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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親訪李澤厚:我也狂熱過 | 問：你有沒有分析過自己的思想？答：我的思想...... 在我們這一代人中間大概是比較頑固的。大概是受魯迅的影響比較多，對很多事都持懷疑的態度。從五十年代起，當別人非常熱衷的時候，我就開始懷疑。記得那時候一片「學蘇聯」, 哲學系開「蘇聯哲學史」的課，包括馮友蘭在內的很多老教師都去聽。我就感到很懷疑，因為看了講義，水平很差嘛！沒講出個道理出來，不過那時候不說就是了。 解放前和解放初期，我當然也狂熱過，後來慢慢冷靜下來。我現在提倡「批判的理性」。 有人看出來就行了 問：以你所著「中國現代思想史論」而言，你覺得立論是相當中肯、客觀、理性的呢，還是中間含有...... 答：那當然還是有情緒。研究一樣東西要完全避免情緒是不可能的，人文科學更是如此，你一定有一種立場，一種感情與態度，但不能讓感情涉入太深。 問：你所發表的這些理論，有沒有受到什麼樣的制約、限制？心靈真正是自由的嗎？答：你指的限制是外界的還是內心的？問：兩者我都想知道。 答：前年我在香港答記者問時便說過，我採取的是邊緣政策。當然有外界的約束，我的書要在大陸出版，這就是約束，書不能在大陸出版就沒有意義。自由是相對而言的。比如我在寫「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時，有些想法就沒寫出來，因為那是十年前出版的。很多年輕人在字裡行間看出來，我覺得這就夠了。很多人沒看出來，那也就過去了。只要有人看出來就行了。 十年以後，當時的一些想法現在可以寫了，那我就寫出來。是不是都寫完了？當然也沒有。 至於內在，當然也有限制。我說過，我這人各方面都有很多缺點、弱點。 問：可不可以說，你基本上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在從事思想研究的工作？答：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我不敢這麼說。因為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對於馬克思的東西，我大概只能相信他很小的一部分，最基本的一部分，比方馬克思認為人先要吃飯穿衣，然後才能幹別的事情，這到現在仍然是真理。我信這一點，我認為馬克思主義主要就是這一條，其他都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馬克思仍然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馬克思主義包含太廣泛了，所以很難說。我並沒有想到要捍衛馬克思。我很喜歡愛因斯坦、馬克思、魯迅這一類的人物。要說限制，這些人給我的影響也許就是限制。 問：近代史、現代史距離我們太近了，很難說不受自身環境的影響。 遵奉「螺絲釘哲學」 答：那當然！所以每個人都有他的局限性。 我們這一代是很悲慘的一代，最值得珍惜的年華都被浪費掉了，我浪費了好多年在搞體力勞動，所以是鬱積了一些情感，但是我不想寫一些情緒發洩的東西，那沒意義。 問：你是什麼時候接受共產主義的？答：一九四七、四八年吧，我在讀中學的時候。那些書作為禁書，都是躲著看的，儘管那時我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三青團是我唯一參加過的政治組織，後來共產黨我都沒參加過。 我們五 0 年代成長的一代，非常老實的遵奉「螺絲釘哲學」, 沒什麼作為，但是有信仰，相信自己是在為一個理想社會 b 奮鬥。 六 0 年代成長的，包括初期的紅衛兵，雖然胡鬧，但是仍然有信仰、有激情。更年輕的就不同了，他們看到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只是說得好聽，做的根本不是那麼回事。社會上很多腐敗的事，都來自社會主義的名下，造成他們心理的逆反。 現在有些三十多歲的人，非常討厭馬克思主義，事實上他們並沒研究過馬克思主義。就像台灣很多年輕人討厭三民主義，其實也並不瞭解三民主義，情況一樣。 白說還是要說 問：今年是「五四」七十周年，與七十年前相比，有什麼相同與不同之處？答：最根本的相同處是中國還沒脫離封建主義。 本來「啟蒙運動」是為了反封建，可是現在大陸上是變了形的封建主義；官本位制，等級森嚴。比方和尚有什麼「處級和尚」, 飯館有什麼「科級飯館」, 教授也有什麼「局級教授」, 一切都納人官本位，都有等級。這不可笑嗎？不同處是，現今中國不是處於世界局勢大變化期，國家也沒有面臨強敵，所以啟蒙工作應占首位，不能再談救亡；應該允許大家多說話，讓社會多元化。 現在知識分子是比較敢講話了，有一句順口溜:「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還是要說。」因為現在比較寬鬆了，說些尖銳露骨的話，一般也不會把你怎樣，所以是「不說白不說」。可是說了又怎樣？也沒人要聽你的，所以「說了也白說」。雖然如此，知識分子總要盡言責，不能坐視不理，所以「白說還是要說」。哈哈哈哈！ |
一張壓箱的照片 | 在海峽此岸，五四面臨的最大困惑可能是：誰關心五四？一個遙遠的故事 感覺上，五四是一個好遙遠好遙遠的故事。七十年前那些熱血青年的悲憤與吶喊、掙扎與傍徨，在今天的台灣人眼中，像是故紙堆中一張發黃的相片。 「這社會變化太快，」思想史學者韋政通感慨。的確，社會的巨輪飛速運轉，多少東西都被丟在後面，誰也來不及回顧。 教育方式是另一個因素。「學生很少讀課外書，連「自由中國」都不知道，他管什麼五四？」韋政通說。 不止如此。在某些人看來，這張發黃的照片還帶有幾分異國風味。「有獨立傾向的人把它看成「外國的文化運動」,」陳映真語氣沈痛:「只有外省人中的少數自由派學者記得這件事，本省人一點興趣都沒有。」 這話不免說得太過。另一位本省籍作家杭之分析，的確有些「年輕朋友」主張「反五四的文化霸權」, 認為五四已經「宰制了我們半個多世紀」, 強調現在要以本土文化為主體。杭之的看法是:「過去太壓制台灣文化，現在強調台灣文化的主體性，這種反彈，我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 走到極端的人，不僅是反對國民黨，不認同中國，「連大漢文化，他也是要一刀兩斷的。」稍微留心觀察的人都看得出。 這樣的人有自我膨脹的傾向。杭之舉例:「有朋友要寫「台灣思想史」, 我問他怎麼寫？有多少可寫？」他認為這種膨脹是感情多於理性，不利於看清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還台灣一個本來位置便好。」他說。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見不到廣大的中國襟懷 撇開獨立意識不談，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也沒有廣大的中國襟懷。也許是幾十年來台灣經濟發展，養成一種虛驕自滿的心態；也許是幾十年來「仇匪恨匪」教育太成功，造成對彼岸的冷漠與恐懼，其結果就是大家只求偏安自保。 「知識分子再不像五四時代，以中國總的方向來考慮問題。」陳映真看到，他們最關切的是怎樣保護這地方，過同樣的生活，「特別是解嚴以後，這點更突出。」 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本是五四的原始動力。反帝是民族主義的強烈表現，是在國家遭遇外侮時激發出來的。也許正因為中共口口聲聲「打倒帝國主義」, 因此台灣從來不「反帝」。再者，早期受到中共的強力威脅，在國際七唯恐遭到孤立，經濟型態又是海島型的以對外貿易為主，那有閉關自守、妄自尊大的條件？民族主義早已淡了。「只有中華雜誌還在反帝。」一位民間學者半開玩笑地說。 五四遠了，傳統也遠了 進一步看，民族主義在台灣的處境相當微妙。老一輩的本省人受日本殖民五十年影響，有日本情結；五 0、六 0 年代長大的中青年受親美、親西方教育的影響，有美國情結；從反國民黨演變到反中國、反漢文化的不滿人士有台灣情結；台灣原住民也開始拒絕漢名，標榜他們自己的文化；再加上開放大陸探親以來，台灣的人親眼日睹了兩岸的有形無形差距，原來熱衷統一的人，有不少也心涼了半截。 此時此地，民族主義簡直不堪一提。 換一個角度看，五四在台灣受到冷落，其實也是好現象。「大陸知識分子老是鼓吹五四，就是因為五四的目標始終遙不可及。」去年五月曾赴大陸探親講學的韋政通指出 G「在台灣，民主與科學已經是在現實的奮鬥歷程當中，」雖不成熟，但很有希望。而且，民主的觀念在不斷演進，現階段台灣人民對民主的認識已經超越五四時代甚遠，不需要再回到五四去尋找靈感。 「五四」的另一個口號：反封建，在台灣也失去了明顯的意義。 封建，指的是傳統文化中的缺陷。台灣無人高喊「打倒孔家店」, 反倒不時有人疾呼「復興中華文化」, 可是不論如何，傳統正像車窗外的景物，迅速地向後退去。惋惜也好，讚嘆也好，台灣的一切都在現代化。封建？台灣的年輕人沒有幾個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五四」是一個英雄的時代，少數幾個知識分子倡導的思潮、可以把整個社會全捲進去。台灣卻是個平庸的社會，沒有誰獨領風騷、主導潮流。「這裡的資訊和刺激太多了，什麼都不能長期吸引人。」韋政通說。 除了還它一個歷史的其面目以外，五四在台灣似乎已無立足之地。台灣今天的經濟發展，以及隨經濟發展俱來的種種問題，是超乎五四那一代人想像之外的。 轟然急馳的列車 但是，台灣這輛全身亂響卻依舊轟然急馳的列車，究竟要駛向何方？車上那些意見不合、你推我擠的乘客，知不知道他們在追尋什麼？有人責怪司機技術不佳，有人搶著要當司機，司機自己也手忙腳亂，這列車會不會出軌翻覆？好幾位學者憂慮地表示:「今天我們所擁有的這一點東西，可以在一夜之間失去。」不少乘客情急，已經中途跳車，還有些人正準備跳。 這情景，五四有靈，恐怕也只能看得瞠目結舌。 |
一笑袪百病 | 在醫院裡，我們常聽到以下的對話:「我不會好了。」「胡說！只要你想著自己會好起來，你就會好起來。」本來這或許只是一句安慰病人的話，可是越來越多的實驗結果顯示，情緒的確會引起某些生理反應，進而影響身體的健康。 不抱希望容易生病 早在一九二 0 年代，美國生理學家坎儂就發現，當人體處於危險狀況，神經與腺體就會有一系列反應，使身體產生能力準備對抗或逃跑。坎儂稱這種壓力反應為「反擊或逃跑」症狀 (〝fight or flight〞 syndrome)。 五 0 年代以後，對壓力的生理反應的研究蔚為風潮，甚至形成「心理神經學」(psychoneurology) 的專門學問。 過去十年間，科學家透過日益精密的儀器，進一步發現新近遭遇親人死別、孤僻、罹患絕症不抱希望的人特別容易生病，顯示情緒會直接影響身體免疫系統的反應，使身心關聯的研究又擴大為「心理神經免疫學 (psychoneuroimmunology)」。 醫學家在實驗中觀察到，免疫系統也會分泌激素，傳達訊息給腦部，就跟腦部分泌激素，傳輸到免疫系統一樣；二者形成一個傳輸環，交互影響。 舉例而言，長期處於寂寞、悲傷、無助等心理壓力下，腎上腺會不斷分泌皮質酮到血液中，因而抑制血液的免疫功能。 美國聖地牙哥加州大學的實驗則證明情緒、甚至只是臉部的表情，都與荷爾蒙分泌有關，進而影響體內的組織細胞。 如眾所周知，免疫系統的白血球和淋巴細胞遍布人體的胸腺、脾臟、脊椎、淋巴腺和血液中，隨時準備對抗入侵者；卻較少人知道，免疫系統還有另一組打擊手 -- 負責修補的微抗菌素和對抗病菌及癌細胞的自然殺手細胞 (natural-killer cells, 簡稱 NK); 後者很明顯易受情緒的感染。 致命的孤獨 匹茲堡癌症研究中心的心理學家珊度拉。萊維發現，癌細胞擴散與 NK 數量減少切切相關；而 NK 減少多半可以歸因於心理因素，例如病人無法承受打擊，或缺乏家人關心等。 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免疫學家坎德絲。伯特也發現微抗菌素受神經縮氨酸影響，而後者則隨情緒變化而變化。 密西根大學的科學家則從各年齡階層的病人追蹤觀察發現，孤獨者的死亡率超過一般人的三倍；換句話說，「孤獨」和吸煙一樣，對人體健康有致命的危險。 從另一方面看，萊維在乳癌病患群中發現，「心情愉悅」是預估他們的壽命能否延長的第二重要因素。 杜克大學心理學家理查。史維特則認為「病人的行為能改變病情的最典型例子是糖尿病」。一個按時服藥、注意飲食的糖尿病人，可能因為與太太吵架或受老闆責罵而致血醣失去平衡；而經過史維特訓練冥想和自我放鬆的病人在遭遇壓力時，多半比較沒有血醣失衡的煩惱。 波士頓一家醫院的心身門診部門，為失眠、偏頭痛、胃潰瘍、高血壓等病患提供自我放鬆課程後，發現養成放鬆習慣的病人，八 0% 都可以減輕藥量。 一位身為心理醫師的糖尿病人，從繁忙的紐約搬到閒暇的加州後，胰島素攝取量就減少了十分之一。 細胞知道你的悲傷 這些新發現使科學家大為興奮，樂觀者甚至聲稱這是自人類首度採用外科手術和發明盤尼西林以來的第三次醫學革命。因為自從 T 百年前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創建身體與心靈各自獨立的學說以來，醫學界始終相信身體的功能不能干涉頭腦，斥之亦然。 雖然五 0 年代的心理神經學已證明情緒會引起生理反應，但這些生理反應仍是聽命於頭腦中樞神經的指揮；新的理論卻認為身體的免疫系統和頭腦一樣，免疫細胞也會感受到主人的悲傷、恐懼、希望等情緒，並發出訊號給頭腦。坎德絲。伯特說:「身體和頭腦都是有知覺的個體，有時實在很難區分何者為主宰。」 到目前為止，雖然心理神經免疫學家提出的問題比答案還多，但是情緒、免疫系統、中樞神經環環相扣，彼此影響的說法已是醫學界的共識。 今部分科學家質疑的是，免疫系統在人體內四處散布，功能極端複雜，即使不愉快的情緒暫時使免疫細胞的數目下降，是否就達到損害健康的程度，實有待更精確的實驗證明。換言之，醫學界對於個人改變行為究竟能否對免疫系統產生促進健康甚至治療疾病的影響，還沒有一致的認定。 持肯定看法者如珊度拉。萊維說:「究竟行為或中樞神經系統對癌細胞蔓延有沒有火上加炭？現在的實驗看來是有，這點非常重要，因為這意謂著行為可以改變疾病。」 心靈是良藥 坎德絲。伯特甚至認為:「就某種程度而言，人體本身擁有醫治百病的良藥；他們可以控制自己的健康，因為醫治身體的是心靈。」 雖然部分醫學家對於現階段就做這樣肯定的說法不以為然，但不需吃藥就能自我控制健康的理論，對一般大眾仍然極具吸引力，因此近一、兩年間，各種壓力紓解班和書籍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其中「愛，醫藥和奇蹟」(Love, Medicine & Miracles)」一書竟高居英國暢銷書排行榜一年以上。 對病人來說，心理神經免疫學不啻為一個新希望；對醫學界而言，這是一門充滿發展潛力的領域，正如萊維滿懷信心的期許:「每天都有新發現，自笛卡爾以來所建立的身與心各自獨立的理論，已全盤瓦解了。心理神經免疫學為生物醫學揭開了一個全新的面貌。」 (取材自 Newsweek, Psychology Today, 陳彰儀教授著「壓力與壓力的紓解」等) |
醫治身體的是心靈 | 如果心靈掌管肉體，我們是否可以靠著意志、心情，改變生老病死的輪迴？如果細胞也能解意，隨著我們的喜怒哀樂而生長、萎縮，我們當如何使細胞永遠快樂、健康？還在起步階段的心理神經免疫學，可能是人類的期望所在。 |
一個失落的烏托邦 | 在大陸上，「五四」會找到比較多的知音。從今年年初起，有不少的座談、演講、集會，都是以「紀念五四」為名的。連方勵之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其後繼起的「釋放魏京生」簽名運動，也都拿五四作開場白。 重提歷史，為的是現實需要。五四在大陸上的面貌雖也遭到扭曲，但畢竟是得到官方肯定的，可以理直氣壯地拿出來談。這一談，這枝帶刺的玫瑰便又刺痛了那一方。 兩種聲音針鋒相對 飽受文革折磨的五十歲以上知識分子，深感民主的重要，趁著這幾年言論尺度較寬，力爭民主。他們被稱為「科學民主派」, 因為他們的主張，大致不出五四時代「德先生」與「賽先生」的範圍。 但是就在今年，偏偏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今年，他們遇上了對手。 這對手不是來自官方，而是一股新興的思潮 -- 新權威主義。其中主將包括上海華東師範學院教師蕭功秦、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員吳稼祥，以及光明日報女記者戴晴。 就從今年年初開始，北京每次開政治性的討論會，總是不久就談到新權威主義，接著雙方針鋒相對，你來我往，或是科學民主派圍剿新權威派，別的話題都談不了。 吳稼祥的意見是:「要消除毛澤東的影響，必須用和毛澤東一樣強的力量，因為解鈴還需繫鈴人。」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反駁:「這是用一劑發高燒的藥方，醫治我們發高燒的身體。」 蕭功秦撰文指出:「當此改革難關，如不及時提出過渡性的權威主義來保障改革的推進，可能會更危險。」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所的張顯揚不以為然:「新權威說到底還是強人政治，不重法而重人治。」另一位接著說:「人治的痛苦、權威的痛苦、罔顧法律的痛苦，我們還嚐得不夠嗎？」張顯揚質主張新權威主義者無不舉「亞洲四小龍」為例，認為它們的成功便是實行新權威主義 -- 開明專制的結果。 吳稼祥列舉了李光耀領導下的新加坡、朴正熙和全斗煥領導下的南韓。戴晴更直截了當地表示，蔣經國是讓中國由專制進入民主的第一人，「他能夠成功，就因為他是新權威主義者。」 誰拋不開烏托邦？對於這種論點，反對者很輕易地予以駁倒:「人家亞洲四小龍是私有制，我們可是政企不分哪！」反對者更進一步懷疑新權威主義者的動機:「是為統治者開道，或者自己急於參政。」吳稼祥由於職務之故，嫌疑尤大。但戴晴搖頭:「當然中國常有這種事情，但這次恰恰不是，你沒有根據就不能往他身上栽。」 身為高幹子弟的這位名記者甚至認為:「官方根本聽不懂我們在說什麼，他們整個落伍了。」 反倒是沒有參與論戰的其他知識分子，多少都思考過這個問題，有了自己的結論。作家李住便表示，關於這件事，他是「堅決反對」, 但相信「勢在必行」。他解釋:「從理智上我堅決反對，但看這情勢是一定會走上權威之路的。」 細究正反雙方的心理，其實都不脫五四運動「啟蒙與救亡」的原型，而長遠的目標也是一致的。仍然是追求民主與科學。新權威主義者只不過是救亡的心更為急切，願意向現實妥協了。 吳稼祥便不止一次地說:「民主當然是好的，但請問民主怎樣實現呢？」另一位署名「嚴搏非」的作者在「讀書」雜誌上撰文議論：中國百多年來始終不能現代化，就因為理想懸之太高，成為一種烏托邦式的夢幻。他的勸告是:「拋棄烏托邦！」 但把希望寄託在某個權威身上，指望他自我約束、英明睿智，最終並且交出權力、實行民主，難道不是另外一種烏托邦式的夢幻？尋索救世主 有人指出，這種思潮的出現，是與民眾心理相契合的。改革開放政策失敗，經濟失控、社會紊亂，原先痛恨毛澤東的群眾，有些又開始懷念起毛那個「雖然一窮二白，但是有紀律」的時代，他們覺得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李鵬都讓他們失望了。 很多知識分子強調:「經過毛澤東時代，我們再也不期待英雄，再也不相信「人民救星」那一套了。」可是揆諸事實，在內心深處，他們當中至少還有不少人在等待一個「救世主」的出現。 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對現世感到絕望，而向另一個世界去尋索救世主的蹤跡。文革期間破壞殆盡的各種宗教，近兩年急速復興。以北京而言，佛書、憚經之類銷數大增，天主教、基督教信徒也越來越多。 北京西什庫教堂的老神父說，這座僥倖未遭紅衛兵燒毀的教堂，遲至一九八五年才恢復彌撒，但三年來信徒激增。去年聖誕夜，估計來做彌撒或看熱鬧的超過一萬人。作家李化作證說，他的女兒聖誕夜上教堂，從前門進去，「腳不點地」地又從後門給擠出來了。 老神父說，新增的教徒有許多是大學生或高中生，「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破滅，因此想從宗教這裡尋找可以替代的信仰。」 深圳大學教師劉小楓篤信基督教，他寫了一本名叫「拯救與逍遙」的書，主張以基督教救國。香港記者問他:「你因為對共產主義失望，轉而寄望於基督教，假如有一天，你發現基督教也讓你失望，怎麼辦呢？(大意如此)」劉小楓回答:「那麼我就自殺！」 搓派。托派。商派 這不能不讓人想起五四時代的「全盤西化論」。今天大陸三十歲左右的知識分子，正像七十年前的一些青年，對中國懷著近乎絕望的心情。除了「基督教救中國論」之外，有人主張打破一切，回歸原始；還有人認為「最好是來一場世界大戰，原子彈掉下來，把中國人全炸死，包括我自己在內！」 「他們整個破滅了。」哲學家李澤厚分析:「沒有信仰，沒有寄託。中國人沒有宗教，儒家的傳統又被否定了，我不到安身立命之所。」 有的人在尋找信仰，有的人決定不要信仰。更年輕的人傾向於徹底逃避。全國人才薈萃的北京大學，據學生自己說，學校裡分三派:「搓派」-- 成天搓麻將，因為讀書沒意義；「托派」-- 忙著考托福，準備出國；「商派」-- 動腦筋做生意賺錢。 「你跟他們談什麼理想，談什麼烏托邦？外國就是烏托邦！」 官方二月中便定下今年紀念五四的主題:「愛國、改革、創業、奮進」。知識分子聞之大驚:「怎麼科學與民主不見了？」 其實，不見的不僅是科學與民主，還有青年的熱情、社會的關注、民族的希望。反倒是五四極力要破除的「封建思想」, 盤踞不去。 這就難怪在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今天，有人要高呼:「歸來吧！五四神魂！」 |
台北‧北京現場報導-誰關心五四? | 它是一枝帶刺的玫瑰，當政者都想據為己有，卻又怕被它刺痛。 七十年來，它的面貌總是受到扭曲。 一切對它的紀念，都流於儀典形式。它是一張壓箱的照片，遙遠得讓人想不起它的故事。 台灣這輛轟然急駛的列車，把多少前塵往事，早已拋在身後。經濟上的自滿、 政治上的錯置，交織成「割裂」字；割裂歷史、割裂民族。 它是一個失落的烏托邦，在海峽彼岸，只留下幾許幻滅、幾許懷想。 有人召喚它的神魂，有人呼籲將它拋棄，有人在它的墓地打轉，企圖尋得一些靈感。 「五四」自顧自地走進歷史。回首七十年的漫漫長路，血光與砲火，並沒教會人們什麼。在他們眼前，仍是一片迷霧與塵埃。 |
金融與股市 | 日本股市強勢地站上了三萬點，證明了唯有卓越的經濟發展，才可能創造出登峰造極的股市。 在全國人民的辛勤工作下，台灣不但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更在世界上塑造了「經濟強國」的形象。勞動失業率由民國七十五年的二。六六 % 至七十七年的一。六九 %, 每人 GNP 更由七十五年的三、八四一美元提高到七十七年的六、0 四五美元，上漲幅度高達五七 %, 令世界各國刮目相看。台灣股市也因為有強力經濟為後盾，而創下了過去兩年的多頭行情走勢；股價加權指數由七十六年初的一、000 點直奔到七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的八、七八九點。 新的挑戰 今年台灣的金融情勢將面臨新的挑戰，消費者物價和躉售物價較去年上升三 %; 二月份的進出口貿易同告衰退，進口較去年同期減少九。二 %, 出口亦減少八 %, 加上油價仍在每桶十八美元以上。 所以，財經當局若想擬訂一套方案使物價穩定及維持七 % 的經濟成長，實有賴各部門的協同策畫。 經濟部已提出促進我國工業全面升級三大政策：一、儘速建立全球資訊網路。二、積極引進國外技術。三、透過工會力量加強上、中、下游產業力量的結合。 由此看來，在台幣升值的衝擊下，我國的產業結構已朝向高科技及資本密集方向邁進。另外，策略性工業也是未來努力的重點，資訊工業在政府有計畫的培育下，目前已經開花結果，未來資訊業仍將維持三 0% 的年成長率。根據資料顯示，資訊產品占總出口額比重，有逐漸提高的趨勢，且出口單價在台幣升值的壓力下，七十七年成長仍達到七 %, 主要是因為我國資訊技術層次的提高，所以其未來的成長是可以期待的。 台灣未來有可能取代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也是政府未來發展的方向。目前政府已同意三商銀等七家銀行至國外設立分行，除了延伸本國金融業的觸角至海外，另一方面也藉以培養更多的人才，擔任未來金融國際化的尖兵。李總統此行訪問新加坡也特地去參觀該國的金融市場運作情形，預備未來將首先成立美元拆放中心，使我國能邁出金融國際化、自由化的第一步。 二月份的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漲了四.0 七 %, 近年來首度突破三 % 關卡。一般而言，微幅的通貨膨脹並不會對總體經濟造成太大的影響，直到嚴重通貨膨脹產生，生產者無法將成本的上升轉至銷售的價格上，才會促使經濟產生惡化的現象。 通貨膨脹誰受害？通貨膨脹初期，受惠者乃是一些原料股，因為在短期內他們仍能維持適度的成長，並可隨著物價的上漲而賺取利益，其股價應該會有突出的表現。至於資產性的股價，市場主力會利用物價上漲來拉抬股價，往往會使其超過合理的價位，但是政府仍可能對於投機性的土地買賣加以限制，未來資產股的發展仍將受到不確定的利空因素干擾，投資人的介入需相當謹慎。 國內股市自七十五年底，開始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證券業也成了社會大眾最矚目的行業之一。受特權保護二十餘年的證券行業，也終於在去年度開放，目前證券商總數約已達二 0 家。 僧多粥也不少 據統計，股票市場開戶人數已正式突破二 00 萬戶大關，雖說證所稅的開徵是因素之一，但由參與股市的投資人明顯增加可以看出，股市已有了更大的動力，台灣證券市場的發展已邁入了另一個新的里程碑。未來財政部又將分三階段的逐漸開放外資對台灣股市的直接參與，其未來發展的潛力實在是相當雄厚。 國民所得不斷提高，外匯存底在外貿順差的情況下也大幅增加，在資金面充裕的狀況下，股市屢創新高。但是目前台灣股市的投機氣氛仍然相當濃厚，最主要的原因便是「資金多、籌碼少」。據統計，目前已計畫上市的公司多達四十家，其中部分公司已經送件提出申請，多數公司則正積極與承銷商連繫中，未來由於上市家數會繼續增加，所以「僧多粥少」的局面也會漸漸解除，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將可向更合理、更公平的方向邁進。 至於今後的股價，今年自開紅盤以來，股價加權指數已經完成了兩波段的漲升，第一波段漲幅為一、二七八點，第二波漲幅為二、0 五二點。根據艾略特波動理論，一個多頭走勢，應該會完成三個上升波，且第二波漲升應該是第一波的一。六倍，今年前兩波的攻勢便非常符合該理論的架構。依此來推算，當第三波的攻勢發起時，如果主客觀的條件配合，四月份股價指數應能突破八 000 點，除非政府的政策或客觀因素出現重大利空。 第三波攻勢 目前要能使大盤走堅，有賴於金融股的向上推動，企銀的密集除權將在六月份展開，所以在四、五月間極可能是其展現活力的時刻。另外，以往均在七月份除權的國泰人壽，今年已提前在三月份召開股東大會，所以今年除權的時間可能也將提前到六月間。國泰人壽是金融股的龍頭老大，若是其能展開除權行情，便拉大了其他金融股的上漲空間，屆時再配合三商銀會計年度即將結束，明年三商銀的配股情形又是熱門話題。 所以四月間極有可能是金融股發起攻勢的時刻。相信大盤在金融股的帶動下，股市會形成今年的另一榮面。 (白俊男為太平洋證券總經理) |
哄到最高點,有人不服氣 | 你確定高新武是英雄還是騙子？你知道各級議會中的爭吵甚至開打，有多少戲劇成分？你認為這世界究竟是像「中央」月刊和「雙十園」雜誌描寫的這樣，還是如「民進報」、「新文化」雜誌敘述的那般？這個社會的訊息越來越多，傳遞的速度越來越快，今年又逢選舉年，各種聲音、影像紛至沓來，令人目不暇給、耳不暇聽。 但是，一般人是否因此而更明智；社會是否因此而更合理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媒體提供的訊息，不但沒幫助我澄清，反而天天在混淆我的價值觀。」新聞學者臧國仁說:「越看報紙我越糊塗，電視新聞我乾脆不看了。」 這樣一位學新聞出身的大學副教授，尚且有此迷惑，台灣社會訊息之紛亂可想而知。 傳述消息的記者本身不能客觀是原因之一。聯合報副總編輯高惠宇表示，在她的經驗中，親身經歷衝突事件的記者，沒有一位能保持客觀、理性。有些新聞專業訓練不夠的記者，根本以某種信念的鼓吹者自居，以「正義之神」的心態下筆，主觀與情緒化在所難免。 記者為什麼會成為「鼓吹者」, 經常要「濟弱扶傾」, 自以為是在「替天行道」? 傳播學者鍾蔚文認為:「這代表傳統的深入人心。」本來不分古今中外，知識分子常有一些理想、理念，希望能廣為傳播。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尤然。從清末民初，有現代報業以來，知識分子辦報、辦雜誌，無非是為了「鼓動風潮」、「宣揚黨意」、「教化人心」。 社會對新聞界的期許也是如此。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李登輝總統還以執政黨主席的身分，要求大眾傳播業者「發揮領導社會和輿論的功能」; 效法前輩報人「秉春秋之筆、明善惡之辨」; 先天下之憂而憂、以天下為己任......。 鼓動風潮、教化人心 鍾蔚文指出，這種傳統要求，與新聞教育中公乎、客觀的訓練是矛盾的。 求真乎？求善乎？往往在受過專業訓練的記者心中形成掙扎。 李登輝對執政黨籍傳播業者的「期勉」, 也恰恰說明了當前資訊混亂的另一個原因：政治遊說。他要求這些媒體負責人「爭取民眾的信賴，達到本黨永遠與民眾在一起的目標。完成本黨所賦予各位的使命。」 社會心理學者楊國樞分析，政治團體總是力圖「培養或改變群眾的態度，尤其是政治態度，以求產生對自己有利的政治行為或社會行為」。無巧不巧，這種想法也是「古今中外皆然，只是中國人特別強」, 從來就強調「從內心去改變別人」。 從政者與知識分子不謀而合地都想要「教化人心」。這兩種「中國特質」普見於台灣的新聞界。台視新聞部經理章紹曾在一項座談會上剖析自己:「從事新聞工作多年，內心一直掙扎著。」他說得很清楚，這種心情的紛亂，主要來自於兩方面：一是政策上的顧慮，一是擔心自己所報導的新聞會產生負面影響。 領導輿論 這種「紛亂的心情」, 絕非章紹曾所獨有。近兩年，新聞工作者的角色更混淆了。李總統期勉他們:「當此關鍵時刻，更應該挺身而起，以捨我其誰的擔當......。」鍾蔚文早就看到，在此變局中，確實有不少人看出時機，「挺身而出，去宣傳、遊說」了。 執政黨基於歷史條件和政治現實，在掌握媒體上頗占優勢。楊國樞表示，這也鼓勵了國民黨去「領導輿論」。過去四十年來，國民黨是理所當然地這麼做了，但近年「挺身而出」來說話的，卻有許多是與執政者唱反調的。 國民黨有電視、報紙、雜誌為他說話，民進黨或其他政治反對勢力也辦報、辦雜誌從反方向鼓吹。民進黨主席黃信介最近並以個人名義申請設立電視台。楊國樞指出:「這又是中國人特有的習慣。」大家分割地盤，各有各的工具，好運用來影響別人的思想、態度。媒體從來不是超然的公器。 政治色彩濃厚的媒體，往往根本沒打算做到公正客觀，而是以宣傳其理念為目的、為任務的。不幸中國人容易把媒體當成權威，對於白紙上印的黑字懷有敬畏之心:「報紙上說的耶！」相信它，只因為它是報紙。 國科會今年完成的一項「台灣資訊化」調查發現，中國人缺乏正確的資訊觀。雖然古人早已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 到今天為止真正體會其意的人並不多。相信一個媒體，可能是全盤相信；一旦否定某個媒體，又是全然的否定。「中國人常喜歡畫分好人和壞人，其實絕大多數人居於兩者之間。」一位傳播工作者說:「媒體也是一樣，有很大的灰色地帶。」 非對即錯、非好即壞，觀念兩極，社會也趨兩極。鍾蔚文根據團體傳播的理論指出，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真理不會越辯越明:「尤其是牽涉到比較情緒性的問題時，雙方為了對抗，意見會愈趨極端。」 自我遊說和自我麻醉 對峙的局面還會產生「自我遊憩的效果：本來傾向某種想法的人，經常看這方面的文章，或發表這方面的言論，他會越看、越說，越相信。這時候他會認為這是自己思想轉變的結果，但照傳播學上的研究看來，人性本就如此。 自我遊說到某個程度，可能形成「自我麻醉」。一位學者拿鄭南榕事件作比喻：達到「自我麻醉」的人，像是把自己關在鐵窗內，到最後相信那就是他的天地。「當他聽到屋裡的人鼓掌時，他可能以為全台灣都在鼓掌。」 對抗的兩個陣營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不斷鼓吹自己、攻擊對方。他們的言論有如槍林彈雨，目標對準站在中間的大多數人。少數人可能根本不關心，像穿了防彈背心一樣，那一方的子彈都打不進去。很多人有點關心，卻又並沒關心到會去仔細分辨雙方的精密理論究竟是什麼，看問題僅憑一點簡單的邏輯，那一方能提供他聽得進去的三兩句簡單邏輯，他就可能接受那一方的意見。 也許正因如此，今年開始，兩黨都大做「文宣」, 努力「塑造形象」。執政黨採取軟性訴求，先後提出「愛拚才會贏」、「我的未來不是夢」等口號，三月底開始更耗資一千兩百萬新台幣，在電視上猛打「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廣告。民進黨則在經費人力兩缺的情況下，試圖「四兩撥千斤」, 以揭執政黨瘡疤的方式製造新聞，如公布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當選票數、披露執政黨「我有話要說」專案內容等，也相當程度地達到打擊對手的目的。 他們在洗腦 傳播學者翁秀琪認為:「這是一個注重包裝的時代。」正因如此，這也是一個特別需要睜大眼睛的時代。 然而在因對抗而呈混亂狀態的社會，一般人處理資訊反而更不理性。另一位學者說:「在這時代，老百姓的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政治訊息無孔不入，不論是懷抱滿腔正義或純粹為了政治利益，都是希望把最大多數人的腦袋洗過來洗過去，「新聞中含有很多 disinformation (捏造的訊息) 和 misinformation (錯誤的訊息), 害我們常常判斷錯誤。」一位商界人士發牢騷。 整個說起來，多位學者同聲感嘆:「這就是沒有民主的素養。」不論是個人或黨派，都還是主張「大家聽我的」、「我說的才對」。不論那個政黨，都還是存著「牧民」心態，「把你捏成方的你就是方的，把你捏成圓的你就是圓的」。誰也沒把老百姓當成主人。 國民黨身為執政黨，占的優勢既多，應負的責任也比較大。學者們主張：組織色彩放低，拋開老大身段、嚴守黨政分際，不要一味宣揚「我如何、我如何」。而應該提供民眾一些客觀的標準，讓大家自己去衡量、評估。 如果不想離家出走 絕大多數人不是政治勢力的核心分子，也無力對傳播媒體發揮什麼影響力，但是學者反對他們持淡漠態度，或輕信資訊。「民主社會的人民至少要能分辨資訊，不必把散發資訊的人或機構看得太神聖。」 「慎思明辨」是古訓，在今天看起來卻特別重要，否則，「有一天這社會被兩三群人鬧翻了，中間的大多數人也只能坐在那裡哀怨、嘆息、無所事事，或離家出走......。」 誰愛國旗？「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是國民黨今年發動的最大規模政治宣傳。 電視廣告播出之後，負責製作廣告影片的國華廣告公司、專門調查收視率的潤利公司和聯合晚報，分別作過觀眾意見調查。以國華公司的調查為例，在台北市打了六四四通電話，實得受訪者三一一人。接受調查者中，認為此廣告能讓人感動的比例相當高，然而，這比例卻隨教育程度的提升而遞減 (大專以上程度者受感動的比例是六八。一 %); 職業方面，白領工作者的感動人數比例也最低 (六九。二 %)。 執政黨可以說，這場宣傳運動相當成功，因為接受訪問的觀眾中，八成左右表示受到感動。國華廣告公司市場研究處課長林振邦說，在這以前，「水瓶座」運動飲料和「波爾茶」也做過類似的大規模廣告活動，而「心中有國旗」廣告運動所得的評估遠優於前述兩項產品。 但是國旗或愛國心畢竟不是商品。多位學者用「危險」二字來形容執政黨的這項運動。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副教授翁秀琪說:「把一切東西都商品化，都可以拿來做廣告，是很危險的。」 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臧國仁也說:「這是一種二分法，強迫民眾做個抉擇。這比民進黨講台獨還危險。」 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楊國樞更表示:「這是把國旗推到最危險、最尖銳的地位。」他比喻這是拿國旗做武器來打思想架，使國旗成為直接爭議的尖銳點，「國旗再不能處於超然在上的地位了。」 再說，對國旗感情的深淺，是長期形成的結果，不是一首歌、一條橫幅所能奏效。已經有感情的，宣傳不能增添什麼；沒感情的，宣傳即可能引起反感。 從事廣告企畫工作十餘年的王念慈分析:「廣告人的心態就是製造熱潮，可是政治宣傳所要的應該不只是一場熱鬧。」政治宣傳應該是一種信念，不是一種感覺。沒有那種信念，做出來就像飲料廣告，可是對國旗的感情，卻不像十塊錢一罐的飲料，喝完了就丟，不喜歡就不買。 國旗本來是讓人感動的。那一片鮮紅，代表了當年多少青年人的熱血。王念慈想到這裡都要掉淚。這種感情珍藏在內心，電視廣告都把它俗化。 誰愛國旗？不能單憑他身上的國旗貼紙來論斷。 |
李國頂親述台灣經驗(三)-如何改善投資環境? | 民國四十六年底、四十七年的時候，先總統蔣公指定陳誠副總統召集一個小組，討論台幣對美元的匯率問題，到底用多元匯率還是單一匯率，當時有兩派意見。 到了四十七年初時，決定揀單一匯率，否則無法使經濟進一步發展。因為內銷為主的工業很快會過剩，當時企業界大都有趕公車的心理 -- 沒上車的叫人擠一擠，上了車的就希望趕快關門。 改掉趕公車心理 這種心理怎麼改過來的呢？四十七年的時候，尹仲容先生接外貿會，嚴家淦先生接財政部長，兩個人配合得很好。尹先生也很慎重，採取兩個步驟，首先是在四月先採兩種匯率，一個是二十四塊七毛八，一個是三十六塊三毛八；一般性物資採高的，民生必需品怕影響物價，採低的。 第一次改的效果很好。到了十一月就把兩種匯率合併，用一個浮動結匯證。政府進口物品的匯率固定，民間進口物品的匯率是浮動的，可以決定市場供求的關係。當時全世界還沒有採用浮動匯率的。 浮動匯率怎麼做呢？由台糖公司掛牌，因為台糖公司是有外匯的。事實上，數字的上下直接向尹先生負責。今天是不可能這樣做的，沒有人有這個膽子，有這個膽子也沒人會讓他這樣做。 對於匯率問題，我們的國外學者蔣碩傑、劉大中在一九五四、五五年回來時，專作此研究，結果有一個報告呈給首長，建議應採單一匯率。這是最早的研究。美援方面並沒有給我們很大的壓力，他們也覺得匯率要改變，至於怎麼改法卻沒有強調。 決定自力更生 民國四十八年，美國助理副國務卿道格拉斯。迪倫 (Douglas Dillon) 來訪問，他認為我們發展得滿好的，而且潛力很大，表示要支持我們，但是希望我們要加速地做，在美援減少時能不受影響。不久，美援總署代理署長賽奇奧 (Saccio) 也來了，他也主張我們應力求增加自己的資本形成。 當時民間消費占全部 GNP 的六九。一 %, 政府消費占二 0. 六 %, 資本形成只有一 0. 三 %, 很低很低。所有不夠的錢、大部分公共建設都倚賴美援，美援如果停止或減少，會對我們的經濟有很大傷害，所以我們要能自力更生，才不會受影響。 那時適逢雙十節，華僑回國參加，謁見陳院長，問起華僑為什麼不回來投資？他們說:「你們的手續太麻煩了。」所以陳院長在行政院指示簡化手續，在美援會下設了這個超然的機構，做這項研究改善工作。 當時行政院長陳辭公 (兼美援會主委) 找我去，對於提高投資意願提了三點：第一，跟投資有關的不合時宜的法律，應該修改。第二，不合時宜的行政命令，應該修改。第三，投資人有問題不能解決，就是你的問題，你要幫助他解決。我們就照這三個原則去做。 十二月一日美援會成立了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由我做召集人。經濟、財政、內政、司法、僑務五位副首長，省建設廳、財政廳、地政廳的首長擔任委員，也是任務編組的工作人員，認定目標，詳細分析，提出討論，最有關係的財稅和地政單位，遴選人員共同參與工作。這是改善投資環境起步的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我請陶聲洋先做執行秘書，吳梅村做他主要的助手。先調查真正投資設廠需要多少手續？流程圖一畫，要七十多個步驟，難怪別人不敢來了。再仔細一看，有很多手續都是重複的，可以簡化。 這其中牽涉比較大的幾個問題是：土地、出入境手續、稅率和稅捐條文、法令等。一個關節扣一個，每個關節都有法律的關係和限制。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改善」變成「獎勵」 首先設一個廠要有土地，沒有土地也不能登記。因為我們是農業社會背景，土地一直是優先做為農用；而土地改革的三個法律，也是界定土地所有權，假設土地是做為農地之用，從來沒有考慮到工業之用。所以我們不能工業化，主要一個原因是以農業為主的觀念，深入在我們的文化中。 土地變更問題都牽涉法律。假如你買十公頃土地，因為我們農戶土地很小，這塊土地裡有三七五減租法律、有公地放領法律、有耕者有其田的法律，加上土地法，很可能四個法都管得到。 把這些問題一研究，我們發現非得有一個「改善投資環境條例」。我們列出一個大致內容，提到美援會討論。嚴家淦先生是當然委員，他說這些構想都對，但是「改善投資環境條例」沒有號召力量，應該用「獎勵投資條例」。這個話很對，尤其是中間有五年 tax holiday, 採優惠稅率，確實也是獎勵。 民國四十九年二月，開始著手草議這個條例，有關法律怎麼改，都容納在裡面。當時我們第一個想到：香港的僑資為什麼不回來？所以我個別地和嚴先生談稅率的問題，是不是給全部外銷工業一個和香港接近的稅率？嚴先生說，香港是一五 % 稅率，我們加二成就採用一八 %, 因為我們還有其他條件。這是最優惠的稅率，那時一般營利事業所得稅率是二十五 %。 入境手續太繁雜 另外，我們也分析各處來投資的人，具有各種不同的身分，有邦交的國家有簽證，沒有邦交的，我們要替他想辦法，簡化手續，大部分獲得警備總部同意。後來我們又提出，來觀光的人，七十二小時免簽證，實施了兩年。但情治單位向經國先生報告，說這兩年間利用這個方式進來有問題的有一百多人。我說沒關係，但當時外交部派高級人員來跟我講，這個事情不要堅持。後來就取消這個辦法，也因此到現在還沒有恢復這樣規定。 在影響投資的因素中，稅捐的問題最多，因為稅捐對資本形成影響最大。當時美援計畫型貸款的方法常常改，原先是把所有的申請計畫經當地的 AID (美國國際開發總署) 貸款，營利事業是貸款性質，給國家有關機關的則以補助某項目的性質進行。後來 AID 總署直接設開發基金時，就要提出計畫轉到華盛頓該單位核准，在華府簽約。 在改稅捐條文中，當時一個例子是，中小企業請不起法律顧問去辦申請手續，就應該有一個單位來做，我建議設立一個私人的開發銀行，可以從國際機構借錢轉貸給中小企業。經美援會設專案小組研究結果，於是籌設中華開發信託公司，專辦轉貸工作。但是照以往的辦法，要先貼 0. 四 % 的印花稅才成為合法憑證，轉貸時又要 0. 四 %, 所以錢還沒用已花了 0. 八 %。所以我們就把相關的條文放在一塊，大約不到四十條彙集起來成為獎勵投資條例一個特別法，甚至第一稿還加了一條文。法律中可以有不同解釋，應該選擇對投資人有利的，做有利的解釋，排除了很多的法律糾紛。 我們把所得稅也降低；關稅可以記帳、分期付款；什麼情況可以免關稅、原料退稅、避免重複課繳營業稅等等。 出口產品的關稅、貨物稅要退，在工業委員會時我就已經提案去經安會，通過後行政院核准實行。因為出口的關稅應該退；貨物稅是一地的一種銷售稅，買賣行為不在此地發生，當然不應課稅。營業稅也是一樣，「獎勵投資條例」把它也放進去了，所以所有捐稅都合法化了。 叫人家來投資 另外，也鼓勵私人儲蓄，兩年儲蓄可免利息所得稅。一九六 0 年底，各銀行存款是六 0 億，六一年底是一 00 億，以後增加得更快。 「獎勵投資條例」有四個目標，就是增加儲蓄，增加投資，也增加再投資，再增加外銷。大體講來效果很好，後來這幾年還陸續修正了五、六次，配合經濟情勢的需要，以保持經濟在穩定中快速成長。 最後一點，要叫人家來投資。當時國外的人來投資會有專家一起來，國內的人投資還是從傳統工業做，所以我們就找國外的顧問公司來說明如何尋找投資機會。當時已看到電子業、石油化學有需要。 這些都是為了改善投資環境很自然想到的問題，沒有教科書的。 但是，當時政府也有一些決定不是頂好的，例如把經合會改組。原先經濟安定委員會歸併成美援會，美援會改成經合會，後來經國先生又指示經合會在一九七三年改組成經濟設計委員會，降低了它的等級。 原先在一九六三年，美援會改成經合會時，所有國外來的資源，包括資金、技術都集中，看你的計畫、需要，一起配合，替你找人、培植人，資源可以集中充分運用。 改組的最大問題，是地位超然的經合會好些部門併到一般認為統統是經濟部的任務。(一) 把投資業務處交給經濟部，忽視了投資業務是綜合性的事，要站在超然立場，協調各部不同意見；(二) 國際合作處其業務不限於經濟，農業、交通、也不單是經濟部一部的事，其他各部門都可能有合作計畫。 外匯很寶貴？民國五十七年四月，我任經濟部長時，報到行政院一個方案叫「強化投資審議機構方案」。以往經濟部管投資審議是送到各個單位表示意見，各單位沒機會在一起談這個問題，後來成立的這個審議會就可以各派代表，重要的事情還可以合署辦公，起先效果很好。 後來常有主管單位不信任所派的人，常在審議會有所保留；尤其是管外匯的人認為外匯很寶貴，對外投資要很審慎地核。事實上，今天外匯這麼多，都是因為「外匯很寶貴」的這個觀念從五 0 年代持續到現在，在一九八 0 年後情況就嚴重了。我給它一個名字叫「經濟上的時差」, 正如飛機飛得太快，坐在飛機上的人時間還沒調整過來。 「獎勵投資條例」實施到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階段，財政部錢部長、郭部長都覺得會扭曲資源，明年七十九年 -- 到期應廢止。在我的看法，當時要不是一個扭轉的力量、排出很多不合法的規定加以扭曲，三十年來不可能有此成果。應該虛心檢討，尤甚在當前出超仍舊很高，儲蓄遠大於投資，如何增加投資是當前總體經濟上一大問題。 同時我們應該與國外投資環境比一下，特別與我們競爭的鄰近國家 -- 新加坡對高科技工業有十年免稅和補助員工訓練費用。希望主持財經大計的各位首長，冷靜地、客觀地分析國內、國外各種因素，作明智的抉擇，開創第二次經濟發展的新紀元，才能進入開發國家。 應付今天儲蓄太多、投資不足的問題，應該很冷靜分析投資環境的問題，看那些東西需不需要特別法幫助資本形成。目前的問題要用更多元的方法來解決。 李國鼎先生補充及更改資料: 「遠見」三十三期「李國鼎親述台灣經驗 (一)」, 五二頁第二欄中「一九七三年......」一段前應插入「我在五十八年七月接任財政部長，對利率政策仍舊採取應視物價而定。」第三十五行「已經開始有稅捐盈餘了」應為「已經開始有歲計剩餘了」。 三十四期「李國鼎親述台灣經驗 (二)」, 一五三頁第一欄第二十七行「...... 三千萬錠子，自身只有幾萬錠子」應為「...... 三千萬美金，起初自身只有幾萬錠子」; 一五四頁第一欄第十七行「我到經濟部......」應為「我在經合會......」; 一六 0 頁第一欄第三行「一個是本來就要有的電子」應為「一個是本來就要有的電力」; 第十四行「待立法院通過......」一段應為「待立法院通過，改成民營仍有收入，繳入開發基金，我就提一部分錢參與某項石油化學工業投資。」第二十行「油或天然氣都連起來了。......」等二句應為「油或天然氣是原料。一九七 0 年起是講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工業。」同頁第二欄第二行「擴充的人都沒有這個條件，不合適」應為「同時也是能源用得多，民間也不願意投資」; 第十行「行政院次年訂定技術發展方案」應為「行政院次年訂定科學技術發展方案」。特此一併更正。 |
鴻源常董沈長聲:鴻源只是不適法 | 問：一般人都說鴻源很神秘，為什麼？答：因為你一曝光，人家就會說你作秀，有目的，打知名度。別人一定會對你批評，容易招忌。高風險投資問：很多人批評你們把資金大都拿去做高風險投資？答：有的投資是要看它的回收速度快，有的則是要看它的附加價值。像我們在國外做的金融就是馬上兌現獲利。我們在國內也投資生產事業，像中華電線電纜公司，我們看好它的遠景，所以就去收購。問：你們怎麼操作國際金融投資？答：我們在海外有二十二個據點，每天從事外匯、貨幣、黃金、證券的買賣，除了介紹客戶買賣抽取佣金之外，另外還賺取兩筆交易之間的對沖、套利、價差和利息。我們是二十四小時交易，上午九點到十二點做香港交易、下午三點到六點做倫敦交易、晚上九點到十二點做紐約交易。很多業務不能公開問：鴻源的資金流向為什麼不公開？答：有很多的業務我不能公開，因為這是商業機密，做了別人也會跟著做。台灣是一窩蜂，有很多我只能概括地講我在做什麼。如果講出去未兌現，就等於我們在亂講話。問：鴻源的資產總值到底有多少？答：老實說，這個連我也不清楚。因為有很多東西無法做評估，譬如說財神酒店現在到底值多少錢？譬如我在香港開的金融和地產公司，我認為值多少，但別人不認為。有些事業，你在經營時值這麼多錢，但等到你要賣掉時可能又不值這個錢。問：能不能說一個參考數字？答：如果我隨便說一個數字，就沒什麼意義。有那些大企業會願意真正公布自己的資產？即使說了，你能不能相信是真的呢？問：聽說你們吸收了一千多億的資金？答：沒有那麼多啦！問：到底是多少？答：這是個機密。我們能不能不要談這個問題？不知投資人有多少問：那麼，有多少投資人？答：這個我也不清楚，也許一個投資人後面還有好幾個人頭，也有同一個人用了好幾個名字，這根本沒有辦法計算。而且我也不會每天花時間去瞭解這些事情。問：聽說你「事必躬親」, 有很多細節的事情也自己盯？答：因為要去瞭解，將來才有辦法應變，才有辦法掌握。如果我什麼東西都交給別人去做，最後你什麼都不知道，將來出了問題，病根在那裡也不曉得。主管業務報告可能也是表面的，因為很少人會把自己的毛病講出來。問：你為什麼會決定成立投資公司？答：因為我認為，一個人如果要慢慢靠十萬、二十萬、存了二十年後再去做企業，我認為不太可能。我曾聽人說，蔡萬春第一次到日本，看到很多大樓，就問別人那些大樓是做什麼的。結果一問之下，幾乎都是做證券、保險的，統統都是拿別人錢做金融的。結果他回來以後就成立十信和人壽、信託 (國泰)。這一類人壽、信託、保險統統都是拿別人的錢做事，只是不同的是，它有法律的規範，它有政府的約束，它是合法的。我自己就想，我也可以集合這些錢去發展事業，作有計畫、有效率、多元化的運用。集合資金的基本定義就是賺錢。很多人不懂得理財，也不懂得錢滾錢，只知道儲蓄是好習慣，不知道、也不感覺讓手上的錢與物價指數一起成長的重要，把錢抱在手上就是虧損。我拿他們的錢做生意，他們分享我們的利潤，這是相互有利的事。我常說，拿人家的錢比用自己的錢更要命。我自己的錢賠掉了就算了，拿人家的錢，不管你是做生意失敗、或是亂花也好，反正就是拿人家錢不見了，你就是犯法，要負責任。被取締怎麼辦？問：你認為你們是金融機構嗎？答：我認為目前我們和其他金融單位不一樣的，就是我們「不適法」。但政府有政策，考慮的是大環境，不可能因你一個行業去改變，來承認我們，這個我們要有自知之明。至於我們要怎樣去「適法」, 這就要靠我們自己做。也許很多年後，人家認為我們確實有成績，就會承認我們。這完全要靠自已，而不是去要求別人。台灣將來必然會走上國際化、金融化，我想到時候人家就比較容易來認同我們。問：如果別人還是不承認你甚至要取締你呢？答：將來的事誰也不知道，這種事只有盡人事。問：現在銀行法要準備修法，你覺得會對你們造成什麼影響？答：最大的可能是被取締。但只要我規規矩矩做，我雖然不適法，我相信他們還是會認同我。問：你認為鴻源將來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答：這六、七年來，我們遭遇到很多，我講的只有四個字:「逆來順受」。如果你真的要去計較什麼，都不是好事。問：你曾經說過，如果可以再重新選擇，你不要再做同樣的事，為什麼會這樣講？答：太辛苦了！假如我今天去找一個工作，我可以輕輕鬆鬆地過日子。因為從前沒有做過「現在的我」, 就不會瞭解「現在的我」。得到了又怎樣？問：但是這些不是你當初立志要得到的嗎？答：沒有得到的，永遠想得到。一旦得到了，又怎麼樣呢？ |
蕭萬長/錢能解決的快解決 | 我們目前經貿問題的關鍵，是結構上的不均衡。一方面是國內、國外的不均衡，出口大於進口；二方面是公、私的不均衡，國內需求不足，衍生出超額儲蓄的問題。先談貿易問題。一九八 0 年後，我們出超金額一年比一年多；最近兩、三年，出超金額占國民生產毛額二 0% 以上，這是極不健康的。即使日、德也不過五 % 左右。這個現象引發四大問題。第一是貿易摩擦。很不幸地，美國也是在八 0 年代開始入超，而且從世界最大債權國變成債務國；而前年開始，我們成為他們第二大入超國。很自然地，美國人要報復，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日本、台灣，不管我們做得多好，都無法使緊張的氣氛緩和。第二是台幣升值。理論上講，貿易保持出超，是該升值，三年來台幣也升值了四五 %, 國內產業馬上面臨轉型的壓力。第三是導致貨幣供給額增加，引起通貨膨脹的壓力。我們現在有二兆多的超額儲蓄，物價上漲壓力大，幸好進口限制大幅降低，才使壓力得到部分紓解。第四是引發金錢遊戲。這跟超額儲蓄有關，沒有把這筆錢引到投資上去，以致影響金融安定。央行想盡辦法吸收，但仍有一兆七億左有的超額儲蓄。這些錢不好好引導，遲早成定時炸彈。定時炸彈除了出超過高外，另一個現象是出口結構改變。勞力密集產品鞋類、玩具、成衣等，去年出口都是負成長；電子、金屬、機械製品都有一 0、二 0% 以上的成長。看得出來去年是出口結構改變的轉捩點。我們唯一擔心的，是這些高成長的產品，在短期內不能變成主流產品。另一個現象是進口成長快速，尤其是機械、電子零配件、化學產品，這種產品的高進口量，對我們經濟是有益的，表示投資相當活絡。再談經濟問題。由於龐大的超額儲蓄，引致四個問題。第一是投資下降。投資率在兩年前達到最低潮 (一五 %), 最近才回升；但跟儲蓄率相比，依然偏低，少十個百分點。第二是產業轉型緩慢。工業生產年增率在最近三年，降到只剩個位數，研究發展經費更是不足。第三是公共投資落後，生活素質、經濟發展無法提升。公共及公營事業投資占 GNP 的比例也一直下降，去年只有八 %, 實在令人洩氣。第四是社會脫序行為影響了投資意願。實在令人洩氣至於對策，先講內部問題。首先擴大國內需求是必要的，像日本也是如此。這包括擴大民間消費及適度安全體系 (全民健康保險等); 其次是擴大民間投資。在方向上，要從外銷轉為內需型產量；在投資誘因方面，一定要想辦法改善投資環境。消費者、勞工、環保等問題，是經濟發展過程必須面臨的，應該有信心去面對。另外還要把稅制合理化、公營事業民營化。另外是政府消費過去幾十年一直投增沒減，最近占 GNP 比例是降低了，這是好現象，不能漫無目標地增加。最後是政府投資近兩年來顯著降低，其中土地徵收是最頭痛的問題。不過，我總說，錢能解決的趕快解決，愈拖愈難辦。接著再談金融問題。長期看，是要做到金融的自由化，及建立金融秩序。以上是內部解決之道，現在談對外的部分。對外經貿關係的轉變，要從「出口第一」, 到「進出口並重」, 以進出口平衡為定位。在策略上有三件事可以調整方向，第一是國際化、自由化；第二是加速分散市場；第三是鼓勵對外投資。外貿體系的轉變也是很重要的，必須借重民間的活力。除了商品貿易，更應拓展非商品貿易，達到貿易多元化、全面化的目的。總之，我們的經濟問題非常複雜，不只是經濟的，還牽扯到社會改革；不但是短期措施的改變，更是長期制度的整合，我想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討論內容摘要問：政府的行動總是慢民間一步，政府究竟有沒有藍圖？如何結合民間力量一起行動？答：今天政府要做什麼得先確定：第一，公共投資是排除萬難都要做的；另外，社會秩序也要建立。除此以外，政府不要干預太多，讓民間先做。我想現在大家還是希望政府伸張公權力、恢復公信力。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同時要進行政治、經濟及社會改革。這方面李總統已表示信心堅定，行動也看出來了，林園、中油案就是好的開始。問：政府最近的確再三重申要伸張公權力，是不是有具體行動、計畫？你個人有信心嗎？答：我充滿信心。中國人有句話:「物極必反」, 已經到了這樣，不反怎麼行啊！大眾不能再沈默，因為事已關己。政府做清道夫問：政府做事，常有人力、物力不足的困擾，有沒有可能交由民間來做，政府只扮演督導的角色？答：我想現代的經濟事務，政府只有兩件事做：第一是制度化，只做清道夫，排除障礙即可；第二是民間能做得更有效率的，就讓他們做。像交通事業、電信業，老觀念中都以為是政府的事，但實際上也不然。前一陣子我參加鐵路局改善方案的會議，看到很多實在是無底洞的方案二第一、只告訴我每年要補貼，但那一年可以停止，不講；第二、只有節流，沒有開源。鐵路局土地很多，火車站都在精華區，只要好好改建，停車場、購物中心都可以做，可以賺多少錢！即使鐵路局不民營化，這一部分民營可以吧！這個觀念應儘量推廣，對政府、民間都好。問：目前對大陸的貿易規定，好像有法，又好像沒有。是不是可以訂一個法，讓大家都能公平的遵守？答：我個人看，貿易事務要用法來規範很難；如今已有的社會行為，要扭轉需要很多力量。這牽涉到政治問題，我不便說。問：現在很多問題，都是執法的問題。像股市的內線交易、社會脫序，就是因為守法人吃虧，而不守法的人卻不必負法律責任。事實上，台灣的經貿一點問題都沒有，法治問題反而是最重要的。很慚愧，我也是公務員答：我也同意，經濟面問題不大，都是非經濟因素在影響。執法問題牽涉到行政的品質和效率，現在我們的行政品質是趕不上，很慚愧，我也是公務員。這個問題要看政府裡有熱心、魄力、智慧並講究技巧的人是不是能多一點。問：我想請教，第一、你對大陸貿易政策的看法。第二、引進外籍勞工的問題；另外，人力規畫上，政府恐怕是干預太多，你是否覺得有必要？答：貿易是利之所在，有錢賺就一定去；但關懿大陸投資、做貿易的事，我實在不方便多談。關鍵是如何把政治和貿易分開。引進外籍勞工，會延緩產業升級，社會成本也很高，我覺得弊多於利，要慎重。如果能做到像沙烏地阿拉伯那樣就很厲害，整個工程結束，所有人都得回去。但看看我們的執法能力，實在危險。有關人力規畫，我們人口已有老化趨勢，兩個孩子太少了。關於教育，政府的規畫只是參考，將來還是希望能由民間多做，以市場為導向。(李慧菊整理) |
王克平的沈默 | 報紙上宣稱是「全世界首演」, 戲票上印著「編劇：王克平」、「特別演說：王克平」的「重審魏京生」劇，三月三十日晚上七點半在台北登場。 他們不要我講 開演前四十五分鐘，一身典型大陸人打扮的王克辛，沒精打采地從劇場走出來，告訴本刊編輯:「我不出場講話了。他們不要我講。」 為什麼呢？他遲疑了一會兒才說:「大概是怕我講的話和他們要表現的東西不搭調。」 王克平編的劇，會和王克平要講的話不搭調？劇本經過改動是可以想像的。但究竟怎麼改的？「我不知道。」王編劇說:「他們排演的時候有部分不讓我看。」 他只模糊聽到「他們要加些我的劇本裡沒有的東西」。 這樣做，是不是應該得到他的同意？「這個我就不好說什麼了。」王克平捏著手指頭:「只要戲能演成就行。再說我根本不知道他們要說什麼，怎麼提出我的意見？」 從頭到尾沒露面 後來戲演出來，在原劇本後面添加了很長一段毫無戲感的台灣政治說教，導致台灣劇場前所未見的觀眾衝突，而王克平從頭到尾沒有露面。 王克平的一位朋友很氣憤地說:「我要去找王克平！他被別人利用了，他知不知道？」 第二天報紙登出來，對於「被人利用了」這個說法，王克平的答覆是:「只要對台灣有幫助，被利用也不是壞事。」 所以，第二天晚上，他再度「被人利用」一次，坐在表演場內讓別人問一個無關痛癢的問題，然後靜聽其他人輪流發表對台灣政治的高見。 也許是對台灣社會不瞭解，不得不謹言慎行；也許真的如他自己所說「只要戲能演成就行」, 其他都不計較。總之，王克平表現出來的是一個不爭的謙謙君子。 台灣人過分本位 相形之下，台北人就太粗魯輕率了。 另一方面，這也反映出台灣許多人的過分自我本位。有多少人真正關心魏京生的命運？有多少人真正關心「星星畫會」的存與不存？值得懷疑。 面對這樣的問題，王克平沈默不語。他抱著很大的期望來台北，希望藉著台灣對大陸的關懷，對大陸施加壓力，逐步走上民主的道路。但是他發現「台灣人並不瞭解大陸」, 對大陸最有興趣的是商人，他們想去做生意，「即使只是短期的利益也想要」。 這位大陸客不想得罪台灣人。他說得最重的一句話也只是:「台灣人很不明智。不關心大陸民主運動，不瞭解大陸的專制對台灣是威脅。」他猜想:「台灣人可能是想：還隔得遠呢！」 (尹萍採訪、整理) |
陳定南:拉國民黨一把 | 問：八年的縣長任期就快過去，不知你個人對這段從政經歷有何感想？答：這一段經歷對我來說是誤入政壇，選縣長是無心插柳。我擔任縣長這個職務，因為長期體力透支，身體健康受到相當大的影響。然後必須放棄原來的生意，對小孩疏於照顧，這些應該都是損失。 不過，有機會回來為故鄉服務，把自己過去的理想付諸實現，相當有意義。雖然縣政的推動有一連串的波折，但是大體上都還能照當時擬定的大架構跟方向去推動。 問：你為宜蘭規畫了什麼樣的發展架構？答：宜蘭過去的建設根本沒有整體性和前瞻性的考慮，所以一切都需要從頭來，要興利除弊。除弊比較容易，像政風改革短短幾個禮拜就立竿見影。過去人家都說縣政府的中山袋 (紅包袋) 很大，縣府員工出去還要躲躲藏藏，現在他們可以抬頭挺胸，比過去有更多的職業尊嚴跟榮譽。 我們的實質建設從六、七年前就開始了。我們把宜蘭的基本資料蒐集起來，擬出整體性、全面性的計畫，然後一件件請上面支援，到處都要去叩頭。 我們沒有足夠的財力來支持一個地方政府的建設理想，不過這幾年，我們的計畫從省到中央都滿受認同，使我們得到很多支持。以觀光為例，觀光局一年補助各縣市的觀光建設費差不多有兩億，我們一個縣一年就拿了四分之一。 問：有人說你在計畫方面浪費太多時間，實質建設不夠，你認為呢？答：我們不只是計畫做得好，我們執行好，經營管理也好。 像運動公園跟文化中心都是例子。我們的運動場一直受到大家的注目，就是經營管理好。為什麼俞院長交代以後區運不要輪流辦，因為花了幾億的東西，辦完運動會後在那兒長草。我們的場地乾乾淨淨，而且使用率全省最高。 問：部分縣民認為你太偏重環保和觀光的發展，為什麼？答：你到觀光單位，他會說陳縣長非常重視觀光，是個「觀光縣長」。你到教育單位，他會說陳縣長非常重視教育。到體育單位，有人說我是「體育縣長」。其實縣政工作是整體性的，我每一樣都很重視。當然我們也樂於讓各廳處覺得對他特別重現。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兵隨將轉 問：有人說你對縣政建設事必躬親，為什麼你要採用這種領導方式？答：我想這就是兵隨將轉，其實我也很累。我管的細節雖多，並沒有因此忽略重大的事情。有人說我是事務縣長，事實上我是管重大問題的一些細節，不是芝麻小事都管。不這樣做不行，以我接收的這個班底而言，老實講，地方人員的素質都不好。 從決策到執行完畢，中間有好多過程，我都要去盯。有時連施工圖我都要去改，因為大部分人都不用心。宜蘭縣現在很借重專家，像冬山河和羅東運動公園都委託日本做。宜蘭縣政府對公共設施的品質要求已經是國際水準了。 問：你在縣長任內曾多次和上級單位發生衝突，你認為一個縣長能有多大的發揮空間？答：如果台灣不實施真正的地方自治，地方行政首長能做的就相當有限。我們中央囊括了國家大部分的財政收人，地方自治應有的行政權跟立法權都被中央剝削。為什麼我們現在知道很多事情不合理，卻不得不聽省政府的，因為錢都控制在他手裡。 過去是主計人事一條鞭，後來又把稅捐處和警察局弄成附屬單位，省府管得多，我們不能管。至於建設計畫，現在省政府慢慢進步了，有好計畫就給錢，肯做事就支持，但是有關地方行政的重大問題，如有政黨介入，也會受到影響。整個體制如不徹底改革，縣市長沒有多少作為的空間。 聲援國民黨改革派 問：身為非執政黨籍的縣長，你對年底的選舉有何期望？答：我希望民進黨或黨外的得票數能超過四 0%。我覺得應該有可能，現在已經有三成了。以宜蘭為一個選舉區來說，黨外或民進黨已能與國民黨平分秋色甚至高出一等。 我覺得支持民進黨，事實上等於拉國民黨一把。國民黨的保守勢力太大，我們是在聲援國民黨的改革派，否則他們實在是孤掌難鳴。 在宜蘭縣，我雖然不是反對黨的成員，但是宜蘭縣的範例，應該為政黨政治的優點提供一個見證。我相信嘉義市、彰化縣和高雄縣大概也有類似的情況。國民黨過去一黨獨大的縣市就跟這些縣有不一樣的表現。 我的志願 問：許多人都很好奇，為什麼你一直不願加入民進黨？有什麼特殊原因？答：這個問題常常問得我招架不住。入黨之後，人際關係會變得更複雜。說得露骨一點，一旦入黨，可能就有一連串的勾心鬥角，爭權奪利。以我的個性，我不喜歡，也沒有辦法適應。 現在我不屬於民進黨或國民黨，對我來說，待人處事的原則非常簡單，就是「是非」而已。我不會為支持而支持，也不會為反對而反對。如果兩個黨都對，我會支持民進黨。 問：卸任之後，你有什麼計畫？答：第一志願是出國進修。我當時第一個想到的是想帶小孩出去唸書，讓他們到國外接受一個比較健康的教育。最主要的是我體力長期透支，也該休息了。 我的第二個志願是希望回工商界服務，會不會再參加選舉或政治，我不敢說。 (文現深、李慧菊採訪，曹郁芬整理) |
吳敦義:鐘要撞得繞樑三日 | 問：能否先談談你擔任縣長工作的心路歷程？答：當初我回來競選的時候，對手批評我是「空降部隊」, 對我造成很大的壓力。我當時請父老們相信，南投子弟到台北市沒有被人厭棄，至少品質不差。我請他們相信我，讓我有機會回來服務。 要贏的是自己 當選後，我想如果四年後還有人批評我是空降部隊，那我是徹底地失敗。所以我下定決心，要去熟悉全縣的每一個角落，跟我的縣民同呼吸。 後來競選連任，整個南投縣內沒有一個人說要跟我競選。執政黨四十年來縣市長提名登記，還沒有出現過一次黨內登記只有一個人的紀錄。 一個人選，你要贏的是自己。所以我同我太太跑得更勤，鞠躬的度數更低。很高興民眾給我的信任投票是空前的，使我比第一任做得更勤，縣政推動得更好。 問：做為一個地方行政首長，你如何化解施政的阻力？答：因為南投縣比較窮，所以我們第一任民選縣長就主張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當選以後，就告訴自己要有開闊的胸襟和廣大的包容力。 我就職的第二天，一位同事拿著一個信封來辦公室看我。他說這次縣長選舉有部分主管和同事不但不幫助我，還幫對手選舉，他覺得應該把這些名單告訴我。 我謝謝他，一邊就拿出剪刀把信封接過來剪碎，然後用火柴點著。我說我不是聖人，看了這些名單會影響我今後服務縣政的公正性。 一旦競選結束，獲勝者一定要有開闊的胸襟。所以七年多來我一直把所有的同事當成我的心腹，我的手足。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問：你做事講求分層負責，怎麼樣能夠監督你的部屬？答:「縣民時間」對我的縣府同仁是一個壓力。如果你對選民的態度不好，或者處理事務不公，下個禮拜三就要面臨對質的考驗。如果有民眾來反映為什麼我申請建照五天出不來，別人一天就出來了？那我的建管課同事就必須跟他說明。這樣政風也比較清廉。 樂於參加婚喪喜慶 問：你認為身為執政黨的縣長，有沒有包袱？答：在南投縣，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執政黨黨意跟民意相違背的情形。我們一方面能夠瞭解民意的趨向，一方面掌握住政府施政的原則，兩者結合得很好。該向省或中央去爭的，我們從來沒有敷衍過。 當然有些時候，我有些作為會被人家懷疑執政黨的首長怎麼這麼做？比如，解嚴以後第二個月，我燒掉人二室的資料。我跟省政府人事二處講，有些人跟大陸的爸媽通信，在紀錄上被寫成「與匪通訊」; 現在大陸探親都開放了，這些黑紀錄還天涯海角長相左右，對他的升遷和考績造成威脅跟不公平，這種非人道的資料要燒掉。 我基本上認為人二不要撤銷，是工作要調整。人二第一可以替機關首長維護機關的安全和紀律，第二是幫忙做整飭貪污的工作。這把刀擺在這裡，看你怎麼用。 問：你認為做一個縣長，是贏得尊敬重要還是受人歡迎比較重要？答：縣長要受民眾尊敬，才能建立威信；也要受民眾歡迎，才能贏得選票。我開辦縣民時間，公布我的私人財產，表明我要做好一個縣長的決心。但是我也馬不停蹄地出席村里民大會，親切地跟民眾交往。我覺得參加婚喪喜慶的感覺很好，可以拉近與民眾的距離。 撞鐘要鏗鏘有聲 問：你認為一個縣長能有多大的發揮空間？答：我很喜歡縣長這個工作，因為有挑戰性、綜合性和決策性。這個首長有領土、有人事權和財政權，職務跟省主席和總統、是一樣的。你可以決定用一組人做一樁事，給他們足夠的經費去造福民眾。 這個工作是民選的，讓你有充分的尊榮感，不是憑一人的好惡就能讓你上台或下台。第二任內，我發現自己出席村里民大會更勤快，回家的時間更晚。 最近有人問我是不是還要競選，我說從來沒有這種準備。中國有一句話說:「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把這句話改成「當一天好和尚，撞好一天鐘」我就贊同。我說我要撞鐘就要像寒山寺的和尚，撞得鏘鏗有聲，繞樑三日。 問：你認為自已在南投縣主政八年，留下最重要的資產是什麼？答：我們在有形建設方面留下的是寬闊的馬路。七年前蔣經國總統召見我，問我頭一次當縣長感想怎麼樣。我坦率告訴他，人民的生活還很苦，因為我們交通很不便，所以經濟發展受影響。我請他給我們一個四通八達的公路，後來總統點頭了。所以這七年多來，我們的交通有革命性的發展。 第二項是我把文化中心完成了，使南投藝術風氣大為推展，不再是文化沙漠。第三項是在我任內，農地重畫，市地重畫，以及重要市鎮的排水防洪設施，大致上體系都完成了。 不排除繼續從政 問：你卸任後有什麼計畫？會不會繼續在政壇發展？答：我想回新聞界服務的想法並沒有改變。如果中央交付給我一個有挑戰性、能真正為民眾謀福利的工作，我也願意接受。目前，我也沒有排除參與其他公職選舉的可能性。 |
一枝帶刺的玫瑰 | 民國八年的五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一時半，北平十三所大專學校的三千多名學生齊集在天安門前廣場，展開遊行示威。他們散發傳單，說明示威的目的是「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傳單上並且說:「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這是五四運動的緣起，卻不是它的全貌。 一切變遷的源頭 史學家周策縱概括五四運動是「整個社會的變動和思想界的革命」, 它事實上是大規模的現代化運動，企圖建設一個新中國的運動。在民國八年前後，大學生和思想界領袖大力提倡西方的科學和民主觀念，並且藉助西洋的自由主義、實驗主義、功利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來攻擊中國傳統的一切文化與制度。 「五四」於是成為中國後來一切變遷的源頭，但它本身完全沒有明確的道路。史學家勞幹便曾表示:「「五四」是沒有方向的。」中國後來如果建成民主的國家，大家可以說是五四的傳統；如果成為專制的國家，也可以說是五四的傳統。 「五四」有兩個版本 等到國民黨和共產黨對峙的局面形成之後，對於五四的闡釋更發展出兩種幾乎完全不同的版本。 「台灣版本有兩個特點，」作家陳映真指出:「一是把新文學運動單純化，只談胡適之派，有意忽略左翼文學，後來的三 0、四 0 年代文學也很少談。二是在思想方面主要談自由主義，避談陳獨秀與社會主義。」 共產黨則極力強調五四是共產黨人領導的愛國救亡運動，「儘管那時候根本還沒有共產黨。」大陸哲學家李澤厚坦率地說。大陸官方直到近年才開始承認五四也是一種新文化運動，對於五四的主要領袖胡適和陳獨秀，也才開始改變全面否定的態度。 兩黨的不同觀點，可以從一件小事中清楚看出。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共產黨支持的中國青年聯合會在延安成立，會中決定提議定五月四日為「青年節」, 當時尚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後不久，國民政府接納了此一建議。但是五年以後，設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改定五四為文藝節，另定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一九四九年中共占領大陸，立即在當年的十二月，重定五四為「中國青年節」。 執政者又愛又怕 從此以後，海峽兩岸各以其不同心情，紀念五四。相同的是，種種紀念都流於儀典、形式。五四始終像一枝帶刺的玫瑰，當政者又想據為己有，又怕被它刺痛。 對國民政府而言，最大的尖刺之一可能就是它所強調的自由主義。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玉法敘述，五四引發出來的思想多元狀態，到民國十二、三年國民黨聯俄容共時期便終止了，由「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發展出來的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逐漸成為主流。在「國家安全至上」的原則下，國民政府對自由主義者採取高壓手段，並且視他們為「共產黨的同路人」, 關的關、殺的殺，「差不多把知識界都得罪光了。」張玉法說，這是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自由主義的香火不絕。遷台以後，從殷海光到雷震，「反對國民黨的人士總是高舉自由主義的旗幟，」作家陳映真分析:「他們也總是緊抱著五四不放。」 五四的反封建傳統，也令國民黨中的極端保守分子不滿且不安。歷史學者張忠棟指出:「中國的許多問題，甚至大陸的淪陷，他們都歸罪於五四。」陳映真也說；「這些人認為都是五四反傳統，破壞了傳統、污蔑了文化，才造成共產黨的興起。」 至於五四運動中大力提倡的「民主」, 在習慣了「國家至上」的人來說，自然也只能當成口號喊喊 (「實行民主憲政！」) 罷了。 失落了它的精神 在共產黨那裡，五四的遭遇只有更糟。民主是不用說了，當年和共產黨合組「統一戰線」、對抗國民黨的自由主義者，後來統統被關進「牛棚」, 非死即傷。剩下來的也都已馴服，變成共產黨的工具，再也不談自由民主了。 中共反傳統、反封建反了幾十年，近十年來，大陸的知識分子卻發現，共產主義其實是和中國封建傳統緊密結合的，毛澤東一步一步把自己推向個人崇拜的頂峰，「比封建帝王還封建帝王」, 是再明確不過的事例。 大陸知識分子常舉的另一個例證，是曾任中共「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他所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要求每一個黨員 (後來更擴及每一個國民), 要做共產黨的「馴服工具」。這些知識分子反省起來，發現大陸人民是逐漸被奴化、被催眠了，以致後來產生「文化大革命」這樣大的悲劇。作家蘇曉康下結論說:「五四精神整個失落了。」 張玉法教授縱觀兩岸，認為:「從一九四九年到七 0 年代，是中國思想史上的大黑暗時期。」 在台灣，一直到十年前，「五四」六十周年的時候，官方為了想從文化上影響大陸，才比較重視五四。在那以前各級學校要辦紀念五四的演講，當局還有顧慮，「怕有人藉機鬧事。」而在大陸，也同樣是在十年前，才開始重提五四運動中「自由平等、民主科學」的口號，並且承認胡適「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貢獻」。 讓中國站起來 「青年節」也好，「文藝節」也罷，五四實在只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節日。走過七十年的漫漫長路，回首望五四，看到的是血光、砲火，還有一片迷霧與塵埃。五四沒有方向，但絕對有目標，它的目標是救中國，要讓中國站起來。這個目標能達成，五四縱然含冤，也可以瞑目了。 |
鄭南榕自述成長 | 堅決主張台灣獨立的鄭南榕，4 月 7 日在台北市自焚身亡。不善言詞、外表斯文的他，是怎樣走上這條悲劇的道路？他的台獨思想，是怎樣形成的？去年 2 月 18 日，本刊編輯曾與他深入訪談，挖掘他早年的心路歷程。以下是經過本刊整理之後的鄭南榕自述：我父親是福州人，他戰前便因父母雙亡，自福建渡海來台，投靠親戚，所以說起來我也是外省人。福州人在台灣有群居的習慣，但是我父親可說相當融入閩南社會，民國 35 年，他要和我母親 (閩南人) 結婚，即遭到強烈反對，因為他是外省人。我有一個舅舅，始終不能接受我母親的這樁婚姻，直到十九年前我結婚，他還不肯來參加婚禮。我在羅東長大，四周都是閩南人，母語是閩南語；但是上小學的第一天，便和人打起來、因為別的同學譏笑我是外省人，這些同學是鄰居，他們聽到我父親講閩南話帶福州腔，所以知道。後來我轉學，新的學校本省人和外省人各約一半。這時我又加入本省人的陣營，去和外省人打架。我們住在街上，隔壁住了一家福州人，我和弟弟自認是台灣人，也和其他的本省孩了一起大打他家的小孩，這種事，現在想起來當然很好笑，但也反映了當時的情況。等到我要結婚時，太太是客家人，岳父又反對。去年我回到太太的家鄉，要辦「二二八和平受難日」活動，岳父卻說:「不要這樣，太刺激外省人。」我說:「你忘了當初我結婚時，你還嫌我是外省人？」剛離開學較，找職業時，每次去應徵，人家總是說:「你明明連北平話都講不好，怎麼還填外省籍？」這些都是我在省籍方面受到的困擾。民國 56 年進台大哲學系，本想當個哲學家、哲學教授，後來受到一些，人和事的影響而放棄。殷海光被禁止教書、李敖被捕、「自由中國」事件，還有蔣緯國的小舅子邱延亮被捕，都對我產生影響。那時我對政治很不敏感，關心的是思想上的問題，但確是自那時起開始感到台灣應該獨立。看中國的歷史發展，好像產生不出自由民主的社會，不如台灣先獨立，可以保住一些東西。影響我想法的師長朋友很多、但他們並不知道，因為我比較沈默，多半在聽，所以他們說我「平常安安靜靜，做起事來卻驚天動地」。這些師長朋友，如今有的在企業界，有的在海外，還有的在北京。我父親是國民黨員，至今心向國民黨。對於我從事這些政治活動，他反對；母親則比較瞭解、只說:「別給人抓去了！」但他們部沒法對我施什麼壓力。父親希望死後把骨灰送回福州，我常笑他:「15 歲來台灣，到現在奶嘴還放不掉！」你說我看起來很溫和？講道理時我是溫和的，但在關鍵時刻我會突破界限，什麼是關鍵時刻？比方 1997 以後，萬一北京犯台，我們一定要表示決心。(尹萍採訪、整理) |
馬樹禮談最新大陸政策-等於又走了一步 | 問：這次政府決定派代表人參加在大陸舉行的「亞銀」會議，是否需要經過「大陸工作指導小組」討論？答:「大陸工作指導小組」是根據執政黨十三全會決定的「大陸工作方針」設立的一個小組。它是中常會的幕僚小組，對中常會與主席負責。如果常會可以做決定的事，就不需要交這個小組研究。 這次「亞銀」事件，大概是行政院與總統的決定。 應該讓記者去 問：你個人對這個決定的看法如何？答：我個人覺得很好。過去一年，開放探親後，有一些後遺症出現，例如法律問題等等......; 經過考慮，步調放慢了一點。 現在等於又走了一步。郭部長率團去大陸，雖然不是官方接觸，至少也是一個突破。 問：記者去大陸採訪是否會開放呢？答：已原則上決定了，只是技術上要想得周到。 記者採訪一事，有報紙已在那裡成立辦事處，「人大」也做公開採訪，並沒有絕對禁止記者去。 我個人認為應該讓記者去，記者光明正大地去了，只有好處，對我們沒有什麼損害。 問：電視記者是否能去呢？有什麼顧慮？答：這個他們要去研究。現在電視台還是可以透過國外電視網得到開會的影片。 問：最近教育部公布申請來台的大陸傑出人士中，只有三人獲准，引起一些反感，為什麼會這樣？答：審核工作是由教育部召集一個小組在做，有多少人申請、核准，我不大清楚。 不過，我個人認為尺度應該儘可能放寬一點，「傑出人士」不僅限於藝術上或知識上優秀人才，還可以包括政治上追求自由民主的有貢獻人士。 譬如最近大陸發生的兩件事就值得重視，一是「政協」香港代表徐四明的勇敢談話；一是「人大」黃順興的公然反對主席團表決行動，獲得近千人支持。 我覺得大陸上的「附共」黨團，例如「民盟」、「九三學社」中都有對民主自由有貢獻的人，也應該算是「傑出人士」。 另外，審核時間要快一點，四個月似乎太長了。 我們是法治國家 問：方勵之最近曾託胡佛教授給李總統一封信，希望總統能取消禁止共產黨員來訪的規定，你的看法如何？答：我認為馬英九在立法院的講法很有道理，舉的例子很好，我們是法治國家，有法律存在，李總統也不能下令解決。 這是一個法律問題。我們現有的「叛亂懲治條例」中規定，凡是共產黨員，就要逮捕判刑。因此，如果准許共產黨員來台，是不是與這個法律牴觸？另一方面，我們的立法足「後法優於前法」, 因此在訂定「兩岸關係法」中，要求共產黨員申報，就可以解決法律的牴觸，免於處刑。 實際上我們已經做了，行政院的討論已經初步完成。法務部研究、交到行政院大陸工作會報去開會討論的「兩岸問題關係法」中，就免除了這個限制。 中共沒有善意反應 問：一方面你是「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召集人，另一方面又是「三民主義大同盟」負責人，一個是官方，一個是民間機構，你如何處理這兩個不同的角色？答：中央政策的制訂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我們的小組有十一個成員，黨內李秘書長、宋副秘書長都在，開會時整頓大家的意見。 我們不是決策的機構，是整頓意見再報請主席裁定的機構。 問：你們做的決定，黨主席有沒有否決的呢？答：主席差不多都支持。譬如教職員探親，會有很多顧慮，但我們還是加快的做。 目前有些問題必須考慮，譬如以教職員開放探親來說，軍校、警校的教員就會發生爭執，要更多方面地研究。 問：前陣子有官方人士講，開放探親之後，中共的回應並不很善意，而且在國際上一直孤立我們，是不是表示我們因此會採取比較保守或延緩的政策？答：中共沒有善意的反應，就是證明它始終把我們當成一個地方組織、一省；也因此會在國際上孤立我們。 這個情況下，我們在任何場合就不能不注意，我們不是「中共」的一省，在很多場合就不能不更加慎重。 救人不成反入陷阱 問：我們一方面強調，體育、文化要以民間的活動去交流，另一方面卻又碰到名稱的問題，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如何處理？答：體育活動最近沒有討論過。我認為過去已經有明確的政策，已經決定了就不再提出討論，那就是奧運的模式。 問：大陸現在一直希望吸引台商去投資，當然也有一部分人已經去了。經濟部的政策是反對，你的看法如何？答：經濟部是對的。 第一點，大陸投資不僅要顧慮投資人本身的安全，不要太近視，要往長遠看。當然，商人會打他的算盤，希望投資三年、五年賺回來。但是，目前大陸需要輸血，等於要我們去救他們，但是救他之後，自己會不會跳入陷阱裡去？大家都知道，日本和大陸建交是為經濟，但建交十多年了，日本在大陸有多少投資呢？它瞭解在大陸投資對他自己並不有利。經濟部是要保護我們的廠家，在這裡辛辛苦苦賺的錢不要到大陸去送掉了。 第二點，大陸不只希望我們去投資，更希望利用投資影響我們的政治。大陸有人講:「我們希望台灣有人到大陸來投資，將來透過他們對台灣政府施壓力和談。」, 將來恐怕去多了，會逼著政府走到這個地步。 以前李總統在中常會講過，日本和我們沒有斷交前，中共先誘惑日本商人到大陸投資貿易，以後就要求日本和我們斷交。 問：關於「亞洲華人共同市場」的經濟共同體，你對這個構想覺得怎麼樣？答：構想當然好，不過要我們加入大陸的方式是不可能的。何況大陸現在也不夠資格參加。 正面效果比較大 問：前陣子邀請五位大陸留美學生來訪引起很大的注意，請你評估一下這件事。 答：我覺得正面的效果很大，他們都真正是讀書人，也是大陸選出來的優秀人才，以前他們只是在書本上看看台灣，親身來了之後，才真正瞭解我們。 譬如，大陸實行土地改革，殺了幾千萬人，使人民受很大的殘害也沒有成功。我們這裡沒有流血，幾年之中，從三七五減租到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他們實地看了以後，對農民的生活會有更多瞭解。 這件事沒有做的時候好多人不表同意，做了之後也沒有發生什麼不良的效果，還是正面的效果比較大。 問：他們有沒有什麼安全問題？答：我們唯一的顧慮就是安全。 例如當時我們準備一部小巴士可以坐九個人，連開車的人都要經過甄選，有多少年的經驗、有沒有出過車禍、犯過規等等。 還有，記者帶著他們到處跑，最後一天跑到凌晨五點多鐘才回來。我們不是怕別的，是怕萬一發生什麼意外。意外有兩種，一種是可能無緣無故地發生事情，例如醉酒打架或望一眼就來殺人；一種可能是共產黨的間諜殺人。 一百萬獎學金 他們臨走前，我才和他們講:「所幸你們現在沒什麼事。」像裴敏欣有一天出去，到了十一點鐘還沒回來，我一直沒睡，等他回來才安心。 問：第二批可能什麼時候來？答：第一批是提倡的意義，把事情推動成功，是個突破。 下一批暑假就要來。我還打算去日本方面推動。 問：最近你宣布把退職金捐贈出來，做為大陸留學生獎學金，還引起一些誤會？答：我要說明為什麼獎學金要給大陸留學生，因為這是業務上的分工。「大同盟」不是耍替全國同學辦獎學金，而是要促進中華民國的統一。要統一，我們得吸收大陸人才回去影響大陸的政治、社會、教育......; 選擇上，至少能夠在美國接受美國自由思想的學生，回去才可能產生影響，「大同盟」的業務重點，主要放在大陸，獎學金給大陸留學生並不代表歧視我們自已的同學。 我本來不希望目標放得很大，只希望有五十萬美元，其中我自己捐十萬。沒想到後來響應得很快，有兩個人捐二十五萬，四個人捐十萬，加我的十萬，一百萬已經有了。 問：很多人都很佩服經國先生生前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那時你也正擔任黨秘書長職務；經國先生在做這些決定時，想法與過程是怎麼樣的？答：那時秘書長是執行的人。 經國先生在三中全會提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 我們的黨也要變。我問他要如何做？他說，第一，戒嚴考慮廢除；第二，中央民意代表制度的問題要解決；第三，省、市政府組織的題要解決。 好多政策都是他自已提出來要我們去研究制訂，後來開放大陸探親也是他自己提出來的。 探親問題，在我的任內，很多人還有顧慮，但是他還是堅持。在李煥秘書長接任後就執行了。經國先生的政治家遠見實在值得佩服。 探親是最佳宣傳 問：未來我們的大陸政策會往什麼方向走？答：人家常常講我們沒有大陸政策，這是冤枉的。不是沒有，在十三大通過的「現階段大陸工作方案」, 就是大陸政策。 我發現去年一年，法令制度跟不上實際情形，除了探親，還有奔喪、文化交流...... 太快了。應該逐步地看，漸漸減少流弊，第二步做完再做第三步......。 我想我們對大陸也不能不提高警覺，他們最後還是要吞掉我們的。在對本身安全沒有妨礙下，基於人道立場，探親已經不錯。現在公務員的問題很大，因為公務員範圍太廣，民意代表也是公務員，假使有人搞出很多問題來，會使我們的步調更亂。 得對公務員要有交代才好。 探親，對我們是最好的教育，對大陸是最好的宣傳。 |
自民黨震撼國民黨? | 日本最近的政治變化很值得我們注意。 二月分福岡參議員補選，結果自民黨以十八萬票之差，敗給社會黨，而且整個縣只有三個票箱的票超過社會黨，這是自民黨想不到的。以往福岡的投票率只有二 0%, 但這一次提高到四 0%, 他們以為游離票會到執政黨這邊，沒想到剛好相反。 聲望到谷底 三月中，又有宮城、千葉縣知事 (縣長) 的選舉。 宮城縣自民黨的候選人是愛知和男，他父親做過外交部長，他自已也做過外交部次長，又是國會議員。本來在宮城縣是很牢靠的，結果他去登記之後竟然退出。因為他做了民意調查，發現自己只得三成票，對方得七成票。最後，自民黨不戰而敗，連替代者都推不出來。 在千葉縣，自民黨雖然贏了，但十分勉強，共產黨候選人打破歷史紀錄得到七十多萬票，可見民心之向背。 這些事都表示自民黨的聲望跌到谷底。更嚴重的問題，在今年七月二日的參議員選舉。這次選舉要改選七十一席 (約占總數的一半), 如果自民黨要掌握整個議會，必須當選六十席以上。這件事在以前是不會有困難的，但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實在很難講。 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情形？一方面是自民黨本身的問題，一方面是野黨 (在野黨) 也有了改變。 目前日本的野黨，包括公明黨、社會黨、民社黨等，他們採野黨聯合，叫「社明連」, 共同推出一個候選人，使自民黨的局勢更形危險，大家認為它無法贏得六十席，這麼一來，眾議院通過的法案，參議院可以否決，政治必然開始動盪。 野黨聯合能夠形成，跟民社黨新黨魁有關，他是主張聯合的人。過去民社黨跟自民黨合作，自民黨少幾席，由民社黨補，如今情形丕變，所以參議員的選舉備受矚目。 大家心裡不舒服 在自民黨方面，第一是瑞克魯特股票賄賂醜聞案，衝擊不但大，而且還愈來愈升高。它牽涉十三名國會議員，竹下登的大藏大臣 (財政部長) 宮澤喜一、才上任十三天的法務大臣、經濟企畫廳的原田也退了。現在案情發展到把國際電信電話公司的前董事長也逮捕了。這表示「秘書」不能再做擋箭牌了，層次必然升高，很難收拾。 更糟的是，瑞克魯特的前董事長供稱，他給中曾根的兩萬九千股，只有九千股是給他的秘書，兩萬股是給中曾根的。這麼一來，國會要傳前首相問話，如果真的做到了，自民黨在形象、聲譽、領導的權威上，等於是垮了。 第二是因為稅制改革。口本四月起實施消費稅，轉嫁既困難，又沒辦法逃稅，商人都不高興。 第三是年津 (退休金) 問題，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把自付金額從三八 % 提高到四五 %; 另一方面還把給付年齡從六十歲延到六十五歲。這樣，一般人，尤其是農人、公務員，也不高興。 這個局面令自民黨很難下台，公務員不舒服，工商界心裡也在鬧瞥扭，再加上賄賂醜聞，已經到了無計可施的地步。 教訓自民黨 目前自民黨的對應方法是：第一，強調政治改革；第二，使出緩兵之計、希望將七月二日的選舉延到八月二日，看看事情會不會緩和下來；第三就是對外發展，轉移日本人的注意力，尤其他們對北韓的工作；表現得愈來愈積極。 所謂的政治改革，指的是自清。 自民黨之所以能長期執政，靠三個辦法，一個是黨內有派系，誰出來主政，是妥協的結果；第二是自清，黨內要自律，而且徹底做到，否則不可能長期贏得選民信賴；第三是搶先，要知道反對黨想做什麼，搶先一步去做。 而令自民黨大老最不放心的，是「一年生」(第一次當選議員的人)。這些一年生，跟黨的感情不深，地盤也不穩固，非常徬徨。他們有人漸漸覺得，黨最好不要提名我，一經黨提名，反而不能當選。這種空氣一旦形成之後，對自民黨的傷害很大。 針對這個現象，有人提出對策，要這些年輕人自組政黨，但仍與自民黨合作，以解決他們的徬徨。 同時也有人建議竹下登應該「謝天下」, 公開道歉；或者解散內閣，由一些不涉案的人來組織臨時內閣。 目前日本的氣氛是，人民覺得要教訓教訓自民黨，還不至於要其他黨執政。 最好選舉不花錢 自民黨是想了些點子反擊，他們說:「公明黨、民社黨也拿了錢呀！」但因為執政黨不同，國人對他們的期待與看法，絕不同於在野黨；送錢給執政黨與在野黨意義不同，因為執政黨有權。這是個關鍵，不要以為別人也拿了，你就沒事，執政黨不但有事，而且更重，還是無法逃避的。 這次事件跟「田中案」不同之處，是它牽扯太廣，而且是本國人的賄賂。過去，大家稱揚日本之所以能有今天，廉潔、有效率、不受政務干擾的文官是主因之一。但這次瑞克魯特賄賂案，連事務官都牽涉，這也是日本歷史少有的。根結都在選舉太花錢，我認為最好是不要花錢就可以選舉，不過真是不太可能。 話說回來，世界太平靜，也是日本的不幸。目前，日本除了美日貿易磨擦之外，其他沒有什麼大事值得全國關切，所以大眾傳播媒體天天講的都是這件事，事情就變得很棘手。 日本政壇這樣的風雲詭譎，非常值得世界關切，如果日本由在野黨執政，恐怕世界都會因此改觀。 反觀國內，又逢選舉年，同時也爆發了榮星案。對於榮星案，我不願意強調，不是因為有什麼特別的原因，而是大家會聯想到我跟辜寬敏 (辜振甫的弟弟) 有特別的關係。 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民意代表的品格問題，一定要自我檢點。我不認為這件事和日本的賄賂案有什麼相同之處。但是，一國的執政黨當選與否，對另一國的執政黨能否當選，是有感染力的，日本對台灣亦如此。 (李慧菊採訪、整理) |
張俊宏/台灣本是世界島 | 未來的太平洋世紀，日本已跑在前面，韓國也起跑，我們則置身事外。但我相信台灣在未來是會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甚至超過雄心勃勃的韓國，和資金雄厚的日本。我們有些條件，是別人無法取代的。 但要尋找台灣的發展策略，必須先瞭解現狀的一些惡性循環。第一，中國大陸這麼大，共產黨的領導不去搞大的事業，卻把矛頭對著台灣，這是他們失去信心的表現。其次，國民黨一方面壟斷台灣的資源，「反攻大陸又無望」, 卻把矛頭對準反對派。反對黨則在國民黨壓力下，有些人不對外發展，反而把矛頭對準自己人，於是有內鬥等問題。 稍把箭頭撥一下 現在是調整矛頭方向的時候了，不妨試試看，民進黨調整箭頭對外，撞擊國民黨，使它恢復生機，再由國民黨撞擊大陸，中國人愛面子，大陸學學美、日都不行，學同是中國人的台灣，就沒有面子問題。如此改變內鬥的循環，再由中國撞擊亞洲，創造「太平洋世紀」, 最大的意義則是展開一個新的生命 -- 對外發展，前面就有一個無窮大的空間。 早在日本想發動大東亞共榮圈的時候，台灣是日本人眼裡的核心。大家不要低估那一班帝國主義者的智慧，他們發現了台灣豐富的無形資源。 用英文跟他們拚 把歷史和地理一起考慮，歷史上，台灣有中國的血統、淵源；地理上，放眼北方，是亞洲最大的腹地；放眼南方，掌握經濟的全是華人。日本人受了語言、文化上的障礙，無法獨力併吞這些資源，要借助台灣這座橋樑。 台灣過去四百年累積下來的負債，今天已經變成資產。從荷蘭人、西班牙人、滿清、日本人到國民黨帶來的文化，以及戰後的西方文化，四百年來，學別人的文化、語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我們學會了，而變成龐大的資產，我們懂美國話，美國人卻不懂我們的話。 有些地方我用國語演講，別人批評我，但我認為語言是工具，不必當成尊嚴的象徵。中國人在美國就得用英文跟美國人拚，不是用閩南語拚。但為什麼這一點會使台灣變成二十「世紀太平洋的主人？太平洋中間幾個大國 -- 美國、日本、蘇聯、中國，這些國家想要馳騁於亞洲，需要一個媒介，那個媒介比台灣更適合呢？因此，將來我們會成為文化的詮釋者、經濟的中介者，以及政治的協調者的角色。太平洋的大國想縱橫亞洲，必須先看好台灣。 楊國樞先生在「大學」雜誌時代說過，回顧歷史軌跡是令人失望的，中國的南方民族不斷在北方人侵入下，從黃河流域一直往南遷移，到長江、珠江，如今跑到美國去了。 往上，往上 但易經說得對，物極必反，現在已經在回升了。美國的地氣從東岸移到西岸，亞洲的地氣也從南方升起，整個大陸最繁榮的是東南沿海，長江流域次之；但比東南沿海更繁榮的是香港、台灣。 地理上，台灣正好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大陸、和最大海洋之間的臨界點上，腹地寬廣。台灣更是大陸民族裡最先接受西洋文化洗禮的，是大陸民族最先變成海洋民族的一批人，吸納龐大的海洋文化的靈氣，未來是無可限量的。 這是我一再強調「世界島」的基本理念。有人主張台灣只適合往東、往南，不適合往北、往西發展。二十年前我談海洋文化時，也是這種看法；但我最後說，等台灣吸足海洋靈氣，只要心胸放大、眼光放遠，是東南西北都可以走的。 我有一次演講，一個牧師對我說，東南西北都對，但你忽略了一個方向 -- 往上。往上，更是一個無盡的空間。這指的不是往太空發展，而是靈性。今天台灣的物質已十分發達，我們必須更進一步提升精神、靈性的層次。 靈魂工程 這是一種意識的力量，我認為這就是台灣意識；爭民主、自由的意識。日本人、德國人過去成功了，但它毀在軍國主義上；猶太人也成功了，他們只占美國人口五 %, 卻控制他們的經濟與文化。 現在我們兩千萬人口，剛好占十億人口的五 %, 憑什麼同樣的五 %, 不能掌握中國，扭轉整個亞洲？這個關鍵在，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台灣意識，卻沒有完成靈魂工程的第二階段，就是整合，不論內部意見多麼紛爭，但對外是一致的，我們現在還沒做到這一點。 如果能完成的話，彼此團結，我相信這是突破時代的起點。 |
錢復/做智者,不做老好人 | 問：李總統從新加坡回來後，透露很多訊息；其中，他也說新加坡是個非常懂得生存策略的國家。這很自然令人想問，中華民國的生存發展策略及國際定位在那裡？答：首先要知道台灣比起新加坡，比較有能力成為一個經濟單元，可是卻是一個天賦貧乏的單元，所以我們不能自外於國際社會。 很自大也很自卑 參與國際社會，要建立國際化的觀念，沒有什麼比心理建設更重要。我們總有一個極端的情結，有時覺得自己很大，有時又很自卑。 我們必須屬於國際社會，但是這不是說大陸也要、東歐也要，什麼地方都要，這也是過度反應。事實上，對我們有幫助、對我們發展有貢獻的，我們優先要；對我們發展幫助有限的、甚至仰賴我們的，又何必呢？至於發展目標，自然是以人民安居樂業為目的。民主政治已經是過河卒子，只有往前衝。經濟上還是要農工並重，農業存在的意義，是為了生態平衡，如果全台灣都是水泥大樓，那是個什麼樣子？人天天在這種水泥大樓環境下生活，一定退化，不會長久的。 工業方面台灣已到了一個轉變的階段，就是利用高科技，帶動新興工業和傳統工業。 另外，服務業在將來也會占個分量，但不是只有金融或刻板印象裡的投資或違法交易，倒是養老、教育、觀光及醫療這些服務業是主要方向。 問：你剛提起參與國際社會的心理建設，指的是什麼？答：就是務實，我們有多少力量、說話說到什麼程度，自己要有數。在無邦交情形下，如何使你的國家有好處，我的國家也有好處，而且不傷害你的整體外交。反過來說，如果我跟你沒邦交，你做什麼我卻都要說話，那就不務實了。 問：那麼什麼才算是對我們有幫助的國家？答：經貿密切往來的，就是對我們有幫助的國家，沒什麼經貿關係的，就是不太有幫助的國家。 問：內部發展整個方向加起來是什麼意義？台灣未來在國際上到底可以占有什麼樣的位置？答：希望照這樣努力發展，到二十一世紀開始時，平均國民所得及經濟結構，都可以趕得上先進國家。 李總統在訪星記者會上，一直提到一九七一年聯合國的決議案。當初我們講得太漂亮，漢賊不兩立；事實上，我們最後都妥協了，還是沒用 (指退出聯合國)。即使那時候妥協有用，也是再拖幾年而已，因為中共要價太高，非得通過阿爾巴尼亞案 (排除中華民國), 才肯進去；所謂雙重代表，中共不願意，最後聯合國只有承認以中共為代表的中國。 阿爾巴尼亞案，是把我們在國際上一筆勾銷。這中間沒有牽涉到對和錯，沒有是與非，完全是力量的問題。 問：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處境？答：國際政治是個現實的東西，我們不必要歎氣，但一定要認清這個事實。一九七一年這麼一畫，中華民國在世界政治地圖上就不存在了。誰能說我們不是個國家，但現在菲律賓要通過「台灣關係互惠法」, 中共說，你們談的根本不是個國家。現在聯合國、中共都這麼說，還逼菲律賓跟他一起說。 將來我們用三十年時間，生聚教訓，憑自己的力量，要回政治舞台，也不容易，除非中共的念頭整個改變，但我們的經濟舞台是無限寬廣的。 咬牙切齒去拚 問：這樣的處境，恐怕是史無前例，中外少有。 答：不錯。所以生活在台灣的人，自己要記住「母忘在莒」的意義，這不是八股，而是我們要認清楚我們處境之困難，然後咬牙切齒去拚。我也常說，我沒有權力悲觀，我在別人面前必須抬起頭來，那只有去拚。 問：現在有人認為二十一世紀是太平洋世紀，台灣可成為另一個日本，照你的講法，請評估一下，我們可能的角色？答：首先要講二十一世紀是太平洋世紀，美國、日本都認為如此，比較有抗拒的是西歐。但就投資和貿易成長率來看，如今亞洲地區已超越歐洲，未來太平洋世紀是太明顯了，趨勢在那裡，動力已經形成，除非我們犯了大錯。 要知道台灣可以扮演什麼角色，我們先分析日本為什麼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 我們發現日本政治、經濟力量的配合，是很重要的原因。日本的經濟結構跟我們不同，他們是沿襲戰前大財閥、大商社、大銀行的做法，也認為日式管理勝過美式。 他們的經營模式也得到政府支持，像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兩個上下其手，這在我們國家就叫圖利他人，根本不可能形成。 我在美國五年半，看過兩任日本大使，實在再清楚不過。我們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智者」與「老好人」 問：他們是怎麼一回事？答：他們和財團的關係實在太密切。例如談到貿易問題，太傷腦筋，日本大使可以飛出去渡假，留下來的攤子就給企業去解決。日本大使館大規模的請客，都是業者出錢，日本政府與企業的關係，如臂使指，太順了；我們天生就注定兩者不能太親近，後天上更是有限制。 問：我們能扮演亞太地區的領導角色嗎？答：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要扮演單獨的領導角色，或者跟其他國家共同領導，都不太可能，理由是政治，邦交的限制是很難克服的。我們能做的，是扮演一個活躍的全色。怎麼活躍呢？這就要看是否有積極的人才，語言好、觀念新，別人可以接受，自然尊敬你。 問：能不能再說得具體一點？答：也就是說，在這個太平洋區域上，有什麼問題，人家第一個會來問問你，聽聽你的意見，有點像 wiseman (智者) 那樣，出了問題，我們幫忙解決。 問：聽起來有點像瑞士在國際上 nice guy (老好人) 的形像。 答：要比 nice guy 更積極一點，但比領導者稍差。領導者必須與所有太平洋國家都有邦交，才有可能。 問：到底差別在那裡？答：這外交關係是一切關係的基礎和根源，沒有外交關係，其他關係可能有，但是靠天吃飯，萬一有人干預就沒有了。不幸的是，我們經常受到第三者的干預，像很多條約根本就沒辦法訂。 最近幾個月有個大轉變，以前還不太可能，就是在觀念上、做法上都比較有彈性，注意聽李總統在記者會上說的幾句話，非常有意思，早幾年做，也許可以避免很多困擾。 問：現在美、蘇、中共之間的三角關係有了新變化，台灣可不可以利用這種新的三角關係？答：一九六九年以前的三角關係，中共距蘇聯近，離美國非常遠，這個三角關係不穩定，造成世界衝突對立 (因美較恐懼)。此時美國需要我們，跟我們近。 一九六九～七二年，中共與蘇聯距離拉遠，美、蘇、中共幾乎變成等邊三角，美國覺得可以玩了，所以「正常化」的論調也接著出現。七二年之後，中共跟美國拉近，跟蘇聯拉遠了，造成蘇聯的緊張，世界局勢也不安定。中共跟美國太近，對我們也不好。 今天，慢慢又回到一九六九年後，類似等邊的關係，三國的距離都差不多了。這個關係的好處，是世局穩定，戰爭不太可能發生。 我在美國賣這套靈藥很久，在斷交之前就如此，我告訴美國，不要跟中共拉得太近，刺激蘇聯，造成世局動盪。我想藉此阻止他們建交，不過還是沒有成功。 現在的的確確是等邊三角形，這個局面，我們沒辦法利用，也不必太憂慮中共、美國接近的關係。 認清自己是誰 問：不能利用這種關係的理由是什麼？答：這樣說，你要利用別人，必須有很強的資產，今天我們沒有這麼大的本錢。所以還是要務實，有多少本事，說多少話，認清自己是誰。 |
王作榮/面對現實,以小侍大 | 問：我們知道在你的腦子裡，一直都有一幅國家建設的藍圖；這個藍圖的一個前提是台灣定位問題，這方面你的看法是什麼？以實體姿態出現 答：首先，我從來不認為台灣可以成為獨立的國家，也不把它與大陸分開。 第二，不管情勢怎麼變，生活在台灣的人，有責任將台灣建設成一個現代國家，就是經濟發展到非常進步的階段，這是外交、國防最基本的支持。要促進經濟發展，你可以列出幾百條方法，但最根本的是尊重私有財產，擴大來說，就是尊重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解除國營企業、政府管制的束縛。 經濟發展到一個階段，人民自然有追求政治參與的衝動和需求，這是天性，故政治必須民主。自由經濟、民主政治都是公平競爭，必須有一套規則，這就是法治的社會。所以，現代的國家，就是經濟自由、政治民主、社會法治。能做到這點，台灣就對歷史有貢獻。 第三，就國際地位來說，必須指出來一點，我們受到很大的限制，充其極限，只能做到讓國際知道台灣實體的存在，而且有經濟政治等實力，這種存在對大陸很有影響。 何必一定要入會？承認我們是個實體後，就有利人民與國際交往，包括經濟、文化，甚至政治外交等。李總統訪問新加坡，也應該這樣看，人家稱他是「台灣來的總統」, 實在應該滿意了，至少已經承認你是個總統，管你從那裡來，台南來的也無所謂，如果能對菲律賓等國也做到這個程度，就是個極限了。 至於參加 OECD (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這些會員都是獨立的國家，跟中共都有邦交，不會讓台灣入會。如果我是政府官員，提都懶得提，不必做這些無謂、沒有效益的努力。 即使是 GATT (貿易暨關稅總協定) 都難，只要在分會有觀察員，甚至派個記者都好，瞭解他們的活動，要交涉時有個管道就夠了。有情報、知道他們的政策就好了，何必一定要入會，我是很實際的，至於 IMF (國際貨幣基金), 提都不要提。 這就是我們在國際上的定位，以實體的姿態出現，別人肯定我們的實力，只能到這個程度了。 問：那對大陸的關係呢？答：至於跟大陸的關係，政府搞不清楚，民間也搞不清楚，我當然也不清楚。現在是民間拚命往那邊跑，政府拚命拖住，這充分反映政府與民間想法不同。民間不守紀律不跟政府合作，是水準很低的人，政府跟民間應該重新檢討，立場必須一致，這樣中共才不會想隨便來動你。 與大陸交往，我覺得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安全，其他的都可以放手。法統啦、什麼匪不匪、郵票要不要蓋章，名稱問題並不重要。 問：參與國際組織是政府積極工作的目標，但你認為只要保持溝通管道就夠了？答：我當然也希望我們可以入會，但老實說，機會太小，也許我們可以再創奇蹟，我也不知道。 我對於部分官員大事宣稱，談我們如何可以進入 OECD、GATT, 我認為非常失策，給人民一個誤導的幻想，以為我們了不起了，一旦不能參加，又是個大失望。輿論也要負責，要過濾可能性，不要一起起鬧。 要跟中共周旋，更不能在國際上拚命強調我們可以獨立地參加組織，這樣只會引起中共緊張、壓力更大，等他壓不住的時候，他橫著來，就是武力了，犯不著嘛。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這麼小，他們這麼大，必須想出一個策略，如何與大的相處，而能保證自己平安無事。 芬蘭是個很好的例子，以前蘇聯常欺負它，它的四周全是共產國家，但它還是活得很好，沒有被赤化，它有它的本事，這是值得我們該學的。中國古書上也常說「以小侍大」的道理，我們應該設計一套這樣的政策。 問：如果台灣能更開放、更國際化，不論在經貿、文化各方面的活動都與世界密切結合，融入國際，是不是防止中共的一個好策略？默默去做 答：任何政策都是累積出來，不是誇大出來的。台灣現在的情形，只能默默去做，你的經濟力量愈來愈強、政治民主，別人會感覺出來，這樣就累積成好的國際形象，十年前誰能想像台灣有這麼大的聲望啊？慢慢、默默去做，等中共發現了，我們的國際實力已到某一個程度，他也不得不隨著潮流承認。統治者都是人，人都要面子，你叫得愈大聲，他愈覺得中國統一愈來愈不可能，他現在就會開始打主意。 以小侍大的道理，安全第一，你靜靜去做，另一方面，我也不冒犯它，也許中共就會裝作看不見。 問：最近外交部提出彈性外交的說法，李總統訪星之後更確立這個政策，你是不是認為...... 答：我是不太贊成。這不能增加我們在國際上多少實力，象徵的意義大，只是滿足自己的驕傲，反而引起中共緊張。以小侍大有個策略，我們什麼時候聽過芬蘭在國際上大叫「我就是沒有被蘇聯赤化，我就是個民主國家」? 他用不著嘛。 書呆子的自我膨脹 問：目前「太平洋世紀」的說法很流行，有人也認為亞洲地區中國人最多，以台灣在歷史上、地理上的位置，很可能成為「太平洋世紀」的一個主人，你認為呢？答：這是那些書呆子、不負責任的人胡說八道，我從來不這麼想。台灣有兩千萬人擠在這個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地方，一點資源都沒有，怎麼可能跟日本一樣，變成個大力量？地球上四通八達的國家多的是，菲律賓不也一樣嗎？也有人主張大中華經濟共同體，這都沒有仔細考慮過。香港將來是大陸的一部分，根本沒這個問題，所以只剩台灣跟大陸。但兩邊的制度不同、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政治上，你當我是地方政府，我當你是地方政府，何況又有國防上的考慮，怎麼搞得起來？搞共同體對台灣有什麼好處？你是要那邊的市場，去投資，現在不搞共同體，還不是照樣去做生意。 大陸這麼大，台灣能對它的影響實在有限。中共現在一年收一百億美金外資，台灣能占多少？還不是一滴水，無影無蹤。 頂多做個瑞士 問：但有一種說法是，運用經濟力量，漸漸改變中共，使他的政治朝向民主，才有可能談統一。 答：經濟是會影響政治，但必須是內部的力量，台灣對大陸，好像美國對台灣，不過在外面叫叫而已，美國還可以用力量壓我們，我們有時不得不讓，但台灣有什麼力量去壓大陸？這必須等它內部的經濟發展到某一個程度，才有可能改變。但話說回來，經濟發達也並不一定保證政治民主，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經濟也很發達，照樣發生獨裁政治。台灣能做的，是激發的力量，你看，同樣是中國人，我們就過得比較好。 說起「太平洋世紀」, 我看主要是日本、韓國有可能，大陸如果搞好了，也是個強大經濟力；而且別忘了，太平洋地區還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跟紐西蘭，不要以為太平洋就只有一個台灣。 台灣到現在，還是以初期工業為主，高級工業還談不上，也看不出來這麼點地方，能成為太平洋的中心。經濟繼續繁榮，生活富裕，都可以做得到，但怎麼可能成為中心？我們從來沒聽說瑞士、荷蘭成為歐洲的中心吧！ |
司法藍波平司法藍波-翟宗泉看高新武事件 | 問:「吳蘇案」爆發後，在司法界及社會上引起很大震撼，你認為這個案子暴露了那些問題？答：吳蘇案反映出司法界三個問題。第一是司法風氣問題。長久以來社會不滿司法風氣、輿論不滿司法風氣，甚至司法官本身都不滿司法風氣。這些不滿移情到吳蘇案上，許多人對高新武喝采，是因為他辦這個案子等於在辦司法風氣。 紹興師爺的教育 第二是司法人事問題。司法界人事升遷、調動始終沒有客觀具體的標準，某些貪臧枉法的人照樣可以升官；安分守己、有理想的司法官卻不受重視，影響到司法官的士氣。 第三是司法教育問題。目前我們的司法教育仍停留在法條教育、法律文字教育，缺乏法律哲學、法治倫理、法律歷史學等教育，說得不好聽一點是「紹興師爺的教育」。某些司法官顯得「有才無識、有膽無量」就是因為對現代民主法治的基本素養不夠。 問：你對於高新武檢察官的作法看法如何？答：我認為他的錯誤遠大於建設。民主法治和專制獨裁最大的區別就是前者必須有「正當法律程序」。專制獨裁只要目的正當，不管用什麼方法去做，例如何梅尼認為魯西迪是壞人，就可以下令殺掉他，其他都不考慮；民主法治則不然，一定要建立在正當法律程序上。 在民主法治的前提下，縱然貪污是違法的、應該偵辦的，但一定要依據正當法律程序，不能用違法的方式來偵辦違法的行為。 再說在檢察一體的制度下，首席檢察官可以指揮檢察官，檢察官可以指揮司法警察。高新武遵守了指揮司法警察的部分，卻拒絕上級檢察官的指揮。一個司法官不能說我喜歡的法令才接納採用；不喜歡的就不接納採用，不能有雙重標準。 熱情而不狂熱 問：很多人支持高新武和四位集體辭職的推事，是因為循法律途徑的改革方式太慢了，司法界中某些人是否也有這種心態？答：或許有些人覺得當權的人觀念比較保守，高階層到現在還不覺醒，必須用一些激烈的方法使他們醒過來。高階層改革的步調當然應該加快，但我反對用破壞法律的方式來改革。 我認為司法官固然要有熱情，但不能狂熱，因為一旦失去理性，就不容易有正確的結果。 英國學者培根做過法官，他曾說:「做一個司法官，謹慎比智慧重要，受人尊敬比受人喝采重要。」 問：吳蘇案之後一連串風波，對司法界產生了何種衝擊？答：正負面影響都有。正面影響是提醒了大家，尤其是有改革權力之人重視這個問題；負面影響是也許會帶動更多人使用破壞法律的方式。我擔心那會使社會大亂，把我們多少年來辛苦建立的一點根基都摧毀掉了。 問：在目前的環境下，你認為應該由誰來推動司法改革？到底可以改革到什麼程度？答：在民主法治之下，改革不能靠一、兩個人，必須由一群人來改革。 純淨的審判空間在那裡？談到司法改革，相信絕大多數人都贊成，問題是要用修改法律的方式來改革，還是用破壞法律的方式來改革。 司法改革需要持久的奮鬥。我記得老子說過一句話:「飄風不終日，驟雨不終朝。」司法改革不能像颳風一樣一下子就過去了，要像春風化雨。有志於麰畦 q 法的人應該留在司法界，受到挫折不要灰心，秉持以法律的方式來改革司法。 階段性來講司法改革問題的確很多，但整體來說我是樂觀的。 問：從去年「五二 0 事件」後，某些司法官發起「還我們一個純淨的審判空間」, 接著又發生了日前的「吳蘇案」, 短短不到一年之間，司法界事件不斷，這和大環境的變動是否有關聯？答：歷史的進化本來就是由農業社會發展到工業社會，在農業社會主要是靠倫理道德，即德治；到了工業社會才發展出法治。中國傳統文化裡根本沒有法治這個東西，是由西方學來的。到現在還有很多人把法治和德治混淆不清。 在英美，法治是慢慢演進、慢慢實驗出來的，而我們卻要在短短幾十年中建立起來。而且人家的法治是自發的，我們是外塑的，在這樣的背景下，當然很難調適。但我希望這個調適期短一點，調適的代價不要太高。 在這個調適的過程中，現代司法官不但應該是執法者、司法教育者，還應該是守法的楷模。 「還我們一個純淨的審判空間」當然是應該的，問題是不應該有雙重標準，當別人干涉你的時候你要求一個純淨的審判空間，當你干涉別人審判的時候又不管那一套。 干涉司法的方式有很多種，不一定是長官的干涉才叫干涉。 問：司法獨立也是談了許多年的問題，你認為我國的司法到底獨不獨立？答：多年來我在司法界的確看到一些「乖乖牌」或「功利派」的司法官，但也看到許多有相當獨立性的司法官，至少我自己絕對是依法行事的。我們不能用二分法說司法是獨立或不獨立，要看現在是不是比以前更好，能不能配合時代的需要。 就我看，現在司法官的素質提高了，客觀環境也比較好，應該可以做得更好才對。 待遇不成藉口 問：有人說改革司法風氣應由提高司法官待遇著手，你的看法如何？答：歷年來司法官的待遇已有相當改善，應該不是貪污的藉口。目前一個大學法律系畢業生受完司法官訓練，初任司法官可以拿到一個月五萬塊錢。現在社會上除非有特別際遇，年輕人有這樣待遇已經很不錯了。 以我來說，每個月可以拿到八萬塊錢，一半我都用不完。所謂的饑寒起貪心，這個因素應該已經不存在了。 對於改革司法風氣來講，提高待遇只是其中的一種方法，司法官的選拔、訓練、考核等更應該加強。 |
國力知多少 | 中華民國，從現實的有效管轄區來看，國力是強？是弱？在全世界一五七個主權國家中，它的整體實力大約排第幾名？這些問題或許有趣，其答案卻是嚴肅的。 國際關係 -- 無論是合作、競爭、敵對 -- 就像是一局棋；每個國家必須仔細衡量本身和對手的實力，估算對手的布局、走勢，然後謹慎落子。一個國家如果眼光太低，放棄了它在國際社會中可以扮演的合理角色，固然是一種損失；但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充分的條件，而企圖扮演強國角色，則可能招致災禍。 因此評估國家實力、為國家定位，是決策者艱巨的任務。同時，國民對國力的評估也是凝聚對國家向心力的一個基準。如果國民對國力認知不足 -- 無論是過或不及 -- 對國家的認同、對政府政策的支持都會打折扣。 變數過多，難以量化 政治學家對評估國力的標準曾提供不少原則。一般而言，領土、人口、農產、礦產、工業能力、軍事力量、政府效能、國民士氣等，都是構成國家實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問題是，其中部分因素根本無法予以量化，而可以量化的因素，也無可避免地因一些抽象因素的影響改變分量。 正因評估國力的變數過多，難以量化，迄今只有美國戰略學家雷。克萊恩曾在一九八 0 年著作出版的「World Power Trends and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l980’s」一書中，將各種標準簡化為一公式，據以分析、評估世界各國的國力和地位。 在他的估算中，中華民國的總體國力在全世界排名第十二。然而因雷氏的評估過於偏重戰略考慮，且他對一些抽象因素給分相當主觀，因此並未能在學術界建立權威。 國民士氣難捉摸 本文列表選取可以量化的十個項目，並就各單項排名；然而如果考慮各單項的相關變數，則其排名可能未必精確。 例如，我國領土狹小，算得上是蕞爾小國；但在五 0、六 0 年代，因位居美蘇、美中 (共) 對峙的太平洋防線上，而享有額外分量。如今這項戰略優勢雖因美、蘇、中共和解而成明日黃花，但臺灣島是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貿易航道上的重要據點，在某種程度上仍擁有超過領土實際面積的分量。 又如，我國的製造業產值表現相當優異，但如果進一步分析製造業的結構，可以發現我國的高級、核心工業比例不高，這是未來參與國際競爭的隱憂。再考慮到我國的能源產量幾乎在全世界排名中敬陪末座，這項弱點嚴重地削弱了工業發展的潛能，更暴露出我國國力基礎的弱點。 在所有與國家國力有關的因素中，最難以捉摸、卻極為重要的一項是國民士氣，克萊恩稱之為國家意志。國民士氣是一國國民在平時或戰時支持其政府政策的決心程度。如果國民中有一部分人始終覺得其權利被剝奪、意見不受重視、不能充分參與國家事務，則他們對國家政策勢必不會支持，當國家面臨危機時，甚至可能陷於分裂。 美國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認為，政府素質是建立國民士氣的關鍵因素。在克萊恩的評估中，中華民國的國家意志與以色列並列世界第一。姑不論他的見解是否客觀公正，至少近幾年臺灣的內部情勢已大不同於一九八 0 年的狀況。 滿意程度下降 從中華民國民意調查基金會自一九八六年起所作的幾次民意調查來看，我國人民對政府政策的支持程度正持續下降。一九八六年，民眾對政府整體施政的滿意度為八二。三 %(編按：含非常滿意、滿意和普通三項，自一九八七年起，該調查取消普通一項); 一九八七年的滿意度為七一。一 %, 一九八八年上半年為六三。二 %, 下半年為五九 %。 其中外交政策一項的滿意度始終低於四 0%, 顯示民眾對我國外交地位的認知與政府有相當大的差距。 摩根索曾說:「士氣是國家權力的靈魂，外交是國家權力的頭腦。」一個國家即使擁有其他各種基本優勢，如果這個政府的外交視線模糊、判斷有缺點、決心軟弱，則將無法策勵國民充分運用這些優勢條件，強化國家的長期發展。 摩根索並進一步指出:「一個政府或許正確地瞭解其外交政策的要求是什麼，也瞭解人民支持外交政策的內政要求是什麼；但是假若它不能領導輿論支持它的政策，則它在外交方面的努力將是徒勞，它將浪費掉國家所擁有的其他權力要件和資源。」這或許是我國政府必須戒惕的，也是我國國力評估中最大的負面因素。 (本文參考 Hans J. Morgenthau 著 Politics among Nations 和 Ray S. Cline 著 World Power Trends and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l980’s) 「沒有眉毛的人」 國力評估通常並不包括外交關係 (與外交政策有別), 因為這點在所有國家都不是問題。 目前國際法上對國家的承認已採用「宣示說」, 即承認所有政治實體為國家。美國前任副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福即曾表示，美國的政策是與所有國家建交。 外交關係不可或缺？在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方面，自一九六 0 年代起就實行普遍化原則，規定只要是主權國家就可加入。在冷戰時期，各國對分裂國家實行的排斥政策，如拒絕北越、中共、東德、北韓參加任何國際會議或組織，已經成為過去。甚至曾因實施白人少數統治政策，而遭到各國排斥的南羅德西亞問題也已解決。 目前在建立外交關係方面形成問題的，只有塞浦路斯北部土耳其裔成立的獨立國，和南非建立的川斯凱 (Transkai) 等黑人小國；前者只有土耳其承認，後者只有南非承認。 從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趨勢來看，世界各國應該與中華民國建立外交關係，並支持其參加國際組織；但現實情況卻因中共的政治壓力而相反。 不過其實有外交關係及加入許多國際組織，並不能保證國家的生存與發展。一九七五年，南越滅亡前，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有外交關係，也是許多國際組織的正式會員；北越只有少數國家承認，參加的國際組織也很少，結果卻是北越併吞了南越。 此外，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擁有很好的外交關係，卻未有良好的國家發展，甚至在饑餓的邊緣掙扎。相反的，外交孤立未能阻止中華民國的生存與繁榮。所以，外交關係並不是一個國家生存與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雙方面的損失 目前我國缺乏廣泛正式的外交關係和無法參加國際組織的最大問題，在於它造成人民嚴重的挫折感，並且成為國內政治鬥爭的話題，因而引起國內政治不安，進而影響到國力的提升。這就好像一個人生來沒有眉毛，這個缺陷並不會妨得他的身體功能，卻可能嚴重挫傷他自尊，影響到他的人格健全發展。 從另一面來看，我國的國力足以對國際事務發揮的影響力，因為與許多國家沒有邦交、不能參與國際組織，而受到限制；我國對國際社會可以提供的積極貢獻，也無從發揮。這是我國和國際社會雙方面的損失。 (丘宏達口述，任孝琦整理) |
產業跨步國際-接棒與交棒之間 | 就像交通銀行董事長謝森中說的，每一個國家產業的發展，都是不斷「接」(picking up) 和「放」(giving up) 的過程：一面從先進國家引入新技術、新產業，日落西山的產業則由跟在後面的國家接棒。 甘願認他做爸爸 政府、學界呼籲產業升級多年，部分言論也透著「恨鐵不成鋼」的味道，在全球大環境及台灣內部條件更易的互動下，在「接」的功夫上，已可嗅出一些新風向。 首先是合作，包括企業與企業問，國內與國外的合縱連橫。 「我甘願認他 (外國公司) 做爸爸，他就不得不教我。」聯成石化總經理苗豐強說出他與國外合資設廠的策略。 以往國內企業與外資合作，總要占五一 % 以上的股份，但要技術轉移，還是得付外國公司權利金。 苗豐強一反過去「四九對五一」股權分配的慣例，去年他陸續投資八千萬美金，與「英國氧氣公司」(British Oxygen Corporation) 及美國 Monsanto 公司合資在台建廠，但外資與台資比例各一半。 他認為如此一來，別人也會把這家公司當作親生兒子一樣看待，絕不會「留一手」。也因此，他跟英國氧氣公司談判的結果，聯成可以利用它設在全球十三個研發中心的成果，並分享所有的專利。 百分之一的股權之別，代表的是跨步國際重要心態的轉變。 如同太平洋電線電纜總經理孫道存所說，國內企業規模小，必須把企業做大，或者是國內企業彼此兼併，或者與國外合作，才能進一步拓展國際影響力。 願意參一腳 借外力，就是很重要的策略。聯成用的是一招，而中加投資又創出另一個模式。 中加投資的副總經理汪其桐坦承，國際投資牽涉太多複雜的經濟、甚至政治因素，憑台灣目前的能耐，光是做投資評估，都很吃力。所以中加投資從加拿大找來合作夥伴 Edper 集團 -- 是加拿大排前三名的多角經營集團。 「只要他們投資，我們都參一腳。」汪其桐說，除了信賴他們之外，別無選擇。 類似中加這樣的專業投資公司崛起，是推動國內企業間接合作的主力。 例如專以投資高科技為主的創業投資公司，目前已有十二家；三、四年來，從五十多家民間企業，加上交通銀行的投資，共吸收了一億四千萬美元的財力一搏。 令交通銀行謝森中得意的是，這十二家創業投資公司，專注的區域不同，分散於美、日、歐，等於形成了一個投資網，彼此可以互相激盪。 結合分散各處的力量，則是現階段「半官方」機構的另一體認。 小企業動起來 外貿協會行銷資訊處處長潘健行也指出，過去外貿協會帶團出去，都是以做貿易為主。可是最近的團員組成，除了企業界之外，更囊括工程單位和金融機構，作戰體的雛形已形成，也顯示企業界願在外扎根、長期奮戰的企圖。 小企業也動起來。「大企業大幹，小企業不是不能幹，只是小幹而已。」做鞋子做了十幾年，花旗國際鞋業集團的總裁黃昭夫，對中、小企業海外發展有深刻體驗。 而花旗的經驗，正足以說明台灣產業在「收」的過程中，同時也在「放」。 從一九八五年到現在，花旗一共輸出二十一條生產線到低度開發中國家，像大陸、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花旗今年下半年的目標在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及利比亞，明年則已看中越南。 黃昭夫剖析整廠輸出的奧秘，不止是輸出整套的機器，教別人做鞋；由於這些國家相關工業還沒有辦法配合，膠水、塑膠線都得進口，又幾乎完全沒有接觸國際的經驗。所以花旗一口氣就跟這些合作廠簽五年合約，包辦他們的原料採購，以及接訂單的工作。轉手又產生五 % 以上的利潤。 當初把低層級的運動鞋、膠鞋技術轉移出去，不但同業譏為「教會別人打自己」, 公司大股東也不贊成。 如今，花旗已停掉低級產品生產線，只專心製造自己品牌的高級鞋，每雙鞋的單價，從三塊半美金躍升至五十塊美金。 「現在，當初笑我的人都跟我學。」黃昭夫禁不住得意。 不正是我們要的？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黎昌意也透露，以製造電子計算機為主的英業達公司，已經決定帶著十幾家衛星工廠，一起到東南亞投資設廠，以台灣做為總部及研發中心。 將勞力密集的製造業轉到合乎比較利益的國家；將台灣升級為設計、研發中心，可能是帶動台灣另一波經濟升級的伏筆。 在這股海外投資熱潮中，有一派人提出擔心產業「空洞化」的論調。 但另一派的台大經濟系教授薛琦認為，這種看法，是「搞不清楚手段和目的」; 以技術、服務這類附加價值高的產業為主幹，「不正是我們要的嗎？」 關鍵可能正如同交通銀行的謝森中所說:「只要 picking up 的能力夠強，又何必擔心 giving up?」 |
台灣出擊! | 商人正在改變台灣，經濟務實主義正在改變世界。 在亞洲。本省籍的國民黨中常委兼財政部長郭婉容率大型代表團，歷史性的出席亞銀北平年會，被視為國民黨修改「三不」政策，以自信心承認「一個中國、兩個政權」的事實，震驚中國。 在歐洲。理律法律事務所的律師徐小波，多年來不斷有機會替政府、企業界對外交涉。他最近的一件大案子，是協助企業界，在歐洲設立一個工業區，因應一九九二年的歐洲單一市場。 「你等著看，如果在五年內，能在全世界設二十個工業區，台灣就不一樣了。」他神秘地笑笑，顯然心中有個長程計畫。 在美國。宏碁電腦有一個一百多人的研究發展中心，有發貨倉庫、經銷商和分公司。其中有些經理級以上的外國人，已持有宏碁的股票；宏碁在最近可能震撼性宣布，由一位在國際大公司任職的華裔美人擔任宏碁集團的總經理。 「我和施振榮總覺得自己的國際眼光仍然不夠。」宏碁執行副總經理邰中和解釋考慮延攬新總經理的原因。而更深刻的思考是，在美國的老中常抱怨「黃皮膚的障礙」; 同樣的，一心想成為國際大企業、自認時機已經成熟的宏碁，也考驗自己是不是胸襟夠大，能像對待自己人一樣，看待外國人。 事實上，在一個對經濟和外交極有興趣、「充滿想像力」的總統領航下，面向世界，拓展國際空間的戰線，已經從海洋到大陸全面拉開。工商界，無疑是這波行動中的先鋒，代表一個新台灣的崛起。 重畫世界地圖 和風吹起。由美、蘇帶頭的握手言和，也促動東西集團、國家彼此調整距離，重畫一張世界地圖。中共離蘇聯近了，蘇聯極力拉攏日本，日本想跟北韓親近，北韓考慮跟南韓和談。共產陣營忙著塗改馬克思的面貌，連帶地，台灣與大陸以往「漢賊不兩立」的關係，已吹起另一陣風。 「經貿問題幾乎是國際關係的全部。」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所長林碧炤詮釋務實主義潮流指出，貿易摩擦、匯率談判、第三世界債務、農業保護、共產國家國內民主經濟發展等問題，似乎已比美蘇裁武更優先而棘手。 區域也在重新結盟。大歐洲運動自是世人矚目焦點，美加合組自由貿易區已箭在弦上，下一步可能包括以色列、加勒比海諸國、甚至日本。北非五國也有結盟傾向。而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OPEC) 一致協議減產成功，無非是「團結就是力量」信念彰顯的結果。 在這個各國政治、經濟地圖大遷移，彼此手牽手，尋找新朋友的時代，毫無疑問，這也正是中華民國重新定位，在國際社會搶個新位子的契機。 經貿肌肉逐年強壯，進而帶動實質外交，則是中華民國把握這波歷史風潮的關鍵所在。 「外匯，使外國人都翻翻地圖，看看台灣在那裡。」經濟部國貿局局長江丙坤，總括財富為中華民國來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 太平洋電線電纜公司去年投下一億五千萬美元巨資，在美國德州買下一家銀行、在香港蓋一幢六十二層的飯店、在馬來西亞設電線電纜廠。 「以前想都不敢想這些事。」四十歲的太平洋電線電纜總經理孫道存抽著香菸說。其實不僅是太平洋，台灣蘊藏多年的爆發力，已經十足表現在對外投資的熱絡上。 這一、兩年的變化的確令人印象深刻。自有官方統計一直到民國七十五年，幾十年加起來的對外投資總金額，還不到一億美元。 但外匯管制放寬前後，光是七十六年，就有一億美元拿出去投資，去年更加倍，高達兩億美元 (實際數目當然更高，以當地統計資料，台商對泰、馬、印、菲去年的投資金額，已高達二十一億美元；對福建省投資二億美元)。中華民國已經是菲律賓最大投資國，預料今年更將成為泰國第一大投資國。 經貿活動不能換成外交關係，但卻是台灣推動實質關係的主引擎。 盡在不言中 在這方面，外交部次長章孝嚴，點出一點對我國極有利的國際趨勢 --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顯然，我國愈來愈有本錢援外，和第三世界國家倚賴外援更深的趨向，一拍即合。 政府去年就籌設總額達十億美元的「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 以低利貸款方式協助他國。身為參與委員之一的一位官員透露，東南亞地區將列為優先對象，而這個基金的外交目的，就「盡在不言中」了。 其實，「盡在不言中」的事情政府近年積極地做，已如「司馬昭之心」, 而且以金錢穩住外交的回饋也愈來愈清楚。 加勒比海投資案，在政府內部雖有不同意見，但參與其事的官員坦白地說，「政治外交目的重於一切」。如今已決定由政府在哥斯大黎加及巴拿馬，蓋兩個加工出口區，由台灣管理，吸引投資。「理由很簡單，中華民國二十三個邦交國中，有十一個在這一帶。」這位官員說。 投資多了，兩國關係可能就從量變到質變。為中華民國穿梭不停，被喻為「經濟大使」的台灣水泥董事長辜振甫，點頭表示，菲律賓議員提出「菲、台關係互惠法」, 和馬來西亞實施「東望政策」, 將學習對象從日本轉到台灣，是最好的例子。 官員不來，冰箱來 「外交只是形式。」辜振甫透露，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六年來前三次來台，不但行蹤隱秘，而且都是在中正機場過境大廳的貴賓室與行政院長俞國華會晤；第四次造訪，馬哈地已經願意公開曝光。 同樣無邦交，但經濟力之強弱消長，境遇如此不同。 台灣的孤立以七 0 年代為分水嶺，外交的現實反映在中美斷交；美國有一種說法，是「西伯利亞戰線論」得勝的結果。他們主張將包圍蘇聯的圈子，從太平洋濱地震帶上的諸島，北推至西伯利亞，於是與中共建交，以中國的北疆為西方世界在亞洲包圍蘇聯的第一線。 靠著七 0 年代平均一 0% 左右的經濟成長率，累積到今天，使台灣的國際關係慢慢從孤立的谷底回升，最近似乎有鼎沸之感。「美國官員不能來，可是冰箱可以來。」政大的林碧炤一言道破，現實的商人是永遠要突破國界的。 與巴哈馬建交；李登輝、李光耀互訪；準備在墨西哥、匈牙利設辦事處；法國提升在台機構為在台協會；蘇聯小組拿著國旗來台選美；外貿協會頻頻組團到一些有待開墾的國家，像蘇聯、東歐，及計畫中的西南亞 (巴基斯坦、孟加拉、越南及緬甸)......。 尤其是在李登輝的一句「叫我輝也好，叫我登也好，我還是我」, 的宣示下，及郭婉容登陸大陸，可以想見，不僅僅是在名稱問題上，中華民國可以有心理的自我解放；它更意味外交彈性政策的確立。 外交部一位官員首次透露，外交部最近從一個「新角度」出擊，重新擬定世界各區及每一個國家的工作綱領。「我當然不能告訴你內容，」這位官員自信地笑說:「只是李總統若今年再出國訪問，大家也不必太驚訝。」 兩股力量相激盪 民間企業以新理念、新做法在國際衝刺，政府拉開更寬闊的國際舞台，兩股力量匯聚之下，台灣準備要走一條新路，就在同一條路上，許多人看到非常不同的未來。 跟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的年長一代，是看得最實際的一代。趙耀東拿著菸斗，搖搖頭:「台灣頂多能做瑞士，這是極限。」終身思考國家大計，為文獻策的王作榮，對於中共的阻力、外交的困難，也覺得中華民國難以在國際施展。 王作榮心目中理想的定位，是建設現代化的台灣，未來再尋求與大陸統一之道，「那麼我們也就完成歷史的責任了。」 但對錢復、孫道存、徐小波這一代，他們親身參與、目睹「台灣奇蹟」, 態度則是在務實中透著積極。 徐小波在紙上寫了一串英文，他的藍圖是，建立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經濟圈，而由台灣扮演領導地位。 而在外交界磨練二十多年的錢復，深刻瞭解無正式邦交的限制，他看台灣的策略，是做其他國家的智者 (wiseman):「要做到讓別人不得不來找你。」 年輕的一代通常更沒有包袱，民進黨秘書長張佼宏出獄後，不停傳播「世界島」的觀念。他指出，以台灣所占的歷史、地理位置，可以做太平洋東西兩大集團間的「政治協調者、文化詮釋者、經濟中介者」。 衡外情，量己力 在選擇這些角色之前，第一個要下功夫的，是「衡外情、量己力」。 論資源。台灣的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只有三分之一可耕地，蘊藏一點點煤和天然氣。最大的資源是勤奮、受良好教育的人民，但也只有兩千萬人。 論軍事。中華民國也不可能跟以色列一樣，以攻擊建立國家地位。 論經濟力。我們也不能跟日本比。產業結構、技術自主能力不如人；論外援，日本一年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援助，高達五十億美元，是台灣全部援外計畫的五倍。如同太平洋電線電纜總經理孫道存所說，台灣是「島、中小企業、外銷導向」的組合，論企業經營的氣魄、眼光，與日本大商社縝密的作業比，無疑相形見絀，而這些特質，正是台灣現在最該加強的。 外貿協會行銷資訊處處長潘健行舉例，日本三菱在北葉門，先以援助方式協助建設農田灌溉系統；農業得以發展之後，接下來，農業機械、肥料、甚至技術市場，順理成章的落入日本囊中。 經濟還算好辦，外交這一環才是最難突破的。 即使我國目前採取彈性外交，最多只可能做到雙重承認 -- 一種與中共共存，而非誰取代誰的關係 (例如最近中共進駐沙烏地阿拉伯而我國不退出)。 然而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丘宏達曾分析，就算是雙重承認，它實踐的極限，可能也僅限於第三世界的小國家。因為先進大國遵守國際法律，不能輸越「一個中國」的尺度；即使第三世界的大國 (如印度、阿根廷), 也想玩弄兩大陣營的矛盾，不可能為台灣得罪中共。 係上可發揮的空間。 以進入國際組織為例，就可以明白沒有正式邦交的阻礙。 中華民國雖位列第十三大貿易國，因為不被聯合國承認，加上中共壓迫，無法加入國際社會，簽訂多邊協議。遇到貿易糾紛，更不能像一般國家透過「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 進行貿易仲裁。 部分官員以為，憑台灣目前的實力，申請加入 GATT, 應該很容易。但國貿局長江丙坤說明，目前中華民國重返 GATT 的初步行動，仍在跟幾個大國 (如美、日) 遊說，明示台灣加入能帶給他們多少好處 (關稅下降、市場開放), 吸引他們支持而已；仍未有提出正式申請的把握。 參與者？邊緣人？論及台灣在世界的地位，實質意義其實是針對亞洲而言。 辜振甫分析，日、澳雖然想組織一個區域聯盟，但東南亞，包括韓國，由於戰爭的餘悸猶存，普遍憚懼日本勢力太過膨脹。應付之道，是將美、加拉入，仍以美國為首。 無論那種組合，在經貿集團行將取代政治集團之際，在中共干擾之下，各種新同盟納不納入台灣，就決定台灣往後十年將是個「參與者」, 或者是「邊緣人」。 如果再把範圍縮小到最近很熱門的「華人經濟圈」, 中共的政、經結構，現階段來看，很難讓台灣有所發揮，台灣也更不可能讓中共到這邊盡情發揮。 在企業界合縱連橫的潮流下，台灣或許正試圖扮演張俊宏所說「經濟的中介者」, 或者是「第一優先的合夥人」。對先進國，我們是進入亞洲 (包括大陸) 上選的門戶，對於較落後的國家，我們是資本多，中小企業起家的最佳典範。當然，要做到這些，台灣還得面對漫長的考驗。 一八四三年，鴉片戰爭後，魏源奉林則徐之命，寫下「海國圖誌」, 是中國當時介紹世界各國政治、宗教、歷史、地理，最完整的一套書。為此巨著，魏源這個小官看遍所有相關譯作，跑到澳門接近外國人，到香港買世界地圖。 智士何在？但這本長達五十卷的書，並沒有在中國領導觀念革命，適時趕上世界潮流，四十年後，還出了義和團。 郭廷以在「近代中國史綱」中記述，這本書最後流入東洋，卻刺激了日本的明治維新。 有感於中國之閉塞，一百四十六年前問世的「海國圖誌」提出這樣的世界觀:「聖人以天下為一家，四海皆兄弟，懷柔遠人，賓禮外國，為王者之大度；旁諮風俗，廣鑒地球，是智士之曠識。」 今天，中華民國的「聖人」、「王者」、「智士」在那裡？長榮怎可上天？長榮想開飛機，也不是最近的事；早先它就曾試探過交通部，但並無肯定答覆。 如今長榮拿到民航局發給的執照，一位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這是因為李總統「幫了忙」。 雖然李登輝總統在訪星返台的記者會上也說:「王永慶先生跟張榮發先生，都是我的好朋友......」但長榮這件事背後的意義，不止是「幫好朋友一個忙」而已。在政府確定彈性外交的同時，航空權適時開放，被敏感人士視為「配合」, 而非巧合。 國際交流、增進瞭解、促動商務，航運是最基本的需要。建立國外據點，如果沒有便利的交通配合，都被商人視為成本的增加。以往簽證困難、旅行不便，也是國人自覺「矮人一截」的理由。 由於我國國際航運一向由中華航空公司代表，再加上外交處境艱困，導致空中交通的成長速度，一直趕不上經濟、外貿成長的需求。 外交部次長章孝嚴透露，年初他到加拿大商談航權，對方就要求，不寫國號行不行？國旗能不能用梅花代替？沒有包袱 這些彈性的要求，華航恐怕是做不到的，但長榮就沒有這種包袱了。 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長達七年的立法委員林鈺祥就說，長榮加入，在與他國航權談判上，會比華航順利很多。他甚至明白地說，長榮才剛拿到執照，就已有兩個目前無邦交、也沒有互換航權的國家，在接洽長榮。 長遠看，長榮無疑是彈性政策的一著活棋。以香港為例，如果目前的大陸政策不變，一九九七年香港歸還大陸之後，華航不太可能直飛香港，但長榮的阻力就小很多。 當初在立法院審查「民用航空運輸管理條例」時，曾有立委攻擊，開放的條件 (無財務糾紛，經營客運資本額一百億，經營事業與貿易、交通有關或現已經營航空事業), 看起來只有長榮一家有資格，「令人擔心。」 林鈺祥坦白說，長榮致勝的關鍵是管理，加上它的國外據點，不但多，「有些還比我們辦事處人多」。而且航空事業性質特殊，別的財團也不見得有興趣。他半開玩笑說，其實條文可以更開放，「好像大家都可以來，但其實還是只有長榮一家。」話裡透出的意味，只為長榮開放，似乎已是「默契」。 飛定了 不論如何揣測，長榮已經飛定了，而且它已經決定用三年時間培訓人員。到底長榮是否有助台灣在經濟甚至外交上延伸出去多少，只有拭目以待。 不夠大的國際眼 許多國家，包括我國在內，對日本大商社掌握國際情報的能力，往往咋舌不已，視為厲害角色。 但在大前研一 (美國著名的麥肯錫顧問公司董事、駐日負責人) 眼裡，日本人至今仍以島國心態、自我本位的心態來看世界。 不提誰是冠軍 在他所著「解開島國心態」一書中，舉出這樣的例子：日本報紙報導，青木功在美國高爾夫球賽得到第六十一名，卻隻字不提誰拿到冠軍。 這樣的批評，用在台灣身上，是不是也很恰當？中加投資公司副總經理汪其桐，就有如此的親身經驗。有一回他跟加拿大一家鋼鐵公司洽談，想引進台灣資本到這家公司。只聽到這家公司的老闆毫不客氣地說，台灣商人根本沒有資格買他的公司，因為「你們不懂得如何評估國際投資。」 輿論處理重要國際事務的表現，也常常反映出對國際政治、經濟或社會的知識不足，顯得自卑又交雜著自大的心態。 剛從外交戰場轉到經建會擔任主任委員的錢復就說，李總統此次訪星，出發前幾天，吳作棟先在北平表示，要繼印尼之後與中共建交；繼而以代理總統接機。他認為國內媒體對此反應過度，一下批評新坡不應該在此時放風聲，一下又說乾脆不要去新加坡了。 這種看法，忘記新加坡的立場，也忘記我們自己的處境。類似的反應，在一、兩年前，美國以三 0 一法案對付我國的關稅壁壘時，表現得最清楚，貿易糾紛幾乎快被媒體升高到民族意識的對抗。 受敬羨不受敬愛 日本人的教科書，從小學到大學，無不反覆強調：日本地狹人稠，毫無資源，只有靠勤奮的人民，對外發展經濟才能生存。 而我們的教科書，卻從小學到大學，反覆強調；我國地大物博，歷史悠久，文化精深，乃泱泱大國。多少忽略了現實狀況。 日本人的國際經濟發展、用破紀錄高價買梵谷的畫、在夏威夷農地上蓋高爾夫球場，都被國際社會譏諷，覺得他們是侵略、自私。「時代周刊」在一九八三年七月，介紹日本的專輯中，就用「受敬羨卻不受敬愛」(admired but not loved), 總結外國人對日本人的感覺。 而詢問台灣知名的官員、商界人士，台灣對外發展的結果，會不會步日本人的後塵，到處不受歡迎？他們的回答都是:「不會啦！中國人比日本人可愛。」、「我們的心胸一向是比較大的。」 這些評語不知有多少成分能得到事實支持，有多少可能是期望，又有多少的「想當然耳」? 四海一家 台灣跟日本或新加坡一樣，人力，是唯一也是最寶貴的資源。如何教育、培養這股資源，真正懷抱「天下為一家，四海皆兄弟」的眼光，是一大考驗。 |
章孝嚴/斷交並不能阻止交往 | 當前世界有下面幾個趨勢，有的對我們有利、有的不利。第一個趨勢是和平之風吹起了。東、西方在最近幾年建立起一個共識：大家要追求整個世界的和平。在這個觀念下，雖然現在東、西對峙還存在，但對峙取代了對抗，衝突慢慢不那樣激烈。第二個趨勢是務實主義抬頭。全世界的政治意識走低，也就是所謂意識型態走低，現在每個國家都認為發展經濟利益是很重要的方向。第三個趨勢是貧富之間差距越來越大。一九五 0 年時，開發國家和未開發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是十比一，到一九六 0 年時變成十五比一，預測到一九九 0 年時，這個比例會大到五十六比一。在這樣的環境裡要走出我們的路是不容易，可是仍有幾個有利的因素。變。變。變比如貧富差距的問題上，我們 GNP (國民生產毛額) 的增加速度會越來越快；而第三世界、非洲國家等會越來越窮。換句話說，第三世界對我們的需要會越來越強，在關係運用上會越來越有利。和平之風也有些對我們是不利的，例如報上看到印尼宣布要和大陸建交，都是受到這股和平之風的影響。當然，關於新加坡未來的發展，我們一定要特別留意。在國際上有這麼多的變化，我們說「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環境也在變」, 外交部是不是一成不變？事實上外交部從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開始，很多做法都在改變，彈性外交方面，最近已有成績表現。左手、右手輪番上陣如果說我們這方面沒有績效的話，中共也不需要在去年十二月十九日發表聲明，批評我們的彈性外交是「在國際上面，製造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到二十三日，它變本加厲地要求把這個文件提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周知所有國家:「我們反對發展彈性外交。」在變局裡，外交的做法有時候很困難，應當要有改變，講求彈性。但目前外交部有三點基本原則沒有辦法改變：第一、反共的國策沒辦法改變；第二、統一全中國的總目標沒有辦法改變；第三、國家安全、國家利益至上的堅定立場沒有辦法改變。剛提到中共在國際舞台對我們做的小動作、壓迫，譬如中共從一九七九年跟美國建交以後對我們的態度和緩很多，「九點和平建議」出來了，也建議和我們談判了；然而武力威脅並沒有減少。我們部裡統計，從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到去年年底，他們官方文件提到不放棄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聲明，一共有八十七次之多。在某個層面來看，他現在是兩個拳擊套，左手一個，右手一個，輪著來，一個講和平，一個用威脅。去年國內的所作所為贏得美國正面的讚許，是幾十年所沒有的。以前在國際宣傳方面，要費很多力氣來解釋我們的戒嚴法，為什麼人權有時候受限制；可是現在沒有人再批評這方面。尤其去年我在美國的時候，李奇議員第一句話就跟我講:「約翰，我告訴你，你們認為我支持台獨，我沒有支持台獨，我是希望你們的民主制度能有進一步發展。」索拉茲也不再批評我們的人權問題，只提到更進一步民主的問題。對外關係達到頂點有人說現在外交處境很困難，所以有萎縮現象。但檢討起來，從民國三十八年到現在，如果不單以傳統性的外交觀念來講，現在對外關係上可以說是多年來的頂點。我們有二十二個大使館，在全球有二十八個正式的外交機構，在四十一個無邦交國家裡有六十二個辦事處。政府在全世界從來沒有過這麼多工作據點，中共要孤立我們，把我們壓扁，它孤立得了嗎？另外，無邦交國家在我們這邊設的機構也是史無前例。歐洲、亞洲、美洲、非洲、中南美洲一共三十個國家在台北有三十五個辦事處。國旗改梅花，行不行？我跟加拿大接觸，談到雙方面要設立機構、飛機通航。關於飛機的問題非常具體。本來說加拿大的飛機要飛過來，華航要飛過去。可是他說:「希望華航的名字能換一換，不要叫 China Airlines。」我說:「這沒有辦法。名稱已經登記了。」他說:「你們飛機的標誌能不能換一換？」我說:「我們沒有什麼標誌，國旗是飛機的一部分。」他說:「你們能不能改一改？」我說:「這沒有辦法改。」因為他們對這個航線需求性很強，談得差不多了。但在我回來以前，這邊報紙就把它登出來了，這報上一登，中共馬上就跟加拿大反應。回來以後加拿大方面的先生跟我接觸，他說:「談得不錯，但中共對你這次提出最嚴重的抗議，所以一些事情，我們可能要稍微慢一點。」另外一個層面就是國際組織的問題。當然，現在我們的官方國際組織只有十個，真正有用的只有五個。 提到國際組織就使我們聯想名稱問題。外交部也做了 個基本認定，對於名稱，並不是非用 ROC 不可。只要這個名稱能符合國家利益；這個名稱不會顯示或誤導我們是中共的一部分，我們就可以用。譬如，像 ADB (亞洲開發銀行) 把我們名稱改成 Taipei China, 我們沒有接受，因為基本上這個名稱不符合第二個原則。在 ADB 裡面，中共是 China, 我們是 Taipei China。這會誤導為我們是中共的一部分。積極的角色和美國的關係，從斷交到現在，十年來在關係變得更強。強在那裡？我舉幾個簡單數字，比方斷交前的貿易額是九 0 億美元，去年有三六 0 億美元，整整增加了三倍。另外，我們到美國的觀光人數在斷交那年只有六萬人，到去年也變成一倍，有十八萬兩千多人；而美國到這邊的觀光人數也增加了一倍。斷交那年我們到美國投資的金額，總共才六十二萬美元，去年有一億兩千三百萬美元。在目前的環境下，外交部有一個目標，我們不容許外交關係的中斷阻止我們跟這個國家的交往，這是我們推展關係的準則。另外我要再重複自己深信的一件事情 -- 外交不能單靠外交部，外交是整體的。討論內容摘要問：大家都把李總統訪新加坡視作外交出擊，將來新加坡若與中共建交，我們是否能在新加坡設立類似辦事處的半官方機構，在外交上樹立「新加坡模式」? 答：我不認為我們在新加坡維持「辦事處」會有太大的困難。至於所謂「新加坡模式」之建立，現在言之略早。很多外交上的作為，只能夠付諸於行動，而不宜先做大張旗鼓的討論。所謂的「彈性外交」, 我認為有一個基本的原則，那就是「手第一，嘴第二」。問：第一、面對中共強大壓力，外交部應採取怎樣的順變措施？二、美國對台灣的軍售將逐步減少，十年、二十年後，台海軍力是否會形成懸殊差距？三、過去二十年對新加坡的實質外交出擊如何？如果效果不彰，外交部檢討出原因沒有？答：不論我們是彈性或實質外交，都沒有講到兩個中國；中共若施壓力，對雙方都不利。我們也希望中國統一，但是必須統一在自由、民主、法治之下。我們要打出自己的一條路，所以採彈性外交；這些我們不能直接和中共談，得採迂迴的方式，比如透過學術界、第二國等。至於軍售，十年內仍不會有問題，每年減少二千萬，也不過二億；再加上美國對我們還有商售，東西照樣可以過來。(余文慧整理) |
五種新夾殺下的企業危機 | 一、民間企業成長是關鍵 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民間企業的蓬勃發展與無限活力是經濟成長快速的關鍵因素，與國營事業相比，它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投下了更多的自有資金、繳納了更多的稅，同時也開拓了廣大的國外市場。它當然也比國營事業冒更多的風險、面對更多的競爭、做了更辛苦的耕耘。因此它也賺了更多的錢、累積了更多的資本、擁有更多發展的潛力。 簡單的說：沒有民間企業的持續成長，就不會有持續的經濟成長；沒有經濟成長，台灣本身就會衍發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各種問題。台灣的「實質外交」也就同時失去了「實質」與「外交」。經濟成長是那麼重要地支配了台灣的生存與發展，一旦開始惡化，就會像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籮筐裡一樣的令人憂慮。 二、五種「新夾殺」 當前台灣的企業是在相互糾纏的「夾殺」下出現了危機。 除了幾年前流傳一時、也頗多爭論的前有勁敵 (如日本), 後有追兵 (如南韓) 的夾殺理論外；由於這兩年來勞工意識與環保意識的提升與外力的介入、自由化步伐的加快與新台幣的升值等等，又誘發了下面五種「新夾殺」: (一)「既不能設廠，也不能關廠」的夾殺：不能設廠就會使本來低落的投資意願更形脆弱，不能關廠就會使本來虧損的企業繼續陷於虧損。只要合乎法令，企業就擁有開廠與不開廠、關廠與不關廠的選擇，這是我國市場體系中的企業自由。 這一企業自由正遭受嚴重的挑戰。例如經濟部已經核定投資計畫的工廠不能設，符合勞基法遣散規定的工廠不能關。台塑的六輕、台機的合金鋼廠分別陷入不能開與不能關的夾殺之中。 (二)「私人成本激增，社會成本也激增」的夾殺：廠商私人成本中的工資近年來不斷上升。例如在一九八 0~ 八八年間，台灣製造業每月的平均工資 (以美元計算) 上升一六九 %, 較韓國、新加坡等國高出甚多。 勞工意識劇升，對加班費、年終獎金、工作條件等等的要求，以及所採取的示威、罷工、對抗和外力介入等方式，使許多年來和諧的勞資關係陷入從未有過的緊張情勢中。每次的解決又都大幅增加了廠商成本，減少了企業自主的能力。 近年來風起雲湧的環保意識，使得產生公害的廠商不得不負擔巨額的社會成本。去年十一月林園工業區十八家石化工廠的賠償總額接近十三億新台幣。 (三)「正派競爭劇烈，不正派競爭更劇烈」的夾殺：不論產品是外銷或內銷，不論企業規模是大企業或中小企業，一方面要面對正派經營的競爭，另一面更要面對不正派經營的競爭。 道些不正派的經營者以逃稅、漏稅來減少成本，利用特權關係取得新特權，在法律邊緣從事經濟活動。 這種「夾殺」已經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可怕後果 -- 正派經營難以生存，不正派經營生氣蓬勃。 (四)「找不到工人，也找不到專才」的夾殺：當前台灣就業市場已出現了各種人才短缺的警號。根據主計處最近估計；製造業約短缺二十萬勞工、營造業約短缺十二萬四千勞工。勞工的短缺推動了工資的上升，也提升了工運意識。 「專才難找」也一直困擾企業的成長。兩個近例：去年報禁開放後，就引起報界記者的大搬風；證券公 q 獲准設立之後，也就立刻引起金融界的人才爭奪戰。 對當前資金氾濫而又投資遲疑的「矛盾」現象，筆者一直認為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資金的企業家找不到一批專才來共創事業。今天的台灣是「有錢」, 但「缺人」。勞工與專才兩種都缺乏是另一種「夾殺」。 (五)「自己一籌莫展，政府也無能為力」的夾殺：當年台灣成長過程中的企業活力，在上述各種的「夾殺」中已一籌莫展。再由於政府公信力的脆弱，公權力的不受尊重，政策的慢半拍，政府在企業家心目中早已無能為力。 王永慶說得真切:「台灣雖然富有，但是敗壞家產也是很快的。至於台塑的長程計畫，只有過一天算一天了。」 「過一天算一天」正反映出產業萎縮、投資低落、英雄氣短的淒涼。 三、「夾殺」的成因與後果 再進一步分析上述各種「夾殺」的成因，總體的因素多於個體的因素，如工資上升與防治公害帶來成本的增加；外來的因素多於內在的因素，如工廠既不能設，也不能關；非經濟因素多於經濟因素，如外力參與工運及環保運動；政府的責任多於民間的責任，如社會秩序的混亂、過時法令的普遍、地下經濟的猖獗、公共設施的嚴重落後 (如電力、水、大眾捷運系統)。 在當前的經濟活動處處受到夾殺下，其結果是逼得企業家不得不把他們的眼光、資金與注意力湧向: -- 大陸市場 -- 海外尋找出路 -- 股票及房地產 -- 緊縮投資或關閉企業 -- 地下經濟活動 在台灣的中國人在坐擁金山之後，卻受困銀山。台灣多少該做的投資沒法做，多少不該做的生意層出不窮。今天可以開設理髮廳、MTV、小鋼珠，但不准民間設立精緻的人文學院、音樂學院、語文學院。 四、「夾殺」中求發展 我們必須要指出：上述各種「夾殺」, 對力爭上游的企業家應當是挑戰，不是絕路；對整個經濟的升級也具有催化的功能。在每人所得六千美元時，工資自然要隨之調整。勞工自然要有較多的自主，公害自然要減少，環保成本自然要負擔。因此企業家們：當面臨設倣與關廠困難時，就要百折不撓地向反對的民小與員工溝通。當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同時增加時，就要靠更高的生產力、更多的自動化與開發更多的附加值產品。 當正派與不正派競爭劇烈時，自己就要堅持正派經營的原則，寧可忍受一時的虧損，爭取長期的合法利潤。 當人才短缺時，就要設法加速培育本身已有的人才。 當田政府政策 (如民營化) 總是慢半拍時，不要放棄對政府的督促與鞭策。俞內閣的政績是需要靠外力來推動的。 經濟大師熊彼德認為經濟成長的動力來自企業家的創新。在各種夾殺下，「創新」怎麼可能產生？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這是當前的企業危機。企業危機，在市場經濟體系下，正如我多年來所強調的，應當要靠企業自身來度過。 但是。在當前台灣特權彌漫。法紀不振。政府喪失鬥志、民間活力衰退的局面下。化解這場企業危機的關鍵，不在民間。而在於政府能台在最短期間，於重振公權力的過程中，拿出全套對策。 |
讀者回響 | 國與民在黨之上 看了貴刊三十三期中有關關中的報導後，深覺此人質直好義，有強烈的愛國情操。「愛國幾近狂熱，不能忍受任何不愛國的事」是其個性，只不過「黨」畢竟不等於「國」。 看到「有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犧牲團體，出賣他的國家甚至他的黨，這種事我看了很多，不僅痛恨而且痛苦。」是令他最失意的事時，不禁慨然想起金耀基先生的一段話:「政黨政治，自不能無黨性，且應對黨忠誠，但黨之上還有國家，還有人民。」 而我，則痛恨那些為了私利或 (任何) 黨的利益，而出賣國家與人民利益的人。 台北 張百達 做不到的不要說 執政黨組工會主任關中所主導的「名嘴下鄉」第一波行動已於二月十九日至三月五日在全省各縣市如火如荼展開，這回國民黨能暫撇虛矯身段走入群眾，深入基層，我們自是樂觀其成，卻也有話想說。 執政黨曾有「說一套，做一套」的前科，例如以「勝之不武」的途徑好不容易通過的「退職條例」, 在提名資深立委當選立院正、副院長的動作上，卻自打嘴巴，若有心人在會場上提出質疑，這夥「名嘴」不知如何做答。 當前政治最重要的莫過於表裡如一，凡事循名責實，如果做不到的就不要說大話、耍嘴皮子，使這種「口惠而實不至」的作風徒然貽人口實而已 台東 張璞貞 處長當小心發言 看了貴刊三十二期「訪醫政處處長葉金川」一文，仔細推敲，不禁痛心國內醫事行政主管見識之膚淺，觀點之偏頗，竟至於斯！葉處長說:「即使是一個相當高知識水準的人，醫學知識可能只有小學程度」; 卻不想想；同理可證，一個醫學知識豐富的「專家」, 道德水準可能連小學生都不如。 他又說:「病人不是消費者。」立刻以買車的消費行為來比喻看病，更是欠通之至；病人看病本跟買車不相關，硬要比方也只能說類似「維修舊車」, 而非「購買新車」, 汽車 (身體) 既已出了問題，想知道毛病何在，有何不可？葉處長還提到:「醫生應該不是故意要去害病人的；叫他 (醫生) 去坐牢，除了病人一時痛快，其他人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懲罰元凶使受害人權益得以伸張，本是法律的大旨，懲惡獎善足以明正典刑，鼓勵人人守法，算不算好處呢？醫療糾紛中，兩造各有是非，因案而異。若一味護短，不但對病人不公，對醫生更有「愛之適足以害之」的間接傷害。葉處長年輕有為，身居高位，還請善用自己的影響力，謹慎發言才是。 密蘇里新聞學院 林明志 台大突破窠臼 台大校務會議終於通過了將「國父思想」課程改列為選修的議案。衡諸多少年來，「三民主義」、「國父思想」不但是必修課，也是各類考試的敲門磚，只要把課文背熟，拿高分是可以預見的。不但盡失課程開設之初衷，「強迫中獎」的方式更落人口實。 如今台大當局能突破窠臼，還其本來面目，學生不必死背而改以研究的心情，希望是個良好循環，嗣後各類考試亦不列入計分項目，則過去的後遺症將可泯除。 台中 朱德清 我的原意是...... 拜讀貴刊元月號 (三十) 期所載「新軍人的新戰場」, 其中有一段對本人的專訪。有兩點期望貴刊作些許更正說明，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一、我服務的兵種是陸戰隊，而非海軍上校。 二、第一八七頁倒數第三段:「...... 像軍隊裡以前禁止軍人自己帶收音機到部隊去，...... 還怕軍人收聽匪軍廣播嗎？」, 此段將使人誤解為我贊同大陸探親開放後，軍人就可以攜帶收音機收聽匪區廣播了。我的原意為:「軍中有許多官兵為了想學習英文，而攜帶隨身聽收聽英文教學節目，被查獲後，因不符規定而遭致處分，現在大陸探親開放後，此項規定亦可作適宜的修正。」 高雄 何起源 |
文化:開放的都市計畫 | 台灣都市環境急劇惡化是都市化所造成的問題之一，也是過去三十多年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代價之一。要理解都市問題在台灣的特殊表現，必須考察國家都市政策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都市計畫與現實脫節 台灣的都市計畫是一九六 0 年代在聯合國專家協助下擬就的，它們是現代化意識形態的產物，其實質規畫的技術取向，無視台灣政治的特殊性，因而與台灣社會的現實間始終存有相當差距。 另一方面，由於國家體制的緣故，過去台灣在都市公共服務設施方面，投資長期不足。所以，都市計畫的不良、都市建設投資不足與意願不強，使得台灣的都市問題隨經濟成長而更顯嚴重。 目前，都市環境急劇惡化的趨勢有增無減，在下列情境下因對比而更顯得突出：一、當前歐美、日本等國以高科技做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進一步加強了資本的國際化。在空間上，台灣的首要城市 (如台北及高雄) 將更進一步成為「世界性城市」, 它們將隨跨國公司與國家發展政策的脈動而變動。 二、在當前台灣經濟轉型、政治與制度面臨調整的過程中，民間壟斷資本對國家政策的影響日增。壟斷性的土地資本、商業資本結合國際壟斷資本，在都市發展中逐漸取得了主導的力量，改變了過去台灣城市的政治主導性格。 最近的榮星案，表現在外的是一直存在的特權干預、貪污受賄；隱而不顯的特性，卻是將理應由政府處理的公共空間私人化了 -- 亦即納入私人獲利的整體商業空間計畫的包被之中。 上述兩趨勢將更進一步強化了城市與區域的選擇性發展，以及使都會區中出現高級化的社區，因為對資本而言，空間發展的潛力，並不是各地方都一樣的。它更將突顯日常生活的都市環境問題，也更顯得目前常規性都市計畫的簡單、粗糙。因為高級化的社區與選擇性的發展，會要求台灣的城市變得更需有風格，更需要品質細緻的空間形式，以表現文化象徵。這任務對於目前台灣常規性的都市計畫而言，是太複雜了。 正值此時，台北市民對七號公園預定地興建體育館的爭議、名人大廈居民反對色情行業入侵、敦化南路台電變電所附近居民的抗議、環保團體抗議因興建捷運系統而砍伐愛國西路茄冬樹...... 等等，都反映了民眾對都市生活環境惡化的抗議。 另一個出路 當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宣告台灣都市計畫發生危機之際，行政院經建會以及台北市政府等單位，打算以推動都市設計來提供另一個制度內的出路。 或許，對民眾較開放的都市設計會對都市問題的改善有若干助益。但它至少須注意：一、都市設計在執行上可以納入現行的都市計畫體制，然而，應藉機檢討過去的規畫過程，提高居民的參與機會。瞎民公聽會應在都市計畫法修訂時制度化，它遠比規畫師的制度化還要重要。 二、都市設計執行的設計準則宜細緻，執行規程宜開放。開放可減少特權壟斷，縝密的遊戲規則才能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為公共爭取利益。無說服力、欠缺研究做基礎或過於簡單的設計準則，是無法為公眾捍衛領域的。 (夏鑄九為台大土木研究所副教授) |
經濟:公權力在那裡? | 沒有人懷疑，台灣的社會、政治、經濟已發生了嚴重的問題。脫序、失衡、無力感，成了最時髦的口頭禪。 伸張公權力 面對這一個混亂的局面，幾乎人人都站在自己的立足點上，慷慨激昂地批判著別人脫序、違法，乃至於有失愛國情操、敗壞全民利益的行為。 由於自己的利益直接或間接地受到這些行為的侵害、踐踏、威脅，每一個人也都期望政府趕快伸張公權力，用霹靂手段把社會秩序重新建立起來。 就在這個當兒，李總統以堅定的語氣充滿自信地宣告，政府有決心，也有具體的行動來解決失衡脫序的現象。 如果期望公權力伸張，公秩序重建，乃是人心的歸趨，為什麼公權力反而日趨贏弱，公秩序更不堪聞問？問題的關鍵之一就在於，人人都希望公權力伸張 -- 在別人身上，公秩序建立 -- 把自己除外。 因此在毫不留情地批判周遭事物時，自己可能正覷準法令規章的一個漏洞，使盡渾身解數向妨礙眼前利益的公權力挑戰。 這種看似矛盾的做法，其實是最理性的，每一種法律關係、社會秩序，都是奠基在這上面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每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都是靠著這種力量而一點一點地更趨於美善。 一整套經濟學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正在解說這個道理。 只要這樣的力量足夠強大，即使政府沒有作為，或者說公權力原本不存在，經過一段摸索、試探、衝突與妥協的過程，一套可行的規範、可以有效運作的社會秩序，就會自然形成。 因此，我們應當慶幸，在中華民國 -- 這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締造近八十年後，在中國的領土上，我們頭一次見到這股力量萌芽、茁壯。 經歷了漫長的摸索掙扎，一個民主的中國就要誕生了，而我們這一群吵鬧爭攘不休的人，正是著力推擠著陣痛的軀殼，催促這個孕育了五千年的麟兒呱呱墜地的那股巨力。 唯一可能阻擋這個神聖過程產生反向作用的干擾力量，正是目前僵化的行政體系。 長久以來，我們的行政部門、立法部門，甚至包括司法部門，已經習於仰承上意而不能俯察民瘼。除了最高層，整個政府體系失去了回應外來刺激的能力，遑論主動向外探索民隱。在這個體系的內部，也早已不具備靈活的上下互動機能。 因此，當強勁的社會力量脫出了長時間的壓抑迸放出來的時候，這個僵化的體系，不能適時、適切地有所反應，以具體行動引導這一股巨力從事建設民生社會的時代使命，反而由於種種與新環境脫節的干預和管制，形成不公平的對抗，使優敗劣勝。 整個摸索與妥協的民主歷程，會因為公共部門所造成的許多不可捉摸、無規則可循的變動因素，而為之延宕遲滯。 決心化作行動 李總統要以公權力整頓社會秩序的信心與決心，是我們十分欽佩的。然而，在決心的背後，必須有一個脫胎換骨、能充分反映民意、代表民意的政治體系，化決心為有效的行動。 這是何其艱巨的工作，又豈是旦夕可以奏功的事情？但是，以國家元首之尊，我們深深期盼這一次的宣告不會再落空，而損害了民眾對政府的最後一線期望。(馬凱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
傳播:少動用政府這個法寶 | 行政院政務委員沈君山於去年十二月的一次院會中提議，由新聞局每月統計新聞媒體呈現不符事實的報導，並且公布該媒體及記者姓名名單。 這一、兩年來，新聞媒體的表現確有不可議之處，沈委員有此提議，應是有感而發，並非隨意放矢；而沈委員敢於惹上不太好惹的新聞媒體，也顯露了難得的赤子情懷。不過，從沈委員提議之內涵來看，不論在觀念上或技術上，均有值得斟酌之餘地。 怎能再開倒車？以觀念層面來說，政府的操控及無謂的行政干預越少，新聞言論自由越有可能得到保障。目前國內媒體及新聞工作者的新聞報導一旦出了差錯，除需接受刑事罰責，另外在出版法及廣電法均有行政處分規定。 刑事法中有關言論之限制規定 (如內亂罪、外患罪), 雖是籠統嚴苛，侷限了新聞言論自由，但畢竟屬司法性質之法則，尚無嚴重瑕疵。而出版法及廣電法有關登載事項之限制及其對應之行政處分，則顯然已賦予行政機構莫大的權限，新聞言論自由因而受到創害。 換句話說，目前我國的行政機構對新聞言論的不當干預已夠繁複嚴苛；為維護新聞言論自由和實踐解嚴的鵠的，則撤除行政干預猶恐不及，怎能節外又生枝，再開自由的倒車？更何況並無任何法律賦予新聞局可公布不實報導之媒體或記者之名單及其處分之規定。那麼，又怎能任行政機構無法而自行，膨脹其行政權呢？少動用政府為妙 再從技術層面來看，一般學理上將新聞報導事件之事實，分為客觀事實與主觀事實兩向度。客觀事實如登載之人名、地名或時間等，因有客觀標準，查證認定尚無太大困難；主觀事實如觀點偏差、遺漏等，因缺乏客觀依據，查證起來費時費事，而且往往陷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境地。 以林賢順因何飛去大陸而言，現已事隔幾星期了，誰又能肯定事實到底是什麼？由此可知，認定新聞是否符於事實之困境。如此又怎能期望人力單薄的新聞局，每個月對大量的媒體及其新聞報導，查證是否符或不符事實？如其的草率地執行，相信新聞局可能要花加倍的人力去處理所引起之爭議、糾紛。 前面說過，新聞媒體的表現確有可議之處，新聞媒體一旦出現了問題，由於其實力雄厚，社會中很少機構能與、敢與對立匹敵，於是一般人很容易就想到，何不舉出也是實力雄厚的法寶 -- 政府。 但政府的實力真的非常雄厚，對新聞媒體可予取予求，則受創害的不僅是新聞媒體，而是全民的權益福祉。所以為維護新聞媒體的正常運作，除非不得已，還是少動用政府這個法寶為妙。 新聞自由不能犧牲 有人說，靠新聞媒體的自律及公眾、團體的紀律有時候似乎緩不濟事。此話不錯，但即使病急也不能亂投醫；何況新聞媒體的正常進步，就如社會的民主自由化一樣，是漸進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過程。 因此，對於新聞媒體的缺失，固然應義無反顧地批判鞭勵，使其逐漸脫胎換骨，但千萬不能以犧牲新聞言論自由做為代價，否則就捨本逐末了。 (鄭瑞城為政大新聞研究所教授) |
社會:外力能介入社會運動? | 近來外力介入社會運動的正當性，成為社會議論的題目。行政院俞院長在不久前的談話中，曾特別譴責一些「別有用心人士」。而經濟部、勞委會、環保署等單位的首長，也都曾先後加以附和。相反的，剛復刊的「新潮流」雜誌，卻明白地號召，有志一同，走向群眾，投身運動，為未來之「總決戰」準備。而大家都知道「新潮流」是民進黨中一支有強烈理想色彩與批判性格的年輕隊伍。在評論這個對立之前，我們應認真思考當前社會運動風潮之本質。如果我們把各自獨立的運動當作一個整體風潮來看，那麼我們發現它和戒嚴體制的瓦解與政治自由化有密切的關係。這個社會一些原即存在的受排斥者，如原住民、勞工、農民、公害受害人等，他們在政治控制鬆動的情形下，一方面得到自我組織的空間與可能，取得運動的自主地位；另一方面則成為政治資源的一種，受到政治團體的動員。而一些原即存在的組織團體，由於「自主動員」及「被動員」的雙重作用，出現分化、擴散、串聯、競爭，以及激進化的各種情形。這就是為什麼這兩、三年來社會運動議題不斷湧現，社會組織層出不窮，而新勢力、新人物四處竄起的根本原因。不祇是轉型問題這決不僅僅是所謂社會轉型的問題。我們無法用所謂「現代化歷程」, 新舊倫理衝突的脫序來解釋這種現象的本質。因為這些所謂社會轉型問題明顯化之前的台灣社會，是一個以政治體系為主控的社會。政治占據了社會總體的最優勢位置。它領導、協調、干涉其他部門的發展與運作，像經濟、文化、價值體系等。如果我們把社會類比成一個有機體，那麼政治體系 -- 不是經濟市場、不是傳統價值、不是親屬關係 -- 應該是這個有機體的中樞神經。而壟斷這個中樞神經的大腦，就是國民黨的中央領導階層。但是在進入八 0 年代之後，國民黨已經無法完全鎮壓政治反對者的挑戰，「民進黨成立」、「政治代替品出現」、「解除戒嚴」、「民間力量開始活躍」、「解除報禁、言論壟斷變為困難」、「開放大陸探親、統獨問題跳上檯面」等等問題的連鎖式出現，再加上強人凋謝，國民黨內部統合力衰退，都使得以前的政治主宰、社會中樞，失去了既有的強力支配能力。這個有機體的其他部門開始爭取發言權力與自主地位。所有的這種爭取，是原來政治主宰力退縮的一體兩面。社會運動風潮與政治轉化過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一件事，而不是兩回事。所以，目前所謂的社會轉型問題，它與政治轉型問題之間，其實有相互包含與助長的地方。這使得「外力」介入社會運動成為不可避免，也使得對於「外力」的譴責成為多餘。簡單地說，正因為以往政治主導社會整體的特殊背景，今日的社會轉型與政治轉型，社會運動與政治動員有匯流成一的趨勢。期望社會轉型問題獨立於政治轉型問題之外，獲得順利的解決，至少在現階段是不可能的。這當然不是在否認社會運動的獨立性格與理想性格。因為持續又振奮人心的社會改造，應該建築在更高的價值基礎上，而不是一黨一派的利益之上。我們對於社會運動組織的終極評價，同樣也必須考慮這種更高的價值基礎，而不是短暫的政治收穫。這也許是所有介入的「外力」, 以及社會運動團體應具備的反省吧！(張茂桂為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
張耀東/財政部唱配角戲 | 對於當前的財務狀況，我總是很樂觀，因為我們有人，也有錢，實在沒有理由悲觀。有「人」, 是指我們教育普及，教育水準高，有足夠的人才；有「錢」, 大家都知道民間資金氾濫成災，國庫存底足夠調度，外匯存底更不用說。戲裡的配角政府理財，和家庭理財、企業理財都是一樣的，講求收支平衡。這麼多年我們很驕傲一直擁有健全的財政，收支一直維持平衡，以穩固的財政基礎來支持各部會發展計畫，就像唱戲一樣。各部會唱主戲，財政部則是一個主要的配角。談到財政收支，最重要的就是稅收。稅收是經常性收入的主要部分，就是從私人經濟中拿出一部分交給公有經濟。但是最近幾年，我們稅收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收入的比例越來越低了，例如十年前稅收占七 0%, 現在則不到五 0%。為什麼？因為政府因應民意，要做許多重要投資，因此在支出面增加，收入面則降低，收支差距越來越大。但我們並不氣餒，因為根據「預算法」規定，政府的經常性收入一定要滿足經常性支出，如果行有餘力，當然就做公共投資；如果不夠投資，就發行公債。不過依據「中央政府建設公債發行條例」, 嚴格規定公債的發行只能做資本性支出。所以這幾年我們公債的發行大幅度成長，五年前只有一百億元，今年將近一千億元，明年會更多。現在正在進行賦稅改革，大家一定希望大幅度地減稅或免稅，不可能希望有高度的稅收成長。在這種情形下，財政部怎麼辦？我們要推銷幾個觀點：第一個就是「減加同步」。政府的支出就是人民的負擔，政府不會變錢嘛！第二個是「權利和義務平等」。享權利就要盡義務，俞院長一再向地方政府疾呼，一定要推銷「受益付費」的原則，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別搶我口袋裡的錢另外，我們國人對逃漏稅不夠重視。在美國假如有人逃稅，他的鄰居或整個社區對他都不齒。因為他們有個觀念，本來政府要花十塊錢，這十塊錢是十個人平均分攤的，如果有個人不拿出來，其他人勢必得幫他負擔，所以你逃漏稅就等於是把我口袋裡的錢搶過去。大家有這樣一個體認，對逃漏稅自然深惡痛絕，但是我們在這方面還不夠。到今天為止，報上常講國庫有一千多億的現金，為什麼不減稅？為什麼不補助地方政府？為什麼不做這個、不做那個？關於這一點，郭部長在不同場合一再強調，根據預算法中有關主計的規定，這算是「稅基剩餘」。現在我們發行公債，應該還本付息而還沒有還的有一千多億，國庫歷年結算的餘額有一千多億，兩者剛好平衡，等於既沒有負債，也沒有結餘。我們要解決投資管道的問題，要幫助企業升級，所以我們積極推行「創業投資事業」, 就是希望把國外生產和管理的技術吸引進來，同時透過合作關係，希望使我們的產品能打開國外市場。過去我們吸引國外學人回國投資和設廠，但是根據過去多年合作的經驗，發現有兩種極端：一種是政府投資，他們把錢不當錢的花；另一種是一個子兒都不捨得花。結論是什麼？就是財務觀念不一樣。金融自由化、國際化是財政部最大的挑戰。郭部長特別強調兩點：第一是儘量建立制度。因為制度的存在，才可以使事情長期推行；第二是儘量培植人才。自由化、國際化都要從人一點一滴做起。當然，培植人才有個最大的困難就是，待遇不好不容易吸引人，新手來了幾年也被外面公同挖走了。這方面我們並不氣餒，只要是國家的人才都可以為國用。例如，財政部有人講，管銀行的金融司是一般公務人員的待遇，一個科長還不如銀行一個辦事員；國庫署的人也說，我們的待遇和其他單位不能比。待遇和培植人才有相當的關聯性。待遇不好成問題大家也很關心銀行、保險公司開放的問題。過去國內銀行要設分行較困難，現在我們儘量批准。以前到國外設分行限制條件也很多，現在沒有限制，只要你有本事，而且告訴財政部你有那些人才，原則上我們樂觀其成。到國外投資，財政部也是同樣的態度。討論內容摘要問：很多人說，台北市在晚上九點以後，地下經濟非常蓬勃。不知道政府對地下經濟問題有無對策？答：地下經濟是我們經常挨罵的問題。任何國家都有地下經濟，不過範圍大小不同而已。稅收會有死角，地下經濟不僅是稅收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治安問題。我們研究過，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結合治安及其他機關；收稅比起來還算是較小的問題，影響治安，問題才真的嚴重。有一年過年時，台北市稅捐單位派了兩百多人晚上去站崗，我很擔心；這裡面有很多是女生，她們去站崗，我們得派男生送她們回家。讓這些人去對付地下經濟，大家可以想像得到，他們實在沒有這個本事，需要的是另一套作法。希望稅捐單位和地方政府、治安單位等有關機構聯合起來共同解決。如果正門走不通問：地下經濟蓬勃，除了逃稅是一大誘因之外，另外一個原因也可能是因為正門走不通。所以我們是否可以考慮把一些行業納入正軌，例如期貨市場？答：關於這個問題，我個人看法是，期貨市場應納入正軌，但問題是目前沒有適當的管理辦法。經濟部本身很希望它慢慢地上化，財政部也是樂觀其成，因為會有正面的影響。問：最近房地產狂飆，有人提到可用租稅的手段來解泱這個問題。不知次長看法如何？答：根據我的瞭解，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用租稅的手段來阻止房地產狂飆。現在已有的租稅就是地價稅、土地增值稅而已，還沒有考慮其他租稅手段。這是一個經濟行為，從供給面來解決可能比較好一點。(楊孟瑜整理) |
書香歲月,現在開始 | 一九六三年，已故的美國黑人人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 (Martin Luther King) 曾以「I have a dream」為題，發表了一場動人的演講。對金恩博士來說，他的夢想，乃是希望有朝一日，黑人、白人能以立足點的平等，在美國社會，和諧共榮地並存。 我有一個夢想 其實，這一誠懇感性的說詞 --「我有一個夢想」, 也適用於每一個人。若人生即是一場大的追求，追求夢想的實現，那麼，悠悠人世，浮生攘攘，我們可曾問過自己：所追求的到底是什麼？而夢想，又奠基於什麼樣的基砥呢？對任何一個想在生命中做高層次攀升的人而言，不虞匱乏的「三飽一倒」或富裕的物質生活，都不能為他帶來真正的豐實、快樂與精神上的寧靜之感。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 (A. Maslow), 在其著名的「需求層次理論」中，就曾把人類的行為需求歸納成五個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感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其中，自我實現的需求，可說是人類社會中，每一個文化人、社會人追求夢想的極致，也是其個人生命的終極關懷。 雖然，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自我實現的目標都不盡相同，每個人自我實現的迢迢長路，也都各有其曲折艱困；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如欲攀登「自我實現」的人生峰頂，則勢必要先經歷自我儲備、自我教育、自我灌溉、自我提升等的腳程，才能一步步地超越自我，並且真正有意義地「走過從前」、走過自己，進而把自己帶進理想的未來，未來的理想。 不做現代文盲 當然，一個人儲備、教育、提升、灌溉、耕耘自己的途徑很多，但真正便捷有效且最基本的方式，恐怕還是讀書吧！換言之，也就是透過文字去廣泛地求知、汲取他人的智慧經驗、瞭解世界、持續成長。 目前，我們社會的電視人口很多，讀書的族群卻甚少；到錄影帶店一租便是十來卷帶子 (多希望那是書！) 的人很多，但赴圖書館借書且勤快閱讀的人很少 -- 然而訴諸感官刺激的映象媒體，諸如電視、影帶等，所能提供的精神、心靈的營養，委實太有限了。不讀文字書籍，而偏嗜較好消化卻較少養分的映象媒體的結果，往往是衰弱了自己的思考能力，虛耗了有用的時光，個人的生命也無由獲致提升成長。 曾有人說:「就現代人的定義來看，文盲不是不識字，而是不讀書。」-- 就算我們不把理想懸得那麼高，不去談自我實現的問題，至少，就小我言，為了免於現代文盲之譏，就大我言，為了書香社會的落實，現代國民或可認真考慮，把讀書視為每日必行的精神充電，即使過年、過生日也不例外。 是誰開了大眾的玩笑說:「春天不是讀書天。」 其實，生命中的每一個季節，都是讀書季；每一個日子，都是讀書天。 開春之後，且許諾自己一個豐富雋永的書香年與書香歲月吧！提升生活素質，走出富裕中的貧窮，第一步，就從讀書開始！(陳幸蕙為散文作家) |
將進酒,杯暫停 | 放假期間，您喝了不少酒吧？您或許認為喝得並不多，只不過一天兩瓶啤酒、幾小杯烈酒和淡酒的量，應該無礙健康；況且在宴會中喝點酒還能使您感到輕鬆愉快、言語恢諧，簡直是有益身心呢！營養的殺手 這種想法只對了一半。 不錯，喝點酒確實能使您放鬆自己，但這是酒的主要成分 -- 乙醇 -- 壓抑中樞神經，使您失去自制和判斷能力的結果。第一杯酒 (小杯烈酒或大杯淡酒) 下肚，您開始感到飄飄欲仙，然而同時也開始失去集中注意和理智思考的能力；四杯下肚，您幾乎已無法自制，開始咯咯傻笑；五杯之後，您的手腳有點不聽使喚了；喝下第七杯，您多半已醉態畢露，眼前的事也記不得了；如果您是男士，頂多二十四杯酒 (女士只需十四杯) 就能教您完全擺平，不省人事。 或許您會辯稱自己訓練有素，酒量過人，絕不致如此輕易失態；話也沒錯，酒量的確因性別、身高、體重而異，但是喝酒傷身可是一體適用的醫學真理。 除了眾所周知的酒能傷肝之外，酒還是營養的殺手。酒精是一種排斥體內維他命和礦物質的毒物；它會阻礙身體吸收脂肪酸，並使身體細胞得不到養分的供應，造成人體養分不均衡的惡果。 酒精還會使儲存在肝臟裡的鋅無端流失，而人體有兩百多種組織功能靠鋅來維繫，照目前所知，缺乏鋅至少會引起情緒沮喪和飲食失常等症狀。 又由於酒精飽含無用的熱量 (通常一杯葡萄酒含有八十至一百卡路里的熱量，一瓶啤酒大約有九十卡路里) 如果經常喝酒，又不注意飲食，長期下來一定多多少少有點營養不良，甚至很可能罹患與缺乏營養有關的嚴重疾病。 女性尤其應該注意。女人的肝臟承受酒精的能力只有男人的一半，而且較容易感染酒精引起的神經性食慾不振、沮喪、骨骼異化和胃壁內膜變化等病症。 女性要特別小心 醫學研究早已發現，懷孕的女人連一點酒都不可以喝；在懷孕期間飲酒不但會造成胎兒體重不足，而且生出心智不全嬰兒的可能性較高。最新的研究更進一步證實，男人喝酒也會傷害胎兒。男人喝酒會削弱精子的品質，可能造成胎兒先天不足。由於酒精對胎兒的影響不止一端，許多醫生建議想有孩子的夫妻，最好在懷孕前幾個月就停止飲酒。 也許您認為自己並不「好酒」, 只不過視之為一種生活樂趣，那麼，請您回答下列問題: . 您是否在心情不好、與人爭吵或工作不順利時，特別想喝酒？. 您在有心理壓力時，是否喝得比較多？. 您的酒量是否比剛學會喝酒時好太多了？. 在某些情況下，您是否覺得手邊無酒相當難熬？. 您可曾在酒後覺得良心不安？. 您可曾為自己酒後吐真言感到後悔莫及？如果您對上迷任何一個問題答「是」, 恐怕就必須壯士斷腕，立刻戒酒了。其實現在許多人都瞭解飲酒和抽煙一樣有礙健康，因此在社交場合婉拒喝酒不但不丟臉，還是相當時髦的事呢！如果您實在捨不得放棄這項「樂趣」, 那麼至少請遵守下列戒條: -- 不要每天喝酒；-- 不可獨酌；-- 不可藉酒澆愁；-- 不可將酒當成睡前飲料；-- 不可將酒與任何藥物混合服用；-- 不可空腹飲酒；-- 在飲啜之間，務必把酒杯放下一會兒；-- 將烈酒沖淡；-- 絕不在宴會中強勸他人飲酒 (您是在拖人下水！)。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下一回想喝酒時，試試其他的飲料如何？(原作者為 Beverley Howells) |
輕‧博‧短‧小 | 數字看日本 日本人高齡化的傾向，正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前進。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目前雖然在十人中才有一人，但是日本大學人口研究所描繪出二十一世紀的高齡化現象，卻是四個人之中就有一位老人。 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壽命的增長與出生率的銳減，尤其是人數最多的戰後一代，漸漸由中年進入老年之後，人口結構將呈現倒金字塔型。其中，由於男性平均壽命低於女性，再加上女性人口現在就比男性人口多，四十年後，將是一個老太太多於老先生的時代。 另外，最近結婚二十年以上卻離婚的夫妻愈來愈多，所以現在的日本男人即使四十年後不會比太太「先走一步」, 還得小心「高齡離婚」造成老來有老妻照顧生活的期望落了個空。 在高齡化社會裡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臥病或患有痴呆症的老人增加，而且需要旁人照料的老人有三分之二左右是老太太。那麼誰來照顧她們呢？主要是家庭主婦。日本現在四十歲的家庭主婦每十二人中，有一人正擔負這項責任，但是西元二 0 二五年，每兩人中就有一人。 如此說來，以後的高齡化社會以老太太居多，同時，照顧她們的也是女性。只不過那時候的家庭主婦，現在大概仍在襁褓中，或是才上托兒所。如何讓這些小女孩準備面對高齡化社會的來臨，將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馬耀輝取材自 AERA) 愛清潔也能致富 強克勞德。狄寇酷愛清潔，這項愛好給他帶來了財富。 生於法國的狄寇十五、六歲時，就開了家廣告公司。有鑑於巴黎街頭老是髒亂不堪，便動起以美化市容來賺錢的腦筋，先後推廣有吸引力的街頭廣告候車亭、自動公廁和掃街車。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風行世界 街頭廣告是狄寇主要的收入來源。過去，街頭廣告不是經常遭人撕毀，就是因風吹雨打而損壞，狄寇想了個補救辦法：在街頭設置一種新式候車亭，亭子本身裝上不怕被刮傷的塑膠屏以及照明燈，廣告就夾在塑膠屏中間。 狄寇首先說服里昂市長試用這種候車亭 -- 狄寇免費提供設備，廣告收入則歸他。巴黎接著效法，目前，巴黎共有一千八百座由狄寇發明的候車亭，荷京阿姆斯特丹有一千三百座，德國漢堡有一千六百五十座，這種候車亭還遍及歐洲各大城市。 除了廣告候車亭，狄寇設計的自動公廁也很普及。這種堅固的方形水泥物會自動清洗內部，而且在發生故障時，自動通知維修人員；每間公廁都和狄寇設在當地的公司電腦連線，一旦出了毛病，公司就可立即出動修護車修理。 掃街車是狄寇另一項革命性的發明，由工作人員騎著帶有超強馬力吸塵管和消毒管的機車，專門清除街道上的狗屎。 產品五花八門 目前，狄寇經營的公司年營業額高達一百六十億法郎，擁有員工兩千六百名 (其中包括四十名設計工程師，不斷構思新點子), 而且業務還在快速擴展當中。公司所屬的工廠纖塵不染，可與醫院媲美。 除製造候車亭、自動公廁和掃街車外，狄寇的公司還生產外形優雅、質地堅固的電子布告板、指路標、電話亭、街燈和交通號誌等，這些產品可租可售，如果是出租，公司會派遣優秀的維修隊每天二十四小時，每周七天，隨時清理。 狄寇的成功之道在於：產品設計優良、不斷維護產品的完善與整潔，而且大量投資研究新產品。 (譚家瑜摘譯自 Business) 秋天不是入學天？日本的臨時教育審議會 (簡稱臨教審), 曾在前年最後一次答覆文部省等單位質詢時，以新學年從秋季開始，才是學校教育合理的循環周期，以及世界上很多學校都是秋季入學，為促進留學生交換等教育上的交流為由，提議日本也要改採「秋季入學制」。 文部省鑑於四月入學的國家只有日本、瑞士等五國，九月入學的則有歐美等九十九國，因此委託總理府針對二十歲以上的五千人展開意見調查。結果，在七七 % 的回收者中，關心秋季入學這個問題的人只有三三 %, 不關心的有六二 %。反對的人則有五一 %, 贊成者只有二七 %。 回答「反對」的人，他們複選的理由以「現行的制度並未發生障礙」最多，占七六 %; 認為「櫻花盛開時入學比較適合日本人」則占四三 %。 至於教育國際化與入學時間的關係，採「入學時間最好依各國歷史或文化來自行決定」的理由、並抨擊臨教審提議的人，有七二 %; 比認為「應該配合世界多數國家」的三一 % 要超出一倍以上。 固守傳統 這樣的結果，顯示「四月入學」的傳統已在日本國民的生活中根深柢固，不易改變。同時也表示，要推行教育的國際化，似乎要先從觀念上著手。 (馬耀輝取材自朝日新聞) |
走出健康 | 上午十一點或下午三點，當你在辦公室裡感到意識渙散、頭昏腦脹的時候，怎樣才能重振精神，面對潮水般湧入的工作呢？散步十分鐘 過去可能有人會勸你吃一塊糖，現在更好的建議是走出戶外，散步十分鐘 -- 大步的、輕快的，但不要走得筋疲力竭。 加州大學長堤分校心理學教授泰耶發現，散步不但可以提神醒腦、袪除疲勞、降低焦慮，甚至可以幫人戒菸。心臟科醫生瑞普也指出，散步有舒緩情緒、穩定血壓的功能。 泰耶教授過去曾用這個錦囊妙計，幫助一些學生聽完冗長的學術演講而不打瞌睡；也幫助許多患有「考前焦慮症」的學生順利通過考試。 聽起來很玄？泰耶教授以多次實驗證明了他的看法。其中一次是請一群大學生坐下來，用一份量表測試各人的精神狀態，然後請他們在校園裡散步十分鐘，回來之後再填一份同樣的量表，結果學生們都認為散步以後精神好多了。 是不是校園裡賞心悅目的美景造成學生們的錯覺呢？泰耶又請同一群學生到一間四面白牆、空無一物的教室裡，讓他們在步行器上走十分鐘，結果還是一樣。 或許有人懷疑一次測試不夠準確，泰耶又做了一個持續三星期的實驗。他請一組人每天固定散步幾次，並記錄下散步前後的體力和精神狀況，仍舊證明他所言不虛。 為了弄清楚到底是吃一塊糖有效，還是散步十分鐘有效。在一次實驗中，泰耶請一組人吃一塊手心大的糖，請另一組人去散步。最初兩組人都覺得精神狀況大有改善，但一小時之後，吃糖的那一組人開始覺得緊張疲勞，而散步的那一組人兩小時後仍然精神飽滿。 幫助戒菸 在另一次實驗中，泰耶證明散步也會讓人覺得比較樂觀。他找到一群感情受挫或長期減肥不成功的人，連續三星期每天散步四次，並記錄下每次的心情做為比較。結果大部分受測者都認為心情比較開朗，問題也不那麼棘手了。 根據泰耶的研究心得，散步最實用的功效，是可以幫助人戒菸。他以兩組癮君子做實驗，其中一組在他們想抽菸之前先去散步，另一組則隨他們所願去抽菸。結果那一天之中，散過步的那一組人，抽菸的數量都減少了。 散步不僅是一種好運動，對情緒健康也有助益。泰耶教授建議你「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現在就去實驗一下；放鬆心情、昂首闊步、雙手自然擺動、保持均勻呼吸，不需要特別場地、不用花錢投資。而愈是持之以恆，愈能體會其中的奧妙。 (原作者為 Robert E. Thayer) |
為台灣找定位 | 不同的生長年代、不同的經歷，使得王作榮、錢復和張俊宏，同樣從台灣出發，卻有不盡相同的發展藍圖。 你可以說，三個人描繪出來的遠景是完全不重疊的；也可以把它視為不同的階段策略：以建設現代化國家為根基對內 (王作榮), 以合作務實的心態對外 (錢復), 再拓展更高的境界，甚至成為世界政治、文化、經濟運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張俊宏)。 芬蘭在共產主義國家環伺下，未被赤化；新加坡在排華的東南亞獨富；甚至以色列也能以堅強的國家意志和武力，打出生路。發揮優勢，選定對外策略，更是此時此刻中華民國必須思考的事，他們三人的意見，不啻是三塊問路石。 |
語言是歐洲統一的障礙 | 歐洲共同市場會員國的公民，享有前往歐市其他國家定居或工作的自由，但迄今為止，享用這分自由權的只是極少數人。 九種官方語言 據歐市當局一九八八年統計，歐市十二國中，只有盧森堡、比利時和愛爾蘭三國，來自歐市其他國的外僑人數占當地人口總數三 % 以上。愛爾蘭的外僑比例高，是因為遷入了一些拿英國護照的人 (沒有語言障礙); 盧森堡和比利時則因歐市總部設在當地，而有許多能操多國語言的歐市官員，以及大批只求餬口、無暇顧及語言能否溝通的外籍勞工 (分別來自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 富有的人就比較挑剔。儘管歐市各國相互承認彼此的醫生執照，但歐市六十萬名醫生中，每年在歐市境內移民的不到二千人。 語言障礙無疑是歐洲人不願在歐洲境內自由遷徙的主因。歐市的「官方語言」多達九種；為了克服語言障礙，歐市當局耗資驚人。歐市常設機構的行政總預算中，翻譯經費約占三分之一，行政人員中，有三分之一是專職的翻譯人員。 據估計，歐市每年舉行的多語會議約有八千六百場，所動用的口譯人員超過三千名；每年的「口譯總工 作天」多達十五萬天以上。而在文字翻譯方面，歐市當局一九八七年生產了八十一萬頁的官方文書，若非規定「有效文件」限於使用英、法、德文；篇幅恐怕還要更多。 歐市委員會正加緊研究電腦翻譯，希望在一九九 0 年代中期以前，開發出一套能夠互譯歐市九種「官方語言」的電腦翻譯系統。不過，即使是最「聰明」的電腦，恐怕也難以掌握語言所蘊含的感情以及弦外之音。因此，親自學習外語仍是上策。 英語是當前歐市最強勢的語言。多數歐市國家視英語為第一外語，丹麥與荷蘭甚至強制學生修習英語；僅有的例外可能是盧森堡和葡萄牙。 英語當道，法人吃昧 法國人對於英語在歐洲當道頗為吃味，因為在歐市成立之初，「大歐洲」的概念是以法國的語言與文化為基礎提出的，而法語也是當年歐市官員的「通用語」。 但儘管法語既明確又優美，卻因國際間多數大銀行家、科學家、搖滾明星普遍使用英語，甚至電腦資料處理與飛航管制站也是英語掛帥，以致風光不再。即使法國人本身也迫於現實，越來越頻於使用英語；目前就有八 0% 的法國中學生修習英語。 雖然如此，英語在歐洲的通行範圍仍然相當狹窄。整個歐洲大陸，普遍使用英語的只有商業圈和一些國際化壓力較大的小國 (如丹麥、荷蘭)。一個只懂英語的英國商人，如果在義大利鄉間汽車拋錨，便能體會英語並非處處管用。 資產成了障礙 歐市當局可以實施單一化，以解決各會員國間的稅制或科技標準的分歧，但語言分歧卻非單一化所能解決。歐洲語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是歐市最大的資產，也是統合中最大的障礙。 (取材自 The Economist, Newsweek) |
洛杉磯如何戰勝空氣污染? | 一九四 0、五 0 年代，洛杉磯的空氣品質曾惡劣到令大人的眼睛刺痛、小孩的眼睛紅腫、草木枯黃、農作減產、新出廠的汽車輪胎龜裂。好一段時間，「空氣刺眼度」甚至成為氣象預報的首要項目。 成就來之不易 當地科學家經過十餘年調查實驗，好不容易找出了導致空氣惡化的元凶 -- 車輛排放的廢氣與陽光交互作用。但這項發現令人十分沮喪，因為洛杉磯終年陽光普照，人口持續激增，而且居民對車輛已倚賴到難分難捨的地步。 儘管當初看來，洛杉磯的空氣狀況似乎永無改善之日。今天洛杉磯的空氣不僅不再「刺眼」, 而且在舉世空氣普遍惡化之際，反而日有進步。一九八 0 年，洛杉磯空氣狀況已有改善，但全年還發布了二十一次空氣惡化警報；一九八六、八七兩年，合計只有一次警報。 洛杉磯的成就來之不易。由於污染源是人人愛用的汽、機車，要他們放棄使用絕無可能。當地環保當局於是從車輛與汽油著手，一方面強迫汽機車製造商為車輛加裝可減少污染的裝置 (如「觸媒轉化器」), 一方面強迫油料業者供應純度百分之百的無鉛汽油，同時逐步提高汽、機車排放物的管制標準。 這些措施不但加重了車輛製造業者與油料業者的負擔，也帶給一般民眾麻煩。以「觸媒轉化器」來說，不但必須經常檢查，一旦故障，還得花錢更換。因此，環保人員自始就必須不斷和公眾反抗情緒戰鬥 (大眾不願相信汽機車是污染元凶)。 努力了二十年 但洛杉磯環保人員越挫越勇，終於有了成效。今天洛杉磯盆地的車輛數目達到四十年前的三倍以上，所排放的有害廢氣反而不及當年。「假如今天的車子和一九五 0 年代相同，洛杉磯夏天空氣不流通時，絕對無法住人。」一位環保人員肯定表示。 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之後，凡是無須耗資巨大即可解決的車輛污染，差不多在洛杉磯完全絕跡。最近當地環保當局進一步出擊，規定一九九三年起加入營運的公車與計程車，一律必須使用電力或低污染性燃料，同時擴大管制對象到車輛以外的污染源。 約束人的行為 洛杉磯運用一系列科技措施，成功地改善空氣品質，無疑對新近感受空氣污染嚴重性的各國城市，極具鼓舞作用與參考價值。 但洛杉磯本身卻不再相信科技萬能；他們深切體認，由於人口持續激增，如不能約束駕駛人行為，洛杉磯的空氣品質終將每況愈下。 去年，洛杉磯當局終於大膽地將管制焦點由「車」轉到「人」。由於洛杉磯每輛汽車平均只有一。一名乘客，於是當局強制規定凡員工在一百人以上的公司，都必須建立一套「共乘計畫」, 以減少使用車輛。當局並要求公司擬訂具體辦法，以鼓勵員工參加共乘計畫、利用大眾運輸工具，或改騎腳踏車。 洛杉磯當局也考慮以行政命令區隔上下班時間、禁止速食店提供「駕車外賣」(drive-through) 服務、保留高速公路部分車道供乘客兩人以上的車輛免費通行...... 等。但這一切只是開端，未來還會採行更多管「人」的措施。 洛杉磯人從來不願輕易放棄享受車輛的便利。因此，過去的環保人員，一向避免採取可能影響民眾生活形態的管制 (如汽車共乘制等), 結果倒也成效斐然。但人口的壓力迫使目前的環保人員，不得不冒著遭受民眾頑強反對的風險，徹底改弦更張。主管當地空氣品質的官員申明決心:「我們要創造一個即便少開車也能度日的新環境，使洛杉磯盆地的生活形態全面改觀。」 (原作者為 Mark Thompson) |
大陸新權威主義的興起與展望 | 美國總統布希就職不過一個月，即到中國大陸訪問，是對中共一個相當友好的姿態，但中共卻打了這位「老朋友」一個耳光，阻止他邀請的客人方勵之教授參加答謝國宴，引起軒然大波。 傷了布希的顏面 中共也許自以為得計，因為它終於使方勵之沒有見到布希，使中共領導人沒有和他們討厭的人同席共飲；但外界看得清楚的人都覺得，這種行為愚不可及，因為造傷了布希總統的顏面，引起兩國外交爭執，更提高「中國沙卡洛夫」方勵之的國際地位，而且使世人益發注意大陸的人權問題，誠所謂得不償失。 中共為什麼會做出這種事呢？外界有很多揣測和分析，只有紐約時報別有見地，它說:「產生 (警察阻攔方勵之赴宴) 這些行動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新權威主義的理論作祟。」 紐約時報指出:「在過去兩個月中，這種理論一直是官方圈內激烈辯論的主題。奇怪的是，這種理論不是從馬克思或列寧那裡獲得的，而是根據中國資本主義鄰國的經驗。批評社會主義的人經常向中國官員指出台灣、南韓和新加坡經濟成功之道。一些官員便據此提出這些國家利用市場刺激的方法，但也強調這些國家的發展是靠了一黨專政的政府。」 紐約時報的這段報導，已給「新權威主義」描繪出一個輪廓。由於中國大陸經濟政革失敗，當前是混亂、失控、難以駕馭的局面。而如何整頓治理又有各種主張，很難統三思見。 「新」在何處？有些人因而認為，這種現象在於缺少一個高度集權的「領袖集團」來控制，所以主張由少數「政治菁英」或「政治強人」組織起高度權威的政府，使用新的權威來改變社會結構。所以追股思潮所關注的，是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個人自由、以及政治體制的相互關係問題。 這派人士認為，他們鼓吹的是與傳統集權主義完全不同的集權思想，所以稱之為「新權威主義」。那麼「新」在何處呢？他們說，「新」在它不是在剝奪個人自由的基礎上建立專制的權威，而是用權威來粉碎個人自由發展的障礙，以保障個人自由。 難道不能用民主來保障個人自由嗎？這派人士認為，如果在一個成熟的現代化社會，答案是肯定的；但對於一個個人自由尚未充分發育的轉型社會來說，不是民主養育了自由，而是自由之花結出了民主之果。 他們主張，社會發展有三階段，即傳統的專制權威階段、「新權威主義」保護下的個人自由發展階段、以及自由與民主結合的階段。中間的過渡是不可免的。必須這樣，才能保持自由發展中的社會穩定。 那麼誰能保證新產生的權威不重新蛻變為傳統的專制權威呢？「新權威主義」者認為不會，因為專制的權威解決不了社會問題，才出現新權威，所以不會回復到舊權威。 以上所說，大體是「新權威主義」者的理論。這個「主義」的精髓，是賦予領導人及其所統率的決策階層以極大的集權力量。 誰出的主意？有人猜測，這一主張可能出自趙紫陽，因為今天大陸的開放改革，趙是主要的策畫者和支持者，他對「新權威」的需要逾於他人。今年一月十六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刊出吳稼祥的「新權威主義評述」、說是評述，實為闡揚，而吳是趙紫陽的親信，外界乃更把「新權威主義」和趙紫陽連在一起。 不管是誰出的主意，反對的人可不少。他們認為，在目前大陸改革陷於極大困境的情況下，宣揚「新權威主義」, 從學術動機上說，是無可非議的。但若把這種主張立即付諸政治實踐，則有可能促成改革的全面退卻。因為中國大陸目前根本不具備「新權威主義」賴以存在和發揮對經濟自由化促進作用的社會條件。這派人士提出下列的論點：一、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前提，是政治和經濟的分離，即財產私有化、商品市場化、企業獨立化。目前大陸的所有制還沒有解決，政治和經濟的分離還不能徹底完成，也就不能避免政治對經濟的干預，經濟的市場化與企業的獨立法人地位就無法形成。 二、中國大陸傳統體制是以政治上的高度集權為基礎的，目前這個基礎並未動搖。今天問題的癥結不在於中央政府缺乏權威，而是權威對經濟過分干預，同時對經濟的管理缺乏科學、民主、效率、廉潔等現代化建設所要求的必備素質。現在若盲目加強集權管制，只能導致政治的腐敗和經濟的萎縮。 不符世界潮流 三、從國際條件看，目前正是緩和的時代，民主浪潮已成世界主流，強人政治、集權政治紛紛瓦解，連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改革也方興未艾。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大陸若放慢民主建設的步伐，不僅不符合世界潮流，也將影響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 四、在高度集權體制下生活了四十年的大陸民眾，經過經濟改革的鍛鍊和近幾年的民主啟蒙，民主意識有了極大的提高，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根據世界民主化的歷史經驗，人民的民主要求如果不能從正常的途徑得到實現，它就必然會從非正常的途徑發洩出來，而導致政治動亂。 不僅大陸內部有人反對，從我們台灣居民的立場來看，他們認為台灣、南韓和新加坡，因為有「一黨專制」的政府，經濟才得以發展，所以大陸也要搞「權威」, 這種說法不僅是比擬不倫，而且有認知上的錯誤。 就拿台灣來說好了。台灣過去確是一黨獨大，而且長時期受「強人政治」的影響，但是台灣基本上還是一個有適當民主的社會，因為有選舉制度，人民先是可以選地方民意代表、地方行政官員，後來又可以選中央民意代表，它的自由程度相當大，不能說是集權政治。 最重要的是，政治對經濟的干預極少，又承認財產私有制，所以能產生企業家，創造社會財富，中產階級因而興起。 同時台灣的社會尊重知識，政府重視教育，故能培育人才，又有一個相對的理性環境使人能發揮其才能，這都是大陸所缺乏的。 一段透徹而不客氣的話 大陸已經進行了「十年改革」, 領導階層的人似乎對民主自由一無信心，屢次在會見外賓時表示，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完全適合於中國。在這種心態下，「新權威主義」的出現就一點也不稀奇了。 但是，西方的政治制度真的不適用於中國嗎？去年九月，美國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博利曼訪問北京，與趙紫陽談經濟改革，對於私有財產、政治干預等問題，趙紫陽又辯稱「中國國情不同」。傅利曼說:「我曾用許多年研究很多進行改革國家的情況，每個國家的環境都不盡相同，都認為自己的情況是特殊的，但有些情況並非如此，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都有一些共同的因素，適用於每個國家。 「譬如，物理學的原理在每個國家都適用，經濟學的原則在每個國家也適用。這其中最根本的一條，是經濟繁榮與私有產權的關係，有一條重要而簡單的經濟規律，你是知道而且同意的，那就是花自己的錢比花別人的錢更謹慎。這解釋了為什麼鄉鎮企業比國營企業更有效，私營企業又更有效的原因。因此，中央權力下放是個關鍵，下放得越多越好。」 傅、趙會談時，香港大學教授張五常也在座，他後來發表了會談的紀錄。就這段話來說，傅利曼說得很透徹，也很不客氣。 繼方勵之寫信給鄧小平要求釋放政治犯之後誌有三十三位文化界人士也寫聯名信，跟著又有四十二位科學家的簽名，大陸上湧起了四十年來未有之民主浪潮，但另一方面卻又有「新權威主義」的興起。 值得中國人關注 兩種思潮的激盪會產生何種結果？中共會不會用對付方勵之的手段對付其他知識分子？「北京之春」能否出現？值得海內外中國人共同關注。 |
誰怕電腦? | 人人都說自動化的時代來臨了。科技產品買方便；自動提款機、文字處理機、傳真機、自動化生產線等等，省時又省力。可是慢著！你準備好做個現代人，實際去使用這些科技產品嗎？怕出差錯 事實是，在我們的週遭不難聽到這樣的聲音：金融卡？萬一機器卡住了我的卡片怎麼辦？會不會把別人的帳算到我頭上？或者，電腦打字？按錯鍵怎麼辦？資料會不會被吃掉？機器萬一爆掉了怎麼辦？這些問題背後的真正問題其實是 -- 我沒用過，不敢用；或是，要花太多時間學習，我懶得學；機器太貴了，我捨不得買 -- 總之，不用這些東西，日子也還過得去，何必自找麻煩，那麼累呢？科技產品本身不夠完美，不夠可親，也要負上一部分責任。例如個人電腦剛上市時，光是開機，進入使用程式的步驟，就複雜得令人頭暈；加上軟體少、設計不夠周詳、機器故障率高，更別提使用手冊動輒厚達幾十頁，說明文字又是只有內行人才看得懂的術語，實在教人喪氣。 對東方人來說，使用科技產品還有一層文化的障礙。幾乎所有科技產品都有一項特色 -- 減少人與人的溝通 (用意在不麻煩別人，節省每個人的時間); 可是東方人有高度的社群需要，對著一台機器獨自工作，與機器對話，今他們心生恐懼。 傳統東方人的辦事方法是建立在人與人的互信上，他們不信任機器。例如，他們寧可帶著文件，老遠跑去給對方填寫、簽名，也不願利用傳真機，深怕這份文件流落他方。 在技術上，東方文字，特別是中國字、日本字，構造複雜，相對需要的軟體設計也比歐美文字複雜得多。在歐美，打字早已是相當普遍的技術，轉換為電腦打字輕而易舉；在東方，這方面的技術障礙從未被克服，打字因而對絕大多數人都是全然陌生的技巧。何況至今還沒有真正簡單易學的電腦軟體，這就難怪即使像日本，已是全球最大的電腦產品製造和輸出國，一般人仍然很少使用電腦。 在日本，只有二 0% 的公司有電腦，平均每二十七名員工一台；而在美國，平均是每六名員工二台。日本大部分學校也仍然教珠算，而不教電腦；平均每所小學只有二。九台電腦，初中是三。五台，而且多半是行政用，而非教學用。 可親的電腦 其實科技恐懼症是可以克服的。以電腦為例，如果鍵盤簡單、方法易學、軟體設計周到，讓使用者感覺自己能夠控制電腦，就可以大大減低初學者的恐懼。現在電腦界正在開發的語言輸入法，就是為了減少使用者的學習障礙，使電腦變得比較可親。 另一個機器和人之間的鴻溝是「改變」。如果機器能夠把原來的工作做得更快、更好，又不必使用者在工作或生活習慣上做太大的改變當然很好；問題是電子產品確實需要使用者大幅度的改變觀念和習慣，而「改變」所帶來的不可知使人不安。 對辦公室和工廠的管理人員來說，自動化的初步投資相當龐大，而其後員工能否適應、產能是否提升、投資報酬率是否恰當，都是難以掌握的變數。從「冒險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冒險」的經營原則來看，企業界腳步遲疑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無論我們愛不愛、敢不敢跨出第一步，科技革命已在我們身邊漸進但是快速地展開。終有一日，外力會逼使我們不得不採取行動。美國汽車製造業的經歷是最好的教訓。 七 0 年代，美國的汽車製造業雖然知道日本人正在迎頭趕上，但是當時美國汽車獨霸全球市場，一切運作都很順利，何必輕言改革？結果日本汽車在八 0 年代以較低廉的價格、較高的品質，數年間打得美國車招架無力，喪盡競爭優勢。 如今美國的汽車製造業也開始以工廠自動化來提高產能、降低售價。這場仗還沒打完，但是美國人已付出額外的代價。倒不如掌握先機，無論是個人或公司，都可以評估環境，事先訂下詳細計畫，然後照著自己選擇的方式和速度，加入科技發展的行列。 克服科技恐懼症的唯一方法，是將退縮化為遠見和行動。 (取材自 USA Toda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經濟與生活公司出版「親近電腦」等) |
未來世界掌舵手-科技 | 一八九九年，許多人預言人類即將毀滅。他們說，擁擠的馬車和異味蒸騰的馬糞會嗆死所有人。汽車，拯救了人類。 今天有一種發明，每年在美國造成五萬人死亡，兩百萬人受傷，並且疑似肺氣腫、肺癌、心臟病的肇因，許多人痛斥它為都而殺手。汽車，正是這個殺手。 這個例子說明了，科技在解決一個社會問題時，往往會製造出一些新的問題；這個世界所上演的悲、喜劇既不純因科技而生，當然也不能冀望純粹靠科技來解決。美蘇簽訂銷毀中程核子武器協議，或許是人類警悟，科技不足以解決政治歧見，政治問題仍需以政治手段解決的最佳例子。 第三次科技革命 當然，科技可以改變文明發展中眾多相關因素的優先次序或分量，它也可以消弭某些因素，製造新的變數；但是它與政治、經濟等社會因素永遠是互動，而非獨立的；是漸進，而非突變的。 繼兩百年前的蒸氣機、一百年前的電力和化學合成物質的發明，第三次科技革命 -- 主要是電腦和電子通訊革命 -- 可望在二十五年內發展成熟。稱之為「革命」並不為過，因為在資訊交換越來越快速、越自由、突破政府控制的國界之後，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勢將做重大變革，而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型態將全然改觀。 事實上，當前世界經濟體制已因資金、商情、交易行為的空前頻繁，而呈現出質的改變。過去一、兩年間在台灣進出的「熱錢」就是資金市場國際化的產物。 產業經濟受衝擊 目前僅僅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二十四個會員國的私人企業退休準備金，投資到國際貨幣市場上滾來滾去的金額就有一兆四千萬美元，而國際外匯市場的每日交易額更高達一千五百億美元。藉著電傳，銀行、投資公司，甚至生產製造商，都可以利用貨幣、信貸、資金交易等錢滾錢的方式，來牟取利潤。 不僅是有組織的公司，在電子資訊網路普及的國家，任何人從家中的電腦就可以得知當時股票市場的行情，並直接投入交易，以致股票交易的速度加快，交易金額擴大。這種人人參與的趨勢，已使全球各地的股票交易量在過去十年中遽增七倍，合法的股票經紀人增加四倍，投資顧問也多了三倍。 預計在未來五年內，全球股票交易網路將可設計完成，投入運作 (目前已有五百家以上的公司股票，同時在本國和其他地區上市), 屆時全球的金融市場將可整合為一，二十四小時運作不歇。 資金交易從傳統的產業經濟體系中獨立出來後，過去以工資、原料、運輸費用等成本，來決定利潤和匯率的經濟鐵律也被打破，如今是以匯率來決定各國工資、原料的相對利潤；因此未來開發中國家將不能再以低工資做為競乎的利器。 產業經濟受到科技發展衝擊的另一個層面，是產品加速淘汰、轉換。以前一種主要發明的生命週期，大約是二十五年，現在一個新產品幾乎在上市的同時，就已過時了。 曾經，福特汽車公司為了給汽車座椅加裝羊毛椅套，而自己經營牧場養羊；未來，公司為了降低投資風險，「從原料到市場一貫作業」, 以降低成本、控制品質的經營理念勢必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產品多元化，資金運用彈性化。 例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如今除了汽車，還製造機器人、國防通訊設備，它也是全美最大的信用貨款公司，並且正考慮生產健康器材和成立投資銀行。 改寫「市場」定義 將來公司經營者面對的員工，可能還包括機器人。產業自動化以後，工作的機會並不會減少，而是性質會改變。例如在一九七三到八五年間，美國的製造業產量增加了四 0%, 全國就業人數增加兩千八百萬人，而同時期工人卻減少了五百萬人。 工人都到服務業去了。一般預估，製造工人占就業人口的比例將在十年內減至一 0%; 整個社會結構完全重組，新生的管理人員、專業人員、服務業和金融業從業者成為社會的主體。 這並不表示製造業會消失，而是機械性的工作會被專業性、知識性的工作取代。現有的製造業工人如果不想被市場淘汰，就必須接受科技訓練；而公司經營者如果想跟上辦公室、工廠自動化的潮流，就必須視員工訓練、培養人才的投資重於設備投資。 在新的經濟體系中，「市場」的定義必須改寫；市場不再指一些特定地點，資金流通和商品交易都在電腦 -- 電傳網路 -- 電腦之間決定。最重要的是，市場不再受限於國界，而且超脫政府的控制。 落伍的政治家 面對國際資訊流通對各國經濟、文仇、政策、行政造成衝擊，在政府與人民之間畫下衝突的事實，無論是國際間或個別國家均顯然未能做出適當的反應。原因很簡單，歷來政治家和外交官都因欠缺科技知識，而對科技所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興趣缺缺，更談不上遠見。 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蘇聯放射了世界上第一枚人造衛星；美國物理學大師愛德華。泰勒痛惜美國「輸了一場比珍珠港事件還重要的戰爭。」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卻說:「我看不出這個發展對我國的安全有任何重大影響。」西德總理艾德諾也說:「這並不證明他們有本事從幾千里外砲轟我們。」歷史證明了誰是先見者。 資訊革命對執政者尤其是致命的打擊，因為向來是擁有知識和懂得運用知識的人就掌握了權力；資訊自由流通無疑會動搖權力結構。 越戰期間，美國電視所發揮的影響力，嚴重侵蝕了政府的公信力，進而扭轉了美國的東南亞政策。 英阿福克蘭戰役期間，英國政府嚴格控制新聞界與電視的報導；許多人認為這是英國政府能堅持政策，贏得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新聞界廣泛運用精密的攝影、監聽、偵測器材的今天，任何國家的任何秘密似乎都無所遁形。一九八六年蘇聯車諾比爾核子電廠爆炸；幾天後，法國一枚私營商用人造衛星所攝得的電廠災後殘骸照片，出現在世界各報的頭版，迫使蘇聯承認災情嚴重。 從另一個角度看，晚間新聞中也可以看到美國海、空軍在緊急事件中的調防、攻擊行動。這種零機密的資訊流通，不但綁縛、削弱了執政者的決策選擇，更引起政府權力是否受到根本挑戰的質疑。 例如各國的貨幣和幣值一向均由政府控制，如今大權卻旁落到遍布世界各地的金融買賣人手中。每當螢光幕上播出美國 (或任何主要貨幣國家) 中央銀行董事長的談話，投資人就可以自行推斷該國新的金融政策和貨幣價格，透過終端機立即買進賣出。這類交易行為常在有意或無意間破壞各國的金融政策或國際協議。 同樣的，一個工業設計師可以在電腦上設計出整個製鋼廠，透過電傳，在世界其他地方設廠生產。一個小小的矽晶片就足以突破政府的輸出限制。傳統的政治、外交手段顯然不足以規範這些新生事物；因此外交官員需要與銀行官員、企業家、貿易談判官員，甚至科技人員共商對策。 從樂觀的角度來看，科技使人民知的權利擴大，參與決策的機會增加，可以督促政府採取更合乎民意的政策。從悲觀的角度來看則不然。 撇開洩密的疑慮不論，資訊科技也「鼓勵」投機政客 (事實上，包含大部分政界人士), 規避黨內共識、政黨協調、法令程序等傳統決策過程，直接將爭議性的主張帶上媒體，塑造「速食民意」, 迫使政府採取或變更決策。問題是電視上精彩、刺激的爭議畫面，所催化形成的決策往往是劣質政策，真正經過深思熟慮的政策卻成了犧牲品。 在這一波科技革命中，不僅西方國家政府深感困惑，反應遲鈍，共產國家更面臨無以解脫的困境。因為共產政權的權力基礎是建立在壟斷資訊、操縱資訊上面，如今這種控制權開始鬆脫了。蘇聯和東歐人民已越來越容易取得電視、錄影機和錄影帶；一旦這些國家的人民得以自主取得資訊，政府地位遭到挑戰是可以預期的。 此外，想跟上日進千里的科技發展就得倚賴外界的資訊和合作。如果共產國家堅持封閉政策，資訊仍然只限於少數科學家能夠取得，則科技發展勢必延緩。然而開放資訊又有失控之虞，實在兩難。 改變了「時間」的意義 從長遠看，科技的發展極可能微妙地改變共產主義的本質，進而改善東西方關係。同時，新的科技發明也在不斷改變世界戰略形勢。例如，光纖取代了銅，產銅國家的重要性自然降低；糧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糧食輸出國家就失去了優勢；廉價勞工被專業人才取代後，人口龐大而素質低的國家將更難求發展。基本上，雖然新產品所需的新資源仍會形成新寵，例如，沙是製造電腦晶片的原料，粘土是製造高溫超導體的原料；然而越來越多的科技成品將取代自然原料已是大勢所趨。飛得更快、更遠，威力更強大的武器，也使得地理戰略逐漸失去意義。 因此，擁有自然資源不再等於擁有財富；擁有良好的地理位置也不等於坐定戰略地位。對於靠資源或地理位置取勝的第三世界國家，這將是嚴重的打擊；也因此有人憂慮，未來的世界將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局面。 或許科技革命最深遠的影響在於改變了「時間」的意義。對於企業家而言，更具彈性、更有創意是求存之道。對執政者而言，更快的資訊流通、更快的武器發射系統，意謂著決策時間日益受到壓縮。在許多情形下，僅容瞬息的決策時間，不僅傳統決策系統無法及時反應，甚至已超越人類思考能力的極限。 在美國，反對建立 SDI (戰略防衛系統) 的人士就是認為，此一耗費天文數字的空戰系統縱然真能制敵於太空，決策者能否在瞬間正確做出影響千萬人的執行指令，實不無疑問。 然而另一方面，科技發展所製造的環境污染、人口爆炸、輻射威脅等問題，卻需要長遠的眼光 (五十年、一百年的政策想像), 和胸襟 (放下國家利益與歧見，進行國際合作) 來解決。 科技革命帶給每一個人的挑戰都是無形卻巨大的，誰會是勝利者呢？十五世紀開始，航海技術日益發達，卻只有歐洲國家想到藉航海來擴張國家利益；這些國家因而建立了屬於它們的黃金時代。未來，誰會是勝利者呢？(取材自 Current History, Foreign Affairs, The Futurist 等) |
魏京生自傳-一個民主勇士的啟蒙自白 | 我十六歲的時候，正是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爆發的時候。按照中國正常的學習階梯我正好應該在這一年初中畢業。文化革命的爆發打亂了一切秩序，包括正常升學。 雖然如此，我覺得文化革命的動亂給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思想上的益處，可以抵償不能繼續升學帶來的損失，因為在這動蕩的年代中，人們被迫放棄了頭腦中的迷信和偏見，被迫不斷地審查他自己的看法和思想方法。從而有可能真正客觀地分析一切事物。這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學生時代，我很愛好文學，看小說常常看得人迷。碰到精彩的小說，就非得一口氣看完不可。有時還會寫詩，寫寫小說之類的文學作品，分給朋友們看。 無休無止的辯論 上中學以後，我開始對哲學發生了興趣。我所在的班是一個壞得出奇的班，一到晚上就開始無休無止的辯論。辯論的雙方站在桌子上揮舞教鞭和鉛筆盒大喊大叫，但沒有那個班的老師敢到這兒來干涉，干涉的人只會「自討沒趣」。 我們因為一些十分奇怪、有時甚至是荒謬的題目進行無休止的辯論，也因為辯論雙方除非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是絕不願認輸的。所以參加辯論的人，都感到需要看更多的理論著作，以提高自己邏輯推理的能力。在初中的頭兩年，我們這個言論小圈子裡的人，幾乎看遍了所有馬、列、斯、毛的理論著作。 我對哲學發生興趣，也正是在這個時期。 我父親作為一個共產黨的小官僚，自然是十分喜愛他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他盡一切努力向我們灌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鼓勵我們讀一些他指定的政治書，如「平凡的真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等。這些書我當時雖不能完全看懂，但這種薰陶，使我成為自認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徒。而且直到我看到的現實打破了我的美好幻覺之前，簡直可以說是一個狂熱的毛主義分子。 在這同時，我媽媽對我們進行另一種方式的灌輸。她雖然和我爸爸一起，反對我領導弟弟妹妹看小說，但她自己常買一些如「苦菜花」、「三家巷」、「朝陽花」之類的小說，和共產黨早期革命鬥爭的回憶錄，並極力向我們推薦這些書。 媽媽的感情教育 據我偷聽到的一次父母親的辯論來看，我母親的意見是：必須讓我們在感情上愛憎分明，必須在感情上「站在人民的立場」, 才能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果一個年輕人不懂得人民怎樣受苦受難，就不會去設法瞭解他們為什麼受苦受難，也就不懂得為什麼要革命。 我媽媽的這種感情教育，對我後來的思想發展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如果沒有這種教育，沒有我媽媽從小灌輸的「為受苦受難的百姓而犧牲」的革命家式的感情，我在看到中國的工人、農民的現實生活狀況後，也許會像其他一些幹部子弟一樣聳聳肩、撇撇嘴說:「這不過是社會主義的陰暗面。」在看到又髒又臭的叫化子時，也許會隨和著一般「城裡人」和「好人家出身的子弟」們指責說:「這都是好吃懶做的人。」 我雖然生長在大城市而且又是幹部子弟，但卻能保持對於苦難中的農民和工人的同情，這要完全歸功於我媽媽的教 |。如果當媽媽的都把這種正義感和同情心作為留給子女的主要遺產，這對於人類的進步，將是一筆無法估計的財富。 奇怪而荒謬的革命 一九六六年爆發了文化革命。文化革命這個名稱很恰當，因為引起這場革命的原因純粹是屬於精神世界的。是多年被壓抑的憤怒的爆發，也是傳統意識和傳統思想方法與現實事物不協調的產物。 文革時期，凡是爆發鬥爭的單位，從中央各部到農村大隊，幾乎都是過去被壓迫的群眾反對曾壓迫了他們的領導人。少數情況下沒有受壓迫的人參加到運動中，至少也必須打著被壓迫者的旗號。這說明這場動亂並非「偉大旗手」所發動，實在是共產黨暴政多年來的積弊所造成。 但這種憤怒的爆發，卻採取了崇拜暴君的方式，甚至被引導上了為暴政而鬥爭、而犧牲的道路。這一方面說明了人民起來鬥爭時的盲目性，一方面說明封建的傳統意識和傳統思想方法束縛了他們的頭腦，使他們處於起來反抗政府，只是為了保衛政府這樣一種奇怪而荒謬的狀態。 他們反對等級制度和奴役性的制度，卻打著保衛這些制度締造者的旗號；他們要求民主的權利，但卻對民主投以蔑視的眼光，並企圖用獨裁者的思想指導自己去得到這些權利。 其結果，是所有的人都覺得情況糟透了，雖然是從很不相同的角度得出這個結論。但所有的人，或遲或早都感覺到已過去看待事物的眼光有很大的缺陷，必須加以程度不同的清理和修正。 文化革命十年使一般人的認識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六六年在天安門廣場為了那個剝奪他們自由的人，而熱淚盈眶的愚蠢的人民，七六年在天安門廣場則成為反對同一個人的勇敢的人民。 文革教育了一整代人 文化革命的痛苦經歷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六六年初，我和我的幾十名同伴加入紅衛兵時，紅衛兵是個狂熱的毛主義團體，但同時也是個對現實不滿的團體。這後一點尤其重要，如果單單是毛主義團體，恐怕也沒有必要採取「造反」的態度。這些人大多數是像我一樣對社會的不平等不滿的分子，這一點使得這批人頗有自我犧牲的精神，因而有極強的戰鬥力，形成一股不易摧毀的力量。 但這股力量為什麼最終沒有摧毀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呢？這是因為，形成這股力量的人，都以專制主義思想來武裝自己的頭腦。例如我自己當時就是一個狂熱的毛主義分子。我看到毛澤東著作裡和馬克思、列寧著作裡談到的那些美好的事物沒有實現，並且看到學校裡的領導們似乎沒有實現這些的意圖，感到很不正常。 當我們聽到毛澤東說社會主義階段還有階級鬥爭時，當我們又聽到毛澤東說階級敵人混進了領導階層時，就認為這一切不平等和不幸都是這些混進黨內的階級敵人造成的。於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揪這些壞人的運動中。我們把這些壞人想像為「列寧在十月」電影裡的布哈林一類的角色。 由於各種原因，紅衛兵運動很快地擴展開來，蔓延到全國。我們也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到全國各地串連、點火。我們每到一地，先和我們認識的當地各階層人士接觸，這些人大多數是各級幹部。向他們瞭解當地幹部，特別是瞭解「當權派」的情況，然後深入到各學校、廠礦企業中去煽動造反。 紅禍蔓延 這樣的造反、煽動的狂熱稍一過去，在我們的頭腦中開始產生了疑問：像這樣造反，似乎任何「當權派」都是壞人。如果都是壞人，那麼這個國家、這個黨好像整個都成了壞的。造種想法和我們開始的想法很不相符合的。如果說不都是壞人，為什麼幾乎每個單位的「當權派」都被群眾提出一些確鑿的理由來反對呢？從這些理由上看，這些人的確是壞人。 當我們從外地回到北京時，這種矛盾的狀況更加嚴重了。因為我們認識和瞭解的一些老幹部也都變成了「走資派」。我們並不感覺他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也沒有發現他們是布哈林類型的陰謀家，而且他們還是受苦人出身，從小就參加革命。 像這樣的事，對於一個十六歲的孩子，是不大容易想得通的。處於這種矛盾狀態的紅衛兵組織也開始分裂，例如我校的紅衛兵有四百多人，除有一百多人退出後加入其他組織外，剩下的也分裂成五、六個派系。 向西北出發 我當時感到情況很複雜，必須進一步弄清情況，多找一些事例，才能對當前這種矛盾狀況提出一個正確的解釋。於是就帶了幾個最親近的同學，出發作社會調查去了。誰想到這一番調查竟持續了許多年。 我和幾個最親近的朋友坐上火車，向我們串連所沒有去的方向 -- 西北出發了，火車上十分擁擠，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最多的是打著串連旗號遊山逛水的人。這些人往往土頭土腦，什麼也不懂，而且看上去什麼也不想懂，他們的神經早已麻木，他們的生活只有一個目標 -- 享樂。我對這種人極其反感。 坐在我對面的一個中年人就有這樣的嫌疑，雖然他自己說是出差的，但我明明看見他用的是「串連票」。我們人多勢眾，又是紅衛兵，所以他極力想和我們談話，但我總不大愛理睬他。 火車過西安之後，沿路車站要飯的就非常多。我看見要飯的人就習慣地把自己的食品遞過去，這時對面那個人就說:「以後別給他們了，這沒準是地富分子，起碼也是好吃懶做的人，應該餓著他們。」我聽他講得好像很有道理，也就將信將疑地接受了他的勸告。但有時看到小孩還是禁不住可憐他們，要給他們一些吃的東西。 火車過蘭州之後，進入了有名的「河西走廊」。火車偶然停在這兒的一個小站上。說它是小站，這無論怎樣也不過分，因為這一站連月台都沒有，我想是因為很少有人在這兒下車，也很少有人在這兒停車吧！當我們這輛特快一停下來，就有一群叫化子湧過來要飯，幾乎每節車廂都有人在要。我看見一個滿臉煤灰、長長的頭髮披散著遮住了上半身的女人，和幾個十來歲的孩子在我的窗口下要飯，就動了憐憫之心，我想孩子們是無罪的，這個婦女就算是地富家屬，本人未必就是地富分子，給她一點飯吃，也不能算是「階級觀念不清」。於是就拿起在蘭州站上買的幾個餅，伸手遞出車窗。 因為火車非常高，她們又站在路基下邊，距離太遠，餅和她們之間至少還有半公尺遠。為了把餅遞到她們手裡，我把上身探出到車廂外邊。 我剛探出去的頭本能地縮了回來，手也懸在半空中。因為在這一剎那間看到的情景，絕不是我可以想像得出來的事情，也是我過去所不敢相信的事情。那個披散著頭髮的女人是個大約十七、八歲的年輕姑娘，除了披散著遮住上身的頭髮外，身上竟沒有任何叫作衣服的可以遮住身體的東西。只是全身沾滿了煤灰和泥土，遠看似乎是穿著衣服一樣，再加上混在一群沒穿衣服的小叫化子中間，在不注意的人看來便不顯得那麼刺眼。 無法接受的現實 我從來不迴避現實，我相信我看到的是真事，只是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這一現實。在路基上的姑娘和孩子沒有理會我突然縮回車廂的動作，他們反而用更高的聲音乞求著，我馬上醒悟到：對他們來說，饑餓是最主要的事情。我立刻把我手中的幾個餅扔了下去，路基上響起一片搶東西的喧擾。 坐在我對面的那人充滿樂趣的嘿嘿笑了兩聲，用通曉世故的口氣說:「沒見過吧！在這一帶多的是。每個小站上都有這樣的姑娘，有些還相當漂亮，只要給吃的，用不著花錢就可以......。」我很感謝他給我機會用蔑視的眼光發洩我的憤怒和痛苦。 飢餓的人群 我想我當時的眼光一定是相當可怕的，因為他馬上頓住了，尷尬地改口說:「你要是常在這一帶坐火車，就不會感到奇怪了，每一站都能碰到這樣的事兒，當然想想也怪可憐的。」 我不願讓這樣的人看見我感情的暴露，就把臉轉向車廂外邊。我看見那姑娘儘量墊高腳伸長了手，從又髒又亂的頭髮下用可憐的眼光盯著我，急切地用我聽不太懂的土語乞求著。我很明白她要什麼。也許剛才的餅她沒搶到，也許搶到後給她的弟弟妹妹，總之，如果我不再給了，她就會挨餓。最初的驚奇和意外的難堪已經過去了，我從書包裡拿出剩下的麵包，把上半身儘量探出到窗外，遞到幾個沒有搶到餅的人手中。 我手中的麵包不足以滿足路基上飢餓的一群，在兩旁的車窗口乞討的人也向我的窗口聚過來了。我遺憾地想抽回我的身子，後邊卻響起一個聲音:「我這兒還有多餘的。」當我懷疑地回頭看我的對座時，他不好意思地補充了一句:「我也吃不了這麼多。」說著就把麵包、餅乾遞到了我手中。 我把它們全部分給了向我伸出的手。我看到其他車窗口也有人迅速地向飢餓的人分發各種食物，這也許是受了我伸到窗外的手臂上的紅衛兵袖標的影響吧。誰知道呢？當火車重新開動時，從車窗旁閃過的赤裸的姑娘和孩子們，許多已經把餓得發綠的眼睛，從車窗轉移到手中的各種食物上邊去了。 深入社會底層 接下去兩天的火車旅程中，我的腦子總離不開無名小站上的這一幕。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成果嗎？或者是少數壞領導造成的惡果。如果那個地方的領導是我父親的一個「戰友」, 我倒想知道一下這是個怎樣的人，至少我可以確定，這個人即使被打死也是「死有餘辜」的。同時我覺得，只瞭解城市和上層的情況遠遠不夠，應該瞭解這些最底層的情況，才有可能理解這個社會的真實面貌。 抱著這樣的目的，我帶著我的一個最親近的同伴，深入到建設兵團的最基層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們更多地注意的不是那兒生產什麼東西，打多少糧食，而是這兒的各種各樣的人怎樣生活和對他們的生活取什麼態度。 我們每走到一個地方就設法交許多朋友。由於我們熱心誠懇的態度，我們交了許多知識青年、復員軍人、老右派作朋友。我們發現他們對自己的生活雖然各有不同的目的，也各有不同的經歷和處境，但在他們對自己現在生活的態度中，卻有一個基本共同點：不滿意。知青和復員軍人都有受了騙的想法。我們認識的一個老右派則直接地認為：她當初參加共產黨時，沒想到共產黨會被現在當權的這一群慘無人道的傢伙所掌握。 這種看法在我們當初聽來是極不順耳的，使我們感到的確她「應該是個右派」。但一方面我和我的同學從來就有耐心聽各種看法的習慣，一方面她的思想是用許多的小故事，包括她自己的故事講出來的，有不容反駁的權威性。這第二點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她也由於有了可以說心裡話的機會而非常高興。 時間倒退了二十年 我們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她過去是新華社的記者，過去的丈夫是石少華。她是被當作右派流放到新疆來的。因新疆缺乏人才，就讓她當了庫爾勒的農二師的報社記者兼編輯。她陪著我們結識了當地的許多窮苦人，包括庫爾勒縣一個貧協的主席...... 一位維族農民。 從這位貧協主席家出來後得到的印象，就像時間向後倒退了二十年，我覺得我看到的正是小說裡描寫的「解放」前的貧農家庭。所不同的只是這位貧農滿口「革命」、「修正主義」, 似乎在提醒人這是一九六六年而不是一九四六年。 這位記者還陪我們到最偏僻、最遙遠的馬場去參觀。在馬場邊的一個魚廠，我們碰到了二十幾名上海知識青年。一到那兒，知青們就要求給他們照一張像，並且騎上我們的馬高興地又喊又叫，卻不敢放開綑繩跑。我很奇怪地問他們:「你們平時不騎馬？」一個戴眼鏡的青年笑了笑說:「我們這兒沒有馬。」他們又對我們說:「希望把照片給他們的家裡寄去。」他們都是用當地優美的風景作背景騎馬照的像。 傍晚我們回焉耆團部的路上，我問女記者他們為什麼不把自己住的破草棚作背景，女右派用她疲勞的聲音簡單地說:「十幾年沒給家裡一張照片，要是讓家裡知道住這樣的破草棚，父母心裡該是什麼滋味呀！」 勞改犯和知青一樣自由 我不禁十分驚奇為什麼他們十幾年沒給家裡一張照片，女右派對於揭發性的題目最感興趣:「那兒生活艱苦，你沒看見他們住的、吃的都和勞改犯一樣嗎？」「他們那兒有勞改犯？我怎麼沒看見！」「你真粗心。他們住的那排房子前邊那一排房子不就是勞改犯嗎？」我猛然想起站在前邊一排房子窗口看著我們不說話的一些人，我真沒想到勞改犯會和知青一樣「自由」。 「為了防止他們逃跑，就乾脆不讓他們離開魚廠，藉口當然是工作需要啦！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照像。你沒注意他們魚廠一匹馬也沒有嗎？」我當然不會想到知青和勞改犯有同樣的自由。「他們不會走出來嗎？」「你看看這河水多急。」 我這時才注意到我們正騎馬蹄過的這條沒有浪花的河，它正以洪水般的速度衝進博斯騰湖，我記得沿路有三條這樣的河，「像這樣的河，不騎馬是過不來的。」她和我同時注視著飛快地漂過的無數小漩渦補充道:「春天漲水時，騎馬也過不去，只能騎駱駝。沒人騎的空馬過這樣的河也站不住腳。」 為了不沾濕鞋，我們都把腳放在馬屁股上，我抬頭看了看離我們約有十公里左右的那些小蘆葦棚，那兒還站著幾個可能終生脫離不了這種悽慘生活的苦命的人，依依不捨地目送我們。 好人打倒、壞人勝利 從這時我就產生了這樣一種心理，看見報上登載「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描述和聽人講起社會主義如何勝過資本主義的大道理，就在心裡罵一聲:「扯你娘的淡。」 雖然從書上看到的資本主義也並不好，可是我不相信還有比我看到的這些更不好的了。雖然我仍然認為這些都是違背毛主席指示的惡果，但我對「為什麼毛主席總是信任這些違背他指示的人」這一點開始產生了懷疑。女右派的經歷著重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為什麼好人總要被打倒，壞人總是得勝利？」 女右派雖然對她曾經是右派很不好意思，我卻從一開始就感覺她是個好人，我覺得像她這樣的人是不會主動去危害人民利益的，她成為「右派」純粹是冤枉，把這樣的又好又有才能的人流放到這樣荒僻的地方實在太不應該。 沒心肝的人 我對她一點兒也不怨恨離婚另娶的丈夫十分敬佩，她說:「既然我是右派，就不應當連累他和孩子，當然也不應當讓他單身過日子，孩子們總還需要人照顧。你們去我家 (指她丈夫的家) 時，最好不要讓別人知道是從我這兒去的，免得給他們找麻煩。」 當我們倆拿著她不遠千里託我們帶來的庫爾勒香梨，終於沒驚動旁人找到她丈夫家時，她丈夫竟閉門不見，不承認和他兒女的母親有什麼關係。只讓她女兒在走廊裡接受了我們帶來的梨。 毛澤東在我心中動搖 從他家出來後，我的達到頂點的憤怒轉而成為痛心。我想，也許正是由於這種沒心肝、沒良心的人的品性，才使他免受右派老婆的牽連吧！但為什麼偏偏是沒心肝、沒良心的人就能逢凶化吉並且青雲直上呢？我不習慣於找不出答案，我認為這是因為全黨全國的幹部理論水平都太低了，不懂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以才讓這些封建官僚的殘渣餘孽占了便宜。我覺得只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是抵制這些「修正主義分子」的最有效武器，於是下決心更進一步鑽研。 我聽說在我們這一批最早起來造反的紅衛兵中間，有不少人也在進行和我差不多的工作，並號召瞭解社會，據說他們還穿上破衣服到北京去要飯，說是體驗生活。 我認為沒有「體驗生活」的必要。下到底層去看看，聽工人、農民們說一說心裡話，要比討飯收穫大得多。而且我有另外一種想法：要想瞭解社會，就必須瞭解社會上各種各樣的階層和小社會。而且我還有這樣一種偏見：凡是現在掌權的，我首先就認為他是沒心肝、沒良心、靠別人的不幸上台的，除非他有最充分的理由從我心目中排除這種可能性。 我這種看法正符合了當時在「老紅衛兵」中掀起的一股反江青的浪潮，我於是積極地參加到這種活種裡。我發現在我過去的「戰友」們中間，這種偏見是很吃香的，凡是帶政府招牌的，無論是人還是理論，我們首先就否認它的合理性。 當然，在這個時期，理論上的研究減少了，各種各樣的活動占去了我們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如蹲監獄、開大會、砸「三司」(當時大學裡親江青的一派)、衝公安部等等，當時在我們這部分的人裡還有人提出要「用馬列主義重新對照毛澤東思想」、「毛主席五七年以前是偉人，五七年以後是錯誤」。 現在說這些話還未必敢公開，當時說這些話對一般聽眾來說，無異於晴空霹靂。但對我這樣的人，則如指路明燈。毛主席指使江青，反臉不留情地抓我們這些「造反的娃娃」們，使得他老人家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已開始發生動搖。再加上有人這樣一提醒，我一下子就開始懷疑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有問題」。 合唱團聚攏老紅衛兵 六七年由於反江青的「聯動」組織被取締，我們這些「老紅衛兵」就有了自己的組織。但我們的思想與當時的任何組織都不沾邊，而且任何組織都怕沾我們的邊。所以大家都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個自己的組織。 正在這時，出現了一個由西城區「老紅衛兵」的頭頭們組織的合唱團，專唱「長征組歌」(毛主席詩詞組歌)。很快地在這個合唱團周圍就聚攏了許多「老紅衛兵」。這個合唱團的一個重要色彩是「替老幹部喊冤」, 這是由其成分所決定的，參加合唱團的人和合唱團的領導人絕大多數是幹部子弟。但還有一個絕不容忽視的傾向，就是反江青，這是因為參加這個組織的絕大多數人是當時已被取締的「聯動」的成員和同情者。 這些人反江青，一方面是因為江青明顯地利用了這些孩子的無知來撈取她個人的好處，排除她個人所忌恨的人；另一方面卻反覆無常地把這些人隨便用造謠的方法跺在腳底下；一個較次要的原因是從一些幹部口中聽說了江青一些不名譽的事情，也因為她參與迫害了許多老幹部引起他們子弟的仇恨。 這個組織後來擴展到擁有一百多人的合唱隊，七、八十人的樂隊，還附有一個話劇團，一個電影攝製組的雛型，另外還搞了一個反江青傾向性很強的雜誌「準備」。合唱團的經費，是由主要領導人之一楊小陽從「十三中」(北京市第十三中學) 的抄家倉庫中搞來的，為了組織合唱團，他撬開倉庫的鎖，連存摺帶現款一共拿了二十多萬元，用一個麻袋扛回了家。後來一切活動的經費，都是從這二十多萬裡開支的，因為楊小陽是我的鄰居，也因為合唱團的思想傾向很符合我的思想傾向，我也參加到這個合唱團的工作中去了。 大事不妙 我開始時在合唱團中作些一般性工作，後來就到廣州去聯繫演出場地，尋找同盟者組織。這時合唱團的反江青思想傾向已經非常明顯。六八年初我從廣州回到北京後，就發現合唱團的處境已非常不妙，許多膽小的人已逐漸退出。社會上的各種親江青小組織已公開對合唱團採取行動，第二次「抓聯動」可能又會降臨。 最糟糕的是合唱團內部也十分混亂，有思想的人很少了，「就愛找個亂子鬧個事兒」的人非常多。核心開了個會，決定去一趟廣州，緩和一下當前的困難處境。先由我和楊小陽到廣州去打前站，把一切都安排好，然後再把全團都拉到廣州去。 一個多星期後當我和楊小陽從廣州回來時，情況已發生了急遽的變化，楊小陽一到家就被捕了。緊接著我們就開了一個核心會，決定由我代理負責，繼續去廣州的行動，因為我們都感覺去廣州是我們的最後一線希望。 但在火車站上，我們合唱團的幾百人遭到衛戍區幾百人的阻截。我在站外廣場上一發現幾輛滿裝著值勤軍人的大卡車停下，就感到事情不妙。因為我前兩天聽一個衛戍區幹部的小孩說：中共已傳下了口風，說合唱團計畫集體逃亡到香港。 發現這樣緊急的情況後，我馬上叫我所能找到的所有人進站通知其他人出站，並通知核心成員把所有人都撤離車站。做了這些之後，我總覺得還不夠安全。在我們的人迅速離開車站時，我又帶上「保鏢隊」的十幾名高大的小伙子到車站裡轉了一圈，看有沒有我們的人被扣押。 果然，奉命進站通知出站的我妹妹，和另一個她最後找到的女孩子被兩個軍人看守著，看樣子其他人又進站找人去了。我和我的十幾個人一擁而上，在當兵的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連哄帶嚇地把她們倆人搶了出來。接著大家就迅速地出了車站，騎上自行車分散回家了。當我回頭看時，車站裡正陸續有許多軍人湧出來，可惜的是他們晚了一步。 緊接著，核心組織開了兩三天的會，在會上爭吵不休，但最後一致同意我及時撤出人員的緊急決定是正確的，也一致同意我關於當時局勢的分析是正確的。 走投無路 最後一次會議是在我家召開的，就合唱團是否解散的問題辯論了一整天，晚上，在大多數贊成下，我宣布合唱團正式解散。因為當時我們的處境是走投無路，所有場地都被嚴密控制，我們無法演出，離開北京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而且據傳說政府馬上要針對我們的組織採取行動，在這種沒有任何作為，又面臨逮捕的條件下，我認為不如解散，以避免像抓「聯動」一樣對所有人採取行動，這樣可以保存許多人。 我沒有說出的一個理由是：我看這些人裡有許多為自己或朋友的老子喊冤，很少有為人民喊冤的，其他人則是一般盲目的熱情，沒有明顯的目的，繼續下去也不會搞出什麼成績，只能是自取滅亡。 合唱團解散後的幾個月裡，我一邊忙於奔命，一邊是對前途的失望。我看不到這社會上有什麼人是可以依靠，可以對他們寄託希望的。 工人和農民愚蠢地相信那些壓迫他們、剝削他們的新官僚，士兵們無一例外地為任何統治者服務，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受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招安，另一部分則是沒出息地低聲下氣，日夜想念有招安的前程。我看不到有一種力量是可以改變這罪惡的現實的，我心裡感到十分的痛苦和無望。 在北京一次接一次的大搜捕浪潮衝擊下，我終於逃到了無路可逃的地步。六八年的七、八月份，在天津陷入了絕境。在躲過了一次警察的突擊搜查後，在一所機關的樓頂上，同伴們掏出了身上的最後一分錢，為我湊轉逃他地的路費。結果湊出來的錢不夠到達任何一處我準備去的目的地。 最後決定到我一個熟人的女朋友家去，我只見過她一面，可非常湊巧我口袋裡就有她留的地址，而且我們湊起來的錢剛好夠買車票到常州。「如果她不幫助你，怎麼辦？」「我就只好要飯去上海，在上海還沒有大搜捕。」這是我們最後的決定。 落難他鄉 買火車票之後我口袋剩了不到一元錢，我下火車後不認識路，雇了一輛三輪車，車費是由她出的。我很不好意思地告訴她我找她的目的是想借錢到武漢或廣州去避難，實在不行，到上海找熟人湊點路費也可以。並說明我在天津只湊夠了到她這兒的路費。 當我聽說她也沒錢的時候，我以為是推脫，心一下子就涼了，眼前浮現出沿路乞討的羞辱。我站起來想告辭時，她馬上說她想讓我在常州住幾天，由她出面寫信，讓北京的朋友給我湊去武漢的路費，並告訴我上海已經開始大搜捕了。後來我發現她當時手頭的錢是足夠我買船票去武漢，不過我假如去了武漢，恐怕也就像已經進了公安局一樣穩當了。因為當時全國各大城市開始大搜捕。 過了一個多星期，我終於等到了北京朋友們寄來的錢和我妹妹的一封信，信上給我一個安徽老家的地址，並告訴我全國都開始大搜捕，只有鄉下是安全的地方。 他們都受了騙 我必須感謝她，因為她在常州的外婆家，實際上成了我的一個暫時的避難所，使我能從容地安排下一步的退路。在常州的一個多星期，她天天陪我到公園裡和鬧市區遊玩解悶，也使我的頭腦逐漸清醒。 她的外婆是常州的一個大房產主，由於參加革命的女兒的勸說，解放後把房產都交了公，得到「開明紳士」一類的稱號。我六八年到常州時，她外婆已是老態龍鍾，不能下床了，但仍不免在門口掛上一塊「黑八類」的牌子。我想：她在解放前固然是剝削了別人，但那是當時社會條件下必然要如此的，馬克思也說過在這種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 既然如此，那麼某些人偶然地處在剝削的地位上這一點，是不應當被用作判斷一個人好壞的標準的。何況她解放後把屬於她個人私有的財產已經交了公，這足以證明她並非生性就要剝削他人。那麼為什麼在她老到快要死的時候，還要在她門上掛一塊牌子羞辱她呢？而且還是住在過去屬於她的房子裡的那些人掛的。而且我看不出掛牌子的那些人能得到什麼明確的好處。 如果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去做什麼事情，這是容易理解的，但他們不能得到明顯的利益卻去從事有害於別人的事業，這在我看來是一定有什麼其他的人在指使他們，挑動他們這樣做。 這一時期我苦苦地思索著這個問題，聯繫到我文化革命以來的所見所聞，我只覺得被掛牌子被抄家的一方和去掛牌子去抄家的一方都沒有錯，錯就錯在他們的想法和看法有什麼毛病，因而他們都是受了什麼東西的騙。當時我認為這東西是習慣勢力或私心雜念之類的東西，但對這個答案我一直是不滿意的。 下鄉之後，正趕上農村大搞「清理階級隊伍」等等運動，同時大搞對毛澤東個人的崇拜。面對這階級鬥爭的一步步擴大，許多過去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主義共產黨一邊的人，也被畫入被打倒被鬥爭的範圍內。這時我產生了這樣一個疑問：階級鬥爭是不是真的這樣嚴重？我當時認為：解放前的地主富農在解放後沒有任何經濟上特殊的地位，如果說還有什麼共同利益把他們聯繫成為一個階級的話，那正是他們的被壓迫地位。但是一般工人、農民也並沒有壓迫他們的權力和必要，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地位形成階級」的學說，在這時地富和普通工人、農民不成了一個階級的成員了嗎？掌握權力、經濟地位、政治地位都遠勝於工農的幹部，難道不是一個階級嗎？在一般的生活意識中，這兩個階級彼此是水火不相容的，這我一直有所感覺，只是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作了理論上的思考後，我才清楚地認識到這個問題。這個想法使我有如夢初醒的痛快感覺，也有周圍一片黑暗的感覺。 這時我深切地感到自已過去的一切看法和理論都不可靠了，一切須經過重新思考和審查。於是我利用在農村的安靜環境，通讀了馬、恩、列、斯的經典著作，其中最使我信任的，是嚼克斯和恩格斯，他們的理論，在我看來科學性要遠勝於其他幾個人。列寧的書只有一部是我喜歡的，就是「國家與革命」, 我最喜歡的是其中關於無產階級民主的一段敘迷。 錯誤政策的餘孽 這段時期我在農村看到的「大躍進遺跡」和「共產風遺聞」給了我特別深刻的印象。我一回到農村，就經常聽農民們談到大躍進時期，他們是把這一時期當作「世界的末日」一樣提到的，談話時流露出劫後餘生的榮幸之感。我對這一點不禁發生了巨大的興趣，時常追問詳細情形，逐漸地我也認為「三年自然災害」並非天災，實在是由於錯誤政策所造成的。 例如農民們談到五九到六 0 年的共產風使得豐收的稻子沒有人收割，因為農民們都餓得動不了，眼看著稻子被風吹落到田裡而餓死的就有不少人，有的村莊乾脆就沒有人出來收割。 有一次，我和一位親戚到幾里地以外的一個村莊去作客，走過一個沒有人的村莊，村裡的房子都沒有屋頂，只剩了土牆。我以為是「大躍進」時期併村政策被合併掉的村子，就問我的親戚:「為什麼不把土牆推倒種田？」 我的親戚說:「這些房子都是有主的房子，不通過本人怎麼能推倒呢？」 我明明看見是沒有房頂的房子，所以不相信是有人住的。 「住當然是沒有人住的，共產風時這村的人都餓死光了，到現在還沒有人回來，所以把他們的田都分給旁邊的生產隊了。當時說也許將來會有人回來，所以沒把宅基地分掉，現在這麼多年還沒有人回來，恐怕不會有人回來了。」 這時我倆正好從這村子旁邊走過，燦爛的陽光照在土牆中間碧綠的野草上，再與周圍整齊的稻田形成對照，越發顯得淒涼。 我在人家酒席上聽到交換吃小孩子的情景，好像從土牆中的野草裡浮現出來，我明明看見咀嚼著用自己小孩交換來的別人家孩子的肉的父母們臉上那痛苦的表情。在村頭田裡捉蝴蝶的孩子們，似乎就是那些已被自己的父母吃掉的孩子的化身，我可憐他們。 我更可憐這些父母，是誰讓他們把無論如何也救不活的孩子們送去給別人吃掉呢？是誰讓他們伴著其他父母的眼淚與辛酸嚥下他們從來也沒有敢夢想去嚐一嚐的人肉呢？這時我已清楚地認識了這個「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的創子手，他就是毛澤東。 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用他們的罪惡制度和罪惡政策，迫使這些餓得失去了理智的父母，把自己的親骨肉送去給別人充飢。是毛澤東為彌補他扼殺民主的罪過而搞的「大躍進」, 迫使千千萬萬餓得發昏的農民用鋤頭打死他們往日的同伴，用與他們一同長大的同伴的血肉挽救自己的生命，劊子手不是他們，而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 到這時我才明白彭德懷從那裡來的力量攻擊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到這時，我才明白農民為什麼痛恨「共產主義」, 為什麼不理解「打倒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因為他們不願再把自己的親骨肉送去給別人咀嚼，因為他們不願意失去理智把自己同伴打死後吃掉，因為他們要活下去，這是比任何主義都更充分的理由。 有些人以為，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敢於想到「毛澤東是個創子手」這一點，如果不會嚇得發抖，也一定會高興得發狂。我倒是很自然平靜地接受了這一看法。因為我親眼目睹的事情告訴我：事情就是這樣的，事情只能是這樣的。我所不明白的是他們為什麼還要「熱情歌頌」那個創子手，還要「抵死捍衛」這個劊子手。軍隊和警察不也是由農民和工人以及他們的子弟組成的嗎？在農村一年多的時間，親眼看見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是如何放到生活的實踐中去的；在軍隊服役期間，我又親眼看見「階級鬥爭」的理論為什麼要無孔不入地滲透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中。 毛澤東正是靠運用這種把人民畫分成不同的「想像中的」利益集團的方法，使他們認不清自己真正利益的所在，去為了並非他們自己利益而且危害他們自己利益的目標自相殘殺。正是靠了這種方法，他才使得億萬受他壓迫的人民擁護他，他才得以把他劊子手的面孔裝扮成人民領袖的面孔。 (本文為胡菊人先生取得，曾刊載於「中報月刊」, 現經胡先生同意刊出，稿費為魏京生保留。) |
方勵之:為什麼一定要愛黃河? | 北平市西北郊的海淀區，是高等學府和研究單位集中的地區。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就住在海淀區的黃莊保福寺，一棟高層公寓的十一樓。 二月二十二日，海外及台灣的華人社會正為北島發起的簽名運動一片沸沸揚揚，北平市卻寧靜如桓，一絲兒風聲都沒有。知識分子之間有一些耳語 (「你知道北京市最大的新聞嗎？」), 中共「司法部」在這一天透過「新華社」發表聲明，譴責簽名運動，但是消息還沒有見諸報端 (第二天「人民日報」以不顯著的地位刊登在第一版的右下角), 參與和關切此事的人還在屏息等待。 剛剛收到邀請函 就在這樣的氣氛裡，本刊編輯往訪方教授。當時，他正在客廳裡接待幾位外國友人，他們都是聞風而來，表達關懷與支持之意的。一位外國女士影印了許多份「致鄧小平與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 讓方家的客人都能簽名。 方勵之笑聲爽朗。客人走後，他透露，剛剛接到電話通知：美國總統布希邀請他參加二月二十六日在長城飯店舉行的晚宴。另外得到一個未經證實的消息：三月份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七屆二中全會，已經把「大赦」列入議程。 訪問進行當中，美國大使館派人送來正式的邀請函。接著就有外國記者打電話來求證此事，並詢問方教授打算向布希說些什麼？只聽到方勵之在電話這頭回答:「是的，我剛剛收到。嗯，我想，那是一個大型的宴會場合，我不見得有機會說些什麼。如果要談的話，我想是談人權吧。」 記者追問的是新聞，但是方教授在與本刊編輯兩個小時的談話中，把眼光放得更遠，說得更深刻。以下是訪問摘要：問：北島發起這個運動你事先知道嗎？你認為能收到什麼效果？答：我知道一點。這種事情不能期望馬上有效果，但是它給人留下印象，慢慢積累，越來越多人知道，就會起作用。 簽名的順利出乎我意料，三天就找到這麼些人，而且這些人都是很有地位，以前很少介入政治的。他們站出來發言，這本身就代表了一種強烈的責任感。 所以我現在對中國的前途反倒特別有信心，因為大家不能眼看中國就這樣下去，必須要想法改變現況。 請看台灣貓 問：但是也有很多知識分子有很深的無力感。 答：是的，社會主義統治四十年，如果說有什麼政治上的成就，那就是讓知識分子覺得無力。我知道很多人灰了心，包括這次有些人不願意簽名，他並不是不同意，甚至也不是害怕，他就是覺得根本沒有希望，沒有用。 問：這一年，知識分子好像特別灰心失望，為什麼？答：主要的困難在領導人，意識形態上太僵化。鄧小平剛上台的時候還有一定的朝氣。他不是說嗎:「管他黑貓白貓，會抓耗子的就是好貓。」可是後來，他還是沒有照這個觀點去看事情，否則的話，他應該仔細看看，人家台灣貓、香港貓、新加坡貓，多少也逮了兩隻耗子，為什麼不肯多跟人家學學呢？說穿了，他還是堅持他的社會主義，思想並沒有開放。改革十年以來，問題顯現太清楚了。 問：這是不是基於一種恐懼改變的心態？答：我覺得是馬克思主義的作繭自縛。馬克思主義的特點就是唯我獨尊，認為別人都不行。整個共產主義體系的所有領導人都面臨這個問題，跳不出這個框框。馬克思主義使用科學的語言，其實是一種宗教，它是要控制人的，要你完全信仰它，照它的生活規範去做。 因為是宗教，所以把意識形態看得非常重。拿我來說，我常在想，他們為什麼要對我這麼重視呢？其實我既不想奪權，也不想組黨，絕對沒有這個想法。可是在他們看來，我的言論對他們的意識形態造成很大的威脅，因為我等於證明他們的意識形態錯誤。 四十年一覺黨員夢 問：到現在為止，這個宗教還是擁有不少信徒的。 答：是，不過很多人慢慢覺醒了，認為幾十年共產黨員的生活是一場夢。我已經不只一次聽到這樣的話。尤其是一些黨工人員，本來在大學裡也是學物理什麼的，現在這場夢做完，發現自己專業也丟了，什麼都沒有。 問：台灣的知識分子常常在討論所謂「中國結和台灣結」的問題，他們總是問:「中國在那裡？」你認為呢？答：我認為不必強調中國在那裡。中國人太愛談愛國主義，民族認同感特別強，把中國人、外國人分得很清楚。其實世界的潮流走向國際化，我們面臨的是全球性的問題。為什麼我一定要愛黃河，不可以愛大峽谷呢？中國人以為自己是泱泱大國，見多識廣，可是當別人都已經世界化以後，這泱泱大國反而顯得小了。 我也不贊成強調中國傳統，這是另一種作繭自縛。世界上好的東西我們都可以學，丟掉一些老東西怕什麼？讓它們成為歷史，然後當作歷史來欣賞。 問：所以，你是主張每個人做好自己的本分，對自己負責？答：對，我沒有必要為一個我不知道代表什麼的「中國」去負責，我也沒有必要和其他的人都一樣。 中國人總是期待亂世出英雄，期待有一個楚霸王或劉邦之類的人物來拯救我們一下，或是想出什麼高明的解決辦法。其實現在的社會是國際社會，沒有誰是超級英雄。嚮往超級英雄，很容易造成專制，出現秦始皇。 問：這的確是一個比較能夠展現個性的時代，但是中國人大部分還沒有養成這樣的習慣。我所見到的大陸知識分子，有一些就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答：可是，如果要我去告訴他們怎麼做，那肯定又錯了，我又成了權威了。 我的學生常常問我:「方老師，我該做什麼？」我一律不予回答，我說我不做青年導師。如果再出現青年導師，中國又完了。各人要去找各人的路，我只能對我自己負責，這樣中國才有一點希望。 問：你認為大陸的改革可以持續下去嗎？答：只要「開放」這個條件不變，我想中國還是可以向前走。目前當局能做的，差不多已經做到了盡頭，特別是鄧小平這一代，已經很難改變，不過他們總歸是要過去的。 問：要等他們那一代自然消滅？答：當然大家也不願意等，但是目前看來只好如此。在他們活著的時候，我們可以預作準備。要讓積累的效果真正產生變化確實要等他們過去，可是現在不積累，到時候就變不了。 |
北島: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 | 從二月十四日起，本刊編輯在走訪北平知識界領袖人物之際，不斷從他們口中聽到「北島」的名字:「北島今晚要來......」「北島上午來過......」「北島昨天在這裡談起......」。 知其不可而為之 詩人北島在推動一項政治活動：聲援方勵之、要求釋放政治犯魏京生。 他拿著一封致鄧小平及中共「人大常委會」的打字信，穿梭在蕭乾、吳祖光、謝冰心、李澤厚、邵燕祥、蘇曉康、湯一介、金觀濤...... 等知名人物之間，而他們也都慨然地簽上了大名。 二月二十日，他剛忙完徵求簽名的工作，在北平團結湖的家中，接受本刊編輯的訪問。這位書生氣息極為濃厚的現代詩人，強調自己並不願意沾惹政治的是非，只是基於良知，不得不這麼做。當時這條新聞剛剛經由國際通訊社傳出，但是他出於本身個性的孤介，已經聲明自己的作為「到此為止」。 後來中共「司法部」在針對簽名事件發表評論時，竟然略過主其事的北島不提，單挑最後一位簽名的陳軍，頗令參與簽名的其他人士訝異不解。北島不得不再度出面澄清，但是自承「對生命持悲觀態度」的他，似乎早已預見到，這一切努力，都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罷了。 以下是他與本刊編輯談話的摘要：問：你怎麼會想到發起這樣一個簽名運動的？答：現在我好像變成新聞人物了。其實我對政治沒有興趣，將來也決不會投身政治。嚴格說來我也不是知識分子，我只讀到高中一年級，文革來了，中斷學業，以後做過建築工人、編輯等。到現在我還覺得自己沒什麼學問，每和那些文化人談起來就非常慚愧，他們談起來都是一套一套的，我則什麼也說不清楚。 苦悶的取捨 不過，詩人大概就產生在這說不清楚上，如果什麼都說清楚，也就寫不成詩了。所以很多朋友聽說簽名的事是我想出來的，都很驚訝。還有人說我的時機選得非常好：布希來訪、全國人大開會、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等。其實我並沒有想到這些，我只是興之所至，覺得該做，所以就做了。 興之所至，也有其必然性。我說我不願參與政治，這取捨本身就是一種苦悶。一方面我希望能沈浸在我的詩歌事業中，可是又感覺不能迴避現實世界，不可能每天不出門、不遇到問題。這是作家的困境，尤其在中國大陸，不能躲在象牙塔裡。 另外牽涉到我對生命的看法。我沒有那麼痛惜生命。我今年也四十歲了，該經歷的也都經歷過了，如果要我很平凡或很無聊的過一輩子，也沒什麼意思。能夠做一點事，冒一點險，對我而言是生命的刺激。這樣說好像很自私，發起簽名全為了自己，其實也不是，說到底還是出於一種良知；既然沒有人做，那我幹嘛不試一試？對自己行為負責 問：你認為參與簽名的人，為什麼支持這項運動？答：今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知識分子心裡都有些惆悵，因為七十年過去了，我們的民主卻走不了幾步。 實行「開放」政策以來，大量的翻譯作品進來，刺激大家思索自己的經歷，反省自己幾十年來的所作所為。去年播出的電視影集「河殤」給了中國人藉口：失敗的藉口、逃避個人責任的藉口。但是最近，很多知識分子想到，中國今天的落後，不能把賬全部算到老祖宗頭上，不能逃避自己的責任。 這些簽名的人，是敢於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也是對歷史和自己的尊嚴負責。可以說，目前中國的知識分子正進入新的成熟期，這次簽名活動，代表成熟期的開始。這樣的運動，在兩年前甚至一年前都是不可能的，你看名單上包含了老中青三代的知識分子，這是今年才建立起來的共識。 問：有沒有不願簽名的人呢？答：(沈吟一下) 也是有的。 問：他們沒有達到這樣的共識嗎？答：他們也都表示願意給予道義支持。有的人說了:「我的膽兒小。」這我覺得很可以理解。他們的名字我們都保密，這也是對別人的一種尊重。 認識了自己的尊嚴 問：不過，有這麼多人簽名，也就很難得了。 答：對，這是幾十年來第一次，知識分子聯合起來，對執政黨和現政府提出要求。其實聯名上書這形式並不是來自西方，中國傳統就有。但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後，由於接連幾次迫害知識分子的大政治運動，一次比一次厲害，政治的殘酷使知識分子沒有自己的意見，或是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連表示意見的慾求都逐漸被消滅掉了。「文革」可能幫助改變了這種情況，它使知識分子在經過煉獄之後，反而認識了自己的尊嚴。 從作品中超越 中國的知識分子本來一向具有憂患意識，聯名上書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沒想到變成非常轟動的新聞。這樣一個小小的行動，已經被認為是「勇敢」, 這是相當可悲的，說明了大陸現在的所謂民主和自由是多麼虛弱。私下你可以自由評論，但如果要訴諸一種形式，就可能會有麻煩。 問：你想這行動能獲得實際的效果嗎？答：釋放魏京生？我想總是有希望的，不過這希望很微小就是了。 問：接下來有什麼後續行動嗎？答：沒有。我認為我想做的事已經做完了，別人如果要繼續做下去，我願意支持，但自己不會去做。 問：你真的不擔心受到什麼不良影響？答：中國 (大陸) 現在也不會株連九族了，不怕牽累家人。至於我自己，套句古人的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大陸也流行一個類似的笑話:「中國人連活著都不怕，還怕死嗎？」 問：你對中國大陸現況和前景的看法如何？答：目前是知識分子很苦悶的時期。共產主義的理想幻滅之後，大家找不到信仰、找不到出路。 在這一點上，我是非常悲觀的。也許我們生存的就是一個非常荒誕的世界，沒有什麼是值得信仰的。身為作家，也許只能從作品中嘗試超越。 反過來說，相對於一、二十年前的整齊畫一，眼前的思潮混亂是很好的現象。至於能夠走向那裡，我也不知道。但我想，現代化是必然的，不走這條路，中國也沒有希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三權分立等，都是中國的必由之路，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台灣付出的代價 問：你對台灣瞭解多少？答：我在美國見過台灣女作家季季和蕭颯，從她們口中知道一些。當然台灣的經濟和政治發展都比大陸領先很多，但我總是在想：台灣為此付出的代價是什麼？我總覺得，假使我有機會訪問台灣，恐怕也難免會失望的。 |
經濟學人觀世界 | 美國將棄歐就亞？一九一七年美國加入歐戰前夕，九 0% 的美國人是歐洲後裔，對歐貿易額占當時美國外貿總額的一半。 今年布希走馬上任總統之際，歐裔美國人的比例已降至七五 %, 而美國對歐市十二國的貿易額也跌至其外貿總額的二 0%, 遠遜於對東亞的貿易額 (三七 %)。 這些轉變相當引人注目，但更引人注目的還在後頭。 喧賓奪主 全美人口最多、最舉足輕重的一州 -- 加州 (二千八百萬人，「國民生產總額」直逼英國), 將在西元二 0 一 0 年以前，出現有色人種 (拉丁美洲人、黑人、亞洲人) 居多數的局面。目前亞洲人已經在加州各大學造成聲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去年人學新生有四分之一是亞裔。 隨著亞洲人移入加州，亞洲的資金也源源流入。日本人帶來的外資僅次於加拿大；設在加州的日資公司提供當地人極可觀的就業機會。 加州的情形也許反映了整個美國的走向。其他各州可能會繼加州之後，在人口結構與財源兩方面逐漸「非歐化」。 歐消亞長 「歐消亞長」的趨勢，已持續二十五年之久，而且逐漸加速。有人因而疑慮美國或將琵琶別抱，棄歐就亞。最近盛行一種說法：美國已不再勝任一九四五年以來所擔負的國際角色，這種說法更讓人揣測美國是否終將在歐、亞之間作一抉擇呢？然而，美國將拋棄歐洲，擁抱亞洲的假想說來簡單，其實不太可能。因為在美國轉變之前，有三項客觀條件，必須先轉變 -- 美國的國際經濟利益、國家安全利益和國內政治利益；而在可見的未來 (就說二 0 一 0 年吧！) 這三項條件都不可能轉變。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金錢並非一切 表面看來，經濟實力改變是最實在的 -- 因為它規模大且最可能持久。但自一九六 0 年代以來，東亞國家經濟突飛猛進到底意味什麼？東亞國家的崛起，的確增加了美國與這些國家的相互依賴性。但一九八七年美國對加拿大的貿易額仍超過其對日本的貿易額；它對歐市十二國的出口額也與對亞洲的出口額旗鼓相當。假如亞洲國家的經成長率繼續超越歐美，上迷情形也許會改觀，但改變不會太明顯。 因為，大家只知道美亞之間的貿易成長率快過美歐之間，卻不知歐亞之間的貿易成長也快過歐美之間。自一九六七年以來，歐市十二國與東亞的貿易額成長了二四 0%, 歐美之間卻僅成長一 0 八 %。 「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和「歐洲一九九二計畫」的內部凝聚效果尚未呈現，但自從日幣革命性的巨幅升值以來，東亞開發中國家與日本的關係就日趨緊密。日本已取代美國，成為東亞各國的主要外資來源；而且一九八五年以來，輸入日本的外國工業產品，主要來自台灣、泰國與南韓，而非美國或西歐。 不過，研判美國不致因亞洲經濟崛起，而大幅增進對亞關係，倒還有個更深層的理由：金錢不是一切。舉例來說，加拿大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荷蘭在美國的直接投資金額僅次於英國，但長久以來，似乎看不出這兩國因為財經分量，而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經貿關係固然有其重要性，但這種關係主要是基於私人需要而產生民間交易行為，如果想對公共政策造成影響，還需要再添加「某些要素」。 例如「美加自由貿易協定」使加拿大終於獲得美國人更廣泛的重視，便可算是這類「某些要素」。如果，「歐洲一九九二計畫」不幸造成「歐洲貿易壁壘」, 就可能嚴重影響美國的世界觀。然而，最重大的「某些要素」應是：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國內政治利益從歐洲轉移到亞洲；但層層事實顯示，情勢並非如此。 目前美國派駐西歐的兵力約二十二萬人 (見表二), 派駐西太平洋地區的兵力僅約十八萬人 (見表一); 而它花在西歐的軍事經費也差不多五倍於西太平洋。二次大戰以來，美國在歐洲的一切所為 -- 實施馬歇爾計畫、成立北約組織、協助創立歐市 -- 在在證明美國的地緣政治考慮，處處以歐洲為先。 蘇聯的重心在歐洲 美國之所以如此重視歐洲，部分是因為蘇聯基本上是個歐洲強權。雖然戈巴契夫在最近兩年內，兩度宣稱將使蘇聯成為太平洋強權，而蘇聯的亞洲軍力也的確相當可觀，並且有增無減。問題是，軍事力量是蘇聯在太平洋地區唯一還算有點份量的東西；在這個經濟競爭力掛帥的區域，蘇聯根本無法有所表現。 西伯利亞固然有豐富的礦產，但即使蘇聯在遠東沿海設置自由經濟特區，亞洲各國的投資者大概也會卻步不前。因為蘇聯二億八千萬人口中，只有八百萬人居住在遠東地區，一旦設立外資工廠，勞工來源就是棘手的問題。 反觀美國，不但在太平洋沿岸聚集了眾多人口，而且向來與東亞各國維持緊密的政經聯繫。因此，蘇聯充其量只能在「地圖上」算是太平洋國家，它的歷史、人民、財富與雄心，全都傾向歐洲，使得美國的目光焦點也不得不聚集在歐洲。 此外，東亞的局勢相當複雜。美國與日本顯然站在同一陣線，日本、中共與蘇聯則形成一種含混的三角關係，而南北韓的敵對又添加了另一個變數。這種複雜局勢，提供美國一個玩弄「傳統式權力均衡遊戲」的空間。但在兩個敵對集團壁壘分明的歐洲，美國就別無選擇目非得硬碰硬不可。 上述基本事實，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大致未曾改變，短期內似乎也看不出改變的可能。未來亞洲的政治局勢也許會比過去十年緩和。最可能的情況則是：東亞國家在日本帶頭之下，繼續累積財富。若果其如此，美國基於本身的利益，會相當重視亞洲政策。 一九九 0 歐洲劇變 一九九 0 年代必將面臨劇變的是歐洲。如果中美洲情勢惡化或中東再度爆發戰爭，可能會分散美國對歐洲的注意力；但歐洲幾乎可以肯定將發生使美國必須全神貫注，才有辦法因應的劇變。 不論戈巴契夫的實驗是成是敗，都將對美國二次大戰後以來的外交政策重心 北約、東歐、兩個德國等問題，造成嚴重衝擊。由此看來，誰能真心相信美國會把注意焦點挪移歐洲？儘管歐裔移民占美國人口的比例日減，但這對美國的影響力微乎其微。和紐約人相比，加州人較瞭解亞洲，也較重視亞洲；即使如此，兩者的思考模式卻沒有明顯差異。雷根 (加州人) 政府一如美國歷代政府。遵循「重西方，反東方」的原則。它對日本的態度相當強硬，卻很少對歐洲施以顏色。一名高級國防官員說，美國外交決策階層的「歐洲中心」傾向，遠超過歐洲人所能體會。 美國人通常會為了租國而向政府施壓，波蘭裔反蘇聯，猶太裔支持以色列；但人口日增的亞裔，卻不太可能發揮太大的政治影響力。首先，論人數，亞裔還不夠多 (墨西哥裔美國人是亞裔美人的三倍)。 其次，經驗顯示，亞裔美國人並不十分關心祖國。夏威夷州的居民中有四分之一是純日本裔，但夏威夷針對亞洲政治而挑起的議題，並不比其他地區的美國人多。 另一個大問題是，美歐關係的原動力 -- 友誼與共同價值觀，是否會因美亞關係增進而減退。毫無證據顯示有此可能。撇開飽受歐洲文化濡染的知識菁英不談，一般美國大學生留學海外，仍以前往歐洲者占絕大多數；最近一份統計資料透露，留學歐洲的美國學生占三分之二以上，留學亞洲的只占五 %。 即使加州也有類似情形。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本學年約有三百名學生留學海外，其中六十五名前往亞太地區 (包括澳洲、紐西蘭), 一百六十五名前往歐洲。無獨有偶，美國人赴國外旅遊也以前往歐洲為主。 立國理念源於歐洲 來自全球各個角落的移民為美國注入一股強大的力量，然而一旦抵達美國，使他們成為「美國人」的因素，並不是任何國家或種族的文化遺產，而是對「人人皆有生命權、自由權，以及追求快樂權」之概念的執著。這些觀念不是孔夫子或佛租的觀念，而是十八世紀英國與法國的觀念。儘管迄今美國人與歐洲已在許多方面分道揚鑣，美國的立國理念源於歐洲，卻是永遠無法抹滅的事實。 |
錄影帶關掉電視 | 場景一：沙發上正坐著來訪的親友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劉先生從書架上抽出一卷錄影帶播放，是到歐洲旅遊時買的風光帶子，客廳裡氣氛頓時熱絡起來，大夥兒盯著螢光幕展開新的話題。「新的日用品」場景二：晚間新聞結束了，鄭小姐關上電視，覺得屋子又寂靜了下來。收拾收拾前兩天看完的二十幾卷帶子，她打算到錄影帶店再去租些回來，順便在店裡聊聊，看有什麼新鮮事。場景三：早餐桌上，國小三年級的王佑中和弟弟正在自己泡牛奶、啃麵包，爸爸和媽媽還在睡，因為昨天又看錄影帶看到很晚。自從家裡買了錄影機後，爸媽早上老是起不來，王佑中決定投書報紙:「希望媽媽以後能早睡早起，陪我吃早飯。」正在台灣社會上演的這部片子劇情概述是：錄影帶已經成為許多現代人的「民生必需品」, 重新塑造生活的風貌。片中的主角來勢驚人。根據聯廣公司調查，全台灣錄影機的普及率已躍升到六七 %, 等於每十戶人家中就將近有七戶擁有這個「新的日用品」。而且，越來越多人除了客廳裡擺一部外，再為臥室裡添購一部放影機。速食消遣即使家中沒有這個方方扁扁的黑盒子，在路邊的電視牆上，在南來北往的大巴士上，在四處林立的 MTV 店裡，甚至在旅館的房間裡，都可能碰到錄影帶正拼命綻放聲光的魅力。每個階層都逃不出這個魅力輻射。老年人用它來打發時間，而且表示自己的獨立。他不再仰賴別人陪伴，幾卷錄影帶、一個遙控器在手，他可以擁有自我滿足的天地。甚至還能「推己及人」, 一位住在中華路的阿巴桑，就每週一次搭計程車老遠到龍江路一家大規模的錄影帶店，像採購日用百貨般地租一大堆帶子回去供家人分享。上班族可藉以掌握時間。「我愛看就看，不想看就關掉，不像到電影院去還怕路上塞車。」對分秒必爭的現代人來說，看錄影帶算是一種既省時又不費腦力的「速食消遣」。家庭主婦和有錢有閒的婦女看得就比較專心了，因為錄影帶裡蘊藏著和別人談話的材料。看大陸風光片，可以向人談黃山、談少林寺；看許曉丹演的舊片子., 可以和大家一起批評這個裸舞事件的女主角「太沒美感了」。青少年和兒童幾乎是由錄影帶陪著長大。MTV 店是大孩子的社交場所，小孩子則在家中翻找父母租的帶子，三歲的小弟弟就會自己騎著小腳踏車到店裡租卡通片。於是錄影帶中曝光率高的人物遂成為他們的偶像，南部一所中學在入學性向測驗中就赫然發現，某些學生最敬愛的人是「餐廳秀主持人豬哥亮、胡瓜」。另外，想要欣賞外國芭蕾舞劇、想看完整的立法院問政實錄的人，也能在夜市的錄影帶攤子上覓得所好。錄影帶挾著方便、隱密、廉價 (一千元可租五十到六十卷帶子) 的優勢，滿足了男女老少芸芸眾生的同時，正逐步在改變他們的生活型態，也逐漸在改造社會的關係網絡。取代村里長功能遍及全台灣 (包括外島) 的四千多家錄影帶租售店是這股改造力量的重要灘頭。「每個社區至少有一家錄影帶店，」趨勢分析者詹炳發認為這些店「已取代村里長的功能」。善於做生意的店老闆們多半能言善道，愛和客人聊天，加上建立會員制，顧客的電話、地址一般基本資料總能掌握。常聊下來，知道這位是醫生，下次就介紹病人過去；有人想租房子，也到店裡來打聽附近狀況。擁有近二萬卷錄影帶的李老闆就得意的笑說:「村里長有事才會找你，我們這裡來來往往每天主動上門的有上百人，談起來什麼都知道。」選票的爭奪和新產品的推廣，也把這裡當成據點。見面三分情下密集的口頭傳播，再施予點好處 (例如免費借給候選人政見錄影帶、送英文補習班和旅行社語言學習帶和介紹風景帶子給顧客), 總能打動不少上門的人。錄影帶租售店有時也成了民意宣洩場所。「租帶子的人從政府官員、電影明星到攤販，三教九流都有，」住在新生南路，目前固定向三家店租片的鄭虹生說:「碰到不滿的事，大家都有意見。」像立法院又打架了，有人知道了氣憤得無處說，就跑到錄影帶店裡衝著老闆喊:「你看，太不像話了！」旁邊的客人一聽到，起了反應:「對嘛，實在難看......」, 不一會兒，大夥兒對著共同的目標同仇敵愾大罵一通。「一陣亂罵後，會覺得很痛快。」鄭虹生滿喜歡這種民意測候站。個人的情緒、社會的情緒，都可以在錄影帶及其租售店裡被鼓動、被發洩。色情、暴力隨之滲透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一份碩士論文就調查指出，台北市民看錄影帶多是「情感型」的動機，主要是為了娛樂，打發時間和放鬆心情。而「習慣」、「尋找刺激」、「忘卻現實生活」、「增加與人交談的資料」這四類動機越強的人，看錄影帶的時間就越長。因「尋找刺激」和「忘卻現實生活」而看錄影帶，其後遺症令有識之士擔心。刺激和忘卻現實的原由，多來自異色錄影帶。「台灣錄影帶業的發達根本不在於有好節目，而是在於異色的節目。」傳播學者陳世敏指出。一般租售店裡，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是「A 片專櫃」, 除此之外銷路最好的是動作片；很多人剛買錄影機，總是先租 A 片來滿足好奇心。於是隨著錄影帶的深入家庭，色情和暴力也順理成章的滲透到家家戶戶。有父母坦承，即使自己租來的成人電影收得再隱密，還是可能被孩子翻出來；而孩子跟著爸媽到租售店去，也會「不小心」的走到裡間的特別專櫃裡，然後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告訴爸媽「這裡還有錄影帶！」一個「逃城」不論是大人或小孩，負責社會服務的敬拜中心主任牧師陳公亮認為，對於某些心靈孤單的現代人來說，錄影帶的世界有時扮演了一個「逃城」的角色 逃避挫折，尋找香格里拉的幻境。他曾經遇到一位中年女士在離婚之後，天天沈溺於日本劇情片；還有一個國中生受不了功課壓力，逃家到 MTV 店，持續一星期用錄影帶來麻醉自已。伴隨著刺激和麻醉而來的，往往是錄影帶中扭曲的、沒有交待的人生觀。影片裡充滿了奇情、爭鬥，總是在男女主角瘋狂的愛戀後結束，總是在英雄式的激戰後收場，「然後呢？」陳公亮牧師提出疑問。他發現到，一些婦女到東區舞廳找伴舞，漸漸淪落下去，還有女孩子因為愛慕虛榮而成為雛妓，不少人是因為從錄影帶得到了訊息:「這無所謂」, 於是她們覺得「別人都可以這樣，為什麼我不可以？」用錄影帶來填補日子無聊的同時，也把不當的價值觀填塞到腦海裡，相對的，就無暇也無處來充實有益的知識。前任新聞局廣電處科長黃智華在任時每隔三、五天就得到街頭取締非法盜錄，他對錄影帶的猖獗大惑不解:「是不是我們的讀書風氣不好？」「中廣熱線電影資訊」節目主持人馬永桓就在 MTV 店裡瞭解到，很多青少年不看報、不看書，光看錄影帶。在侷促的小房間裡接受大量的聲光刺激，「對成長過程需要思考空間的青少年而言，是一種戕害。」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楊孝洲擔心長久下來，年輕的一代會無法靜心思考及閱讀文字。因為對電視不滿支持錄影帶在台灣大放異彩的一項特色是「全世界只有我們和韓國有放影機這樣的機種。」行銷專家詹炳發指出。原本錄放影機的誕生是為了把具保存價值，或想看而沒時間看的節目錄下來，但在台灣，九 0% 以上的人只用來播放自己選擇的節目帶。「好像人人家裡變成一座小型電視台，自己製作節目。」「自己製作節目」部分原因是對現有電視節目的不滿。在錄影帶店出人的人，五個中至少有三個會說:「電視除了新聞和影集之外，就沒什麼好看，連續劇拖拖拉拉，綜藝節目老談低級趣味。」像七十三歲江蘇籍的任先生就寧可租帶子看日本片，談起日本時代劇中的幕府時期故事，他興致勃勃描迷:「那時政府貪贓枉法，民間痛苦不堪，有義民出來打抱不平，看得好過癮。」可能成為「殺戮戰場」然而，在許多人以看錄影帶來表達對電視節目品質和內容不滿的同時，傳播學者提醒，是否也該同樣要求錄影帶的品質和內容。「事實上錄影帶也不見得有什麼好節目。」政大新聞系教授陳世敏指出。有八年看錄影帶歷史的鄭虹生深有同感，一般租售店裡大約只有兩成到五成算是好帶子。根據聯廣公司行銷研究處的調查，一般民眾較喜歡看的錄影帶內容排名，社會寫實、愛情文藝、武打、戰爭、恐怖鬼怪等類型，遙遙領先自然生態、運動專題、科學報導及紀錄片這一類益智影片。台灣居民在擺脫電視節目的窠臼之後，是否又落入了另一個錄影帶陷阱？「沒有一個時代像現在一樣，有很多好的東西可以被保存下來，很快深入到每個家庭。」敬拜中心陳公亮牧師認為，錄影機這樣一個工具，可以促使社會進步，但若不理性運用，也可能淪為刺激感官、麻醉人心、消滅尊嚴的「殺戮戰場」。是否要任它擺佈？傳播學者陳世敏也點出了錄影帶文化的社會意義：今天台灣客觀的外在環境缺乏豐富的活動；加上個人主觀的衡量 -- 不願意從事看錄影帶以外的活動，或是認為其他活動不符所需；再加上錄影機本身獨特的個性 -- 方便、隱密，於是造就了今日錄影帶的蓬勃。問題是：我們是否要任由錄影帶來造就我們的生活型態和價值觀？來重新勾勒我們的社會面貌？ |
李國鼎親述台灣經驗(二)-台灣是怎樣工業化的? | 為了討論方便，讓我把它分成幾個階段來說：第一階段是「光復後的調整時期」, 從戰後到一九五 0 年。戰後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想辦法恢復生產，中央政府派了一批很優秀的工程師到台灣，另外一批到東北。這段時期完全靠自己，沒有外人幫助。 完全靠自己真正開始發展工業，是中央政府遷台後，推動幾個計畫，第一是建烏來發電廠，再蓋肥料廠，完全要用自己的力量與外匯來做。這兩個廠經營的結果很好，使美國人對我們工程師的能力有信心。 另一方面，這時候尹仲容先生主持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發現組織不夠堅強後就改組。把董事長、總經理、各主要工程師都變成委員，董事長、董事會暫時停止行使職權，那時候他已經動手把生產量小、效益小的工廠關了。他有那個魄力，現在要動一下都不行啦！尹仲容先生同時推動紡織工業，一九五 0 年進口的布還有三千萬錠子，自身只有幾萬錠子，一部分是大陸企業家帶來的，一部分是核准進口的。 紡織工業開始時，政府設法鼓勵，利用美援的棉花，給他們加工，付合理的加工費，再加一定的成數，所以本身沒有風險。開始做時連軍用卡其布都做得不標準，但是市場很穩定，幾十萬大軍在那裡，那時也請了外國顧問幫忙，品質慢慢改善，做得有進步。 朝自由經濟發展 工商界看有利可圖就開始擴充了，擴充一段時期以後就飽和了。那時有個東亞紡織公司的王先生要投資，自己進口一萬錠子，為這一萬錠子，江部長 (江杓) 考慮再三、再四，花了一年多工夫，最後有人向總統報告，總統說人家自己出錢、自己負責，還管他幹什麼？江部長有管制的頭腦，他管制煤，煤就出現了三個價錢：軍方一個，公營事業、政府一個，市場還有一個價錢；他卸職之後，煤的價錢就由市場來決定。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是一直朝自由經濟方向去發展。開始的時候物資不夠，就想用各種管制的方法來阻止。當時預算是否平衡一直是政府關心的。 預算不平衡就會產生通貨膨脹。任何工業發展計畫沒有預算，做事就很吃力。 因此，發現比較可靠的稅還是關稅。 當時因為關稅常因特殊原因附加，我們的關稅一直偏高，我做財政部長時，就把附加關稅取消，併在本稅裡，要修改稅收是一個很大的手術。 第二階段是「發展勞力密集輕工業進口替代時期」, 從一九五三到一九六 0 年。進口替代工業大半是靠美援，這有兩部分，一部分是物資的供應，進口棉花、小麥、玉米等，一部分是支援各種計畫。這一段時期所用的美援，在公共設施方面比較多，來彌補政府預算的不足。 趕公車的心態 這時候也發生了一個現象，像趕公共汽車，趕上公共汽車的人想趕快關門，沒趕上的人想晚點關門。因為有許多管制，包括對外匯與進口的管制，得到「管制」的好處就希望「管制」不要開放，沒有得到的就希望能開放。 到了一九五七、五八年，很多人覺得外匯制度太複雜，應該要改進，美方也如此說。最後有個研究小組研究到底用單一還是複式匯率，徐柏園先生比較贊成用多元匯率，但研究小組仍決定用單一匯率。徐先生有政治家風度，辭退了財政部長與外貿會主任委員的職務。 開放外匯是當時、也是未來經濟發展上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單一匯率在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通過，但還有一個尾巴，就是要買結匯證；本來訂有兩個匯率，一個是二十七塊七毛八，一個是三十六塊三毛八，把民生必需品訂在低的，其他東西訂高的，如果要進口，必須有出口商把結匯證賣過來，才能結匯進口。公營事業不要結匯證，其他一般事業都要，名義上是一個匯率，事實上還是兩個匯率。 直到一九六 0 年，出口成長非常穩定，才把匯率固定在四十比一，在當時是非常合理的價位。一九六五年，我到經濟部時，出口很順利，美援也正式停止。大家都說是我到經濟部同美國人講，我們經濟的未來前途太好了，才會這樣子，受到很多批評，我都沒有多解釋。 訂定合理公式 第三階段是「發展出口工業時期」, 從一九六 0 到一九七二年。現在我回頭講講發展電力工業的艱苦，因為那時候工業發展得快，電力發展得慢，每當電費調整價格，就常變成一個爭論不休的政治問題。 後來想了一個辦法，就是政府設立一個公用事業費率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根據立法院通過的一個公式，因物價變動而自動調整，以後調整費率就不用到立法院，部長也就不會因調整電力費率搞得不愉快，不幹了。 物價上升期間，電力費率非得跟著走不可，所以這個公式很要緊。我們訂了一個資產報酬率在六～八 %, 低於六要漲價，超過八要減價。在我做經濟部長時，居然還減過一次價，雖然減得不多，至少表明政府很誠實。 回想起來，遠在一九六三年，我已經看到美援可能停止，我們討論世界銀行可能貸款給我們。但是因為我們是接受美援國家，他們不大願意貸，我以美援會秘書長身分，在財政部下設一個小組，兼小組執行秘書長，專門處理世界銀行附屬單位的貸款。後來貸款成功了，使得工業發展比較容易推動。 因為我們在從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所有的土地法令，包括土地法、土地改革三個條例 (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 都是以農地為主，買一塊地，要四個法令管。「獎勵投資條例」就設法減少這些障礙，對廠商方便許多。 夠水準的人才 在一九六 0 年開始，外人來台投資逐漸增加，早期有兩個例子值得一提。一家是氰氨公司和台糖合作，用台糖的原料做金徽素，第二就是 Mobile 與中油及另一家公司合資，在苗栗建一座尿素廠，這個尿素廠完全是由國人工程師設計與建廠。 那時想到要建廠，就成立了「中國技術服務社」, 建立一個我們自己的工程顧問公司，具有建廠和設計能力，開始的資金只有二十四萬。把李達海調來推動，十八個月後工廠完工，美國工程師跟我講，真了不起，你們的人非常夠水準。 在發展出口工業中，第一是紡織業，第二是塑膠加工業，第三是消費性電子。 通用電子公司負責人在一九六四年來看我，那時我還管投資，他說日本的家電業已經擴充得很快，到台灣來做，有比較利益，可以外銷回美國市場。「通用」這位負責人很有眼光，他說道個案子核准後就要儘快開工。 核准後，我們的建築師、工程師一起配合他們做，結果比他預期的提前完成，他高興得不得了。十月開工，招了三百個女工，做的產品一個是電視的調頻器，一個是映像管上的零件，兩樣都跟電視有關。後來發現連了做三個月的材料，一個多月就用完了，表示我們的產量很高。他就跑到美國找做電視的 RCA,Motorola, 勸他們到台灣裝配，結果中心廠都來了，我們原料的零件廠都擴充了，變成一個 tree。 果然，我們的輕工業發展得很快，擴充的工廠的產品都有競爭力，出口快速地成長，到了七 0 年代就開始有順差，這是很大的轉變。 後來，艾德蒙的董事長告訴我，說應該找映像管的廠到台灣設廠，如此一來就可以做電視，領先別人，早一步出口。那時日本的廠已開始在我們這裡設廠，怎麼辦？我去找亞太國務卿墨菲商談，一九六九年的 RCA 來了，飛利浦也來了，兩家設廠都核准了。因此整個帶動工消費性電子工業，成了非常完整的一個系統。所以當時在香港、新加坡做不到的，我們能做到，競爭力很強。 到了一九七三年，我們已經有三年出超，所以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中華民國歷史上，台幣第一次升值。我們仍是國際貨幣基金會會員，經過他們的同意，升值五 %, 從四十元到三十八元，以往的台幣一直都是貶值的。 台幣首次升值 一九七三年到七八年，經國先生宣布十項建設，要以五年時間用五十億美元完成。一年就要籌十億，在過去簡直是不可能的，而且要用避免通貨膨脹的方法來籌措這筆龐大經費。 這一時期，交通是最要擴充的部門，十項建設中有六項，為了解除一九六 0 年代工業投資太迅速，公共投資不足所造成的交通瓶頸。這個瓶頸也是制度造成的，當時中央預算審查時，任何關於農業和交通的，都是省政府的事，中央不撥一塊錢。我到財政部時，總算勉強在農業上撥了一億台幣，象徵性地做這個事情。一直到經國先生做院長時，他就大手筆了，兩年二十億，加速農村發展計畫。 除了六個交通計畫外，還有四項：一個是本來就要有的電子，另三個是鋼鐵廠、造船廠和石油化學工業。 我發現有幾個計畫，民間投資意願不夠，差一點錢。「開發基金」是我在「獎勵投資條例」裡擺進去的，公營事業出售後，錢不交國庫，交給開發基金，國庫可以拿這個錢再投資，這個投資就要提計畫。 我到財政部後，把中國銀行轉成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變成民營，花了一星期來說服立法委員。待立法院通過，改成民營後仍有收入，我就拿這個錢參與石油化學工業投資。 這時候發展中間原料工業，如鋼鐵、石油化學產品都是重要的基本原料，油或天然氣都連起來了。一九七 0 年是講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工業。後來我們少強調一點資本密集、多強調一點技術密集工業，因為講資本密集工業，擴充的人都沒這個條件，不合適。中鋼能夠做成功，也是因為它有一個特殊的管理制度，能夠競爭。 人才培植最重要 在這一過程中，科技發展逐漸變得重要。所以，一九七八年開全國科學會議，行政院次年訂定技術發展方案，這個方案是一個很基礎的方案。當時我們確定了三個目標：人民生活的改善、經濟結構的改變、國防工業的發展。 人才培植最為重要，這時需要的是高級人力，人力發展是一個金字塔的形式，我們選擇若干重點計畫，打破教育的一些硬性規定。例如幾個研究生只有一個教授，並且鼓勵研究所多招生，一方面也新成立若干研究所。 我們的科技發展要上游、中游、下游的結合。上游從大學及研究所出來的；應用研究到中游，像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中山科學研究院；下游像是工業園區的工業技術。在這個過程中間，需要技術引進的，我們就技術引進。 這許多辦法都是推動工業發展的人想到的，然後說服財政金融部門主管同意。 事在人為 這個工業發展的過程，是滿艱苦的，開始時有很多觀念要說服，像有人認為「賺錢就不是好的事」的觀念。同時一定也會遭遇若干困難，如土地取得、資金籌措、市場開拓、技術引進、法令修訂等等。但是回顧這段歷程，使人相信「事在人為」的道理。我們既然克服了這麼多困難，對今後的發展也應當要有信心。 不能忽視公共建設投資 社會基本建設投資的多寡，在經濟發展理論上，一向有「領先提供」(supply leading) 及汲「延後跟進」(demand following) 的爭論。領先提供，有利於直接生產活動的進行，但也使直接生產部門所取得的資源減少，經濟成長因而降低；延後跟進，卻也可能造成其他部門發展的瓶頸，對經濟成長也有不利的影響。由於社會基本公共建設投資過多或過少均會妨害到經濟的持續成長，中庸之道，自以與經濟發展密切配合為最適宜。我國過去三十餘年來社會基本公共建設成長十分快速，但事實上許多重大經濟性公共設施的投資幾乎都慢於實際的需要，因而帶來許多瓶頸。例如：在民國六十一、二年經濟景氣特別繁榮時，鐵路、公路及港口、機場等設施均顯得非常擁擠，平添許多社會成本及廠商成本。不過，這也顯示我國交通運輸設施在該階段投資的不足，形成政府在這些社會基本公共建設上必須增加投資的壓力，終於導致十項建設的加速推動。 (摘自李國鼎主編「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 聯經公司一九五七年出版) |
不倒神話就此打住-看銀行法修正 | 銀行法修正案必然成為立法院第八十三會期中最引人注目的法案之一。原因無他，行政院已經明白表示要在銀行法通過後，立即開放新銀行的設立。 這項宣布，正如久旱後的雲霓，頓使有志之士，欣喜若狂，一面策動立法程序的快速完成，一面積極著手布置，奮力搶灘奪先。據說已經有人私下開始募股了。 金融血脈堵塞 大家都看好「銀行」這個行業，原因也無他，這是一個長久封閉而寡占的市場，需求正殷而供給不足，當然大有可為。更何況鑑於已往的經驗，銀行這一行，虧了由政府慷慨解囊，而賺了都落人自己的荷包，其是何樂而不為，盍興乎來。 「金融之於經濟，猶如血液之於人體。」這是財政部郭婉容部長的妙喻，但無奈的是我國經濟發展雖為舉世同欣，喻之為「奇蹟」; 而我們的金融血脈卻一直患上了堵塞的毛病。 病情明顯 病情也很明顯：當我們的經濟結構已由農業轉向工業；當民營企業已漸次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 (一九五二年公營事業占全國總生產的比重高居五六。六 %, 到了一九八六年已經減為一四。三 %), 而在這段期間，公、民營銀行的比重似乎沒有變動，公營銀行的市場占有率永遠超過七五 %。 公營銀行的存款在法律上被認為是一種「公帑」, 換句話說，是屬於政府的財產，如有毀損，經管人員要負責賠償。 引申下來，公營銀行的放款如果發生呆帳，承辦人員要負責賠付，遂使銀行成為當舖，沒有抵押，一切免談。就是有抵押品，還是不能完全放心，只有放款自家人最可靠。於是使工業產值只有一四。八 % 的公營事業，享受了金融體系二一。九五 % 的放款。使民營企業能夠獲得銀行貸款，成為異數，變成特權。 銀行防跌止滑 銀行利率長期以來被有意地抑低，更使得這項貸款的特權不容外溢。於是民營銀行也就順理成章地師法公營銀行的成例，把存款當成自己的資產，優先地貸款給自己的關係企業。景氣好的時候、企業經營順利的時候，一切託福，天下太平；景氣稍變、經營不順，則一堆爛攤子甩了下來，看你政府怎麼辦？以往發生的金融弊案，都是依循著這種模式:「關係企業放款」、「呆帳」、「風聲外洩」、「擠兌」、「接管」。 在封閉的金融體系下，每個銀行都是「寶」, 絕對不能倒；最好的金融管理措施就是防跌止滑。金融機構一旦倒閉，必然會影響存款人的信心，形成金融風暴。為了安定人心，只好政府出面以各種方式擺平，以保障存款人的安全。 但在新銀行法的體系下，銀行可以自由新設 -- 我們還要用舊方法以納稅人的血汗彌補經營失敗的銀行嗎？金融自由化的意義在透過市場機能，以改進金融服務的品質，優勝劣敗毋寧是預期的結果，但在現有法律制度下，優勝固可喜，劣敗將如何？也許已經到必須對既往的基本觀念和假設作徹底修正的時候了 -- 乘這一次銀行法修正之便，金融機構不能倒閉的神話不妨到此打住。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應該在制度上能夠儘先讓問題銀行快倒，惟其如此，才能使損害最輕、補救最易，經營者得到其經營不善應得的苦果，而存款人獲得必要的適當保障。 給予最大期盼 金融自由化代表著一項價值觀念的革新和法律制度的變動，在在關係今後金融機構經營的效率和紀律，對於即將審議的銀行法修正案，如何能不給予最大的期盼？(戴立寧為財政部參事) |
一九八九明星股 | 連續兩年多的股市大多頭行情及房地產狂飆，已經造成社會上財富的重分配，投資理財的風氣更是應運而坐。但因目前的金融產品仍嫌不足，在投資管道十分有限的情況下，股票仍是最具魅力的投資工具。當如權指數從七十六年一月份突破一千點後，到七十六年十月一日已達四六七三。一四點，後來雖受紐約股市大崩盤的影響，重挫至二三 00 點左右；但在去年仍奮勇狂飆至八八三一。九二點，才在證券交易所得稅的衝擊下，回跌至四六 00 點附近略事盤整。今年短短兩個月內，指數又已直逼七 000 點大關。回顧這兩年多來的大多頭行情，可以發現，低利率、低油價、低物價與高貨幣供給，應是支持股價持續上漲的基本因素。展望今年，以上幾個因素的變化究竟會對股市產生怎樣的影響呢？貨幣供給居高不下在台幣升值的熱潮下，貨幣供給額 (M1b) 的年增率從七十四年的一二。三 % 上升到七十五年的五一。四 %, 七十六年為三八。七 %, 而七七年十二月則為二五。二 %。國內外廠商在預期心理下，大量把美元換成台幣以賺取匯兌收益，再加上套匯的熱錢源源不斷地湧入，在在都構成貨幣供給額居高不下的原因。而日益增高的物價壓力及居高不下的貨幣供給額，加深了央行採取緊縮貨幣政策的決心，終於在去年十二月調高存款準備率。今年以來，資金寬鬆的局面依然存在，從前一陣子央行發行可轉讓定期存單時熱烈標購的情形便可確認；而一月份年關之前，銀行對民間企業放款與投資增加了七百五十六億元，復以出口廠商賣匯增加，導致一月份貨幣供給額的年增率為二七。二 %, 是自去年九月貨幣供給額持續下降以來的首度回升。四月份中美匯率談判在即，在預期升值的心理下，勢必又有大量套匯的熱錢流入。只要公開市場操作的成效不彰，並不排除央行進一步採取緊縮措施 (例如：調高存款準備率) 的可能性。資金是股市的血液，熱錢湧入對股市固然是一項利多，但要注意的是央行的動作。低利率時代即將遠去資金的寬鬆造成了利率水準的持續挫低，低利率使得人們不願將資金閒置在銀行，轉而追求高報酬率的投資工具，股市與房地產的飆漲可說是拜近兩年來的低利率之賜。政府為了抑制這種過熱的投機風氣，已採取限制銀行對財團土地放款的措施，基本利率也提高到六。七五 %, 再加上國際間利率水準已由谷底翻升，種種跡象顯示，低利率的時代即將逐漸遠去。在國際油價方面，在 OPEC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達成減產協議後，國際油價連番走高。雖然兩伊或許會為了戰後重建工作而大量增產，但目前國際油價已脫離長期的谷底，每桶十五美元以下的價位恐不復見。油價上揚，帶動生產成本增加，進而加深通貨膨脹的壓力。去年我國躉售物價指數已由九三。六一上升到九五。七五。今年在油價上揚、台幣升值空間減少的情況下，物價上漲已成不可避免的事。政府對抗通膨的有利武器就是提高利率。但因提高利率將會減緩經濟成長的腳步，如何在二者之間找出一個均衡點，可以說是決策的關鍵所在。今年物價看漲 從以上幾個基本因素中可以發現，物價上漲的壓力將在今年陸續顯現出來。在通貨膨脹初期，各產業將因物價溫和上漲而有較佳的獲利，因此，各上市公司的董監事勢必會把握住這一段時機，趁機拉抬股價以賺取差價。從今年元月以來，大盤已進行了兩個波段的漲勢，第一波從四八七三。一八點到六一五一。三六點，第二波從五五七六。四三點到二月下旬已直逼七千點大關。從這二波的漲勢來看，基本上是資產股的天下，因為房地產是對抗通貨膨脹的避風港，再加上中國人「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使得一些擁有值錢土地的上市公司，成為投資人競相追逐的目標。但在眾多所謂資產股當中，事實上可以畫分成三類：一、業績與資產兼具者；二、有龐大資產但無業績可言者；三、僅有一塊招牌資產，但常冷飯熱炒者。以上三類中，後二者投機性較濃，買點的選擇相當重要，否則將慘遭高檔套牢，至於業績與資產兼具的個股，相信應仍是下一波漲勢中，投資人競相追逐的目標。操作黑馬股須眼明手快今年，經濟面的各種因素雖不如去年，但是大體上來說仍能維持一個中度成長的局面。再加上公共建設的推動將在今年達到高峰，因此，與公共建設有關的產業如：水泥、機電、電線電纜等的表現將被繼續看好。而年底大選之前，紙漿、文化用紙的需求將持續擴增，至於土地資產龐大的營建股及配股豐厚的金融股亦是今年的明星產業。至於個股中，常有一些出人意料之外的黑馬股，其特性是資本小、籌碼少、價位低、業績亦不甚佳。這種股票在大盤回檔的過程中，通常是投資人最愛放空的股票，等到大盤跌到谷底，其籌碼已被有效地鎖住。在大勢上揚初期，常因軋空行情，而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表現，如去年的嘉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若有幸能搭上這班列車，差價相當可觀，但操作這類股票必須眼明手快，設定適當的獲利目標，方能免於替人抬轎的命運。以大成交量化解上檔壓力今年以來，大盤已進行了兩個波段漲勢。根據波段漲幅的原理，此波回檔若無重大利空，在六千六百點應有強力支撐，回檔幅度不深。至於回檔之後，下一波段的漲勢的力道將更強勁，初期漲升的目標是八千點，但因七千二百點融資比率調低一成，再加上七千五百點附近仍有大量套牢的籌碼待解，因此，大盤在七千二百點到七千五百點附近將遭到一連串的上檔壓力。但從三月份開始，一連串除權、除息行情即將陸續展開。股東大會之前，各上市公司的負責人為了對股東們有所交待，必不會使旗下的股票有太差的表現，此時若能配合大成交量來化解上檔的壓力，股市繼續奔向榮面應是指日可待的事。(白俊男為太平洋證券總經理) |
以貴為尊的幼稚園 | 早上八點，四歲的小玲由母親黃太太送上娃娃車，從敦化南路家裡到天母去上幼稚園。 一個小時之後，包括小玲在內的十幾個孩子擠擠挨挨的走進教室，爭著和迎面而來的一個年輕美國女孩打招呼:「Good morning, teacher) 甜嫩的童音在滿鋪的綠色地毯和一排排玩具間迴盪。早到的幾個孩子則三三兩兩、或坐或趴的看故事書、堆積木。 中午，同一輛娃娃車將小玲送回家給外婆照顧。她迫不及待的「秀」了一首英文童謠「倫敦鐵橋倒來」, 並且頭頭是道的向外婆解釋為什麼彈珠會沉入水裡，而乒乓球會浮在水面上。 晚上，黃家夫婦下班，先後剛踏進門，小玲又把「節目」重播了一次，表演得比上一次更賣力。黃家夫婦欣慰的「驗收」了女兒今天上學的成果，整天的疲倦似乎一掃而空。 菁英幼兒學校 小玲上的是一所標榜「高品質、高價位」的菁英幼兒學校，被許多人歸入「貴族幼稚園」之列。 幾年前，經營貿易公司的黃家夫婦即已慕名這所號稱擁有千餘坪綠地、美國狄斯耐樂園設備、外籍老師、雙語教學...... 的幼稚園，為了讓寶貝獨生女在一年不超過十五名限額中搶一個位置，早在小玲滿一歲的時候，他們就去排隊登記了。 如今小玲每學期的學費是四萬五千元，相當於兩個私立大學學生的學費。而一位熟悉幼教市場現況的人士指出，這只算是「中高價位」, 還有一學期收費六萬元的。 自民國七十四年第一家以「貴而精緻」為主要訴求的幼稚園在天母地區成立以來，短短不過五年，台北市走這樣經營路線的幼稚園已超過三十家，多半分布在天母、士林、大安、內湖、松山等新興社區。 教學內容「名堂」多 根據信誼基金會的一項調查，一半以上的幼稚園有招生名額不足或招生不易的困擾，這些學校為什麼敢開出如此高的價格，又憑什麼讓許多父母趨之若鶩呢？就市場學的觀點看，它們和其他幼稚園最大的區別在於擁有自己的「品牌」, 也就是有一套叫得出名字的教學內容。例如自國外引進的「皮亞傑」、「福祿貝爾」、「蒙特梭利」; 以及國內早已有人在用、近幾年才開始受到重視的「角落教學」、「發現教學」、「戲劇教學」等。 在包裝上它們也別樹一格。包括布置得亮麗新穎的校園；自外國原裝進口的昂貴教具；聘請外籍老師教英語等。甚至在名稱上挖空心思，力圖與眾不同，揚棄「某某幼稚園」的傳統，紛紛使用「幼兒之家」、「啟蒙中心」、「資優學園」之類的名稱，以吸引父母的注意力。 貴就是好？巧妙的運用「量 -- 價」策略，也是它們在眾多幼稚園中「跳」出來的原因。一位有十年資歷的幼稚園老師分析，由於它們採取「以價制量」或「抑量抬價」的經營方針，招收人數比一般幼稚園少 (平均不超過八十人，在每年數以萬計三到六歲的幼兒中，只有極少數能進入這些學校)。再加上高出其他幼稚園二到三倍的收費，「造成一種物以稀為貴的形勢。」這位老師說。 進一步分析，這些幼稚園的蓬勃發展，事實上清楚反映了今日社會的脈動和這一代父母的需求。 「迷信貴族幼稚園和崇尚「名牌」商品的心態十分接近。」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教授盧美貴感慨的說。這幾年台灣經濟狂飆，「貴就是好」成為流行的消費趨向，教育這個領域也不免受到影響。友緣基金會主任廖清碧則發現：社會講求速成化、功利化的風氣造成很多幼稚園大量投資硬體設備，或開設各種才藝班，以呈現「很快就可以看得見、聽得到的學習成果」。 更耐人尋味的是現代父母的育兒經。 資料顯示，以民國五十二年與七十五年相比，台灣地區婦女總生育率 (婦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子女數), 已由四。七人下降到一。九人；而婦女勞動率卻由三四。七 % 上升到四三。六 %。子女數減少，家庭收入卻增加，在個別子女身上投資的金錢相對提高。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當父母雙方都在為工作奔波，多花一點錢送子女去貴一點的學校，「可以買到父母的安心」, 文化大學家政研究所教授吳文鶯觀察到，有這種想法的父母甚為普遍。 現代父母的心結 任職於旅行社的陳慧美，正考慮送快滿三歲的女兒到一所雙語教學、一學期收費約四萬元的幼稚園。她坦承自己和先生都忙，沒有時間教育女兒，希望送她進好一點的學校，能減輕一點他們未善盡教育責任的罪惡感。 親自撫育了三個孩子的羅玉聘則體驗到現代父母篤信「三歲定終身」, 常常有擔心兒女趕不上別人的急迫感。面對其他星期一、三、五學鋼琴；二、四、六學電腦的「小神童」, 她發覺父母親對孩子已不敢吝惜鈔票，「雖不奢望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路領先，至少不能在起跑線上就落後了。」 出於「補償心理」而送子女去貴族學校的父母也不在少數。三十五歲的劉志航出身軍人家庭，他回憶小時候每天穿著「開口笑」的布鞋從龍安國小放學，走過位於同一學區的再興小學，看見個個學生衣飾光鮮，校門口還排了許多私家三輪車等著接他們回家。當時他的心中有一個聲音：我的下一代一定要比他們強。如今五金生意做得不錯的劉志航，一雙兒女一年的學費不下二十萬元。 亟待開發的人力資源 值得探討的是，從這些貴族幼稚園出來的孩子真的會高人一等嗎？一名小學老師分析，貴族幼稚園多半揀開放、啟發的教學方式，孩子在學業成績上不一定非常出色，但在創造力、獨立思考能力及人際關係處理能力上有比較好的表現。 當然也有例外。畢業於某著名貴族幼稚園的豪豪，在班上人緣極差，誰和他玩，他就買玩具機器人送誰；不和他玩了，又立刻搶回來。他的學業成績總在倒數幾名，換了好多位家庭教師都沒有用。 這位老師在一次家庭訪問中發現，豪豪經商的父母常常不在家，替他向銀行申請了一張提款卡，一萬元以下自己可以隨時去領。他們認為金錢能夠代替親情，十歲的豪豪心中卻吶喊著:「表現再好有什麼用，反正也沒人關心。」 當地球上片然資源日益枯竭，愈來愈多人相信未來人力將成為最具價值的資源，貴族幼稚園也成為這種心理下的必然產物。不僅台灣如此，美國的情況猶有過之。 一九八八年四月七日的時代雜誌報導，紐約市某所僅可容納八十六名學前兒童的學校，雖然要求入學者必須擁有一三五以上的智商及繳交親子報告書，每年仍有一千五百人要擠進這所學校。 華盛頓一所一年學費高達五千美元，但只收二十八名學前兒童的學校，也由於申請者日眾，一對夫婦還打電話向該校註冊組請教:「我們想生個孩子，但不知道該在十一月還是四月生才趕得上註冊？」 同時美國有一群教育學者卻發現：被過度關心的孩子容易有神經緊張、害怕失敗、怯於冒險的特徵。 愛得多，不如愛得正確 鑽研兒童發展的盧美貴教授也接觸過這樣的案例。 小強是某小學三年級資優班的學生，最近每次一上數學課就抱著頭喊痛。盧教授追溯他的生長過程發現，這個男孩的母親從小對他期望特別高，當年曾漏夜排隊抽籤讓他擠進一所著名的私立幼稚園，也有過一星期七天讓他學八種才藝的紀錄。 小強發病以後，他的母親痛苦的解釋：怕他趕不上別人，否則不會為他花那麼多錢。殊不知她的兒子卻對老師說:「媽媽害了我。」 比較起來，連續轉了兩次學的瑋瑋算是幸運得多了。瑋瑋小班唸的是住家附近的幼稚園，老師常誇他是個樂觀活潑的孩子。唸中班那年，他母親設法讓瑋瑋轉進一所著名的雙語教學幼稚園，那一段時間他變得畏縮易怒。 在耐心誘導下，瑋瑋道出了這種改變的癥結：他常弄錯外國老師的意思而做錯事，別人因此常常笑他。瑋瑋最近轉回以前的學校，他父母也已慢慢找回原來那個活潑快樂的兒子。 成長過程不能 NG 似乎很多父母還未領悟「愛得多，不如愛得正確」。優秀教育中心梁有法老師歸納個人教學經驗說。 幼教人士預測，隨著台灣經濟發展的腳步，未來學前教育將走向「兩極化」的趨勢 除了企業化連鎖幼稚園占領大部分幼教市場之外，高價位的貴族幼稚園前景仍然方興未艾。 「問題在於價格等不等於價值。」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兒童婦女委員會委員吳文鶯直指核心的說。最怕根本不瞭解一所幼稚園的實質內涵，光用價格來衡量價值，可能白花冤枉錢，也可能對孩子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處理青少年問題頗有心得的廖清碧發現，時下很多青少年問題也許早在三歲的時候就種下了因，她強調應該用更謹慎的態度面對學前教育，「畢竟孩子的成長過程是不能 NG 的。」 如何選擇幼稚園 綜合兒童教育專家、幼稚園老師及消費者諮商顧問的意見，現代父母 (注意：這不是媽媽一個人的事) 在替兒女選擇幼稚園時，必須具備「四到」-- 口到、腳到、眼到、心到。 . 口到：多問、多打聽，把口碑好的幼稚園紀錄下來。 . 腳到：衡量住家或父母工作地點的遠近，挑三至五家幼稚園實際去考核。 首先注意學校附近有沒有製造空氣污染、噪音的工廠；有沒有色情髮廊、賓館、地下酒家等。 其次要注意活動空間 (根據台北市教育局規定，每一幼兒需有二平方公尺戶外活動場地，一。五平方公尺室內活動場地); 光線是否充足；空氣流不流通；有無消防設備和急救器材；遊戲設施是否安全；師生比例 (幼稚教育法規定，每班三十個學生需有二位老師照顧); 廚房、廁所是否清潔無臭味等。 . 心到：找學校主要負責人談，瞭解創立宗旨、經營理念、教學內容等。有問題一定要提出來，不要被一些聽不懂的專有名詞唬住。 . 眼到：要求實際參觀教學，看看孩子是自由自在的玩，還是拘謹的操作教具；圖書、玩具是不是已經讓孩子摸得泛白了，還是簇新的鎖在櫃子裡。 師資也很重要。除了老師的學歷、經歷、流動率等，不妨去看看老師的辦公室，如果桌上、地上堆得亂七八糟，表示他們缺乏條理，恐怕不能給孩子很好的秩序訓練。 另外要注意老師和孩子說話時是蹲下來的，還是站著的；是會傾聽孩子意見的，還是發號司令的。這些可以看出老師是否有民主觀念，是否尊重別人，對孩子會產生何種「身教」。 |
林賢順為什麼去大陸? | 林賢順以台灣空軍中校的身分，突然駕機逃往中國大陸，這自然又成了本月份 (編按：指二月份) 的大新聞。許多記者不免要大忙一番，競作報導。 我現在雖以這個事件為題來寫這篇短文，卻並非取新聞評論的立場。事實上，我也並未用心去查探這個事件的詳細情況，甚至不會很認其地去追蹤，去看它的發展。我下面所談的只是我近來想到的幾個有關台灣現狀的問題之一，不過由這件事引起我一談的興趣而已。 想像與事實不符 我離開台灣三十幾年，在一九八八年中卻先後到台灣三次，觀察解嚴後的台灣情況。在我所得的印象及瞭解中，有一部分和我一向的瞭解相差不大，但另有一部分則對我說可算是出乎意料之外。 在這一部分中，最突出又最使我詫異的一點，即是台灣對中共一般瞭解的貧乏。當然，或許有少數的「敵情研究專家」對中共認識甚深，但我未遇上；就多數人的表現講，說瞭解很貧乏，絕非故加貶損。 我們知道，台灣的資訊許多年來都受相當嚴厲的管制，許多在海外十分平常的資料，在台灣也只有少數人能接觸到，因之，有關中共路線傾向的某些可算「機密」的文件，在台灣不為人所知，還不算是意外。 但四十年來，中國大陸的一般狀況，卻不是什麼秘密資料。台灣人在海外各地來往的也很多。不知何故，他們似乎對中國大陸所構想的一般圖象，會與事實相差得那麼遠。 首先是政府結構問題。任何多少注意看過中共黨政機關組成的人，都明白中共的政治結構，由於黨機構是運作的主脈，因此，有本質上的排他性。換句話說，若不是中共內部人員，則永遠不可能獲得什麼重要職位，更說不上政治上的作為或前途。 早期的「民主人士」雖在統戰原則下取得政府的虛銜，但無一人有實際權力，更無一人能真對政府事務發揮什麼影響力。儘管他們中間有些人確在中共當政以前，對中共的「革命鬥爭」出過很大力，他們終是外人，便永遠被排斥，時時不能自保。這種實例許多人都知之甚詳，不必一一去談。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外人」終被排斥 可是，台灣人士有很多似乎始終看不清這裡的簡單事實。他們常常將中共政府看成可以隨便容忍外人，而且可以容許外人發揮才能的，此所以由台灣出國留學的一些知識分子，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先後「回國」去「建設祖國」。 這種現象發生在中共建立統治的初期，尚可瞭解。到了一批批「回國」的人才經過若干年皆無表現機會 (自然有少數例外), 卻仍然有人走這條不通之路，便使人難以索解了。 林賢順這次到大陸的公開言論，「革命味」還不很重；但他主要似乎是說，他之逃往大陸，是因為他覺得他在中國大陸可以有較好的前途。 他完全不明白他自己的「外人」身分。這正顯現出他這種在台灣長大的台灣軍官，竟然對中共的政治結構茫然無所知，以為棄台而投共，便能被重用。 而軍官們照常理而論，接觸「敵情資料」應該比平民的機會多，其不瞭解明顯事實竟至於此，則台灣一般居民對中共政治結構之無知，更不待說了。 玩大騙術 其次是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問題。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後，國民的普遍窮困，比起它的政治結構來，i 說是更明顯的事實，而且這種事實無法完全掩蔽。 縱使在文革時代，「四人幫」加上他們的「幫主」都處處在玩大騙術，在這一點上仍然未能真正騙到多少人相信大陸生活豐裕，至多只能要別人相信中國人民的窮困生活是一件「好事」而已。近年中共採取比較開放的路線，海外回大陸的人日漸增多；「中國窮困」這個事實更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識。以台灣而論，大批返鄉探親的人不可能沒看見中國人民一般生活如何貧困而落後。所以，很難相信為何有人會願意去參加這種生活？然而，林賢順這種事件，在今天仍然會發生，而且至今我們也未看到什麼資料，能證明林賢順在台灣無法生活下去。然則，林賢順對中國大陸生活的構想，究竟是怎樣的呢？如果說，林賢順真是為了「愛國」, 因而可以不考慮自己的苦樂安危而作犧牲，我想那是很少人會相信的。一向被他的同僚和同學看成一個「常人」的林賢順，有何理由忽然變成如此無私的「愛國志士」? 林賢順難圓其說 在我看來，對林賢順的心理狀況，我們雖然不能詳知，但基本上他這種行動，仍與台灣人民對中共的一般瞭解有關。台灣中年以下的人，一向都是生活在比較富裕的社會中，根本不瞭解中共統治下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返鄉者雖不能不看見貧困的事實，但每每受親情或其他情緒的影響，不能對現實問題作冷靜判斷。結果，台灣人至今大多數仍不明中共統治下的社會，生活艱難到什麼程度。如果只拿沿海開放的城市，如深圳、廣州及福建沿海城市等，當作中共統治下社會的樣本，那就遠違事實了。 我並非提倡專以富裕與貧困為選擇生活前途的標準。我只是一面看見台灣人享受之風極盛，決無喜歡艱苦的情操，另一方面又看見像林賢順這樣的人自願到中共社會中生活，覺得很難有好的解釋。 唯一近似真實的解釋，應是他以為在中國大陸也可生活得不錯。換言之，就是不知道中共四十年來造成一個什麼樣的中國社會。但今日台灣人仍對中共如此缺乏瞭解，豈不是一個大可注意的問題嗎？(勞思光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本文轉載自香港信報) |
眷村鐵票生銹? | 民國七十五年，台北市執政黨黃復興黨部全力支持退役將領陳鴻銓競選立法委員，陳鴻銓竟然高票落選。這個結果，打破了台灣四十年選戰史中，黃復興黨部 (退伍軍人黨部代號)「常勝軍」的紀錄，也使人對「眷村鐵票」的定律打了個問號。 「鐵票還是鐵票。」現任台北市黨部副主委郁慕明搖頭反駁。他指出，根據市黨部的估算，執政黨的票數並未減少，只是該投給陳鴻銓的票卻投給了趙少康或是黃書瑋。 執政黨將眷村視為鐵票區，並非毫無根據。從眷村的組織結構和歷史發展可以瞭解端倪。「眷村裡向來有嚴密的社區組織。」一位南部眷村里長解釋，除了直屬地方政府的里辦公處和杜區理事會外，隸屬軍方的自治會更是眷村特色。 跑票是奇恥大辱 「眷村是軍方下達命令的第一線，自治會是一道橋樑。」一位擔任了十六年里長的退役軍官說出自治會的原始角色。事實上，里辦公處、社區里事會和自治會三個不同的行政單位常在同一處辦公，無論是舉辦聯歡晚會，還是推動愛國捐獻運動，經常是人力財物相通。 「村民的事，我們不分彼此的。」曾經當選模範軍眷，現任左營自治新村社區理事長的高致敏強調。 三層組織交疊，使眷村在選舉時有強大的動員力。以高雄市為例，眷村居民在議員選舉中，曾出現九八。八 % 的高投票率。歷屆議員及立法委員選舉，左營眷區使執政黨在當地提名輔選的人選百分之百安全上壘。 「跑票在我們這裡可是奇恥大辱。」作家苦苓曾在文章中，對眷村的選舉動員場面做了生動的描述:「到了投票日的下午，大哥哥們就挨家挨戶的問，都投票了沒有？連老夭殘廢的媽都會被抬去投下神聖的一票。」 「政治其實是感性的，」在眷村成長的民進黨中常委林正杰分析眷村居民對執政黨的支持，背後有著複雜的感情因素。「眷村一向很團結，支持國民黨。」在左營眷村住了十年的鍾上尉不假思索地說:「因為早期都是國民黨照顧軍眷。」 飽嘗戰亂帶來的顛沛流離，年長的眷村居民多半會如數家珍地告訴外來訪客，眷村如何從十戶相連、泥牆為界的灰矮宅院，蛻變成鋼筋水泥的建築；有人則回憶起生活艱困的歲月裡，一家大小等著發放眷糧或是欣賞免費電影時的興奮心清。 對年長的村民而言，眷村與執政黨之間存繫著一同走過從前的「革命感情」。上校退役、在左營眷區住了近三十年的楊映春便語氣激昂地說:「民進黨是條賊船，國民黨的船再破爛，我也不上賊船。」因此，在左營眷村裡還曾經出現過民進黨宣傳車被追打出村外的場面。 早期眷村在文化上的孤立，也影響了村民的政治態度。陸軍官校畢業、目前在報界工作的裘鐵軍，形容眷村是大江南北的縮影，來自大陸各省的人操著南腔北調的國語，分享著生活中的甘苦，以及大陸山川人物的回憶。 「閉塞的城堡」 雖然村子裡各省的人能彼此包容，疾病相扶持，但是與村外卻有一道無形的鴻溝，圍牆只是有形的分界。 左營眷區早期晝歸在左營軍區之內，門禁森嚴。年長的居民回憶說，當時出入要通行證，外來訪客必須在門口等眷戶來接人。「眷村一直像座閉塞的城堡。」在高雄土生土長的報社記者羅錦裕，說出多年來對眷村的印象。 對當地缺少認同，是造成另一層隔膜的原因。裘鐵軍的母親是本省人，但他自小在家說國語，而且理所當然的和同伴一起嘲弄闖入村裡的本地人為「台客」。「現在想起來真是好笑。」他聳聳肩說。 省籍差異再加上失根的感覺，社會學者張茂桂指出，這群早年隨國民政府遷移來台的眷村居民，便從地域認同轉向黨性認同。 陳鴻銓的落選固然令執政黨錯愕，但是如果將選舉視為眷村居民對執政黨支持強度的測溫計，眷村居民的投票率早在民國六十年代便有明顯下降的趨勢。 高雄市的眷村公民人數超過五萬，早期各項選舉的投票率始終維持在九 0% 上下。但是根據一份學術研究報告，民國六十九年立委選舉，高雄市眷村投票率是八三。五 %, 七十二年時降為八 0. 七二 %。市議員選舉的投票率更在七十年跌破八 0%。 從士官長到清潔工 經過四十年的物換星移，眷村本身的結構已在轉變。昔日的青年戰士變成白髮老翁，眷村裡出現一批批退伍軍人和遺眷。脫下軍服的軍官必須到社會上自謀生路，承受社會現實的衝擊。二十六歲的李世焜發覺從士官長變成清潔工的父親，雖然在選舉時依舊支持國民黨，牢騷和抱怨卻日漸增多。 「眷村是外省人的眷村」這句話也受到了考驗。根據一份統計資料顯示，眷村裡校級以上的軍官仍以外省人占大多數，但是尉級以下的低階軍官，本省人的比例已大幅升高。士官兵中外省與本省比例是二比八。 社會的亂象也動搖了執政黨給予眷村居民的安全感。談起市公車罷駛、工人包圍工廠要求加薪的景象，一位退役上校勾起了戰亂時代惶恐、痛苦的回憶。他指責政府無法伸張公權力，「如果國民黨再軟弱下去，總有一天會倒下去。」 眷村改建是導火線 不滿的情緒首先投射到軍方在眷村的第一線 -- 自治會的身上。板橋壽德新村自治會會長蔣鈞陶便不時在言談中抱怨，自治會對村民缺乏約束力，會長愈來愈難當了。 眷村裡拖延了十餘年的改建問題，更是一條導火線，隨時會激發村民不滿的情緒。蔣鈞陶在呈給軍方的報告書裡憂心地提及，如果改建問題不及早解決，村民可能醞釀杯葛執政黨候選人，而將選票投給有利眷村重建的黨派。「他們甚至會走上街頭呢！」蔣鈞陶加重語氣說。 年輕一代眷村子弟逐漸成長，也成為一個重要變數。他們雖然傾向執政黨，卻也相信在野黨的存在能督促政治更上軌道。「民進黨如果能夠提出照顧眷村的方法，我也不排斥。」三十歲的裘鐵軍甚至說。 民進黨一些人強調台獨固然令他們不安，但是如果國民黨推不出令他們滿意的人選，一些人寧可放棄投票。「選民進黨，怕社會亂了，選國民黨，又怕一成不變。」來自左營果貿新村，在英語補習班任教的賈立德表達了無所適從的心情。 不具資望不能服眾 「不管搬到那兒，我就是要投給趙少康。」一位退伍軍人堅持支持自己中意的候選人，反映出郁慕明的觀察 -- 眷村居民的候選人取向正逐漸增強，「輔選時的人選考慮變得更重要。」他強調。 眷村論資望、排輩分的提名方式也面臨考驗。左營的明德新村是高級將官雲集的地方。里長周炳義表示軍方提名人選必須考慮「資望」, 否則不能服眾。雖然今年六十五歲了，他自謙在村子裡還只能排在中生代。 年輕一代卻未必遵守這項規則。民國七十年高雄改制後的第一屆市議員選舉，在左營地區，執政黨提名兩位候選人，只有一人上榜，另一名未獲執政黨提名的女性候選人卻在眷村裡拿到五千多票。 抓緊人心 這批新生代無論對國民黨或民進黨而言，都是不可忽視的資源。連在立法院抨擊軍隊未能國家化的民進黨籍立委黃煌雄，也知道全力支持眷村改建的重要性。 「我相信年輕的一輩會改變。」計畫發起外省人加入民進黨運動的林正杰興奮地說，只要民進黨誠心消除外省人對新黨的恐懼，「我會在五年內讓眷村的人反對國民黨。」 面對眷村的轉變以及民進黨有意突圍的攻勢，仍然占上風的執政黨也積極地採取鞏固措施。據左營眷村居民表示，以往選舉大家靜待上面的通知，村子裡看不到任何競選活動。近幾年，執政黨籍候選人也開始在眷村裡挨家拜訪，四處拉票。執政黨更透過地方黨部，在眷村活動中心舉辦各項聯誼晚會，抓緊人心。 在政黨的競逐中，軍方也在文宣及組織方面用心，增加在眷村的影響力。除了免費分送立場堅定的青年日報給眷村的自治會，軍方近兩年更嘗試以軟性的文宣刊物擴散影響力。以美女為封面，包裝精美的「吾愛吾家」就是一個例子。 「吾愛吾家」在反共愛國的硬性文章中，夾雜著插花、烹飪或是輕鬆散文的軟性題材；遇有重大政治事故，必然出現要求社會安定的評論，並免費贈送給眷村的每一戶人家，發行量已經超過百萬份。 對於散居全省各地的眷村新生代，國防部也透過擎天青年協會的成立，重新發揮整合的力量。這個組織雖然前年才正式成立，目前已在全省發展出二十三個分會。 負責台北分會、在「吾愛吾家」雜誌擔任編輯的陳玉英指出，透過座談會、觀摩會，以及到前線參觀訪問等活動，擎天青年協會希望「團結眷村子弟，建立社會共識」。 「鐵票」何處尋？「鐵票」在特定的時間裡，象徵著眷村居民對執政當局毫不保留的忠誠，也代表了一群異鄉人在動盪時代的心聲。這份執看，台大社會系副教授陳光中感傷地說，曾經讓他被同學譏諷是「鐵幕」的一分子。 然而，「只靠著革命感情拉攏眷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曾經是革命軍人的裘鐵軍說。兒時雞犬相聞的眷村已經在變，矮房陸續改建成大廈，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也隨社會變遷而由濃轉淡。觀察新、舊社區之間有如此明顯地變化，裘鐵軍的結論是:「國民黨要掌握眷村票，訴求手段就必須改變。」 |
在美國看趙小蘭 | 才貌出眾的趙小蘭被提名為美國交通部副部長前，已是華人社會中一顆最閃亮的明星；這項新的任命更使她成為美國政府中職位最高、年齡最輕的亞裔官員。這是趙小蘭個人的殊榮，也是華人在美國社會力爭上游的最佳典範。見過趙小蘭的人，很難不被她的明亮氣質吸引；她說話時有分美式教育下的自信，也帶著中國家教下的謙和。在華人聚會場所，她走到的地方就是眾人焦點所在。去年八月，北美事務協調會代表錢復在華府舉行盛大的告別酒會，美國五十多位參眾議員、前司法部長米斯、國務院兩位助理國務卿皆到會場與錢復話別。在這冠蓋雲集的場合，年僅三十五歲的趙小蘭卻被最多人圍著。沒有華裔的兩難趙小蘭的自信表現得十分明確。她在二月十七日獲得布希總統提名後說:「我被選中是因為我有足夠的能力，對交通部業務熟悉；我過去在管理、財政上的經驗，使我足以勝任這項新的工作。」趙小蘭的謙和，則表現在關懷和她流著同樣血液的華人，以及尊重長輩和提攜她的人。美國華人在自我認同上，有的固守傳統絕不願被同化，有的極力避免和華人交往，並絕不稱自己是華人；多半的老僑屬前類。被布希任命為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執行秘書的 Lehmann Li 屬於後者。這位李先生從一九八二年起便在布希身旁做事，竟然沒有一位華人領袖認識他；在他的任命宣布後，他拒絕接受華文報紙的訪問，說他是美國人，也拒絕告知他的中文姓名。美國從政的少數族裔普遍面臨一個兩難，即一方面需靠少數民族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得袂除少數民族的色彩，才能打入美國主流，更上層樓。趙小蘭說，她沒有這方面的困擾。她以華裔身分自豪、關心僑社活動；在許多會議場合，她常提醒華裔積極參與社區活動。趙小蘭在去年三月由交通部航運署副署長一職晉升為聯邦航運委員會主席。六月由當時副總統布希主持她的就職宣誓，前來觀禮、道賀的中美人士達數百人。趙小蘭宣誓後說，華裔在美國的成就在於華人勤奮工作，重視家庭倫理。她認為美國的華裔應保持這些優良的傳統。多年來，趙小蘭都維持著上午六點半起床，夜晚十二點就寢的習慣。除了週末，每天都排了份很長的行程表：開會、見客、看報、批閱公文、演講、社交。儘管如此，她仍盡力撥出時間參加僑社的重要活動。趙小蘭雖然以中華文化傳統自豪，但她也發現中國人有些習慣要改。趙小蘭說:「中國人給人缺乏自信的印象，無論是說話的語氣、握手的力度都太輕，交談時迴避對方的眼神，在美國會被視為軟弱的象徵，這是美國社會中所忌諱的，在美國有些事一定要勇於「fight」。」同時，她伸出了緊握的右拳。她也認為中國人做事顧慮太多，往往錯失良機。願意聽別人的意見趙小蘭在美國政界以不到六年的時間，再三地脫穎而出，甚至超越當年提攜她的華裔。但她並未鋒芒外露，反而以一貫謙和的態度，敬重她的前輩。二月十七日她在確定獲得布希提名後，立即播電話給指點過她的陳香梅女士。陳香梅說:「趙小蘭謙虛、向上、願意聽別人的意見，所以學得很快；我們老一輩的人雖然幫了她點，主要還是她個人的努力。從一九八三年她成為白宮學者，到今天即將出任副部長，我其有子女有成的喜悅，希望她也能提攜後進，和其他華裔分享她的經驗。」趙小蘭十分敬重這位替華裔婦女參政開路的元老，陳香梅對趙小蘭也有分特殊的禮遇，兩人有時分享「人在官場」的個中滋味，有時談到婚姻和事業難以兩全的困擾。趙小蘭尚待字閨中，據瞭解，幾年前向趙家說媒的人很多，趙錫成夫婦對於這個光耀門楣的女兒的婚事，抱著不勉強、隨緣的態度。我一定會爭氣的在紐約經營航運公司的趙錫成生了六個女兒，趙小蘭是長女。趙小蘭很小就能體會父母望女成鳳心切之情，曾告訴二老:「您們放心，我一定不會讓您們失望，我一定會爭氣的。」這一股動力促使她從小比別人努力。不僅課業名列前茅，課外活動亦十分出色。趙小蘭在哈佛修企管碩士時，被班上選為與校方連絡的終生代表，畢業典禮是企管學院畢業生的領隊。她現擔任哈佛大學校友會理事，並可能出任理事長。趙小蘭和其他事業有成的人一樣，善於利用時間、企圖心旺盛、在每個工作崗位上都盡心盡力。一九八三年是趙小蘭事業的轉捩點，也是她成為青年楷模的起點。她之所以成為華裔首位白宮學者，是得力於她任職花旗銀行長官、母校哈佛大學老師的推薦。在白宮政策發展部期間，又深獲當時擔任雷根政策顧問米斯的器重。一年期滿，趙小蘭離開白宮，受聘為美國商業銀行副總裁，主管國際投資業務。一九八六年四月，當時的交通部長杜爾夫人 (現任勞工部長) 親撥電話請她擔任航運署副署長，去年三月，杜爾夫人又力薦她給雷根總統出任聯邦航運委員會主席。趙小蘭雖非十全十美，但無論是她個人的條件、才能、待人、工作態度，都讓人無懈可擊。她很清楚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很清楚自己的目標是什麼；她不浪費時問，帶著自信、善意和感激的人生觀，替自己、家人、也為社會努力。全美的趙小蘭深受僑胞支持與喜愛的趙小蘭，在美國政壇逐漸成氣候，趙小蘭將不再只是華裔、亞裔的趙小蘭，而是全美的 Elain Chao。(樂為良為聯合報駐華盛頓記者) |
劉泰英/公共投資還差十萬八千里 | 從前年開始，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超過五千美元，國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提高，在住、行、育、樂方面的需求就增加了。而政府缺少前瞻性的做法，公共投資不足，結果生活環境越來越惡劣，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也越來越厲害。 這種現象外國也有。譬如日本在十五年前差不多也是這種情況。但日本政府立刻下決心，每年用 GNP 的五 %, 從事於環境的改善。 住需要好的環境，好的環境不是去郊外買一幢房子就行了，要配合道路、社區發展...... 種種公共設施，這些我們並沒有。講最簡單的例子：我搬到內湖，剛去的時候連電話也沒有，到現在煤氣還是用筒裝，什麼時代了，為什麼沒有天然瓦斯呢？這是很明顯的落伍現象。 交通問題更是不用講，舊曆年期間高速公路擠得不得了。我們老早就該有第二條高速公路，到現在捷運系統都還在拖拖拉拉。 其實豈止是這樣，對小學教育的投資就不夠，現在政府還霸占了某些日據時代蓋的小學當辦公廳，已經用了上百年。我們現在蓋的經常是「危險教室」, 很多學校沒有禮堂，甚至兩班、三班共用一間教室。現代化的教育設施，如電子、聲光設備都沒有。另外，學生很擠，一班五、六十個人，還要分班上學，從小就人擠人，人格不能健全發展，搞得脾氣很大，動不動打來打去，長大以後就變得你鑽我鑽，有縫就鑽。 公共設施不敷所需 長期以來，只有蔣經國先生當院長那幾年公共投資稍微好一點，現在雖然有十四項建設，但跟我們所需求的差了十萬八千里。環保、公共財投資嚴重缺乏，這已不是現在政府說增加二 0% 的投資、發行一千億公債就可以解決的。 日本可以在短期之內把環境改善、不斷提高公共財，它一年光是環保就花預算的五 %, 連同公共投資五 %, 總共要一 0% 以上；我們現在起碼也要三千五百億以上，跟下年度政府不到兩千億的預算，相差十萬八千里。這些問題會繼續鬧下去。因為，以政府這種保守的作法不可能解決，絕對會繼續鬧，將來甚至會為公共設施不足上街頭。 從總體經濟看來，現在經濟上有結構性的不均衡，一是國民所得提高但與生活品質脫節，二是總體經濟結構的不均衡。不均衡顯示儲蓄與投資間有差距，也就是投資不足。 投資分三方面：政府公共投資、公營企業投資、民營企業投資。現在民營企業投資受勞資糾紛影響，意願非常低落，這和新台幣大幅度升值和政府的產業政策不明確也有關連。譬如獎勵投資條例明年就要滿期了，以後怎麼做呢？這使得民間無所適從；再加上勞資糾紛，民間的投資意願非常低。公營企業也受到環保的影響 -- 五輕、核四 -- 這些都是大投資。 民營企業、公營企業、政府公共投資不足，形成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大不均衡，產生因投資不足而使經濟成長率降低、環境惡化、公共財不足。 另一方面由於儲蓄和投資間差距很大，形成資金寬鬆的局面，這也造成不確定性，有惡性通貨膨脹的危險。前年、去年資金寬鬆，地皮、股票亂漲，這些都是結構性不均衡所導致。另一方面是大量出超造成貿易磨擦，逼使台幣大幅升值。而台幣升值以後民間投資意願更低，結果變成惡性循環，這是我最擔憂的。 做與不做 我相信政府官員現在不是不曉得問題所在，我們有第一流的內閣，是做不做的行動問題。政府做事有很多都要花大錢，必須排除保守心態。解決任何經濟上的問題一定會有附帶的代價。要解決環境問題、投資不足，政府就必須先引導大量的公共投資，包括環保的投資，政府的赤字會因此增加。現在政府是要有大作為，不是保守的時期了。以保守心態認為政府不應有大量的赤字、不應大量發行公債，結就死在那裡。 事實上，我剛從巴黎回來，OECD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二十四個國家中財政最健全、發行公債最少的是德國，公債已占 GNP 的二三 %, 我們才占三 %。 如果我們加入 OECD, 就變成財政最健全的成員。但問題出在我們付出的代價是惡劣的生存環境、公共投資不足、經濟成長低落、惡性通貨膨脹的威脅。反過來說，如果大量發行公債，生活素質提高，公共設施弄得很好，經濟發展的瓶頸同時也就減少了。 投資的本身就會促進經濟成長，大量投資又可以使我們的出超減少、貿易磨擦減少、台幣升值的壓力也沒了，付出的代價只是公債發行而已。我們即使發行到 GNP 的二 0%, 財政還是很健全，這樣我們還能再發行七千億來從事公共投資，政府預算每年就有剩餘了。換言之，每年三千多億的投資就可以做啦！如果連續做五年，問題就解決了。如果不，問題就沒得完。 保持樂觀 很多人看到這些問題，對台灣的經濟開始悲觀。但是基本上，我跟李總統的看法相當接近，再大的困難都可以克服，我們會有辦法的。 過去二、三十年來台灣經過大風大浪，我在美援會從事經濟計畫的時候，台灣什麼都沒有，外匯也沒有，我仍然很樂觀。為什麼？第一，中國人勤勞、聰明、重視教育，即便再鬧勞資糾紛，還是有一大部分的人在勤勞做事。第二，台灣位處在西太平洋，是世界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心，我們可以變成西太平洋的航運中心。 另外，雖然現在工資上漲得很厲害，但以我們的智慧、勤勞，在高科技方面勞動成本仍然非常低，所以可以大量發展高科技，一個人一個月一千美元就可以解決，在國外非兩、三千美元不行。 如果有機會當面向李總統建言，我會建議目前迫切需要的採取行動，一是大幅度提高公共投資，另外是維護公權力，讓企業有信心，法律訂了就要切實執行。 |
梁國樹/上面講的,下面就要動 | 目前台灣的經濟面臨轉型，我們遭遇到很多重大問題，再加上政治民主化會影響經濟環境，這樣的雙重衝擊已經看到。舉凡勞資問題、環保問題，再加上政府積極推動的金融自由化......, 這種衝擊在很短期間內我們就要同時面對。 日本在戰後四十年，差不多每隔十年就各把一個問題做適當而妥善的處理。我們沒有那種時間，又還有很特殊的大陸問題。五大問題同時來，可以想像到經濟所承受的衝擊非常大，社會脫序就是其中最明顯的現象。 重建企業家信心 我看今年很重要的，就是要讓企業家的信心重新建立起來，不然的話，投資意願降低，甚至很多人講要把生產基地轉移到海外，是很不幸的。如何把社會經濟秩序重新建立起來，在新的環境中大家一起來努力，使經濟結構很快轉變，恐怕是當前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至於該怎麼做？我認為一定要真正落實國際化、自由化。此外，一定要技術移轉，並且腳步要加快。很多企業在國際合作上做得相當成功，政府假如能夠加強訓練技術人員、收集科技資訊、推動建教合作、甚至協助開發銀行 (我們的交通銀行) 創辦資本融資，新的企業也就慢慢能夠長大。要把我們的經濟結構轉變順利的推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假如做不好，恐怕很多事情沒法更進一步推動。 第二個問題，超額儲蓄去年稍微減少了，因為出超減少很多。但不管怎麼樣，還是到處可以看到資金的過剩流動，房地產、股票市場投機性的發展。因此，一定要把這些過剩的資金好好加以運用，否則會經常給我們帶來很多麻煩。 像環保問題，特別是勞資問題鬧得這麼厲害，根本原因就在於游資過剩的流動。 現在工人當然會感覺不平，假如股票價格沒有大漲，台達化工的勞資問題就不會那麼嚴重。因為員工看到公司賣掉台苯的股票賺了多少億，為什麼不多給年終獎金？新光的士林遷廠費為什麼不分給大家？這一類的問題，基本來看，是資金過剩造成的。 我比較擔心的是，中央銀行現在想控制過剩資金的流動，已經變得很困難。最近幾年來因為出超很大，央行發行了很多國庫券、定存單、儲蓄券，當然吸收了不少資金放在中央銀行。不過政府凝結的金額變得相當大，恐怕已經接近七千億台幣。 錢潮洶湧痛苦多 還有就是郵局、合作金庫的轉存款，有一部分由中央銀行吸收了。這種資金吸收越多，將來所受的限制越大。現在怕的是有一天假如國際價格大漲，或大家有通貨膨脹的預期性，錢潮一跑出來，萬一衝到一般物品上，重演通貨膨脹的場面，就很痛苦。 在這種情況之下，央行要緊縮信用，沒有多大的效果。這次年關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年關以前央行提高存款準備率，這是相當強而有力的措施，但效果有限。因為以前買的國庫券、定存單、儲蓄券，隨時會到期，這個錢又出來了。所以，雖然有一兆以上的資金會暫時凍結，不過，還是遲早會流出來。現在為了不讓水衝出來，就把水壩加得越來越高，但是高到不能負荷的時候，總是有發生危險的機會。將來怎樣有效的來推動貨幣政策，傳統工具恐怕效果不大。 所以，假如我們不想其他方法吸收這種過剩資金，一旦有世界性的通貨膨脹，會帶來相當不好的影響。應該儘量把儲蓄資金用來投資、增加進口，特別是資本財。 還有一個計畫現在政府也在積極推動，就是中鋼的股票馬上就要上市了。這種上市的方式也很好，可以吸收一些資金，不過中鋼股票上市的資金是用來彌補中船的虧損，這倒不一定是很好的做法，用來做比較有建設性的事情會更好一點。 過去一年當中，這些問題非常明顯而且劇烈。很多人覺得不耐煩，因為政府好像沒有採取明顯而有效的措施，甚至有些地方是坐候不動。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好像沒有有效領導的局面？一方面主管機關當然應該負起自已應該做的工作；此外，這裡面還有總統制、內閣制的爭論。 李總統現在也很困擾，他想要做，講得太多又有人批評。總統只能講原則性、政策性的問題，要由主管部門負起執行的責任，恐怕體制上也是這樣。如果一個人把原則到細節從頭到尾都弄出來，恐怕又回到大家多少有種顧慮的強人政冶。 在轉型期間，政府的領導力非常重要，但領導的品質更是重要，要培養團隊精神，上面講了下面不動沒有用。 今年是行動年 今年政府到底該採取那些行動？像增加技術的移轉，恐怕總統也瞭解的很清楚，怎麼樣從日本把科技移轉過來，特別是環保技術，這是很重要的。環境問題鬧得這麼大，如果我們把環保基礎好好建立起來，將來有很大的海外市場。而且引進環保的技術跟國防技術不一樣，大家都願意幫我們的。因為如果環保問題弄得很大，鄰近國家也會遭到禍害，如果我們繼續污染海洋，日本也受不了。 環保技術我看是絕對可以移轉，甚至跟國外企業合作也可以，只要把各大學有這方面研究的工學院、理學院教授動員起來，加上政府的研究機構、技術學院、技術研究中心配合起來，應該可以有很好的突破。 當然，貿易自由化的腳步已經在加快，而且美國方面對我們的壓力也很大，非得加快不行。以前我們就講，降低關稅的時問表一定要訂出來，政府一直有抗拒力，現在卻逼著走了。為什麼不早一點做？為什麼沒有這種前瞻性？政府找出很多理由拖延改革，最後卻又被逼著在比較困難的環境下付出更大的代價。這是我們要從過去的經驗中學到的教訓，將來要避免犯同樣的錯誤。 我們同時看到七五 0 億美元的外匯存底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問題。過剩資金的流動主要就是外匯累積在銀行裡面造成的，這筆外匯假如能好好利用，會是一個很犬的金融力量，但為什麼不好好規畫？這類的工作政府應該要做，如果消極的在那兒等事情的演變，就不太好。 不管怎麼樣，政府還是要建立民眾的信心，一旦失掉要再重建，得付很大的代價。所以為何不趁還沒有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時，加快腳步來做！ |
民間策士經濟建言 | 近一、兩年來，國內外的政經環境都在快速變遷，國際政治的兩極化對立已日漸緩解，國力的較量漸從國防轉為經貿。經貿是我國立足國際的根本優勢。然而，國內經濟轉型期中遭遇的工業升級瓶頸、勞資對立、環保問題......, 使以往的「台灣奇蹟」面臨考驗；國際社會盛行的區域性經濟合作及公平貿易要求，更直接威脅「台灣優勢」。新的一年裡，政府究竟應該採取那些經濟行動，來掌握環境的變遷，加速台灣的轉型？三位和李總統素有淵源的民間策士梁國樹、辜濂松、劉泰英分別對此提出建言。和李總統在台大時有師生之誼的彰化銀行黃事長梁國樹，素被認為是「李總統的首席財經智囊」。經常以亞洲商工總曾秘書長的身分，代表我國出席國際會議的辜濂松，是李總統倚重的民間經貿大使。台港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泰英，則是李總統連絡學術研究機構的代表性人物。下面就是三位民間策士的建言。 |
帶著辦公室走 | 未來學家在二十年前就預言「電子社會」即將來臨，今天這個夢想終於成真。 近一、兩年內，手提式電腦 (laptop Compoter)、活動電話 (Cellular phone)、電信傳話系統 (voice mail)、電子郵遞 (electronic mail)、傳真機等等電子產品，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使人們能夠帶著辦公室隨身走，掙脫朝九晚五，僵化的工作和生活型態。 天天度假 泛大西洋保險公司總裁黎歐尼。寇茲的業務遍及英國、愛爾蘭、百慕達和美國；他卻很少到紐約的辦公室上班。藉著電子郵遞、傳真機和家裡、辦公室各一台電腦，隨身再攜帶一台，他隨時可與外界保持聯絡。 美國 Budget 租車公司的老闆克利夫。哈雷，一九八六年利用活動電話，聯絡公司的兩位正分別在東京郊外不同場地打高爾夫的經理，在電話上談妥一項財務計畫；從此他就迷上了電子設備。這些設備使他能夠「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周七天，不間斷地經營公司」。 他們是嘗試新生活的先鋒。有些人樂在其中。經營一家年營業額兩千九百萬元的投資公司的羅伯。瓊斯也很少去舊金山的辦公室；世界各地股票市場的行情，不斷傳送到他位於太浩湖畔的家中，當他在湖畔釣魚時，隨身型電話跟著上船；他去滑雪，小木屋裡也有活動電話；他隨時可透過電信網路，提供客戶最新利率預測。他覺得天天度假不亦樂乎。 常常出差的企畫推銷奧圖，帶著手提式電腦，在飛機上可以處理公事；下了飛機，只要插上電話線路，它又可以隨時接收所需的外地電訊；奧圖卻抱怨:「我覺得好像從來沒有離開過辦公室，好累。」 活動電話暢銷 一些公司已開始試驗新工作方式的可能性。連鎖百貨公司 J.C. Penney 利用衛星通訊和電腦網路的便利，而放棄了紐約曼哈坦的辦公大樓，搬到德州。隨著電子通訊網路日趨完備，美國預計在西元二 000 年就可實現公司員工分散在全國各地，而能同時工作的理想。 目前活動電話是美國人離開辦公室時，最常使用的電子設備。一位忙碌的公司主管說，他以往總是找不出時間回別人的電話，現在八 0% 的電話都是在車上打。活動電話使他每周增加七至十小時的工作時間。 在交通擁擠的洛杉磯，活動電話尤其受到青睞。許多人說活動電話幫助他們增加三 0% 的工作量。難怪雖然使用這種電話仍然頗為昂貴，洛杉磯現在已有二十萬個用戶，還有八千人在排隊。 下一步就是真正的「電子溝通」(telecommunication)。二十年前，洛杉磯一位工程師傑克。尼爾為了減少通勤的煩惱，在靠近員工住處的郊區設計了一些衛星辦公室，員工可以在那兒使用終端機工作。在六個月的試驗期中，這些電腦輸入員的流動量從三 0% 降為零，工作量增加了一八 %。但是這家公司卻恢復為原來的工作型態，因為這些員工有「組織依戀情結」。 家不再是家？今天美國仍然只有兩萬人完全使用電子溝通工作，另外大約有兩百萬人不定期使用這種方式。但是隨著大都市的交通和空氣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電子溝通的工作型態會逐漸受到歡迎。尤其現在美國有事求人的現象，允許員工在家工作，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號召。 然而這種新的生活型態也有它的問題。一般人已經習於上班工作，下班休息的生活；一旦家變成了辦公室，上班和休息可怎麼畫分呢？一旦畫分不清，在家工作會比在辦公室上班的時間還長。有些人半夜想到一個點子，立刻起來工作，很快就把精力耗盡。 也有人抱怨，無孔不入的電子通訊產品過於深入生活，侵犯了他們的隱私。例如公司老闆為了讓主管人員能夠隨時處理情況，為他們的家中加裝傳真機，訊息、文件源源不斷湧出，家似乎不再是家了。 薪水減少 再者，辦公室的人際溝通要拿什麼來取代呢？有面對面臨場感的電視傳真機可能還要等許多年，才能開發成功上市，但是許多人相信，面對面的自然接觸，是進行工作相當重要的一環。 另一個心理障礙出在老闆。一位公司主管坦承:「我總覺得，除非我看著他，他們不會好好工作，或許這是人性的弱點。」 但是能克服這一層心理障礙的公司都獲得相當不錯的成果。一位正在替加州州政府執行一項一百五十人試驗計畫的電子溝通顧問指出，員工的產量會增加約二五 %, 因為不會被受人監督的感覺分心。 許多員工根本不等老闆決定，而採取主動。一九八八年美國完全使用電子溝通工作的人，比前一年增加了三五 %。目前較常使用電子溝通的人多屬經理階層。他們出差較頻繁，電子設備可以幫助他們隨時獲得世界各地的商情，及時下達決策指令。但是電子溝通專家認為這種工作型態最大的市場應該是一般事務員 (文書、會計、行政助理等), 因為他們的工作只需透過家中的電腦聯線即可完成。 不過藉電子溝通工作的人要能忍耐減薪。一般的待遇只有同階層全時間在辦公室上班者的七 0%。因此許多在家工作的人只視此為暫時性的安排，準備找到合適的工作再出發。 此外，實施讓員工藉電子溝通工作的公司，多半視雙方關係為合約承包關係，因此不願負擔員工的福利和保險。美國已有一家公司的員工為此告上法庭。 蔚為風潮，指日可待 目前較為人接受的安排，是讓有孩子的職業婦女早些帶工作回家，等孩子睡了再工作。雖然有人認為有孩子在身旁難以專心，卻有許多婦女相當欣賞這種安排。 八 0 年代的科技發展重塑了公司、工作和個人的關係。未來電子溝通工作型態一定會成為風潮，而這一天可能很快就會來臨。 (改寫自 Businessweek) |
遠見動物大選初步揭曉 | 一八八 0 年前後，美國十九世紀著名漫畫家湯姆斯。耐斯特 (Thomas Nast) 諷刺美國的大選像馬戲團表演，他把共和黨畫成大象，而民主黨以驢代表。雖然這不是兩黨的正式黨徽，但兩黨也不以為忤，一直沿用至今。 今年是台灣的選舉年，也是政黨政治的起步年。本刊特別請讀者來推選執政黨 -- 國民黨，與在野黨中較大黨 -- 民進黨的代表動物。(參閱三十二期第八十一頁) 反應熱烈。 至本期截稿為止，本刊統計讀者的推薦信函，認為最能象徵國民黨的動物以「牛」獲票最高，民進黨則是「猴」。 如果您不同意，或想推薦其他更適合的動物，歡迎您繼續提出意見，來信請寄：台北市松江路八十七號四褸 遠見雜誌社企畫部收 |
他爸爸是誰,能問嗎?-文明社會應尊重他人隱私權 | 一個國家是否夠得上現代化，一國之人是否夠得上文明，標準很多，近代西方又添上一個條件：對他人隱私尊重的程度。 「隱私」(privacy) 一詞，中文字典裡查不到，「辭源」和「辭海」裡都只對「隱」字有解釋。「辭源」說：隱，顯之反，謂不可明見者也。「辭海」說，隱，蔽也；諱之也。和「隱私」的意義，都不太相干。 梁實秋主編的「遠東英漢大辭典」, 對 privacy 這個字的解釋曰：私事，還舉了一個例句:「我們不該打聽他人的私事」(We must respect other’s prdvacies.) 已比「辭源」和「辭海」進了一步，不過似仍未能盡其意。 一查藍燈大辭典 (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意義就非常清楚、周延。 它說，隱私「是個人私生活或事務不受侵擾的權利」(The State of being free from intrution or disturbance in one’s private life or affairs.) 從這裡也可看得出來，「隱私」的觀念，在中國還是非常薄弱。 起碼的尊嚴 現代科技昌明，定點錄音、紅外線照像和閉路電視普遍使用，而加上政府權力擴張，新聞媒介發達，以及人與人之間信任度減少，偵窺防範無所不在，人愈來愈難維護隱私。也正因為如此，「隱私權」才愈受重視，希望個人能活得有起碼的尊嚴和自由。 所以某人今年貴庚，在何處高就，每月收入若干銀子，為何與太太離婚，完全是他個人的事，與其他任何人都無關連，別人不能過問，他也不能允許別人過問。 如果年齡、職業、收入、婚姻都屬隱私範圍，不容他人饒舌，則某人父親是誰，那更是他自己的私事，別人尤不能置一詞了。 但是，事情有出人意料者，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蔣緯國將軍日前在一場合演講，居然有人詢問，他究竟是先總統 蔣中正先生的兒子，還是國民黨先賢戴季陶先生的兒子？更令人詫異的是，蔣將軍不僅不以為忤，反而侃侃而談，表示自已也弄不清楚，希望大家「提供資料」, 讓他能解開這個謎。他還說，反正蔣、戴兩先生都是偉人，他做誰的兒子都可以。 蔣將軍生性坦率，講話向來幽默風趣，所以有「哥哥爸爸真偉大」的傳聞，不過這回「玩笑」開得好像太過火了一點。因為蔣將軍是名人，其一言一二行受到公眾的注意，對社會有示範作用，現在他容許別人侵犯其私生活，過問其私事，一般人不察，或以為這是正常現象，將來別人在保護隱私權上，就增加了困難。 不該問也不該答 也許有人認為，正因為蔣將軍是名人，蔣、戴兩家都是「公眾人物」, 他們的隱私權不能與平常人一樣。這話固然不錯，但是根據先進國家的法例和習慣，公眾人物的私事，如果與社會公益無關，也不是應受公評之事，他人仍應尊重。像蔣緯國的身世，也許歷史學家、傳記學家可以研究考證，若謂一般人可在大庭廣眾之前公然「質詢」, 而報章雜誌也長篇累牘的刊載，均視為當然，恐怕大可商榷。 蔣將軍演講的第二天，有記者認為他說的還不夠具體，再追蹤求證，蔣將軍以「私人問題沒有問的價值」一語帶過，沒有回答。如果是「私人問題」, 真的沒有「問的價值」, 則演講那天就不該問，也不該答。要是當時蔣將軍嚴詞拒絕，並曉以「隱私」之大義，何能再引來記者？這一後果，說得好聽一些，蔣將軍是自找麻煩；說得嚴苛一點，是自取其辱。 在中國文化傳統裡，對隱私的觀念本來就不顯著，所以問人家的年齡、職業、收入等等私事，是寒暄的客套語。 有這樣一則故事：清末籌備立憲，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一位欽差大人到了美國，有一天坐火車，鄰座為一年老婦人，欽差為了表示親民，透過翻譯請教對方「貴庚」。舌人懂得西方禮儀，知道不妥，但是不敢頂撞上司，只好硬著頭皮翻譯說；「How old are you?」老太太大怒，厲聲斥曰:「How dare you!」(怎敢如此放肆！) 翻譯懾懦不敢作聲，欽差頻問「她說什麼」? 翻譯急了，卻急出了靈感，答曰:「老太太說:「豈敢！豈敢！」欽差大人撫鬚頷首，認為「夷狄老嫗，卻諳華夏禮儀」。這當然是則笑話，說明國人從前對西方禮節的無知。現在大多數人知道了，但是卻不去做，甚至反其道而行。 玉石俱焚 這兩年，台灣政治氣候變了，反傳統、反權威成了流行風尚。向權威挑戰的最有力表現，莫過於揭發當朝人物的隱私，尤其對「第一家庭」為甚。過去認為最敏感的事，最不願社會知道和談論的事，反對人士最歡喜發掘、評論。 當然，有些事是應受公評的，但是還有很多純屬個人私事，不幸也被株連，因而玉石俱焚。這種風氣形成了，不僅政壇人物遭殃，即一般人也被「語言暴力」波及，一時間揚人陰私者無罪，攻訐污罵者有理，社會倫常變矣！當前的台灣，法治不張，價值混淆，大家都說亂了，卻不問原因何在，不求如何匡正。實際上，不尊重他人、不自制，是一切亂源。主張隱私權，不僅是維護自己的尊嚴和自由，也是保障他人的尊嚴和自由。 缺乏尊敬的社會 由於胡適博士的介紹，美國哲學家杜威的思想和學說在中國並不陌生。他在「自由與文化」這本書中，把民主當做一種道德問題。他說:「美國民主傳統的起源乃是屬於道德的，而不是屬於技術的、抽象的、狹隘政治的，也不是物質主義的、功利主義的。它是屬於道德的，因為它根據一種信仰，相信人性有為個人獲取自由的能力。隨著自由俱生的，還有對於他人的尊敬和注意，以及建築在黏著力而不在強制之上的社會穩固性。」 對於台灣的民主前途，國人多表樂觀，可是一個缺少「對於他人的尊敬和注意」的社會，如何能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一個文明的國家呢？ |
新經濟人-與巨變中的世界同步 | 一、不在守舊的隧道中徘徊 社會進步的步伐永遠被古老的觀念與落伍的行為拖慢。例如「為政不在多言」的想法就是古老的觀念，「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做法就是落伍的行為。 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從不徘徊在守舊的隧道中。它必定面對變局，做勇敢的選擇與痛苦的調整。揚棄不再合適的觀念，調整不再合適的行為，才能從落伍的俘虜變成現代社會的主人。 在進步的民主社會，資本主義可以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但經濟人 (Economic Man) 的貢獻有目共睹；在落後的專制社會，共產主義仍然被視為至高無上，但共產人 (communist Man) 的成就卻是一片空白。過去二百多年中，市場體系下的經濟人，為西方社會帶來了效率與財富；全面控制下的共產人，為共產世界帶來的仍是虛無飄渺的「共產天堂」。 戈巴契夫與鄧小平要在那強硬的體制下從事經濟改革，比登天還難。他們有能力重點突破，放射人造衛星登空，但沒有能力在地面上對人民提供足夠的麵包與牛油。配給、黑市、排長龍是對共產天堂最現實的諷刺。 進步的市場經濟觀念開創了富裕的西方世界，僵硬的馬列主義帶來了貧窮的共產世界。這再度證明：觀念可以改變歷史的軌跡。 二、「經濟人」的經營模式 四十年來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一股無形力量，就是把正確的進步觀念付諸行動。其中一項重要的觀念就是鼓舞市場體系中經濟人所擁有的那份強烈的企圖心。這些經濟人 -- 就是那些企業家 -- 在追求經濟效率與創業利潤的過程中，不僅為自己累積了財富，也為社會增加了就業，為政府增加了稅收。他們也同時在世界各地開拓了市場，把中華民國放回國際棋盤上。 這些第一代創業的經濟人，在台灣經濟起飛階段中，有過歷史性的貢獻。可是，在當時的快速成長中，曾經成功的經營理念與商業行為，已不再適合劇變中的當前社會。回顧過去四十年，第一代經濟人的經營模式是: -- 生產方式偏重勞力密集。 -- 產品偏重抄襲與模仿。 -- 用人偏重家族。 -- 財務上偏重利用法律邊緣的漏洞。 -- 與員工分享利潤的觀念淡薄。 -- 對於污染的防治淪於空談。 面對強烈的國際壓力與快速的社會變遷，第一代經濟人必須要在觀念上與行為上做全面的調整，讓我們在這關鍵時刻共同來為「新」經濟人催生。 三、面臨不同的世界 邁入二十世紀末葉時，「新」經濟人所面對的是一個幾乎完全不同的世界。 國內的變數有強烈高張的勞工意識、環保意識、消費者意識，以及步伐加快的自由化、國際化、民主化。 過去有禁忌的 (如罷工) 已經不存在；過去受歡迎的 (如設廠) 已經動輒遭受當地居民反對；過去受到保護的 (如某些產業及產品) 已經要面對競爭；過去外貿導向的資源分配，現在要顧及國內的需要。 國際的變數有美國的壓力、保護主義的壓力、台幣升值的壓力、國際競爭的壓力，以及難以捉摸的大陸市場。 事實上，當每人所得達到六千美元時，過去曾經成功過的小本經營理念要做徹底的修正，例如: -- 不能再以產量為主：增加產品的附加值，才能減少保護主義的衝擊，以及增進本身的優勢。瑞士的高所得即是來自提升產品附加值的策略。 -- 不能再以家族為主：近年來國內投資意願低落的一個原因，我一直認為是；第一代的創業人不容易輕信家族以外的專業人員來創辦新的事業，而自己創業的產品又面臨生命週期中的衰退。 -- 不再依賴政府的保護：經濟發展初期，政府可以有短暫的獎勵性措施。經過這麼多年的保護，必定要憑自己的實力，接受市場上優勝劣敗的裁決。累積了七百多億美元外匯底存的國家，是沒有理由不減少對國內產業的保護。這些產業與其花費心思，甚至以不正當方法勾結民意代表，抵制市場的開放來維護自己的特權，不如早日走出溫室，接受競爭的考驗。 -- 不再在法律邊緣經營：不靠送紅包來辦通事情，不靠兩本帳來逃稅，不靠失實的廣告來推銷產品，不哄抬價格來欺侮消費者，不靠壓低員工福利以及忽視環保來增加利潤。 如果這些經營理念早被推廣，社會上就不會有過去的十信案以及今天的榮星案，同時也會減少各種對抗廠方的自力救濟運動。 四、發揮企業良知 同樣重要的是，「新」經濟人不能再以累積個人財富、經營一己企業為滿足，他必須要發揮企業良知，開始履行社會責任。 在美國富比 (Forbes) 雜誌上，台灣已出現過幾位世界級的大富豪，但台灣還沒有出現過大富豪捐贈設立大規模的基金會。懂得賺錢的經濟人，必須要逐漸變成懂得善盡社會責任的「新」經濟人。 「社會責任」對企業家來說，不是一個只有花錢而沒有回收的行為。在西方，善盡社會責任的大公司，就會提升企業形象，得到更多消費者的讚許。 在台灣的「新」經濟人，立刻要盡的兩大社會責任是：減少公害，不再以產生公害的方式從事生產。企業成本中，一定要包括減少公害的支出。消費者及附近居民已經無法再忍受公害的持續存在。過去廉價的生產成本，常常是以犧牲下一代子孫幸福而換得的。發了財的經濟人不能再轉嫁這種社會成本。 另一項是對於勞工的照顧與尊重。當廉價勞工與解嚴同時不存在時，勞工運動當然就會風起雲湧。對付的辦法不是阻止或者懲罰，而是溝通與協商。對員工不應再有性別、籍貫、黨籍等歧視，大型企業要為員工提供合理的工資與福利。 「新」經濟人也應當參與當地社區的各種公益性活動，使人民相信「新」經濟人不是舊生意人。 「新」經濟人為了自己，也為了社會，要有廣闊的世界觀。有了世界觀，才能怯除狹隘、短視的島國心態。 五、「新」經濟人素描 「新」經濟人的產品不再仿冒，決策人員不再限於家族，他毋需政府保護，他對勞工尊重，他不再製造公害，他也不再有兩本帳逃稅；他的投資不限於國內，回收的年限不再是短期；他重視研究與發展、資訊及人才的培育；他累積財富，但樂意與員工及社會分享利潤。 台灣需要這種「新」經濟人嗎？答案是：如果沒有這種「新」經濟人，我國就不可能變成現代化的國家。 |
報告總統.....-李登輝的消息管道 | 在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及環保、勞工運動的多重衝擊下，李登輝繼任總統的第一年，台灣充滿了問題與挑戰。 中華民國的情報頭子 在面對著無數疑惑的眼光、向國人辭歲的除夕談話裡，李登輝堅定地提出「我們會有辦法」的保證。他說，關於社會的脫序現象，政府早就擬定具體的目標與方案，「一定不會讓大家失望」。 這樣的保證雖仍有待時問考驗，但據一位財經官員私下觀察，卻足以反映李總統對國內的問題和民心的期許，都相當瞭解。 「我就是中華民國的情報頭子。」一次約見中央民意代表的聚會中，他這樣形容自己暢通無礙的消息管道。 身兼總統與黨主席的李登輝，究竟怎樣掌握社會脈動？肩負綜理國家大務的繁重責任，他如何分配時間汲取資訊？一位在李登輝任副總統時就開始追隨他的總統府幕僚表示，「李總統的一天」在彈性的變化中仍有規律可尋。他一週工作五天半，每早八點左右進辦公室，中午十二點到兩點回家進餐、小憩，通常在下午六點以前離開總統府。 五天半的時間裡，他見客，看公文、書籍和研究報告，開會或者出巡。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首推會客。 除了國際重要人士、海外學者之外，李總統約見的國內人士各階層都有，但以學者、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各界領袖為多。接近他的人士透露，他喜歡廣泛的和人交換意見，有時在報章雜誌上看到好的文章、評論，不管作者年齡是長是幼，他都可能要求會面，更進一步地再做溝通。 在公務上，和李登輝總統見面次數最多的政府官員，自然是行政院長俞國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及總統府秘書長李元簇。每個星期，他們固定見一次面。 此外，經貿官員也是他較常約談的對象。近兩、三年間，世界情勢快速變遷，已由以往政治面的對立轉為經濟實力的競爭，而經濟力量正是我國立足國際的根本優勢。農經背景出身的李登輝，對如何提高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如何突破經貿障礙，用心頗深。因此，凡有國際經貿實際接觸經驗的首長，如經建會主委錢復，國貿局長江丙坤，及擔任國貿局長時代的蕭萬長......, 都是他偶加徵詢的智囊。 李總統廣泛接受資訊，當然也包括一些主動請見的。以科技領域見長的總統府資政李國鼎、以「經貿外交」見長的中國信託董事長辜濂松等人，經常在出國開會或考察前後面見李總統。 不太考慮面子問題 至於某些媒體報導得歷歷如繪的「李總統的親信朋友」, 據總統府幕僚表示，和總統實際見面的次數「少之又少」。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們單獨來跟總統獻什麼計的。」一位年輕的幕僚說。他舉證：李總統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後期學弟 -- 曾任省府副祕書長的台北市政府現任祕書長黃大洲，雖被指為「總統愛將」, 但這一年來，總共只到府裡來過兩次，其中一次是因其父過世，他為總統特頒的輓額道謝。 又如和李總統所學相似，李登輝做省主席時職任農林廳長的農復會主委余玉賢，據稱，一年間也僅和總統有「兩面之緣」。一次是隨同出巡金門，另一次是參加國家建設簡報。 然而，這些和他見面的人是否都有機會推銷己見？李總統的溝通模式如何？一位總統的親信指出，學界出身的李登輝個性坦率、直爽，似乎未因從事政治而變得比較圓滑。一般而言，他喜歡表示看法、瞭解狀況，因此和人談話時有回饋，所知道或覺得該講的，一定很快的表現出來，是「對就對，不對就不對」的典型。 三月初他率團訪新加坡，個中過程正是他個性的反應。知情的政府官員透露，其他領袖做類似決定前，往往會先試探對方的意思，算一算受邀的可能性有多大，會不會傷害自己的聲譽。「他卻並不太考慮面子問題。」知情者說。 每天讀完十幾份報紙 在吸收文字資訊方面，李總統的視野相當廣泛。每天一大清早，他便在官邸讀完十幾份中文報紙，包含專業的在內；他的家人說，即使連報紙增張後依然如此。到了總統府，他再讀日、美等國際報刊，例如產經新聞和華爾街日報......。他看的雜誌也相當多，其中包括遠見、新新聞及 Time、Newsweek......。 他靈敏的接觸傳播媒體，但不完全相信媒體的報導。他曾舉例說，去年一月十三日經國先生逝世，他依法就任總統職務後，國內外媒體所寫有關我國政權轉移過程的文章，堆積起來超過他本人高；其中，「對實際情況完全無誤的報導，卻少之又少」。 他形容大眾傳播媒體的殺傷力，有時「甚於原子彈」。今年初在一次黨內會議中，他懇切呼籲新聞從業人員慎用自己的權力。然而，親近他的人指出，當看到對他不實的報導時，他通常只是「不予置評、一笑置之」。 先後在日本京都大學、台灣大學及美國康乃爾大學完成學業的李登輝，受過完整的學術訓練，讀起學術界及政府單位的研究報告，比別人更長於分析、研判。他固定閱讀的報告除了情治、安全系統提供的之外，還有中研院、中華經濟研究院及台經所...... 發表的。 「有些資料、數字在一般人眼裡沒有意義，但他往往能找出其中值得深究的地方。」總統府的人說。 或許正因為他看的資料多，對國防、外交、經濟也相當有興趣，在很多問題上，他常有驚人之語。 一次，中國信託董事長辜濂松陪同泰國盤谷銀行的總裁去見他。泰國產天然氣，他問這位總裁用此做成稀有原料的行情如何。對方答道，比用重油還來得貴。李總統說:「不會呀，應該比重油便宜才對。」令在場的人訝異的是，他同時把該便宜多少都講了出來。 李總統每週固定主持和參加的會議有三個，包括分別在週三上、下午召開的國民黨中常會及黨部主管會談，還有軍事會談。不定期舉行的則有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建設簡報等。 探求民隱的祕密武器 行政院國家建設簡報是他做政策指示的一個非正式管道，一年多來開過三次。第一次各部會向他做業務報告。第二次他提出「中日技術合作」的政策指示，成為經濟部推動技術升級的重要指導。去年十一月底的第三次，他聽取經建會主委錢復的「加強對美貿易工作計畫綱領」, 針對縮小對美貿易順差，提出經貿面的政策指示。 參加這個簡報的成員除政府官員外，李總統還邀請一些民間、學術界人士，其中，和他同是康乃爾經濟博士的台經所所長劉泰英，便曾參加過兩次。 和蔣故總統經國的作風頗為近似的是，李登輝也喜歡到農村、碼頭、漁村、工廠...... 等處巡視基層，希望看到社會客觀、真實的一面，進而發掘各種問題的根源。 通常他去什麼地方、見什麼人，全由自己決定。農曆春節前，客運業醞釀罷工，他正好到成功嶺向大專寒訓學生致詞。第二天，他和台中縣長陳庚金及地方首長聚餐時，談到豐原客運罷工的情形，大家一起討論問題的關鍵何在，結果發現其中有抽取談判佣金的局外組織介入，這樣的組織應可依法查辦。兩、三天後，豐原客運罷工的情勢果然急轉直下。 還有一次，他到彰化參觀台化工廠，台塑總經理王永在在場。他覺得附近空氣的味道並無異常，石化工廠的環保設施已有改善。回台北後，他又派人南下跟當地的居民打聽，平常的日子裡空氣狀況是否就是如此，老百姓受害的程度究竟如何。 「這是他探求民隱的秘密武器！」他的隨從打趣地說。 事實上，看到轉型期間雜然併陳的諸多問題，李登輝的心情相當急切，壓力更是沈重。接近他的人都知道，當了總統之後，他經常失眠，得靠靜坐維持心靈平靜。 幕後高人是誰？「李總統現在也很困擾，他想要做，講得太多，又有人要批評。」和他有師生之誼，交情已長達三十年的彰化銀行董事長梁國樹觀察。 這種容忍、觀望的氣氛顯然正在改變。除夕夜，他到憲兵新南營區慰勞憲警，曾經這樣告訴值班警員:「政府要伸張公權力，你們千萬不要做娘娘警察，千萬不能當軟腳蝦！」 不爭的事實是：社會共識已在成形，大眾對轉型脫序現象的容忍接近極限，而活動力強、意志力強的李登輝，對社會脈動的掌握，也趨於周備。 在李登輝就任總統後舉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裡，他告訴記者，他的幕後高人有二：一是上帝，一是經國先生。 在他耳聰目明地坐鎮總統府一年之後，他的親信觀察，他的幕後高人，其實就是他自己。 |
掌握趨勢,大發利市 | 這是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能夠掌握趨勢、洞察機先的人，往往可以出人頭地，飛黃騰達；抱殘守缺的人，只有被淘汰的分。 刻意培養本事 掌握社會脈動的木事，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可以刻意培養的。秘訣如下：一、自我檢視所吸收的資訊。好比實施飲食控制一樣，我們必須檢視日常接觸的書報雜誌，是否帶給我們均衡的「營養」?「垃圾食品」是否攝取太多？是否有某些方面「營養不足」? 然後據以調整各種書報雜誌的「攝取量」。 不過，資訊的品質雖然重要，攝取資訊卻是很花時間的。實例顯示，許多走在時代尖端的人，每天花在吸收資訊的時間占三分之一。 二、自已當「記者」。透過傳播媒體吸收資訊，畢竟是不得已之舉。以球賽為例，看電視轉播很難體會現場的實際氣氛。因此，在可能的狀況下，我們應該親自充當記者，實地「採訪」最新動態。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某一公共場所來往的人潮、商店的擺設，「偷聽」他人的談話，並主動與人攀談 (即使陌生人), 一定可以獲得一些無法藉由媒體傳達的「第一手資訊」, 因而更瞭解實際趨勢。 三、擴大接觸資訊的範圍。除了報章雜誌外，也要看電視、聽收音機、聽演講、讀書，而且要廣泛接觸不同內容的資訊。以電視而言，先選擇好節目看，行有餘力可以瞄一下爛節目，廣告則千萬不可忽略 (廣告是文化的測量計)。可能的話，儘可能每天看不同台。 四、培養抓重點的能力。資訊的接觸面要儘量廣，但我們的時間有限，因此必須迅速判斷那些重要東西可以略讀，那些則該仔細研究，同時也該培養迅速掌握「作者到底想說什麼」的能力，以免讀的多、吸收的少。 五、應用專業技巧分析資訊。近年社會上出現許多專門觀察趨勢的人，每天瀏覽報紙、民意測驗、先進國家發展情況、專業雜誌，以掌握某個領域中的先機。 此較求才廣告 我們也可以嘗試應用內容分析法，分析觸目所及的資訊，諸如雜誌或街頭廣告、熱門音樂、電影、錄影帶，或者將現有資料與去年的資料比較，例如比較今年與去年同期的報紙求才廣告，由此可以分析出一年來的經濟或流行文化的走勢。 掌握趨勢是創造機會的先決條件，一個能夠掌握趨勢的人，如果能夠再花點腦筋分析可能出現的機會，往往會有驚人的斬獲。 當初美國「健康熱」方興未艾之際，有些人洞察此一趨勢，及時推出了健康食品、有氧舞蹈教室、健康顧問中心、健康雜誌、健康器材...... 等，因而大發利市。 美夢成真 美國有一家食品公司，在察覺夫妻雙雙外出工作的家庭漸多後，研判速成晚餐的需要量將會大增，但又考慮到勞累一天後，人們可能願意多花點錢，食用一頓比較豐盛的晚餐，因此泱定推出一系列的「豪華冷凍晚餐」, 結果順利打開一個全新的市場。 好好掌握趨勢，發掘機會，將使你美夢成真。 (原作者為 Denis E. Waitley 和 Robert B. Tucker) |
政治:官不官,賊不賊 | 近日來，連續爆發了兩件極具震撼性的重大貪瀆弊案，一件是新竹地院檢察處候補檢察官高新武，主動偵辦前司法院第四廳廳長吳天惠夫婦涉嫌司法黃牛案，另一件則為台北市議員多人涉嫌集體受賄，甚至索賄案。這兩件案子的涉案當事人都已被收押，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基於對司法的尊重，任何人不得對案情任意加以評論，因此只就兩件連續爆發的新聞事件，表示一點感想。 長期沈痾 官吏貪污，在全世界所有國家都不能避免，再進步的國家，也會有敗類存在。因此，有無貪污並不能作為區別國家進步與否的標準，處理貪污的態度，才能分出高下。 進步國家對貪污毫不留情，一有嫌疑立即偵辦，證據充分，一定判以應得之罪；沒有證據，不能隨便誣陷；沒有犯罪事實的，一定要還人清白。這樣的官吏便能知廉恥，人民才能明是非，社會才能辨善惡。 然而我國的情形如何？長久以來，貪污不但存在，而且是一種有組織的、長期的、普遍的存在。對這種現象，民間深為痛恨，但又無可奈何，政府有關單位也始終提不起勇氣徹底整頓。於是官吏的貪瀆乃成為我國政治上的沈痾。近年來，這種現象隨著政治自由化、經濟富裕，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變得更加惡劣。 我國處理貪污的態度又如何？民間一般的印象是「層層關說」、「官官相護」, 尤其作為正義最後防線的司法機關，近年來風氣之敗壞，更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民意調查顯示，四二 % 的人民相信打官司需要送紅包、走後門。作為監督政府施政、替人民看守荷包的民意代表，在人民心目中也大部分只以包工程、搞貸款、弄好處為務，國家吏治腐敗墮落到這種地步，可為浩嘆。 還天下人是非公道 現在連續爆發了兩件重大弊案，正是考驗我們是否有資格成為現代進步國家的機會。一方面從職司風紀的司法人員著手整頓，可以使蒙垢已久的司法界知所警惕，最終的目的是還給司法一個乾淨的審判環境；另一方面對議會著手整頓，可以使迷信金權政治、口喊民主的聚斂之徒現形。不過不要忘了還有更重要的政府官員，他們才是真正主角。 總之，希望政府趁此機會提振綱紀，在辦案程序上務求合法無瑕，在證據調查上務求翔實無誤，不要作政治考慮，一切依法行事，從這兩件案件開始，還給天下人是非公道。 從這兩件案子使我想起一段歷史，明朝末年殉國而成為忠臣之殿的李定國，年輕時曾經附從流寇張獻忠，後來受朝廷招安為官，同僚多為貪官，但對李定國的出身卻每有微詞，有一天李定國憤怒拍桌道:「我李定國作賊再作官，不像諸位當官再做賊。」這句話可以說罵盡了天下貪官。 捉官中賊 期待政府把官吏中的賊捉出來，讓官像個官、賊像個賊，如果官裡面有許多賊，很多賊就會變成官，官不像官、賊不像賊，還成什麼世界。 (黃越欽為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
讀者回響 | 停止爭食「權力」大餅 貴刊二月號以「權力啟示錄」為題，個人以為相當切合實際。 「權力」是塊大餅，人人爭而分食，都想擁有極大的權力，誰也不讓誰，矛盾和對立充斥社會每個階層，似乎一種「君臨慾望」的封建思想在滋生，「分贓式政治」正腐蝕國家生存的基礎。 我不否定資深立委的昔日貢獻，但如不能順應時勢，必阻礙國家改革；但也不欣賞增額立委不按議事規則的「游擊式質詢」, 長此以往，恐怕不能只怪行政部門無魄力，而是立法院無效率！三重 蔡志雄 做大官？做大事？看了遠見三十二期「通往總統府的五十條路」, 有兩點感想。 第一，環顧開發中國家的近代史，可以發現，早期由於政治活動受壓抑，社會菁英多半學醫。這些人通常屬理想型，經過民主思想洗禮後，往往起身領導革命，成為「國父」級人物。但在革命階段，這些醫生必須吸納軍人，所以領導權慢慢轉到革命軍人手上；等到局勢安定，必須建立制度，技術官僚便應運而生。展望未來，社會資源將不斷被開發、創造，國家的主要課題必是有效整合、運用這些資源，培養社會紀律，一切循法律途徑行事，於是，通往總統府的五十條路，有一條便是學法律，這點在美國是很明顯的趨勢。 第二，我們從小的教育，就是叫大家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但世上那有這麼多大事可做？所以社會上普遍有懷才不遇的委屈，這樣就不容易有敬業精神。教育何必強調做大官或做大事？應該教人如何把事情做好，即使是端餐盤的工作。 台北 戴立寧 病人永遠是輸家！看了貴刊三十二期「訪醫政處處長葉金川」一文後，心中有些話想說。葉先生以為，醫學是一門高深的醫療知識，「即便是一個相當高知識水準的人，醫學知識可能只有小學程度。」更認為，「大部分人告醫生都是希望得到金錢賠償」、「醫生應該不是故意要去害病人的」......, 身為一位醫政首長，處理醫療糾紛的態度，竟然是強烈地站在醫師的立場，醫生大多能在醫療糾紛中勝訴，也就不足為怪了。 台中 彭先生 台大、北大較勁 自中樞遷台以來，台大一直以承襲北大之風自許。最近台大校務會議「竟然」通過兩項頗不可思議的案子：國父思想課程改列選修、專任教授不容兼任黨政工作，北大毋寧要瞠乎其後啦！而台大學生會所推動的「民主牆」, 本擬設置於總區校門口廣場，卻無端被台大當局封殺，挪到校園裡的小福廣場，殊不知有何可堪憂饞畏譏者？這方面北大怕要遙遙領先哩！基於「反共」、「勝共」的理念，台大若止於「媲美」北大，是不夠看的，必也在學術水平上提升、躍入國際而凌駕北大之上，庶無負社會各界的殷切期許。 台中 朱慧敏 封殺「豬」公 收到「遠見」十二月號 (第三十期), 讀到「朱」安雄夫婦打電話給貴刊，威脅「遠見」將遭到報應時 (第一八二頁), 我心想：好，這下子完蛋了，我訂閱的「遠見」將再見矣！因為在我的想法中，咱立、監委「諸」(「豬」) 先生所謂的「報應」, 大概不外是運用各種管道或影響力，去封殺貴雜誌的出刊吧！不料，貴雜誌非但未被封殺報應，反而有愈來愈精彩的內容。 從遠見雜誌和天下雜誌，我獲知了一些關於朱安雄夫婦的所作所為。我希望貴雜誌往後能更有遠見地多刊載這些我認為是「負面」的訊息，使咱小百姓能多瞭解一些所謂「大人物」的動態，好作為選舉時投票的參考，且更能有遠見地封殺這些人於未當選立、監委「豬」公於事前。 印尼 黃政夫 |
經濟:勞基法真能保護勞工? | 隨著農曆春節來臨，要求提高年終獎金，或改善待遇的勞工運動，又在勞基法的各項屏障下，再顯威力。然而，這個以保障生產力低落的弱勢勞工團體為特色的法律，究竟是否頁的能夠加惠弱勢勞工團體，還是只會肥了工作條件及待遇優厚的強勢團體，實在值得我們採自檢討。 薪資不能超過貢獻 不可諱言，在自由市場的運作下，任何一個理性的雇主，都不會，也不能使其支付給員工的薪資，超過該受雇者的生產貢獻。如果受雇員工的每月生產貢獻是一萬元，但利用勞基法的種種規定，卻使得雇主必須支付給他們平均一萬五千元的月薪 (含年終獎金) 時；那麼，這種情形絕對不可能持久下去。 就長期來看，只有兩種結果會發生。其一是雇主為了雇用這類員工，以致每人每月必須貼補五千元的損失；便只有儘量於日後設法解雇他們，並且不再引進類似的低生產力勞工；於是，所有生產貢獻低於一萬五千元以下的勞工，都將失去就業的機會。 另一種結果，是雇主被迫自行承受損失，繼續雇用這類員工，並且每月承擔每人五千元的損失。但最後不免因為工資成本增加，而無法和國內、外同業競爭，只有倒閉，或移往國外，雇用當地廉價勞工繼續經營。此時，其所雇員工仍將面臨失業的命運。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強勢團體占便宜 所以，無論上述那一種結果，以保障低生產力為號召的勞基法，實際上都不能幫助生產力偏低的勞工，反而足以為這些弱勢勞工團體帶來失業之虞。非但如此，它還對強勢勞工團體有利；這些強勢勞工團體，主要是指生產貢獻超過勞基法要求給付標準以上的勞工。 因為一方面，雇主會繼續按照受雇者的生產貢獻而支付薪資；另一方面，由於低生產力工人停聘，其所遺留下來的工作機會，自然轉由高生產力的受雇員工取得。因此反而增加了他們的生產貢獻及收入。 除此之外，另一種強勢勞工團體，是那些受雇於獨占行業，或公營事業的員工。因為這些事業不需要面對市場競爭，所以即使承擔了超額的工資成本，也沒有企業倒閉或員工失業之虞。這足以解釋為什麼近年來許多勞工運動，在爭取提高待遇的過程中，往往都是那些以獨占為特色的運輸或公用事業員工，以及可以由公庫撥款彌補虧損的公營事業員工，比較容易爭取到他們所想要的。 可是，公營事業因工資支出超過員工生產貢獻，以致國庫蒙受損失，其結果實無異於加重一般納稅人的負擔。不僅有欠合理，而且終將成為經濟發展上的負擔。 至於獨占性的運輸或公用事業，則由於其商品價格訂定是按照受管制的報酬率所決定，因此，受雇員工的工資成本上升到超過生產貢獻時，勢必使得商品價格攀高，造成消費者額外負擔，或其他生產成本上升。姑且不論其對經濟競爭力所造成的負擔如何不利，即就社會公平面而言，提高獨占性的運輸或公用事業的商品寓價，受傷害最大的往往也是那些所得偏低的社會大眾。 理想破滅 因此，儘管勞基法在維護工人基本權利上，有其崇高而神聖的理想。但卻因為昧於事實，導致執行的結果，非但不能達到原先要保障低生產力勞工的理想，甚至如此醜陋不堪。 (林全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
香港公務員加薪不加士氣 | 公務員加薪一向是個敏感的問題；在香港，一九九七大限更為這個敏感問題增添了複雜的政治色彩。 不能不加薪 香港政府和中共都知道，在未來十年的過渡期間，維護香港公務員的信心是首要之務。 正因如此，當香港政府在前幾年開始研擬調整公務員薪資結構時，中共雖然被香港公務員優渥的薪資和福利嚇了一跳，卻仍欣然同意。倒是香港政府本身和一般民眾，對於公務員待遇比一般私人企業高出許多，心懷不滿。 大勢所趨，薪是不能不加的，唯一的辦法只有縮小加薪的幅度。如此一來，樂了民眾卻惱了公務員；他們要求成立一個超然公正的委員會，專門調查調薪事宜。在委員會調查的這幾年間，發現情勢的發展有利於要求加薪的一邊；因此，這個委員會在最近公布的調查結論，等於是向公務員工會的要求豎了白旗。 所謂客觀情勢的發展，主要是指公務員的士氣日漸低落。香港公務員也跟一般香港人一樣，對不可知的前途感到焦慮。大多數公務員屬於中產階級，正是最容易受到移民風潮打擊的一群。 誰是大老闆？更令他們憂心的是，越來越多非官方的人士參與決策，究竟誰才是說了算的大老闆，已經弄不清楚了。再想到來自北京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也就難怪他們士氣低落了。 偏偏政府這次的加薪幅度不一，更令他們心生不平。由於香港政府認為加薪代表了對公務員工作的感激和尊重，因此某些一般認為任務艱鉅或敏感的單位，獲得較優遇的考慮。 如最近因監管越南難民而備受輿論指責的懲教處 (類似我國的獄政司), 調薪幅度最大。警察人員這次的調薪幅度雖不是最高，待遇卻仍是最好的；因為香港的社會安定和防堵大陸難民偷渡等，都要靠他們的努力，安撫警察的士氣確是非同小可之事。相對的，一些不受重視的單位，如消防大隊，就只好走上街頭自力救濟了。 政府高階人員也別有懷抱。在這個階層，待遇並不是關心的焦點，他們在意的是能否參與決策，顯然眼前的政治發展使他們失望。 陰影下討生活 隨著一九九七日漸迫近，香港政府的決策對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將產生潛在影響，中共的關切之情也就不言可喻了。 中共或許不便直接向香港政府施壓，但一定會向英國政府表達立場；因此，英國勢必密切注意香港政府的一舉一動，並在必要時予以干涉，甚至糾正。換言之，未來十年中，香港政府的高階人員得在陰影下討生活，加薪又如何能使他們一展笑顏呢？(原作者為 Margaret Ng) |
他們說:生命的意義是..... | 出版界常喜歡詢問知名人士對某些問題的看法，然後把答案條列出來。通常這些問題都很小，諸如:「誰是你心目中的英雄？」或「你最希望住在那裡？」之類。但是去年十二月，美國「生活」雜誌提出的問題卻很大: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門。但是，沒有人能提出具體而信心十足的見解，教會人士也不見得比計程車司機更有信心。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據此觀察，美國人似乎不再畏懼神和最後的審判。 相當多的人認為人生是「一場虛無」, 只有在人們彼此的協助和撫慰中，才能賦予人生意義。也有人主張向內尋求。但最好的回答可能是幽默大師賈里森。基勒的話:「在這個尖酸、腐敗的時代，人得要有一點信念才活得下去。」 以下是部分回答的摘譯；. 作家 / 湯姆。羅賓斯 生存的目的是努力活得更明智、更自由、更光鮮。希望能回到伊甸園中，與蛇類論交，在野生蘋果樹林裡架設電腦。 . 十一歲的癌症患者 / 傑生。蓋斯 人為何生於世上？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想，天生我材必有用。如果你生得一副好嗓子，也許上帝就是要你去唱歌；如果你是個大高個兒，也許你就該去打球。 我的朋友金妹因癌症去世時，我問媽媽:「既然上帝要她在六歲的時候就死，又何必讓她出生呢。」媽媽回答:「她雖然才六歲，卻已改變了某些人的一生。」她的意思是說，也許金妹的哥哥或姊姊會因為她的緣故，決定做個科學家，發明治癌新法。 我的命運也是如此。過去我總不明白，為什麼偏偏是我得病。現在我想，也許上帝就是要我成為醫生，專門照顧患癌症的兒童。當他們訴說:「傑生醫師，我好害怕。」或是「你不知道全校只有你一個禿頭孩子的可怕感覺。」我可以回答:「我瞭解。我也得過癌症。你看，我現在不又長出頭髮來了嗎？」 . 作家 / 艾利。威塞 問題比答案重要。千萬不要接受簡單的答案，因為那一定是錯誤的答案。答案會改變，問題永遠在。而「人為何生於世上」是人類要面對的最重要問題。 我們的責任是賦予生命一些意義，那就必須改變消極、冷漠的生活方式。冷漠的人雖生猶死，而死亡是沒有意義的。每一分鐘都要過得充實、豐裕，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別人。在人與人之間、人與其他生物之間搭起橋樑，每一次的相遇之中，便隱含著生命的意義。 . 計程車司機 / 何西。馬丁尼 人活著，就為了等死，我開計程車，有時候釣釣魚，帶女朋友出去玩，付稅，偶爾看看書，然後就等死。 看開點，人生不過是一個大騙局，我們像風一樣，來來去去。你走了，自有新的人來。我們注定會毀滅自己，這事誰也愛莫能助。解決這世界諸多病態的唯一方法是核戰 -- 掃除一切，重新再來。 . 幽默大師 / 賈里森。基勒 在這個尖酸、腐敗的時代，人得要有一點信念才活得下去。就像在舉國皆愛狗的時候，貓只有學著謹慎小心，在籬牆上行走、在樹林裡睡覺，並且相信狗不會永遠神氣，自己總有出頭的一天。 在堅持信念的日子裡，要有一顆溫柔的心和持續的幽默感來幫助我們度過。溫柔表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刻，是信心堅強的表徵。在生活中沒有其他目的的時候，單是看到一些溫柔的人，便覺得可以活下去了。西藏精神領袖 / 達賴喇嘛 人生在世，有如假日裡的觀光客。肆意破壞、製造混亂，則此行毫無意義。可是如果在短暫的生命之旅中，寧靜度日，幫助別人至少是不去傷害別人，就算不虛此行了。 科學家喜歡談論生物的演化、未來的人類；佛家則認為宇宙無窮，人類寄居其間，不是為了改變它的規律。照佛家的觀點，人本來是全知的，只因一些心靈的障礙而失去這種能力。一點一滴掃除這些障礙之後，靈台清明，便會知道「人為何而活」這類問題的答案了。 . 性治療專家 / 露絲。魏斯海默 距今五十年前，猶太人在德國和奧地利的禮拜堂與商店開始受到攻擊、破壞。那是希特勒在試探全世界的反應，而世界全無反應。於是，猶太人遭遇了一次浩劫。 我們活著，就是為了保持警覺，注意可以防範的災禍發生，如大屠殺、原子彈爆炸、飢餓與貧窮。有一首猶太童謠說，我們的內心就像河岸的岩石，刻畫著過去的痕跡、現在的面貌，以及將留傳給下一代的遺產。 . 理髮師 / 法蘭克。多摩非奧 我大半生都在自問為什麼活在世上。現在我已經七十四歲，來日無多，人生真有什麼目的，我也不在乎了。讓年輕人自己去磨練、去體會吧！我也是這樣過來的，從來沒人指點過我。 . 詩人 / 詹姆斯。莫瑞爾 就日常生活來說，清新的空氣、沒有污染的食物和水、有創意的構想，就是全部的意義。沒有這些，世上還有什麼是有意義的？在這個時代，生活的意義隨時受到威脅；核廢料、濫墾濫伐、貪婪、傳染病。人類的美好情感不受信任。我夢想；也許就在明天，這顆被我們糟蹦了的星球會自動重生？當然，這只是一個文人的白日夢，那些議員和企業主是無權分享的。 . 生態學家 / 麥可。麥克羅斯基 目前的問題不是「我們為什麼活著」, 而是「我們有沒有權利生存」。因為多少年來，人類的行為像是征服者，無意與其他弱小生物共享這個星球，也不尊重未來生命的需要。人類能理性思考，這究竟是一種進步還是悲劇性的錯誤？正要由我們身上來實驗證明。 . 儒家學者 / 杜維明 人活著，是因為老天爺雖然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卻不是無所不能的。只有在人類的積極活動中，才能體認到衪自己的價值。我們是衪的夥伴、與衪共同創造了這世界。我們藉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發現、自我瞭解，與天意合而為一。生命的最終意義就在凡人的日常生活中。 . 美國第三十七任總統 / 理查。尼克森 有人說，人生在世純屬偶然，其作用是物種進化的一層階石。也有人說，我們的生命是天意注定。這兩種說法都是否定人對自己的命運有控制權。我反對。 人若沒有生存的理由，他必定死期不遠了。單單追求自我的滿足是不夠的，為別人而活才值得活。我們不能都期望成為大哲學家、大科學家、政治家或企業領袖，但總要極力伸展，發揮最大潛能。 自以為已臻完美，是一項錯誤；但若放棄追求完美，則是更大的錯誤。正如前人所言:「如果一位船長的主要目標便是維護這艘船，他會把船泊在港內，永不出航。」 |
大陸學生借題發怨氣 | 一九八八年的聖誕夜，南京河海大學的非洲留學生正準備好好樂一場，兩名帶著香港籍中國女友的非洲學生，卻在校門口被攔下，並且與校警發生口角。這一場小糾紛竟演變成大陸各地大學生遊行示威達兩週的騷亂，中國大陸的大學生真的這麼厭惡黑人學生嗎？種族歧視只是一端 在過去四年中，幾乎每年都傳出黑人學生因自覺受到歧視，而與中國大陸學生發生衝突、示威的事件，足見事實絕不如中共官方所稱「均為獨立事件，與種族歧視無關」, 這麼簡單。 背負了四千年文明的中國人，自視甚高，看別的民族全是蠻夷之邦。這兩年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不斷發生暴動，與漢人不能平等對待他們有絕對的關係。更別提膚色較黑的黑人了。 中共的非洲留學生政策是五 0 年代遺留下來的產物。當時中共政權在世界上沒有合法地位，承認它的只有蘇聯、東歐和英國。為了廣結友誼，中共只有拚命拉攏戰後剛獨立、對歐美殖民帝國猶有怨氣的非洲小國。中共本身雖然一窮二白，卻為了政治目的，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各種援助，包括豐裕的獎學金。 這些獎學金並不審查資格，而是以促進兩國關係為考慮，結果多半由非洲國家的政要子弟獲得。換言之，到大陸留學的非洲學生多是養尊處優的公子少爺。 這些非洲學生離鄉背井，心靈孤寂之餘，企圖尋求異性的慰藉，是很自然的事。以往也常有類似此次的衝突，但均被中共壓制下去。自從八 0 年代中國社會逐漸開放，非洲學生就更加肆無忌憚，公然帶著中國女友出入宿舍；相較之下，歐美學生就謹慎得多，也較願意遵循中國社會的道德規範。 不平則鳴 更令中國學生不能忍受的，是中共政府對留學生的優遇。非洲學生每人每月可領兩百六十元人民幣的津貼；中國學生，除了特殊的科系外，一毛也沒得領。非洲學生的宿舍是兩人一間，二十四小時供熱水；中國學生擠八人一間的寢室，又沒有熱水。 看在中國學生的眼裡，雖然歐美學生也過得舒服，讓人不順眼，但至少他們拿的是美國政府或大學的獎學金，非洲學生卻是活生生在侵吞他們的資源，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六 0 和七 0 年代，為了中共要向第三世界輸出共產主義，做全球新霸主的「國家目標」, 中國學生只得忍氣吞聲。如今中共領導人已言明不再輸出共產主義，中共與西方的關係也相當融洽，中國實在已無所求於非洲國家，中共政府卻仍拘泥於舊日的政策，大學生自然會不平則鳴了。 其實種族歧視和差別待遇只是冰山的一角，大陸大學生內心潛藏著更深的隱痛；因為，在經濟掛帥的政策趨勢中，中共完全漠視了大學和學生的需要。著名的中國教育問題專家蘇珊。派伯認為，中國大陸的教育危機，已嚴重到像地雷一樣，一觸即可爆發。 為增訂美國即將出版的「高等教育年鑑」一書，派伯女士去年遍訪中國的教育行政人員、教師、學生，發現人人牢騷滿腹。許多不滿現狀的大學生退學、教師罷課，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重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決定在今年召開一連串會議，以謀求解決之道。 教育經費縮水 派伯女士認為問題出在經濟改革。中共把有限的經費都用於經濟發展，分配給教育的經費當然不夠。雖然從帳面上看，中共的教育經費有增無減，事實不然。根據中共官方公布的數字：一九八三年的教育經費是一百三十四億元，一九八七年是兩百二十三億元，一九八八年是兩百五十三億元，似乎增加了不少，其實一九八三年的教育經費占全國總預算的九。七五 %, 而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卻只占九。六 %, 事實上反而減少了。如果再計入近兩年的通貨膨脹因素，教育經費的縮水情形就更嚴重了。 官方數字也沒有透露，有限的經費裡，一大部分是用於年老教師的退休金和教師調薪，學生津貼只好緊縮或根本取消。 師生自闢財路 經濟改革對教育造成的傷害之二，是中共過於迷信創收觀念，竟將之運用到大學，要求學校和教職員自闢財路，以彌補經費的不足。換句話說，系所要設法賺錢買設備，教授要兼差餬口，搞得全國上下議論紛紛；部分冷門科系的師生，更是求生無路，怨氣沖天。 更有甚者，許多與學生利益攸關的政策，一一因經濟考慮而改變。例如，一九八五年中共破天荒開始收取大學學費。起初因費用定得太高，被迫放棄；自這學年起，中共降低學費，並先在廣東大學實驗；預定下學年有三十六所大學要收費，一九九 0 年全國的大專學生全面收學費。 其他如學生伙食補助由實物改為貸款 (數目恐怕永遠趕不上物價); 大學畢業生不再由國家保證分配工作，而造成許多大學畢業生失業等等，在在使大學生心懷不滿，隨時準備找個題目抗議。 自一九八五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大學生已經以物價上漲、官僚腐敗、特權橫行、爭取民主等理由，發動多次示威遊行。今年一般人預料，他們會為工作權、物價和學費，走上街頭。 不過自從一九八七年初的大規模學生示威遭到治安當局和學校的嚴厲處置後，大學生也學乖了。這次的非洲學生事件，就顯示大學生利用一個較能引起一般人共鳴，又不致使中共當局過於敏感的藉口，大大發洩了他們平日對政府的不滿。 潛伏的活火山 大學校園的種族衝突已漸漸平息，但是埋藏在大陸大學生內心的不滿仍在一日日累積，這座巨大的火山何時會爆發，形成沛然不可禦的洪流，恐怕是連中共領導人都不敢預料的事。 (譯自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最權威的中國通-費正清新解 | 在美國，一般漢學家通常只能引領風騷五年、七年，費正清卻影響學界、政界和輿論界達四十年之久，原因是他的主張能夠與時俱進，做了多次修正。 「他並不是投機分子，而是他相信歷史學應與民意結合，當民意改變時，歷史學家也應該跟著變。」新近出版的「費正清傳記」(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作者保羅。伊凡斯教授，今年一月下旬在台灣大學政治系的一個座談會中，為這位一生充滿爭議的美國漢學大師，下了如是的註解。 現任教於加拿大約克大學的伊凡斯教授，在研究生時代曾雄心勃勃地想為五位漢學家立傳，而在寫博士論文時決定從知名度最高的費正清著手。 三十層樓高的資料 一九七七年，伊凡斯登門拜訪費氏，表達為他寫傳的心意時，費氏建議他先看看哈佛大學收藏的相關資料；這些資料包括費氏在教學期間撰寫的論文、講義、正式信函等等，堆滿了幾個房間。伊凡斯一一詳讀，費氏顯然相當滿意這位年輕人的勤懇，因此將所有他的私人資料，包括日記、信件、筆記、剪報，也逐步地全部提供給伊凡斯參考。伊凡斯花了九年的時間，才讀完這些堆疊起來有三十層樓高的資料。 伊凡斯透露，費氏是個非常重視紀錄的人；他不喜歡利用電話談事情，一切都要出之於白紙黑字，因此他每天至少寫二十封信，封封留下紀錄。他也重現別人對他的批評，因此凡是有關他的剪報，不論是以那一種文字發表，他都剪存，甚至包括了兩大箱台灣報章雜誌的批費文章。 費氏今年八十二歲，已是個與時代潮流脫節的老人，但是仍然相當執著於客觀的學術原則。事實上，伊凡斯指出，費氏就是認為伊凡斯不是美國人 (他是加拿大人), 與哈佛大學無淵源 (他在加拿大受教育), 他不是歷史學者 (他是政治學者), 應該可以保持較為客觀的立場，因此同意讓他為自己立傳。並且，在撰寫的過程中，費氏對內容只表示過一次建議：批判性越強越好。 伊凡斯卻說自己並沒有刻意從批判的角度去寫這本書。他認為根據資料所摘錄的事實，和接受訪談的八十位費氏的學生、同僚、批評者所說的話，已足以反映出費正清這個人和他的思想。 從諒解的角度看費正清 伊凡斯的客觀立場獲得了許多學者的肯定。芝加哥大學的阿契拉。伊瑞葉教授評論說:「伊凡斯如果從批判或反批判的角度來寫費正清會比較容易，但是他沒有這麼做，反倒有始有終地從一個諒解的角度，去看這個人對美國社會和學術界的影響，以及多變的政治現實對這個人的影響。」 據伊凡斯敘述，費正清當年是因為聽了政治學者韋伯斯特 (Charles Webster) 的一場演說，而決心投入研究中國的志業；那麼他自己會不會因為寫了這本書，而走上同一條路呢？伊凡斯笑答，他寫這本書確屬機緣，但談到一生的志業，目前還言之過早。 |
佛洲論劍:走資、反資對談錄 | 「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與和平共存」顯然是美蘇冷戰結束時代中的產品。全書分十五章，內容係根據葛爾布萊斯 (下稱葛氏) 和孟薛可夫 (下稱孟氏) 二人在一九八七年夏末十多天的對話整理出來。 作者身分特殊 葛氏是美國經濟學界元老級人物，崇尚凱恩斯學說，其名著「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 於一九五八年出版後，一紙風行，歷久不衰。甘迺迪總統主政期間曾任駐印度大使 (一九六一至六三年)。一九七五年自哈佛大學退休後，筆健如昔，最近出版的著作是「經濟學史」(A History of Economics)。除著書立說外，他還不時書生問政，投書到像「紐約時報」這類有影響力的報章針砭時事，議論時艱。他今年八十歲。 孟氏生平我們所知不多。僅從葛氏的序言和本書扉頁的簡介知道他的父親曾任蘇聯駐美大使。孟氏到聯合國服務前，曾任教莫斯科大學，講授西方經濟。現任「世界馬克思主義者評論」編輯及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 大概是這兩位對談人身分頗為特殊，集學者與政治家於一身，所以本書除了英文版外 (美國版於一九八八年問世，英國版一九八九年), 還同時出了俄文版。 葛氏著作一向的特色是：不賣弄經濟學的行話，以求思想「深入民間」。孟氏寫過「百萬富豪與經理階級」(Millionaires and Managers), 因是俄文著作，其風格是否與葛氏相同，不得而知。但最少就本書內他發言部分而言，他的調子也是深入淺出的。我們相信，除了普通知識分子外，本書一定受到兩國當權派的注意。 美蘇兩國的敵意，早在蘇共「青年才俊」戈巴契夫上台前已有「冰解」的跡象。但我看了全書後，覺得如果不是戈總書記在這兩三年間翻手作雲覆手雨，造成了俄共前所未見的「開放」氣象，這兩位老先生坐下來談，頂多只能檢討滄桑的過去，卻難對將來有什麼美好的展望 -- 這就是我未譯出來的本書副題。 君子之爭 孟氏把戈巴契夫這幾年來的措施，不稱作「改革」, 而名曰「第二次革命」。單看他措詞之「不留餘地」, 可見孟氏這類蘇共的「高知」, 已把克宮帶動的趨勢看作「不歸路」了。 葛、孟二人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葛氏的一些著作能譯成俄文出版，也是孟氏在後面主催的。但私交是一回事，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代表兩種不同的制度、意識型態、價值觀念甚至生活方式，卻是另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兩人對個別奉信的兩種主義的「終極優越性」深信不移。這也是本書可貴的地方。談問題，遇到「政見」不同之處，他們針鋒相對，據理力爭，但態度一直保持君子之風，不出惡聲。 「兩雄論劍」的地方是在美國佛蒙特州 (Vermont) 葛氏鄉居。兩人對話時紐約股市還未出現「黑色的星期一」, 戈巴契夫還沒到華盛頓跟雷根和布希握手言歡。 如果葛、孟二人對談的內容是「話題性」的，那就是說，以新聞作題材，那麼本書應是明日黃花了。但他們討論的，不是事過境遷的洋象，而是兩種制度的本質問題。說是改革也好、革命也好，戈巴契夫的一系列措施，動機並無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之意，只不過是窮則變的應對手段而已。 換句話說，除非蘇共放棄了通過社會主義達成共產主義這套理論構架，這本書所涉及的問題和矛盾不會因戈巴契夫施出的「和平攻勢」而獲得解決。 這是一本二百二十五頁的書。在組織上約可分為三個部分：檢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過去的成敗；討論兩種制度為了應付過去和目前危機所採取的改革方案；展望兩種制度的前途和美蘇兩國可能合作的範圍。 也許是中共初年處處向老大哥一面倒的關係吧，我們聽孟氏對蘇共政制「自我批判」之餘，不難發覺最少在實行社會主義失敗的經驗中，兩國實是難兄難弟。在這方面的「雷同」之點，下文自有交代。 核戰炸不掉主義 孟氏在第一天的談話，就擺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跟葛氏談到核子戰爭對全人類的威脅。葛氏說，如果核戰避免不了的話，對倖存的人來說，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究竟有什麼分別，已無關重要了。 孟氏的看法卻不這樣。他認為這兩種制度，不管有沒有核戰，還會在地球上保留下來的。因為現在和將來總有許多人餓飯，為基本生存問題掙扎。同樣，有些人衣食足了，物慾和其他的需要相應增加，最後終會以戰爭或其他手段侵略他國。 孟氏作為馬克思主義信徒的立場，由此可知。 由於他們心目中的讀者不限於專家，而廣及一般讀者，所以有時他們其中一位可能是故意的裝出無的姿態，提一些在我們看來是老生常談的問題。譬如說，葛氏問孟氏，對蘇聯的情況說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分別何在？這是大學生應有的常識了。不過，也許我是以小人之心測君子之腹，我覺得葛氏故作懵懂，有他「戰略」上的理由；讓對手親口向讀者交代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一面。果然，孟氏只好回答說: 「根據馬克思的看法，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踏入共產主義的一個過渡時期。共產主義是未來的理想社會，不但產品豐富，而且幾乎可以完全免費配合。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產品是按照每人的勞動價值配給。」 葛:「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國家或政府也可以淡出了，是不是？我猜你不是說今天的蘇維埃聯邦已沒有政府的存在吧？」 「不是，不是，但即使到了共產主義實現的一天，政府也不一定會完全消失。這完全看你對政府的功能怎麼解釋。這問題我們後面再談，看看將來共產主義的社會是否有保留中央計畫功能的需要。」 葛:「你是不是說我對馬克思的瞭解過於拘泥原義。」 「我沒有這個意思。我只不過是說，馬克思對政府淡出的本意，可能不是指整個政府，而是某些機能，如警察制度或國防設備。當然，這得先假定全面裁軍是可以實行的事。但最少在經濟管理方面，我相信還有用得著政府的地方。」 葛:「我看你是為了自己辯證的方便修正了馬克思，但這是言之成理的。有關這一點，我只好向你這個馬克思主義者讓步。」 「有時我們不能不修正一下。」 兩種主義平起平坐 以這種對話方式來介紹本書太占篇幅，因此以下兩人的論點，我只採其大意複述出來。 葛氏說俄國革命距今已七十年了，自列寧以來，社會主義有什麼轉變？有什麼成就？孟氏答說這七十年來證明了社會主義是一種不斷生長、活力充沛的制度。自一九一七年來，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遍及歐洲、亞洲、美洲和非洲。全世界約有三分之一人口在這制度下生活，因此社會主義是一種國際的制度，可說與資本主義平起平坐。 葛氏注意到孟氏提到非洲時，口氣有點猶豫，想到這也許是理論與現實的衝突，因為照馬克思的說法，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是資本主義的崩潰。像非洲的衣索匹亞和莫三鼻克，根本沒有走過資本主義的路子，又怎可以一下子邁入社會主義的道路呢？孟氏的答案可想而知是修正的。他說這些國家根本不想走資本主義的路子，因此一開始就嘗試採取社會主義的模式。他又說事實上衣索匹亞不是第一個這類「架空」資本主義「直取」社會主義的例子。外蒙古才是。至於他提到非洲時口氣顯得有點猶豫，因為他考慮要不要稱衣索匹亞這等國家為「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國家」。理由是他們不過是打算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而事實上他們目前還沒有達到這個標準。 那麼，依孟氏的估計，社會主義在人類社會有過什麼建樹？他說：建立公平的社會，使每個人都享有正義與均等機會。他倒沒有提到自由與民主。 另外一個有別於資本主義的成就是全民就業，沒有強迫性的解雇。當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有其他好處，像免費醫療、義務教育、退休後的生活保障和房子租金低廉等等。 蘇聯農民不能自己當家 在政治方面，孟氏給社會主義打的分數也相當可觀。在他看來，社會主義與民族自決和國家主權獨立幾可說是相附而行。他說像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就是奉行了社會主義才取得獨立的。除中國外還有古巴。國家一獨立後，經濟也很快的自立了。 社會主義的成就交代過了，那麼，在孟氏看來，離理想尚遠的有那些地方呢？換句話說，戈巴契夫一上台後孜孜經營的有那些重點？孟氏的話說得坦白。他說照列寧的構想，除非社會主義能提高人力和經濟上的生產率，否則無法與資本主義抗衡。可是這些年來，不但蘇聯本身在這些方面落後於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其他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不例外。 說到生活水平，列寧也深信社會主義會帶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最高生活標準。事實上，「我們也沒有辦到。」原因很多，譬如說因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蒙受的損失。可是這理由也不成立，因為事隔四十年了，不少同樣受戰禍牽連的國家早已脫胎換骨。像日本就是個顯著的例子 (孟氏沒有提到西德)。 孟氏認識到，蘇聯在農業工業落後的原因，出於制度問題。蘇聯的農人和工人，既為社會主義一分子，所以一生只能替國家打工。又因這個社會在政治上走的是中央集權制、在生產上是「計書生產」。農民自己不能當家，即使知道那種天氣、那種土壤最適宜於種植什麼，也於大事無補。因為國家指派你種什麼就種什麼。工廠裡的工人，命運也差不多。 蘇聯本來是一個糧食不但自給自足、而且有時還可以輸出剩餘的國家，可是因為制度僵化，到了七十年代竟要靠用原油換來的外匯去跟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家買小麥。這些錢，本應用來買機器加速現代化的。如此一來，反成了惡性循環；農業工業一天不現代化，賺來的外匯一天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工業生產只聽中央旨意辦事，市場就出現了怪現象。簡而言之；求過於供、供過於求。或：有貨無市、有市無貨。老百姓要的貨品，欠缺。他們不要的，偏多。 戈巴契夫孤注一擲 為什麼有這種現象？計畫生產之過。就拿鞋子來說吧。上面一紙公文下來，要某工廠生產多少多少雙鞋子。不錯，這個國家派給的定額有時指明這個款式要多少雙，那個款式多少雙。但問題是：分發下來的原料往往不夠應付這種「分類要求」。結果呢？定額說不定湊足了，但款式可能只有一樣。皮靴有了，女同志要的鞋子偏付闕如。 供過於求，因此而來。 孟氏在美國受教育，又專攻西方經濟，當然知道這種制度出錯的地方。他對症下的藥，對我們說來因此一點也不稀奇；政府越少干預生產部門，效果越好。這就是市場經濟，也就是戈巴契夫要孤注一擲嘗試的「革命」措施。 要改革，其是千頭萬緒。據孟氏透露，蘇共早在赫魯雪天時代就銳意改革農業經濟，赫氏也看出架床疊屋的幹部官僚制度對生產幫的是倒忙。因此在一九五八年他把農工業管理部門整頓，分散莫斯科的權力，在各地設立了地方性的經濟局，用意不外是讓各區行政人員「自己當家」。 但結果呢？自己當家的幹部自立門戶，行政化簡為繁，冗員越來越多，成了地方性政治權力的膨脹，一發不可收拾。 蘇聯人口二億八千萬，幹部官僚卻有一千八百萬，占了全民「生產力」的一五 %。照孟氏的說法，這一千八百萬人「並沒有幹著在社會主義下應該幹的事」。 這些吃閒飯的人可不可以「淡出」? 不可以，因為他們有本領把自己的差事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造成「不可或缺」的形象。 葛氏問:「這些人一定認為自己的收入不錯了，是不是？」 孟氏答道:「有些確是不錯的，別的就少些了。但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認定吃的是鐵飯碗。而且，除了收入外，他們的社會地位也高。」 對中共問題稍微留意的讀者，當知我上面說蘇共、中共是難兄難弟的話不假。 難兄難弟 在文革期間，我們在「人民日報」看了不少「放衛星」式的「超額生產」報導。超額生產是為了向黨中央表功，犧牲老百姓口糧虛報出來的數字 (「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剪輯錯了的故事」講的就是這種「故事」)。 既是難兄難弟，類似的事件當然也會在蘇共集團國家發生。孟氏稱這種現象為「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計畫經濟和配給制度引起的後遺症，我們上面已提到了。但有時「影子經濟」跟黑市或地下經濟並無關係，最少對消費者本身沒有直接的影響。孟氏跟葛氏對話時提到的「影子棉花」, 就是個例子。原來在中亞細亞有蘇聯加盟國名烏茲別克者，有一專管理棉花生產部門，多年來號稱每年生產棉花一百萬噸以上。 以帳目看，這國家的棉花外銷到其他共和國。事實卻沒有這回事；只有銷售的統計數字，卻看不到棉花。孟氏因名之為「鬼影棉花」(phantom cotton), 大概只適合給國王裁剪新衣服。 這種買空賣空的事，怎能發生？既屬難兄難弟的故事，讀者自己也可以找到答案了；上下通關、各飽私囊，做出來的全部是假帳。 孟氏檢討了社會主義制度各種盲點後，談「鋒」就轉移到戈巴契夫的「革命」計畫去。他提到了工人階級的異化問題。照理說，異化現象只應在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社會主義已消除了勞資矛盾問題，何來異化？但這問題確實存在，只是性質不同而已。現在矛盾相對的，不是勞資，而是工人與官僚幹部。 戈氏的「革命」方案是：讓工人有直接參加工業管理的機會。第一，工人可以選出自己的「領導單位」(但最後仍得黨中央批准)。第二：新政如果帶來名副其實的「超額生產」, 員工可得額外收入。 葛氏聽後，插話說:「這是分紅制度 (profit-sharing)」。 孟氏回答道:「對的，但我寧可稱為「收入互惠」(income-sharing)」。 自求多福 革命方案既認識到利潤分享與工人士氣的關係，工業管理的運作方式也得相應的調整。市場經濟所扮演的角色將日見重要。各生產單位不但得自找買主，而且除了特別短缺的原料非得由中央出面協調外，其他各種需要得「自求多福」。 在制度革新前，生產單位只負責生產。產品外銷，自有相當於「外貿部」的機構統辦。現在大部分的生產單位已獲授權直接與外商接洽交易。 既要走「修正市場經濟」的路子，產品越來越傾向消費主義，殆無疑問。難怪葛氏不放鬆的問：將來會不會靠廣告推銷？孟氏表示了個人意見：無可避免。 葛、孟對談出現了一個相當有趣但絕不可疏忽的場面。葛氏問: 「如果我歸化成為蘇聯公民，我知道我不能設廠製造汽車或摩托車，但我可不可以開店做維修汽車這類服務行業呢？或者開洗衣店？飯店？」 孟氏的答案是，他可以以私人的身分找其他與他同樣身分的「小市民」合股開業。但得嚴守兩個規矩：一是得向「有關當局」申請批准；二是不能雇用員工。換句話說，葛氏如要開餐館，廚子、跑堂，要嘛是動員祖孫三代充當，要嘛是找集伙計與老闆於一身的合股人上陣。 不消說，葛氏拿「在商言商」的眼光看，指出這又是社會主義一個盲點。孟氏又怎麼辯證呢？他說如果開餐館的人用的是「直系親屬」或合夥人，他不會擔心。但私人營業如以薪酬去雇用「外人」, 這就是資本主義復辟了。今天雇用五名，明天十名，一兩年後說不定就有一百人在他「手下」工作，靠他吃飯了。 孟氏在這關鍵上向葛氏坦承自己是個社會主義的忠實信徒。他說靠父母、「愛人」、子女經營的飯店，頂多「收入不惡」, 若要致富，絕不可能。 由此可見，戈巴契夫改革的鴻圖大計中，若有「走資」的傾向，態度也是半推半就的。 葛、孟二人就社會主義的功過交換過意見後，就輪到孟氏問:「資本主義出了什麼紕漏了？」 初期資本主義的各種缺點，亦屬老生常談，如工人階級受剝削和社會上貧富懸殊等等。因此葛氏開宗明義的說，我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看法，應與對待社會主義的態度一樣；承認其不斷修正的特色。 馬克思沒想到 孟氏開玩笑對葛氏說:「你說話的口氣好像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呢！」 葛氏也回報說:「像馬克思這樣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不該由你們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信徒包辦的！」 玩笑開過後，葛氏接著指出，資本主義有四個階段的發展是馬克思無法預料的。第一：工會之興起，作為平衡勞資衝突的橋樑。 孟氏聽後，馬上站穩定場說:「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認為工會這種組織實在是受資本主義制度剝削下應運而生的一種新階級鬥爭。」 葛氏笑罵他「胡說」, 因為工會並不以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為目標。 第二個發展是社會福利制度之建立。 孟氏怎麼說？「這不是仿傚社會主義理想偷天換日的模式？」 葛氏沒有否認。 第三個階段是追隨凱恩斯經濟理論衍生出來的發展，以減稅或增加公營事業的開支來刺激需求和生產。 第四個階段，也是目前美國的經濟狀況：舊式的「獨行俠」資本家幾乎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經理人或大機構的「官僚」。 這四個階段的發展，葛氏認為足以穩住資本主義的制度。如果員工的薪酬和工作環境的決定操縱在資本家個人手上、如果社會福利制度沒有建立、如果不景氣不及時過去、如果機構「官僚」不取代資本家的地位 -- 說不定資本主義早就絕跡於人世了。現在大部分的美國人都接受了這種制度。 「不見得吧？工會呢？勞動人民呢？」孟氏打岔問道。 「沒有例外。總體來講，美國工會非常保守。」 「真的？」 「沒錯。美國工運在很多方面比我還保守。」 政客的「票房毒藥」 那麼，資本主義社會出了什麼錯呢？限於篇幅，我只能化繁為簡，摘要錄出。 葛氏認為，由大機構管理人才取代資本家造成的商業「革命」, 過去建樹頗多，但現在也像社會主義的「單位」、「組織」一樣，開始有僵化現象。一旦給成功沖昏頭腦，慢慢就變得夜郎自大。汽車工業節節在日本人面前敗退，道理再明白不過。 工會為了給工人爭福利，有時難免出現「苛求」現象，這通常是通貨膨脹的成因。要阻止通脹，許多人難免要失業。 葛氏雖為凱恩斯派經濟學家，但鑒於現勢發展不能從凱氏理論求得解決，不得不承認這套學說有內在的矛盾。如果減稅和增加開支確實是萬試萬靈妙方，問題就簡單多了。但一遇到通貨膨脹時期，理性的應變方法不外是減少政府開支、增稅和增息。對政客來講，這是「票房毒藥」, 誰要競選總統，也不敢對老百姓說真話。 葛氏個人認為增加稅額，不論是個人所得稅也好，營業稅也好，都不一定會影響生產。 「那麼為什麼還要減稅呢？」孟氏問。 「為了造福有錢人呀！」葛氏說:「正如以前負責國家預算的 David Stockman 所說，這種事，不好在我們這種民主國家公開說出來。你得做些官面文章。「供應經濟」之大行其道，就是給有錢人減稅自圓其說的幌子。我在你面前招供這些，真有點不好意思。但你我在這兒都是為真理鬥爭，而真理你現在聽到了。」 技不如人沒話說 他們也談到跨國公司。葛氏說這是資本主義必然的發展。如果「母國」公司以相似的規矩去照顧「子國」公司的職員，如退休制度及保健等各種福利，在他看來，這不但不是壞事，而且還可間接的促進「子國」的現代化。 「你不怕日本人「跨國」收購你們華爾街的銀行？或吞掉你們美國人的公司？」 葛氏說「不怕」。他關心的倒是美國銀行目前營業的作風。在這方面，大概他不能不站穩自己自由經濟學家的立場。日本人有條件收購美國公司銀行，證明自己「技不如人」, 還有什麼話說？談話到了最後五天，重心落在兩國今後政經關係、合作的範圍與可能性、和平共存的先決條件等。 孟氏引了一篇「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文章，論者謂如果社會主義日漸進步，就對勞工世界國家越有吸引力，因此對美國政策越不利。他問葛氏的看法如何？葛氏斬釘截鐵的說他相信大部分美國人都樂於看到戈巴契夫改革計畫成功，因為這會給蘇聯社會帶來安定的因素。安定的美國和安定的蘇聯都對世界和平有利。 有關第三世界對社會主義「落實」及反應，葛氏認為他們面對的不是「走資」或「反資」那麼簡單的選擇，因為任何國家經建的初期，都需倚賴市場經濟的活力、免受地主控制的小型農業生產和消滅文盲。資源缺乏的國家，特別需要管理經驗來督導，而社會主義在這方面不及市場經濟那麼有伸縮性。 不願樂觀其成 那麼，蘇聯方面對資本主義的成就又怎麼看法呢？是不是「樂觀其成」呢？孟氏說得明白：在他國家內確有些人不願意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成長與發展。 「是不是因為這會拖延了，就拿美國做例子吧，社會主義革命的時間表？」葛氏說。 「對的，不但美國，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會如此。另外可能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的進步，還會緩和制度本身的衝突和矛盾，同時也會逐漸降低我們所說的「國際帝國主義」間的競爭，那就是說美國和西歐、和日本間的競爭。就為了這個緣故，你不難明白為什麼在我們國內有人奇怪問道：為什麼要幫助資本主義？」 讀者聽到「社會主義革命時間表」這種說法，說不定馬上想到武力暴動之類的手段。孟氏講的可不是這種「革命」。他說的是社會主義若在和平的情況下達到生產、經濟效率和生活水平等各種優勢後，到時自會導引資本主義體制本身的改變。這就是他所說的革命，用和平競爭手段從事的革命。 他們第十三天的談話討論到和平共存的前景。孟氏提出了三個先決條件。 第一，兩個國家、兩種制度應有不受干擾、各自為政的機會。那就是說，應該大家「相安無事」, 不要插手人家的內政。既然家家有本難唸的經，那就讓人家自己揣摩著去證道吧。 第二，雖然美蘇兩國達成和平共存的默契，但世界形勢的發展難以逆料。任何突發偶發事件，說不定會被第三者「拖下水」, 如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衝突。要防止兩核子大國迫於緊急形勢而攤牌，唯一的辦法是增加「熱線」溝通的機會。 第三，扭轉兩國過去關係，從對手變為合夥人。可以合作的事很多，如開發能源、幫助第三世界國家解決困難和共同應付現代社會面對的普遍問題。如癌症、愛滋病和毒品氾濫等。 有關經濟發展的合作計畫，孟氏說蘇共已立法鼓勵引進外資。這會不會給資本主義分子「顛覆」社會主義基礎的機會呢？孟氏說希望不會，因為法律規定外資只能占四九 % 股份。葛氏告訴他，這並不可靠。因為經驗證明那一方最有領導能力，就掌握實際的控制權。占股的百分比差別，最後是無關重要的。 孟氏說他相信最可靠的是誰當頭頭，負責行政管理。按現在法律規定，與外資合作機構的總經理得由蘇聯公民擔任。 蘇聯歷來的外銷貨物是原油和原料。行新政後，將要向製造業和消費市場進軍。孟氏坦承蘇共在「微觀經濟」方面毫無經驗，要倚仗美國、西歐和日本幫忙的地方特多。他當然曉得，跟外商合作困難重重。別的不說，跟兩種資本合營的公司服務的職員身分怎麼界定？是雇員還是股東？但他相信這些技術問題終會一一克服。他充滿信心向葛氏透露說，已有幾百家外商打算到蘇聯設廠了。他絃外之音是什麼？用適合我們國情的「行話」翻譯出來的意思想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抓意識型態的人說的是一套，做買賣的人解釋的又是一套。外商千家萬戶的湧入蘇境，說「顛覆」社會主義結構未免危言聳聽，但「潛移默化」之功在所難免。總有一天，蘇共這個社會主義的聖地，也會「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幹著資本主義的勾當」的。 我們現在以最短的篇幅，補述一下他們談話的幾個要點，聊作結論。 葛氏問起，戈巴契夫的改革計畫，得到那一些人的支持？這一點極其重要，若無核心分子支持，多有野心的變法，也會落得「百日維新」的命運。孟氏答曰：除了僵化了的老頑固「黨棍」外，戈氏得到了大部分黨員的擁護。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最熱心支持的人是農民和工人。因為改革計畫成功，他們的生活就會大大的改善了。不但農工對他寄予厚望，幾乎所有知識分子階層都是戈氏的「贊助人」。 「超級大國」名存實亡 另外一個令孟氏樂觀的原因是國際人士與世界傳媒給戈總書記的道義支持。 葛、孟二人同時認識到，隨著民族主義的風起雲湧，美蘇除了在軍事力量外，「超級大國」這稱謂，名存實亡。美國在越南、蘇聯在阿富汗先後吃了癟，可作殷鑑。六 0 年代，美國還可以用高級科技和經濟力量左右他國的政治決策。今天看來，已成強弩之末。美蘇兩國要裁減軍備，確是識時務的措施。 葛氏在檢討美國經濟政策時，承認弊病叢生。市場經濟「刺激」生產，可是就刺激不了房產業者廣建廉價大廈千百間，務使工資低的市民居者有其屋。葛氏是民主黨，難怪他總認為「雷根經濟」一無是處。他「安慰」孟氏說:「供給經濟」和「貨幣主義」是政客為了討好選民耍出來的反常手段，稅還是要加的。 上面說過，葛氏今年八十歲。孟氏年紀無記載，想來也有一大把了。也許兩人都感到日薄崦嵫，禁不住預言身後事來。百年後的世界將會是什麼一種樣子？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又是那一種面目？共產主義的極樂世界，到時會在人間出現嗎？孟氏預見蘇聯將走「市場社會主義」, 也即是說，保持社會主義的理想，但「中央計畫」的制度將會全部消失。 還應該補充一點是：戈巴契夫正看手將蘇聯貨幣盧布「國際化」, 流通全世界，以利旅遊，幫助「國民外交」。 高見無不是之處 葛氏說，既然自己一百年後不在人世，說錯了話也不會有人「清算」他，因此大膽「預言」。他相信百年後的社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曾經一度「水火不容」的經濟理論和政治結構，將不會有什麼楚河漢界的分別。社會主義越來越受市場經濟吸引，而資本主義則會更看力改善本身不健全的福利制度。 「我講的話不算含糊吧？」葛氏問。 「高見無不是之處。」孟氏答道。 (劉紹銘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中文系主任) |
歐美人冷眼看日本 | 日本人的經濟成就，看實令人眼紅。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出於酸葡萄心理，歐美人發現日本人其實並不那麼值得羨慕；他們沒有享受西方式的生活品質，工作時間既長，居住空間又小，火車擁擠不堪，只會存錢不會花錢，缺少公園，沒有休假......。在歐美人想來，這種日子真是沒法子過。 工作狂的國度 一九七九年，當時任歐洲共同市場對外關係部主任的羅伊。丹曼爵士，在他的著作中形容日本是一個「工作狂的國度」, 說那裡的人住在「比兔子籠大不了多少」的地方。這使得歐美人更覺得日本人「太不公平」; 拚命賺外國人的錢，自己卻那麼儉省，怪不得日本的貿易順差那麼大！只要他們少存錢、別那麼努力工作、多休假、多為自己打算，便可以平衡與西方的貿易了。 令西方人迷惑難解的是：日本人為什麼甘心過苦日子，而不爭取改善呢？他們為什麼不抗議示威，要求增加公共設施、降低食物價格、多設大超級市場？的確，日本人幾乎毫無不滿跡象。是他們漠不關心？還是他們不敢？也許都不是。會不會是 -- 日本人的生活根本就不差？問題的關鍵在於「生活品質」的定義完全要由當事人來決定。當然，也有一些客觀標準，例如統計數字。 讓我們從壞的看起。日本人的居住環境是比較差的，一九八四年，只有三三 % 的人住屋有整體規畫的衛生下水道系統，而西德有九一 %, 美國七二 %。不過，不要馬上把情況想得那麼糟，因為其餘日本住屋還是有化糞池等污水處理設備。總之，是還不必抗議示威的。 日本居，大不易 在八 0 年代中期，一般日本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積是八 0. 九平方公尺，比起美國的將近一三五平方公尺，確實是小了很多。這不奇怪，美國地廣人稀，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有二十六人，日本卻有三百二十四人。 可是羅伊爵士身為歐洲人，形容日本人的住家像「兔子籠」卻是太過分。歐洲人的居住面積也不見得大多少；法國八五。五平方公尺、西德九三。八。難道說，小了五～一五平方公尺，公寓便成了兔子籠？或者，法國人或德國人自己也是兔子？不錯，這幾年東京的房地產價格幾乎上漲了一倍，房租也跟著上揚。但是請注意，六 0% 的日本人擁有自一九八七年，東京一層三間房的公寓租金是每月一四三 0 美元，比紐約貴二四 %, 比巴黎貴了將近倍。但是這主要是由於日圓升值、美元貶值的緣故，所以主要是苦了浪跡日本的外國人。 雖然如此，「日本居，大不易」仍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很多別的東西也貴。一九八七年，日本的個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首次超過美國，達到一九、四五 0 美元，但是若把物價因素計算在內，則遽降至一三、000 美元，遠落後於美國的一八、二 00 美元。東京人的每小時淨得工資比紐約人、巴黎人都高；但是論購買力，紐約人比東京人高出一倍，巴黎人則高三五 %。 休假溜狗去 請注意，這些統計數字裏面，又隱藏了一些詭計。因為要比較不同國家人民的購買力，必定是使用流通於國際間的商品為標準，可是日本人可能不常購買這些商品。紐約人愛用的、美國派駐日本人員愛用的，必定與典型日本白領階級愛用的不同。紐約人愛吃牛排與炸雞，他到了日本，發現這兩樣東西很貴，問題是日本人多半吃魚、吃麵條，牛排炸雞貴與他何干？有人會說，休假日數應該是個明確的指標了吧？西方人總認為日本人沒有假日，其實東京一般工人可享有的帶薪假期比紐約的工人還多，只是他們通常都休不到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日本每年的國定假日有十八天，比美、英、法、德等都多。這些假日是大家都休息的，可是問題又來了，幾千、幾萬個人同時休假，誰願意出門去擠呢？他們只好閉門不出，或去公園溜溜狗。 不幸，東京的公園比西方大工業國的首都都來得少；每人平均只分得四平方公尺 (在倫敦每人有三 0 平方公尺，巴黎人有十二平方公尺)。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在東京逛公園可比在紐約的中央公園或倫敦的海德公園安全多了。紐約人擁有的公共綠地面積可能是東京人的一 0 倍，可是他或她在公園裡被謀殺的可能性至少是東京人的六倍，被強暴的可能性是二五倍，遇搶的可能性更是東京人的一四 0 倍。日本不是沒有犯罪案件，只是因鄰里守望相助而少得多，以搶案而言，破案率也是美國的三倍。 長壽的國民 犯罪率低，可能也和工作有保障、家庭生活穩定有關。日本有窮人，有失業者，也有流浪漢，可是日本的失業率僅及美國的一半，離婚率只有三分之一。還有，日本人擁有私家汽車者是美國比例的一半，而車禍死亡率也是美國的一半。 在這樣周全的保護之下，日本人活得比各國人都長。一九八七年出生的日本男性，預期壽命可達七五。六歲，女性更長達八一。四歲。相較之下，美國男性平均七一。三歲、英國七一。八歲、西德七一，五歲都瞠乎其後。飲食可能是重要原因，日本人吃的脂肪和乳製品比美國人和英國人少得多。 日本的老年人也活得比較健康，不像西方老人常患關節炎，不過他們較易中風或患胃癌。自殺率則沒有西方人想像的高；一九八五年的自殺率還低於法國，只略高於西德。 日本人的生活到底好不好？這全看你怎麼想了。是健康重要還是財富重要？是安全重要還是居住面積重要？生活品質求改善 日本人不擔心生活品質差，他們只關心有沒有改善。例如，西方人可能知道日本上班族每天通車要花很長時間，日本人注意的卻是通車時間十年來減少了十一分鐘。更明顯的是，近年來日本人的實際所得逐年穩定增加，而需要儲蓄的退休、患病及子女教育基金愈來愈少。 日本人安於現狀，連別人眼中的缺點也甘之如飴。這不見得全無道理；這一組社會機能，恐怕是「非全有，便全無」的罷！(譯自 The Economist) |
經濟學人觀世界 | 班娜姬、拉吉夫相見歡 印度總理拉古夫。甘地曾就讀於英國劍橋大學，巴基斯坦總理班娜姬。布托比他晚幾年進了英國牛津大學。他們在十二月底於巴基斯坦舉行的「南亞高峰會議」中相談其歡；兩人擁有近似的西方高等教育背景無疑是個要素。但他們二人的投合，並不能視為兩國關係改善的開端；兩國之閒的仇恨畢竟夾雜著太多歷史與政治因素。 邊境難以跨越 從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違背印度政府意願逕行建國以來，兩國之間發生過三次戰爭。最近一次在一九七一年，原因是印度協助巴基斯坦分裂為二，另建孟加拉國。巴基斯坦一向懷疑印度和蘇聯與阿富汗聯合密謀對其不利；印度則認為巴國和美國陰謀聯手對付它。 雖然兩國的國語相同 (印度人稱「印度語」, 巴人稱「烏爾都語」), 但人民絕少彼此往來。印巴邊境難以跨越，因為簽證不易取得，即使取得簽證越境，行動也會受到限制。印度人認為，巴基斯坦充斥著會把老婆上鎖的頑固回教徒；巴基斯坦人則認為印度人都是不擇手段斂財的騙子。 自從班娜姬十一月間走馬上任以來，氣氛的確改善許多。印度報紙素來討厭巴基斯坦執政當局，因此，過去班娜姬和巴國已故獨裁者齊亞哈克進行抗爭時，印度輿論總是站在班娜姬的一邊。班娜姬繼任總理的時候，許多印度報紙皆表達了對兩國關係解凍的熱望。但四年來巴基斯坦人飽受拉吉夫恫嚇之苦，對兩國關係的改善懷疑日深。 兩國上一次簽署協定是在孟加拉戰爭甫結束不久；簽約人是班娜姬的爸爸和拉吉夫的媽媽。十二月這一次，兩人一口氣簽了三項協約 (雖然沒什麼實質內容); 雙方同意促進文化交流、避免雙重課稅以及不攻擊彼此的核子設施。 零星紛爭何時了 其中最重要的核子協約，是把兩年前齊亞哈克與拉吉夫達成的一項「瞭解」化為正式的條文。不過，這項協約不可能減緩兩國發展核子武器的速度；因為印度主要是害怕中共的核子彈所以才發展核武，巴基斯坦則不願落於印度之後而亦步亦趨。 這次高峰會議也無助於解決一些較小的紛爭。印度近年來多次指控巴基斯坦支持旁遮普省錫克教恐怖活動，雙方為此關係益形惡化。巴基斯坦支持恐怖分子的程度很可能不如印度所宣稱，但恐怖分子以巴國為藏身之所則是不爭的事實。 班娜姬己表明不支持恐怖分子；但就如她掌握不了巴國的阿富汗政策一樣，她也掌握不了巴國的旁遮普政策。因為她為了爭取軍方支持以登上總理之位，曾承諾將上述政策的決定權留給軍方。 在旁遮普省北方的喀什米爾未定界，印巴雙方仍然零星戰火不斷。當年巴基斯坦與印度分離後的第一仗，便是因喀什米爾而起。由於兩國至今皆自認擁有那塊地區的主權，因此目前的上策，充其量也許是將雙方可憐的士兵隔離，免得他們繼續互相開火；在那種山區，冰雪比敵人還危險。 兩國國內的政治現實，阻礙了雙方進一步的和平。兩國政客總愛把國內問題的責任推到外國頭上，用慣了這種藉口，真會不捨得不用。 在巴基斯坦，即使班娜姬不這麼做，強大而有民族自大傾向的反對勢力也會照用不誤。至於拉吉夫，他本來就是使用此一藉口的個中老手，今年面臨全國大選，恐怕更是想不用也不行了。牛津、劍橋的情誼是敵不過政治利益的。 另一個角度看裕仁 一九 0 一年裕仁以日本神武天皇一二四代嫡傳子孫 (因此據說也是太陽女神與風暴男神之後) 的身分降世時，誰也料不到這位「神人」日後竟會成為英勇的「凡人」(譯註：他於一九四六年下詔，宣告自己是凡人), 對二十世紀下半葉造成奇妙而深遠的影響。現在他死了，該是提醒世人重視其貢獻的時候了。 忍受無法忍受的事 一九二六年裕仁登基的時候，雖然還是「神人」, 但他不能採取行動阻遏軍國主義的氣焰，否則他自身王位難保。 一九四一年發動太平洋戰爭完全是民意所趨。不但許多愛國的日本人熱烈支持戰爭，甚至不少亞洲人民也冀望藉著這場戰爭，讓他們脫離「可惡的歐洲殖民主義」之宰制 (結果確實如此)。 一九四五年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並稱這是全體日本人的公意 (其實不然)。這是裕仁對本世紀的最大貢獻。 假如裕仁堅守「優柔寡斷」的原則，戰爭可能還會延續一段時間。在那個絕大多數研發原子彈的科學家對放射線的後遺症一無所知的時代，日本也許還會多吃上好幾打原子彈。 那麼，原先集結於亞洲北方的蘇聯軍隊，或許會揮軍南下，和中共小老弟並肩作戰；一面打日軍，一面打中國國軍。然後，也許東亞大部分地區會淪為蘇聯的附庸，就如東歐的遭遇一樣。 長崎遭原子彈轟炸的翌日，裕仁天皇透過收音機廣播，宣布由於「戰況的發展對日本不盡有利」, 因而決定「忍受無法忍受的事」; 他這項決定不啻將自己送上斷頭台待宰。 按照日本傳統的做法，所有決策必須獲得決策階層多數人的同意，才可以宣布實施。然而裕仁在一九四五年，卻只根據少數決策階層成員的意見 (雖是精英的卓見), 遽爾宣布投降。他這種做法使他同時承受來自兩方面的殺身威脅；一方是因戰敗而瘋狂的日本人，一方是因戰勝而瘋狂的白人。 為之死，為之戰 盟軍暫管日本的初期，仍有不少人主張對天皇處以絞刑。早先，英國首相邱吉爾在波茨坦會議中建議讓日本人「光榮」投降時，杜魯門立即表示日本的光榮已不足惜。但邱吉爾提出睿智的觀點:「有一種物事 (指天皇), 日本人願意為之死，為之戰。這種物事對他們的意義超乎我們的想像。」 麥克阿瑟當年在東京召見裕仁，原以為他會以哀求的姿態為自己開脫。但這位小矮個兒劈頭第一句話就感動了那位大高個兒，他堅定地說:「我的百姓一切過錯盡歸我承擔。」 邱吉爾曾堅信，西方國家於第一次大戰後不該強迫德國取消帝制，那樣做造成一種真空狀態，使希特勒有機可乘。雖然他未及眼見日本簽署停戰協定，便鞠躬下台，所幸戰後的日本沒有出現類似德國當年的真空狀態。由於裕仁天皇領導日本棄絕戰爭，擁抱重商主義，軍國主義終於無法在日本復甦。 救了西方 重商主義抬頭促使日本脫胎換骨，終而變成超級國際經濟強權。若非裕仁一九四五年做了勇敢的決定，今天的日本可能是一片滿布放射物質的荒漠，而亞洲各國則可能受共產黨轄制，敵視西方。 裕仁天皇救了西方。 美國為什麼單挑利比亞？雷根顯然強過卡特的地方之一，是他報復敵人的本領。卡特想援救人質，結果直升機困於沙漠；雷根卻先後成功地轟炸利比亞、在遊艇上逮捕一名恐怖分子、攔截飛機逮捕另一名暴徒，且因而聲望大增。因此，在泛美客機遭放置炸彈而失事於美國之後，美國百姓一再公開表示，為了正義，他們渴望英國能施以至少同等程度的報復。 元月四日，兩架美國戰鬥機在地中海公海水域上空擊落兩架利比亞戰機，或多或少滿足了美國人的復仇心願。美國國防部宣稱，利機無視於美機的迴避行動，一再「惡意」進逼，美機在生死關頭被迫開火。 十年糾葛 國防部長卡路西稍後表示，美機擊落利機後，即未有進一步戰鬥行動，美方認為事件到此結束。但利比亞領袖格達費上校則揚言報復，且不出所料地提出另一種說法；他的飛機在例行巡弋任務時，遭美國「預謀性」伏擊。 不論何方說法屬實，這件事其實不太出人意料。事件發生之前，利比亞已連續數週籠罩於惶恐不安的氣氛中，因為據傳美國有意轟炸利比亞一座正在興建的化學工廠。利比亞自稱那是一座「無辜的化學工廠」, 美國卻堅稱這座工廠將生產威力強大的化學武器。但這次事件發生後，美方矢口否認與化學工廠有關。 格達費與美國的糾葛已歷時十年；差不多每回衝突，輸家都是格達費，但美國與歐洲的關係也受到傷害。一九八六年四月，美國懷疑利比亞涉嫌歐洲多起爆炸案，於是在佘契爾夫人首肯之下，自英國境內的美軍基地派機對利比亞進行報復性轟炸，許多其他歐洲國家齊聲譴責美國的行為；尤其在獲知美機誤殺利國平民後，譴責更為強烈。 美國這一次在缺乏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即認定利比亞興建化學武器工廠，引發了它與北約盟國間另一次齟齬。西德指責美國判斷草率，美國則抱怨歐洲各國過於軟弱。美國細數格達費罪狀；在歐洲各地製造爆炸事件、供應愛爾蘭共和軍軍火，與巴解恐怖分子密切往來......, 美國並且對於歐洲人竟然會相信利比亞可能在沙漠中建造一個四圍布有地對空飛彈的普通化學工廠，大大嘲諷一番。 在利比亞戰機被擊落後不久，英國外交部宣稱收到一項足以證實利比亞計畫生產化學武器的可靠情報。不過，即使歐洲各國相信英國的情報，他們會同意美國有權摧毀嗎？利比亞並沒有使用化學武器的確切前科，比較值得擔心的應該是：利比亞的化學武器最後可能流人比他們更危險的分子手中。 招惹的都是強敵 所謂更危險的分子，指的不僅是恐怖分子。中東地區近月來中程導航飛彈數量倍增，已經令美國起了戒心。伊拉克製造的飛彈可以直接攻擊伊朗首都德黑蘭；敘利亞向蘇聯購買的飛彈，可以直接攻擊以色列的特拉維夫；即使比較和平的沙烏地阿拉伯，也從中共手中獲得一批可以輕易攻擊潛在敵人的飛彈。 阿拉伯國家說，他們需要這些飛彈，以便抗衡以色列自製的飛彈與核子彈。但這些阿拉伯國家由於沒有自製的核子武器，也許會禁不起誘惑，而在飛彈前端加裝化學彈頭。 以色列目前正運用美國星戰計畫的經費，開發一種可以擊落這些飛彈的火箭。雖然在研發成功之前，以色列對「化學飛彈」毫無招架之力，但是很顯然格達費招惹的都是強敵。這次飛機被擊落的事件，應該足以警告他暫停興建化學工廠；假如他一意孤行，利比亞人最好隨時準備躲空襲。 |
竹下登外交出擊 | 登上日本自民黨第十二代總裁寶座，成為第四十六位首相以來，竹下登從去年十月三十一日起開始邁向第二年的任期。 第一年的成績單 回顧第一年，他在黨、政、外交方面，都展現了有別於前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作風，也獲得相當的成果。例如在稅制改革的問題上，他與當初同爭黨魁、總理大臣的對手宮澤喜一、安倍晉太郎，達成攜手合作的協議。這樣的鐵三角關係，無形中加強了全黨對稅改問題的共識，因而得以在去年年底強行通過與稅制改革相關的六項法案。 對在野黨，中曾根康弘一向在國會擺出挑戰的姿態，但是到了竹下登的時代，轉而運用行政的力量，以首相官邸為主應付在野黨。這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 去年十一月，在野黨抓住股票贈賄疑案 (參見二月號「遠見」第一四六頁) 的把柄，反對稅制改革法案，自民黨即運用策略，分散了在野黨的砲火；先是以設置「疑案特別委員會」、傳喚證人出席為交換條件，促使公明黨和民社黨妥協，後又促使社會、共產兩黨缺席，稅改法案於是得以於十一月十六日經眾議院通過，並送交參議院。 外交一向被認為是竹下登的弱點所在。不過，在就任首相後九次出國、合計五十九天的開會、訪問中，他幾乎跑遍了世界的主要國家，同時與美國和中共重新建立起互信關係。美、日之間的經濟摩擦，普經是竹下登很大的外交考題，但是這位有政壇「阿信」之稱的竹下登先生上任後，連讓兩步，解決了問題。八月下旬，他首度訪問中國大陸，帶去了約八千一百億的日圓借款做見面禮，於是因為光華寮問題導致關係欠佳的「中」日雙方，也重新握手言歡。 首都消失 雖然這位善於折衝、手腕靈巧的首相，在內政、外交方面的成績都不錯，但是就任八個月左右，股票贈賄疑案的發生，讓竹下登政權蒙上一層陰影。 自從去年七月此事曝光以來，執政、在野兩方面的政治人物人人風聲鶴唳，新聞天天報導該案的發展，結果素來以清廉著稱的大藏 (財政) 大臣宮澤喜一鞠躬辭職。最難堪的是去年年底竹下登才發動改造內閣，不出四天，新任的法務大臣長谷川峻就被拆穿謊言，黯然下台。 日本有一部科幻電影叫做「首都消失」, 描述一塊怪雲籠罩東京盤旋不去，將日本首都完全與外界隔絕，而且查不出它的真面目。目前瀰漫在日本政壇的贈賄疑雲，恰如電影中的怪雲一般，令人看不透，也難揮去。竹下登可以說自中曾根政權繼承了一項負遺產，使日本國民對金權掛帥下的政局更加不滿。 根據朝日、讀賣、每日、產經幾家報社做的輿論調查顯示，竹下內閣的支持率從上任之初到去年年底，一直在四 0~ 五 0% 之間游移，但是不支持率卻由二 0% 左右，上升到目前的三 0%, 讀賣新聞的調查結果，甚至高達四三 %。朝日新聞的分析指出，竹下內閣的高支持率，是大眾對竹下重視協調的政治手法表示好感。但是細看支持者所說的理由，卻可以發現他們沒有對竹下政治的性格有清楚的評價，調查中回答「因為是自民黨的內閣」而支持的人約一半以上。 前途未卜 展望一九八九年，竹下登並不樂觀。他在今年元旦的記者會上，宣布一九八九年為「政治改革元年」, 準備修改選舉制度和政治資金規正法以淨化政壇。在外交上，布希當選美國總統，為日、美關係注入新的變數。新總統上任，勢必最重視貿易、財政赤字的問題，因而要求日本開放市場、增加防衛負擔，將更困擾竹下登。 日蘇關係方面，儘管因去年謝瓦那茲外交部長訪日，以及戈巴契夫與竹下表示有意互訪，而顯得活絡，兩國間有關北方四島的爭執仍存。蘇聯表示有意歸還北方四島中的兩島，並以經濟合作來改善關係，日本卻堅持收回四島的基本主張。竹下登表示要積極開展日蘇關係，卻不知道能如何展開？亞太各國的發展更不容輕忽。如果拿雁的編隊飛行來比喻，亞太地區各國的領隊是日本，尾隨其後的是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國和東南亞國協諸國，以及正振翅欲飛的中國大陸。一九八七年，這些國家的總輸出額超過一千八百億美元，相當於日本同年輸出額的八 0%, 過不了幾年，後面的雁群馬上就會與領隊並翼齊飛。 伴隨這種領隊地位可能轉變的情形，日本也許要認真地與亞洲其他各國做更進一步的溝通與協調。因為日本的產業結構調整，再加上日圓升值，企業界紛紛往亞洲其他國家投資，雖然繁榮了這個地區，但是也引起了不滿。例如馬來西亞，去年一月至九月的外資比前年同時期增加三倍半，其中日本的資本約占三二 %。然而馬國人卻認為東南亞的繁榮，只是借場地給躲避日幣升值的日本企業，不是真正的繁榮。 問題在自己 最明顯的就是技術移轉問題。當地的企業人士抱怨:「不但不讓我們接觸尖端技術，還從日本引進下游子公司。」、「不給我們向新技術挑戰的機會，只讓我們做單純的工作。」 其次，日本市場的開放緩慢也是大問題。過去，亞洲各國的主要市場在美國；現在，美國為貿易赤字所苦，開始以法案來反撲時，亞洲的新興工業國所持的理由是「日本不買我們的東西，我們才賣到美國」。因此，問題的癥結所在恐怕仍在日本自己身上，有待竹下登擅長協調的手腕，促進亞洲各國共同的繁榮。 (取材自「朝日新聞」) |
柯拉蓉實驗民主 | 柯拉蓉實驗民主 三年前，柔聲細氣的柯拉蓉。艾奎諾，由家庭主婦搖身一變而為總統之初，許多人寄望她創造奇蹟，也有不少人懷疑她能否久居其位。 精神領導 柯拉蓉並沒有締造奇蹟。三年後的今天，絕大多數菲律賓人仍然一貧如洗，社會也依舊混亂。 柯拉蓉也沒有垮台。她在上任後的第一年內，先後經歷了三小次和兩大次政變。一度，許多當初對她滿懷希望的人民大呼被出賣。然而，自從一九八七年八月洪納山事件迄今，她非但未再遭逢嚴重挑戰，總統寶座反而越坐越穩。 最近一項頗具公信力的民意調查顯示，七三 % 的菲律賓人民支持柯拉蓉；她的多項政績受到民眾高度肯定，甚至連顯然績效不彰的治安都獲得很高評價。 柯拉蓉無疑有其獨到之處，但她到底成就些了什麼？「她三年來最大的成就，是提供菲律賓人一種道德上的領導，使他們得以恢復傳統的信心與傲氣，藉此重建自己的國家。」中華民國政治學者李國雄有如是觀察。 英國「經濟學人」周刊則認為:「柯拉蓉最重要的成就，是在這段轉型期間，以個人魅力將菲律賓舉國上下凝聚為一。」 少數人享受 除了精神領導外，政治上，她修訂憲法、恢復兩院制國會、恢復傳統的三權分立制、釋放政治犯、並解散恐怖特務組織，使菲律賓在經歷馬可仕十四年獨裁統治後，重新成為東南亞最民主的國家。「她在這方面的成就無可挑剔！」英文「遠東經濟評論」周刊如此說。 而在經濟上，柯拉蓉似乎也成績斐然。馬可仕執政的最後一年 (一九八五), 菲律賓的經濟還負成長四 %, 但柯拉蓉上台後情況完全改觀。一九八七年成長五。七 %, 一九八八年估計成長七 % 左右，預測今、明兩年可望以每年六。五 % 的速率持續成長。 這一連串令人喜悅的數字，當然不是憑空而來。「柯拉蓉打破了馬可仕時代的「暱友金權」, 恢復了自由競爭制度，並任命大批財經專家擔負改革重任。」李國雄分析菲國經濟成長的原因。 柯拉蓉的成就有目共睹，但非律賓仍然問題重重。 菲律賓最嚴重的宿疾，是土地高度集中所導致的普遍貧窮與貧富極端不均。這是共產黨坐大的原因，也是菲國諸多社會、經濟乃至政治問題的根源。 菲律賓恢復民主政治之後，大地主的家族成員卻透過選舉控制了國會。他們支持有利於己的議案，使貧富懸殊的現象不得改善。因此，菲律賓近年經濟成長的果實，只歸少數人享受；仍有七 0% 的菲律賓家庭生活水準在官定貧窮線之下，一半的勞動人口失業或收入不足以糊口。 儘管去年年底柯拉蓉就職千日時，曾宣稱要在第二個一千日內，每年創造一百萬個工作機會，並將貧窮家庭的比例減至四五 %, 但瞭解菲律賓現實狀況的外國觀察家多半不表樂觀。 家族大搞特權 柯拉蓉手下擁有一批財經專家，但他們對經濟發展方向的看法嚴重分歧；有人主張縮緊銀根與自由貿易，有人堅持高關稅政策，更有人要求賴掉一部分外債並再多借點錢。而國會中「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亦日益高漲。 「經濟學人」周刊認為:「較諸共產黨騷亂和軍事政變，菲國財經政策搖擺不定，更是阻礙外來投資的因素。」事實上，即使在過去三年「繁榮期」中，菲國所吸收的外資在「東南亞國協」諸國中也是敬陪末座。 柯拉蓉沒有帶來更好的社會秩序，蔑視法律已成一種風氣。強占公、私有土地的人數達於空前紀錄；馬尼拉文化中心的廣場上，已經冒出了一個人口多達十萬的違建小村。 似乎人人都在逃稅，擁有電視機的人數為納稅人數的三倍。最近，由於菲國未能達成預定徵稅目標，再加上國會有意以賴帳或抵帳的方式，將二百九十億美元外債削為一百億，嚇得國際貨幣基金會急忙取消一筆九億美元的貸款。 菲律賓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國會的確令人憂心。一位美國學者最近為文指出:「這批人如此瞎搞下去，可能會一步步毀滅菲國經濟成功的希望。」「經濟學人」周刊甚至警告說，另一位馬可仕或將因而誕生。 出身大家族的柯拉蓉本身最為人詬病的一點，則是縱容其家族成員大搞特權、營私舞弊。去年十二月，她斬釘截鐵地告訴「新聞周刊」記者:「我不像馬可仕，我沒有任何「暱友」, 我從來不曾為自己的親朋好友要求任何特殊優遇。」 柯拉蓉旋風 柯拉蓉也許本身十分清白，但她未能遏止龐大家族成員的惡行，卻是不爭的事實。某些觀察家甚至認為，柯拉蓉上台之後，菲國的貪污腐化之風較馬可仕時代猶有過之。 三年前，柯拉蓉在「人民力量」的推動下奇蹟式崛起，帶動了亞洲民主化熱潮；韓國前總統全斗煥的下野，與此不無關係；台灣的政治反對人士也一度將「菲律賓模式」掛在嘴上，部分女性政治人物且以「台灣柯拉蓉」自許。 在「柯拉蓉旋風」消逝之後，菲律賓國內的政治發展一時也許不再對亞洲政局有太大的影響，但菲國本身的戰略地位依然舉足輕重。 美國設在菲律賓的海空基地，關係著從日本迄澳洲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而且沒有理想的替代地點。馬可仕垮台前後，菲國掀起反美狂潮，不少菲律賓人怒吼著:「把美國人趕出去！」美軍基地的租約即將於一九九一年到期，屈時是否續約，菲方迄未作肯定表示。亞太各國莫不關注其發展。 我國政治學者陳鴻瑜指出，柯拉蓉無論處理美軍基地問題或其他對外事務，基本做法仍和馬可仕時代類似，難有重大突破。因為她和馬可仕承受著同樣的現實包袱；夾在右派軍人與左派共黨兩股強大勢力之間。這兩股勢力不僅牽制柯拉蓉放手改革，甚至對其政權構成生存威脅。 民主政治不可靠？因此，雖然柯拉蓉政權目前尚稱穩固，但在左右勢力的威脅未解之前，誰也不敢對其前途完全樂觀。對當初柯拉蓉崛起而受鼓舞的亞洲鄰國而言，柯拉蓉萬一垮台，「會使他們覺得民主政治並不可靠。」陳鴻瑜預料。他進一步分析，如果是軍人干政，倒還不致對鄰國造成重大影響，要是共產黨當權，鄰國就有被滲透的危險，一水之隔的台灣尤其首當其衝。 |
專訪大陸名導演謝晉-十年內必有文藝復興 | 問：你的導演生涯，有那幾個階段？答：我一九五四年開始獨立拍片到現在，是從助手開始，經歷很簡單。最重要的是文革後的十年，因為管得比較少，像「芙蓉鎮」吵歸吵，還是可以上演。 我一直有個觀念，藝術作品的檢驗，一是時間，二是觀眾和讀者。其他的檢驗都沒用。 我拍我的，你拍你的 問：目前大陸的電影事業有什麼新潮流？答：出了一批學生輩的導演，叫「第五代」導演 (編按，例如「黃土地」的陳凱歌、「紅高梁」的張藝謀」)。但他們的觀眾太少，又有人去拍娛樂片、武打片。 這是大家很憂慮的問題，但我認為不能把娛樂片看得太壞。像我的片子，從來不是什麼打鬥、歌舞，但在全國賣座都是第一。我拍的是文藝片，像台灣的「油麻菜籽」一類，但武打片不一定賣得過文藝片，就像美國西部片賣不過費雯麗一樣。 這幾年的電影界有個很大的爭論，他們 (指第五代導演) 認為我們這一代該淘汰了，但始終淘汰不了。 我主張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侯孝賢是一種，白景瑞是一種。不要比，我們電影的種類是少，不是多。我的片子是雅俗共賞，知識分子愛看，而我也會稍微照顧低層次的觀眾。 那些第五代導演對我說，謝叔，你不要去照顧那種觀眾，應該拍給北大研究生那種水平的人看。我說可以，我非常贊成你去拍，我拍我的，你拍你的，不是很好嗎？什麼叫高水平？導演是用鏡頭寫作的人，每個人經歷都不一樣，所以我對白先勇的「國葬」印象很深，但年輕一代就不會有共鳴，因為那種回憶的題材，他們不感興趣。如果第六代導演出來，連文革都沒經歷過，你能要求他拍文革嗎？中國人太辛苦了 我跟香港的評論家談，你們不要捧一種、打一種，這種文風非常不好。每個人喜歡的都不一樣，要寬容、要允許。紅樓夢、三國演義怎麼比？托爾斯泰能跟莎士比亞比？問：你拍電影是為了什麼？答：我要闡述我的理想、追求，我總是想給人一點希望，最後還是有美好的東西存在。我覺得中國人太辛苦了。我比較樂觀。中國最黑暗的文革期間，我仍想將來能拍戲，因為人類總是往好的一方面去發展的。 問：所以你的個性都反映在電影上了？答：文革之前我沒有拍過悲劇；之後，我拍了大量悲劇，那是因為文革帶給我強烈的刺激，覺得需要拍一些反映老百姓痛苦的作品，像「芙蓉鎮」(描述文革期間人與人互鬥的故事)。 世界五十幾國買了版權，東歐國家跟我們有類似經驗，但西方國家從人性觀點看，就非常不能理解：人怎麼會到這個地步！問：你跟「第五代」導演的經歷是不同的。 答：當然不同，我看過舊中國和現在的中國，他們不知道舊中國是怎麼一回事。我受傳統文學，如紅樓夢、水滸傳等影響很深，年輕人則較受法國影響，模仿西方的東西。 有時他們請我去看他們的作品，我說很好啊，可是好像在那部電影裡看過。一般來講，完全拋開自己國家的文化，而能成為偉大藝術家的，全世界幾乎沒有，光靠東抄西抄是不行的。我跟他們辯論，他們罵我也沒關係。 但我還是樂觀的，八年、十年之後，中國一定要出大作品，因為一個國家出現這麼大的裂變之後，人的心態、經歷都變得複雜，白先勇若不是家庭經過大波折，也寫不出「國葬」。 我到北歐去，他們很驕傲，說兩百多年來沒有發生過戰爭，人民安居樂業。他們說，牛奶漲價就是大新聞了。但他們從來沒有出什麼大作品。 問：柏格曼不是嗎？答：柏格曼不得了，他的經歷是最可怕的，最後他要殺人了。他很特殊，小時很慘，爸爸把他關在櫃子裡一關十幾個小時，媽媽打他，所以他老是想殺人，還想放火燒祖母的房子，他性變態也很厲害，到了四、五十歲以後，性生活才開始正常。他太特殊了，這種經歷，那個兒童有過？技巧可以學，但這種經歷與心態是學不來的。 沙拉奶油 所以五年、十年之後，我們的文學、藝術，要出大作品。現在有關文革的作品好像很多，但有人說，「文革，我還沒開始寫呢。」有時一個大變動之後，恐怕要等二十年以後，整個冷靜下來才能寫。曹雪芹家裡遭遇這麼大的變故，他回頭看看自己的一生，最後有官也不做了，在家吃稀飯都要寫書，整個心血都付出去了。 問：所以電影界在未來，也會有大作品？將出於什麼樣的人手裡？答：對，只要政策平穩。這不是我亂估計，這是時代的規律，規律不是因人的意志而移轉的，是歷史的必然。我不是盲目的樂觀。 我覺得四、五十歲這一代的作家，他們經歷了四九年的變動，又經歷了文革，一定要出大作品。因為人類幾百年經歷不到的，我們經歷了，文革，其是史無前例的。 中國人的大變革，還是得由中國人來寫來說，才對味。我看「末代皇帝」, 拍得雖好，總難免有沙拉奶油的味道。 問：通常藝術家總有一些特殊癖好，你工作時有沒有什麼癖好？答：我很嚴格，演員都怕我，誰要扯爛污，我的精神就非常不好。但拍完戲，大家都可以成為好朋友，我的演員通常也得獎，不得獎的很少。 看「紅樓夢」睡不著 有些導演講究畫面，但我很重視演員。我有一個信念，我的老師告訴我，看完舞台劇，音樂也好，轉場、布景都好，但人呢？角色沒出來，戲就失敗了。成功的戲是演完後，那個角色不斷出現在觀眾的腦海裡，對他有了感情，不論是喜歡他、或討厭他，這就是我追求的。 年輕時看紅樓夢，都睡不著覺，腦子一直想寶玉和黛玉的故事。現在我們看到某些人，不也會說，這是林黛玉型的、那是薛寶釵型的，我也希望自己能創造出一、兩個這樣的人物出來。 我最希望的就是觀眾看了我的電影，回家會迷路。過去我不太相信這個，但我有幾部電影做到了，像「天雲山傳奇」跟「芙蓉鎮」。我到戲院去，燈一亮，就有幾個觀眾還不站起來，坐在那裡。這其是做導演最幸福的時刻。 我覺得煽情不是個貶詞，它應該是「催人淚下」的意思，否則你催催看，這就是藝術家最高的功力所在。 最好的電影，是觀眾看完了，停了一會再鼓掌，表示他還在戲裡，所以我對結尾非常重視。 問：你一共拍過多少片子，最喜歡那一部？答：一共二十九部，很遺憾最好的還沒拍出來，我估計五年內，會有好東西出來。 經過這一場大動盪也有好處，人變得成熟了，現在各種的觀點，都不太可能輕易相信了。 遺憾的藝術 電影是一種遺憾的藝術，它不像話劇，過幾年再演，可以修改，電影不行；另一方面，由於政治因素，一些影片從提綱到劇本、影片被改得體無完膚。這種干擾也留下了很多遺憾。 這也不是那一個領導的事，而是一個時代的事。所以，如果知識分子、人民可以思考了，民族就有希望了，你看，現在要批判劉賓雁，批得起來嗎？批不起來的，因為沒有人寫文章，過去可不同。一個千瘡百孔的地方，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收攤的，這不是找一個天才來當總理就可以的。 現在有人太天真，以為中國可以一下子變成像美國，實行兩黨制，這不可能的，也違反規律。在一個根深柢固的封建社會，這麼多文盲，老想出一個皇帝；這樣的一個文化基礎，他們都不知道民主是怎麼一回事，怎麼民主？我覺得那是虛無主義，不切實際。 如果能從歷史、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事情，判斷會更準確。 問：在台灣、香港，甚至大陸很多人在問，中國文化的長處在那裡，你認為呢？答：這種質疑表示我們的文化、教育都還不夠，對自己沒信心，我們也都看到了這些缺點，而且正在改進。 我最討厭發牢騷、不做事的年輕人；你到日本打工賺錢，這也很好啊，這也沒什麼，國家再搞不好，會有更多人走，但不要任意批評。 我到美國去，看到公費留學生還批評，我在這方面很愛國的，我說，我們有很多人還在吃窩窩頭，過最低的生活水準，供你們出來唸書，你不回來也就算了，何必再這樣批評？十年內必有文藝復與 問：所以你是比較樂觀的？答：其實我也有很多悲觀的因素；但我相信，一個地方的文化，不一定跟經濟水平成正比。十九世紀的俄國，比德、法、英經濟落後太多了，仍是農奴國家，但托爾斯泰、普希金、契柯夫，都在這時候出現。 中國的汽車工業要趕上西方國家，不知道還要多少年，因為別人也在發展。難道藝術創作，也要等經濟、工業上去了，才上得去嗎？別上這個當，我相信，未來十年，中國必將有一次文藝復興！(尹萍、李慧菊共同訪問，李慧菊整理) |
厲以寧談大陸經濟:-不發行股票行嗎? | 問：一九八八年第八期香港「鏡報」上說你打算放棄已經進行四年的有關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轉向別的研究領域。這個報導是事實嗎？答：這是誤解。最近四、五年以來，我一直在研究如何使經濟擺脫目前的困境，迅速起飛。我認為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把國營企業改造為股份企業，經濟才有生氣。至今我不但堅持這個看法，而且研究工作也從未停止。對於國營經濟改為股份經濟的信心，反而越來越強了。 贊成股份經濟 問：為什麼信心越來越強了呢？答：如果過去只有少數經濟學者和企業家為股份經濟而呼籲，那麼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贊成股份經濟了。不僅如此，經濟的實際情況也表明今後非走股份經濟的道路不可，否則，企業的效益怎麼能提高？職工的積極性怎麼能增大？龐大的社會游資怎麼能被吸引到生產性投資的方面來？不發行股票，不把職工變為股東，行嗎？問：那麼，你是不是主張賣掉一些國營企業？這是不是表示「企業的私有化」呢？答：首先要區分大企業和中小企業，還要區分是全部賣掉還是賣掉一部分。我主張把小型的國營企業全部賣掉，中型的國營企業可以賣掉一部分。大型的國營企業不賣掉，但可以增發股票，使它們成為國家、集體、個人共同投資的股份企業。當然，某些行業的大型國營企業仍可以保留「國家所有」的形式，主要指現有的鐵路、郵電系統、大的能源基地、軍事工業企業等而言。 你問我這樣做是不是表示「企業的私有化」? 我想，這個問題不能籠統地回答，先要瞭解究竟把企業賣給誰？賣給集體，不算「私有化」; 賣給個人，可以稱做「私有化」。但第一，這是些小企業，「私有化」有什麼關係？何必害怕小企業的私有呢？第二，如果某些較大的企業，既有國家股、集體股，又有個人股，但個人股是分散的，掌握不了企業的決策權，這也無關大局，不用害怕。 大力發展私營企業 問：你對私人創辦企業的態度如何？答：這個問題正是我想說的。今年七、八月份，我到湖南一些市、縣進行調查，還應邀在那裡做了十幾場報告。我提出，要振興湖南經濟，除了把國營企業改造為股份企業外，還需要大力發展私營經濟，鼓勵私人辦企業。 現在，有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認為私營經濟的存在帶有過渡性，發展私營經濟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我認為這是不對的。應該說，社會主義經濟不是「純而又純」的經濟，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一直是多元的，其中既包括公有經濟成分，也包括私營經濟成分。生產力水平低的時候是這樣，生產力水平高的時候也是這樣。 問：這在大陸確實是一種新的想法。你的這種想法有什麼根據呢？答：我想不必到什麼書本上去找根據，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就是根據。社會上產品數量不足，生產滿足不了需求，大量勞動力又閒在那裡，為什麼不容許私人辦企業來增加產品和容納過剩的勞動力呢？何況，根據我在一些地方的調查，某些私營企業的勞動生產力要比國營企業高，服務態度要比國營企業好，甚至工人的工資也比國營企業的工人高。發展私營經濟的根據就在這裡。私營經濟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長期存在的根據也就在這裡。 講究規模效益 問：如果一個私營企業只雇用少數幾個工人，這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來說，也許是可以容許的。假定雇用了幾十個工人、幾百個工人，那會怎麼樣呢？答：我對私營企業規模的看法是這樣的；既然容許私營企業存在，並且容許私營企業發展，那就不要硬性規定雇用工人的人數和資金額的大小。 任何企業都要講究規模效益。只要符合規模效益，對社會就是有利的，那又何必去限制私營企業的雇工多少或資金多少呢？不要害怕私營經濟的存在，也不要害怕私營企業的規模擴大。這些問題留給私營企業自己去考慮。私營企業自己是會根據實際營利情況而調整雇工人數和產量的。政府只需要從稅收和利率等方面來進行調節，私營企業的規模大小不是一個主要問題。當然，私營企業的生產和經營都必須遵守法律，照章納稅。任何企業 (包括公有企業和私營企業) 都不准進行非法活動，不得逃稅漏稅。 問：就中國大陸來說，私營經濟可以占多大比重？答：我想，要分行業來討論私營經濟的比重。有些行業不容許私營經濟存在，比如說軍事工業、航空工業、原子能的利用、大型動力企業、鐵路、民航等等。有些行業的私營經濟所占的比重可以大一些，如商業、服務業、輕工業、水產養殖業等等。 總的說來，私營經濟的產值可以接近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不妨把這個界限作為發展私營經濟的「參考值」。 心有餘悸？問：你公開表示過這些看法嗎？答：其實，與我的看法一致的人不在少數。我在湖南長沙、岳陽、桃源、沅陵、吉首 (以前叫所里) 等地演講時，都表達了這一看法。 演講廳裡的鼓掌聲，表明聽眾是贊成發展私營經濟的。聽眾中有不少是當地政府的官員，還有一些聽眾是企業界人士，他們對於發展私營經濟持有這種態度，說明私營經濟的發展是有希望的。 再說，我所提出的「參考值」是「接近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 意味著公有經濟仍然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 如果說今天我仍然有所擔心的話，那麼我擔心的不是公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會不會喪失的問題，而是私營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阻力還很大，擔心對私營經濟的管理措施跟不上，擔心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甚至無法可依，我還擔心從事私營經濟活動的工商業者心裡不踏實，不敢再投資，而寧肯把賺到的利潤揮霍掉。 問：這是不是反映出他們「心有餘悸」? 答：何止是「心有餘悸」! 更大程度上是「心有預悸」。他們害怕政策有變化，害怕將來會被清算，財產會被收歸國有，他們還害怕各個地方制定「土政策」, 實際上有些「土政策」是變相的攤派、勒索。 於是一些私營工商業者產生了「見好就收」的打算，也就是：先賺上一筆錢，然後靠利息過一輩子。他們沒有長期發展的想法，這叫做「行為短期化」。這種顧慮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我認為，總的情況是朝著有利於發展私營經濟的方向變化。政策已經日益明朗，政府是鼓勵私營經濟發展的。各種法律、法規也陸續公布了，私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受到了保障。我相信，私營企業是有前途的。 貫徹自願原則 問：現在有些文章正在討論如何引導私營經濟走股份經濟的道路。你怎麼看這個問題？答：對私營經濟進行引導，比如說，引導走上股份經濟的道路，這種設想是可行的。但無論如何要注意一點，就是必須貫徹自願原則。股份企業應當是私營工商業者自願結合的組織，不應當是強行捏合的東西。 假定私營工商業者自願採取股份公司形式，那麼這必定是由於他們感覺到股份公司要優於合夥形式或獨資形式。但這樣的股份公司可能是純粹私人股份的公司，政府不必參股或把它們改為既有公股、又有私股的公司，因為政府目前採取參股的方式會引起私人投資者的疑慮，增大他們對私營經濟前景的擔心。所以我的看法是：引導私營經濟走上股份經濟的道路，是指引導私人工商業者自願聯合，創辦私人股份公司。 至於某些私營工商業者願意購買公有企業的股份，或者願意參股到公有企業中來，只要這些公有企業具有增發股票的願望或吸收私人參股的打算，也是可以容許的。 問：如果收入差距過大，在大陸的情況下，是否得制定一些調節措施？答：這倒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並且從現在起就要注意，不要等到幾十年以後再注意它。應該趁早開徵累進的繼承稅，個人所得稅率也應該改為累進制。假定有了累進的個人所得稅和繼承稅，社會收入差距就會縮小。 私營與公有並存 問：你認為，六、七十年以後的情況會如何發展？答：這是下一代或再下一代人所要研究的問題了。反正到二十一世紀中期為止，私營經濟的發展是毫無疑義的。二十一世紀下半期怎樣對待私營經濟，我相信那時的人們會拿出適合當時情況的好辦法。 但總的原則，還是可以預料的，就是：社會主義經濟依然是多元的經濟體系，私營經濟仍將與公有經濟並存，公有經濟對私營經濟的參股以及私營經濟本身廣泛吸收職工入股的情況可能越來越普遍。我不認為那時會發生「沒收私營企業」和把社會主義經濟變為「純而又純」的國營經濟的事件。 既然私營經濟的發展是促進社會生產的，為什麼要沒收它呢？既然這些年內的私營經濟都是在合法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到了那時，有什麼理由沒收它呢？(厲以寧為北京大學經濟管理系主任) |
把台灣濃縮在舞台上-藝術學院戲劇系 | 藝術館舞台上，說書人，頭纏抗議的白布條，身掛「講古無罪」的牌子，打斷一對正在爭吵「政治都解嚴了，婚姻也該解解嚴」的夫妻。 他用茫然的眼神俯瞰全場。猛一抬手撕開衣襟，露出胸肌上「廖添丁」三個墨跡，「想不到我添丁會落魄到如此地步，我一生為漢民族奮鬥，我死不足惜，但是台灣人，阮台灣人要如何是好呢？」 話聲方落，台下報以滿堂掌聲。 △ △ △ 「他們把社會濃縮在舞台上。」一位久未踏入劇場的觀眾對這齣「開放配偶 (非常開放)」驚訝中帶著興味盎然，居然把解嚴後台灣的混亂景象；內閣動盪、五二 0 事件、二二八翻案、街頭示威、環保運動......, 以夫妻性關係的暗喻，在劇場中盡情揮灑。 翻開節目單，發現編導陳明才，演出者蕭艾、陳慕義，舞台及燈光設計王世信一連串幕前幕後人員，幾乎都有一個新鮮而共同的戳記 --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畢業。 具有這戳記的人如今散布在各個劇場，加上學院本身每年大約推出八齣戲碼，逐年來曝光度有增無減。 劇壇生力軍 和以往大多數的戲劇工作者相比，這群劇壇生力軍活躍 (從劇場的行政總監、服裝設計、演員等，幾乎每一個崗位都有他們的蹤影)、水準整齊 (有觀眾發現，看他們的戲，不會有前一齣表現驚人，而後一齣又跌落谷底的感覺), 懷著這一代年輕人勇於表達對社會的主張，迎向社會的開放潮流和小劇場的生機勃發，他們正積極的為當代表演文化注入一股活力。 他們的特質來自藝術學院的孕育。 現在五年級的王學城記憶很深，新生訓練第一天，汪其楣老師匆匆跑進來說:「下個星期的這個時候，你們要交七篇報告。」包括兩篇國劇、一篇畫展、一篇地方戲、一篇攝影展，另外兩個可以是電影，還有野台戲。結果那一個星期全班每一個人到處跑，找那裡有展覽，那裡有演戲。 全中華民國最忙的學生 這些人門工夫帶給他們體會、關心和觀察的能力。以前以為又臭又長的中國傳統戲劇，「居然這麼優雅、這麼美麗，而那種美是含蓄的，不是外放的。」幾個戲劇系學生不約而同的談到心中感受。剛開始他們看不懂，很痛苦，後來摸到了竅門，「幾乎對這些戲拜倒。」年輕的語氣中透著登人戲劇殿堂的興奮。 每個人一學年堆積如小山的報告，是老師帶領他們「除了自己要會之外，還要看別人在做什麼」, 永遠關心周遭所有的事情。 相對於其他學校的戲劇科系，「藝術學院著重在培養劇場人才。」系主任賴聲川指出，在他們之前，沒有針對劇場唸五年的大學專業課程。五年裡有中國傳統戲劇的薰陶，也有西方劇場的訓練：在導演、表演、編劇、設計、理論各個領域，「非要精通一些東西，否則不能畢業。」 於是這群被賴聲川形容為「全中華民國最忙的學生」, 每天至少有十二小時和戲劇生活在一起，除了上課，就是看戲、想戲、編戲、排戲、討論戲。經常到午夜，校警都很難趕走戲劇系工廠、服裝間、排演室裡那一堆堆精神亢奮的學子。 五年級的王宗正等幾個人，剛剛考完期末考就拉著老師汪其楣討論下學期的畢業製作。大概還要半年才推出的戲，三本劇本早已掛在系辦公室裡，四男三女滔滔不絕的討論著招募工作人員的事。知道老師將帶團下鄉，他們自告奮勇隨團幫忙，順便把無暇處理的畢業旅行一併辦理。一旁忙著整理資料的王學城，聖誕節已圓滿推出他導演的作品「說不出的聲音」, 卻仍覺能力不足，毛遂自薦的來擔任下齣戲的助理。 氣勢到了 「求知欲強、認真負責」, 是老師給予他們的評語。再加上受過完整的劇場專業訓練，幾乎涉獵劇團的任何崗位，在現今劇團膨脹、人才貧血的劇場環境裡，藝術學院戲劇系學生顯得分外突出。 參加過上百場舞台演出的第一期畢業生陳慕義就記憶猶新，沒等到五年唸完，劇場、電影、電視就紛紛探手過來，不少同學穿梭於各項演出的幕前幕後。 藝術學院戲劇系培育了他們，社會環境的開展則造就了他們的前景。 「我覺得氣勢到了。」自組蒲公英工作室的史美棣侃侃而談。尚就讀戲劇系五年級，扮演過民國五十年代婦女、八十幾歲老祖母的她，原打算等到畢業再組劇團，卻在去年暑假發現「有志者不甘再沈默」, 提前成立蒲公英劇團，半年來已推出兩齣票房不錯的作品。 「記得三、四年前在筆記劇團演戲時，我們自掏腰包打點一切，而觀眾只有小貓兩、三隻。」二十四歲的史美棣談到劇場表演如今可以依靠票房生存，最不濟也有六、七成觀眾時，感到信心十足。 社會急速的變動，提供他們源源不竭的素材。也吸引了日漸增加的觀眾。而支持他們熱愛戲劇，激勵他們躍登舞台的根源，則來自台上的魅力和台下的使命感。 「國內這幾年有「表現意識」就是大家都想表現，尤其是年輕人，都有話要說。」賴聲川分析這一代年輕人希望透過劇場表達自己的觀察或意見。而在舞台上直接面對觀眾，聽聞立即的掌聲，更令他們感到刺激和具挑戰性。 承載使命感 「這是一種交流，」第二期畢業，現在屏風表演班擔任行政總監的王月，指指額頭，又指指眼睛說:「台上的賣力流汗，台下看得到。」 劇場也承載了他們的使命感；去認識人性、去關心社會。談到從戲劇系得到的最大收穫，史美棣不假思索的說；「是人。對自己、和對別人的認識。」她常思索在這緊張恐怖的社會中，人如何能活得更好？「我想是靠劇場，用劇場來交換大家的感受，來取代 MTV 這些五光十色的場所。」 也因為這種使命感，王月正在編導一齣描述都市感情生活的「變種玫瑰」, 希望提醒:「人們不要再浪費自己的時間和生命了！」 年輕的組合 這群劇壇新秀大多不到二十五歲，他們的老師平均年齡大約三十三歲。這樣一個年輕的組合，在台灣現代劇場的發展脈絡中，承繼了雲門肇始的大環境、蘭陵栽下的小花園，將會為表演文化帶來什麼波瀾？戲劇界人士有提醒，劇場觀眾有期許，他們自己也有展望。 國家劇院研究員侯啟平有點擔憂，藝術學院師資中不乏出國後才進修戲劇的留學派，感染到美國前衛劇場的實驗風潮，引進國內，「可能使劇場表演傾向個人化的自我滿足，而缺乏與社會群眾的溝通」。例如前年的畢業公演「馬哈台北」, 就讓不少人感到不知所云。侯啟平認為藝術學院師生的活動頻繁，應避免造成「較少停下腳步思考，做更扎實鑽研」的缺憾。 一位二十多歲的觀眾則以文化傳承的心情來看待:「就像當年看雲門，覺得知識青年要關心文化的發展，就必須去看一看，否則就落伍了。」 藝術學院戲劇系本身則希望改善現存劇場無法專職固定的隱憂，以及擴展戲劇的領域。 蔚為一股潮流 大部分的劇團總是有戲演出才聚集在一起，待戲落幕則又流竄各處。「我以前從沒想到能夠以劇場做為行業。」畢業不到一年的王月，是目前少見的劇團全職人員，她正以擴大吸收觀眾、「以戲養戲」的方式來維持劇團自給自足，打破台灣現代劇團「打帶跑」的局面。 第一期的陳慕義，在演完「開放配偶 (非常開放)」中令人擊掌叫好的說書人之後，目前正要創出國內第三家藝術經紀公司。 戲劇系的老師汪其楣積極準備帶團下鄉，把劇場文化帶往南台灣。鍾明德則籌畫社區劇場，期待藝術更普及到每個人生活中；他甚至預言，「今年的選舉熱季也可能出現以劇場表演做為訴求方式」, 發揮相輔相成的潮流效果。 在方興未艾的劇場藝術中，藝術學院戲劇系以年輕、鮮活的角色躍登舞台。就像今天的祖、父母輩是看著早期的話劇長大，今天的青壯年一代陪著雲門走過歷史一樣，是否又將有一群群的少年、青年將伴隨著藝術學院成長，共享表演藝術 的新面貌？ |
熊玠再談大陸政策-看誰更像鄧小平 | 問：請分析過去一年來台灣和大陸之間的互動情況？答：現在台灣有些人可能還沒有感受到，大陸說「你不放棄台獨，我就要用武力」; 台灣又有某些人說「你不放棄武力，我就要搞台獨以自救」, 事實上已經造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台灣未來無論在尋求外交突破或重返國際社會的時候，都應該小心不要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不要讓中共找到「和平統一已經絕望，只好採用武力」的藉口。最近我們一連串的聲明，表示政府已經體會到這一點了，我想這個方向是好的。 戰略等於零 問：大陸政策應開放到什麼程度？分寸上應如何掌握？答：最近的確有人擔心大陸政策走得太快，恐怕會失控。但講得很不客氣，今天我們的大陸政策只在戰術上有政策，在戰略上沒有政策。戰略都是消極的「三不」,「三不」不是政策，而是「非政策」, 戰略上等於零。所謂走得太快，只是在戰術上，戰略上不但沒有快，連慢都談不到，因為根本是個零。 我反而擔心常常講「走得太快，要慢下來」這種話可能會誤導，因為沒有抓住問題重點，光在戰術上放慢，並不能改變戰略上是零的事實。 一位黨國元老曾說過，今天我們和大陸 (國民黨和共產黨) 的鬥爭，我們已經喪失了主導權。都是共產黨怎麼動，我們跟著怎麼動；民間怎麼動，政府跟著怎麼動。目前可以說是沒有大陸政策的遠見，純粹今天頭痛醫頭、明天腳痛醫腳。 未來我們要想爭取主導權，換句話說，就是反統戰，必須在戰略上有一套完整的設計運用，在問題還沒有發生以前就準備好對策了，這樣才是真正對台灣有利。 今天我們只在口頭上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不夠的，國民黨不僅要以台灣的執政黨自居，更要以全中國的執政黨自居；而且不但嘴裡這麼說，心裡還要真正這樣相信。基於大陸同胞是我們的同胞，基於對中國人民的責任心，再來設計大陸政策就會完全不同了。 很可惜我沒有聽過國民黨今天那一個人有這樣的信心和氣魄。如果不從這個角度出發，大陸政策永遠只能停留在戰術層次上，戰略上根本沒有政策。 堅持改革路線 問：鄧小平過去之後，大陸上會有什麼變化？對中共人事上有什麼影響？答：鄧小平過去的話，可能會有一段時間沒人掌舵，經過集體領導的過程，會有一個強人出來。但如果拿台灣的情形做一個比較，時間大概也不會太久。當初蔣故總統經國去世以後，李總統很快就接任，既有名也有實，過渡期並不長。 再說，今天大陸的當權派，包括學術界的人在內，幾乎都是在文革期間吃過苦、下過牛棚，甚至有更壞遭遇的人。他們知道不能再把「毛」的那一套搬回來，一定要走改革的路線，否則不但中國沒有希望，他們自己也完了。我的預測是，如果鄧死後有權力鬥爭的話，也是爭「看誰更像鄧小平」。 問：美國在大陸和台灣之間扮演什麼角色？布希上台之後，對華政策會有什麼改變？美國的「中國」政策 答：美國官方政策一向是支持「一個中國」的，但必須在兩個條件下進行，一、統一要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二、用和平的方式統一。但事實上他們是希望對兩邊「分而制之」; 以台灣來抵制大陸、以大陸來抵制台灣，並不希望中國統一。 過去因為雷根個人和台灣的關係，並沒有完全走共和黨主流路線，我預測布希上台後會走回去。什麼是共和黨主流路線呢？就是「威脅 -- 倚賴」(threat-dependence) 理論，培養中共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力量，使日本感受到威脅而更倚賴美國，進一步要日本在貿易赤字上讓步。如果布希真的採取這種政策，對台灣是不利的。 (符芝瑛整理) |
熊玠看熊玠風波 | 我的談話之所以會造成「熊玠風波」, 主要是有三個原因：一，報禁開放後，變成百無禁忌，什麼都可以談。記者為了競爭就「各取所需」。 二、解嚴之後，不但在社會上有「統」、「獨」之爭，在很多報殺內部也有，影響了報導的客觀。贊成統一的把我的話拚命渲染；反對統一的對我大力貶損，甚至到海外請打手來打。 三、我們的記者以觀察台灣事務的心態套在觀察大陸事務上。台灣心態是什麼呢？如果總統召見某學者，講的一定是中華民國既定的政策。 台灣翻者不瞭解有關「只要台灣來談，什麼都可以，包括談國旗、國號、國歌、憲法，甚至將來四個堅持在憲法裡可以不放進去。」等談話，是我和大陸一級領導私下的談話，並不是公開的宣布。 因此有人懷疑在這麼多學人中，為什麼中共只對熊玠說這種話？拚命要證明是不是熊玠造謠；也有人想證明中共利用我傳話，表面說的是一套，骨子裡是另一套。從這種動機出發，把事情愈鬧愈大。 這半年來我在海外看到了一些新發展，包括胡秋原風波，和熊玠風波是否有直接關係我不敢說，但我大膽假設：沒有熊玠風波就沒有胡秋原風波。 (符芝瑛整理) |
獨家專訪蔣孝勇:祖父、父親、我 | 一、我和我的家庭問：能否談談你的心路歷程？答：我不否認自己生長在一個政治的家庭裡面，如果說沒有接觸政治，這是騙人的。但是和大家講一個我本身很簡單的感受，我也是一個滿好強的人，在我眼前擺著兩個活生生的例子：一個是先祖，一個是先父。當然很多人對他們有見仁見智的看法，但我以一個做子女服侍的立場來看，他們真的可以說是為民為國付出一切。但是在基本的人生哲學方面我可能有點不一樣，我很好強，但有個原則：我已經有了基本的，再為別人去做，我會願意，但如果為了別人與自己的付出不成比例，那我可做不到。連睡覺都想國事大家看先祖、家父，認為他們的地位很崇高，能夠被人家尊敬等等；以子女隨侍的體會，不是說肉麻話，事實上他們甚至於晚上連睡覺都在想國家大事。如果一個人希望做到最好的話，那至少要有這個打算和準備，我大概沒有這個打算和準備。問：你個人成長過程如何？答：要我背流水帳的話，沒什麼意思。講一些片段吧！我自己考到了師大附中，交了學費，後來有個教官把我叫去，「國家、民族、主義、領袖、家庭......」講了大半天，我覺得「這個學校還可以念啊？」回家的時候，我向父親稟報說:「這個學校我不念了。」父親說！「你不念要做什麼？」我說:「到軍校去」。那個時候我最想進空軍幼校，因為空軍幼校踢正步踢得最好，我前去參觀參觀，一參觀不行，「這枕頭這麼小，怎麼睡覺？」(笑) 就因為這單純的一個印象，結果就跑到陸軍幼校去念了，那個時候叫預備班，就是現在的中正預備幹部學校。在正期生一年級的時候，我的腳跟在單兵攻擊訓練中扭到了，開了兩次刀，大約撐到三年級，就轉學到台大。後來出來做事情，也有人問我轉到台大是否是不合法的。我說你講不合法我不承認，因為是按照教育部有關規定來辦。但是我也相信是有人為的因素，因為很可能其他的學生申請而台大不一定接受。問：可否形容你和經國先生的關係？答：對於先父，我小時候真的是很敬畏；因為他事情忙，我和祖父、祖母在一起的時候滿久的。我跟父親建立感情，大約是十四、五歲以後才開始，到後來真的像好朋友一樣。我對父親有相當的尊敬，但是並沒有任何的距離。只把他當父親先父後來又是總統，又是主席，但我對先父的態度是，我從來沒有把他看成總統，也沒有把他看成主席，我只把他當父親。問：你成長過程中印象最深的事是什麼？答：大約我十五、六歲時，有次先父訓勉我的兩句話，這兩句話一直影響我到現在。一句是聖經上講的:「你把金的鎖環掛在豬的鼻子上，有什麼意義？」另外一句他說中國人講:「蒼勁的松柏永遠沒有辦法在花圃裡培植。」這兩句話我一直都記得。問：經國先生晚年，你和他相處的時間滿長，從他去世一年來，我們看到很多紀念文章，可是從沒有子女第一手的看法，你能否談一下最後一年你和他相處的情形？你的感想？答：目前這問題總是會牽扯到一些其他的，所以我總是避而不談。不過在先父的哀思錄裡，有我兩個兒子寫的東西，大概就在封面裡，滿感人的，你們可以去看一看。我相信你們看了以後，必定可以瞭解家庭的倫理、教養與親情。社會脫離常軌問：可否談談經國先生逝世一年來，你對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各種變化的感想？答：我沒有辦法跳出去看，這件事情我自己身在其中。以做子女而言，當然沒有人願意祖上被人家做一些不當的羞辱。我覺得今天我們整個社會上，對於敬老尊賢這個立場，似乎是脫離常軌太遠了一點。當然今天也可以瞭解到有些人是為反對而反對。在整個問題的反對過程中間，很多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點我不能夠接受 -- 就是對人的不尊重。你可以用制度、用批評、用方法，但是對於採取羞辱對方的方式，我覺得在今天是個異數，我真的是很不能夠接受。問：能否談談你的母親蔣方良女士，以一個外籍人士到中國來這麼多年的歲月和感受？答：家母的確是犧牲很大。我相信這麼久以來，你們不會聽到家母在政治上或事務上有任何的影響。在中國的環境裡，要做到這一點，我相信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以家母來講，她背井離鄉到中國來，雖然她現在中文和其他各方面都很順暢，但到底不是自己的家鄉。我只可以這麼講，就是她對父親的恩愛，以及她因為對父親的愛所做的犧牲，是值得女士們借鏡的。問：她對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期望？答：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我在家裡是任何事情都要講理，所以她也很習慣於我跟她任何討論的方式。子虛之談問：經國先生過世後，報上說令堂想要到國外旅遊，但是經費不太充裕，你能否談談你準備如何讓令堂安度晚年？答：我沒有聽家母說過要到國外去；好像報上說她要到國外去，她就得到國外去。基本而言，在有兩利可選擇的情況下，做子女的就要選其重；沒有兩利條件，只有兩害的選擇之下，你只好選其輕。回答得很空洞，不過這個純屬私人問題。今天她喜歡過平和安寧的生活，我也願意如此，不希望引起人家注目，引起注意並不是好事。所以希望各方面有寧靜的安排，以家族而言，我們確實不太願意為這種問題被人家干擾。總要打個休止符問：蔣緯國先生把他兒子送到國外念書，希望他能在脫離大的中國政治環境之下成長，你有沒有考慮如此？答：說老實話，我總覺得我們家庭和中國近代史，過往似乎是連在一起的，但總是要打個休止符的。這是我的立場。很明顯可以看到，對我而言，父親辭世以前，沒有辦法打一個完全的休止符，不是別的原因，是因為人家總戴著有色眼鏡看我。但是我不願意我的小孩子跟我有同樣的遭遇。問：以你這樣的身分，你如何避免親友或屬下利用你的關係圖私利？你的處世之道如何？答：如果你有辦法的話，最好告訴我。(笑) 想這問題沒有辦法避免。舉一個例子，大概在三、四年以前，建設廳有一個人打電話到我辦公室說:「很抱歉，蔣先生，那個公司登記馬上就要下來了，特別打電話來道個歉。」咦？我說什麼公司登記要下來，趕快去瞭解，真的是一個親戚他私自刻了一個我的圖章，把我登記成常務董事。登記之後，他去催，說我在發脾氣，怎麼搞的還不下來，結果人家就打電話來跟我道歉。我趕快請他們停住，沒有讓這事情再發生。我要去阻止，怎麼阻止？人這麼多。我有個習慣，不管是職務範圍以內，或是其他被賦予的責任來講，任何事情我絕對不假手他人。我有任何事情要拜託你，也不會不好意思說的。不過這到底有限，所以要人家不要去假冒，的確是很難。話講回頭，我相信往後因為利用價值小了，問題可能小一點。(笑) 二、身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問：經國先生在世時，曾說過蔣家人不會再從政，當他講這句話時，不曉得你的感覺和反應如何？答：他這句話講不講對我是一樣的，因為我根本沒做這個打算。如果我沒記錯，當時似乎是有人在講:「你蔣家是不是要繼續當總統？」指的是這一類的，並不是從事公務，事實上，家中現在服務公職的人，像家兄就是現成的例子。不做公務員和黨工問：因為政治民主化的結果，很多企業界覺得要使自己的企業發展得更壯大，爭取政治資產也很重要。你有沒有計畫競選民意代表，爭取政治資產？答：到目前為止，真的還沒有改變任何的心意。先父在世的時候，我就立定了宗旨；第一，不幹公務員，第二，不做專職黨務工作。到今天還沒有做任何的修正。那個時候，我覺得只有自己不把自己的利害捲入到任何其他利害裡面，才能夠超然。問：經國先生在世時曾經大量拔擢了本省籍的青年才俊，參加政治重要工作，稱為「本土化政策」。後來很多外省人第二代覺得越來越沒有出頭的日子，你對道事情有什麼看法？答：基本上來講，我覺得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就拿我自己浙江省為例吧！如果浙江省底下的公務員都換了廣東人來，那怎麼辦事？辦不通的呀，還好我們有四十年國語的基礎，溝通了以後，差距慢慢小了。而且三、四十年以前，國內的人才還沒有這麼多，以後因為升學機會平等等因素，使得人才都冒出來了。不過，省籍的考慮，我相信有必然性。對於外省人第二代而言，我也是外省人第二代，我覺得不一定非要在某一個階層以上的政府官員，自己才能夠有其定位，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應有的地位。我覺得好像我們自己分化得太厲害。傳承重於實質問：去年的國民黨十三全大會中，蔣家的幾位先生在中央委員排名都滿前面的。社會上一般看法是一方面對蔣家過去的貢獻給予肯定，另一方面是對目前幾位蔣氏家族的人士期望也很高。在這樣的反應下，你們對自己的期許是什麼？答：先祖的庇蔭是個事實。但是我對於所謂中央委員的爭取，當時是抱這樣的心情，現在還是如此，就是：傳承的意義重於實質的意義。我之所以爭取，主要原因是先父才過世，就像線斷了一般，也不一定是一件對的事情。但是我並不認為我以後在黨裡面所謂中央委員這個途徑上會有什麼發展。我只是盡我自己本分，做我自己該做的事情。李總統堅定，俞院長守分問：請你以和俞院長、李總統較熟悉的立場來說，俞院長是否是一個稱職的院長？李總統是否是一個非常好的接班人？答：談俞院長，我們要追溯一下，他受到兩個最大的致命傷：一個是接孫前院長的棒並不好接，因為孫前院長形象很好，樣子也好，國語也好 (笑); 另外一個是剛上任正好碰到一個水災，再來是兩個礦災，使得民間難以抹滅這種印象。以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說，「俞國華在進步，但是我們為什麼要找一個不稱職的人來讓他學習？」我想這講法是有失厚道的。我相信有很多地方，每個人角度不一樣，看法總是不一樣；但是以我本身對他的瞭解，他是一個非常守本分的公務員。像李總統來講，今天這個環境也不是那麼單純，有很多變數存在，但是我對李總統有個信念，我今天不需要講他任何好話，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凡是有關國家大政方針的地方，他從來沒有不把話講滿的，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國家的福氣。你可以用同樣的行動方式，不要把話講得那麼不能夠轉彎，以後好做一點。這是我的體會。對「強人」二字反感問：你的意思是指他講得很徹底，而且跟經國先生生前講的話、政策是完全一致的？答：我所接觸到的就是如此。問：李總統現在也是黨主席，如果日後黨內也有人公開競選，有人的意見是樂意使任何人都能當主席，願意見到競爭，因此可使主席更民主、更能尊重黨的意思；相反的也有人說為了黨的團結，絕對不應該來向現任的主席挑戰，結果這又會慢慢形成一個強人政治。你今天站在中央委員的立場，是希望看到民主的氣氛在黨內生長出來，還是要按照過去的例子說不要了？答：首先我對「強人」這兩個字很反感，當然很多人都講先父是「強人政治」, 但強人政治到後來變成好像是不民主。我想，很客觀的來講，每個人做事有他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著眼點，但是強固的領導中心是大家向心之所在，這和強人之間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往後還是會往更民主的程度來走。不諱言可能會有很多人仍然認為最好不要有兩個意見；我覺得李總統很具有跟人家競爭的條件，過往如此，以後我想也是如此。以前不是不去競爭，而是沒有人競爭，也沒有人願意競爭，往後民主這條路不會走個兩步退三步的。民主不會走退路問：也有人認為正是大家覺得李主席有這樣優異的條件，所以在黨裡面選主席的時候，他也可以接受趙少康的建議，例如無記名的投票，他一定可以當選，不一定要按照過去的慣例用起立鼓掌的？答：以後的選舉是否用無記名來，我不講。以去年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來講，如果用一種選舉的方式來表達，和我們黨的傳統就有相當大的出入。我相信趙少康、李勝峰坐在那邊，也並不是表示不支持；但是因為對自己理念的關係，所以不得不坐，他也坐得滿辛苦的。(笑) 以那次來講，我倒是認為既然大家有一致的目標與共識，似乎順其勢又有什麼不好。如果投票的話，假如有個十票、二十票不同意，那大家又會在這十票、二十票中做文章，反而又會延伸困擾出來。問：執政黨的黨內民主發展，可能會遇到什麼障礙？答：基本上要看民主的定義是什麼，今天很多地方，大家同意這樣子，這就是民主；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這可能不是民主，很難講。我想往後障礙會慢慢越來越少，所謂障礙無非是人對於不同觀念的意見，現在慢慢年紀輕的多了，年長的一輩對於一些看法也不像以前那麼執著，比較寬鬆了，所以我不認為有什麼太大的困難存在。但是我覺得我們整個民主的發展，是要發展我們自己所要的民主，而不是人家要我們怎麼樣才是民主。問：那麼所有的黨員是否有共識，知道需要什麼樣的民主？有沒有發展出來？答：我想還沒有。要盡如人意不容易。我們黨員現在大概有兩百萬，要讓大家有個共識，不是容易的事情，我想也只能夠大體而言。問：選舉要到了，輔選也漸次展開，民間對於過去輔選的表現有不同評價，有人說很好，有人覺得有點不擇手段，你認為輔選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答：輔選真的是很複雜，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縣、不同的鄉鎮，很可能是因地制宜。但今天有個現象，大家可以瞭解到，凡是本黨提名而落選的，認了；凡是競選者落選的，他一定講你舞弊。這是大體的情況。舉實務來講，地方派系的考慮不是沒有的，但由於名額的限制，而同一派中卻有兩個人爭取，提了這個，另外一個就扯後腿，為了以大局為重，但有時候苦口婆心卻不一定能夠疏導得了。所以沒有一定的模式可用。輔選時得根植於基層才行，瞭解他們的需要，而不足只看看報表，看報表的東西都是虛假的。做輔選和我不當專職黨務工作的心願不違背，我長時間是產業黨部的委員，大約有十幾年了，這是服務性質的工作，就和中央委員一樣。不信任共產主義問：大陸的知識分子對台灣期望很高，有人提議第三次國共和談，有人問國民黨為什麼不到大陸去吸收黨員，你覺得這可能嗎？答：今天不要說大陸，就在我們國內來講，一般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對於整個國共鬥爭的歷史瞭解的人非常少。你這問題必須要從整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去探討。有人問我:「今天中共在大陸上也搞得不錯，開始變好啦，你為什麼還是好像極右派的立場？」我說不是的，今天我對中共的看法不是單單我對中共的看法，是我們自由世界對極權世界的看法，是我們民主世界對共產世界的看法。我想請問，今天美國很歡迎俄國很多開放的步調，但是美國對俄國信不信任呢？它也是不信任。所以共產主義的本質並沒有改變，他只好說「階段性的需要」, 他只有「今天的敵人或明天的敵人」這些。問：針對大陸的問題，目前社會至少有兩派不同的看法：一種是主張我們都不要和他們接觸，敬鬼神而遠之，離得越遠越好；另外一種是覺得我們應該至少在經濟上傳播我們的經驗，使得他們經濟搞好，人有錢了之後，自然就會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到那時兩邊或許就可有進一步的接觸。你的看法呢？答：我個人來講，當然不會去接觸。但是像很多國際會議，甚至於到大陸探親，開放讓他們傑出人士來，我想很多是避免不了的。但我總覺得民間的歸民間，政府的歸政府，政權如果去接觸、去談判的話，那是把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拿去賭，這個我反對。而一般事實需要必然不可避免，我認為不要說管不了，做不到的事，讓民間的歸民間，政府的歸政府就行了。民間歸民間，政府歸政府問：如果民間的歸民間，政府的歸政府，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要如何達成？答：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對一般人來講是很空洞的，不過我是絕對贊成它的必然性，因為這是一個回歸的道路問題。今天中共之所以不肯放棄「四個堅持」, 就是因為他一旦放棄，他自己政權維繫的依據就失去上。我相信到某個程度後，他會修正，修正到體無完膚的時候，他會放棄。今天我們和中共之間，是比一個「氣」的長短，中國人還是這麼多在眼前，而且雙方面都有問題，「氣」的長短就是最後決勝負的依據。三、我的事業問：你在企業界十幾年，認為現在勞工問題的關鍵是什麼？未來的發展如何？答：今天勞工問題很可能是受到教育體系的影響，我們從小為了避免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所以介紹的都是美國、歐洲的資訊，而且在國外已經走回頭的時候，例如工會的對立等等，我們好像還要再走一遍。我想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不是運動是革命當然我們勞工接受了這種歐美對抗的形式，而企業主也因怕了對抗式的紛爭，一昧的對工會採取排斥的態度。我一直很反對時下所謂台灣勞工運動教育者的立場，我覺得他不是在搞勞工運動，他根本是在搞企業革命。以我自己本身公司來講，我調到這公司來服務大概有十一、二年了。開始時我們公司的勞資是對立的，我從第二天開始就重視工會，叫出口號要「好人出頭」, 使得原來對工運有興趣、但是不被公司同仁所認同的這些人，在改選時自然就選不上。我公司的企業文化只有四個字:「溝通、共識」, 只要隨時和員工溝通，建立共識，他能夠和你站在一起的話，問題就少了。 溝通的方法有很多種，像我在公司裡，我不是只從行政體系的方法著手，我很重視救國團式的社團活動；你要成立電腦社，我給錢；你要登山社，我也給錢；你要釣魚社，我也給錢。這樣子有很多問題要溝通時，不要透過正式的管道反而好溝通。另外，像最近新光的問題，我想已經不是理性解決的途徑，這種例子，我就很認為應該從純法律的立場來論斷，而不要有過多不當的讓步。工商界找人難問：台灣之所以能夠重返國際社會，很多是由於我們經濟上展現的實力，但是目前，社會急速發生了一些變化，你對於這些狀況有什麼憂慮？答：今天工商企業界很缺人，我公司也是缺人。不要說投資意願低落，連找人都很困難，探討這問題，我覺得今天我們整個教育的規畫並沒有失敗，問題在於本科的畢業生不回到本行去。像很多讀電機系的高材生跑去搞期貨、或搞股票去了。我想這都不能夠持久的，我相信短則兩年，多則五年，這會重新調整過來。問：中興電機是黨營事業，能否請你說明黨營事業的盈餘是怎麼歸黨庫的？在黨裡有沒有什麼規定？答：我們完全是公司法的規定，就是有盈餘，然後有董監事酬勞，有員工分紅、有派股利、股息，完全照公司法的方式來辦。問：黨的一些支出是否靠黨營事業的盈餘來支付？答：我們公司對黨的支出應該有貢獻，我想。我的公司搞得還不錯，不是我行啦！但說老實話，我是比較強勢的要求，不過更靠一千多個人大家共同合作。所以在整個成長、獲利能力等等來講，不會輸給大部分的民營企業，特別好的我不敢說，大部分來講至少還可以來大家比較一下。問：營業狀況如何？答：去年是比較不正常，去年我們營業額到四十五億左右，盈餘大約有四億多，約一 0%, 以後約略仍會向這個方向來發展。我打算兩年到三年以後，把從事製造業的比例和所謂多角化經營的比例拉大，加大之後的營收狀況會比現在還來得好。問：黨營事業可能也背負了一些國營事業的包袱，例如人事、預算，或決策會受到牽制，你怎麼來克服這方面的障礙？答：現在可以說大體上沒有障礙了。我從事黨營事業十五、六年了吧！十多年前有些規定還是比較有防弊的心理，不過慢慢的改，現在幾乎是沒有障礙。中央投資公司是握股公司，當然要瞭解你很多作為什麼的，但只要你在正常的軌道中，有正確的方向，他限制很少很少。我有時候還覺得他管得太少一點。問：你以企業家立場來看，歷任財經首長中有那一、兩位是你很欣賞的，覺得做得比較不錯的？「無為而治」的誤解答：我覺得李達海李部長做得很好。為什麼呢？不能說他不刻意的強調一些自己的看法就不是一個好部長。我認識他很久，從我做學生的時候就已經認得；後來每當同他談經濟問題，沒有不深入的，只是他不在公開場合多所談論。當然今天，有很多時候是需要年輕一點、有魄力一點的，好像「無為而治」不一定是個好事。我認為李部長在任職期間無形的貢獻，很可能比有太大作為所帶來的還要好一點。他從來不去講，但他做了很多事，他都在「導」這個方向。在今天有「我要去做事情，而不為人知」的氣度就已經很不容易，更何況他與王建瑄就配合得相當好，一步一步來。王建瑄次長，我對他也相當敬佩。他律己很嚴，他是真正去探討民間的問題，像他每個禮拜至少一次，和工商企業界經理級人士座談，從下午三點聊到晚上十點。像這種人，才真的能夠使政府的政策和實際上的社會行為相結合。(楊孟瑜整理) |
李國鼎親述台灣經驗(一)-適當的時機、適當的政策 | 台灣過去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快速且持續的發展，首要原因是政府在適當的時機採取適當的政策。 一九七一年，我到中南美訪問六個國家。到了阿根廷，那是個資源豐富的國家，但是沒有很好的經濟成長，原因是政治不穩定；而且政府中經濟的決策者，這一任的人政策向左，下一任的人就會向右。 就像我們平常在球場打高爾夫球，老是打左曲球或是右曲球，這樣的球路不直，走的路就長了；我雖然球打得不好，但是，打球都很直，這樣的桿數還是可以減少。 平衡預算是金科玉律 到目前為止，由於我們還能維持一致的基本政策，採取的步驟沒有太多的時差 (time lag), 才能保持成長。 另外一點是，我們剛從大陸撤退來台時，深受通貨膨脹之苦。那時財政部長是嚴家淦先生，他本來是省政府的財政廳長，對本省的財政很熟悉。我在財政部時，有一次請他來演講，他說:「你們現在日子很好過，政府剛來的時候只帶來一些金條，因為通貨膨脹，國防部的軍需負責人來找我，要拿五十條，討價還價結果只給三十條。」 他發現沒有預算不是辦法，趕快編預算。預算編出來之後，才知道稅收有多少、支出有多少、不夠的錢有多少，才可以設法使預算赤字逐漸減少。這是我們後來物價穩定的主要因素。歷任行政院長都想辦法平衡預算，成為金科玉律。 嚴先生擔任第二任財政部長時，人民的儲蓄也增加了。他就用年度公債來彌補每年預算的差額。 「三七五減租新娘」 一九七三年發生能源危機，物價波動，利率超過一二 %, 自然地，持有公債的人就想兌現。當時我任財政部長，七四年初就通過一個法案 -- 過去的公債凡是低於一二 % 都照一二 % 兌現。當時有人在行政院反對。我說，如有問題我到立法院去說明。後來立法院很快地就通過了，這是當時穩定經濟措施的一個 package。這樣公債市場就有吸引力了。 我在財政部長任內，稅捐稽徵加強，同時，進口幅度大增，關稅增加得很快，所以，已經開始有稅捐盈餘了。這一段時期是財政金融很好的一段時期。 回顧一下五 0 年代，農村的人口占六一 %。農民的問題要解決，一定要實施土地政革，這是國父遺教中很重要的話。我們採取三個階段：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 這三個階段對台灣發展非常有利，三七五減租就是指付給地主的不能超過三七。五 %, 佃農就能得到六二。五 %。在這種比例下，佃農就有能力去購買必需的農具，也能夠結婚了，所以當時有所謂的「三七五減租新娘」。 土地改革實施之後，到了一九六 0 年的時候，農民的收益增加了三。九倍。農民收益提高，立刻就有了購買力，使我們工業化的產品也有了市場。 這兩者時間配合得非常好。當時，我們所能做的都是進口替代工業。我們連棉布都要進口，連做服裝的卡其布都不能自己做。有一次有人申請自備外匯進口一萬錠子的卡其布，當時的經濟部長江杓考慮了一年多，還不核准。後來，總統發脾氣，工商業者自己拿錢願意設廠，血本是他的，你管他太多了，才核准了一萬錠子。可見那時對外匯資源看得很寶貴。 民生物資帶動工業 一九五 0 年，美援來了之後，提供了必需的物資，尤其有最需要的民生物資進來，帶動了我們的工業。例如小麥進口，麵粉廠、飼料廠就出來了；農產品進口，就有加工廠出現；黃豆進口，就可做飼料、油料；棉花進口，紡織廠就有原料了。 最先還是委託加工，工廠等於沒有風險，還找國外的專家來指導改善品質。進口替代工業在一九五 0 年代就起來了。 但到底台灣的市場小，很快就飽和了。到了一九五七年冬天、一九五八年春天時，就覺得這情況很不好，一定要想辦法改革。 那時徐柏園先生任財政部長，兼外貿會 (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因為出口的外匯多半是由政府企業出口，如糖、米、鹽，因此，他用了很多複雜的公式，採取不同的匯率，這種多元匯率的制度，妨礙了出口。 當時陳誠先生組成研究小組研究這問題，最後多數贊成匯率單一化。徐先生有政治家的風度，既然多數贊成單一化，那他就不做了。由嚴靜波先生擔任財政部長，由尹仲容先生擔任外貿會主任委員。 財經十九點 四月初尹先生就職之後，馬上就公布雙元匯率，一種匯率是二四。七八台幣兌換一美元；另一價格是三六，三八台幣兌換一美元。經過兩年又通過單一匯率。那一年 (一九五八年) 正好在「八二三炮戰」。 如果沒有改成單一匯率，我們就不可能加快出口了。 這一段時期我們感覺到，雖然有美援但不能長久倚賴美援，因為我們要把自己的資本形成提高，也就是儲蓄要提高。後來由美援會草擬一份「財經十九點」, 這個措施等於一個基本方針。以後的政策，照這個方針去努力。 這十九點是一九六 0 年一月八日在士林官邸向總統報告的，參加的有陳誠副總統、嚴家淦、尹仲容和我等幾人，一條一條的講給老總統聽。他仔細的聽，有問題就問，最後都通過了。發言人是嚴家淦先生，他說得很清楚。所以，我們能有今天，這是一項最基本的貢獻。 這個措施中有一條是要改善投資環境，使我們儲蓄增加，因為那時我們的儲蓄率平均只有一 0%, 倚賴美援比重很高。我們對美援一直都使用得非常有效且得當。美援工業計畫中，失敗的只有兩、三個計畫，重新評估之後，也都改善了。 一個種子 那時人們所注意的計畫我們就提出來，等於是一個種子。當時王永慶計畫做 PVC 是一個例子。以六十萬美元左右貸款開始，每天生產三公噸，計畫都通過了，他也很有辦法，很快地一再改進，先作 PVC 管子，不銹鋼管子用 PVC 管子取代......, 擴充得很快，變成最大的石化企業。那時的計畫雖然不大，但都發生了倡導的作用。這段時期一直維持到一九六三年一月，尹仲容先生過世，嚴家淦兼外貿會主任委員，我還是作秘書長。 這時我們就討論到：是否把美援會的名字改掉？因為在一九六一年，世界銀行就開始給我們很優惠的貸款，四十年貸款沒有算利息，只計算一些手續費。 到了六 0 年代，外銷、儲蓄和投資都逐漸具備。外銷方面，很多投資條例都退稅，包括所有間接稅，如關稅；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政府改組，發表我任經濟部長，六月美援停止。 那年剛巧糖價最低，美援又停止，在這個非常吃力的時候，證券市場也鬧了風波。面對這樣困難的局面，要把國內經濟安定下來之後，才能促進外銷。這時有外資進來了，一方面，我們因為在發展中，最需要長期資金；一方面國外銀行開放銀行貸款，我們已改成「經合會」(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正式向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貸款。還有所有有關長期資金，政府需要的，大約都能貸款，民間需要的，透過中華開發公司去貸。 適當的機構 同時，很要緊的，就是我們在適當的時機也有適當的機構。這些機構就負責這些事。 我在一九五七年到美國考察開發銀行的功能後，發現國內都是商業銀行，就研究成立一個私人為主的開發銀行的可行性，建議經濟安定委員會成立小組，當時召集人是俞國華先生。 研究出來後，就報到行政院，行政院沒有下文。等我作美援會秘書長的時候，把這個案子提出來，決定在美援會成立這個小組，請霍寶樹來召集，研究成立開發銀行的可行性，並請了世界銀行兩個專家和我們一起研究，研究的結果是可行的。 後來就正式募股，由霍寶樹先生作總經理，潘鋕甲和張心洽作副總經理，開發銀行就成立了。中華開發信託公司也成立了，立刻將美援的開發貸款基金一千萬美元轉貸，讓它再轉貸給我們中小企業。 開發中國家在每一個時候都要有適當的機構去做推動工作。像生產力中心，一九五五年成立，還有手工藝中心，幫助手工藝業者、幫助中小企業改進品質、訓練人，都發揮了不少作用。 最近這幾年，我們談到高科技需要創業投資，我又去引進創業投資進來，現在很順利了。 在美國創業投資做得很好的人，我們請他到此地來參加；同時也請交通銀行和開發基金加以配合，一筆兩千萬的創業基金，一千萬可在美國用，一千萬可在台灣用。在美國用的計畫，委託在美國有經驗的創業投資公司來負責，如此一來，等於兩邊搭上橋樑，技術就跟著進來。 我一生中最注意的就是如何建立解決問題的制度。 人力充沛 另外一點，我們很重視人力的發展。我在一九六四年主持經合會時，就開了第一次全國人力會議。我們希望教育訓練計畫能配合未來人力的需要。當時發現普通高中占的比例太高，一個國家工業化的話，一定是職業學校學生的需求量多，那時高中和高職的比例大約是六比四，現在已經變成三比七。從那時起，我們支持八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後來農復會也支持農業職業學校。 閻振興當教育部長，我向他建議開放兩年制專科學校，他自己想出五年制的專科學校，這些專科學校都是人力的配合。人力的發展包括教育，在別的國家要推動快速成長是很吃力的，但我們的國家要推動快速成長就沒有問題，因為我們訓練了充沛的人力。 六 0 年代公共建設投資少，七一、七二年公路擠了、鐵路也擠了，七四年經國先生就宣布了十項建設。剛宣布時，物價漲得最厲害，所以錢真正花的時候是在七五年到七七年，剛好這三年經濟衰退，這錢用進去以後，經濟復甦快，配合得很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公共建設一經決定就去做，這也是台灣經濟能夠很快發展的很大因素。 「台灣經驗」是一段很有意義、也很辛苦的成長歷程。當大家瞭解它之後，一面更瞭解今天的成就得來不易，另一面也就可以討論如何把「台灣經驗」推廣到其他地區。 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我在政府磯構工作多年，常常看見有為有守的官員想進行一些改革，例如聯考制度問題，或是改進節育方法，可是報紙上所反映的批評，都懷疑這些建議的動機，懷疑那些想推行改進的人一定有什麼私心，才想出這些主意來。這種看法和流言導致政府官員寧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 七十一年八月 一個人在國家做了這麼多年的事，不能講沒有責任，今天我們國家遭遇如此艱難的情況，身為內閣的一份子，退後一步即無葬身之地，只有把你所能做的盡力去做，使國家更好，這是我個人的心願。如同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大家看到有一處浸水，趕快去填補它，使它能更順利向前走，因此我得盡力而為。 -- 七十二年三月 在人口密度高、社會流動快的工業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影響相當頻繁，我們必須顧及第三者和尊重第三者的利益。例如對於環境衛生的維護、垃圾的處理、交通秩序的共同遵守等，都要顧慮到社會大眾的利益。 -- 七十二年十月 我曾說:「一個國家，不可能長久同時存在著進步的經濟與落後的道德。」現在只需要把「道德」兩字，擴大為「非經濟性因素」, 就是這個意思了。而為了克服這些障礙，首先大家要有一個共識，瞭解到這些問題的癥結與嚴重性。 -- 七十二年十月 (取材自李國鼎著:「工作與信仰」) |
先做老二中的老大 | 我們宏碁電腦每年都是一倍左右的成長，去年做一 0 九億元，今年預估還可以成長四 0%。道理很簡單，我們投資比別人長遠，在追求企業成長時，更重視體質的健全，包括財務、人才、全球銷售網等。 如果要賺短期的錢，「小教授」(宏碁賴以起家的家用電腦) 最好賺，可是如果我一直做那個，就沒有今天了。你看，宏碁很少談「我們賺多少錢」, 而是「下一步怎麼做」。 多隻老虎共處一室 第一、人的投資是最重要的，那麼多老虎在一起，要不衝突很不容易，得給他們發展的空間，還得多溝通，才不會互相卡來卡去。 我們一直強調授權，他們 (指員工) 不做決定我會抱怨，這種工作環境很少，否則犯了錯，大家總是指來指去，不願負責。第二，訓練和責任加重同時並行；適當改組利弊都有，但壓力大，員工潛能更能發揮。宏碁每三個月小改組一次，每六個月來一次中型改組，一年就大改組。短期來說當然不利，員工不是很熟悉新工作，成本高；但長期而言，就能訓練更多獨當一面的人。 我的目的是要任何人隨時接受挑戰，沒有人可以成為既得利益者，更不能老化、僵化。目前我們在高級產品上很積極，三十二位元的電腦未來可能要占去三 0% 的營業額，貢獻一半的利潤。宏碁是向上、向下都要拓展空間的，所以像中文打字機那樣的產品，我們也不放棄。宏碁要做一個真正的電腦公司 什麼樣的產品線都有，我相信我們是亞洲少數可以做到這點的。 所以我們的策略跟美國不一樣，他們講 focus (專心、對準目標), 一條線要打好；我們講是的多元化。 美國公司像下西洋棋，打贏就算；我們是下圍棋，講戰地，所以要做圓 (一個產品線), 要活，每一個產品線都賺錢。而且這些圓要一個加一個；宏碁現在有三個事業部，六個產品線。三個事業部今年應該都可以賺錢，去年還不見得；但要是把這些產品全混在一起的話，責任就不清了，什麼時候要養，什麼時候要放，應該弄清楚。 人海戰術 為什麼要這樣？因為美國公司離市場近，資訊來源快，所以他找到一個目標，可以用 push (推) 的方法，意思是快速組織人才、資金，然後大量廣告，push 這個市場，讓市場接受這個產品。 我們不是，我們是用 pull (拉) 的方法。國際上有這個市場的需要，我來經營、附合它的需要。我的資源有限，對外界不瞭解，我們對美國的瞭解怎麼可能跟美國人比？所以我非常非常保守，儘量健全內部體質，符合市場需要，讓市場來帶動我，把我拉出去。我是不想大，不得不大的。市場如果不要我，我也不勉強，因為我不知道怎麼去做廣告，怎麼推銷。 我們人才夠，但財力資源有限，我們不能輕易冒險，所以在國際行銷上，我們不用 push, 反而比美國人、日本人更積極地用人海戰術。也就是廣告費比別人少，但我訓練人才，我比其他任何歐、美公司送更多的人在世界跑，瞭解這個市場、支持這個市場。這是種長期投資，所以我們比任何美國、歐洲公司更有成長潛力。 我喜歡打正規戰，也就是大規模的戰爭；有些公司以高利潤但規模較小的市場為經營特色，我們不是；他們會很苦，永遠要找利潤高的市場；我們也會很苦。但我的想法是，企業不斷成長，只要它經營得好，對社會錢財、人的資源，更能有效運用，貢獻是更大的。 今天我們來談，宏碁的淨利率大概都在五 %, 我不願意多賺，五 % 的獲利率，投資人已經很滿意。問題就是我們的產品在外面，會不會更有競爭力，能不能有更大的市場占有率。如果不願意犧牲短期利益，就把我的未來犧牲了；因為我可以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卻為了利潤而放棄。 做老二中的老大 要賺錢，我把股票賣掉讓別人經營就好了，但話不能這樣講；我是專業經理人，就應該為企業長遠的發展，訂出最有利的策略，這個策略是適當擴張它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及定位。我可以告訴你，只要讓我賺更多的錢，我還是會把它花掉，請更多的人才進來，做更大的廣告，這是經營理念的不同。 另外，講起「老二主義」, 你要知道這個公司最大的經營特色是什麼，就是要有效地組織人才，為了要攻擊某個目標，在定位的時候，因為人太多，有些策略講不清楚，才要簡化變成「老二主義」, 用朗朗上口的標語來解釋，就容易吸收，所以企業的力量強就是這個原因。 「老二主義」其實是個市場策略，是說我們希望進入的，是市場週期的初成長期，因為介紹期是老大在做的。台灣過去最強的是做老三、老四，等市場到了高成長期、甚至成熟期才進入。 有了做老二的能力之後，我們就要做老二中的老大，像三十二位元電腦，然後尋找做老大。但有些同仁看到這個目標，鼻子就尖起來了，認為老二主義可以不要了。因此我加一句話，是做「部分老大」, 就是說產品線中五 % 是世界老大。失敗了，只好安心做老二；成功了，我再指派另一個團隊去攻，把五 % 擴為十 %, 一直下去。 在財務管理上，一個原則是有風險的錢 (研究發展經費) 自己承擔，沒有風險的錢才向銀行借。第二是維持自有資金比例，我們現在達到五 0%, 有的時候還有現金太多的問題。 人財兩得 早期為了做到自有資金比例在一定水準，我大約十年前就實行員工入股，這叫人財兩得，把人跟錢都留下來。那個時候我也沒錢，大家在一起才會有錢。 還有一個策略是，儘量將公司經營狀況公開，讓金融機構跟我們配合，不是我們去找銀行，這樣效率會比較好，宏碁第三、四年就做到這點，就是因為剛開始要跟別人借錢很辛苦，才想到要先把自己做好，做到不進宏碁的人後悔、不借錢給宏碁的人後悔、不跟宏碁做生意的人後悔，這是我們的目標。 回想十二年前，我也沒什麼雄心壯志，只有一百萬，你能想什麼？為什麼有雄心壯志？只是知道在遙遠的地方有個理想罷了。 你要知道，宏碁做到第五年，營業額才三億不到，環境、策略已經不同。現在年輕人同樣可以從零到有，我不覺得像我們的那種機會已經不存在，要成功，不是只靠機會就可以的。 不講沒把握的話 對於想創業的年輕人，我的建議是，不要從賺錢的角度去想，因為只想賺錢，就會忽略長期發展該下的工夫。只要有這種觀念，其他什麼管理原則，太容易看到了，都很容易了。 長期的奉獻意願、熱情和驅力更不可或缺，而且不能光是嘴巴講。今天我跟你講這一套，也是想藉你們傳達意念給員工，如果在公司管理跟這套又不一樣，一定衝突，力量不會有效。領導者言行要一致，沒把握，自己不相信的不要講，反正也沒人逼你講啊！不必逞一時之快。 (李慧菊訪問、整理) |
遊園驚變-科學園區的新貌 | 去年，新竹科學園區的發展，有了新的里程碑：宏碁電腦、台灣慧智分別以一 0 九億、一 0 二億的營業成績，使園區首次有了兩家百億公司。 八年來，在這離清華大學約有一、兩公里的小山坡上，九十六家電子、光電，甚至醫學技術的公司，不斷成長、蛻變。廠家數膨脹近十四倍，共創造四百九十多億的營業額，也比剛起步時，多出十八倍 (見表一)。 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很明顯地，園區的貢獻與意義，不只是量的成長，更是質的轉變。 當環保要求增強、勞資關係衝突拉大，勞動市場供不應求，台幣升值及關稅逐年下降的重重壓力下，不論是石化鉅子、汽車龍頭，家電大廠也將過去揚起的眉頭緊皺。 火藥味未吹進園區 但這種種的火藥味，似乎並沒有隨著新竹風吹進園區。這個肩負促進產業升級、帶動零組件工業發展使命而成立的經濟特區，的確散發出高科技行業的特殊氣質。 蘇聯境內的亞美尼亞大地震發生後，來自英、美、法等十幾個國家的救援隊紛紛趕來援助。由於通訊完全中斷，這些國家都攜帶一種可以隨身手提的小型衛星通訊機，十幾分鐘安裝完畢，透過人造衛星與外界聯絡。 難以想像的是，道個設備正是新竹園區內台揚科技公司，與它的轉投資公司 Mobile Telesystems 合作開發製造出來的。 「美國黃石公園大火，它也去了。」去年做了七億生意的台揚董事長王華燕補充。 當大部分廠商都為連續三年的台幣升值憂慮時，聯華電子總經理曹興誠，以他一貫輕鬆調侃的口氣表示，會擔心匯率的，就不是高科技公司。 「不經一番寒徹骨，怎麼分得出那朵是真梅花，那朵是假的。」曹興誠笑說。以生產積體電路為主的聯華，這三年來，獲利率都保持在二 0% 以上，絲毫不受台幣升值的影響。 當部分電子行業仍以模仿、抄襲或代理的方式營生時，全友電腦為了智慧財產權不受重視跳腳不已。 由於全友產品被抄襲得太厲害，去年又控告離職員工以在全友獲得的技術創業，侵害權益。 高科技、高利潤 全友總經理王渤渤急切地表示，如果未來有關法律仍不能保障他們的權益，不得已之下，即使犧牲效率，他們可能跟美國學，把產品開發計畫都拆成好幾部分，公司電話要錄音，下班檢查公事包。 王渤渤認為自己並非緊張過度，「別人不這麼做，是因為他們沒有獨門技術啊！」 這種因擁有「獨門技術」、創新能力而有的驕傲，得來不易。為台灣設立加工出口區，又一手推動科學園區誕生的前政務委員李國鼎回憶，四十年前，他來台時，台灣連軍用的卡其布都做不出來。 無可否認，高技術層次、高利潤，是園區最引人稱羨的特色；而在股市熱潮下，園區內似乎又多了一個特色 一些未上市的公司股票，也開始成為投資人追逐的對象。 一家產品還未量產的積體電路公司，面額十元的股票，已經炒到五十元一股；主要由政府及飛利浦公司籌資的台灣積體電路公司，股票的「市價」已是七十元一股了。 記憶力好的人，應該記得園區第一家走進股市的公司 (聯華電子), 五年前，上市第一天，是以跌停板收市 (十二元左右)。 「當初只看到高科技公司的高風險，現在又只看到它的利潤高。」一位園區老科技人感慨，一般人對科技公司的印象，從盲目的懷疑，又轉為盲目的信任。 台灣資金的熱力，目前已經普遍使得這些高科技公司動心，較有規模的公司，紛紛計畫在明、後年上市 (見表二)。 「這是想也想不到的，當初他們都以到美國上市為榮。」科學園區管理局副局長薛香川認為，資金取得來源的改變，能促使這些科技公司更在台灣生根。 股票上市，坐擁血庫 走訪有意上市的公司，聽到幾乎一致的上市動機，一個是為了得到便宜、穩定的長期資金；另一個原因則是為了員工士氣。 股市從三年前的一千點，漲到六千點上下，本益比水漲船高，達到二十倍左右 (過去一般認為十五倍是合理水準), 儘管讓美國大眾媒體喻為泡沫股價，一戳即破；但對上市公司而言，在資本市場發行股票吸收營運資金的成本，相對降低，對企業長期發展，等於有了血庫。 全友的王渤渤指出，這點優勢，對高科技公司尤其重要。「你看日本公司在美國，八百萬美元賠掉了，馬上又拿八百萬來，把我們嚇死了。」科技產品往往帶領世界進入前所未有的市場 (以前誰想過生日卡也會唱歌？), 需要大量資金做強力後盾，教育消費大眾，甚至承擔「根本沒這個市場」的風險。 王渤渤接著分析，日本人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日本股市本益比可高達一百倍，資金便宜，而眼前台灣的股市，可能有如此潛力。 買賣的驅力。 許多高科技公司承認，房價和股市狂漲，已經使工程師們心情浮動，產生比較的心理 (別人都上市，們為什麼不能), 工程師普遍希望也預期自己公司股票上市，自己沾光改善生活品質。東訊公司總經理劉兆凱還說:「現在好像認為，不上市的公司不是好公司。」 「宏碁的股價漲不上去，就是同事都要買房子、買車子呀。」宏碁電腦總經理施振榮說。其實他旗下員工的心理，也正是園區一萬六千多組成分子的心境。 隨時「抽空」? 員工可以賣股票，大股東也可以賣。事實上，在美國矽谷，以技術出身的創業者，眼光獨到的創業投資公司，「賣了股票就跑」(cash-in), 公司缺乏技術與資金原動力下，轉型轉不過去，往往關門大吉。 「我真擔心這種風氣傳到園區。」也打算上市，生產高速 DRAM (動態存儲記憶體) 的華智 (去年營業額十億，成長三倍) 總經理何峻指出。 股票上市對經營權的影響，即便有這種隨時「抽空」的陰影，也不是一無是處。聯華電子的曹興誠樂觀分析，股票不上市，大股東與公司的關係會比較緊張。因為對承擔風險的看法不易一致 (尤其是非科技業的投資者), 股東「過度關心」, 干預也多。他說上市後，「愛來就來，愛走就走，彼此都輕鬆。」 更進一步觀察，股票在台灣上市，對園區的美國公司，更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由於高科技的技術、人才、市場還是繫於美國，園區許多公司，仍以美國為大本營，或者在台成立子公司，以製造、做部分應用技術等開發工作。但未來，如果要在台灣上市，情況可能有所改變，甚至主客易位。 慧智以終端機起家，六年工夫，已搶奪美國四 0% 的終端機市場，股票也已在美國上市。但台灣慧智總經理賀定元透露，他們有意在台灣上市。 為了這個計畫，在營業策略上，慧智準備把注意力移轉一點點到台灣來，所以他們在尋求台灣電腦公司做合作夥伴，進軍台灣市場，一方面，財務及法律關係，都必須脫離美國母公司獨立。 從國際到本土 這種轉變，對個別公司甚至台灣科技事業的發展，會引起什麼連鎖反應，尚在未定之天。但同樣是由美國公司百分之百擁有的台灣微科公司 (生產硬式磁碟機，去年營業額十六億，成長三倍), 掌財務的副總經理王忠宗直陳，台灣法令規定，凡上市公司，必須是個完整的公司，財務、行銷等各方面都必須獨立自主。而母子公司在這些業務上，很難釐清關係，為了在台灣上市，或許會有公司「乾脆把總部移到台灣來」。 一向國際化色彩濃厚的高科技公司，如今也有了本土化的跡象，這種轉變，恐怕是散戶，或者大戶始料未及的。 錢往那裡流，是產業興旺與否最敏感的指標。園區高科技公司的存在，已經使部分游資導入一個當初預計的循環中。科技公司愈健壯，它的高報酬愈能吸引資金流入，愈能保證科技公司體質，帶動產業、技術升級，確保台灣在未來經濟競技場中的「生存權」。 根據園區管理局的統計，在八年前，資本家大都對高科技既不瞭解，也不信任，所以政府部門的資金只好積極參與；但目前已漸漸消退。民國六十八年，政府資金占園區公司總資本三四 %, 現在已降到二二 %。 專門做軟體工具，協助設計工程師提高生產力的益華電腦科技公司總經理謝文杰，就親身感受到這股民間投資熱。 謝文杰有個親戚，過去是新竹雨傘大廠老闆，雨傘生意敵不過低工資國家的競爭後結束營業。有一天，謝文杰接到這位親戚的電話，說他要投資精密陶瓷公司。 有了錢，科技公司成長不缺油料；同時隨著企業由小而為中型，再變成大型規模後，有些公司已經想到，甚至可以去美國買市場 (銷售管道)。許多公司紛紛脫離小公司型態，他們伸出多角經營觸角，以收購、轉投資，幫助自己轉型。 轉型的危機 「不做轉投資，不可能有爆炸性的發展。」東訊公司總經理劉兆凱解釋，為了吸收更多國外的人才，掌握技術來源，收購現成的公司，或轉投資，都是一條捷徑。 製造小型交換機、多功能電話為主的東訊，採取橫向發展策略，投資東怡，以數據、資料的傳輸技術為主；另與世界第四大通訊公司 Ericsson 合資創建東瑞，以無線電通訊技術奠基。這麼一來，三家公司組合的集團，就網羅通訊事業最重要的三個面，成為互通有無的企業生命體。 一次的轉型，就同時蘊含一次的轉機和危機。高科技公司發展初期，存活關鍵在於技術開發能不能及時完成，抓住市場，使公司達到損益平衡點；接下來，在多角化的轉型期，則將面對管理的挑戰，和進入新市場選擇與判斷的問題。 台揚董事長王華燕不諱言，他們買下 Mobile Telesystems 三分之二股權時，美國人對這群黃皮膚老闆，心理的確有些不適應。幸好雙方合作已有三、四年，比較瞭解，所以台揚有成功的把握。 不僅是公司文化需要融合，也必須有本事將對方的技術化為已有，相輔相成。更重要的關鍵是，選擇新市場到底對不對。 例如以研發與行銷為主的美國慧智，席捲美國終端機市場後，去年又跨進個人電腦市場，但馬失前蹄，導致專替美國慧智做生產的台灣慧智的業績不如預期的成長遠度，最近更裁掉三百個作業員。 奮力一搏 台灣慧智的賀定元解釋，他們不會退出個人電腦市場，只是要將低層次的新產品，改向高功能的個人電腦，預備在今年奮力一搏。 園區的故事一直引人入勝，它的高成長，兩、三年一變的快速變遷，都是台灣工業的奇景。但前幾個月剛過八歲生日的科學園區，究竟算不算成功？益華的謝文杰抱怨規模不夠大，園區預計最多可以容納兩百家公司，謝文杰認為五百家才能達到起碼的經濟規模，帶動相關零組件、原材料，甚至水電、裝潢公司的發展。 少數純粹以設計為營運目標之一的前瞻公司，兩年多前搬離園區，前瞻副總經理劉一鳴表示，因為離台北遠，與它唯一客戶 (IBM) 溝通缺乏效率。 華智熬了三、四年，去年才抓住 DRAM 全球缺貨的高速列車往前衝，現在計畫在園區建廠。但何峻卻覺得園區的存在，並沒有成功地帶動下游工業成長。 「關起門來，我們可以很快樂；但一開門出去，就覺得問題很多。」今何峻擔心的，是台灣原料工業如水上浮萍，根基不深，動不動就缺貨，影響企業甚至工業前進的速度。「連液晶顯示器都會缺貨，你看看。」他急切地說。 一件事往往有兩種或更多的看法。園區七 0% 左右的營業額，集中於十家公司；大部分公司仍不脫成長初期的掙扎。 但對九十六家不斷努力、尋找成功、尋找機會的公司而言，保證個體的存在才是首要工作。 沒有投資，沒有機會 「只要經營者不是笨蛋，自然會找出自己的出路。」管理局薛香川很相信企業體天生求生的意志和驅力。他說，當初台塑、南亞建廠時，他們面臨的問題，跟園區的高科技公司是一樣的 -- 國內市場太小，日本卻又太強、獨霸世界市場，「但沒有投資，就沒有機會。」 往前看，這些公司的興衰，也正是台灣經濟走向另一個階段的機會。 |
地球開始發火了! | 西元二 0 三五年。 哈德遜河成為紐約市的龐然巨流。原來的第一百二十五街成為河岸，而且長滿原產熱帶的棕櫚樹。 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已經連續三週氣溫超過攝氏五十四度。全城正在興工蓋一個溫度調節頂罩。 荷蘭全境處於海平面下。孟加拉已不存在 -- 海面上升加上暴雨不歇，這個國家已被淹沒，數百萬人喪生，其餘逃至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高地。 大氣層被污染了 中歐和美國中西部原本肥沃的廣大農田，經過數十年的持續乾旱，已成沙漠。人類正向北進行史所未見的大遷移，加拿大人口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裡，從兩千萬遽增至兩億。中國東北的森林大火燒掉了數百萬畝的林地，密西西比河則完全乾涸，可以步行穿越。 這就是二十一世紀的溫室世界。這不是科幻小說，而是氣象學家和環境科學家根據現況所作的預測。 從懂得使用石油和天然氣開始，只花了一個世紀多一點，人類就污染了整個大氣層，使地球失去反射太陽熱能回太空的能力。地球愈來愈熱，上自人類、下至微生物的生命歷程都將因此而發生根本的改變。科學家們現在相信，人類文明怕要因此而自行毀滅了。 研究人員預測，如果目前的工業成長和使用石化燃料方式繼續不變，地表溫度將在半世紀內上升攝氏二～八度。這會造成海水面積擴大 (由於南北極冰層融化)、北極凍原融解。 預測到西元二 0 五 0 年，海平面會上升一。五公尺，全球半數人口居住的沿海地區因此全毀，財物損失難以估計。 研究報告指出，美國單是為保護其東部海岸地區，就得花一百億到一千億美元。荷蘭公共工程部估計，海平面每升高一公尺，荷蘭就得花幾十億美元來整修海堤。 在世界各地，上升的海水沖毀港口設施，破壞下水道、水閘和運河。很多國家已經在擔心海水倒灌，污染淡水。 「鬼城」此比皆是 地表暖化也會徹底改變全球各地區的降雨型態。有些哺育整個生態系統已數百萬年之久的湖泊、河流，會因地表水分蒸發而枯竭；另一方面，蒸發的水分形成密雨雲，降在其他地區，新的湖泊和河流因此誕生。地形與環境丕變。 重建水壩和灌溉工程要花掉七十億到二百三十億美元。人類開始大遷徙，人去樓空的「鬼城」比比皆是。 北極的萬年積冰融化，輪船公司可以開闢前所未有的「西北航線」, 從東京搭船到歐洲可以節省一半時間。 制約動植物生長與成熟機能的微妙化學結構也受到衝擊而改變。預料不到西元二一 00 年，便會有多種樹木大批死亡，尤其是中緯度地區，林木損失極大。 二氧化碳惹的禍 林相可以改變，只是速度不及氣候變化之快。科學家指出，氣溫每升高攝氏一度，氣候帶便要向北推移一 00~ 一五 0 公里。不要六十年，哈爾濱的氣候便有如今天的北平、天津了。 不過，目前每個國家都考慮到氣候與環境可能改變，而開始未雨綢繆，橋樑、水壩、道路、下水道、運河、各種機械設備和建築，都把氣候變化的因素計算進去。國際性的大公司也準備投下巨資，調整生產設備。 雖然如此，工程師們仍然深感憂慮，尤其是在都市發展問題上，過去的經驗已不能作為未來的借鏡，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地球暖化的趨勢是不是無法挽回了呢？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在短期內，已經無力回天。不過，如果我們努力，這趨勢可以減緩，多給我們幾十年的時間來作調整。 溫室效應是沒有科技方法可以迅速改善的，唯一的可行之道是從問題的根源下手：首要急務是工業界要大幅減少燃燒石化燃料 (包括煤、石油和天然氣), 因為，主要就是這些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惹的禍。 科學家的目標是在西元二 0 一五年以前，減少石化燃料的使用五 0% 以上。要達到這個目標，各國政府必須立即展開其他能源的開發使用，如太陽能、水力、地熱及風力等。 經濟發展、軍備增強和政治鬥爭不能再占重要地位。而這一點，恐怕是很難做到的。 化學肥料釋出的笑氣，是溫室效應的另一成因，但是可以取代它的更佳產品還沒有研究出來。 災禍就在眼前 吸收二氧化碳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植林。偏偏目前全世界砍伐林木的速度十倍於植林。 最迫切的莫過於喚醒世人了。科學家提出警告：溫室效應帶來的災禍就在眼前！這種全球性的大難，僅有世界核子大戰可以比擬。 (取材自 Star Tribune, 原作者 Jeremy Rifkin 是「經濟趨勢基金會」主席) |
老伴再見-老年離婚新趨勢 | 時間；一個冬日午後。地點；台北東區某律師事務所。一對年近六十的夫婦，各據沙發一角，臉上的表情比窗外的空氣還要陰寒。「都老夫老妻了，何必在這個時候鬧離婚呢？」律師雙手放在桌上乎攤的兩張十行紙上，耐心的勸著。盼不到相守的老伴太太像是被挑起了深藏的創痛，喃喃訴說先生風流了幾十年，她都忍下來了，原只盼他年紀大些，知道回頭，彼此還有個相守的老伴，沒想到老頭子還在跟年輕女孩子搞七捻三，「盼了一輩子，我實在沒什麼指望了。」她說時不停用手帕拭淚。做先生的微啟嘴唇，似乎想解釋什麼，卻又把話硬生生的吞了回去。二十分鐘後，這對夫妻正式簽字完成離婚手續，一前一後走出事務所，消失在熙攘人群中。二十八年婚姻生活中的愛恨嗔癡也隨著他們的身影漸行漸遠。類似這樣中老年人離婚的故事，近幾年來時有所聞。在台灣整體離婚率升高的趨勢中，特別受到矚目。根據最新的戶政資料顯示，至民國七十六年底，台灣省離婚人口中，五十歲以上的占了四分之一強。十年前，每六十五個五十歲以上的人中有一個離婚 (粗離婚率一五。二 %); 現在每五十四個中就有一個離婚 (粗離婚率一八。五 %)(見表一)。從司法院去年公布的一項統計中也可以看出，在各地家事法庭判決離婚的案件中，婚齡十年以上的夫妻占了三七。五 %, 比一向的離婚高峰 -- 婚齡四至八年 還要高出一 0%。 這意味著離婚不再是年輕人的專利，熬過「七年之癢」也不保證能白首偕老。「如果把「癢」解釋成「危機」,」東海大學幸福家庭中心主任簡春安一語道破:「要癢那一年都可以癢，但整體看來時間有延後的趨勢。」「不是婚姻不幸福的中老年人增加了，而是能夠正視自己婚姻不夠幸福的中老年人增加了。」中研院三民所研究員伊慶春進一步釐清，中國一向是「父子軸」而非「夫妻軸」的社會，傳統婚姻的主要功能在維繫家族穩定，現代婚姻則強調伴侶關係。冰凍三尺分析這些中老年人的婚姻問題，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到這把年紀才選擇走上離婚之路，主要是因為子女長大成人，較不受影響。「以前孩子小，不得不忍耐，現在擔子終於可以卸下了。」一位祖母級的離婚婦人解釋。成年子女不但較不受父母離婚的打擊，有時還會積極扮演父母離婚的「觸媒」。台北市某社工團體曾接觸過這樣一個個案：一位有五個子女的中年婦人，丈夫游手好閒、嗜賭成癖。二十多年來靠她打零工、擺地攤維持一家生活。丈夫醉酒、輸賭回來伸手要錢，對她動輒老拳相向。這情形持續到大兒子軍校畢業開始賺錢，立刻帶著母親到法院請求判決離婚。事後這位年輕人激動地向社工人員表示:「她能忍，我卻實在看不下去了。」婚姻諮商專家林蕙瑛也接到過一位大學女生的來信，信中提到父親外遇，母親終日以淚洗面，她說:「如果離婚能讓母親快樂一點，我願意支持。」根據社會學家和人口學家研究，高度工業化使得傳統道德約束力式微，也是中老年人勇於面對婚姻困境的另一原因。走自己的後半生台灣家庭計畫研究所研究員李美玲調查發現，工業化程度高的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離婚率也比其他縣市為高。政大柴松林教授則指出，農村社會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離婚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事；而近年來台灣人口不斷向都市集中，傳統道德約束力降低，對離婚者的歧視和離婚者自己的罪惡感都會減輕。由於人數逐漸增多，都市中離婚者組成的副團體也相繼出現，例如「晚晴協會」、「婦女展業中心」等。經由大眾傳播媒體對這些團體的報導，長期累積怨懣、又礙於社會壓力隱忍多年的中老年夫妻發現，愈來愈多人都在這麼做，使得「離婚這件事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伊慶春說。另一項使中老年婦女走出長期不愉快婚姻的原因，是經濟獨立，對丈夫的倚賴性降低。據經建會統計，民國七十五年二十到六十四歲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達到四三。五 %, 比十年前增加了近一倍。未來在以服務業為導向的趨勢中，婦女將可獲得更多就業機會。在前婦女展業中心主任、現任婦女福利事業基金會執行長林勝美的經驗中，除了職業婦女經濟獨立之外，中老年家庭主婦要不是手上有一些積蓄，就是成年子女願意資助，離婚後的經濟壓力，比年輕婦女少得多。經濟獨立之後，婦女也較能夠為自己的後半生打算。台北市某婚姻諮詢中心透露；一位先生是公務員、自己在子女上初中以後到保險公司上班的婦女，十幾年來，先生對於她社交廣泛、裝扮時髦始終看不慣，朋友打電話和她多聊幾句也發脾氣；出門戴副太陽眼鏡也會被挑剔。她離婚時向諮詢人員表示:「不靠他吃、不靠他穿，離婚後還可以過一、二十年自由自在的日子。」言下並不遺憾結束二十幾年的婚姻。不同於年輕人常因感情衝動而分手，上了年紀的離婚者，往往已在傳統對婚姻的期望和自己對婚姻的要求閒，反覆掙扎多年，才決定各奔前程。林勝美曾接觸過這樣因自我覺醒而離婚的實例。五十歲再攻碩士從世俗的標準看來，富美 (假名) 的先生可以說是「零缺點」; 生意做得滿大，不抽菸、不喝酒、不賭錢，按時接送子女上下學，家裡該有的一樣也不缺。但富美一直抑鬱不樂。他們的結合是典型的「家族聯姻」, 背後各有一個大家庭常對他們「發號施令」, 大學畢業的富美婚後被禁止外出工作，家中大小事務也一定要先生「批示」才算數。在五十歲那年，富美要求離婚。她的先生和親友都以為她「發瘋了」, 但她心裡明白：做了一輩子好媳婦、好太太、好母親，她要追尋「自我」。經過許多波折，富美離婚後隻身到美國去，唸完一個電腦碩士學位，並參與社區義務工作。最近她在給已婚的大女兒的信上寫著:「這三年來的成長，比過去二十年還要快。」 接觸過不少中老年離婚者，東吳大學心理學教授林蕙瑛分析，這個年齡的人累積了豐富的生活經驗，看過婚姻的很多層面，才真正醒悟到自己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這樣的心路歷程其實中年男人也有。五十七歲的王先生當了二十幾年小學教員，一向過的是拘謹刻板的生活。五十四歲的王太太是專職家庭主婦，兩年前升格為「阿媽」。夫妻感情不算親密也不算冷淡，表面上是一個完整和諧的家庭。尋找第二個春天去年初王先生偶然認識了一位五十三歲的離婚婦人 -- 陳女士，她獨力在台中經營一家小餐館，作風四海、嫻熟人情世故，又善於裝扮自己，王先生在她身上找到了「第二個春天」。為了和她互訴思慕，他身上隨時準備百元的公用電話卡，抱住電話一講就講完一張。和她見面的時候，王先生可以拋開為人師、為人父的尊嚴和花甲年紀，兩個人相擁在地上嬉笑打滾。王太太發現後曾以死相逼，並動員子女、親友的力量勸他回頭，但王先生仍堅持離婚。在最後一次攤牌中，他對老妻表白:「做了一輩子好丈夫、好爸爸，總該為自己活一次了。」童話故事中「王子和公主結婚後，從此過著快樂的日子」, 已經被急遽上升的離婚率摧毀；傳統「少年夫妻老來伴」的期待，是不是也將被中老年人離婚率增加的趨勢粉碎？現代婚姻真是危機四伏的嗎？白首偕老會愈來愈困難嗎？生命線會長王鳳蕾曾感嘆，不論是那一年齡層的離婚問題，癥結都在於失落了婚姻的真諦。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傳統婚姻價值褪色了，現代婚姻又找不到定位，「整個社會對於「婚姻到底是什麼？」感到十分迷惑。」她說。年輕耕耘，老來收穫然而，無論時代怎麼改變，「婚姻是絕不能投機取巧的，」東海大學簡春安教授認為，這些中老年人離異的故事證明了「種什麼因，結什麼果」, 若想在生命走下坡的時候擁有一位相知相守的老伴，「年輕時就要努力耕耘。」他意味深遠地指出。 |
美國前勞工部長馬歇爾:工運不能走回頭路 | 李誠：你負責過美國勞工部，對工會有深入的瞭解，請你談談全世界工運的重要性及意義。 馬歇爾：重要的是對勞工的支持。從三 0 年代到五 0 年代，傳統工運已成型，大家也認為工會對經濟發展是一大助益，他們協助工人提高工資，使工人免於競爭，使不穩定的市場趨於穩定；幾乎所有工業國家都同意這是件好事。當時的理論是，公司要競爭，必須提高效益，而不是靠降低工資。 自從工會組成後，這些問題都不再是問題了，也不追求穩定了。 眼前企業要面對的是競爭，如何提高生產力，如何避免通貨膨脹，如何保持彈性、因應各種變動。種背景下，工會才漸漸失去社會支持，因為他們的訴求變成陳腔濫調，不合時代需要；工會也從此變成經濟成長、效率、生產力的障礙，而非助力。 雷根政策不利工運 雷根政府執政後，對經濟有一套全新的想法和做法。他採行的是「貨幣學派」理論，包括必須削弱工會的力量，以對抗通貨膨脹。 這種經濟政策對工會非常不利。首先，就業提高，達到美國自一九三 0 年代以來的最高峰。對工會運作不利之處在於，就業充分，罷工勝利的機會就相對減少。 另外，雷根政府雇用反工會的人任公職。諷刺的是，雷根當年也是工會領袖，但他卻對工會採取強硬作風，例如好幾年前解聘所有罷工的航空塔台人員的事件。這對民營企業有示範作用，它暗示；你打散工會沒什麼關係，總統也是這麼做的。英國的余契爾夫人也是如此對付煤礦工人，她也贏了。 這表示在自由、民主的國家裡，卻不能有自由、民主的工運。美國已經有人對工會逐漸失去威力而憂心忡忡，因為美國是有工運的國家中，唯一實行資本主義的。他們很清楚一件事，一旦溫和民主的工運被禁止後，將來只有走上激進一途。 讓勞工成為「檢查人」 他們告訴我，美國工會不能走回頭路。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的選擇，不是要或不要工運，而是要那種工運？一旦溫和民主的工運受阻，必定走向激烈的衝突和大罷工，因為工人認為只有激進的工人領袖，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李：如果布希總統向你請益，你會告訴他什麼？馬：他應該跟工會接觸，減少工會集體談判權；應該鼓勵自動化以及修改法令。 三 0 年代的立法精神，是不准工人和老闆合作的，他們是對立的，是敵人，一個工會領袖如果要跟老闆合作，可能還會被起訴。 身為一個共和黨總統，布希可以修改這些法令，以符合時代需要。但民主黨就比較困難，如果一個民主黨總統這麼做，必將被視為右派。 時代變了，工人必須與公司合作、提高參與，以增進品質，改善管理。而現代設備、科技也可以協助他們提高品質。 另外，美國雖有法律保障工人的安全和健康，但這麼做不會成功，因為檢查的官員永遠不夠。這是策略錯誤，我們應該讓雇主和勞工自己成為「檢查人」, 意思是教育、訓練他們，有了足夠的知識和資源，他們自己是自身最好的醫生，他們就會做預防的工作。所以政府該做的是成立教育、訓練的機構，而非檢查機構。 李：如果中華民國的總統向你請教呢？台灣的工運問題很多，你會怎麼說？馬：尋求團結與和諧。 這裡大部分的領導人似乎都明白，國際競爭將改變整個經濟情勢。台灣的工資愈來愈高，如何與工資低的國家競爭，只有兩條路，一個是降低生活水準，一個是提高生產力。 台灣需要彈性 要提高生產力，方法很多，我特別想提一個，就是保持彈性和適應能力。台灣的調適能力一向很高，將來更需要如此。 要使人民富有適應能力，就必須讓他們接受教育、訓練。在民主的過程中，開放資訊是方法之一，限制人的行為、思想都是不切實際的，因為科技的發達，人民很容易知道外邊的世界，所以管制並不是個好方法。 李：台灣正處於轉型期，不但政治如此。社會也是如此。從一方面看，我們的工運正在起步，但政治的介入已非常明顯，你對此有何看法、建議？馬：勞工運動在開發中國家的確有政治化的傾向，拉丁美洲、非洲也是如此。因為早期開發中國家的社會問題，大都集中於政治，所以工運或者其他團體，也都以爭取政治權益為目的。歐洲也是，他們開始組織工人，是為了成立政黨，然後才成立工會。 讓工人領導工人 由政治人物領導的工會，自然傾向政治；如果由工人來領導的話，他們就會傾向關心經濟問題，例如工資、工時、工作環境等。 工會若有政治傾向，最後就會分裂，成為另外一個政治團體，留下來的工會，則仍以關心工人、經濟問題為主，許多國家都如此發展，日本也是。 只有共產主義國家最不願意讓工人控制工會。而大部分的人都同意，工人領導的工會，比較保守、專注於經濟問題。不是所有的工人都喜歡衝突、對立的。 李：許多工會都必須提升自己的公共形象，以獲得社會更多的支持和尊敬，美國工會在這方面做得成功嗎？馬：在一九八 0 年代中期，他們的確做了很多事來改變這種趨勢，大致上也算成功。 其一，工會發現他們自己必須改變，對社會的訴求必須更張。例如，愈來愈多的工會鼓勵會員對企業採取合作、參與的態度，以便提高公司的競爭力；因為提高生產力和品質、保持彈性，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大部分的工會現在關切的，是改善公司管理體質，大量生產的管理太缺乏效率，他們必須採納現代化科技、變得更有彈性。總之，工會如今成為迫使公司更有效率的一股力量。 第二，他們也察覺，發展新科技必須靠高技術的工人，所以工會也籌設基金，重新訓練、教育工人。同時，工會也開始注意到內部問題，他們開始成立委員會，聽取會員對工會的意見，有些工會意外發現，會員認為工會並不民主，往往不顧會員的意見，不替他們的利益著想，逕自行動。 另外，美國的工會組織多如牛毛，效率因此降低，工會也逐漸走向合併，爭取更多政治力量、提高效率。 對員工投資 在一九八 0 年代，這些做法都很成功。工會在總統大選時，不見得拋頭露面、大張旗鼓；但事實上，自一九七六年後，他們對國會議員的選舉，舉足輕重，州長也一樣。在這方面，他們雖然不比北歐國家的工會那麼有政治力，但跟過去比較算是很成功的，我相信他們會繼續朝這個方向走下去。 李：在台灣，絕大部分的公司都是中小型企業，而在競爭日趨激烈下，工人的技術層次必須提高，中小型企業卻無力於此，你認為政府應該如何鼓勵企業做在職教育？馬：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在日本，大企業都採終身雇用制；IBM 也是如此，他們成立至今，從未裁員。在這種情形下，對員工投資，效果非常顯著，他們發現投資於員工的報酬率，甚至比硬體投資的報酬率更高。所以企業主應該有個觀念，對員工做在職教育和訓練，不是成本，是投資。 小企業不是不能做，美國的做法是組織協會，共同訓練員工；西德在這方面做的最好。他們的職業學校及學徒制，使工人技術都保持高水準。美國勞力市場最弱的一環就在此，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如果不上大學，他基本上毫無技術可言，因此美國基層勞工問題嚴重。 在這方面，美國聯邦或州政府規定什麼樣的職業要經過什麼樣的訓練過程，經過這種訓練的員工，政府就給證明。 這對中小企業很有幫助。中小企業流動率高，人才留不住，他們很想知道請來的人，到底條件好不好，有什麼專長，這種證明文件可以幫他們一個大忙。 李：目前台灣有勞工短缺的現象，因此衍發了外籍勞工的問題，大家也在討論是否該將外籍勞工問題合法化，你的看法是？馬：這的確是個棘手的問題，我也常常思考這件事。 我認為，最糟糕的模式，是不斷有非法人口移入。要不然就把它合法化，要不然就適應、調整這些移入人口的素質，以合乎經濟的需求。否則，移民會不斷增加，開始的時候是為了經濟理由來做勞工；到後來就變成非法移民，導致社會、政治上的問題。 「進口」勞工宜謹慎 很明顯的，開始來的人，是年輕未婚的人，或者結了婚但獨自來到此地；第二步是他們的親戚朋友，再下一步就是演藝人員、傳教士、廚師，並且逐漸形成一個社區。等到這個聯繫的網絡成立，可以自給自足，想解決就非常非常困難了。 美國對移民很嚴格，卻也有上百萬的非法移民。這對改善經濟結構毫無助益，因為這些移民比較容易在低工資、低技術的行業工作，而非高科技工業。 所以我對台灣的建議是，如果你們認為需要移民、需要外籍勞工，那就引進適合經濟需求的勞工，但過程必須是合法的。世界上，鮮有國家能建立毫無後遺症的移民政策，因此也必須小心謹慎。 許多歐洲國家都有大量非法移民的問題，日本對移民管制十分嚴格，但依然無法完全消除這個問題。 一個瑞士人就說：我們的大問題在於，愈是呼籲要進口工人，結果得到的是更多的人口。工人不是商品，他們生了孩子，你該怎麼辦？趕不走不需要的人又怎麼辦？但如果政策合宜，外籍勞工對一個國家，仍然是可以貢獻良多的。 (李慧菊整理) (李誠為美國明尼蘇達州梅凱度大學經濟學教授) (馬歇爾為德州大學詹森學院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
日本出現新一代-中間人 | 說起戰後出生的一代，我們腦中大概會浮現一個四十歲上下、工作勤奮、子女就讀中學的男人或者女人。講到「新人類」, 他們應該是服飾亮麗、神采飛揚的年輕人。但是提起「中間人」, 為什麼我們拼湊不起來他們的形象？也許是因為他們沒有戰後一代的人數多，也沒有新人類那麼耀眼，然而，從人口金字塔上來看，他們是被夾在中間的族群，不可等閒視之。 一般說來，「中間人」年約三十至三十五歲，社會資歷沒有戰後一代老，也沒有新人類新鮮，大致處於中級主管的地位。他們的小孩正值入學階段，為人父母的責任逐漸加重。除了這些共同點之外，他們還有一些有別於前後兩大族群的特徵。 首先是他們喜歡新東西。凡是新上市、高科技的商品，像碟影機、自用車、小型攝影機、雷射唱機、電腦、大型電視、多功能電話等等，都是他們欲購之而後快的東西。他們小時候，日本開始進入高度成長期，電視、冰箱等新產品陸續上市，而且愈來愈普及，借用日本電建公司依田充的話:「一看到既新又稀奇的東西，就想擁有。」 喜新厭舊 這種性格的形成，與戰後一代生在物資缺乏期養成的習性，適成對比，卻可以說是新人類的前輩。戰後一代對物質的擁有、使用是很執看的，「中間人」則是很快就厭倦，眼光立刻被接踵而來的新東西所吸引。 例如日本香菸公司的平野暢壽，七年前買了個人電腦，當時的動機是「將來公司必定電腦化，至少要先習慣」, 雖然頗有遠見，剛買來的時候天天打，現在卻用來當電動玩具。 還有一個特徵，可能跟他們喜歡新鮮東西有關，就是海外旅行。 不過，「中間人」的旅行方式和他們的父母輩或祖父母輩呼朋引伴集體出遊不一樣。 例如大洋漁業的中島清，喜歡走訪各國古蹟，腳步曾踏過秘魯、巴基斯坦、泰國、埃及等國家。他說:「我不太拍照，只是凝望著古蹟，想像以前那個時代。只有用自己的眼睛看、耳朵聽、肌膚去感受，所得到的印象，才會長存心中。」而且他不住一流旅館、不搭計程車，與當地人一樣坐巴士或徒步旅行，所以費用不大。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家庭至上 「中間人」的另一項特徵是對於家庭的眷戀。戰後出生的一代儘管對家庭有很強的向心力，但是對公司也同樣有向心力。「中間人」卻不同，他們可以說是完全的「家庭至上」。 原因是他們讀大學時，突然自經濟高度成長的時代，掉進石油危機以後的不景氣。企業紛紛縮減員額，造成他們就業困難，或者為了一份薪水而屈就。這也是為什麼最近「中間人」發生轉業熱潮的背景。 換句話說，他們恰逢高度成長期的尾端，體驗到現實生活的殘酷，而形成一種「冷眼」:「公司隨時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可倚賴的只有家人。」 雖然「中間人」並不見得人人買得起房子，然而「買房子是為了家人」的心情，卻是顧家的一種表現。日本電建公司的原用信久，今年買下一層樓房，就花了二千六百萬日圓 (台幣約七百多萬元)。 他回憶:「二十九歲結婚以前，我一個人住在小房間裡，當時我認為孤家寡人何處不為家。但是結了婚，就有一種責任感。」於是他用一千八百萬日圓買下大樓的一層，後來遇上不動產景氣，賣了三千萬日圓，才買了現在有舊居兩倍大的家。「身為人夫、人父，我要給家人好的居住環境。不論多難，將來還想要有一幢連土地帶房子都屬於自己的家。」 這樣看來，「中間人」似乎只是對物質「喜新厭舊」。如果再觀察他們的嗜好，更可以肯定他們的精神生活是豐富、持續不斷的。 東縷公司的林千明，從大學時代就學中文，八年前在公司裡組成中文同好會，後因調遷而解散，今年一月再延請中國老師，重開講座。他說:「我不是為了工作而學中文，而是為了自己。」去年，中國大陸某報社代表團抵公司訪問，他代表公司致歡迎詞，不過他表示:「這只是學中文的成果而已。」 中文。化石。火車 王子製紙的小川正幸，中學以來就愛採集化石。進公司後被派到北海道，剛好附近有豐富的化石，令他流連不已。每逢假日，他帶著小孩以郊遊的心情，一路東敲敲西瞧瞧，邊走邊尋寶。他表示化石的魅力在於愈拂拭愈美，甚至曾經有過希望自己也趕快變成化石的念頭。 同是王子製紙公司的岩本泰志，最喜歡火車模型，大學時代擔任鐵路研究會的幹部，出版過一套電車攝影專集。他說和六個月大的女兒一起玩火車模型，是人生最樂的享受。 東京瓦斯的飯田久，也是火車模型迷，從中學開始蒐集，現在擁有五百輛。每兩個月，他會和同好們聚在一起，鋪設鐵軌，大家開動自己的火車，其樂融融，而忘記工作上的疲倦。 這些多樣的嗜好，顯然不同於假期不是在家裡睡大覺，就是盯著電視的戰後一代。也和獨來獨往的「新人類」不一樣。既然他們在物質、精神生活上的型態，不屬於戰後一代，也異於「新人類」, 究竟「中間人」如何為自己定位？有人說，「中間人」是過渡的一代，也有人認為是工作與休閒區畫分明的一代，更有人表示戰後一代的人際關係局限在公司，「中間人」則是一群積極與他人接觸的人。 其中味之素公司的河村博文，他的描述似乎勾勒得較為中肯:「我們這一輩，並沒有適當的代名詞，因為我們沒有影響其他輩的力量。不過，我認為我們比其他輩要有個性。」這些不一樣的人，用自己的方式活得扎扎實實。 儘管這群年屆而立的人，人數少而且被夾在中間，但是從以上各種特徵、生活型態來看，他們無疑是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造勢」角色。社會評論家赤塚行雄說的好:「三十到三十五歲的人，是新人類的先導，必須滿懷自信，領著下一代的人向前走。」 (譯自日本 AVANT 雜誌) |
看看美國,學學日本-工運的他山之石 | 台灣的勞資關係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蛻變與陣痛。勞方為了爭取年終獎金、加班費而「集體休假」、走上街頭、怠工罷工 (有人譏稱「勞基法睡著啦！」); 資方則從相應不理、開除或調職「不聽話」的員工，到使出「無限期停工」甚至老闆請辭的殺手鍵 (有人譏稱工會「偷雞不著蝕把米」)。熱鬧滾滾的工運使經濟學家憂心忡忡，勞資對峙將使台灣的經濟由奇蹟轉成危機。企業家棄守陣地，員工戰將又將贏得勝利嗎？工會組織如何爭取合理利益？企業老闆如何與員工共創經濟成果？由在美任教的勞工問題專家李誠教授主持的座談會中，曾任美國勞工部長的馬歇爾 (Ray F. Marshall) 教授，闡述工會的時代意義、政府應扮演的角色；日本上智大學教授花見忠則說明日本勞工立法的精神及勞資和諧的秘訣。 |
張俊宏:用選票奪權 | 問：執政黨組工會主任委員關中日前提出的修改選區方案，對民進黨有何利弊？答：國民黨長年以來所做的任何法案和措施，從來沒想到對民進黨或反對派有利，只想在戰術的層次上把反對派陷於致命。以小選區來說，基本上國民黨是著眼於買票的方便。民進黨有錢也無法買票，因為會立刻落網。有民進黨的地方絕對是透明的。 問：縣市長達舉的戰場也是小選區，民進黨既然曾經宣稱要拿下十席縣市長，為什麼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上，對小選區的經營又沒把握？遊戲規則不利反對黨 答：主要是國民黨想把買票焦點集中，在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方面徹底打擊反對黨。這個遊戲規則讓反對黨猝不及發，要重新部署，至少得花一、兩年的時間。 問：難道民進黨事前對調整選區這件事，沒有任何心理準備或應變方案？答：應變的方案很難。國民黨沒有定案，你做了某種措施，他不見得就跟著採取那個措施。要做預先準備，有技術上的困難。 問：在這種情況下，民進黨今年如何打贏這場仗？答：民進黨今年要獲勝，是在非常不公平而且不利的條件下跟國民黨作戰。我們希望全民領悟，這次選舉不是國民黨跟民進黨的選舉，而是建立民主政治的一次抗爭。 以美國政治學者杭亭頓 (Samuel P. Huntington) 的理論來說，一個威權式的政黨，一定要經過兩次以上的在野歷練，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健康的民主政黨。讓民進黨執政，讓國民黨在野，這個國家才算進入已開發的民主制度國家。 問：你曾提出「道德選舉」做為民進黨的競選號召，榮星弊案爆發後，民進黨候達人還能獲得選民的信任嗎？答：這次榮星弊案更可以證明道德選舉的意義和價值。全民更有必要扶持一個弱勢的反對黨，使他更壯大。反對黨自然可以創造出道德的社會跟政治。 要當明礬和顯影劑 我們千萬不必也不可信賴那一個政黨會「道德」。但是創造出足以抗衡的兩個政黨，自然就可以創造出一個道德的社會。人類所迫求的不是一個沒有瑕疵的社會，而是一個能夠使政治醜惡爆發的社會。 民進黨今天所提供的就是明礬和顯影劑的作用。今天榮星案就是因為有民進黨才爆發出來，否則就像購煤案、十信案一樣無疾而終。 如果今天全民因為榮星案的教訓，全力支持民進黨不只進入榮星案，也能夠進入國民黨核心的話，我相信國民黨裡面藏污納垢的事情全部會被揭發出來。 問：民進黨在三全臨會中通過黨內初選的提名辦法，以民進黨只有一萬五千名黨員，六 0% 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的體質，能否選出符合「民意」的候選人？答：透過初選，未來參加公職的人一方面要經營黨意，也要經營民意，使黨票跟民票能結合。當然民進黨今天以一個初生的政黨，比較沒有足夠的條件做這件事。一方面是恐怖的氣氛還沒有消除，另外黨員的人數也少。國民黨比我們更有條件進行初選，我們都勇敢地接受初選的考驗，國民黨要不要做？問：民進黨如果今年將具知名度的民意代表轉往縣市長選舉的戰場，會不會造成黨內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真空？答：我們可以藉這個機會產生一些新人。一個具有能力的新人不需要太長的時間，往往只是開始的幾場演講就已經分別高低了。當年朱高正出來以前，也沒有人認識他。陳定南回宜蘭選舉的時候，根本沒有人認為他可能當選。 問：民進黨能否以配票作業輔助候選人。 一群不怕死的人 答：這方面我們只是起步，二十一縣市中還有花蓮、基隆和澎湖三個縣沒有成立地方黨部，在配票方面我們比較弱。 問：面對執政黨龐大的組織動員力，民進黨有什麼破解的辦法？答：我們事實上是沒有辦法，唯一的辦法就是跟全民結合。民進黨擁有的就是一群不怕死，為民主奮鬥的人。希望他們推動民主的勇氣和意義，能夠為全民所瞭解，跟全民結合。 問：民進黨的領導階層為什麼這麼重視今年的選舉？參選對反對黨有什麼意義？答：根據國共鬥爭的經驗，國民黨撤退來台以後就替其他國家擔心，說他們沒有跟萬惡共匪鬥爭的經驗。事實上，以西歐國家為例，他們所提供的經驗就是把共匪納入一個選舉系統，讓他取得政權。一旦由人民取得政權，他就是一個普通的政黨，變成社會的資產。 今天我們要努力的一條路，就是要證明選票在我們社會是可以取得政權的。如果選票不能得到政權，另外一條路只有用暴力、流血的革命來得到政權。不必我們走，一定有別人走。今天我們想實驗的，就是要擺脫四千多年中國歷史上走不通的一條路。 |
浴火軍師張俊宏 | 「執政黨爭取選舉勝利是天經地義。」國民黨組工會主任關中自信地說。「我們要展示執政信心，塑造執政的氣勢。」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黃宗文也不甘示弱地回應。 雖然競選活動尚未正式展開，但是國民黨與民進黨互不相讓的氣勢，早已為年底的選戰揭開序幕。 民進黨成立指揮中心 國民黨內領軍作戰的，仍是民國七十二年締造台北市區域立委「七喜」戰績 (提名七人，當選七人) 的關中。觀察家相信擅長謀略的民進黨秘書長張俊宏，則是反對陣營中統籌選戰部署的軸心人物。 從形式上來看，成立兩年的民進黨已形成較具規模的選舉指揮中心。從民國六十九年的「黨外候選人聯誼會」到民國七十二年的「黨外後援會」, 張俊宏坐鎮的中央黨部今年在抬面上擺出了文宣部、組織部、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及選舉對策委員會應戰。 針對關中所提修改選區的方案，張俊宏不以為然地批評:「這只是一種戰術，爭取民心應該有好的戰略。」但是既然宣稱要贏得三五 % 的選票及十席縣市長，民進黨的領導階層在戰略或戰術上，都不敢掉以輕心。「我們想在一九八九年確立兩黨政治的局面。」民進報社長黃宗文急切地說。 曾在世界新專和中國海專任教的張俊宏雖是書生從政，卻有豐富、曲折的選舉經驗。民國六十二年，他加入「黨外四人聯合陣線」, 競選台北市議員，結果高票落選。 民國六十六年，他返鄉角逐南投縣省議員。有人傳言南投縣國民黨部曾大量印發昔日大學雜誌社長陳少廷所著的「政治蒼蠅的嘴臉」攻擊張俊宏，張俊宏卻以最高票當選。 台大政研所畢業的張俊宏對國民黨選務工作並不陌生。民國六十二年退還黨證之前，有著十餘年黨齡的張俊宏，曾先後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文工會、青工會和組工會任職。 他與關中也有過一段淵源。民國六十年代張俊宏主辦大學雜誌期閒，關中曾任社務委員。美麗島事件爆發後，關中曾在包括張俊宏在內的黨外人士與執政黨之間，扮演協調者的角色。 這樣的背景，使得張俊宏在評論對手實力時語帶嘲諷地說:「他們的選舉詐術我們是趕不上。」然而，在既有體制下投身選戰，張俊宏固然可以宣稱:「我們寧可失敗，不做腐敗的選舉。」但是成敗之責，卻驅使他必須在遊戲規則之內全力求勝。 全力爭取縣市長 從主席黃信介點名朱高正、許榮淑兩位立委競選縣市長開始，民進黨的領導階層明顯地將以縣市長選舉為主戰場。黃宗文分析，民進黨十二位立委雖然勇於在立法院衝鋒陷陣，但在現行規定下，人數尚不足擁有提案權。縣市長有完整的行政權，可以發揮的空間更為遼闊。 省政府一位高級官員也坦承，民進黨若攻下半數縣市長席次，省府的政令將難以貫徹。他表示，憲法賦予縣市長相當大的自主權，「如果縣市長要充分擴大行使地方權限，對以往中央集權的方式將造成挑戰。」 他舉例說，宜蘭縣長陳定南裁撤「人二室」, 取消電影院放映國歌的行動，以及高雄縣長余陳月瑛搶先宣布開辦農保的做法，都為省政府帶來不少「困擾」。 民進黨有心從這片戰場突圍，國民黨在縣市長選舉中得票率偏低，是另一個重要原因。民國七十五年的區域立委選舉，國民黨贏得六六 % 的選票，但在上屆縣市長選舉中，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得票數只有五成。因此在一對一的情況下，民進黨領導階層估計，該黨候選人出線的機率較大。 以縣市長選舉為主戰場，政冶明星將是民進黨最寶貴的資產。張俊宏頗有信心地表示:「民進黨內最不缺的就是明星。」 成立兩年，只有一萬五千多名黨員的民進黨，在組織動員及配票能力上基礎薄弱。黃宗文戲稱:「我們的票像下雨一樣，每個人都要拿臉盆去接，能接到多少也不知道。」 但是民進黨內有人相信這些口才好、個人魅力強的明星，能夠「憑本事捲起排山倒海的選票。」 政治明星魅力大 民進黨的候選人也曾多次展現「最高票」的魅力。民國七十五年，朱高正以黑馬姿態在第四選區 (雲林、嘉義、台南) 席捲了十二萬票；許榮淑更以六萬多票的差距在第三選區 (台中、彰化、南投) 遙遙領先第二名的國民黨候選人。 選民的投票取向也對政治明星有利。根據政治學者胡佛在民國七十六年公布的研究報告，以及民意調基金會在今年初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區選民的「候選人取向」大於政黨和政見取向。 不過，競選縣市長和競選立委不同，候選人無法跨縣市吸取游離票，經營選區的方式必須改變，民進黨選舉對策委員會召集人許榮淑不諱言，說服中央民意代表出馬競選縣市長是項難題。 中時晚報資深記者耿榮水估計，除了宜蘭縣及高雄縣，民進黨在其餘縣市並無絕對的把握，因此，今年選舉仍須倚賴強力的政見和宣傳攻勢推銷候選人。 文宣是民進黨較擅長的選戰利器。張俊宏本人擔任過「大學」雜誌發行人、「美麗島」及「台灣政論」總編輯。他的文筆、理論基礎及辯才，助長民進黨的文宣氣勢得以從上到下，一氣呵成。 從民國六十九年的「再審美麗島」, 民國七十二年的「民主自決救台灣」到今年的「民進黨執政」, 在野人士不但擅長在政見發表會上掀起高潮，也懂得製造響亮的訴求口號。 擅長小眾傳播 雖然在運用大眾傳播媒體方面，民進黨還是新手；但是在小眾傳播媒體上，則是累積了不少技巧的能手。民國七十五年的中正機場事件，在新聞媒體一片撻伐聲中，民進黨的錄影帶和電視牆及時傳達了另一個角度的「事實真相」。政治觀察家相信，在選戰期間，這種做法為民進黨扳回不小的聲勢。 與文宣相比，民進黨的組織動員力則缺乏堅實的基礎。成立逾兩年的民進黨黨員不過一萬五千人，在二十一縣市中，還有三個縣市未設地方黨部，在選戰期間能動員的專職黨工只有五十人。與擁有二百四十多萬黨員、七千多名專職黨工的國民黨交手，「民進黨連買票都不知要從何買起。」一位黨內重要幹部自我調侃地說。 不過一些過去以國民黨為主體的社會團體，在風起雲湧的社會活動衝擊下，已出現鬆動的痕跡。在民進黨編印的「台灣一九八九」手冊中，列名四十九個有關勞工、婦女、環保、農民...... 等「相關團體」, 被民進黨視為可以相互聲援的外圍組織。 兵家必爭之地 社會學者張茂桂認為活潑的社會力，「絕對是民進黨可以利用的籌碼」, 但是他也強調這是兵家必爭之地，「民進黨不會是唯一的獲利者」。 真正讓張俊宏必須費心思考的，可能是民進黨公職人員在這些草根性團體的活動力，比不上新潮流系的黨工人員。候選人能否得到充分的支持，「與地方小派系關係的重要性，往往超過跟政黨的關係。」民進黨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正意味深長地說。 民國七十二年，黨外新生代的「批康」風潮，曾經讓當時的黨外公職人員遭受嚴重挫敗。黨外立委席次由八席減為六席，包括康寧祥在內的五位立委競選連任失敗。如何防止舊事重演，令今年民進黨領導階層憂心。 曾任「八十年代」雜誌執行主編的歷史學者李筱峰，提醒民進黨要注意「包裝」, 以溫和、理性的態度爭取學者和中產階級的支持。如果民進黨內鬥，或者令人恐懼的形象持續不斷，「很多人即使不滿意國民黨，也漸漸討厭民進黨。」他關切地表示。 長期觀察台灣政壇變化的人士對張俊宏的評價是「冷靜、有批判力、長於戰略、看得清大勢」。但是與關中相比，他不是「戰將」型的人物，能夠統籌運用的資源也有限。一位民進黨中央級幹部就感歎地表示，關中可以說服候選人不選縣市長，改以省府委員做酬庸，「民進黨候選人不競選還能做什麼？」 相生相剋？相輔相成？民進黨的體質與張俊宏的理念和出身背景也有差異。出身中產階級的張俊宏，期望民進黨的候選人不僅受黨員擁護，也能贏得社會大眾的支持。但是民進黨黨員的學歷有六 0% 在高中程度以下，新通過的提名辦法又規定除非受黨徵召，公職候選人必須經由黨員提名初選。因此黨內領導階層除了憂心黨員人數太少，更擔心民進黨推舉出來的候選人符合「黨意」卻不符「民意」。 雖然民進黨在選舉期間能擁有部分主、客觀條件的優勢。這些力量究竟是相生相剋、還是相輔相成？被關中形容為「好學生型」的張俊宏，正面臨一道難解的考題。 |
關中:爭取勝利,天經地義 | 問：今年可以說是政黨政治的開始，年底的選舉是個重要的考驗。身為國民黨組織工作會主任，請你談談執政黨的選戰目標是什麼，如何達成？答：執政黨爭取選舉勝利，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在目前的特殊處境中，太強調這點，又好像以大吃小，所以我們在這方面也不太願意展現我們的 muscle (力量)。 選戰四大方案 但可以說，今年選舉，文宣和動員一定要做之外，我們透過組工會提出四大方案。 第一，大量充實國會，有增加國會議員名額及資深民意代表退職方案兩大重點。以我個人來看，現在充實的情況，我還不太滿意。 第二是調整選區，這是合情合理，更是合法的。 第三是黨員初選，這也是我一貫的主張，我認為國民黨有這麼多黨員，不能讓他們在黨內選舉中表達意見，則組織再龐大，也沒有什麼作用。 第四是端正選風，這種事談到最後，都說是教育問題，但我認為還是可以做點事，讓候選人不能做、不必做、不敢做。依我的經驗，重視文宣、重視黨員意見，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由這種環境產生的候選人，不太容易去賄選。 問：今年民進黨宣稱要在縣市長選舉中贏取七到十席，逐步達成執政目標，你能否評估一下對國民黨的威脅有多大？答：這話他們也不是第一次講，七十四年選舉他們也講一樣的話，結果四個只當選三個，少了一個。 依我們的統計，選民有四 0% 到四五 % 固定支持國民黨；一 0% 到一五 % 固定支持反對黨，剩下的是游離選民。而國民黨過去都得到七 0% 的選票，表示我們爭取到大部分的游離票。 不管如何，他們的力量漸有組織，今年也想有所突破，但我個人對他們的目標持保留態度。 問：你剛提到縮小選區的問題，部分學者認為，這麼做會使金錢、地方派系更介入選舉，你認為呢？答：嚴格說起來，選區的大小跟金錢、地方派系介入，沒有必然關係。在舊制度下反而有很多不好的現象，像新竹市就選不出自己的民意代表，而變成別人的票源。 像七十五年的選舉，第三選區包括台中縣、台中市、南投、彰化，其中台中市的選民占四 0%, 卻只選出一個立法委員，南投縣選民占一三。五 %, 反而當選三個。南投縣的當選人，會跑到台中市去服務嗎？這對台中市選民並不公平。 問：如果換一種問法，請你評估一下，縮小選區後，對國民黨有利，還是對民進黨有利？答：這完全看個人。我用姚嘉文的話來講，他說，選區調整，可以增加民進黨的配票能力。民進黨最缺乏的就是組織力，浪費的票太多，選票與當選席次差距太大。 浪費的原因，就是選區大，控票不易。選區小，他們就一定要發展組織，不能再像過去散兵游勇一樣。就這個意義來講，對民進黨的發展有利。 問：你提到過自己的形象有時候被扭曲成「窮兇惡極」; 那麼真正的你是個甚麼樣的人？無所求，無所懼 答：就個性來講，我認為我最大的特性，是熱愛國家幾近一種狂熱，這是家庭背景，和在海外唸書造成的。所以我對任何不愛國的事情，有違國家觀念、意識的行為是不能忍受的。 我做的職位、工作，沒有一件事是我要的，都是不能不做的，但既然做了，就要做好，所以我全心投入。 過去我在黨內、黨外，都會有些人批評，說我太堅持，討論問題時不給別人留餘地。但問題是，我講話不是即興而言，是有備而去的。他們公開不說話，私下總不斷批評。我也受過傷害，我也有過挫折，但坦白講，我不在乎，只要無所求，自然無所懼。 別人老說我不擇手段，我怎麼不擇手段？我要讓別人看得起國民黨、尊重國民黨，國民黨總要有人有骨氣。這些話別人聽了，又要說我狂妄了。 問：從過去的選戰，你被稱為戰將，是國民黨很重要的資產；但也有人批評你耗用國民黨太多資源。是甚麼樣的信念，使你在文宣、組織上這麼強悍，這麼堅持自己的想法？答：這完全是主觀的看法。照民進黨的說法，他們認為國民黨已經這麼大、這麼強，應該讓讓民進黨。例如，他們是靠文宣的，那國民黨就靠組織，不要搞文宣，彼此扯個平手，不是很好？那這麼一來，國民黨每選一次就損失幾席，那國民黨下台，不就指日可待？如果這樣，做黨務幹什麼？敗家子了。 說耗盡資源，更是荒唐，什麼叫耗盡資源？今天我做事，盡心盡力去做，就叫耗盡資源，那非要我溫吞水，工作半大、玩半天，就不耗盡資源？我連自己的資源都耗不盡，那有本事去耗別人的資源？問：你的文宣策略如何？答：說起來這是我的傷心往事。 我非常重視文宣，但我的努力與理想差距很大，主要是國民黨的體質，不能接受這種觀念；另外，各單位也不能配合。 腦袋差點落地 大家現在都知道「明天會更好」這條歌，這是我們策畫出來的。當年氣氛這麼低，外有江南案，內有十信案，總要有點激勵民心士氣的事。 原來的計畫，是透過廣播、電視，成為選舉的主題，但後來被腰斬，有人告我居心叵測，說關中的「明天會更好」, 是國民黨下台了，明天才會更好，就搞不下去了。壯志未酬，差點腦袋掉下來。 七十五年，我想用「美夢成真」, 現在不是很流行夢嗎？什麼夢咖啡、夢十七、青年的四個大夢，這是爭取青年游離票最好的方法。 但有人說這不好，鼓勵做夢總是壞事情，要腳踏實地；他不瞭解今天已經是感性消費的時代。所以又胎死腹中，草草了事。 但我還是堅持，因為這是個資訊時代，人與人之間的來往就靠資訊影響，就選舉來講，四七 % 的選民，受電視影響最大，所以文宣最重要。 問：你擔任重要黨務工作這麼久，能否坦率比較蔣主席與李主席的領導方式，以及他們對黨務或選舉的關心？答：兩人背景不同。蔣主席過去對黨工作的淵源很深，做過不同的工作，很少有人對全國人和事。能像他一樣瞭解。他和我們談話，絕大多數時間不是聽我們，而是在考我們。蔣主席非常重視整個國家的團隊問題，尤其他始終認為我們只有一個敵人，就是中共，國內的一些人，不應當是我們的敵人。 他老年時越來越不能理解，為何這些人對政府如此仇視，對他做那麼大的攻擊。不過他倒很釋然，有時我們向他反映情況，在我們看來憂心忡忡，他卻笑說:「國民黨最大的特性就是能挨罵，罵不垮的，執政太久，人家討厭，這是自然的，不必太在意，該做的事，盡情去做。」 李主席給我的感受是非常認真，而且非常負責，對黨的工作可能他過去涉及不多，他的閱歷是在農業專家、技術官僚和地方政府。但我想他可能在擔任副總統期間，當時的蔣總統就把有關的問題都讓他去瞭解。我感覺他是充分準備、有備而來，處理黨的事情非常胸有成竹。 最大的不同是，蔣主席過去對黨、政、軍的人事，心裡自有安排，我們不一定很瞭解他的做法。李主席給我們的感覺，則是很自然、具體明確，對黨務的事，他好像有高度的興趣。比如說訪問地方黨部，是過去沒有的事情，幕僚單位建議，他對內容或許有意見，但事情本身從來不拒絕。他對黨務這麼熱心，使我們做起事來感覺更得力。 有法就辦 問：執政黨新的端正選風計畫，不知對於像十信案、監委賄選乃至榮星弊案之類的金錢介入政治問題，提出怎樣的解決辦法？還有，當初蔡辰洲是怎麼提名出來的？答：端正選風的做法是，凡是法律有規定的，都要嚴格執行。有法就辦，絕不因人而異。中國國民黨絕不袒護、包庇。另外，我們以身作則，從黨內初選開始，任何人違法，我們就斷然除名。 蔡辰洲是我任職台北市黨部時發生的事，該負的責任我們都會負起來，不該負的事要對社會有清楚的交代。選舉這種事，你說這個人好不好要有證據。我們黨提名的人選，除了平時對他調查外，必要時會向有關單位查問違法紀錄，如果什麼紀錄都沒有的話，即使有人說他不好，這種沒有根據的事實，不能做為判斷的依據。 蔡辰洲事件發生的緣由是，當初我認為蔡家在台北有龐大的力量，他們上一代，蔡萬才在六十四、六十六年兩次區域選舉都得到十萬票以上，但六十九年他不知為何不願參加區域選舉，而轉到比較容易選的商業團體去了。 我對選舉有個奇怪的看法，認為你有力量不出，要找舒服的事，這樣不太好。我們從事輔選規畫的人，總想把黨的力量發揮到最大，所以我規畫七十二年選舉時，想把蔡萬才的力量引回來，尤其在他的選票地區，正是我們黨最弱的地區，但他打死也不幹，於是蔡家就開會推派人選，結果只有蔡辰洲一個人願意選區域立委。 他本身有強烈意願，當年辦黨員意見反映時，他獲得的反應又很高，所以就提名他，誰知他以後出這麼大的紕漏。 關於國泰、十信的狀況，當時我們問過財政部長，財政部長說，有問題早就辦了嘛。事後有人說他拜誰當乾爸爸，把事情越扯越遠，這些都是別人想當然爾的事，我們當初想法非常單純。尤其我們從事選務的人，坦白講，跟這種背景的人多少有點距離。 問：選區畫分為什麼不由中央選委會提出，引起那麼多爭議，可否談談這件事的決策過程？答：很不幸這是個誤會、巧合。調整選區的問題我已研究很久，隨時我都能講，但上次中常會我心裡並沒準備要講。那天中常會是李主席臨時指示組工會說明調整的理由，我說完後，他說確定，意思是調整選區應根據現行選罷法規定。在六個月前由中央選委會來決定。(編按：執政黨即根據本條規定，調整選區) 大家今天對執政黨有雙重標準，忘了什麼是執政黨。執政黨是根據主義決定政策，根據政策決定人事，然後交由從政主管同意付諸實施。 我們討論這問題時，內政部許部長也在場，他不是不知道啊，但從政同志面對立法院時，不願講得太明確。外面又說組工會主任比內政部長大，搞得大家很尷尬。事實上，這是黨的政策，我們的從政同志有權根據這政策來批准方案，換句話說，選委會幕僚人員應該根據我們的決定提交方案。 國民黨不能中立 問：假如國民黨年底要爭取到四 0% 游離票，有那些重大的公共政策必須推動？答：組工會所做的是層次非常低的工作，像動員、文宣等戰術層次的事，影響選票更重要的戰略層次是黨的主義、政策，以及從政主管同志是否有作為，以致民眾願意支持，還有就是行政單位的配合。 行政可以中立，國民黨不能中立。說句不客氣的話，今天他憑什麼做部長、廳長、處長，那是國民黨執政才能做的，他當然有責任替黨做事。今天國民黨員在合法的情況下善盡黨員的責任，這樣黨才有希望。如果選舉是靠我們黨工，累死我們也沒有用。 公共政策問題，大家明顯看到，當前經濟問題是很主要的，如果我們的對外貿易、匯率、國內經濟的運作不能更合理健全，對我們黨是不利的，政府也要多幫助中小企業界。 另外，環保要拿出辦法，一方面要維護公權力，另一方面對污染造成的傷害，政府要主動處理、補償，花錢在所不惜。還有社會風氣和治安問題，政府要負很大責任。 最滿意與最失意 問：在你從事選務過程中，能否舉出最滿意與最失望的一件事？答：最滿意的，是對黨內民主精神的貫徹，像十三全大會，黨代表由過去間接選舉，改成直接選舉。從我到地方黨部開始推行黨員意見反映，到現在的黨員初選，我這個基本的看法，經過鍥而不捨去做，現在朝這方向發展，我覺得有成就感。 至於最失意的事，莫過於看到人性最醜惡的一面。有人講得天花亂墜，做起來不是那回事。有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犧牲團體，出賣他的國家甚至他的黨，這種事我看了很多，不僅痛恨而且痛苦。 (李慧菊、周旭華整理) |
亞細亞,向上升起 | 「亞細亞」一詞，源起於閃族語 (古代居住於美索不達米亞肥沃月灣和地中海東岸的民族，曾建立巴比倫、亞述、腓尼基等占文明), 意指「向外發展，向上升起」。今天，道個古老的詞意再一次獲得鮮活的印證。 曾經，亞洲是世界的中心。它孕育了歷史上最輝煌的文化、帝國，及所有對世人影響深遠的宗教。亞洲人不僅越過高山大海，將文明的種子撒在陌生的土地上，更曾經攜帶車馬火砲侵略西方。 十五世紀以來，時移勢轉，變成亞洲人必須抵禦來自西方的威脅。在工業文明的激盪下，亞洲人的共同奮鬥目標，是希望學習西方的科技、政治、經濟模式，來帶動國家現代化，卻又不致全盤抄襲，喪失自己的傳統。 可惜挫敗似乎遠超過成功的例子：甘地、尼赫魯、蘇卡諾、何志明，固然因驅逐西方殖民主義而成為英雄，他們的國家卻並未脫胎換骨；回教信仰復興也無法引導伊朗、巴基斯坦和西亞國家步上坦途。 亞洲國家的希望 直到八 0 年代，位於東亞的一連串國家綻放出耀眼的光芒，亞洲國家才終於找到他們自己的途徑。東亞國家「向上升起」的趨勢已悄悄累積了二十五年。自一九六七年至八七年，這些國家總生產額占世界總生產額的比例，由八 % 遽增至二 0%; 工業產品外銷在全世界所占比例，也由八 % 增至一八 %。 東亞國家漸漸趕上已開發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則越拉越大。過去二十年間，它們的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為六 %(其中亞洲四小龍的成長率更高過八 %), 而美國和歐市國家的平均成長率只有三 %; 反觀自一九六 0 至八二年，中東國家的年平均成長率為六 %, 拉丁美洲國家為五 %, 非洲國家為四。五 %, 相距尚不遙遠；然而近六年來。東亞國家的年平均成長率為八 %, 拉丁美洲國家卻縮減為二 %, 中東和非洲國家更陷入停滯。 東亞國家的繁榮不僅是表現在帳面上的統計數字，而是深入日常生活的現實。每一個到過這些國家的西方人都會對那兒的活力感到震驚。一方面，東京、台北、漢城的鬧區商店裏充斥著進口流行商品，購物的人潮洶湧；另一方面，從南韓到新加坡，工廠裏的工人個個埋頭苦幹。 經濟成就固然是世人矚目的焦點，有心人卻注意到，東亞國家在西方文化主流中，樹立起民族風格的發展模式，對所有開發中國家深具鼓舞作用，因此對整個世界可能會有超越經濟層面的深遠影響。 如果在全球建立企業王國的日本人，仍然能夠謙卑地對顧客行禮如儀；如果創造電子和汽車外銷奇蹟的南韓人，仍然敬神祭祖；如果曼谷能夠成為貿易投資的熱門地點，而不失其佛教勝地的清譽；肯亞和秘魯應該也能。 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學者喬墨斯。強森認為，東亞國家普遍缺乏資源，卻能安然度過數次能源危機，外銷導向的經濟也未因貨幣升值而動搖，要歸功於五大妙方。 五大妙方 最重要的首推政府與企業間的合作關係。東亞國家基本上都是採行價格和市場導向的自由經濟體制，但是政府透過制訂長期發展政策、設定工業發展目標、公私合營企業、保護國內市場卻鼓勵向國外市場競爭等方式，與企業界維持合作的關係。雙方並且共同致力於維護勞資和諧，微妙地防止勞方介入政治形成工會運動。 歐美國家的政府與企業界往往彼此抗衡而抵消力量，東亞國家卻能雙方密切合作，許多人認為，這是它們長期保持國際競爭能力的關鍵。 其次是以出口帶動成長。由於東亞國家莫不現出口為經濟命脈，無形中就建立起一些相當良好的經濟準則，例如產品的品質和價格盯住國際標準、薪資成長必須與生產力結合、注重國際市場的資訊、反應快、彈性大。 舉例而言，東亞國家對國際市場變動的靈敏反應，在石油危機中就表現無遺。當石油價格攀高時，這些國家立即調整產業體質、節省用油、分散購油市場、增加儲備量，百到順利度過難關。美國在遇到石油危機時，則是先冗長辯論應否調整能源政策，通常至危機過去，大家不復提起這個問題，猶未做出結論。 東亞人勤儉儲蓄的習慣，製造了長期低利率的良好投資條件，而高投資率則直接促進了經濟成長。這是第二個秘方。 第四則是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做到了財富平均分配。或許是戰爭的慘痛經驗，促使東亞國家普遍重視均富，而成功的土地改革和教育普及，不僅消弭了傳統社會不公的根本問題，且促使農村財富轉移為工業資本，農村人力投入工業發展。均富還帶動了消費能力，因而更加速經濟成長。 學習亞洲經驗 最後一個秘方，強森教授認為，是抄襲歐美的發明。雖然今天東亞國家，尤其是日本，已經在機器人、數位式電子器材、家庭用電子產品等實用研究上，獲得國際的好評，但不可否認，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確實得利於廉價轉移萬方的先進科技。 八 0 年代，對歐美式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深感失望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紛紛開始學習亞洲經驗。 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都採取了外銷導向的經濟政策，並且競相爭取東亞國家前往投資、貿易。事實上，這些國家根本是以東亞做為其經濟計畫的設定目標。他們都堅稱，拉丁美洲豐富的天然資源、廉價勞工、略有基礎的工業技術，與東亞國家的資本和技術可算得上是天作之合。 還有長路要走 其中最為積極的是墨西哥。該國過去十年的經濟發展完全師法亞洲四小龍，並且決定要加入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真正成為亞太地區的一員。 非洲，在淪為歐美國家殖民地之前，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所展示的寶物和文明普令他們艷羨、尊崇。今天，亞洲人再一次以經濟、技術的援助，贏得非洲人的尊敬，古老的友好關係終於又恢復了。 日本近年以糧食基金、農業技術轉移、代訓技術工人等方式，大幅增加對非洲的援助。中共則提供無息貸款，供肯亞和坦桑尼亞發展經濟。此外，東亞國家的農業改良技術和節育經驗，也是非洲國家希望學習的。 除了經濟發展的經驗，東亞國家的政治體制是第三世界國家注意的新焦點。這些國家對選舉、多黨政治、民意調查等西方引進的民主，普遍有體質不符的困擾；亞洲許多國家長期一黨執政，卻能透過與反對派建立共識，而達到兼顧民意和社會安定，這種制度較容易為它們接受。 墨西哥在一九八七年舉行總統大選時，就極力模仿日本山民黨和印度國大黨的做法。蘇聯的改革派，一方面希望經濟迅速起飛，一方面希望在決策過程中容納較多的意見，卻不致危及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地位，日、韓模式是他們理想的研究學習對象。 從戰後廢墟中重建起來的東亞國家，以驕人的經濟成就，扭轉了歷史的輪迴。下一個世紀是亞洲紀元，似乎已經無人置疑。然而回顧亞洲先民開疆闢土，為世界文明植根的輝煌歷史，今天的亞洲人必須把眼光放遠，超脫為一己謀利的經濟層次，在世界上發揮更廣泛、長遠的影響力。從這個角度看，亞洲人要走的路還很漫長。 (取材自 Asiaweek, USA Today 等) 向外發展，有利可圖 東亞國家目前與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貿易額，只是與西方國家的二十分之一，但是在歐洲和北美正逐漸形成貿易保護壁壘之際，加強與這兩個地區的貿易，不失為一石二鳥之計。 東亞國家的農業與低科技工業技術固然是非洲國家迫切需要的 (例如在非洲投資中小型勞力密集工業，可消化當地過多的勞動人口); 更實際的是，部分在亞洲因成本上漲而失去競爭優勢的產業，轉往第三世界投資生產仍有可圖，而亞洲較廉價的產品也較適合這些地區的購買能力。 只是個開始 一九八七年，東亞國家輸往拉丁美洲的產品增加了一倍，輸往非洲的也增加三二 %。這還只是一個開始，以拉丁美洲和非洲南撒哈拉地區來說，兩地每年的進口總額可達一千三百億美元；拉丁美洲較富庶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委內瑞拉等四國的年消費額更高達五千二百五十億美元，市場潛力相當雄厚。 然而日前絕大部分的亞洲企業，仍將目光投注在歐美市場，路途遙遠，運貨費時費事，固然是主要原因，第三世界國家購買力薄弱，甚至必須以他國的援助付款，及利潤削薄等，也都使得東亞國家裹足不前。第三世界對它們的唯一吸引力不過是進口農礦原料，因此東亞對第三世界貿易普遍呈現入超現象。 唯一的例外是日本。對他們來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市場是不值得爭取的；他們也是唯一對拉丁美洲享有順差的東亞國家。日本企業在這些地區已開始斥資設廠，準備一旦當地經濟起飛，即可搶先獲利。 蘇聯不甘被遺忘 東亞國家在向外發展時，一個不可忽略的強鄰 -- 蘇聯，自然也不甘被遺忘。一九八六年，戈巴契夫在海參崴演說時強調「蘇聯是一個歐亞國家」, 日後更多次重申蘇聯願意擔任歐亞之間的橋樑，並表示希望加入聯合國亞太經濟與社會委員會，企圖樹立蘇聯為亞洲國家的形象。 其實蘇聯真正需要的，是從東亞國家取得歐美國家不願提供的高科技和管理技術。另外，在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中，天然資源豐富的西伯利亞被視為寶庫，迫切需要亞洲各國合作投資開發。 蘇聯已決定在海參歲附近開發一個經濟特區。雖然日本的西武財團正考慮到當地興建現代化的旅館，但是西伯利亞畢竟人煙稀少、建設落後，因此對蘇聯的熱烈迎賓，東亞國家反應冷淡。 放眼全球，待開發的資源和市場正張手招迎亞洲的財富和技術，亞洲人可以走的路無限寬廣。 (譯自 Asiaweek) |
永遠的戰將關中 | 國民黨最近一連串為年底選舉鋪路的行動，使原本就引人爭議的組織工作會主任關中，又成為政治漫畫家筆下的熱門人物。有人美化他，也有人醜化他。但每一張漫畫，幾乎總是不約而同的，把他描繪成位穿戰袍、騎戰馬 (或戰牛) 的剽悍戰將。 單是他獨排眾議，強力推銷選區縮小策略。政治圈的反應已是淫涇分明: 「他到底是誰？為何對本院及行政院這麼做？現在是什麼時代了？」民進黨籍立委黃煌雄這樣抨擊他。 奇異的情緒 「他寧願做事情被責備，也不願不做不錯而對不起歷史。」國民黨籍立委李勝峰這樣讚許他。 不論朝野。對關中都有一種奇異的情緒。 國民黨對他又愛又恨。民進黨對他又怕又恨。他的威力展現在：民國七十年台北市議員選舉。他不顧多人反對。打出趙少康等形象派。時至今日，趙少康成為國民黨選戰時的重要資產；民國七十二年立委選舉，他以「市場區隔法」提名的台北市七位候選人全部上榜，成為黨工津津樂道的「7UP」, 連黨外身經百戰的康寧祥，也在當年被擊倒；民國七十五年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在十信、江南等大案陰影下，他以台灣省黨部主委身分，守住了國民黨大半壁選票；民國七十六年增額監委選舉，他負責的台灣省國民黨籍候選人全部得勝。「的確是戰將。」一位曾經和他交過手的國民黨籍立委說。 一顆猛棋 他也被自己的衝力反彈過。最著名的是「7UP」之一的蔡辰洲在立委任內爆發十信案，及七十六年監委選舉的嚴重賄選傳聞，在關中的政治生涯裡，烙上負面的印記。 而幾乎與他同時興起的金牛政治，至今變本加厲，甚至被政治分析家視為導致關中在七十六年被免除省黨部主委，退隱青輔會的主要原因。同時，他身上還有一個為達選戰目標而「耗盡資源，竭澤而漁」的異名。 終究，今年大選舉的關鍵性，卻使國民黨不得不再度重用這位「唯一能讓民進黨頭痛的頭號戰將」, 關中在青輔會蟄伏不到九個月，再度被蔣經國先生徵召，出任組工會主任，成為蔣經國先生晚年為針對今年選舉，而布下的最重要的一顆人事猛棋。 年底的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選舉，無疑是執政黨近三年來各種改革與施政表現，如解嚴、開放大陸探親、局部改組內閣...... 等，作一番全民的再信任投票。「如果在選舉中贏得充分支持，政府的施政及改革方向會更加明確而堅定。」決定年底參選立法委員的國民黨台北市黨部副主委郁慕明說。 究竟關中是怎樣一個人？他最犀利的選戰武器是什麼？這位國民黨中央各工作會權力最大的主任，正如何組織兩百五十萬黨員去贏取今年的選舉？關中最厲害的一點，是他深刻瞭解社會的現實本質，及選舉成敗對政黨命運的致命影響，並據以發展出千變萬化的選舉戰術。 一九八 0 年以前的選舉，基本上是單純的組織配票與地方派系瓜分選舉席次的活動。許信良在一九七七年競選桃園縣長時，雖然爆發「中壢事件」, 但政治活動大體上只能在執政黨的掌握下輕微的蕩漾。到一九八 0 年代，一連串內外政治、經濟、社會的巨變，扭轉了選舉的體質，由平靜趨於高亢。 「鹹、辣、甜，我都有」 一九八三年的立法委員選舉，關中看準社會多元化的發展，首次在台北高舉市場區隔策略，推出五張新面孔，構成「光譜狀」的七人組合，包括紀政、洪文棟、簡又新、林鈺祥、高忠信、蔡辰洲、李志鵬，每一位候選人代表的選民，都恰恰能支持那位候選人當選，「不管選民愛吃鹹、吃辣、吃甜，我都有，而且選票不重複，」關中接受遠見雜誌訪問時說。 這次選舉，除了七人全部上榜，使「黨外四人行」鍛羽三人之外，也創造多項紀錄。包括紀政以清新形象幾乎吸取大多數婦女游離票，輕易擊敗黨外的楊祖珺；高忠信以指南宮主持人身分，吸收佛、道界選票，連當時不合法的一貫道也被動員起來；洪文棟則配合妻子楊麗花歌仔戲的親切力聯手出擊，把西方國家以藝人助選的成功經驗引進台灣；簡又新以清新改革者形象滿足文教、知識界選民需要，並擠走部分雷渝齊的選票，使雷高票落選；蔡辰洲運用家族力量......。 難逃選舉的宿命 更難得的，是事前的精密估算幾乎全部實現。「和原來的計畫不差出五千票，標準的科學分析提名。」一位參與關中選舉策畫的學者指出，為了積極做好選票市場規畫，他們不只首次動員了上百人的學者專家，連電腦，也第一次在台灣成為選舉規畫工具。在同一次選舉中，黨外候選人即因形象重疊，配票技術落伍，而慘遭敗績。 選舉是贏了，但帳還未算清。被肯定的是，簡又新及後來的趙少康等關中力舉的形象候選人；被否定的，則是事後捲起「十信風暴」的蔡辰洲及他所代表的金牛型候選人。 但正如一位曾和關中共事的立法委員說，金牛型的候選人是這個社會的產物，「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選舉」。 關中提名趙少康、簡又新，也提名紀政、高忠信，甚至蔡辰洲，只是「巧妙的」反映這個社會的現實而已，「辦選舉，要追求理想，也要面對現實。」這位關中的好朋友認為，不管那個政黨都難逃這種選舉的宿命，只是關中格外把它發揮得淋漓盡致，才招來攻擊。 從此，關中「戰將」之名，不脛而走，掩蓋了其他選務人員如宋時選、鄭心雄、潘振球等的鋒芒。今年，他以組工會主任身分坐鎮選舉全局，「市場區隔」戰術勢必將在全台灣推展。 「市場區隔法」反應了關中擅長把先進國家的選戰和組織經驗台灣化，正是他馳騁政壇的第二張王牌。 軟硬兼施 國民黨內，沒有一個人像關中這麼強調「企業化經營黨務」。 他在黨部當主委時期，為了扭轉黨工脫離群眾的弊病，下令幹部彷傚公司業務員模式擬訂拜訪客戶名單，他自己親自抽查名單，並實施查勤，如果發現黨工沒有照名單拜訪客戶，立即查辦，他常說:「任何會議、公文、言論不能代表行動，任何事情要以行動為評估工作的唯一要素。」 選戰一般分為文宣戰和組織戰，傳統上，國民黨文宣弱、組織強，幾十年幾乎成為習慣。這個習慣到了關中手裡立即被打破，令人耳目一新。「民進黨最恨我，就是因為我重視文宣。」關中說。 關中的文宣技巧是「軟硬兼施」。軟式文宣上，從大辦聯誼活動到宣講「阿旺伯的故事」, 發動影藝界合譜「明天會更好」合唱曲等，都是代表作。其中單是「明天會更好」的錄音帶，第一個月就賣了二十二萬卷，打破台灣有史以來錄音帶暢銷紀錄。 在硬性訴求上，經常為圈內人提起的，包括創辦「雙十園」雜誌，以黨外雜誌的報導技巧和激烈言詞回敬黨外。選舉時，他是國民黨內第一個大量動員學術、專業人員投入文宣活動的黨工，創造了從感性措詞到凌厲批判競選敵手的整套宣傳品。為了避免文字誹謗，還特別請律師先作言詞檢查。「只要文宣能和民進黨打平手，再憑我們組織優勢，國民黨就贏定了。」立法委員李勝峰說。 切片式檢核 他的幕僚參謀單位，更別具一格的作任務編組，把反對黨的意識型態、內部矛盾、具體實力等作一系列切片式體檢，並據此設定對策。曾參與關中競選計畫的一位學者說，由於關中有海外黨務、教學 (政大副教授)、國民黨青工會、中華民國政治學會、亞洲與世界社、青輔會等經歷，使他周圍擁有相當豐沛的專家與智囊團，在選舉時發揮威力。 關中到組工會的第一年，為迎接今年的大選舉，除了推動選區重畫、黨內初選等「四大策略」外 (見本期專訪), 同時在組織工作上揭示一系列行動。包括在今年六月底以前，要在一千六百多個區黨部完成高達二十九萬黨員的任務編組，大辦訓練等，為年底選戰熱身。 讓舊黨員回娘家 另一方面則發動吸收新黨員、「舊黨員回娘家」等活動，扭轉過去幾年黨員成長比例下降的劣勢。單是去年第三季，就新增一萬六千多黨員，比民進黨所有黨員數目還要多，雖然也被批評為「飢不擇食」, 但業已營造了國民黨陣容浩大的聲勢。 在幕僚作業上，他在組工會任內動員人馬，先後完成幾百篇研究報告，包括四次派人到南韓考察群眾運動的引導方法，「任何重大問題發生，我們都有腹案。」關中相當滿意的說。 文宣當然也沒有被關中忽略。除過去的文宣戰術外，最大的手筆，是把今年的文宣主力作三梯次安排，計畫一波波的在年底投票前，把執政黨的聲勢沖到最高峰。裡面除傳統式的藝人表演外，還第一次由包括吳伯雄、宋楚瑜等頗具個人魅力的國民黨高層人士下鄉巡迴演講。 最厲害的武器 形形色色數不清的選戰戰術之所以能在關中手裡一一施展，離不開他那「全力以赴，不達目的，誓不終止」的勇猛個性，而這正是他「最厲害的武器」。 民國七十年，關中出任台北而黨部主委，為迎接選舉，他一口氣更動三十八人的職位，震驚黨部。他也是第一個叫出「提名不等於當選」的黨工，要候選人不能只依賴黨，自己也要努力投入選戰，幾年後，這句話從當初被人批評，到今天已成為普遍的信念。 那一年台北市議員選舉，有五位國民黨籍候選人違紀參選，關中呈報國民黨中央，一律開除黨籍。民國七十二年立委選舉，再度開除違紀參選的雷渝齊的黨籍。 十信事件爆發，雷渝齊的「雷聲」雜誌指關中當年提名蔡辰洲是因為私下拿了好處，結果關中一狀告到法院，拒絕別人一切和解的勸說，最後雷渝齊被判入獄、登報道歉、賠償關中名譽損失三百萬元 (關中原先要雷渝齊賠一千萬), 輿論紛紛報導，認為厲害的雷渝齊「一腳踢中鐵板」。 八年前，他大力推動黨內幹部評鑒，作為提名公職選舉的依據，受到多方面反對，他曾經誓言，最後要做到百分之一百的黨內初選，八年後，他終於做到了。 在各種黨內會議 (包括十三全) 中，他咄咄逼人的言詞和辯才成了獨特的風格，使很多人或不能、或不敢和他辯論。 最近很熱門的選區縮小事件，他不顧與權力高張的國民黨籍增額立委意見相左，不惜和中常委許水德爭論，把整個局面朝他的主張扭轉。 於是，不斷有人私下批評他「目中無人」、「自負」、「不擇手段」、「不留餘地」、「新右派」等，關中則毫不退縮的回答:「我只是要讓別人看得起國民黨，尊重國民黨，國民黨總要有人有骨氣。」 辯才無礙 要瞭解他的剛猛，無法不從關中的出身與經歷入手。 關中生於戰亂，父親關大成 (立法委員，去年過世) 是國軍在抗戰時期潛伏在東北敵後的地下工作人員。幼年時期，關中全家曾被日軍關入監獄，並目睹親人死於黑獄之中。近代史上慘烈的一頁，使今天作風爽朗、能和村里長大杯喝酒、當眾高歌的關中，內心深埋著新一代人難以理解的愛國觀念。 第二個衝擊，來自他六 0 年代出國留學的經驗，當時大陸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美國校園多數中國留學生紛紛左傾，向共產主義認同，關中以少數派身分跟多數的左傾留學生大打筆戰。 「當年我們相當孤立，但歷史證明我們是對的。」和關中有過類似經歷的台北市議員郁慕明回憶，當年保釣、退出聯合國時，他們十幾個人和對方一百多人同場辯論，內心的憤怒及所面對的苛刻考驗，磨練出他們剛猛的個性。 反對黨頭號敵手 雖然國民黨傳統辦組織的人都無法避免毀譽過巨，終於鞠躬下台的命運 (如胡漢民、陳立夫、宋時選等), 但論今天對現實環境的深度瞭解、對選戰技巧的高度掌握；論絕不退縮、堅持到底的剛猛個性，國民黨組織工作會主任關中，結合執政黨龐大的資源，在可見的未來，仍將是反對黨在選戰中要面對的頭號敵手。 |
真金不怕火煉! | -- 大學國父思想課程應當容許學生選修 台灣大學接受教育部委託研究，提出「大學共同必修課目修訂草案」, 建議將「國父思想」課程由必修改為選修。 消息傳出後，「國父遺教研究會」、「三民主義教學研究會」和「中國五權憲法學會」等三團體，聯合發表聲明表示反對，認為若由必修改為選修，是「既屬違憲並違反國策」, 所以「應請教育當局慎重慮」。 選修無損敬愛 這項爭議，目前才剛剛開始。能不能改，教育部恐怕要很費斟酌。此事難以決定的原因，不外乎兩者：其一，國父孫中山先生廣受國人愛戴，把以三民主義為主體的「國父思想」改為選修，是不是對他不敬？其二，必修了四十年，忽然改了，會不會對教育起根本的變化？其實，敬愛一個人，與把他的學說應否列為必修，以及列為必修的後果，都可以討論。 胡適博士是中國近代最具自由主義色彩的著名知識分子之一。民國八年五月，胡先生在上海拜晤了國父孫先生。後來孫先生過世，他在「現代評論」上談到對國父的印象說:「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領袖資格，因為他終身不忘讀書，到老不廢修養。其餘那許多革命偉人，享有盛名後便丟了書本子，學識的修養就停止了，領袖的資格也放棄了。」 八年七月，中山先生的「孫文學說」出版，胡適在「每週評論」上寫了書評，認為這是一部有正當作用的書，不可把它看作僅僅有政黨作用的書。換言之，不應只把它看作國民黨的「宣傳品」。 當時胡適自美返國不久，任教北大，倡導「文學革命」, 推動社會改革，主張國家自強，風潮時勢，全國景從，儼然是學界領袖；但是他坦白道出對一位政黨黨魁的推崇，從不自鳴清高或矯揉做作。這一方面顯示了他由民主素養中鍛鍊出來的服善精神，另一方面也足證國父的人格確有感染力量，以及他的著述對國家有用。 只是方案，不是學問 一種對國家有用的學說，以政府的力量，列為大學必修課目四十年，現在卻由大學教師檢討應改為選修，道理安在？撇開教師，我們更應看看學生是以什麼樣態度接受三民主義的？如果我們不諱疾忌醫，敢面對現實，恐怕大家必須承認，今天正心誠意、兢兢業業把三民主義當一門功課來讀的青年大概不多，只是因為它是必修科，而且大學聯考要考，當預官要考，想留學也要考，不能不應付罷了！說來好笑，把三民主義列為必修，形同「強迫接受」, 正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因。 如胡適所說的，國父「終身不忘讀書，到老不廢修養」, 大家多承認，他是一個學識很淵博的人。不過國父演講三民主義，目的不在做學問，而只是提出一個救國家的方案，所以它並沒有太多深奧的理論，而是一些可行的步驟。同時語詞淺近，老嫗能解，俾能發揮「喚起民眾」的力量。 但是它一旦進入高等學府，講授的人往往把它刻意塑造成一門艱深的學問，提出似乎並不必要的各種「史觀」和「哲學基礎」, 用了太多的專門名詞，說了太多的題外話，對青年產生了嚇阻和誤導作用。 此外，學問之領悟，貴在提綱挈領，但今之教授三民主義者，燭照全局者少，枝枝節節者多，遂令見樹不見林，失去了三民主義原有的巍峨風貌，對青年人減少了吸引力。君不見，很多授課老師用了太多精神在考據上，包括一個破折號，一個逗點，把三民主義弄得支離破碎，使人不認識它了。 除了「強迫接受」之外，學校三民主義課程另一可商榷之處是要求「全盤接受」, 也就是要保持三民主義「原始的完整性」。 國父不是神仙 國父演講三民主義，是針對當時的國家處境和社會結構，提出解決當時問題的方案。他不是神仙，不能預知數十、百年後的事；所以他的各種主張，絕不可能每一條都永遠適用。期待其「百世俟聖人而不惑」, 是強人所難。 就拿人口問題來說。國父當年認為，中國人口如果減少，列強人口增加，中國就要減亡。但是時移勢易，數十年後，中國人口已經太多，尤其五十年代的台灣，非要節育不可了。可是節育「違反國父遺教」, 這個罪名誰也擔待不起。當時地位崇高如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先生，提倡節育還要冒「殺了我的頭也要做」的危險。 直到民國五十六年孫科先生自美返國參觀，以國父哲嗣和研究三民主義先進的資格解答這個問題，認為節育並不違反國父遺教，因為國父不能預見環境的演變。國父當年對人口問題的主張，在於使國家富強，凡符合這一原則的意見和措施都符合國父的宗旨。 孫科先生所說的道理是非常淺顯的，國內豈無如此明達之人，只是大家囿於固習，沒有勇氣衝破這道藩籬罷了！再如，國父籌畫國家建設，主張在某些地方設某些鐵路、港口；現在由於科技之進步、天然資源之發現，以及經濟發展程度之不同，若仍照從前舊方案實施，恐怕不太合適。 真理禁得起辯難 青年人富於追求真理之精神，追求真理必須好疑與辯難。現在政府在學校開設國父遺教課程，不僅「強迫接受」-- 一律必修，而且要「全盤接受」-- 像某些宗教一樣，「只可信，不可問」。這樣的方式，如何能教青年學子信服？又如何能得到預期的講授效果？台大建議把國父遺教改為選修，想來不全是因為其「自由學風」使然，而是顯示了學界一般的心理。 時代變了，權威與人的關係要重新調整定位。國父遺教中的一些真知灼見，應啟發和誘引國人主動研究追尋。三民主義的價值，不會因為從必修變為選修而有所貶損；既然把它看為一門學術，它就必須在學術的「自由市場」中，禁得起競爭的考驗。 在實踐中發揚光大 再說，國父遺教一旦列在選修科目內，講授的人本身就必須深入鑽研，並講求授課的技巧，而不能再有恃無恐。三民主義應該還它真面目，讓它以原來活潑生動的性格面對群眾，讓它的光和熱自行發抒，太多的化妝對它不僅不能踵事增華，反而遮掩了它的神采，使人不易親近。 當然，國父遺教不是要我們「講」的，是要我們「行」的。近幾十年來，政府在台灣力行三民主義，各項建設的成績為大家所共見。今後應在實踐中發揚光大三民主義，使它自然融入國人的精神信仰。若能這樣，則在學校的課程表上必修還是選修，就不那麼重要了。 |
位高、名重、權大、但影響力小 | 當一月二十日中午布希宣誓為第四十一屆美國總統時，全世界的焦點又將集中在這位白宮的新主人身上。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早已被公認。戰後國力鼎盛時期，有人譬喻美國總統有帝王的威望，教皇的榮耀以及元首的權力。但是，繫世界安危於一身的美國總統，在今天的局勢中，真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嗎？這真是以前不會想到，但現在不得不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選民不熱衷投票 話要從近年來美國選民不熱衷於投票選總統開始。 在這次布希 -- 杜凱吉斯的選舉中，據估計只有五 0% 的選民投票，是一九四八年以來最低的一次。與西德、法國、英國、日本等七 0~ 八九 % 的投票率相比，一半的美國選民居然放棄了這個重要的選擇。 過去選民對總統選舉不熱衷的解釋不外是：投票登記麻煩、中產階級以下的人民 (尤其是少數民族) 不關心政治、候選人本身缺乏吸引力 -- 所謂「二者之中選一個次壞」, 誰當總統都差不多。 現在另加的一個解釋則為，「美國總統是愈來愈不重要」,「總統的影響力是愈來愈小」, 既然總統不這麼重要，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去投票？二、雷根的處境 總統影響力的下降，不是空穴來風的。美國時代雜誌遠在大選前就發表過一篇「為什麼總統顯得那麼渺小？」的專論。基本論點是：總統的責任在加大，限制在增加，影響力與權力在縮小。大選後的紐約時報又登了一篇著名經濟學者蓋勃勒斯的文章。他指出:「根據所有過去的標準，總統這個職位已經顯得相對的不重要。」 這位民主黨籍已退休的哈佛大學教授又以譏諷的筆調，嘲笑雷根之所以在第二任內很少開記者招待會，不僅是因為雷根對很多問題缺少判斷與瞭解，而同樣重要的是，「當他被記者詢及那些事情時，事實上他對那些事情並沒有什麼影響力。」 雷根是戰後最受人民喜愛的總統。這位個性溫和但原則堅定的總統，在卸職前無法掩飾他對總統影響力日衰的失望。 在卸職前的一次演講中，他憤慨地指出:「國會、利益團體與新聞媒體」這個鐵三角削弱了總統的權力，阻礙重要的施政。他以巨額的財政赤字為例來說明他要減少政府支出，因鐵三角的反對而不可得。 在他的第二任內，雷根變成了一位「傷痕累累」的領導人：國會既沒有順利通過他提的預算，也不支持他的中南美外交政策，甚至於也否決了他對大法官人選的提名，更不必提伊朗軍售質詢帶給他的難堪。 卸職前夕的雷根，仍是一位受歡迎的總統，但不是一位有重大影響力的總統。被認為「最有權力」的美國總統，近年來在一次又一次的國會投票中，無情地被卸下了那高估的權威外衣，使世人瞭解：如果犯法，就會像尼克森一樣，羞辱地下台；如果政策不受國會多數議員支持，就會像雷根一樣，不得不接受。 民主政治就是這樣有規範地，無情地在運作。 三、為什麼影響力小？總統影響力這樣的轉變是好是壞，尚難判斷，但值得指出的是：大概有五個因素削弱了他的影響力：第一是國會。在三權分立的國家，當總統是屬於一個黨 (共和黨), 而參眾二院被另一個黨 (民主黨) 控制時，總統當然就難以順利地推展他的政策。 第二是官僚系統。有人諷刺地說：總統只是宣布官僚系統所決定的事項，扮演一個象徵式地重要角色而已。 大家都熟知雷根對台灣友善，但是在國務院層層官僚系統下，他也無可奈何。 第三是利益團體。這些團體常以強大的聲音與雄厚的資金，設法爭取對他們有利的法案或政策。總統在各種壓力下，不得不做各種政治妥協。在妥協下，總統不是在勇敢地推動那些「自以為是」的政策，而是消極地在接受他「不以為是」的妥協。 第四是媒體。民主國家中的媒體對在位的政黨與總統通常都是批評多於稱讚 -- 懷疑他決策的動機，預測他推行的困難，報導他失敗的措施。媒體不僅在批評總統做了而做好的事，也批評他該做而還未做的事。 有「偉大的溝通者」之稱的雷根，認為媒體沒有公平地向讀者陳述他的觀點，削弱了他與國會爭辯的影響力。 第五是國內外的大事。因事件複雜性 (如國際上戈巴契夫的片面裁軍、如國內社會福利措施的修正), 都已不再是白宮主人一手所能駕馭。 面對這些變數，一位評論家感慨地說:「在西方世界，沒有一個政府領袖像美國總統那樣受人重視，但是，也沒有一個政府會像白宮那樣無能為力。」 這個說法似乎過分悲觀了些。美國總統當然仍有他的影響力，只是主客觀因素在變，因此總統要認清：他不能隨心所欲；人民要認清，總統不是萬能的。 四、台灣的領導 在台灣的現況下，總統與行政院長是二位最有影響力的首長，台灣的領導階層也正遭遇到美國總統類似的經驗：國會中有民進黨尖銳的挑戰與國民黨本身內部的矛盾，使重要法案一再擱淺；社會上利益團體在台前與幕後的公然操縱，影響政策的正常擬訂；媒體的強大影響，常常左右政府的決策及它的時間表。 與美國官僚系統有所不同的是：我國大多數的部會在用人及待遇等的限制下，一直缺少足移的優秀人才，也就缺少優秀的幕僚作業。有人形容一位部長「他的構想在他辦公室誕生，也在他辦公室夭折」, 沒有好的幕僚，怎麼可能把構想變成政策方案？與美國相同的是：首長都無法使官僚系統反應靈敏，放棄本位主義。 如果今天的美國總統都不能靠職位來充分發揮他的影響力，那麼在我國強人時代已一去不返的局面下，要怎樣才能產生有效的領導？我國的領導人物，除了妥善運用職位上賦予的權與名之外，還要儘量發揮三種特質: -- 要以偉大的識見來描繪中國的遠景，更要以空前的魄力來逐步推展。並且正告在台灣的中國人不要在蕞爾小島上不斷的內鬥 -- 台灣的前途在中國的統一。 -- 要發揮親和力，來培養強烈的共識，凝聚民心。減少當前流行的分離、對抗意識。 -- 要發揮說服力，來贏得國會、媒體及利益團體的支持。 此外，在民主制度還沒有建好的時刻，領導人物的公正無私、廣闊胸懷，更易建立信服。「無私」就是不折不扣地把國家利益放在黨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之上。「無私」就是聽取不同的意見，借重各方的人才。有了這樣的總統與行政院長，台灣的民主政治更能走向成熟，中國的民主前景更有希望。 |
將軍!-關中會戰張俊宏 | 關中和張俊宏 -- 今年大選中兩位運籌帷握的大元帥，一個是國民黨頭號戰將，剛猛強悍，戰績彪炳；另一個則是民進黨總參謀長，才華橫溢，精於謀略。 很少人知道，十七年前，他們就已在名重一時的「大學雜誌」、在國民黨內、和在保釣運動裡結過緣，並在文章觀點上交過手。當時，站在關中一邊的，還有李鍾桂、施啟揚；站在張俊宏一邊的，則有陳鼓應、陳少廷。此後，雙方逐漸投入不同的陣營奮鬥，也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際遇。 十七年後，政局大變，他們繞過一大圈後再度交手，此時，關中已成國民黨組織工作會主任；張俊宏也貴為民進黨秘書長。今年，他們的成敗，足以影響到中華民國的政局及兩黨的命運。 在張俊宏眼裡，關中這個對手算不上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只有戰術，缺少戰略」。 在關中眼裡，張俊宏雖然好學深思；但有台獨思想。 然而，在不同陣營裡。他們都被公認為厲害的為色。 究竟他們是怎樣的人？面對今年的戰役，他們將如何施展出最厲害的招數？ |
兩岸看企業:張安平、劉紀鵬對談-馬克思的馬是誰的馬? | 所有制一片混亂 問：目前，大陸的企業家可以分成那幾個型態？比如說，四通集團公司 (一家電腦公司) 是民營的，而大部分企業是國營的。所謂的企業家其實只是專業經理人，並沒有所有權，所有權都是國家的，這樣的一個人，被任命的過程是怎麼樣的？劉紀鵬：大陸的企業家在一九七九年經濟改革之初叫廠長。以前的體制，黨委書記是第一把手，後來才明確要搞廠長制。八四年以後，大陸改革要放權，因為是國營企業，廠長代表國家 (編按：本文中「國家」、「中國」皆指中國大陸); 但是你要強調企業是商品生產者，廠長就應該代表企業，但商品又是國家的。這樣，我們搞的商品經濟和所有制現狀，發生了最嚴重的衝突。 大陸企業家難為 當一個企業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履行自己的理想十或對社會負責任的時候，那麼，這個企業家非常難當。中國大陸的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定論。 大陸企業家熱起來，是在八六年下半年中國經濟情勢不太好的時候，國營事業都爭著投資，有「投資飢餓」, 但約束機制不能形成，放了又太亂。在這種情況下，就決定乾脆以承包的形式明確國家和企業的責任。大陸的公營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國家所有制，還有一種是集體所有制 (鄉鎮、縣市的企業，大陸稱之為集體經營), 就是地方國營。這兩種類型的企業九 0% 全是搞承包。 「騙子一條街」 大陸的國營企業浪費很嚴重，而且，企業家都是「你有政策，我有對策」(鑽漏洞)。企業家對於承包的態度是有利才承包，玩不成就不玩，有各種託詞和理由。所以，競爭招標就流於形式，廠長變成特權階級。 中國改革以後，出現了大量的民辦企業家。這種民辦企業家是私人所有，這樣的企業就有資格成就企業家。 比如四通公司，就是幾個科學人員創辦的計算機公司。但是人們對他們的抨擊很厲害，認為他們是大倒爺，北平中關村電子一條街 (這個地帶有許多電子公司), 人們就把它稱為「騙子一條街」。 我最近在研究的方案中就發現，四通公司的財產觀念非常模糊。它現在的資本額是一億人民幣，但是它的帳不會全部公開。 張安平：財產和資本是兩碼子事，我們說的資本額是我們投資多少錢。比如說，成立一個公司要一百萬，可是我做了個生意，買了些土地，借了些錢，可能我的資產有三百萬。所以，從會計上來算，我資產有三百萬，借錢兩百萬，資本額一百萬，是這樣的一個平衡帳。 劉：大陸的財務報表和西方的財務報表不大一樣。四通公司的毛病在那兒？本來辦一個公司應該先有一筆資金才能辦。四通等於公司還沒辦，但是又以這個公司名義向外借了兩萬塊錢。 無本公司 張：這在台灣是不可能的。就算一塊錢，也是資本額，但不能是零資本額。 劉：在大陸就可能先成立公司，再去借資本。你理解不了大陸的奇形怪狀。 張：四通公司是由誰的名義成立的？劉：當時沒有名義，是後來補的。補了一個「四通同仁基金會」。 張：同仁又是誰呢？是所有四通裡面的人嗎？劉：不清楚。我問他們，是不是每個雇員都是同仁？還是在分財產的時候？或只是最早的那幾個人是同仁？張：我想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中國大陸現在有沒有公司法？劉：沒有。我參加了公司法的審訂工作，現在還出不了。大陸目前處在兩種體制交替之間，立法體系上沒有公司法，但有企業法 -- 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公司法一面臨股東多元化 (以前只有一個大股東，就是國家), 財產就發生問題。 問：所以，所有現在大陸的公司都是不合法的？張：也不是不合法，是根本沒有法。 一片混亂 劉：目前大陸的法律體系比較混亂，一方面有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一方面還有集體所有制企業法、外資企業法、合資企業法和合作企業法，現在又出來私人企業法，這都是按所有制畫分的。所以從目前來看，大陸的法律亂，所有的集體財產全是模糊的。 賺錢重要還是社會責任重要？張：大陸的企業家是否重視企業責任？以社會責任為託詞 劉：我認為，在商品經濟中，企業首先要把追求營利放在首位。按照組織行為學的角度，企業家只有在滿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後，才可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成就感。相反的，企業家在考慮社會責任感時，動機可能是，「只有這做你才更能賺錢」。 張：我們基本上沒有太大出入的地方，唯一不同的可能是，沒有把企業家放在同一個起點。你說，企業家沒有賺錢，那有社會責任？沒有錯。台灣的企業家已經發展到某一個程度，某一種規模，賺了很多錢，它可能開始對社會有責任、有貢獻，而不只是能賺錢。 如果一個公司，只追求本身利益，它不需要花幾億投資在防治污染，因為得不到回饋；反過來說，如果我不負起社會責任解決環境污染，附近居民根本不讓我生產。 另外，賺錢賺到一個地步，希望打一個知名度，就必須服務社會大眾，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比如從事一個資訊軟體的行業，雖然不大賺錢，但基於對整個國家社會有幫助，所以投下了很多人力、金錢。這樣做對公司反而是好的。 責任反成束縛 劉：對。這樣做的確是非常高明的企業家，而且有長遠的眼光。但是如果一開始我們不是從企業本身的動機來出發，卻強調社會責任感，在大陸上的許多企業家，就往往以此做為不賺錢的託詞。 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會發自內心產生社會責任。在大陸，人們常說:「別忘了，你是社會主義的企業家，你要考慮社會的利益。」大陸現在談太多社會責任感，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反而成為束縛他們的一隻手。 張：我常對我們公司同仁講，你照顧三樣東西：社會、同仁、客戶，你的盈利自然會隨之而來。 這也是一個心態問題。以台灣來講，今天有土地、有工廠、有房子，可以說這是公司的或個人的。事實上，話又說回來，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中華民國擁有國土，所以它還是政府的。 通貨膨脹停不了 今天在大陸上有一萬塊錢，只有兩種消費方式，一是買東西，一是用在土地。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不能用在消費，因為這會使通貨膨脹更厲害。如果有固定資產，今天通貨再膨脹，房子還是跑不掉；股份也是一樣，工廠的資產是不變的。 為什麼台灣這陣子通貨膨脹沒那麼厲害，是因為很多錢投入了房地產，投進了股市，沒有消費掉。而且台灣人永遠想讓資產多一點，留一點東西給子孫。 開放土地買賣 今天解決大陸通貨膨脹的方法，就是土地開放可以買，股份開放可以賣，把所有民間資金收回，他就不會去買東西，通貨膨脹就停下來了。 劉：在大陸，當老百姓認為買一所房子價格太高時，他倒不如把這筆錢存起來，每月可得到較多利息。 張：那是因為租金沒有辦法配合房地產價格。如果租金反映了房地產價格就不一樣了。 劉：可能只有股份制可以拯救大陸經濟。 張：不能只有商品自由化，一定要帶動固定資產的自由化，這是遲早的事情。 劉：如果大幅度提高房租、房產交易價格，老百姓根本承受不了。 需求拉力 張：這是漸進式的。比如採取分期付款，而且不能是地區性的，必須是全國性的法律。 大陸的通貨膨脹不是「成本推力」, 它是「需求拉力」, 唯一最好的方法是收回全部錢。 劉：大陸有一個名詞叫「集團購買力」, 就是企業在完成稅收後，有必要購置一部分辦公設備和一些福利，現在是容許的。而且不許有獎金制，獎金要徵很高的稅，很多機關發不了獎金就發實物，雞、鴨、魚......, 想辦法多發。 所以有人認為，去年的通貨膨脹是五百億人民幣，如果赤字是一百億，只要壓縮一半「集團購買力」就能夠解決赤字問題。 張：台灣發展初期，也是有相當嚴重的通貨膨脹，政府採取讓美元進來，並且把利率提得很高，老百姓覺得划得來，就把錢存起來，產生「資本形成」, 這也是台灣初期沒有資本發展重工業的原因。 要勒緊褲帶 在開發中的國家，不能以消費刺激生產，必須以儲蓄來增加資本形成，才能投資生產設備，才能補足消費不足的地方。這是一個關鍵。 劉：大陸有些經濟學家贊成你這個看法。我們現在是要勒緊褲帶。 張：這不是強迫性的。是以一個貨幣政策來「勒緊褲帶」, 是選擇性。 劉：因為通貨膨脹很厲害，搶購風一股接，一股，存款大量流失，「中央銀行」只有提高利率。 張：一 0% 的利率實在太少了。 劉：但是現在是「保值儲蓄」, 根據物價指數測算，預計今年儲蓄利率可能達到一六。一 %。 張：據我們外面瞭解，大陸的通貨膨脹也差不多是這個數字，可能更高。所以你不會存錢，當然去消費，先買了再說！劉：存款利率提高以後，貸款利率也大幅度提高。 大陸企業不能破產 張：你剛講的有些矛盾。現在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必須要冷卻經濟；一方面冷卻消費，一方面冷卻投資，投資是短期的冷卻。比如今天我生產的東西只有二 0% 利潤，我可以一七。八 % 的利率借錢，可是到了貸款利率是三五 % 的時候，生產的東西就要有高附加價值。 劉：你們的企業可以破產，我們的卻不能。特別是國營的大企業，破產帶來的問題很大。 張：公司破產了怎麼辦？劉：公司當做債權抵押，抵給債權人。 大陸所有制現在又出現了一個概念，叫「橫向經濟聯合」, 以前都是「縱向」的，企業對政府負責，現在企業開始能跟企業發生往來了。 張：台灣有所謂重整方案，公司破產之後，我們以員工身分來看，比如欠了五萬塊，分期還給你，員工組織工廠，大家分股份。 劉：在財產的折價上，允不允許在這樣的情況下，把財產分給同事？張：讓它破產呀，破產以後，工人把它買過來嘛！資產肥胖 劉：我倒覺得你談的可以啟發工人這樣做。但是你剛才講的都是集體企業，大陸工人認為這個企業本身就是我們創造的，還要我們出錢買？張：大陸的國營、公營企業、混合體也好，都產生「資產肥胖」。 劉：他拚命要跟國家爭投資，他本身可以不負責任。人胖了好不好？他根本不考慮。所以我始終強調，所有制問題能不能解決，就是在大陸允不允許國營企業變成私營的股份公司。 張：我的看法是，這個公司還是國家的，這個工廠在這邊，它沒搬走，怎麼分掉呢？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劉：今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融合點，可能可以通過一種法人的所有來融合。按你的解釋，你的大公司都應該是「公營」的，是不是？張：事實是這樣的呀！劉：你為什麼不算集體所有制呢？張：是集體所有制呀！現在變成一個心態問題。所謂「股本大眾化」也就是走社會主義這個路子；反過來說，大陸上的情況，老百姓就是國家，你送一個工廠給他們，還是可以從稅收裡收得回來呀！一拍即合 劉：所以從總的來看：第一，大陸必須摒棄一些傳統觀念。第二，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意識型態的鬥爭，應該減低對抗。 我今天很高興和張兄一拍即合，他也認為大的股份公司和純粹的私人所有不僅在所有制上發生變化，與此同時，這個公司的財產，在某種意義上也形成社會資產。 張：只是股份是我的，但只是公司一部分。我覺得這公司不好，我把股份賣掉。今天我以一百塊錢買下股票，也可以以一百塊、一百一十塊或九十塊賣掉。 這有點像從商品交易改成金錢交易。我的股票就是資產。我今天擁有公司的一百股，這就是資產，你不能說紙頭是我拿來貼壁紙用的。 劉：從你擁有這張股票來講，轉讓或流通都是可以的。這張股票代表的是公司的財產，財產的本身，從法律上來看，是公司所有的。公司在法律上是具有人格的。 擁有股票就是老闆 張：反過來說，我是老闆之一。 股票就是老闆。台灣的公司法，股東下面董事會，董事會裡面授權董事長、總經理。我想，把實質的東西和股票分開，所有權是一樣的。 劉：從發展來看，企業家很重要。大陸的關鍵問題是制度，也就是所有制的問題，這個問題，按照你的理論那就解決了，不違背公有制的問題，而且實現了商品經濟大法人制度的路。 按照這個思路推論，大陸從國營到民營的趨勢是可以理解的。台灣、大陸，甚至美國，通過法人制度都能解決所有制的關係問題。 (譚家瑜、章世瑩整理) |
經濟:兩岸的管制情結 | 這幾年來發生在台灣與大陸的變化，其幅度之大，幾可用「恍如隔世」來加以形容。 兩岸距離越來越短 就在不多久之前，耳邊還聽見「反攻大陸、消滅共匪」之類的口號，心裏也懷著深深的憂慮，不知在有生之年能不能見到國土的另一部分。這一切憂慮，竟然在一步快似一步的開放做法之下，一掃而空。 不論我們願不願意，由於雙方在短長之間恰形成互補的局面，也由於台灣人民肆無忌憚地向前推擠，逼迫政府身不由己地往前奔去，使海峽兩岸的距離驟然縮短了不知幾許。在這樣一個幾乎鼻息相聞的新環境裡，我們再也不能把大陸當作一個漠不相干的遠親，忽視大陸經濟社會的動向，以及雙方在經濟與政治上的互動關係。 沒有人會懷疑，在最近這一段期間裡，影響雙方命運、決定雙方關係的最主要變數，就是經濟的安定與繁榮。然而這也正是兩岸經濟目前最令人擔憂的一個層面。 大陸的經濟改革正面臨十年來最大的頓挫，倘若不能順利度過難關，未來何趨何從，誰也不敢逆料。台灣的經濟也在繁榮的表象之下，潛伏著前所未經的危機，如果不能妥善因應，三十多年來的輝煌發展過程，也許就要譜下一個休止符。儘管這兩個經濟在各方面都有天壤之別，但造成問題的關鍵因素，本質上卻是相同的。 管制系統出了問題 十年的改革為大陸經濟帶來不少蓬勃的新氣象，追根究柢，其原動力全來自放寬管制，讓人們追求自身福利的動機可以比較充分地發揮，因而久受桎梏的進取心、創造力，都一點一點地釋放出來，成為生產效率提高、經濟不斷成長的主要泉源。 然而問題的根源也在於此，因為，在一個不完全受到管制的社會裡，每一項管制都創造出一筆財富與一大批特權。於是人為的管理系統，總成了最便利的牟利管道，其中寄生著無數虛報、哄抬、轉賣物資、貪污舞弊的勾當。至於那些本來就不違法的，如濫用物資、浪費公帑、安插私人以從中取利的行為，更是隨著管制體系放鬆而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急速膨脹起來。 中共跟每一個部分開放的共產社會一樣，陷入嚴重的貪瀆與通貨膨脹危機之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命運。而這也正是一個共產社會最大的危機，因為在一個幾十年物價僵固不變、民眾仰賴政府來照顧基本生活所需、而工資薪酬又不可能隨物價上漲彈性調整的社會，這樣的衝突是無法忍受的。 儘管台灣是自由經濟，但也不乏長久以來在有形無形的僵化管制之下動彈不得的部門。幾乎全面公營的金融體系與數十年不改選的中央民代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兩個部門。近年來後者的局部改選與前者被地下金融業暗中侵入，也形成了跟前迷情況幾無二致的惡果，導致整個經濟畸形發展。 良藥何在？治療這種惡症的不二良方，就是徹底剷除不必要的管制。但是這兩個經濟的決策者似乎都捨棄了它。一邊是超起不前、躊躇卻步，另一邊則根本反其道而行，要以加緊管制來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我們眼見他愈陷愈深，也明知我們的命運也將因此而受到牽連，卻無計可施，真令人浩歎。 (馬凱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