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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神?財神?

日本首相竹下登在今年六月多倫多的經濟高峰會議，和九月間訪問中國大陸時，曾一再表示，日本今後將增加對開發中國家的援助，以使其國際地位與國家財富相符合。 竹下登言而有信，今年日本的對外援助已增加到一百億美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援助國。他並且在多倫多會議中宣布，將在未來五年內提供總佰五百億元的對外援助。 此外，他還誓言將減少有條件的貸款和援助 -- 如規定受援國必須購買日本產品或技術 -- 以洗雪日本以援助為名，擴張外貿為實的惡名，並首先提供非洲貧窮國家五億美元人道援助。 以外援扭轉掠奪者形象 顯然，日本希望以行動證明，它已由軍國主義掠奪者蛻變為以經濟實力領袖群倫的世界強國，而受日本這種新姿態衝擊最大的，莫過於它的亞洲鄰國。 自明治維新以來，口本的亞洲政策始終是強調它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差異性，即使在三 0 年代提出「大東亞共榮圈」構想，也足意欲挾其優越性，以武力侵占、控制這個地區，並無絲毫與鄰國共存共榮的誠意。時移勢轉，今天的日本似乎終於發現與亞洲各國認同、合作的必要。 在本世紀結束以前，東亞國家的總生產額可能占全世界總生產額的二 0%, 與北美和歐市等量齊觀。如果這個區域的國家齊心協力，將可在世界舞台上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而日本比任何國家都更清楚，要在亞洲扮演領袖的角色，它必須仰仗經濟實力，而非軍事實力。 因此它一方面重新肯定本身與亞洲各國的文化共通性，一方面以經濟、外交手腕，或消弭彼此間的貿易與投資紛爭，或提供援助。希塑能在鄰國間廣結善緣。 上個月竹下登訪門中國大陸時，並宣布將提供為期五年，總數達六十二億美元的公共建設援助；並與中共簽訂一項保障投資協定，使日本公司獲得與大陸公司同等的原料取用權。今年上半年，這項協議尚在談判期間，日本對大陸的投資即已增加約一倍；因此一般預料，八 0 年代初，日本人因中共任意毀約而引起的投資恐慌，現在已經過去。 日本對中共的巨額貿易順差問題，也已因中共節制進口和日本增加自大陸輸入石油、化工原料、食品、紡織品等，而轉變為今年上半年中共享有將近五億美元順差的局面。 日、韓建交雖已有二十三年，然而兩國關係始終相當冷淡，近兩年韓國政府還刻意鼓勵商人自其他地區進口商品，以縮減韓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然而韓國去年通過四億九千四百萬美元的日本投資，幾乎是當年通過的外國投資總額的一半，被視為雙方關係趨近改善的象徵。 掌握亞洲生存利益 對亞洲新興工業國家而言，雖然日本不必施予援助，然而過去兩年間、日本自中、韓、新、港進口大增 -- 進口量平均每年增加將近一倍，其手提收音機、計算機和電扇的國內市場，如今一半為中、韓、新、港所占據 -- 亦有助於改善這些國家以往視日本為傾銷產品、剝削勞工、拒絕轉移技術的經濟掠奪者印象。 對較落後的東南亞國家而言，日本的援助是一項寶貴的資源。日本今年對菲律賓的援助增至八億一千七百萬美元，而且正考慮與其他國家共同提供一百億美元的援助給菲國。 可惜菲律賓政局不安，雖然去年竹下登訪問時，曾宣布提供二十億美元的援助。以刺激私人投資、卻始終無法吸引到日本的投資人。日本也是緬甸最大的援助國，直到近兩年，才因緬甸拒絕經濟自由化，而縮減援助額。 據日本「東洋經濟」周刊統計。目前亞洲各地約有三千三百家日本公司，雇用了七十二萬餘名當地員工。日本掌握了亞洲國家如此巨大的生存利益，難怪在今年六月多倫多的經濟高峰會議中，竹下登儼然以亞洲國家代言人的姿態，促請各國重視菲律賓、高棉和南韓的需要，並且呼籲已開發國家，與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協商貿易及其他問題。 近日，用本通產省更宣市將成立一個高階層委員會、研究亞洲國家組成一個類似歐洲共同市場的組織，由日本領導，以日圓為基本外幣，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互相合作的可能性，而在亞洲各國引起了不小的震撼。 亞洲國家持保留態度 誠然，亞洲國家對日本的觀感已有大幅改善，但是對日本自居亞洲領袖的雄心，各國仍是戒慎恐懼，不敢放心。 對身受二次大戰期間日軍侵略之苦的老一輩，日本人的殘忍是揮不去的陰影；戰後出生的一代，雖然沒有強烈的敵意，但是歷史的教訓，加上日本過去二十年間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掠奪、輕藐和日本男性的「色情之旅」, 仍留下深刻的創痕。 雖然在亞洲各地，與日本人增進投資和貿易關係的渴望已逐漸取代仇日情緒，但是道德衝突的緊張情緒仍然存在。一位在日本銀行工作的韓國人說:「我很滿意我的工作，可是想想日本人以前的行徑，我又覺得自已不該為日本人做事。」 針對這種現象，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矢野取認為:「亞洲國家會不斷地提醒日本在戰爭中的罪行，這是它們對付日本的外交手段。」 他顯然是低估了亞洲國家的敵意，由於美國要求日本分擔亞洲地區的安全維護責任，日本正逐年提高軍費。去年日本國會取消了國防經費必須低於國民生產總額一一 % 的限制，今年其軍事預算已躍升至三百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和蘇聯。 一九九 0 年，當完成一項「五年武力更新計畫」後，日本防衛軍將擁有十八萬名軍人、一千兩百輛戰車、一百六十二，架 F-15 戰鬥機、一百架反潛戰鬥機和十六艘潛艇，成為太平洋東亞水域的一支強大武力；加上日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積極作為 -- 派遣和平觀察員到阿富汗監督蘇聯撤軍、參與調停越南山高棉撤軍事宜、派外交部長訪以色列表達日本促進中東和平的意願等 -- 已使亞洲各國深感不安。 部分人士甚至將日本的經濟擴張行動與組織亞洲政治、經濟共同體的提議，比做二次大戰前的「大東亞共榮圈」。北平社會科學院一位研究員說:「我們願意相信他們，但是很難做到。」 李光耀等亞洲政治領袖雖對日本所提共同體的主張表示興趣，但是對日本在超越經濟領域外的領導姿態也持保留態度，他們寧願美國擔任亞洲的政治領袖和安全守護者。 這正是日本今天所面臨的困境。它努力想扮好世界強國的角色，卻欠缺做為政治領袖所必須具備的武力，也沒有各方公認的道德基礎，而且亞洲國家可能永遠不會讓它擁有道兩樣資產。

經濟學人觀世界

共產國家驟然解放的痛苦 共產世界向來宣稱對於像通貨膨脹、失業、罷工、毒品之類的「資本主義瘟疫」免疫，因此認定共產主義優於資本主義。其實，即使在「開放」之前，這套「免疫系統」也從未像他們所宣傳的那麼健全。現在更是顯而易見地正在崩潰。 戈巴契夫、鄧小平以及其他共產國家領袖目前面臨一大危機：他們所統治的國家接收了一切資本主義之弊，卻只霑及少許資本主義之利。 過去，官方一向宣稱，實施計畫經濟的國家根本沒有通貨膨脹這回事，那是資本主義國家專有的惡疾。如今，屬於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 (OECD) 的資本主義國家，每年平均通貨膨脹率不到四 %, 而實施共產主義的匈牙利，通貨膨脹率高達一八 %、中共一九 %、波蘭六 0%、南斯拉夫更高達一九 0%; 而且這些國家的家庭主婦明白上述只是官方數字，實情要更嚴重。 共產國家陷入泥悼 在絕大多數共產國家，罷工仍屬非法，克里姆林宮第二號人物李加契夫認為，共產主義本來就是以工人為主體的制度，因此，「他們罷工造自己的反，簡直荒謬絕倫」, 不管荒謬與否，罷工漸漸成為共產國家一個既有的事實。光在南斯拉夫一地，去年就發生了一千七百起罷工事件。 按照列寧的說法，資本主義注定會陷入泥悼，遲滯不前；而共產主義勢將從旁呼嘯而過，在這場經濟競賽中遙遙領先。實際情況剛好相反：共產國家陷入泥悼，資本主義國家則不斷前衝。即使是局部轉向自由市場的中國大陸，也不免步履蹣跚。 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仍然為失業所苦，但共產國家也開始染上此一病症；而且在西歐國家失業率下跌之際，東歐國家失業率卻節節攀升。長久以來，共產國家根本否認有失業問題，但現在已經嚴重到無法掩飾的地步。南斯拉夫失業率高達一五 %, 是 OECD 國家平均數的兩倍。 除了經濟問題外，其他陸續出現的病徵，更可能令躺在陵墓內的列寧睡不安穩，當年社會主義聲稱他們是「四海一家」, 並批評資本主義者有狹隘的國家觀念。 這種說法在今天聽起來簡直荒謬。因為實施資本主義的半壁歐洲正努力進行統合，而共產主義的半壁卻見：亞美尼亞對抗亞塞拜然、波羅的海三小國向蘇聯示威、匈牙利反對羅馬尼亞、塞爾維亞與阿爾巴尼亞衝突。談到黑社會，蘇聯有它自己的「黑手黨」; 至於毒品，蘇聯也坦承青少年吸毒者日增。 改革愈多，麻煩愈大 這些麻煩有固定模式嗎？有的。「改革愈多，麻煩愈大」, 這是改革派歸納而得的經驗法則。通貨膨脹和罷工最嚴重的，正是那些偏離正統共產主義思想最遠的國家，如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中共等，現在蘇聯也加入了。 各地幸災樂禍的保守分子說:「啊哈！看看你們的餿主義搞成這一團糟。」改革派則反擊:「哼，你們這些虛偽的傢伙。混亂那是我們造成的？你們才是罪魁禍首。我們只是不再掩飾問題罷了。」 這些改革派如果夠誠實，便應承認他們的政策的確使問題更糟。老式的共產主義儘管殘忍而缺乏效率，至少鎮壓住經濟力與社會力。如今放鬆控制，這些力量爆發，「資本主義惡魔」正好趁機作亂。 共產主義改革派除非能很快提出對付資本主義弊害的辦法，否則必將面臨失敗。 鄧小平實施開放市場，固然造就了不少富人，新生的受害者卻遠多過受益者；保守派正磨刀霍霍向著改革計畫的負責人趙紫陽。 戈巴契夫還未能帶給蘇聯人更多財富，卻已經帶給他們較自由的公開辯論。好發議論者固然樂不可支，一般老百姓卻更加沮喪，因為實施「開放」反而不時提醒他們身陷困境。李加契夫同志正在這一片愁雲慘霧中等待竄起。 亟需百分之百的競爭 一個數十年來實施獨裁制度的國家驟然解放之後，必定備嘗痛苦。至今尚無一個共產國家知道如何療傷止痛，資本主義國家倒有些成功的例子。 西班牙結束佛朗哥專制以來，恰恰經歷了目前共產主義改革派所擔憂的「瘟疫」; 失業 (目前仍高達二 0%)、通貨膨脹、罷工、毒品泛濫、巴斯噶民族主義，甚至還發生專制復辟政變，但西班牙堅持全面開放市場與施行民主政治，終於成為一顆滿懷白信的新星。 由此可見，如能在政治與經濟方面都開放純度百分之百的競爭，便可消滅那些致命的「資本主義瘟疫」。 然而，這些共產主義改革分子，既要堅守馬克思對市場制度的懷疑，也不願拋棄列寧的一黨專政神話，他們打算開放的競爭連百分之五十都不到，這是不夠的。 自由，應當一躍而至。像蝸牛般緩緩爬行，永遠也到不了。 菲共得財失民心 菲律賓的共產黨員相當富有 -- 至少與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員比較起來是如此。菲律賓的個人年平均所得是五百美元，而「新人民軍」成員的平均收入卻兩倍於此。 由菲律賓軍方最近突襲共黨巢穴所查獲的檔案，暴露出叛軍的富裕程度令人咋舌。資料顯示，去年菲律賓左派組織募得的資金超過一千五百萬美元，其中多半來自西歐的教會團體，不過這些團體恐怕並不知道，他們的捐款最後竟流入新人民軍的金庫！菲律賓共產黨創始人西森，是一位善於募集資金的人。他在馬可仕當權期間，曾在鐵窗裡度過十個寒暑。一九八六年獲釋之後，便在歐洲巡迴演講籌募資金；他甚至說服了許多在英國和香港工作的菲籍女傭，為共產黨的「革命大業」慷慨解囊。 共黨叛軍去年也向一些在呂宋島北部和民答那峨島森林中經營伐木業的商人，勒索了八百萬美元。拒絕「繳稅」給共黨的商人會遭到襲擊；不但器材設備受損，連工人也會遭到綁架或殺害。 投入叛軍有利可圖 這些儲存在電腦磁碟片上的叛軍檔案，說明了何以共產主義在菲律賓這個民主國家仍然有其吸引力；原因很簡單，投入叛軍，有利可圖。雖然菲國經濟正逐漸復甦，但絕大多數菲律賓人仍然身陷窮困中。因此，唾手可得的鈔票和刺激的綠林生涯，就誘使一批批平均年齡才十六歲的青少年投入新人民軍。 不過，共產黨員並非事事順遂。檔案中也透露出許多新人民軍的頭頭遭到整肅或降級。更麻煩的是，儘管待遇優厚，新成員的增加率卻顯著下跌。-- 一九八五年人員增加率為五七 %(那是馬可仕執政的最後一年), 去年降至三 %; 游擊隊還面臨槍枝嚴重短缺的困境 -- 兩萬多名戰士只擁有七千餘支槍。 這些數字對那些相信共產黨正在這場歷時二十多年的游擊戰中落敗的人頗有鼓舞作用。國防部長羅慕斯說，今年上半年，共黨控制或有影響力的地區已從二 0% 降至一八 %。 有錢人惹人厭 雖然在這段期間，無論政府軍、叛軍或平民的死傷均頗為慘重，但他認為這是因為政府軍改採新的「積極性戰略」之故 -- 這段期間內由政府軍發動的戰鬥是共軍發動的兩倍。 根據民意調查，在馬可仕時代聲望陷入谷底的政府軍，目前受歡迎的程度有穩定上升之勢；而新人民軍卻越來越不受歡迎，他們在馬尼拉的支持者只剩五 %, 在全國也只有七 %, 可見有錢人總是不討人喜歡的。 愛沙尼亞帶頭衝 蘇聯沿波羅的海一帶，今夏驚濤拍岸。只占總人口三 % 不到的三個濱海小共和國 -- 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在戈巴契夫的改革運動中，成為英勇無比的開路先鋒。 先是地方共黨當局，破天荒核准了一系列以譴責一九三九年希特勒與史達林所訂協約為主題的集會 (此項協約使三國淪為蘇聯附庸)。然後在九月十一日，居民總數不過一百五十萬的愛沙尼亞，竟有二十萬人聚於首府塔林市郊，以唱歌和演講的形式，慶祝終於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治理自己的國家。 應用「成本會計」治國 迄今為止，愛沙尼亞只是莫斯科決策階層熟悉的夏日遊憩勝地。不久的將來，卻會有一批批來自其他共和國的官員慕名而至 -- 但他們想看的決不止於風景。明年底以前，愛沙尼亞將成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中，首先應用「成本會計」原理治國的國家。這套原理名稱雖平淡無奇，一旦實施，卻可能使蘇聯的統治方式徹底改變。 目前推動愛沙尼亞各項實驗的核心人物，是新任黨魁瓦利亞斯。九月初，他向「愛沙尼亞中央委員會」提出了改革的構想，結果使他在兩天之後的街頭大集合中，博得民眾熱烈喝采。這些改革包括：一九九 0 年以前，使愛沙尼亞取得「經濟自主權」; 使愛沙尼亞語成為共和國境內的官方語言；規定愛沙尼亞公民資格，以限制俄羅斯人遷入。 「人民陣線」舉足輕重 甫於六月中旬走馬上任的瓦利亞斯，迫於種族情緒高漲，而不得不加快改革的腳步。愛沙尼亞種族情緒最近突然滋長，是與一個以支持「重整」運動為名目的「人民陣線」有關。雖然「真理報」抨擊這個組織受「野心煽動家」操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卻不受禁止。四月才成立的「人民陣線」成長快速，目前成員已逾五萬。 戈巴契夫未致力防杜種族情緒在波羅的海沿岸擴散，無疑是寄望將其轉化為支持「重整」的力量。為了打破莫斯科官僚體系對經濟改革的束縛，他還提議透過修憲程序，將更多目前由中央把持的權力，移轉給十五個共和國。愛沙尼亞似乎是第一個實驗品。 愛沙尼亞的實驗細節迄未可知。不過，如果特別把「經濟獨立」之類的名詞標明出來，顯見這方面障礙尤多。八月中，「人民陣線」印發了一份與瓦利亞斯所宣布的構想頗為相似的改革計畫，主要內容便是：呼籲愛沙尼亞「在蘇聯體制內」推行「真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獨立」。這份資料雖然給予共產黨若干口惠，卻明顯表達了接管地方事務的強烈意願。 急著開步前進 愛沙尼亞人自認比俄羅斯人勤勞而且具有商業眼光，自然也比俄羅斯人善於創造財富。他們相信正因如此，所以在戈巴契夫上台後，他們便能迅速汲取私人企業制度的利益，而在眾多共和國中脫穎而出。 早在一年多前，愛沙尼亞一些經濟學者即主張成立經濟特別區；擁有自己的貨幣，也有權直接和外國進行貿易。這項「經濟自主」的構想，當時卻被斥為無稽而遭禁絕。如今，莫斯科當局也開始考慮設立經濟特別區，只不過規模與目前愛沙尼亞所計畫實施的還有一段距離。 愛沙尼亞人對於經濟上長久受制於莫斯科，早已忍無可忍。因此，當去年莫斯科打算在當地大舉開採磷灰石礦，由於可能污染水源，且將引進大批俄羅斯勞工，愛沙尼亞人終於上街抗議。 事實上，愛沙尼亞經濟改革的可能後果之一，便是可以排拒莫斯科當局最感興趣的重工業計畫，改以高科技工業取代。而且，由於一些不具競爭力的老舊工廠漸遭淘汰，更可向原先在這些工廠工作的大批俄羅斯人揮手道別。 愛沙尼亞人急著開步前進，戈巴契夫似乎也準備放行。這真是個大賭注。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一定也會想跟進。問題是，他們一旦嚐到半自主的滋味後，能夠甘於現狀多久？恐怕很快就會提出全面自主的要求了。

土耳其單戀歐洲

他們是來自東方的突厥後裔，是阿拉的子民。十字軍東征因其而起，東羅馬帝國為其所滅，他們與歐洲的基督教世界一向水火不容。 即使將歷史和宗教的扞格拋諸腦後，僅有三 % 領土在歐洲的土耳其，要算是歐洲國家也委實勉強。但土耳其正熱情地向歐靠攏；「我們從不承認自己是亞洲人！」一位高級知識分子道出了上層社會的心態；「我們渴望加入西方！」一名位居要津的官員吐露了許多人的心聲。 從土耳其化到歐化 如果把歷史推回鄂圖曼帝國極盛時期，會發現這種轉變十分諷刺。當年，雄踞歐亞非三洲的土耳其，在歐洲肆行「土耳其化」; 如今，他們卻在自己的土地上，興高采烈地進行「歐化」? 這種轉變其實也很無奈。一百五十年前，中衰的鄂圖曼帝國為了救亡圖存，不得不硬著頭皮取法歐洲，原先的用意僅在吸取歐洲長處，不料竟成為土耳其歐化的濫殤。 二十世紀初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之後，首任總統凱末爾為了縮短現代化過程，決定取消政教合一制、採納歐洲法律、使用拉丁字母，這一連串措施使土耳其無可避免地走上全面歐化的道路。 由敵對而模仿而認同，土耳其對歐洲的歸屬感與日具增。冷戰的年代，由於地理位置重要，得以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更使土耳其越來越覺得自己屬於歐洲。隨著一九九二年「大歐洲」美景的趨近，土耳其投入歐洲社會的渴望日益殷切。去年，終於向歐市遞交入會申請書。 土耳其千方百計想擠入歐市，政治與感情的因素要大過經濟。「加入歐市之後，再也不會發生那些鬼扯淡的政變。」一名官員認為。也有人指出，「國家安全」是首要考慮，因為「如果隔壁住著一隻熊 (指蘇聯), 自然得找個靠山」。由美國領導的北約組織本來是那座靠山，但現在美國的承諾越來越不可靠，只有實際加入歐洲社會才有安全保障。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患單相思的少女 絕大多數人民信仰回教的土耳其，和鄰近的回教國家關係仍然密切。但他們又像單相思的少女，已經對歐洲付出深情，難以自拔 (尤其知識分子)。一位知識菁英具體陳述這種「恐懼失戀」的情結:「我們支持以色列立國，阿拉伯人迄難釋懷；我們與歐洲並肩參加韓戰；在蘇彝士運河爭執中，我們站在歐洲這邊；在阿爾及利亞事件中，我們和法國立場一致。我們為歐洲如此犧牲奉獻，假如還把我們逐出......」 為了使歐洲願意接納，土耳其的確下了一番工夫，也獲致相當成就。現任總理歐薩爾上台以來，進展尤其神速。在他推動下，土耳其基礎建設突飛猛進。四年之間，原先只有半數地區供電，目前供電網已遍及全國；電話普及率也由原先的一成躍升到八成。 但歐薩爾最大的貢獻在於貫徹經濟自由化；開放進口、鼓勵出口、引進外資、強迫競爭...... 等措施多管齊下，使土耳其經濟結構脫胎換骨。過去連鐵釘都仰賴進口，如今自製的冰箱已可打入西德市場，裝配的汽車也在中東地區占一席之地。一家著名資訊中心預測，未來十年，土耳其經濟可望以每年五。五 % 的幅度持續成長，要比西歐十五國平均成長速率快一倍以上。 政治方面，土耳其已經建立一套「與歐洲酷似」的民主制度；既有民選國會，也有多黨政治；既有新聞自由，也有罷工權利；此外，司法體系也獨立於行政體系之外。歐薩爾認為，批評土耳其政治不民主的歐洲人多半是「極端分子」, 而非熱愛民主自由之士。土耳其民主化程度如何，各方看法見仁見智，但它已有歐式民主政治架構，則無庸置疑。 障礙重重 無可否認，土耳其仍有若干方面達不到歐洲的水準。因急功躁進造成的嚴重通貨膨脹，是目前亟待克服的難題。每年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還不到一千三百美元，遠落於希臘和葡萄牙這兩個歐市「最窮國」之後。勞力雖然充裕，技術水準並不理想；海外資金的籌措也無把握。而因營養和衛生改善導致人口激增，更是一大隱憂。 政治上，土耳其雖具歐式民主政治架構，刑求逼供卻屢有所聞。六月中旬，歐薩爾遭一名極右派青年持槍行刺，他本人雖然只受輕傷，但「土耳其已建立西方式安定政局」的形象，卻被射穿了一個大洞。 此外，滯留西德的土耳其工人已達一百五十萬，嚴重影響德國人的就業機會；和宿敵希臘在塞浦路斯主權上僵持不下；這些問題若不能圓滿解決，勢必成為土耳其進入歐市的阻礙。 破壞「歐洲純度」 話說回來，即使土耳其奮力排除一切障礙，政治經濟各方面也都達到歐洲各國的水準，最後還必須面對一個敏感而殘酷的問題：歐洲人承認土耳其是歐洲的一部分嗎？許多歐洲人也許對土耳其的印象不壞，但基本上仍視其為異類，他們擔心土耳其若加入，歐市的「歐洲純度」就不夠了。 七月下旬，歐薩爾首開近世土耳其總理之先例，前往麥加朝聖。合理的正面解釋是「他感謝阿拉救命之恩」或「他為選舉鋪路」。但反對土耳其進入歐市的歐洲人這回逮著機會說:「看吧！土耳其畢竟不是歐洲國家。」 一個國家必須由其他國家決定它屬於那一洲，實在是件荒謬的事。加入歐洲也許是個好選擇，卻不見得是最佳選擇。然而，被熱情沖昏頭的土耳其人，似乎無法考慮那麼多。他們甚至未曾設想萬一最終被拒，究竟該如何自處；回教世界也許還會願意接納他們，但多年來土耳其為取悅歐洲而在彼此間蒙上的陰影，卻不是那麼容易揮去的。

走過的德黑蘭

我和朋友共度了一個愉快的夜晚。我們聊到外面的局勢，也聊到一些朋友的近況；深夜中，在他家的門階前握別。再相見，可能是幾個月後，或許更久，當我再來德黑蘭時。 我決定走回「國際大飯店」(如今已改名為 Laleh, 伊朗語意為鬱金香，為義殉身之花), 再看一看這座城，好好地想一想。 我快步地走著，品嘗著夜間溫暖的空氣。空氣中糅和了一縷似有若無、令人心曠神怡的氣息 是伊朗城市裡特有的，摻雜著熱氣、陽光曝曬過的磚塊和牛兒糞便的氣味。周遭的黑暗中，各種聲音此起彼落。 喜歡群居的民族 波斯人是世界上最喜歡群居生活的民族，即使深夜，仍然可在街上看到他們 -- 與朋友聊天、閒蕩、開著車子四處尋找熱鬧 -- 一九七九年一月巴勒維國王遜位之前是如此；今天，雖然發生了回教革命，革命改變了許多事，這一點依然未變。 我來過伊朗許多次，漸漸愛上了這兒的人。他們之中，有些既沒有宗教狂熱也不殘酷，有些既狂熱又殘酷，但不管怎樣，他們有許多都死了。 這場革命是用殘忍的手段教人團結起來。所有反對現有政權的政黨都被嚴禁；巴勒維時代的軍人和秘密警察固然遭到殺害，連參與推翻巴勒維的溫和派、左派政黨人士和知識分子，以及其他許許多多人都未能倖免。 然而不論基本教義派的教士是如何地盼望能力挽狂瀾，將伊朗扭回第七世紀可蘭經時代的道德社會，事實卻與願違。伊朗人表面上循規蹈矩，其實男男女女私下仍然照著自己的慾望、價值觀和利益，各過各的日子。尤其現在，革命過後的驚惶已逐漸淡化，種種跡象都顯示出，革命初期的狂熱慢慢在消退。 過去十年中，德黑蘭並沒有多少改變。清早，街上仍然塞滿了培坎 (Paykans, 用英國進口零件裝配而成，極為普遍的車子); 商店和公司林立的德黑蘭商圈仍然是伊朗的經濟中心。德黑蘭在巴勒維時代就缺乏都市計畫，現在依然沒有 -- 一味漫無目的地往四周延伸出去。 當然，與過去不同之處還是有的。這個城市比以前更擁擠了。一九七八年時的六百萬人口，今天增加為一千萬。它以往就是髒兮兮的，現在看來更糟。到處都是破銅爛鐵，灰塵滿布；店舖招牌越來越破，有些商店乾脆關門大吉。只有錄影帶店和速食店生意興隆。不過肯德基炸雞店的招牌老人頭換成了一個微笑的伊朗人，上書:「我們的炸雞」。 伊朗政府的耳目 我漸漸走近一座革命衛隊的營房，街尾設有一道路障。這時，我不禁緊張地撥弄起口袋裡的念珠來。 革命衛隊是何梅尼在一九七九年親自設立的，是伊朗政府的耳目和殺手，也是兩伊戰爭中的戰鬥 (他們是獨立於正規軍以外的一支軍隊)。他們和另一個稱做地方革命委員會的民間組織，協助政府防範民亂或兵變，二者控制了整個國家。 地方革命委員會是在革命後滋生出來的組織，每一個工作單位和鄉鎮城市都有，監督著每一個人的行為。伊朗本就是一個相當有秩序的社會，革命後有了地方革命委員會的嚴厲控制，街頭暴力更是幾乎絕跡。 我吃力地往小丘上走，經過許多貼滿人臉海報的牆壁。牆上的臉有微笑的、嚴肅的、模糊的、死氣沈沈的；這些都是親人為在兩伊戰爭中陣亡士兵張貼的訃聞，上面只簡單地寫著死者的年齡、兵籍單位、死亡日期和教會對他的獎勵。 大約有三十萬人在這場戰術幼稚的戰爭中犧牲，還有許多人死於空襲。經濟損失也很可觀。一九八四年，與戰爭有關的活動花掉三分之一的政府預算，煉油廠被炸毀，國家收入銳減。如今汽油、燃料和主食都實施配給；德黑蘭街頭出現了人們手握米、肉、奶油等糧票大排長龍的鏡頭。 然而除了長龍、海報和偶爾擺出來的沙袋以外，從德黑蘭街頭看不出這個國家經歷過一場有史以來最血腥的戰爭。當初熱烈支持回教革命的工人階級，後來也同樣支持兩伊戰爭。戰場上成千上萬的士兵都是志願軍，反戰者不是沒有，有些甚至是在政府裡的人，但是他們的聲音太小，也缺乏組織。 只有在中產階級的臉上，可以看到最強烈的反戰表情。他們的生活水準大幅降低，戰爭所帶來的物資短缺對這些人的影響最大。他們才是厭戰者。 中產階級是犧牲者 經過一個政府機關時，我繞過門口的沙袋，走近細看外牆上懸掛的一幅印著何梅尼肖像的條幅。今年八十五歲的何梅尼，是回教革命的創建者、天神化身、最高權力中心。他的政治權力不僅基於他身為革命領袖所擁有的巨大影響力，也由於他在憲法上的至高地位 -- 法祭 (faqih)-- 使他成為一切事物的最終倚恃。一九八五年，特別顧問會已指定蒙塔哲利長老為何梅尼的繼承人。 因此，在何梅尼死後，一切應該不會有突然的改變，日常事物無疑會由現在掌權的這一群人繼續掌管。唯一將隨著他的死亡而消逝的，是他對各方政客的監督；以後權力酣爭可能會取代政治協商。 我走過一些未完工的公寓建築。對都市裡的窮人而言，今天的居住問題，跟巴勒維時代一樣的令人頭痛。不斷擁人城市的窮人，只好住在臨時搭蓋的陋屋區。 雖然街頭很少見到乞丐，貧民區的人也少有營養不良的跡象，事實上，貧窮還是存在的。不過，由於一方面政府還算重視社會福利，一方面社會上不同的經濟階層大致拉平了一些，使窮人在心理上獲得很大的補償。 真正在革命中犧牲的，是那些拿薪水的中產階級 -- 辦事員、老師和公務員。他們之中許多人在教士掌權後就離開了伊朗；留下來的人只靠一份薪水實不足以應付通貨膨脹戶我遇見過老師在教課之餘開計程車，計程車司機晚上做搬運工，而搬運工正受訓當老師。 一輛車子正往山上開，卻突然被一群執火把的志願軍包圍起來。志願軍通常只受訓一個月，就被送上戰場。現在，他們設了路障，是要檢查贓車和醉酒的人。 埋怨生活乏味 非回教徒喝酒或自釀並不違法，但是釀酒供別人喝就違法了。不論是否違法，釀酒和賣酒仍然是伊朗相當好賺的一門行業。買酒用的是暗號，指定的數量會送到家門。在我前方，有一對情侶從小巷中晃出來。他們看來蠻有錢的，那位女士在罩袍裡還穿著牛仔褲和高跟鞋。 有錢人如今當然不如過去有錢，但是日子也並不真的難過。在富裕的德黑蘭北區，商店裡仍然陳設了勞力士金錶和伯爵鑽錶，歐洲名牌剃鬍水和香水。 他們經常抱怨的倒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在現行政權下的生活單調乏味；最關心的則是如何逃避入伍，和弄一部最新的好車。 這對情侶進入一家餐館前，我看到那位女士頭蓋半掩下的唇上一抹紅彩。照理，伊朗女人應當將頭髮和身體的曲線用罩袍遮蓋起來，這在西方人看來是壓抑的象徵，其實她們的角色在這個國家是複雜的。 在波斯人的生活中，女人一向扮演重要角色，革命後依然如此。她們擁有產業，經營生意，並且出任公職。雖然我曾見過化了粧的女人，在街上被地方革命委員會的人攔住教訓；不過現在規矩鬆一點，街上已有化粧的女人，而且很多女人的罩袍短得不再遮蓋全身了。 變化操在人民手中 我繼續往前走，經過一所醫院旁的小公園時，看到兩個穿著睡衣的病人，坐在矮樹叢裡的凳子上聊著戰事，一會兒爭論，一會兒唏噓。其中一個大約只有二十出頭，一根拐杖柱在椅背後；當晚風輕輕拂動他的褲管，我看到，他的腿已齊膝鋸斷。 回到旅館，我站在窗前往外望。德黑蘭古老的城中心，在眼底的黑暗中靜靜地延伸，幾點燈火和街道的影像，在塵霧中淡去。無論過去或現在，每當我如此外望，總有一分悸動，似乎什麼事就要發生，擊碎這份靜謐。 伊朗已經安定下來。八 0 年代早期的宗教狂熱也漸漸緩和；然而整個體制仍然太極端，很難長保現狀。伊朗一定還會變，至於怎麼變，則完全操在它的人民手中。 (John Simpon 原著)

最悲憤的吶喊-一個共產黨員的自白

我對現況感到悲觀，改革之路走了十年多，費了這麼大勁，走到今天不容易，但是改革的文化基礎很淺，就因一場文革，大家都受了苦，希望改變狀況，不再走毛的老路，就這麼一點思想背景，所以等改革深入了，涉及各個利益集團時，矛盾就發生了，大家都不滿意，很多人又重新戴起毛的像章，說「毛主席在時都不漲價」。 反對改革的人非常會利用這情緒，而趙紫陽他們毫無辦法扭轉經濟危機，而且現在不讓趙管事了，李鵬在管，李鵬的競法就是老一套：收。權力收回來，物價不放開，搞死，其實收也沒用，物價照樣漲。 更大的問題是三十多年來吃大鍋飯，低物價、低消費慣了，老百姓不能容忍一盒香菸要好幾塊錢 -- 當然這也是低工資造成的，左的政治結構也難以承受物價帶來的傷害，老百姓要上街了，他們就覺得問題嚴重，上層權力發生爭鬥，追究責任，爭權奪利。 人心渙散，謠言遍佈 通貨膨脹 (一天增印七億人民幣) 惡化下去，就看「三中全會」拿出「收」的辦法，能不能有效果，如果不能解決問題，政治局勢就會更惡化。 不止於此，中國現在已經到了「粉碎四人幫」前夕的狀況，人心渙散，謠言遍佈。大家都在等一個人死，他死了立刻造成巨大的權力真空。但是如果他活到九十歲，那更糟糕。 「所有制」不能實施，「官倒」又控制不住 (老百姓非常恨「官倒」)。糧食連續三年減產，明年春天不但農村要餓死人，連城市裡也一樣。今年又是龍年，恰恰十二年前老毛死掉。中國人認為龍年是兇年，龍尾尤其不利。 所有矛盾都集中到這個冬天。問題很多，不知道會從那裡冒出來，「嘩」一下就亂了。亂之後就是軍事管制，更集權化，這是知識分子最擔心的。而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弄不好，今冬明春都過不去。 大家開始感到我們這個國家有生存危機。因為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的生活水平低，教育落後，農村輟學也非常最重。根據北大概率統計系測算，農村有七 0% 的人是文盲。這樣一個貧困、愚昧的社會，它的指望在那裡？知識分子只能做到沈默 知議分子無能為力。方勵之說了兩句，他們就要控告他。當官的、當智囊團的也一樣悲觀，好像看不見什麼希望。 再加上中國知識分子的劣根性：一、窩裡鬥。共產黨搞了二個「評職稱」(職位分等), 大小知識分子鬥得頭破血流。二、責任感降低，對政治恐懼，沒有人敢堅持真理，堅持自己的意志，對於批方勵之、劉賓雁這樣的事件，中國知識分子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沈默。不再去當叛徒、去落井下石，那就算是一種進步了。 另外，在商品經濟衝擊之下，中國知識分子出現了貧困化的趨向，很多人搞「第二職業」, 不搞自己的專業 -- 開啟民智、學術研究等，把本行荒廢了。 窩囊的中間一代 五十歲以上的一代，基本上失去了分析、批判的能力。二十多歲的青年、大學生則完全是離經叛道、無文化、無道德的一群。當然我瞭解他們是厭倦了三十多年來的泛道德化、虛偽的道德，但是他們確實表現出無道德狀態，可怕。他們大批逃亡，視出國為至高無上之事。有一個朋友在哈佛唸博士，他出去時即是抱「逃離沉船」的心態。他說:「大地震爆發前，往往是小老鼠跑得最快，我就是那隻小老鼠。」 我們這中間的一代最窩囊，還在憂國憂民，但社會地位普遍低下，既不像老的已功成名就，也不像年輕的有父母養。我們上有老，下有小。 有一批人出仕了，當智囊團，但有官僚化傾向，很快便與社會脫節了。本來是他們給上面出主意，後來變成上面有政策他們來論證。他們現在也分崩離析，很多都出國了，我們稱這些人為「操作派」。 另一批是金觀濤這類遠距離的理論批判家，本來不出仕的，但現在也有了出仕傾向，與官方連絡、重大問題出面表態。原因是大陸知識分子很難保持超然、獨立，他需要社會承認。而社會承認就體現在「當政協委員」之類的事上。 共產黨搞了四十年，為什麼搞成今天這樣？一、排外，二、愚民。農民政權與變種的馬克思主義結合，引發出一種非常奇怪的東西：經濟上是原始的共產主義，政治上是高度集權。這種高度集權，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專制王朝能與它相比。而中國的人民，既沒有識別能力，也沒有反抗能力。 這個政權所達到的控制程度，也是任何國家不能比的。它與中國宗法制度結合，還加上一點現代管理觀念，一直控制到你的夢裡、你的心靈深處。在此情況下，任何暴政都是可以實施的，任何奇怪行為都可能發生。 「大躍進」時為什麼餓死兩千八百萬人 (相當於抗戰八年軍民死亡人數)? 因為共產黨不但把農村的糧食搜刮得一粒米都不剩，而且把每家的鍋都砸了去煉鐵，大家都必須到公共食堂去吃飯，不准自己做飯。所以公共食堂一斷糧，就等於全村都斷糧。大批的農民死在家裡，爬都爬不出去。 你們根本不瞭解共產黨在大陸都幹了些什麼事！愚民政策。封鎖歷史 後來共產黨安撫老百姓，說都是基層幹部不好，已經抓起來了，要槍斃，其實一個也沒槍斃。報紙完全封鎖，不報導。又叫老百姓也別寫信給外人說。 搞「憶苦思甜」運動的時候，很多人痛哭流涕，說的就是六 0 年的事，怎麼逃荒，家裡怎麼餓死人。但是他們把時間搬到三 0 年代，罵的是國民黨。當時人們迷信毛澤東，想都不敢想這一切是他的罪過。 我也曾經是非常狂熱的共產黨員，到林彪事件之後，才開始覺醒。我們受的教育中，歷史是他們竄改過的。中國近代史、古代史，世界史都竄改，此外沒任何書，一切都看不到。我還算是看書多一點的，看十八世紀啟蒙大師的著作，覺得所說的很像現在中國情況。但那時還小，沒有更多聯想。「文化大革命」一來，一下就明白了。 一個十五歲的中學女生寫信說，看到「河殤」裡那些紅衛兵在天安門前高舉紅小書瘋狂吶喊、淚流滿面的場面，不瞭解當年和她同年齡的那些人為什麼這樣做。 我感慨，文革這麼一場大災難過去才十來年光景，年輕的一代已完全不知是怎麼回事了。誰能保證將來不會又來一個革命口號，他們或更年輕的一代又都跑上街去？沒有人告訴他們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當局採取這種愚民政策，封鎖歷史，我認為是非常惡毒的。 過去電視上有個節目叫「歷史上的今天」, 但凡涉及文革的，隻字不提。就是要把文革從中國人民的記憶裡抹掉。這是非常可怕的。現在中學生連彭德懷、林彪都不知道，更不要說李一哲、魏京生了。 大家希望國民黨回來 永遠是欺、瞞。可是年輕人只要有功夫多看書，馬上就會知道。現在已經不相信了，對共產黨徹底失去信任，它的聲望從沒到現在這樣的低點。文革最混亂時期，七六年毛快死時，全國人心抑鬱，但控制很嚴，共產黨的體系、威信仍在。 毛死後，共產黨又再次喚起中國人的熱情，跟他去幹「四化」。但是這次再也不行了。 現在共產黨搞的民主、選舉，其實全是假的。所謂「民主黨派」, 全都墮落了，比共產黨還壞。我們急需要一股歧異、在野、對立的力量出現，可是經過共產黨幾十年高度控制，這種力量形成不了。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大家希望國民黨回來。國民黨不是說要反攻大陸嗎？它作為一個民主、先進的力量回來，是可以的，而且現在正是時機。帶一筆資金，再帶一萬個年輕、有文化的知識分子進來，你看看會是什麼狀況？

宋楚瑜/只要政通,就能人和

問：近半年來，台灣社會充斥各種形式的抗爭與對立，黨、政失協之說尤其甚囂塵上。你認為此說因何而起，是否確實？答：現在社會上有若干人對政黨政治的觀念非常不清楚，時常可以聽到「執政黨不可以決定政策，以確守黨政分際」的論調。新聞界也有人說，黨怎麼可以指揮政，怎麼可以領導政策？但執政黨不決定政策，誰來決定政策？執政黨平時的最高權力機構 -- 中常會不決定政策，誰來決定政策？人民透過選舉決定支不支持執政黨。假如選民不支持執政黨的重大政策，他可以透過選舉表達。選民可以使一個政黨在野，也可以選它上台，所以執政黨必須釐訂向選民負責的政策。 問：為什麼行政系統宣布政策之後，黨還需要再行磋商、協調，甚至使政策縮水？黨與政到底誰應負最終的決策責任？黨政關係本是一體 答：執政黨在決策過程中，從政同志也參與。事實上，幾乎所有重要的內閣部長都是執政黨決策機構 -- 中常會的成員，而且占其中的絕大多數，有意見可以在中常會裡表達、統合。由於他們是真正的專家，行政單位同志的意見在中常會中常可說是一言九鼎。行政部門在推動業務時立場應該中立；但決策上，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說是執政黨不能介入的。 這些觀念，社會上似乎都不很瞭解。於是，到底誰當家作主、誰應該負責、誰應該作決定都搞不清楚了。過去大家不太重視這些問題，現在想管又不知道該怎麼管，當然會很亂。 行政機關和黨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本來就會有不同意見，這是很正常的事。不光講制度上有什麼不同意見，個人也會有不同的意見，不需要過分渲染。不必怕意見不同，重要的是溝通不同的意見，形成共識。 按西方民主制度來講，我認為，黨的決策過程要民主化，同時透過選舉向選民負責，透過黨組織向黨員負責，這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黨政之間的關係本來就是一體的，如果硬生生的分隔，非常不合邏輯。 問：國民黨十三全大會召開前，一般大眾深切期望「七七」之後黨政都能有具體的革新行動，現在看來不但沒有重大突破，社會甚至愈變愈亂。你覺得問題出在那裡？黨不能站到政府前面 答：過去那段期間，有很多事情都擺著沒做，大家期待政府拿出魄力來推動。但推動的過程中必然會有很多困難，要一一突破。例如，台北市的交通、重大的公共建設，都有待積極改善。這些正是中產階級最關心的切身問題，需要強有力的政府來做。 黨再強、再能幹，畢竟不能站到前面，還是需要行政部門的同志真正做事。我曾經提到，黨政之間看問題會有不同的立場和角度，但關鍵多半在於政府，只要政通，人就會和。 這次內閣改組，儘管有人認為有些首長是「見習生」, 但至少他們都願意做事情，光是這點就有進步了。而黨政之間的問題，實在是牽涉到制度、環境、個人個性等，太多複雜的因素。 問：要推動社會改革必得先形成共識，你認為在目前「誰也不服誰」的社會氣氛中，如何建立共識？答：我覺得關於這一點，輿論界的責任相當大。共識的建立，最重要的就是靠新聞媒體的力量凝聚社會力，以形成較為一致的看法。 舉例來說，李總統接任之後，大家對他相當尊重，輿論也很支持，但是我們也看到有人肆意挑剔。事實上，在社會期望有堅強領導時，對國家領導人應給予基本的尊重與支持，倒不一定要把他神化，但至少不應扭曲。 因為在轉型過程中，理想與實際之間難免不能一致。如果過分挑剔，有很多事情真的推不動，我們畢竟需要一個人來做最後決定，將來這個人不論是總統或院長，象徵性也好，具有實質性也好，最後的決策者若無法建立權威，是非常危險的事。 輿論最忌見樹不見林 從這一次內閣的人事變動，可以看出輿論的力量有多麼強。但是，輿論如果不導向正途，不重是非，且見樹不見林，只是人云亦云，很容易把我們的社會帶到無政府狀態。就像最近報上刊載的一幅騎驢子漫畫，政策決定前，有人罵政府不對；政策順應民情改了，還是有人罵政府不對，那麼政府究竟應該怎麼辦？所謂形成共識的本身，更需要一點前提的共識 -- 那就是一個多元化的民主社會中，不可能讓百分之百的人同意一項政策。假如連這種基本的共識都沒有，又如何形成任何實質問題的共識呢？民主政治的共識，就是一種政策的決定，僅能求其儘量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求與願望而已。 問：你認為若要減除政治民主化帶來的陣痛，國民黨目前最應嚴肅面對、及早澄清或解決的，是那些觀念和課題？答：國民黨要做的事很多，目前最主要的就是黨務革新 -- 以黨務革新帶動行政革新，以行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因為黨是社會的主導力量，國民黨若被醜化、打垮，社會也就失去領導的重心和力量了。 自解嚴後，政治學上所謂的「利益的表達」(interest articulation) 做得相當好，但更重要的是「利益的聚集」(interest aggregation)。利益聚集最主要的組織就是政黨。 現在大家不重視政黨的功能，執政黨的人若優柔寡斷、該做的不做、沒有魄力，在野黨的人只為反對而反對、各自為政、各行其是，政治怎麼能進步？國家又怎麼能富強？所以雙方都要加油。這是我的第一個觀念 -- 從利益的表達到利益的聚集，要更制度化。 要有所爭，有所不爭 第二個觀念是，黨與黨之間有些該競爭，有些則不必爭議，是所謂的 an bipartism policy。現在我們卻是很多不必爭的事情也一定要爭到底，成了意氣之爭。在朝或在野的兩黨還未能體認出有什麼事情是可以共同訂出兩黨一致的政策，但事實上，應該有很多地方可以這麼做。例如，反共的基本態度就不應該、也不需要爭，老百姓不會贊成接受共產黨。因此，政治人物對「兩黨一致的政策」的基本概念必須逐漸建立，免得變成什麼事都要吵。 問：朝野對「不接受共產黨」雖有共識，但對大陸政策卻各說各話，莫衷一是？答：關於大陸政策，過去我們只看到中共，沒有看到中國；現在又只看到中國，沒有看到中共。過去看大陸問題似乎過分強調對中共的敵情觀念，而現在卻又忘掉大陸還是由共產黨在統治。 換言之，要麼就是你死我活的敵愾同仇，要麼就是浪漫憧憬敵我不分，一切的問題都是由此而生。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多數人曉得聶衛平是圍棋高手，但很少人知道，他也是中共統戰組織「中國統一促進會」的理事。我們都想他來台灣下棋，但沒有人會希望他來搞統戰。 問：依你看來，目前最值得憂慮的社會現象是什麼？社會需要精神領袖 答：我們的社會整個失掉了社會領袖，現在幾乎沒有人能夠登高一呼，取得大家的共信。 社會總是要有些精神領袖，做每，行業的模範，供我們大家學習。但現在整個社會紀律鬆弛，輿論界也沒有全然發揮正義力量，尤其許多雜誌褒貶時政、論斷人物，缺乏公是公非，造成對各行各業突出的領導人極大的傷害。 其實任何一種行業的精神領袖都難免要有點神化，但我們的社會卻反神化，只見其短不見其長，誇大人性醜陋的一面，其結果是，社會上不再有值得學習的對象，各行業中沒有一個一言九鼎的人能壓得住陣腳。 社會凝聚力量的消失，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像韓國辦奧運，結合了各方面的人為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全心努力。我也在想，有什麼能夠使我們國家絕大多數的人共同參與，兩、三年的近程內可以達到的目標。 就像經建計畫，過去我們經濟發展很重要的指標是國民所得，但突破某一所得後，多一塊少一塊錢，似乎已經沒有意義了。 沒有理想，社會就失去了奮鬥的目標。

假蘇軍‧真美軍

大地在曙光中震撼，數十輛經過偽裝的戰車和運兵車，爭先往前奔馳。頭頂上飛機不斷投下照明彈，以混淆導熱飛彈的準確性。 橘紅色的太陽升起時，一隊士兵潛近一排有倒鉤的鐵絲蛇籠，甩出抓鉤，戰車跟著扯開蛇籠，頭戴別著一顆小紅星的黑扁帽的士兵，投出綠色的煙幕彈，標出蛇籠破裂的位置，同軍的車隊立即開過來，攻克了敵軍的防線。 戰鬥結束了。戰場上遺留下毀壞了的戰車、運兵車和死傷的士兵；可是沒有人流血，車輛也沒有損壞，只有一閃一閃的黃燈和警笛聲，標示出如果在其實戰爭中，應已折損的人、車。 二十二歲的裝甲兵杜洛奇中士，爬出一輛仿造蘇聯 T-72 的坦克車，為訪客解說剛才這場戰鬥。 殺光藍軍 杜洛奇是一名美國軍人，可是在這裡，他被嚴格訓練成一名蘇聯軍人。他的任務是攻擊美軍，運用蘇聯的戰術，手段愈兇猛愈好。當訪客問到，在剛才這場戰鬥中，他的心裡想些什麼？杜洛奇毫不猶疑、一點不開玩笑地回答:「殺光藍軍 (美軍)。」 在戰場的另一邊，凱斯勒中士爬出美製 Ml 坦克車。為了這場戰鬥，他的部隊整訓了九個月；而現在他的戰車和伙伴都被紅軍帶走。 「看到黃燈亮起，我的心立刻涼到腳底。」凱斯勒心有餘悸地說:「如果這是一場真實的戰爭，我現在已躺在裹屍袋裡了。」 訓練一支武器精良、戰技純熟的「敵軍」, 供美軍學習對抗戰術的構想，始於一九六八年。當時美軍航空母艦珊瑚海號艦長法蘭克。奧特發現，在和平狀況下訓練出來的美國空軍，在越戰中吃盡了苦頭。海軍接受他的建議，成立了海軍戰士武器學校 (Navy Fighter Weapons School, 暱稱 Top Gun, 編按：即電影「捍衛戰士」中的訓練中心)。訓練成果驚人；美軍戰鬥機和北越戰鬥機較量時的損失比數，從一比二驟升到一比十三。 由於這種訓練方式受到肯定，且精密的電腦和雷射儀器，使軍隊得以塑造更逼真的假想戰，又能夠詳細地紀錄、分析戰鬥的過程，因此類似的訓練中心在陸、海、空三軍中陸續設立，且被視為極端重要的戰術訓練。軍方唯一感到遺憾的是，目前的科技還無法做到陸空聯合演習的境界。 過去的美軍在面對敵軍的第一場遭遇戰中往往傷亡慘重，而此種訓練的用意就是讓美軍在逼真的戰鬥中，加強未來面對敵人時的戰鬥準備。陸軍訓練中心的發言人說:「我們希望在下一次的戰爭中，我方可以免去第一場戰鬥的犧牲。」 軍事發言人查普拉中將則指出:「在新武器的戰爭中，死亡率會大幅提高。」未來在敵對雙方都擁有精密武器的情況下，很可能不再有拖延戰；「戰鬥會很快結束，我們必須充分準備。以為靠著鬥志就能立於不敗之地的想法，在今天已經不切實際了。」 營造蘇聯軍隊氣氛 擔任蘇聯軍角色的士兵在海、空軍是經過特別挑選，而陸軍則是隨意挑選的。陸軍必須先在「敵軍學院 (Opposition Forces Academy)」上課數週，才能進入訓練基地。 所有的訓練中心都有同一的特色：蘇聯軍隊的氣氛。學校牆上塗上蘇軍的口號，教室裡的裝飾品是蘇聯戰車、機槍、飛彈等武器畫報，蘇聯擴張版圖的地圖和戈巴契夫的肖像；雜誌架上是英譯真理報和蘇聯雜誌；課程內容是學習使用蘇聯或東歐集團的武器、蘇軍在歐洲的部署、蘇軍的組織及其心理性格、蘇聯的歷史和政治等等。 教材多半是由美國軍事情報機構提供。內容則出自蘇聯的出版品或蘇軍在戰場上 -- 特別是阿富汗戰場 -- 的活動報告。 這些假蘇軍當然不完全是蘇聯軍人的翻版。他們不說俄國話，不住在俄國村莊，也不吃俄國菜；但是跟在蘇聯一樣，這些美國兵都被灌輸絕對服從的觀念，即使面臨死亡也絕無二念；當他們面對敵人時，會像蘇聯軍人一樣地思想、反應。 到訓練基地時，每一名「蘇軍」都會拿到一本手冊，內有十數種蘇軍的進攻方式；經過無數次的演練後，他們可以機械性、直覺地扮演蘇軍的角色。 被送來對抗的軍隊事前幾個月就會加強戰技和心理訓練。雙方對這場假想戰都很認真，認真到上級必須規定，在陸地戰鬥中，雙方不得接近到五十公尺以內，以免發生肉博戰。 一名「蘇軍」說:「藍軍尊敬我們，可是在戰鬥中，他們真的會恨死我們。」這些假蘇軍扮演得如此成功，以致他們彼此之間團結心特別強；有許多士兵甚至對戰鬥中的緊張和贏得戰鬥的亢奮上了癮。一位士兵開玩笑地說:「做共產黨還真有意思！」 作家漢斯。哈伯史塔特則認為:「美國軍方竟會訓練一支蘇聯軍隊，還讓他們打贏，實在是不可思議。」 蘇聯表示不悅 然而，絕大多數美軍經過兩週的戰鬥訓練後，在對付敵人方面都有明顯的進步。這正是軍方的目的。 雖然蘇聯塔斯社對美國人用蘇軍做為假想敵表示不悅，但是美國堅持這種訓練的目的並不是要升高兩個超級強權的敵意。 軍方發言人說:「我們只是學習應付蘇聯的威脅，它的本質是防衛性，而非挑戰性的。」更確切地說，美國軍方認為這種訓練可以大幅提升軍人的水準，達到嚇阻敵人的目的，甚至進而減低戰爭發生的可能性。 (取材自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美國大選:硬漢與綿羊之爭-杜凱吉斯/冷面清官‧布希/太平紳士

杜凱吉斯 / 冷面清官 如果將麥可。杜凱吉斯比做汽車，他一定是一輛裕隆速利 -- 方正、經濟、實用，卻毫無趣味。 杜凱吉斯從小生長在一個鼓勵競爭的環境中。他的父母是希臘移民，像所有第一代移民一樣，他們追求成功，也要求下一代出人頭地。他們規定小孩要用功讀書、做好家事、聽話、誠實、有禮，而麥可正是這種教養下的模範小孩。 天生的領袖人物 他生性獨立，爭強好勝。他的母親說他幼年時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自己來。」他的童年玩伴也說他從小就是孩子王，遊戲由他挑，同伴由他「分國」。 在學校裡，他不但學業成績優異，在各種社團活動方面，也都積極、活躍，是個天生的領袖人物。他跟每個人都相處得來，老師喜歡他，同學尊敬他，但是他沒有親密的朋友，高中時的一位同學分析:「被朋友認同的需要，在他看來只是人性的弱點，根本不屑一顧。」 在他的性格中，獨立、理性就是全部。他這一生的每一步都經過事先評估，決定後就勇往直前，敗亦不餒，他在高中時就愛上了政治，因此畢業後並未如一般人所預期地進入哈佛大學，卻選擇了風氣嚴肅、思想自由的史渥斯摩學院。他在此開始認同民主黨的理想，認為政府是為人民解決問題，而非製造問題；這種「大有為政府」的理想日後一直跟著他到了麻州州長廳，甚至還可能帶進白宮。 大學畢業，經過得失評估，他決定先入伍，以免在讀研究所時被徵召。退伍後，他進入哈佛法學院，因為對一個立志從政的年輕人而言，哈佛學歷意謂著強大的校友力量，可以助其一臂之力。他認為這是進入政壇前一個必要的策略。 就讀法學院的同時，他結合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彼此奧援，爭取社區政壇的職位。 杜凱吉斯對「廉潔政府」的堅定信念即奠基於此時。對這群生長於波士頓布魯克蘭區 (一個中上階級住宅區) 的年輕人而言，他們的父母靠著努力而獲致成就的經歷，驗證了成就出自實力，而非家族或後門的奧援。他們相信政府需要優秀的新血投入，嚴格執法，杜絕賄賂。 理性與冷酷之間 從任何角度看，杜凱吉斯都是一個美國政治自由主義的信徒，但是他同時也是理性主義的信徒，深信辯論和投票才是理性而有效率的決策方式；如果這兩個方式都不能達到目的，也許表示時機未到，不必氣餒，先推動其他的政策，不必浪費時間在情緒化、非理性的街頭抗議活動上。 歷經六 0、七 0 年代的動亂，當其他麻州政客都淹沒在反戰、民權運動等收治熱潮中時，他堅守理性、務實的作風卻絲毫不受影響，令所有識與不識者驚奇。他的大學同窗好友說他像一顆子彈，對準標的直射，沒有任何事物能使他分心。 諷刺的是，堅持理性也是他的弱點之一。由於他本身幾乎從不感情用事，因此很難理解別人為何做不到。 他有一個哥哥，史台連，跟他一樣優秀，但是溫柔、善感。史台連在大二時，因失戀自殺未遂，此後情緒始終起伏不定，在一九七三年因車禍死亡。麥可從不道他哥哥的長短，對他而言，「他是個煩惱的傢伙，但是他也是我的手足，我拿他無可奈何。」或許更確切地說，他看史台連只是一個可憐的失敗者。 一九六九年，他與政壇好友柯恩聯線競選。他角逐首席檢查官，柯恩競選副州長，二人約定比肩作戰，互相助選。然而選戰開始不久，選情發生變化，他臨陣易策，轉而與友為敵，競選副州長、令柯恩大怒，而他竟表示對好友之怒甚感困惑，因為「在當時的選情下，我做的是理智的抉擇。」 杜凱吉斯一生中為了自己的「原則」, 曾多次背叛或傷害朋友，這個事例只是其中之一，雖然在理上他絕對站得住腳，但是在情上，他秉公處事到了近乎冷酷的地步。他的一位部下曾說，與他共事有毛骨悚然之感。 不畏豪門與財閥 他的朋友分析:「他相信自己永遠是對的，他拒絕了我，還要讓我尊敬他。」雖然大部分被他傷害過的朋友，事後都承認他有常人所欠缺的智慧和氣質而願意原諒他；但是超乎常理的正直和清廉、難免使他在現實政治中碰得頭破血流。 一九七四年，他首度獲選為麻州州長。麻州政壇素為豪門和財閥所把持。他上任後，雷厲風行。革除賄賂和政客私相授受，連暑假短工的職位都要公開抽籤，為他助選的友人全被拒於千里之外，一位友人說他連道謝的電話都不肯打。他的朋友即使符合某項公職的條件，也絕不錄用，因為他耍樹立內舉避親的典範。 他和州議會的關係更是水火不容；一位議員回憶，因為大家討厭他，明知他不言歡聞菸味，而故意在跟他開會時，人人點上一支來氣他。 眾叛親離的結果是在競選連任時慘遭滑鐵盧。這次失敗對他打擊很大，他至此才發現別人未必能夠接受他的純對標準。他承認自己學到了痛苦的教訓，不再自是真理的化身。 四年後他捲土重來，獲得大勝。這一回他變得較有彈性，雖仍嚴禁貪污賄賂，但對政客間的私相授受，採取了睜一眼閉一眼的妥協作風，他決定專注於行政實務，至於那些「必要的罪惡」, 均委由一位特聘的長袖善舞顧問全權處理，他自己寧可不知、不見、不聞。 撇開人際政治的牽絆後，他在行政改革上獲致可觀的成就。他的主要政策有二：強化稅務稽徵和失業者職業訓練，前者配合了麻州高科技工業區的繁榮，使州政府稅收大增，雖支出遽增七三 %, 仍有餘裕可實施減稅。最近兩年，在各種民意測驗中，他的政績都領先其他各州州長，獲得肯定。 硬漢也有低頭的時候 雖然政績可觀，批評者卻認為，他只是一個實務專家，能夠有效處理行政，未必能有遠大的見識和處理危機的能力，他過於自信，甚至流於剛愎自用的毛病，也使人懷疑他是否真正瞭解一般人的需要。 從感性的觀點有，杜凱吉斯冷漠、不有苟笑令人難以親近；從理性的觀點看，他正直、清廉、能幹，幾乎無可挑剔。然而經驗證明，在這個並非全然理性的世界裡，硬漢也有低頭的時候。在這次的大選中，他是否會再一次低頭，就要有他所篤信的「大有為政府」理念，能否感化美國的芸芸眾生了。 布希 / 太平紳士 所有認識布希的人一致同意，他謙和、親切、風趣，更重要的是，他服從、負責、忠實，因此上司、部屬、親友無不喜歡他。在他的成長過程中，父親、菲利浦。安朵佛中學和二次大戰的參戰經驗，造就他成為一位優秀的「童子軍」。 他出生於高貴家庭，父親是國會參議員，母親是網壇名將。老布希對兒女要求嚴格，而布希對父親則是敬畏無比。有人問他，是不是覺得很難跟父親相比，他的答覆是:「我從未想到與父親比較；他高高在上，而我只是他腳下的小不點。」 初中和高中，他進入崇尚犧牲奉獻精坤的菲利浦。安朵佛中學。他的學業成績並不出色，但是父親從小灌輸的服從和負責觀念，使他在社團和體育活動中表現優異。 曾在農場做苦工 安朵佛中學認為學生必須在不斷的嚴酷打擊下，才能鍛鍊出自信和自尊，因此這些富家子弟在暑假中都被送去打工。布希的考驗是在農場做苦工，包括清理馬糞。農場主人至今仍然稱許他的勤勞刻苦。 服從和刻苦一直是他的美德。他十七歲就迫不及待，提前入伍，成為最年輕的海軍飛行員。他的座機曾四次因引擎故障或被敵炮擊中而墜入海中，每次他都毫無怨言地回到戰場。 戰後，他像其他富家子弟一樣，輕鬆地進入耶魯大學，輕鬆地畢業。畢業後，他選擇前往離家千里的德州。照他自己的說法，是決心放棄家族的庇蔭，考驗自己的獨立能力；事實上，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他父親擔任董事的一家石油公司，第二份工作是與人合夥投資，資本借自叔叔。 不過布希的一生並非一帆風順，他在從政生涯中，不斷遭到挫折，甚至羞辱。或許是天生的柔順和後天訓練的服從，使他成為好好先生，從不拂逆別人的要求。他自道:「我的弱點就是太信任別人，從來不相信人家會有心害我，我缺乏防人之心。」 一九六四年，他在德州競選參議員，因一心想獲得德州人的認同和贏取選戰，拚命向保守派靠攏，結果努力過火，不但輸了選舉，還成為政壇笑柄。但是他的表現引起了尼克森的注意，將他納入麾下。此後十多年，布希成為尼氏的忠實部下，為他玩弄於股掌之中。 一九七 0 年，尼克森派他出任駐聯合國大使。布希遵照既定政策，傾全力維護中華民國的會籍，卻渾然不知尼氏和季辛吉結交中共的祕密行動。日後當被問起是否覺得被人出賣，「我不覺得這是出賣，」他回答:「我當然希望能早一點知道......, 但不是出賣，這個字眼太嚴重了。」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競選連任大獲全勝，志得意滿之餘，開革了許多部下，留下的全是「沒有頭腦，只有忠貞」的人，布希是其中之一。 總統的忠實部屬 當時布希嚮往的職位是助理國務卿，尼氏以此為餌，誘使他列出在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中，效忠尼克森與反對尼克森的人員名單；布希竟然照做了，卻只獲派擔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他上任後不久，水門案爆發，由於尼氏再三向他保證絕無隱瞞，絕對清白，因此他風塵僕僕，巡迥全國演說，為尼克森辯護。今天記者再問他是否覺得被人出賣，「呃，我覺得非常......」他遲疑著，「我不想用出賣這個字眼，但他這麼做，確實不對，」 布希以為憑他忠心耿耿的表現，接任的福特總統定會挑選他擔任副總統，豈料福特卻派了一個令他尷尬的職務 -- 駐北京辦事處主任，稍後又調他回來整頓因水門案而鬧得烏煙庫氣的中央情報局，因為他是常時共和黨僅存的一個清白者，一九八 0 年，他終於決定自已出馬競選總統，結果敗在雷根手下，做了他的副手。 布希在這些職位上表現都相當稱職，但總像是任人擺布，勉為其難，似乎他尋求與長官認同和歸屬的意願，更甚於他個人的成就感。 他對上司的服從與忠貞簡直到了令人不可思議的程度。一九八四年，他親口說:「我支持雷根 -- 盲目的支持他。」為了支持上司，他可以隨時變更自己的意見，教人摸不清他真正的主張。批評者指稱他缺乏明確的意識型態，一般民眾也認為他缺乏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更沒有堅持原則的魄力；他自己則辯稱:「我是講求實際的人，喜歡採取行得通的辦法。」但是在政治上過於著重權宜行事，難免招徠「軟弱」之譏。 不認輸的一面 然而從另，個角度看，布希又絕非軟弱之輩。他有一股超級強韌的毅力，不認輸，且不達目的誓不甘休。 一九八 0 年，他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雖早已注定落敗，卻仍苦苦追趕至最後一刻，而終獲雷根提名為副總統，在今年的運舉中，他也是由劣勢中反敗為勝，贏得共和黨提名。 做為一個普通人，布希近乎完美。他誠心支持長官，絲毫沒有矯飾；他熱愛朋友，即使身居要津，仍然隨和、體貼；他在部屬間的親和力和鼓舞十氣的能力，鮮有人能比。 做為一個領導群倫的政治領袖 -- 如果世界局勢託雷根強硬外交的餘蔭而保持安定，如果美國國內經濟危機不立即爆發 -- 則以布希擅於組織和招聚人才的長處，不難維持一個小康之局；如若不然，他可能就需要他所篤信的上帝的保佑了。

從數字看大陸各地工業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經濟八 0% 以上是以農業為主，即使在沿海的福建省，連一根鐵釘也要從外省這來。當時只有上海、北平及天津屬於「工業重鎮」。 上海及天津是以紡織及火柴業為主；而北平雖有幾代王朝的餘輝，也是政治及文化的樞紐，但規模上百人的工廠仍不過幾家。 經過近四十年，除了西藏外，一些交通不便、貧窮落後的地區，如貴州、青海等省的工業產值都超過五 0%; 以畜牧為主的內蒙古，也發展了工業。 只是從大貧變小貧 目前大陸工業總產值第一的是江蘇省，在紗、布、毛線、呢線等產品上居全大陸之冠。 只是一個城市、工業產值卻名列中國大陸第二的上海市。在化學纖維、自行車、電視機、塑料等十一項產品占第一。去年上海年產電視機四百萬台，占全大陸的四分之一。目前有二萬多人投入生產裝配電視行列，年收益二億多人民幣。平均一個工人每年替上海市賺取二萬元人民幣，大陸是世界最大的黑白電視生產地，彩色電視也居世界第三。 遼寧省的礦產豐富，鐵礦儲量占大陸的四分之一，鋼鐵生產力遙遙領先其他省市，大陸去年生達粗鋼五千六百噸，居全球第四。 大陸各省的「第一」 黑龍江省產石油及木材第一，大慶油田年產三億六千五百多萬桶，占大陸產量四三 %, 石油輸出賺取大量外匯，也使大陸名列世界第五大產油國。 湖北省是大陸唯一人民收入超過平均每人所得八百元人民幣的內陸省分。湖北的汽車產量名列前茅。去年大陸生產了四十五萬輛汽車，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及韓國，大陸每年生產二千萬台收錄音機，其中擁有珠海、深圳及汕頭等經濟特區的廣東省，產量最多。但是，大約還要再等十年，才能達到家家皆備。 在農產品方面，湖南是產稻的大糧倉，黑龍江省是生產大豆的大本營。山東的蘋果及花生產量超過大陸總產量的三分之一。新疆的葡萄產量則占全大陸的三八 %, 是新疆自治區唯一在工農業上得第一的產品。 伴隨著工業升級的腳步，大陸人民每年的平均國民收入，從一九四九年的六十六元人民幣，增加到目前近八百元人民幣。儘管大陸人民一年的收入，僅夠台灣買一部普通洗衣機，但也只有上海、北平、天津、東北三省及沿海的江蘇、浙江、廣東和湖北的人民收入才超過八百元人民幣，大部分大陸人民 (約七億人) 每年生活費還不到八百元人民幣。

孫運璿/轉型的陣痛不能太長

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人們的價值觀變了，道德觀念下來，金錢觀念上去，功利主義愈來愈厲害。賺錢、發財本身沒有錯，但方法出了問題，大家不重視生產，不走賺錢的正路而走歪路，儘量找投機的、快的方法，這是我的憂慮。 金錢不能帶給我們真正的幸福，也不能使國家富強。錢滾錢賺的是紙面錢，你的錢到他手裡，他的錢到我手裡，整個社會的財富並不因此增加。惟有從事生產，才能強化國家整體的經濟力量。 金錢萬能？從前我們有句老話 -- 勤儉建國、生產報國。現在沒有人談這些，儘搞股票、六合彩。工廠、蓋房子的工人，到六合彩開獎的日子都不見了；上班的人簽個到就去玩股票。大家想發財，但方法不對，使國家的生產力受影響。 「金錢萬能」的結果，產生了很多畸形的社會現象。家庭裡兒子殺父母、父母把親身兒女賣去做娼妓，這是什麼時代！我看了真是非常痛心，倫理制度完全被社會的功利主義破壞了。 所以，現在重新建立一套社會價值觀念比什麼都重要。政府、知識分子、大眾傳播界都有責任，大家應當有共識，群策群力，改變社會的價值觀。 我特別希望年輕一代能建立正確的人生觀。我年輕的時候，日本人來欺負我們，逼政府簽下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國家可憐啊！那時的學生沒有想到作官、發財，一心只想如何救國家。 現在大家的日子過得太舒服了，很多青年缺乏人生目標。有志氣的人，看到社會這麼多毛病、國家有許多問題，應該要看重自己，有時代的使命感，站起來好好想一下，自己能做些什麼對國家、民族有益處的事。 打倒「老油條主義」 我認為我們的社會上缺少清流。這一代的年輕人千萬不要做唯唯諾諾的老滑頭、怕得罪人的老油條。要保持年輕人的稜角，看到不對的事就要講，即使被打得頭破血流也一樣，這才叫「有志氣」。 挽救時代要靠年輕人。我們的社會上已經有太多沈默的大眾，都是從老油條演變來的；社會進步就靠打倒老油條主義，靠年輕人的稜角來革新、奮鬥。年輕人要辨別是非，有勇氣出來批駁「非」、支持「正」, 千萬不要再做沈默大眾，這樣社會才能進步。 除了社會價值觀的轉型，我們還同時面臨民主政治的轉型。過去大家服從政治強人，什麼事按上面的決定總是對的，忽然一下子要老百姓做主，民主來得太快，難免產生脫序、失調的現象。因為久經農業社會，大家沒有養成民主法治的習慣，也缺乏這種修養。 希望民主政治的陣痛期不要拖得太久。如果要更快的過渡，得由行政和教育兩方面同時進行才行。行政單位要能嚴格執法，教育體系要訓練大家嚴守法律。 政務官得有更大的耐心和信心，研究政策的細節，做好幕僚工作，不能光講政策就了事，否則一定會失掉民心和公信力。 如何恢復政府的公權力？這得先恢復政府的公信力。一個負責任的政務官，不要隨便宣布一個政策，甚至隨便通過一個法律。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講，宣布一個政策前一定要想好：如何執行？誰來執行？可不可靠？事先都準備好再宣布。如果政府有一個政策不可靠，公信力就永遠不會恢復。 例如，政府不准民間到大陸投資，政策很對，但怎麼樣執行？商人由地下管道去，有沒有辦法取締？假若沒有，有人不問政府意見自己就去了，大家心裡一定看不起政府。所以通過、決定法律政策前，必得先考慮有沒有把握執行。 民意不等於私人利益 另一個民主政治轉型期令人憂心的情況是：誰也不服誰、社會正義沒有建立起來，民意被曲解了，更有不少人運用民意來達成自己的私利。 誰能代表民意？誰真正瞭解民意？這實在很難講，因此現在別輕言民意。過去農業社會，一切由上面決定，老百姓不需要用腦筋、做決定，對於意見的表達至今還不成熟。 以環境保護和公害防治為例，這是高度的技術問題，如果讓民間決定該怎麼做，事實上，大多數人還沒有能力來判斷如何對國家有利，什麼是整體利益，那些又是私人利益，最後往往由私人利益決定一切。 趕搭最後一班車 在轉型期間，特別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高級知識分子等社會菁英，有責任樹立被普遍信任的「清流」-- 站出來講不偏不倚、真正公正的話，讓老百姓慢慢覺得這些話有道理，照著做就好辦了。 同樣的，大家能信任的知識分子也不能隨便講話。目前國內外學人聯合組成了一個「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我們應該多多支持、引導這種組織，不被派系所利用、走上正確方向，將來可以做為社會的清議，領導民間意見，建立大家共同尊重的民意、公論。 對於和大陸通商，我不反對，也不贊成。我只要求大家不要為通商而通商，或者抱著趕搭最後一班車的心態，生怕落在別人後面。一定要詳細研究考慮，調查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好好想一想，為什麼日本、香港、美國商人跟大陸合作的經驗，絕大多數都是失敗的？我們是不是同樣也會失敗？沒有上過共產黨當的人，很難真正認識共產黨。他們以鬥爭起家，訓練的文宣人才多；不像我們反對鬥爭、講求人性。別以為有些事情他們「應該」不會做，其實為了達成目的，共產黨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在台灣生長的人沒有吃過共產黨的苦，不曉得他們的可恨、可怕。 大家不要輕看這件事情，商業行為早晚會對政治方面形成壓力；一個自由的國家對付沒有自由的地方，一定吃虧。政府眼見老百姓上當，不能不說反對的話，千萬不要因為政府反對就罵政府，還是多方打聽打聽再拿主意。 民主、自由不能被濫用 現在時髦病愈來愈厲害，講自由、民主的都是英雄，若有一點保留就被打成保守分子、老頑固。這種思想非常可怕，會給共產黨利用了來打擊我們。 台灣社會急切的需要正義、公論。如果再任現在「是非混淆、法理不彰」的情形發展下去，國家都會垮掉。 香港曾經有一個時期，也鬧得不成樣子。英國政府故意讓它繼續亂，亂到某種程度，扶輪社、同鄉會等民間組織出來說話了:「再這樣下去我們都完了，政府出面維持秩序，不遵守的人對不起政府......。」 英國政府趁機把軍隊都調進來，所有搗蛋分子全給抓進軍營。沒有人批評、抱怨，大家知道，不這樣沒法恢復秩序；搗蛋分子不要活，其他的人還要活，因此聯成一線支持政府。 民主、自由不能被濫用，要有制衡的力量。現在能正確代表人民利益的聲音沒有出來。我們需要清流反映真正的民意，不允許有人假借民意、曲解民意。 總體來說，我對台灣的前程還是很樂觀，只是過渡期的陣痛不能太長，否則會損傷社會的元氣。轉型陣痛的長短，取決於代表民意的公論出現的早晚。大眾傳播界攜手團結，一起來代表伸張正義，是縮短陣痛的主要手段。

中共改革又陷低潮?

如果說，胡耀邦當日下台，是鄧小平的改革運動第一次轉入低潮，則目前趙紫陽放棄經濟改革的指導權力，可說是第二次低潮。不過，這次中共當權派無論是主張急進或緩進，似乎都明白目前不宜造成政治上的大震盪，因此，趙紫陽之受挫，表現得不如胡耀邦下台那樣明顯；但事實上經濟改革的指導權已轉入李鵬及姚依林手中，低潮來臨，已是定局。 胡耀邦下台的原因是他未能控制學潮，而受到反對者的猛烈抨擊；但胡下台後，學潮並未消減，今年北大學潮中所表現出來的「離心」傾向，比起當年合肥科技大學主導的學潮，反有過之。可知客觀上的問題，未必能由一、二人的罷黜而消失。然則，這次趙紫陽退一步之後，局勢演變又將如何？自相矛盾的路線 趙紫陽之受挫是由於價格改革問題反應惡劣；說得深切一點，則是由於整套中共經濟改革出現嚴重問題。雖然從表層上看，似乎是物價及通貨膨脹問題，實際上則涉及中共經濟改革構想中的內部矛盾，這個矛盾，如實地講，即是公有產權與私有產權兩種制度間的矛盾。 中共的經濟改革，從頭起就是雙重取向；一方面「堅持」他們的「社會主義」, 另一方面要推行市場經濟政策，這恰恰是因時施行公有制與私有制的自相矛盾的路線。探討中共當前經濟改革所遭遇的困難的人士，雖可以各取不回的重點，但早晚都在這一點上會合，都會發現這個矛盾方是一切困難的關鍵所在。 如果這個基本取向上的矛盾不能消除，則一切經濟改革政策，在進行時總會遇到相反的力量抵消其預期效果；正像一個形式推理系統中，如果選了兩個互相矛盾的公理，則結果對於所推出的每一個命題，都會同時推出其反命題。 目前這種取向矛盾的路線如不改變，預料將有非常詭異的後果出現，舉例說，由於資源公有，手握特權的幹部集團即可以運用公有資源，而增加自己的私有財富，這樣，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將會發現，許多幹部會有數字驚人的財富，而整個社會卻是一副「民窮財盡」的樣子，這種遠景，既不代表市場經濟的成功，也絕不表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李鵬傾向以俄為師 說到這裡，我們便不能不承認趙紫陽及其集團 (包括所謂「智囊團」), 仍屬於比較能面對實際問題的改革派。因為據一般瞭解，趙紫陽集團中原有人提出逐步恢復私有制的主張，不過未能獲得黨內多數人支持而已，而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厲以寧所設計的「股份制」計畫，基本上仍是想以漸進方式往這個方向推動。不論計畫的精密程度如何，他們總算是並未避開關鍵問題。 至於日前似已接掌經濟政策指導人攏的李鵬，則大約是傾向蘇聯式經濟制度的，他最近的想法如何，尚無資料可供判斷，倘若他其在原則上要「以俄為師」來進行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則必弄得中國經濟改革全局走入「東倒西歪」的古怪狀態，那時會出現什麼毛病，更難事先推測了。 認真說起來，中國經濟改革運動原不能孤立地推進，非經濟性的制度因素，對於經濟改革的阻力，幾乎有決定性的作用，這些因素如不能消除，縱使經濟政策排除了內在矛盾，仍不能保證順利收效。而這種因素卻正與目前中共的整個政治體制有關，因此，一說清除這種因素，使意味著政治體制的大改革。而且像幹部集團成為特權利益集團這種事實，又無法在短期中政變。 因之，從更高的層面看，縱使中共開明人士真能決心大改政治體制，在時間方面也無法強求速效。不過，若是徹底改革政治體制能成為確定決策，則縱使要等很長時間方能實現，仍可算是走上了正軌，非目前這種迷亂情況可比。 目前的迷亂，只就經濟情況的層面看，已造成重重荊棘。李鵬能否採取什麼有效方案，來對付目前的表面問題，已是一個疑問；深一層的全面體制問題，更不用說，如果李鵬對現在國內各階層的人共同關心的物價問題不能找到有效的對策，則這個改革中的第二次低潮時期，可能便很短暫。換言之，趙紫陽一派叫能居於經濟改革的主導地位。所以，比起胡耀邦來，目前趙紫陽的處境要有利得多。 改革低潮不會長久 所謂物價問題，事實全與物資的匱乏、特權的橫行等因素不可分割。但無論就生產力的提高，或就人事制度的改進講，那不是可以很快達成的事，趙紫陽及其集團所不能辦到的事，李鵬怎樣可以辦到、殊難想像，而且，如上面所說，趙紫陽集團雖然未能事先制定全面計畫，但還算能夠面對私有制及公有制的基本衝突問題。李鵬及姚依林等，究竟對這種關鍵問題持什麼態度，卻至今尚看不出端倪。 很可能這個集團偏信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優越性」, 根本不考慮私有制，若是如此，則李鵬、姚依林集團的經濟改革將會走一條完全難通之路，而很快可能成為失敗者。他們如失敗，正如上面已經說到的，趙紫陽集團可能重掌權力，不過，這種變來變去的局面，對經濟改革的貸際進展，都不會有什麼正面意義。但專就改革運動的高潮與低潮看，則目前轉入低潮大概不是長久局面，這一點不難斷定。 (勞思光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文轉載自香港信報)

大陸留學生談火山口上的改革

問：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似乎陷入「改也不行、不改也不行」的困境，到底問題的癥結在那裡？許成鋼：現在大陸的經濟改革正處於火山口上，難以預料何時會爆發，它的危機包括經濟的危機和政治的危機，特別是今年三、四月間提出的物價改革最為突出。從整個經濟上來看，過去的經濟改革，基本思想是期望不改動經濟制度，而只在其中作一些調整，提高效率，可是，在已有的框架中，雖已投入許多努力，卻仍無法達到預期的目的，效率沒有提高。所以，很明顯地，如果不改變基本制度的話，將難以達到預期的目標。 工廠也是官僚機構 人們因看出價格不合理，而提出物價改革。可是從經濟學看來，什麼條件才能有市場呢？必須要有能獨立自主的廠商，才能在市場上訂定自已的價格，進而擁有市場，實際上改革後，那些廠都還不是市場經濟下的廠，而只是官僚機構的一部分，每一個廠都相當於一個官僚機構，他們向上級負責，而非對自己或股東負責，因為他們沒有股東。 此外，在經濟改革時，它使用雙軌制，一方面官方調撥的按官方物價標準，一方面又開了自由市場。自由市場的物價要高於官方物價許多倍，而政府又給企業許多權利，但是運用錢的權力卻不獨立，使得其中產生許多貪污腐敗的事。 目前經濟改革所面臨最嚴重的兩大問題，一是通貨膨脹，一是貪污腐化。 貪污腐化的情形，已變成不是非法的事，許多地方已將其合法化，少了它就不能進行經濟運行，例如：一個廠，為了得到生產的原材料，就必須運用賄賂，否則工廠就要關門了。 通貨膨脹的基本原因是什麼？最近傅利曼到中國 (編按：本文中的中國、國內，皆指中國大陸) 訪問時表示，只要控制貨幣的供給量，價格放開，通貨膨脹的問題就解決了。但是他不懂得社會主義的經濟。 在社會主義經濟下，廠不是獨立的廠，所以貨幣供給量不是銀行的事。銀行和廠都歸國務院管，是同一階層的單位，都能向國務院反應。政治和經濟混在一起，結果是誰強誰就取得強勢。而銀行只有一家，廠卻有許多家，力量很大，所以當廠向國務院施壓時，國務院就得使銀行印錢出來。因此，通貨膨脹是制不住的。 改革計畫停擺 通貨膨脹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改革時，皆會面臨的問題。今夏的北戴河會議，剛說要作物價改革、剛提一個五年的方案，尚未採取任何行動，物價就飛漲起來了。所以現在改革計畫已經停擺了，這和其他東歐國家相似，進一步、退一步，實際的改革走不下去，一直在那兒轉，如果基本制度不改變的話，這些改革都走不出去了。 喬依德：今年五、六月間，我回大陸去探親，見了許多各層面的人。雖然當時通貨膨脹已經變高了，但希望忍痛能過關，上面這種氣氛很濃，基層卻不一定同意。鄧小平也說:「三年自然災害 (編按：指一九五八年的天災、飢荒) 那麼嚴重的問題我們都能解決，為什麼現在就不能？」事實上，現在的情況不同於當時，當時只要叫人民把糧票交出來，他們就交出來。 顧慮下面的聲音 現今的變化之如此大，有幾方面的原因，一是下層的意見聲音特別大，有些幹部在退休後，如果沒有特殊技能就不能維持生活水平，而這些人是政權的基礎，所以意見會層層上傳。 另外，這段期間，波蘭和緬甸的事情，也使他們警惕，如此繼續下去會出亂子。在這種壓力之下，只能先採取穩定，我個人覺得採取穩定是正確的，我們不能不顧下面的聲音，控制貨幣總量、放開物價的方法在大陸根本做不到，因為我們不可能解雇工人，工資不能降低，採行那種方法就是一場災難。 至於為何會出現這些現象呢？除了前述政治因素外，還有許多原因。 一是大陸官方以為在農村承包搞好了以後就可以搬到城市。但事實上客觀分析，農村的所有權至少有一部分還是改變了，因為土地可以轉讓所有權，絕不是全部公有的情況，人民能自己選擇要種什麼。到了城市後，所有權還是國家的，以為只要經營權給企業就行了，這是為了避免意識型態的重建。 另外，這次的變化跟以往「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很大不同。在以往畫分保守派、改革派很容易。但現在不能簡單畫分；想幹下去的就是改革派，想穩定通貨膨脹的就是保守派。現在大多數人都想穩定物價。 保守派多於改革派 此外，推動改革的智囊團，不善於運用經濟學的知識，只是跟隨別人的作法，卻不能採究其原因。 在國內的內部文件中有一句話:「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表面上看來是比以前進步了，因為政府考慮市場，但事實上，市場是有條件的，企業如不能自由進出市場，價格就無法自然調整。 顧為群：我不是學經濟的，但我對經濟問題也感興趣，我同意前兩位的一個論點：也就是大陸目前改革的關鍵在所有制的改革。 我想引四個人的話，來表達目前大陸改革問題的衝突所在。 第一位是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說：文明是如何開始的？當一個人走到一塊無主地，並宣布這塊地是他的，文明就開始了。 第二位是西方的一位發展經濟學家，他說：如果你把一塊良田，租給 (借給) 別人，幾年後他會把良田變成荒漠。如果你把一塊荒漠的所有權交給別人，幾年後他就能把荒漠變成良田。這是他對所有權、文明的發展及生產力的發展基本的看法。 第三位是馬克思，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共產黨所作的一切，歸根結柢就是消滅私有制。馬克思的看法和盧梭及發展經濟學家的看法背道而馳，馬克思認為消滅私有制才能發展生產，而前兩人認為只有保障私有產權才能發展生產。究竟誰對誰錯呢？「國家」屬於少數幾個人 蘇東 (蘇聯、東歐) 經濟模式把馬克思理論變成經濟現實，帶來經濟發展緩慢等一系列問題，現在也進行改革。大家都認為這種體制的效率極其低，公有制很難促進經濟的大發展，所以需要改革。 東德有一位名叫巴羅 (Bero) 的知識分子，寫了一本名為 The Alternative To Eastern Europe 的書，為此書他被東德判了七年徒刑，現已搬到西德作教授。 他認為：蘇東模式的所有制形式，在浪費時，所有的東西都不屬於任何人；但當少數控制國家機器的人利用公有制下的國家財富為個人謀利益時，國家就好像是屬於這幾個人的。他對蘇東模式所謂經濟制度的分析，看法相當精闢，也看出矛盾的癥結所在。 一九四九年之後，大陸所謂的公有制，其實是共產黨的所有制，也可說是少數控制國家機器者的所有制，甚至某種程度上可說是毛澤東個人的所有制。 公有制不改，其他的改革都沒有用，如果所有的東西都歸政府所有，那便沒有市場。 我認為所有制的改革仍能推行，根據我的計算，現今大陸私營部分，在國民生產總值中，達到了三九 %, 其中包括農業 (是最大部分)、服務業及工業。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私有化了，在未來的二、三年中，我認為私有化是有可能繼續推行。 問：阻礙目前經濟改革的因素是什麼？如果改革推不動，會產生什麼影響？政治不民主，經濟不自由 許：阻礙經濟改革的因素，若純從大陸來看，就是在大陸的制度下，占經濟主體的國營經濟不是經濟實體，仍是官僚機構的一部分。如果不把它們與政府分開，它們永遠也不是真正的廠。只要經理是官僚，就沒有企業家精神。 現在這些人只考慮他們的官運，而不是考慮經濟上的問題，因此我認為中國經濟改革最大的障礙，就是政治上的障礙；只要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化，它就無法在經濟自由化的道路上走得很遠。 顧：最大的原因，一是意識型態的障礙，一是對經濟機制方面的知識不足。但我認為這兩個障礙都不是不可避免。在意識型態方面，共產黨宣言雖說要消滅私有制，但現在農村的私有制情況已很難逆轉，如果再有人要建立公社，那農民非得革命不可。 城市中的私有制比較複雜，但從意識型態而言，已無太大障礙。因為中共領導層中，屬於最左的一派，對於私有制也不是反對得特別強烈。我與鄧力群談過這個問題，他也認為此問題可以討論。鄧小平也說要在大陸複製幾個香港，還勸非洲的領導人不要搞社會主義。 至於知識方面，解決產權的問題，並不需要太多經濟知識，中國在無經濟學以前，也分得很好。反而產權問題與法律的關係較密切。中國要建立一套獨立的現代的法律體系就需要具備知識的人。 經濟改革如果搞不下去，例如，通貨膨脹如果控制不住，就會有可能引起騷亂：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市民在私人企業罷市、社會衝突加劇、政府與百姓的矛盾加劇。 政府會採取什麼行為呢？據說政府已擬好「緊急狀態法」, 準備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內容是只要出現暴亂，就派軍警鎮壓。一旦如此，政府與民眾的社會矛盾就會非常緊張，而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改革都免談了。 在過去，大陸內部如果有動亂，就會與外國打一仗，也就是使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也發生緊張，這都是不可知的。 四十萬家企業破產 問：台灣企業對到大陸投資很好奇，如果去投資，你們認為那些因素是對台灣企業有利的？那些是要擔的風險？許：最近與這個問題有較大關係的是「企業破產法」, 應該在今年十一月開始實行。按照「人民日報」上的數字，中國大陸應破產的企業約有四十萬，在最近兩、三年應破產者約有三十萬。 第一個問題是如果企業破產了，怎麼辦？我想到台灣的企業家膽子如果大，可以進行購買。最近的「人民日報」說：北京一家很大的廠，用鋁非常多，但近日鋁的價格漲了許多倍，所以一切用生鋁的廠都面臨破產，虧損非常嚴重。 在這種條件下，如果台灣的企業界很有眼光，而政府又能支持的話，主動提出購買，將會對中國大陸經濟產生很大的作用。大陸的政府對此事也很恐慌，因為政府手中沒有足夠的錢。問題是台灣企業家買不買、 那地方就是一旦搞成了，市場很大、勞動力很便宜，發展前途非常大，但也可能就砸了。實在很難預料。 影響人們赴大陸投資的變因有許多，其中主要的一項是政局的構定。政治因素是最大的影響因素。經濟改革如果推得很猛，同時會促進政治改革。如果政治制度不動，經濟改革也走不下去。 現在的經濟改革顯然有利於推動政治改革，如果台灣的人一起來推，推動的力量就會很大。台灣和大陸在經濟上合作，也使台灣來投資的企業家可能有利可圖，能享受如外資一般的待遇，使沒收的可能性減到很小。當然鄧小平死後會如何，則很難說。 海南島具市場條件 喬：我的建議是，海南島可以考慮。 海南島跟經濟特區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它繼續做下去，會有可能真正具備市場條件，因為它不以公營企業為主，外商、私人企業一律平等，在經濟特區中，外商稅收雖是優惠的，但買東西的價格就不同，對外商的收費就很高。海南島的政策上一律平等，這就是形成市場的條件。 問：台灣開放對大陸探親以後，對兩岸的關係產生一些互動影響，但也引起一些疑懼。做為海外的大陸留學生，你們能否客觀地來評析這個「大陸政策」? 丁學良：近幾年來我不在大陸，也對台灣很陌生，但以我初步的想法，如果大陸改革很成功的話，對雙方只會有好處，那時大陸內部就會發生一些質的變化。 台灣擔心的就是「四大堅持」, 但如果所謂的意識型態連領導人都不相信，他還不讓人民去碰，能維持下去嗎？如果大陸改革成功，對兩岸只有好處，因為台灣所不喜歡的制度發生了質的變化，就沒有了威脅。 在共產主義領導的社會中，沒有一般意義上的「經濟改革」, 也沒有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改革」、「教育改革」, 一切改革最根本的都是「政治改革」。 改革成功對兩邊都好 並非所有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但改革的核心都是政治改革。比如，經濟改革，就是要解決政府與企業的關係，解決經濟的理性原則與政治決策原則之間的關係，也要解決在不同的活動領域中，究竟要讓一人或一個團體決策或不同的人來決策。這些都是政治的問題。 如果大陸改革弄得不好，對兩岸的影響就很難講：一種可能是，它內部發生很大困難，而不能對台灣關注。台灣有些人從自己的角度出發，也不希望大陸太強大，否則會對台灣造成威脅。 另有一種可能，當大陸內部有麻煩時，它也要為你製造麻煩。所以大陸改革搞好了，對兩邊都有好處。 民間熱鬧，官方偏安 我認為現在兩岸的接觸，民間很熱鬧，但官方太偏安了，顧慮太多了。這兩種現象，看起來是兩個極端，但在一個社會裡，是一把刀的兩面。因為台灣官方顧忌太多，所以大陸的立法有時故意唱反調。民間的太熱鬧，也許也導致了官方的太保守，擔心把事情弄糟。 另一方面，台灣也不能太大意，坦率地說，大陸官方的許多說法，都讓人找不出毛病，但究竟能作多少呢？領導人說的話，是否真能貫徹到底呢？台灣比較小，人比較少，所以對於前途的擔憂比較大，這種心態可以理解。 例如最近「人民日報」上刊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建議，不問政治信仰、不問黨派、不問一切背景，都能向他們建議。既然如此，為什麼有時我們大陸留學生在海外發表中國統一的見解，就會把我們的檔案調到「國家安全部」呢？雖然有些人講話很真誠，但是做不到的話，就不要講，對大陸，不論是官方或民間提出解決兩岸問題的建議，希望都有具體的作法，以表示雙方有誠意。我認為傳播界，至少能揭穿內幕，讓民眾有資訊基礎去判斷，那些話是真誠而又做得到的。只要這樣按部就班，對雙方都不會造成傷害，不會有不好的結果。我不希望讓兩岸人民吃苦。 另外，目前，台灣的大學生可去大陸訪問，大陸的大學生卻不能去台灣訪問。要改變這種「單行道」的現象，台灣暑假的時候，可以派學生組團去大陸主要城市演講，演講大學生的社會史、大學生的中華民族責任感、大學生對公共事務的道德承諾，告訴他們，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應該作什麼。 雙方也可以交換校園刊物，看看台灣的大學生，如何在校園中為學說、為社會活動組織。也看看大各大學的學生如何辦活動。 斐敏欣：我認為台灣對大陸政策，並不是快慢問題，問題是在方向性及策略性問題。我認為未來的大陸政策，台灣要鼓勵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對台灣有公正的、深度的瞭解。 台灣可向大陸施壓力 據我所知，大陸人對台灣的瞭解是很淺薄。最近廈門大學提出關於台灣問題一百題，其中就有很多偏見。這可以通過訊息傳遞交流，在第三地進行組織交流，或直接到台灣去。 此外，台灣民間和官方如何讓大陸當局履行諾言，也很要緊。不要求它民主等高層的東西，只要它不迫害知識分子、侵害人權就可以了。 現在台灣較尊重人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所以，台灣就可向大陸施加壓力，大陸說要統一，那它要做出行動來，台灣這樣一個民主的環境，怎能統一於不民主、半開放的社會裡。這將是統一的一個前題。 我認為，台灣今後應對於大陸的人權，投注更多的關注、積極地討論、譴責。 顧：我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能夠復興，在經濟、民生等方面能趕上世界先進的民主國家。我也希望中國在短時間能實行民主化。我的這兩個願望都要靠台灣和大陸力量的結合才能達成。 中國大陸的政治光譜較窄，除了共產黨以外，沒有太多的力量。 國民黨現在面臨的一大問題，是角色認定。國民黨究竟是台灣的國民黨？還是全中國的國民黨？在國際上它究竟有沒有獨立的國際人格，應不應追求獨立的國際人格？台灣未來向何處去？儘管國民黨十三全會有一系列的決議，對這些都沒有明確答案，我個人認為國民黨應將自己視為是中國的國民黨，而不是台灣的國民黨。 現在的政治現實，國民黨只控制一省，卻可以對整體中國未來的發展施加影響力，而且，現雖只控制台灣一地，但未來要回大陸去，要在全大陸發展力量。中國國民黨現在所面臨的歷史性課題就是角色的自我認定及確定未來發展目標。 (鍾尚熹整理)

白樺:我以寫作發洩心中的痛苦

問：你曾說過你和文學結緣是因為生活經歷太痛苦了，要以寫作發洩心中的痛苦，你曾遭遇過什麼樣的經歷？答：我是一九三 0 年出生的，七歲的時候抗日戰爭開始，我的家一下子就毀滅掉了；父親被日本人活埋，母親帶了幾個孩子過日子。所以整個抗戰期間，我都沒好好學習。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左傾思潮在全世界很風行，那個時候我也參加了一些學生運動。十七歲的時候，我就參加軍隊，做宣傳、文化的工作，也演過戲，畫過畫。戰爭結束以後，就開始寫作，小說、電影、詩、戲劇，幾乎所有文學樣式我都想涉及。 「解放」之後遭遇坎坷 全國「解放」以後，我也遭遇很多坎坷。在文學界當中，我受的曲折可能是比較多的一個，恐怕也是最多的一個。從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到文革結束之後，我的作品歷經過數次爭議性討論。 問：你的遭遇對你的孩子的成長過程是否也有影響？答：別人覺得我的兒子很靦腆，可是他在文革以前完全不是這個樣子，他以前非常調皮、活潑。 在他六、七歲的時候，我們就分開了，有七年沒有見面，在這段期間他老受人欺負，所以不太愛跟人說話，他老師向他媽媽投訴，說他有陰暗心理，因為受了家庭的影響。這樣愈說他陰暗，他就愈牴觸，愈不大說話，他從小學開始，就背著「陰暗情結」的包袱。 問：海外的讀者最常接觸到你的作品是「苦戀」, 你的作品在中國大陸的市面上是不是可以買得到？答：我的作品在此地反而不大買得到，主要是出版商沒有信心重印。所以現在的書很難買，就是我自己想買全自己的著作也很困難，只有最近出的還可以找到。 按中國作家來講，我算是寫得比較多一些，但是比起國外作家是比較少的，中國作家寫的都很少，因為我們有很多干擾。 像台灣有些作家大概在十年之內至少要出幾十本書，而我們根本做不到。因為出版社出版一本書大概要一年或兩年才能出來。我的一部長篇小說，應該是去年這個時候可以拿到，但是現在已經過了兩年了，還沒有拿到。 願意在海外出版著作 問：你有沒有看過「苦戀」拍成的電影？感覺如何？答：我看過七、八次，電影是一門綜合藝術，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我曾經表示這部電影拍得很好，有人對我這番話很不滿意。但是我認為這個攝影組從演員到美工、劇務、作曲，其至於每一個工作人員，都自稱為「苦戀者」, 所以他們很理解這部片子是拍什麼的，是說什麼的。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問：你的作品因種種因素問世的速度很慢。如果有適當機會，你願不願意把你的著作交由海外的中國人來出版？答：我當然是願意的。但是我們現在國內有一個一般的規定，就是如果在國內沒有公開發表的作品拿出去，是要受到指責的，當然現在比過去好一些。但是最近有一個例外，就是張賢亮的「早安，朋友」, 這本書原是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了以後被封掉，現在台灣也出版了，我看也沒有什麼事。 問：去年十一月在愛荷華大學舉行的國際筆會，聽說你也被邀請了，為什麼你沒去？答：它邀請過我大概有七年了，我都沒有去，去年當然是因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去年聶華苓和美國新聞總署都有邀請我，兩個我都沒去。 問：是你自己不願意去，還是有其他原因？答：(笑) 當然不是我自己不願意去。聶華苓前年也跟我講，說她盡了這麼大的努力，都沒能把我請去，現在還在繼續邀請我。 問：前一陣子你去香港一個多月，然後又去廣州參加一個聚會，又要去德國。怎麼突然有這麼大的轉變？答：是這樣的。去年下半年整個國內的情況比較好一些，這是一個原因。另外，在這裡應該跟你很坦率的說，我去香港或是上海，是違反了上面的意見。上海當局負了很大的責任。上海說不讓我去香港的決定是不合理的。 問：結果上海當局有沒有受到「中央」的指責？答：沒有。他們很擔心的就是我在香港有沒有越軌的言論。(笑) 問：請談談你最近的創作與寫作計畫。 答：去年一年我完成了一篇長篇小說。另外我寫了兩部電影劇本。一部是為了謝晉要拍白先勇的作品「謫仙記」; 另一部是「霓棠羽衣曲」, 描寫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故事。今年我想寫一本小說，一本話劇。去年三月份本來我的一個話劇應該在北京園演出，後來停掉了。他們後來來信，想在今年再重新上演。我不知道能不能上演。 相信力勵之是真誠的 問：最近方勵之、吳祖光先生都在台灣出版著作。你聽過這個消息沒有？答：我聽過。我跟方勵之先生不是特別熟識，跟劉賓雁和吳祖光都很熟悉。和吳祖光大概認識三、四十年了。 問：你覺得方勵之在中國大陸會造成什麼影響？答：我覺得方勵之不僅在年輕學生當中有影響力，在學者當中也有影響力。而且我想他說的話，不像國外政治家是為了譁眾取寵，為了爭取什麼票數，去參加什麼競選，我想他不是這樣。我覺得他是真誠的。 問：聽說美國新聞總署邀請你今年秋天去美國，你可不可能成行？答：我想今年也許可以，但是也不排斥有一種情況，就是說有些人打點小報告，說我在香港說了些什麼話。 問：除了接受美國新聞總署的邀請以外，你會不會接受美國其他州的邀請訪問？亟思台灣行 答：據說新聞總署好像安排了兩個路線，一個是東部路線，一個是西部路線。我不知道走那一個路線。本來到美國去以後，如果其他的州或學校邀請的話，是可以多留的。最近據說是嚴了一點，好像是要按原計畫。我這次到德國去，本來法國、瑞士、奧地利都想藉這次機會邀請我，可是我必須按原計畫。如果他們要邀請我，必須讓國內 (編按：指中共) 同意才行。 問：國外的報紙說，中共在「十三大」之後，有一個決定是對文藝界放鬆控制，是不是有這個說法？答：去年年底和今年一月份胡啟立有一個講話，提到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過去鄧小平也講過。我想會好一些吧。 問：如果有一天海峽兩岸可以自由行動，你願不願意訪問台灣？答：我當然想。我這次和台灣的一位朋友通電話，我說現在好像不公平耶，只准你們來，不准我們去。(笑) (陳家瑜整理)

台灣-劇變中的抗爭

台灣似乎一切都在解體與重組。 政治上 -- 黨政分裂、派系崛起、國會內鬨，行政、立法陷入膠著。「到底誰當家作主、誰應該負責、誰應該作決定，都搞不清楚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宋楚瑜說。 經濟上 -- 股票風暴、林園事件、台幣升值，景氣環境詭譎。「愈是對問題缺乏瞭解或與本身利益有密切關係的人士，發言的聲音便愈大，愈有影響力。」台大教授王作榮說。 社會上 -- 清流萎縮、投機瀰漫、共識鬆懈，誰也不服誰。「誰能代表民意？誰真正瞭解民意？這實在很難講，因此現在別輕言民意。」總統府資政孫運璿說。 這塊大多數人要賴以「安身立命」的土地，竟然在短短幾個月之內，所有價值、規範、準則都落入內外環境劇變的迷宮中。 大多數人都相信，或只好相信：這陣子的混亂只是一段過渡期，過渡期結束，一切會雨過天青。 大多數人也相信，或只能相信；經過這番內部鬥爭與激烈抗辯，最終必有比較一致的結論，國家也將因此重新獲得共識。 在這個關鍵點上，台灣有必要回顧過去，重新檢視下面這些含著淚、流著汗打拚，共同累積的資產: -- 所有言論基本上都能免除政治上的恐懼，政黨活躍，民主化為大勢所趨。 -- 教育普及、資金豐盈二大經濟成長動力依然強盛。 -- 失業率極低，四分之三家庭有自己的住宅和土地。 -- 經濟、政治、國防的綜合力量，仍能拒敵於門外。 -- 不論本省、外省人，都和這片土地結成了親，愛這塊土地。 如果要建立共識，早日度過紛亂的過渡期，也許大家都要問：好好的台灣，為什麼要內鬥？如果要目標一致，快速度過痛苦的重整期，也許大家都要思考；歷史的鬧劇，可不要再重演！

中國人如何面對經濟壁壘?

(一) 中國人需要深思 當前的國際情勢與世界市場已有了巨大的轉變，美蘇的核武裁減、共產國家內經濟政準的嘗試、經濟同盟的擴大、保護主義的蔓延、跨國企業發展的迅速、日本經濟實力之不可抵禦及軍事潛力之不可忽視 (軍事支出將為世界第三位), 位居亞洲的中國人需要深思。「深思」不僅是為這一代，也為下一代；不僅是為大陸上的中國人，也為大陸以外的中國人。 「一九八八年世界發展年報」剛發表舉世最富裕的十九個工業化國家的名單。以一九八八年每人所得為準，瑞士第一 (一七、六八 0 美元), 美國第二 (一七、四八 0 美元), 西班牙殿後 (六、0 六六美元)。十九個國家中，日本是唯一的亞洲國家，名列第六 (一二、八四 0 美元)。 其餘的紐、澳在大洋洲；美加在北美洲；挪威、瑞典、德、法等十四國則在歐洲。新加坡 (七、四一 0 美元) 與香港 (六、九一 0 美元) 每人所得都高過西班牙，但未列人「工業化國家」。 (二) 睡獅比小龍重要？在人口超過一百萬的一百二十餘個國家與地區中，大多數的國家仍然陷於貧窮。七十三個國家的每人半均所得不及七五 0 美元。 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屈指可數的幾個國家曾有過曇花一現的經濟成長。真正擁有持續成長的只有亞洲四小龍 -- 中華民國、南韓、新加坡與香港，它們的經濟成就有三個基本特徵：以外貿成長來帶動經濟、以市場經濟來誘導資源分配、以民營企業來扮演積極的角色，撇開南韓，這三條小龍更有一個共同的分母；都是華人，或者以華人為主的社會。 當三條小龍的經濟成就受到國際肯定時，擁有全世界華人最多的中國大陸像睡獅一樣，它的每人所得不及三小龍的十分之一 (見表一)。儘管它的每人所得像印度一樣的低 (三百美元左右), 甚至比海地、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還要少，但世界各國不敢輕視它。 即使面對當前經濟改革的重重困難，世界銀行在剛出版的年報中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情勢仍做了正面的評價:「在一九七三～一九八 0 期間，國內生產毛額平均增加了五。四 %, 在一九八 0~ 一九八七期間，增加了一 0. 三 %。一九八五年時到達頂峰，為一二。七 %。每年人口成長率仍是相當低 -- 一。六 %, 每人平均所得的長期增加趨勢，在開發中國家來說，算是出奇的快，某些地區仍然相當的貧窮，但是人民的健康、識字率、出生時預期壽命與很多中所得國家相近。」 從現實的國際政冶來肴，美國政府高層次的一個長期戰略委員會在今年年初的報告中，預測中共在二 0 一 0 年會變成世界第二強國。季辛吉在他剛發表的「給下屆美國總統的備忘錄」(美國新聞周刊九月十九日) 中，他認為日本、中國、印度以及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的重要性會與日具增，必須要納入一個新的國際體系，他在四頁多的長文中，居然沒有一句話提到過台灣、新加坡與香港。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布希說，如果他當選總統，就要立刻召開世界高峰環保會議，蘇聯、中共是重要的出席者。 在這些西方謀略家的演算中，一頭巨大的睡獅顯然比三條活躍的小龍還更值得重視。 當前的中國大陸，因其地大物博，十億五千萬人口及龐大的軍事力量，得到國際重視，但因所得太低，得不到尊敬；相對而言，台灣、新加坡、香港，因它們的經濟奇蹟得到國際尊敬，但因地域太小而得不到重視。 從經濟策略上來看，克服國內而場狹小、有效運用資源、減少保護主義衝擊、增加本身國際地位的一個工具就是戰後相繼成立的經濟同盟，如歐洲共同市場 (一九五七年) 與美加自由貿易協定 (一九八八年)。 面對這樣區域性經濟結盟的興起與蔓延，面對世界市場這樣的瓜分與保護，分布在亞洲國家與地區的十億多華人如何自處？仍然堅持政治體制的不同，個別發展。受制於美、日等國？或者「讓政冶歸政治」, 設法形成經濟合作，凝成一股前所未有的華人力景，為中華民族爭世界一席之地？做為一個中國人，尤其做為要對歷史負責、對後代子係負責的中國政治家們，還有什麼課題比這個更重要？(三) 鄭竹園與陳憶村的提議 事實上，對亞洲華人的經濟結合，能近幾個月以來至少有兩個值得重視的提議。 一個提議是旅美學者鄭竹園教授上半年在紐約與台北提出的「大中華共同市場的構想」。他指出：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在對峙近四十年之後...... 在現階段政治與經濟制度互異的情勢下，全面性的統一不可能達成，唯一可行的道路，是仿照歐洲國家的先例，成立一「大中華經濟共同體」, 或稱「共同市場」。他所提議的共同市場包括台灣、大陸、港、澳及新加坡。 鄭教授並提出幾項原則：(1) 各成員維持原有政治經濟體制，不相統屬；(2) 共同市場求經濟上的互助，不求政治上的統一，政治統一為未來目標；(3) 總部可設在香港或新加坡；(4) 共同市場可以減少貿易限制、提供優惠貸款，但不包括資金與勞力的直接交流；(5) 成員有自由退出的權利。 另一個提議來自中國大陸的台灣研究所所長陳憶村。他與其他五位大陸學者於今年八月下旬與來自台灣的五位學者，一起參加了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舉辦的「中國經濟關係」討論會。 在「海峽兩岸經貿關係現狀及其發展趨勢」論文中，他建議基於大陸、台灣、香港三地區之間的經濟互補性，應當共建「中國經濟圈」。他進一步指出：這個經濟圈可採取內、外兩種循環。 「內循環」是結合大陸的自然資源、勞動力、市場與台灣、香港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建立產供銷體系。「外循環」是指圈內三個地區經濟一方面繼續自主地參與既有的國際分工與合作，另一方面發揮三方面合作的優勢對外。 大多數與會的學者都覺得陳先生這個建議有他的前瞻性。日前台灣與大陸經過香港的間接貿易，在過去十年間 (一九七八～一九八七) 為五十六億美元，今年預計達到二十億美元。陳先生也在文中強調:「雙方均應注重經濟效益，減少政治干預，加強合作，互通有無，」關鍵當然就在政治干預。 如果沒有國家安全與政治體制的考慮，台灣可以向大陸提供各種生產設備、中間原料、耐久消費品以及各種形式的投資；大陸可以向台灣提供石油、煤、棉花等農工業原料及龐大的潛在市場。 在討論會上，于宗先與陳明二位教授認為，基於各種因素的考慮，時機尚未成熟，筆者也認為：在日前，文化交流遠比直接貿易與直接投資更切實際。 (四) 他山之石 不論是狹隘的自由貿易協定或者廣泛的共同而場，最初的目的即往一定期限內，相互裁減關稅、設限、人為的貿易障礙，並且對外採用一致的稅率；然後准許資本、服務及勞力移動，甚至最後建立相近的農業、運輸、金融。社會福利等政策。 由於國與國及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錯綜複雜因素的糾纏，即使較單純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也不是三年或五年可以簽訂的。以美加雙方關係的密切，二國自由貿易協定的構想遠在一九四七年就由加國提出，最後雙方簽約是在今年一月，前後相距四十一年。 一九五七年，歐洲共可市場創設時，六個國家終於克服了歷史上的恩怨、政治上的猜忌、文化上的互異、經濟上的障礙，變成了受人矚目的經濟集團。 一九九二年時，已擴大為十二個國家的歐洲共同市場將變成一個整體市場，以其擁有的三億二千萬人口及高所得，不僅可與美、日等國分庭抗禮，且已超越美國的國內市場，變成邁向二十一世紀時「最不可忽視的經濟集團」。 在討論「共同市場」時，成員之間的經濟水準差異，不應當是大障礙。例如，歐洲共同市場中，去年葡萄牙的每人所得不到三千美元，而丹麥則超過一萬五千美元，西班牙的失業率接近二一 %, 而盧森堡則不到二 %。 (五) 中共領導人的挑戰 當前所提議的「亞洲華人共同市場」或「中國經濟圈」, 其困難在於成員之間政治制度、經濟體系、社會開放、生活方式的顯著差異，但是最大的障礙當然來自於大陸與台灣之間的相互對峙。 要克服台灣方面的疑慮，正如不少海內外中國學者所一再提出：中共 (1) 應宣布放棄對台使用武力，但可附帶台灣不得獨立的條件；(2) 應放棄「四個堅持」;(3) 不應當在國際組織中排擠中華民國。 如果北平真要建立「中國經濟圈」, 那麼中共領導人就必須做上述的政策調整。為使中國大陸的開放政策與經濟改革能產生實效，這樣的調整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大陸留美學者陳平今年春天寫過:「經濟上的相互需要，長遠看比政治上的分歧更有巨大的向心力。」北平能做這樣的調整，才真正符合海內外中國人民的利益。如果若干年後其有「亞洲華人共同市場」的創設，最不願意樂見其成的就是日本、蘇聯及其他歐美國家。除了中國人自己，誰願意看到一個民主的、富強的、統一的中國？

要電一定要電廠?

所謂「要電就一定要電廠」的說法有無值得商榷之處？是不是有其他選擇？廖東林：要電一定要蓋電廠，沒有其他方式可以取代。這兩年沒有新的電廠，民國七十八到八十年之間就會遭遇電源不足的情形，可能造成全省性限電。 現在很多人都在提倡「汽電共生」(利用燃料燃燒後產全的高壓蒸汽，推動渦輪發電機發電), 根據能源委員會的估計，在未來十三年內，汽電共生平均每年只能產生十二萬七千瓩電力，而今年的負載就比去年增加了一百二十萬瓩，相形之下，汽電共生產生的電，連個零頭都不到，只有蓋電廠才能滿足負載增加的需要。 許志義:「缺電」的原因有很多種，不一定都和電廠不足有直接關係；電廠不足造成的「缺電」主要發生在夏天，其他時間如果機組本身出問題而跳機也會造成停電；颱風、雷害也可能破壞變電所或電線而造成停電。 夏天電不夠可以用負載管理 (如「可停電力」、「季節電價」等) 來改善，並非只有蓋電廠才能解決，據美國電力研究院估計，「負載管理」可以取代未來百分二十到百分之四十的電力。 有人指出，台電如能加強「負載管理」, 或減少輸送過程中流失的電力，就可以不必急著蓋電廠，你的看法如何？廖：有關負載管理，目前台電也在推行貯冰式空調、蓄電池蓄能的改善、轉移夏季農業灌溉尖峰用電、二段式時間電價、擴大可停電力等，但節省下來的電比起負載增加的速度還是杯水車薪。 談到輸送過程中電力流失的問題，首先必須瞭解，電廠如果愈靠近負載中心 (用電戶最集中的地區), 輸電損失愈小；愈遠離負載中心，輸電損失愈大。目前我們輸電損失為百分之五點幾，和世界標準相比並不算高。何況現在電廠幾乎都不可能蓋在負載中心附近，電必須從遠處送來，自然增加了輸電損失。 許：這牽涉到負載成長的速度和可負載管理的電力大小之間的比例問題，如果負載成長很快，而可以節省的電力卻很有限，那麼還是必須立即蓋新電廠；如果負載成長沒有那麼快，節省一部分電力則會有很大幫助，也就不必急著立刻蓋電廠。這裡強調的是：電廠要蓋得「時機適當」, 才能充分利用資源，這必須由供需兩方面去仔細評估。 值得檢討的是，近兩年貨載為什麼會成長得那麼快？據我瞭解，民國七十四年一月一日至七十七年六月三十日，電價打折措施是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對鋼鐵業打、八折，對製造業打八折。有打折廠商自然會浪費電、負載成長就快，另外，時間電價由原來強制性的改為目前選擇性的亦有關係，以目前台灣蓋電廠碰到諸多困難來看，如何減少不正當的用電、我想是最重要的問題。 台電的負載管理做得不夠好，電價打折是一個例子。說起來台電自己還搞不清楚到底負載管理的重點在那裡，因為目前台電只知道每年賣掉多少電，至於這些電是怎麼被用掉的，台電實在並不清楚。在蓋電廠如此困難、資源日趨寶貴的今天，台電一定要調查清楚電力需求的「負載特性」, 以瞭解被用掉的電中那一部分是可以做負載管理；那一部分是不可以做負載管理的。 以一個國營電業來說，善用資源是它的責任。目前台灣百分之七十的電是由百分之三的工業用戶用掉的，針對那百分之三的用戶調查起來並不會很困難。 現在蓋一座電廠至少要花數百億乃至數千億元，做這種調查大概不需要一億元吧！但卻可以幫助台電取得非常車要的資訊。沒有這些資訊，要談負載管理實在很困難，現在應該有一個強有力的制度來要求台電做好負載管理，因為基本上電力公司為了擴張其事業，「主動」推行負載管理的意願並不高，這不能全怪台電公司，政府監督的制度應先加強。 至於輸送過程中的電力流失，全世界電力公司都有這種現象，以目前的技術一定會有這麼多流失，要改善就必須另外投入資金和技術，而此投資自然會反應在電價裡，經不經濟還值得慎重研究。 最近幾年，台電計畫興建的火力、水力、核能電廠，甚至變電所，都遭到民眾反對，其中原因是什麼？廖：第一個原因是社會大眾環保意識的覺醒，第二個原因是部分有心人士為了反對而反對，或是藉此在地方上爭取選票。 環保的考慮，我們可以完全克服，只是將來必須把環保的投資算進發電成本裡，電價一定會提高。至於有心人士的反對就比較麻煩，幾乎逼得我們無路可走。 許：主要導火線是環保意識，講得遠一點和政治因素也有關，因為台電是國營的，許多人把台電和執政黨連在一起，把台電的事當成政治上的事，因為反對執政黨也就反對台電。 有人批評台電由於作風老大，過去蓋電廠均未和當地民眾充分溝通，累積了民眾不滿的情緒，才造成現在的局面，你的看法如何？廖：以前根本沒有公共參與的環境影響評估嘛！現在不同了，我們蓋出廠一定會先做環境影響評估，邀請專家學者組成諮詢委員會，也聽取當地民眾的意見，按照監測計畫逐條照做。但中國人有句老話:「老王賣瓜自賣自誇」, 台電說的話他們都不相信，所以我們一直希塑有第三者站出來，公正客觀的說話。 有人講「先把你以前的污染改善好再建廠」, 我想這個說法不正確。因為建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廠應該先建，但可以規定在過去污染未改善之前不能運轉。否則這樣拖下去，電馬上就供應不上來了。 我希望對蓋電廠這件事不要有情緒性的反對，任何環境上的要求條件都可以講出來，台電甚至願意和他們約法三章，如果達不到要求，我們寧願關廠。 許：解嚴以後環境變得太快，以前不成問題的，現在都有了問題。其實歐美、日本在十多年前就遭遇過同樣的情況，現在這些國家反核的聲浪也仍然很高，但其供電品質一直很好。台電不妨參考別人的經驗，看看他們是怎麼做的。 台電給人的印象不是一天造成的，改變印象雖不容易，但也不是絕不可能。先進國家好的電力公司都很注重公關，通常由副總負責，而他們都是比較具開明形象和溝通能力的人。台電新任董事長王昭明一向對外應付能力比較好，希望他上任之後能使台電與外界的溝通更好一點。 以前台電只管供給面，現在時代不同了，一定要考慮需求面。瞭解消費者的需求型態與偏好，才能使台電和消費者的利益相結合。 台電是台灣唯一的國營供電系統，如果允許民間設立一些中小型電力公司，是不是可以形成競爭，或有助於調節電力？廖：台電自己內部已經在做調節的工作了。目前我們的基本負載占二五 %, 使用燃煤電廠及核能電廠去供電，以維持低廉的電價；至於中間負載，以燃油的電廠去供給，因為燃油價錢比較貴；尖峰負載以汽渦輪機組和水力去供給。找出各種發電系統之間的最佳組合方式，一直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何況就算另外有人想成立電力公司，不容易找地方蓋電廠的問題仍然存在。 許：我不同意這種看法。電力的獨占是自然獨占，在台灣這個小區域中不太可能讓兩三家電力公司去競爭，因為達不到經濟規模。我主張在現有獨占的情況下增加市場競爭的機制，例如設立一些小的「汽電共生」廠，規定台電必須以合理的價格向汽電廠收購電力。 台灣可不可能發生類似一九七七年紐約大停電的狀況？台電有沒有任何危機處理方案？廖：我可以肯定的說，台灣絕不會發生像紐約那樣的大停電，因為我們已有事先預防，當負載超過一定程度，發電設備馬上會自動跳脫，和用戶切開，只會局部停電，不會整個台灣一下子全部停電。 許：台灣最可能發生這種情況的期間是在農曆年前後，因為工廠都停工了，離峰用電時間用一個大型的發電機組供電的百分比很高，萬一跳機了，就會發生嚴重的停電問題。 我相信台電本身絕對有一個危機處理方案，如果沒有就太離譜了。

永遠的金牌-看韓國奧運會後的省思

(一) 辦好奧運，才是一等國家 九月的漢城，秋高氣爽。儘管藍天被污染的空氣蓋上一層灰色，這仍然是各國選手競技的好天氣。 九月十六日，從韓國大統領盧泰愚宣布奧運開始，到十月二日奧運閉幕典禮中閃出「一九九二巴薩隆那見」, 十六天的競技不再是古希臘的劍與盾之對抗，而更像是一場有計畫的不流血的世界戰爭。有勝利者的喜悅、有失敗者的懊喪、有旁觀者的緊張。 不像一九七六年在蒙特婁的奧運，非洲國家因抗議紐西蘭去南非比賽而拒絕參加；不像一九八 0 年在莫斯科的奧運，美、日、西德等六十個國家，因蘇聯侵略阿富汗而拒絕參加；不像一九八四年在洛杉磯的奧運，蘇聯為首的共產國家，以運動員安全為理由而拒絕參加；這次漢城的奧運是十二年以來第一次聚集了美蘇等各國的好手於一堂，因此，各國所得的獎牌可以真正顯示出競技的實力。 正如一般所預測的，得金牌最多的前十名，共產國家占了五名。分別是榜首的蘇聯 (五十五面)、亞軍的東德 (三十七面), 以及第六名的匈牙利 (十一面), 第七名的保加利亞 (十面), 第八名的羅馬尼亞 (七面)。 前十名的其他五個國家分別是第三名的美國 (三十六面)、第四名的韓國 (十二面)、第五名的西德 (十一面) 與第九、第十名的法國與義大利 (各六面)。 在這次奧運中，最值得驕傲的當然是韓國，它以國家的聲譽為賭注，不僅辦好了一次順利的奧運，更向全世界證明：除了汽車、錄音機，韓國也具有世界級的運動選手。十月初，當地的報紙都有醒目的標題:「韓國已晉升為亞洲的體育強國」。它總共囊括了三十三面獎牌，大陸得到丁二十八面，日本只有十四面。 「辦好奧運的才是一等國家」,「奧運獎牌多的才是強國」,「強國的人民才是一等國民」。十月初的韓國人民正陶醉在這樣推理的「奧運熱」中。 做為來自另一個亞洲國家的旁觀者，應當向今年每人所得還只有三千五百美元，人口四千二百萬的地主國表示敬意。自七年前被選為奧運主辦國後，韓國動員了三十多億美元的財力，無數的人力，上下一心辦好了這次奧運。 每人所得六千美元的台灣，不要說連一個可以容納五千名觀眾的游泳池、一萬五千名觀眾的網球場、七萬名觀眾的體育館都沒有，即使沒有外交上的限制，政府也不會有魄力想辦一個亞運，更不要夢想奧運了。沒有偉大夢想的從政者，永遠不可能成政治家。 (二)「奧運蜜月」後的政局 十六天的奧運，是韓國政局紛爭中一個短暫的「蜜月」。當奧運聖火熄滅後，韓國政府又將面臨一連串的棘手問題。 近二年來的韓國社會正經歷著一場空前的劇變；全斗煥強人政治的結束，加速二這場劇變。這些劇變中所遭遇的難題，事實上，也正是一個教育逐漸普及、所得逐年增加、中產階級逐漸形成、民主意識逐漸擴張下必然的產物。在這樣力量的衝擊下: -- 新成立的反對黨，除了向執政黨算舊帳外，還不斷提出新挑戰。 -- 勞工階層在爭取更多權益。 -- 農民不再忍受愈來愈大的所得差距。 -- 學生具有參加政治活動的強烈意願。 -- 大企業的財勢受到指責。 -- 民眾普遍要求更多社會福利。 -- 大眾傳播媒體不再是政府的啦啦隊。 盧泰愚所面臨的難題，也正是台灣所面臨的考驗。 中韓兄弟之邦還共同面臨二大挑戰：如何把分裂的國土統一？如何對付美國政府壓力，以減少貿易順差？於奧運期間休會的韓國國會又將立即展開全面質詢。三個反對黨已經公開聲明將對全斗煥執政期間的「錯誤政府與錯誤行為」深入調查，同時對南北韓的統一，要求政府採取對策。 漢城的政治觀察家認為：盧泰愚將會挾奧運成功的聲勢推展進一步的開放性政策，以鞏固自己的政治聲望，並為在年底前對他的政策所舉辦的全國公民投票奠定勝利的基礎。他極可能：把自己與全斗煥的關係更疏遠，內閣中與全斗煥政府有關的閣員調職，同時也可能宣布與北韓的領袖金日成直接商談南北統一問題。 韓國政府一直認為：社會安定的關鍵在於經濟成長。因此，韓國經濟界當前熱衷地在探討；奧運前由於公共投資巨幅增加，經濟成長率大增，產生「奧運繁榮」; 奧運結束後，會不會犯上「奧運衰退症」? (三) 會有「奧運衰退症」嗎？根據實證資料 (見附表) 似乎顯示：近二十年來的地主國於奧運後，次年的經濟成長率大都趨於下降，如一九六四年的日本，一九六八年的墨西哥，一九七六年的加拿大，一九八四年的美國，唯一的例外是一九七二年的西德。 可是韓國人上認為，奧運三十餘億美元的投資並不集中在這一、二年，而是分散在過去七年中 (一九八二～一九八八), 這樣的分散就減少了經濟上的衝擊。這些投資增強運輸、營運、觀光、電子、鋼鐵等行業的競爭力，有助於經濟效率的普遍提升。 專家們認為，今後二年韓國經濟成長率是會下降，但不是因為奧運結束，而是因為當前的「三高」韓圜對美元之升值、工資上升與重要進口原料價格上升。這些上升增加了成本，影響了輸出。 今年第一季韓國經濟成長率高達一四。九 %, 第二季則為九。一 %, 全年預測在一 0% 上下。明年一般的預測會降至七～八 %, 甚至有人悲觀地預測降至五～六 % 左右。 韓國企畫院的一位重要負責人認為:「明年經濟成長率會下降到八～九 %, 但這不是經濟衰退，而是很適宜的水準。」經濟計畫部長在九月下旬更具體地指出：政府將繼續控制貨幣供應量，注視物價上升的因素，設法對付房地產的投機行為。 (四) 韓國的經貿 韓國的經濟成長，正如台灣一樣，令人稱讚，二十年內，國民所得總額增加了四十倍，韓戰期間，被形容為「二千萬乞丐」的南韓，今天已變成了一個中所得國家。再引證幾個統計數字: -- 一九八六年出現第一次順差，去年對美順差達九十六億美元，今年因韓圜升值一 0% 左右，約降為八十五億美元。 -- 四年前有四六 0 億美元外債，目前已降為二四 0 億。 -- 韓圜對美元自一九八六年起已上升二四 %, 今年外貿總值預估約為五七五億美元，比去年成長二一。六 %。 -- 外銷產品早已從紡織、膠鞋等提升到錄影機、汽車、大型積體電路。 快速成長的經濟，當然也產生了嚴重的調適問題。所得分配的懸殊使工人不惜以罷工方式來爭取較高的工資。農民也不甘落後，要求提高所得，並可反對政府進口美國農產品、當韓國開發研究院的一位經濟學家贊成美國農產品進口時，憤怒的農民運去一大堆糞抗議。 貿易順差的產生，增加了美國對韓國的壓力。反美的情緒在奧運期間，因拳賽選手的對抗，達到新的頂峰。現場轉播的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 也偶以嘲笑的口吻報導韓國選手靜坐抗議等，引起韓國輿論大譁，盧泰愚大統領不得不親自向政府部會首長及輿論領袖要求「全國人民保持冷靜」。 美國保護主義的升起更助長了韓國要尋找其他市場的決心。近年來的「中國熱」仍方興未艾。當最近大字汽車公司賣了一七五輛汽車到海南島時，也變成了頭號標題。去年春天筆者訪問最大的三星集團董事長李秉吉時，他也嚮往那一擁有十億人口的大陸市場」。 根據「商業韓國」雜誌的報導，一九八七年韓國與大陸的雙邊貿易 (包括透過香港) 達十八億美元。今年預計達二十五億美元。輸出品主要為紡織、紙類、電訊設備及化工產品。紐約時報報導，中共和蘇聯可能不久也會在漢城設貿易機構。 韓國政要利用奧運，也特別與蘇聯及東歐國家打交道，南斯拉夫與匈牙利已設有貿易辦事處。 韓國學生們建議：為什麼不考慮以西德幫助東德的方式，讓南韓在經濟上也幫助北韓呢？南韓的人口比北韓多一倍，但國民生產毛額多了五倍，貿易量多了二十一倍。共產制度下的東德、大陸與北韓的生活，是無法與西德、台灣及南韓相提並論的。 (五) 永遠的金牌 在這次奧運中，四千二百萬人口的南韓所獲得的獎牌居然超過了十億人口的大陸和一億二千萬人口的日本。但是，獎牌畢竟還是可以靠重點訓練來贏取的。落後的保加利亞不也贏得了三十五面獎牌嗎？一個國家真正要贏取的是永遠的金牌 -- 它不靠幾個選手，它的紀錄不會只保持四年，它不是用來炫耀的。在追求永遠的金牌中，每一個人嚴格遵守競賽規則，每一個人民都是選手，每一天都在比賽，每一項紀錄都在提升，它的成果是全國人民共享的。 要獲取這種金牌，就要花幾十年功夫名副其實地，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 民主、自由、繁榮、公平、安定，這也正是奧運的精神:「和諧與進步」。 韓國就像中華民國一樣，距離這一標準，還有漫長的距離；「民主」沒有生根，「法治」還在萌芽，「自由」徘徊在「過」與「不及」之間，「繁榮」不易長期維持，「公平」沒有普及，「安定」時時受到威脅。 二年前我曾寫過:「韓國人在歷史上自稱是「東方隱士」, 韓國也被形容為「晨間寧靜的大地」。現在，這個國家正日正當中，全力地在變成東方強國，」 近月來，韓國人豪氣萬丈地自稱：亞洲不再有四小龍，亞洲會出現一條大龍；亞洲不再只有一個工業化的日本，亞洲會出現另一個工業化的韓國，韓國大統頒在奧運閉幕前向全國宣稱:「我絕對自信，全世界已為我們在奧運中所表現的能力驚嘆，我們會成功地締造一個更進步的國家。」 在「猛、闖、拚、蠻」的韓國精神中，沒有「謙虛」二字。當政府在大刀闊斧地做，民間勇猛直前地往前衝，全民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時，韓國人是有可能奪取那永遠的金牌。 (十月三日寫於漢城)

要站上國際經濟舞台

最近數年以來，一方面歐洲工業國家由於產品競爭力衰退、失業率又始終居高不下而面臨經濟停滯狀態，另方面美國深受財政及貿易雙重赤字的影響，雖然經濟實力雄厚，其所扮演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角色功能卻日益減退。 「南北對抗」的觀念已不足以涵蓋新的趨勢，而所謂「區域主義」的抬頭，最值得我國密切注意並努力去掌握動向。 區域主義抬頭 (一) 美國與加拿大業已完成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手續，雷根總統已於今年七月下旬將實施法案送交國會審議。此外，美國也與墨西哥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大綱。美加、美墨自由貿易協定雖然可以解除北美洲三國相互間的貿易藩籬，但相對於其他國家而言，此自由貿易協定無可置疑地將形成貿易壁壘。 (二) 歐洲共同市場已決定於一九九二年年底前實施「單一歐洲法案」, 建立使用統一貨幣的統一市場，屆時歐市十二國間的貨物、勞力及資本將能在沒有限制的情形下自由流動。對非歐市國家而言，統一的歐洲共同市場也無疑將形成強大的貿易障礙。 上述世界經濟集團化的趨勢，對於以國際貿易為經濟命脈的中華民國不利，今後與美加及西歐的貿易將會面臨愈來愈多的限制與阻力。 為對抗世界經濟集團化，同時為爭取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於今年三月中旬在美國公開主張建立「太平洋經濟及文化合作論壇」。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亞太地區經濟合作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亦表示，為牽制歐美保護主義浪潮的洶湧，亞洲國家應以日本為主設立一個「太平洋自由貿易區」, 李總理並倡議召開亞洲四小龍經濟高峰會議，共同商討與工業國家諮商貿易問題的策略。而束南亞國協方面，亦有以日本為核心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提議。 美國國務卿舒茲為說明美國的經濟主導地位並未下降而於七月十一日在印尼雅加達發表演講時，重新提出建全一個類似以「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 為模式的「太平洋盆地經濟論壇」。 亞洲各國面對本地而新的政治經濟情勢，相繼提出不同類型有關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主張。個人認為以上各種提議，雖然均針對太平洋及世界經濟未來的發展所設計，但從我國觀點論之，其意義各有不同。 日本仗其強大的經濟優勢，因為一方面能夠提供美國所需要的資金，一方面掌握新興工業國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有意主導亞太地底經濟，成立工業分工集團、以與美洲及歐市成鼎足而三的態勢，表現極為積極。如眾所知，「太平洋經濟共同體」的觀念就是八年以前由日本提出來的。 今年五月間，日本當局又在一份「亞太地區的合作展望與全面策略」的政策報告中指出，就目前及可見未來言，亞洲地區經濟貿易的實力，主要靠日本及亞洲四條小龍展現，因此，調和日本與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互動關係，至為重要。該報告主張日本應與亞洲新興工業國分享科技資訊，協調經貿政策，並建立「亞洲自由貿易模範區」。 美國則鑑於一九九二年歐市完成統一市場實施單一關稅後，太平洋地區的地位將益形更要，到時候，美國容或因為經濟力量的消長、而不得不走回頭採取孤立主義路線。 但是，在亞太地區仍然有許多不確定而已不安定的因素，例如蘇聯不斷指向亞太地區，步步擴張其勢力；例如日本不會準備替代美國維護地區內自由國家的安全，所以美國還是有必要在亞太地區維持相當強大的軍事力量。於是，考慮藉著與太平洋國家的合作以保持其經濟主導權，也是一項在思考上極自然的發展。 重返國際經濟舞台的途徑 台灣屬海島型經濟，對外的依存度高，自不能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各種財經措施非朝向國際化、自由化方面發展並予落實不可。 最近兩年，隨著我國國際經濟地位的提升，全國上下所表露的重返國際舞台的願望頗為強烈，但是重返國際組織，我方必須具備入會的條件，而對方也認為有互惠之利，才會歡迎我國重返或加入，不僅是靠主觀意願所能達到目的，何況有中共問題。 以現階段言，我國重返國際經濟舞台的途徑有二：一是參與既存組織如 GATT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等非聯合國機構；一是另闢管道如加入 PECC (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 等國際合作組織。 如果政府各部門全力支持，學術界與產業界合作無間，我們必能善用我國經濟的強勢重返國際經濟社會，再透過國際問的經濟合作及其互利性的影響力，突破孤立。 (辜振甫為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

做一個會問問題的經濟人

問問題，是經理人員最重要的技術，可是一般人常常不問問題，只陳述自己的意見。以下這項測驗教你改變思考模式，下次你碰到同樣情況，可能會有不同反應。 作測驗時，不要長考，勾出你自然而立即的反應，或是最接近的反應，不要臆測標準答案。記住，這是給你自己看的愈誠實愈有用，學著向自己問問題，與問別人高明的問題同樣重要。 全部答完後，計算分數，然後閱讀後面的分析文字，看看能怎樣改善自己在工作上的溝通技術。 1. 你所領導的單位提出的報告受到別人批評，你會說: a「對不起，是我的錯。」 b「是那一點不對？」 c「為什麼我老是碰到這種倒楣事？」 d「我這些屬下做事就是這麼不小心。」 2. 你打電話給某人，對力回答「他正在開會」, 你會: a 說:「我再打來。」 b 留下自己的姓名和電話號碼，c 問:「我什麼時候再打來比較好？」 d 問:「你可不可以幫我找到他？」 3. 你要求加薪，遭到拒絕。你會: a 辭職，另謀他就。 b 自問:「我那一點不行？」 0 自問:「怎樣才能讓老闆答應？」 d 幹下去，只是意氣消沈、精神不振。 4. 忙忙碌了一天，快下班時，老闆問你:「今晚有事嗎？」你會回答: a「有一個重要約會。」 b「沒事。」 c「你為什麼要問？」 d「我希望安安靜靜地度過一晚。」 5. 一天早上，老闆交給你三件緊急任務，不久又交下來第四件，你會: a 照單全收，想表現給老闆看。 b 對老闆的不知體恤感到憤怒，但仍接下這份重擔。 c 坦白告訴他，四件工作不可能一下子都做好。 d 提醒他早先交代的任務，問他那一件最優先。 6. 有人介紹你認識新來的同事，在頭三分鐘內，你會: a 談論自己，希望給對方一個好印象。 b 提出問題，好多知道他一些；但卻不透露有關自己的一切。 c 用問話方式引他說話，如果對方問起，也談談自己。 d 不多說話，讓對方採取主動。 7. 在各部門主管的會議中，主席說你所負責的部門應該多與其他部門合作。你會: a 在會後請主席明確建議你該怎麼做。 b 當時不說話，事後向同事抱怨。 c 當場接下主席的話頭，問他怎麼做才好。 d 點頭表示同意。 8. 你犯了一點小錯，老闆便嚴厲指責你，你會: a 憂心忡忡好幾天，因為老闆不喜歡你。 b 請老闆更詳盡地告訴你，他到底期望你做到什麼程度。 c 反駁他的話，斷然為自己辯護。 d 情緒比較冷靜之後，請老闆設身處地為你想一想，9. 客戶以信件通知你，你沒得到一筆重要生意的合約。你會: a 收下這封信。 b 計畫下次再試。 c 打電話去問為什麼。 d 儘快去參加行銷講習會。 10. 一位高級主管要求你志願參與一項你沒興趣的工作，你會: a 勉強同意。 b 問:「可否多告訴我一些細節？」 c 以冗長的藉口加以拒絕。 d 問:「這事對你很重要嗎？」 11. 在毫無事前朕兆的情況下，你被調到一個比較小、不好的辦公室去。你會: a 開始收拾東西。 b 開始找別的工作。 c 告訴行政部經理:「我正要去開一個會，可不可以等我回來再談這件事？」 d 去問老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12. 你希望和一個談判對象建立長期生意往來關係，而這人素來難纏，在和他坐下來商談之時，你會: a 單刀直入，採取主動攻勢 (例如問:「你的最低價碼是多少？」)。 b 問一個不帶威脅的問題，以建立彼此的互信 (例如問:「你認為怎樣開始談比較好？」)。 c 讓對方先開口。 d 帶一個副手去打圓場，居間拉線。 13. 你要擬定工作計畫，此計畫會影響到你的屬下，通常你會: a 徵詢老闆意見。 b 召集部屬開會，共同決議。 c 通盤考量之後，自行決定。 d 要求部屬自行商量並且擬定。 14. 你想在一個團體中展示實力時，通常的做法是: a 大聲講話，滔滔不絕。 b 問些刺探性的問題。 c 傾聽。 d 提出預先擬妥的問題，發表充分準備好的意見。 15. 頂頭上司用電話給你若干指示，你卻不大明白他的意思，你會: a 記下他的話，希望自己終會弄明白。 b 請別人解釋這些指示是什麼意思。 c 說:「我不很撩解，你可否說得更詳盡些？」 d 問:「等我研究一下，再回電請你進一步說明好嗎？」 16. 你正準備接受公司安排，調到另一個城市去工作，別個部門的主管卻給你一些相反的意見。你會: a 不聽他的，因為你已經決定要去了。 b 問他為什麼要告訴你這些。 c 聽進他的話，然後為之悶悶不樂。 d 聽了，心想自己做了錯誤的決定。 17. 你去應徵一個高級主管的職位，對方請你「談談你自己」。你會說: a「我的第一個工作是在某公司當收發，以後爬升至行政助理。接著擔任了兩年的行政部經理，才升任負責總務的副總經理。」 b「這個問題很難同答，不知道從那兒說起才好。」 c「你想知道的是關於那方面？」 d「我在高雄出生，六歲那年，舉家遷移至台北。」 18. 在一次重要會議上，你提出報告，表現拙劣。你會: a 發誓再也不當眾演說了。 b 一再回顧自己的錯誤。 c 自問:「下次怎樣改進？」 d 向一位經驗較豐富、職位較高的主管求教，請他提供建設性的意見。 19. 你在找工作。在一次面談之後，對方說:「我們會通知你結果。」你的反應是: a 問:「我什麼時條可以得到回音？」 b 微笑道謝。 c 問:「什麼時候可以有回音？我還在進行別的工作。」 d 問:「二十天內我可以打電話來問結果嗎？」 20. 在一次重要會議上，你正在胡思亂想，主席忽然問你:「艾蓮，你認為吉姆的意見如何？」你根本沒聽到吉姆說些什麼。你會: a 扯到別的地方去。 b 聲稱你還在思考上一個發言人的意見。 c 問:「吉姆可不可以舉個實例，我答得更具體些？」 d 以幽默語氣承認自己沒留意聽。 21. 別人有了困擾，來請教你，你會說: a「你希塑怎麼解決？」 b「你打算怎麼做？」 c「我能夠給你什麼具體的幫助？」 d「關於這件事，你還問過誰的意見？」 22. 照你看，一個經理人員提出問題的目的應該是: a 獲得資訊。 b 得到承諾。 c 主導談話。 d 取得優勢。 23. 你準備休三個星期的假，因此把自己主管的部門交給一位屬下代理，而這位屬下是非常喜歡弄權的。你會: a 要求這位代理人明確覆述你給他的指示。 b 聽其自然，暗中祈禱。 c 請這位代理人以書面方法條列他的職責與權限。 d 要代理人明確說出自己的權限。 24. 和一個懷有敵意的人打交道，你會: a 覺得不自在。 b 採取攻勢。 c 感到憤怒但仍隱忍下來。 d 問他:「你為什麼這樣說話？」 25. 公司指派了一個新人到你負責的部門，而這人非常沈默寡言。你會: a 問他:「你怎麼老是不聲不響的？」 b 問他:「要怎樣你才會有反應？」 c 暫時隨他去。 d 問他:「你手上忙的是什麼工作？」 你的分數反映你的管理風格 一 0 一～一二五分：你很有自信，不怕問別人問題。不論事情多麼困難，你都會蒐求資訊，然後採取行動，你有決斷力，但仍能與部屬、同僚和客戶建立長期友誼。你肯花時間預作周詳計畫。而且貫徹執行。正因你有安全感，你一點也不恥於尋求別人的幫助和建議。 九一～一 00 分：你已經可以自在的詢問問題了，但在尋求別人的幫助和建議方面還不夠積極。你認為要取得更多權力，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展現實力，讓別人無從忽視。在公司裡，你可以領導其他同事，別人總能聽到你的聲音。你野心勃勃，但如果真的想成為一位成功的經理人員，你還得多聽取別人的意見，並且學著改變待人的方式。 七五～九 0 分：你有野心，力爭上游，但卻以為向人求助是示弱的行為。事情出了差錯時，你常會歸咎環境或責怪別人。你應該多問問題，這樣可以減輕焦慮，少犯重大錯誤，也讓你逐漸在工作中懂得多去關懷別人。 七五分以下：你一定要加強決斷能力。你太軟弱，太容易放棄。你辛勤工作，工作量可能超過負荷，心理壓力很大。在任何情況下，你都避免與人對抗。可以先試著問些毫無危險性的問題，藉以增強自信。 (譯自 Working Woman)

東京淪陷地下?

如果有一天你到東京，發現道路、大廈、電線，甚至河川都不見了，請不要訝異。它們可能都在你腳下很深很深的地底。 這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其實，東京原本就有不少設施是在地下。例如地下鐵的地下化比率是八三。九 %, 電線有三七。三 %, 變電所有三三。二 %, 四樓以上的建築物中三八。六 % 有一部分是在地底。但是隨著地價的騰貴，住不起都市房子的人愈搬愈遠，用在通車上班的時間愈來愈多；政府花在公共建設用地的補償費也愈來愈龐大；而偏偏還有九 0% 以上的鐵路、公路貫穿這個寸土寸金的國際都市，於是「地上不行，還有地下」的構想就產生了。 「大深度地下公用」 今年三月，連結日本本州與北海道的青函海底隧道開通，最深的部分是在海底一百公尺左右。另外，東京新宿有一條新的鐵路正在開挖，與眾不同之處是它在地下四十公尺。這些現象似乎宣布「大深度地下公用」的時代已來臨。 「大深度地下公用」此一名稱，出現在今年六月底日本政府發表的「綜合土地對策要綱」中，很快就成為最受注意的一項。由於日本的良法規定：土地所有權包括土地的上面與下面；換句話說，若無明文規定，某地主說本地上至太空、下迄地心任何人不能侵犯，似乎亦不為過。因此日本政府準備立法將地主對地底的所有權。限制在某深度內，超過該深度，政府不必出補償費就可以進行公共事業的開發、建設。 於是，建設省計畫將高速公路、河川埋進地下；運輸省準備把地下鐵、磁浮電車都設在地下；郵政省要在地下構成資訊通信網；通產省甚至不以「點」、「線」的利用為滿足，正著手進行「大深度地下空間利用技術」的開發。近程的目標是設置小型發電所、污水處理場，更遠的目標是造出有住屋，還能容納劇場、網球場等文化、休閒設施的巨大地下空間。 目前各機關都開始進行地層分析、施工方式、防水、防震、防壓等研究。像通產省打算從下年度起，投下一百數十億日圓，與政府所屬的各研究所、民間企業共同進行地盤調查、支撐地底空間的補強材料開發，以及挖掘、搬運大量廢土的技術、災害的事故防治等各種研究工作。 民間公司動作快 然而動作最快的仍非民間的建設公司莫屬。他們或是設立特別的研究組織，針對地下水處理、地下結構體的耐震設計等加以研究，或是展開東京都心的地層調查。也有與外國的專門研究機構合作，進行地底的採光、植物栽培等專題研究。 有些公司甚至宣稱「施工方式已經確立，有訂單的話馬上能接」。 以清水建設為例，該公司已規畫出「地下格子狀都市」(urban geogrid) 的藍圖。這個構想是在東京地下，設置有通訊網相連的格子狀地下空間。這些地下空間分為兩種：一種設在校園、公園的地下，規模較小，可按照地區特性，在其中建造小圖書館、停車場、餐廳、超市等等；另一種在工廠、大公園下面，規模可達八層，主要用來建造大型購物中心、辦公中心、大飯店等等。至於採光，則使用日光集光系統，使地底也能有明亮的環境。 「格子狀都市」的構想，除了可多留出綠地給地表之外，還有做為緊急避難場地，配合地區特性，隨都市的發展擴張到東京灣底下等各種優點。 儘管各機關和民間企業積極地採取行動。但是地底的安全問題，並不限於技術層面，必須從各種角度去設想如何維護人的生命安全。 先做環境評估 東京大學教授川上秀光警告說:「地下空間的安全性與地下的設施、設備的安全性是兩回事。像停電的時候，如何讓深在地底的人克服驚懼，恐怕是人類智慧的一大考驗。此外。地下的利用。會改變都市環境，在進行地下開發前，要先有環境評估的制度。」例如，地下高速公路裡，汽車排放的廢氣如何處理？就不是一件簡單事。這位都市工學專家建議，在考慮利用地下的時候，「不可只顧眼前的需要，至少要有放眼二十一世紀的超長程計畫。」 太空、海洋、地底是除了地表之外，人類還可以利用的空間，但太空遠在天邊，海洋深不可測，似乎只有地底近在眼前也比較安全。距離二十一世紀不過十一年多，對日本而言，為了克服東京人口高度集中、土地嚴重匱乏的問題，三十甚或五十公尺的「大深度地下公用」, 也許正是一條出路。二十一世紀的東京，很有可能是一個地下都市。 (取材自 AVANT)

漫畫台灣

貪污：從民國三十一年的公論報，到七十一年的聯合報，幾乎每個年代都可在漫畫中見到這般景象。踢皮球：官場中的陋習，相隔約十年，還是在漫畫中重現。垃圾：民國四十幾年，一位作畫者有先見之明地畫出了垃圾山。大約三十年後，另一位畫者表達了垃圾逼近家門的窘況。米糧問題：從米價壓人到米滿為患，台灣是富饒了，但背後的代價呢？(本文圖片由顧卓雄提供)

魚夫‧黃光國對談-解嚴後的政治漫畫

黃光國：台灣在解嚴前已有一些政治漫畫，但解嚴後最精采，創造力表現出來了，內容、書法、問題關鍵的掌握，都稱得上國際水準。我再歡寫短的政論，覺得愈短的文章愈難寫；漫畫要把複雜的理念以簡單的圖形表現，並傳達出豐富的概念，可能比短文創作更難。政治氣象未來若持續開放，政治漫畫必然會蓬勃發展。解嚴前，政治人物都畫得端端正正，當然這與我們整個政治文化有關，過去畫皇帝時就畫得一本正經，乃所謂龍顏；這是中國的傳統，所謂天子受命於天，不同於一般人，不能亂畫，否則可能被當做是侮辱國家元首，會有殺頭之罪。台灣在解嚴後，尤其蔣經國過世、李登輝上台後，才出現諷刺性的政治漫畫，這是明顯的民主氣氛指標。大陸的政治漫畫，則只能批評一般性的事物，比如行政沒效率、走後門等，很少明顯地諷刺政治人物。假設大陸政治人物能開放讓人去畫，則是大陸政策開放的指標。使傳統文化起死回生圖形的傳播效果最大，政治漫畫可以將重要、複雜的理念以簡單的圖形傳達出來，抓住問題核心。我平常看報，先看漫畫；尤其報禁開放後，報紙來不及看時，更是如此。再舉漫畫發揮傳播效果的例子：畫「老莊」的蔡志忠，將許多傳統的東西以漫畫表現。使其起死回生，深受年輕人喜歡，前人的作品中含有許多意念，若用文字闡釋，不知要耗費多少功大。然而用漫畫整理出來，會有兩種不同反應：衛道人士會很討厭它，因為漫畫把一些重要的概念簡化了；但從傳播的效果來講，它能保存部分的文化，精緻的東西它沒辦法傳遞，至少部分的理念能夠傳遞出來。司樣的，政治漫畫雖無法傳遞整體的政治理論，但能將重要的政治概念突顯出來。此時傳播考的立場非常重要，我覺得現階段政治漫畫家的立場應是：民主的概念要抓得很穩，還需具備人道精神。在多角化的政治勢力中把持自己的立場非常重要，政治漫畫家也得隨時代調整自己的角色。此外，不能把人當作一種工具，而是把人當人，這是政治漫畫家所需具備的人道精神。魚夫：我同意上述解嚴後政治漫畫豐富起來的說法。解嚴前並非沒有創作，而是受到很大的壓抑。美麗島時代，Co Co 是代表者，但當時社會沒幾個反對者，也沒有多少人畫政治漫畫，只要敢畫，就能得到別人的認同。解嚴後，政治權力外放，若要成為優秀的政治漫畫家，創作方式就得多變化，用來滿足各種角色，不同階層的人，所以，我的漫畫有單張的、有四格式的，還有民進報上資治通鑑式的，將元首打到谷底的各種創作手法。要使創作手法多樣化，讓讀者能接受，創作者本身必須要有足夠的藝術性，才能將氣氛營造得非常好。例如我將熊玠比喻成熊貓仲介公司，熊貓與中國的味道都得營造出來，給讀者很親切的感覺，這就是漫畫家的藝術性。不過台灣中常委報系的尺度限制很大，例如我在時報周刊畫一張以連戰為題材的漫畫，甚至使總編輯等多人蒙受「召見」。另外如自立報系等則沒什麼尺度可言。打破政治人物神格化黃：這就是一種戒嚴心態，樹立自己的權威性與神聖性，「儼然人望而畏之」的人君形象。一旦受到侵害，我有權力在，你就慘了。魚夫：我就是要打破政治人物的神格化，所以被我畫到的政治人物都很緊張，而這也是政治漫畫家對民主政治的貢獻。民主就是政治人物跟人民很接近，他不是神，他是朋友；像神，就沒人敢批評。所以政治漫畫家不僅要會畫政治人物，還得有重新塑像的本事。其次，對所畫人物要細膩地觀察，不只抓住長相，更要抓住個性。像我初畫倪文亞，造型兇悍，在立法院敲斷許多槌子。後來發現他是個可愛的老人，在立法院中頭腦也很清楚，所以日後畫他時作了修正，把他畫得很可愛。我從一九八二年開始作畫，八三年進入中國時報，很早就接觸新聞界，受過新聞訓練是我與其他漫畫家不同的地方。大部分的政治漫畫家崛起自黨外雜誌，本身就有很強烈的性格。在中時的三年，我是除採訪主任外和每位記者接觸最多的人。我每天都要和記者談話，瞭解新聞的背景，這三年對我來說是個訓練期。現在經濟日報及工商時報已有「評論漫畫」, 所謂評論漫畫就是用漫畫來評論政治、經濟、社會等事件。這兩家報社是有些剛起來的漫畫家，他們很想畫，但包含了很多缺點：第一點就是藝術水平不夠高；第二點是他們對整個深層結構的瞭解不夠深入。例如畫國信事件，就不能拿財政部長錢純出來罵，因為整個財經決策是操縱在俞國華手上。漫畫家就得有這種透視事件的本事，看清檯面以下的事物。如國防部有事，你不會相信鄭為元比郝柏村有權吧。以歷史為背景我發覺要瞭解整個台灣的政治權力結構，一定要瞭解中國近代史，因為我們今天的一切都是承受上一代的。研究近代史對我瞭解整個當前狀況幫助非常大。黃：畫政治漫畫，若不瞭解歷史背景，呈現出的內容必然是非常貧乏。魚夫：漫畫家本身就是很好的評論者。在台灣，漫畫家受到編輯政策的干擾，不能全怪是尺度問題。如果漫畫家程度不夠，編輯一定會干涉、指導你畫什麼，才能抓到核心。通常漫畫家要成為評論者需要很長的歷練。黃：你的一些構思、觀念，是全憑自己想像？還是與他人討論得來？魚夫：在「中時」我還常與他人討論，現在沒時間了。我的一些觀點，甚至會與報社的不同。各種言論我都會注意，也會與人交換意見，但不可否認還是會有遺漏，以致作畫時對某些人產生不公平。黃：你覺得自己是站在什麼樣的立場去看問題？魚夫：我從新聞觀點出發，不必站在反對黨的立場去徵信別人，所有的黨我都批評過。為什麼常批評國民黨？因為它是強勢的當權派。我常講自己是一個評論者，而非反對者。問 (本刊編輯): 你如何抓住政治人物的特性加以表現？魚夫：每個政治人物的嗜好、出身、背景及整個政治結構的裙帶，我本身都很用心地學習、瞭解。除此之外，我也常拿著他們的照片，正面、側面都看，要從他們的神情中抓出精髓。其他如旁白等，也都要自己寫。立場不能太鮮明問：台灣的漫畫家似乎只注意單一現象，如十三全會，你認為為何如此？魚夫：漫畫家不應只畫如政治的單一題材，中下階層的生活也應該關心，但畫這個題材絕對賺不了錢，因為媒體多半不願意刊登。不可否認，不少漫畫在台灣是很商業化的。問：你認為漫畫家是否應該有立場？魚夫：我替中央日報畫漫畫，畫有關台灣早期文學人物，就有人罵起我來:「你怎麼替中央日報畫？」我為什麼不替它畫？我替中央日報畫文學人物，我對文化尊重，和我立場並沒衝突。青年日報請我作反共漫畫，我也會答應，因為我對中國大陸的看法如何，我就會照我的意思去畫，不被他們干擾。我不喜歡立場鮮明，有人問我是獨派還是統派，我說我是「卜派」! 黃：立場鮮明，漫畫就不會出色，就像學者立場鮮明，就成了一言學者。問：優秀的漫畫家應具備怎樣的條件？黃：本身的素養很重要，他的世界觀，他對問題的瞭解。他絕不只是畫漫畫的人而已，他要對問題有整體性的瞭解，很快地抓住要點表現出來。在我看來這目空局度的創造力，很不容易。創造力可以培養。自省力很重要，自己能跳開，從外圍看我自己。要開別人玩笑，首先得會開自己的玩笑。要覺得我是鏡子，我是玻璃，我能反映外面許多事情；而非以我為主。魚夫：很對。在一定的日子以後，我會反省我所畫過的漫畫，再看一遍，反省自己的思考過程。一般漫畫家，尤其是幽默漫畫家，會發生如此現象；一直是同樣的思考模型，剛開始還管用，久了以後這招就老掉牙了，也就是漫畫家生命的結束。像日本漫畫家的淘汰率就很快。漫畫斷層目前台灣新起的漫畫家不多。與我同時崛起的，如敖幼祥、蔡志忠、季青、羅慶忠等，約是一九八二年左右崛起，到現在還是這些人獨領風騷，新人出現不多。漫畫發生斷層現象一直令我搞不懂，比如說從牛哥以下就斷掉了。黃：回顧過去的時代也是如此，一下子出來一大堆人才，一下子又沒了，哲學家和思想家就很明顯。思想家尚可理解：大師興起會帶出一批人，這些人過去以後就空了。他們把問題想完後，就差不多了。當前政治氣氛塑造出一批政治漫畫家，如果民主政治建立，他們本身境界卻無法提升，不能發展出世界觀，就完了。政治勢力壓制幽默感問：漫畫家本身的進修很重要。你如何進修？魚夫：中時、聯合、自立、自由四份報每天必讀；我本身是唸經濟的，所以經濟日報要看；還看中國郵報等各種中英文報紙。反正有我作品的媒體通通要看，因為我要瞭解它們的風格。問：中國人的幽默感在政治漫畫上的表現如何？黃：表現得很低。從「笑林廣記」中可發現，很多是嘲笑人性，黃色笑話特別多，政治笑話很少。那個人敢拿皇帝開玩笑，不小心腦袋就沒了。基本上是被政治勢力壓制住了。我們的幽默感是很多，只是在政治上表現不出來。魚夫：政治漫畫很容易斷層。像我們的技法、點子、看法很少是上一代留下來的，甚至上一代有那些人都搞不清楚。黃：因為沒有人敢出來畫！魚夫：一批上海作家在香港看到我畫鄧小平的作品，很驚訝地說：你們怎麼敢畫成這個樣？大陸畫江青也是將其醜化，不是把她當作幽默的對象，而是把她視為反面人物。我畫政治人物則是觀察對方個性，各種型態，將其造型幽默化，而非醜化。台灣漫畫缺乏世界觀問：是否可比較我國與西方政治漫畫的水準？黃：我們的漫畫缺乏世界觀，還停留在地區性的層面。都是在講地區性的政治，我們自己當然看得懂，別人就不懂在講些什麼了。要把我們的漫畫提升到國際水準還有一段距離，這不能全怪漫畫家，要怪我們整個的政治情勢，因為我們不清楚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我們的漫畫技巧是已到國際水準，問題是內涵跟不上水準。魚夫：內涵的確受限於我們不知自己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何種角色。美國曾有通訊社找我，希望用我的漫畫來畫美、蘇，成為他們的專屬作家。我拒絕了，因為即使我畫出來了，我是台灣的作家，他們根本不會重視我的看法。我也希望走向國際漫畫界，能用英語的趣味去創作漫畫。我本身作畫技巧是夠，但英文程度有差距。所以要走向世界舞台，一來是英文趣味的掌握，其次就是機會的取得。我目前幫十九個媒體作晝，在我觀念中，是用空間去爭取時間，趁國民黨內部權力結構還不穩，趕快衝才來得及。我把所有的政治漫畫都打出去，讓你到處都看得到，我用空間爭取尺度的時間，如果能做到的話，到時要收也收不回去。眼光朝向大陸問：未來台灣的政治漫畫會如何發展？黃：漫畫界關心的對象不能只限於本國政治，可提升到以亞洲作為題材，討論與大陸的關係。眼光若放得更遠，或者可以世界為關懷範圍。但是不能只要求政治漫畫家，整個國家的水準也得提升才行。政治上軌道後，有關政治的題材就少了，漫畫家的境界就要提升。而台灣的經濟力和政治力的推動，必會使漫畫家的眼光看得更遠。魚夫：我看未來的發展，海峽兩岸關係必是重要主題，我也嘗試在做，就像我把胡秋原會鄧穎超畫喻為白頭宮女話天寶。所以此時該認真研究大陸的問題。(張婷整理) 意見領袖看政治漫畫何懷碩 (國立藝術學院教授) 目前我們的政治漫畫仍有一些局限，政治漫畫家必須對政治社會有見解，這點我們還沒有。此外政治漫畫家應是無黨無派，以知識分子的立場來看這個社會。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屬於黨外的政治漫畫家，其意識型態時常明顯。雖然有些作品很好，可是他們只是某黨、某派、某集團的工具，仍無法主宰自己、忠於自己，所以也無法得到大眾的尊敬。張忠棟 (台大歷史系教授) 現代人不要說是看書的時間，連看報紙的時間都很少。一篇評論政治的文章，會把它從頭到尾讀完，並瞭解真正意義的人不多；但一幅好的政冶漫畫，讓人一下子就能看出主題，影響力應該會比文章大。政治漫畫家固然應該有一般的政治常識，但最重要的是要有敢於表達的政治良心。吳念真 (作家) 政治漫畫家的地位，跟記者、評論家是一樣的，他也應該有自已的理念和見解；不應該隨著媒體的不同，畫不同立場的漫畫：在「自立」是一個樣，到別的報紙，又是一個樣。這樣，這些人只是被豢養，跟畫廣告有什麼不同？目前的政治漫畫，大多還是停留在「爽」的階段，跟西方的水準，仍有差距。丘如華 (樂山基金會執行長) 政治漫畫對缺乏幽默感的中國人來說，是一種很好的教育，讓社會大眾可以用一種新的方式來關心政治。不過，如果漫畫家自己判斷瞭解人、事的能力還不夠，一畫定江山，也常容易誤導讀者。此外，中國究竟是講倫理的社會，台灣的政治漫畫不必非走「不是隱私就沒有趣」的路線。趙少康 (立法委員) 我覺得最近的政治漫畫大都畫得蠻傳神的。基本要我給予肯定。漫畫本來就是一種較誇張的表現手法，看的人和被畫的人都要有此瞭解，畫者尤其要能遵守道德規範。不能一筆在手就逾越尺度。好的政治漫畫是千言萬語都不如一畫，會讓人會心微笑。

被炒起來的熊玠風波

有關留美學者熊玠傳話的風波，在八月中旬曾使台北方面著實「虛驚」了好一陣子，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少日前台灣在轉型期中發生的病態。 現在事隔兩月，許多更新的、更確實的資料也陸續出現，「熊玠風波」比較完整的面目才在新聞熱潮過後逐漸浮現。 熊玠被冤枉？「熊玠風波」發生後，台北當局馬上便有強烈反應，國民黨祕書長李煥與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蔣緯國都在翌日分別發表談話，斥之為中共的統戰陰謀，不少學者與記者更少有正面評論而儘多批評之語，自事件本身 (如中共不可相信) 甚至熊玠本人之信用 (如過去在江南命案上之發言), 幾乎都有攻擊到。 其實，熊玠似乎是被冤枉了。因為，我國大陸問題研究界人士，大多都清楚熊玠並不是最近才講這些話的。就筆者手頭資料，熊玠自去年暑假訪問大陸後，最少講過五次類似的話。 第一次是去年暑假接受某報記者的越洋訪問，第二次是國關中心某學者在美國與熊玠見面，回國後對圈內人之轉述，第二次是今年三月「亞銀年會」時接受某報記者的越洋訪問，第四次則是今年五月中國時報「開創新政研討會」最後一天，馬英九等四位官員報告後，戴炎輝向他們質詢，四位官員又答不出來時熊玠插進來打圓場的發言。 由於這些說法太過匪夷所思，因此都未能見報，八月十一日在「亞洲與世界社」的講話，算來是第五次了。 不過，壞就壞在這第五次的講話被某大報摘要下來，並發了一條小新聞，更壞的是這條小新聞發生在「十三全」剛過後的「新聞淡季」, 在上了編輯台權衡一番後，硬將之拉上頭版二條，於是便引起，場大眾傳播學上所稱的「媒介互動」(media inteeation)。 純屬「個人意見」 因此，另一大報當然不得不有所反應。兩大報一動，其他報紙便不得不跟進，而大官評論熊玠講話，三大電視台又不能不播，再加上新聞本來就必須要刪節，各報記者「各取所需」地報導，各位學者「各取所批」地評論，熊玠便又不得不再度「澄清」, 於是，「循環」一再繼續下去，往復來回，風波便愈鬧愈大。 其實，熊玠的傅話是否屬實呢？依過去的慣例，中共最權威的消息來源應當是「人民日報」與「新華社」所發出的有關領導人的講話。「熊玠風波」發生後，遲至八月三十日，「新華社」才正式發表聲明，指出熊玠本人有些談話「言過其實」, 部分內容則屬其「個人意見」, 今年暑假熊玠沒有與鄧小平見面，也沒有委託他「傳話」, 中共對台方針並無變化...... 等等。 將這些「澄清」與熊玠本人強調其談話「純係個人見聞與研判」、「既不代表中共意見也非無的放矢」、「揹了黑鍋」等前後比對一下，我們大概便可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了。 依個人研判：一、中共並無正式要求熊玠為其傳話，而且有關領導人即使在閒談中提到這些允諾 (如放棄一國兩制), 也不是今年暑假的事情。 二、熊研的談話那些是「言過其實」、那些是其「個人意見」, 目前仍無法考證。況且，萬一以後真的海峽兩岸進行會談，這些都不重要。因為，中共自會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提出它本身認為最有利的價碼，在談判桌以外私下傳遞的消息，一概都可以不承認，一切以正式提出的條文為準。總之，熊玠講的話根本不必完全當真。 三、雖然中共並無正式要求熊玠傳話，但並不表示它沒有意思透過熊玠私下向台北當局表示其立場或底線。事實上，目前海峽兩岸已經「對話」不斷，今天台北一個聲明，明後天北平一篇講話，合則「非官方」接觸，不合則「三不」, 透過海外學人溝通意見實在亦無可厚非。 統獨分子皆群起攻之 許多人認為熊玠的基本問題在中共不可相信，事實上，這種批評相當有問題，因為完全的信任幾乎不可能達到，因談判的任何一方都不會完全信任另一方，若要完全可信才談判，那根本就永遠不可能達到什麼談判。 其實，熊玠在「傳話風波」前後發展的談話中，最有問題的應是在海峽兩岸直接談判之先決條件都不具備之情況下，就鼓勵台北及早與中共展開談判。 當然，熊玠本人有許多理由支持他的論點，如一九七八年台北當局沒接受駐美國大使館和駐北京辦事處對調之建議而貽誤時機。但是，從他的談話見報後在台灣引起的激烈反應 (包括國民黨與民進黨), 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看出，熊玠可能很瞭解中共，也可能很瞭解談判理論，但卻不瞭解台灣的實際政治 (出尤其是這兩年的變化與兩千萬台灣人民不願接受中共統治的心理)。 台北不是不可能與中共談判，問題的癥結是在中共要台北承認中共是主人 (即承認中共對台灣的主權與自貶為地方政府), 這個底線必然會在談判桌上提出來，而談判結果又必然是一個反映大陸與台灣相對實力的、對中共利多害少而台灣利少害多的結果 -- 此結果亦必然為台灣大部分人民反對。因此，不論統獨分子都猛批熊玠，實在勢在必然。 事實上，「熊玠風波」反映出來最大的台灣社會問題，是台灣大眾傳播媒介的出我封閉性，從此事件發生前後連篇累牘的新聞、評論與訪間中，我們發覺那些躍躍發言的台灣記者、學者、專家或個人都對中共對台政策相當隔閡。 記者們有問必錄還較好，學者專家賴以評論的資料往往只基於各類報章雜誌的片斷報導，本身也往往缺乏中國研究 (China Studies) 的基本常識。於是，甲學者根據記者的片斷報導發表評論，乙記者又根據甲學者的評論進一步報導......。 一直惡性循環下去，真正得益的最後只有海峽對岸的中共。因為中共可以根據這些資料，進一步窺探台灣內部在大陸政策上的虛實，有效把握其弱點作進一步的滲透。 中共對台策略轉變 事實上，只要我們精微留意中共的對台政策的變化，由今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先生逝世後、它任策略上的確已有若干轉變。 最重要的是，中共高層領導人對台灣的談話越來越謹慎，行動也越來越低調處理，密如，剛結束的在北平舉行的「國際科總年會」, 中共的處理便相當低姿態，只要台灣有人來開會就好，沒有抓住這個機會大作統戰宣傳。 同樣的，胡秋原訪問大陸期間，除「統戰部長」閻明復外，與胡秋原會面的都是一些已脫離權力核心的老人 (如李先念、鄧穎超), 或根本沒擠進決策過程中的學者、學生而已。而且，他們都對胡秋原那種亟亟「統一」, 視民意為無物的言詞馬上加以批駁。 這些行動都明顯反映出中共的對台方針 (大政策) 沒有改變，但在策略 (手段) 上已趨謹慎。其原因則在台北目前出現了一個新的領導階層，中共未能充分瞭解其動向之前，不如先安靜下來好好觀察一陣子，先做好調查研究工作 (如成立「台灣研究會」統一大陸各台灣研究單位), 再部署下一步的對台統戰攻勢。然而根據過去經驗，中共在沉潛觀察、調整步伐之後，接著便是連續出招，如宣佈在某種條件下不對台用武，或不在台灣實行「四個堅持」等。 所以，台灣這方向再鬧烘烘地把中共也不太重視的新聞 (如「科總年會事件」、「胡秋原事件」) 一炒再炒，早晚會炒得自亂陣腳也不自知，更談不上反擊中共統戰了。 (賈梅思為大陸問題研究人員)

民意就是公意

說到民意，我必須開宗明義的指出所謂民意就是公意，也就是多數人共同的意願，而這種公意一定也是符合國家利益的。 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一定要充分尊重民意，我們今天最大的問題是個人的利益或黨派的利益常凌駕國家利益或眾人利益，以至許多公共政策是由少數人在閉門造車。 公共政策不能閉門造車 缺乏民意基礎的公共政策往往讓民眾覺得事不關己，沒有參與感，不能產生利害與共的認同，導致許多公共政策無法貫徹執行，大筆公帑也常被毫無意義的浪費掉。 至於應該怎樣來建立健全的民意管道，我認為要從最基層的村里民大會開始，也就是從下而上，里民大會之後提交鄉鎮代表大會，再提交縣議會、省議會，最後轉到中央的立法機關或行政機關。 像現在宜蘭縣有兩個最熱門的話題，一個是台電要設火力發電廠，一個是台塑要來投資六輕廠，都可以透過里民大會來讓民眾瞭解。 火力發電、六輕，這些都是很專業性的問題，必須借助非常公正而客觀的專家向民眾說明，解釋其中的利弊得失。一方面做環境影響評估，一方面擬出替代方案。 如果說評估的結果是火力發電廠設在蘇澳，對國家總體經濟損害最小、利益最大，也應該誠誠懇懇向民眾說明，我相信多數人都可以接受。透過這種管道決定出來的公共政策，一定會受到全國人的支持。 另外像影響更大的核能發電廠問題、水果進口問題，相當具有爭議性，我認為在制訂公共政策之前，應該透過公眾的聽證會，廣邀學者專家參與討論，並透過非常客觀公正的傳播媒體來報導。 如果透過這種方式還沒有辦法決定的時候，不妨舉行全民投票，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民意才能真正反應到公共政策的制訂上。 我必須強調，今天要落實民意基礎，除了政府的努力、專家學者善盡知識分子的責任之外，大眾傳播媒體是最重要的一環。但非常不幸的，現在仍有部分大眾傳播媒體在誤導民意，甚至製造民意。 傳播媒體製造民意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這是我在宜蘭縣政府親身的體驗。宜蘭縣有相當多的景觀資源，尤其從頭城到礁溪一段，因為是斷層地形，有一系列的瀑布，這些瀑布統統都在公有的林班地裡面，也就是說都是公共的景觀資源。其中有兩個瀑布，一個是新豐瀑布，一個是金銀瀑布，有兩個商人相當有眼光，在很多年前他們就先占為主，自己拿了錢去開發，把路堵起來收錢。 他們占用公地，甚至私有林地也買了一部分，然後趁勢竊占這些河川地、公有林地，大興土木，經營起遊樂區來。當地民眾很是反感，因為過去進出這裡都是免費的。 在我上任之後，我們就取締，因為我們不容許國家的公產被私人霸占，但是宜蘭縣的民意代表一面倒，認為縣政府既然沒有能力開發觀光事業，為什麼不讓民間來開發。 我說讓民間開發可以，但這兒統統是公有土地，你民間要開發，提出計畫書來，然後依照政府的工商法規去申請營業。 在他的土地上，他可以開餐廳請客人來坐，但是不能在原來公眾通行的道路上設一個關卡，收買路錢。取締之後，民意代表卻一面倒，後來甚至連報紙也一面倒，幾個報紙的地方公論，都一再修理我們，說什麼地方要倡導觀光，結果是打擊私人投資。 這件事讓我感觸很深，今天報紙沒有發揮社會公器的力量，沒有站在客觀的立場，很多事情都往偏差的方向誤導民眾，這一點我很遺憾。 今天很多人對公共政策表示不滿，動不動就訴諸遊行示威，其實也是很無奈的做法，因為民意沒有適當的管道來表達，又很容易受到誤導。 假如這是一個真正的自由開放的多元化社會，本來就會有各方面利益的衝突，但這種利益衝突應該讓它公開化，經過全民的討論評估，讓社會天秤做一個最好的取捨。 (符芝瑛整理)

要掌握時代特質

將來整個政治展望，應該是自解嚴後進入一個重組階段。我一直認為掌握時代特質，判斷就可以很清晰，今天台灣的變，到底是從什麼變到什麼，必須先弄清楚。簡單說，台灣提從封建社會進入真正的民主社會。大家以為封建經西周、東周後就結束了，事實上不然。 所謂封建，在我看來是個金字塔。解剖來看，一群人組織成一個社會，如果每個人都是硬磚，中間的水泥是什麼東西，就是時代的本質。封建社會中，人際關係的黏著劑 (水泥) 是血統。血統決定一切，這就是宗法社會。 我敢講中國的封建社會一直延續到最近。金字塔型的血統關係，整個是個大家庭；在這裡面，沒有任何兩個人是平等的。男女、親疏、遠近、尊卑，都不可能平等。一切權利義務關係皆由身分出發，上對下是權利大於義務，下對上是義務大於權利。身分最高的人，只有權利沒有義務；身分最低的人只有義務沒有權利。 我再提一個西方的說法，盧梭、洛克認為，當世界上只有一個人，這個人的權利可以無限大，若有十萬、百萬個人，權利都無限大的話，會天天打架；因此聰明的人教大家交出自己的天然權利，共同組織一個社會及政府。這個政府必須保證當天然權利兌換成法律權利時，沒有耗損。仍能保有遷徙自由、言論自由等。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是不可能有兩個人不平等的。 台灣正是從金字塔型的封建社會進入民主陣痛期，金字塔要打碎、打垮，垮了以後的磚頭要鋪成操場跑道，我們正在做這個工程。所以強人沒有了，權力瓦解了，很多人很懷舊、很害怕，希望有新的強人。但新的強人如果出現會很悲哀，因為歷史又重演了。 如果去掉強人，而權力慢慢瓦解，會有兩種新的情況：一是民間團體很強，接下權力，使其多元化，把一塊塊磚頭變得可以鋪地，二是一垮掉後，亂成一堆，整地整不好，又沒法子蓋起來，這很危險。 現在我們剛好在這時期，歷史上千載難逢的機會被我們碰到了，我們拋棄了陳舊的金字塔，社會再也沒有一些人是只有權利沒有義務，也不會有人只有義務沒有權利。 現在社會很亂，大家都一樣大，有點像盧梭、霍布斯描述的先民狀態，「everybody against everybody」, 但最後會反省回來，要有共同信賴的東西，大家才能活下去。 於是需要建立共識：共識的建立，新聞媒體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新聞媒體如果能把握時代的本質，以此為前題去分析，而且以引導舊時代、建立新時代為目標，社會自然就會受影響。 (謝佩芳記錄整理)

探索九○年代的兩岸關係

情勢已經大變，從今年起，海峽兩岸的關係進入了一個吉凶未卜的新階段。 政治上，曾代中共「國家主席」楊尚昆傳送親筆密函，企圖遊說蔣經國總統開啟「國共和談」的中間人沈誠，獲法院宣判無罪。同時，一向強烈反共的國民黨籍資深立委胡秋原不顧黨的勸止逕赴大陸，與中共統戰單位共同宣揚兩岸談判，導致統、獨的情緒同時升高。 新「戰爭」 外交上，由央行總裁張繼正率領的代表團重新出席亞銀年會，與中共代表團同堂共議。「漢賊不兩立」外交政策已作局部修改。 社會上，十幾萬人次的「台胞」前往大陸，他們下榻旅館的電話，隨時可以直通台灣。記者也紛紛組團訪問大陸，計畫中最大的一個考察團，團員多達三十人。台灣記者並公開訪問中共政協主席李先念、「總理」李鵬。大陸，終於不再只是地理名詞。 文化上，兩岸文藝及學術作品幾近全面開放，連鄧小平的女兒鄧林，也要在台灣展出作品。 最大的改變還是在經濟上。現在台北的大餐廳裡，很容易聽到商人興致高昂的討論大陸投資。以往偷偷摸摸的走私船，最近乾脆排出定期班次，經第三國象徵式繞道的定期商船、班機穿梭兩岸。預估兩岸今年「轉口」貿易金額將超過二十二億美元，大陸成為台灣第四大貿易對手。反映在立法院裡，愈來愈多增額立委為開放兩岸直接通航、通商而大聲疾呼。 兩岸未來最大的可能 這種局面，在兩年前誰能想像？雖然輿論大多讚揚開放兩岸民間交流，但順著這股浩浩蕩蕩的潮流往下推，即使是兩年後，海峽兩岸關係可能是一如舊貫，但也可能是誰也無法預測的一翻驚天動地。一位大陸投資研究班的班主任被學生問及這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時，也只能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官員對這類問題更是敬而遠之，像學者到大陸開會、記者到大陸採訪、大陸留學生來台灣訪問，官員今天的政策性談話，沒幾個月就被現實推翻。甚至連最強硬的「三不政策」, 也沒有例外。 一位曾在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的學人分析，台灣原始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本來是政府民間一體適用。漸漸，「三不」卻變成只適用於政府；而政策部分也出現多次「小妥協」。所以，「嚴格來說「三不」政策只剩下「三分之一不」」。 進一步從明年往公元二千年推算，經濟利益肯定是兩岸關係發展中最強烈的催化劑。 台灣的地緣，處於大陸與海峽之分界點。過去由於國際、軍事上的強烈敵對，台灣經濟體系在國際政治力與經濟力推拉下，面向海洋，朝歐美、日本等方向發展，成功的以貿易帶動經濟成長。 但未來經濟的推力和拉力方向正在改變，似乎要把台灣經濟推向大陸。推力的構成包括：外在歐美國家日漸興盛的貿易保護主義；內在台灣經濟轉型，勞工缺乏，工資急步上揚。這兩重力量正把調適不良的傳統中小企業推向大陸。 「大中華經濟強權」 拉力方面，如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總編輯李怡分析，大陸經濟改革及對外開放後，全世界都把大陸十億人看成是「世界上唯一尚未開發而潛力豐富的市場」。加上大陸從政治觀點特惠台灣商人，形成吸引台商的拉力。 於是商人早已振振有辭的說:「我們不上，南韓會上，南韓已經把大陸鎖定為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國外市場，」商人要與大陸做生意的意圖，隨著中華民國國會結構新陳代謝，在一九九 0 年代無疑將透過立法院的利益派系充分表露，影響決策。 連外國人也覺得台商和大陸經濟交流是難以拒絕的誘惑。最近一期商業週刊 (Business Week) 就以「大中華經濟強權」為題製作專題報導，認為透過商人逐利的本性，自然會結合台灣的資金與經濟、香港的金融服務與交通設施、大陸的科技 (從人造衛星到超級電腦)、原料及廉價勞工，組成亞洲除日本以外最大的經濟強權。「政治把這三個地方分開，但經濟會把他們拉在一起。」商業周刊的專文預言。 兩種複雜的情緒 然而，讀歷史的人仍記得，只要中共從併吞的立場看待台灣問題，台灣對大陸經濟多一分依賴，就多一分風險。就像鄭成功據台灣抗清，終因貿易上對大陸依賴過度，滿清政府一旦下令中斷貿易，台灣經濟立即受到沈重打擊，是促成明鄭滅亡的主因。 綜合經濟學人雜誌 (The Economist) 及國際貨幣基金 (IMF) 估計，如果大陸往後二十年經濟每年平均溫和成長八 %, 到公元二 00 五年，大陸的國內總生產額 (GDP) 將逐步超過義大利、英國、法國、西德，成為世界經濟強權。這種趨勢不但影響海峽兩岸的關係，也引起台灣大陸研究人員的兩種複雜情緒。 希望大陸經濟改革成功的一派認為，大陸改革成功將帶來人民經濟上的獨立及政治上的獨立，朝向多元化的社會，是民主政治的溫床。 大陸經濟問題專家趙崗博士並進一步界定，觀察這個趨勢的重要指標是中共會不會放鬆「所有制」,「所有制將是大陸共產經濟的最後防線。」趙崗預言，如果私人企業被允許在大陸生存，私人企業的競爭力將逐一擊垮缺乏效率的國營企業，最後獲得支配地位。「和一九五 0、六 0 年代台灣經濟的發展模式相類似」。而一個走向多元化、民主化的大陸，對中國、對台灣都是利多於弊。 另一派對「統一問題上，時間站在中共那一邊」的說法極為擔憂，反而希望中共經濟改革失敗，台灣才不必最終面對一個經濟力強大的敵對政權。至於一個動盪不安的政權，最後會不會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和日本，經濟不安導致軍國主義復興，對外用武，這派認為可能不大。 若從政治面推測台海兩岸未來的發展，的確有幾個明顯的特徵，一些有潛在危險的陷阱。 翻開近十年來海峽兩岸關係的歷史，中共確實開展了一系列和平統一行動。 天下沒有白白的讓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共軍停止對金門和馬祖的炮擊。使得從一九二七年朱德、周恩來、賀龍在蘇聯主使下發動「南昌暴動」以來，歷時五十一年的國共武裝衝突暫告停止。一九八一年雙十國慶，中共發表「葉劍英九條」, 呼籲國共第三次合作。一九八四年，中共在金門國軍大炮射程內擴大「廈門經濟特區」, 一九八六年交還華航貨機。一九八八年取消給予台灣投共軍人獎金制度等。 表面上，中共有所讓步，但日後公開的資料顯示，這些「讓步」卻使中共在外交戰場上大有收獲，可做為台灣難得的教訓。 一九七八年，中共停止炮轟金門等行動，成為同時期中共對美國秘密外交談判上的有力籌碼，加速中美斷交。 一九八一中共發表的「葉九條」, 當時算是中共對台灣最「寬大」的承諾，承諾內容大致類似即將實行於香港的「一國兩制」。但「葉九條」發表不到一個月，中共即與美國開始「八一七公報」的秘密談判，次年公報結果，美國讓步，同意「逐步減少對台武器之銷售，並經由一段時間導致最終解決」。 把這兩次經驗用諸未來，在熊玠「傳話」, 中共統戰部門加強對台示好的今天，中共和美國之間是否會有另一場秘密談判，將是中共對台策略的另一次考驗。預計在美國大選之後一段時期，便會揭開答案。 萬一談判時該怎麼辦 將來，不管是出現類似華航貨機的意外，或者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兩岸官方要坐下來談判 (也許五年，也許五十年之後), 台灣朝野又需要那些實質及心理上的準備？香港前途談判，對台灣是活生生的教訓。一位專門研究中共、港、澳前途談判的政大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總結這次過程說:「除非台灣有隨時不談下去的把握，否則千萬不要坐上談判桌。」 一九八三年當英國與中共在香港前途談判上僵持不下時，中共看準港英弱點施重手，談判中途突然官布在一九八四年九月前雙方不達成協議，中共將片面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全面計畫。 這項宣布立即引發香港股市及外匯暴跌，經濟動搖，人人自危，有辦法的人紛紛動身離開香港，在龐大壓力下，英國人只好再回到談判桌，一一接受中共開出的條件。 在中共對台基本政策沒改變以前，堅決反對兩岸作高層政治談判的一位大陸問題研究員指出，一旦上了談判桌，台灣再不想談下去，可能已經太遲，因為除了考慮內部動盪之外，還得看當時美國人的態度。歷史顯示，大陸及南越淪陷以前，國民政府和阮文紹政府就是在美國壓力下，無法離開談判桌。 及早未雨綢繆 若干年前，鄧小平會見義大利名記者法拉奇時，曾訕笑美國人在外交戰場上根本不是蘇聯的敵手。因為蘇聯辦外交是一聲令下，步調一致；美國則民意、黨派內部眾說紛云，沒有一致的看法與共同力量。 鄧小平看透民主國家外交上的先天劣勢，又何嘗不適用於今天的台灣。 海峽那邊，共產黨最近也是一聲令下，所有統戰部門、黨派、政協、學術單位...... 立即大整合，組成「和平統一促進會」, 集中統戰事權。 海峽這邊，單是應不應該參加大陸體育文化活動問題上，今天的行政院就和昨天的外交部唱反調；民間對大陸也是意見分歧，有人要統一，有人要獨立；一件胡秋原事件就滿城風雨。 一位曾在大陸停留一個多月，採訪上百位不同階層人物的記者感嘆，台灣社會價值觀混亂，共識不立，如果他是共幹，只要設計幾件事 (如傳話風波), 就可使台北政界吵作一團，從而洞悉台灣政策意向。 這種政策混亂，還必須經歷一段時間，原因是：李登輝先生才在「十三全」正式當選國民黨「真主席」, 但仍不算大權在握的「真總統」; 後年，他獲選「真總統」, 才能委任一批新的行政院長、部長、秘書長，屆時，經國先生逝世後政策多頭馬車的現象，才有改善的可能。在此以前，不容易產生整套前瞻性的大陸性策。 然而，如果社會大眾對中共未來動向一無所知，對台海兩岸的未來關係也沒有深刻的研究、思考與朝野共識，所謂「前瞻性」又從何而立？

展望兩三年內的政治趨勢

問：照目前趨勢發展下去，未來幾年，海峽兩岸關係可能有那些重大變化？中共最終吞併台灣的可能性有多高？答：目前趨勢，台北是逐步的放鬆和退讓，而北平則反而「敵疲我打，敵退我進」, 並且聲言要「搞點動作」,「加點壓力」。 預測海峽兩岸關係 年來為了減少雙方的敵意，緩和雙方的緊張情勢，以期循序漸進於自由民主均富的和平統一，我們把「三不」、「三拒」的政略政術逐漸修正放鬆了。於是不通郵而通信，不通商而通貨，不通航而通運，甚至進一步不接觸而交流，不談判而談話，不妥協而放鬆。 陳立夫先生和我等三十四位中央評議委員，要求中共放棄四個堅持和武力犯台而後予以五十億到一百億美元低利貸款的提案，更是不計私人利害以突破禁忌的統一試步。 可是中共卻依然高調四個堅持和武力威脅。而且九月十八日民眾日報海外專欄作家孫慶餘先生更報導 (照錄原文): 「七月十二日國民黨通過大陸政策案，次日鄧小平召集黨政要員聽取匯報，之後即說：國民黨已有了「鬆動的兆頭」, 有個別代表 (指陳立夫等人) 對促進和平統一提了不少積極性意見，有建議就有商量，可以先作「試探性接觸」」。 「我們逼他們三通，現在形勢發展很快，他們想不通都不行了。但國民黨仍然利用我們的開放作思想反攻，似變非變，以退為進，看來我們不「搞點動作」, 不「加點壓力」, 國民黨還要翹尾巴，和平統一更沒有希望。」 不受封鎖也當統一 如果中共真的「搞點動作」,「加點壓力」, 則相激相盪，後患無窮，遑論和平統一！至於「中共最後吞併台灣的可能性有多高」, 則須看將來中共的力量和決心以及國際的形勢，但最重要的還是我們自身的心態、意志、作法和力量，衡量各種情勢，我預測將會「有驚無險」、「有通無統」。 我順便引述一位黨外前輩，現在大陸任職政協常委的黃順興先生答覆記者的一段話，以供參考。 關於中共是否會用武力犯台？黃順興答:「這還是與台獨的表面化與否有關，目前看來應不是以槍彈，而是用封鎖，因為封鎖是最無奈而最有效的方法。如果退一萬步來說，民進黨執政而且宣布獨立，中共便會採取行動，這是中共任何當權者都會採取的行動。...... 但是局勢在變化，中共自己也從解放台灣改為一國兩制，這也是遷就事實而無可奈何的讓步。」 我要提醒中共不可輕信和輕言封鎖。因為封鎖必將演成戰爭，而戰爭自必兩敗俱傷，而斷送和平統一。 但拖延也不是上策，統一乃勢所必然。我正想提供一套「全盤規畫整批交易而分段實施」的構想。 應該有李登輝政策 問：李總統就任到如今有沒有呈現出一套「李登輝政策」? 他對中華民國未來的國運，將有何影響？你認為他該如何做好國家領導人的角色？答：我現在還看不清一套所謂「李登輝政策」。因為許多政策還是舊貫。例如充實國會問題，仍採自願退職的原則，而荊棘滿途，未必能夠順利解決。 再如地方自治法制化，其實乃是憲法化，但省主席問題仍擬授權省議會行使同意權，爭議頗烈；而院轄市長怎樣產生，迄無定論。 又如人民團體及其政黨問題，雖依過去規畫訂有組織法草案，但議論很多，遠景不妙。 至於大陸政策，則進退兩難，舉棋不定，而「三不」、「三拒」顯難滿足社會的要求和對抗中共的統戰。 此外，關於蔣經國總統生前交議的改進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的課題，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的努力漸見成效，但社會風氣則淫風瀰漫、盜風熾烈，迄未改善。 更可怕的乃是「法度弛，紀綱壞」,「在上者積寬成柔，積柔成怯，積怯成畏，積畏成廢。在下者積慢成驕，積驕成怨，積怨成橫，積橫成敢。」(明儒呂坤) 但是以上這些問題都是多年累積起來的政治「玉連環」, 本來不易解開，何況李總統接事僅八個月，自須假以較長時間，方克有濟。 李總統在國家是元首，在三軍是統帥，在執政黨是主席，在社會是導師，他擁有高超的名器、榮譽和權力，當然也肩負重大的責任和義務及其挑戰。我期待他能發揚大智、大仁、大勇以及大誠、大公、大度的精神，領導全民邁向自由、平等、民主、富裕、團結、安全以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光明大道。 民意機關的病和治 問：很多人擔心，台灣愈民主化，愈走向權錢結合的金權政治，你對這種走勢的看法如何？又能否比較一下，你在監察院時的監委，和現今增額監委的操持有何不同？為何有此差別？答：說來話長，而且今天我已經說得太多了，容俟他日。不過現在我可指出一點；這是特殊文化和庸俗潮流的問題，已經形成風氣，而「草上之風必堰」, 所以如非特立獨行，一般民意代表很難不受感染。 孔子誕辰剛過，我想到他的矯治之道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是說，孔子主張以德和禮，也就是所謂禮義規範去啟導和約制個人行為和社會風氣，他不主張使用政治方法和刑罰。 但我以為這兩套都有用處，不可偏廢。所以此時此地，不獨須導之以德，也得導之以政；不獨須齊之以禮，也得齊之以刑。 現在各舉一例：所謂「導之以政」的政，例如為立法院導人政黨政治，改良議事規則；為監察院提高候選人資格，甚或將監委改為普選產生。 所謂「齊之以刑」, 例如厲行法治，有過必究，有罪必罰。「君臣上下貴賤皆 (服) 從法，此之謂大治。」(管子) 所謂「導之以德」和「齊之以禮」的「德」和「禮」, 我舉出多年來作為共同校訓的「禮義廉恥」。對民意代表，我特別強調「廉」和「恥」, 因為不廉則無恥，而「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豈可不特別恐懼戒慎麼！

吳樂天/吹動本土文化的講古人

一本三千字的小說寫個很簡單的故事，書評人看出生命的真義，引申出三萬字的闡述。 吳樂天是個講古人，有心人從他身上看到台語 (本土) 文化發展過程中的積極面和脆弱點。 說出閩南語的真善美 他述說故事遣詞用字精確、古雅，蘊含豐富文學性，經由電波傳播各地後，看熱鬧的計程車司機和家庭主婦欣賞他中氣十足；懂門道的知識分子，為他說出閩南語的真善美而佩服。 編劇吳念真一回聽到吳樂天講道：廖添丁在近黃昏的時分，要去會一個女子。庭園裡蜻蜒飛著，女孩子在彈琴......。 「他形容那琴聲，就好像琵琶行裡寫得那樣逼真，而且順得不必換氣。」吳念真當時在計程車上，讚嘆得拍手叫好，嚇了司機一跳。 這種功夫使得吳樂天的地位，跳開藝人的層次，鍍上文人的色彩。 到處有人請他演講 (尤其是學校)。一個月平均十三、四場演講，聽眾不只愛聽他說故事，還想進一步分享他對天下事的看法。 經過幾十年的壓抑後，本土意識的確翻醒了 (國語歌星不趕著出閩南語唱片嗎？); 但這種意識的覺醒力量，卻像衝到頂點的沖天炮，搖搖晃晃，並不踏實。 藝術評論家何懷碩分析，中美斷交後，刺激本土文化的省思，產生鄉土文學。部分人本土意識強得「不但反共，而且反中華」; 但在日據時與母體文化斷絕五十年，光復後又延續四十年，猛然發現本土文化其實非常薄弱，只是意識強烈罷了。 在這種困局下，台語反映本土文化的復甦，大都集中在歌廳秀、流行歌曲等通俗文化上。就像吳念真說的，給人的感覺依舊低俗。他舉例，國語歌曲說失戀，一定用「昨日海誓山盟」之類的，但台語歌曲比較大膽直接而原始，還聽過「用破桌布形容被拋棄的女人」。 擁有基層資源的象徵 在這種局勢下，在全省各大小電台二十幾個時段主持節目的吳樂天，變成一個擁有基層資源的象徵。大家對他有期望 -- 他可以只是個很受歡迎的講古人；他也可以運用知名度，推動本土文化的提升；他更可以用同樣的象徵力量參與政治，做像廖添丁那樣「打抱不平」的事。 四十歲出頭，劍道五段，看起來永遠不疲倦的吳樂天，似乎也明自這點，而且他每個角色都想做。 他講古時借古諷今，講了十幾年的廖添丁也被停過兩次，他還為此坐牢；他辦一所「台灣民俗館」, 好像有意振興民族藝術；他替民進黨員助選，拍政治味濃厚的電影，宣稱成立「廉政促進委員會」, 要揭發賄選的公職人員。兩年多前，選舉熱季剛過，他甚至自信地說，以他的民意基礎，如果回到地方，「要選什麼都可以當選」。 吳樂天天生氣喘、口吃 (現在他三十秒可以說九十七個字), 家裡食指浩繁，么子的他從小給人撫養。十二歲離家出走，自謀生活，趕過鴨子，送過米；跟著布袋戲班子演出。在這段時間，他苦學漢文的閩南語發音，奠下日後講古的基礎。 後來他又拜師賣蛔蟲藥的江湖郎中，學推銷，學會觀察各式人的心理。這些傳奇色彩不輸給廖添丁。 身上貼有政治標籤 混跡「江湖」的少年，產生對本土的愛，他曾說，他拍電影「台灣鏢局」, 是為了「發揚台灣文化，提高台灣人的地位」。 而環顧他創建的台灣民俗館，也只是一幢有氣派的老房子，在裡面感覺不出「民俗」的味道，沒有任何陳設，沒有任何標語文字。他在廣播時促銷的生髮劑和中藥的次數，恐怕過於他對民俗的推廣。 由於「大陸問題」的存在，本土意識發展成為政治上的訴求之一，但撐起這個旗幟的人，目的並不相同。在這種氣氛下，吳樂天也沾上了政治的邊。雖然他沒有顯明的政治立場，但他替陳水扁助選，邀朱高正、施性忠拍電影，在很多人眼裡，他身上已經貼上標籤了。 吳念真覺得可惜，他覺得吳樂天跟台語歌者葉啟田，是最有條件提高台語文化素質的，但他們都沒有往這條路「打拚」。 但中研院民族所的黃美英覺得吳樂天這樣做「很好」, 因為身為社會的一分子，就應該去參與各種事務；宣揚「堅持本分」的講法，是「隔離政策」。 在急速變盪，各種價值觀紛陳的時代 (有人稱為多元化), 吳樂天代表的本土意識，活像是連載小說，故事還沒有刊完，已經引來許許多多的討論。 將來發展又往那裡去，只待下回分解。

許博允/奏起兩岸文化交響樂的經紀人

台灣人民翹首北望。在政治、經濟、山川文物之外，更有文化藝術，吸引著他們的目光。 「要研究民族音樂與藝術，實在不能不去大陸，」音樂家許常惠深深感到:「台灣所有的漢族音樂、戲曲等，幾乎全是來自那邊，不去做田野調查，與對岸的學者開會討論，學術上沒法完整，也很難進步。」 要為中國文化做紀錄 戲劇界、舞蹈界、繪畫界，都不乏躍躍欲試的人。他們有的想去大陸找靈感、找創作素材；有的想去觀摩對岸藝術工作者的才藝；也有的想把自己創作的成果帶過去，讓「那邊」的人見識一下「台灣產品」的優良。 四十四歲的許博允是淡水人，他從不自外於中國。「人類因族群觀念而產生隔閡，是一種悲哀。」他說。何況海峽兩岸的人民，原是屬於一個共同的族群，歷史、血緣、文化本體都是一樣。「我熱衷世界各國的文化，難道反而不熱衷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文化？」 今年六、七月間，他去了一趟大陸，「去觀察、去感受」, 更加強了他促進兩岸文化交流的信心。「我感覺自己像是舊金山的人去紐約，或是東京人到京都去。」藝術家的心靈可以超越政治時空，他認為政治體制不能構成障礙。 雖然做了將近十年的藝術經紀人，許博允說他最想做的卻是到大陸上去發掘、整理那些遺失了的、忽略了的、或是被埋沒了的民族文化遺產。到雲貴高原、蒙古大漠或喜馬拉雅山麓，去紀錄少數民族的器物與活動。「我要把中國各民族的文化做個紀錄、整理，深入每一個環節和地點，去找尋、去挑選。」他悠然神往地說。 他承認自己並非考古學家:「我的工作可能很粗淺，但總是個開始。」不錯，日本人已經拍攝過「絲路」、「大黃河」等紀錄影片，但「那是日本人的觀點，我們從小在台灣長大，受中國教育，角度當然不同。」 他也瞭解這些工作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而他的財務狀況並不理想:「我希望籌組一個基金會來推動。」 他的另一個願望是把大陸現有的表演藝術團體或兵馬俑等視覺藝術，帶到台灣來，讓台灣的人不只是從書本上認識中國數千年累積的文化，而且能活生生地看到它的實體:「沖淡資本主義的影響，重新定位人文的價值，這才是中國人應有的現代情懷。」他說。 引介大陸的藝術文化，當然不只他所主持的「新象活動推展中心」能做。事實上，禁令還未解除，已經有一些個人或團體在暗中進行此事了。「我們不打算搶第一，」許博允說，政策一旦開放，可以想見會有大量的大陸文化產品湧入台灣，到時候，「只怕沒有足夠的表演或展覽場地！」 超越政治 而膺品或仿冒品的充斥，恐怕也將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許博允自許他和「新象」的角色便是作「專業的過濾」, 以免「壞的冒充好的，好的被當成壞的」, 而破壞市場秩序。 台灣的文化團體如果要到大陸演出，許博允也表示絕對支持，他認為，像雲門舞集和蘭陵劇坊等，是在台灣道個環境中自然成長的，但我們不要自我局限，只說它們是台灣的，「它們其實是二十世紀後期中國的新文化，大陸目前沒有，再過幾年或幾十年勢必會有。」 到目前為止，兩岸的文化交流一直是在零星而狹窄的管道中進行，藝術評論家何懷碩指出，這種不正常的接觸方式，造成雙方很多誤解，「就像瞎子摸象，有人摸到肚子，覺得厚重得不得了；有人摸到耳朵，覺得出奇的薄。」這樣歪曲、錯誤的認識，使雙方都未蒙交流之利，先受其害。 何懷碩預測，大量的大陸文藝作品流入台灣，固然有些人竭誠歡迎，但是也一定有不少本土意識較強的人，由於擔心本土文化受其影響而變質，所以採取排拒的態度。「這當中，便摻雜了政治意識的問題。」再加上兩岸主政者都傾向利用文藝作統戰，更可能導致文化交流的畸形發展。 許博允也承認「文化絕對脫不開政治、經濟、社會...... 等的影響」, 但他堅持他想做的工作是「超越政治，甚至超越民族的」。每當他有機會見到任何一方官員的時候，一定把他的構想提出來。 「政治是短暫的，」他感嘆:「在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中，幾十年算什麼？只可惜每個人的壽命都只有幾十年，看不到更遠的地方。」 從舊文化中找創作素材 作過「寒食」、「夢土」等現代音樂，喜歡從中國舊文化中尋找創作素材的這位藝術家，十年來由於同時扮演藝術經紀人的角色，而引起不少爭議。理想主義與商業色彩在他身上交互出現，有時又似乎互相抵消。但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情卻無可懷疑。談到兩岸文化交流的具體計畫，他逸興遄飛地說:「只要政策開放，計畫隨時可以提出來。」 他無意違反政策，「倒不是怕坐牢，而是被關起來了我就不能做更多的事！」

曾茂興/工運浪潮沖上第一線的司機

兔年除夕前一天，全省字號最老的桃園客運，在年節氣氛中，卻為了八十多年來首次遭遇的罷工事件傷腦筋。董事們開會後，拒絕工會的要求，他們認為這次罷工不會成氣候，頂多只有三、四十輛車子罷駛 (「桃客」共有四百多輛車)。 第二天，市井一片忙碌、只有桃客車站出奇冷清，沒有一輛車子發動上路。 「我也有點意外，沒想到會這麼團結，」桃園客運產業工會常務理事首茂興回想起來，他跟拒絕談判的董事一樣驚訝。 罷工成果豐碩 成果是豐碩的，加班費從每小時的二十元提高到一百一十元，一個月休假五天，比過去多三天。 解嚴後第一宗有組織、全面的罷工事件，就由曾茂興和他的同事一手策畫而成，僵持四天半後，態度原本強硬的資方，還是讓步了。 跟過去的「增產報國」、「光復大陸」一樣，「多元化社會」、「民間力量抬頭」、「誰怕誰」成了時代的口頭禪、沒有人再質疑的價值觀。 在新潮流的衝擊下，出現一群領頭人，他們也許不如華勒沙、西蒙波娃、馬丁路德、金恩，那樣有魅力、有理論，甚至具有宗教式熱忱；他們只是半知半覺被浪潮沖到第一線，像曾茂興。 「我們看大家都出來抗議，又解嚴了，覺得可以試一試，」曾茂興沒有想到這一試，掀開工運歷程中一波波延綿不斷的高潮。 龍年前半年，罷工聲此起彼落，尤其是客運業的罷工聲勢，把工運帶到高潮。從宜蘭、彰化到高雄，全省三十三家客運，幾乎有五分之一鬧罷工，連省營的台鐵、台汽也加入行列。 在連串熱鬧的新聞報導中，曾茂興不是個焦點人物；但在幕後，他卻在這些工運中扮演吃重的角色，成為各客運工會諮詢的顧問。 「大概是因為我沒有一次搞砸過，而且每次都要翻新手法，」他解釋自己受歡迎的理由。 堅持「政治不能介入」 三月，宜蘭客運突然宣布罷工，但太過倉促，不符罷工規定的程序。曾茂興教他們用討債名義停駛，免得違法 (全省所有客運公司均未依勞基法發給司機加班費，共積欠所有司機三十餘億台幣)。 到了最近勞資纏鬥月餘的苗栗客運罷工，曾茂興指出，要不是事先有周密佈署，每一個行動都列入紀錄，通知有關單位，而拒絕不允許武力衝突 (即使是到勞委會抗議時), 事件也不會在「無人被抓進去」的情況下結束。 兩、三張辦公桌，一組矮茶几，沿著牆壁放了好幾把椅子，白色牆上沒有一點裝飾，去年十一月才成立的桃園客運產業工會的辦公室，簡單的可以。小小的空間，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四分五裂，分割得小小的工運組織。 在消費者、婦女、農人等弱勢團體之中，就屬工人的政治性最高，鑑於西方經驗，它也是唯一能發展成大政黨的政治實力團體，難免引起各黨派的關注。 毫無疑問，執政黨仍以生產事業黨部與全國總工會的系統，掌握住最大的勞工資源。但三年前，民進黨名不見經傳的徐美英、王聰松，打敗國民黨對手，分別當選工人團體的國大、立委之後，國民黨已警覺到基層實力的鬆動。但反觀國民黨之外，卻仍未見一股足以一呼萬諾的主流。 該有什麼政治主張？應不應該與政黨結合？手段要溫和還是激烈？這幾個問題把工黨打散、分裂，也使得一些自主性工會無法團結一致。 有三個孩子的曾茂興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底子，唸台北工專的時候，跟教官吵了一架，還沒唸完就被退學。但對於政治與工運的關係，他卻看得很清楚，堅持「政治絕不能介入」的原則。他更自豪的是，一連串的工運都沒有一次武力衝突，那是他費盡唇舌跟各方溝通的結果。 希望爭取勞資平等 「我不需要政客支持，」曾茂興認為那些靠勞工力量踏入政壇的人，不論他們屬於什麼黨，上了台，「沒有一個人真正為勞工講話，都只是為自己」。所以，在桃園客運的產業工會幹部裡，同時有國民黨、民進黨員，也不致影響他向任何黨派靠攏。 他的理由很簡單，政治一介入，事情愈複雜，愈不能真正替勞工爭取福利。 衡諸這些想法，曾茂興自認是個溫和派。他說，工運最後仍要與政治結合，影響決策；但目前最要做的是，提升勞工關心的層次，從個人利益 (加班費、年終獎金), 提升到勞資平等的觀念上。「這要一步步來，」曾茂興的口氣聽起來，是準備長期投入的樣子。 「當初是被兒子陷害的，」曾茂興為了大兒子一句「當仁不讓」, 出面組工會、搞罷工，如今欲罷不能。他太太的公司想組工會，同事知道她先生就是曾茂興時，慫恿她出面，其實是想「拋磚引玉」。 「人在江湖啊，」介入工運近一年，曾茂興已經有了身不由己的感覺。畢竟，站在時代浪潮上的人，什麼時候可以走下來，並不是他自己可以決定的。

黃年/掀起輿論鬥志的總編輯

這個人的圈內形象、評價，像反差極強的照片 -- 黑白分明。 中時晚報總編輯胡鴻仁對他的看法是:「他很誠實，他做他相信的事。」 曾被他提攜過的自立早、晚報前任總編輯陳國祥說他「政治立場可以挑戰；但他的操守、能力無法挑戰」。 「新新聞」的總編輯王健壯，更直截了當地說:「我們都很尊敬他，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他是個對手。」 像口袋裡的錐子 他們說的是剛剛擔任聯合報總編輯，被一些新聞界人士形容為「鬥魚」、「狂熱分子」、「像口袋裡的錐子」的黃年。 光看黃年的外表，跟這些形容詞不易連想在一起。他削瘦，講起話來，也不是那種愈講愈快、眼睛還會發亮的人。 但他的專注 (不論做採訪主任、總編輯，他幾乎不應酬), 能力和鬥志，使得他把媒體所能有的積極性及新聞爭議性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三、四年前，在他統籌下，聯合報猛火烈炮攻擊台灣家電廠聯合壟斷，以內銷補貼外銷的做法，一連十幾天，緊咬不放。各大家電廠商儘管以撤廣告要脅，最後還是向消費者降價讓步。這大概是近幾年，報界這類爭取消費者權益報導模式的鼻祖。 他也是傳播界大開筆仗之風的猛將，多次以採訪主任的身分，跟中國時報互相批評新聞處理和原則問題。這在傳播史上，也是罕見。 政大新聞系畢業、政治研究所碩士，擔任過「綜合月刊」主編、「時報雜誌」總編輯、聯合報採訪主任的黃年，他的創造力，在規畫、督陣和接生了「聯合晚報」後，達到了頂峰。在這個沒有歷史包袱的新生兒身上，他提出對新聞、版面以至管理的新詮釋。 從英國唸兩年書回來後，有人推測他因此吸收了西方報業的養分。基本上，聯合晚報的風格，與美國的第一大報「今日美國」非常接近。像刊頭設計、新聞簡短等。「文字的橫排，其正是一項突破，」政大新聞系教授陳世敏指出。 將新聞重新包裝 「中時晚報在處理上比較「老實」,」中時晚報的採訪主任陳浩說，聯合晚報一條新聞有比較活的包裝，其中標題 (包括兩三句的新聞提要)、圖片 (或表格)、新聞內容，可各占三分之一；而中時晚報的作法，跟傳統晚報一樣，仍以新聞本身為主題。 放眼當今報界，四十歲左右跟黃年同輩的人，可以獨當一面的，也許可以數出一些人；但是，論及對單一報紙、甚至對報團的影響力，卻無人能出其右。 聯合晚報創辦時的運作方式，就是一個例子。 聯合晚報創報時，聯合報的記者在黃年強力調配下，常常出現台灣報業少有的互相密集支援 (他們稱此為雙層巴士); 聯合報記者每天晚上的新聞清單，也要給黃年過目，以便第二天追蹤。就財務而言，黃年可以堅持先奪市場占有率的策略，早期一點廣告都不收，增加新聞數量。這些都是中時晚報爭取不到的資源。 從他十幾年的新聞生涯中，強力領導的作風，不難看出他對媒體的功能和影響力，比較有自成一格的主張。但真正問到這個問題，現在手下有百餘名記者、上百萬個讀者的聯合報總編輯卻露著點迷惘:「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補充，媒體的功能應該還是跟教科書上說的一樣。 在幾年前接受夏潮雜誌訪問時，黃年稱自己是「反政客主義的愛國者」, 經過「江湖」洗煉，受過軍事薰陶，他的愛國方式有時讓人訝異。退出聯合國消息傳出，學生時代的黃年突然從政大的考場中站起來唱國歌；六義士滯韓不得歸，他到韓國大使館門前抗議。 他對政壇學習、觀察的個人成長過程裡，正好目睹「黨外」勢力急驟的凝聚，因此在美麗島事件後，他發表一篇「青澀的革命」, 對「黨外」的作為和黨外人士的性格，提出極為強烈的批判。 受尊敬，也受挑戰 他的剿悍作風，使長官也忌憚三分；他反共、反台獨的鮮明立場，卻也得到聯合報高層充分的政治信任。他也因此常常被一些自由色彩較濃的記者批評:「他將苛責給民進黨，將寬容給國民黨。」 大家都說這是個資源重分配的時代，在這樣的環境下，許多知識分子的確對媒體有額外的要求。他們希望媒體除了傳播正確消息、監督政府、制衡民意、提供娛樂之外，「還要形成共識，」政大法律系教授黃越欽這樣期望。 然而正如卸任經建會主委的趙耀東所指陳，台灣現在是「五代同堂」, 從建黨、北伐、抗日、剿匪到現在，「什麼時代的人及價值觀，同時存在於台灣，很難有一致意見。」 台灣媒體正反映了這種混亂現象。不同主張的新聞工作人員，把媒體和社會的關係弄得更錯綜複雜。挾著受尊敬的能力，和受挑戰的立場，黃年仍是觀察這種複雜關係的一個指標。

張榮發/發起衛道基金會的董事長

已連奪三年世界貨櫃船運量第一的長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最近又雄糾糾地邁出多角經營的擴張步伐。這位「海上之帝」毅然把指揮棒伸向國際空運、觀光飯店......, 又投資超合金公司，使長榮企業一腳橫跨服務與製造業，一腳兼據國際海運與空運。 他雖持續以國際舞台為長榮的競技場，但並沒有忘記同時在出發點 -- 台灣發揮企業家的影響力。今年下半年，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的組織圖上也添新軍，兩個方向有別、意義則一的思想庫 -- 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國際海運政策研究資料中心，相繼進入緊鑼密鼓的籌備狀態。 與辦影響決策的思想庫 大企業辦基金會的例子由來已久，且數見不鮮；但像張榮發這樣，獨資聚合學者專家，興辦影響社會、影響決策的思想庫，倒是首開風氣之先，九月間，北市建國北路上的長榮綠色大樓裡，呱呱誕生了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四十餘位研究員和陸續購進的大批電腦、圖書等設備，使明年初才準備正式運作的思想庫，已暴露在無數好奇的眼光中。 各式揣測風起雲湧。有人從政治層面觀察說，張榮發是李登輝總統的舊識，他必承總統之意設立這個中心。也有人認為，張榮發獨資辦思想庫，這個機構終久會變成長榮的「武器」。另一位參與其事的社會學家則發現，篤信一貫道的張榮發最主要的動力，似乎來自積善、回饋社會的宗教哲學。 坐在擺滿各式獎杯的會客室裡，張榮發 -- 這位從小在基隆海邊長大，創業二十年，便被美國「富比」(Forbes) 雜誌選為世界級富豪的企業主，氣定神閒地解釋自己出資辦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的原委。「這個事情不是政治問題，」他操著一口台灣國話說:「我的出發點是從倫理道德開始......。」 事實上，知情人士透露，真正對張榮發的這項決策產生影響力的政治人物，與其說是李登輝，不如說是經常公開指陳台灣社會功利主義瀰漫，人性道德淪喪的彰化縣長黃石城。 黃石城和張榮發結識三年，兩人因道德理念相投而成知交。黨禁開放後，張榮發力促黃石城出來組黨。「黨部就設在長榮大樓，長榮支持你，全世界都會響應，」他告訴無黨無派的黃石城。 想以道德淨化社會 組黨仍在紙上談兵，黃石城的另一構想 -- 希望卸任後成立一個類似基金會的組織，專門監督評鑑公職人員的表現，站在道德推動者的立場來淨化社會，已先透過張榮發的具體行動，付諸實現。 四年前，曾在六十歲生日茶會上許下宏揚「天道」及吃全素心願的張榮發深信，「道」存在於每一個地方，每個人的行動裡；如果有道，便有反省的力量，做人就會成功。 然而，今天台灣社會不講倫理道德，到處都是是非，若讓人的心性再敗壞下去，經濟不可能健全發展，人生存的價值也消失了，個人的成就還有什麼意義？他很同意黃石城的看法：台灣需要研究一套以倫理道德為靈魂的國家政策。黃石城尚有公職在身，在籌畫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的過程中，只能扮演替張榮發物色關鍵人物的角色。結果他找到經濟學博士、彰化同鄉張瑞猛做執行長，其餘分組召集人，也要求是「年輕、純樸，還沒有受社會複雜人際關係污染」的學者。 三十四歲的張瑞猛初和張榮發見面，對他不提企業經營，而大談社會發展、國家整體問題，以及每個人所應擔負的責任，感到相當驚異。「他用的語彙雖有不同，但思想內涵和我們知識分子十分相像。」張瑞猛形容。 國策研究中心成員每個月有一次聯誼會，張榮發都輕裝參加。聚會中大家和他一樣，用台語溝通。他常告訴參與的專家學者:「這不是挖金的事業，純粹是一個奉獻的地方。我犧牲金錢，你們犧牲時問和腦力，大家一起來把事情做好。」 動機單純想法保守 在金錢的用度上，張榮發的態度相當有彈性。這個中心的年預算約為三千萬左右，不過，他似乎還願意追加。「只要你們認為有必要就花，大概總不至於把我的財產全都花完吧！」一位行政人員引述他的話說。 國策研究資料中心的題材有沒有一定的取向？張榮發十分肯定的表示，將「不管政治的事，而偏重台灣的經濟發展與人心、人性的關係」。 據一位研究中心的學者觀察，張榮發強調的「社會倫理道德」, 跟他的階級利益與宗教信仰一脈相承。例如，當他談到勞工問題，著眼點是：現在的勞工不太講理，投機、想賺大錢，不肯努力工作；勞基法再搞下去，國家都會亡。 這位學者認為，總體而言，張榮發辦思想庫的動機出人意外的單純，想法也趨於保守。然而，有人言之鑿鑿地傳說，國策研究中心要跟官、商聯手的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打對台。 「如果做一點好事情，外面也要生懷疑心，那就沒有人敢做好事了，」個性乾爽俐落的張榮發一語蔽之。

蔡萬霖/掌造錢潮浪勢的企業主

一九八五年。十信、國塑風暴使國泰蔡家聲威掃地。霖園關係企業董事長蔡萬霖刊登巨幅啟事，和國泰企業畫界自保。他雖終以三億台幣襄助國塑清償債務，在社會大眾一片唾棄蔡家的風潮中，顏面依舊不甚光采。 一九八八年。主掌國泰人壽的蔡萬霖以五十六億美金的身價，躋身美國富比 (Forbes) 雜誌全球億萬富豪排行榜的第八名。這位台灣第一金融鉅子同時成為世界上最有錢的華人。在新聞媒體的報導中，他儼然是人奉人迎的財神爺。 導領錢咬錢的趨勢 三年多前，或許少有人能料想到蔡萬霖會有今天。然而，當社會大眾逐漸揚棄靠勞務生財的傳統方式，開始風靡用錢滾錢時，深諳個中三昧的蔡萬霖風光再也難掩。觀察家指出，往後三年，他仍將在錢咬錢的大勢裡導領風騷。 國泰人壽是寡占的金融事業，吸收資金快速而便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幾乎每天都有一億五千萬的保費收入。目前國壽的市價約值一六 0 億美元，跟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商業銀行相當；總資產則接近一千億台幣，幾乎是七十八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的五分之一。 九年前，國泰集團分家，蔡萬霖把十信的經營權讓給姪兒蔡辰男，開始獨掌國泰人壽 -- 這家集團內最賺錢的公司。 他本是竹南出生的農家子，三十歲出頭，才跟著哥哥蔡萬春到台北賣菜，一步步闖出天下。創辦人壽公司是蔡萬春的遠見 -- 他赴日觀摩，在東京菁華地區的馬路上所看到最顯眼的招牌，就是日本生命株式會社，深知這個行業的遠景宏大。長時間來，蔡萬霖一直只是蔡萬春身邊一個吃苦耐勞的好幫手。 蔡萬霖的遠見則是技巧地接下了人壽 -- 這隻會生金蛋的金雞。麾下同時擁有建設、工程公司的蔡萬霖，最大的專長在土地。他利用國壽吸收的資金與國泰建設的業務配合，把資金不斷換成土地、房產。具體的成果是：如今台灣由南到北，共有一 0 九棟大樓鑲有國泰標幟。除自用外，國壽全年可坐享十三億租金收入。 土地的價值更為可觀。二十五年來，國壽持有的土地已增值約一百倍，遠超過目前帳面上的三百多億。在台灣地價這一波的狂飆漲勢中，國壽扮演大力推動的角色。建築業者指出，去年國有財產局標售華航旁邊的一塊土地，國壽以一坪九十萬的價格標得，點燃房地產暴漲的火種。 價值最高的股票 獨掌財務大盤的蔡萬霖，另一絕活是股票。目前國壽的股票在股市中稱王，是唯一每股股價突破一千五百元的上市公司，一位證券商分析，上市公司往往把旗下的股票當做廣告、商譽。蔡萬霖愛面子，自然希望他的股票是全台灣價值最高的，這樣國壽的業務員會更容易拉到保險。 每當股價兇落時，市場人士便隱隱然感覺到蔡萬霖發揮的影響力 -- 總有一股力量支撐著國壽。有些集團要炒作銀行股，就利用比較原則，先把國壽炒遠、炒高，好讓其他股票有上漲空間。 「只要他負責點火維持行情，就會有人願意跟，」知情的證券商說。名下登記有三十萬股國壽股票的蔡萬霖，可說是這場金錢追逐遊戲中的大贏家。當股市一路漲停板狂飆，他每天就可坐賺約一千萬元。 在生意場上，蔡萬霖是出了名的精、準、狠。一位土地代書經驗過蔡家買土地的方式 -- 連中介人的佣金也要想法子分享:「他招招見血，要佔他的便宜，最好死了這條心，」這位代書說。事實上，就連他的子姪輩都不諱言這位「富豪」叔叔斷事的犀利，「就像打蛇打七吋，絕不拖泥帶水」。 蔡萬霖絕頂的精悍，和蔡家其他兄弟頗有互通之處。而他獨到的個性則是特別沉得住氣，不管外界對他如何嘻笑怒罵，他就是能不動聲色。 身兼國壽股東的台泥董事長辜振甫，形容蔡萬霖是一個喜歡孤獨的人。他坐鎮在仁愛路四段國壽大樓第二十八層的五百坪私人辦公室裡，平時絕少參加社交活動，也不接受新聞界採訪，更不出面交涉生意，始終給人非常神秘的印象。 具有相當的號召力 一位中部的銀行家曾經到國壽民生東路的舊址和蔡萬霖簽約。進辦公室時，發現他正對著供奉著許多尊菩薩的大神桌，虔誠的持香默禱。 對國壽一萬七千個員工來說，蔡萬霖本人就是高高在上的神明。為了提高士氣、鼓舞向心力，國壽的一級主管刻意塑造偶像。平時員工見不到蔡萬霖，惟有成為頂尖人物、贏得第一，才有機會瞻仰這位世界級的億萬富翁。 他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國壽每半年及全年，有兩次表揚績優人員的大會。去年底，他首次在國壽大樓的寓所以西餐、銀器宴請全省各單位表現傑出的主管。當任何單位業績打破國泰紀錄時，他都會親臨頒獎。一位展業處經理說:「確實有人很看重這個榮譽。」 在這種場合，蔡萬霖很能講打氣的話製造效果。他重視財富，財富是他經常談論的重點主題。他總是告訴屬下:「追求成功要勤勞。」 他用高薪猛將塑造了一支忠心耿耿的銷售部隊。國壽的業務員中有半數以上年薪百萬。自創辦以來，他已給員工三次入股的機會。至於國壽的年終獎金，幾乎年年都在六個月以上。 「我做大富翁沒有什麼了不起，跟我做事的每個人都能成為小富翁，才是我的驕傲，」他這樣相信。 有人批評蔡萬霖致富的方式是「巧取豪奪」。也有人認為，蔡萬霖所以能有今天的財富，是社會繁榮和國家的寬容所造就的。他的責任，應不僅是使身邊的人成為小富翁。 「如果我是他，我會考慮拿出部分財富，捐一段地下鐵、蓋一座公園，或辦一所平民大學......, 讓取之於社會的錢用之於社會。」一位銀行家說。

朱安雄/發揮政經影響力的民代

出自高雄市選區的二任監委朱安雄、立委吳德美，在二百一十一位增額中央民意代表中，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對夫妻檔。 這對職權橫跨兩院的牽手，每遇會期便天天坐飛機往返台北、高雄。這樣兼程問政八年多來，地方選民雖不盡熟知他們的每一條質詢、每一款提案，卻眼見朱家平地起高樓，事業像滾雪球般愈做愈大，而他們的政治行情也跟著扶搖直上。 目前吳德美是國民黨立委黨部第一位女性副書記長。朱安雄則坐鎮監察院財經委員會，國民黨十三全會中，他並以黑馬姿態躋身中委之列。 目標是高雄市長 身為監察院財經委員，朱安雄經常聲勢咄咄的提案調查國營事業及金融、保險等財經兩部所屬的單位，令當事者畏懼三分。不過，一位親近他的初中同學透露，朱安雄從政的終極目標似乎不只是做口頭施威的民意代表，而是「憑一枝筆、一塊印，便能決定所有事」的高雄市長。 在談及高雄開放市長民選後的適當人選時，年僅四十四歲的朱安雄的確自信滿滿。「我當選的希望一定很大。」他細數市長的條件，除了行政專才、企業頭腦和溝通能力之外，「經濟基礎也不能差，否則容易想入非非。」他特別強調。 觀察家指出，朱安雄從政十六年，再加上吳德美以立委之尊襄助，顯而易見，「經濟基礎」早已是他未來競選的潛在優勢。然而，他不是吃祖產或靠祖業發跡，所以能打下現今的雄厚基礎，依憑的是從政以來不斷發揮的「政治影響力」。 這對夫婦目前擁有股份的產業，包括建築 (振安開發)、遠洋漁業 (富冠水產) 及鋼鐵 (盛餘、安鋒)、金屬 (峰安) 等，一位銀行經理粗估，總資產約在台幣數十億元。 回溯十六年前，朱父任職台鹼公司，朱安雄在台塑做初級會計，高雄水產補校畢業的吳德美則承銷東南水泥幫助家計。朱安雄會踏進政壇，一舉當選市議員，知情人士分析，主要是靠宗族叔父 -- 現任高雄市副議長朱有福棄市議員選省議員時，留下的選票所拉拔。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一位高雄商界人士用「販厝出身、鋼鐵強身、特權護身」形容朱安雄從政後，經濟實力快速膨脹的三部曲。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開監委金牛之風 高雄政壇裡，凡與朱安雄交往過的人，都會對他的精靈、領悟力強，留下深刻印象。曾任市議長的王玉雲，甚至有感而嘆:「這個囝仔精，真是鬥不過。」 據朱安雄自述，因為前鎮朱家是三萬戶的大姓，光復後一直有人參選，他耳濡目染，從小對政治就有所瞭解。他給自己訂下的從政三大信條是：選舉絕不能輸；做事業就要做大；朋友有事要全力以赴。 高雄市議員任內，朱安雄發揮他的會計長才，審預算時常有獨到之處，在同儕中逐漸脫穎而出。那時他做的事業，多半是蓋房子、賣房子的建築生意，因此累積了一些資本。 民國六十九年他違紀 (未被國民黨提名) 競選監委，以十四票高票當選，成為監察院最年輕的委員。一位知情的前任市議員屈指替他計算，他為這十四票所投資的經費約在五千萬元左右，首開監委金牛之風。 在吳德美相繼被國民黨徵召當選立委，並加入財經委員會後，「立委掌預算、監委司風憲」, 他們開始大展鴻圖。 高雄銀行界一位經理指出，這對夫婦最喜歡和省屬行庫打交道。朱家投資興建大樓，一、二樓常用高於市價的價格推銷給這些銀行，「只要兩層樓成交，整棟大樓的成本就回收了。」這位經理觀察。若是買主不夠爽快，身為監委只要聲言抽查銀行的逾期放款，再加上一頂「圖利他人」的帽子，往往就能順利掌握情勢。 外界看來，朱家所做的最高明的生意，當屬盛餘、安鋒二鋼鐵廠。一位鋼鐵業者指出，如果他們真正用心投資重工業，對社會必有正面貢獻，當可嘉許；「可惜他們似乎只對買空賣空有興趣。」他意帶嘲諷地說。 做生意另有法門 以民國七十三年七月成立的盛餘鋼鐵公司為例。朱安雄跟拆船公會理事長許浩然買下籌建盛餘的中古廠房，毋需自掏腰包，很快便超額得到交銀策略性長期低利貸款。成立才二十個月，他就與澳洲 CRA 集團達成合資協議，賣出四九 % 的股權，並由 CRA 指派專人來台接任負責實際營運管理的總經理，董事長則繼續由吳德美兼任。此時，盛餘在經濟部登記的總投資額，擴增為十五億。 七十六年七月，朱安雄和另一股東林義守，又把彼此共有的五一 % 股權，賣出了三六 % 給日商淀川鋼鐵與東棉商杜，全面改組董事會，由淀川鋼鐵指派代表出任董事長。朱家在盛餘的股份，只剩七。五 %。 政治影響力不是特權？朱安雄二度出售盛餘股權，所留下的遺憾是，這家原本聲稱為中國鋼鐵工業技術生根，開發高級鋼板技術成立的公司，終究落入外商之手，而政府原先堅決不准外人握有類似策略性工業過半數股權的規定，也被他一舉衝破。 對於民意代表享有特權的指稱，朱安雄不以為然。「政治影響力不能叫特權，」他辯稱:「政府的法令規章訂得不明確，才會讓特權有機可乘。」 朱安雄從政的下一步是起是落，還沒有人敢下定論，然而他對自己的期許甚殷:「既然走上政治舞台，就不能失敗；落選的滋味會比父母過世還可悲、還淒涼，那時候，連鬼都不願進門......。」

李登輝/鎮穩國策平衡板的總統

當初，還有人擔心他只是虛位元首，會被「保守力量」架空。但從最近半年他親自介入黨政人事重組，恢復蔣經國總統生前一度中止的財經會談 (雖然名稱已改), 以及在執政黨中常會裁定重要政策等許多證據顯示，李登輝總統大致上已逐步掌握造勢所必需的權力與威望。 他的表現，令人想起蔣經國總統逝世時，美國「紐約時報」介紹農家子弟李登輝的一段話:「他毫無疑問是一個政治動物，然而他最高明的一點，是他能做到別人都看不出來。」 正如國策顧問陶百川所說:「李總統在國家是元首，在三軍是統帥，在社會是導師，他擁有高超的名節、榮譽和權力，當然也肩負重大的責任和義務及其他挑戰。」 在兩難中作選擇 而橫在他面前的，例如激盪的政治思潮、微妙的傳統與包袱、綿綿使暗力的派系，正像好多座翹翹板等著他去使力，一旦他在翹翹板的任一方加腳勁，無疑將加快或遏止某種潮流，進一步影響全局。「他與大多數當家的人一樣，永遠得在兩難中作選擇，」一位李總統舊日的官場好友說。 李登輝第一個兩難，也是台灣的兩難 -- 翹翹板的一端是大陸，另一端是台灣，其中交錯著：本省、外省；獨立、統一；中國結、台灣結；「三通」、「三不」等可能影響台灣生死存亡的選擇。 在省籍問題上，今年李登輝在中華民國政府及執政黨內部分別締造了兩項歷史性紀錄：一，他以國民黨主席身分提名中常委，本省籍名額第一次超過外省籍；二，他親自影響這一次內閣改組，本省籍部長人數第一次超過外省籍。 據權威消息來源透露，內閣名單一度本省籍的比例更高，其中原定由彰化銀行董事長梁國樹 (本省籍) 出任政務委員，前國貿局長蕭萬長 (本省籍) 直升經濟部長，經過一番折衝，才改由外省籍的沈君山和陳履安分別出任政務委員及經濟部長。「省籍問題上，李總統推動本土化的趨勢是很明顯的，」一位消息靈通的大報主筆說。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大陸政策五大趨勢 李登輝這項安排，雖然曾令敏感的政治觀察家側目，甚至引起部分外省人士緊張；但以本省籍占了台灣人口八五 % 的比例來看，只要李登輝繼續推動民主化，結果就必然導致本土化。這個趨勢也反映在一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曾在世台會年會中的預言：民進黨將來要面對的國民黨，將是一個「台灣人的國民黨」。 在大陸政策方面，「三不」、「三通」等往日的政治禁忌在經國先生過世後已經支離破碎，總結近半年來執政黨的施政趨勢，李登輝主政下的大陸政策趨勢是這樣的：一，大陸對台政策沒有重大修改以前，絕對不作高層次政治接觸；二，嚴格控制對大陸的經濟依存關係；三，維持強大自衛武力；四，擴大開放民間交流；五，海峽兩岸的問題，用李登輝的話來說，必須要有「一套新的觀念來處理」。 李總統的第二個兩難，翹翹板的一邊是「制度化」, 另一邊是「強人政治」。 以往經國先生擔任行政院長，國家一夕之間成為「內閣制」; 他擔任總統後，似乎又回復到「總統制」。儘管經國先生對國家貢獻甚大，但制度和權力因人而異，正是典型的「強人政治」; 制度不明引起權責不清，也是政治學者屢次批評的焦點。 「制度化」就是李登輝需要主動放棄蔣經國總統生前的一些實權，按法律規定，讓總統的歸總統、行政院長的歸行政院長、國會的歸國會，黨歸黨、政歸政。 從實際措施觀察，李登輝總統是已經放棄掉一部分權力，如調整油價、股票交易所得恢復課稅等，都由部長級發動，而不像過去需要上達總統。 但從李總統對內閣改組的影響力，使「俞內閣」被戲稱為「李登輝內閣」, 以及民間輿論仍然偏好頌揚最高領導人的傳統習性來看，「強人政治」這個人類與生具來的誘惑依然存在。然而，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黃越欽仍然深信「制度化」為大勢所趨，他歸納說:「即使他想做強人，但時代已經不容許。」 國會換血勢在必行 第二個兩難就是國會充實問題。從民間輿論相當一致的觀點來看，加速國會新陳代謝，使議會充分反映民意民力，已經勢在必行。 兩難點在於總統的權力來自國大代表的選票。若執政黨以太猛烈的手段推動老代表退職，釀成不滿，可能會在後年總統選舉時杯葛李登輝，甚至透過立法程序推翻「退職方案」; 但若代表退職推動太慢，社會大眾不諒解，又影響執政黨參與明年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的勝算。 直到目前，李登輝傾向蔣經國晚年主張，讓老代表在優渥的物質條件及民意壓力下自動退職。順著這個方向推算，李登輝促動的趨勢是：民國八十一年，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的權力結構將全面換血，台灣真正進入議會政治時代；民國八十四年，中華民國總統將第一次完全由台灣選出的民意代表所推舉。 自從李登輝接任總統，呈現很大的政治包容性，他接見過社會各階層代表，包括反對派人物。議場裡、街頭上，政治言論大開，幾乎已毫無禁忌可言。 政治包容、行政強硬 另一方面，自從他重組黨、政人事以來，政府施政也遠比過去強勁有力；吳伯雄市長整頓台北市交通；郭婉容部長抗拒金錢政治的議會壓力，鐵腕實施股票交易所得稅；治安單位對越軌及暴力示威行為予以打擊等，甚至錢復、陳履安等在立法院答詢的堅定態度，都印證李登輝總統在內閣改組前的一句話:「政府施政要有氣勢。」 從李登輝總統耿直的個性推斷，儘管他有許多兩難，但憑他的民望及他陸續發表的談話來看，「政治包容，行政強硬」的大方向會慢慢成形；可能成為李登輝第一年任內留給國民最大的資產。

抗議遊行有效嗎?

目前社會上抗議、示威或請願活動愈來愈多，民眾往往捨棄正常溝通的管道，訴諸情緒性的發洩活動。我們是否高估了抗議、示威遊行的效力？在此不妨來談談美國的示威秀，作為參考。示威為贏得注意美國現代流行的政治示威遊行，是六 0 年代民權運動所開創的。在黑人開始街頭示威之前，民權分子也曾爭取立法，企圖改善美國社會中的種族歧視，但是效果與進展很小，於是黑人改變策略，發動示威遊行，遍及全美。遊行與警察的鎮壓使暴力衝突節節升高，震驚了美國人民，終於使得一九六四年及六五年的民權法案得以通過。所有政治性示威的目的只有一個 -- 贏得大眾傳播的注意。如果利益團體發現自己陷於不利的地位，就自然希望引起衝突和注意，以便訴請改善自己的待遇。但是示威衝突的效果如何呢？美國學者夏史耐德 (E.E. Schattschneider) 認為:「每一個衝突的結果如何，是決定於觀眾參與衝突的程度而定。」利益團體走向街頭的原因是，他們認為不這樣就沒有人會聽他們的訴求。他們認為抗議、示威可以引起大眾注意，因而促使政府修改政策。但是根據美國的經驗，引起注意只是遊說立法、修改政策的第一步，不採取其他行動，示威抗議很少能獲得成功；示威抗議要配合其他遊說策略，遊說立法才有可能獲得結果。由美國的經驗顯示，黑人民權分子當年發動示威遊行時，已預見群眾會與警察衝突，金恩牧師在設計阿拉巴馬示威抗議遊行時，有意引起美國民眾對暴力的厭惡。當電視報導警察攻擊手無寸鐵的黑人群眾時，全美國的觀眾都看到那些恐怖的畫面，使當時的示威遊行迅速轉變成善與惡、正義與不義、美國主義與種族主義的鬥爭，黑人的處境於是受到很大的同情與支持。遊行難獲成功美國的利益團體很少因示威遊行而獲得成功，黑人民權運動的成功是個例外，因為民權活動的暴力會引起同情，在法庭上種族歧視的規定也很難獲得支持，由於這些因素，美國國會為消除種族歧視的立法終能獲得通過。民權示威抗議遊行的成功，使各種利益團體以為抗議示威的效果很好，當公民團體認為沒有管道可以向決策人士溝通、反映時，會以為抗議遊行可強迫大家注意其要求。戲劇化行動從美國的經驗來看，因為抗議遊行太普遍、太頻繁，以致其效果愈來愈打折扣。今天在美國只有舉行特大型的示威抗議遊行才能製造一點新聞價值，利益團體由於不容易召集到數千人來集會，於是開始使用戲劇化行動來吸引人注意，例如駕駛拖拉機開進華府市區，或把牛群趕到華盛頓紀念碑旁草地上 (見附表)。但是不論示威是如何地引人注目，如沒有其他遊說立法的行動配合，這種表演效果是不大的。一般來說，示威及抗議遊行與電視報導有重要關係，如果電視新聞上報導得多而且有利，則可以加速散布一項運動的範圍；如果報導得少又不利，則可以促成一項運動的消失。但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只憑示威、遊行而沒有其他行動配合，則效果很小。任何利益團體在政治上追求其目標及利益，必須要有接近政策決策人的管道，此一管道也許是與立法者直接的談話，或間接地透過各類助理人員表達意見，或以廣告方式訴求，影響決策人及公眾。總之，要修改法案、影響立法或改變規定，必須備妥有力的資料，將自己的願望變成立法或法律的具體言辭，提供給國會或政府單位，才有可能順利達到目標。(劉青雷為遠見讀者)

書粹:被中共俘虜的日本

日本國際關係著名學者中島嶺雄教授對日「中」關係一直有很獨到的論點，頗能得到日本國民的共鳴。 日本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目的何在？十五年來日本究竟得到了什麼？日「中」友好條約對日本的影響是正還是負？在他最近的一本著作「被中共俘擄的日本」一書中，都有詳細的分析。 本書共分九章，大約十萬字。 書中首先指出的是，日本國內到目前為止一共出現了三次「中國熱」。第一次是七二年美「中」接近，日「中」建交時；第二次是七八年日「中」締結友好和平條約時；最近的一次則是以外交為看家本領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八四年訪問大陸時，在北大以「面對二十一世紀」為題演講，同時成立「日中二十一世紀委員會」這段時期。 三次「中國熱」 這三次「中國熱」都沒有真正為日「中」關係帶來任何成長，完全是雙方都在高唱「日中友好」之下的一種假象。中島嶺雄指出，日本與中共之間是一種「幻想的國家關係」, 其基礎相當脆弱。 八五年十月十八日，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日「中」二十一世紀委員會上提出「發展中日友好關係的四點意見」, 其中第三點為「兩國政府與兩國人民對兩國政府簽訂的中日共同聲明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應嚴格遵守......」。 這種觀點是出自中共這種社會主義國家特有的人民觀。作者認為，中共首先必須認清日本國民與日本政府並非一定站在同一立場。中國大陸並無所謂的「民間」, 但是在日本，民間與政府則分得非常清楚。 日本政府的代表或外務省的高級官員或許受到「日中共同聲明」與「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的拘束，但是「民間」的一般日本國民，基本上有不受拘束的自由。胡耀邦卻要求日本國民對雙方政府的約定「嚴格遵守」, 這有很大的疑問。 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日本與中共締結「和平友好條約」, 這項條約只規定十年間有效，對條約修訂或延期並無任何規定。 作者認為這項限期十年的條約具有很強烈的時事性格，能否解釋為「若無任何預告，條約得繼續延長」確有疑問。既然是時事性格強烈的條約，今年正滿十年，但是雙方均無任何外交交涉的動向，毋寧是很奇怪的事情。 和平友好條約問題多 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的問題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霸權條款」。 條約中雖然明言「「霸權條款」非指特定的第三國」, 但是外交本是一種「認知遊戲」(perception game), 就算未指明特定對象，任何國家自認為是條約所指的特定對象，立約國再作解釋，也沒有用。 例如蘇聯因此認為日本與中共在圍堵它，而開始在日本北方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導致日俄關係惡化。這就是日本政府為了倒向中共，所要付出的代價。 美國、日本、中共聯合牽制蘇聯才不久，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就不斷改善，中共反過來大罵日本是軍國主義。條約締結的時候，北京到處有地下戰壕，中共向日本的解釋是要對付蘇聯，今天再到北京請求參觀地下戰壕，已經少有人知道什麼是對付蘇聯的戰壕。 日本基於經濟理由，看好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急於與中共修好。事實上如何呢？日本去大陸投資發生糾紛而損失的金額已高達一千多億日圓，一切的糾紛，問題都出在中共。事實上，日「中」的經貿關係因為雙方產業構造的差距很大，又不能互補，已經無法擴大。 本世紀結束前，日本的國民平均所得將超過二萬美元，中共的經濟現代化政策順利的話，國民平均所得到時候充其量也只有一千美元。中華民國則可達到一萬至一萬三千美元；韓國為八千至一萬美元；新加坡、香港也將達一萬美元。 同樣屬於儒教文化圈的中共，顯然非常落後，日本必須覺悟：今後與中共的外交、經濟關係將更加險惡。 日本人的幻覺 從萬里長城的高處放眼一片沒有止境的大地，心裡想著中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任誰都會對中國肅然起敬，日本人往往把這種心理投射在中共政權統治下的社會裡。 萬里長城為紀元前秦始皇時代的建築物，與中共社會的現實扯不上任何關係，絲路的偉大也是同樣的道理。但是日本卻因此對中國大陸市場產生幻覺，這是日本人對當今中共政權根本上的認知錯誤。 由於日本向中共一面倒，中共能夠很巧妙地玩弄日本於股掌之間。例如美國的銀行可以在北京、台北兩地同時設立分行；日本的銀行則只能「獲准」在大陸設置分行；而日本在大陸的銀行，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什麼業務可言。 最近日本報紙大幅渲染中國大陸開放「股票市場」, 看來好像中國大陸已經走向資本主義。仔細探究，這只不過是由大陸的農民出錢組織農會、發行股票而已，並非中共准許證券自由交易。這又是日本對中共缺乏認識的證據之一。 光華寮問題 日本的性急外交向來聞名，為了急於與中共「正常化」, 對中華民國棄之如敝展，但是日「中」建交十五年以來，許多問題終於陸續暴露：教科書問題、靖國神社問題、防衛費問題、清津漁船事件、以至最近的光華寮問題。由於日本對中共的軟弱無力，中共一口咬定日本是軍國主義復活，是製造兩個中國，違反雙方共同聲明。 以光華寮問題為例，光華寮是中華民國政府在民國三十九年購置的留日學生宿舍，四十一年申請辦理所有權登記，五十年辦妥登記。民國五十六年文化大革命時為中共留學生占住，所有人中華民國國有財產局向日本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中共學生搬離。 長達二、三十年的光華寮訴訟案目前在最高法院審理中。其間京都地院及大阪高院均判決所有權應屬中華民國。 最重要的一個判決理由是:「中華民國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一直到目前仍然持續性地、排他性地支配與統治台灣及其周邊諸島及人民......」。 在國際法上，中共在政權的繼承，很顯然是「不完全繼承」, 況且光華寮並非中共國家權力的象徵或是行使國家權力的場所，而是民事財產，本案「純屬民事的法律爭執」。 中共對這個判決有兩點批判：第一，光華寮訴訟案是以台灣 (中華民國) 為訴訟對象，同時判決所有權屬於台灣，此為「兩個中國」的陰謀，違反友好條約及共同聲明。 第二，光華寮案判決背後有一股軍國主義的暗潮，反映日本政治軍國主義復活。 這兩個論點都是中共對日本的單方面斷罪。 中島嶺雄認為，中共在光華寮案中批判日本，並且施加壓力要求日本政府運用政權干涉司法權，主要是因為：中華民國在日「中」外交上雖然不存在，但事實上，中華民國屹立不搖與日本的貿易、經濟、文化、人民的各種交流關係密不可分；在國際上，是世界第十六大貿易國、外匯存底居世界第三位，(編按：去年我國是世界第十三大貿易國，目前外匯存底居世界第二位。) 台灣的急速茁壯讓中共感到焦急。 日本的「朝貢外交」 台灣的人口雖然不到大陸的五十分之一，但是與日本的貿易額則高達一二八億美元，與大陸相匹敵，因此中共要運用任何機會來打擊中華民國。 中島嶺雄強調，日本不應該再睜眼說瞎話，對中華民國的關係，應該提出某種形式的法律措置。事實擺在眼前，在台灣與大陸之間，日本採取等距外交，對日本只有利而無害。 本書對日本的「朝貢外交」有深刻的批評。過去「美國一打噴睫，日本就感冒」, 已經不流行了，現在流行的是「中共一發火，日本就發抖」。 例如鄧小平說日本內閣以官方形式到靖國神社祭拜是「軍國主義復活」, 當時的中曾根康弘首相連忙向中共謝罪；鄧小平又說光華寮是「製造兩個中國」, 日本政府又立刻借一千億日圓給中共。 日本外務省前次長柳谷謙介對鄧小平一再干涉日本內政終於忍無可忍，指鄧小平是「雲上的人」, 意思是「老糊塗」。這種仗義執言的行為居然丟了烏紗帽，外務省最後還是向中共道歉了事。 中島嶺雄指出，包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內，安倍晉太郎、宮澤喜一等人都以能會見鄧小平為榮；現在自民黨政調會長伊東正義 (日「中」議員聯盟會長) 居然公開發言，認為日本政府應該就光華寮案向法院講幾句話，進一步不惜前往大陸晉見鄧小平。 放棄對中共的幻想 日本的政治家，少的是如此，老的也一樣。大家都期望為日本與中共之間的問題鞠躬盡瘁，而且均以拜見鄧小平為畢生光榮，大有不見鄧小平就沒資格擔任日本首相的心理。一言以蔽之，這是日本的朝貢外交。 中島嶺雄結論中強調，期待中共政權「西側化」無異是一種幻想，就算中共在大陸採取「重點西側化」, 也不可能放棄社會主義。放棄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於滅亡，任何開明派的中共領導人都不會走向這條道路。 在經濟上，就算中共的四個現代化全部成功，到本世紀結束前，國民平均所得僅有一千美元，這還只是一個「目標」而已，時間越久，中共與其周圍國家的經濟差距越大，大陸的未來只有一連串的失望。 環顧日本與中共的關係以及展望亞洲太平洋時代的到來，日本只有採取現實而且抬頭挺胸的外交政策，別無選擇餘地。

林昭亮:好老師比好學校重要

問：你這一生最得意的事情和最不愉快的事情是什麼？答：最得意的還是能夠站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舞台，能夠被世界樂壇認同。像上 Ovation (「歡呼」, 編按：是美國著名的音樂雜誌) 這樣雜誌的封面，或讓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做特別報導，這都是很難得的。因為世界上多少音樂家、小提琴家都在擠最頂尖的幾個位子。 這一生要做演奏家 我一生還是要做演奏家，我現在已經做成功了，等於是最愉快的事情。 還有灌唱片也很令人愉快，我從小到現在都喜歡搜集唱片，現在能夠看到自己的唱片出來，而且看到其他的雜誌給予好評，那真的是很快樂。 最不愉快的是看到報紙上評論不公正，不過那是以前，現在不管了。 問：你經常幫中國人或亞洲的機構義演，前一陣還為「亞洲協會」義演是嗎？.(亞洲協會 Asia Society 在美國是相當著名的組織，推行亞洲文化不遺餘力，在每一州都有分會) 答：那場演奏有個很好的現象，就是很多在紐約做事年輕一輩的，所謂的雅痞華人都來了。 我蠻滿意的就是，這些人很多是在美國出生的，或是從香港、台灣來的年輕人，他們都是在搞法律、搞華爾街金融，沒什麼接觸音樂。他們因為我的關係來聽演奏，我趁這機會給他們介紹一些古典音樂，他們也讓我認識了中國人的另外一面。我在這次義演中認識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在法律、金融方面有專長的年輕一代中國人。 問：你為什麼時常義不容辭的幫忙義演，你的看法和作法如何？你如何決定替那個團體義演？答：我覺得義演是一個演奏家在社會中能有所貢獻的機會。像以色列建國前後，有多少藝術家、音樂家在以色列、美國為他們義演，把所有演奏會的收入都拿來幫助以色列培養他們下一代的人才。所以如果中國人在美國發展的一些團體，真的能對推展藝術或培養當地中國人才有所貢獻，我是不會拒絕替他們演奏的。 如何決定替什麼樣的團體特別演奏？我希望這團體不光是對一個地方的中國人有幫助。這團體不光是幫助台灣，也許包括中國大陸、香港等其他亞洲地方，只要是中國人 -- 對我來講這是很重要的原因，因為我覺得做為一個中國人，不能因為政治或地理上的因素，而只為一個地方的人幫忙。 對小留學生的忠告 問：你一年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旅行、演奏，除此之外，你如何安排你的生活？答：像我在旅館待膩的時候，就打長途電話找朋友聊天，或是去找當地的朋友。很多城市我都是去過兩三次了，也認識了一些朋友，每次去更熟點，可以打發很多時間。 我喜歡打網球，也藉著打網球的機會認識很多好朋友。 問：最近你演奏的作品範圍越來越廣泛，也涉獵到近代的作品，你比較喜歡那個時期的音樂作品？答：我現在是想朝二十世紀的音樂上發展。因為我覺得莫札特、貝多芬的作品我幾乎都演奏過，十九世紀較標準化的樂曲我都拉過，也灌過唱片，但二十世紀很多很偉大的作品不但是一般人較少拉，而且也值得演奏，觀眾還沒有聽膩，所以我很喜歡朝這方面發展。 另外就是十七世紀的作品，我也想演奏。 問：你從小就以資賦優異兒童的身分被送到澳洲進修，後來又到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學習，台灣近幾年也有很多小留學生，你能否以自身的經驗，給予有志出國研習音樂的年輕人一些忠告？答：依我自己的經驗，出國是可以，但台灣以外的音樂院不見得特別好，不要覺得到美國來了，不管上那個學校都可以出頭。 即使在美國或歐洲，一些最好的音樂學生都是集中在一兩個學校之內。這個現象是因為要做一個好的演奏家，必須有名師指導。每個人都集中到茱莉亞學院，這個學院好是好，但還是要靠你個人的指導老師；如果你光靠茱莉亞學院，但你選擇的是二流老師，到頭來也不見得有多少進展。所以我個人覺得選擇老師要比選擇學校重要。 美國很多大學，甚至連哈佛或普林斯頓大學的音樂教育，都非常注重理論上的討論，但對實際上的演奏法不怎麼重視，所以即使上這麼好的大學的音樂院，也不見得能夠出頭。 天賦最重要 出國是一條可以試的路，但我想沒有這麼簡單，很多音樂學生到美國來，連吃飯都有問題。 出國前必須要知道，如果拿音樂當成一個職業性的訓練，要吃很多苦，因為在美國不光是做一個獨奏家很難，有時甚至連進一個很好的樂團做團員都很難。 像每個人都想進茱莉亞學院，可以想見茱莉亞的人才多好；但是茱莉亞的人才和職業水準比較的話，還要差一截，因為進職業性的演奏圈子裡，觀眾對你的看法、水準要求非常高。我很難從幾句話中表示出這競爭性有多厲害。 我覺得如果沒有天賦的話，實在很難練得出來。所以要出國學習音樂的學生，必須要對自己的能力很有把握，還要下很大的決心。 問：台灣今年舉行第一屆世界性的小提琴比賽，卻沒有請你回國當裁判，你的看法如何？答：我個人是覺得有點驚訝，台灣第一次舉辦國際性的音樂比賽，沒有邀請我參加。但我以前幾次回台灣就是這樣，我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回台灣，大概六、七次了，但每次除了職業性的做一兩場演奏，開幾次記者招待會之外，對音樂教育而言，我覺得我一點貢獻都沒有。 我去了大陸兩次，每次去，當地每個大城的音樂院都請我開課，和當地的老師、音樂教授開座談會，和他們交換經驗，分享國外的知識。但台灣從來沒有一個人和我講過，要我去開一門課或是和學生講點話，聽聽學生演奏，給予一些評語，談談國外的情形等，從來沒有，根本一點興趣都沒有，我覺得非當可惜。 問：對台灣的音樂教育，你有什麼建議？培養人才很難 答：建議很難講，因為我多少年沒有回台灣了。 我覺得培養年輕的人才很難，尤其在升學考試的壓力下，像以前我很多拉得非常好的同學後來都放棄拉琴，很可惜。 師資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要有好的老師，下幾代的音樂水準才可以被提升起來。 小時了了大更佳 二十多年前的新竹光明新村，一個兩歲的小男孩拿著兩根筷子，一根當提琴，一根當弓，一邊鋸來鋸去，一邊傾聽著隔壁鄰居傳來的琴聲。 今天，男孩已是二十八歲的國際知名小提琴家，巡迴在各國的音樂大廳，手持價值美金三十三萬餘元的名琴，笑迎全場持續三分多鐘的掌聲。 風靡世界樂壇 多年來，林昭亮圓圓的驗龐上一直掛著爽期的笑容，隨著純熟動人的琴聲，風靡了世界樂壇。 「紐約時報」的樂評家讚譽他為「年輕一輩中難得的天才」、「充分瞭解並掌握作品內涵，他的表現因而絲絲入扣」。 而林昭亮對演奏的感受是:「演奏者表現得出色的樂曲，必須是能熱愛感動的作品，如果演奏者自己都不感動，又如何能激揚聽眾亢奮的情緒？」 具有強烈的音感，是林昭亮自幼即讓父母和老師印象深刻的異稟，能夠達到和觀眾水乳交融的境地，則是音樂界津津樂道的林昭亮魅力。 十七歲，他在西班牙以最年輕的演奏者身分贏得蘇菲皇后國際音樂比賽冠軍，自此躍登世界樂壇。。決賽中，觀家長達十多分鐘的如雷掌聲，使林昭亮不得不在演奏以後五次出場答謝。 隨著這場比賽而來的在西班牙各地馬不停蹄的十四場演奏，被林昭亮形容為能音樂生涯中的重要轉捩點。 「十四場仗打下來，我從一個十七歲的孩子，變成一個十七歲的大人。」他道出了音樂家必經的磨鍊，一連串精疲力竭的表演，經歷過身體和精神雙重飽和壓力之後，他學會了堅韌，也瞭解到觀眾的心理。「身為一個職業演奏家，就有責任表現最高的極限，有責任滿足聽眾的欣賞要求。」林昭亮體認到。 直到今天，儘管已獲得極高的音樂表現肯定，林昭亮「在一拿到節目程序表時，還是會有點擔心達不到演出水準。」今年元月號美國音樂雜誌「歡呼」(Ovation) 在以林昭亮為封面的報導中如此描述。 要求自己全力以赴，並且把歡樂帶給聽眾，使林昭亮在世界樂壇一路平步青雲。十二歲以音樂資賦優異學生身分到澳洲進修，十五歲隻身帶著不到一千美元入學美國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十多年的海外奮鬥，他不但成為深受歡迎的小提琴家，也贏得了許多的國際友誼。 擁有樂迷俱樂部 在「歡呼」音樂雜誌藝街評論家賈浦遜介紹林昭亮的專文中，特別提到他快樂的性格和隨和的人緣，為他贏得許多友誼，這也是他音樂造詣之外的又一成就。 在歐美，時代雜誌贊許他為三位達到世界一流水準的東方音樂家之一；在日本，能擁有熱情的樂迷俱樂部，成員曾追隨他跑遍大半個地球；在台灣，他曾在罐頭音樂雜誌的問卷調查中，獲選為愛樂者心目中最受歡迎的中國音樂家；在中國大陸，健和青年鋼琴家李堅的上海合奏會，吸引了一萬名聽眾，盛況空前。 一年大約有一百場音樂會的林昭亮將在十月底回國演奏，去國多年，他希望帶回來的不只是琴聲，還有對國內音樂教育的關懷和建議。

別嘲笑中年男人

表面看來，人生的路走到中途，一切似乎都應趨於平順穩定。其實不然，有一種叫做「中年危機」的惡魔，正在這段路上伺機出擊，而男人特別容易受害。 專家指出，男人的中年危機是一份深重的憂思，原因是他們體會到歲月無情，時不我予，少年時代的夢想很可能要與鬚髮俱老，齒牙同衰了。 怪異舉動出現 在這強烈情緒的啃嚙下，他們很可能會有一些怪異的舉動。身為他們妻子的女士們要注意了，因為婚姻往往因此受損，等到丈夫的中年危機結束，婚姻恐怕也已千瘡百孔了。 要讓損害減至最小，太太們必須 (1) 認出丈夫的危機警訊；(2) 瞭解背後的意義；(3) 有效應變。 其實，只要耳不聾，眼不瞎，男人的中年危機是很容易認出的。開始的時候，是他周圍的人忽然改以敬語稱呼他，例如「某公」、「某老」, 或者本來被稱為「小陳」的，現在改稱「老陳」了。 接下來的情況可能是這樣：在一個平凡無奇的早晨，這位先生氣急敗壞的從浴室衝出來，對太太吼叫著說:「家裡的體重計一點都不準！」這天早晨起，他不再以咖啡、奶油麵包作早餐，他說他要吃纖維質含量高的東西，而且纖維質愈多愈好。 當晚下班的時候，他帶回一套新買的運動服和慢跑鞋，第二天天剛破曉便穿戴起來。太太瞇起惺松睡眼往外看去，正看到他精神抖擻地從窗外跑過。這晚，他向太太宣布，今年的度假計畫改變；不到海邊去懶散地曬太陽，而要去攀登一座高峰。 傾全力抗拒衰老 另一種跡象可能是：從來不費心注意自己外表的他，忽然攬鏡自照良久，觀察之仔細，料想伊麗莎白泰勒亦不過如此。他甚至檢視牙齒，計算頭髮數量 (當然所需要的時間愈來愈少了)。 過去，太太若不慎遺失汽車鑰匙或皮夾子，做先生的多半很有風度地閉緊嘴巴，現在呢？他恐怕忍不住要口出惡言了。 上班前，他搜遍衣櫥，緊皺雙眉，嘴裡嘟嚷著「乏味」之類的話，又說他的衣服簡直像是給八十歲的老阿伯穿的。不久，他便買回各式新襯衫，設計之新穎，讓太太幾乎想問他是不是換了職業，例如不再當律師，而改行去做黑手黨的殺手了？他穿上其中一件，還把鈕釘解開到胸口。 上述諸徵候，都在說明這位男士正傾盡全力，抗拒他日益衰老的事實。他或者致力強身，或者著重修飾，目的無非想抹去歲月的痕跡。肚皮的些許膨脹、肌肉的略嫌鬆垮，都讓他意氣消沈，喪失自信。他意識到自己天年不遠，而且此一事實的可怕程度遠超過以往的想像。 這時候，做太太的千萬要記住，先生的某些怪異行徑其來有自，不可苛責。例如，他如果因為擔心餐廳的食物膽固醇含量太高，而不願與妻子出外共度一個浪漫的夜晚，太太便不該使出激將法，說他是覺得太太拿不出去。同樣的，如果他要求太太做點清淡的菜，太太也不可趁機消遣他。 太太要常常提醒自己，家裡的那個男人面臨難關，需要的是她的支持，而不是訕笑。做他的精神支柱，鼓勵他去打網球，告訴他那些花襯衫挺不錯的。若他真的顯得年輕煥發了些，為他喝采。太太甚至可以陪他去做運動，免得他因運動而產生一段婚外情。 容忍要有底線 偶爾提醒他，世上儘多精力充沛、幹勁十足的老人，例如雷根總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等。撒個小謊也不妨；告訴他今天的他比當年初遇時還要性感，而前額寬廣之後，他看來更睿智了。 當然，容忍是有底線的，穿花花綠綠的衣服可以，可不能結交年輕女友。 男士的中年危機終會過去，經過太太的這番示範，不久之後，當太太面臨更年期危機時，先生會知道該怎麼做的。等到兩人的危機都安然度過，兩人該考慮如何安排退休後的生活了。也許一起去學打高爾夫球，那不是很值得盼望的金色黃昏嗎？(改寫自 New Woman)

台灣漫畫的連環畫

「我第一次看到的漫畫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今年五十四歲的漫畫家劉興欽說。當時是民國三十三年，台灣光復的前一年。盟軍空襲，小學三年級的劉興欽和玩伴爬上山頂，看著飛機呼嘯而過，這群打赤腳的頑童邊喊邊揮手向飛行員打招呼。突然，機群投下紙張片片，孩童們撿起一看，上面書著日本軍官模樣的南瓜大尉，還有如小鬼子般委屈的台灣小兵。「哇！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看的東西。」盟軍攻心戰的宣傳單，卻讓台灣鄉間學童「大開眼界」。以漫畫做政令宣導這是「阿三哥與大嬸婆」漫畫作者劉興欽的童年經驗。經驗的背後，透露出漫畫和台灣最早的兩種關係：漫畫被當做宣傳的工具；台灣缺乏屬於自己的漫畫。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遷台，在台灣幾近空白的漫畫園地裡添上幾筆色彩，先是延續抗戰時期遺風，以漫畫做政令宣導；接著是連環圖畫出現，市井間隨處可見。如同台灣在整軍建設一般，不斷崛起的漫畫家也在十年間粧點出台灣漫畫第一個鼎盛時期。「那時候，漫畫可以教人怎樣種田。」現年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對漫畫鼎盛時期猶有印象。從三十八年到五十年左右的台灣，正是一個物質和精神層面都亟需補充的環境。政府在報章上運用漫畫教人如何增產報國、改善生活。在缺乏書籍和消遣的精神生活上，漫畫則扮演了平民最大精神食糧的角色。「我們的飛揚浪漫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夢想便在這裡慢慢成形。」作家林清玄提到童年在連環圖畫中尋得超然忘我。漫畫家廣受歡迎漫畫家也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從大陸來台的梁中銘、梁又銘、牛哥等或鼓舞政治士氣，或批評社會病態；台灣本省孕育的如陳定國、葉宏甲、劉興欽等或描繪歷史人物，或寓教化兒童於故事中，皆廣受大眾歡迎。根據民國四十二年一項調查統計，當時全省共有二百五十七家雜誌，三分之一是刊有漫畫的。街頭上，連環漫畫只租不賣，彷彿今日熱門的錄影帶生意；而「小孩流連租書店，就和現在青少年愛去 MTV 一樣」。五十多歲的劉先生如此比較。那十幾年的漫畫景象，反共抗俄和從軍最樂是常見的主題，「這是對危機時代的因應，因為當時的台灣正面臨中共的軍事威脅和國際間姑息主義的侵蝕。」兩個大學女生看了五 0 年代的漫書後，如此記錄下來。台灣這段漫畫鼎盛時期造就了「從小看漫畫長大」的一代，而這一代，正是目前台灣社會的中堅分子。和亞洲協會合作編纂台灣漫畫及社會變遷的世橋顧問公司負責人顧卓雄，為這個時期下了註腳:「漫畫對台灣政治、經濟和農業發展頗有貢獻。」諸多禁忌但他也發現到，儘管漫畫廣受歡迎，但早期的漫畫家卻很少以從事漫畫工作為榮的。因為：一、待遇有限，不能長期的賴以養家活口；二、發展有限，尤其是在戒嚴的陰影下，很多題材不能碰；三、並沒得到應有的社會地位。顧卓雄的發現，也正點出了漫畫由盛轉衰的部分肇因。極盛時期的氾濫，已使漫畫面臨良莠不齊和「讓小孩不能專心唸書」的批評；民國五十年後，更遭到層出不窮的打擊。政治陰影下的敏感，令不涉及政治題材的漫畫家也難逃騷擾。以「諸葛四郎與真平」聞名的葉宏甲就回憶到，他曾依照台灣民間故事畫了「動物音樂團」, 其中有隻老牛感嘆「年紀大了，不中用了」, 結果被一位老兵一狀告到警察局，指控他諷刺老兵沒有用。「中國人對漫畫太敏感了，我乾脆改畫古裝故事，不畫時裝的了。」葉宏甲嘆了一口氣。擅畫「大嬸婆」、「小聰明」等鄉土素材和科學教育漫畫的劉興欽也有因把畫中小流氓用了個權威人士的姓氏，而被找麻煩的經歷。在當時氣氛下，「養成我校對對白時，不但要直著校，還要橫著校。畫國旗時也要算好幾次，怕十二道光芒少了一道就慘了。畫人物畫完了還要問問別人，看晝得會不會像某某人......。」劉興欽對這些忌諱記憶猶新。民國五十四年，國立編譯館開始漫畫審查制度，更是對台灣漫畫發展的一大致命傷。國內漫畫出書要先送審，而且律令千條，「牛「鳴」要寫成牛「哞」, 不能寫倒「霉」, 要寫倒「楣」, 連漫畫人物的手勢動作都有限制。」以「牛伯伯打游擊」等作品膾炙人口的漫畫家牛哥翻著編譯館當年頒布的禁令說。時不我予，紛紛轉業「柏楊還因為漫畫坐牢呢！」牛哥夫人馮娜妮道出一段「漫畫獄」。民國五十七年，作家柏楊正為中華日報家庭版譯介「大力水手卜派」漫畫，稿源由美國金氏社供應。元月三日的漫畫內容是敘述卜派父子在一個小島上建立王國，互相競選總統，不相推讓。結果就因這漫畫為導火線，柏楊被扣上「侮辱國家元首」的大帽子，被捕入獄。 政治的壓力，社會的禁錮，國內漫畫界已是「時不我予」, 幾乎陷入谷底。漫畫家紛紛轉業，新起的漫畫人才也因生機已斷，「有的改畫廣告招牌，有的賣菜去了。」牛哥痛心的說。「台灣漫畫出現了一個大斷層。」關心漫畫的人都喟嘆。這斷層一陷，就是將近二十年。往後的歲月，日本連環圖畫盜譯本大批走私進口，以數量眾多和煽情取勝，壓倒國內漫畫界。科技產品的更新也讓漫畫無招架之力。收音機、電視機成為居家良伴，電動玩具引走孩童興趣，漫畫書在消遣娛樂的角色裡頓時光芒大減，乏人問津。直到民國七十年後，方出現了轉機。先是牛哥等漫畫家在七十一年發起「漫畫清潔運動」, 指出國光編譯館的審核不公，不該放任非法的日本漫畫低俗害人。接著幾年，報章雜誌重新重用漫畫家，漫畫逐漸成為和文字並駕齊驅的媒體利器。題材和創作方式多樣化，正如同八 0 年代的台灣，熱鬧繽紛，在擾亂中尋找秩序和潤滑劑。民國七十年前後相繼崛起的漫畫家，正是在漫畫斷層期間成長的一代，如今，憑著他們對時代的敏感度和社會的逐步開放，紛紛以畫筆攫獲了前所未有的廣大讀者群。報費雜誌推波助瀾 CoCo (本名黃永楠) 的「二馬」, 魚夫、羅慶忠的政治漫畫，經常讓知識分子發出會心一笑，升斗小民也時感共鳴；朱德庸的「雙響炮」、老瓊的「蔡田開門」, 表達了現代家庭的心聲，以及雅痞和單身貴族對社會、生活的態度；敖幼祥的「烏龍院」重現漫畫老少咸宜的魅力，甚至搬上螢光幕；蔡志忠的「莊子說」一系列古籍漫畫，開創漫畫另一個表現天地，持續暢銷書排行榜榜首，逼得大型書店不得不闢出漫畫專櫃；蕭言中的「童話短路」則風靡了青少年和學童，甚至還將漫畫和劇場結合，做多元化的發揮。我需要一個時代這般豐富燦爛景象的背後，顯現的是台灣報社媒體的力量，和民主氣候的轉變。「開始在時報上畫，是我決定走漫畫這條路的轉捩點。」十九歲時就以中國時報連載「童話短路」而成名的漫畫家蕭言中，表示報紙對漫畫發展的影響極大。報章雜誌對漫畫的推波助瀾，尤其從政治漫畫，或評論漫畫的耀眼表現中可見。聯合報專欄組漫畫編輯林鑫就以自己的作品為例，原本是在社會新聞或地方版中以畫搭配新聞，現在可以躍登二、三版，以漫畫專欄表達畫者獨立的意見，「這和報社主事人很有關係。」他說。除了媒體環境之外，整個國家社會大環境的開放，也漸漸容許漫畫家一展身手。「我需要一個時代，剛好我碰上這個時代。」以漫畫登上大報頭版和雜誌封面的魚夫說。時代在變，漫畫家和讀者的心態也有了調整。早期的漫畫家以配合政令為先，現在作畫者的心情則是「畫大人則藐之」, 畫社會漫畫的老瓊也說:「我是從百姓出發，而不是從執政者著眼。」有信心一直畫下去這位台灣漫畫史上第一位知名女畫家，也從讀者的來信發現到社會的需求不一樣了。一位讀者反應:「我以前看漫畫喜歡那種一看就讓人爆笑的，你的畫我原本看不懂，可是現在漸漸瞭解了其中的社會訊息......。」幾乎每一個漫畫工作者對未來都是樂觀的。「我覺得目前，其至以後，都不需要再用唐吉詞德大戰風車式的戰鬥了。」曾在六十八年因美麗島事件而出國的現代政治漫畫鼻祖黃永楠相信，「我們的政治人物已有度量來接受漫畫批評，較有開放的態度來面對不同意見。」「以前，我不敢擔保；現在，我有信心可以一直畫下去。」聯合報的林鑫也說，「大家都需要練習，」包括讀者、報社和「畫中人物」。

不正常的正常人

在社會中常常有所謂正常及不正常的區分，但是事實上，所謂正常並不是一條線，而是在容許範圍內一般人行為的準則，超越了這個容許的範圍才算不正常，而一個經常生活在正常區域外的人，才算是精神有問題，因此，一般社會的容忍度還是非常大的。 然而跟著社會不斷的改變，「正常」的標準也不斷地修正與轉變，以往絕對是「禁忌」的，說不定過了幾年會變成可以接受的「異常」, 再過幾年甚至變成了「正常」。反之，以往認為是「正常」的行為 -- 例如纏小腳，過了一個時代，可能就變成了「不正常」的行為了。 「正常」沒有標準 另外，雖然在相同的時間，不同國家及地域的人還是可能有不同「正常」的標準與尺度。一個在這裡正常的人，到了另一個環境可能被視為不正常。在邁阿密沙灘穿三點式泳衣的女郎，突然出現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沙漠中，絕對被視為「不正常」了。 因此，一個正常的人，必須先對自己所處的人、時、地有一充分的瞭解與掌握，其次是對未來的改變具有適當的變遷及適應能力，這樣才能在「正常」之餘有能力去發展自我，培養自已的個性，否則，還沒表現自己多麼「性格」及「出眾」之前，也許已經被人強迫送進杜鵑窩 -- 精神病院去了。 目前台灣變化之大、之快可能是在世界歷史中少見的，一方面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教育、政治、文化...... 各方面都在發展及變遷中，加上客觀的時間也正從二十世紀末漸漸地進入二十一世紀，作為一個時間性的生物，更感受到自己個別生理年齡改變造成的成長、成熟或衰老，因此，要別人及自己經常感覺穩定的「正常」, 似乎也是一種奢求了。 不同的背景及年齡對時代變遷有不同的感受與反應，因此要求所有民眾對任何事有完全相同的認同及看法是不可能的。面對目前台灣社會中形形色色的現象，每個人都覺得混淆及不可思議，但如果瞭解到我們社會中組成分子的背景、出身、經歷是如此的複雜及相異，大概也會知道這也是「正常」的表現了。 譬如說學生參與街頭活動，我的看法與一位大學二年級學生的看法絕對很難一致，到底是誰對誰錯？或誰比較「正常」? 這不但沒有答案，甚至問題本身都沒有意義，因為這種問題是沒有絕對答案的，是因人、因地、因時而有不同的解答的。真的要判斷我們二者的看法何者正確，必須先就二者的生活歷史及背景去瞭解，而不是從問題的學理去討論。 小片吃香蕉的時代 五十年不是太短的日子，因此回想由小到大的生活歷程，也很明顯地感受到各種變化的劇烈。自小生長在淪陷區的上海，雖在對政治還沒瞭解的年歲，卻仍然感受到貧窮的壓力，在上海至少還可以有基本的生存條件，但零嘴、水果等就沒聽說了。 記得小時候和姐姐妹妹玩家家酒，全家找遍只找到一點醬油及鹽 (連白糖都沒有), 可是大家用鹽沾著醬油玩「宴會」的遊戲，也覺得很有意思。 抗戰後第一次看到香蕉，全家注視著父親很莊嚴地將一條香蕉斯斯文文地剝下皮，然後平放在盤子中，用小刀很細心地一小片、一小片切下來。第一片給媽媽，她還留下來說給我多吃一片吧 -- 因為我是唯一的兒子。第一次吃到香蕉，這味道是終身難忘的。 現在有時在冰淇淋店，看到兒子吃香蕉船剩下大半盤的冰淇淋及香蕉就丟下不吃時，不免回憶到媽媽省給我吃的那一片香蕉了。 小時候沒有玩具，沒有零用錢，過年時長輩象徵性地還是給我們小孩一些壓歲錢。 還記得有一年我們六個小孩子將壓歲錢聚在一起，派我去家附近的餅乾工廠買半斤碎餅乾，因為每天常聞到餅乾香味都從來沒吃過。那家工廠有一個箱子裝的是不小心做壞的餅乾碎片，很便宜的賣給顧客，但對我們來說還是很貴。 從沒做過顧客，那天我很神氣地走進去，指著碎餅乾說:「秤個半斤。」誰知道那個店員就蠻不客氣地回我一句:「起碼一斤！」鎩羽而歸，大家不但沒洩氣，反而笑成一團。現在遇到姐姐妹妹在一起時，還常常互相以「秤個半斤」,「起碼一斤」來互相調侃一番 -- 這正叫窮開心吧！進入書的世界 在一切都很缺乏的情況下，相對地，時間似乎充裕得用不完，我只要看到書，就有時間去唸。還記得弄堂中有一家小圖書館，也不知道是那個單位開的，可是開放給小孩子去看書，有很多兒童書刊，對我而言其是覺得進入了寶山，不知在裡面消磨了多少時間。對照起來，對目前坐在電視螢幕前幾小時的兒童來說，也不知誰是比較正常了。 抗日勝利後，過了沒幾年好日子，共產黨又到了上海，父親及大姐想盡辦法逃到香港，而其餘的我們又留在共產黨統治下過了三、四年。 那些日子，使我深深體會到精神的不自由遠比物質貧乏痛苦得多，因此當我們終於以共幹口下說的「社會寄生蟲」名義，勉強准予赴香港；然後輾轉到台灣，在基隆港外看到「自由中國」四個字，我居然大哭起來，同樣的現在國中生看到我那時的表現，大概也會認為我是太「不正常」了。 師大附中畢業後，考上東海大學。當時學校設備不能和現在的學校相比，差太遠了，尤其實驗設備更是比不上目前的高中。老師有博士學位的，可說絕無僅有，說標準國語或英語的，也鳳毛麟角，因此上完課後，不但很難用實驗來印證，也沒有豪華到將上課時聽不懂的老師鄉音用錄音機錄下來，只有自己多花時間去自修了。 然而老師、同學、學校行政人員之間都相安無事，互信、互尊，畢業後到國外進修也都能順利得到碩士、博士，比起動不動就抗議，要求權利的現代激進學生，也不知是誰比較「正常」了。 客觀的真善美 因此我們至少可以得到共識，「正常」本身不是不變的，我認為我前述的一些經驗及反應絕不是「不正常」的，然而我也不願意很頑固及本位地認為現代年輕人相異的表現就是「不正常」, 尤其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我們根本就不應奢求在一切事上都要求統一化及標準化，而應容許有各種程度不同的表現才是「正常」的。 國者人之積，一個國家的形象是由不同的人及不同的表現組成，卻很奇怪地還是會給別人一種整體的「形象」。台灣好潔癖的人總有的吧，但整體來說，日本或新加坡好像比我們整潔；開車中規中矩的人多得很，但交通紊亂卻也是舉世聞名的，因此，雖然我們容許很多的「自由度」, 但整體來看，還是有好壞及優劣的不同。 猶太人就聯想到小氣，舊金山就想到同性戀，韓國棒子就是兇悍些，日本人就愛叫他「小日木」, 要改變一個民族的形象比大學聯考學校及系排名的上升改變更難。 因此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民，不能獨善其身地只求自力救濟就可以的，世界上還是有一些客觀及絕對的真、善及美，在大家容忍度愈來愈寬廣多元之際，仍是有一些是非應保存及固守的。 同性戀可能只是「異常」而非「道德」問題，然而對大多數的人來說仍然是「不正常」的，不管再加以什麼形容詞，愛滋病就是一種可怕的病。雖然美國有些「開明」的牧師替二個男人證婚，但我認為，男女相愛結婚仍是唯一「正常」婚姻的行為。 台灣的「正常」人 很可惜目前台灣似乎有些趨向於過分放任及自由，可以容忍一切行為，做什麼事都可以，只要你敢言、敢行，加上傳播機構一配合，加上人多勢眾，似乎沒有什麼是不合法及不正常的。可是人以歷史的眼光及客觀理性的良心仔細地來評衡，很多目前認為是正常的事，其實是不正常的，自認為是正常的人，也是不正常的，可以說是充斥了很多不正常的「正常」人。 一個正常的人，是愛自己也愛別人的；一個正常的人，是為這一代著想，也想到下一代的；一個正常的人，是要求自己不少於要求別人的；一個正常的人，也是知道施比受更為有福的。希望在台灣的中國人不單是在自己眼中看為正常，也在世界各處及未來的時代中被認為是正常的正常人。 (阮大年為交通大學校長)

佛教界的創意大師-星雲

民國二一十八年，一個來自大陸的年輕和尚落腳在中壢，身無長物，飢寒交煎，為求一宿安歇之地而不可得。一個多月前，這位和尚赴美主持了全美最大佛教寺廟的開光典禮，中外名流冠蓋雲集。他就是佛光山的星雲法師 -- 南台灣最大佛教道場的開創者。「星雲的崛起，基本上反映了台灣經濟發展，社會變遷的歷程。」一位學者一語道破。過去三十多年來，台灣在國際上寫下不少「世界第一」; 同時星雲也為佛教界寫下不少「台灣第一」: 以出世精神辦入世事業創辦第一所佛教學校；最早用白話文寫佛學書籍；第一個運用廣播、電視弘揚佛法；全台灣第一部佛教電影是根據他所著的「釋迦牟尼傳」所改編；率先舉辦大型佛教音樂會、佛學講座；最早接引大專青年、兒童、婦女參與佛學夏令營；第一次舉辦讓社會人士體會僧侶生涯的「短期出家活動」......。由於星雲主張「以出世的精神來辦人世的事業」, 主張「世間的佛教」、「生活的佛教」, 在弘法利生的理論和行動上獨樹一格，不僅為向來寧靜保守的佛教界掀起陣陣波濤，也造成與傳統佛教勢力分庭抗禮的局面 --「北聖」(指白聖法師，曾主持中國佛教會二十餘年，為傳統派出家人的代表)、「南星」(指星雲法師) 的說法不逕而走。 星雲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為什麼他十二歲在江蘇老家剃度，未受過一天正規學校教育，如今門下卻有五百餘弟子，其中一百多人具有大專以上程度，甚至連哈佛、柏克萊的博士也要恭敬的尊他一聲「師父」? 為什麼他嚴禁佛光山弟子下山挨戶化緣，但不僅每月可以應付固定支出一百多萬元，每年還可以捐出一千萬元左右的慈善救濟金？曾在華岡印度文化研究所聽過星雲一年課的聶秀藻認為:「大師有很強的感召力，講經說法深入淺出，無論是不識字的阿公阿媽，或研究所程度的年輕人，都會有不同領悟。」一位本身也擁有許多信徒的佛教團體負責人，也不得不承認星雲具有特殊的個人魅力:「相貌堂堂、舉止優雅，同一篇稿子別人唸和拿給他唸，味道就是不一樣。」「大眾化」一直是星雲經營佛光山各項佛教事業的基本原則。在現代社會中，人人忙於事業，沒有充裕的時間進行宗教活動，於是出錢到廟裡供一尊佛、點一盞燈、獻一根柱子，成為積德求福的方便法門。不斷打破傳統星雲準確地掌握了這種大眾心理，從大雄寶殿內點的析福燈，到萬佛城裡供的大小佛，可以獲得固定收入；春節期間舉辦朝山活動、平安燈法會可以累積不少香油錢；再加上信徒捐獻、紀念品販賣，構成了佛光山的財源。一位曾在佛光山普門中學教英文的老師斷言，以星雲準確的眼光和宏大的氣魄，「如果不出家，在商場上必定也是個響叮噹的人物。」隨著這一連串打破傳統的舉措，除了高雄縣大樹鄉的佛光山本身，相關的文化、教育、慈善事業也環繞著各地十一個別、分院次第擴展，成為超大型的佛教事業集團。初到佛光山的信徒或遊客，常會因為這裡雄偉壯麗的建築，地毯、冷氣、電話具全的現代化設備，發出「與一般佛教寺廟完全不同」的驚嘆。本身是虔誠佛教徒，在中央電影公司擔任專員的聶秀藻，普親眼目睹佛光山籌辦「世界佛教青年學術會議」的高效率，使得會議進行「如行雲流水、井然有序」, 對於他們能運用電腦打出各項會議資料，印象尤其深刻。與各界關係好而星雲本人也隨著佛光山的發展，成為國際佛教界舉足輕重的中壯派領袖，在日本、韓國、美國、印度、泰國等地受到相當推崇。在馬來西亞還創下了一次有五百個信徒同時皈依的紀錄。當然在最重要的據點 -- 台灣，他更與社會各界保持非常好的關係。這位新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三年前退位時 (卸下佛光山住持之位), 國民黨省黨部主委關中、高雄市長蘇南成都坐在貴賓席上觀禮；美國西來寺一個多月前開光，請到了統一企業董事長吳修齊和台灣生命線創始人曹仲植啟鑰；星雲兩年前過六十歲生日，司馬中原、趙寧等作家紛紛撰文為他祝賀。每個星期一下午一時播出的電視節目「星雲禪話」, 收視率始終維持在一二 % 左右，居同類型節目之冠。忙而不累，勞而不苦星雲弘法的魅力來自於他深入瞭解社會各階層的需要。有一回，一個歌舞團請他演講，他先從佛教的天女散花、飛天獻佛講起，一直講到佛教音樂，讓團員產生切身感。另一次對文藝協會的演講，他從翻譯佛經開始，講到中國文學因而增加了新的詞彙，文學作品中又如何透露了佛教思想，讓在場作家感到星雲「原來也是同行」。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宋光宇在一篇文章中描述星雲幾年前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弘法的實況:「紅色地毯、藍色背景，襯托五尊佛像，在聲聲鼓音指引下...... 踩著乾冰雲霧緩緩前進，舞台燈光跟著人物進出而有變化...... 像極了傳說中的仙境。」能把現代舞台效果融入傳統弘法活動，這又是星雲不墨守成規的另一創舉。以往悲觀、消極、遁世是佛教徒的典型面貌，星雲法師的作為卻打破了這種刻板印象。普門雜誌社長兼主編張培耕在「我的師父星雲大師」一文中指出:「他有永遠做不完的工作和源源不絕的構想...... 經常處於非常忙碌和高度緊張的狀況下...... 但忙而不累，勞而不苦。」對於這一點，星雲心平氣和的拿他最喜歡的籃球運動當例子：佛光山上的沙彌和某軍官學校學生比賽籃球，有的官校學生跑了十分鐘就開始氣喘吁吁，而山上沙彌卻可以一個人打完四十分鐘。「吃素的人耐力比較強。」他很有自信的笑著說。美國西來寺剛落成開光，星雲又發下宏願，積極展開另一項更需要耐力的任務 搜羅全世界的佛教文物。第一期計畫包括自印度、錫蘭、尼泊爾購買新舊玉雕佛像二百尊。星雲在八月的艷陽下指著陸續運到的晶瑩佛像，語重心長的剖白:「中國的文物幾百年來被外國人搶走了不知有多少，我要想辦法拿一點回來。」出「家」卻不出「國」「只要下了決心就一往直前，是他行事力量的來源。」一位追隨星雲多年的弟子有感而發。她回憶早年開創佛光山時，從未學過建築的星雲，靠著一支米達尺，一張白報紙畫出全山設計草圖的情景，神色中顯露無限崇敬。星雲自己則將此歸因於早年到名山古剎掛單，近年在國內外行腳的「用心觀察」。當星雲的知名度愈來愈高，服膺他的人愈來愈多，他的理念和表現也引起佛教徒，甚至一般社會人士的質疑。有人因為他曾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顧問，選舉時支持國民黨候選人，批評他是「政治和尚」; 有人懷疑他俗務繁多，到底有沒有時間認真修行？星雲個人對前者的看法是「我雖出「家」但未出「國」」, 他認為和尚也是國民，同樣應該關心政治；對後者則認為「生活即修行」, 只要發心，即使搬柴挑水之中都可以修行。一位鑽研佛教的學者持平而論，修行深淺的確很難有客觀標準可以衡量，但他發現星雲一向只接近執政黨，對反對團體比較避諱，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位學者建議「出家人關心政治應該保持超然中立的立場，才不致落人口實」。另外最常被人提及的是，星雲把佛光山過分商業化和現代化。這個爭議的主題其實是：佛教應該繼續保持傳統模式，還是有新的道路可以開拓？台大哲學系教授楊惠南認為，佛光山不管做的是對是錯，至少使佛教不致活在過去當中，「沒有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能力，任何宗教都會被淘汰的。」他肯定的分析。本身也是佛教徒的安佳奶粉公司總經理葉益和，曾以一篇「佛教發展策略之規畫」獲得台南妙心寺佛教徵文比賽首獎，他同意把行銷的觀念和技巧帶到弘法利生的工作中，況且在財務方面「傳法機構必須站在自己的腳上」, 他打個比方，如果泥菩薩自己都難保了，如何去度化眾人？台灣目前正快速走向資本主義社會，優點是講管理、重組織、求效率；缺點是粗糙、膚淺、炫耀。正好佛光山把兩方面的特點都表露無遺了。「希望不要讓佛教變成一個受社會制約的小環節，而是應該多發揮一些精神教化的功能，把台灣帶向更美好的未來。」楊惠南教授語重心長地表示。

星雲:大千世界是我心中的佛

問：很多人對於近半年社會失序紊亂感到擔憂，佛教在此時可以發揮什麼作用？擴大心靈空間答：我認為社會的亂源有幾種，一是見不得人好，見人發財就說一定是貪污拐騙來的；見人升官就說一定是吹牛拍馬來的；見人跌倒就幸災樂禍。二是不肯與人為善，總要找人家一點麻煩，好像才顯得自己的權威，以前說助人為快樂之本，現在是磨人為快樂之本。三是短視近利，一般人的信仰還停留在貪心之上，「大家樂」就是最好的例子。台灣空間很小，需要佛教來擴大心靈空間；社會上人心浮動，需要佛教的定力安詳來彌補；人心自私需要佛教的慈悲來淨化。尤其在經濟發達之後，更需要佛教的智慧來開拓長遠的眼光，替子子孫孫著想。問：近幾年有不少青年知識分子投入佛教行列，對佛教發展有何影響？答：當然有正面的影響，如果佛教本身水準很低，怎能負起教化社會的責任？目前不只佛光山上有大專青年，其他道場也有不少。我希望他們信佛要發慈悲心，立廣大願，不是抱著到山林裡去清修的逃避心理。出家人可以有出世的心情，但一定要有人世的事業，如果對世間一點貢獻都沒有，連一個小學畢業的人都不如。問：你帶領了許多人接近佛法，佛光山弟子又表現得很有向心力，有沒有用什麼特別的方法？或是你個人有什麼特別的魅力？答：完全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我也不認為自己有魅力。一定要我回答，我只能說真誠很要緊，我一生為信諾辛苦。其次是對人無所求，信徒知道我不會向他們化緣，官員知道我不會關說請託，大可放心和我來往。佛光山要辦寺廟登記，六年了還辦不下來，如果我真要找議員去關說，相信絕對辦得到，但我寧願等，只要我不死，總有一天會成功的。兩手空空另外我不儲蓄金錢，到今天兩手空空。高雄大統、遠東百貨公司的老闆都是佛光山的信徒，說是要給我貴賓證，給我也沒有用呀！因為我已經沒有購買慾了。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 這種境界我很喜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佛光山二十一年來內部沒有吵過架，連和工人都不吵架。二十年前的水泥工、木工、油漆工一直做到現在，常常工作告一段落算錢給他們，總會退一些回來。他們自己有時都忍不住笑了:「在別處做工拿不到錢和人吵架，在佛光山多拿一點錢卻感到為難。」我想這是佛法的教化，讓我們常替人著想的緣故。問：是什麼想法促使你以現代化方式弘法？答：我在大陸受的是關閉的傳統式叢林教育，十年歲月不出山門，連報紙都不能看。而其中有一段時間，附近一個學校隨政府到重慶去了，留下很多書給廟裡，我有機會當圖書管理員，接觸到一些新文化、新觀念，讓我感覺佛教不必那麼保守關閉。在大陸的時候我就辦過佛教雜誌，在街頭畫過壁報；到台灣陸續組織了唸佛會、歌詠隊，也替廣播電台撰稿，再慢慢運用到電視等其他方法。問：弘法過程中遇到什麼困難？如何克服的？支持比反對的人多答：想突破舊觀念，總難免遭受一些阻撓。比方我組織歌詠隊，當時有人認為這還得了，佛教怎麼可以唱歌？另外我主張多和青年人接近，常和他們一起旅行、打球，也有人對青年人的活潑動態不能接受。我用白話文寫作，他們一開始也不表贊同。不過支持我的人也許比反對我的人還多，最近幾年其他佛教團體也開始採用類似的作法。既然大家都這樣做了，對我的批評也就少了。問：你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滿意程度如何？有沒有什麼遺憾之處？答：最令我滿意的是佛教人間化，讓大眾瞭解人間就有淨土，不必到西方去求。其次是佛教生活化，日常生活行住坐臥都有佛法，男女老少、士農工商都可以接受佛教。我也樂見佛教國際化，過去都是西方人來中國傳教，我們為什麼不能把佛教傳到西方去？勉強說遺憾的一點是我退位之後給佛光山留下一億餘元債務，每個月光利息就要上百萬元。問：佛教以往比較封閉，你對於不同宗教派別之間的關係有何看法？答：應該要融合，多做溝通交流。上次顯密會議我把密教四大派的住持都請來了，他們平常是王不見王的。不久前泰國世界佛教總部請我去演講我也去了，這是第一個中國的大乘和尚在小乘佛教的總部演講。我也提倡男眾和女眾的融合，出家和在家的融合。各宗教教徒可融合至於和其他宗教的關係，我主張教主不必融合，教義也不必統一，但教徒可以融合，像羅光主教我常和他一起開會；前不久我也和周聯華牧師一起參加一個電視節目，討論宗教如何異中求同。問：有人說台灣的佛教徒不團結，有南北之分，佛光山和中國佛教會也傳出不和，請問是否如此？答：南北之分有時是信徒惹出來的禍。有的在別的寺廟皈依的信徒來到佛光山，回去之後對他師父說:「師父，你不行呀！人家佛光山如何如何......。」那個師父聽了這些話心裡什麼味道，這筆帳又記到我頭上。以現在佛光山的發展，大概很容易動輒得咎。至於說與中佛會不和，我到現在仍是中佛會的常務理事，他們要做的事我也都很支持。過去很多年為了團結和諧我做得真是很辛苦。不過最近他們在這方面已經進步很多了。問：佛光山對外辦了很多活動，你個人及這裡的出家人有沒有時間認真修行？答：這要看修行的定義是什麼。佛光山的出家人每天四點半起床做早課，六點吃完早飯要打掃全山，七點到十點上課，午飯後跑香，一點半再上課到四點半，晚上還要做晚課、晚自習，上床前打坐半小時。他們很少下山，絕不到處去化緣，就算是搬柴挑水都是發心服務。我可以很自信的說，今天全佛教沒有幾個人這樣修行的。再說我自己，修行修在生活裡。高速公路上的汽車是我的床、我的餐廳，也是道場，每經過一支電線桿我可以唸一聲阿彌佛陀。吃飯、刷牙、睡覺都能唸佛，大千世界都是我心中的佛。

築夢的實驗尖兵

「只有在海南，才可以做實驗，」這是他們四人築夢的依據。 他們屬於大陸的青壯菁英分子，年齡從二十四歲到四十八歲；受過最好的教育，其中二位曾經留學歐美。 他們都研究經濟，對大陸改革滿懷憧憬。選擇在這個南方小島落腳，是因為他們相信這片未經開發的土地有豐富的資源、自由的空氣和寬鬆的政策，知識分子可以在這裡發揮改革的理想。 四十八歲的毛立本是海南省經濟合作廳副廳長。在同事眼裡，他不諳人際交往，「會做事，不會做官」。但是談起改革，歷經文革洗禮的他，平緩的語調裡突然有了熱情:「我覺得自己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 一九八五年，他以交換學者身分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研讀經濟。當時與他同班的台灣華新麗華電線電纜公司企畫經理郭譽聲回憶說，平日不多言的毛立本，為了辯護大陸的改革政策，在中國同學會中慷慨陳詞。 南方此北方容易施展 回到大陸，毛立本並不安於做個理論家:「我想把自己的想法變成現實。」推推鼻樑上的眼鏡，他急切地說。要在中國大陸找一片任知識分子施展身手的空間並不容易。比較各地的政治氣氛後，他發覺:「南方比較活躍，施展改革的可能性比北方大。」 在海南，他的看法似乎得到印證。他相信:「改變人的思想觀念比做計畫還難。」在毛立本眼中，被外來人批評文化水平低的海南人卻不難接受新觀念。 例如，海南省政府要徵收洋浦港附近的地皮，讓外商建電廠，起初當地人認為地價太低，省政府苦口婆心地解釋電廠對經濟發展的好處，並讓他們到深圳參觀。在見識過深圳由農村變繁華的景象後，他驚喜地發現:「他們的思想很快就轉變了」。 「天高皇帝遠」, 則是三亞市副市長江上舟鍾情於海南的重要原因。瑞士蘇黎士理工學院博士班畢業，在歐洲住了八年的江上舟直截了當地說:「我回國就是想改革。」 去年八月返回中國大陸，他不安於成為經濟委員會的成員，跑遍廈門、馬尾、天津、瀋陽...... 沒有一個地方留得住他。海南建省的消息帶給他新希望，「我就是因為想來海南，才參加社科院的調查團。」他黝黑、削瘦的臉龐上露出不拘小節的笑容。 對江上舟而言，未開發的海南島「表示具有開發的潛力」。不同於其他三位夥伴，他選擇留在海南南端，比海口還荒涼的三亞市。 萬丈高樓平地起 潔白的沙灘，碧澄澄的海，在江上舟看來，三亞有足夠的本錢發展成出色的旅遊城市。興建中的鳳凰機場，一幢幢外觀精緻的酒店，剛起步的三亞市讓江上舟嘗到「萬丈高樓平地起」的成就感。 對於急於擺脫中央政策束縛，希望全力施展身手的江上舟而言，三亞的觀光資源有不可取代的優勢，「即使中央抽緊銀根，對海南有影響，對三亞影響卻不大」。 從歐洲最富庶的瑞士到尚未開發的海南島，江上舟語氣篤定地說:「我已經做好準備，一切從頭開始。」 「凡事起頭難」, 卻令省政府社會經濟建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廖遜在踏上海南之前，猶豫再三。曾經飽受病魔摧殘的廖遜只有三十八歲，臉上留有超齡的滄桑。割捨不下愜意的研究工作，再加上健康方面的顧慮，他曾經兩度婉拒海南領導人的邀請。 學的是經濟，廖遜卻一直對政治感興趣。他提出的「小政府，大社會」構想受到重視，成為海南政治體制政革的基本架構。 當他猶豫是否該投身一個完全陌生的新戰場時，海南的朋友忍不住指責他「抱的是隔岸觀火的投機心理，做對了是你的，做錯了是我們。」這句話深深打動了廖遜的心。 海南島也著實讓他驚喜。依照廖遜的構思，海南省政府要在一個月內從一百五十個單位精簡成二十七個，裁減掉五百二十人。他沒想到「那麼劇烈的改革居然被海南人接受了」。成功的第一步，堅定了廖遜繼續在海南從事政治改革的決心。但是「做官」也讓他付出相當的代價。他的妻子形容他「忙得四腳朝天」, 夜裡十一點半回家成了家常便飯。 對長期從事研究工作的廖遜而言，意見受人重視是他最大的成就感。「很多領導同志不習慣先去問問知識分子，然後再考慮決策，」他慢條斯理的說:「但是在海南，各地送到省府辦公廳的材料都會轉送我們這兒徵求意見。」 自由的空氣 「其他地方也有類似機構，但是起的作用恐怕沒那麼多。」二十四歲的政策部副主任張高波也興奮地接腔。 北大經濟研究學院畢業的張高波是在公平競爭下脫穎而出的人才。趕上允許人民自由報考的年代，他十六歲就考進了北大。雖然言談中流露著對北方文化水平的自豪，他卻不否認:「在海南，我感覺到有一個自由的空氣。」自由的空氣使他參與擬定的三十條」規定順利推出。 「三十條」從更寬、更大膽的角度詮釋中共國務院「關於鼓勵投資研發海南島的規定」, 最主要的精神是鼓勵企業和個人「大膽試驗，放開經管」。 贏得掌聲還是噓聲？中共中央對海南的「三十條」未置可否，風向改變時，新規定是否會被全盤推翻？「要說一點可能性都沒有，那是不可能的。」張高波神采奕奕的眼神流露出些許猶豫。 「現在就是一個很好的觀察機會。」雖然認為中國大陸人民已經為過去的錯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思想深沈的廖遜卻沒有把握這場「從頭開始」的實驗會不會只是一場夢？這一群在海南實驗室中築夢的尖兵，雖對腳下的土地充滿希望，卻沒有把握，究竟北方傳來的會是掌聲還是噓聲？

經濟-看跌不看漲

民國七十七年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估計可達三。八 %, 幅度相當高。 按以往的經驗，台灣經濟在這麼好的環境中，國內的經濟成長率可達到一 0% 以上。但實際上，在台幣升值、開放進口、關稅降低、重大投資受社會因素阻滯等因素下，經濟只成長七，一 % 而已。預計新的一年裡，各工業國的經濟成長會減慢，台灣因受上迷不利因素的影響，經濟成長將不如今年。 擔心通貨膨脹 國際經濟變動對我們影響很大。新的一年裡，美國新總統布希已講明要削減「雙赤字」(財政赤字與外貿赤字), 這個政策一方面會降低美國的國內需求 (不利台灣對美出口)、一方面會力圖擴大美國產品出口 (繼續施壓力要我國開放市場、台幣升值、讓美國貨大量進入台灣)。歐洲、日本等國家在擔心本國通貨膨脹的考慮下，預料也會採取收縮國內需求的政策。對我們來說都不樂觀。 新的一年裡，物價因素也很令人擔心。台灣貨幣供給量已連續三年成長二 0%, 資金寬鬆固然使利率持平，也構成物價上漲的潛在壓力，現在已經有很多物價上漲的跡象。政府是計畫讓物價上漲的漲幅不超過三 %, 但如果國際油價衝破每桶十八美元，情況就不樂觀。 加快轉型步伐 過去兩年，國內工資雖然漲了一 0%, 但勞動生產力成長更快，兩者相抵對出口事業有利。但民國七十七年情況不同，工資成長一 0%, 勞動生產力成長三～四 % 而已 (國民工作意願下降、勞工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 這個趨勢繼續下去的話，預計將使一九八九年的出口成長率降低。 綜合以上因素，台灣產業將在一九八九年加速轉型，傳統勞力密集、以量取勝的行業，在外在競爭擴大的新環境裡會愈來愈困難；服務業、內銷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則趨暢旺。但我必須強調，長期來看，影響台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政治問題。 (文現深整理)

思鄉病換流行病

通往大陸之門開啟一年以來，每個月平均有近兩萬個「台胞」踏上故國的土地。他們為睽違四十年的家人、朋友帶去了「三大五小」, 也帶去了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訊息。 告別時，除了聊慰鄉情的土產和「海峽兩岸，兩個世界」的感嘆，他們還帶回了什麼？六十五歲的彭澤榮，從河南老家探親回來快兩個月了，失眠症也鬧了快兩個月。陪他一起回鄉的兒子祖民，回台灣後被朋友調侃「真能入境問俗」, 因為他去了不久就患上「紅眼病」(大陸人形容看見別人賺的錢多而眼紅), 只不過他得的是真正的紅眼病 -- 結膜炎，一直到回台灣才治好。 瓊瑤發高燒 以「煙雨濛濛」、「庭院深深」等作品在大陸名噪一時的女作家瓊瑤，七十七年四月間也去了一趟大陸，四十天當中，她住的全是第一流飯店，火車上的餐具都用酒精擦過，連用完即丟的塑膠針筒都隨身帶著，可是在旅程接近尾聲的時候還是發高燒病倒了。她匆匆趕搭飛機出來，在香港的旅館裡蒙頭大睡三天，才稍稍恢復體力。 另外還有一位以探親名義回大陸採訪的記者，回來後全身出疹奇癢，看過幾位權威皮膚科大夫，都找不出病因。他懷疑上海那家旅舍裡「不知名的節肢動物」是罪魁禍首。和他同行的夥伴遭遇也好不到那兒去。感冒拖了一個多月，已經轉為難纏的支氣管炎，隔幾分鐘發作一次的咳嗽，好像隨時提醒她別忘了這趟大陸之行。 他們帶回來的，可以統稱為「探親病」。簡單的說，病源都是「水土不服」, 但詳細區分還是各有各的原因。 承辦探親業務經驗豐富、任職於某旅行社的王憶港分析，相對於台灣氣候的潮溼，大陸氣候乾燥、日夜溫差大，很多初到大陸的人都會罹患感冒、鼻子過敏、流鼻血等呼吸道疾病。 另外，不少中老年人本來就有心臟病、高血壓等血管性疾病，乍逢久違的親人，情緒大喜大悲，加上旅途勞頓，多半病情都會惡化。前一陣了新聞媒體報導扶棺來台的李小俠，就是因為高齡父親中風病發，使骨肉相會變成了含淚奔喪。 小心傳染病 腸胃道的疾病也很難避免。一位執業醫生觀察，除觀光級飯店之外，大陸一般飲食衛生水準，大約相當於二十年前的台灣。而返鄉探親者又經常請人、被人請吃飯，造成腸胃負荷過重，「一半以上的人都有拉肚子的經驗。」這位醫生估計。 更值得擔憂的是具有傳染性的疾病。衛生署防疫處證實，在一年內，就有兩個瘧疾病人是從大陸回來後發病的。而狂犬病、霍亂、痢疾等台灣已絕跡的傳染病，在大陸某些地區仍廣泛流行。此外像砂眼、目前政府已經允許大陸同胞來台探病奔喪、開放赴大陸觀光、邀請大陸傑出人士來台訪問等行動也將次第展開。今後兩岸互動的頻率愈頻繁，對個人保健及公共衛生產生的衝擊也愈大。 在個人保健方面，台大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陳慶餘建議來往兩地的人自備盟洗用具、不飲生水、不吃生的及醃漬的食物、不出入風化場所、旅途中不要太勞累，以及帶足常用藥品，這樣可以把生病的機率降到最低。 在公共衛生方面，生物醫學學者陳健仁認為衛生當局應定期公布大陸各地傳染病流行狀況，供國人安排行程時參考私並且加強機場、港口檢疫，對曾去過疫區或從疫區來的旅客密切追蹤，一旦某人有發冷發熱、上吐下瀉、頭痛、發疹等症狀，立刻隔離治療，以免傳播給他人。 不受歡迎的紀念品 在未來的交往中，乖隔近半世紀的兩岸中國人，仍會相互以有形的金錢、物質；無形的親情、友誼做為贈禮，也可能在不知不覺間「以病易病」。「千萬小心，別帶回不受歡迎的紀念品。」一位一年內進出大陸四次的旅行社導遊提出警告。

辜濂松/別讓勞基法嚇跑資本家

李總統上台後，政府跟民間對重返國際經濟社會的意念要比以前強烈很多。能否達成目標，在經濟方面有兩個因素，一個是對外 -- 出口的對象，一個是進口 -- 包括國內的市場。 出口的主要對象當然是美國，還有一些其他國家。我想新任美國國務卿貝克當財政部長時的作風不會改變；他擔任國務卿以後，還是照樣講匯率、開放國內市場的問題，而我們對美國事務方面已經做得相當上軌道。 在歐洲共同市場方面，我們接觸的層次、歷史比美國還差了一大段。 二十一世紀孤兒 這次去開 OECD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會議，二十四個 OECD 已開發國家的代表產生兩個印象，一個是這四個亞洲新興工業國的代表英文講得很好，他們好像原本把我們當做生番；第二個印象是「中華民國跟我們一樣」。因為我們表示，我們的經濟力量加上政府新的國際化、自由化政策，願意拿過去努力賺來的錢幫助發展中的國家。 在四個新興工業化國家裡，只有中華民國說，只要讓我們入會，我們願意拿錢、經驗、人力出來分享，所以我們給與會各國留下很好的印象 -- 原來台灣的層次是這麼高，這也足以顯示我們的經濟政策應該怎麼做。 我認為任何國際性的會議、組織，我們有機會都應該去參與。近年來，我們沒有國際地位，被稱為「二十一世紀的孤兒」, 現在要建立自己的根，加上中共處處跟我們為難，一切都很難做；不過既然國際化、自由化的政策是對的，我們就要全力去做。 國內方面，政府應該教育大家，現在的經濟情況已經不是單一個體能夠生存的。出口也好、進口也好，都要考慮買方跟賣方的立場。所以，如何和別的國家配合，使他們能夠生存，我們也能夠生存，這種所謂「調節經濟」是將來絕對不可避免的條件。 國內現在最欠缺、落後的，就是金融體系。原因有兩點，一是大部分金融機構都是官有。政府經營因沒有個人激勵，效率總是差，這點全世界都一樣。 第二，台灣的企業家到全世界去做生意，但是金融機構卻沒有去提供服務。 反觀日本為什麼能在全世界稱霸？因為日本人到什麼地方，日本的銀行就在那裡等他；這些日本人在日本有多少財產、信用，銀行都很清楚。但是假定到美國去，美國的銀行根本不認識他，到美國的銀行借不到錢。 自己打天下 我們呢？因為過去政策的關係，一直綑死在台灣，所以，台灣的企業家沒有金融機構的幫忙，靠自己打天下。今天假如在澳洲、紐西蘭、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美國、日本...... 都有我們的金融機構，企業家一到，就可以給他們金融上的幫助，不知道可以提高幾百倍的效率。 自由化跟國際化是一體的。過去銀行都是政府所有，現在開放民間設立，可以到國外去提供很多服務。但銀行要成長到能夠到國外設置，還要很多年。因此，政府所想的就是趕快把現在有規模的銀行民營化，賣給民間去經營，由民間到國外去。如果立法院不是天天在打架，三月份銀行法應該會通過。五月份民間銀行能開放的話，我們還有希望。 不識大體 立法院要通過法案波折很多，我認為是人民的教育還不夠，對我們現在的處境，將來的經濟環境並沒有一個整體認識，所以才會吵呀、鬧呀。如果加強教育，大家的知識提高，對新的環境有心理準備，就不會覺得衝擊很大。像進口火雞肉這類事件，只牽涉一、兩百萬美金的事，也吵吵鬧鬧，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今年台灣在財經層面最急需迫切面對的問題，我看是勞基法。我們的勞基法訂的時候非常草率、寬鬆。那時反正有戒嚴法當靠山，凡事用戒嚴法壓在上面；沒想到戒嚴法拿掉以後，勞基法就變成母體了。 企業的催命符 現在勞基法的問題在影響投資意願，譬如分紅人股本來是要鼓勵員工有歸屬感，更認真、更賣力的工作，但在我們的勞基法下卻變成剝削資本家。 怎麼剝削資本家呢？舉一個公司的例子，它的股票上市以後，票面二十幾倍在賣。資方要分紅入股就說給員工一億的獎金，這一億的獎金換成十塊錢股票的票額給，外面是賣兩百五、六十塊，一億的東西變成二十五、六億，這樣搞了以後，大概十幾年整個公司就歸員工啦！企業家創造一個新企業的困難、辛苦是剋命的，好不容易把它做出來，竟然要變成人家的，那誰願意去做？譬如這次台達化工的員工要求分紅，公司寧可關起來，因為遲早要完蛋的嘛！趙廷箴先生的反抗得到所有企業家的共鳴，勞基法假如不趁早修改，將來會變成企業的催命符。 政府假如沒有辦法拿出一點勇氣面對事實的話，將來台灣真會變成產業空洞化，企業家就想算了！反正有錢嘛，在台灣做是一個事情，在美國也是，那到美國、泰國去做好了，為什麼要在這裡受氣？假如大家都變成這樣，台灣大概不用十年就完了。 文官水準不夠 目前政府官員對企業的瞭解根本就不夠，他們會說，你吵吵鬧鬧還是在賺錢嘛！其實國家的真正力量是從企業界來的，假如企業不賺錢、不茂盛的話，政府的稅收從何而來？我覺得我們政府官員的水準不夠，會是國家未來發展的致命傷。 現在日本為什麼這麼強，日本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大學畢業以後統統進入政府，因為他在政府裡待過，將來會有好出路，到民間可以做董事長、總經理；然後，官退了就去做立法委員、議員，大概一半的人就這樣從政了。我們這裡是相反，最沒有辦法的人才進政府做事。 我相信李總統肚子裡頭一定有一個長期的計畫，文官制度不改正過來的話，將來政府的空洞化是很可怕的問題。譬如財政部要管銀行，財政部的人員比銀行的人員素質還差，那怎麼管呢？

北京心情

一、北平起高樓 三見北平，更能理解那個社會的思維方式。空中小姐何必對乘客笑？機場關員為何不能自顧自地聊天？大家都是「同志」, 努力工作也不會增加他們的收入，誰也不能責怪他們。 高樓又增多了，北平正在猛蓋高層公寓。是一般人的居住環境改善了嗎？人權鬥士的妻子憤然道:「別看大樓外表不錯，其實都是騙人的！裡面的材質差得要命，三天兩頭出毛病。」 香港記者直稱這些高層公寓為「新的貧民窟」, 外表巍峨，內部則既簡陋、又髒亂。簡陋是因為材質不佳、設計不良、施工馬虎等等，髒亂則主要由於房子不屬於私人，大家都不愛護、維修。 北平也在大事興建高級旅館和外商辦公大樓，為的是迎接明年的亞洲運動會。街道轉角處樹立起大看板，仿效漢城的做法，上書「距離亞運還有 XXX 天」。 出租車司機一撇嘴角說:「亞運干我們什麼事？我們又落不到好處！」他懷疑有誰會來參觀亞運。至於各國選手，「他們進出都坐大汽車，我們還是拉不到！」他不相信「於國家全體有益」這回事，這樣的話他聽多了，現在他只關心自己。 二、大廈之將傾 經濟在「整頓」之中。看得出市面上的混亂情況減少了，但是活力也跟著消失不見。學者說，整頓就是停滯，就是承認改革失敗。很多商品還是偷偷地在漲，政府只能用強力壓制住其中若干項目，但這是不合市場規則的，於是有些東西漸漸買不到了。 名演員指著餐桌上的菜盤說:「豆腐就很難買到。」一些小百貨如針、線之類也是如此。價格釘死，利潤太低，縱然大家排隊等著買，總不如改行賣別的。 最好賣的莫過於香菸。去年秋天，滿街都是小菸攤，現在卻很少見，大約也是「整頓」之功。但是高級菸的供應並沒有減少。大學教授透露，有少數學生，口袋裡經常裝著上萬元的鈔票，就是靠倒賣香菸發的財。他們的父兄有特殊管道 (例如身為北京衛戌部隊的要員), 可以弄到很便宜的洋菸和雲菸 (雲南省產，品質較佳), 以低於外面的價格轉賣給同學。 很顯然，「倒爺」依舊在，只是化明為暗。「官倒」更形普遍，香港雜誌舉出多種官倒現象，最駭人聽聞的是：軍隊甚至倒賣軍車、軍艦、軍機，由現役軍人持槍押貨。鐵路局用火車廂運送倒賣物品，郵局則用郵包......。這情形，讓人聯想起「大廈之將傾兮」這句話。似乎人人都忙著把能搬到的東西往外搬。 通貨膨脹持續。政府向農民收購糧食，拿不出錢，給欠條一張。農民起初勉強接受，現在不肯了，「沒有現款不繳糧食」。政府只好印鈔票。官方公布的一九八八年貨幣流通量是前一年的兩倍有餘。據說「印鈔局」早已是三班制日夜工作，「總理」李鵬仍嫌鈔票印得太慢，下令引進新式自動印鈔機，以滿足「客觀需求」。 三、政府無主義 外資裹足、台資減少。產值下跌、鄉鎮企業倒閉。這一團混亂的經濟，究竟要走向何方？大陸之大，難道沒有拿得出辦法的經濟政策？決策者的智囊團，難道提不出一點切近實情的建議？瞭解內情的人搖頭:「四個智囊有五種意見，談起經濟政策幾乎要打架，都說當初若聽我的便不致如此。」其實，決策階層輕視知識分子的積習未改，智囊的意見未必能得重視。鄧小平仍然是即興式「一拍腦袋」決定一切，趙紫陽和李鵬則鬥爭不已。關心國家大事的人都看出「商品經濟」和「計畫經濟」雙軌並行決無可能，當局卻至今堅持不放棄「公有制」。 好些知識分子談到這裡便表示心灰意冷。民眾普遍相信當局已束手無策。新興的民諺是:「群眾是無政府主義，中央是無主義 (意) 政府。」 拿不出主意的其他原因是私心重、沒有監督力量和不諳民情。據說「中央」某領導聽說民眾抱怨沒有肉吃，答曰:「何不吃對蝦？」歷史果然是會重演的！(記得晉惠帝說的吧？「何不食肉糜？」) 四、西部在逃亡 北平城內可能還只聽到有人抱怨「食無肉」。讀到報紙摘錄報告文學「西部在移民」中的片斷，才真令人不敢置信: 「窮到啥程度呢？土窯沒有門，土坑上沒有席，蓋一床沒有裡、面的破棉絮；小孩子肚子一個比一個鼓的大，透亮，你覺得指頭一捅就能捅個窟窿，野菜糊經年累月地喝，就是這樣了。通渭縣 (甘肅省) 農村婦女九五 % 以上都有婦女病，大多是子宮脫垂，好多人成年用個布袋子把脫出來的子宮掛在身上，那袋子、褲子常常都血糊糊的......。」 不忍卒讀。似乎電視上看到的非洲災民也沒有這麼慘的。奇怪他們過這樣的生活 (如果那還能算是生活的話), 也沒有人鬧革命，只是大批大批的，從西部、從內陸，流亡到東南沿海。沿海地區稱他們為「盲流人口」, 容不下他們，要求內陸各省「攔截」, 以免擾亂秩序。 的確，各人有各人的煩惱，不同層次而已。北平城裡，地位相當於中央機關「局長」級的男士表情嚴肅地說:「要不是因為你是女性，而且跟我不太熟，我到你的旅館房間，首先就要求在那裡洗個澡。」原來，就是在首善之區的北平，絕大多數人家裡也沒有浴室。要洗澡，只能去公共澡堂。「澡堂擠得很，」他說。 五、精神的自負 物質上儘管匱乏。精神上卻很自負。「文化的根源還是在大陸，」他們說。詩人含蓄又直率地表示:「台灣的作品我看的不多，但是其中沒有好的。」大導演氣壯山河地聲言:「大陸十年內必出偉大作品。」名學者認為，海外的人批評他們，是別有用心或不明情況。 較諸台灣。大陸的思想文化界確有其極大優勢；他們經歷的坎坷和苦難，是半生安逸的我們無法想像的；他們孕育在那片壯闊的神州大地上，可以譏笑我們的「島國胸襟」; 他們各自隸屬於某個單位 (例如「作家協會」), 可以按月支薪，不必為五斗米折腰而耽誤研究或創作......。 但是，與他們交談、看他們的作品，終不免為他們擔心；在那個相對封閉的社會，他們所能得到的資訊有限，論證並不周延；有些人自視過高，作出跳躍式的判斷與結論，流於夸談；而由於那是一個缺乏「競爭機制」的社會，能夠積極鞭策自己的人並不多。 如果說，海峽此岸的文人哲士受囿於商業與功利主義，他們在海峽彼岸的同輩受到的是另一重的限制。可嘆的是，台灣文化人挾其巨資湧向大陸，開始帶去濃厚的商業氣息。所能造成的結果有二：污染了他們的心靈，或者傷害了他們的自尊。當然，還可能使某些人不當地自我膨脹。以後可能會有愈來愈多的台灣客聽到這樣的嘲諷:「有什麼了不起？也不過就是多幾個錢罷了！」 六、他們不再沈默 無論如何，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知，是國家前途之所寄。而大陸的知識分子，今年決心發揮積極功能了。「我們要讓無聲的中國變成有聲。」這樣做需要相當大的勇氣，但是他們好像不怕了。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成為知識界普遍的要求。他們已經不僅在私下議論，而且寫文章發表、會議上公開談了。這裡面有畢生鑽研馬列理論的「老革命」, 也有過去從不過問政治的大學者。有的人為此受過批判，有的被勒令退休或調職，可是，共識已經形成，他們不再感到孤獨，也就增添了信心。 今年是關鍵性的一年。時序入春，聯名上書、開記者會、著書撰文表達不同意見、開討論會辯論民主題等等活動紛紛展開。中共禁止方勵之赴布希宴，是極其強烈的警號，到目前為止，知識分子似乎沒有被嚇倒，嗅過北京氣氛的人都不禁為他們喝采。 其實，民主運動的成或不成，直接關係到「大廈」的傾或不傾，中共當局如果至今看不清這一點，則其危甚矣。 七、如何設計明天？告別北京，告別二月的肅殺與隱隱風雷。在兩千一百公里外的南方；小小的海島上同樣有一群看不清自身處境的人。回想起在北京，與出租車司機的一段對話: 「台灣來的？聽說台灣的生活很好？」 「是比這裡好一點。」不願太刺激他。 「我知道，不是好一點，是好很多。大陸這情況，我想過，最好就是共產黨和國民黨輪流執政。」 「這不太可能吧？」 「曖！我們小人物瞎想想罷了。」 聽了類似這樣的話，台灣可能有不少人會沾沾自喜，以周武王自居。也有人會敬謝不敏:「這麼大個包袱，送給我我都不要。」 你如何看待自己，又如何設計明天？這是海峽兩岸中國人共有的困惑。

為台灣造勢的人

趨勢是波浪、潮汐和激流，它一股接一股地推動時代前進，有的成為澎湃的天波，改寫歷史；有的只是驟起的連漪，隨風而逝。 台灣正處於波瀾壯闊的局面。戒嚴令解除、權威領導告終、兩岸關係解凍、外匯堆積如山......,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層面變化的速度，幾乎比過去三十年的總和還快。 翻轉的變動像巨浪般拍打著人心。無論是時勢造英雄或英雄造時勢，不爭的事實是，這是一個創造歷史性新趨勢的大時代。 他們是一群造勢的人。有的站在浪頭上領導趨勢，地位尊如元首；有的是中流祇柱，在趨勢中扮演骨幹角色；也有的只是大浪裡的水花，力道雖不明顯，仍有推波助瀾之功。 潮勢裡的浪頭 政治方面。蔣經國總統去世，蔣家父子兩代連續六十年的道統畫符終止。強人時代已成退落的潮汐，制度化民主議會政治的氣勢緩緩升起。然而「強人」與「制度化」之間，呈現著青黃不接的矛盾、尷尬。 李登輝總統是政治轉型的關鍵時刻，最具關鍵性的人物。他集名器與權力於一身，所發揮的影響力，足以決定國家未來走向。 民主議會政治終於在中華民國的舞台上領銜擔綱，由於缺乏詳細的遊戲規則，舞台上的要角 -- 部分民意代表問政時，愈來愈有濫用職權以飽私利的趨向。這股洪流像一股兇猛的巨獸，將吞噬一般民眾及弱勢團體的權益。 經濟方面。台灣在民間長期保持三五～四 0% 的儲蓄率，整體經濟成長年居八～一 0% 的情勢下，四竄的錢潮漸由涓滴細流匯成江河，淹人腳目。 一場錢追錢、錢咬錢的金錢遊戲，如燎原之火燒遍台灣大地。火勢一發難遏，舉凡股票、房地產、六合彩......, 在在引人若癡似狂。如今富可敵國的國泰人壽董事長蔡萬霖，是這道澎湃浪頭上最亮眼的贏家。 經濟實力綽綽有餘，再加上政治體制的民主化，給企業界造就了一個影響決策，影響社會的新機會 -- 創辦研究公共政策的思想庫。 由王永慶、趙廷箴、柯文昌等企業家，和政、學界人士共組的「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以及長榮集團董事長張榮發獨資興辦的「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 是開創這個趨勢的兩支先頭部隊。 勾畫時代的形貌 社會方面，在台灣亟待建立新秩序的現階段，新聞媒體足以造勢。有識之士殷切期望，除了傳播正確消息、監督政府、制衡民意、提供娛樂之外，媒體還能為眾說紛紜的社會形成共識。 美國總統傑佛遜早有名言說明媒體的重要:「如果沒有政府而有報紙，和沒有報紙而有政府相比，我寧願選擇前者。」目前在很多國家，政府已變為弱者，新聞媒體成為強者。 台灣新聞界的「勢」將如何？新一代媒體領導人中，被公認為最有鬥志與創意的聯合報總編輯黃年，是造勢的指標人物。 社會運動蓬勃發展。一九八 0 年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立、已實際代表了一個「利用群體力量形成壓力，逼迫原結構改造」的新階段來臨。 初期的社會運動以身分為號召，如環境保護者、勞工、農民......; 近來則有議題化的趨勢，如反五輕、反核四廠。桃園客運的司機曾茂興，是一個被社會運動浪潮沖到第一線的工運尖兵，也是無數烘托這個趨勢的水花之一。 文化方面。開放大陸探親的腳步，同時開啟了「文化中國」的尋根熱。他們小心地行走，避免踏入政治漩渦，但仍戮力建立良好管道，讓彼此能全面、客觀地相互觀摩交流，彌補兩岸隔絕四十年的斷層。 藝術經紀人許博允，希望居中穿針引線，使這個趨勢開花結果。 在有人翹首北望的同時，也有人低頭沈吟，歌頌本土文化的真、善、美。這樣的意識透過台語的再度流行，大力翻醒。 擁有廣大聽眾群的講古人吳樂天，是本土意識翻醒的波濤中，一股衝勁十足的大浪。他什麼角色都想做，而每個角色都跟「發揚台灣文化、提高台灣人的地位」有關。 無論是大人物或小角色，在時勢所趨的浪潮裡，都只能算是浪頭上的一個小點。重要的是浪潮寫下的趨勢，它將勾畫出這個時代的歷史形貌，永遠留存。

吳敦義與陳定南-兩地縣長,一樣演出

許多人知道：濱臨太平洋的宜蘭縣和全省唯一不濱海的南投縣，有著截然不同的氣候，一個陰溼多雨，一個陽光和煦；很少人查覺這兩個縣竟有如此多的共同點。 共同點之一是，民風純樸、山水秀麗。宜蘭縣有蘭陽溪從中橫貫，南投縣則有烏溪和濁水溪南北延展。山地面積在兩縣都占八 0% 以上。 共同點之二是，人口外流嚴重。十年來兩縣人口年成長數字均低於一萬，被當地居民形容為「只見小孩與老人」。 兩個首席縣 最特殊的共同點是，兩個縣同時在民國七十年底選出兩位台大畢業、精力充沛、亟思作為，而且是兩縣縣政紀錄中最年輕的縣長。 兩位縣長均連選連任，知名度也由地方擴及中央。 今年初，吳敦義領導的南投縣及陳定南治理的宜蘭縣，更被民意調查基金會評為全省二十一縣市中，縣長個人聲望、縣府辦事效率及地方建設均受肯定的「首席縣」。 執政黨籍的吳敦義與無黨籍的陳定南雖然來自不同陣營，但是都在競選連任時，驗證過他們的民意基礎。 民國七十年，吳敦義以台北市議員身分被執政黨徵召返鄉參選時，曾被對手抨擊為「空降部隊」, 結果以四萬五千多票的差距取勝。四年後他再次出馬，在沒有人敢與他競爭的局面下，以九六 % 的得票率高票當選。 無黨籍的陳定南第一次參選時沒沒無聞。打著「風水輪流轉，讓黨外做做看」的口號，他在前任縣長聞收賄、國民黨內鬧的混亂局面中，以八千多票險勝當時的執政黨候選人宜蘭縣黨部主委李讚成。四年後陳定南二次出擊，領先的票數躍升為八萬。 多數縣民認為，這兩位縣長都把握住「操守廉潔、公私分明、不接受關說」的原則，在當地塑造了良好的個人形象與聲望。 都對金錢過敏 吳敦義深知「民眾對政府首長最不堪忍受的就是貪污」, 因此他在初次參選時，就提出在就職日與任滿時公布私人財產的做法。七年內沒有炒地皮、收紅包的傳聞，「他是最乾淨的縣長。」在縣議會服務十二年的無黨籍議員林國棟如此推崇。 國小校長出缺，他要求候補人選按成績先後順序自行選擇調任學校。雖然其中一位是吳敦義的同學，「但是他排名第三，也要照規矩來。」千秋國小校長吳光勳服氣地說。 陳定南避免與金錢掛鉤的作風，更被人批評到了「過敏」、「不近人情」的地步。到宜蘭採訪的記者，午餐時與他共進牛肉麵，回去之後寄給他三百元的餐費，陳定南核算後還要退回兩百元。「他的個人操守是全縣公認的。」曾經與他交手過的李讚成說。 陳定南的舅舅想到縣府擔任臨時工作人員被他回絕；議員或是水泥廠的老闆到縣府送禮被他不客氣地請出去；一位國中教師以敬畏的語氣說:「送禮給縣長關說，姓名會被他公布呢！」 這兩位受過現代教育的縣長，都能善用自己的口才和周詳的計畫推銷自己的政策。 為了搜集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陳定南會動用直升機和消防車雲梯拍照，甚至由縣府自費，委託學術單位進行研究評估。為了爭取重大建設的經費，陳定南常親自率隊帶著成箱的圖表、幻燈片和報告，出席大小會議，不厭其煩地再三解說。 因此，十四項建設中的東部及蘭陽地區治山防洪計畫，宜蘭縣獨得八十二億經費中的四二 %。民進籍省議員游錫 讚歎地表示，連在水利局都查不到名字的一條野溪 (安農溪), 陳定南都能說動當時的省主席李登輝，撥下三億六千萬的整治經費。 手心向上不覺酸 治山防洪在南投縣也是建設重點。為了爭取省政府兩億的補助款整治隘寮溪，吳敦義不但親自沿溪察看，而且與縣府員工提出詳細計畫，列出歷年政府為了處理水患善後花費了多少公帑，截彎取直後將有多少住戶受益，增添多少新生地。 吳敦義的能言善道在擔任台北市議員期間早已聞名。縣長任內，為了替梅農爭取梅子自由加工出口的權利，他親自率領梅農代表北上國貿局力爭，說動國貿局取消梅子加工出口必須經過十八家出口廠商簽證的措施。 他從不諱言南投縣財政窘困，「我就是每天手心向上，向上級要求補助，也不會覺得不好意思或手酸。」在他任內，南投縣的交通狀況大為改觀，從上級「要」來的交通建設經費超過一百億。 他們不但重視民意，平時能夠利用「縣民時間」和「馬上辦理中心」為民服務，而且知道如何掌握關鍵時機、展示縣政府執法的決心，以贏得民眾的掌聲。 南投縣最寬闊的南崗路上，有三戶老舊的眷舍在道路修成四年後仍然拒絕拆遷，造成交通瓶頸，車禍頻繁。吳敦義上任後，這個燙手山芋就成了縣民給縣長的最大考驗。 在對方放出風聲說「誰要拆就幹掉誰」的情況下，吳敦義帶著縣府有關人員和各報駐縣記者與住戶談判，同時全程錄影和錄音。事前仔細研究過相關資料，吳敦義從情、理、法三方面分析利弊，順利地說服住戶簽字同意拆遷。這道難題解決後，吳敦義贏得了縣民的敬意。 執法不留情面 法律系出身的陳定南決心執行公權力時，更是不留情面。一家造成武老坑溪嚴重污染的水泥廠老闆，在陳定南當選後帶著禮物前去拜訪，卻當面被斥責在宜蘭「只放雞屎，不生雞蛋」。他實施淨化環境的青天計畫，曾使五家水泥廠在一個會計年度內罰款達六千萬。 宜蘭客運發生勞資糾紛時，認定資方違法的陳定南不但建議省府收回路權，甚至親自帶隊取締違規營運的車輛，要求法院查封客運公司的財產。迫使這家由立法委員經營的客運公司不得不儘速發放司機加班費。「鐵面無私陳青天」之名在宜蘭不脛而走。 若將南投縣與宜蘭縣看成兩個不同的舞台，吳敦義與陳定南扮演的縣長角色雖然同樣受人注目，演出效果同樣造成轟動，但是主角的個性及對角色的詮譯不同，演出的則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劇情。 他們是個性迥異的領導人。多數人認為吳敦義具有明顯的民意代表性格，陳定南則是強烈的中小企業主管性格。 吳敦義喜歡接觸民眾。他每天花八 0% 的時間在戶外走動，座車平均一年要跑三萬多公里。他重視人際關係，勤於出席村里民大會，一天可以連趕六、七場紅白帖。他可以在席間講笑話，喝酒划拳，與縣民稱兄道弟。六十歲的老茶農說他「做人阿撒利」(四海)。報社特派員形容他「性格豁達，但不揮霍」。 陳定南不喜歡喝酒，第一任內，四年裡參加的婚喪喜慶不超過十二次。他對事情的專注甚於對人。他可以在辦公室裡連續坐三、四個小時，構思建設宜蘭的新點子。他會半夜裡帶著手電筒查訪工地，或是親自教導工人調油漆。支持他的民眾對他敬畏有加，甚至有人將他神格化，與「媽祖」、「包青天」相提並論。 陳定南對品質及細節要求嚴苛。軍人公墓的大門蓋偏了一點，他要求打掉重做。報告書的紙張顏色、磅數或是字距不滿意，一定改正。宜蘭縣綜合開發研討會會議結束了三年，報告到現在還未印成。縣府工程開標六、七次還標不出去是常事。不滿陳定南做事效率的人因而指責他是「計畫縣長」。 接近吳敦義的人士指出，他對品質固然要求嚴格，對績效更為重視。他留心計算縣府處理公文的速度是否有明顯進步，對上級機關的考核成績十分在意。省府每年考核列管的重大工程進度，南投縣去年由冠軍跌至殿軍，他因此怒責部屬:「把我八輩子的臉都丟光了。」 領導風格迥異 他們兩人的領導風格也大相逕庭：一個事必躬親，一個只管大原則。 從決策到執行，陳定南對地方建設亦步亦趨，因此被人稱為「事務縣長」。部屬如果開會時言不及義或是準備不周，會被他當面痛責，因此部屬在他面前時時膽顫心驚。 提起宜蘭的縣政，縣府員工把建設成果歸於陳定南。「他的點子幾乎都是自己創的。」一位縣府一級主管表示。但是一旦縣政出了差錯，議會也往往將矛頭一致對準陳定南。「除了陳定南，還有誰敢做主？」一位縣議員理直氣壯地說。 吳敦義做事則重分層負責，兩眼盯緊一級主管。他常對負責單位說:「我不問過程，只問結果。」 部分主管埋怨他不能體諒部屬，不過擔任縣立文化中心主任的黃宗輝卻認為，縣長只管大原則而讓部屬自由發揮，使做事的人較有成就感。 不同的領導風格在宜蘭縣和南投縣創造出不同的縣政運作方式。吳敦義求順勢發展，陳定南則破勢而行。 一位地方耆老指出，南投縣沒有明顯的地方派系，從第一屆民選縣長開始便有「以和建縣」的傳統，吳敦義之前的劉裕猷在地方上享有清譽。因此，吳敦義面對的是較為單純的政治環境。 在刀口上把握分寸 他充分掌握了「為政之道在於和」的道理。雖然與議會和執政黨縣黨部有過爭執，但都未傷和氣。就任之初，他將縣府工程招標最低金額由三百萬降為六十萬，影響到部分民意代表的生計，但是他在縣議會裡從未遭受強烈杯葛。 民進黨立委朱高正跳上主席台、摔麥克風的舉動曾在各縣市引發一連串「護法大會」的風潮。吳敦義卻說服南投縣黨部不要跟進。他認為朱高正手段雖然可議，但是主張教育預算應合乎憲法的呼聲與他謀而合。 他與民進黨始終相安無事。民進黨在南投舉辦地方黨部成立大會，他不但不阻撓，還將設備完善、空間廣闊的文化中心借為集會場地。因此，在南投縣政壇，幾乎聽不到對他尖刻的批評。 接近他的人指出，吳敦義做事兼顧情、理、法，甚至主動替對方找下台階。更重要的是他熟讀歷史，「知道在刀口上把握分寸」。雖然有人認為他少年得志，辭鋒過於犀利，但是地方人士卻看好他在政壇上的發展潛力。 陳定南在宜蘭縣的作法幾乎與「以和建縣」完全背道而馳。他凡事崇法，對所有政壇人物一視同仁。他曾表示要使宜蘭縣「脫胎換骨」, 為達目標不惜得罪任何人，而他也確實得罪過不少人。 上任第一年，為他助選甚力的機要祕書簡文亮便掛冠求去，並且在「辭職感言」中忠告陳定南「為官日短，做人時常」。第二年，以國民黨籍議員占多數的縣議會史無前例地表決通過，要將涉嫌「圖利他人」的陳定南函送地檢處偵辦。第二任內，他拒發教育局長派任令，裁撤人二室......, 只要認定於法有據，陳定南的姿態十分強硬，幾乎沒有妥協的餘地。 政壇異數 議員對他固然迭有怨言，卻因顧忌陳定南強大的民意基礎而不願輕掠其鋒。執政黨地方黨部有人因為陳定南的言行觸犯政治禁忌，而將他視為「台獨縣長」, 但是也有人相信他只是一個「忠誠的反對者」。 省府及中央雖然對陳定南的部分作為表示頭痛，卻又因為他的「無黨籍」身分而不願與他為難，以免被人抨擊「氣量狹小，排除異己」。陳定南就在這種微妙的情勢下擴大了執政的空間。 他曾引述一位朋友的話說:「以通常政治人物的觀點來衡量我，都會失真。」熟悉宜蘭政情的游錫 也表示，沒有人能在宜蘭縣援引他的作風執政。「他是一個異數。」游錫 語氣堅定地說。 戲還值得看下去 然而，陳定南也為此付出了代價。他的健康每下愈況，從打針吃藥惡化成住院療養。他不願與可能產生利害關係的人深交，因此一位資深地方記者分析，陳定南雖有極大的個人魅力，卻沒有實際的政治影響力。「有時候我覺得他很孤單，很可憐。」一位與他私交甚篤的醫師有感而發地說。 吳敦義相信縣政建設是「一步一腳印，走過的必要留下痕跡」。陳定南則從他的種種計畫書裡，流露出要為宜蘭縣發展方向布新局的企圖心。 卸任在即，同樣演出「縣長治縣」的戲就要落幕，陳定南和吳敦義這兩位規畫高手，又為自己的前途擘畫了什麼樣的遠景？政治觀察家說:「戲還值得看下去呢！」

問題與對策

本刊於二月底、三月初舉辦了三場系列研討會。會中由外交部次長章孝嚴、經建會副主委蕭萬長、財政部次長張耀東，分別就我國外交、貿易、財政等近況，提出看法；同時並邀請學者和產業界人士五十八人與會，討論相關問題與對策。-- 我們是否能在新加坡設立半官方機構，在外交上樹立「新加坡模式」?(外交)-- 政府行動總慢民間一步，政府究竟有沒有藍圖？如何結合民間力量一起行動？(貿易)-- 政府對地下經濟問題有無對策？是否考慮將其納入正軌？(財政) 本刊特別摘要刊出研討會內容，讀者可從中瞭解我國外交、貿易、財政的現況和前景。

四十歲成功太晚了?

美國一位心理學家花了二十年的功夫，研究年齡與成就之間的關係。研究的對象是十八、十九、二十世紀的名人，他把這些名人產生創造性成就的年齡，綜合統計得出一表：化學方面：二六～三 0 歲。心理學方面：三 0~ 三九歲。植物學方面：三 0~ 三九歲。哲學方面：三五～三九歲。繪畫方面：三二～三六歲。交響樂方面：三 0~ 三四歲。醫學方面：三五～三九歲。戲劇方面：三五～三九歲。他的結論是，在二六到三九歲之間，創造性成就發生的頻率最高。「成功、成功，四十歲我們一定要獲得成功。」十幾年前流傳於大學生、社會新鮮人之間的一本勵志小品這樣開宗明義的說；然而今天不少年輕人都認為四十歲成功已經太晚了。三十歲出頭、位居一家大企業財務經理的羅沛德昂起頭自信的說:「那時候我都準備退休了。」四十歲成功太晚了？「這幾年社會上確實渲染著一股急於成功的氣氛。」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觀察到。而「很快賺到很多錢」又是許多年輕人全力以赴的目標。在「錢財淹腳目」的台灣社會中，金錢爭逐戰這兩年趨於白熱化；金石堂非文學類前二十名暢銷書中，談賺錢之道者多達七種；幾家專賣明牌的四開型雜誌大發利市；有關投資股票的演講會場萬頭鑽動；短期的證券進修課程班班爆滿。這場爭逐戰倒也真造就出一些年輕的「成功者」。剛學成回國立刻碰到股市飆漲的陳小姐，為自己定下的成功目標是「賺滿一千萬」。兩年來長線、短線交叉操作，她已經賺進了快五百萬元，在一夥同學中，是公認「最有成就的一個」。只要出名就好即使不搭這輛股票班車的人，也開始尋求其他生財之道。一位曾在某保險公司待了七年，並做到課長的計程車司機率直的說:「等老闆加薪水實在太慢了。」如今他每天跑十二小時，專挑長程客人，平均月入六萬元。除了急著追求金錢，「這一代年輕人急於追求的成功還包括知名度。」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蕭新煌分析。解嚴之後，社會力掙脫政治力籠罩，一批批年輕的造勢者或順勢者在立法院，在農民、勞工、環保等運動中闖出名號。隨著曝光於傳播媒體的次數愈益頻繁，他們那種「抗爭」、「衝突」的行動指導原則，也引起其他年輕人爭相仿效，「不管是美名或臭名，只要能出名就好」。一位任教於某醫學院的老教授曾喟嘆，現在學生都不願走基礎醫學路線，只對怎麼換心、怎麼做試管嬰兒有興趣，「因為那樣才有機會成為名醫。」追求成名其實意味著追求發言權和社會影響力。前不久已經有不少年輕企業家放出準備競選立法委員的風聲，基本上是他們有話要說，最重要的是當選之後說話可以更大聲，有更多人願意聽他們說話。想辦法不被踢進海裡這一代年輕人急於在四十歲以前成功的心理，事實上就是現代都市價值觀的一面鏡子，清楚反映出社會的脈動。剛滿三十歲的國聯工業公司品管經理錢掌珠對台灣競爭、現實的氣氛感受深刻:「這麼小一塊地方，站著這麼多人，大家都在想辦法早點站穩腳跟，不要被踢到海裡去，那種心情很恐怖。」經濟上的相對剝奪感，無疑是許多年輕人向「錢」看的主要驅動力量。三十三歲、擁有留加碩士學位的張榮華，幾年前只打算把分內工作做好，並且按正常管道在公司內升遷。但眼看著這兩年房地產和物價飛漲，他的心也跟著浮動，深怕再不多賺一點錢就要變成「相對貧民」了，於是他開始投資股票，連超級投機股也不排斥。目的是希望在三年內「買一棟不很普通的房子、一輛不很普通的車子」, 先在經濟上立於不敗之地。在政治的領域裡這種成功的壓力更是咄咄逼人。五年前在淡江大學的一次投票行為研究中已經發現，選民傾向投票給比較年輕的候選人。理由是年輕人體力好，能幫選民跑腿；形象也比較清新。這個結果也印證在後來的幾次選舉中。預備今年年底出馬競選立法委員的民進黨中常委林正杰警悟的說:「有心以政治為志業的人，年輕時就必須證明自己的能力。」「我們沒有跌跤的本錢。」七年前剛有被選舉權就高票當選台北市議員的潘維綱，雖一直頂著「最年輕」的頭銜，但她坦白的承認，在整個大環境迅速變動中，「焉知來者不如今者」, 不跌跤都不一定贏得了這場人生競賽，跌了跤必定更快被時代浪潮淹沒。想成功是一回事，如何成功又是另外一回事。該詐敗就要詐敗「天底下最可貴的是實力，而有了實力還不夠，更要看會不會用。」從三年前的沒沒無聞到今天全國皆知，三十六歲的立委朱高正認為，所謂實力包括一個人的學養、膽識、毅力和體力，缺一不可。他承認這幾年的台灣就像「冒險家的樂園」, 處處都有機會，但年輕人必須學會當機立斷，在很短時問內把利弊得失衡量好，而且不只衡量這一舉，還要衡量全程戰略構想。「有些地方該詐敗的就要詐敗，甚至不惜深入敵後，孤軍倒懸。」他雙目炯炯的說。在日趨物化、量化的價值觀下，愈來愈多年輕人急於名成利就似乎是社會必然的現象。令老一輩擔憂的是只求成功、不擇手段；而那些「行必由徑」的人卻又常常成為其他人豔羨、模仿的對向。充分掌握了傳播媒體「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的許曉丹，一脫天下知，作秀、演講、拍錄影帶的邀約接踵而來，所謂利隨名至，很多人都不得不承認她已經「成功」了。上個月某投資公司利用一名拾荒老人當人頭，拐騙了上億元之後，幕後主使人一走了之。一位大學生談到此事想了想說:「只要不被抓到就算成功了。」用更短的時間達到成功而那些四十歲以前已經受到社會相當認可的人，則對急於成功的年輕一代抱持著體諒和惕勵。「其實不能怪這一代年輕人特別急躁，」蕭新煌指出無論那一代人，四十歲以前本來就是追求人生顛峰狀態的階段，「你去問那些老立法委員，他們年輕的時候想不想早點成功？」照整體潮流分析，未來台灣必然走向更多元化、國際化，「變」將是社會最重要的特徵。反應敏銳、機動性強的年輕一群，本來就不必坐等別人交棒，大可發揮創意，用比上一代人更短的時間達到成功的目標。「問題是得到成功之後怎樣擁有成功。」這位三十四歲就升上教授的社會學者觀察到，學術界不少人患有「博士後憂鬱症」或「教授後憂鬱症」, 就是得到了身分上的成功之後，反而失落了人生奮鬥的目標，蕭新煌認為真正的成功其實應該是一種永無止境的自我挑戰，值得追求的是成功過程中的快樂，而不是達到成功的那一剎那。從這個意義上看，四十歲以前成功不算早，四十歲以後成功似乎也不算晚。敲開成功之門 \「(充實自我 + 創意 + 推銷自己) 確定目標」機運 = 四十歲以前成功。充實自我充實自我必須懂得有效利用時間，回答下面問題可以增進這方面的能力。一、週末結束前，有沒有把下星期的工作計畫安排好？二、展開一天的工作前，有沒有先排好順序，然後照順序做下去？三、有沒有把類似的工作 (如打電話、回信) 一次做完，以提高效率？四、有沒看善用「等待」的時間？五、有沒有計畫性的充實與工作有關的知識？六、是不是也關心一般知識？. 創意從事廣告工作的人，常把自己關在房裡一整天，門口掛上「不准打擾」的牌子，但仍然毫無所獲。而最好的靈感往往是在第二天刮鬍子或堵車的時候冒出來的，這就是潛意識發揮了功能。怎樣運用潛意識呢？一、儘量蒐集一切有關資料。二、由不同角度研究該問題，在心中反覆思考。三、暫時拋開道個問題，去做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件事。等再回到原問題時，說不定會驚喜的發現，已經有了新點子。. 推銷自己自信是推銷自己的先決條件。先測測自己的信心：一、你會遷怒於人嗎？二、會不會老擔心別人對你的看法？三、見陌生人會不會膽怯？怕見上司嗎？四、是不是常有「今不如昔」的感覺？五、遇到棘手事情，會不會心慌意亂？六、怕失業嗎？怕找新工作嗎？. 確定目標人生的目標像是夜行時遠方的燈光，只要看得見燈光，即使跌倒了也不會迷失。把大目標分成幾個小目標，完成小目標的滿足感是完成大目標的動力。只要不斷前進，總有到達的一天。. 機運所謂「走運」多半是人際交往的產物，要開創機運、掌握機運，必須借助人際交往。現在拿起筆，畫下你的交際圈，分數愈高，機運愈早降臨。職業上短暫交往者每人一分，包括公司外有力人士、偶爾見面的同業。職業上來往密切者每人五分，包括上司、同事、同行中有影響力的人。社會交際每人 0. 五分。包括同學、鄰居、朋友、親戚，有共同嗜好的人。這個公式指出了成功的路標，更重要的是付諸行動，「早一天起步，早一天到達」。(取材自「如何在四十歲以前成功」)

曾昭旭:榮譽是什麼?財富是什麼?

近日，在「競逐」這一舉世狂飆的大熱潮中，發生了兩大震撼，頗值得吾人注意探討。其一是奧運會中的「強生震撼」, 其二是台灣股票市場中的「郭婉容震撼」。這兩大震撼雖然一在運動界，一在金融界，好像沾不上邊，但若探討其本質，卻也頗有相通之處。 就強生震撼而言，它向我們拋出了如下質疑：真正的運動榮譽是什麼？就是那面重僅數英兩的金牌嗎？還是必須建立在誠實基礎上的公平競爭與人類體能的再開發？就郭婉容震撼而言，它也向我們拋出相似的質疑：真正的財富是什麼？就是帳面上的虛無數字嗎？還是必須建立在整體經濟繁榮基礎上的合理利潤？而它們的共同質疑是：人們到底在追求什麼？怎麼樣的追求才真能滿足人心底的願望，也符合人的利益？關於這兩個似各別又相連的質疑，讓我們分別從「喻於利」與「喻於義」的角度去探討。 手段不誠實，金牌沒保障 我們先從利益的角度來看，在此觀點下，我們姑不追究金牌與財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而暫且逕行認定金牌與財富之可欲。然後將探討的範圍縮小到如何才真能爭取到金牌與財富之上。 於是從強生事件，我們立刻發現，由不誠實的手段爭取得來的金牌是沒有保障的，它隨時可能被發現而追回。也就是說，這面金牌的到手是假的，強生的得意春風還吹不滿四十八小時哩！而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強生成心做假，那麼縱使別人沒有發現，他自己心裡依然是明白的。於是，被發現的可能便已本質存在，且隨時會爆發了。心裡背負著這樣的陰影，能不惴惴不安嗎？然則，便連那不滿四十八小時的得意也都變成是不真實的強作氣了。然則這樣的金牌又得之何歡？然後我們不妨再追究為什麼強生的作弊那麼迅速且精確地被發現？答案是漢城奧運的藥物檢驗技術更精良，打擊作弊的決心也更堅定了。若再問為什麼漢城奧運當局會這樣重視作弊問題？則答案當然是選手服食禁藥作弊的案例愈來愈多，逼使當局必須正視問題以維護公正。 誠信盡失，說謊無效 這也就是說，在最早期的時候，若有人服用禁藥以增強肌力，是神不知鬼不覺的；但隨著服藥的人愈多，這項作弊行為的漫際效用便愈急遽降低。姑不論被發現的羞恥，就算不被發現，面對愈來愈多的「超級好手」, 你的競爭也會愈來愈艱苦罷！結果居然是跟人人都不作弊的情況一樣，絲毫沒有降低得獎的難度，反而要賠上損害健康的後遺症，然則作弊的苦心，若稍具遠見，也當知其實只是一場空罷！於是在這裡便顯示出一項真理；原來所有說謊之所以有效，根本是建立在「其他人都不說謊」的基礎上的。因為在如此高度誠信的風氣下，沒有人會輕易懷疑別人，於是說謊者便無往而不利了。 但是當愈來愈多的人惑於近利，群走說謊的捷徑的時候，大眾基於一再受騙的經驗，必然會降低對他人的信任而多方防範，以說謊謀利也就愈困難了。等到了社會上無人相信別人的時候，說謊的效益便降到零點。 這意思就是說，所有不道德行為之所以還能存在，其實是因為它依附了大多數人的道德行為。若社會上根本沒有人實踐道德，那麼任何不道德也都會不能存在。到那時人人相疑相爭，結果只有同歸於毀滅。 由此看來，即使是純為了謀利罷！也必須維護最起碼的道德，例如誠實。誰說義與利是不相干的呢？從強生事件說到台灣的金錢遊戲，本質也是一樣。真正安穩的賺錢之道，一定是建立在經濟整體繁榮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純靠賭博。因為在前者，本質上是一種利益分霑的形態，只是賺多賺少，本質上不是靠損人以利己，所以不但安穩，而且道德。至於後者則本質上只是財富的重新分配，而並無財富的創造。(不但無創造，且在重分配的過程中還一定有損耗。) 所以若有人賺，則必有人賠。 這在以娛樂為目的的小賭博上 (如「衛生麻將」) 當然無傷大雅，所輸的錢可視為購買娛樂的代價，贏了的錢則可視為娛樂的象徵 (所以贏了錢也可以請客花光)。但若逕將此視為賺錢的途徑，則不但風險奇高 (久賭必輸，誰能保證必贏？) 而且損人利己，也是極不道德的。 賭性甚高的金錢遊戲 而不幸的，台灣近年來的金錢遊戲，卻正是賭性甚高。最可慨歎的著例是老鼠會型的投資公司，他們為何能夠在極短時間便聚斂到數以億計的資金然後倒閉？表面看是高利的誘惑，本質上是賭博的心理。 投資人難道不知道風險？難道不明白他領到的高利就是後來者的本金？他只是心存僥倖，且無理地相信自己不會是最後一隻老鼠 (這就是最標準的賭徒心理)。 至於那早晚會碰上的最後一批老鼠是否會跳樓自殺、家破人亡，他是完全無暇關懷的。因為誰叫他是輸家？而若無輸家我又那有機會成為贏家？這就是賭徒無可避免的狠毒，也是當賭博行為超過娛樂程度之後的本質罪惡。 而似乎我們愈形狂飆的股市也已步上這一歧途。短線操作的高所得顯然遠超過生產事業的合理利潤，自然會誘使許多人放下本分的工作，轉移原用於生產的資金，去投入股市，遂使股市逐漸喪失了匯集資金以支持經濟活動的原有功能，而徒然使資金在此愈積愈多，成為吸收金錢的大黑洞，反而斲傷了經濟的活力。 這時在股市中得到的收益便愈來愈不是來自經濟繁榮所創造的財富，而只是後來投資者的本金了。雖然一時看來好像人人都賺，但那只是最後一批老鼠尚未定案罷了！(在此我們就先不提大戶的操縱罷！他們才是賭博中的贏家哩！) 而其中的賭博性與不道德性是早已蘊藏了。 而最不幸的後果是，等到經濟活力果然因此黑洞的吸力而逐漸萎縮，全體股市玩家早晚會同被於難，又何止是最後一批老鼠倒楣呢？因此我們也可以領悟到，即便是純粹逐利的行為，背後仍須有最起碼的社會道德為基礎 (就是整體繁榮、人人得利), 才可能追逐得到。例如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莫只看到他容許人民 (乃至鼓勵人民) 公然逐利，其實背後仍有整體性的道德觀念 (如新教倫理) 與法律規範做底子的。「冒險家的樂園」那裡是只憑冒險家的雙拳便打得出天下的呢？逐利不能違離道德 以上是從「喻於利」一邊來分析，我們已可推論出逐利本質上不能違離道德。如果再直接從「喻於義」一邊來看，就更可以顯出盲目逐利的虛妄。 我們最當質問的是：人生在世，到底要追求什麼？首先當然是衣食，因為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的確是人生最嚴重的恐慌、最優先的顧慮，人若事實上陷於此境，也是最悲慘的命運。 但等到人衣食的需求都已充分滿足之後呢？人所追求的就不再是衣食而是別有所在了。 尤其因為人的生理需求是有限量的 (飯量多不過三數碗), 少了不行，過多也沒有用。所以只要供應充分，「衣食需求已滿足」此一命題是必然可以成立的。 這別有所在的追求就稱為價值，包括意義、光榮、尊嚴、成就、愛與自由等等，也可以別稱為「自我實現」。管子說:「衣食足則知榮辱」, 的確深有所見。 而以台灣現狀來看，應該早已達到全民都衣食足了罷！(台灣還有餓死的人嗎？) 那麼台灣的人還在追求什麼？我們不得不肯定：他們都是在追求價值感、成就感，都是在追求自我實現。 但問題是，怎樣才能實現這一層次的追求呢？這一種追求和衣食飽足的追求是同質的嗎？它們都可以用同一種方式追求得到？很顯然的，人們的誤謬在混同了這兩個層次。人們通常直接將求衣食之心和方式加以膨脹，以期滿足價值的需求，例如追求更多的錢，(以便買更多的飯？) 更高的權力。(以便有更多的安全保障？) 卻不知這是必然落空的。 價值錯置 原來價值的需求至少是個心理飢渴的問題 (需要「無限」), 而不是生理飢渴的問題 (僅需要一碗飯一杯水)。 而心理飢渴是不能用生理的辦法來解決的 (所謂「心病還須心藥醫」), 因為來源不同。例如因受催眠暗示而感到口渴的人，是無論喝多少杯水都不能止渴的，因為他的問題根本與身體缺水無關。 同樣的，貧窮時曾受到飢寒之苦，因而凝為怕捱餓情緒的人，也是如今再過度攝食也不能解此情結的。(中國人之貪吃，似乎很有此背景。) 試想：想用今天的補吃來填飽三十年前的饑餓肚皮，不是荒謬嗎？而價值問題更不止是心理問題而是心靈問題，其不能用物質的不斷累積來實現就更明顯了。原來當人想用賺一百萬元來證明自己的時候，他並不是缺衣缺食需要花費一百萬元來購備。他其實是以一百萬元為「無限」(此即自由、完美、尊嚴、價值、成就的同義語。) 的象徵，想藉賺到一百萬元來證明自我的無限罷了！但人只要一不小心，就會忘記這只是一個自由設定的「象徵」, 只是藉此來激發自我的創造潛能。(你也可以自由設定以打破百米短跑紀錄來激發自我潛能。) 而逕直將自我的價值等同於一百萬元了。於是他便從感到缺乏自我創造轉移為感到缺一百萬元。這其實是一種「價值的錯置」。 於是他發願要追求一百萬元，而奇妙的是當他真賺到一百萬元時，他不但不會感到滿足，反而會感到缺的更多 (就如同受催眠暗示的人愈喝水愈渴), 因為這時代的欲望升級了，變成要一千萬元才夠。結果他原來只缺一百萬的，此刻得到之後反而缺九百萬元，這不是一樁荒謬的惡作劇嗎？同樣，賺到一千萬元的人會需求一億，撈到一億的人會渴想十億、一百億......, 此之謂「欲壑難填」。 獲得愈多，愈感貧乏 今且試作分析，此其故何在？則關鍵會在於人們誤將價值意義的無限 (自我實在本身就是一種自由感、完美感的呈現。) 等同為物量、金錢數量的無限。他雖名為想賺一百萬元，其實意思是要賺無限量的錢，只因「無量的錢」不能成為一個具體的標的，才暫時以「一百萬元」代表罷了！這在還沒有賺到之前，它的代表力還是在的，但一旦賺到「一百萬元」, 就立刻被證明為有限而不堪作無限的代表了，這就是人的賺錢欲望必須升級的緣故。然而沒有任何數目的錢是有資格等同無限的，於是人便只好不斷升級，為之疲於奔命，到力竭而死才罷休了。 「獲得愈多，匱乏感反而愈嚴重。」這便是盲目追逐金錢 (以及名譽、地位、權力、知識......) 最詭異、最坑人、最荒謬、最可歎可憐之所在。 而追溯人們的原始動機，其實是為追求價值、追求自我實現。在這裡壓根兒不是「利」的問題，而是「義」的問題，義的實現自有義道，一接錯線就全盤皆輸了。 那麼求義之道何在呢？我們至少要瞭解所謂「自我實現」重心、關鍵必然在「自我」, 而不在外在條件 (例如名利), 靠外在條件來支持來證明適足以證明人之無尊嚴無自由，乃因外在條件之獲得本質上不由我而由人。 所以孟子說:「人之可貴，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你為了要保有既得的條件 (如財富、地位、名聲), 便只好費盡心機去討好那給你這些條件的對象 (討好老闆、討好長官、討好客戶、討好選民......)。你將愈變為卑躬屈膝的奴僕，試問有何尊嚴可言呢？我當然不是鄙薄任事、做官、做大生意，而只是要區分任事為官的兩種心態，就是為了參與、服務、關懷而任事為官，抑是為了想證明自我而為官任事。 金牌不等於價值 而如果我們扣緊主題，不忘初衷，便當知我們選擇政治或學術或商業或運動來追求價值與自我實現，僅是以它們為實現自我的機緣，而不是它們本身就等於價值，獲得它們就等於自我實現。 所以百公尺金牌並不等於價值，藉此鵠的以激發生命創造的潛能才是真正的自我實現。 所以賺錢也不等於自我實現，藉著財富的創造 (而不是在財富重分配中損人利己的求贏), 以展現自我的高貴德性與燦爛才華才是。 那麼你要選擇那一機緣來自我實現呢？不要忘記那在本質上是自由設定的，反正關鍵不在它而在自我實現。所以那一機緣更有助於你的自我實現就不妨選它。這就是顯出在價值追求路上，條條大路通羅馬的寬廣。人只要充分瞭解自己的性向才能與環境際遇，自然能找到他最順理成章的好路。 所以，何必要執看那一項條件呢？強生非得到百米金牌不可嗎？一位帆船選手放棄第二名的地位去拯救另一位落水呼救的選手，不是更適時創造了他的自我光榮？人為什麼要賺到一億元呢？如果無此命，做個窮藝術家 (如果你剛好有藝術之才) 為什麼就不算自我實現？所以，我們一定要認清間題的本質，培養對可憑藉可追求的標的有隨時調整轉換的心靈能力，這樣才能操之在我，而不致在滾滾濁流中迷失。須知這種活潑調整，能提起也能放下的能力，就是珍貴的自我本身，能夠適時表現這種能力，就是最標準的自我實現。 真正偉大的企業家後來就不是以財富為直接追求的標的，所以他們才不但有痛快賺的魄力，也有虧得起的胸襟，而不論賺賠，都成為他實現自我的機緣。此何以故？乃在他們於賺錢之上，有更貴重的自尊自信，不驕不餒的道德品性之故。朱子有詩說:「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這是其實的自我實現之道。 道德淪喪，煩惱叢生 長久來，許多人以為談道德一定是迂腐的，其實是一種錯覺。固然在人衣食不周的時候奢談自我實現，的確不切實際。連孟子也主張明君的首要之務，在「為民制產」, 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不至於死亡。」然後才能「驅而之善」。因為「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 可是當人人都已豐衣足食的時候，如果還不正視道德人格的問題，便是人生痛苦煩惱的開端。原來道德正是提升人生的境界，幫助人在價值的層次求自我實現的正路，何迂腐之有呢？今天我們的國民所得已十倍於二、三十年前，而人們的生活品質、精神悅樂、人際溝通，比諸當年如何？恐怕是反形低落罷！則問題關鍵何在？還不值得我們深思嗎？(曾昭旭為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

這是一種向上管理

關於「吳蘇案」, 我想從專業管理顧問師和升斗小民的身分來談。 社會、國家和企業一樣，都需要遊戲規則，這規則可能是約定俗成的，也可能是團體共同訂定的。既然訂出法律，就得去遵守，但這些法律永遠不能完全周詳的規範所有人的一切行為，其間難免會產生問題。有些人雖然可以逃過法庭的審判，卻不能躲過社會大眾和人心所建構的牢籠。 有一本外國小說的結局就有類似的意義。美國作家李昂。尤瑞斯 (Leon Uris) 寫的「女王法院第七庭」(QB VII, 台灣譯名「浩劫後」), 描述一位波蘭裔醫師卡諾在二次大戰中幫助德軍凌虐猶太人，戰後遭到兩次審判，卻都因缺乏直接證據而被判無罪。 故事敘述一位猶太裔的作家凱迪，費盡千辛萬苦採訪當年的受害者，把亞當在戰時將大批猶太人在未麻醉的情況下割去睪丸、卵巢，進行絕育或手術實驗的惡跡調查清楚，並寫成一書公諸於世，在美國造成轟動。 這位波蘭裔醫生經過戰後多年努力，此時已受封為英國爵士，成為深受愛戴的名醫，為了保護自己的名譽，於是控告該書作者和出版商。 一九六七年一場訴訟展開。醫生以高級知識分子的智慧來包裝他戰時的行為，聲明他當初割去那些人的器官是為了救人，因為他們的器官已經潰爛；倖存的猶太人強忍身心的傷痛，在大庭廣眾前痛陳自己受到的迫害。 訴訟過程中大家已清楚的知道醫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做過的事，但是審判結果依然是醫生勝訴。原因在於，時間相隔太久，這些猶太人不能明白的指認兇手，在缺乏直接充分的證據下，法庭無法判決這個納粹的幫兇有罪。 另一種制裁 在法庭贏得勝利的醫生興沖沖回到家中，卻見到自己鍾愛的助手正收拾行李準備離開。醫生一向視這位助手如親生兒子，費盡心血打贏官司是為了保有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但事實不容抹滅，在這個助手心目中，醫生依然是有罪的。 「吳蘇案」的情形讓我聯想到這個故事。這些猶太人重新面對傷害，挺身揭發惡人的勇氣令人佩服，今天高新武等幾位檢查官和推事勇於對抗惡劣環境，追求司法正義的努力同樣令人敬佩。 他們的辭職也算是一種「向上管理」。在企業體系中有由上向下的管理，也有由下向上的管理，後者例如公司老闆有鑽法律漏洞的行為，法律和契約規章都治不了他，員工看不慣，辭職不幹了，就是一種「向上管理」。 高新武他們的辭職，就像故事中那位醫師助手最後在痛罵醫生一頓後離開了他一樣。高新武的表現，已經給予吳天惠另一種制裁。 整個事情給我們兩點啟示：不能因為國人皆曰可殺，法官就得判這個人有罪，所有判決都必須根據法律的要件而行。 審判有兩種，一種是法律的審判，一種是人心的審判。吳天惠雖然今天在法律上是清白的，但在社會大眾的心目中，他已經進了另一種牢獄。 (詹炳發為前瞻管理資訊公司負責人)(楊孟瑜整理)

掃貪污,反特權

「貪污、特權，就像眼睛裡的沙子，絕對不能容忍」, 當社會走向民主化、法治化時，「如何掃貪污、反特權」就成了大眾最關切的問題之一。「遠見」創刊三周年，特別邀請南投縣長吳敦義、立法委員趙少康、台南高分院地檢處首席檢察官翟宗泉，分別以地方行政首長、民意代表及司法首長的立場，來探討這個社會積弊已深的大問題。座談會的全部過程，當天已由中視轉播。本刊特別將這場引起熱烈反應、廣泛討論的座談會內容摘要刊出。

吳敦義/選風不好,政風也難好

貪污和特權結合、橫行，在行政機關、司法機關，有時能直接感受到。而我們怎麼去打破這些呢？實際上要花很多的智慧和精神。為了不重複趙委員剛剛所提的意見，我想從另外幾個角度來做報告。魔術棒點石成金首先，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選風一定要做好。選風不做好，政風就很難做好。今天台灣實施民主政治、地方自治，一次要選出成千上萬的公職人員；如果我們真的做到「選賢與能」而不是「選錢與情」, 我相信我們的公職人員在當選之後，就比較能堅守崗位。如果，個縣市長是花幾千萬的錢買票當選的，那他當選上任後，會不拿著「魔術棒」來畫畫都市計劃呢？藍筆一畫，農業區變住宅區，那真是點石成金。山坡地保育區被他紅筆一圈，可以開放建築，變成乙種建築用地，一坪從五千元變成了十二萬元。這條馬路要花五千萬或一億八千萬去開闢，開路之前，先買個三萬五千坪，每坪也不過五千到一萬元；道路開闢以後，就立刻搖身一變，變成十萬、八萬。圖利之大，無以復加。因此如果我們的選風不改，首長是靠鈔票買來的，貪污和特權的情形就不會改善。民國六十二年，我剛當選台北市議員時，日本正在選首相、我到日本去訪問參觀。記得當時福田和田中正在競爭，很多報紙都看好福田，說他是老前輩，又能得到某些人的支持。但在自民黨的總裁選舉投票前二天，日本的「文藝春秋」月刊，以一篇封面故事，篤定田中一定當選。我雖然不懂日文，但其中總有一部分的漢字可以有「三七五」的瞭解。我仔細的看了那篇文章，它很簡單的用一串的圖片對比，指出田中必勝。牛皮紙袋不敵 00 七提箱第一串照片的第一張是福田拿著一個小的牛皮紙袋信封，走進議員的家裡。第三張照片中，福田出來時是空手的。第二串照片中，田中的氣派便不一樣。他一下車，祕書就交給他一個大的 00 七手提箱，第二張仍是走進去，第三張是空手出來。「文藝春秋」的特派員就寫:「小牛皮紙袋怎麼打得過 00 七手提箱？田中當選定了。」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當然田中後來沒有得到好結果。日本因為有不死的司法，所以能夠把田中和最近的竹下以法律來制裁。「統統依法辦」我認為今天台灣要真正整頓貪污的風氣，司法非常重要。很多負責偵查、起訴、辦案的人，常常頓足槌胸。他說:「我們花了很大的精神、好不容易破了案，一開始報章刊載時，的確是依法判定。」所以他們間流行一句話:「一審依法判，二審減一半，最高發更審，最後統不算。」一審時，因為報紙登了很多，殺人的、放火的、強姦的...... 全部依法判，該十年就十年，該無期就無期。到二審時，到處都冷了，五欄題變成三欄題、一欄題，所以三審減一半」。到了「最高發更審」, 最後是「統統不算」。我當然不相信司法會統統不算。極少數的司法人員，可能有這樣的毛病。今天的社會除了要把司法堅定好、獨立好，讓它能發揮公理、正義的最後防線外，我非常贊成整個社會要建立一套更透明、更合理的制度；一方面，我們要檢討很多的行政法規，該准的就准，不該准的就不能准，不要有些法規模稜兩可。對於新的李內閣，我覺得有幾件事應該可以做：第一，肅貪處要有充足的經費、足夠的人手。如果經費人手都不夠，那不要說成立肅貪處，就是成立肅貪部、肅貪院 (跟行政院平行)、肅貪府 (跟總統府平行), 肅貪的工作還是「肅」不了。錢財來源應公開第二，行政院應該主動地、真心地期待監察院振衰起弊，一新國人的耳目，我想監察院可以產生「政治防腐劑」的功能。另外，我想，是不是建立一個廉能獎勵的辦法？在中央機關以部為單位，在省市以縣為單位。如果該縣或該部在一年當中都沒有任何貪瀆案件發生，那麼行政院就給予這個機關的所有員工一年一個月的獎金，讓大家相互期勉，彼此共同來監督。如果一年當中，這一單位發生很多貪瀆案件，首長就應負嚴格的政治責任。人民不姑息最重要最後一點，要掃貪污和特權，我認為，永不姑息的人民比司法、比監察、比輿論都來得重要。從小事來看，在國外，很多排隊已上軌道的國家，只要一有人插隊，就會馬上有人警告他不要插隊。但在台灣，大家覺得不願意做這樣的壞人，大家姑息養奸的結果，常常造成很多特權分子鳴火執杖、呼嘯而來，甚至倒因為果，形成一個「惡有善報、善有惡報」的社會。如果社會能建立一種不姑息的風氣，就是有前途的。(邵冰如整理)

經濟學人觀世界

德國統一：只能說，不能倣 「一個德國！」「拆掉柏林圍牆！」四十年來，東西方國家不斷地同聲哼著這個老調。西德人把「統一的祖國」編進國歌；東德人也一樣。但是這個統一的老調子裡暗藏著每個期待者的真心話：我們不是真心的。更確切地說：他們根本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真心，因為統一絕不會成真。 戈巴契夫帶來的希望 可惜這種安撫人心的謊言已行不通了。六月間，波昂熱烈地歡迎戈巴契夫。這位蘇聯領袖逗得西德人高興萬分，因為不論他是真心，還是假意，至少他給了他們一個跟東德和平共存的希望。 自從東西德分裂的情勢惡化到中間竟豎起一道牆來時，西德當時的總理布蘭德只得向蘇聯妥協，把統一德國的理想讓步為「一個德國，兩個政府」。一九八 0 年代，西德執政者毫無異議地，繼續執行這套現實政策，並且更加強了一些實際的聯繫，譬如說拿西德馬克去援助東德；東德達姆勒汽車廠和西德朋馳廠的總裁也在東德德勒斯頓城會面；西德總理、外交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都在去年先後訪問東德。 東德的統一步伐就沈重多了。何內克總理恢復了一些德國歷史上的重要徽記，在邊界控制上人道了一些，每年批准五百萬東德人到西德去，還准許四萬人移民到西德，可是他仍然堅決反對統一。他說:「在歐洲的心臟地帶再出現一個強大、難以控制的國家，非任何人之福。」他今年七十六歲了，繼任者應該不會那麼頑固。 但是西方政府捫心自問，恐怕不能不承認何內克是對的。想想看，一個統一而獨立的德國 -- 它真的會是很難控制的。只要東德工人稍為努力點，東、西德合起來的國內生產毛額輕易可達一兆五千億美元，是法國的一倍半。它的軍隊人數會多達六十六萬人，幾乎是英國的兩倍，也是西歐國家軍隊人數最多的。有如此財富和力量的國家，很難想像它會沒有自己的核子政策。你可以越想越多......。 西方國家無從選擇 因此，如果其他西方國家可以選擇的話，他們一定寧可德國保持分裂，只要雙方可以自由交流就好。可惜這件事不容西方國家選擇，決定權操在蘇聯手中。西方國家的任務其實很明確：它們應該加強聯繫，使德國統一後，不致像以前的統一德國那麼可怕，而這種聯繫主要可以透過歐洲共同市場和北約組織來做。 法國基於歷史因素，對促使法、德聯盟成為歐市核心國家、與西德簽訂雙邊防禦協定、採用西德馬克、推動兩國邊界開放等措施特別有興趣。德國統一的遠景看在法國人眼中，就轉化成大歐洲的遠景。 至於美國總統布希則認為一個政治統一的歐洲是力量，而不是威脅。西歐盟國如果信守盟約，則在美軍和北約盟軍駐守德國的情勢下，將足以約束統一的德國成為歐洲民主自由的堡壘。 西德忠誠尚待觀察 然而只要戈巴契夫在位一日，他就有能力破壞西德對北約組織和歐市的忠誠；因為自二次大戰後，西德由於一直相信統一既不合理，也不可能，它只有對西歐忠誠，別無選擇。但是今天兩者都推翻了，因此，其他西歐國家對西德向歐市表達的忠誠，最好多多觀察。 歐洲議會小黨吃大黨 歐市國家的選民用選票說了話。 在六月中的歐洲議會大選裡，綠黨在各國廣受支持，極右派在法國和西德的殺傷力也不小。歐市籌備一九九二年單一市場計畫以來的第一次跨國選舉，弄得各國政府和主流政黨灰頭土臉。 許多政治家故作鎮定，說歐洲議會選舉的關係不大，不過是表達抗議的一個機會。話是沒錯，整個歐市兩百四十萬選民中有一百萬人沒去投票，算是一種抗議。但是，明智的政治家一定知道，如果忽視了投下的一百四十萬張選票所傳達的訊息，就很可能在下次自己國家的選舉中落選。 最重要的訊息是 -- 執政黨要當心了！最顯著的例子是英國。佘契爾夫人所領導的保守黨十年來首度在全國性選舉中被工黨擊敗，只獲得三五 % 的選票。 執政黨小心！希臘、愛爾蘭、盧森堡在舉行歐洲議會選舉的同時，也舉行了國內大選 -- 執政黨都輸掉了。雖然西班牙、荷蘭、比利時的執政黨表現不錯，但是整個歐洲的這股反政府趨勢，反映出歐洲近十年來的穩定已到了強弩之末，必須予以重視。 歐市十二個會員國的領袖平均都已經執政六年；領導階層穩定，對推動單一市場可能有益，但是，民主政治就是要能權力轉移，因此，除非政權移轉後，政策偏離了自由市場的理念，否則未來的政局變動未必會破壞一九九二大計畫。 問題是，現在歐洲議會首次出現了中間偏左的共黨、社會黨和綠黨占多數的局面，難免會拖延一部分一九九二的法規制訂工作，對一九九二「社會憲章」的支持力量卻會增加。 那麼，歐洲是不是又開始左傾了呢？倒也未必。各國反政府浪潮的背後各有原因。希臘保守派是占了社會黨發生醜聞的便宜；法國右派得勝是因為左派自己缺乏士氣；只有英國工黨得勢才真的讓歐洲議會中的社會主義抬頭。 英國選民對經濟出現了八。三 % 的通貨膨脹率感到緊張，決定給佘契爾夫人一點顏色看。如果其他歐市會員國的通貨膨脹情況急速惡化，選民也可能投票反對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 第二項重要訊息是 -- 不論在朝在野，凡是主流政黨都要警惕。因為選民背棄了以往熟悉的政黨，轉向綠黨、共黨、法西斯黨和國家主義政黨。 綠黨成了明星 極右黨派在選民的抗議情緒中漁翁得利，法國和西德的反移民政黨都顯示了實力。綠黨更是抗議票的明星，它在歐洲議會贏得的席次是上一屆的兩倍。 這次流失的票源，在各國的國會選舉中，還是會有不少轉回主流。但是抗議的根源卻潛伏著。環境主義正在各處滋生；而極右派正隨著歐洲人對移民的憎厭情緒升高而興旺 -- 僅僅西德今年即有三十多萬東歐移民。此外，各國主流政黨的經濟政策日趨一致，小黨的主張就提供了選民一些選擇，藉以表達對各國當地事物的希望或擔憂。 地方黨派或單一取向的黨派對歐洲議會沒有什麼妨礙，可能還有裨益 -- 與其讓極端分子走上街頭，不如讓他們進入議會 -- 但是如果他們影響到國會選舉，或茁長到與執政黨分庭抗禮，那就值得擔心了。 例如，希臘在這次大選後，共產黨成了最大黨；更要命的是，西德共和黨可能在下屆聯邦議會選舉中贏得一部分席次，使得各主要政黨都無法贏得多數優勢，連組成內閣都會發生問題。北約各國想都不敢想，如果在東歐務實派主政的情況下，西歐各國都由中立的綠黨或極右派擴張主義者當政，會是什麼後果？如果歐洲政治家對這次的抗議票做恰當反應，應可將危機降到最低。 歐洲人不愛大整合 比如說綠黨，他們關切的問題是超國界的，歐洲議會是大展身手的好地方，但是以往綠黨的心眼相當狹小。今後他們面臨的艱難抉擇是，要繼續保持反對黨的姿態，或真正分享權力；想要權力，就得放棄一些愚蠢的主張。而主流政黨除了「綠化」本身之外，沒有太多選擇，以免看來不關心污染而喪失選票。 極右派崛起，大半和各國本身的情況有關，但是，主張大整合的人最好還是加以防範。 這次大選顯示；歐洲人不喜歡政府悄悄進行整合計畫，因此如果正統的政黨想贏得選民對歐洲聯盟的支持，必須朝向促進健康、環保和財富的方向努力。

輕‧博‧短‧小

日本人的眼睛正被鑽石照得閃閃發光。日本的鑽石購買量在一九八四年時為一百四十八萬克拉，到了一九八七年，已躍升為二百三十五萬多克拉，一九八八年比前一年更成長了六。六 % 之多。二十年來，日本鑽石市場經歷一番艱苦奮鬥，終於開拓了燦爛的前景。 日本鑽石總經銷帝比爾公司 (DeBeers) 透露，該公司在一九六六年開始打廣告時，當年度結婚的婦女中，只有六 % 擁有一枚訂婚鑽戒。到了一九八八年，七四 % 的婦女結婚時都有一枚鑽戒。 三個月買枚鑽戒 為了鼓勵大眾、鼓勵不同類型的人購買鑽石，帝比爾公司二十年來一共推動了十一項促銷活動。一九六六年的第一項活動，是推廣買訂婚鑽戒的風氣。到了一九七七年，帝比爾發現一般人購買鑽戒的大小由 0. 二九克拉降為 0. 二三克拉，擔心這個趨勢會使鑽石的形象降格，他們開始鼓勵男士花三個月薪水買一枚訂婚鑽戒。 由於日本人習慣以月薪來衡量價錢，這項促銷活動十分成功。三個月的薪水雖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日本人倒還不難接受；購買鑽戒的大小就從一九八 0 年的平均 0. 二三克拉；到一九八七年增加為 0. 三八克拉。 鑽石領夾當回禮 另一項促銷活動則是利用日本的習俗 --「回禮」。日本婦女訂婚後回贈未婚夫禮物，通常是買一套西裝或其他穿戴用品，從不會買鑽石之類的珠寶。帝比爾公司解決了這難題，他們推出鑽石領帶夾。目前大約六 0% 的年輕未婚夫婦仍然遵守訂婚回禮的習俗，而其中有二 0% 的人會選擇贈送鑽石。 日本鑽石市場的前景仍非常看好。最主要是日本人偏好高品質的鑽石。高品質的鑽石占購買量的七三 %。其次，鑽石已為婦女所接受，甚至成為必備的飾品，而今天購買鑽石的年輕婦女還有長遠的未來將會繼續購買。 (譯自 Media & Marketing)

傳播:政府資訊應公開

行政院法務部於今年四月曾通函各有關檢調單位，不得公開偵查中案件的有關消息。接著，司法院也在六月通令所屬法官，不得任意發表有關職務的談話。 據報導，台北市地檢處並在檢察官辦公室門口，裝設電眼設備，監視出人辦公室的人；而司法院在通令中也同時規定，新聞均需透過發言人室發布，或法官在申請核准後，才能對新聞媒體透露消息，並不得在辦公室內召集記者談話及評論。 於法有據？法務部是根據刑事訴訟法「偵查不公開」的規定，司法院則是根據公務員服務法「未得長官許可，不得...... 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法條，而採取這一連串措施。 表面上看，司法當局的這一連串措施，似於法有據；再細究，卻又不盡然。所謂偵查不公開，應是指不得洩露有礙偵查進行及偵查公正性等消息，並非完全封閉消息。否則檢調單位有時為了有利偵查或為嚇阻犯罪等目的，而主動發布消息，又怎麼解釋呢？而社會發生重大案件時，又怎能要求傳播管道的新聞媒體視而不顧？又怎能滿足民眾的資訊需求呢？同樣的，公務員服務法中有關職務之界定，亦頗具爭議。它可能廣義地指涉任何相關事務，也可能僅限於承辦中的案件的相關事務。釋義不同會產生極大的適用差異。 現在司法當局根據抽象、界定不清的法條，要求有關單位及所屬一體適用，一律遵行，不僅可能妨害有關人員的言論自由，也可能損及新聞媒體的自由權及人民知的權利。同時，在執行上亦可能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後遺症。 目前，人民維護權益的意識日高，司法人員自不例外；另方面，新聞媒體為了滿足漸增的人民資訊需求，競爭日亟，則司法當局這些具有爭議的規定，會不會引來司法人員及新聞記者基於抗爭或職務要求，進行暗中接觸、交換？如此，不是有可能產生更多不負責任或不正確的言論嗎？反彈後的反彈 部分報紙以斗大標題，將司法當局這一連串措施，歸諸是吳蘇案的反彈；有些則說是與司法體制的權威感性格有關。是耶，非耶？不易遽斷。不過，在事件發生，引發新聞媒體的反彈後，司法院迅速另擬訂「便利新聞媒體至各法院採訪之新措施」。司法院從善如流，立意可嘉。但這項新措施，側重程序面，實體面的效益有限；何況司法院單獨的、臨時的舉措，並未直指問題關鍵，對國內不時發生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及知的權利問題的解決，助益很小。台大法律系林子儀教授在一篇「資訊取得」的論文中說，政府所握有之資訊應為公共財產，人民自有權加以取得使用。基於民主原則的要求，許多民主國家均因而制定政府資訊公開法 (或稱資訊自由法), 賦予私人取得政府所握有資訊的權利。 反觀我國，並無類似法案，僅在很有限的特別規定下，私人才有權取用政府的資訊。所以政府公務員動輒得咎，而政府與新聞媒體的關係又時見衝突緊張。瞭解了問題的關鍵所在，那麼惟有政府以較開放的心態，將問題全盤地法規化，才是解決問題之道。 (鄭瑞城為政大新聞研究所教授)

經濟:交通建設用者付費

立法院最近為了小汽車進口關稅今年要不要再予降低，掀起一場劍拔弩張的爭奪戰。儘管爭奪的目標看來十分簡單：稅率應該維持在去年的四二。五 %, 還是降低到三七。五 %。 直接參與戰局的，至少有四個方面。一個是工業團體立委，要為製造業爭取利益，奮鬥的目標明確，理由也至為單純。但另一方面，首先發難要求關稅降到三五 % 的農業團體立委，態度就不那麼明朗了。據說他們之所以要求減稅，主要是出於一種不平之憤：農產品關稅一降再降，已經低達三五 %, 又何以獨厚汽車業？另外兩方人馬所高舉的旗幟更是堂正而莊嚴。以反對黨為主的立委，要為所有消費大眾請命，不能為了少數資本家的利益，而讓犧牲已逾三十年的消費者繼續因為買不起價格偏高的小汽車而受損。 至於直接負責執行工業政策的工業局，理由更加嚴正。他們指出，關稅連續下降加上台幣升值，已使得進口車高速成長，威脅影響到汽車工業發展的前途，數萬從業人員的生計。因此稅率今年不宜再降。 這樣錯綜複雜的局面，引出來好幾個值得玩味的問題。首先，根據公共選擇學派經濟學家的說法，當政府的干預牽涉利益分配的時候，通常居於多數的一方，利益會受到忽視。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可喜的漏洞 在這一次爭議裡，居多數的消費者的利益被看重，明眼人不言可喻，顯然是選舉旺季的氣候使然。不過，這至少證明了，公共選擇學派的悲觀看法仍然存在著一個可喜的漏洞。 其次，誠如爭執雙方的說法，稅率不降，將使消費者的利益受損，而稅率降低，將危及汽車工業的發展，成為一個兩難的困局，究竟應以那一方做犧牲？倘若我們同意，汽車工業乃至於整個經濟的發展，其目的都在為全民，也就是為全體消費大眾謀福利，那麼自不應以消費者的利益為犧牲。 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汽車工業受到損害，進而使全民福利蒙受重大損失，而稅率降低，消費者只能得到微薄的利益，甚至於得不償失，那麼保護汽車工業就應該優先考慮。 然而稅率降低不到五個百分點，又真會讓汽車工業的發展受到重大的損害嗎？過去在保護關稅稅率最高時，汽車工業甘於墮落，而在稅率逐年降低、開放程度不斷提高時，卻出現了最強勁的發展，這又代表什麼意義？平心而論，我們認為小汽車關稅稅率應該降低。即使根據原先擬定的五年發展方案，今年底也該降到四 0%。何況當初擬定此方案時，一般關稅尚未大幅降低。主要的是相對於其他產業保護程度的高低，而非絕對保護程度；因此，依設計時的精神，現在相對降低稅率，亦無可厚非。更積極的理由是，唯有在更開放、更富競爭性的環境裡，業者才會更努力提升其生產效率。 提高汽車使用價格 其實，最值得重視的問題，不是關稅或汽車售價偏高，而是汽車的使用價格過度偏低。台灣地狹人稠，交通建設成本極高，這些本應由汽車使用者負擔的代價，卻由全體納稅人及消費者共同支付。不但不公平，偏低的使用價格更會造成小汽車快速膨脹，使此代價更快速地上升。進口稅率低只會使問題更為惡化，消費者反而得不償失。要讓這許多問題一起獲得解決，只有一個辦法：在降低銷售價格的同時，大幅提高小汽車使用價格。 (馬凱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統獨之爭三百年

來自台灣的訪客，和一個北愛爾蘭人聊天。 這位擁有經濟學碩士，三十歲出頭的公務員說:「也許我們的教育太窄了，對亞洲的瞭解太少。」 訪客:「會不會是因為你們太強了，殖民過那麼多地方，不需要學別人的語言？」 我們不是英國人？他警覺地回答:「你說的是英國人。」 愛爾蘭人被英國統治已經上百年了，但他們仍不能忘記；他們是塞特族 (Celt), 不是盎格魯撒克遜人。 一位三十出頭，劍橋畢業的英國人，對愛爾蘭人不甚好感:「他們總是要跟英國不同。」 北愛爾蘭有自已的鈔票 (雖然上面印的還是伊莉莎白二世), 他們保留了工業化之前的傳統，喜歡大家庭，三個孩子的規模是極普通的。他們重視子女教育，一九八七年，北愛爾蘭學生得到 A 級資格 (大學預備考) 有二三 %, 比英國平均多出六個百分點。 信仰撕裂北愛爾蘭 當英國取消十一歲學童的分流考試時 (這種考試決定幼童是否能進入升大學的體系，或流入職業學校的系統), 北愛爾蘭卻不採新制，保留舊有的教育制度，並且引以為傲。 然而撕裂北愛爾蘭最烈的，不是「種族」上微妙的感情，而是信仰的不同。 古早古早以前 (據說是七百年前), 愛爾蘭島上的居民，移民到蘇格蘭，他們信奉的是天主教。四百年後，蘇格蘭的國王詹姆士一世 (James I) 入侵愛爾蘭，愛爾蘭雖然得到歐洲大陸天主教廷的協助，還是吃了敗仗。 從此，蘇格蘭人開始移人愛爾蘭島，這些愛爾蘭後裔大多聚居北部，只是再返「鄉」, 他們已經變成基督教徒。 做紡織機器的商人麥基 (Gorcdon Mackie), 形容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紛爭，是「兄弟閱牆」,「他們要不互不說話，要不就打一架，這種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就是在二十世紀，他們也是「不說話」, 或者「打一架」。 北愛爾蘭人口中，六成的基督教徒，和四成的天主教徒，各有各的社區、學校，許多人是上了大學，或者在十六歲進入職業訓練，才第一次遇見不同信仰的同胞。 雖然北愛爾蘭已經出現混合學校，但是不甚受歡迎。微妙的情結因此無法靠教育解開。軟體公司 Kainos 經理葛翰 (Frank Graham) 說，一般基督徒相信自己是愛爾蘭人，但也是英國的一部分，但天主教徒的家庭教育中，卻一直強調他們是愛爾蘭人。少部分天主教徒，甚至說古老的愛爾蘭語，寫愛爾蘭文字，看南邊愛爾蘭共和國的電視和報紙。 讓事情更複雜的原因，不單僅是宗教而已，另外牽扯到資源分配的問題。基督教徒以勝利者姿態出現，掌握了政治、經濟和土地的優勢。尤其在十九世紀初的工業革命發生後，基督教徒的經濟實力，遠超過務農為主的天主教徒，他們開工廠，曾拒用天主教徒。 打一架解決不了問題 如今，工作機會歧視的禁令早已打破，但殘酷的事實是，天主教徒三 0% 的失業率一直還高於基督徒。 互不往來久了，只有「打一架」解決。 一九一六年，愛爾蘭人發動革命，爭取獨立，斷斷續續打了好幾年，英國終於在一九二一年讓步，讓愛爾蘭獨立，但附帶條件是，在基督徒較多的北部，必須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獨立。結果基督徒贏了，於是形成今天愛爾蘭分裂的狀況，北愛爾蘭仍受英國統治，南方的天主教徒則成立了愛爾蘭共和國。 然而這才是日後紛亂的開始，兩邊零星打鬥不斷。一九一九年，激進的天主教徒組成愛爾蘭共和軍 (IRA), 在一九六九年的血腥示威衝突後，英國駐軍北愛爾蘭，IRA 開始活躍起來，炸法院、警察局、殺英國軍人，希望能使北愛爾蘭與愛爾蘭共和國統一。 而基督徒也有不同意見，一九七四年，親英的基督徒舉行長達兩週的大罷工，希望能自選地方首長，而非由倫敦派任。他們失敗了，兩敗俱傷的大罷工事件從此成為絕響。 從創傷中甦醒 「我們這裡有個笑話 -- 愛爾蘭是英國永遠的問題，等英國人想出了答案，我們又把題目改了。」北愛爾蘭工業發展局的亞洲區主任麥念誼 (Tim McNeill), 形容這場百年公案。 但最近十年，北愛爾蘭似乎從幾百年的創傷甦醒了，他們發現付出的代價太大。一般相信，IRA 的核心分子只有八百人；今年五月的選舉中，投票支持武力統一路線的人只占九 %。 而愛爾蘭共和國早先對 IRA 也採取「默許」的態度，收容作案的逃犯。 但一九七九年，愛爾蘭的新總理改變了潮流，他譴責 IRA 為恐怖分子。三年前，愛爾蘭共和國與英國簽下協定，雙方增強各方面的合作，不再是暴力分子的收容所。 然而，北愛爾蘭的閒靜氣氛，是超乎想像的。 在三百年歷史的旅館裡，清潔工跪在地上，用力一寸寸地擦拭階梯；海濱公園旁，兩手插在褲袋的女士帶著大狗散步，擦肩而過，不忘一句微笑的「哈囉」; 紡織工廠四十多歲的男作業員，穿襯衫、打領帶，專注地剪裁布料。即使公路上荷槍臨檢的軍人，面對照相機，也是微笑地點頭。 「這個社會運行的支柱，是因為有正義，我們相信透過民主，可以解決問題。」工程師雇主協會的史都華 (Joe Stewart) 說，司法和民主，已經是北愛爾蘭人民的信念，和未來的希望。 記憶太長了 侷居於一島，台灣的中國人，近半世紀以來，在台灣結和中國結裡迷惑、對峙的氣氛，好像天底下再沒有第二件事。 經過幾百年的對立，北愛爾蘭人似乎是大惑方解的人，顯得有耐心。 曾經在香港工作過幾年的麥念誼，對中國人有點認識，他微笑地說，北愛爾蘭人和中國人有同樣的毛病，「我們的記憶都太長了，但幾百年前的戰爭，跟現在的生活，又有什麼相關呢？」

讀者回響

需要「群已關係」新規範 貴刊十月號刊載總統府資政李國鼎先生在「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改名茶會致詞中，重新提出「第六倫」-- 群己關係的呼籲，個人認為我們應該將這個偉大的創意發揚光大，進而建立一套新的社會價值規範。 歷代固然有五倫之說，但是近百年來一尤其近十年來一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變遷之巨，迥異於「歷代」。過去農業經濟、專制封建體制下所建立的社會倫理，已逐漸失去其規範能力，例如所謂「君臣有義」實已失去其規範客體，雖然有人說「君」在現在可解釋為國家，但與其解釋得如此牽強，何不另覓一個更貼切的語句？而「夫婦有別、長幼有序」在民主、平等的理念下，亦有重新調整之必要。在人際關係如此頻繁與複雜的現代社會，建立「群己關係」的新規範是我們迫切需要的事。 雲林 林維煌 「遠見」只是面明鏡 拜讀十月號遠見讀者回響中「不要只挑腫瘤的醫生」一文，心中有話，不吐不快：誠如同期中大陸學人李君芳所說:「中國人責任太多，自己給自己加了很多的責任。」我也想說，別給遠見太多壓力，因為遠見並非能治百病的醫生，而只是一面讓人省思的明鏡。 事實上目前這個病人膏育的社會，不是任何單一力量所能扭轉的，需要整個社會大眾的努力。作為一個傳播媒體，重新檢視症狀，探求病源，使社會大眾有個共識與反省的機會，正是遠見三年多來一直在做的事。 台北 胡以文 軍中仍有理想青年 我是個服義務役的阿兵哥，看見九月份的遠見雜誌，心中一則富、一則憂。喜的是貴刊編輯用他們敏銳的觀察力，客觀的寫出我及許多同學、同袍的心聲；憂的是社會上許多的問題，政治上的權威依然存在。未來四十年，將是如何的光景？在軍中我們接受反共愛國教育，也讀四書，但即使胸中有為國為民的抱負，卻只能做到憂國憂民而已。在此借用貴刊所說的，我們軍中所實行的政治思想教育，只造就了「不能獨立思考、常識不足、眼光狹窄。難以溝通、感受力差」的軍人，尤其是部隊中的政戰人員。 而在軍中，我及同袍有兩個生活，一個是政戰處長的，一個是屬於自己的。表面上研讀政治思想教育、看革命軍月刊，事實上，政治教育測驗大家都在作弊，下面的人欺騙上面的人，而上面的人又欺騙更高級的長官，大家都在欺上瞞下；軍中的士氣就此輸掉了，軍官的素質也就江河日下。 雖然如此，軍中還是有一些青年軍官及高知識水準的士兵，並沒有被僵化的政治思想教育所埋沒。 我們心中有著一份理想，將來出了社會，要締造真正公乎合理、民主自由的生活，人民納稅、守法、盡義務、享受權利、監督政府施政、參與國家決策，做個真正的主人翁，這才是中國人要過的日子。 桃園 陳志遠 自尊自重邁向強國 貴刊九月號以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個主題闡述台灣四十年的轉變。與地球上其他國家比較，台灣是較善變的。在較缺乏自信的前提下，社會瀰漫著「只要是摩登的就是好的，只要是好的就上市」的心態。這種畏懼落伍的心態、造成人文精神淪喪，社會、經濟、政治三方面不健康的現象。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我們失去的民族自信心，似乎遠遠超過其他同樣歷經浩劫的歐洲國家，甚至德、日、義等戰敗國。丟掉了自信心，只好拿經濟奇蹟來填補心中的缺。但今後的數十年又將以什麼來填補心中的缺呢？答案是：不知道。自卑與善變的結論是對未來一切都不知道。也許可能的答案是問問美國、日本，看他們以後要給我們什麼。 台灣是上蒼給我們的一塊美好的土地，中國人的智慧與其他民族不相上下，我們何必飢不擇食，我們無須孤芳自賞。徹底的尊敬自己、重視自己及開拓胸襟是成為世界強國的唯一法則，我衷心希望思想界及傳播界能聯合一氣，以此為同一方向而努力。 英國 何丕倫 啟事 本刊常接獲讀者投書，對時事、社會現象有所針貶；「讀者回響」秉持客觀公正精神，開放給所有讀者，但對缺乏具體事實者，礙難刊登。來函均請署明真實姓名 (可以筆名發表) 及地址，以便刊登後寄贈雜誌，或必要時回覆。

未來趨勢系列

當台灣的人目光盯住立法院、證券市場和街頭群眾的時候，遙遠的天邊也許正燃燒著戰火，一水之隔的鄰國也許正大力推動改革；亞洲人勤奮地工作，產品打進了歐洲市場；藝術之都的法國，找了東方貝圭銘重新再造羅浮宮...... 地球愈來愈小了，住在海島上的我們，再也不能只顧著「眼觀鼻、鼻觀心」。

都市的傳統與創新

我選都市計畫為終生事業是受了先父盧毓駿先生的影響。 尋求協調感 回想先父最早指導我欣賞的建築是大師勞萊德的名作「落水莊」(Falling Waters), 他認為那依山坡、跨瀑布而興建的宅邸，最能代表「天人合一」的至境，並充分顯示道家「法自然」的真意。 同時，他也灌輸我有關都市設計的概念，他常強調:「儘管設計一幢建築已非易事，但這仍是不夠的；建築師的真正成就是在尋求建築物間的協調感。」這番話啟發了我對都市設計的興趣，也受到極大的鼓勵。 我一生的歲月，一半居住在中國，另半段則是在美國度過，因此深受中西文化的薰陶，但也迭經兩種文化相互衝突的考驗。及至年事稍長，漸能摸索出其間的平衡點。 大體而言，中國文化講究尊重傳統、歷史的延續，美國文化則求新、求變；中國人視謙虛為良好美德，美國人則重進取精神。中國人通常有極大的耐心，結果遇事常遲疑不決，問題經年累月堆積下來，非歷經重大革命，才能完成必要的改革。相反地，美國人個性多率直，對事反應過快，不斷變化的結果，雖有刺激興奮之處，卻也帶來些社會經濟的不穩定，整個社會不時為此付出相當的代價。 如果能將中美各有所長的文化融會於一爐，使保守和進取、隱忍與率性、謙虛與自傲...... 適度調和後產生一種「延續性的變化」(change with continuity) 也就是在不斷更新下，同時維繫傳統於不墜。這種兼容並蓄的效果，是我們所企求的。 不協調的古城風貌 當代中國藝術史權威高居翰先生 (James Cahill) 主張「所有偉大的藝術，都該有些約束」, 對於現代藝術毫無拘束地求變，深不以為然，反而欽佩中國藝術始終堅持創新中不忘傳統的作風。 我深信，這個理念同樣適用於都市建設中。任何人無意間摧毀一個良好社區，再規畫重建；與一味盲目保持老舊住宅區而不允許作絲毫變化，兩者同樣不智。在城市更新工作上，最大的考驗是既要有新的變化，又要延續舊有風格。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北京城的風貌，正面臨這樣的考驗，新完峻的國際觀光旅館，如雨後春筍似的陸續出現，但一幢幢雄偉的現代建築，「見縫插針」地聳立於滿布千年文物的歷史古城中，視覺上總是有不協調的牴觸感。 因此當貝聿銘先生應邀為北京設計一座有代表性的旅館，他覺得再為北京多添一幢摩天大樓並無意義，而選擇了西部的香山為址，為此設計貝先生先鑽研中國民間建築，也學習蘇州的林園設計，最後才設計了香山飯店。 一條新道路 儘管設計的成敗見仁見智，各方評價不一，但無可否認的，這件被眾人視為貝先生「後期現代建築作品」的香山飯店，已試圖為中國建築探尋一條新的道路。 這些例子，都彰顯出一個意念，當我們重建城市、更新都市、維修社區的時候，我們雖是不斷攀爬現代建築的高峰，卻也不該忘卻城市本身獨具的傳統與風格。這種「延續性的變化」才能促進傳統與創新之平衡。 (盧偉民為旅美都市計畫專家)

孟岱爾夫人當起藝術大使

美國總統向來是世界民主陣營的重要領袖，歷任白宮女主人也備受各界矚目。其中有的深受愛戴，如羅斯福總統夫人；也有頗遭輿論批評的，像剛離開白宮的南茜。雷根。然而在華盛頓權力中心的社交圈裡，有一位鮮少被人提及，卻貢獻非凡的女性 -- 前副總統孟岱爾夫人 (Joan Adams Mondale)。 身為政治人物的妻子，她除了相夫教子和應付眾多演講、旅行、酬酢之外；尤其難得的是孟岱爾夫人更善用她獨特的地位，致力於推廣藝術文化活動。曾於一九七七年獲卡特總統頒贈一項最高榮譽 -- 聯邦政府人文藝術委員會榮譽主席；也贏得「藝術的瓊安」這個暱稱。 孟岱爾夫人雖然身居華府，並未沾染官場氣息，反而開創了另一片清新的天空。她曾巡迴美國各地，在演講中強調藝術對人生的重要，並為支持藝術家和文化活動募款。瓊安曾把副總統官邸當成一些現代藝術家發表作品的展覽館，當今美國許多有名的書家、音樂家都是因為她的資助才出人頭地的。 一九七二年，她出版了「藝術中的政治」(Politics in Arts) 一書，書中指出一個政治家必須要有民胞物與的胸懷和藝術家的鑑賞力。這本書的出版，對於當時籠罩在水門案件陰影下的華府，不啻一記棒喝。 在充滿藝術氣息的家庭長大，孟岱爾夫人一生與藝術結下了不解緣；大學裡主修歷史、副修藝術；在波士頓現代美術館找到第一份工作；連第一次和孟岱爾先生約會都是約在明尼亞波里市的藝術館。 出生於一九三 0 年的瓊安，二十五歲那年和孟岱爾在一次「盲目約會」中相識，一見鍾情，五十三天以後訂婚，接著又結婚，成為她這一生的轉捩點。由於先生經常不在家，她幾乎必須獨立撫育二子一女；孟岱爾參選時，她更四處演講，鼓勵選民選擇他。 孟岱爾夫人相信人生必須有個明顯目標，幫助自己瞭解什麼是最重要的。「我們家庭的目標就是致力於公眾政治和藝術推廣，」她說。 一九八一年孟岱爾自美國政壇暫時退隱，瓊安重拾平靜的生活，也為普及藝術教育及藝術活動投下更多心力。 今年六十歲的瓊安和藹、爽朗。她表示子女各自長大成人之後，她可以花更多時間在熱愛的陶藝上面，同時也身兼好幾個藝術團體的董事，包括甘迺迪藝術中心、南茜豪斯舞團、沃克現代畫廊、明州交響樂團及聖保羅室內交響樂團等。 其中南茜豪斯舞團將在三月來台北教學並做示範演出，孟岱爾夫人擔任榮譽領隊，也將一同來台。 熱愛舞蹈的孟岱爾夫人讚美舞蹈是「一幅真實的圖畫、一場現場的交響樂。」而現代舞舞者憑即興、純熟的技藝將創意溶入舞蹈中，觀眾們不同的想像力也會激發不同的感受。她特別欣賞南茜豪斯舞團「極度的幽默感和創造力。」 孟岱爾夫人希望舞團這次來台能增進雙方瞭解，她也將不忘親手做幾個陶壺送給熱心的朋友。

時勢中的英雄蕭萬長

堪稱黨務門外漢的蕭萬長，接下往日蔣經國時代最受重視的組工會主任一職，不少人對他畫上了問號。 政大法律系教授黃越欽擔憂，人脈陌生的蕭萬長擔起這必須「腳踩到地，頭頂著天」的任務，涉身複雜的選舉恩怨，「太辛苦了。」曾與蕭萬長在組工會短暫共事的一位黨工也指出，辦黨務，人要四海，狠得起，與黑道也得來往，而蕭萬長卻不脫「行政官僚一板一眼的架式。」 面對外界質疑的眼光，蕭萬長以一貫舒緩的口吻表達了他對現職高度的興趣，視黨務為「技術官僚職業的延長」, 並自許將注入企管精神 (見專訪部份); 上個月他宣布將考慮開放黨營事業股票由黨員優先認購，就是一例。而許多人也忽略了在前年國民黨十三全會中，圓滑的人際運作使他超越所有財經部會首長，以排名第二十二當選中央委員。 不過，雖然蕭萬長目前已「換台演出」, 多位財經人士仍將他的特長定位於經濟領域，並肯定預測:「蕭萬長接經濟部長，是遲早的事。」 搭上經貿列車 民國六十年，我國退出聯合國，次年中日斷交，外交情勢江河日下；就在那年，蕭萬長做了影響他一生事業至鉅的抉擇，離開外交部轉至國貿局，從此搭上一路奔馳的經貿列車。 他在國貿局十六寒暑，正值我國外貿起飛的黃金歲月。大幅出超導致中美貿易摩擦迭生，這位善於折衝協調的談判專家曝光頻仍，聲名大噪，「蕭萬長」三字儼然成為國貿局的代名詞。 七十八年底大選，民進黨「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奏效，兩黨政治雛形初現，政黨競爭變為台灣政治舞台的主要戲碼。當時已任經建會副主委的蕭萬長，再度躍上舞台中央，接任原由悍將關中擔綱的國民黨組工會主任。 因緣際會，這位常掛憨厚笑容的農村子弟，多年來有意無意的總身處於聚光燈的焦點，演出極艱鉅卻備受矚目的角色。「他非常能掌握冒出頭來的關鍵，」一位財經圈內人觀察道。 走對了路，加上苦幹實幹，使蕭萬長遙遙領先與他同時起跑的其他人。當他以我國首席代表身分坐上談判桌時，當年與他同期考入外交部的同學，席位遠排在他之後；而以我國的外交逆境，經貿代表在涉外關係上，也比外交人員享有較寬廣的空間。 曾採訪國貿局新聞多年的聯合晚報證券組組長姚鷺察覺，蕭萬長離開後，「國貿局的全盛時期似乎過去了。」 一位財經界前輩形容他聰明、吸收力強，「做任何職務都有表現，而且不那麼老套，是很優秀的行政人員。」聯合晚報的姚鷺也說，經常累得嘴巴潰腫，胃病發作的蕭萬長，「比起其他不做事的老賊，是真正在做事。」尤其他在國貿局這個三級行政單位，能攻破不少握在高層的不合理制度，促進貿易自由化確有貢獻。 出身嘉義鄉間，當年為盡孝道而忍痛放棄留美深造機會的蕭萬長，歷經多年涉外事務，視野廣闊，善於掌握國際經貿脈動。他任經建會首席副主委期間，仍以中美貿易小組執行秘書身份在幕後協助談判事宜，當時頗受李總統重視的「加強對美經貿關係行動綱領」就是由蕭萬長親手撰寫；而蕭萬長與國內業界的淵源更可補主委錢復之不足。 蕭萬長形容自己「很笨，很嚴肅乏味，但待人很誠懇。」而許多熟識他的人異口同聲指出，人際關係圓熟練達，是宦途順遂的蕭萬長最大的資產。 馬英九加吳伯雄 「他能用適當的、使人窩心的方式獲取他需要的人心，」一位熟知國貿局內情的人士透露。早年曾任國貿局長的汪彝定是蕭萬長事業中的伯樂，而蕭萬長會將年幼的女兒留在家中，偕太太拎兩碟小菜，散步順經汪家，陪他吃飯。而據另一官員瞭解，李登輝在副總統任內，一度對王建瑄和蕭萬長都很賞識，王建瑄的個性是無事就不主動求見長官，蕭萬長則經常親切自然地去串門子，建立了良好私交。 這種細膩、善體人意的處人技巧，運用在公務上，也幫助蕭萬長排除了不少阻力。曾隨他多次赴美談判的國貿局第三組代組長蔡練生說，蕭萬長除了談判桌上縱橫捭闔，也能藉私下的溝通斡旋使對方產生信賴好感。即使在他調任經建會後，去年九月的智慧財產權談判，美方依然希望文森。蕭能參加。 但一位財經教授則批評蕭萬長做事較注重「賣點」, 掌握政治現實面，有時不免重權宜而輕原則；另一位官員認為他「做人太周到，不敢得罪人」, 以致決斷的魄力不足。 由當年「第一位台籍國貿局長」, 到今天「第一位台籍組工會主任」, 遲早成為「第一位台籍經濟部長」, 蕭萬長模式代表了台籍技術官僚崛起的一種典型。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彭懷恩，將他界定為馬英九 (外省籍技術官僚) 和吳伯雄 (民選出身的本省人) 的中和 -- 雖不具民意基礎，卻有草根的背景。 談起即將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深造的大女兒，蕭萬長笑開了懷。在講究家世背景的政治圈，他就像一名白手起家的殷實商人，點滴累積資源。 一位與蕭萬長結識多年的資深記者，最近與他晤談後，道出觀察:「他總是很滿足，認為自己擁有的都是多得的。」 專訪 蕭萬長：隨時要有贏的策略 深受李登輝總統賞識，以溝通協調能力聞名，強調企管精神的蕭萬長，接受本刊獨家專訪時指出，在威權下降的政黨競爭中，國民黨隨時要有贏的策略。 問：從歷史的眼光看，你是第一位接掌組工會的台籍人士，請問這有何特殊意義？答：我不贊成我們現在強調這些，這是沒有意義的說法。台灣光復四十多年來，政府推行各項建設，大家都受同樣的教育，同樣的文化背景，我們的祖宗也都是一樣，只是來得早晚不同。我想信李主席派我來時，腦中想的不是「你是台灣人」, 我覺得這樣的觀念是危險的。 我在國際間看多了，世界各國中，不要說是同一種族的，人家進步國家，不同種族的也沒有強調這些。反正適才適所嘛！我從來沒有這個心，卻被人家強調，很為難。 問：你去年年底調任組工會主任時，許多人非常意外，請問這項安排的用意何在？你上任以來有何心得？答：我不太清楚李主席為何派我來此。但我想，我完全是個新人，可以從另一角度看事情；另外，既然現在是政黨競爭的型態，就該有企業經營的的眼光，我可用過去在經貿方面的歷練來推動黨務革新。 上馬就要往前衝 這項工作非常艱鉅，具有挑戰性，但也沒時問學習，一上馬就要騎，就要往前衝。整個環境對國民黨有利有不利，有形條件慢慢被侵蝕後，很多不利因素就凸顯出來，而民主政治既是政黨政治，就要競爭，隨時要有贏的策略。 問：這次總統選舉，歷經許多波折，據你瞭解，李主席的心情如何？他就任後會展開什麼新局面？對你有何期許？答：我只負責組織工作這部分，主席、總統看見的則是全面的。他交待黨務革新非常重要，要盡全力推動。我一上任就碰到鄉鎮長和縣市議員選舉、縣市議長選舉、立法院院長遠舉，都是很迫切艱鉅的。從臨全會提名總統、副總統到總統、副總統選舉，有很多階段性任務要處理，黨務革新的工作耽誤了一下，現在要多花時間在這方面。 最近二十一縣市黨部主委的調動，就是黨務革新行動的一部分。過去好的傳統我們要繼續維持，新的時代需要也要去瞭解，中國國民黨是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政黨。 問：最近一次縣市黨部主委調動名單，為何幾經波折才發布？答：過去名單都保密，決定了馬上公布，公布後就沒有話講。現在權威性少了，黨內民主呼聲高，派出去的人，也不像從前，一公布就被接受、同時也可順利推展工作，現在最重要的是，他有沒有戰鬥性，一去了馬上要戰鬥。所以要考慮周詳，找那最合適的人。 問：你歷任外交部、國貿局、經建會各職，目前擔任黨務工作，這些階段對你各有何意義？答：從外交到經貿，是我自己選擇的路，當時是覺得我們對外關係中，經貿的角色會慢慢重要起來。在國貿局十多年，很值得懷念，也建立了相當的貿易制度和對外關係。經建會一年三個月，也很愉快，會裡有很多專家，從理論來分析財經問題，我則從實際整體來看，互相配合。 面臨改造的時機 過去的行政工作有法規制度，現在做組織工作則是情感工作，對人大於對事，要不斷有耐心地溝通，建立共識。這點說來容易做來難，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有很高的智慧，價值判斷都不同。 從傳統的觀念來看，人家會說現在我們的組織散漫，紀律蕩然，黨性薄弱。可是現在是否有辦法很快地提升黨性黨德？當整個世界都在變時，國民黨的屬性值得我們深思。比我們當年組織更嚴密、更有權威性的外國政黨，現在都面臨要改造的時機，我們也有這問題。現在大家都有很大的企圖心和參政意願，我們黨也必須要有包容性。 問：你在國貿局長任內，最感欣慰的有那些事？答：目前大家都說行政機關沒有法令依據，不能辦事，以致公權力不彰。我們至今仍無「貿易法」, 但我在國貿局時用行政命令辦事，社會上並不覺得我們無法無天，這是因為我們沒有私心，不偏不倚。我們當然要法治，但縱使沒有法，也不是不能辦事。 國貿局在體制上是個很低的單位，編制待遇都不高，但社會上給它很高的期許，使大家能不計較待遇、前途努力去做，這是國貿局很可愛的地方。 問：聽說你將重回經濟領域，甚至可能出任經濟部長？答：懊！沒有沒有！我從來沒聽說這樣，這種揣測我不知是什麼。我公務員當了二十幾年，大部分時間在經貿領域，對這方面關心和瞭解是很自然酌。但我對目前的工作也有很高的興趣。 基層黨工升遷難 問：據你觀察，目前基層黨工有那些最重要的問題？答：基層黨工升遷管道不通暢，影響士氣。而且整個工作環境愈來愈難，工作條件沒辦法跟著充實，工作方法不能創新，因此少數人覺得落寞，不瞞你講，黨工在權威式政治環境中社會地位很高，現在卻又沒受到應有的尊敬，年輕人不嚮往這工作，不注入新血，黨就會老化，這是我們根本的問題。 我們不能期望黨工變成聖人，犧牲奉獻，這太理想化了。基本的工作條件和待遇都要比照一般辦理，在這樣的條件下，可以訓練他們成為有理想肴抱負的社會工作者。 (林蔭庭採訪整理)

影響大陸的兩大動向

在全世界變革的潮流中，有兩個動向對中國 (編按：本文提到的「中國」均指中國大陸或中共政權) 影響最大。一是蘇聯和東歐的改革，尤其蘇聯的改革影響更大；另外就是台灣現代化的發展。 中蘇改革的比較研究，正引起全世界很大的興趣與關注。去年我到蘇聯做了十幾天的考察訪問，很明顯的感受到，蘇聯和中國一樣，再也不關起門來自吹自擂了。 記得在五 0 年代中蘇蜜月期時，蘇聯是很喜歡自吹自擂的國家，什麼都是蘇聯第一。但是今天，蘇聯已開始注意到自己體制上的極大弊端，尤其是勞動力低落、社會缺乏活力。雖然在國防軍事及重工業上能與美國抗衡，但從總體而言，蘇聯自己承認，它不過是「最不發達的發達國家」, 或「最發達的不發達國家」。也就是已開始對自己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並且開始揭露弊端。 蘇聯的反省 同時，蘇聯也開始感受到新技術革命對它的衝擊。五 0 年代，蘇聯對自然科學作過大批判，中國也捲進那場風暴。蘇聯科學界的許多菁英，受到無情批鬥，使它至今在很多高科技領域，呈現全面落後。因此蘇聯科學家現在反省這段歷史時，特別痛恨過去政治對科學粗暴的干涉。 此外，我感覺蘇聯有很大變化的，就是一大批富有改革進取精神的政治家，走上了更為主導的地位。尤其戈巴契大改革的推動與興起，一上台對內大刀闊斧，同時對外改善與中、美關係；在政治與新聞改革方面，也連連出招，並且出的都是大招，譬如對於許多歷史上受迫害人物的平反，就對中國產生很大震撼。 如布哈林，原先他們認為是個壞蛋，現竟搖身一變，成了「傑出的理論家」、「列寧的親密戰友」、「性格內向的知識分子」。赫魯雪夫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的秘密報告，也被中國好幾個刊物全文轉載，引起不小衝擊。 此外，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蘇聯的公開信運動、新聞改革、加速政治新舊人物的交替、起用一大批具國際眼光與戰略眼光的知識分子作為智囊，以及大刀闊斧的撤換反對改革的幹部。這些對中國都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中」蘇問題同出一源 我認為，中蘇兩國的改革推動者，都意識到改革是一個全方位的社會系統工程，不但要進行經濟改革，還要擴及政治、觀念、文化與意識型態的改革。蘇聯的理論界因此強調：不能將馬克思、列寧的每一句話都奉為教條。 中、蘇的領導人同時在探討各種改革的相互關係，雙方改革當然也遇到很大的困難與阻力，在某一程度上，蘇聯改革所遭到保守勢力的阻礙，甚至比中國更嚴重。而我的觀察也發現，中、蘇改革引發的許多問題，都同出一源，許多地方可以相互借鏡。最近蘇聯「真理報」總編輯訪問中國時就表示:「新聞改革蘇聯比中國好，經濟改革中國比蘇聯好。」雙方可以相互補充。 在世界變革潮流中，影響中國的第二個動向，就是台灣近幾年的發展。 尤其去年年底台北開放大陸探親，十餘萬台胞前赴大陸，引起很大風潮。海峽兩岸民眾接觸與合作的願望，使兩方政府都窮於應付、手忙腳亂，政策的制訂趕不上實際的發展。 我認為兩岸經濟的合作有「壓倒一切的魅力」, 因此雙方都有三個互相無法取代的有利因素：就大陸來說，首先就是市場。有十一億人的購買力，這是任何一個企業家都會為之神往的。其次是資源，如原油、木材、煤等資源，很吸引台灣商人。 大陸第三個有利因素，就是相對廉價的勞工。目前大陸一個勞工成本只有台灣的十至十五分之一。這種差距，使 (台灣) 大批勞工密集產業的轉移 (大陸), 成為必然的趨勢。 台灣三個有利條件 另一方面，台灣也有三個有利條件，大陸應該清楚明白在短期內是無法獲得的。 第一就是台灣的豐富資金 -- 八百億 (編按：最高曾達七百六十億左右) 美元的外匯儲備。大陸應清楚認識本身投資環境改善的絕對必要性，不要認為大陸是國際投資的最好地點，要認清國際流動資金的競爭性。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其次就是台灣的人才。要清楚認識台灣比大陸開放早得多，尤其對美國的開放，去年，大陸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只有一百九十多人，但台灣卻有八百四十餘人。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留學政策應更加開放，將視野放遠，愛國的概念要更寬廣，不要那麼狹隘。 第三是台灣在國際貿易上的經驗。台灣從事對外貿易已幾十年，大陸不過幾年，只能算是嬰兒，向台灣借鏡是十分必要的。 對中國改革開放具有影響的第二個世界潮流 (或特徵), 就是經濟支配力的作用愈來愈大。大陸最近的一次民意測驗顯示，經濟力與經濟的支配已成為民眾最關切的問題。我們可明白看到，當前大陸的經濟改革，仍將是改革的主流。有人問：大陸的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是不行的，甚至應將經濟改革停頓，先作政治改革。我認為這是不現實的。大陸最主導的改革還是經濟改革。我們應該明白：經濟基礎擴大後，政治改革才有其可行性。 第三個世界潮流是信息時代與高科技時代的來臨。這對整個社會、科技、教育、人才的觀念產生根本變化，同時也正在對中國產生深刻影響。如北京興起了電腦街，也有所謂高科技園區的設置。 產業與就業結構轉變 第四是全世界都在發生結構性的急遽調整。中國也已強烈感受到這股波潮；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調整。美國現代化的過程，就是農民變工人、藍領變白領，中國也在逐步跟進，並要助長這種產業與就業結構的轉變。 就業結構的調整，就會牽涉到整個知識、人才與人的能力結構的調整。因此中國的教育改革就面臨著巨大問題，不能總是培養性格內向的書生型人才，要注意能力的培養。 第五、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日益增強。中國特別需要一批有國際眼光、並且能從事全球性思考與操作的人才。 我今年多次訪問海南島與廣州，感到南方的企業家的眼光正在放向世界。這是令人欣喜的。但在放眼世界時，一系列的觀念與作法都須改變。 海峽兩岸大學此較 除企業外，中國的科技、教育，也應走向國際。最近大陸將三十所大學 (包括台灣) 的國際學術地位作一評鑑，標準是發表在國際知名刊物的論文數目。第一名是北京大學、第二名是台灣大學、第三是台灣清華大學、第四是中國科技大學、第五是南京大學、第六是復旦大學、第七是台灣成功大學、第八是台灣交通大學......。 我們明顯感受到，大陸大學規模較台灣的大，但發表在國際學術刊物的論文篇數，相對於教師人數，比例卻小得多。也就是說，大陸參與國際交流的學者人數要比台灣要少。這些都是應該深刻反省與改進的。 在上述國際潮流的背景下，中國思想界的一批知識分子菁英，對中國的落後作了更深一層的反思，這種反思經歷四個階段：首先是對資本主義文明感到震撼。歐美的摩天大樓、高速公路，告訴中國知識分子一個不爭的事實：中國在硬件方面落後太大。文革以前，中國還夜郎自大，誇耀自己在勞保等社會福利方面的成就，但現在大陸已沒有爭議地承認硬件的不如人。 反思進人第二個階段，中國知識分子感覺到：中國人並不懶、也不笨，為什麼樣樣輸人？英國一位科學家在談到中國諾貝爾獎得主時說:「中國的天才在世界各國開花，唯獨在中國本土不開花。」我們因此意識到：這是中國管理體制的落後，也就是軟件的落後，而這種落後更應引起人們的注意。 對管理體制落後的反省，百先承認經濟體制的不如人，接著是教育體制、科技體制，「十三大」後甚至認為政治體制也有弊端，也需改革，而遠種自覺將逐漸擴升，形成一種共識：中國需要一個全方位的現代化。 拋不開傳統 再下一層次的反思，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到，軟件落後的核心，是人的落後 人的素質的落後。造包括知識分子本身、幹部、公務員、職工...... 整體素質的低落。原先我們自認中國工人的素質世界第一，但與其他國家相比，顯然不是如此，現在外人進入中國投資，很大一個問題就是工人素質問題。 更深一層，在人的落後中，要探討心理結構的落後。造種心理結構受到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文明的影響，可稱為傳統文化的「負面澱積」。 一九七一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一項國際會議中，智利知識界的領袖班迪博士指出，落後與不發達不僅是勾勒出社會經濟圖畫的統計指數，同時也是一種心理狀態。 這種落後與不發達的心理狀態是：創造衝動比較微弱、容易滿足、缺乏突破陳舊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想像與行為、凡事總要以古人、聖人或傳統的尺度來衡量判斷，一旦由一傳統不符，便加以反對或詆毀。 落後心理三角形 對中華民族落後的心理問題，我想作進一步討論。最近，我和一些朋友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歸納出「中華民族落後心理三角形」這個初步緒論。這個三角形的第一個邊是「妄自尊大」, 總以自己為中心來看世界，也總以為世界是以我們為中心而發展起來的。「妄自尊大」的心理反映在今天。就是一 三角形的第二個邊就是「妄自菲薄」。大陸在文革後歷經清末以來第二次開放，同樣受到外人「船堅砲利」的衝擊，但這一次的「船堅砲利」是皇冠轎車、東芝冰箱、新力彩電。但結果與清末的開放一樣；從原來的「妄自尊大」一變而為「妄自菲薄」。這種妄自菲薄心理目前在大陸非常嚴重。 三角形的第三個邊是「忌賢妒能」。中國人不能「冒尖」, 否則就「槍打出頭鳥」, 要講求「中庸中道」、「取法乎中」, 這種「東方式的忌妒」, 不知扼殺、壓抑、埋沒了多少人才。 西方人強調公平競爭，尊重強者，尊重別人的美好。中國人則不如此，看到別人比自己行，就在陰暗角落算計，搞運動、整檔案、扣帽子。現在雖然多次宣稱不再搞運動，文化小革命卻未曾斷過，還是很容易扣帽子。前年年底就有人想大動干戈，開出一長串黑名單，企圖大搞一場運動，還是中國領導人及時制止了這種行為，中國才能發展到今天。 改革開放不可逆轉 接下來我想談一下當前中國改革開放的態勢，首先討論改革開放不可逆轉性的初步建立。 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進入不可逆轉的態勢，雖然海外對中國目前的改革，採取悲觀與失望的態度較多，但我認為，應注意到近幾年大陸經濟結構與經濟人結構產生的深刻變化。有下列四個根據：一、農村改革的成功。有相當多的農民在農村改革中獲益。農民成為大陸少有的「有屋階級」; 沿海省分如廣東、江蘇、浙江等在經濟上尤有顯著改善，因此有人稱，中國改革需要「第二次的農村包圍城市」, 改革的浪潮將從農村捲向城市，事實上，大陸改革也在朝此推進。 經濟的北伐 二、沿海地區、尤其是南方經濟的「搞活」。最值得注意的是廣東經濟的崛起。原先廣東在中國經濟上是無足輕重的，但去年廣東外貿總額已首次超過上海。以廣東為主的南方沿海省分，已成為中國新企業家的搖籃。他們曾發出豪語:「中國的希望在第二次偉大的北伐 -- 經濟的北伐。」 三、一個開放與耗散 (dissipiation) 結構社會的初步形成。「耗散」就社會學的角度解釋，就是與外界有愈來愈多的人、思想、文化信息與物資的雙邊交換。這種交換幅度愈大，活力就愈大，抵禦危機的力量也就愈強，我同時認為，中國大陸未來的改革與進步，將愈來愈與台灣、香港以及所有海外中國人的輿論及反應緊密相連，北京任何一個作為與政策變化，也將愈受國際反饋的影響，這對中國開放政策適足形成一種「制衡」, 使北京不可能再重蹈文革覆轍，關起門來自行其是。 四、近年來具有現代品格的企業家、實業家、組織家以及逐漸興起的科學家、政治家、教育家的出現。其中尤以企業家的崛起與地位的上升最受矚目。

大型民意測驗:年底大選誰操勝算?

蕭天讚案、余登發案...... 年底的政治形勢會不會因此急轉直下？國民黨會不會意外地失去繼續執政所必須的穩定多數？民進黨會不會一敗塗地或一舉執政？答案是：不會。 經過這次調查，今年幾個超級選戰區的勝負態勢和選民意向、態度，已經逐漸明朗。 調查方法是從北到南選擇較激烈的八個「戰區」, 以最引人注目的縣市長選情為主，成功訪問了二、五四四位合格選民。 尤清聲望遠勝往昔 -- 在台北縣，民進黨大將尤清領先國民黨的李錫錕四個百分點。 四年前，曾經在台北縣長選舉敗給林豐正的現任立委尤清，經過三年多在基層耕耘，知名度遠勝往日。如果在今年能夠擊敗李錫錕，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台北將完全被反對黨執政的地方所包圍。根據過往投票率估計，年底會有一百萬以上台北縣民投票，熱度為台灣第一。 -- 國民黨的「淪陷區」宜蘭，國民黨籍的李讚成意外地比對手游錫 多占四個百分點的優勢。 現任縣長陳定南雖然任滿，但他在當地的政績普遍受到肯定，威望鼎盛，他決定競選立委等後續行動，對當地有決定性影響。陳定南本人則預測，國民黨要「光復」宜蘭的可能性相當低。 -- 在台中市，曾獲全國立法委員最高票的許榮淑，大幅度落後國民黨對手林柏榕達十四個百分點。 台中市有兩個相當大的變數影響著年底政情。第一個是揚言要改選市長的國民黨籍現任立委洪昭男的動向；第二個是「張子源炒地皮」風波，是否愈演愈烈，而兩者最後都可能擠走林柏榕一部分選票。 -- 無黨籍的黃石城執政的彰化縣，民進黨新潮流系統的周清玉，目前輸國民黨的施松輝十四個百分點。 國民黨切莫內訌 現任縣長黃石城八年任滿，除了他的意向會影響政情，最重要得視國民黨地方派系是否團結而定。八年前就是因為派系內訌，黃石城順利當上縣長。 -- 在南投縣，林洋港胞弟林源朗，領先無黨籍的陳啟吉十個百分點。 陳啟吉財力雄厚，勤跑基層，聲望逐漸上升，但因政壇重量級人物林洋港，及現任吳敦義縣長的政績頗受肯定，無形中已為林源朗造勢。 -- 另一個國民黨「淪陷區」嘉義市，國民黨籍的呂秀惠以六個百分點，領先無黨籍對手張文英。 嘉義市自許世賢執政以來，到她女兒現任市長張博雅，都獲得高度評價，張文英只要得到胞妹張博雅的大力助選，仍有勝算。但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張榮藏，有可能擠走張文英部分票源。 -- 在屏東縣，民進黨的「名嘴」律師蘇貞昌，落後國民黨對手曾永權五個百分點。 屏東縣兩次縣長選舉，只要當地張、林兩派團結，幾乎就可確保國民黨候選人上壘，照目前派系狀況，蘇貞昌似乎需要增強文宣造勢，才有突圍希望。 -- 在老縣長余登發死亡事件影響下的高雄縣，余陳月瑛領先國民黨籍紅派大將陳義秋四個百分點。 高雄選情潛伏變數 黑派掌門人余登發死亡事件的最後結果、白派的動向、美麗島事件翻案、黑道介入等，都是高雄選情的潛伏變數。 上述八縣市中，國民黨籍候選人在六個縣市取得優勢。但因尚未決定投票的選民仍達七成，他們對上述候選人的評價，成為這次調查的另一重點。 根據統計 (見表) 宜蘭縣的游錫 、台北縣尤清、南投縣陳啟吉、高雄縣余陳月瑛、屏東縣蘇貞昌等五位候選人，他們擔任縣長的能力均較國民黨對手獲得更多選民肯定，在縣市長選舉上仍具希望，但因國民黨在其他縣市實力堅強，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取得十席以上縣市長」的目標，肯定面臨嚴重考驗。 如果撇開候選人不談，單就政黨取向，在二、五四四位受訪者中，二八 % 表示將在年底選舉中支持國民黨，四 % 支持民進黨，一 % 支持其他黨。 問及未來幾年希望由那一黨執政，二四 % 表示要國民黨，三 % 表示要民進黨。在一般選擇上，選民傾向國民黨相當明顯。 對現任縣市長推動市政的公評，多少反映選民對下一任的意向，八個受測縣市中，以宜蘭縣長陳定南獲得評價最高 (五八 % 表示滿意、三 0% 普通、只有三 % 不滿意); 其次是南投縣長吳敦義 (滿意五五 %、普通三三 %、不滿意二 %); 緊接著是彰化縣良黃石城 (滿意四一 %、普通四 0%、不滿意四 %); 嘉義市長張博雅 (滿意三六 %、普通四七 %、不滿意七 %); 高雄縣長余陳月瑛 (滿意三六 %、普通四三 %、不滿意六 %)。 此外，又以台中代市長黃鏡峰所獲評價最低，只有一四 % 受訪者表示滿意，不滿意高達二六 %, 普通四 0%, 表示沒意見、不知道的占二一 %(其他縣市沒列的百分比例俱屬於「不知道、沒意見」)。 值得注意的是前五名之中，三名都是無黨籍 (陳定南、黃石城、張博雅), 只有一名是國民黨籍 (吳敦義), 一名是民進黨籍 (余陳月瑛)。 選縣長是要他做事的。當受訪者答覆「下一位縣市長上任後，最希望他立即解決什麼問題」時，他們反映的前五大問題是：交通 (二八 %)、地方建設 (二五 %)、環境污染 (一四 %)、治安 (九 %)、社會福利 (五 %)。 期待平順的過程與結果 十二月二日這一天，台灣的民眾將在各地深出二十一位縣市長、一 0 一位立委、七十七位省議員、五十一位台北市議員、四十三位高雄市議員。兩黨目前都是高額提名，選舉熱度節節升高，選民在期待結果，也期待一個平順的過程。 要選誰？你準備好了嗎？「遠見選舉調查」方法。調查時間：九月下旬。 . 以電話系統抽樣，以選情較激烈的地方為主 (包括台北縣、宜蘭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嘉義市、高雄縣、屏東縣)。平均每地成功樣本三一八人，總共成功訪問二、五四四位年滿二十歲以上、有投票資格的民眾。 . 以九五 % 信賴度估計，各地最大抽樣誤差平均不超過五。六個百分點。 . 統計共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以全體三千多位受訪者為對象，表達選民的總體意見，散見於本期「選戰焦點」專輯各圖表內；第二部分以各縣市個別統計，顯示當地選民心目中理想的縣市長人選。

位置站得不清不楚-訪金耀基談國是會議

問：國是會議期間，部分與會人士對於媒體出現了「改革派」的名詞，頗有意見，你認為這種「標籤」方式公平嗎？答：標籤出現原是自然的，是為了解釋某種現象，簡單化的作法。問題是媒體這次出現了「改革派」, 或與之相對的名詞，我認為在一開始就是最大的誤導。這可以看出媒體的水準是相當低的。 要回歸憲法 這次的議題主要是憲政改革與大陸政策兩項。從憲政體制本身來看，其實只有兩種主流意見：一個是修憲派，一個是制憲派；修憲派當然是要改革，制憲派嚴格來講，不僅僅是改革而已，它根本上就是要去憲。 所以，假如你頁的要用這名詞，當然修憲派才是「改革派」, 否則的話，兩者都要用「改革派」。隨意貼標籤，在整個過程中產生非常大的錯誤形象。 問：你個人主張較傾向修憲還是制憲？答：我自己是很清楚的知道，我是一個修憲派。 基本上我是主張回歸憲法的。因為整個憲政出現問題、危機，主要是因為臨時條款一延再延、一修再修，籠罩著台灣整個發展過程三十多年，形成了非常體制、戒嚴文化等，憲法並沒有得到真正發展的機會。 所以根本問題是怎樣回歸憲法，並不需要把憲法去掉。如果要制憲，則又必須考慮是不是有國家認同的問題。 今天的國是會議，是要對中華民國有國家認同才開國是會議，要不然我們就開革命會議。如果連中華民國的名稱都沒有，還談什麼制憲，根本就是另外一個國家。 另一方面，中華民國真正的法統就是這部憲法，全世界一般中國人談到台灣還是正統的中國社會，是因為有這部憲法；在國際社會上仍然有些國家承認，也是因為是中華民國政府。 問：為什麼會出現「改革派」這種標籤？答：是不是某種參與團體一開始在戰略上就非常聰明，造就這形象，我不清楚。因為中國人近百年來，一聽到改革、變，就認為是好事情。 媒體很幼稚 我個人覺得現代化絕對是很好，也並不是說改革派本身沒有價值，但你不能說這是改革派、那不是改革派。 這裡面媒體恐怕不知不覺地把這麼複雜的問題，簡單化到歪曲的程度，以致於一開始就使每個人的位置站得不清不楚。你們搞媒體的應該趁機研究研究。 問：你覺得媒體不夠理性？答：我覺得媒體很幼稚！假如這事情在美國，紐約時報會不會這樣報導？我想絕不會這樣。 問：學者最近在抗議，本來國是會議是「諮詢會議」, 但似乎變成了「政黨協商」, 到底國是會議的定位和定性如何？答：國是會議不是一個憲政體制內的會，它是一個非常體制的會。總統可以這樣做的，這是合法的。但它實際上只能定位在給總統一種諮詢，總統聽了許多意見以後，可以以總統和黨主席的身分去推動。 但假如國是會議請的人相當有代表性，這些意見確實能反映今天中華民國的政治實況，這意見就具有政治意義。 總統也不能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沒有壓力。在這個意義上，它變成一項重要的政治性文件，甚至可以脫離純粹諮詢性的性格，而變成政治性很強的計畫。 雖然它不具法律地位，但不要忘記總統這個職位基本上就兼具了法律性和政治性。 問：也有人說總統可以藉此作為他個人推動政治的助力？答：我想李登輝總統是個有強烈改革意念的人，國民大會的情形他也知道，非改不可，拖了很久，所以最後出現中正紀念堂學生運動的情形。這是一連串的、累積很久了，在這情形下，國是會議當然會給李總統一個新的助力，對改革可以產生很大的支援力量。 問：國是會議參加的人士包括：政黨人士、學者、海外異議分子...... 你認為學者在這個會議裡是扮演什麼角色？答：國是會議不是政黨協商會議，但絕對可以有政黨人士參與，而且可使會議不和政治實體脫節，這次除了兩黨以外還加了無黨籍人士、學者、海外異議分子，就表示不是政黨協商會議。 學者關心天下事 在兩黨的溝通、競爭、戰鬥下，學者還有什麼空間？其實還是有的。我們學者也瞭解，學者是關心天下事而不是決定天下事的。他對某些問題，經過長年累月的研究，比較能提供客觀的、不具黨派色彩的意見。 學者也不是中立性而是獨立性的。獨立的結果，可能意見會跟某一黨的一樣；中立的結果就不同，中立就好比一邊是一百，一邊是零，它是五十。 當然，學者也都有自己的價值觀。以我來講，你說搞制憲，我根本不同意。有些人他認同的是台灣，沒有考慮到整個中國，他的意見就很容易傾向制憲派。我是肯定整個憲法傳統的，是一個中國的觀點。這種價值觀當然影響到我的任何分析和判斷。 我所說的獨立並不表示學者的意見一定好過其他人的，但至少在這空間當中，他可以做獨特的分析。 問：你認為這次會議中，你們在這個空間中得到發揮嗎？答：兩黨之間能騰出來的空間當然並不很大，但我並不失望，因為我不認為國是會議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更不會出現奇蹟。 我只是對某些過程很不開心，像明明是兩黨協商的東西，為什麼強說是全會開過了？只要是全會同意通過了，兩黨意見當然可以變成我的意見，但不能沒有經過民主的過程，就說是大家的意見。 媒體干政？問：有人批評會議到了後期，某些人發言的情形像在立法院？答：這個會開得比我想像中 more interesting。我來之前，在香港有幾個會前座談我都不想發表意見，第一，我平常的意見書上都有了；第二，這次我希望帶給會議的是我特別的意見，甚至是某種定見，但不希望變成成見。我希望去說服別人，我也希望別人能說服我，這是我的基本態度。 而我之所以說這一次國是會議 interesting, 也牽涉到媒體，我贊成「知的權利」, 但不能把會場搞亂了。另外，講話的人應該是把他的聲音調低兩度；但我發現一般的人講話都把聲音提高到十足，這有點是群眾大會的做法。我總覺得，這些人並不想聽別人的想法，而是想讓媒體報導他。 開玩笑講，我認為是有點「媒體干政」, 在討論過程中，理性化也因此有點受到傷害。 問：整體評估，你認為國是會議有沒有達到某種成就呢？答：國是會議若定位在憲政體制和大陸政策的思考上，是有成就的。在憲政體制問題上至少有基本的貢獻，修憲大家同意了，至少更改了目前憲法被凍結的情形，回歸憲法。這是跨了一大步伐。 大陸關係也不再以過去的「三不政策」為基礎來思考。在太理想的層次上，每個人的價值觀點可能很不同；而在務實的層面，很多地方變成有相當的可能性。儘管有些人希望開放多一點、全面性；有些人比較遲疑，但至少沒有人希望在原地踏步，或回到原來。所以我覺得在兩岸關係方面取得的共識甚至更高一些。 兩黨需要互信 再說另外的成就，我很欣賞康寧祥先生說的話，今天主席台上一個是張俊宏，一個是宋楚瑜，兩個人兩年前可能還是敵人，現在卻可以在台上共同主持會議，這是政治體制上比較理性化的雛形，也是秩序化的開始。兩黨通過這情形也建立了必要的互信，因為民主政治中假如沒有互信，是非常危險的。 這次兩黨也算是通過一些較量、溝通和抗爭吧，再加上兩黨之外的學者、其他團體，也是彼此理解、學習的過程。媒體對台灣人民、國家前途、兩岸關係這麼高濃度的密集報導，對全民也是個憲法教育的過程。 問：你對於總統直選的問題有何看法？答：這次主張總統民選、直選兩種方式的都是主流，一個是總統直接由公民選舉，另一個是由選舉人團選舉，我個人傾向由選舉人團選舉。 問：為什麼？答：假如不採選舉人團的作法，總統法律上便完全由台灣的人民選出來，他是台灣人的總統。但若通過選舉人團，可以透過政黨比例代表制執行，有一種全國性的代表，在法律象徵意義上很重要。 在台灣有相當多人有這觀念，這也是政治上一個相當合理的要求。若不這樣，會使得很大數目的人都很不開心，這個代價就很大。 第二點，總統直邀在二次大戰後有很多國家實行，總統是國家最高的位置，競爭的人往往是全力放上去，比較容易造成相當大的政治風波，每幾年就給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問題。如果用選舉代表團，比較可以減低政治的不可預測性，減少社會成本。 問：你是海外代表之一，從這次參加國是會議中，你對台灣兩黨的抗爭問題是否有新的體認？答：民進黨在這次會議裡表現了他們的組織能力、表達能力，都是相當優秀的。國民黨是個大黨，但這次看起來，它的組織性根本並不很強，政黨裡面的聲音好像也並不一致。 另外，我也發現民進黨的政治人才相當多，而國民黨的行政人才則比較多。 問：國是會議後，你認為我們有那些最重要的事該做？答：什麼事都要透過國是會議，就把國是會議看作一個奇蹟性的東西，那麼國是會議就負荷過重，承擔不起來。 尋求「你贏我贏」的局面 今天正常該做的事都必須繼續。國民黨和李總統應該誠心去推動政黨政治、民主政治，才會受到歷史的肯定和時代的承認，這方面能夠快就快，不要拖。 另外，譬如大陸問題，凡是對兩岸共同都有利的事情，就要立即去做，統一問題暫時可以不必談，但是文化、學術的雙向交流，經濟上的共利，都應推展。這不應當是「你輸、我贏」的局面，我們要尋求「你贏、我贏」的局面。 (藍美貞整理)

要民主,不要獨立-國是會議傳出的警訊

誰是這次國是會議最大的贏家？是民進黨？是李總統？是台灣老百姓？似乎任何判斷都言之過早，一切還要看會後台灣島內的各種演變，更不可忽略海峽對岸中共的反應。 從台北或北京來看，國是會議中，民進黨以及支持民進黨理念的一些學者，所提出的主張，已經使「台灣獨立」的藍圖清清楚楚地露出了檯面。撇開一些學理上的爭辯，這些主張包括了: (一) 把台灣省畫出四省到六省，省長由人民投票產生。 (二) 總統也由台灣的人民直接投票產生。 (三) 重大的改革由公民投票來決定。 (四) 國民大會、監察院、考試院均應廢除，立法院變成所謂單一國會。 (五) 資深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應立刻退休；總統民選要儘快舉行。 (六) 國是會議後設立憲政推動及監督小組，變成超國會的機構。 按照這些主張，剝掉美麗的彩衣，事實上否定了中華民國的憲法。中華民國的台灣就變成了新台灣國；總統制，也因為老代表的退休，切斷了與大陸的象徵關係。同時，在台灣安全前提下，與大陸保持冷淡的交流。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激進下的社會成本 國是會議中大部分的國民黨代表及另一些學者，考慮到激進改革帶來的社會成本，則認為: (一) 把台灣已有的二個院轄市，增加到四個或五個，台灣仍是一省。 (二) 總統應民選，但經由國民大會以選舉人團方式產生。 (三) 公民投票缺少法律基礎，不宜貿然採用。 (四) 五權分立的制度應當調整，不宜廢除。 (五) 資深民代的退休時間按照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可至明年底。 (六) 憲政的改革應透過現有的體制來運作。 他們認為，政治改革可以透過這些步驟，為什麼要選擇風險大的激進方式？任何的改革 -- 尤其重大的政治改革都需要付出代價。但是，民進黨在國是會議中的訴求，衡諸台灣的政治生態，人民要求安定的願望，以及大陸可能表達的嚴重反應，是過於劇烈、過於冒險。政治改革一如經濟改革，「過慢」則被拋棄在國際競爭之後，「過快」則造成紛爭與混亂。 關鍵人物 有權力來釐清當前政治改革速度與幅度的關鍵人物，就是身兼總統與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 剛經過國民黨提名風暴的李主席，可能正在引發另一項政治改革，還是另一次政治風暴？如果運作順利，他將變成改革功臣；如果引起反彈，他將變成政爭箭靶。從目前的跡象來看，在國是會議中，國民黨內部即已出現了重大的裂痕。 最清楚的例證，莫過於國民黨與民進黨已經幕後協議好「總統應由全體公民選舉產生」時，參與國是會議的大多數國民黨代表事前全然不知；知道之後，也仍然堅持反對這十二個字，要求改為「總統應由民選」六個字。 尋求政治改革的領袖們，應該不能忽視一點，大多數的人民要政治改革，但不要政治改革偽裝下的台灣獨立。以二千萬人民的福祉與北京作賭，是一場太危險的賭局。

經濟下滑中的新贏家

彷彿是一場遊戲一場夢，所謂台灣的「經濟奇蹟」被接二連三的壞消息擊倒。 今年三月，台灣的經濟景氣指標在四年後首次出現經濟趨緩的黃藍燈朕兆，接連的四、五月仍在黃藍燈區內徘徊，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五月分台灣的出口比去年同期衰退一 0% 以上，似乎敲響「台灣製造」產品喪失國際競爭力的警鐘。 同一時間，「時代」週刊直稱台灣為「貪婪之島」, 對台灣經濟貢獻良多的克勤克儉精神已經蕩然無存；房地產景氣去年開始滑落，股市也從二月一萬兩千點的高峰一再挫低，跌破五千點大關；企業界普遍視出走為唯一的活路，王永慶計畫到大陸投資七十億美元，彼岸的楊尚昆卻夸夸而言：只要來十個王永慶，台灣的外匯存底就完了。 經濟衰退已是不可爭辯的事實，一度飛上枝頭當鳳凰的灰姑娘，那裡是她的新出路？不要只看到問題 或許，遠在歐陸、面對東西德經濟統合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東德總理戴麥哲爾對這種局勢有最佳詮釋，他鼓勵東德人面對挑戰:「不要只看到問題，也要看到眼前的機會。」 只有能掌握機會的人，才能化危機為轉機。 台灣的工業生產指數成長率節節下降，七十五年時還成長一三 % 以上，到去年只前進不到四 %, 今年起幾乎每個月都是負成長 (表一)。 從各業出口統計來看，產業間互有消長顯示產業已經開始調整 (表二)。經建會產業組組長陳寶瑞分析，台灣的輕工業競爭力固然在走下坡，但是技術密集、附加價值高的產業，以及高科技產品仍會有相當成長。這才是台灣產業未來發展的方向。 面對今年工業可能呈現零成長，甚至負成長的隱憂，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研究所經濟組研究員林忠正更明白指出，目前不景氣應該屬於經濟轉型必然的短期現象，要看未來發展，只要盯住高附加價值產業，他說:「除非高附加價值產業也外移，才表示台灣經濟長期看壞。」顯然目前還不宜遽下定論。 各業出口統計也呈現出一幅不統一、耐人尋味的故事。 產業間互有消長顯示產業結構已經按優勝劣敗原則開始調整，只有具備設計開發能力、能夠自動化生產的產業才能繼續成長，如機械、資訊與通訊產品、化學品，甚至紡織業中的紗布類；而同一產業中也有的是贏家，有的是輸家。關鍵仍在於能否掌握生存之道，說穿了，就是企業的得勝策略 -- 靠研究開發、行銷或國際化創造出高附加價值，附加價值高，自然能永續經營。 台灣的製造業原來是靠代工製造起家，面對新台幣升值、競爭力衰退，企業界普遍想到的就是移師海外。 不甘做「經濟難民」 移師海外的企業隊伍兵分二路。一路是去享受廉價的勞工，重溫台灣二、三十年來的甜美時光。結果是海外台商自己人殺自己人，搶成一團。例如到大陸作傘的業者九 0% 都在虧本，原因無他，三勝帽業、洋傘公司總經理戴勝通說:「因為只是把三十年前在台灣的打打殺殺搬到大陸去而已。」 另一路不甘心做「經濟難民」的企業多半海外投資為國際化的起點，戰戰兢兢，不因找到短期避風港就沾沾自喜。 老牌成衣廠嘉隆實業九年前就覺得產業發展不應該只局限在台灣，最後選定印尼設廠。現在已有五千名工人，技術層次達到台灣的八 0%。台北部分只剩下六百人，在台灣的營業額縮減為台幣六億元不到，但是印尼部分卻做到七、八千萬美元的業績。 嘉隆副董事長胡僑榮對這種「成就」深覺不安，急急忙忙要找尋新的出路，他認為體質好的公司海外投資固然能賺錢，但對台灣、對員工並沒有好處。現在他十萬火急地處理兩件事，一是找尋新興的銷售公司合資，建立自己的行銷網路；一是尋找設計公司合作，逐步培養設計人才。 同是做成衣的展鋒實業受到嘉隆在海外生產成功的激勵，今年四月才在雅加達近郊開廠，充分體認海外投資之路步步都是艱辛。 展鋒董事長劉成龍表示，現在的東南亞活像是二十多年前台灣的翻版。 當年劉成龍學校剛畢業，就進入紡織界，女工不認識英文字母，每個新進女工都要花兩個禮拜學會認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當幹部的連假日都別想休息，因為工廠裡的女工會一個牽一個來謀職；這個是南部鄰居，那個是遠房親戚，都要擠進生產線。 國際競爭利器 昔日台灣為了提升生產和管理的品質，公司還特別花月薪兩、三千美元請來日本技師，作各種技術指導。二十年後的今天，劉成龍初入社會的經驗一一從箱底搬出，他在印尼設廠，第一步就是訓練員工，連坐姿、坐椅的高低、作業時的手順 (左右次序) 都需要一一調教。 成衣技術層次不高，都被學去了怎麼辦？劉成龍早一步和生意來往十多年的猶太裔買主合資在美國成立進口公司，專門生產一個樣式只有七十打、一百打的搭配式高級針織成衣，未雨綢繆地為建立自己的行銷網鋪路。 今年前五個月，成衣出口更是變本加厲地衰退了二 0%, 產業外移正加速進行。但是成立將近半甲子的中國唯一製衣卻還在國內繼續做它最拿手的男襯衫。短期內還不打算赴海外生產。 經理崔祝淵分析中國唯一的優勢是，產品單純，容易大量運用自動化機械輔助，公司又有上下游關係企業：中南 (紡紗)、聯一 (紡紗、織布、染整)、中國精一 (女衫)、雅樂襯衫 (內銷) 可以互補，並且從五年前開始轉作百貨公司直接下的訂單 (不再透過進口商), 利潤至少可以增加五 %。 去年透過紡拓會和公會聯手出擊，崔祝淵代表業界出席中美紡品貿易協定諮商談判，將附加價值低的人纖類成衣配額換成價值高的棉織成衣配額，單是襯衫部分，就使台灣多出二十多萬打高價位襯衫的配額。由於配額是紡織品出口的籌碼之一，如同為台灣有能力接高價訂單的廠商添加一把國際競爭的利器。 事實上，已有經驗顯示海外投資生產如果不得法，連短期的「避風港」效應都不會發生。 胡僑榮在印尼親眼看到台商倒了一波又來一波，有的是建廠時就輸掉，有的是因訂單接不上，有的是被當地人吃掉，至於現在大家興緻勃勃、而且倉促成軍地往海外衝，還鮮少聽到失敗案例，「恐怕是因為廠剛剛建好，一切都在蜜月期，」他說。 三勝的經驗卻說明投資得法，則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新天地。 以運動帽為主要產品的三勝公司十年前就開始海外投資。投資的是行銷，而不是製造。經過十年的慘澹經營，三勝現在在美國已經有六家分公司，負責把三勝的帽子銷給一萬兩千個批發商，最近還買下當地一家中型銷售公司，為把產品銷往較小的城市鋪路，準備來個大小通吃。靠著自己的行銷網路，三勝台灣部分去年業績就成長了二六 %, 預計今年要再成長三、四成。 前有強敵、後無追兵 有人擔心海外的新對手，但是近年每年都以百分之二、三十速度成長的機械業卻視海外為新市場。 業者指出，機械業基本上是技術密集加上部分資本密集的產業。台灣機械業多年累積的技術目前已經是「前有強敵 (日本、歐洲), 後無追兵」, 加上機械業生產單位很小，常需要視顧客需要修正設計，都是台灣的潛在優勢。公會副總幹事王正青就說:「義大利的機械廠都是小規模的。」公會預料雖然今年成長會稍稍持平，明年前景應該還相當看好。 台灣企業紛紛走向東南亞連帶使機械業的市場擴大。例如與三年前相比，去年機械產品銷往東南亞國家占機械出口總金額的比重，幾乎都成長了六、七成。 多數企業趕著出去尋找第二個春天，仍然有人堅守城池。當大多數人撤廠停工，他們在擴廠加班；當大多數人必須遣散勞工或凍結人事時，他們大打企業形象廣告，希望吸引人才上門。這種公司，從傳統產業到高科技都有，每一家都是台灣未來的一顆珍珠。 遠在斗六鄉間小路的福懋興業無疑就是一顆經得起企業生存戰考驗的珍珠。 當大多數廠商搶著把老舊機器銷往東南亞、大陸、連一點點「剩餘價值」也視如肥肉的時候，福懋早有既定政策，堅持淘汰的機器應該打掉當廢鐵賣，雖是小事一樁，已足以展現福懋一以貫之的企圖心。 其實台灣的紡織業五年前就開始走下坡，每五家公司就有一家虧損，但以生產尼龍布為主的福懋獲利率卻高達一九 %, 營業額在製造業排名四十七；五年後，紡織業兵敗如山倒，即使是紗布業者也岌岌可危，福懋去年的獲利率仍超過一七 %, 營業額在製造業中晉升到第三十大，年成長一五 %。 強烈企圖心 企圖心貫穿在福懋的每一個角落，因此五年前，福懋每一個工人可以管三十台紡織機，自動化的程度已是同行中的翹楚，五年後的今天，福懋一個工人可以管六十台機器。 努力開發新產品也使福懋能確保高附加價值，早期福懋生產尼龍布、傘骨、塑膠袋，自三年前加強改善體質，努力開拓歐洲市場，現在手上至少有兩項秘密武器 -- 超細纖維與高級仿棉布。 超細纖維是用超細的尼龍絲和聚酯絲複合而成的新纖維，最大的特色在於用六十四支紗織成後，由於紗質的特色會膨鬆十二倍，由生產轉作業務的福懋副理蔡天玄說，這種布質輕、透氣、而且防雨，摸起來像絨布，適合製作高級的室外活動服裝，目前以銷義大利為主。預計未來兩、三年內會暢銷，報價是一般布料平均價格的四倍。 仿棉布則是百分之百的尼龍，但經過空氣加工後摸起來手感像棉布，目前一家世界級的運動服裝公司指定用兩家的仿棉布製造該品牌產品，一家是日本廠商，另一家就是台灣的福懋。 研究發展出頭天 研究開發自然是要花錢，無奈多數廠商意願低落，經濟部長蕭萬長最近就指出，七十六年時國內製造業研發經費佔總營業額的 0. 五二 %, 七十七年時仍然只有 0. 六五 %, 蝸牛般行進使得產業升級像遙不可及的夢。 相形之下，大企業的研發費用雖高，但若是按費用占營業額比例來計算，沒有一家大企業能排進前十名，能排進前十名的公司沒有一家營業額超過三十億元。但是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全球競爭力研究報告卻指出，台灣競爭力的特點在於研究發展，和日本步調一致，預言注重研究發展的企業注定要「出頭天」。 製造個人電腦的承啟科技前年成長率在製造業中排名第五，去年仍然有第四十五名的表現。董事長柯恆光學物理出身，公司一進門正對面牆上就掛著一幅字，寫著承啟的企業文化是在「技術創造上不斷創新領先的國際競爭力」。承啟的研發部門由原在中山科學院、發明國內第一個軍用十六位元中央處理機的設計人李世平領軍，為了確保研究發展的品質，目前已經建立一套標準測試的「模組」, 使有限的研究經費發揮最大的業務效益，否則一旦押錯寶，整個公司都會受到震撼。 員工五百人左右的路明電子，就有一百位研究人員，其中還有十多位博士研究員，大手筆投資研究儀器，曾給前惠普科技總經理柯文昌留下深刻印象。前年路明開發的電腦不斷電系統在歐洲得到高科技產品最佳設計獎，去年並開始在國外打自有品牌。研究發展如同高科技 產業的心臟，可以不斷為企業注入活血。 這些企業不知道灰心、臨陣逃脫為何物，個個摩拳擦掌，想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活下來。經建會主委郭婉容談到台灣經濟轉型時，最喜歡引述一位日商銀行負責人的看法:「你看台灣在等綠燈的車子，特別是摩托車，每個人都隨時準備出發，有的還會偷偷跑一點，和創業家精神是一樣的，可見台灣每個人都是創業家！」 創業家精神有一個特質就是堅持，因此當整個經濟前景不樂觀的時候，這群創業家常常會說:「我認為現在是最好的時機，因為該淘汰的被淘汰了，剩下的參與者都是分量夠、品質整齊的，是整理升級的最佳時機！」 企業新媒婆 -- 創業投資 創業投資 (Venture Capital) 事業這類新角色的登場，也開始對國內產業升級提供一份外來的助力。由於台灣多數企業都面臨管理、技術取得、資金取得不易的瓶頸，創業投資公司無疑是被寄予當企業界千里眼、順風耳的厚望。 創業投資公司自七十三年起陸續成立，由於投資效果必須三、五年才能顯現，創投對業界，尤其是高科技產業有多少貢獻還有待觀察。核准成立的創業投資公司到今年五月底時只有十七家，但六月分送件申請的又有兩、三家，而和通、菁英兩家最近也取得美國大陸銀行的承諾，將從歐美、日本募集一億美元的創投基金，投資台港兩地的高科技產業、服務業，以及傳統工業。 背後財源札實 科技界人才不斷躍進創投業也蔚為趨勢。如前工研院電子所所長胡定華聯合電子所、普生、花旗銀行、全友等的老手成立建邦顧問公司，代為操作二十多億元的創投基金；前惠普電腦總經理柯文昌成立普訊創業投資公司；在遠東紡織二十六年的洪星程出任和通公司總經理，已經成功的輔導多家公司股票上櫃發行。 除了從管理上改善體質，供應資金外，創業投資公司策略上都會對國外的高科技公司進行小額投資，目的在培養引進外國技術的可行性，只要時機合宜，就可以把國外先進的技術和國內的基礎發展能力和生產「送作堆」。 創業投資業背後的財源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札實，許多本身未從事高科技的大企業都開始投資，如東元、統一、義美、華新麗華、新光、佳和。投入的外資也都赫赫有名，如日本大和證券集團、美國的大陸銀行。 和通創業投資公司總經理洪星程現在手下代管和通、大通、元通三家的創投基金，認為未來勝利屬於克勤克儉、全員參與管理、有新技術、有行銷通路的廠家，他同時指出，台灣的企業九 0% 都是經營不善，因此單是做好管理，前途就會大為改觀。 建邦顧問公司的胡定華希望十年內，台灣的一百大科技業的前五十名中，會有三分之一是建邦「拉拔大的」; 普訊創投的柯文昌希望藉由創業投資業的參與，台灣能在八、九年內培養出幾個「有全球競爭力的與賽者」(global player), 預料還有更多更多的創投業者會投入。 這個現象中最值得深思的是，當他們都充滿信心的時候，是誰先失去了信心？路明直上研發路 看一本 IBM 的經營管理，不見得會變成 IBM; 看一本松下幸之助的傳記，不見得能擁有松下，因為道理說起來簡單，實地做起來卻難上加難。 僻處在台南鄉間的路明電子就默默耕耘了十八年，從來不在媒體上曝光，卻建立起一支令人驕傲的研究發展隊伍，他們屢謙自己是「鄉下人」, 要學的還很多。 自稱為鄉下人的路明電子是典型的小公司，由黃家三兄弟領軍，母親大人督陣，員工只有五百人，但是其中一百人以上是研究工程師，年營業額將近一 0% 都花在研究發展上，早期路明做過一個一、兩塊錢的汽車鐘，目前主力產品是電腦不斷電系統 (簡稱 UPS), 級數最高的賣到九千美元一台。 「創新是靈魂」是路明信守的第一信條，目前研發部由三兄弟中的老三黃廣揚負責，他常掛在嘴邊的「輸人不輸陣」更能貼切形容出路明看重研發的心意，他接著說:「公司小，沒關係，但是要做最好的。」 黃廣揚認為路明的研究發展最大的特色是作到垂直整合，浩浩蕩蕩的百人大軍裡，有的擅長軟體設計，有的會機械設計，有的擅長線路，連產品外觀、型錄都有專門部門負責。路明研發部具備了多方面的基本研發能力，因此可以觸類旁通，發展空間比較大。黃廣場形容這個部門像是「研究發展的雜貨店」, 什麼都有，因為技術是自己的，客戶委託時都能「從善如流」, 使得路明一路由原先起家的教學用器材、汽車儀表板、汽車鐘、人造衛星接收器，進入後來的不斷電系統、防盜、監控等系統設計。 研發好玩的很 多數企業對研發都是又愛又恨，黃廣場卻意興飛揚的說:「研發部實在很好玩。」 十八年前，路明總經理黃廣耀還是在成大唸書的香港僑生，受到釣魚台事件的刺激，決定留在台灣為中國人作出一點東西來，於是不但要求每一件產品都要和別人不同，更針對自己能力，決定投資研發，走有前途、但是冷門的工業電子產品 (小公司資本小，無法像大公司作大量生產)。 為了避免走錯大方向，路明現在有國內、外兩個教授顧問團，主要任務在看未來方向，以及引進人才和技術。國內顧間團固定每星期開會一次，隨時修正路明的研究方向，短期的研究發展方向以三年為期，長期的擬到七、八年，但提起日本產業計畫一作就作到二 0 一 0 年，黃廣揚想快點迎頭趕上。 路明研發部的流動率不到一 0%, 而且研究員鬥志高昂，常常一、兩個月就能設計出新機種 (路明不斷電系統有三百多種機種), 黃廣場歸功於研發部的參與式管理，以及研發、生產、行銷三者的垂直整合。 不拐彎、不繞圈 研究提案通常先由決策部門根據客戶的要求預訂目標，再和研究員一起討論，瞭解付諸研究時自己的弱點、長處，充分討論後才定案。產品開始生產、銷售後，研究人員還是要「從搖籃負責起，直到送進墳墓」, 因此常見到研究員跑到工廠作臨床的改進。黃廣揚認為這是理所當然，他說:「研發部立即的顧客就是生產部、品管部，為顧客提供好服務是應該的。」 黃廣揚並指出，參與管理和垂直整合對工程師最大的好處是，產品品質好，工程師能獲得完整的訓練，而且參與感高，滿足感也高，這才是金錢之外，公司應該提供給研究人員的大環境。 像路明這樣的研發部可能每個老闆都會喜歡，因為它具備「雜貨店」能力，常常接受外界委託設計系統，所得幾乎正好就是路明投入的研發費用，不過黃廣場話說重頭，路明剛成立時只有五個人，用的第一套檢測儀器就是當時最貴的，現在的能力是多年下工夫累積起來的，一旦有了良性循環，企業就會越來越好。 黃廣場又說:「難道你不覺得路明做的事都是非常 Straight forward 的嗎？」的確，要作研究發展的道理人人都懂，只是路明不拐彎、不繞圈子，而是循該走的路直線前進。 小帽子，立大功 二十多年前，戴勝通靠做帽子起家，現在他的三勝公司做帽子、做傘，還打算要做皮件。 大家都喊著要分散市場，三勝有七成的產品卻只銷入美國；傳統製造業紛紛離家出走，三勝則於去年投資兩億新台幣在台中大甲買下別人移往海外而放棄的廠房。戴勝通堅持將來每一種產品都要有一部分在台灣生產，因為「自己做，才會和原料有關係，才能作開發」, 他說。 戴勝通事事與別人反其道而行，但是他說「不怕」。因為當台灣許多企業正因為體質「說好不好，說壞不壞」而被挾持的時候，三勝已經建立自己的銷售管道，讓自己做的好東西能賣到好價錢。 戴勝通建起的行銷網宛如立體交叉的道路網，區隔清楚，而且可以相輔相成。 多年以來，台灣製造的產品都是賣給當地的進口商或中盤，從生產到零售大約要經過六、七道手續，利潤也層層分享。做製造的只能賺血汗錢，而且被掐著脖子走，因為往往進口商對台灣廠商熟悉了，就自己來台灣採購，四處比價，殺價之聲四起。 掌握生殺大權 三勝從十年前就開始嘗試直接銷售，企圖掌握市場上的生殺大權。戴勝通笑說他繳的學費難以估計，但是現在三勝在美國有六家分公司，專門負責在都會區銷售三勝運動帽，批發點已經超過一萬兩千個。今年開始，三勝把成功的經驗搬到日本，在東京建立第一家分公司，下一個目標將是進軍歐洲。 三勝最近又買下美國一家中型銷售公司，準備和發貨倉庫搭配，專門進攻「比較小的地方」, 借重「要靠近市場」的原則，未來這些小地方訂貨後一天就可以到貨，戴勝通解釋說。 為了適應不同的市場需要，三勝現在擁有三個品牌，分別針對促銷貨 (量大、單價低的)、中級貨及高級貨下手。為了提升形象，三勝買下一百多年的瑞士品牌 Fischer (瑞士僅有的兩家帽子廠之一),「將來三勝部分產品會打上 Fischer Switzerland l857,Made in Italy 的字樣」, 戴勝通說，他計畫用這個品牌生產高級皮件和休閒用品，在義大利代工。 戴勝通也把一些低價訂單轉發到大陸生產，生產完畢再運回台灣檢驗及整理。這種確保品質，加上有自己的銷售通道的做法，每一筆訂單都有兩成以上的利潤。 建立自己的銷售網要突破當地業者的圍堵，突破當地的文化禁忌。現在三勝在美國的分公司除了負責人和財務是當地華人外，多數用的是老美，分公司每天把報表傳回台灣，每個月營業利潤固定提撥一 0% 以上給分公司分紅，自然將士用命。 去年三勝帽業連同海外銷售，營業額十二億元，今年預計可以成長四 0% 以上。 放眼未來，戴勝通估計十年內，國外要建立五十個銷售點，每一點至少作十億元業績，加起來三勝全球營業額至少有五百億台幣。 但是話說回來，二十多年前戴勝通剛從軍中退役回到清水老家，每天騎著腳踏車接送代工編好的草帽的時代，誰想得到小小的帽子也能有今天？生存者速寫未來能生存的企業主: . 眼清，必須能敏銳地看到自己的長短處，又放眼天下，看全球可利用的資源。 . 耳朵，必須有衛星接收器的功能，接收到最新的商情資訊。 . 鼻子，要有發達的嗅覺神經，嗅出商業機會；. 嘴，必須通曉各地的風土民情，會說有國際觀的話語。 . 雙手，必須如八爪章魚，以全球為行銷目的地；. 雙腳，必須穿上火箭筒，無遠弗竅。 . 最重要的是心，要有企圖心、不服輸。要有鬥志。 . 還有腦，要有創意，傳統工業、服務業、高科技，少了它都不能成事。

期待‧失望‧祝願-寫在台北演出風雪夜歸人之前

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七七事變、蘆溝橋的一聲炮響，促使我走上劇本寫作的道路上來的。就在這一年，即一九三七年，我寫了第一個劇本「鳳凰城」, 寫東北義勇軍抗日事蹟。到了一九四 0 年我又寫了第二個劇本「正氣歌」, 寫南宋末年文天祥抗元事蹟。一九四二年我寫了第三個劇本，那是抗日戰爭進入後期的階段。日寇未滅，原來合作的國共兩黨卻進入磨擦交惡的時期。我這個用了一年時間寫的劇本卻完全避開了戰爭的烽煙，寫了個戲曲藝人和一個妓女出身的姨太太偷情相戀的故事。抗日救國成了空話關於這一點，直到八 0 年代的後期，還有戲劇評論方面的權威人士批評我背離時代、逃避現實。但是我的事情我自己知道，在四 0 年代初期的大後方、戰時陪都的重慶，儘管抗戰還在進行，但是官場腐敗、侈靡成風。「前方吃緊，後方緊吃」, 是當時人人都會發生的感慨。不公平的社會時時刻刻在上演著令人傷心的悲劇。這使我強烈地感覺到，在這樣的時刻、這樣的地方高喊「抗日救國」成了一句空話。從古以來，大多數人的命運就被操縱在極少數人的手裡，好像刀俎上的魚肉聽人宰割。我想，我就要寫一個這樣的劇本，寫什麼是真正的富貴和貧賤？寫人的覺醒，寫奴才的覺醒，挺身而起，掌握自己的命運。於是我就寫了這樣一個劇本:「風雪夜歸人」。但是這畢竟只是一個二十幾歲年輕人的作品，不免幼稚和膚淺。而且對於改變現狀，我也提不出個方向和策略，因此。它的結局只能是一個令人惆悵的悲劇。然而，現實卻證明了這個年輕人作品的鋒芒。就在一九四三年的重慶，「風雪夜歸人」首演於國泰劇場的時候，以賀孟斧為導演；項 和路曦為男女主角的演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禁演風雪夜歸人原定一個月的演期已經演到第十三場，場場滿座，就在那晚，我來到劇場，遇見正在看戲的熟朋友黃苗子兄，戲就要開演了，他對我說:「錢大鈞帶了他的姨太太來看戲了。」錢是當時的「委員長侍從室主任」, 是戰時陪都炙手可熱的人物，大家都是知道的。苗子說時往前排呶了一呶嘴，錢就坐在他的附近。 待到戲散後，又看見苗子，他對我說：錢看到中間休息的時候，氣沖沖的站起要走。姨太太不願走，還要看；錢生氣了，硬把她拖了起來。走過苗子身邊時，苗子說:「怎麼？不看了？」錢罵了一句:「誨盜誨淫！傷風敗俗！」拉著年輕的如夫人走出了劇場。第十四場演完的當晚，中華劇藝社接到當時重慶的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的命令:「風雪夜歸人」被禁演了，罪名即是:「誨盜誨淫」。半世紀後曙光乍現小小的話劇刺痛了達官貴人，只是一句話就禁了一個受到廣大觀眾熱烈歡迎的新戲。這不是充分地說明了：被壓迫的人多麼需要挺身起來保護自身的權利，掌握自己的命運啊！時間不覺過了半個世紀，海峽對岸寶島上的親人忽然通知我將要上演這個當年曾經招災惹禍的「風雪夜歸人」, 這真是使我十分高興的事情。也可以預料，四十七年前重慶錢將軍一語斷送一戲的生命的時代大概是過去了，估計今天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情了，這畢竟是一種進步。一年多以前，也就是一九八九年三月，我接到台灣新象活動推展中心的邀請，這使我感到快樂、感到幸福；這比我接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邀約都更覺快樂和幸福，當年八月收到台灣官方的批淮，並給我寄來了「大陸同胞旅行證」。又過了九個月之後，即是今年五月末，我終於又得到了我們大陸官方的批淮。由於今年二月台灣新光社邀請我和妻子新鳳霞參加四月到六月的台北市戲劇季，所以得到的批准是和妻子二人同行。尤其是我們的女兒吳霜從美來赴台參加戲劇季六月末最後一台獨唱音樂會的表演，使我們感到格外的興奮和感謝。而對主人安排我們夫婦在女兒獨唱的前夕和台北觀眾共處一堂，感到更加愉快。使我無法逆料的是台灣官方突然橫生枝節，對我提出純屬無理取鬧又愚蠢又無聊的「政治」要求，看來他們亦能預料我是絕不會接受的。那麼，當時又為什麼批准我的訪問呢？這一段時期以來，已有近百萬人從台灣來到過大陸，僅僅在我家客廳裡就已接待過無以數計的台灣來客。來客中包括立法委員、種種色色的大人物，國民黨員更不計其數...... 而吳祖光算什麼呢，一個寫戲的，一個唱戲的，一對普通老百姓竟被拒於門外；再說還是你們請來的，你們批准的？中國人進不得中國地。今天依然是大多數人的命運被捏在極少數人手裡的時代 --「天上的兩顆大星星」仍舊見不到面，看來「風雪夜歸人」今天的上演還有它的現實意義。從去年三月到如今，為了實現訪台的風願，我已經等了十六個月，好不容易夢想就要實現了，卻又可能成為泡影，有什麼辦法呢，我只能等、一等、再等，等到這個絕非代表台灣人民意願的荒唐「法律」的倒台！千呼萬喚始出來接到中華文化劇團團長洪濤先生的越海電話，他充滿熱情的聲音給我無限的振奮和鼓舞。連同冬青劇團，以及和我有過友誼的龍套劇團，並請到王生善教授這樣的莎士比亞戲劇專家學者擔任導演，以及幾位留法留美的音樂作曲、舞台美術專家通力合作，並已選定了我尚未謀面而早聞其名的寇紹恩先生擔任劇中魏蓮生這一男主角，我正等待著秀外慧中的女主角的出現。九 0 年代的、嶄新的、據說是百老匯式的主流舞台劇的「風雪夜歸人」將在八月末的台北舞台上演，必將對這個年已半百卻又是花信年華的年輕劇作平添光彩，一新耳目。然而，這一個引人矚目的演出卻把那年已七十三歲的作者，連同他的妻子、女兒殘酷地摒諸劇場門外。不如意事常八九，是我一生的遭遇，對我沒有什麼悲傷。儘管如此，我還是祝願演出成功，隔海的親人、朋友、敬愛的藝術家們幸福、如意。向師長、同行、同學廣大的觀眾感謝和祝福。熊貓與我都不能來台冷靜下來細想，台灣自有苦衷。台灣太小了，大陸太大了；兩千萬人口與十一億人口亦太懸殊，假如不設置點障礙，大陸親朋如潮水湧向台灣，勢必把含灣淹沒。真不堪設想。但是據我知道，已去過台灣的大陸人士，僅共產黨員已不計其數，可並沒為絲毫危及台灣呀！熊貓不是共產黨員另據報載，大陸已準備好一對稀世國寶「陵陵」與「樂樂」大熊貓贈給台灣同胞，我想這會是台灣的大喜事，必將會使台胞感到極大的幸福、快樂與溫暖！然而台灣當局至今卻仍不准熊貓夫婦入境，這種心態令人費解。熊貓不是共產黨員，更無任何中共的職位，奈何亦拒之門外？想到自己與熊貓同其命運，不覺黯然。但我仍舊誠懇地期望台灣當局迅速批准熊貓入境，不要教台灣人民大眾失望。我們愚夫婦暫時不去也就罷了。

政治就是騙術?

五月間，「民主中國陣線」主席嚴家其自法國赴台灣訪問，曾與立法委員朱高正對談民主問題。朱高正言詞鋒利、咄咄逼人，認為嚴家其根本不懂政治。他教訓嚴家其說:「政治就是高明的騙術！」 嚴家其雖然生長在共產黨社會，但骨子裡仍是一位儒生，講究仁義道德，服膺修齊治平的知識分子行為準則。對朱高正「政治就是騙術」的看法，不僅嚇得半死，而且深惡痛絕，他幾乎垂泣以道：在一個日益民主化的社會裡，騙人是不可能成功的，是不可能長久獲得人民信任的。 不僅「蛋頭」的嚴家其不能接受這句話，大多數自認「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的中國人，恐怕都不能接受。近來台灣頗為流行「政治就是騙術」的「朱子語錄」, 多半帶有嘲諷的意味。 但是，最近美國政壇上發生一件大事，可能證明朱高正的話是對的，嚴家其的想法是錯了。 布希增稅風波 美國政府收支不能平衡的情形愈來愈嚴重。白宮與國會就降低新年度預算赤字進行的談判，也陷入僵局。六月二十六日，布希總統發表聲明，認為到這步田地，增稅已不可避免。 這則聲明彷彿在美國社會投下一枚重型炸彈，一時硝煙四起，朝野大譁。一方面增稅使人人都加重了負擔，另一方面大家也沒想到布希敢於違反自己信誓旦旦的諾言。 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布希以不加稅作為主要政見。那年八月十八日，他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接受提名演說時強調:「國會將促使我加稅，我說:「不行！」國會又促我加稅，我又說:「不行！」國會再促我這麼做，我告訴他們:「看我嘴唇的動作：不加稅！」 「看我嘴唇的動作；不加稅！」(Read my lips:no new taxes.) 成了布希競選運動的口號。也許就是這句口號，把他送進了白宮。現在過河拆橋，卻食言以自肥了。 二十六日當天，全國大小電視台，一再重播布希當年的演說錄影帶，讓觀眾看清他「嘴唇的動作」-- 當年是怎麼向老百姓保證的。第二天的大小報紙，也多在顯著的地位把他當初「不加稅」的名言和現在「要加稅」的聲明，並列刊出，以資對照，好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影響今秋競選 使外人想不到的是，反對最強烈、抱怨聲最大的卻是布希所屬的共和黨。有些國會議員認為，布希無異在背後捅他們一刀，今秋他們競選連任，將為增稅一事揹個大黑鍋。相對的。民主黨則喜出望外。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布朗說:「我希望明天就選舉。」 毫無疑問的，布希未能遵守競選諾言，將付出政治代價。但是，如果認為布希是美國唯一騙人的總統，或少數騙人的總統之一，那就錯了。因為美國騙人的總統有一長串，甚至有人認為說話不算話已經成為美國的政治傳統。 小羅斯福總統一九三二年在匹茲堡發表競選演說，保證要平衡預算，但後來做不到。白宮策士商量如何向社會解釋，一位助理建議總統:「乾脆否認你曾經去過匹茲堡。」 詹森總統六四年在競選時，聲言絕不把美國青年送到九千英里或一萬英里以外的地方去打仗。結果在他手裡擴大了越戰，越戰也使他未能競選連任。 尼克森總統以秘密外交結束越戰，卡特總統承諾解除瓦斯價格上限，雷根總統保證不以談判拯救人質，誰的話又兌現了呢？卡特總統當選後，叫幕僚把他競選期間開的支票分門別類整理出來，準備將來實踐諾言。結果整理出來的是一本「書」, 共一一二頁。 想不欺騙選民的人不是沒有。八四年總統大選，民主黨以孟岱爾對抗雷根。孟氏在接受提名的演說中，肯定的告訴選民，他如當選，一定加稅。他說:「讓我們講實話，稅是一定要加的。雷根先生要加稅，我也要加稅。他不告訴你們，我告訴了你們。」 誠實的代價 孟岱爾誠實的代價是一次土崩瓦解的大敗 -- 他只贏了一個州，雷根贏了四十九個州。雷根的確未加稅，但聯邦政府靠借債度日。 孟岱爾受挫，從此自政壇退隱，但是他倒頗有風度。布希總統六月二十六日聲明加稅，各方的壓力風雲翻滾而來，孟氏七月三日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對布希的勇氣大表讚揚，認為他的加稅之議應受肯定，這總比虛偽掩飾，讓政府的財政崩潰以維護自己的政治利益來得好。 對布希的加稅案，美國社會雖有反對與不滿，實際上並未出眾人的意外。不久前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網所作的民意調查發現，七 0% 的人理解到布希很難堅守不加稅的競選諾言。一九八 0 年聯邦政府負債九千一百四十億美元，現在已達三兆美元以上，不加稅誰也不能解決。 朱高正判若兩人 民眾明知非加稅不可，但不加稅的「承諾」仍舊受到歡迎，這就應和了大衛。魏斯 (David Wise) 的「理論」。此君在水門醜聞高潮時期寫了一本書 --「說謊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Lying), 有讜論云:「選民希望聽到「畫餅充飢」(pie-in-the-sky) 式的諾言，而政客也知道要以諾言來換取選票，所以這是一種「互欺的遊戲」(mutual congame), 雖然雙方都不承認。」 既為「互欺」, 那就誰也不能怪誰了。 魏斯雖然說得太露骨，使人聽了不舒服，但仔細想想，果然「天下沒有不騙人的政治」。以朱高正為例，他不僅有此認識，而且也曾身體力行。想當年他初進立法院，吵架、罵人、拍桌子、摔麥克風、和同僚及主席「肢體接觸」, 都有他的分，贏得了「民進黨第一戰艦」的稱號。但現在的朱高正彬彬有禮，與從前判若兩人，是從前有那樣的需要現在已無需要了嗎？非也，恐怕是朱先生已「功成名就」, 用不看再作秀給選民看，所以就順水推舟讓位給陳水扁了。當「阿扁」他日也成為「戰艦」的時候，自然就會謙謙君子了。 再看尤清，當年以在野之身參加競選，責難行政當局不夠中立，一旦自己當了台北縣長，不也是坐上民進黨候選人的宣傳車遊行嗎？無黨籍的張博雅，能說沒有批評過執政黨的官僚腐化？但自己一到衛生署上班，也要用專用電梯了。 剛閉幕的國是會議，有多少代表沒有私心成見，其是為老百姓講了實話？結論是已預先寫好，讓不同意見的人大聲疾呼的各說各話一番，再拿出結論宣讀一遍。 數十年來，國民黨太重視自己的政權，所以放不開心胸，做了不少錯事，很多人盼望另一個政治勢力的興起，但經過幾年的觀察，也不免失望。如果政治是必要的罪惡，那麼寄生於政治的欺騙，也就成為必要的了。 不過也有人說過：必要的罪惡永遠不是必要的，但常常是罪惡的。

遠離油膩,拒絕癌症

根據美國國家研究會發表的「飲食與健康」報導，少吃油膩食物可以減少罹患結腸癌、攝護腺癌和乳癌的機率。研究顯示，每天攝取的卡路里量超過三六 % 是來自油膩食物的婦女，得乳癌的機會比每天不到二八 % 熱量來自油脂食物的婦女多兩倍；而肥胖也很可能會導致子宮內膜癌，以及更年期過後的乳癌。 專家更指出，雖然愛斯基摩人長年都吃脂肪含量甚高的鯨魚和海豹肉，卻很少生結腸癌和乳癌，原因可能是這些肉的油脂富含 omega-3 脂肪酸 (海鮮類也有), 因此專家建議每星期應該多吃幾次魚。 以瘦肉代替肥肉 為使油脂的攝取降低到每日卡路里來源的三 0% 以下，報導中主張以魚、去皮的家禽、瘦肉，以及低脂或無脂的乳製品取代肥肉和全脂奶品；多吃蔬菜水果，少用油和少吃油炸食品；並且儘量多從複合碳水化合物，例如麵包、穀類、豆類等攝取一天所需的熱量。 此外，長期大量飲酒也會增加罹患口腔癌、咽癌、食道癌以及喉癌的機會，如果連帶有吸菸的習慣，則危險性更大。 紅色、橙色和黃色蔬果的顏色來自甜菜胡蘿蔔素。它屬於一種類胡蘿蔔素。醫學已經證明缺乏類胡蘿蔔素很容易導致肺癌。一些研究還發現類胡蘿蔔素的一員 -- 葉紅素二號可以預防結腸癌、胃癌、攝護腺癌以及子宮頸癌。據紐澤西州一位大學教授勒詹斯的估計，美國人葉紅素二號的攝取量應該增加為目前的三倍。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吃菠菜防胃癌 專家更建議大家，直接從食物中取得葉紅素二號，不要服用營養藥丸；因為實驗中都是採用富含葉紅素的食物 -- 而非單一化合物 -- 所以這些食物中很可能還有其他物質具有抗癌的作用。此外，胡蘿蔔、疲菜等也是高纖維、低脂肪的蔬果，用藥丸取代將會損失許多額外的好處。 除了胡蘿蔔、南瓜、甜薯等黃橙色蔬果之外，在深綠色食物如波菜、花椰菜以及甘藍中，也可以找到葉紅素二號；還有，杏仁、芒果和桃子也含有這種化合物。葉紅素二號也和其他許多營養物一樣，會被空氣、熱和光線破壞，所以烹調這些水果和蔬菜時，儘量不要煮過久或切太碎。 富含維他命 C 的食物例如柑橘類水果；可能有預防胃癌的功能。有一項早期研究甚至指出，癌症病人可因服用大量維他命 C 而延長壽命，唯尚未被其他研究證實。 美國國家研究會建議，一天至少吃五小碟的蔬菜和水果，尤其是綠色、黃色蔬菜和柑橘類水果。不過專家指出，遵循這些要點雖然可以維護心臟健康、增加多種纖維的攝取量，但是「減低危險性」並不保證不會罹患癌症，你還需要採取其他的預防措施，例如戒菸和減輕體重等。 (取材自 McCALL’S)

太平和的人,不能辦報?-胡適當年的問題,今天仍然存在?

胡適民國十一年二月七日的日記: 「高夢旦先生來京，今天來談。他很勸我不要辦報。他在上海時，與王雲五、張菊生、陳叔通三位談及此事，都不贊成我辦報。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叔通還說我太和平了，不配辦報。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我等了兩年多，希望國內有人出來做這種事業，辦一個公開的、正誼的好報，但是我始終失望了。」 胡適的這一部分早年日記，不久前在大陸發現，並輯印成書，不知在台灣曾流傳否？作為一個現役新聞記者，讀了這段記載，內心頗為感傷。大陸無真正的報紙，固不論矣！就是在今天的台灣，一個性格、態度平和的人，好像仍舊不適合辦報。從民國十一年到七十九年，時光幾乎相隔了七十年，我們的記者和讀者究竟進步了多少？台灣解嚴後，報紙從三十幾家陡增到一百多家。大家本引領以望中國新聞事業發皇時代的來臨，但不旋踵間，一向扮演批評角色的新聞界，猛然已置身社會各階層的激烈抨擊中。正如「天下」雜誌最近一期檢討新聞界的文章所說:「報紙身陷批判火網」。 炮聲隆隆，作為在火網交集下的一名新聞從業人員，不能不深自反思，我們新聞界究竟出了什麼差錯？依我的觀察：反權威成了時尚 第一、報紙在長期的政治壓抑下，隨著專權體制的崩解得到發洩的機會。反權威成了當前報業前進的動力，甚至成了時尚。凡權威一律反對之。政府、首長、社會領袖和典章、制度，都是權威的象徵，所以不管對錯是非、善惡好壞，儘量出之以否定的態度，免得被人譏為保守落伍。我們以自由言論戕害了言論自由，秩序、倫常等價值系統找不到定位，欲社會不亂，豈可得乎？第二、新報需要生存空間，舊報需要鞏固地盤，大家全力爭奪這塊有限的市場大餅，什麼社會責任，什麼報業規範，都成了可笑的高調。看看某些報紙明示暗諷的「明牌」, 看看各種「政治內幕」, 看看對議會和街頭暴力多所鼓動的報導，看看琳琅滿目的密醫、應召女和香菸廣告，耍說我們的新聞界還能代表「第四權」, 對社會產生守望和引導的功能，那不是太厚顏欺人了嗎？第三、新聞報導追求的最高標準是忠實，評論的最高準則是客觀。忠實和客觀不會憑空而來，首先要記者立場的超然。但是這兩年來台灣的政治發展如洪流翻滾，不僅驚心動魄，而且席捲一切。新聞界很多人把持不住，捲入了政爭的漩渦。 政爭分兩方面，一是執政黨與在野黨之爭，有的人無條件的維護執政黨，有的人則溺愛式的支持在野黨。前者延緩了執政黨的改革進步，導致了憲政危機，後者則使在野黨難以發現自己的缺點，使其尚未執政即開始墮落，均非國家民主政治之福。 激成不正常社會 政爭的另一發展是執政黨的內鬥。「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在新聞界各有支持者。不僅陷於「擁護」和「打倒」的公式，而且有明顯的挑撥煽火行為。大半年來，政局不安所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報業豈能說沒有道義責任？第四、新聞界的剛愎與私心也今人印象深刻。報紙常自視為輿論的代表，評斷問題，臧否人物，無不勇於發言，但是社會批評報紙的聲音，多半無從表達，而且也少見報界有何積極回應。 這種自滿很容易流於自私 -- 凡是和我不一致的都是我不能接受的。顯著的例證之一，是某些報紙對郝柏村的態度。 郝柏村組閣，我個人基本上不贊成。以軍人主持行政部門，與台灣的民主進程不符，而且有軍人干政的危險。但是閣揆的提名權在總統，同意權在立法院，當這些法定程序都完成了，我們只有接受，但嚴格監督他把事情做好。他犯了錯，我們批評他，做對了則支持鼓勵。但是有些報紙不管他做對了做錯了總是每天罵他，必去之而後快，這就是有私心。這些人反對郝柏村時說是基於民意，可是當民意調查他得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支持時，卻又在字裡行間暗示人民的心智不夠成熟。這樣的報業，和新聞記者的工作信條是不能統一的。 新聞界這些內在的缺點和外在的行為失當，具體表現在「口不擇言」上。凡是最刻薄的話，最粗魯的話，最不禮貌的話，最傷人的話，最不公道的話，最不負責任的話，都曾大量出現在報紙上。報紙成了言詞激烈程度的競技場，溫和平衡的報紙反而成了異數。讀者辛辣東西吃得多了，不僅口味，連性格也跟著變了。不正常的新聞界激成了不正常的社會，這就是當前的報業受人詬病的地方。 容忍比自由重要 胡適的朋友認為他「太和平了，不配辦報」。將近七十年後，看看今天的台灣，一個太和平的人，似乎仍不宜辦報。 民國十一年，軍閥橫行，壓抑所有的輿論，太平和的聲音，不足以抗爭，不能引起注意；今天，言論自由的束縛幾已全部解除，可是報紙的聲音仍然必須激烈，不這樣就壓不倒其他激烈的聲音，使自己出人頭地。兩個時代的病情不同，但病癥卻一模一樣，歷史真會作弄和嘲諷我們。 但是太和平的人真的不能辦報嗎？胡適和他朋友口裡的「報」, 是廣義的「報刊」, 胡適並未聽他們的勸告，他先後創辦和參與工作的，有「新青年」、「獨立評論」、「每週評論」、「努力」和「讀書雜誌」等等，他就用他朋友們「指責」的「和平」的態度為國家和同胞的利益講話。苦口婆心，義正辭婉。 民國五十年一月十三日他還告訴他的秘書胡頌平說:「寫文章的態度要嚴正，切不可流於輕薄。」晚年他也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要大家節制使用自由。 但是，歷史留下了胡適的聲音。

彩線台北:愛恨交集的夢土

從屏東坐火車北上，沿途各個鐵皮覆頂古舊簡陋的車站以及著輕衫、操閩南語、步伐悠閒的中南部人愈退愈遠。最後，穿梭不息的紅男綠女沒入新穎富麗的台北車站。 正如同有人形容巴黎和法國是兩個國家，有人說在台灣實際上也有兩個國家：一個是台灣；另一個是景觀、文化，甚至是日常通用語言都和台灣迥然分明的「台北國」。 隔開台北市和台灣省的淡水河兩岸就相別天壤。河的南邊是工廠林立、草根味濃的台北縣，北岸是高樓櫛比、都市化的台北市，宛然兩個不同國度。 僻處台灣東北角的宜蘭縣，一名小公務員到台北開會，乍見會議廳鋪設的豪華地毯以及先進的麥克風系統，半戲謔、半開玩笑的自況:「好像第三世界的人來到第一世界。」 「借問路邊的大姐，繁華都市台北從那兒去？」物質匱乏的五 0 年代，一曲流行的「孤女的願望」唱盡當時一般人對台北的憧憬與神往。繁華富麗的聯想始終纏繞著台北，在台灣人民拼手柢足累積財富的過程中，「台北」兩字蘊含了金錢、機會以及功成名就的寓意。 正因台北有夢，儘管雜蕪冷酷，傾全國力量堆砌而成、匯聚所有資源於一身的「聖城」, 依舊是一座大磁場。 台灣唯一的中心 「全國所有的財富權力都往台北送，」研究城鄉發展的台大教授夏鑄九不假思索地立刻反應，台北才是台灣唯一的中心。各項資源在台北咀嚼消化之後，才再放射出來。有權有錢又有人促使台北加速發展，穩居主宰地位，屹立不搖。 經常有人拿台北和兼有金融、商業以及文化中心功能的紐約相比，台北還多出一項紐約最欠缺的資源 -- 左右決策、發號施令的政治重鎮。光緒年間劉銘傳慧眼獨具選擇台北建府，日據時期總督府以它做所在地，台北一直扮演著行政中心的角色。殘缺破敗的城門遺跡，映照過往歷史的斑斑駁駁。 從一省首府脫胎換骨為全國權力中樞的轉捩點，是在中央政府播遷台北之後。近年來，代表政府名稱的「中華台北」又將台北擠上弔詭多變的國際舞台。自此，台北政壇與台灣政治畫上等號，成為中央權力核心的代名詞。所有中央部會、政黨齊集台北，政治人物以逐鹿台北政壇為最終目標，被調遷至地方猶不能忘情台北。 「離開台北，就立刻會被忘掉，」跑政治新聞多年的一位記者有感而發地說。 因為它的大權在握，近年來活絡台灣社會的街頭運動和請願抗爭，多半以台北做主軸，再到全省拉開戰線，台北遂成政治風暴、社會衝突的引爆點。 大多數鄉土電視連續劇都有一個公式；穿汗衫短褲的莊稼人到車站替上台北工作賺錢的兒子送行。「台北滿地是金」, 歲入六百多億元，三倍於台灣省最富的台北縣，任教台大的夏鑄九打趣地以肥胖和骨瘦如柴來比擬北市和北縣。 財庫充裕繁榮了台北的每一寸土地，黑洞般地拉來更多資源。台灣重要大企業和財團如台塑、大同、長榮等指揮總部都集中在台北。總部不位於台北的公司，也必定在此設連絡處。 問鼎台北 消費力強是台北做為工商金融樞紐的重要指標。一位百貨業者透露，新商品要打入台灣市場，絕對先從台北開始試驗，賣不成功，台灣市場就此打住。而電影、藝文表演的賣座與否，台北票房也是決定性關鍵。 扼全島交通咽喉、主控台灣對內對外聯繫，資訊發達的台北是國際化的櫥窗。一名從事期貨交易的業務員補充:「在台北要和紐約東京連線比跟花蓮連線容易太多了。」 翻騰的訊息愈快速，帶動的刺激也就愈大。五十年次的作家陳克華仍記得高中畢業從花蓮北上求學，在台北他不斷接收新刺激，擴充了視野，「好像小雞琢破蛋殼，心靈豐富起來。」陳克華巧妙地道出台北對他的震憾，他相信唯有在台北才能觸發他寫作的衝動。 各項資源、各路好手在獨重台北的政策前導下，一一匯流台北。「問鼎台北」便隱含了光榮卓越的最高峰。不但各類菁英以名顯台北為志，就是青年學子也得「赴京求取功名」, 到學校最多最好的台北讀書。甚至是黑道幫派也以稱霸台北來衡量勢力消長。 「想要成名，一定要靠台北。」一位社會學者點破台北不可抗拒的魅力。 既現實又夢幻 夕照從淡水河畔抹去最後一道餘紅，東區的霓虹老早閃亮不夜的台北城。豐厚資源建構下的台北市，呈現出多樣化的都市面貌。正進行台北城市規畫研究的中原大學建築系教授喻肇清曾細細品察多變的台北，「到處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他慢條斯理地指著牆上的台北市街圖說。 八 0% 的人口來自外地，多重性格的台北顯得更龐雜，沒有統一的格調。在擾嚷喧囂的士林夜市旁，可以發現一家仿台灣二 0 年代古拙鄉土味的茶藝館，一壺清茶、半盤花生，隔絕外面沸騰的叫賣聲。在東區車水馬龍的大路邊，還回以找到標榜後現代主義的咖啡店，濃郁的咖啡香揉雜了百樂門、三五牌的菸味，蓄長髮的男顧客高談文學、藝術或人生。 台北就是這樣，既現實又夢幻。 鏡頭拉到領導趨勢的東區，街頭飛舞著東京流行的原宿裝扮、風靡美國的雅痞文化，更混合了本土的習氣。景觀上，有迪化街古樸的商家、館前路上文藝復興後期的建築，更有不可計數的現代高樓華廈。 「台北什麼都有，但什麼都不是。」從香港到台北求學的一位僑生說。學都市規畫的建築師宋宏燾思考許久之後，用一組「多元多次方程式」來形容台北的撲朔迷離。 在這樣一個複雜的城市過生活，總是會有料想不到的驚異。 在稀鬆平常的燈節店內，有鑽研聖經啟示錄的非基督教徒老闆，為投契的顧客解說啟示錄的哲學；熙來攘往的潮溼地下道裡，不修邊幅的算命先生暢談易經大哉乾元的微言大義；在林森北路小巷弄閒，杯觥交錯的酒吧中，各色人種集聚一堂，多國語言吱喳耳邊，宛然身在聯合國；龍蛇雜處的計程車司機群中，有嗜愛古典音樂的，也有會背憲法的。 在極端間遊走 「台北的生活光怪陸離無奇不有。」以感性文字寫下一首膾炙人口「台北的天空」的眼科大夫陳克華深深體會。 從世貿中心頂樓俯瞰台北市，灰濛一片，錯綜複雜的各式建築濃縮成凌亂醜惡的形象，齜牙咧嘴地喘息。豐厚的資源，也組成這樣一座美醜共生、矛盾不協調的都市。 出版攝影專集「台北謠言」的阮義忠不禁嘆息，鏡頭下的台北摻雜了正常和不正常，每個人不斷說話，卻無法溝通，台北是「真假混淆在一起」。 將後現代主義引入台北的台大外文系教授蔡源煌吐一口長長的煙說，儘管台北充斥各種次文化，但「台北並沒有定型文化，」不同年齡階層風格互異，各玩各的。 兩極化是台北不協調特性最尖銳的呈現。一位餐廳老闆家的衛浴設備用 K 金鑄造；玩股票的三十歲青年一晚玩樂就花了十幾萬元。「大富豪」、「花中花」等聲色場所「拿破崙」、「XO」洋酒「吱」的一聲一瓶瓶開啟的同時，台北橋下瑟縮著靠乞討、拾荒打零工為生，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都市邊緣人。 連台北的政治氣氛也是在兩端之間遊走。七十八年底選舉，台獨及反台獨鮮明政治主張的候選人當選率最高。經營 MTV 八年的劉瓊森細心地發覺，即使是看電影，兩極化傾向也日益增強，欣賞通俗電影和藝術影片的人幾乎沒有任何交集點。 難以理解的是，在台北矛盾的背後，又有節奏相同的一致性。作家黃春明曾想像「如果早上八點用一把大刀把台北市的公寓切開，幾乎可以看到完全相同的景象；先生坐在同一個品牌的馬桶上讀報紙，太太忙裡忙外地準備早餐，招呼兒女上學。 過馬路都像打仗 人口眾多是台北最大的資產，也是生活最大的負債。川流著全台灣四分之一的人口，台北平均每平方公里擠下近萬人。曾擔任過市議員的一位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就對台北強大的生態壓力深惡痛絕。「我在監獄都還有空地可以打羽毛球，」因交通太亂改騎摩托車上立法院的他調侃台北的擁擠。 激烈的生態競爭可以從小地方微觀。兒童進小學要用各種關係才能擠進明星學校；「在台北，連過馬路都像在打仗，」喻肇清搖著頭疑惑不解地說。 曾有一位餐廳老闆在周遊各地之後，回到台北，他意味深長地嘲諷:「只要在台北能活下去，到那裡都可以混得很好。」 台灣省住都局建築處長薛琴剖析台北市棋盤式的街道、鋼筋混凝土的建築，加深台北外在的隔絕與冷漠；擁擠則是台北人內在疏離、不信任的深層主因。攝影家阮義忠透過鏡頭看台北人，他看到台北的表情就是面具，「要接近一個人就跟採金礦一樣困難。」台北女作家蘇偉貞的小說「世間女子」, 其間流露的也是都會人相互猜疑與衝突。 晚上上班的期貨公司分析師蔡兆隆對著滿是數字的電腦螢幕，訴說十幾年的台北生活，他對台北的冷漠感觸最深，當朋友們暢快地喝完酒之後，第二天又恢復漠不關心的臉孔，「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年輕的他有些無奈。 「在台北什麼都要用搶的，不然會死得很慘。」天天看著人進人出、在新店一家工廠擔任警衛的中年人吐露他的處世態度。在如此激烈競爭的環境下生存，台北人不得不依賴一些小聰明來讓自己活得更好。等公車要算準司機會停下來的位置，才能擠到一個座位；無照攤販在警察來到之前，早就躲進已有默契的附近店家。「台北人實在就悄 (很聰明),」五十幾歲、長年住在彰化漁村的林先生北上探親之後做出評論。 永遠不沒落 因此有人說台北沒有大方向，沒有永恆的東西，都是用小聰明來追逐短暫的利益。住在台北多年的日本商人就感慨，台北的生意人注重的是今天賺多少錢，而不管以後。 流行、偶像、主義在台北都不能持久。台北人的善變易怒、沒耐心，和傳統台灣社會雋永的性格大異其趣。 建築大師貝聿銘曾說，他寧可選擇一個有生命但醜陋的都市，而不要美麗但缺乏生命力的城市。到過東京、紐約等大都市，建築師宋宏燾認為，台北活潑的生命力在各都會中亦屬罕見。台北市都計處長蔡定芳驕傲地談起台北生生不息的活力就是它最引人入勝的魅力。 「台北是永遠不會沒落的，」負責區域均衡發展規畫的經建會都住處長蔡勳雄肯定。 淡水河南來北往的商船、大稻埕交頭接耳的人聲都流進台北深黑的過去。夜空下的台北，彷彿撒落了一地的玻璃球珠，滿眼晶亮。在炫麗奪目的浮華塵世裡，默默地活出一個個懷著台北夢，品嚐悲歡離聚的台北人。 台北第一 資源集中的台北，是權力、金錢、繁華和腐敗的象徵。台北的富且亂，可以從一些統計數字中窺見。 . 政黨最多 -- 大自黨員人數上百萬的執政黨以及最大反對黨民進黨，小至名不見經傳的小黨，幾乎所有政黨的「黨中央」都設在台北市。台北因此成為政治權力核心。 . 教育程度最高 -- 曾有人開玩笑形容，西門町一塊招牌砸下來打到的一定是大學生。台北擁有全國最多的大專院校，菁英齊集，台北市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市民占總人口五一 %, 大專則占二十 %。 . 公司行號最多 -- 有一萬五千多家公司設在金融商業發達的台北，為台北製造更多的財富與機會。去年在台北市一個大專生畢業平均有二。二個就業機會，而台東只有 0. 九個。 . 百萬富翁最多 -- 據台北市政府主計處七十七年的統計，台北有四萬三千多戶年收入超過百萬，這並不包括兩年來投入股市而旦夕致富的暴利族。 . 觀光飯店最多 -- 台北國際化的腳步一日千里，去年到台北洽商或觀光的外國人高達三百萬人次；在台北共有二十三家國際級旅館，包括世界知名的五星級飯店圓山、國賓等。 . 平均房價、房租最貴 -- 上萬名無殼蝸牛為抗議房價太高而夜宿忠孝東路，場面之壯觀並不輸給任何一次政治示威。台北居大不易，平均每戶每月要花一萬元以上的房租，才能在台北暫頂一個蝸牛殼。汽車肇事次數最多 -- 一位住台北市區的立法委員提到交通就沈不住氣，怒火衝天地說:「台北人一出門就有氣。」一團混亂的交通，是台北人揮之不去的夢魘。因交通事故而起的大大小小摩擦平均每天有五次之多。 . 刑案最多 -- 內政部長許水德有一句名言：在台北市撿到槍是可能的事。台北市的榮華富貴，讓它成為犯罪的淵藪。七十七年台北市有將近二百萬件刑案發生，平均每天五十五件。值得擔憂的是，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正遂年升高，犯罪人數從六十九年的二千四百人，激增為七十七年的四千人。 . 粗離婚率最高 -- 台北市的偶像不永恆，愛情也是不再天長地久。據市政府主計處七十七年統計，台北市一千人中平均有一。八對夫婦離異，而且有日益增加的趨勢。 . 電影院最多 - 花蓮首度上映「當哈利遇上莎莉」的時侯，台北市的戲院早己下檔半年。不論是藝術或是通俗電影，在台北都有很大的生存空間，金馬獎國際影展也是以台北市為軸心。台北市共有六十九家戲院，還有密度最高的 KTV、MTV。

牛仔褲與全壘打—行銷傳奇

賣牛仔褲的哲學也能成功運用在經營球隊上？美國奧克蘭的運動家球隊便是一個奇蹟似的例子。這支美國棒壇突起的異軍，十年來愈戰愈勇，去年更橫掃職棒二十五隊，勇奪世界大賽 (一年一度的美國職棒錦標賽) 冠軍寶座；據估計，運動家隊的身價幾近一億美元，而今年前往觀賽的人潮也可望突破三百萬，創下前所未有的紀錄。 十年前的運動家是一支落魄的職棒隊伍。它的財務嚴重透支，訓練制度也是出名的糟糕，平均每場觀眾不滿四千名，因此當年李維 (LEVI’S) 牛仔褲的老闆哈斯以一千兩百多萬美元買下運動家隊時，大家都認為這筆生意穩賠不賺。 「當時不僅是棒球界人士，就連媒體和一般民眾也不相信我們這群棒球門外漢可以搞好一支球隊，」出身律師的球隊總經理艾森豪回憶道。 一開始他們試著雇用推銷員，挨家挨戶兜售季票，結果成績不惡，賣了三千張；收音機也隨時可聽見運動家隊的促銷廣告。 當市場調查顯示，運動家隊還必須多費點心思，使球場氣氛更輕鬆愉快，並吸引更多觀眾時，管理部門便花了數百萬元，將原本死板、球迷戲稱為「陰森大廈」的球場改建得既活潑又有生氣，並增設豪華的空中包廂，高傳真音響、以及超大型彩色電視螢幕。「球場並不只是比賽的場所，它就像狄斯奈樂園一樣，是娛樂實體，也是傳播生活型態的媒介，」業務副理道立奇一語道出運動家隊的經營理念。 接著每逢運動家隊出賽，中場播放的鋼琴小調換成搖滾樂，現場免費贈送球隊手套、徽章和夾克；而每隔幾局還會插播一次由名漫畫家特別製作的影像連環漫畫。 以行銷管理致勝 為了配合愈來愈多的年輕夫婦帶著孩子一塊兒看球，運動家隊也說服寶鹼公司，免費提供印有「運動家」標誌的尿布；還開放「親子區」, 讓小孩子無聊時可以去坐電動搖搖車，或到繪畫天地、樂高積木區以及小型棒球形狀的野餐桌玩耍，父母也可邊陪小孩玩，邊藉電視顯示幕掌握球場上的戰況。 運動家球隊這些改變果然大受球迷歡迎，其他球隊也爭相效仿。據估計，它今年的總收入將可突破五千萬美元，較八年前增加兩倍以上。 除了行銷功夫，球隊的管理也是運動家致勝的因素。總教練拉魯沙雖是律師出身，率領球隊卻有他獨特的一套:「我會依照觀眾替每位球員的評分估算出球員的市場價值，然後調整球隊陣容。」 運動家也以時時調遣球員，來抑制無理的加薪要求，並給予新人發揮的空間。 因此在球賽淡季，有三位表現平平的球員獲准離開運動家隊，球隊認為，與其多花五百萬元加薪留住這些球員，寧願花二千三百五十萬美元和一位打擊力強的明星球員簽下五年合約。 事實證明運動家隊是對的，美國職棒聯盟每年選出一位年度新人，從一九八六～八八連續三年，都是由運動家隊的球員囊括。去年運動家隊贏得世界大賽冠軍的二十四名球員中，就有半數以上是從運動家隊儲備的二軍、三軍挑選出來的。 而球員顯然也以身為運動家的一分子為榮。 去年世界大賽最有價值球員、運動家的當家投手史都華表示:「我加入過許多球隊，但是就尊重球員這點而言，沒有一隊能比得上運動家隊。」 運動家隊的成功似乎已證明，有高超的行銷管理配合，菜鳥也能扳倒老手。 (改寫自 Fortune)

IDF速度之謎

編號 10003 號的 IDF 戰機從航發中心緩緩的滑進清泉崗機場跑道頭，加速、升空，這次序號將近二百次的試飛，像畫筆在地平線刷出一道乾淨俐落的弧。 才幾個月前，還有不明內情的立法委員和新聞媒體把 lDF 謔稱作「I don’t fly」(我不會飛)。般發中心試飛組組長吳康明提起這段往事，不滿的說:「那時心裡真恨。」 航發中心的會議室裡，來自不同單位的將領經常聚會，交換意見。九年內，國內將耗資一千七百億元，製造二五 0 架 IDF, 填補老戰機的防禦空隙。空軍總司令林文禮透露，三、四年之內，IDF 就要分發到部隊。 音速之謎 資深飛官、基地修護人員，已經陸續前往航發中心接受訓練；最少已經有二個飛行大隊新設了油漆味猶存的「IDF 準備室」。 IDF 無疑是新寵。不論軍校生、飛行員，包括航發中心華錫鈞上將，無不躍躍欲試要「飛它一下」, 也期待它能制伏下一代假想敵 -- 二。二倍音速的中共「殲八乙型」戰機。 IDF 的最高飛行速度，至今仍是最高機密。世界權威的詹氏防衛週刊，曾根據 IDF 兩枚 TFE1042 引擎推力和飛機重量估算，最高只有一。二馬赫 (音速一。二倍), 不只落後現役 F104 很多，連 F5E 都不如，表現並不理想。這種說法一再流傳，幾成相當普遍的「共識」。 但不論華錫鈞上將或吳康明上校，對於這種分析都表現出委屈。林文禮總司令則不肯明掀底牌，他說:「已達到空軍最低的要求。」 不能透露身分的權威消息來源透露，IDF 既然要逐步取代現役的 F104 及 F5E,F104 的速度已經是二馬赫，F5E 是一。六馬赫，IDF 試飛時，最高速度確定早已超過一。六馬赫，所謂「達到最低標準」, 可能代表著要突破 F104 的二馬赫，在速度上躋身世界一流戰機之林。 清泉山岡基地一位隊長透露，IDF 試驗高速飛行時，需要空軍速度最快的 F104 尾隨，用 F104 而不用 F5E, 理由是「只有 F104 追得上」。 不完美但可以接受 最近，和中華民國合作研發 IDF 專用引擎的美國蓋瑞特公司，在國際航空展公開展示型號 TFE-1088 的軍用引擎，推力比 IDF 所用的 TFE1042 引擎高五 0%, 各方面因而紛紛推測，第二代 IDF 可能將換裝更先進的 TFE1088。由於引擎技術的往來，牽涉到軍售及台灣、大陸、美國三角關係，華錫鈞主任被追問到蓋瑞特的新產品是否會裝在 IDF 上時，竟然回答:「1088? 沒聽過。」可見問題之敏感。 根據現場觀察，IDF 將配置中、短程空對空飛彈，射控雷達採用和美國 F16 接近的 GD53 型，操作方便如電動玩具的「線傳飛控」系統...... 等，儘管先後有二位中將向「遠見」表示，lDF 在硬、軟體方面仍有頗多問題待克服，但他們仍認為，能在非常短時間 (不到七年), 相對便宜的研發代價下 (約十億美元；以色列的 LAVI 花十二年、二十億美元；瑞典 JAS39 花十年、四十億美元),IDF 的成就已算得來不易。(文現深)

方勵之在劍橋談抱負—創一所獨立自由的大學

(一) 世事多變 問:「你會看到國家的統一嗎？」 答:「不會，在我有生之年大概不會看到。」 這是德國總理柯爾，在一九八八年十月莫斯科記者會上的問答。 不到一年，柏林牆變成了兩地人民歡呼統一的舞台，不到二年，統一已是指日可待。世事之難以預測，也許正是二十世紀進入尾聲的一個特徵。 去年六月天安門事件前，還在北京方勵之教授的寓所聚晤。再見面時，竟是在英國的劍橋。二個月以來，他的行蹤、訪問、照片，又立刻傳遍世界。美使館的圍牆只是暫時阻擋了他與夫人李淑嫻的訊息，現在世人又可以再度聽到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勇敢的聲音與堅持的理念。 這不是命運的捉弄，這是中國大陸走向民主過程中必定會經過的一場顛簸。 沒有鄧小平同意，方勵之夫婦不可能離開大陸。在鄧小平內心的深處，是否也需要這種尖銳的鞭策，來減少他改革的阻力？鄧小平如果要在中國歷史上扳回一局，他需要借重，而不是放逐知識分子。 (二) 劍橋談抱負 八月下旬的劍橋，遊客如過江之鯽。我到凱因斯 (自由經濟大師) 思潮的發源地，卻是探訪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 國際著名的劍橋天文研究所，座落在西北邊的叢林中，寧靜而不孤立，正是最適合方勵之思考的地方。 自從二個月前他來到這裡後，這個地方突然變得不太寧靜，更不孤立了。 傍晚時刻在他研究室中相聚。剛從倫敦趕回來的他，重複說了幾次:「來到這裡後，太忙，太疲憊。」比起一年前在北京見面時的他，看不出顯著的異樣 -- 似乎在堅定與自信的言談中，少了一些笑聲，多了一些負擔，二天後他就要第一次離開英倫，去法國與義大利發表學術論文。三週多的旅途中，還要與不少人討論學術以外的大問題。 次晨他與夫人騎著自行車，來到我的旅舍。面對著垂柳、花叢與原野，旅客怎會知道這對共奮鬥、同患難、聚少離多的夫婦，背負著多少人的期許。他們談中國前途、大使館一年的經歷、台灣的角色，與他們今後的計畫。 突然，話鋒一轉，方勵之與李淑嫻不約而同的說:「我們的夢想是有一天能辦一所獨立、自由的大學。」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方勵之這樣的抱負。在此以前，我只知道探索宇宙與爭取人權，是他最重要的專業與非專業活動。 從來沒有離開過大學教職的我，對他這樣的一個「夢想」, 自然是在驚喜之中，又興奮、又支持。腦海間突然想到：如果方勵之能到台灣來辦這麼一所大學，其對大陸的影響是否更超過王永慶的海滄投資案？王永慶可以其經營方式來證明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方勵之則可以其辦大學的抱負，來證明自由與獨立的優越性。 (三)「我可以考慮去台灣」 事實上，方勵之辦大學的經驗更多於爭人權。在他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時，他的辦學精神就得到學生們一致的讚賞。 方勵之說:「在科大，我的辦學宗旨是：科學、民主、獨立、創造。」 二年前第一次去北京時，就在方勵之的寓所，與十一位北大同學交談，其中的一位即是王丹，問及大陸最好的大學時，他們認為除了北大，就是合肥科大。 這就是方勵之的另一個特長，不只是理論家，也是實行家。 方氏夫婦很清楚：要辦一所國際性的大學，不僅要有抱負也要有錢、有人，在大陸的多種限制下，更要被批准。方勵之講了一段鮮為人知的經歷：一九八六年，義大利願意捐獻一筆基金，由他來負責創辦一個天體物理研究機構 -- 取名「利馬竇中心」, 第一批捐款二百萬美元已經隨時可以匯撥，但因中共當局不批准而作罷。 細聽他這段痛苦的挫折，望著他凝重的表情，我不禁樂觀地假設:「如果台灣有企業家來資助，教育部又同意，你樂意去台灣創辦一所大學嗎。」 「我可以考慮去，而且有可能去。」方勵之率直地回答，坐在旁邊的李淑嫻也以點頭表示支持。 二年前中共當局解除方勵之科大副校長職務，調他回北京天文台時，那邊的朋友說:「我們意外地得到了一條大魚。」 在台灣的朋友們，有一天也會說同樣的話嗎？(四) 科學、民主、文化 蔡元培對北大的影響與傅斯年對台大的貢獻，都變成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重要的一頁。在歷史的軌跡上，最今後人稱道的，不是那一位大人物在世之時有多少著述，而是在世之時他親手培養了多少人才。 從這個角度來看，方勵之之婉謝擔任民運領袖的巨大壓力，是可以諒解的，方勵之之自身有一個重大抱負要辦一所大學是有遠見的。 他要辦一所什麼樣的大學？方勵之提供了一個初步的藍圖: . 大學不在乎大，但要注重素質與精緻，要尊重獨立思考，要注重學術研究。 . 這所大學應當是國際性的，也是開放式的。歡迎各國學者、學生來進修，也允許大學中講授各種思想、學說。 . 這所大學也可以吸引一些在海外深造的大陸優秀留學生回到台灣，也可以為大陸培養部分人才。假使大陸允許，還可以去那邊設分校。 . 這所大學的宗旨應當是科學、民主、文化。培養出來的學生具有探索真理的科學精神、活潑的民主思想，與深遼的文化素養。 他舉出在劍橋讀過法律的李光耀總理，最懂得為新加坡吸引人才。我舉出在劍橋讀過物理的李國鼎先生，遠在二十多年前，台灣面臨嚴重的人才外流時，就做各種人才回流的努力。 方勵之一針見血地說:「為中國培養人才，就是在為中國增加希望。」 「這個大學應當取個什麼名字，譬如中國大學、華夏大學？」我問他。 「最好不要有政治意含，也許可以用地名，如劍橋大學、芝加哥大學。如果台灣那一個地方、那一位企業家捐地捐錢，就可以用他們的名字，」方勵之回答。 我不禁揶揄他:「這是一個很實際的資本主義的想法。」 (五) 另一個台灣奇蹟 十六歲進北大物理系，四年後以最優異成績畢業。在稍後三十多年，各種條件欠缺下，在勞改下放的折磨中，方勵之靠天賦與努力，變成了當今世界第一流的天體物理學家。如果紐約時報第一版的大幅報導、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英美等國電視的專訪，使人認為方勵之只是一位勇敢的人權鬥士，那就低估了方勵之的學術成長，以及培養人才的熾烈願望。 方勵之說得確切:「那封六四前引起媒體重視的給鄧小平先生的信，我花了不到一個小時，寫一篇學術論文，總要幾個月。」 大陸雖大，容不下一個方勵之，這是殘酷的政治；台灣雖小，卻可由方勵之來辦一所大學，這也變成了我的夢想。 從夢想浮現到抱負落實，有時要靠奇蹟。台灣創造過不少奇蹟，明年初要轉赴普林斯頓研究的方勵之，這次卻在等待台灣可能產生的另一個奇蹟。

先有民主之人,才有民主之國

台北的報紙報導說，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呼籲民進黨同志對朱高正的組黨說明會不要鬧場，這是對的，但是他的理由是「不要理會朱高正，讓他自生自滅」, 這就不對了。 不是自由人即無以言民主。而自由講究的是以不妨害他人的自由為度。民進黨人可以不贊成朱高正的主張，當然更可以不參加他的新黨，但不能騷擾會場，不能丟雞蛋，更不能揮拳頭。黃主席勸阻黨員的立場應如此，而不是讓一個被開除的同志「自生自滅」。 這樣說實在卑之無甚高論，但民主自由也者本來就沒有太了不起的奧秘，八十七年前嚴復譯「群己權界論」就把西方這套基本概念介紹給中國人了。近一世紀的時間即將過去，我們還「界」定不了，可見民主自由是要練的，不是靠說的。 「叛黨」是罪惡？朱高正第一場組黨說明會即遭杯葛，叫罵之外並饗以蛋頭和拳頭，外界以為是偶發事件。但是以後各場，到各地，都受到同樣待遇，這就不是偶然的了。民進黨中央解釋，這絕不是有人發動的、有計畫的行為；這是可以相信的。 就個人而言，我倒希望這是出於民進黨高層的指示，黨員遵命行事，這樣只能表示少數人不識大體，沒有器識；現在既然不是中央的授意，那麼眾多民進黨人心胸如此狹隘，如此缺少民主的修養，就更使人憂心和難過。 據媒體報導，民進黨人士抵制朱高正的主要理由，是認為他「叛黨」, 這算什麼話？一個人因為政治主張相合而加入某一政黨，後來自己的主張變了，或者黨的主張變了，當然可以離去。這是政治行為的極普通規範，民進黨人那會不知？如謂「叛黨」是一種罪惡，試問民進黨黨員中有多少是原來的國民黨黨員？從前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一位幹事，現在是民進黨的秘書長了。 即使「叛黨」使人難堪，也未必一定要反目成仇。古人說「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朱高正除了要發「獎金」給民進黨，以感謝把他開除之外，還說了民進黨一大堆壞話，這是大可不必的。而民進黨人如果不睚眥必報，就顯示了可貴的容忍與寬恕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民主政治生存的基礎。 朱高正初進立法院，拳打南山猛虎，腳踢北海蛟龍，真是了得。但是他的惡劣示範也相當敗壞了政治和社會風氣，如今果然莠種長出莠苗。不過我們絕不可「欣慶」他得到「報應」, 因為很多人在公眾場所使用暴力，將不會比朱高正一個人在立法院的作為影響小。以暴易暴，非民主之道，亦非民主之福。 享權利盡義務 當年朱高正大鬧國會，有人認為這是他作為反對黨議員制衡執政黨不得已的行為，不如此就不能引起注意，而彰顯其反對的立場。在一定的環境下，這話可以理解，但不能無限引伸，因為若容許這樣的推論，最後可能所有的手段都是正當的。向朱高正扔雞蛋的人也可說，「不如此就不能引起注意」。實際上，不正當的手段並不能 -- 至少並不一定能 -- 達到正當的目的。 這樣的觀點和行為並不僅發生在少數人身上。郝柏村組閣，知識界辦反對軍人干政的遊行，其中若干人認為某一報紙報導「偏頗」, 因而發表聲明，表示異議。聲明中的指責正確與否，可以訴諸公評，是另一回事，但作為一個職業新聞記者，而又頗為醉心民主政治，我個人不反對這個舉動。 民主政治的中心要求就是分權，不承認絕對的權威。誰享受了民主的權利，誰就必須盡民主的義務 -- 盡接受監督和制衡的義務。尤其執行以批評來保障民主的新聞界，更不應規避批評，而為民主運作樹一榜樣。但是聲明中卻要求公眾不要訂這家報紙，工商界不要登它的廣告，這就不無可議了。 民主政治和言論自由是相伴生的。二者的關係，盡人皆知，無待多言。今天在台灣，知識界也是一個有力量的階級，不讓報紙在自由市場的選擇下接受考驗，而以這樣的方式脅迫它，企圖使其報導和見解符合自己的標準和立場，這是違反言論自由理念的。同時，發表聲明的若干人士，替代讀者和客戶去選擇一份報紙，而無視於他們的判斷能力，也是與民主精神相左的。 兩年前，台灣開放了黨禁和報禁，解了嚴，跟著又結束了強人統治的時代，政黨一下子增加到數十個，於是國人不免祝望民主政治的翩然而來。可是兩年多來，社會卻是一片亂象，人民外移，資金外流，看不出有什麼中興景象。 虛心學，認真做 執政的國民黨口口聲聲要民主化，但內裡還有人想做強人，也有人以民主為幌子從事奪權鬥爭，奪到權是否能民主也很難說。至於在野黨，本是以反抗執政黨之不民主而崛起，但某些在野黨本身之不能容忍異見尤甚於執政黨。 許信良說民進黨三年內要執政。但執不執政要靠老百姓的選票來決定。而要老百姓投票先要使他們放心。依我的「偏見」, 不以民主方式爭民主的黨，譬如拿雞蛋亂扔的黨，我可要多多考慮。 個人暫於美國工作，與中國大陸逃出的民運人士略有接觸，有些人之不合群、搶山頭、扣帽子、不客觀理性，種種不利於民主運動的行為，令人印象深刻。「人不民主也能爭取到民主嗎？」這是很多人的疑問。 大陸十一億同胞，目前自無民主自由可言。香港五百萬華人，有人說自由民主總有殖民地色彩；只有台灣兩千萬中國人，夠資格試驗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試驗的過程中一定要虛心的學，認真而又謹慎的做，才會有正面的結果。也就是說，先要造成民主的人，才能造成民主的國。

台塑角力政府

台塑六輕案已經幽幽忽忽的在時光裡擺渡了四年。 四年前，台灣還名列亞洲四小龍之一，四年後，美國新聞週刊評估台灣的競爭對手可能淪為更新興的馬來西亞、泰國，國內所見的政爭多過政治政策，金錢遊戲大起大落，股價暴跌八成，景氣連續出現藍燈，企業資金嚴重失血。四年內，台灣競爭空間已遭到空前的擠壓。 台塑的六輕計畫投資總額達六百億元，是國內最大一宗民間工業投資案例，為什麼歷經三任行政院長、三任經濟部長還遲遲不能定案？不要說一般民眾看得眼花撩亂，一位常代表政府對外談判的人士也說，六輕一案談得太離譜，「看不懂，不知道為什麼會談那麼久，談不出結果，」他說。(詳見六輕大事記表) 理論上，政府如果認為企業的投資對整體經濟發展有幫助，符合產業發展原則，應當全面配合，協助企業解決困難；如果認為投資不必要，就應該堅決向企業說「不」, 引導企業走向符合整體利益的方向。但是在六輕案中，企業頻頻出招，卻顯示出政府的政策缺乏一貫性，無力應變，也顯示政府看不到兩岸政府競賽已經升高的現實。 早在民國七十年代初期，中油興建三輕時代，台塑就要求興建自己的輕油裂解廠而未獲准。事過境遷，中油的高級主管透露，當年主要的考慮是中油的輕油裂解產能有限，擔心台塑加入後，台塑上、中、下游連成一氣，會壟斷市場，對其他中下游業，者造成不公平競爭。 到了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時代，台塑又趁中油籌設五輕一併申請自建輕油裂解廠，但是五輕計畫遭到孫運璿否決，也一舉粉碎台塑的美夢。直到這一波捲土重來，才在七十五年九月獲得當時經濟部長李達海同意建廠。 政府對六輕這個個案在政策上固然看不出一貫性，通盤的石化工業政策亦付之闕如。 經濟五輕、政治六輕 目前整個石化業的產值已經占製造業的三三。七 %, 是否要繼續擴張，尤其是台灣地小人稠，生態環境迭遭破壞，石化上游污染較大、也較難克服，是否適合再發展？這一點固然常常引起爭議，也造成實際的困擾一如設廠阻力愈來愈大一，但是始終看不出明朗的政策方向與長程計畫，政府施政自然欠缺說服力。 但是對台塑企業而言，六輕建廠計畫包括一座輕油裂解廠和中下游二十四個相關廠，投資總額為六百億元，建廠完成後，預估可以使台塑集團營業額增加一千億元，幾乎成長一倍，產品還包括附加價值較高的工程塑膠；此外，台塑還可以由輕油裂解再往上游延伸整合到煉油，為企業生命創另一高峰。 如果再加上台塑在美國投資的輕油裂解廠，以及在大陸海滄耗資七十億美元的石化王國計畫，七十多歲的王永慶確實可能就此為台塑開展出企業新生命。可見台塑緊咬六輕，實在是在商言商，精撥算盤珠子下的產物。 台塑基於本身利益，又得到政府同意在先，自然一路緊追、造勢；另一方面政府卻是沒有定見在先，後來又使不上力，海滄案引進政治因素後，局面更一發不可收拾。 在王永慶到海滄考察的消息曝光前，六輕建廠用地 (在觀音) 徵收因為居民反對而停擺；台塑自建港口的要求被卡在交通部；稍早台塑在宜蘭買下的工業用地也因整地遲遲未完成，而無法過戶。但是海滄一登場，工業用地地價可以重估，港口可以由政府出資興建，工業局也快馬加鞭到外傘頂洲等地勘察用地，無不有了積極轉圜的餘地。 和政府一直嘗試推動中油的五輕相比，一位自始觀察五、六輕事件發展的資深經濟記者就坦白地用「經濟的五輕，政治的六輕」, 形容主管單位對這「二輕」確實另眼看待。 海滄是台塑的籌碼？海滄登場後，台塑連連揮棒。一方面訴求台塑在六輕上已經虧損上百億 (用來購買技術、設備，支付人事費、倉租等), 在台灣的王永在一被問到台塑是否要建六輕，就說:「現在還問我要不要建六輕，我真是只有苦在心裡啊！」 一方面由王永慶在海外連續發表三篇萬言書:「我們為何前往大陸考察投資環境」、「談石化業如何把根留在台灣」、「橫互在六輕面前的困難」, 解釋台塑的苦衷與希望，並且適時接受國內媒體駐外記者的訪問，一會兒說「不但要在台建六輕，還要建七輕」, 一會兒又說外傘頂洲、台糖的土地都是理想的建廠地點。工業局官員承認，王永慶一連串的造勢行動確實給工業局帶來很大的困擾。 台塑的幕僚作、也顯示強將手下無弱兵。例如當工業局官員私下表示六輕不可能建在海滄，一切只是王永慶的「紙上作業」, 被當作和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時，台塑的高層主管卻證實台塑的幕僚人員在大陸政策開放前就到大陸考察，只是當時是由在美國的工作人員前往，台塑的幕僚也早就看好政府會開放直航，評估出觀音到海滄是最短的直線，只有兩百公里。即使要由高雄海運石化原料到廈門，運費也和台北到台中的運費相當。 看在台塑幕僚眼裡，工業局結論報告太過粗糙，例如結論報告建議行政院對六輕案給予進一步的租稅優惠，台塑的幕僚人員看了只是咧咧嘴，說:「我們的成本本來就是這樣估的，那有投資只優惠一兩年的？」另一位接近台塑決策者的高級主管也批評工業局建議的填海造地事先沒有做過評估，太過草率，「在地圖上隨便畫一畫，當然很容易，」他說。 而當政府部門陷入結案報告的思考時，台塑的幕僚人員還在馬不停蹄的尋找其他可能建廠的工業用地。九月中旬，工業局要積極探勘新工業用地的消息一見報，負責和工業局接洽的台塑總管理處總經理室特別助理，也是台塑六輕專案小組的代表人任兆權，當天上午就到工業局「交換意見」, 希望丁業局規畫出整片的土地，以低價供石化工業共同發展。 相形之下，台塑的對手工業局隸屬經濟部，雖是獨立行文單位，但今年經濟部更換部、次長後，經濟部已經數次要求工業局說話小心。和王永慶的接觸戰中，雖然是由最熟悉工業用地的副局長陳聖怡擔任專案小組代表人，但是王永慶寫信的對象是行政院長郝柏村、經濟部長蕭萬長，王永在以球相會的對象也以真正有權的決策官員為限。 朝小野大 台塑頻頻出牌，更突顯政府無牌可出的窘況。政府官員，尤其是前行政院長李煥在立法院多次被質詢得無言以對，只能拿著王永慶的信說，王永慶「應該」不會去大陸。 今年一月到五月間，六輕設廠一事進展得非常有限，立委朱高正就很不客氣地指出:「你看看，從二月到五月，行政部門幾乎完全停擺。」相對地從政府部門只能聽到微弱的「企業責任」、「王永慶也要想想他之所以有今天是政府的功勞」等話語，聊作心戰喊話而已。 檯面下的較勁更足暗潮洶湧，充斥著難以查證的流言。 坊間一度盛傳台塑到大陸投資未能定案，是因為台塑資金不足，因為國際銀行要求有台灣的銀行背書始肯借款，讓王永慶躊躇再三；更傳言國民黨早在王永慶赴大陸簽約前即獲知這項情報，因此有政府將對大額匯出款進行緊急處分的說法。但是當有記者向國民黨財務委員會主委徐立德求證時，只聽到徐立德在電話的另一端笑而不答。 南亞內部一度還盛傳中央投資公司決定在南亞股價低於二一十元時大量買進，以便掌握較大的談判籌碼，但事先為南亞得知，早一步通知大股東鎖定不賣，但也無法證實。 面臨抉擇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問及政府是否要求台塑「順便」運用此一投資，代向彼岸為台灣爭取較大的國際空間時，接近決策核心的台塑高級主管沈吟再三，最後撂下一句「這你問我也不能說，反正大家心裡都有數就好。」 談判過程中不但個性素來剛直的王永慶悍然和政府對話，企業界人士也紛紛加入論戰，有的聲援台塑，有的批評台塑置企業社會責任於不顧，但彷彿王永慶出走大陸，正好為對政府大陸政策不明確不滿意的企業找到一個宣洩的管道，「朝小野大」的趨勢儼然有模有樣。 一位目前在大陸負責多筆投資案的國際公司高級主管就坦率指出，當台灣企業規模愈來愈大時，政府間的競賽已經不可避免，他說:「台灣的決策者要把眼光放到國際上，不能再關起門來與世無爭的作決策。」 他指出，台灣企業規模愈來愈大，可以預見會有愈來愈多的企業走向國際化，這時企業可運作的彈性增加，自然會選擇資源成本最低的地方生產，成品價格最高的地方銷售，也就是會逐漸脫離原先政府或環境的約束，自然而然形成以國際為舞台的「政府競賽」, 台海兩岸關係特殊，更無可避免會給競賽蒙上濃厚的政治色彩。 一味地對企業施以道德訴求，或是任由企業予取予求，都不是根本之計。當初和王永慶電視辯論的現任立委陳定南指出，政府的窘況一方面肇因於政府無力引導企業升級、解決國內投資困境，一方面又不可能限制企業向外活動，政府確已陷入「兩難」。 由六輕案來看，唯有先建立共識的產業政策，下苦功累積起公信力、公權力，贏得企業尊敬，才能使政府和企業問建立起良性循環。這或許是台塑對政府道場角力終結前，應該先學到的教訓。 這場角力最後將如何收場，王永慶會不會為了台灣的六輕放棄大陸的海滄；還是只是步調暫緩，等政府追上他的步調？或是逕用美國的台塑進行投資，追尋他「石化大王」的雄圖霸業？在時間不可能倒退，在台灣正面臨難以預測的轉型關卡時，數十年前帶領台灣走向經濟奇蹟的經安會主委尹仲容的話依然發人深省。 他說:「經濟活動是人類活動的一種，與人類其他的活動 -- 文化的、社會的、政治的等等，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這些活動是一套，從經濟發展的觀點看，要落後全部落後，要改革全部都需要改革。絕不可能其他活動都落後，而經濟活動卻特別的進步，也絕不可能其他方面都不改革，而經濟方面的改革可以單獨成功的。」

石化王國三足鼎立

新聞曝光後，立刻在台灣掀起爭議大波，王永慶因此暫緩返國，三月、四月與六月，王永慶分別隔海發表三篇萬言書，對台灣經濟環境丕變、企業經營困難、政府當局缺乏統籌性規畫、任加工業外移流散的困局多所針貶，宣稱台塑為「配合下游業者對外投資，不得不前往供應所需原料」, 並且要求政府及早訂定國內廠商對大陸投資的明朗政策。王永慶的萬言書，不只加深台灣「產業空洞化」的疑懼，也連帶透露出台塑集團經營、投資方針的大轉向。目前的台塑集團，在台灣擁有 15 家關係企業，去年總營業額 1600 多億、名列台灣第一大民營企業；早在十年前，王永慶就將石化大軍揮向海外，往西半球的美國設廠，去年台塑美國廠以 6 億 7000 萬美元的業績，首度進入財星雜誌五百大企業排行榜，工廠更遍布美國 20 個州；洽談中的「海滄投資案」一旦付諸實現，大陸將是台塑邁向世界級企業的下一個重要里程碑。如此一來，進行兩年、明年底即可全部完工的美國七輕，加上正在計畫建廠的台灣六輕與大陸海滄，這三項投資案的總投資金額已超過 100 億美元 (相當於 2700 億台幣), 而美國、台灣、大陸隱隱形成鼎足而立的架勢，成為支撐台塑集團躋身世界級石化巨擘的三大礎石。從客觀的投資大環境分析，美國顯然最具優勢，在南德州，台塑一口氣買下一萬多公頃的土地 —— 相當於半個台北市。與台灣的六輕設廠一拖四年，遲遲不能定案相比，美國的遼闊與自由，提供了台塑大展身手的充分空間。「土地一坪合台幣才 40 多元，那像台灣一坪要幾萬元，」台塑總經理王永在批評台灣工業用地價格過高，讓工業界失去競爭力。明年年底，台塑在美國投資 14 億美元的七輕即將全部完工。屆時，美國台塑廠的營業額比現在會提高兩倍，達到 20 億美元，具有進入財星一百大企業排行榜的潛力。美國台塑的產值占整個集團的比例，預計也可以由眼前的 10% 調高到 25%, 足可與台灣大本營分庭抗禮，未來即使台灣六輕完工，美國台塑的乙烯產能仍比六輕高出 50% 左右。兩年前，台塑便買下德州七輕廠附近的一口瓦斯井，保守估計埋藏有 500 萬立方英尺的天然氣和 130 萬桶原油，一接上輸送管，天然氣可直接進入工廠。掌握最上游原料，是缺乏天然氣、原油等資源的台灣與大陸海滄最難以匹敵的利基。至此，台塑在美國的石化工業大樹，已經蔚然成形，從瓦斯井、輕油裂解廠，到散布美國二十州的各個廠，串成完整的上、中、下游體系。景氣好，不虞原料來源；不景氣，彼此支援共度難關。王永慶對美國的投資環境相當滿意，雖然人工成本高於台灣，平均每年多支出 1200 萬美元，但是土地、原料成本低、取得容易，非常符合慣於採用「大量生產、降低成木」戰略的台塑集團。另外，也和台灣一樣，美國台塑必須面對環保與勞工問題。八年來，美國台塑因污染違規，一共被罰了 30 幾萬美元，至於中、美文化差異在台灣主管與美籍工人間形成的隔閡，則是美國台塑不易解決的管理瓶頸，「突然來個黃臉孔的上司，那些白種人心裡當然不舒服，我們不拚命，他們怎麼會服氣？」一位曾駐美國台塑路易斯安那廠的經理回憶。新大陸的投資拓展了台塑的發展視野，更進一步為台塑奠定國際性企業的全新形象與實力。為了拉攏投入總資本額高達 23 億美元、可提供 2500 個工作機會的七輕案，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州議員絡繹不絕拜訪敦化北路上的純白台塑大樓，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布希也主動設宴邀請王永慶。一連串強烈的拉力，終於使台塑自創建以來最大手筆的投資落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德州，不僅提出七年免稅的優惠，州政府還為台塑擴建港口、拓寬專用道路。 不讓美國專美於前，中國大陸近來也頻頻向台塑招手，大陸當局口頭承諾的「海滄特區」, 是一座可涵蓋上、中、下游系統的整體性石化工業城，「台塑如果在海滄建廠，市場根本不成問題，」目前正積極在大陸設石化廠的泰國卜蜂集團一位執行副總裁指出，大陸也同意台塑自投資賺錢之後第三年才繳稅。正當美國台塑意氣風發，頻頻擴廠、增產，大陸又以「海滄特區」極力拉攏台塑之際，台塑集團在發源地台灣，卻面臨著創始以來最大的經營困境，不少重大投資案相繼受挫。台塑目前在台灣遭逢的經營困局，一大半來自國內環保意識升高。兩年前，台塑仁武冷媒廠就遭當地民眾圍廠、抗議，幾經折衝，台塑賠償 500 萬元，並被迫宣布停止今後仁武廠的擴建計畫。花蓮崇德水泥專業區設廠案，也在環保人士以「保護太魯閣國家公園自然景觀」竭力抗爭後宣告流產；六輕四年來懸而未決，更被許多人視為逼使王永慶踩出台灣，考慮前往大陸投資的主要因素。台灣外在環境變動得太快，工資上漲、治安惡化、政治變革...... 等一連串經濟、非經濟性問題一下子全部爆發。 這些大環境的劇變已不是台塑依憑過去那一套「量化生產、降低成本」的企業戰略，或單靠內部「克苦勤儉、追根究柢、與下游共榮共存、不賺取暴利錢」的合理化管理所能克服。但是，台塑集團內部，上自王永慶、下至一般員工仍堅持台塑過去成功的模式，無論是對外溝通、對內領導與組織文化，都未隨著外在環境改變，而做明顯調適。由於不肯改變對外溝通方式，王永慶與前宜蘭縣長陳定南的電視辯論，使得他形象受損；「陳定南風波」是台塑後來如影隨形的大包袱，也成了與環保團體對立的導火點。身為台灣最大石化原料供應廠商的台塑，又背負了安定市場的重任，即使在最困苦的時期，台塑仍咬緊牙關，支持下游業者共度難關。以近四年來的匯率變動為例，台幣升值到 26.8 元兌換一美元，而台塑對下游加工業者，卻還是提供 37.25 元台幣兌一美元的補貼性匯率。由於王永慶個人堅信:「要照顧下游業者才會有生意，不圖暴利才能長久營運。」台塑幾乎不做本業之外的多角化投資，目前擁有 15 家關係企業的台塑集團，由最早也是最上游生產塑膠粉的台塑、生產中間原料的南亞 (膠布、膠皮)、台化 (紡織原料), 一路更向下游延伸到做塑膠器皿的文方、紡織產品的福懋，各關係企業正好彼此串成上、中、下游相互依存的連結系統。台塑這一套上、中、下游垂直整合的發展模式，在過去安定的經營環境下，主管人才只要沿襲固定模式，具備執行能力即可。但環境變動日劇，新一代的接班人與領導人則需有擔負風險、分析複雜經營環境，並下正確判斷的能力。台塑濃厚的家族企業色彩，也在人才引進上，放下了柵欄，台塑總管理處一位高級主管坦承:「留不住大學程度的高級人才，是台塑集團最大的隱憂。」面對下游工業 50% 的鞋廠、80% 的雨傘與皮包廠遷往大陸；加上泰國卜蜂、印尼林紹良不約而同的搶進大陸籌設石化原料廠；更有日本、韓國加速擴充石化工業。難怪台塑集團經營階層心驚，「再不快做，我們都快輸給韓國了，」一年前王永慶就已發出預警。短期而言，台塑集團能否打開在台灣投資受挫、成長趨緩的僵局，端看六輕可不可能在近日內順利動工。六輕計畫不只影響台塑在台灣的生存，也會對美國台塑、大陸海滄產生連鎖效應。就產量大小和六輕相比，美國的輕油裂解廠乙烯產量較大，比六輕的 45 萬噸多出了 50%, 但相關中游工廠較少，總投資金額大約只有 23 億美元。由於乙烯之類上游原料運輸困難、成本過高，也由於台塑在美國的下游廠只有生產塑膠管的 J.M 廠和生產硬膠質布的南亞美國廠，將來美國七輕廠的原料，估計一部分加工做成中間原料後 (像做塑膠膜用的聚乙烯), 就必須運回台灣市場銷售。假若六輕在短期內順利動工，每年可以生產 45 萬噸乙烯；加上美國七輕生產的 68 萬噸；而未來大陸的海滄，據業界人士評估，規模應該介於六、七輕之間。三處一旦全面生產，石化業也隨之進入全新的局面，「台塑集團也將真正能與英國 ICI; 美國杜邦等世界一流的石化工廠一爭長短，」一位曾在 ICI 公司擔任經理的石化業者指出。「不自已煉輕油不行，靠別人將來恐怕會有買不到的一天。」王永在的回答，一方面說明台塑何以一再鍥而不捨的趕建輕油裂解廠；另一方面反應出台塑一向著重垂直整合發展的意圖。由目前種種跡象顯示，王永慶似乎已在心中為台塑王國的疆界圖上，勾畫出由台灣、美國、大陸三個支點共同支撐的「黃金三角」區域，未來，台塑在這三地的投資勢將陸續進行，在這塊「黃金三角」地帶，台灣企業界津津樂道的「經營之神」王永慶，將一步步完成「石化大王」的雄圖霸業。

王永在:台塑大方向不會改變

問：近年來，國內的投資意願非常低迷，為什麼台塑依然願意做大手筆的投資，例如六輕、海滄...... 等？答：海滄投資案完全由董事長負責，我的基本態度是不說、不問、不聞。 至於台灣的部分，六輕的土地問題至今還沒有解決，一直不能動工，但是只要土地問題解決了就要動工。 其實六輕已經拖了四年，台塑背這個重擔背得快無法負擔了，成本投資太多，包括技術、工程設計，設計費已經付給人家，部分機器也訂了，有些做好運到台灣，錢還不能晚給，做到那裡就要給到那裡，還有機器的保養費也要付。 就企業內部看，為了建六輕的計畫，差不多用了二千多人，人事費用每年就十幾億；另外銀行的利息每年也要十億左右，前後三年算下來，我們花在六輕的成本一共八十多億，這對任何企業都是極大的重擔，假如是個沒有基礎的公司早就倒了，現在外面的人常問我：六輕要不要建？說實話，我心裡感覺非常苦。 投資與轉型 問：今年年初時，你對國內投資環境很擔心，各種條件看起來也不樂觀，現在情況是否改善？答：治安方面的確有很大改善，郝院長不只有魄力想做，而且實際去執行，一吹、兩次、三吹不斷掃黑，不像過去，掃黑一次就完了。我也很欽佩郝院長說到做到的決心，不過治安畢竟是長期的工作，台灣就像是個染患重病的人，吃了藥還要休養一陣，身體才能恢復健康，所以，台灣社會也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正常。 問：台塑過去做了許多投資，就你的看法，那些是較為成功的？答：投資項目並無好壞之分，那一種事業都可以做，也都不能做，看你怎麼做的問題，好壞很難評斷，只要是合理的，那一種都可以做，不合理的話，那一種都不能做。 問：台塑對未來台灣投資環境與意願的評估如何？答：從民國六十七年初到現在，國內的環境變化太大了，當時房價差不多七、八萬一坪，現在要三、四十萬，漲了五倍。一般工業用地也上漲五倍；工資也從一天八百元漲到兩千元，這樣怎麼和外國人競爭？股票從一千多點一下跳到一萬兩千多點，證券公司由二十幾家增加到三百多家，一家用一百人，就拉走三萬名員工，加上大家炒股票、炒地皮，各種 KTV、酒廊、三溫暖等不健康的服務業都冒出來，拉走了員工，工廠根本雇不到人，治安又壞，叫工業界怎麼投資？台灣本身資源很少，原料要進口，加工之後再出口，東西一貴誰要？不會總是對台灣特別優惠吧？成本提高、成品價格貴，人家連看也不要看，台灣經濟怎麼可能維持？外國有沒有三年之內，各種成本上漲五倍的現象？所以整個商業萎縮下來是自然的現象。 大力向不會變 問：除了六輕，台塑未來的整體投資方向會不會有什麼轉變？答：大方向不會改變，不過，我們的建廠不會停，目前台塑、南亞、台化在台灣各地的建廠工作依然持續進行，可以說得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建廠，沒有一天停過，像在新港，我們就還有很多工程在進行，每天有超過五百名工人在工作。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問：台塑三家公司近來打算投資陳田錨發起的大眾銀行，並提到希望加入美國的銀行，但是台塑一向扮演經營者角色，投資銀行就成了投資者，是不是未來台塑會有這種轉變，去投資更多其他行業，或者這只是單一個案？答：這只是一件小事情，投資額也不多，台塑的角色還是沒有轉變，這次投資銀行只是基於朋友關係，稍稍投資一點，如果台塑真的轉向服務業，就會自已開銀行了。 問：現在國營事業正計畫移轉民營，包括中油在內，如果這些公營事業開放的話，台塑是否計畫跨入煉油事業？答：煉油部分，台塑有意思要做，但是將來六輕動工，做的是輕油。自己不煉輕油，將來恐怕買不到，現在中油已有買不到輕油的困擾。自己煉油的話，可以保護自己的原料，靠別人常會遇到買不到原料的困難。 提高附加價值 問：台塑建六輕，有一部分的規畫是要做工程塑膠，未來比例會占到多大？答：我想比例不會很大，量並不多，但是會走向多種化，提高附加價值，如果不提高附加價值，做大量生產的產品將來無法生存，因為整個大環境在變。 問：在提高附加價值的努力上，台塑近來也開始涉足精密電子，生產印刷電路板，未來，這部分的投資比重如何？答：目前 IC 板我們還沒做，只做小部分電子品，大多數是生產原料，還沒有進展到高科技的程度，這部分的技術我們還沒有買到，一時無法生產。 以南亞四部的印刷電路板為例，歷經二年的虧損後，才開始賺錢，目前正要擴廠，希望縮小人員編制並且增加產量，將人的附加價值提高，我的要求至少必須提高一倍才行。 問：未來六輕如果順利建成，投資效益如何？答：六輕案從過去、現在到未來，變化非常大，這個案子由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定案，到今年正好滿四年，開始買技術，請人來設計，一步步推動，到七十六年以後不斷擴充人員，本來是要大規模做，不過現在看可能還會拖，所以目前大概維持兩千人，不敢增加太多，未來要看情況而定，不過六輕還是一步步在做。 問：目前六輕的土地問題仍未解決，不過王董事長日前提過外傘頂洲也不錯，究竟台塑對利澤、觀音與外傘頂洲三地各有什麼評估？答：董事長一種比方，不是指其為六輕建廠用地，目前六輕的預定地點仍以觀音為主，暫不考慮其他地點。 不考慮外傘頂洲 不過，台灣的工業用地太貴，政府應該大力開發，協助工業家取得土地。目前國內工業用地實在太貴，一坪幾萬元的地拿來蓋工廠根本划不來，不合經濟效益。比方說，我們在美國建廠的土地，合台幣一坪才四十多元，台灣卻要幾萬元，這個土地成本，根本不能和別的國家競爭。 從這個觀點，外傘頂洲有一萬多公頃的可利用土地，很適合開發成工業區，這是董事長的本意，某些報紙上喧騰的說台塑要到外傘頂洲建六輕，完全是斷章取義。 問：最近工業局官員曾到外傘頂洲看過，也同意要開發，而且台塑在觀音所能取得的一百四十公頃新生地又不相連，如果在工業局同意開發外傘頂洲的前提下，台塑是否考慮將六輕移往外傘頂洲？答：目前考慮已經來不及，土地開發不是一朝一夕可成的事，填海工程不僅是在地圖上畫一畫，必須是將來變成可使用的土地。問題很多，到目前，可能性有多少的調查都還沒下來，只不過是一個構想而已，何時可以使用更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台塑不可能將這樣的土地列入六輕用地的考慮中。 問：照六輕作業的情況看，台塑與政府的作業層次似乎差距甚遠，台塑很早就做好規畫，甚至人員也編列進來，可是政府就連給一塊地，都無法先評估可行性，為什麼會有這種差距？答：這應該去問工業局，工業局作業的內容，我也是看到報紙才知道，正式的公文，台塑至今仍未收到。 評估第二代 問：你看台塑第二代中，將來誰比較能承擔重任？答：現在我還看不出來，以成熟度來看，王文淵比較成熟，不過他脾氣壞一點，他對管理方面比較涉獵得多一點，尤其合理化的方面，他的部門效率也最高。 問：通常董事長如何訓練第二代？你的方法又是如何？答：董事長大半是叫到身邊訓練，拿事情給他做，然後收帳，看帳作得好不好，作不好就重做；我倒是沒有特別方法，讓他們自己體會，只是稍微點一下。 在我的想法裡，父親對兒子太嚴厲，他會畏縮，不嚴又不行，不如放手讓他做事；做得對不對，從旁指點一下就夠丁，下一代有下一代的智慧，點了他還不懂不改，也沒辦法。是不是一定要在身邊一條條考核才比較好，也不一定，各人的想法不一樣。 問：這是對兒子的教育方式，對女兒是否也採取同樣的訓練方式？答：基本上都差不多。 問：目前看台塑的第二代，資歷似乎都非常完整，在國外受教育、在國外的工廠待過，國內也從基層做起，應該都具有接棒的實力。 答：由基層作起是應該的，如果一來就給他們大位子坐，什麼都不懂怎麼行，這樣一來豈不是養成少爺了。 他們在英國念書時，零用錢有固定額度，還要登錄每一筆支出，差一個銅板都不行，這樣子第二個月才能再拿錢；回公司以後，我倒沒有特別訓練他們，就是讓他們從基層做起，和大家一起做事。 (孟錦明整理)

有人只見中國,有人只見中共

在「熊玠震撼」之後，在「陳立夫提案」之後，在胡秋原大陸行事件之後，中華民國本來十分謹慎的對大陸開放步伐，終於停滯下來。 明顯的例證是：開放公務員赴大陸探親的案子已被擱置；至於記者去大陸採訪就更不能提了。 大陸政策不見積極作為 其實，這也不使人意外，早在七月間國民黨十三全大會所通過的大陸政策案，已清楚的看出不會有什麼積極的作為。全會所決議的事項，綜合起來，不出三項範圍：第一、授權從政同志追認既成事實，如台灣地區生產企業得透過間接途徑，進口所需大陸原料，以後透過民間團體，以適當方式便利海峽兩岸民眾書信來往等。 第二、主要目的著眼於「宣傳」上的影響，如透過海內外學術文化活動，團結大陸知識分子，以及支援海外大陸留學生、學人的民主運動等。 第三、只有原則而無內容的說法，如參照國際奧會等國際組織的規定，處理海峽兩岸參與國際性體育技能競賽事宜等。 上述這些，不僅看不出有什麼突破，也看不出有什麼具體的做法。國人固然感到失望，連一位外國朋友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 (Andrew Nathan), 也在聯合報上撰文，批評它「消極、含糊、空洞」。 消極、含糊、空洞倒也罷了，有些地方恐怕還昧於情勢。拿「支援海外大陸留學生、學人的民主運動」來說，就不合時宜。大陸派出的留學生，以在美國為多，而在美國公開從事「民主運動」的，只有「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以及它發行的刊物「中國之春」。中共對他們深為忌恨，已公開宣布這個團體為「反動組織」, 並且把負責人胡平的護照給吊銷了。 中共這一著是一狠招，因為絕大多數留學生都要回中國大陸，在大陸的政治立場上，「反動」是極嚴重 的罪名，「中國之春」既然是「反動組織」, 逼著大家不能不和他畫清界線。 開放政策緊急煞車 大陸留學生發行「中國之春」, 向中共爭民主自由，本來是自發性的，非暴力的，也無外人介入的，如果國民黨公然給予「支援」-- 不管是那一種形式的支援，都坐實了它的「反動」, 把它陷入黨派鬥爭的處境，使大陸留學生避之唯恐不及，將大大減損「中國之春」的號召和影響。無論從國民黨的「反共」立場，或者與共產黨「和解」的立場，這樣做都是不智的。 當然，國民黨人也許可以說，這只是聊備一條而已，未必真要去做。這話倒使人相信，因為觀乎各項條文，能做的，或看來準備認真去做的，並不多。 自十三全大會以來，執政黨和政府大陸政策趨向消極、觀望和保留，是毋庸諱言的。其原因也不難理解，就是黨內有力量發言的人，認為開放政策走得太快了，國人對中共的敵意已較往日減低，心防一破，可能樊籬盡撤，所以應該煞車，冷靜一下，不能跑過了頭，惹出亂子。 持這種看法的人，是只看到中共。 這些人有什麼錯嗎？似乎沒有。自台灣開放民眾大陸探親以來，很多對大陸的抵制也跟著放鬆。大陸的消息占了台灣報紙很大的篇幅，大陸作家的書籍可在台灣出版，大陸的錄影帶和錄音帶在台灣隨處可見，兩岸人士在第三國接觸也非常頻繁，看來是一片好景。但是中共對台灣的政策卻一直未變，態度儘管溫和，但立場十分堅定，一句話：一個中國，其他免談。 中共「外長」錢其琛九月底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他在演講和答覆記者的詢問時，說明了對台灣的政策：第一、中共雖然贊成以聯邦的形式統一朝鮮半島，但這不是對台灣發出的新訊息，大陸對台灣，只有「一國兩制」。 第二、「亞銀模式」是一特殊例子，不能推廣，台灣不可以這一模式參加其他國際組織。 第三、若兩岸進行談判，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是否可在聯合國為台灣安排某種席位，必須在談判時才能考慮，現在言之過早。 兩岸關係「和戰拖」 錢其琛主管中共對外事務，又在聯合國這一高度敏感的組織場合，且在台灣和大陸交往頻繁之際，他的話不是隨便講的。 從他的話中，我們看不出中共對台灣有什麼讓步。在這種情形下，中華民國政府若提醒其人民，不要有過分「浪漫的憧憬」, 也並非不合理之事。 對於這一派人士的謹慎做法，有些人則比較積極，認為大陸已在進行改革，並不像當年那麼僵化，中國不應長期分裂為兩個，在人民的普遍意願下，在中國共同文化的基準上，和大陸可以進行和平統一。 持這種看法的人，是只看到中國。 這些人有什麼錯嗎？似乎也沒有。老實說，中國大陸雖然貧窮落後，但它地廣人眾，再加上在國際強權間有平衡的作用，所以它是一個「大國」是無法否認的。 作為一個「大國」, 在統一問題上，時間對它有利，它可慢慢地等，使台灣在國際上更形孤立，逐漸減少末來談判的籌碼，看眼這一觀點的人，心裡自然著急。 再說，台灣內部統獨之爭愈來愈嚴重，不管是「台獨」或「獨台」的想法或行動，當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不了的時候，可能招致中共的干預，那才是天下災禍。 有些人想得、說得更「坦白」: 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不外三條路：和、戰、拖。戰固然不好，拖也不是長久的法子，只有和才是一勞永逸之計。既然只有這條路好走，為什麼不嘗試著朝和平統一的方向努力呢？無論是只看到中共的人，或只看到中國的人，都各有說辭，因為都無法實驗，實在很難說誰對誰錯。實際上，今天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我們對大陸的政策，能不能不做的問題。 自從我們退出聯合國，而世界各國多與中共建交又和我們維持實質關係的時候，我們和中共必須面對面的命運已經注定。 底線在那裡 政府的「三不」政策，首先揭櫫「不接觸」, 這已經不可能。後來界定為民間接觸，政府不接觸，但自從中央研究院三位官方人士赴北平開會後，這個界定也成了自說自話。政府總是被現實的情況推著走，所以顯得進退失據，窘態畢露。 其實，老百姓也不是不明白事理，政府應該把大陸政策說清楚，底線在那裡，在什麼條件下才能做什麼事，告訴大家，使朝野行事都有個準則可以遵循。現在政府諱莫如深，民間期許過高，於是常有批評怨懟之聲，使政府處境更為困難。 台灣與大陸敵對四十年，也隔絕了四十年，彼此瞭解不夠，信心不夠，再加上大小懸殊，台灣邁出的步伐必須謹慎，這是沒有人可以反對的。 不過謹慎並非觀望，政府表現得積極進取、有活力，才能提振人民的奮鬥精神和勇氣。蹉跎畏縮，不僅在國際上孤立，也將在國內孤立。 大家都知道，必須等到大陸有適度的民主政治後，兩岸和平統一才有希望。以今天的情況來看，如果台灣不積極和大陸接觸，不積極介入大陸事務，以催化大陸的民主化，統一的時間是很難預見的。若是台灣對大陸的步伐停滯不前，顯然與這一目標相違背。 無論眼睛朝著中共，還是朝著中國，我們總要有個政策。所謂政策，是有一個既定的總目標，並有達成這個目標的具體步驟。我們現在經常說「大陸政策」, 請問目標是什麼？步驟在那裡？

利吾家?利吾身?-立法院的金權政治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 孟子梁惠王篇 九月二十四日清晨，立法院八十六會期開議前一天。暖暖的金光灑進立法院群賢樓停車場。一如往常，三個中年洗車工拿了雞毛撢子、抹布，將各委員的賓士、富豪、BMW 轎車擦得剔亮明澈。議場大門深鎖，寧謐靜穆，無聲地等待又一次撼動全國的會期，以及長袖善舞的立法委員。 「立法院要開會了，國家社會又要亂了！」一位載客到中山南路、發福的計程車司機望著立法院大門長嘆一口氣。 在萬眾矚目的期待下，攤在新會期面前的是長長一排待審的法案，其中有些甚至已擱置了六、七年，經歷三任行政院長、立法院長，見過舊面孔、新面孔的委員，法案上堆積的塵埃也愈來愈厚。 據統計，積壓在立法院的法案共有三百一十件，泰半是和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財經、民生法案，卻像被打入冷宮般地塵封在一角。 有人說這些法案之所以拖延，是因為委員喜歡做曝光率高的質詢秀而不願費心開會審查法案。究其深層主因，利之所趨的金權結合才是妨礙法案通過的最大阻力。 以代替獎勵投資條例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而言，上個會期才送到立法院審查，由於獎投條例將在年底廢止，影響到企業免稅的利益，部分委員急著通過新的替代條例，以期儘快公布實施。經濟委員會排了七、八次委員會審查，現已經完成一讀程序。 貪婪的高層次展現 另一方面，防止企業財團獨占壟斷、對提升經濟助益很大的公平交易法，因大財團強烈反對，發動十餘名委員阻撓，它在立法院就躺了五年，還停留在委員會裡，排不上議程。 時代雜誌曾以「貪婪之島」來形容台灣，經濟學者王作榮也歸結：台灣目前的貪風是歷史的延續。活躍在立法院以利益相結合的金權政治，是台灣社會貪婪的高層次展現。在立法院會場內，經常可以看見委員為了爭奪利益，吵得臉紅脖子粗。一位財政部官員回憶，兩名立法委員就曾為了搶包幾百萬元的工程，在他面前怒目相對。 有些學者認為台灣議會的本質就是以利主導一切。各級政府編列的建設經費，有固定比例是由議員均分 (自行承包或由指定的包商承包); 而一般利益團體也習慣性地請託議員關說，並給予酬勞。中央級的立法院經過近年來結構上的大轉變，代表各種利益的增額委員職權高漲，利益團體也因此堂而皇之地將觸角延伸到替國家法案把關的國會。 積極組黨的朱高正曾語重心長地說:「台灣最大黨是金牛黨。」對於九 0% 增額委員是由財團支持，媒體揶揄是:「走了老賊，來了新賊。」一位跑了多年國會新聞的資深記者甚至感覺「新賊」比「老賊」還可怕，因為他們權愈爭愈大，錢也愈要愈多，而且行為更明目張膽。不僅強包政府工程、向銀行貸款、推銷自己的產品、替大企業護航，從中牟利，甚至公開在廟堂上向政府機關要求分配預算經費。 轉包工程牟利 經營建設公司是民意代表常見的事業。在中油公關部門的電腦裡，有每年兩萬人次民意代表關說請託的紀錄，多數是承攬工程的要求。中油曾有一項輸油管線工程，竟有二、三十個民意代表要求包攬。一名國營事業的官員皺眉搖著頭苦苦地說，這些立委是有仇報仇、有冤報冤，如果拒絕他們的請求，將來在預算審查、質詢時一定會被找麻煩。 承包工程是委員慣有的需索，有時得標後再轉包給別人，從中獲取暴利，相傳中油有一個工程就這樣轉包了二、三十次。七十六年被槍殺的立委蕭瑞徵，也是因承包工程糾葛，惹來橫禍。 被認為是金權跨進立法院始作俑者的「十三兄弟」事件早已被健忘的選民遺忘，七十三年十信董事長蔡辰洲統領十三兄弟，挾著兩千萬元的「活動費」, 企圖影響在國會審查的合作社法修正案，以圖利十倍；後來因為委員們「好處」分配不均，加上資深委員的糾正，金權勾結惡習才暫時被壓下來。 舞台依舊，人事已非。隨著資深凋零，增額權勢抬頭，制衡的力量相對減低，金錢勢力凌駕所有集團，成為立法院的「主流派」, 財政部一名官員沈重地指出，十三兄弟不但沒有消聲匿跡，他們的分店還愈開愈多，而且「搞得比蔡辰洲還大還高明」。當年力排十三兄弟用金錢收買立委的民社黨資深委員金紹賢在被問到現今立法院的利益團體時，斷然拒絕採訪，並斬釘截鐵地說:「這會犯眾怒。」 為使法案順利通過，經常和立委接觸的一名高級公職人員妙喻，很多委員是「頭削得尖尖的，有利就鑽」。他還透露委員若幫利益團體辦好一件事，如降低某項關稅、調整某一條法案條文，通常有上百萬，甚至上千萬元酬勞。 一位資深記者也表示，連替某些行業質詢也都有行情，三萬、五萬不等。立法院曾盛傳一位週轉不靈的委員，因替財團寫一篇質詢稿，獲得金融業貸款一億元紓困的消息。 根據媒體調查報導，近九成以上的增額立委，都有企業負責人或顧問的身分，而企業也不定時給委員政治獻金。當立委在「雅宴」、「來來」等豪華餐廳宴請賓客時，付帳的也多半是企業財團。 在立法院錢最大 「在立法院還是錢最大，」擔任法制委員會專門委員二十幾年的羅成典感慨萬千地說。雨後春筍般地冒起的次級問政團體，更強烈暗示利益集團在國會結盟的趨勢。做了兩屆立委的趙少康剖析，以利結合的團體，力量反而更容易凝聚，影響力也更強。一些大財團會固定支持某些次級問政團體，提供助理、辦公室以及競選基金，做為長期投資。 「不參加利益團體，在立法院就沒有活路。」國民黨一位資深黨工一語道破立法院張狂的金權大網。以力霸財團王令麟為首的創新會就在這次會期開議前，要求行政院主動撤回在解嚴前送交立法院審查而尚未通過的法案，其中包含了力霸財團最反對的公平交易法。 翻開立法院通訊錄，一位和立委十分熟稔的行政院官員從頭數到尾，幾乎找不出那些增額委員是不與財團往來的。「政治看得太清楚，反而不懂政治。」他對立委的唯利是圖，有些困惑，也有些莫可奈何。 一名負責輔選的國民黨黨工更沈痛地想過，自己竟要替這些操守值得懷疑的委員輔選，「有時想想什麼人當選還不是一樣，只是搞錢。」他甚至覺得自己對政治不再有理想抱負。 關說、包工程是利益團體最直接的獲利途徑，介入法案審查是另一種合法圖巨利的方法。工商人雜誌曾針對增額委員做了一項問卷調查，有七八 % 的委員承認在法案審查過程中，受到利益團體嚴重的干擾。 每年海關進口稅則修訂是最顯著的例子。相關業者不僅到場旁聽，監督委員表決，更指揮委員發言表示不同意見。七十六年行政院原擬草案要將玻璃紙關稅訂為一五 %, 經代表有關利益團體的委員大力反對，改提高為三五 %。 鋼鐵、汽車關稅也曾在有相關企業的委員堅持下，被大幅降低或調高。關稅的調低或升高，即使只有百分之幾的差距，卻可能牽涉到上億元的利潤和稅收。 關鍵時刻表明立場 被國會記者評為上會期參與審查法案第一名的陳水扁細心地發覺，一些平常很好講話的委員，修訂稅則時就變得非常堅持，不肯妥協，從不出席開會的委員，在「關鍵時刻」也會上台發言表明立場或參與表決。 利益集團干涉財經民主法案審查，最不容易被察覺，卻也最違反公平正義的理念。上個會期經濟委員會委員在審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時，增列一條准許工業港私有的條文，相傳可能是為將來有意建港的大企業舖路；此外有的委員還提出一些允許工業土地變更地目的條款，被洪昭男怒稱是「炒地皮條款」。 以消費者保護法為例，上個會期在立法院引起激辯。全程參與審查過程的消基會執行秘書陳慧文觀察，財團支持的委員不願讓它通過，就在條文字句上挑毛病，進而散播「消保法是第二個勞基法」的觀念，拖延法案進度。 表面上看，委員反對某項法案的理由都很冠冕堂皇，諸如「打擊產業」、「政府與民爭利」等，但「經常只是在合理化他自身的利益。」一位立法院職員私下點破。因此，法案送到立法院，經過委員刪改、修正，「進去是一雙皮鞋，出來是一雙拖鞋。」財政部一位司長不滿地比喻。他接著指出，經常大幅修改的法案，在施行時總會出問題，得再重新修正五、六次才能完全順暢。 正因為有權排定法案審查的先後順序，且在審查過程中有主導法案方向的權力，歷屆財政、經濟委員的召集委員競爭激烈。本次會期王令麟為贏得財政召集委員，組成立院第一支高爾夫球隊，還被指出贈送委員力霸貴賓卡。 必要的罪惡？法案在委員會審查時，最看得出金錢捲入的痕跡。據出身銀行界的彭百顯親身體驗，上個會期經濟委員會就乘他去審查預算的同時，排定審查他認為無法提升產業而強力杯葛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他進一步提出，立法院也經常有委員會利用持反對意見的委員不在時，表決通過的事情。本次會期一開議審查的公司法修正案，具爭議性的放寬轉投資金額限制條文，贊成的委員也是利用反對者不在場時迅速通過；而這項條文的通過，在關係企業法不足的情況下允許大企業更方便建立「關係企業集團」, 財務的風險增高。 不少學者將金權政治歸人民主政治的必然性。著有「自由主義之終結」的美國政治學者羅威曾表示，利益團體介入政治無法避免，這是換取經濟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 任教台大政治系的立委丁守中也評析，金權結合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結果。在日本工商界組成的利益團體「經團連」曾籌款十六億日圓給自民黨，要求當時的三木內閣不提出禁止獨占的法案。 但正如王作榮教授所說，日本的金權政治是不純真的民主；而台灣的情形更不能和美國、日本相提並論。台灣沒有美、日鍥而不捨追蹤金權醜聞的媒體，美國的「聯邦遊說管理法」、日本的「政治資金規正法」也都是試圖透過法律來維持公平競爭的精神。 反觀台灣不但相關法令、制度付之闕如，政府長期的放任與民眾、知識分子的一知半解和漠視，更加速金權掛勾的惡性發展，並造成國家資源的長期被壟斷與社會不公。 不完善的選舉制度、敗壞的選風，是促成金錢污染國會的另一劑觸媒。 三年一次的選舉，動輒耗資上億，背後必定要有財大勢大的財團支撐。選民的不知不察，更助長了銅臭味十足的選風。去年大選，無住屋組織公布了二十九位與炒地皮業者往來密切的立委候選人名單，結果只有六人落選。 立法院一位高級官員把猖獗的金權惡風歸諸執政黨，為求得勝利，不惜提名利益色彩強烈的金牛。而那些委員擅用特權營利，黨部也都清楚，卻不願、也不能制止。 扭曲社會價值 「幾乎沒有人能制得了他們，」立法院黨部一名黨工神情落寞地說，他相信黨部知道一切掛勾的醜事，但為求繼續贏得選舉，只好妥協。 熟悉立法院遊戲規則的記者、官員，甚至是委員本身，對國會金權政治發展都不樂觀，進而絕望，丁守中認為日益嚴重的金權結合，將導致國會代表性的嚴重不足，弱勢團體在國會沒有代言人，婦女福利法、老人福利法等民生法案更無緣立法通過。 「台灣的國會已經變成資方的國會。」對少數利益集團壟斷國會，一位資深記者顯得憂心忡忡。 立法院一名專門委員則分析，金權氾濫不但違背社會公平正義，民眾辛苦繳的稅收被少數利益集團營私，一般企業自由競爭的機會也被特權剝奪；更甚者，社會價值觀完全扭曲，民眾對政治也不再存有期待。 「整個社會將從根腐爛起，」一名財政部官員深深憂慮。 有鑑於此，不少立委或次級問政團體打算提出「遊說法」、「政治獻金法」等法案規範國會議員，使利益團體攤在陽光下。 這方面，歐洲的法規制度可做參考。西德的「政黨法」及「眾院成員行為規範法」明定，政黨應列清所有收入的項目，並要公布捐贈兩萬馬克 (約四十萬台幣) 以上者的姓名，以限制利益團體的捐獻行為。 而在挪威，國會議員並沒有任何特權，即使中午吃飯也必須和職員一起排隊，遇到審查法案，議員群集各方意見辯論，以建立理想色彩濃厚的法案。一如其餘歐洲國家，挪威的競選經費，是由政黨集體募得再分配給候選人，候選人也就不必為背負選舉債而利用職權回饋企業。 考選部長王作榮在「走向現代化之路」一書中提出四個制衡的方向：選民自已、輿論、法律與制度、政府官員，藉這四種力量的覺醒與結合，對抗愈來愈強勢的金權結合。 三千多年前，孟子栖栖遑遑地周遊列國，勸說諸侯近義遠利；三千年後，邁向已開發國家行列的台灣，還期待另一個孟子的出現？十三兄弟春風再生 政治上的變幻莫測，如此詭譎。 民國七十四年，掀起社會巨浪狂濤的十信風暴，現在已船過水無痕般地沈寂下來，主角蔡辰洲再沒有人提起。然而當年那群和他聲氣相通的十三兄弟，在一段無聲的靜養沈潛之後，又一個個冒出頭，綻放出耀人的光彩。 士三兄弟的名稱由來，是在資深委員揭發十三位增額立委接受國泰集團招待出國考察一事，才逐漸傳開。在蔡辰洲尚未進入立法院之前，十三兄弟中的四位，就有國泰集團「四大金剛」的法號。 隨著蔡辰洲的被遺忘，十三兄弟遭致的非議也被人們積壓在記憶最深的角落。 春風吹又生 春風吹又生。當年十三兄弟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劉松藩，安安隱穩地踏上立法院副院長寶座。做了十八年委員，劉松藩成為立法院歷史上第一位增額副院長。雖只具備高職的學歷，政治手腕高明的他，被康寧祥稱為「台灣的金丸信」。在就任副院長之初，劉松藩因立法院遷建一事，被其他增額委員抨擊；而他允諾加發立委每個月兩萬五千元選民服務費、五千元郵票費以及大哥大電話一支，卻替他贏得不少好感。 十三兄弟之一，曾被吳勇雄指說挪用環球小姐慈善晚會募款出國考察旅遊的饒穎奇，在仕途上平步青雲，受黨都任用為立院黨團的書記長，擔起黨部和立委間協調的重責。做了十一年立法委員，出自台東選區的饒穎奇還組織了目前立法院最大的問政團體 -- 集思會。 六十四年以十九萬高票進了立法院的王金平，是十三兄弟另外一位核心人物。他曾是高雄地區的傑出企業家，後來被潛逃至國外的鄭文彬詐騙上億資產，債務纏身，被控違反票據法。事過境遷，如今他在立法院是「資深」的增額委員。 出身學界的洪玉欽、勞工團體的李友吉目顧仍有立法委員的身分，擔任過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副主委的李宗仁也仍活躍在國會；謝生富現在是行政院顧問兼國會聯絡人，上個會期林正杰公布的中華工程公關名單，他也名列榜上。縱觀當年備受批評的十三兄弟只有兩位從政壇撤退下來 -- 郭榮宗、陳錫淇。 有人說十三兄弟的再度崛起，象徵了立法院金權勢力的更上層樓。更有記者說，現在即使委員被公布和那個財團掛勾，也不再像從前那樣急著澄清，因為他們心裡很清楚，「即使大家都知道，又算得了什麼？」

王國府二代薪傳

今年夏天，台塑集團總經理王永在赴美洽公，罕見的是王氏家族的兩位長子 -- 王永慶的長子王文洋、王永在的長子王文淵也同行。當時台塑內部就猜測回國後會發布新的人事命令。後來雖未實現，但是由於台塑六輕、美國七輕、大陸海滄案陸續推展，第二代逐漸出線，敏感的台塑人開始嗅出異樣；「國王」真的準備交棒了嗎？交棒的現況是，不但第一代間展開權術的搭配，第二代也隨著企業據點的擴張展開新局。 兄弟各有天地 台塑的資深幹部分析，董事長王永慶擅長企業擴張，總經理王永在則擅長工廠管理、成本控制；個性一個急進、一個圓熟，多年來兄弟一直配合得宜，各有各的天地。 但是自年初海滄案在國內大起波瀾，加上王永慶已經半年多沒有踏上台灣的土地，實際需要也好，策略運用也好，台塑集團正逐漸形成「國際的王永慶，台灣的王永在」的局面。 為避免和政府間的尷尬進一步加深，台塑對外一律宣稱「海滄的事只有董事長一個人可以發言」。親弟弟王永在被試探性地問到海滄時，也是以「海滄，我是 Not touch」一語帶過，言談間還做出搖頭擺手的肢體語言，顯示王氏兄弟在此事上畫分地涇渭分明。 王永慶滯留美國期間，台塑營運一如往昔，到八月底止都按月達到營業目標，多少有穩定軍心的作用。王永在最近重新召開台塑著名的「午餐會」(以往多由王永慶主持), 檢討如何降低成本、增加利潤。不少台塑人都有「董事長抓原則，威嚴今人生畏，問問題時心中早有標準答案；總經理懂細節，容易溝通」的比較觀感。 王永在多年培養的政商關係，在媒體展現的親和力，今年起也常適時為六輕、海滄事件後的政商關係塗抹上潤滑劑，影響力日高。 王國開始分封 第二代也展開接班的布局，已離職的台塑高級主管形容，台塑王國開始「分封」, 將由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兼所有人率領一群專業經理人的時代，走進由多位繼承人分封割據的時代。由於第一代從來沒有公開發表過交班的談話，第二代中較年幼的還在陸續完成教育或新近加入企業，更由於王永慶仍緊握決策權，因此只要國王在位一天，「分封」局面隨時可能有新發展。 無論如何，台塑王國的新版圖正在台灣、美國和大陸之間，逐漸勾勒出輪廓。 最近的跡象顯示，已在南亞較勁多年的王文洋、王文淵仍將以台灣為發展重點，投資額六百億元的六輕案，是兩人獨當一面、負責重大工程的開始。王永慶在美國的女兒王瑞華，除了負責台塑美國公司一年近七億美元的營業額外，台塑七輕完工後營業額將再增加兩倍，可說是肩負重任。 王瑞華的妹妹王瑞瑜是王永慶多次進出大陸唯一隨行的子女，也被視為未來負責投資總額七十億美元海滄案的重要人選，但因為王瑞瑜原來是長庚醫院基金會秘書長，不久前才調任總管理處總經理室高專，在石化業上資歷較淺，加上外傳王瑞華的夫婿楊定一將出任海滄的董事長，未來海滄投資計畫由兩姊妹聯手的可能性較大。 至於王永慶另一個女兒王雪齡和夫婿簡明仁則在電腦業開拓出自己的天空，六家關係企業營業額也超過二十億元，王雪齡的妹妹王雪紅、妹婿區永禧也是大眾電腦的經營班底。 台塑集團中，南亞因為同時是台塑主要產品 PVC、台化布料的大客戶，用來做膠布、塑膠管、膠皮，營業額幾乎是台化、台塑的總和，可說是兵家必爭之地。雖然王永在是台塑集團總經理，但王永慶本人到現在還是南亞的董事長兼總經理，南亞「戰略」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見。因此第二代呼聲最高的王文洋、王文淵多年來始終以南亞為角逐的主戰場。稍早曾傳言王文洋、王文淵分掌南亞、台化，但迄今二人仍在南亞較勁。 王不見王 目前王文洋、王文淵各自負責南亞一個事業部，王文淵主掌的塑三部業績超過王文洋的塑四部 (月營業額分別為七億、六億), 但是塑四部有三個新廠將在年底加入營運，預料明年起「二王」的競爭會更為激烈。「需要一起開會時，總是坐的遠遠的，」南亞員工形容他們的關係好比「王不見王」。 在六輕計畫中，王文淵負責兩個專案組，王文洋手下的專案組則多達九個，與台塑升級攸關的工程塑膠部門都包括在內。台塑集團專為投資案做環境影響評估的環工中心也權宜地畫在王文洋麾下，顯示王文洋備受重視，聲勢竄升。 「大阿哥」和「明日星」 此外，王文洋常代表或隨著王永慶接待外賓，建立對外關係，還被推為歐洲基金會的發起人。他本人對政治事務也興趣濃厚，四年前就開始為兩岸經貿關係構思，並派左右手實地考察。去年六月，王文洋還應邀在美國傳統基金會，即共和黨的思想庫 (think tank), 就如何建立中介組織處理兩岸歧異發表演說，美國副總統奎爾也在座。 在父執輩眼中，三十六年次的王文淵是第二代男性中年紀最大的，做事一板一眼，私生活嚴謹，但是據台塑內部人觀察，王文淵個性霸道，和王永慶比較相像，這種個性也是全台塑有名。 南亞中級幹部說，王文淵的塑三部原料來自台塑的 PVC 粉，有時候雙方交易不順，王文淵就嚷著:「乾脆自己蓋一座 PVC 廠，不要向台塑拿！」王文淵也因此得到「大阿哥」的外號，他並不以為忤，曾以玩笑口吻說:「他們叫我大阿哥耶！」 和兩位兄長比較，回國較晚的王永在次子王文潮知名度不高，卻被看好為「明日之星」, 連「老中油」都有耳聞。台塑高級主管則稱讚他個性活潑，業務能力強，比綽號「大阿哥」的王文淵容易相處，難得的是同時得到父親和伯父的賞識，將來可能扮演要角，六輕計畫中他負責五個專案組。 在美國的王瑞華被台塑協理李志村形容為「冷靜、精明，最像王永慶，而且細心、肯學習」, 預料如果王永慶決定以台塑美國公司名義到大陸投資，她肩上的擔子會愈來愈重。夫婿楊定一在美國洛克斐勒醫學中心專事癌症研究。李志村說，王永慶還沒見過他，就先從美國的華文報上得知他的表現，當時印象就十分深刻，婚後楊定一一直鼓勵王瑞華發展事業，讓王永慶對這樁婚事滿意非常。 王瑞華、王瑞瑜姐妹漸漸出線，也顯示王永慶三房李寶珠將影響台塑未來的動見觀瞻，地位舉足輕重。如果和台灣的王文洋合縱起來，可望成為台塑集團的決策中心。 尋找「共主」 但是由於集團內各企業相互投資，產品線又互為供需方，宛如錯綜交織的臍帶網，可以防止「分封」淪為「割據」或分裂。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一位獲多家財團重用的企管專家就擔心，正式交棒後任何不合都可能埋下爆炸的引線，因此如何找到「共主」將是關鍵，否則一旦分裂，就像把一打筷子分成十二雙，影響力會大為削弱。 企管專家也指出，「分封」後專業經理人不可避免地必須向自己的老闆「輸誠」, 也必須時常留意企業內的政治氣氛，會造成專業經理人專業之外的困擾，換句話說，政治敏感度已成為企業內「生存的必需品」, 南亞一位中級幹部如是說。 第二代對自己的期望也有待正式交棒後才能進一步發揮，例如王文洋最在意的是電子化學、工程塑膠能不能更上層樓，對傳統的塑膠項目興趣較低。 新一代也想在制度之外多增加一些人性層面，例如較外圍的關係企業坦承根本「不習慣」台塑大樓的氣氛，南亞的新一代最近連續舉辦禪學講座，曾請政大教授鄭石岩開講，希望增加管理和生活上的人性空間，大眾電腦常常刻意避免落入和台塑有關連的刻板印象，以求得與同行公平競爭的空間。 富不過三代 王永慶常用「富不過三代」警惕企業必須有綿延永續的生命力才能長存。台塑第一代由冒險刻苦起家，把企業從小拉拔到大，傳承的號角聲愈響愈近，如何面對「富不過三代」的警語，是本質仍為家族企業的台塑第一代和第二代共同的考驗。

最常的噩夢-人口

如果說冥冥之中，真有一個主宰；那麼十億人口，應該是老天爺降給中國大陸最大的譴罰。 百年來，中國沒有什麼事是領先世界的，唯獨生孩子例外。全球人口大量而持續增長，是在二次大戰之後；但中國早在康熙到道光年間，「超前」地人口膨脹，從一萬萬，衍生到四萬萬。 可以繞赤道十三圈半 「我們在說話的時候，已經快十一億啦！」北平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田雪源說，大陸實際人口是十億七千萬人，這個數字大得很難令人理解。簡單地說，把這一大群人排成一列縱隊 (約隔五十公分一個人), 足足可以繞赤道十三圈半；這一列人也可以排到月球去，還有剩。 這麼多人口有時代表市場，不只是經濟規模龐大的市場，也是人才的市場。 在上海音樂學院練琴房裡，十幾歲的孩子拉著大提琴。這些小孩子曾經讓小提琴大師艾薩克。史坦讚歎不已:「每一個窗口都有一個天才。」同樣站在窗口內望他們練琴，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笑道:「人多嘛！」這些小天才，是從幾億人口挑出來的。 但有時候，人多也有點小麻煩。 大陸的身分證有十六個號碼，簡直不可能一口氣背全 (台灣只有九個數字), 餐廳小姐很直覺的解釋:「人太多了。」 不需要什麼知識背景、理論基礎，即便是觀光客，都會覺得大陸的人太多了。但這麼簡單的結論，在學街上，還是有爭執的，判定的標準並不一致。 有一派學者認為，資源的多寡，決定人口的飽和量。「中國地大物博，可是人均 (每人平均) 下來，反變成地大物薄了。」上海人口學者王建民表示，煤、棉等物產，甚至國民生產額，大陸總產量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但除以人口總數後，往往淪為倒數幾名。 就拿養人活命最基本的要素 -- 糧食和水來說，大陸也處於供應不足、瀕於匱乏的邊緣。 十一月初，中共官員透露，大陸糧食產量已連續下跌四年 (今年比預定四億噸產量少一千多萬噸); 偏偏人口增長率卻在這個時候，從谷底反彈 (從五年前的千分之十一，升到千分之十五)。 三億人缺水喝 人一出生就要耗糧，目前一人一天吃 0. 七公斤的糧，一年生一千多萬個嬰兒，但農地不可能天天增加，畝產提高也有限度，依此趨勢，好不容易達到的溫飽局面，似將面臨挑戰。 可用的淡水資源也是個大問題。基本上東南半壁江山，比較不缺水，他們討厭的是水污染問題；而在北方、大西北地區卻飽受無水之苦。在甘肅、青海一帶，一個教授每月分到四瓶水，副教授只有兩瓶。 「老天爺不會因為你人多，就多下點雨給你。」在上海行政管理學院任教的王建民指出，大陸人民擁有水資源 (每人每年兩千六百立方米), 只達世界平均水準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以世界平均量做起碼的生活標準，大陸的水，只夠七億人用。 但另一派學者則認為，資源的限制，不是決定人口是否太多的唯一標準；生產力、生產技術的水準，才是更重要的。地狹又缺乏天然資源的日本，能容納一億多人口，是最典型的範例。 這個論點像一把刀，正正插中大陸人口問題的要害。人力，是一個寶貴的資源，可是沒有以技術和教育來適當地開發，反而變成沈重的負擔。長期高就業、低工資，再加上一連串政治運動，造成二十年的耽誤，經濟的落後，才使得人口問題顯得更令人悲觀。 人進彼退的世界經濟競賽，可以從大陸在地球上占到的分量，清楚地看出。 一九五五年，中國大陸國民生產總額，占全球的四。五 %, 二十五年後，占有率跌到二。五 %, 少了兩個百分點。在此同時，日本長足發展上升七個百分點 (從二。五 % 升到九。五 %), 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東歐集團，也多了四個百分點。 把行的問題放大來看看。 火車超載二五 % 是很正常的事，偶爾還聽人抱怨，買不到火車票 -- 連站票也賣光了。擠滿人的火車上，自然造成很多不方便。 人滿為患 在錦江飯店做事的林峰，有回從北平坐火車回上海，上車前喝了五瓶啤酒，晚上想上廁所，才讓現他根本走不出去，因為地上全躺著睡著的人，連椅子底下也塞了人。他只有忍著，而這列火車從起點到終點，要走二十二個小時。 生產不振，直接影響到公共建設普遍投資不足，其中最令人民詬病的，莫過於住房、醫療、交通、教育和最近才有人注意到的環保問題。 公共汽車一樣班班爆滿，平均而言，全大陸城市裡，一萬個人才有四輛公車。西安人口兩百三十幾萬，跟台北市差不多，卻只有七百五十輛公車，只有台北的四分之一強。台北人到現在對公車的服務還不滿意；但西安市人如果要享受台北的公車品質，起碼得減少四分之三的人口 (這不太可能), 否則就得在公車上再投資二倍。 人多加上經濟趕不上，不但使人民生活受損，連「人」本身的品質也因此降低。 「我們在學校，很少吃到肉。」曾到新加坡參加辯論賽、復旦大學新聞研究所學生李光斗說。出生於內蒙古，瘦瘦條條的李光斗沒有一點「大漠英雄」的體格，身高一百七十出頭，體重還不到六十公斤。 從數字看，李光斗的身材，是合標準的大陸人。報導中說，大陸成年男子平均，身高一六七公分、體重五十七公斤 (女子平均身高一五七、體重五十二)。台灣報紙標題，於是戲稱大陸將成「矮人國」。 一位廣東姑娘最近到香港玩了一趟，最令她感觸良深的有兩件事：第一，香港人的服務態度；第二：每個人看起來營養都好，「不像這裡，人人面黃肌瘦」。 幾代人營養不良，不僅導致人矮、瘦，健康情形也較差。北平社科院的田雪源說，最近大陸做了普查，赫然發現每二十個人中，就有一個殘障者 (包括生理、智力及心理上)。 也許是巧合，這個殘障人口的比例，跟文盲人口的比例一致。教育投資偏低，也是讓大陸知識分子痛心疾呼的事。 歷史造成的現實 「如果當初採用馬寅初的建讓，今天也不致於此。」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所長曹毅感慨。 五 0 年代初，身為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和幾位學者，曾發表言論主張控制人口，以利經濟發展，沒想到這到毛澤東反對。毛澤東認為「人多力量大」; 人有兩隻手，只有一張口，所以生產大於消費。他在一個月內，發動全大陸媒體，寫了幾百篇文章，批判馬寅初的論點。結果沒有人敢再提節育，也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 「這是歷史造成的現實，我們只有面對。」三十七歲的曹毅知道問題棘手，卻不悲觀。他表示，只要經濟發展出來，社會調適得當，人口問題「還是可以的」。 但現實是很殘酷的。 大陸人口在五 0、六 0 年代，各有一次嬰兒潮 (使人口又增了一倍), 這些人帶來的衝擊一波接一波。小時候是純消費者，長大後又帶來就業問題，老了又變成老年人問題。 難怪老漫畫家華君武要說:「人口政策犯下的錯誤，比文革還厲害。」因為文革十年結束，但人口問題卻要遺害好幾代。 目前，正是兩批嬰兒潮結婚生子的時候 (一年要生出一千多萬個嬰兒), 由於基數大，即使在都市厲行一胎政策，仍控制不住人口成長速度。 一直要生到十四億 更糟的是、農村經濟活絡後，人力變得比過去值錢。再加上農人退休不像城市老人有社會福利保障，教育落後的農村，近來也流行多生。 雙重壓力下，人口學者估計，十一億，甚至十二億人，都不是中國大陸人口的尖峰，可能一直要生到十四億，才能剎住車。 所有人都明白，要走出這樣的困局，最關鍵的事，還在發達經濟，同時發展中小城市，吸引八億農人轉移到都市，可以脫離低教育、低文化、多生子的惡性循環，更可以疏解像上海、北平等特大都市 (千萬人口以上) 人口流入的壓力。 直到這個藍圖實現了，中國人最長的噩夢，才能結束。

熱在其中

賺錢賺得很瘋狂朱成志大學唸的是機械，雖沒有接受過正統的證券教育訓練，但他在這個領域裡衝刺的速度相當驚人。不到一年時間，已經是小有名氣的證券分析專家，很多人邀請他演講、教課。一個拚命的行業兩年前開始學習操作股票，朱成志的證券專業知識，完全是從實務經驗磨練出來的。投身在一個與自己所學截然不同的工作，他最大的感觸是:「這個行業很拚命，甚至於連投資人都很拚命，」他每天至少要看八份報紙、讀六本雜誌。白天上班忙著替顧客做投資分析，到了晚上還得整理自己的研究報告。朱成志強調，證券業的「周轉率」太快，複雜度與困難度也相當高，因此專業能力很重要。「要延長你的工作生命力，你的本事就要比別人高。」他觀察，從前一般人總以為這個行業很容易入門，甚至於可以隨便「打混」。但是，現在證券業開始走上制度化之後，新的競爭者愈來愈多，如果「功力」不扎實，很容易就被淘汰。胃病 + 心臟病 + 肺癌朱成志形容，證券工作是「胃病加心臟病加肺癌」,「每天看盤時緊張死了！」往往判斷只差一點點，獲利卻相差一大截。近兩年來，股票市場以「暴發」的速度成長。在被一般人形容為「賺錢賺得很瘋狂」的行業裡工作，朱成志認為，投資顧問的角色除了「替客戶賺錢」之外，更應該關懷社會，教導民眾正確的投資觀念。路是無限的寬廣「廣告工作最大的資產，就是頭腦。」蔡如忠一語道破了廣告業的特色。他進人廣告業五年，目前在華商廣告公司國內業務處服務，手底下還帶了幾個 AE。商品代言人蔡如忠感覺，廣告業這幾年一直在膨脹。廣告公會統計，三年內廣告公司增加了二十家。而國內現有的廣告公司已超過一百五十家。「廣告 AE 需要的是體力、智力和耐力。」二十八歲的蔡如忠舉出，很多人說廣告 AE 像火車頭、也像雙面人、又像潤滑劑，他必須「周旋」在客戶和商品之間。但他自己反倒覺得 AE 應該像是個「精神領袖」, 必須與商品融為一體，成為商品的代言人。迷人的挑戰學大眾傳播出身的蔡如忠感到有些遺憾，因為廣告人在台灣的專業地位還沒有受到足夠的尊重，一個好的構想常常被「打折扣」。「這個工作付出的勞力並不等於所得。」即便如此，蔡如忠始終認為廣告工作很迷人，可以不斷地接觸新事物、接受新挑戰。而通常一個廣告 AE, 到了三十五歲至四十歲左右，累積了相當豐富的知識與經驗，才算是到達成熟的階段。「我想，我至少還可以再幹十年。」他期許自己地說。高手不怕打爛牌曹約文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個出色的「推銷員」。六年前，她甚至認為推銷員這個工作「根本不會有什麼出息」。去年，她以高出業績標準一九 0% 的銷售成績，名列惠普科技公司銷售人員的榜首，等於是替她六年來的銷售生涯做了一個成功的註解。學政治、賣電腦她是惠普科技公司在台灣成立十四年來第一位女性電腦銷售員。以前，這個位置用的都是電子、電機、電腦等相關科技的人才，而她只是一個對電腦一竅不通的政治系畢業生。「資訊業的銷售工作很「活」, 它 i 以讓你成為一個 smart businessman。」談話的時候，總是不自覺地夾雜大量英文的曹約文比喻，推銷工作就像玩「撲克牌」, 也許手上拿的是爛牌，但如果能發揮高度的創造力和判斷力，就可以反敗為勝。因此，推銷員最重要的是「專業訓練」, 推銷技術的熟練和產品知識是必備條件。「我自己就從訓練中得到很大的好處。」留著一頭俐落短髮的她說。肯冒險、有彈性此外，推銷員也必須具備很大的「彈性」 能接受成功，更能承擔失敗。「我去年的成績是第一名，但也許我今年歸零。」曹約文建議，如果沒有「冒險」的野心，就千萬不要幹這行。曹約文指出，電腦銷售工作很容易讓人拿到高薪。一個新進人員，月入三萬元並不難，但是她也強調，「能走多遠的路，才能得到多少回報。」社會的火車頭張壯謀的模樣很年輕，但是他擔任的工作卻必須具備相當的「成熟度」。「公共關係」在最近一、兩年成為熱門工作，張壯謀相信，這和整個社會脈動有關。嗅覺要敏銳「公關講究的是溝通技巧。基本上，它必須掌握整個社會發展的趨勢。」曾經在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唸社會學的張壯謀分析，社會現象一直在改變，企業經營的環境昨天就和今天不同。因此，公關的首要條件就是「嗅覺敏銳」。同時，公關必須具有社會使命，做企業的良心，隨時提醒企業「不要做違背社會利益的事」。不喜歡呆板、討厭機械性工作的張壯謀認為，基本上，公關都是站在幕後，協調性要很強，要樂於與人合作。因此，「個性」幾乎可以決定一個人適不適合這個工作。從前，公關常常被人認為是「拉關係」、「陪人喝酒吃飯」。然而，公關現在已逐漸走上專業性。以他而言，客戶對象從航空、醫藥、金融到科技都有，如果不充實自己，面對未來的挑戰恐難以應付。什麼都是第一次他對公關工作的發展前景相當樂觀，但也有些苦惱:「在台灣，這個行業過去幾乎是一片空白，所有的嘗試幾乎都是第一次，簡直沒有榜樣可學。」

民進黨蹣跚執政路

三月國民黨政爭，一片熱鬧滾滾之際，媒體上遍尋不著民進黨的聲音，有人以「反應不過來」形容民進黨。 六月國是會議，民進黨內部先是在參加與不參加間爭議紛紛；而後在國是會議中與李登輝平起平坐的黃信介，口口聲聲稱李登輝「英明」, 被譏為存有「李登輝情結」。 民進黨聚合了黨外時期反國民黨政權的人物及各地山頭，成立四年，在黨慶聖火點燃時、四全二次大會結束後，是否也照亮了它的前途、看清了它的路？黨外素來存在的歧異，發展成今天的兩大派系結構愈形明朗；「在野派系」新潮流系意識型態堅強，在國家認同上力主台灣獨立，對憲政問題的態度倡言「新國家、新憲法」; 民進黨中央的美麗島系對國家統一或獨立見解多元，因此提出沒有冠國號的「民主大憲章」取代現行憲法，另也有修訂現行憲法等不同的見解。 統一或被統一 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道破民進黨的困境:「國家認同與憲政問題的內部矛盾不解決，民進黨對外的形象就模糊。」 而近二個月來，民進黨拒絕參加國家統一委員會，及有意召開「憲政會議」等行動，又顯示民進黨中央亟欲團結內部歧見、站穩反對立場。 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因國統會名稱不改為自由民主統一委員會而難以接受，一再表示:「國統會的名稱讓老百姓害怕，是統一還是被統一？」但多位學者分析，黃信介的卻步，是因顧及黨內新潮流系的台獨主張，也為了避免黨內糾紛。 對國民黨憲政改革策畫小組目前所做的若干決議，民進黨認為未將國是會議對憲法修訂的共同結論落實，於是決定另行籌組憲政會議，擬邀集各黨派、專家學者參與，和國民黨互別苗頭。 「對國家認同和憲政問題朝野應趕快建立共識。」胡佛指出，國家認同和憲法是超黨派的，任何國家的反對黨與執政黨一定都接受，沒有爭議；而在公共政策的歧異上朝野可以吵翻天。「國家認同是地基，憲法是結構，公共政策附著於上。」胡佛感慨，如今台灣地基不穩，結構無法建立，遑論有什麼公共政策？對於目前台灣的各種亂象，治安不好、經濟不景氣、社會規範待建立，民進黨在公共政策上的無能，其間有人才、錢財上的窘境。公共政策力量不足。 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煌雄承認，民進黨中央沒有條件針對所有公共政策提出看法，但他也指出:「在比較艱難的條件下，要能做出事情，我們必須選擇重大、意義凸顯的來做。」他拿出一本「民主大憲章」為例。 民進黨文宣部主任蔡仁堅也以「粗糙」表示對目前民進黨對外發言的不滿意。他認為除了報禁解除，社會上出現多元的聲音，加上大量資訊的衝擊，使民進黨的正式立場有時無法「跳出來」之外，還受限於人手不足。蔡仁堅以國統會為例:「除了對名字的爭議外，如果我們有足夠的人，應有更深度的發言。」 整個民進黨中央黨部各部門加起來只有二十四個人，黨主席黃信介曾抱怨空間局促:「轉個身都會撞到人。」每年年度預算約二千多萬元，和國民黨四十多億經費有天壤之別。 民進黨內部有人認為建立「影子內閣」, 除了可以發揮制衡功能外，也可為未來執政奠基。但目前民進黨立院黨團「未能有效分工合作，還是個人表現為主。」一位民進黨立委的助理觀察。 新潮流系林濁水坦承，民進黨立院黨團的確在民生經濟法案上顯不出特色；但相對於美麗島系，清楚站在中下階層立場的新潮流系有「新國會聯合研究室」,「在勞工、環保法案上，我們有特色。」對於工會法、勞資爭議法、勞基法等，新潮流系提出了相對的法案條文。 應否加強公共政策訴求，黨內外也有不同看法。 「民進黨如果真正走公共政策路線仍是死路一條。」世界新專教授彭懷恩提出與一般不同的見解，他表示公共政策路線對人才多、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有利，「國民黨比民進黨知道問題癥結在那裡，今天跟你談後勁，你跟著談；明天跟你談環保，你也跟進，民進黨根本沒有資源可消耗。」 聽人民的聲音 民進黨立委林正杰則認為，儘管民進黨內部資源有限，但如果願意去聽老百姓的聲音，用功、專注一點，仍可掌握公共政策的關鍵，「這不見得是資源的問題，而是態度的問題。」 十幾年前，美麗島雜誌提出的四大要求:「解嚴、開放黨禁、報禁、解散萬年國會」, 在今天都已逐步落實，民進黨的下一個政策主張，將是它能否成大器的關鍵。

讀者回響

五年之後，五年之變 當我怵目驚心看到了報紙整幅的廣告:「移民」是你這一代及下一代最重要的抉擇？不禁暗自驚問：台灣已不適合生活與生存了嗎？九月號遠見的專輯：五年之變。這五年環境變了很多，比清末至民初變得還多，一些禁忌都打破了，但人愈來愈無法快樂的主活。一些大人物也有所變，有所不變，令人有「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之感。但是五年之後，台灣會變得怎樣，這些「大人物」能不能談出自已的高瞻遠矚？希望貴刊能採訪到決策者，問問他們五年之後，要帶領台灣走向何處？而非報導「大人物」的起起伏伏。看戲雖是熱鬧，但下一齣戲要演什麼，才是我們所關心的。 我真不希望永遠以「過渡轉型期」來掩飾真象。我們小民瞎眼是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大人物」不要視而不見，告訴我們五年之後，五年之變。 三重 方鴻明 真理愈辯愈明 解嚴以來，的確「政治」與「性」頓時豁然開朗，與「性」話題有關的「婚姻、婚姻」、「甄妮會客室」等電視節目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 不過，今人納悶的是這兩個節目將在本月內相繼叫停，原因為「收視率」不佳，毋寧是功利主義商業掛帥。 事實上，本來屬於禁忌的玩藝兒，到如今。得以堂而皇之搬上檯面，道出了人們心底的種種疑竇，實為心理健康踏出堅實的一步！如果再度受到壓抑的話，勢必轉進地下，這樣的下場想必是大夥兒所不願見。 對於禁忌的話題，吾人期期以為應該公開探討，將諸般心結全盤托出，「真理」總是愈辯愈明的！台中 張璞貞 政治、藝術、親情 本期遠見大陸劇作家吳祖光所寫的小文「熊貓與我都不能來台」, 看完令人又氣又心酸。相同的例子是近日國學大師錢穆逝世，報載其女兒及侄兒也因「具有共產黨員身分」不獲批准來台奔喪。 本屆亞運會，台灣派出上百位選手，其中不乏具有國民黨身分者，並未因此被拒；所謂「政治不干涉體育」似乎已做到大部分，為何「政治不干涉藝術」、「政治不牽涉親情」卻如此困難呢？台北 劉任申 希望「遠見」有遠見 近大半年來，媒體上觸目所見不是政爭、經濟不景氣、就是死傷累累的天災人禍，叫我們這些升斗小民心情十分沈重，若不是對這片立地仍有眷意，有時真想一走了之，眼不見為淨。 目前「遠見」是我經常看的唯一的一本雜誌，因為在其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積極、鼓舞的報導，希望「遠見」加強這種報導，讓我們小老百姓在大環境低迷之中，仍能保持信心，度過難關。 台中 莊 龍

尋找台灣生命力-一九九○春夏秋

一、事情是這樣開始的 三月十八日，中正紀念堂被噴上五顏六色的字，國旗被焚毀，大學生大串連式的坐在中正紀念堂要求解散國民大會，一場雨把世局下得更泥濘不堪了。我充滿對環境的無力感，窩在家裡寫一本新書「阿米巴與翡翠蛙」, 那是描述從民國六十三年至民國七十九年的一段成長過程和友誼，我把自己陷入很久的回憶裡來逃避電視中反覆出現的混亂和吶喊。 就在這樣氣氛中，遠見雜誌的陳亦珍 (編按：前行銷部經理) 打電話給我，說他們想在這個時機拍一部類似「河觴」的電視影片，問我有沒有興趣，我的直覺反應是 -- 我們憑什麼力量和條件可以做這件事？不過，聊聊也可以。 就這樣，在幾次討論中，我慢慢走進了這個計畫中。剛開始「遠見」列出的顧問群是政治 -- 呂亞力，經濟 -- 高希均，社會 -- 陳世敏，文化 -- 漢寶德，從隨便漫談到由我列出問題來請教。 「遠見」方面的高希均和王力行 (編按：社長和發行人) 都一再表示：整個內容在尺度上沒有預存的底線和觀點，可以試著用各種角度去探索，但是希望能對未來提出比較前瞻性的看法。 而我在一開始最關心的方向是: (一) 台灣在歷史舞台上浮現時，各種政治力對台灣的影響，有沒有「實驗場」的意義？(二) 由荷蘭、明鄭、清朝、日據到光復後「文化上的轉變是什麼？可以找到什麼線索來預測未來？(三) 國府遷台之後的經濟政策和資本主義運作下的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可能。 (四) 台灣人的移民性格和如何建立對本土的認同，我們的自尊心和自卑感是如何來的？四位顧問給了我很多的意見，同時我也大量閱讀尋找問題，有樂觀，也有悲觀。其中戴國煒所寫的「台灣總體相」給了我一個不錯的輪廓，使我在許多問題上找到了一個可供參考的基點。 二、活在觀貼標籤的時代中 影片的拍攝工作決定由去年才成立的新工作室 --「十月影視」負責。導演符昌鋒原來念東海建築，畢業後拍廣告片，去年才從芝加哥藝術學院的電影系畢業，由於這所學校一直有法國印象派的傳統，所以前衛藝術一直是他們的特性。 符昌鋒把搜集資料的工作分配給公司的每個人，從圖書館、書店找來了相當詳盡的資料，連台灣人口姓氏分布、家族源流分布、清朝以後的各地方地圖都找來，好像想在很短時間內對台灣來個戶口普查一樣。 他希望能從幾個不同的大家族切入，做很長而深入的訪問和拍攝，於是選定了幾個可能性。他們也把漳州、泉州的移民資料找出來，想從移民的歷史中尋找到生命力的蛛絲馬跡。 這段日子台北常常下雨，我們就在大雨傍沱中各自思考著方向。 我們反覆從「生命力」這樣抽象的字眼去想各種可能的切入點，但是一切就像無止無歇的大雨一樣模糊。 我們是要拍一部「河觴」嗎？可是我們和大陸的許多歷史和社會條件都不一樣啊。王力行寄了一封信給我，裡面附了一篇林懷民所寫的「擦肩而過」, 描述他如何得自民間的力量使他支撐去完成理想。其實我們要拍的，大概就是很簡單的東西吧，不必給自己太大包袱。 有人不斷提醒我說，「遠見」有他們一定的立場和色彩，不一定能支持我做一個他們不想要的影片，所以我也不斷反問林啟南 (編按：遠見行銷部經理) 「有底線嗎？萬一......」 林啟南倒是很乾脆: 「當初找你，就把底線給了你，你應該比我們清楚目前電視台的底線。」 從此以後，果然「遠見」方面的朋友，除了支持我們往下做之外，一直沒有干涉過，這是我最安慰的。 活在一個貼標籤的時代，不同立場的人流鏢亂箭互相攻擊，想躲過，真難。 三、生命力的辯證法 五月初，我擬好了一份大約四千字的大綱，大概想出了一個輪廓：從「貪婪之島」→訪問移民的動機→回到一五一七年葡萄牙人自海上眺望台灣大喊「Ilha Formosa」→訪問一些人對台灣生命力的看法→台灣在地理方面的生命力→台灣在歷史方面的生命力→透過幾組辯證的方式來尋找台灣未來的生命力: (一) 全球意識 (國際化、人類共同體) vs. 尋根 (種族、地域、宗教); (二) 經濟發展 vs. 環保意識；(三) 追求秩序 vs. 民主及失序。 另外我在大綱中列了幾個有關台灣年輕人的故事，像負責廣播的周寧、閻大衛，像開「布拉格的春天」咖啡店的陳漢妮、像兩個參加中正紀念堂學運的大學生之間的友誼，一對年輕情侶鴻鴻和月惠，回台東重建家園的林錦江...... 等。 我在大綱中試著寫了一段清晨的文字: 「在這個兩千萬人所共同生存的島上，每個清晨，都有那麼多孩子睜開眼睛，急急忙忙趕著上學，等待教育和學習......」 教育在我的腦子裡，和生命力的發揮一直有著很根本的關係。 我打算用大量的街頭訪問和田野調查，找到真正屬於廣大群眾的聲音。 結尾我想再回到聖經故事，然後有了簡單結論: 「生命力可以匯集，也可以相互抵銷、毀滅。生命力如果是洪水，就不可以任其氾濫，人人各遂其私以成天下之公，私與公也是一種辯證關係，不是對立的。」 我只是交出了大綱，可是要如何往下寫，仍然是模糊的；甚至是不知如何下手開始寫劇本的。 我只是想，生命力只有靠辯證之後得到綜合，把對立的意見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可以解釋及尋找生命力。 四、我想到了沖積平原 交出大綱之後一段日子正是總統任命郝柏村為行政院長的新聞熱潮，每天都得忍受電視上猛播郝柏村在華航游泳池游泳和李登輝打高爾夫球的畫面。 中正紀念堂一些學生和弱勢團體組成反軍人干政的隊伍，人數並不多，我帶著孩子去廣場附近丟飛盤，日子過得很悠閒。反正整個台灣未來的命運已經注定是由資本家；政客、軍人來主導了，做為這三種人以外的我，只有讓自己腦筋清醒一些，多讀些書和資料，對於未知的，不想做太多猜測。所以當有一家報社打電話來詢問我對郝柏村組閣的意見時，我的回答令他們有些失望，我的答案是比較理性的，沒有太多情緒，可是我清楚自己在說什麼，在做什麼。 這幾天讀了楊照所寫有關「五四」的文章，提出在海峽兩岸不同的官方說法，及海外學者不觸犯禁忌的學術觀點之外的另一種以台灣為本位的理路建構的可能性。用他提出的那種視野開闊的斷裂讀法來重新閱讀一些歷史，使我們在陳述一件歷史事件時要更加小心而詳細。 另外我讀了李喬所寫的「醜陋的台灣人」、劉亞洲的「廣場」, 使我忽然有提筆開始寫劇本的衝動，於是我試著開始寫「民主」, 我寫好之後便傳真到「十月」去給他們參考。 符昌鋒把四篇很長的有關中西文化的論文 (是大陸學者楊西光等人寫的) 傳給我，並且很興奮的告訴我，他們在四處所拍到的畫面。 蔣勳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有關台灣美術三百年的文章，觸動了我用「沖積平原」這樣的意象來描述台灣的文化現象，台灣的地形都是山高水急，一切都迅速流入大海，加上政權的更替，一切都在被否定中歸零，在出海口，我們所剩下的沖積平原中，什麼才是有機的生命？在結論中，這或許是一個頗為適合的比喻。 五、文明與進化 我找出一些有關文明與進化的資料，並且試著把台灣從一個沒有文字的部落社會如何演變成現在這種面貌的因果關係給找到。 西班牙被羅馬人統治五百年，使西班牙人由野蠻進化成為文明的歐洲人，而阿拉伯人統治西班牙七百年，又使西班牙人變成具有世界觀的世界人。西班牙被異族統治一千兩百年之後，卻發展出自己很豐富的文化和語言，在十七世紀初，西班牙有了「黃金世紀」。 而台灣呢？如果以三百六十年前為一個起點，它實在太年輕了些，沒有辦法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深層的文化結構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美國也是在十八世紀才建國的一個移民社會，卻在短短兩百年間成為一個世界超級霸權國家，而那塊土地，也曾經有西班牙和荷蘭人的局部殖民，同樣也有屠殺和戰爭。 在十七世紀屬於東西文化交流的大航海時期，在日本雖然有豐臣秀吉對歐洲傳教士和商人的迫害，可是在民間卻留下不少歐洲文化的資產，至少在這一世紀的接觸中，使日本人開拓了視野，使德川家康有了要讓日本人去海外闖天下的壯志。 而在這樣歷史的契機中，荷蘭人並沒有把他們屬於本土的光榮市民傳統和對國民福利的關懷留給我們，而西班牙在十六年的短暫停留中只有積極的傳播天主教。台灣只是一個歐洲海上霸權的貿易轉運站而已，也許就是一種歷史的宿命吧。 歷史的宿命、文化的薄弱、政治的理由、經濟的活力，這是我目前找到的一個比較犬的方向。 如果能肯定一切正面積極的、方向正確的生命力，例如對文化的尋根、國民國家的形成...... 等，但是不逃避那些對阻礙生命力發展的批判，大概就是這部紀錄片的基本精神吧。 六、小島上的大國民 我開始讀中東文明史，讀有關以色列的歷史，並且拿著聖經來對照，讀得頭昏眼花。這陣子我一直在想三百多年前當台灣還是部落社會時的那種原始生命力，而歐洲的文明已經發展出市民階級了，日本也已經過大化革新，中國更是一個有著千年不變超穩定的華夏文明，可是台灣呢？根據一六五四年荷蘭人的統計，台灣居民總數在十萬人以上，而原住民為四九三二四人以上，可見得明清以來的漢人大約只占了人口的一半。那時候的台灣是什麼面貌呢？我很想知道。 我讀到一些有關台灣商人的報導，分析面對經濟衰退時的一些現象，有些有遠見及勇敢的商人早在兩、三年前就開始改變經營方式，從為人製造、打工變成自己當主人，也重新開拓了共產國家的市場。於是我就忍不住想，這樣具有海洋冒險性格的商人應該就是當年在明、清海禁政策下那些敢鋌而走險的沿海漁民的後代吧？這種冒險的海洋性格應該是蘊含了包容吸納能力的豐富多元文化的可能性。 我找到國家政策季刊中的幾篇文章，包括林鳳英寫的「告別亞細亞孤兒」、翁佳音和吳密察接受採訪的「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薛正良的「航向海洋文化」等；找到了我一直思考的海洋文化的可能性，大概也確立了一個大的方向。 我正發展著一整段和國民國家形成有關的文字，我甚至想把「尋找台灣生命力」改成「小島上的大國民」, 我參考了若林正丈所寫的「轉型期的台灣」, 提到台灣在政治方面由下而上的「國家主義」(Nationalism) 的成長，其中也提到在經濟方面，華僑式不依賴國家而能生存的分散性，是漢民族生命力的特點。 如果我從這樣一個基礎為出發，可以重新修改大綱，完全把重點放在國民國家的形成，也用「大國民」的「大」字來反諷台灣在歷史上永遠是邊陲的地位，可是心態上卻永遠是「大國」。 七、中正紀念堂的嘉年華會 總統和副總統就職之日，整條街上很安靜，我趁著放假日大掃除。晚上去中正紀念堂看那些聚集而來的小攤販，各種小吃和各種問政錄影帶兼賣色情錄影帶，還有一些掛在樹上的標語，一個守著標語的人還拉著我向我講解錫安山的神蹟，講台灣的未來，那真是一種狂歡慶典之後的嘉年華會，本來是一些抗議、示威的活動，變成了如此歡樂景象。 我回到家中，把明史、申報、大公報的資料整理一下，忽然覺得有無邊的壓力，不知如何下手，不過我讀到一篇在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公報上的社論，標題是: 「請愛護台灣這片乾淨土」 這篇文章再對照薛正良那篇「航向海洋文化」中所提到蕭乾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人生採訪」中的一段話，那是描述終戰後國民政府從日本人手中接管台灣，要把台灣建設為三民主義模範省。 可是蕭乾發現當時由上海到台灣，就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論市政，台灣已經是全亞洲的模範，論工業，台灣也遠遠領先了大陸，凡是一個現代國民的最低享受，台灣人都有了。 這是一段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歷史上的落差，我們很少去提到這件事。 而大公報的社論旁，都是一些國、共內戰的戰況，魯中戰局狀況激烈，許多逮捕也正在進行，社會一片混亂失序。 我約了鴻鴻和月惠到家中聊他們上一代的故事，鴻鴻提到他爺爺大約就是在魯中戰局打得最激烈時，決定帶著五個孩子離開山東，來到台灣。 鴻鴻和月惠走後，我翻讀鴻鴻的詩集 --「黑暗中的音樂」, 我有一種快要可以動手寫正式劇本的衝動了。 八、孤臣無力可回天 我的尋找過程似乎比找到答案還生動，符昌鋒說，用第一人稱敘述可以省掉很多主客觀及論說的缺點，他建議我用第一人稱來寫劇本。 五月二十四日那天凌晨，我決定用比較文學性的第一人稱來寫劇本，確立觀點，並且把「尋找」變成是「主題」, 如此一來，我終於可以寫了，我一口氣寫了四千字的「大地驚蟄」, 同時也把另外三集的大概內容想出來了:「艷陽天」、「大國民」和「沖積平原」, 這是一次在形式上最重要的突破，只是在頭上添了白髮，每天都要洗一次頭，把油垢除去。 大雨的夜晚，和林俊義、瞿海源、蔣勳、羊憶蓉 (編按：東海大學生物系教授、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東海美術系教授、師大社教系教授) 談「尋找台灣生命力」, 我把最新出來的構想向他們說了一遍。 蔣勳強調要從人民的生活及角度為出發才能從民間找到生命力，像台灣美術三百年那樣，否則進進出出的政權都急著推翻前面一個政權，我們很容易遺忘歷史。 蔣勳同意用台灣地理上的山高、河流短急都流向大海來描述台灣所特有的生命力。 瞿海源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談到台灣的生命力被壓抑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而經濟的發展反而約束了社會力和文化力，卻也能提供文化的生機。但是政治對文化卻是一種忽略和壓抑。他提出了「怪、力、亂、神」來形容這個社會發展的脈絡。 林俊義強調從自然科學的觀點來看台灣，它的生態環境是具有肥沃土壤的物力基礎的，是小而美而豐富的，可以蘊藏全世界十二分之一種類的動植物。從人種方面來看，滿人南侵，造成和漢人之間的基因重組，一九四九年大陸中原來的人和台灣的閩南人又是一次基因重組，可以造成強大創造力，甚至一種文藝復興式的可能性。 他強調在多樣性及亂中有一種穩定，是最好的，就像美國可以融合各種民族之不同，反而成了它穩定性的基礎。 他建議藉這次的活動，發起一些運動，例如 -- 綠色主義、台灣第一...... 等。 羊憶蓉在她的教學經驗中提出了許多有關教育的問題。 林俊義和瞿海源兩人彼此談論著有關去立法院遞請願書的事，並且用「孤臣無力可回天」來形容他們自己的心情，我甚為動容。 九、放棄與繼續之間 五月底、台北街頭爆發流血抗爭，有人向警察投擲汽油彈，警察被燒傷的鏡頭在電視上反覆播放，慘不忍睹。 我手邊又開始寫了第四集的「沖積平原」, 從「土地與人民是一切生命力的基礎」開始寫，我描寫一種旺盛奔騰卻四處流竄的生命力，我的論點是，被壓抑之後的生命力在爆發之後如洪水猛獸般具毀滅性，像奇特的地下經濟活動、股市狂飆、青少年飆車族，甚至 MTV、KTV、地攤文化......。 我的情緒因社會的混亂而顯得焦慮，對我的工作本身產生懷疑，如果可以選擇放棄，我會放棄，我內心的壓力已大到我不能承受的情況。我得放鬆自己去做一些其他輕鬆的事，例如考慮寫些雜文、歌詞，球，不再去想「生命力」的事。 六月初，我讓自己輕鬆了一陣子，公司籌拍一隻奧力多的廣告，用小劇場的那些訓練過程為內容。然後一切又在平靜中進行，我開始寫第三集「小島上的大國民」。在這一段中，我試著讓自己從「民間社會」在台灣是否已經成形的問題上打轉，我打算從這十年之間民間力量崛起為一個時間軸，訪問計程車司機、無殼蝸牛、消基會、新商人、中產階級......。 有關第二集「艷陽天」的田野調查，楊孟瑜 (編按：遠見雜誌編輯) 提供了我有關宜蘭和花蓮的線索，很接近我的構想，於是我為這一段勾勒了一個藍圖：森林小學 -- 宜蘭冬山河 -- 馬偕在台事蹟 -- 大漢社區 -- 證嚴法師的慈濟精舍 -- 瑞穗鄉 -- 長濱文化 (舊石器時代), 其中沿路做田野調查。我積極的搜集有關這些地方的文字資料，並且和森林小學的陳清枝老師連絡上，他也傳真了一些有關森林小學的資料給我。 我有了大概的內容，對於底下要如何進行比較有方法了。 遠見雜誌安排了一場「重建台灣」的座談會，由趙耀東、林正杰和我來談這個題目，趙耀東提出他對社會混亂的看法，從政務官、民意代表及人民談起，而林正杰卻認為目前的「亂」是一種由舊社會要過渡到新社會的亂，是好事。在這次座談中，我重新檢查了一下自己的思考方向，大概沒有太多偏差。 十、富裕和教育的代價 一場座談會下來，我撿回了一點點信心，我遇到遠見雜誌的編輯李慧菊，她就是負責去年十二月號遠見雜誌上主題 --「尋找台灣生命力」的撰寫人，她說那一次的採訪太匆忙，事後自己不滿意。她似乎很贊成我目前進行的大方向，她認為朝這樣的方向應該可以做得不錯。 李慧菊和蕭富元 (遠見雜誌編輯) 的採訪中，其實文字的描述能力很好，也很感人，而且也很積極、正面、鼓舞；但是在許多的訪問中卻看到對「生命力」的解釋不夠明確，而且整體社會共同的生命力其實是在相互消耗和抵銷的，這也是我在思考和訪談過程中得到的答案。如果只從個人的生命力出發，可能只是做為人的基本掙扎、生存而已，談不上更高的意境和遠景。 不過他們的報導中倒是給了我不少搜集資料的靈感和方向，像警廣交通專業電台的周寧、中廣早晨閻大衛讓各地民眾打電話來抒發己見的節目，計程車司機的訪問、年輕人的看法...... 等。 「遠見」去年九月號的「一九四九 vs. 一九八九」, 充滿了誠實的批判，許多想法比較接近我目前的方向，例如李慧菊寫的「只有一種樹的森林」談教育的威權控制，李心瑞寫的「都是消基會惹的禍」談民間社會的生機和活力等，我認為從這樣比較批判的角度出發，可以找到那些壓抑生命力的元素，其實也是一種尋找的反思。 我更覆想著趙耀東先生滿頭銀絲和炯炯眼神在座談會時對我說:「至少，我們給了你們富裕和教育吧！」 我記得自己的回答是很感謝上一代給了我們受教育的機會，但是教育卻也給了我知識和能力去反省從前教育制度的問題。 我打算把這部分的思考，放在第三集的「大國民」裡。 十一、土地和水 最近通宵達旦的讀宋澤萊的「台灣人的自我追尋」和劉克襄編寫的「橫越福爾摩沙」、「探索家在台灣」, 我打算讀完之後要送給今年剛從政大念完中文博士學位的妹妹，她的論文題目是:「左傳晉國建霸君臣言行探討」, 她曾經向我抱怨自己對周遭社會溝通之不足，我答應替她買些書，讓她從學術的專精中跳出來重新呼吸這裡的空氣，感受一下這塊土地的歷史脈動。 李經華借了一本有關修拉 (Seurat) 的書給我看，他說冬山河的感覺很像修拉畫的「阿涅爾的沐浴」, 於是我讀了一整晚有關修拉的書。當修拉要完成一幅圖之前，他要反覆練習素描每一個人物可能的姿勢，每一種可能的光影，然後畫出幾種不同形式的畫，從中間找到最後的定稿，那種苦行僧式的畫法令我感動。去看了一場由陳玉慧導演的舞台劇「戲螞蟻」, 我們也順便把後台的工作拍攝下來。 天氣漸漸熱了起來，我的工作也愈來愈順，雖然最近海峽兩岸又為了「一國兩制」或「一國兩府」爭 論不休，可是我卻把整個「尋找生命力」的四集劇本大致寫完，保留了一些空間在實地拍攝後增減修改。 我開始讀博蘭尼的「鉅變」, 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寫的: 「將土地孤立起來並使之成為一種商品，也許是我們祖先所做過的事中最不可思議的。」 他對於土地的描述，使我又一次從勞動、市場的機能方面去想大自然的問題。 或許，用大自然的四季及山川鳥獸來做為生命力的解釋或者基本形式，會是一種最原始的描述，生命來自水，根植於土地，這是當初我學生物學時的第一個概念。教授花了很多時閒談胚胎如何保持在水中，然後再去適應陸地，這就是生命的誕生，一切必須還原到大自然，想到這兒，我就更清楚未來的架構和敘述方式了。 十二、蘇曉康的台灣印象 和河觴的作者蘇曉康在東區碰面時忽然下起一陣大雨，林啟南駕車載楊孟瑜和我去國聯飯店，臨時去買了兩把傘，蘇曉康和我一人撐一把在雨中聊了起來，我提醒「十月」要紀錄這一段，也許將來可以用上。我希望要的是「完成過程」, 不一定要「結果」,「結果」通常都是太主觀而武斷的，甚至不道德的。 蘇曉康穿了條短褲，親切而健談，任何素材經過他都變成理論分析，我把整個影片的結構告訴他，他很詳盡的表達了他的想法。 當我談到台灣是否有條件成為一個公民社會時，他持了相當否定的看法。他認為台灣的民間社會欠缺健康的民間利益集團可以為共同利益爭取權益，也欠缺一個健康的公共領域，媒體不能完全獨立於黨派的控制之外，更欠缺一個完全來自民間，能代表民間力量的政黨。 他建議我去拍濁水溪，他認為從上游至下游、出海口，正好是台灣的歷史。 我們談的很多，包括台灣人不認同自己這塊土地、閩南文化和儒家思想，他認為台灣小劇場那種前衛主義的表現是充滿生命力的，對於證嚴法師的慈濟現象也認為是一種台灣所獨特擁有的宗教力量。 蘇曉康對日據時代日本人對台灣的建設和教育並不以為然，他認為那是一種奴化教育，不值得肯定。他認為台灣人對美國有一種又愛又恨的情感，曾經依賴它，又被它拋棄，所以很奇特。 做為一個在大陸中原文化蘊育下長成的人，他對台灣的看法，有一種旁觀者的冷靜，但是也因此，有些事物還不夠深入。 他很耽心台灣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被一再挑起的恩怨，他可能沒有接觸到更年輕的孩子，不過他的憂慮卻也是我的憂慮，我打算在影片中觸碰這種情感。 和蘇曉康長談之後，一切思考更成熟了，我們可以出發去中南部和東部展開進一步的拍攝工作了，能在出發前遇到他，真好。 十三、逃離城市 七月初，外景隊正式出發，沿途訪問一些把工廠蓋在鄉間的商人和一些沒有特定目標的農夫、路人、牧場女主人、天后宮老廟公、餐廳女主人，路線是桃竹苗、彰化線西鄉、埤頭鄉、西螺、台南鹿耳門、高雄加工出口區、沿路廠房、中油、屏東楓港。攝影師小沈是南投草屯人，家裡種田、菸草，一路上他最熟悉路線，車子風塵僕僕的全是灰，當我和他們在花蓮瑞穗鄉會合時，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副黑著臉累垮的樣子。 農村的人口外流，留下來耕種的都是守著土地的老人，抱怨人工昂貴，靠種田無法過日子，還得兼種菜，老伴做手工，一天最多一百元，而天后宮的老廟公對著外景隊講那個大概已經沒人要聽的鄭成功登陸的歷史故事，進香的人少了，據說是因為很多人在六合彩、大家樂中輸掉了錢，無心再進香了，沒有靈驗的神明他們是不拜的。 符昌鋒顯得很洩氣，他說: 「好像一切都沒人管，找不到什麼振奮人心的事，我很耽心我們找不到生命力......。」 我反而安慰他說: 「只要拍到土地，拍到人，忠實的紀錄他們的生活和想法，就夠了，不要有太多期待。」 唯一安慰的是，一路上拍了很多。山川景色，東海岸太美了 -- 符昌鋒一直重覆著。 在花蓮、台東一帶，我們拍攝了瑞穗鄉鴻鴻、月惠買的房子、慈濟功德會的靜思精舍和北埔大漢村、秀姑巒溪。其中到靜思精舍時正遇到一個月一次的會員大會，來自各地的朝聖列車把這裡擠得水洩不通，好像身處繁華的台北，攝影機拍到的全是人潮，於是決定選一個安靜的清晨，沒有人潮時再來拍一次。 我一直擠在朝聖的人潮中聽他們講話，很想抓到他們信仰的重點，和目前一般所謂功利色彩和靈驗是否有別。 我們特別注意到那些三跪九叩爬進來的善男信女在面對證嚴法師時，法師會用什麼態度面對人群。 在混亂中，我也努力尋找信仰的道理。 十四、懷舊之旅 七月中我們跟著樂山基金會的一個夏令營去大溪和三峽實地觀察聚落，這個夏令營參加的人都是學生和公務員，還有外國學生，我想拍到的是民間這些尋訪古蹟、回憶歷史的活動，這些都算是一種覺醒意識，過去少有的。 在大溪，我們可以找到清朝建造的古厝，在一片稻田山脈閒，像人間仙境。可是接觸之後卻頗為失望，因為古厝的老人一再抱怨有人來古厝偷拿骨董去賣，而政府只把這些古厝列為古蹟保存，卻沒有更完整的保護法案，使得擁有古厝的人怨氣沖天。古厝四合院的牆上塗滿了日文和日本地圖，也許是日本人在此教育民眾要學習瞭解「祖國」吧。 在大溪鎮和平路上，整條以木器製造為主的店面有著巴洛克式風格，還融合了中國式的龍鳳麒麟的裝飾，加上遷就本地建材的洗石子。我對整個台灣從清朝到日據、光復後的建築風貌產生了興趣，回家後就抱著有關資料研讀。像李乾朗那本「台灣近代建築」提供了我很多靈感。 如果從這樣的基礎出發再去瞭解這十年間忽然出現在台北市或一些鄉間的建築，就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線索，像李祖原、漢光建築事務所使用的傳統語彙 -- 馬背、斗拱轉化成造形元素，或者像國華人壽大樓和日據時代文藝復興時一些建築有關連性。 台灣一直缺乏一種很安定的環境能主動、自覺去從吸收外來文化而豐富自己的文化，我們接受文化的方式都是被迫而沒有選擇餘地的。不過，現在卻是站在一個歷史的契機上可以比較自覺而主動去創造屬於自己的東西。 一趟懷舊旅，反而促使我思考的方向更加偏向從歷史和正在發展中的未來之間找到一個因果關係，建築似乎是不錯而具象的例子。 十五、避免異化和失落感 我們去蘆洲藝術學院訪問林懷民時，他正坐在一張破舊的沙發椅上指導一群藝術學院的學生跳「渡海」和「白蛇傳」, 起初的訪問有些情緒不穩定，後面鑼鼓喧天，前面林懷民說得很激動。後來林懷民同意到校園中央大榕樹附近再來一次。 符昌鋒說台灣和美國斷交那天他正好在台下看林懷民跳「薪傳」, 當時台上、台下汗水和淚水齊飛，真是感人的場面。事隔十二年，又看到這一幕，更年輕的孩子跳著祖先渡海來台的景象，我當場被感動得熱淚盈眶，這是我拍攝過程中第一次被如此觸及心底的感動。 我想起在三峽清水祖師廟前看著滾滾黃沙、嗚咽的河流和炎炎的烈日，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煩躁，兩天後胃炎，整個人進入發燒狀態，有一種無法再做下去的感覺。 見到兩年不見而且把雲門停掉的林懷民，我終於清楚有許多曾經很努力想做什麼的人，目前都徘徊在十字路口上有一種無力感，這樣的時代，要靠什麼才能有信心活下去。 這樣的低潮，一直到我們去了一趟冬山河，全體工作人員都跟著情緒高亢起來，原來只是因為河流整治成功和兩岸美化的印象來此拍攝，結果見到了像苦行僧一般的「象集團工作室」和他們所設計出來的公園，使我改變了最初模糊的觀念。符昌鋒用他學建築的眼光來看這條河流河岸的設計，他興奮極了，駕著車在河岸兩旁跑了幾圈，觀察要如何拍攝這條河，李經華 (編按：助理導演) 說，他已經「抓狂」了。 李經華在建築系的同學陳永興、劉逸文都在象集團工作了幾年，他們忙著繪圖，只好輪流帶我們去各處看，講解一些設計上的問題。 從整個冬山河的設計上我得到了相當大的啟發，那是一種完全遷就當地人文環境和地理條件而發展出來的東西，很接近一種「人本主義」和「天人合一」的世界，而這種東西可以避免我們在歷史發展和現代化過程中異化和失落感，那正是我們要尋找的，在冬山河，我們找到了。符昌鋒介紹我看法國建築師柯布 (corb) 的書，因為他是象集團的祖師爺。 十六、缺少共同記憶的廢墟 回台北之後似乎有好一段日子都沈睡在冬山河長長的美夢裡，一直沒有醒，我可以心平氣和去面對城市的酷熱和紛亂了。 在冬山河那種舒暢的環境中，我寫了兩首歌 --「水、土地、陽光」和「我們的新天地」, 回台北之後便找陳揚 (編按：金馬獎配樂), 想把我們從前曾經發展了一半的「盆地邊緣」那些音樂繼續完成，可以變成「尋找台灣生命力」的配樂。 在一個場合遇到夏鑄九 (編按：台大城鄉所教授), 他聊到台北市的人為什麼「缺乏共同記憶」乃是因為台北市有三分之二的市民是從其他城鎮鄉村移進來的，而我們也沒有把都市變成「共同的福祉」。他提到台灣的企業很少為三、五年後的投資去設想，因為未來不可知。 「沒有共同的記憶」和「沒有清楚的未來」, 其實也是我們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共同的悲哀，我打算把這種感覺放在影片中。 伊拉克占領科威特，中東戰雲密布，台灣股市狂跌，百業更加蕭條，可是卻也有一種瘋狂過後的清冷，惰冷反而使人安靜，有利於思考。 拍攝的計畫隨著我劇本的一再修改而顯得有些混亂。符昌鋒一直不忘記一個畫面：在社子島訪問時，看到一個孩子在狹窄的巷裡跳繩，於是他設計了一場在廢墟跳繩的戲，還要製造一種下雨後滴水的殘破氣氛，紀錄片的純粹形式逐漸有些轉移成非劇情片的電影手法。 我去了一趟鶯歌，搭火車從板橋、樹林、山佳這一線看下去，沿路全是灰黑的房舍，黑得油亮的河流，我感到一種廢墟的危機，打算在最後一集用到這種意象。 生命力也可以是悲劇而低調的，只是這樣的生命力，有多少人可以感動而共鳴？十七、盲動而疏離的生命力 遠見在亞都飯店開了一場「尋找台灣生命力」的座談會，由吳伯雄、朱高正和我來主講，我負責用幻燈片做為開始的解說。由於時間倉促，我挑的幻燈片只集中在前面中正紀念堂示威、冬山河和靜思精舍、東海岸的部分。 據說有人聽完很感動，理由是在目前這種氣氛下，竟然還有一群人在尋找台灣生命力。可是也有人問我，怎麼沒有勞工的身影出現在畫面中，這些都給了我鼓舞和提醒。 朱高正說生命力是盲目而衝勵的，是隱含一種悲劇性的。朱高正組新黨而頻頻遭到別人鬧場，他似乎正面臨人生最大的一次挑戰。 我覺得從他個人身上有一種奇特而屬於台灣的生命力，也許就是那種理性而悲劇的性格吧，我們單獨又採訪他，要他談中產階級和民間可以發展的空間，這部分是第三集「大國民」的內容。 之後，我們又去中研院走訪蕭新煌，向他請教有關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見到中研院的民族所建築物那種用大塊幾何體和閩南村落的結合，學建築的李經華忍不住評論了一番。 蕭新煌給了我一份他在「中國論壇」剛發表的文章:「解嚴後社會與國家關係的重組」, 我覺得受益匪淺。在訪問他之前，我已讀過了他主編的那本「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民間社會」和「公民國家」這樣的題目，在台灣是很難說清楚的。不過，也因為太學術了些，缺少影像上的主要元素，所以才想到用「森林」來貫穿這部分。 目前唯一要解決的是森林、教育、國民國家的形成、社會運動之間的相關性，否則就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覺。 事實上，我最懷疑的，仍然是現存在我們社會中，找不到一種明顯的共同利益和目標把真正的民意反應出來，如果從這樣很疏離的觀點出發，第三集是很難說服人的。 十八、台灣獼猴的意象 楊希颱風過後，農作物損失慘重，我急著到處打電話找拍攝台灣獼猴紀錄片的劉燕明，我在一九八七年曾見過楊憲宏在聯合報副刊撰文介紹過這個怪人，那時候他正在淡水河拍攝候鳥。 從拍攝民俗紀錄片，到拍攝台灣候鳥，再到現在的台灣獼猴 -- 一種從中國大陸遷移來台灣，而大陸本身卻已絕種的靈長目、獼猴科動物，劉燕明這種轉變使我大感興趣。如果把他的這種孤獨和執著，加上被他所紀錄的對象所代表的象徵意義，正好放在第四集「沖積平原」中「廢墟」的後面，這樣「沖積平原」就更豐富了。 我為我的發現感到興奮。 劉燕明同意接受訪問，我的工作又向前跨了一段。 當初符昌鋒認為第四集「沖積平原」的批判性不夠，可能太過樂觀了，希望能加強批判性，於是我便大大的修改了這一部分的結構。打算從台灣陸沈的危機開始，加上一段對一組年輕人的追蹤訪問，還有台灣會成為廢墟的警告，一般人對日本人曾經登陸的鹽寮海水浴場這段歷史的無知...... 等，把這些屬於和沖積平原對立的現象分別放在美術三百年及侯孝賢的電影、林懷民的舞蹈中所表現的文化累積之間，造成建造和毀滅之間的辯證過程；加上台灣獼猴的象徵意義，整個結構更趨完整。 十九、尋找黑暗森林的心 我一直很耽心第三部分「小島上的大國民」, 我們拍了很多東西，包括商人、計程車司機、民間的基金會、森林小學，也訪問了很多人，像石滋宜、朱高正、蕭新煌、吳靜吉、許博允、陳清枝......, 甚至我早已把這段的主題曲都寫好了 --「十七年蟬」, 我滿腦子都是森林、教育、大國民、社會運動、人民的力量、中產階級，我希望能拍到八月二十五日蝸牛族重返忠孝東路的過程後再來整理，整段結構有些亂。 我又翻出了過去人間雜誌連續兩期賴春標報導及拍攝的「保護台灣原始森林」, 重讀之後依舊令人心驚，很想找到賴春標。從原始森林的生態開始，然後再進入森林小學談整個教育體制，然後又想到台灣的民主可以用蟬的不完全變態來比喻，許多畫面就呼之欲出了。 我大概可以把這部分重新整理出新的構想，於是動手把這段的結尾先寫了:「大國民和蟬」, 我確定了這一部分的理念，並且決定把「小島上的大國民」改成「尋找黑暗森林的心」。 這樣或許可以解決符昌鋒所耽心的影像上的大問題。 從各種跡象顯示社會運動在經過一番沈寂之後也許會重新出發，但是遇上了民眾普遍對社會秩序、安定的要求及經濟不景氣，可能他們所能得到的資源將減少。無殼蝸牛重返忠孝東路，警察動員的似乎比遊行的人還多，氣氛很緊張，實在沒道理。如果對付這樣用理性、幽默的抗爭團體都還不能心平氣和，那麼往後更激烈的抗爭呢？社會運動不應該是毒蛇猛獸、洪水災禍，我不放棄在第三部分談這個問題，雖然時機並不完全對。 我不能考慮時機，那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投機，我必須對自己的認知負責。 二十、決定訪問陸正的爸爸 八月底，符昌鋒終於開始剪接，並且把第一部分的開場十分鐘剪好，他遇到了一個瓶頸 -- 如何處理那些被訪問的人，在整個影片風格上，他面臨最大的考驗。 一開場的十一分鐘的確是充滿強烈映象和低氣壓的，剪接師文黛琦說她剪完後好想跳樓，因為有一種被逼得喘不過氣來的感覺，我自己也被嚇到了 -- 那些是我想要的嗎？是的，我想這種風格及氣氛是誠實的，我覺得符昌鋒抓到了那種感覺，於是我又有了新的靈感。和符昌鋒討論後，決定在這個段落之後立刻加入在街頭遇上「河觴」作者蘇曉康的那一段，我們找到了一個外來者，使原本濃得化不開的悲調得以提升和轉化。 符昌鋒對地球日那天的影片感到不滿意，當他遇到不滿意的影像似乎就提不起勁往下剪，這是他的個性，我非常耽心還剩下的一百八十多分鐘。他幾乎是用處理廣告片幾秒鐘的那種精確度在工作，而時間似乎不允許他這樣的速度。 我想到遠見雜誌曾經有一篇有關陸正的父親陸晉德在世界地球日那天親手種樹的報導，印象深刻，而且感到悲慘。可是我卻忽然想到，如果把這種悲慘加在世界地球日這一段，會使得地球日的意義有了精神重心；一種在悲悽中堅強起來有如發下悲願的生命力 我立刻打電話給符昌鋒，他聽完感到可以繼續做下去了。 李經華和陸先生聯絡，起初他不肯，理由是不想太標榜這種事，後來李經華唸了一段我寫好的文字，他勉強同意。 九月一日，外景小組在赴新竹途中遇大雨只好折回，第二天，再出發完成了採訪。我和符導談到處理方式，希望不要因為處理不慎反而是對這件悲劇事件的再剝削。 悲劇中所展現的生命力往往是更強韌而深刻的。 二十一、反省需要包裝嗎？「大地驚蟄」剪接完成後，我重新修改旁白，把前面剛開始的幾個比較長的描述寫得接近原始的構想，例如「文明與進步」的問題和為什麼台灣會保持很長的無政府狀態的原因。 拍完了蝸牛族重返忠孝東路的活動之後，外景隊又出發去中、南部拍攝嘉義新港的新港基金會和因為地層下陷而被海水倒灌的屏東佳冬。 我參加了一個有關廣告的座談會，遇到了陳映真，聊起剛剛才停刊的首都早報和他苦撐四年多的人間雜誌，有種說不出來的感慨。 我們這部影片中，除了第一個太陽升起的鏡頭之後，便是書桌上擺放著一份「首都早報」的鏡頭，影片還沒拍完，報紙就停了，台灣的一切變動真快，快到今我不斷要檢討修改增刪這部影片內容。 想到陳映真在一個訪問中所說的話: 「...... 我們在戒嚴的長久歷史中完全放棄了抵抗的思考、研究、學習和進步...... 台灣解嚴後，不但沒有與戒嚴時代思維、文化針鋒相對的進步的、激進的、批判的、改造的東西，反而呈現了保守主義、親美 (日) 主義、反民族主義...... 等等的內面化和體制化。」 我能在這部影片中放進很進步而批判的東西嗎？我有這樣的能耐嗎？電視媒體能接受嗎？我能否把很誠實的感覺透過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廣告手法達到一種傳播和共鳴？而我認為應該反省的，會不會是另外一種很專斷式的思考呢？人間雜誌和文星雜誌相繼停刊之後，我會想到市場的問題，難道連真誠的反省和嚴肅的批判也得透過強大的商品包裝和行銷策略才能賣出去嗎？那是不是一種「顛覆」呢？陳映真、瞿海源、林俊義這一代的知識分子的包袱比我們還重，遇到他們我總有些心虛。 二十二、加強土地上的勞動者 九月十一日外景隊第三度去冬山河，除了訪問陳定南，同時再補拍幾個鏡頭。 第二集「我們順著河流找希望」裡面，我把冬山河的部分又再細分成四部分:「彷彿看到修拉的畫」、「船伕和漁民的對話」、「河流與堤岸的關係」、「人文主義的苦行僧」, 分別觸及幾個有關生命力的線索：像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國家之間的許諾；還有台灣如何由原本應該是海洋性格的小島變成附庸的邊陸之地，但是卻也因此有了發展的歷史契機；另外也重新反省什麼才是屬於台灣本土的文化，從建築設計來切入這個問題。 除了冬山河，這部分還放進了有關馬偕醫生當年在平埔族的村落所種植的三株橄欖樹，勾起一些歷史中虔誠的生命故事。 剩下的部分就是廣大西部平原和南部的採訪了，這一段路程我沒有去，除了看外景隊拍回來的影片外，楊孟瑜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她把七月三日至七月六日那段行程很詳細的記下來給我參考，這部分對我是很大的挑戰，我試著想把人與土地的關係，還有勞動的力量在這些畫面中組合起來。 經過組合後，和最早的構想有了很大差別，我們加強了土地上那些勞動的人，包括農民、牧場女主人、工人的身影和訪談，最後以台南鹿耳門的天后宮談到民間信仰，再接到「慈濟現象」, 把一切再回歸到現在人們對基本人性的渴求。 這樣由水和土地各占一半的篇幅，是我當初一直沒想到的，在最後剪接時，這些都被很自然的整理出來了。 整理至此，發現農、漁、牧、工都拍到了，有一種人，是最多的，也是最可能看我們這部影集的人，卻獨獨漏了，那就是中產階級。於是大夥討論後，決定立刻出發去拍一些東區上班大樓內的活動。 二十三、由失落到解脫 愈接近完工，壓力愈大，總是覺得還有許多地方沒看到，還有很多知識不足，但是影片要播出的時間卻是無法再延，於是我在九月二十七日凌晨二時三十分，寫完最後一部分稿子，立刻傳真給正在日夜剪接收尾的符昌鋒。 由於各方面的意見開始匯集到我這兒，使我在最後關頭再次考驗自己的判斷力和做一些抉擇。同時我再去查資料，把台灣的移民史和整個中國的移民史做比較，想把台灣放在一個更大的歷史和地理空間去思考。 這種思考是令人焦慮不安的，我在最後關頭要讓自己的觀點不要落入一種「統獨之爭」的框架內，因為我不認為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上，可以解決這個難題。這兩百分鐘的影片只想表達屬於我們這一群戰後出生在台灣的人對台灣的看法，對於不是我們可以立刻解決的問題，就把它留給時間和歷史吧，「統獨之爭」總是讓我們這一代在談話時有太多的感傷和憤怒。 符昌鋒在剪接時所考慮的是影像、圖象和情緒的整體感動，從他剪接回來的作品中，我又重新修改旁白。到了十月五日，我把全部影片的旁白做了最後一次的修正，原來那種強大的失落感忽然一掃而空，我快樂得有些控制不住，一直想唱歌，那是一種解脫。 我一直試著用一種很自由的形式去突破過去那種充滿威權教誨式的影片，我讓我們的「工作過程」也拍人到影片中，目的就是要打破由上而下的「告誡體」。在各種觀念上，我是非常主觀的；但是在形式上，我儘量保持客觀，相信對觀賞的人而言，也是一次重大考驗。 我的全家人，包括妻子、兒女都投入這部影片中，跟著我度過了漫長的、每天三餐都要聽我敘述「生命力」的痛苦日子，感謝「遠見」和「十月」那群熱心的伙伴支撐我寫完全部的劇本，而沒有中途放棄，如今，我只想唱歌。

拔一毛而利天下

家庭用水。一個沒關緊的水龍頭，平均一天滴掉一九 0 公升的水 (一瓶普通裝保特瓶汽水容量為一。二五公升) . 在每分鐘四十五公升的水流量下，淋浴兩分鐘就用掉九十公升清水、十分鐘則超過四百五十公升；而一次盆浴平均用水一五 0 公升。 . 抽水馬桶一次需水二十至二十六公升，是家庭中最費水的一項設備。只要每天將馬桶沖水量減少一半，就可以節省六十公升水。 辦公室。每位上班族平均每年在辦公室中，丟棄近八十公斤可再生的廢紙。如果每間辦公室能將一千公斤的廢紙再生，就可以拯救十七棵樹，防止二十七公斤的廢氣進入天空。 汽車。車子越輕，用油越少。一輛汽車，重量每增加四十五公斤，平均多耗損一 % 的汽油。 . 駕車旅行，若將車速由每小時九十公里加速到一 0 五公里，則將多耗掉一五 % 的汽油。 . 如果能改善汽車各種省油裝備，使每一公升汽油跑足二十四公里，三十年全球就可節省約二百二十億桶原油 -- 遠比太平洋、大西洋地區、阿拉斯加海岸區，及北極國立野生動物保護區所能開採的原油總量還多。 . 充氣不足的輪胎比較耗油。以六平方公分為單位，輪胎胎壓每低於標準壓一磅，就多耗掉二 % 汽油。 垃圾。如果你隨手從車窗丟出一個鋁罐，五百年後它仍然是地球上的一件垃圾。 . 多苯乙烯 (一種輕型塑膠原料) 不能進行有機分解，今天早上你丟掉的塑膠咖啡杯，五百年後還會在地球表面上。 . 重量計算，包裝紙占一個城市所有垃圾的三分之一，以體積來算則占一半。 垃圾再生。廢鐵如能經由鐵工廠及鑄鐵廠再生使用，可以少用四 0% 的水，減少八六 % 的空氣污染，及七五 % 的水污染。 森林。為製一個嬰兒二年內使用的紙尿布，二十棵樹將遭到砍伐。 . 熱帶雨林被稱為「地球之肺」, 可是每小時有相當於五十個足球場大的雨林遭到砍伐。按照這個速度，在一百年之內，所有的熱帶雨林都難逃一劫。 太陽能。太陽能科技已經進步到在連續陰天狀況下，也可將冷水轉變為蒸氣。其實，地球每天接受的太陽能源，就足夠全世界每個家庭使用一年。 (取材自 Newsweek)

請台灣接納這所大學

高希均教授在倫敦會見了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他們伉儷都說希望有一天能辦一所「獨立、自由的大學」。對他們這種想法，我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遠見」在台灣為方勵之出的第一本書「我們正在寫歷史」, 搜集了方氏多年的演講與文章，那裡面隨處都可看出他對文化和教育的關切。 譬如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浙江大學演講「知識是改革的關鍵」, 他指出:「什麼是發達社會的定義呢？現在還沒有很清楚，至少我還不知道有。但大家同意一條「標準」是比較合適的，就是教育的問題。現在看到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別在教育上是明顯的......, 在發展中國家的教育一定是不普及的，發達國家的教育一定是普及的。」 他接著說:「中國也是這樣，經濟不發達是個明顯的失利，教育不發達更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我們整個文化水平比較低，這是我們不能很快走向發達的重要因素。」 流亡不忘教育 八七年五月，李淑嫻當選「人民代表」, 六月二十五日她在「人大」首次發言就直指教育問題。她說:「我們建國已經三十八年了，到現在還有那麼多的文盲和半文盲，因而還要進行成人教育和掃盲教育，我覺得作為一個...... 執政的黨應該內疚，對不起我們這個國家，對不起我們這麼好的人民。現在報紙上已經可以看見「要重視科學，要重視知識」, 我希望不要只停留在宣傳上。」她指出，「有人說:「教育很困難，因為沒有錢。」是不是沒有錢呢？財政預算是人定的。」 現在去國千萬里，過著流亡的生活，方氏夫婦仍念茲在茲要辦一所理想的大學，個人十分感動。孟子早就說過，知識分子堅持自己的理想，要「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的。 一個中國人的「獨立、自由的大學」能設在那裡呢？在中國大陸，馬列主義多於學術；香港是一個殖民地，而「九七」之後即將「回歸」; 目前唯一能選擇的，只剩下台灣了。 這幾年，台灣有明顯的「泛政治症候群」, 政爭、政潮、政治耳語漫天蓋地而來，令人厭惡。這樣的政治如果能解決台灣的、或者中國的問題，早就解決了。從長遠看，還是要通過文化教育的途徑。 台灣的教育雖然發達，但總使人感到缺少一些東西 -- 那種以國家興亡為己任、關懷同胞和國族前途的精神。而這方面，正是方勵之使人敬重和動容的地方，他堅毅的外表之下，跳躍著一顆「美麗的中國心」。 方勵之到台灣辦大學，未必就能有效地彌補台灣高等教育的不足，但是他可提供一個切磋的機會，使教育界能回過頭來看看自己。當然，方勵之基本上是一個科學家，但凡瞭解他在合肥科技大學副校長任內的成績，以及聽過他演講、讀過他文章的人，大概都會理解他也是一個夠資格的教育家。 台灣提供經費 辦一所理想的大學，當然需要有經費，這一點，也許是台灣優於為之的，今年暑假，中研院院士許悼雲和清大教授沈君山，在美國加州主持了一個「浩然營」, 邀請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外的中國優秀青年參加研討，不談政治、不談主義，只談如何建設未來的國家。 在結束晚會上，這群明日中國的領袖暢談自己的感想與抱負，使六十歲的許倬雲潸然淚下，「浩然營」的經費，就是台灣工商界人士捐款一百萬美元創辦的。 「六四」以來，大陸的民主運動得到台灣方面不少的支持。方勵之理想中的「一個獨立、自由的大學」, 可能是民主活動中一個根本而緊要的項目。

美國二十幾歲的新一代

美國二十幾歲的一代，人數多達四千八百萬，是美國未來的主人翁。他們總是猶疑不決。他們寧可攀登喜馬拉雅山，也不願爬晉升的階梯。他們渴望娛樂，注意力卻像電視畫面一閃即逝。他們討厭雅痞、嬉皮和吸毒的人，鄙視名牌和官僚作風，注重家庭生活，而晚婚則是因為害怕離婚。他們還不清楚自己的定位，便陷入上一代遺留下的許多問題中。充斥無力感這些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和二次大戰後，隨著「嬰兒潮」出生的一代截然不同。他們從小即是標準的電視兒童，在充滿毒品、離婚和經濟緊縮的環境下長大。典型的特徵便是盡量避免冒險、痛苦以及改變。對於許多懸而未決的社會問題，諸如種族紛爭、愛滋病等，他們也深感無能為力。「我們的角色幾乎是完全被動，」二十三歲的彼德。史密斯表示。這一代的年輕人已經感受到賺錢與追求理想不可得兼，但拒絕受任何一方牽絆。他們不願成為一週工作七十小時的工作狂，只想待在自家後院，實實在在的做事。「我們不想改變一切，只想把事情做好。」二十一歲的安。麥柯德表示。現代的美國年輕人還有拒絕長大的傾向。在應該完成學業、踏入社會並自組家庭的時候，他們反而畏縮不前。其中主要是因為美國連年房價飆高、薪資停止增加，使他們體認到必須加倍努力，才能過得和上幾代一樣舒適。日前時代雜誌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對十八～二十九歲的年輕人作了一項意見調查，結果發現雖然過半數的人都認為要找到有興趣、高待遇的工作並不難，但是六九 % 的受訪者承認，要買房子是更加困難，五二 % 的人則表示連休閒時間都比上一輩來得少。美國二十幾歲的一代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從以下敘述或可窺其一、二... 懼怕婚姻據估計，現在的美國年輕人有四成是父母已經離異，更多的人從小便飽嚐雙親外出工作的孤寂，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們寄望未來能多花點時間陪陪孩子。「我們這一代將是顧家的一代，」二十歲的瑪拉。布拉克提到:「我不想讓孩子重蹈我的童年經驗。」由於父母長年不在身邊，這一代年輕人特別依賴老師和朋友。父母買來作為補償的漂亮玩具和新衣服，反而撒下他們日後憎惡拜金主義的種籽。一家廣告公司意外發現，這群年輕人對未盡親職的父母竟然都懷有滿腔的怨恨。二十幾歲的一代之所以對婚姻抱持懷疑的態度，是盼望時間能帶來更合適的伴侶，自己也夠成熟，足以避免婚姻破裂。因此這代的年輕人普遍晚婚，並流行婚前同居。根據美國統計調查局的資料，一九八八年美國二十～二十四歲和二十五～二十九歲的未婚人口比例分別為男七七 %、女六一 % 和男四三 %、女二九 %, 都比一九七 0 年的五五 %、三六 %, 以及一九 %、一 0% 高出甚多。彈性與成就感並重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報導，現在到一九九五年之間，每年十六～二十四歲的社會新鮮人約將減少五十萬名，因此在未來幾年，公司老闆可能要花雙倍的功夫才能招到新人。而新一代的上班族往往要求工作具有彈性，能夠參與決策並恢復週末不加班的制度。「我希望工作環境能兼顧個人的成長，」二十二歲、即將成為律師的珍妮佛。畢德士表示。今天大部分的年輕人仍希望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感。在美國一向乏人問津的教職，一時變得炙手可熱，從一九八五到八九年，選修教育課程的人數總共增加六一 %, 還有更多的大學畢業生表示對公職深感興趣。這一代的年輕人是美國史上平均教育程度最高的一群。一九八八年的高中畢業生有五九 % 進入大學就讀，較以往十年增加一成。在九 0 年代，大學文憑和生存息息相關。三十歲以下、有大學文憑和不具大學文憑，收入可能相差三倍以上，因此學歷較低的年輕人要躋身中產階級，勢必更加困難。許多輟學者領悟到這一點，已經決定重返校園。當企業為招募人才而挖空心思，現代的美國年輕人卻試圖從朝九晚五的工作窠臼逃離。他們藉充實人文素養的名義出外旅行，在時代雜誌與 CNN 的調查中，便有六成的受試者計畫在年輕時多出外遊歷。共同關心地球過去美國畢業生盛行的歐洲之旅已經過時，更具異國情調的加德滿都、曼谷等地，才是當今美國年輕人的最愛。他們渴望逃離西方文明，探訪神秘的東方國度。二十三歲的哈佛畢業生蘇珊。柯斯泰羅最近前往印度參觀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她決定一探西藏文化，「看看是不是其有西方國家值得學習的生活哲理。」這一代的美國年輕人想要回饋社會，但不知從何做起。當前有太多太複雜的問題是他們難以理解的。他們寧願像六 0 年代的年輕人一樣清楚自己肩負的使命。「六 0 年代的人為民權和反戰奮鬥，現在的問題太多，實在難以找出共同的團結目標，」十八歲的蓋文。奧桑無奈的說。六 0 年代高唱的爭取民權、反戰、女性主義以及性解放都被現在的美國年輕人認定是應該努力的方向，可惜這些並沒有匯成一股力量，驅策他們付諸行動。他們唯一共同關心的便是地球。在時代雜誌與 CNN 的調查中，有四三 % 的受試者認為自己「具有環保意識」。年輕人需要典範與領袖，但美國二十幾歲的一代幾乎找不到心目中的英雄，只有五八 % 的受試者表示有崇拜的對象，但大家的說法並未達成共識。雷根最受歡迎，得票率也只有八 %, 其次是戈巴契夫 (七 %), 賈西。傑克森 (七 %) 以及布希總統 (五 %)。這些年輕人顯然認為，沒有一位現代人物能像六 0 年代的約翰。甘迺迪、金恩博士一般，堪稱時代的英雄。未創造自己的文化市場商人也對這群立場不明的消費者傷透了腦筋。時下視為地位象徵的商品如 BMW 等，在現代年輕人的眼中卻變成一種恥辱。他們注重的是「買得起的品質」, 不像四、五十歲的一代愛買日本車，今天年輕的美國人寧可買一部吉普或是雪弗蘭。這代年輕人的消費哲學是：花少錢買好東西。他們相信不需浪擲千金也能過得比雅痞還要舒適。這樣的想法替不少專賣休閒服飾、價錢也很公道的商店提供了促銷良機。令人遺憾的是，這群年輕人至今仍末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文化。二 0 年代美國有爵士樂和失落的一代；五 0 年代披頭文化興起；六 0 年代夏季則沈浸在一片嬉皮運動的浪漫之中。但這一代的美國年輕人尚未發表他們的文化宣言，他們被外來的音樂、服裝和風格塞得滿滿的，根本無暇發揮自己的想像空間。不斷的嘗試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又何嘗不是在嘗試、採納各種不同的新文化。繞舌歌 (Rap Music) 的風行除了影響音樂創作，還帶動新的服裝款式和政治思潮。MTV 也從搖滾樂一枝獨秀，變成通俗音樂、靈魂歌曲到迪斯可樣樣俱全。誠如瑪丹娜的新歌「時尚」(Vogue) 所述，這一代的年輕人知道如何「擺個姿勢」(strike a pose), 只要表演夠頁、夠好，融合各處取材也能創造頂尖藝術。美國二十幾歲的一代也許在抉擇上有困難，也許有點憤世嫉俗，但是不管他們生活上遭遇到什麼，做事多隨興而為。過度認命雖使他們的生命缺乏幻想和期待，但潛藏的現實主義傾向卻將幫助他們度過歲月，最後仍會比上一代更有成就。二十歲的安。伊凡喬利沙說:「我的步伐可能太過穩重緩慢，但最終贏得賽跑的可能也是我。」對這一代的美國年輕人而言，象徵璀燦歲月、田園歡樂的理想國也許就在末來的某處。(取材自 TIME)

從歐洲統合看中國問題

二次大戰後，歐洲在國際舞台上沈寂了一段時期，經濟建設落後其他先進國家，往日不可一世的雄風為失落感所取代。 過去我到歐洲，普遍感覺到他們對未來前途的傍徨，但最近這兩次去，整個令我改觀，從政府官員、議員，在位的、退休的、工商界領袖，乃至計程車司機，莫不充滿信心；不論強國弱國幾乎都對歐洲的未來充滿期待。 仔細觀察下，發現有三件大事對我們格外有意義，值得深思反省。 第一件是德國的統一。 十月三日，德國就完成統一，變成一個單一的主權國家，有共同的經濟社會體，擁有七千八百萬人口的「新德國」。自從東德共黨垮台之後，一般人雖都認為兩德統一有望，卻相信尚須經長期的努力，才能克服其間的許多變數；然而，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們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統一大業，令全世界瞪目結舌，尤其為世界上另兩個分裂國家 -- 中國與韓國帶來震撼。 有遠見的領導階層 推究兩德迅速統一的原因，首先必須歸功美、蘇、英、法四強的支持並為其排除國際阻力。同時也得力於德國領導階層的有效作為，以及德國優良的民族文化。 歐洲有許多國家對德國統一十分恐懼猶豫，因為俾斯麥統一德國造成一次世界大戰，希特勒統一德國導致二次大戰；他們深怕這一次德國統一又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這些國際間的反對聲浪，使德國深怕夜長夢多，而加快了統一的步伐。 德國的領導階層，有理想、有遠見、有胸襟、有氣魄，尤其是西德兩任總理布朗德和柯爾，不斷地與西德人民溝通，傳播「兩德必須統一，才有發展，才能恢復大日耳曼民族的榮耀」的政治理想，努力爭取支持，在積極溝通之下，西德人民達到充分共識。 在統一的過程中，因牽涉太多，副作用在所難免，例如兩德自七月一日實施統一貨幣，使原為一比五的西、東德馬克一夕等值。此一措施，使西德必須加印一千二百億的西德馬克，創造至少三千二百億馬克的貨幣供給，且兩德統一後，西德將為東德承擔巨額的社會福利支出，全部以西德馬克計算。 再如要求蘇聯自東德撤軍，所補貼的費用，幾乎是天文數字，這種種帶給西德通貨膨脹壓力之大與經濟負擔之沈重，可以想見。 東德方面也同樣難得。由於貨幣統一，東德老白姓的錢在無形之中增加五倍，許多經濟學家都抱持不樂觀的態度，認為東德長期缺乏物資，面對厚利，一旦擠兌搶購」將造成西德經濟的危機。因此西德還支援了二百五十億西德馬克做為擠兌搶購之準備基金。但是結果並沒有明顯的擠兌與搶購，風平浪靜地渡過了這關鍵時期。 因為東德人民認為「西德已為我們付出道麼多，我們的日標是在未來，而不是日前的享受」所以能攜手同心，共體時艱，把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的眼鏡都跌破了。兩德人民這種犧牲奉獻的國家觀念默默地推動了家國的統一，眾志成城在此得到最好說明。 第二件是歐市統合的前景。 大一統的歐洲 一九九二年歐市十二國的單一市場計畫，近年來已被認馬是歐市復興的最大關鍵，同時也是歐市邁向經濟、社會、政治統合的重要起點。目前德國的統一，使得歐市統合有繼續擴充之勢，東歐與北歐皆有納入此經濟統合的可能。 依此趨勢發展下去，若干歐洲知識分子鼓吹建立的「歐洲合眾國」之終極理想，將不再是個遙不可及的目標，甚至可能如兩德的統一，很快就會實現。如果出現這種歐洲大一統的局面，世界歷史必將改寫，歐洲也將成為無可匹敵的世界超級強權。 歐洲國家大小不一，民族不同，語言文化不同，發展的程度及方向亦南轅北轍，其間存在的問題其是數不清，照說幾乎不可能成為單一的國家，但是他們願意，並且真的逐步在推動，與兩德統一類似，也是得力於強有力的領導人與優良的文化素養。 歐洲許多有智慧有見識的領袖或經濟、社會領導人物體認到，經濟乃至社會、政治的統合可以使歐洲有更多機會、更大的潛力、更有利的條件與美、日等經濟強權競爭，因此儘管他們在統合的範圍及程度上仍有相當歧見，但在統合的目標與理想上卻足有志一同的。 歐洲文化追求真理、尊重別人的傳統，孕育了一批不為一己之私、能容忍不同意見、為多數人利益設想的歐洲人。他們擁有強烈的歐洲情感，嚮往一個強大、足以傲視全球的歐洲，所以能在許多差異之中，尋求統合，這種人類文化中的美質，正是歐市統合中極重要的基礎。 第三件是蘇聯與東歐國家改革之展望。 國內問題憂心忡忡 東歐國家共黨的垮台及蘇聯的民主改革，是共產世界的歷史劇變。這兩項變革，民意固為決定性因素，但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實為一手主導的人物。 戈氏初掌蘇聯政權，地位未臻穩固之際，即伸出雙手，敞開和談的大門，親訪美、歐、日本等國，主動提出限武裁軍的建議，扭轉世人對共產國家冷酷刻板的印象。一時蘇聯的國際形象突轉鮮活，將一切問題由戰場引導至會議桌上，因此廣受自由世界的推崇讚揚，從而鞏固了其在國內的領導地位。 同時，他又默許東歐民主革命的成功，並任其倒過來形成敦促蘇聯改革的力量，使得他能夠紓解反對改革的保守聲浪，從容進行內部的政治改革。其才識之高、謀略之深、眼光之宏偉，為本世紀所少見；堪稱推動共產制度走向民主、自由與和平的最大功臣。 雖然蘇聯及東歐國家的改革仍面臨許多考驗，但大門已啟，新機頓現，遠景是可以預期的。 以上三件大事，取決在於人，包括才幹卓越的領導人物，以及優良素質的個人，而以此反觀國內種種，我們的遠景何在？偉大的領導人才何在？良好修養的國民又何在？每思及此，始終令人憂心如焚。 國內的問題可歸納為三方面。 一是統獨之爭的方興未艾，如火如荼。主張台獨的人固然是出於狹隘的地域觀念，沒有遠見，只為一己爭權奪利，鋌而走險，硬生生將本為一家的中國人嚴分你我，令人嘆息。但是主張統一者又缺乏真正的理想與抱負，拿不出具體作為，有些人只是藉統一之名遂奪權之實，甚至藉統一為由，挾外力自重，其危害國家社會，與主張台獨者並無二致。 磨損長年基業 由於統獨之爭無法紓解，連帶憲政改革阻礙重重，國家未來究竟要往那條路走？會走到那裡去？如何走？全然不清楚，這一、兩年後的國家發展皆無把握，遑論五年、十年之後了。 其二，政治上不和諧、無效率。不論朝野皆有此現象，為了一己私利爭權鬥勝，非但造成不和諧，也因只顧目前、不問將來，使施政無效率，貽誤國家大事。 再者我們的社會充滿金權、暴力、投機之風，台灣被稱為「貪婪之島」, 一窩蜂地做發財夢，自私自利只圖個人享受，甚至以搶劫，竊盜、殺戮、姦淫來遂其永不滿足的慾望，榮譽心與責任感在這堪稱富庶的小島，竟然嚴重失落，缺乏國家社會觀念與文化修養的個人予取予求，不僅全無希望遠景，亦且日益消磨我們長年辛苦創造的基業，令人扼腕焦慮。 這些狀況已不能再持續或惡化下去，否則連國家生存之命脈亦將岌岌可危。我知道現在所有老百姓、知識分了，對此皆有同感。既有同感，即是轉機之所在，即可走出絕望、發生力量，扭轉局面。以下幾項方案，庶其有裨補時政之益。 第一、有效促進國家統一。 兩岸統一的問題既為國內紛亂之根源，首先自得正本清源。歐洲不同語這、文化的民族尚且認為需要統一，何況兩岸同文同種本為一家人，然而談統一要有先決原則，不是被大陸管制的統一，認清這一點，取得共識，關於獨立的主張應可減輕不少。 德國統一追求的是強盛的德國，歐洲的統合追求的是強盛歐洲，海峽兩岸的統一，遠求的當然足強盛的中國。 擋不住民主潮流 然而雖說兩岸統一可以兩德統一為參考，卻並非以之為模子，硬生生地套用過來，譬如西德有錢、有版圖、人口亦多，可以支持得住柏林圍牆倒塌時大量湧入的東德人潮，並且幫他們找工作。 同時西德工廠至東德擴大投資，創造就業機會，是以其雄厚的經濟潛力為後盾。而台灣這麼小，不論土地、資金都無法應付德國模式的統一，我們要有自身的考量，訂出一套符合我們實際狀況的方法，這些都有賴決策當局的智慧、魄力與擔當。 再者，由兩德統一與歐市統合的經驗，我們體認到統一理想的實現，必須有政治的妥協，強者必須對弱者做適度的讓步，這是兩岸政府最應該正視的問題，也是統一能否實現的一大關鍵。 第二，要健全領導階層，落實民主。 這是一個民主自由的時代，連共產世界的老大哥蘇聯都擋不住民主的潮流，強人家長式領導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執政黨固然要接受改革的意見，健全政治體質，導入民主的軌道，使之正常運作。而民進黨尤應檢討，建立做一個執政黨的理想與雄心、否則不僅將淪為「永遠的在野黨」, 對國家社會的為害也將無目無休。 國家個人休戚相關 第三：重建社會文化，重視個人修養。 社會遽變，導致文化失調，我們亟需要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社會運作倫理，以為個人、企業、團體之間互動的規範，使大家有路可循、有法可守、獎掖善良，嚴懲不法，恢復正確的價值與是非觀念。 兩年之後又要選舉了，要驅逐金權與暴力，就從淨化選舉開始。有人因為不滿立法委員成天打打鬧鬧摔麥克風，最後又拿納稅人的錢整修議場、而揚言要抗稅。繳稅是國民的天職，不繳稅行不通，若認為稅用得不妥，那是我們公民自己失職，因為立委不盡職，要歸因於我們在投票時沒有睜亮眼睛，選出了無品無格的人；要責備，只好先責備自己。 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國家的命運與每個人休戚相關，想要有什麼樣的國家，必須先要求自己有什麼樣的堅持。 (趙耀東為國策顧問)

再讀三民主義

從東歐與蘇聯共產制度的逐漸崩潰，和中南美洲民主政治的發展，不難看出世界的潮流，已經更明顯地趨向開放的社會。 由於交通和資訊的發達，閉關自守的政策，已經愈來愈不可能。企圖用虛偽宣傳方式以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也是愈來愈不可思議的現象。 相反地，只有開放言論、保障人權、發展經濟、實行民主，才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有關這些現實的思想、觀念和理論，都可以在孫中山先生的遺著 -- 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等書中找到線索。 促進和平的憑藉 只可惜孫中山先生的繼承者 -- 國民黨，在近代內憂外患接連不斷的情況下，未能徹底遵行他的遺志，更沒有把他融合中外古今思想的治學方法和革命精神，加以發揚光大；結果經過將近八十年的鬥爭，中國仍然是分裂的，絕大多數的大陸人民，仍然在物質和精神條件都貧乏的環境中求生存。 台灣地區的進步，雖然不能全歸功於實行「三民主義」的結果，至少也不能否定三民主義中部分的理論，尤其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確實對台灣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很實用的理論基礎。 台灣的三民主義教育，雖然已經形式化，在學術界造成普遍的反感，但對民族自尊、平等觀念以及民生物質和精神生活水準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影響。 這一本由美國印第安那州州立博爾大學 (Ball State University) 經濟系鄭竹園教授所主編的「孫中山學說與當代世界」(Sun Yat-sen’s Doctrine in the Modern World), 便是從理論的研究中，間接地證明三民主義不僅是中國實行現代化的最好藍圖，也是未來中國促進世界大同與和平的最有效憑藉。 近年來，美國學術界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很多，但都較偏重於中共在大陸上實行的共產主義，或毛澤東思想，或有關鄧小平提倡改革後各方面的現實問題；討論台灣經濟奇蹟的著述也有一些，唯獨對三民主義或孫文學說的研究卻鳳毛麟角。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與西方學者對孫中山先生和三民主義的評價，在觀點上有很大的成見有關。 譬如一九八 0 年出版的「孫中山 -- 不自願的革命家」(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傳記中，作者西佛林 (Harold Z. Schiffrin) 便強調他多次革命失敗的經驗，以及他的烏托邦理想主義，由此便斷定孫中山先生「既不是一個優秀的戰略家，也不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 涵蓋各面相 而去年出版，由鄭教授主編的論文集，足以彌補這種缺陷。因為所蒐集的十一篇論文，中西作者各占一半，除了有專文介紹孫中山先生的身世和時代背景之外，還有追索三民主義思想泉源的研究；「孫中山思想與同時代思想家的比較」、「民族主義與中國革命」、「戰爭與和平的手段」、「民權主義與人權」、「中國現代化與民生主義」、「民生主義的面面觀」、「民生主義在台灣的試驗以及其對第三世界可能的影響」, 和「三民主義與中國的未來」等，牽涉的層面極廣。 根據鄭竹園教授在序言中的解釋，此書的主要目的是要回答以下幾個關鍵問題：一、三民主義裡所包含的概念，究竟有多少是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又有那些是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更有那些是孫中山獨創的？二、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有什麼異同？三、三民主義的特點是什麼？特別是對民族和民生的概念是如何解釋的？四、這些概念在過去五十多年的歷史發展中，有什麼影響和變化？最後，三民主義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是否仍有實用的價值？思想上溯孔孟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余英時教授在他的一篇論文裡，詳細地解答了第一組的問題。他引用孫先生自傳裡的一段話，證明中西文化對這位創立民國的國父都有直接的影響。 他更用考證的方法，說明孫文早期「上李鴻章書」中很多的概念，就是十九世紀末期學術界很流行的。譬如由古典考證學派所倡導的體用之說，以及新學派康有為、梁啟超等經世之學，對早期主張改革尚未進入革命階段的孫文便有直接的影響；特別是他提出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主張，就忠實地反映了當時經世學派的中心思想。 余教授也指出，民族主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清朝初年王夫之的反滿清思想；民權主義則有孔、孟曾主張民權，以及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等的託古說法；民生主義更是與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名言相關一致。 因此，余教授對孫中山先生的評語是:「作為一個革命領袖，孫的一生實在不同凡響 -- 經常在革命與復古、創新與傳統、持續與挫折的矛盾中，然而卻沒有失去心志的跡象。他羨慕西方的文明，也同時愛好他自己的文化傳統，兩者他都兼顧。」 比較三民主義和其他意識型態異同的論文，是由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 A. James Gregor 和華盛頓州立大學張俠教授兩人合寫的。他們所 得到的結論是：其他的革命家只顧破壞舊有的社會，而孫中山卻在破壞之前即已顧及到建設；其他主張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者都發展為獨裁政權，而崇信三民主義的信徒則自然地走向民主的道路。 西德沙爾大學 (Saar University) 的漢學家 Jurgen Domes 所撰寫的「中國現代化與民權主義」中，除了用一九七九年初魏京生所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 來說明中共至今還未能達到現代化和民主的理想之外，更從早期清末民初的「變法」和「五四運動」, 追溯孫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思想泉源，和它對今日台海兩岸政治發展的影響。 他並且預言說:「只要中華民國能夠遵循現在的發展方向，它將會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內實現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同時也迎合了台灣社會和經濟方面的需要。更進一步，這個純由中國人在地球上建立的第一個現代社會，也因此會變成世界上第一個中國人的民主國家。」 「民生」意義複雜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的 Ramon H. Myers 在他討論民生主義論文裡，指出「民生」一辭有很複雜的意義；它一方面可以用來解釋十九和二十世紀初期歐美各國發展的動力，另一方面也是孫中山先生發展中國經濟社會的藍圖，同時它也包括了經濟和社會平等的各種觀念。 從這種研究的推論，Myers 便發現「孫既不要中國具有和西方一樣的資本制度，他也不是一個共產或社會主義者，他不相信把有產階級的財富充公，他也不相信當時 (一九二 0 年間) 在知識分子間流行的唯物史觀。」 從上面的簡略介紹，可以大致看出此書的幾個基本特點：第一、學術性高，有深度，富有參考價值，是研究三民主義和世界潮流不可多得的資料。 第二、每篇論文的作者背景不同，對三民主義的解釋，都有獨到的見解。 第三、各篇論文的合集，使三民主義和孫中山先生多方面的研究都能面面顧到，使讀者可以同時看到全面，而不會顧此失彼。 第四、註解詳細，書後並附有孫先生的身世年表和有關的各國文字、各種類別的參考書目錄，以便有興趣的學者可更進一步的查證。 但願此書將來能夠被國內學術界譯成中文出版，相信對一般只是對三民主義有粗淺瞭解的人，會有更大的吸引力，更能深入的研究。 (姜敬寬為美國時代週刊資深研究員兼記者) 書名：孫中山學說與當代世界 (Sun Yet-Sen’s Doctrine in the Midern World) 作者：鄭竹園主編 出版時間：一九八八年 出版公司：Westview Press

紀政:得金牌要有條件

問：你曾參加過多次國際性體育活動，對這次北京辦亞運有何評價？答：我曾經以不同身分參加過八次奧運會和三次亞運會，主觀來講，我覺得北京的亞運會辦得相當成功。他們就像當年漢城辦亞運、奧運，有目標、有口號，也有實際行動，「一心一意為亞運，全心全力爭光彩，」他們做到了。和我住在一起的很多國際人士都稱讚有力。 不是想看的人都能來 他們的硬體建設，新穎又美觀，是他們自己的建築學院設計的。市容整頓得相當漂亮，精心構思節目製作。選手的成績沒有話講，本來日本、韓國虎視耽沈，要大舉反攻北京，但都沒有得逞。 我不知他們花了多少錢，但他們花的每一分每一毛，的確非常值得，沒有浪費。 問：有沒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答：本來辦運動會應該是當地人 (不只北京人，也包括全大陸人) 受惠最多，但實際上並不是所有想看的人都可以來。大概他們擔心太多人湧進北京會有問題，所以加以控制，結果旅館並未如預期的爆滿，本來想靠亞運賺一筆的人，也沒有撈到，在經濟算盤上是一種損失。 另外，有些外國人想看比賽買不到票，可是田徑場上並沒有坐滿，因為票事先被全國各省包走了，結果沒有來，空著位子在那邊非常可惜。 還有交通也有點問題，北京叫計程車不是很方便。 問：大陸舉辦亞運成功後，爭取兩千年奧運主辦權的勝算是否大增？答：國際田徑總會會長這次參加亞運，對他們的評價相當高。另外國際奧會主席薩瑪蘭奇對大陸辦奧運提出三項建議：場館要增多，選手村要擴大，開幕場地要更大，楊尚昆都表示沒有問題，絕對做得到。 他們若想爭取，場地絕對沒問題，但還需要出動大批人力做遊說的工作，善用外交關係和私人情誼。 問：國人對於台灣選手這次的比賽成績普遍失望，他們是否發揮了應有的水準？答：大家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一點都不訝異。就跟以往一樣，代表團內部一定會有一個大檢討，就讓他們在檢討會裡談吧！他們應該把以前的檢討翻出來看是不是有什麼不同。 爭取亞運、市長沒來 問：台灣這次爭取主辦一九九八年亞運失利，是否因為事前錯估情勢，或是有未盡力的地方？答：我們全國上下看到韓國辦亞運、奧運一舉成功，把國家地位抬高，又看到這次北京亞運辦得這麼好，人總是不認輸的，我們外匯存底又是世界第二位，人家做得到的，我們有錢應該也可以，這種自信是難免的。 至於他們如何運作去爭取，我們也不知道，那是政府和少數幾個人的事情。 這次我在北京與各國記者相處，他們最常問我的是:「你們中華台北真的想辦嗎？」「你們如果真的想辦，為什麼連台北市長都沒有來？」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只好說台北市長是代理的。 問：這次大陸方面杯葛台灣爭取主辦亞運，是否會影響以後兩岸的體育交流？答：我們任何事做不成，先怪別人，這是錯誤的，應該先問自己，我們倒底做了多少。就像選手耍得金牌，要有得金牌的條件。 沒爭取到辦亞運，當然要檢討，但應該針對如何提高水平，而不是加以封殺。

入世、出世之間-政治人物宗教心

大雨滂沱，由內湖往五指山方向的山路蜿蜒陡峭，雨刷手忙腳亂也抹不清擋風玻璃，模糊中卻還窺得出山色秀麗。車行約一小時，來到萬里山區深處的靈泉寺，依山勢而建的廟舍簡單清靜，僧尼的低語淹沒在嘩嘩雨聲中。「百八鐘聲撞醒凡人愚痴夢，五千慧典參破祖師微妙禪」。禪房中靜靜懸著一長幅相片，是參加今年夏季「精進禪七」全體學員的合照，一襲黑袍、眠嘴淺笑的陳履安赫然端坐中央。時間是五月二十九日，當時他捲入國民黨高層政爭的風波才剛偃息，幾天後即出任國防部長。九月下旬的一個禮拜天，國民黨中央政策會主委林棟夫婦，出現在新生南路的天主教聖家堂，一如平日。前一天才落幕的國民黨增額立委研討會中，七十六歲的林棟極力維護政策會研擬的「黨政關係運作要點」, 卻擋不住各派系紛紛相應提出的「革新版本」, 政策會在黨內的決策位階也成為爭議焦點。在聖詩輕揚、教友們微笑互道平安的教堂裡，陽明山上的隆隆炮聲已遠去。林棟夫婦在耶穌聖心像前點燃了一支白燭，雙雙跪下默禱良久，「感謝天主，你給我的太多，我給人間的太少。」歸回屬靈世界不同的因緣，不同的求道歷程，一些知名的政壇人士日理萬機、案牘勞形之餘，在宗教中肯定了人生的價值，獲得了源源活力。而當他們卸下嚴肅的面貌、犀利的言詞，歸回屬靈的世界時，其實也有一顆柔軟謙和的心。望之儼然、精於謀略的林棟，曾走過一段與大時代脈動相應的信仰之路，一九八五年更獲得天主教教宗頒贈的爵士勳位。對日抗戰爆發，杯棟正遠在美國密西根大學讀書，當時任密大中國同學會會長的他，結識了代表國家赴美爭取援助的于斌主教。民國二十八年林棟學成回國後，在四川與于斌重逢，這位天主教的領袖勸告林棟:「只有信奉耶穌基督，才能超凡脫俗，才能忍受這多苦多難的時代。」不久，林棟新婚三天新居即遭日本人炸毀，新家具、被褥付之一炬，使他對于斌的話別有感受。次年，夫婦倆同時受洗，「神父為我取了聖名 Andrew, 是聖經中一位堅忍受難聖徒的名字。」飄洋過海來到台灣，林棟至今還珍藏著一只木十字架。民國三十年，當時任職物資局的他奉派到西北視察。過了黃河，到了邊遠的古城張掖，在這回教區域裡拜訪一位荷蘭神父。常時二次大戰已起，神父的外援斷絕，「唯一的依靠是兩棵葡萄樹，」冬天埋在雪裡，夏天結子，釀成象徵「基督寶血」的葡萄酒，他將身上的一只木十字架送給林棟，「這代表我的信心，我要把它給你。」與基督教結緣與基督教結緣的政壇人士不在少數。終生維持強人形象的蔣中正總統，在周聯華牧師眼中是位「孤單、需要朋友」的人，晚年信奉基督益篤，遺囑中更開宗明義:「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 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 總理信徒自居。」曾不只一次表明願做傳教士的李登輝總統，更是位善惡分明、宗教性格強烈的政治領袖。當了二十八年公務員，到現在還習慣每天帶兩個便當上班的財政部長王建瑄，三十年前隨當時的女友 (今天的王太太) 參加聚會，初識耶穌基督。王建瑄的信仰隨年歲漸長由淺轉深。他經常舉聖經詩篇中所說，人一生短短七、八十年，「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所以應該「做有意義、有格調的事，用的手段也要合乎正義，」敢做敢言的「小鋼炮」揮舞著拳頭說。佛教一向盛行於中國社會，除了陳履安，多年來飽受流言困擾的駐日代表蔣孝武，近年走上佛學參悟之路，刻意沈潛隱抑。頭上三尺有神明情感豐富、愛唱歌、易流淚的政務委員吳伯雄，從小隨母親上佛堂，在篤篤的木魚聲中發現了令他感動的寧靜世界。頭上三尺有神明，吳伯雄自認佛教使他「心無邪念，從來沒有害人之心」。他裝潢現代化的家中，終日梟繞著香的氣息，孩子們每天出門前、臨睡前燒柱香，「即使他們考試想作弊，也不敢了。」追尋信仰的道上，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固然有甘醇甜美的喜悅，也可能歷經一番掙扎蛻變，許信良就是一個例子。從小就「莫名其妙覺得很寂寞、人間很悲哀」, 被「紅樓夢」的「空」深深感動的許信良，政大政治系時代著迷於佛經，他也曾上教堂、領過洗，但發覺對「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本來寂靜，一切皆空」的佛理無法抗拒，卻又不願接受。年少的狂熱理想被徹底否定後，許信良陷人捕苦的掙扎，大四下，他決心「將佛經丟開，重新建立價值體系」。這位反對陣營的軍師認為，人類天生為「生老病死」而苦，但「在人吃人的世界，更可怕的是人滿的痛苦。」目前為成立辦公室而「四處化緣」的他，自許政治家的責任 --「徹底排除人為的痛苦，並透過社會福利制度減輕自然的痛苦。」奉行阿拉的功課全世界每四人中幾乎就有一個人信奉回教，但在台灣約只有三、四萬回教徒，政壇中更寥寥可數。中央日報社長石永貴，每週五參加清真寺禮拜，隨眾信徒盤坐地上，讀經聽道。目前擔任中國回教協會常務理事的石永貴，曾在文章中說:「上清真寺的孩子不會變壞，」但極少公開談論個人的信仰。一位清真寺人士解釋:「穆士林 (回教徒) 不愛與人爭辯自已的宗教，因為只有真主知道你的「舉意」。」新疆維吾爾族的資深立委阿不都拉，承襲宗族傳統信奉「安拉」(阿拉) 真主，至今仍奉行每天早拜、回曆九月封齋的「功課」, 並曾到麥加朝觀十餘次。見多識廣，但在立法院問政並不頂活躍，曾任鴻源機構董事長的阿不都拉說，回教徒的人生態度是「生活嚴謹規律，和平博愛」。談起中共最近花費四千萬美元興建一座回教文化中心，阿不都拉無限感慨，因為三十年前我國也曾對沙烏地阿拉伯做此承諾，卻一直未實現，諸如這類小事對兩國邦交都不無影響。就如明月投映在水面，教徒的政治理念反照著他的宗教精神。美麗島大審中擔任林弘宣和高俊明辯護律師，進而投身反對運動的立委張俊雄，服膺基督長老教會「直接參與人民痛苦」的教義，「撇開信仰，找不出參政的理由。」美麗島事件後一連幾年，每逢農曆年張俊雄的家人都會收到不知何來的冥紙；「十人小組」祕密籌組民進黨期間，也承受隨時可能被捕的壓力；「那些日子，信仰是我很大的支柱。」素有清譽的張俊雄，形容金權政治氾濫的立法院是個「有很多誘惑的地方」, 某國營事業也曾與他接觸過，但「信仰使我執著做個專任立委。」教徒和政治人物之間經常在公益活動中高歌一曲的吳伯雄，則努力在施政中發揚佛陀的慈悲心，「有宗教信仰的人比較容易啟發心中愛的根。」他在台北市長任內整頓交通，曾發動了三十幾個寺廟出錢出力，因為改善交通、減少車禍，「是救人的事。」屬靈的信徒如何看待官場名位的競逐？強調「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信仰，是否和功利取向的政壇遊戲規則相衝突？曾在三個月內「鬆手，又抓緊」, 進退之間備受矚目的王建瑄，為「財政部長」定義:「有個機會讓我做有利國計民生的事，最終目的在使人民安居樂業。」他認為官位和財富一般，「取之有道，用之有道，憑自己的本事讓長官賞識，再用這權位進行改革工作。」身為立法院座談會派大將的林棟，不諱言政界是「鬥爭的場所」, 但有時並非為個人私利，而是為了做事，「信仰就是要我敬事，盡本分。」林棟回想在國民黨立委黨部書記長任內，面對民進黨的抗爭，也曾「安排去對付他們」, 因為「黨不能受侮辱」, 但他經常掏出隨身攜帶的「一瓣心香」禱詞:「主啊！...... 幫助我寬恕那些對我不友善的人......。」吳伯雄和許信良兩年後有可能共同角逐省長 M 張俊雄是民進黨不做第二人想的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履安接任國防部長後為接踵而來的漁船、軍機災難而神色凝重；...... 這些政治新聞中的明星，如何在「教徒」和「政治人物」之間尋求合宜的定位？靈泉寺的釋見醒法師說:「所有人我們都一視同仁，幫助他啟開迷惑和執著。」近來為廢除軍人及教師免稅政策和健全股市而傷神的「財政大臣」王建瑄則相信:「地上的財富帶不走，真正的財富必須集在天上。」

陳定南:盡職立委也不輕鬆

問：你當過八年宜蘭縣長，這種經驗對於目前擔任立法委員有什麼影響？當縣長和當立委感受有何不同？答：縣政府事實上就像一個「小內閣」, 包括民政、財政、建設、教育、農業、社會、兵役、地政、主計、警察、衛生、稅捐......, 工作性質和中央各部會類似，只是位階不同。所以八年縣政經驗，對瞭解中央政府公共政策相當有幫助。 立委職權不外預算和法案審查，以及公共政策的檢討。八年縣長任內，我編過縣政府八個會計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推動地方政務過程中，也發現很多中央政府公共政策決策的問題，過去地方政府發現這些問題，只能依行政層級透過省政府向中央反映，但不一定有影響力。 現在我從縣長變成立委，可以將過去在地方政府發現的問題帶進立法院，經國會議事運作，督促中央各部會把預算編列、法案、公共政策的不合理，甚至不合法之處以改善。 當縣長成就感較大 當縣長和當立委最大的不同，是縣長的責任非常重，背負每一項決策的成敗；立法院採合議制，個人有什麼建議，要獲得其他立委支持才能成為議案，所以不像縣長，可以把個人意見經由決策過程馬上實行。 因此就政府決策體系功能來說，立委職權比縣長少，相對責任也輕。但一個盡職的立委不比縣長輕鬆，尤其碰到審查預算的會期，晚上加班、連禮拜六下午都要加班。不過當縣長比當立委成就感大。 問：你在縣長和立委的角色轉換過程中，遇到什麼問題及困難？答：對我來說沒有困難，反而因為當縣長在基層發現一些問題，更有助立委工作的發揮。 譬如以地方自治瓶頸的人事權來說，現在每位縣市長只能任用一位機要人員，所謂機要人員就是不必具有任用資格的人；但是七十年六月以前，每位縣市長可以任用五位機要人員，他可以將這些機要人員安插在祕書、出納、文書、庶務等單位，協助推展縣政工作。 堅持原則必要協調 李登輝在省主席任內，十分同意我和幾位縣市長的建議，認為應該恢復為五個，所以請當時人事處長卜達海和中央接洽，可是後來人事行政局不准，這個案子也就被打回票。現在卜達海當了人事行政局長，而我也成為立委，就有機會和職權，要求卜達海解決問題。 問：立法院是需要妥協的地方，尤其在議事技巧方面。而你向來十分堅持自己的理念，不輕易妥協，這對立法院問政工作，會不會產生衝突？答：我寧願把「妥協」稱為「協調」, 大原則我十分堅持，至於某些議案因為需要其他立委支持才能順利通過，所以必要的溝通協調是應該的。 上次總統選舉前，因為學生在中正紀念堂示威，陽明山上的老法統 (資深國大代表) 無法無天，所以我就提案，希望總統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的緊急處分權，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停止總統選舉、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 這個案子如果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實際上不可能通過。所以後來經兩黨協調，停止總統選舉和廢除臨時條款我們不堅持，而立法院也就通過一項決議：促請總統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問：立法院兩黨私下協調，你曾經多次參與，是否曾發生協調內容和自己理念大相違背的情況？答：有不少例子，但我一時無法全盤說明。 問：碰到這種情況，通常你的反應如何？促成通過附帶決議 答：譬如國民黨政府要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 我就反對到底，因為這個決定違背二千萬台灣人民福祉，也不符合當前國家利益。如果「國統會」組織法規、編制或預算提請立法院審議，我一定不會放棄任何反對的機會，因為這是原則問題。 問：也就是說，即使民進黨在這類事情上和國民黨有任何協調，你也會反對？答：對。他們去協調，我保留我反對的立場。 問：立法院上會期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以及其他法案時，你促成不少附帶決議通過，能否舉例說明此一作法的原因及目的？答：譬如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以及一九四六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人民有自由遷徙旅行的權利，所以國安法第三條規定人民人出境必須申請是違憲、違背國際公法的。 因此審查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預算時，我主張把入出境證照費收入的歲入十五億二千多萬元全部刪除，並要求附帶決議，把入出境制度廢掉，檢討裁撤入出境管理局。 較少出現媒體上 問：這屆立委任內，是否計畫推動那些立法工作？答：談到該推動的立法工作，其是一言難盡，許多法規非常落伍、不合時宜，政府有必要全盤檢討。例如「勞基法」規定工人可以合法罷工，但是幾個被農委會確認合法的罷工，經濟部卻依據「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指稱為非法罷工。 目前最缺乏專業性立法，很多法一訂定，立刻發生考慮不周詳，甚至本身條文自相矛盾的問題。環保部門目前在弄一個環境保護基本法，搞得不倫不類，我正就這一方面研究，這也是我在這屆立委任內工作的主要重點。 問：宜蘭地方民眾或許因為見報率的關係，似乎不瞭解你在立法院的情形......? 答：對，很不瞭解，現在地方民眾較關切的是，很少在報紙或電視上看到我出現，都奇怪怎麼陳某某到台北之後便銷聲匿跡了，是不是因為沒有表現才這樣？對於這種事我倒是沒有那麼在意。我一向不主動和記者建立交情，所以和媒體關係不密切也就很自然。或許，這是我該調整的地方。 推測未來動向 問：這屆立委任期屆滿，你會不會參選省長或院轄市長？答：以目前的狀況推測未來的動向，最合理的判斷是參加八十一年立委選舉，其他方面，我還不曾認真考慮過。 問：也就是說，目前你希望朝專業立委這條路發展？答：把我前面的答覆做這樣的解釋，也是合理的。問：你一開始曾提到，當行政首長的成就感比較大，如果排除一切客觀因素，只論個人意願，你會不會比較希望當一個行政首長？答：等這屆立委任期屆滿，我會比較清楚自己三年立委工作績效如何、個人對立委工作是否滿意，或許比當行政首長更有成就感也不一定，也許那個時候來回答這個問題會更客觀一點，哈哈哈......。

文化/學術要自主,文化要自由

八月中旬，教育部擬議把「國父思想」課程，改為「憲法與立國精神」, 同時把原來的必修改為選修。這本應是屬於教育界一件很單純的事，可是在一向泛政治化的台灣，竟然演變成所謂改革與保守的大爭論。一些黨政大員，甚至連國民黨的中常會都捲入其中。 在同一時間，報紙刊登了兩則對台灣第一大城市台北的評論，其一是美國「財星」雜誌，最近出版的亞洲專刊，把台北寫成西方企業界最不喜歡的亞洲城市；其二是美國「新聞週刊」, 引用一位駐香港的美籍銀行家的話說：台北是個醜陋的城市。 以上兩個話題，表面上看，好像並無關聯，但深一層想想，由「國父思想」課程引發的爭論，基本上是學術問題；國外媒體對台北的批評，是文化問題。這兩方面之所以出了問題，追溯起來，都多少與長期受黨政操縱，並使其為政治服務攸關。所以從病理的觀點來看，這兩方面的問題，實有同一病源。 思想轉化成學術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其他建國思想，在中國近代史上當然是了不起的文獻。但任何人的思想，都必有其時代與環境的局限；世界上任何一種主義，畢竟只是一套意識型態。要使一套思想傳承下去，唯一的辦法，便是將其轉化成嚴格的學術，經由不斷地批判和檢討，才能提升其價值，保存其生命。一套思想如要靠政治上強制性的力量，才能維持它的地位，既不容許自由的討論，又經不起獨立思考的批判，它必然會遭到學術界的排斥，並加速其僵化和凋亡，「國父思想」在今天就面臨這樣的命運。 有關台北的種種，我覺得漢寶德教授的省思，比外國人更有深度，他說:「如果你是一位文化學者，你會問：在台灣的中國人生活品味到那裡去了？他們怎麼會忍受這樣的環境？為什麼在台灣看不到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建築？為什麼在香港與新加坡的中國人可以創造嶄新的城市、有秩序的環境，在台灣滿目所見只是混亂？」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凡事由政治考量 要探討以上這些問題，幾乎在不同程度上，都與凡事皆由政治上考量有關。早年一心想反攻復國，對台灣沒有完整而長遠的建設計畫，導致今日積重難返的市政問題。由於政治考量，把兩大都市的市長，開倒車地由民選改為官派，使市長只要奉承上級，而不必向全體市民負責。 而假如大陸上不發生「文化大革命」, 不是為了「對匪文化作戰」, 大概就不會有復興中華文化運動的推行。幾十年來推行傳統的倫理教條，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培養領袖崇拜。二十一縣市文化中心的設立，充分反映文化官僚對文化建設的無知與無能。 章太炎說:「中國學術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立則日衰。」學術如此，文化亦然。台灣民間並不是沒有優秀的文化團體，也不缺乏默默耕耘富有創意的文化人，可是在這動輒得咎、令人窒息的環境裡，卻很難存活、很難持久。 學術需要自主，文化需要自由，現在應該是政府徹底檢討這方面問題的時候了。 (韋政通為中國思想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