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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事業副線

「找一份好工作忠心耿耿地賣命一輩子，然後領一筆退休金安享餘年。」這種傳統的事業生涯觀落伍了。 飯碗隨時不保 別以為你的工作很安穩。在全球各地，公司合併、轉讓、縮編的情形日趨普遍，其中不乏原先看起來穩若泰山者。一場股市風暴或是一時周轉不靈，就可能讓你丟掉飯碗，即使白紙黑字的契約也救不了你。 換個角度來看，就算你擁有一個如假包換的鐵飯碗，也該考慮到人的思想、目標會改變。以女性來說，年輕未婚的女士也許可以每週工作六十小時，經常東奔西跑於不同城市而其樂融融。但過了幾年打算結婚，恐怕就會期待更換一份比較能兼顧家庭的工作。再過幾年，兒女長大了，又會嫌安穩的工作平淡乏味，而再度興起外出闖蕩的念頭。問題是，當你渴望轉換工作時，有能耐達成目標嗎？被炒魷魚自是難過，想炒老闆魷魚而無力另謀高就也很痛苦。偏偏這些事越來越可能發生在現代薪水階級身上。 專家指出，現代薪水階級不應該視自己與雇主之間是「雇傭關係」, 而該假設自己是一家獨立公司的老闆，目前的雇主只是向你購買「服務」的「顧客」。從生意的角度看，如果你的公司只生產一種產品，而這種產品只能供應某個特定顧客，實在太不聰明。就如公司應該不斷開發新產品與新市場一樣，你也該不斷培養各種不同的「服務」能力，以供應不同「顧客」的需求。 或許有人認為這種觀念是「騎牆」或「不忠」, 而且對雇主很不公平，事實不然。芝加哥大學一位商學教授指出:「一個不擔心失去工作的人，反而更能放手做事。」 根據這種新的事業生涯觀，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一條事業主線和幾條副線。你受過專業訓練且已投身多年的工作當然是目前的主線。但切記，無論你對目前的工作多麼滿意，還是要預備一兩條副線。因為在你未來的事業生涯中，很可能有需要將副線拉成主線的時候。 往者已矣，未來可追。假如你過去未曾考慮這些事，現在開始也不遲。 烤蕃薯也算專長 首先，將自己所有的專長與經歷列出一張清單。注意不要掉入一般履歷表常用名詞的陷阱裏；不管是正式工作、兼差工作乃至臨時幫忙都可算是經歷；烤蕃薯、說故事也都算是專長。也不要落入頭銜的圈套，而該考慮工作的實質內容；如果你推銷過香水，與其說從事過「化粧品業」, 不如說曾從事「市場開發」。 假如能夠根據這分清單理出幾條值得嘗試發展的事業副線，那是再理想不過。萬一找不到，便該檢討是否過去畫地自限，以致經歷與專長十分狹隘，並立刻著手發展第二專長。 有個觀念必須建立。我們一切的工作能力與經驗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排列組合。比方說，你會烤麵包，且曾賣過鞋子，照理也有能力賣麵包。假如你能培養出一套可以隨時組合，因而足以勝任多種不同工作的能力，便不愁沒有出路。 轉換工作或兼差，是培養多元化工作能力的主要途徑。但換工作不見得必須跳槽，調整職務也是個辦法。不過待在同一家公司太久，往往使人嫻熟於以最簡單的方式做最討好的事，卻忽略了該怎樣充分增進自己的實際工作能力。至於兼差，既然接受了「雇主是顧客」的新觀念，自然也該謹守一分錢一分貨的「商業道德」, 不可因兼差而影響了正業。 其實，既不換工作也不兼差，同樣可以充實「副線」能力。每個人現有的工作環境中，多半可以找到發展第二專長的機會，端視各人如何發掘把握。 最後，不可忽視「人際關係」這項寶貴的資源。你應該定期和師長、同學或過去的長官同事連繫，即使兩個月通一次電話，半年見一次面都無所謂，只要持之以恆，很可能使你在工作發生危機時，獲得意外的幫助。 (原作者為 Basia Hellwig)

專心致勝十二招

集中意志，可以把心智和創意發揮到極致，就像一部高性能的汽車，恣意奔馳之際，既快速，又省油。 人在專注思考工作時，像一支燃燒的火炬，讓工作灰飛煙滅，下筆如飛、靈感如泉湧。平常要花好幾個小時完成的工作，在這戰志昂揚的狀態下，幾分鐘就做完了。 這種「瞄準目標」的能力，是成功的要素。有些人就是能不斷拿出量多質精的工作成果，而且對什麼事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構想。別人可能以為他是工作狂或天才，其實他只是學會了集中意志。 集中意志是高難度的心靈控制技巧，但是愈常練習，愈能掌握，效果也愈好。這裡是幾項秘訣：一、製造環境。座椅要舒適，桌面要整潔。需用的工具準備好，氣氛要能配合工作的性質 例如，閱讀性的工作應有明亮的檯燈，思考性的工作則需要柔和的光線，甚至點根蠟燭。 二、避開紛擾。集中的注意力很容易再分散，一定要善加維護。如果是在家裡工作，就應該關掉電視，用電話答錄機應付電話 (或是拔掉電話插頭), 讓孩子們去看電影。如果是在辦公室，則請秘書代接電話，防人干擾。若是沒有秘書，那就緊閉房門。 三、遠離人群。如果閉上房門仍然不足，那只好逃得遠遠的了。有位企業主管的逃避方法是租一個旅館房間來工作。這當然不是唯一的方法，公共圖書館、靜謠的公園一角，或是無人使用的會議室，都可以替代「旅館房間」的功能。 四、暖身運動。心靈的運動員在正式上場前也需要暖身；先放鬆心情，批閱一些簡短的文件，覺得自己頭腦的機器己經運轉靈活了，再著手比較艱巨的工程。這段過程也許要一小時，也許更久，視各人情況而定。 五、練習「專心」。有很多練習集中心志的方式，如練瑜咖、唱詩、打坐，甚至單純的體力勞動都很好。但是最實用的方式還是集中心力在工作上，不容須臾偏離。一開始只練習「專心」十分鐘，慢慢拉長時間，達到提升生產力的目標。 六、分段進行。暖身之後，別一下子鑽進一個大計畫裡。花一分鐘時間先作點規畫，把大計畫分成幾個子計畫，預估今天的時間可以完成那一部分。這樣，你清楚知道今天的目標，容易掌握，也容易深入，比較有成就感。 七、乘勝直追。頭腦的機器正全速運轉時，別停下來。這時候你覺得自已靈光閃現，難題迎刃而解，下筆如有裨助，欣喜之餘，很想為自已這不世出的才華慶祝一番，但是且慢！靈感不是隨時都有的，趕快工作，直到靈感消失、精神倦怠為止吧。 八、在家工作。這是提高生產力最簡單也最有效的秘訣。辦公室裡常有事情讓你分心，本來這不見得是壞事，但是在需要集中意志、專注思考時，卻不恰當。也許可以安排一部分上班時間在家工作。此外八成就非凡的人，除上班時間外，每週至少會多花幾個小時，在家工作。 九、利用零碎時問。你可曾因飛機誤點，在機場枯等三小時，或在車站接人，對方卻錯過了班車？這類事情總是在意想不到的時候發生，而這正是你專心思考的最佳時機，因為這時你別無他事可做。隨身攜帶紙筆，你一定會有意外的收穫。 十、養成定時定點的習慣。撥出一段固定的時間，思考自己的重大目標。有些人的做法是早上提早起床或晚些上班，這樣在每天開頭的一、兩個小時，都可以單獨在家工作。也有，人每個週末固定空出兩、三小時時段。只要養成習慣，到時候心緒自然容易集中。 十一、順勢而行。有時候也不要太墨守成規。在週六晚間的宴會中，或是半夜三點躺在床上，忽然感到靈思啟動，別猶豫！馬上趕到工作室去，別讓靈感溜走。 十二、急流勇退。如果不喜歡這分工作，儘早另謀他就。沈浸在自己討厭的工作裡，是很困難的。相反的，熱愛工作的人根本不需要費力去集中精神，他在工作時，四周的牆塌了也渾然不覺，什麼有趣的事也吸引不了他。所以，如果你總是因為對工作提不起興趣而無法專心，你就該換工作了。否則你的潛能永遠無法發揮。 (取材自 Working Woman)

沒有創意‧沒有錢途

五年前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企管碩士們 (MBA), 為什麼在今天就業市場上失去了往日的魅力？「黃金寶寶」漸失寵 美國新近出版的「企業創意」一書指出，第一，美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慘敗，首要歸咎於這批「黃金寶寶」。因為這些志大才疏的企管碩士，在學期間只學了一點財務管理的皮毛，對於領導統御、產品創新以及品質管制，不是一竅不通就是少有涉獵。其次，多數美國企業認為，人只是生產過程中的一個因素而已，公司其價值與投資報酬率的多寡，隨時可以買進、賣出或關閉，完全忽視人性面或人性因素的存在。 美國商業週刊最近也撰文報導，由於美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衰退，美國各大學企管研究所訓練出來的企管碩士漸漸失寵。 美國的大企業如西屋電器公司、USX 公司，聘用具備企管碩士資歷的人數越來越少。這些大公司寧願聘用學士人才，自行訓練做為儲訓幹部，也不願貿然多用企管碩士。該刊甚至指出，有些公司雇用企管碩士的起薪，每月只象徵性的比新進學士多五十美元。 有鑑於此，加州大學的波特教授 (Lyman W. Porter) 及奧克拉荷馬大學的麥其彬教授 (Lawrence E. Mckibbin) 倡言，為今之計，各校應注重傳授科技與全球商業的發展，領導統御之技巧，財務、生產及行銷課程的整合，揚棄以往只重分析財務和講究財務報表的老路。 創意才是最大資產 美國大學管理學院教育方針的轉向，不但表示未來企業競爭的多元化，也說明世事求變、求新的潮流。 因此，麥克。芮爾和羅莎。麥爾斯在所著「企業創意一中說，創新「是在亂中求序」, 並且引述一位企業家的話說:「企業是最高的藝術境界，耍極富創意才行，...... 企業家運用的 (生財) 工具，如資產、人才、市場與創新，都是變動的因素，運用遠些工具，開創新而不同的作業方式，木身就是一種「再創造」。」 美國各大學管理學院重新體認到。人性與人的品質，在企業經營方面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為人最大的資產就是潛存於內心的創意。 誠如「企業創意」一書中所強調，一個人越深入探討創意，就會越瞭解開發個人內心資源的價值所在。 因為創意是：(一) 對目前工作提出新奇、有用處和有價值的建議；(二) 採用自我啟發和思考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摒棄因襲舊軌的處事原則。 「企業創意」這本書的宗旨，在教育讀者遇到問題要多動腦，從激發個人創意著手來克服困難；事實上，解決問題是經營企業的一種樂趣，一個人要使生活充滿樂趣，就要不斷的思考，保持學習曲線的高點，而發揮創意、解決問題的能力，與思考的能力恰成正比。 如果當年創立麥當勞速食店的人認為，世界上儘多漢堡店，不必再做漢堡生意，那麼今天台北街頭就不會出現青少年為之風靡的麥當勞店了。但是，當年的創辦人卻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這個問題:「如果我出門旅行，一路上買到的漢堡品質與風味都一樣好，那該多好！」麥當勞店於焉誕生，而且遍布世界各大都市。 事事多留心 「企業創意」作者藉著一個故事，勸人事事多留心。從前有一個商人，聽說遙遠的山中，有一位禪宗大師已經參透人生的三個祕密，為了追求人生的幸福，他毅然決然的賣掉產業，長途跋涉去尋找這位大師，請教生命的意義。兩年後，他終於見到這位哲學大師，迫不及待地說出此行的目的。 大師聽完他的來意，不慌不忙的說:「第一，要集中意志；第二，要集中意志；第二，還是要集中意志。」 集中意志，注意去感覺、體會、思索四周的聲音、綻開的花朵、變色的秋葉、風聲、雨聲、讀書聲......。集中意志令人重新認識生命，做事才會更有效率，體力更充沛，能夠心無旁驚的處理手邊的事務，深入觀察一切，進入心物合一的境界。 有一位事業成功的西方企業家曾說:「人生苦短，寸金難買寸光陰，所以我戮力從事，樂在工作，開創新猷，運用新科技，為人群發明新產品。人生之樂，莫過如此。」 柳暗花明又一村 「企業創意」一書還說，有些企業家指陳，熱愛工作的狂勁令他們不眠不休；工作的樂趣，足以焚膏繼晷。 熱愛工作的人不會遲疑，該做的事立刻著手去做。別人視為畏途、乏味和痛苦的工作，真正有創意的人會從個人的大目標打算，任勞任怨，勉力以赴。 追求寧靜不是遇事推諉，而是消除偏見和外在的障礙；滌除煩囂為不是逃避工作，而是重振工作精神。 道家認為，宇宙的循環為「個人意志」、「努力」與「助力」。證之於「企業創意」書中提出的幾點觀念：集中意志、質疑問難、努力不懈、熱愛工作。當個人生命即將終結時，回首前程，看到年輕時埋頭苦幹，努力的心血並未白費，這就是成功，個人的生命終結時，能夠含笑而去，就算成功的生命了。 什麼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也許讀完「企業創意」一書，閤上書本，用心思考一下，就會找到答案了。 (韓應寧為傳播工作者)

地球快撐不下去了

一、人口壓力 世界人口正以加速度成長中；一九三 0 年為二十億人，一九五八年三十億人，一九七五年四十億人，一九八六年五十億人，預估本世紀結束前，全球人口就會突破六十億人。 更糟糕的是龐大的人口中，約有八 0% 集中在開發中國家和第三世界貧窮國家；而這些國家正以高成長率，繼續製造更多的人口。此外，在世界各國，人口都拚命往都市集中；到西元二千年時，至少會有一半以上的人聚居在少數的大城市中。 二、空氣污染 工業污染空氣，使植物枯萎；車輛廢氣和發電廠的煤塵，則抹黑了潔淨的天空。 目前墨西哥城是世界上空氣最髒的大城市。好消息是，有效的管制確實可以改善污染程度，東京、倫敦和匹茲堡是可喜的例子。 三、臭氧層開天窗 工業和汽車廢氣破壞了保護地球免於太陽紫外線傷害的臭氧層。南極上空出現大洞已不是新聞，如今連北極和人口稠密的中緯度地區上空也發現臭氧層稀薄現象。 四、酸雨 空氣污染造成的酸雨 (酸雪、酸霧) 在北歐毒害了無數的魚蝦等水生物，在北美洲、中歐、西歐，森林也因之枯萎，地球受酸雨威脅的面積估計廣達三十多萬平方公里。 五、水污染 化學肥料和都市廢水污染了河口和沿海，尤以裡海、波羅的海和地中海為烈；部分港口如雅加達、曼谷和馬尼拉，海水像一鍋毒藥般緩緩蒸騰。 六、過度利用河川灌溉 中國大陸的羅布泊消失了，美國的科羅拉多河流到出海口已像小溪；人類過度利用河川灌溉已威脅到河流沿岸地區的生態平衡，並破壞土壤沃度。 七、毒性廢棄物污染土壤 紐約的愛河鎮居民因毒性廢棄物污染土地，不得不全鎮撤離，是世界知名的案例。其餘如美國紐澤西州的麥德倫承受了鄰近大都會的毒物污染，聖地牙哥灣的部分區域含有高度的多氯化重苯基，中國大陸的北平和天津盆地含有重金屬污染等，證明越是人口稠密處，土壤受毒性污染的可能性越大。 八、放射性污染危機 蘇聯的車諾比核電廠失事足全球最大的一宗輻射案例。其實放射性廢棄物和核子武器試爆更是潛在的危機。太平洋上比基尼島的居民因美軍試爆污染該島而撤離，至今有家歸不得。 九、生物滅種 巴西、東南亞和馬達加斯加島的森林濫伐，是地球上每年有幾千種生物滅絕的主因。 十、漁業資源耗竭 過去四十年間，過度漁撈、自然災害和環境污染已使部分魚類和甲殼動物的數量銳減。大量撈捕南極蝦也可能破壞地球上的食物鏈。 十一、森林濫伐 總面積廣達一千萬平方哩的熱帶森林是地球上生物種類最繁多的寶庫，近年卻因開闢農田、伐木工業、採礦、土地開發利用等原因，而以每年約八萬平方哩的速度消失，造成山崩、水患和土壤侵蝕等惡果。 十二、沙漠擴大 人口增加、過度放牧、國界變更影響遊牧民族生活習慣等因素，使撒哈拉沙漠的周邊地區加速度成為沙漠，該地區的連年飢荒與此有絕對關係，以色列和中國大陸則正在努力綠化沙漠。 (改寫自 National Geographic)

經濟學人觀世界

日本政治棄暗投明 一樁醜聞案，能在兩週之內逼使全世界最大債權國的財政首長與全球最大公司 (日本電信電話公司) 的總裁先後下台，其威力絕不止於毀滅少數人的前途而已。假如日本夠運氣，「瑞克魯特」醜聞案將是個轉捩點；從一九四 0 年代迄今賴以治國的那套金權政治制度，也許就此畫上休止符。 不再內向 多年來，日本一方面將決策權交付給清廉能幹的專業文官，同時又容許長期執政的自民黨籍政客進行抬面下的利益交換，由於運作巧妙，倒也還能滿足各方的期望。 但這套制度如今不再管用。「瑞克魯特」事件不但整倒了政客與商人，連公僕也難逃法網。更重要的是，日本已不是當年發明這套「現代政治藝術」時的那個內向型國家了，它目前的財經實力雄厚無比，國防支出僅次於美蘇兩大超級強權，並且正汲汲尋找合於自己「強權身分」而可發揮國際影響力的適當途徑。 由於日皇裕仁日薄西山 (編按：本文取材自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經濟學人), 日本正面臨應否改變體制的痛苦抉擇。當此之時，傳統的金權政治制度成為影響抉擇的不利因素。「瑞克魯特」醜聞案充分暴露了這個問題。 「瑞克魯特」是一家日本公司。它的老闆雄心勃勃，渴望討好一些具有影響力的人物，於是將所屬子公司尚未上市的股票，廉價賣給七十六個人 (其中包括政要的祕書或親戚、報社主管、公職人員等), 使他們在股票上市時，得以轉售，獲取重利。 七十六人中，現任首相竹下登、前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及自民黨幹事長安倍晉太郎等人的助理都列名在內，十二月上旬辭去大藏大臣之職的宮澤喜一，以及稍後辭職的原日本電信電話公司總裁真藤恆也榜上有名。 宮澤喜一和真藤恆最初皆堅稱對他們助理的作為毫無所悉。但宮澤喜一本人的大名出現在購股名單上 (不是助理的名字), 而真藤恆的個人銀行帳戶上則有一筆賣出股票的進帳，這使得他們無法自圓其說，只好鞠躬下台。 若干日本政客仍然表示，他們無法理解大家為何要如此大驚小怪；無論是低價出售股票、送紅包、或購買政治宴會餐券，其實都是日本人一向習用的政治捐款方式，為什麼現在不行呢？不過，多數日本政客已逐漸覺悟，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如今已經行不通了。 有位美國人曾說:「金錢是政治的母奶。」將這句話奉為圭臬的卻是日本人。但日本實施金權政治過於徹底，以致連重視現實的日本選民都開始覺得不對勁。據估計，一九八七年全日本募得的政治基金多達三十億美元，而這一年並不是選舉年。 鈔票轉送站 部分國會議員根本成了利益團體和收府以及選民之間的「鈔票轉送站」, 統計顯示，一九八 0 年代初期，將近三 0% 的日本下議院議員是現任 (或剛卸任) 的特殊利益團體 (如工會、農民聯盟) 的幹部，上議院議員擔任類似職務者更高達四 0%。 選區畫分不合理，是造成利益團體囂張的主因之一；某些國會議員選區的當選所需票數，為另一選區的三倍以上。鄉村選民的選票分量特別重，投票意願也最強。 有人曾就一次全國大選進行統計發現，日本農民僅占總人口六 %, 卻擁有全國一八 % 的選票分量，最後更選出了四分之一的國會席次。 對於當前日本最嚴重的一些問題如農業保護主義、地價、開放進口等，最具有發言權的，往往是那些最支持管制、保護之類政策的利益團體。大多數人真正的想法反而被淹沒了。 利益團體聲音大 其實，如果舉辦票票等值的選舉，自民黨仍有能力獲勝，而利益團體的影響力則可減低。這種選舉對自民黨傳統的經營選舉方式當然會造成震撼。可是只要看看東京的檢察官扳著鐵面，對「瑞克魯特」事件窮追不捨的樣子，就知道這種震撼值得歡迎，也可能來到。 更大的「地震」在後頭 好像老天爺覺得亞美尼亞這些日子來的麻煩還不夠多。十二月七日，地震突發，強度足達芮氏地震儀八級，奪走了成千上萬條性命，震遍了蘇聯西南部的這個小共和國，也波及了鄰近的喬治亞共和國，甚至震動了千里之外的紐約 -- 正在該處訪問的戈巴契夫，立即取消行程，兼程返國處理災情。 地震使人暫時忘記這地區原先上演的悲劇。在地震前，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和信回教的亞塞拜然人之間，已連續衝突十個月，導致了至少七十人的死亡。 種族衝突未曾落幕 十一月間，兩個共和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許多城市實施宵禁，但暴民無視禁令的存在。至少有三名士兵為了保護亞塞拜然境內的亞美尼亞人，而慘遭暴民的毒手，亞美尼亞人自組的自衛隊則刀械不離身。 一系列的暴亂始於一九八八年二月，當時亞塞拜然境內有個亞美尼亞人區要求畫歸亞美尼亞。蘇聯當局急忙為這些亞美尼亞人增設學校、教堂，並供應更多亞美尼亞文報紙，但戈巴契夫堅拒他們畫歸亞美尼亞。 蘇聯是一個擁有一百四十個以上族群、由十五個共和國組成的聯邦，這樣的國家能夠如此長久掩飾國內的種族衝突，著實令人稱奇。這「開放」改變了一切。除了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外，波羅的海三小國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 已開始向中央挑戰，喬治亞共和國也不斷示威爭取更多自主權。下一個出問題的不知是那裡？蘇聯總人口有二億八千萬，回教徒占了五千萬；中亞的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和土庫曼等四個共和國，幾乎都是回教徒，哈薩克共和國則回教徒與俄羅斯人各半。亞塞拜然的回教徒是溫和派，中亞的回教徒則屬於激進的正統教義派。 烏茲別克的塔吉克人和烏茲別克人不合。塔吉克人講波斯話，不同於一般回教徒，巨根據歷史宣稱目前烏茲別克若干城市屬於他們。他們占烏茲別克總人口二 0%, 但因過於分散而無法要求成立自治區。去年，情勢一度緊張，烏茲別克與塔吉克兩國的共產黨還曾為此匆匆派遣高階層代表團互相訪問，並同意加強文化交流。 撇開民族仇恨不談，中亞各國倒有一點相通：都討厭戈巴契夫的「重整」。儘管他們的生活水準遠落於俄羅斯人之後，但在布里茲涅夫時代，來自中共的巨款補助源源不斷，如今，戈巴契夫卻要他們自力更生。 兩年前才鬧過種族暴亂的哈薩克對此反應尤為激烈。哈薩克一向是俄羅斯的穀糧來源，但現在他們吵著要向愛沙尼亞看齊，要求多保留一些糧食給自己食用，以提升本身的生活水準。 沿蘇聯邊境的騷亂地區快要串連成帶了，只剩下居中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仍然風平浪靜。但這兩國也可能會加入騷亂的行列，而不再扮演阻隔的角色。 烏克蘭是蘇聯第二大共和國 (僅次於俄羅斯), 人口約四千五百萬。他們和緊鄰的白俄羅斯一直不願意「俄羅斯化」, 盡力維護本身的語言與文化。但他們只要稍微顯露烏克蘭民族主義的跡象，馬上遭到壓制目前任黨書記就是因為民族主義心態強了一點而下台。 小巫見大巫 但烏克蘭基輔廣播電台最近在對國外廣播中，頻頻抱怨居住在少數民族共和國內的俄羅斯人享有太多的特權。他們擁有專屬的俄文學校與報紙，卻很少願意學習當地語文；而少數民族連想讓子女以自己的語文上課，都要經過一番奮鬥。烏克蘭境內幾次嘗試仿波羅的海三國，進行大規模民族運動，都受到阻止，不過有心加入運動的民眾似乎頗多。 假如蘇聯境內所有非俄羅斯人團結起來，可有戈巴契夫好看的了。但有件事更值得他憂慮：俄羅斯人口約占全蘇聯的一半，萬一激起俄羅斯民族主義反彈，所引發的「地震」幅度之大，恐怕要令亞美尼亞大地震看來如小巫見大巫了。

助人為健康之本

人在激烈運動中，往往覺得亢奮，事後更有自壓力中解脫的乎靜。美國「家庭園藝」和「今日心理學」兩本雜誌，最近分別就一千餘位婦女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在一種並不怎麼劇烈的活動 -- 幫助他人 -- 中，一般人的肉體和情緒也會產生類似的反應。 熱心公益壽命長 例如，一位心理諮詢員將助人時舒暢、安詳的感覺，與游泳時的感覺相提並論。另一位養老院的義工則表示，助人雖然很累，但這種疲倦的感覺和打完一場網球後的痛快並無二致。 絕大多數受訪者都表示，在幫助他人的行動中，身體確實充滿亢奮、溫暖、活力充沛的快感。一位婦女甚至具體地形容這種快感:「像一股暖流通過頸項、胸口，好像血脈流通一樣。」 這種反應很可能是體內的腦啡 (一種抑制疼痛的化學成分), 自然分泌所致。難怪許多人說，助人的快感使他們解除了壓力造成的頭痛、失聲、酸痛等症狀。 哈佛大學心臟專家赫伯。班森說:「人類一直想發現一種能藉著忘我，達到減緩新陳代謝、降低血壓、心跳等健康效果的途徑，而幫助他人正可以使自己完全放鬆，像瑜咖、默想一樣，進人忘我的境界。」 助人者所感受到的自尊自重、平靜、輕鬆的肉體和情緒反應，恰與人體受到壓力時心跳、氣急、器官功能不協調，對疼痛格外敏感等反應完全相反。 促進健康第一步 人體內製造壓力的化學成分副腎皮質素，通常是在遇到情緒上的壓力時才分泌，而在運動或肉體上有壓力時，反倒未必會分泌。副腎皮質素會提高人體內膽固醇的含量，進而引起心臟病、高血醣或抑制免疫功能。助人者則因為情緒的壓力獲得紓解，而感到平靜、輕鬆。這一點由那些熱心公益的人往往壽命較長，可以獲得證明。 幫助他人甚至比運動還要有益於健康。因為助人不但在實際行動的當時會有肉體上的快感，而且每當回憶時，這種快感都會重現，當然，強度不及最初的感受。 妙的是，這種助人的快感只有在直接行動中才能感受到；以捐贈金錢的方式，不論捐出多少，都不會產生肉體的愉悅扳應。 如果不是甘心樂意的自我投入，也得不到有益健康的回饋。有些學生義工就抱怨，每當功課繁重而勉強投入時，不但不覺得肉體舒暢，反而有壓力沈重、不勝負荷的倦怠感。 花點時間去幫助別人，可能是促進健康的第一步。在這繁忙的世界裡，壓力正逐日侵蝕人們的健康；但總是抱怨壓力太重的人多，而樂於助人的人少。其實，看看那些助人者，往往活得容光煥發，反觀那些推說太忙而忽視社會責任的人，所損失的又豈僅是健康而已？(取材自 Psycology Today)

一九八九-美麗新世界的起點

一九八八年猶如戰爭與和平的轉捩點，國際間的世仇紛紛放下武器，坐而論交；站在一九八九年的起點上，國內外學者專家一致預言：這一年將是世界和平年。 四十年血淚 和平無價。一九八八年所發生的一連串巨變看似突然，其實卻是全世界人民共同付出四十年血淚，方才換得的。 當年，美國杜魯門總統和馬歇爾將軍為防堵共產主義赤化世界，以軍事和意識型態為武器，建立起一個以西方國家為主的民主和資本主義堡壘，與共產主義集團對峙。數十年來，雖有不結盟運動的呼聲，其實在兩大陣營之間，並無中立的空間。 冷戰，誠如美國政治家伯納，巴魯奇在一九四七年首次提出這個名詞時所言，不僅是描述兩大集團之間的關係，更是一場「聖戰」, 一方要「絕對」勝過另一方。在美、蘇兩國的指揮下，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均直接、間接參與了這場「你輸方是我贏」的戰爭。 在意識型態和全球戰略利益的大蠢下，不得民心的政權，可以因強權的奧援而苟延；爭權奪利的政客，各擁來源不同的武器，一戰再戰；單純的內戰隨時可以升高為國際衝突。 在這場漫長的鬥爭中，沒有一方是贏家。弱小國家固然在貧窮與戰爭的輪迴中不得超生，美、蘇兩國為了維護各自陣營的利益，也付出了極為沈重的代價。越南、阿富汗當然是明顯而難堪的教訓，更大的打擊則來自經濟的挫敗。當蘇聯在第三世界為推銷共產主義而揮金如土，美國在世界各地汲汲營營構築軍事長城時，亞洲國家卻悄悄崛起，以經濟的優勢改寫了世界均勢的藍圖。 沒有一方是贏家 在經濟掛帥的世界地圖中，意識型態的界線早已模糊，戰略防線自然也不再具有意義。所以，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戈巴契夫在聯合國的演說意義格外重大。他所提議的單方面裁軍計畫 在未來兩年內，蘇聯將裁軍五十萬人、坦克五千輛，並自東歐撤出五千輛坦克、五萬名軍人、六支坦克部隊、八百架戰鬥機、八千五百個重砲系統 -- 勢將一改蘇聯歷來的「攻擊性」戰略而為「防衛性」佈署。 專家認為，戈巴契夫此舉等於是為他近年所提倡的「合理需要 (reasonable sufficiency)」的國防政策打下烙印，也代表蘇聯的國防觀念起了根本的改變。 即使最保守的戰略家都不得不承認，冷戰的觀念已經過時了。如果蘇聯信守承諾，美國勢須有所回應，甚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都將面臨存續問題。 長期的束縛，終於走到了極限。強權無力干預與開發中國家尋求自主的精神，相互激盪出民主與民族主義的浪潮；南韓、智利、巴基斯坦是這股潮流中的勝利者，而東歐則尚在蹣跚掙扎。 經濟合作取代軍事對抗 似乎是四十年來第一次，世界各國決心為自己的未來盤算一下。戈巴契夫說得很坦白:「我們需要長期的和平，以集中全力改善蘇聯人民的生活。」美國新總統布希上任後的首要任務也是改善美國的經濟。 相對地，第三世界瞻望的也不再是美、蘇的軍事保護，而是與日本和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建立經貿關係，期待搭上經濟發展的列車。 於是，經濟合作取代了軍事對抗，成為主導世界的力量。不僅民主國家紛紛解除與共產國家貿易的禁忌，連民主國家彼此之間的經貿關係也突飛猛進。在追求繁榮的趨勢中，沒有一個國家願意落後。 超越政治與經濟的領域，人類在過去數十年中所製造的問題 -- 環境污染、饑荒、愛滋病、恐怖主義、核子和化學武器氾濫等 -- 已惡化到迫使世界各國必須捐棄成見，共謀解決之道的地步。畢竟在世界可能毀滅的恐懼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置身事外，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力回天。 不是永遠的保證 當然，歷史早已告訴我們，世界和平只是理想的烏托邦；今天的和解和合作絕不保證永遠的美好，眼前的隱憂很可能是日後的災難。 冷戰趨近結束，世界戰略形勢極度不穩正是第一隱憂。 美國和西歐如果不能適當回應蘇聯新的世界戰略觀念，可能錯失構建長期和平的良機；但是過度反應，卻必須冒蘇聯改革失敗的風險，如何掌握時機與分寸，是主政者嚴重的考驗。 美蘇兩強的積弱是其二。 如果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不能在短期內見效，蘇聯可能走回共產主義的老路，而世界和平亦將隨之成為泡影。 美國如果不能妥善處理雙重赤字，而落入通貨膨脹和保護主義的陷阱，則可能引起全球性的蕭條。 發展速度不一、資源分配不均是其三。世界資源在過去四十年間逐漸轉移到東亞，這個趨勢令西方震驚。因此，在合作需求的背面，競爭與壁壘也在逐漸形成。西歐國家的一九九二大歐洲計畫、戈巴契夫的「歐洲家庭」號召、北美洲自由貿易區和亞太經濟區等等構想，都是合作與競爭的一體兩面。 偏狹的民族主義勃興和大量武器流入第三世界是其四。 世界各地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在這一波世界和平潮中顯得格外活躍。尤其蘇聯加盟國要求獨立自主的行動，如嚴重危及蘇聯政權的穩定，可能影響整個改革計畫。雖然大部分的獨工運動只能引起局部的反應，但持有核子及化學武器的暴力分子，對國際安全仍是潛在的危機。 安心迎接一九八九 所幸，世界趨勢不是一日造成的，上述的隱憂在長期的醞釀中，仍有得到校正的機會。而今天，歷經血淚教訓的世人，應可安心迎接和平的一九八九。

會認主人的信用卡

英國電子工程師喬瑞斯的信用卡遭竊，損失不小，他決定要發明一種信用卡安全系統，方法是用手背或手腕上的靜脈，來證明出示信用卡的人，就是信用卡原持有者。 喬瑞斯的發明成功了，英國科技公司 (British Technology Group) 準備進一步開發，他們將這套安全系統暫時命名為「靜脈辨識器」。 只認主人的靜脈 「靜脈辨識器」先用一架電子攝影機掃瞄皮膚下的靜脈，然後把靜脈形狀轉換成可儲存在信用卡背面磁帶上的數位化資料。靜脈形狀也可以用電腦程式輸進一張長得像信用卡、資料儲存量較大的「智慧卡」(Smartcard)。 靜脈資料一旦存入卡片，使用者無論是用它買肉也好，進入工作地點或啟動電腦也好，都必須把手放在一具紅外線掃瞄器下，檢驗手上的靜脈與卡中程式化的靜脈形狀是否相符。 喬瑞斯的發明構想並非首創。一九八四年，美國的「視別公司」(Eyedentify Inc.) 已在市面上發行自創的靜脈識別系統，以低光度照明燈檢視視網膜的血管形狀。這種安全系統主要是用來監視進出辦公大樓的員工，或關在牢獄中的囚犯。 喬瑞斯的靜脈識別系統，則不只是針對公司管制保險箱和辦公大樓的需要，也在保護個人財產 -- 電腦系統、交通工具或是住宅 -- 的安全。供個人使用的安全系統裝置，可能只有一般計算機大小。他預期將來有一天，人們可將每樣有價值的個人消費品，如電視、錄影機、汽車等的資料輸進安全系統，使用時先經「智慧卡」確認是主人的靜脈，消費品才能啟動。 比指紋安全 未來，指紋也是可行的識別依據，但是根據市場研究，一般人認為掃瞄靜脈比採擷指紋容易。此外，指紋的安全性不及靜脈高，你可以請人喝杯飲料，然後把杯子帶走，從杯子上複製那人的指紋，而一個人的靜脈形狀幾乎不可能複製得出來。 英國科技公司指出，在儲存電腦資料時，靜脈識別系統所需的記憶容量也比其他識別系統，如聲音、簽名、指紋，要來得小。 然而，靜脈識別方式並非十全十美。它無法作為法律上的鑑別依據，因為和指紋比起來，靜脈的形狀粗略得多用而且，甲的指紋絕不會與乙的雷同，而一個人的靜脈形狀則難保獨一無二。 有待市場考驗 消費者會接受這新奇的構想嗎？它能在市場上和已經站穩腳步的簽名辨識器、臉孔與聲音辨識器一較短長嗎？目前還不知道。甚至這新產品能不能開發出來都在未定之天。畢竟，構想雖然簡單，但要把它變成可以實際操作的產品，卻不是件容易的事。 (取材自 New York Times)

明日的企業

電傳 (telecommunication) 將是明日最普遍的企業經營工具。 事實上，今天已有許多國際公司利用電傳視訊，做更有效率的管理；從這些雛型，我們可以憧憬未來的生活。 例如，美國 Limited 時裝公司的每一件衣服在進貨時都登錄電腦，並貼上電腦標籤；當顧客結帳時，這件衣服的賣出紀錄就自動輸入電腦。每天晚上，全美三千多家 Limited 分店的聯線電腦總計當日賣出的貨色，立即可透過電傳，向該公司全球各地的合約成衣商訂貨；幾天後，一批批的新衣服已在飛機貨櫃中，準備運往美國各地的 Limited 公司。 電腦掛帥的時代 未來，電腦所能做的將遠超過存貨控制，顧客甚至可以在家中的電腦上，設計自己喜愛的衣服式樣，並利用電傳網路，向國內外的服裝公司訂貨。 不只是服裝可以訂做，藉著越來越精密的電腦、機器人和普及的電傳網路，為顧客提供依個人喜好訂製的產品，將成為明日企業的經營趨勢。 目前，一些在美國設廠的日本汽車公司就有數百種零件花樣，供喜愛個人風格的顧客自己選擇搭配。將來甚至報紙都可以隨個人口味和需要而訂製。讀者只需在家中的電腦輸入想讀到的資訊，例如產經新聞的東京股市分析、紐約時報的國際新聞、民生報的體育報導等等，世界各地的電傳網路就可將這些指定的資訊傳輸過來，讀者自己的電腦還會將這些資訊編輯成一份新的報紙呢！在人工掛帥的時代，這種隨意變更設計的服務是不可思議的。 在電傳無所不達的世界裡，工程師可以在家中的電腦上設計產品原型，由工廠裡的機器人執行測試；真正的工人不必去工廠上工，在家中就可以操縱機器人。裝貨、送貨的工人或許還是得去工廠，不過他們的工作也一定可以簡化、省事得多。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不必擔心失業 當然，杞人憂天者一定擔心，電腦化的趨勢會使許多人失業，其實不然。今天日本推動自動化最力的幾家公司，不僅沒有裁員，還提供員工終生保障的工作機會。專家預測未來四十年內，在不實施保護主義的發達國家中，新的企業型態可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 在未來的企業經營方式下，獨立的工作小組會取代層層管理的組合體制，傳統的公司組織將被打散。 目前在歐美、日本已有這一類管理方式的雛型。例如一家芬蘭紙廠在發現伐木工具老是故障後，就讓伐木工人承包這部分的工作，結果不但機器從此不再故障，而且生產力大增。 數年前，當錄影機剛剛上市，售價十分高昂時，部分日本電子公司也曾以工作小組彼此競爭的方式，鼓勵研究降低產品售價。 未來，散居各地的研究人員可以透過電傳，組成工作小組，承包設計目標產品。對公司來說，這種營運方式比維持一個三、四十人的研究發展部門要來得有效率，而且能節省開支。 大公司會因此逐漸轉化成許多鬆散的工作小組，甚至連生產線或清潔工作都可轉包給小組，由每個小組各自負擔成敗風險，公司則自其中賺取利潤。 在獨立工作小組普及化的企業世界中，競爭必然越來越激烈，產品更新越來越快，因而帶動教育制度的變革。 十五歲的管理人才 學校必須教育出更具專業能力的下一代；而年輕人的能力在競爭的壓力下，勢必被催化成長，他們的事業周期將提前展開。事實上，這個趨勢早已開始；上一代的事業成熟期約在四、五十歲，這一代已提前到二、三十歲，下一代很可能出現十五歲的管理人才。 面臨大公司解體的企業文化，下一代必須修正事業計畫。他們不能再以五十歲當上大公司經理做為事業的目標，周為屆時公司的管理階層可能根本不存在了。 他們必須培養執行一系列計畫的能力；向一家公司承包一個計畫，成功獲利後，立刻進行下一個計畫。他們也可以學習從小公司充斥的股票市場中獲利。 在這個「美麗新世界」裡，並非人人都是快樂的。 許多只靠一台電腦和電傳網路就可維生的人，可能遷離都市，搬到鄉下，甚至海中小島上，使一些依賴人口集中才能繁榮的行業面臨危機。 在競爭激烈的環境裡，教育的差距不但不會縮小，反而會加大。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下一代，將面臨更嚴酷的競爭，而重視教育的亞裔民族可望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嬌兒。 (改寫自 Economist)

大陸經濟改革引起的道德混亂

捨己為人和損人利己是絕對相反的兩種道德行為，但從社會整體來觀察，他們只是同一件事的兩個側面。 大陸電視上經常播放的學雷鋒活動 (雷鋒是一位熱心為公的戰士，一九六二年八月在事故中殉職。他的事蹟報導後出現了全國學雷鋒的熱潮，並一直提倡至今), 常常有一位熱心的好人免費為別人服務，於是招來一大群撿便宜的人，這正是上述同一件事情造成絕然相反的兩種行為。 這裡所指的「人」和「己」處於完全對稱的地位；此人可以學雷鋒，那人也可以學雷鋒。但當一個人陷於危急情況無力自拔時，他和周圍的人地位不對稱，當然有理由得到別人無私的幫助。就一個社會的制度設計而言，非對稱地位發生於個別情況，因而不是制度設計的出發點。 社會處於「零和對局」 一人得利使別人受損，如果得失又相抵，則人們的行為關係屬博弈論中的零和對局。在缺乏交換的自然經濟時代，社會即處於零和對局中。所以君子恥於言利，追求利益是損人利己的同義語。在這種條件下，個人的私德乃至人生觀都應該是樂天安命。 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把這種思想再推進一步。認為追求享樂是人世間一切罪惡的根源，故有「存天理必滅人慾」。這就是我國傳統道德觀的由來。 以對人對己，受益受損來分，人與人的利害關係有四種情況：自然經濟時代，在物質關係方面，利人利已的事不可能發生，因為社會處於零和對局中，但到了商品經濟時代，通過商品交換，發揮各自的比較利益，社會有淨的利益產生，零和對局的局面被突破。在交換過程中，人不但實現了自己的利益，還幫助他人得到利益，交換雙方處於對稱地位。例如甲用他自已生產的羊和乙生產的斧交換，則必定是甲長於生產羊，乙長於生產斧。由於交換，甲可以用他擅長的羊的生產來得到斧，於乙亦然。 從原始的物物交換到現代複雜的國際間信用交換，交換能使雙方得利的原則概莫能外。社會分工、科技進步、規模利益莫不通過交換以實現，於是在不妨礙別人利益的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成為合乎道德。樂大安命被創新進取所取代，封閉自省被開放多元所取代。 國家得大頭，個人得小頭 附帶提一句，不論是馬克思的經濟學或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都認為交換是等價的，否認交換可以產生淨的利益，這不符合億萬人參與交換以實現其個人利益的經驗，大大低估了交換對社會進步的作用，更無法解釋商品經濟中新出現的道德規範。 大陸經濟改革大大地推進了商品交換，交換的動力是對利益的追求，但傳統改革卻鄙視求利，於是出現了前所未見的混亂。從一九八三年對「向錢看」的批判，到一九八八年對「淘金者」的爭論，認識上的混亂時隱時現。更有甚者，紀律檢查、審計稽核、法院判案，又造成了一批新的錯案。不少有影響的人物莫名其妙地被判了罪，又不明不白地平反了。 大陸對國營企業內利益分配經常說的一項原則是：國家得大頭，企業得中頭，個人得小頭，而不是誰該得就歸誰。這種原則否認了個人捍衛自己貢獻所得的權利，他們被剝奪的利益立即成了另一些人追逐瓜分的對象。 巨大障礙 企業和機關裡經常分財物，看病免收醫藥費，食品、住房等開支有巨額補貼，這一切都來自「公家」, 而「公家」是不會創造財富的。由於利益界線模糊，個人利益被侵犯 (不同於納稅，納稅是清楚的) 而導致的任意侵犯別人的利益，成為當今大陸道德進步的最大障礙。 在自然經濟時代，每個家庭從事幾乎相同的生產活動，職業的概念是交換促使專業化生產之後才出現的。此時每個人都從事某種職業，並形成了社會的生產力結構，出現了職業道德的概念，由於忠於君皇被忠於職務所代替。大陸經濟迅速朝商品經濟過渡中缺乏職業道德的現象，原不足為怪，但給經濟發展造成巨大障礙。 火車可以因鐵路員工內部吵架而停開，郵電局因與顧客糾紛而停辦業務，醫院、銀行、商店因「學習」而停止對外辦公，至於售貨員與顧客爭吵更是司空見慣。但他們在家卻很可能是細心負責、充滿家庭之愛的好妻子、好丈夫，或好爸爸、好媽媽。許多人在大陸感到人情熱烈而社會冷漠的矛盾，實緣於職業道德的培養落後於經濟商品化的進程。 商品經濟以信用為紐帶，自然經濟以禮或忠孝為紐帶，故此時誠實與守信只是個人形象的一部分，與社會運轉無關。 大陸政權易手以後，誠實和守信從未擺到重要的地位上。大到國家的憲法，小到電影開演的時間，都可以說了不算數，隨便變來變去。經濟改革之後，失信和毀約層出不窮，不但使外商進人大陸抱有戒心，自己人也在商業交往中有如履薄冰之感。 所以，不侵犯別人的利益、職業道德的培養和誠實守信應是大陸經濟商品化進展中的三個道德演進的主要方向。 道德觀和審美觀相似，都是價值判斷而非邏輯判斷。但二者有一根本的不同點：前者為社會的共識，後者純為個人的主觀認識。一個人的「社會」不可能產生任何道德的觀念，但他仍有獨立的審美觀。一旦他處於體的社會中，就會產生出何種行為合乎正義的判斷。 社會中每個成員都有他自己對於正義的獨立理解，他們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也不可能完全不同。它們的共同部分形成了社會對於正義或道德行為的共識。每個國家都有詳盡的法律條文，普通人未必都能熟悉這樣複雜的規定，但只要他按照合乎正義原則的社會共識辦事，一般就不會犯法。這說明了確實存在著關於道德的社會共識。 虛假的共識 社會對於道德的共識，一方面來自個人的獨立判斷，另一方面又來自別人的判斷，每個人都在觀察別人對事物如何判斷，並從中悟出社會對於道德的共識是什麼。因此社會輿論對於道德共識起到領導作用。 可是這裡也包含著危險。如果輿論被壟斷，它就可以按壟斷者的需要，製造出虛假的共識。大陸在文革期間，把熱愛毛澤東炮製成社會的共識，不熱愛他似乎將被社會所不容。同時由於受到被告密的危險，個人與個人間的認識交流被嚴格限制，因此，虛假的共識可以相當長時問地維持下去而不被揭穿。 彭德懷事件洩露了共產黨內權力鬥爭的無原則性，到林彪事件發生，終於使這一切大白於天下。 權力不受監督的老問題至今沒有徹底解決，再加上商品經濟對傳統道德的衝擊，社會對道德的共識越來越薄弱，於是大陸進入了道德迷茫的混亂階段。 道德迷茫 道德的混亂並不足懼，這正是一個社會進入到發達的商品經濟所必要的道德演化，叫人擔憂的反倒是始終以老眼光看待道德的進步，因而阻礙這種進步，使商品經濟的新秩序和新道德的重建，遲遲不能實現。

專訪大陸最後的老報人徐鑄成:沒坐過牢不算好記者

什麼是歷史的真相？民國史到現在仍然是一團迷霧，各路人物是非難明、褒貶不一。在兩岸交通日見頻繁的今日，歷史面貌會更清楚，抑或更模糊？當記者最自豪的一件事，是與歷史對談，親身經歷大事件的發生，親自與當代一流人物晤面，所以傳播人說:「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歷史。」言下之意，大有「春秋之筆」的氣勢。 「不坐牢不是好記者」 徐鑄成如今是個八十二歲的老人，在北伐、抗戰、國共內戰時當記者。他訪過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也見過胡漢民、閻錫山，甚至周恩來及汪精衛。這些人的風貌、這一段紛亂的歷史，對他而言不僅是鮮活的生活紀錄，更是一場不斷要作判斷的挑戰。 這位上海及香港文匯報的創辦人，自認「客觀公正」, 否則不會在國民黨及共產黨時期都挨鬥，甚至強調在那個時代做傳播事業，「沒有坐過牢就不是好記者」。 徐鑄成當年同情共產黨，覺得是中國的希望，在物價膨脹上天，生活毫無保障，人民疲於戰爭的時候，他反內戰，強烈批評國民黨。 而在曹虛白所著的「中國新聞史」中，如此敘述文匯報:「該報一向左傾，屬附庸黨派，大陸淪陷後，立刻投靠中共......。」 徐鑄成最佩服「大公報」的張季鑾，他因為敬仰張氏，才立志當記者，但他後來也批評張氏，認為他失去公正，遍向蔣介石。 但就在一九五二年，他卻成為中共「中國新聞社」的負責人之一，這家通訊社專對海外華僑宣傳，它的公正性又能有幾分呢？歷史開了個大玩笑 歷史跟這些社會主義思想濃厚、對毛澤東及共產黨寄以殷望的知識分子，開了個大玩笑。他們心目中「愛國、救民族、禮賢下士」的毛澤東，變成大魔王。「是毛老頭變了，我沒辦法。」徐鑄成後來也因不滿壓抑言論的做法而被「掃地出門」、勞改。 拜訪徐鑄成，不禁令人聯想，這一段迷霧似的近代史，何時才能澄清？問：你歷經北伐、抗戰和國共之戰，你怎麼看近百年的中國？答：這一段中國歷史，總是令人失望。從大革命到文革都是如此。 大家遭遇到的都是屢次熱望國家好起來，但是都失望了。經過好幾次，比如大革命的時候，看到北洋軍閥倒下去了，中國有希望了，後來國共分家，國民黨打共產黨打了十年。等到抗戰開始，國家又好起來，抗戰勝利有希望了，內戰又搞起來，大家對國民黨已經絕望，不得已只好看看共產黨有沒有新辦法。 結果共產黨一上台，不到十年就搞運動，可說是自毀長城、自掘墳墓。毛澤東把所有擁護共產黨的人都改造、打倒了，包括他黨內的彭德懷、周恩來、鄧小平等都給毀掉了，原本他的威望很高，後來連名聲都毀了。 共產黨現在搞官倒、侵占，跟國民黨後期差不多了。鄧小平要四個現代化，但沒有政治現代化，這些都是談不到的。 小龍變大龍 問：我們在外面，常問別人也問自己：中國的希望在那裡？你認為呢？答：我希望中國 (大陸) 能夠勉強度過思想危機的難關，真正能夠樹立起信心，這要看共產黨是否有決心。希望國家的經濟好一點，同時除了新聞透明之外，還要打破輿論一律；要政治民主化、新聞有言論自由，這一點一定要做到。 另一方面希望台灣民主的風氣能起作用、台灣的經濟對大陸有所幫助。台灣如果單只是一個島，海峽兩岸都沒有希望。從長遠看，從外表看也只能是一條小龍，不是一條大龍。將來假如能成為像美國一樣的聯邦，尊重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那麼中國還是有前途，因為中國這民族是優秀的。 現在糟的是不許人民說話，輿論不能擔任監督的工作。 問：在這麼長的記者生涯中，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答：(笑起來) 難忘的有幾件。「大公報」在桂林時，我當總編輯，蔣經國很重視我，特別邀我到廬山住了一個多星期，親自陪我勘察一些地方，他那時的確很不錯。 另外，我看「末代皇帝」頗有所感。我年輕的時候採訪過很多人，感覺就像「末」一樣。 很多事，不能以後半輩子論人。像汪精衛很有風采，很懂得對方的心理，採訪時他不急著講話；而胡漢民只有自己說話，不讓別人開口；蔣介石則自己說一半，你說一半。汪精衛比較聰明，讓你先講完，你沒話講了，才輪到他講。 佩服一半 比如我採訪汪精衛，那時他在北平成立國民政府，失敗以後逃到山西太原，我到太原去採訪他，我兜個圈子問他，國民政府是否還要留在那個地方。他也兜個圈子講:「我們國民黨的歷史，地下的時候多，公開的時候少。」意思就是他就要走了。 儘管他後來做漢奸，萬世罵名，但是不能否認，他前半輩子有才華、有好評。我們做新聞記者要以歷史的眼光看待人。 問：在您見過這麼多人之中，你最佩服什麼人？答：最佩服嘛......, 有些佩服一半，譬如有骨氣的但是又比較尖刻的人，像林語堂、梁實秋，當時人家批評他一句，他一定也要很尖銳的批評對方。在新聞界，我比較佩服張季鑾，但不是張季鑾所有的我都贊成，比方西安事變的時候，他也罵張學良，後來從歷史上看起來，就是太偏袒，失去一個新聞記者應該有的真正公平、真正客觀。 兩邊挨鬥的記者 問：你自覺在客觀公正這方面做得如何？答：我要不是這樣子，我不會兩邊挨整，就是因為這樣才會......。 問：對一個歷史的真相，海峽兩邊有很大的爭論，就是抗戰時期蔣介石委員長提出「安內攘外」, 一些大陸知識分子因此認為他不抗日。你能否以你的親身經歷為歷史做見證？答：那是我們做記者時候的事，上海炮戰，全靠國民黨，國民黨把四川的軍隊都調到上海來，死了三、四萬人，我們都派了記者到大常、江灣前線去採訪，天天晚上報告消息。那時有人說蔣介石躲在峨嵋山，勝利之後才逃出來，這都是鬼話。 老實講，那時候共產黨藉機壯大自己的力量，抗戰初他只有四萬多人，藉機膨脹所謂解放軍。後來是蔣介石沒有辦法了，所以要打共產黨，他也知道過去上了共產黨的當了，共產黨藉抗戰名義，膨脹自己的力量，讓國民黨去犧牲。 問：請談談你當年辦文匯報的理念、想法是什麼？答：我認為「大公報」還不夠公平，太袒護國民黨，我希望進步、民主，想超然地辦一份獨立的報紙。我有獨立的主張，反對內戰、反對獨裁、主張民主、主張自由。這樣一個獨立的主張，不因黨派的態度而遷移。這樣的民間報紙，當然後來就受到壓迫，把我們關了門，我就到香港去辦文匯報。 問：你那時的想法和言論，是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還是少數呢？答：不論我在上海主持大公報，或是離開大公報去辦文匯報，我的報紙都是上海第一家，銷路最好，大約有二十萬份，當時已經很了不起。 治治病在床上的中國 問：為什麼你四九年，耍從香港回來呢？答：歷史的幼稚吧！那時看到中國有希望了，多年病在床上的中國，好不容易有希望了，我應該回來幫助它治療治療。 我八 0 年到香港去，香港有個記者就問我:「你丟開自己辛辛苦苦創辦的文匯報，回到大陸去，你得到的結果是二十年的挨整，你現在懊悔不懊悔？」我說:「不懊悔，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當時的條件之下，看到中國的希望，總希望能回來參加工作，後來挨整、是毛老頭的思想產生變化，我沒辦法。」 問：而你在四九年後，也被掃地出門？答：就像一句話說的：沒坐過監牢的記者不算好記者。解放後，好多真正的好記者也被整死了，像我們這樣都是硬著頭皮挺過來、受侮辱的一代，但是沒有受過這些，就不能真正成為不加引號的記者。 問：那麼現在記者中，你有沒有比較欣賞的一些人？答：都年紀大了，都六十幾歲了。年紀輕的很少是好記者，因為文化大革命犧牲了一代人，再加上思想不開放，學校教育沒有真正培養出有人格、有學識的新聞記者。 問：你對目前新聞界的期望是什麼？答：就是希望新聞記者講真話，不要講假話；對於國家政策來講，希望新聞記者能夠開放，其正做到民主化。 問：當初你在辦報及在大公報的時代，講真話同樣要受到一些壓制。跟現在情況一樣。但是，為什麼那時的人就能堅持下去，現在就不行了？答：那時候有些講真話的就被槍斃了，連張季鑾也坐過兩次牢。後來張季鑾因為中國被日本侵略，一定要團結大反抗，要反抗就要有中心力量，要培養一個領袖，所以他認為應該把蔣介石扶起來。 問：現在的記者可以做到什麼程度呢？答：一方面他 (指中共當局) 壓你，一方面好的記者露不出頭。過去的名記者能參加重要會議，可以跟高級政治人物當面談話，現在鄧小平也好，其他的人也好，很多都看不起記者，他壓制你，知道你不會講真話，他也看不起你的能力，有些話他寧可跟外國記者講，再其次跟香港記者講，也不願直接跟國內記者講。 問：如果是你親自出馬，有沒有可能？答：也不可能，他知道你不會，手裡也沒有工具，同時你不會反抗他，也沒有這個能力，他不怕你了。 歷史總有個水落石出 問：你目前有什麼心願？答：心願是希望能看到海峽兩岸一天天接近，因為彼此的經濟距離差太遠了。 問：你看希望如何？答：依舊是要有兩個前題：一是大陸內政治民主化，一是經濟能趕上去。 問：你一生中經過中國這麼大變亂，這一生固然很坎坷，是不是也很精采呢？答：人家說：我挨了那麼多次整，為什麼還沒有被整死？一是因為我相信自己，我沒有做虧心事；二是我相信歷史，總會捱得過來的，因為歷史總有個水落石出的，當然沒想到會那麼快；三是我能看得開，反正我有良心，你儘管帽子一個一個戴到我頭上來，我問心無愧，所以沒有半夜睡不著覺的時候。 我今年都八十二歲了，可是我頭髮還是黑的，牙齒倒是掉光了。所以我常笑自己，「不白之冤」、「無齒之徒」, 哈哈......。 (鍾尚熹、李慧菊整理)

讀者回響

一位現代軍人的省思 屬於所謂「新一代」軍官的我，在看了遠見三十一期「新軍人的新戰場」一文後，內心有著無限的感慨，深思甚久，覺得終於有人注意到「我們」對現今體制、客主觀條件，內心所產生的矛盾、掙扎與迷憫，有許多事想說，但基於說了也沒用及怕說了有副作用的情況下，始終沒有表達出。在直覺上，我認為貴刊所刊載的此篇報導，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基於貴刊之所以為遠見的理念下，希望能再深入探討此問題的癥結所在。 不可抹滅地，我依然保有當初投考軍校的雄心壯志 -- 捍衛國家，也深知在國家邁向更民主、更進步之時，軍人有其更重要的時代使命，唯有強大國防的屏障，才有安定、繁榮的民主社會。 然而，近來少數社會人士不斷以攻訐軍方為他們爭取政治資源的籌碼，抹煞我們「無聲」的貢獻，企圖剝削我們僅存的「福利」, 當他們在叫囂之時，是否普設身處地考慮到我們的處境？當各行各業為了自己的權益走上街頭時，有沒有社會人士注意到我們這群「沉默」的小眾？而在國防部引進「美國式」軍校招生廣告的同時，他們曾否注意到其他客、主觀條件之不同，諸如：國內對職業軍人的價值觀、福利問題、服務年限、軍校教育設備、師資...... 等的懸殊差異。 這番「心聲」對那些曾經歷砲火洗禮的前輩們，一定會感到極不可思議，但他們又何曾知道做一個現代軍官，時代潮流賦予「我們」的考驗，並不比戰時輕鬆。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不甘沉默者黨內初選是捨本逐末 看了「遠見」第三十一期政治專欄由朱雲漢副教授所寫「小選區大問題」, 本人頗不以為然。此文作者根本沒有掌握造成今日台灣政治、社會、經濟結構混亂的主因，捨本逐末去附和執政黨的黨內初選制，能解決我們當前實際所面臨的問題？台灣現行所謂中小選區，實際上還是太大了，一個選區常有數位代表，而國人長久習於不管政事，數位代表，更無從監督起。所以平常有許多民代開會不到，私下卻包娼包賭；立、監院金牛充斥更為明證。如果我們引用國父孫先生以馬車、車伕和乘客來象徵政府、議員、人民，馬忙於吃草、車伕忙著算錢，那麼乘客只有下車走路，自力救濟一番了。 反觀新加坡雖是一黨獨大，卻是效率、清廉著名於世，為什麼？最主要原因是他們有承襲自英國的選舉制 -- 一個選區、一個代表制 (編按)。在這選制下，每一選區的選民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們所選的政黨主張是什麼？為國家做了什麼事？他們選區的代表為他們選區做了什麼？我們現在假設在此「英制」選舉下，民代辦事不力或謀圖私利會有什麼樣的情形發生呢？首先，開會不到或沒徵求實質民意表決，都隨時可能打破飯碗 -- 罷免行動隨時等候者；辦事不力，那更是要捲舖蓋。如果謀求私利呢？必然會有政敵處處搜集他的資料，若有任何污點遭公布，那這位代表的政治生命也就要隨之結束了。這樣一來議員沒有「撈本保障期」, 他只能兢兢業業的當「人民的公僕」, 賢能的人才才會出頭。 高雄 許登隆 編按：新加坡有十三個選區是採取 GRC (group representative constituency) 制度，參選政黨在選區內同時推舉三位候選人，其中至少有一位為少數民族，獲勝政黨的三位候選人同時當選。 需要非作秀的風雲人物 閱貴刊一月號「只有風雲人物，沒有遠見人物。」專題後，覺得遠見人物乃是「創造的少數」, 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悲天憫人的胸懷，及真知灼見，他是先知先覺，帶領著後知後覺和不知不覺的大多數，走向康莊大道，他不為名利，而風雲人物只是叱吒一時，而無益於人群，也許自己名利雙收，但是對歷史沒有使命感。 今日兩岸局勢遽變，亟待具有遠見的人物突破困境，而非需要作秀式的風雲人物。 台南 陳玉麟

北大校長丁石孫/要做國家思想庫

問：去年是北大創校九十週年，(編按：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它是戊戌維新運動的產物。一八九八年七月四日，清朝政府作康、梁等維新派的推動下，設立京師大學堂，同年十二月正式開學。) 為什麼北大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最好的學府？答：這恐怕要從歷史上追溯，北大於一八九八年創校，是最老的學校之一；它也是中國最早實施現代教育的少數學校之一。我自已覺得，由於當時國家只有少數幾個大學，當然比較受重視，特別是北京長期處於政治中心。 蔡元培打頭陣 北大有這種地位，我必須特別提到蔡元培先生。他這一任校長雖然任期不長，但從歷史上看，卻起了很大的作用。清朝政府成立了北京大學，因此帶有相當的宮庭色彩；也就是封建官僚色彩；一九一七年蔡先生到了北大，在選擇教授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氣，集中了一批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學者。而正好北京大學經歷了五四運動，蔡先生身為北大校長，倡導的民主、科學，雖然沒有以口號正式提出來，但這種精紳對學生有很大的影響。 基礎奠定之後，北大就沿著道條軌道走，那時很多著名學者，包括胡適之，擔任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文學院院長。 現在的北京大學和當時的北京大學又有不同。一九五二年，全國進行大規模的學校調整；當時主要的調整目標是依照「蘇聯模式」, 實際上就是歐洲前一世紀的模式，認為大學應純粹研文科學及文化，醫、農、工程都被視為職業，不算大學。因此現在的北大，當時實際上是清華、北大及燕京大學三校的文學院及理學院的結合。 所以我經常說，如果說北大的師資比較強。很重要的因素是由於歷史給了我們很優越的條件，把知名的教授全部集中過來了。 問：現在的北大是否仍保持過去的傳統？它的學術自由之風特色在那裡？答：北大至今還保留了原來的傳統精神。同時，因為北大主要是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純粹科學在北大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從教授到學生，對於追求真理、探索自然界及社會規律的精神是相同的。 研討會多得搞不清楚 北大學生眼界比較開闊，為自己樹立的學術標準也比較高。這倒不是我的主觀看法，有些外校教師來本校待上一年，偶爾也聽一些課，他們認為聽課當然也不錯，但卻不是最大的收穫，最大的收穫是整個北大的氣度。全校每週有各種大大小小的學術研討會，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學生可以不告訴我今天晚上請什麼人來演講，這些教授認真追求學問，在整體上占了相當一部分。 問：你治理北大的理想是什麼？答：我自己學的是數學，實在講，我對北大其他很多學科完全不懂。但是北大原來已具備了很好的素質及地位，所以我覺得北大應該在中國的建設上盡力。這種建設包括物質及精神上的發展，北大應該發揮很大的作用，應該為國家培養出第一流的科學家、第一流的思想家、文學家及其他方面的人才。 我們應義不容辭的提升一個比較高的標準，例如在國家決策上，至少要成為思想庫之一；科學上，應該能在世界上與同行競爭，雖然現在距離差得很遠，但是我們不能放棄追個目標。 校長待遇不如司機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問：目前這種差距的原因在什麼地方？答：差距的主要原因當然是在經濟條件上。特別是自然科學的儀器非常昂貴，雖然國家給我們一些支持，但和世界上其他學校如哈佛、史丹佛比起來，當然差得很遠。更別提我們一般的生活條件了。 我們要承認的一點是，十年前，我們處於封閉社會，加上政治動亂，實際上，像我這樣的人差不多有十幾年既沒有搞教學也沒有搞研究；但那時期卻是最適合搞研究的年紀。 近二十年，據我的看法，正好是世界上科學發展得非常快的時候，人家正在快速發展，我們不前進反而倒退。所以現在要趕上世界一般水平，要花很大力氣，而這個力氣，恐怕要靠我們的下一代來實踐；因為我們這一代年紀已經太大，很多事情要重新學起，是非常困難的。 問：你在公開場合經常提出呼籲，要提高知識分子及大學教授的待遇，為什麼你感覺這件事如此迫切？答：這並不只是我一個人的看法；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收入不一定要最高，但至少應當是中產階級，屬於中上生活水平。 其實，做為一個大學教授，我並不要住豪華旅館，但知識分子連中等水平都沒有。現在有一些人如個體戶，採取非法的倒賣，就可以有很高的收入，不需要什麼知識，甚至汽車司機的收入，都比我的收入高得多。這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問：這樣的情況會影響北大教授的士氣嗎？一般而言，他們的士氣如何？答：相對來說，北大在全國士氣算是最好的。雖然大家前途感到憂慮，但北大的好處就是，確實還有一部分人儘管非常困難，仍然堅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學問。 問：今天中國大陸社會中，大學教授一般的社會地位如何？答：社會地位看什麼角度來說。從經濟上來看，他們比某些本來不應比他高的人還低，大學教授工資大約兩百到兩百五十元人民幣，並不是說生活會維持不下去，但生活的確維持在很低的水平。 至於受到尊重的程度，我覺得這十年有很大的變化。例如，政府有些重要決策，會請大學教授去發表意見，很認真的聽取這些意見。從這方面來講，北大一批知名教授，常會參加一些重要會議和政府決策的討論。但另一方面，經濟情況，感覺很不相稱，再加上手中無權，能給別人的好處很有限。所以，這十年是有變化，國家領導人也逐漸認識到知識非常重要，但仍然不夠。 問：北大傳統之一是，學生相當自主地自發，最近一、兩年爭取民主的運動，也許給學校帶來一些麻煩；你對學生參加政治活動的看法如何？沒人說不應該 答：我覺得大學生應該參加政治活動。因為學生一定要關心國家和民族，國家的未來靠他們，我們一定希望未來他們能把國家治理得比我們好，所以他們必須去關心國家的情況。我認為這是治本之道。 問：北大是知名學府，你是北大校長，有沒有常常受到有形或無形的壓力，說為什麼北大學生老是搞活動、民主牆...... 等等？答：應該這麼說，沒有任何一個領導我的人，跟我談過這件事，當然，我可以看得出來有些地方，他們覺得不是太滿意；但坦率的說，沒有人跟我正面的說我不應該這樣子管學校。所以，外面傳說很多，但事實上，我當了四年校長，沒有一個領導說我的做法不對，因此，我也不會有很大的壓力。我認為我的想法是對的，我不只為了北京大學，還是為了國家的前途著想。只要我當校長，還是會這麼做。 問：北大的同學有沒有常常提出要和你溝通的問題？答：我雖然非常忙，但這兒仍然經常有少數的同學、願意和我談，因為他們發現，雖然有時候我喜歡跟他們辯論，但他們覺得和我是平等的，我並不強壓他們。 我總認為一個人的思想及他要接受的真理，必須通過自己的思考；我自己就是這麼成長過來的。每次遇到新的東西，也不輕易接受，必須經過反覆思考，甚至反對，後來發現自己錯了，就會改變過來。凡是一個嚴肅的人，都會這樣，除非他別有目的。而且不這麼做的話，就不可能解決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因為思想上的問題不能靠外界強力解決，別人可以打我、罵我，但無法改變我的腦子的想法。 問：台北已經允許台灣的人到大陸探親，學術交流也以各種方式進行當中。在適當的時間之下，你有沒有興趣到台灣看看？都是中國人 答：只要台灣有要求，我本人很樂意去；這段期間，我已經見過很多批台灣到北大訪問的人，有個人、也有團體，我覺得都可以相處。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這點很重要，很多文化背景是共通的，因為我們互相很容易瞭解，遠比我們與美國人談得來。 問：如果台大與北大有個教授交換、學生交換或開學術會議，你覺得如何？答：這沒有問題，而且我很支持。現在已經在採取這種做法，為了迴避兩邊政治上的敏感，就到香港去。最近報上就寫台大和復旦的學生打算在香港開會。好像也有人準備台大、港大、北大的教授明年初開個會，談中國的文化。到目前為止，藉由香港交流，好像是比較好的方法。但我想很快就沒有這個必要了。 問：你對台灣學術界瞭解嗎？你對未來兩岸學術交流有什麼看法？多多接觸 答：我認為，其實兩邊應該合作，隔離了四十年，應該瞭解彼此背後的差別；所以，專業相同的學者首先可以接觸。過去四十年，兩邊作了太多絕對的選擇。想到台灣的人，大概會有主觀的設想台灣人是什麼樣子；同樣的，台灣人也會想大概北大的校長會是什麼樣的人。但是一接觸就會發現，其實我們有很多共同點，也許很多地方會產生爭論，不同的看法，但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第一步應該加強接觸，包括開學術會議、互相訪問；現在如果沒有基本的瞭解，要談統一可能稍微早了點。何況我們都是中國人，彼此之間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謝佩芳整理)

北大校長VS.台大校長

去年，是北京大學九十週年校慶，也是台灣大學創校六十週年。這兩所海峽兩岸頂尖最高學府，集合了兩地最優秀學生，承襲獨立自由、追求真理的傳統學風，培養出一批最傑出的中國菁英。到底這兩所大學有沒有共同特色？校長治校理念相同嗎？學生面臨的問題相近嗎？一位是學數學出身，一使是經濟學者，本刊特地在兩岸專訪北大校長丁石孫和台大校長孫震。他們各自表達了對問題的看法。

台大校長孫震/讓頂尖人物徜徉其間

問：台大創校已六十週年，而台大又被認為是目前台灣最傑出的大學，你覺得是那些因素使台大成為最好的學校？國際大師助陣 答：我想有很多原因，第一個是歷史淵源，日本人在一九二八年成立台北帝國大學，作為日本第七個帝國大學，開始認其地經營這個學校。光復以後由我們政府接收，改組織國立台灣大學。 第二個原因是，傅斯年當校長的時候，有很多大陸有名的學者遷到台灣來，特別是文學院，像沈剛伯先生、方東美先生、傅恭正先生、臺靜農先生、李濟之先生等等，都是國際知名的大師。換言之，他們在來到台灣大學之前已建立了學術的地位及聲望，所以台大也占了很大的便宜。 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早期只有一個大學，最好的學生，當然只有進這個學校。台大在競爭一開始的時候就得到最好的學生，這一點對台大的發展及建立國際聲望，是很重要的因素。 問：每個大學都有它一定的特色、精神，你認為台大的傳統精神是什麼？這些精神在不同的時代中是否仍延續下去，還是已產生新的精神？答：我在民國四十年進入台大做學生，四十六年擔任助教，可以說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這裡。我的體驗是，台大的精神就是自由與獨立。從最早期的文學院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子，在學術研究方面、在課業講授方面，教授可以完全獨立自主的思考和作研究，沒有人干預他。 像我在行政方面工作已經四年多了，從來沒有干預院系怎樣安排課程，教授作什麼研究，怎樣做研究，發表什麼成果，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自由、獨立思考的學術殿堂，我們在行政方面，希望儘量安排這種環境，使得他們徜徉在這個環境，可以無憂無慮的思考。 問：你治理台大的理念是什麼？答：我記得有一年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有一天和一個朋友去參觀愛因斯坦的研究室，我們一路聊天，那位朋友就說，普林斯頓就是這樣的地方，你隨時在街上可以碰到一個人 -- 他可能是諾貝爾獎的得主，也可能是一個大哲學家，或是一個世界聞名的大思想家，他跟普通人一樣在街上迎面而來，你一點都不知道。 我常常想起這樣一所大學，世界上頂尖的人物徜徉其間。當然，台大距離這樣的水準還有相當長的距離，我們心嚮往之，也的確希望能夠安排這樣的環境，使教授能得到各種資源，在學校裡無憂無慮，從事思考發展。 現在我們在這些方面的條件還差得太遠，例如要有好的研究室、圖書取得非常方便......, 這些物質條件還非常差。 問：如果拿台大的教育預算和國外最好大學的預算相比，你有沒有這些數字？經費拮据 答：我現在沒有，我想是相差相當地多，我記得我們的校友田長齡教授在柏克萊加大做研究，他能支配的經費就是六、七千萬美元。我們全校的經費，今年號稱六十幾億，但其中有一半是醫院的建築。學校的實際預算只有三十幾億，這與過去比起來已相當多，但是多年來經費貧乏，累積下來了，不是三、兩年內可以補起來的，例如文學院房舍的缺乏，沒有一個學院的研究室是夠的。 我在台大做學生的第一年就在圖書館工讀，台大圖書館的規模大致上和我做學生的時候是一樣的。四十多年來，台大都不能有一個新的圖書館，從最早有圖書館，變成各大學中最落後的圖書館。一直到現在，教育部才給我們錢，可以蓋一個圖書館，但是這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蓋起來的。 問：孫校長也是經濟學家，剛才提到所有的預算都是從政府方面來的，有沒有可能用其他的方法更快的趕上？答：企業界捐錢在邊緣上幫一點小忙是可能的。但是，基本上，在我們的風氣條件下，這是不敢依靠的。這幾年來的確有很多校友不斷向我提到願意捐款，但是我不敢輕易嘗試，我總是講，應該有一個非常超然客觀、讓人信賴的委員會接受捐助，而不是學校本身接受捐助。 另外也應該有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計畫，讓大家把錢花在上面，也許比一般性的捐款更有意義。在另一方面，台灣大學也不接受有條件的捐款，既然捐了，就要接受學校的支配，不應該再干預。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台灣大學比別的國立大學大很多，所以對台大來講，一年增加幾億的預算就有很大的幫助，比如說清華或是交大，大約是我們工學院的規模，所以清華如果每年有一億的經費，我們台大應該有四、五倍的經費，但是，如果他們拿一億的經費，大家會覺得很少，如果台大拿四億的經費，大家會覺得台大為什麼拿這麼多，忘記了規模是不一樣的。 社會看重台大教授 問：一般來講，教授的地位、角色是否得到了適當的尊敬與發揮？答：講到教授的地位，我覺得中國在傳統上，一向給予讀書人較高的地位，教授的地位，特別是台灣大學教授的頭銜，社會感到非常的崇高，雖然現在我們的大學太多了，多了以後就不值錢了，但是台大教授的確社會給他很高的評價。 另外，大學教授在參與國家的建設上，以我自己的經驗，台灣的學者與實務方面的結合比較大，好像學者的意見能影響政府的施政，能影響國家重大的發展方向。我感覺這是相當重大的影響，你看很多教授都是社會的知名之士。 不過，我覺得在純學術領域中的成就，我們社會的規模不夠大，沒有足夠的人數可以認識學者的純學術貢獻及成就。 問：一般的社會大眾對台大人的期望很高，做為台大校長，你覺得台大人對自己有何期許？答：今年校慶的時候，葉慶炳教授對學生講台大有三戒，第一戒就是不應該有過高的期許，有時會超越自己的潛力、能力，造成很大的壓力，台大的學生中，不能承擔壓力的、自殺的，幾乎每年都有。我平常的接觸中，感到台大的同事或同學中，的確有那麼一點期許，覺得自己應該更好一點。 人才外流不足懼 問：多年前，趙耀東先生在一場內部演講時曾說:「台大畢業的，對政府的貢獻很小。」他們的批評是因為對台大人有特別的期許，因為台大集合了全台灣最優秀的人進入最優秀的學府？答：趙先生後來又到台大來演講，他說，他是「愛之深、責之切」, 他希望台大更好。 台大很多人畢業之後到國外去也是真的如此，我們自己也沒有什麼抱怨。當你把一個人訓練成國際水準之後，「天生麗質難自棄」, 你沒有辦法，他就是在那裡表現，所以你必須在國際上忘記這個人是我訓練出來的。你必須跟別的國家一樣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爭取，而不能認為這是我的學生，所以就應怎樣。 這幾年我自己的觀念有些改變，早期的人才外流，我們很憂慮；現在我常借用吳元黎先生的觀念，把人才外流當作國際收支平衡表上資本流動的概念來看。人才到了外國以後就變成資本的存量，然後你就可以收利息，有一天你本錢也回來了。 這利息是什麼呢？有一部分人常常回來，有一部分人雖然沒有回來，但是經過他的關係，使我們有機會接近社會最尖端的科技，這些好處，是我們台灣科技、經濟發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這是別的國家所沒有的好處。 問：台大的同學比台灣其他大學學生，在政治參與方面興趣特別強烈，你個人覺得如何？答：台灣大學非常多彩多姿，是一個呈現多樣思想的校園，裡面有不同的極端，有的極端他什麼都不管，一心一意光是要念書，其他的一切都不計較；另外一個極端，他對念書不是那麼在乎，他對很多事情有很大的興趣。你只能講台灣大學有一部分的學生他對政治活動有很濃的興趣，而用很強烈的方式來表達。 讓學生安排自己 我也常常想，到底理想的大學應該是怎麼樣才對？現在的大學和民國初年的大學很不一樣，過去受大學教育的人非常少，所以進入大學就是高級知識分子了，你希望他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在國家中扮演棟樑的重要角色。 但是現在的社會裡，每年每四個高中畢業生就有一個進入高等學府，我相信這比例將來還要提高。你並不能指望每一個進入高等學府的人都要變成學術上的專業人員，或者做頂天立地、轟轟烈烈的大事。 一般講起來，台大學生都是非常優秀的，有的學科，他們能非常輕易地應付，有很多剩餘的時間和精力願意從事別的活動。我覺得他也應該有這個權利朝這個方向做，安排他的人生。 我比較擔心的是，人在年輕無知的時候，最容易認為自己有學問，等到年齡慢慢大了，才發現自己的學問不是那麼了不起，才開始知道自己也不是那麼了不起。 問：台大在處理類似學生問題時，常常徵求教授組織的意見，是不是有這樣的程序？答：特別的組織就是訓育委員會，這個組織相當龐大，它不光是形式的組織，對於不同性質的問題，我們會和不同的教授商量。 善意的師生關係 有教授的參與，一方面可幫助學校，建議學校處理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引導學校學生的活動，讓學生感覺到教授和他之間的互動，是比較單純的，師生的關係是善意的。 問：自從開放探親之後，大陸的大學很希望能夠跟台灣的大學有一些交流的活動，在處理這類事情時，台大是根據怎麼樣的原則，你的看法怎麼樣？答：我們目前處在一個非常精細、高度分工的社會，我們不能假定每一件事，自己都是最內行的。 對於這件事情，我們國家和大陸固然是同一個國家、民族，但是多年來處在敵對的狀態下，我們也不敢、也不能假定共產黨一下子就改變，從此就要和平相處。 到底怎樣的安排對台灣的中國人最安全、最好，對中國長遠的十億人口幾千年、幾萬年以後的發展最好；我覺得我們學術機關並沒有特別花時間去研究，應該容許政府負責，幫我們大家做研究。也就是我們共同遵守維護國家的政策，我基本的看法是如此。 到底要怎麼樣交流、什麼方式交流，怎麼樣的速度來交流、交流到什麼程度？我們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遵照政府的政策。學校是比較不管政治上的考慮，我們就開展到政策所容許的最大限度。 問：最近大家都在討論讓大陸傑出人士來台訪問，如果一些大陸學者、大學教授，符合到台灣的條件，以你台大校長的身分，會不會考慮邀請這些學者到台大演講？不必趕搭火車 答：個人免不了也會有些政治上的傾向，學校也免不了涉入政治活動，但是，我常常強調，台灣大學作為學術單位，就應該把所有的問題從學術觀點來看，從學術的立場處理，而不去考慮政治理念。 也基於這種原因，我對政治上的發燒、熱度不是很有興趣，我覺得用不著。學術機關就是作學術的事情，所以，如果一個大陸的學者是合適的教授及學者，我都願意邀請。但是台大也不願意、也不應該為了學術以外的目的要搶先、趕火車，我覺得這也許不是學術單位應該做的事。 (鍾尚熹整理)

美國如何在亞洲世紀中重振雄風?

一、布希要拿出對策 在每四年一次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按理應當是兩黨候選人辯論重大政策的最佳時刻；可惜，選舉前，布希欲保持領先的優勢，儘量不對重大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杜凱吉斯在急起直追中，儘量空放諾言:「如果我當選，四年之內就不會再有貿易逆差，財政赤字也會下降。」但他沒有交代清楚要用什麼辦法來實現這項重大的諾言。 現在布希已經當選了下屆總統，他再也不能不拿出對策。首先應當對付的就是美國經濟實力的衰退。從經濟實績來看雷根政府八年的政績：正負兼有。正面的成績是低失業率、低利率、低物價上漲率；負面的是兩大可怕的赤字 -- 年來接近一千六百億的財政赤字，與相似數目的貿易逆差。 與亞洲四小龍及日本息息相關的，就是美國十二年以來的持續逆差；從一九七六年的十六億美元，到今年的一千五百億美元左右。「逆差」使美國掀起保護的浪潮，雷根簽署的綜合貿易法案，使亞洲貿易順差國家首當其衝。 以一九八七年為例，美國逆差最大的十六個國家中，日本與台灣分占第一、第二名，南韓與香港分別為第五、第六，對大陸、印尼與新加坡也各有逆差，它們分別為第十二、十五、十六名。 美國對這些亞洲國家的貿易逆差，正反映出近年來已被西方世界逐漸不得不承認的一個事實：二十一世紀將是「太平洋世紀」。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以無比的活力，創造並且保持了高度經濟成長、外貿成長與每人所得成長。 面對崛起的亞洲經濟實力，一向重歐輕亞的美國政府與人民將如何自處？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必須要拿出對策。 二、重視亞洲人才 這也正是美國剛出版的一本新書「第三世紀 -- 在亞洲紀元中美國如何再起」的討論主題。 「第三世紀」是指美國已立國兩百年；在第一個世紀，以墾荒精神開拓新大陸，爭取到美利堅的獨立；在第二世紀，靠大量的歐洲移民及資本，變成了新的強權國家；在正進入的第三世紀中，要如何把重點由歐洲移向亞洲與第三世界？「亞洲紀元」(Asian Era) 也就是泛稱的「太平洋世紀」。兩位作者一位是葛托金 (Joel Kotkin), 另一位是在日本誕生，在美國受教育的岸本 (Yoriko Kishimoto)。 本書的基本論點是，美國不應當在亞洲經濟勢力崛起的時刻，消極地接受世界經濟的重心移向亞洲，而應當積極認清當前的改變。 首先需要排除對亞洲人輕視的心理，當歐洲移民已不再舉足輕重時，就要誠意地歡迎亞裔與西班牙裔移民加人這個「人種大熔爐」。在一九八 0 年代，每四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黑人或西班牙裔或亞裔；據估計，到了二十一世紀，這個比例會接近五比二。 目前美國的外籍留學生，人數最多的十個國家中，八個是亞洲國家。外籍學生取得工科博士學位者，有七 0% 來自亞洲國家。他們取得學位後，很多都留在美國工作，尤其是來自台灣與韓國的留學生。 在矽谷的高科技公司中，就吸納了一萬名以上的亞裔工程師與科學家。兩位作者認為：美國高科技如果要再度領先，這些高科技人員就變成了最珍貴的人力資源。他們引證一位華裔專家的看法:「不要認為亞洲人有些口音，只能做幹部 (Workhorses), 事實上，其中有不少是可以做主管 (racehorses) 的。」 三、認清五大改變 兩位作者從美國人的觀點列舉出當前美國面對的五大改變: (一) 世界經濟中心已由歐洲 大西洋移至太平洋盆地。日本已是超級經濟強國，二十一世紀初，新加坡與台灣的每人所得將超過英國，但是美國大多數的企業仍然留戀於他們熟悉的歐洲市場，而忽視朝氣蓬勃的亞洲市場。 (二) 來自亞洲與拉丁美洲的大量移民，已使美國以歐裔為枝幹的社會變成了多人種的社會。沒有歧視地運用這些人才，才能使美國社會更具活力。 (三) 要再獲取美國經濟優勢，有效的武器是讓企業家與較小規模的企業發揮它們的創新精神。大企業有太多的牽制，反應不夠靈活，缺少冒險性格。兩位作者指出:「台灣與香港小企業的機敏和靈活，可能是亞洲以後發展的模式。」 (四) 儘管有人稱讚美國已進入「後產業經濟型態」(postindustrial economy)」, 但是製造業在下一世紀仍是決定一國經濟勝負的因素。一九八七年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在今後十個最可能有高成長的領域中，九個是在製造業部門 -- 包括電子零件、通信器材、醫療產品和塑膠品。 (五) 對付亞洲的挑戰，美國企業在管理上要有新的方法與價值觀。要深切瞭解員工遠比資本、機器、設備來得重要。在很多美國公司中，負責人自己領高薪，利潤下降就裁員，不是令人心服的管理。 目前在美國一些成功的中小企業中，不少是亞裔當負責人。他們揉合了西方的效率與東方的理念，在融洽的勞資關係中，上下一體為公司努力，產生了合適的管理模式。 四、心智的帝國 美國的國力是在下降中。儘管如此，美國仍是當今的強國，所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稱雄世界、獨一無二的強國。 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為什麼一個國家 (不論是美國、蘇聯或日本) 要一直獨霸世界？沒有強權獨霸的世界應當是一個受人歡迎的世界。 如果因為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袖，我們不希望它淪為另一個英國，那麼，讓筆者進一步指出：美國人真要重振雄風，還必須要採取良藥苦口的措施: -- 減少財政赤字：兩個重要方法是削減政府支出與增加稅收。 -- 增加儲蓄：一個工業大國的民間儲蓄率，在一九八七年低到三。七 % 是不能容忍的。節制消費、縮緊腰帶是美國消費者必須面對的現實。 -- 提高生產力：決定一國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就是生產力，要提高生產力就要改善勞動者的素質、管理方式、機器設備等因素。 -- 減少貿易逆差：對付貿易逆差最有效的辦法，不是保護主義，而是透過生產力的提高，增加競爭力。 在今天的世界上，再也不可能出現一個大英帝國。因此，邱吉爾曾說過:「新的帝國將是心智的帝國 (empires of the mind)。」創新的「心智」是良好的教育、進取的環境、適當的誘因與進取的價值觀念相互激盪下的智慧火花。 在太平洋世紀中，美國要重振雄風，不是在核子武器上領先，而是要在「心智」上領先。如果這樣，就正好符合美國第三屆總統傑弗遜所說:「美國的任務是「要做一個鼓吹自由的帝國 (an empire of liberty)」。」

為什麼強調台灣經驗?

厲：我聽了這次研討會的發言後，覺得台灣有三個經驗，對我們 (大陸) 來說是最需要的。 第一個是台灣經濟發展對農業的重視。多年來，雖然中國 (大陸) 口頭上說農業是基礎，事實上對農業並不重視。從蘇聯工業化的經驗中得到的，實際上是從農民那裡強迫儲蓄的方式。 解決「菜籃子問題」 農民的問題如何解決？首先是土地問題。在目前這種集體工業之下來搞這個，農業的體制就調動不起來；但是大陸有大陸的「國情」, 我認為要「土地私有化」, 目前是不可行的。 因此，我提出在「土地國有化」的基礎上，允許農民對農業土地有使用權，可以出租、出賣、轉讓、繼承。這樣農民對土地的感情就變了，他就願意增加土地投資，除了生產外，也會加強運輸、合作。這樣農業比較能有大的改進，至少就可以解決物價當中最嚴重的「菜籃子問題」-- 吃的問題。 第二個可以借鏡的是「企業民營化」。國有制是官辦，容易形成官僚主義。全世界的經驗都表明了國營事業的問題，但是在大陸上有它的「國情」。 我們現在正設想「新的公有制」, 包括國營、企業公有、職工合營等各種型式綜合在一起，按各行業的不同，股份不同。無論如何，是要把政府做為所有者與政府做為管理者這兩點分開來。改革中的所有制，所有者是「人民代表大會」, 同時建立「全民財產委員會」, 由他們來管財產。 這一點，台灣公司民營化的過程，也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鏡。另外我們也考慮，假如國家股份多的話，能不能考慮優先股多一點，普通股少一點。也就是我們正在尋找這樣一種新的公有制。 國內市場為主 第三個可以學台灣經驗的是，沿海某些省可以發展外向經濟。我是不同意「國際大循環」的，中國應該是以國內市場為主。我認為沿海發展「外向經濟」是在一個前提下：總需求大於總供給，國際支出大於國際收入情況下，這時就發生國內均衡曲線與對外均衡曲線發生矛盾，唯一辦法就是利用一部分閒置設備與多餘勞動力，進口原材料，然後加工出口，取得外匯。一部分換取產品進口，一部分平衡外匯收支。 台灣的經驗，尤其有兩點可以做為大陸沿海某些地區的參考。一是高希均教授在會中提到的人才，沒有人才，是搞不了外向經濟；訊息也不通、管理也落後，怎麼搞貿易？一定會賠本的。另外一個就是基礎建設。 前面台灣經驗這三點，總合來說就是效率問題 -- 農業的效率、企業的效率、貿易的效率。 對於台灣經驗中的教訓，一個就是環境問題，最近我個人被任命為「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顧問。環境保護很重要，不要等到工業發展起來後才做，這樣成本就太大了。 不講刻意的均富 另一個是色情的問題，恐怕要注意，我曾經看過一些台灣的報紙報導，敗壞社會風氣的事，可能要早點預防。 侯：台灣有句口號「均富」, 就是「均中求富、富中求均、邊富邊均、邊均邊富」。這話只有一半對，「富中求均」可以，「均中求富」的話，共產主義早成功了。 搞經濟的，總是把效率放在第一位。所以我很同意厲教授所說的「效率問題」。 在所有的市場經濟學上，不講刻意的均富，自然就會均富。 第二，我還是強調私有財產制。假如在大陸上，按厲先生所說「人民代表大會」管所有權，政府管經營權，我想問題還是不會改善。就像台灣的國營事業，在「經革會」中，他們國營事業委員會說國營事業就是民營嘛！因為國家屬於人民所有，比民營還要民營。這樣講就沒什麼意思了。 因此，假使管理階層還是政府，股票誰買呀！如果沒有激勵，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如果要把問題徹底解決的話，恐怕還要私有財產。 譬如我認識台灣一個中型貿易商，帶著樣品到新幾內亞去。新幾內亞土著是會吃人的，日本人不敢去，台灣人敢去，他爬山爬到一半不敢再上，因為上面下來一個人，是香港人。這就是制度，他為誰？為他自己嘛！假使是公家的，他何必冒這個險呢？利之所在。 全世界都有這種經驗，為什麼強調「台灣經驗」, 因為都是中國人。 第三是企業家精神。沒有私有財產，就沒有企業家。企業家精神就是營利這個東西。另外，有了企業家，私有財產制也要有市場機能才能發揮。 人力資源 + 選擇自由 台灣企業家的培植，實際上分兩個階段，一是農業階段，一個是農業加工階段。農業加工就是初步的小型工業，資本少、技術低。台灣好多的企業家是從農產加工出來的，例如罐頭工廠等，這一點大陸上沒有。未來的個體戶，如果從這方面著手，可能是一條路。 另外，人力資源本來要和選擇的自由結合在一起，如果就學、就業不能自由，那麼念了博士學位有什麼用處，他還不是「笨得像博士、窮得像教授」嗎？厲：剛才侯教授講的我們都懂，但是從大陸目前的情況出發，我們應該這麼想；就是找一條社會震盪最小的方式走，不要脫離大陸現在的「國情」。 我同意搞小企業、零售商業等，但整個來說，我們能不能有一個新的公有制，既能將經濟制度激起來，又能使社會的震盪最小。假如脫離這個背景，可能造成混亂。 于：關於私有制和公有制，除非這個事業是獨占性，否則效率不會高。私營公司，隨時會考慮風險與利潤，二十四小時注意事業的發展，搞不好，會傾家盪產或坐牢，公家機關誰管這些。 厲：這些我們都懂，但是...... 于：站在國家資源分配的立場，也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事業由國家經營，因為國家力量大，但是慢慢要放給老百姓經營。一定要強調競爭，否則根本沒有前途......。 厲：我說恢是新公有制...... 于：很難、很難。如果所有權在政府，將來一定受「人民代表大會」的約束，預算要通過它，一旦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以後，就不會放手，那麼國營事業非完蛋不可。 發展與改革 董：擺在中國大陸經濟面前的是兩個大課題：一是發展問題，一是改革問題。這兩個任務目前以改革較大。從兩天開會來看，這兩個方面，台灣經驗都有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從發展來說，就是一個策略的選擇。台灣從農業發展開始，然後在農業基礎之上發展輕工業，再發展重工業。這是第一條發展策略。 第二條策略是在發展到一定階段上，實施進口替代；達到某種程度後，然後再轉變成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 台灣選擇的策略是視國內實際情況，同時現國際市場情況做即時調整。大陸選擇的發展策略和台灣不同。我們是模仿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從重工業發展開始，重工業有一定基礎後，反過來再促進農業。這種策略現在很難去評價，不過這還是一種可供選擇的抉擇，因為中國大陸這麼大的地方，如果靠進口，則原料以及相應的一些技術、設備，也需要一段時間。 兩個問題 大陸的第一個問題出在一九五六年前後，那時本來應該即時的把重點轉到農業與輕工業。五六年以前的大陸農業還是發展比較快的。 第二個問題，從大陸來看，因為地方大，還是不可能實施像台灣那樣的出口導向。以美國來說，出口不過占 GNP 的八 % 左右，而大陸目前已經超過這個比例了。台灣現在則約超過一半，我們不可能達到這個數字。 國內市場是一個主體。但是我們也不能像過去那樣，追求一種自給自足的目標，封閉是不行的，還是要開放。 在產業結構方面，我們過去也沒有根據經濟發展的階段與國際市場的變化，即時調整產業結構。 還有另一個機會 我寫了一篇文章，提出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機會，另外一個挑戰。現在世界各國都在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像西德、日本、美國都走向高科技工業，而新興工業國家也在抓住機會彌補這個真空，誰能趕上，誰就可能占領。因此我曾經說過，擺在大陸面前的，有一個機會，也是一個挑戰。當別的國家漸漸放棄一些傳統工業時，這些工業對大陸而言不是夕陽工業，我們應該搶到這個市場上去填補。因為高科技工業像電腦等，對我們大陸而言，不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東西。 這個可能是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就是如何根據國際市場的變化，以及我們自己的能力來調整我們的產業結構。在這方面，我覺得台灣的一些經驗還是可供參考吸收的。 改革方面的問題，台灣和大陸的經濟制度不同，我覺得大陸可以從台灣方面學習、吸取某些經驗。這些看法並不是到了這個會議才談的。我前二、三年在大陸已經發表過文章。 我的看法就是，要減少國營企業，限制到一個非常有限的範圍，譬如資源壟斷、社會公益、民營不能獲利而不願意辦理等部分。國營事業仍然要有，因為對整個經濟發展、對照顧社會公益，甚至保持社會公平有利。但應該花更多力量去發展非國營經濟；裡面可能有其它公有、私有經濟的行使，甚至混合經濟。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批評我的看法。我覺得這樣子才能形成市場，非常龐大的國有經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場。 不直接插手 還有一點滿有意義的，過去大陸經濟體制很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這種干預實際上限制了經濟發展。我們現在要讓市場起作用，如果不放鬆政府干預，市場不可能起來。政府干預的基礎是國有企業，沒有國有企業，政府就不能干預到企業的經濟生活領域中，把國有比重減低到最少程度時，政府就不太可能干預到。 台灣有個好的經驗是，政府給企業界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也給他們發展經濟必要的某種技術設施，以及制定各種法規。我覺得政府應該去做這種事情，而不是直接插手企業，這方面台灣做得很好。 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我的想法是，台灣經濟現在當然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也面臨了一個困難。這個困難還不在於環境問題、交通問題或環保問題，放眼來看，而是產品的水平不是很高。 今後的競爭中，只能扮演二等，甚至三等的角色；例如電子產業只能跟在日本後面跑，不可能和日本平起平坐。再看看南朝鮮，現在的汽車工業可以大量出口到美國，鋼鐵工業技術和其他重工業技術也比台灣好。所以，台灣面臨了很強烈的競爭對手，其他地方新興國家也起來了，因為有的東西做起來並不難。台灣慢慢轉向知識密集的產業，但面臨開發、研究力量的不夠，因此，台灣經濟再往前發展，便遇到了這個瓶頸。 別走冤枉路 這樣子就提供了一個前景，如果台灣和大陸能結合，就可能會有好的前景。大陸有一批相當好的科技人員，缺少的是資金、研究費用與國外連繫吸收新的知識。此外，更缺乏的是，如何把科技成果轉為生產，為科技產品找到市場，推銷出去。這方面如果台灣和大陸能結合起來，會是很大的力量。 侯：出口導向和開放經濟是兩回事。大陸是國際經濟的一環，可以不以出口做導向，但要和進口競爭，這點做不到的話，國內很多產業都會變成夕陽工業。也就是說，我們並不要求所有國家都是出口導向或外向經濟，每個國家都做出口導向，那誰來進口呢？這也不可能。但開放的經濟一定要有，才有刺激、競爭的力量，所以台灣經驗不一定當作出口導向，可以當作開放經濟來看。 第二點你說重工業再回頭搞輕工業也可以，共產集團國家走這條路，當初是因為怕資本主義國家攻擊他們，所以提倡重工業實際上就是提倡國防工業，鋼鐵、機械製造、電力、礦業等以保安全。如果不是這個原因，則當初的決定就是個百分之百的錯誤。因為重工業的資本有多大！十塊錢的投入才有一塊錢的產出。人才的需要有多大！從那裡再走回來，那個冤枉路是不是太多？移出農業人口 于：這個世紀，沒有一個農業發達的國家是富強國家。因為農業是階段性的，先要讓老百姓有飯吃。大陸上過去十年來農業之有發展，也是因為把公社解體了。台灣在一九五 0 年土地改革成功，但近年來，農業則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絆腳石了。 過了這個階段，一定要想辦法把農業人口移出來，其中一個方法是發展重化工業，像大陸、印度都是這樣的。 但是，在人口這麼多的地方，增加就業機會比什麼都重要；用什麼來創造就業？那就要發展一個可以吸收很多人就業的產業，也就是發展勞力密集的輕工業。以大陸的情況來說，假設有一百塊錢，應該是四十塊錢放在重工業，六十塊錢放在輕工業。發展輕工業，當然一方面要看當地居民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看購買力。 同時，能源、材料也可能要進口，這就需要外匯，外匯從那裡來？因此就要外銷。外銷就要利用比較利益的原則。目前大陸的勞力充沛、工資便宜，具備這個條件，加上一點基本技術，生產出來的產品就在世界上所向無敵。資本國家需要你，其他國家也需要你。以美國為例，消費者有上、中、下階層，下階層的數量很大，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中階層也就會變成下階層的。 軍用與民用結合 在大陸發展勞力密集輕工業是必然的，一方面滿足國內消費的需求，一方面一定要出口，沒有出口，你就沒有外匯，沒有外匯，想進口技術就不太可能。 過去，我們知道大陸國防工業是最有成就的，今天國防工業是不是變成民用呢？那樣的高科技，一旦變成民用就不得了，亞洲四條小龍都不是對手。你今天用發射衛星的能力技術轉移到民用電子業、資訊業，所發生的效用就很大。 董：現在正在做，把軍用與民用結合。 于：國防工業與民用工業是兩個完全不同世界的東西，今後這兩個東西結合，就可以帶動其他東西的發展。 這些年來，台灣有一些廠商到大陸投資，大家還是懷著懷疑的眼光，他們用日本人、香港人的名義去投資，怕有一天法令規章會改。因為四十年來大陸的變化太大了，變化如果無法預測，就可能血本無歸。因此大陸的法規一定要現代化，而且絕不能朝今夕改。 假如歷史重演 厲：最近有個出版社給我約了一本書，書名是「假如歷史重演」, 共分為四章，第一章是「假如現在是一九四九年」, 第二章是「假如現在是一九五七年」, 第三章是「假如現在是一九七九年」, 第四章是「現在」, 那麼你怎麼做？現在這些都成為歷史了。解決大陸經濟問題，分為發展與改革，發展可以考慮台灣經驗，改革則要適合大陸「國情」, 才能適應實際情況，被全民所接受。 我這本書的最後一章提到:「我們的研究就做到此為止。二、三十年後的人比我們聰明，相信他們一定有辦法解決那時的問題。」我的話也說到此為止。

陪他們走過台灣-訪五位大陸留美學生側記

十二月二十九日，五位大陸留學生離去時，機場的氣氛始終顯得相當凝重。徐邦泰感觸頗深地說:「十天前來的時候，從來沒想到別離時是這種難以割捨的滋味。」錢穎一用幾乎硬咽的聲音握著我的手說:「我會想念你們的，特別是新聞界的朋友。」走過文革的這五位大陸留學生，經歷過多少生離死別，卻在離開這片初次踏上的土地時，被血濃於水的情感牽絆著。 擔心中共的反應 十天的台灣之行，除了接待人員之外，和他們最接近的，就是我們這群緊迫盯人的記者。他們和記者的關係，在不知不覺中，由排斥抗拒到諒解接納；而我們這群記者對他們的心態，也漸漸地從不相干的採訪對象，變成了相互幫助的好朋友。 一位資深記者更有感而發地說:「這是我跑新聞十年來少有的感受，當我漸漸瞭解他們時，我覺得我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個採訪對象，更像是年久失散的同胞骨肉。」 然而，我們這群記者朋友，帶給他們的煩惱恐怕多過友誼。在最後一天的歡送晚宴上，他們紛紛詢問促成他們來訪的三民主義大同盟秘書長馬樹禮先生:「中共對我們這次訪台的言行，有沒有什麼反應？」 就在那一晚，當我帶他們逛著台北市這個不夜城時，他們也不只一次問我:「我們在台灣的言行還得體嗎？」言下之意仍有些顧慮，也許不是他們真的擔心說錯了什麼，而是他們對媒體的報導多少有幾分惴惴不安。 從政策宣布五位大陸留美學生即將來訪開始，新聞界之間的競爭就悄悄展開，也埋下了日後毫無遊戲規則的採訪戰的種子。 當所有的記者一頭栽進這場混戰中時，早已忘了如何將這五位受訪者定位。有人當他們是中共官方發言人，要求他們評估「中共可不可能武力犯台？」「中共應不應該在國際上孤立台灣？」有人強化他們的政治色彩，質問他們是否受國民黨利用？要他們評斷共產黨和國民黨孰優孰劣？一場缺乏自省的採訪戰 「我們不代表中共官方，我們只是普通的留學生，不要對我們期望太高。」連十天以來和新聞界最合作的徐邦泰，面對這些難以作答的問題時，也感到無奈。 懷看迫切想瞭解台灣的心情而來，他們原來只想當個聽眾，當個發問者；然而十天以來，他們永遠是問的機會少，答的機會多，不管走到那兒，記者永遠圍在身邊，立刻詢問「有什麼感想？」鎂光燈永遠在前方擋住視線。 這樣的窮追不捨、緊迫盯人，不但發生在白天的正常拜會活動中，就連晚上的休息時間，他們也難逃一劫。 他們得在接待人員的三催四請之下才起來:「並不是我們貪睡，實在是一個晚上電話吵個不停，我根本睡不著；聽到記者來敲門，我只好躲進浴室避難。」其中一位無奈地說。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五千元一夜的獨家新聞 雖然外線電話由總機過濾，免去了干擾，卻防不住內線電話的糾纏。各報為了競爭，不惜一天花五千元訂了他們下榻飯店的房間，以便隨時可以掌握行踩，作獨家報導。 一天清晨在富都飯店門口，一臉疲憊的錢穎一對我說:「昨天連趕了五、六場座談。中午在聯合報吃完飯，一場座談談到三點，說到中國時報參觀的，結果又來了一場座談；五點多到了中國時報，原以為只停留一下子，沒想到又是座談；八點多到淡江大學時，原以為總該有東西吃了，結果還是座談，我看了頭都昏了。昨晚我們一直到十一點才回飯店吃牛肉麵充飢。」那天，他們中間有四個人病倒了，而換來的是第二天各報以大篇幅刊載「大陸留美學生至本報參觀，並與學者座談......」。 每到一地，他們最常被記者追問的是:「和大陸比較如何？」「台灣經驗有什麼值得大陸學習的？」只要他們在粗淺的觀察後，有感而發地說了幾句話，就成了第二天報紙的頭條:「大陸留學生認為台灣經驗可對大陸施加壓力......」連溫和沈默的許成鋼都不耐煩地說:「到目前為止，我的觀察很粗淺，台灣經驗能不能全盤移植還有待商榷，請不要問我這個問題。」裴敏欣更語重心長的說:「很多人喜歡把台灣和大陸比較，這是不公平的，因為這是兩個不同制度之下的產物，放在同一個水平上比較不具意義。」 「水深火熱」 在南部參觀果園時，有位記者問道:「你們在大陸上有沒有吃過橘子？」錢穎一有點哭笑不得地回答:「我們的生活沒有你們想像地那麼「水深火熱」。」 其實，他們並不在乎在市議會前被新光解雇員工的控訴，也不在乎立法院內部分委員稱他們被國民黨當猴子耍；因為這是民主社會可能發生的現象；然而，每當他們有所評論時，總有人曲解他們的話，於是「賤化民主」成了「賤化民族」。在新聞界「巧合」安排下會晤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卻被部分媒體強化了它的政治意味，甚至詢問他們是否加入十二月二十五日民進黨的遊行行列。 斷章取義、張冠李戴、加油添醋的新聞報導，使得他們每天清晨要先翻開報紙，看看自己又說了些什麼沒說過的話。 「剛開始，我真的很氣憤，也很擔心；後來簡直麻木了。」他們無奈地說。 今年，他們在台灣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平安夜。在東海大學教堂旁的草地上，錢穎一和吳牟人加人了一群年輕人，圍圓圈、玩遊戲。一首「偶然」, 一首「萍聚」, 打動了兩位遠道而來的訪客；臨行前，一個大男孩還脫下外套，要求兩位訪客在他的襯衫上簽名。 「台灣的年輕人是不是都具有這麼可愛的童心？」錢穎一好奇地問我。在他的觀察中，台灣的年輕人相當單純而感性，即使在陌生人面前也表現得親切自然，今人倍感溫馨。也許是環境使然，大陸年輕人相對來說就世故，複雜多了。 偏見與誤解 然而四十年來的僵硬教育，使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所看到的大陸，是個狹隘的中共政權，而不是和我們有骨肉之親的中國人民；這樣的教育使我們養成了吳牟人所說的「偏安」心態。 從幾次校園座談會中，我們的高級知識分子 (大學生和研究生) 所提出的問題，可見一斑: 「你們從共產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唸書，如何適應環境？」政大學生問道。 「你們是從所謂水深火熱中出來的，相當值得敬佩，請問你們如何做到？」東海學生問道。 徐邦泰的回答:「我們從你們所謂的「水深火熱」的地方，來到了我們所謂的「水深火熱」的地方訪問。」這雖是句半認真半調侃的話，卻反應出兩岸四十年隔離之下，所產生的偏見和誤解。 徐邦泰反問政大學生:「你們對中國大陸抱持著什麼樣的責任感？」卻沒有人能具體地回答這個問題。 當吳牟人跳出兩岸政權對峙的框框，提出「統一並非最高的獨立價值，人民的利益比統一具有更高價值」的說法時，卻很少有人能體會這是一種心懷中國的胸襟。 先別沾沾自喜 「中午的菜要豐富些，這是要招待那些大陸難胞吃的。」一位單位主管在留學生尚未到達之前，順口溜出的話，令我為之愕然。其實這也代表著許多民眾無法調適的心態。多少年來，我們一直為所謂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台灣經驗」沾沾自喜；當交流之門打開時，我們多少也懷著一種「讓他們來看看，讓他們來學習」的心態。 事實上，交流是瞭解的開始，理解是信任的起點。這次他們五位來訪，固然收穫頗多，但是對生在台灣的我們，又何嘗未曾受到影響呢？除了政治理念上些微的差異，他們和時下的年輕人一樣，喜愛跳舞，喜愛徐志摩詩中的浪漫，喜愛在無人的夜裡恣意地狂歡......。似乎冥冥中有條線繫住了彼此的情感，也許這就是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愛吧！徐邦泰曾經說過:「台灣的環境雖比大陸好，但人要有志氣，將來我還是會回大陸為苦難的中國人民貢獻心力。」而生在台灣的我們呢？能為苦難的中國做些什麼？在中國的統一上，我們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我們這群記者何其有幸，在海峽兩岸隔離了四十年之後，能陪著第一批打開交流之門的五位大陸留美學生，走過這一段歷史。如果說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那麼也許我們更該自省的是，除了贏得友誼之外，我們為這段歷史留下了些什麼？(劉蕙苓為中國電視公司記者)

日本勞工問題專家花見忠:跳出西方模式

日本在勞工立法方面，有兩個新趨勢：第一是企業採行自動化情形愈來愈普遍，在此情形下，該如何保障勞工權益。第二個關心點是如何提高生產力。 微妙的勞資關係 西方立法的精神多偏重於勞資對立，但日本並沒有如此的假設，因此管理階層和勞工比較可以合作。而且，日本工會的社會地位，不如西方國家，這點非常重要。 在西方，例如德國，有明文規定工會對決策的參與權，日本卻沒有。但是實際上，公司要做任何決定，例如海外投資，如果沒有徵詢工會或大部分工人的同意，是辦不成的。雖然日本法律上沒有如此規定，但勞資的關係就是如此微妙。 世人以為這種關係的形成，導源於日本的傳統、及文化；但依我看，直到一九六 0、七 0 年，日本勞資大致上也是對立的；直到我們開始面對國際競爭，像家電產業，日本公司必須與美、歐國家做殊死戰。過去，日本依賴廉價勞工，但之後，日本開始著手建立高技術和提高品質。 在這種情形下，日本的勞資雙方，才有了共識，他們明白不能再激烈地衝突，情況才開始有了改變。 日本經驗很有趣，因為我們引進非常先進的美國立法原則，所以對於私人企業來說，罷工是非常自由的，幾乎毫無限制。在二次大戰之前，日本企業也飽嘗罷工之苦。 我認為日本經驗不只是台灣，連韓國、新加坡也一樣可以採用。因為在這些國家，政府仍依賴立法來限制談判的範圍、罷工等，但這不會維持太久，所以終究還是要跟日本學。 你愈嚴、他愈鬧 從日本經驗可以擷取一個很重要的經驗。日本對公營機構的罷工權，有非常嚴格的規定，直到七 0 年代，甚至幾年前，都是如此，像國鐵，雙方關係都很惡劣。靠嚴格的管制是無法使勞資關係和諧的，因為過分的限制，只會導致非法的罷工。 一旦非法罷工形成，罷工人數就不斷增加，以保護原先罷工的人。政府也處罰領頭人，以及上萬個罷工者，但這只使得不和諧的情形尖銳化。這種事一直不斷地循環下去 -- 罷工、處罰、對立、罷工。 直到兩年前，國鐵民營化之後，營運也漸漸恢復效率，奇怪的是，員工可以自由罷工了，他們反而不罷工。 在新興工業國家普遍有個想法，認為工運因為有激烈分子參與，例如共產黨，或其他意識型態較激進的人，所以必須立法限制工運，日本過去亦復如此。 但事實上，立法的限制反而給這些人一個示威、抗議很好的藉口。所以新興工業國，需要有智慧的決策，開放這些限制。一開放之後，工會就必須集中全力，改善公司的經營，與主管合作加強自身的競爭力，這才是一個良性循環。 台灣在立法這方面還是剛開始，應該多「抄抄」西方國家及日本的經驗，一旦定下來之後，要修改就很困難了。 然而要解決問題，是沒有捷徑的，而且也無法完全抄襲，不是將日本模式搬過來就可以，每一個國家都必須有自己的模式。 但也許日本有一點，倒是可以給其他國家做參考。當日本想走向工業化時，我們除了西方國家，沒有別的學習榜樣，但現在，我們知道除了西方的經驗之外，我們還可以走出自己成功的道路，我想這是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 例如增加員工參與感，最簡易的西方模式，就是訂下一大堆規定，促成此事。看起來不是再簡單也不過了嗎？可是在日本就是行不通。我們發現，不斷交談、溝通，這才是日本模式。所以你們也需要一點時間建立自己的一套方法。 上酒館也開會 有趣的是，美國式管理常覺得日本人浪費時間，會議太多，一天到晚開不完的會；而且在日本，沒有一個人有個人的辦公室，完全公開，沒什麼秘密。日本人會議多，連半夜到酒館、藝妓館，還是開會。 會多，看起來很沒有效率；但也就因為會議多，一旦決策形成，每個人都知道要怎麼做，因為關於那件事的理念，大家都非常清楚。這種理解、默契，是任何文字、契約、法令所無法做到的。 現在，人人都覺得日本企業非常有效率，都想跟日本學習，包括西方在內。但我總覺得，日本是有效率，就是失去了平等，福利也不見得好。所以我認為，一個工業國家平衡的模式，應該同時結合了效率與福利。到目前為止，西方國家太重平等、福利，而忽視效率，所以成長緩慢，英國就是個例子。台灣在這方面，應該小心應付。 另外有一點日本經驗可供參考的，是就業與教育的關係。一個要走向工業化的國家，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有效率、受良好教育的人才，必須進人有效率的行業、企業，總體的力量才能發揮。這一點在日本是很清楚的，什麼學校畢業的，什麼樣成績的人，進人什麼樣的公司，都很清楚。 至於大企業和小企業的關係，日本大企業像本田等，都協助他們的衛星工廠提高技術層次，這是很重要的事。日本的工業發展有一點跟新興工業國非常不同，我們的傳統、小型工業，像紡織，都能夠現代化，同時也保留了傳統技術，這一方面，日本做的非常成功。但在新興工業國家，似乎都以淘汰為職志，這是雙方很大的差異。 (李慧菊整理) (花見忠為日本上智大學法律系教授)

台灣、香港、大陸漫畫王三邊談

魚：台灣知名的漫書家一般都很年輕，大概是一九六 0 年左右出生的，我們有一個現象，就是前人的漫畫技法和環境都沒有留給我們，不知道大陸和香港有沒有這種現象？尊：香港本來有一群內地來的漫畫家，但是在一九四九年又回去了，他們在香港也打下了一些基礎，內容比較左傾，對當時來說，已經算是比較進步的思想了。那之後香港因為生活水平不高，政治也比較不重要了，再發展下來，六 0 年代香港又有一批漫畫家出現了，他們以當時香港的一些小問題為主。但是他們就沒有那麼優秀了，他們的技法也沒有留給我們。現在香港的漫畫家受日本、美國的影響比較大，沒有很明顯的受到內地影響。內容也主要以香港問題為主。受西洋畫風影響華：我們當初也受到很多西洋畫風的影響，包括英國、墨西哥、日本和德國，還有受到蘇聯的影響。我本身也受到外國人的影響，最主要是當時上海「宇林西報」的俄國漫畫家薩帕喬和以專欄「父與子」出名的德國漫畫家卜勞恩的影響最大，後來才慢慢變成現在的筆法。但是我感覺到我們大陸上現在的漫畫藝術性不高，這個問題是我們看到世界東西太少。我相信你們那裡看到的比我們多，三 0 年代我們在上海什麼東西都看得到，現在進口的太少，幾乎是看不到。我覺得西方的東西是應該吸收，他們在人物的造型上有很大的優勢。我們的漫畫家雖然很多，至少有兩百人以上，但多是下層的，他們沒有學過美術，也看不到國外的東西，他們只能學習報紙上像我的筆術去畫而已。魚：這一年來，台灣評論漫畫家的地位提升了不少，似乎多以專欄的形式出現，像我個人雖屬於自立報系，然而從題材的選取到完成都是完全獨立的，甚至被讀者視為意見領袖，地位在新聞界裡算是很高了。不知大陸和香港漫畫家的社會地位如何？「自動對號入座」華：在中國，漫畫家的地位是對群眾的影響比較大，在藝術界知名度也比較高；官僚對漫畫家，有句話叫「自動對號人座」, 他們常自以為我們畫的就是他的醜事，尤其在下層比較多一點，在北京、上海就少見了。尊：在我們香港這要看你畫得好不好，畫得不好，畫十年也一樣，地位不高。我的漫畫可以和「明報」甚至和我們老闆查良鏞的意見不同，我的漫畫在外面談論性很大，但是人們只是看作政治見解中的一種，現在香港的政治性越來越高，很多遊行事件人家都來找我畫，人們已經開始注意漫畫的作品。魚：這點港台兩地很相像。尊：大陸跟我們就不同了。我們所謂的政治漫畫，他們稱得上的實在很少，前陣子在深圳有個「深圳青年報」的年輕漫畫家想突破，後來弄得報紙被封了，那漫畫家也下台了。大陸政治漫畫也只是一種風向標，人們可以在漫畫裡看出現在的政策是吹什麼風？政治漫畫的功用和我們的看法是不一樣的。魚：我想香港和台灣在政治漫畫的理念與自由度上都比較接近，但在表現形式上，台灣應該是比較豐富的。現在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是：在台灣我們認為漫畫家把政治人物的肖像帶出來，才能打破政治人物神格，而達到推動民主的效果，關於這種創作理念，你們的看法如何？政治人物難入畫華：我們不能反黨，不能反社會主義，不能反毛澤東思想。我們的漫畫跟資本主義的漫畫比較不同，漫畫的諷刺有限制，我們的報紙是掌握在黨的手裡，就說不是黨報，報紙的主編也是黨員，在這種情況下，編輯有權力禁止有些他們認為不合適的漫畫發表。把政治人物帶入畫中，我認為是中國的習慣問題，是國情的問題。至於為什麼台灣的國情可以，為什麼我們的國情就不可以，這個我現在就回答不出來。尊：把政治人物的肖像帶進漫畫是一種新的手法，煽情的作用很大。香港也是把這種表現手法看作是把權威的地位切離神化。魚：據我所知香港的漫畫家，像尊子，也寫評論性的文章，美國方面也有漫畫家右手畫漫畫，左手寫文章，像 Herblock 的文章和漫畫都很出名。在台灣，漫畫家往往被定位在畫圖的階段，能兼寫文章的好像還沒出現，事實上，漫畫家也不必兼寫文章，因為他們的漫畫稿常常接不完。尊：香港漫畫家兼寫文章的也很多，但是內容比較是一些嘻笑怒罵的文章。華：叫我寫文章我最怕了。多半單打獨鬥魚：這幾年，有人想在台灣辦漫畫供應社。台灣的漫畫家數量較少，市場的重疊性又太高，恐怕很難辦成，而且漫畫家之間很難組成團體，大家都想當老大，不知道香港或大陸的漫畫家組織狀況怎麼樣？華：大陸有很多漫畫組織，比方說，上海有一個叫「上海漫畫協會」, 北京有一個叫「北京漫畫藝術委員會」, 主任是丁聰，副主任是王復羊，這些不是群眾團體，是一種研究和組織全國性的漫畫活動機構。還有一個叫「漫畫聯誼會」, 是各省許多漫畫家聯合起來，今年在哈爾濱開會，明年預計在黃山開會，然而都是很鬆散的會議，但聯繫比較密切，不過全國性的漫畫組織還沒有，大致上是各省有各省的組織，但之間聯繫並不好。尊：香港因為太小了，你說的供應社，一般沒有這種概念。而且差不多每一家報紙，他們都有自己的立場，也有自己專屬的漫畫家，接受漫畫的程度也是各家不同。魚：台灣漫畫界和外國的聯繫比較少，頂多也只是單打獨鬥型，像我個人雖然和美國方面聯繫較密，但其他漫畫家卻不願藉助我這方面的知識；有些漫畫家和日本聯絡較密，但通常不願把聯繫方法介紹給其他漫畫家，這是很遺憾的事情。尊：香港也是這樣，團體和外國聯繫較少。聯繫的對象也以海峽兩岸的漫畫家較能深入的瞭解，其中大陸對香港比較瞭解，對台灣是最近幾年才有瞭解。華：我們跟世界沒有聯繫。過去有人獲得國際獎，那都是漫畫家自己去聯繫的。現在聯繫較多的是日本「讀賣新聞」, 都是他們自己來的。據我所知，漫畫家在過去可不能自己和外國聯繫，這種人和外國聯繫，先在外國有了名，再回到中國，叫做「反攻大陸」。漫畫說地方話魚：我目前已經開始使用台灣話來創作漫畫，香港在使用廣東話創作方面已經非常普遍，大陸是否也有人嘗試這樣做？華：現在我們還沒有到這種程度，因為我們的漫畫比較粗糙，在這一點上，我們大陸的漫畫，除了藝術性不高外，就是思想不深刻，我們的漫畫需求大，很多人就隨便畫畫，藝術性並不高。尊：我認為香港的廣東話，有一點「放」的特點，就是什麼事情都可以講出來，有很多浬語、俗語都是很妙的，用廣東話比較傳神，一般的群眾也是比較接受，比較容易打動讀者的心。用普通話 (國語) 一般人比較有隔膜感。魚：台灣的漫畫界分工很細，有些人專門畫幽默的，有些則是連環或生活等等，而且都很專業，本身大都可以不兼作漫畫以外的工作，你們可以做到這種情況嗎？華：我們中國的漫畫家做到專業的只有兩個人，一是張樂平，畫「三毛流浪記」的，一個是方成。我呢，則是從去年開始才算是專業的，以前另有工作，只是業餘畫漫畫的，不過我現在也要到美協去辦點公事。魚：中國大陸的漫畫家大都是兼什麼工作？三種待遇華：各種各樣的工作，開汽車的、農民、在文化館工作的、軍人。有一點值得跟你說的，我們的軍人和農民有兩個漫畫組織，河北秋縣有個「農民漫畫小組」, 帶頭的組長叫做陳跛子，他是農民出身，但現在已經專門從事漫畫工作了，而且因為他的漫畫獲得好評，現在已經評上副教授了。在哈爾濱有個飛行學院，那裡的政治部副主任、副院長和飛行員都畫漫畫，出了一本集子叫「軍校漫畫」。我第一次聽到台灣分得那麼細，有人畫 comic, 有人畫政治，我們中國還沒有分到那種程度。尊：香港的市場小，漫畫家也很難專業，像我就必須兼一些美術編輯的工作。魚：我想漫畫工作不能專業和報酬有關。台灣成名的漫畫家在收入方面，應該算是薪資階級的中上層，所以他們有辦法專業。尊：是的，香港的稿酬如果一張一百塊錢 (港幣) 的報酬就是很好了，比較高一點大概是兩百塊錢或三百，英文雜誌更高，我在「遠東經濟評論」是一千塊一張。如果我不在「明報」工作大概是可以生活的。華：我知道比起你們來是差遠了，如果以台灣漫畫家的待遇來算，大概就是我們的「萬元戶」了。在大陸報紙上發表漫畫，稿酬一張十塊錢到三十塊錢人民幣，大概是去年最高了，給我的則稍微高一點。一個漫畫家一個月畫個十張，大概是一百五十塊錢，物價漲了也就沒什麼，不過我沒有實際調查過，拿我來講，我一個月畫十幅，以四十塊來講，就是三百到四百塊了，這種工資就很多人羨慕了。我住的是部長、副部長級的房子，比他們收入還多呢。魚：基本上，我個人希望大陸、香港和台灣三地的漫畫家能夠加強聯繫，港台在吸取國際漫畫的管道上比較容易，而且多有直接的面對面的機會，三地在文字語言上能夠溝通無礙，資料互換上沒有困難，不知你們對三地今後的聯繫有什麼樣的期許？華：你這個想法很好。將來怎麼做，這是一個問題，我們三方面預備搞一個中國畫展覽，這種方式是可行的。你們的人也來過一些，我希望大家加強文化交流。漫畫交流尊：這三地的聯繫，初步做一個學術性的交流比較可能，要讓政治漫畫在三個地方都登出來的可能性較低，因為各地的政治情況不一樣，所面對的問題也不相同。政治觀點上，台灣和香港比較接近，可是語言和兩方所面對的壓力不同，還是很難讓兩方的人同時接受。我接觸過台灣和大陸的漫畫家，大陸的漫畫家沒有出版自由，只有等待出版自由才能出現好的漫畫家。他們的技巧是比較老一套了，總之是比較配合政治，現在他們思想比較開放了，因此能夠出現一些好的漫畫家。台灣的漫畫環境好像有了很大的變化，越來越尖銳，而且越來越台灣化，評論性也較深入了，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漫畫家應該有政治良心，應該以他的政治良心來創作。魚：我也是認為漫畫家應該要有他的政治良心，另外，愛心更重要，沒有愛心就沒有幽默感了。不過我想更深入的思想交流只有等待下一次見面了。

真的沒有遠見人物嗎?

「遠見」選不出去年的遠見人物，遂以此為題，詢於海外。 此事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國家社會而無具備遠見之人，豈非舉國均有不知方向之慮？但是凡事均可由不同的角度看，如何評定缺少遠見人物，也當從不同的層次討論。 從最淺顯的層次論之，「遠見」每年年底有「遠見人物」特寫專題，自然意在模仿美國「時代雜誌」的當年風雲人物。不過，「遠見」與「時代」有其語意上的差異。 未必是人 「時代」是中性名詞，而「遠見」卻有一番自我的期許，也因此對於「遠見人物」的條件，有其一定的要求。反之，「時代」的年度人物，大率為該年度重要事件的主角，只要有新聞價值及廣大的影響力，此人此事是善是惡，並非考慮的要件。其中的褒貶，甚至不見於介紹的文章，而是留給次一期讀者投書中，由不同的讀者分別表達其贊成與反對的理由。 有時候，「年度人物」不是單一的個人，而是一群人或是一類型的人物。例如聯合國在戰亂地區維持治安的特遣部隊，或如青年中產職業人士 (所謂雅痞)。有時，時代人物甚至不是人而是物，例如有一年的「時代」人「物」是電腦。 時代雜誌在時間上只限於本週發生的大小事件，空間則顧及全球各處，內容的涵蓋面更屬五花八門，政治、經濟、宗教、教育、藝術、音樂、...... 名人軼事及生老病死，無所不見於專欄。 單以空間而論，遠見雜誌終究是以台灣為主要著眼點，其他地區大率點到為止。是以，「時代」可在全球找年度人物，「遠見」卻只能從兩千萬人口中，找尋對台灣特別具有「遠見人物」條件的候選人，則「遠見人物」來源之易於枯竭，寧非是勢所必至？單從這一淺顯的層面，討論「遠見人物」之難於出現，所涉至多為遠見雜誌的編輯部對於這一年度性的特寫，是否必須有所更張。說實話，如此的主題，殊非「遠見」的局外人可以置喙之處。我所關切者，毋寧為此事透露的若干心態。 寂寞的遠見者 中國文化中、權威一向有特殊的地位。在家庭中，在社會上，都有一言拍定的人物。台灣經過數十年的權威式父權政治，大家久已習慣於有這種領袖做大家的帶路人。 這幾年來，社會忽然開放了，處處有「誰又怕誰」的氣氛。一方面，大家覺得沒有帶路的人了，衷心不免惶惶然；另一方面，誰也不願平心靜氣的聽取別人的意見，更遑論欽佩別人的意見而稱之為遠見了。這種心態，舉世都可找到。 然而百家爭鳴，群龍無首，不定於一尊，也未嘗不是好事，也許竟開創了多元思想的新局。 遠見人物的條件，據遠見雜誌所列為以下三條：一、見識深廣、思論恢宏。 二、決策與措施具前瞻性，對國家前途與人民福祉，產生重大影響。 三、其思想、作為，有助提高我國國際形象與地位。 換句話說，「遠見人物」的見解，既須遠遠超出同時一般人物，又須能為當世所欽服，則只有很快的從實際成就上，證實其見解之卓越了。請遠見雜誌的同仁原諒我放肆，這種出題方式，事實上有其邏輯不當之處。 真正的遠見，必須能見人所未見，尤以社會問題與文化問題為然。有遠見的人往往是十分寂寞的人，是以孔子栖栖遑遑，佛陀在得道之初，為隨從同行的逆侶所棄，而耶穌基督必須背自己的十字架。 高見掃入字紙堆中 在中國的成語中，「曲高和寡」只是形容遠見者孤寂的一面。「曲突徙薪不見聽，焦頭爛耳為上客」則更說明了真正的遠見，不僅不見當時的注意，也未必在其先見應驗之時，得到應有的尊重。 尊重別人的見解，也須有自修的人，方能做到。缺乏自修時，不僅不會對別人給予尊重，能不妒忌，已屬難能可貴了。 今日世界各處的文化，均有現實化的趨向，台灣的文化，尤其表現為求急功、逐近利。甚至一般建築物，也像用過即棄的竹筷紙盤，並無百年不壞的打算。在這種氣氛下，真正的遠見遂往往不免被人譏為迂闊，面子上靜靜的聽高見，骨子裡則馬耳東風，根本未曾聽進去。是以，真正的遠見，也不過掃入字紙堆中，列為眾多意見之一。 有時，有一些人，因為掌握有實現其意見的特殊機緣，則這種人的見解，遂因其能立刻證實，而為大家認為是有價值的遠見。可惜，能有如此機緣的人，實在不算多；於是大多數人的遠見，也就因為不能驗證，而永遠列入昨日檔案之中了。 台灣真沒有具有遠見的人物嗎？我不相信！十分具體的例子，如果那些成功的企業家 (如張榮發、張國安......) 沒有幾分遠見，他們那能從薄弱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事業？如果那些為台灣經濟建設有推挽之功的政府官員 (如尹仲容、嚴家淦、李國鼎等......) 沒有幾分遠見，台灣的經濟怎能撐過一關又一關的考驗，終於有今天充沛的活力？更切近一點的例子，台灣股市明明是因為哄抬而造成的虛象，經濟學家及政府決策人員，都早有應予匡正的意見，只是社會上逐近利的人太多，遂將這些有見識者的遠見淹掉、否定了。是以，台灣不是缺乏具有遠見的人，只是短視的社會故意忽視真正的遠見。 股市之例，只是就近取譬而已，此外的例證還多著呢。多少年來，多少人為台灣的民主化鼓吹，這些人以為，台灣唯有脫出繭殼方有前途。這些鼓吹民主的人士，能說不具有遠見嗎？但是，不僅掌權的人不願聽取這些人的意見，爭權的人也只是借用民主的口號，在作強姦民主的勾當。民主的涵意，建立在對別人的尊重及寬容，今天有幾個政治人物，願意對別人給予應有的尊重及寬容。 曠野的呼聲 自古以來，有不少才智之士，在理智清明的時候，見解卓越，都可稱為有遠見的人。可是，一旦利令智昏、名令智昏、權令智昏，所有遠見遂不免因為一己私欲的顧慮，不再為其行事的方針與指標。這些人，往往有可以將其遠見驗證的機 緣。但是，正因為此種機緣常可能與名利及權力為鄰，於是私欲蔽明掩聰的機會也為之增加。這是人類互古以來的悲劇。多少宗教，為了解除這種難關而設立關防，可惜，自古以來，有多少人願意為了自己的清明理智，而放棄世上的誘惑。 台灣有繁榮的經濟，也有正在開放的社會，台灣仍需有不少人不顧慮自己，尋找問題、也思考問題的答案，台灣的好日子才能繼續下去。 台灣不乏有遠見之士，盼望這些人鍥而不捨，不斷地發為曠野的呼聲。說多了，遠見可以成為常識，成為共識。到時，水到渠成，遠見自然可以得到驗證了。

訪彭懷恩談:金權下的現代包公

從地方菁英參與台灣的發展背景分析，可以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民國三十四年至四十九年地主主義的農業社會。那時候參與選舉的政治菁英，大都出身大地主的家庭。選舉型式也很簡單，大都是佃農去投地主的票，不必花什麼錢，往往是被擁戴出來的，不是經過民主競爭的產物，大家互相推讓，反而表現了中國人的謙和。 這一階段最具體的表現是省參議會一直到省議會初期。 最黑暗時期 第二階段是從民國五十年到六十一年，台灣農村轉型，都市形成，傳統地主主義瓦解，有些地主很成功地轉換成企業家。 這一階段的選舉已經產生賄選，地方派系開始形成而且鬥爭相當激烈。因此，產生出來的民選代表素質並不理想。至於在野的反對人士，也是以單打獨鬥的方式和國民黨對抗。最具代表性的像高雄縣的余登發家族、宜蘭的郭雨新、桃園的黃玉嬌、雲林的蘇洪月嬌等。是一種草莽式的政治抗爭。 由於這時候的國民黨是居於絕對控制的力量，主宰了所有的選舉，一般中小企業業主參與選舉的動機，是藉政治力量來保證他的經濟資源或擴大他的政治資源。這一階段可以說是台灣政治最黑暗的時期。 民國六十年代以後是第三階段。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台灣政治也同時出現新的跡象。 國民黨面臨退出聯大與中日斷交的外交橫逆，想透過政治改革來爭取民心。於是，蔣經國便代表了政治上一股新的勢力，取代了老一代國民黨的官僚。 這一階段最具特色的就是救國團系統的出現。他們提名了一些年輕、有幹勁的政治人物參與選舉，稍微改變了國民黨在五十年代提名派系、黑社會人物的作法。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打「形象牌」 這時候黨外也開始採取連線作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民國六十六年「五項公職人員選舉」, 是台灣政治史上非常大的轉捩點，發生了中壢事件，使國民黨面臨強大的抗爭，發現它不能主控、操縱選舉。因而在提名時也開始注意到「形象牌」, 提名一些年輕、有高學歷的「吹台青」 能說善道、本省籍的青年才俊。譬如台北市的林鈺祥、南投縣長吳敦義等。在這一階段，企業家參與選舉反而不顯著。 從意識型態來說，國民黨的本質並不是資本主義政黨，它是社會主義的型態。基本上，它有節制資本主義的意識傳統，可以說是國家資本主義，反對大財閥，即使要推行資本主義也是以國家為主導力量。這一點，高棣民在「台灣奇蹟」這本書中講得很明白。最具代表的就是「中鋼模式」。 所以在一九八 0 年以前，台灣的競選真正敢明目張膽「打著資本家旗幟」的不多，反而必須靠其他身分「掩護」, 如某某慈善機構、廟公等。大財閥對政治的影響力，並不是透過國會，因為事實上，三個國會都操縱在國民黨手裡。政策法案往往由行政機構決定，國會只是鼓掌通過，並非是真正影響決策的議場。他們遊說的對象反而是行政部門的高級主管。這也是台灣的政治體質所造成的。企業家即使要競選，也並非出於主動，是黨徵召的，個人並不熱衷，只是多了一個身分，並不想透過國會將他的利益化成政策。 國會成為主戰場 八 0 年代以後，國會結構改變，逐漸成為重大決策的主戰場，國會勢必成為政治菁英決定政策的主要場所。很多企業或者透過代理人去競選，或者索性讓自己的第二代投入選舉。 而國民黨的意識型態也開始由「教條政黨」轉變為「實用政黨」。在民主國家，政黨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爭取選舉成功。國民黨為了爭取選舉成功，使用兩種方法。一是利用傳統的地方派系，但這一招現在已愈來愈不管用。從前國民黨在單一主導力量時，它可以玩弄派系遊戲，因為每一派都必須聽它的。但現在派系也可以選擇和民進黨掛鉤。 第二招就是打形象牌。但形象牌太多了，彼此會瓜分票源，於是就想到一些年輕的企業家，像某些名律師等。 台灣未來的國會，可以肯定的說，企業界的代表會愈來愈多。嚴格來說，這對台灣的政治並沒有什麼好或壞。在資本主義國家，企業家變成國會議員相當普遍，最重要的是法律能不能「興利除弊」。 利益團體透過企業代理人表達，如果是多元利益彼此平衡，才可讓決策者在決策過程中聽到更多的意見，不至於落入「黑箱」。 一個國家如果有很好的「利益團體法」、「遊說法」或是聽證會的制度，使利益團體的活動能公開表達利益。換言之，就是用法律來規範它，就是「興利」。 至於如何「除弊」? 就是要想辦法讓這些人在選舉以後「撈」不到。 例如台灣的股票市場現在有很多「內線交易」; 也有人利用職權來炒地皮獲取暴利、參與公共決策。 現代「包」公 常有人開玩笑說：台灣很多民意代表是現代「包」公 -- 包賭、包娼、包工程、包庇...... 什麼都包，就是不包選民服務。如果能有好的防弊措施，可以為真正有心服務的人提供一條出路。 企業家也是國民，當然也有權利參政。但是如果要透過職權斂財或保障自己的利益，就必須被淘汰出局。 選舉要大量花錢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實。在目前的選舉制度下，很多有學識、才幹、品德的人，因為沒有錢而無法出頭。因此，公費選舉制度勢在必行；候選人得多少票，就可以拿回多少錢。全體納稅人應該有一個觀念，「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我們要好的民意代表就得花錢。如果納稅人不肯花錢，恐怕將來花的錢更多。萬一選出「金牛級」的民代，造成國家資源不公平的分配，反而受害更大。 (彭懷恩為台大政治研究所博士，現為文化大學、陽明醫學院副教授)

企業界玩選舉六合彩

今年是台灣四十年來難得一見、而且是解嚴後第一次的大選年，上自中央下至地方，共有一萬二千個位置等待被角逐。 敏感的人不難查覺，參選人早已迫不及待地展開「佈局」; 企業界似乎也準備放手「押寶」。 各路人馬紛紛佈局 僅僅在這一、兩年內，至少已有十個以上以兩黨民意代表為首的各類組織成立；朱高正的「中小企業聯合會」, 許榮淑的「台灣人公共事務聯合會」、黃書瑋的「台灣中小企業現代化基金會」、劉松藩的「中美國會議員聯誼會」、黃煌雄的「台灣研究基金會」, 以及由康寧祥一手創辦的「首都日報」等等。有很多工商界人士也介入了上述組織。 幾個月前，企業界曾經傳出一些工商大老們將集資二億新台幣，贊助二十名候選人在今年底出馬競選中央民代。現任國代王應傑也被描述為是二十名候選人之一。 出身建築業的王應傑要選立法委員，早已不是新聞。但對於這項傳聞，他連聲矢口否認:「我從來沒有向他們提過競選經費的事。」 企業界介入選舉，近年來在國內時有所聞。某些民意代表與利益團體掛鉤，也屢受人詬病。一名中央民代就以戲謔的口吻說:「除了國民黨、民進黨以外，國會裡現在還有「股票黨」、「汽車黨」、「鋼鐵黨」 在議事廳內，代表各種利益的民意代表台上言詞滔滔，台下則對決策單位頻頻施加壓力。「趨勢報告」一書作者詹宏志為文指出，整個議事過程猶如「拍賣場」, 誰的實力強、喊的價錢高，誰就能決定政策。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去年初立法院八十會期審查「海關進口稅則部分條文修正案」。一名立委助理親眼目睹，各方勢力透過各種管道遊說，「搞進口的人拚命希望降低關稅，搞民族工業 (保護、壟斷工業) 的人則拚命希望調高關稅。」 結果，原草案稅率為一五 % 的橡皮手套，在零稅率與原稅率的爭執下，妥協為七。五 %; 原草案稅率為一 0% 的牛皮紙，也在相關企業者的堅持下，降為七。五 %; 叫陣最激烈的汽車稅率，則在一連串的討價還價之後，由五 0% 降至四二。五 %。這種「院外吵嚷，院內買賣」的審查方式，「幾乎把整個立法院掀了過來。」這名立委助理形容。 企業界尋找代言人 企業界在議堂上需要代言人，在選舉中預先尋找合適的「目標」下注，似乎是最直接、便捷的方法。 至於那些企業會在今年的選舉中「押寶」? 政治記者出身的精英公關公司副總經理蔡體楨分析，通常獨占性或保護性企業、消費性產品企業以及進出口企業等，為了確保既得利益的局面不被打破，最有可能「押寶」。 國內一家高知名度的房地產公司，在七十四年中央民代選舉中曾資助了不下六、七名候選人。這家公司的副總經理不諱言:「政府有些聲音令人聽起來很不舒服，總該有人替我們講話吧！」他相信，如果濟發展無法再突破，政治將是另一股藉助的力量。 另一名營造業者也強調:「這是必要的投資。」他指出，企業經營的環境愈來愈複雜，結合民意代表，較容易在局面上獲得優勢。這家營造公司在三年前，曾經與同業聯手資助了幾位候選人。而營造業近幾年努力爭取公共工程公開招標，也陸續得到了某些民意代表的回應。 政治觀察者指出，立法院的主導力量，也由「老法統」轉向利益團體。 在立法院裡，目前存在著一種現象，即財政、經濟、預算委員會從三年前的三十餘人膨脹到現在的八十餘人，而其他諸如國防、外交、司法、內政等委員會規模卻日漸萎縮。 曾任國會助理的民進黨中央黨部文宣主任黃宗文分析，這三個委員會中審查的法案幾乎都牽涉到十萬、百萬人的利益，為了取得程序發言權和表決權，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立委，很多人對這個位置的興趣愈來愈濃。 形象派也打財經牌 這種以「財經導向」為問政訴求的趨勢，就連平日在立法院中傾向於揭示「政治議題」的趙少康、朱高正、尤清、康寧祥等人，似乎也受到感染。 趙少康在前年十月，率領了一個中小企業團體千里迢迢到美國進行遊說；朱高正則組成了「中小企業聯合會」, 為他們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尤清、康寧祥也開始和大企業吃飯，與資本家對話......。詹宏志在「趨勢報告」一書中分析這種現象：他們承受了趨勢的壓力，為了整合資源而將自己投人狹窄的特定範圍議題......。 選舉要花錢 這個例子，相對地揭露出一個事實：即使是具有強烈批判、反對色彩的民進黨，也意識到由於過去在財經議題上表現不夠突出，背後缺乏財團支持以致「馬力不足」。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就曾經表示，民進黨缺乏資源，「我當黨主席，就得在這方面動動腦筋。」 選舉要花錢。對候選人而言，企業界在金錢和人力、物力上都可以動員。根據一些「過來人」的估計，今年底的選舉，國民黨籍的立委候選人大約一個人要花新台幣五千萬至一億，如果是「形象牌」大約是兩千萬；而缺乏企業支持的民進黨候選人則在六百萬到一千萬左右。 選一個中央民意代表究竟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中國時報國會記者張耿銘分析，除了少數形象牌候選人以及民進黨籍候選人 (因財力較弱，戰術運用傾向於宣傳政治主張、口號和反賄選) 之外，其餘絕大多數的候選人錢都花在「綁樁腳」(設立選票據點)。到一個樁腳請客、吃飯、送禮......, 少說在三百萬上下，如果有十個樁腳，三千萬絕對少不了，還不包括其他的開銷。 一張選票，一支六合彩 而過去很多候選人花個兩、三百元買票的行情，如今因為「連簽一支六合彩都不夠」, 也漲到五百元以上。「甚至於寄宣傳品的郵費都比三年前漲了一倍。」一位打算參選的候選人抱怨。 過去企業界在「給錢」的態度上比較被動，大都是親戚、同鄉、同事、同學或是熟人介紹。因為善門難開，「幫了這個不幫那個，容易得罪人。」一位企業界人士說。而動輒六、七位以上的數字，也令企業界難以消受。有的大企業老闆乾脆出國躲避鋒頭。 台南一家大企業的負責人就普公開宣稱:「選舉的是非恩怨太多，分寸很不容易掌握。」他的做法是，在事前不做任何表示，在事後則以「賀禮」的形式致贈當選人。 比較起來，現在企業界的態度比較積極，凡是找上門的一律來者不拒，甚至會自動送給候選人。一位兩度參選的候選人透露，他第一次選舉因為跟企業界不熟，沒什麼收入。後來在立法院裡結識了很多企業界人士，到了第二次參選，「動輒有人送來五十、一百萬，少說也有個兩、三千萬的收入。」他說。 環境變了，大家的觀念也變了。企業與民代之間在「互取所需」的條件下，已然結合成一個新的政治生態。 精英公關公司蔡體楨以實際的接觸經驗觀察，多數企業已經願意把事業的觸角伸向政治面。他們除了要求經濟地位之外，也同時渴望有政治地位。他們有的透過代言人，有的則親身投入戰場。有人曾統計過，目前二十二位台灣區增額監委中，家族擁有龐大產業的委員幾乎占了半數。 政治學者彭懷恩比較上、下兩代企業家的政治差異性。他發現老一輩的普遍具有政治冷感症，他們認為要影響政策，「在高爾夫球場的效果反而比在議會更快」。新一代企業家多願意和政界人物來往。如吳東進、李成家、施振榮、吳思鍾等人，都有良好的政治關係。 民主政治流金錢血液 而國會權力擴張，並成為諸多重大法案決定的場所，也是促使企業界把注意力轉投向國會的主因。立法院八十會期審查汽車關稅一案，在事前雖經過黨政協調，立委卻幾乎完全置經濟部公布的「汽車工業發展方案」於不顧，任憑自由喊價。一名國會記者描述當時的情況:「列席說明的官員，個個猶如待審的囚犯，聆聽立委的判決。」 中時晚報政治組副組長何善溪相信，現在很多人提倡「國民黨應走日本自民黨的路線」, 這種金元政治的「流行觀念」, 使得「金錢就是民主政治血液」普遍被大眾接受。 他舉例，幾年前在立法院中出現由蔡辰洲領導的「十三兄弟」曾受到輿論界撻伐。但現在立法院中有很多「動作」並不亞於十三兄弟，新聞報導所給與的價值評斷卻有很大的不同。 「選舉是金權的溫床」, 絕大多數的觀察者確信，金權將主導今年的選舉，企業界與民意代表之間，「彼此正在尋找一個可以憑藉的支點」。 統一企業押誰的寶？在選舉中，大企業經常是候選人募款的主要對象。面對今年底的選舉，統一企業會有什麼樣的「動作」? 黨政關係良好的統一企業總經理高清愿說:「我到現在還不知道該怎麼做？」 禮貌上的往來 高清愿不否認統一企業 (甚至包括整個台南幫) 曾經幫助過一些候選人、但都是基於禮貌上的往來。他也強調:「競選不一定要送錢，選票支持也是一種方式啊！」 高清愿透露，某些企業確實會在選舉中押寶，也有的企業利用聘請民意代表擔任顧問等方法來建立關係。只要不違法，並不是壞事。「民意代表就是要反映民意，工商界的意見也是民意嘛！」他說。 至於統一企業是否準備押寶？高清愿回答:「我們對這件事的態度很中立。」他指出，現在很多政策的制定都不是由少數人可以決定，只是押寶在一、兩個身上，「我們生意人拿算盤算一算，划不來嘛！」 政治脫不開經濟，也難免有人假政治之名牟私利。但高清愿認為，先決條件是必須顧全大局。而他自稱，除非是在公開聚會的場合遇到，否則沒事絕對不主動找民意代表。「我們不靠特權賺錢。」他呵呵地笑著說。 一流企業家。三流議員 國內有很多企業家走上政壇，高清愿從政的意願如何？只有小學畢業程度的高清愿表示，單在幾年前他就有機會代表工業團體出馬，但是牠對政治毫無興趣，也從來沒有過這方面的經驗。他強調，做人一定要「適才適用」,「我可能是一流的企業家，但卻是三流的國會議員。」這位六十歲的企業家說。

黃信介的未來不是夢?

「建立反對黨就必須要有一個單純的雄心 -- 執政！」當黃信介去年底以一百二十三票對九十七票擊敗有意蟬聯的姚嘉文，輿論的焦點立即從選戰風波，轉移至黃信介如何在主席任內兌現他的政治支票。 像隔壁的阿伯 包容性是黃信介最大的資產。他不是一個令人愛憎分明的政治人物。一口樸拙的台灣國語，一雙時常帶著笑意的眼睛，「讓你覺得他就像隔壁的阿伯。」一位年輕的國會記者說。 無黨籍的彰化縣縣長黃石城推崇他「沒什麼心機，平易近人」。曾經與他在立法院共事的一位執政黨中常委也說:「他很爽朗，很容易溝通。」 個性海派，用錢大方是他另一項特點。十幾個朋友一起吃飯，往往是黃信介搶著付帳。接任黨主席後，他一次捐出一百萬做為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的活動經費。「當黨主席一年，我貼個一千萬也無所謂。」他胸有成竹地說。 他言語率直，富有草莽氣息。當民進黨中常會討論該不該要求政府就「是否願意接受中共統治」一案，舉行公民投票時，認為多此一舉的黃信介不以為然地比喻:「大家投票看要不要把自己的太太借給別人？」 一位資深的國民黨立委則回憶說，黃信介喜歡以「老大」或「大哥」稱呼看得起的朋友，遇上棘手的問題，也喜歡套「拜把兄弟」的交情把事情「擺平」。 他行事不拘小節，不喜歡在會議中聽細瑣的報告，往往只問事情「要不要做？」 他願意包容各形各色的人，沒有強烈的意識型態。他以孟嘗君為例說:「他有食客三千，裡面也有雞鳴狗盜的人，不過你要會利用他的特點和專長。」 抓住朋友的心 他交朋友善於抓心。十年前施明德以政治犯的身分投效黃信介，黃信介不但接納了他，而且連私人的印章和支票都交託給他。施明德因此在其「政治遺囑」中毫不保留地表達他對黃信介的感激。 新聞界經常以「龍頭老大」來形容他，不僅源於他的性格，也與他長期從政的背景有關。 黃信介出身於台北大龍峒的政治世家，舅父是日據時代的抗日名人連溫卿。民國五十年代，他曾先後為高玉樹、宋霖康和郭國基等台籍士紳助選，並於民國四十九年，當選台北市議員。 在國民黨主控大局的年代，他曾成功地動員議會，退回市政府的預算，並且發動國民黨議員在內的同僚，共同連署罷免當時的副議長，代之以非國民黨籍的議員接任。 民國五十八年當選立法委員之後，黃信介在立法院動作比較少，卻不停地穿梭於黨外各山頭之間，扮演溝通、整合的角色。最為人熟悉的是民國六十八年的「美麗島」雜誌。 這份以黃信介為發行人的刊物，網羅了許信良、張俊宏、呂秀蓮、姚嘉文、王拓、林義雄...... 等當時全台各地的黨外大將，成為黨外政治運動的大本營。 民進黨前兩位主席都是受過嚴謹學術訓練的律師，因此對照之下，行政專科學校 (中興大學前身) 畢業的黃信介屢次遭人批評「粗俗」、「沒有學問」。黃信介不但不以為作，反而自豪地說:「很多金頭腦的人都願意跟我走。」 觀察黃信介身邊的謀士，必然不會忽略康寧祥與張俊宏。「高雄事件」之前，同任立委的康寧祥與黃信介曾多次連袂為全省黨外人士助選。前者思慮縝密，擅長運籌帷幄；後者性格豪邁，勇於陣前衝鋒，兩人曾經是推動黨外運動的主軸。 有人形容他們兩人「就像成龍跟洪金寶」, 既是多年老友，又因為政治路線相似而成為競爭者。 張俊宏則是「老康」介紹給黃信介的謀士。在「美麗島」時期，談吐斯文、學識豐富的張俊宏已有「軍師」之稱。黃信介上任後，張俊宏則擔任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成為黃信介首席參謀。政治觀察家相信，黃信介的競選政見、致李登輝總統信函...... 等多份文件，均出自張俊宏的手筆。 短處受人爭議 因此，一位親近黃信介的朋友指出，他善於「以人之長補己之短」。 然而，黃信介在擔任主席後的幾項行動，卻使他的「短處」日漸受人爭議。黃信介不拘小節的性格，就被部分人認為，可能在重要時刻變成「大而化之」或是「不求甚解」。 資深立委費希平宣布退出民進黨對他是一大打擊。費希平事後公然對新聞界指責黃信介有「逼宮」之嫌，對於退職三條件「事前跟我說有把握，但未能完成協議要求，顯然做事有欠考慮。」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民進黨國大黨團被強制驅逐出場的事件，也暴露在結構複雜的民進黨內，黃信介的統御、組織能力將面臨嚴重考驗。當天民進黨主席發動萬人簽名及呈遞抗議書行動，要求國會全面改選。但是有著相同訴求的民進黨國大代表周清玉卻表示，黃信介當天的行動步驟他們事前毫不知情。至於國大黨團往後是否會配合民進黨中央的行動，她說:「個人行為我們無法承諾。」 要當強人主席 從競選之初，黃信介便不避諱地表示他希望做一位「強人主席」。國會記者楊憲村指出，民進黨新任領導階層突顯主席個人的作法，顯然有違民進黨合議制的決策習慣。 觀察者指出，民進黨內山頭林立，向來是「誰都不服誰」, 在合議制的運作下，權力分配尚不致於引人非議，黃信介個人的缺點也可由其他精於議事運作的黨員彌補。如果黃信介執意做個「強人」, 他的短處便要殘酷地一一暴露於公眾之前。一位自由派的老報人曾不客氣地指責黃信介「只是一頂帽子，卻自以為是腦袋」。 面對內部派系暗中較勁的局面，黃信介有意多方拉攏。因此，在民進黨新成立的「國會全面改選擴大小組」中，「新潮流系」的成員在十一個名額中占了六名。 黨主席選戰結束之後，他曾表示今後民進黨要「止痛療傷」, 但是顯然勢力龐大的「新潮流」仍不在他駕馭之下。 除了內部整合問題將對黃信介造成重大的考驗，如何成功地推動國會全面改選和贏得年底的選舉，更是他在主席任內必須交出的成績單。 黃信介本人對選舉有很高的期許。他希望在年底的選戰中，民進黨得票率由過去的二五 % 提高為三五 %, 同時拿下十席以上的縣市長。「如果二十一縣市長中能得到一半以上，就等於實質執政了。」他信誓旦旦地表示。 招降納叛新策略 他的策略，一是改變民進黨「讓人覺得恐怖」的形象，增加與外界的溝通，例如每周中常會結束後，定期舉行記者會。 策略之二是積極招兵買馬，吸收有影響力的新黨員，從根本去改變民進黨的權力結構。除了已入黨的王拓，國民黨籍的立委吳勇雄、工黨領袖王義雄和青年黨的謝學賢都在黃信介考慮之內。 第三步則是收編雄據各縣市、無黨籍的「山頭」人物。黃信介曾力邀即將卸任的彰化縣縣長黃石城至民進黨中央黨部，主持「道德重整委員會」。對於在任內一向大力提倡道德重整的黃石城而言，黃信介的做法正是「投其所好」。 對於尚未表明立場的地方政治人物，黃信介用嘗試說服的口吻說:「明年的選舉是黨對黨，所以夾在中間的很難生存」。 但是嘉義市長張博雅對於這種說法存疑。「民進黨的地方幹部比不上中央」, 她不以為然地說:「並不是所有黨外人士都是民進黨員。我支持誰，跟黨籍無關。」 費希平退黨的舉動，也使部分黨內人士擔心黃信介「招降納叛」的作風，會為民進黨製造更多衝突、對立的場面。 後浪推前浪 依照部分政治觀察家的看法，黃信介早在十年前就擔任過黨外主席。當時的美麗島雜誌不但在全省設立分社和服務處，而且經常舉辦大型群眾演講會。然而，十年後黃信介再掌龍頭，黨外新生代早已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一位支持黃信介的民進黨重要幹部曾語重心長地表示，出獄後的黃信介在性格和作風上並無重大轉變，然而，對他最大的考驗，卻正是「時代變了」。

社會:讓法律的歸法律

許多人相信，從一九八四年開始，台灣逐漸進入一個「運動」的時代。自力救濟與街頭抗議成為社會的焦點，而在許多運動場合裡，軍警與群眾的失控衝突，常常引發更多的對抗，促使事態擴大。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雲林農權會」率領農民前往台北示威，不幸發生人稱四十年來台灣最激烈的一次街頭流血事件。軍警與民眾在對峙的十幾個小時中，均出現失控的情形。仇恨混著熱血，一起滴灑在台北街上。「石頭記」真偽考「五二 0」發生之後，社會的情緒也一分為二。先有輿論與官員對於暴力群眾的普遍譴責，進而有恢復戒嚴之說。其次又發生兩百多位大學教授簽名聯署表示支持「五二 0」的群眾，要求政府為過去失敗的農業政策負起責任。最後，一些教授又到雲林，實地查驗與暴動有關的「石頭」來源問題，演出司法界與學術界對「石頭記」真偽考的一場辯論。自由時報因為刊登學者們的調查報告，有新聞干涉審判中案件之嫌，受到台灣省新聞處的警告。「五二 0」衝突到底是怎麼回事？有那些人該為當天事件負責？檢警雙方、被控當事人、學者們各有說辭，使事件的真相，至今仍像「羅生門」故事一樣令人感到迷惑。坦白說，檢警雙方對於「五二 0」當天的處理，確有令社會大眾不能完全信服之處。第一即為「石頭記」的真偽。檢方根據卡車司機邱榕生的口供，認為「五二 0」前一天就已暗中預謀要攜帶石頭北上。但是事後學者們的實驗卻認為邱榕生的口供有經驗上之不可能性，使得「石頭預謀說」的可信程度受到懷疑。可是檢警對於預謀之立場，既無新的證據，又絲毫不退讓。第二即為對於「失控軍警」至今仍未追究的問題。當時法務部曾針對本案，提出五項原則，其中一項就是「警察逮捕現行犯後如有毆打民眾者，要依法偵辦」。不過事過境遷七個多月，目前已有一百多位民眾被起訴、判刑，有三十幾張滋事民眾的相片還在各地區警察單位等著指認，而軍警受到追究的一個也沒有。使我不得不感到司法公信又一次受到扭曲，社會正義又一次受到強暴。建立司法公信力如果「五二 0」司法善後不當，只針對滋擾民眾做單方面之追訴，而任憑軍警之失控不予處置，恐怕其可能造成之損害，將大大超過「五二 0」十幾個小時的損害。特別令人擔心的問題有這些：一、剝奪街頭活動中「警察中立」的機會。司法不公造成民眾對軍警的怨恨，使軍警在以後執行勤務時，可能面臨更大的被攻擊危險，增加警民對立的機會。二、破壞建立司法公信的機會。在不久之前的一次演講裡，林洋港院長尚感歎司法單位常為行政單位闖出來的問題「補破洞」。。只有在適當時機抗拒行政單位的壓力，對行政單位的失職進行偵察起訴工作，才能建立司法獨立。而司法不公，尤其是在有關政治性活動的處理過程上，常常是引發更多反抗活動的原因。「五二 0」事件的案子，有的在上訴，有的剛剛起訴。我很同意法律的歸法律，政治的歸政治。但是如果法律只做了一半，那不是法律，而是政治。讓「五二 0」就在建立司法公信的過程中，逐漸撫平創傷吧！(張茂桂為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不能退休?

將近三十年前，外交部一位極其幹練的年輕官員向當時的外交部長王世杰抱怨:「我們這一代始終都在做別人的伴娘，從來沒有當過新娘。」八十多歲的王部長愣了半晌，然後用英文回答:「我們會死的 (We are dying)!」不久，王世杰便告老退休了。 二十多年前，新聞學者王洪鈞寫文章倡言「接棒」, 招致不少前輩的抨擊。有些望重士林的學者甚至說:「王洪鈞，你也有老的一天。」作家李敖因此寫了一篇名為「老人與棒」的諷刺文章說:「我不敢期望老人交棒，只求他們別拿棒子打我就行了。」 十幾年前，藝術評論家何懷碩也寫了一篇關於「老年」的文章，卻沒有報紙敢於刊登。何懷碩說:「那時候我就深深感覺到，我們國家最大的問題就是老人問題。」他們貪戀權位，壓抑下一代，造成中國日的情況，「我認為民國以來最令人無法尊敬的老人就活在這個時代裡。」 也曾經英姿勃發 很顯然，批評老人戀棧的聲音絕不是始於近日，只是隨著時光的流逝，這聲音愈來愈急切，愈來愈嚴厲。 與民國同齡，甚至更高壽的一代，年輕時期適逢國家劇變，當時可能英姿勃發或者滿腔熱血的他們、在生命的早期便占據了社會上重要的位置。其中不少人在變亂中喪生或失足，但是民國三十八年隨同國民政府來台的一群，卻從此成為政府幾乎僅有的一堆棋子。他們和當時台灣社會的少數菁英，構成上層階級的全部。 那時候，他們多半只有三、四十歲。有的擔任政府高級官員，有的擔任中央民意代表，有的擔任民間 (其實是半官方) 或學術團體的負責人，甚至可能身兼數職。 四十年過去了。這四十年裡，台灣政治安定，醫藥也愈來愈發達，身在高位的人，簡直想不起來自己有什麼理由要下來。等在後面的一代，幾乎沒有出頭的機會，不免自嘆自憐「像是白頭宮女，誤盡青春」。 下一代心中有怨 那位年輕幹練的外交官，終於不耐久候，自請離職了。如今他也已六十出頭，長期在海外，過著自我放逐的生活。與他同時代的人，「有些聰明、乖巧的，就順從、配合、侍候上一代，生存在他們之下。」社會心理學者楊國樞感嘆:「其餘的人就疏離了」。 其實不僅是疏離而已，他們當中許多人是相當激憤的。出國不歸的人在形式上是疏離了，在心理上卻有更深沉的悲哀。無法出國的人先是壓抑自己，繼而有「枉活一生」的憤慨。王洪鈞說:「你不讓他 evolution (演化), 到頭來他就要 revolution (革命)。」這股怨氣，當然造成社會的不安。 可嘆的是老人不察。事實上，從三十多年前起，他們便逐漸逐漸的，與這個社會脫節了。當別人在奮鬥求生存的時候，他們受到保護；當社會急速變化的時候，他們的生活圈子卻愈來愈小。中央民意代表的活動範圍可能僅限於議場到家裡，往來的是日益凋零的少數老朋友，「甚至看報也可能只看某一份報紙，認為別家報紙都是混蛋。」思想史學者韋政通觀察他們:「只接受讓自己覺得舒服的資訊，生活在自我封閉的世界裡，長期下來，心態當然與外界不一樣。」 他們覺得自己有功於黨 (國民黨) 國 (「長久以來，老委員功在國家......」), 別人可能認為正是他們弄丟了大陸，過多於功；他們覺得四十年來國家靠他們維繫了法統、維持了安定 (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法統的問題。」), 別人可能認為他們這樣做正是破壞了憲法，是憲政的罪人；他們表示並非自己戀棧不去，是黨國需要他們繼續奉獻 (「目前還有光復大陸的責任未了，國家還需要我們。」), 別人反擊他們是時代的包袱，想丟都丟不掉...... 與社會格格不入 他們的子女，也常常為他們感到難堪和痛苦。一位八十多歲老國代的女兒自述：從來不敢在父親面前提起「退職」二字，因為不能預測素來威嚴的父親會作何反應；老人病了，勸他立即住院檢查，他堅持不肯，因為國民大會不久要召開一項會議。「明明頭腦已經昏瞶了，卻把開會當成不得了的大事，彷彿沒有他出席便開不成。」這位四十歲的女士搖頭。 「這社會幾乎人人討厭老人。」本身也即將邁入六十大關的韋政通冷靜分析:「老人要活得像樣確實也很難。」他們身心都退化了，對新的事物難以理解、難以接受，在這個一切求新求變的社會裡，特別顯得格格不入。 「他們如果只是含飴弄孫，也會是很好的祖父母。」何懷碩相信。但是很多人偏偏忘記了孔夫子的教訓:「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他們不去想這一生已經得到了不少東西，卻總擔心來日無多，不像年輕人「將來有的是機會」。 「其實，到了這個年紀，是你的，你已經得到了；不是你的，爭也爭不來。若還要貪戀、強求，只能自尋煩惱。」韋政通建議老年人學著從事心智方面的活動，可以減緩心靈的老化，對金、權的慾望也會相對地減弱。 這樣的忠言，真正需要聽到的人是聽不到的，這也正是他們的可悲之處。「他們的自我沒有成長，始終還停留在四十年前的階段。」韋政通嘆息:「很可憐，他們等於沒有活，最多只能算半活。」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製造神話 等著他們交棒的人不會用這樣同情、寬容的眼光去看他們。一位自認虛度半生的政府官員絲毫不掩胸中怨怒:「他們這一代製造了不少神話。」他指責，老一輩自己是少年得志，卻對下一代說:「你們還年輕，慢慢等。」發現自己老了，他們便倡言「人生七十才開始」。等到實在老了，又發明「青年才俊說」, 來一個「隔代交棒」, 把棒子一下子交到四十多歲的那一代手上:「就是看準了這些「青年才俊」一時還接不下來，這樣他們才好在幕後監督，繼續掌權。」他激動地說。 另一方面，接棒的這批人，也不見得明白自己是怎麼接上這一棒的。「他們還以為自己是天縱英才，走在前面的人都是笨蛋。」一位即將按規定退休的官員不諱言看到這些「後生小輩」耀武揚威的樣子，想到自己被剝奪的機會，忍不住要傷心落淚。他警告三十多歲的更年輕一輩:「當心歷史重演！現在四、五十歲的這一代將來恐怕又要跳過你們，隔代交棒！」 歷史會重演嗎？或者，正如老人們受到抨擊時所說的:「你們也會老的啊！」極力打開胸襟去瞭解社會的一位民間學者不信這一套:「我們老了，不一定要像你們這樣！」 老了就會這樣嗎？楊國樞卻從發展心理學的觀點，認為人本來就會隨著年齡的增長，發展出不一樣的價值觀。「青年時期的人，理想主義很強，對社會的不公、不義比較敏感，熱心改革。」這位心理學家說，但是年紀一大以後，慢慢就感到改革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其、善、美都是天上的星星，是少年人不切實際的夢。 今天遭到圍攻的老人，當年也曾經慷慨激昂地批評既得利益者，但是等到他們取而代之以後，卻採取了另一套標準，力圖鞏固自己的權位。「人恐怕就是會這樣的吧！」楊國樞無奈地表示。 要避免歷史重演，唯一的破解之道是建立制度。這制度，絕對不應由利害攸關的人自己來制定，否則必不合理，這是很淺顯的事實。有了制度之後，還得要尊重制度，「否則，永遠有特權，永遠有例外，制度之上，還有違章制度......」人事管道永遠無法健全。 老人堵塞的人事管道不僅止於一代。二十年前大學畢業的人，如果沒有特殊的家庭背景，恐怕都很難忘懷當年「八行書」的陰影。一位歸國多年的學人，猶憶大學時代一個成績比他差的同學，憑著父親是立法委員的關係，搶走本應這清寒學子獲得的獎學金。另一位如今已是民營公司主管的中年人，也清楚記得大學剛畢業時，與那些手持各種介紹信的同輩競逐工作機會的恐懼與挫折。 「但是回想起來，我並不羨慕他們。」這位中年主管說:「那些溫室裡的花朵也許起步比較容易，但他們大部分至今仍在原地踏步。」像這樣的人自我同樣沒有成長，從某種角度而言，他們也是受害人。 走在歷史的轉捩點上 台灣迅速走向現代化，但是，老人的影響並未褪盡，有些人雖然不算太老，卻沿襲了老一輩的想法與作風，力圖扶植自己的子弟接棒。有人形容今天的年輕官員頗有些是「不食人間煙火、不知民間疾苦的高幹子弟」, 但是他們預言:「這可能是國民黨用高幹子弟的最後一次機會。」不少人相信，以後一定是「誰掌握了民意，誰就容易出頭。」 在台灣叱吒風雲數十年的這批老人，是歷史與時代變遷下的奇特產物。他們其實只是一整代老人中的極少數，卻相當程度地代表了那一代人的心態。從他們的立場來看，他們並沒有錯：整個中國的歷史，不就是這樣寫出來的嗎？不幸的是，他們正走在歷史的轉捩點上。不能與時俱進的老人，執意不放手，得不到後輩的尊敬，反而造成好幾代人的痛苦。 大陸神話學者蔡大成說:「中國人講究倫理，倫就是年輪，也就是輩份。所以六十歲的人也得向八十歲的人低頭，因為在他們眼中，你永遠是未成年的！」 這確實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之一。正如一位中年人自嘲的說法:「我們正看到中國文化中不合時宜的一部分，在與時代大戰。」只是，這場戰爭波及的無辜太多了，拖延得愈長，災情愈慘重。 為什麼不交棒？楊國樞：這是有傳統的 我們這個國家，在政治上是「老人政治」, 在社會上是「老人社會」, 老人當權，是有其傳統的。根據過去的研究看起來，一個社會假如具備以下特徵，老人的地位特別高，做主的時間也長，一直到他死掉算數。 一、主要資源控制在老人手裡。中國過去以家族為主，所有財產都屬於家族而不屬於個人，而主管財產的便是家族中的老人 (家長)。 二、公眾教育不發達，生活所需的主要知識都靠經驗的累積與世代傳承。老人就憑著累積知識，掌握了最多的生活技能。 三、重視傳統、崇拜租先。老人是與傳統、祖先連繫的主要媒介，所以愈重視傳統、崇拜祖先的社會，老人愈受尊重。 四、這個社會是一個擴大了的家族。家族本就強調親人間相互的義務與權利，因此這樣的社會也形成重視上下關係的結構，大家依序排列。 五、這個社會的人都生活在小而穩定的社區裡，如小村子，四周都是熟人，特重人際關係。老人活得久，人際關係好，可以一言九鼎。 六、經濟型態是「匱乏經濟」, 也就是農業經濟。生產力低，大家都在飢餓邊緣，所以老人的勞動力也受重視。 七、社會風俗不鼓勵個人獨立，而鼓勵團體或家族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發生糾紛時，就找輩份高的人出來排解；喜慶宴會，也找這樣的人來主持。 前述特徵，中國是七項俱全，所以是「老人社會」。轉變成現代工商社會以後，這七個特徵都崩潰了，老人的影響力愈來愈小，但是某種程度的傳統觀念仍然延續著。一般的政治人物或政府，為其本身利益，往往會遷就傳統，肯定、安撫老人。 費希平：把個人利益看得太重 棒子早就該交出去。沒有交，是因為大家把個人利益看得太重。像國大代表，六年才開一次會，每個月拿那麼多錢，又沒有選民壓力，為什麼要放棄？立法委員也是，可以在外面兼很多工作。 其實我們年紀大的人，何必和年輕人競爭？上台都上不去，耳朵也聽不見。在「美麗島事件」之前，我便在立法院提出過，建議立法委員八十歲退休，結果挨了很多人罵，他們都說:「你不會到八十歲的嗎？」那時我才六十多歲，這個意見，他們連考慮都不考慮。 不過，也不是大家都不願走。有的人是願意退的，國民黨又不希望他們退，怕國會不好控制，政權不穩固。他們也不是沒有貢獻，這些年來，的確是賴這些人維持民主的實質，否則便成為軍事獨裁了。 資深中央民代對全國而言是一個包袱，我們一定要反對，但是我對朱高正說:「你可以講道理，不要開口就罵人。」朱高正說:「不罵他們不走。」不是這樣的。 吳延環：一切得按法律來 現在立法院的很多紛爭，本來根本不應該發生的，都是因為主持會議的人不守法才會這樣。這些人一上來就罵「老賊」, 議事程序那有這一項？主席根本不應該讓他們發言。 老是提「程序問題」, 我是程序委員會主席，那一項程序有問題？都是年輕人亂來。我們歲數大的人，若和他對罵，成什麼話？不和他對罵，就只好忍著，久了倒好像他們有理。 你說要老人退職，一切得按現行法來呀！沒有現行法，就得修法。不照法律來，整個國家都給弄亂了。 目前我們是只有民主，沒有法治。我從十六歲入國民黨參加革命，就是為的民主，如果民主是這個樣子，那我寧願不要！現在提出的退職方案，我認為是很溫和的。那些長年臥病、久居國外的資深民代，自己也應該覺得不好意思。至於在國內的、健康情況良好的，如果願意留，應該可以留下。 我想，政務官才有某一年齡層掌權不放的情形。兩位老總統在世時或許比較喜歡用與他們同時代的人，經驗相似，比較好溝通。這些問題，等民主政治上了軌道就不會有了。

通往總統府的五十條路

聽說，很多小男生寫作文的時候，都說他的志願是當總統。 等這些孩子長大，如果他們仍然「矢志不渝」, 可能就得自問:「該怎麼做？」或者覺得無路可走而茫茫然。 憲法規定，凡年滿四十歲的中華民國國民，都有資格被選為總統。 依台灣的人口年齡結構來算，有三百多萬的合格候選人，需經國民大會一百個國大代表連署 (約占總代表人數的八分之一強), 才有進一步競選的可能。 什麼樣的人可以得到一百個國大代表連署？看看過去的歷史，一般政治人物想要爭取連署的可能，比滄海一粟更渺茫。由於一黨獨大，再加上民意代表機構非常特別的組成，除非當上國民黨主席或黨政有力人士，否則當總統的希望微乎其微。 在變局之際，「總統」話題連綿不絕，好像當總統的管道稍稍打開。但詢問學者、民意代表、在野人士、甚至國大代表，都對「怎麼才能當總統」這件事，表現出消極、牢騷滿腹、或是酸葡萄心理，有人說「沒辦法」, 有人說「恐怕下一代才有機會」。 大家都看得出來，歷史仍短又動亂不輟的中華民國，看不出有什麼「總統之路」的傳統。 民主傳統較久的國家便不同，英國首相，大多從後排議員，做到前排議員才有資格成為首相；美國總統則多從州長、參議員脫穎而出。 但立委李勝峰卻感嘆，我們的權力之路不清，搞得為了爭取立院的正、副院長職位，也變成「當場開標、就地還價」。 另一方面，許多人不知道該怎麼做、該怎麼去爭取，才能獲得一個職位，施展抱負。 立憲後的總統，不是軍人，就是家庭庇蔭 (見表), 嚴家淦、李登輝是唯二例外。回想當年李登輝被提名為副總統時，在蔣經國面前表現的靦腆和惶恐，「連椅子都只坐三分之一。」一個民意代表形容。 這是不是顯示，要被點狀元式地點中，還含著許多機運和不可揣測的因素？也許有一天，當一個小男生再提筆寫作文，說他的志願是總統，而他的確有個清晰的概念和典範可依循，知道自己要怎麼做，才能完成大志的時候，中華民國的民主，才算真的成熟。 以下是幾位知名人物的看法：台大政治系教授 呂亞力：最好不要有這個志願。 這個，這個實在很難講。 立志做總統是一回事，要做到的話，還牽涉到其他因素，常常是妥協的結果，不一定是最有才幹的人出來，任何一項公職，任何一個國家都如此；沒有什麼一定的原則。 美國因為是直接選舉，黨內民主，所以一個黨可以有十幾個人出來競爭，中華民國情況不同，我們是間接選舉，又是一黨獨大，想做總統的機會太小了。 所以除了執政黨之外，其他黨沒有希望。而國民黨高層人事任用並不民主，中央委員、中常委大部分由主席提名；而黨主席又是前任主席推薦，用什麼標準推薦，難以瞭解。 如此看來，政治人物自己的控制權很小，在這種情形之下，立志當總統不是很荒謬嗎？最好不要有這種志願。除非國民黨已經很民主了，否則實在談不上。 民進黨中常委 林正杰：政治犯與總統一樣偉大。 這既要看黨派，也要看機運，說不定還得看他腳底下有沒有長痣，李登輝當總統以後，不是就有人到他老家去看風水嗎？也許我們的下一代有這個機會吧，在這種沒有民主政治的狀況下，做政治犯跟總統一樣偉大。 因為政治犯可以促進民主進步，但做總統卻要面臨挑戰。以做大事、不做大官的精神來看，做總統也不是最了不起的事。當然，身為總統還是可以做很多事，畢竟這是政治人物最高的抱負。 我真的不知道要當中華民國總統，最好的方法是什麼。當初大家在預測接班人的時候，有誰猜中李登輝？但我知道最不好的方法，一個是軍變，政變，軍人干政；第二個是買票。希望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國大代表 鍾榮吉：現在不要談，好不好？問：請問，你覺得要當總統最好的方法是什麼？答：按憲法規定嘛！問：你的意思是，年滿四十歲的人都可以競選囉？答：唉！現在談這個有什麼意思，還不到選總統的時候啊！總統六年才選一次，會有什麼人出來競選？我看我還是不要談，好不好？民進黨中常委 吳豐山：你做一次，我做一次。 當總統？依現行的體制嗎？哈哈哈...... 看起來只有兩種模式，一是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歷經黨、政、軍、特的磨練，成為無所爭議的人選，和一股無所不在的力量。 第二種就是具有某方面的長處，得到強人的提拔。 這是過去的模式，但李登輝不可能再做那種強人，所以總統人選，一定是國民黨內各派系互相溝通、競爭、交換條件的結果，像日本自民黨一樣，你做一次，我做一次。 立法委員 李勝峰：現在蘿蔔自已會挖坑。 人家都說一個蘿蔔一個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現在的蘿蔔自己會挖坑，但不見得都是好蘿蔔。 現在權力之路真的非常不明顯，不只是總統，任何一項公職都是如此。一個人想做總統，真是沒有方法。這實在是很嚴重的問題，很多人都不想這件事，我跟他們聊起來，他們才有同感。 任何一個社會安定的國家，都有明顯管道。拿民意代表來說，日本只有三種主要管道，一是父母餘蔭，二是現任議員的助理，從替議員提公事包開始，三是自民黨地方領導人。除了這三個方法，要晉身國會也可以，但少之又少。 但我們呢？拿立委來說，每個都是個案，沒有清楚的規則，我是因為在黨的活動表現不錯，才被提名，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走這條路，立法院沒有那個人出身跟我一樣。 你看趙少康，他是因為寫了一份選戰企畫書，恰好被關中看到，才得到機會。要是關中沒看過這份企畫書呢？就曾有一個黨官告訴我們:「你們是運氣好，關中當主委，換了我，才不敢提名你們。」為什麼？因為我們要錢沒錢，要人沒人。 最近立法院又在爭正、副院長位子，簡直是「當場開標、就地還價」, 就是沒有一個程序。我到立法院第一年就當召集人，說出來都會被別人笑。 國家政治人才不能靠機緣，更不能「開標」式地爭奪，否則真是一種人才浪費。 目前國民黨中央委員至少已經開放選舉，如果我想當中委，我知道該怎麼經營。可是要當總統，最起碼要先當中常委，誰能告訴我，怎麼做才能當上中常委？我知道有某些職位是當然中常委，像一些部長，可是又有誰能告訴我，怎麼樣才能做內政部長？在這種情形下，有些人就會去反對陣營，或者出一些怪招，搞不好這樣還快一點，如果要排班不知道要排到幾年。 我贊成黨內部初選，輸了就別吹牛，一切要慢慢制度化。 政治漫畫家 coco (黃永楠): 還是先考公務員。 哈，這真是個大問題。 中華民國的歷史並不久，過去一直都在動亂之中，形勢造人，不是說你比較正直、善良就可以做總統的。 我覺得如果要當總統，日後必須強調行政能力，待人處事有過人之處才行，意思是必須廣結善緣，得到不同意見、派別的尊敬。 為什麼可以從行政做起？因為黨凌駕於政的時代已經過去，未來政治必以行政見長，從行政之中，表現政治人物的抱負、理想及人格。 坦白說，民意代表對事情的瞭解只是表面，他們只會對某些現象問問題，不能深人。所以不是當總統很好的資歷。 因此，要當總統，也許還是先考公務員特考吧。

我們需要好的指揮家-柯文昌談企業界期待的政治領導

問：幾個月前你去過一趟大陸，能否談談對於台商在那兒投資的觀感？答：這次我去了北京、廣州、深圳，感覺台灣的企業、生意人在那邊相當活躍。比方說，到深圳馬上就有人跟我提到，最近新開的好幾家工廠都是台灣人投資的；我在北京也到處碰到台灣去的人；在廣州，我們去看秋交會，裡面多的是台灣面孔。 問：目前政府並未開放大陸通商，你覺得這種熱絡現象的背後，隱含了那些問題？只見中國不見中共 答：我跟很多人談到為什麼要去大陸投資，他們說，同文同種管理比較容易，再加上那邊又提出很多優惠的合作條件。最讓我擔心的是，不少人最後還加帶這樣的一句話，「即使發生什麼事情被吞掉，至少也是給中國人騙的，比被泰國、菲律賓人騙要好。」 我們不能只用中國人的眼光來看他們，畢竟有一個中共的政權在那裡，至少中共官方政權仍然在講四大堅持。現在大家一廂情願的貼上去，足以顯示我們沒有清楚的國家目標，社會上缺乏對這個問題的共識，而企業界也沒有看到一個有希望的未來。 目前企業界喪失了廉價勞工的優勢，再加上投資環保成本的必要性，當大家看不到清楚的國家目標或行政院政策時，當然就各求自保了。讓自己的企業存活最容易的辦法就是趕快往大陸、菲律賓、泰國等工資便宜的地方搬，或是追求近利，在國內能撈一筆就算一筆。 問：以一個專業經理人的眼光來看，為什麼我們的社會會逐漸喪失凝聚力，大家都各求生路，而不顧整體利益？答：過去我們的國家有一個整體目標 -- 反攻大陸，為了達成目標，一定要讓台灣能生存、建設好。反攻的壓力很明顯，因此不管是老百姓、企業界、公務員，都感覺自己可以為國家盡一份力量，做得很起勁。 可是慢慢地什麼都講求開放、自由化了，兩岸關係又進入一個比較曖昧不明的狀態，敵意不見了；看到中國，看不到中共了。所以，現在假如抽樣問一些企業家或主婦、學生、工人，我們三、五年可見的國家目標在那裡？可能沒有幾個人講得出來。 氣勢磅薄的指揮家 我認為，台灣急需要一個三、五年可以達成，大家可以參與，足以讓人興奮、帶勁，又產生施政氣勢的目標。這個目標必得看得到、講得出，它不是一大本行政院的施政報告，而要讓大家能夠溝通、傳播、認同。 問：誰是揭櫫這個目標的關鍵人物？他應擔負起什麼樣的領導責任？答：關鍵人物在行政院長。就閣揆的角色而言，他，一、要定出目標，鼓勵閣員參與決策過程。二、要建立共識。三、要真正評估、考核閣員是否執行了目標。 問：具體而言，這三項工作要如何達成？答：第一件事情，一個好的行政院長應該去找他的閣員，對閣員講他的目標，透過大家的參與，討論這個目標，閣員回去之後會想出自己的政策，這個政策自然而然會跟目標配合。 這樣一來，院長在做溝通的工作，閣員也在做溝通的工作。就好像一個交響樂團，看起來樂器很複雜，可是好的指揮家自然而然能使大家奏出協調的聲音，使整個樂章雄壯而有氣勢。 總統講的施政要有氣勢，氣勢怎樣產生？氣勢不是單從一個人產生的，而是從整個團隊。擔當從那裡來？擔當是知道我要怎樣讓目標達成，自己在達成目標中能貢獻什麼。透過這整個團隊自然而然一直傳達下去。新聞媒體、輿論界都知道國家的目標，也不斷地談。在這種情況之下，社會的清議才能夠起來，沉默的大多數才能感覺到可以如何「愛」國。 第二件要務就是要建立起共識，不斷地和外面溝通，不斷去推銷目標，推銷自己的理念，讓大家聽來興奮，深獲鼓舞。一個領導者的魅力就在這裡，他能不斷地讓人感覺這個東西很有意思，號召大家都來參與。 真的不行就換人 問：傳播目標、建立共識之後，又如何確定目標確被執行？答：一個行政領袖一定要能評估、考核所有的閣員對於達成目標所做的貢獻。因為大家已經談得很清楚了，隔段時間，就要評估各閣員做得好不好，有沒有配合目標，是不是要做事又不做。真的不行的話就換人，有獎有罰自然而然大家就來勁啦。 一個領袖對表現好的閣員應該給予獎勵，不好的就換下來，長此以往整個社會便能建立秩序，因為大家都覺得很公平。 這些事情我們的俞院長可能有在做，但是很明顯地，沒有功效嘛！如果長時間來大家都感到喪失了目標、不知怎麼參與、步調不一致，公權力不能伸張，歸結起來，這是行政領袖應負的責任。 問：你覺得假如缺乏堅強的領導和目標不明確的狀態繼續延續下去，會使台灣變成什麼狀況？答：會使台灣喪失很好的時機。因為沒有強力領導，公權力、公信力會不斷地被腐蝕、扭曲，只有每下愈況。現在有好機會，可以投資增強實力，但目前談什麼事情，怕都難得到大家的共識。可是，我們現在最能夠做、也最應該做的，就是增強我們的實力。如果實力不斷增加，國際地位一定會跟著提升。 比如過去經營事業賺了一些錢，應該投資在提升人力資源上，往人力資源高級化的路走，引導外資來投資軟體、材料、精密機械等高級產業。 只要我們有一個有效的政策去執行，有一個好的目標來配合，就能做到這一點。此外，像公共設施、公共建設的投資，可以把台灣建設的非常有效率。這是大家一定能認同的近期目標，可以鼓舞大眾，錢就不會跑到六合彩、炒股票上，因為大家知道有什麼地方可以配合政府的目標。

傳播:誰來監督報業?

報禁開放悠忽已屆一年。報禁開放茲事體大，影響深遠，自然成為社會的重要話題。所以這些日子來，不少學術機構、民間團體，以及報紙以外的其他大眾媒體，紛紛就一年來報界的表現提出批評與建言。反觀事件的主角 -- 報界，卻似乎事不關己；既未見自發、公開性的檢討；對他人的批評與建言也大多相應不理。 報界功勞有限 報禁開放促使報業市場自由化，而由於市場的自由化，新聞言論尺度擴大，資訊亦漸趨多元，報業因而顯得更能扣緊社會的脈動，與讀者的需求。這是報禁開放後所帶來的正面意義。但這些正面的意義，主要是源自社會、政治解嚴的必然結果，報界本身的功勞實在有限。何況再往前回溯，報界在推動政治解嚴及攸關己身權益的解限 (限證、限張、限印) 又何曾扮演什麼積極的角色？作過多少努力？報禁開放後，報界本身確曾作了不少努力。但這些努力所呈現的結果，卻可能負面意義大於正面意義。例如，濫用擴張的篇幅及較寬鬆的尺度，在新聞中夾敘夾議，含沙射影，損害新聞當事人的權益；不少報紙為了牟利，用兩三版的大篇幅刊登六合彩廣告，並且以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版的面積登載六合彩明牌的新聞；另外，有些新聞記者涉入股市操作，各類型社會運動等，在字裡行間露骨地表達己見，企圖造成影響。 歸結三、四十年來的台灣報業，其中當然有果正不阿的正派經營者，不過，大體而言，前三、四十年是在政治力的籠罩下困頓失色；最近這一年則是在經濟力的衝激下，迷失了方向。不論是報禁開放前或報禁開放後，台灣的報界都稱不上正常的產業，對社會都是負債大於資產，值得自我檢討及受社會公評之處著實不少。 而報界的作為又是如何呢？自報禁開放風聲初起，各報即紛紛成立各類型的企畫以為因應。但目標都是著眼如何迎合讀者，穩住並開拓市場，鮮少聽說有報社設立什麼小組專研如何在競爭中，維續報紙風格及新聞的專業意理。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報報相護 去年十一月底，台灣省報紙事業協會譴責刊登六合彩報紙之聲明，只有四、五家報紙刊登響應。去年十二月中，政治大學新聞系與吳舜文新聞獎助基金會合辦報禁開放一周年研討會，曾發函通告各新聞媒體，但開會當天，報紙新聞從業員與會者寥寥可數，而且各報在會前及會後，均未有片語隻字的報導。 報界這種憚於自我檢視，報報相護，聞過則避、甚至則怒的心態由來已久，報禁開放後，似乎更為變本加厲。 坦白說，報界這一年來呈現的缺失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報界受限、畸形這麼久了，一旦開放，又怎能期望馬上走上正軌？許多缺失其實都是早在意料之中。倒是報界這種缺乏反省的能力才是令人引以為憂的。因為當政治牽制力衰退，經濟力如此狂飆，如果報界缺乏自我批判，又不接受他人批判，那麼試問誰來監督報界？更何況，有著殘缺，卻又缺乏反省批判能力的報界，又怎能善盡批判並促動社會反省的角色呢？(鄭瑞城為政大新聞研究所教授)

王永在:「胡說八道又不要納稅!」

問：台塑投資的六輕案，目前進度如何？答：我不曉得。根據現在的社會風氣，已經由政府和社會來決定了；我沒有權，講要做也不行，講不做也不行，只有當啞吧，不講話。 另一個墨西哥？問：據經濟部長陳履安表示，只要台塑在桃園觀音鄉的土地交割辦妥，就可開工建廠。為什麼你的看法這樣悲觀？答：以目前的公權力來看的話，恐怕是不可能吧！比如說新光紡織士林廠遷廠的事情，員工鬧得這樣亂，政府連一句話都沒有。大家看好戲的樣子，有那一個單位在管？只有陳部長一個人很熱心，有魄力想要做，但是推得動嗎？問：你辦工業三十多年，經過多次轉型，也度過無數次風浪，這一次竟充滿無力感？答：我講一個故事。上個月初我在美國德州南部，想到墨西哥邊界，看看這個國家到底怎麼樣。到台塑的拉瓦卡港工廠那邊，他們的港務局馬上派了一架小飛機來接我，還不到一個小時就到了。 港務局長親自做簡報。他開頭就講這個港從外海開到陸地十八英哩，可以讓三萬多噸的船進來，怎麼怎麼方便......, 而工錢差不多是三塊五美元一小時；到墨西哥對面那邊，八毛錢到一塊二美元一小時，照我們台塑的標準薪水，六分之一都不到。 因為我拿中華民國護照，他們怕有麻煩，中飯過後，港務局派了一個律師跟我們同行。過一個小橋，就到了墨西哥。我一看，和美國竟是兩個天下：馬路不平，一大堆車子堵塞、亂搶道，到處都是垃圾。下午四、五點鐘回來，路上已經相當塞車了。 六點半他們給我們做一個歡迎會，市長、法官二、三十個地方人士來，台塑有五個人參加。 嚇跑資金、企業家 宴會中，他們講到一九六四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墨西哥舉行的情形。那時墨西哥的工錢一小時兩塊美元。他們講笑話，說是最近中華民國和墨西哥二十幾年前的鏡頭一樣，一邊是警察，一邊是民眾，又吵又鬧，社會運動鬧得企業界也走了，留下來到現在就是這樣。 二十多年前，兩塊多美元一小時的工資，算相當高了，墨西哥工人不滿意，吵吵吵，吵到現在八毛錢。 我到那邊參觀一個化工廠，味道很不好。我問廠長用人的條件怎麼樣呢？他說，第一、二十歲以下，第二、高中以上，第三、身體健康、品行好。因為失業者太多，到處都可以看到這裡一堆、那裡一堆的閒人。 美國朋友笑的意思是：你們中華民國這樣搞下去，跟墨西哥一樣喔。 問：你是指，台灣的勞工、環保等社會運動，會使企業家跑掉，資金也跑掉？答：現在已經跑了很多了。據我所知，光只福建就有六百多家台灣廠商。而跑到中國大陸的有一、兩千家，還有東南亞、中南美......, 到處跑。 我很擔心。工業技術跑到大陸、東南亞，東南亞的工錢差不多是我們的十分之一、八分之一，大陸只有我們的五 %。一樣中國人，這裡的技術拿去做一樣的東西，跟我們競爭，怎麼辦？現在台灣鬧工潮，工人吵鬧要求三十個月、五十個月年終獎金。這個都是勞基法、政府領導帶來的，我們沒有辦法。 這樣下去很危險 問：最近好些個去過大陸的記者和工業界人士都說，台塑企業已經到大陸投資。王董事長在泉州和印尼華僑林紹良合買了一塊地，是否真有其事？答：林紹良？我們絕對沒有跟他合作，沒有到泉州。胡說八道。 問：又有人說，台塑準備在廈門和當地的建發公司合資，興建一個化纖廠？答：我不曉得，這個大概是人家曉得，我們不曉得。 問：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台塑到大陸投資」的相關傳聞？答：現在講胡說八道的話又不要納稅，隨便講人家也不會批評，什麼人都可以講話的。我們的社會是這個樣子，有什麼辦法呢？比方說，社會運動吵鬧，大家好像在看好戲，社會竟然變成這樣。我不懂政治，照這樣下去會怎樣，我不敢講。照我們做企業的來看，我敢講一句話，這樣下去很危險，經濟會蕭條、萎縮。 問：石化業者指出，因為建七輕，台塑企業已經有好幾百個工程師到美國德州去了，如果同時再建六輕，人力可能不夠。他們因此推斷，台塑已無意在台灣建六輕廠了？答：為了蓋六輕，我們已經花了四億多，連在國內買的材料超過五億美元。在這裡做六輕，跟在美國做七輕，完全是兩回事。 問：六輕投資案如果再拖下去，台塑是否會到美國擴廠，把計畫移過去？答：我們已經花了這麼多錢去了，最後怎麼樣我不曉得，哈哈 (苦笑), 就是放在那邊，已經兩年多囉！問：你的意思是，即使一再拖延，終究還是會在台灣建六輕？答：總是有一個時間的，不然的話怎麼辦？陳部長是很有心要推動，但是，我怎麼說好？在這個環境之下，他一個人是不是有力量？找「環保」做藉口？問：現在台塑中、下游有那麼多工廠都到了中國大陸或東南亞，台塑的行銷策略是不是要改變？答：我就是擔憂這樣，中、下游的廠商統統跑到東南亞跟大陸，將來五輕也好、六輕也好，做出來銷給誰？跑光了！人家都失望了！問：你對到大陸投資有何看法？答：我沒有去過大陸，所以不大瞭解。不過，工錢這樣便宜，又都是中國人......。我聽說過去那邊的工錢付給政府，政府再給工人，現在可以自已付給工人。一樣是中國人，你有錢給他，他太窮，就拚命幹了，效率聽說也不錯，不要看輕。他們的工資只有我們的五 %, 你一 0% 給他，他就會拚命幹。 問：照這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你認為台灣到底還適不適合發展石化業？答：石油化學跟火車頭一樣，很多東西都是石化業來的。連高科技的電腦，大部分的原料也是來自石化業。 污染？六輕在這裡污染，七輕到美國就沒有污染，為什麼？美國人不怕，我們中國人怕？問題不是這樣。 都是政治秀 「環保」是一個藉口，現在很多問題都變成政治問題，不是污染問題。污染的話，這個東西產生，什麼成分、跑到那裡去，都可以算嘛！至於怎麼處理，在美國是坐下來談清楚就好了。 我們這裡怕污染不能蓋，到美國怎麼能蓋呢？我在美國那個廠怎麼沒有問題呢？騙鬼！現在社會這一切，沒有什麼正常的，都是做政治秀。你騙我，我騙你，大家騙。不是真正規規矩矩來講話，做事情。

政經環境劇變-台塑要離家?

在溫室效應的影響下，金黃色的暖洋把正月的台灣鋪陳得冬意闌珊；但對千百家被環保、工潮逼得束手無策的石化中、下游業者而言，這卻是一個淒寒徹骨的冬天。 清晨七點，林口長庚高爾夫球場。剛打完九個洞的台塑企業總經理王永在，接過小妹遞上的早報，一眼就看到頭版所登「高雄縣大連化工廠罷工四天」的消息。這家國內唯一生產醋酸乙烯的公司的生產線，預計十天之後才能恢復正常。 重環境、輕經建 面對在座的記者，王永在悲從中來地搖頭扼腕:「完了！完了！」這深沈的感嘆，同時流洩著他對台塑六輕設廠案曠日廢時的無奈。 近兩、三年來，各地的環保抗爭如火如荼。從鹿港反杜邦、後勁反五輕、蘭嶼鹽寮反核、台電永安廠，到暴民占領廠區索賠不貲的林園事件，一步一腳印地替台灣開出一條「重環境、輕經建」的大道。 而預計投資六百億台幣的六輕案 -- 台塑企業烯烴廠計畫，因反其道而行，先是慘遭宜蘭利澤工業區三振，又在經濟部核准的堂堂官印下，被桃園觀音鄉民杯葛。前後延宕兩年多，目前仍不知何時才能破土興工。「現在是一談到化學就到處挨打，」國喬石化總經理詹紹啟感同身受地指出:「反對石化廠變成政治上的時尚，好像非得這樣才算漂亮。」 更令資方心痛如絞的是，舊曆年關將近，工會紛紛主動開索年終獎金。去年因國際價格暴漲，獲利豐厚的石化原料公司，甚至接到「分享」三十到五十個月薪水的要求。 一位不願具名的業者私下直亮亮地掀出底牌:「一切要求最好不要太離譜，否則把資本家逼走了，錢不投資在國內，對台灣經濟沒有好處。」 事實上，台灣企業主「出走」的消息，早已不是新聞。近一年間，僑福建設董事長黃周旋觀察，部分廠商「不計利害，像飛蛾撲火一樣地對外找出路」, 有的避到勞工便宜的東南亞、中南美，有的則甘冒「三不」政策的大不韙，轉駐同文同種的中國大陸。 企業熱衷向外走 據官方估算，約有九百家廠商到泰國，兩、三百家到了大陸......。但知情業者的瞭解遠超過這個數目。「光是福建沿海就有六、七百家台灣去的製鞋、成衣、塑膠加工廠......, 總計共有一、兩千家台商在大陸。」權威人士說。 跨海出走的氣氛還在繼續擴散、蔓延。幾個月前，在台灣經濟研究所舉辦的「公元兩千年石化產業諮詢會議」中，一位資深化工專家要求同時考慮中國大陸的發展計畫，「否則結論必然不夠全面。」他強調。近期的業者聚會裡，大家交頭接耳、互相打探向外走的機會，更是普遍的一景。 除了環保和工潮的壓力，國喬總經理詹紹啟分析，中油五輕、台塑六輕案的難產，已造成石化上游不足、中游擴充計畫落空，「下游自然得往有原料的地方走。」他說。 出走的廠家一直限於中小企業。然而，令人聞之驚愕的是，素被視為「工業投資風向球」的台灣第一大企業 -- 台塑，在六輕案受挫的低潮下，經來往大陸的記者、企業界之口，最近也流出已赴大陸投資的各式傳聞。 台塑到大陸投資？一位一個半月前從廈門回台的財經記者指出，台塑已準備到大陸投資化纖廠，合資對象是廈門特區建設開發公司，目前正進行可行性研究。她言之鑿鑿地轉述建發公司如何積極探詢台塑的相關資料，諸如：社會一般對王永慶的評價如何？他是不是國民黨？有沒有國際地位？台塑賺不賺錢，是否因扯了爛污才想跑去大陸？台塑有沒有行賄，為什麼政府對它這麼好？另一位經常出人大陸的投資顧問，則引據可靠消息來源說，王永慶曾由大陸最大的企業家榮毅仁陪同，到北平參觀；王永慶和印尼華僑林紹良合資，已在產油的泉州買了一塊地......。 這一則比一則敏感的傳聞似假還真，難求實證。曾任台塑美國 JM 廠總經理，現投效國際卜蜂集團扮演大陸投資要角的陳定國，在香港接受本刊電話採訪時，根據本身經驗，否定台塑已赴大陸投資的可能性。 「傳說是不要成本的。」他意帶調侃地表示。在美工作的一年裡，這位前台大商研所所長體認到王永慶喜歡明朗、討厭彎曲的率直個性。「到環境曖昧的大陸投資，和王董事長的性格與興趣都不合。」他相信。 而王永慶的胞弟 -- 台塑總經理王永在，更用「胡說八道」一句話，就四兩撥千金地推掉一切相關質疑。一位退休財經官員雖以經濟學觀點分析，「任何一個國家金錢的流勢，都是到可以取得更多投資利益的地方」, 但連和台塑長久敵對的華夏塑膠高級主管，都不以「純經濟」觀點為然。他們認為，台塑一向和政界高層關係密切，單看人面也得配合政府政策，「不會去惹這類麻煩」。 工作精神被侵蝕 不過，台塑企業的接棒人 -- 南亞塑膠經理、主掌六輕建廠案的王永慶長子王文洋，並不諱言台塑正嚴密注視大陸市場的變化。「當然要研究，否則政策一改變，再做就來不及了。」三十七歲的他說。 深受目前社會法紀蕩然、工潮風起雲湧刺激的王永在，在言談間，也栩栩流露對大陸「低工資」的嚮往。過去兩年來，台灣的化學品製造業平均月薪上升了二一 %, 還為請不到工人發愁；大陸一般工資只合台灣的五 %, 他樂觀假設:「如果再多給一點，他們就會拚命幹囉。」 事實上，無論台塑是否打算到大陸投資，在台灣政、經環境及社會價值觀的快速變遷中，這個民營企業的龍頭長期建立的工作精神已遭狂流侵蝕，則是不爭的共見。 撇開藍領一工難求不談，近來台塑在招募基層幹部時，同樣感受壓力。以往令人尊仰的「刻苦耐勞、腳踏實地」文化，似乎不再具有吸引力。例如，去年台塑徵求大專以上人員，竟發生供過於求的窘狀。不少人接到上班通知不去報到，報到後，在下廠輪班訓練期間就離職了。 停止成長，就是下掉 台塑素來「不求利高、但求量大」的追求第一的企圖心，曾使企業無往不利地內擴外張，現在，似乎也因膠著的六輕案蒙上陰影。 七十三歲的王永慶每天仍是三點不到就起床，摸黑跑步、游泳，一意超越體能、年齡的限制。不同的是，他開始不自覺的唉聲嘆氣。一天總要見他兩、三次的王文洋這樣形容自己的父親:「他以前很衝，碰到這種推不動的情況，有點氣餒了。」 台塑主管相信，企業一旦停止成長，就是掉下去。事實上，除了六輕案外，台塑跨國經營的腳步邁得強勁有力，並沒有「往下掉」的跡象。 光只去年，台塑在香港便投資了做轉口的欣培貿易，標下新界千坪土地準備興建發貨倉庫，又經威宏投資公司申請收購永安銀行股權，想要踏入金融業。在美國，台塑一舉投資上億美元，希望在德州拉瓦卡港附近建七輕廠。 為什麼六輕案左右著台塑經營層的喜怒哀樂？究竟建不建六輕對台灣的經濟有多大影響？一位瞭解市場的石化專家分析，對台塑集團而言，若六輕建廠成功，原本台幣一千億元的營業額可再增加一千億以上，換句話說，整個集團的規模將擴大一倍。若與同行比較，台塑不僅從上游到中、下游有完整的系列產品，且因能生產高附加價值的關鍵性原料及工程塑膠，便進一步地堅固了石化業的霸主地位。 而工業局官員則著眼於六輕高達六百億的投資，在國內設廠所能創造的關聯性效果。諸如：增加就業機會、提高供應不足的泛用塑膠和人纖原料的自主性，並支援電子、電機、機械等策略性工業的發展......。 鄰國策馬追進 國際間衡量一個國家的石化工業，往往以乙烯產能做標準。如果六輕案按兵不動，中油五輕案也被封殺，到今年九月，正傾力擴建輕油裂解廠的韓國，產能將增達一百二十五萬噸，已含笑趕上台灣 (九十萬噸); 中共跟進的潛力，也被業者引為十年之內的心腹大患。 「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比較寶貴，怕污染、不能蓋，人家拚命蓋。」提起鄰近地區的發展情形，王永在的態度在無奈中，還摻合著情緒化的憤世嫉俗。 值得探究的是，工業先進國如何解決因工業污染造成的抗爭？企業應擔負那些防治污染的責任？在美國工作近二十年的杜邦環保技術服務部經理魏幼文指出，訴諸法治應是可行之道。去年七月，美國開始施行在國會爭論近兩年的環保法案 --SARA TITLE 3。這個法案規定，工廠每年必得詳細公布製造中可能傷害人體的成分及處理方法，讓員工和老百姓都知道所造東西的危險性，萬一碰到緊急情況，應如何應變。 一切依法行事 而一般化工廠設廠前，先得通過政府的環保標準，取得許可證，再由政府通告當地居民。居民如有任何意見，可在六十天內反映，政府辦公聽會，予以解釋、辯論......, 若還不能解決，最後一步是法庭相見。 關心台灣經濟前途的人指出，在環保、勞資爭端層出不窮的今天，「法」應是一切行事的基準。唯有政府出面執法，伸張公權力，才能維護經濟秩序。 「要是讓這個問題再拖下去，在台灣投資工業的信心沒有了，企業也只好四處流亡了。」一位石化業者黯然地說。

美國的圍棋熱

過去，圍棋在美國人心目中像是一門高深的學問，被視為高級知識分子的休閒活動。現在，愈來愈多的人愛上這東方的棋藝，甚至美國圍棋協會還在九月中旬舉辦了全美業餘圍棋名人賽。 有十萬人下圍棋 該協會創立於一九五三年，目前擁有四十五個支會，個人會員有一千兩百多人。人數雖然不多，但是據該會估計，全美的圍棋人口超過七萬人。 今年剛當選、成為第一位女會長的芭芭拉，計畫擴大圍棋人口金字塔的底邊，換句話說，就是讓更多的小孩子能早點領略棋中奧妙。芭芭拉準備在中、小學裡開設圍棋講座，並設立獎學金、製作棋賽的說明影片，還要利用暑假送小朋友們到東方習藝。 究竟圍棋對美國人而言，有什麼樣的魅力，促使他們如此努力推廣？經營不動產業、現在是圍棋三段的該會會員麥克。賽蒙以圍棋與西洋棋做比較，他說:「圍棋是立體的，建設性的，西洋棋是直線的、破壞性的。」 西洋棋在美國有幾千萬名愛好者，賽蒙計畫將圍棋的模具、規則送到西洋棋同好所組成的團體，教他們瞭解圍棋，有趣，並從中發掘優秀的選手。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讓圍棋加入奧運 美國圍棋協會這些努力的背後，是為了要實現一個遠大的夢想：有朝一日，能舉行圍棋奧林匹克大賽，讓美國選手向中、日、韓等圍棋先進國的好手挑戰。所以他們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開始扎根。 這條路也許要走很久，但是賽蒙自信地說:「我們有浪漫精神和拓荒者的勇氣。因為這些就是美國的建國理念。」 (取材自朝日新聞)

拆掉牆‧築起橋

大家都說我們的社會是愈來愈多元化、愈開放了，然而仔細分析及觀看一般的人士，卻仍是生活得相當的閉塞與單調，似乎與社會的趨勢有所失調。 不成熟的標語 原因固然很多，因為社會是流動多變的，二十年前的組成分子與今日就完全不同；二十年後的社會菁英，可能現在還在國中、國小階段呢！而我們個人卻永遠是同樣的「自我」, 如果稍微食古不化，又不進修還加上個性頑固的話，表現出來，當然是一副落伍閉塞、不可理喻的樣子了。 不可諱言，天性上中國人是相當勤奮的，大家都願意工作，都在忙碌，只是不少人並沒有太多的時間去自省；忙的目的與意義何在？很多時候我們甚至將沒有目的及意義加以美化，號稱:「只求耕耘，不問收穫」, 其實這種標語是非常不成熟的。 試想一個農夫，朝出晚歸的趕著牛在田裡繞來繞去幾個月，既不下種，也不灌溉，只求耕耘，幾個月下來，土地愈來愈鬆是沒錯，但明年吃什麼呢？除了每天耕耘以致野草長不出來以外，並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及成就。 同樣的道理，我們人家都在忙，建築自己的人生，將自己生命的磚塊，一塊一塊的加疊上去，但最後蓋出來的是什麼，很多人卻一點概念都沒有。也就因為沒有一個確切的生命藍圖，就隨手地將生命的磚塊在自己的四周一塊一塊的擺置，最後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一堵隔離自已與周圍的牆了。 如何避免這種狹隘的人生觀呢？當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教育，教育是將人類累積的經驗及智慧，有系統地在最短的時間內灌輸給我們的下一代。但不知是因為人類的智慧是愈來愈多了，還是我們這一代的智商不如上一代？我們受教育的期限愈來愈長，單單基本的國民教育就要九年，還有不少人在呼籲增加至十二年。一般人幾乎花了半輩子在受教育，可是還不能讓別人感受到他曾受過任何教育，功力也算很難得了。 老師的心腹 當然，也許我們教育界本身也是值得檢討的，是不是我們從事教育工作者，用盡了各種方法去改善教育環境、增進教育技術、研究教育理論，卻反而忘記了教育最基本的目的是提升人的本身？目前從國民小學開始，強調的除了智育外，還是智育，所謂好學生，就是每次考試第一名，至於他的觀念、為人都不重要。往往一個每次考滿分的小學生，自然就成為班長，老師不在的時候也常是代替名師的心腹，而往往為了表示「授權」, 學校還常常給他在臂上掛一塊紅布，表示他代表老師負責班上的秩序，任何同學講話，他可以制止，那位同學再不聽，可以記他的名字。 很奇怪的，人就是喜歡權力感，一旦臂上加了塊紅布，自己也覺得比別人偉大一些，也感到有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貫任感，平時再要好的同學，都不再講情面，只要博得老師信任，大義滅親都在所不辭，當然這種學生是現代社會中崇法的模範。 另一方面，或許這種優秀生，因為要維持名列前茅，除了自已用功外，也處心積慮地唯恐別人趕上他，因此自己的筆記，絕對不借別人參考，別人來請教他任何問題，也絕不輕易幫他解答，智慧財產權可不能輕易地免費奉送啊！看不得別人好 可是這種學生卻永遠是學校 {為品學兼優的模範生，長大後也就是社會上菁英，但是他從小養成的自私自利習慣，卻依舊像一座牢不可破的牆一樣，圍堵在他與別人之間。而這種人生觀不但影響到他個人，更因為他是個影響力大的人物，因此也影響了周圍環境，甚至變成了社會的一種風氣。 看看我們日前的社會現象，不得不承認在人與人之間都是隔了座牆，幾乎在電視、報紙等傳播媒體上看到的都是非常自我中心、有我無他的自私言行。而社會大眾在耳濡目染之下，似乎也認為當然而見怪不怪地接受為事實。 公忠體國、為民服務、忠國愛人的人民，反而受人爭議、懷疑或認為其唱高調。一般人偶爾找到一些他的毛病，更是高興得很，終於證明了他也是個假君子，然後更深信不疑於「天下烏鴉一般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現代哲學了。 在這種社會裡，愛心、服務的人生觀是不被重視的，任何一件工作，做的人一定要有很快速、實質的報酬才算合情合理。 運動員打破了紀錄，政府如果不馬上獎勵的話，下次他就不願再為國爭光了，大家也都覺得他是絕對有理的，一個實業家萬一判斷錯誤、事業有危機的時候，政府若不馬上予以協助紓解，人家都覺得政府太忘恩負義了，豈不知我們所以有今天的國際地位及經濟成就，都是靠這些大企業家之所賜，「大爺」一旦有難，我們怎能坐視不救？現代七十二烈士 依此類推，形成了社會上一些似是而非的「公理」, 只要個人有任何損失，一定認為政府應該出面協助解決，否則就聚眾 (遭受同樣不幸遭遇者) 走上街頭，抗議、遊行以行使自力救濟，至於影響社會安寧、妨害交通、破壞和諧、造成損失都不在考慮之下。為了一己之利益，任何犧牲都是值得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胸襟在目前仍然存在，只是犧牲的目的只限於自我利益而不是為國為民罷了。 目前這些症狀已在社會上明顯的表現出來，也是我們所有國民引以為憂的。 當整個社會大眾已不再在乎公益及團隊觀念，只一味的追求自我的發展及利益，甚至希望不必藉由正當途徑或努力就想倖得時，這是需耍我們大家開始警覺並改進的時候了。雖然民主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但是民主絕對不是唯我獨尊、有我無他的。 然而多少人能夠體會呢？就從一般路上交通來看，很窄的巷子裡，為了自己方便往往兩邊都停了各種的車輛，使通行的車子行不得。計程車隨時可停下來接客送客，而「客」也一點不客氣，慢慢地上車或下車，甚至慢吞吞地找零錢。 送小孩上學的在路中央「中流砥柱」的一停，然後叮嚀小孩:「小心走路，看到陌生人不要理他。便當有沒有帶啊？考試不要緊張！八乘九等於多少？......」那怕後面開車的人，再哀嘆、怒吼、按喇叭甚至氣到腦溢血，他都毫不在乎，仍在繼續他的親職教育及享受天倫之樂；從某個角度講，他是個很好的父親或母親，但對別人來說，是個沒有社會意識的國民。 年輕人不再天真 可是目前的一般人，只要你是個「好學生」、「好爸爸」、「好媽媽」或「成功的事業家」、「有專業知識的專家」等就夠了，並不在乎你除了愛護及發展自己以外，還在不在乎其他？只問成功、不擇手段的結果，使年輕人不再天真，都一味地先占著一席之地，擁有自己一片天空再說吧！人心不古？人類在退化而非進化？其實也不見得。主要還是人類在一個急速發展的高科技社會中，還沒找到一條道路、一種適應新環境的人生觀，加上以前大家庭制度的破壞，使得每個人的圈子愈來愈狹隘，自然地形成一個個的小圈圈，隔離了人與人的關係。 人並非不求進步、不求好，只是由誠意、正心、格物、致知到修身、齊家已最多了，不會再及到他人、社會或國家而已。 時不我予。二十一世紀的腳步聲已經能聽到了，也許很多人很悲觀，如何可能將那麼多的牆拆毀？如何恢復人與人之間的彼此相親、彼此相愛？那裡再找一位孔子或耶穌來告訴我們何去何從？其實我們已有足夠的真理，只要我們每個人由自己做起，將我們以前築的牆打開，用未來的生命去努力築一壓橋，不再與別人隔離。反之，我們應與別人相互瞭解、溝通，人與人是有共通的生命及意識的，只要我們大家跨出一步，以造橋的心情來接納彼此，我能斷言，不必太久我們便能見到台灣的社會上，充滿了一座座美麗的橋樑，而使我們的周圍放出像彩虹一般光采及耀亮的景象。 (阮大年為交通大學校長)

輕‧博‧短‧小

歐洲影視捍衛傳統 「要威尼斯，不要邁阿密。」是歐洲影視復興運動的標語之一。這個從今年一月開始、將延續到明年三月的盛大活動，訂名為「歐洲影視年」, 總計有二十二個國家參加。目的是為了捍衛歐洲的文化、傳統、價值觀，以免因美製電影、日製卡通的氾濫而消失。 歐洲影視年執行委員會指出，一向電影產量豐富的西德、英、法等國，過去十年內，產量逐漸減少。就連奮鬥不懈的義大利，上映的影片中一半是美製，只有三分之一是本國出品。 日製電視播美製影集 電視節目也是每下愈況。由於有線電視普及、頻道數大增，更助長美製電影、日製卡通以及澳洲兒童劇的威勢。例如比京布魯賽爾，就可以收視二十三個頻道的節目。「這種坐在日製電視機前接受美式觀念傾注的狀況，不能再忽視了。」在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中擔任文化工作的第梅亞那委員，起而提倡影視年的活動。 影視年執行委員會的訴求是:「電影在一百年前誕生，有人說發源地在法國，也有人說在別的國家，然而說來說去都是在歐洲。電視也是五十年前由德國、英國發明的。如今我們落在何種地步？」 歐洲電影減價上映 除藉此喚起大眾的共鳴外，該會也有具體活動配合，如電影節、研討會、歐洲電影減價或免費上映、影視研究機構的創設等等。其中最主要的一場秀，就是今年十一月要在西柏林舉行的第一屆歐洲電影獎頒獎典禮，規模與華麗的程度將媲美美國的奧斯卡金像獎。 電視方面，歐洲議會雖在今年年初決議:「電視六 0% 的播出時間，應放映歐製節目。」但是該議會並沒有法律的約束力。第梅那亞委員表示，將促請歐洲共同體制訂相同宗旨的規定。至於能否實現，由於共同體並沒有文化方面的權限，所以仍是未知數。 (馬耀輝取材自朝日新聞) 男人的香水為誰搽？以前，男人搽香水似乎很不尋常，可是時代變了。在今年的美國共和黨代表大會上，新墨西哥州的代表不再敬菸，而改敬古龍水。 如今男人搽香水已是一種流行的習慣。一項調查顯示，十八歲以上的美國男人，有七 0% 常用香水，而且大多至少擁有五、六種香水，包括古龍水和刮鬍水。這就難怪男用香水在美國已是每年十五億美元的大生意。 紐約香水協會執行長安奈。格林說:「自從男人必須與女人共事以來，他們對香水的態度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雖然搽香水的是男人，香水製造商卻是針對女人的喜好來設計香味。理由很簡單，買男用香水的顧客仍有六 0% 是女人，而且男人搽香水，最在乎的還是妻子或女朋友喜不喜歡他的味道。 推銷男士香水除了以香味取勝外，包裝也不可忽視。同樣地，男用香水的包裝不但要男人看了喜歡，更要讓女人動心。過去，男用香水常是裝在普普通通、沒有任何標誌的瓶子裡；今天則是雕著玫瑰花紋的紫檀木盒，內盛黑白相間的瓶子，或是黑色的瓶子浮貼著中世紀的畫片，流露出古典高雅的品味。 現在香水製造商唯一期望的就是：男士們鼓起勇氣，親自到專櫃挑選自己喜歡的香水，「否則，」固能香水公司創辦人丹尼爾。薩馬寇說:「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喜歡什麼味道，他們也永遠不會滿意我們的產品。」 (任孝琦取材自 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

經濟學人觀世界

先別否定阿拉法特 「這塊沒有民族的土地，屬於一個沒有土地的民族。」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指著巴勒斯坦如此說。 他們誇大其詞。事實上，一九一八年時，巴勒斯坦大約有七十萬住民，其中猶太人只有不到六萬人。到了一九四七年，這塊土地上雜居了一百萬阿拉伯人與六十五萬猶太人。當時，聯合國要求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分割這塊土地，卻遭到阿拉伯人拒絕。經過一場歷時一年的恐怖戰爭後，猶太人贏得了聯合國原先分配給他們的部分，還稍微多占了一點。但無數巴勒斯坦人從此流離失所。 假想的國家 這種情況不會僅僅因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於十一月十五日，在阿爾及爾宣告巴勒斯坦獨立而輕易消失。 許多住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在宵禁中關起門來慶祝他們「假想的國家」的「想像式誕生」, 門外是來回邊巡的以色列士兵。他們距離真正的獨立還很遙遠。 不過，在巴解會議之後，以色列士兵最終將撤出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的可能性似乎大增，因為阿拉法特已挪去撤軍的最大障礙。 這個障礙是 -- 巴勒斯坦人拒絕與猶太人分割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仍未直接承認以色列，但它既接受了聯合國二四二號決議案，可能就等於間接承認了以色列的生存權。這項決議案是聯合國安理會於一九六七年以色列贏得「六日戰爭」五個月後通過的。主要內容有二，其一，以色例必須撤出在戰爭中所占領的土地；其二，雙方承認這塊土地上的任何國家，均有在安全明確的邊界內和平生存的權利，並且免於武力的威脅。 姍姍來遲的突破 聯合國這項建議看起來似乎沒什麼了不起，可是想想看，在以色列建國後的最初二十年，沒有任何阿拉伯國家願意承認它有權在巴勒斯坦任何一個角落生存。第三個十年時情況也好不到那裡；一九七八年，埃及總統沙達特與以色列修好，因而使埃及被逐出阿拉伯聯盟。直到一九八二年，才有其他少數阿拉伯國家暗示，假如以色列願意恢復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前的疆界，他們「可能考慮」和以色列談和。 但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即使是這種「可能考慮」式的讓步，巴解也無法接受。就在去年的巴解民族會議中，他們猶決議反對二四二號決議案，不過這一回卻顯然贊成了。 接受了二四二決議案，巴解算是從幻想世界跨進了現實的政治世界。其實他們的行動還是不夠積極。例如「巴勒斯坦民族盟約」中主張以色列必須消失的條文，至今尚未修訂；他們雖然宣告放棄「恐怖主義」, 但沒說要放棄為獨立而「奮鬥」的權利。(誰能替「恐怖主義」或「奮鬥」下定義呢？) 他們接受了二四二號決議案，卻在原條文之外，又加了一個含混其詞的但書 -- 巴勒斯坦人有自決的權利。 不過，這些問題並不足以抹煞一個事實，即巴勒斯坦最高決策當局已經委婉表示，該組織不再以摧毀以色列為目標，而將致力於建設一個與以色列毗鄰而居，和平共存的獨立國家。這是一項突破，值得歡迎。 雖是突破，卻嫌太遲了。在巴勒斯坦人因興奮而顫抖的同時，以色列卻因數十年來飽嘗戰爭與恐怖事件之苦而變得冷酷。 一片碎屑也不放棄 一九四七年時，除了比金領導的少數激進分子外，大多數猶太復國主義者都願意接受聯合國所安排的土地分割。即使一九六七年時，大多數以色列人仍然願意歸還「六日戰爭」中掠奪的部分土地，以換取和平。 但從一九七七年起，比金當年領導的激進少數已變為多數。即將由夏米爾組成的政府在領土方面的主張，和阿爾及爾會議之前的巴解一樣強硬 -- 他發誓連一片碎屑也永不放棄。他的聯合政府可能還會納入一些主張將目前居住在占領區內的巴勒斯坦人全部「遷移出去」的黨派；這類主張誠如以色列前外交部長所言，是「種族滅絕」的委婉說法罷了。 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馬來西亞等幾十個國家已經立即承認這個徒有影子的巴勒斯坦國。但美國的反應才是最要緊的。美國一直以阿拉法特尚未接受二四二與三三八號案為由，拒絕與他會談。如今阿拉法特說他已接受了，輪到國務院來傷腦筋決定，究竟該不該取消不與巴解接觸的禁令。 巴解的手上沾著太多血腥，所以，華盛頓當局認為阿爾及爾的決議有嚴重的缺陷，自是不足為奇。多數以色列人也有理由對巴解持疑；一個四十年來始終否認你存在的鄰居，突然面露微笑，要和你握手，懷疑是應該的。 這回玩真的 但阿拉法特這回大概是玩真的。假如不幸失敗，他的權力將落入那些主張擁有整個巴勒斯坦的激進分子手中；而在以色列方面，堅持毫不妥協的一派也將繼續贏得選舉。 其實，對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而言，妥協仍是可行之道。妥協的結果雖不可能完全合乎雙方的期望，但假如最近宣布獨立的那個「假想的巴勒斯坦國」真的想要立國，就必須先使大多數以色列百姓相信，它是一個可以共處的國家；這便需要妥協。此外，諸如邊界畫定問題，耶路撒冷地位問題以及一連串棘手難題，也需要透過艱辛的協商謀求解決。 無論如何，巴勒斯坦人終於跨出了痛苦的第一步。他們仍認為巴勒斯坦屬於他們，卻已經承認另一個民族在這塊土地上的生存權。現在該輪到以色列有所表示了。 歐洲的「大躍進」美夢 還記得「老歐洲」在一九八 0 年代初期的可憐模樣嗎？那時它全無自信。西半部罹患「歐洲硬化症」而呻吟不已；東半部在「永遠的蘇聯大帝國」轄制下，動彈不得。 世事變化何其大！一九八 0 年代還沒結束，在一片「讚美「重整」」、「一九九二萬歲」聲中，歐洲似乎重獲生機。不過，萬歲之聲能否在一九九 0 年代愈唱愈高亢，或者歐洲將復歸殘破。仍屬未定之天。 打最如意的算盤 歐洲最近出現的這股高昂情緒，導因於兩項勇敢的「大躍進」。西歐國家的「一九九二大歐洲計畫」, 打算創建一個規模超過美國或日本的單一市場。共產歐洲則有戈巴契夫發動的「重整」。可是很少人想過：歐洲這兩項「偉大的實驗」同時進行，真的會很美好嗎？如果兩者皆能成功，當然再美妙不過了。一九九二年大歐洲實現後，西歐市場將足以消化任何夠水準的東歐產品。而「重整」之後的蘇聯，與西方的貿易關係大概也會比較開放。 除了經濟外，許多人也寄望蘇聯的改革會消弭東西歐之間的一些基本差異；也就是說，東歐的行動可能越來越像西歐。屆時，東西歐之間的旅行、交流、觀念溝通可望較為密切、自由。 但這是打最如意的算盤：假定兩大實驗都朝正確的方向發展。在想像中，完全開放的西歐和大體上多元化的東歐應該比較能夠融合，然而，即使如此，當進行融合的雙方中，有一方 (蘇聯) 的面積遠超過另一方，這種融合行得通嗎？血跡斑斑的歐洲史頁中，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個地區能夠融合成為一個快樂的大家庭。 爭先恐後 迄今為止，歐市最大的成就是證明了德、法、英三國確實能夠結合成一個堅固的共同體，但要將共同體擴大到「泛歐洲」的規模，可就困難多了。 這比雙方融合為一個大家庭來得可能的一種情況，是東西歐持續目前的抗爭狀態，並以不等的速度朝各自的方向發展。在西半壁，經濟發展的速度較快；在東半壁，政治解凍的速度較快。 這種情形卻引發了一些問題，戈巴契夫的「民主化」遠比歐市實驗性的泛民族概念誘人的多，西德尤感興奮；而只要想到西德可能趨向「中立化」, 西方國家便格外緊張。他們深恐因此導致西方軍事聯盟在未能確保安全之前，即已先行瓦解。 讓戈巴契夫比較擔心的事、則可能是一九九二帶來的經濟誘惑。歐市目前已恢復相當可觀的經濟成長率，進一步希望在一九九二年底以前再度成為一流的經濟強權；可是同時蘇聯卻頂多只剛擺脫落後的經濟狀況而已。絕大多數匈牙利人、波蘭人、捷克人都希望加入歐市，以免永遠落在人後。正當蘇聯願意放手的此刻，東歐人也感受到了一九九二的吸引力。 問題是，蘇聯能容忍他們與西方親近到什麼程度呢？杞人憂天者已經在擔心「十二年周期」-- 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一九八 0 年的波蘭 -- 下一次的爆炸性鎮壓會不會發生在一九九二年呢？一九九二和「重整」雙雙發展成功的話，情況尚且如此棘手，要是失敗又將如何？其實，雙方都完全失敗與雙方都完全成功同樣不太可能，倒是其中一方的成就遠勝於另一方的情況很可能發生。 背後可能插刀 兩項實驗中比較脆弱的是戈巴契夫的「重整」。許多惶惶不安的人 (包括保守派共產黨員、波羅的海分離主義者、憤怒的亞美尼亞人等) 都可能在「重整」的背後插上一刀。 這種情況如果真的發生，想想看，當西歐半壁正在「一九九二」的統一和諧中倍感溫馨時，東歐半壁卻陷入「後戈巴契夫時代」的高壓統治。此時，東歐人民一定會覺得東西歐間的鴻溝越來越深，再也壓抑不住躍向自由的衝動。如此一來，一九九二年就可能成為「東歐革命年」。 誤食香餌 但若因此認定「歐洲兩大實驗」過於危險，不宜嘗試，可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實驗成功可能帶來巨大的利益；而不實驗，雙方就只有重新罹患「硬化症」一途。 假如「一九九二年計畫」使東歐人擔心在經濟競賽中更為落後而恐懼不已，可怎麼辦？那樣更好！讓這種恐懼感催促東歐加速邁向自由市場。假如某些西方人士誤食戈巴契夫所施放的「中立主義」之餌，又該怎麼辦？沒關係！只有眼睛雪亮的人不斷提醒，蘇聯還要走多遠的「民主化」路程，才能成為民主國家，便不用擔心他們上鉤了。 西方該不該「援助」東歐「重整」? 假如「援助」的意思，是提供低利貸款給一個在價格與管理制度上都還不是「市場導向」的體系，那就無此必要。東歐人民排長龍購物的景象，顯示他們的問題是錢太多、商品太少，而貸款並不能幫他們的忙。西方所能提供的「最仁慈」的協助，是不斷向戈巴契夫展示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的優越性。 「一九九二」與「重整」交互激盪下所產生的各種影響中，以對歐洲兩大軍事陣營造成的衝擊最為微妙。由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的存在，使歐洲享有歷史上最長的一段和平時期；但這是以冷戰、東歐人民的自由遭到踐踏，乃至歐洲活力淪喪等昂貴代價換來的。 其實歐洲可以保有和平而無須付出這些代價，先決條件是歐洲人民必須擁有冷靜的頭腦，並常保新近產生的這股高昂情緒。

白澳政策死灰復燃?

「澳洲政府授權，當場批准」、「先考察，後移民，快捷穩當」、「先留學，後移民，經濟實惠」。打著「協助移民澳洲」旗號的各色動人廣告，經常出現在台北的報上。場次密集的座談會、說明會接連而來；盛況雖有不同，寫在與會者臉上的憧憬之情卻無二致。 「澳洲熱」方興未艾 在我國決定設立移民專責機構以推動國外移民的前夕，腦筋快的「移民代理商」早已起步。而在幾個熱門的移民目的地中，澳洲顯得相當搶眼；它靠近亞洲，而且氣候宜人、空間開闊、政治民主、教育普及而質佳，更有一套完備的獎勵移民措施，因而對有意移居海外的國人獨具吸引力。 其實，早在「澳洲熱」蔚起之前，台灣移民澳洲的人數就一直以驚人的速度默默成長。我國官方資料顯示，一九八七年以移民、依親、探親、應聘等名義申請自台赴澳獲准者達一千三百餘人，僅次於前往美國、加拿大和阿根廷的人數，足足為十年前的十倍。 澳洲吸引台灣移民的條件，同樣也吸引亞洲其他國家的移民。自六 0 年代「白澳政策」逐步取消以來，移人澳洲的亞洲人與日俱增。六 0 年代末期，每年移入澳洲的亞洲人不過兩萬，占當年總移民數一 0% 都不到；如今，每年移入澳洲的十三萬移民中，近半是亞洲人。 然而，在亞洲人「澳洲熱」方興未艾的同時，一股反亞暗潮也在澳洲各地醞釀著。 「亞洲人滾蛋！」、「亞洲人污染澳洲文化！」這類用詞尖銳的塗鴉字樣，在街頭巷尾的牆面上並不罕見。 一九八七年二月，雪梨一家廣播電台播出一段戲謔式的「某亞洲餐廳廣告」, 廣告詞是:「到本店用餐您只須等候三小時。假如您不滿意，本店會派出一千個態度親切的「斜眼小矮個」, 上前將您的五臟六肺統統踢出來......。」雖然這名玩笑過火的播音員旋即以「有挑撥民族仇恨之嫌」而遭到開革，但他毫無悔意，猶堅信自己並未犯錯。 反亞的情緒瀰漫在許多澳洲白人之間，反亞事件也層出不窮，但總能順利化解。一九八八年七月，澳洲反對陣營領袖郝爾德的一段談話，卻挑起了難以撲滅的戰火。 郝爾德公開宣稱，為了確保社會和諧，必須減慢亞洲人移人澳洲的速率，並揚言倘若下次大選獲勝，將立刻著手修改現行移民政策，以限制亞洲人移入。 由於郝爾德所領導的自由黨是澳洲最大的反對黨，政治實力與執政的工黨在伯仲之間，因此他的言論格外受人矚目。 郝爾德敢於如此發論，絕非一時興起，而是「順應民情」。早在他發此言論之前，墨爾本一家報紙所做的全國性民意調查便已顯示：六五 % 受訪者希望降低現有外來移民總數。在他的言論發表之後，澳洲頗負盛名的全國性報紙「澳洲人報」調查發現，高達七七 % 的受訪者贊成為亞洲移民總數設定底線。顯然在「白澳政策」揚棄多年之後，澳洲人的「白澳情結」依然糾纏未解。 「白澳情結」與澳洲兩百年歷史共存。十八世紀末陸續自英國飄洋過海而來的澳洲白人，一向視這塊土地為英國的海外前哨，是白人的世界，因此，澳洲明明位於亞太地區，卻一直棄絕亞洲，心向歐美。 黃種人後遺症 但隨著亞洲日趨繁榮，澳洲不得不檢討「白澳政策」是否切合實際。因為這項政策固然滿足了澳洲白人堅守「歐洲前哨」的思鄉情懷，卻讓澳洲平白坐失分享亞太經濟繁榮的機會，也違反地緣政治的基本原則，長此以往，勢必陷澳洲於孤立而難以發展。 經過一番漫長激辯之後，「白澳政策」終於在一九六 0 年代漸次放棄，至七 0 年代宣告壽終正寢。而在「白澳政策」逐漸瓦解的同時，湧入澳洲的亞洲移民也越來越多，他們雖然帶來了澳洲所期望的資金，卻也帶來了許多始料未及的後遺症。 澳洲開放亞洲移民的原意，是希望吸收資金與人才，藉以促進本身的經濟發展；給予公民權只不過是釣餌。但許多亞洲人卻志在移民，不在投資，總是經營一些對當地經濟發展助益不大的餐館小舖，而且勤奮過度，延長營業時間，破壞了當地商店五點鐘打烊的習慣。還有些亞洲人猛炒地皮，導致房地產飆漲。此外，有部分移民涉入幫派、兇殺與毒品走私，影響當地治安。 「白澳情結」未解的澳洲白人，眼見黃面孔日多，難免覺得不是滋味 (其實就算亞洲移民以目前的速率膨脹，至西元二 0 五 0 年也僅占澳洲總人口一 0% 左右), 再加上目睹亞洲人帶來的種種後遺症，因而對亞洲移民的反感日增。部分種族意識特強者，更將反亞情緒化為行動。郝爾德的驚人之論，便在此種情勢下產生。 郝爾德的言論雖然博得不少喝采，卻也招致來自各方的抨擊與駁斥，即使反對陣營本身也有許多人持不同的意見。自由黨第二號人物皮考克甚至揚言，如果移民政策建立在種族偏見上，他將不惜退黨。 外交部長伊凡斯語重心長地表示:「西南太平洋是澳洲前途之所繫，我們別無選擇。如果我們還想有未來，就必須與鄰國加強關係。」 商務移民調頭而去 新南威爾斯大學一位「澳亞關係」專家直斥郝爾德的政策「危險無比！」一位華僑領袖則以本身數十年經驗反駁亞洲人導致不和諧的說法，他斬釘截鐵地說:「至少我個人看不出來！」並稱郝爾德根本是為了鞏固政治地位而發此謬論。 執政的工黨籍總理霍克更明白表示，像郝爾德這種人實在不適合領導一個主要政黨。他發誓「在種族歧視問題上絕不退讓」, 並宣稱「即使會因此輸掉選舉，也要奮戰到底」。 正反雙方在各種傳播媒體上唇槍舌劍，你來我往，歷數月而不休。雖然根據十月間所做的統計顯示，亞洲移民仍然穩定成長，但「澳洲人報」引述來自亞洲的消息指出，由於恐懼「白澳政策」死灰復燃，大約三 0% 原先計畫移往澳洲的商務移民 (攜帶巨額資金的移民), 已經改變主意，即將流向加拿大和紐西蘭。 商務移民是澳洲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澳洲當局原預估本年度可因此增加十五億澳幣 (約三百餘億台幣) 的外匯收入，如今傳出警訊，自是相當緊張。 走向何方？為了避免商務移民大量流失，澳洲政府一方面積極在國內展開宣傳，強調移民對澳洲經濟與文化的貢獻，並肯定他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由外交部長向海外重申:「反種族歧視的移民政策永不改變。」並稱:「不論你來自何處，只要合乎條件，我們永遠歡迎你。」 澳洲的移民政策究竟會走向何方，恐怕要等下次全國大選之後才能分曉。然而，無論從地緣政治或經濟利害來衡量，澳洲終應超越心理障礙，成為「亞洲導向」的國家。畢竟地理位置無法遷移，歷史潮流也無法抗拒，任誰當政都不能漠硯這些事實。

讀者回響

邊際人的悲哀與期待 身為一個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外省人第二代，我被本期遠見主題深深打動。 自小，課本上告訴我們海那邊的「秋海棠」才是其正的祖國；實際上哺育我們的卻是海這邊的「蕃薯」, 我不知道該向誰認同，我覺得自己是個邊際人。 過去一年來，剛聽到有關大陸「繞了四十年，仍舊一場空」的消息，我對那片孕育父母親的土地的憧憬徹底幻滅。覺得生活在台灣真是非常幸運的事。 漸漸的我發現，就是因為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大陸知識分子才產生了一股「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反觀我們這單幸運的、在台灣接受完整教育的年輕人，大部分只關心「賺錢」、「成名」, 顯得小家子氣，讓我覺得生活在台灣真悲哀。我仍然是一個邊際人。 相信不少人，包括貴刊編輯在內，都和我有同樣的心情，怎麼把海峽兩岸這一代中國人，由被歷史播弄的邊陲導引到創造歷史的核心，是我對遠見雜誌至殷的期待。 台北 劉啟先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河殤」座談的省思 我好久沒聽到這樣深沈摯情的言語，我們終不孤獨的，雖然身處這功利彌漫的社會，仍然時有令人激賞的心靈，教人落淚的聲音、教人教佩的情操。「河殤」研討會後，我覺得必須聲援。 我們回頭看一下，台灣，似乎病了！一片囂亂，滿城投機、遍地失性，走下坡嗎？明年就是選舉年了，其希望能多幾位無欲無私的、有遠見的讀書人入主國會，注一股清流在政壇。我們真的不再需要那些爭權逐利，以權養錢的「豬仔議 (委) 員」, 要的是人智大愛、大情大才的一群。 台北 賴文俊 定期刊載「政治漫晝」 十一月號遠見雜誌製作了一個討論台灣「政治漫畫」的專輯。題材新穎，將台灣的政治漫畫現況，清楚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同時，也傳遞了相當多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貴刊能夠定期刊載如「漫畫台灣」或「漫畫世界」的專欄，不僅能一饗讀者，更提供了一個精緻的空間給政治漫畫家，必可以提高政治漫畫的創作與欣賞水平。 台中 果雅 走出自我世界 出於人類在固定面積的地球上無止境地發展。增進國際間的瞭解，已成為必要的生存條件。 國內不乏提供完全或部分直譯國外新聞的書籍和雜誌，但較缺少綜合性的分析、評論，遠見的「世界觀」單元，能在繁雜的國際事務中，給讀者，個清晰的觀念，確屬可貴；不過近幾期「世界觀」的聲勢稍嫌薄弱，我們對「兩岸關係」的積極觀察，是不願局限於一隅的態度；然而、。若要具備更廣闊的視野，必須進一步走出地域、種族、文化的自我世界，始不致在接觸外界的新事物時，感到不知所措。 台北 章乃明

強人落難記

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南韓前總統全斗煥完成有史以來第一次和平轉移政權後，如釋重負地說:「從此可以做個平凡的國民了！」但是，他這個心願並未實現。十一月二十三日，全斗煥在電視上擒著眼淚向全國國民道歉，倉皇步上隱居之路，又創下韓國史上另一個不平凡的紀錄。 全斗煥從一九八 0 年九月一日出任南韓第十一任總統，修憲後於次年三月當選第十二任總統，在青瓦台度過了兩千五百五十五個日子，而遷回延禧洞自宅到宣布退隱山林，只有兩百七十二天。對全斗煥而言，這兩百七十二天比兩千五百多個日子更長，這段日子他從權勢顛峰猛然跌落到自我放逐的深淵，痛苦的心路歷程真是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全斗煥步出青瓦台與盧泰愚擁別，全、盧兩人即踏上宿命的訣別之路。盧泰愚是全斗煥指定的接班人，也是在他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當選總統。但青瓦台別後，盧泰愚為信守對國民的承諾，一步步地清算第五共和的弊端，逼使全斗煥走上絕路。 全斗煥野心如昔，在退位前曾為維繫威權預作部署，成立日海財團 (見遠見雜誌第十六期), 並膨脹「國家元老諮問會議」的組織，企圖在幕後發揮影響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這些安排終成幻影。 在全斗煥下台不到半個月的時間，盧泰愚即下令縮小改編元老諮問會議，粉碎了全斗煥當太上總統的企圖。 三月十八日，討全行動的第一聲號角響起，司法當局開始對全敬煥下手，調查「新生活運動本部」的弊案，檢方並利用全斗煥夫婦訪美期間，在三月三十一日下令收押全敬煥。據說，這是全斗煥的建議，避免全斗煥在場的尷尬。 朝小野大 四月十三日，自美返國的全斗煥在延禧洞家裡召開記者會，公開為胞弟全敬煥的不法行為向國人道歉，並宣布辭退元老諮問會議議長、民正黨名譽總裁等一切公職。 這時，全斗煥似乎仍未看出眼前的危機，乃執迷不悟地表示:「下台不過一個多月，就遭人自背後暗算......。」而青瓦台方面為了安撫全氏的不滿，向他解釋逮捕全敬煥打的是國會議員「選舉牌」, 為的是平息民怨，以免執政黨在選舉中受控，青瓦台並保證事態不會再擴大。 但是國會大選中，全氏家族濫權醜聞成為最燙手的山芋，造成選情逆轉，執政黨慘遭挫敗，出現了南韓有史以來首次「朝小野大」(執政黨席位未過半數) 的局面。這個結局迫使盧泰愚下定決心與第五共和畫清界限，以免陷入醜聞泥掉之中。 新國會一開議，立即成立「五共非理特別委員會」, 展開長期的扒糞調查，箭頭直指全氏涉入的「諾斯洛普戰鬥機採購案」的受賄傳聞。這時社會上紛紛謠傳全氏將潛逃出國，逼使全斗煥透過親信表示，保證他即使受了司法審判也不會逃亡。 到六月底，國會為調查全氏家族貪瀆濫權事件，一共成立了七個特別調查委員會，「五共非理」成為國會議員演講或質詢時，最喜歡點的一道「熱菜」。 由於討全的輿情沸騰，全斗煥被迫放棄參加九月十七日的漢城奧運的開幕典禮，漢城奧運是全氏在任內爭取成功，並且傾全力籌備的。就在奧運閉幕的第二天，十月三日全氏事件的調查立刻進入了新的局面。 包圍全斗煥 南韓國會恢復了中斷了十六年的「國政調查權」(類似美國的國會聽證制度), 召開一連串聽證會，傳訊相關的證人出席，徹查五共非理的每一件弊案。 一向激進的大學生，此時也加入了討伐全斗煥的行列。「逮捕全氏夫婦」的口號替代了半年來要求召開「南北學生會談」的訴求，並組成了「逮全敢死隊」, 在大學生的主導下，討全行動風起雲湧，擴散為全國性的運動，十月十四日，前第一夫人李順子在民意的強大壓力下，宣布辭去「新世代育英會」會長的職務。 十一月三日，盧泰愚踏上亞太四國十二天的訪問行程，當天，國會開始進行最敏感的「日海財團」聽證會，透過電視的全程轉播，全國討全的情緒鼎沸，這是討全行動急轉直下的重要轉捩點。 第二天，民主正義黨主席尹吉重感覺事態嚴重，到延禧洞拜訪全斗煥，要求全氏公開道歉，並召開記者會表示全氏已經同意，但延禧洞方面立即否認將有道歉一說。 強大的民意壓力迫使青瓦台和民正黨方面繼續與延禧洞交涉，但是毫無進展，此時，檢方開始傳喚全斗煥的胞兄、堂兄弟和連襟，調查他們非法斂財的情事，盧泰愚政府的因應策略，已由交涉說服轉為「包圍作戰」的高壓措施。 揚言發表炸彈宣言 四面楚歌的全斗煥心情開始激烈起伏，他覺悟到應該犧牲自己，保全政局的安定；但卻也有一股遭到盧泰愚背棄的強烈感受，十一月八日，全斗煥召集民正黨秘書長朴俊炳、國會領袖金潤煥、青瓦台首席政治顧問崔秉烈、政策祕書官朴哲彥等舊日袍澤到延禧洞，痛斥他們不夠朋友，不是患難與共的同志。 為了扳回頹勢，延禧洞提出舉行「盧全會談」的要求，並揚言將發表炸彈宣言，抖出濫用政治資金的內幕，政情立即繃緊至一觸即發的局面，十一月十二日，檢方逮捕全斗煥大哥全基煥，兩天後又逮捕其內弟李昌錫，兩名全氏近親被捕已使政局籠罩在山雨欲來的高壓狀態。 盧泰愚於十四日返國後，當晚便以問安為名打電話到延禧洞，但為全斗煥拒接；十五日盧泰愚再度嘗試，終於打破了僵局。三十分鐘的攤牌長談內容，外人不得而知，結果很顯然是全斗煥屈服了，無條件接受青瓦台提出的：一、公開道歉，二、繳還財產，三、歸鄉隱居等三個要求。 李順子的眼淚 全斗煥認命了，道歉聲明的文稿立即在學者、律師和作家的協助下完成，但是道歉時間卻一延再延，而延滯的關鍵就在於李順子的眼淚。因為她捨不得繳出的財產是這幢二十一年前和全斗煥胼手胝足買下的住宅，而且也不忍心讓還在唸高中的么兒獨居漢城。 全斗煥費盡了口舌勸服李順子，要她認清情勢險惡，已非他們所能掌握，除非接受條件，不但財產不保，生命可能會有危險，才讓李順子俯首同意，兩人下定決心隱居山林，這時已是十一月十九日了。 四天後，全斗煥出現在電視螢光幕上，向全國國民道歉，並遷出延禧洞開始自我放逐的生活，一代梟雄的故事雖未落幕，卻留下觀眾席上一片扼嘆之聲。

霹靂神車

電腦又有了一項新用途。一種超時代的電腦即將在歐洲各地肩負起解決文明城市最大煩惱 -- 交通阻塞 -- 的任務。歐洲人暱稱這種電腦為「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希臘神話中為人類盜取火種而遭天神懲罰的巨人。 用電腦管制交通 一九八六年，歐市國家的十四家汽車製造商，結合十四所大學和研究機構，預計花七年時間、十億美元經費，研究發展出一種類似飛航管制系統的交通管制電腦系統，如今這項研究已接近完成階段。 西德電腦業巨人西門子公司，已在西柏林全城設置電子監測網路，試驗「普羅米修斯系統」的可行性；倫敦明年也將展開規模十倍於西柏林的試驗。 這兩個城市試用的「普羅米修斯初階系統」, 主要是在各街道裝置電腦和電子監視眼，每當飛馳的汽車慢了下來，電腦就會立刻發現路況出了問題，並將消息傳回交通管制中心。中心的監視電腦再透過「自動導向系統」, 將路況消息傳達給駛近該地區的車輛。 整個交通管制系統的功能類似我國現行的「交通專業電台」, 然而在這種全自動的系統中，幾乎完全不需人力的操作。駕駛人只需在儀表板上裝置一個黑色的小盒子；每次開車前，先將預定的目的地輸入小盒子中的電腦，然後一路上電腦就會自動分析來自管制中心的訊息，告訴駕駛人走那一條路最省時。 例如，每經過一個十字路口，車上的電腦都會從裝置在紅綠燈上的信號器，測得前方是否有阻塞，並先以一聲警笛提醒駕駛人，然後電腦開始說話:「你的前方一百公尺處有瓶頸，順著這條車道走，到下一個路口趕緊右轉。」或者:「下一個十字路口有點麻煩，不過這條路線還是最快的，你不必改道。」 節省上下班時間 親身試驗過這套系統的人都對它推崇不已。一位住在西柏林的電子工程師說:「從我的住處到公司，正常的話需要十五至二十分鐘，如果遇到交通阻塞，就得花上四十分鐘；但是自從我在車上裝了這種小電腦後，上下班從未超過二十分鐘。」 「普羅米修斯系統」未來將不只用於交通自動導向，它還可能使汽車與汽車對話，例如，甲車可以警告乙車:「前有車禍 (或結冰路面、濃霧等)。」 歐市一位發言人說:「歐洲已沒有空地可建新的高速公路，我們只有儘量設法將現有公路的效能發揮到極致。」而「普羅米修斯系統」能將駕駛人和汽車引開壅塞的路段，並且調節交通號誌，疏導堵成一團的車陣，當然被視為解決城市交通問題的一大福音。 (取材自 Newsweek)

是夥伴還是對手?-從數字看兩岸貿易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新的領導人坦承中共浪費了三十多年的光陰，一切建設仍如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水準；因此在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決議進行經濟改革。 十年經濟改革 今年是中共這一波經濟改革實施的第十年。十年間，中共蹣跚的改革腳步時快時慢，但是大方向始終未變。 一九七八年，中共面臨整體經濟和制度的失調、停滯，首先確立了在政策上重新釐定經濟發展和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在制度上著重管理和計畫的兩大方向。 一九七九年，開始依據發展消費品工業、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方向，建立以市場導向為主的計畫經濟，如賦予企業較多的自主經營權，並視客觀經濟需要而成立新生企業等。特別經濟區也在此時第一次引入中共的經濟體系。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中共認為經濟改革的速度不應超過經濟體質調整的速度，因而放緩改革步調，收回了金融和貿易的中央管制權。然而在此時期中共仍進行了相當重要的稅制改革，首次承認私有制和利潤的正當性。在農業上，生產責任制由公社擴及個人和家庭，幾乎徹底瓦解了集體農場制。 一九八四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五年都市改革計畫，確定領導階層從根本改革農業的決心。同時加速開放政策，設立十四個沿海城市為對外直接貿易區，並制訂對外貿易法，賦予企業更多的自主權。 通貨膨脹危機 一九八五年初，中共經濟出現過熱現象，通貨膨脹和預算赤字成了兩大頭痛問題，因此年中時，中共宣布經濟需要一段調適期，以吸收、消化過速的成長。 一九八六年四月，中共再度宣布一項五年計畫，以示改革決心；但是年底，保守派發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算是十年間較大規模的一次反經濟改革的政治運動。然而經改的腳步並未完全停頓。 一九八七年開始，中共的經濟改革也由保守再度趨向開放。然而由於預算控制不住、貿易政策不定、缺乏有效的外匯制度、無法訂出合理的價格政策、政府運作和法令修訂趕不上經濟改革，以及行政權依然不肯放棄控制經濟等多重因素，中共的經濟逐漸陷入生產力下降、貧富差距擴大、預算和貿易赤字持續存在、失業人口增加，和資源、金融分配不均等困境；尤其消費過熱引起的通貨膨脹危機，更迫使趙紫陽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交出經濟大權，經濟改革的步調也因此被迫放緩。 兩岸熾熱的貿易關係 由時疾時緩的改革步調看來，中共的經濟政策前景難以預估，但無論如何，其經濟發展對台灣經濟的影響絕對值得注意。 由貿易競爭的觀點來看，台灣在對美輸出的貨品中，如今有二九五種產品 (包括紡織品、成衣和玩具), 面臨中國大陸的競爭，而在一九八五至八六年問尚只有二十種；預計未來在五金器械、鞋類和電子產品方面，雙方的競爭會益形激烈。 在日本市場上，台灣已面臨來自大陸的農漁產品、成衣和家具的競爭，未來的競爭重點則將是機械和電子產品；而近兩年來，雙方的競爭產品也由一九八五至八六年的十二項，增至八十八項，在香港市場中，雙方競爭的激烈也不下於美、日市場。 雖然台灣和大陸在海外市場中競尿 E 烈，但雙方透過香港進行的間接貿易，卻自一九七八年的二億九千萬港幣，直線上升至一九八七年的一百二十億港幣。 雙方熾熱的貿易關係當然是因為有利可圖。撇開語言、文化的共通性不提，大陸的廉價勞力和市場，可幫助台灣紓解工資上漲和西方保護主義的壓力；而中國大陸也確實需要台灣的資金、管理、技術和行銷網路，然而台灣對發展與大陸的貿易關係實不宜期望過高。 中共以往政策反覆和重意識輕實利的紀錄，警示台灣商人不應將太多的雞蛋放進這個籃子。 外貿額偏低 此外，大陸市場與其人口的龐大完全不成比例。中共與其他共產國家和印度有同樣的問題，人口眾多、收入偏低而消費能力瘠弱。一九八七年，美國與共產集團國家的貿易總值，僅占其全國貿易總值的一 % 略多一點，與印度的貿易則占總值 0. 二 %; 同年，日本與共產集團國家的貿易占總值三 %, 與印度的貿易則占 0. 四 %。這些統計或可做為對大陸市場抱持幻想的台灣人民的借鑑。 (任孝琦改寫)

何必自己嚇唬自己-陳履安看經濟前景

問：最近一年來，台灣政、經環境劇烈轉變，許多企業主招架無力，紛紛避走東南亞、中南美，甚至到中國大陸。部長對這個現象的看法如何？自然的淘汰 答：根據統計數字，勞力密集的產業轉移出去的，到泰國有九百多家，大陸也有二、三百家，實際數字還不只如此。對國內來講，這是必然發生的現象，把勞力密集、利潤微薄的事，讓給別人去做，因為已經不具競爭力了。 現在要問的是，要使台灣的工業基礎更厚實一點，技術層次更高一點，附加價值更高一點，我們向上提升的能力有沒有再加強？如果實力充實起來，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一定又有部分產業會移走。 我們對很多中小金業、工業的問題看得很清楚。其中有一部分是不願意改進，非走不可，這和老闆的作風有關；求改進的就會先自動化，開始自己設計，自創品牌，這比較難，但至少有些廠商慢慢在做、在變。有的公司為了做高級品，工人覺得要求太嚴格，走掉一半以上。 問：部長認為，企業界紛紛對外投資，顯示台灣的經濟正在升級，勞力密集的產業逐漸被淘汰，因此並不可憂？答：看資料可以發現，我們已慢慢走向高品質；產品減少，但附加價值增加。比如前年自行車產量減少三四 %, 但單價提高，變成了高級產品。雖然鞋業的平均出口價是美元五塊五毛，單價三、四塊的都移到國外去了，但製造十三、四塊高級鞋子的大有人在。這的確是產業升級，而且速度很快。 我們已經朝這個方向走，而日本在十五年前就開始了。當時日本把一部分勞力密集的產業移來台灣，也沒有就因此亡掉。日本政府所做的包括；發展科技、安定工業、把勞力密集的產業自動化、加強設計...... 等，經過多年努力，才達到現在的水準。 出去了還得回來 台灣現在也在走這條路，把部分產業移到泰國，泰國將來也會面臨這個問題，再把它移出去。這是很自然的現象，代表我們水準提高、工資提高，無法再做附加價值較低、勞力密集的產業。這完全是比較利益的問題，我看損失不至於很嚴重。 問：在工商界對外投資的風潮中，政府是否也採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避免資金、技術外流給台灣帶來的負面影響？答：就我自己瞭解，台灣的中小企業確實極富潛力。最近工業局長也在勸一些人自求改進，增加更多投資。如果輕易就跑，把機器送到國外去，用廉價勞工生產一些廉價品的話，萬一泰國的工資也提高了，是不是要往非洲跑？非洲待遇也提高時又怎麼辦呢？就這個現象而言，我最擔心的是：第一，他們把技術帶出去了，而我們毫無管理；第二，如果出去的企業在國內還有公司，他們的聯繫不夠，就不能回饋自己的社會。然而如何讓國人有回饋的心，不是經濟部所能做到的。我們能做的，是讓今後到國外的創業者，和國內有密切的聯繫，如果不具競爭力的工業要出走，政府甚至應給予適度的輔導，機器可以出去，但不能把技術也帶出去。 若拿日本比較，我們和日本最大的幾點不同是，第一，日本人出去投資，還會想到日本，還會回去。我也希望我們國人能夠想到台灣，有回饋的心。第二，日本工業技術比較雄厚，本身有研究發展，所以小企業出去後，研究發展仍然掌握在日本人手上。我們這裡研究發展比較少，換句話說，走了之後真的是走掉了，聯繫比較困難；這都是一些很實際的問題。 部分中小企業慢慢流出去了，我們要開始組織起來，對他們有所照顧。但不需要像報紙上登的那樣，覺得唉呀不得了了，我們的產業空洞化了！應該擔心的是，如養鰻、養蝦等技術流到大陸之後，對我們造成的傷害。尤其是大型企業，只是為了賺幾個錢，沒有顧慮國家利益，就到那邊去投資，其實並不是非做不可。 為了企業擴充，就沒有國界，根本沒有回饋之心，這不值得鼓勵。居然沒有輿論譴責這種事情，這是我感到很奇怪的。 問：除了產業升級的壓力之外，工業界最關注的，是在反污染、勞工等社會運動的強烈衝擊下，台灣的環境是否還適合繼續投資？答：我也瞭解工業界，目前所關心的問題一是勞工，一是環保。勞工問題的癥結出在，「法」必須修改。現在勞委會準備提出初稿，經濟部的態度是，讓工會自己也提一些看法，因各行各業不同，要保護勞工，就必須設身處地為勞工想一想。他們有的在服務業，有的是半公務員，有的在生產事業，同一個法規成立，並不能全部適應，就會造成困擾，達不到保護目的。 環保不純是環保問題 我個人希望勞動基準法變成一個原則性的大法，各行各業再依不同情況分別訂定契約。對工業家來說，很少人是不要照顧勞工的，而是被法弄得無所適從。 其次，我們要儘快訂定國家的環保標準，工廠的廢水、廢氣的排放都要有標準。環保署準備分幾個階段訂定標準，這對工業界造成若干不方便，這些環保署不是不知道。但為什麼分階段訂呢？是希望給工業界方便，不要一下子大跳一步，達不到這個目標，而讓大家慢慢適應，成本不至於增加太多。 但對有些工業而言，他們寧願一次就達到四年後的標準，如果分二階段做，採購的設備會不同。現在我們已經和環保署商量好了，重大的污染改善工作，一次就達到，但過渡期間工廠可以不必受罰。 所以工業發展中，勞工、環保等問題，我們都在做，為什麼大家還擔心呢？而且這些並不只是經濟部的事情。例如，目前有一百六十八個工廠屬國營事業，有二十五個廠不合乎環保標準，然而被群眾包圍的往往是合乎標準的。很明顯地，這不是經濟問題或環保問題，而是其他問題。 問：許多工業界人士，用「無政府狀態」描述日漸盛行的群眾圍堵工廠、漫天索賠的自力救濟行為。他們擔心，這種缺乏秩序、法治的社會，將使台灣經濟發展走回頭路。為什麼政府目睹一切，卻不能站出來伸張法紀？答：社會變化很快，政治發展也快，到了某種程度，就照顧不到經濟層次。我們常說現在的經濟是：政治、社會加心理的經濟。過去三年，中油因民眾賠償糾紛，賠償了六十次之多；林園之前的永安賠償協調，每戶賠了五十萬。林園事件之所以特殊，是因民眾衝進廠房，幾乎占領了廠房......。 一切依法處理 我的感覺是，這種事不能再發生；再發生下去，這個地方就不像個國家，毫無法治可言了。因此，我要特別強調，今後一切會依法處理，民眾可以到法院告狀，但不准自行索賠。 其實，圍堵工廠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污染受害者，有的雇人來做；有的是真正住在工廠旁邊，受不了空氣、味道或噪音，而發自內心的不滿。但的確有滿多人是外地來的，也有愈來愈多的參與者是基於自己的理念，或是搞政治的，這種現象比較令人擔心。 經濟部的看法是，若有人對工業污染不能依法提出訴求，反而使用激烈的手段，除了用公權力嚴厲的處理之外，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何況有的根本不是污染問題。最近，有人要把水庫的抽水管切斷，以此當成索賠的手段，就和污染毫不相干。有人甚至覺得那家公司有錢，就去包圍那家公司。 問：換句話說，經濟部已下定決心，要嚴厲執行公權力。但對以經濟外衣包裝政治目的的事件，部長將如何因應？答：今年要選舉了，一定有人利用這種手段號召群眾，這些現象更會出來。所以，我現在開始談這類問題，我也要告訴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工業還是台灣的根，如果這樣做，是在傷害你自己。 現在要請專家出面評審工業污染，他們往往都不敢來。例如魚死了，據瞭解是溫差的關係，但從事政治活動的人馬上說是工業污染，因此，輿論界的報導也常造成一種錯覺。在過渡期間，如果政府根本不理會污染問題，老百姓當然可以提出抗議，但現在政府決心投資幾百億去做，人民就要有耐心等一等嘛！不能隔岸觀火 社會大眾還是要講理，即使大家都不講理，今天我還是要坐在這裡講，官不做了也不要緊。但一個社會如果連基本理性都沒有了，不要說工商界看不過去，輿論界也應該講話。我跟記者也談過:「你們也住在這裡呀！這不是隔岸觀火看熱鬧，而是你自己的事情。」 可以看得出來，我們整個國力是來自經濟發展。要是經濟不發展了，機器停擺了，電力不夠了，那時候真正有危險，要談的就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整個國力的下降。這是很根本的問題，任何人破壞我們的工業基礎，就會傷害兩千萬人，這種作為是不可原諒的。 這也就像民意代表在議場打架，不論輿論界怎麼搶新聞，不論站在怎樣的立場，如果對這種事情不加譴責，是沒有道理的。 工業界需要打氣 問：李登輝總統指出，目前台灣的諸多「亂」象，是新興工業國的徵候群。一元復始，部長對台灣如何擺脫這些徵候，有何期許？答：今年是選舉年，我希望政府態度要強硬一點，不要凡事都扯上選舉。我常講這句話 -- 讓選民來作選擇。任何黨派，不管什麼人，只要讓社會不安，讓別人覺得選舉期間，投資環境及經濟發展受到影響，就不要選他。 而輿論界也要負起社會責任來。為了競爭的緣故，現在報上看到的，常都是使人覺得危機重重的壞消息。其實有的是製造出來的，是一種心理狀態。如果負面的報導太多，當然會影響大家的情緒。 我到地方上，常給工業界打氣。一個真正的企業家憑企圖心及工作精神，可以克服很多困難；做工業的人在社會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如果大家都能用耐心和定力，鍥而不捨，把自己的根扎得更厚實，不要被外面的五花八門弄昏了頭，這個階段會過去的。

校園小煞星

「你欠我五百塊，拿來！」「我那裡有？」「我說有就是有，趕快拿出來！」六年八班的羅宏立 (本文學童姓名均為假名) 又在勒索同學。如果有錢卻不交出來，或在事後向老師報告的人，過不了幾天就會被羅宏立「道上的朋友」抓到公園揍一頓。四十多張告狀紙吳老師擔任這班級任才一個月，就收到四十多張告狀的紙條，這些紙條還是偷偷夾在作業本裡遞上來的。上面洋洋灑灑舉出這十二歲孩童的惡行:-- 全班十八個女生，有十六個遭到他或摸胸部、或掀裙子的「性騷擾」。-- 向同學強行借錢、借隨身聽，結果有借無還。-- 美勞課拿別人的作品充當自己的成績，被老師發現後，指著老師大罵:「你出校門後給我小心點！」-- 被老師罰站，遭到隔壁班同學譏笑，他立刻衝到別班課堂上打人。-- 上社會課時，指名八個同學不要去上，留下來陪他玩耍，否則他就沒收掉他們最喜歡的東西。-- 向低年級生敲詐一千元，拿不出來的話，每遲交一天再加一千元，對方只好回家偷錢；事情鬧到校長室，他面不改色的狡辯:「又不是我要的，我只是代人傳話而已。」更令吳老師驚訝的是，還有小朋友在紙條上提醒「老師自己要小心，因為羅宏立會叫一些你不認識的人在外面整你；我還看到他帶一把金色的刀子。」長得清秀斯文的羅宏立，仗著在外結交的一群國中生朋友，和自己「為人所不敢為」的膽量，已成為橫行校園、欺壓同學的小魔頭。成人社會的縮影羅宏立，只是今天小學裡拐偷搶騙的小危險人物的一個代表。一群隱藏在小學裡的問題兒童，已不是單純的頑皮好動，學理上稱為「狂風暴雨期」的青少年問題，也逐漸提早狂飆到小學生階段。成人社會追逐金錢，動輒暴力相向的混亂景象，已縮影到孩童身上。法務部的少年事件統計，證實了犯罪年齡越來越低。台灣未滿十二歲的兒童犯，民國六十七年時占所有兒童的萬分之 0. 六二，到民國七十六年已升至萬分之二。一一，十年間增加了三倍多。現在每一萬個十二歲以下的孩童，就有二到三個犯罪。這個數據，還不包括參加不良組織、攜帶刀械、在外遊蕩的少年。還有不少十二歲以下的孩童即使因勒索同學被送到警察局，也大都告誡一番就交由家長帶回，不列入紀錄。「成了法律上的犯罪暗數。」文化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系主任周震歐指出。這些潛伏在校園裡的小煞星，往往以出乎大人意料的方式來「要錢」。巧取豪奪好勇鬥狠有的是巧取。永和一所國小裡，六年級的張杰帶著一個同學當嘍囉，一天之內或偷或騙的弄走將近四萬元。他們用「老師找你去」支開留守教室的小朋友，摸走抽屜裡所有現金；他們一人找老師講話，遮住老師視線，另一人趁機拿走皮包裡的錢。兩個小男生帶著數萬元逃學，兩星期不見人影。有的是豪奪。低年級學生上福利社，矮小的個兒搆不著櫃台，抓著錢的手拚命伸長，塊頭大的高年級生嘴裡喊「我幫你買」, 一把搶走錢轉身就跑。還有些把目標移向校外：在鶯歌唸書的兩個四年級男生，搭計程車到三峽，途中拿出水果刀勒索司機，結果被大人制服，送到少年法庭。有的則是志不在財物，但是好勇鬥狠。在古亭區一所國小擔任導師和輔導老師的楊淑蘭，特別記得一經常講「我要炸掉訓導處」的學生，這個在父母離異過程中成長的小男生，從一年級開始就喜歡打同學，看不順眼或一言不合即大打出手。「有仇報仇，沒仇練拳頭。」十三歲的張家小弟笑著說。屬於成人社會的貪婪、兇暴，都在小小兒郎身上展現。「暴力是學來的。」師大特殊教育中心主任吳武典分析，孩童學習的來源可能是媒體，也可能是老師和家長。報紙上報導犯罪的手法，電視上刀光血影的畫面，充斥著爭鬥、硝煙的卡通，都在點點滴滴侵蝕兒童心靈。從事小學生輔導工作二十多年的葉莉薇，看到一個小男生指著同學大罵:「我要把你切成十八塊！」問他:「什麼叫十八塊？」, 答案是：報紙上的分屍案寫著兇手把女友切成十七塊丟棄，「我比他更厲害，變成十八塊。」四年級的男生大聲回答。葉莉薇擔心孩童的學習能力甚於辨別善惡好壞的能力。連續劇裡壞人得逞的時候總是居多，好人老在最後才扳回一城，如果父母沒有好好說明，長久下來，兒童耳濡目染的大都是惡人行徑。學校老師也可能不自覺地傳達了暴力。有些人動不動就打罵犯錯的學童，孩子感受到，也學習到了「用暴力是有效的」。父母難辭其咎父母則是最直接的引導者。「爸爸打我，我就乖，同學不乖，我為什麼不能打他？」這是國小輔導室人員經常碰到的疑問。前迷的小魔頭羅宏立，就有過被父親打得鼻孔流血、奄奄一息的紀錄。根據法務部的調查，近五年來，台灣各地方法院審理的少年案件犯罪原因，都是以家庭因素高居首位，其中又以管教不當的最多，其次是破碎家庭，而且逐年增加。十二歲的羅宏立，自小由姑姑帶大，五、六歲時回到經常酗酒、賭博的母親身邊，現在則被離婚的父親抓回管教。三年級的王水德，沒有爸爸，媽媽在理髮廳工作，他由校內偷到校外，偷錢去打電動玩具，常被警察逮到，媽媽不管，都要老師去領回。在訓導人員、少年隊的檔案裡，家庭氣氛惡劣、父母離異的個案占了大多數。「既然給我的環境不正常，我又何必正常行事？」在少年隊擔任輔導工作的黃玉招發現孩童有這樣的心態。社會的誘因多是另一個原因，電動玩具對小學生的吸引力極大，經常流連，很容易在那種場所結交上國中、高中的不良少年，結成一氣，或者受他們控制而不自拔。少年隊的李老師分析，小孩一天大約帶二十元零用錢，打電動玩具平均至少要五十元，錢不夠用，小者把訂便當的錢省下來，不吃午餐，大者就偷、騙、搶，使用暴力了。金錢毀了童真暴力是外顯的行為表現，隱藏在孩童內心的，則是價值觀混淆，和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混淆的價值觀，包括孩童對金錢的概念，對英雄仗義的解釋，對大人言行不一的質疑。現代父母有錢無閒，經常用物質犒賞來取代親子關係，金錢成為孩子的唯一目標，但是又不加珍惜。「學校獎賞的簿子、鉛筆，孩子都不稀奇，反而說我媽媽買的都是好幾千塊的玩具。」東門國小輔導室主任葉莉薇感嘆。把孩子胃口養大之後，一旦不能滿足，就可能用非常手段追逐金錢。勒索、打人，也被某些孩童視為英雄仗義打抱不平的行徑。「我有錢，大家一起花，現在我沒錢，為什麼不能用他的？」他們不認為強行索取是勒索，反而解釋為「朋友有通財之義」, 打人也是為了對方「先惹我朋友，我幫他討回公道而已」。父母、社會的言教和身教不一致，更令他們困惑。「為什麼你們說不能去地下舞廳，你們自己卻跑去享樂？」「為什麼立法院那些人一天到晚打來打去，我們卻不能打架。」在不明所以的抑制下，加上現今兒童逐漸早熟的身心狀況，他們隱隱然有股衝動需要宣洩。「大人一直在教導知識、技術，卻沒有幫助孩子紓解情緒。」輔導適應不良兒童的友緣基金會負責人廖清碧指出，現代孩童特別需要情緒的引導，因為父母多不在家、學校競爭激烈，他們非常容易遇到挫折。「暴力是基於攻擊性格，攻擊性格在心理上是由於挫折所引起。」文化大學兒福系教授周震歐分析。遭到情緒上的挫折，卻又無法自控，暴力就可能成為宣洩的一種方式。「媽媽好晚才回來，我一個人在家無聊嘛！」和母親相依為命，十二歲起就經常被同伴叫出去打架的張姓少年解釋自己的行為動機。小小心靈需要平撫因此廖清碧建議用疏導、關心的方式，來教化這些小暴徒。不妨丟一個枕頭讓他在房間痛打一頓，發洩完畢後，和他討論處理的方式。例如問他：如果用打人的，結果會怎麼樣？如果自己對著枕頭發洩，又會如何？還有沒有其他辦法？友緣基金會裡曾有一個小霸王，廖清碧在他鬧事的現場，走向他，摟住他的肩膀說:「我們來想想要怎麼辦比較好。」漫說邊走出紛鬧的小朋友群集處，不到半分鐘就化解了一場衝突。「不要一出事就先打罵一頓再說。」研究少年犯罪的學者周震歐認為，聽孩子說出心理的話，教他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比處罰更重要。成人自重兒童在勒索、偷竊、群毆中成長的比例已逐漸增加。他們的驚人之舉正反映了一件事：成人世界和現實社會帶給孩童的，總有一天孩子會反施給週遭的成人、反施給這個社會。怎麼保護你的小孩那些孩子容易被恐嚇勒索？少年犯罪學者黃富源提出「被欺侮症候群」, 根據日本的相關研究，通常被害學生的特徵是：一、家庭破碎；二、家庭氣氛不好，例如父母親不和，或是手足間常吵架；三、在學校的人際關係不佳，上學並不快樂；四、對自己的評價很低，認為自己懦弱笨拙。避免當「小凱子」輔導人員發現，勒索者多半是找同學或低年級生中「看起來好欺負的」, 以及「比較有錢、自負的」來下手。因此幫孩子培養自信，減少落單機會，可以相對降低被害的可能。關心青少年及兒童問題的台北市議員劉樹錚也提醒家長，不要把孩子培養成「小凱子」, 不要掛金戴玉太多，以免引起「有心者」覬覦和可乘之機。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在三個多月前針對國中、國小學生所做的調查，則指出了少年勒索經常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事件發生的尖峰時間是「放學時」。其次則是校內下課時間，以中午午休時間較多。地點則以「學校內」發生最多，包括廁所、樓梯間、教室、走廊、操場等，其次是行人稀少的小巷道內。調查中並發現，在公園裡被恐嚇勒索的，以小學生居多。少輔會這項調查同時指出，事件發生時被害學生的感受除了害怕之外，就是「生氣、自認倒楣」, 有部份甚至覺得「習慣了」。結果加害者食髓知味，受害者重覆遭殃。怎樣對付小霸王？一個輔導老師提出了他的處理方式：一、禁止學生借錢，如果確有需要借錢，必須先經老師同意。因為恐嚇者經常是以借錢的名義，行勒索之實。二、老師多巡視校園，多問多看多聽。三。搜集資料，以便掌握學生動態及真實情況。例如一旦有事發生，找出被害學生，到隱密處填寫表格，詳記當時狀況。另外再把加害人找來，依樣處理。四、請雙方家長商討解決方式，最好由被害人的母親和犯錯的小孩懇談，而不是先急著處罰他。如果加害人冥頑不悟，再由被害人的家長出面 (而非由學校出面), 送交警察單位處理。化解暴力至於素有攻擊行為的孩童，美國有許多學校設計了「錄影帶教學」供他們思考。由錄影帶或實際演練的假想情況中，學習正確解釋別人的動機，克服自己的怒氣，而不是動不動就打人。有些課程則是將有暴力傾向和容易受害的孩子，集中一起受訓。讓前者反省為何特別看後者不順眼，也讓後者瞭解前者的心態並學習堅強。甚至讓雙方簽訂和約，前者承諾要尊重老師、同學，後者則改掉哭哭啼啼，怯懦膽小的毛病。目的是希望透過互助合作，化解掉孩童間的暴力。

人多天才多

如果中國大陸十四歲以下的兒童自組一個小人國，將是擁有三。一億人口的世界大國，比蘇聯總人口二。八億，美國二，四億人，仍多出數千萬人。 九百萬個小天才 大陸兒童占人口比例約二九 %, 比英國 (二一 %) 等先進國高，但比印尼 (四 0%) 等發展中國家低。在中共一胎化的政策下，兒童的人數比五年前減少一千萬左右。 專家統計，每一百個兒童中，有三個是智力超強的資賦優異兒童，那大陸約有九百萬個兒童是小天才。但同時，大陸也有等數量因遺傳造成智力不足的低能兒童。 目前大陸有十二萬名智力超常的資優兒童，以十四歲之齡越級讀高中，而躍升大學的估計有數百人。 大陸對資優兒童展開有系統的特殊教育，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當時有個十四歲的兒童寧鉑，在數學、文學、天文地理及中藥學上有超乎常人的知識。同年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創辦了少年班，錄取寧鉑為第一屆學生。寧鉑在十七歲那年畢業，並留校擔任助教。 科技大學已辦了九屆少年班，前五屆已畢業的一百四十五人中，類似寧鉑的天才很多。像十四歲的黃沁只用了兩個月就修完了大學二年級的數學課程，十五歲的謝彥波已經是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的研究生，預計二十歲時拿到博士學位。 獨立性較差 根據科技大學所做的研究，少年班的平均學業成績，高過普通班的大學生，尤其數理化科目都是中上水準，話文則稍弱。但生活上的獨立性則不如一般大學生，這是因為年齡小及生活歷練不夠。 大陸上有三十多個機關的五十多位專家，以資優兒童為研究對象。專家們發現，除了先天的遺傳，後天的環境是造就天才兒童的重要因素。像八歲語言小天才吳蕾，外公和父親是博士。小天才出生三個月，父母便念圖書故事給她聽，不到八歲，讀過一千多冊中文書刊，並能說流利的英、日、法語。 十六歲讀北京大學英語系三年級的「才女」田曉菲，父親是文學編輯，母親是教師。田曉菲六歲前父親就讓她看完紅樓夢、水滸傳等古典小說，六歲起每天背誦一首唐宋詩詞。八歲時，田曉菲在聯合國舉辦的世界詩歌比賽獲獎，九歲出第一本詩集。 三年前，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中學也設辦「超常少年班」, 入學的資優兒童只需要用四年時間，就完成小學五、六年級、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全部學業。而一些小學和幼兒園也開始培育資優兒童接受特殊教育。 大陸研究資優兒童已有十年，這些小時了了的天才，長大後能不能保持長久的優異呢？大陸專家將繼續追蹤研究。

台灣不愛香港?

有關台灣如何處理香港問題上，我們 (編按：指香港信報) 一共發表過四篇評論，它們依次是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香港問題台灣動輒得咎」, 指台灣如只對香港有錢人有興趣，僅吸納「投資移民」, 將會大失民心；八三年三月二日的「台灣就香港問題發表聲明」, 指出台灣政府於三月一日發表「台灣政府不會承認中 (共)、英就香港前途問題簽署的任何協議，中 (共)、英達成的任何與香港有關的協議，都是非法的」聲明，官樣文章，毫無意義；八三年三月十六日的「香港之失台灣之得？」指出別有「懷抱」的人，正利用台灣不能向海外「忠貞之士」伸出援手的弱點，製造混亂局面，「香港愈亂對台灣愈有利」; 八四年七月九日，我們再就此主題有所發揮，寫成「台灣沒有搞好香港的誘因」一文。 台灣的香港政策現在回看起來，我們對台灣的香港政策，並沒有看錯，一句話，台灣既不敢明目張膽吸引香港投資者，又沒有呼籲港澳同胞來歸的條件一地方太小是藉口，底因是擔心混進太多的「特務」, 因此事隔多年，台灣的香港政策仍然只停留在「精神上的支持」及「接待港人過台灣......, 很多問題還要考慮」的胡混過關、舉棋不定階段，這種態度，今對台灣有所憧憬者失望，是不言而喻的。 在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上面應持什麼態度，台灣官方和半官方仍明顯地存有分歧。官方的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鄭心雄先生的意見，顯然較為本港民主派受落 (編按：即歡迎)。他對本報記者說:「(台灣) 希望能幫助港人爭取自由民主，在九七前爭取了，希望真的可以五十年不變；現在香港選舉很多，香港人要出來領導，還未到九七年，隨時會發生變化，是否一定被中共吞併了，也不一定。」這是強烈地鼓動港人「民主拒共」的最露骨談話。 動口不動手 不過，台灣並不會協助港人這樣做，鄭氏推得乾淨俐落，因為「這是當地的事，得尊重香港政府，要有分寸」, 他又說，國民黨對港人爭取自由民主的支持.「指的是精神上的支持」。 台灣政府不但在此一重大問題上「動口不動手」, 在接納香港移民上，亦推得一乾二淨。鄭心雄很模糊地談及「我們不能在危機關頭不照顧一直忠貞的人」之後，接著這樣說:「但很多問題還要考慮，包括教育、工作、語言，一向接受的制度、專業執業資格等，都要有安排。」要弄妥上述諸問題，「這要有一個中途站，需要周詳計畫。」 港人多屬忠貞分子 事實上，站在台灣官方的立場，鄭氏這番談話，是無可厚非，因為第一，做為一個正朝自由民主政制開放的政府，鄭氏不能公開反對港人爭取自由民主；第二，根據鄭氏的解釋，忠貞的定義是 (一) 愛自由民主 (二) 不願在共黨統治下生活。以此標準，香港大部分人屬忠貞分子。 如果台灣歡迎港人來歸，在目前的政治氣候不變和經濟蓬勃持續的條件下，在「危機關頭」(港人對「危機」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大核」(編按：指中共在深圳市區東方興建大亞灣核子發電廠，該地距離香港二十五公里) 啟用是「危機」, 有人以英軍撤去為「危機」) 有數以十萬計港人投奔台灣，相信是很接近現實的推測。 對此，台灣恐怕會吃不消，而「吃不消」主要是指「特務」混雜其中的問題，其他的諸如地方不足、社會容納力弱等。都是托詞。試看香港這二、三十年容納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大陸移民，不但沒有任何不可克服的問題，而且將他們同化，成為建設繁榮香港的動力，足證一個經濟持續擴張的社會，對接納大量移民 -- 何況曾在「中途站」「受訓」-- 是不應有什麼困難的。 因此，雖然鄭氏在局限性很大的條件下已作了相當妥當的發言，但由於對解決港人當前困境絲毫無助，惹起港人反感，進而對台灣失望是必然的。我們現在唯有希望海工會負責人再接受本報訪問時，能提出一套具體可行的辦法來。 目前訪港的台灣「香港之友社」, 從成員名單看，不少是接近官方的人士，因此稱它的言論代表了半官方的意見，相信不致遠離事實。在訪港期間，其副團長台大經濟系教授、著名政經評論家王作榮先生，公開對民主派大潑冷水，以致他公開演說時曾出現極不愉快的場面。 形勢比人強 其實，王氏的看法，和本報向來的主張不謀而合，因為我們實在看不出一個沒有槍桿子為後盾的「民主政體」、「民選政權」能有什麼作為！不過王氏來自台灣，而且又有半官方的背景，本港若干「忠貞分子」對他會開出一張「美麗的期票」有所期待，失望之餘，才會如斯反應。 試想，如果台灣「香港之友社」首先能公開請求台灣政府訂出吸納港人的具體辦法，然後勸香港人稍安母躁，等待台灣頒行有關措施；同時指陳形勢比人強，中共絕不會容許港人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因此不應強求，不必認真爭取，相信就會為港人受落的。不過，現在仍有時間，台灣「香港之友社」若想真正與港人為友，仍有機會為不願留港的港人盡最後努力的。

訪河殤顧問厲以寧

問：你是「河殤」的顧問之一，能否談談你對「河殤」主題的看法？答:「河殤」是一部關於中國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的反思片。它的主題，據我的理解，就是探討我們這個在歷史上創造了燦爛文化的偉大民族，為什麼近一百多年以來陷入了困境？為什麼我們現在同世界發達國家在經濟上、技術上有這麼大的差距？是什麼力量阻礙了我們的前進？爭論愈多，影響愈大 「河殤」把這歸結為傳統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我以為，「河殤」的基調是好的。 問:「河殤」播出以後，在中國大陸和海外都引起了強烈的回響。有人喜歡，但也有人提出批評。你怎樣看待這種分歧？答：拍攝「河殤」正是為了激起人們的深思。 如果「河殤」播出以後，平平淡淡，沒給人們留下什麼印象，那麼「河殤」就是失敗之作。如果人們看了「河殤」, 一片稱讚聲，那麼「河殤」的效果也不能算好。因此，有爭論，既是正常現象，也有助於引起人們的思考，激發人們的憂患意識。 問：聽說中共高層有人批評「河殤」, 是嗎？答：每一個觀眾，不管他是官還是民，都可以發表個人見解。這就是文學批評的自由。據我所知，官方並沒有批評「河殤」。官方對一部具體的文藝作品採取不干預的政策。我認為這是對的。 問：要是學術界有人組織文章來批判「河殤」呢？答：這有什麼好處？我不願意看到這種現象的發生。如果學術界真的出現這種情況，那麼可以肯定「河殤」的影響會更大，於是會有更多的人去抄錄「河殤」中的警句。對「河殤」不公正的批判所起的振聾發聵作用，也許比「河殤」本身大一千倍！問：你認為那些非難「河殤」的文章能說服你嗎？答:「河殤」當然不是完美無缺的。你想，中外古今，「河殤」所涉及的領域如此廣闊，怎麼能沒有缺陷呢？何況，其中許多問題都是有待深討的。但我想，「河殤」是一部文藝作品，又不是一部經濟著作或一篇歷史學論文，何必對「河殤」苛求呢？黃土長城何罪之有？用科學論文的標準來評論「河殤」, 是不妥當的。正如用文學評論的眼光來看待一本經濟學專著也很不妥當一樣。雖然我是「河殤」的顧問之一，我始終認為其中一些學術觀點可以商榷。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問：你對「河殤」中的那些觀點有不同意見？請舉出一兩個具體的例子。 答：可以舉兩個例子。例如，「河殤」解說詞中說:「戰國晚期，秦戰勝了楚，意味著黃土文化對海洋文化的勝利。」這是不對的。秦統一中國，固然是黃土文化的勝利，即使楚統一了中國，仍然會建立黃土文化的國家。不能誇大地理環境的作用。 歷史上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何嘗是海洋文化的代表呢？瑞士是內陸國家、山地國家，為什麼黃土文化不曾在那裡生根呢？又比如說，修築城牆，這不只是中國封建君主才感興趣的事情；歐洲封建主們，照樣修築城牆。 買不起傳統文化 「河殤」解說詞中說:「我們的祖先為了保護中原文化，一直把修築城牆當做頭等童要的大事，而城牆則阻礙了中國文化的創造與發展。」這種說法未免有些片面。看看西歐、英國、法國、德國歷史上所遺留下來的城牆難道還少嗎？為什麼他們的科學、文化在近代有那麼快的發展？社會經濟的複雜性在「河殤」解說詞中確有被忽視之處。我舉了這樣兩個例子。但我仍然認為，「河殤」是一部好的文藝作品。我們不應該用經濟學、歷史學論文的水平來要求它。 問：有些不同意「河殤」觀點的人，可能是因為擔心中國傳統文化會被全盤否定。他們的顧慮是多餘的嗎？答：有這種想法的人是出於好心，他們想維護中國的文化傳統。在中國，不能說沒有人要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河殤」的幾位年輕作者不是這樣的人，他們從來沒有打算否定中國傳統的文化。 再說，一個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是不會被否定的，有什麼可怕的呢？可怕的是：留戀那些不該留戀的東西，把並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誤以為是精華，從而拚命維護它們。這就大錯特錯了。 我認為，優秀傳統文化能否被保持，取決於兩個條件：一是我國的經濟實力，二是國民的素質。從經濟上看，只要我們的生產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從政府當局直到普通老百姓，都會重視傳統文化。 都是文革的錯 現在，有許多縣市的博物館因缺乏經費，而無能力安裝防火、防盜設備，這能夠片面地怪那裡的文化領導人不重視傳統文化嗎？只能怪我們的經濟實力差。名人字畫和工藝品，現在主要是外國人、華僑來購買，一般老百姓買不起。難道是他們不珍視傳統文化成果嗎？不是。而是因為他們窮，想買但買不起。我相信，經濟上去以後，自然會重視傳統文化。 從國民素質來看，這些年來，對教育的重視不夠，再加上文革中把好的社會風氣敗壞了。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與文革有關。「河殤」要反對的，正是文革那一套「左」的東西。因此，不應當責怪「河殤」及其作者。 問：照你這麼說，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是不會失掉的。但為什麼一些海外的人到了大陸，總是看到某些不好的東西，如不講社會公德、服務態度很糟、效率低下，甚至用不正當的手段和外國人拉關係、謀取私利等等？答：我們不必諱言社會上存在這些醜惡現象。但不應當把這些醜惡現象同我們的民族性聯繫在一起。我認為它們正是在我們的民族性被扭曲以後才出現的。 文革的破壞性最大。文革期間，是非顛倒，把壞的說成好的，把該受譴責的說成是該歌頌的。社會風氣敗壞了，影響一兩代人，所以文革的後遺症不可低估。 問：有人說，我們都是「龍的傳人」,「河殤」罵了龍，等於罵了我們的老祖宗。你認為呢？答：龍是封建文化的產物。龍不是善良的象徵，而是代表神祕、專橫、暴虐。「河殤」反對崇拜龍，難道就是反對老祖宗？龍等於老祖宗？我不這樣看。普通老百姓不是龍子龍孫。誰願意把龍當做自己的老祖宗，這是他的自由，我們同樣有反對龍的崇拜的自由。有人說，龍的形象可以把炎黃子孫凝聚在一起，我認為，這是表面現象。真正使炎黃子孫團結在一起的力量，是我們大家對民族命運的關心，而決不是那種張牙舞爪、形象可怕的龍。 辛亥革命中，革命者不用龍來號召；抗日戰爭中，我們也不用龍作為凝聚同胞的象徵。可見，過年過節舞龍燈，是和舞獅子、踩高蹺一樣，玩玩而已。端午節賽龍舟熱鬧一下，也未嘗不可。但何必把我們都說成是龍的傳人呢？留給觀眾評價 我想:「中華」這兩個字對海外華人的吸引力是永遠存在的，不是任何東西可以替代的。 問：你認為關於「河殤」的討論會告一段落嗎？答：其實，這個問題又可以分為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有關「河殤」這部電視片的爭議。我認為，這場爭議可以到此為止。不要對一部文藝作品、一部電影或電視片老是糾纏不清，爭個沒完沒了。這是不必要的。電視就是電視，讓觀眾自己去評價吧！另一個問題是有關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優缺點的評論，以及有關中國傳統文化命運的研究，是阻擋不住的。這方面的爭論將會長期繼續下去。實際上，這場討論從五四運動起就開始了，七十年過去了，討論仍在繼續。「河殤」所引起的討論，只不過是這一長期爭議的一個新插曲。 問：有的評論文章說，「河殤」是啟蒙的巨著，是畫時代的作品，它喚醒了千百萬人，使他們不再迷戀過去，不再故步自封。這種評價恰當嗎？以經濟發揚文化 答：評價似乎過高了。「河殤」的基調當然是好的，但它畢竟是一部電視。我不認為一本小說、一首歌、一部電影或電視片就其的能喚醒幾萬萬人。經常看到這樣一種情況；有些人看完了某部電影、電視片後，心情激動不已，但隔了不久，印象又淡薄了，心情又不激動了。 真正能喚醒十億中國人的，是經濟建設的成就，是經濟發展所提供給人民的高收入水平、良好的社會秩序、健康臥社會風氣。經濟建設的成就最有說服力。它能夠證明，中國人民是富於創造性的，不但在古代創造了燦爛的文化，而且在現代也使中國在經濟、技術、科學研究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人們天天接觸到經濟建設的成果，它們是客觀存在的。它們在振奮民族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一百部「河殤」之類的電視片也比不了的。

開除球籍還是開除華籍?

一、更深切的感受 十一月上旬再回到大陸做幾次演講，比六月初第一次去時有更深切的感受：那裡有地理的中國 (黃河、長江), 那裡有歷史的中國 (長城、明陵), 但那裡沒有現代的中國。 祖國的土地與同胞是可親的。可惜，共產制度無法接受，當前困境令人憂慮，即使行前沒有過高的期望，離開以後，仍不免有沉重的悲觀。 從經濟改革來看，悲觀來自於中共領導階層沒有堅持改革的決心，人民不肯承受需要付出的代價。儘管領導階層一再宣稱，這段時期要用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深化全面改革，但誰能保證，退縮的改革不冉進一步退縮？二、開除「球籍」 大陸經濟不再立刻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革，正如一些大陸著名的知識分子所指出:「中國就要面臨被開除「球籍」的危險。」 「球籍」是指一個國家在地球上扮演的角色。當今年二月上海出版的「世界經濟導報」提出這個問題時，它們用一些概括的數字來警告讀者：大陸與其他國家間的所得差距在繼續拉大: -- 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一九六 0 年與日本相當，到一九八五年只及日本的五分之一。-- 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一九六 0 年落後美國四千六百億美元，到一九八五年落後三萬六千八百億美元，-- 大陸的每人所得、輸出結構、教育投資，也都比不上四小龍。 「導報」因此呼籲：面對本世紀最後一個龍年，如果不再急起直追，中國就無法在世界上立足。借用鄧小平的話來說:「中國人就不配做世界公民。」 三、「華籍」問題 事實上，令我擔心的還不是「球籍」問題，因為地球上還有二十個左右國家的每人所得低於大陸，如印度、緬甸、孟加拉。 做為一個中國人，令我最擔心的是：生活在台灣、香港、新加坡的中國人會異口同聲地對大陸人氏說:「為什麼生活在這些華人為主地區的我們，每人所得比你們高出二十倍？除了大陸，中國人再也不會有那樣的低所得，你們再不好好地改革，我們就要提出你們的「華籍」問題了，因為勤奮的中國人怎麼會有這樣的低所得？有這樣低所得的人會是華人嗎？」 這樣的詰問不應當視為是一種優越感的表現，而在突顯出世界各地華人所共同關心的一個基本問題：都是中國人，是什麼原因產生了這樣截然不同的生活水準、生活方式及生活展望？這正是我兩次去大陸，與那邊學術界所討論的主題。簡單的答案是：只有徹底修改共產制度，依靠市場經濟優勝劣敗的運作，一個社會才可能出現高度的生產效率、工作意頗與產業活力。 四、改革困難應在意料中 大陸經濟改革今天所遭遇的各種難題，都應在意料中；使人意外的是，領導階層怎會沒有做好準備，就開始推動改革。意料中的難題如: -- 當受管制的價格不再受到管制時，物價自然會在一段期間內上升。 -- 個體戶有賺取利潤的誘因時，與薪資階級自然就產生所得間的差距。 -- 當幹部控制生產原料及其他物資分配時，自然就會產生「官倒」; 當物資供不應求，又有地區間失衡時，自然就會出現「倒爺」。 -- 當人治重於法治時，自然就會有官商勾結，舞弊徊私等事端。 -- 當每個人都有鐵飯碗時，自然就產生低效率。 -- 當企業在追求效率時，一向毋需真正努力工作的工人，自然就會抵制。 -- 當知識分子待遇「教一年書，不如養兩頭豬」時，自然就出現「知識無用論」, 文首問題也就更難解決。 -- 當政府不斷補貼生產者與消費者時，自然就容易產生財政赤字，助長物價上升。 -- 當指令性的體制逐漸轉變為指導性體制時，自然會有一段時期的混亂。 中共的領導階層需要反覆地告訴人民：從全面控制的此岸到達經濟改革的彼岸，是必須經過物價上升、所得差異、失業增加等等的驚濤駭浪的。如果執政者沒有堅持改革的魄力，如果人民不肯分擔部分的犧牲，任何形式的改革都會變成空談，而中國大陸的經濟也就會一直陷人無法掙脫的深淵。 五、結語 大陸經濟改革的最大難處就如任何共產國家一樣，是來自政治體制上的 -- 它是一個無形的束縛，也是一個有形的枷鎖。 充滿膽識的戈巴契夫，剛剛完成了七十年來蘇聯政治體制上歷史性的改革，當選過美國時代雜誌風雲人物的鄧小平，是否能不落人後？面對在地球上無法立足的風險，也引起了其他華人地區所提出的「華籍」問題，中共領導群與十億大陸人民，不能再接受全面控制下假象的物價穩定，大鍋飯政策下假象的工作安定，平均主義下假象的所得公平。領導階層與學術界要有勇氣與遠見，指出這些假象所真正帶來的是低供給、低效率與低所得，勸導人民要接受調整帶來的痛苦。唯有這樣，經濟改革方有生機。

病人永遠是輸家?

三年前，四十二歲的文鳳在自我檢查時，發現右邊胸部怪怪的，請求醫生為她做乳房 X 光檢查，但醫生認為沒有必要而拒絕了。最近，這位三個孩子的母親死於乳癌。她的家屬控告那位醫生，要求賠償新台幣六百萬元。這場官司拖了半年，最後文鳳的家人敗訴。病患家屬自力救濟上個月在中山區某大教學醫院中，一位婦女也死於乳癌，她的家人同樣認為醫生有過失，同樣要求賠償；不同的是他們採取了「自力救濟」的方式 十餘名親友在醫生看診時衝進門診處，對醫生揮以老拳。近幾年來，因為病人或家屬對醫事人員的治療過程和結果不滿意，而產生的醫療糾紛愈來愈多。採用自力救濟解決的個案有多少，至今沒有人做過統計；但循司法途徑解決的，根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聯合會及衛生署的統計，近五年來平均每年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件，比起民國七十年代，增加了三至四倍。儘管在台灣每年上百萬人次的醫療行為中，「有案可查」的糾紛占一、兩百件，比例微不足道；但實際上每一個案件的背後都可能關係一條人命、一個破碎的家庭和一群錐心悲痛的親友。因此過去一年內，幾位知名之士的遭遇相繼引起了廣泛的注意。名人之死七十六年十一月，著名經濟學家王作榮教授的夫人、大法官范馨香在台大醫院因肝癌去世。不久之後，王教授發表「人神之間 -- 記先室范馨香病逝的感觸」一文，對台大醫院和王姓主治醫師提出嚴厲批評，認為是他們「把輕病拖成重病，把重病拖成絕症」的。今大家記憶猶新的是厚生橡膠公司董事長、素有「經貿大使」美譽的徐風和去年十月底因背痛住進台大醫院，一個月後卻死於「菌血症」。他的姪兒徐正毅投書自由時報，沉痛譴責台大有一群醫生如「行屍走肉、見錢眼開的劊子手」, 並認為是因為沒有事先送紅包，所以醫院未採取必要的急救措施。這兩件事發生後，台大醫院曾經對他們的指責公開解釋「已盡全力救治」, 並表示前者是應范大法官子女要求，善意的隱瞞病情；後者則是因為徐風和先生有「萬人中一」的特異體質，雖動員群醫，仍無法挽救。無論是對簿公堂、自力救濟或訴諸輿論，其實只是醫療糾紛日漸增多所呈現出來的「果」; 病人和醫生之間認知差距愈來愈擴大，才是醫療糾紛層出不窮的「因」。「以前根本沒有病人和醫生打官司這種事。」在光復前當過醫生、銀髮蒼蒼的台大醫學院教授林國煌感嘆地說。他回憶在他那個年代，醫生享有崇高社會地位和病人百分之百的信任；而醫生對病人的回報是給病人最少的痛苦 (包括身心及口袋上), 以最短時間把病治好。「在這種醫生怎麼說，病人怎麼做的關係下，通常雙方都可以獲得滿足。」這點至今令林國煌印象深刻。隨著台灣社會擺脫了傳統農業色彩，邁向工商業社會，醫患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爭取醫療權益特別是民國六十年代後期，台灣政治環境日益開放，人權觀念相繼萌芽，醫療人權也是其中一環。民國六十九年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立，訴求重點之一就是醫療消費者的保護，更點醒病患以消費者的身分訴求醫療權益。消基會常務監事邱清華認為，病患花錢請醫生看病，當然有權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為什麼吃這個藥？有什麼副作用？何況不像到超級市場買東西還可以退換，「病人的健康、生命一旦喪失，便永遠無法彌補。」他說。然而在這種由醫生單向支配變為醫患雙向參與的過程中，一方面是病人的醫療衛生知識不夠，不足以支持他們深入的和醫生討論溝通；一方面是「醫院及醫事人員的步調和觀念還跟不上，不習慣和病患站在平等地位。」主管醫事行政的衛生署醫政處處長葉金川分析，這種理想要求和實際表現之間的差距，是造成醫療糾紛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要求「知」的權利，當人權思想和消費者權利意識逐步落實，「病患更進一步要求醫事人員尊重其尊嚴。」鑽研醫事法律二十年的執業律師李聖隆明確指出，隨著一般人的教育水準和生活程度提高，對醫療品質的期望也愈高，也就是除了看病之外，希望醫生更能具有溫暖、支持、體諒等人性化特質。醫生太「冷」了但是隨著社會的變遷，企業化大型醫院的出現，使得醫事人員在龐大、嚴密分工的組織中，不過是受雇的「職工」, 眼中只有「壞掉的臟器」, 沒有「受苦的病人」。前台大醫院院長楊思標曾感嘆，大醫院醫療流程就像是修理汽車：故障 (生病)-- 進廠 (住院)-- 告知故障 (申訴症狀)-- 電腦分析 -- 更換零件 (器官移植)-- 出廠 (出院)。對個別病人的心理、家庭背景一概置之不理。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魏火曜有一次承認，他自已都不到台大醫院看病；對分科愈來愈細，造成病人就醫時不知所從也不表同意；「也許以後三十多顆牙齒必須找三十多個不同科別的牙醫看呢！」幾年前，一篇題為「大夫，求你看我一眼」的文章，敘述一個病人排隊掛號、候診，花了三小時，好不容易見到醫生 (微禿的頭頂), 趕快申訴右邊肚子痛，醫生卻頭也不抬，只花了兩分鐘勾好一大堆表格叫他去檢查。「以前生病看醫生，現在生病看機器。」這篇文章的結尾赤裸裸反映出有些醫生目中無「人」; 病患則希望醫生「別急著說再見」的認知差距。先救自己，再救別人這是另一種不可忽視的差距，使得原本應該攜手驅逐病魔的伙伴，成了互相懷疑的敵手。抱著病人隨時會找麻煩的「危機意識」, 許多醫生選擇了「先救自己，再救別人」。一年前，新店一位張姓市民七歲的女兒，右手中指不慎被家中的打穀機截成三段，輾轉送耕莘、馬偕、三總、仁愛、長庚、和平等醫院才動了接合手術。事後一位醫界人士分析，由於手指接合手術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而且斷成三節，接合成功的機率甚低，這些醫院怕日後惹上官司，趕快把病患轉走。其他如「防禦性」的不必要的檢查、開刀、大量使用抗生素等，都是醫生自保心態的例證。最近台北市醫師公會籌組「醫療業務互助基金」, 也是為了怕病患「找麻煩」, 以會員平時繳費的方式來分擔醫療糾紛的風險。但病患手中握有的籌碼相對就少多了。雖然消基會成立之初曾以保護醫療消費者權利為強烈訴求，但至今對投訴醫療糾紛的消費者仍是「愛莫能助」。消基會監事邱清華認為，要透過消基會討回「公道」非常困難，「因為我們雖有公信力，但沒有公權力。」即使病患循司法途徑解決，立刻又會遭遇兩個瓶頸。一是「醫療法」規定「病歷由醫師保存」, 病人和委託律師無法知悉其內容做為訴訟根據；二是醫療糾紛鑑定小組的成員和鑑定過程始終祕而不宣，而根據已經公布的資料顯示，這個小組鑑定醫生無過失者占了九 0% 以上，病患幾乎是「十場官司九場輸」。許多病患乾脆自行以抬棺威脅、黑道介入來私下「處置」醫生。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吳坤光證實，最近就有一位婦產科醫生被病人家屬恐嚇勒索，一個星期不敢去醫院上班。親身觀察到這一連串由醫療糾紛衍生出來的問題，承辦過數百件醫療糾紛訴訟的李聖隆律師有感而發:「長久下去，非醫生之福，對病人更不利。」他分析，隨著國內政治多元化、民主化的發展，醫療人權的訴求會愈來愈強烈，整個醫療體系必將是「以病人利益為導向」。畢竟「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掌握趨勢，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李聖隆寓意深長地說。訪醫政處處長葉金川:「給醫生一點時間」問：目前有關醫療糾紛的鑑定，主要是由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的鑑定小組負責，但是這個小組的成員和鑑定過程向來不對外界公布，使這個小組的公正性遭到懷疑。是不是可以考慮公布成員的名單？怕人關說答：根據「醫療法」規定，這個小組成員共有十五人，十人是醫界的，其餘五人分別是民意代表、心理學者、社會學者、法律學者和法界代表。但確實姓名不方便公布，因為他們都是義務職，如果每個案子都有人來關說，對他們會造成很大困擾，也許都不願意做委員了。問：依據目前鑑定結果，醫生有過失和無過失的比例是一比十，相差甚為懸殊，使外界懷疑鑑定結果的客觀性，你的看法如何？答：為什麼醫生一定要有過失呢？很多都是被病人誤解的。即便是一個相當高知識水準的人，醫學知識可能只有小學程度。何況怎樣比例才合理也很難講。問：醫療糾紛發生後，主要鑑定依據為病歷，但病人看不到病歷，可不可以考慮將病歷影印一份給病人保管，以保障病人權益？答：醫生有權保有病歷，可以讓人家查閱，卻沒有權利把病歷給病人。但病人要求時，醫生一定要給病人一份病歷摘要。病人不是消費者？問：站在消費者立場，病歷是病人付費請醫生看病的紀錄，記載的又都是病人自己的健康狀況，為什麼不可以讓病人保留一份病歷影本呢？答：首先我認為病人不是消費者。病人為什麼不能保有病歷，就好像買車的人不能要求保有汽車的原始設計圖一樣，如果你懷疑這部車子的剎車系統有毛病，害你出了車禍，你可以請法院去調設計圖來看，但不能自己去要。問：近幾年醫療糾紛愈來愈多，很多病人都擔心自己的權益受不到保障，站在主管醫事行政的立場，你覺得如何才能保障病患權益？答：醫生如果有業務過失，病患尋求刑事的途徑解決不是一個常態，因為醫生應該不是故意要去害病人的，叫他去坐牢，除了病人一時痛快，其他人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尋求民事解決才是常態，因為大部分人告醫生都是希望得到金錢賠償，在美國九 0% 的案件是以民事解決的。最重要的是去分析瞭解為什麼發生過失，在醫學教育或醫生的在職教育上來改善，使以後不要再發生過失。需要時間適應事實上，我們「醫療法」對病人權益的保障不輸其他國家，比日本的「醫療法」也要先進十五年左右。為什麼民眾認為權益未受保障，是因為醫院及醫事人員的步調和觀念還跟不上法律規定，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慢慢適應。

社會:中產階級不能再獨善其身

台灣近兩年來隨著經濟的自由化與國際化，以及政治的開放與民主化，民間社會在體質上卻沒有跟著產生良性的改變，如果有的話，也是顯得步調落後。消費格調庸俗我們所說的民間社會是指一般人的生活型態與思想態度而言，交通秩序一樣的亂，街道一樣的髒，攤販一樣的占據人行道，大家樂一樣的以六合彩的形式延續下去，人們一樣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金錢與物質，累積的財富一樣地以最庸俗的格調從事誇富的消費。經濟的國際化與政治的民主化並沒有叫大多數人的生活品質與精神內涵跟著提高，每人六千美元的年平均所得只是增加了更多的垃圾與環境污染，對於這個民族的心靈與修養卻沒有相對的提高。假如政治與經濟的變革仍然沒有能力改變社會的本質，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懷疑台灣人民的反省能力了。如果台灣社會的體質無法自我更新，以促進政治和經濟的改革，卻一定要永遠訴諸政治和經濟的力量才能鞭策出成果，那麼我們只有繼續等待了。由民間推動改革民間社會本身必須起來，自己變化自己的體質，民間社會必須積極展現本身的獨立作用，不但要對自已負責，而且要擔負起改變政治和經濟體質的責任，甚至要成為國家動向的主宰力量。目前，大多數的政治活躍人物不論在朝或在野，仍然認為政治或經濟制度，甚至其人物本身，才是支配國家社會的主要力量。在某一個階段來說，這種看法可能是對的，但就目前台灣的這個時期而言，這種觀念是錯誤的。中產階級的積極角色台灣的政治經濟改革與國家前途的走向已經非由民間社會自己來推動不可了。但是，民間社會在展現其支配力量時，首先必須教育自己，自覺地改良本身的體質。我們討論民間社會的潛力與作用，其實不過是在寄望代表中產階級的個人與組織，主動的站起來，扮演民間社會的主導勢力，透過民間社會的作用，產生對於整個國家的影響。過去我們曾經寄望於不同的政治與經濟力量來為我們承擔這些責任；然而，從最近的發展看來，中產階級的個人與團體似乎已不能再繼續「獨善其身」, 不能養成對其他團體的「倚賴性」, 不應忽略自已本身在整個國家社會中的「主體作用」。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終究將走出自己的一條道路來。也必須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國家社會型態。在這個過程中，中產階級的個人與團體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個作用迄未獲得充分發揮，因為缺乏反省的能力與團體性的運作，一直只能假借其他政治性的團體做代言人。在未來的時期中，中產階級的個人與集體不只是要獨立地參與到民間社會中，改善民間社會的體質，也要以自己的立場在國家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陳其南為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人類學系訪問教授)

政治:小選區大問題

選舉制度雖是政治改革中的一小環，卻是很重要的一環，因為它不僅影響到立法院成員的素質，同時也可影響成員與選民的關係，以及政黨對國會的約束力。 政經結構不良 目前台灣採取中小型選區，一個選區中產生很多位候選人，候選人的運作以縣為單位，他們根據自己的知名度、社會關係、買票系統而當選，政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輕微。 在現有的小選區中，一些極需要代表的利益團體，如中產階級、勞工、農民等，無法發揮力量，他們在地方上的力量不如一個地方派系。一旦這些社會團體找不到能發揮影響力的管道時，只好還是用走上街頭抗議的辦法。 如果目前不良的政經結構繼續發展下去，黨部就無法控制立法院了，事實上，現在已經發生立法委員當面指責黨鞭的情形，因為黨鞭不會影響立委的政治前途，也不能決定他是否被提名或當選；立委擁有自己可以左右選戰的地方基礎。 如果要讓台灣持續成長、均衡發展，必須得慎重考慮選舉制度細部設計的問題，才能預防經濟與政治不良結合產生的現象。 歐洲中小型的國家，幾乎都採取大選區、甚至全國選區的制度，而且是全部採用比例代表制或比例代表制與區域代表制混和的制度，在大選舉區或比例代表制的選舉競爭中，對話團體是兩個政黨，政黨領袖直接辯論全國性的人問題，在這個基礎上，政黨所要掌握的是全國件大型利益團體的支持，這也成為選民選擇某一政黨時的主要考慮。 採取黨內預選 台灣會不會出現造樣的選舉制度呢？我認為很難，因為執政黨行政和黨務菁英，從沒有出來競運的意願，而擁有地方基礎的立法委員也不希望上面的人來跟他競爭。 據觀察，執政黨目前並沒有全盤性防範金權政治的對策，但已做了一些調整。例如：把特種黨部歸併到地方黨部，讓國民黨可以直接動員的力量，如教師、漁民、特定產業公會等，在地方提名輔選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此外，也準備採用黨內預選制度。 過去社會上知名人士，除了在台北市，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參選，因為他們與地方派系沒有淵源，如果採取黨內預選，情形就不一樣了。預選本身不像選舉，它花費較低，由黨統籌政見發表會跟投票，有良好形象及知名度的人，不管要全面部署買票系統，至少在預選中，還有競平的機會；況且買黨員的票比一般民眾的票更難，因為黨員素質比一般民眾稍高一點。 所以透過預選，可以使黨內一些與地方派系素無深厚淵源的人考慮回鄉競選，黨部也可以運用教師、軍人、公務員等特種黨部做重點支持，不需要再倚賴地方派系組織動員買票的作業，如此多多少少能在每個地區產生對中央政策較支持、問政理想較好的標竿型候選人，這種候選人也許不會是立法院的多數，但是至少能制衡一些追逐經濟特權、地方色彩濃厚的派閥影響力。 以全國性政策為訴求 總之，我們希望國會中的兩個主要政黨黨內有一致的問政立場，也有很好的紀律，使行政機關與國會機關能慢慢變成一體；閣員與國會領袖都出自於有共識的同、個團體，以全國性的政策為訴求，抑制特殊利益團體的要求，公正地考慮公共政策。 (朱雲漢為台大政治 t 副教授) (鍾尚熹整理)

民進黨揮劍,意不在郝公

上個月中旬，民進黨籍立委吳淑珍、許榮淑先後就參謀總長郝柏村的任期提出強烈質詢，同黨籍監委林純子並主動登記，成立專案調查現年六十九歲的郝柏村，是否「非法更改年齡」。 民進黨節節進逼 轟聲雖大，調查小組遲遲未見行動。「這麼簡單的事情，只要走一趟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就能釐清，何勞成立專案？」一位奉派參與其事的資深監委私下不以為然。他指出，「任期、年齡」事件的背後，顯然另有政治意含。 當報紙刊載民國二十七年畢業於武昌中央軍校十二期校友，出面證實同班同學郝柏村當年登錄的生年與現況無異時，郝柏村未改年齡的事實似已昭然若揭；而這個事件所彰顯的真實意義，也呼之欲出。 政治觀察家剖析，以反對派立場，民進黨執意抨擊的真正目標，是「軍隊國家化」問題。獨掌軍令大權長達七年，近又再被李登輝總統留任的參謀總長郝柏村，因背景特殊，地位重要，就成為民進黨借題發揮、搗入核心的最佳對象。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郝柏村應否備詢？依據過去五十多年來的體制，參謀總長是直屬總統的最高軍事幕僚長，位高權重，民意機構鞭長莫及。 但從台灣宣布解嚴、強人時代告終，社會上百無禁忌，增額民意代表問政的內涵，也往基本結構步步進逼。舉凡國家體制，黨政分際等敏感話題，都直接了當的登上國會殿堂，近而連一向門肆緊掩、尊處一方的軍事領域，同樣被要求在民意的監督下「曝光」。 民進黨籍立委多次聲言：郝柏村應和主掌軍政系統的國防部長一樣，到立法院備詢；郝柏村「違法延任」, 因久居其位，將造成軍人尾大不掉，阻礙台灣民主化發展......。在台大教了三十年憲法的政治學者胡佛表示，這些論點是基於：中華民國的憲法採內閣制的信念。 如果採內閣制，國家對外宣戰、購和的軍令權，歸屬行政院長；而行政院的任何決策，又都受立法院的監督，民意代表對於掌軍令權的參謀總長，便有質詢的權力。 然而目前國家運作的實際體制，是內閣、總統雙軌參進。「總統是三軍最高統帥，參謀總長直屬總統，立法委員無權要求隸屬軍令系統的各級軍事指揮官，到立法院備詢。」也有部分學者堅信。 軍令系統遲早讓步 政治觀察家分析，近時黨、政、軍權力車分配的較勁暗潮洶湧，黨齡尚淺，又缺乏群眾基礎及行政官僚體系經歷的李登輝總統，能取得軍方支持，對穩固政權、造就威勢有實質增益效果。 但軍令系統只對總統負責，不受任何民意機構監督，制度本身的防弊性不夠，在台灣民主化的時潮中，難免引發抗爭。 「政治改革必須一步一步來，很難隔夜就變；如果國會能全面改選，軍令系統遲早得讓步......。」資深政界人士預測。

時代在考驗著我們-新軍人的新戰場

今年六月，立法院和監察院同時接到一份來自軍中的陳情書。一群從民國六十三年到六十六年，由七所軍校畢業的正期軍官，在長達七頁的陳情書裡嚴厲地批評國防部的管理方式和人事弊病，要求國防部收回延役命令，准許他們如期退役。 這種情形令老一輩軍人覺得「不可思議」。長期以來，軍中的情形一向是「開明專制，無理服從」。一位退役的陸軍少將用急切的語氣強調:「服從長官是沒有理由好講的。」 不再是武夫 然而，新一代的軍官似乎不再服膺這個簡單的「真理」。他們對現實有所不滿，而且勇於爭取自己的權利。在講求服從的軍隊裡，這樣的舉動令人側目。長一輩的將領忍不住感歎:「現在的軍官真是不一樣了。」 如果不把「軍方」當成代表五十多萬軍人的集合名詞，而仔細觀察個體，不難發現：和四十年前的職業軍官比較，這批戰後出生的中華民國軍官，確實有許多「不一樣」的地方。他們受過更好的教育。「現在的軍官不是武夫，唸不好書才去考軍校的觀念是不對的。」今年四十五歲的何起源上校說。少將退伍的立委蕭楚喬進一步解釋，過去「好男不當兵」的觀念很重，軍隊素質參差不齊。「下面的兵不識字，需要簽字時，長官就叫他們按手印。」 隨著教育的普及，軍人素質不斷提高。根據國防部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到今年七月為止，國軍士官兵具有高中以上學歷者，占全部員額的八八。二 %, 軍官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已占全部員額的九 0. 二 %。 這些高學歷的現代軍官，關心軍中的管理制度是否合理。坐在氣氛寧靜的速食餐廳裡，一位年輕的海軍中尉不時在言談間抱怨軍中獎懲不公、士氣低落。說到激動的地方，他突然大聲地指責:「制度是軍中最根本的問題。」 他們重視相對義務關係。海軍官校畢業的王姓軍官說:「以前光憑三民主義的理想就可以讓你去賣命，現在不能令人輕易信服了。」 不排斥功利主義 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畢業的楊文鎮，在民國七十五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做過調查，發現受訪的軍校生中，同意「只問我為國家做什麼，不問國家為我做什麼」的占三八。七 %, 而贊成「應問我為國家做什麼，也問國家為我做什麼」的卻有五八。三 %。 他們追求更好的生活，不排斥功利主義。政治作戰學校畢業的楊姓軍官點燃一根菸說:「老一輩的人會講:「你知道我們以前多苦嗎？」但是人是會比較的，而且是跟現在周圍的人比。」他不明白社會上經常報導一夜致富的故事，為什麼獨獨要求軍人清苦度日？雖然國防部軍事發言人張慧元少將再三強調，軍校或是部隊都不允許軍人有不法的投機或投資行為。但是一位離校不到四年的軍官卻表示，他有不少同學參加老鼠會，拉著親朋好友去買手錶、買鑽戒。「冒險至少有點機會，何妨一試？」他一語道破身邊朋友想賺錢的心態。 他們對變化迅速的國家政策，感到有些惶亂。一名相貌清秀的海軍軍官表示，軍中一再強調政府絕不能也不會開放探親，可是隔一個禮拜就宣布開放了。「我對國家堅持政策的決心感到懷疑，」他吐了一口煙說。 對戰爭陌生 他們對敵人熟悉，對戰爭卻覺得陌生。駕著飛彈快艇出任務時，面色黝黑的上尉艇長周東岳有敵軍追隨左右的感受，「但是大家有一種默契，不去侵犯對方的水域，不故意做挑釁的動作。」 這些圖像描繪的軍人形象，與一般人耳熟能詳的「身經百戰」「戰功彪炳」「盡忠報國」...... 等詞句或許有出入，但是正如一位年輕軍官所說的:「軍隊是社會的縮影，社會上有什麼問題，軍隊裡就有什麼問題。」 造成他們與年長軍官「不一樣」的，正是一個異於以往的時代環境。翻開中國近代史，軍人始終不停地在疆場上南征北討。然而民國三十八年以後，歷經炮火洗禮的年輕軍官已是屈指可數。 在南部的鳳鼻頭陸戰隊基地，六、七名身穿迷彩服的陸戰隊軍官興味盎然地圍坐在桌邊，暢談陸戰隊的英雄事蹟。但是被問到多少人有過和敵人交手的經驗，大多數人皆沈默不語。 領襟上別著三顆梅花的趙善礎上校，曾經在八二三炮戰期間擔任運補工作。他豪氣地說:「當時其是冒著生命危險衝過炮火。」望著年輕的同僚，他有些自豪地說:「其他的老弟生不逢時，沒有機會直接接觸敵人。」 年輕軍官抱怨多 「生不逢時」, 讓一些相信「軍人事業在戰場」的年輕軍官覺得遺憾，「軍人就像一把槍，唯一的功用是去殺敵人，不是去打獵，否則就失去意義。」在飛往金門的路途上，一名三十歲的陸軍上尉這樣告訴鄰座的新聞記者。 沙場無戰事，軍人也失掉殺敵立功的機會，只能憑藉完整的資歷晉陞。從高級軍官的身上，不難看到這種變化。 在海軍官校的軍史館裡。歷任海軍艦隊司令的彩色肖像整齊地懸掛在一面牆上。多數人的經歷中都有輝煌的戰績。但是從第十四屆司令開始，完整的從軍資歷已經取代了轉戰大江南北的戰功。 年輕軍官重視軍中的制度，因為他們的前途與考核的標準息息相關。「只要有個惡劣的指揮官在任上打擊你一下，或是自己帶的兵跑了，你的軍人生涯就完了。」二十六歲的李上尉說。 但是長期的和平，也使一部分人逃避戰爭，不相信有戰爭，出身軍旅的立委蕭楚喬無奈地表示，他一個月大概會接到三十件請託，希望他幫忙改變必須到外島服役的命令。 一位最近才到過金、馬前線的香港僑生對這種情形尤其印象深刻。民國五十二年出生的蘇妙嫻指出，有一位五十六歲、家在台南的老連長，在金、馬地區駐守了二十多年，至今仍然每天清晨帶著弟兄跑步，以有機會為國家犧牲為榮。 相較之下，她發現三十歲左右的年輕軍有有更多的抱怨。「他們不相信戰爭會爆發，或是打仗需要那麼大的體力。」她有些困惑地說。 「但是軍人不打仗要做什麼？士氣是從戰爭中培養出來的。」認為海峽兩岸不會輕啟戰端的年輕軍官覺得軍人的角色變得模糊了。 「軍人不是要打仗而已，能確保台灣安全就是偉大的貢獻，」曾經擔任過艦長的蕭楚喬反駁說。真正令他憂心的，是年輕軍官的生活已從戰鬥化趨向社會化，功利第一的觀念左右人心。 「現在的軍人老是要求住得好，吃得好，」他不以為然地說:「當軍人不是來軍隊發財，是來貢獻的。」 但是勇於爭取自己權益的年輕軍官另有想法。「以前外面生活苦，部隊生活也苦，大家都一樣，」一位唸了七年軍校的陸軍軍官說:「可是現在社會變了。」 濃眉大眼，頭髮梳得十分光潔的楊姓軍官也表示:「社會上到處都是想不勞而獲的人，讓一步一腳印走過來的人很不平衡。」 對於年輕一代的軍官被批評為現實、不能吃苦，在戰爭學院擔任聯合作戰組主任教官的何起源歸咎於「這是整個時代的問題」。他相信在安逸的環境中成長，吃苦耐勞的能力自然減低。他指出，類似的情況在美國和日本同樣有例可尋。 然而，做一個現代軍官，時代潮流賦予他們的考驗並不比戰時輕鬆。 他們不能單單發號施令，必須以身作則。李上尉苦笑著說，現在當排長一定要親自挖水溝，當士兵的模範，否則士兵根本不願意動手去做。 他們不僅要會帶兵，也要跟得上現代科技。「否則買了幾百萬美金的精密飛彈，不全部成了廢物？」兩手一攤，一位高級軍官呵呵一笑說。 他們不僅要懂戰術，還要懂政治。談起美國艦艇誤擊伊朗客機的不幸事件，民國六十年自海官畢業的德陽艦艦長劉永康感慨地說:「現在作戰是掌握容易，識別難。」站在鐵灰色的甲板上，他意味深長地指出，身為指揮官，頃刻間可能同時面臨戰場藝術和政治後果的雙重考驗。「我相信下令攻擊是困難的決定。」他語帶同情地說。 戰爭禁不起實驗 接連不斷的挑戰，隨著社會腳步的變化走入軍中。「軍官為什麼不能加入民進黨？」「軍隊是不是國家化？」...... 更尖銳的問題頻頻逼向帶兵的軍官。 留著小平頭的曹國治營長承認社會脫序的現象，對他造成「小小的壓力」。談起在陸戰隊服役的戰士，一身迷彩服打扮的曹國治說:「他們從社會來，當然會受社會影響。」抱著改造社會的心情，他表示:「如何在當兵的三年內教給他們正確的觀念，對我是一種挑戰。」 不過，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戰爭的氣氛是否由濃轉淡，資深的軍官指出，職業軍人始終面臨一項不變的挑戰:「軍隊打敗了，就沒有第二次機會。」 面對這個殘酷的事實。年輕軍官也有深刻的體會。一位即將升少校的陸軍軍官表示，現代軍官平時可以多聽、多看、多想，但是當作戰命令下達時，「做法只能有一種」。 軍隊是一塊淨土 葛定波，陸軍退役少將，六十五歲 民國十九年我進軍校，那時候大家只講愛國心，唸軍校就是要打日本人。 棉襖裡沒有棉花 我們在受訓時的那種苦，現在的人想像不到。走路穿的是草鞋。冬天裡、有的部隊棉襖裡沒有棉花，鋪的是稻草。不過那時候全國軍民都一樣辛苦。 現在年輕軍官要求改善待遇，比較不能吃苦，這些都是隨著社會繁榮來的。社會改變了，年輕人有他們自己的問題，我們也不能說以前的完全合理。 像今天講的是「愛的教育」。我們以前做軍人的時候，叫做「開明專制、無理服從」, 軍閥時代又是「黑暗專制、無理服從」, 所以時代是在進步的。 不過，假如一個軍人不能吃苦耐勞，將來就不能適應戰場上的生活。就算不談反攻大陸作戰，將來台灣本島防衛作戰，只要炮一響，那餓上幾天，在槍林彈雨下奔跑生活的事情一定會有。所以軍中一定要有訓練，軍人如果一天到晚閒著無事，軍隊就腐敗了。 兩岸關係改變，對軍中的敵對氣氛多多少少會有一點影響。人是形形色色的，軍隊要訓練萬眾一心，希望大家有一致的目標，做一致的事情。不過，現在的軍人都會問「為什麼？」所以帶兵不能用「愚兵政策」, 也要講民主。 一塊乾淨的土 退役好幾年了，我覺得軍中的制度還是最公平的，不是我從軍中出來，才講軍中的好。現在一天到晚搞自力救濟，政府沒有公信力，社會上亂七八糟。比較起來，軍隊還是一塊乾淨的土，在營區裡最單純。 穿上軍服，要守軍規 何起源，海軍上校 (占少將缺), 四十五歲 選職業的時候就要考慮清楚，當軍人沒有多少錢。我從軍校畢業二十二年了，現在每個月有五萬塊，還有一部車，我覺得日子已經過得很不錯了。 我總覺得幹這個工作對國家有貢獻，不會愧對祖先。光是賺個幾千萬，還沒有這種成就感。現在是難得的承平時代，年輕軍人幾乎沒打過仗，我的成就感不在戰場，是裡職務上。像演習時打敗對方，或是講課時受到學生尊敬和歡迎。每個人能在工作上圓滿達成任務，就是一種成就感。 哭的小孩有糖吃 不過，現在社會講功利主義，這種環境有感染性。軍中朋友見面就問占缺了沒有？眷屬就比先生是不是升官了？不順利的人，很容易滿腹牢騷。 對於社會的脫序現象，我們也會氣憤，覺得哭的小孩有糖吃，守法是傻瓜蛋。但是軍人因為層層節制，不會起而效法。軍人本來就比老百姓缺少自由，穿上了軍服，就要遵守行規。 這幾年社會走得太快，軍隊的腳步也有些亂了。像政府宣布開放探親前，軍中教育還在說絕不可能開放探親。這對士氣會有影響，你無法自圓其說了嘛！所以現在講軍事，要講點彈性，講死就完了。 軍中因為講服從、講命令，所以改變比較慢。我承認軍中的一些作法確實太保守了。像軍隊裡以前禁止單人自已帶收音機到部隊去，現在還禁，大陸探親都開放了，還怕軍人收聽匪軍廣播嗎？現在兩邊敵對的局勢雖然和緩些，但是我們至少要有力量防止敵人來犯，要鞏固自己才能消滅敵人。 講大道理、唱高調，現在年輕軍人聽不進去。可是戰爭是不能實驗的，我們沒有失敗一次的本錢，所以寧有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陸軍上尉，二十六歲 以前在學校裡，我一直認為軍人雖然很苦，可還是保國衛民的神聖事業。剛下部隊的時候，我是豪情壯志，不要頭髮、不要假，希望快點接連長。可是在部隊裡待了半年後就想退伍了。 「大混小混，一帆風順」 為什麼？當軍人，變數大部分掌握在別人手裡。只要碰到一件倒楣的事，記一個過，你的軍人生涯就完了。在部隊裡，不做事的人一樣拿錢，肯做事的人事情愈做愈多。有一句話是:「大混小混，一帆風順；苦幹實幹，撤職查辦」。 剛開始時，我還想力挽狂瀾，去改變人家。時間一久，就被別人影響了。既然你能混，我為什麼這麼辛苦？反正大家想的都是「錢多事少離家近，老婆漂亮孩子乖」。 畢業四年，我現在一個月拿一萬七，跟周圍的朋友比，待遇並不高。現在有些人把軍人當副業，有空就到外面搞投資、搞生意。 我父親也是軍人，每次我一抱怨，他就會說:「現在的黃埔軍人怎麼變成這個樣子？」我忍不住問他，從台北到高雄，你為什麼不搭普通車？要搭莒光號？社會變了，為什麼要求我們不變？解嚴以前，我們即使不想幹，也不敢講，現在不一樣了。陳申慶學長去找民進黨這件事情，我的心裡也很矛盾。一方面感到羞辱，覺得軍中居然培養出這種向民進黨告狀。打擊大家士氣的人，可是又很高興終於有人站出來為我們講話。 洩氣的遊魂 以前我相信軍人就是要作戰，反攻大陸以後，軍人多威風啊！現在編的教案卻變成如何保台，真叫人洩氣。 我看不到自已的前途在那裡，每天就像遊魂一樣地等任務。該我做的事，我還是會盡力做好。反正當一天相尚，撞一天鐘。

林洋港面對挑戰

政治問：有人比喻你在省主席任內是政治「高峰期」, 到內政部長是「歷練期」, 到行政院副院長是「沉潛期」, 現在則是「復活期」; 你對這個看法的回答是:「入木七、八分」, 請問另外兩、三分在那裡？答：這個問題實在很難答覆 (聽眾笑); 我由省政府主席調內政部長時，外面很多雜誌說我「明升暗降」, 調行政院副院長時，又說「可憐，被冷凍起來了」、「暗無天日」(聽眾大笑)。遠見雜誌總編輯王力行小姐問我時，則用「歷練期」、「沉潛期」, 我覺得還是很好的評價，儘管有兩、三分不同意她的話，但我說大概七、八分對，所以說「入木七、八分」。不會自行競選總統問：在中華民國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如果民意或國民黨的黨員反映，希望你當中華民國總統，你願意當嗎？(聽眾鼓掌) 答：我是國民黨黨員，依黨內規定，總統候選人一定要由黨中央委員會議提名才可以，假如沒有符合一定的程序，要我背叛國民黨來自由行動，我不會的。有了提名之後，要經國民大會投票，達到法定人數才算當選，所以，這一切都不是我自已做得了主的。對職務的看法，我自己不謀求、不強求；可是，假如有長官，或是競選的職務由選民決定，我也不推卸我的責任，(聽眾鼓掌) 和李總統有過節？問：政壇上，常常有人說你和李登輝先生有過節，關係不好，說這些話的人，有些是你的好朋友，可是，為什麼你老是不承認？答：因為沒有這個事實，我怎麼能夠承認呢！(聽眾笑) 當然，我和李總統登輝先生之間，是談不上特別親密，不過實際上，我沒有特別親密的長官和同事；對長官，我的個性說偏也可以，太固執也說不定。對於長官的宿舍，除蒙召見或是因為公事，非親自過去請示不可，平常不會到長官宿舍走動，以避免人家說我有逢迎的存心。可是長官、部屬關係沒有之後，我有時反而常去請安。同事之間，更是如此，因為從縣長任內開始，我都是負責一個機關的首長，都要很謹慎，保持和各僚屬的平衡。我和李總統之間，過去的情況也是這樣子，我就不知道從那裡傳來我們之間有不愉快。我這一方面來講，我絲毫沒有對李總統有不滿意的地方。問：國家走向制度化、民主化的過程中，你贊不贊成錢復、陳履安、郭婉容這些政務官跟你當年一樣，出來參加民意代表選舉，以健全政黨政治？答：這要看三位自己的意願，我不能替他們作主。(聽眾笑) 問：如果他們一定要向你請教呢？答：我會詳細聽聽他們的意見，分析之後，再給他們必要的意見。(聽眾鼓掌) 我要補充一句話，競選是很嚴肅的事，不能開玩笑的。有句笑話說:「如果你要害一個人，就鼓勵這個人去競選。」這三位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不過以他們從政的工作崗位，不能去經營選區，如果沒有群眾基礎，萬一落選了，對個人和國家都是一種損失。所以，我不能輕易答覆這個問題。問：你對資深民意代表反對退職的看法如何？如果國會無法正常運作，國家的前途是否會受到影響？答：在這個公開場合，我未便作答覆，我只能說，大概我的想法和各位一樣。(聽眾大笑) 問：國民黨是否可以走日本自民黨的路？如果這樣，對國家、對黨，是不是很好？答：國民黨將來會走像類似日本自民黨的方向。因為實施民主憲政後，國民黨不可能比友黨占更優越的地位，一定會在公平的地位上大家競爭，因此先要健全自己；類似日本自民黨的方向，將來一定是國民黨要走的。講該講的話問：在局勢變化如此快的時代裡，我們特別需要中流砥柱型的人物，這樣的人物很難看得到，你認為原因何在？答：我看這說不定是見人見智的問題，就我所瞭解，在政界當中，不論李國鼎先生、趙耀東先生，以及現在內閣各部會首長，都有對國家忠誠的人格、職務上必要的學識和經驗，很多場合中，處理問題的道德勇氣也很夠，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這種人我覺得不少。假如這位先生認為中流砥柱人物太少，我想，是不是因為大家現實的功利主義觀念太濃厚，就沒有以前士大夫的風格修養。其次要反省的是，不論民間的領導人及政府的公務員，幹部的風格，很多是由長官養成的，假如長官非常鼓勵幹部忠誠、守正不阿，該講的話要講，該做的事要做，自然良好風格的人會很多。相反的，如果只能順長官意思去做；逆耳的話一講，考績、升遷就會受影響，長官的心胸如此狹窄、偏差的話，我看，中流砥柱的人物就不會輩出。司法問：有人說現在的法律是執政黨的工具，認為不公平，你以為如何？答：不客氣地講，我覺得這個問題太以偏概全，現在的法律很多，如民法、刑法、訴訟法、公害防治法、商標法...... 等，根本和政治毫無關係，這算是國民黨的工具嗎？很可能這位先生或女士的問題，是指像選罷法、人民團體組織法、政黨法這方面，但你能否指出哪一條法律只便宜了國民黨，而不利於其他政黨或非政黨的人士？就我所知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國民黨黨員要集會，一樣要申請，例如國民黨建黨九十四週年的紀念活動，同樣要向警察機構申請才可以。國民黨黨員候選人犯法，一樣要依法處理。法律沒有偏袒國民黨問：朱高正委員在大湖山莊鬧事，經過檢察官起訴後，至今沒有消息，是否因為他的身分特殊而不能夠辦？或是不敢辦？答：朱高正委員在士林法院檢察官偵察階段，已經抗不到庭好幾次，這其間他去了西德數月，回來後又有一次不到庭。現在士林法院正在研究中。對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因抗不到庭而強制拘捕，必須立法院、監察院同意。但是立法委員涉嫌犯法，不是在立法院的會場內，就沒有言論免責權，當然要遵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院不會如此就罷了。問：對兩黨不公平的法律，如監察委員選舉制度下的限制連記法，是否可能只對國民黨有利呢？答：監察委員由單記法改為限制連記法，當時我所聽到的理由是，單記法在各縣市大概三票，在省議會大概五票就可當選監察委員，因此買票容易，而且顯示的民意基礎似乎太小，所以改為限制連記法。當時沒有想到，這樣了規定以後，黨外因省、市議員只占少數席位，省、市議會中無法產生非國民黨籍的監察委員。可是把這種情況解釋為都便宜了國民黨，那倒不一定喔！將來選舉結果，如果產生很多非國民黨的省、市議員，情況就不一樣了。甚至如果國民黨的得票率低於五 0% 時，國民黨籍的監察委員就當選不了多少個。我看，這是政黨勢力消長的問題，當時修正時，我認為行政院並沒有這個存心。漸漸模糊的防線問：高等法院判決書上曾寫到:「間接貿易既然無罪，直接貿易又何罪之有？」你對這兩句話的看法如何？答：我司法院院長不能批評法院的判決內容，所以這個問題我可以帶回去，循不干涉審判、不公開批評審判的管道，請他們研究、處理。問：開放探親後，如果有人觸犯了大陸的法律，算不算有前科？來台奔喪探親的大陸人民，觸犯台灣的法律後；我們該怎麼處理？答：大陸同胞來台，沒有法律豁免權，如果觸犯中華民國法律，當然一律依法處理。我們的同胞在大陸犯罪，能不能視為前科，恐怕不能只適用一個原則。假如他反共產黨政府，因此共產黨要治他的罪，但他對國民黨政府是忠貞的，屬於敵後工作人員，能說他有前科嗎？但如果他殺人、放火、搶劫，能說他清白嗎？問：社會秩序的最後一道防線是法律，但這道防線似乎漸漸模糊不清了，你覺得應該如何改善？答：首先問題仍在我們的司法機關，我指的是廣義的司法機關。這些廣義司法人員，要堅持自己的立場，不能因為一般民眾說現在法律最後一道防線好像模糊了，自已也跟著動搖，那這道防線真的會消失。現在很多民眾，只要法院裁判對他有利，他就覺得法院還差不多；對他的判決不利，會說「司法死了，法院不公正」。大家都以私心、私利來評斷法律，這還得了！所以我們不要受其影響。退休後計畫遊大陸問：你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喜歡看那些書？為了健康，喝酒有沒有減少？退休後，是不是也希望到大陸旅遊？答：我的生活很簡單，辦公時間之外，週日大多到郊外健行。平常看電現、錄影帶、看看書；我最喜歡看傳記及歷史方面的書。其次，因為職務上逼不得已要看看法學方面的書。酒量已經比從前減了一半「以下」(聽眾笑), 因為年紀大了，身體不作主，喝多了自己難過，所以不得不減少，謝謝關心。如果有一天我不當公務員了，依法可以到大陸的話，我很樂意花一、兩年的時間到中國大陸各地看看，畢竟那是我們祖先幾千年來文化發祥地，到山東看看孔子的故鄉，到四川看看諸葛亮、關公、劉備等三國誌上的古蹟，我都非常樂意去的。當然，假如使中共放棄現在錯誤的制度，以三民主義光復中國，到那天再去訪問大陸，就更光彩了。問：如果以一百分來計算，你自己要給司法院長打幾分？全斗煥在電視上道歉的鏡頭，你看法怎樣？答：我看沒有自己為自己打分數的 (聽眾笑), 學生的分數總是老師來評，所以我請社會各界來評分好了。不過，我會和我的同仁儘量努力，爭取高分。(聽眾鼓掌) 全斗煥道歉的鏡頭，我一方面同情他，他有勇氣站出來；另一方面也替他惋惜，同時也警惕自己，一個人職位高了之後，就要小心自己的家庭、親戚、朋友，利用他的職位搞不正當的事情。不過，全斗煥能坦率的承認錯誤，我覺得他相當有道德勇氣。問：政革司法風氣已講了幾十年，請問林院長，你今天說要改善司法風氣，會不會也只是張令人失望的空頭支票？不開空頭支票答：我只能說，我會全心投入，盡我所有的力量，和司法界同仁共同努力，使司法風氣愈趨健全。對這個問題，我絕對不敢偷懶，不會讓健全司法風氣的支票無法兌現，但如果我說，我一定可以百分之百做到，就證明我對問題瞭解不夠，等於在說謊、吹牛。問：請問應當如何有效杜絕貪污風氣？台灣能不能學習新加坡或香港的模式？答：我的看法是，光是像新加坡或香港一樣成立肅貪機構並不能解決全部問題，最基本問題還是基本人格的養成，所有的公務員如果都養成了良好風範，把貪污視為極可恥的事情，就不會貪污。其次，一般公務員待遇是不是要酌量提高，使他能養家養廉。養成「傻瓜精神」在制度設計方面，能不能想辦法消除貪污的機會？例如簡化監理所的手續，送紅包的機會就少了；建築管理也是如此，因為公務員的權力愈大，讓他拿紅包的機會就會愈多。最後，要嚴格執法，加強肅貪行動。一百件貪污案中，如果被揭發了五十件，恐怕大家就不敢了。現在是一百件案子中，可能只偵破了十件，於是造成大家僥倖心理。另外，我還要建議全國同胞，是不足能養成「傻瓜精神」; 只要自己是合理的，如果公務員刁難或要紅包，我們偏偏不送，就向他的上司告狀。(謝佩芳整理)

林洋港競選總統?

司法院長林洋港十一月二十六日在遠見雜誌主辦的演講會上，講「我對司法革新的看法」。當前的台灣，社會失控，公權力幾淪喪殆盡。司法大廈門前經常響起在野政治人物挑戰的吼聲，此時此地由林洋港來談「司法革新」, 是一個極吸引人的題目。更戲劇性的是，林洋港在答覆聽眾詢問時，第一次公開對競選總統一事表示意見：如果長官、選民決定，他也不推卸責任。「不推卸責任」這段談話，不僅是吸引人，簡直是大轟動，難怪第二天各報都以極顯著的地位報導了這則「新聞」。政府遷台以來，消除省籍隔閡是最大努力目標之一。但是在用人時，為了求得省籍的平衡，卻又處處顯露了地域分配的痕跡。很多職位，如內政部長、行政院長等等，一旦由省籍人士擔任，即成了「慣例」, 以後也非由省籍人士出任不可。現在總統是台灣人，所以李登輝總統在補足蔣經國總統的任期於後年屆滿後，下一任總統似乎已注定了是台灣人。在台籍人士中，經歷、才能以及在社會上的聲望，能和李登輝競爭的，寥寥可數，而林洋港毫無疑問的是極少數中的一個。那麼在什麼情況下他才「不推卸責任」呢？根據報紙記載，林洋港是這樣說的:「黨員參加總統選舉，先要經過中央委員會提名，獲得國民大會一定的票數支持才行，不是我自己能夠作主的。我是國民黨黨員，不會違背黨的決定。我一向對自已的職務絕不強求，不過如果是長官、選民決定，我也不推卸責任。」分析全文，有兩項要素可使林氏「不推卸責任」: 其一、長官提拔 -- 林洋港在政府是司法院長，長官是總統李登輝；在黨是中常委，長官是主席李登輝。所謂提拔，是向中央委員會推薦他作黨的總統候選人。李登輝若這樣做，必須基於一個前提：他自己不願再競選總統。目前從種種跡象來看，李登輝似乎沒有放棄競選的意思，那麼「提拔」林洋港就不可能了。可是黨的中央委員會在提名總統候選人時，是不是黨員可自由競選呢？如果是，則林洋港就可參加競選，而無需長官「提拔」。一旦得到提名，必須服從黨的決議從事競選，以完成黨交付的任務，不僅「不便推卸」, 而且是「不能推卸」。其二、選民付託 -- 此處的選民，自是指代表選民的國大代表而言。如果有一定數目的國代連署支持，任何合格的公民都可競選總統。在林洋港來說，國民黨若提名他，國代連署自屬必要，如果未獲黨提名，林洋港脫黨或違紀競選的可能性不大。他說:「我是國民黨黨員，不會違背黨的決定。」這話大體可信。勢必有番競爭根據以上分析，黨是否提名，對林洋港能否競選關係重要。衡情察勢，李登輝非競選不可，如果林洋港也對總統職位有興趣，那麼兩個人在黨內提名上就要有一番競爭。黨提名總統候選人，由中央委員會投票決定。十三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有一百八十人。全會選中委時，半數由主席提名，所以中央委員中有很多人是李登輝提名當選的，飲水思源，自應在適當時機投桃報李。再說，李登輝在主席而兼總統的職位上，綜攬全國政治資源，分配運用，自有其方便。但是當政者在其位謀其政，未有可使人人滿意者，所以有友人處亦有敵人。而位高權重，往往亦啟他人覬覦之心。再看林洋港，從政數十年，從縣政府科員做到院長，政治資本雄厚，人緣亦佳，十三全會中委選舉得票之高，證明他有實力和李登輝一搏。一顆籌碼將來提名若李、林相持不下，另一變數就關係重要，那就是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這顆籌碼。李煥半生搞組織，門生故舊滿天下，在一八 0 名中央委員中，他有相當大的左右力量。他傾向那一邊，另一邊就會感受重大的壓力。十三全大會後，據說李煥做事頗不順手，他的心情也許會影響他未來的政治態度。黨政領導階層人士相處不盡和睦，雖有關當事人「照例否認」, 但外界瞭解的卻確鑿有據。未來總統選舉這一仗，將是政壇恩怨總清結，各方必「全力以赴」, 是可以斷言的。政治雖然不能沒有理想，但現實的一面也不容迴避。在任何一個國家，從政的人，若說完全不涉及派系對立和權力徵逐，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其間還是有些原則：不能不擇手段，不可妨害國家的利益。根據平常一般人的談論，他出來競選，贊成和反對的人都有。反對的人，主要著眼點在政局的安定。認為國家解嚴了，強人走了，社會開四十年未有之變局，此時特別需要祥和與團結。李登輝主政，可在安定中求進步，愈多的挑戰，將製造愈多的不安。贊成的人，主要的觀點是從民主政治出發。認為中國數千年歷史中，今天的台灣才算萌生了民主政治。只要總統能依循民主程序，在真正的民意下產生，那麼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架構就算大體完成。要達到這個目標申執政黨首先要開創黨內民主，容許黨員能自由競選，自由投票，推出黨的候選人。在邁向民主國家的歷史目標之下，什麼人當選，就顯得並不重要了。茲事體大林洋港是有政治智慧和政治經驗的人，他的「競選演說」, 其影響和發展，必將受到國人的注意。此事關係國家政局匪淺，我們期盼大家以嚴肅的心情觀察、判斷和必要時之評論，不可以政壇熱鬧視之。

不惑之年的疑惑-憲政危機

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登輝總統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演講，他說:「政治的結構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永遠沒有辦法解決。」 兩天後，他在行憲紀念大會更直指體制，呼籲國大代表探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有關規定，諸如總統之任期等，有無斟酌損益之必要」。 他還認為:「時間是很寶貴的，許多問題都應該儘早解決。」 憲政工程窮山惡水 李登輝的急切，反映中華民國在兩位總統帶領下，渡過近代史上半個世紀的窮山惡水，憲政民主的大平原已經在望時，才猝然驚覺，眼前的政治工程仍然艱巨。 困難之一是近百年的內憂外患，導致國家從來沒有徹底行憲。 先是憲法在民國三十六年剛通過不久，就有國民黨籍國大代表張知本等八七一人聯署修憲；而終於在三十七年製訂「臨時條款」, 賦予總統特別權力，上距憲法頒行還不到半年。直到今天，為因應內戰而訂定的臨時條款，算不算是憲法的「違章建築」, 在學術界及朝野之間依然爭論不已。頗受敬重的已故政治學者鄒文海二十多年前的一段話頗能切中肯縈，他說:「國家於存亡繫於一髮的時期，政府自然地要求非常權力，以期力量集中...... 戰爭的氣氛，與憲政精神一定背道而馳的。」 困難之二在國土分裂，要將當初因應廣土眾民的中國而制訂的大格局憲法，搬到人口只有二千萬，面積只是大陸三百分之一的台灣實行，在憲政理想與政治現實的間隙裡，處處顯得心餘力絀。「要行憲，就不能不顧國家分裂的事實。」建議凍結憲法、另定「非常時期基本法」的國大代表吳豐山說。 於是大量問題相繼衍生，從中華民國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的商榷，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到「五大法案」是否違憲，「法統」的認定標準等，近期先後觸發朝、野之間無休止似的爭執、打罵，政壇菁英的精力都投擲到高層次的憲政辯論裡，關乎普通人民生活的公共政策反而被擠到一旁。 若干在四十年前發生的一些憲政危機，雖然隨著歲月流逝而逐漸為人淡忘，但隨著民主化潮流，在未來幾年又再度有一一浮現的可能，並足以影響中華民國的政治體制，究竟是朝向優質的民主，如歐美國家，抑或是劣質的民主，如墨西哥、阿根廷。 底牌是總統制？內閣制？要突顯憲政問題的迫切性，其實只要做一個小假設，就能一目了然。那就是當資深國會議員全面退職後，假如有一天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席次超過了五 0%, 國民黨變成少數黨，中華民國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便立即進入攤牌階段。 根據憲法，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才能任命。若民進黨成為多數黨，意味國民黨籍總統必須提名一位民進黨所能接受的，甚至是民進黨籍的行政院長。此時，應該是按憲法由民進黨籍行政院長負責全國最高行政，還是由國民黨籍總統根據臨時條款決定大政方針？上述問題在民國三十八年蔣中正總統被迫引退時，就曾經出現過僵局。 當時李宗仁代總統、閻錫山經蔣中正首肯出任行政院長，李宗仁和閻錫山屬於不同派系，二人立即就在高級官員的任命上出現對立，甚至有軍隊該經由總統透過參謀總長指揮、抑或由行政院長透過國防部長指揮的爭論。 李宗仁和閻錫山的矛盾顯然由於蔣中正總統復行視事而平息，但總統與行政院長的權力分野，經由臨時條款後來四次的修訂後，更趨於模糊不清。「現在的俞院長是守分的人，和李總統合作不錯，」一位憲法學者說:「如果換一個強悍的行政院長，局面立刻會變得十分複雜。」 除總統與行政院長權責不夠清楚之外，大憲法用於台灣一地，在未來的國會權力運作上，也埋下了變因。 民國二十五年，國民黨曾主其事草擬成「五五憲草」, 裡面國民大會的權力極大，甚至有權選任立法委員，並且明顯傾向於總統制。但在三十五年正式立憲時，由朝野人士共組的「政治協商會議」(共產黨是成員之一) 則推翻了「五五憲草」, 使國民大會無形化，政體也傾向於內閣制。 國大與立院的矛盾 行憲不到一年，權力被削的國民大會立即反彈，要求修憲，擴大國民大會實權，以便行使創制、複決權而不必受憲法第三十七條所限制。當時的一句口號，就是要「制衡立法院」。 但制憲者事先已有巧妙安排，就是要使國民大會龐大化 (當年選出代表多達三千多人，按今日中國十億人口，幾乎可選出一萬名國大代表), 因為人數太多，無法輕易集會合議，更不易行使威力頗巨的創制、複決及修憲權。 但在台灣彈丸之地行憲，將來國大代表至多不過四百人，集會難度已大幅降低，國民大會將來在野心勃勃的增額委員主控下，如果要「制衡」立法院，要密集行使國民大會職權，勢將形成國民大會和立法院之間的嚴重矛盾，這種現象，將來在兩個國會由不同政黨控制的情況下，將更形嚴重。 近年盛傳的「金牛監委」買票當選，也和大憲法壓縮在台灣一地實施有關。 照立憲本意，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當年也僅選出一百七十位監察委員，選區相當遼闊。大選區的通性是候選人不只難於買票，更必須在相當大的行政區城內享有廣泛的清望。但在台灣，選區小，應選人數多，對買票的「金牛」不啻是一種間接的鼓勵。 國父特別因應中國國情的「均權」制度，在台灣一地實施，也造成「不削足不足以適履」的後果。 自從政府遷台，中央政府實質統治地區和台灣省幾乎完全重疊，導致小小台灣，就擠滿了中央、省、縣市、鄉鎮四級政府，任何一方的權力擴充，幾乎都以另一方權力的削減為代價，造成法律與現實的兩難。 根據憲法規定，省得召開省民大會，依據「省縣自治通則」制定自治法，行使省長民選等自治權。 然而省長一旦付諸民選，民意基礎強大，立即便與總統的民意代表性產生矛盾，是故執政黨遲遲不敢把早在民國三十九年已在立法院完成大多數二讀程序的「地方自治通則」完成立法，而省政府只能繼續沿用行憲前頒訂、早已不符時代需要的「省府組織法」。省府為因應省政變遷而成立的新部門和擴增的部分員階，多年來都是以違法的方式存在，並在三年前引起黨外省議員集體辭職事件。 地方自治的兩難 不實施地方自治固然有違憲法精神，但全面實施地方自治的後遺症也不少，人事問題就是一例。 由於中央與地方人事分屬不同系統，同樣一個通過國家考試的公務員，分發中央和分發地方就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職業命運。像稅務員，分發地方的結果是職等較低，升遷機會極差；像教師，分配到窮縣分的教師甚至領退休金都有地方財政的困難。其餘像勞工、環保行政人員，也因為中央與地方人事系統分立，人才不願下鄉，地方建設因此受到影響。 在急速變遷的海峽兩岸關係上，憲政也面臨一個窘局。 例如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如遇大陸上十億中國人請求行使中華民國的公民權，政府要如何處理？其他如中共發出的法律文件可不可以承認？國境內 (台灣與大陸) 的「走私」算不算走私...... 一環扣一環的問題，都在考驗朝野的智慧。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負有使憲法生生不息的釋憲功能，照理可以適時發揮功效，像美國最高法院一樣，使憲法的釋義與時俱進。但事實上又有若干困難。 政治大學法律系主任法治斌指出，過去行政部門對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沒有完全的尊重，加上立法院與司法院歷史遺留的若干過節，「釋憲功能多少受到損傷」。 經常被提及的例子是，民國四十九年，大法官會議明指各級法院掌理之審判依憲法規定應隸司法院，而不是當時的行政院。結果行政院竟然置之不理，拖了二十年，才遵照大法官會議解釋，把憲法規定的權力歸還司法院。 第二個例子是八年前大法官會議指出「違警罰法」未符憲法規定，行政院也沒有立即採取修正行動，直到今日，「違警罰法」仍未廢止。「民眾對這些事的反應也不熱烈，監察院也不講話，行政部門就得過且過了，」法治斌說:「嚴重的是大法官會議的權威受到傷害。」 憲法沒有機會生根 民國四十六年，大法官會議把立法院、國民大會、監察院解釋為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會，即所稱「三個國會」的問題，三十年來也一直引起憲法與政治學者爭論不休。 反應最激烈是當時自許為唯一國會、自認權威被削奪的立法院，立法委員為表示對大法官會議的不滿，便透過立法手段，從嚴限制大法官會議的運作，使釋憲功能受到更大的阻滯，有些解釋，拖了七、八年仍無下文。民國七十二年司法院草擬的大法官會議修正草案送到立法院，因部分立法委員的堅持而遭到擱置。 自辛亥革命以來，憲法一直沒有機會在中國的土壤中生根，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憲法條文是否完整，而是社會沒有培養出憲政民主的靈魂 -- 憲政精神。 若論條文，世界上有比台灣更高度地方自治的國家，如瑞士；有缺少全套憲法條文的，如英國；有總統與內閣制很不分明的，如法國；有憲法內文並不完備的，如若干北歐國家，政體卻依舊能運作不墜，何以至此？研究比較憲法的學者公認，他們有為全國共同信守的憲政傳統與精神。 大多數的憲法學者也贊成，中華民國的憲法依然是世界上一本頗有水準的法典，但正如起草憲法的法學權威張君勸在四十年前所說，憲政能否落實，不在於條文，而在於朝野及社會各界是否「識大體」。

電視介入政治,可怕?

朝野兩黨，為了「退職條例」等重要法案交付審查問題，十二月二日在立法院大決戰。民進黨在事前提出要求，希望當日三家電視台把院會辯論的情形，現場實況轉播；但是國民黨拒絕了。 民進黨要求電視轉播，白然是希望把這個問題訴諸民眾的公評，以加強其反對的立場。國民黨之拒絕，想來是不讓民進黨議員藉題作秀，避免誤導民眾對這些重大法案的觀察和判斷。 民主功臣？政爭工具？顯而易見的，兩黨都想掌握電視傳播。從好的一方面說，電視今後可能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一個有貢獻的角色；從壞的一方面說，它也有希望淪為政爭的工具。 一九二九年，RCA 公司在紐約世界博覽會中推出第一架電視機，於茲忽焉五十年矣！半個世紀以來，電視從五吋的小螢幕到五十吋的大螢幕，從黑白到彩色，從作為生活的奢侈品到普及品，現在幾乎成為必需品，以美國家庭來說，平均每天看電視七小時又五分鐘。人在醒著的時候，有一半時間受電視主宰，科技產品，還找不出任何東西像電視一樣影響人類的思想和行為。 今年十月，「新聞周刊」有一篇文章檢討電視的功過，指它是文化殺手，認為它縮小了我們注意力的範圍，扭曲了我們對現實和幻覺的認知，增加了青少年文盲，使人們只和電視機的螢幕接觸而錯過了其他一些更有意義的事物。 當然，事情並非這麼悲觀，「新聞周刊」也列舉了電視的一些正面作用，主要它使我們接觸到從前不可能接觸到的東西，使我們都成了總統就職典禮、國王加冕，或者莫斯科高峰會議的座上客。估計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均曾目睹阿姆斯壯在月球表面漫步。它融合了不同民族的活動，使其成為共同的經驗。 弊隨利生 其實，「新聞周刊」還沒有明白指出，電視在人的政治行為上，影響亦甚為驚人。 以美國為例，總統的定期電視現場轉播記者會，使這位最高行政首長直接面對民眾；國會中各種聽證會或討論表決，透過電視機，把國家政務巨細靡遺的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尤其是每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兩黨候選人在電視上解說他們的政見，並展示言辭風采，供選民認識、選擇，最具民主意義。 不過世上很多事往往是「一刀兩刃」, 利之所在弊亦隨之，像今年的美國大選，候選人利用電視競選十分「成功」, 但廣受大家議論。社會各方詬病最多的有兩點：第一、利用電視抹黑對方，為目的不擇手段；第二、媒體專家為候選人作了最好的「包裝」, 反而讓選民看不到他們的真面目。 總統候選人作電視辯論，始於一九六 0 年尼克森和甘迺迪的競爭。遙想甘氏當年，雄姿英發，談笑間就把滿頭大汗、緊張失措的尼克森擊倒台上。 慄於前車之鑑，以後的候選人多不願輕易接受對手的電視挑戰。一九六四年的詹森對高華德，一九六八年尼克森對韓福瑞，一九七二年尼克森對麥高文，都未曾在電視上對壘。 一九七六年卡特挑戰福特，雙方三上電視，乃重啟電視論戰之端。一九八 0 年雷根對卡特，八四年雷根對孟岱爾，都辯論如儀。八八年的大選，電視交手似乎成了順理成章之事，以後的總統選舉，恐怕候選人很難拒絕電視辯論了。 民主黨 u 七矮人」 論者以為，這次美國大選，最缺乏吸引力。黨內初選，民主黨七雄併起，但無一知名之輩，被輿論界譏為「七矮人」。杜凱吉斯後來獲得提名，但他僅為麻薩諸塞州州長，從未置身全國性事務，他州選民根本不知他是誰已共和黨的布希為現任副總統，雖較有知名度，但美國的副總統是聊備一格的閒差，一般人對他的能力等等也不思了了。 因為兩人都急於向選民推銷自己，所以欣然同意電視辯論。於是廣延電子媒體專家為顧問，設計戰略，製作題庫，並進行沙盤作業的「模擬考試」。 指引美國半個世紀的自由主義，目前已不流行，當道的是保守主義。雷根八年總統，更厚植了保守基礎。共和黨這次的選戰，以攻擊民主黨候選人是自由分子為指導原則，所以在第一次電視辯論中，布希即點了杜凱吉斯的名，指他為「一個領有會員證的自由聯盟會員，意謂他不愛國、不重視國防、對社會犯罪低頭、要加稅。 杜凱吉斯起先不敢承認也不能否認，遮遮掩掩、左右為難。布希則窮追猛打，不僅在第二次電視辯論中再度詰難杜氏自由分子的身分，在任何場合都不忘提醒選民這一「事實」。後來杜凱吉斯被迫承認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並為自由主義辯護，但損害業已造成。 杜凱吉斯當然也有他的手法，他在電視上攻擊布希的重點有二：其一是布希在「伊朗 -- 尼游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暗示他不誠實；其二是他挑選了一位毫無經驗的競選搭檔，足證他缺乏判斷力。 利用電視「損人利己」 兩位候選人不僅利用電視辯論以及一般電視採訪的機會，向對方展開攻擊，還購買大量電視時間，播出宣傳廣告，以「損人利己」。這一方面，布希陣營中的專家較有表現。 譬如杜凱吉斯的政見之一是重視聯邦政府清除污染，布希的電視廣告則是骯髒的波士頓河，河面上漂浮著垃圾和死魚。波士頓是麻州首善之區，杜氏是麻州現任州長。不著一字，風流盡在矣！再如美國犯罪率甚高，很多人痛心疾首。麻州比較自由開放，對罪犯較為寬容。有無期徒刑犯人威利。賀頓者，周末可假釋外出，他在外面竟強暴一婦女，並將她未婚夫刺殺。布希的廣告為一麻州監獄的旋轉門，犯人從這邊「旋」入，隨即從那邊「轉」出，明說暗諷，也令人「印象深刻」。 大勢所趨 美國新聞事業本極發達，新聞界已成為「第四權」, 平時對政府即有強力制衡作用，大選時涉入尤深。降至近代，電視對政治和選舉之影響，更有明顯而立即之效果。但是像八八年的選舉，使用電視如此頻繁，如此「用心良苦」, 過去還不多見。紐約時報有一篇評論此事的文章，標題是「電視在八八年大選中的角色 -- 媒體就是選舉」, 望題生義，可思過半矣！電視用於選舉和政治辯論，根據美國的經驗，利弊互見。從好的方面說：一、國家幅員廣大，人口眾多，選民無從認識和瞭解候選人。透過電視，可相當程度的解決這一難題。 二、電視辯論可使原來知名度不夠的一方，得以向選民推銷自己，增加了政治裡公平的機會。 三、在電視機面前，候選人必須即問即答，表明對各種問題的立場，不能迴避含混，有助於選出最合公眾需要的候選人。 四、不能閱讀報紙雜誌的人，也可從電視上得知選舉和候選人的事，提高群眾參與的興趣，擴大民主政治的基礎。 不良的效果也有，主要是政治人物類多長於製造形象，在螢幕上把自己「包裝」得金玉其外，公眾所看到的人，可能不是他本來的面目。再說，人的語言表達能力不一，有人木訥近仁，有人則作秀有方，最後選出來的可能是巧言令色之徒。另外，購買電視時間耗費不貲，競選經費不寬裕者恐亦無力負擔。 不過大體說來，瑕不掩瑜，電視在民主政治活動中，有一定的功能，而且日趨重要。環顧世界各國，政治借重電視，亦為大勢所趨，莫之能禦。 讓千萬人評斷 在我國，電視在政治新聞上一向受限制，電視公司因而全力發展娛樂節目，使電視的教化功能不能發揮。 解嚴後，政治、社會逐漸開放，在野政治人物攻擊「電視新聞是台灣政治自由化中最落伍的一環」, 並要求在電視傳播上享受「公平的待遇」。這回立法院辯論「退職條例」等重大法案，民進黨議員要求電視現場轉播，是他們長期努力中的一環，這種訴求，以後不會放鬆。 觀察執政黨的態度，似乎是不贊成。如果是，理由不外兩點：第一、電視介入政治活動，對在野黨有利，對執政黨不利。因為執政黨負責國家政務，有成敗、有責任，所以有批評的材料和根據，在野黨沒有這種負擔，較能揮灑自如。 不過在野黨的攻訐並不都是對的，執政黨的成就、理想和苦衷，可同樣利用電視訴諸選民，以爭取支持、化解誤會，未必一定吃虧。 第二、在野人士容易在電視上煽惑群眾，製造社會不安，甚至街頭動亂。從初學民主國家的歷史來看，這種情形是有可能的，而民進黨以「街頭運動」起家，此一顧慮尤不算多餘。 不過台灣選民的水準正日漸提高，政治人物面對群眾，其言論內容、作風態度，要受千萬人評斷，那有一個社會的多數人在多數時間可受挑撥驅使者？不可三思而不行 台灣走向民主化，前途樂觀，很多應該做的事，要拿出勇氣來做。可以三思而後行，不可三思而不行。數十年的報禁，當初有人認為一解禁就不得了。現在解禁已經一年，壞處在那兒呢？內政部修正選罷法，聞已將電視用於選舉納入法中。我們期待這一嘗試能早日開始。我們也矚望政治人物能本諸良知與公義，妥善利用電視傳播，拿它作為推進國家民主化的動力，而不是政爭的工具。

全斗煥吃飯,盧泰愚洗碗

南韓前總統全斗煥在八年任內，曾經不只一次的公開宣稱:「總統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韓國人今天終於明白，這只是一句嘴巴說說的空話而已。 做賊的喊捉賊 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全斗煥為他過去的濫權貪瀆事件公開向全國人民道歉，讓世間大夢初醒，這位一再標榜「實現社會正義」的總統的所作所為，竟然與他信誓旦旦的承諾完全背道而馳。政治權力對他而言，只不過是斂財的工具；他喊出的口號，被證明是掩飾全家貪贓枉法的護身符。 由人性心理來看，全斗煥一再以言辭來表明他的正直不阿，正是心虛的自然反射，虧心事做得愈多愈需要表態，就像「做賊的喊捉賊」是一樣的心理。全斗煥在第五共和執政七年間，一共改組了二十二次內閣，內閣閣員的平均壽命為八個月，使他被冠上「全都換」的封號，充分反映了他高度的不安全感，擔心閣員在位太久形成勢力後難以駕馭。 南韓光復四十年來，前後經過三任獨裁政權，扯起前兩任李承晚與朴正熙的流亡。或遇刺的下場，全斗煥只落得「隱遁」的遭遇，算是最幸運的了。不過，他換來立即的現世報，在下台九個月後就遭到人民與歷史的審判，卻是三人當中最難堪的。 一時利欲薰心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全斗煥利用朴正熙總統遇刺後的亂局，調兵逮捕當時的戒嚴司令鄭昇和，控制了軍權。這項行動未經當時的代總統崔圭夏的許可，被視為是以下剋上的非法政變。 隨後，他在次年五月十七日未經國會同意 (當時國會已遭解散), 非法宣布全國戒嚴，在光州民眾的抗爭過程中，派調空降特戰部隊血腥鎮壓，導致一千多人被殘殺的悲劇。光州事件使全斗煥真正的掌握了政治權力，但是這場流血悲劇卻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使他與南韓民眾結下了血海深仇。 政變的不合法性，使全斗煥不被人民認同在先，光州的殘殺同胞，則讓他不得民心於後。但是全斗煥顯然不自知，執意以高壓統治來鎮壓人民的抗拒，並以淨化社會為名，剷除異己以鞏固政權。 八 0 年代初期，全斗煥在一連串的整風下，數萬名公務員、新聞記者、激進分子遭到了革職或感化教育的迫害，由於株連甚眾、樹敵太多，以致種下無數叛逆的火種。這些反對力量終於在他下台之後全面迸發開來。 在陽光下檢驗黑盒子 一九八一年，全斗煥在「從黃江到北岳」(黃江是全斗煥故鄉慶尚南道陝川郡的一條河，北岳是指青瓦台) 這本自傳裡說:「黑暗過去了，晨曦迎面而來......, 一股沉重的歷史使命感壓在我的雙肩......。」為他的政變奪權做了偉大的剖白；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隱遁到雪獄山百潭寺後，告訴廟裡的和尚說:「一時的權力慾，讓我鑄下了大錯。」 但是除了政變奪權與光州屠殺之外，全斗煥建立起的絕對權力，卻也產生了絕對的腐化。 一九八一年，全斗煥的堂弟全禹煥因詐欺案被捕，為總統家族的濫權貪瀆揭開了序幕。此後發生的「張玲子夫婦冒貸案」、「明星集團惡性倒閉事件」、「日海財團事件」等大型經濟犯罪，幾乎一年一次源源不斷。 全斗煥在極權統治下，違反民主與蹂躪人權的事例，已讓他毫無民心；一連串的家族濫權貪瀆事件，更讓南韓民眾對他的操守與承諾，產生了強烈的信心危機。 第五共和時代留下的無數「疑惑事件」與黑盒子，在盧泰愚領導的第六共和出帆後，終於在民主化的風潮下，逐一被掀出來在陽光下檢驗。首當其衝的是，全斗煥胞弟全敬煥的「新生活運動本部舞弊事件」。這個權傾一時、旗幟在各機關與國旗並列的機構，在過去七年間的貪瀆事跡，為後來一連串的翻案風唱出了序曲。 而奧運之後全面恢復運作的國會，則以「國會監察權」的行使，把調查箭頭直指全斗煥本人。在新聞媒體的窮追猛打以及大學生在街頭衝鋒陷陣的配合之下，民意與輿情幾乎達到了沸點，對全事件和去年六月的民主化抗爭一樣，激發了全民的共識，政府當局除了要求全氏公開道歉己別無選擇。 病菌依然存在 全斗煥似乎到了大勢已去仍未頓悟。在道歉聲明修辭華麗而且充滿感性的字裡行間，並不見有真正的誠意，而且財產數額也令人難以置信。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他道歉之後，有四九 % 的南韓民眾不滿意，更有六六 % 的民眾執意對他採取司法調查的原因。 全斗煥道歉事件其實是盧泰愚與全斗煥畫清界限的一場權力角逐下的產物。盧泰愚受惠自全斗煥，卻也承襲了他所留下的政治包袱，而這個包袱沉重得足以拖垮盧泰愚的政權基礎，為求自保，事實上也只有犧牲當年患難與共的伙伴了，這便是政治的現實與冷酷無情。 盧泰愚雖然在三天後發表談話，要求民眾寬恕全斗煥，他並採取了釋放政治犯等六項民主措施，但是卻只得到民眾冷漠的反應，被認為是討價還價式的交易行為，而且也讓全氏與盧氏的共同班底有被出賣的感覺。 南韓輿論形容，全斗煥的道歉為盧泰愚丟掉了一個包袱，但是盧泰愚的寬恕談話，卻給自己帶來了新的包袱。盧泰愚的療傷止痛措施，只割除了大毒瘤，並未將病菌完全清除，他標榜的「普通人時代」, 恐怕需要在未來幾次人事換血與體制改革之後，才能夠真正出發上路。 韓國人曾用「朴正熙燒飯、全斗煥吃飯、盧泰愚洗碗」來形容前後三任總統的際遇，吃飯的人道歉走了，留下滿桌狼藉的杯盤讓盧泰愚去收拾，如何把碗盤不打破洗乾淨，正考驗著盧泰愚。 全斗煥語錄 南韓總統全斗煥為濫權貪瀆事件公開道歉後，南韓民眾都有一股難以言喻的受騙感覺。全斗煥在八年的掌權期間，一再信誓旦旦的承諾，如今重新回顧，都是一些自欺欺人的「屁話」。 南韓頗具影響力的新東亞月刊，整理了全非煥八年來的語錄，言行相對照之下，這些「公言」都成了「空言」。 -- 我一生最痛恨說謊的人，這是我的「生活信條」, 我會為我所說過的話負起責任。(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與南韓樞機主教金壽煥的對談) -- 搞政治應該要懂得「適當」地說謊，但是我不會，因為我太正直了。」(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接受南韓中央日報專訪時所說) -- 一個貪瀆腐敗，無秩序、非法濫權橫行的社會：即使表面繁榮成長，內部必然已走上了崩潰之路。這是歷史的教訓；現在正促進中的社會淨化作業，絕不會像過去一樣虎頭蛇尾。(一九八 0 年九月四日巡視全羅北道政府時所說) -- 今年訂為「根絕貪瀆腐敗年」, 明年起，我們就聽不到貪瀆腐敗這類的話，而成為一個乾乾淨淨的社會。(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在執政黨議員研修會中的訓示) -- 我保證絕不會淪為被全民聲討的那類墮落的政治人；我絕不容許第五共和有任何舞弊行為，我會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名來懲治舞弊事件。這是我的生命哲學。(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在鎮海接見記者) -- 我一直在留意周遭的人是否清廉，如果為人假藉總統名義來關說，千萬不要理會。(一九八 0 年九月十一日夜商工部的訓話) -- 將來大家就會知道，我不會因為當了總統就成為特權階級，包括我的親戚、子女還有我本人，不論任何人違反法律或秩序，我不會有絲毫的雅量，一定讓他們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確信在七年任內，會完全掃蕩非法腐敗，樹立一個清廉的政府。(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九日在光州全羅道政府巡稅時所說。當天，他的堂弟全禹煥等五人因詐欺與關說罪嫌被捕) -- 許多人假藉高官的親戚專幹詐欺勾當，實在令人遺憾與痛心；高階層官員周遭的親戚應嚴加管束。(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九日全禹煥被捕當天的指示) -- 大哥，你的交遊很廣，但很可能被人利用或欺騙，如果你讓我揹上黑鍋，請你要覺悟，我一定依法更嚴厲處罰。(全禹煥被捕後，警告親兄全基煥) -- 搞政治的人不能把政治當做生計的手段，應該知道愛惜羽毛；坐總統大位的人，不能有追求享樂的念頭。(一九八二年「張玲子冒貸案」後所說) -- 搞政治出身的人來當總統一定做不到，因為我與政治沒有任何淵源，我有充分自信，一定會在任期內徹底掃蕩貪污腐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在國會致詞) -- 我希望成為最偉大的總統而留名後世；我希望後世子孫把我稱為「誠實又勤奮，而且獻身於促進社會正義實現的總統。」(一九八四年六月接受韓國日報訪問所說) -- 我經常感覺很歉疚成為總統，因為還有許多能力比我強的人......, 但我會全力以赴。(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三日「護憲特別聲明」) -- 朴正熙總統遇刺後，那段混亂的期間，你們說，除了我以外還有誰能夠擔當大任當總統？(一九八八年一月七日與青瓦台記者「告別懇談會」中所說) -- 朴正熙總統是成為屍體離開青瓦台的，當我交出政權時一定要活著走出青瓦台。只有讓我活著離開，並成為國家的元老，才是國家正確的發展。(一九八八年一月接受日本 POST 週刊訪問時所說) -- 我希望在卸任後，能繼續得到全體國民的祝福。(一九八七年一月發表的「國政演說」)

訪河殤總撰稿王魯湘

為什麼，一部短短三小時的電視影片「河殤」, 會震撼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會震撼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心靈？又為什麼，這樣一部震撼中國人心靈的電視影片，播出不久，就遭到中共「老人黨」的禁演？其實，理由十分簡單：因為「河殤」不是一部普通的風光影片，而是一把想要割除中國老文化暗疾的利刃。 一首歷史悲歌 在表現形式上，「河殤」是一部電視片，而實質上，乃是由一群當今大陸知識分子菁英，凝聚智慧與膽識，豪情與熱淚，為這一代中國人譜成的慷慨悲歌。這首時而低沉，時而高亢的歷史悲歌，正在綿互千萬里的黃土地上縈繞迴盪，正在億萬炎黃子孫的心靈深處飛越激揚！它像一隻溫厚而有力的巨掌，拍動著中國歷史疲憊的心臟。它像一把銳劍為中國文化斷腕救亡，它像一團烈火，燒向中國封建社會的專制幽靈！更重要的是，它以犀利的歷史眼光、科學的批判態度和反諷、隱喻的生動手法，透過現代傳播科技 -- 電視媒體，成功地激發了所有看過這部影片的中國人，在這首豪壯悲歌的憂患意識中，一起對中國命運作了一次深沉的反思。 被長期「馴化」在封建專制社會裡的中國人，太久沒有發出這種震撼歷史的豪壯悲歌了，因而「河殤」的出現，毋寧是歷史的必然；可是，死而未僵的封建幽靈，仍然在今世中國遊走，因而，「河殤」的禁映，也是必然的事。 儘管「河殤」製作群，對旁白文字始終抱持著「沉痛而不致人沮喪」,「嚴厲而不失其敦厚」的審慎態度，但還是發生了百密一疏的遺憾。「河殤」總撰稿人之一的王魯湘，趁著這篇錄音訪問，把他久久苦於沒有機會說明的誤失，首之向海峽兩岸的觀眾和讀者作了坦率的說明：不是主張全盤西化 問:「河殤」播出後，一般大眾反應都很好，然而也有人批評它的大方針傾向「西化」, 對這個批評你個人看法如何？答：我不同意評論說「河殤」是西化的，因為這不是它的中心觀點，我們沒有主張全盤西化，我們主張要現代化。但的確在近階段發展中，我們所追求的現代化，中間主要的成分，是西化所提供的營養，這是現代化過程中不能繞過的東西。 「河殤」之所以要把西方文化作為一個參照，也沒有批判的態度，是因為目前這個階段，我們的任務不是像西方學者一樣去批判西方文化；儘管我們知道工業化文明會帶來很多弊病，但那是工業化很高的時候，才是社會所需正視的問題。 而我們現在根本還在工業化的門檻上，門檻都還沒有邁入，就把它的問題強調出來，而把它優勢上我們可以接受的東西排斥掉，這種看似高明的態度，無非是非常保守的心理的巧妙掩飾。 「河殤」要解決的是二十世紀的問題，如果我們這群人能活到二十一世紀，可能我們會寫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指出工業化文明對我們的危害，再提出一套拯救工業文明的辦法，但這不是我們現在的任務。 繞過現實的險灘 問：既然「河殤」是要反映現實的困境，為什麼在取材上要繞個圈子從批判傳統入手，而不就近從社會現實來探討？答：這點我不能說得很透澈，因為有些話不便說。「河殤」播出後，引起很大反響，和我們同年齡的，或四、五十歲的人可以理解，我們說話已經夠大膽的了。但是二十歲左右的大學生則認為:「河殤」是很保守的，甚至說是很膽小軟弱的，繞過現實的險灘，轉而去罵我們的祖宗，是沒有出息的行為，為什麼不就現實批判現實呢？我們很欽佩這些年輕人的見解，但有一點必須要注意，中國的現實裡，還有許多不允許我們對現實毛病做直接抨擊，現在還不行；尤其是想透過電視這麼有影響力的媒體，而且電視是直接地由國家掌握。那麼你就必須考慮你所說的話能不能「說出來」, 說出來之後能不能給觀眾聽，甚至有些觸及現實的問題，有些人完全不能接受。 誰不想說真話？我們都想過，正因為我們都想過，所以許多話我們討論時、撰稿時說了，但寫到劇本時沒有了，初稿有而定稿沒有，甚至出版的解說詞上面有的，電視也沒有唸出來。因為你不得不考慮有關當局的承受力和可接受性，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問：也有人批評「河殤」不是一般群眾的意見，只是所謂知識分子的「高級牢騷」, 你的看法如何？答：這篇批評我們是「高級牢騷」的文章很明白地指責，「河殤」繞過現實，不爭辯事實，反而透過龍、長城那些死去的東西去批判，把話說得很精采，批判的角度鋒芒畢露，但與現實無關。我認為他們這點指責有些道理，因為我們迫於很大現實的考慮，不得不如此，這點我承認。但是我們挑出龍和長城作為象徵，是有歷史和文化上的根據的。 問：請你說明在這部片子中，對龍、長城等這些東西與中國文化關係的詮釋。 答:「河殤」裡抓到的幾個意象的東西 -- 龍、長城、黃河、黃土高原、蔚藍色大海，都有很濃厚的象徵意味，正因為它象徵意味濃厚，所以我們不能、也不必就這些對象所說的話進行非常嚴謹的學術探討，我們是就文學象徵意義去說。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說呢？而且揪住這個龍不放呢？這是個現實的考慮。因為今年是龍年，到處都搞新的龍圖騰崇拜，我們覺得這是一種墮落，表現一種非常不正常的心理狀態；現況是中國落後了，歷史的情況是我們過去很強大，把這種複雜的心情在當代表現出來，就是龍圖騰的重新塑造，實際上我個人認為是一種八 0 年代的阿 Q 心理表現，而且是更直接的表現。 崇拜龍，就是墮落 龍本來在過去民間許多傳說裡，是很兇暴殘忍的東西，沒有必要把牠捧得那麼神聖，只有封建社會的皇帝才捧牠。因此，龍被統治者捧到絕對的權力地位時，就成為一種不容懷疑的專制權威象徵。 這種觀念在八 0 年代還大力提倡，我認為是一種意識型態上的墮落。要把整個民族凝聚起來，可以有很多辦法，而有人想出重新強調我們是龍的子孫，通過大家對龍的圖騰來進行民族崇拜，就能把民族重新凝聚起來，這實際是個幻想，而且是低級、很不高明的幻想。因此我們批龍，就是批判一種不容置疑的絕對權力。 問：你提出對龍的論點，固然無傷於學術觀點，可是對於約定俗成的民眾如何來接受你的論點？答：龍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徵與涵義有多種。龍王不像西方的上帝一樣，是個絕對善的表徵，龍是很有威力的東西，牠可以給你幸福，也可以給你災難，關鍵在於人對牠供奉得如何？如果人對牠不好，牠就降災難，解鈴還需繫鈴人，還得靠龍來解決，因此中國人求龍和西方人信奉上帝的感情完全不一樣，是在恐懼中的析球，人的地位是被動的。 如果以文學語言來說，就是中國人的投機取巧心理和這東西有一定的關係。我想求龍對我好時，就完全違心地去說好話，奉侍牠，目的是自私的；可是當我出於完全不小心的得罪冒犯時，牠也會降災難，這就顯得這個神太不善良了。 龍既可善也可惡，往往使人進退維谷，動輒得咎，搞得人都慌了；反映到為人處世上，普通人對待權威也變得複雜。所以人和龍之間的複雜性、微妙性，在比較深的潛意識中也強化了中國人際關係上的微妙性、複雜性，尤其在沒有權力的普通百姓和權威者間的關係更複雜。 批龍已經很傷人感情了，批長城更傷許多人的感情，因為長城一直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是中國的驕傲；但實際考察長城的發展歷史，得出的結論恐怕是相反的。 長城 -- 失敗的象徵？長城是什麼？長城最原始的雛形是城廓。古時候一個縣城，基於防衛需要，修個城廓防止糧食被掠奪；到春秋戰國，隨著政治區域的擴大，國與國之間修起長城，也是一種防衛措施。到了秦始皇，他把同樣生產力發展的農業小國統一成一個大國，這個大國的基本生產方式是農業生產，因此他所面臨的敵人已經不是小國之間的財富問題，而是不同於農業文化的游牧民族，所以他修長城，保護農民不受游牧民族騷擾。 一個縣城修城廓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這麼大的版圖邊境上修築長城，這就產生了量變到質變，整個方針是錯誤的。因為城廓就戰術上而言，它的確是高明的，但若從國際性的整體戰略上考慮，它是錯誤的。 因為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動員全國，修這麼長的長城是國力所不能勝任的；另外，游牧民族不一定從駐守的長城衝進來，它也可以從別的地方進來，或從後包抄的。因此那麼長的國界線想用長城堵起來，是做不到的，想一勞永逸地抵擋，是癡心妄想。你如果一定要修長城，只會造成勞民傷財，國力衰竭，因此秦帝國的直接崩潰就是修長城引起的。 所以實際上，中國歷代在國力強大時都不修長城，只有局部性地修；任何一個朝代，想用長城把整個國界線包起來，往往反映這個朝代已經不行了。首先在精神上就失敗了，接著執意要修築，元氣更是大傷。這麼看，長城不是個失敗的象徵嗎？問：整個「河殤」播出後，雖然反應很好，但你自己有沒有發現不太滿意的地方？答：有個很明顯的失誤，我自己感到很慚愧，後來想再修改，但已不可能。就是在第三集，關於林則徐、魏源和龔自珍三人在歷史上的實際貢獻處理問題。 一個失誤 因為我們要強調那個時代，整個中華民族的興治水準的下降，所以用一種比較極端的方法，對林則徐和魏源說了一些不太妥當的話。其實我認為，林、魏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和標誌，對中國歷史貢獻很大，而且思想在當時是最前進的，雖然他們說過一些糊塗話，被我們在「河殤」裡作為抨擊的話頭。 而龔自珍逝世於一八四 0 年鴉片戰爭前一年，對一八四 0 年後的情況，他完全不知道，所以龔的思想根本沒有林、魏的歷史水平。但是因為他那段非常激忿的言辭 (這是一個人心混混、朝廷無才相、兵營無才將、學校無才士、田野無才農、居宅無才工、工場無才匠、街市無才商，甚至連才偷和才盜都沒有的時代。), 對照後來的情況，很符合我們的心態，所以用了。 但這造成一個印象，就是林、魏是糊塗蟲，而龔是清醒之士；但實際上林、魏的思想水準比龔要高一個時代。這是一個失誤，我們寫的時候，以為不會發生這種誤解，但是觀眾也發現這種缺失，這是我們片子做成之後，無法補救的遺憾。 我曾建議在第二次重播時修改這一段，但導演為了保持整部片子的風格，且技術上有困難，就無法更改。這是我很遺憾的明顯失誤，希望如果在台灣發表這篇訪問，一定得把這點說明清楚，在大陸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機會作個說明。 (管執中為畫家、洪淑娟為作家)

熱門工作‧熱門未來

農曆年關將屆，在每年這個「跳槽族」換工作的旺季裡，有些人已經開始做「暖身運動」, 正在搜尋目標。台灣的就業市場，最近一、兩年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事求人。人未事現象一是「事求人」。行政院青輔會就業輔導科統計，在最近四個月內，求才單位共提供了三萬個工作。幼獅電台從七十七年八月份開播的「就業快訊」節目，平均一天至少接到二十個單位要求協助徵才。而根據台灣省國民就業輔導中心調查。七十七年度上半年，九萬五千六百名求職者平均每人至少有兩個以上的就業機會。由這個現象看來，就業市場似乎「供不應求」。許多人感覺，想要覓得一分工作並。不是一件難事，很多的機會在向他們招手。現象二正好相反，是「人求事」。熱絡的人潮，競相爭逐某些相同的工作。半年前，台北市一家新成立的綜合證券商招募員工，共有二千多人報考，經過測試之後錄取了一百名，錄取率不到五 %; 幾個月前，一家廣告公司業務部需要五名 AE, 來了三百名應徵者；林森北路的一家速食店，上個月招考一名服務員，有五十名應徵者......。極為明顯的事實是：某些工作 (如工廠作業員) 的行情日漸看跌，某些工作 (如速食店服務員) 的行情卻大幅看漲。那些行業看漲？到底，那些工作的行情看漲呢？如果想要知道台灣整個就業市場的熱線，仔細觀察一些社會跡象，不難嗅出端倪。二十八歲的王官品是政大企管研究所的碩士，今年剛退伍。這個系所的畢業生經常被企業界爭相延攬，王官品毫不考慮的選擇在一家證券公司擔任營業員。大學唸法文系的伍雲龍在「麥當勞」從服務員一路做起，如今已升至店經理。伍雲龍手下有十位幹部，學歷都是大專畢業，電子、會計、大傳、土木...... 等科系都有，他們情願放棄本行，轉進速食服務業。許國禎做了七年的公務員，一年前跳槽到惠普科技公司。他認為，電腦資訊業發展潛力大，而且挑戰性十足。綜合一些人力資源專家的分析，至少包括有：證券營業員、投資顧問師、汽車銷售員、房屋仲介員、電腦銷售員、電腦程式及系統分析師、廣告 AE、企畫、公關、記者、導遊...... 等十餘種工作，在未來三、五年的就業市場中十分「搶手」。證券業可謂引領風騷。民國七十七年內，共有八十多家新證券商成立，保守估計至少增加了五千個就業機會，過去大都由高中、高職學歷擔任的營業員，出現了很多大學畢業生及碩士接手。電腦資訊業用人的情況也相當「緊張」。惠普科技公司人事處經理張堂楨透露，七十八年內軟體、行銷企畫部門預計招收的新進人員，將比七十七年成長一五 % 至二 0%。「我們對這類人才的需求，現在緊迫得不得了。」這位從業務員出身的人事主管堅持不肯透露惠普公司現有人員的數字，「人事資料一定要保密，那些獵人公司 (專門替企業物色、延攬人才的公司) 太厲害了！」他加重話氣說道。這些工作為什麼變得這麼熱門？行銷時代來臨人力資源專家分析，台灣的經濟狀況活潑、社會觀念轉變、甚至於解嚴、解禁，都是原因。在青輔會就業輔導科工作的廖玉祺感覺到，最近各行各業需要量最大的首推「業務代表」。行銷專家詹炳發觀察，行銷人員這幾年一直是熱門工作，不論是賣汽車、房屋、電腦甚至企業形象，企業界近來對行銷人才的需求，愈來愈廣泛。「這是個行銷的時代，」他說。詹炳發分析，整個社會對於「職業貴賤」的觀念也愈來愈淡，過去認為「侍人為卑」、「位低即輕」、「外勤即賤」的工作，現在反而被一般人視為最有發揮潛力。引領速食業發展的麥當勞在台灣開業，員工人數便從二百七十人擴張到目前的三千人，吸引了大批的年輕人投入。顯然的，社會價值的轉變，對就業的衝擊相當大。譬如，在過去，很多人認為學中文、美術的沒什麼發展，現在傳播界和廣告界卻十分歡迎這類背景的人才。從前一般的父母大都期望自己的子女學理工，認為將來才有出路。文人翻身「我高中讀建中的時候，二十五個畢業班只有兩班唸文組。」中華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總經理胡定吾回憶，在當時，台灣很多傑出人才出自工程界。這位當年被視為「沒什麼前途」的文組生，如今坐鎮在台灣發展最劇烈蓬勃的證券業裡，成為受矚目的對象。經濟活動頻繁，連帶地造就戶新興行業的興起。資訊業是其一，房屋銷售業是其二。各行各業對電腦需求的激增，使得資訊業不論在硬體、軟體方面都急於增加人手。「台灣發展 PC (個人電腦) 才幾年嘛，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三大生產國。」惠普公司張堂楨說。太平洋房屋公司從三年前開發仲介業務，目前全省已開了五十六家直營店。坐在台北而的心臟地帶 -- 頂好商圈 -- 一幢新建的辦公室裡，業務經理徐福龍帶著自信的口吻說:「七十六年台灣的中古屋市場就有六千億。」市場前景看好，相對的提高了很多人加入這個行業的興趣。除了現有一千二百名員工外，到七十八年七月底，太平洋房屋預計將繼續增聘五百名員工。一些過去被認為「門檻太高」的行業，現在也門戶大開；證券商、報社、旅行社...... 相繼解禁，開放執照，直接吸引了更多人投入。一名資深記者回想當年謀職困難的窘境，不禁慨嘆:「如果再晚生個十年，可以選擇的機會就更多了。」社會上很多禁忌解除了之後，許多人認為可以發揮的空間更大，令許多具有創意才華的人躍躍欲試。聯太國際公司新聞聯絡中心主任張壯謀在公關行業裡待了四年半，覺得「公關」直到近一、兩年才常被人提起。張壯謀相信，消費意識和環境意識崛起，企業體驗到經營環境日趨複雜，以及與群眾溝通的重要性，因而造就了「公關」的地位。追名逐利有一所大學的建教中心開辦「公關實務進修班」, 第一期招收四十個學員，班主任四處託人找學生還無法滿額；到了第四期，學員人數超過一百四十名，教室容納不下，只得全部集中在大禮堂內用麥克風上課。經常替企業做人力資源規畫設計的專家彭康椎觀察，現在絕大多數的年輕人喜歡「跟著人潮走」, 崇尚新鮮、刺激，不喜歡呆板、單調，這些工作正好合乎他們的味口。就以廣告業來說，「以前是三、五年一變，現在是三、五月一變。」華商廣告公司國內業務處課長蔡如忠感覺，整個廣告業變動速度快得驚人。高薪、挑戰性強，更是最直接、強烈的誘因。一個底薪只有五千元的證券公司營業員，靠業績獎金動輒月入七、八萬早已不稀奇。某些業績特好的「超級」營業員，甚至於會收到金盃、轎車、招待旅遊等「獎勵品」, 足以令其他旁觀者產生莫大的鼓舞。做長期還是做短期？「名、利的追求，感染力就像瘟疫一樣，會「迷」死人！」文化大學畢業生就業輔導室主任簡江作說。他舉例，文化大學計畫和一些企業建教合作，學生出口第一句話就是問道:「一個月多少錢？」一名證券公司營業員不諱言，他接觸的同行中不乏「先進來撈一票」的例子，至於究竟可以賺多久，沒有人有把握。社會在變，環境在變，人們選擇工作的方式也在變。在台灣的就業市場裡，「熱門工作」就像股市行情一樣，此消彼長，究竟是「漲停板」還是「跌停板」, 沒有一個定數。到底應該「長期投資」, 還足「短線投機」? 人力資源專家彭康雄建議:「先想想看，你到底要在這個工作上待多少年？」

突尼西亞新人新政

鮮受世人注目的突尼西亞最近九個月的變化比過去二十年還來得多。 道個走出動亂、步向多元化和經濟開放的小國，是西方國家在北非地區和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友邦，也可能是阿拉伯國家中西化最徹底的國家。它伸入地中海、緊鄰利比亞西疆的顯著地理位置深具戰略價值。 去年十一月，現任總統班艾里推翻統治突尼西亞達三十年之久的哈比布。布爾古巴，布爾古巴是一九五六年率領突尼西亞人脫離法國獨立的領袖，到了晚年，性情古怪，不僅無法容納異己，把許多政治上的反對者送進監獄，甚至連他的接班人和妻子、親生子都遭到整肅。 班艾里領導的不流血革命引起世界矚目，但突尼西亞在政變後的發展卻廣受忽視。 在政治方面，班艾里打開牢籠，釋放所有前任領袖逮捕的政治犯；新的政黨法將使反對黨獲得合法地位。去年年底的地方普選中，無黨無派候選人的得票勝過了執政黨，而執政黨本身也已民主化。 外交上，班艾里一反舊例，強調突尼西亞向阿拉伯與回教世界認同，並和所有阿拉伯國家謀求友好關係。此外，又先後與利比亞、埃及恢復邦交，並加強與法國、美國間的關係。 班艾里的經濟政策著重在從國有化走向私有化，對外投資受到鼓舞，蟄伏已久的證券交易也活絡起來，政府致力於財富均分，經濟發展成為當務之急。 布爾古巴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班艾里指出，前任領袖年輕時代的卓越貢獻不該被遺忘。如今，首都突尼斯的主要街道仍命名為哈比布。布爾古巴大道；布爾吉巴的黨羽中只有一人在政變後遭到審判，而且罪名與政治無關。 班艾里按部就班，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作工許多變革，他鼓勵大家討論他力所不逮之處，這在阿拉伯世界的領導模式中是很不尋常的，對突尼西亞人來說也具有革命性。這位強人對突尼西亞未來的方向看得很清楚，他已經締造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紀錄。 (取材自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大陸文壇奇女子-戴晴

戴晴，在當今大陸文壇，是個響叮噹的人物。她正式的職銜是「光明日報」記者，但她自己說，她是「記者、作家、學者」三種身分兼具。 記者、作家、學者 以記者身分出現時，她訪問了多位學者，包括方勵之、梁漱溟、厲以寧、嚴家其、金觀濤、黎澍、馮友蘭等；以作家身分出現時，她寫過一些短篇小說和「中國女性系列」社會紀實小說；以學者身分出現時，她寫過多篇歷史紀實，力圖揭開共黨歷史的真相，其中以今年而言，最膾炙人口的是年初發表的「梁漱溟與毛澤東」和年中刊出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 不論那一種作品，由於她的直言敢言，總在知識分子當中引起或大或小的騷動。有些作家哂然道:「她當然敢說，她的身分不同。」 戴晴抗戰期間出生於四川重慶，父母都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父親在日本占領下的北平做地下工作時喪生。抗戰勝利後，中共在北平軍調處的負責人葉劍英派人把戴晴接去，從此她成了葉劍英的乾女兒。 那麼，她是否確實因其「高幹子弟」的身分而得到許多利便呢？聽到這個問題，戴晴杏眼圓睜，她先把目前許多不肖的「高幹子弟」痛斥一番，接著說，如果她確實因此得到好處的話，那麼是:「第一，吃得好，所以身體好；第二，教育機會好，所以容易出人頭地。」 問她，是否因其特殊的出身背景，才得以查閱機密資料，從而寫出系列歷史紀實文字呢？她搖頭:「那些資料，別人也能看得到，只是他們不像我細心查考。」 問她，住在北平西郊的高級住宅區「芙蓉里」, 往來也可說無白丁，她如何能體會低階層民眾的心理與生活，而寫出一篇又一篇的社會紀實小說呢？她回答；「我的朋友很多，消息很靈通。」 台北文人的「中繼站」 消息靈通的她，對當前局勢的展望如何？「我是悲觀的，」她說:「希望寄託在鄧小平。要許我們說話才行。一個測度標準是看他准不准民辦報紙，如果還是不許，就是沒有言論自由，那麼，局勢倒退回一九四八年的情況，不是不可能。」 戴晴說話急促，為人爽快，不事修飾，頗有「女中豪傑」的味道。她的家，如今已成台北文人在北平的「中繼站」, 經常高朋滿座。她笑說:「他們不願與官方接觸，所以都來找我。」戴晴的交遊廣闊可見一斑。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她在北平寓所會見「遠見」編輯，暢談大陸的文學現象：問：大陸的文學藝術，在五 0、六 0 乃至七 0 年代，似乎都是停滯的，一直到七 0 年代末期才活躍起來，這是什麼原因？答：這要遠溯到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毛澤東在這次座談會上提出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也就是要為戰爭、為奪取政權服務。他要求文藝工作者把文藝當成政治工具。 四九年以後，按說政權已經到手，文藝不必再為政治服務了。但是不然，作家們一直為「政治標準第一」還是「藝術標準第一」爭論不休。許多人強調自己先是一個共產黨員，然後才是一個作家。其實當然不對，應該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是一個寫作的人，再後才是為了某種階段理想，加入了一個政黨。就這麼簡單的一個事實，大陸作家要覺悟，花了半個世紀。 「延安文藝座談 v 太可怕了，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文學中才出現了基本的人的普通情感，有情、有人性的真正文學才算出現。 質問共產黨 問：那也就是你踏入文壇的時候，是嗎？答：是的。我的第一篇作品「盼」(一九七九) 是短篇小說。現在看起來，所寫的不過是當時的社會氣氛所能容忍的最粗淺情緒，只不過是在質問共產黨:「你們不能老騙人民，老是先給他希望，又讓他失望。你們要人家奉獻一切，你們又給了人家什麼？最後人家死的死了，瘋的瘋了，你們一推了事，算怎麼回事？」 這就是一九七八年的社會所能容許的層次，至於共產黨對人性的摧殘，作為一個人應有的精神生活、性生活等，我都沒敢提。 心靈不自由 其實我從來沒想過要做小說家。我最大的特點就是什麼都喜歡，唸書的時候，每逢寒暑假我最忙，今天幹這個，明天幹那個。寫作也是一樣，我根本沒有想到這會是我終生的事業，當初完全是寫著玩。不過現在回頭看，與我同時的作家差不多都是這樣。(戴晴一九六六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主修導彈自動控制。) 問：你們寫作完全自由嗎？答：以前也有外國記者問我們有沒有寫作自由，別的作家幾乎都回答有，我卻回答:「那要看你怎麼說。」如果有人命令我寫什麼題材，我不寫，這種自由是有的。但是我的心靈並不自由，因為我所受的教育、我的知識結構都是定型的，我讀書的時候只能讀毛澤東、馬克思的書，所以我沒有心靈的自由。 另外，這幾年共產黨對文人也有一些小小的壓迫。本來這些壓迫算不了什麼，但是它令人回想起過去的「反右運動」, 那給人的印象太深了。很多人都害怕為一句話而斷送一輩子。很多作家便作出追求純藝術的姿態，寫些大家都看不懂的東西。實際上他們是避免批評當局，避免正視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而又希冀當局與社會雙方都給他們很高的榮譽，讓他當政協委員、當共產黨，甚至當「文聯」的主席或副主席。 我很不贊同他們這種態度，八七年的時候還為此和他們大吵一架，氣得我都要哭了。後來他們問我:「那你說，我們該怎麼辦？」我說:「就把自己的感受寫下來呀！」我不相信他們對今天的社會沒有任何感受，除非他是有意逃遁。 問：他們寫別人看不懂的東西，讀者會接受嗎？答：所以現在文壇又起了變化。事實教育了他們。你不能光在沙龍小房間裡，你唸給我聽、我唸給你聽，大家做做白日夢。你還是要有讀者，我跟你們吵有什麼用？讀者對你冷淡，你只好改變。 現在大家最愛看的還是報告文學，或說紀實文學，名稱並不重要，像我的作品我就認為根本不是文學，完全是 non-fiction, 我堅持沒有虛構的成分。這並不意味報告文學有多好，而是占了新聞不白由的便宜，因為大家最關注的仍是社會，社會上不合理的事情太多了。你淨低頭看你的肚臍眼，那你自己看吧。 只看肚臍眼的作家 問：七八年開始，大陸文壇常有些作品造成轟動，但是近兩年這種情況已經少見，所以王蒙 (作家兼「文化部長」) 說:「文學的轟動效應已經過去。」這是什麼原因？答：上次劉賓雁和陳映真對話時，陳映真也問過類似的問題，他說:「大陸的作家像劉先生，可以收到上千萬、百萬封信，走到那裡都像人民的大救星一樣，這是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的現象，為什麼？」當時劉賓雁只說:「這可能是受蘇聯的影響。」等於沒有答覆。 實際上當然不是這樣。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共產黨把人性約束得太厲害了，所以那時候作家只要在作品裡流露一點點真情，讓讀者能從印刷品、從社會效果中感受到一點溫暖，他們就會把作家當作知音，覺得作家替他們說了一些心裡的話，把作家看得特別高，所以那時候文學刊物和作家非常熱門。 那種情形，是因為封閉的社會只開了一道小縫。但後來愈開愈大，大家看到的，認為有價值的人，不僅僅是作家了。更何況有些作家只看自己的肚臍眼，不看社會，一般人心裡的想法、疑惑，作家並沒替他反映。什麼叫做高就業？什麼叫做低工資？什麼叫做有等級的平均分配？上面出來一個政策，這政策到底對我是好是壞？這答案作家沒有給他們，經濟學家給了，他們就覺得經濟學家棒。 社會開放以後，人的興趣都已經變了，作家的地位也就降低了。八 0 年前後是一個很特殊的時期，那個時期已經過去了。 問：或許這正可以解釋，為什麼純文學的作品現在走下坡？答：現在大陸的讀者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看消遣、虛構的小說，沒有藝術的氣氛讓人去體驗人生。這局面逼著他思索，他要從作品裡找答案、找依據來解釋現實；他要採集訊息，尋找他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得出他對這世界的觀感。 純文學走下坡 時代變了，尤其是對大陸上的中國人而言。過去虛假的東西太多，以前相信的事，現在都產生疑問。你老說「為人民謀幸福」、說「他是人民大救星」, 這幸福是怎麼謀的，我得問一問。這就要看紀實的作品了。讀者的需求改變了，作家的心態也得跟著調整，否則被社會冷落，工資一個月一百元，買吃的都不夠。 問：海峽兩岸文化交流愈來愈頻繁，你認為會造成什麼影響？答：會產生一股不可逆轉的趨勢，覺得我們是一樣的人，有共同的愛好，共同希望中華民族興旺，這比空洞的政治口號扎實得多。大陸的政治領袖再主張攻打金門、馬祖，往台灣發射導彈，人民就會起來說話；我們這些人若是被關進監獄，你們也會聲援。我覺得民間真正的融合，比政治上的協約更有力。 至於在作品的風格上有什麼影響，我沒有研究。但我認為台灣的文學發展比大陸領先二、三十年。現在大陸的社會正在補「商品經濟」這一課，文學作品也在補「冷峻批判的現實主義」這一課。如果沒有商品經濟，就不可能有批判現實主義，你看全世界的文學潮流都是如此。 做沒人做的事 問：你對「河殤」的看法如何？答:「河殤」這作品有許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但是今天王震那麼批評它，我就不批評了，否則變成政治行為。 蘇曉康的文字很好，「河殤」這種文字又成為文學的一種新樣式，後面有很多人跟著學。已經有兩個節目請我做總撰稿，我都拒絕了。這種事讓別人做，我要做沒人做的事。 問：你最近有什麼寫作計畫嗎？答：我剛寫完一篇七萬字的長稿「儲安平與黨天下」, 是關於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反右鬥爭中的作為。儲安平是至今沒有平反的五個「大右派」中的一個。本來「反右」是不讓寫的，我這是第一次，所以有風險，準備登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創刊的「東方紀事」雜誌上。 說起「東方紀事」, 道也是最近大陸文壇上最大的訊息。這本雜誌本來名聲很臭，我們結合一群覺悟早的作家，接手來辦 (因為在這兒申請刊號得掉一層皮，不如用它現成的), 包括蘇曉康、劉再復、李住、錢剛、史鐵生......。內容完全是關注社會，沒有詩、沒有純小說。 我相信讀者會接受的，我們準備大幹一場，在北京印五百本豪華本，另外發行普通本。因為有我的那篇文章，說不定第一期就被停刊了，可是大家都願意冒這個險，這代表我們共同的心願，文學界只要有這種視野，以後出來的作品就會不一樣了。

當社會失去理性的時候

紅衛兵是二十多年前中國大陸一個不理性的產物。紅衛兵所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具有無比破壞力的社會革命，不但對傳統文化、社會倫理以及生產基礎造成全面、立即的破壞，而且到了事隔多年後的今天，它的後遺症並未消失，甚至無所不在。不要玩火自焚這樣一個可怕的事件，會出現在一個以理性與倫理聞名於世的中國社會裡，是很需要我們從多方面加以探討剖析的。紅衛兵的中心思想就是要革命、要造反，所以他們的口號就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而且不但要造反，更要「一反到底」。到底要革誰的命？造誰的反？那當然就是傳統的、既有的、眼前的一切。所以紅衛兵掀起一場空前的「破四舊」運動，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但是到了最後卻完全失去了理想，變成了毀滅狂、殺人狂，逢物就毀，有不順眼的人就殺，沒有倫理、沒有法律、沒有規範、沒有人性，使得整個大陸都處在被毀滅、被屠殺、被虐待的恐怖中。但是否只有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才發生這種事呢？不是，我國歷史上的黃巢之亂，張獻忠、李自成之亂，法國大革命都是如此，可見人性是不能放縱的，社會倫理是不能毀滅的，國家法律是不能破壞的。一旦這些都被摧毀破壞了，便是一個毒蛇猛獸的社會，每個人的生命財產都毫無保障，可毀於一日之間。而所有這些，都是開始的時候社會及政府沒有警覺到，沒有在其惡化的過程中加以有力的防阻，這實在是值得我們記取的教訓。不要以為像玩火一樣，開始時很好玩，很不在乎，等到火燒到身上，不能滅，便悔之晚矣。「麻婆豆腐」走了味對於紅衛兵的無理性，茲舉一最輕微的例證。根據大陸學者嚴家其兩年前出版的「中國文革十年史」一書，其中有這麼一則記載：馳名中外的「麻婆豆腐」的發源地，四川成都市的「陳麻婆豆腐飯店」, 有一天被幾個工人模樣的人用菜刀刮去店招上「陳麻婆」三個字，店堂裡「陳麻婆豆腐」的扁額被摘下扔在牆角，冠在豆腐之前、在鍋台邊轉了大半輩子、死了百餘年的「陳麻婆」也被迫改為「麻辣」。為了紀念「麻辣豆腐」這個菜名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飯店改名為「文勝飯店」。由這一則記載，對紅衛兵所謂「破舊立新」的瘋狂行徑，可以想見一斑。而比這更瘋狂、更荒唐的情事卻瀰漫當時大陸上的何一個地方、每一個角落。用「中國人的浩劫」來形容此一完全喪失理性的紅衛兵事件，一點也不為過，但是，為什麼一個一向頗為理性的中國社會，能容許這種不理性行為的瘋狂蔓延？這就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思考。紅衛兵不過是一群學生，甚至還是一群小孩，竟然弄出這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件，絕對不是偶然。一定是那個時候的中國大陸社會出了問題，有了病變，才可能任由小孩肆無忌憚的到處造反，胡作非為。拿二十多年前中國大陸的社會背景、與一個政治制度不同、社會與經濟發展程度很高的今天國內社會作比較，並不適切，但是從社會處於「變」的觀點來看，卻不能不說有幾分相似。「有拳有理。有錢有權」今天國內政治正處於急遽轉變的時候。蔣總統經國穻 b 世的時候，國內的政治結構基本上是屬於一種「強人政治」的形態，權力集中，命令貫徹，執政與在野壁壘分明，但在蔣總統過世之後，國內政治已有明顯改變：一方面是好的轉變，走向更民主、更開放；另一方面是不好的轉變，一則沒有人治的效率，誰也不服誰，誰也不怕誰；二則沒有法治的規矩，叫罵之聲此起彼落，拳頭暴力也是此起彼落。今天國會議事殿堂的混亂情形，恐怕是舉世罕見，政治主張的分歧對立，恐怕也是如此。這在一個普通社會人的眼裡，不但感到迷惑與驚訝，更有十分的擔憂與感慨。今天的國內社會心理是處於混亂失落的時候。過去，國人的純樸、勤勉、守法、守分受到上分肯定，也值得十分驕倣，但到今天，民風丕變，「價值混亂，是非不清」已是社會風氣的典型寫照。價值如何混亂？是非又如何不清？則可由兩方面來看：一是拜金，一切看鈔票，好逸惡勞、急功近利，賭大家樂、六合彩、玩股票、炒房地產、買賣期貨、「有錢就有權」、「有錢便是娘」; 二是尚力，一切靠拳頭，遊行、堵街、圍廠、封機，「有拳就有理」、「有拳便有錢」。這種轉變既不遵守自由經濟的倫理，更背離法治社會的常軌，成了一種「異形」, 從而國家的未來、社會的遠景，已無人想問，也無人敢說。國民所得「虛胖」而更為可怕的，是社會的倫理被破壞了，是非被顛倒了，羞恥心被蒙蔽了，這會從根破壞台灣社會，徹底打散社會的基礎；聽其演變下去，必然會造成一如紅衛兵的那種混亂，但是台灣社會禁得起嗎？為什麼要為個人的利益，將一個好好的社會搞成這個樣子？實在是不愛台灣、對不起台灣。最近「天卜雜誌」調查，約有超過一 0% 的國內中產階級想要「出走」, 到外地去生根。個人與國家本來血脈相通、臍帶相連，揮不去、斬不斷，居然到了想要「出走」的地步，那不是迷惘不是失落嗎？這值得我們反省，更需要警惕。今天的國內經濟是處於危機四伏的時候。對照於大陸的昔日與今日，國內經濟貧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儘管今天國內的經濟實力相當可觀，但非想像之高，甚至還有內憂外患。論實力、目前我國每人每年平均國民所得雖已近六千美元，其中卻有很大成分足「虛胖」。記得七十五年的時候才不過三千七百美元，兩年內暴增這麼多，大半是拜新台幣升值之賜，實際情形並沒改變多少，有些人甚至還感到更貧窮。言內憂，一方面是經濟不能扎根 -- 民間投資不足、技術層次不高，基礎虛浮；政府投資遲滯、公共建設普遍不足，阻礙進步 -- 兩者構成經濟發展的嚴重瓶頸，日前雖想突破，卻是處處突不破。另一方面則是潛伏的金融危機 -- 一是金錢遊戲，也就是玩錢，玩到那裡，那裡就出現繁榮的假象，而一旦潰決，就是一個危機；二是熱中金融遊戲的投資機構，尤其是投資公司與期貨公司，平常經營已讓人擔憂，因玩錢而造成連鎖倒閉，恐怕更難避免 -- 這兩個關鍵問題就像定時炸彈，隨時都可能爆炸。危機早晚到來至於外患，主要是國際經濟情勢種種不利的轉變。如美國市場緊縮，保護主義高張，開發中國家競爭激烈等，均是我國繼續拓展貿易的阻力。這些事實在在反映出我國經濟已經走到挫退的漫緣，危機出現恐怕只是早晚問題。今天國內這等政治、社會與經濟的病象，當然不能聽任其繼續擴大，所以我們必須有所變，也不得不變。唯變的方向不能是「革命」, 因為台灣就這麼大，人就是兩千萬，還有強敵虎視在側，根本沒有嘗試「革命」的任何條件。「革命」是所有人一齊落海、玉石俱焚的不歸路。是以未來的變，必須是理性的「改革」, 不理性就會走上「革命」的不歸路。這是關鍵點，也是我今天所要強調的中心問題。「革命」與「改革」本來就是鄰居，不理性的「改革」無異於「革命」, 而此時此地不容許任何「革命」發生，是你知我知，也是任何心繫台灣前途的人所共同知道的。要以理性改革來撥亂反治並不容易，我個人有幾點意見可以提供大家作參考：首先，要把國家利益擺在第一。當前國內很多政治、社會，以至於經濟問題的糾葛，如前所云，都是因為個人、個別團體或個別黨派的立場差異、利益考慮不同以及利害權衡有別所造成的。要解開這種糾葛，只有拋開個人、團體、黨派，把國家利益擺在第一。口號唱給別人聽但在今天國內，往往恰恰相反，很大一部分人不僅以個人政治及經濟利益為第一，而且還不樂天下太平，無所不用其極的製造變亂，以便有機會出頭成為雄長。他們個人也許成功了，台灣全體老百姓卻被葬送了，最後當然連他們自己也要葬送在內。對這些人而言，國家與社會利益，只是口頭喊喊，唱給別人聽，而從未真正考慮到。這種現象必須徹底扭轉過來，不扭轉無以解決國內問題，不扭轉也無以建立社會共識、挽救台灣的前途，不扭轉便會使台灣兩千萬人成為紅色奴隸。這要靠大家自制，更要靠團體黨派自律，把國家利益擺在第一，團體利益第二，個人利益則在最後。這是我個人的呼籲，相信也是大多數國人的心聲。其次，要重法、講理與論情。不可懷疑皇后的貞潔國家的利益在那裡？守法、重法就是追求國家利益。所以無論是政治、社會與經濟方面，所有不合法、不守法的行為，都要立即徹底掃除。社會有所遵循，就會產生新的面貌、出現新的轉機。唯法也必須適時適地；不合時宜、不能執行、有待新立的法，必須修法、改法、立法，務必以法建立社會規範，依法重建社會紀律。最後，執法公正也至關緊要。最近林院長洋港說:「皇后的貞潔就是連被懷疑都不可以。」這是絕佳妙喻，司法的改進若能做到這樣，差不多問題都能解決了。法常有不足之處。遇到不足之處，不能依法，就必須講理。目前有很多爭議問題。無法可援，大家就任意而為，甚至肆意妄行，置政治倫常於不顧，棄社會道德如敝屜，視經濟倫理如草芥。這為國家帶來很多傷害與混亂。是以，任何涉及眾人之事，如無法可循，就必須講理：講道理、講事理、講倫理，講國家之理，講社會之理，若非如此，無以澄清亂象，重建倫理。此外，在法與理之下，還必須論一點情。這裡所謂「情」, 不是私情、個人之情，而是社會之情、國家之情。我們有國家傳承的現實不能不顧；當前社會發展的現實，也不能不顧，這就需要論情。透過對國家現實的諒解，經由對社會現實的忍讓，讓對立的情緒從容化解，讓彼此的衝突徹底冰釋。唯有如此，很多當前國家杜會的矛盾問題才能根本解決，也才不會走上「革命」的不歸路。民主政治是全民共治，要做好，大家都要實踐。政府要做表率，民代要領頭，輿論要客觀公正，社會民眾要一致監督。誰做不好，就罵誰；誰犯規，就指責誰；誰違法，就送誰法辦；誰包庇，就揭發誰。大家實踐，全民共治，國家很快就能步入常軌，恢復常態。明天的希望在那裡？相信每一個關心國家前途的人都會問:「明天的希望在那裡？」我個人深深以為、明天的希望絕大部分是寄託在國人的理性之上。而這種理性的重建與保持，則需要朝野雙方的共同努力；在朝是當政者，要負治國重任，謀民之利，就必須放下私心，適應變局，加速改革，不如此，就會加深對立的情緒，製造動亂的根源；在野是反對勢力，要盡監國重責，謀民之利，也必須放下私心，不利用變局，不為反對而反對，不如此，就會誤導改革的情緒，製造革命的危機。明天是否有希望，就看大家的努力與決心。

經濟:累進稅制,退!

一種學說或一種思潮，莫不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遷而不斷演進。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晚上，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在北卡羅萊納州韋克森林大學 (Wake Forest University) 舉行面對面的電視辯論中，現今總統當選人共和黨布希批評民主黨候選人杜凱吉斯支持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所主張的增稅以擴大社會福利的極左派自由思想，已經偏離了當前美國的主流思潮。 歷史一再重演，凡是要抗拒時代主流思潮者，終將為滾滾時代潮流所淹沒。 順乎自然 回顧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英國發生工業革命，整個經濟社會所最迫切需要的，不外是資本的累積。只要你握有生產工具，就等於擁有財富。在此一環境下，乃孕育出一七七六年亞當史密斯所追求國家致富的「國富論」。 這位古典經濟學派創立者基於自然法則，主張嚴守中立性的租稅，任何租稅的課徵，均不應干涉社會經濟活動與自然形成的財富分配狀態。因此，採行比例稅制，只要能夠打破因身份地位而享受免稅的特權，人人納稅，就達到租稅公平的目標。 十九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已進行將近一百年，握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與靠勞力謀生的勞動工人，發生重大的利益衝突與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此時，德國歷史學派興起，無論在思想上或方法論上，都對古典學派展開嚴厲批評。 一八七七年，德國歷史學派後期學者華格納 (Adolph Wagner) 在其所著「財政學」中，基於「社會正義」, 不承認社會財富的自然分配狀態，從社會正義的觀點，主張採行累進稅制，才鉣斢 {實質的租稅公平。 剛巧，漫際效用學派，亦認為租稅的分配應該使得每一個納稅人的邊際犧牲均等，整個社會福利的總犧牲才是最小。在「效用」可測量的假設下，從數學函數關係來證明社會福利總犧牲最小的租稅，乃是累進稅制。邊際犧牲均等說所詮釋的租稅公平觀念，遂成為現代所得稅採行累進稅制的理論基礎。 市場失靈 一九三 0 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發生，處處彌漫著失業的危機與飢餓的恐慌，經濟自由運作的功能完全喪失，造成了「市場失靈」。近代經濟學大師凱因斯適時崛起，認定「有效需求」不足，才是經濟蕭條的病根所在，乃主張藉公共投資以求提高「有效需要」。 而且，由於高所得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遠低於低所得者，所得稅採行累進稅制，再由政府進行「移轉性支付」, 即可將高所得者的財富移轉到低所得者身上，從而增加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與戰後的復原，歐、美、日等各國政府為籌措龐大的國防經費與社會福利基金，莫不相繼採行高度累進稅制。 一九七 0 年代，國際能源危機發生，造成世界經濟混亂，高失業率與高物價同時並存的怪異現象，即所謂的「停滯性膨脹」, 既無法用凱因斯學說提供滿意的解釋，自無法拿凱因斯所主張的財政工具來消除，因而引發降低稅率、減少政府干預、重視民間生產潛能的所謂「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 興起。而當代經濟學大師貝凱能 (James M. Buchnan) 亦從「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 方面採討，適時提供政府不可任意干預民間經濟活動的理論基礎。 不利的扭曲 事實上，邊際犧牲均等說所稱的「效用」是不可測量的，人與人之間對某種財富的「效用」也存在著極大的差異，無法加以比較，基於精細的數學函數關係所推演的累進稅制，自然失去其意義。同時，累進稅制採行結果，已對資本形成與經濟成長產生負面影響，尤其對工作意願的斷喪與對投資意願的阻卻，已使有限經濟資源的效率與配置，產生不利的扭曲，這就是社會福利的無謂損失。 從各國實證經驗，累進稅率的課徵，既無法有效達成所得重分配的功能，稅負又多落在容易稽徵的薪資所得者的身上，並且帶來了稅制的複雜性、免稅的漏洞與逃稅的誘因。 風光不再 相同所得的人，其所承擔的稅負，往往有著極大的差異，誠實納稅者吃了大虧、而巧取逃漏者占了便宜的案例，比比皆是，從而引發了「地下經濟」的猖獗與蔓延。因而，採行累進稅制以求體現實質稅負公平的論點，遭到嚴厲的挑戰與質疑。 一九七一年，哈佛大學教授饒約翰 (John Rawls) 在其「論公義」(A Theory of Justice) 一書中指出：每一個人都應擁有天賦同一數額的基本權益，社會與經濟的不公平，應由最低所得階層福祉的極大化來調整，並確保機會均等，倘若財富係來自於辛勤工作，高效率與承擔風險所獲取，則高度累進稅制即是對成功者的懲罰，從增進社會福利功能觀點，實無採行累進稅制的必要。 況且，世界各民主國家的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已漸完備，貧富不均所造成的衝突與對立情勢已趨緩和，以往用於補救資本主義缺失而風光一時的若干財稅工具，似已與時俱移而凋殘零落，累進稅率自然已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制度了。思想隨時代潮流而起伏，觀念隨環境變遷而更新，當我們在從事租稅改革工作時，是否也應該先從觀念的變革上，費些心思，用些力氣？(黃春生現任國立中興大學財稅系副教授)

理財-蛇年如何行大運

一般中產階級如果有幾十萬到五百萬現金，我建議以安定家庭生活為最優先。 股票和季節的關係 想辦法買一幢比較小的房子，二十坪也沒有關係，或者在郊區買，讓整個家庭安定下來。尤其是年輕人，剛進入社會賺錢，不管五十、一百萬元，都是血汗錢，經不起虧損。一虧損，往後的信心都會受到打擊。所以，不管股市參瘋狂，千萬不要輕易去碰。 第二步，還不是買股票，而是換屋。搬到此較高級的住宅區，同時，提高賺錢的能力，較生活無後顧之憂。 如果還有餘錢，第三步才考慮證券投資。但也不建全部買股票，而是採取三分法 (三分之一買安全、固定收益的公債、國庫券；三分之一買績優股；三分之一買投機股), 這樣就能兼顧風險與利潤。 展望新一年，第一季股市會比較辛穩，是個觀察期，一方面證券所得稅開始徵收，另一方面大家忙著過年放在股市的心想會比較少。 第二季，各上市公司會宣布業績、股利及重大政策，董監事也會陸續改選，將有相當行情 (編按：指股市看漲) 出現。 第三季是暑假，天氣正熱，台灣傳統習慣上，股市行情會跟著熱。 第四季入秋，天氣涼，世界經濟衰退的氣息將比較濃，股市行情比較不好。 漲到一萬點 在資金仍然充裕的時代，按台灣經濟情況。未來一年股市最高可漲到一萬點，最低也不會低於五千點。未來至少應該還有一到兩年好景。 經濟、社會，政治的突發事件打擊股市的可能性是存裡的，非長期性的暴跌有時不疑壞事，股市經過下跌調整後，反而是另一個投資的良好時機。 當然，還種機會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掌握的，所以最理想的情形，是每個人仍在不同行業的崗位上拚命賺錢，把錢交給投資專家，由專家代為進入股市。所以，我寧願大家買免徵證所稅的基金。外行人茫茫然跳進股市，會吃虧。不要看最近幾年股市一直漲，事實上還是有不少人賠錢，只是賠錢的人通常都不說而已。 一九八九年也許有通貨膨脹，雖然會導致利率上升，但商人、上市公司的利潤也會因此增加。通貨膨脹時，買一些好股票是一個自保的好辦法。畢竟，傳統把所有金錢都存放在銀行生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未來，每個人都得掌握一些理財、投資的本事，才不會吃虧。 (文現深整理)

社會運動-政客要混水摸魚

台灣根本沒有社會運動，我以前說是「騷動」; 現在我看連騷動都談不上，我特地去查康熙字典，找到一個恰當的詞，就是「蠕動」。 只有蠕動，沒有運動 所謂「運動」, 是自我教育的過程，不是向別人索求。所以挖掉勞工心裡的障礙，比什麼都重要，但目前的社會運動，都過度政治化。 政治化不是不好，問題是現在的政治化都是「跳躍式」的，真是恐怖。農民上街，叫的是「國會全面改選」, 其他的街頭活動也是如此。 我就不懂，國會全面改選，對工人、農人有什麼好處，換個老闆而已。 政治人物都想把運動政治化，他們集中社會資源，卻從不回饋，回到基層跟民眾生活，教育他們。這些政客要的，只是權力、權力、權力。 一九八九年又是選舉年，政客當然想藉機「打家劫舍」, 但我所接觸自主工聯的頭頭，都非常明白這點，他們不會輕易上鉤。 這些工會領導人，應該不會公開宣布支持那個黨，但是會聲明支持那個候選人，他們其中可能也會有人出來參選。 最近，工會在組織上，就會有一個突破。 由於目前資方聯線得很厲害，媒體都把勞工變得好像很兇惡，但事實並不如此，勞方受到強力壓制。光是高雄，就有好幾百個人因參加工會被開除，真是「遍地哀號」。桃園客運的曾茂興只是浮出來的個案而已。 健全發展勞工意識 面對這麼大的壓力，勞工運動前景並不樂觀，所以最近這些自主工會，將會有整合的趨向。這並不保證工運發展會更順利，只是保住生存的機會而已。 但這些都不是最基礎的，勞工意識能否透過教育工作，其正有健全發展和覺醒，這才是最重要的。 (簡忠孝為假名，三十五歲左右，曾在美遊學十多年，關心社會運動，常在政府勞工單位、工會組織演講。) (李慧菊整理)

中美關係-雷規布隨

新一年的中美關係可從最重要的政治、軍售、經濟等三個角度觀察。 政治事務上，中美關係目前的高度穩定，是二十年來所僅見的。一九六九年尼克森當選總統後，美國對華政策進入轉型期，從他訪問大陸，到卡特政府擔心我國破壞「中美關係」, 以致雷根上台引起我國的過度熱心，到發布「八一七公報」、錢復駐美之後，我國的外交觀點已從「道消魔長」的僵硬觀點轉化為「魔長不必道消」的特殊觀點，中美關係已經穩定並制度化。 「統一」的絆腳石 布希出任總統，丁懋時替代錢復到美國，相信仍是蕭規曹隨。而且，傳統上美國總統的第一年任期都是安定人事為先，無暇兼顧對華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北平一九八九年一定會採取一些動作試探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態度，最近一些很強的訊號都出來了，中共副總理姚依林也在西德談話，希望美國不要成為「統一」的絆腳石，美國如何反應，是我國當前最關切的。 經濟方面，美國對華經濟政策已經有了定見，貿易赤字不是兩三年可以扭轉的，會要我國進一步開放市場，消除貿易障礙。 軍售方面也已經制度化了。我最擔心的是最近及未來海峽兩岸關係的變化，是否會使中共以兩岸關係較趨緩和為藉口，要美國遵照「八一七公報」的規定大幅降低對華軍售。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雷根總統之後，大概不太容易找到一位像他一樣對中華民國友善的總統了。 美國決定對華政策有三種層次，第一層是布希總統。布希和雷根對中國政策的看法可能不一樣，但近年美國的中國政策，布希是一手參與，被外人誤導的狀況不致於發生。至於他的理念如何，目前恐怕沒有任何局外人能夠說得出來。 第三層是國務卿貝克。他本是律師和商人出身，律師與商人從政，喜歡討價還價、隨機妥協；不像學者從政，自有一套理論思考架構來作為判斷準繩。 中國政策只是美國許多外交政策之一而已，總統和國務卿日理萬機，只管大政策，一般外交政策，在第三層國務院主管政治事務的國務次卿與主管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層次就決定了。如無意外，前駐華代表李潔明會出任助理國務卿。我們比較放心的是早年就與李潔明相互瞭解，不會有莫名其妙的官僚突發奇想，搞國共和談等。 (文現深整理)

選舉-換五千個位置

雖然離大選舉還有將近一年，可是很多人已經覺得「山雨欲來風滿樓」。 對七十八年底選舉持樂觀態度的一派，總認為混亂期只是過渡期，危機就是轉機。「選舉過後，台灣的民主憲政會更上軌道。」太平洋證券總經理白俊男預測這次的選舉，將為台灣股市帶來「利多」因素。 台灣政治將發燒 憂慮且略帶悲觀一派的觀點，有時候卻令人大吃一驚。「年底的選舉，如果不幸在各地發生幾個類似「五二 0」的事件，搞不好就是一次「二二八」。」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黃越欽說。 這將是台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選舉 也是解嚴以來第一次黨對黨的大選，台灣政治將真的發燒。從七月到十二月的半年裡，中華民國各級政府將選出約一百三十名立法委員、二十位縣市長、一百七十名省市議員、七百多位縣議員、三百多位鄉鎮長、三千七百多位鄉鎮民代表。候選人總數預計將超過二萬。 這場大戰有三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是兩黨競逐各顯神通。儘管台灣已經是多黨林立，但實際上仍不外乎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競爭。民進黨自從黃信介當家後，正進行反對力量的大整合，除已放出風聲，企圖吸收無黨籍的彰化縣長黃石城與宜蘭縣長陳定南為黨員外，連原屬「夏潮」系統，被畫為「統派」的王拓，最近也宣誓入黨。 國民黨則除了以接近「來者不拒」的標準，發起吸收新黨員運動外，新派系成員並準備互相攀附，爭取黨內提名。國民黨組工會也正計畫在今年推展黨內初選制，並縮小選區。一位支持民進黨的重量級民意代表分析說:「執政黨利用執政的特權為選舉鋪路，在政黨政治上是很自然的，各國都這樣。」至於何種選舉制度合乎國家長遠利益，反而很少人去探討了。 兩黨磨拳擦掌 第二個面向是宣傳戰和群眾運動。解嚴之後言論大開，尖銳的程度將隨選戰的迫近而白熱化；社會運動與自力救濟事件也將有更多政治力介入。目前除國民黨準備動用大筆廣告顧問費來製造形象；民進黨與反對力量也磨拳擦掌，準備以「五大法案」與「二二八」事件週年紀念點燃戰火。 第三個面向是金錢戰。民國七十七年股市、房地產的狂飆，許多民意代表或是發了財，或是利用特權度過了個人財務危機，金牛級的民意代表相繼在不同政黨出現。一位資深政治記者看到有立法委員開勞斯萊斯進立法院開會後，感歎說:「看這些金牛在選舉時怎樣去投資買票。」 選舉結果方面，立法委員趙少康的分析是政治圈中最常聽見的說法。他認為在立委為主的選戰中，民進黨得票會增加，但頂多也是從兩年前二五 % 的得票率進展到三 0%; 國民黨仍會以五 0% 以上的票數贏得選舉。趙少康也預言這次選舉的投票率會比以往低，就像美國選民看到布希和杜凱吉斯這兩個都不喜歡的候選人，「乾脆不去投票算了」。

一九八九,更誇張的一年

如果你喜歡一九八八年的台灣，一九八九年的你會更愉快；但如果你厭惡往年的社會，不喜歡它的紊亂、功利、沒有目標，未來的你也軌跡上走下去，並且變本加厲。會更難過，因為一切都將在往年的軌跡上走下去，並且變本加厲。 繼續走下去 政治在短期間是不會安定的，蔣經國總統逝世後的權力重分配將繼續進行。派系對派系、黨對黨的鬥爭，會在年底的選舉中來一次總結算，蓬勃的社會運動也會有更多政治力量介入。「選舉能夠順利選完，已經謝天謝地了。」政大法律系教授黃越欽說。 老一代政治人物的舞台，也將加速轉換。以立法院為例，預料新的一年中，自動退職及病逝的老委員人數將達七十人以上，立法院將在一九九 0 年首度出現增額委員多於資深委員的局面。「老委員凋謝後，如果不更動選舉方法，省議會的運作模式將整個搬到立法院來。」台大政治系副教授朱雲漢預期。 行政部門方面，俞內閣將踏入執政的最後一年 (按目前政治行情，俞國華最可能在一九九 0 年出任副總統)。現任內閣部長在新一年的政績，可能是執政黨中央選擇下一任行政院長的重要依據。而部分對李登輝總統持抗衡態度的政治人物。也將在改選總統的前一年有所動作。 兩岸關係上，蛇年的民間交流將更熱絡，大陸台籍國軍與學人會分批進入台灣定居或參觀。但最引人矚目的，仍是鄧小平的健康問題。大陸的南方人相信，鄧小平即使過世，改革仍將繼續；而北方人則擔心「那個人死後」將引發潛在大動亂。 外交方面，沈昌煥下台是分水嶺，中華民國肯定會走更務實的路線。但在布希新上任、戈巴契夫與鄧小平會談、國際政治重新整合等複雜情勢下。美國的態度仍只能令台灣維持「審慎的樂觀」。 全球，包括台灣在內的經濟情勢，新一年將緩慢下坡。國際經濟合作開發組織 (OECD) 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發表報告，排除世界經濟未來幾年內有急驟衰退的可能，但「經濟成長的步伐將放緩」。 經建會初估，一九八九年台灣即使加速公共投資，經濟成長率將落入七 % 以下，低於中華民國在一九七 0 與八 0 年代的平均水準，並有物價上漲的威脅。在敏感的股市方面。「暴漲之後會暴跌。」一位投資專家預言。 各行各業工作意願下降，短期內沒有翻轉的跡象，如上環保運動政治化，台幣升值，大、小企業對外投資的步伐必將加快，為未來台灣經濟埋下變因。 依然玩「金錢遊戲」 社會方面，金錢遊戲毫無消弭的跡象，大眾消費繼續「香港化」, 六合彩風潮仍然瀰漫，貧富差距與城鄉差距擴大，犯罪增加，價值觀逐漸變型。 這一切，不管你喜不喜歡，就是一九八九 -- 八 0 年代最後一年的風貌。

廣告牽著社會走

面對廣告，八 0 年代的台灣居民益發覺得固有的生活型態和價值觀受到挑戰。一個咖啡廣告，告訴上班族「全世界的早晨都在喝它」, 具有品味的人早餐必須有所改變。一個腳踏車廣告，提示年輕人自行車已不再是純代步的工具，休閒、運動才是它的新方向。一個運動飲料廣告，向每個人說明喝罐裝飲料是「丟錢」的事，用鋁箔裝的飲料才是明智選擇。一個造型泡沫髮膠廣告，向社會大眾呈現都市女郎的感情生活，悠然的周旋於兩個情人之間。挖掘渴望，推銷觀念涵蓋食衣住行育樂各層面，廣告已儼然成為現代生活的指引者和解說者。從近兩年的表現尤其可以發現，廣告在胸人們的荷包之外，也在挖掘人們內心的渴望；在促銷產品的同時，也在推銷觀念。「廣告已被社會觀察家當成一個重要的訊息管道。」投身廣告工作十四年的鄭松茂翻閱手邊的剪報指出。他在去年成立「意識形態廣告公司」, 企畫了司迪麥口香糖「我有話要說」一系列廣告，短短半年內就引起十多位學者、記者、民眾在報章雜誌上或探討、或引仲其社會意義。擔任少年輔導委員會委員的東吳大學教授楊孝榮就指出，「對我而這，這不只是一個口香糖的廣告，更令我思考到青少年次文化的問題。」透過社會觀察的眼光，可以察覺如今的廣告和社會現存的價值觀緊緊相扣，互相牽引，並深深敲擊著社會大眾。日益成為社會主流的環保意識和金錢至上觀念，在近兩年的廣告中就得到了強化。廣告內容由商品廣告進為品牌廣告，再趨於企業廣告導向，以廣告包裝企業形象，環保是最能引起共鳴的搭配。因此不論是私人企業或公益團體，大多傾向以「追求更好的生活環境」為訴求，經由廣告的視覺化和感染性，突顯出環保在現代社會的重要。例如由汽水業等廠商支持的美化環境基金會，就藉著廣告在電視上高唱「面對垃圾，你能做什麼？」污染價值觀廣告創造需求、滿足慾望的特性，更和近年社會的金錢橫流景象相得益彰。「連以前不做廣告的證券業也開始大做廣告了。」廣告界人士津津樂道。此外，華服、盛宴充斥在各類型產品廣告影片中，或多或少帶有追逐金錢的暗示作用。「大家把錢看得太重，只告訴大家要賺錢，卻沒提醒賺了錢應該怎麼辦。」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楊孝榮舉例，「像「日盛證券，證券日盛」, 盛了之後如何呢？」社會階級觀念，也在無形中伴隨而來。廣告切割生活型式的一部分，「加以美化，讓人產生幻覺，」行銷專家詹炳發印象深刻，像浴缸廣告在電視上表現大老闆彷彿沐浴森林中的景象；像化粧品廣告中常見女人粧扮妥當後，去赴一場宴會、引來男人的追求；像食品廣告中男士在辦公室和女秘書共進早餐，女秘書靠在他肩上，「好像上班當如是，」詹炳發擔心種種虛像的後遺症，「如果產生示範作用，就可能造成價值觀污染。」就適合我這種人廣告中的男女關係則是另一個受到注目的焦點。在中國時報撰寫「廣告人生」專欄的蔡珠兒感到奇怪，廣告同時扮演強化傳統印象和帶領現代風潮的角色，例如洋菸廣告中總是女性為男性點菸，家電廣告中做家事的多數是媽媽；但另一方面，廣告又展現了另一類型新女性的風貌，前迷的造型泡沫髮膠廣告就是一個受到爭議的例子。在造支電視廣告中，觀眾看到一個漂亮小姐剛和男友吻別，隨即迅速的用泡沫髮膠改變造型，撫媚的趕赴另一位男士的約會，字幕打出「女人和秀髮之間的遊戲」。「有人向我們反應，不太同意把女人描迷成這個樣子，」負責設計這支廣告的意識形態廣告公司創意指導許舜英表示，「我呈現的是某些女人的交遊方式，她有選擇的權利。」許舜英強調這是社會存在的事實，切須避諱。現代人崇尚自然與追求自我的主張，也在這兩年的廣告中強烈湧現。汽車廣告中，不論是單身貴族專用，抑或是小家庭適用，多半見到汽車由都市馳往田野鄉間；眼鏡廣告裡，也提醒使用者要放眼大自然，這些在在反映現代社會在物質環境充沛後，渴望自然慰藉的需求，「反射了現代人掙脫現實世界的內心企求，」傳播學者鄭瑞城為文指出。同時隨著廣告強調品牌個性，針對各類型消費者予以個別化的訴求，現代社會成員更可以從廣告中得到「講求自主、表現自我」的肯定。八 0 年代的廣告業要求的不再是讓消費者覺得「我需要這產品」, 而是讓設定對象看到廣告之後叫道:「這樣產品就適合我這種人！」揮舞廣告大旗在廣告人的揮舞下，幾乎廣告大旗所至，種種的價值觀和生活型態就隨之風起雲湧，由於廣告本身的轉變，這旗幟越來越直指人心，人的想法也越來越難逃廣告撒下的天羅地網。廣告界人士都承認，目前的行銷策略已經從研究商品，進展到研究人為主。聯廣廣告公司協理吳鼎分析，民國五十、六十年代，廣告是以產品為導向，儘量陳述產品的好處。例如賣洗衣機，早期廣告中要不斷重覆「這台洗衣機可以洗三公斤的衣物」; 等到同類產品很多，廣告就要說明彼此的不同；「別台只可洗三公斤，這個牌子的洗衣機可以洗五公斤。」進入七十年代，社會物資充裕，產品的差異性減少，廣告就改打形象牌，同樣是賣洗衣機，大家都能洗一樣多的衣物，廣告即要強調「這台是老牌子」, 或是「名牌原裝進口」等等。如今社會各式產品齊全，幾乎已無差異可言，廣告便轉而尋求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講求區隔消費者，塑造個別的品牌印象和感情來吸引不同的人群。這時廣告洗衣機就要以溫馨的畫面表現「這是小家庭專用的，先生可以用來體貼你的妻子......。」這種個別化服務、貼近人心的廣告策略，更因外商廣告公司的衝擊，而加強廣告與社會的緊密關係。更能命中目標五年前外商開始大量進入國內廣告市場，引進市場調查、消費者生活型態研究等觀念及技術，使廣告公司在瞄準銷售對象時，尤能命中目標。除此之外，「社會水平的提高也很重要，」以外商投資為主的奧美廣告公司總經理宋秩銘體察到國內外環境的轉變。社會水平的提高令廣告表現日趨精緻，其中的催化劑是廣告主越來越相信廣告的效果，投入廣告行銷的意願和資金也相對大幅提升。歐香咖啡的「成長」就是一個例子。三年前以巴黎鐵塔搭配歌星葉曖菱的廣告影片，在半年內攻下八二 % 的知名度和二二。三 % 飲用率的歐香易開罐咖啡，今年又遠赴威尼斯拍攝電視廣告。第一支影片是以 ENG 拍攝 (效果類似錄影帶), 廣告預算五十萬元。三年後的今天，第二支廣告影片則花費三百萬元，以三十五厘米攝影機攝製 (效果近似電影)。費用增加之後，「我們期望在質上面提升，」負責這項廣告策畫的聯廣公司副理莊欽裕表示。廣告影片質的改變，尤其改變在訴求方式上。廣告學者歸納，以往叫賣式的硬性推銷已經減少，轉而以人性訴求尋得消費者認同 -- 其一是以溫馨感性的情境打動人心，例如黑松汽水表達「成長的滋味」, 麥斯威爾咖啡標榜「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連軟片廣告也藉著母女親情來鼓勵「每個人都做得到」。其二則是挖掘人心底潛藏的意念，予以宣洩，這以成立未滿兩年的意識形態廣告公司的作品最為突出。呈現內心掙扎創作出司迪麥口香糖廣告中「和潛意識密談」的少女、戴著面具的上班族，到近期「告別童年」的女孩；中興百貨廣告裡挺立在一群無面目且急速流動人潮中的時髦女性；摩卡易開罐咖啡廣告中「不想再和世界爭辯」的家教等等現代社會各類型的人物，「我們要呈現目標對象的內心掙扎和心聲。」這些廣告的創意企畫人許舜英表示，這種略帶批判性的手法是以前沒有的。廣告創作意念也和近來社會反權威、反傳統的潮流互相輝映。許舜英進一步指出，這些作品是基於對社會舊有的體制予以「反省和不以為然」, 像司迪麥的「填鴨篇」批判聯考制度；像高岡屋海苔廣告不贊成「過去老把兒童當成垃圾食物的賺錢對象」, 所以在廣告影片中加入社會關懷，提出營養零食的觀念。意識形態公司懷抱批判性的戲劇手法被視為一種創意，引起廣泛的注意和討論。事實上，台灣廣告業界的要角，也在近五年來由業務部門轉移到創意部門。重視創意、挖掘人性的廣告趨勢，令大眾更加關心現代廣告和社會的互動關係。「廣告究竟是反映社會事實，還是塑造社會現象？」今年時報廣告金像獎舉辦的系列演講中，群眾中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當時演講者天高廣告公司創意指導洪堯仁的答覆是，「廣告必須領先」, 正如同學生總是嚮往上班族生活，而一般上班族又憧憬小主管生涯...... 的情形一樣，廣告創造領先一步的景象，帶領消費者往前走，而又不相隔太遠。無限延伸你的視野大多數的廣告人則認為反映和塑造是互為循環。華得廣告總經理梁開明解釋，廣告人透過觀察和市場調查，意識到社會脈流下隱隱然的躍動，於是經由廣告反映出來，以求打動人心；反映出的訊息再經過廣告不斷強化後，遂可能塑造出種種潮流。捷安特自行車的行銷是其中一例。奧美廣告公司創意指導孫大偉指出，三年前廠商及廣告公司就察覺到腳踏車面臨由代步工具轉型到休閒良伴，因此廣告訴求即以單車馳騁山濱水涯的景象，強調「無限延伸你的視野」, 展現腳踏車的健身功能和情趣形象。一連串平面廣告、電視廣告促銷後，花費八千多元購買一部單車的消費者大有人在，使「捷安特」穩穩占據同類產品中的第一品牌。孫大偉強調這正和社會急須解決車輛擁擠，以及追求戶外自然生活的脈動相契合，「如果是十年前，誰會花這麼多錢買腳踏車做為休閒用？」他指出廣告的順水推舟，「我們等於是水到渠成，只是可能在其中改變水流的方向而已。」自我防禦和反選擇傳播學者徐佳士以「推波助瀾」來形容廣告和現代社會的相輔相成。在廣告的誘引、包裝月鼓吹下，社會湧現出一波波浪潮，使多元化價值觀表露無遺 --「價值觀念已不是單一的了，」徐佳士指出，任何人皆可能成為廣告設定的目標，任何人也都可以從廣告中獲取認同。學者建議，即將步入九 0 年代的台灣居民，在被廣告日益切中心靈的瞄準和選擇的同時，應該也想想自己該如何自我防禦和反選擇，才不致迷失在廣告所堆砌的社會迷宮裡。

外交部長連戰談:辦外交不能套公式

問：最近李總統曾在談話裡提到要重返國際組織，外交部計畫怎麼做？答：七十七年五月開始，我們幾個單位已經在研究，主要希望跟國際經濟組織建立正式關係。因為中華民國對外經濟關係愈頻繁，不論雙邊、多邊都有許多問題，如果能參與國際經貿組織，相關事務有個標準，可免掉許多爭執。 外交不談老包袱 例如加入國際關稅與貿易總協定 (GATT), 如果成功，當中華民國與美國、日本或其他國家有貿易歧見時，就有共同的標準遵循。但另一方面，這些組織對我國經貿、財務有什麼要求標準；有什麼義務，也要好好研究。目前的重點是，先行知道更多 GATT 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方向，把利弊弄清楚，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問：部長當年參如過駐聯合國代表團，擔任過駐薩爾瓦多全權大使，十幾年後的今天，再回到外交部。這段期間我國外交有很深的挫折，部長的心情如何？答：我在聯合國和薩爾瓦多的時期，國家的外交情勢比現在好很多，但今天比較情勢的好壞實在沒有什麼意義，最重要的是在當前情勢下，如何立定目標，做該做的事。過去十年、二十年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知道了。過去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握現在。 外交工作有點是老生常談。第一個重點是維護、鞏固、加強全面對外關係。其次，當今世上多數國家和中華民國沒有外交關係，是客觀事實，這些國家有些和中共建交，有些沒建交，特別在沒建交的領域裡，我們要「無中生有」, 把沒關係的變成有關係的，有關係的變成半官方的，半官方的變成全官方的。 問：什麼叫半官方、全官方？答：我大膽作一個解釋。現在很多地方我們的機關叫「孫中山、太平洋、遠東......」的，外交人員也沒有優惠、豁免權，是最低的外交關係。這些地方，要提升至半官方，就是可以使用我國國名，或取得外交人員該有的豁免權與優惠待遇。 所謂全官方，是我國既可以使用國名，外交人員也享有優惠。我不便指明要爭取那些國家，但這是我們的總目標。 很多人說我談這個問題老談不清楚，我不是要強調外交工作必須有若干層次的曖昧，但也不可能把一切都放在顯微鏡下，讓所有人都一目了然。這是外交工作的基本問題，不是中華民國所獨有的，全世界的外交官都有這個困難。 只能做，不能說？問：這是否就是外交人員常說的「只能做、不能說」? 答：有些事可以說，也可以做。很多外交上冠冕堂皇的事都這樣做。大庭廣眾下，人民的期望都是正面。肯定、道德化的、法律化的，但事實上，外交現實和這些期望有相當大的距離。 問：我國未來的外交工作會不會在國號，名稱上有更大彈性與更大的選擇空間？答：這要分官方與非官方來看。官方關係上，中共對台政策很簡單，就是要千方百計把中華民國貶為地方政府。我個人體會，不論大、小事，不論實質或表面問題，中共從未放鬆過，這一點如果我們不能堅持，整個外交工作恐怕會更困難。 邦交國增至二十四個 非官方可以有彈性，像國際科總到北平開會，案子到我這裡，我認為不管用什麼名字，我們都可以做必要的因應。身為國痦梒晰 | 員，就有出席會議的義務，無緣無故不去，就沒有盡到會員的責任。 問：我們的商人和官員到蘇聯、越南訪問，是基於同樣的考慮嗎？答：到共產國家就得話說兩面。東歐方面，民國六十七年就已經開放，七十七年三月，外交部與經濟部把以前所有的作法合併，歸整成「對東歐國家貿易要點」, 裡面對直接貿易、通航、通匯、文件證明都有規定。 蘇聯也有人去瞭解市場，民間這方面的努力我們應該肯定。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問：最近中華民國連續與兩個國家建立官方外交關係，使邦交國增加到二十四個。在那麼短的時間內，你是怎麼做到的？答：這不是幾個月就做到的，所有外交關係都是累積過去鋪路的工作。外交有開展是大家的成績；有挫折也是大家的挫折，絕不能說只是某個部門或某人當部長就做到的。當然，如果我虛榮心重，也會這樣想，但我一再跟新聞界強調，外交的成敗榮辱，是國家的，不是個人的。 中華民國是發展很快速的國家，程這個基礎上，我堅信外交要務實，有多少，說多少；有多少，做多少；有多少，表現多少。以前自己太膨脹，我大膽的說，是很不務實的；但太約束、太低估自己，也不是務實的做法。 在中、外外交史上，太多例子都可以證明，凡是跟本身力量不配合的外交行動，都會有問題。今天如果說外交有點發展的話，那只是國力的表現。 問：這次在建交公報上，我們並沒有要求對方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的政府，是什麼樣的考慮？答：我們當時沒有談到這個問題。 問：為什麼沒談？答：因為對方和中共本來就沒有外交關係。 問：是不是放棄「漢賊不兩立」或拿掉一些枷鎖之後，務實政策才能發揮出來？答：我到外交部工作的時間很短，才四個月，我的想法就是剛才所說的想法，要把握現在，展望未來。你說務實也好，彈性也好，什麼名稱加在上面我都沒有意見。學院裡拿一些公式去套外交政策也是常有的事，我們唸外交的人，一天到晚都唸這個東西。但實際處理問題，就是要看時間、看地點、看問題，很少可以像數學一樣套公式而把政策套出來的。 政治兒童 越戰時期，當時美國的國務卿曾經批評一個化學家，說他雖然得諾貝爾獎，但隨便用公式去套政治，只是一個 political baby。我不是說誰，但政治和國際政治不是套公式那麼簡單。 問:「雙重承認」的可能性如何？答：我很多好朋友都提出這個問題，他們是看到東西德、南北韓的啟示，但我國今天的處境和南北韓、東西德不同。中共對我們，不像東德對西德或北韓對南韓的情況。不是長他人志氣，中共在國際上有相當的力量在，享受大多數雙邊外交的優勢。 我們要很冷靜的把問題攤出來談，現在中共根本不承認你，你在那裡又喊又叫，恐怕受影響的是我們自己，而不是中共。 問：若千年前蘇利南和中共建交後又想與我國建交，等於「雙重承認」, 而我國沒有接受，今天部長願意重新考慮嗎？答：蘇利南的事情，坦白說，我不太清楚。目前沒這個情況，我不能預測。將來即使有，也得看時間、看地點、看情形、看問題，才能加以處理。 李總統的指示 問：你出任外長的四個月裡，李登輝總統對外交政策的指示是什麼？答：李總統的指示很明確。他要大家先釐清現階段國際情勢與中華民國的國力，在這個情勢下充分運用國家力量，以更靈活、更務實、更前瞻性的作法，來突破當前以實質關係為主的外交關係。 我們現在有巨大經貿實力，要運用這股力量，聯繫以自由世界為主 (強調「為主」) 的國家，建立互惠互利的外交關係。 問：一九八九年是布希擔任美國總統的第一年，居我國外交關係最重要一環的對美關係會如何發展？答：中美斷交馬上就十年了，十年來，經過雙方努力，現在的關係已相當制度化。中美之間約有九十四個雙邊協定，構成現今雙方關係的基本依據。未來，中美關係仍會穩定發展。 另一方面，亞洲包括日本在內的幾個國家，在九 0 年代以後，整個生產力恐怕將超過歐洲共同市場，這些國家已經長大，美國也不能一直給他綁小腳，應該和這些國家在區域合作上作前瞻性的安排。 再見「八一七」? 問：雷根總統和中華民國那麼友好，任內仍然產生「八一七公報」, 限制對華武器銷售；布希上任後，一九八九年或後年難道不會又來一個類似「八一七公報」的衝擊？答：預料外交發展總是很危險的事；假設什麼問題也是很困難的。但從過去看將來，外交工作還是有一定的脈絡可循。從這次美國兩黨競選總統時，對中華民國政策幾乎沒有爭議，就可以令人相信、未來中美關係仍會在過去的基礎上繼續進行。 問：南韓最近對中共頻頻示好，中華民國好像很受委屈，部長有何感想？答：如果中韓關係仰賴著某個特定政權 (北韓) 的惡意和善意，不是我們該有的態度。不過，基於中韓之間的共同利益，只要是有心人，關係還是可以加強和發展下去。 問：能否有一天，中華民國國民拿著護照到國外旅行。參加會議、洽談生意時，在國際上不再有被孤立的感覺？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和一些真正的大國建交？答：你問我何時，我覺得愈快愈好。 葉公超與沈昌煥 問：沙烏地的外長什麼時候會來台北訪問？答：沙烏地外長已發過兩次電報說要來，但時間仍未決定。 問：在我國近幾十年外交歷史裡，常常會提出兩種典範，他們的代表人物分別是葉公超和沈昌煥；即使在今天的外交部，他們的主張仍然有不同的支持者，部長對他們兩位的看法如何？答：他們都是長者，我都很熟，他們的確也都很愛護我。他們兩個人對我國外交都盡了心力。但當前的外交情況已是這個樣子，我寧願掌握目前，往前面看。他們過去的成敗，將來史家自有定論。 問：最近還有沒有建交的宣布？答：我希望愈多愈好。 問：可能性呢？答；可能性永遠是有的。有幾個同仁常說一句話，這句話滿好的，那就是「外交官沒有悲觀的權利」。

陳定南/這年頭不流行守法

民國七十七年我會變成新聞人物，實裡很意外。造成這種現象，全因為政府過去沒有依法辦事。 兩年前戲院業者反映，能不能不播國歌林，後來我找相關法令，竟然沒有規定。所以我只是告訴業者，他們沒有義務播出，沒想到會讓新聞局這麼緊張。 稅捐處不聽縣政府 縣政府也不是不給稅務人員薪水，是縣議會刪掉了預算。這跟稅捐處一直不把縣政府看在眼裡有關。 實施電宰制度，又取消屠宰稅後，原來在屠宰場蓋稅印的人，本來是要遣散，但他們到省政府施壓，才把這些臨時人員編入稅捐處的臨時編制內。 同時，屠宰場又有新增業務，衛生局人手不夠，財政廳不肯讓我們增加，又不讓我們調用那些臨編人員。稅捐處處長說，對不起，我們聽財政廳，不聽縣政府的。 很簡單，他們既然不聽縣政府，我就請他們去跟財政廳要錢。你看，地方政府連臨時人員都指揮不動。 處理宜蘭客運罷工案，我們也比較特殊，全省沒有一家像宜蘭客運這麼順利，員工拿到勞基法規定的加班費。 親自抓違規車 我們說要收回路權，直蘭客運有恃無恐，認為縣政府只能建議，權在省政府。但我們不只如此，我還親自帶隊去抓違規車。 因為宜蘭路線不多，旅客不多，一定要靠變相遊覽車 -- 以買公共汽車名義買遊覽車做生意。我們緊迫釘人幾天，就抓到二十九部違規車，如果採累進罰款，一部要罰九萬塊，很要命耶！他沒那麼好賺。 苗栗客運事件，法律規定客運不准越區行駛，政府竟然允許資方派其他地方的客運支援。 省府大錢在握 為什麼不依法辦事？像台塑的六輕不能在宜蘭設廠，就是因為已違反「綜合開發計畫」。 別以為我的權很大，有一些人事案，例如有關說阻撓國中校長輪調制度，省教育廳就是不能貫徹。 其實地方政府的行政權、立法權都被省府剝奪，因為他們「大錢在握」, 我們的預算卻在他們手裡。宜蘭縣一年的經建交通經費才兩億，能做什麼事？選舉債不是藉口 宜蘭爭取經費比較多，靠完善的計畫，爭取上級支持。像觀光，觀光局每年補助各縣市觀光建設費兩億，宜蘭縣一年就拿五千萬；省旅遊局的經費，我們也拿四分之一。這完全是事在人為，因為我們不但計畫好，執行得也好。 大家常說地方首長容易受人情關說困擾，但誰沒有選舉債？有些事還是可以堅持的。

搖滾‧一九八八

一九八八年，台灣正進行一場不流血革命。 政壇「大風吹」 政治解體。 過去政治人物的「高矮」順序亂掉了，政壇玩起「大風吹」, 幾乎所有人都離開原來的位置，想重組對自己有利的排列組合。他們結黨合派，吸收、交換資源。 於是禁忌一個個打破。國民黨選主席，趙少康沒有起立鼓掌。中華民國總統，第一次成為政治漫畫揶揄的對象。立法院的麥克風變成玩具。洪文棟堂而皇之開勞斯萊斯赴會。 於是人人有意見，誰也不怕誰。 國民黨籍立委拿出憲法第五十七條，要求政府放棄三不政策。財政部長郭婉容宣布恢復課徵證所稅後，一家證券公司的營業員，親耳聽到一個退休的司法界人士，揚言綁架郭婉容。 十一月二十四日，立法院的集思會介入破裂的兩黨溝通。隔天，國民黨籍立委不滿，使原定結束的總質詢延後。行政院祕書長錢純衝下台，問立委黨團書記長林棟:「立委黨部造反啦？」 「早就造反了。」林棟回答。 金錢掛帥。文化沈淪 社會重新畫定階級。 房地產、股市三、四倍的暴漲；六合彩的明牌，比神仙更能主宰一個人的命運。剎時，職業別、年齡別、學歷別、省籍，變得不太能制定一個人行為思想的指標。 有房子、沒房子的人在一、兩年之間，變成截然不同的兩個階級。一個二十九歲，月薪兩萬多的年輕人，對他沒買房子的同事說，他在南京東路三十多坪的房子已經使他成為千萬富翁。 參與股市、賭局與否，分割了人群的價值觀、消費行為和意識型態。他們互相排斥，一個說對方保守落伍，死腦筋；一個說投入其中的人不務正業、投機。 這種割裂人與人距離的效果，實在跟美國打了十年的越戰差不多。 文化沈淪。當政治、經濟、社會唱著尖銳、不和諧的高調時，文藝創作「斯人獨憔悴」, 默默地走向谷底，淺吟台灣最憂鬱的藍調。 六月，文星雜誌再度停刊。六 0 年代青年學子熱望真理與知識的風尚，早已消散。社會多元了，年輕人有更多事要忙。 九月，林懷民宣布雲門舞集解散了。跳了十五年，林懷民說他太累了，需要休息。七 0 年代保釣運動、中美斷交後，台灣文化尋根熱潮中的一根大柱子，也倒了。 社會「發酵」 十月，金馬獎頒獎典禮上，香港藝人高舉 V 字型勝利手臂，台灣編、導、演幾乎全軍覆沒。「好丟臉喔！」編劇吳念真自嘲。八 0 年代初期，給沈悶的電影界打氣的新銳導演、新浪潮電影，在今年銷聲匿跡。 「好像那個有點理想、有點關心社會，還想為人性尊嚴爭口氣的時代，徹底結束了。」作家李昂認為，文藝創作削弱、文化市場的轉變，並非偶然。 開年蔣經國先生去世後，台灣整年都陷入革命式的變遷之中，詩人余光中形容這個社會「在發酵」, 要變成什麼樣子，還很難說。 這一年，國家在「大破」迅速進行，尚未「大立」之際，社會氣氛的確像發酵的麵團，模糊得沒有是非，被搓揉得沒有一定的前因後果和程序。社會浮現與往常不同的情緒，新聞人物言行歸於原始，互相地不信任，一般人則因為身陷賭局，變得既貪又怕。 矛盾的心理，時有所聞。一位積極獻身反杜邦、反五輕環保運動的鹿港人，用紫微斗數玩股票，別人問他，怎麼可以？他說:「我不買塑膠股就好了。」 打架和對罵的場景，從菜市場搬到立法院，一堆學士、碩士，甚至博士，用人類最原始的方法表達意見、解決問題。朱高正的出現，並不足驚異，讓人奇怪的是，他的方法如此有感染力，多少人「跟著他的指揮棒跳舞」! 諷刺。對立。懷疑 所以。林園的村夫村婦會用最直接的手段，圍堵製造污染的工業區，用辦家家酒的心態，關掉高危險的化學工廠；目的是要錢。 所以，會有大學生願以赤裸裸的身體演舞台劇，諷刺「政治與性」這個人類有組織以來最原始的話題。 七月，「開放配偶」一劇中，女主角抱怨男主角看到什麼都連想到性，包括示威衝突時，警察喊的那聲「上」......。 一九八八年也是個清算年。解嚴了，解放了，以前積下來的帳，這年一筆筆拿出來清算 -- 經濟與環保，勞方與資方，臨時條款對憲法，增額民意代表對資深民代，省和地方，統一與獨立，台灣跟大陸，雷震、二二八、孫立人......。 在算帳的對立下，社會瀰漫懷疑和不信任的氣氛。 最明顯的例子是，李登輝幾乎是在一片叫好聲中繼任總統，但等他公布內閣名單之後，輿論反射式地批評，質疑人選不適任的情況，令人「跌破眼鏡」。媒體表現出來的，不是冷靜討論，而是一窩蜂的冷嘲熱諷、不耐煩。 學術界也有類似動作。五二 0 事件後，一百多位大學教授、副教授聯名，寫了一封給司法界的公開信，期望司法獨立，他們明顯懷疑司法的公正性。 強烈的攻擊，自然引起強力的反彈。於是在立法院出現這麼不為人知的一幕。 十一月二十二日，朱高正又在鬧場，大力抨擊資深立委。在立委休息室裡，幾個老立委看著閉路電視，和朱高正對罵。「什麼不要臉？憲法還不是我們訂的！那時你在那裡？......」,「誰是老賊？......」。 離開台北之後，這些吵吵嚷嚷的聲音，隨著公里數拉遠，漸漸小了起來。但在中南部盛行的，也不是什麼安居樂業，而是一日論輸贏的股票、期貨市場、六合彩。 一日論輸贏 「跟一般人聊天，除了六合彩，你找不到別的話題。」高雄一位離職記者說。 在台中一家占地四百五十坪、平均一坪花三萬塊裝潢的期貨公司，一位從西藥商轉行過來的經紀人，非常瞭解入局者的心理:「贏就貪，想賺更多；輸就怕，怕回不了本。」 全省近三百家期貨公司、百萬個股市投資戶、數不清的六合彩賭徒，天天就這樣陷人貪與怕的心理循環之中。 就在同時，幫助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的勤奮勞工，似乎快變成神話了。今年的台灣勞動力大量流失，紡織廠老闆叫著，比起台幣升值，「我們更害怕沒有工人」。 十多年來，可以算是台灣經濟發展見證人之一的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對今年凸顯的各種現象，感慨萬千。他說，七 0 年代台灣是一致對外的局面，儘管有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及兩次石油危機，台灣仍打拚出平均一 0. 二 % 的經濟成長率。 八 0 年代，轉為「對內」的情勢，但政府與民間反而腳步不一，到八八年，經濟成長只有七。八 %。「你看，現在國家沒有一件事，是大家同心協力完成的。」葉萬安感嘆。 從對外而對內，並不意味國際情勢對台灣影響減少，事實也許剛好相反。在衡量台灣一九八八巨變的現象時，強人與權威的消失，恐怕只是導火線，不是背後真正的原因。 全球政治洋流變暖 時間回到一九八 0 年。 十一月，加州州長雷根擊敗卡特，當選美國總統；四年後，戈巴契夫走上蘇維埃最高領導的台階，這兩個人，轉動全世界。 如今難以想像，假使八 0 年代沒有出現這兩個強權領袖，世界是不是另有面貌。無論如何，現實是，全球政治洋流的溫度，因此改變，長期存在於資本、社會主義集團的堅冰，開始解凍。 全球洋溢一片和解聲。南北韓互放試探的和平汽球、越南積極改變形象，中蘇共「外長」近三十多年來，首次握手言歡......。 正如同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余光中所說:「人類似乎又有了樂觀的天真。」他認為，如果不是美蘇解凍，台灣是不可能對大陸開放的。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台灣報紙已經看不到「俄酋」、「共匪」的字眼了。商人更是幾乎毫無適應問題地迎接這種改變。 「那有夫妻打一架就一輩子不說話的？跟共產黨的仇恨，是我公公那代的事情。」十月訪蘇團的成員之一、台中力山機械的董事長陳瑞榮說。 一九八 0 年不僅是雷根年，也是趙紫陽幸運的一年，在這一年他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共「總理」。 趙紫陽的上台，是鄧小平推動經改的一步棋。在八 0 年代，影響整個中國未來前途的，不只是這件動天地的決定；另外一件事，是鄧小平堅持在本世紀收回香港 (記不記得這件事使幾乎毫無瑕疵的英首相余契爾夫人，在北平著著實實「摔了一跤」?), 並在稍後一併解決澳門問題。 台灣得了「雪盲」 由於世界局勢更迭，大陸問題突然迫在眉睫；再加上中華民國新領導人出現後，無法避免的權力鬥爭，過去因為「共匪」存在而存在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以及因為臨時條款存在，而無法改選的第一屆立、監委、國大代表，剎時都被攻擊。似乎不值得存在；在混亂的激辯中，台灣得了「雪盲」, 看不見前景。 動盪、變革的根源不只這些檯面上的事件，有一件不見於正史的變化是 -- 事後發現，蔣經國先生的健康狀況從八 0 年代初衰弱，財經會談減少次數，下鄉探訪頻率減退。 台大歷史系教授張忠棟遙想當年，知識界，包括他自己，曾對蔣經國解決國會體制等複雜問題寄以厚望。但直到蔣總統去世前的一年之內，他才奮力一擊，解嚴、解黨禁。解報禁、開放大陸採親。 「如果早一。兩年，事情就不同了。」中國主產力申心總經理石滋宜嘆道。 當然，一九八八年世界，包括台灣的熱門話題 (相信更會是九 0 年代的超級話題), 是已使約五萬人致命的愛滋病，和因污染而破了一個洞的大氣層。只是這兩件影響人類生存的大難題，對生活在台灣的人來說，真如天空一樣遙遠，像病毒一樣渺小。 這裡的人都已陷入政治漩渦和金錢遊戲之中。一些人對亂象搖頭嘆息；但仔細思量，更多人珍惜這股解放空氣。畢竟，捂住的嘴可以講話了，總統府前的仁愛路可以示威遊行了。王永慶的工廠不見得受歡迎、澎湖縣議會可以擬議廢縣......, 這一切未嘗不是轉型期必須的過程。 因此，一九八八年是個重新思考的轉折點。 時間不容原地踏步 從這個角度看，大叫大跳的朱高正，是這個年代孕育出來的典型人物，他像一個大問號，逼迫每個人思考。 但重新思考是為了前進。許多學者指出，台灣必須儘快結束紛亂的局面。因為全球經濟競爭和明年的大選，都不容原地踏步。時間並不寬裕。 「不是每一個開發中國家，都能一直過渡向前的。」石滋宜以阿根廷為例指出，這個國家曾經非常富有，如今卻政變、兵變不已，年通貨膨脹有時高達百分之一千以上。 「搞得不好，就是這樣。」

台灣需要領航的藝術

從一般的現象看，台灣目前的確有一種「誰也不服誰」、「意見分歧、共識難立」的情景。台灣給人的印象是一個「亂」字 -- 交通亂、政治亂、經濟亂、社會價值也亂、沒有秩序感、沒有規範感。 很可理解的，這現象叫人不舒服，甚至使人感到厭惡與憂慮。不過，我想指出，台灣的亂是亂烘烘、亂糟糟的亂，但不是根本的巨大結構性衝突 (如階級衝突) 造成的亂。因此這種亂沖毀不了社會的基幹結構，誇大地說，這種亂甚至解除了社會大亂的可能。 台灣不是伊朗，不是菲律賓，也不是南非，甚至不像南韓，台灣的社會與經濟的結構基本上是健實的。我所擔心的是，台灣目前的亂象，會漸漸腐蝕社會的機制，使台灣的現代化放緩，甚至停滯。要知道，亂是沒有秩序，一個沒有秩序的社會與政治，畢竟是腐敗的，它會斷傷、剝奪社會發展的潛力與機會。 台灣今天出現的種種現象，誠然可以解釋為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現象。我曾說台灣在過去四十年中，出現了兩種轉型的重疊性，即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同時，在近年中，又顯示由工業社會轉向「後工業社會」的勢頭。 共識難求 這種轉型期現象非常複雜，表現在政治上就有各色各樣的活動，如環保運動、婦女運動，以及一些受忽視的團體之「自力救濟」運動等等，不一而足。這類活動屬於「表顯政治」(expressive politics) 或「爭取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 均是新的政治模態，它們的「政治參與」方式與傳統式的參與截然不同，甚至逸出了政黨政治的格局，但此在歐美及日本的後期工業化社會在在多有，並非特別，一般而言，它們的訴求是有一定程度的正當性的。 但台灣的轉型期問題卻因一些特殊的內在與外在因素，變得更形複雜與困難，如政治上所謂「法統」與「民意性」的觀念對峙，又有所謂台灣前途的「統」、「獨」之爭等等。這些問題與社會轉型的一般問題糾結難分，當它們一齊併發時，大眾在價值與利益上固然出現分歧，而原有的制度亦不勝負荷、無由解決，因是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共識之難求是不言可喻了。 一個社會之存在，自不能不有相當程度的共識，這是法國托克維利 (de Tocquaville) 特別三考其意的。台灣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如何建立秩序，如何建立共識是很重要的課題，但我們對共識的觀念本身必須有一認識。允許我在這裡引錄我九年前所寫的一段話：避免「凱撒式的共識」 「安定的民主政治是需要有政治規範的共識的。但這裡所謂的共識並非指人們之價值觀的一般性；更非指對政治事象之看法的一律化。當然，更非指一種「凱撒式的共識」(Caesaristic consensus), 這種共識只是某一種意志強加於社會，而取得的壟斷狀況的「假共識」而已，我們更不以為一個開發的民主社會必然是十足的「共識化社會」。 「事實上，任何一個社會，特別是現代複雜的社會，異識 (disconsensus) 的存在毋寧是社會結構的本質，而某種程度的摩擦、衝突更是現代化過程中相伴以生的現象。 我們所說的政治規範的共識是指「政治人」對政治的根本秩序或對憲政秩序有一原則性的共同瞭解與認識，再說清楚點，是政治人對民主的競賽規則的共同瞭解與承認，人們同意在法律程序的理性架構中來解決「異識」或「衝突」。(見金耀基著「中國民主之困境與發展」, 頁三八～三九) 在日趨多元化的台灣，我們不能不承認「異識」之現象是必然的，也不必是壞的；「凱撒式的共識」更是要避免的。 依靠強人的魅力 今天台灣的亂，不是由於人們有異識，而是由於對憲政秩序與法律規範沒有堅定的承諾與信守。強人統治主要靠強人的威望、權威，或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所說的「領袖魅力」Charisma), 這都是個人性的品質。 誠然，在民主政治中，也可以有強人，即韋伯所說的平民直接授權的具有政治開創魅力的政治領袖。但今日台灣要解消紊亂的現象，最急切與根本的則不在重建強人式的權威，而是建立法律的權威。法律權威之樹立，不只在司法之獨立，更必須使國會立法機構具有正當性，亦即民意的基礎。唯有國會具高度正當性，其制定的法律才能有權威。 目前國會固然有乖離政治倫理 (最新鮮的例子是在股票風潮中「號子立委」的行為) 的不堪陋行，亦有將黨派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的不幸現象，基本上則更因缺乏民意的支持而損傷了國會的正當性與權威。 國會不能是「跛腳鴨」 國會之改造與更新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在民主社會，國會不是一切，但國會成了「跛腳鴨」, 成了殘廢，政治社會的秩序是很難建立的。 台灣目前的亂烘烘、亂糟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社會轉型現象。 但我要指出，所謂「轉型」應指是一「過渡」, 但過渡可以短，也可以很長，甚至可以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固如此，那就非台灣人民之福了。 目前國會沒有國會領袖，社會沒有意見領袖或社會清流，這種情況反映了什麼？在東方社會，「期待領袖」的現象會不會成為民主或現代化的障礙？說「目前」在各個領域缺乏領袖的現象也許是不錯的，如前面所說「誰也不服誰」, 那麼，心中當然不會有「領袖」。在某個意義與程度上，今天台灣與大陸這兩個社會，特別在知識階層，都有一種相當普遍的「反領袖」、「反權威」的心理傾向，這多少與自我意識之興起與對自由之嚮往有關。 領袖貶值了 不過，就台灣來說，「領袖」之成為稀貨，恐怕還得進一步審察。如我們換一個角度或尺度來看，「目前」也許不是沒有領袖，而是領袖太多；領袖太多，就像通貨膨脹一樣，貶值了，領袖也就不再是領袖。 「誰也不服誰」, 從深層心理分析，還是一種領袖慾的作祟！世界之大，人才之多，難道心中真沒有人可服、可敬仰的？誠然，就今日言，一言一行為天下法者是真正難有了；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在一個異識充斥的社會，無論在政治市場或意見市場，一個沒有人反對或絕無爭議的領袖，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問到在東方社會「期待領袖」的現象，這是很有意思的，許多西方學者特別驚訝於中國人的領袖崇拜。在中國過去，特別在大陸文革時，「領袖崇拜」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在道裡，我不想討論這種「領袖崇拜」的文化心理。我想說的是，假如台灣目前真有「期待領袖」的心理傾向，那是因為人們對於權威解體、秩序瓦解的反應。不過，我認為這對民主、現代化都不是積極、正面的事。 現代化列車不會倒開 當然，當一個社會的秩序長期受到破壞，則不仍經濟無由發展，即使正常的社會生活亦將無法進行。在這種情形下，期待強人的心理是很自然的，這絕不只是東方社會的特殊心理。我不希望，也不以為目前的台灣處於這樣的情況。 台灣的現代化的列車不應也不會駛向相反的方向，台灣中產階級的龐大，特別是教育階層的擴張，以及正在浮現的民主文化 (胡佛教授及其他學者的調查研究，都顯示出台灣的政治文化有此傾向), 使我對台灣擁有一種保留的樂觀。 台灣在民主轉型期中，要有什麼樣的領袖？什麼樣的領導？我個人不是「偉人理論」的信徒。「偉人理論」把歷史的發展或轉變歸因到個別的偉大的歷史人物。當然，你無須是尼采的超人的信仰者，都會知道偉大人物有時是可以影響到歷史的命運的。 蒲柏 (K. Popper) 說得對，歷史本身並無目的，也無意義，但人卻給予歷史以目的與意義。人是有主動性的，他雖受歷史與社會的客觀之勢所影響，但他卻不是那些客觀之勢的木偶或道具。 需要「領航的藝術」 俾斯麥固然說，一個人能做到的很少很少，不過，像他這樣居於領袖地位的人，當然比普通人能做的多得多。事實上，他是改變德國歷史的人，毫無疑問，居於領袖地位的人，不一定都能發揮領袖的功能。 在台灣的民主轉型期中，事物的流動性大、可塑性高，特別需要「領航的藝術」(art of steering)。這也是古希臘「政府」、「治理」的真義。 領航藝術之發揮，就不能不把台灣置放在歷史與世界結構中去思考，也就是要具有一種深刻的歷史意識與世界眼光，不論國民黨或其他政黨的領袖，要為台灣的前途籌謀，就必須面對中國大陸問題，這不是簡單的「統」、「獨」的情緒性觀念所能濟事。 分清利益層次 作為領袖的人，應該以政治家自許，不但要有遠見，更應該如韋伯所說，必須瞭解什麼是「可能的極限」或「客觀的必須性」, 這對處理台灣內部與外部的問題，無不皆然。這是冷靜理性的現實主義，這是以政冶為志業的領袖人物不可或缺的。 誠然，在民主轉型中，政治領袖人物，我再強調，不論是那個黨派的，應該分清楚利益的層次 -- 個人的、黨派的、國家社會的。一般人可以純從個人的利益著眼，但作為領袖人物，則必須把國家社會的利益放在最高位，道是領袖人物的義務，也是權利。因為只有他們的動念與決定最關乎到整體的發展與命運。平民小百姓可以有權利問:「國家替我做了什麼？」領袖人物則有義務問:「我替國家做了什麼？」 說到領袖人物的領導，我對韋伯「領袖型民主」(leader-democracy) 所強調的個人的威望魅力，並不以為然。韋伯對當時德國「議會民主」失望透頂，蓋國會議員皆為階級與個人經濟利益打算，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同時，他亦憂慮科層組織之桎梏性的擴張，因而主張由一個直選產生的國逐領袖來跟議會與科層政治對抗，欲以領袖個人的威望魅力開創局面，建立真正的民主。 走向制度化的領導 我想，以台灣來說，領袖的領導，最重要的不是靠個人的威望與魅力，而是建構、強化民主法治的制度。在黨如此，在國家亦如此，制度化的領導，才是最有利於秩序的建立與社會發展的。 (金耀基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

美國股市的教訓

去年 (一九八七年) 十月十九日，美國道瓊工業指數一日之間下跌了五 0 八點，使我大驚失色，但是真正令我驚恐的事，直到十月二十日才發生。 那一天，整個股票市場完全停擺；主要的股票一種接一種的掛停，根本無法交易。全世界的股票市場都陷入恐慌狀態，似乎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已逼近眼前。 當時大勢之得以挽回，所倚靠的不僅是自由市場的調適機能，更是政府和企業界積極而直接的干預 -- 美國聯邦儲備局 (編按：相當於我國的中央銀行), 向銀行體系投入數十億美元資金，並且降低利率；許多發行績優股的公司宣布大規模的股票收購計畫，促使股價指數回升；日本政府更請求證券業者支撐股市。 政府是最後的保障 除了這些迅速而直接的干預外，美國在三 0 年代建立的安全保障和規約，例如聯邦儲蓄保險、社會生活保障制度、失業救濟等，也維持民眾的信心於不墜。沒有人懷疑銀行的可靠性，因為大家都知道政府是投資者最後的保障。 一場金融危機就此化解。甚至有人認為，去年美國政府為了振興股市而投入的大量資金，是今年美國經濟大幅成長的誘因。股市的確多多少少恢復了生機，崩盤也並未引起什麼重大的連鎖反應。 然而外表的平靜只是假象。散戶嚇得不敢投資股票，不安的感覺始終纏繞不去；而他們的不安是正確的 -- 因為事實上股市並未做任何改善，足以防範一九八七年十月的夢魘可能重演。 去年的股市崩盤事件雖已塵埃落一定，但後遺症正漸漸浮現，而此刻美國總統大選也即將舉行；當此時機，我們應該想想究竟美國希望擁有什麼樣的股市 -- 一個賭場？還是未來美國經濟成長所倚的活力泉源？如果我們期望股市能對經濟產生利益而非自亂陣腳，則一些根本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很不幸的，金融差點崩潰的事件發生距今已經一年，而我們還未看到任何改革的跡象。 雷根總統特命尼克勞斯。布萊第 (現已升任財政部長) 組成的崩盤事件調查委員會，根本是個廢物；它的唯一成果是實行「緊急斷路」-- 在股市暴落時，可以暫時終止交易，而這並不能根治引起股市崩盤的個疾。 我們不妨看看這些痼疾 -- 暴起暴落、過度投機、超額信用貸款和不合理的法規。今天的股市投機行為和二 0、三 0 年代不一樣，它不是由私人炒作產生，而是由類似互助基金會、保險公司、銀行、投資公司等集團操縱，有些時候甚至由州或聯邦政府做擔保。因此改革的首要目標就是遏制投機、鼓勵投資。 風險越大。投機越盛 布萊第委員會證實了由投機風氣衍生的產物，如股市指數期貨市場 (stock-index futures) 等，所製造的大量交易行為，在十月崩盤事件中雪上加霜。其實期貨、選擇權 (options) 和其他類似產物都是有價證券，應該與一般證券交易一樣，接受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管束；而目前他們只受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的管束，因此使得整個證券市場變成了商品市場。 美國政府應規定，投資者在運用這些投資工具時，至少應繳進價五 0% 的保證金；然而目前購買期貨等卻只需繳五 % 的保證金。投資者在這一類投資上所冒的風險越大，投機傾向就越發嚴重。 至於股市暴起暴落的現象，則可由徵收短期買進賣出所得的利潤稅，予以約束。例如對一年內買進賣出某種股票獲得的利潤徵收五 0% 的所得稅，而對出售持有五年以上的股票所得的利潤，以遞減方式減稅一五～三三 %。這樣的稅收方法將可因為長期投資較為有利，而遏制大財團從事短線交易。 此外，聯邦儲蓄局應該有權監督股票投資公司，確定它們有足夠的現款應付市場震盪。隨著股市的風險日益升高，證券業者理應擁有較多的固定資金，以因應風險。 然而真正的問題比投資公司缺乏足夠資金還要嚴重的多。美國政府對金融市場放鬆管制的政策，助長企業界和個人累積了天文數字的債務。尤其是過去數年間，企業界在金融市場上發行數達兩千億美元的高利垃圾債券 (junk bonds); 藉由這些債券所籌得的資金，多半被企業界用於購併或重整公司。 當然在某些情況下發行高利債券是合理的，問題是企業界怎麼可能一邊應付債務，一邊從事長期投資？只要經濟稍有衰退，就可能引起一連串無法償付債務的風波。 投資集團的出現與金融投機工具的增長有密不可分的關聯。事實上，「投資集團」早已名不副實。許多投資集團根本不是在投資，而是利用各種管道 -- 從選擇權到垃圾債券，從房地產到外匯市場 -- 從事投機。 納稅人將付出代價 這些集團是公司購併風潮中的幕後作手；它們鼓勵企業主為擴張短期利益，而拋售公司或進行重整。但是不論這些投資集團的主事者如何玩弄投機手段，鈔票卻是退休人員、存款人和客戶的。由於許多投資集團擁有州或聯邦政府或明或暗的擔保，因此等於是讓納稅人也承擔了風險。 不過垃圾債券只是在原已堆積如山的虧空上，再加一堆土而已。全球的商業銀行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貸款高達一兆二千億美元；如此巨大的債務，不但使全球一半國家的經濟因重債而停滯，即使借出貸款的銀行也因為絕大部分的貸款根本不可能被還清而勢必受害，糟糕的是，銀行界在房地產和石油工業上還借出了數十億元的呆帳。 美國納稅人將為政府操之過急的放鬆金融管制政策和監管單位的疏忽付出多少代價，目前還看不出來；但從長期來看，這個代價一定相當巨大。 銀行以納稅人的錢，為倒帳和呆帳賠出的保證金動輒可達數十億美元，縱然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有一筆一百五十億美元的基金，隨時準備幫助遭遇困難的銀行，但是這筆基金絕不足以應付當世界經濟發生衰退，或第三世界拒絕履行債務，而引發的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蓄勢待發 為了保護納稅人並鼓勵投資，政府監管單位應該嚴格限制由政府擔保的垃圾債券的發行數量，和投資集團的各種高風險的投資行為。 此外，聯邦儲蓄保險制度應該修訂，以獎勵行事審慎的金融機構。目前監管單位總是為經營不善的金融機構負賠償責任，並將整個機構轉讓給另一個不負責任的經營者，任由他們繼續從事前任的投機作風，而不必承擔風險。 美國政府還應該透過稅制，獎勵產業投資，並阻止不當的貸款；尤其必須取銷現行的公司股息重複課稅制度。 在許多歐洲國家，公司的股息是不課稅的，只有公司保留的利潤部分才需課稅。在美國卻不然。股息先被當做公司收益課一次稅，再被當做個人收人課一次稅。歐洲對領取股息者有利的課稅方式，增加了投資人對股票的興趣，美國也應該這麼做。 去年十月還算運氣，因為各國政府的及時措施穩住二大局，而且債券市場和美元也沒有隨著股市一同下跌。 然而今天，即使各項經濟指數都是一片好景，但是只要看看美國的貿易赤字居高不下、通貨膨脹蓄勢待發、第三世界國家的貸款問題始終無解決良方，美國政府對預算赤字也迄無改善之策，任何人不必是預言家也可以斷言，美元會再一次大幅貶值、利率會驟升、債券會變成廢紙，而一次新的股市崩盤也勢不可免。 結果是，各主要證券公司的資金，將因手中股票和債券的票面貶值而萎縮；最後，第三世界國家、金融機構、房地產公司、投資公司和其他各類貸款人都會無法履行債務，而形成一個金融危機。 社會大賭場 整個社會合力製造了一個龐大的金融賭場，對於它的脆弱，我們曾清清楚楚的提出警告。過去幾年中，不僅一般大眾的投機行為氾濫，金融圈裡的非法、不道德作風也明顯地增加，這絕非巧合。有關內線交易、炒作市場、假公濟私和證券詐欺的控訴越來越普遍。 傳播媒體則助長了這種狂熱的風氣。他們的。報導把吃人的作手和垃圾債券大王捧成新的金融菁英，而把公司購併說成企業經營的高招。 事實上，這些有關市場暴起暴落和金融界人士不負責任的行為報導，已損傷了一般人對股市公正性的信心。這種信心原本是美國的一項寶貴資產，它滋養了美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 今天，當美國迫切需要國內投資的時刻，重振這種信心是必要的，而只有聯邦監管機關、國會和白宮，齊心採取立即、有力的措施，才可能達成。 (Felix G. Rohatyn 原著)

誰來規範股市特權-記者?

財政部長郭婉容於今年九月二十四日宣布恢復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以來，除了引起眾多投資人士上街示威的激烈反應之外，另一批抗議聲震耳欲聾卻不見人影的是新聞記者與編輯。 早在股市變成街頭巷尾的熱門話題之前，專跑證券市場的記者們就已對外形成若干形象：他們在報社記者裡是流動率較低的一群，既然享受不到專業地位的影響力，只好廣開錢源，或事先分享上市公司的乾股，或夥同大戶共同進出炒作，或以扒挖股市醜聞為名，而達要索之實。 最近幾年來，由於國民平均所得大約在六千美元左右，個人理財觀念風行，因此股市活絡的程度實屬空前之社會特殊現象，由於記者耳目比一般人靈敏，掌握收集的內幕消息亦多，參與股票買賣幾乎穩賺不賠，在媒體機構裡遂成為其他部門工作人員請教的對象，儼然一副投資理財的專家模樣。 股市記者被套牢 不論如何，專跑股市的記者一定參與炒作的形象，仍然根植於一般讀者心目中。尤其是證所稅引起社會風暴以來，任何具有基本知識水準的讀者，在詳讀經濟日報、工商時報及其他晚報的證券版後，都可以聞出記者編輯們被套牢了的訊月。 其中受傷程度輕者不是抨擊證所稅宣布時機不當，就是大聲呼籲分離課稅的必要；而受挫情節嚴重者則作出異常情緒化的反應，不是雞蛋裡挑骨頭的批評郭婉容部長說話語氣 (譬如說得太滿或調侃投資人等), 就是冷嘲熱諷其他財政賦稅官員的作風。 換句話說，股市專業記者與編輯在一般讀者心目中，已成為另一種特權，他們打著報導客觀獨立的旗幟，抄入速速累積財富的捷徑。 為何股市記者具有呼風喚雨的能力呢？歸根究柢的說來，就是具有掌握影響股價的資訊。一般而言，任何型態的決策，如果要維持其一定的品質水準時，它所依賴的資訊必須具有正確性與及時性的標準，投資人在買賣股票時也是如此。可是由於記者在獲得資訊的過程中，比一般投資人先馳得點，因此其個人的投資行為亦占了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如此一來，已造成了資訊社會裡另一種不平等的現象。 外國新聞媒體的自律 為了消除此一損害記者專業形象的弊病，先進國家的新聞媒體對記者格外要求客觀與中立，譬如美聯社規定，其社內工作人員，應避免從事任何與報社報導立場互相衝突的金融投資活動，一九七五年，美國「密爾瓦基新聞」的一位記者，因為買了他所報導的一家公司的股票而遭革職。 除了道德上的自律外，美國證管會也以準司法的權利，可以直接調查記者內線交易的活動。在道德與法律的規範之下，美國新聞媒體的記者仍然偶爾會被發現不法的行為。 根據報導，在內線交易盛行的日本，為了健全資本市場，在大藏省於今年十月十七日宣布的證券交易法修正草案中，將規定股市消息要統一發布，各新聞機構的記者取得上市公司的資訊，在該資訊未公開報導前，如從事該股票的買賣行為，將觸犯刑責。 此項修正案如獲國會通過，預定於一九八九年四月正式實施。據說，日本新聞界為了維護新聞自由，準備群起反對大藏省的此項規定。 反觀國內，在政府不斷呼籲大眾傳播媒介負責教育投資人，以協助健全資本市場之際，卻沒有看到有關的配合措施來規範記者的行為。 目前新聞媒體內部禁止證券記者投資股票者，據報導只有工商時報如此，不過，無論規定與否，白紙黑字並無法實際約束記者的投資行為，事實上，媒體機構內部記者的投資活動、已成了睜一眼閉，眼的無人管地帶了。 用法律規範記者 而我國的證管會組織層次低，無法獨立行使職權，直接調查涉及的違法案件，新聞評議會多年來功能己廢，成了虛有其表的空殼子，又如何擔負起監督媒體功能的重責？既然道德上的自律無法禁止不法行為，而記者亦有經濟關懷的慾望，如何讓記者真正發揮新聞專業的精神，擔起教育投資人的責任，同時又能無損於其個人的投資行為，我覺得光是靠媒體機構內部的規範與第三者的仲裁，是無濟於事的，似乎從法的觀點來規範記者是唯一的途徑。 記者一向以扒糞為天生的職責，但是誰又可以來扒記者的糞呢？(徐木蘭任教於台大管理學院)

亞洲紀元終將來臨

一、世界舞台的新主角 近世紀以來，在歐美人的心目中，位居亞洲的東方國家有它們悠久的文化、歷史、傳統，但是最刻板的印象則是神秘、貧窮、懦弱。 二次大戰中，日本軍閥的兇悍，二次大戰後，日本經濟復興的快速，中共的崛起，四小龍經濟的持續成長，台灣政治的民主化，新加坡的「小而精緻」, 大陸經濟改革的努力，以及韓國舉辦奧運的出色，使世界各國 -- 特別是美國 -- 不得不重新評估這個占世界人口最多、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 從多種重要經濟指標來看，當前的美國與歐洲依然富裕，但其富裕的程度在下降中。漸漸取而代之的不是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也不是中東石油輸出國家，更不是「第三世界」的開發中國家，而是東方的日本、四小龍，以及不可輕視的中國大陸。 日本當然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超級經濟強國。一九六 0 年，日本的國民生產毛額相當於個別的英國、法國、西德。一九八六年時，比英、法二國的總和還高出三 0%, 比西德高出一倍。 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在一九八 0 年代初期，它們的人口總數只占開發中國家的二 %, 但是它們的國民生產毛額總和卻占了七 %, 貿易總數占了二 0%, 工業產品輸出量占了六 0%。現在則已進入「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行列了。 香港與新加坡的每人所得在一九八六年分別為六、九一 0 與七、四一 0 美元，已經超過所謂「十九個工業化國家」中的最後二名西班牙與愛爾蘭。 台灣與南韓的每人所得，在二十一世紀前大概就可以趕上義大利與英國。 儘管中國大陸的每人所得仍只有三百美元，但在一九七七～八五年間，國民所得增加了一倍，貿易量增加了五倍。國民生產毛額在一九八四年這一年的增加量，就超過了南韓整個的國民生產毛額。 反映一個國家經濟成長速度的指標就是一國的真實國民生產毛額 (Real GNP)。表一列舉出一九八六～一九八九年間亞洲四小龍、大陸及日本的成長率。這個成長率，除日本比歐美各國略高以外，其他五個地方均比工業化國家高出甚多。這一高度的經濟成長率也正是受到歐美各國重視的根本原因。 在這樣明顯的趨勢下，眺望二十一世紀，「太平洋世紀」一辭隨之而起。事實上，如果真要指陳東方國家愈來愈重要的地位，「亞洲紀元」(AsIan Era) 應當是一個更明確的名詞。 不論是「太平洋世紀」, 或者「亞洲紀元」, 日本、大陸、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就變成了世界經濟舞台上的新主角，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東方國家以及東方人，經歷了一世紀的滄桑，不再受西方人凌辱、欺侮而終於漸漸贏得了重視與尊敬。 二、外貿是成長的引擎 不論是超級強國的日本，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四小龍，或正在掙脫枷鎖中的大陸經濟，「貿易」變成了經濟起飛，或者持續成長的引擎。 在這些地區發展的初期，透過貿易量的增加，與貿易地區的擴大，就業機會容易增加，物價容易穩定，先進國家的技術及管理容易模仿，賺取的外匯可用來購買生產或消費財貨，同時促進國內資源的有效利用。要瞭解這六個地方在國際上的經濟實力與潛力，就必須要探討它們與美國的貿易關係。 美國仍然是今天世界上國民生產毛額最大、貿易量最大、吸納國際投資金額最多、高科技 (軍事與商業) 最發達的國家。目前它遭遇到的一個大難題就是近十三年來的貿易逆差。(另一難題當然就是財政赤字，以及每年需要支付公債的利息就高達一千六百億美元。) 一九七五年時，美國還有三十四億美元商品貿易的順差，此後即從未再有過順差。一九八四年後，年逆差額都超過一千二百億，一九八七年到達頂峰，達一、七一二億。 以一九八七年的資料計算，與美國貿易量 (輸人與輸出) 最大的十五個貿易國中 (表二), 日本名列第二、台灣第五、南韓第七、香港第十、新加坡第十四、大陸第十五。 這項數字說明二點：第一，美國與亞洲這六個地方有極密切的貿易關係，事實上已遠超過美國對歐貿易總額；第二，這六個地方經濟成長的快慢與對美貿易的增減也有極密切的關係。因此，美國官方認為，美國對於亞洲國家的高度成長有重要貢獻。 三、與美國的貿易 如果一國的長期財政赤字會引起人民疑慮，那麼一國的長期貿易逆差更會引起人民，尤其是受到傷害的產業的強烈反應。 近年來，這六個地方對美國都有龐大的順差。表三列舉出一九八七年美國貿易逆差最大的伙伴，日本與台灣分別為冠、亞軍，南韓與香港分別為第五、第六名，大陸與新加坡也分別為十二與十六名。美國對這六個地方的貿易總逆差達一、00 九億，占該年美國貿易逆差總額的五九 %。 個別來說，美日之間的貿易量仍在擴展中。在一九八七年，三六 % 的日本外銷產品進入美國市場，其外匯收入占日本該年產品順差的四分之三。該年五九八億的順差是一個新紀錄。 亞洲四小龍與美國的貿易也仍在增加中。一九八七年它們的總輸出占美國總輸入的一四 %, 總額達六三一億美元 (表四), 相當於日本或者歐洲共同市場總額的三分之二。值得指出的是，在這一年中，四小龍向美國輸出了一八 0 億美元的高科技產品，這一項總額居然是加拿大輸往美國產品的三倍，也比十二個歐洲共同市場輸出的總額略高。 另一個值得指出的是，自從南韓在一九八五年底向美國輸出汽車以來，汽車已經變成他們最大的銷美產品，從一九八五年的六三 0 萬美元激增到一九八七年的二十億美元。 台灣與美國的貿易每年仍在增加中。一九八七年美國對台輸入占其總額六。二 %; 對台輸出則為其輸出總額二。九 %。在一九八七年，美國對台逆差創下近一九 0 億的新紀錄。正如美國商務部指出:「台灣已經變成美國最重要的進口地區之一，其數額除西德以外，已超過任何歐洲國家。」 據國貿局估計，一九八八年台灣的外貿總額可能達一、一 00 億美元，超越韓、港，排名由世界第十四晉升為第十二名。 大陸在一九八一年時對美有十五億美元逆差，到一九八七年則有近三十五億美元順差。這項轉變，被認為是中國大陸採取對外開放後的一個明顯成就。 四、雙方對策 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額自然不可能、也不需要年年平衡，或者個個平衡。但就任何一國而言，如果貿易逆差，像美國一樣已經持續十年以上，而且沒有明顯改善的跡象時，就不得不採取措施來對付那些持續順差的貿易伙伴。近年來，日本與四小龍正面臨來自美國的強大壓力。 在美國，要在總統選舉年贏得某些利益團體支持的動聽口號就是:「美國不能只要「自由貿易」, 更需要「公平貿易」。」在公平貿易的旗幟下，日本、南韓與台灣就受到更多的壓力。 客觀地說，美國的貿易逆差需要雙方協調，否則就會演變成沒有一方得益的保護主義。 就美國本身來說，可以採取的對策包括: -- 增加美國產品的競爭力 (如透過較好的品質、設計與銷售)。 -- 美元貶值使進口價格上升，出口價格下跌。 -- 鼓勵國內儲蓄，減少進口。 -- 減少國內消費，鼓勵出口。 -- 鼓勵美國廠商開拓國外市場。 -- 推展「公平」貿易，要求對方降低關稅，減少各種人為障礙。 -- 以保護主義來抵制進口。 -- 以經濟衰退來減少輸入。 在這些對策中，最後兩個方法當然最差。 就對美國擁有順差的日本、台灣、南韓而言，它們已經在做的包括了: -- 本國貨幣的升值。 -- 國內市場的逐步開放。 -- 刺激國內的消費。 -- 關稅的逐漸下降。 -- 對美國進口的增加。 -- 對輸出國家的分散。 由於這些措施，今年美國對四小龍的逆差將會下降二 0%, 從去年的三七七億美元降為今年的三百億左右。也由於上述政策的相互影響，美國今年的輸出據估計會比去年增加二 0%。 當然，從美國的立場來看，日、台、韓調整的速度太慢、幅度太小。 由於外貿對台灣經濟成長很重要 (一九八七年進出口分別約占國民生產毛額的三分之一與一半), 在面臨台幣升值、保護主義等等不斷的壓力下，民間企業就不得不經由香港或第三國，來增加對大陸的間接貿易，甚至於十月間派貿易團到蘇俄去投石問路。台灣要以分散外銷市場的方法，來減少美國對台逆差的壓力並不容易。但各種方式的嘗試，正反映出民間企業求生存、求發展的活力。 五、相互依存中的調適 國際貿易 -- 貨物、勞務、資本與科技超越國界的交流 -- 一直是促進貿易國之間生活水準提高、資源有效利用與文化進步的動力。 日本與四小龍的持續經濟成長的經驗，與對美國的大量貿易順差，正反映出它們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而這些優勢也正證明東方人的勤勞、機智與正確的策略。中國大陸近年來對國際貿易與吸收外資的重視，也正試圖走上相似的軌跡。 在今後世界情勢的演變中，國際貿易會變得愈來愈重要，愈來愈複雜，愈來愈相互依存。在這相互依存的關係中，面對一九九二年歐洲單一市場的成立，美加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亞洲的日本、四小龍與大陸相互之間應該如何訂定競賽規則，培養東方人共識，以及調適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對峙，將決定二十一世紀是否真會是「亞洲紀元」。

可以鬧,不可以胡鬧-專訪朱高正談海峽關係及問政新策略

問：你的增額委員任期已過了兩年，這兩年中，你挑起很多抗爭，你自己覺得比較滿意的是什麼？比較不滿意的是什麼？誰怕誰呀！答：比較滿意的是，我一直以做一位啟蒙運動家自我期許。啟蒙的精神就是要勇敢地把自己的理性運用到公共事務上去，大膽地把自己的看法公開講出來，別人才有機會針對你的看法發表他們的感受及評論。 現在流行「誰怕誰呀！」把權威打破，誰都敢講，在立法院中，誰都敢鬧，這是我最滿意的。既然大家都敢鬧，那我就不必鬧了。 我還不滿意的是，做事情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我們鬧是要有方向、有目標的鬧，不是胡鬧。 現在問題是舊的權威打破了，有人認為不再有權威，這也不對，我們要打破不合理的權威，但是，仍要建立新的權威、更合乎社會實際狀況的權威。例如，本黨中，姚嘉文主席到彰化縣黨部座談，他才講兩句話而已，台下就有一位黨員說:「你不懂啦！你不要講！」這種情形還像樣嗎？民進黨不易分裂 問：從能破能立的觀點，國民黨本期要強力通過五大法案的立法工作，你如何面對？答：國民黨要強力、要硬幹，他要先預估將付出多少政治代價，這五大法案，若是違憲，就不要考慮。 問：現在國民黨、民進黨，立法院內、立法院外，大家都汲汲於結成派系，你擔不擔心民進黨在三全大會後大大分裂？答：沒那麼輕易，本黨人才濟濟，如果連這個問題都無法解決，還想跟國民黨爭天下嗎？問：你的問政策略，與你去歐洲進修、唸書，有沒有大關係？答：我不認為有關係，我的個性本是如此，德國並沒有那麼了不起，德國人也不聰明。 問：你曾經說，在台灣參與政治多了，會使人變得愈來愈俗氣；這次你又再去歐洲，那方面收穫最大？答：參與政治本來就是最糟糕的事。 我這次到歐洲總共待了三個月，最主要的收穫是重新有機會過獨立的生活，整理要出版的論文；而且，台灣社會變遷如此快速，我覺得有必要未雨綢繆，所以我這次去歐洲，對於社會安全、保險、福利等政策作全面的蒐集，並針對西德實行這些政策一百年來，社會立法的演變作整理，我們要看看人家如何做。 社會福利最重要的基本原則是「幫助你，使你能夠自我幫助」。技術上要視我們經濟發展到何種階段、是否能負擔而定，否則社會福利政策搞到最後會變成乞丐政策。 不要搞成乞丐政策 問：你平常參與政治，談的多是政治問題，為什麼到了歐洲，卻特別注重社會福利等公共政策問題？答：依我看，當我們的政黨政治、國會政治漸漸上軌道之後，公共政策的競爭，將會變成主戰場。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問：你蒐集了這麼多資料，能否舉一個具體實例，看看台灣發展到現階段，有那些社會福利制度是最需要的？答：在這方面我們幾近乎野蠻。以健康保險來講，我們當然不可能做到像今天西德的程度，連眼鏡都保險，但至少對於得到特別嚴重疾病或根本很難治療的民眾，可以優先納入考慮。生命權不應取決於金錢，像植物人就不應放任民間機構來做。 問：現在留學生大多去美國，也有一些人去日本，你選擇去歐洲的理由是什麼？答：美國不講效率，在我眼中，是一個組織鬆散又浪費的國家，是很落後的，美國的高速公路亂七八糟，路基線都拉不直；在德國，路就是路，普通道路時速可開到一百公里，高速公路是沒有速限的。 美國地大物博，機會很多，基本上，分配問題不叫能成為主要矛盾，勞方受到資方的壓迫，大不了辭職，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所以美國勞工運動怎麼樣也搞不起來。而西歐工業化最早，資源有限，分配問題是主要矛盾，所以，美國的社會立法，再怎麼弄也比不上西歐，美國也用不著。 在歐洲，以德國為例，它強調社會市場經濟 (social market economy), 基本上尊重市場的價格機能，但是，一定在某種程度上維繫社會公平，台灣基本上也是資源有限，這一點就值得我們學習。美國則完全不懂這一套。 留學生變「傻瓜蛋」 問：你在歐洲，見了不少大陸留學生，你對他們的評價如何？和台灣留學生有何不同？答：這次我去歐洲，與三年前的狀況不太一樣，大陸在德國的留學生是台灣五倍多。知識分子敢公開站出來講話的，也愈來愈多，雖然還是很怕，但是與台灣的留學生比起來，台灣比他們更差。 三、五年前出去的台灣留學生，回國後，大概會變成傻瓜蛋，因為台灣的變化這麼大，在很多方面，已經不比先進國家差了。所以這些留學生如果對社會沒有入微的觀察，在專業知識方面，不能出類拔萃，那麼，他在台灣根本就沒有用。 「調教」胡平 問：你曾經和「中國民主聯盟」主席胡平辯論，感覺如何？答：那不算辯論，我只是「調教」他。 問：為什麼你說胡平需要「調教」? 答：他完全沒有從事實際政治活動的經驗，基本上是書呆子論政，也不懂台灣的問題，就大放厥辭，瞎捧國民黨。 像胡平這種人，在中國大陸搞民主運動是搞不出什麼成績的，現在只是起步階段，很快就會被淘汰。 問：他們的優點是什麼？答：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有種，敢出來，有一就有二。「民聯」之中，優秀的人才很多。我對胡平的意見只限於對胡平個人，不批評「中國民主聯盟」。 問：陳立夫、趙耀東等建議貸款給中國大陸五十到一百億美元，交換中共放棄「四個堅持」與「武力犯台」, 你認為可行性如何？答：西德大約援助中共五十個方案，例如中共與德國的經濟合作部有一項大冶煉鋼廠的計畫，分成兩個層面，一是技術援助，一是財務援助，而我們有些人提出貸款一百億美元給中共，又要他們放棄四個堅持，這種說法太粗魯。 台灣短期內要去經營中國大陸那是不可能的，也沒有這種經驗，但德國在這方面已經作了好幾年，我們可以學習。只要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方面、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更加成功，我相信對海峽兩岸的緊張關係，都有關鍵性的影響。 問：你回國後提倡台灣、香港、大陸之間舉行三邊會談，你為何在現階段提出這個構想，對台灣有什麼好處？嘗試聯邦制 答：我到德國的另一個研究重點是研究兩德的關係，包括東進政策，提出從自決原則談聯邦的可行性。 我不是要台灣與中國大陸聯邦，而是大陸如果要跟台灣談，那它先在內部試試聯邦制，先把它的中央集權弱化，這對於他們實行經濟改革，人力資源的解放，政治系統的穩定都是好事。我們應該等他們都做好了，再來看看。 我們不牽涉意識型態，因為政治講面子，你要他不講「四個堅持」怎麼可能？所以只要慢慢來，以後就沒有人談四個堅持，拿掉它絲毫不費功夫。我認為海峽兩岸關係的和緩應該要確定，要把它當作政策。 祕密外交是禁忌 我之所以會邀香港一起做，主要的理由是：秘密外交是一個禁忌，是民主政治最大的敵人，因為它的政策不可預期。 台灣需要藉著公開談判，讓西方國家更清楚的看見：我們的訴求是合理的、理性的，符合雙方利益，符合聯合國的宗旨，讓這些形成對中共的壓力，變成一場宣傳戰。我們如果又是悶著頭堅持「三不」, 誰會注意？找香港來，可降低接觸的敏感度，避免兩極對立，主要還是漸漸將會談的重點轉移到香港。 問：大陸對聯邦制初步的反應如何？中共為什麼要接受？答：就我所知反應還不錯，而且中國大陸到一九八三年為止，大家都在考慮聯邦制，後來是因為有人說，採聯邦制，會使有些省分太孤立。其實，這根本不是問題，像對新疆、西藏等落後地區，憲法可以規定政策性地重點支援。 「自決」不能講得太死 問：你計畫什麼時候和他們談？答：慢慢談，我現在第一步年底到香港、澳門去一個星期，第二步明年初去一趟德國，西德在這個問題上是全力配合。 問：你這樣做，怕不怕在民進黨的政治鬥爭中被戴帽子？答：我不在乎這些。所幸，到現在為止也沒有人戴我帽子。我個人的看法是，基於本黨黨綱的基本立場，我把自決的原則，不僅僅局限於台灣的前途，應由全體台灣住民共同決定；我在規畫大陸政策時，也把自決原則放在其中，大陸的前途，應由大陸全體住民共同決定，也就是大陸要落實民主化。自決有很多彈性，不要講得太死。 問：胡秋原跑一趟大陸，國民黨的中常會就有人擔心會被說成要出賣台灣，你有沒有這些擔憂？答：胡秋原是老可愛，在這個時代，還能勇於實踐自己的理想，至少比起諂媚之徒高多了，但他的那一套理想與現實根本完全脫節，是他自己的幻想。 (鍾尚熹整理)

黃信介當家,民進黨轉型

民進黨最近改選了主席，重整了領導班子，這個現在改由美麗島系統當家的台灣第一大反對黨調整步伐之後，將採取什麼路線？帶給台灣什麼影響？黃信介開出的支票 新任黨主席黃信介在選舉前公開的宣言及當選後的談話裡，流露了許多訊息，也曾開出幾張尚待考驗的支票，包括：一、相對於姚嘉文的君子型領導，過去二度領導黨外大整合的黃信介，較傾向於表現為強力型的「龍頭老大」。他當選的第二天就探望監禁中的施明德，「命令」生命垂危的施明德停止絕食。 二、相對於新潮流系統鮮明的「台獨」意識型態及經常在黨內挑起路線鬥爭，黃信介及美麗島系統傾向於實現庸俗但具有較大包容性的政治主張，以進一步吸引中產階級選票及中小企業的財務支援，作為反對黨進一步擴大的基礎。 三、大陸政策上，黃信介主張對內少談口號，企圖把民進黨內「統、獨」爭議壓到「自決」以下的次要地位。對外將尋找兩岸和解，甚至把台灣夕陽工業移轉到大陸。他在「宣言」裡說:「中共毫無疑問的乃是影響台灣前途安危最迫切的一個因素...... 如果沒有能力用戰爭克服，我們就必須用互惠互利的和平途徑來積極爭取。」 四、全力為明年選舉衝刺。美麗島系本質上是台灣反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及民意代表的結合，靠選舉崛起。明年是解嚴之後第一次黨對黨的選舉，在執政黨最近一連串引起歧見的行動如證所稅風波後，更使民進黨躍躍欲試，視為「大好時機」。 有執政的雄心 根據民進黨黨內陸續揭示的消息，他們已經號稱要在明年國會議員選舉中獲取二五～四五 % 的選票，攻陷十席以上的縣市長。「就等於實質執政了，」黃信介甚至說:「建立反對黨就必須有一個單純的雄心 -- 執政。」 然而，處身於黨員結構複雜的民進黨內，要建立實施上述主張的相關共識，似乎不比現階段國民黨要建立共識來得容易。 美麗島系統之外，民進黨還有新潮流、康寧祥等系統，美麗島系統本身的組織結構相當鬆弛，何況第二大派系新潮流系統仍在民進黨十一席中常委的權力核心中掌握五席，在三十一席中執委中掌握十五席，因此，新潮流的動向，仍是決定民進黨團結或分歧的重要因素。 不過，民進黨一旦團結，恐怕國民黨就要頭痛了。

張忠棟/如果換一個政權

一九八八年的情況，我個人不覺得有什麼緊張，這些政治和社會事件，時間到了就會浮現出來，過去沒有發生，因為被壓住了。 快刀斬亂麻的改革 現在許多問題出來後，國民黨的信用、聲望都受到相當大的打擊、傷害。國民黨再用舊的方法是不行的，因為當前許多問題正是舊方法造成的；用拖的辦法也不行，因為時問短促，一九八九年就是一個大選舉的考驗。 國民黨唯一的路，就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幾件快刀斬亂麻的改革，走在社會的前面，才不會被社會所淹沒。 基本上，台灣過去是國民黨主導的政治局面，似乎我們也看不出在未來有什麼政黨可以替代它，所以總希望它能繼續主導。但如果我們跳出這個框框，假定國民黨真有一天不能維持這個局面，也許一個新的政治力量出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台灣不會徹底沒有希望，政治出問題，社會、經濟的力量還在，到某個程度，政治上峰迴路轉，一個新的局面也許就出現了。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黨的基礎在選民 過去一年，大家也覺得民進黨非常紛擾，搞得大家很怕，不知道他們究竟要搞什麼，老在台獨、非台獨上鬥來鬥去，好像也鬥不出個所以然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紛擾半天，並沒有分裂。 國民黨做得不好，民進黨的發展機會就比較多。將來不管那個黨，如果不考慮到選民的話，選民沒有了，黨也沒有了。 (鍾尚熹整理)

環保死角-看不到就無害嗎?

林園鄉汕尾村的村民，在求償十億元談判破裂之後，「捏住」了全國最大石化工業區污水的出口，以暴力迫使這個產量占全國二分之二的重石化區全部停機。據估計這一事件每日造成的總損失約新台幣二十億元，前後合計約一百五十億元，這大概是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有史以來最大的公害糾紛損失案。 無頭公案 姑不論這一事件到底是誰 -- 污染者或是受害者 -- 做得太過分，以一個標榜法治的國家，汕尾村村民推倒工廠大門，亂扳工作機件，甚至動手打人、綁架污水處理廠廠長的做法實在令人無法認同。 在這一事件的背後，卻隱藏著一件很嚴肅的課題；屬於污染性的工廠是否應該每年支付環境權利金給廠區鄰近的住家？依據環境法規的精神，污染性工廠是被允許可排放適量的污染物的。但是污染濃度或污染量合乎標準，並不表示不會加害到周遭的居民、自然生態體系、或他人的資財福祉。 尤其是台灣地區工廠密度極大 (平地平均每百公里見方有五家工廠)、農林漁牧工礦常混雜毗鄰，實在難保污染性廢氣 (民國七十五年，空氣污染的陳情案有二、0 三五件，其中六二 % 是針對工業污染) 或廢水不會傷害到隔牆之外的農作物、魚池、或是住家居民。 但是當今我國的「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及「廢棄物清理法」中皆似乎考慮不到這些明顯、但卻被忽略的污染事實，以致許多公害案件演變成無頭公案 -- 工廠辯稱排放完全合乎標準，受害者帶著可能已經受害的農林作物、漁畜產物，到處申訴，卻難得其門而入。 例如住在高雄縣大社工業區四周的農戶發覺民國六十二年該工業區設立後，番石榴果樹的年產量已經減少，這是用肉眼看不出來的，但在科學上卻是站得住腳的。在國外已有報告指出，是有某些污染物，只會造成植物矮化、產量減少，卻不出現病症的，但遺憾的是國內尚缺乏科學性的調查、採證，農家面對減產的果樹，抱怨之外，又豈知到那兒去投訴？還有更多的漁民，引用不知是否已受污染的渠水，飼養各式各樣的魚蝦，究竟那一天魚蝦會遭殃也無人知曉，而這一類公害的鑑定是很難做得詳盡的。 據報告顯示，目前台灣地區二十一條河川便有十四條已污染，另外也有報告明確指出環境污染確是造成漁產無形受害的主因之一，而這些漁民在申訴無門的情況之下，當然只得尋求自力救濟了。 除了農漁業生產會遭受無形的損失，升斗小民也會因污染公害而受害於無形。每人每戶的影響也許不值得追究，但問題就出在這些影響是全面性的，有時幾乎全村全鄉無人倖免，這也就是為什麼公害問題容易引起群眾非理性抗爭的原因。 因為惡臭睡不著 舉一個真實的故事。美國七十三年住在高雄縣仁武大社工業區與左營楠梓中油公司間的一位女性居民，有很長一段期間每隔幾天，就會在半夜打電話向衛生署環保局南區環境監視中心陳情，每說到因為惡臭而睡不著覺的痛苦時，總不覺地痛哭失聲，民國七十三年，仁武、大社、中油三工業地區圍成的，三角地帶被稱為「臭三角」, 住在附近的住家都可聞到這類惡臭。 雖然很多環境學家指出：聞得儢 P 看得到，並不代表毒性較高，但是三天兩天飽聞那似油非油、似腥非腥的怪味，精神上的損失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由於這些污染物可以溢散人每一戶人家，因此，只要住在下風區，便幾乎無法逃避，問題是，幾乎大部分的石化工廠，都難免溢散某些惡臭物質，於是林園地區經常在抗議，左營及後勁地區也在抗議，久久不斷。 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一類屬於臭味的污染是很難化驗、採證的，因此要對污染者加以追究，也就十分困難，即使告到法院，法官也是愛莫能助。這種無形的損害，也是林園地區鄉民要求賠償主要原因之一，因為林園工業區確實有四、五家工廠常常排出醋酸、狀酸二辛酯 (俗稱 DOP), 甚至丙烯醛、丙烯酸、乙醛等帶臭味的氣體。 另一項遭到居民抱怨最多，也最難追訴的是粒狀污染物 -- 黑色的煤灰、油煙、白灰色的水泥落塵，或黃褐色的鋼廠燻煙。 升升降降的污染 粒狀的污染之所以令人頭痛是因為它們可以隨風飄送，家裡桌上、椅上、沙發上、衣服上、書本上...... 事實上每一空間都會沾黏。尤其令人生厭的是，這些粒塵還可能不只污染一次，當人們攪動積塵，立刻便見他們再度升空，到處飄盪，然後不知又降落何方，如此之升升降降，也許就在屋內循環不已。 除此困擾之外，其實最令人擔心的是它們在無形中會損害人體的健康。姑且不提那些住在石綿工廠附近居民可能遭到石綿污染 -- 它們是肉眼看不見的高危險污染物，就以住在金屬冶煉廠旁邊、在煤炭堆儲場旁邊、或在水泥廠旁邊的居民來說，長期地吸入這些微粒已被認為是對健康的一大威脅。 但這類的危害是很難採證的，因為即令是科學家也很難證明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人們因此一般只得一邊視為無物，卻不停地以濕布擦掉它們，另一邊則嘀咕著，為何工廠要設在我家旁邊。 除了空氣污染無孔不入，水污染也是嚴重公害之一。例如製造硬脂酸鎘的桃園縣高銀化工和基力化工所排放的含鎘廢水已經污染了農田，引發重大公害案件，那些外流的稻米吃了一次、兩次也許不會立即受害，但對於整個社會有形無形的影響卻是既深且大的。 依據環境保護單位的資料顯示，台灣地區已有許多土地因重金屬而受污染，這些被污染的土地產出的農產品，對於消費者的健康是一大威脅。 環境污染有很多是眼不能見、鼻不能聞，若以這些「隱形損害一來衡量林園事件，社會大眾大概或多或少會諒解那些所謂「需索無度」的村民吧！無疑地，我們的社會待努力的地方還有很多。在林園事件之後，似乎我們更該加快腳步，針對種種缺失迅速謀求補救，只是擺在眼前的是：我們仍舊缺乏具有公信的公害鑑定單位與人才，以及正確、週延的裁判；國內的司法體系似乎也正自顧不暇，再加上國人公德心與法治觀念的日愈低落，可以預想得到的是：只要污染問題一日不除，公害糾紛事件便也一日存在。 (孫岩章為環保署技正)

遠見大陸專輯讀後感

收到友人寄來的「遠見」雜誌八八年七月號的大陸專輯，讀後令人耳目一新。除了個別報導有出入之外 (例如說文革時各城鎮的電線桿和樹上到處吊著死屍等), 探訪的廣度和深度都堪稱接近國際水準。 在台灣和大陸這樣的新聞環境下出現這樣的專輯，在幾年前是不可想像的。這既反映了編輯們的專業程度，也反映了台海兩岸的開放程度。看來，我們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我願意寫一點讀後餘思，為的是以文會友，向讀者討教。 出國多年，我最想瞭解中國的事情，又最不願意看中文的刊物。因為中國人喜歡黨同伐異，鏡頭老是聚焦在對手最難堪的地方，既醜化了別人，也貶低了自己。在讀者心中投下的只是迷惑而非啟示。 「遠見」大陸專輯的一個特色是先給予讀者廣闊的社會視野，再把鏡頭聚焦到大陸的精英人物，像方勵之、金觀濤、嚴家其等的採訪都讓我感到熟悉而親切。聶衛平的故事更使人感到一個奮起民族的心魂。勞思光指出大陸思想界停留在啟蒙運動的水準上，他認為「近代中國人實在是浪費了太多時間」。他的批評也令我們大陸留學生深思。 觀察巨人的局限 牛頓曾經說過：他之所以能看得遠些，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上。我想近代中國人為何未能達到更高的水平，是因為中國思想家的才智雖高，勇氣可嘉，然而太困於中國的現實，對世界的認識起點太低 或是意氣用事，打倒巨人，再踏上一隻腳，至多也就只能站在巨人的肚子上；或是頂禮膜拜，跪在足下，縱有傳道之功，未及前人高度。再有的孤陋寡聞，目無前賢，重起爐灶，循環反覆，更多的青年是不知真人何處，或者求教無門。凡此種種，也許可作中國人「浪費時間」的注腳。 大陸人文和社會科學家要縮短與世界水平的差距，需要多些勞思光這樣的批評，以改進大陸學術的規範。大陸啟蒙家應該努力超越傳統，建立新的遊戲規則。例如議論要廣引文獻，引證不能只據一家之言。批評要言之有據，不問流派，要建設性地交鋒等等。後來者先要認真研究巨人們 (這裡用的是複數！) 各自成功的道理，不要抓住巨人手中的一隻筆就作為攻打對手的武器，再進而觀察巨人們的局限，方有站在巨人群體肩上的機會。 勞思光批評啟蒙運動家對世界的瞭解不多，而信心極強。這似乎是我們這代人的通病。大陸人最難克服的心理因素大致有二：一是急功近利，欲速而不達。二是懷疑一切，但不懷疑自己。我覺得這是毛澤東的失足之處。但想想自己亦未能擺脫他的局限之影響。 大陸台灣，如何比較？李怡分析台灣人觀察大陸的心態亦饒有趣味。以己之長，比人之短，則不僅產生悲天憫人的優越感，還會導致「影響大陸」的過高預期。以己之短，比人之長，則會產生回天無力的失落感；如不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也只好潔身自好，關門大吉。 李怡主張台灣、香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極有見地的。要是香港人在二十年前在享有自由時有點遠見，主動向英國人爭取參與政治的民主，今日制訂香港基本法會少一大難題。 香港人不居安思危，僅顧短期利益，實在錯過了歷史的機會。但是我不能同意他「何須比較」的說法。在越洋飛行衛星通訊的時代，美國人想回到孤立主義尚無可能，台灣、香港的商人能不關心周圍環境的變化來作投資的決策？台灣、香港的政治家能不預測國際的潮流而調整自己的對策？問題在於如何比較。 李怡認為香港大陸的根本差別在體制的不同，然而什麼是「體制」呢？比較經濟學區分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則台灣近於香港的模式，比較政治學區分民主政治與權威政治，則台灣更類似大陸。比較社會學或比較人類學，則會懷疑這種兩極化的分類方法本身。 即使就經濟機制和心理行為而言，江浙沿海地區農民的經濟行為也許可以用實證經濟學的「理性農民」模型來描述，雲貴山區農民則更近於人類經濟學的「生存經濟」或「道德經濟」說的解釋。 就以個人權利的觀念而言，香港雖接近個人主義。但與英美人的觀念尚有距離。台灣把安全放在比自由更重的地位，更接近大陸的倫理規範。多角度的比較不僅有益於瞭解現實的問題，而且有助於判斷未來的機會。 多角度的比較 我在大陸時，也曾困惑於「中西文化的比較」的問題，越比較越覺得中國的病多而無良藥。出國以後接觸到各國的人士，發現問題本身的提法或許不對。從比較歷史的演化觀察，「中西文化」的觀念是「中國中心」和「西歐中心」兩種狹隘觀念衝突的結果。事實上，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多元的世界，強弱消長都是各種力量互相衝突和演賽的結果。 以歷史上的希臘而論，以商業航海立國的城邦，不是羅馬兵團的對手，然而在文化上卻隨著羅馬帝國的擴張而影響到西歐，成為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觀察中國的歷史，經濟文化中心從黃河流域逐漸移向長江流域，近年開放之後更有南移的趨勢。如果大陸和香港、台灣之間的經濟聯繫加強，廣東、福建地區的經濟地位將上升，中國未來的統一想來難以出現國民黨元老主導大陸政治的局面。但是台灣、香港的企業家和行政人才有可能在經濟管理中扮演上海人在大陸經濟中類似的角色。 地區之間的競爭究竟是一場你輸我贏還是共同獲利的遊戲，取決於武裝戰爭還是和平競爭。競爭的場地視方法互異，遊戲的規則和格局也不同。 非理性中的合理性 要從英美人的經驗觀察中國的政治，幾乎無處不帶荒謬的色彩。比如明正言順的戰爭賠款該要不要，事後又抱怨該國資本家不講報答，只顧賺錢。 美蘇等國談判明碼實價地作交易，中國人的爭論卻像演京戲一樣，把利益扮作旗號，唱的和做的不是一碼子事。中國人以此為古國的文明自傲，西方的人類學家卻將中國社會的種種「忌諱」、「禁區」與非洲及美洲部落的原始文化相比。 讀來雖然不堪，逆言倒也有益。 魯迅和柏楊痛斥這種醜陋習俗為國民的劣根性，雖有驚世駭俗的功用，我倒更欣賞人類學家哈理斯 (M. Harris) 對伊斯蘭教禁食豬肉、印度教禁殺「神牛」等等「迷信」、「荒誕」現象的分析。 西方實證經濟學家認為印度大量存在的母牛是沒有商業價值的，英國人從提高效益考慮屠宰「神牛」, 反引起當地人的暴動而作罷。原因是這些母牛是維持生存經濟的重要生態環節。 我看中國文化重視克己的人際關係和大一統的天下觀，也有重要的生態因素在起作用：即地少人多的人口壓力和游牧民族的軍事威脅。非理性的現象中實有合理性的機制可尋。 以目前頗為熱烈的主義之爭而論，「中西體用說」、「初級階段論」、「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論」等等，既非哲學或政治學的問題，也非立法可以操作的原則，外國觀察家每每覺得中國人的現代化宣傳像在繞彎子走路，在中國人的眼中卻以為這是前進的短程線。 從文化人類學的分析來看，台海兩岸變革者的用心和寫「周公改制考」的康有為同出一源。商業文化以標新取勝，陳貨也要穿上異服，農業文化以老為正宗，舊瓶裝新酒才准許開業。此議並非為「落後」開脫，探源的目的為了診病。 台灣經驗，互相切磋 于宗先、侯家駒、高希均三位教授創議「為中國統一尋找起點」。其建設性與開發性都令我感動。其可行性與前瞻性亦令人敬佩。但從科學和文化的分析看，就嫌不足。文章開宗明義的指示:「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中，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最為重要，也最達落實。」因而建議少談「主義」與「堅持」, 多談「問題」與「經驗」。 有趣的是胡適早就建議，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結果自己也在主義之爭中不能自拔。科學上有一個常識：問題提得好，就解決了問題的一半。問題如果大而不當，或實踐上難解，如何能不導致含糊的「主義」? 就以「台灣經驗」而論，「遠見」編輯李慧菊女士訪問江蘇平原和四川山區，發現「兩個農村兩個世界」。我很想請教「台灣經驗」在邊遠山鄉如何運用？以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而論，幾濟學家們皆人言言殊。田中角榮強調國際和平環境對日本的重要，高希均看重台灣經濟政策的適當，李怡堅持香港法治的長處，南韓經濟學家主張協調的產量政策，新加坡的領導歸因於精英組成的權威政府。美國對自己的評價更是一個時代一個潮流，幾派經濟學名家爭得不亦樂乎。台灣經驗可以研究參考，不知如何原本移植？開放的活棋在台灣 以我大陸生活的見聞及近來與台灣學者的接觸，我感到自己不僅像勞思光所批評的不瞭解世界，而且對中國的認識也頗淺，願向海內外人士學習。為了表明自己的誠意，平等的接受「遠見」編者及讀者們的批評，我也不怕淺陋地說一點自己的直感。 我以為，中國的前途在大陸，大陸的希望在改革，改革的命運在開放，開放的活棋在台灣。瞭解台灣發展的正反經驗，除了台灣學者著書立論之外 (似未見到幾本有國際水準的系統專著), 也可邀請大陸留學生和香港學者分別組團訪問台灣，然若三家聚會互相切磋，也許可以更上層樓。 如要進一步實踐檢驗台灣經驗，則最好的辦法是台灣的經濟高手和大陸的有識之士合作，開幾家公司、辦一所大學，或共治一地區作試驗，如有所成，再行推廣。自然此類實驗須由民間人士來做。我未見過幾家國管企業的效率能勝過民營的，別說黨營企業了，這在東西方都一樣，當然，這種實驗要官方機構予以合作，這即是改革而非革命的要義了。

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

對中共，不應有「浪漫的憧憬」; 對中國，則應有歷史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要把中共的中國轉化成中國人的中國。 一、不屬於任何一個黨派 中國不屬於共產黨，也不屬於國民黨；正如美國不屬於民主黨，也不屬於共和黨。 中國是屬於中國人的，正如美國是屬於美國人的。任何政黨仍然要把「黨」與「國」畫上等號，視為一體，那是遲早會被時代潮流所沖毀的落伍觀念。 民國成立以來，由於一直缺乏推行民主政治的環境，「民主」從未在中國的土壤上生根。在列強凌辱，烽火遍地下，知識分子對民主思潮的鼓吹，只能激起一些浪花。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及善良的中國人民，幾乎沒有選擇地只能生活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治理之下。 二、經濟比賽已經有了輸贏 不幸中的大幸是：這兩種不同方式的治理，經過四十年的實驗，產生了世人共知的截然不同的結果。 由於這一實驗產生了這樣顯著的差異，因此，筆者近年來認為：從中國的利益，而不是從「黨」的利益出發，海峽兩岸仇視性的「競爭」應當宣告終結。代之而起的應當是和平性的競爭與互補性的合作。 超越在前的台灣，應當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幫助落在後面的大陸。對大陸，再誇耀台灣的經濟成就已經沒有意義。經濟上的競賽已經有了輸贏，台灣要追趕的是日本與歐美國家。 三、歷史的責任 今天海內外中國人所面對的一個活生生的事實是：當前的中國大陸是在中共統治下的；在「四個堅持」下，中國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共產中國。這一事實也許會得到四千多萬共產黨員的支持，但大陸上另外十億中國人民，台灣近二千萬中國人以及海外數千萬中國人是想極力改變的。 要推翻一個政權，在沒有民主的政治體制下，幾乎都靠流血的革命。在大陸的現況下，雖然因為政策錯誤或權力鬥爭，黨內的領導班子時常更換，但看不出共產黨本身會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只有另一個可能的途徑 -- 和平的轉變。 要以和平方式來轉變一個政黨的教條、意識型態、組織結構、政策綱領，即使在歐美國家也難；要轉變共產黨當然是難上加難。但近年來戈巴契夫在蘇聯英雄式的重大改革、鄧小平在大陸勇敢的經濟改革，以及南斯拉夫、匈牙利、波蘭前朴後繼地改革，卻初步證明「和平的轉變」不是一條毫無希望的死胡同。 在蘇聯及大陸，領導階層是在改革中。其改革的動機顯然是來自人民的要求與外在的壓力。歐美國家正在熱烈辯論：他們應否以更多的資本、技術、貿易、貸款來幫助戈巴契夫的「開放」與「重整」。 面對中共，歷史的責任對國民黨而言，就是在目前無法取代大陸共產黨政權情況下，要匯集海內外一切力量，來轉化共產黨的政策，使中國有一天能變成中國人的中國。只有到那一天，國民黨才能減少它對大陸人民的虧欠。 四、中國人的願望 要讓中國成為真正屬於中國人的中國，不論那一個黨執政，都必須要滿足中國人的願望。在貧窮、落後、懦弱、專制的歷史枷鎖下，中國人的願望就是要: -- 在法治與人權保障下，人民享有投票、言論、遷移等自由，不再有政治迫害的恐懼。 -- 在市場運作與中產階級形成下，人民不再有貧窮的恐懼。 -- 在重視專才及提高教育水平下，人民不再有愚昧的恐懼。 -- 在重視個人意願及家庭倫理下，人民不再有被鬥爭的恐懼。 -- 在足夠 (不是過多) 的國防力量下，人民不再有被列強欺凌的恐懼。 五、我們能做的 在台灣及海外地區的中國人應當做的，就是透過各種方式，讓這些中國人的願望逐步成真。 在當前海峽兩岸仍然對峙，而又有一些解凍跡象時，筆者認為政府該立即允許的，民間可以做的，應當包括: -- 擴大探親範圍，進一步允許觀光，包括一般性公務員如教師、教授等。也應當有選擇性地准許大陸人民來台短期訪問。 -- 不僅允許台灣的專家學者去大陸參加學術會議，也應當允許大陸的專家學者來台開會。 -- 文化交流與學術交流 (如體育、音樂、藝術、學術著作交換等) 宜加快進行。台大學生要在香港與大陸的大學生敘談，不應阻止。 -- 允許雙方資深記者與編輯相互採訪、報導。 -- 貿易與投資，在廠商充分瞭解其自身風險下，不宜過多限制。 -- 透過民間基金會資助，向大陸的大學及圖書館提供低價，甚至免費的書籍、雜誌、錄音帶等，讓大陸人民瞭解「台灣經驗」。 經過一段時間的實施，上面這些措施如果產生積極效果，可以再進一步考慮低利貸款、技術協助、農村改革、建立共同市場等建議。 在可預見的將來，北平仍不會放棄「四個堅持」, 台北也不會放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做為一個中國人，不願意看到永遠分裂的中國。只希望當雙方仍然堅持各自政治立場時，能夠把中國人民的利益放在黨的利益之上，讓雙方的民間交流能持續而擴大，逐漸縮短各種差距，特別是相互認知上的差距。

最苦悶的無冕王

「中國大陸沒有名記者。」復旦大學新聞系碩士研究生李光斗沈吟著說:「沒有一個記者是因為純粹的新聞報導而出名的。」 並非他們的才情不足，而是他們根本無用武之地。 傳播媒體為「黨」喉舌 「大陸的報紙、廣播、電視，都是黨的喉舌，它們存在的目的就在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李良榮明確表示。 全「國」一、七七七家報紙中，絕大多數是共產黨的機關報，由各單位出公款訂給職工看，郵局代理發行。三八七家廣播電台和一八五家電視台，幾無例外都屬於黨或政府。這使得新聞記者的地位非常特殊：一方面他們像是「黨」和「政府」的代言人或化身，走到那裡，大家都怕、都捧。到任何地方去採訪，當地「領導」都熱誠接待、請客吃飯、安排交通工具，「無冕王」的滋味似乎很甜。 但是如果這位記者富正義感，要善盡職責，不肯片面的吹、捧，要挖掘一點事情的真象，而且堅持要寫出來，「那你就可能從無冕王的寶座上一下子掉到深淵裡去。」在廣東電台當了六年記者、編輯的彭建芬敘述她的經驗說。 「當地「領導」會利用職權，壓迫你的採訪對象，讓你訪問不到真實情況；他也會向你的上級施加壓力，讓你的報導不能照原樣刊登出來。更嚴重時，還會敲掉你的飯碗。」如果是常駐當地的記者，那更慘了，可能連住處的水電都會莫名其妙地被切斷。 記者不能這麼傻，他們的上級也不容許他們做這種傻事。省級報紙的總編輯，是「省委」派任的；縣級報紙的總編輯，是「縣委」派任的。如果一定要開火，槍口只能向下 -- 最好對方沒有硬靠山。 報紙一旦刊出批評文字，受批評的單位是萬萬不敢忽視的，通常單位「領導」當天即召開會議，討論「我們接受不接受這批評？」如果接受，儘早通知報社:「我們己經改過了。」如果不接受，立即設法透過關係，向報社施壓，或向上級抗告。 開始報導社會新聞 彭建芬形容，大陸的新聞記者既擁有非凡的權力，也受到非凡的限制。李光斗則感覺這整個新聞體制像一個龐大的樣器:「你在外面，很容易看出它的這樣那樣缺點。」一旦加入，就像被綑綁在上面。「機器在轉，你無法改變它的運行，只好跟著它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但是這機器的控制者近年來有了一點要改的意思。「現在他們知這過去那一套宣傳方法不靈了。」李良榮說，他們開始重視新聞事業的本質 -- 傳播訊息。「即使搞宣傳，也要在傳播訊息的前提下才行。」 這已經是一個絕大的改變。過去，他們是否定甚至鄙夷自由世界對「新聞」的定義的。他們的新聞媒體不報導社會上的突發性事件，大標題永遠是「某所學校質量 (品質) 高或「某家工廠產品質量提高」之類的。至於老百姓身邊的事件，卻隻字不提。 政策放寬後，有些晚報已開始沖淡政治氣氛，改走知識性、趣味性的路線。上海「新民晚報」是少數不靠公費訂閱的報紙之一，相當多人搶著買來看，「因為它會登那兒發生搶劫案、那兒有人撿到東西之類的消息。」一位退休中學教師解釋。她不厭其詳地把最近發生的一樁分屍案案情說給朋友聽，原因就是這新聞不是人人都知道。 隨著一批新聞學者的呼籲與議論，當局也略為放寬了「輿論一律」(所有新聞媒體須表達一致意見) 的規定。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就因為有時會提出與現行經濟政策不同的意見，而受到知識分子的重視。 可惜，人民的思想被束縛久了，一旦放開他們竟不知所措。四十年來，他們習慣了「報上說的」代表政策，現在有些報紙刊出僅代表作者個人或報社立場的文章，讀者反而無法接受。 反面文章正面做 兩年前，一家報紙刊出兩幅漫畫，一幅是鄧小平打橋牌，手裡的牌是「四個現代化」; 另一幅是胡耀邦手持指揮棒，指揮大家唱歌，唱的是「邁步向前進」。這兩幅漫書其實絲毫不帶諷刺意味，完全是頌揚性的，不料讀者反應激烈，指責報社「是不是又要走回「四人幫」的老路，搞「魏化領導人」的那一套？」 大部分主管新聞工作的幹部也仍然放不開，一般媒體仍然是：上面有什麼言論，下面就吹什麼風。確實，觀了四十年的政治風向，尚且不時會遭無妄之災，現在又豈能輕易相信可以不必觀風向了呢？況且最近胡啟立又放出話來，要「清理輿論環境」, 新聞界敢不戒慎恐懼？災難新聞是不可以立即報導的，要等到災難告一段落，或過去一段時間，再來個「反面文章正面做」, 報導「某地黨政軍民舊勇合力抗災，成效卓著」, 於是大家才知這，原來某地曾發生某種災難。 大興安嶺發生火災時，情況也是如此。負責把關的「新華社」值班編輯根據經驗與慣例，把新聞壓了兩天。但這次的災害實在太大了，後來李鵬到災區去看過，認為這事壓不住，才指示新聞界報導出來。 雖然報導了，仍有很多禁忌。不少記者忠於職守，千方百計要挖新聞，現場人員則千方百計的壓、攔，新聞單位也有百般顧慮。結果是任何一家報紙都沒有關於這次火災的詳盡報導。 投身「紀實文學」 這樣的環境，怎能產生「名記者」? 有思想、有抱負的記者又怎能滿足於這樣的環境？於是他們一個一個，投到「報告文學」與「紀實文學」的行列裡去了。 正在研究中國大陸報告文學興衰的李光斗發現，報告文學的產生，正是由於新聞渠道淤塞，有很多重要訊息不能透過報紙來傳播，而讀者顯然需要知道，於是熟知內情的記者，改以文學作品的形式寫出，完全用真名真姓真事件，發表在文學雜誌上，以逃避新聞檢查。 帶動這股風氣的，是老記者劉賓雁。他於一九七九年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人妖之間」, 引起海內轟動，形成一股潮流，劉本人也聲名鵲起。 但是幾乎每篇報告文學作品都會給作者帶來麻煩，因為用真人真事寫作，只要有一個環節查證不夠周密，而所寫的又是有權有勢的人，便會讓作家「吃不了兜著走」。一九八六年，劉賓雁被開除黨籍，報告文學隨之衰落。 紀實文學代之而起。這種作品分成兩類，一種是「翻案文章」, 最成功的是「光明日報」女記者戴晴，所翻的都是共產黨的黑幕，從章士釗案開始，一直到最近發表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 可說篇篇都引起騷動。 「這是因為我們所知道的歷史，與真正的史實有很大區別。」一位新聞研究者坦率分析。戴晴這樣的人本身具備特殊身分 (她是葉劍英的養女), 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內幕資料，而又有相當的道德勇氣，敢於「揭開歷史的蓋子」, 不少人認為她頗有「俠氣」。 文學取代新聞 另一種紀實文學也可稱為紀實小說，延續報告文學的風格，但在寫作中省略主人公的真名姓，以小說面目出現。近年來較突出的作者是曾任「河南日報」記者的蘇曉康。 他在深切體會大陸記者的難以施展之後，毅然拋棄記者身分，先後寫出「洪荒啟示錄」(描寫洪河、汝河洪水氾濫之後，兩岸百姓的困苦)、「陰陽大裂變 -- 對現代婚姻的痛苦思考」、「神聖憂思錄」(探討教育問題) 等作品，被認為和劉賓雁一樣，具有「接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 大興安嶺火災之後不過一個月，有關火場實況及前因後果的報告文學也紛紛出籠，報紙上不能登的、廣播電視不能報的，都在文學刊物裡出現了。 但是，這些作者已經不是記者，而是作家。「三十多年新聞控制的結果，是新聞的功能被文學取代了。」一位女記者同意:「中國大陸那有名記者？」

最後的貴族-上海

的確，上海憑恃著黃浦江的優良港口，和水運暢通的廣大腹地，自清末以來即為中國對外最大的通商口岸，「十里洋場」的繁華與富庶，是令全國人民稱羨的。今天的上海，仍然是鄰近鄉鎮人民心目中的好地方。川流不息的外來人潮，每天把上海南京東路擠得水洩不通。他們來買東西、來謀生路，也來看熱鬧。「外地人買上海貨，就像上海人買外國貨一樣。」上海人說。上海老了只不過，那些街道、那些房屋、那些商家，大都還是四十年前的舊觀。「一九四幾年的時侯，香港沒有一座建築超過上海的國際飯店；紐約的曼哈坦，也不過就是外灘的放大！」老上海追憶昔日的光輝。上海的確曾經是遠東的經濟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閉關鎖國，它在國際間的地位迅速沒落。但在中國大陸，它仍然是一副「老大哥」的姿態。就是今天，大陸的商業中心仍是上海。「中央」把上海看得很緊。一直到前年，每年的產價七 0% 都要上繳「中央」。上海人因此又妒又傲地說:「你別看北京的新樓多，十幢裡面至少有一幢是花我們上海人的錢蓋的！」有人形容上海像一頭乳牛，也有人形容它是四九年遺留下來的一架大機器。光壓榨、不維修、不更新，上海老了、舊了、累了。它的產值開始落於江蘇省之後，眼看著山東、廣東也快要超前了。驕傲的上海開始羨慕那充滿活力的南方城市 -- 廣州。活在歷史裡的人與新興的廣州相比，上海舊市區裡的人們的確像是生活在歷史之中。每天，天才濛濛亮，他們便起來瀏馬桶、生煤球爐，或到「老虎灶」上去灌熱水瓶。馬桶是木製的，老太太們拿著長柄刷子，就在大馬路邊洗刷。煤球爐也在路邊生，篾片繞的扇子把煤煙搧成一團一團。老虎灶是以米糠為燃料的灶房，專門提供熱水給不開伙或不願一早生起煤球爐的人家。上海人愛面子，住房再簡陋，出門總穿得齊齊整整。但是，「你別看他穿得體面，說不定他就那麼一套！而且他口袋裡沒有錢。」一位計程車司機毫不留情地戳破。電影導演謝晉稱一九四九年隨國民政府南遷的一群為「最後的貴族」。這批「貴族」和他們子女最近紛紛返回闊別多年的老家去探看。其中一位老太太一下飛機，看到上海虹橋機場的破舊、工作人員的懶散無禮，不禁老淚縱橫。她懷疑:「這就是我的上海嗎？」在她看來，原本在全中國地位有如貴族的上海，如今才真的是淪落了。

台灣的最熱-登革熱

有人說，民國七十七年是熱過頭的一年。 政治熱、股票熱、六合彩也熱。 然而，當千萬雙目光隨著這一波波熱潮驚呼感嘆、血脈賁張時，另有一股真正的「熱」, 在眾人不經意間迸發，短短的一年內，把全台灣無情的捲入火舌。 這是登革熱 -- 一種既沒有疫苗可預防，又沒有特效藥可治療的傳染病。 我們的「國恥」? 立法委員溫興春和許張愛簾在向行政院緊急質詢時指出：登革熱疫情已蔓延全省，瀕臨失控邊緣，以目前國民所得六千美元之富，竟然無力整治，實為「國恥」。 回顧一年來登革熱在台灣的發展，確實今有識之士汗顏。 衛生署防疫處長莊徵華用「就像灑了汽油再點火」形容登革熱的一發不可收拾。去年十月，由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叮咬而傳染的登革熱在屏東搶灘成功，一路揮軍北上，先席捲了高雄、嘉義、台南；又在雲林、台中、新竹、台北等地建立橋頭堡；最近在花蓮、宜蘭也攻下了據點。 一場人與蚊的戰爭於焉掀起。 在戰況最慘烈的今年九、十月間，高雄醫學院曾一天湧人近百個登革熱病人，急診室走道上躺滿了打點滴的「傷兵」。鳳山市大東國小平均每班五十個學生中，有一半人曾因登革熱請假二至二星期，老師不得不東挪西湊的補課，為了平衡教學進度大傷腦筋。還有一些上上下下加起來總共不過幾十名員工的小公司，也因為有人三三兩兩告假，營運幾乎停擺。 到目前為止，這場「人蚊大戰」中，顯然蚊子是占了上風。 根據衛生署發布的疫情資料，全國罹患登革熱的人數己破一萬大關，而站在第一線與登革熱徒手搏鬥的地方基層衛生人員認為，實際至少應該有五萬人不幸慘遭蚊吻。 包括高雄市一位女性里長和一位衛生所主任在內，己有三人因登革熱引起的併發症死亡；四名十二歲以下的兒童也觸到殺傷力極強的詭雷 -- 致命率達五 0% 的出血性登革熱，險些丟了小命。 輸掉五億台幣 蚊子大軍擄走的戰利品，不僅是民眾的生命和健康。根據統計，過去一年來全國直、間接花在宣導、消毒、開會研討上的費用已超過一千萬元。而據報告高雄市第一個登革熱病例的韓明榮醫師粗估，若每個人平均臥病一週，醫藥費大概是一萬元，那麼這場戰爭至少已經輸掉了五億元新台幣。因病無法上班、上學所造成的損失還不包括在內。 此番交手下來，蚊子大軍的浩浩聲勢，已經打垮了民眾的心防。在疫情蔓延最快速的高雄市三民區，更幾乎到了人人聞登革熱而色變的地步。 一家麵店老闆娘愁容滿面的說:「怕！當然怕！你沒看我蚊香一日點到晚？」任職於儀器公司的蘇淑美表示，自從知道孩子班上有人得了登革熱，「我每天擔心的要死，」她憂慮的說。 因為無知 更微妙的是，登革熱竟成了政黨之間勾心鬥角的工具。上個月，高雄市議會連續幾天炮轟行政院不重視南部登革熱疫情，耍求議長帶頭到台北去遊街抗議，一位民進黨籍市議員當場摔茶杯吼叫:「高雄市民死光了都不管，俞國華下台！」也有人憤憤表示下次選舉不投國民黨的票，因為「連幾隻蚊子都對付不了，還能做什麼大事？」 痛定思痛，檢討前幾回合的對陣，一開始是因為沒有人因 n 革熱死亡，朝野都掉以輕心；等到疫情擴大再想來教育民眾已經是亡羊補牢了。一位預防醫學專家發現，登革熱之所以會迅速蔓延，主要是因為大家對這種流行病的無知。 由高雄市「登革熱防治義工隊」做的一項調查發境，在平均每戶幾乎有一人得病的地區，竟然只有一半的人知道登革熱是由斑蚊叮咬傳染的。一名受訪民眾一口咬定登革熱是「天災」; 一位先生才剛痊癒、自己接著病倒的婦女悄悄探問:「是不是前幾天和他「親熱被傳染的？」另一位市議員則緊張兮兮的承認，已經很久不敢在外面上廁所了，因為「登革熱大概和愛滋病差不多」。 高雄市一位高級行政首長甚至在議會中鬧了一個大笑話。他自稱研究登革熱一年餘，比他瞭解蚊子的人大概不太多，接著卻說蚊子的幼蟲是「蝌蚪」, 惹出哄堂大笑......。 防疫如防火 不但很多民眾和政府官員搞不清楚真正的敵人是斑蚊，打擊錯了目標；連防疫當局也掌握不住這些斑蚊滋生及群落分布的資料，坐失制敵機先。 台灣光復前，登革熱曾與瘧疾同時流行於台灣，六百萬人口中有五百萬人得到登革熱。當時日本人強制大量噴灑 DDT (現已全面禁用), 幾乎殺光了所有的蚊子，於是台灣被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為殖疾滅絕地區，登革熱也消聲匿跡。 光復後，人民休養生息，嬰兒潮滾雪地般製造了近兩千萬人口，加上經濟建設的奇蹟，「錢財淹腳目」的台灣人民到東南亞觀光旅遊已不是奢侈的夢想，帶回了登革熱病毒的機會非常大。而原本應隨時監測，隨時撲殺的病媒蚊生態調查，竟然一荒疏便是二十年，使瀕於亡種的邊緣的蚊族得以生聚教訓，近幾年「蚊口」密度早已超過警戒線。 台大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陳健仁一針見血指出，目前斑蚊已占所有蚊子中的八 0% 到九 0%,「登革熱大流行只是早晚的事！」韓明榮醫師對於錯失防治良機非常惋惜:「「防疫如防火」這句話一點都不錯，星星之火不撲滅，僚原起來就難辦啦！」 為什麼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連最精密快速的戰鬥機都可以用雷達偵測出動向，可是偏偏對壽命不過四星期，一生只知交配、下卵的雙翅昆蟲束手無策呢？一位知情人士指出，關鍵不在於不能，而在於不為。 自登革熱在南部肆虐以來，防疫人手不足、民眾拒絕配合、傳播媒體冷眼旁觀、中央地方各自為政等抱怨此起彼落。高雄市一位衛生官員訴說，為了宣導登革熱早出晚歸，「女兒都快認不得我了！」少數熱心義工親眼見到許多民眾看也不看一眼，就把宣傳單扔在地上，感覺心灰意冷。民生報南部資深醫藥記者林秀美則辯白，報上天天都呼籲民眾小心登革熱，「但不看報紙的大有人在，要看也只看六合彩明牌。」 光說不練 這些抱怨真正的含義是，在人蚊交戰時，喊「衝」喊「殺」的人多，真正動手去撲滅蚊子的人少；甚至根本不曉得該如何讓大家一齊動手來做。 台大陳健仁教授分析，過去一年來的宣導工作中，一直沒有好的行為科學家和社會學家參與，針對民眾關心什麼、不關心什麼、如何喚起關心、如何激發參與等課題深入研究，也沒有諮詢傳播學者，怎樣讓登革熱的情報在資訊爆炸時代中「跳」出來。更重要的是沒有透過法律持續強化民眾的衛生習慣。 半個月前，衛生署長施純仁在向行政院院會報告後由衷領悟，現代人只關心賺錢，不關心公共道德、不關心身體健康，可見「防治登革熱已不單純是流行病學的問題，而是人類心理和行為的問題。」 絕地大反攻的藍本 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變數，可以想像未來面對的一定是場艱苦的戰爭，但不一定是場必敗的戰爭。新加坡成功的例子應該是可以做為對斑蚊絕地大反攻的藍本。 新加坡滅蚊成功，在於打了一場漂亮的整體戰；攻擊前充分瞭解病媒蚊生態；撲殺時一鼓作氣直逼巢穴；肅清後認真防護保全。 六 0 年代，東南亞地區出血性登登熱每年奪走上千條人命，光是一九六六年，新加坡就有二十四個兒童死亡。因此新加坡於那年成立病媒蚊防治中心，一旦發現每十戶人家的範圍內有超過兩隻以上的雌蚊，立即撲殺。同時發動中小學生回去教育父母、親友；責成社區裡的人相互監督。 最重要的是組織衛生稽查隊。全國住戶、公司、工廠都必須接受稽查。無論有意或無意，只要被查到室內、外有滋生病媒蚊的場所，最高可以罰款新幣二千元 (約相當於台幣三萬元) 或坐牢六個月。 即使如此，新加坡仍然穩紮穩打了十四年，才挫住蚊子大軍的攻勢。那麼台灣呢？環保署顧問、防治登革熱超過過三十年的周欽賢博士搖動雙手說:「誰也不敢擔保，如果大家不一起做，十年、二十年也消滅不了。」 人蚊殊死戰 沙盤演練今後戰況，環保署一位科長私下擺出這樣的局勢：明年春天轉暖之後，台南、嘉義會像今年高雄一樣大流行，台中以北的半壁江山也岌岌不保，「這是全島性的，各地都有分，誰也不能僥倖。」他臉上浮現的是憂心和焦急。 往回看，一年來登革熱的流行，已經為過去幾十年在公共衛生教育及疫情系統上的荒疏、顢頂，做出了總清算，也為此付出了難以彌補的代價。往前看，是否能記取這些教訓，做為今後與蚊子大軍殊死一搏的利器，不僅是對政府智慧的嚴肅考驗，也是對社會觀念的一大挑戰。 何謂登革熱？登革熱是一種由蚊子 (在白天活動的埃及斑蚊及自線斑蚊) 叮咬而傳染的急性病毒性熱疾。流行於東南亞、非洲及加勒比海群島。 得到登革熱有什麼症狀？被叮咬後五～八天為潛伏期，潛伏期過後開始發高燒三～六天，體溫可達 39C~40C, 全身肌肉、關節劇烈疼痛；皮膚發疹、搔癢；全身淋巴腺腫大；白血球減少到每立方毫米 2,000-3,000 個 (正常數應為 8,000 左右); 味覺異常；胃絞痛等。 何謂出血性登革熱 登革熱病毒分四型，目前台灣共有一、二、四型在流行，若得過其中一型又得到另二型，或只得一型但該型病毒特別兇猛，都會引起出血性登革熱，死亡率為 50%。目前台灣已有出血性登車熱，主要侵襲十二歲以下兒童。 如何預防？至目前為止沒有預防針，最有效的方式是撲滅斑蚊。因斑蚊性喜下卵於不游動的溝水中，室內外人工容器 (花瓶、水缸，水槽、冰箱底部水盤、盆栽底下水盤。錫罐、廢輪胎，保麗龍容器，砂鍋、碗等) 中之水應至少每週換二次，換水時徹底清洗容器內外。亦可灑少許鹽、油，肥皂粉於容器中，以殺死蚊卵。 將市售含有人工除蟲菊精的噴霧式殺蟲劑，均勻噴於室內並緊閉門窗五分鐘，有殺死成蟲的功效。 儘量避免到疫情嚴重的地區，或儘量穿長袖衣服、長褲及塗防蟲藥劑，以防止蚊蟲叮咬。 家中如有人罹患登革熱，發病後六天內應避免去上學或上班，並且在掛有蚊帳的床上休息，以免被斑蚊叮咬，將病毒散播給他人。 (資料來源：台灣省防治登革熱工作手冊，周欽賢著「台灣登革熱防治建議書」) 施純仁：憂慮，真的很憂慮 問：南部登革熱已流行了一年多，且有向中、北部蔓延的趨勢，你怎麼看這件事？答：憂慮，真的很憂慮。從現在開始，我們必須有心理準備，會有人因登革熟而死。特別是十二歲以下的兒童，會有很高的死亡率。 從七十六年十二月起，所有防疫單位都總動員，到地方上去宣導、消毒，但地方民眾不配合，政府首長也不瞭解，效果一直不很理想。 登革熱沒有辦法用檢疫來預防，因為一個人被病媒蚊叮了之後，潛伏期五至八天，除了發病前一天到發病後六天之間，身上的病毒是查不出來的。除非斷絕和非洲、東南亞之闆的旅遊貿易，否則登革熱仍然會進來。 唯一的方法是滅蚊，我發起了一個「週日滅斑蚊運動」, 希望大家一起來配合。 問：目前南部很多人對登革熱的認知還是很缺乏，是不是宣導上出了什麼問題？答：我們一年來利用各種管道再三重複宣導，可是很多人還是聽不進去。 我們的社會現在只重視金錢，不重視衛生，不重視道德。俗話說:「自掃門前雪」, 現在是連自己門內的事都不肯動手。今天防治登革熱，事實上已經不完全是流行病學那麼簡單的問題，而是面對整個人類心理和行為的問題。 問：目前已有致命率達五 0% 的出血性登革熱出現，政府有沒有什麼緊急措施？答：我在行政院院會申報告之後，院長表示如果在防疫人力、經費上有困難，他可以動用第二預備金來支援。 問：根據衛生署發布的消息，病例已有一萬多個，而有人估計實際應有六至十倍於此的人得了登革熱，這個估計正不正確？答：確實數字很難講，大擬只能說至少是好幾倍。 問：這是不是反映出我們的疫情報告系統出了問題？答：疫情報告限於人力，無法做得非常徹底，只能大致知道。通常除了法定傳染病，疫情很難掌握，在世界各地都一樣，並非只有台灣如此。 問：登革熱在南部肆虐一年多，難以有效控制，如果將來有更嚴重的流行病進來，我們的防疫系統足不足以應付？答：這要看病媒是什麼，假如是人傳給人的疾病，例如霍亂等法定傳染病，比較容易控制，一經發現可以馬上把病人隔離起來，不會造成大流行。 登革熱一方面是病媒蚊不容易控制，一方面是一開始的時侯沒有人死亡，容易被人忽略，所以防治比較困難。 問：可否預測一下七十八年登革熱發展的情況？答：北部天氣已經轉冷了，七十七年大概不會蔓延得太厲害。但今天院會 (編按：十一月十七日的行政院院會) 開完了之後，我特別提醒吳伯雄市長，台北人現在就要養成清理環境的習債，並且持之以桓。如果不從現在開始做的話，七十八年天氣暖和了，大流行的狀況會在各地重演。

二十年後變成台灣?-專訪海南副省長鄒爾康談海南夢想

問：請你先談談開發海南島的構想？答：我們希望以二十年或更長的時間來達到台灣八十年代的水平。從天時、地利來說，海南島有這種條件；現在需要的是「人和」, 也就是透過政策的制訂，使海內外人士顆意來海南島開發、投資。 成片開發 海南島能源比較緊縮，以致電力不夠、電話不靈、交通不方便；雨量少時，水也不夠用，因此限制了經濟發展。海南可以走的是開發當地資源、引進國外資本來做成片開發和綜合補償投資的路子。 問：海南島是否會採用深圳的發展模式？答：由深圳的經環來看，因為靠近香港，可以大量發展來料加工、台資企業、旅遊業也很發達。海南島在這方面條件和深圳不同，主要因為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交通不方便，因此，如果模仿深圳的路子走，會有發展，但恐怕不理想。 現在引進的外資中，強調「三來一補」(編按：即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製造及補償貿易), 但「來」的並不多，因為交通不方便，原料運進來、成品運出去，時間上無法準確掌握，多數外國投資者，寧可在珠江三角洲發展。 海南島的面積比深圳大一百倍。深圳缺乏天然資源，最大資源是地理條件上靠近香港；海南島的資源卻很豐富，所以應該發展自己的優勢，走自己的路。 這種設想目前正在進行試驗。海南島西部的洋浦地區，我們計畫拿出三十平方公里，進行成片開發：先設置電站、港口及通訊，然後把市政設施、一系列的生活設施都弄齊全，接著蓋消耗石油氣的化工廠等大規模工業。並且給予外商優厚的投資條件，外匯不管制，人及貨物進出自由，希望用一系列的政策吸引大量外資。 如果洋浦地區試驗成功，緊接著，文昌縣的清瀾港、東方縣的八所港，會繼續搞成片開發。 全島都是實驗區 問：這樣說來，海南島是準備在自己土地上再搞幾個實驗區？答：海南全島都是實驗區，但在三萬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一定都具備開發條件，因此選若干地區先行實驗。 問：海南島如果要建立自由港，是否會參考香港的做法？答：所謂引進香港經驗，是指香港的貨幣自由、外匯不管制和免稅政策，海南島也希望這麼做。而進出只要護照不要簽證，也是我們的目標。 政府制度方面，香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借鏡，尤其是把立法工作做好。此外，對經濟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廉政公署、罪案舉報中心等做法，都值得學習。 問：你剛才提到要吸引外資從事基礎建設，一般而言，基礎建設的獲利率不是很高，為什麼外商會願意過來投資？打外資的主意 答：根據海南情況，中央政府現在還拿不出巨額資金來開發，從事基礎建設。因此，我剛才提到「綜合補償」。因為長期投資回收慢，就從短期回收快的工業開始投資，如地上產業、酒店、銀行等方面來補償。 外商前來投資時，確實有些猶豫，他們希望電訊、交通等問題解決後才來。我告訴他們不能等，大家一起幹，並且向他們保證，投入以後會有收穫。 現在一些日本財團，如三菱、三井、住友對洋浦港比較感興趣。外面的資金非常多，等我們搞好基礎設施再來投資，會耽誤了時機，還不如成片開發、綜合補償，對海南島有好處，對投資財團也有好處。 問：美國商務代表團的評估指出，要做基礎建設需要二至三百億美元，而你們每年從「中央」得到的補助卻只有五千萬美元，這種巨大差額應如何彌補？答：二百億美元還是不夠；海南島太大了，投資了二百億，也許會有一些作用，但不足以使整個海南島發展起來。中央給的四、五千萬只是個意思，目的在鼓勵海南島引進外資，包括香港及台灣資金。 資金能夠進來，是因為有項目可供投資，有經濟效益，可以回收。資金進來後，人才也會跟著引進。例如，我們現在要蓋大化工廠，和日本或其他國家合作，整套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都會到這裡來，我們自己的技術人員、工人也可以到大陸各地招聘。 海南島的最大特色，就是無論開發或建設都要靠外國資本。因此我們採取比較寬、比較靈活的自由政策。 「小政府，大社會」 問：一個地區的開發除了經濟因素外，還包括很多非經濟因素。以台灣成功的例子而言，人才素質、法律、治安都會影響投資環境。海南島在非經濟因素上是否也採取了相對應的措施？答：我們最近有個口號是「小政府，大社會」。西方國家的政府看起來很小，只負責立法、收稅、教育、城市建設。而我們的政府包辦一切，包括人才、生產、銷售，全部都要政府點頭才有效。這是不對的，需要政革，政府做事才能精簡，有高效率。企業上的事情，政府只要管收稅就可以了。 因為對外開放，治安方面確實產生一些問題，反對開放的力量也在增加。深圳開發後，外地人犯的偷竊案比較多，當地人比較少；海南島則因當地比較窮，所以偷竊比較多；像這些治安問題必須隨著經濟發展，有所防治。 問：海南島開發過程中，用了很多外地來的人，這些人都是在較高的位子或在新成立的部門擔任主管，這種情形會不會造成本她人的心理排拒？答：我初到深圳，他們說:「深圳是深圳人的，你們廣州來的人要幹什麼？」不過後來大家也漸漸沒意見了，因為和外來的人一起發展，首先得利的是當地人。所以，只要這裡經濟能夠發展起來，就可以克服排外心理。 你賺錢，我收稅 所謂最旱的「當地人」也不是現在這些人，應該是黎族等少數民族。外地人來海南之後都變成海南人，我覺得自己就是海南人。所以，只要把海南島發展起來，就不會存在這些問題。 外國企業在海南島投資，我們也視為海南企業，因為我們是「你賺錢，我收稅」的關係。整個海南發展起來，對海南有利，對全中國也有利，這方面，我覺得海南群眾是能夠體會的。 問：商人投資當然以賺錢為優先，海南島剛在起步階段，除了免稅等客觀條件之外，會不會給商人獲利的保護？答：我們採取低稅率、低工資、低地價的「三低政策」, 成本低、獲利後的賦稅低，使商人覺得在這裡投資比在香港有利，他們就會過來。如果在這裡投資比香港、深圳、台灣獲利還少，他們何必要過來呢？問：雖然是「三低」政策，但就我們所知，海南島的物價上漲頗為嚴重，有沒有控制的方法？答：物價上漲確實存在，而且很令人頭痛。百姓因為靠工資收入，最能感受物價上漲對生活的影響。對投資者來講，物價漲一點，倒不是什麼大問題。 物價上漲就調工資 物價上漲是改革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現象，需要控制，我們也正努力在做，但看起來，物價還是會繼續上漲，上漲後刺激了經濟，產品逐漸增多，物價會慢慢回落平穩。深圳就是這樣過來的。 我們也採取必要措施，這個措施很簡單，物價漲多少，工資就調多少，適當保持現有的收入。 問：根據瞭解，海南的投資條件，對外商和本地都有相同的優惠，會不會因此吸引很多內地廠商，使內地資金都流向這裡，而失掉你們吸引外商的目的？答：如果內地資金流到這裡，我們當然歡迎，而且愈多愈好。但是內地資金不多，包括富有省分在內，資金要流向外地也很有限，可能拿個二、三百億進來都不可能。所以，今後大量資金的投入仍要靠外資。 問：你在深圳曾經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到現在為止，深圳的成績是功是過，仍然備受爭議，譬如，當初希望引進外資，結果沒有預期的多，而是靠金融機構貸款；本來希望發展工業，後來變成轉口貿易；本來希望以外銷為主，結果內銷比例較大。不知道將來海南會不會也有這種情形？功過備受爭議 答：深圳功過早已作了結論，事實擺在那裡。拿一九七九年與一九八八年的深圳相比，大家都很清楚。 一九七九年以前，深圳的經濟、市政建設和人民生活都很落後，甚至大量人民跑到香港，現在的市政建設雖不見得水準很高，但幾年之間經濟效益呈現幾十倍的成長，工業產值由過去六千萬到今年八十多億人民幣，財政收入更由二千五百萬達到十五億。 引進外資來講。還算比較理想。現在簽了合同的外資，在我走時，有四十六億美元，我想慢慢還會增加，出口則從過去的七百萬，預期今年可以發展到十七億美元，在中國大陸名列第三，前二名分別是上海、天津，連廣州都比不上深圳。 而工業產品中，六 0% 產品經過國際市場，所以外銷是大於內銷的。 至於看法問題，對於眼前的事實，有議論的人怎麼說都行，或者應當說：深圳有的理想實現了，有的沒有實現。 不完全實現的地方是目前來料加工太多，真正投資達一億美元的合資企業太少，可以說是缺陷。 海南島洋浦區計畫如果實現，外匯投資五十億美元，中共投資人民幣二百億，加起來就超過現在深圳總和，所以，海南有深圳的經驗，可以避開深圳走過的彎路，更可以發展自己特點。 問：海南島強調要走「市場經濟」模式，這對海南的發展會產生什麼影響？迎向市場經濟 答：以市場經濟為主，是指今後海南經濟的運轉，除了一些國營企業的所有制和政府機構以外，整個運轉將和台灣、香港差不多，也就是按國際慣例來辦理。 原材料、商品的價格都按市場價格浮動，國際市場的價格，絕對會影響海南，海南島的企業家，可以在全世界採購原料，那個地方便宜，就去那兒採購，選最有銷路、價格好的地方銷售商品，工資也是浮動的，隨時可以調整。這種改革，起碼五年才能有粗具規模的市場經濟模式。 問：未來整個海南島，是不是將以農業、觀光業和製造業為主要發展方向？答：沒錯，農業可能是海南島開發的一大重點，因為很多熱帶作物適合海南耕種，如芒果、腰果、辣椒、咖啡、可可、橡膠、椰子等，這些作物過了瓊州海峽就不能種植了。此外，海南島的海岸線很長，可以開發熱帶水產業，礦產則開發出來搞加工業。 東方的夏威夷 海南島的風光不錯，適合觀光旅遊，一般人稱為「東方的夏威夷」; 我本身沒去過夏威夷，聽去過的人介紹、夏威夷除了有很好的海灘，觀光旅館及遊樂場所等設施也不錯，將來海南島可以試著走上這條路。 (王梅、曹郁芬聯合訪問，謝佩芳整理)

李昂/作家富了,作品窮了

中國人有個傳統，認為一代不如一代，我自認不是個懷舊的人，但現在找恐怕也要說同樣的話。年輕一代，三十歲以下的作家，好像愈來愈不努力，自從黃凡、吳錦發這一代人之後，台灣好像很難看到寫作寫得成氣候的人。 小說創作愈來愈短 等嚴肅的新作家出現，恐怕要好幾年。我在大學教書，就發現這一代年輕人對自已生活以外的事漠不關心。一個自以為了不起的學生，得意地跑來問我:「老師，你知不知道最近在鬧林園事件......。」 他們要看的多是不會給他們痛苦、壓力、有點哲理的愛情小說，有這樣的讀者，也難怪愛情小說在這一年如此暢銷。我想這是因為他們失去台灣的根，又國際化得不夠，不足讓他們反省。 今年另一個改變，是報紙增張之後，有些編輯已經宣稱，以後不再刊長篇了，因為讀者沒耐心。他們歡迎的是短稿，兩千到五千字，一天刊完。這種現象，恐怕在將來會是個風潮。這絕對影響作家的創作，因為如此一來，更沒有作家會用兩、三年時間來寫一個長篇，連發表的地方都沒有。這是個隱憂，小說創作會愈來愈短。 另外，文學作品怕會變得片片斷斷。例如說，花幾百個字來寫一個景，然後馬上跳到另一個景。都市生活把人的時間和價值觀都分割了，所以小說也有愈來愈片斷的情況，節奏也愈來愈快，長句子己經少人寫了。史詩式、偉大的作品，也愈來愈不可得。這是可悲的。因為文學是時代的反映，一般人瞭解歷史，也多半從詩、小說去瞭解，很少人會調十九世紀的卷宗來認識那個時代。嚴肅的作品還是有人會寫，我只擔心中間會有斷層。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女作家物化 這種斷層真是浪費。一些瞭解台灣的歐美作家跟我說，台北變遷這麼大，當作家過癮死了；在歐洲，他們等半天也等不到一個大題材，但為什麼台灣的作家交白卷？我想才華不夠，是第一個原因；另外，也許是時代變遷太快，需要時間來消化、掌握。 今年的文壇，也是很墮落的一年。出版商把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物化，我覺得很不道德。歌星、明星是表演藝術，拍漂亮的照片無可厚非；但作家不一樣，捧作家還是應該以書為主。因為他的表演是作品，有誰會請作家朗誦小說？我還聽說有出版社要捧作家，要先看他 (她) 長得漂不漂亮，這種作法不是很降格嗎？

最大的神話-海南

傍晚六時三十分，俯瞰擁有三十萬人口的海口市，椰林夾道的熱帶風情逐漸在夜色中模糊褪去，兀自聳立在海口機場附近的國際金融大廈內、一幕冠蓋雲集的好戲才剛上演。 大廈外，起重機高高吊起了一串三層樓高的紅鞭炮。大廈內，剛剛簽署三億美元合同的海南省農業研發公司與泰國正大投資集團正舉行慶祝酒會。觥籌交錯間，賓主談論著海南省美麗的發展前景。 又窮又富的地方 就在離大廈不到二十步遠的馬路上，頭戴草帽、踩著三論車的莊稼漢，臉現風霜、肩挑扁擔的老婦人和騎著自行車的三、五路人正依著緩慢的節奏前進。當鞭炮突兀地在夜空中爆開，他們才回過頭來投下匆匆一瞥。 「富饒的資源、巨大的潛力和貧窮落後的現實，形成了鮮明而又強烈的對照。」中國社會科學院海南調查研究小組在今年一月完成的報告中，似乎已經為眼前的景象做了詮釋。 從自然資源來看，海南的貧困似乎沒有道理。島上蘊藏著鐵、鈷、鈦三大礦產，西部的百碌鐵礦，更是中國最大的露天鐵礦，鈦礦儲量則占全中國現有儲量的六七 %。 環島的海域裡，魚、蝦、貝類有八百多種，近海漁場 (包括中、南、西沙群島) 達八萬八千平方海里。看著結實纍纍的椰子樹，外來人聳聳肩說:「說海南窮，可也從來沒聽說那裡餓死過人。」 然而，當海南依恃著豐富資源，宣布要在二十年後趕上台灣八 0 年代初的經濟水平時，卻在海內外引起注目和懷疑。 香港經濟學者陳文鴻批評:「海南應該花四、五十年來建設，不可以搞短期投資，」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翁成壽也不以為然地表示，海南目前的條件與當年的台灣相去甚遠，「要二十年內趕上台灣八 0 年初的幾濟水平是太不實際了。」 起點太低，目標太高，正是海南發展藍圖中最大的困境，從幾項重要的指標分析，海南的發展不僅遠遠落後台灣，甚至連中國大陸的平均水準都不及。 從基礎建設來看，海南一九八六年的每人平均發電量是一五三。五度，而中國大陸的平均數是四二三度。從人才分析，海南的專業技術人員占全島人口一。四 %, 低於中國大陸的二。五 %。若按每萬人擁有自然科學技術人員數計算，它在所有二一 0 個地區中名列一九六。 海南一九八六年的平均每人國民生產總值是二 0 八美元，比全中國大陸的平均低了一七 %。水稻面積產量為全中國平均數的五七 %。工業勞動生產率為全中國平均水準的六一 %。 起點低。目標高 站在如此薄弱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海南調查研究小組卻大膽地為海南勾畫出成十倍成長的發展前景。根據這分報告，海南要在二十年問把平均每人國民生產總值由二 0 八美元提升到二二五八美元，將國民生產總值由五十億人民幣增為六五五億。 同樣以二十年發展期做規畫，受中共委託到海南進行調查的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對海南發展潛力的評估顯然較為保守。主持這次計畫的國際研發中心主任白須孝博士表示，二十年後，海南的經濟成長應增加六倍，也就是西元二 00 五年時，海南的每人平均國民生產總值只能增至一二四八美元。 面對外界的質疑，曾參與研究調查的三亞市副市長江上舟解釋:「訂目標是要給自己鼓勁兒。」海南省政府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廖遜則一針見血地說:「寧可把目標放高，才可以向中央要求更多的優惠。」 除了自然資源，海南對外宣傳的重點就是政策優惠。經濟合作廳副廳長毛立本解釋，剛起步的海南不僅要和印尼、泰國等亞洲國家競爭，還面臨中國大陸其他幾濟特區的挑戰。因此一定要有更優惠、更開放的政策，才能脫穎而出，成為「特區之特」。 對海南抱持「以開放促開發」的態度，中共國務院於今年五月頒布了「關於鼓勵投資研發海南島的新規定」。拿著中央授與的尚方寶劍，海南省政府在今年八月進一步公布了「三十條」。 只給政策不給錢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海南省委書記許士杰稱許「三十條」是「為用好、用活、用足政策提供一個根據。」從第二十九條中可以看出新規定為海南打強心針的精神:「凡是國家法律、法規及省政府的條例規章沒有明文禁止的，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生產經營活動，各企業單位、團體和個人均可放開經營，大膽試驗。」 海南省政府頻頻在政策上下苦功，追根究柢是因為中央對海南的建設「只給政策不給錢」。據自本方面估計，海南在二十年內必須投下六百七十億美元的開發資金。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估計是二 0 七三億人民幣 (約五五九億美元)。目前中共中央每年實際撥給海南的經費只有二億人民幣 (約五千萬美元)。 「現在整個大陸都想發展得更快，都在爭取資金，中央政府不可能拿出這麼多錢來。」毛立本為中央杯水車薪的援助辯解，他沈思片刻後又說:「海南要靠外來資金發展，而這條路是以前沒有走過的。」 海南不僅希望以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更盼望說服外商投資基礎建設，替海南改善投資環境。有人嘲笑海南打錯如意算盤，但是也有經濟學者以同情的口吻表示，這是海南在經費短缺的情況下，「不得不走的一條路」。 到過海南島的人，幾乎都對當地落後的基礎設施印象深刻。到今年九月底止，海口市已經有八十天停電停產的紀錄，工廠「停五開二」(停工五天，開工二天), 以及自備柴油發電機早已稀鬆平常。 以廉價土地做籌碼 首府海口市只有一千部市內電話的線路，而裝機率達九五 % 以上，線路擁擠的程度己經超過中共所規定的八 0% 到八五 %。從海口市接一通電話到香港，要枯等四個小時。「打電話？我走路都走到了。」三亞市一位飯店總經理戲謔地說。 然而基礎建設投資期長，回收慢，又無法賺進外匯，為了留住外來資金，海南省政府必須再給予「特殊照顧」, 廉價的土地是籌碼之一。 毛立本以興建中的海口馬村電廠為例指出，平時在海口，一平方公尺的土地至少要價二百多塊人民幣，但是海南卻以三到五塊錢的象徵價格，將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賣給投資公司。 公司做了賠本生意，事實上發電廠只是投資項目的冰山一角。 港澳國際投資公司在海南轄有兩家全資附屬公司。這兩家公司在海南註冊的資本德額為一億五千萬人民幣。經營的項目涵蓋工業、農業、水產、礦產、進出口貿易、旅遊和熱門的房地產...... 等。 在當地人看來，經營房地產簡直就是坐等財源上門。自海南建省以來，炒賣房地產一直炙手可熱。一位老幹部指出，像開發中的濱海大道，一九八五年時一畝地不過一萬二千元人民幣，今年已漲到一畝二十七萬人民幣。 雖然濱海大道滿目瘡夷，除了椰子樹，就只見到凹凸不平的水坑，省政府的官員卻表示附近的地皮已經全部售罄。中資公司和港商則是最大的買主。 雖然海南省表示對所有投資的外來企業一視同仁，但是目前對海南投資最熱衷的只有港商和來自大陸的內地企業。 由於基礎建設差，華南師範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黃家駒指出，到海南探路的外商雖多，肯簽合約的卻少。他在一次座談會中形容這是「談戀愛的多，登記結婚的少」。 新華社社長穿針引線 香港與海南往來密切早有淵源。據社科院的統計資料顯示，一九八六年時，香港市場占海南出口總額近八七 %, 港商在海南外資中的比重高達七 0% 以上。 雖然資料中也指出當時在海南開業的外商企業，有六二 % 處於虧損狀態，外匯不平衡的占九一 %。然而建省之後，港資仍持續地流入海南。 針對這個現象，長期研究中共經濟特區的香港學者陳文鴻認為不能單從投資的角度來解釋。他指出，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是香港中資公司管理人，也是海南島建省發展顧問，經他穿針引線，港商赴海南投資可能出於政治考慮。他明白地點出，一些所謂的港資，事實上是由香港撤到海南的中資公司。 與港商勢力抗衡的則是來自大陸內地的企業。據海南省經濟合作廳統計，從去年九月籌建省到今年九月二十日止，已批准的內地投資企業有一七 0 四家。以商貿、物資供銷為主的企業占了七成，以建築、旅遊和房地產為主的約占一 0%, 以工農開發為主的只有五 %。 雖然港商和內地企業為海南的投資市場撐起熱絡的場面，卻也引發當地人的怨氣。「很多人來海南只想務錢，不搞建設。」在海南土生土長，服務於海南中國旅行社的王書月憤憤不平地說。 「開放」, 讓居處海南的人領會到錢的價值。距三亞灣十五公里的一個加油站附近，一對黃姓夫婦在泥牆糊成的小屋裡開了間雜貨店。抽著特製的木煙桿，滿臉風霜的黃先生表示，小店一個月最多可以賺進一千多塊，他根本不想再回工廠。「一個月才賺兩、三百，怎麼夠用？」他重重吐了一口煙說。 是奇蹟？還是神話？但是開放並沒有教給他們正確的賺錢觀念。在海口市華僑大廈附近，常有陌生臉孔趨近遊客，要求以黑市價格兌換美元和港幣。同樣一段路程，不同的計程車司機有三、四種要價。 賺錢的機會也為海南帶來犯罪的誘惑。中共海南省 (籌建) 紀律檢查委員會在一項報告中提出，單是到今年八月底止，便受理了二二八三件檢舉貪污受賄、以權謀私、金融信貸...... 等黨員違紀案件。 海南採取低起點、高目標的作法，不可避免地要和時間競爭。然而，海南人民似乎還未開始調整生活步調，準備加入一場新的競賽。 驅車在環島公路上奔馳，一路上都可以見到頭戴草帽的農民，腳步悠閒地趕著牛羊前行。從三亞往南部旅遊勝地「天涯海角」的路上，一群工人正頂著烈日，用鐵鎚和圓鍬一寸一寸地築橋。 海南需要建設的呼聲早已引起共鳴，但對建設的解釋卻各有不同。在海口市，海南教育學院中文系畢業，在「省經濟合作廳」服務的吳光華著急地詢問台灣來客:「你看海口究竟和台北差多遠？」 離文昌不遠的椰林，一名每天靠騎機車載送遊客賺錢的青年則興奮地說:「家鄉要建設了。」過慣了天天喝井水、點煤油燈的日子，他喜形於色地告訴外地人:「附近就要搞電廠了。」 研究過海南資源的經濟學者都不否認海南遍地有寶，具備發展潛力。但是「寶都埋在地下」的海南島，如果懷著灰姑娘的心情，期待魔杖一揮，便能在彈指間妝點成金，就不免令旁觀者質疑「究竟海南希望締造一項經濟奇蹟，還是一則現代神話？海南故事。外地來的企業，常抱怨海南人力素質太低。興隆農場溫泉賓館總經理也不諱言，他在旅客須知上寫著:「本賓館管理水平及從業人員素質甚低，如有服務不周之處......」 . 被批評為懶散、不求進步，海南人也有自己的解釋，「在海南生活太容易了，」在省政府工作的一位青年說:「隨便扔一粒種子都可以長出果實，海南人何必要冒險，何必辛苦工作？」 .「聽說台灣的難蛋很便宜」、「聽說台灣米特別好吃」、「台灣錢多得發愁」。在海南，人們傳頌，甚至渲染台灣的富裕。 領導人說要二十年內追趕台灣，道地的海南人王書月不太有把握的說:「這是一種希望吧！」 . 來自湖南，在海口新港碼頭附近擺小吃攤的一名十七歲青年直誇台灣好；提到海南，他氣憤地朝地下吐了口痰說:「趕上台灣？我都不曉得上了誰的當，才跑到這種地方來！」 . 海南文昌縣是宋美齡、宋慶齡姊妹的故鄉。海南人總是熱心地叮嚀遊客:「不要忘了到文昌看看。」 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也是海南人，有人戲稱海南的榮耀之一，是出了三位著名的美女。 . 在海南，人和動物有著和諧的相處之道。愛開快車的司機遇上十幾隻緩緩橫過馬路的牛群；也只能耐心的等待。在文昌附近的一個傳統市場裡，壯碩的母豬領著三、五隻小豬在攤位間覓食。就連成群蒼蠅飛進魚販的竹簍子裡偷腥，賣魚的老婦人也只是懶洋洋地揮開「一片烏雲」, 面不改色的揀出一條白鯧角交給主顧。

大陸企業的奇畸

上海「易初摩托車有限公司」被中共「經濟日報」評選為一九八七年「十佳」中外合資企業之一。全公司有員工二千人，從事生產的直接人員占三四 %。不參與生產的間接人員占六六 %, 也就是說，每一位直接人員便需要兩位間接人員支援，這種「奇畸」在十大最佳合資企業尚且如此，其他國營企業的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懶人的國度 中國大陸有許多「大企業」, 例如：長春第一汽車廠有五萬名員工，每年生產十萬輛各式汽車。每名員工一年才生產兩部汽車；武漢重型機床廠有一一二 00 名員工，每年生產一八 0 台 NC 搪床及銑床，也就是每六十二人一年才生產一台。 這些「大企業」有很多部是設在密封的山溝裡，自成一個天地，企業裡自設市場、托兒所、學校、醫院等，儼然是一個國度、這些部是毛澤東當年為了備戰的產物。 隨便到中國大陸任何一家工廠參觀，都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早上八點上班，九點鐘許多人才姍姍來遲，問他們怎麼現在才來，他們說:「有來就不錯了。」 中午十二點吃飯，十一點半就已經有人吃飽飯在休息了，一直等到下午二點才開始準備上工，下午五點下班，四點就開始收工。準備等五點下班了。 而上班中很多機台部停在那裡，原來有些人沒來上班，有些人在聊天，有些人在睡覺，有些人則一邊工作一邊抽菸，看見領導帶客人來參觀，仍然照聊、照睡、照抽不誤，根本視若無睹，領導也無可奈何！中國大陸已成了一個「懶人國」。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上海工人因「熱」得福 走進中國大陸的工廠，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天氣預報資料。原來在中國大陸，如果氣溫超過攝氏三十二度，每人可發一支冰棒解渴，如果氣溫超過攝氏三十七度，可提早兩個鐘頭下班消暑。 今年七月底，熱浪襲擊上海，上海工人因熱得福。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孔夫子政治哲學的精髓，雖然中共曾經大力「批孔揚秦」, 但對此名言卻貫徹得最徹底，尤其表現在工資制度上更是淋漓盡致。 中共的工資結構分基本工資、獎金、津貼三種，雖有分別，但基本上同一級別的工人，總工資是一樣的，就算表現優良的，在「獎金」的名分上要給他多一點，他也不敢要，因為不平均，別人會講話，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在平均主義下，捧著鐵飯碗，吃大鍋飯」。 中國大陸電訊非常不發達，所以有人說:「從成都到北平，搭火車比打電話快。」雖然只是一句謔言，但與事實也相差不遠。 在中國大陸要購買一項物品，必須採購員騎著單車或搭乘公司公車去採購，同樣的，客戶要向公司購買產品，也要親自來一趟，才知道有沒有貨可買。 研究研究。菸酒菸酒 另外，在中國大陸做生意基本上仍屬於「買賣」階段，票據不流行，不同省分的支票無法流通兌現，所以很多客戶用大麻袋裝著現金到公司來「買賣」。 在中國企業裡常有這樣的對話：領導:「...... 這件事就照這樣去辦。」 屬下:「沒有問題。」 隔了一段日子。 領導:「上次那件事辦得怎麼樣了？」 屬下:「問題不大。」 再隔一段日子。 領導:「事情完成了嗎？」 屬下:「問題不小，再研究研究。」 於是就這麼「研究研究」下去，便變成「菸酒菸酒」了，因而在大陸有九成以上的成年男子都是抽菸的。

他們為什麼在大陸投資?-王明/孤注一擲‧黃滿照/絕地重生

王明 / 孤注一擲 誰是王明？「如果到深圳去問，包括公安局、檢查院、法院在內，很多人會說:「王明是個騙子！」」 王明到底騙了什麼？「他什麼也沒有騙！」 那麼，為什麼大家要說他是個騙子？「唉！這個話很難說得清楚。我覺得這個人很有毅力，在深圳一熬就是九年。不過，他的事業到底能不能成功？我很懷疑。」 「如果你們把王明的事情報導出去，我看很多想來投資的台灣商人都要望而卻步了！一九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在廣州市的東方賓館內，一位孫姓大陸商人對著台灣訪客談起王明，一時間彷彿欲言又止。 地下市長 一位台灣明友去過深圳幾次，他形容在那裡見到的王明，看起來「威風八面」。他有四個佣人、兩個私人祕書、兩個司機。司機常開著一輛賓士五 00, 載著他到處橫衝直撞，十分惹人注目。有人形容王明是深圳的「地下市長」, 他和中共很多高級領導來往頻繁。包括鄧小平的兒子在內，很多高幹子弟到了深圳，都會借他的車子用一用。 五十二歲的王明，曾經開過書店、夜總會、服裝公司，也玩過股票。他在上海出生，十二歲隨父親到台灣。二十年前由台灣到香港，九年前又從香港到中國大陸。 年輕時候曾在台灣當過總統府憲兵、自稱「和蔣家關係不錯」的王明，和絕大多數到中國大陸投資的外商一樣，一開始抱著「合則留，不合則去」的心理，只敢做小規模的投資。 他從香港弄了幾部舊機器到深圳，開了兩家工廠，沒想到竟然賺了不少錢。六年前，他開始嘗試一項長期投資計畫，在深圳特區附近的寶安縣平湖區，花了二千萬港幣陸續買了一塊面積一九三七萬平方英尺土地的使用權，一心想把這塊地開發成兼具商業、住宅、旅遊等多用途的綜合企業城。 對王明而言，這是一項相當大膽的嘗試。當時平湖只是一片荒蕪的農地，人口不及九千。一個普通商人要投下龐大資金來開發它，很多人認為不可思議。 「我想在這理生根。而且，我覺得這個工作很有挑戰性。」斜靠在沙發上，王明捻熄了手裡的香煙。在他頭頂上方的牆上掛著一幅字:「開源節流積累資金，為四化建設作出貢獻 -- 葉道英八四年三月」(編按：葉道英為葉劍英之弟。) 一夜之城 王明的構想是，把平湖綜合企業城開發成一個「中國式新型農村的實驗樣品」。「如果有朝一日我成功了，不就可以做為別人的榜樣嗎？」王明顯得興味盎然:「深圳有一句口號:「一夜之城」。九年前這裡還是一片空白。深圳從無到有，一步一步發展起來，我就是最好的見證人。」 在大陸，幾乎從來沒有外人獨資搞開發的經驗，王明是個特例。由於開發案涉及的範圍太廣，政府上上下下各個部門，王明幾乎都有打交道。他不但捐錢修橋、鋪路，年節更不忘上下「打點」。他的一位朋友曾親眼目睹，有一年過中秋節，光是為了送禮，王明從香港買進好幾卡車的月餅、洋菸和洋酒。 「在大陸做事有很多訣竅，人際關係特別重要。」王明解釋，多做人際關係，辦事情才能快。八五年，廣東省人民政府終於批准了他的投資開發案。 然而，從在平湖買地開始，這個計畫前後拖了五年才被批准 他幾乎用光了所有的道金。中共官方曾經找他合夥經營，卻被王明擋了駕。他批評那些人「扛著社會主義的招牌，暗地裡在啃社會主義的大腿」, 想藉機撈油水。 商人不與官鬥 王明說，深圳一帶的地皮現在很「緊張」, 八百塊人民幣才能買到一平方公尺的土地，當初他買的時候只要八分錢，所以很多人對他「眼紅」。「他們想騙我和他們一起合搞，我才不幹！那些傢伙只會做官，根本不懂怎麼做生意。」 王明再三強調，「商人不與官鬥」, 保持距離，安全第一。尤其是中國大陸還缺乏法律的觀念。「你跟他講「法」, 它偏偏要用「權」來搞你。我總不能老是在「法」和「權」的夾縫裡生存啊！」 儘管王明聲稱:「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買賣。」但接接近他的人卻指出，王明心直口快、脾氣又衝，凡是碰到不合理的事就和人頂撞，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使他處處受刁難。再加上他曾經利用一些「權貴」的親屬替他做事，結果反被設計坑害，賠了不少錢。種種因素，幾乎使他陷於寸步難行的窘境。 當初，王明打著「台資企業」的名號，因而享受比外資企業更優惠的條件。他對中共宣稱，他的計畫案將叫引進更多台資和外資到平湖企業城裡設廠。然而，好幾年過去了，到目前為止，連一家外資廠商也沒有。某些人因而指責他「做事空洞」、「空口說大話」, 甚至說他是「騙子」。 他自己倒是看得很開，「在這裡常有不順利的地方，可能是困為時機未到，心存觀望的人也很多。」 走過了大半人生的王明，為了「尋根」、為了「在台灣沒有歸屬感」而輾轉回到中國大陸。他的這一著棋，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沒有人知道，恐怕王明自己也不知道。 孤注一擲 有人說，王明是孤注一擲。這已經是他最後的、也是唯一的希望。 午夜十二時，在深圳的一家小酒館裡，王明啜飲著手中那杯人參白蘭地，低沈地吐出一句話，彷彿是喃喃自語:「我已經沒有選擇了，這是我自願的......。」 黃照滿 / 絕地重生 「現在我做事情都要防一手，學習代價太高了。」談起在中國大陸投資設廠的經驗，自稱交了五年學費的黃照滿忍不住頻頻搖頭渭嘆。 化工博士出身，今年五十二歲的黃照滿畢業於台北工專，曾在台灣擔任台塑集團南亞塑膠公司的副總經理。雖然持有美國綠卡，他卻遲遲不入美國籍，而以台胞身分在大陸設廠，目前擁有七家工廠和一間賓館，總投資金額達一千一百二十萬美元 (其中一半是向銀行抵押貸款)。 大陸投資先鋒 一九八一年黃照滿到北平，包括中共「政協」前任主席鄧穎超在內的多位領導人接見他，並且遊說他到深圳「看一看」。 同年，自稱是「開創型企業家」的黃照滿，決定在深圳投資開設塑膠廠。當時的深圳「市政府」不但展臂相迎，還允諾給他一塊地。但是他到建廠預定地勘察，才發現所謂的建廠用地竟是一片山。「開山又不是我的專長，而且還要睡在草棚裡，那真夠嗆的。」他苦笑著說。 推土削山只是基本功夫，在美國的設計班底還定期為他寄來廠房的設計圖，每個月兩次，一次六大箱。黃照滿每次都親自搭火車到香港，把六大箱設計圖揹進深圳。「那時候坐的是半貨車、半火車，前面載豬，味這難聞得不得了。」他回憶說。 辛苦地熬了八個月零六天，廠房終於建起來了。不過，他的煩惱才剛開始。 困擾之一是人員的素質。廠裡的人既不會開信用狀，也不懂得如何押匯，全部由他一個個教。機器開不動了，半夜要他去修理；配方出了差錯，要他親自調劑量。他無奈地表示:「什麼都得自己做。」 合資對象胡作非為更令他氣結。雖然持有三七 % 的股份，掛著總經理的頭銜，但是擁有七 0% 股權的中共代表卻對他提出的經管管理辦法視若無睹。 他形容對方派來的副總經理簡直「無法無天」。他可以不經總經理同意，便拍賣屬於合營企業的汽車。「最滑稽的是他個人簽字，用公司名義向銀行借了一百七十多萬，銀行居然借給他了，債務卻算在合資公司頭上。」 走錯第一步棋 黃照滿氣價地表示，在美國只需要六十人，即可年產八百萬噸的霰，在大陸要雇用三百人，只年產三百萬噸。他痛心地指出:「投資前三年賠了兩百七十七萬美元。」 眼見投資的心血即將成為泡影，黃照滿向有關單位表示:「我垮了是小事，一個好好的廠整成這樣，對國內開放政策影響太大。」 經過他多方奔走，堅持自己的管理辦法，工廠才有了轉變。三百名員工逐漸精減成一百人，副總經理也由他挑選的人接任。為了整頓這家工廠，他感嘆地說:「我跑了多少單位啊！真是碰得頭破血流。」 不過辛苦總算有了代價。深圳塑膠廠去年的盈餘是五百三十三萬美元，今年預計可以賺進九百萬元。目前的產量已提高到一千兩百萬噸，主要產品如聚氯乙烯、PVC、透明膠片等，在香港占有五分之一的市場。 自謙是學技術的，對管理懂得不多，黃照滿卻在接管短時間內使工廠轉虧為盈。他認為自己掌握的只是幾項簡單的原則：成本管理、崗位責任、全面品質管制。他推崇台塑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但是想在大陸推行這套管理制度，「要花多少心血啊！」他嘆了口氣說。 回憶這段創業過程，黃照滿反覆說著:「實在太辛苦了。」認識他的一位朋友則批評他「第一步棋就走錯了」。這位堅持獨資經管的台商表示，黃照滴與缺乏管理知識的中共單位合資，而且投資項目是高科技的化工業，就難免要多付出一些代價。 修改事業藍圖 然而，黃照滿當初決定在深圳建塑膠廠，也經過一番盤算。當時中國大陸正進行南海石油計畫，他認為石化業在大陸極具潛力。他的構想是先幫中國大陸建造一個五百萬噸的煉油廠，然後再造輕油裂解廠和塑膠廠。 雖然投資金額龐大，遠非黃照滿的財力所能負荷，「但是我可以負責籌畫。」他揚起頭說。不過，他真正的雄心是希望自己掌握原料，在石化界做出「一個完整的企業」。 經營八年，黃照滿投資了七家與石化業有關的廠，各廠持有的股份從二五 % 到三 0% 不等。「不過我現在做法有點保守，只要守住我自己那條線就好了。」他不諱言修改了自己的事業藍圖。 他目前是希望利用大陸的原料及工廠，做成中間產品，然後運到美國的工廠，做精密加工，直接銷入美國市場。 至於未來的投資計畫，「跟我現在幾個化工廠務掛鉤的，我可以入一點股」, 他笑笑說:「要我再設幾個廠，我可不做了。」他表示希望將來把大陸幾家工廠交給親手培植的主管經營，自己的精力要往美國轉移。 經過一番整頓，黃照滿認為自己在中國大陸有了一張差強人意的成績單。他透露，全部一千一百二十萬美元的投資中，自己口袋裡拿出來的資本是五百六十萬，其餘都是向銀行抵押貸款。他表示從目前的營運狀況分析，雖然一千多萬的投資還沒有回本，「但是回收有望了」。 要付出很多代價 平均每天三小時的睡眠，白髮一根接一根地冒出來，黃照滿坦承在中國大陸投資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他說:「在美國跟我談一個鐘頭要七十五塊美金，顧問費是一百塊美金。」但是在中國大陸，他不僅免費提供技術、市場和管理方法，還提拔了五、六個總經理，培養了幾十個工程師。 眼見近兩年有意到大陸投資的台灣商人日益增多，黃照滿感歎地表示：當年他到大陸投資設廠時，還被中共視為剝削勞工的資本家，「他們覺得挖你一點錢也是應該的，」他說:「現在進步了，深圳市政府可以讓外商合理地賺錢，多給外商自主權。」不過他叮嚀要在大陸投資的商人:「要搞好人際關係，準備充分的流動資金，最重要的是本人一定要到大陸盯上三、五年。」

最大的誘惑-台商大陸熱

從飛機的窗口望下去，廣州的夜一片漆黑，沒有一點中國大陸南方第一大城的氣派。 隨著秋季交易會開幕，十月的廣州街頭，一片熱絡。位在市中心的流花路上，這個每年為中國大陸創造出一百億人民幣 (約占全年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 交易量的展覽會，每天有世界各地商人進出。交易會負責接待的一位主管人員透露:「今年來的台灣商人有一千七百餘人。」 大陸人心中的新財神 走一趟大陸沿海，不難嗅出經濟建設的訊息「每天報紙上的經濟新聞幾乎占據了一半以上；街道上，滿載著木材、砂石等原料的拖拉機，隨時擦身呼嘯而過；包括珠海、深圳、廈門等幾個經濟特區在內，在廠房連接著廠房之間的空地上，處處可見「觀迎華僑、台胞來投資建設」的標語牌。 從機場、旅館到餐廳，台灣商人拎著公事包來回穿梭。廈門市外商投資管理局局長陳德秋，已經接待過不下六百名台灣商人，「幾乎每天都有台商來詢問如何投資」。 在廣州市的東方賓館，一名來自台中的蘇姓商人，進大陸不過三天，正在和深圳一家賓館的負責人洽談合作生產體育用品。「做生意嘛！愈快賺錢愈好。」他露出一口自牙，笑著說。 即便在地處偏遠、落後貧窮的海南島，也有台商在尋找商業機會。「我正在考慮設廠的地點。」三十一歲、來自台北的徐先生，已數度進出中國大陸。坐在海口市最高的建築物 -- 國際金融大廈裡，他氣定神閒地說:「我和他們 (指中共官方) 已經談得差不多了，明天一早準備到三亞勘察。」 雖然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台資企業進了大陸 (中共這方面的保密工作一直很謹慎，不讓台資企業曝光)。不過，中共國務院對外經貿部統計，台資企業在大陸投資總額已超過十五億美元。 鄉親不嫌祖家窮 就在廈門經濟特區，台灣商人在今年前三季的投資，超過去年的總和，占全廈門外資的七 0% 以上。在泉州市，一年之內批准了二十四家台資企業設廠，數量堪稱全福建省之冠。而台灣商人今年在福建省的總投資額，已達到六千七百萬美元，一躍成為福建省最大的投資人。台灣人在一夜之間，彷彿變成大陸人心目中新的財神爺。 從玩具、運動鞋、音響甚至舞廳、旅館、夜總會，都有人躍躍欲試。「七九年以前，每隔一天，兩岸的大炮還互相輪流對打。」在廈門通往泉州的公路上，一名計程車司機對目前的情況感到十分新鮮。他滔滔地說著:「鄉親不嫌祖家窮。最近我常常載到台灣商人，都是來投資的。」司機揚了揚從口袋中掏出的一張五百元新台幣，轉頭說道:「就連小費都給得很大方。」 充滿誘惑的奶油蛋糕 一九七九年以後，中共搞經濟政革，到處都在建設，但是財政赤字連連，整個大陸都在想盡辦法爭取外來資金。每件事情都急著做，可是就是沒錢。海南島剛剛建省，新上任不久的經濟合作廳副廳長毛立本，就已經四處找尋合作對象、張羅財源。陸續接待過幾批台灣來的考察團，在陳設簡單的臨時辦公室裡，毛立本對未來顯然充滿信心:「第一批來的人總比別人先得到最好的機會。」 大陸真的有機會嗎？有些人的想法比較樂觀。對他們而言，大陸猶如一塊奶油蛋糕，充滿了誘惑。 一位從事小型家電製造的張姓商人，便是其中之一。連續跑了六趟大陸之後，他終於決定在深圳設廠。他抱怨，台灣的工資愈來愈貴，工人也愈來愈難找，「今年接了一千多萬美金的訂單，登了一個月廣告，只招到十幾個工人。」比較過東南亞的投資環境之後，他擔心語言問題，當地政府又「排華」, 還是寧願選擇大陸。「畢竟是自己同胞嘛！」他估計先投資一、二十萬美天元，最慢兩年就可以回收。 另一位從事手提包製造的黃姓商人，來大陸四天就已經看了八個工廠。發現工資、原料「出乎意料」的便宜之後，他毫不掩飾高昂的興致:「總成本至少可以降低三成。」 這一、兩年來，新台幣升值厲害，加上環保、勞工意識愈來愈強，很多像黃先生這類外銷工廠的老闆，因為「受不了」而紛紛走避大陸。「我每天睜開眼睛就得損失十幾萬台幣，你教我怎麼辦？」他兩手一攤，表情很無奈。 在廈門，郭先生投資的成衣廠剛剛開業。他在台灣經營成衣業十八年，認為早期的台灣工人勤快、節儉，可惜現在好工人難求，再加上生意又不好，規模一直在縮小，最後不得不移轉到大陸設廠。 爭談「合作」 對於台商往大陸投資，中共做得十分積極。「吸收台灣資金，是我們目前第一優先的工作。」福建省對台事務辦公室的一位官員公開宣稱，他們把大部分的人力資源，都用來做「促進兩岸的貿易和投資上」。 上自國務院、下至地方的省、市人民政府，從經貿部、統戰部，到銀行信託部，大的城市中至少有十個單位在做相同的工作。有一個十四人的台灣工商考察團去了上海，中共的接待人員是考察團的四倍。台商只要一表明身分，立刻就有人成天圍繞在身邊，爭著要談「合作」。 一名初來大陸的年輕商人，手裡拿著一疊中共接待人員的名片，被名片上印著「XX 貿易公司」、「XX 集團總公司」、「XX 對外經貿委員會」...... 的頭銜攪得不知所措。他苦笑:「大陸的單位真多啊！」另一個剛則結束會談的台商，對中共官員一根接一根遞洋菸的殷勤態度，大呼無力招架:「我進門還不到兩小時，他們就急著叫我簽草約。」 為了表示歡迎台胞投資的誠意，中共國務院在今年六月頒布了二十二條鼓勵台胞投資的規定，條件比一般外資企業放寬很多。譬如，台商繳稅比外商低、台商可以經營土地開發、可以購買企業的股票和債券、可以向大陸的金融機構貸款、甚至於可以投資交通運輸事業和承包國營企業......。 台灣人是老大 「現在，你們台灣人在這裡最大。」廣州一名新加坡籍的顏姓商人，對這樣的局面又嫉妒又羨慕。 在這樣優越的條件下，很容易讓人心動。台商或者看準了大陸遍地的資源、或者嚮往到處有廉價的勞動力、或者相信它和台灣是同一民族、有血緣、有感情，或者認為它有十億人口的廣大市場、可以快速回收利潤......, 每個到大陸來的人，彷彿心中都懷抱著希望。至於「機會」後面是否隱藏著「陷阱」, 沒有多少人願意認真去思索。 李京燕就是一個例子。 因為婚姻不睦而獨自一人跑到海南島發展的李京燕，在大陸待了四年，事業一直沒有起色。 這位海南人口中的「台灣女強人」, 在海口市濱海大道買下五十二畝地準備蓋賓館，中共「國家副主席」王震還題頒匾額致賀。四年過去了，「台灣賓館」除了一間辦公室之外，到現在還只是一塊地基，孤零零地被冷落在一旁，和當初奠基典禮轟動的情況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從事貿易的徐先生剛從內地轉來沿海，似乎也吃了不少苦頭，正坐在旅館裡發牢騷:「倉庫裡明明有貨，他硬是說:「沒貨！」為了買這批花崗岩，他和對方磨了三個月才弄清楚底細。 在大陸辦廠，原料都掌握在國營企業手中，除非搭上很牢靠的線，沒有人有把握「何時可以用便宜的價錢買貨」。 徐先生和中共幹部打交道的次數很多，自認已經很懂得「施小惠就可以佔大便宜」的竅門，但是在這些企業的頭上還有更多的「婆婆媽媽」, 究竟要「滿足」到那一層為止？令他很苦惱。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台商準備在海南島辦一間工廠，由於當地經常斷水停電，而向中共交涉，對方以「這是不可抗拒的因素」回答。他擔心工廠減產損失不少，對方卻說:「停電正好可以讓你的員工休息嘛！」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其實，中共很清楚自己的毛病，他們在報紙上經常公開檢討；必須在深化、配套、完善......(編按：即落實基層、建立周邊設備、健全制度法規等) 上面下狠工夫，才能把改革向前推進。他們也一再聲明「要打擊犯罪活動，嚴治貪污、索賄......。但是，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下，混亂未減。 冷眼旁觀的人極容易看出背後的問題和隱憂。 摸著石頭過河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高級講師蔡俊華分析，中共爭取台商去投資，事實上「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 譬如，台資比外資更受「禮遇」的結果是中共財政稅收減少。「對台灣統戰的目的十分明顯」這位專門從事大陸經濟研究的專家分析。 其實，香港人到大陸投資的例子正是借鏡。 曾經有一名港商回家鄉投資領帶工廠，因為經營不善，他想放棄當成捐贈，中共卻要求他「承包」自己的廠，每年保證給家鄉一筆固定金額。 這樣的「自訂政策」, 連企業風險都無從預估。蔡俊華比喻:「這就好像一個人摸著石頭過河，萬一沒有石頭他就沈下去了！」 「摸著石頭過河」正是在大陸投資台商的寫照，他們恐怕很少會問:「明天究竟會怎樣？」因為，他們也不知道答案在那裡。 大陸人看台商 「他們很少跟我們來往，身分也不願意曝光。」在珠海特區開工廠的澳門商人劉世俊，談起他隔壁的鄰居 -- 台商裕元鞋廠，語氣頗多疑慮。 神祕人物 在珠海特區，今年已經有兩家台資企業設廠，一家生產運動鞋，另一家從事金銀加工，規模都不小，投資總額超過百萬港幣。然而，這兩家的負責人，在這裡猶如神秘人物，對於要求來訪的客人一律拒絕。 王克鑑在海南島最大的南殷鞋廠擔任經理，這家工廠台資占了四 0%, 廠內雇用了十餘位台灣的技術員，並且採用台灣的管理方式。王克鑑稱讚他們素質很高，效率也快。總共六條生產線，日產量可達到六千雙。但是基於「安全理由」, 廠方不肯接受採訪。 在廣州交易會工作的張勝德，今年三月曾經接待了一批台灣商人，他回憶當時的狀況:「我跟他們要張名片，他們不是藉口沒帶，就是直接了當的告訴我:「不方便給。」停頓片刻之後，他繼續說道:「本來替他們辦一個歡迎酒會也臨時取消了，弄得大家十分尷尬。」 南山貿易公司往理孫亞非，無常和台海商人打交道。他在廣州的辦公室裡，每個月都有台商來找他談生意。他觀察，這些台商生意上的問題無所不談，卻從來不談政治。孫亞非用一口標準的京片子、拉開嗓門問道:「在大陸說錯話沒有問題，但在你們那兒 (指台灣) 大概就有問棋吧？」 孫亞非指出，台商在大陸喜歡獨資搞外銷，不喜歡與大陸人合資。因為他們一方面擔心中共政策「說話不算話」, 一方面也擔心賺來的人民幣不能換成外匯。孫亞非有些氣惱:「他們對我說:「我們玩不過中國大陸！」」 短命投資 一般而言，台商在大陸投資的項目都很「短命」-- 銷售期短，但回收快。他們把舊機器、舊設備引進大陸，能賺就趕緊賺，即使被「吃掉」或者被損害也無所謂。 深圳賽格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臧友松，平均每隔兩、三天就要到香港和台灣商人會談。他接觸的台商絕大多數「手裡的美金多的用不完」, 存起來利息太低，甚至還得倒貼，還不如拿到大陸投資。 「前不久，我們介紹了一些人到廈門投資房地產，他們準備投資一百萬美金。」臧友松很欣賞台灣人做生意的態度，守信用而且不會亂漲價。他曾經向台灣商人進口發泡膠的機器，結果台幣升值，台灣老闆還是以原價賣給他。不過當他要和台灣商人談長期合作時，對方卻表示還要觀望一陣。 大陸經濟改革之後，出現了很多「皮包公司」-- 本身只是個空殼子，每天夾若皮包到處轉，有一擔生意就做一擔生意。 擔心「皮包公司」 孫亞非不否認，目前大陸和台灣商人還處在互相「摸底」狀態，「我們也擔心台灣來的商人是「皮包公司」啊！」他說。

丟不掉的籐箱子-希望與失望

一覺醒來，已是另一個世界。昨天的台北，仍陷在被所稅擊倒的昏沈中；政治舞台上，也正吵鬧不休...... 今晨的上海是那麼平靜。陽光來自清藍天空，把法國梧桐葉的影子，碎碎灑了一地。人流在葉影上走，穿著差不多式樣、差不多顏色的衣服，而臉上也差不多沒什麼喜怒哀樂。 他們的心裡在想些什麼？「太陽帝國」裡的英國小男孩，唱完聖詩，坐上轎車回家。他一路微張著嘴，東張西望上海租界的街景，注視一個坐在轉角的老乞丐。他跟中國的世界，隔著一道車窗玻璃。 從復旦大學回市區，生煤球的女人、玩耍的小孩、曬在籬牆上的棉被衣褲，一景一景飛過。隔著車窗，聽不見什麼聲響，只有司機小陳叨絮地說，他如何努力掙錢，抱怨上海的落魄，不滿政府沒替他做什麼事，說他不顧計畫生育，生了兩個孩子 (「我還養得起！」) 心底的話，後一句被前一句牽出來，最後他終於下了結論:「我不需要政府。」 「我不需要政府」 他不需要「政府」誰需要「政府」? 十年的經濟改革、對外開放，讓離政治核心遠遠的南方，呼吸到較多商品經濟的自由空氣。南方人跟小陳一樣，強烈的主張自立自強。從大連到深圳，十四個開放城市不說，就連剛剛建省的南海，也雄心勃勃。一個主持南海經建的負責人說，他們不怕沒錢，沒錢可以借；不怕沒人，沒人可以找。他們只希望上面放手，不要管。在這個以計畫、控制聞名的社會，他竟然要上面不要管。 於是有人說「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漸漸鬆動了。跟著有親戚關係、聽香港電台、看香港電視的廣東，把這種「天高皇帝遠」的形勢，發揮得最早，也最明顯。 在全大陸都實施日光節約時間的夏季，獨有廣東省不市撥快時鐘，一律用「香港時間」, 以別於「北京時間」。一個幹部叼著菸笑說，這是實事求是，避免對外聯絡，做生意不方便。 北平冷凜起來了 經濟活力給南方人樂觀的基礎，給他們自信。每個人都告訴你經改路線不會變了，不可能回頭，「老百姓不許的」。對吃糖的小孩來說，要把糖從嘴裡挖出來，的確不容易。 你也願意相信政策不會改，但飛機穿越南方溫暖的初秋雲層後，氣溫從攝氏二十五度降到十度；而北平的氣氛，也隨著空氣一同冷凜起來。 南方孩子嘴裡的糖果似乎也不太安全了。翻開報紙，你知道現在正在推行「節約社會團體購買力」, 要削減單位、事業體二 0% 的消費；「國務院」說，宴會上，不要用易開罐飲料、洋酒 (以節約外匯); 出租汽車司機也告訴你，所有旅館、會所都停建了。 北方人也沒有南方人那樣的樂觀、自信，反而緊緊張張的。 今年還沒過完，共產黨已經開了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如果不是內部意見太分岐，要不是警覺到人心的慌亂，何必開三次大會？他們在會上首次承認大陸有物價上漲問題，公布通貨膨脹率一八 %, 但有人說，他們只承認了一半。 所有當權的人都不敢懷疑物價上漲侵蝕人民信心的威力。在一九八八年的預算裡，他們開列三百五十八億人民幣的物價補貼，這筆開銷，是第三大支出，比國防預算還多出一百四十幾億。 只是，預期物價上漲的恐慌心理，似乎沒有被這些錢堵住。搶購，整個夏天，大城市裡的人忙著搶購任何貨品。朋友告訴你，最嚴重的時侯，上海商店的架子全是空的，在北平的飯店吃不到大米飯；七、八十歲的老太太倉倉皇皇拿箸「棺材本」看到什麼買什麼，聽說有買了「一屋子」火柴盒的。 「倒爺」無所不倒 開會的大老還說，要整肅經濟環境，禁絕貪瀆。 他們說是貪瀆，老百姓叫這些人「倒爺」(註)。 你請一個外商公司的主管吃飯，他談笑風生，說著官場和商人的親密關係；進口壓縮機現在供貨很緊張，商人一次大都進口六萬具壓縮機，有權批核的幹部一趟生意下來，可以賺上千萬人民幣。這是「官倒」。 打開電視機，男記者很快唸出一條新聞：一批彩視從國營工廠出來，光在溫州一帶，己轉手五、六次，電視還沒有賣給消費者，價錢卻己經從一千七人民幣漲了一倍。這些台灣叫經銷商的生意人，在這個市場機能不健全的地方，變成萬人嫌的「倒爺」。 在等一個人死 外匯券、洋菸、洋酒、化學肥料玻璃絲襪......「倒爺」無所不倒。他們透過關係、走後門、運用權力，把計劃經濟下，價格壓低的貨品，倒進商品經濟的軌道，賺取巨額的差價。 王二哥的爸爸是北大教授，自己的英文也好，卻分配到鞋廠工作，一做五、六年。當他談起大官的兒子女兒如何翻雲覆雨，怎麼樣霸著幾幢房子不去住，他父親用十年工夫寫的書，卻沒人願意出版的時候 (「知識無用啊！」), 你知道只見漲不見跌的物價、官倒現象的不公平，如何啃嚙他的心。 旅館的窗簾拉起了一半，一個剛結識、將步入中年的知識分子，就坐在太陽照不到的角落裡。不知怎的，他把聲音壓得奇低，好像擔心頭頂上有竊聽器似的。 他沙沙地說，不但物價漲，糧食也不夠 (北平有時只有一天存糧) 人心低到極點啦，他說:「現在都在等一個人死。」 他是文革的那一代。這代人曾經是多麼熱烈擁抱社會主義，擁抱毛澤東，他們在天安門前流淚，在偏遠地區農場流汗，在武鬥時流血。等皺紋爬上額頭，等他們發現自己的生活水準、個人平均所得，只能跟坦尚尼亞排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不再擁抱什麼，他們等待。瞻前顧後，小心翼翼地等待。 英國男孩被送到集中營。一個夜晚，為了救人，他對日本軍官跪拜。 覺得不安全的人，跪拜什麼？又見龍年。今年大陸流行過兩個年，特別敬神崇龍嗎？不是的，事情這樣開始：傳說長春一個司機深夜駕車趕回家，他看到路上有一條蛇，閃過去，又一條，再閃。他眼前出現兩個女人，女人告訴他，她們是那兩條蛇，謝謝他不輾之恩，洩一到天機：今年是兇，要他回家趕快再放一串鞭炮，過掉龍年。 這個好心的司機沒有獨享祕密，結果長春突然在某個夜裡，全城鞭炮大響。震天的鞭炮聲一直從關外傳進關內。連帶地，蘋果、鵪鶉蛋、桃子、梨子罐頭被一搶而空，取其諧音「平安逃離」。 其實，他們不是在等一個人死，他們簡直在自我預言混亂即將降臨。打倒了四十年的迷信，似乎就這樣甦醒了。 有人說這些人 (都市裡的人), 是大地震前敏感的小動物、沈船前的老鼠，有「逃離沈船」心態。想盡辦法賺錢，想盡辦法出國，都被視為這些小老鼠的驚慌反應。 一個失望接一個失望 失望啊，一個八十歲的老報人嘆氣，近百年的中國史是讓人失望的歷史。大革命 (辛亥革命)、北伐、抗日，總以為打完使就好了，但沒有；一九四九年後，大躍進、文革，也以為運動過了就好了，結果也沒有。希望燃起不久，就熄滅了。 這一次的經濟改革，會不會再讓人失望？人心低到極點了，那位中年知識分子沙沙的聲音又在耳邊響起:「國民黨不是要反攻大陸嗎？為什麼現在不以反對黨身分進來呢？笨！錯過這時機，要等到什麼時候？」 你夭了，說這種話！後來你也習慣了，你知道這裡當權的人選擇的一條路，是前無來者、東西方國沒有成功經驗的。他們「摸著石頭過河」, 他們心急，他們徬徨，他們開始對台灣有期待，有幻想。 你上美容院，師傅跟你聊天。他顯得有點興奮，你是他碰到的第一個「台灣人」(其實你是四川人)。「你們過的日子好喲！」「那裡。」他喃喃:「我知道是比較好的。」他一邊優雅地吹著你的頭髮，還一直說個不停。「你將來去做總統」(他要你做總統！)「那還早呢，最快也要等我四十五歲才有資格競選。」「那沒關係。你當上總統，就會想起，上海有個師傅，把你的頭髮吹得很好，接他到台灣玩玩。 你被他逗笑了，抬頭看他。大鏡子裡的他似乎也很開心，臉上綻著微笑。只是這個蔣經國總統在上海「打老虎」時，就當學徒的師傅，二十年後又在那裡？英國男孩在集中營四年，看到他過去看不到的人生，做過從前不可能去做的事。他長大了，也變了，戰爭結束，他從蘇州走回上海，經過一條河，他把隨身的一只籐箱子扔在河裡。箱子裡，裝的是他童年的成長。夕陽時分，陽光把小河和黃色的籐箱子，照得閃閃爍爍。 下午四點，在秋天的高陽下，飛機窗回外的樹、房子，也是閃閃爍爍。 你發呆。想起司機小陳和那個悲觀無比的中年知識子；你想起街上沒表情的行人；想起深夜十二點，那兩個強迫你換美金的廣東人；你也想起樂觀的洪教授和你聽過、見過自信的南方企業家。他們仍要在這裡生活、奮鬥或吶喊。而你要離開了。 丟不掉的籐箱子 你不知道八億的農民又在想什麼？你不知道經濟緊縮之後，真會亂嗎？你不知道「那個人」死後，局面又會變成什麼樣子？計畫經濟路市場經濟真的可以並行嗎？你察覺你的手中，有一只籐箱子，裡面裝著很多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思念和煩厭。但這只籐箱子，不是你揚起手，就拋得掉的。 飛機終於起飛了。 ************************ (註：商業上低買高賣、炒作行情的投機行為，大陸稱為「倒賣」。因為經濟搞活之後，原本短缺的農工原料、外匯、一般家電等消費品需求更殷。但由於大部分農工原料及消費品的生產、分配都仍操在公家手上，市場的需求自然引誘一些有權、有關係的人「官商勾結」, 將計畫經濟低價的原料、產品，高價賣給商人，再賣到市場。這些人統稱「倒爺」, 其中吃公家飯的則是「官倒」。)

最熱門的話題-河殤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一日，中國電視史將永遠記下這個日子。」北京廣播學院教師崔文華如是說:「這一天的黃金時間裡，一部使整個中國久久不能平靜的系列電視片開始播出了。凡是稍微留心看過這個片子的人，...... 都無法對它漠然。」 不錯，就在這天晚上的七點到八點，「河殤」播出第一集「尋夢」。估計有兩、三億大陸人，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從螢光幕上看到這部充滿批判與自省、鞭策與激動意味的影片。 他們有的喟然嘆息，有的熱血沸騰，有的欲哭無淚，有的情難自禁，更有的徹夜不能成眠。很多人立即動手，寫信、打電話甚至打電報給北平「中央電視台」, 表示「激動、震撼和感慨」。他們當中，有學生、教師、工人，有老資格的共產黨員，也有軍隊裡的「政冶處主任」。 從「人民日報」開始，有七、八家報紙陸續刊出長達四萬多字的「河殤」劇本 (他們稱為「解說詞」)。各報並舉辦「河殤」觀後感徵文、座談，許多學校和工廠也進行內部座談；社會各階層一時議論紛紛，而「河殤」的編導夏駿、總撰稿蘇曉康等人，也似乎在一夜之間，成了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和先知。 誠如崔文華所說:「一部電視片能引起這樣的轟動，在中國電現史上是空前的。」有人稱這種轟動為「河殤熱」或「河殤效應」, 也有人說它已形成社會學上的「河殤現象」。總之，它是龍年的熱門話題，是大陸自有電視以來，「三十年僅見的奇觀」。 「河殤」究竟說了些什麼？簡單地說，它是以文字和畫面交互加強的方式，唱出黃河文化 -- 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 -- 的輓歌。它指控黃河是「世界上最暴戾、最任性的一條大河」, 而黃河所孕育的文化，已經「衰落了」、「衰老了」, 再也抵擋不住外來的衝擊了。 責備古人。批評今人 「河殤」指控長城「無法代表強大、進取和光榮」, 相反的，它只代表著「封閉、保守、無能的防禦和怯弱的不出擊」。「河殤」指責明太祖朱元璋「把百姓牢牢綁在土地上」; 遺憾明將戚繼光竟沒有想過去扶桑三島看倭寇的究竟；更慨嘆鄭和七下西洋，卻毫無經濟目的。 毫不留情地責備了古人之後，「河殤」也或明或暗地批評了今人。它描述「那顛狂的大躍進年代」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熱昏病」; 它痛心在一九五 0、六 0 年代，「我們鎖上了國門，蒙起眼睛來「超英趕美」, 還不間斷地一次又一次大搞政治運動，...... 到頭來鬧得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邊緣！」它更明白點出：毛澤東「人多好辦事」的說法「顯然並不明智」。 「河殤」旁徵博引，由古批判至今，由太空說到地球，其實宗旨只有一個：要說明今天的中國大陸，唯有繼續走改革、開放的道路，才能生存，而不致被「開除球籍」! 曲曲折折、委委婉婉地說了四個鐘頭，目的就是要爭取民眾支持經濟改革、共度物價難關。 衝擊力強 但是，這部影集確實有相當大的突破「它第一次用電視這種最大眾化的媒體，總結報告了改革派在經濟與文化上的觀點，尤其關於中國傳統文代的質疑，是十年來大陸思想界熱烈辯論過的。其次，雖然它儘量做到含蓄，但它對共產黨及毛澤東幾十年來作為的否定，是明眼人很容易感受到的。 再加上它那衝擊力相當強的畫面，配合悲壯如史詩的文詞和感情豐富的旁白，觀眾一下子就被震懾住了。 在大陸，傳播媒體一向是「黨」的喉舌、政黨宣傳的工具，老百姓通常把傳播媒體發出的言論，視為「官方說法」。可是這一次，「中央電視台」怎麼會播出這麼露骨而大膽的言論呢？出現純屬偶然 有些人往好處想，驕傲地表示「大陸現在言論開放的程度，是你們外人想像不到的」。也有小道消息指出，這個節目是鄧小平和趙紫陽撥款贊助的，作者與趙有私交...... 等。台灣的大陸問題研究者甚至斬釘截鐵地認為，「河殤」是「改革派」為路線鬥爭、權力鬥爭推出的一部「戰鬥片」, 它鬥爭的對象就是「保守派」。 但是今年十月十八日，「河殤」總撰稿蘇曉康在北平接受「遠見」訪問時卻表示，這部影集的攝製和得以順利播出「純屬偶然」。他說，像這樣的片子，按大陸現行電視體制，本來是不可能出現的。 大約七年前，日本放送協會 (NHK) 與中共「中央電視台」合作相攝「大黃河」。前期攝製雙方共同進行，後期製作則分別處理。日本人製作完成並播映後，反應相當好；而「中央台」做出來的東西則「很蹩腳」。失敗的原因主要是編導人員文化素養不夠、思想太受束縛。 花了將近六年時間，耗費人力、物力無數，卻得出這樣的結果，「領導」很不滿意，於是希望就現有素材，再搞一個「黃河特集」, 彌補一下。 在這樣的背景下，「領導」們對這新節目的審查尺度很寬，幾乎是放手讓夏駿、蘇曉康他們去做。不過，從審查劇本提綱時起，包括，「中央台副台長」陳漢元在內的參與者，都體會到做這個節目「要冒風險」。直接負責監製此片的陳漢元後來告訴記者說，他是雙手托著烏紗帽播「河殤」的。 觀眾要求重播 總之，在從製作到播出的過程中，「領導」們沒有提出異議。蘇曉康形容這片子「稀里糊塗就播出了」。 播出之後反應這麼強烈，也完全出乎製作小組的意料之外。他們原以為此片理論性太強，是一種精英文化，老百姓不一定能接受。誰知大家叫好之餘，還紛紛要求重播。 危機也在同時伏下。從第二集「命運」開始，播出時聞改在深夜十一點多了。大陸一般人習慣早睡，這時間對他們而言很不方便。但儘管他們一再表示反對和不解，有些人已經隱約意識到可能的原因。 一位離休女黨員寫信給電視台台長說:「據生活的感覺，此片的出台，...... 會遭到一批人 -- 有權有勢人的反對。」另外一位觀眾則致函「河殤劇作組的英傑們」說:「如果這部佳作因為觸怒了某某領導人物而遭停演的話，那麼將是一場大的悲劇，那麼我們的民族仍然是沒有希望的。」 趙紫陽公開肯定 他們的預感完全正確。中共內部已經在醞讓著一股批判「河殤」的風潮，「黨中央」傳出話來，叫報紙「不要再宣傳了」。 七月上旬，「河殤」播到第五集的時候，「廣播電影電視部長」艾知生把幾個編導人員找去，火氣十足地指責他們「給他惹麻煩」, 告訴他們「現在上面很不高與」。他要求停播。 後來第六集 (也就是最後一集) 照原定計畫播出，是顧慮到觀眾既如此肯定「河殤」, 一旦停播，可能引起民眾激憤，反而把事情鬧大。至於重播？艾知生不敢作主。 中共高幹如趙紫陽、李鵬、楊尚昆、李先念，都向「中央台」借調「河殤」錄影帶去看。據說趙紫陽看過後的評語是:「幹嘛老罵老祖宗呢？」 但是畢竟，正如陳漢元在「河殤」審查會上說的:「此片是給改革開放張本。」趙紫陽後來終於公開表態，他說:「我看河殤還是可以肯定的。」 據說就因為他這樣表過態，「河殤」才得以重播。但是在重播之前，艾知生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的意見，要求蘇曉康刪改八處文字，蘇曉康一一照辦。八月十五日，「中央台」終於開始重播。 發展至此，「河殤」的災難才副開頭。重播後不久，有一天，「國家副主席」王震把「人民日報」一位主編叫去，痛罵了「河殤」整整兩小時，說它「貶低、污蔑」毛澤東，並要求「人民日報」刊出他的談話。「人民日報」請示「中宣部」, 得到的指示是「不能登」。這同樣是考慮到王震的意見與普羅大眾的想法相去太遠，登出來只會引起公憤，引起更多人注意。 偏傭這八十歲的老軍頭不肯罷休。九月，他赴寧夏參加一個記念會，又要求「寧夏日報」刊出他指摘「河殤」的談話。他還說:「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蘇曉康，都應該開除國籍，送到美國去！」寧夏為之嘩然。 接著他從寧夏回到北平，列席中共十三大三中全會。九月三十日，會議臨結束前，王震抓住尚餘的一點時間，點名痛罵方勵之和「河殤」。他說完後，底下一陣掌聲。不過據說，大多數人根本沒聽懂他的湖南話，鼓掌是出於禮貌。 要國民黨回來？「河殤」的政治問題愈演愈烈，「中央台」和製作小組都深感壓力沈重。十月三日，「中宣部」開會，會中提出「清理輿論環境」, 要求各報要「聽招呼，不要胡來」。中共中央主管文宣的胡啟立並且針對「河殤」, 說了一句很酸的話:「「河殤」的意思，無非是說我們共產黨不行，要國民黨回來。」在場也有一些老幹部附合說「河殤」是和「中國之春」同一性質的，說製作小組「是一批民族敗類」。但是似乎沒有正式發動宣傳工具批判「河殤」。 有不少文藝界人士認為，沒有發動是因為知道此事做起來吃力不討好。老作家蕭乾便表示:「當局不敢批判蘇曉康的，因為那樣做太不得人心了。」他回憶，過去中共只要一聲號令，發動文人批判誰就是誰，「現在不行了，批誰誰紅。」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覺醒，不願再做應聲蟲。 其實，並不是所有觀眾都同意「河殤」的觀點，相當多的人雖然肯定它的社會意義，卻對它的某些說法有不同意見，並且認為這部影集尚有頗多可改進之處。 說中人們的心事 但就在大家展開熱烈討論的時候，「上面」一「打招呼」, 所有的傳播媒體都避談「河殤」; 王震再一出馬，原本準備與製作小組舌戰一番的知識分子都縮回了口，抽回了文章，因為「這時候我們再說話就變成幫兇了。」 錄影帶止出售，海關、民航、郵局都接到通知，一律不許傳遞、運送「河殤」。在這裡中共耍了一記花招：口頭通知，不用書面文件。合眾國際社發出電訊，指中共封鎖「河殤」,「中宣部」還否認，說是「造謠」。 一般老百姓怎麼也想不到這部電視影集的背後，還有這麼多曲折的故事。他們甚至不知道也不相信他們如此津津樂道的這部影片已經被禁:「怎麼會？八月分還重播過的！」「河殤是我們的驕傲！」他們說。 畢竟中國大陸太大了，人民的消息管道太狹窄了，「中央」不要他們知道，他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 但是，「河殤」的影響已形成，而且正像連漪般，悄悄擴散開去。很黯然，它說中了人們的心事。他們急切盼望改革開放成功的情緒，愈來愈充塞胸臆；他們對中共多年掌政的功過，也愈來愈有評價的意圖。「河殤」會帶領人們走向何方？

王作榮/國家、政黨、個人

我個人對前一陣子股市垮下來的看法是正面的。因為參與其中的地下投資公司、金融機構，以及地上合法的金融機構，經營都不健全。這種經濟發展中非常不健全的經營現象，依政府現在的能力，仍沒有辦法清除。那麼能將它們清除的辦法就是一次大危機、一次大恐慌，使它們倒的倒、關的關，才能掃除乾淨。 但是掃乾淨後，政府必須馬上檢討過去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檢討法令、檢討制度，然後重新健全制度和法令，使這種情況不再重演，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長痛不如短痛 一個社會若要革新，使不正常的狀態正常化，終歸會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受犧牲；要讓經濟正常化，又使每個人都不吃虧，這是絕不可能的。 至於政治層面的考慮，做為政府最高決策的人或是做為國會議員，在面對這類問題時，首先要考慮國家整體的利益，而不是考慮政黨的利益，更不是考慮個人的利益。政黨的利益、個人的政治利益雖然重要，但是為了國家前途，有時必須犧牲個人前途、政黨利益，做，名政治家應該具有這種犧牲的精神。 例如：前些時候的黨政協調，他們考慮的是國民黨的選票，這成何體統？他們應該考慮在現狀之下，為了全台灣的利益，應該採取什麼手段？如果只顧國民黨利益而忽略國家利益，就不是第一流政治家所當為。 況且，如果讓股市跌下來，而後能使經濟健全出發，國民黨的聲望也會提高。如果一味放任股市漲到一萬一、一萬二千點，總有一天，股市也會跌下來，拖得愈久，垮得愈厲害，國民黨得的選票就愈少。 所以「長痛不如短痛」, 讓它垮下來，垮下來後，政府就宣布幾項政策，徹底整理金融機構、證券交易所，徹底改革，如此反而能振奮人心，使以後的經濟情況趨於正常。 課稅有用嗎？現在以一年的時間改革還來得及，也許明年經濟恢復正常，現在的事就忘記了。所以，我認為現在國民黨不應只考慮選票。 至於民進黨，在這次股市風波中，上層不干涉，下層卻參與，這不是正當政黨的做法。一個堂堂正正的政黨，應憑其政綱、政治主張及領導人的聲望來獲得選票，如果到處煽風點火，我是不贊同的。 我認為這次兩個黨的表現都失常，國民黨不應該搞黨政協調；民進黨則不應煽風點火。 我支持郭部長課稅的政策，但是這項做法對於整頓證券市場投機、股票濫漲，並沒有多大用處。換言之，課稅並不能阻止股市再次高漲，目前真正要做的就是嚴格地把股市的弊病去除，並在金融方面控制得當。 美國的證券用場管理非常嚴格，如果違法、舞弊，可能罰款美金百萬、千萬元，但是去年還是垮戶下來。香港股市常常垮，日本股市也會垮，這種賭博免不了會上下波動，但都不至於像台灣沒有理性的亂搞。政府當局面對股市上漲，只應該憂慮合不合理、有沒有欺詐、有沒有犯罪，不需要管其他的事。 決策權在行政院 政府對重大事務的決策，過去是由蔣經國總統一人做，沒有完整的決策過程，頂多聽聽報告、看看資料，其他人一句話都不說。 民主社會的做法，以美國為例，行政部門有很大的權力，真正的權力不在立法部門，因為立法部門代表各種不同階層的利益，所以政策若由立法機構決定並不恰當。決策的主動權，其至政策的形成都應在行政機構，但是一定要經立法機構通過，其中就有妥協、溝通和討論等過程。 美國國會參議員雖然代表各個階層利益，但另一方面，也會考慮整個國家的利益，否則下次選舉的聲望一定會受到損害。 當然，參議院的意見也常與行政部門對立，為了真正反映民意，就會發生制衡的問題。當立法機構不同意行政部門的法案，就投票決定，投票結果若不能超過二分之一多數，就照行政機構的決定；若超過二分之一，行政首長可再否決，重新再投票。再投票如果有三分之二，就只好照立法機構的意見。 所以，當行政部門決定政策之初，就會顧及國家利益，事前也有許多疏通。嚴格的對立以至最後攤牌的情況很少，如前陣子的貿易法案就發生這種情形，最後仍然經過協調而妥協。 民意充分協調 台灣的立法委員應該瞭解，決策權仍在行政部門，而行政部門為何要經立法委員同意呢？就是預防行政部門的決策太離譜，讓立法委員來糾正。立法部門當然可以為利益集團說話，但在大眾利益的調和下，就必須放棄可以犧牲的利益團體。 我們以黨領政的做法學自蘇聯，是過去獨裁專制下的產物。在民主制度下，在野黨是透過選舉把政綱宣布，讓一般人民瞭解與支持他，投票給他。執政黨是受較大多數選民支持的，在這種情形下表達黨的政策，接著選舉委員、總統，而後總統提名行政院長，其中都含有民意基礎。一般政策執行應讓行政部門自己去做，黨不應該再干涉，可以經過內部協調，卻不能由黨做出決議案或干涉行政部門。 目前的情形則是立法委員及行政部門皆被黨控制，經過選舉的人好像都不算數，不能自由表達意思。即使國民黨是個大黨，黨員也只是兩千萬人中的兩百萬，若由少數集團控制國家政策，就找不到民意了。 放鬆黨政關係 而且，黨當初提名立法委員時，就應邀出好的立法委員，而不是找一些金牛、地痞出來，這些人並不能充分反映民意，當上委員後只會亂搞，迫使黨必須出面干涉。 我不贊成以黨領政，是指它不應該過問小事，大事卻要慎重討論，而後送到行政院參考；而且不要隨便運用黨政協調，以便讓民意充分表達。 就總統的職務而言，他的基本權力是提名行政院長，要找一位能執行其政策的人，我們應實行內閣制，而不應講求現實來扭曲憲法。 在內閣制中，總統可以選擇行政院長，但必須經立法院同意，立法院不同意的話，就不能隨便換行政院長。受民意牽制才不會獨裁。中華民國若要走上真正民主，黨政的關係就要依據憲法徹底放鬆、修改。 (鍾尚熹整理)

這個時代,我們憂心

這是一個等待黎明的時代。民主、自由、法治的目標已然在望，但黎明前的黑暗，卻讓人心生焦慮。社會上是非混淆、正義不張；沒有人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大多數人只汲汲於個人私利；各行各業中，再也找不到一個一言九鼎、能壓得住陣腳的領袖......。為建立黎明前的共識，本刊專訪了總統府資政孫運璿、政評家王作榮以及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宋楚瑜:

鬧劇必將重演?

有人戲稱，台灣股市的十月大風暴，是去年同期崩盤的週年慶。只是鬧劇重演，滿盤皆輸。 去年股市一路狂飆三個半月，股價指數在開創四千六百點高峰後，因受謠言、政府干預及紐約股市崩盤連番影響，向下滾跌至一半方休。其間憤怒的投資人抗議、請願，甚至手擲雞蛋、石頭，包圍財政部，造成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財經自力救濟案件。 面對亂局，行政當局手足無措。後經蔣故總統經國口諭「照顧投資大眾」, 銀行團進場護盤，風暴漸息。 狂飆股市瀕臨失控 今年是強人時代結束，台灣邁進民主化的起點。在各種環境大幅變遷中，不變的是股市依然狂飆短短兩百二十五個交易日內，漲幅高達二七六 %, 終於登至中秋節前夕 -- 九月二十四日 -- 八千七百點的頂峰。 那時，不僅股市新開戶數比去年增加近五十萬，每日成交金額也由二百多億躍升至七百億左右，使台灣直追東京、紐約，成為全球第三大的股票市場。而合計四萬億的股價總值，已相當於台灣國民生產總額 (GNP) 的一。三五倍。 冷眼旁觀的人大都強烈感覺，這列越飆越快的飛車，正臨界失控邊緣，碰上任何障礙物，恐怕都將兩敗俱傷。 但似乎沒有人願意悲觀的預知，恍若盲目的股市，衝撞的竟是新內閣的施政效能；有如一樁連環車禍般，行政部門又撞擊執政黨部。 原本只涉及一百一十萬股票戶的事件，竟不斷向外幅射擴張，橫掃處盡是傷兵輸家 -- 其中包括投資人、證券記者、「號子立委」......。「而就屬政府和執政黨輸得最慘！」政評家直言不諱。 九月二十四日近午，新上任的財政部長郭婉容宣布：將於明年初開始重徵證券交易所得稅。這道原本合理合法的政令，卻成為一條點爆股市定時炸彈的引線。在投資人一片驚恐的哀號中，股市連續無量下滑十八天，指數遽跌三千一百點。 三十萬名八、九月新開戶股友的紙上財富，頓如泡沫般消逝。 證所稅點爆炸彈 可嘆的是，政府的威信也隨股市行情一路重挫。十月初，當無數沈默大眾正為郭婉容揭櫫「公平納稅」的擔當魄力鼓掌叫好時，近二十位直、間接經營證券行的立委連署，揚言將引用憲法五十七條第二款提案。經執政黨中央政策會出面協調，要求財政部修改決策。 而傾出所有、甚或告貸的投資人以及嗷嗷待哺的新證券商，也紛紛使出街頭運動的殺手間。除了蕈集在立法院、財政部、國民黨中央黨部等關鍵機構前示威外，還有人臥車軌阻撓交通，寫黑信威脅支持證所稅的學者......。 立委施壓、街頭示威效果卓著，證所稅起徵額很快便由三百萬元提高為一千萬元；證券交易稅也由 0. 三 % 降為 0. 一五 %。然而觀察家指出，行政當局向股市「道歉」的做法，不僅輸掉了新內閣的公信力，也輸掉了知識分子、白領階級以及不做股票的民心。 「短期內，台灣已不再會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一位國際投資專家觀測:「公共行政事務依據的準繩，街頭運動所占的力量愈來愈大。」 一張石蕊試紙 十月十三日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 則把台灣股市風暴視為政府施政決心的石蕊試紙。「往後財政部還有很多強硬決策待推行，第一個就讓步，下面的將更不容易起動。」論者說。 透視政局的知情人士進一步分析，真正值得憂慮的，是這張石蕊試紙所現出黨政之間抗爭的緊張關係。 黨政關係緊張，基本上緣於兩者立場不同，但同時也意味著強人不再後，執事者的爭鋒。黨負責選舉，最關心的是，引發股市風暴的證所稅是否會影響選票。 「對黨來說，每一票都重要。即使是少數人的問題，也有必要去溝通、協調。」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一位高級官員強調。因為負責選舉的黨部有責無權，一旦選舉失敗，「黨經常得替行政揹黑鍋。」他說。 而行政當局處事則從照顧多數人利益的觀點出發。雖然專家批評財政部未能先慎謀而後動，民意測驗卻顯示，有六成民眾支持重徵證所稅。反倒是透過黨政協調導致政策縮水，「已使黨意嚴重脫離民意。」一位著名的經濟學者認為。 股市風暴中，當執政黨汲汲為黨、政利益奔走、斡旋時，有識之士扼腕，國家居然沒有一位從政者，能站在整體利益的觀點來擔當任事。 「政府為什麼不堅定地告訴社會大眾，股市的畸型繁榮並不能為國家創造真正的財富，只會帶來經濟災難。任由狂飆風潮蔓延，終會瓦解我們的經濟、社會基礎。」英國詹金寶投資公司台灣負責人古台昭不解地問。 由於當局未能磊落地面對股市狂飆的癥結所在，只做掩息紛端的和事佬，悲觀的人預測，股市禍害將繼續遞延。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若正本清源，根本的問題在：長期以來，台灣儲蓄率的成長遠高於資本市場的成長。游資多、投資籌碼少，錢潮自然盲目四竄。 民進黨籍立委康寧祥質詢時指出，投資者找不到投資管道，是因為政府占去了太大的經濟活動空間。根據統計，政府部門在最近六年經濟活動中的投資，占全國總投資的四七。六 %, 而舉凡交通、能源、金融及菸酒等民生用品的生產事業，又多為政府所獨占，留給民間活動的空間，自然相對狹隘。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猛如洪流般的市面游資得不到適當管道疏導；如果政府政策，不能事先籌謀周詳，事後貫徹到底；如果黨政首長不能共體國艱，類似股市狂飆後崩盤的鬧劇，恐怕還會一演再演。

為什麼要內鬥?

也許，將來的歷史會這樣記載: 「民國七十七年初，蔣經國逝世，台灣進入政治轉型期。...... 入冬，儘管政壇最時興的政治口號是「團結」, 但當時最熾熱的政治行動卻是「內鬥」。這場鬥爭持續數年，改造了當時的政治制度與文化，決定了日後民國的盛衰......。」 國民黨「化作兩黨」? 不到兩個月，李登輝總統在接見國民大會主席團、黨政談話會、光復節文告、中常會等不同場合，先後五次使用不同措詞，強調「團結」、「同心協力」、「家和萬事興」。 李總統的話似有所指，究竟他是說給誰聽呢？首先是最近兩個月，黨政之間出現意見衝突。單是檯面上，黨部對行政部門的批評就有：行政院草擬重要的「行政院組織法」時竟不做黨政協調；草擬中央民代退職金條例時擅自背離中常會決議；恢復開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事前不知會黨。 國民黨一位高級幹部就不止一次抱怨說:「行政 -- 特別是有些政務官，忘了今天是因為黨在執政，他才能做政務官...... 不單黨要跟政務官配合，政務官也必須跟黨配合。」 另一邊，行政部門也抱怨說:「今天黨的組織太鬆散了...... 行政院執行中常會的決定，黨部應該要支持才對呀！」 最近抨擊內閣施政最為激烈、甚至要院長下台的，往往是同屬國民黨的立委。部分敏感的立法院記者也發現，平時在議場協調溝通的「黨鞭」並沒有適時疏導，只作壁上觀。在十月中旬爭論證所稅的立法院會議裡，上述現象尤為突出。 彷彿國民黨一時之間化作二黨，一個是「行政院國民黨」, 另一個是「立法院國民黨」。 直到李登輝主席在國民黨中常會接納俞國華的意見、駁回李煥有關要郭婉容專案報告證所稅的建議後，黨、政對立己經表面化，一位熟悉內情的人甚至說:「李登輝要自己管黨，俞國華要自己管政，李煥已經被架空了。」 派系之爭 混亂來自衝突，衝突來自矛盾，矛盾的種子則深植在歷史與傳統之中。 中國近代之亂，一方面肇因於西方文明、武力的入侵與本身應變無力；一方面是本身持續經年的內鬥。 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澎後，早年在「退一步而無死所」的同仇敵愾心理下，頗能團結在先總統麾下。管也有派系之爭，但都無損於大局，政治強人的威望也足以裁決利益及權力的分配與抗爭，派系之間大致相安無事。 再加上在選舉及組織策略上採取利益包容戰術，幾乎誰都可以加入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黨員品流複雜的超級大黨，但也助長了早期的政治安定。 直到解嚴、強人政治時代結束，權力分配失去了仲裁者，開始以實力見真章，於是整個社會，包括政治家與官僚、知識分子、地方派系、財閥、資本主義信仰者、社會主義分子紛紛在同一個組織內抬頭，扣開了鬥爭的大門。這種現象，國民黨如是，民進黨如是，社會亦如是。 實力見真章 在朝者在鬥，社會也瀰漫著浮躁之氣。一件證所稅事件，經過輿論與議會推波助瀾，台灣社會立即被過度簡單化地一分為二 -- 一邊是「不義」的「投機分子」; 另一邊是代表「正義」的「反投機分子」。雙方劍拔弩張，但更重要的事如決策過程、政治責任、社會風氣、租稅公平、內線交易、金權政治等，都在情緒反應下犧牲了冷靜的反省與檢討。 事件過後，股市再度蠢蠢欲動，似乎在準備迎接另一波的狂飆、干預與街頭抗議的循環。 十月三十一日，一位家庭幸福美滿、身體健康的七十三歲榮民鄭元澤在西門町路橋上自焚死諫，遺囑裡，他抗議這個社會「政府公權力不彰，民意機構運作失序，少數同胞受人利用而不自知」。他的死，除了引起幾句推崇和幾句嘲諷外，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國民大會和立法院這兩個國會之間，也是暗潮洶湧、互別苗頭。自從立法院在上個會期刪減國民大會的預算，並有人批評國民大會「不做事、光拿錢」、「阻撓國會改革」以來，便埋下了爭執的伏線。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一位增額國大代表一談到立法院，就氣憤的說:「過去有蔣總統在，國民大會才相忍為國...... 如果我們恢復一切法定權力，行使創制、複決、修憲權，威力比立法院還大。」 「實力見真章」的結果，中華民國可能正在重塑自己的體制。 例如在「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面臨修改或廢止命運之前，中華民國應該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仍然意見紛歧。如按日前比較多數的意見走向內閣制，「李登輝主席是否願意削李登輝總統的權？」一位國民黨國會議員質疑說。 不得不「靠行」 又如立法院如果權力意識高張，動輒要行政院修改重要政策時，行政院是否會反彈，而一意孤行，在三分之一的少數立委支持下運用憲法五十七條，退回立法院通過的決議甚至法律？再如國民大會未來在資深委員退職後，增額國代以五分之二連署 (將來可能只需一百人), 就能隨時召開臨時會，如果國大代表要密集行使創制、複決權，是否會變成另一個「超級立法院」, 使中華民國國會演變成類似美國的參、眾二院制？甚至台灣省政府如果要「回歸憲法」, 實行地方自治，省長民選，在中華民國政府實質管治地區只限於台灣地區的局面下，如何排解中央與地方之間潛存的權責衝突？民國三十五年制訂、為全中國設計的憲法，壓縮在台灣一地實施的窘局，在拖延了四十年之後，今天終於無法逃避。 此外，年長一輩的政治人物紛紛交棒，年輕一代汲汲在政治舞台重組中搞位子，成為立法委員康寧祥所說的「強人時代結束後的權力大轉移與再分配」。 自稱「超派系」的立法委員朱高正指出，在派系鬥爭兩極化時，個別政治人物要有影響力，「有時不得不「靠行」(依附派系)」。 議會內，權力重分配助長派系縱橫。先有饒穎奇、黃主文、吳梓等增額立委在今年四月籌組「集思早餐會」, 得到執政黨中央允許。 集思會半年內已擴大為成員二十八人，位居增額立委第一大派 (整個民進黨立委黨團，也只有十三人)。「我們是要奪取增額立委在立法院的議事主導權。」集思會的黃主文說。 議會炮聲隆隆 由於集思會的示範，「一心問政研究會」、「五五政策研討會」、「日新會」...... 等相繼在中央及地方議會成立 (見附表)。 其中又以吳德美、許勝發等財雄勢大的立委合組「建設研究會」, 一度號稱與立法院最大的老派系「座談會派」(又稱「團派」, 成員超過一百人，包括立法院長倪文亞) 結盟，極引人注意。 立法院在短短一個月，就有陳適庸、趙少康、黃主文發動委員連署，要創憲政史上新紀錄，企圖動用憲法，強制行政院修改證所稅及大陸政策。一位增額立委解釋說:「黨也好，政也好，事前不讓我們參與決策，我們就要在議會開炮。」 縱使議會炮聲隆隆，鬥爭白熱化，國家大政卻因此面臨停滯的威脅。 至今為止，立法院已經積壓法案九十四件，樂觀估計，即使不再有新案，清理舊案就要二年。但在十一月初，國民黨中常會通過行政院所提立法計畫，立法院又新添了五十五件法案，但立法委員們照舊不慌不忙，每次院會單是程序問題，不同政黨、派系，就爭執大半天。 重內鬥、輕立法的狀況，使得更重要的政治、金融、司法等革新，在「舊法落伍過時，新法未定」的困局下舉步惟艱。 國民黨內部傾軋，民進黨也無法趁機獲漁翁之利，因為它也在內鬥。這也是為什麼當一位少壯派國民黨中常委為黨政最近的「政績」感到憂心忡忡時仍說:「我們是表現不好，可是黨運好，因為對方的表現更差。」 尋求「百年大計」 「人人有責任，但誰都不負責，」這位國民黨中常委批評這種社會巨變下，行政、立法雙重膠著、無力應變的悶局說:「再這樣下去，政府會癱瘓。」 但對台灣兩千萬老百姓來說，最重要的，是對於關乎國家前途的制度與施政問題，究竟該聽任私心、「內鬥」來尋求終極的解決；還是該從「百年大計」的審慎立場，以大局為重，讓子孫因這一代的高瞻遠矚而得享長治久安的制度與政治運作模式。 民進黨的理論家張俊宏，曾經在「當前台灣的危機與轉機」一文中這樣說: 「生態學家在熱帶海島中曾經發現迷途的大陸飛鵬，受到海洋風浪的驚嚇之後，從此不再敢振翅高飛，躲在珊瑚礁洞中，終日只敢搶食誤入洞內的昆蟲螞蟻，久之，鵬鳥成雞，不再有能力展翼高翔，終而成為瀕臨絕種的禽類。如同一個在外鬥中受傷受挫的人，常常因轉而專搞內鬥，而墮落而枯竭而敗亡。」 這段話，對國民黨、民進黨；對專擅權術、勇於內鬥的人；對台灣的中國人與中華民國政府，都是一個警告。 他們為什麼組派系？黃主文 (立法委員 /「集思會」發言人): 集思會的成立是為了奪權 -- 奪取增額委員在立法院的議事主導權。 派系有正面的功能，半年來，立法院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及都市計畫法時，集思會都發揮了相當正面的影響力以及協調溝通的功能，得到國民黨最高階層的肯定。 派系還能有效反映多元化社會的多元化利益。我們成員來自不同地方，代表不同利益，但只要決議前內部經過充分討論，決議後便能團結採取一致行動。 朱高正 (立法委員 / 民進黨立委黨團幹事長) 結派是好現象，代表僵硬組織中的權威產生動搖。但在目前民進黨派系間的競爭尚缺乏合理規範前，我不會介入派系；國民黨的派系只是國會議員俱樂部，沒有串連到地方，是無根的，以後仍會分分合合，要經過一段時間後才能看出究竟。 林棟 (資深立委 / 國民黨立委黨部書記長、「座談會」派大將): 黨籍立委要組「感情」團體，如果只是「純聯誼」, 黨部不會干涉，但必須服從中央指揮，不能造成內部對立。 石理文 (國民黨籍國大代表 / 跨黨派「假日聯誼會」籌組人之一): 國民黨現在走向「黨外有黨，黨內有派」, 難免會製造更多內部紛爭、對立，甚至政冶分贓；但從積極的觀點來看，反而可以加強黨內外民主制衡。而民主政治，本來也可以說成是分贓政治。 我們不像老委員，沒有選舉壓力。組問政團體，著眼點也是希望經由增額國大代表的集體運作，擴大影響力與問政空間，向選民交代。 但既然本黨對民進黨的台獨主張有顧忌，反對跨黨聯誼，我們黨員也願意接受。 高文良 (國民黨籍省議員 /「日新會」發言人): 最近政壇為什麼內鬥？因為強人政治過去後，現在是集體領導，中央每個人都有班底，誰也不服誰。連我們民意代表也只服選民，不服別人，誰有選票，誰就上台。 現在中央的權力已經過度膨脹，侵犯到地方自治，他們高高在上，有些官員甚至不知道地方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省議員有必要組織團體，以集體力量，維護省政府依法該有的權利。

最大的電腦公司-四通

四通集團公司是大陸最大的電腦公司。今年預估營業額十億人民幣 (約合台幣八十億), 將占去全大陸電腦市場的三 0%。這家企業氣魄大，他們要做中國的 IBM, 計畫到公元兩千年，營業額一百億。 傳播媒體、國營事業對四通的大，並不那麼感興趣。 成立才四年，所有靠四通謀生的人，多達兩千；員工去年平均年收入三千八 (約三萬台幣), 比一般工資高一倍有餘。 但引起一般人爭議不休的，也不是四通的高薪。 姓「社」還是姓「資」? 大陸的「經濟日報」在八月份，寫了一篇「四通之謎」, 介紹四通，結果引起各地 (吉林、蘭州、零陵、廣州......) 數百封信的反應。他們有興趣的是，四通姓「社」(社會主義), 還是姓「資」(資本主義)? 它的做法是對的，還是錯的？爭議最大的，是四通「不事生產」。跟台灣的宏碁、神通電腦公司一樣，四通雖也有一百六十人從事技術開發、有工廠生產，但不可否認貿易色彩仍濃。 例如四年前，四通賴以起家的產品，是從日本三井進口的印表機。因為四通看準大陸開放後，每年進口十萬台微電腦，但周邊市場仍是一片處女地，而且操作仍以英文為為主，非常不方便。 利用八天緊鑼密鼓的開發，四通完成了這種印表機的漢字系統，並改善三井印表樣原有的一些缺點。同時，他們採取低價競爭，把市場九千人民幣一台印表機的行情，打得只剩三千元。 四通從此一炮而紅，業務不斷擴張到辦公室自動化、電訊、零組件等產品線，成立二十幾個關係企業，但都不脫代理，加上點技術改良的模式。 蜚短流長的說法，也隨之而來。批評的人，說四通是「最大的倒爺」, 完全靠「流通」(貿易、買賣) 賺取暴利，說四通這個民辦企業的營運「相當醜陋」, 幫外國人嫌中國人的錢。 更有人密告他們倒賣外匯 (做黑市買賣)、汽車及科學院的儀器設備，使四通在一九八五年被「核算」, 天天有人來檢查，達一個月之久。 「我們平均十八個月受一次衝擊，」四通的總經理萬潤南說，在其他地方辦企業，只要負經營風險；但在大陸，還要負政策風險。 高薪「挖牆腳」 「泥飯碗」是四通頗感驕傲的人事制度，每個人都是一年一聘，藉此激起工作的積極性和危機感。員工薪水不但較國營單位高，而且設立差別待遇，最高工資是最低工資的五倍。 在有闖單位眼裡，這造成不公平，而且工資「分配」不合理，攻擊他們給職工的薪水太高。 這也被形容為「挖牆腳」, 因為四通的元老、主幹，大都來自國營研究單位。最後，對這個成立五年不到，每年管業額成長三倍，去年賺進兩千五百高人民幣的公司，有人開始猜測，萬潤南是不是什麼領導人的兒子？在接受「經濟日報」訪問時，四十二歲的萬潤南感慨:「在中國做事真難，連姓什麼都要仔細選擇一下。」其實他不過是一個退休會計師的兒子，現在這位老會計師自然地為四通理財。 於是，一九七八年對外開放後，經濟觀念上的衝突、矛盾和改革希望，都濃縮在四通的身上。無疑地，不論日後四通是成是敗，都將成為這一段時代的一個紀錄。 離北平西北方七、八公里的海淀區，有一條中關村路，北平人叫它「電子一條街」(現在已擴展到三條馬路), 因為這裡擁擠著一百五十多家電子公司。四通集團三層樓自色的總公司大樓，也聳立其中。 掄大鎚的總經理 吃午飯的休息時間，國營事業員工也許還在午睡，四通一樓的門市部卻熙熙攘攘一片。業務員口中說的是「好的，可以」, 在看慣「撲克面孔」之後，這句肯定的話，讓人連想起當年台灣的聯合投資服務中心，那句名言:「Yes,We can.」。 三樓會客室，萬潤南談著他的企業、他的理念。看起來，他書卷氣濃，實在不像商人。表情極少，兩隻手長放在交叉的腿上，談話時甚至沒什麼手勢。他的肢體語言，充分反映他在社會主義下做事的原則 --「小心謹慎」。 但四年前，他放棄「中國科學院」軟體工程師十年的資歷，跟北平郊區的四季青鄉，借兩萬人民幣自立門戶時，沒有人覺得他是個小心謹慎的人，同事說他怎麼會「淪」為商人？輕商的觀念在中國根深柢固。整個「電子一條街」的公司，大部分都以貿易為主幹，也因此惹人議論。但在萬潤南看來，商業的興起，才是十年經濟政革以來「最了不起的成就」。 曾被科學院送到日本、美國進修，自承在文革十年看了非常多書的萬潤南，腦子裡轉的思路，似乎也印著西方世界的影子。 他看到整個世界貿易、服務業 (象徵經濟) 的產值是製造業 (實際經濟) 的三十七倍，商業比製造業更有前景。而在科學院的十年，他更親身體驗沒有商品經濟概念的痛苦。 這個研究單位每年耗掉十幾億人民幣，但研究成果只是「禮品、樣品、展品」, 對社會幾乎沒有什麼實質貢獻。 然而比浪費錢更可怕的，是消磨人才。「在這個地方，人互相排擠。」萬潤南不諱言，為了爭職等，頭腦一流的工程師內鬥、互相排擠的情形，非常普遍。 有此切膚之痛，創立四通後，高效率、高效益、高境界是企業的旗幟。與日本三井合資的「四通辦公設備公司」生產部長李玉琢，對國營事業的慢，民營事業的快，感觸良多。 花大錢做行銷 瘦瘦高高的李玉琢，原先也在科學院任管理職務，他曾經為了要開除一個失職員工，就申請了三年，直到他離職還沒有批准。而在接生四通辦公生產的過程，從申請到生產，只花了一百一十天。 「我過去覺得力不從心，要做什麼事總是使不上力；現在還是力不從心，因為一天到晚總有忙不完的事。」 當外界批評四通用高薪「挖牆腳」時，他們認為真正吸引人才的原因，是提供了盡情發揮的機會。 對內凝聚人才，目的是為了攻占市場，在這方面，萬潤南表現出來的大膽，也絕不是如他外表的小心謹慎。 他相信市場需要開發，而且要花大力氣。他同意一個日本人的說法 -- 一分人 (花一分力氣做技術開發)、二分力 (投入二分力於製造生產)、七分市場。 為了一個新印表機，四通投下一百萬開發費用，卻押進二十二倍的錢開發市場，建立行銷據點。 因此，四通自認是全大陸最早瞭解市場需要開發的公司。它投下大筆金錢，在全大陸設立六百個經銷據點，其他公司難望其項背。 李玉琢舉例，有個經銷商放棄經銷生意，跑來四通做職員，以為可以有更多收入，後來才發現，四通給經銷商的利潤高達五成，比當職員還好。不吝惜給經銷商厚利，也許可以解釋四通的獲利率為什麼只有六～七 %。 萬潤南看市場的眼光伸得很遠，他要把腳步跨入世界。他說:「我要的是世界的四通。」 最近，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刊登一篇引起廣泛討論的文章，文中主題認為經濟落後的中國大陸再這樣下去，也許會被「開除球籍」。 進軍國際市場 「什麼是球籍呢？在我看來，就是世界市場。」萬潤南說，占不到國際市場企業，在地球上也絕對站不住腳，他語氣平靜，但話裡涵著急切的意味。 他指出，大陸的電腦市場，只占全球萬分之五，即使「全讓四通占去，對球籍又有何益」。抱持這個信念，過去四年，四通絕少外銷，但四年間，它跟美國 IBM、日本三井、義大利的 Olivette, 都建立不錯的關係。從明年起，四通準備以軟體開發為主，跟這些跨國企業合作，大步打進國際市場。 這種企圖心，在社會並沒有完全認同商品經濟時，是帶著點知識分子「舍我其誰」的氣概。萬潤南說出這樣一段話:「一個民族要振興，不能沒有一代人的努力和獻身。也許，我們是鋪路石；也許我們是新世紀紀念碑的第一塊奠基石，這一切，歷史將作證。」 經濟大環境是否再變？國際化的挑戰能否克服？四通的成敗，有待歷史見證；同樣的，它的成敗也將為這段劇變的歷史作證。 我的經營理念 最高的管理是管得愈少愈好，總經理只管一件事，把適當的人放在適當的位置。 西方管理有一種說法，一個人管十二個人以上，一定管不好，我謙虛一點，只管十一個 (哈哈)。整個公司分層負責，除了這七個經理、四個部長之外，底下的人事、業務我全放手。 四通採目標管理，有所謂「五定兩掛鉤」(即定營收、利潤、年末庫存、流動資金、人員權，運行費與營收掛鉤、利潤與營收掛鉤)。 管理就是要識人、用人、容人、培養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容人。如果不能容忍，那麼別人的長處就看不見了，公司裡龍蛇雜處，我幾乎沒有什麼不能容的，要容忍合理的錯，也要容忍不合理的錯。因為，一個犯錯的人，表示他願意冒風險，做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這是四通要的能人，我們不要圓滑、人際關係好的「完人」。 我當強調要先做人，再做事。做人就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從四通所訂的懲處條例中，可以看出他們對做人的重現。其中規定，詆毀他人、製造矛盾、破壞團結、拉幫結伙、搞小組活動、無視大局的，受罰。) 企業文化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四通每個月一次大會，全體在北平八百多位員工都參加，可以問任何問題，以便溝通。因為孫子說:「上下同欲者，勝。」

誰是理想的結婚對象

惠妮的男朋友小傑向她求婚了，可是她並不高興。 小傑今年三十二歲，有強烈的事業心。年收入一百五十萬元新台幣，擁有兩房兩廳的公寓一幢。 這樣的男人應該是再理想不過的結婚對象，但是嚮往愜意生活的惠妮發現他太耽溺於賺錢，心裡打算的總不外乎是該買那一型勞力士手錶？什麼時候可以擁有一輛賓士車？儘快爬上社會地位的高層，是他最急切想達到的目標。 近幾年來，愈來愈多的年輕男女發現他們和戀人或配偶之間，有這種「社會地位」價值觀互異的困擾。但是在熱戀階段，大概很少人像惠妮這樣冷靜的思考彼此對「社會地位」價值觀的差異，多數是結婚後才發現問題的嚴重性。 社會地位的價值觀多半是童年時代就建立起來的，非常不容易改變。因此，如果你正考慮和某人深入交往，甚至與他 (她) 共同步上紅毯，請先試著回答下列的問題。 一，新鮮感消失之後，你會不會覺得厭煩？一位交遊圈向來只限於上流社會的職業婦女。認識了一位會寫情詩、會帶她到郊外野餐、偷得浮生半日閒的男人，一開始可能覺得很新鮮、很快樂。但五年之後她可能會對他大吼:「夠了！大詩人，如果你肯賣力工作一點，我們早就像別的朋友一樣買下一幢別墅了。」 你不妨自問：我五十歲的時候想過什麼樣的生活？我想不想每年到國外去旅行？我想不想送孩子進貴族名校？接著再問問你的伴侶想法如何？如果他不同意你，那麼你的「理想」-- 賓士車、鄉村別墅 -- 可能有一天會被斥責為物慾、膚淺、庸俗。 二，面對朋友、家人的質疑，你能否怡然自得？當朋友、家人認為你高攀了一個「門不當、戶不對」的人，因而大驚小怪，你會不會自慚形穢？或者當你出席宴會時，刻意打扮得像英國黛安娜王妃那樣端莊華麗，而你的男朋友卻以「鱷魚先生」的裝束赴宴，你的反應如何？三，他 (她) 是真的愛你，還是只想證明自己比較優越？有一個女人最初因為男朋友常送她貴重禮物，又常從數百里外搭飛機回來陪她渡週末而芳心暗許。後來才發現他這麼做並不是為了取悅她，只是為了證明自己負擔得起，而且認為送她禮物便表示有支配、控制她的權利。 四，他 (她) 是不是重視事業更甚於重視你？如果他 (她) 常在約會前半小時打電話告訴你有客戶來談生意，今天的約會取消，你就要小心了。因為這可能表示在他 (她) 的心目中，你的地位遠不如他 (她) 的社會地位。 假如這些問題顯示你們對社會地位價值觀的確有很大差異，但你們仍割捨不下這段感情，堅持共度一生，是不是終將因此成為一對怨偶呢？那倒也未必。 心理學家分析:「差距大不要緊，要緊的是有沒有誠心來彌補這些差距。」 所以，感情是最重要的，如果兩人真心相愛，不論社會地位價值觀差距有多大，一定可以彼此遷就，以求長相廝守。 (改寫自 New Woman)

美國人也愛算命

奧嘉女士以撲克牌替人算命，在紐約市享有盛名。有一天一位記者去拜訪她，她用十二張牌按照十二星宿的方位排成一個圓圈，指著其中一張黑桃「皇后」, 肯定的預測那位記者在工作上將會脫穎而出，甚至會因而獲得某種獎勵。 算命蔚然成風 那位記者半信半疑地離開。三個月後，他果真得到了一個新聞獎，除了公開獲頒獎狀、獎牌之外，還拿到一千美元的獎金。這位記者從此對奧嘉女士佩服得五體投地。 近年來，美國人相信算命已蔚然成風。根據一九七八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竟然有三七 % 的人相信「預感」, 二九 % 的人相信占星術，其中又以年輕、教育程度高的人居多。 身兼暢銷小說作家和社會學家的葛瑞里，與芝加哥大學合作研究人類心靈現象已超過十年。他在一九八六年的一次研究中發現，六七 % 的美國人宣稱曾有超現實感應，高過一九七三年的五八 %。 在曼哈坦區，吉普賽式的小命相館比比皆是，手製的霓虹燈看板和普通披薩店的招牌爭相閃耀，吸引著路人的目光。光臨命相館的顧客中不乏年輕、受過良好教育的白領階級，包括股票經紀人、理財顧問、電腦操作員、銀行出納、律師、醫生等。他們認為命相家也是一種專業人才，與心理醫生或諮商人員差不多 -- 一樣都是為人們提供建議。 另一種心理醫生據一些命相館主人說，他們的顧客大部分是女性，因為女性比較相信直覺，而且比較容易接受不一定合乎理性的說法。 不過即使有五千萬個美國人承認對算命有興趣，如果認真追究其中有多少人會花五十或一百美元去算命，恐怕比例就不會那麼高了。 三十八歲的凱茜是一位合格護士，在紐約開了一家專門指導孕婦如何順利生產的「拉梅茲」教室。她近幾年正為「女強人症候群」所苦：事業合夥人、丈夫、兩個女兒都抱怨她分給他們的時間太少。她在事業和家庭之間拚命掙扎，並不停自問:「我所為何來呢？本想努力做到面面俱全，結果落得一無是處，大部分的時間都陷在罪惡感中。」 於是她去找曼哈坦的星相家亞里特，想從他那裡找尋答案。一年後她又求助於心理醫生，凱茜認為兩者可以並行不悖。「算命就像特效藥，心理醫生花兩年時間才能幫你治好的心病，算命的人也許可以在輕描淡寫的點撥之中，讓你豁然貫通。」星相家帕曼指出。 人們去算命的目的包羅萬象，從該不該結婚、要不要離婚、怎麼置產、何時搬家到應不應該戒菸、什麼時候可以來段露水姻緣等不一而足。也有人純粹是為了好玩，但主要都是基於對未來的好奇。 紐約的靈媒巴德分析，人們最關心的事情包括健康、事業、愛情、婚姻和家庭生活。「來算命的人通常處於生命的轉捩點。」他說。 達拉斯手相家易卜京的顧客中，有四 0% 是三十歲出頭、事業騰達的女性，這些戰後嬰兒潮出生的女強人，正為了「如果再不生孩子，會不會來不及」的問題而舉棋不定。 有些算命的人宣稱純憑超強的感應力就能預知未來；有些則要借助一定的形式來施展法力，例如紙牌、星座、手相等。但無論屬於那一種，他們都必須利用一樣有形的物體來集中注意力。有些人用水晶球，奧嘉女士算命前會注視樹葉發呆，巴德則要閉著眼睛揉觸被算命者的一張相片。 奧嘉女士說，注意力集中之後，各種天籟盈耳而來，算命者就如同一台好的收音機，能接收到別人接收不到的頻率。 推理家龐克認為人的腦子可以分為左右兩部分，左邊負責數學和邏輯思考；右邊負責超理性的感應，會算命的人就是充分運用了右腦的功能。 命相家的「法力」到底是有邊還是無邊呢？就時間上來說，他們自稱可預見三年以後的事。但是有一位星相家說，他的預言世界不受時間主宰，靠一部特製的星相電腦，他可以算出今後五千年之內的大事。 至於準不準嘛？答案是「有時候準」。靈媒比較能夠做具體的預測，例如明年秋天會有一次艷遇、手術會很成功、薪水將會調整等。但星相家只會指出你生命的結構和週期，以及這些結構和週期會如何影響你的一生。 有的命相家固然會鐵口直斷，但大部分都會說得模稜兩可，以免砸了自己的招牌。巴德說:「我的預言中有八 0~ 八五 % 會應驗。」 不能洩露生死大限 根據非正式的統計，這個數字可能還偏高，因為多數的命相家就是算錯了也不會公開承認。況且去算命的人本來就抱有一點碰運氣的心理，如果偶然聽到一兩句自覺暗藏天機的指示，已經值回票價了。 關於生死大限的問題，一般命相家絕不透露，龐克表示:「洩露別人的死期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可是手相上所謂的「生命線」怎麼解釋呢？易卜京說，生命線只能看出一個人的個性是外向或內向，看不出他能活到什麼時候。 星相家亞里特認為如果說出生死大限，等於剝奪了那個人的自由，讓他覺得天命已經注定。「我只會告訴他在生命的結構中何時是關鍵點，那裡有機會、何時該收、何時該放、順著這個運勢走，人生步步皆順暢；如果逆勢而行，恐怕就事倍功半了。」 (摘譯自 New Woman)

討好選民,就有選票?

這幾年來，政府公權力之式微，社會秩序之失控，早已使大家搖頭嘆氣。人人擔心地問：台灣的政治往那兒走？「愛拚才會贏」成為真理 最近發生的兩件事，更加深了這種危機。其一是恢復開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問題，投資人走上街頭「自力救濟」於外，「號子市委」質詢壓迫於內，政府就立即讓步了。其次是林園石化區補償的問題，以十二億七千萬元分配給汕尾居民，「人人有獎」, 連脅迫占據工廠、脅迫停工的法律責任都不追究了。 政府也許覺得，這是解決問題不得已的方法，實際上這不僅沒有解決問題，恐怕還製造了更多的問題。 台灣股票市場的不合理現象，為全球獨一無二的奇觀。它早已不是投資活動，而是投機冒險行為。財政部長郭婉容決定恢復課徵交易所得稅，雖然不能釜底抽薪的疏導過多的游資，但無論如何是致力股市正常化的開始，何況「有所得，就抽稅」, 乃賦稅公平應有之義，政府對這件事的軟化讓步，失去了其維護社會正義的應有立場，今後各種公共政策恐將更難貫徹執行。 林園事件賠償之豐厚，使當地居民喜出望外，認為「比簽中六合彩還爽」; 而不追究法律責任更是寬大，證明「愛拚才會贏」是當前的真理。 受此先例的鼓舞，今後必將有更多非法暴力的「自力救濟」事件出現，造成進一步的社會失序，而公權力也徹底淪亡。這絕非危言聳聽，請看杯葛台電南部燃煤中心的民眾已經要「有為者，亦若是」了！國民黨主持下的政府，聰明才智之士正多，富有政治經驗的人士正多，難道不知道這些事的嚴重性？不知道這樣做後患無窮？刻意追求民意基礎 他們當然知道，但是他們不能不做，因為他們面臨一個現實的利害關係：選票。為了要選民的這一票，他們早已卑躬折節，犧牲原則地屈服了。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退守台灣，誠如當時先總統蔣中正先生所說「去此一步，即無死所」。既然把台灣看成「復興基地」, 當然要得到台灣居民的支持，討好民眾的心理，就此萌生。 不過遷台之初，國民黨在政治、社會上有絕對的控制力量，尚能排拒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做應該做的事。迨「反攻大陸」已成為事實上的不可能，國民黨所領導的政府即受到所謂「合法性」的挑戰；你們的選民在那裡？代表性在那裡？為了應付這項挑戰，國民黨乃刻意追求「民意基礎」, 凡是選舉，不僅要當選，而且要獲得壓倒性勝利，以示得到人民充分的支持。這樣就需要大量的選票，於是就更不能不討選民的歡心了。 民主政治，木來就應該「民之所好者好之」, 理論上說，討好選民沒有什麼不對，但是，國家有一定的目標，政府有一定的任務，如果社會資源不能公平分配，公共秩序不能維持，法律正義不能伸張，就不可能有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討好不僅沒有用，可能更糟。 就拿台北市交通來說，世界各國的首善之區，沒有那個地方像台北市交通這麼亂、這麼壅塞的。改善之道，不外三點：一、限制車輛增加，二、買車之人要有自用停車場所，三、嚴格執行交通罰則。但是三者無一不構成對若干市民的不便，所以政府躊躇不前，任情況之日益敗壞。 國民黨的「選票情節」 再拿環保來說，核電、六輕等等都無處設廠，我們及子孫後代的生活環境當然重要，但是如果可避免污染，或把污染減低到不足以損害公眾健康的程度，是否可以設呢？歐美先進國家不也有這些工廠嗎？但是我們的民眾一反對，政府就立即不敢吭聲了。 國民黨不僅「怕」老百姓，尤其「怕」老百姓的「代理人」-- 民選公職人員。這些人參加選舉，國民黨若不提名，立即脫黨競選，一旦當選了，國民黨供手哈腰的把他們請回來，待之為上賓。這些人若進了議會，為了私人的利益，為了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利益，不僅不支持國民黨的政策，而且罵起國民黨來比反對黨還兇。國民黨也只能「顧全大局」, 唾面自乾。 這些現象，都源於國民黨的「選票情結」。國民黨的這個把柄，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人人都會利用，君不見股票投資人的遊行示威行列中，最顯著、最動人的標語就是:「沒有股票，沒有選票！」大家都瞭解，證券交易所得稅免稅額能從三百萬元提高到一千萬元，交易稅率能從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一點五，就是這個標語的威力，因為明年又是「選舉年」了。 問題是：討好選民，就一定會有選票嗎？恐怕不見得！錯失振衰起敝的機會 當年台北市長選舉，國民黨為了使高玉樹下台，使周百鍊上壘，什麼方法都用盡了，自然包括討好選民在內。那時台北市計程車剛流行，駕駛橫闖直衝，交通已漸紊亂，在選情緊急時，政府竟然宣布不取締違規計程車，以求得到計程車司機的選票支持，結果周百鍊仍然落選。可見候選人條件、政策目標，以及政黨在競選活動中受人尊敬的程度，遠比討好選民來得重要。 財政部長郭婉容這次宣布恢復課征證券交易所得稅，得到社會各界普遍的讚揚，認為久矣不見這種「政務官風範」。等到投資人一上街頭，「號子立委」一施壓力，國民黨立即就進行「政策協調」, 屈服讓步了。政府在積弱之下，失去一個振衰起敝的機會，社會一片惋惜之聲。 證券投資人的數目據說有一百萬，但台灣還有一千八百萬人沒做這個行當，不抽少數人的稅，對多數人是不公平的。這一百萬人，涉及利益深，容易團結，所以聲音大；另一千八百萬人，涉及利益淺，不易糾合，聲音小，所以得不到國民黨的重視。但是「沈默的大多數」心裡有數，他們自會給國民黨公平的評價。在這件事情上，國民黨究竟是得到了選票，還是失去了選票，還有待觀察。 討好選民未必贏得選票 政府遷台之初，國民黨的「選票情結」尚不顯著，而且強人執政，指揮有力，雖與民主原則不盡相符，但行政有效率、顧忌少是其長處。台灣之有今天的成就，這應該是原因之一。現在政局丕變，國家要走上民主的道路了，民主政治的特徵是人民有一定的權利，政府有一定的權力，政府依法執行公務，以達成國家保護人民福祉的目標。 基於人民的權利，有些事政府是不能做的，基於政府的權力，有些事政府是必須做的，如果政府畏難苟安，犧牲原則，就得不到人民的尊敬和信任，國民黨可能求選票而失去選票。 以今天台灣的政治環境觀察，如果國民黨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民進黨則可能從在野黨變成執政黨。民進黨之所以能在國民黨的強大壓力下成長茁壯，因為有選民作後盾，所以才能合法的奮鬥；因此，民進黨的「選票情結」雖然沒有國民黨那麼牢不可破，實在也是五十與百步之差。 而民進黨又以反對國民黨起家，任何反對國民黨的人，任何反對國民黨的行動，不管對不對，都能得到民進黨的支持。所以很多反國民黨的場合，民進黨都要插上一腳，加以鼓勵利用。譬如股票投資人上街頭自力救濟，民進黨人即混雜其中。 這種情形，乃使「愛拚」的人更加有恃無恐，也使社會價值標準和公共秩序更為紊亂。民進黨如果不甘於永遠做為在野黨，那麼請捫心自問，當你們執政時，你們將以什麼樣的法理倫常經營這個國家？其實，社會大眾也同樣在觀察和評鑑民進黨，他們和國民黨面臨同樣的問題：討好選民，未必就能得到選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