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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達海/做官沒什麼了不起!

從大學畢業起，我就一直待在工業界，從來沒想到要去擔任公職，對這也毫無興趣。和經國先生接觸是在兩次石油危機的時候。後來十信弊案發生，徐立德先生辭去經濟部長的職位，經國先生找繼任人選，我沒有想到他會找我。 他事先也沒跟我談，就決定了。後來俞國華院長告訴我了我才知道。我想我大概是最後一個知道的。我跑去找經國先生說我沒興趣，他說我可以做得好。我沒辦法去爭，也沒有選擇餘地的當上經濟部長。 到經濟部去，基本上來說，做首長只是管的大小範圍有所不同，原則還是一樣。做首長一定要分工授權，既然授權，就不能干預其做事細節，所以部裡的人事我不去管。做首長是要掌握大方向做重要決定，要讓整個機構發揮運作功能，在有限的人力下排出優先次序；更重要的是要對經濟設立長期發展的計畫。不管我做煉油廠廠長或是經濟部長，我到那兒都是一樣。 做了經濟部長，我的原則絕不打折扣。有人說「李某人太傲慢，不賣面子」, 是因為我絕不接受關說。朋友歸朋友，原則是原則，不能破壞。為公我可以聽聽看，為私我不能接受，我自信做經濟部長三年半沒違背自己的原則。這樣做會得罪很多人，但我覺得做事更要緊，名利不重要，我這輩子一直覺得做官沒什麼了不起，該走就走，不可以戀棧。 不怕天塌下來 我的個性過分冷靜，所以很多人覺得嚴重的大事，我都覺得沒什麼了不起。我在當經濟部長時，有一次工商界週轉不靈，到處借不到錢，那些企業家簡直活不下去，整天跑到我這兒，我要他們放心，說這一切總會過去。看別人這麼緊張的樣子，好像天要塌下來一樣，我覺得很有趣。 就因為我沈得住氣，所以即使經濟部裡發生了很多事，我也從不失眠。我不太容易激動，有一次我到醫院檢查知道自己背部長腫瘤要開刀，我沒告訴家人，照樣去參加兒子的婚禮喜宴，喝完喜酒才告訴家人第二天要住院開刀，全家人緊張得不得了，我覺得這也沒什麼。 在擔任經濟部長時，有很多人說我「無為而治」, 我覺得做首長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大的、重要的方向要掌握住，做重要的決定。經濟部四個局的事，就授權給局長去負責，不要干涉太多。 做官有時候也是很無味的，有些活動不得已非參加不可，例如一些座談會。我不喜歡參加座談會，在這種場合，你不太會講真話。我的原則是儘量不說謊，參加這些座談會，很無聊。 絕不做軟事 我的個性其實是很不適合從政的，我比較願意講真話，別人不是很喜歡聽。而且我從小興趣很廣泛，對什麼東西大概都有興趣，常常批評，很多人就不喜歡。我不喜歡做秀、講空話，對名利看得很輕。有人覺得我說話太直，需要加點潤滑劑，我也不反對。我可以保持不講硬話，但絕對不做軟事。 政務官必須是通才，不能太激動、太堅持已見，視野心胸也不能太狹窄。有些時候必須要妥協，不要堅持己見，妥協並不代表沒有原則。 做政務官也一定要開放，不能太孤陋寡聞。我並不反對學者從政，但學者必須要遵守一些政府官員的守則。學者的學養在處理公務上有時不見得用得上，我覺得學者如果要從政，必須把古代的一些官制搞清楚，免得到政府機構去，給搞傻了。 要做事，不做官 中國人把官看得很重要，認為官民不同。我實在不願講是「做官」, 寧可講是「做事」。現在是民主社會，官、民都是國民，做官沒什麼了不起，不必患得患失。不要把自己的祿位看得太重，世界之大，何處不能發揮？一個人做事是有階段性的，不必戀棧你的職位，坐久就要讓賢。有人說我大而化之，什麼都不在乎，我覺得做官是「某種職務做某種事」, 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 從公職退休下來，我可以做我喜歡的事。現在我可以陪內人到處走走，我還是一個很好的導遊。一個人要順其自然，不失赤子之心。退休後我喜歡看書、種花、收集各種東西，我也很喜歡看卡通。 如果可以重來，我還是不是要做官？我想有很多事，是你自己無法去選擇的。我雖然不想做，又不能不做，只能「少說多做」, 堅持自己的原則。 (蕭富元採訪整理)

管理大師杜拉克看九○年代的企業

我認為一個「後商業」社會，已逐漸成形。在這個社會中，知識工人是生產主力，他們的價值觀將傾向於專業技藝，即回到工人的本質，而不是光以工作取得生活所需。 九 0 年代企業最大的挑戰，是調和這兩種價值觀。要求員工稱職的同時，又必須讓他們為自己驕傲，即使職位再卑微也一樣。總之，企業必須為達成目標，付出額外的代價。 此外，十年後企業階層會比今日減少四 0%, 升遷不再是通則，而是意外，如此一來，企業如何提供別的成就感來源？因此，薪資將成為更重要的工具。 把每個人當志願軍 管理階層必須學習有關生產力的知識，最基本的概念，是把每個人都視為志願軍。知識工人需要薪水、需要工作，但他們知道如果他們要離職，隨時有地方去。所以企業必須讓他們知道工作目標、報償以及訓練何在，讓每個人或工作團隊，都能不斷成長。 知識將成為企業的核心資源，即使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持續的教育愈形重要。因此企業將同時成為教育機構，他們利用別的教育單位，讓各行各業有經驗的人集聚一堂，互相砌磋。 對美國嬰兒潮的一代來說，他們還會更積極參與類似女童子軍、義勇軍等社團，因為他們不相信政府推動的計畫，社會團體將取代許多社會工作。 幾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資本家是資本主義最寵愛的兒子。這是無稽之談。事實上，最受惠的是工業界的半技工，他們的崛起，無與倫比，就如同他們的消沈一樣。製造業的藍領工人數目雖有減退，但仍為數眾多。未來十到十五年，工會將再度「武裝」, 他們對失去政治支持愈來愈警覺，但這次的反彈必徒勞無功。 「大就是美」的時代結束 另外一個趨勢是，企業規模的大小，將來在經營策略上，將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大就是美」的時代，絕絕對對結束了，大象不比蟑螂優秀，在蟑螂活過的歷史中，大象不知已經演進了多少代。環視國際經濟的世界，表現優異的企業，都是小範圍的專家，企業把工作外包的情形會愈來愈見普遍，而這些工作對經營而言，都不是最核心的。 只有在市場需要的時候，「大」才能發揮功效。跨洲的客機不可能小，如果有這樣的飛機，千萬不要飛。世界級的銀行，也不可能是個組織簡單的機構。 未來，企業合資、策略性結盟、交換股權及跨國合作，也將大行其道。這麼做不是為了節省成本，而是為了資訊。 資訊重於一切 經濟學家也許不會同意這點，但這是商業世界最古老的經驗：在一個充分開發的市場，除非你是個製造者，否則很難屹立不搖；相反的，出口商終究也得被三振出局，因為他缺乏市場資訊。兩者的合作、結盟，是一條新路。 (取材自 Fortune)

策略:七分判斷三分想像

從競爭策略的角度來看，國內首席節目主持人張小燕，和第一大企業集團台塑，成功之路是相通的。 十幾年前，當電視圈節目主持人，一致以端莊大方、穿旗袍、字正腔圓為標準時，張小燕卻大唱反調，她牙尖嘴利，講話像連珠炮。 「我講話本來就快，這在當時是大缺點；但我就把這缺點變成我的特點。」張小燕如此解釋她能名噪當代的關鍵。 而台塑發現它 PVC 產量過剩時，也不認為這是個缺點，反而投資南亞做進一步加工，並且繼續擴大產能，成為世界 PVC 第一大廠。 判斷加想像力 正如同聯華電子總經理曹興誠所說，任何企業的策略，都是技術、管理、市場整體考慮的結果。策略的規畫是科學，需要精確地「衡外情，量己力」; 它也算是藝術，帶著七分判斷和三分想像力。 斯迪麥能在不起眼的口香糖市場，成為「社會挫敗者」的發言人 (從重考生到互相不說話的夫妻), 教育出購買慾，是判斷加想像力行銷的最佳示範。 但想像力的效果是無常規可循的，搜尋「力爭上游」企業的競爭策略，還是老老實實落在生產、技術及市場定位方面。 台塑「數大就是美」的啟示，不只是防禦 (降低成本) 的戰術，而是充滿攻擊性的。 「點點滴滴」的管理，再添上規模經濟的大量生產，台塑集團另一個秘方是維持合理利潤。創辦人王永慶一再覆誦「有下游才有上游」的信念，經常主動降價，提高下游加工廠的競爭力。這一大套生產策略的效果，不僅是上下游共生共存，低成本、低利潤，根本阻擋了新競爭者插足的空間。 「量大就可以控制價格。」同是石化業的奇美石化協理蘇榮藏指出，在八年前自行研究，突破關鍵技術後，奇美在 ABS (一種表面光滑的塑膠原料，主要用於終端機、電話機外殼) 產量，到今年底篤定成為世界第一大 ABS 生產者。 蘇榮藏平淡地說，過去奇美的產品，囿於品質不穩定，產量又小，價格「怎敢不低頭」地比競爭者低一成，幾乎毫無利潤可言。而今天情勢易位，奇美的售價，一律在報上公告，成為業界標準價，同行識相地一公斤降一到兩元促銷。 生產策略關乎成本至巨，上下游一貫作業，是企業常用的另一個技巧，原任統一企業總經理的高清愿明指出，當初會從炸油、做麵粉、速食麵都一手包辦，「可以省掉對外採購的營業稅」。在七月一日退休，升任副董事長的高清愿，欣慰地表示，統一在他手中，二十二年來沒有一年賠錢，成本控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 上下游一貫作業 同樣的，國內運動鞋首屈一指的寶成工業，成功地分享這種經驗。 把一雙貌不驚人的慢跑鞋拆開，大大小小的零組件也在一百種左右。為了控制成本和品質，六、七年前，寶成陸續成立化工 (做鞋底), 和皮革廠 (到休士頓買牛皮)。自己生產主要原料，減少對外依賴程度。 「你有能力，別人就不敢欺負你，這是制衡。」董事長蔡其瑞舉例，三年來，一頭牛漲價五成，但寶成買到的牛皮反而每平方呎便宜十一塊台幣。 對大部分台灣廠商而言，不但要進口原料，更需要進口技術。企業在 R&D 之中，D (發展) 成分濃過 R (研究); 因此選擇技術來源，往往決定企業成敗。 互利，是尋找技術合作夥伴最佳策略。 聯成石化總經理苗豐強得意地說，聯成之所以能與美國石化大廠 Monsanto 合作，是因為他們看中台灣及亞洲高成長的經濟實力，企圖在台灣建立攻占亞洲市場的橋頭堡。 從桌上談到地上 苗豐強追述，談判過程頗為辛苦，雙方人馬從桌上開始談，到最後都躺在地上了；結果還是在合則兩利的情況下有了結論。 三富汽車起死回生的故事，是更戲劇性的例子。 董事長李水土原先找上日本速霸陸合作，但處處受掣肘之苦，等中華汽車也出產小貨車之後，三富在市場上節節敗退，甚至在五年前被擠出公民營企業前一百名。 一氣一急之下，李水土赴歐洲尋求新夥伴，最後找上雷諾。工業局一位瞭解三富極深的官員表示，這是因為雷諾是法國國營企業，效率、成績並不理想，也想藉機有所表現，雙方才一拍即合。合作至今，三富改頭換面，年年高成長，去年八十四億營業額，高居排行榜第三十九名。 技術創新靠人才 有的時候機緣相遇，可遇不可求的人才，也能帶來技術創新。 奇美能夠在技術上刷新傳統製程，提高數倍產量，主要的創意，來自一個日本人。奇美研究部協理蘇榮藏不諱言，這位日本專家會專職擔任奇美顧問，是因為他在日本大公司有志難伸，未得重用。 相反的，合則不利的情況下，尋找技術的策略只有窮則變，另闢蹊徑。 中鋼辦廠時，考慮整廠由奧地利取得技術，但對方價碼高過中鋼可以接受的程度。最後，中鋼只得向日、美及其他歐洲國家各買部分技術，史無前例地創造煉鋼廠技術聯合國的先例。 十年來，電子科技業在台灣生根發芽，才另外發展出少量多樣的模式，新竹科學園區是這群科技新星的大木營。其中全友、聯華，都是經常被反覆分析、討論的公司。 兩家公司的技術來源不同，全友的三、四個靈魂人物，是在美國大電腦公司工作十年以上的工程師；而聯華的「五虎將」, 卻大都是「台灣製造」, 就像總經理曹興誠形容的，他們是被電子所派到美國 RCA 受訓，「取經」回來的。 即使擁有自主研究發展的能力，選擇市場的策略運用，讓這些高風險的科技公司避掉不少風險。 利用本身累積的技術、成本比美、日低三、五成的台灣工程師，全友專注於市場小、利潤高的專業市場。從第一個產品 MICE (幫助工程師設計微電腦的模擬機), 到做自動化的牙刷製造機，全友走出獨樹一幟的風格 小而非常賺錢，去年做十億生意，二九 % 的獲利率在歷年表現中，還是偏低的一年。 有自知之明 半導體工廠就在全友正對面的聯華電子，也是在分析利弊得失之後，選擇較不熱門的市場，卻也因此受譏，認為聯華此舉表示它並不是真正的高科技公司。 存儲記憶體 (RAM) 是半導體產品的大宗，又分為動態 (DRAM) 及靜態 (SRAM) 兩種。 DRAM 一直被視為半導體技術的重要指標，但曹興誠分析聯華為何到現在還不進入這個熱門市場，主因是 DRAM 的大玩家，全是大資本的日、美大企業，一旦選擇進入這個市場，就必須「生死相許」。聯電自認還不是這種重量級組，無需同台拼個你死我活。 事後諸葛，曹興誠也慶幸自己判斷正確。因為 DRAM 市場起伏非常激烈，最近三年，價格變動可以從，塊晶片一、兩元到二十元美金，這麼大的價差，不是一個規模小的新公司承受得起的。 策略不是企業最根本的實力，卻是實力的表現。一個公司文化再強、管理再健全的公司，如果選錯策略，歷史還是可能因此改寫。 產品不是商品 追索巨大發跡的經驗，悟出產品不是商品的道理，是釐定策略的基礎。 不能按牌理出牌 生產自行車的巨大，最早三年幾乎是在沒有訂單的情況下度過。這期間，董事長劉金標不斷出國，訪問最接近顧客的小商店，他不斷地想：人為什麼要買自行車？答案對現代人來講，也許已經是常識了；但十幾年前，劉金標領悟出，賣腳踏車跟牛仔褲是一樣的 -- 不能按牌理出牌。 好好的牛仔褲為什麼要補釘？為什麼剪短、抽鬚鬚？為什麼花這麼多力氣，把新牛仔褲刷得白白的？牽扯到品牌認同心理 「產品不是商品，最合理的產品，不一定有市場。」滿頭白髮，卻愛跳迪斯可的劉金標進一步說明，從合理的角度看，腳踏車可能有許多零件、設計都是不必要的；但商品的考慮並不永遠是成本低、或最安全、速度快而已，更牽扯到品牌認同的心理問題。 「論結實、價錢低，大陸自行車最「勇」, 為什麼一直沒辦法外銷？」劉金標再舉證，當腳踏車的功能，已經從交通工具、多元他到休閒、運動，甚至時髦象徵時，最重要的是對產品的觀念也必須改變。 三商行化整為零 三商行的成功，證明只要策略正確，小生意也罷成為大企業。 十五年前，三個從台大商學系畢業 (這是「三商」的由來) 服完兵役的年輕人，嚐試過禮品外銷、郵購禮品的生意，都不怎麼成功。當時，他們必須我到一個可以立足發展的利基市場。 但首先得先掂掂自己的分量。看國外百貨業的發展，連鎖店是一條可以走的路。但一沒有大資金，二沒有土地；像國外的大型購物中心，絕不是他們可以做的。 用小樹植森林 研判百貨業的未來，他們相信一定是個專業商店的時代，例如專賣襪子。總裁陳河東直接了當的說，大型百貨公司，「什麼都有，也等於什麼都沒有」。在國外考察時，同樣的東西，在台灣賣一百元，外銷出國變十塊。這三個小老闆知道，只要採購方法用對了，一定可以把貨品的售價壓低，打開市場。 於是，當三商行出現在永和、公館時，他們的策略已經根清楚了「小型的禮品專賣店、品質中等、價格卻便宜得出奇，比市面商品大約便宜三成左右。 「我們沒有能力種大樹，卻可以種許多小樹，將來可長成一片森林。」三商行總裁陳河東，一開始就決意把這些小樹，種在全省鄉鎮，讓鄉村消費者的一塊錢，與都市人同值。 為了加強這種滲透力，三商找到外銷廠，用大量買斷的方式 (過去一般商店都用託售), 降低進貨成本，讓所有消費者，不分收入、年齡階層都可以走進三商行。 三商行如今屹立在全省五十二個據點，像埔里、旗山這種養不起遠東百貨的鄉鎮，對三商來說卻綽綽有餘，陳設的貨物，早從禮品擴及到文具、少女服飾及家庭用品。 經過十五年工夫，三商行去年創出五十八億營業額，在百貨業僅次由財團支持的遠東。五、六年前，更用原有的經營模式，賣起牛肉麵；七七巧福替上班族找到快速解決午餐的辦法。 隱藏式的保守作風 「其實三商是很保守的。」陳河東說三商自有資金一直維持五 0% 的水準，「以防萬一」。 但策略運用成功，使三商的保守至今尚未發生功用。

勁在上台!樂在下台?-創造官場新文化

大多數人都說：在台灣做官要有家世背景、後台要硬、要會逢迎拍馬、勾心鬥角；真正做官的人可不承認這是為官之道。 憑志氣，不憑運氣 前財政部長陸潤康從公路局的雇員做起，一步步爬到部長，他自認是「工作努力，機運不錯」。 甫升任資政的高玉樹也不相信關係、運氣。他在黨外還不成氣候的時代，就擊敗國民黨對手，當選台北市長；他自認是「為人誠懇、做事實在，憑的是志氣，不是運氣」。 努力、誠懇加機運，飛黃騰達的人大多還有一個共同點：謙和。 謙和帶來的「人和」是官場上極重要的資產。即使是公認缺乏親和力的俞國華院長，熟識的人也都稱道他為人寬厚，從不對人疾言厲色。 馬樹禮、陸潤康等人的溫和、客氣更是有名的。陸部長強調，他的人生觀是「以服務為目的」, 而且絕不是口號。「一定要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千萬不要以為自己很偉大，這樣才能做到人和。」 現任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的馬英九初到中央黨部任副秘書長時，見到部屬中的父親舊識，一律以伯伯相稱，執晚輩禮甚恭。坐直升機上來的他，因此化解不少忌怨。 謙和有時是天賦，有時是從挫折中學習。許多認識錢復的人都發現，去國多年，他的態度比以前謙虛多了。經常被外界批評為「會做事不會做人」的魏鏞，自調到山上 (革命實踐研究院) 以後，「態度好多了。」他的秘書透露。 沈君山指出，在政府做事最要緊的是團隊精神，要能圓融，做學問的人獨立作業慣了，在這一點上很吃虧、自喻對當經濟部長最不滿意的趙耀東也說，學者追求的是絕對的真理，做官追求的是相對的真理，兩者是衝突的。 懂得妥協的藝術 許多有實務經驗的首長都主張政務官應該是通才，不能太堅持己見，要懂得妥協的藝術。陸潤康認為，核能電廠廠長可以用專才，但是像財政部負責業務那麼多，就不可能專。許多在位時間較長的政務官，如李國鼎、閻振興、蔣彥士，都是以組織、協調見長。 以學者身分出掌交通部的郭南宏，就是以做學問的堅持來做官，在任內大刀闊斧，解決了旅行社執照、計程車牌照、高速公路經營權、國內和國際空運市場等延宕多年未決的事，卻被批評為「剛愎自用，不善協調」, 終至黯然下台。 做到政務官的職位更要能夠放得開，能夠做到分層負責。這一點執行最徹底的，大概要算前經濟部長李達海了。 李部長認為政務官只要掌握大方向，決定大事情，既經授權的事就不要去管細節，結果被批評為「無為而治」。 分層負責和無為而治的平衡點在那裡呢？高玉樹認為授權以後還是要瞭解情況，常常找負責的主管來做簡報，事情才不會拖延。 做官的人都不承認自己的職位是「謀」來的。絕大多數部長級官員信誓旦旦，任命前毫不知情；有些官員甚至表示根本不想做，既然發布，只有勉為其難。 一位熟悉官場運作的人士指出:「中級位置還可以想想辦法，到政務官的層次，一張名單全在大老闆的口袋裡，誰去謀，誰倒霉。」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人情難卻 馬樹禮某次陪同日本國會議員藤尾正行來華訪問，經國先生提起請其出任祕書長一事，馬先生以為不過隨便說說，誰知一回到日本，這兒就發布任命了。他擔任駐日代表期間，已經數次以年齡為由請辭，祕書長兩年多任內更三度請辭，不想做官的心意相當明顯。 李達海也表示，從來沒有想到要去擔任公職，而且毫無興趣。發表他為經濟部長，他是最後一個知道的人，根本沒辦法推辭。 錢純在發表為行政院秘書長前，還對記者宣稱:「此一職務我做不來」; 隔一日任命發表，也只有走馬上任。 前經濟部次長李模更歷數幾次出任公職都是人情難卻；到司法行政部是因為鄭彥棻部長說:「學法律的應該到司法行政部來。」到財政部是因為李國鼎部長在大雨傾盆中親顧茅廬；到經濟部是因為孫運璿部長坐在他家不肯走；到教育部是與朱匯森部長老交情；最後到經濟部則因為與徐立德部長是老球友。他自認是「一流教授、二流律師、三流公務員」, 卻等到六十幾歲才如願。 不合意就不幹 也有自己認定目標，不合意的位置不幹的，沈君山就是一例。他自許即使做官也要能獨立、超然，部會首長不合適，政務委員最像古代的「士」, 可以建言，因此欣然就任。現在政務委員做不成，做中央選委會委員，他也很高興，還想做黨政審議委員會委員，「只要能講話的位子，都可以考慮。」 宣布年底不再參加競選的現任台灣省議長高育仁也表示:「想做什麼位置不由自己決定，不想做的總可以拒絕。」與他的才能、興趣不合的職位，他不打算接受。 做過首長機要秘書的人都知道，首長多半非常敬業，壓力很大，日子並不好過。 馬樹禮以七十多歲高齡，在擔任國民黨秘書長時，每天早出晚歸，那裡也不敢亂跑。「他怕主席找不到他。」一位機要人員透露。 魏鏞擔任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時，每天下班必帶兩大皮箱加一小手提箱的公事回家。他的秘書說:「有沒有力氣看是一回事，老放不下心是真的。」 前交通部次長朱登臬說:「每天中午邊吃便當邊看公文，開那些永遠開不完的會，實在很累。」李達海則最討厭參加那些無聊而又不得不參加的座談會。 部分部長級人士也到立法院備詢是苦差事，陸潤康就形容:「都沒有尊嚴了。」高玉樹則認為，一個計畫有時受到幾個單位的牽制，「好像被人家踢來踢去」。 缺乏隱私 知名度高的官員更有明星的煩惱 -- 缺乏隱私。有些官員比較放得開，像馬英九就不那麼在乎別人的眼光，常常穿著運動衫、短褲，帶小孩到街上小店吃自助冰。「公務員不能吃冰嗎？」他說得理直氣壯。魏鏞就比較維護隱私，連請客都喜歡選在來來飯店十七樓。 或許真的因為壓力很大、很累，許多官員都很注重運動。部會首長中喜歡球類運動出了名的郭南宏認為「運動能使人腦筋清楚，隨時充滿鬥志。」馬英九也覺得清晨長跑完後，洗個熱水澡，一天都很爽快，覺得自己保持一個年輕、動的狀況，很快樂。 但是官場最流行的運動還是打高爾夫球。打球歷史悠久的陸潤康解釋:「高爾夫不需要那麼大的體力，不像大部分運動，年齡稍為大點就上不去。再有就是高爾夫球每一球、每一洞、每一球場都不同，隨時都有變化，」他否認官場中人愛打高爾夫與趨炎附勢有關。 官場日子雖然不好過，卻還是有許多人想做。不少為官者認為這是中國傳統的士大夫觀念，認為做官光宗耀祖。當然，受人注意、生活在聚光燈下的吸引力，確實也足難以抗拒的。 成就感不一樣 然而企圖心較強的官員則認為，使命感才是最大的原動力。沈君山做官後發現，論國事，還是要出任公職「才真正能發揮影響力」。陸潤康也承認，現在服一人或少數人之務，和過去服千百人之務的「成就感是完全不能比的」。難怪一般人做到高職位總是不想下來；下來後，如果有機會也多半願意再上去。 但是如果不得已真的下來了呢？年紀較大、責任重的，如馬樹禮、倪文亞等人，多有如釋重負之感。前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臨別前說:「我退職後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休息。」 即使如此，享受了一輩子出門有車、一切事務有祕書安排的高級公務員生活，一旦退休，立刻會面臨到生活上的不便與不適應。因此，退出官場的人，無論是年老退休、引咎辭職，或被大風吹出場外，大部分總會被安排一個閒差，保留一些特權。 對壯年退下來的人，調整心情更是一門大學問。據一位接近蔣彥士的人士透露，當年他自秘書長任內退下來，一度很難過，覺得自己做錯了事；後來經國先生召他面談數次，才平撫了他的情緒。 一向服飾考究、注意形象的魏鏞，在交卸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職務後的短暫「失業」期間，一天，忽然穿了一件極花、極花的花襯衫，邀了幾位朋友去吃飯。席間大談他的超脫的愛情觀，情緒頗為激動，一位在場的朋友說:「好像積壓的情緒突然全部發洩出來。」 求學不失為一個調適的好辦法。徐立德和陸潤康雙雙為十信案下台，前者赴美進修一年多，還拿了一個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後者潛心修訂「美國聯邦憲法論」, 自覺十分有成就感，一年多以後更成立康德國際法律事務所，正式做起本行的法律工作。 這是專業人士從政的好處 -- 進退有據。馬英九也是學法的，他說:「我們學法的路很寬，這樣比較能夠使我盡可能做到無所求。」 居高思危 對於一路做上來的專業「官」, 沈君山很替他們擔憂:「台灣那麼小，位子越做越少，宦途得失一定會有的。」 陸潤康則感喟:「要居高思危啊！」這樣的心理壓力，恐怕就不是只看到電視上高官風光一面的一般老百姓所能理解、體諒的了。

高玉樹/待在冰箱裡十三年

我五、六歲時，常常在晚上吃飯後，在門前庭院上往台北市方向看，一片都是鄉村，沒有高樓，只有總統府高塔在高空看得到，上面還有燈，我常想：那到底是什麼？長大些才知道那是日本統治我們的權力中心。五、六歲的孩子就開始有一點政治意識，這樣就決定了我的一生，今天不知道該感謝，還是害了我？我的一生那麼多風浪，所以我叫孩子一個也不要搞政治，統統送到國外，動機不是怕共產黨，而是怕我高玉樹的孩子太吃虧。 學會抓住選民心理 民國四十年，我當台北市商會總幹事。那時台北市長第一屆選舉，朋友叫我出來。省主席吳國楨拉吳三連出來，國民黨拉非黨員當市長，這是前也沒有，後也沒有的事。黨員都被勸退，結果吳三連順利當選。我第一次競選，對如何抓住選民心理學到一點，有這種經驗，落選也滿意。 落選後到美國進修。那一年，艾森豪競選總統，初出茅廬就順利當選。我觀察美國的選舉，有不少收穫。 民國四十三年，台北市第二屆選舉啦，我想在美國學的對選民的辦法不知用不用得來，正好也沒什麼工作，就試試看。那個選舉非常公平，算了票才知道我當選。當選結果當晚不發表，大概國民黨在想怎麼拉我下來；後來可能是老總統看我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人也不壞，就讓我做了。 當選了，我大頭痛，沒有政治經驗，沒有幹部，連公事都沒有看過，我講國語，人家還以為是台灣話。我是學工程的，就埋頭苦幹，把台北天橋 (編按：中山北路天橋) 拚命做，老總統每天上班要走的路啊。我天天去問，天天去看，看有什麼問題，把它解決，五個月就完成了。 老總統大概看這傢伙還值得提拔，以後就常常召見我，問問做得怎麼樣，加一點鼓勵。這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有好大作用。總統常常召見我，要拉我後腿，找我麻煩的人就怕了。 那時候也有幾個人常常到市政府來請願，不過他們不像現在外面那樣搞來搞去。我請他們到會議室，聽聽他們的話，能做的我做，忍耐應付的話，事情過得去啦。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應付議會，忍耐低頭 議會在中山堂開會，裡頭有六、七個人蠻有一套的。不過應付議會，忍耐低頭，是最好的辦法，也不必怕他。 所以做市長也好，部長也好，人誠懇，還有苦幹的精神，不要光說話坐在辦公室，自己一定要負起首長的督導責任。我們常聽到分層負責，這是工務局的事，那是教育局的事，那主管單位這一件、那一件做的怎麼樣，進度怎麼樣，你首長一定要常過問，這樣才不會一拖三、五年。 人誠懇、埋頭苦幹的話，在台下看的人會原諒，會支持。不要在台上講一套很漂亮，老百姓的眼睛霉亮，沒有錯的。 說到這個選舉制度。一個人任用一個人，他主觀認為他的能力可以做，和十個人共同來討論這個人的能力，十個人的結論準確性比較高。如果是一千個人、或一百萬個人來選的話，大概不會太錯。 台北市改為直轄市，市長官派，我也不是遺憾。提高地位，權也大。以前開一條路要報到省政府去，省政府還要會建設廳、地政司，這一類的官僚老實說帶給市長不少的麻煩。官派市長效率更高，不必報到省政府，不必被官僚踢來踢去，自己可以做主，所以做得很快。不過直轄市的市長，市民不約束我，我也不講情啦。不是民選的，所以有的事了解比較不夠也有可能。 政務委員的冷冰箱 調交通部長我事先不知道。我報告院長經國先生，台北市要做的事太多，還是讓我留在台北市；經國先生說要借我的才幹到交通部，這個大帽子一戴，我還有什麼話說？民國六十五年轉到政務委員，事實是被丟到冰箱裡頭。政務委員沒有兼職的只有我一個人，兼的好處是有預算可以報銷，不兼就是呆呆板板靠一分薪水生活。 我做政務委員，一直在想辦法建議政府引進國外的新科技。政務官是要有廣泛的常識，不需要太專門，但是我們的政務官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對新的科技知識了解得很清楚。我每年參加十幾次國際的科技會議，由全世界大公司負責人來做實在的報告，我就把它簡單扼要的做成報告，給決策階層來參考。 我做政務委員十三年，過去從來沒有過。他們說我是資深閣員，招待外賓的時候，我的座位比部長還高，但這是空的。這十三年來，我的心情就像待冰箱裡頭，不會凍起來，也不會怕太熱。當時我六十四歲了，交通部長都做了，還能做什麼？這就是人的一生。 我為什麼會被調到政務委員，很難說。我們的經國先生喜歡一個人就用，要是開始有什麼誤解，就乾脆處理掉算了。我想不是對我。我們內閣有一位大名鼎鼎的部長，經國先生對他多少有點......, 就想拉他做政務委員，要有一個人陪一下，所以我做陪。 位尊權不大 一個不是執政黨的人，和執政黨全力支持的候選人打民主的仗，還打勝過兩次，做過前後十一年的市長，拚命苦幹。又升到最高的交通部長，十大建設中的六大建設順利完成。再做政務委員，雖然是空的，但地位卻是行政院長的地位。這樣看來，已經超過我所想要的了。 我今年七十七歲，可以排隊加入元老之列。不過有人說「高玉樹當資政好像降級」, 我看這種人有成見。沒有做過院長做資政的只有葉公超、連震東、沈昌煥等人，我心裡頭可說是感謝。政府對我過去辛苦三十幾年，讓我好好的養老，給我做資政，我覺得已經是過分的酬庸了。 (任孝琦、唐湘龍採訪)

讀者回響

主人有難，「僕人」解決 遠見雜誌六月十月下午在中央圖書館所舉辦的「如何掃貪污、反特權」的演講會，透過「中視」的轉播，有如身臨其境。從演講中瞭解一些社會現象 -- 貪污與特權是一體的兩面。 印象最深刻的是南投縣長吳敦義先生對「公僕」兩字下了一個最好的定義 --。縣長不是官、不是管理者，是全縣民眾的僕人。主人有「難」,「僕人」應全力解決。這是民主選舉的最大收穫！不是嗎？立法委員趙少康先生一再敦促成立專責的肅貪單位，以清廉的政府再建民眾的向心力，用心良苦。再者翟首席以一位執法者，不忍心對「小貪」下手，卻以除去「大貪」為首要，真乃「仁者」。 台北 胡國良 支持他，不要打擊他 看了中視六月十日下午五時三十分，由遠見雜誌高希均社長主持的「掃貪污，反特權」節目，有幾點感觸與反應：一、南投縣長吳敦義表示任職七年間，雖未發生員工貪污案，但仍不能保證都是清白的，因在背後聽不到的、看不到的，就很難說了。而在古裝戲，尤其歌仔戲中，經常有官吏貪污案件，內容都離不了行賄拿紅包；可見自古即有特權貪污惡習，形成歷史性，甚至民族性相沿襲，相信歷史上很難找到能革除特權與貪污的朝代。 二、令人不解的是，立委趙少康所列舉對象，完全針對警察，且全是些輕微的一、二千元案例，難道其他大案，都未有所聞？身為立委，還不清楚警察業務中、協助性的一般行政工作，特種營業、違建、環境衛生等，幾年前就移還給有關單位，幾乎僅負責治安。交通任務。現在警察既沒有權利，那有地方拿錢？請不要輕易醜化警察。 說來警察最可憐，如前陣子常發生的群眾事件，政府還不是僅靠警察在現場抵擋群眾，但事後受批評、責難、打擊，甚至挨告的還是警察，有誰去同情他？最高民代都看不起警察，叫一般民眾如何去尊重警察，實在令人傷心。 三、目前社會各界對警察好的一面缺少鼓勵、表揚，期待政府與大眾能多加鼓舞警察士氣，改變一般人對警察的看法，使人人尊敬警察，重視警察，進而支持警察做好治安任務。 台北 麥克 開創現代化契機 貴刊三十六期所載「郭為藩改變文化也改變自己」, 閱完全文後，對本人的啟示與鼓舞甚大，尤其是郭主任委員堅持「事在人為」的堅定信念，以及「我適逢其會」的豪邁擔當，應是身為這個時代的中國人，所應抱持的責任心與使命感。 由於郭主任委員過去半年多來，對文化推動不遺餘力與所獲致的實際成效，已是每一位期望文化工作得以延續、發揚及改良的熱愛者，所樂觀其成及給予肯定與支持的。 因此，我們殷切地期望，郭主任委員在往後的任期中，能一本初衷繼續地以實際的行動，來證明其對文化推動的熱忱與責任；同時我們也期盼在文化發展的遠景中，能有更廣、更遠的規畫與更大、更實際的機構。文化部，來為我們五千年傳承的歷史文化，開創一個現代化的契機。 台北 陶巍義 不要把國旗當廣告 喜愛呼口號，似乎是近代中國人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在這商業、工業快速發達、成長的過程中，商業口號更是層出不窮，變化多端，倒也使現代人增加了不少生活情趣。 但可惜的是，國旗竟也淪落為商業標語，由執政黨到某通信器材公司，由上而下，國旗所代表的意義已經不是那般的神聖而可敬了。 商品廣告舊了可以更新，但是國旗可以換嗎？如果你曾到過日本，你可以很清楚地探知亞東關係協會是全日本最有錢的駐外「使館」之一，但你卻在這最現代的建築大樓外面找不出一面飄揚在風中的國旗。 或者當你的外籍朋友問起中華民國的國旗是那面時，你再也提不起精神回答，因為在牆上的那張地圖上，我們無法找到中華民國的國旗。 國旗代表國家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真正能體會國旗意義的人我想並不多。下次當你有機會出國的時候，試著去尋找一下我們的國旗，就可以瞭解海外華人及異鄉學子們的心情，自然也就不會把國旗當廣告了。 日本 李建南

創業:第一步就做對

他們大都出身寒微，靠幾個錢的儲蓄白手起家，卻擁有台灣經濟奇蹟裡珍貴的經驗。 他們大都沈迷工作，個性強頑，握有各行業裡的金字招牌，如張榮發的長榮海運；或是野心勃勃，在相當艱鉅的競爭環境裡後來居上，如宏碁的施振榮、三商行的陳河東。 他們不只稱霸台灣商場，有些更以「天下第一」的名號，屹立於世界。包括台塑的 PVC、奇美的 ABS、寶成的運動鞋、金寶的電子計算機、巨大的自行車。 簡單的道理 生意場上，自然行行都有相當複雜的操作技巧。在台灣特定的土地、文化及時空環境裡，他們每個人的路似乎都是獨一無二的。但就像美國著名企管顧問 Thomas Peters 在深入研究世界一流企業，包括資訊巨人 IBM 之後認為，IBM 等企業的成功，其實是建立在一些簡單的原則與價質觀上，諸如服務至上、深思熟慮、尊重員工等，他說:「或許我們習慣於處理複雜的事，反而看不見這些根本的道理。」 這似乎也說明，為何每當記者訪問台塑關係企業創辦人王永慶，談到台塑過去一些成功的經驗時，他常常是攤開右手篤定的回答:「這道理很簡單。」然後才一層一層切入他的基本經營理念 -- 刻苦樸實、點點滴滴、追根究柢、追求經營管理合理化等，這些令不少台塑主管忙出胃病來的「簡單道理」。 起步最重要 從創業開始，這些領導人的基本信念就強烈突顯，加上創業者必需的前瞻眼光，構成企業壯大的土壤。 王永慶的第一盤生意是輾米。當時日本人的輾米店下午六點就休息，王永慶則工作到晚上十點，把米揀得得乾乾淨淨，深受客戶歡迎，為這位企業鉅子累積了第一筆資本。四十年後的今天，台塑總管理處的員工，每週仍工作六天，高於一般企業。 在台南，奇美在石化業奮鬥二十多年，最近五年突飛猛進，其中 ABS (電腦、電話、電視機等外殼原料) 在今年底將取得全球產量第一的金牌。 從做塑膠玩具、壓克力，轉到石化中間材料的 PS、ABS, 奇美的董事長許文龍常常告訴員工一個抓魚的故事。 泥鰍的故事 愛釣魚勝於經營企業的許文龍還是小孩子時，常跟同伴到水窪裡抓泥鰍，泥鰍受驚嚇躲起來，其他人再挖土也抓不著。但許文龍有一個簡單的信念:「水窪裡一定有泥鰍，一定有方法抓到。」他於是翻弄泥淖旁的破竹子，抖一抖，果然抖出藏身其中的泥鰍。 奇美研究部協理蘇榮藏追憶，奇美十幾年前規模小，能力不如大多數同業，也買不起國外大廠成熟的技術，決定跨入 PS、ABS 領域時，都熬了六、七年不太賺錢的日子。但許文龍一直堅持，因為他相信這兩種原料便宜，用途廣，一定有前途，就像他當年相信水窪中有泥鰍一樣。 如今，奇美屹立南部，規模僅次於國營的中油與王永慶的石化王國。 在服務業方面，長榮董事長張榮發還是一個年輕船員時，已經是一個「不一樣」的船員，討厭花天酒地，喜歡讀書、思考，累積下來的知識與眼光，日後總一次又一次的在關鍵時刻，把長榮推到更高的境界。 張榮發的果斷 創業第三年，他察覺中東政情不穩，便下令長榮訂造的新船，一律改用柴油引擎。其後石油危機爆發，油價暴漲，這時候，長榮的船，單是用油成本就輕易壓倒死敵 -- 遠東歐洲運費同盟，為長榮的成功邁出重要的一步。 其後幾年，當船老闆沈迷於散裝貨的厚利時，他又看準海洋運輸新趨勢的潛力，甘冒借貸過高之險，大量建造最新式貨櫃輪，從此扶搖直上，在創業第十六年，就奪得世界第一。而當五年前大家的心思仍在船上打轉時，張榮發已經把注意力放在天空上，發展航空客、貨運。 今年初，長榮航空取得執照，全面展開人員培訓與飛機採購。再回顧舊時的競爭對手，早已一一被張榮發拋離在後頭。 到日本去取經 眼光準，往往是來自先進國家的經驗，特別是東洋日本，因為歷史與地緣的密切，常常隔海漂來創業的靈感。國泰人壽，就是年輕的蔡萬春東渡日本考察，看見日本人壽業蓬勃發展後的靈感。 去年曾創下單月獲利二億紀錄的太平洋房屋仲介公司，則是總經理鄭明智觀察日本房屋仲介市場二年後的結晶。公司開辦時，一直賠錢。公司大股東跟記者談起太平洋房屋，就一臉不高興，要他們搬回延吉街，「不必浪費 (光復南路華視樓下) 那麼大的辦公室」。 「我希望公司再給半年時間努力看看，」總經理鄭明智回憶指出，根據日本研究，一般房屋仲介公司，從創業到教育消費者開始，會有二到三年虧損期。 其後台灣房地產由復甦而狂飆，太平洋房屋的分店由一家、二家，今年底將擴張到一百家。「後來的擴張，超過我們自己想像。」鄭明智說。 成功的先驅企業從創業到成長，常顯示二個主要特徵，一個是中央集權，另一個是資源集中，專攻少數目標。 中央集權 台塑集團從創業開始就走中央集權。在股權方面，先有共同創辦人趙廷箴、何義的退出，使王永慶個人的經營理念完全支配整個台塑集團的發展。後來公司成長太快，台塑進一步成立總經理室 (總管理處), 以各種方法推動、追蹤、考核各分子企業，確保王永慶的經營理念被嚴格執行。 另一位企業巨頭張榮發，除了建立紀律嚴明的企業文化外，甚至親手寫下厚厚一本工作規則，讓全體員工遵循。長榮的股票，雖然已經上市，他仍穩握經營權，至今堅持不准「那些炒股票的人」進入長榮董事會，以免外行干預內行。 奇美的許文龍雖然十年前就接受員工入股，但目前仍不考慮讓股票上市，理由是「炒股票的人只顧賺錢，對公司沒有感情」。許文龍平常很少到公司 (釣魚去了), 但他為人做事隨和與樸實作風，仍構成奇美不成文的企業處事方式。 創業者的風格，就這樣滲染給員工。和台塑主管交談，從管理到財務，他們幾乎都能提出一連串細密的數字概念；長榮員工，則自然流露出處事嚴謹的精神 M 奇美的員工，則格外的純樸親切 (年營業額一七九。七億的奇美，董事長沒有專用的秘書)。 緊盯著目標不放 專注，則使一些先驅企業在攻堅時立於競爭的強勢。 從創業造草鞋的時代起，寶成的注意力就不曾離開過鞋子。當朋友、同業賺了錢，跑去買房地產時，董事長蔡其瑞則把錢不斷貫注在鞋業上。當身邊的鞋廠一家一家以夕陽工業的姿態倒閉，他擴充到九個廠，做原料垂直整合，取得運動鞋出口世界第一的金牌。 現在世界前二十家名牌運動鞋，十二家委託寶成在做。 當大同、東元、聲寶等大企業只把電子計算機生產視為附屬品時，金寶電子全身投人，率先大量生產輕薄短小、液晶體式的 LCD 計算機，現在市場佔有率高居世界第一 (每七台計算機就有一台由金寶生產)。 努力、努力、再努力 這些創業者除少數例外，幾乎都是早出晚歸，全身投入。 巨大的劉金標從創業以來，從沒有一天遲過七時三十分到公司上班。民營第一大的燁興鋼鐵董事長林誼守從未上過一天課，創業全憑苦學，至今仍經常是公司裡最後一個回家的人。 王永慶之勤奮，國內大企業可謂無出其右。他一天睡眠不過六小時，四、五點起來就是運動和一整天的工作。陰曆年，他到美國視察業務 (陰曆年，洋人不休息); 星期天，他到長庚醫院辦公 (星期天，醫院不休息)。 美國的財星雜誌普研究美國企業史上一二 0 位最傑出的企業家，發現在新的全球經濟大戰裡，這些企業家一些共同的老經驗依舊閃閃發光，歷久不衰，這些共同特質，不是高學歷，好家勢，而是老掉牙的行事準則 勤奮工作、專業道德、競爭精神。 勤奮工作這條老戒律是第一要件，有時還需要一點工作狂。財星雜誌引用假期飯店的創辦人威爾遜的話說:「太多人現在只想一週工作四十個小時，我常告訴我的經理，除非你告訴太太不必指望你回家吃晚飯，否則不可能成功。」同樣的話，戴那集團前總裁麥克菲爾生指出:「如果一個人能說出今晚八點十五分有什麼電視節目，我絕不僱用他。」 顯然，紐約股票交易所前董事長勃頓和威爾遜、麥克菲爾生這些人，對優裕生活軟化了現代人工作意願，都表達共同的關切，勃頓分析:「朋友說，不希望他們家小孩像他們當年一樣刻苦，我不同意。失去刻苦精神反而使小孩子吃虧，包括使他們不願意奮鬥。」 百事可樂前總裁肯道爾為「勤奮刻苦」下了另一個詮釋 -- 從基層幹起，他說:「太多的企管碩士只想來公司當企畫，坐辦公室，賺高薪，他們不願上生產線或跟著卡車去送貨，這最令我煩惱。一旦他們到了四十歲，要負擔更重要職務時，往往就被其他人迎頭趕上。」 除了勤奮，根據財星雜誌分析，偉大的企業先驅第二個特質是高專業道德。「如果你不設定高專業道德標準，就不必指望員工有正確的做事方式。」百事可樂的肯道爾說。 不許說「做不到」 至於鬥爭精神，把美國廣播公司 (ABC) 在絕境中拯救出來的葛登遜，舉自己在那段改革的「黑暗日子」裡一些親身經驗來說明。「ABC 員工人人都對我說「這件行不通；那件事做不到。」」對這種話，葛登遜的回答是:「我聽不懂。」 美國先驅企業成功的經驗，和台灣傑出企業比較，很多特質似乎都是共通的。 然而，時代和潮流的變，正扭轉台灣近三十年的做事方式和成功定義。 一方面，部分企業在成長過程裡散播了污染和投機。另一方面財星雜誌所說的勤奮、專業道德、競爭精神以及王永慶的點點滴滴、張榮發的敬業、劉金標的踏實、蔡其瑞的專注...... 在股市和房地產狂飆，投機者翻雲覆雨，一夕暴發的時代，在一些人眼裡，已顯得孤獨而不夠「聰明」。 老法則仍將閃耀 像寶成的蔡其瑞所感觸，過去寶成做鞋子的「專注」, 反使他們在這個投機的時代「吃了大虧，賺辛苦錢還賺得比別人少，」他說，寶成今後會改變一些做法，例如去投資證券業。 若把歷史的焦距拉得更高一點，經濟的規律似乎又點出，沒有一個社會可以依賴投機活動來維持長期的成長。也許將來投機浪潮逆轉的日子來臨，這些創業先驅歷久彌新的老法子，仍將閃閃發光。

金融自由‧股市搖擺

去年八月，我國與美方就保險業、信用卡、銀行與證券業等金融服務業作一廣泛諮商，會中達成許多共識。今年五月二十五日，財政部邀集一起部會專案小組，討論當前我國有關國際金融市場、貨幣市場、保險市場及證券市場等不合時宜的法規與限制；並考慮鼓勵第三類科技公司的股票公開上市，以增加股市流通籌碼，希望研擬一套有效的方案，俾使達成金融自由化與國際化目標。本文即說明自由化與股市之間的互動性。 而在銀行業務、分行設立等方面的限制，亦俟今年六月底銀行法修正案通過的決議為依憑。 僵化的金融運作 在保險市場方面，我國每年核准美國產、壽險公司各兩家來台設立分支機構；唯日後核准保險公司設立之家數、保險公司之相互開放營業、資本額之規定與美商保險公司投資有價證券及不動產問題等之限制，將俟保險法進一步修正後，方有希望作全面改革，以提升國內保險市場之專業性與服務水準。 美國人的要求 目前我國金融制度與金融業務的運作仍相當僵化。對外國分支機構似採取歧視性待遇，金融法規的透明性不夠，引起外商機構爭取國民待遇與要求提高法規之透明度；甚至要求提出開放時間表。顯見我國金融自由化是在美方指責下呈牛步化的改革。我們寄望此次銀行法修正能有大刀闊斧的改革魄力，樹立金融自由化之新典章。 所謂「金融自由化」是指金融業務與金融分支機構設立的自由化，同時袪除不合時宜的金融法規與制度，以重新制訂合乎需要的金融法規與前瞻性的制度。這種「再管理」, 是為防範未來的金融弊端，也是建立一種金融預警制度。 去年中美金融諮商會議中，美方曾就證券業方面提出他們的幾點要求，希望我方能配合。 一、外商銀行以其公司名義買賣可轉換公司債：以目前而言，國內僅有永豐餘造紙公司發行一期可轉換為他公司股票的公司債，唯此與我國公司法所稱之「轉換」並不一致，截至目前為止，這項建議僅供參考，對股市尚無明顯之影響。 二、擴充規範與促銷外國有價證券相關的規定，並促成其合理化：目前我國對此規定僅允許外商投資設立證券投資顧問公司，係屬純粹的「顧問」性質，不得經營證券商之業務；假若有朝一日，證券國際化的腳步加速，以上的束縛被完全解除後，則外商帶來的不止是資金匯入，同時能引進外商經營的理念與技巧。 股價的動與不動 三、外國公司股票在中華民國「登記」: 關於外國公司股票在國內募集、發行與上市等問題，今年年初財政金融當局曾建議以創設存託憑證 (Depository Receipt) 之方式來辦理較為可行；唯因各部會問未達成一致共識，致此美意無疾而終。否則，此一投資管道無異能使國內過剩的游資尋得出路，由於此種投資工具似間接增加股市籌碼，使股市短線投機的策略漸趨長期投資方式，即股市反映產業榮枯。 四、外國人投資我國證券商之出資比率，希望能訂定時間表，逐步提高至一 00%, 由於證券商設置辦法甫於去年五月間施行，近期內要修法完竣恐怕不容易。此外，開放外國機構投資者直接投資我國有價證券，與前述第二點相互矛盾；在股市籌碼未大幅增加之際，此方式反令股市又加人許多大戶或主力級人物，使股價益趨震盪不安。 五、開放外國人直接投資我國有價證券：由於目前我國主管當局未打算發行台灣存託憑證 (Taiwan Depository Receipt), 短期內要實現此一目標恐怕不易；對股價而言卻是減少一個變數。 六、開放期貨市場時間表：此處所提的期貨包括大宗物資 (黃豆、玉米與石油等項目)、黃金與金融期貨 (例如：利率期貨、股價指數期貨與外幣期貨等項目) 等。由於此點跨越財政、經濟兩部會之間的權責，必須作充分的溝通與協調，才能肯定期貨兼具避險與套利的功能。 由於目前國內期貨界已漸趨壯大，財經當局在此壓力下，不得不認真考慮其開放事宜；若一旦開放設立，地下期貨組織地上化，則對股市又投下一個不可預期的變數，這對證券業界而言，宜早綢繆，提出一套因應策略。 央行頻頻出招 金融自由化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即為利率自由化。七十八年度銀行法修正案中的利率決定修正條文，將於今年五、六月送請立法院通過。而此修正案的主要內容，係廢止所有關於行政決定的條文，而讓利率水準由市場供需機能加以決定。 綜上所述，利率自由化是一必然趨勢。今年二月底、四月一日及五月中旬，央行陸續施展一連串的緊縮措施，使得利率水準節節上升，唯其中短期利率反高於中、長利率水準，雖準備部位漸呈寬鬆，但銀行怕央行繼續出招，致利率水準仍維持於高檔之上；由此現象必須注意，因銀行存款報酬率漸次提高，處於高檔水準的股市投資報酬率似乎略呈下降，或許暗示股價顯現反轉的訊號。 唯此次反轉應不會像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如此劇烈，因投資人在此波段保持高警覺性來作投資策略，可能呈現一種圓頭式的反轉。投資人在高檔下擇股，宜以中大型績優股或權值大的個股為對象，似無必要再追漲，以免遭受套牢之困。 投資人注意了 綜合來說，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無論是金融行政、業務自由化、或是利率自由化，皆會直接、間接地影響股市發展；即使影響股市的時間長短不一，投資人也應時時注意自由化與股市互動之關係，藉以擬妥最適當的投資策略。 (白俊男為太平洋證券總經理)

心靈富有,才是真正富有

問：假定有人問起「台灣經驗」中有關宗教部分，請問星雲大師，對這樣的問題，應當怎麼樣解釋？答：台灣的宗教很自由，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佛教、一貫道、甚至媽祖的信徒、民間的信仰...... 不管那一種信仰，有了信仰，內心就有財富，你可以把台灣信仰的財富帶到大陸給他們分享。問：雖然你是以出家人的身分弘法，可是中共是否仍然有戒心？你怎樣化解他們對你的防範？要以誠待人答：大陸上的幹部，對台灣去的人，剛開始當然看得出來，有防範戒心。不過當我和群聚接觸幾次，講了幾次以後，他們覺得這對社會人心、秩序都有正面的影響。所以，到後來那些公安人員在防範時，領導就說:「不要、不要，大師很歡喜群眾，讓他們來。」 所以我想，每一個人只要肯真誠的、開誠布公的、對人有益而無害的和他人相處，他人必然會接受。大千世界在心裡我到過泰北，那裡有五萬難民，他們窮得連吃飯都吃不飽。但是他們說物質上的窮能忍受，而他們有寺廟、有拜佛的地方，精神心靈會富有一些。今天大陸的貧窮是比較性的，多與少難有定論；不過假如有了宗教信仰，所謂「大千世界就在心裡」, 你有錢，但我心中很富有，我不羨慕你啊！有錢的窮人很多，沒有錢但心靈富有、執著，可能才是真正的富有。問：你提到大陸的領導人有察納雅言的器量，你擔不擔心，這是他們對你的統戰？在你見過的共產黨高階層領導人裡，那一位最具慧眼、佛緣，為什麼？答：關於大陸上的領導人對我統戰的問題，我想這句話是弱者講的；假如是一個強者，他會這麼想:「究竟是誰統戰誰？」說到領導人那一個最具佛性、佛緣？像政協的副主席趙樸初會長，他確實詩書字畫、佛法都很高。問：大陸今天發生這麼大規模的絕食抗議活動，是不是跟共產主義主張「無神論」、人民的精神苦悶有關係？答：很有關係。他們覺得前途沒有希望、讀書無用。據說大陸上大學畢業女生，最好的出路就是到賓館做服務生。所以那麼多的優秀青年、十一億人口，怎麼樣過下去？人活著的希望是什麼？沒有希望是最痛苦的。問：日前大陸的佛教界，是否還保留有佛教古國的氣氛？中共對佛教的主要政策是什麼？答：中共不只對宗教，對各行各業基本上都是共產主義至上，不能跟共產主義平行。那邊像出家人、寺廟住持，要從上海到南京都必須要向宗教局請假。它的寺廟雖然開放了，但還是受政府控制、領導。因此如果那一個宗教說要發展多少群眾、多大的號召及力量，我想這和他們的政體相違背。問：你在大陸弘法，而大陸是個很封閉的社會，大陸老百姓怎麼樣才能接近佛？答：大陸的民眾要想接觸佛教比較難，一進寺廟門口，就要買門票，拜佛也要錢；過去更可憐，還要繳稅。我想目前大陸上的佛教還是停滯在過去的社會裡，佛教也很封閉，不重視傳教。他們現在肯接受我的現代化、人間佛教，覺得應該學習；果真如此，那其是全大陸人民的幸幅。我希望台灣的佛教人士常常到大陸去，我們常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其實宗教的影響力更大。透過和他們的交談，影響他們，這樣大陸人民心中就有佛了。問：你認為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能不能宗教歸宗教、政冶歸政治？答：政治歸政治、宗教歸宗教，不只是大陸，在台灣也應如此。不過雖然如此說，每一個文化人、宗教人生活在這一國家社會，你能完全避免這個社會、國家、政治嗎？不能。我覺得宗教不能不關心政治，這是人之常情。也有人議論我是「政治和尚」, 我自己也不懂是怎麼樣政治。我也沒有做官，國家也沒有給我幫助。這次到大陸，每個人三千五百美元的費用，我也是照繳的。我到大陸布施，有很多信徒幫忙，我準備了三年，籌到十萬美元，為那邊的醫院買救護車，給他們講經，還贈給中國佛教協會佛教復建弘法基金。我覺得我到大陸去，不是空口說白話的。大家各有主見問：很多人說台灣這次對大陸學運反應很冷淡，你看應當怎樣反應最恰當？台灣的反應真的能對大陸產生什麼影響嗎？答：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如果反應過度不是很好的事，因為現在有探親來往，要知道共產黨有一特長:「惱羞成亂」。因此像剛才給示威同學析福，能這樣做就很好。問：有人說你有很多信徒、很大的影響力，那麼在今年年底的選舉，你會支持那些人？那些人會因為你的支持而增加勝算？能不能談談你對年底選舉的態度？答：大家今天在座，不是我的信徒就是我的朋友；假如我現在叫你們投某人的票，你們肯聽我的話嗎？現在不是啦！大家都各有主見。台灣民主了幾十年；民主，你有你的主張，選賢與能。我在台灣雖然和大家接觸，可是誰賢？誰能？我也不知道。所以下一屆選舉，我不知道誰能當選，誰不能當選。不過，佛光山因為有一些出家人，一到了選舉時，地方上的鄉鎮村里幹事都會到佛光山說:「法師們來投票啊。」記者就照一張相說，佛光山的和尚尼姑很熱衷於選舉，真是冤哉枉也。問：請問你對人世與出世、作為與不作為、事業與清修之間的分寸怎樣把握？答：過去一般人都以為佛教是出世的；我個人部是用出世的思想辦人世的事業。為什麼？舉例說夫妻架了，找到一個出世的師父來調解，法師就說哎呀，當初誰叫你們要結婚，不是冤家不聚頭，吵架了能怎麼辦呢？你養的兒女不乖、不很孝順，你要找個師父請教怎麼來教育規勸兒女。你找出世的法師，他說哎呀，誰叫你養這麼多的討債鬼呢？兒女多很煩惱，這是你自己的業障，你自已要負擔。這是出世的思想。你如果要做生意賺錢，更不好意思去問出世的法師。假如你要問他，他也會說哎呀，你那麼貪心，不知金錢是罪惡、黃金是毒蛇，你要這麼多錢幹什麼？這就是出世法師講的。結婚是為相親相愛現在我們提倡的入世佛教是這樣的，面對夫妻吵架，我們會分析：夫妻不應該吵架，結婚不是為吵架的，是為相親相愛。丈夫應該愛太太，回家吃晚飯、出門說去處、身邊少帶錢......。它會有一套辦法告訴你。談到兒女不孝順，我們會說：對兒女要以愛來代替責備，要多鼓勵，現在的兒童應該怎樣教育等。你要做生意賺錢，我們會告訴你：要評估市場、物價、環境，賺錢多多益善，將來可以做慈善事業、修橋補路。明白說，沒有入世那有出世？生活都沒有解決，你還能去解決生死嗎？肚皮都沒有填飽，還說什麼清修？所以，我覺得高調唱不上去的時候，不要唱。我們落實人間最好。(余文慧整理)

管理:為成長導航

如果向傑出的創業者請益，企業裡什麼最難管，人力、資金、財務、行銷、還是生產？恐怕他們的答案會是「成長」。 不說別的，空間問題就夠令老闆傷腦筋。宏碁電腦的成長史，也是一部搬家史。這家國內第一大電腦公司幾乎每年都可以成長一倍，早些年也至少一年搬一次家，總是費力費神。 但快速成長，或者甚至穩定成長，人員素質的培訓和控制，才是最令經營者頭疼的難題。 太平洋房屋，在短短四年內稱霸房屋仲介市場，從兩家店開到近一百家，訓練根本趕不上。總經理鄭明智也發現，「過去是老將帶新兵；現在是新兵帶新兵。」 最頭疼的難題 新人多，企業文化基礎容易鬆動。為了維護太平洋正派經營的形像和商譽，太平洋房屋絕不炒作，收房屋成交價的四 % 為營業收入唯一來源。每個員工要買房子，即使是自用，都得報告。「四年來，我沒有買過一幢房子。」鄭明智深信，「上行下效，以身作則」的道理。 此外，考核員工的辦法，也是不以業績金額為依歸，而是論件計功勞，太平洋的理念是，件數多，表示提供較多的服務。給「明星」業務員的獎金也不多，鄭明智表示，這是希望培養團隊精神，明示年輕人不要太功利。而業績一直不振的員工，也不會炒魷魚，而是接受「績差人員再訓練」。 進一步說，企業成員所需要的，不止是公司文化的養成，更需要看到升遷管道暢通。企業的命脈在成長，企業人的前途自然在升官。 不幸的是，金字塔型的組織型態，已經在商場上定了型，如何讓每個參與者持續保持活力衝勁，是管理的一大挑戰。 你追我跑 鼓勵人才外流，或在企業內創業，已經普遍被力爭上游的企業所採納。 排名民營鋼鐵業第一的燁興企業集團，並不阻止員工出外創業，董事長林誼守還說，能幫忙的，他一定幫忙，「人家追，你就要跑，這樣兩個人都會進步；如果人家追，你就擋，那兩個人都不能前進。」 而太平洋使出的法寶，是有制度地鼓勵員工和公司一起創業。只要表現傑出的同事提出創業企畫案，太平洋房屋經過評估後，新的創業家，也許因而誕生。 一向頗懂得「口號標語」功效的宏碁創辦人施振榮，也叫出「群龍計畫」, 要製造出一百個總經理。 即使提供誘人上進的遠景，施振榮依然擔心老化的問題，於是「半年一次小改組，一年一次大改組」, 人員調動頻頻，以此保持高度戰鬥力。 生產腳踏車的巨大機械工業公司，靠的卻是一套人事考核制度，以示升遷公平，提高士氣。 巨大董事長劉金標說明，這個人事「活性化」制度得自日本豐田的精神。任何「巨大人」要往上升，必須先取得那個職位的任用資格，巨大兩年考評一次，除了總經理，每個人都必須參加，而且任用資格名額有限，有效期僅僅兩年，不是「鐵」資格，在這種制度下，員工比較警惕。 要從老二做到老大 巨大走過的路，也顯示出企業在不同的階段，必須有不同的定位。五年前，巨大忍受客戶流失的威脅，自創品牌外銷，掌握自己的行銷通道，「這才是永續經管的表現。」劉金標說，巨大一年做一百四十萬輛腳踏車，沒有一台掛自己的名字，「員工會有成就感嗎？」 這方面，宏碁比巨大早走一步。從「老二主義」, 到「老二中的老大」, 最後要做到與老大 (例如 IBM) 平起平坐，宏碁像變色龍，不斷修正自己的角色。 要適應變遷環境，適應企業本身的成長，快速掌握資訊無疑是最佳利器。 三商行經營的特點，是店小東西多，快速、精確瞭解每一家分店、每一個業務員、每一件禮品、服飾的銷路，以便立刻反應，是控制庫存、資金、物品流動性最需要的。 「我們每天晚上都有最新資料。」三商行總裁陳河東指出，六十三年他們就不惜金錢買了 IBM 最大的電腦系統，協助經營者隨時掌握狀況。 身處不同行業，成長背景不同，因應方向各有差異。六十歲的高清愿，在交付統一總經理職務前夕，語重心長地說:「競爭不同囉，現在產品要一上市短期間內賺錢，愈來愈難。」 其實，不只是食品業，就是高科技行業，也隨時要迎接新而小，卻帶著新創意或新遊戲規則公司的宣戰。 聯華電子做了十年半導體業的先鋒、龍頭老大，但科學園區的同業，也一家、二家、三家陸續成立。雖然尚未構成威脅，聯華在投資六十餘億的新廠落成同時，宣布自七月改組，一改過去功能性 (傳統式) 編組 (例如行銷部、採購部等), 而新組合成事業部，「這樣針對不同產品，反應可以快一點。」曹興誠補充。 調整組織，如同一個人改變性格，打起組織戰。台塑的總管理處，至今可以說把組織控制的精神，發揮到極至。 台塑關係企業，各部門都是採利潤中心制，每一個細部計畫、成本、完全由總管理處追蹤，逼得台塑員工計算機不離身，小數點下幾位數，也得記得清清楚楚。 面臨交棒關頭 但到八 0 年代為止，這些台灣企業第一代的事業主，已漸漸面臨交棒的緊要關頭。 從股市一傳出王永慶、徐有庠身體健康欠佳，股價立刻風吹草動，可以看出一般人對台塑、遠東等大企業的信任，不盡然因為他們有良好的管理、組織，反而擔心第二代能否有一樣出色的表現。 王永慶自己對這個問題曾經發表過談話。他引證日本大企業的經驗，有了一個概論：凡是大企業第一代去世得愈早，兒子在危機意識下，由於戰戰兢兢，反而表現好，或者是長一輩知道兒子不行，挑一個能幹的女婿接班；而企業最容易出現危機的情形，是第一代長壽而掌權，往往他的第二代接棒成功的機率最低。 他當然沒有更進一步以此原則來預測台塑的未來。 管理是為生存 近一、兩年，的確有少數第一代創業家，高壽謝世，商界已有耳語，這些人的第二代運氣不差，因為正值景氣大好，等景氣衰退期間，才能真正考驗年輕一代真正的實力。 企業成長過程中，佈滿無數陷阱。巨大的劉金標意味深長地說，自行車發明至今兩百年，可是沒有一家腳踏車公司的年齡與之同壽，即使有百年歷史，如果在人事、市場、管理、轉投資任何一環出差錯，都可能從此消失。 有時候，成長管理不是為了成長，更是為了生存。 寶成挽救毀滅式成長 如果你的公司每年都以二 0%、二 0% 的速度成長，那麼你是個幸運兒。 但如果你公司的營業額以倍數成長，賺的錢卻不增反減，那麼，噩夢可能已經開始。 大力調整紐織 靠著組織結構大調整。寶成工業躲過了這個足以毀滅企業的劫數。 用大甲蓆編出鞋面，是寶成鞋業之路的起點；如今。全球排名前二十名的運動鞋名廠，有十二家在彰化的這家工廠生產，一年出廠一千兩百多萬雙鞋。回顧二十年漫漫長路，大致順遂，只是在十年前，發生了副總經理蔡乃峰所說的「最大的危機」。 表面上看起來，一九七九年仍然對寶成不薄，三個工廠擴充到了七個，訂單依舊源源不斷。看來又是個豐收年。 只有一些過去沒有的管理麻煩出現了。各部門間的抱怨突然多了起來。生產部怪採購部原料總是不能一次買全，抱怨業務部總是接壞訂單、設計複雜使得生產困難；財務部抱怨採購成本過高，採購部卻說買來的東西都好的很，是製造部門失於控制；而業務人員則盯著生產部，說拉來的生意機會難得，工廠卻不能配合，交貨總是不準時......。 「協調會一天到晚開不完。」蔡乃峰回憶。到年底結算下來，證明快速的膨脹，已經帶來惡果，七個工廠辛辛苦苦賺來的錢，還不如三個廠的時代。 痛定思痛，董事長蔡其瑞認為是組織遇大，決策權太集中。無法及時因應任何狀況。他當時下了決定:「好吧！我想既然採購、行銷和廠務吵得這麼兇，就讓他們各管兩個廠，盈虧自負。」 化危機為轉機 於是，從客戶的選擇、採購，生產管理等，三個事業處完全有自主權。為了加強誘因，寶成大方地把各事業處掙來的盈餘，分三分之一給事業處當紅利，讓事業處協理，以至作業員都有自已在替自己賺錢的參與感。 同時，為了避免分權後太過各自為政，總管理處在這個時候發揮統籌、整合的功能。各事業處犯了重大錯錯 (把嬰兒鞋訂單做成幼童鞋), 或有任何特長 (如總是能買到較便宜的原料), 都透過檢討會傳遞。 如今七個廠又擴大為九個。但十年前的組織革命，使寶成化危機為轉機，走上企業成長的一個階段。

經濟學人觀世界

巴拿馬強人諾瑞加操縱總統大選的手段相當拙劣。五年前他所支持的候選人本已落選，但是經過他上下其手，竟然反敗為勝。不過今年五月七日這次大選，儘管他事前操縱，事後大動手腳，卻仍難掩失敗的事實。 美軍部隊在附近演習和「美洲國家組織」促請諾瑞加下台，對這位強人都像隔靴搔癢。巴拿馬反對黨領袖也不敢發動民眾走上街頭。 倒是現金短缺，可能會撼動諾瑞加的地位。據銀行界人士透露：若不是利比亞援助了一筆五千萬美元的基金，政府連薪水都發不出。 除了巴拿馬，拉丁美洲各國中，只有古巴從未實施民主選舉，也不打算這麼做。儘管如此，選舉也可能帶來失望。 六年前，阿根廷人民在歷經二十年的軍事統治後，第一次選出一位合法總統艾方新，他卻將他們領入混亂、貧乏的困境，通貨膨脹嚴重，連印鈔票的進口紙都短缺。這位首任民選總統，卻依然無法掙脫傳統的包袱：軍隊野心勃勃，國營企業靠補貼維持營運，苛稅打擊出口，工會使產業低迷不振，連法庭部不能主持公道。 民主賺不到外匯 艾方新雖然歷經多次政變危機，卻能不負所託，並未下令戒嚴。但是民主賺不到外匯，也不會代繳房租。無法繁榮民生的民主政治和軍事專制一樣能扼殺自由。 一九八五年上任的秘魯總統賈西亞也是民選的；但是他把秘魯的經濟狀況弄得比阿根廷更為惡劣，而且無力控制手段血腥的叛亂分子和蠻橫的軍人。 巴西在同一年實施民主，但是薩尼總統所推動的改革同樣績效不彰。智利人民雖然希望皮諾契特下台，卻也擔心明年的大選不但帶來自由，也帶來混亂。 其他各洲的新興民主國家也不比拉丁美洲國家高明。菲律賓的艾奎諾夫人在官僚腐敗與財政赤字中險象環生；巴基斯坦反對黨靜候班娜姬。布托總統在保守與開明之間失去平衡；僅有西班牙、葡萄牙兩國政府表現堪稱穩健。 軍人當政的輪迴 民主政治當然優於獨裁專制，但是光有自由選舉是不夠的。一個民主政府需要有平等競爭的政黨、獨立的司法、公正的公務員和不受管制的報紙。 從專制政體轉移到民主政體是相當困難的。勉強團結的民間勢力團體，除了對糾正軍事鎮壓沒有異議外，別無共識，但欠缺治國的通盤計畫，文人政府註定失敗。於是，國家再度落人軍人當政的輪迴。 其他國家幫得上忙嗎？富裕的民主國家當然希望世界各國都能順利推動民主，但是新興民主國家往往要求不當的援助，特別是豁免外債或補助金。緊而沒有附加政策改革要求的金錢援助，極易養成寅吃卯糧的錯誤消費習慣，因而又種下禍因。同樣在五月七日舉行大選的玻利維亞，就證明了沒有外援，只要厲行經濟革新政策，也能獲得政治和經濟的穩定。 不良的體制較貧困為害更大。以西、葡兩國為例，人民的努力固然重要，國際間 (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的干預，和歐市國家的厚望，都加速了專制體制的結束。 目前中美洲民主國家也希望有自己的共同市場和區域議會，以便彼此扶持；歐美國家應該義無反顧，助其建立這樣的合作組織。此外新興民主國家的公務員、銀行家需要訓練、司法人員需要學習主持正義、大學也應該好好運作；凡此皆需要其他國家的鼓勵、支持。 得天獨厚的先進民主國家可以幫助捷克、波蘭、匈牙利等國家，使其不致步上阿根廷的後塵。

季辛吉談:美國外交新棋譜

一年半前，戈巴契夫首度透露有意與中共修好時，一位北京領導人告訴我:「無論如何，我們絕不會破壞美蘇之間的好事。」 他的說法可以說明何以美國無須因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而過於緊張。如果在十年前，這樣的訪問便有外交大地震的味道 -- 甚至可視為中蘇共重新聯手的警訊。 今天，我們卻很清楚，由於蘇聯對自己的國內事務都還顧不來，北京又對蘇聯戒心甚重，中蘇共關係不太可能大幅好轉。因此我們對戈巴契夫的北京之行不必緊張，倒是應該知道全球的外交棋譜已經重新布局。 中共：目前中共對蘇聯的戒心略見緩和，但是在長期戰略上，中共仍不敢對蘇聯掉以輕心。歷史的教訓使中共絕不願冒險與蘇聯和日本在亞洲單獨相與，因此它一定會尋求美國作為制衡的力量。 此外，維繫中共與美國關係的地緣政治基礎也依舊穩固。中共在亞洲權力均衡中，將繼續扮演關鍵性的角色，但是在可見的未來，它會是亞洲三強中最弱的一個。因此，仍需要美國大力支持，並協助其現代化。 不過，美國必須調整傳統的一元化政策。因為，美國在亞洲的地位將決定於它能否明察 -- 在中共、蘇聯、日本的三角關係中，它本身的長期戰略與政治利益何在。 日本將成真正強權 日本：未來十年，日本在世界舞台上要扮演什麼角色，主要會依據東京當局對國際政治、軍事、經濟趨勢的研判而定，而不會像過去那般遵奉美國的勸告。 日本的科技與產品已逐漸掌握了全球市場，軍事力量也在增強，加上它對權力均衡的感受一向特別敏銳，因此成為真正的強權只是遲早的事。 近年來，美國與日本的關係變得極端複雜。作為日本的盟國，美國必須保障它的安全 (雖然這個角色會隨著日本的軍力增強而式微); 然而，多數亞洲國家還期望美國在經濟上能夠制衡日本。 美國未來能否繼續勝任這種複雜的角色，端視它在外交政策之外還能有多少作為：例如，提高美國企業的競爭力，或控制貿易與預算赤字等。換句話說，美國必須改善本身的表現，才能符合亞洲盟國對它的期望。 蘇聯對日本的未來只能扮演一個次要角色。戈巴契夫訪問中國大陸後，下一步就會向日本示好，甚至可能對北方四島問題作若干讓步；但兩國間的互相猜疑已是根深柢固，而彼此的共同利益又極少，因此蘇日關係不會有根本上的改變。 朝鮮半島：因戈巴契夫的北京之行，中共與蘇聯在北韓互較影響力的競賽可望暫時緩和，但中共仍然會密切注意蘇聯或日本與平壤的關係發展。 外來強權各懷鬼胎 由於朝鮮半島周遭的國家既不希望韓國統一，也不希望雙方發生衝突，因此雖然最近南韓正加強與共產世界接觸，北韓也開始與資本主義國家往來，但雙方關係可能仍將維持一種「不穩定的平衡狀態」, 甚至可能小幅改善。 未來十年，美軍在朝鮮半島將得以扮演較為和緩的角色。為了因應南韓國內的反美情緒，美國甚至可能象徵性的裁軍。不過，假如北京或莫斯科與漢城進一步建立關係，美國應該隨時準備與平壤改善關係。 東南亞：中蘇共修好很可能會強化美國在東南亞地位。印尼、馬來西亞始終對中共戒慎恐懼；美國應該改善與這些國家的關係，但要注意不要搞得像在共謀對抗中共。 越南：某些東南亞國家期待越南壯大，以阻擋中共的勢力伸入東南亞；但是由於中共對於邊境國家的茁壯，總會有過敏式的激烈反應，因此美國在處理與河內的關係時，必須非常小心。我的建議是美國改善與河內關係的速度絕對不要超越中共。 高棉：由於過去美國對高棉境內爭取獨立的民主派系部隊，僅提供「人道援助」, 以致一旦越南軍隊撤離，高棉境內裝備精良的部隊就盡是共產黨 (包括越共扶植的武力與殺人如麻的赤棉軍)。 美國最近開始對民主派系提供遲來的軍援，但表現仍十分畏縮僅提供步槍。不過反正美國現在想發揮軍事影響力已嫌太遲。我們當然應該支持高棉成立一個包容各派系的政府，並促請聯合國盡力監督，卻不必對問題的解決存有任何幻想。 接受挑戰 毫無疑問，太平洋盆地在全球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但未來美國在此地區的地位，將決定於幾個變數：它能否認清本身的國家利益並保持政策的一貫性；願不願意在不致嚴重影響美國在國際間的角色下改革國內的政治；能不能維持足以擔負起國際責任的經濟力量。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對戈巴契夫的北京之行不僅不能做壁上觀，還應當視之為一個挑戰，重新省思本身在亞洲未來發展的過程中，究竟要扮演什麼角色。 (摘譯自 Newsweek)

架空國民黨-民進黨地方包圍中央

民進黨「地方包圍中央」選舉戰略如果是一部棋譜，今年底他們走的顯然是一招險棋。 有如擅長選戰謀略的前桃園縣長許信良今年六月在美國所說:「民進黨今年不是大贏，就是大輸。」 非大贏，即大輸 這個策略，要在今年底藉著高額提名、擴大聲勢，以創造一場高熱度的選舉，拉高民進黨總體得票率，試圖在全省二十一個縣市長席次裡攻陷十席以上，逐步成立地方政團，孤立及杯葛國民黨執政的中央政府。 「地方包圍中央」如果成功，台灣反對運動即將進入新紀元，但如果民進黨在縣市選戰中失利，總得票數又未能拉高，加上立委、省議員又採高額提名，反對黨配票能力，便很容易造成民進黨不同候選人之間票源重疊、排擠，形成許信良所說的「大輸」。 這種教訓曾發生在七十五年台北市立委選舉，黨外的謝長廷與康寧共得二十萬選票，足可令他們二人都高票當選，但因黨外組織與配票能力太弱，選票過度集中於康寧祥，導致謝長廷以七萬票落選 (同區最後一名當選的林鈺祥只有七萬四千多票)。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與預期有距離 攤開台灣地圖，從北往南掃瞄。一位重量級的反對黨人士似乎並不樂觀，他預測，在全省二十一個縣市長選舉的戰場裡，國民黨穩握十三個縣市長寶座，餘下八個縣市會有劇戰，「民進黨能拿下五席就不錯了。」這位選戰經驗相當豐富的反對黨人士說。 細數最可能今反對黨得勝的縣市長候選人，即國民黨部分黨工所說「艱困戰區」、「一級戰區」的非國民黨籍候選人，不外：宜蘭縣游錫 、台北縣尤清、台中市許榮淑、彰化縣周清玉、現任嘉義市長張博雅之姊張文英 (黨外，非民進黨籍)、現任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屏東縣蘇貞昌、桃園縣張貴木等八個。即使全部當選，和「十席以上」還有一段距離。 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俊宏是「地方包圍中央」策略的主要建構者，他雖然仍表現出致勝的決心，但也不敢斷定能拿下幾席，他認為，「地方包圍中央」是一個長期策略，其適用範圍並不只限於今年底的選舉。 對於「地方包圍中央」策略，民進黨內部目前也有分歧。像泛新潮流系主將姚嘉文 (前主席、現任中常委), 就多次發言說，「地方包圍中央」只是民進黨內一部分人的看法，「並不是黨的政策」。而新潮流一向標榜的路線是「新國會、新憲法、新國家」。 十二月二日開票這一天，大家就會知道這場棋局裡，究竟誰人棋高一著？

兩百年慶也是葬禮

今年，是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全世界至少有六十個國家準備以學術座談會或其他儀式，來慶祝這件大事。 然而在法國，當前最著名的歷史學家法蘭克斯。福瑞特卻宣告:「不要裝腔作勢了！讓我們坦承，此刻，在我們眼中，革命兩百周年只是舊傳統的壽衣，而周年慶正是它的葬禮。」 他絕未言過其實。各種現象皆可為他的宣告佐證：法國小學生幾乎完全不知道大革命是怎麼回事，他們的父母對革命的意義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在黃金時段播出的「重審路易十六」節目中，竟然要靠穿插色情節目來吸引觀眾收視；民意調查透露，絕大多數法國人認為法國社會並沒有平等、博愛精神，贊成恢復帝制的人高達一七 %; 新聞媒體對「一九九二」的關切遠高過對「一七八九」的興趣。 法國人過去可不是如此冷漠。他們對大革命的感情是愛憎分明，就像國旗上的藍、白、紅，鮮艷明確。 從一七八九年巴黎群眾代表組成的國民議會褫奪了法王路易十六的權力之後，十多年間，法國政體從帝王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一黨專政，最後又回到帝王專制；法國人嘗遍意識掛帥的獨裁、無政府的民主自由和軍事獨裁的滋味。 左、右壁壘分明 在這段漫長的混亂中，左、右派的意識分歧 (在國民公會中，主張激進改造社會的極端分子坐在會堂左邊，主張漸進改革的溫和人士正好坐在右邊；從此激進分子就被稱為左派，溫和者就被稱為右派，) 和隨之而來的彼此殘殺，給法國社會畫下了難以彌補的鴻溝。 長久以來，教會詛咒一切與革命有關的事物，學校老師卻頌揚自由主義、反教會思想和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所有關於大革命的歷史論述不是偏左，就是偏右；關於大革命期間的血腥暴行究竟是歷史演進不可避免的悲劇，還是激進分子在權利慾驅使下的失控，法國人辯論了兩百年猶未定論。 但是福瑞特譴責偏頗的歷史教育迫使法國人從小就要決定立場 -- 支持還是反對大革命？政治立場是左還是右？在巴黎，一場賓主盡歡的宴會，一旦話題觸及政治，賓客間立即壁壘分明，甚至攘臂相向。 兩百年來，無論是左派或右派政府執政，都無法平心靜氣對待反對派，社會上也沒有中間的聲音，以致法國人民始終懷抱一種革命的浪漫熱情，隨時準備推翻現有政權，一舉改造社會。 如今總算時移勢轉。 社會學家亨利。曼德拉斯說:「舊社會被推翻後，十九世紀建立起來的新世界，在我們眼前逐漸瓦解。」教會早已自行萎縮，農民人數也大幅縮減，小資產階級與大企業家間的利益日趨一致，傳統的社會矛盾一一泯滅。 密特朗的口號 政治上的對立也已消逝如過眼雲煙。第五共和的四位總統 -- 戴高樂、龐畢度、季斯卡、密特朗個個都是協調統一的高手。尤其是現任總統密特朗的口號 -- 開放、文明 -- 意指讓我們面對過去，重新檢討分裂的原因，並一一克服 -- 更成為政客們的口頭禪。 首先需要檢討的，當然是歷史的定位。修正派歷史學家福瑞特說:「人民權利宣言不是大革命的全部，我們不應該隱藏它黑暗的一面。」經過將近二十年的努力，法國人終於承認，法國大革命不過是大環境中的一個環節。 當時的政治領袖，無論是溫和的丹頓或極端激進的羅伯斯比，甚至後來的拿破崙所主張的政治、社會改革，早在亨利十五和路易十六時代即已嘗試過；革命派的思想也只是當時整個大西洋思潮的一部分而已；甚至大革命還延緩了法國工業革命的時機，使英國起而代之，稱霸十九世紀的歐洲。反思，使革命的道德光環減弱了些，英雄人物也平凡了些，革命的形象卻更接近真實了些。意見分歧造成的歷史傷口還在，痛楚卻減輕了。 使命感枯萎 歷史心結解開的同時，政治的糾葛也在紓解。今日即使是最忠貞的法國社會黨黨員，也開始放棄馬克思主義，接受妥協的社會民主；代表保守立場的戴高樂派，則向中間靠攏，開始重視社會平等問題。因此，無論左、右派，都不過像舊國旗上褪色的粉紅，變得現實而保守。密特朗總統因而成功地在一九八一、八六和八八年，三度結合左、右兩派，合組政府。 從樂觀的角度看，法國社會變得更成熟、穩重了，從悲觀的角度看則不然。法國人喪失了獨特性，也喪失了使命感。 過去法國人始終認為，大革命中揭櫫的精神 -- 自由、平等、博愛、人民權利，和大革命後實驗的政治、社會體制，是他們的創見。他們有責任做其他國家的烽火台，監督其他國家實行同樣的制度。拿破崙就以此為理由征服全歐。 這種政治上的創造力和使命感，早已因長期缺乏偉大的思想家而枯萎。法國問題專家西奧朵。詹定認為這是法國教育界的責任。問題是，面對二二 % 不能讀寫的社會大眾，薪津微薄的教員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超收學生卻沒有足夠房舍設備的大學，顯然也不可能培養出具有真知卓見的政治領袖。 一九六 0 年代，戴高樂總統仍然告示人民，雖然法國已不再是一個大帝國，它在世界上仍然是莊嚴的強國。密特朗總統卻連這個使命都放棄了。法國知名作家皮爾，曼南批評密特朗領導下的法國:「找不到行動的新綱領，想不出一個值得三思、值得人民為之生、為之死的新觀念。」 因此，當傳出密特朗總統和前總理、現任巴黎市長的席拉克，利用慶祝活動彼此較勁的消息，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九八七年，時任總理的席拉克，為了報復密特朗在前一年剋扣保守派占多數的國會預算，故意阻撓慶典預算；使得法國此次舉行一整年慶典的預算，僅與美國三年前慶祝紐約自由女神像的一天費用不相上下。 更有甚者，席拉克為了不讓密特朗過於風光，不惜一口否決了在巴黎舉行一九八九世界博覽會的計畫，也不同意在巴黎市中心舉行大型聲光音樂會；甚至在巴士底監獄遺址興建歌劇院的計畫也因此一波三折，將不可能在今年落成。而這一切明爭暗鬥與政治立場全然無關，只是政客之間的爭權奪利而已。 不具生命的慶典 因此，雖然慶祝活動已熱熱鬧鬧地展開 -- 羅浮宮前的玻璃金字塔落成、凱旋門重新裝修竣工、各城市都在舉辦展覽、有關大革命的書籍紛紛出籠、電視和電台頻頻播出戲劇性、知識性的節目、各種紀念品充斥市場；七月十四日，戰鬥機將飛越香榭里舍大道的上空，塞納河上空將施放據稱全世界最瑰麗的煙火；有識者卻深深歎息：大革命已死。 (取材自 The Nee Republic, Newsweek 等)

陸潤康/人生像農夫撒種

擔任政府工作，你是不是能一步步往上爬，完全要順自然，不可能有什麼計畫，也絕對勉強不起來的。人生就像農夫手裡的一把種子，他撒出去的時候，對每一顆種子沒有什麼偏愛，有的種子也許是掉在水裡淹死了，有的種子掉在土壤好的地方，長得特別好。 從基層往上爬 我自己的經驗也是這樣。從出來做事情，是真正從基層的雇員做起，然後慢慢爬。但是中間凡是碰到求知的機會，我永遠不放棄。我的求學過程很特殊，是先考高考，然後進大學夜間部，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在做事情。普考、高考、甲種考試，我都參加了。計畫說穿了，就是從基層往上爬。 另外，我的經驗就是不管在那個崗位，我總是很努力的工作，因為我相信，工作之中才能夠得到經驗。工作越多，經驗也越多，處理事情的能力也就越強。 人生觀呢，我是覺得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大家認為這句話是口號，但是我覺得這句話真正是好。做公務員是給你一個機會幫人家的忙，擔任這個部門的工作，你才會有這個能力幫人家忙。有這樣的一個心理，你自然會幫助人家，我就是這樣，大家就覺得我肯做事。 所謂機運呢，最早我從美國讀書回來之後，就被派在行政院秘書處第四組。秘書處說是在各部會之上，但是它並沒有主管什麼。我總覺得你想要求進步，求發展，一定要真正負責處理一種事務，對這方面才能夠專。那時候我就想，應該走財經單位，因為我是搞法律的，跟財經結合的話，相信會發揮的更好。 後來就碰到八七水災。水災後，在行政院成立了一個八七水災重建工作督導小組。由董文琦和李國鼎兩個人擔任共同召集人。李國鼎當時是美援會秘書長。幫李國鼎先生的是陶聲洋，我是幫董先生聯絡的。因為這個工作，我就跟陶聲洋很熟，等到小組工作結束，陶聲洋就介紹我給李國鼎，調到美援會工作。李國鼎奉派擔任經濟部長，我就到經濟部。 從美援會開始，我就慢慢往財經的方向做。這就是一個機運啦。我沒有算過命，我基本上是不大相信命。反正一分努力，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別人幫助你，也是你的收穫。 「通」比「專」更重要 在民主政治之下，政府是分工的政府，當然各有專長。但專長還是要分行政性的工作，還是技術性的工作。像技術性的工作，比如唸核能發電的，當然很想做核能電廠的廠長，他也可以發揮。但是行政性的工作，尤其是到政務官這個階層，我不認為要太強調「專」, 相反的要強調「通」。 假使以經濟部長來講的話，他怎麼可能是個專家呢？光公營事業裡面，有水利、有造船、有大鋼廠，它還有國際貿易問題，中小企業問題，一個經濟部長有多少博士頭腦也沒用啊，他怎能每一樣都專？一個層次高的官員只要有高度的工作熱忱，豐富的國際常識，不怕得罪人，他自己當然要有相當的人和、親和力。 親和力大部分應該是一個人的個性，開朗、合群；也有一部分是進入社會以後，吃虧了慢慢地學，懂得怎樣尊敬人家，得到人家的支持、協助。親和力也就是說自己不要太驕傲，要尊重人家的意見。我在財政部，我就維護財政部的立場，這也許是對財政部好，對經濟部不好，你那個時候利益就要升高到國家的利益。所以說考量問題的時候，你要異地而處，才能綜觀全局。 下馬的準備 下台的心理準備我老早就有的。我剛下來的時候，借了中華經濟研究所的一個辦公室，我沒地方去呀，這樣還是可以去上班。我本來是忙得不得了的，忽然到了那裡沒事情了，電話沒有了，朋友少了，寫封信要自己寫，自己寫信封、貼郵票，自己接電話，自己要給客人倒茶，這個轉變能說不大嗎？但是我很順利轉變過來，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有心理準備。一個人不能永遠騎在馬上，總有下馬的一天。沒有十信事件，也許有別的事情。 第二是我馬上找到一個工作。我寫的一本美國憲法論已經很多年沒有修正，我就把它補充。收集了很多資料，要看、要消化，差不多整整花了我一年半的時間。這本書給我很大的滿足，對我一生來講，比擔任部長還重要，因為過去沒有人做過。 這本書完成後，做什麼呢？沒事做跟我的個性不合。我的人生觀是不要覺得你很偉大，好像這個時代、這個工作非你不可，但是也不要抱著遊戲人間的心態。人生總要工作、要奮鬥。我這個康德國際法律事務所還是替人家服務，還是有一種挑戰的感覺。 十信案的時候，禮拜六我們就有最新的資料，就是十信禮拜一開門，第一個提款的人就提不到錢。那你想想看會有什麼風潮？全省各地的合作社、民間放款公司都會擠兌。所以我要趕在它自己倒閉之前，先宣布合作金庫接管它，同時宣布保障存款人的權益。 先煽火，再救火 這個處理很正確，但是為什麼要記功的事情，到後來變成要處分？當初就是有一種壓力很明顯的壓著你，我當然覺得做了也沒有味道。本來政府想徐立德下台，到此為止；可是後來一直有人在裏面煽火。這個煽火動作，就是有人要表現他的救火能力，火不大的時候，他覺得救了這個火也沒什麼功勞，所以這個火快熄掉了，他再用扇子煽。 今天做公務員沒什麼好處，待遇很低。做官也都是給人糟蹦，一到民意機關就覺得矮一截，真的是犧牲，有的時候都沒有尊嚴。 但是做公務員有一個好處，就是你有機會實現你的抱負的百分之幾，假使你不做公務員，你就完全沒有這個機會。 如果再有機會，我要考慮考慮。現在畢竟是離開四年啦，跟鳥一樣，它嚐到了自由飛翔的滋味，再要回到籠子裡去，總是有點......。 (任孝琦、唐湘龍採訪) (吳韻儀整理)

回首法國大革命

在世界歷史中，法國大革命是被討論、研究最多的一個事件。但是至今，學者對它仍沒有一致的評價。 全人類的大事 法國學者從一開始，就視大革命為全人類的大事。他們認為是法國大革命帶動了全歐洲的自由思潮，進而在一八三 0 至四 0 年代，各國紛紛起而推翻帝制。 他們也認為，十九世紀主導歐洲思潮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源自盧梭、羅伯斯比和巴貝夫 (後二人皆為法國大革命中激進派領導人) 的思想。 從某種程度言，這種說法倒也不算誇大。的確有許多歷史學家公認，法國大革命對世界文明影響最深遠的就是獨立的民族國家 (independent nation-state) 和普遍主義 (universalism) 兩個觀念。 雖然十八世紀時，歐洲有不少哲學家，提出各種改革政治、社會，建立理性、民主政府的思想，舊王朝也採納了一部分這樣的主張，但是真正將這些主張落實為具體的政府組織架構的，還是革命分子在革命後所做的實驗；這些架構事實上就是今天許多現代國家的政府模型。 一八一四年拿破崙稱帝後所建立的君主立憲制，更是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歐洲政局。德國和義大利合組聯邦，確立國家主權，就是受到法國這種以民族獨立為基礎、構建合理政府的理想所刺激。 自一七八九年起，整個世界就像一幅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較力的圖畫。在幾十年間，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紛紛掙脫枷鎖，獨立建國。甚至二次世界大戰後，亞、非、拉三洲風起雲湧的殖民地獨立運動，也是受到同樣的獨立思潮所鼓舞。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列寧的詮釋 十九世紀末年，列寧從另一個角度詮釋大革命的精神，並且建立了他自己的革命模式。 他發現，由律師、記者等主張激進改革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巴黎雅各賓俱樂部 (Jacobin Club), 對製造革命輿論，鼓舞無產階級和農民士氣貢獻良多；甚至革命後，分散到各地的雅各賓俱樂部，在協助革命軍執行恐怖高壓統治方面，也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因此，他也培養了一批布爾什維克黨徒，做為革命的先鋒。俄國的十月革命其實就是法國大革命中激進的山岳派 (Montagnard) 將溫和的吉倫特派 (Girondins) 逐出國民公會的翻版；被罷黜的赫侖斯基就是丹頓 (Danton), 而列寧正是獨裁的羅伯斯比。 從蘇聯、中共，到古巴、衣索匹亞，共產黨的整肅行動中，處處可見法國大革命中左、右兩派互相攻訐、殘殺的影子。 近年來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法國大革命中最重要的思想 -- 普遍主義 -- 一方面為近代民主政治奠下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卻也是共產主義專制獨裁思想的源頭。 「普遍主義」意指：只有眾人都同意的真理才是真正的真理。在這個觀念下，社會必須在同一個規範下運作。一七八九年的「人民權利宣言」第一條就說：人人生而自由、權利平等，充分反映了普遍主義的思想。 然而宣言中並未明示：應如何成全人類的自由和權利平等而不牴觸「自由」和「平等」的本質？又如何能不妨礙國家主權的行使？少數服從多數？法國革命領袖引用十八世紀初期盧梭提倡的「眾人意願」(general-will) 觀念來解決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每個人的權利如果能被公平的表達，他就無須自己表達，代表制的議會因而產生。 問題是，盧梭堅持個人的意願必須服從多數人的意願，少數人不同的聲音應該被多數人糾正，因而導至大革命期間的派系鬥爭。流毒所至，二十世紀的新專制主義仍在假藉公眾利益為名，行壓制人民之實。 由於法國大革命精神中所蘊涵的矛盾本質，在它兩百周年的今天，智利、阿爾巴尼亞、尼加拉瓜和美國、英國可以同時慶祝。崇尚自由、民主的人可以追懷拉菲葉公爵和米拉波；主張溫和社會主義的人，也可以在布理索和佛尼奧德的思想中找到源頭；極端激進分子更可以尊羅伯斯比和聖路易斯為師。換句話說，法國大革命事實上主導了近代兩百年來可喜的、可悲的人類歷史進程。 但是它還有更深一層的啟示。 一九五 0 年代的思想家塔爾門指出，法國大革命的真正價值，在於它反映出自由乃是一個危險的必需品。為爭自由而發起的革命往往是一個動亂、不安時代的開始。二十世紀所發生的政治變革多數伴隨著暴力，而法國大革命正是這些行使暴力者的範本。 法國大革命的神聖與黑暗，證明了不完美的人類想要追求完美的自由，是一條何等漫長、艱難的路。許多當年無法解答的問題 -- 政府如何在尊重個人權利和社會整體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個人如何在服從多數人意見的同時仍然保有他完全的自由？甚至，究竟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今天人類仍然在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方式試圖解答。從這個角度看，兩百年來，革命從未成功。 (取材自 Newsweek, The Economist)

理想與現實的爭戰

法國大革命是一場理想與現實的爭戰：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愛，得到的是鬥爭、殘殺、分裂。從十八世紀的法國，到今天的中國大陸，我們看到一個可悲的真理；自由是一個危險的必需品；爭自由的革命可能是一連串動亂的開始。在這個世界上，理想與現實的爭戰仍在不斷上演；在法國，這齣沒有結局的戲演了兩百年，再也沒有人想看。

中共的原子彈之路

「至高神的光輝，比一千個太陽更耀眼。」 「我是死神，是大千世界的毀滅者。」 -- 美國原子彈專家歐本海默 (J. Robert Oppenheimer) 引自印度梵文經典。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共在新疆省成功試爆第一枚原子彈。(編按：原子彈是核子彈的俗稱。) 當天下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一批男女演員時，宣布:「同志們，毛主席讓我來告訴各位，我國的第一枚原子彈已經試爆成功。」全場始而鴉雀無聲，繼而歡聲雷動。數小時後，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球宣布這個消息。 在此次試爆前兩週，當時的美國國務卿魯斯克發布中國將測試原子彈的消息，並譴責中國在大氣中試爆的行為，是全然不顧其他國家維護大氣層安全的努力。試爆後，詹森總統亦以近乎「家長」的口吻批評中共炫耀核子武力是中國人民的悲劇，「因為這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對人民是極為殘忍的。」 自一九四六年起，毛澤東對世局的看法，就是把中國的革命看成一種使全球傾向共產主義的轉捩力量。 倒向蘇聯，擊敗美國 在戰略上，他認為美蘇兩國會爭取控制夾在中間的歐、亞、非各國，但是不會正面打起來。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在核武方面的優勢雖是一種威脅，卻不會有直接影響。而中國既然是美蘇競爭的目標，就必須一面倒向蘇聯，才能最終擊敗美國的反革命戰線。韓戰及台灣海峽間一連串的事故，更增加了毛澤東對這一套世界戰略觀點的信心。 然而在韓戰中的巨大損失，使中共高層領導開始考慮科技現代化的問題。不幸在這段期間，華府當局一直利用中國的科技落後，來達成它本身的戰略目的。中國吃了種種的虧以後，決定非實現軍事現代化不可，而現代化的一種方法，就是發展核子武器。 一九五三至五五年間，華府與台灣的協防條約使這種信念更為加強。周恩來開始看到也許台灣問題不會以「和平」方法解決。美國的阿瑟。雷佛將軍也說:「在亞洲地區用不用核彈要看情勢而定。」因此，可以說亞太局勢使許多中共領導相信非發展原子彈不可。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澤東主持了一項會議，討論發展核子武器的可行性。出席會議者包括政治局資深委員、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地質部部長李四光和劉杰。會議桌上放了一塊鈾，出席者輪流用蓋格計數器 (Geiger counter) 指向鈾，聽它發出的格格聲。周恩來運用他日前才學到的知識，向毛氏解釋原子彈的原理及在中國發展的可行性。 十年內必須製成 毛聽得心醉神迷，宣布中國要立即盡一切力量發展軍事用途的原子能研究。他並表示，要在十年內製成原子彈，日後這個願望居然在九年內就付諸實現。 當時毛澤東想要得到蘇聯的協助，並非因為他知道發展核子武器的困難程度；而是他很清楚中國不能承擔隨時爆發戰爭的風險，而必須尋求蘇聯的協助。因此，最初是由蘇聯提供中國技術，中國供應蘇聯原料。 一九五五年七月，由陳雲、聶榮臻、薄一波組成的三人小組開始監督研究計畫的進行。同年十一月，國務院又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主管核子工業。早期的核子發展過程極度機密，但是科學界仍然感受到政治局這項決定的震憾。一九五五年科學方面的預算只有一千五百萬美元，一九五六年就增加到一億美元；一九五七年中國科學院的預算是一九五三年的三倍。 然而這些早期的發展在後來遭到了不少阻力，例如，中共中央軍委會要求科學家和工程師專心發展戰略武器，要有創造性；政治局卻公開指摘科學家毫無政治意識，思想太獨立。即使是武器專家錢偉強也免不了被批評為「右派」或「偏差主義」者。 政治干預 真正保護這些科學家、工程師的倒不是上層幹部的同情，而是他們的研究室和工廠都在很偏僻的地方，與世界的接觸很少，因此，一直到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他們的工作極少受到干擾。 不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對發展核子武器仍有極不利的影響。在政治口號的迷惑下，許多人自以為能夠獨立設計武器，以致許多國防武器計畫都瀕於設計錯誤的險境。 一九五八年底，政治局委員終於體認到統一管理的重要。聶榮臻說服他們通過成立科學技術委員會，來統籌管理核子武器的發展，並由聶氏擔任領導人。此外，聶氏又建一議將航空工業委員會與國防部第五組合併，成立新的國防科技委員會，仍由他擔任主任。從此，聶氏與他的手下不僅參與戰略武器決策，並且控制了解放軍的科技資源、國務院的軍事工業系統和中國科學研究院。 一九五五至五九年，中蘇關係因雙方領導人的軍事觀念衝突而逐漸惡化。赫魯雪夫認為人類文明經過核子戰爭的摧毀，可能蕩然無存；毛澤東卻認為:「就算發生最壞的情況，一半的人類都死了，但另一半總還活著，而帝國主義卻被夷為平地；...... 不出幾年，這個世界又會有二十七億人了。」這種意見上的分歧，使得兩國的核子武器合作計畫難以進行。 中蘇交惡 例如一九五八年，蘇聯本來答應提供一個原子彈的原型給中共，可是正當「樣本」包裝好行將運出時，赫魯雪夫接受了一位部長的報告，決定無限期拖延運送。中國方面卻全然不知，每天有一隊人去車站等待接收「樣本」; 數月後，中共才終於提出抗議。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主持一項中央軍委會特別會議，發表八點指導方針，強調中國發展核武絕不模仿其他國家。 一九六 0 年初，蘇聯逐漸終止向中共提供設備、原料，蘇聯顧問也一批批撤走；終於，在該年八月二十三日，蘇聯專家自中國的戰略武器計畫中完全撤出。自此中國的核子武器發展被迫走上自力更生之途。 自技術方面而言，發展原子彈要同時在四方面進行：(一) 鈾元素的來源；(二) 自天然鈾中提煉出核子分裂的材料；(三) 設計與製造原子彈；(四) 試爆。中國在這四方面都沒有經驗，卻在這四方面幾乎同時成功。 先說鈾金屬的來源。一九三四年中國就在廣東發現有含量很稀薄的鈾，一九四三年在廣西中山縣也發現了鈾礦，可是大規模的勘查始於一九五四年。當發現第一個鈾礦時，據說毛澤東叫起來:「我們一定還有許多沒發現的礦！加緊努力！...... 我國也要發展原子能！」 在毛澤東的鼓勵下，地質學者人數不斷增加；原本在一九四九年中國只有兩百位地質學家，到一九五六年，地質工程師已增加到四百九十七位，並有三千四百四十位技工。 還有未發現的礦 尋找鈾礦必須用精密的原子輻射探測器。自一九五 0 年起，中共便在這方面努力，到一九五八年中國已能夠生產靈敏度極高的計數器了。 一九五 0 年代，澳洲、法國及西班牙探礦者在花崗岩中發現大量的鈾礦，可是蘇聯專家一直不把花崗岩列為可探測的項目；後來中國認為這是蘇聯人故意阻撓中國的探礦工作。 例如，有一隊探測人員迷路進入了一個禁區，卻意外地在花崗岩中發現了比平常高一千倍的放射性計數。可是當他們回報的時候，蘇聯專家卻責罵他們違犯不許在花崗岩中探查鈾礦的命令。幸而報告還是傳達到高層官員處，因此得以重新測定那是一個值得開採的鈾礦。 可是中國認為值得開採的鈾礦，在西方看來往往是很貧瘠的礦。歐本海默說過:「製造第一枚原子彈時，用了百分之一的天才，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而在中國發展原子彈的過程中，這百分之九十九努力的一大部分是花在開採鈾礦。 採鈾期間，正逢一九六 0 至六二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飢荒年分，礦工每月只能得到三十三斤的食米、一百克食油及二五 0 克豬肉 (其他的人更少), 水腫病很流行。一年辛勞工作的年終獎賞最多也不過是一小罐豬肉罐頭。可是工作仍然繼續進行。因此，中國的原子彈絕對可以叫做「人民」的原子彈。 鈾礦採得後，經初步的提煉得到一種主要成分為氧化鈾的黃色物質，叫做「黃餅」。這個初步的提煉工作是附近農民的傑作；每逢趕集日，他們將黃餅夾在牛羊中，帶去市場交換。 自黃餅中提煉出高純度的氧化鈾也是一件艱苦的工作。因為純度的要求，有許多困難要一一克服。提煉出氧化鈾後，又要用腐蝕性極強的氟酸把它變成四氟化鈾。由於工作環境的安全設備極差，工人即使帶上面具，散工後，一摸鼻子裡都是綠色的氟化鈾微粒。工廠的玻璃也被腐蝕到不透明。一直到原子彈將完成時，這座工廠才裝上塑膠做的通楓設備。 勒緊褲帶造原子彈 中國科學家在餓肚子的條件下，自己設計出一套提煉方法，比蘇聯專家的方法簡單。他們用各種方法克服困難；例如在需要用純鎳管子的時候，有位工程師靈機一動，用鍍鎳的銅管來替代，成功地完成了一段提煉鈾的過程。最後，在十噸的純鈾中，他們提煉出足夠的鈾二三五來完成好幾個試爆的原子彈。 與提煉鈾二三五同時進行的是製造鐪 (Pu) 的工作。鐪二三九是從原子爐的廢料內提煉而得，是一種劇毒的金屬。當時中國雖已擁有數座原子爐，可是在蘇聯專家突然撤退後，中國科學家必須在短期內自己設計、試機，完成一種他們從未經驗過的技術，確是備及艱辛。 同時進行的還有原子彈的設計。要應付複雜的設計和裝配過程，中國的人員和設備都顯然不足。一九四九年，中國物理協會的會員人數不滿六百人，化學會員的數目也差不多。一九四九年後，物理及化學人才有了顯著的增加。 在大躍進後的飢荒日子裡，這些物理和化學人才在簡陋的工作環境中進行研究。例如，其中一組人員，利用一些普通的小鍋子和水桶，就開始溶解引爆混合物。 另一組設計引爆器的人員，試驗了兩百多次都未成功。而過於簡陋的工作環境正是失敗的部分原因：驗室沒有暖氣，因此在天寒地凍的夜晚，工作人員必須把水管、試管、蒸餾器等拆下來，集中到另一座有暖氣的房子裡，第二天一早再重新裝起來。令人驚異的是，這些極為困難的工作竟都能按時完成。 製成後，就是試爆了。由於安全理由，這個位於新疆的試爆區，面積約有十萬平方公里 -- 比浙江省還大。所有能想到的問題都考慮到了。裝配好的原子彈放在兩張紅沙發上以避免震動；火車用的煤全部檢查過，不能含任何爆炸物；火車經過的高壓電纜都暫時停電；理論的計算一次一次重複檢算；試爆場地一再地用飛機臨空檢查是否有人居住等等。 倒數計時 終於，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三時正，一連串的「十、九、八、...... 三、二、一、零」的倒數後，一聲「起爆」聲中，放置原子彈的高塔上，一團「比一千個太陽還耀眼」的火球突然出現，逐漸擴散成一個菌狀雲。十數秒後在觀測的地方感覺到了一聲巨響和震撼。自此日起，貧窮、落後，有古老文化的中國，正式成為國際間擁有核子武器的強權。 原子彈的發展計畫繼續進行，中國人繼續用他們自己研究的方法，設計製作氫彈或熱核子彈。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一架轟六式 (Hong 6) 中型轟炸機在高空投下一枚具有二十五萬噸黃色炸藥爆炸力的氫彈，在空中爆炸。自此日起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止，中國一共引爆了二十五枚大小不同的核子彈，其中有好幾枚是用長距離火箭發射的。 中國核子武器發展計畫的成功並不能掩飾它在許多其他方面的失敗。核武計畫之能成功乃是因為工作人員及計畫領導人，成功地壓倒了官僚勢力和黨內保守派的反知識分子傾向。 和其他國家一樣，一旦有了核子武器，中國就必須要承擔擁有了威力這麼大的武器的後果和責任感；它必須適當壓抑狹隘的民族意識，開始接受國與國間的相互容忍。中國慢慢地瞭解到核子武器在實際應用上的限制，是來自它本身可怖的威力，而不是蘇聯限制了中國的防衛計畫。可是有一點是足以令所有中國人感到興奮而驕傲的，正如聶榮臻所說:「我為我的國家感到驕傲；它一直是落後的，而現在也擁有最尖端的武器了。」

台灣商人且戰且走

蘇先生 (運動器材業者) 我的工廠設在深圳，我看大陸動亂的浪潮應該不會沖到那裡。這兩天，還有朋友從深圳傳消息回來，說深圳並沒有什麼動靜，催我趕快去。 我們單純做生意，不要去理會政治。我認為中共那邊把政治和經濟分得很開，我在大陸認識的朋友九九 % 都告訴我：經濟永遠不會再走回頭路。 聽說台胞現在在大陸都很安全，我目前至少有五、六個朋友在大陸開工廠。就算是萬一發生什麼狀況，我只要把資金、材料一抽，舖蓋一捲，從羅湖橋用跑的都可以跑回家。 王雲平 (美羅玩具實業總經理) 一般玩具業者原本到大陸設廠的意願就不高，比例不超過一 %, 因為投資的成本效益太差。再加上這次動亂，我看業者更會放慢去大陸的腳步。 我曾去過大陸幾次，主要是去瞭解大陸和我們的競爭條件。我想一般玩具業者比較關心，這次動亂對大陸出口勢必會造成影響，工人罷工、出貨延誤、買主不敢下訂單，甚至把訂單轉到台灣。就這點來說，對台灣玩具業者反而有利。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陳先生 (執業醫師) 我在北京戒嚴六天後回到台灣。我在當地曾經訪問了協和、同仁等幾間大醫院，我覺得大陸還是蠻可以發展的。「同仁」是全大陸三大眼科之一，但是他們整座醫院一年開刀的次數，比我在台北一個月的次數還少。我如果去開業，光是開刀的人數就可以把全北京的醫院打倒。 大陸政局不穩定有什麼關係，病人還是要看醫生啊！如果我做得好，說不定那些國務院的大官也來找我開刀。我聽說毛澤東臨死之前，還去三 0 一醫院開白內障呢！曾俊美 (第一信託董事長) 大陸我早就不想去了！在政治未明朗以前，我絕對不會輕舉妄動。 這次事件之後，我看大陸政策會愈來愈緊，情形會更加惡化。本來美國溫娣 (Wendy’s) 漢堡已和我談妥，大陸的 license 一併賣給我。六月四日當天，我就打電報告訴他們「暫緩」。做生意的機會太多了，我不想捲入這種麻煩。 林邦充 (畢達企業總經理) 在大陸南方一帶，他們動亂的報導輕描淡寫，但是耳語很多，工人已經開始顯得心浮氣躁，有「山雨欲來」的情況。 學運初期大家還蠻樂觀的，以為中共會耐心溫和的處理，可以放心投資。六月四日以後大家才開始怕了，現在叫人進去都不敢進去，還有幾個朋友，一星期前連夜從東北跑回來。 現在麻煩很大，有些訂單在廈門、東莞、深圳、南昌、贛州被卡住，原料都已經運進去了，貨卻交不出來，恐怕會損失一、兩百萬美金。 這一季是聖誕季，歐、美地區也有一半以上的訂單轉回台灣，我看今年台灣的貿易順差又要擴大了。 段津華 (金普建設董事長) 我看這次動亂至少要半年以上的時間療傷止痛，建築業目前也不敢貿然去大陸投資。 建築業曾經有兩個團去考察大陸市場，有具體行動的很少，只有在廈門、廣州、深圳一帶有幾個零零星星的個案，還沒有明顯的業績。 一般說來，建築業者不會把到大陸投資列在優先順序之前，因為大陸人民所得太低，買得起房子的很少。加上不動產業「不可移動性高」, 經濟環境不穩定，投資風險大。

有污染就有錢賺

外國人遙望亞洲大陸 -- 籠罩天空的濃霧、垃圾充塞的山坡，和累積了數十年的有害廢棄物質，都迸射出閃閃金光，亞洲人逐漸驚覺到家園污染已深，卻苦無整治的高度科技，來自歐美、澳洲的專業污染防治公司於是紛紛向這片處女市場挺進。 戰雲密布 緊鑼密鼓的展示，搭配精心規畫的行銷，交織成日益濃烈的戰火。污染防治成了一九八九年的熱門話題，由增建下水道到裝設煙霧器，有污染之處就有商機。 而最有潛力的市場在台灣。隨著反污染熱潮的日益升高，今年度環保署的預算暴漲到兩億美元，台電、中油、中鋼等國營企業也將在環保方面投資六億美元，為兩年前同項支出的三倍之多。 據環保署估計，台灣如想在西元二 000 年趕上歐美、日本的環保水準，未來十年還需投下三百五十億美元。環保署透露，該署的預算大部分將用於引進海外的技術和設備，藉以降低中美貿易順差。 台灣本地的污染防治公司嚴重不足，只能承做市場需求的三成，多半欠缺自製設備的能力，也缺少實際經驗。 防治污染沒有捷徑，只有投下巨資，聘雇專家和購置設備，而美國的專業公司正擁有這兩項條件。「美國商人總算在這個領域中，找到超越亞洲的競爭優勢。」香港一家美商銀行的高級主管說。 登陸台灣 因此，美國企業已經挾其專業技術登陸台灣了，僅在污水處理一項中，貝泰工程顧問公用就承做了七十萬美元的生意，而 URS 公司也接到兩百萬美元的訂單。 亞洲另一個高成長地區 -- 香港，也面臨相同的挑戰。總督衛奕信決心改善當地的環境，未來十年已編列十九億美元的污染防治預算，其中以廢棄物處理，特別是廢水處理的金額居首。 英商史威爾公司已與香港政府簽訂一筆垃圾處理契約。英商道威爾集團則將港灣清理船等配備出售給香港政府，估計未來三年內營業額將成長二倍，高達兩千萬美元。而澳洲萊頓集團更將觸角從挖建下水道，伸展到沼氣再生工程，並打算興建有毒廢棄物處理工廠。 BOT 三部曲 這些雄心勃勃的外商，並不以承建工程為滿足，他們希望一體承包建築 (build)、操作 (operate)、移轉 (transfer) BOT 三部曲。 他們指出：由私人企業投資興建環保工程，並負責操作，向政府或受益者收費，待約定期滿，投資回收後，再將技術及經營權移交政府，應是亞洲各國推動環保的有效方式。 但反對人士則認為亞洲的綠色革命無法由私人企業促成。日商希松香港分公司負責人約翰。波特分析:「污染防治不像地下鐵易於收費，只能藉課稅方式徵收費用，因此政府才有資格主其事。」 萊頓公司也看出困難重重，例如固態垃圾可按體積收費，廢水則很難量化。 塞不進浴室 除了前述技術性的考量外，污染防治還有實際上的障礙。在富裕的東北亞，讓污染者自行防治污染、繳納費用已是不易；開發中的東南亞，產業結構以小型工廠為主，更面臨兩難的窘境；厲行環保措施，可能淘汰利潤微薄或不成熟的工業。 以香港為例，往往一幢狹隘的樓房中，層層疊疊擠了好幾家小工廠，「縱使他們有錢投資環保設備，也塞不進浴室。」波特污水處理公司經理史丹利，方嘆息。 馬來西亞的情況相似。在檳城自由貿易區的貨倉中，有害的電子廢料桶堆積如山，搬運既危險，又無處掩埋。但是電子產品在馬來西亞出口金額中高居首位，科技暨環境部長坦承迫切需要合乎國際水準的污染防治設備，地點已經找妥，當地居民卻群起反對。 雪上加霜 由於落後國家的政府往往欠缺專業知識，先進國家所拒絕的高污染性工業乘虛而入，更是雪上加霜。 馬國環保協會會長萬門信並指責：當地環保官員「對工廠瞭解不夠，常被廠方蒙蔽，又很少抽驗，」加以環保設備和預算不足，以致對污染業者束手無策。 印尼也是如此，公司投資新計畫前，要有環境評估報告，才能取得執照。但是環保官員無奈地表示，縱使業者都依法繳交，主管機關也無足夠人手處理，政府執法不公，更令企業界心生不滿。 當局既無力管理，企業界和環保勢力的衝突，正不斷在東南亞上演。印尼近來發生幾次眾人矚目的環保衝突，其中舒潔面紙雖已獲准興建一座耗資六億五千萬美元的紙漿工廠，卻礙於輿論而按兵不動。 死亡威脅 菲律賓更演出流血慘劇：兩位倡議反對伐林的神父竟遭暗殺，環保運動領袖和一位記者也受到死亡威脅。 亞洲國家中，只有韓國在這方面不進反退。今年環保預算僅有五千六百多萬美元，比去年削減了二七 %; 當地評論家諷刺「政府只在奧運期間重視污染問題」。勞工組織指控，工廠即使被迫裝設污染防治設施，也只在臨檢時啟用，「檢驗官員都被買通了。」 不過，韓國的情況倒也不全然悲觀，韓國人民所得提高，已非吳下阿蒙。淨水器供應商已達五十餘家，生意不惡，顯示韓人也有花錢買健康的意願，環保設備業者鑒於市場大有可為，已於四月中在漢城舉辦大規模展示會，對個人買主促銷，類此的壓力對政府環保政策想必還是具有催化的作用。 其實企業與環保雖有短期利益的衝突，彼此的長期利益應該是一致的。即使落後如菲、印等國，也終於在環保專家的長期鼓吹下，建立起環保意識，先後立法限制濫伐森林。 而日本在環保方面的成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日本奇蹟 日本中部真下市的垃圾再生中心，寬闊典雅，有如世外桃源，玻璃的四壁中，綠色植物鬱鬱蔥蔥，小型瀑布水聲潺潺。「我們每年收集十萬噸垃圾，還原成有用的物質。」官員微笑解釋。 去年，日本全國有五至六成的紙、玻璃及空罐類垃圾均已再生，其他物質則大多轉化為肥料、燃料用瓦斯或還原金屬，由十萬噸垃圾再生的衛生紙，足可環繞地球十周。 飽受擁擠與污染之苦的日本人，體會到環保不可等閒視之，舉國上下以幾近虔敬的態度，格遵垃圾分類的規定，才創造了這樣的奇蹟。 亞洲人發現環境保護與愛惜資源是政府的挑戰，也是企業界的責任；因此，環保公司擁有高科技就如同坐擁金礦，亞洲的垃圾堆就要開始訴說「化腐朽為神奇」的故事了。 (取材自 Asian Buiness 及 Time)

一個陌生的香港

自從四月十五日天安門學運開始的那一天起，香港就再也不是過去那個功利、對政治冷漠的「東方之珠」, 反而在所有華人社會裡，香港人表現出令人陌生的慷慨激昂。 六月四日，原定在下午兩點半集合的大遊行，十二點多就有人在跑馬場草坪上靜靜等候。不到兩點，整個跑馬場已盡是人潮，民眾開始向外蔓延。 最賣命的一群 在這個哀悼場合，沒有出現一個攤販，再回首跑馬場，看不到幾片紙屑。環顧四周二十多萬人群，立刻瞭解這是整個社會的動員，是無黨派組織自動自發的。其中有衣冠楚楚的小姐、有教徒、有律師，也有拿著自己糊的抗議牌的老太太。 許多人手臂別著黑紗。 市街上有些店舖已經不做生意了，從人群邊駛過的計程車，有的在無線電桿上掛起黑布條。有些商店也主動貼出大字報，粗糙的紙和言語，表達最赤裸裸的憤怒和不敢相信。很多布條寫著:「血債血償」......。先前在跑馬場，也有人說:「罵那些人禽獸，是侮辱動物。」 六月五日，六、七個亞洲電視台的記者返抵香港，一出機場，就看到一群趕來向他們致意的民眾。香港和外國記者在絕食爭民主的北京學生眼裡，是最賣命的一群。 即使在血腥鎮壓當晚，台灣的電視公司跟著民眾一起休息的時候，兩家香港電視台，依然每隔十五分鐘，播出記者拿著行動電話機，在不忍卒睹的現場報導。有一個女記者一拿起電話就泣不成聲，無法開口敘述她目睹的慘劇。 全香港上百萬的家庭，跟著他們度過一個血與淚的不祥之夜。 從來沒有救世主 香港人對大陸民運與天安門屠殺，表現出「感同身受」的情操，九七問題是原因之一；四十多年來並未跟「竹幕」隔絕，沒有分割的感覺，是原因之二。而二十位電視新聞工作人員，即時盡責地用書面、聲音傳送事實，可能是另一個主因。 在機場上，歡迎記者歸來的群眾，直誇他們勇敢。只見記者中，有人掉下淚來，一位女記者說:「我們不是勇敢，真正勇敢的人，都已經不在 (人世) 了。」 屠城當晚，天亮了才最後離開廣場的亞洲電視台記者謝志峰面容沈重，他說，在他腦海裡，一直有一幅揮之不去的畫面 -- 當解放軍開始開火，整個天安門廣場仍響著「國際歌」, 學生一層層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反覆的唱: 「起來，飢寒交逼的奴隸......。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戰爭......」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團結起來，這是最後的鬥爭。」 生命中的輕與重 離開機場，謝志峰不是先回家，沒有到公司，而是直奔香港總督府，向香港有關人員簡報。因為在他們返港的專機上，原本應該還有「支援民主愛國運動聯合會」的幹部李卓人。但他們卻眼睜睜看著李卓人，在飛機上被中共人員押下去，不准他返港。 香港的這個聯合會，是所有中介團體為了支援大陸學運自動成立的。全世界觀眾在電視上看到的天安門廣場上，每一個帳篷、每一個睡袋，都是這個聯合會用化整為零的方法，一個一個託人帶到北京的。當時，堆在啟德機場待運的睡袋，就像一座小山一樣。 除了物質的補給之外，李卓人更親自跟一些伙伴到北京，協助毫無群眾經驗的學生組織，改善財務管理，成立「民主大學」。 像李卓人一樣，聯合會的重要幹部，多是六、七 0 年代「關心社會、認識祖國」等香港學運的領導人，那時他們跟全世界的學運分子一樣左傾，但經過文革真相的洗禮之後，很多人明白他們上了當、受了騙。 再度覺醒 如今，這群人有的是會計師，有的做生意，也有的進入慈善機構從事社會福利工作 (像李卓人，大家都管他叫「仁兄」, 因為他非常樂於助人)。 民主學運一起，這些人放下手邊高薪的工作，默默而自動的扛起後援任務。歷史的洪流曲曲折折，讓人永遠摸不透。 抬頭想想香港的未來，也是讓人摸不透的。屠城後的第三天，九龍一家茶樓裡一反往昔的嘈雜，來客只有以往的一半，所談的，無非是天安門屠殺。 有少數香港市民面對不可知的日子，已經開始買米囤積了。股票在一天內，曾暴跌二五 %。 但政治意識是覺醒了。教師們反省民主以及民主概念的重要。也試圖給學生「惡補」什麼是民主制度。立法局和行政局的議員，更推翻過去草擬基本法時的態度，轉而傾向民主，決議到一九九七，立法機構的議員一半要由市民直選，逐步增加到全部直選；行政長官 (港督) 的直接民選，也比原先訂定的二 0 一二年，提前九年。 哭泣的左派 即使連香港人眼裡「左傾中的左傾」的文匯報，也取消頭版的套紅，掛黑布條、寫輓聯，為犧牲的學生哀悼，並怒責中共惡行。文匯報社長李子誦在屠城的前一天，署名寫了一篇文章，呼籲中共「懸崖勒馬」。 但屠殺還是發生了。事後他接受電視訪問，聲音哽咽地說:「我們跟了共產黨幾十年，這次不能盡言責，阻止他們屠殺民眾，覺得很慚愧。」說著，眼淚就掉下來。 百年多來，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人，雖然在經濟繁榮下，並不自憐，也無須別人的同情。然而，在政治無力感的情緒下，他們的中國心不死。

輕‧博‧短‧小

自從實施三 % 的消費稅以來，原本不太用得著的一塊錢，現在逐漸受到日本人的重視。從一家大廣告代理商博報堂的生活綜合研究所做的一項實驗發現，看到一塊錢會去撿的人，有顯著的增加。 誰會撿一塊錢？這個實驗是選擇東京的涉谷、新宿、池袋、銀座、上野等車站的電話亭，放一些一圓硬幣，然後躲在一邊觀察什麼人會去撿。結果，今年四月的撿拾率是二 0. 八 %, 比去年十二月的一 0. 八 % 高出一倍。 其中特別是男性的撿拾率原只有九。三 %, 比女性的一三 % 要低；現在卻比女性的一九 % 高，達到二二。二 %。根據該研究所的分析指出，消費稅實施以後，不論是吃中飯或晚上去喝一杯，金額的個位數不再掛零，使他們突然發現一塊錢也挺重要的。 年輕女孩愛面子 相反地，前後的調查結果顯示，年輕女性對一塊錢似乎視若無睹，撿的人數增加不多。研究所認為，撿拾率應和錢的價值成正比，和羞恥心成反比；年輕女性比較重視面子，不好意思伸手去撿，正好與男性相反。 這樣的實驗除了可以看出一塊錢的再獲重視、一圓硬幣的供給量不足之外，還能發現男人與女人的價值觀竟有著如此的不同。 (取材自讀賣新聞)

大屠殺的代價

六月四日中共悍然不顧國內外輿論與文明國家的最低水準，派軍攻擊、屠殺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在中共當局看來，暴力鎮壓以學生為主的示威人民就能解決問題，我看剛好相反，中共政權將付出重大的代價，它的權力基礎會嚴重動搖。 第一，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legitimacy, 即我們所稱的法統) 可以說是蕩然無存，成為以暴力為基礎的政權，這種政權能長久維持下去嗎？形象破產 第二，中共十多年來的宣傳、統戰，可以說是完全破產，國內外形象壞到極點。一些統戰花招如呼籲台灣統一的「葉九點」、「鄧六點」及香港的「一國兩制」等已不攻自破。 第三，香港經濟將受嚴重影響，港人更不相信中共的基本法能保證香港五十年不變，因此會相繼對外移民。一九九七年中共將得到一個經濟上的空城，成為它沈重的負擔。 第四，中共在美的僑民、學人、學生會不斷聯絡美國支持正義的人士到美國國會活動，要求國會停止給與中共最惠國待遇 (沒有此種待遇關稅會增加一倍), 如果實現，將嚴重影響中共對美輸出產品的競爭能力；美國已停止對中共出售武器和高科技產品，下一步甚至可能禁止中共產品輸入。中共的四化計畫將受到嚴重打擊。以出口為主的東南及南方各省受到重創後，必對中共中央嚴重不滿，造成地方離心。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與知識分子為敵 第五，中共要搞四化必須有知識分子支持和參與，這次屠殺以知識分子為主的人民，等於與其為敵，四化注定失敗。留學生更不願回國，而國內知識分子有不少也想出國，人才流失將日益嚴重。 第六，中共外交活動將陷於低潮，外交人員在國外僑民、學者、學生及各國支持正義人士的抗議下，根本無法展開活動。 第七，中共一再宣傳大陸安定團結，政策穩定，現在證明完全不是這回事，外人投資將受到嚴重影響，有些既有投資也會撤出。 最後個人認為，任何參與此次血腥屠殺中國人民的中共官員及軍警，其姓名不可能保密，不久就會成為眾人唾棄的對象，親友也蒙羞，最後必然遭遇天下雖大卻無容身之地的悲慘下場！(丘宏達為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教授)

讀者回響

省籍問題 民國三十六年，不巧遇上了二月二十八日，在台北街頭被洗劫一空，還算幸運留條小命回大陸，那時的感覺是「台灣人好兇！」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底，又來到了台北，雖然天氣已經很冷，可是台北街頭那些穿著迷你花布洋裝，足蹬木履，發育得好健美的女孩，讓我感到「台灣人好美！」結果娶了其中的一位。 生了三個孩子。大孩子娶了位「彰化」女孩，大女兒嫁了個「台北」帥哥，小女兒將來嫁給誰？我不知道有什麼省籍問題？建讓那些吹噓省籍問題的人該去看看心理醫生！台北 周揚廉 「本意」重於「外表」 見貴刊三十六期「誰愛國旗」一文，略有所感：一、「愛到最高點」這段宣導片的本意是希望藉廣告的型態，喚起全民對國旗的崇敬之心，而非推銷國旗。故不應以狹隘的眼光視為將國旗「商品化」的行動。 二、對政大臧國仁副教授「利用二分法，強迫人民選擇，比民進黨主張台獨還可怕」一語，我認為：喚起全民愛國意識的廣告竟遭曲解；愛國家、愛國旗豈須考慮、選擇？韓國反對黨領袖金泳三示威時，手中仍持國旗；暴動致死的大學生，也以國旗覆蓋靈柩。民進黨降下國旗，否定國家的作法，令全民唾棄。因此，當我們看到這段宣導片時，是不是該好好反省呢？台北 開平 「權術」害慘了中國人 五月二十日在晚間新聞裡，看到學生向天安門前的軍用卡車上無動於衷的士兵哭訴中共政權的欺矇和偽善。接著，香港學生在凌晨的滂沱大雨中吶喊聲援。自焚的詹益樺胞妹的嚎淘控訴，孰令致之，孰令為之？「權術」者也。 環顧資治通鑑，二十五史，為什麼片片竹簡皆由「權術」刻成？就連日薄西山的鄧小平在全國皆日可殺時，還匿藏在武漢，營造他畢生中最後的一場「權術」。難道十一億人的生命就這般無奈地玩弄於三、五人的股肱嗎？苦難的中國何時脫離瘡痍？只有八個字可以挽救：回歸正道、摒棄權術。 汐止 翁燦曜 沒有絕對的權威 方勵之說:「在民主社會可以相互批評，沒有任何人是不許被批評地處在絕對權威的地位。」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毛澤東是如此；在國民黨長期統治下的台灣，孫中山、蔣介石等「偉大的政治人物」, 又何嘗不是如此？孫中山確實是「偉人」, 但畢竟不是「神」。我們不應將其神化得完美無缺。 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但是，憲法並沒有賦與任何人或任何一個政權權力，能將其思想強迫別人必須接受，尤其更不可因人民對「政治權威」的不信任，而名之以「異端」, 冠之以「叛國」之名。從另一角度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等著作言論，既然要作為「立國根本」、「建國原則」, 其對整個國家的運作及發展，必然有著重大的影響。也正因為如此，更有接受嚴格的批判與檢討的必要，而不是因為那是「國父」之作、之言，就成了不可批評的絕對權威，就成了最後的真理，就成了不用經海關檢查就可過關的「特權」。 台北 張百達 「貪」佔據了人心 不知從何時起，周圍的朋友、同學活躍了起來，就連一向不善交際的人，都熟知股市買賣及行情分析，好像有一股無形的推力在驅使著，我不知道是什麼？但是看到他們戴上耳機貫注聆聽時，握拳喜悅及捶胸跺腳的兩種模樣，我想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以往同學相聚，總是天南地北的聊著。但是近來話題似乎狹窄了、專業了、實際了；由於周遭的影響，多少改變了我們所處的環境，至少在心態上已經起了變化。就如高希均教授在三十六期「遠見」中所撰，「這是一個「貪」的時代，它使人心慌、心散、心變」。 台北 陶巍義

起來,不願被屠殺的人們

這兩個月來，北京的學生經常在中南海新華門前靜坐抗議，對面則坐著一排軍人，他們背後牆上有一行大字:「為人民服務」, 是毛澤東寫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都說了謊，那個冠以「人民共和國」的政府，那支自稱「人民解放軍」的部隊，沒有為人民服務，卻在天安門開槍屠殺赤手空拳的人民。 不僅是開槍，而且開得非常野蠻：用坦克輾過帳篷，把紮營的學生活活壓死；用鐵棍把人群從「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台階上趕下來，再用機槍掃射；學生說好要撤退，卻從他們背後開槍；一個女學生眼看同伴被打死，衝上去阻攔，機關槍毫無顧惜的對著她發射；一個小孩子，全身有十九個槍眼；救護車司機被打死在駕駛台上，醫生倒斃在擔架旁邊；天安門廣場的屍體被匆忙的運集在一起，澆上汽油毀屍滅跡，使外界無從知道究竟殺了多少人。 全世界都嚇呆了 這樣的殘暴，這樣的傷天害理，把全世界的人都嚇呆了。大家不免要問：這是怎麼回事？中共的頭頭們瘋了嗎？一位在哥大讀書的大陸女生，在示威遊行時告訴哥倫比亞電視公司:「我起先總以為他們也是人，不會做得太絕。現在看來，他們不是人，是禽獸。」 禽獸這樣的字眼可能不太文雅，但是對很多中國人來說，恐怕不如此不足以渲達他們的切齒痛恨。 一位退休的中國老人在電視機前看天安門「場戰」的實況報導，顫抖著說:「他們怎麼敢這個樣子？連蘇俄都做不出來啊！」 英國首相余契爾夫人趕忙安慰嚇破膽的香港民眾，表示英國仍將負責港人的安全。 美國總統布希口口聲聲稱鄧小平是「老朋友」, 但在人權正義面前，也只有板起面孔，中止軍售。 當全世界的人，中國人、外國人，都同聲譴責的時候，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卻聯合發表聲明，認為他們開槍是敉平「反革命」動亂，如果「反革命分子」繼續製造混亂，「我們必和他們作戰到底」! 輿論界嘲諷中共，說他們好像「殺人有理」。 實際上也確是如此。蓋中共是以武力起家，以武力把國民政府逐出大陸，所以相信「槍桿子裡出政權」。不僅相信，甚至迷信，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寧可讓老百姓沒有褲子穿也要造核子彈的原因。這樣的政權，在必要時就會動槍，即使對自己同胞也無所顧忌。 海內外好意落空 中共自「建國」以來，數十年間，從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從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不僅弄得全國一窮二白，對人民精神之桎梏戕害，尤為嚴重深遠。一旦「打倒四人幫」, 鄧小平又採取開放改革路線，大陸同胞固然「飢者易為食」, 容易感到滿足；國際上也普遍出之以與人為善的態度，鼓勵和幫助中共進行現代化；就是與大陸對立的台灣，基於對大陸血肉相連的關係、基於和平統一國家的信念，這兩年也開放了民間往來。但是，海內外這些好意都落空了，六月四日清晨天安門的槍聲，使大家驚醒過來，原先對中共的種種期望，被坦克車輾得粉碎。 在大陸的中國人，決定和共產黨周旋到底，準備「長期抗戰」, 因為開槍之後，這個政權即是人民公敵，再不必對話，也無從妥協了。 在海外的大陸留學生，已把「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的口號，改成「打倒共產黨」、「打倒共產主義」了。因為他們知道，現在只換鄧小平和李鵬已沒有用，要換一個政府，換一種制度才行。有些留學生計畫提前回去，和倒下去的青年「接力奮鬥」, 必要時上山打游擊。總之，要以各種手段，儘早推翻這個政權。 在香港的中國人，幾乎五城盡出，以驚人的聲勢示威、抗議，表示對中共的鄙棄。預料移民的速度將加快，在九七之前，即對中共的「一國兩制」重重打一巴掌。 在台灣的中國人，以「心連心、手連手」的方式，向大陸同胞傳遞安慰、支持和共同奮鬥的訊息。 中國人開始團結 天安門廣場坦克車的履帶，雖然輾碎了一些中國人的肉體，卻把全世界中國人的精神連接起來。中國人從來沒有這麼團結過，不談左派、右派，不分湖南、湖北，大家只有一個目標：與中共算帳！從前還有人避談政治，或吐吐吞吞，現在則大大方方的站出來，旗幟鮮明的反共了。面對大陸悲慘的呼聲，中國人除了這樣做，還有什麼選擇？自天安門廣場放了第一槍開始，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亦已消失，統治的基礎即已動搖，全世界的中國人都不承認它了，它不可能長期存在。 事實上，在本文截稿時的六月六日，大陸上據說已開始內戰。內戰要有很多傷亡，實不願其發生，但若真的發生，將有促使中共政權提前覆亡的效果。 這幾天，全美國各大電視網，日夜報導北京大屠殺的進展情形，以及世界各地中國人的反應。 在北京，母親流著眼淚找尋兒子的屍體，姐姐抱著逝去的弟弟悲不成聲，青年痛哭吶喊為亡友招魂......。 在海外，從紐約到洛杉磯，從東京到巴黎，從香港到莫斯科，所有的中國人，都為祖國大地的不幸而淚眼汪汪。 CBS 電視網，稱之為「中國人的哀慟」。而中國人不是只會哀慟，這回他們真正覺醒了，而且下了決心，要擺脫共產主義，做永永遠遠的自由人。請聽他們心中的怒吼：起來，不願被屠殺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八九年六月六日清晨於紐約)

經濟:漲價如何歸公?

對土地利用採取管制政策，是各國通行的作法。而在嚴格的管制政策下，同樣一筆土地，卻因為作為農業、住宅、工業或商業等不同目的使用，往往造成市價差逾倍蓰。於是，在土地管制政策不能避免的前題下，土地因為變更使用所產生的暴利，便需要利用合理的制度，予以「漲價歸公」; 否則，它不僅會威脅社會公平，同時也將影響都市計畫品質，甚至污染政治風氣。 劫貧濟富？不幸的是，土地不能漲價歸公所衍生的問題，長期以來始終困擾著我們社會。最近發生的關渡平原開發計畫風波以及榮星花園開發賄案，只不過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環伺一下周遭的大財閥，看看他們如何熱衷於買進農地、山坡地和保護區，再坐享土地變更使用的暴利，我們就很難禁止社會大眾質疑，現行土地政策莫非是在劫貧以濟富；以及究竟有多少土地變更使用案，最後能倖免於官商勾結？在現行制度下，將土地使用變更所產生的暴利，予以漲價歸公的主要方式，是透過「市地重畫」與「區段徵收」; 這兩種方式的主要特色，都是讓地主取回一部分變更用途後的土地。 它的政策原意，無非是讓地主共享開發成果，俾減少土地徵收的阻力。可是，地主為了追求土地變更使用後所取得的暴利，仍然會以抗拒徵收的方式，謀求較高的土地購回比率，以及爭取較寬的土地使用限制。於是，暴利問題依然存在，都市計畫品質也依然難以維持。 為了根本解決此一漲價歸公問題，就有必要參考先進國家對於新都會區土地開發的辦法，並修改現行都市計畫法，按下述要點，建立新市鎮的土地開發及徵收制度：一、都市計畫委員會及其主管部門，只負責都市計畫的主要計畫，至於細部計畫，則由取得土地的開發商，按主要計畫所要求的標準，自行設計規畫，並經核准後開發。 二、凡未作建築用之農地、山坡地與保護區，必須經過地方政府徵收，才能變更為都市計畫下的住宅、商業或工業區使用。上述土地徵收補償費用，可以顯著高於土地原使用目的下的利用價值，俾利徵收。但徵收後，原地主不再享有低費地或購回開發後土地的權利。 公開標售 三、徵收取得的土地，按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內容，以大面積 (數十或數百公頃) 公開標售給開發商，由開發商按前述第一項要點進行開發。其按計畫預留之公共設施用地或應完成的道路、下水道、預埋管線等未符合標準時，其餘土地及地上物均不得使用或領取使用執照。 如果能夠按照上述理想去建立新都會區的土地徵收與開發制度，則原地主鑑於土地不被徵收，便無法變更使用的事實，自然對土地變更使用失去興趣。其所持有未開發土地的唯一利益，不過是土地被徵收時，領取較高的補償費而已。於是，大財團炒作都市邊緣土地的動機，就會受到抑止，財富分配的公平問題也可以待到解決。 此外，地方政府透過徵收而取得的土地，以競標方式，標售給開發商開發，可以使土地變更使用的暴利，透過競標轉移到地方政府手中，於是更提升了地方公共福祉。同時，開發商在追求利潤的競爭壓力下，勢必設法規畫出最有效率的開發計畫，使土地利用得到充分提升。 由於此一制度，和市地重畫或區段徵收一樣，都可以達到公共設施與社區闢建同步完成的優點，但卻沒有上述市地重畫或區段徵收的缺點，所以，它值得做為改進我國都市計畫及土地徵收制度的參考。

星雲大師行大陸

當國內掀起一片大陸探親熱潮，兩岸的各類接觸日漸頻繁的時候，有人曾經建議師父 -- 星雲大師，也回到闊別五十多年的故鄉去探望母親；但是大師卻別有慧思。 大師認為一旦回去大陸，不僅僅是為了個人的觀光或探親的意願而已，而是能夠到大陸各處自由公開地弘法布教。中國大陸經過四十年的社會主義統治，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產生了許多病態，而人心的病態尤其嚴重，佛法恰是一劑救心的良藥，因此大師希望除了探親之外，可以藉著佛法的東風，重新帶給大陸一片春意。 為大陸宗教請命 大師此行到大陸的最大心願，是希望透過弘法、對談，促使中共朝野上下重視宗教、落實宗教。 因此一個月的訪問之中，大師始終以宗教為談話主題，儘量不涉及政治層面，當中共藉機岔開話題，引入兩岸的敏感問題時，大師總是舉重若輕，以佛教的事情輕輕帶過。 而大師在會見中共的高階層「領導」人時，卻時時不忘記為大陸的宗教請命。 今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時，中共全國政協主席、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大師以及全團人員，大師要求李先念：一、希望中共能尊重人民信教的自由；二、對宗教的政策要更開放、更落實；三、讓佛教傳教的空間更寬大；四、讓園林、文物、旅遊等單位離開寺院，還給佛教管理寺院的主權，讓寺院回歸清淨、莊嚴、肅穆的氣氛。 李先念聽了之後，承認共產黨過去對宗教的確犯了不少愚癡的錯誤，例如強迫回教徒去餵豬、破壞西藏的喇嘛廟，再亡羊補牢花費龐大金錢去修建。政協副主席趙樸初主張佛教五性：群眾性、長期性、國際性、民族性、複雜性。李先念進一步認為誰也消滅不了佛教，佛教更具有堅韌性。 打破大禁忌 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大師避開了記者們的重重追蹤，會見了中共的國家主席楊尚昆，建議中共不要執著於文字障、所知障，計較台灣的省分，應該「依義不依語」, 讓台灣以「中華台北」的名稱參加亞運。大師以「無緣大慈，同體天悲」的宗教關懷，呼籲楊尚昆不要以武力解放台灣，並且希望釋放魏京生，為全台灣一千九百多萬的老百姓，以及民主自由鬥士請命。 「弘法是家務，利生為事業。」弘法不僅是大師此行的最大目的，更是大師一生的心願。 大師這一次打破了中共四十年來的禁忌，是第一位在人民大會堂演說佛法的出家人；是第一位把禪的空靈帶入大陸高等學府的宗教家。 三月二十九日到四月二十一日，大師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上海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江南禪學會等單位的邀請，分別在北京圖書館、錦江大禮堂、南京政協禮堂，就「禪學與人生」做了三場的演講，以精彩的禪宗公案，傳達了親切自然的人生智慧，使大陸多年來生活在主義、教條、口號框框裡的人，突破思想的桎梏，認識到自己的本來面目和寶貴的平常心。 大師除了弘法之外，還特別到中國現代文學贈參觀了巴金文庫、冰心文庫、老舍文庫，以及當代作家們的手稿，並且和大陸文學界的菁英作家們舉行座談。大師讚嘆他們遭逢艱難困苦的時代，而仍以生花妙筆寫出了中國人的智慧，為歷史留下了印證，大師在海外曾經讀過他們的作品，心中對他們的堅持尊敬不已。 文學寫出佛學 大師認為佛學與文學本來就不可分開，佛教的維摩詰經就是一部好小說，百喻經曾被托爾斯泰所引用，變文更是影響中國的小說、戲劇至深且鉅。大師自己由於喜愛文學，早年寫了許多本佛學的傳記小說，因此才興建了佛光山，可以說佛光山是文學蓋的。 年輕的女作家戴晴則表示她從小在無神論的環境之下長大，覺得宗教沒有存在的意義，直到三年前去美國，在飛機上遇到佛光山的比丘尼，暢談一番之後，覺得自己缺少了對方身上的什麼東西，二年來一直無法抹去心中的空虛。今天聽了大師一番話之後，她終於醒悟到可以在佛法的堂奧中找到自己失去已久的明珠 -- 人人本具的佛性。 除了和現代文學館的大陸作家舉行座談之外，大師還分別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海峽兩岸文化交流促進會的教授、學者們，就大陸佛教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兩岸今後如何捐棄法執、促進文化交流問題，進行熱烈的座談。 苦難終究要過去 大師以「自古紅顏多薄命」為譬喻，說明「古今文人亦命苦」, 這個時代雖然辜負了在座的大家，但是過去的種種苦難終究要過去，不能老是停留原地，要放眼未來，讓兩岸的中國人袪除彼此的我執、我見，共同來改變、創造中國的新命運。 佛教的僧伽教育一直是大師最關心的工作之一，尤其中國佛教遭遇到比「三武一宗」更為慘烈的空前教難，寺院被毀滅殆盡，出家人被迫還俗，佛教老殘凋謝、奄奄一息，幾至完全滅亡的地步。 這幾年來，中共雖然修復了部分的寺廟，但是對於出家的條件，限制仍然非常嚴格，縱然有人發心獻身佛門，但是在排斥宗教的社會主義國度裡，未來的前途究竟何去何從，這是大陸目前佛教青年的最大苦悶。 一陣東風 大師每拜訪附設有佛教學院的寺院，譬如中國佛學院、棲霞律學院 (大師的啟蒙母院)、四川尼眾佛學院等都苦口婆心地開示學僧：一、對自己要不忘初心，無論受到什麼委屈、困難，都要堅持自己最初的發心與原則；二、對佛教要做不請之友，主動為大眾貢獻自己的能力智慧、服務人; 三、對朋友要能不念舊惡，修行人沒有隔宿之恨，不要把煩惱帶到床上，不要把怨恨留至明天；四、對社會要不變隨緣，不改變對自己的信心，不改變對社會國家的熱心，不改變對眾生的慈悲心。 大師的一席話，對於茫然不知適從的佛教青年猶如醍醐灌頂，對百廢待興的大陸佛教提供一條光明快樂的人間佛教的新方向，借用大師這一陣東風，日薄崦嵫的大陸佛教似乎有了生命的春意。

天安門太遠了

台灣島上的人，曾經極力逃避這件事。 大陸的學生運動和群眾示威鬧了好一陣子了，他們卻只是冷眼旁觀。別人尖刻地說:「台灣，你真不夠意思！」或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台灣缺席了。」台灣的人仍然懷疑著、警覺著，置身事外，把自己保護得好好的。 從夢中驚醒 然後，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一個深夜，北京城裡的殺戮之聲越海而來。島上的人從夢中驚醒，赫然發現自己多年來細心包裹的密密層層被輕易地揭開，千里之外的呼聲與鮮血，像利劍般直刺人內心深處，躲也躲不掉。 他們驟然體會到，「血脈相連」不只是一句口號。韓國「光州事件」、菲律賓「人民革命」激發不出的眼淚，這時候奪眶而出。 絕大多數人可能還沒有意識到天安門事件會對台灣造成多麼深遠的影響。舞照跳、股票照炒。生活的步調已經定型，白底黑字的追悼橫幅在這個社會裡顯得很不搭調。可是從每個人的潛意識開始，已經有些不可逆轉的化學變化在進行。 對國民黨的感覺也在改變。聽了幾十年「國民黨宣傳」, 一般人本已不太相信什麼「共匪暴行」, 這時忽然在眼前歷歷搬演。相形之下，國民黨可愛多了。在證券公司工作的王錦樹決定在今年年底的選舉中，要投國民黨一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啊！」他說。 國民黨似乎也默察到這有利情勢，有意把民心的激憤引導向一個「愛黨、愛國」運動。但台灣人的警覺性這時候又顯露出來了:「國民黨很滑頭，趁機把注意力轉移。」做過三年公務員的建築師張文瑞反而懷疑:「很多事情是受媒體左右，大家看了受感染。」 平常持反對立場的媒體藉此事件多方譏刺執政黨，表示兩岸本質相同，程度有別而已。就連民族情感，也仍然有人不肯承認。民進黨中常委姚嘉文便暗示：大陸人民是我們的鄰居，而不是同胞。 那怎麼辦呢？對執政黨而言，坐實了共產黨的罪名，其實並不是很愉快的事，因為接下來的問題是:「那怎麼辦呢？」 有人認為主張「台獨」的聲音會更大，他們現在更有理由說:「不要對中共存有任何幻想！」「這樣邪惡的政權，怎麼談得上統一？」 反過來說，這樣蠻橫不講理又妄自尊大的統治者，又怎能容許被他視為禁臠的一塊土地脫離？當天安門廣場上的坦克車輾過血肉之軀時，台灣人在痛心之餘也寒心了。這是感情與理智兩個層面的交織，他們在潛意識裡一遍遍地估算自己血液中的中國人成分。台灣人的商人性格在這裡表現出來。說是冷漠也好，現實也好，不少人預測在短暫的激動過後，台灣會更明確地走上「國獨」之路 -- 表面上強調一個中國，實際上放棄大陸主權 (讓我們面對現實：光復大陸不過是一種妄想！)。 但是「人是很複雜的」, 社會心理學家楊國樞認為，天安門事件顯露了大陸人民的惡劣處境，台灣的人優越感油然而生，使命感隨之而來。尤其看到大陸上民心的向背，會激發出更多人想去幫助他們，做點事的意願。 也有人看到共產政權變動的契機，對大陸抱了更高的期望:「除非是極少數強硬派保守分子得勢，否則放棄共產極權，走上類似台灣民主發展之途，並非不可能。」何況在這變化過程中，台灣可以發揮相當大的影響力。 「大陸這場浩劫很像電影「羅生門」,」楊國樞形容:「事件只有一個，解釋有千百種，各人基於其本身利害，而著重不同的面。」 退縮與狹窄的心態 但是整個說來，台灣的反應充分暴露出退縮與狹窄的心態。立法委員李勝峰慨嘆:「四十年來，我們把雄心壯志都消磨掉了。」在北京採訪的中國時報記者徐宗懋則以一系列的文章指出：台灣人的政治進取心和實際行動的能力不能超越一塊番薯的境界。他認為四十年前渡海東來的國民黨，也已經和這座海島上原有的人民一樣，慢慢地喪失全國性的格局了。 老是覺得自己處於「邊陲地帶」, 老是覺得自已受委屈、受迫害。而一旦有力量、有機會，卻又不願擔負責任、圖謀進取。有些人說:「我們自己都不夠民主，有什麼資格去聲援別人爭取民主？」 楊國樞嚴厲指責:「這就是島國胸襟。總是顧著自己，連對別人表達同情的時候，都忘不了自己。」他舉例：有氣度的人，即使自己過得很苦，看到更困苦的人，也會慷慨地伸出援手。 問題逼到眼前 李勝峰為台灣人民的前途憂心。他分析，到目前為止，在海峽兩岸的「生活型態」競爭中，台灣是贏了。但是，下一階段的競爭即將來臨，這一次要比的是：誰對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作了最深刻的思考、貢獻最多、懷抱的氣魄最大，誰就是未來中國的主導者。 「短視近利、投機心重、格局小、沒有世界觀、坐井觀天、自以為了不起、以為有錢就好......」立法委員趙少康一口氣用了這麼多詞語來形容台灣人民。但法律學者黃越欽堅信：主導民心的仍是執政黨。執政黨要利用民眾自然流露出的民族情操牟取眼前的政治利益，還是給大家一個更高遠的理想、目標，恢復他們的視野與胸襟？「歷史給了台灣條件，台灣要創造什麼給歷史？」天安門浩劫把這個問題逼到台灣人眼前。 「我不是冷漠，我只是......」 電現上正播映大陸學生絕食抗議的鏡頭，接下來是全球華人聲援示威。坐在電視機前的一位台北商人，起先冷靜地看著，慢慢地，淚水滑下了他的雙頰。他終於哭出聲來，身體微微地抽搐。 「爸爸，你怎麼啦？」小女兒在旁邊問。 「你很幸福。知不知道？很多孩子沒有你這麼幸福。」 「真的嗎？他們怎麼了？」 女兒不會瞭解的。這位四十歲的副總經理。事隔幾日之後。坐在一家典雅明亮的咖啡館裡，與友人談起此事，又恢復了平靜。 我不會走上街頭 「我不關心嗎？我其實是很關心的。但是我不會走上街頭。我內心裡沒有自發性去做什麼的力量，我也不是任何人能夠發動的對象。」 「在我們被塑造成的性格裡，有那麼一個部分是禁制區。不想費那麼大功夫去碰它。因為，我現在活得好好的。」 「我現在活得好好的。可是我也知道，假如我移民或留學，待在國外，不需要幾年，心裡的那點東西就會起來，因為那屬於人的本性。」 「對，假如身在國外，很可能去參加遊行。但是在台灣？外在的誘因既不強，內在的動機又受限制。所以我只是坐在這裡。不知道我能做什麼。」 「我不說這是對旦年來中國政治的失望，而覺得是對中國社會裡，爭取政治權力的手段感到畏懼。我是典型的中型階級，力爭上游、衛護家人、遠離政治。如果有一天我覺得生存受到威脅，I just leave (我就走)。」 「你問我「台灣在整個中國的定位」? 我沒有什麼想法。你看，這就是我的無力感。我是企管碩士。博學多聞，相信在這社會上已經算是很菁英的了，可是我一向不知道如何去思考這類問題。我的思考層次沒有那麼高。」 中國人真的很可悲 「從小，我們的家庭、學校和社會都告訴我們：政治是可怕的，不鼓勵我們去關心課業以外的任何事情。家庭之中的言談討論從不脫出一個狹窄的範圍，而資訊的管道並不暢通。總之，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對實際事務知道的非常有限。」 「直到大學畢業後、出國去旅遊。在工作中有了國際性的接觸及八 0 年代資訊管道暢通之後，我才比較知道這世界到底是什麼樣。」 「所以我們的社會形成兩種人。一種是像我這樣，成功的人，追求個人成功，對外界事務瞭解得少，因此不太有自信和興趣去關心。另一種是失敗的人，他們自覺受到束縛、壓抑，而不斷反抗、責難社會環境的錯誤，但他們對現實的瞭解其實也不夠深入。」 「中國人真的很可悲。做禮拜的時候，牧師要我們為全中國人祈禱。大陸發生這件事，讓我們再一次感覺到。中國人的那一套還是沒有變。」 「看到大陸上的權力鬥爭，使我也變得非常敏感、不安 -- 大陸人民的恐懼竟然會傳遞到我心裡面來！這感覺很奇特。照說我們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會裡......。」

警察故事

「朱高正也是警察子弟，朱星羽怎麼不去問他有沒有屁眼？」談起高雄市議員朱星羽辱罵警察的事，一群警官激動不已。三十三歲的江警官脹紅了臉質疑:「難道當警察連人格都要掃地？」十一年前大專聯考金榜題名，卻選擇進入中央警官學校的劉警官，一貫在思索警察目前的處境。他若有所悟的指出:「如果說公務員是弱勢團體，那麼警察就是弱勢中的弱勢。」聖人再世也難為三十歲以上的人應該都還記得，從前的警察不是這樣的。他們不必帶槍，單人徒步巡邏。遇到管區居民，彼此都會微笑招呼；遇到不良分子，只要大喝一聲:「站住！」對方即使有好幾個人，也照樣乖乖站住。在很多中年以上警察的心中，那是一段單純而美好的日予，也是他們當年投身警界的重要動機。可是今天不同了。面對社會上懷疑、敵對的眼光，「就是聖人孔子再世，也不一定做得來。」一位資深刑警感嘆。拿股市用語來說，近幾年政治、社會情勢對警察始終是「利空」大於「利多」, 行情持續下挫。根據連續幾年的調查，民眾對警察有好印象 (包括服務態度、紀律、辦事效率等) 的比例愈來愈低。而警察執法的公信力尤其遭到懷疑。民意調查基金會曾就「你認為多少警察會收紅包？」這個問題進行訪問，結果一八 % 民眾認為「大多數會收」; 七。九 % 認為「一半會收」; 只有四。五 % 認為「警察不會收紅包」。去年初，一項有關政府施政滿意程度的研究也顯示，三成民眾對警察的表現不滿意，「這是相當嚴重的警訊。」政治學者呂亞力分析這個研究結果時鄭重提醒。穿制服的流氓？有人形容警察是「穿著制服的流氓」; 更多的人說:「警察、流氓一線間。」這樣的譏評傷了很多警察的心，但是大部分警察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傳言並非空穴來風。值得深人瞭解的是，絕少有人在投身警界時，便立志做個「流氓警察」的。「取締交通違規時，對方在駕照內夾了一張千元大鈔遞過來，左右無人，只有你和他，你會怎麼辦？」一位警察專科學校應屆畢業生被問到這個問題時，瞪目結舌，久久答不上話來。他承認從未考慮過類似的狀況。「這些學生，馬上就要分發出去做警察了，卻好像全不知道他要面對的是個怎樣複雜而險惡的社會。」在警校任教的一位講師感慨:「學校教他們民法、刑法，他們聽得猛打瞌睡。可是上任之後隨時要面臨的各種誘惑、威脅、判斷與抉擇，他們全無體驗。」這位年輕的講師覺得這有點像是「不教而驅之戰」。沒有思考過的問題，一旦遇上，的確會不知所措。「如能經常模擬各種情境，教他們如何處理，可能比較容易抵擋誘惑。」另一位警校教師也承認，由於警察在社會上的行情過低，願意投身警界的優秀青年已經減少；而偏偏隨著戒嚴的解除，許多過去由軍方擔負的業務都交給警方，警力亟須補充，警校招生因而有「寧濫勿缺」的現象。制度不合理才可怕不過，社會的複雜、訓練的不足和成員的水準參差，並不是警察風紀欠佳的全部原因，素來關心警政的立法委員李勝峰認為:「人性有弱點，這不可怕；可怕的是制度不合理，給執行公務的人藉口和機會去舞弊，還讓他們以為這樣做不算什麼大錯。」他舉例說，政府以「人民父母」心態施政，企圖禁絕賭與色，便是不合理，因為做不到，只會讓這些行業全都轉入地下，結果是製造了警察貪瀆弄權的機會。「公權力介入人民生活愈深，執行公權力者愈有機會犯罪。」他說。公權力本身的淪落，也間接腐蝕了警察的心靈。懷抱理想、自尊自重的警察，先是發現特權擋路，正義不得伸張；繼而看到賄賂公行，不收的人反被譏為「假仙」; 而接下來是群眾暴力盛行，政府怕事，「會哭的孩子有糖吃」, 而身為政府公權力第一線的警察，卻被明明不講道理的群眾百般羞辱。不少警察先是傷心、失望，接著感到無力、無奈，最後不是自輕自賤、同流合污，便是脫離警界、另謀高就了。「我的同期同學中，現在已有五分之一出國或改行了。」一位警官學校畢業的副分局長估計。報案也沒用撇開風紀不談，警察的能力和現代化觀念也遭人懷疑。兩年前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四成遭竊的民眾不去報案，理由是「報案也沒有用」。自認對警察沒有偏見的商人韋世永，兩個月前因為公司失竊和某分局打了一次交道，結果是「非常失望」。光是筆錄就塗塗改改寫了好幾遍，臨走還丟下一句話:「最好不要抱任何希望。」韋世永從此再也沒法對警察有好感了。中央警官學校校長顏世錫強調，警察的素質一年比一年提升。但是為什麼民眾的怨言也在增加呢？他的看法是:「警察素質提升的速度也許落後於社會進步的速度，或人民觀念改變的速度。」人權意識抬頭，警察過去習以為常的工作方式不再被接受。一位年近六十的巡佐緬懷，過去只要破得了案，偶爾用一些「過當」的手段也沒關係。年輕一代的警察則逐漸體會出民眾的觀念已趕到他們前面去了。曾任副分局長的黃警官記憶猶新：一次帶人去取締六合彩，還沒跨進「組頭」家門，立刻有人伸臂阻擋，並且大聲喝問:「有沒有搜索票？」愈來愈多犯罪嫌疑人很清楚自己有權保持沈默，以免日後成為不利的控詞；甚至會要求偵查中有律師在場等。警察能否做到政治立場的中立，更是解嚴以來突顯出的尖銳問題。在群眾運動中，警察的執法態度尤其常常遭到反對人士的攻擊。有些警察承認，過去多年來國民黨與軍、警的關係密切，高階警官也多為國民黨員，心態上的確比較容易混淆。但是在經歷幾次警民衝突事件後，他們已經提高警覺，隨時提醒自己保持中立，只是民眾有時還是不肯信賴他們。而民眾對待警察的方式，也影響了警察的態度。台北市一位派出所主管便表示，這兩年警察處理「違常事件」, 始終採取柔性政策，就是希望保持中立。但他記憶中不止一次碰到一些民眾逼到他們面前，「呸」一口血紅檳榔汁，指著他們的鼻子破口大罵「三字經」、「國民黨走狗」。「被羞辱、被攻擊之後，對這些人的態度怎麼能持平呢？」同樣是群眾活動，國民黨辦的，警察輕鬆旁觀；民進黨或其他團體辦的，警察便全神戒備。李勝峰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當家不鬧事，」他說:「這不是中立不中立的問題，換了你我，都會這樣做。」一天服勤十六小時警察受疵議，但是警察也真難為。根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每日勤務以八小時為原則......」, 但中國時報普針對全國警察做了一次訪問，發現一天工作十小時以上的近七 0%, 超過十六小時者更達四分之一。即使是休假日，「吃飯扒了幾口，睡到半夜三更，一通電話又把他叫走了」, 幾乎是所有警察太太共同的經驗。這分工作付出的健康和生命的代價，也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由於工作繁重及夜間值勤，警察中年以後罹患肝病和胃病的甚為普遍。民國七十年前後，連串殺警奪槍事件，弄得警界人心惶惶。一位化名「筠」的警察太太在某雜誌上投書道:「每天攤開報紙，總害怕又看到不良分子持刀槍和執法人員搏鬥的消息......。」再加上待遇不高、升遷不易，警察士氣一直提振不起來。士氣愈差、效率愈低、服務品質愈差、形象愈糟、愈吸收不到優秀人才、外界批評愈凶、士氣又愈差......, 終於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不想再當「人民褓姆」「與其處處插手不討好，不如集中力量於最重要的事」, 是這幾年大多數警察的共識。說得更清楚一點就是：他們不想再當「人民褓姆」了。一位警員傳達了這樣的心聲:「如果有人半夜吵得你不能睡覺，去找環保局，不要來找我們。」警政當局也積極簡化協辦業務，目前已由四十一項減為二十四項。「警察要受人尊敬，必須朝專業化方向發展。」中央警官學校警政研究所代理所長李震山認為。警方打的這個如意算盤，卻不一定能為民眾接受。一位三十出頭的台北市民便不以為然的說:「警察怎麼能說他們只管治安和交通？這是推卸責任！」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女性市民也說:「人家日本的警察還可以受託幫忙照顧小孩呢！」鑽研各國警政制度多年的師範大學訓導長謝瑞智笑著比喻:「民眾仍然希望警察是土地公 -- 無所不在，有求必應。」他分析，在民眾心目中，政府是一個整體，警察既然是第一線的「業務代表」, 民眾有任何困難，只要找警察都應該可以有效解決，警察的權威才能建立，政府也才會得到支持。如果警察的態度是推拖、敷衍，「怎麼叫我愛國旗，還要愛到最高點？」一場拉鋸戰很顯然，這是一場期望與能力、理想與現實的拉鋸戰，很多不滿與失望，來自認知的差距。「當我們指責警察時，請別忘了，警察也來自這個社會。」一位學者指出:「警察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問題。」如果警察成為輸家，這個社會也要付出相對的代價。顏世錫：人的現代化才是起點警察工作是很辛苦，但也有很多成就感，例如完成了很艱鉅的任務，破了很難破的案子，那種心情上的輕鬆愉快，不是金錢買得到的。這種魅力可以鼓舞一個人對警察工作保持興趣。據我所知，受過警官學校四年教育，半路改行的並不多。像我做警察快四十年了；碰過很多危險和大風暴，也辦過很困難的案子，但想都沒想過改行做別的。在我年輕的時候，兵荒馬亂，那裡有飯吃就到那裡，根本談不上理想。當年我一個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從家鄉跑到台灣來，看到招考警員，考上了有飯吃。我就很高興。現在的年輕人不同了，在安定的環境中長大，可以依據個人的理想選擇人生目標。肯定警察素質在提升我敢百分之百肯定，警察的素質一年一年在提升，以中央警官學校來請，錄取率約為三十比一，競爭很激烈，八 0~ 九 0% 的人同時也考上一般大學，但選擇了進警官學校。只能說警察素質提升的速度，也許落後於社會進步的速度，或人民觀念改變的速度。警察現代化不能光靠設備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才是起點。現代化的警官除了公正、廉潔、熱誠、愛心，還要有現代化的觀念、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時代的趨勢，也是我們警官學校教育的目標。不過任何一個學校都不敢開保單，保證畢業出去的學生部沒有偏差，整體來講，我們警察的團體紀律、敬業精神還是不錯的。尤其在群眾事件中，受人當場侮辱、被人毆打，忍辱負重真不容易，沒有幾個團體可以做得到。當然也有人認為這兩年警察處理群聚活動時太過軟弱。使公權力受到損害，也常拿美國警察處理群眾運動時如何有公權力來比較。但美國這種經驗有幾十年了，當年黑人暴動的時候不曉得打死多少人，其中很多人都是冤死的。我們碰到這種問題不過是三、兩年的事，可是記取了美國的痛苦經驗，並沒有發生打死人的事，可以說處理得比他們好。兩害相權取其輕再以韓國來講，從光州事件延續到今天，警察和民眾，尤其是和大學生對立的狀況，始終不能化解；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要伸張公權力，今天的問題恐怕比韓國還嚴重！警察這幾年是受了一些委屈，公權力也受到了損害，但兩害相權取其輕，這種代價還是很值得的。現在情況已經好轉了，法治觀念慢慢建立，集會遊行法、人民團體組織法相繼公布了，一些在野政黨也登記為合法政黨了，民眾開始支持警察堅定執法、恢復公權力。等政黨政治步上軌道，再像美國警察那樣嚴格執法，就不會有問題，警察順著這個趨勢，慢慢達到公正嚴格執法的階段，社會才不會受到傷害

我的理想我的夢-胡秋原,林懷民,呂秀蓮

胡秋原七十九歲，立法委員。去年，他未經許可，到大陸探親，大談統一問題；返台後，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他雖然是老一代人，但他的勤於讀書，堅持信念，依舊頗受尊敬。「當然每個人心裡都有烏托邦啊！我的烏托邦有兩個，一個是理想的中國，一個是理想的世界。理想的中國，是統一的，是做世界第一等人，有尊嚴，對人類有貢獻。現在，我們中國人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卻還在用別人的科技。我們第一要求富強，發揮創造力、發明和科技，才對人類有貢獻。理想的世界，就是和平、平等的世界，每個國家都強，人類可以好好生活下去。如果沒有理想的世界，中國人沒有理想的中國，那跟動物有什麼不同？」黃文治四十四歲，建弘證券副總經理。曾在經建會任職十六年，官拜經濟研究處副處長；去年結束公務員生涯，投身最熱門的證券行業。「像我們在社會打滾的，工作忙都忙不過來，說實在，講白一點，實在沒空去做這種白日夢。現在社會每個人的需求都不一樣，怎麼可能有一種社會是如此完美，可以滿足所有不同的需要呢？如果有的話，這種社會就不算是社會。我是學經濟的，經濟學徒從來不相信「最佳」, 世界很多問題都是用「次佳」(second best) 的方法解決的，沒有什麼最完美的方法，我是不相信烏托邦的。」林懷民四十三歲，雲門舞團創辦人。「雲門」是台灣現代舞團中至今最具影響力、也得到最多國際認定的團體，去年解散。林懷民轉而專注於舞蹈教學、遊歷、思考。「你必須相信烏托邦，因為人活得太難了。我的烏托邦？哈哈，就是大家把電視關掉，一起跳山地舞。真的，這個社會每個人都需要「取暖」, 可是又怕手牽著手，不是嗎？你看看，年輕人都只跳迪斯可去了。」黃澤青五十五歲，國民黨立委黨部書記長。從第一屆增額立委當選到現在，是立法院最資深的增額立委之一，漁民出身。「我是學化學的，凡是看不到的事，我都不相信。我喜歡去想，但不是幻想。政洽人物是一步步達成理想，烏托邦卻是完全達不到的空想。」呂秀蓮四十五歲，台灣女權運動先驅。後來積極參與反對勢力，推動政治改革。美麗島事件後，被捕入獄七年多，出獄後加入民進黨。五月底組織「淨化選舉聯盟」, 常撰文批評時政。「烏托邦是主觀存在的，這是人類生存比較高的定義。我心中的烏托邦也沒什麼特別，就是充滿真善美，人與人相處不要爾虞我詐。這是個不存在的理想社會，但總是要朝這方向努力。過去，我遭受許多大挫折，但我依然不灰心，總希望這社會多一點熱力，即使我要付出十倍的代價和努力。如果沒有這樣的堅持，只是按別人的步伐，自己再走一遍，那有什麼意義？」彭臨全三十二歲，計程車司機。他為了追求理想生活。四年前搬到新店的內山，向林務局租了一公頃地，房子只占二十多坪，平常種些蔬菜，養點雞。「我相信烏托邦一定是重視維持自然生態的地方。我老遠住到新店內山，就是喜歡生活自在一點。現在像我這種年紀的人，可能都忘記小時候穿木屐的日子了，但我一直很懷念那時的人情和自在的生活。你也知道，我開計程車，總覺得這個社會很亂。我的烏托邦就是，社會很有秩序，大家勤奮工作，不要有不勞而獲的想法。」

文化:剝掉情感的絕緣體

不會導電的物質，我們稱之為絕緣體；對事物日漸失去關心的情緒，我們謂之冷感症。 把自己覆上絕緣體 沒有人會否認，現代人的冷感症越來越普及而嚴重。我們雖然十分在意自己家裡的安寧舒適，卻對社區環境的雜亂污穢視而不見；我們對自己想要的物質享受，會處心積慮的爭取，卻對公共設施的建設無動於衷；我們對自己工作單位的勞資關係十分敏感，卻對社會上種種自力救濟運動不大在意；我們對自己手中持有股票的行情起落寢食難安，卻對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出現危機的朕兆無所警覺；我們對本行的專業知識，會不斷地投入更多關注，卻對其他人文常識如文盲般的無知......。 現代人對個人利益的過度重視與保護的情形，事實上等於在自己的情感、思想上裹覆了二層絕緣體。慢慢地，我們變得很難和別人溝通、很難接受不同的生活態度、很難體會不同的觀念、很難承認不同的價值體系、很難服膺另一種信念......, 最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著程度不一的排他性。人與人之間的壁壘分明、冷漠疏離，整個社會成為零散絕緣體的組合，互不來電，形成溝通上的莫大障礙。 儘管有人將現代社會的這種發展，視為價值多元化、專業傾向的必然趨勢，而且認為可以將之導入健全的新秩序中，一步步地邁向美好的烏托邦。事實上，這樣下去，人人都會活在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格局中，過度保護自己，也等於替自己製造了一個牢籠。有一天，我們會發現到，原來自己已經成了囚犯。 要剝掉裹在我們情感、思想上的絕緣層，只有徹底反省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只有當我們把「公眾事物」視同「個人事物」, 甚至比私己利益還要重要時，事情才會好轉。換句話說：我們極需重新建立公共意識，把人與社會業已脫失的環節再度掛勾。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非得打動內心不可 然而，要喚醒現代人的公共意識，光靠政府法令、傳播媒體的呼籲等理性的規範及說服，是很難達到具體成效的。因為這是情感和信念的認同問題，非得從每一個人的內心打動起不可。 哲學家摩爾曾經這麼說過:「思想和感情有三個最好的溝通方式 -- 愛、美和真理。人生最主要的目的是去愛別人、創造和享受以及追求知識，其中以愛為先。」 文學藝術無疑是人類愛美心靈導電效應中，電阻最小的一條傳遞線路。如果我們的文化工作者，能夠在他們的作品中，反映出現代人情感、思想面臨僵化的種種現象時，這些作品會像鏡子般，映出現代人心靈潰敗的症狀，我們才會被鏡中的自己嚇住。也許，這樣我們日漸冷寂的心才會慢慢回溫；包裹在我們情感和思想亡的絕緣層才會漸漸脫落，我們的公共意識也會跟著覺醒。 希望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者，能夠在他們的創作道路上，認真體會人文精神重建的迫切性，在工商社會中、在市場取向的價值體系裡，文化工作者應該使出全力堅守信念，向現代文明敲起一記又一記的警鐘。 (阮義忠為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講師)

期待乾淨豔陽天

已經不知經過多少循環了。每隔幾天，當中央氣象局預測明天是艷陽天時，環保局便會補充：明天也是污濁天，外加一句:「由於擴散作用不良、污染無法擴散出去，所以希望民眾減少外出，緊閉門窗。」 接著是一連兩、三天的重度污染，街頭煙霧瀰漫、迷迷濛濛地，從台北羅斯福路看不見北方的大直翡翠山丘，從仁愛路探不清東方獅形山的秀麗。而更令人憂慮的則是，大台北地區四百九十萬居民的健康再一次受到了無情的侵蝕。 天天陰雨天？一直要等到陰雨天，空氣才比較像樣。飛舞空中的雨絲一時解決了空氣污染，其中的物理化學反應，也許並不需要你我探究；但我們關心的是，為什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們只能祈求天天陰雨天？長年累月的陰雨，不僅到處泥濘，也使衣服髒溼、車輛互相噴濺，水果青菜容易霉爛；住家更有可能進了水。這一切的難堪與不便，我們似乎都還忍得下來；但是我們多麼渴望，剩下的艷陽天是兒童、祖父、祖母可以出外遊玩的日子，而不是不能晨跑、不能外出、緊閉門窗的日子。 然而許久下來，我也開始祈求：天天都是陰雨天！因為空氣實在太壞了。 撐把傘，走在溼灑灑的街道上，總比被迫吸入一大堆煙塵要好得多。依據流行病學界所做的調查顯示：台灣南、北兩大都會區因空氣污染導致的過敏性哮喘，確確實實是增加了；而燃燒不完全的碳氫化物更一再被認為，會增加罹患癌症的機會與比例。 不知己不知彼 更實際的情形是，人人都可能面臨兩種情況：一種是把吸進去的煙塵截留在氣管，然後逐步以纖毛掃成黏痰，在半夜不知不覺地吞下胃裡；這種人的胃就成為最終集塵、天天受刺激的器官。另一種則是把煙塵截留在氣管，逐步以纖毛掃成濃痰，隔天清早咳了出來，久而久之，變成了吸塵器。 兩相比較下，我們實在不得不懷疑，到底我們的問題出在那裡？歷經衛生署環保局以迄今日的環境保護署，為什麼空氣污染不但未改善，狀況反而更加嚴重了些？個人深深覺得有必要依據事實，提出一些問題及看法，尤其是針對下面兩個課題: (一) 主管單位對污染的原因，到底瞭解多少？是否抓住了污染問題的重點？(二) 主管單位重點污染的「戰略」, 究竟弄對沒有？孫子兵法中強調的「知己知彼」, 在此一戰役中應是勝敗的關鍵；而檢視一下我國短短的環境保護史，卻不難發現有甚多的錯誤存在，其中比較嚴重的是：一、自行政院衛生署環保局於民國七十一年二月成立，開始大力推展環保工作以來，主管空氣污染的單位，居然遲至七十八年初，才瞭解並公布說：令人吃驚！原來台北市的懸浮微粒有相當多的比例是來自建築工地與不潔的馬路。 姑不論這一研究結果本身是否周詳，最最令人傷痛的是七年來的延誤與「不知己不知彼」, 已經注定過去的辛苦投入，全是錯誤與浪費。而今這些錯誤可能還會再延續下去，因為主管單位對於前述問題仍然是一知半解，不足以提供正確資訊。 二、多年來，主管單位似乎只全神貫注在取締大小烏賊及檢驗新型車出廠等不痛不癢的工作上，事實上要取締平均每三個人就有一輛的機車污染，就憑台北市環保局數十個稽查人員，一開始已經注定了「必敗」。 三、為了防止廢五金露天焚燒，造成戴奧辛空氣污染，主管單位原構思，以設立專業區容納廢五金，卻似未考慮「垃圾原本就是垃圾」; 結果多年下來，問題並未解決，徒留更棘手的專業區關閉和善後的大問題，以及三、兩天就會看到的廢五金又在露天焚燒的刺眼新聞。 期待清新的艷陽天 大家也都瞭解，台北市的空氣污染要徹底加以解決是十分不容易的，但既然這是每一居民的期望期望有個真正乾淨、清新的艷陽天，則主管單位承國民之所託，自當費心費力，本著求真求實的態度，設法逐步加以解決。 第一步，應該先以科學方法調查、鑑定、分析、歸納，徹底瞭解污染源有那些？污染物有幾種？污染量各有多少？污染如何擴散、沈降、循環等等問題。弄清楚了才進行第二步，研擬管制策略及研訂據以執行的法律、行政規定等。第三步是依據計畫有效地加以執行，並經常就執行結果加以檢討改進。如此周而復始，方能逐步朝著目標接近。 遺憾的是：好幾個年頭飛逝，問題未見變好，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筆者在每天祈求陰雨天之餘，也願意拋磚引玉地提出一些管制污染的意見，希望有更廣泛的討論，並期望有朝一日，真能派上用場。 一、污染源及污染物種類、數量的分析調查鑑定，應該立即有系統地加以進行，並由環境保護署依據現有法令，儘速成立環境研究所，經常且迅速有效地探討污染源的變遷與污染物擴散、流布的來龍去脈等等，以提供正確的「敵情資料」。 二、污染管制的策略、方案應該立即依據前項調查結果加以重新擬訂。 三、大家務必要正視機車的污染威力。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機車數量特別多；二方面是一般機車用油至少含有二 % 的機油，這些機油因燃燒不完全，一定會悉數排出，結果是：小小機車排出的煙塵不比汽車排放得少。 希望在那裡？四、千萬別一頭熱地把希望寄託在捷運系統的工程上。因為依據專家估計，即使捷運系統各線皆已建好，街道上的車輛數目仍會居高不下，因為預估捷運系統大約只能取代一 0~ 二 0% 的客運運輸。如果不從汽機車本身的污染管制去看手，污染的狀況絕對不會因捷運系統的興建完成而有所改善。 五、交通部、電力公司及環保單位應該研究開發製造現行燃油機車的代用品。這當中最可能的是電機車，即使這些開創性的作法難免會給騎士帶來一些些的不方便，但對於整個社會來說，絕對是值得的。 根除機車污染 相反地，如果機車的廢氣問題不予根除，則無論法令訂得再好，取締的人力再怎麼增加，捷運系統再怎麼興建，環保單位再怎麼升級，過了西元二十世紀，甚至五十年、一百年後，污染仍會依舊。 而這不只為大家所不樂見，相信海峽對岸的中國人也不樂見，因為十一億人口的自行車遲早也會進展到摩托車的階段。任何關心環境的人，都希望台灣的機車改革經驗能獲得成功，以免全中國長年受困於重度污染的威脅之中。 究竟國人還要再祈求多久的陰雨天，以換取較乾淨的空氣？事實上，就看機車無污染改革計畫的起始日期與成敗而定。 (孫岩章為台灣大學副教授並任職於環保署)

政治:全盤調整大陸政策

自從中共對天安門廣場前學生群眾展開一場血腥大屠殺以來，大陸的情勢進一步惡化，演變為內戰危機。 改革假象 儘管四十年來中共施行專制集權，以恐怖手段壓制人民，外界卻仍對之充滿錯覺。尤其近十年來中共對外開放、對內進行民主化的幻象迷惑了世人的思考與判斷；歐美自由民主國家的政府及民間，紛紛認為中國大陸乃是投資的大好市場，透過和中共的經貿接觸甚至合作，可以促進大陸的自由民主發展，有助於世界和平。 現在天安門的槍聲、坦克聲，不但敲響中共的喪鐘，也敲醒世人的迷夢。 面對這樣的一個歷史傷口，我們除深感悲憤，也覺得責任重大。因為今後中國的歷史要從現在開始改寫。我們要有主導中國歷史的信心和決心，這是千秋大業，不是隔岸的治亂。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歷史從此改寫 如果台灣在這場動亂平息後，仍然與大陸維持若即若離的態度，不但小看了自己，也會錯失歷史契機。因此政府應當全盤調整大陸政策，急速施展積極的作為：一、政府立刻出面邀請全球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的華人領導人士和知名人士，來台集合共商未來情勢和對策。 今天海外華人反對中共的態度越來越鮮明，但如何把這股力量凝聚在一起，則有群龍無首的現象。政府不論從歷史使命或政治實際的角度看，都是責無旁貸的。 大陸民主運動是一個歷史潮流，讓大家從世界各地一致地把民主力量匯合成洪流，全球包圍，加速中共政權的崩潰。 二、政府應趁此時機展開外交出擊。目前已經有許多國家認為無法和中共維持正常關係，我們不努力爭取支持，拓展國際活動空間更待何時。 三、國內的民主化腳步應當更加穩健快速。我們深信只有民主法治才是生存發展的坦途，尤其今後台灣的建設已成了大陸同胞唯一的希望所寄。 四、國防上的戰備應當加強。過去有人對中共武力犯台持半信半疑的態度，從這次大屠殺，我們可以看得出，一個喪失良知理性的殘暴集團，沒有什麼行為是做不出來的。 總之，在今後中華民族歷史上，我們的職責更加重大，使命更加艱鉅。 (黃越欽為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遠見獨家調查-年底選舉,你要那一黨?

隨著選戰腳步的日益逼近，國民黨與民進黨在組織戰和文宣戰上已數度交鋒。誰會是最後贏家？觀察兩黨的文宣策略，都有明顯的造勢行動。鄭南榕引火自焚後，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表聲明指責國民黨「迫害」, 包括數位民進黨中常委組成的鄭南榕治喪委員會發起抬棺遊行。 國民黨則有引人注目的人事異動。行政院長俞國華突然決定在選前辭職，由中央黨部秘書長李煥接任。 不容忽視的是，十二月選戰結束後，明年春天總統選舉緊隨而至。身為執政黨主席的李登輝總統，執政基礎是否穩固？針對這些問題，遠見雜誌於五月二十六日以系統抽樣方式，電話訪問了台灣地區一四三二名二十歲以上的民眾，由五四 % 的有效問卷中歸納出：每四位受訪者中，有一個人將在今年年底選舉時支持國民黨；同時超過七成的受訪者，希望李登輝出任下屆總統。 多數人要去投票 此次調查共有六道題目。第一個問題中，受訪者回答年底選舉時會去投票的高達八五。九 %。台灣地區自民國三十九年起開辦選舉至今，各項選舉的平均投票率為六八 %。四次增額立委、國代選舉中，僅有六十四年的立委選舉投票率超過七成。調查結果偏高的原因，社會學者張茂桂表示，主要是多數人相信投票是件好事，也是國民應盡的義務。 不去投票的主要原因中，受訪者回答「沒有理想的候選人」及「投票不方便」居多。作答此題者僅有三二名，代表性不明確。 雖然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得票率在常態分布下為七比三，以上屆增額立委選舉為例，國民黨得票率為六六 %, 民進黨為二五 %; 但是此次調查結果顯示，近六成受訪者表示尚未決定年底選舉時支持那一個政黨。 政治學者梁雙蓮指出，歷次有關選舉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選民的候選人取向大於政見及政黨取向。此項調查再次驗證多數台灣選民非屬政黨取向的態度。 民進黨在這項問題中，僅受到二。六 % 受訪者的支持，與二五 % 的得票率相比，顯然偏低。張茂桂指出，民進黨在過去電話調查中所獲得的認同，一般皆低於五 %。他認為，一方面可能是受訪者顧忌在電話中表明政治立場，另一方面則可能是民進黨的社會形象仍未受到正面肯定。 老、少支持國民黨 支持國民黨的民眾在年齡層上呈兩極化，以二十至二十九歲和六十歲以上兩組受訪者居多。教育程度愈高，支持國民黨的比例也愈高。大陸籍受訪者中支持國民黨的占五三 %, 明顯地高於一五 % 的人口比例。 在提示參考名單的情況下，李登輝連任總統的聲望在調查中再次受到肯定。 七二。三 % 的受訪者希望他擔任下屆總統。李登輝的聲望自去年起一直維持在高水平。民意調查基金會去年兩度調查政府首長的施政表現，李登輝獲得的民眾滿意度都在八 0% 以上。 七成以上支持李登輝 雖然有人認為李登輝在今年度的幾項重大政府決策中，例如派遣代表出席北平亞銀年會，有突顯強人政治及強勢總統的傾向，但是顯然民眾對他並未苛責。值得注意的是，本省籍及大陸籍的受訪者中，皆有七成以上的人支持李登輝，顯示不同省籍的受訪者對李登輝看法近似。 蔣緯國一度是呼聲極高的大陸籍總統人選，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蔣家在台灣政壇影響力的延續。林洋港曾一度被視為角逐總統的熱門人選，並且在數次預測閣揆人選的民意測驗中拔得頭籌。但是隨著李登輝聲望的提升，在民眾心目中，兩人接任總統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 鄭南榕雖非民進黨員，與他在台獨問題看法上接近的，也只是民進黨內部分派系，但是從受訪者的反應來看，鄭南榕自焚事件似乎成為民進黨的一項負債。 在知道這件事情的受訪者當中，有五成的民眾因此對民進黨表示更不支持。年紀愈輕、教育程度愈高的受訪者持否定態度的比例愈高。若以職業和省籍區分，學生及軍公教人員較傾向否定態度；大陸籍受訪者表示更不支持的達六五。七 %。 與第三題中支持國民黨的民眾比較，軍公教人員及大陸籍受訪者的態度合乎一般人的印象，即傾向支持國民黨，對民進黨較疏離。 更換閣揆獲認同 執政黨在選戰前夕更換閣揆，調查結果顯示，李煥在受訪民眾中獲得相當程度的肯定。知道這項人事異動的受訪者中，表示因此更支持國民黨的占四三。七 %, 教育程度愈高者持肯定態度的比例愈高，大陸籍受訪者中表示更支持的達六成。政治學者認為，這些現象可視為受訪民眾對政壇老將李煥個人聲望的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本調查進行時，距俞國華正式向新聞界承認遞出辭呈不過十日，而距鄭南榕自焚事件已近兩個月。但是受訪民眾中，不知李煥接任行政院長者為一六 %, 而不知鄭南榕自焚事件者超過四分之一。鄭南榕以一死換得的傳播效果不及執政黨高階人事異動，其中的涵義值得深思。

第二戰場:工人團體

工人立委、國代選舉的勝負，是勞工心聲向背的溫度計。五百萬名勞工，更是各黨派兵家必爭的資源。 民國七十五年工人團體選舉，對國民黨來說是一次無預警的挫敗。執政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全國總工會理事長陳錫淇，國代候選人、台灣省總工會理事長彭光政，雙雙敗給當時名不見經傳的電信局員工王聰松和徐美英。 國民黨輸這一仗，對很多人來說，只是一個遲早要來的教訓。 花瓶工會？過去勞工被視為執政黨的鐵票。選舉一到，透過工會組織動員，「候選人只要待在家裡，就可以當選。」民進黨籍工人立委王聰松帶著笑，點出國民黨這方面的鬆懈。 工會是勞資之間的橋樑，工會是否發揮功能，必然影響勞工對事業主的滿意程度 (國營事業的事業主就是政府)。一位電信局員工表示，過去他根本不知道工會在做什麼，甚至連工人代表怎麼選出來的都不清楚。 「工會只是花瓶工會。」出身電信工會的王聰松以他近來慣有的強硬姿態批評。曾擔任台灣省總工會理事長的彭光政落選後也私下表示:「可能是勞工對工會不太滿意」。 其次，工人意識覺醒也是重要關鍵。工人對勞基法有意見，許多國營事業故意規避勞基法，已引起員工不滿。這些為數眾多的工人寧願支持站在工人陣營、旗幟鮮明的候選人。選票便成為他們爭取權益的有力籌碼。 配票不均是執政黨失利的第三個原因。上次，國民黨是足額提名，但配票不均，使陳錫淇票源流失而落選。 工會、勞工待遇、配票，被喻為決定勝負的三隻腳，「三腳凳任何一隻腳出問題，都有傾覆的危險。」一位觀察者指出。 痛定思痛，選舉過後蔣經國以執政黨主席身分指示行政院成立勞工局，後來成立勞委會；一年之後宣布成立勞工部。這種三級跳的做法，表示執政黨正視勞工力量。 勞委會處罰大同公司等三十一家上市公司未提撥退休準備金的事件，更顯示五百萬張選票發揮了不小的影響力。 一些執政黨控制的國營事業工會也做了相當程度的改變，來扭轉「花瓶工會」的印象。由國民黨電信黨部主控的電信工會，於去年十二月，代表勞方與事業主簽訂對勞工有利的團體契約。電信不定期契約工聯誼會到電信總局、交通部抗議之後，電信黨部書記長協助他們爭取到一些過去沒有的權益。一位電信工人表示，執政黨對他們「真的很好」。 執政黨鐵路黨部控制的台鐵工會，很巧妙的趕在體制外的台鐵員工聯誼會之前，搶先一步跑到省政府去替員工抗議，爭福利，得到不少工人的信任。 儘管如此，工會的腳步仍然此工人要求的慢了一拍。一些被形容比較「不怕死」的人組成的無黨派色彩的工人「聯誼會」紛紛走上街頭，爭取權益，就是這個原因造成的。 勞工待遇是贏得工人選票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關鍵。最近執政黨更用了調整工資這個籌碼。公教人員調薪一二 %, 一般公營事業工人也至少調高五 %。 在動員配票方面，七十五年大選之後，負責工人團體輔選業務的中央社會工作會主任許大路提出辭呈。善於配票的執政黨，記取前次失敗教訓，今年實施黨員初選制，降低提名配票時馬失前蹄的威脅。 執政黨勝算仍大 綜觀整個職業團體選舉大勢，執政黨仍操勝算。 第一，多數的工會仍由執政黨操縱，(由工黨籍康義益掌理事長一職的石油工會，最近內部紛爭頻傳，國民黨勢力很可能再度抬頭。) 有些非執政黨籍候選人「連選民在那裡都不知道」。一位有意參選的黨外人士苦惱的說:「根本無從競選起。」 而王聰松、徐美英的當選，許多有心從政者認為他們「撿到便宜」, 也想來分一杯羹。民進黨雖然打算只各提名二位，但現在有強烈參選意願的就有三個以上。工黨、勞動黨各路人馬也磨拳擦掌，躍躍欲試。 如此一來，黨外的票源分散，民進黨籍的楊青矗便很擔心，所有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可能會互相搶票，而全軍覆沒。 更重要的是，蓬勃的工運，訴求點仍停留在經濟面，尚未提升到政治面。「只要誰幫助我們，我們就支持誰。」電信工人蔡勝和說。 顯然，能滿足工人的經濟要求，才是選舉的重要關鍵。這方面除了身掌事業單位的執政黨，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擁有這個大權。楊青矗無可奈何的表示:「只有執政黨才有足夠籌碼來改善工人的經濟需求。」 影子愈來愈清楚 歷史上，勞工在世界各國政壇日升的勢力和影響，逐漸在台灣成形。 皮影戲的影子愈來愈清楚，操縱大局的執政黨如果再輸，布偶可能就要跳出鼓皮，走上政治舞台了。

第一戰場:宜蘭

距離十二月二日愈來愈近，寧謐的宜蘭逐漸忙碌。平常空曠安靜的道路，一時間，因為接二連三的拜會、座談、烤肉、自強活動而熱絡起來。 年底熾熱的選戰，愈燒愈旺。 宜蘭人都還記得八年前的縣長選舉。那年冬天，國民黨讓這座城市淪入黨外之手。此後，七十四年縣長選舉、七十五年立委選舉，國民黨在宜蘭就沒有勝利過。 「我們都有被騙的感貨」 今年，由於陳定南縣長任期屆滿，國民黨能否絕地反攻，收復失土，還是永遠在宜蘭淪為「在野黨」? 這一役，將影響深遠。 要求勝，第一步是檢討過去的失敗。在宜蘭，擁有近四萬黨員的國民黨，連續三次大選失敗的原因，經過多年反省，在地方上實際已有了定論。 「我們是輸在黨部本身，」一位國民黨員堅定地說:「黨的內部作業讓人心不服。」 連國民黨宜蘭縣黨部主委彭衍斌也認為，選舉連番大敗，是黨部提名制度有缺失。 國民黨八年前輸給當年藉藉無名的陳定南，黨部在提名縣長候選人之前，曾對黨員做意見調查，調查結果既不公開，事後又說調查結果「僅供參考」。 「我們那時都有被騙的感覺。」一位在教育界服務的國民黨員說。 輸得太離譜了 七十年是大意失荊州，七十四年則只有「慘敗」二字才能形容國民黨的處境。這一年縣長選舉，一位黨員形容自己「又被黨部耍了」。一開始，縣黨部表明完全尊重黨員，絕不徵召。但是較被黨員看好的候選人陳泊汾，黨部臨時又說不喜歡，卻提名原登記競選省議員的宜蘭市市長林建榮出馬爭奪宜蘭縣長。 「連林建榮是誰我們都不曉得。」擔任小組長的陳老師無奈的笑著說。 這次縣長選舉，國民黨輸了八萬票。「輸得太離譜了。」在宜蘭縣待了三十年的記者祝丕成搖著頭說。 文宣則是國民黨另一敗筆。省黨部派文宣人員來、縣黨部也有文宣小組、候選人也有自己的文宣，多頭馬車，互不協調，講話又多約束，到處顯得彆手彆腳。「根本是打亂仗。」一位黨外文宣人員說。 國民黨的文宣在七十四年縣長選舉鬧了一個出名的大笑話。黨部批判陳定南對祖母不孝順，企圖引起選民對陳定南的反感。陳定南立刻反擊，並請出祖母，表明是祖母不願接受孫子的孝心；國民黨下不了台，反而得到「惡意毀謗」的反效果。 快沒戲唱了 這一連串失敗，使國民黨在宜蘭的聲勢跌到谷底。 「國民黨再不變，就快沒戲唱了。」一位資深黨員不斷地搖著頭說。 似乎感到這股無法抵擋的改革潮流，國民黨組織工作會主任關中針對年底大選採取黨員初選制的決定，把提名公開化，是宜蘭選務的重要轉折。 「黨員來投票，誰最高票就提名誰。」主委彭衍斌說出這個簡單又要命的道理。為防止賄選，只要證明買票屬實，立即取消候選資格。為免落入「做票」口實，投票所也由往年三、四十個，減少為十個，由候選人派員監督開票，使落選者無藉口。 兩年前彭衍斌走馬上任主委時，就警覺到加強黨員聯繫對選舉勝敗的影響。這些年來他辦的茶會、自強活動等，比前幾任主委多出許多。加上他四處走訪，遍訪各鄉鎮，親切而儘量不偏任何派系的表現，獲得許多黨員好評。 彭衍斌也是一位擅長推銷黨部的主委。凡是黨部有任何活動，諸如災難慰問、救助貧困兒童、舉辦新鮮人舞會...... 等，必定會不厭其煩的主動向新聞界發布消息。 挨打變為主動出擊 為拉攏人心，加強地方基層服務，造橋鋪路自不待言，地方缺水、斷電，黨部也會派人過問。連民進黨宜蘭縣黨部主委劉守成都不得不承認，「國民黨在基層服務做得很深入。」 一位國民黨黨員很高興的說:「過丟我們是挨打的情況，現在是主動出擊。」 在文宣方面，處處可見國民黨選舉戰將關中的影予。縣黨部有類似當年關中創辦的「鑼鼓營」, 名之為「諾曼地計畫」, 挑選各階層黨性很強的黨員參加。在星期六下午訓練，為期八週。這些受訓的黨員將是年底大選中文宣的主力。 宜蘭縣也出現了署名笑笑生辦的「笑笑報」、「哈哈刊」, 內容主要是打擊陳定南、醜化民進黨可能出來選縣長的游錫 、凸顯游錫 與另一宜蘭縣民進黨立委黃煌雄的矛盾；一位黨外人士就覺得在分化游，黃上，國民黨收到不少效果。 辦這樣的刊物，危險性很高，弄不好的話反而會激起眾怒。雖然黨部一再否認，但是一位國民黨黨員說:「看就知道是誰辦的，不說大家也知道。」 國民黨在吸收黨員上、在配合年底大選而發動的「名嘴下鄉」系列活動上，也以「超級戰區」宜蘭縣為起點。 國民黨誓死要收回宜蘭。 光復大業，並不容易。陳定南八年縣長任內，聲望如日中天，為黨外吸收不少資源，助長反對黨在宜蘭的勢力，這些年有凌駕國民黨的趨勢。陳定南也公開支持民進黨籍的游錫 競選下屆縣長。 要看縣長乾不乾淨 從國民黨黨部肯定陳定南政績，進而推出「陳定南好的建設我們會繼續遵守」的政見，都說明陳定南仍是國民黨十分擔心的一般勢力。 根據以往選舉的結果，在宜蘭縣要贏得大選，候選人本身是決定性的關鍵。 在縣政府做事的陳秘書表示，宜蘭選民最重視的是候選人的人品、操守。陳定南之所以被一些縣民崇拜，也是因為他清廉不貪的形象。 在市場買菜的家庭主婦領表示，選縣長要看人，看他是不是「很乾淨」。 在國民黨縣長候選人中，呼聲最高的張軍堂也相當符合這樣的要求。張軍堂是美國南加州大學法學博士，學歷在陳定南之上。在政治上也是一張白紙，沒有什麼家財。 「連小孩子都認識他。只要黨部不要愈幫愈忙，他很可以一拚。」一位教育界的國民黨員說。 民進黨的縣長候選人則以游錫 希望最濃，花省議員四年任內，他替地方做了不少事，中下層的民眾很支持他。 「只要有他的政見會，有些工廠都停工來聽。」一位黨外人士說。 各地方有勞資糾紛、環保問題，民進黨必會到場相助，因此在一些工會，民進黨也有了勢力。 民進黨也喊出「國民黨如果當選，六輕就會回來」、「國民黨結合特權、財閥」等文宣口號來打擊國民黨。首都日報總主筆呂秀蓮推動的「淨化選舉運動」, 也在宜蘭黨外刊物「噶瑪蘭」的邀請下，以宜蘭縣為起點。 還剩下半年，兩黨必爭的宜蘭縣長寶座，到底將由哪一方奪取？「只要黨員團結，我們至少有五成勝算。」國民黨主委彭衍斌握拳道，他認為四萬名黨員團結，再加上所能影響的票，可以穩得十萬張選票，登上寶座。 世紀之戰 「我們有信心可以得勝，但也要有危機意識。」民進黨主委劉守成灌下一杯甘蔗汁說。他相信以黨外原有資源，再如上陳定南的魅力，國民黨別想搶回縣長寶座。 年輕的計程車司機說:「我看他們有得拚了。」 這場被游鍚 形容為「世紀之戰」的縣長選舉，幕還沒拉開，就已經吸引了千萬雙眼睛注視。 國民黨到底可以收復它，還是讓它永遠淪陷？誰也不知道。

那裡還有烏托邦?

描繪一個烏托邦的思想，對人類而言，是鼓勵，還是諷刺？天安門前準備拿肉體對抗槍彈的學生，得到全世界華人，甚至美國政府的敬意或支持。但跟著學生的精神勝利，不論在蘇聯、在大陸，半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者企圖建立的烏托邦夢想，隨之動搖。共產思想，可能是人類最古老的夢。早在二千多年前的禮運大同篇，就認為一個完美的國度，是「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但中國人從來沒有做到這點。烏托邦與夢十六世紀英國的湯瑪士。莫爾寫了一本「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 這是「烏托邦」名詞的出處。烏托邦島上，一切共產，實施家長制，居民行為完全理性。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朱堅章分析：烏托邦的出現，一方面是莫爾對當時政治的不滿，再加上地理大發現，才把他的理想國，寄託在一個無人知曉、遺世而立的島上。「人有時的確需要虛無的目標，但如果說得太具體，一定是假的。」深研政治思想史的朱堅章教授認為，一個政治人物如果可以把他的理想國，設計得巨細靡遺，「一定是騙人的」。極權的母親簡單的說，因為莫爾的烏托邦違反人性，正如同共產主義違反人性一樣。根據歷史記載，莫爾的烏托邦，引發了一場烏托邦思想、烏托邦文學的熱潮。甚至從一六六三年到一八五八年間，陸續有尋找烏托邦的荷蘭人、英國人，移民到北美這塊新大陸，過著公社的生活。在這兩百年間，類似的小「烏托邦」, 一共有一百三十八個，可是終究大夢一場，煙消雲散。正因為烏托邦違反人性，在追求這麼一個國家的時候，必須靠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執行一切的資源分配，往往也因此造就了極權的統治制度。蘇聯這個老大哥和中國大陸，是最典型的例證。他們帶領全球超過五分之一強的人口，追求一個最理想的國度，但結果卻一度帶給這些子民極大的恐怖悲劇。烏托邦幻滅了，在大英百科全書裡，它被視為「虛幻不存在的世界」的代名詞。悲天憫人的中國作家豐子愷，在民國二 0 年代曾寫下他的烏托邦「明心國」、「大人國」。在明心國裡，每個人的胸膛是透明的，好人的心，跟壞人的心，完全無法遁形。而在大人國裡，人人以「吃虧」為「占便宜」。一個叫化子，拿著一籃鈔票，說他錢太多了，乞求一個公館主人接受，結果還遭到嚴詞拒絕。這樣的世界，現代人不要說去做了，恐怕連想都不會去想。不美滿的生命許多人不相信有烏托邦。「看不到的，我都不信。」國民黨立委黨團書記長黃澤青，乾淨俐落地說:「我喜歡想，但不是幻想。」但是對反對團體而言，在與執政體系的抗爭中，他們不能沒有一個夢。「我們的烏托邦就是執政。」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黃宗文強調，現在談在野黨執政，也許遙不可及，但不見得永遠不能實現。人生都是不美滿的，充滿痛苦與挫折，心靈上需要寄託，是「烏托邦」永遠不會就此畫上句點的原因。人類追求理想國的隊伍裡，宗教的力量是最持久而深入人心的。一位基督教徒認為，他們的烏托邦不在天堂，而是寄望在人世間「每一個人都信主」。人間、天上或許真是一線之隔。但湯瑪士。莫爾的智慧帶著嘲諷。烏托邦 (Utopia) 的希臘字根，原是「沒有」和「地方」兩個字的組合。這世界，那裡還有烏托邦？

獨家專紡海軍總司令葉昌桐:現在不造艦,將來要玩命

問：你是否擔心開放大陸探親，會造成一些敵我意識的模糊？答：這是個政治問題。大陸開放政策，多少會減低老百姓的敵我意識。我們當然擔心一般老百姓，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裡，敵我意識慢慢淡薄下去，這樣一來，大家就不會很支持軍事預算。 因此必須靠各界菁英分子，能夠洞悉我國國防需求、領導民意、鞭策立法委員，不要放棄國防上所應該做的準備。 國防需長時間準備 國防的準備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做成功的。大家看到海軍這些軍艦，都是十幾年的經營才有今天的成就，而且投資相當大。 問：一般老百姓非常關心國家安全問題，如果中共要侵犯台灣，在海軍方面，可能會採取那些方式？我們本身又有那些致勝把握？答：一個軍事行動主要是配合政治目的；其次要看冒多大的勝算和危險。就政治目的來講，中共是希望統一台灣而不是摧毀台灣；換句話說，他希望「台灣能夠回歸祖國」。 另外，台灣的經濟建設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因為中共目前「四化」當中，最重要的還是經濟現代化，需要技術和資金，他不願意和台灣兩千萬居民變成相對的敵人。 中共犯台可能採取三種行動，第一是兩棲登陸，一來就把台灣拿下。第二是陸上部隊撲過來、空中轟炸到裡區。第三是用潛水艇封鎖。 兩棲作戰需要動員許多部隊，中國人講「名不正，言不順」, 師出要有理，中共怎麼樣去跟大陸的老百姓講，我現在要打台灣？再說，兩棲登陸，我們要比他們行得多。大家所擔心的「萬船齊發」, 在海軍來講，並不是一個問題。在兩棲作戰中，最重要的就是陸上的重武器，像大砲、坦克車，一定要上來。這個上不來，所有的步兵上來的話，就跟吃蠶豆一樣，一個個都被吃掉。 戰爭空間像房間 假如台灣大亂、本身內部的安全有問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等於是裡應外合。但現在的狀況，中共是沒有辦法的。 再談轟炸。轟炸重要的點，一是交通，一是經建設施。但是轟炸台灣的交通和經建設施，和它的政治目的相違背。 談到封鎖，中共有足夠的能力封鎖台灣，他有一百多艘軍艦，假設把我們團團封鎖，他不必發動兵力，就可以達到它的政治目的。 因此，潛水艇的封鎖對台灣是最大的威脅。所以，我們的建軍，尤其是海軍，就是針對這點在做。我們目前主要是反潛。現在不管是 S-2T 反潛機、S-70 反潛直昇機，和 PFG2 (派里級) 水面發射反潛武器，我可以講，都是全世界第一流的。 問：我們的量夠不夠？答：我們與大陸武力的對抗，不能以量制量，要以質勝量。台海地區的戰爭空間像房間一樣，容不下三百人來打，只能兩三人來打，所以質勝量就很重要。當年的「八二三砲戰」, 台海的空戰，我們就是以質對量，以 0 對三十一。 等於是在買保險 海軍現在提出來十年內要做八艘 PFG2、十六艘 PCEG (韓國蔚山級巡防艦) 的計畫，目前已列入預算。這個數量能夠加倍是最好，軍人也很瞭解這是一個國家資源分配的問題。 我們的國防預算過去一直是在七 % GNP 左右。而新加坡也用到七 %。我們曾問他們有關人員:「你受了什麼威脅，要用這麼多錢？」他們講了一句話很對:「這等於是在買保險」。不是說人要死了才去買保險，健康的人更要買保險。他們認為國防預算、軍事的投資，就是一個國家安全的保險。 問：假設中共真的來封鎖台灣的話，根據「台灣關係法」, 美國可能採取什麼措施？答：對美國而言，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美國為什麼今天還賣武器給我們？是因為我們的戰略位置；台灣離美國在菲律賓的蘇比克海空基地大概是五百浬，到關島是一千四百浬，與日本相距一千八百浬。對美國來說，重要的經貿伙伴日本、韓國、台灣就在這一條線上，是一條生命線。 中美斷交後，俄國人拿下金蘭灣，汲汲地經營，因為俄國人從海參崴出來的艦隊要到金蘭灣，必須經過巴士海峽，否則沒有地方可以進去。美國人才發現台灣的戰略位置非常重要。 講一套，做一套 問：中共嘴巴講的是和平統一，但實際上，他在軍事行動上是怎樣的情況？答：自從美國和中共建交以後，中共的飛機表面上是減少了，但機場本身軍事的運作還在進行。當然，他不砲打金門了，表面上來看，他是要把緊張的局勢降低，但我們的情報顯示，中共所有的兩棲作戰計畫、三軍聯合登陸作戰計畫，都是針對台灣地區。儘管現在還未形成狀況，但假設有一天台灣自己國內動亂了，甚至三軍的戰備懈怠了，那麼他未嘗不會將這些計畫付諸行動。 另一方面，他所有反潛的封鎖作戰，只要一項命令就來了，不需要作模擬，因為他三軍力量是很龐大的。現在很幸運的，我們有一海之隔，我們就要利用這個屏障來阻遏他的登陸作戰和短期的侵略。 問：現在大家討論很多的就是海軍「二代艦」,「二代艦」和整個海軍現代化的計畫，有什麼關連？答:「二代艦」就是現代化，現代化就是「二代艦」, 兩個是一回事。我們已在盡力將船上的武器裝備更新，但是最年輕的船是四十年，而且所有的船幾乎都在相近的年份，多半是從民國三十一年到三十五年下水的。 因此，假設我們現在不開始積極造船的話，這些船隨時可能全部停擺，這是非常危險的。過去有人講:「經建計畫現在不做，將來要後悔的。」現在是不造艦，將來要玩命的；現在做，都已經很晚了，所以要開始積極地進行。 比賽誰先看到誰 問：但是「二代艦」也引起了一些民意機構和輿論的不同看法，你看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答：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不太瞭解海軍的任務是幹什麼，也不太瞭解敵人的威脅在那裡。他們還以為一般海戰的打法是你砲來、我砲去。 第二，他們不曉得我國武器裝備得來不易，以為隨便在市場上就可以比價招標。 第三，他們認為我們的中船可以做五十萬噸的大油輪，藍圖是拿別人的來設計，做個三、四十噸的軍艦有什麼困難？不了解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常講，我們在上海時代就能夠做鐘，但要做精密的機械錶，到現在還不能，現在還買瑞士錶。軍艦的製造不是那麼簡單，何況是有特殊用途的軍艦。 像反潛軍艦，更是有它的特長。可在海面用測電磁波的發射方式，或用雷達來搜索。但在水下完全是憑聽聲音。戰爭的勝敗，就是誰先聽到誰，誰先看到誰。 大家都沒有考慮到軍艦本身有許許多多的技術問題，並不是可以發動、跑得快就行。跑得快並不是很重要的，現在的飛彈差不多都是用音速飛行，軍艦跑得快有什麼用？就像飛機這麼快的速度對水面的艦船，你跑得再快，在它看來還是在原地。相對的速度並不是很大的問題，主要的還是在偵測的裝備到底進步到了什麼程度。 問：我們的「二代艦」為什麼要建大型的，不多做幾條飛彈快艇？答：就護航、反潛來講，要大；就反登陸來講，要小，這一定要看作戰的目標在那裡。在飛彈時代，反登陸以小艦比較好。因為小，我先看到你，打了就走，你還看不到我在那裡；因為小，很難被偵測到。我們這些飛彈快艇就是為了兩棲反登陸作戰用的。 小船噪音大，聽不見水下潛艇的聲音，必須要在水上相當穩定的大船，才能夠聽出潛艇在什麼地方。 陸戰隊是一個寶 問：我們之所以自己來製造軍艦，當初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國際軍售上的問題沒辦法突破，那我們怎麼去突破呢？答：軍售有個很大的問題，是質的限制和量的限制，量的限制還無所謂，質的限制對我們非常不利。但假設我們減少曝光，我們還是有辦法獲得我們所需要的武器。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來使我們的質上面絕對超越敵方。 問：海軍陸戰隊本身是一個兩棲作戰部隊，我們的兩棲作戰部隊的作用在那裡？答：兩棲作戰部隊原來完全是為了攻勢作戰的需要。我們今天有兩個師的陸戰隊，數量相當大，在全世界上恐怕排名第五、六。過去我們常講，軍隊有三寶，陸戰隊就是一個寶。 現在雖然整個戰略態勢和策略都改變了，我們採取防衛；但是陸戰隊本身有強烈的機動性，所以陸戰隊現在是戰略預備隊。 因為陸戰隊的一個師比陸軍的一個師人數要多，戰力也強得多，而且是三年的兵，在訓練上、時間上長，戰力也就強了。 作戰就是一個 game。我們陸戰隊本身既然有這些裝備，有這些訓練基礎，在防衛作戰上也可以作陸軍的戰略預備隊，那麼我們為什麼現在要放棄掉？就像打橋牌一樣，這張牌沒有，你就要去墊；假設有這張王牌，對方就要考慮要不要出這張牌了。 問：日前我們海軍所能收集的敵情資料涵蓋範圍有多大？我們怎麼去收集資料？答：這是有點機密的。不過我可以大概來講，前面提到作戰的三種方式，一是兩棲登陸，中共不會從秦皇島發航，那太遠，它一定是在當面與台灣相對的港口聚集。因此我們有足夠預警時間。 二是轟炸。中共一定進入當面的機場，不會從東北飛來炸。這些飛機進來進去，我們都能掌握。 第三要封鎖，中共就要很公開地向全世界宣告:「我現在要封鎖了」, 否則別國的船來的話，他會誤打。二次世界大戰，為什麼美國人最後也加入了，因為美國商船也被德國潛艇打了，所以封鎖也有技術上的困難。 軍事採購困難多 問：我們自己的潛水艇對海軍的貢獻相當大，提供很大的戰力，將來有沒有可能多買到幾條？答：我們正在想辦法。 問：有沒有把握？答：把握不敢講，我們希望多買，因為兩條、四條還是太少。 問：從工商方面做軍事採購，可行性怎麼樣？空間大不大？答：這個空間不大。所有國家對軍火和軍事設施裝備外銷都有很嚴格的管制，需要政府的外銷執照，尤其是所謂的七大工業國，都還有技術輸出限制。也就是說，技術上還怕外洩，因為軍事裝備還牽涉到技術上的問題。這個限制真正目的是怕共產國家獲得潛艇技術，運用在軍事上。所以不是像外界所想的，到處都可以買得到，我們困難就在這裡。 問：能不能舉例說明軍事採購的困難？答：我舉荷蘭潛艇作例子。荷蘭潛水艇購買在磋商之初，非常機密。我們不同意我們的議員去看，他們也不同意他們的議員去看。我們假設一個民主社會裡，立法委員代表老百姓。政府有些機密不能全部跟老百姓講，只能讓代表老百姓的議員們去磋商。 美國參議院有五十位議員，眾議院有幾百位，他們有一種倫理，白宮有什麼事，就找資深議會領袖們去磋商。 我們軍方不是不願意和立法委員溝通國家的安全、機密，但機密只能由少部分人保護，這少部分人最好是民意代表領袖。 問：外面常傳說中共有潛艇到我們海岸邊送人上來，情況如何？答：受過訓練的人才看得出潛艇，否則老遠看過去，小漁船也像潛艇，因為潛艇多半都是在水底下的，即使在浮航，所看到的不過是一個駕駛台，艦身大部都在水裡，不容易發現的。 問：最近大陸放了大批漁船或走私或走公的來，此地的人也蠻擔心的，海軍在這方面擔當了很重要的任務，各方面也有說詞，處理這問題也蠻困難的。海軍在處理這事的原則和方法為何？答：我們只要他們進到大概三十到四十浬左右，就開急艦趕，從東往西趕，不要讓他們跑到我們這邊來；再進到我們的臨海，我們就要臨檢，看看上面是什麼東西；再進來的話，我們就要拘捕了，這是我們的原則。 這些漁船很顯然的是中共放他們走的，至少，他不干涉他們過來。 另外，假設不是中共當局貸款給這些漁民，他們也沒辦法買這麼多貨，老百姓衣服穿得破破爛爛的，怎麼能夠拿幾十萬元去買貨來台灣賣呢？中共可以用這種方式使我們軍民之間有矛盾。因為漁民在外接貨，是利之所趨。有一次我跟總統報告說:「我們海軍裡外不是人」, 大陸漁民來說，我們辛苦跑來不過是要賺點溫飽錢；我們自己的老百姓則說，現在滿街都買得到大陸酒，為什麼就不讓我們買一點？他們認為我們緝私是擋他們的財路，但事實上，這個走私管道建立的話，將來就是滲透。這是我們所擔心的，所以老百姓不能為了近利而把國家的安全忘了。 海軍裏外不是人 問：海軍的訓練是為了準備有一天要打仗，可是現在要用海軍來抓漁船，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答：當然壓力很大。各國抓走私的工作都是海上保安所來做，因為這是一個民事問題，不是一個軍事問題。 軍事所面對的是敵人，一發現敵人就把他打消滅，但現在呢，不是如此，我們上船去檢查，他們還拿著菜刀追著我們殺，我們可不可以掏出槍把他打死算了？不行的。 有的時候，他的船是木頭船，前面包著鐵，錨放在前面，像過去羅馬時代的海戰船，但我們這些出去的巡邏艇有的是塑膠做的，一衝就衝個大洞。為了自身安全，我們才開槍警告，有時風浪大，難免誤殺。這對我們來講是很大的困擾。 問：有沒有死傷？答：有死過一個人，我們這邊還好。 問：他們有沒有大批、看起來可能是有計畫前來的人？答：成群結隊是有的，我們一發現就立刻趕走。曾經有過二百艘漁船聚集在外海，大概距離六十浬，我們空軍發現了，海軍就去抓。 問：一九九七年香港收回後，中共本來說不要駐軍香港，但很快鄧小平就改口說那是胡說八道。香港是一個非常好的港口，如果一九九七年後變成一個軍事上的用地，會不會對台灣的構成軍事威脅？答：還不太會，因為香港距離我們遠。中共拿了香港以後，對南海方面來說，也許是好基地，但是對我們軍事上的威脅並不大。 問：面對未來，你覺得海軍建軍成敗關鍵在那裡？答：第一是要全民支持，才能夠使得立法院通過「二代艦」現代化的預算。這些預算都很龐大，不能說拿造一條路來比較。我說過，國家安全是一個長期投資，你必須要買這個保障，雖然貴一點，但為了自己的安全，應該要做。全民有這個共識，才能使得立法委員支持我們國防的經費。 第二是武器現代化，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不但是操作需要更高的知識，維護更是一個很大的困擾，因為都是電腦操作的武器裝備，它的維護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因此，今後訓練上的投資和高水準人才的獲得，是我們建軍的關鍵問題。 我們擔心的就是如何能夠吸引足夠、而且高水準的人才來投入海軍新一代兵力發展的行列，這是將來還要努力的重點。 問：你覺得影響台海安寧的關鍵是那些？答：只要我們能夠保持以質勝量，武器裝備有高出中共的水準的話，中共就不敢進軍。 假設全民都能夠繼續支持國防預算，中共也就不敢來了。當年戈巴契夫為什麼轉向呢？就是美國拚命在國防上投資，使得俄國人不敢動，所以只好講和，不再作軍備上的競爭了。 需要被認同 問：你覺得做為一個現代海軍軍官，最大的挑戰是什麼？答：海軍軍官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感覺自已確實被人家所認同。他所從事的職業還被人家認為對國家有貢獻。年輕的軍官如不被社會認同的話，他感覺到在這裡做這件事情好像很冤枉，很冤枉就感覺很委屈。 (林秋寶整理) 葉昌桐 民國 18 年生 福建福州人 學歷 /. 海軍官校畢業。美國海軍研究院。美國海軍指揮參謀大學進修。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將官班深造 經歷 /. 維源、中明、太康、南陽艦長。驅逐第一艦隊艦隊長。總統府副局長。國防部計畫參謀次長。副參謀總長兼中山科學院院長。海軍總司令

為人:個性決定成敗

美國「追求卓越」的作者，在書中曾有一段告白。 二開始，我們就刻意排除公司領導人的重要性，...... 但是結果我們發現每個公司的成功，都幾乎歸功於一個或兩個強有力的領導人。 這些「強有力」的領導人，對企業最重要的貢獻，在塑造、貫徹公司文化。也可以說，企業的風格，就是創業者風格的再現。」 台灣商場中，也多流傳著企業的領導人性格的軟事。 裕隆「人格」受讚佩 裕隆汽車雖然在這一、兩年，面臨市場極大的壓力，但裕隆的「人格」, 卻是許多政府官員讚佩的。一位行政院高級官員曾透露，在中美斷交時，裕隆是極少數沒有資金外流的大企業。就是對於汽車自製率，也從不灌水。 而在炒風日熾的八 0 年代，裕隆也老實得不炒地、不炒股票，漠視營業外收入。董事長吳舜文曾感嘆投機風之盛，她經營企業辛辛苦苦賺幾年的錢，還不如在景美賣一塊地。 吳舜文本身就是個生活有規律、「模範生」型的人，她星期天上教堂，平常光顧的鞋店、美容院等，都是固定的，是忠實型的消費者，正如對政府而言，裕隆是個忠實的企業一般。 跟吳舜文作風大異其趣，習以「震盪管理」刺激員工鬥志的余紀忠，是另一個典型。 跟過余紀忠的人，即使離開了時報系統，都不得不承認這位報業鉅子有其過人的個人魅力。 他一向以有理想的文人自許，在七 0 年代大膽拔擢年輕而幹練的年輕人，並充分授權。其中，周天瑞 (現任新新聞社長) 以三十幾歲年紀，掌理發行近百萬份大報的採訪部，是極罕見的大手筆。 衝勁中的不安全感 一位當年的主要幹部回憶，余紀忠偶爾邀約這批年輕幹員到陽明山別墅，大談天下事及報團的未來。這位尚在傳播界的新聞人承認，對他們而言，其是「受寵若驚」, 願為時報盡全力。 甚至在報禁解除時，報界挖角頻頻，七十多歲的余紀忠親自赴各地登門造訪準備離職的記者，挽留不少人。 但余紀忠對年輕幹部的賞識，似乎都不是太長久，常因意見不合或環境變遷的原故，甚至一夕之間走馬換將 (在業界被稱為「大地震」)。造成時報系統的氣氛，是在衝勁、盡力表現之餘，帶點不安全感。 在製造業裡，王永慶是最能引起話題的傳奇人物。他的軼聞，經常是異乎常理地令人咋舌。 大家都知道台塑人最有成本概念，也知道這跟王永慶刻苦、節儉的個性一脈相承。 一次，王永慶在台塑頂樓宴請傳播界，最後喝咖啡的時候，他拿起奶精杯倒奶精，接著把奶精杯放在咖啡裏涮了一下，確定每一滴奶精也沒有浪費。 王永慶全心全意工作，沒有娛樂，也是大家知道的。有一年，他帶隊到美國考察，行程安排參觀博物館，他進去沒一會就走出來了。隨從轉述，因為王永慶覺得，「這種東西有什麼好看！」 勤樸保守台南幫 就在台塑斜對角的鴻源大樓地下層，新興的「大富豪」餐廳裡，數不清的商界人士，夜夜一擲千金。克勤克儉在消費時代，似乎真的變成「傳統」美德。但至少在一些老一輩的企業人之中，仍有與王永慶志同道合的，永豐餘創始人何傳，以及台南幫，部是著名的例子。 六十歲的高清愿笑說，他自認已經被年輕人「同化」, 比較能享受現代生活，但有些老習慣依舊保留至今。例如早上梳完頭髮，撕半張衛生紙擦梳子；另外一半留待晚上洗完澡要梳頭時再用。 剛過世的台南幫大老侯雨利，至老仍省吃儉用。高清愿透露，他這位長輩，到晚年一樣穿木履，出門才穿皮鞋，吃飯偶爾還是花生、醬瓜下飯。 台南古都的傳統，餘留在今日台南人的，其實不止是勤樸和保守，文化氣習可能是另一個遺產。 奇美的董事長許文龍，天氣好一定出海釣魚，天氣不好才上班。直到去年，他才有自己的辦公室，平日來公司，到各部門看看，沒事就走了。奇美的經營，幾乎全交給專業經理人。 許文龍除了釣魚，更重視文化發展。他拉小提琴，成立基金會鼓勵學子藝術創作，在他家的院子裡，擺滿了這些學生的作品。台南市政府為了財務理由，計畫將市政府的古建築拆掉，建成商業大樓。許文龍表示願意出錢維修這幢老房子，卻被回絕了。 不太曝光的許文龍，曾經表示，他對持續的經濟繁榮，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人民生活可以提昇，憂的是文化建設相對被忽視了，而二個沒有文化的富裕社會，又有什麼意思呢？」 有這樣人文關懷的信念，奇美有一套獨特的經營方法。五年前公司盈餘快速增加後，全部員工不但約略可分到三分之一的盈利，一星期只需上五天班，而且招待一千多員工分年分批出國旅遊。 對於客戶，奇美當年若有超出預定的利潤，也將多出來的部分退還給下游工廠。 企業是人所結合的有機體，它的生老病死往往繫於領導人的信念。羅光男一手打出肯尼士的名牌地位，若不是有強悍的鬥志和毅力，是很難達成自創品牌的目標的。 民營第一鋼鐵廠燁興的董事長林誼守，沒有上過一天學，所認得的字，是幾十年來一個一個學來的。從小在台糖蔗田裡撿甘蔗尾，賣給養豬戶貼補家用。十五歲開始四處走賣雨衣、雨鞋等雜貨，賺來的錢就買地，為未來的鋼鐵事業奠基。 艱苦歲月奠根基 也許是這一段艱苦的歲月，跟了他六年的副總經理楊森隆說，林誼守凡事想得遠，遇事總不慌張。當民國七十二年鋼鐵業不景氣，銀行大抽銀根時，南部六家鋼鐵廠倒了四家，燁興卻因林誼守不斷跟銀行溝通，說服他們鋼鐵至今仍無取代品，不會是艱困行業。終於減少失血的程度。 「燁興有今天，最大關鍵就是那個時候我沒有退縮。」林誼守說。 許多人以為成功的經驗是不可能複製的，主要的原因，恐怕不在行銷、管理或財務的技術；而是一個創業者獨特的性格，培養這種信念的經歷，和一點點的機運。

天安門的鼓手

撻拉撻撻撻 天安門的鼓手，敲吧 清脆的節奏 敲在繃緊的鼓上 撻拉撻撻撻 整個廣場在波盪 撻拉撻撻撻 天安門的鼓手，敲吧 高亢的節奏 敲在繃緊的鼓上 撻拉撻撻撻 整個北京在飛揚 撻拉撻撻撻 天安門的鼓手，敲吧 悲壯的節奏 敲在繃緊的鼓上 撻拉撻撻撻 整個世界在反響 撻拉撻撻撻 天安門的鼓手，敲吧 慷慨的節奏 敲在你的心上 敲在他的心上 敲在我們的心上 撻拉撻撻撻 天安門的鼓手，敲吧 憤怒的節奏 有誰啊能夠阻擋？用整隊的坦克嗎？或是成排的機槍？撻拉撻撻撻 敲吧，天安門的鼓手 這麼年輕的節奏 告訴全中國說 舊的，必須讓路 新的，跟著我走 撻拉撻撻撻 天安門的鼓手，敲吧 把蒙在鼓裏的中國 敲出響亮的回聲 撻拉撻撻撻 把全中國，全世界敲醒

宋楚瑜看大陸劇變

問：執政黨「二中全會」對於大陸這次動盪的反應，如果視之為「危機處理」, 這中間的過程如何？答：一個整體的決策，第一要及時，第二要負責。在當時，做決策的人都注意到時間非常重要。第一個要面對外界的時間是在上午九點鐘，所以必須把握在九點鐘之前對這件事做個處理。如果在這個時候，我們若無其事，還是按照一般程序處理的話，可以想見與會人士及社會的反應。腦中有預判構圖事後也證明這點。當我準備上講台去報告當天讀訓的時間、科目的時候，馬上就有好幾位出席同志，包括資深的同志和所謂新銳都跑來說「我有意見」, 我都說:「請您是不是可以讓我講完話後再表達意見。」事後，我也看了很多臨時提案的條子，簽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問：在程序上你們當時處理的原則是什麼？答：處理當中必須掌握主動。如果等到人家提案了，你才反應的話，不但使當天開會的整個程序攪亂，而且會把整個會場的氣氛搞壞。假如這件事情我們沒有處理得很好的話，到時矛頭不是在批評中共，而是在批評我們政府沒有效率，執政黨沒有能力來應付。別人來評價一個政府或一個黨的處理情形，第一點，你是否對狀況已經完全掌握清楚；第二點，你的分析判斷是否正確；第三點，你的因應措施是否有效。問：你們如何做到這幾點？答：不瞞你講，給我們緩衝的時間非常短。一個決策的人必須先在腦海裡有預判的構圖。就像以前大家說建築設計師為什麼很偉大，因為他在製圖之前，在腦海中已經有了這房子造好之後會是什麼樣子的圖像，假如他也跟一般人一樣完全看了圖再行動的話，那他就不成為一個偉大的建築師了。決策者腦海中就要先瞭解到現場會是什麼樣子；大家跑去搶麥克風，或是緊急提出程序發言，或是充滿非常慷慨激昂的情緒。對於狀況的瞭解，在黨的會議中，莫過於請大陸工作會的主任來報告是比較恰當的，同時在報告中應該略做分析。負責人各就各位另外，我一再重申說明：當天一大早總統與行政院長，就已經立刻進入狀況，緊急的因應這件事情。在上午六點多鐘召集緊急會議，上午八點鐘就開會，換言之，最重要的負責大陸政策的人都已經各就各位，讓大家覺得:「喔！事情發生之後，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執政黨已經有人立刻在處理了。」問：你們是晚上幾點鐘被通知知道大陸這件事的？答：早的話，有人是凌晨四點多鐘，到上午六點之前，都被陸續通知到了。問：要召集這樣的會議，是你建議的？答：那倒不盡然。總統準備召開會議，李院長也準備召開會議，黨部本來就為全會事務預定要召開早餐會報，後來乾脆合起來開，不過層次就提高了。開會中，很快讓大家瞭解總統和院長都關切這個事情，大家各就各位了。所以我說「總統召集黨政重要的人都參與會議」。問：那些人參加了會議？答：除了李主席、李院長、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召集人馬樹禮先生，總統府李秘書長及其他有關首長，像參謀總長、安全局長等，也都以從政同志身分參加了。從事後的因應措施，也可以發現他們必須參與，國家安全局長所蒐集的情報、所提供的資料，當然都是最重要的判斷依據。不要給他們增加藉口問：在這之前，執政黨並沒有做很快的反應，後來又做了，中間是不是有些政治考慮？這政治考慮是什麼？答：第一、我們對於本身基地的安全維護必須要優先考慮。我們對大陸有責任、有理想，但更重要的是，做為一個執政黨，做為一個以台灣為基礎，對中國未來發展遠景的規畫者，我們對台灣的安全必須要負責。不必攤在檯面上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一再企圖把大陸的民主運動和外界掛鉤，拿來混淆視聽，作為鎮壓的「證據」, 我們不要給他們找到任何藉口。事實上大陸這次的民主運動，自發性的程度遠高於外界的影響。但是長期以來的外界影響是絕對有的，譬如我們有超過四十萬的人曾到大陸探親；大陸在美國的留學生就有四萬多人，這些人在外面所看到的民主社會情況，對大陸當然會有衝擊。第二、我們也不要讓中共製造任何對我們有所蠢動的機會。我們並不是怕他，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就像我在二中全會做的黨務報告中所說，當前我們對大陸問題有幾個基本原則，其中之一就是中國的統一必須以非武力的方式進行。以當前情況來看，假如在台海發生任何的武裝衝突，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對大陸的民主運動也是有害無益；因此我們不必在這上面替中共製造藉口，徒增早日實現統一的阻撓。另外很重要一點，就是我們做很多的事情，也不必要都攤在檯子上面來講。問：政府對大陸的情況，如何做到能掌握真實而快速的消息？在開放大陸探親、採訪後，大陸工作會在這方面的角色是否需要調整？答：今天的情報蒐集狀況，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樣。我自己在擔任黨的幕僚長工作之後，首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掌握大陸狀況，和對今後我們的作法、方式等問題，做個全盤的檢討。過去我們大陸工作會有過相當的貢獻，但是過去工作的重點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偏重於敵後的布建和情報蒐集，屬於較低層次的戰術性工作。但是今天面對的狀況，四十幾萬人都到過大陸，接受到大陸的資訊，也接觸得到大陸的民眾。他們所了解大陸的真相可能遠比我們十幾二十年前所蒐集的資料更深入、更廣泛。今後大陸工作會所要做的事情，除了資料的蒐集與研判，可能是要提到更高的層次、做策略性的工作、做戰略性的分析與規劃的工作。拋下夜郎自大心理固然台灣在過去幾十年中累積了許多資源，就是我們的個人要比大陸富有，但是我們今天絕對要拋下的不只是虛矯的身段，更重要是拋下夜郎自大的心理。以七百五十億，甚至於八百億的美金外匯存底投到中國大陸十一億人海中，一個人還分不到七十五塊美金，請問七十五塊美金能做什麼？今後，一方面我們不能只從台灣看大陸，我們必須從大陸看大陸，從整個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而另一方面，對於大陸整體的工作來講「與其做全面的，似乎更應該選擇一些重點地區，以期從點的量變擴大到面的質變影響，最後達到改變整個大陸體質與制度的目的。問：可否更具體的說明？答：中國在滿清時代，當一個專制的政權遭受西洋外力的衝擊時，他們的因應是什麼？就是希望閉關，不希望外面的影響力進來。所以清朝對於外國要來通商，就劃幾個點；甚至於實在沒辦法了，就割讓一個香港，讓外國人去做生意，以免其他地區也被外國勢力滲入。今天中共搞相同的辦法，他不希望大陸開放，因為制度的改變是對中共政權最大的威脅，再沒有比我們的自由民主制度和思想進去對他們有更大的衝擊和威脅了。於是，如果他擋不住了，就可能弄個海南島出來讓人做生意。但我們要真正突破共產的鐵幕，就應該想辦法把力量深入到大陸內地去，要在大陸本土上讓整個大陸民眾知道，也感受到不同的制度會造成不同的社會狀況，才會真正帶來大陸自由民主和繁榮。問：這次天安門事件之後，我們的大陸政策會不會改變？會往什麼方向改變？答：天安門事件給我們很多啟示。第一、證明經國先生推動我們本身很多的革新，是絕對正確的。第二、這次天安門事件如果只是能在大陸以外地區有反應，則對中共並沒有絕對性的影響。但如果能在中國大陸各地得到響應，才是對中共政權造成最大的壓力。讓大家都知道我們常常提到，如果武昌起義之後，各省沒有響應，滿清王朝不會垮的。而且滿清王朝的垮台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其他的地區，武昌起義之後，四川、廣東...... 別的地方有響應，才有革命成功的結果。今天中國大陸的改變，北平是個很重要的地點，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全國其他的地區一起要求變革。因為畢竟大陸太大了，中共可以集中很大的軍事力量對某一地區做武裝鎮壓，但是他卻壓不住在大陸各地同時爆發的抗爭。我們今天可以對大陸做的，就是如何把北平發生的情況，儘速的讓大陸其他地區知道、起來響應。我們對大陸許許多多的工作，在觀念上也要變。特別是要讓大陸同胞感受到：不是國民黨或是在台灣的中國人想要讓大陸如何如何，或是要重新獲取大陸上什麼利益，而是真正有一份感情和關懷。讓他們知道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誠心的想幫助大陸同胞獲得他們所希望的美好生活方式。假如我們這種觀念不能建立的話，大陸工作的推展就會有困難。問：這和二國兩府」有沒有關係？答:「一國兩府」又牽涉到我承不承認他、他承不承認我的問題。我們現在也不必又捲入這一涉及法律、內政或外交等許多複雜的因素之中。我強調往統一的道路上，在觀念方面要改變，並不是否定過去對或不對的問題，今天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希望 希望以非武力的手段來達成中國的統一。既然是以非武力方式，那麼讓大陸上本身發生很大的變化，讓大陸有實質上、體制上的改變，而造成一個更有利於統一的環境，這可能是對我們整體比較好的方式。要想偏安都難問：中共血洗天安門之後，有人覺得這麼大一件事，我們卻使不出力量來，首先在外交上無法發揮力量；第二，又不能揮軍北上；第三，即使要經濟制裁，基於現實因素又辦不到，所以有無力感，更進一步思考到我們是要「偏安」, 還是要「介入」? 執政黨是否能指出方向？答：我們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就是在大陸今天那麼大的變化中，我們找不到一個連結點。自從開放探親，那麼多人去大陸之後，輿論界也用那麼大的篇幅在報導，我感覺到越來越多人在關心大陸，而且這種關心越來越超乎省籍了。若從現實的角度來講，目前大陸上發生的變化如果最後有負面的發展，老實講，你想偏安都不可能。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那天的因應措施中，特別強調「三軍加強戒備」。我很欣賞最近報紙上針對中共鎮壓民主運動暴行而刊出的一幅漫畫:「鄧小平得了狂犬病。」得狂犬病之後是會亂咬人的，他也許咬不住大陸上的人，但隨便咬我們一口的話，我們也不得不防一防。防一防狂犬病執政黨在這方面可以做什麼？我覺得在感情上，我們對中國大陸要投下更大的關注；理性上，我們又必須做更多審慎的因應對策。換言之，我們不宜輕舉妄動。我們要加緊做的是，用間接的方式，多去支援大陸上民主運動人士，讓他們得到更大的精神和物資支援，才能繼續去爭取民主自由。像揮軍北上這些議論，連你都覺得不太好。但是十年二十年前如果我們不講揮軍北上這種話，人家都認為我們是不對的，為什麼現在會認為這種政策上的選擇是值得斟酌的事？因為時間、空間、環境、情況都有了變化，這就是凡事要從整體去考慮。問：這次天安門事件也使得海峽兩岸希望和平統一、或和平共存的狀態被打破了，這是否會造成「獨台」的情形出現？答：我想從這次大家都對大陸關心的情形來看，我認為大家越來越瞭解「大家都是中國人」。我也感覺到，這次大陸的動盪有助於大家對整體共識的建立，這點是好的。不過我們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大家常常會忽略一個基本因素，那就是，儘管有省籍不同，但大家對於今天台灣的關心並沒有不同。我出生在大陸，在台灣成長，從小學一直唸到大學，我對台灣的熱愛和關心絕不下於任何在台灣出生的本省同胞，但是我非常驕傲做為一個中國人。我想這種情緒 -- 就是我愛台灣，對台灣的安全、對台灣本身非常關心、不會因為情緒化而亂了我們處理大陸事務的立場與步驟。但這樣的理性反應，並不表示不愛中國，而要走上「獨台」之路。驕傲身為中國人問：這種「都是中國人」的想法會使我們的「三不政策」改變嗎？答：今天有很多人可能都誤解了「三不政策」實質上的內涵。在我們相大陸最近調整兩岸關係之前，我們談到「三不政策」, 是黑白分明的，很容易講，不來往就是不來往。當大陸上比以前開放，開始送留學生到國外以後，我們立刻就發現到對「三不政策」的第一個衝擊，雙方的留學生在美國或其他國家互相碰到，怎麼能夠「不接觸」呢？在電梯裡碰到大陸留學生能不打招呼嗎？後來我們加以修正，我們要照顧他們、關心他們。演變到最近的情況，我們甚至派體育團體到大陸以後，我常常開玩笑講:「我們和他們比賽柔道的時候，怎麼能不接觸呢？」但是很多人常常沒有瞭解根本的間題，什麼叫「三不」?「三不」是政治層面中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執政黨也好、政府也好，絕不能就我們與大陸間的根本重要政治問題，以犧牲台灣兩千萬民眾的安全、自由、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及未來的福祉，與中共政權做任何的談判、接觸和妥協。在政治層面上，絕對不可以這樣做！「三不政策」新解如果中國要統一，必須要基於我們所有中國人的自由意願，絕不是單憑執政黨或幾個人的意願可以和中共談判的。問：那麼什麼樣的人可以有這樣的代表性呢？答：我想至少在目前情況之下，我沒有感覺到絕多數人會同意可以以犧牲台灣的福祉與自由幸福去和中共談判。以前我擔任新聞局長時，常有外國記者問我「你們為什麼要有這「三不政策」?」我說:「我告訴你，我們和中共最大的不同，在於制度和生活方式，假使我們矮化自己，去和中共接觸、談判與妥協，而結果是犧牲了我們的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不要說政府沒有這個權力，二千萬民眾也不會允許這樣做，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強調「三不」又有什麼不對？」問：如果不久中共出現保守的政權，他們對我們這種越來越開放的大陸政策會採取什麼對策？會不會緊縮關閉？答：最近這幾天大陸情勢是狀況不明，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對大陸情況做任何武斷的預測都是不適宜的。台灣是中國人的希望尤其中共軍隊這次這麼瘋狂的血腥屠殺，我們不能隨便予以低估或漠視。未來的情況我們要隨時注意，做機動調整。任何的調整前提，還是我們必須以安全為第一考慮。這不是自私，大家都知道，甚至在美國的大陸留學生都講:「台灣是中國人的未來希望」, 假如台灣被他們弄掉的話，那中國還有什麼希望？問：未來大陸政策的決策過程會不會改變？可能成立一個專屬部門嗎？答：大陸政策所涉及的層面很廣，大家有相當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要成立一個部，有人要成立一個機構。我覺得它有很多實質的工作而它涵蓋面又很多。比如談到和大陸上經貿的情況，這顯然和經濟部有關，那麼將來假如有個什麼大陸部，大陸部是在經濟部之上，還是某一種業務只能歸於大陸部？很多文化的交流，又可能跟新聞方面有關連；甚至大陸的勞工能不能到台灣來，又是勞委會的事。確實涵蓋太多太廣的層面，問題是大陸部也好。專責機構也好，不在於它形式上的組織規模，重要的是它是否能發揮統合協調運作的功能。它現在真正需要加強的是幕僚人員，也就是有人去盯，有人去執行。在決策層面來講，也許是對大陸政策的共識建立不易，以致造成大陸政策緩慢的感覺。為什麼特別強調共識的過程？就是大家的看法，基礎，不完全一致。有人比較著重於安全層面，有人著重於主動層面，也就是有人主張大陸政策要積極進攻，有人則主張要審慎緩進。因此要在多增加溝通和建立共識中，融合各層面的意見。(楊孟瑜、蕭富元整理)

海上摧毀者-驅逐艦

美國剛退休的太平洋總司令，最近來台灣訪問，在緊密的行程中，登上一條二次大戰時製造、他服役時十分熟悉的老艦，勾起年輕時的回憶，令他留連忘返，「下一站都不太想去了。」曾在場陪同的軍官說:「這條船令他又熟悉、又陌生。」 老戰艦。新面貌 這條老船，就是海軍二十多艘驅逐艦中的一艘。在國軍所有戰船之中，就數這支勁旅噸位最大，火力最猛，是海軍水面作戰的靈魂。美國老將軍覺得它陌生，只因為近半個世紀以來，船已經在國軍手裡幾番易容，不斷保持最佳狀況。 車隊平穩地開進左營海軍基地，大王椰子粗壯宏偉，迷彩營房、高爾夫球場的畫面組成肅靜和紀律之美，正當眼光肆意瀏覽時，像座鐵灰色小山似的軍艦，兀然出現眼前。 這條第一次向外界公開的驅逐艦，給人最大的意外是滿船都是密密麻麻的飛彈、火砲、雷達，令一位在場的武器迷大吃一驚。即使在世界最權威的英國詹氏海軍年艦的船艦型錄裡，也很難找到武器系統那麼複雜的同級艦。 精通武藝的打手 「驅逐艦像打手，要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在最新改裝的「遼陽號」驅逐艦裏，一二四艦隊長徐將軍徐徐地解釋。在潛在的台海戰爭沖，「陽字號」(國軍驅逐艦的代號)「肯定」要面對空中、水面、水下的三路敵人，這種戰艦追求「全能」的例子，是台灣獨特的情況 (因為片水之隔的中共有數量十分龐大的戰機、戰艦、潛艇，而我軍武力規模小)。 安裝在遼陽艦上的，就是海軍最機密、火力最兇猛、電子裝備最複雜的「武進三號戰鬥系統」。進入船上平日門禁森嚴的「戰情中心」, 血紅的燈光、閃閃亮亮的雷達顯示器，單是操控台，就有九個之多，在艦長介紹下，武進三號的威力一一顯現。 對空、對海作戰，「遼陽號」的「武進三號系統」有世界最先進的十管 (SMI) 標準飛彈 (傳聞得到證實，國軍的確有此型飛彈), 射程二十四公里 (一說四十六公里), 是美國海軍主力防空飛彈，除了防空，它還能獵殺水面艦艇。 「遼陽號」還有享譽世界的七六公釐及四 0 公釐快砲，經過雷達及電腦導引，砲管會自動瞄準，鬼魅一樣地鎖住敵機，然後如影隨形的發射炮彈。 火力最猛的方陣快砲，也是首度證實已在海軍服勤。這套美國主力軍艦必備的近戰利器，全部由電腦導引，任何飛行物體只要進人一。五公里射程內 (詹氏年鑑資料), 它立刻自動識別、瞄準、並以每秒五十發的高速，發射鈾質彈頭的子彈，將來犯飛機及飛彈摧毀。 在反潛作戰方面，遼陽艦有二套魚雷管分占兩舷，中間裝設三用 (對空、對海、反潛) ASRCC 火箭發射器。在艦尾，有五 00MD 反潛偵察兩用直升機。 用飛彈大砲這類武器攻敵，海軍術語叫「硬殺」; 但現代海軍電子戰能力已成為勝敗關鍵，這叫「軟殺」。 厲害的「軟殺」武器 遼陽艦上最厲害的「軟殺」武器，是中山科學院研究多年的結晶 -- 長風三號電戰系統。這套系統功能十分神奇，它能「捉」到空氣中各種電波訊號，自動研判電波性質，如果測出是敵軍飛彈訊號，它會發出假訊號「矇騙」飛彈，並干擾對方雷達，甚至使自己的軍艦在敵人雷達幕上突然消失。 近二十年來，反潛飛彈的威力曾使各國海軍色變。最著名的是在一九六七年中東戰爭及一九七一年印度、巴基斯坦兩次戰爭，埃及和印度共發射十九枚冥河飛彈 (即中共現役的海鷹飛彈), 命中十八枚，只有一枚沒有成功。 這迫使以色列深刻反省，潛心發展電子戰。一九七三年以阿戰爭再度爆發，阿拉伯國家發射五十五枚冥河飛彈，卻因以色列施加「軟殺」, 竟無一發命中。「今天的戰爭和過去已經大大不同。」前任遼陽艦長洪振洛說。 此外，船上還有名目繁多的攻潛火箭、干擾火箭、干擾片發射器 (可對空發射金屬薄片，使天空漂浮一面金屬片幕，敵人飛彈的雷達以為金屬片幕就是「軍艦」, 飛向錯誤的方向)。 「三頭六臂」的艦長 但令人心生懷疑的是，艦長又沒有「三頭六臂」, 怎麼能同時指揮如此複雜的系統？事實上，中山科學院已經為武進三號驅逐艦的艦長張設了「三頭六臂」-- 最新型的操控台。 在操控台的顯示幕裡，幾十種不同訊息，全部集中，就像一台電動玩具，這套「電玩」, 即使資質很高的艦長，也要訓練整整半年，才能駕輕就熟。 「這條船四十年前出廠時的武器，今天已全部被淘汰。」一位上校說。這似乎可以解釋，美國前太平洋總司令為何對這條「老」船感覺「又熟悉、又陌生」。 至於外界有人傳言這些驅逐艦已經老得走不動，速度從出廠時的三十五節 (一節等於一浬) 降到只有二十節。一位海軍上校不屑一顧的說:「我在勾兩捌 (九二八) 艦時，用兩部主機就輕易超過二十八節。」 對明知不實的傳言，有時在保密的要求下，局中人有口難言。但最少，他們對自己保養這些軍品的能力相當有把握。 終究要退休 再過一些時日，「陽字號」還是要退休的。而它們的未來，在軍中稱作「光華計畫」。 這個計畫裡，現役「陽字號」上的武進三號武器系統，將安裝在全新的南韓「蔚山級」軍艦的載台上，代替現役「山字號」的巡防艦角色。 而吃重的驅逐艦角色，則將以全新的美國「派里級」主力巡防艦替代。 美國海軍共製造了六十一艘派里艦，早期的派里確曾受過美國海軍使用者的批評，而國軍將來使用的造艦藍圖，則以第三代改良過的派里為本 (藍圖三萬多張、施工圖十萬張), 並因應台海作戰特色作局部修改。 在獨家披露的油畫照片中 (見圖), 未來的國軍二代艦火力更猛，除了「武進三號」的若干精密武器如七六快砲 (置於軍艦煙囪前)、方陣快砲 (船尾高台上)、四 0 快炮 (兩舷) 外，艦首飛彈發射器將是最先進的 MK 十三型，可連續發射三十六枚標準飛彈 (現有武進三號只能射十枚)。 名實相符的「摧毀者」 艦身中間又加裝八枚裝雄風二型飛彈，據透露，射程可能高達一六 0 公里，等於國軍驅逐艦在台灣西岸一出海，飛彈就幾乎要打到廈門港，射程比美國最先進的魚叉飛彈還遠。(雄風二型反潛飛彈已安裝在少數「陽字號」驅逐艦上面。) 二代驅逐艦發行甲板上卻可載二架 S70 (正是電視影集中的「飛狼」直升機) 反潛直升機，巡航半徑、火力都遠超過現役的五 00MD。 具有這樣的武力，國軍第二代驅逐艦將是更加名副其實的「摧毀者」-- destroyer (驅逐艦的英文原名)。 「順風耳」士官長曾煥章 你也許不相信，現代精密儀器再偉大，在軍艦上辨別海底「異物」, 遠是得依賴人類小小的耳朵。而士官長曾煥章，又是其中很受海軍推崇的「順風耳」。 「打它就對啦！」 有一回，他在一次反潛操演中，不多久就辨認出扮演敵軍潛艇的位置，他與奮地報告艦長:「老闆，它在 XX 方位，打它就對啦！」 事後旗艦艦長知道，對他的迅速、確實，驚訝不已，連忙問:「這個人是誰？」 回憶當初，家裏窮得無法供他繼續唸書，他小學畢業就進軍校，十五歲半畢業，是個阿兵哥。此後，跟聲納結緣起碼十五年，如今，對聲納判斷之純熟，在長官眼裏，「軍官也不如」。 最愛聽海豚唱歌 一個聲音傳進耳機，是商船、漁船，是魚還是潛水艇，他幾乎可以立即分辨，過去老設備只能測到三千碼，現在是三萬碼都不止。「我的成就感，就是跟這些機器一起現代化。」但胖胖的曾煥章最愛聽的，是海豚的聲音，他說牠們真的會唱歌。 這種成就感與聽海豚歌唱的快樂，卻並不能留住其他士官。跟他一起畢業的二十七個人之中，到現在只有三個人留下來，理由很簡單，一個月一萬八千塊的收入，在社會上，比開計程車都不如。 「但如果真打起仗來，沒有艦長，船還可以出海；如果沒有士官，絕對動不了。」曾煥章說出基層士官對海軍有多重要。 就以素質冠居全球的英國皇家海軍而言，經過其他想學步的國家研究發現，他們成功的原因，不止因為有學養淵博的艦長，而是一批水準高、經驗老的士官。 靠太太貼補家用 「雖然外面好，但我在這裡十幾年，也很好啊。」曾煥章自己覺得已經是海軍的人了，不一定能適應外界環境，他說:「外面的世界沒我的份。」但兩年前就可以退伍的曾煥章，為去留問題，足足掙扎半年。 不過，剛買房子的曾煥章，又要付房租，又要繳貸款，也覺得吃不消，只有靠太太做副業貼補家用。 認識曾煥章才明白，海軍 (或者說國軍) 的實力，不知是靠多少個像曾煥章這樣的基層士官，犧牲物質生活換來的。

惡夜深海抓螞蟻

像一場戰爭片的序幕。北部濱海一艘大型巡邏艇內，雷達天線一圈圈轉動。大家都十分沈默，尤其剛剛把自已人的漁船，誤以為是「匪」船之後，氣氛有點僵。但每個人心裡還是有個共同的期待，期待一件事情發生。 海盜故事登場 六點多離開基隆的時候，太陽還殘掛往海平面上；現在眼前一片漆黑，像童話裡的海盜故事，不知有個什麼樣的開頭和結局。在所有人視線之外，軍區司令部正忙著進行海上情報匯集、分析，發出指令。 無線電對講機還是在那裡有一搭、沒一搭地講話。突然: 「么兩洞拐 (1207) 呼叫，么兩洞捌聽到請回話。」 「聽到了。」 「發現紅螞蟻，在鼻頭角。」 「在那裡？請明確指示。」...... 「看到了，在方位 035。」 被海軍拿「紅螞蟻」做代號的大陸走私船終於出現了。巡邏艇立即急轉彎，全速趕向。全船的人開低聲議論，顯出獵人將見獵物的心清。 時間是二十點十五分。 風颯颯、馬達低吼，船尾壓裂出兩道白色長浪。趕到鼻頭角海域，迎面是一幅非常詭異的畫面。 在黑得沒有立體空間感的海上，鼻頭角崗哨的探照燈，投下一道長達數百公尺慘白的強光，鎖住幾艘漁船，兩條破舊的大陸船被台灣小船簇擁著，像水上市集，正在交易。他們對強力探照燈視若無睹，「有燈，交易反而更順利。」身旁的軍官說。 獵人虎視眈眈 緝私艇沒有亮燈。而這些黑夜動物也沒有察覺獵人正虎視眈眈，準備行動。 這些買賣一旦成交，轉眼是五倍、十倍利潤。藥材、香菇、酒、手工藝品是熱門貨，黑道甚至買到走私的中共槍械。在北部濱海公路一帶，以澳底、龍洞附近海域的走私與偷渡活動最頻繁，並日益變本加厲。 一位海軍軍官指出，這地方部分漁民，根本不捕魚了，當起貿易商，買賣大陸魚貨。 為了抑阻這種非法買賣，海軍巡邏艇幾乎全部出動 (警察裝備與訓練都不足以擔此特殊任務), 有時連岸上的陸軍、水裡的蛙人也得上陣。他們的任務，是沿海一趟又一趟的巡邏，從日頭落地，一直巡邏到日頭升起，仍免不了漏網之魚。 但今晚，紅螞蟻沒有那麼幸運。 巡邏艇一碼一碼逼近，機關槍架好，每發子彈長達三吋，以防萬一。突然，全船加速，衝向大陸漁船，船上的強力探照燈也即時點亮。大型擴音器傳出副指揮官的喊話: 「大陸同胞請注意，你侵犯了我們的領海，我依法實施臨檢，請你們停車，不要拒捕，我們都帶了槍械......」 三字一句，像火碳投進螞蟻群，話一傳過去，漁船開始騷動。軍官解釋說，因為有人給了錢，還未拿到貨；有人卻是給了貨，沒拿到錢，所以亂成一團。但很快地，這些漁船立刻逃逸，往大礁石鑽。 台灣船帶著逃 由靜變動，大家看清楚了，台灣漁船不是三、四艘，是十幾艘。而且正護送兩艘大陸漁船，繞過小礁石，躲在石灘附近，繼續未完成的買賣。巡邏艇因體積大，無法靠近淺灘，只能透過擴音器，一遍、兩遍、三遍的呼叫:「台灣漁船請合作，請離開......」可是台灣漁船無動於衷。 「你看，是我們自己人帶他們逃走的，是自己人耶。」一位首次目睹狀況的軍官顯得又驚訝、又生氣。旁邊立刻有人補充:「這種事太多了。」前一天一條台灣漁船乾脆把大陸船主接走，海軍上船，早已人去船空。 官兵捉強盜，從來沒聽過官兵跟強盜的關係會友好的。這個海上，軍民關係也尷尬起來。有些漁民走私，兼營偷渡，用燈籠替走私者打燈號；澳底甚至有漁民拒賣便當給斷了他們走私財路的駐軍。 對峙持續著。軍官低聲密商，突然有人下令「開槍、開槍」。灰濛濛的月光，像淹在水裡一樣，時間是二十點三十分。 副指揮官果然重新喊話了，士兵拿起最先進的六五 K 二步槍，做好射擊動作。擴音器傳出:「大陸漁民請注意，我們準備實施警告射擊，為了避免傷亡，請台灣漁船離開...... 你們如此抗拒，是非常不友善的......」 「碰、碰」, 二聲悶響衝破黑夜，台灣漁船先溜了，另一條大陸船也趁黑悄悄推向大海，但船老大 (大陸人對船長的稱呼) 不知道漁船的行動，在軍艦雷達幕上看得一清二楚。 五十五噸重的巡邏艇靜待大陸船離開淺灘，突然加大動力，大轉彎全速衝向大陸船。「碰」一聲，木船和鐵船相撞，就在稍縱即逝的一、二秒，五個戰技熟練的荷槍士兵已一躍登上大陸船，威力鎮住大陸漁民。「所有人不准動！手放頭上，往前看，船老大 (長) 離開船艙，剛剛叫你停車，為什麼不停車......」誰都聽到聲音裏有氣。 一夜抓到十三艘 清艙發現，大陸船上有三百多包香菇跟一些酒，還有十名大陸漁民，當晚就會連船送到澳底，交給警備總部，等候問話、遣返。 漆黑的夜海上，恢復了原有的平靜。這次行動，並不是今天唯一的一幕。在台灣沿海，海軍一夜辛勞，共捉到十三艘大陸走私船，創今年的最高紀錄。 然而，各國的緝私及偷渡經驗都顯示，只要經濟誘因不除 (如關稅太高)、法令不全 (如軍人不具警察權卻要執行警察任務，漁民振振有詞的拒捕)、嚇阻力不夠 (如雇主雇用偷渡者，卻不必擔心受法律制裁)。類似的情況只會愈演愈烈。

改,難;不改,更難-從四月學潮綜觀大陸今後政局走向

以北京大學生為主的大陸各主要城市知識青年，藉著追悼胡耀邦的機會，在四月下旬發動罷課、遊行、請願等活動，要求民主自由。這一「四月學潮」不僅震驚了全世界，也搖撼了中共四十年來自以為堅強無比的統治權力。 大陸學生為何起事？在中共領導階層中，胡耀邦比較清廉正直，熱心改革，也比他人關心知識分子的處境。但他畢竟是馬克思主義信徒，服膺社會主義，他在政治上的作為只在維繫中共的專權罷了，與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去仍遠。 學生們知道這一點，但衡諸中共眾多主政人士，胡耀邦的人品作風仍較受歡迎。尤其他「死得其時」, 在「五四」七十周年前夕病故，為大學生點燃了爭自由民主的火把。 大陸學生這回「起事」, 在悼胡的表面理由之外，另有深遠的社會背景。 第一，經濟的危機：經濟改革不能說毫無成果，但隨之而發生的一連串問題，使中共不知所措。一九八八年通貨膨脹率為一八。五 %, 去年十二月較前一年上漲了二六。七 %, 而今年二月較去年同期也上漲了二六 %。 多數地區物價不斷攀升，南方代表性大城市廣州，今年首季物價升幅高達二五 %, 而且漲勢並未稍歇。「民以食為天」的糧食，一年漲價四 0~ 五 0%。民眾叫苦無助，據北京「經濟日報」不久前的調查，半數受訪者竟然贊成恢復毛澤東時代「憑票供應」的方式。第二，政治的腐化：由「官倒」所帶頭的貪污，已普遍到快要變成「制度化」了。不走後門，百事不通，做什麼事，花多少錢，已由經驗積累出價碼標準。 譬如，在北京私人若想裝一具電話，按規矩申請，也許要等上三年五載甚至更長的時間，如果能拿出裝電話費用一倍或兩倍的錢做「公共關係」, 則三月兩月可成。其餘諸事，不難舉一反三。 只有胡耀邦舉手 以權謀私，權錢結合，多是共產黨員起帶頭示範作用。領導級的人不便親身參與，則由其子女或親戚作為代理人。據說某次政治局開會，有人問在座者誰在國外銀行沒有存款？只有胡耀邦一人舉手。傳聞未必可靠，但亦可見民間對政治風評之一斑。 第三，社會的紊亂：官方宣布，今年四月十四日，大陸人口達到十一億。人多，衍生出很多社會問題，譬如: -- 交通運輸不論長途、短途，都極度擁擠，購票、坐車都成為十分痛苦之事。 -- 住房奇缺，往往一家人擠在一間屋裡，青年人的精神、生理需要都不能得到滿足。構成人際關係的緊張，並誘發了倫理、風化等問題。 -- 失業普遍，都市勞工有二 0~ 三 0% 是假就業，這些人或游手好閒，或衣食無著，不免藉機生事，鋌而走險，對社會秩序構成相當威脅。 -- 由於沿海和內陸發展的不均衡，五千萬流動人口湧進大城市，他們既無工作又無住所，大多數人睡在火車站、公園或貧民窟，對都市建設、治安維持等形成極大壓力。 第四，文化的虛脫：毛澤東實行愚民政策，倡導「讀書無用」論，文化大革命徹底整肅知識分子和摧殘中國文化。現在，中共並未悔改，教育經費只占國家總支出二。五 %, 在世界各國排名屬榜末之一。 知識界抱怨「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師範學校和大學研究所招不到學生。文化虛脫，精神散漫，人生沒有意義，社會沒有目標。 針對上述問題，才有「四月學潮」的發生。實際上，這是大陸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種積弊的一次總爆發，是學生「救亡圖存」的活動。 黨政領導人趙紫陽、李鵬當然瞭解自己的「病情」, 知道強力鎮壓並不能解決問題，所以雖有鄧小平「必要時不惜流血」的明確指示，最後也只有妥協。再說，鄧小平八十幾歲了，來日無多，他一走了，誰執行「流血鎮壓」政策，誰將來就要承擔責任。 學潮雖然暫告平息，但是學生要求政府改革、進步的目的並未達到。中共如果不在施政上有具體作為，學生活動必將再起。 同時，這次學潮已摧毀了中共統治能力堅強的神話，不僅學生，今後其他行業也要走上街頭了。 經濟未能搞活 在大陸存在的諸般問題中，可歸納為癥結性的兩點，一是經濟上的所有制問題，一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問題。 中共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 不願放棄公有制，無法激勵工人的生產動機，工業結構也缺少效率，所以經濟未能「搞活」。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教授，去年九月訪問大陸，和趙紫陽晤談。趙說，中國大陸有自己特殊的問題，不能借用西方經濟理論。傅氏則說，如果物理學原理、化學原理能適用於全世界，則經濟學原理也一樣。他說，「趙先生一定同意，任何人花自己的錢，一定比花公家的錢來得節省。」 傅利曼把私有制說得明白淺顯而又一針見血。但趙紫陽能承認這個嗎？共產黨要實行私有制，把共產主義放在那兒呢？這個結解不開，其他的結也難解，於是在矛盾的夾縫中產生了物價的雙軌制，雙軌制又導致了「官倒」, 於是政風、經濟均不堪聞問矣！要永遠執政 在政治上，中共更有致命的問題。一般集權國家，表面上總要遮遮掩掩，不敢以直面目示人；但中國大陸敢作敢為，表裡如一。它把「四個堅持」列入憲法，頭一個就是「堅持共產黨領導」, 而且明告世人，四項堅持為天經地義之事，「絕對不能討論」。 換言之，要永遠執政，絕不會將權力分予或讓予他人。造樣性格、制度的政黨，如何能談民主？中共先天性如此，無論經濟或政治上的問題，要改都很難。而且政經事務往往互為因果，牽絲攀藤，這個不改，那個也就難動了。 但是不改行嗎？第一，大陸經濟危機已相當嚴重，一旦全面影響到人民的生活，再想挽救就更難。第二，大陸十年改革，政治控制與釋出之自由不能並立，經濟改革已刺激了人民的政治慾望，民眾絕不容許官方在開放進步的路上停下來。第三，「四月學潮」已宣告中共家長式統治的破產，數百官報記者上街頭，更標誌它對宣傳工具控制之失效，今後不改就有人逼它改了。 改與不改的兩難 總之，中共今天面臨的局勢，改固難，不改更難，陷入「兩難」的困境。能否走出這個困境，關係其政權之未來。 大陸知識界很多人對前景悲觀，有些人認為到一九九二年可能會有大亂。也有人認為到今年年底就可看出端倪了。作為中國人，儘管政治見解未必盡同，但吾土吾民，我們對大陸絕不存幸災樂禍之心，而是以嚴肅的心情觀察其發展。

決戰東山島

清晨。國軍最先進的「陽字號」驅逐艦照例在東山島附近海域巡弋。今天和以往稍稍不同的是，敵後情報曾經警告，台灣海峽近期有爆發衝突的可能。驅逐艦暗紅色燈光籠罩下的戰情室內，官兵沈默著，注視雷達幕上每一個細微的光點，電腦不斷打出最新的情報。突然，雷達幕正前方出現兩個不明飛行物，正快速向驅逐艦迫近。同時，艦後方二十多浬外發現另一個大型海上物體，在視線以外悄悄的掩近。三十秒內搶先機「洞兩洞 (020) 方位發現目標，要求識別敵我。」一連串的分析動作，電腦和人都好像同時緊張起來。「是米格二十一！兩架！」(中共主力機種殲七及殲八型，都仿造自蘇聯米格二十一戰鬥機) 再過三十秒，超音速敵機就會臨空。陽字號驅逐艦能否在三十秒內制敵機先，可能就決定了全艦吉凶。「用一、二號雷達鎖住目標。」一個沈著的聲音下令。「鎖定目標。」士兵複誦，眼睛卻一秒也不離開雷達幕。國軍這艘陽字號驅逐艦沒有裝設美製對空標準飛彈，大家心裡盤算，要命的「七六砲」可能要上場了。(義大利 OTO 公司製造的七六公釐砲馳名世界，美國在內的三十七國海軍都用它作艦隊主力防空砲，砲管由雷達導引，射程超過十二公里。)「一號目標進入射程，請授權發射。」中共戰機繼續衝向陽字號，可能隨時發射武器。「準備攻擊。」兵器長下令。「七六砲攻擊。」槍砲士官掀起控制台上一個透明小蓋子，按下。「碰、碰、碰、碰」雷達導引下，七六砲以每分鐘八十五發的頻率射出砲彈，砲彈只要在目標附近爆炸，單是碎片就足以重創敵機。但這似乎仍未能使艦長安心，他繼續下令:「五吋砲，五吋砲，放！」「碰...... 碰......。」兩路砲火交叉剪向米格機。隨後，雷達幕上，一個紅點忽然不見了。「一號目標消失。七六砲攻擊第二目標，放！」「碰、碰、碰......」「二號目標消失。」官兵力持鎮定的語氣仍透著歡愉。可是，大家又立刻察覺，後方不明國籍戰艦，沒有一點遠離是非地的跡象。陽字號戰情室右邊的雄風對海飛彈控制台，在紅燈下早已呈現一股低氣壓。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目標方位么捌洞 (180), 距本艦十七浬。」雷達通告。「水上目標確定為敵軍 DDH (直升機驅逐艦), 命名為 A 目標。」中共旅大級主力驅逐艦，正向我軍陽字號衝來，這一次，兩岸驅逐艦主力會戰。「雷達鎖定目標。」顯示幕上，雷達轉一圈，代表敵艦的紅點就靠近一點。「A 目標三萬四千碼，航向洞參洞 (030)。」電腦標示，精確距離應該是三四一六二碼。用「碼」不用「浬」, 只為近戰時需要更精確的度數。「雄風飛彈攻擊！」飛彈架緩緩指向南方，雷達顯示幕中心突然冒出一個「X」字，內行人立即知道，飛彈隨時準備發射。「允許發射。」艦長說得簡單、清脆。「發射！」 雄風飛彈破空的火焰聲傳入戰情室，漸行漸遠，雷達幕上的「X」向敵艦移動。同一時間，艦上的方陣快砲、誘敵干擾片發射器、電子戰天線都已緊急待命，預防敵方向我軍發射仿冥河或仿飛魚飛彈，這兩樣飛彈都曾在中東及福克蘭戰役大大的出過名。國造雄風飛彈仍是一個秘密，但至少已知它有貼海面飛行的精密導引系統，可躲開敵方雷達偵搜。經過幾十秒的靜默，三千碼、二千碼、一千碼，敵艦發現超音速貼海而來的飛彈時，一切都太晚了。「命中！好！」雄風飛彈在海平面以外擊中敵艦，雷達幕上的紅點停止移動，意味已失去了戰力。「取消雄風飛彈攻擊。」暗紅色燈光下，訪客們早已被這場電腦模擬實戰驚嚇得目瞪口呆，每個人都大大的透了一口氣。戰術迷蘭寧利蘭寧利本身就是海軍情報裡一個極高機密，因為他掌管的海軍戰術訓練研究發展中心，就是艦長、指揮官們磨練戰術的祕密基地。父親是海軍，他從小就自認是海軍一份子。高雄中學將畢業時，好多同學鼓勵他擠大學、擠出國，他毫不徬徨就選擇了海軍官校。戰爭迷兼電腦迷在同僚眼裡，他是一個戰爭迷兼電腦迷。別人在艦上讀閒書打發航海時間，他獨個兒啃海軍科技書籍；在電腦並不流行的民國六十年代，他自修各類電腦。「純粹是興趣。」蘭寧利戴著厚眼鏡、身材微胖，不太說應酬話，長相就像大學裡的電腦迷。他現在一項主要工作，就是觀察艦隊在電腦裡作戰，從中挑毛病，以發展海軍新戰術。擔任飛彈驅逐艦長的一段日子，有他最引以為榮的記憶。海軍演習，反潛是重頭戲。他的船每次都捉到「敵軍」潛艇，並順利予以「摧毀」; 反空襲的演習中，他率領弟兄們，曾經在一小時內，僅用兩發砲彈，就打下了兩架高速掠過的靶機。「我帶的船，戰力都很強。」他記得有一次在公海上碰到「匪艦」, 戰志旺盛的部下竟然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最少不會離經叛道工作狂照例委屈了太太，出海時固然一水隔天涯，上岸後相處時間也不多，「有時一天見一次面，是在馬路上碰頭。」他說。也在海軍單位做事的蘭夫人是他青梅竹馬的鄰居，瞭解海軍生活，「結婚時我沒有騙她。」他的下一代要從軍嗎？蘭寧利抱樂觀其成的態度。他說:「軍校是保守一點，但最少不會離經叛道。」戰爭實驗室小孩子打電動玩具時。總想著自己是大洋艦隊的一分子。正衝過重重險阻，殲敵於海上。也許藉著電動玩具的靈感，先進國家多年前已投入大量金錢，開發複雜的電腦模擬戰爭軟體，內容從單機纏鬥到大艦隊會戰，甚至核子戰爭。使官兵「兵不血刃」就能做到身經百「戰」。這種超級電腦玩具，就是海軍戰術中心的「教練儀」。世界最先進教練儀還是國軍第一次向外透露七年前從國外秘密採購、其後並經多次更新的教練儀。安裝於海軍艦隊訓練指揮部之內。「決戰東山島」, 只是其中一個教練儀海練二號裡，上百種驅逐艦實戰演練狀況中很簡單的一種。「這是世界最先進的一套。」中心主任蘭寧利相當自豪地說。前幾年政府官員到新加坡訪問。新加坡軍方破例開放他們的教練儀讓我國官員參觀，一看之下，新加坡自己很得意的裝備。竟比台灣整整落後一代。中心二樓泛著紅燈光的甬道上。兩邊是一間接一間的隔間，放滿操作檯、電腦、雷達顯示器，士兵、中校、上校、甚至將軍，都在全神貫注地操作。「每一間房可以代表一艘戰艦、潛艇或一架戰機。」蘭寧利介紹說，透過中央大電腦統籌，中華民國海軍就可以進行大艦隊協同作戰練:「每一位艦長、指揮官都要經過這個進修過程。」在另一間房裡，裁判和教官監視全程每一個細部動作，或在電腦協助下判定誰勝誰負，或作戰技的研究與教學，指揮扮演敵軍的將領下達攻擊令。在其中一套大型反潛作戰訓練系統裡，連台灣附近海域的水流、水深、水溫、四季風速等資料。都儲存在電腦裡，儘量使電腦戰與實戰之間不差毫釐。有時候。模擬的「反潛飛機」發現一個大型潛水物。可能是有意安排一條假鯨魚。藉此考驗官兵判斷力；有時候，交「戰」中突然所有「雷達」同時失靈，官兵是否臨危不亂，立即無所遁形。節省大量費用電腦作戰演習除了模擬的戰爭狀況多變外，另一個最重要的優點，就是節省大量實地演習所需的器材、時間、武器。到今年初，中心總投資將近三億，但如果把電腦戰爭放在一邊，全部真刀實槍演習，「單是燃料，政府就得支付七億多台幣。」海軍總部一位高級軍官說。事實上，海軍今天決定發展那一種新武器以前，都得先在研究中心接受各種層次電腦戰爭的考驗。中心除了有資深的戰術教官，也有優先從預官中選拔最優秀的人才，共同從事海戰戰術軟體的研究發展。「我們看到下個世紀，從事明日的戰爭。」中心主任說。小孩子心愛的電動玩具，在海軍戰術中心和教練儀裡，原來是一個大人也可以盡情擁抱的夢。

如果中共發動台海戰爭

歷史弔詭。國家安全似乎一夕間變成不只是政府要關心的事。 直到六月四日以前，世人多相信，八 0 年代是全球追求理性、和解的時代；很多中國人也相信，大陸上的改革，已不可能走回頭路；台灣甚至有人出面建議，與中共簽訂兩岸和平協定的時候到了。 北京屠殺，否定了這一切推論與假設。 六月四日，總統令：三軍戒備。三天內，國防部長鄭為元巡視澎湖、金馬。 台灣防衛第一線的海軍，從第五級升高到第四級戰備狀態。 三種侵台策略 究竟中共的威脅有多大？如果它要對台用武 (可能是為了統一，也可能為了轉移大陸人民對內部不滿的注意力；可能永遠不會發生，也可能在不久的將來), 它會採取那些方法？為何海軍將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對這個敏感又重要的命題，歸納若干國際軍事評論、中共動向、及台灣軍方的分析，如果台海戰爭爆發，下列情況都具可能性：第一種選擇，中共全面發動兩棲登陸戰。 空軍總部的將領，今年四月在立法院談及這個問題時說，如果內外條件成熟，而台灣又自亂陣腳，中共可能先由空軍發動奇襲，搶奪制空權，再以海、陸軍協同，全面登陸台灣。 諾曼第經驗 一位曾參與上千次中共侵台沙盤推演的前國軍將領，分析這種可能性時指出，中共有八千架飛機，一百多艘潛艇，十一億人口 (兵員充裕), 若不計代價，全部動員侵略台灣，它可以贏 (例如使用核子彈), 除此以外，二敗俱傷、無人得利，是最可能的結果。 第一，這場仗，中共未必承擔得起。這位老將軍回憶，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即使集美、英、法等強權，動員幾千條船艦，也只能支援五個師在諾曼第搶灘登陸。以中共現有國力，他指出:「頂多支援二、三個師作兩棲登陸。」 二、三個師的力量，面對本島四十多萬大軍，「第一波未必上得來，」這位將領說。 中共也有可能集合無數漁船，發動「萬船齊發」。 這個曾引起台灣民眾憂慮的戰術，據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將領，以及海軍總司令葉昌桐分析，中共勝算極低。 兩棲搶灘必須靠平底登陸艇，才能順利快速的靠岸，目前，中共登陸艇數目不夠，「萬船齊發」是用漁船入侵，漁船尖底，根本無法大規模靠岸搶灘。 其次，成功的兩棲登陸戰，必須有重武器如戰車、重砲作後盾，才能固守灘頭，等候後援，但「萬船齊發」的漁船，載重量低，無法運送重裝備，如果只是送幾萬個持輕武器的步兵上來，葉昌桐信心十足的說，國軍裝甲部隊要殲滅他們，容易得就像「吃蠶豆一樣，一個個都被吃掉」(見本期海軍總司令專訪)。何況，中共船艦靠近台灣，登陸前必須先承受岸上的八吋增程重砲與雄風飛彈襲擊。 如果中共用空降，問題與「萬船齊發」一樣，同樣因為能載送的重武器有限，「只能搗搗蛋，」這位前將領說:「或只能支援其他部隊。」 澎湖局部戰爭 但現代武器進步，也彌補中共侵台的若干不利條件。如中共擁有相當大量的中程飛彈，可以從南昌發射，直達台北，空軍數量又多，若把一切兵力投入台海戰爭，而各國又袖手旁觀，一位曾參與研擬防制中共武力犯台計畫的總統府戰略顧問說，中共可能獲勝，但本身犧牲必然十分沈重，因為，台灣已經在戰火下殘破不堪，民怨沸騰，沒有二、三十年時間與幾千億美金，不可能復元，將使中共經濟大幅倒退，政權不安，「完全失去贏得戰爭的意義」。 中共侵台的第二個可能選擇，是局部戰爭，以戰迫和。包括封鎖金門，或登陸澎湖 (鄭成功攻擊據台的荷蘭人，及後來清軍渡海滅明鄭，都是從澎湖下手，澎湖一失，台灣本島唇亡齒寒)。 其中，金門經過四十年經營，已成為世所僅見的龐大地下堡壘，存糧充裕，可作持久戰。大多數分析家都認為，中共寧可選擇繞過金門，放棄硬攻，但即使只是封鎖金門，國軍必然反封鎖，無法避免不將戰火引入敵軍腹地，以斷對方後援，這樣一來，戰爭已不可能局部化。 澎湖地形平坦，但礁石多，宜空降，卻不宜現代化戰爭的大規模兩棲登陸。地理位置又接近台灣，國軍比較容易保持制海、制空權，驅走來敵。加上國軍有世界第三大的海軍陸戰隊，可以「逆登陸」方式，包抄敵軍後路 (見本期海軍陸戰隊專文), 中共勝算，依然不大。 封鎖台灣 中共第三個選擇，是鄧小平說過，戰略專家 (包括美國軍方) 公認，可能是代價最小、成效最大的侵占方式 封鎖台灣，迫使台灣求和，接受一國兩制。 據軍方一篇專文指出，中共現有一百多艘潛艇，為世界第三大。台灣週邊水文，又對潛艇作戰有利。封鎖台灣，表面上避免了漫天戰火與殺害，較不易引起國際反感。 一般認為，中共的封鎖戰術，只要對國際宣布內戰爆發，台海為交戰區，各國船隻靠近，都將被摧毀 (從海上或空中進擊),「就可能達到兵不血刃的目的。」海軍一位軍官說:「中共甚至不必大動員，只要下個命令就可以了。」 致命的反擊 台灣生存靠經濟，海島經濟靠貿易，貿易主要依賴海運，封鎖台灣，等於斷台灣的生命線。 反封鎖的責任，自然落在海軍身上。 究竟中華民國海軍的實力如何，反封鎖的把握又有多少？根據世界最權威的英國詹氏年鑑資料，國軍以四艘潛水艇、二十四艘驅逐艦、十艘巡防艦、約七十艘飛彈快艇，構成海上作戰的主力。 以量方面和中共相比，的確懸殊 (見 21 頁表)。 但論台海戰爭的區域性需要，台灣海軍仍可發揮相當大的功能。 海軍現有四艘潛艇，海獅、海豹雖是美國四十年的舊船，但保養良好，而荷蘭製造的海龍、海虎號，則是當今世上非核子動力潛艇中最先進的一型 (見本期潛艇專文)。 潛艇在深海裡神出鬼沒，國際海戰專家一般認為，反潛最好的武器，就是和潛艇處於同等地位的潛艇。 從海底報復 海軍一位軍官分析，中共潛艇雖然遠多於台灣，但在台海水下作戰，台灣潛艇也占便宜，因為在深海裡，就像一個人和一群敵人，擠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房間內槍戰，台灣潛艇遇到目標，就可先發制人，大陸潛艇反而因為要識別敵我，投鼠忌器，難以施展。 此外，海龍潛艇續航力大，整個大陸沿海都在它的作戰半徑之內，可以潛伏到中共最重要的軍港或商港之外，實施報復性攻擊，就像福克蘭戰役中，阿根廷只憑一條德國潛艇，就使英國海軍承受很大精神威脅。 在水面反封鎖方面，國軍二十多艘驅逐艦，是水面作戰的核心。 這批艦齡已過四十的老船，經過近十年武器精進計畫，已經今非昔比，包括已配置高度機密的「武進一、二、三號」戰鬥系統，除了逐步飛彈化外，還擁有電子戰武器 (電子戰和武器飛彈化，是近二十年來，一般水面艦艇武器系統發展的主要趨勢)。 此外，國軍驅逐艦上的反潛魚雷、世界最先進的 ASROC 反潛導向魚雷發射器、反潛直升機，都將是中共艦艇強勁的對手。當然，中共主力驅逐艦上的冥河及 C801 反潛飛彈 (仿法國飛魚飛彈，該型飛彈曾在福克蘭戰爭及波斯灣衝突中，擊毀英、美先進軍艦), 也是中華民國海軍最強勁的敵手。 裝有超音速雄風反潛飛彈的快艇，國軍現約擁有七十艘。快艇作戰，雖然只限於近岸，但快艇有快速、靈活、以逸待勞的優點，與沿海多處陸地部署的陸基雄風飛彈配合，將是阻擋中共船艦靠近台灣的重要武器。 海軍的王牌 中共的武器也在精進。天安門的屠殺，雖然招致西方國家暫停對大陸軍售及軍事技術合作，但在此以前，中共海軍也獲得了若干先進的西方武器。 海軍造艦發展中心一位高級軍官指出，國軍現有、或尚未取得的一些武器，中共也已經取得，例如方陣快砲、二代艦的主機、線導魚雷 (世界最先進的導向魚雷) 等。 台灣不變的優勢，則是官兵的素質占上風，海軍造艦發展中心主任姚能君說，台灣四十年的教育制度與海軍幾十年傳統，培養了整整一代水準高於中共的海軍官兵。 官兵素質的重要性不是老生常談。海軍是公認的技術兵種，正如詹氏海軍年鑑主編 John Moore 所說:「再新型的船艦，唯有一流人員操作，才能發揮一流的水準。」 隨著武器發展愈趨精密與複雜，「愈需要有較高水準的人執行任務。」John Moore 說。 中華民國三軍官校每年招生，平均以海軍的錄取分數最高，多少反映姚能君博士的自信。 而現役海軍高級將領，幾乎全在國內外最好的軍事院校及研究所進修過，項目包括指揮、參謀、作戰、企管、兵器......, 具備良好的外文水準，國際知識也相當豐富。 海戰的趨勢 近二十年來，各國很少發生大規模海戰，大多是局部衝突，其中有一些相當重要的戰術經驗，對台海防衛有所啟示。 比較著名的兩次，是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二次中東戰爭，及福克蘭之役。 這兩場戰爭的勝負，除了確立電子戰和飛彈化這兩個主流外，根據時代雜誌 (TIME) 引用多位軍事專家的觀點，人員素質的確是一般人所忽略，卻又是最重要的因素。 其中，又以福克蘭戰爭最引起中共興趣，曾多方蒐集資料研究。一位海軍軍官表示，中共從中觀摩兩棲越洋作戰，可能是用來補強對台用兵計畫的檔案。 國軍對這場戰役的關切，也不下於中共。 海軍陸戰隊一位軍官透露，福克蘭戰爭中曾參戰的軍官、在現場觀察戰情的國際專家，都曾秘密到台灣，講解福克蘭戰役。「我們反應也是很快的，」這位曾赴美國學習兩棲戰法的軍官說。 海軍除了例行性的台海防衛外，近年也投入相當多的資源，為明日的海軍建構藍圖。 民國七 0 年，海軍有一項秘密的「忠義計畫」, 派遣大批專家赴美國學習製造軍艦及武器系統，後來突然停止。 直到現在，海發中心官員才正式透露，因為中共與美國政府簽訂了「八一七公報」, 限制對台軍售，海軍造艦技術，也列在「軍售」範圍，使「忠義計畫」架空，被迫叫停。 為二十一世紀做準備 去年，國軍才越過障礙，著手購買美國八艘派里級軍艦及十六艘韓國「蔚山級」軍艦載台與造艦技術。這批船大部分在中船施工，將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第一批全新的軍艦，也是九 0 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期海軍的主力 (詳看本期「海上摧毀者」)。 「我們不止是今天，也要為二、三十年後的戰爭作準備，」海發中心洪振洛組長說。 管理上的更新，也是海軍近年致力的重點之一。自從葉昌桐上任後，除大力推展二代兵力，培訓人才外，對官兵生活福利制度，也希望走上更現代化、合理化的路。 一位獲得美國 MBA 學位的海軍軍官，在向當時的總政戰部主任許歷農，以「管理 -- 從一艘驅逐艦說起」為題提出報告後，得到許歷農上將的重視，採納推展到全軍。 作為社會的一個縮影，海軍也有若干軍方與社會的通病，例如人事升遷管道、待遇、官僚作風等間題，但正如台灣社會一樣，也無法否定它確實在作一步一步的自我調整。 而在這個大陸動盪，台海情勢外弛內張的局面下，自己的健全與實力，永遠是最重要的保險。 國防第一線的海軍，自然也不例外。 現場觀察海軍首次公開的六種神祕武器 標準飛彈：世界最新型的海對空飛彈，美國製造，兼具對水面戰艦攻擊力。 雄風飛彈：分一、二型，中科院自力研製，依據判斷，從未露面的雄風二型已部署在多艘陽字號驅逐艦上，射程遠，可用以封鎖台灣海峽。 方陣快砲：世界最先進的近距離艦上防衛快砲，美製，電腦自動控制，砲管鎖住目標發射每分鐘三千發的彈幕。 長風三號電子作戰系統：中山科學院製造。負責研判並干擾敵方飛彈、雷達，使敵方的耳目瞬間失靈。 七六公釐快砲：義大利製造，為世界同級砲中最先進的一種，圖中八顆星，代表這門砲已八度擊落靶機，戰力甚強。 武進三號武器整合系統：中山科學院製造。這個小圓盤上，整合了艦上一切重要作戰訊息，彷彿超級電動玩具，艦長站在圓盤邊，就能選擇武器並下達各種作戰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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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留下買路錢 貴刊五月號 (三十五期)「解決交通債，留下買路錢」一文，深獲我心。 每當有些駕駛人把道路壅塞歸罪於政府沒有設置足夠停車場，我就生氣。憑什麼你花幾十萬買輛車子，政府就要用納稅人的錢替你蓋停車場？因此我有幾點建議：一、停車收費大幅提高，鼓勵私人興建停車場。 二、依里程計算徵收道路使用費。外縣市機汽車進入台北市，在各橋樑或道路設卡徵收；同時為避免此項費用轉嫁給無車階級，公共交通車輛及計程車免交道路使用費。 三、隨油徵收空氣污染費。 四、為達到專款專用目的，停車費應專供改善停車環境之用；道路使用費應專供改善公共交通之用；空氣污染費應專供改善空氣品質之用。如此，對台北市的環境，定有所改善。 台北 余雲鵬 賣燒餅的人 見貴刊三十五期「新聞界的新挑戰」一文，讓我記起多年前看過的一個笑話。 有一賣燒餅者，性好抬槓，每遇意見不同者，必力爭之。一人欲戲之，謂曹操率大軍南下人數有八十二萬；該人立即放下手中工作，力爭人數為八十三萬人。 爭執良久，旁人勸曰:「汝燒餅焦矣！」該人曰:「一萬人馬下落不明，尚顧及燒餅耶？」 近日見報章報導大陸學生爭民主事件，同一日內，各報頭版談及北京示威人潮，人數從數千、十幾萬、二十餘萬、到四十餘萬不一。是彼新聞界人士吾等為賣餅者，亦若中國有數個北京耶？板橋 蔡明智 省籍是問題？看過「鄭南榕自述成長」後 (見本刊第三十五期), 我認為此文可能挑起最近平息的原住民問題與省籍問題。我父親是來自大陸的中國人，我母親是定居於台灣的中國人，當時他們的結合，也遭受阻擋；但是從小到大，我從未因是外省人或是一口不流利的閩南話而遭排斥、毒打；求職時也沒有因此而不被雇用。大家都一樣是中國人，不能因少數人的挫折不滿而加以渲染擴大，以致引起社會紛爭。殷切希望貴刊在報導這類文章時，作一個公正處理。 台北 顧沛鈞 編按：本刊刊出「鄭南榕自述成長」文，是嘗試提供讀者更多背景資料，俾便讀者作判斷。相同的環境可能有不同的反應，本刊無意引導讀者。 軍人待遇不公平 現代軍人的價值觀也許和以前不同，但不能說他們的思想觀念錯誤。環境在變、生活在變，你不能要求現代軍人一成不變，尤其是對他們的生活而言。 台灣絕大多數的軍人，生活是艱苦的；忙碌異常，甚至晚上、半夜也要工作，卻沒有加班費，一萬多元的收入如何照顧家庭？軍公教福利中心要裁撤，水電半價要取消，軍人也要開始繳稅了......。軍人是應該與全國老百姓公平一致，但試問：他們最起碼的待遇公平嗎？也許目前，軍人不能為自己的權益走上街頭，但我相信，如果社會、國家對待軍人的方式，一成不變，不久的將來，就會有更多的軍人起來，為自己爭權益。 台北 軍聲 使「遠見」更好 遠見雜誌是一份超然、公正、獨立、具知識性、新聞性、時代性、前瞻性的雜誌，誠如遠見雜誌所標榜:「掌握知識、心懷世界、追求遠見」。 個人從事國際貿易多年，深感追求「遠見」的重要。以下是本人對「遠見」的幾點建議：一、今後若有有關經貿問題的報導，盼能聽聽小企業經營者的心聲，和他們的實務經驗談，尤其是專業化、大型化、多角化小型企業體。以「遠見」編輯的專業精神和流暢文筆，若能深入淺出對小企業作有系統的報導，「遠見」必更有可讀性。 二、以往報章雜誌偏重「報導」, 即單方面陳述，今後「遠見」在編寫時能否部分改採「討論」的方式，即雙向溝通，如此更能引起讀者共鳴。 三、期盼「遠見」在報導一個主題時，能提供一些富有建設性、可行性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使讀者獲益。 台北 林福源

經濟學人觀世界

改革無罪，吶喊有理 四月間，大陸爆發學生運動，蘇聯則出現選舉震撼，共黨代表人民當政的神聖地位，竟遭受人民的質疑。 在北京，天安門和中南海外人潮洶湧，人心鼎沸，往日高不可攀的領導階層，忽然權威不再。同時，在莫斯科，國會選舉一反七十年來的傳統，首度賦予選民自由投票的權利，令部分高幹落選，也使黨國元老大傷腦筋。 兩大共產強權史無前例的改革措施各有千秋，然而掌聲並未響起，反倒噓聲大作。 政經改革顧此失彼 十年前鄧小平領導大陸人民，展開經濟改革，頓時一呼百諾，成為希望所繫。未料過去兩年間通貨膨脹的陰霾四布，迫使中共當局緊縮信用，壓抑物價，令農民和中小企業備受威脅，不少人因而失業。 過去，學生為爭取民主自由所發起的示威遊行，勞工大眾索不關心；近來卻轉而聲援，原因是大陸人民初嚐經濟自由的果實，擔心當局後繼無力，功虧一簣，只得開始響應政治改革的呼聲。 戈巴契夫的難題恰恰相反：蘇聯的經濟改革迄無成效，部分高幹唯恐經濟成長，他們的地位會隨之動搖，竟然猛扯後腿。有鑒於此，戈氏推動大刀闊斧的政治改革，在國會選舉中賦予選民有限度的自由，用意就在越過黨內的反對勢力，將「重整」運動是否可行的爭端，直接交付民意裁決。 然而在開放政策的大旗下，人民所燃起的滿腔期盼，卻一直未能得到滿足。雖然繼國會之後，中央委員會也減少了一百位資深同志，不過市面物資日趨匱乏，購貨更需大排長龍，政治改革的喜訊也就顯得無關痛癢了。 處境異中有同 兩地的危機雖然大相逕庭，然而彼此的處境其實異中有同。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和戈巴契夫的「重整」堪稱大刀闊斧的改革，規模之大，直追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人民、工作，甚至整個產業結構的混亂狀態均在所難免。尤其在一黨專政的伽鎖下，這項畫時代的工程更見艱鉅。 這兩項努力並非絕對悲觀。隨著時代的進步，傳統的包袱自然減輕了不少；兩個政權均已體會到史達林原來是大錯特錯，國營政策遏阻了企業適應市場、自由競爭的機會，反令官員在權力的滋味中腐敗無能。因此，兩地均嚐試施行私有制度；小幅開放民營企業、私有農田和工廠，促使生產力上揚，經濟起飛。 不過，放棄史達林主義，容納少許資本主義色彩是一回事，放棄列寧學說或專政霸權則是另一回事。大膽先進的戈巴契夫倡議「多元化社會」, 用意僅在鼓勵黨內辯論，決非容許其他政黨向其權威提出挑戰；大陸學生則抱怨鄧小平的胸襟尚不及戈氏。 兩地政府既然扮演全知全能、人民父母的角色，當問題漸次累積到某種程度，人民走上街頭挑戰權威，自也不足為奇。 民意反彈的尷尬 比較兩地現況：中共當局因箝制思想而遭到抗議；反觀戈氏則僅有思想開放，而無經濟建樹。戈氏若能及時充裕民生物資的供應，他的成功機率應較鄧小平為高；否則，蘇聯人民可能也即將走上街頭抗議「一黨專政的重整」了。 共黨素來標榜「為民喉舌」, 如今民意反彈，其是始料未及的尷尬場面！也是日本第一 以元首之尊，為了一點小錯而黯然引退 -- 尼克森既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後一位。 漣漪變成風暴 去年六月，在日本首相竹下登參與國際事務最為意興風發的時刻，朝日新聞刊出一小則報導，稱瑞克魯特公同向川崎市副市長行賄，以謀取市區重建計畫的好處。 當時，這則新聞並未引起太大的漣漪，未料瑞克魯特事件的震撼力量逐漸擴大，終於演變成政治風暴，迫使竹下登辭職謝罪。 自民黨四大派系的領袖雖未被控干犯法紀，卻都和竹下登一樣，涉及瑞克魯特案件。執政黨的聲望跌至谷底，危機四伏。 然而，自民黨認為竹下登既已掛冠求去，選民又會對備受批評的新稅制逐漸適應，終可大事化小，自民黨遲早可以走出陰霾，何不暫時按兵不動，以不變應萬變？日本人果真會對新任內閣極盡嘲諷之能事，卻不了了之嗎？自民黨認為：該黨四十年來繁榮經濟，建國有功，聲望隆盛，政權在握；反觀在野黨積弱不振，因此黨內整頓並無必要。 鐵律出了問題 誠然，自民黨實力雄厚，擅於運用派閥力學，由不同派系交替掌政，令選民時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是，原先自民黨也根據這種推理，認為竹下登不可能被迫下台。照事情的發展看來，這項行之已久的鐵律顯然出了問題。 瑞克魯特醜聞恐怕不會就此草草收場。在日本金權政治的傳統中，行賄的企業不在少數。然而瑞克魯特企圖以低價股票和政治獻金收買全體閣員，金額之龐大、範圍之廣泛，誠屬空前。董事長江副浩正就是在收買日本政壇，他自己也成為自民黨派系中的要角。 隨著東京地檢處鍥而不捨的深入調查，此案達到鼎沸之勢。本來有人以為案情業已明朗，然而事實證明檢方仍然握有重要線索；瑞克魯特可能對日本電信電話公司股份進行非法交易，並將所得分給官員。 瑞克魯特案件暴露了日本政治及社會的嚴重失衡現象；官商勾結而成政商特權階級，利益團體從中牟取暴利，循環榨取社會資源及國民的努力成果。此次政壇風暴為振衰起敞的最佳機會，若經此打擊依然沈痾未起，日本在國際社會間舉足輕重的聲望與影響力勢將受損。 從美國水門事件和日本洛克希德事件後的改革行動都可看出，單單禁止行賄並無效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行賄的新方法層出不窮，防不勝防。欲減少政客收賄，當務之急在將各選區的議員數由三至五人減至一人，如此各派系便不致為爭奪同一席次而猛打銀彈攻勢。 放鬆嚴苛的法令 更立竿見影的做法，則是明文禁止政客在婚喪慶典上致贈禮金 -- 目前國會議員每年須籌募一百萬日圓，以支付幕僚和助理費用，並致贈禮金以討好選民。 由瑞克魯特案可學到更深一層的教訓：除非放鬆重重規章對經濟、政治的管制，否則日本就無法向前邁進。近年來日圓的強勢業已迫使日本企業將觸角仲向國外，引進大量的商品和觀念，但是日本的潛力仍然有待開發。 例如：日圓匯率持續攀升，日本保障商店的分銷體系卻令多項商品的國內售價高達國際售價的三倍以上。農業保護政策亦令消費者負擔較國外貴五倍的食米，以及較國外貴兩倍的牛肉。又如：東京市郊住宅瀕臨爆滿，相關法令和稅則卻仍對住宅用地多所限制。 在嚴苛的法令中，政客官僚權限太大，企業因此不思在市場中競爭求進，反倒汲汲於獻上金錢，換取特權。自民黨是否能革新政治，就看他們是否能扭轉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了。 布希是好總統嗎？布希總統自元月中旬走馬上任以來，已經一切就緒了。 在這短短的四個月中，他經歷了任內第一次環保危機 -- 阿拉斯加；第一次罷工 -- 東方航空；第一次 國會挫敗 -- 陶華事件；第一度徒勞的外交協調 -- 中東；第一次添購白宮設備 -- 擲鐵圈遊戲場。 總統這份差事，他的表現如何？華府名流說：普通。一般民眾說：不錯。 民眾並未苛求 華盛頓郵報與美國廣播公司電視網合辦的民意測驗顯示：四月初，七一 % 的人對布希的施政表現感到滿意，較八年前雷根上任時的六二 % 還高。雖然這項數據並不保證什麼 (卡特總統當年還獲得八 0% 以上的肯定呢！), 不過仍可看出華府權威人士對布希總統顯然有些吹毛求疵，反觀美國民眾則並未過於苛求。 美國政府首長素來帶有濃厚的個人色彩，布希就任以來雖然沈穩內斂，卻也顯示了五種特色: -- 隨興所至。布希常因一時興起，演出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好戲，例如不按慣例召喚助理，卻大駕光臨助理辦公室；一旦心血來潮，即以電話邀約某記者餐敘；臨時光顧某校自助餐廳；安排以色列總理謝米爾前往航空博物館欣賞影片；邀請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觀賞布希為棒球季開球等等。 攝影記者人仰馬翻 但是大家早已習慣雷根時代的模式了；凡事預作規畫，按部就班；大至演說小至短評，一概根據卡片上預擬的講稿，總統站立的位置也絕對依照地面預留的標記。 如今驟然面臨布希變幻莫測的行程，不但外賓常被神來之筆搞得滿頭霧水，記者也常因追逐突發之舉而筋疲力竭。一旦撲空，更是牢騷滿腹。 然而逐漸適應以後，記者也慶幸能脫離過去八年的僵化模式，迎接布希多采多姿的新作風。其實唯有電視的攝影記者經常人仰馬翻，措手不及，無法搶到精彩鏡頭。文字記者反可較以前提出更多的問題，享受更大的彈性，因此可謂今勝於昔。 -- 崇本務實。雷根喜好官式排場 -- 大舉鋪設紅地毯，一側樂隊陪襯，背後閣員林立；而鏡頭上的布希則平易近人，或漫步、或擲鐵圈、或含飴弄孫。雷根刻意在人民心中樹立完美的形象，且令國會敬畏有加；布希則以短簡和各種善意姿態拉攏反對勢力，化解敵意。他的政治理念講究建立和諧的關係，常打電話向各國元首致意。 布希最不重視正式演說。他常藉記者招待會、召見和短談來促進溝通。幕僚捉刀的講稿，布希從不照本宣科，反倒動輒加人本身的見解。而誦讀之時，亦不若雷根鏗鏘有力，高潮起伏。此外，他還裁減了講稿撰作的員額和薪資。結果可想而知；布希就任以來，迄未發表任何扣人心弦、傳頌一時的重要演講。 -- 兩黨兼顧。美國正學習聯合政府的運作。布希面臨反對黨在參眾兩院均居多數的局面，不得不承諾兼顧兩黨的立場，並要求國會作相同的回饋。他的要求沒有落空，雷根時代爭論不休的外債、核子飛彈、預算等案，在布希時代突然出現妥協的餘地，其中預算案並已達成初步的協議。 然而，布希與反對勢力握手言和，也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 國會實際上掌握了對外政策的否決權。 -- 謹言慎行。阿拉斯加石油污染事件發生後，布希三緘其口，直至三天後才打破沈默，避重就輕地對挖掘石油的安全程度大加宣揚。此外，他還授權內閣秘書發表部分政策，其中外債和預算方案欠缺細節，而外交政策懸而未決，仍在等候「戰略檢討」。 -- 保守被動。布希一旦展開處理問題的行動，則長於溝通，講求技巧；然而在此之前，時常流於觀望，以致造成拖延，是其最大弱點。 布希在競選期間，無需標榜獨樹一幟的見解。但如今國會逐漸發覺新任總統保守被動的要害，可能會掌握主動，採取攻勢。在頭四個月的權力鼎盛時期，布希並未贏得任何勝利，亦未達成任何政策性的目標 -- 甚至連政策性的目標都尚未提出！「愈了解喬治。布希，愈發現他當總統再適合不過了！」去年競選期間，他的文宣人員如是說。

三代潛龍現形

大家可能以為，台灣不會造潛水艇。 也有人說 (包括世界最權威的英國詹氏海軍年鑑), 美國人十多年前賣給中華民國的兩艘潛艇「海獅」、「海豹」, 海軍稱三百噸以上的潛艇為「潛艦」), 魚雷管全被封死，是毫無作戰能力的紙老虎。 部分立委常說，普通人也相信，近三年從荷蘭運回來的潛艇 (「海龍」、「海虎」), 只是普通貨色而已。 台灣會造潛水艇 但是，他們都錯了。 台灣不但會造潛水艇，而且三十六年前就會了。 那一年，在義大利技師協助下，祕密在淡水基地製造了兩艘，並命名為「海蛟」、「海龍」(此「海龍」不是後來的「海龍」)。 參觀過海軍官校的人，都看過老海龍的「大模型」; 在警備森嚴、位置隱祕的海軍水星營區，也有很少很少的人看過草坪上的海蛟「大模型」。經過實地查訪，才明白所謂「模型」, 實際上全是「真刀直槍」的中華民國第一代潛水艇。 如果看不到它的潛望鏡，很難相信這是一條潛艇，倒像是一塊圓鼓鼓的大黑鐵 (巴基斯坦仍在用這部「黑鐵」)。潛艇外面有些鐵鉤、鐵櫃，身邊的軍官說，這是作戰時用來掛水雷用的。 經過艇頂窄窄的人員通通進入潛艇 (大胖子絕對進不去), 一點都不像電影中潛艇內部的樣子，倒像是個擁擠的機房。當年在冷戰時代出勤時，鐵皮地板上緊捱著睡十四個官兵，就再沒有多餘的空間了，地方實在小得很。 「海蛟」是「潛爆艇」, 可是它的武器不是用發射的，完全依賴人工掛放。執勤的爆破隊蛙人，必須大膽地游出潛艇，從「鐵櫃」裡拿出海灘球大小的水雷或炸藥，再游到敵軍目標，放好炸彈，再游回來。 「這裡是訓練膽識的地方，它最大的貢獻是訓練了海軍潛艇艦隊的種子人才。」潛艇艦隊的艦隊長李少將拍拍「海蛟」說。 睡鐵皮的時代 李少將回顧那個時代，睡鐵皮 (沒有床)、吃乾糧 (艇中沒有廚房)、穿汗衫短褲依然揮汗如雨 (身邊是熱燙燙的引擎，密閉的空間沒有空調)、噪音、尿味......。 如今他站在世界先進的新荷蘭潛艇內，周圍閃閃亮亮的電子儀器、精心控制的艙溫、潔白的床單。 步出水星營區，進入外界傳言頻繁的第三代潛艇 --「海虎號」, 彷彿進入了奇幻的電子世界。 憑這艘潛艇，海軍艦隊的作戰範圍從台灣近海向北擴展到海參崴，南至印度洋，以至中國大陸所有沿海港口和海運船道，盡落入國軍攻擊半徑之內。 老一代的潛艇，每次只能和一個對手作戰。「海龍」和「海虎」卻能同時控制五個魚雷，和五個強敵纏鬥。 「海龍」和「海虎」另一個特長，能在電腦中把武器和偵測系統合成一體，相當於人的耳目和拳頭連成一氣地配合，水乳交融；不像很多潛艇 (包括中共所有潛艇), 耳目是耳目，拳頭是拳頭，彼此配合會有「時差」。「這是世界最先進的系統。」艦隊長說得胸有成竹。 反潛飛機抓不著「龍」 潛艇最大的一個惡敵是反潛飛機。荷蘭人為考驗「海龍」的機敏，曾在丹麥東北的大西洋公約國潛艇操演區中，出動了三架世界最先進的獵戶星座反潛艇飛機「抓龍」, 結果均無功而退。這種能耐配上它萬浬的遠洋作戰功能，意味「海龍」、「海虎」有把握滲透大陸最森嚴的軍港。 海軍一位高級將領首次透露，「海虎」創造一項新紀錄 在水底下環繞台灣航行三十天，一次也沒浮出水面。等潛艇回到軍港，艇身上已長滿青苔，根據外國資料，「海虎」能進入超過二百公尺以上的深海層；越洋作戰，可持續六十天。 「海龍」、「海虎」是荷蘭旗魚級潛艇的改良型。如果把潛艇吊出水面，又可以發現工程師另一項聰明選擇：全艇造型像一滴眼淚，這個美國研究出來的設計，被公認在航行中阻力最少，而為各國沿用。 像這樣具有世界級威力的潛艇，卻是海軍許多人用淚水和委屈換來的。 中華民國外交的孤立招致採購武器的種種困難。有時一樣新武器快弄到，卻因曝光過早，而在中共的激烈抗議下功敗垂成。 向荷蘭採購潛艇的「劍龍計畫」怕重蹈覆轍，民國七十年與荷蘭 RSV 公司簽約時就約法三章，嚴密封鎖消息。恰巧，七十年代正是台灣政治逐漸開放、百家爭鳴、批判盛行的時代。於是，流言紛紛出現。 流言滿天 報紙說，製造「海龍」潛艇的造船廠火災，潛艇同時被燒毀。事實是有船塢失火，但不是造「海龍」、「海虎」的那一個。 民意代表說：三百億台幣的劍龍計畫，造出來的潛艇設計錯誤，要加鉛塊才能下潛。事實是，潛艇此時已在北歐深海裡進行各種測試和演習。 身在海外參與造艦的軍官回憶，當時不止很多老百姓聽信流言，甚至高級長官，也打越洋電話詢問:「如此大事，為何不報？」 受的委屈多，所以當潛艦抵達國門的那天，好幾位參與其事的海軍軍官都流下眼淚。而潛艦交易過程中的各種風風雨雨，引起意料中的中共強烈抗議，在斷交的恐嚇下，荷蘭國會否決了繼續出售「海龍」級潛艦給中華民國的要求。 曾經，政府跑遍自由世界軍火市場，都買不到潛艦用魚雷。因為劍龍專案的成功，終於在前年獲得了大批魚雷。「海龍」、「海虎」的魚雷管直徑二十一吋，恰好也正是第二代「海獅」、「海豹」的魚雷管尺寸。 民國六十二年，美國賣給台灣兩艘一九四六年就下水服役的「古比級」柴電動力潛水艦，命名為「海獅」與「海豹」。十六年來，權威的英國詹氏海軍年艦每年都說，這兩艘潛艦的十個魚雷管都是封死的。 嚇阻力量 保養良好的「海獅」、「海豹」, 戰力當然不如「海龍」、「海虎」, 但也不能低估它。「海豹」艦長劉海池就說:「有潛艇，就有嚇阻力。說不定今天在長江口，明天就在青島外海 (中共海軍總部)。」 在潛艇服役跟在水面上服役的艦隊官兵相比，真是別有一番滋味。潛艇空間狹小擁擠，一出港，官兵就得在「暗無天日、晝夜不分」的狀況下過日子。飲食、盥洗都被嚴格限制，身心的壓力相當沈重。 面對這種「天性」, 先進國家無不儘量改善艇內生活環境，以維持官兵身心平衡。這些國家的經驗已經說明，隨著科技的進步，潛艇的機器、動力、糧食，早已大大提升了出海作戰的時間極限，但有一個永遠衝不破的上限，「就是人類的體能。」艦隊長說，在外國，潛艇出海不能超過七十天身心耐力的限度，在台灣，可忍受的極限屬於機密。 荷蘭咖啡待客 除了硬梆梆的外表、陰森森的武器和比較刻板的生活，潛艇也有它輕鬆逗笑的一面。 在潛艇內，洗手盆是可以摺疊的；臥鋪最少有三層；官兵最多三天洗一次澡。而荷蘭來的潛艦，連廚具、刀叉、盤子，都一併配備，艦上還以荷蘭咖啡待客；至於「海虎」的浴室為何不裝電燈，艦上官兵似乎都說不出答案來。 也許在洗滌中，完全的黑暗，才能使人忘記身在潛水艦的壓力，享受短短的自我。 訪「海虎」艦長王樂天 在蘇州與上海度過的童年中，大運河與黃浦江激發了我從小就有的兩個顯望：坐一次豪華的郵輪，參觀一艘潛水艇。 五月初在左營的海軍基地，一個願望已經實現。 斜風細雨中，不僅參觀了老式的義大利潛艇，舊式的美國潛艇，並參觀了最新式的荷蘭製造的潛艇 --「海虎號」。 在潛艇上，艦長以荷蘭帶回來的咖啡待客，艦隊長李少將細述海軍的史實及當前的防衛任務。 神出鬼沒的「海虎」 這艘從一九八八年六月編入海軍戰鬥行列的「海虎」潛艇，與早半年回來的另一體荷蘭潛艇「海龍號」, 髮成了海軍防衛系統的兩支尖兵。兩艘得來不易的「龍」與「虎」, 在台灣海峽中神出鬼沒，默默執勤。 從細長標鐵的潛艇甲板，英下布滿現代電訊設備及精密武器的潛艇內，宛如置身於一個迷你的科幻世界。不久前，「海虎號」剛創造了三十天的潛航紀錄。如果潛航到青島，三十天中可以往返三次。三十天不見天日的操練，返回基地時，受到了葉昌桐總司令與官兵眷屬的熱烈歡迎。 除了被潛艇本身吸引住，我也被這位四十一歲身材修長，充滿了堅毅神情的上校艦長王樂天吸引住。邊喝濃郁芬芳的荷蘭咖啡，邊吃點心，在艇上有一個難得的機會與他暢談。 民國三十八年，這個未滿月的嬰孩，隨同家人從連雲港搬到了台南縣的中寮村。父親在鹽廠工作，只有十多戶外省家庭，他從小台語比國語講得多。 在海邊長大，早就嚮往遼闊的海洋世界；他在高一就決定以進海軍官校為第一志願。 當年高中的校長施金池 (現為教育部次長) 對他們的教誨 --「要做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不怕苦，不怕難」, 更加強了他做軍人的意念。 五十五年保送進海軍官校，他回想當年:「我們那批進軍校的學生都有強烈的愛國心。服從、忍耐，貫徹到底。」 畢業爾年後，經過嚴格的甄選，在六十一年派到武昌艇隊中的舊式潛艇上擔任中尉，那種舊式的潛艇一共只有四位官兵，帶給他一段「辛苦，緊張，但有成就感」的經歷。次年去美國接受嚴格的潛艇訓練時，他剛結婚四個月。 理所當然要吃苦 「在海軍服務，一定要有賢慧的妻子，才無後顧之憂，」他笑著說:「我管艇上這個家，她管那個家。」她的妻子也來自海軍家庭，他們有一個男孩讀國二，一個女孩唸小學二年級。 王上校住在自己十年前買的一幢二十三坪的房子，還擁有一輛二手貨的汽車。他說:「當軍人不是來享受，吃苦是理所當然，每月四萬元左右的待遇，使我有房子，有汽車，我已經非當滿意了！」 七十四年擔任美國潛艇「海豹號」艦長；今年一月調任「海虎號」艦長。這是對他領導能力的肯定與責任的加重。 談及三十天潛航中，怎麼能使八十位官兵在暗無天日的狹窄空間中，沒有爭吵，順利地完成各種操練，王艦長說「「這就要靠平時培養官兵們同舟共濟的精神。」 「同舟共濟」的精神正是當前這個島上所最缺乏的。

現代邊塞-東沙島傳奇

「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不論詩詞書畫，中國邊塞要地給人的印象，是遙遠、壯烈、孤寂、別離。東沙，正像現代的邊塞。 初夏，先進的 C130 運輸機衝破松山軍用機場的雲層，從台灣海峽切入南中國海一片碧波浩瀚的海沙漠。將進入東沙海域，身旁的老兵說，這片海有吃人的鯊魚和暗礁，不知埋葬了多少沈船，有古代的漁舟，也有二次大戰的航空母艦。 三年前，飛機還不到東沙。一位肩上有星星的將官說，更早期住鐵皮屋的時代，只有兩種人自願駐守這個南海小島:「一種是沒有家累的老士官，一種是 K 英文準備出國的年輕人。」 隔絕依舊 時空流轉，今天東沙有了抽水馬桶、彈子房、全天候發電廠、二年份的地下水庫，冰箱裏有西瓜、鳳梨；阿兵哥配備先進的步槍、四 0 快砲，每四個月坐飛機到台灣休假一次。然而，從月牙形的東沙島環顧四方不盡的浪濤，隔絕 -- 邊塞的亙古特色，依舊襲人而來。 沙，是刺眼的白。每一顆都是珊瑚和貝殼的碎屑。東沙全島實際就是由這些珍貴的珊瑚沙堆砌而成，純淨柔細，超過台灣本島的每一個海灘。 水，是無瑕的透明。從飛機俯瞰，透視水中珊瑚礁，竟可以是一望無際。台灣草蝦之父廖一久博士拿這裡的海水去化驗，水質幾無任何污染，據說，他要推動阿兵哥在這裡養草蝦。 儘管東沙勝景迷人，但一下軍機，兩排筆直、身高一八 0 公分、荷 M16 步槍、著迷彩服的海軍陸戰隊彷彿告訴每一個訪客，這個夏天高溫可達四十度的島，畢竟是「敵前軍區」。 島上沒有一個人不穿軍服，沒有一處建築不漆迷彩或覆蓋偽裝，沒有一個女性。觀光、遊憩，對刻苦備戰的官兵來說，只是「老百姓」的直覺。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戰略地位仍是謎 簡報室一張大地圖，指揮官熟練的點出東沙島的戰略地位。南向菲律賓，北向汕頭，西指海南島。攻，可作為進窺廣東的前哨；守，可擴大防衛台灣的戰鬥空間。再看，島上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員和裝備，似乎又暗示，東沙真正的戰略地位，可能是參謀本部一個秘而不宣的謎。 儘管離大陸這麼近 (一百浬), 東沙倒不像南沙群島多糾紛，也不曾發生短兵相接的衝突。一位軍君說，過去，共軍戰鬥機偶然會呼嘯而過「示威」; 夜間，也曾在島外出現上百條漁船向東沙靠攏。由於來意不明，守軍都以曳光彈示警。當長虹貫天，漁船就像受驚嚇的營火蟲一樣，向外遠揚，令離開東沙二十年的老連長記憶猶新。 「現在這種情況都沒有了。」駐守的軍官說，也許是冷戰結束了，也許是魚抓得差不多了，戰鬥機和漁船都渺無蹤影。 這些個個體格精壯、黑黝黝得像耕田漢一般的軍人常笑說，自從三年前飛機開航，載來了新鮮補給品，也載來各種民意代表、官員、好奇的記者、考察團。「都不像以前那建安靜了。」一位軍官說。駐軍為了訪客，常要為排練檢閱而出操，有時為了向客人表示體貌，也失去了大熱天穿迷彩短褲的「自由」。 從這頭看到那頭 幾百官兵平日也挺忙的做戰備。島上的飛機短跑道平常由障礙物封閉，防止敵機降落突擊；砲兵的臥舖就在砲塔下面 (以營為家)。當四人一組的砲兵，在直徑約二公尺的砲台上操演發射的口令動作，左右手快速交替，大砲左轉右轉，砲彈在膛，附近到處看到「與陣地共存亡」的紅色標語，很可以體會到阿兵哥生死與共的情感。 東沙實在小，面積只有一。七四平方公里，小到二小時就可以徒步環島一周。高個子墊起腳尖，就能從島的這一頭看到島的那一頭。 東沙群島秦朝就列入中國的版圖 (其實只有一個島，旁邊只有珊瑚礁), 但洋人不知，約一百年前，還有一個倒楣的英國人逃風浪逃到東沙，以為發現新大陸，乾脆用自己的大名為東沙命名。所以，今天的國際地圖上，東沙叫作 PRATAS。 二次大戰時，它曾是日軍南侵的中繼站，日本軍妓還在島上養蠶、做魚罐頭。後來，日軍撤退太緊迫，留在島上的人全部餓死。至今，島上仍有國軍為他們修建的無名墓，也照例伴隨著一些鬼故事，軍官叫他們為「東沙人」。越戰時，美軍重修日本人的簡陋機場，也曾引起一百浬外的「老共」緊張了一陣。 現代軍人的資源比前人多，消磨時間的本事也大。東沙的特產是沙，老士官就拿它做畫。沙畫的技巧，經過代代相傳、改進後，成為島上阿兵哥的第二特長。染色後的沙子，化成花鳥、史努比狗、「烏龍院」人物，張張像模像樣。 存錢的好地方 不過，東沙的沙質特殊，可以作畫，卻不能蓋屋。種菜的土、蓋屋的磚，都得從台灣點點滴滴的「進口」。東沙島周圍水又淺，大船來了，得靠在外海，由小艇接收貨物「登陸」。 規律的生活，對駐防的官兵來說，別有一番甘苦。一位預官就說，東沙沒有一點消費的引誘，「可以存錢」; 一位輔導長說，島上有些弟兄有男女感情問題，「這實在很麻煩，我一點經驗都沒有。」他靦腆地笑笑，露出一口白牙齒。 阿兵哥有感情困擾，也可以到唯一的「大王廟」上柱香、許個願。傳說廟裡的關帝神像，是在民國三十七年一個狂風怒號的晚上，由一隻無人獨木舟漂浮上岸，被官兵供奉在此。也許是巧合，全島就這個「大王廟」附近幾棵樹能長得像樹。每當大官小官到東沙，總到這裡上柱香。 為了駐防東沙，這裡集合了陸、海、空三軍，主力是國軍精銳 -- 海軍陸戰隊，借重他們的強悍刻苦，和他們的二棲戰技。 一位國軍將領透露，一九八二年福克蘭群島之役，給台灣一個意外又重要的啟示，和東沙的未來息息相關。 福克蘭群島之爭，是一次因土地、主權、人民所屬不同而激發的矛盾衝突，最後以飛機大砲決勝負。 因此，蘇南成市長親訪東沙，把東沙畫成「高雄市旗津區東沙里」, 成為正式行政區，將來就順理成章有里長、里民，甚至觀光客，使東沙的土地、人民、國防、主權結成一體，東沙島的領土歸屬權在國際上就會更加明確。 東沙，這個現代邊塞，不是古詩形容的那樣淒涼絕望，也不是「老百姓」想像那麼刺激。它只是扎扎實實地存在。

超人‧超羊‧超蕃茄

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的會議廳內，瀰漫著一片緊張與興奮的氣氛。「人類基因諮詢委員會」即將舉行一場意義不凡的會議。 分子生物學家辛德 (Norton Zinder) 執起議事槌，重重地敲擊桌面，鬧哄哄的會場瞬即鴉雀無聲。 就從今天起 「今天，我們將開始，」辛德一字字緩緩吐出，「開始一項永無止盡的研究。無論成敗如何，都是一種冒險，也是一場無法估價的付出。」 隨著辛德的宣言，在人類歷史上必占有一席之位的一項研究計畫於焉展開。它的規模不遜於發明原子彈的曼哈坦與阿波羅登月計畫，重要性卻可能猶有過之。這個計畫的首要目標是：辨認出人類的整套基因，並破解每個基因的密碼。 人類的整套基因，就是使某人之所以為某人的遺傳指令。這些指令成套地棲身於人體的細胞核內。 過去三十餘年，許多科學家設法辨識人類基因並解譯密碼，但成果有限。這回可能大不相同，它結合了大批生物學家、電腦專家、工程師、倫理學者...... 等，用最進步的自動化分析儀器，還有三十億美元的龐大預算。他們希望在十五年內完成工作。 目標一旦達成，人類的醫藥史將邁入一個新紀元。「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溫格登 (James Wyngaarden) 預測:「如果計畫成功，將有助於瞭解人類生長、疾病、衰老的真相，使醫療技術有重大突破。」 基因密碼完全譯出之後，數以千計的「神秘遺傳疾病」, 將可找到病因，進而著手研究醫療的藥物與方法。 預知長處和弱點 假如皆療人員能夠辨認人體的「疾病基因」, 便可準確預測某些人罹患某些疾病的可能性特別高。 猶他大學一位基因學家堅信，辨識基因的新技術將徹底改變皆療方式。將來，一旦有辦法預知某人會得某種病，「預測式」、「預防式」將是醫療的主流。 也許有一天，人類可以在電腦螢光幕上讀出自己的基因，得知自己的長處與弱點，並且據此來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形態、飲食、居住環境；甚至還可服用預防藥物，以減低不良基因的影響。 如果基因科技能有突破，受益的絕不止於少數稀有遺傳疾病的患者。哈佛大學一項調查顯示，常見的高血壓、過敏、糖尿病、心臟病、精神病、癌症，都與基因有關。 這個浩大的基因研究計畫，無疑是人類醫學史上的大事。它也可能正式揭開人類另一個新時代的序幕。一九 00 年代汽車出現，一九六 0 年代電腦出現，都曾劇烈衝擊人類的生活形態。如今正登上世界舞台的基因科技，很可能與汽車和電腦一樣，使人類生活形態再度大幅改觀。 修理缺陷 除了研究人體基因外，科學家近年來對動植物基因也做了研究與實驗，頗有斬獲。 一九八二年，有人成功地將大田鼠的成長基因，植人小白鼠的受精卵，結果造出了體積兩倍於同類的「超級白鼠」。 一九八二年，英國劍橋大學應用基因移植的技術，製造了一種有山羊角綿羊毛的「超級羊」。 植物基因學者則於一九八七年，應用基因移植技術，製造了一種防蟲害、產量大、抵抗力特強的「超級番茄」。 由於看好基因科技的美好前景，近二十年來，生物科技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且投入了大量的資金與人力。許多公司已經研發出多種基因科技產品 (包括新藥品、新肥料、新殺蟲劑等), 只待政府管制單位點頭，即可上市牟利。 將來，如果市場有需求，政府也同意，預料各種基因科技傑作 --「超級水果」、「超級牲畜」將陸續上市，也會有人提供「修理缺陷基因」的服務。長遠一點，甚至更可能做「換基因」手術。 明天會不會更好？誠如榮獲諾貝爾獎的基因大師華生 (James Watson) 所言:「擺在我們眼前的，是個使人類的明天更美好的露級可能性」。」,「過去我們以為命運天定，如今發現命運有一大部分是寫在基因上。」基因科技的發展，也許將使人類終可擺脫若干莫須承受的痛苦與無奈。 基因科技的發展，也可能使幾千年來農人與牧者的最高願望 -- 長得快、長得好、長得大、長得多、長得符合效益，終於得以實現。 然而，就和許多科技一樣，基因科技雖然可能使諸多美夢成真，卻可能帶來揮之不去的夢魘 -- 道德上、倫理上、生態上。而且，這是一條單行道，一旦上路，永難回頭。 (取材自 Time, The Economist)

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共發瘋,台灣發呆?

當中共用戰車輾過天安門前的學生，也同時輾碎了十億中國人的心。鮮血流下，善惡是非都有了定論。李鵬等一幫人將接受歷史審判，學運已經失敗，知識分子元氣大傷，接下去的戲碼是共軍的內鬥。引起事件的原因仍不十分清楚，面對未來，大家看法分歧。悲憤的情緒淹沒了理智，中共的潰滅被樂觀地期待著。民主一定要濺血嗎？如果不是，那麼學運該不該被檢討？如果是，多少的鮮血才能保證民主的到來？學運持續了一個半月，這是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最大規模的一次自發性社會運動。經濟改革不僅意味著經濟發展，也意味著發展的順序。鄧小平想「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這是階級化的重新開始。「不患寡，而患不均」, 相對剝奪感使不滿和挫折加深，東西方的大陸問題學者異口同聲:「這才是動亂的根源」。反對「官倒」, 只是情緒的投射，而這一切都是經改和開放後必然的結果。當「人民日報」社論將學運定位為「動亂」時，學生統統成了反革命分子。退都將被整肅，學生也只好鼓勇前進了。不可否認，鄧小平在西方世界有他一定的聲望。「他是堅決的改革派，胡耀邦和趙紫陽則是他推動改革的左右手。」台大政治系副教授明居正說:「改革十年，胡趙卻都成了反黨分子，鄧小平很難自圓其說。」從利益的一致性來看，鄧、趙集團也應該是學運拉攏和支持的對象。然而，改革派分裂，當學生支持趙紫陽，而要求鄧小平、李鵬下台時，學運幾乎已註定失敗。另一方面，知識分子自我膨脹的危險在學運中表露無疑。運動沒有理論基礎，階段性目標並不清晰。進學生希望經由一次運動達到所有的目標，「太天真了。」一位民進黨籍的黨工無奈地表示。「社會運動是非常危險的遊戲。」研究社會心理學的學者早就警告過:「社會運動會自動走向激烈，」迷失自己，且過度刺激對方。這是一種「自我出賣」的現象。五月下旬當吾爾開希高喊撤退以避免流血時，立刻就失去了領袖的地位。最後，他只好修正自己的路線以迎合群眾。「可是，面對中共這樣的對手，除了社會運動，還能怎麼辦呢？」明居正無奈地說:「再理性的決策與行動都不能保證最後的結果，除非你的對手也是理性的。」圖 / 誰掌握了軍隊，誰就掌握了發言權。遠見資料照中共一向對自己處理危機的能力，非常有自信。兩次的台海危機，中共的表現都相當自制。「那是指對外衝突而言，」研究危機處理的台大政治系副教授丁守中強調:「對於來自內部的挑戰，中共一貫是用巨大而血腥的報復回答它。」學運的訴求使中共改革派失去立場，只好與保守勢力妥協。民主、自由的口號太過含混，使中共無法確定學運要求的底線究竟是改革或是革命。在危機中，時間的壓力與錯誤的認知，會使決策者傾向於假定最壞狀況。「鎮壓行動絕對是蓄意而且有計畫的」, 分析家都堅信，排除了意外事件引發衝突的可能性。「軍隊的部署與調動在五月初便已開始，包含飛彈、火箭等精銳的殺人武器最遲在五月中已擺定。」五月中訪美的明居正，說明了他在美國所獲得的資訊。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需要這麼大規模的武器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這些武器當然也不是「聾子的耳朵」, 目的是「為了嚇阻以秦基偉為首的擁趙軍系的蠢動」, 匪情專家們一致認為。中共對「槍桿子出政權」信奉不渝，對衝突狀況的處理，一向有「軍事化」的傾向，企圖以非理性的手段來達成理性的目標。「流血鎮壓行動早在預期之中」, 只是沒料到手段這麼殘忍。全世界輿論都感到非常憤怒:「拿機槍掃射，用坦克輾壓，簡直是瘋狂！」但事實上，中共很清楚它在做什麼。五月的美國，東西岸各大城市的華人聚集地氣氛焦灼。大陸留學生迅速動了起來，他們的熱情幾乎與大陸學運同步。許多留學生不聽勸阻，買好機票，告別妻兒，返國加入學運的陣容。身歷其境的明居正感受特別深刻:「他們是抱著當年革命先烈返國參加孫中山革命的心情回去的。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死亡的意義。口裡、眼裡、心裡都是中國美好亮麗的遠景。「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性格，真是「壯懷激烈」。圖 / 一旦衝突發生，是非就跟著模糊了。遠見資料照目前大陸局勢尚未明朗，一般人對中共政權瓦解的預期太過樂觀。中共處理動亂的豐富經驗無人能比。當前，應如何防止中共假借武力攻台，來轉移內部緊張和輿論注意力，是首要課題。「太強烈的官方表態怕會剛好落了中共口實，」想了一想，丁守中繼續說:「低調反應雖不討輿論的喜，但比較合乎實際。」有些人是沒有情緒化的權利的。可不可能用武力反攻呢？「我們沒有條件。」明居正搖頭，除非中共七大軍區嚴重分裂，否則，四十五萬軍隊開上大陸很難發揮什麼作用。其次，出兵涉及很複雜的技術，不能草率，「心裡建設也還不夠」。大陸情勢無法精確預估，政府的決策必須考慮很多後續狀況。「以海峽的安定性為優先，然後再求善用各種管道帶動大陸變革，」一位與軍方關係密切的學者表示:「能在兩個目標間達成均衡的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了。」到截稿時，大陸的動亂仍在大城市間持續著，謠言紛傳。內戰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可是，一個擁有毀滅性核子武器的政權要如何進行內戰呢？明居正的憂慮似乎很深:「完全沒有前例，也沒有理論研究可供分析，」只能禱告。

這是一個貪的時代-它使人心慌、心散、心變

一、「貪」是流行的標誌 如果十九世紀的狄更斯到今天的台灣來訪問，他仍然會寫下那歷久彌新的名言:「這是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最惡劣的時代！」但是，他一定也會毫不猶豫地再加上一個最新的註釋:「這是一個貪的時代！」 以橫掃千軍之勢，「貪」正變成了當前台灣最流行的標誌。它凸顯出人性的弱點，也反映出急劇轉變中台灣的嚴重病態。 不少人貪財，才有一波又一波的股票與地產的狂飆。 不少人貪權，才有一陣又一陣明爭與暗鬥的浪朝。 不少人貪名，才有一次又一次的脫序賽與脫衣秀。 那些人以各種方式，用各種藉口，靠各種關係，在極短的時間內累積了「得來太容易」的財富，取得了「得來不容易」的權力，獲取了「名實不副」的聲名。 輕易得來的財富令旁觀者為之心迷，不易得來的權力令旁觀者為之心動，不計手段得來的名位也令旁觀者為之心嚮往之。 因此，有人歸結：今天的台灣，上層階級在玩權力遊戲，其他人在玩金錢遊戲。也有人因此而推論：在台灣有了權就會有錢；有了錢遲早也就會有權。如果這種推論正確，那麼權力與財勢的合縱連橫，已經為台灣埋伏了腐化的地雷。 二、過分熱衷名、利、權 財富、權力、名位，在民主社會與市場體系之下，是推動個人進取與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它們應當得到肯定。但是，在追求的過程中，要有三項規範: (一) 不能不擇手段。 (二) 不能過分熱衷。 (三) 不能人人強求。 如果不擇手段，其結果是社會沒有是非；如果過分熱衷，其結果是風氣敗壞；如果人人強求，其結果是人心險惡。 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對名、利、權的追求，以前所罕有的言行證實了他們的不擇手段、過分熱衷與人人強求。其綜合的表徵即是一個「貪」字。 在公權力不振、公信力喪失、公德心衰退下，已經有權、有財、有名的人還要「更多、更多」。這實在已經變成了一個「貪得無厭」的時代。 三、「發財熱」飄洋過海 在台北重複地聽到了類似的真實故事: -- 六合彩開獎之日，電話打不通，勞工不上班。 -- 股票市場變成了合法的賭場，不僅家庭主婦、退休人員湧入，一些公務員與年輕人也為之看迷。 -- 在股票及房地產上發了財的年輕人，買名牌汽車，到國外旅行，而且還換了新房子與新妻子。 -- 證券及房地產公司的年終獎金有高達三十個月以上者，甚至一位打掃工友告訴老闆:「讓我找人來替你打掃，你把工資給他，獎金給我！」 台灣的「發財熱」已擴散到了兩個大陸。四月分在美國時，又多了另一層體認 -- 在華航機艙裡，一位年輕企業家輕聲地說:「在我們去年暑假參加陽明山受訓的四十多位工商界朋友中，至少有十位已經在大陸設廠，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 -- 在矽谷的一位工程師告訴我:「當年一位同班同學，在台北辦了七年工廠一直虧本，最近把廠地賣掉，賺了三億多。上個月來這邊，拿現鈔買了幢近百萬美金的房子。他決定以後在台灣不辦工廠，改搞地產了。」 -- 在舊金山的一位朋友說:「台灣的新銀行還沒有准許開設，已經有兩家投資公司在這邊為他們募股了。希望參加的，每位至少要投資十萬美金。」 -- 一位在美國大學教了十二年書的朋友，決定辭去教職，暑假回台參加他嚮往的「發財行列」。他說:「地產、股票、期貨、保險，只要發財，我都有興趣。」 四、特權階級無處不在 在「貪」的狂飆聲中，這二年來: -- 人心都散了，誰還肯認真工作？-- 人心都慌了，誰還肯按部就班？-- 人心都變了，誰還顧到是非善惡？大家的心目中只有自己、大家的視線只有眼前、大家的抱負是更多的權、財、名。 因為這樣的「貪」, 就產生了今天台灣無處不在的特權階級。在金錢與權勢勾結與包庇之下，不知道還有多少舞弊案沒有揭發；即使揭發，又有多少其是「查到最後一個人」? 特權階級已經變成了社會上的惡性毒瘤，這是台灣黑暗的一面。 五、貪權更令人心危 如果貪財令人著急，貪權則更令人心危。 近年來民主步伐的加快，使國民黨內的權力分配產生了重大的變化。在經濟成長中，人人有同時增加財富的可能；可惜在政治棋盤上，權力常是「你輸我贏」的局面。 民進黨內的爭鬥，對國家影響小。國民黨是執政黨，國民有權利要求執政黨不能因為總統府、行政院、中央黨部三者之間缺乏完美的配合，影響到施政的推行、預算的通過、立法案的審查，以及最佳人事的安排。 自去年七月以來，內閣與國民黨內重要人事任命，都是經過政治上的刻意安排，都在鞏固各自的政治地盤，家世與省籍仍是兩個重要因素。 六月初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二中全會，又將無法避免引起另一場權力分配或內閣改組的猜測。此時此地，遵守國父「天下為公」的遺訓，是每一位國民黨要員的責任。但是，要握有實權的人，不擴增其權力，正如要已有財富的人，不擴增其財富一樣的不切實際！六、個人小康，社會大貧 大人物的貪權，就產生了洶湧澎洲的明爭暗鬥，沒有權的小市民則又普遍貪「小」便宜，造成了今天台灣個人小康，社會大貧的失調現象。 在貪小便宜的心態下，他們仍然嚮往三十年前貧窮時代中政府提供的津貼與補助，不肯分擔義務、不肯分擔社會成本、不肯為較高的品質付出代價，寧可忍受因陋就簡，以及嚴重短缺的公共設施。 四月底去韓國參加中韓政治經濟討論會，看到韓國每人所得不及四千美元，而愈來愈有現代化國家氣勢；而台灣六千多美元的社會，仍陷於髒亂與貧乏公共設施之中時，真有說不出的感嘆。 台灣是個商業氣息愈來愈重的小康社會，但不是一個乾乾淨淨的社會 -- 缺乏環境的乾淨、心態的乾淨、決策的乾淨。 七、無法阻遏的趨勢 花貪戀權力與聲名之下，四十年來有那些人，在擁有實權之後，曾自願地在掌聲中戛然而退？他們都是在年齡與健康的限制及意外情況下，不得不退。陶百川、趙耀東、倪文亞、馬樹禮等幾位是可敬的例外。 在愛財之下，也不容易找到那一位大富豪，真正慷慨地捐出大筆財富，設立如福特基金會那樣造福人類的機構。 當「貪」變成了今大台灣銳不可當的大趨勢時，實在不容易想出有效的阻擋辦法。 今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年，也許我們需要出現幾位偉大的思想家來匡正時弊；也許我們除了提倡「科學」、「民主」之外，真要大力推行的是「倫理」; 也許我們可學學西方社會；權力可以擁有，但必須要經過選舉，並且有任期限制；財富當然可以累積，但一定要合法地納稅，也要自己做合理的捐獻。 從短期來看，一向樂觀的我，卻要下一個悲觀的結論：人有征服其他一切事物的本領，卻無法征服自己的貪婪。 天堂的窄門怎會為貪婪的人而敞開？

一塊千瘡百孔的鐵板

問：胡耀邦先生過世之後，學生反應非常強烈，他們到底要表達什麼？答：我想就是自由民主。在胡耀邦時所謂的寬鬆時期，當然大家並不是說滿足，但是覺得比以前好一些。目前這個時期就很沉悶，所有各個階層都非常有壓抑感。 氣氛不對 剛來的人是很不容易體會的，看到的是房子很多，穿的衣服也不錯；但是只要你進入社會，就會發現不是這樣的。很多過去待在這裡幾十年的外國朋友，再回來看，剛一來還覺得中國變化真大；第二天看到氣氛不對，還是那樣兒；第三天就更壞了，基本上是非常壓抑的感覺。 問：它跟經濟改革沒有改善有沒有關係？答：有，經濟改革的失敗和政治改革沒有進行，都有直接的關係。經濟比三十年前更差，而且現在愈來愈落在世界其他國家之後，這種感覺非常強烈。 如果說一個社會現在很窮，但是得到較好的體制，我們就可以出力氣，做點事情。 現在是很多人想出力氣可是無路可出，學生尤其感到這樣。 「好到頂了」? 問：在整個事情上，學生和知識分子為什麼特別勇敢呢？其他人呢？答：當然在中國其他階層這也是一個問題。這些年來，從共產黨員的角度來看，他最大的「成功」, 就是「沒有教育」。一般的工農，文化比較低，他也感到不滿，但是想不出是什麼問題，所以不會直接感受到現在社會的問題。 一般人不像知識分子，國內國外政治、經濟訊息比較流通，一般農民根本沒有訊息，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情。他基至不知道自己過得很壞，因為他根本沒有看過好的。所以愈是窮的地方愈是滿意，愈是富的地方，像廣州、上海，稍微富有的人愈不滿意。 有一個笑話說，西北有一個老頭，穿得破極了，問他感覺現在情況怎麼樣，他說「好到頂了」, 不但好，還好到頂了。他就是沒見過什麼是好的，他可能覺得今天有水喝、有飯吃，其實也不一定吃得很，他就覺得很好，好到頂了。 所以一般人民連生活水準都沒概念，不要說民主自由這種事，更沒有見過。所以造種情況造成中國的要求差距愈來愈大。 不過，我想中國知識分子還是有點傳統，對社會有責任，總要對社會說幾句話。 教育一定要保護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問：今年是「五四」七十週年，你對大陸在目前的情況之下，追求民主科學的精神，是悲觀還是樂觀？答：近期內不是很樂觀。但是總的形勢而言，中國人免不了走這條路，也就是不會永遠脫離世界潮流的。 問：你覺得那些力量可以幫助它走向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向？答：第一個力量當然就是知識分了和學生，如果教育愈來愈普及了，可能可以加速步調，所以教育我們一定要保護。 第二，是中國介入國際社會。這點才剛剛開始，譬如人權問題。 現在，美國、歐洲批評中國人權問題，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介入國際社會，就談不上干涉內政。國際輿論的作用是有的。 問：你覺得中國大陸一般的大學生特質是什麼？答：中國大學生如果跟美國大學生來比較，當然有很多不同，但如果從知識的涵養量來講，我覺得甚至比同齡美國學生還高一點。當然中國教育有很大問題，獨創性、創造性不夠，這個對科學研究很重要。 問：就目前大陸的情況來看，你覺得那些地方可喜？那些地方是可憂？答：可喜的是，最近知識分子和學生愈來愈關心自己和社會的前途。從這個角度來說，是比以前有很大的進步，這就是獨立的態度。 以前也許有這種責任感，但是想到「責任就是對黨負責，要給黨提出建議，希望他好好做」; 現在也不是說不給黨提建議，但是「我是採取獨立的態度，我並不是說我一定要做你的食客」, 我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集團，不是集團也要以社會獨立的個人來對待。 這個觀念的改變對於民主的接受非常有價值。令人憂慮的是，我覺得教育不夠是個大問題，要把這個民主圈子擴大到更多人來理解，而且介入參與，確實有相當困難。 在這個小的圈子裡，一下子就鋪開了，一般的市民很同情，但是他自己卻不願做這種事，這是個問題。 或者反過來說，知識分子如何進一步作為代言人，帶領更多人來推動社會，使更多人響應，這方面也很困難。不像在今天教育水準稍微好的台灣、南朝鮮，容易對政府形成一個更大的全民壓力，現在在大陸還僅限於知識分子和學生這個階層。 見「火」不救 問：當前大陸有那些問題要趕快解決？答：我覺得應先把憲法上幾條先實現，譬如憲法規定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這是學生這次要求非常強烈的一點。 第一步就是開言禁和報禁；黨禁可能要等下一步。現在已經有很多報紙說些話了，報禁的解除，估計是靠最後它管不住，這樣來實質上解除掉。 還有就是經濟上的所有制。這是目前大家最一致的看法。 問：它的可行性怎樣？答：共產黨實行所有制到現在已是後退了。報禁的解除，估計是靠最後他管不住。報界現在看著火不救，這「火」的意思就是大家對當局不滿的火，見這種火絕對不去救，有人還去煽煽火，絕對不去寫批判文章了。 問：最近台灣方面開放了記者到大陸採訪，亞銀代表也來參加開會，你看這樣多的接觸對兩岸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答：我只能談大陸這邊。我覺得這個門打開，對大陸這邊影響是正面的。總的來看，不管是對美國、對日本、對歐洲開門，每次開門的效果總得到很多訊息和新的觀念，不只是經濟的，而且是政治、文化的。這個訊息是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情，有什麼樣的發展。 最近知識分子採取的態度，很多是因為得到外邊的訊息，瞭解整個世界潮流是這樣的，各國的知識分子都在爭取國家的民主自由。這些對知識分子是啟示，也是壓力。 台灣同樣對這邊會有影響，而且影響會更強，因為是同樣的語言、文化、種族。「台灣能這樣發展，為什麼大陸不能這樣發展？」這樣的問題在此地已經變成一個很強的問題。 現在共產黨內還在說，「絕對不能多黨制，共產黨領導大陸是歷史賦予的，是歷史發展的結論，不是一兩個人說換就換」, 歷史什麼時候證明了這個？歷史證明了你四十年做得不成功！這不成功的一個反例就是台灣。 如果台灣經濟或其他方面更先進一點，我覺得這種影響是肯定的，除非台灣自己沒有信心。 實質上中共也是相當虛弱，比起毛澤東的時候，是相當虛弱。現在外人看來還是鐵板一塊，實際上是千瘡百孔。 為什麼呢？因為它現在事情太多，不知道怎麼辦好。像「學生運動」, 它也不好制止。你看，學生撞進中南海事件，他們只採驅散態度。 問：所以每一次都是這樣的示威遊行，然後就完了。這個情況會有效？答：每一次都非常有效。你要看這有效在什麼地方，比如說，這次沒有釋放魏京生，就這個意義上是無效；但是後來他們就不敢隨便抓人了，這就是非常有效的。 儘管它好像沒有接受，實際上它不得不接受，它自己至少說「沒有政治犯」, 那好，現在恐怕它也不敢抓了。 (林秋寶整理)

仲裁也是一種辦法

問：大陸有沒有專門針對台灣制訂的專利法或商事法？是用自己的方式還是用國際的方式處理？答：如果說直接來往的話，完全按照一般國際的處理方式。比如說，我們跟香港的買賣，都按照國際的作法。國際的作法是由各種渠道形成的，一個渠道是條約，比如專利權、稅法這些東西；再一個是國際上有很多同業之間的規定，比如說國際商會的一些規定 (信用狀、本票、期票...... 等規定), 它不是條約，沒有拘束力，但因為商業界大家都按著規定辦，大家一接受之後，就成為慣例了。 有法依法，無法依慣例 現在台灣這麼辦，大陸也這麼辦，所以大家要往來，毫無問題，因為大家的理解都一樣。 大陸現在規定，有法律按法律，沒法律按國際條約，沒國際條約按國際慣例。像信用證、票據法、海上法，大陸上都沒有，但都先照著國際規則、慣例來做，一點問題也沒有。 對於台胞來投資，大陸完全按照外商優惠待遇，好像還沒有制訂成套的法律，可是有一個個單一的規定，最高法院也有一些有關繼承、婚姻問題的司法解釋。 問：大陸上的仲裁案件大部分是什麼樣的案件？答：大部分是投資糾紛，比如錢沒匯進來、沒按照合同辦事。最大部分是買賣合同，像檢驗不合格、沒按期到貨、外匯漲價太多、對方後悔不幹等等。 又快又簡便 仲裁相當於判決，是一種公斷，有約束力。它的特點是一判就終審，而且立刻執行，所以判的時候要特別慎重。法院的話，還要一級、兩級...... 往上告。 將來台灣商人到大陸投資，也可以用仲裁庭來裁決。有很多人不願意透過法院，而透過仲裁庭解決問題，這有幾個考慮，一個是快，一個是簡便。法院積案多，又可以來來回回地告，時間很長，商人等不及，仲裁庭一下就定了。 仲裁時，可以選擇在大陸仲裁，也可以選擇到外國仲裁。在中國大陸仲裁有個好處，收費比較便宜。 問：台灣商人到大陸做生意時，那些案件必須經過法院？那些案件必須透過仲裁庭？答：大陸的仲裁分幾種情況，一種是勞資方面的仲裁，一種是大陸內部經濟、企業法人間的仲裁，主要由工商主管部門來仲裁。這是行政方面的仲裁，還有一種是國際商事仲裁。大陸貿易促進委員會下面有一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總會在北京，上海、深圳都有分會，專門處理中外事務。一年仲裁的案件有三、四百件，沒有專職仲裁員，而是找各行各業的專家。 幫忙打通關節 問：你有沒有處理過台商案件？答：我沒有處理過台商的仲裁事件，但給過一些諮詢的意見。比如台灣人在大陸辦展覽，應該怎麼辦？我們律師事務所就幫忙跑跑。 台灣同胞到大陸來，有一個不利的地方，就是法律不完備、有空白。碰到法律空白時，我們事務所就儘量到有關部門作解釋，因為我們和他們比較好講話，告訴他們:「你不是歡迎、鼓勵台胞來嗎？怎麼不給人家一些便利呢？」在打通關係方面，我們可以做點工作。 以後也許有直接的規定，雙方來往有些細節還是需要雙方面努力，這是大勢所趨。 問：大陸現在有沒有民辦律師事務所？答：大陸民辦律師事務所在北京、上海一共是四十八家，打個人名義的大概只有兩家。外國律師事務所也有不少進來，因為現在鼓勵。 問：大陸仲裁員需要具備什麼資格？答：仲裁員是靠仲裁委員會遴選的，主要著眼於資歷、經驗，其中以商業界各方面的人士多一點。不一定是律師出身，即使是法律界人士，也多著重選搞國際商法的。 仲裁員有中國人，外國人也許可，這是個很大的轉折，以前是不許可的，因為中國人自己比較好講話，外國人進來，把外國的法律一搬來，就有爭論了；不同的法律背景可能引起不同的問題。 問：仲裁庭一次有多少個仲裁員？律師揚眉吐氣了 答：有三個仲裁員共同裁決。爭執雙方從仲裁員名單上各挑一個仲裁員，作為公證人；仲裁員跟律師不一樣，不是代表當事人的利益，而是持中說話。兩個仲裁員再共推一個首席仲裁員，三人組庭。 問：律師在中國的地位是怎樣的？一般大陸人民對法的觀念又是怎樣？答：律師現在可以說是揚眉吐氣了，因為大家感覺到了法律的必要性。大陸剛恢復律師的時候，律師是不受尊重的，有的律師甚至因為替人辯護而被法官轟出法庭，法官說:「你怎麼幫壞人講話？」這種事常常有。經過長時間後，這點基本上是克服了。 但是，這兒的人有許多是「法盲」, 對法律完全一無所知的，大有人在。大陸畢竟地方大。文盲多，要樹立對法律的信仰，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譚家瑜整理) 「兩岸關係法」想放又放不開 從「兩岸人民關係暫行條例」條文，可以看出兩種思潮：一種是承認現狀，這代表一個前進的趨勢，這在三、五年前是不可能的。另一種思潮是囿於法統的觀念，老是把憲法抬出來；這是一種制約，用法統綑住了自己的手腳而放不開。 這兩種思潮是相矛盾的，想放而又有相當的約束，甚至影響到放的結果，這麼一來，條例要實行，就有困難。 這個條例給人的感覺是，它既是管理法、行政法，同時又是刑法，還有一部分民商事法，這幾個法搞在一塊兒，顯得很龐雜。我在設想，假如把這幾個法分成幾個步驟、幾個法來談，是不是會更好一些？暫行條例第一條講「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這講法很籠統，照這講法，戡亂條例是不是適用？要用戡亂條例的話，兩邊都說不攏了。如果改成適用其他有關民商事法律，那就好辦了。 第二條條例把台灣地區定義為「中華民國領土內之台灣本島、澎湖、金門......」。這寫法是依照法統來寫；不是依照現實情況來寫，那大陸也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講法，兩邊就說不下去了。倒不如按地理區來畫分，就只叫「台灣地區」、「大陸地區」, 問題不就解決了？大家只談經商，不談政體。 第一條也很成問題。條文說「在大陸地區成立之民事法律關係及取得之權利、負擔之義務，除違背憲法、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外，予以承認。」這條文本來是很好，但又把「憲法」提出來，不是又不好說話了嗎？其實，提到公共秩序，就已經把法統包括在裡面了。 第十一條規定「民事法律關係之行為地或事實發生地跨連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者，依中華民國法律。」 當法律衝突時 針對這條文，我先說明一件事。大陸的學者已經在研究區際之間的法律衝突，而且發表文章討論。這些研究當中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平等原則。 大陸除了提出「一國兩制」之外，還提出「一國四法」。所謂四法，就是指大陸、香港、澳門、台灣各有各的法。在「一國四法」的信況下，很多地方勢必有衝突，這些衝突要怎麼解決？其中的原則之一就是要平等。 因此，如果台灣只強識本地區法律優先於其他地區法律的話，就沒法解決衝突。 從這方面來看，有幾個方案可供選擇：一個是依當事人的意願，當事人希望用那裡的法律，就用那裡的法律。第二個是涉及到什麼法律的時候，道用那個地區的法律。比如說，不動產的問題，就用不動產所在地的法，因為不動產所在地的登記很完整，很好查閱。 有跨及兩地的法律行為時，不妨細分一下，其中那些地區的法律可以適用，那些不可以。 一種防範 第十六條是關於維承的問題，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繼承台灣人民遺產時，只能繼承二分之一。說坦白一點，這規定等於說大陸人民是撿現成的，沒對台灣地區作出貢獻，卻從台灣這邊拿一大筆財產走。財產拿走沒關係嘛！妳收遺產稅嘛！用稅收的形式收回去，大家沒意見，可是條例上洽恰沒稅收的規定。 十八、十九、二十條是關於大陸人民到台灣投資的一些活動。我認為這些規定都不是正常的民商事交往的情況，而是一種防範，或怕政治上的滲透。如果拿這些規定去徵求大陸民意的，大家會抗議的。因為大陸是只要資本來，就歡迎你來。 現在這個法基本的調子是防範重於解決問題，而防又不勝其防。我認為無為而治還好一點，先暫不作規定，看一看再說；看看大陸這方面是不是有這麼嚴重的問題，在看到有不好的情況後，再隨時增訂條文。對商事作人為的限制，前途不外兩個：一個是行不通，人們可以把法放在一邊，訂法的人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另一方面就是民商事的正常來往受到阻礙。 第二十二條:「在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經行政院指定之機構或委任之人民團體證明者，推定為真正。」這也是個問題。因為對一個公證的東西，你或者承認，或者不承認，很少有人對公證的東西要求再加以輔證的。 我想以我自己在美國為一個遺產繼承案件出庭作證來說明。當時一個中國大陸的人要去繼承他父親在美國的遺產，美國法院不承認，認為這遺產是無主的，因為美國無法證明那個大陸人跟死者有親屬關係。於是，大陸公證機關就出了個證明，說明那人什麼時候出生，一家有些什麼人，與死者有血緣關係，可以繼承遺產。 何苦強調憲法？美國方面不承認這公證，說:「你這公證機關是真的作公證？還是受共產黨操縱的？」不認帳，認為這筆財產應歸國庫所有。中方的繼承人就請了美方的律師，打聽到我，請我作證人。我作證的結果，法院認為可以接受，認為中國大陸公證的東西是正式的，可以相信。 第二十三條專門說明民事仲裁判斷:「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仲裁判斷，不違背憲法、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者，經聲請法院為執行確定後，得為強制執行名義。」 一九五八年，世界上有七十幾個國家參加了「紐約公約」。這個公約專門談執行仲裁判決的問題，其中規定主管機關在下列情形之一時，可以不執行仲裁判決：一個是根據該國法律，爭議事項不能以仲裁解決，比如婚姻、遺產糾紛只能由法院判決；再一個是仲裁判決不能有違該國公共政策。 大陸兩年前參加了這個公約，是按這規定來做，按這規定做，就沒有所謂憲法、不憲法的；國際之間都不強調按照本國的憲法，因為憲法的差異如此之大，只說公共秩序，那麼台灣、大陸兩個區域之間何苦強調自己的憲法？把口子開在前頭 第二十七條甲案:「台灣地區人民或法人不得在大陸地區為投資行為，或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從事直接貿易。但經行政院許可者，不在此限。」 這條文提法太絕對，一開始就說「不得在大陸地區為投資行為」, 然後再開個口子說，「但經行政院許可者，不在此限」。與其這樣，不如把口子開在前頭，就說「要在大陸地區為投資行為，需要得到行政院的許可。」這樣不就平緩些了、迴旋的餘地也大？(譚家瑜整理)

共產黨陽光沒照到.....

四月中旬後的北京，是四十年少有的「熱」。胡耀邦過世、學生送花圈；天安門廣場上演說「新聞要說真話」; 中南海大門竟然被人潮衝進去；學生手牽手大遊行唱「義勇軍進行曲」;「連大學最後一座紅色城堡 -- 清華，都被攻陷了！」人們驚訝著...... 亞銀開會，北京第一流的合資旅館全被包下，「對不起，五月一日起，我們房間全滿了！」接線姑娘客氣卻冷峻地回話:「台灣的郭部長來了！」;「你們台灣的記者好厲害啊，全來了！」...... 四月中旬後的北京，也呈現出奇的「冷」。「都感覺到問題，但不知怎麼解決，普遍的無力感！」劇評家吳祖光深鎖雙眉；「許多人想出力氣，可是無路可出，」方勵之低語。 載著台灣客路過天安門廣場的出租車司機，對著想看熱鬧的乘客說:「唷，可別去看了，我還有一家老小，把我牌兒吊了，我去台灣投靠你？」「上面已經下了指示，看得緊哩！」「學生沒牽掛，工人可不成了！」面對台灣的訪客，「對台辦」的表情忽冷忽熱。 「「一國兩府」? 你們最近說法不是又改了嗎？「主權」是絕對不能改變的！」「你看我們像會攻打台灣嗎？要靠你們溝通、溝通。」 冷熱交織的北京，表現在政治、社會、文化，甚至兩岸關係上。

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攻陷

「「導報」從未如此光輝過！」上海一位年輕記者略顯激動地說:「我們為它難過，但是也感到光榮。」 他指的是上海出版的「世界經濟導報」最近的表現與遭遇而言。這分周報由於刊出一項「追悼胡耀邦座談會」上的大膽言論，而於四月二十六日經中共上海市委會宣布撤除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並由市委宣傳部派遣「工作小組」進駐該報 -- 等於是無限期接管了。 被大陸知識分子簡稱為「世經導報」的這份單薄周刊，其實注定是命運坎坷的，因為它走的本就是一條險路。它的創辦人兼總編輯欽本立，素來以敢言著稱。他自一九四六年加入上海文匯報擔任記者，便顯露了這項特質。 一九五七年，欽本立已經是文匯報的副總編輯兼黨委書記。當時正值「反右運動」時期，該報也中了毛澤東的「陽謀」, 大嗚大放，而被毛親自扣上了「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帽子，欽本立去職，並從此脫離新聞圈達二十餘年之久。 一九七九年底，中共言論尺度略見放鬆，時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欽本立，聯絡了幾位老報人，籌辦「世界經濟導報」。一位參與創辦工作的老人回憶當時的心情說:「欽先生和我們都是不得已才離開新聞崗位這麼多年，我們吃過許多苦，出來辦報實在是不能忘情於新聞工作，也不甘心年華就此老去。」 就這樣，幾位退休的老人，加上世經所一些兼任、不支薪的研究人員，借用世經所的半間辦公室和「解放日報」的排字、印刷設備，「導報」於一九八 0 年六月十九日開始發行了。 最初它是以介紹世界經濟趨勢為主，但隨著大陸本身展開經濟改革，而漸漸加重了國內經濟政策和發展現況的討論與報導，近年來更偏重政治和民主改革。九年間，它由八開四版擴編至今天的十六版 (其中廣告約占三版), 發行量達三十萬份，讀者以大學院校的知識分子和政府決策人士為主。 我們敢講真話 這樣一份印刷不清、紙質不良的小型報紙，竟然成為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報紙，原因就在「報導自由度」比較大。「導報」記者指出，雖然官方召開的會議從來不准該報採訪，但是私下的採訪，即使是高階層官員，也從未拒絕過。「因為我們敢講真話，他們對「導報」的興趣往往比對一般報紙還大。」 該報自始即堅持經濟獨立、人員自募。草創時曾向政府借貸兩萬元人民幣，而今早已還清，全靠訂戶和廣告收入維持，這在大陸是非常稀罕的一件事，「導報」人員也相當引以為傲，並自認是一份民間自辦的報紙。 然而官方的看法顯然不同。副總編輯朱杏清坦率表示:「官方從來不承認我們是民間報紙，因為依體系而言，我們是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和世界經濟學會合辦的。」否則，上海市委會如何能撤銷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又如何能派宣傳部的人「進駐」該報？憂心的不是個人 「導報」記者都承認自己內心有一個自我設定的尺度。縱然如此，該報的言論還是觸怒了官方。當此個人前途、報社前途和國家前途都不確定的時刻，「導報」人員憂心的是大局，而不是個人。他們知道，「導報事件」更增添了國家亂的因素。 欽本立走了，「導報」的獨特風格還能維持嗎？如果不能，「導報」還有必要存在嗎？報社內外一片懷疑之聲。一些較為沈穩的中年記者卻堅持:「最要緊的還是堅守這個發言的陣地。陣地沒有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危險新世界

基因科技一旦登峰造極，人類可以隨心所欲操縱一切生物的基因。 天賦可以改變 就人類本身而言，從此可以自負地征服各種基因性疾病，也可以自由地改善「天賦能力」, 而在相當程度上掌握自己的命運。 就動植物言，一樣的飼料，可以養出體積更大、抵抗力更強的家畜；一樣的土壤，可以育出收成百倍的農作物。而且，還可以透過基因手術，製造出各種「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新動物」、「新植物」(例如，只有翅膀沒有腿，只會生蛋不會叫的雞)。 但醉人美夢的另一面，卻是「美麗新世界」的夢魘。 已經研究成功的「超級番茄」, 經證實會破壞自然生態平衡。將來如果類似的「超級農作物」普遍出現，對地球生態環境的危害很難估計。 目前人類已經造出「超級羊」、「超級鼠」等「合成動物」, 假如這種技術發展到極致之後，不幸落入邪惡之徒手中，或者不幸在實驗過程中出現了差錯，都可能產生「危險大怪物」, 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求職附繳基因報告 最麻煩的還是人類本身。隨著基因科技的發展，從法律、倫理到哲學、宗教等層面的矛盾糾葛，必將層出不窮。 問題可能自出生前即開始。如果可以測知胎兒基因，難保不會有父母因「基因欠完美」而一再墮胎。 即使基因預測技術再發達，恐怕也只能確定某個胎兒具有罹患某種疾病的傾向，而無法精確預測發病時間與嚴重程度，甚至會不會在有生之年發作都很難確定。至於胎兒出生後到底能活多久，活得愉快與否，更無法得知。因此，目前已吵翻天的墮胎問題勢將益形複雜。 未來的雇主甄用新人時，很可能會要求附繳基因檢查報告。假定如此，「基因欠佳」的人必將飽受歧視。 侵害隱私 基因科技還可能引發新的侵害隱私問題。 因為，基因檢查紀錄很可能會登上電腦，就像目前的犯罪前科紀錄一樣，成為個人永久檔案的一部分。假如政府管制不嚴，可能使隱私權遭受侵害。 即使基因資料得以保密，還有另一項麻煩：這些資料可能憑添個人嚴重困擾。如果某人預知自己會患某種不治之症，他是該慶幸可以及早安排後事，還是寧願不知的好？一位基因問題諮詢人員說:「也許我們有辦法預知未來，但須先問問自己，真的想知道自己將來怎麼死的嗎？」 固然所有基因科學家都強調，發展基因科技的目的，純粹是治療遺傳疾病與消除人類痛苦，而不是要製造超人。然而，一旦人類有機會扮演上帝的角色，會不去嘗試嗎？一位基督教領袖悲觀地認為:「我們不夠善良，也缺乏責任感。毫無疑問，我們會濫用這項權力。」 話說回來，站在醫學家的立場，假如有個可以免除基因病痛的大好機會在眼前，不去把握便有辱使命了。諾貝爾獎得主華生就堅稱，此次美國人類基因研究計畫，肩負了「人道使命」,「目的不在獲取基因知識，而在藉此增進人類福祉。」 華生的說法有其說服力。而且，今天最熱烈支持基因研究的人士，其實正是最早體認到基因科技可能被濫用的一批人。 基因科技的發展已成一股難以阻遏的洪流，不管怎麼爭執，總會向前奔騰。於今之計，該是設法將這股洪流導向一個對人類整體最有利的方向。 (取材自 Time, The Economist)

小小孩的心事

一天，幼稚園老師打電話給比利的父母，說他們四歲的兒子在學校製造麻煩；尿褲子、不肯排隊、不願意做勞作、攻擊其他小朋友。 老師的意思很清楚：比利需要幫助。 小小心靈出毛病 根據美國心理學會估計，全美國十八歲以下的孩子中，有一五 % 需要心理治療。甚至蹣跚學步的幼兒都可能出現在心理醫生或精神病專家的顧客名單中。 「現代父母都希望子女出人頭地，如果有什麼問題，也希望早點解決」在南加大精神病醫院和研究中心負責面談工作的丹明說:「比起十年前，今天的父母比較能接受幼兒也會有心理或精神疾病的事實，也比較勇於尋求治療。」 當然，兩歲、五歲，甚至八歲的孩子，都不見得能用語言表達他們的情緒困擾，必須靠大人從他們的行為來觀察。所謂問題行為可以區分為兩種，一種是不為社會規範認可的表現，例如說謊、偷竊、老是跟別人唱反調等；一種是情緒上的異常，例如好哭、抑鬱、退縮等。 某些小孩成長過程中常見的毛病，像咬人、吮手指、尿床、惡夢、和兄弟姐妹打架，如果發生的頻率太高，而且程度一直不減輕的話，也可能是心理疾病的徵兆。 聖約翰醫院精神科主任巴斯德分析，學前兒童的問題行為可以在幼稚園裡看出來，包括不守規矩、學習障礙、表達能力太差等；但是小學階段的孩子常常是在校外惹禍之後，例如到店裡順手牽羊，才被發現是個問題兒童。 問題來自家庭 研究顯示，四分之一的問題兒童是由先天缺陷或生產時受傷所導致，其餘則通常和家庭有關。有些孩子是家裡的老大，向來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對於新「加入」的弟妹非常不能接受。一個孩子說:「我一定不夠好，我一定做錯了什麼，否則他們不會要另一個孩子。」而這種憤怒和沮喪常轉化為攻擊行為，發洩在新生弟妹或其他玩伴身上。 父母的婚姻失和，也會影響到子女。華理斯夫婦的感情三年前即已亮起紅燈，為了兩個兒子才勉強生活在一起。五歲的彼得一向是個敏感乖巧的孩子，就在父母決定分手的時候，他開始上幼稚園；這段時間彼得變得非常害羞、退縮，老師發現他只和女生玩，不和男生玩，對這個年齡的男孩子來說很不尋常。 經驗豐富的醫生往往能一眼看出問題所在。芮德服務於一所兒童中心，是那裡的社工人員，她對一個個案印象深刻：一位母親帶著她八個月大的女嬰前來求助，說這個女嬰在地上爬的時候，常常撿地毯上的線球吃。 詳細詢問之下，醫生發現這個女嬰幾星期前剛斷奶，而她的母親以前每次餵奶時所穿的一件衣服上有許多線球，她習慣於一面吭奶一面摸這些線球；吃地毯上的線球表示她不願意離開媽媽的懷抱。於是醫生建議給她一個安撫奶嘴，滿足吸吮的需要，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在拳打腳踢中面談 但不是每一個案例都那麼容易解決，有些孩子的問題牽涉到生理異常，需要長時期的治療。上面提到的比利就是一個例子。 在接到學校的電話之前，比利的父母都沒有意識到孩子有問題。他們的小兒科醫生介紹了一位兒童心理醫生，但是一年半之後，治療效果微乎其微。比利的母親十分灰心地說，比利沒有朋友，愈來愈不快樂，家庭生活也變得一團糟。「我們連生日宴會都不敢去參加，因為一點點噪音都會使他暴跳如雷。」 經過輾轉介紹，他們找到了巴斯德醫師。 第一次面談的時候，比利剛踏進房門就轉身準備開溜，巴斯德搬了張椅子擋在門口，這次面談是在比利的拳打腳踢中度過的。 遊戲治療 巴斯德接著和比利的父母、老師深談，實際到學校觀察他上課的情形，並做了一連串測驗。他發現比利不能專心、精力過盛、任性衝動，是一名典型的「缺乏關注過動兒」(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ely disorder)。他開了一種抑制過動的藥物，並建議比利轉學到一所規模較小的學校，以便得到更多照顧。 治療約莫一年之後，一天，巴斯德拿出一組室內籃球架，比利試著投了幾球，不久之後又開始玩樂高積木。他母親非常激動地說:「比利以前從不玩籃球，也不踢足球，任何險都不肯冒。」 巴斯德用的是「遊戲治療」, 他說透過遊戲可以測出孩子真正的想法，觀察他們和其他人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從而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另外被普遍運用的是「環境治療」把孩子送到特別的幼兒學校，那裡有專業人員和經過特殊設計的環境，一方面讓孩子在這個環境中紓解憤怒和攻擊性，一方面學習社會規範認可的行為。 痊癒靠自己 然而不管是那一種治療法，巴斯德認為，最終目標都是讓孩子瞭解別人的幫助有極限，要真正痊癒終究必須靠他們自己。 當孩子有二心理或精神困擾，父母通常會覺得自己愚昧而無助。彼得的母親回憶:「我當時手足無措、害怕極了，掙扎了好幾月才決定走出來求援。」這些父母雖然把孩子送去治療，但仍不時懷疑：這些治療到底有沒有用？多久以後才會有效？精神科醫生科恩指出，治療效果因人而異，通常要半年到一年才看得出來，但還是必須定期追踩治療。而所謂治療成功就是袪除孩子發展過程中的障礙，恢復正常的成長速率。 本文一開始提到的比利，現在已大有進步。他們一家曾去參加幾個小型生日宴會，比利開始信任別人，也比較有自信。 父母的支持最有效 但整個治療仍未完成，最近他又在學校打了人，這是幾個月來的第一次。雖然如此，比利的母親寧願往好處看，「就好像月有陰晴圓缺，只要他持續有進步，我便以他為傲。」 一位專業社工人員表示，幫助心理或精神有疾病的孩子需要極大耐心和愛心，而父母的支持往往是最有效的治療。 (譯自 Los Angeles Time Magazine, 原作者為 Lee Dembart)

四代同堂大家樂

晚上八點，曹昌平陪著祖父捻紙捲點燃水菸斗，梟梟輕霧中聽老人家絮絮說著家中舊事。祖父一筒菸抽完，他剛起身告退，三弟正笑盈盈的走進來向祖父母請安。這已經是一星期中他們第三次在這裡不期而遇。回到二樓自己家裡，兒子彥碩正和比他大二歲的堂姐一起彈鋼琴，琴聲伴著笑語在壁問迴盪。身為第三代長子，曹昌平深深感覺到，生活在這樣一個四代同堂的家庭中，「無論走到那裡，心裡都很踏實。」坐落於士林的一幢五層樓建築裡，住著曹家四代十七口人。年紀最長的和年紀最小的分別出生於兩個世紀，卻共同享受著現代社會可遇不可求的天倫之樂。從三十八歲到三十歲的四個兒子和三個媳婦，雖然各有不同專長與生活背景，卻都願意和父親手創的家族事業榮辱與共。從不寂寞的老人在日益強調獨立、自主、個性的社會價值觀下，有人常好奇的探問：是什麼力量能讓他們如此緊密結合？「人生在世，一家人團聚的日子並不長，可以在一起的時候儘量在一起。」既為人子，又為人祖的曹永裕娓娓道出長一輩的期望。「學以致用加上工作分配恰如其分，使我們願意留在家族事業裡。」曹昌平則代表了年輕一輩的心聲。相對於社會上愈來愈多子女四散、晚景淒涼的老人，曹家老夫婦卻從來不知道寂寞是什麼。傍晚時分，一聲「大家吃飯囉」在屋內響起，飯廳內頓時擠滿了人。電視聲、大人交談聲、孩子嘻笑聲......; 逢年過節全家一同祭祖、吃團圓飯、放鞭炮、守歲，眼見家庭如此興旺，老人家常不自覺笑瞇了眼。子孫都知道九十五歲的曹老先生最愛看歌仔戲，而且不看電視上的「死」歌仔戲，一定要看「活人扮」的才過癮。可惜近幾年這樣的野台戲很難看到。去年他們聽說芝山岩附近一座廟正在演戲酬神，立刻回家開車陪老先生去重溫舊夢。回來之後老祖父滔滔不絕的講述劇情、服裝、鑼鼓......, 全家人都分享到他的歡愉。今年他們已經打聽出來那座廟還會酬神，決定到時候再給老人家一個驚喜。共度「股票婚」再過幾個月這對老夫婦將共度結婚七十周年紀念。最近兒孫開始積極準備為他們慶祝。有一次全家人都在座，有人問:「結婚六十年是鑽石婚，七十年呢？」「股票婚吧？現在股票最值錢了！」逗得老先生、老太太呵呵大笑。在曹家，孝順一向不是名詞、形容詞，而是動詞。曹昌平記得從小時候開始，母親每天上菜場以前，一定會問祖父母喜歡吃什麼；飯桌上也總是把最好的挾給老人家吃。他們偶有身體不舒服，父母親都衣不解帶的在旁照顧。耳濡目染之下，曹家四兄弟買東西自然會想到買一份給父母；晚上偶爾吃宵夜，也會多準備一些叫孩子送去給祖父母吃。小弟昌豐出國唸書兩年，每次寫信或打電話回來，總不忘問候阿公、阿媽是否一切都好。由於照顧妥善、精神愉快，曹家老夫婦看上去不像已過九十高齡。老先生至今不戴眼鏡、不柱拐杖，八十八歲那年孫子還陪他到美國去玩了一趟。老太太則思路清晰，六個曾孫、兩個曾外孫的相貌、名字記得一個不差。「人老了有福氣才叫真正的福氣，」親友常艷羨的說，也只有在這種大家庭中才能享到這種老福。而比起時下許多流連街頭、耽溺電動玩具的鑰匙兒和那些深鎖在水泥森林裡孤獨成長的孩子，這個大家庭中的六個孩子也健康快樂多了。四個讀國小的堂姐弟每天一起上學、一起放學。九歲的彥碩習慣拖拖拉拉，大他三歲的堂姐一邊幫他穿鞋、一邊幫他背書包，笑笑鬧鬧的牽手下樓；放學以後又嘰嘰咕咕的湊在一起談功課、談「任天堂」。偶而彥碩受了委屈，甚至不找媽媽，會先去找姐姐訴苦。問起如果有人在學校欺負二年級的堂弟，他會不會去幫忙，「當然會！」說時一雙靈活的眼睛骨碌碌地轉動。快樂童年嫁進曹家十年的黃綺芸深刻體會到大家庭對於養育下一代的好處；不必大老遠為孩子找玩伴，只要喊一聲就湊齊了；孩子過生日，不愁沒有人幫腔唱歌、幫忙吃蛋糕。她回憶起去年聖誕節孩子們聚在一起交換禮物和祝福的情景，欣慰的說:「這段快樂的童年回憶將陪伴他們一輩子。」雖然曹家年輕一代的媳婚都是職業婦女，但不必苦惱托兒問題。白天孩子進進出出，一定都在「阿公」、「阿媽」視線範圍內，不是上樓去和姐姐玩，就是倒在「阿祖」的懷裡打盹。即使晚上有應酬也不用擔心。外國客戶來的時候，負責業務的黃綺芸夫婦可以把兩歲的兒子托給弟媳照顧。她們認為這種安排非常理想，「最起碼工作的時候很安心。」在以小家庭為主的都市裡，這個大家庭似乎被甩在潮流後面；而他們能輕鬆面對許多已經很棘手、未來會更嚴重的社會問題，應該又是走在時代前面。儘管曹家幾代都強調他們只是平凡的家庭，過著自然的生活，但將來人們需要的會不會就是這種平凡、自然的人生觀？

南韓長高了

短短三年間，韓國歷經兩次史無前例的改變。 其一，戰後推動經濟成長二十五年以來，一九八八年的外匯存底終於出現藍字。其二，過去三十年間，南韓總統均藉政變登基，一九八八年盧泰愚卻憑選票執政，打破了槍桿子出政權的傳統。 然而，另一個畫時代的變遷更令人側目 -- 韓國社會已經脫胎換骨了。 風狂雨驟 在連綿不斷、風狂雨驟的政治事件衝擊下，政治新聞占滿了韓國報紙的版面，也充塞了韓國人民的胸懷。對於社會變遷，南韓一直無力也無暇顧及。 直到最近，韓國人的眼光才開始轉向社會。報章刊登了兩則富有代表性的生活剪影: -- 在漢城，七口之家住在兩間斗室中，月租二十五萬韓圜 (約合台幣一萬元)。為了讓父母全力栽培小弟，四個姊姊竟然仰藥自盡。 -- 在一場典型的示威暴動中，激進派學生照例向鎮暴警察投擲汽油彈和石頭，而警方也依舊還以顏色，將數十名學生拖進警局加以收押。但是這次有人看見警員啟動嘴唇，無聲地附和示威分子的激進歌曲。(警察係經徵召服役，年齡和教育背景多與示威分子相同。) 第一則故事雖然涵蓋了傳統的重男輕女思想，但也同時顯示韓國貧民已具備求學上進、出人頭地的現代理念。而第二則報導正是教育普及的結果：今天的學生可能是明日的警察，現在的警察也可能是未來的學生，社會中的權威和反對勢力已混為一體。 社會轉變的誘因何在？一九六二～八八年間，南韓先後僅由兩位總統掌舵。兩位都是將軍，也都經由政變上台。在他們的鐵腕統治之下，韓國的經濟欣欣向榮，然而伴隨經濟成長的心理壓力卻鮮為人知，當局也不樂見人民思考國家未來的發展趨勢。 慮泰愚的情況卻截然不同：雖然他也是軍人，與前任總統甚至是軍校同班同學，上任前南韓亦曾度過長達數月的政治危機，但重要的是他是民選的元首。在他任期的第一年間，埋藏於韓國人內心深處的壓力一一浮現出來。 韓國社會的貧富階級、舊式農村與新興都市，安定與改革等勢力並非尖銳對立。因此，韓國的社會變革相當平順，正如二十五年內人口遽增五五 % 而達四千三百萬，卻並未引人注目。韓國社會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改頭換面了。 漢城愈來愈像香港 三十年前，韓國只不過是個山巒起伏的半島，自亞洲大陸向日本凸出，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滿懷仇恨。在一九五 0 年代的內戰中，南、北韓分別接受西方國家與中共支援，互相殘殺，元氣大傷。戰後，人為的分界線隔絕了工業的北韓與農業的南韓。 自六 0 年代起，南韓篳路藍縷，一點一滴從頭做起，如今已成為人口壅塞的工業國家，首邑漢城也愈來愈有香港的榮景了。 這個成功的故事要由快速起飛的經濟說起。一九六四年南韓的國民生產毛額以目前的幣值計，僅約五百美元，今天卻已高達四千美元之譜。南韓農業人口的比例已下跌三分之二，而製造業人口卻上揚了三倍之多。大多數南韓人的生活型態已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 其他方面的變化隨之而來。三十年前韓國人三餐以米飯配泡菜為主，窮人極少有魚可吃，食肉更屬年度大事。糧食短缺之際，政府倡導解決之道；白米摻大麥，健康又實惠！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平視」日本人 今日，每人每天平均攝取熱量已自偏低的兩千卡路里躍升至三千卡路里，肉類消費量增加了兩倍，而農家的稻米消費量則提升了四成。不過，非農家人口則因改用其他主食而使稻米消費量再度減少。漢城市民不但豐衣足食，而且已開始追逐歐美健康食品的時尚。 過去二十年間，醫生人數的比率上升一倍，牙醫增加兩倍，醫院病床位成長三倍，護十則遽增了十二倍之多。營養與醫療同時改善，下一代的韓國人長高了。目前南韓四歲男孩的身高較二十年前同齡的男孩超出十一公分之多，因此又可以「平視」日本人了。(韓國人歷來稱日本人為「矮子」, 然而近代日本富強，日人漸較韓人為高。) 韓國不僅衣食無虞，其他民生消費亦呈突飛猛進之勢。在朴正熙政府時代，市面貨品寥寥無幾。如今商品一旦充分供應，琳琅滿目，遂令韓國人眼界大開，展開決堤般的消費行動，看到什麼就買什麼。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一架電硯。一九八五年，三分之一都市家庭和十分之一鄉下家庭即已進步到各有一台洗衣機。 工商發達對南韓婦女的衝擊更大於男性。女性就業率達四五 %, 就是在工業國家，這樣的比率也算很高了。男性就業率雖仍凌駕女性，卻已在下降之中。 但是南韓並非婦女的就業天堂。韓國男性工作時間之長，幾居世界之冠，婦女的工作時間更長；製造業女性每周平均工時高達五十五小時以上。尤有甚者，女性平均工資尚不及男性的半數，而且許多工作都限定男性擔任。難怪一向溫順的韓國婦女業已發起女權運動。 同時，傳統觀念亦在轉變之中：雖然六十歲以上的韓國人仍有四成以上堅持女人的事業在家庭，十五到十九歲的人卻只有一三 % 持相同看法。 在這個急劇演變的社會中，最突出的變遷首推都市中產階級的形成。這種現象在漢城最為明顯：每月平均薪資幾達七十萬圜 (約合台幣兩萬五千)。處身在漢城繁華活絡的朝氣中，你很難相信韓國的國民平均所得僅有四千美元。 不再光顧路邊攤 漢城故地是漢水之陽的北區，當地許多居民自古舊的木造平房遷往南郊新興社區的公寓，脫離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子女人數也大為減少。這些小康之家較北區的居民富裕，彼此間同質性亦較高。他們經常進出美容院、服飾專賣店和超級市場，而不再光顧路邊攤。 這些人所重視的，和全球大都市的中產階級一樣，乃是為子女選擇最好的學校。手頭有了餘錢，開始投資股票。八年來韓國股市上揚九倍，而去年蓋洛普測驗顯示，韓國共有一百七十多萬人購買股票。股市研究部門則指出：前年總持股數上升了一倍，而去年上半年間又走高了一倍。 傳統觀念褪色 日常生活的變化導致價值觀的轉變。一九一 0 至四五年日本軍事占領期間，韓國軍隊即開始大權在握。其後朴正熙總統拔擢不少軍人兼任政府官職，進一步拓展了軍隊的勢力範圍。將領執政，如日中天的盛況，持續到去年方告落幕。但是早在一九八 0 年，軍隊殺死兩百多名示威者的光州事件，已對軍方的威望造成致命的打擊。 這件流血慘案帶來無法彌補的後遺症。許多士兵開始反對軍人干政，而韓國青年以進入軍校為榮的傳統也成為過眼雲煙，頂尖的人才流向政府機構。 拜會各地市政府，通常可見三位官員主持簡報；五十多歲的市府首長、主管局長、以及二十多歲的局長助理，他們反應敏銳，英語流暢，通常是美國商學院的畢業生。局長助理洞悉各項細節，負責回答問題，是市政措施的實際推動者。這些新生代官員日後掌權之時，韓國政府勢必如虎添翼，銳不可當。 軍人不再當權，社會紀律隨之大異其趣。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只重團隊精神，不重個人意志的傳統已經消逝無蹤。 個人意識的抬頭，在勞工運動中最為凸顯。盧泰愚就任一年以來，風起雲湧的罷工運動不僅傳達勞工對工資等條件的要求，也象徵勞工毫無異議、默默耕耘的時代已成歷史。一九八五年官方民意測驗的受訪對象中，三三 % 對本身的工作情況感到滿意；一九八八年韓國工作情況已獲顯著改善，但該項數據卻下跌為二一 %。 每逢罷工，兩年前各大財團的解決之道是雇用保鑣解散工會，如今也只得在會議桌上妥協了。 心態大異往昔 軍界、政界和產業界的情況變遷之餘，其他傳統也逐漸褪色。鞠躬如儀的禮節不再遵行，處理財富的心態也大異往昔。 以往韓國人視勤儉為美德，因此對奢侈品課以重稅，而且抑制進口。直至八 0 年代初期，為了節約用電，每三盞路燈仍僅開一盞，餐廳的營業時間亦受限制。多金人士為防執政的民主正義黨強索政治獻金，莫不竭力隱瞞財產。私家轎車寥寥可數，為恐招搖，車身一概漆黑。漢城上流社區的高級住宅大多租予外籍人士，甚或令其閒置。 目前南韓既已連續三年出現外匯盈餘，過度節約已不合時宜。盧大總統任內，消費觀念次第解放，富豪之家和中產階級寫然發現花錢享受人生的樂趣。 南韓汽車製造廠預計今年度內銷七十餘萬輛新車，其中女性顧客將不在少數。道路負荷驟增，行車速度預計將於未來五年內減緩一半，百貨公司生意興隆，大發利市，貨品售價比倫敦還高。今年元月起，韓國政府開放未滿三十五歲國人的觀光護照，本年度南韓出國觀光的人數預估將較去年度加倍，多達一百五十萬人次。 中下階層難堪 富人享受生活，命運相對坎坷的中下階層立即感到不平。農村人口大量外移，僅存長子繼承租業，不但收入偏低，甚至負債累累，往往難覓妻室同甘共苦。今年初，一萬兩千個農民在漢城示威，要求加強保護措施及取消農產賦稅，最後演變為暴動。 南韓經濟繁榮，國家主義隨之抬頭。韓國人對本國歷史、文化的興趣日漸濃厚，韓文裡的中文全以韓國字母取代，而農曆新年又熱鬧起來了。這股熱潮甚至向北韓擴散；許多南韓學生極力鼓吹南北韓統一，有些人竟對盧泰愚不滿，轉而景仰北韓自大獨裁的領袖金日成。 國家主義盛行，也有其負面的影響。反日反美的意識高漲，南韓學生和左翼分子指責美國造成韓國的分裂。對日本的仇恨尤甚；日本在一九一 0 至四五年統治韓國，暴政嚴苛，韓人積怨難消，對日本目前的意向亦頗不信任。在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中，將近九成的小學生表示討厭日本。 自一九八八年奧運以來，韓國人對經濟和政治的成就深感自豪，認為南韓沒有做不到的事。 有一天他們會發現自已錯了。高估韓國的國際地位實非明智之舉，例如布希總統自日搭機返美，途中在韓國稍事逗留，以便進餐，韓國人卻將之描述成高峰會議，不免太過渲染。然而再深入想想，韓國積弱達一個世紀，現在總算能揚眉吐氣了。相信自己無所不能，起碼是展開行動，邁向成功的第一步。 (譯自 The Economist)

文建會主委郭桅藩:要做事不要作怪

問：對於成立文化部，文建會是否已進行準備工作？答：第一個階段的工作已經做好，就是把各國有關文化部的組織、體制、文化政策的資料蒐集齊全，將來在立法院審查組織法的時候，可以有較充實的參考。第二個工作是邀請專家學者和我們一起訂定文化部組織法的草案，正開始進行。第三個階段就要等到行政院組織法修正通過後，我們必須和相關部會協調，包括教育部、新聞局、交通部、內政部，商量這幾個相關部會的業務職掌如何畫分。我們現在是空無所有啦，得看人家分多少給我們。問：文建會成立七年多來，大家常講沒有錢、沒有權來推展文化事務，你認為以後會不會有轉變？答：雖然是沒有錢、沒有權，但我一直很樂觀，我認為事在人為。目前文建會主要是做規畫工作，所以我來之後就和同仁強調我們要先做好公共關係。第一是和相關部會的協調，如果他們不支持，那真的是很多事情都做不了。第二是和新聞界的溝通，我們很多工作要靠宣導。第三是和民間企業團體合作，像「全家一起來」的親子活動，像我們在電視上做文化廣告，有吳尊賢基金會、統一便利商店等的配合支持，有企業界的合作，文化工作才能落實。所以我倒不認為我們現在沒有錢、沒有權就不能做事，就是要看怎麼樣來做。文化部能成立當然很好，可以統一事權，但在目前文建會也要有自己的運作方式，不能什麼事都等到文化部成立。落在時間之後問：依你的經驗，是否會覺得推動文化建設有力不從心的地方？答：到文建會大約七個月來，目前我是感覺在專業方面困難倒不很大，雖然我是教育界出身，說起來還是外行人。但我認為真正推動工作，行政機關還是服務、協調的性質，真的專業方面還是要請專家，要尊重專家意見，所以這方面我認為困難不大。而今天最大的困難，就是很難能夠達成社會對於文建會或文化工作的期許。今天大家對當前的社會風氣非常關心，這很多是跟目前整個文化的取向很有關係，文建會要負很大的責任。但事實上我們有相當大的無力感，就是我們現在在努力，但效果不曉得。文化工作不是能立竿見影的，我們一點一滴在做，但是跟時間在競賽，我們是遠遠落後；跟一般民眾的期許比較，我們也是落後許多。對我來說，文化建設一方面是類似造林，要做長遠、扎根的工作；一方面也類似園藝的工作，經常要有一些活動，不能太沈默，要弄得多姿多采。作怪才能引起注意？問：為什麼會有無力感？關鍵是什麼？答：關鍵在於今天整個社會走向都是市場導向，依據市場的供需來決定價值標準，和我們真正要努力的方向不一樣，我們常覺得努力遭到打擊。有一句話很流行:「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今天對一個被狗咬的人，社會不會加以同情，倒是對一些不是很正常的，像人咬狗這種不正常行為，大家一窩蜂的「捧場」, 視之為有新聞價值，這無形中給很多人一種暗示。今天講社會脫序，我們是很希望建立起一個秩序，但是社會很多客觀的情況，尤其是媒體要負很大的責任。使得很多「醜人多作怪」, 只有作怪才能引起大家注意。有時我們的挫折感就是，辛辛苦苦辦一種活動，結果在媒體上很難被報導出來或只登一點點；但是一些作怪人物的言行一下子就成為報導焦點，大肆刊登。所以我們覺得好像在逆流行舟，和社會、媒體的風尚不同，阻力很大，困難很多。人情味也是文化問：在台灣，大家可以看到經濟繁榮、民主進步，但似乎仍找不到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你的感覺如何？文建會有無答案？答：我們的文化並不是沒有特色。也許有人來台灣是想尋求傳統的、純粹中國的東西，但事實上我們整個環境在改變。文化應該是代表一種生活方式、生活的態度，當然也包括一些文化資產。像外國人來台灣看到我們的人情味，中國人的人情味也是一種文化。像插花，為什麼中國人比外國人注重插花，這是中國人的詩情畫意，代表中國人對生活的見解。今天，我們在物質享受方面，已慢慢達到報酬遞減的情形，要提高生活素質，重要的是還需要生活的另外兩個部分：一個是情感部分 -- 安全、溫馨；一個就是內在的修養，過去中國人雖然歷經很多變亂，生活很困苦，但大家在生活上依然能滿足，就是靠內在的修為。所以我們希望培養文化素養，像平常聽聽音樂會、學習茶藝等來充實精神生活。文化博物館問：那你覺得台灣的文化特色在那裡？答：這可從台灣的歷史背景來看：一部分源於早期的日據時代，甚至可追溯到荷蘭統治時期的影響；另外一部分是中原文化，從政府遷台以後，我們可以看到各省的地方性影響；第三部分就是近來的西洋影響，從電視各種傳播媒體而來。台灣於是有了整合、改良的作用。台灣可說是風雲際會，很多不同文化的特色都在這裡，尤其是政府遷台之後，許多人才隨之而來，無形中產生整合，這也是台灣文化發展很好的條件。所以我認為台灣應成為一個「文化的博物館」, 不論是強勢的、或弱勢的文化，都應該保存。我們的特色就在這裡。問：但同樣的，這是否也會造成文化大雜膾的情形，顯得社會凌亂不堪？像大家都擔憂現在純樸的鄉間廟會活動，都出現脫衣秀這種色情氾濫，你的看法呢？答：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有很多轉型期的問題是很難避免，所以我感覺今天文化建設就是要有一種價值引導的作用，政府不只是要改善人民生活，還要告訴他們什麼是好的，應往什麼方向走。給群眾接觸的機會問：有什麼具體作法？答：像大甲建醮這種大拜拜的活動，我們將「民間劇場」引導到建醮的場合中，一方面是讓傳統民俗藝術能夠保存，一方面也是讓宗教活動帶有文化色調。只要有大型的群眾聚會、廟會等等，我們慢慢把藝術活動帶進去。最近文建會提倡「歌聲滿人間」, 我對參與的音樂團隊的要求就是，不要只是在音樂廳、文化中心一些定點，而是能到埔心牧場這些遊樂場所，甚至可到少年輔育院這些地方去。儘量假日到遊客多的地方去，讓平常不接觸音樂的人也有機會感受到音樂好的經驗。像我以前不太喜歡國劇，後來因為職務的關係不得不看幾次國劇，看了以後我慢慢也喜歡上了。所以如果從來不給他經驗，每次表演總是在兩廳院、文化中心這些地方，那永遠只有少部分的文化人口。文化均富問：這是否就是你一向強調的「文化均富」? 答：是其中之一。我強調「文化均富」, 是發現到如果一個家住屏東、宜蘭的人，一年可能難得看到一次夠水準的文化演出，在台北則是一個星期有好幾場好節目。所以我們目前作法是儘量以贊助的方式，安排好節目到各地方去，還沒法子完全「均」, 但至少先讓其他地區多一些文化氣息。問：你推展文化建設七個多月來，你覺得有何成效？一般人的反應如何？答：有一部分是達到我們預期的目標，例如我們安排嚴蘭靜到台南、高雄表演，很受歡迎，算是很成功；但是也有些節目觀眾寥寥無幾。每個地區的需求並不完全一樣，有些節目需要慢慢的引導觀眾。當然藝術無所謂精緻或大眾化，但至少要根據地方的需求來設計，否則有時曲高和寡，這需要經驗的累積來瞭解。我是認為事在人為。至少他們會贊賞我們有這個心，地方的文化工作者不會感到孤獨，可以發現中央和他們一起在努力。我們是弱勢？問：和大陸的文化交流中，文建會扮演了什麼角色？答：目前大陸工作會報我們沒有參加，是由教育部代替，不過我們和教育部保持配合，有些小組會有文建會成員參與。基本上文建會著手做的，是蒐集大陸的藝文資訊。我們對大陸瞭解太少了，所以目前積極為大陸藝文資訊建檔。現在要邀請海峽對岸傑出人士，這人士如何傑出呢？必須瞭解他的作品、他的生平、他參加過那些比賽等，這些資訊搜集由文建會在做。問：有人認為社會大眾對文化建設並無強烈認同，而這種冷漠心態不僅在民間，也涉及政府的心態，你身為政府主管文化事務的最高首長，是否也有同樣感覺？答：有很多人稱我們是弱勢單位，我想弱勢、強勢要看如何來解釋。今天在整個結構之下，文建會本身只是扮演協調的角色，所有的文化機構，包括文化中心，還是在教育部的督導範圍。真的是很不夠我並不認為我們是弱勢。從某個角度來看，文建會業務範圍是較小，現階段我們是沒有參加大陸工作會報，但事實上不可能所有單位都參與，不只我沒有參加，很多部會首長也沒有參加，這不一定表示對文化的歧視。今天如果有外賓問我國內對文化的預算大約有多少，我絕對不會告訴他只有總預算的千分之一，而是說有百分之一以上。事實上也是如此，包括教育部負責的範圍加起來就有這麼多。所以不能用文建會的職權來衡量政府對文化的重視程度，文建會只是在行政院內部的分工，來主管一部分的文化事務。問：整體來講，你覺得究竟政府各部門對文化建設的支持程度如何？答：我相信是越來越好。當然目前還不是很夠。我所謂不夠，是相對於社會對當前文化工作的要求，特別是藝文團體對政府的需求來講，真的是很不夠。任何的改變不可能是突然的、大幅的改變，但至少是越來越好。

五月驚雷

春末夏初的北京，春雷兀自在響。 這雷不在天上，儘在人的心裡頭撞擊著。 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嚥下最後一口氣，許多知識分子卻是怎麼樣也嚥不下一口彆了老久的悶氣，萬千不平的情緒像洪水找著了缺口，剎時洶湧奔流起來。 隔天一早，北京各大學出現大字報，要求自由民主，點名批判鄧小平；兩天後午夜時分，上萬名大學生和相隨群眾衝闖中共總部「中南海」, 爆發大陸四十年來首見的官民衝突。 終於用了自己的頭腦 接連數天，遊行示威，學校罷課，抗議頻傳，中共上萬武裝警察闖進北京，推進到四月二十七日形成高潮。清晨，四十多所大學的數萬名學生在群眾的簇擁下，步行到天安門，靜坐抗議到深夜。 大陸知識分子對這次活動給予高度評價:「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次自發的、有組織性的學生運動」及「學生終於用自己的頭腦去思索中國的前途」; 也認為可以一掃近年來改革開放後，社會拜金、民風敗壞的低迷氣氛。 學生「打倒官僚」、「肅清貪污」、「改革教育」的口號，更讓北京市民心有戚戚，起而相隨。 在雷聲方歇中踏入北京城，仍可以感染到這群天子腳底下的人，有隱隱然的緊張、鼓舞和驕傲。 談到「四、二七」的遊行高潮，他們彷彿也談到了新希望。七十多歲的老太太激動地抱著三十出頭的青年，捶著他的雙肩:「小侯啊，我們有希望啦！」年輕的女歌手也眉開眼笑:「我們那幫朋友還說革命就要成功了哪！」 歷史古城北京，短短半個月內，再度寫下多次的歷史紀錄，也為它的子民添上人生的頭一遭。北大校園裡溫婉的女學生娓娓說道，這是她第一次參加學生運動，當大夥兒集會天安門，熱誠高喊「北大人進來，北大人進來」時，「我就進去了，因為實在太感動人了！」 飯店前看遍人潮車陣的守衛興奮地描述，那天門前寬廣的馬路擠滿黑鴉鴉的遊行隊伍，整整兩個半小時，人群才移動過去，「這是我這輩子第一回看到。」 官老爺的微笑 也是第一次，四月二十九日，中共政府官員首度公開和學生代表對話。國務院發言人、教育部部長，透過電視和廣播，一遍又一遍的讓大家發覺「今年真是不一樣了」。「至少官老爺也被逼得對學生微笑，」有人覺得新鮮。 中共要微笑面對的，不僅僅是抗議的學生，還有飛來北京參加二十二屆亞銀年會的數千位外賓和記者。而「五四」那一天，遊行的學潮和開會的外賓極可能在天安門廣場相逢，社會的不安定就會昭然若揭地呈現在諸多外國客人面前。 偏偏中國大陸現在最輸不起的就是外資撤走、經濟改革受挫，一切又得重新來過。尤其在人民大會堂開幕的亞銀年會中，有一位中共的對手 -- 四十年來中華民國第一位正式到北京的政府官員郭婉容在座，在共產黨領導頭子眼中，這個臉萬萬丟不起。 五月四日上午九點，郭婉容比其他國家代表都早到人民大會堂，笑迎周遭閃爍的鎂光燈。 她沒給中共帶來太多困擾，五分鐘後，倒是台灣記者和中共工作人員起了爭執。只有中共官方記者和特許記者可以到台前拍照，在郭婉容人座後就看不到她正面的台灣記者，那能接受這種待遇，「沒有一個地方這樣沒新聞自由的！」吵嚷中傳出這樣的憤慨。 諷刺的是，三個小時後，大陸一群新聞工作者扛著「爭取新聞自由」的標語，和學生遊行隊伍一起朝天安門廣場行來。不知是巧合或刻意安排，在廣場旁大會堂開會的各國亞銀來賓們，剛剛在一個小時前散會。 政府自省，國人猛醒 人們自「四、二七」後期待的另一高潮終於來臨，近午時分的天安門廣場萬頭鑽動，和早晨戒嚴時的冷清寂靜成截然對比。 人像潮水般湧來，排成七、八層人牆的武裝警察擋不住了，也無從擋起。在豔陽下行進的大學生們，自個兒手拉著手維持秩序，樹上、牆上、欄杆上圍觀的人群每隔兩、三分鐘就應和著他們的口號，響起一片掌聲。「政府自省、國人猛醒」的布條悻目驚心，「重振民族英氣」的布條迎風招展，此時的北京街頭，彷彿是走進了五四運動史的冊頁裡。 「這是「五四」七十年來第一次這麼大規模的遊行。」擁擠中，從廣西來的傑出青年代表，臉上沁著汗珠與有榮焉地說。 蜂擁的人群好像無視眼前的任何物體，在人陣中推、鑽、搶，眼前無論是什麼，他都過得去。碰到攔杆就跳上去，遇到板車就踩上去，有人聚集就湊上去瞧個究竟。 七十歲的「五四」, 在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又扎扎實實、嚷嚷亂亂地活了一次。 傍晚時分的天安門前，抗議旗幟逐漸遠去，人堆三三兩兩朝著不同的方向交錯散去。偌大的廣場，留下滿地的紙屑髒亂，抬荒的老人低頭撿拾空罐。有人撿起破碎的旗竿標語拍照留念，瓶子的碎片被風吹著，被行走的腳步踢著，在地上發出類似風鈴般的響聲。 炎黃子孫像壁虎 像是一場盛宴過後，遍地的杯盤狼藉，誰來收拾？人心的杯盤狼藉，又由誰來打理？這兒的復原能力是驚人的。 「四、二七」不也是如此？經過一天一夜的激烈行動後，第二天的天安門廣場就像北京人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沒事兒」。遊客照樣穿梭玩樂，小攤子依舊生意興隆，若不提起，還真嗅不出前一天的火藥味。 生物界通常是低等動物才有道麼迅速的再生本領。就像壁虎，砍掉牠的尾巴，沒多久牠又會長出一條來，仍然牢牢的攀爬在牆頭，依附在地上。 而這塊土地上的人，占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炎黃子孫，居然也有驚人的復原工夫，究竟是有超強的韌性呢？還是遺忘的本領特強？但是，人的尊嚴怎能遺忘？走在北京街頭，人的尊嚴隨時受到挑戰。警察、守衛、跑堂像趕驢子一樣地斥喝別人「走！走！」任何人都有可能去吆喝、驅趕另一群人。 驚雷之後 堂堂首府的車站像個難民收容所，衣衫檻褸的人暫且不說，提著公事包的男士，衣著入時的小姐，個個都能四仰八叉地、或蹲或臥地癱在角落裡、柱子旁、陽光下。 落後和開放同時在磨他們，那種為掙錢、為求生存而流露出的銳利、機敏，頻頻令人招架不住。飯館裡，年輕人用目光浚巡零落的客人，辨別出那個是外來客後，就伺機驅前聊天，誘使你掏出外匯券來交換他手中的人民幣。 人民幣的世界在驚雷之後，是甘霖普降呢？還是焦土遍地？

經濟:簡單問題難實踐

大禹治水這一個古老的故事，人人耳熟能詳；而以疏導不以防堵的方法整治洪水，也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 掩耳盜鈴 然而要把這樣明白易懂的道理，應用在日常生活的大小事務上，卻是何等困難。 許多有如洪水般的嚴重問題，如果不設法找出其根源所在，因勢利導，卻一味地遮掩壓抑，儘可能讓問題不致於浮現出來；掩耳盜鈴的作法不但無以化解問題，反而在不當的圍堵之下，問題坐大蔓延，直到癱決潰散的一日才憬然覺悟，後果卻常常已不可收拾了。 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不勝枚舉。色情交易在衛道之士的「有力圍堵」之下，擴散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可能就在我們住家的隔鄰進行。 國人的好賭習性，因為缺乏適當娛樂設施的環境，加上四處橫流的游資，掀起一片熾烈的賭風。而在賭博萬惡的高調之下，原來僅存的一個小小管道 -- 愛國獎券，也在壯士斷腕的情況之下，徹底杜絕。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並未因此見到賭風有所遏抑，僅目睹六合彩的氣焰更加狂熾，賭風甚至向期貨市場與股票市場蔓延擴散，把這裡造就成一個人人渴求明牌的瘋狂賭國。 非法勞工是邪惡的一群？近幾年來，由於每年數千億外貿順差不斷帶動各種幾近瘋狂的金錢遊戲，吸引了大批製造部門的生產人力，轉入色情、賭博與其他類型的服務業，懷著僥倖的意圖獲取暴利，賺進一些容易到手的金錢。 再加上一些結構方面的因素，使製造部門出現愈來愈嚴重的勞工短缺現象。生產事業的雇主們面對紛至沓來的訂單，閒置無法運轉的設備，其內心的焦急可以想見。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勢必會使盡各種手段、提出各種條件來覓求適當的員工。 近幾個月來，大陸同胞偷渡上岸的事件，層出不窮，我們不敢想像已經有多少潛入境內。他們冒險渡海，除了謀一噉飯處的原始動機之外，是否還有叵測的居心，讓許多人引以為憂。 同時，在街頭巷尾交臂而過的，不乏非我族類的外籍人士，其中有許多都是非法入境、找尋工作機會的勞工。由於他們隱匿在法律之外的陰暗世界裡，我們不知道他們的身分、背景、性向、專長，甚至不知道人數多少、透過什麼管道進入台灣。 每當一、兩位非法勞工有賭博、搶劫這一類不正當行為時，媒體總在眾多同類事件中，刻意加以報導，更讓人認為他們是神秘邪惡的一群，我們要更嚴密地加以防堵。這又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防堵」可休矣！勞工缺乏使雇主求才若渴，自動化的遠水又救不了近火，對勞工的急切需求已匯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既不能在內部自求解決，唯一的出路就是雇用外籍勞工。外籍勞工固然可能帶來社會問題，但若能合法引進，在適當的管理與篩選之下，社會成本可以降到最低，而且能責由申請雇用者完全負擔。 無效的防堵並不能禁絕外籍勞工，反而造成更高的社會成本，由全體人民共同負擔；更糟的是，這個誘人的大缺口會引來源源不絕的大陸偷渡者。這樣的「防堵」可以休矣。 (馬凱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社會:中產階級要結盟

「中產階級」是一個經常被使用，但是所指並不很清楚的名詞。在這裡，我們要特別討論的只是一些中小企業主、專業與經理階層，所以把中產階級加上引號。同時，當我們在談論某一個特定階級的時候，常常會暗示這一個階級除了有一種共同的社會位置、相似的社會利益以外，尚有接近的自我認識，以至於共同的行動傾向。換言之，也就是階級意識的問題。而台灣的「中產階級」是否有一種「階級意識」, 這又是一個值得反省的問題。危機世界觀台灣的勞工有熱哄哄的運動，卻普遍缺少勞工意識。而「中產階級」因為近來外在政治、經濟條件的刺激，很可能會在沒有運動的情形下，發展出階級意識，形成真正的階級力量。而這股力量，又將影響國家與社會未來的走向。這些外在刺激，基本上構成了「中產階級」的危機世界觀。這個世界觀可以用幾點來簡單敘述：一、社會運動風潮的衝擊：如環保自力救濟、勞工運動的壓力。二、國際金融的不利因素：保護主義的壓力、中美貿易問題、匯率問題。三、外國大資本進入台灣，形成市場壟斷。四、國內財經問題：通貨膨脹、房地產與工資上漲，造成生產成本升高，出口競爭力衰退。五、財富累進方式改變，資本投機市場 (如股票) 超過產業市場，形成投資資金短缺，經營方向不確定。這些危機因素，其實並不是「中產階級」所特有，但是「中產階級」對於危機感受的深刻程度，可能最劇烈。他們不像大資本家具有強大壟斷能力，可以左右政府的施政方向；也不像廣大勞工有政治合法性 (透過選舉來表達) 的挾持能力。這種對外在環境缺少控制與掌握的情形，是「中產階級」危機的根本來源。形成結盟關係只靠一些危機條件的出現，其實尚不足以促成「中產階級」的行動。「中產階級」的行動，其實在於自我資源的運用，以及與外在政治代表人形成聯盟。「中產階級」的資源，雖不若大資本家龐大，但是不論是在時間運用、金錢支配、溝通技術、專門知識、動員結社能力各方面，均遠超過其他的民間部門。如果形成自主性之間政團體代表，並非困難之事。但是更可能的方式，恐怕是運用自己的網路，透過政治獻金的方式，與外在政治代表人形成恩護的結盟關係，找到個人利益的保護力量。「中產階級」的政治行動，對其他弱勢團體的威脅，當然可能會大過它對大資本家的威脅。它可能會反對政府賦稅基礎的擴大，反對社會福利支出的增加，也可能反對激烈的社會運動。但是他們可能有助於由下而上的民主爭取過程，因為在這個過程之中，「中產階級」與其他民眾部門的利遴是趨於一致的。矛盾情結這也是我們社會所面臨的矛盾情結；在反權威政治過程中，釋放出各種被壓迫的社會力，試圖共同重新建構一個民主化的政治環境。但是，各種社會力對未來國權的影響力可能並不相等。大資本的影響力會大於「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影響力又會大於勞工與其他弱勢團體，這些都會影響未來國家的本質與社會的公平性，但還必須靠未來的發展來驗證。(張茂桂為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傳播:我堅持開放電視競選

最近，中央選舉委員會已原則上決定，今年年底選舉，候選人仍不能利用電現做為競選傳播工具。 時光跨距十來年 約在十年前，當時政大文理學院院長徐佳士即曾提出，讓候選人用大眾媒介打選戰的構想；民國七十一年，台灣省選舉委員會也曾向中央選舉委員會建議，讓候選人用大眾媒介發表政見；解嚴之後，這種呼聲更是甚囂塵上，不少報章雜誌甚至篤定以為，開放電視競選已是勢在必行，而紛紛為文，分析其可能之涵義及影響。想不到時光蹉跎十來年，我們仍在猶豫不決，原地踏步，真使人有今夕何夕之感。 這次，中央選舉委員會仍然提出了一些老掉牙的理由。這些理由可歸納成觀念和技術兩個面向。觀念上，中央選舉委員會認為，開放電視競選並沒有什麼特殊價值和需要；技術上的理由則是多如牛毛，其中三項主要理由是：一、讓地區性的選舉用全國性電視台競選不恰當；二、經費籌措有困難；及三、候選人多，安排不易。 乍聽這些理由似乎言之成理，其實均似是而非。選舉期間，候選人亟需利用各種可能傳播通道來傳達競選訊息，選民也有其需要和權利從各種通道收受候選人訊息，而電視是傳播選舉訊息較具經濟效益的工具。 如此，又怎能說開放電視競選沒有什麼價值和需要？何況，電視本來就是公共資源，應為公眾使用，盡社會服務責任，而政治選舉是重要且涵蓋面深廣的社會活動，則開放電視競選不正是體現電視做為公共資源的良機嗎？再看技術上的理由。說地區性選舉不適合用全國性電視台，就像說電視新聞不適合報導屏東或新竹地方新聞，或不適合播出京劇一樣的荒謬。因為後兩者也是地區性事件或是使用者 (觀眾) 有限的節目。更何況，地區性電視台一直不開放，責任在誰？而如此，我們是否一直不開放電視競選？另外，經費和安排候選人上電視確是較棘手的問題，但絕對不是無法解決。因篇幅所限，無法詳述。僅舉一例來說，如在競選期間，由主要政黨推派代表，針對重要競選議題 (如大陸、統獨、國防政策等) 作系列的電視辯論，並且允許有限的廣告插播；或按參與政黨比例，支付播出費用；甚至電視台本於公共服務而予以免費播出，則問題不是可以迎刃而解嗎？所以，開放電視競選，在觀念上是應行的，而技術上是可行的事情。中央選舉委員會的決定，使人想起，早幾年政府常說，三十一家報紙已能滿足社會需求，開放報禁有許多技術問題，故不需也無法開放報禁。事後不是驗證了這些說詞其實都是政府干預、推託、不負責任的做法嗎？政府太勞煩了 在民主國家中，電視做為競選的傳播工具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且政府除透過立法程序制訂使用電視的遊戲規則外，亦無需為此涉入、勞煩。我們十幾年來，卻仍在為這個問題打來轉去，怎不令人擲筆三歎！(鄭瑞城為政大新聞研究所教授)

文化:公元二○○○年的地標

這幾年，由於國際市場競爭的壓力，由於被迫因應先進工業國家已完成的經濟再結構過程，台灣的經濟也正處於再結構之中。 國家的政策關係著資本的活動與社會的反應，如何在再結構過程中重新塑造空間結構，密切關係著往後台灣的區域與都市轉化的過程。 在這樣的角度下，目前政府決定要在公元二 000 年完工的南港 -- 頭城隧道，對宜蘭縣的未來命運而言，就是一個很值得關心的個案。 想到那裡就做到那裡 一般而言，過去政府的重大經建計畫，大多數是「想到那裡就做到那裡」, 就是說，經常為政治的短期利益所左右，並沒有長期性的準備計畫。這次政府決定興建的南港 -- 頭城隧道則與其他一般性計畫比較不同。 這條隧道目前正在定線規畫中，它的工程艱鉅，被當做是台灣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地標。對於蘭陽平原而言，它的影響絕不只是工程方面的成就，若說它將徹底改變宜蘭，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宜蘭過去一直是台灣的農業生產基地。由於地理上的封閉，當一九七 0 年代，台灣西海岸各縣市隨著國家發展政策而參與新的國際分工角色，從事簡單加工外銷任務時，宜蘭的地方產業仍以農業及養殖為主導。 即使十四項建設前後陸續興建了蘇澳港、北迴鐵路與濱海公路，由於與台北之間路程仍遠 (超過二小時) 以及路況不佳，無法與西海岸諸縣市競爭。因此，為了提供台北都會區的遊憩消費，自然資源的保育與遊憩區的開發，自是宜蘭地方建設的重點；環保運動也被宜蘭地方政府支持，而具有草根動員的基礎。 但是，當南港 -- 頭城隧道打通之後，由台北到宜蘭只需四十分鐘車程。蘭陽平原的角色，將面臨重大的改變。 不只是一條管子 可以預見的問題是：蘭陽平原與台北都會區間的城鄉關係改變要如何因應？地方產業結構會如何改變以及要如何因應？土地利用的模式要如何因應改變？如何能不步西海岸之後塵，成為中小型工廠取得農村勞動力加工的基地，遭受污染，以致破壞了原有的遊憩功能，並且與草根的環保力量衝突？或許，中央政府應與地方政府做事前的雙向瞭解，而非單向傳達。 其次，宜蘭既有聚落體系、道路模式將會如何改變？隧道是由頭城入蘭陽？還是由礁溪下蘭陽？道路系統不只是銜接而已，還需要考慮聚落的因應方位。 這些都是宜蘭所要面對的新課題，在在都需要宜蘭地方未雨綢繆。 總之，這隧道既是中央的政策，又是地方的期望，應不只是一條插入蘭陽平原的輸送管子，更不應只當做中央之「德政」, 由地方因應即可的建設。它需要在工程考慮之外，整體研究宜蘭的變遷趨勢。不然，無需等到公元二 000 年隧道露頭，地方勢力加上土地炒作就會把宜蘭每一吋土地都翻轉過來。 難道在公元二 000 年的時候，台灣的發展方式還是非重蹈一九七 0 年代台灣西岸資本主義經濟的老路不可嗎？若地方被置於不顧，似乎就只得看無地方感的權力與無權力的地方間的角力了。 (夏鑄九為台大土木研究所副教授)

李國鼎親述台灣經驗(四)-創造經濟奇蹟的手

我個人參加經建計畫跟經濟協調機構，是民國四十二年。以前我在重慶參加鋼鐵工業，在台灣參加造船工業，因為對工業的瞭解，尹仲容先生就講我去經濟安定委員會的工業委員會幫忙，負責草擬一個四年經建計畫。 在那之前，就有一個財經小組，討論當時的問題。還有一個台灣省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但不大開會；事實上，負責最多的還是尹仲容先生。他在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做了很多推動的工作，包括紡織工業的創辦及若干不經濟公營事業的合理化，該增產的就增產，該關的就關。 那時候我們用自己的財力，在烏來做水力發電廠，在新竹做肥料廠，肥料還是用老辦法做的，可以減少進口。至少證明，雖然我們外匯不多，但自己也有能力做這個事清。 要安定也要發展 後來美援慢慢地開始來了，美援跟政府方面也有高階層對話的機構。因為美援運用有沒有效，跟政府的政策、執行的單位很有關係，所以美方向省府主席吳國楨講，提出計畫後，才可以支援。他誇下大口，只要連續三年有充分美援，台灣經濟就可以自給自足。 於是，美方正式要一個計畫，由院長陳辭修 (誠) 先生請中央各首長研辦，經嚴靜波 (家淦) 部長等會商，建議成立一個協調和計畫單位，這個協調單位就叫做經濟安定委員會。一面草擬一個四年計畫以配合美援運用，另一重要任務是商討一切有效措施，控制通貨膨脹，由省府主席吳國楨和財政部長嚴家淦做共同召集人，那時候組織比較有彈性。 經安會有秘書處，是秘書長一人下分五個審議單位，第一組管外匯有關政策，第二組管預算，第三組管軍、經援配合事項，等四組管農業，由農復會委員沈宗瀚先生兼召集人，原來設第五組管工業，由尹仲容先生以生管會常委接任，尹先生說，你們要經濟安定，但是工業必須發展，所以改名為工業委員會。 當時因為美援會技術人員不多，所以農業計畫部分歸經安會等單位，是由農復會沈宗瀚先生做召集人；工業計畫部分先由工業委員會審查，工業委員會除幾個專任委員外，還有經濟部代表、省建設廳廳長、省交通處處長等。無論計畫或問題分析，提出工業委員會審議有關措施，部分並提報到經安會討論。 有效運用外匯 工業委員會是當時相當重要的組織，有四個組，分開專任不同的部門。嚴演存先生管化工和食品工業；費驊先生管交通、運輸；潘誌甲先生專門管經濟，王作榮、葉萬安先生等很多經濟人才都在那一部門。我是在一般工業組，他們不管的項目都到我這裡來，我們分開努力發掘計畫。 那時候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已經結束了，等於把全部功能交給工業委員會，人都用得少，大概不過二、三十個，都是學有專長的人。 尹仲容先生在一九五三年九月起就兼做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同時是中央信託局局長，在中信局任內，工作得有聲有色，推動中日貿易，成立雙邊易貨協定，以日本投資的鋼鐵肥料，交換我國的糖米，維持一個國家的外匯來源，中信局也成立了易貨處，並辦理美援採購手續，使得當時外匯能作有效運用。 到一九五四年發表尹先生為經濟部長，因為中信局是財政部下面的一個單位，經濟部長還做財政部的幕僚，在我們看來，他應該辭掉中信局長，但他沒有辭，不免遭人妒忌，也導致一場官司，雖然最後沒事，他還是不得不辭去一切職務了。 一個小回憶 經安會那時候很有意思，第一組開會的時候會辯論。一九五五年我代表尹先生出席第一組委員會，我提一個案子，叫「推動紡織產品出口」, 建議棉花進口的關稅、棉紗的貨物稅，出口時都應退還。 一位第一組執行秘書說，李委員啊！你想我們的紡織品還能跟日本競爭嗎？絕對不可能的；另一位留英的長者開玩笑地問我：你是不是想把台灣的紡織業也變成英國的蘭開夏 (紡織業集中的地方)? 我說，天下沒有不可試的東西，可以試試看；至少，棉花的關稅、棉紗貨物稅出口時不該算到成本裡去。將來有一天，整個棉花的關稅也應該取消。事實上台灣也不生產棉花嘛！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那時候退稅就是講退稅，法律沒有什麼改變；這個案子通過後，財政部就同意執行。後來擬訂獎勵投資條例，才把這個法律條文併進去，連同營業稅一起皆可退。 還有一件事情很妙。 我有一天看報，說財政部收木材貨物稅，滿山的木材要等收稅的人去刻印，這棵樹交了稅才能夠運，一下子工夫，羅東林場就關門，停工了，它跟不上。 好稅代替壞稅 我看了這個報，感受很多，就跟財政部嚴家淦部長講，木材貨物稅不能收。嚴先生說，已經通過了，預算不能平衡呀！壞稅還是比通貨膨脹好，壞稅是少數人受影響，通貨膨脹是大家受影響。 我始終鍥而不捨的一步一步和嚴先生交涉，先是進口柳安木加工出口三夾板可以退關稅、貨物稅。後來，本地的木材我提出安全分署以相對基金來補助國庫減徵的損失一個時期。後來我做財政部長，嚴先生以院長身分叮嚀我，你不要光想什麼稅壞，想到好的稅，才可以代替壞的稅。 工業委員會除了找新的工業，另外就是改善工業環境。那時候潘誌甲先生建議，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應該復業，我也建議應該有一個民間經營的開發銀行。 我們在工業委員會，草擬工業部門的四年計畫，農業部分歸農復會做。 行政改革取消經安會 後來江星初先生接尹先生經濟部長職務，附帶條件是一定要兼工業委員會召集人。他做的時間很短，只有兩年多，辦理例行的事情，沒什麼很特別。他以前是兵工廠廠長、物資管理局局長，但是管整個經濟的話局面太大，就有好多建議不容易被他接受，很不容易說服他。 做了兩年以後，他就在業務會報感歎的講，這兩年沒做多少事情，就搞個殷台公司和煤業開發公司，也弄得滿城風雨，還被彈劾。他實在是一個好人，但同仁提的好意見，他不敢相信，自己打不定主意也不相信人，因此很難做事。 後來楊繼曾接經濟部長，兼掌工業委員會，時間很短。 四十七年四月，尹先生掌外貿會，實施匯率改革，非常成功。七月，政府改組，到了九月一日，取消經濟安定委員會。 原因是王雲五先生負責總統府行政機構改革委員會，就憑幾個委員分配研究，就紙上談兵的做，下決定也總不到各機構去瞭解，還是照報告的數字付稿費，簡直是總編輯的做法。中國人看病所講的「望聞問切」都不採用。 沒有經濟設計機構的五年 第二期四年計畫因為經安會被取消了，而陷入青黃不接的處境，沒有一個負責推動計畫的單位。 經安會取消後，行政院要經濟、交通等部做計畫。經濟部長楊繼曾去看尹仲容說，經濟部工業司幾個人都是辦公文的，沒辦法去做這個事情。最後成立工礦計畫連繫組，由本人兼任，農業計畫連繫組由沈宗瀚先生兼，運輸計畫連繫組由交通部次長費驊兼任。 這段經驗也讓我覺得，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得從培植人才著手，因為台灣沒有別的東西，只有人才最要緊，吸收到最優秀的人才，事情就有人做了。 在共產主義國家，整個資源由政府控制，就是用計畫經濟這東西。雖然我們今天是市場經濟，拿經建計畫做一個指引還是很要緊的，看看農、工、交通、貿易向什麼方向發展，同時朝這個方向挖空腦筋去想，想有什麼工業可以投資發展的。 不過那時候的計畫還未跟預算發生關聯，只能運用美援，不如韓國人後來的經濟計畫書院同時管到預算那麼徹底。 在第四期四年計畫的同時，我也做過十年計畫；到行政院會討論，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高信就說:「李先生，你提十年計畫，難道你不想回大陸嗎？」這個十年計畫跟回大陸是兩個事情，回大陸後還是要建設台灣啊！十年計畫是有展望的，是國家的遠景。 天下沒有一個國家把十年計畫拿來做執行計畫的，只是訂個趨勢，當時高信先生不清楚這個道理，後來就知道了。 在一九五 0 年起的十年，計畫經濟平均成長率是七。一 %。我們覺得可以更上層樓，後續計畫就訂在八 %。美國人還笑我們，說這個過高，請了一個經濟專家來說，能維持六 % 就好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怎麼樣加速國內資本形成，減少對美援依賴，是經濟更上層樓的重要課題。一個原則是，降低消費，投資就會增高。其後實施家庭計畫、鼓勵大家儲蓄、不要只懂得買黃金、美金藏起來，當時要改變這些觀念很不容易。 邁向經濟起飛 於是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行政院長陳辭修先生就在很多僑領返國談我們投資手續太麻煩後，決定要改善投資環境。他指定我負起責任，提出加速經濟發展十九點財經措施，並成立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原則是: (一) 法律不利資本形成的修改法律。 (二) 行政命令對投資有障礙的予以修改。 (三) 投資人遇到問題，你要替他解決。 根據這三個原則，我立刻物色會內會外精幹人才陶聲洋、吳梅村等諸兄不到二十人，借調瞭解賦稅問題的人才一同工作，並決定草擬獎勵投資條例，在最短期間完成立法程序。今日有些人認為老立法委員是不管事，不知道有他們當年的努力，才有今天的富庶。 美援會被迫改組 到一九六二年初期，又有立法委員質問說，美援會小組太多。問這個問題的一位立委，他有個親戚想參加美援會，沒能進來，他就批評我們。當時王雲五先生在陳辭公旁就講，你看，你看，美援會搞這麼多小組，不行啦！陳辭公聽到了就說，好吧，就研究怎麼改組吧！那時候尹仲容過世後，我接這個事情，正在美國檢查身體，接獲通知要我儘快回來商量。 最後決定，美援會變成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一方面也是經濟設計機構，一方面也是協調機構。要找國外的技術跟資金，各地方來的技術性援助、貸款都由這個單位接觸。

宏碁、神通搬家記

時鐘指著七點三十分。神通電腦公司總經理侯清雄步出電梯。放眼望去，辦公室裡已經有一大半員工到了。他沒有看錯時間，這些提前一個小時到辦公室的上班族，大清早離開溫暖的被窩，只是為了占得一個停車位。 林小姐家住新店，每天早上六點半出門，坐了兩小時的公車，到達位於民生東路的宏碁公司大門，勉強趕上上班的最後一分鐘。 「這樣的交通、環境，誰也忍受不久！」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憤怒地說。 從民國七十五年房地產的價格開始瘋狂上漲，至今未能平息。租金不斷上升，再加上今年提高房屋租賃稅，兩、三年間，台北市東區辦公大樓、店面的租金漲幅約在一倍左右。 住商不動產研究室的黃明峰經理就感嘆地表示，這樣昂貴的租金，除了成本低、獲利高的行業，如餐飲、服飾、珠寶業等，「恐怕沒有人能長期負擔下去」。 聳立於民生東路上的宏碁大樓、神通大樓，也遭遇到這個難題。 占地五千三百餘坪的宏碁大樓，與屋主合約在明年到期，合約一到，租金將由現今一坪約一千元的價格躍升一倍，大約達到二千二百元一坪。 「成本實在太高了。」宏碁行政管理處資深副總經理王振容搖著頭說。 與宏碁相隔不遠的神通大樓命運也相同。三千多坪的辦公大樓，在明年合約期滿後，租金也將由現今一千五百元一坪，調升約近一倍。 地貴租金高，成本增加，使得企業界在台北難以容身。而企業本身迅速地成長，原有的規模也容納不下這樣快速的膨脹。 去年營業額一 0 四億、年成長率百分之百的宏碁，四月延攬 IBM 聖泰瑞莎事業總經理劉英武回國，打算更上層樓，開創營業新契機，宏碁組織將不斷擴充。現有員工五千人，分散在台北三個據點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在建國北路，第三波文化事業位於民生社區，總公司則在民生東路), 管理上十分不方便；而且在未來五年內，員工人數預計將增加到一萬人，到時非有一幢龐大的辦公大樓，才能做最有效的管理。 作風穩健的神通也面臨組織擴增、辦公空間不敷使用的問題。這個年成長率達五 0% 的電腦公司，現有一千四百餘人，由於空間不夠，很多單位擠不下，還在公司附近租屋辦公。雖然神通預計未來兩年內員工人數增加不超過二 0%, 但是擁有一幢大規模的辦公大樓也勢在必行。 交通、環境、成本、公司本身發展計畫這些因素加起來，使得台灣電腦業的兩大巨頭 -- 宏碁、神通 -- 下定決心遷離台北，自己買地蓋自己的辦公大樓。 要搬到那兒？儘管台北有許多缺點，但它仍是全國政經中心、資訊最發達的地方，因此要搬就不能離台北太遠。 衡量了地價、交通各方面考慮之後，神通選擇了林口，宏碁則棲身龍潭。 兩巨頭先後行動 林口因臨近機場之便，且地價比台北便宜許多，故得神通的青睞。由於神通國外的業務大於國內業務，海外五個分公司與台灣總部往來頻繁，又和世界六十多個國家有生意往來，靠近機場反而比在台北方便。 「神通每天都有人在飛機上！」侯清雄笑著說。 而在林口，新竹工廠在與總公司聯繫上又更方便，只要上下高速公路，十分便捷。 「走高速公路到林口，只要花三十分鐘，從永和到台北都不只這個時間吧？」侯清雄忍不住又笑了起來。 宏碁看中龍潭則著眼於地價便宜，且有北部第二條高速公路通過的緣故。此外，龍潭附近有許多遊樂區、高爾夫球場，可以提供員工休閒。 於是兩巨頭先後行動。宏碁預計在年底興建辦公大樓，占地將近四萬坪；並希望在年底有一部分員工先到龍潭，然後逐期遷移。 神通則預定在兩年內完成搬遷大計，占地六千至一萬坪的辦公區域已開始著手興建。 這樣艱鉅的遷移計畫在執行之初，公司內部曾對上千名員工作過意見調查，結果顯示贊成者遠超過反對者。反對的原因大都是居住、配偶工作、子女教育的問題。 牽一髮動全局 這種牽一髮而動全局的計畫，將影響到全部員工的生活方式及生活重心。 首先是住的問題。 宏碁和神通都有所謂的安家計畫，幫助員工解決住的困擾。神通早就在去年鼓勵員工在中壢、桃園一帶買房子。而那些尚未有房子的員工，公司也有貸款的方案，並由公司出面與建築商洽談，興建住宅。 「如果談不攏，那我們就自己蓋員工宿舍。」侯清雄表示。宏碁也有興建員工住宅，成為一個社區，吸引超級市場設立的構想。 行的考慮，公司方面也做了妥善的安排。交通車負責接送員工及配偶上下班，即使加班到很晚，大約每隔一小時，仍有交通車可坐。 子女教育問題，恐怕比較棘手。上下學通勤對一個孩子而言不像大人那樣好解決，而一般人又相信台北學校比較好。在這種情況之下，宏碁王振容表示，公司可以提供附近學校技術與資金，使宏碁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神通由於在新竹工廠有很成功的經驗，也計畫在遷到林口後，聯合臨近公司，共同支持附近的學校，以期解決員工子女的教育問題。 一位在宏碁工作的李先生已在中壢買房子，他表示將在台北買另一棟房子，讓孩子能在台北接受「最好的教育」。 這樣長期的遷徙計晝，分秒必爭的上班族能忍耐多久？「在時間、個人精神、家庭生活上，都是一大考驗。」一位在宏碁工作兩年的人說，他可能考慮要離職。 員工四個大夢 每天花一、兩個鐘頭，走那麼長的路上班、下班，除非工作非常吸引人、有發展潛力，且對公司有深厚的感情，否則很難完全適應。 然而王振容信心十足地說:「員工對公司向心力很強。」他相信離職率不會因此提高。 他更進一步表示，一個企業最重要的是照顧員工的四個大夢 -- 尋求終生事業、安定生活、財富智慧、不斷成長 只要企業能幫助員工完成這四個夢，公司到那兒，員工就到那兒。 宏碁和神通的搬遷大計，住商不動產研究室的黃明峰推斷:「將可能成為企業界的先趨。」「宏碁的眼光總是比別人先一步。」王振容肯定地相信會有許多企業步其後塵。

郭為藩改變文化也改變自己

對於郭為藩這位教育界的老將來說，去年七月被急召擔任文建會主任委員，是人生中又一項大意外。對於成立七年的文建會而言，除一年一度文藝季開鑼及學者倡議升格文化部之外，就是近幾個月來郭為藩推動的幾項活動，能夠頻頻受到媒體重視。郭為藩和文建會都在面對轉型。品嚐尷尬滋味帶有苦讀出身的書生氣息，說話不疾不徐的郭為藩甫一坐鎮文建會，就得面對弱勢部會的困窘、升格文化部的挑戰、大眾寄望以文化力量紓解社會亂象的壓力，以及對其個人文化背景的質疑。文建會積弱已非一日。前年行政院長俞國華例行巡視各部會，結果獨漏文建會；主事七年的前任主委陳奇祿時常感嘆:「我們老撿人家不要做的來做。」直到今年，大陸工作會報依然沒有邀請文建會共商兩岸文化交流大計。原在行政院政務委員任內即負責文化事務的郭為藩，正品嚐其中的尷尬滋味。文化部升格有望，文建會懷有擺脫困境、統一事權的前景；但同時，卻必須在自己幾近空白的地盤裡，去瓜分相關部會的文化業務。其中分寸，郭為藩正小心翼翼的拿捏著。險些令人措手不及的是，去年他上任不到一個月，藝術文化界的幾顆明星「雲門舞集」、「文星雜誌」相繼停演、停刊，引發潛伏已久的文化環境不健全問題。郭為藩迅速披掛上陣，邀見林懷民、吳靜吉等瞭解狀況，慎謀對策。面對波濤不斷的文化建設難題，這位來自台南清苦家庭的學者，用一再強調「我相信事在人為」來撥開疑慮，用再三重複「我適逢其會」來迎接挑戰。「對我來講，這是最具挑戰性的工作。」三十五歲即出任教育部次長，屬於青年才俊型的郭為藩，談到規畫文化建設時，樂觀和無奈的語氣間雜，「這貢獻會很大，但是沒有把握，我只有盡力而為。」不太像「文化人」在改善文化環境的同時，他也試圖改變自己。一向木納自認「不上相」的他，過去最怕記者，見到就想躲；如今為了推廣文化工作，他經常主動邀集新聞界侃侃而談新計畫，言談間還會探頭反問攝影記者要不要換個角度拍照。和具有美術專長及人類學學識的前任主委陳奇祿相比，郭為藩顯得「一直像個學者、教授，而不太像文化人。」一位藝文界人士發現他較少出現在藝文團體的聚會中。「他與精緻藝術的接觸，唯一經驗可能是留學時在巴黎待過四年。」還有這樣的質疑。以如此的形象和背景來主掌文化建設，有人為他捏把冷汗，也有人認為他「出任合適」, 同為師大畢業，有多年共事經驗的現任教育部常務次長林清江分析郭為藩的閱歷:「他能堅持理想，又有豐富的行政經驗。」二十二年前郭為藩自歐返國，即倡議特殊教育的重要，並實際著手推展。當時台灣幾乎無人知悉的特殊教育，至今已逐漸開花結果資賦優異及學習障礙者均得到關注。林清江對此評為「他有遠見」,「文化建設也同樣需要具宏觀、看得遠的人來主持。」擔任文建會主委，郭為藩實際發揮的是行政協調的本領。這本領來自他謙和的個性，以及十五年仕途儲備的政治資源。民國六十一年起任職教育部期間，當時同在部裡的陳履安、李鍾桂等人，如今都是部長級人物或黨團負責人；擔任師大校長時期，結識不少學術界領導人物，例如現今的教育部長毛高文。類似關係皆成為郭為藩今天推展文化工作的資產。施展折衝工夫接掌文建會雖僅半年多，看來並不八面玲瓏的郭為藩，已施展了多次成功的穿梭折衝工夫。先是協調財稅單位，改善表演藝術團體一向深為所苦的「先課稅後演出」制度，把藝術活動入場券租稅降低。接著協調教育部，將以往規定藝術科系教師都要繳交論文才能升等的措施，改為可以依據其作品、展覽來評定升等。「這要感謝兩位部長的合作，」語氣中帶著謙虛圓融，也不著痕跡的顯露出力挽弱勢單位的努力，「我們還正在和考選部協商，希望在高普考項目中增設文化行政，讓人才能進得來。」除了運用政治資源發揮行政協調功效之外，郭為藩上任以來，則多半致力於大眾文化的引導，「家庭日親子活動」、「金帶獎」、「全家福、全家遊」都是這般產物。一位文化界的前輩級人物指出，身為文化建設的領導者必須關注三個重點：一是追求精緻文化，二是維持創作環境，三是提供各階層皆可參與的常民文化，而前兩項尤其重要。這正是初掌文化中樞的郭為藩努力的目標。難為的是，文建會的弱勢地位不知何時可解；樂見的是，關心文化的人士逐漸增加，升格文化部的前景在望。如果江郎才盡從教育界的老將，搖身一變為文化界的新兵兼主帥，郭為藩是否會在年過半百時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文化部部長？他一秉平和的語調:「我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還有很多工作都做不完，」語氣一歇，「如果江郎才盡，就該走了。」

多少錢能開家銀行?

銀行法的修正案果然快馬加鞭地通過了二讀，大眾關注的焦點已經不再是銀行法修正的內容，而是新銀行法通過的後續 -- 銀行終於開放新設了。 各路人馬顯神通 有志之士早就紛紛起步，各路人馬，齊顯神通。銀行設立準則尚在財政部文火慢燉，新銀行的認股書卻已經熱鬧地四處流通。 要多少錢才能開家銀行？真叫人費思量。 現行的規定是四億元新台幣的實收資本，要增設儲蓄部或信託部，再各加五千萬元。現有的二十四家公、民營銀行，實收資本以交通銀行為最高：一百億；台東區中小企銀最低：三億。 三億、四億就能開家銀行，適合嗎？台灣錢淹腳目，豈不是誰都可以開銀行。且把標準提高一點 -- 多高？有人說不妨五十億。五十億就足夠了嗎？什麼叫做「適足」(adeqacy)? 傳統的觀念認為資本是用來彌補損失、償付債務的。銀行的負債主要是存款。去 (七十七) 年底二十四家銀行的總存款是三兆六千一百一十二億，實收資本不足七百億。二者間的差距是如此地遙遠，又何能期待股東的出資能為存款提供什麼樣的保障？更何況股東的出資要用來置行舍、購設備、聘人才；銀行的負債卻都會因業務的開拓而不斷地增加。這種時空相對的變化，使差距日遠，根本沒有任何可以湊攏的條件。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資產愈多愈好？現代的觀念認為股東的出貨 -- 也就是法律規定上的最低實收資本額 -- 是銀行開始營業的先決條件，並不是可以當然繼續經營的充分條件。說得露骨一點，銀行的實收資本只不過是銀行的開辦費而已。 開辦費似乎還是愈多愈好。購買一氣派的行舍、增添現代化的設備、禮聘一等一的人才，那一樣不需要錢？但太多的錢會加重銀行的財務負擔，可能促使其採取收益性較濃的經營方針，較高的收益總是要冒較大的風險，要股東出資太過，遂可能使銀行的經營反而不安全。美國方面的實證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 銀行的功能主要在金融的中介 -- 不是以自有資金貸放，那是當舖的事。銀行所要提供的是種服務、夠水準的專業服務。過高的出資要求只能阻擋那些有才無財之士，徒使有財無才者更為囂張。 實收資本的概念是靜態的，也許可以表達要多少錢可以開辦一家銀行，但不表示有這些錢就可健全地經營一家銀行。銀行資本適足的概念應該進一步考慮到動態的經營環境變動，看重於一定水準的維持。 「一對十原則」 二十世紀初，一般認為自有資本應相當於存款總額的一 0%, 是所謂「一對十原則」。一九三 0 年以後則以資產總額替代存款，仍為一對十，因為資產總額原則上大於負債，此一改變意味銀行資本的提升。 資本對資產總額的比率未能考慮銀行資產的結構，並發展出僅以風險性資產為計算基礎的概念，無風險性資產可以不計入，其他資產則以加權風險比率 (weighted risk ratio) 計入；同時資本的範疇也擴大包括公積、損失準備、重估準備、保留盈餘，甚至連長期負債也在內，因為長期負債可以用來購買固定資產，於銀行清算時在法律上又後於存款受償，實質上具有保障存款的功能。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一日，國際清算銀行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所通過的「銀行資本計算及維持之國際通例」就是此一概念的實踐，規定自有資本對加權風險性資產的比率，不得低於八 %, 從事國際業務銀行應在一九九二年以前達成此一標準。此一規定新銀行法 (四十四條) 已經有了明文。 基於以上的認知，對於新銀行的設立，以及現存銀行的管理，絕對不能再承襲「一朝設立，萬年長青」的觀念。 不能再流於口惠 要多少錢開家銀行，並不是那麼地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銀行擁有什麼樣品質的資產，和這些資產對自有資本間應該維持什麼樣的比例。凡不能符合標準者，應儘速依銀行法 (二十三條) 撤銷其設立許可，使銀行倒閉，能發揮除蕪存菁的積極功能。 國際化、自由化在新銀行法通過後絕對不能再流於口惠了。這是一場思想的革命，要拿出大無畏的情操，從認知出發，徹底地檢討重訂現行的金融典章制度。 (戴立寧為財政部參事)

小型投機股亮晶晶

中美經貿問題由於我國提出「對美經貿計畫綱領」, 稍微舒緩之際，美國貿易代表署 (USTR) 卻又在四月底提出「外國貿易障礙報告書」, 將我國列於四大貿易障礙國之一。此舉，已使得中美間的經貿問題達到空前緊張的地步。 美國一直是我國商品的最大出口對象，長久以來，中美間巨額的貿易逆差一直是美方所垢病的重點之一。 從美方的觀點來看，我國一直存有貿易障礙及市場扭曲的現象。因此，開放我國進口市場，達到自由貿易的原則，一直是幾年來中美經貿談判的重點；綜合貿易法的通過則扮演著催化的角色，使我國在被動的情況下，逐步達成開放市場的 自由化目標。 除了自由化的政策之外，變動匯率也是調整中美貿易失衡的工具之一。儘管台幣升值的幅度已高達四九 %, 並在前一陣子突破台幣二十六元兌一美元的大關，但美方提出的匯率報告仍然認為我國央行有操縱匯率的跡象。就在上述的心戰喊話之下，預期台幣升值的心理便開始在匯市颱起一陣狂賣美元的旋風。 匯率的變動雖是平衡中美貿易失衡的工具之一，卻因此使我國的外銷產業面臨競爭力大幅衰退的窘境。 由於目前我國外銷品大抵採美元報價，台幣一升值，不但對美競爭力減弱，連帶亦使我國在世界各地喪失原本有力的競爭條件。無怪乎我國產業界寧願受美國三 0 一條款的報復，亦不願新台幣升值，以免連世界其他地區的競爭力都一併失去。 熱錢駐足台灣 國內業者這種心態雖屬人之常情，但若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新台幣升值，將使我國對外的購買力大為增強。我國業者除可挾台幣之強勢，降低進口原料的成本之外，更可進一步購買美國的高科技、資本財及與出口產業有關連性的公司，進一步使產業升級。 但是這種方式必須是在體質相當健全的公司才可進行；一般中小企業或是體質較弱的公司早就無法承受匯率的升值，更遑論促使產業升級了。 中小企業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著開路先鋒的角色。如今我國已逐漸走向貿易大國的目標，單打獨鬥的中小企業勢必無法在國際舞台上嶄露頭角，台幣升值將因此淘汰掉一些體質較差的中小企業，或是促使中小企業展開合併的動作，以使我國能以大企業的規模在國際舞台維續扮演重要的角色。 由上觀之，中美經貿磨擦產生的匯率問題，雖使國內產業面臨一連串的陣痛，但也因此加速產業的升級。 然而因為台幣的大幅升值，造成套利熱錢的流入，使得貨幣供給額常年居高不下。政府為了減緩通貨膨脹的隱憂，已採行一連串的金融緊縮措施，使得國內存放款利率跟著水漲船高，擺脫過去低利率的時代 (我國九 % 的基本放款利率與美國一一 % 的基本放款利率已相差無幾), 而在台幣仍有升值空間的預期心理及高利率的吸引力下，熱錢繼續停留在台灣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股市直逼天價 由於資金的浮濫，再加上投資管道仍然十分有限，股市這塊高獲利的大餅就成了眾人追逐的標的。國內各上市公司在台幣大幅升值之下，獲利能力已大不如前，加上利率的提高更使得營運成本無法有效地降低；在產業升級之前，國內產業顯然要先忍受一段過渡期。 然而國內股市近來似乎無法正確反應基本面的不利因素，而且已經逐漸走出證所稅的陰影，成交量並屢創新高，究其原因，只能用資金過多一語來解釋了。 大量資金哄抬下的國內股市，在四月底即已突破八千點大關，並有直逼去年天價的氣勢，關心國內股市的投資人不禁要問，以此速度下去，指數難道要在今年突破一萬點的大關嗎？事實上，以目前熱絡的人氣再加上雄厚的資金，一萬點大關對國內股市來說應非遙不可及的事，但其中最大的心理障礙 (也是可預期的實質障礙), 應是政府不願指數上漲過度，而隨時會使出干預股市的措施。 今年的閃亮明星 政府的干預措施雖給股市蒙上一層陰影，但也因此造成了今年股市的一大特色：小型投機股成為今年股市閃閃發亮的明星。 由於此類股票股本較小，價位有時亦較低，除了主力拉抬較不費力之外，亦迎合了政府不願指數漲太高的心理。 去年風光一時的金融股及大型績優股就在這種情況下，被打入冷宮。基本面的變化至此已無法有效地反應在股價上，再加上政府「屢出奇招」, 想要健全股市，談何容易。 在強調公平性及自由貿易的原則下，政府已無法再繼續保護國內某些產業。保護結果只會造成了獨占與怠惰，對股市也是一樣道理。如何有效地將股市納入正軌，而非毫無章法的打壓，是政府與民間都要深思熟慮的事。 (白俊男為太平洋證券總經理)

陽光照不到農村

最近官倒、貪污都很厲害。你看官倒，前幾年有錢的都是他們高幹的子女，像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搞那個貿易公司賺大錢啊；薄一波的兒子是北京國際旅遊局局長，他們的子女全安排當高官。 老百姓對他們沒好看法。外國那些高級幹部的子女，人家都是靠自己能力謀生活的，幹得了幹，幹不了我當工人。這兒可不行，有能力沒能力全給安上個大官兒。 共產黨陽光沒照到 昨天湖南瀏陽有一篇文章，說胡耀邦為什麼兩袖清風，他當那麼大的官，他哥哥肯定得沾光，都沒沾光，還是普通農民；他哥哥的孩子，縣裡給安排一個工作，胡耀邦聽了很生氣，讓他回去了，說，你要好好幹。不能說我是什麼，就對他格外照顧，還是讓他回去當農民，還說:「你要是能幹就自謀出路。」結果他這個孩子挺爭氣的，當了生產隊長，又當了勞模。 其他官的子女是「老子英雄兒好漢」, 全當官。老百姓反感的就是不是由民意選，上面指派誰當官就誰當官。他們貪得很厲害。越有能力的弄越多，沒有能力的少弄。這不知賺多少錢！現在甭說別的，真正的農村老百姓到窮地方還是相當窮呢！到陝西這種地方，你看不到社會主義搞到現在有什麼優越感，感覺不出來。有人說，一、兩年前還有一家合蓋一條被的。我說那個地方是「共產黨陽光沒照到」。 什麼東西都搶 這兩年他說經濟上來，實際上不見得上來。物價漲了。去年說國家賺了二十億，今年賺五十億，對，人民幣貶值了，可不是全上來了嗎？很多小件東西，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漲了。鋁鍋、鋁盆原來七、八毛錢，現在都是四、五塊。很多東西國家也管制不了。現在鋁錠很貴，缺得很厲害，轉手倒賣鋁錠的多厲害，那幫貿易公司全發財了。倒賣最後是老百姓吃虧！就好比本田和四川嘉陵合資的小摩托車吧，三年前才一千多一點，現在六、七千塊人民幣。本田一二五最早是六百二十美元，現在一千二百多美元。 現在我覺得手裡的錢稀里糊塗一會兒就光，顯不出數來。過去十幾塊夠你一家花半個月的，那時候普遍一個人一個月的生活費用八塊錢。現在八塊錢能幹嘛啊，買斤魚！現在還是花最多錢在吃飯上面。你看北京市男同志穿的衣服都差不多，女同志還好一點。老百姓對攢錢不怎麼在乎，存錢存再多會貶值啊！你也沒辦法。有一點錢就趕緊搶購。 去年的搶購風，什麼東西都搶，總比拿錢放著合適。毛毯、鴨絨全給搶光了。以前誰捨得花三百多塊錢買鴨絨被啊？現在一漲錢，得了，我也買兩床吧。蓋了還是舒服得多，比棉被強多了。 把鄧小平比成慈禧 最近對四人幫都不反感了，不像以前說四人幫如何如何。四人幫的時候不漲錢，物價穩定啊。 現在來說就是黨派之間的鬥爭，鄧小平要一死，那肯定還得要鬧。現在有人就把鄧小乎比成慈禧，胡耀邦就是光緒，我讓他死他就死，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現在北大學生就要求公布胡耀邦的死因。那你怎麼講得清楚，那大夫怎麼說怎麼對呀！權力在誰手裡？現在趙紫陽成了傀儡。李鵬也沒能力，都倚仗鄧小平給他托著後台哪。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周恩來當總理的時候，他也幹了違心的事。他不幹違心的事，自己保不住自己！學生鬧事在老百姓心目中鬧不出大圈兒。影響不太大，也是有一定影響。老百姓現在也是看熱鬧，其實老百姓沒有能力跟著起鬧，你要起鬧，就停你的工作；你不上班怎麼辦？老百姓得為生活，不像學生，學生無牽無掛。 那年天安門事件一鬧，很多工人上那兒去看那標語寫著什麼，很多都被關起來，受多大罪啊！一關關半年，釋放回來在單位裡都抬不起頭來，跟勞動改造似的，後來就沒人敢了。 交警是地頭蛇 北京現在招收警察特多。交通警察大量增加，一般公安警察已經很多了。他們的待遇比一般工人差。交警比工人是寬厚得多了。交警就是地頭蛇；很多商店得拍他，商店汽車出來了，他要說禁止左轉彎，你敢左轉彎？那時候買東西要票，警察買東西可方便多了，周圍的商店都不敢惹他，這種情況很普遍的。 譬如警察上友誼商店買菸，那個時候國產雲菸 (編按：雲菸是雲南產的菸，品質最好) 很緊張，他到時候拿人民幣就可以買 (編按：一般的友誼商店都要用外匯券才能買)。我們進去想買，買得出來嗎？絕對不賣的！多年來都這樣。警察進副食商店買水果，給五塊錢，「經理，給我來點兒水果！」經理說:「拿個大包來裝吧！」拿好的裝，裝完了，「給點兒錢。」「不要，不要。」經理能要錢嗎？以前警察胸前都沒有戴標識牌；那陣子鬧得太厲害了，後來警察全給戴號碼了，說如果他要是怎麼，你們可以告他。外邊人如果說警察違章，可以告他；可是裡邊人得靠他，誰敢告啊？有兩胎就麻煩了 現在刑事案件是最厲害的了。昨天晚上新聞廣播，湖南長沙和西安各有一幫分子把商店搶了、砸了。現在就是這些人實際上對共產黨不滿。 人口問題老百姓也是不滿意。孩子生下來，你得先辦好了出生子女關係，證明你以後不要第二胎了。醫院同志給做個紀錄，給十五塊錢吧，鼓勵你一胎。 農村的人現在如果有兩胎就麻煩了，全家南想好過。農村還是極左的這種政策，搞得厲害的地方，人們會把房子給砸了，家裡東西都給沒收。不厲害的地方就罰你幾萬塊錢，年年罰。 農村非得讓生一個，將來父母老了土地怎麼辦？沒人耕作了。很多老農棄農經商，把土地都給賣了，廣州人口那麼多，都想跑來經商，沒有出路、找不到工作，整個都亂了套了。 農民當「米老鼠」 耕地賺不到什麼錢，他就是真正種到糧食也不賣給國家，國家收購價格太低了，他自己留起來，要不就賣給自由市場。以前大米在自由市場四毛五一斤，前兩天一塊八一斤，還買不到。因為不讓賣了，說他們是「米老鼠」、糧販子。現在農民都幹這個！住房也還是很緊張。我住的那個房子還是清朝的，又破又溼。十五平方米，住三口人。 現在工作可以調動，司機容易，普通工人那就不行了。你想到別的單位去，人家不要你，你得託人、花錢買路子。如果你不送禮，他憑什麼要你啊？個體戶的自由度比較大，他們大部分是原來閒散人員在家待著的，以及那幫放出來的小流氓，怕他們還繼續做亂，所以給弄個個體戶攤子，做上買賣了，他就不鬧去了。 像北京永安里那批個體戶是最大的了，那裡倒賣得最厲害，全是南方買來的服裝，再高價賣出。個體戶現在一般家產都是四、五十萬，上百多萬的。你看永安里那些個體戶，每個月的收入都到四、五萬，他們什麼都幹，跟外賓倒美元、倒外匯啊！(鄭惟和整理)

婦工會主任李鍾桂談-取消婦女保障名額

很多婦女過去並不瞭解國民黨和婦工會在做些什麼。有一次我們邀請一位新興婦女團體的領袖來婦工會，她說:「我以為這輩子都沒有機會跨進婦工會的大門。」 為善不欲人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婦工會的做法要避免故步自封。我常講，婦女在那裡，我們就到那裡。多和婦女接觸，自然有一天妳在那裡，婦女就會到那裡。 我到婦工會之後，已經舉行過八次基層座談會、十次巡迴演講，和多次的婦女聯誼會，發覺婦女愛國愛黨的熱忱很令人感動。即使不是黨員，婦女對國家的期望和熱愛，也同樣從談吐中表現出來。 要讓婦女認同 婦女占人口的一半，今年的選舉，婦女應該可以發揮影響力。我們目前的重頭工作，就是讓婦女瞭解執政黨在做什麼，要贏得婦女的肯定和認同。 婦工會今後的工作重點，第一項是要努力爭取更多婦女同志加入黨員的行列。現在婦女黨員只有五十八萬九千多人，還不到四分之一。我們目前預期的目標是三五 %。 第二是要瞭解今天婦女遭遇的因難和挑戰。今天大家談得最多的是爭取男女平等和婦女權益；但是也有人認為給予婦女太多保障，很多工作單位反而認為雇用女性太麻煩，而對女性更加排斥。所以伐們要在合理的範圍內，為女性爭取應有的權益。 第三個重點是要加強婦女的訓練工作。今天大家認為女性被拔擢的機會很少。我們有責任去發掘、訓練和啟用人才，有計畫地培訓幹部乃是當務之急。 第四個重點要加強聯繫工作。我們必須瞭解到底社會上有那些婦女團體和單位為婦女工作。婦女團體有幾百個之多，不可諱言地，有些除了一個理事長和一個幹事之外一無所有；有些多年來沒有做過任何工作。我們現在正在做評估工作。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化阻力為助力 對於新興的婦女團體，我們的文宣策畫小組目前正有計畫地跟她們聯繫，請負責人做本會的新朋友，一一介紹給大家。有人說這些團體好像在跟我們競爭，事實上，我認為競爭才能進步，要化阻力為助力。 何況，我們關心的婦女問題都是一樣的，比如環保、雛妓、婦女權益和參政問題。執政黨期望婦女扮演「相夫教子」、「齊家報國」的角色，那是過去所強調的一句口號。現在我們做了大幅度的調整，把「推動搖籃的手」改為「推動時代的手」, 鼓勵婦女「立足家庭，關懷社會，放眼天下」。我們已經配合社會脈動，修正了一些觀念。 新興婦女團體的成員都非常優秀，也有熱忱替婦女服務，是值得鼓勵的。不過我不認為她們對年底婦女的投票行為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她們既然願意為社會國家服務，應該沒有什麼黨派的差距，而是要看那一個黨能真正為婦女服務，為婦女爭取權益。 執政黨要兼顧兩性 今天婦工會是以婦女工作為主，但是執政黨的作法必須考慮兩性。不過女性有些困難是男性沒有的，我們就該特別重視，像雛妓、性騷擾，及受害婦女等問題。 婦女問題誠然十分重要，但是執政黨較少以性別來看問題，以職業區分比較凸顯一點。不能說辦勞保只有男性勞保，不包括女性勞保；而開辦農民保險，受益的也有女性農民。 事實上，國民黨在十二全會時，關於婦女問題，在政綱裡一共只有十九個字。可是到了十三全會，政綱中針對婦女福利問題，已經有幾個完整的條文加以說明。這證明今天婦女福利問題也變成本黨特別重視的課題。 國民黨今天的作法是儘量跟民眾站在一起，辦活動讓大家共同參與，文宣資料也廣為流傳，我想婦女對國民黨的認同範圍應該是愈來愈大。 不過有時候婦女會道聽塗說，把所有的問題栽在國民黨身上。像過去大家樂、房地產、六合彩和股票問題，如果斷了她的財路，大家就到黨部請願。我希望婦女對事情應該先判定是非黑白，然後再傳播正確的消息。 取消保障名額 今天關心政治、有心參政的婦女已經愈來愈多。過去因為婦女參政意願低，人數也少，所以為了鼓勵婦女設立了保障名額。 現在有意願的人不斷增加，保障名額倒成了限制。如果只有一個名額，可能就以一個為限。如果一票可以當選，本來婦女可以爭取更多票，但是大家認為她不需要，就來拉她的票。其實她的實力絕不只一票，結果卻好像女性就是憑保障當選，對婦女形象也不好。 我認為婦女保障名額應該取消，但是目前很難改變，因為我們法律已有規定，除非修訂法規才能如願。 今天是一個兩性的社會，將來各部門的工作對象可能不再分男女，而以工作性質來分，像組工會就可以同時為兩性服務，不必把婦女凸顯出來。雖然目前婦女問題還是千頭萬緒，但是這恐怕是將來一個必走的方向。 (曹郁芬訪問、整理)

今年,她們投票給誰?

談起年底的選舉，一名四十出頭的家庭主婦操著台語淡然地說:「要看我先生決定啦！」但是台北商專畢業、一年前加入進步婦女聯盟的黃小姐卻對遵從先生的指示不以為然:「我要自己作主。」 婦女選民希望「自己作主」的聲音，今年正透過婦女團體逐漸升高。淡江大學教授李元貞領導的婦女新知基金會將今年訂為婦女參政年，並且計畫聯合其他婦女團體在七月份發表聯合政見。 不鼓勵牡雞司晨 多位研究台灣婦女地位的學者指出，傳統中國社會並不鼓勵婦女過問政治，「批雞司晨」甚至被視為家庭或國家的一種災禍。 民意調查基金會主持人丁庭宇教授指出，目前台灣婦女不僅在投票時仍有「三從四德」的心態，步入政壇的女性也難脫家族庇蔭或代夫出征的型態。 不過他也觀察到，道些傳統社會現象正發生「暗潮式」的改變。 對於這種微妙的變化，已經三度參選立委的謝美惠有親身體會。民國六十九年，她第一次參選時，曾經飽受女性選民奚落、漠然的眼光，有人甚至告訴她:「女人再怎麼行，還是要回廚房。」 第二次競選，她在政見發表會中看見家庭主婦和老祖母凝神聆聽。民國七十五年，謝美惠三度出馬時，已有婦女選民自動加入助選團為她四處奔走。 這股趨勢雖隱然成形，但是在年底激烈的選戰中，婦女權益卻遠不及農民、勞工...... 等問題受人重視。 婦女福利不是重點 一位民進黨中常委在民進報中列出年底大選的十二項重要訴求，婦女福利被摒除在外。國民黨機關刊物中央月刊在今年元月號中，列舉二十四項執政黨為民服務的重要成果，婦女福利也在榜單之外。 攸關婦女權益的婦女福利法草案，在今年三月八號由執政黨提案人送交執政黨立委黨部審核。身為主要提案人，謝美惠委員對草案的前途卻不表樂觀。「國民黨根本不認為草案不通過，對今年選舉會有不良影響。」她焦急地指責。 台北市黨部婦女組總幹事劉學綸針對這些現象解釋，執政黨必須做全面性的考慮，「不能因為突出婦女而犧牲男性選民。」 認為男性在家庭投票行為中仍然扮演主導角色的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黃宗文，更是直截了當地表示:「民進黨能爭取多少男性選票就有多少女性選票。」 像是空氣票 台灣地區二十歲以上的婦女約有六百萬人，女性選票卻未受到對等的重視，謝美惠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有多少婦女真正關心自己的權益」? 歸納統計學者柴松林及政治學者胡佛、游盈隆做過的選民投票行為研究，不難發現一般婦女是以消極、被動的態度行使參政權，而且也不知運用選舉權為自己爭取權益。例如: -- 女性選民較少為了表達自己的意見而去投票。 -- 對選舉沒興趣，或是認為候選人差不多、選不選都一樣的，以女性居多。 -- 女性多半屬於人際關係型或社區關係型投票。 -- 許多女性選民從來沒有聽過政見發表會，對候選人和選舉的認識多半來自家人或親友。 -- 因為家人、親友或鄰里長囑託而去投票的，以女性居多。 -- 因為人情或買票而決定投票人選的，以女性居多。 -- 教育程度低的女性，投票行為幾乎不受政黨動員的影響。 謝美惠因此形容婦女選票像「空氣票」, 賣力為婦女爭取權益可能贏得少數掌聲，但是不能決定生死。曾經在上屆台中市長選舉時，為婦女開辦服務專線卻未獲回響的許榮淑也頻頻感歎:「開拓婦女選票很難。」 多數婦女選民的投票行為，事實上影響了執政黨經營婦女選票的模式。國民黨雖然未將女性權益列為重大議題，但是不忘對婦女施予小惠。 突然收到生日禮物 為了壯大年底選舉的聲勢，國民黨各縣市黨部積極動員吸收新同志。部分執政黨民眾服務社開辦的插花社、土風舞社，便以「入黨免繳學費」的方式吸引婦女。去年七月至九月間，國民黨吸收了三萬四千多名新黨員，其中婦女便占了三 0%。 老黨員也感受到國民黨的收心攻勢。一名家住岡山、入黨六年間從未參加過黨部活動的年輕女性，在四月份突然收到來自地方黨部的生日賀禮。 他們出錢，我們出人 雖然國民黨在組織方面設有中央婦女工作會和地方黨部婦女組，但是與民間婦女團體的深厚淵源，更是國民黨在選舉時動員婦女選票的豐厚資產。台灣省婦女會是一個例子。 在婦女會服務了三十四年的何允聰祕書壁二強調，擁有三十萬名會員的台灣省婦女會，與國民黨並無隸屬關係，但是她也不諱言彼此來往密切。由於婦女會不收會費，因此合作方式往往是「他們出錢，我們出人」。何允聰明白地指出。 事實上，婦女會經常指派幹部到中央婦工會受訓，開辦土風舞社或親子講座時，多半借用執政黨民眾服務社為活動場地。 由於活動範圍深入基層，研究婦女團體的學者指出，成立逾四十年的台灣省婦女會相當具有草根性及影響力。台灣省議會及縣市議會的女性民意代表中，婦女會會員占了四分之三的席次，而且清一色地都是國民黨黨員。 蔣宋美齡創立的婦聯會則將各級政府首長夫人收編為會員。行政院長夫人出任行政院婦聯會負責人，縣市婦聯會必然由縣市長夫人領導。對於目前仍然掌握執政優勢的國民黨而言，婦聯會形成的人際網絡，「往往是幫國民黨政策護航而已。」民進黨立委許榮淑不以為然地說。 然而，婦女團體與執政黨人、財相通的情勢，卻遭到八 0 年代新興婦女團體的挑戰。過去與執政黨關係密切的婦女團體，多半期許婦女扮演相夫教子、齊家報國的傳統角色。劉學綸便坦承，婦女會的工作方向，「等於在執行國民黨的婦女政策」。 婦女上街頭 新興的婦女團體卻要求女性掌握社會脈動，而且不排斥必要時走上街頭。主婦聯盟曾呼籲婦女關心環境品質，也為了抵抗不合理物價而舉牌抗議。 婦女新知基金會與台灣婦女救援會為了拯救雛妓，聲勢浩蕩地在台北華西街示威遊行。關心政治問題的進步婦女聯盟，直接帶領成員到立法院門前要求國會全面改選。 雖然這些婦女團體的成員通常不超過一百人，會員的重複性也很高，但是她們的言行卻廣為媒體報導。銘傳商專大眾傳播科主任楊志弘指出，這些聲音響亮的婦女團體雖然未必掌握有效的影響力，「但是大家都注意到她們的存在」。 政治人物並沒有忽略她們的潛力。今年三月八號，主婦聯盟環境基金會 (由主婦聯盟改組) 正式向內政部登記為人民團體。成立大會中，國民黨立委林鈺祥親自到場祝賀，立委朱高正也派助理前往致意。 因為與立委吳德美拳腳相向，被許多婦女團體斥責「侮辱女性」的朱高正，不但與活躍的婦女團體時有聯繫，而且曾經主動向婦女新知基金會表示樂於提供經濟支援。 這些新興婦女團體的領導人雖然期望擴散影響力，卻不願意被視為任何政黨的外圍組織。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李元貞曾應中央婦工會之邀，與李鍾桂主任交換婦女工作心得。「但是為了制衡國民黨，我們可能會支持民進黨。」李元貞謹慎地表示。不過當她得知民進黨未經照會便將她的組織列為「相關團體」時，又難掩不悅之色。 進步婦女聯盟的發起人中有多位民進黨員，因此被視為最親近民進黨的婦女團體。擔任發言人的蔡明華律師不諱言她們目前沒有實力單獨行動，「必須因時因地跟其他組織結合」。但是她也再三聲明:「我們團體的成立目標不是為了支持民進黨。」 有人搖頭 咄咄逼人的言辭、在街頭示威抗議的舉止，一些立場保守的婦女對這些新興婦女團體深深不以為然，有人搖頭說:「女孩子還是要有女孩子的樣子。」 這些團體的成員也感受到社會的壓力。在船務公司服務的黃小姐無可奈何地表示，當她表明自己是進步婦女聯盟的盟員時，「公司裡的人都拿異樣的眼光看我」。 事實上，進步婦盟的激進行徑，並不是空前的創舉。民國元年，為了爭取在臨時約法中明定男女平等的條文，婦女代表曾經衝入參議院，打破玻璃，踢倒警衛。 李元貞希望以今年為起點，婦女投票行為能走向獨立自主。事實上，教育品質的提升對婦女的參政能力已經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研究投票行為的學者發現，男女選民固然有不同投票模式，教育程度的差異對投票行為影響更大。教育程度愈高，男女選民的投票行為愈接近。 不做配票籌碼 台灣地區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比例正明顯地逐年提高。光復初期，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僅占一。八 %, 而七十七學年度大專院校女生人數已超過四五 %。 耕耘婦女運動已有十年歷史的李元貞瞭解，要喚起婦女關心政治，甚至形成強大的壓力團體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是她也感覺到台灣已經有了適合開花結果的土壤。 身為執政黨黨員、創立現代婦女基金會的潘維剛市議員也呼籲女性選民要發揮影響力，督促候選人為自己爭權益，「不再做配票的籌碼」。

遠東企業總經理徐旭東談-環境變遷是最大的挑戰

問：你接任總經理剛好十年，能否比較過去和現在的經營環境？未來十年，遠東又將有什麼新貌？答：過去十年的經營都是一個模式，外銷、外銷、外銷，最近三、四年才起了很大的變化。未來要怎麼辦，兩、三年還看得清楚，但十年，實在太難說了。十年前，誰能想像今天的局面？國際化是個方向，這一、兩年，我們跟十家國外公司合資做工程塑膠、紡織原料等；大陸將來也會是個重點，另外遠東在海外七個據點也會擴大。在國際合資事業上，我們不是不能獨自做，但時間會慢，別人已經發展了上千種產品，跟他們合作，發展速度可以更快。 問：聽說遠東對開銀行也很有興趣？答：金融在國內效率一向比較差，成長空間很大，政府應該鼓勵民間往這個方向去發展，遠東不排除加入的可能。 問：在管理方面，你有什麼樣的理念？自你上任總經理後，資深副總幾乎全都離職。有人說你太嚴厲，你認為呢？答：管理無非追求效率，合理化、利潤中心是跑不掉的，這方面也沒有什麼新鮮的理論。遠東也用過這幾種方法，甚至矩陣式管理也試過，但決策太慢，才又改掉，但基本上還是追求效率。 說我對老人無情，這個批評不 fair, 過分渲染；事實上，我們己經很溫和了；如果在美國，叫你走路，明天就走了。 事實上，大家都有共識，是在很愉快的情形下分手。而且下面的年輕人會反映啊，年紀大的人不能接受新觀念，會變成公司的 block、長期發展的阻力。而且，追求專業經營，是我的目標。 問：遠東集團向以財務運用出色見長，這方面是怎麼做到的？答：過去為了成長，遠東的負債比例偏高，淨值都只有三 0% 左右。這幾年轉投資收益很好，淨值提高到四 0% 以上，財務結構改善很多。我們運氣不錯，當紡織業受景氣影響而上上下下時，水泥和百貨收入，是很穩定的收益來源。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老爸只管大方向 問：那麼在股市的操作呢？答：當企業有多餘資金，追求短期利潤是應該，而且很正常的。我們很幸運，有一批不錯的專業人員替遠東集團操作。 像東聯，我們投資了十幾年，本來是為了掌握上游原料，但它一直不太賺錢，十幾年沒拿到紅利，這一年才回收，這不是很合理嗎？(編按：一年內，東聯股價從最低三十五元，最高漲到兩百三十八元。) 問：令尊徐有庠先生參與操作嗎？答：他只管大的方向，每天的進出他不管。這麼大的企業，一年二十億美金的企業，他不可能每件事都自己做。 問：但坊間盛傳徐有庠先生由於黨政關係好，仍然自己指揮股市進出。像去年九月證所稅宣布恢復課徵當天，亞東賣了非常多股票。 答：那純粹是巧合。財政部說那件事只有四個人知道，我們怎麼會知道？我可以說，中國政府的官員是很 clean 的。而且，我父親現在只上半天班，又不太應酬，那來那麼多消息？問：倒底遠東黨政關係如何？有沒有什麼特殊地方，聽說許多重要官員的內衣，都是你們遠東送的？答：企業界跟政府官員都想瞭解對方，吃個飯認識認識，也是很自然的事。說我們黨政關係特別好，難道我們跟銀行借錢特別容易？還是政府在我們這裡投資特別多？中國人都喜歡把事情簡化，哦，送送內衣，吃吃飯，消息就來了啊？Come on, 這未免太 naive 一點了吧。企業還是要靠實力。今天的政府官員，對每一個企業都清楚得很，如果送內衣褲就可以搞好關係，那台塑的長庚球場不是更不得了了，多少人在那裡打高爾夫！中國社會就是這樣，看你成功了，就說東說西的。 問：目前大企業也都陸陸續續由第二代接棒，坊間談論甚多，你的看法是？答：I hate this subject (我討厭這個話題), 它真是談得太多了。我們是上市公司，有十萬個股東，經營管理這些人的資金，靠的是專業人員和決策者，為什麼一定要談第二代不第二代。總經理做不好，股東可以投票要他下台。 我絕對不讓我兒子接企業，完全要看他有沒有能力跟興趣。外面總喜歡拿這話題做文章，實在也夠了。 問：你去年接任遠東百貨董事長，對遠東的未來有何計畫？富家子缺少磨練 答：這完全是環境的關係。百貨主要做國內市場，過去競爭小，遠東就進步少，現在環境不一樣了，遠東自然會調適過來。 就像富家子一樣，總是缺少磨練，遠東如此，我們也一樣。 問：展望未來，整個遠東集團具備那些長處，以因應未來？挑戰又在那裡？答：我父親立下的「誠勤樸慎」, 已形成公司文化，這是我們最大的長處。能不能靈敏地管理，因應環境變遷，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鴻源-金光閃閃的藏鏡人

永逢機構總裁王新臺被捕，使得地下投資公司再度成為輿論箭靶。調查單位說，他們準備大力整頓地下投資公司；很多人便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掃向它的龍頭老大 -- 鴻源機構。這個曾經發生擠兌風暴、被金融界認為至少應該「死了三次」的地下財團，據內部人員宣稱，七年來吸收的資金，約在四、五百億 (外界估計則已高達一千二百億), 投資人數累積已超過十萬，這個數字比起當年的國泰信託毫不遜色 (國信資產總額為五百億，存款戶為十二萬)。鴻源是老鼠會？「四分高利吸收資金」加上「脫法經營」, 使得鴻源備受爭議，並且被人懷疑是個「以債養債」的老會。鴻源則聲稱，他們賺錢的方法和傳統製造業不同，九 0% 的營收來自海外關係企業「源洲集團」在國際間的金融操作。「我們僅在香港一地，這兩年的投資報酬率就超過一五 0%。」鴻源內部一名高級主管對這套「生財之道」頗為自得。除了海外金融操作之外，鴻源也在國內兼做服務業 (百貨、餐廳、旅館) 及投資房地產、股票等，目前名下擁有的關係企業有十六家。財經人士指出，金融操作價格起伏大，鴻源把過多的資金投注在高風險投資，難保穩賺不賠。而這種「拉人頭」的人金方式，一旦後繼無援或是經濟不景氣，必垮無疑。一個黑盒子鴻源人卻自豪地說，他們的體質早已健全，現在已不再需要資金，並從去年八月開始把入金一股 (十五萬) 的股利降低為二分 (二股以上仍付四分利)。有人甚至誇下海口，即使再發生擠兌，他們「也不會皺一下眉頭」。鴻源一再對外表明自己的獲利能力，卻堅持不肯透露現有的資產總額。「有那一家企業願意把這種數字公開？即使公開了，你能知道他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負責人沈長聲回答。對外界來說，鴻源資金的運作一直是個「黑盒子」。舉例來說，鴻源介入股市，但是，一名財經記者觀察，一般大戶幾乎都靠發布消息「炒做」, 鴻源卻不和記者打交道，和股市人士也幾乎不來往。在收購中華電線電纜公司和財神酒店的過程中，鴻源也一直小心翼翼地隱藏身分。沈長聲解釋，這是因為涉及到商業機密，不方便公開。加上鴻源樹大招風，「暴露身分會惹來無謂的麻煩」。資金流向不公開，使得財經官員擔心，恐怕有為數不少的資金被濫用，甚至流入私人荷包。收攬了人心依據公司法規定，董事會應向投資人 (股東) 提出每年的營業狀況及財務報表。鴻源的投資人在業務報告會議上，卻只看得到業務人員用幻燈片介紹鴻源眼花撩亂的投資項目。「他們從來不把財務報告給人看，」一位透過同事介紹、入金一百五十萬的投資人說。問他為什麼敢把錢放進來，他回答得十分篤定:「我相信叫我入金的人不會騙我！」「四分利」的確充滿了誘惑。有人分析，鴻源歷經幾次風暴沒有倒，原因之一是「收攬了人心」。外界指責地下投資公司企圖不良。有投資人挺身相護:「鴻源從來沒有騙過人！」還有人寫信給財經官員，阻止政府處理地下投資公司，因為「鴻源照顧了他們的生活」。除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大城市之外，包括基隆、新竹、嘉義、岡山、花蓮、屏東在內，鴻源在全省各地以「鴻源國際投資顧問公司」為名，設置了將近二十個據點，由四千多名業務員專門從事吸收資金的工作。一名月入十萬以上的業務員透露，僅在一年之內，經由他手裡的入金就有五千多萬台幣。「我只要坐在這裡等，就有客戶自動上門。」他十分洋洋得意。目前，在他手裡的至少有兩百名客戶。簡直是搞社會運動從早期吸收的對象以眷村、家庭婦女和軍公教退休人員為主，到現在包括大學教授、中小企業老闆、銀行主管、記者、民意代表、運動員、演藝人員、小販......, 一名金融業負責人猛然驚覺:「這簡直是搞社會運動嘛！」事實上，財經、治安單位也一直在注意鴻源。一名官員坦承，僅僅從他手中移送法務單位偵辦就有六、七次；情治單位也表示鴻源一直在「列管」中，但當問及為什麼沒有「動作」, 他們十分排斥地回答:「這個問題太敏感，我不能講......。」問題為什麼敏感？原因之一是：於法無據。目前財經、司法單位大都以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公司法、所得稅法來偵辦。其中規定：非銀行不得向不特定對象收受存款和信託資金，非經政府許可，不得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以及分配股利必須繳交所得稅等。然而，鴻源宣稱是向私人借貸，並非不特定對象；發給投資人的是香港「鴻瑞」公司海外投資憑證而非銀行存摺，不能和銀行相提並論；這些投資人都是「鴻瑞」股東並非「鴻源」股東，「鴻瑞」是香港公司，所發行的投資憑證不受國內證券法管理，也不必繳納所得稅......; 幾乎規避了所有法律責任。目前，司法單位大都以「詐欺罪」來處理出事的投資公司，但先決條件是必須等事件發生後有受害人提出告訴。願者上鉤原因之二是：怕再度引起類似十信、國塑的金融風暴。一位財經官員就不諱言，地下投資公司猶如「虎頭蜂窩」, 誰也不願意碰。對於這樣一個燙手山芋，有學者認為，其實原本就是「願者上鉤」的，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政府不必管。財政部一位官員卻大惑不解：歷經前後幾次的金融風暴，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教都教不會、學也學不乖？「整個社會都在護航！」他無奈地丟下這句話。「財富就是籌碼」, 鴻源尾大不掉似乎已成為事實。政府部門甚至傳出「乾脆讓它過渡 (由地下轉變為地上)」的聲音。鴻源的出現，確實影響了社會的不公平性和金融秩序。它的壯大，對辛勤耕耘了二、三十年才熬出一片天地的企業來說，是一大諷刺；也因為有了鴻源，才有後來起而仿效、一窩蜂跟進的地下投資公司 (目前已有一百多家); 這幾年「金錢遊戲」瀰漫，地下投資公司難辭「推波助瀾」之咎。「或許鴻源沒有犯法，但是別人卻因為它而亂。」一名新聞界人士感慨地說，鴻源真正掙脫不掉的是：道德意識上的審判。鴻源收錢也收心瞭解鴻源的人都知道，這個擁有兩萬名員工的地下投資公司，實際負責掌舵經營的是執行常董沈長聲。外表拘謹、斯文的沈長聲，極少向外界曝光，甚至在一些吃飯的場合裡，刻意迴避新聞記者。平日衣著簡單，經常穿著運動裝巡視各單位，就連內部員工有時也認不出來，這就是員工口中的「沈董」。四十八歲、高中肆業的沈長聲，在鴻源機構中地位猶如「天子」, 使人又敬又畏。投資人下跪在很多內部團體活動的場合，只要他一出現，立刻掀起一股「熱烈擁戴」的氣氛 -- 員工起立鼓掌，爭相與他握手、合照；他到南部視察業務，甚至有投資人向他下跪。「他的君主統治氣勢很強。」鴻源機構內部一名員工說。譬如，他把軍事化管理帶進鴻源，員工每天早上列隊開朝會，點名、精神訓話、唱「鴻源頌」、呼口號......。他注重紀律，獎懲嚴明。部門主管開會缺席、遲到，照樣被記過處分。部屬犯錯，主管也會因「督導不周」連帶處罰。對有功人員，經常出手就是是三千、五千，從不吝於獎賞。他幾乎事必躬親。台北鴻源百貨進行改裝時，他每隔一、兩天就到現場督陣，從樓上盯到樓下，連廁所也不放過。鴻源機構內部刊物「鴻源雜誌」刊登的每一篇文章，事前都必須經由他過目。他不苟言笑，即使在員工面前，他也毫不避諱「疾言厲色」地訓斥主管，就連總裁於勇明、副總裁劉鐵球也無法倖免。然而，他也不時地會對員工說:「我不是你們的老闆，我是你們的奴隸，替你們賺錢。」鴻源沒有倒，不是我沈長聲厲害，是你們厲害......。」接近他的人指出，集所有大權在握的沈長聲採「高壓」的管理，使得很多人「順著他的心意、看著他的臉色做事。」他常告誡主管，該罵的時候罵，該盯的時候盯，絕對不能讓他們散。「因為，外面有很多人在看著我們。」要和王永慶一樣年輕的時候曾在台塑工作、並立志「要和王永慶一樣」成為大企業家的沈長聲，曾經在對員工的一次公開講話中，語氣鏗鏘地說:「社會上總是以「非法」的有色的眼光衡量鴻源，我不能就此推卸責任，而且也絕不服氣！我要等到有法可合，鴻源成為世界響叮噹的字號後，才會將擔子交給接棒的人......。」然而，在私底下，外表自信過人的沈長聲卻說:「將來的事，誰也不敢說......。」能不能把跌跌撞撞的鴻源「過渡」? 其實他心中並沒有答案。

從唐山到台灣,分分合合四十年

「外省集團發展得比較慢，可能是因為本省企業通常是由一個家族主持，外省企業卻有好幾個。」一位外省企業的第二代，深深體會董事派系傾軋之苦，如此慨歎。 事實上，股權、決策權、經營權的爭奪，在不同家族合資的企業中，總是不斷上演。 翁明昌的故事，大概是企業界最津津樂道的例子。 他在鼎盛時期，和張敏鈺、焦廷標、呂鳳章等人，合資創立或合併了嘉新水泥、嘉新畜產、嘉新麵粉、華新麗華和華隆。 一位曾在嘉新水泥做過高級主管的人回憶，翁明昌和張家就時常意見不合，爭執不休。 等翁明昌在民國六十七年過世，他一手網起來的企業體，也就瓦解了。張家用嘉新麵粉的股票換嘉新水泥的股權，焦家掌握華新麗華，而王又曾則從經營角色竄起，一口氣拿下嘉麵。 另一位在這段混亂期進入華隆的主管回憶，當時氣氛真如政變一般。 翁明昌去世的前一年，剛剛完成五家公司合併成華隆，再過兩年，合創人呂鳳章也辭世，華隆面臨危機。當時剛退伍不久的翁大銘 (翁明昌長子), 靠著「老臣」的協助，在二十七席董事中，先獲得十三席的支持，再「攏絡」過來一票，才穩住他今天事業的根基。 最近股市熱中，太平洋建設在四月時，也飆過一陣子。外傳孫法民一家與經營者章民強，有股權之爭，要改選董監事，所以炒高股價。 太平洋這個集團，的確是所有企業集團中，成員最多、最複雜的。以經營者論，包括太平洋電線電纜的孫家、華新麗華電線電纜的焦家、太平洋建設的章家；和不太參與經營的李家 (李玉田)。 白熱化的裂痕 其中孫家和章家關係的裂痕，可能是最白熱化的。 一年多前，在崇光百貨開幕典禮上，董事長孫法民的致詞當中，稱許太平洋建設副總經理馬春木會蓋房子，卻隻字不提章民強。而太平洋建設的員工都清楚，馬春木根本不到公司上班，只是掛名而已。 而今年的董事會，最主要的爭議，一方面是傳出章民強有意取代孫法民做董事長，另一方面對股利分配意見不同。 孫法民堅持三。四元的股利，全發股票股利；但章民強則認為股市過熱，又要現金增資，發過多股票股利，不但稀釋股本，也強迫公司必須在短期內有更高的報酬，否則無法滿足股東期望，影響依長期計畫、按部就班的發展。「但我都讓步了。」章民強仍強調「和」的重要。 老人動武？兩派僵持不下的結果，竟傳出兩位老人動武的謠言。太平洋房屋公關主任吳一芳開玩笑說，兩個人加起來快兩百歲，如果打得起來的話，「那我們就不會有接班問題了。」 孫法民學歷好 (華北大學經濟系)、家世不錯；而章民強是做土木出身，跟著殷之浩十八年，才在殷之浩的支持下，與孫法民創辦太設 (章家只擁有太設一 0% 左右的股權)。熟悉內情人士指出，出身背景差別太大，才是造成隔閡的主因。 就當各方焦點都放在孫、章之間時，大概很少人知道，太平洋電線電纜目前最大的股權控制者，並不是外面認為的孫家，而是焦家。 一位太平洋集團的高級幹部透露，可能是焦廷標與股市炒手翁明昌，爭奪過華新麗華的經營權，他深知股票的重要；加上十年前，他因肝病，整整臥病六年，這段「韜光養晦」期間，給他很好的思考機會，運用財務、做長期規畫。 所以，焦家如今在太平洋電線電纜的股分，高過創辦人孫家 (難怪太平洋證券的投資，焦家控制四 0% 的股權，占最大比例)。 可想而知，在這種複雜的股東結構下，要當太平洋集團的專業經理人，並不容易，即使是創辦人的第二代，也有叫苦的。 而山東幫的起落，關鍵不在人事，是財務。 上海幫以紡織起家，山東幫則多以大宗物資 (小麥、麵粉) 為主，兼做紡織，包括最早的六和汽車宗家 (宗圭章)、泰豐輪胎，及後起的大成長城 (韓浩然)、聯華 (苗育秀)、廣豐 (賀膺才) 及國豐 (陶子厚), 另有趙常恕，一直以專業經理人身分，經營企業。 但整個山東幫連續遭寶隆紙業、國豐實業財務周轉失靈的打擊之後，關係已經不如往日緊密。 當年山東幫互相投資、擔保，往來非常頻繁。國豐的陶傳正 (陶子厚長子) 追述，趙常恕被請去經營寶隆，但在六年前財務出現危機，欠了二十多億，由於是大成長城及聯華共同蓋章向銀行擔保的，債務和公司都由他們頂了下來。 「兩家對趙先生不滿意，是很自然的。」陶傳正搖搖手說。 兩年後，國豐本身因「經營不善、短期資金當長期用、人員素質差」等因素，再加上被兩家公司倒帳，連帶國豐也周轉不靈。 跑三點半的滋味，使陶傳正感受到「人生的另一面」。但靠他父親不錯的人緣及商譽，他得到銀行團、民間債權人及山東幫的支持，度過難關。現在七億的年營業額，雖只有出事那年的一半，但已有一成的獲利。 關係恐怕愈來愈淡 經過連串事件，山東幫互相仍有來往，私誼保持住了，但從此不再互相投資，更不再互相擔保了。 「我看將來的關係，只會愈來愈淡吧！」陶傳正說的，恐怕不止適用於山東幫，更是其他外省企業集團的寫照。

六巨頭的重新出發

這件事應該純屬巧合，但單在去年，外省大企業似乎都在忙著換董事長或總經理。 遠東紡織總經理徐旭東，再兼任關係企業遠東百貨董事長；中興紡織女主人周音喜正式坐上董事長的位置；不到四十歲的翁大銘竟然宣布退休，讓弟弟翁有銘執掌華隆。 趙廷箴更一口氣把華夏、台達、亞聚的董事長，換成外國人；而在去年失去汽車市場第一寶座的裕隆，也有了公司成立以來的第三位總經理朱信。 需要新定位 最高決策者走馬換將，強烈表示出外省企業正醞釀新的轉變。他們正整裝待發。 「我們需要新的定位。」華新麗華電線電纜總經理焦佑倫分析，國內經濟重心，必將從外銷轉為內需產業，因為生活品質的提升，才是下個階段國家發展的幹道。經濟結構即將轉動，企業也必須有所回應。 從政府的施政來看，必定以提高產業競爭力以及效率為準則，所以在內有需求、外有逼迫 (美國壓力) 下，降低保護，國營事業民營化 (例如開放設立民營銀行), 是大勢所趨。 而民間的因應，一方面是加深產業上、下游的整合，二方面自然也掀起往金融服務業的投資潮。 在華新麗華電線電纜的新莊廠，銅線和膠皮在製程中，不斷搓合，揉成電線。華電的未來，是要把電線延伸到無限的上、下游科技中，確定電力傳輸根基能更完整、安全。 焦佑倫表示，電線是電子和材料科技的結合，他們因此投資了聯合光纖、華邦積體電路 (已投進十億台幣); 更與國外技術合作，朝陶瓷、粉末合金發展。甚至還要做不銹鋼，擴大生產事業的技術基礎。焦佑倫說:「下個階段才是國際化。」 由於投資金額過大，超過公司法中轉投資比例規定；焦佑倫表示，華電今年最重要的任務，是改制為投資公司。「由於史無前例，政府機關還滿傷腦筋的。」焦佑倫表示，他們也覺得很麻煩。 「套裝」服務 就像老資格的紡織大廠，如遠東、中興，必須從買棉花、化纖、紡織、印染到成衣，都以一貫作業加強競爭力一樣，不但是製造業，甚至服務業也愈來愈往這種「套裝」服務去走。 「我們要把房屋變成生活的產業。」太平洋建設協理章啟明拿出從電腦跑出來的企畫書解釋。 在這分構想下，太設從最早的蓋房子，到四年前的跨入房屋仲介 (現在一個月毛利平均都有一億六千萬元), 目前更想大小服務業通吃：包括房屋投資、管理 (賣場管理經營等), 甚至搬家都要做。 「往最上游看，我們當然會伸入金融業。」章啟明表示，資金才是一切事業真正的上游。 銀行法的修正，帶給大企業走向這個真正上游的機會。經濟部工業局的一位官員分析，開銀行的好處，不只是資金周轉不必再看公營銀行「臉色」, 或是有「暴利」, 還有更深廣的效用。 首先，對衛星工廠的控制，更為緊密。以日本為師，大財團以金融事業為核心，對衛星工廠投資；資金加上業務往來，彼此行動更能一致。 而且，銀行倒跟公司關門，完全是兩回事。銀行關係大眾儲蓄及社會安定，銀行與政府 (或說政治) 的連結，也比辦工廠要複雜。 台北的新指標 除了太平洋建設之外，多家企業也都有意願。「遠東的的確確默默地在進行。」遠東紡織總經理辦公室協理紀關福說，他們是因為「閒錢太多」。光是遠紡，一年賺四十億，三年就一百多億，而「開家銀行，只要五十億」。 在敦化南路上，一幢四十一層的雙子星大樓，正在施工，圍住工地的看板上，寫滿遠東關係企業的公司名稱。這幢大樓計畫將這個二十億美元營業額的集團，帶人國際級旅館及大型購物中心的世界。 這幢大商場，應該會成為台北的新指標，它也象徵遠東集團的新開始；紡織機和內衣褲，已經不能代表遠東。 在所有外省大企業的變貌中，趙廷箴的華塑集團，是最令人捉摸不定的。他突然不做董事長，業界、傳播界揣測紛紛，說他要放棄台灣；更有人拿他做例子，引申為「外省人的不安全感」在作祟。 但風風雨雨中，趙廷箴說他是被惡劣的經營環境逼的。 「土地這麼貴，怎麼設廠？」、「工廠一半人都找不到，怎麼辦？」、「我是上、下都沒有。」紅光滿面的趙廷箴攤手。向「上」, 沒有輕油裂解；向「下」, 找不到便宜的土地、勞工；到馬來西亞等地投資，是他唯一的選擇。 澳洲控股公司 BTR 加入華塑後，事實上，趙廷箴已經是華塑的專業經理人 (他持股甚至不到一 0%), 為負責 BTR 石化產業的遠東區總裁。 「我一星期可以跑四個國家。」趙廷箴對創業有興趣，卻不願被管理工作綑死。身為華塑集團決策委員會總裁 (CEO), 他補充，除了台灣、星馬地區之外，他還要向澳洲、英國 (為了一九九二年的大歐洲單一市場) 進軍。 一般都認為，年輕一代的工商人，受西方教育，較易國際化，但誰也沒能跟趙廷箴一樣，把一手建立起來的企業，包括他自己，都國際化得如此徹底。 四十年來，每個企業累積了不同的資源和包袱，創造了不同的風格；在面對時代的新環境，呈現出明顯差異，紡織業中上海幫 (遠東、中興和華隆) 的對比，是最明顯的例子。 他們私交維繫得不錯，到現在華隆的翁大銘，仍稱呼鮑朝雲為「師父」, 但在事業上，已分道揚鑣了。 論資產，是外省企業龍頭老大的遠東，的確有它過人之處。 二十八、九年前，徐有庠帶著會講英、日語的年輕幹部洪星程到歐、日考察，看到戰後日本企業資本累積的情形，徐有庠告訴洪星程，他在上海學到了財務運用的道理，將來的遠東不但要上市，也要跟日本企業一樣，一年年增資，擴大規模。 在遠東紡織二十六年，現任和通創業投資公司總經理的洪星程回想起來，不得不佩服徐有庠的膽識:「我那時想，公司會不會倒還不知道呢？」但在徐有庠心裡，卻早有城府。 民國四 0 年代後，遠東跨入水泥、百貨兩個以內需為主的產業，平衡了紡織業外銷的風險，奠定集團發展的基礎。 而產品線非常類似的中興，遲至八 0 年代，才跨出多角化步伐，做電子、買下中興百貨。 「說中興是大廠，可是我們完全沒有享受大廠的好處。」中興紡織總經理商武解釋，中興規模的擴張，也不像遠東那樣有計畫。整個工廠，就有三、四座是因為別人倒了，中興身為大債主，不得不接收，因而小廠林立，不能構成規模經濟。 花一百萬省一個勞工 中興和遠東當初為了分到更多的紡織配額，不惜犧牲利潤，替台灣紡織界找到命脈，如今台灣幾乎是全世界擁有配額最多的地方。 其中，中興的成衣仍是全國外銷最多的；此外，也開創出兩個品牌的運動服和淑女服裝。 但環境變化之快，往往在意料之外。勞工短缺，變成中興目前最難解決的困境。整個廠因為短缺勞工，減少一成的產能。 而徐有庠在這方面，顯然又看得早一些。 遠紡總經理室協理紀關福四、五年前他剛進入遠東時，徐有庠正大力推行自動化，當時的指示是:「花一百萬省一個勞工，都值得。」 到去年六月，這個數字，已經提高到兩百萬元；但遠東的機器設備也因而保持領先。 面臨如此挑戰，新上任的董事長周音喜，眼前有許多選擇：一個是整廠輸出到海外；一個是在國內「平行整合」, 合併掉小廠；當然也有人建議往證券商等服務業去多角化經營。 中興一位高級幹部指出，過去鮑老闆非常獨斷，大方向自己抓；現在的周老闆卻拿不定主意，下面的人就意見紛紜。 他認為現在中興最急迫的就是，「設定事情的優先順序，拿出決斷來。」 在外省企業當中，裕隆同樣是以女性為最高領導人，在吳舜文肩上，也有類似地重擔。 裕隆摔下了寶座 民國七十四年「汽車工業發展方案」實施後，國產車遭遇強烈競爭，關稅以五 % 的速度逐年下降；今年，日本豐田車種，又將正式上市，汽車市場擁擠的狀況，不下台北市尖峰時候的交通。 但擺在裕隆面前的，是不起勁的市場情報。 去年，雄霸汽車市場三十餘年，為台灣工業裝上輪子的裕隆，第一次從王座上摔下來，讓福特搶了先。市場占有率，從最高的五 0% 左右，一路跌跌撞撞，去年只剩二一 %。 但這種成績好像還見不到底，今年第一季，裕隆的市場占有率，更減少到一七 % 強。 去年四月，跟國產汽車分家，是裕隆最直接的致命傷。輔仁大學管理學研究所所長李仁芳，曾到裕隆上過課，他只說，裕隆一方面往上游發展 (自製飛羚), 卻又同時切斷市場通道 (經銷網),「這不是自斷生路嗎？」 業務沒有起色，接下來就是個惡性循環。由於目前的經銷商都是重新建立，對裕隆感情不深，車賣不掉，等於積壓資金，更影響他們對裕隆的信心；而市場不振，公司員工、協力廠的士氣，難免受挫。 意見分歧 八年前，當裕隆創始人嚴慶齡去世後，吳舜文臨危受命，她的三義廠、及工程中心幾十億的大手筆投資，是汽車界唯一肯做的創舉。 同時她也大力延攬人才，先有工程中心的三巨頭 (朱信、張哲偉、林石甫), 後有總公司方面負責管三義廠、人事、業務及採購的協理，人稱四大金剛。兩、三年前當飛羚正式上市時，那是裕隆最閃耀的日子；但到了今天，三巨頭、四金剛走得只剩總經理朱信一個人。 在這個過程中，裕隆內部意見十分分歧：有大力主張與克萊斯勒 (Crysler) 合作外銷 (後因台幣升值作罷)、與通用汽車契約生產；有主張擺脫國產，自設經銷網；對工程中心日後扮演的角色的認定，也莫衷一是。 一位曾參與決策過程的離職員工，帶著幾分惋惜說，吳董事長耳根子太軟，拿不定主意；是與 GM 合作案流產，又在準備不足情況下，與國產分家的主因。「她死也要死在裕隆。」他透露，吳舜文對裕隆的奉獻，無人能比，但效果卻不一定因此成正比。 朱信接下總經理之後，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裕隆有新的市場策略，但汽車業已傳言頗多，有的說他要生產國民車，也有的說他要代理進口車。 雖然裕隆如今龍困淺灘，但工業局一位官員仍對裕隆有信心。他認為，龐大的資產、設備，是裕隆最大的反攻武器，「他們有本錢走更長的路。」 故事還沒完 四十年來，外省企業的發展各有不同，順境、逆境也各不相干；但是，他們的故事，當然不會就在這裡書下休止符。

外省財團的盛衰

這個社會，每一天，都是一場競賽。只不過，有的競賽是「拍立得」, 立即而明顯的，譬如股市的起落；有些競賽卻是公開的忌諱，大家都不怎麼願意談，實則存在，譬如省籍。 政治上，面對年底選戰，雷渝齊在一個月前申請更改籍貫，從湖南人變成台北市人。其中的利害，大家都能心照不宣地會心一笑。 並肩但很少攜手 經濟上，外省和本省企業集團，他們並肩 (但很少攜手) 為中華民國的產業拚出一番局面。但兩者相較，誰擅勝場？由遠見雜誌統計的成績單來看 (詳見左圖), 從民國六十八年到七十六年這九年閒的表現，全國一百大企業中，外省企業 (主要以大股東、創辦人及經營者來區分), 顯然略遜一籌。不論在營收、總資產、稅前純益上，前進的速度都比本省企業慢，而且在資產報酬率上，也沒有一年是超前的。 檢視外省企業進人一百大的公司，不難發現，這二十家左右的公司，恰巧都屬於幾個企業集團的一分子，主要包括遠東、裕隆、中興、華隆、太平洋及華夏六個集團。 這六大集團在前一百大的分量，卻很明顯在逐年下降。圖中曲線的意義，不在本省、外省企業團體之間有差距，而是兩者的差距緩慢擴大。 以總資產來說，十年前外省企業占一百大民營企業的三五 %, 到了前年，只占三一 %。 營收方面，也同樣有高下之別。裕隆汽車的滑落，正是一個象徵。十年多來，業績一直領先所有外省企業的裕隆，原本在民營企業穩坐季軍寶座 (僅次南亞、台塑), 但到了前年，一路退居第五名，中間擠進了大同跟台灣化纖。 差距拉大 「當然啦，他們人多土地多，累積資產快。」遠東紡織總經理徐旭東提出的解釋，是絕大部分外省企業團體決策者的典型反應。 也許資產多，是本省企業占優勢的先天條件，但這個觀點並無法完全解釋為什麼差距在最近三、四年逐漸拉大。「那一定是有些企業發展得比較慢。」華新麗華電線電纜總經理焦佑倫偏著頭想著。 這一點在資產報酬率上，的確可看出端倪。 從財務運用的觀點來看，資產報酬率可以看出企業的獲利能力及周轉率，是察驗企業體質的重要指標之一。也許令外省企業主遺憾的是，近十年來，他們在這一項指標也沒有領先過 (見圖四)。 從資產報酬率曲線圖，還看出另一個訊息 -- 景氣好的時候，兩條曲線非常接近；一旦景氣衰退，兩者的差距才拉大。 學財務、在企業教財務課程一、二十年、現任台灣微科副總經理的王忠宗指出，負債比率 (利息負擔) 可能影響資產報酬率的表現。因為借錢經營，在景氣時可以有較高報酬 (如果經營得當)。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外省企業愛借錢？一般人的印象，認定外省企業比較喜歡借錢經營，但掃瞄前年的一百大企業資料，兩者在負債比率上，並沒有明顯差別，都同樣在四五 % 到五 0% 上下。 許多企管、財務專家學者，對這個現象的分析，並不一致。歸納起來，一派說法是產業別的影響大，另一派則認為是社會政治因素作祟，外省人在台灣「根扎得不夠深」。 「這是很奇怪的事，應該不會有差距才對。」中興紡織總經理商武認為，人的聰明才智是常態分配，平均來說，企業團體的表現不應該會因人而異。 人跟財務都不足構成有說服力的理由，企業團體加人的產業不同，是各方意見相同的歸宿。 在外省企業團體中，紡織業幾乎是他們賴以起家、發展的行業。六大集團中，除了華夏跟太平洋較不與紡織沾上邊之外，其他像遠東、中興、華隆及裕隆 (台元) 都是，而這群人 (裕隆除外) 也正是業界口傳的「上海幫」主要成員。 取代夕陽的新星 上海，在大陸淪陷前，早已是中國甚至東南亞的紡織工業重鎮。這批上海興業家或是把機器，或是把資金，甚至上海人的商業細胞帶到台灣，以紡織起家是很自然的事。 但時過境遷，紡織在台灣顯赫的地位，像純爛的夕陽，它的天空將被其他新星取代。 以外銷而言，民國六十一年，紡織品出口曾占總出旦一七 %, 但在以電子為主的其他產業追趕下，去年只剩一五 %。 「紡織業勢必再萎縮。」中興紡織的商武，以紡織業在先進國只占國內總生產額 (GDP) 的三 % 為例，台灣紡織業的分量，必定愈來愈輕甚至變成最低，自然影響到企業集團的表現。 看淡紡織業、看好金融等服務業，花八 0 年代的企業投資方向上，已經形成共識。深一層看，本省企業的確占了很大的優勢，除了國營銀行之外，人壽、信託、信用合作社，甚至農會，絕大部分 (國泰、新光、中國信託等) 都操在本省企業之中。 還沒鑲「金」邊 財政部參事戴立寧細數來由，一方面這些民間金融機構，多從日本體制下接收，本省籍企業早有淵源；二方面，這些機構草根性強，需要緊密的人際網，「像選舉時候的「柱仔腳」。」戴立寧明白指出，外省人在這方面，毫無競爭條件。 所以，外省企業集團，除了華隆買下國華人壽，正式跨入金融事業之外，也只有遠東、太平洋有證券商，其他都還沒有替企業集團鑲上「金」邊。 金融機構是血庫，對企業的支援效益是無法計算的。太平洋建設總經理章民強，比較太平洋跟國泰建設在競爭條件上，國泰有人壽資金做後盾，「可以買了地，放著」, 即使在目前中央銀行實施緊縮金融下，影響較小；但太平洋就必須從別的地方想辦法 (現金增資等)。 但純經濟的角度，並不能涵蓋所有人的眼光。他們更從政商關係、長期扎根的方向，解釋為什麼外省企業團體的表現不如本省企業。 輔仁大學管理學研究所所長李仁芳的意見，是這一派人的代表。 四月是掃墓的節令，李仁芳說:「我才想起，對呀，這些 (外省) 人的墓都不在這裡呀。」 處處可為家 一些與李仁芳有相同看法的人繼續推理、引申，他們舉證，外省企業第二代自小 (初中畢業) 就出國唸書拿綠卡、海外投資都比本省人厲害，他們「處處可為家」。 另一方面，李仁芳也認為基本上，外省企業受保護較多 (紡織業當初的代紡代織政策，過去汽車的高關稅、限制日本車進日等措施), 黨政關係比較深厚。然而，在國際化、自由化的新政策及民意勢力高張的今天，過去的優勢逐漸萎縮，「所以影響企業的表現」。 但是，反過來說，「不安全感」、對台灣前途不確定的感覺，難道本省人沒有？政商關係的運作，諱莫如深，因果關係難以認定。在紡織業服務二十六年的和通創業投資總經理洪星程就承認，很多事，都只是「感覺」, 並沒有科學證據。 但概括性的意見，難免忽視個別的表現。 論長期投資，裕隆大手筆整建三義廠，花二十億設工程中心自己開發「飛羚」, 在汽車業找不到第二家。 第一代創業，地緣關係是很自然的發展，所以在台灣有所謂的上海幫、山東幫、河北幫；但是到了第二代，這種連繫已經逐漸消去。 就像國豐實業總經理陶傳正所說的，第一代因語言相同，彼此熟悉等關係，自然結合成事業夥伴。但第二代的成長背景已各有不同，如果他自己要投資，「我怎麼可能只找山東人？」 回首四十年的發展，馬拉松式的競賽中，雖然在目前還能以省籍見高低，即使仍找不出完整的理論解釋為什麼外省集團輸給本省企業；但再往後看四十年，這一段統計紀錄，可能是一個階段的結束。畢竟再往後看四十年，省籍的界線，只會愈來愈模糊。

專訪南韓最大企業領導人李健熙-三星稱霸之道

今年一月下旬，南韓企業巨人李秉吉之子 -- 接任三星集團董事長一年餘的李健熙，經日本、印尼、新加坡、泰國來到台灣，希望透過與各國政經領袖的敘晤，擷取各國長處，建立一個新而獨特的經營目標。 目前韓國的企業約有三分之二仍由創辦的第一代掌舵。四十七歲的李健熙在前年十一月父親去世後，一肩扛起這個擁有三十二家關係企業的韓國第一大集團，領導十三萬名三星員工，自然備受各界矚目。「許多韓國的記者要求跟他見面，可是都沒有機會，」親近他的人說:「在他出國的時候訪問他，似乎比較容易。」 事實上，李健熙訪台的六天行程縝密緊湊，並沒有為新聞界留下任何縫隙。幸運的是，「遠見」利用聚餐時間，而成為獨一和他坐談的媒體。 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與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李健熙，雖曾主修管理，登上經營者坐椅後，卻流露出謙虛、戒慎的低姿態。他不多言，衣食簡單，但拚命工作，給人樸實的感受。 短短的一年時間裡，李健熙已讓三星員工眼見不同。他的管理風格似乎比父親更開放；八 0% 以上的決策都透過幕僚作業或由一級主管決定；他和工人一起吃飯、聊天......。同時，他也和父親一樣的長時間投入工作、重視高科技，追求第一。 正跟副不一樣 這位受現代教育、瞭解國際情勢和企業動向的企業家，洞察今後高科技將對企業前途扮演的關鍵性角色，不僅禮用技術人才，更親身浸潤、領會。一位三星的幹部指出，李健熙愛讀書，特別是美、日、歐出版有關高科技的書，「他在半導體上的知識，恐怕連一個博士也比不上。」這位幹部相信。 下面就是李健熙對經營企業及經濟性區域合作的看法。 問：你接掌三星企業一年多來，擔負的工作及個人的感受和以前有何不同？答：當年我當副會長時，外面人看我很有能力跟實力，當我做了正式的董事長，我才知道正跟副完全不一樣。看世界跟企業和對各地區的看法，正會長的角度也和副會長不一樣。 先父是一個成熟度很高的人。他歷經擾攘歲月，到了晚年幾近完美，極少犯錯。相形之下，我年輕、坦白、率直，不像父親那樣擅於外交辭令。 把權力下放 問：你是承續父親的領導模式，或有自己的管理風格？答：就基本的精神、哲學和重視人才的作風而言，我和父親完全一樣。可是時代在變，我也比較年輕，我們的想法和型態還是不太一樣。先父是企業的創辦人，他對企業瞭解多，每一件事都自己命令，是中央集權。我重視人才、重視人際關係，把權力下放，讓自律的菁英自己管理，是地方分權。 具體來說，先父掌理三星時，有八 0% 以上的決策是自己做。而現在，只有二 0% 的決策是我做，另外都是幕僚參謀決定。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問：從盈虧狀況、損益平衡的觀點來看，那一種領導 (中央集權、地方分權) 效果更好？答：已故的父親留給我很好的基礎，我在這個基礎下經營十四個月來，利潤跟父親經營的時候比，是以前的三倍。 薪水比工會要求高 問：你先後在日、美兩國接受學校教育，是否因此採用較多的日、美管理模式？答：事實上，我受日本的教育比美國多，但現在想要同時引進他們的長處。這次我訪問東南亞各國，也是希望先觀察，再引進他們的長處。我願意建立一個嶄新而獨特的經營目標。 問：一九八七年底你接掌三星集團時，正逢南韓民主化意識抬頭、工運勃興，你如何處理企業面臨的工運問題？答：每個國家的平均國民所得在三千到五千美元時，勞資糾紛就會很厲害。以三星集團來說，對勞工的真正福利比其他企業更開放。但有一 % 的員工不是純粹的勞工運動者，他們搞坐禁、反對體制，這個我們不容忍。我們的基本方針是，給勞工的福利、薪水比工會要求的更高一點，因此，這方面的問題不大。 問：三星集團發展石化業，目前是否也和台灣一樣，受到環保運動的強大壓力？答：據我所知，國民平均所得超過五千美元的時候，環境保護的問題會很嚴重，貴國的情況正是如此，而很不幸的，我們的國民所得還不到五千美元。 以韓國的地理區域來講，東南部地區的產業很發達，西南部倒還沒有成熟，他們歡迎工廠，到目前為止沒有環保問題。 我個人的想法是，大概三年以後，我們也會碰到這個問題。 問：去年十月你曾經訪問中國大陸，可否談談你的觀感？答：中國大陸的土地很大、人口很多，可以說具有很大的潛力。目前他們仍在推行開放政策，中國的未來，會由開放政策的方向來決定。我個人覺得他們不太瞭解資本主義的概念，他們需要商人和瞭解管理的人。 相互瞭解寬容 問：很多人都認為，二十一世紀是太平洋盆地的世紀。可否比較一下韓國與新加坡、台灣目前發展的情況？答：這三個國家在很多方面都有差別，例如政治、民族性跟經營型態。 我認為貴國的經濟發展得相當成功的原因，是四十年前，大批瞭解軍事、政治和經營國家技能的人，從大陸來到台灣。經營的技能跟貴國的民族性結合起來，造成台灣經濟的成功。 新加坡大部分都是華人，他們具有危機意識，再加上領導人李光耀是很聰明的，這兩種力量結合起來，得到現況。 韓國因為政變、韓戰，在經濟方面落後很多；日本人、美國人來到韓國則有利有弊。 問：在即將來臨的太平洋盆地世紀中，你希望三星集團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答：太平洋地區的各個國家都很年輕，擁有優秀的勞動力。我認為包括韓國在內的各個國家應該注意，如果抱持個人主義，只看自己的利益，二十一世紀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機會。換句話說，一定要相互合作、努力才行。 問：那麼，亞洲新興工業國到底應該如何合作？答：在經濟技術方面，日本的勢力最強，中華民國跟韓國次之。我認為先進的日本應該把技術轉移給中、韓；中、韓兩國又應給予其他東南亞國家技術和先進的經營方法，然後互相瞭解、寬容，才能掌握二十一世紀的機會。 我要告訴韓國跟貴國的企業家，現在有些人賺了錢，便不再努力工作，星期六要休息，這是不行的。 另外，企業家一定要重視尖端的技術，還應該要培養國際觀。 問：最近有人提出亞洲八國聯盟，組成共同市場的構想，你的看法如何？答：這必然是一個相對於歐洲共同市場 (EEC) 的構想。歐洲歷史長，具有地緣關係和共同的宗教信仰。太平洋東南亞各國以海相隔，宗教也不一樣，如要合作，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但仍值得努力，朝這個理想邁進。

我願將身化明月-從沈君山建議談新聞問題

沈君山教授以學人從政，入閣後雖然「花邊新聞」少了，但是「見報率」仍然不低，因為他主張「為政多言」, 對各種事勇於表現意見。他曾自喻為行政院的「鬧鐘」, 常常在院會中鈴聲大作，對一些問題發生「預警作用」。 鬧鐘又響 不久前這座鬧鐘專對新聞界鬧了一次，他建議凡傳播媒體報導政府機關事務和政府官員談話，有不盡確實之處，由新聞局每月作成統計，並公布這些媒體和記者的名字。 新聞學上有一旬亦莊亦諧的定義:「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因為狗咬人常見，而人咬狗不常見也。準此以觀，沈先生的提議是標準的新聞，因為古今中外，好像還沒有人想出這樣的主意，難怪引起國內傳播界的一陣譁然。 在民主國家，新聞界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權」, 力量了得，人人都自覺惹不起，政府官員更是望而生畏。沈政務委員卻有這樣與新聞界針鋒相對的倡議，至少可說明兩點：第一、無欲則剛，他沒有故意討好新聞界。 第二、他承認新聞界對他個人的報導誤差極少，可見不是出於私心。 沈先生在記者群中相識其多。益友有三，友直居首，他盡到了做朋友的責任。相對的，卻也反映出若干新聞從業人員大概很缺少自律，很霸道，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已經使社會人士，尤其政界人士忍無可忍了。 想一想，看一看 解嚴以後，報禁跟著開放，被壓抑甚久的新聞界，活動空間忽然大了許多，顯得生氣蓬勃。但是競爭激烈了，各類傳播媒體急於表現，眾多加入的新人也急於出頭，大家在功利的道路上擁擠著，很少人願意停下來想一想，看一看。 當整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傍徨於喧囂和失序的十字路口時，新聞界卻未能發生安定與指引的作用，使很多人失望。這一年多來，新聞界受到的批評與責難，並非無因。 新聞界如果能本著嚴於責己的精神作一檢討，也許應該承認，若干傳播媒體，若干從業人員，顯然有下列四「不」的現象：一、寧大不小：不管是不是應該刊登的新聞，或應該刊登多少的新聞，只要有人炒作，大家就跟著起鬧。本來新聞價值的衡量，雖無絕對標準，但有相對標準。所以字數長短，版面地位，要恰如其分。今天很多新聞的安排，只能表現報人的意圖與偏好，而不能體現它對社會的價值與意義，「大」新聞未必是重要的新聞，只是怕「小則吃虧」而已！二、寧信不疑：新聞記者的目標，從大處說是追求真理，從小處說是追求真實，所以一條新聞到手上，一定要尋根究柢，力求其正確。現在有些新聞，記者或急不及待的輕率發表，或因符合其主觀的願望而將錯就錯的登出來。新聞從業人員的「輕信」, 造成了社會的「不信」。而可信性正是新聞業的命脈。 狂飆新聞停不下 三、寧毀不譽：作為社會的守望人，作為制衡政府的力量，新聞界的批判精神是必須的。但是今天這種精神已經過度的發揚，成了立意嗚高。於是無事不批，無人不判，彷彿社會無一善事，人間無一君子。只破不立的結果，使人群的關係愈來愈疏離，愈來愈對立。 四、寧熱不冷：世上萬事萬物，混沌複雜，而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新聞界報導分析，必須客觀公正。而客觀公正的態度又根植於冷靜的頭腦。台灣目前是一個狂飆的社會，飆車、飆彩券、飆股票、飆房地產、飆街頭運動......。 在這個時刻，本來需要新聞界卓然獨立的精神，透視問題的識見，以挽狂瀾於既倒。惜乎很多新聞從業人員也跟著同流合污 -- 飆他們的新聞去了。很少人願意停下來，冷眼觀察一下我們所處的環境，想一想我們的問題和出路，因為不隨大家一起走，恐怕就「跟不上時代」也。 作為新聞從業人員的一分子，面對社會的批評，面對諸如沈君山先生這樣的挑戰，個人雖然極虛心虔誠的反省，但是平心而論，新聞界還有很多人在全力阻擋傳播媒體的世俗化，在充分利用新聞傳播的正當功能，新聞界的道德之火並未熄滅。 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政府遷台，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稍一不慎，可能翻船。新聞界標於同舟一命的處境，與政府多方合作，以維持朝野上下的團結。 迨國際局勢轉變，台灣初安，新聞界開始活躍，政府採取壓制手段，乃有「出版法」修正以及「雷震案」。再以後，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和教育普及，新聞界力量壯大，已有能力抗拒政治壓力，黨政當局改採懷柔政策，如延報人入中常會等。 中國的新聞事業，當年在大陸只是萌芽階段，首屈一指的「申報」、「新聞報」, 在廣土眾民中，發行也不過二、三十萬份而已！今天的大陸，傳播媒體無一民辦，也不足談。只有這四十年的台灣，才為中國新聞事業奠下基礎。 只有客氣，沒有尊重 縱觀台灣新聞業發展歷史，政府無論是合作、是壓制、是懷柔，都沒有太長時期的效果，因為這都與新聞事業的本質不符。新聞首在客觀，要客觀先要獨立。沒有任何依傍政黨、團體或少數人的傳播媒體，還能維持客觀獨立的。 再從現實的功利上說，新聞事業靠公眾而生存，任何傳播媒體如果只為官府說話，不為民眾說話，最後必受淘汰。在這個層面上，今天的台灣新聞界，有兩項問題：第一、與群眾的關係：若干傳播媒體行動上雖然走入了民眾，但精神上卻脫離了民眾，因為他們所報導描繪的這個社會，是扭曲的而非其實的社會。民眾從資訊中所得到的消息，有時誤導他們的認知，有時誤導他們的行動。 第二、與政府的關係：今天的新聞界，除了少數的公營媒體之外，當然不再受黨政當局的控制。但是兩者之間，仍藕斷絲連。絲連最多的，還不是新聞界的未能完全「自立」, 而是官方尚未根絕的「牧民」心態。在這種心理影響下，所以台灣產生不了像美國那樣的「資訊自由法案」, 記者可由此得到充分的資料；所以官方的各級發言人形同虛設；所以很多政府首長不屑與記者打交道。 因為並不瞭解、承認新聞界的功能和地位，官員們對新聞界只有客氣，或者只有畏，沒有尊重。試看明達如沈君山博士者，尚有公布媒體和記者姓名的建議，他人更無論矣！別人趕著走 沈先生的建議，看似對新聞界無害，因為報導不發生錯誤者，不必接受這種「處分」。但是新聞報導有各種原因發生偏差，包括官方提供不實消息，或掩藏真相，使記者無從查證。 還有些新聞，是官說不對，民說確實的；若完全依照官方的立場以判斷是非，則民間傳播機構恐怕都很難存在。所以沈先生的方案若果真執行，最後必然是另一形式的新聞管制，斷喪了我們得來不易的新聞言論自由！新聞界雖然多不贊成沈政務委員的提案，但是我們也不能逃避他的建議案所反映出的問題。新聞界當前存在的毛病，如果不要別人管，那麼就要自己管。怎麼管呢？大家都說最好自律。但說來說去，既未見出現有力的自律機構，也未見有具體的自律行動。新聞界既以制衡者自居，就必然會有人喊出「誰來制衡新聞界」? 自己不走，當然就會被別人趕著走。 照出一條路 戊戌政變的「首席烈士」譚嗣同，青年時送別其兄，曾有詩曰:「我願將身化明月，照君車馬度關河。」感情之真摯，人皆可見。迨維新失敗，他認為既應有行者，也應有死者，他選擇了他心中容易的事 -- 把頭顱拋了。這一回，他真的化作明月，從變法到革命，照著他的國家度過了一大關口。 今天的中國，兩岸的發展轉變，都到達一臨界點，雙方何去何從？還有誰能比新聞界更有資格照出一條正確的路來？勉稱知識分子的新聞從業人員，面對吾土吾民，也許應該有願將此身化明月的責任和抱負。

物價變動值得重視,不值得緊張-張繼正可以做中國的伏克爾

一、不需要過分憂慮 如果有些經濟現象的出現使人困惑，那麼有些經濟政策所帶來利弊互見的後果，更易引起爭論。 例如關稅下降時，一方面 (一) 可以減少美方對我國的指責。(二) 國內消費者買到較前低廉的進口商品。(三) 因為輸入增加，可以遏阻國內物價；但是，另一方面也會使競爭力低的產業虧損，甚至倒閉。 在當前言論自由氾濫的潮流中，一般人民對經濟政策的認知，常被利益團體聲音的大小而左右。幸好在目前物價問題上，政府與民間都已共同體認到物價上升的威脅。 由於大陸撤退前惡性通貨膨脹的慘痛經驗，政府決策階層對物價上升一直懷有最深的戒懼之心。在一九五三～八七年間，台灣地區的物價相當穩定。以消費者物價為例，在三個階段中的平均上升率都未超過九 %: -- 一九五三～六二年：八。七 % -- 一九六三～七二年：二。九 % -- 一九七三～八七年：七。九 % 在這三十五年中，只有七年的物價上升超過二位數字。 主計處最近公布二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比上年同期上漲了四。九四 %, 呈現了近七年來最大的漲幅。但就政府已採用的政策來判斷，這種漲幅值得重視，但不值得緊張。 二、澄清一些觀念 首先讓我們陳述環繞物價上升的五個觀念。 (一)「溫和性」的物價上升可以容忍：當物價上升率變成一 0%(二位數字) 時，多數經濟學者認為這已經超越了「可以容忍的區域」。超過二 0% 時，惡劣膨脹就逐漸形成。如果物價上升在四～五 % 左右，則認為是「溫和」的。如果真要維持比溫和性物價更低的水準，整個社會常常就必須忍受較多的失業與較低的成長。 (二) 物價上升中也有跌價的：當近月來的食物、房租、計程車資、修理費用等上升時，一些商品的價格，或因供需關係、或因台幣升值或關稅降低，如汽車、家電用品、化粧品、領帶、夾克等價格則下跌。 此外值得指出，由於消費者物價指數只包括一、一四 0 種與家庭消費相關的樣本商品，因此，就無法反映未包括在指數中商品的漲跌，如股票、房地產。 (三) 持續性的物價上升要避免：它會傷害人民儲蓄和投資意願、產品輸出、生活安排 (尤其已退休者) 及財富分配。尤其當物價上升是來自政府財政赤字時，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利曼教授就會大聲苛責:「這就變成了一種變相的「徵稅」, 強迫每個人來分擔。」 (四) 對付物價沒有特效藥：物價「管制」與「限價」看來最容易立刻見效，但絕少成功的。否則，一紙命令，普天之下就不會再有物價問題。對付物價膨脹的根本辦法是找出病源，然後再開處方。 (五) 預期心理要防止：當物價預期心理逐漸形成時，這就真會加快物價的漲度。因此，媒體對物價的報導與官員對物價的評論，固然不能掩飾，但也不能誇大；「誇大」其危機意識就會產生「火上加油」的不良影響。更重要的是：只有靠政策工具的立即運用，才能減少物價上升的預期心理。 三、當前的物價變動與對策 近三年來，因為中央銀行年貨幣供給率都在三 0% 以上，大家擔憂的物價波動終於反映在近二個月以來的物價上升上。 由於近六年貿易的巨額出超 A 中央銀行貨幣的供給隨之大幅增加，使社會上資金與名目財富大增，產生了對各項需求 (如地產) 的激增，誘發了需求推動的物價上升。 再由於勞工意識與環保意識的提升，增加了工資成本與環保成本，形成了成本推動的物價上升。 對付來自金融面的物價上升，正如蔣碩傑與王作榮二位教授於三月下旬所建議的，中央銀行應立即採取三項政策：控制貨幣供給年增率在一五 % 左右 (目前約在二七 %, 提升利率三至五個百分點，台幣與美元的匯率應在二六、二七之間盤旋。 對付實質面的物價上升，就必須要靠提高生產力、產品附加值等方法。 過去引起我們物價上升的石油價格，已節節上升。如第一次能源危機時石油價格的暴增，造成了一九七四年我們四七。五 % 的物價上升。目前每桶原油價格已增至十八美元以上。今年二月進口的農產品、化學材料及基本金屬價格指數較去年同期已分別上升八。四 %、七。四 % 及一四。六 %, 這些貿易財的價格波動值得注視。 另一方面，過去國內產業界以聯合壟斷哄抬物價，或台幣升值後，進口商品未能合理降價的情況，由於近年關稅下降、進口開放、以及消費者意識抬頭，在這種不完全市場競爭下，價格偏高的現象已逐漸減少。 四、張總裁的果斷 概括來說，在目前這場對付物價的戰爭中，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就變成了最關鍵的人物。 今年一月二十六日當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 0. 六九後，它們的中央銀行 (聯邦儲備銀行理事會) 立刻在四十八小時內，提升重貼現率。對付物價，不論政府的方案有多少，就貴在立即付諸實施，否則徒然造成更嚴重的預期心理。 張總裁現在有一個歷史性的機會變成「中國的伏克爾」(Paul Volcker)。伏克爾在一九七九～八七年擔任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理事主席時，被認為是美國第二號有影響力人物，不顧白宮及輿論的批評，曾以鐵腕採取緊縮的金融政策，被推崇為「反物價膨脹的鬥士」, 享譽全世界。 三月三十一日，張總裁果斷地宣布：中央銀行立刻採取全面的金融緊縮措施 -- 包括提高銀行準備率、重貼現率及銀行存款最高利率，隨之銀行公會決議也大幅提高長、短期放款利率，於是一場穩定物價的保衛戰已正式展開。儘管這樣的緊縮可能會帶來經濟衰退，但這是難以避免的代價。 為了減少對全國人民的衝擊，特別是以薪資為主的中產階級，物價穩定是減少財富分配惡化的一個重要條件。我們能體會央行緊縮性政策的苦心。 五、以平常心看物價 二十世紀的兩個經濟大病症就是大量的失業人口與惡性的物價上升。兩者之中，物價膨脹尤為可怕。因此，在大陸經濟改革過程中，連續遇到持續物價上升時 (去年的官方數字約在二 % 左右), 中共當局就不得不放慢調整步伐。 這也就是為什麼遠在一九二 0 年代，凱因斯就說過:「要推翻現有的社會基礎，最巧妙、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擾亂通貨。這一過程使得經濟法則中所有內含的力量趨於毀滅。」 但是，只要張總裁採取緊縮政策，台灣的物價不會到那種可怕的地步，全年的物價上升仍可能在五～六 % 之間。我同意陸民仁教授的論點:「以平常心看物價變動。」

華夏集團董事長趙廷箴談-中國人是很難合作的

外邊說我不當董事長，這個那個的。其實在台灣，國營事業的董事長是「擺砲」的 (酬庸); 民營的董事長是管事的。但在外國，董事長不一定是老闆，他可能一股也沒有。 我不是華夏集團的老闆，大家都知道我擁有的股分很少，甚至不到一 0%。我一直都是專業經理人啊。我真正自己投資的事業，也都找別人來經營，奇怪吧。 我在台灣帶進來很多第一，像福馬林等等；台塑也是我最先開辦的。說我是白手起家是錯的。我是真的從大陸帶錢來，最初跟著費驊來台灣，做過一陣子公務員，很快就離開了。不過，說到有錢，王老闆 (王永慶) 還是比較有錢。 從合作台塑，我就明白中國人是很難合作的，所謂一山難容二虎。離開台塑後，我就找美國人合作；以後我所有事業都找外國人，到現在沒有一次失敗過。 我不是怕被別的股東吃掉，是被「騙」夠了。最早我做過營建，離開台塑還跟翁明昌合作過，後來把他趕走了。這些股東，就是喜歡炒股票，一下就把我的公司賣掉，我實在不喜歡。 所以，我先後找美國的 Mobile,Gulf (海灣) 及現在的 BTR, 我都約法三章：第一他們不准買賣股票；第二，如果要賣，要得到我的同意；還有，我有優先承購權，如果我錢不夠，自己再找人來。 最討厭搞股票 我最討厭搞股票，台達把大部分的台苯股賣掉，是有原因的。台苯剛開始的時候並不賺，後來世界市場突然缺貨，公司賺得不得了，董事要求上市，兩個大股東湊在一起想炒股票。 我想，好啊，你要炒，我乾脆全部賣給你。他們就喜歡高出低進，玩來玩去，我要賣，就這麼一次。大家以為我不得了了，賺大錢；其實那些錢都是替 BTR 賺的，我早就以每股二十塊錢，把股票都賣給他們了。 不做董事長，實在是被嚇住了。 以前徐有庠、吳舜文轉投資超過總資本額的四 0%, 還不是都沒事。我也一樣，那個規定比例實在不合理，我公司資本額又小，一下就違反規定。 以前的部長 (經濟部長) 也都沒太看重這件事。後來換了李達海，他是個讀書人，一切按規矩來，就說:「那就送法院吧。」我這輩子還從來沒上過法庭。 這邊的法律規定董事長要負一切責任。有一次台達有一個工人被電梯壓死，也得傳我到法庭，這真是太不合理。這種事，廠長、總經理去解決就夠了，董事長怎麼知道？後來我想想，好的事輪不到我身上，壞的事全歸我，天下那有這個道理。乾脆董事長不做了，有什麼關係呢，外國人還是得靠我，因為石化業我太熟了。現在我做決策委員會總裁 (相當國外的 CEO), 什麼事都還是我在決定，跟當董事長有什麼不同？我這個人就是不喜歡擁有太多股權，也不必把廠的規模做大，沒彈性呀。 打倒這個，打不倒那個 當初我辦華夏，受到的壓力真多，可是就在我隔壁廠的國泰塑膠真容易，到建設廳登記一下就可以了，我卻不行。我心裡想，你要打我，我就多角化，讓你打得到我這個，打不到我那個。所以，我做亞聚、台達，再投資台苯、福聚，也做旅行箱、馬達跟玩具；做玩具真替我賺了不少錢。 我跟 BTR 合作，別人又說我是 BTR 的股東，為了逃稅呀什麼的，才搞了控股公司。連部長也問我，他也相信外面的說法。我要真是就好了。 這裡的人就是對外面不瞭解，BTR 是個多大的公司呀，在英國、澳洲，資產大得不得了。他的股東，全是歐洲有頭有臉的貴族、皇家之後，怎麼可能是我的公司？現在因為國內上游也做不成，(輕油裂解廠) 勞工找不到，土地又這麼貴，如果早像其他國家，蓋個石化工業專業區不就結了？但現在就得四處找地方去投資。講什麼空洞化，真是不明事理，日圓升值這麼快，日本經濟還這麼強，就是因為海外投資有回收。 有人說什麼「沒有夕陽工業」, 我也不信這一套。每一個產業都有個周期，怎麼會一直成長下去？唉！這種話說實在我也不想說了。 (李慧菊採訪、整理)

文化:當心精神軟骨症

唱片、錄音帶很早就被冠上「罐頭音樂」的美名，人們不需要到演奏廳現場，就可以現買現聽，十分方便；唱片架上擺滿各種愛來愛去的曲調，封套上歌者的塑像，則是一付「沒人愛」或「愛不到人」的表情；暢銷書排行榜儘是輕、薄、短、小的「都市文學」作品，封面印成化妝品包裝紙似的；教人怎麼致富的書最暢銷了，結果是出版社、作者賺了錢，買書想發財的人卻一直鬧窮......。 慢慢地，速食文化就普及整個文學藝術界了，我們的社會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文化罐頭，創作者是現學現賣、消費者則是現買現用。 文化裝進罐頭裡 文化罐頭也是有保存期限的，過了日期雖然不會像食品罐頭一樣的變質有毒，但注定是沒有市場的。因為喜新厭舊的現代消費者，馬上就會被新品牌、新口味的新罐頭給吸引了。 因此，我們的「文化廠商」不得不聘用趨勢專家、市場調查專家、廣告策畫行家、包裝行銷顧問等頂尖人物，重新為產品定位、命名和推廣，才能在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 文化早已變成商品，我們的知識、思想、感情、理念、信仰...... 都要先裝進罐頭裡，才能出頭，才能和別人溝通。我們都知道罐頭食品是比不上天然食品來得營養，但是，我們似乎對罐頭文化並沒有同樣的警覺。 罐頭食品為了刺激人的食慾，會添加色素、佐料；而罐頭文化為了行銷網路的擴大，會加入煽情、聳動的官能刺激。消費者的胃口就被培養出不容易更改的偏食現象，非得十分地「辣」(尖酸刻薄的言詞)、或十分地鹹 (聳動內幕)、或十分地「甜膩」(煽情) 的口味，方能下嚥。 最後，我們根本不在意本來要吃的東西是什麼，只要它的味道夠勁就行了。至於那些不加料的、嚴肅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再也不容易引起人的食慾了。 患了精神軟骨症 哈里遜 (G.R. Harrison) 在他「人類的前途」一書的最後一章「人會變成什麼樣子」中，有這麼一句話:「人人都有重大而不變的需要，就是要感到「確實」。人的骨骼和身體細胞因有鈣而變得堅硬；同樣地，構成我們精神的「細胞」, 也需要有知識和信仰，才得以強健。」 現代人容易感到焦慮不安、挫折、容易妥協、改變原則...... 等等癥候的根本病因是：我們餵給精神細胞太多佐料、色素，我們吃了太多罐頭文化，而開始有精神的軟骨症了，這樣下去，眾多更難根治的併發症將會在日後萌生。 還要吃多久？在食品衛生方面，我們有衛生署、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等單位，不時地抽樣測試，以保障消費者的健康。而在文化產品方面，測量佐料、色素等有礙精神健康物質的基準，卻在出版自由的前題下，各家「文化廠商」都會有不同的標準。 何況，罐頭文化賣的是「口味」, 而非「營養」, 對廠商來說，營養只不過是包裝的手段，如何使你的口味上癮才是目的。老天，這樣的文化罐頭我們還要吃多久？(阮義忠現任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講師)

經濟:房價高漲誰之過?

就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未來台灣房地產價格上漲的趨勢，的確很難避免。因此，如果將房地產價格穩定的責任，完全加諸政府，多少不切實際。然而台灣的房地產價格，在過去二、三十年間，其平均漲幅之大，其價格隨著市場榮枯而波動之劇，主管部門確實難辭其咎。 本質上，房地產不僅是供作消費 (住宅) 或生產 (工廠或辦公室) 的資源，而且具有折耗低的可儲存性，也被視為很好的投機籌碼。換言之，房地產可以同時成為「使用者」與「投機者」共同追逐的商品。 於是，當市場投機需求增加，以致價格受投機者主宰時，其餘使用者便有可能因為付不起同樣價格而被摒斥於市場之外；他們的痛苦和因之衍生的嚴重社會問題，便可想而知。 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上述兩種不同的需求，可以看出，其中「使用者」需求，是隨經濟成長和人口增加，始終穩定增加；「投機者」需求卻往往變化無常。因此，房地產在短期內的波動，便完全為投機者所左右。但在長期中，供給擴張的程度，則視能否滿足使用者增加的需要而定。 根據這種瞭解，我們便不難把造成今天房地產價格高漲的責任歸屬問題，畫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投資需求為何失去控制？其次是供給為何不能配合需求而適度擴張？隔靴搔癢的方案 投機需求所以會暴起暴落，其實和整體經濟的失衡有密切關係。即以這次房地產價格暴漲的風潮而言，可以說完全是由於金融當局不能控制貨幣供給量。而整個事件的背景因素，則是決策階層在巨額貿易出超的失衡狀況下，沒有勇氣面對國內出口業者以及各種進口替代業者的政治壓力。 因此既不願坐視台幣充分升值，又無力開放國內市場，以平衡貿易；於是，只有任令外匯快速累積，游資氾濫，直到房地產價格暴漲、工資與物價齊飛、出口產業仍不免衰退。 這種純粹因為政策措施不能面對現實，而引發的房地產投機需求暴漲，其實與供給面因素並無直接關聯。因此，近來經建會「從供給面」所提出的合理化房地產價格方案，自然便會令人感到隔靴搔癢。 當然，這並不表示當前國內房地產市場的供給面因素毫無問題存在，事實正好相反。 供給面條件長期不能改善，雖然與短期內的房地產價格波動無關，但卻是國人長久以來，忍受偏高房價、低劣居住品質，以及公共設施不足的關鍵因素。它與現階段決策階層畏首畏尾的財金政策固然無關，卻與主管土地政策與都市計畫等業務的有關機關，在政策及制度設計上的故步自封，有密切關聯。 這些有待合理化的政策或制度包括：中央集權式都市計畫不能落實到地方；都市細部計畫不能開放民間開發商參與，以致規畫成效低落；土地因變更使用而產生暴利，不能完全以市地重畫或區段徵收方式解決；以及對開放農業用地採取保守的管制政策「徒然造就大財團投機致富的機會等等。 政府擔起責任 這些政策或制度的改革，其實並不困難，因為先進國家已有很好的經驗可資借鏡，真正困難的，恐怕是觀念的改變，以及權力重分配的難以取捨。 因此，台灣房地產價格隨經濟繁榮而上升，誠然難以避免，但無論從穩定短期投機需求，或擴張長期供給而言，政府各有關部門應當承擔的責任，已是十分明顯。 (林全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政治:改革不會負負得正

司法界最近受到很多議論，尤其是司法院前第四廳長吳天惠夫婦案初審判決宣告以後，引起幾位年輕司法官集體辭職抗議的風潮；後來更演變成為法官和名經濟學者王作榮教授的筆戰，言詞中也免不了情緒性語句。 理未易明 從大目標上來看，抗議的法官和提出批評的經濟學者，他們的目標並沒有衝突，都是要求透過司法尊嚴的提升，來促使國家邁向法治的理想境界，但是著眼點不同，竟形成對立。 可見得事未易察、理未易明，尤其在台灣今天這樣一個改革的時代，即使對改革的遠景有一致的共識，但對改革的手段、方式如果採不同的態度的話，隨時可能發生衝突、對立的現象。 為什麼會如此呢？在我看來這不但是一個大家都必須瞭解的問題，同時也是大家必須抉擇的問題，如果不弄清癥結所在，許多無謂的糾紛仍將層出不窮。 這幾年來最叫人困惑的事，是有許多人為了改革採取了不合法或者非常的手段；而採取這些手段的人認為他們是以「小」的不合理、不合法，去對抗、改革那個「大」的不合理、不合法，不但是可原諒的，而且應受鼓勵。 如果我們稍微仔細觀察，便能發現這套邏輯不但運用在這一陣子的司法風暴中，這幾年在政治上的一些聳動性舉止，又何嘗不是如此。 可是這套邏輯卻使得大眾陷入一個困境，就是當你譴責小的不合法行動時，很容易被認為是在為大的積弊辯護，而立刻被蓋上「守舊」的標記，成為改革、進步的絆腳石；反之如果你支持那些小的不合法行動時，又和現行體制對立，和現行價值體系格格不入。因為一個正常的公民，很難心安理得地對一項明顯不合法的事情表示贊同，甚至加以鼓勵。 放棄偏差的期待 兩極化常常因此惡化，越不滿現狀的人，對攻擊現狀的行為越感到認同。所以，不法言行蒙上英雄色彩和道德意味，而現行體制的價值乃逐步下降，社會的紛擾、不安，也就日甚一日。 這種現象已經成為惡性循環，以攻擊體制作為改革體制的手段，或是以改革體制作為攻擊體制的藉口，混淆的情形日益嚴重。 為了扭轉這種惡性循環，最根本的作法就是主導改革者，真正發揮主導力量，讓大家瞭解，改革的推動不是非得靠不合法手段逼迫，而是可以循合法途徑促成；不合法的手段不但不能促進改革，反而會使社會不安。大家或許會放棄對「以不合理手段促進改革」的期待，而產生對現行體制的信心。 相反地，如果改革只是被一些不合法手段逼迫到非讓步不可時才有希望，那麼各種不合法手段會大行其道，整個價值體系就會逆轉，所謂公權力、所謂社會秩序都會岌岌可危，那時候要去建立秩序，會比現在進行改革難得很多。 數學上負負得正的原理在社會現象中是不能適用的。以不法對抗不法只會更亂，防止這種結果的責任在改革者身上，不要讓人民對反體制者產生英雄崇拜，是今天主導改革者最需要警惕的地方。 (黃欽越為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威爾斯環遊世界

「威爾斯」, 生於中國大陸南方，擅長易容術，每隔十年左右都以不同的面貌出現，無聲無息地接近人類，威脅人們的生命。全世界的「警察」對「他」防不勝防，隨時布下天羅地網，準備繩之而後快，揭其廬山真面目。 作惡人間 這個恐怖的間諜，全名叫做「流行性感冒濾過性病毒」(influenza virus), 他最厲害的長處就是變化多端。原以為在醫療科技尖兵的圍剿下，他已束手就擒，但是過不了多久卻以新面孔上場，繼續作惡人間。 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型、五七年的亞洲型、六八年的香港型、七七年的蘇俄型，都是他的變型，單是西班牙型就使全世界兩千萬人喪生。 目前，西德的研究人員已經找出他行經的路線，大致分為三個方向：一是向東，從香港經日本、夏威夷到美國西海岸；一是向南，從香港經新加坡、東南亞到澳洲；另一則是向北，經西域抵達歐洲。短短半年之內，全世界都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 中國南方的特產 為什麼他總是出生在中國南方？目前最有力的說法是，威爾斯不只傳染給人類，也傳染給豬、馬、海豹、鯨，以及飛禽類。不過，飛禽體內的病毒不會傳給人，人體內的病毒也不會傳給飛禽類，這兩種病毒只有在豬體內才會發生遺傳因子的排列組合，因此經由豬的媒介，威爾斯不斷改換面孔，以更凶猛的攻擊滲入人群。 研究人員認為，中國大陸南方飼養著很多豬和鴨，以致遺傳因子的重組比率奇高。 為及早發現威爾斯的新面貌，聯合國的世界衛生組織 (WHO) 從今年開始，在中國大陸的十一個地方，特別是南方的雲貴兩省，設置觀測站，展開威爾斯監視行動。目前參加此計畫的有美國、日本，已在北京等四個地方設置了觀測站。 流行性感冒濾過性病毒大約分為 A、B、C 三型。其中最難纏的 A 型，在電子顯微鏡下呈球形，身上長滿由簡稱為 HA 和 NA 兩種蛋白質所組成的「刺」, 它們有製造抗體的能力。所以疫苗的有效與否，關鍵就在於能否掌握刺上的變化。 一根刺由五六 0 個左右的氨基酸構成，這些氨基酸以每年一個的比率發生突變，速度比普通細胞的突變快上幾百萬倍，難怪威爾斯變化多端，抵抗力強。特別是豬身上的威爾斯，幾乎每根刺都會發生突變。 於是研究人員想從刺的變化來預測威爾斯的下一次面貌，然後研製出免疫疫苗。例如，去年入冬以來使用的疫苗，含有 A 蘇俄型、A 香港型、B 型三種抗體，果然今年流行的是「A 蘇俄型」, 他們完全掌握了刺的變化趨勢。 據說，過去二十一年裡，有十三次猜中，命中率達到六成以上。如此再配合設在中國大陸的觀測站，「威爾斯」再次現身的半年到一年以前，就可以預測出他的面貌，命中率將會大為提高。 不可等閒視之 雖然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與營養狀態的改善，因流行性感冒而死的人已不斷減少，不過醫生仍然提出警告：小朋友的被感染率不低，對於威爾斯這個恐怖的間諜還是不可等閒視之。 (取材自「AERA」)

解決交通債,留下買路錢

汽車行駛在倫敦市中心，平均時速大約是十八公里，比老祖宗的馬車快不了許多。倫敦駕駛人對此頗感不耐，但其他城市的駕駛人卻可能欣羨不已。 希臘雅典的交通尖峰時段，汽車只能以平均八公里的時速前進；恐怕比馬車還慢。印度孟買更糟糕，汽車行駛速度甚至和牛車不相上下。 蔓延全球的瘟疫 交通擁塞像一場瘟疫，在全球各大都市擴散開來，而且阻塞的時段越來越長，阻塞的路段也不再局限於市區，全世界多數大都市居民皆深為交通阻塞所苦。 一度人們單純的認為，只要增建足夠的寬衢大道，交通阻塞便可迎刃而解。法國巴黎和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實例卻顯示，增建大道必須付出選票與鈔票雙重的昂貴成本 (因為要剷平貧民窟與住宅商家), 可是，無論增加多少道路空間，似乎總會出現更多車輛來填補新空間。 人們也曾相信，廣闢停車場可以有效減少路邊停車，從而使道路暢通。事實證明，更多停車位反而吸引更多人開車上街。許多當初堅持新建大樓必須附設停車位的城市，如今發現苗頭不對，已紛紛開始懷疑是否方向恰恰走反了 -- 也許應該禁止新建大樓附設停車位才對。 曾經也有人認為，捷運系統是挽救交通沉荷的萬靈丹。巴黎於一九七 0 年代耗費巨資興建的 RER 捷運網，的確發揮了很大的功能，目前每年輸運的乘客多達三億人次。即使如此，進出巴黎市區的通勤汽車卻未減反增，預料未來十年還會增加七 %。巴黎市區的汽車平均時速如今已降至十五公里左右。 不斷尋找新點子 一連串殘酷的事實顯示，再多的道路 (地上、地下，鐵路、公路) 似乎都無法滿足都市居民無盡的需求。況且，像倫敦、紐約之類的大都市，地面道路已將近占去全市總面積的四分之一，而且地下鐵路密布，可以說交通容量已趨飽和。因此，藉著增闢各種道路來解決交通阻塞的傳統方式，顯然已不可行。 解決交通阻塞的點子不斷出籠，英美有些城市 (如牛津、洛杉磯) 在市郊興建大型停車公園，郊區來的汽車駕駛人在此停車後，再換搭班次緊密的大客車進城。另外有些城市則將部分鬧區畫為行人徒步區。這些作法都收到若干效果，卻也將交通量轉移到其他地區。 人們絞盡腦汁思索各種解決阻塞的方案，唯獨忽略了一項顯然最有效的方法：收費。都市道路事實上已成為一種「稀有資源」, 必須以處理「稀有資源」的方式處理才是正途。 有人認為，無為而治是分配道路資源最簡易的方式；他們是假定如果聽任塞車情況惡化到某一程度，自然可以迫使駕駛人放棄開車。 這種看法不切實際，因為任憑汽車成長的結果，受苦的不只是駕駛人本身，行人也會遭殃，所帶來的噪音與污染，更非環保團體所能允許。而且，許多汽車駕駛人其實正是最不珍視時間的人，他們因為擁有汽車，所以經常駕車做「不必要」的走動；駕車走動不過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唯有將道路使用權視為商品，制訂一個足以維持交通流暢的高價格，公開出售，道路使用者才會珍視時間。 當然沒有人會心甘情願花錢買原本免費的東西。然而，任何原本充裕的物資一旦趨於稀少，以價制量是不可免的分配方式。 以土地為例，在拓荒時代，美國人可以不費分文取得廣闊的土地；澳洲土著迄今仍無法接受「土地有價」的觀念；但今天的都市居民，誰不視「土地有價」為理所當然？現在一般人習以為常的停車費和過橋費，其實和道路使用寶的精神頗為相似。只是多數政客畏懼招惹民怨，不敢進一步實施道路收費。 不過，由於其他解決交通阻塞的方式一一宣告失敗，再加上科技進步帶來了新的收費方式，有些城市已開始慎重考慮收取「買路錢」的可行性了。 新加坡實驗成功 新加坡是唯一不怕招致民怨，而大膽採行道路收費的大城市。自一九七五年開始，每天上午交通尖峰時間，車輛必須持有通行票證才准進入新加坡市區 (目前每天票價約二。六 0 美元)。這項措施甫實施，管制區內尖峰時段的車輛數目立即驟減四分之三。直到今天，新加坡的道路仍相當流暢。 香港曾經實驗一種更精確的道路收費方式。他們在汽車上安裝電子號碼牌，並在管制區內路旁普設可以辨識上迷號碼的電子監測站，藉以測出車輛在區內的行駛時數，而能更準確地收費。可惜香港當局後來基於政治安定考慮，擱置了這項計畫。 曾有人認為這種收費方式無異監控人民行動，擔心恐有濫用公權力之虞。這項顧慮現在已能克服；駕駛人可以預先購買「付費卡」, 經過監測站時只須以卡片「付費」即可，沒有卡片的車子才需要辨認車號。 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可能即將成為歐洲第一個實施市區道路收費的都市。籌備當局經過一番審慎估算之後，已經訂出合適的費率 (每部車進入市區應付三。九美元)。並且預計，假如將所收到的款項用以補助市民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或者用來添購公共交通工具並改善交通設施，皆可另外誘使三成左右的人放棄自用車輛。 由於瑞典人比較有集體意識，而且非常關心污染，因此，這項由弄髒空氣者補貼不弄髒空氣者的計畫，可望順利獲得民眾支持。但其他國家的城市居民，恐怕就沒那麼容易說服。 保障行動自由 其實，聰明的交通主管官員在推銷「買路錢」方案時，應該設法曉喻民眾，收取「買路錢」不但不是限制行動自由，反而是保障行動自由。唯有道路暢通，人們才可能隨心所欲前往想去的地方。 (譯自 The Economist)

讀者回響

光靠「唬」是不夠的 看了貴刊三十四期中「眷村鐵票生銹」一文，不禁引發個人多年來對於「眷村選票」的看法。 不可否認的，歷年來的選舉，眷村確實對執政黨投下最忠實的一票，而執政黨也往往因眷村中的鐵票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反觀，這些候選人在當上立委或市議員後，昔日的承諾又有多少兌現呢？甚至在眷村最需要幫忙時，他們又在做什麼呢？拉票的殷勤早已隨其當選而變得遙不可及。 事實上，我們眷村中最年輕的一代，仍對執政黨充滿信心，但是誠如文中裘鐵軍所言:「國民黨要掌握眷村票，訴求手段就必須改變。」畢竟眷村中的居民不是三、兩歲小孩，光靠「唬」是不夠的，必須有抱負、有見解、有為選民服務的幹勁；否則選個費官求爵者，還不如不選。 高雄 馬一誠 一個誤解 看了貴刊三十四期勞思光先生「林賢順為什麼去大陸？」一文，個人對作者認為國人對中共的統戰騙術，及大陸同胞生活的普遍窮困認識不清，以至少數人依然對中共存有幻想，頗有同感。 但作者將林賢順去大陸的原因，歸究於他根本不瞭解中共統治下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個人不以為然。也許作者身在香港，對此問題無法獲得較廣泛的資訊，也許作者對國內軍中情況不甚知悉，方誤解台灣軍官對中共的政治結構茫然無所知，這對其他多數軍官是不公平的，人的情緒本來就很難控制，不可把因素全歸於此。 台東 張正義 說不出個道理來 「遠見」三十四期有讀者質疑執政黨提名資深立委當選正、副院長一事，和好不容易通過的「退職條例」有矛盾。我的看法則是，執政黨處理這件事的邏輯並沒錯，但是該黨「說不出個道理來」。 去年我參觀美國維吉尼亞州某大香菸廠時，質問該廠人員:「為何向台灣大肆推銷香菸？」對方答曰:「我們只為抽菸的人服務。」意思是說，他們是迎合癮君子的需要，沒有增加吸菸人口的意思。同樣道理，執政黨訂「立委退職條例」, 目的也是「為有意退職的立委服務」, 並不因為條例一訂出，老立委的資格就統統消失，因為老立委可以不接受這項「服務」。換句話說，退職條例出來後，老立委在法律上還是立委，還是有資格競選正、副院長。 我的目的不在掩護執政黨和老立委，而是看不慣執政的人經常「說不出個道理來」。任何施政，無論動機如何好，若沒有一套說服人的道理，在老百姓心中的評分都不容易及格。 我們經常看到高級行政首長，面對民代或外界人士激烈質疑時，竟窘迫得瞪目結舌、言不及義，甚至引喻失義 (如最近的「滿清入關」事件), 這是執政黨的一大負債。 台北 李孟洲 現代軍人的責任 我是海軍官校的學生，最近有機會看到貴社「時代在考驗著我們」的專題報導 (見三十一期)。觸目可及的標題大有「語不驚人」之嫌。不可否認，報導中的部分內容頗能切中問題本身，但以偏蓋全的觀點卻可輕易在報導中找到。 誰是報導中新一代的軍官？我想不是別人，今年年底我就畢業了，未來的事業將是報國的體現。也許社會的風氣和潮流來得太快太急，也許四十年前那段戰亂頻仍的歲月，年輕的軍官多半已無從體會；但大多數的年輕軍官絕對瞭解自己的責任和使命。 受訪的對象有不少是甫畢業的年輕軍官，他們在接受官校的基礎教育時，可能有遠大的志向，但投入一個全新的環境，適應和學習是必經的磨練，當然挫敗、困難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歷練呢？所以抱怨和心灰意冷的情緒作用是不能視為常態的。 如果靜下心來想想我們的責任，積極扮演個人的角色，應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我和同學們會這樣做，希望貴社的同仁也能為提供客觀資訊、教育民眾、啟迪思想妥盡一份社會責任。 海軍官校 陳道興

為什麼要殺魯西迪?

三月中旬，回教會議組織四十六個國家在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集會，側面檢討了「魯西迪事件」三大主角 -- 魯西迪、何梅尼以及「魔鬼詩篇」, 然後謹慎地決定不採任何過激行動。 宗教正義之怒 閉幕時，各國聯合發表了一份決議文，含蓄地表示他們「譴責褻瀆」、「或許會聯合抵制「魔鬼詩篇」的出版商」, 但「很可能既不支持也不批評何梅尼」。 回教徒第一次抗議「魔鬼詩篇」的行動 (在魯西迪目前設籍所在地英國), 完全是針對書籍本身，而且在激動之餘仍不失理性，也沒有釀成傷亡，因此各界的評價相當不錯。 第一回行動普獲好評，卻催促了更血腥且目的更不單純的第二波示威，巴基斯坦政治反對人士，利用這件事攻擊「回教純度不夠」的執政當局。印度的回教徒藉機撻伐非回教徒。整個印度半島上，有許多人借題發揮，將箭頭指向他們平日指斥的一切「惡事」-- 西方、資本主義、乃至猶太復國運動。 就在此時，何梅尼似乎突然發現可以利用「魔鬼詩篇」大作文章，於是在二月十四日發出了舉世震驚的追殺令。 不過，何梅尼的初衷，很可能只是為了扭轉他在伊朗的不利情勢。何梅尼發現，當初追隨他推翻巴勒維的那班徒眾，在兩伊戰爭落幕後，「革命熱情」急遽消逝。因此，或許再沒有比掌握這個千載難逢的良機，結結實實地發一頓「宗教的正義之怒」, 更能重振聲威了。 這位伊朗精神導師的驚人宣告，不但吸引了伊朗人民，更吸引了各國的回教徒。短短數日內，何梅尼在回教世界的聲勢暴漲。 於是，不僅伊朗國內反對派不敢再質疑何梅尼的「聖詔」, 原先自信有辦法排解紛爭的蘇聯，也打消了充當和事佬的念頭。只有聽任高呼「言論自由」的西方人，和高吼「褻瀆該死」的回教徒彼此瘋狂對罵，危機一觸即發。 利雅德的決議紓解了緊張的情勢，回教國家雖然感情上希望格殺魯西迪，但他們基於現實考慮，不得不在行動上有所節制。 不能不擔心 多數正統教義派大國 -- 印尼、孟加拉、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以及地主國沙烏地阿拉伯，目前的執政當局屬於某種程度的「親西方」政權，並且能體會到西方國家對於何梅尼下令謀殺魯西迪這件事的震驚程度。 而且，如果任令何梅尼氣焰高漲，他們自己國內的激進回教徒，將來不知會做出什麼事，也不能不擔心。 (譯自 The Economist)

砸爛舊世界以後

現在在中國大陸，藝術家也是屬於單位的，有一定的工資，專職的畫家很少。 就像中國畫院、北京畫院，那是很少的一些專職畫家，他每年做一些書交給畫院做為收藏，或是通過一些外貿部門出售，然後一部分交出、一部分自己提成；另外為一些大飯店、賓館做點畫，或者為政治人物或領導人出訪做點畫。 其他的畫經過畫店、畫廊出售，按比例抽成，還要上所得稅。 撿人家丟掉的當新鮮玩意 我們屬於「複雜勞動」, 但單位給的基本工資不一定比服務員、出租司機多。「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一視同仁，是很可笑的。上面強調過多次要改，特別是中小學教師、知識分子，但是不容易。 中國很多藝術家，在改革開放以後，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吸收了一些外國的東西，包括自己的深入生活、寫生，產生很多好的作品。 但是也有的人是趕時髦。趕時髦也擺脫不了政治關係，投機嘛！趕時髦就是趕著開放了，我們就投其所好。原來很多優秀的東西也沒有認真的學，沒有扎實的一些基本的東西。把西方三 0 年代丟掉的一些形式主義、不健康的東西撿起來當新鮮玩意兒。包括對人體畫的過分渲染，我看是不協調的。以前畫一點中國畫，被四人幫說是黑畫，無限的上綱，李可染的白菜又是一身清白，紅小兵圍攻他；我父親畫了一隻孔雀，頭是朝左邊的，就是嚮往西方；黃永玉的睜眼閉眼貓頭鷹，符合生態，結果就上綱。 上綱、上線就是說你對現實不滿，睜眼閉眼。這是四人幫自己那夥一黨的反動聯想，他是通過這個東西，做為石頭，來攻擊另外那些比較重視中國文化的領導人。 畫多了不保值 改革開放以後，畫可以出口了，創匯嘛，當然是好，畫家可以大量畫畫，但是呢，忘記了一條 -- 藝術品不能搞薄利多銷。藝術品是一種凝聚了心跟血，一種很認真的東西。它和其他演員藝術家不一樣，可以召喚靈感從事創作；繪畫藝術家是等待靈感從事創作，靈感不是呼之即來的。 很多畫家想，過去畫畫還被上綱、批黑畫；現在畫，可以為國家創匯，自己也得到收益，很多人就拚命地畫。盡多了，粗製濫造的東西就流離到外邊去了，讓外貿系統來搞。國家這種做法是殺雞取卵，創了點匯進來，可是藝術品就不保值了。 我在日本看到很多人都羨慕中國的繪畫技巧，對幾千年的深厚文化非常佩服，但把這些畫當作純粹的商品。我看當年被批黑畫，有一定身分的老畫家有很多人也誤入這個歧途，現在後悔莫及。畫收不回來了，這就像發行鈔票一樣，發多就不行了，不保值了。 除了商業化之外，很多年輕人、中青年也就跟著學了，利用外貿搞薄利多銷，形成了很多不負責任的態度，只為了眼前的實惠。 畫家頭上插商標 當然藝術家也有困難，他們缺少扶持。過去是過分的抓，現在則是過分的放。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前有比較健康、相對健康的文藝評論，四人幫的時候搞成另外一種東西了，搞成形而上學了。但是後來又太過了，一切商品化，畫商在畫家頭上插商標。 國家經濟一下子上不去，主要銷路來自國外，我覺得不太正常，本民族的藝術應該是本民族的廣大群眾來鑑賞、來評價。現在則操之在外商，通過財團來產生「指鹿為馬」的本事，反過來在中青年畫壇中產生惡劣影響。 我是拋開制度來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它的人口、它周圍所依附的這個生物圈、大自然給它的東西、它的起步、它的如何發展、它的速度都是跟這個有關連的，不是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中國的事情很難辦就是這個。 不是說個別的、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有才幹的、赤膽忠心的幹部他想幹就......, 但是很多人知識結構不行，很好的一個東西，一到下面就變形了。 藝術也是這樣。這個哲學思想我看是比較相通的。大陸現在沒有一個健康的文藝批評制度，文化部對藝術家是放任方式。 農村青年不跑百米賽 我也不懂很多政治，但是，面對這種無知識、人多的情況，更得實行一種比較嚴格的紀律。過去根本不讓人發展自己的主觀，現在應該訂一個嚴格的規則，很多人才有一個努力的目標.。亂是不行的，亂是砸爛、變形了！你看現在電視上造成的差距。一般的幹部一個月是百把塊錢，上有老人、下有小孩，每天吃打滷麵，當然不像文化大革命時期要去排隊，但是比起一般農民他並不懸殊。 但電視上的宣傳形成一種反差，反差大了，使農村人民失去努力的信心。而且它表現的都是國外，或是城裡面勞動的成果。大部分幹部也不是天天在酒吧間、在舞廳。很多農村青年就好像參加百米賽跑，看到別人已經跑到百米以外，我就乾脆不跑了，幹別的去了。他沒有信心參加比賽了。其實農村青年來到城裡也不是那回事。 中國農民占百分之七、八十，國家很多事情他們是基礎，你說這些人不教育好怎麼行？現在他們都不想腳踏實地的一步步往前走。 舊的道德倫理教育沒有了，真善美的東西不談；好像不談就認為是錯了，形成很多農村、包括現在的青年人，談起來就認為好笑。 任何一個民族都需要一種群體的精神，做出顧全大局的踏踏實實的奮鬥精神。我年輕的時候就是這樣，不會因為我沒本事，惱羞成怒就去搞「打砸搶」! 你如果混好了，你就應該比較特殊一點，這是對的。 砸爛舊世界以後 中國文化是這麼多年來，在歷史、在自然條件、在人...... 種種，多少年形成的一種東西，被人們接受下來，認為還是可以的，成為穩定各方面的一種東西。 過去毛澤東說「砸爛了舊世界，紅通通的新世界就出來了」。那是很荒誕的，最後一批都是砸爛專家，沒有什麼顧忌，但是新的中國文化又是什麼呢？(鄭惟和整理)

強者少生病

堅強，意謂著一個人執著於自己所做的事 (commitment), 對自己的生命有把握 (Control), 並且勇於接受挑戰 (Challenge)。擁有「三 C」性格的人對疾病的抵抗力較強。這是一九七 0 年代美國心理學家薩維多。麥地和蘇珊。柯白沙建立的心理學理論。 十多年來，透過更多的實驗，他們進一步發現，有些人雖然承受極大的壓力，卻不會生病，因此他們認為「個人對壓力的不同反應才是關鍵所在」。 訓練使人堅強 麥地說:「堅強的人對外在世界的看法比較樂觀，同時相信自己的生命是在朝好的方向發展；壓力和挫折在他們看來，只是學習成長的過程。」麥地認為這種堅強的性格與遺傳無關，也不是從出生背景、教育程度或運動中產生，而是可以透過訓練造就的。 他對美國伊利諾州貝爾實驗室的中級主管，施以十五週因應工作或生活壓力的課程，結果這些主管不僅工作滿意度提高，心理上的焦慮、沮喪、困惑感明顯降低，而且一些因心理壓力造成的生理疾病，如頭痛、失眠和高血壓等，也大有改善。 麥地的課程主要包括三種策略：一、重新認知壓力情況 -- 擴大想像力，從不同的角度評估情勢，進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例如貝爾實驗室的一位小主管阿瑟原本十分沮喪，因為他的上司只給他中等考績，使他雖然加了一點薪，卻無法升級。經過訓練，阿瑟想像出更壞的情況 (上司跟他過不去、炒他魷魚), 或更好的情況 (獲上司賞識、升級)。他發現最壞的情況並未出現，可見上司無意跟他過不去，自己的表現也不算太差，這使他不再氣憤、恢復自信；而且他還可以更努力，爭取上司的注意和賞識，這使他找到生活的目標和重新努力的起點。 別再無謂生氣 二、找出問題真正的核心 -- 人們經常只是模糊地感到沮喪，卻不知道真正的原因。麥地建議此時應集中注意身體的反應，並且回想以往類似的情況。 羅傑每當沒辦法在期限前完成一份報告時，就會生氣。現在他學會靜坐思考；首先他生氣地想:「這些老闆總是不給你足夠的時間。」他一邊怨恨，一邊開始覺得胸口抽緊、腹部痙孿；這使他回想到小時候，每當作業做不完，害怕受責罵時，也會有同樣的生理反應。原來羅傑並不是生老闆的氣，而是怕受責備，怕失去工作。一旦知道了困擾他的真正原因，羅傑就能針對問題解決，而不再無謂生氣了。 三、補償性自我改進 -- 有時問題出在客觀環境，而且無法改變，這時當事人就必須另闢蹊徑，建立自信。 另一個角度突破自我 芭芭拉遭先生遺棄，情況已無可挽回，她對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麥地建議她找一樣自己覺得最難的事當做挑戰，她選擇了練滑雪。本來她一站上山頂，就兩腿發軟，這回卻鼓起勇氣，越學越帶勁。 在生活中的某一面遭到困境時，從另一面突破自我，可以幫助我們建立自信，重新對生命充滿把握。 雖然有部分心理學家認為麥地的實驗還需要更嚴謹的評估，但積極堅強的生活態度，有助於減少心理困擾與壓力，卻是不爭的事實。 (摘譯自 Psychology Today)

多疑者多病

自一九五 0 年以來，醫學家一直認為「A 型人格」(Type A) 是罹患心臟冠狀動脈疾病的高危險群。典型的 A 型人格者野心很大，總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最高的成就，因此他們多半是工作狂，永遠在跟時間競賽，放棄休閒；他們做任何事，包括吃飯、開車、說話，速度都很快。 A 型人的致命傷 然而著名的內科醫生和行為醫學專家芮福。威廉斯在新作「信賴別人：A 型人格的好消息」一書中指出，A 型人格中的高成就動機並不危險，敵視、懷疑別人、想壓倒別人的心態，使他們暴躁、易怒才是健康的致命傷。 威廉斯醫生針對 A 型人格者和 B 型人格者所做的對比實驗發現，前者的自主神經系統較容易受生活中不順利的小事刺激，而產生激動反應；而後者的副交感神經系統卻較強健，能夠抑制自主神經的激動反應，因而避免分泌腎上腺素和副腎上腺素等刺激血壓和心跳的化學成分。因此 A 型人格者有必要學習減少自己對他人的敵意，以降低罹患心臟冠狀動脈疾病的機率。 威廉斯醫師建議的十二種學習步驟如下：一、監測自己的脾氣 -- 隨身攜帶一本小記事本，隨時記下每一件使自己生氣的事情；如當時不便，必須事後補記。例如：時間：某年某月某日星期二下午一點十五分；地點：開車回辦公室途中；人物：一個開著福特跑車的年輕人；事件：硬切入我的車子前方；反應：混帳小子，跟我耍帥嗎？感覺：怒氣沖天，恨不得幹掉這小子；行動：超到他旁邊，按他一聲大喇叭，還他一個大白眼。 每週檢查記事本一次，你會發現自己竟然這麼容易因芝麻般小事而動氣；久之，你會養成對自己的怒氣較敏感的知覺，然後才會設法避免。 學習取笑自己 二、承認問題 -- 向伴侶或親友承認自己有衝動易怒的毛病，請他們幫助你改善。這個行動本身就是跨出了信任別人的第一步，如果得到對方善意的回應，就更能增加你對別人的信任。 三、停止朝向有敵意的地方去想 -- 每當遇到不順眼的人、事時，趕快對自己大叫:「停！」自我警覺可以在怒氣形成之前，就阻止它的發展。 四、跟自己講理 -- 例如告訴自己:「那個開車不守規矩的年輕人又不認識我，不可能有意跟我過不去。」講道理可以幫助你平心靜氣。 五、替對方著想 -- 想想看:「那個年輕人可能真有急事，不得不違規。」多從別人的立場看事情，可以使你減少疑心和敵意。 六、學習取笑自己 -- 幽自己一默可以消氣、解愁。 七、靜坐冥想 -- 如果上述方法都不能幫助你，可以試試「自我放鬆法」。 試著放鬆自己 靜靜地坐下來，背部挺直，下巴輕鬆地垂到胸前，雙手放在膝蓋上，閉上眼睛。 然後集中注意自己的呼吸，感覺每一個呼、吸的動作和空氣進入鼻孔、嘴巴、胸口的感覺。 呼吸幾次後，開始在每次吐氣時重複唸出一個單字；這個字不需要有任何意義。然後試著唸一個與情緒有關的字，如愛、相信等等，直到找出你最喜歡的字為止。這個方法可以使你注意力轉移，不致鑽入牛角尖。 一開始，總會不時有雜念干擾，以致無法專心；沒關係，只要從頭來起就可以了。習慣以後，雜念就會漸漸少了。這樣每天練習兩次，每次十至十五分鐘，一、兩週後，你就可以熟悉這個技巧，整個過程也可以縮短。即使在公共場所，你也只要定睛在一件東西上，就可開始冥想。 八、學習信任別人 -- 不信任別人，事事想由自己操縱，是與他人起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你可以從小事上開始練習，漸漸建立信心。例如到航空公司櫃台畫機位時，與其指定要較好的座位，不如客氣地請服務員隨便畫，結果往往能得到很好的位子。 九、耐心地聽 -- 打斷別人的話表示你認為你的話比較重要，這樣很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因此學習耐心地聽，是尊重別人，改善人際關係很重要的一點。 十、培養堅定而和緩的態度 --A 型人格者碰到同樣倔強、衝動的人怎麼辦？能避開就避開；如果是非見面不可的人，就試著堅定、和緩地告訴對方，你很尊重他，但是他的言行使你難受，請他改善。記得要對方答覆你提出的請求，並且耐心聽他的反應。 與別人溝通比發一頓脾氣要難得多，但這是你避免產生攻擊性情緒的好辦法。 假想所剩日子無多 十一、如果這些方法全部無效，不妨假想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所剩的日子無多；這種想法可以使你的人生觀全然改觀。 十二、學習寬恕 -- 實踐以上步驟的關鍵在於寬恕別人。唯有寬恕別人，才能使你卸下憤怒的重擔。 學習這十二個步驟並非易事，然而想想這是與你的身體健康攸關的事，付出一些代價不也是值得的嗎！(摘譯自 Psychology Today)

骷髏勇士海軍陸戰隊

世界各國的海軍陸戰隊，總帶著一種英雄色彩。 在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海軍陸戰隊以尖兵姿態，從太平洋列島到歐洲大陸，帶動大反攻，陸戰隊盛名，從此大噪。 福克蘭戰爭。精銳的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橫越大西洋，搶灘攻擊，大敗阿根廷，全國民心士氣為之一振。 好漢中的好漢 八二三砲戰，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乘水鴨子，冒猛烈砲火，運補前線官兵，扭轉戰局，連治軍甚嚴的蔣老總統，也讚譽陸戰隊是「好漢中的好漢，英雄中的英雄」。 從南沙島到左營軍港，從壽山基地到恆春基地，所見到的陸戰隊員，著迷彩服、坐兩棲登陸艇、格外黝實的肌膚，似乎是他們的專利。這些「專利」來自他們所吃的苦，跟享受的榮譽、福利，都比別人多一點。 在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遍植芒果的操場裏，新兵在南台灣大太陽下，光著上身跑步、踏數。剛來一星期的新兵隊伍中，還可以看到皮膚白晢、步伐微亂、小腹突出、氣喘如牛的「菜鳥」; 但在已受訓三星期的跑步隊伍裡，不單跑鞋上傳出聲律一致的鈴鐺聲，連呼吸也顯得自在，黝實的肌膚已經成形，至於伏地挺身，早已是五十次以上的水準。 在游泳池。不會游泳的新兵，從在洗臉盆泡水練深呼吸開始，到受訓完畢，每個人都有了水上連續漂浮一小時的能力。達不到標準的人，要想靠岸休息：會立刻被教官用竹竿撐回深水處。 淚灑龍泉岡 國軍有三個訓練中心，以要求嚴格聞名，並有三句話流傳 --「魂斷關東橋、血濺車龍埔、淚灑龍泉岡」; 其中的龍泉岡，就是陸戰隊新兵訓練中心的所在地。 一般軍隊裡，新兵受訓完，剛分發到部隊時體能達到高點，以後便逐漸下降，退伍前，體力最差；但在陸戰隊，部隊的操演卻令剛下部隊、體能已達「高點」的新兵吃不消，直到三年役滿，在不斷再訓練下，體能反而進到另一個高峰。 在「高一點」的標準下，徵兵開始，陸戰隊就選用甲等體位役男；別的部隊跑步三千公尺，陸戰隊跑五千 (有時候全副武裝、腿上綁鉛條跑); 障礙跑練翻牆，陸戰隊的牆也比別人高一點；訓練莒拳教官 (莒拳是國軍獨創的一種搏擊術), 要練足六個月，每天苦練六小時。 一般部隊專練一種戰法，陸戰隊則從海到陸、從游擊到山地戰，以至整套的登陸戰，全都要學。 「我們連站衛兵的時間也比別人長一點。」副司令官說:「戰場生死，有時就是差那麼一點點。」 所以在陸戰隊服役，常像候鳥一般，周旋於不同的基地之間接受各種訓練。 強悍的蛙人有各種傳奇，原來，蛙人部隊也是陸戰隊的成員，正式名稱是陸戰隊偵搜營。 蛙人和爆破隊的訓練，是國軍最艱苦的兩種訓練，他們幾乎每天都向人類精神、體力的上限挑戰。在南部公路邊一個毫不起眼的蛙人訓練基地裡，一位海軍的高級軍官遙指海上一個幾乎在視野以外的小島 (小琉球) 說，每個蛙人都得磨出游到小島的能力，游一次，要八個小時，相當於一位白領階級一整天的工作時數。 蛙人的「克難週」訓練，和海軍爆破隊神似，有人也稱之為「地獄週」。(正名為綜合考驗週) 訓練是在無預警狀況下開始的，可能是在睡夢中緊急集合，有時候是飯吃了一半......。 在整整六天五夜裡，二十四小時都在操練，幾乎是不眠不休，六天內，睡眠全部合計不得超過五小時，每小時，休息不得超過十分鐘。 骷髏做隊徽 要完成克難週，除了要高度體能、毅力之外，還得掌握自我精神亢奮的訣竅。經過這番磨練後，隊員舉止流露沈著而有自信。「這是練勇氣的地方。」副司令說。 為表示曾向死神和人類極限挑戰，蛙人非正式的選了骷髏為隊徽。 而論裝備，陸戰隊也是好一點點。 陸戰隊的迷彩服，顏色經過特別設計，和台灣海岸自然生態的顏色一樣，方便偽裝。 國軍最先進的六五 K 二步槍 (有三種發射方法可供選擇), 最優先發給陸戰隊。 防彈力最強的新型頭盔，最優先分發給蛙人。 除各種大小登陸艦艇外，陸戰隊還擁有水陸兩用戰車，世界最先進的托式 (Tow) 反戰車砲彈及八吋大砲。強大的火力和機動力，使陸戰隊即使不作兩棲登陸戰，也可立即編成一個完整的機械師。 我們比大陸好？在陸戰隊未來的發展計畫，還包括進一步換裝氣墊船，加強水平登陸能力，廣泛以直升機實施垂直登陸；增設對空飛彈以加強部隊的防護；建立快速機械化部隊等。「國家教育水準提高，阿兵哥學操作新武器也學得快。」副司令鄭國南說，有些國家的陸戰隊只能在灘頭作戰，國軍的陸戰隊素質和裝備先進，可以一口氣深入內地幾十公里作戰。 中共近年也在美國支持下，發展海軍陸戰隊兩棲戰術，若二軍戰力比較，究竟誰勝誰負？一位海軍軍官評估說，他們研究過中共陸戰隊訓練的錄影帶 (情報單位提供), 中共學習兩棲作戰的企圖心雖強，但論裝備、經驗、人數 (中共有陸戰隊二萬八千人，國軍約有三萬九千人) 還不如台灣。 陸戰隊不單役期 (三年) 較一般野戰部隊 (二年) 長，福利還是好一點點。 卡拉 OK 和電動玩具 陸戰隊自稱是最早在官兵活動中心設卡拉 OK 和電動玩具的軍種之一 (當年下這個決定的軍官曾因此被申誡), 在一些大型營區裡，設有 MTV 特大螢幕，餐廳還賣鐵板燒。一位海軍總部的軍官說，他們的原則是，不要讓軍中的生活水準和民間的差距擴大。 另一方面，陸戰隊有一套相當獨特的圖騰文化。他們的標示牌常用紅底黃字，含意是「血染黃沙」。 陸戰隊共有兩個二師的兵力，是參謀本部的戰略預備隊，直接受參謀本部指揮，以「永遠忠誠」為隊訓，自許為「參謀本部的兩隻鐵拳」。 他們前身是第一師，有「天下第一師」之稱。 作戰時，陸戰隊沒有「成功嶺式」大呼小叫的口令，而是採用一連串的手勢動作。「敵前大呼小叫，只會自我曝露位置。」一位軍官說，作戰以實用為上，連指揮交通的手勢，陸戰隊也與眾不同。 在陸戰隊服過役的人，對陸戰隊的戰力都有相當高的自信，究竟他們真正的戰力有多少？在陸戰隊六十六及九十九師的營地中，一部分的運兵車上永遠裝有武器、彈藥、糧食，只要幾分鐘時間，上萬部隊就可立即出動。 「你到我家來，我到你家去」 海軍一位將領透露，在戰術運用上，全世界陸戰隊都是攻勢部隊，加上國軍陸戰隊數目又多，對敵人構成「你到我家來，我到你家去」的嚇阻力量。此外，「對大陸同胞也是一個精神上的支持。」鄭國南將軍說。 針對中共以兩棲登陸犯台，陸戰隊也具備在敵後登陸、斷絕敵人部隊後援的功能。「這種逆登陸，在韓戰時，就發揮過很大功能。」一位指揮官說。 如果說，軍人給人的典型印象，是吃苦、剽悍、視死如歸，那麼陸戰隊想要做的，是軍人的極致。 刁鑽的地下指揮部 陸戰隊不但隊員很「與眾不同」, 連地下指揮部 (作戰時的戰情中心), 也風格獨具。 地下室裡有洞天 進入左管附近一個覆蓋迷彩掩體的小門，在深層地下室的指揮部裡，一個放在地上，長三公尺的台灣模型，展示陸戰隊在全島的兵力分布。 模型正面有一排座位，每天旱上，這裡都有最新軍事簡報。而只放台灣模型，沒放大陸，似乎含有「防守」的戰術意味。這房間有一台沒有鍵盤的電話，是對參謀本部的專線，但只能接，不能打出去；所以只要電話鈴響，就一定是參謀本部有命今。 走過這個大房間，有通道通往另一些小房間，每一個房間代表一個外島，牆上有模型，標示細部的陣地部署。 指揮部「狡兔三窟」 地下指揮部自行發電，建築異常堅固，可以承受幾百磅炸彈直接命中；即使損壞，指揮部「狡兔三窟」, 有長長的地下道直通另兩個基地，裡面的設施跟這裡一模一樣。 這是不是說真打起仗來，陸戰隊一定在這裡指揮？卻又不盡然，一位高級軍官說，因為陸戰隊是隨軍指揮，戰爭爆發時，他們可能在全島任何一個地方的指揮車或陣地內，揮軍作戰。 陸戰隊指揮部真是「刁鑽」。

經濟學人觀世界

蘇聯民意挑戰黨意 在選舉中贏得絕對多數席次的政黨，也有落落寡歡的感覺。三月二十六日蘇聯新國會人民代表選舉，顯然與蘇聯往昔的選舉大不相同。 蘇共難堪 對蘇聯人民而言，這是他們第一次投出「有意義」的一票，而且無須過於恐懼後果。 選舉之後，共產黨仍然穩穩掌政，因為將近九 0% 的當選人是共產黨員，不過，至少有二十名黨內高幹失去了他們在國會的席位；尤其令共黨難堪的是，身兼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列寧格勒地區共黨書記，竟在無人競爭的情況下，獲票末過半數而落選。 而莫斯科、基輔等幾個大城的地區共黨領導人也遭遇相同的命運。在波羅的海三小國，共產黨員能否當選，端視他支持當地民族主義運動的程度；而在所有當選者中，民族主義運動分子占了三分之二。 戈巴契夫辦這樣一次選舉的用意，是要在推動「重整」的過程中，給共產黨一點刺激。按蘇聯外交部發言人的說法，部分在國會選舉中落敗的黨務人員，其黨內職務也會被剝奪；因為，「黨的領導人不但要獲得黨的信任，也要獲得人民的信任」。 這次選舉中，大約有二 0% 左右的共黨提名人選未能當選。其中多數是對戈巴契夫改革政策有意見的保守分子。他們的落選，或許會使戈巴契夫的日子好過些。 照原訂計畫，應該是每個選區都有兩名以上的候邀人，好讓選民有所選擇；卻有四分之一的運區，因為當地黨領導人對新的選舉規則不以為然，而自行重新解釋，以致出現一人競選的局面。 不過選民仍堅持表達自己的意見。許多名氣響亮的落選人，便因為當地有半數以上選民拒絕投票，慘遭滑鐵盧。 最令共黨當局不快，但也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是葉爾欽在莫斯科贏得壓倒性勝利，此人於一年半前，因喜愛大放厥辭而被逐出蘇共政治局，並摘下莫斯科共黨書記的烏紗帽，遠回總算逮到機會復仇雪恨。 葉爾欽抗爭的對象，概括來說就是「蘇共權貴分子」, 特別是政治局的保守派龍頭李加契夫。蘇共當局曾千方百計阻止葉爾欽獲得提名，但未能成功；於是又在選前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對他的「反黨嫌疑」進行調查，藉此毀損他的聲譽。 與其說葉爾欽是個民主分子，倒不如說他是個投人民所好的政治人物。但他的罪名似乎只是他認為共產黨應對國會負責，而非國會對共黨負責。這種觀念，連戈巴契夫也無法接受。 雖然戈巴契夫可以暫時利用葉爾欽，作為打擊黨內保守分子的籌碼。但將來有一天，難保葉爾欽不會成為一個深乎人望的「戈巴契夫對手」。 過些時候新國會召開時，將由二二五 0 名人民代表中，選出一個由五四二人組成的「最高蘇維埃」; 這個「濃縮國會」有權制訂、修改法律，並監督政府施政。 新的「最高蘇維埃」會是什麼模樣，目前仍不明朗，三月底選出的人民代表，當然對於未來「最高蘇維埃」的型態，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不過，透過直選產生的代表，只占國會總人數的三分之二，還有一大部分是黨中央指派的。 必須名列由共黨擬定的候選名單上，才有機會獲選進入「最高蘇維埃」。像葉爾欽之類的「搗蛋分子」, 能否成為候選人，目前仍是未知數。葉爾欽由於意識到這危機，已經開始大力鼓吹以自由選舉的方式產生「最高蘇維埃」代表。 新國會召開時，必然爭嚷不休。事實上，戈巴契夫舉辦這樣一次具有競爭性的選舉，多少也是希望為國會注入活力。儘管新國會仍是共產黨員居絕對多數，卻可能發展出自己的一條路。 像波羅的海諸國的選民，一定期望他們選出的代表向蘇共當局持續施壓，以爭取更多自主權。新國會也許會出現由許多像葉爾欽一樣，具有「獨立思想」的代表所組成的聯盟，而對戈巴契夫造成威脅。 「資深同志」懷恨在心 但真正的麻煩可能來自黨內保守分子。這次的選舉令太多「資深同志」遭到公然羞辱，他們會懷恨在心，更加堅拒改革。 戈巴契夫的做法可能加速了共產黨分裂。今年秋天，蘇聯將舉行地方選舉；從現在到選舉，一定有許多「資深同志」會為了確保選舉結果如其所願，而在幕後興風作浪。 面對傳播新巨獸 傳播事業是最後的「純美國」大企業。 自一九六 0 年以來，美國傳播業唯我獨尊，不求變化，但外國的競爭對手從來無法對他們構成威脅。現在，美國傳播業突然身陷重圍，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 最明顯的徵象是：時代雜誌集團決定與華納電影集團合併，創建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傳播事業集團。時代集團是傳播界的巨人，擁有時代、財星、運動畫刊、人物...... 等知名雜誌，以及多種其他媒體。華納集團則擁有電影公司、唱片公司等多項娛樂事業。 華爾街股市目前謠言紛飛，對接下來還有那些公司會進行合併多所揣測。不過，無論誰和誰合併，背後的因素都一樣 -- 恐懼；美國的傳播事業害怕在全世界都已經改變的今日，他們仍然原地踏步，以致慘遭淘汰。 過去五年，美國發生的大規模媒體轉讓事件，都有外國人涉入。澳洲傳播業鉅子梅鐸，買了二十世紀福斯公司，和好幾家知名的出版公司；日本新力公司買下了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時代與華納合併，是美國傳播業對這項趨勢的首度具體回應。 擴張為了生存 許多外國人 (尤其梅鐸), 對於美國傳統上將傳播業區分為電影、書籍、報紙、電視四類，相當不以為然。梅鐸四處宣揚：由於傳播業擁有三項主要特徵，因此若不擴張，注定死路一條。 這些特徵是：一、高固定成本。一部電影無論擁有十個觀眾或一干萬個觀眾，成本大致相若，其他媒體也差不多。因此，市場占有率格外重要。 二、高風險。沒有人能預知什麼樣的書籍、唱片或影片會暢銷。許多公司因此儘可能生產許多不同種類的產品。像華納公司這些年來電影賣座奇慘，卻因唱片與錄影帶銷路暢旺 (拜瑪丹娜之賜), 而不致垮台。 另一種規避風險的方式，是控制行銷管道。掌握了行銷管道，雖然無法使失敗的產品起死回生，但至少有門路銷售自己的失敗產品。 三、市場空間有限。除了歐洲電視市場仍有開拓空間外 (因為各項管制漸次解除), 全球各地每人每年看的書報、影片大致數量固定，因此創設新公司十分冒險。梅鐸在美國設立的福斯電視公司，去年虧損近百萬美元，目前靠一些內容聳動的戲劇節目苦撐。 以上三項特徵迫使傳播業不得不講究規模。因為只有超級大企業才有能力吸收高成本與等待高回收。小企業既無力承擔高風險，而且在市場固定的情況下，也不容易開拓出有利可圖的新領域。 步上「國際化」之路 目前全球六成以上的唱片市場和電影市場，已經分別由五、六家大公司所壟斷。未來很可能出現五或六個傳播業集團瓜分全球市場的局面。 所有傳播事業都逐漸步上「國際化」之路。好萊塢影片的成敗，已不再單單決定於美國一地的電影院。梅鐸將整個英語世界視為同一個國度；他運用在澳洲和英國經營報業的盈利，補貼美國福斯電視的虧損。「時代 -- 華納」集團也許是美國傳播業進軍國際的先鋒。 但時代與華納的合併，也暴露出現行傳播法規的窘境；目前各國的傳播法規，多半制訂於昔日不同媒體分屬不同公司的時代環境下，如今已越來越不合時宜。 以美國為例，法令規定無線電視網不得同時擁有有線電視公司，而且每日播放姊妹公司所製作的節目，不得超過四小時。三大電視網 (CBS、ABC、NBC) 大聲抱怨，指斥這些規定無異禁止他們擴張。 這公平嗎？然而，在他們往有線電視發展之路受阻的同時，時代公司轄下的 HBO (全美最大的付費電視公司) 卻可藉由與華納公司聯合，取得特殊的便利，而對其他電影電視同業構成傷害。這公平嗎？當然不！企業合併很可能造成言論壟斷，這危機不得不防。

吶喊不足以救中國

大凡歷史上人們對一篇作品清一色的褒貶，未必是它成敗的標誌；觀眾的冷淡才是它最大的失望。「河殤」之所以成為幾十年來海內外最為爭議的中國作品，是由於它不僅震撼了廣大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也震撼了上下幾千年的中華文明。這既是一種大眾傳播媒介的成功，也是一個文明變革的訊號。 長城是包袱，也是資本 很多人幻想世界上的事物可以「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譬如說，他們要社會主義的安全，不要由此而來的均貧；要資本主義的效率，不願因此而擔風險。換言之，他們要西方商業文明的繁榮，但不願為其付出代價。這類理論雖然美妙，但近乎異想天開。 事實上，「優點」和「缺點」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長城所象徵的「大一統」, 在閉關政策下是革新進步的沈重包袱，而在開放政策下卻可以成為國際競爭的最大資本。 最近，保羅。甘迺迪所著「強權和興衰」一書，就預言美、蘇強權的衰落和歐洲、日本、中國的興起；諾貝爾物理獎學者史蒂芬。溫伯格更預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或「統一歐洲的世紀」。 蘇聯的改革與開放將會擔更大的風險，其原因在於它沒有「大一統」的歷史，卻有非俄羅斯民族分裂和離散的傳統。這說明中西文化無所謂優劣，問題是在於那個民族的選擇可以使其傳統文明更能適應時代變革的挑戰。危機感是一個民族奮起和上升的開端，倒是樂而忘憂是盛極而衰的前奏。 不少學人將中國文化等同於儒家文化，似乎清朝的腐敗，就是儒學的沒落，而四小龍的興起，就預示著儒學的復甦。然而他們忘記了民族文化不僅包括少數人的「菁英文化」, 更根植於多數人的「大眾文化」。請問究竟是「三國」與「水滸」, 還是四書、五經對中國民眾的影響大？港、台一些學者批評大陸當代啟蒙運動未脫當年五四窠臼。五四時代的啟蒙家，多數是來自統治階層的知識分子，或是出身於破落貴族的世家子弟，如胡適、陳獨秀等，他們接觸到西方文明，為科學、民主吶喊；然而，他們的呼聲只在少數接觸過西方的知識分子中間激起一點微弱的火花，卻始終未成廣大民眾自身奮鬥的目標，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不瞭解工農大眾生存的必須，也就無法為科學、民主在農民占人口多數的中國找到生根點。 「河殤」借題發揮？毛澤東雖然瞭解農民的要求，卻不諳科學的文明。所以，幾十年間雖然改朝換代是成功了，國家獨立是掙得了，而民族復興卻並未完成。 然而，由「河殤」探索者與製作者所代表的當代啟蒙家，多是文革中的大學生和中小學生，他們幾乎都上過山、下過鄉、做過工、務過農，雖然掙扎在社會的最底層，卻想探索世界的新知識。 這代知識分子和五四時期乃至當今的海外知識分子不同：他們學養雖不足，卻思想開放而有使命感；他們經驗雖不多，卻瞭解民眾而有務實心。中國政革的動力和希望存他們身上。 有人質問「河殤」為什麼不直接批評時政，卻以黃河或文化來借題發揮？我以為這代人中絕不乏敢於吶喊和拚命之士。然而，經過了文革的知識分了、不再相信吶喊與拚命便足以救中國，也不再相信，有社會主義或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一類的簡單藥方。 八 0 年代是改革的年代，無論是老牌資本主義的美國或是正統社會主義的蘇聯皆是百病叢生，更何況中國或印度這樣的文明古國。如今中國貧窮的一大原因就是耕地不足而人口過多，而孫中山與毛澤東都曾經認為人口多是好事；直到七 0 年代，中國領導人的這種觀念才為輿論所改變。 從辛亥革命到文化革命，我們見過多少打著民主、自由旗號的領袖攻擊舊政權，然而一旦權力到手，他們又何曾實現過自己當午民主、自由的諾言？有鑒於此，儘管我不敢完全苟同「河殤」中的一切觀點，我還是贊成「河殤」的製作者探討中國文化中專制傳統的根源何在。 從五四運動到文化革命，中國人拋酒了多少多少鮮血？我們所換來的教訓，不是要改朝換代，而是要改變競爭的遊戲規則，換言之，就是要改革傳統的機制？「河殤熱」的出現，正是開放政策改變了遊戲規則的產物，去年夏天「河殤」在大陸時播時停之際，我正為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討論中國改革一事訪問北京 (編按：作者時任該會會長), 金觀濤來看我時，談起「河殤」引起的反響及壓力。頗為憂心忡忡。我提議：為何不把「河殤」的錄影帶拿到海外去放映，聽聽外界的聲音。 不久後正值他去香港開會的機會，「河殤」的辯論便從國內席捲至海外，文藝作品的評價，經濟政策的制訂，如今已不是政治局要員的專利，而是大眾參與的過程。這是幾下年來中國前所未有的新氣象。 中共官員也要「言論自由」 我不僅聲張人民應有的平等權力，同時也建議恢復中共高級官員的言論自由。王震對「河殤」的批評在京報不能登，只好去寧夏見報，這並不是一件好事。我贊成王震有發表個人不同意的權利、卻不贊成任何人以一言下定論的作法。 我在文章中見過王震，印象中他雖然是出身農民的軍人，卻很愛護部下中的知識分子。不能僅僅因為震要批評「河殤」就要他下台，同樣地，也不能僅僅因為金觀濤批評了農民倚賴土地的局限就不讓他發言。 我希望兩代人之間可以公開、平等地對話，藉以導致對民族局限和出路所在的共識，從而在改革過程中建立信任與合作；遠在台海兩岸的變革中，都是極為重要的。 人類認識的最大障礙在於「自我中心論」, 中國的復興也應從擺脫「中國中心論」的傳統開始。 「河殤」的許多史料是舊的，然而觀察角度是新的。它令人觸目驚心之處，就在於它提醒我們，是故步自封相妄自尊大造成上我們民族近百年落後挨打的命運。它引人回首歷史時，亦啟示人們世界兩種經濟體制皆各有得失。 問題是要結合兩種經濟體制、實現傳統結構轉型究竟要付出多少代價？提出問題乃是為了找出對策。文化傳統是生命的有機體，不是宿命的僵化物，當大陸、台灣、香港為未來作選擇時，可以從「河殤」的啟迪中分析民族歷史的局限，觀測全球競爭的格局，這樣才能超越固有的傳統，推進中華的文明。 (陳平為北京大學管理科學中心副教授)

訪杭亭頓談新權威主義

在最近大陸對「新權威主義」的爭議中，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 (Samuel P. Huntington) 的著作常被人引證作為「新權威主義」的理論依據。有人更把杭亭頓教授看成主張在發展中國家實行權威主義的代表。 當我和我的指導老師杭亭頓教授談起大陸關於這個理論的爭議時，他深表興趣，並願意對一些爭議中的中心問題表示他的看法。 在談話中，杭亭頓教授強調了以下幾點：一、靠權威主義的政治制度而促進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是所有權威主義國家中的少數，採納權威主義制度絕不會自動保證經濟發展，多數權威主義國家中做不到平等分配，甚至加劇貧富分化。 二、經濟發展成功的權威主義國家有一些特定的條件為基礎：經濟資產均等、開放型經濟、短暫的權威主義統治時期後政治改革的迅速展開等。 三、杭亭頓個人以為民主制度是最可取的政治制度，並具備許多優點。而權威主義政治必須儘快實行民主化，以作為維護長期政治穩定的依據和保障。 以下即為訪談內容：裴敏欣：你是否以為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中，權威主義政權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有效制度？是短暫的現象 杭亭頓：在某些情況下，權威主義政權促進了高度經濟發展。這些例子包括台灣、南韓、巴西、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國家，這一類型發展的成敗，大部分取決在發展開始時資產分配的平均程度，同時又取決於轉入開放政治制度的快慢。 權威主義政權可能會和經濟同時成長，或許還會促成經濟的高遠增長；但權威主義只能是一個很短暫的現象，政治制度的改進和擴大政治參與是很必要的。 如果造樣的改革不發生，將有不良後果。有一個權威主義制度曾經歷了高速度經濟成長，但政治參與並沒有擴大 -- 就是巴勒維統治下的伊朗。伊朗持續好幾年有很高的經濟成長，但收入的不均等和未能開放政治制度讓日益增長的中產階級和其他團體參與，是引起伊朗革命的主要因素。 裴：除了經濟資產的平均分配和政治制度一定程度的開放，在權威主義政權促進經濟發展中，是否還有其他重要因素？杭：存有關實例中，權威主義政權的經濟政策是外向型的，並且是以去除各種經濟保護、開放本國的經濟及推動產品外銷為方向的。這些都是產生多元化政策的一部分。 裴：除了巴西之外，其他成功的新興工業國都是很小的經濟體，這是否指出什麼問題呢？杭：經濟體的大小也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西班牙並不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另外，我們迄今只談到一種經濟發展形式 -- 一種在權威主義政權下，經濟高速成長，最終朝民主政治制度方向發展的形式。但是，經濟不發達的民主國家也有不錯的。 比如印度原有許多問題，在最近幾年中，印度漸漸地開始解決其經濟問題，除了為期兩年的緊急狀態外，印度保持著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這當然是一個成果，同時也表明另一種發展模式。其他的國家如斯里蘭卡、非律賓、哥斯大黎加、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牙買加和其他原先美國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也發展了民主政治制度。 裴：你剛才舉了伊朗為反例。那麼一個權威主義政權為什麼會在現代化和經濟發展許多方面失敗？杭：許多權威主義政權下的經濟發展是很失敗的。僅有很小一部分權威主義政權在經濟發展方面獲得成就，所以採納權威主義制度並不能保證經濟發展的成功。 拉丁美洲許多權威主義政權推行了失敗的經濟政策；幾乎所有的非洲權威主義國家經濟倒退，中東和其他地區的權威主義政權也混得不好。所以，不論是權威主義或民主政治制度，要在經濟上取得成功，都需要一套特殊條件。 權威政權混得不好 裴：中國有許多人把你看成主張在發展中國家實行權威主義的代表，你的看法如何？杭：相對於任何政治制度來說，民主制度更廣泛地被人們所喜愛。因為它保護個人權利，提供了一個環境使我們通過個人努力來促進經濟發展。它提供了一個機制來糾正社會中的多種弊端，它使政府對人民的意願負責。這些機制能防止權力的濫用，揭露及糾正濫用權力者，同時使他們受到適當的制裁。所以，在我看來，民主制度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 一個權威主義政權或許在短時間裡能滿足需要，但是，如果這個權威主義政權只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那麼，權威主義制度只能持續很短的一個時期。 一個過去是積極權威主義的社會，政府逐漸放鬆控制，朝一個有限度權威主義的方向發展 (當政府不再企圖控制一切), 並開放社會團體，允許人民組成各種社團，以及經濟活動在國家控制之外運行，這一切都是好的。 最危險時刻 裴：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講過:「一個不好的政府最危險的時刻就是當這個政府企圖改進的時候。」你是否以為主張「新權威主義」會再回到極權制時代？那些力量是這種倒退的動力？杭：倒退的程度和可能取決於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我看蘇聯現在已不可能回到類似四 0 年代、五 0 年代，甚至六 0 年代時的那種控制。 這有兩個原因：第一，蘇聯處於一個比較發達的經濟地位，其社會既大又複雜。第二，由於政治開放的結果，多種群體政治上變得很積極，如果戈巴契夫被推翻，讓一個極端史達林式的領導上台的話，我想他們會發現，重新強加控制於人民是很困難的，他們的問題將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暴動，因為當地人民變得積極並組織起來，而且他們看到了顯示自己力量的可能性。 我對中國瞭解較少，所以不那麼肯定。歷史上，中國是一個較統一的文化體，沒有蘇聯那種程度的民族差異；中國大陸的政治開放步伐並沒有走得像蘇聯那麼遠，公開議政在中國大陸還沒有像在蘇聯那樣普遍，所以在中國大陸發生倒退是可以想像的。 但另一方面。新的中國領導將很難再把土地從農民手裡拿走。一旦人們得到任何東西，如果你想從他們手裡奪走的話，阻力和反抗一定是很大的。 誰做靶子？裴：廣義地說，在一個政治制度中，舊的合法性權威已經失敗或受到嚴重侵蝕，什麼是重建一個新的合法性權威的力量？杭：這是一個中心問題，類似的情況已在中國發生。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是合法性和權威的基礎？現在世界上有四種合法性的基礎：馬列主義和人民革命提供了一種基礎，這曾在蘇聯和中國存在過；以宗教為主的革命為伊朗政權提供另一種合法性的基礎，這是個例外。 另外兩種現代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是民族主義和民主制度。中國和蘇聯有可能會產生一種以民族主義來作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但通常民族主義是以他人為目標的。問題是，誰做靶子？我們現在處於緩和國際關係時代；如果領袖們尋求民族主義來作為合法性的基礎，那麼他們通過喚起民族主義來反對誰呢？所以目前這不太可能發生。 原來那些以馬列主義作為合法性基礎的政治制度，唯一的選擇是發展某種以民主為基礎的合法性，我看不到有其他辦法。 一個政權如果僅依靠經濟成效，當它在經濟上失效時就會面臨許多問題。 許多國家都經歷經過的上升和衰退期。在經濟蕭條、衰退或通貨膨脹期，這種政權就會失掉依靠；如果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民主政權，它很可能被軍人推翻；如果這是一個軍人政權的話，人民一旦起來，這個政權就完了，而被一個民主政權取代。 不得已的手段 從長遠眼光來看，一個深一層的基礎更能使政權繼續生存下去，即使其經濟成效低或當其面臨一些危機時。 一個權威主義政權如果要長期的維持政治穩定，只有進行民主化。我相信，採納權威主義的政治制度是個不得已的手段，除非它的唯一替代是更壞的制度，如一個絕對控制一切的極權主義制度。第二，除非採納短期的權威主義制度是為了應付很特定的難題。 (裴敏欣為哈佛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曾於去年十二月間訪台)

聯合報總編輯黃年談:新聞的底線在心裡

問：現在整個社會氣氛是誰也不怕誰，幾乎沒有共識，因此期望傳播媒體可以建立共識，有個公認的公是公非。傳播媒體可以做些什麼？能不能發揮這樣的功效？答：從解嚴以後，整個政治氣氛的變化確實非常大，甚至連法律的定義、界限都相當不清楚了，而且明顯的看出一種潰敗、潰散的現象。就傳播界來說，在是非不顯、觀念混亂的情況下，其功能也很難說。把媒體當公共論壇過去總覺得，傳播的責任是要建立是非觀念。但是在現在的時空背景下，很多事也實在沒有一定的是非。比方說直接貿易、間接貿易、雙重承認...... 等，都是在理想與現實、可能或不可能之間，沒有那個人說一定如此或一定不是如此。在轉型或摸索的社會過程裡，傳播媒體的重要功能就是：把很多不一樣的意見、資訊呈現出來。現在社會很多問題，還不能得到緒論 -- 也許事實上是沒有結論的 -- 頂重要的是讓大家有充分討論或交換觀念的經驗，有充分思考的機會；不是像以前那樣，要善善惡惡、是非彰明，一定要說出什麼。比方說，台獨，利弊得失可能如何？統一，利弊得失可能如何？過去解嚴之前，這類的討論機會幾乎沒有，這個時候應該更密集的進行，把傳播媒體當做公共論壇，讓這些不同的意見相互激盪、辯難，大家來想辦法，找答案。這些答案非常重要，都是建立社會共識的必要基礎。但老實說，經過這樣的辯論能不能達到共識，還是未知數。心如平原走馬問：記者本身介入報導主題的情況，你是持怎樣的看法？有沒有辦法規範新聞記者？答：新聞界是滿重要的社會角色，它有很大的力量，能夠左右一些事情；影響、左右新聞界的力量在這個社會卻看不到，法律不見得有用，其他的壓力恐怕也不足以讓新聞界感受得到。當新聞界沒有充分自由時，那時候還有很多東西約束你，譬如，新聞局的電話會在必要的時候出現，你就會覺得有個東西在前面擋住你。現在這些東西幾乎都沒有了，很難得接到這類的電話，要有電話都是私人性的，跟你討論一些事情，他們也知道沒辦法做什麼規定了。最後的力量是新聞記者本身自制、自律，管住自己。到了編輯台上心如平原走馬，要如何收放完全看心裡的動作。問：解嚴之後，政治記者面臨那些大的挑戰？答：解嚴前後的環境很不一樣。最近中常會有一個「新聞處理要點」, 規定新聞要統一發布，不准個別對外亂說話了。在這以前，跑黨政新聞是非常難跑的，那時候的記者，私人關係要非常會做，找到一、兩個人像拜把兄弟一樣，新聞是這樣子跑來的。解嚴以後不一樣了，晚報為什麼最近新聞特別容易做呢？以前到了晚上都還挖不到的事情，現在到中午時連書面資料都出來了；以前到第二天早上還不知道這新聞準不準確，現在當天會議開完書面資料都出來了，這個技術層次改變了記者的類型。底線在心裡擔任記者的條件不是有沒有這條新聞，而是能不能從現成的資料裡更進一步分析、發展。另外，新聞環境更複雜，不容易知道底線在那裡，但也不能完全沒有底線，底線在心裡。到底新聞該怎麼寫？有的報紙政治新聞寫得清清楚楚，有的報紙寫得概念化、抽象化。而報館內部政治新聞的寫作風格都還在醞釀中。以前不能談的問題，現在可以談了。但這不僅是記者的困難，也是整個社會的困難。就整個社會來講，我們也好像看不出較有能力來談的人，能夠一個想法說出來就成天下定見，記者之間更是沒有這樣的人才。解嚴以前，這些題目是可以不要談的。就是說，不到這個層次的記者也很容易活動，他可以總是談些行政層次的事，不必涉及比較高的政治層次。到了今天可能就要等待或發現真正比較高思維層次的政治記者，這是更大的挑戰。獨家」的誘惑問：王杏慶先生的文章曾談到「獨家」的誘惑，你對獨家新聞的角度或取捨的看法如何？答：獨家新聞滿重要的。沒有一個媒體不要表達它特別的個性，最基本的條件就是資訊和別人完全不一樣。不是人家有一點，你有兩點，而是在新聞比較上，你有，但別人完全沒有。日積月累下來經常有這類新聞出現的話，這個報紙給讀者的印象、評價就會不一樣。當中也可能發生「獨家」的誘惑，往往會「見獵心喜」, 炒新聞時會故意做得比較誇張、語不驚人死不休。以前的社會比較閉塞，禁忌很多，所以總要有活路，把缺口開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充分運用呀！所以經常有新聞三、兩天不下來，但是現在報紙的節奏很快，朝生夕死，今天上來，明天就下去了問：現在的報業提供很多討論的空間，你認為報業應該是只提供空間，還是應有訊息在其中？答：新聞記者、報紙在處理社會事件時，有些事情可以完全沒有立場，但有些事情必須要有假設。當一個現象發生時，新聞報導可以在這裡面隨意抽這個、那個寫，也可以統統排除，就說最後是如何如何來做主題，從這個主題再往回推。很多政治的事情，有其一時一地的是非；如果打破一時一地的概念，在整個大的時空裡來看它是怎麼樣的情況，等到你整個認知結構、背景變化以後，你可能會得到滿不一樣的判斷。什麼是好記者？問：你怎樣知道一個人是好記者？答：記者有很多種類型的。有些記者很會採訪，消息特別快，但是寫稿寫得很不好；有些記者稿子寫得很好，但是很不會跑新聞。有些記者這兩方面都不錯，但是脾氣很壞。也有脾氣很好、隨和性很高的，但是創造力又比較差。人有很多類型，記者也有很多類型。什麼是好記者？一個思考很有彈性、動機很強的人，就有做好記者的條件。現在分析的能力也越來越重要；以前經濟是經濟，政治是政治......; 現在有政治性的經濟新聞、環保的經濟新聞、社會連動的經濟新聞......, 光一個新聞就有多元化角度。所以，一般的通識、通見很重要，團隊的作業更該強調。(余文慧整理)

義大利人愛車如狂

近來，義大利人對汽車的熱愛已逐漸成為一件令他們心碎的事。一個接一個的城市訂下戒規，禁止汽車進入市中心或名勝古蹟區。 限制車輛通行 南部大城佛羅倫斯的市中心在白天時間完全只開放給行人徒步，羅馬市中心在上、下午交通尖峰時間禁行汽車，米蘭市則以杜謨大教堂為圓心，畫出廣達一千英畝的地區為徒步區。 限制車輛通行是義大利各大城市的最後一招，希望能因此疏通擁塞的街道，讓行人有喘口氣的空間，如果能減少空氣污染對居民和古蹟的傷害就更妙了。可惜義大利人並不感激政府的這番苦心。 義大利人愛車早有數十年的歷史，近年來由於經濟繁榮，這股熱愛更是有增無減。任何有關駕駛汽車的限制都會引起社會上激烈的爭論。 今年夏天，義大利政府開始試行將高速公路的速限由時速一百四十公里減為一百一十公里，以減少高速公路車禍的傷亡率。這項限速命令卻使大多數駕駛人深感沮喪。他們爭辯，限速不但不會減低傷亡率，反而會製造更多的車禍 因為車速太慢會使駕駛人無聊到打瞌睡。 經過冗長的爭論，政府終於讓步，重訂新的限速方案。新的方案非常複雜，依不同的車型、引擎馬力、路況、日期，而有不同的速限。 視車如命 批評者譏笑這種限速方案複雜到駕駛人得帶著日曆和計算機開車。不過一般駕駛人並不擔心，反正他們根本無視速限，仍然以一百六十公里的時速，在高速公路上飛馳 -- 他們認為這是天賦的權利。 其實也難怪義大利人視車如命，因為大城市的公共交通服務根本不敷所需，而且還經常罷工停駛，如果沒有自用車，簡直就有行不得也之苦。 政府大概也知道禁行車輛的命令對人民有實際困難，因此發出許多通行特許證 -- 幾乎只要是有辦法的人都能弄到一張。至於沒有辦法的人也不必發愁，只要肯付出七十萬里拉 (五百美元), 就能買到一張偽造的特許證。 結果當然是市中心道路仍然塞滿了車輛，路邊停兩排車是理所當然，甚至三、四排也司空見慣。駕駛人依然橫衝直撞，行人只有自求多福。義大利人的名言是：路上的行人只有兩種 -- 跑得快、閃得快的勇士和死人。 (譯自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