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sets:

benchang1110

/

humantw

like 0

周添城:沒有清流進來,渾水永遠渾下去

有人認為學術界的人不應該踏入證券業，我不以為然。 學術只是一個工作，不是一個獨立的單位，更不是一條界線。因此，學科技的人可以把科技帶到產業界，學政治的人可以從政，學文學的可以寫小說......。國內現在的情況是界限分明，一跨越，就有所謂的兩棲、三棲問題，其實這只在於觀念不同。 學術研究必須空靈？就工作的性質而言，我不認為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一定要空靈。研究社會學的學者如果沒有機會參與社會運動，我不知道他從何研究起。我個人的專長是產業，在學校教的是總體經濟學，但也開了一門個案研討的課，學生在課業上經常會問到一些生活化、和現實結合的問題，像物價、匯率、利率等等。而現在學校裡也有些兼任的老師談投資學，課程的安排如果不是純理論，實在需要實際的經驗。 今年七月，我和幾個學術界的朋友開始籌畫成立時代綜合證券商，公司還沒有開，有些同事就感受到社會加諸的強大壓力。我也知道大眾對這件事有不同的評價，不過，我不喜歡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在別人身上，也不太在乎別人對我的看法。重要的是，這件事是否值得做，我會對自己負責。 從在台大唸研究所到赴美留學寫博士論文，我的腦袋裡就經常在思考有關台灣經濟發展的問題。歸結起來我的看法是：過去三、四十年來，台灣的整個經濟活動都在以最節省資金的方式進行，現在看到的很多現象，如加工出口的型態、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都與此有關。這意謂著，把資金轉移到產業所需的橋樑始終沒有搭成。台灣的製造業高度發展，金融服務業卻受到壓抑，資金的管道不通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 這幾年政府說要自由化，放鬆對金融服務業的管制，目標是有了，但動作卻很少。我很著急。我覺得台灣產業想升級卻升不上來，企業難以自創品牌......, 背後的因素都在於缺乏金融資助。 只能跨入證券業 大家也許會問，為什麼我們這幾個經濟學者要選擇證券業來跨入？因為在金融服務業裡，現在政府只開放了證券，這是唯一能夠進入的。而我們的構想、我們所感興趣的，並不只是證券業，整個金融服務業都是將來我們希望投入的。 當然，我們也要衡估實力。以銀行來講，不管在資金、人才的儲備各方面，都離我們稍微遠了點。但至少在我的信仰上，我覺得應該有一些肯定這個市場的人出來做，如果有朋友願意實際踏出來，我仍會幫他做。 也有實務界的人告訴我，我的理想在這個市場上實現不了。其實我從來沒有奢想，台灣的證券市場會因為我們加入而徹底改變。不過倒過來說，如果沒有像我們這一派的人士加入，也不必期待這個市場有它應有的功能。有人說我們是在淌渾水，要是沒有清流進來，只怕渾水就永遠渾下去了。 我希望做出台灣第一家真正屬於社會大眾的綜合證券公司，在籌組資本時，便極力避免染有太濃的財團個別色彩。而把自己定位在綜合證券，也跟回收快速的證券經紀商有所不同。已有太多業內朋友提醒我，這樣的做法不很穩定，蠻危險的。說實在話，我們當然會從這塊大餅上吸取利潤，否則理想根本發揮不了。也許我們不能改變這個市場，可是我們的做法可以跟別人不一樣。 形象與自我的考量 即使如此，最近有個學術界的朋友一見面，就指責我說破壞了知識分子和學者的形象。我總覺得形象和實象好像有不一樣的地方，政治人物塑造形象，學者也需要塑造形象嗎？事實上，我們都應該很真實的表達自我，只要不是無法無天做越軌的事就可以了。 至於知識分子所應擔負的社會責任，過去在傳統單一化價值體系的社會裡，一直過度膨脹。走到今天這種時空環境，社會已經民主而多元化了，某一個人重不重要是看他有沒有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盡力，知識分子不應該再以為真的能夠背負比其他人更重的擔子。說得更坦白些，難道全部知識分子組成的社會一定最好嗎？學校裡的人事、組織、制度是不是這麼理想呢？我尊重我的想法，也尊重別人的想法。但我真的不以為這個社會有那一群人應該擁有特別的發言權。大家都只有一票而已，憑什麼說你的這一票比人家更重要呢？

教授可不可以開號子?

自從去年七月政府開放證券商設立以來，全省已新增了一百四十多家證券業者。 備受矚目的是，今年底，將有一家以大學教授為班底的「時代綜合證券公司」再加入證券業行列。教授的社會地位一向卓爾清高，應不應該、適不適合跨進早已被視為賭場的股票市場，各方見解紛歧。經濟學界的耆老王作榮堅持反對立場。他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擔當社會的中流柢柱，因而有所為、有所不為。這群開號子的教授即使成為「號子裡的清流」, 最終仍是「教育界的濁流」。在時代綜合證券公司籌備期間擔任主任委員的中興大學經研所副教授周添成，卻對自己的做法充滿了期許。他強調，現今台灣社會民主而多元，知識分子不應再以為真能背負比其他人更重的擔子。「有人說我們是在倘渾水，要是沒有清流進來，只怕渾水就永遠渾下去了！」這位接受國科會支助，目前正在比利時做研究的新一代學者自信地表示。

新歐洲‧新世界

歐洲 --- 東起烏拉山，西至大西洋。 就在這塊浩瀚大地上，一九四七年 -- 史達林畫東半壁江山為社會主義的天堂，杜魯門率西歐盟友堅壁清野，共產與民主，從思想上的歧見，割裂為地圖上具體的分界線。 四十年倏忽，正當世人以為歐洲就將「東」「西」對峙永無盡時，這塊大地忽然「震動」-- 波蘭、匈牙利、東德、捷克...... 東歐人民發出前所未有的怒吼，民主、共產的藩籬竟立告崩解。 西歐也自沈睡中奮起，驚覺大歐洲市場的美景，仍須力克美、日強敵，方能成真。 從馬克斯主義的驚悸中反思，歐洲人回歸大地，擁抱自然，辛勤工作，及時享樂，古老浪漫的歐洲在消逝，務實嶄新的歐洲在升起。

社會:不再浪漫

很多人到歐洲去旅行，都期待看到一個古老、浪漫、生活悠閒，卻也同時衰退、封閉、效率低落的「傳統歐洲」, 結果多半意外的發現，隨著最近幾年的急速改變，一個邁向「後現代」的新歐洲正逐漸形成。 歲月抹不掉的景觀 -- 巴黎鐵塔、科隆大教堂、羅馬競技場......, 夏日露天咖啡座上依然神情傭懶、寧靜的教堂總是鐘聲悠揚 -- 多麼令人熟悉的歐洲風情，然而今天歐洲人卻很難和這種夢幻情境搭上調。 嚴重的失業問題、長期的貿易赤字，加上美、日兩大強勢的國際競爭壓力，歐洲人為了自保而漸趨保守，為了怕失去而極力排外，在充滿競爭的現實環境中，他們不再標榜理想主義，對政治意識型態冷感，注重具體的環保、個人健康，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愈來愈大，他們急著享樂與消費。 年輕不再是藉口 平均每十個就業人口，就有一人找不到工作，自從石油危機以來，失業恐慌一直是歐洲人頭頂上的一片烏雲，原本備受呵護，理當全心享受青春的年輕人，也在「出路無門」的焦慮下，一夕之間成熟而世故。 「我覺得自己不能犯任何錯誤，年輕不再是一個藉口，每個人在十五、六歲就得像一個成人，對自己的將來負責任。」今年才十六歲的法國中學生米榭表情沈重地說。 現在的年輕人不僅理性，而且順從社會既定的游戲規則，他們和六 0 年代不滿社會制度、企圖打破所有規範的反叛青年迴然不同。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運動要求政府全面改革教育制度，態度強硬、手段激烈，幾乎引起類似「內戰」的緊張局面。 二十年後，從法國傳向義大利、西班牙的學生運動則溫和、有秩序，對政府的要求，也只是和他們切身相關的二個競爭更公乎、學習更有效率的大學法案」。 依照法國一家媒體做的統計調查，八三 % 的法國人認為他們的年輕人對人生具有雙重反應標準，他們一方面對現實憂心忡忡，卻又同時對生活的態度輕鬆自在，對工作，他們認為「應該而且必須打拚」, 對金錢，他們覺得「賺就是為了要花」。 今天年輕人的夢想不再是珍芳達的「反戰」、約翰藍儂的「和平」, 或者他們父母輩的「經濟發展」。十七歲的德籍法蘭克夢想「休息一下」、十六歲的法籍艾倫盼望「流浪」、剛上中學的英籍依莉莎則希望「想做什麼就能立即實現」, 包括把頭髮染成大紅色或者乾脆剃光頭。 捍衛資本主義 價值觀的轉變，不僅在青少年身上顯現，國際間激烈的經濟競爭壓力，迫使歐洲人不再沈溺歷史、文化的光榮事跡，而必須全面迎向角逐世界領導地位的市場戰爭，商學院的 MBA 逐漸取代政治、公共行政人才，成為歐洲的新起菁英，學生每週花一百個小時在課業上，繁重緊迫卻心懷感激。「財星雜誌」選出的優秀歐洲商業學校，深受世界大企業重視，逐漸取代哈佛、史丹福培育的人才。 而曾經標榜社會主義、提倡公平制度的理想主義者，也在歐洲長期的經濟衰退中，向現實妥協，成為資本主義的捍衛者。二十年前曾是法國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朱利安，如今是媒體經營者，他旗下的「解放日報」一向大肆抨擊資本主義，但前幾年也為了增加發行量，開闢股票、外匯交易版面。 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飽受戰火摧殘的歐洲，為了防止戰爭悲劇重演，凡事都制定規範、協商談判，造成普遍性的「泛政治」化。然而最近幾年的「經濟掛帥」, 情形開始有了轉變，一般人對於政治逐漸冷感，「選賢」不再依照政治的意識型態，「與能」則完全要憑提升經濟成長、降低失業率的真本事。 一向壁壘分明的左派、右派界線模糊，現在最流行的政治表態莫過於左右逢源、彈性極大的「中間派」。一般人的國家觀念愈來愈淡薄，僅在法國，每年就有三 0% 的年輕人企圖逃避兵役，政府為了征兵，只好把軍隊塑造成「職業訓練營」, 例如大量發放民間通用的駕駛執照，確保許多人一退伍就能當上貨車司機。 對環保不遺餘力 雖然歐洲人對於政治、國家觀念逐漸冷感，可是對環保活動卻不遺餘力，除了各國「綠黨」普遍贏得重視，在議會及政府奪得席位並且扮演重要角色之外，現在歐洲人最肯團結、合作的事情，就是為了世界的生態環境出錢出力。 在瑞士，一位英國老太太捐出一百萬美金給「世界野生基金會」, 從事自然保護工作。在法國阿緬地區，幾百位居民為了阻止將來高速火車經過自己家門前，每個人買下一平方公尺的土地，使得政府征收土地益發困難。西德成立的「綠色銀行」, 一年內已經貸出五百萬美金給不同的環保計劃。 沒有錢做環保的波蘭，也在瑞典環保人士的協商下，用相當於一百萬美元的對外負債金做環保，也就是波蘭政府不必再還外國一百萬欠債，卻必須清理國內河道的污染。 歐洲不僅在國與國之間聯手做環保，也結合了生態與企業雙方的力量，西德航空公司最近捐出五十萬美元全面拯救稀有動物「鶴」; 法國最大的化學公司也拿出二十萬美元保護一個島上「海狸」不被濫殺。 流行保養、健身 除了保護自然環境和野生動物，歐洲人對於保養身體健康更是不遺餘力。走在歐洲街頭，觸目皆是綠十字招牌，藥房比雜貨店多；而法、德、義三國的醫生數量更多，平均每三七 0 人就有一個醫生，這種比率比美國高五 0%、比日本多四 0%。 和促進健康有關的商品、行業更是大發利市，健康食品、美容保養的銷售量每年成長迅速，健身房、溫泉浴、體育活動...... 更是時髦流行。最近巴黎還有一群人練習日本傳來的「忍術」, 冬天零下五度，還打著赤腳在中古世紀的屋頂上飛簷走壁，據說參加訓練的人主要認為忍術可以長壽健身。 環保、健身既然是歐洲人心目中的大事，大家對於生活品質的評價，也就愈來愈離不開周遭環境的影響。法國「焦點雜誌」最近針對歐洲五十個城市做了一項生活品質的排行榜，贏得冠軍的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就因為整個城市中，三分之二是湖、及公園綠地，奪得了歐洲最佳生活品質的后冠。 對歐洲人而言，講求生活品質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除了享受綠地湖畔、便捷的大眾運輸系統、優良的公共設施...... 之外，「文化消費」也是歐洲人熱衷的生活基本需求。去年西柏林人平均花掉一千二百美元參加各項文化活動 (如電影、畫展等), 比素有文化首都美譽的巴黎還高十七倍，可見歐洲文化消費的普及性。 生活品質不能用經濟成長換得，卻和消費能力直接有關。自從兩年前國際股市大崩盤之後，通貨膨脹一直是歐洲人心頭的恐懼陰影，商品價格平均每年增漲二至四倍，再加上美元持續貶值，也影響到歐洲商品的競爭力。 以往靠傳統式家族企業傲視全球的歐洲商人，也忙不迭的展開購併風潮，最令人震驚的是法國企業鉅子貝納。亞諾，以一個普通營造商的家世，僅憑著超人的理財手段，短短數年之間併吞了法國兩大奢侈品名牌 -- 迪奧 (Dior) 與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這種瞬息萬變的新局面，使得古老穩定的歐洲開始動搖，而一般人也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行為比比皆是，除了賭馬、樂透 (Lotto) 之外，法國新上市的「刮刮樂」, 十法朗一張，用錢幣刮出幸運號碼，對中獎立刻領取現金。「刮刮樂」推出一個月內，已經賣出一億張彩券。 而根據讀者文摘做的一項調查，六三 % 的法國人認為賭博並不違反道德，歐洲人甚至預備在一九九三年成立一個共同投資經營的「無國界賭場」。 賭之外，消費性的服務業也大幅成長，去年每一百個荷蘭人就有六十五人出國度假，而法國慶祝革命兩百周年紀念的一個月內，巴黎湧進了二百五十萬名觀光客，其中大部分來自歐洲地區。 辛苦工作、大膽消費 除了旅行遊玩之外，沈寂了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藝術交易也在歐洲復甦。巴黎在六 0 年代以前曾經是世界藝術中心，自從被紐約龐大藝術交易搶走風頭後，一度淪為美國畫廊的歐洲櫥窗。 最近西德一位書商，大筆投資在巴黎開設畫廊，原因是「歐洲年輕收藏家逐漸多起來，購買力非常旺盛」。而倫敦的蘇士比拍賣市場去年經手二十億美元的藝術品交易，位居世界第一。 這種敢於消費的趨勢，不僅在旅遊、收購藝術品上表現，平日的生活需求品也跟著水漲船高。所謂「名牌」, 對歐洲人只是品質較好、價格較貴的商品，一般中產階級都經常購買使用，反倒是在國外才被當做代表身分地位的奢侈品。 從前，歐洲人遇見外來客，總是忙著訴說本國文化、風俗的特點，經常給人一種「歐洲人注重傳統」的印象。現在的歐洲人卻急著向世人宣稱即將在一九九二年成立的「歐洲單一市場」-- 一個象徵三億二千萬人口，全世界最具發展潛力的消費市場。 內部打開國界的統合歐洲，對內則是一個改換經濟體質，再度出發的機會，對外將足以抗衡美、日的經濟強勢。歐洲人挾著豐厚的傳統遺產，面對競爭激烈的現實世界，在八 0 年末期的「後現代」價值觀下辛勤工作耕耘、勇敢消費享樂。

明星立委舌戰模範縣長-朱高正‧吳敦義談選戰‧國民黨‧拉票

吳敦義：辦一次乾淨平安的選舉朱高正：第一大黨是「金牛黨」 吳敦義：今年的選舉很特殊。第一，執政黨在台灣四十年，這是頭一次「沒有蔣總統」的重要選舉。 第二，是頭一次沒有戒嚴令的選舉。 第三，這是黨禁、報禁開放後的第一次選舉。 第四，當前正是台灣社會游資最充斥的時候，也是治安令大家憂慮的時候。 不僅選舉的項目很重要，包括立法委員、省議員、縣市長，如果再加上緊接著來的選舉總統、副總統，明年年初整個地方自治基層改選，更凸顯了今年選舉的重要性。 對這次選舉，我有兩個大願望，一個是平安，一個是乾淨。反過來說，也就是我對這次選舉的兩大隱憂：暴力和金錢。 台灣的選舉，要沒有金錢介入，事實上不可能。我常常拿執政黨最喜歡講的「動員」兩個字，拆成四個字來比喻：動的左手邊是「重」, 德高望重，形象是也；動的右手邊是「力」, 服務努力，勤快是也；員字的上頭是「口」, 伶俐的口才可以鼓動風潮、造成時勢，可以扭轉乾坤。 但是這三個字都沒有底下那個「貝」字了得。貝者，花不完的鈔票。對辦選舉的人來講，金錢是沒有辦法完全免除的，但如果金錢介入得太厲害，選賢與能就變得很難。 如果是花大錢當選的，一定會想辦法賺大錢。一種是基於報復心理，花了那麼多錢買票，當選了要撈回來；一種是未雨綢繆，三年後捲土重來，更要累積足夠的金錢。所以選風的敗壞一定帶動政風的腐敗。 此外，目前私槍氾濫、暴力成風，也是選舉的隱憂。 我希望能辦一次乾淨的、平安的選舉，讓好的人才順利達成為民服務的目標。 大打折扣 朱高正：我認為今年選舉象徵著整個權力結構的重組，以我比較熟悉的立法院來講，選舉後，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在立法院的黨團，將有一半以上是新面孔。這對於已經建立起來的兩黨溝通、談判的模式一定會產生很大影響。我幾乎可以預測，未來一年以內國內政局不會很穩定的發展。不管選舉結果如何，一定要重新調適。 其次，到目前為止，還很難叫人對這次選舉有什麼樂觀的期待。照理來講，如果朝野兩黨能在今年選舉中拿出魄力來，會對今後台灣政局產生深遠影響。 但以目前國民黨提名的人選來看，還是以「金牛」為主，關心的是怎麼贏得選舉、贏得席次，而不是提拔真正能在國會運作的幹才乃在培養新的政治菁英方面，國民黨顯然沒有盡到承先啟後的責任。 反觀民進黨，黨團運作的主要幹部，像尤清委員去改選縣長了；康寧祥委員暫時不參加選舉了；我本人則沒有提名。這些出席率高、認真參與法案審查的人，都產生這麼大轉變。就這一點來看，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進黨，都缺乏足夠深邃的歷史眼光，使今年選舉的前瞻性意義大打折扣。 這次選舉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台灣社會力顯得十分沉悶，現在又似乎過頭的活躍。例如新社會連線、老兵團體等，基本上都偏向自我中心，沒有考慮整體利益。代表這次選舉對抗性的色彩，將遠遠超過以往的選舉。 理想面低。現實面高 我個人對這次選舉的期望是能確實建立政黨競爭的模型。但目前來看，我這個期望相當程度要落空。舉例來說，理念上我認為國會應該全面改選，但如果把老委員全部換掉，以國民黨那些增額立委的粗魯、貪婪，我實在很擔心。 當然，我也很擔心金錢介入，我常講，台灣第一大黨不是國民黨，是「金牛黨」。 至於隱憂方面，我也有同感，那就是治安。尤其是在競爭比較激烈的地帶，例如雲林縣國民黨黨內縣長初選，候選人出門至少要兩輛賓士轎車保護，合起來八支槍，其中有兩支烏茲衝鋒槍。像這種花樣，在競爭最激烈的時候一定會再發生。 吳：總體來看，兩黨這次都太重視席位，一個要「地方包圍中央」; 另一個要「鞏固中央、維繫地方」。雙方對量都非常在意，質就稍微弱了一點。 在民進黨來講，有洞就要入洞、逢縫就要插針，那一個縣市有國民黨的黨旗飄揚，民進黨的十字旗就一定要飄揚。如果找不到合適的正式民進黨員，只要不是國民黨的同路人就行了。所謂「不論黑貓白貓，能咬人的都是好貓」。 這樣一來，使今年選舉的理想面低了，現實面高了。 選民睜大眼睛 我不承認國民黨提名的大部分都是金牛。就我自己檢驗的結果，有理想牌的；當然也難免有一些經濟力量比較雄厚的。 朱委員提到雲林縣國民黨辦縣長初選風起雲湧，但貴民進黨的初選也是風潮迭起。至於我們南投縣國民黨的初選倒是很平靜，民進黨黨員因為只有三、四百位，沒有辦初選，用協商制產生候選人。 我建議在兩黨過分重視量的態勢下，選民特別要睜大眼睛，透過最後一票，選出有理想的菁英，矯正兩黨可能有的疏忽。 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本質上，民進黨今年的選舉策略和往年沒有什麼差別，還是以文宣戰為主；國民黨也還是用組織戰，利用行政、農會、水利等系統，作為主要部署重點。 我認為民進黨如果想突破過去總是拿三成以內選票，在十個縣市贏得地方首長的勝利，必須改變過去側重文宣的策略。以我的經驗，文宣並不那麼重要，我從第一天到第十五天就用那麼一張傳單。 要突破五 0% 的選票，非重視組織戰不行，必須和基層密切結合，腳踏實地的去服務，不能只是用很抽象的理念來訴求。 另外，如果民進黨仍然過分強調反對、抗爭的色彩，凸顯受迫害者的形象，那民進黨想要執政，還遙遠的很。想想看，如果大家認為你受國民黨迫害，很可憐，頂多分一、兩票給你，但不會把家小全部委託給你，因為你連自己都保不住了嘛！選舉綱領講過頭 今天反對黨應該以強者的姿態出現，才不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出現在選舉綱領上。例如民進黨在這次選舉中要求全民健康保險，而且全部免付費；或是說全台灣的銀行都要開放民營。這些都講過頭了！表示民進黨在公共政策上不夠踏實，在心態上不能突破。 我常鼓勵民進黨調整心態，不光是要拿三 0% 的選票，而且要拿六 0% 的選票。 就國民黨來講，組織一向非常深厚，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但形象並不好，否則為什麼有人說國民黨迫害他，大家都相信。所以國民黨一定要打形象牌，重視宣傳戰，如果強調過去兩年多來改革上的表現，再開出一些未來改革的支票，一定還是可以爭取到選民的支持。 國民黨成績單吳敦義：國民黨過由功生朱高正：只是沒把台灣拖垮 朱：國民黨在政治發展方面，有一點應該予以肯定，這四十年來台灣整個政局無論對外也好、對內也好，都能夠維繫相當程度的安定。而在政局安定的情形之下，經濟、教育等方面的建設才有條件發展。但是由於過去太過強調國家安全，忽略人民基本權力的保障，所以說在戒嚴體制之下，也成就了不少的政治犯。 一流腦袋用錯地方 有一點我覺得很遺憾，戒嚴戒那麼久，國家多少一流的腦袋瓜子，就在該不該解嚴上，辯論了一、二十年，對於國外優良政治制度的引進，造成了阻礙。 即使到現在為止，我深深感受到民主政治發展最大的隱憂，就是一般國民不知道自己有權利，也不知道如何用合法的手段來維護合法的權益。同樣糟糕的是他也不知道別人有什麼權利，不尊重別人。 在經濟發展、生活品質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國民所得的確有提高。但我看政府根本沒有經濟政策，比如說區域的均衡發展完全不重視。現在說要替無殼蝸牛族建國民住宅，我看都沒有用，唯一的辦法就是區域均衡發展。 台灣農業人口就業率下降，人口大量外移，造成台北市公共設施不足，不得不大量投資公共建設。大量投資之後等於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又吸引更多的人到台北來；更多的人來，公共設施就更加不足，造成惡性循環。 像這種經濟發展，我稱它是早期野蠻資本主義的發展。生活品質的提高，也一定要藉著區域均衡發展來做。大學都集中在台北很不應該，我主張只要在台北留一、兩間大學，其他遷到中南部去。剩下的大學校地改成公園綠地。 社會文化方面，最嚴重的是文化的主體性喪失，文化建設上乏善可陳，沒辦法和傳統文化結合。國民黨的文化政策完全側重在思想控制，就是順從而已。 吳：從批判的角度，要論國民黨四十年的功過，要講不好聽的話很好講。夫妻結婚四年要來開埋怨大，可以講一個禮拜。 如果從反面來看，國民黨在台灣當然缺點很多，最近有最嚴苛的批評，說台北「治安不安、環保不保、交通不通」。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很多現在的「過」, 其實是過去長期累積的「功」得來的。 現在很多人常拿歐美先進國家來比，說執政黨不好，基本上我們評執政黨的功過，不要拿歐美先進國家比。如果請朱委員和二十年前的楊傳廣比十項運動，一定搞不過楊傳廣。 平心靜氣看功過 平心靜氣來談國民黨的功過，我覺得它有幾個很大的成就：第一，在政治發展方面，它提供了發展政治最重要的高水準的人民。提供教育的普及和公平性，及兵役制度、教育制度的公平。因此貧家子弟也有機會上升，階層流動大。世家大臣和寒門不是命定的，是靠個人努力的。 第二，我覺得執政黨確保了台灣政治發展沒有走偏鋒，它防止了軍人干政，這是檢視國民黨功過時一定要加以肯定的。東南亞國家大多是先軍人干政，經過流血政變，才扭轉局面。 第三，在經濟上，它很成功的在土地改革上，避免用流血方式做了很大的變更；用非常穩定、健康的方式，讓大地主把農業的資本轉換為工業的資本。 它也絕對有缺點，最大的缺點是一切向錢看。特別是這一、兩年，政治層面上也是搶短線。在立法院最明顯，專心研究法案，報紙不會登，電視也不去照。有武戲演出就鏡頭擺著，如果是文戲就收兵。很多企業家也不願投資，像王永慶投資那麼多生產事業，辛苦終年，賺的錢不比蔡萬霖多。 台灣沒有軍人干政？另外四十年來比較大的缺陷就是生活品質並沒有可貴的進步。中華民族過去那種樸實、勤儉、奮勉、有道義的特性都擺在一旁，才是執政黨真正必須深切反省檢討的。 朱：剛才吳縣長認為台灣沒有軍人干政，我認為是干不得也。因為頭頭就是大軍頭，誰還敢想......, 他的兒子蔣經國也是從國防部副部長、部長這樣上來。所以我認為軍人到底在我們憲政結構裡扮演怎麼樣角色？沒那麼簡單。 這幾年來我們一直在努力，如何把國防經費有效的納入國會的監督。一般行政機關都要用收據，可是國防部用領據就可以啦，這裡面問題就很多啦......, 國防經費如何去刪減呢，這就牽涉到兩個問題，一是憲政結構的問題，一是國民黨黨內民主的問題。 國民黨十三全大會，我估計大概軍方至少掌握四分之一強的實力。那麼只要它跟那個政務系統或是那個地方性的政治人物勾結起來，馬上就可以左右政局，這太可怕了。 其次就是司法的問題，現在我們司法的威信，可以說徹底掃地。尤其這次蕭天讚關說疑案，整個司法的威信一敗塗地。像這些問題，國民黨是應該要負責的。我認為國民黨過去沒有積極的功，只有拖，拖一下拖一下的功而已，只是沒有把台灣給拖垮。 輸贏都要有準備 吳：執政黨今天面對重要的選舉，我覺得一個黨的得失事小，最重要的責任是在中華民國這塊現在能有效統治的土地上，建立真正政黨政治的楷模。 講得更深刻一點，執政黨要有贏的準備，也要有輸的準備。假設今年執政黨在選舉當中，果真丟掉過半的席次，那也要有足夠的雅量，讓執政黨的事業從反對黨做起，建立政權和平轉移、輪替的模式。 當然，我也希望反對黨不要專以反對為常務，應該保持理想，就是也許明天就要執政，如果我執政了，今天扯這些辦不到的事情，明天會不會成為永遠的負擔跟笑話？像剛才朱委員講到公共建設，這個不好那個不好，其實也有一些是國民黨背的包袱太重。比如全世界極少有國家像我們這樣背負這麼重的國防負擔。因為，我們對岸有一個強大的威脅。 我也一直很希望對國家整個的資源，做一個適度的重分配，例如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預算、教育經費、都市建設等，但是你想想，有些問題也是執政黨領導台灣經濟發展而產生出來的。例如，鈔票多了，買車的人越來越多，最後是路不夠用，停車場不夠用，所以交通不通。交通不通，還是因為車子太多，還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所以國民黨過去很多的「功」, 累積出來成為今天的「過」, 就是這樣的道理。 我覺得今天要所有國民對台灣的政治發展、經濟發展有信心，開誠布公很重要。執政黨尤其要對自己有信心。 我們相信，四十年來使台灣經濟從無到有；從沒有教育水準到有教育水準。就像孫運璿資政所講的，「從能源供應不足，到能源供應充足」, 我想全世界很少有一個黨，能夠在面對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強大政權的壓制、挑釁，隨時可能來破壞顛覆的情況下，成功地領導這樣一個地狹人稠地的方。 大開大闔 執政黨有了信心，必能有大開大闔的作為，開誠布公的做一些事，譬如我們幾百億的外匯存底，應該要建立一個可靠的、為全民所共信的監理制度，至少比照新台幣發行監理小組的作為。而不會像市井之間所傳言的；也許用張三、李四的名字，那他們一蓋章，領走了怎麼辦啊？投票建議吳敦義：對國民黨伸出溫暖的手朱高正：閉著眼睛投民進黨 吳：今年國民黨的候選人不是全都那麼傑出優秀；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同樣的有好有壞。實在很不容易建議，當然這建議也未必有效。 我是國民黨的黨員，總體上講，我覺得由於國民黨四十年來對台灣建設的貢獻，以及近年來在政治民主化上所做的努力、開明進步，應該給予信任和鼓勵。那麼就希望投票給執政黨。 特別是縣市長部分，我希望支持執政黨提名的候選人；至於民意代表部分，我雅量就比較大了，希望支持好的國民黨黨員，讓國民黨在中央跟省的議會當中，居於穩定的多數。 我認為凡是能對台灣的進步、對中華民國的改革、人民的福祉有幫助的，優秀的非國民黨籍候選人，選民會給予適度的支持，讓它繼續成為有效的監督力量。 黑手白手都是好手 當前民進黨還沒有足夠的執政人才跟準備，也還不到成熟的階段。大體上它現在還是處於一個新興的、草創時期的團體。從結構來看，它現在把凡是反國民黨、在現在的社會體制當中，自認為吃虧的人，都兼容並蓄吸納到反對陣營裡來；凡是足夠去推倒國民黨這堵牆的，管它黑手白手，都是好手。正因為這樣，民進黨擁有很多社會上的期待，希望它能監督國民黨，不要讓國民黨一黨獨大太久。 另外它的成分裡有極少數的頂尖知識分子，然後就越過中產階級這段，去兼容並蓄一部分在社會中覺得自己受苦受難的人。因此它缺乏了中產階級的穩定性跟負責任，以及對安定政局的期待。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作為反對或監督的力量，目前我們是樂觀其成；但是作為一個執政黨，它還是不夠成熟，需要有一段時間的歷練、調適。 我之所以覺得選民應在縣市長這部分支持執政黨，是因為縣市長具有行政上的不可割裂性。地方自治雖然是就地方發展的特色去自治；但凡是具有全國性的體制，整個中央、省、縣應該是貫徹到底的。 我很熱切的盼望，在縣市長的部分，選民能基於信任，鼓勵國民黨的進步、改革，給予肯定的支持。至於民意代表方面，選民應該在支持國民黨穩定的多數之外，也能夠讓優秀的反對黨議員，進入省議會、立法院當中，扮演好監督、制衡的角色。 所以我建議在民意代表方面，家裡有一票的投給國民黨；有兩票的都投給國民黨；有三票的兩票投給國民黨，一票給黨外。行政首長方面拜託都投給國民黨。 鐵至少不會很軟 國民黨有四十年執政良好基礎的紀錄，壞也壞不到那裡去。很多人「恨鐵不成鋼」, 但是鐵至少不會很軟吧！如果你不支持國民黨這樣穩定的力量，去支持不夠成熟的、或是人才和歷練都還不夠的政黨，對台灣的未來是不可知的發展。 所以從政局的穩定，從執政黨四十年來既有功勞也有苦勞的觀點來看，請給予它信任跟鼓勵，也給它監督、鞭策，讓它繼續進步。 朱：今年選情對民進黨本來就很不利，只要有人願意出來和國民黨對抗我們就支持，這是今年的基本原則。 但我要強調「取法乎上，僅得乎中」, 如果說只希望民進黨扮演監督制衡的角色，只希望它拿三 0% 選票，到時候它可能二 0% 都拿不到；如果希望它能夠執政，雖然不能執政，至少還可以拿三五 %、四 0% 的選票。這樣就可以真正達到監督、制衡國民黨的實力。 所以我不贊成民進黨只把自己定在監督、制衡的層面，今年民進黨要求要執政，這是整個訴求境界的提升。此外，在公共政策方面也同樣要提升，像我所說的基層、務實的路線。 我一直懷疑為什麼不讓民進黨也有更多的機會在縣市執政。像高雄縣余陳月瑛縣長應該不錯；宜蘭縣陳定南也不錯。我們要尊重憲法裡所保障縣市政府自治單位的地位。想想如果沒有余陳縣長辦農保，我看要全國實施農保，不曉得還要拖多久。 即使國民黨今年丟掉十個縣市長，有什麼關係？你還真認為這樣就地方包圍中央了？地方有地方的權限，中央有中央的權限，反正國會沒有全面改選，天下還是國民黨在掌握。民進黨如果有更多在地方執政的機會，可以讓更多的人培養更務實的觀念，培養更多務實型的反對派政治人物。 如果台北縣能讓尤清當選，我相信對國民黨一定有很大警惕作用，台灣第一大縣，包圍首都的地方，你讓他當縣長，國民黨這四年裡一定會臥薪嚐膽、生聚教訓。 現在民進黨組織還這麼脆弱，能拿多少票，明眼人一看便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一定要鼓勵大家眼睛閉著，只要有民進黨就儘量投給他；如果你關心國民黨，你也還是投給民進黨，這是唯一的出路。 多給它一點機會 就是因為民進黨到現在看起來還不顯眼，所以多給它一點機會。光是期待沒有用，要給它機會，如果表現不好，下一次我們就拒絕民進黨；如果表現還不錯，為什麼不繼續支持它呢？這樣政黨政治的模式才能夠真正建立起來。 吳：今天在台灣整個發展過程中，人民期望一個安定、幸福、乾淨的生活，如果違背這樣的利益，不論那一個黨或團體都應該避免。國民黨當政四十年來，當然有一些拖、拉的現象；大體上，它是一個講究秩序、講究安定的政黨。 有功勞也有苦勞 總體來講，執政黨面臨很多挫折和考驗，但它也拿出誠意和具體行動在逐步地改進。基於這四十年國民黨對台灣的建設有功勞也有苦勞，而且今年選舉，對國家最高層次的政局有連帶關係，所以為了整個台灣政局的安定，給國民黨肯定的支持、信任，更顯彌足珍貴。 朱：國民黨除了需要更多的鼓勵之外，也許需要更多的鞭策。假如年底選舉再讓國民黨有很漂亮的勝利，這將會助長國民黨守舊的力量說:「何必改那麼多，人民還是支持我們的。」很可能會開啟另外一個新保守紀元。 剛才吳縣長把這次選舉講得那麼重要，其實國會只是部分改選，縣市長民進黨的目標才定十個，還不到一半。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尤其需要給這些熱情有餘、穩健不足的新生政黨更大的支援。 如果民進黨這次拿到五一 % 的選票，會有大量菁英湧入民進黨，可使民進黨來一次大規模換血，體質大幅提升。 (符芝瑛、蕭富元、朱興渝整理) 看見他們，覺得民主有希望 台灣目前整個大的政治環境已經改變，結構也在變。在這個時刻的選舉，實在是非常緊要的。 喜歡兼害怕 我想多數人對這次選舉的看法大概和我差不多，一方面喜歡，一方面害怕。不知道選畢過程中會出什麼事；不知道會選出什麼樣的人；也想知這兩黨究竟會提出什麼訴求。很多人擔心，選舉可能有暴力和金錢介入，也希望是一二次平安的、乾淨的選舉。 今年的選舉將會是否定票 (negative vote) 或是肯定票 (positive vote)? 根據過去的研究，民進黨一大部分的票是否定國民黨得來的，只要罵國民黨，票就來了。今天兩位對談者談到用積極的政策來爭取選票，扎扎實實用組織戰幫民眾解決問題，也建議不要訴諸金錢或權威信仰，這都是非常中肯的。 如果把年底選舉看成國家歷史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回顧過去的四十年，應當如何評斷執政黨的功過得失，是否定它還是肯定它。這裡面有許多值得探討之處。 兩位對談者研討論的問題，大致上著重在兩個方面：一個談政冶社會，整個政治社會在變，在民意的基礎上，將來甚至可以輪流執政。 另一個，實際上是談民間社會。民間有錢、民間有權，政府國家才會有力量。外匯存底要受民間的監督，好好的把資源重新分配......, 這些可能跟將來的立法院都有關係。民間社會怎樣發展、政冶社會怎樣發展，也都是未來要注意的一個重要方向。 超越黨派 我想民主憲政是超黨派的。國民黨與民進黨都一樣要追求民主憲政。今天兩位從政冶的理想，談到政冶的結構、公共的建設、政治的實務，又談到兩黨都要爭取的選票，非常完美。我看到他們這樣的對談，就覺得民主有希望，國家有前途。 (符芝瑛整理)

風雲起‧山河動-全島巡迴看選情

今年的選舉特別熱鬧。一個縣長職位有兩個黨爭，一個黨內又有兩、三個人爭。「參選爆炸！」你從朝野兩黨決定實施黨內初選起，聽見人們重複同樣的話題。 選舉期間，大台北地區的每位居民都變得重要起來。 勾起新仇舊恨 打開信箱，候選人的文宣資料像紙炸彈開花。黨部主委、同鄉會鄉親，還有從未謀面的大學校友都爭著和你攀交情。總是獨來獨往的你，忽然變成了長袖擅舞的八爪魚。兒子結婚，立委候選人送來喜幛。老祖母過世，市議員派人奉上祭文。 今年的選舉壁壘分明，除了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候選人，你沒有太多的選擇。立場鮮明的人似乎特別容易在選戰中勾起新仇舊恨。 九月初，民進黨全體縣市長候選人在板橋舉行誓師聯盟大會。花了兩小時才趕到的摩托車騎士，一口又一口吐著煙圈，向你數落著國民黨的「罪狀」-- 從國宅漏水到「二二八」。 不滿執政黨的對在野黨也有怨氣。有位國民黨籍的部長說，今年的「人禍」特別多。 報紙上寫著，檢察官要求涉嫌關說的法務部長辭職，民進黨暗示余登發命案是政治謀殺。一名退役十年的老榮民叼叼絮絮地罵著國民黨無能，民進黨胡鬧。忽然他重重地歎了一口氣:「今年還選什麼？選誰都一樣。」 他不在乎選舉，有人可是很在乎。執政黨不能不要選票。初選結束後，黨主席李登輝帶著秘書長環島旅行。在失守了八年的宜蘭縣，李登輝邀請無黨籍的政壇耆老為縣長候選人李讚成抬轎。 從總統府沿路握手握到屏東縣，民進黨開始抗議；總統應該保持中立。國民黨的縣黨部主委卻說:「黨主席當然可以到基層來打氣。」 拿下十席縣市長是民進黨的企圖心。走出台北市，你發覺國民黨地方黨部都是兢兢業業，從九月份起就全面停止休假。稱黨員同志為「老闆」的桃園縣黨部主委黃天從告訴你:「競爭的時代已經來臨。」 寧為老師不做黨工 競爭的結果是現實的，連年失守的嘉義市，每經一次大選便調換一位主委。競爭的壓力是沈重的，小學裡招考代課老師，羅東民眾服務站一次便有六名黨工跑去報名。 面對黨內同志調侃為「必死無疑」的縣長選舉，四年前調任高雄縣黨部主委的陳大代緊盯著辛苦建立的五千個樁點。他每天工作超過十五個小時，黨工人員周而復始地帶著問卷拜訪關係成敗的樁腳 (人面廣，能夠掌握一定票源的地方人士)。 黨員不及國民黨的千分之一揚言要「從地方包圍中央」的民進黨，今年依舊擺出輸人不輸陣的氣勢。 雖然高雄縣黨部只有三名專職黨工，但是國大代表洪奇昌由小港機場入境時，從中南部動員的千人迎機隊伍，硬是逼得警方不得不封閉部分道路，實施交通管制。 掌握可乘之機，民進黨一定窮追猛攻，走過高雄縣「台灣民主運動政治受難基金會」的門前，黑派掌門人余登發的屍身，化成一幅鮮血淋漓的海報撲進眼眶。 正坐在基金會裡與友人談天，面貌黧黑的民進黨主委楊金海重重地搖頭，否認民進黨散布國民黨加害余登發的謠言，但是他又說:「假使證明是政治謀殺，這次選舉對民進黨有利。」 耳語是選戰利器 從北到南走一圈，你發覺選舉期間謠言滿天飛。一名經驗豐富的沙場老將告訴你，「耳語」正是選戰中的利器。 離台北市只有兩小時車程的宜蘭縣，民進黨縣長候選人先是被來歷不明的「笑笑報」攻擊，接著又被人形容成滿身刺青的大流氓。飽受流言困擾的游錫 終於忍不住拉開上衣說:「你看我身上有沒有刺青？」 謠言雖然有殺傷力，運用得當，也可能反敗為勝。前宜蘭縣黨部書記長曾在辭職諫函中抨擊李讚成，前方吃緊加上兄弟鬩牆，外地人以為國民黨在宜蘭大勢已去。 宜蘭人卻在此時動了側隱之心。「大家都說他是弱者，實在很可憐。」一位曾經投票支持陳定南的國小老師對李讚成深表同情。 八年裡跑遍大街小巷，逢人便握手問好，卻連連在縣長及立委選舉中失利，李讚成今年喊出:「投一票救一命。」眼見他的哀兵戰術引起共鳴，游錫 焦急地問:「你說我該怎麼辦？」 地下戰也是正規戰 選舉，是一場不到最後關頭不見勝負的戰爭。你從北端的宜蘭沿途追蹤到彌勒佛像落腳的八卦山，不同的候選人身上出現一個共同的特徵 「大家有信心，個個不放心」。 戰況激烈的彰化縣，入主縣府八年的無黨籍縣長黃石城成為影響勝負的關鍵。為妻子掌理競選總部的姚嘉文自信地說:「黃縣長私下已經表示支持周清玉。」然而話鋒一轉，他又憂心:「他的選票不可能轉移給周清玉。」談話中，他時時警覺地叮嚀:「這個不要對國民黨說。」 從豐原市長轉戰台中縣長，國民黨的廖了以被看好遙遙領先。你想知道他對對手的看法，他說:「在運動場賽跑，我只跑自己的，不必回頭去看別人。」可是你知道他每天六點不到就起床，總要奔走到深夜才回家。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說明了他的戒慎。 靠派系、靠組織競選的人正在打「地下戰」, 這也是台灣選舉中的「正規戰」。當你老遠跑到嘉義市，轉了一個鐘頭竟然見不到一面競選看板，或是好不容易才在汽車站旁的巷道裡見到一個競選服務處，不要以為候選人已經偃旗息鼓。 許多人告訴你:「現在是鴨子撥水呢！」從清晨到深夜，你的電話總追不上候選人奔走的速度。五分鐘前他在頒獎典禮中致辭，五分鐘後他與農會總幹事在飯店裡煮酒論英雄。 一些候選人不願活動方式及樁腳曝光，百般閃避你的追蹤。一名地方記者向你分析:「現在是鞏固陣地的敏感時刻。」 「愛國是最高的道德，服務是最大的快樂。」站在國民黨嘉義縣黨部前，你見到醒目的大標語。然而從北往南，逐一觀察各地的民進黨黨部，你發覺中華民國的國旗和國號似乎消聲匿跡。 「我希望候選人不要把意識型態的衝突帶到地方上來。」自認政治立場中立的彰化縣長黃石城如此期盼。但是望著「寧為台灣人，不做中國人」的標語，民進當高雄縣黨部主委告訴你:「台獨會成為今年主要的訴求。」 你在嘉義市拜訪了第一座豎起的「二二八紀念碑」, 看見「台灣建國烈士」鄭南榕及詹益樺的遺像，醒目地掛在民進黨市黨部中央。在今秋多雨的南台灣，你覺得自己又嗅到了劍拔弩張的氣息。 政治換季了？那一年，台灣的政治氣壓好低。中美斷交，從事政治運動的黨外主將又揚言:「和平已經絕望」、「我們不惜與國民黨玉石俱焚」。然後，美麗島事件燃起了一把烈火，燒掉了政府的尊嚴，也燒毀了反對勢力的菁英。 十年後，走往大雨傾盆的高雄市中山一路上，你發現當年有人流血，有人哀嚎的大圓環早已商店雲集。黨旗、拒馬、火把和人群都不見了。舉目望去，你只看見服飾店前貼滿「換季大拍賣」的海報。 有人說我們的政治也換季了。「現在都解嚴了，不會啦！」一位服務了十四年的警員不相信悲劇會重演。國民黨的黨工也肯定地說:「現在民眾成熟多了。」可是市議員在議會裡公然要求警察局長發給每位候選人一件防彈衣，他們害怕什麼？是那些警方抓不勝抓的廉價黑槍吧！在高雄市的鬧區，一位分局高級警官興沖沖地告訴你，他們今年已經查獲二十四枝制式手槍。 第二天凌晨，你在警局附近的地下舞廳裡，從密閉室的閉路電視裡看見臨檢的警員。一位負責人告訴你，帶槍的哥兒們早有消息，警方臨檢不過是「碰運氣」。 在誰也不怕誰的社會，他們是否害怕同志的槍口會突然轉向自己？今年八月，許多被歸為「統派」的在野人士紛紛收到一封署名「新潮流行動聯盟」的恐嚇信。八月下旬，民進黨高雄市議員許崑龍的服務處被人攻擊，隔天在各大報出現半版廣告，警告「暴力台獨分子」。署名的台灣廉政促進會，領導人卻是頻頻在民進黨演講會中出現的吳樂天。 國民黨的候選人也互不相讓。彰化縣長候選人施松輝承認曾因鄉鎮長及農會選舉的誤會，而與另一派系人馬發生衝突。當地人則傳言兩派人馬曾在溪湖械鬥，甚至拔槍相向。 黑道與白道的界線也愈來愈模糊。今年的高雄市和嘉義縣，曾被列為一清專案管訓對象的江湖人物，變成了市議員候運人和新興派系領袖。一位熟悉高雄市政情的地方記者感歎，過去黑道人物自知形象不佳，多半藏身幕後，「今年似乎只要有錢，就可以成名立萬。」 一份禮金三份承諾 中央選委會曾信誓旦旦要淨化選舉，民間成立的「淨化選舉聯盟」懸賞取締賄選。一位民進黨縣黨部主委卻斬釘截鐵地說:「要金錢暴力不介入選舉是完全不可能。」 你當面要求縣市長候選人宣誓不花錢買票。有人在賄選傳聞滿天飛的情況下，毫不猶豫地答應。一位國民黨的縣長候選人卻在沈默聲中，逐漸紅了臉。是他太誠實了？有人告訴你今年買票的方式擴大為省議員、立委及縣市長聯線作業，一份禮金換三份承諾。台中縣依山、嘉義縣傍海，兩地居民卻不約而同地向你描述投票前五天，家家「夜不閉戶」的奇景。 他們興味盎然地敘述，在漆黑的夜色中，鄰里長帶著手電筒穿過田埂，到門未上鎖的選民家裡留下一份禮金或禮盒。一位向你透露消息的居民說:「關門的是傻瓜。」 在人口不多的小鎮裡，一張四處打探選情的陌生臉孔會讓某些人驚慌，鹿港媽祖廟附近，兩名中年婦人輕鬆地倚門談笑。你向前詢問今年的選舉，她們一面倉惶走避，一面搖頭說:「不知。」 有些人是真的不知道。民進黨從美國邀回一位博士做台中縣長候選人，十二月初要投票，當地人對楊嘉猷的印象如何？一位決定支持民進黨的雜貨店老闆說:「我只知道是個查甫 (男人), 不知道名字。」 新人要靠宣傳和包裝，老手賣的卻是信譽和招牌。世居嘉義市的許世賢和張博雅母女是當地人盡皆知的「百年老店」。報社特派員以「媽祖出巡，兩黨迴避」形容她們的魅力。有人比喻張家與當地居民有無形的默契，「她們辦事，我們放心。」 默契是需要時間培養的。從嘉南平原重返台北盆地，你在路上想起美麗島雜誌十年前的創刊詞:「玉山蒼蒼，碧海茫茫，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是我們生長的家鄉。」 今年，台灣究竟仍是怒海中飄流的小舟，還是可以生根的故鄉，這場你我都可以參與的政治遊戲，是對「默契」的考驗。 選舉戲外戲 黃煌雄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陳定南決定參選立法委員。黃煌雄當年曾經擔任陳定南的競選總幹事，年底他們「化友為敵」, 黃煌雄陣營頗不是滋味。 一位熟悉宜蘭政情的權威人士則指出，陳定南參選是要為陷於苦戰的游錫 造勢；另一個理由則是基於對整個台灣政局及宜蘭建設的考慮，儘管黃煌雄對他有恩，陳定南仍決定捨「小我」而就「大我」。 ◇ ◇ ◇ 十三年前，被國民黨開除黨籍的許信良在黨部全力抵制下，不但高票當選，而且掀起震驚全省的「中壢事件」, 許多國民黨員至今耿耿於懷。 當時擔任歐憲瑜北區競選總部主使的陳阿仁懊惱地說:「開始我們有選勝的把握。」選舉期間，有人攻擊許信受是汪精衛的同路人，反而提高許信良知名度。出身眷村的市議員朱樟興評論說:「許信良風潮是我們自己炒熱的。」 今年。面對 1 一波許信良風潮，國民黨縣黨部差委黃天從主張以靜制動:「火在燒的時候，不要拿油去助長。」 ◇ ◇ ◇ 候選人都希望爭取朋友，減少敵人，可是人心隔肚皮，變幻莫測。 談起無黨籍的彰化縣長黃石城，民進黨中常委姚嘉文說:「黃縣長私下已經表示支持周清玉。」 國民黨的縣長候選人也不甘示弱:「黃石城和我親大哥是結拜兄弟，」施松輝理直氣壯地說。 誰也不支持 輪到黃石城本人發言:「我跟兩邊都很好，但是我不偏向國民黨，也不偏向民進黨。」 ◇ ◇ ◇ 候選人都需要掌聲。高雄小港機場前，支持民進黨的群聚以掌聲和鑼鼓聲歡迎被法院通緝的國大代表洪奇昌回國。號召群眾前來聲援的各地候選人也不甘寂寞。 只見主持人拿起擴音器逐一介紹，某人是台灣民主運動的先鋒，某人是力拚老賊的勇士。忽然他宣布車隊要立刻開往余登發的靈堂。有些「先鋒」、「勇士」大聲抗議:「還沒有介紹到我。」只聽見擴音器裡傳來陣陣致歉聲:「時間來不及了了請各位原諒吧！」 ◇ ◇ ◇ 選舉時，一些候選人喜歡拿著放大鏡盯住對手的弱點。經過四年豐原市長任期，此次角逐台中縣長的廖了以多出了一項碩士學歷，也引起一些閒言閒語。「市長這麼忙，怎麼可能出國唸書呢？」有博士學位的競選對手要他進行英語辯論。 拒絕出席的廖了以說:「很遺憾，因為我參選，使給學位的舊金山大學被說成野雞大學。」記者追問起他的碩士論文題目，只見他的臉從頸子紅到了耳根。 ◇ ◇ ◇ 有人說國民黨的勢力正逐漸沒落，出國近二十一年的民進黨台中縣長候選人有不同見解。在楊嘉猷的記憶中，台中縣原本沒有多少國民黨黨員，「這次回來，發現左鄰右舍、阿公阿婆都變成黨員。」他有些不可置信地說:「一到選舉時，動員起來真可觀。」 ◇ ◇ ◇ 地域感情濃厚的地方，不但人際關係較緊密，利益衝突也更尖銳。 在嘉義地區待了三十五年的報社特派員蘇錦章；描述嘉義縣議長選舉時開票的情景：霹靂小組，消防車在議會前的馬路兩端待命；前來投票的縣議員，一下車便有保鏢護駕；為了防止意外停電。警方還備有探照燈。 火藥味更濃 以今年大選的場面和這種陣仗相比，蘇錦章笑道:「真是小巫見大巫。」在他眼裡，議長選舉規模雖小，張力卻比年底的普選大，火藥味更濃。 李讚成哀兵出擊 游錫 捍衛江山 選舉對他們並不陌生。李讚成選過縣長、立法委員、均告失利；游錫 當選過兩屆省議員。年底他們將第一次碰頭。從他們一天的競選活動可以看出，在宜蘭，選舉熱度已逐漸沸騰。 不同的競選方式，顯現不同的政治性格；不同的政治性格引導出不同的政治風範。 儘管離投票日還有兩個多月，在國民黨的「淪陷區」宜蘭，選舉早已悄悄展開。 抓緊每一分鐘 如果把國民黨的李讚成、民進黨的游錫，都比喻成商人，想要爭奪宜蘭這塊市場，李讚成有如生意手段圓滑的商人，善於利用每一個推銷自己的機會，努力與客戶 (民眾) 結交；民進黨提名的游錫 則是穩重型的生意人，默默耕耘，以戰略致勝。 設在和睦路的李讚成連絡處，早上八點半人聲雜沓、電話不斷，秘書小姐忙著整理傳單、資料；李讚成房裡人進人出，擺在矮長桌上的幾份報紙，還沒有人有空去翻閱，檢查好一切資料，李讚成很清楚這一天所要做的每一件事。他已經想好待會兒參加由國民黨部舉辦的退休教師聯誼會要說些什麼話；他更知道下鄉到頭城的拜訪中，地方黨部民眾服務站的主任，會帶他拜會各處樁腳及具影響力人士。他緊抓每一分鐘。 同樣是八點半，在羅東的游錫 服務處，只有一位小妹掃淨地上殘屑，廚房開水沸騰。前一天下午才從省議會趕回宜蘭、晚上忙到十二點半的游錫，一大清早參加完一場告別式後，慢條斯理地回到服務處。看看今天的行程，除了冬山鄉代表會議和救安宮破土典禮外，幾乎清一色是告別式。 機動拜訪 因為還沒有印製文宣品，他順手將一疊名片擺進襯衫口袋裡，隨口問助理兼司機李先生今天要去那些地方。除了一些既定活動，他是想到可以去拜訪誰就順道去拜訪誰。 兩人的第一站都是群眾集會場所。李讚成活躍在退休教師聯誼會上，他親切地拍著老先生的肩膀問:「最近身體好不好？」他用力地跟每個老師握手。深入基層八年，他幾乎叫得出所有與會老師的名字。 義務幫忙李讚成的余先生和司機翁先生也不閒著，穿梭在會場人群中散發印有李讚成照片的傳單。「今年年底我更需要各位老師的指教。」同樣具有老師身分的李讚成在致辭時高聲說，台下響起稀落的掌聲。 和李讚成參與的近千人聚會相比，冬山鄉代表會議就顯得冷清許多。游錫 九點半準時抵達鄉公所會場，他輕快地跳出車子。顯然，他太準時了，會場裡還沒有一個代表到。 他等了一會兒，決定先去附近的老鄉長家拜訪，按了幾聲門鈴，確定國民黨籍的鄉長不在家，他留下一張名片在門縫裡，面有愧色地對著隨行的人笑笑。 轉身回到鄉公所，等到約十名鄉代表到齊後，會議才開始。平時木納寡言的游錫，此時話多了起來，語調高昂，手勢不斷，一個游錫 後援會的雛型逐漸被捏出。 基層力量一直是選舉時致勝的重要關鍵。李讚成早已為年底大選架起厚實的大骨幹，他每天固定巡迴基層拜訪，在地方黨部的配合下，預計在選舉前一天跑完全宜蘭。 相較於國民黨強勢的基層組織，成立僅兩年、黨員人數不超過一千人的民進黨宜蘭縣黨部，並不能讓游錫 做一次基層巡禮，他只能靠在省議會的表現來獲得支持。 和民眾更接近 在往頭城的路上，李讚成脫下襯衫、皮鞋，改換休閒衫、球鞋，戴上印有「李讚成」三字的運動帽，這樣可以「和民眾更接近」, 他笑著說。 順著頭城民眾服務站吳主任的安排，他拜見農、漁、獅子會理事，並挨家挨戶問候民眾生活起居，偶爾還會逗逗一臉驚慌的小孩。每到一家，司機翁先生就記錄下電話、地址以及其他情況，以便選前再次叮嚀。 一聽說頭城當地有位近百歲的老太太，李讚成興奮地跑進老太太家，用台語說:「老太太妳身體好讚！」並且請攝影拍照，他拍著老太太的手背愉快地說:「如果我當縣長，一定請妳來縣長室坐。」惹得滿屋子都是笑聲。在門外觀看道一幕、今年特別遠從澳洲回台灣助陣的司機翁先生信心十足地說，李讚成已和民眾打成一片。 他們的算盤打著：每一百公尺設一個樁腳，由點、線結合成面。雖然這樣拜訪很辛苦，翁先生兩天前也才從醫院開完刀，但要在黨外聲勢強大的宜蘭絕地反攻，「他非這樣不行。」身材微胖的翁先生擦著汗說。 號稱省議會鐵三角之一的游錫，競選活動給人感覺選民意代表的味道大於選縣長。他不期然地來到縣議員游振亮家，朋友相見，游錫 露出難得的歡顏。他詢問一些民間問題，談到風災引起的不便，他立刻走到桌旁打電話到縣政府。希望能儘快解決。他們的話題完全繞在宜蘭縣整體的問題，直到要離去時，才想起拜託幫忙拉票這件事。 不知選民在那裡 在基層，參加婚喪喜慶，對一個民意代表有如家常便飯。游錫 從車上隨手拿出一張祭文，填好名字，親自交給在和睦路的喪家，也趁機會和認識的朋友握手、交談。他原想跟沒照過面的人也握手，手伸到一半又不好意思地縮回來。只要有人先跟他打招呼，他一定滿心喜悅地對他說「你好」、「謝謝」。 缺乏像國民黨一樣基層組織的札根力量，游錫 的活動顯得有些失了頭緒，似乎無法知道選民在什麼地方，「只能靠自己平時服務的績效來讓選民肯定。」游錫 帶著一絲無奈說。雖然如此，身為陳定南指定繼承人，他對於選舉並不輕忽，龐大的競選總部也在十月十日正式成立。 在國民黨陣營，這次選舉對李讚成意義不凡，個人政治生命能否延續，端看此役，因此他絲毫不能放棄任何機會，在風景區市集裡吃午飯，他狼吞完一大盤麵後，就急著站起來和攤販們閒話鮑魚時價，在路上碰到人，他也會親切地奉上一張傳單。 民進黨陣營的游錫，從省議會到地方行政機關，也面臨政治生涯的轉捩點。自去年起他在省議會的質詢就以宜蘭地區問題為主，現在更縮短在省議會的時間，專心關注宜蘭選情，準備卯足勁更上層樓。 攻守都很辛苦 奧斯汀車內靜極了，李讚成在回程路途上不自覺地打盹兒。沒有人忍心吵他，因為晚上他還有幾個活動要參加，明天一大早又要下鄉訪問。要當縣長的路，對一個曾經失敗的人是很辛苦的。 BMW 車內也很靜，出身農家、力爭上游，游錫 結實的手掌握著飲料罐頭，他穩穩地喝下一大口汽水。他知道此刻對手正勤於奔走基層，他心中同時也在盤算如何打這場地方仗，畢竟這片「黨外聖地」得來不易。

經濟:花錢消不了災的租稅政策

行政院終於在日前提出了「改善當前住宅問題重要措施方案」, 作為平抑近年來狂飆的房價及安撫無住屋者街頭運動的手段。 然而，此一方案的首項措施，竟然是加強對壽險、仲介業者以及一年內買賣房屋三次以上者的租稅查核。令人不禁感慨，原來我們政府官員的能力淺薄，以及病急亂投醫的短視心態，竟然並沒有因為過去的教訓而得到任何改進。 決策當局的陷阱？首先我們必須要瞭解，任何個人或事業團體，如果確有逃漏稅嫌疑，那麼根據稅法，早就應該嚴加查核。那裡能夠因為納稅人涉嫌炒作房地產，才予以嚴加查核呢？如今這項措施，不免令人懷疑決策當局是否平日有意縱容企業界普遍逃漏稅，俾便在必要時機據以作為要脅彼等配合政策需要的把柄。 其實，上述這種濫用租稅查核權的例子，過去屢見不鮮。猶記得新制營業稅實施之初，財政當局為了防止餐飲業漲價，不正是以租稅查核作為威脅的手段嗎？而我國租稅稽征制度難上軌道，多少與決策當局此一不正常作風有關。 在上位者如果總是為了政策需要，而以查稅威脅廠商就範，就不能禁止在下位的稅務人員以同樣手段收受賄賂。它更足以為民間帶來示範效果，鼓勵他們在遇到商業糾紛時，不循正當途徑解決，反而動輒以「檢舉」逃漏稅相互威脅與報復。 非但如此，由於商場競爭的關係，政府縱容逃漏稅行為，便無異對誠實納稅者施予打擊，使其缺乏生存空間。長此以往，必然形成業者普遍逃漏稅現象，這正是當前社會納稅情況的最佳寫照。 而那些為環境與政策所驅，終日為逃漏稅陰影所籠罩的廠商，當他們犯了像炒作房地產這一類的「過錯」時，卻必須要以逃漏稅罪名受到處罰，難道又是合理的社會教育嗎？其次，炒作房地產的行為固然可惡，但法律與道德制裁卻不可能禁止它。「炒作」本來就是很難定義的行為，為什麼一年內買賣房屋高達三次以上才算炒作，而兩次或一次便不是？難道只有壽險業和仲介業者炒作房地產，其他業者便沒有？其實，房地產炒作風潮，早已瀰漫整個社會。大環境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追究為什麼會給炒作者製造出這樣一個環境？如今，主管房地產市場的有關官署，不知反求諸己，檢討失職的原因，卻刻意拉出一小撮人作為轉移無住屋者不滿情緒的代罪恙羊；再以一個與房地產狂飆毫無關聯的查稅動作，進一步推卸解決問題的責任。 那麼，房地產狂飆終有冷卻之日，政府官員的顢頇無能，以及台灣房地產市場未來暴起暴落的命運，卻將永無盡期了。 花錢消災的政策 最後，讓我們再看看行政院推出的「改善當前住宅問題重要措施方案」的整個內容，便不難發覺其中沒有一項涉及制度變革的問題，它幾乎全部都是花錢消災的施捨政策。 這十足說明了決策官員若不是抱著得過且過的心理，就是根本缺乏解決問題的專業智能與遠見。因此，我們不禁要問，難道被稱為技術官僚的行政部門，原來只是一群沒有「技術」的官僚而已嗎？(林全為政大財稅系教授)

侯孝賢:我做的事下輩子的劾

問：聽說你原先的夢想是當男主角，後來進入電影圈，當過場記、副導演，然後做導演，漸漸深入而有今天的成就。是不是可以談談你的成長歷程？跟生活打成一片 答：其實明確的關鍵點也有，但最重要的，還是跟生活打成一片。 我剛開始拍片的時候，可以說是拍自己經驗比較多，都是不自覺的，我每天都在思考鏡頭的銜接、演員的情緒對不對，怎麼補救而已，並沒有說一定要用什麼東西來象徵，所以預留的創作空間非常大。 到「兒子的大玩偶」拍完以後，我突然不會拍電影了，因為國外回來的人跟我講，電影是怎樣怎樣的、你這個鏡頭其實就是怎樣怎樣......。我聽了有點迷糊，想是不是該把它弄清楚，但我太忙了，就算了，不理了。 後來跟朱天文聊起，覺得自己也不知道在幹什麼，好像應該從頭開始，想想電影該怎麼拍，她叫我看沈從文的書，我看了「沈從文自傳」, 他是站在整個非常大的觀點，對人的生生死死，沒有那麼大的悲傷、侷限，我非常喜歡，我感覺太過癮了。事實上，到現在我心裡還是這個東西。我就用這種感覺拍「風櫃來的人」, 但也不是很清楚，似懂非懂。 問:「悲情城市」的完成、得獎，對你而言有什麼意義？你證明了什麼？答：哦，我感覺這部片子的拍攝過程，剪輯到結束，我才徹底瞭解我的創作環境、我的形式跟風格的來源是什麼，才氣在那裡，第一次那麼自覺、那麼清楚。所以拍完以後，我覺得解放了，也清楚將來要改變什麼。 從經驗跨越出來 幾年前當我拍完「風櫃來的人」, 我對自己翿 x 的成長經歷，已經沒有太多興趣，覺得步子應該要跨出去了。其實這一步在「戀戀風塵」已經跨出去了，因為片中的台北並不是我熟悉的環境。其後的「尼羅河女兒」, 再到「悲情城市」, 這些完全是我經驗以外的東西，但因為對人、對事、對台灣家庭的瞭解和通達，我己經可以跨越出來，而已非常準確。 我感覺在東方，尤其是中國人的作品，跟人是沒有辦法脫離的，西方的電影可以完成在電影本身，像技術、人物的多樣性、美學等。但東方不是，我可以在懵懂中，不知不覺去做。我永遠可以處在這個狀況，因為人有年齡、經驗的限制，有些東西，是永遠在你前面的；這「前面的東西」, 你雖然不知道，但已經可以拿來用了。 沈從文和侯孝賢 我自己胡說，說這是「天意自然法則」, 這種感覺最早來自看「沈從文自傳」時，例如「自傳」裡那些被捕的老百姓，因為判不出有罪沒罪，就用抽籤決定生死，抽不到的人就砍頭，這些人臨死還託別人照顧他的牲畜。 沈從文看這些事好像是看歷史一樣，是自然的，不是悲傷和殘酷，無法避免的。這反映了人的侷限性，因為成長背景、個性的限制，不要期望人會改變什麼，這不是冷酷，是瞭解。「悲情城市」本身也是如此，像自然法則一樣。 主觀上，我比較同情、偏袒台灣家庭的心情和遭遇，尤其脫離日本統治後。整個期待、心理，都不一樣。大陸接收台灣，你想想大陸長期戰亂，不止是八年抗戰而已，經濟體系已經破壞，很多人當兵只是為了吃飯。這麼多的殺戮，也是迷迷糊糊，就像沈從文寫的一樣。 「二二八」太複雜 長期戰亂下，人才自然不多，來了台灣，以為跟大陸一樣，先搜刮一陣再說。這些人有好有壞，再加上陳儀的經濟政策是封鎖的，專賣的物品一樣專賣，台灣人還是沒辦法上來。而且日文還要改成北京話，民怨也沒有管道抒發。整個「二二八事件」是非常複雜的，沒辦法說事件本身就是個了結。 所以我最後只是拍人、拍那個家庭，那是我最大的興趣，也是我對台灣人的感覺 -- 那種我喜歡的台灣歌，那種壓抑的感情。拍出來後，不知道能不能傳達我的自然法則跟天意，但應該有一種氣味。 問：如果有人看「悲情城市」時，簡化到只有政治的角度，你會怎麼想？答：我沒辦法做這種思考，因為如果你的創作意念的假設，是開始於某個意識型態 (商業或政治), 那麼自己的位置就會很難。剛開始在選題材時，道種顧慮可能有一點，但開拍後，早就把這些丟到後面去了。 問：這部電影你有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答：片子拍完以後，我非常清楚它的瑕疵、不全的地方；但這表示我又已經超越它太多了。對它的評價就變得不太確定，所以朋友來看片了，我會觀察他們的反應，但後來發現這也不準，因為電影對他們而言，是另外一個領域。 尤其「悲情城市」的劇本出版得早，他們腦子裡早就塞滿一大堆東西，看電影時只想：唉，這個不是、不是 (編按：因電影與劇本有些出入); 不是了之後，他就沒辦法進人電影本身了。 現在與過去的呼應 看電影應該不抱任何態度，如果一定要政治化，我也沒辦法。我會拍這部電影，也是受現代的影響。台灣自解嚴之後，權、利都在重分配，所有的人都在找位子，每個人都在試圖建立力量的基礎，都在勾搭，都在判斷要站在那個位子最有利。這一點和一九四五年前，非常相像。 電影裡的大家族之所以沒落，就是因為以家族為重心的大哥，在變動的時代下，代表某種潔癖 -- 即舊道德、倫理上的限制，這種堅持一定會跟新的勢力、利益團體衝突，注定在這種時代中要被淘汰掉。 問：你覺得要當一個好導演，是不是要像你一樣，瞭解各種人生？答：不一定。但要做到極致就要瞭解自己及人的限制，把這個束縛解開，而不是學一套西方的理論，覺得那才是電影。 很奇怪，我就是可以看到人的真性情。像我看各國大師的電影，對我來說，他的風格、創作基礎，我非常清楚，我甚至不要看人，就可以差不多知道他大概是什麼樣的人。 像我看王穎的「點心」, 我想這個人血型一定是 A 型，沒多久兩人見面，我問他，果然沒錯。這只是一個小印證而已。我看安東尼奧尼、柏格曼等人的作品，我大概都能知道他們的思考方式是什麼，長處是什麼，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甚至在技術上，跟演員的關係，電影工業的基礎等。 問：你現在把自己定位在那裡？答：我做事不是說這一輩子可以做到一個什麼程度，而是做下輩子，一百年、兩百年之後的事情，我只是預留一些東西，可能給後面的人做印證。而且把中國人好的、感動我的特質，跟中國人的複雜性表現出來。 像詹宏志，他說他年輕時的一個夢想，是出一套有關思想的書，中西、古今都有，這件事起碼得花二十五年。他還想弄一批大陸學者到法國，一邊進修，一邊翻譯，等再回到大陸，總有一些東西會發酵。 他這種事業的完成，恐怕要一百年、兩百年，才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思想家出現，真的來融合大陸的共產體系和這邊的自由資本經濟體系。就像佛經翻譯了四百年，直正成為理學要一千年一樣。 做百年以後的事 個人的完成，只是留一些證據、鋪一些路給後面的人。當你有這種想法時，整個人就「開」了，眼前的利害得失根本不在意。我跟詹宏志講，我現在是處處生機，什麼都活起來了。希望有一天，中國能出現一個整合性很強的人，建立一個非常強大的思想體系，就像馬克思，或孔、孟、老子一樣。這個人在大陸出現的可能性比較高，台灣不太可能。 中國人是很複雜的，非常政治性的。生活本身就很政治，講究做人、彼此間的關係、倫理、與鄰居相處之道、做事的方式。我愈來愈喜歡複雜的東西，所以很想拍汪精衛，就是胡蘭成的「今生今世」裡漁樵閒話那一段，會很過癮；另外像沈從文，也是我想拍的。 問：這是很民族感情的。 答：我是中國人，沒辦法。 問：你是客家人，這種身分對你有沒有任何影響？答：我年輕時候聽到的評語，都認為客家人又自私又小器。但我跟本地的客家人又不一樣，我家是民國三十六年才過來台灣。 絕對沒有省籍意識 有一陣子聽到那種話，會不敢承認自己是客家人。但到了二十八、三十歲，這種東西都沒有了，而回到人的本質，我不只是客家人，並且是中國人的一支，我絕對沒有省籍的意識型態。如果有的話，在「悲情城市」裡就會表現出來。 問:「悲情城市」是先從國際再打國內，可不可能像唱片業、出版業一樣，台灣的電影也有國際公司介入？答：不太可能。因為台灣電影事業體制不健全，經營者沒有企業觀念，專業人才不足，各方面都不健全；最根本的是市場效應不大，雖然製作成本低，本身仍沒有什麼利益可言，所以國際公司不會來。 國際公司即使來了，對文化的衝擊是不利的，像廣告、唱片、出版業，他們的著眼點只是利益，沒有文化責任的包袱。 問：你一再提及台灣電影基礎不夠，在轉型之間掙扎，實際情況究竟如何？答：台灣電影不是那麼專業，自我膨脹、再加上中國人基本複雜的人際關係。 我在拍攝過程中走了十三個人，有打架的，也有人跟不上的；我又氣又急，就把腿踢斷了，這也不是第一次。但就是因為演員...... 各方面都達不到一定的水準，創作是會打折扣，但也逼得我必須更超脫、變通，要不然怎麼辦？我去年辦了演員班，我會繼續下去。也許二十年後，整個台灣表演累積的基礎都會不一樣。 問：跟你差不多時問出現的年輕導演，為什麼現在都不見了？答：他們有他們的累積和才氣，但這些東西拍一、兩部就沒了，沒有辦法做到極致，就產生一種不滿足，好像在一個殼裡。再加上電影工業環境體制，機會也不是那麼好，沒有人可以一直支持他們；如果他們可以一年拍一部戲，壓力也不會那麼大。 問：那麼你為什麼可以一直有機會？答：我是這樣，困境來了，是不是動自己房子的腦筋呢，或是跟這邊談，跟那漫談，看看那邊適合。這是個性，我絕對不會停，這幾年我一直負債，現在我大姨、小姨的錢是還了，但是我最好的朋友、岳母、弟弟的債也還沒還清。 「悲情城市」我有三五 % 的技術股，如果賺了錢，我就有力氣去做別的事情。 歐洲的共鳴 問：為什麼你的電影在歐洲會得到比較大的共鳴？答：因為歐洲向來比較自由，而且是比較強調作者論的區域；電影對他們而言，是長遠的文化傳統，絕對不同於美國。 但這種傳統反而變成他們很大的限制。那麼多大師在前面，學電影的人很難脫困，壓都被壓死了，沒有辦法回到電影的原點。我反而可以，因為這裡什麼都沒有。所謂電影的原點，就是什麼理論都沒有，只有最簡單的膠片、感光；拍的人或物。 我在外國，他們把我當作稀有動物一樣，說是美學革命。 問：拍完「悲情城市」, 對你、對整個電影事業，是不是有什麼好處和貢獻？答：當然啦，可能有一些原本對電影失望的人又回來了。像演員，他們會想，下一次是不是可以在坎城得最佳男主角或女主角？有些事已經變成可能了，有了可能，就會有志氣。原先認為，唉！自己也沒什麼，但到後來，發現人的「質」其實是最重要的，志氣就會不同。志氣不同，你的舉動、思考的方式都會不一樣。所以對現實會有一種激勵、往上的力量。 詹宏志行銷侯孝賢 拍完「童年往事」以後，侯孝賢的處境就很尷尬，他不斷在國外獲得肯定，但卻遭金馬獎全面封殺，票房也不理想。 嚇死人的低成本 我做行銷工作是不得已的，但對侯孝賢的電影，我有一個想法，就是在販賣上把國際市場當前提，台灣只是一部分，走高級路線 (high-end approach)。 理論上，這個方法很簡單，完全可以成立，就是基於國際貿易原則。台灣電影的一大特點，是製作成本低，以「悲情城市」來說，同樣的演員、音效、佈景，除了導演的創作不算，拿到好萊塢，最節省地拍要三千萬美金，這一點不誇張；拿到紐約讓伍迪艾倫拍，也要一千萬；到法國，可能要五、六百萬，但侯孝賢只花一百萬美金。 這就是批較利益，從國際市場看，這是嚇死人的低成本。明明有棵搖錢樹在那裡，我就不懂為什麼台灣企業家看不到？如果要先保證台灣有市場再投資，那是朱延平的電影，不是侯孝賢的，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工作型態。 另外，我在接受「長鏡頭」雜誌訪問時也說過，全世界的電影市場有了很大的轉變，戲院的收入占電影總收入的比例在降低；像電視播映權、錄影帶版權，這種比較長期的收入，比倒在提高。 而且，歐美國家已潮漸注意到亞洲導演，像侯孝賢、日本的伊丹十三，大陸的陳凱歌、香港的王穎，知名的製片愈來愈注意到這些人。「悲情城市」今年才參加威尼斯影展，但它的海報，去年就貼裡歐洲的坎城、巴黎了，很多人都已經先知道了。 得獎反而是意外 所以在我看來，侯孝賢拍片風險是非常低的。這一次即使不得獎，我都不覺得危險；得獎反而是意外，是多出來的。只是得獎後，加速讓這個理論變成活生生的事實。 但早先在說服年代影業的邱復生來投資是不容易的。他一會兒相信這是對的，用是一會兒又聽了電影街老闆的話，覺得那是不可能，構成他每天的矛盾，情緒起起伏伏，整個「悲情城市」的工作情緒，也跟著起伏。我可以瞭解邱復生的反應，在目前的電影業環境，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像是個翻譯，把導演的話，變成投資者聽得懂的話告訴邱復生，再把他的話變成導演聽得懂的語言，告訴侯孝賢。 其實，在拍「尼羅河女兒」時，侯孝賢就想找我實現我的理論，但因為其他部分不能配合而作罷，這一次的合作，是對我說的話不服氣，想試試看。 「悲憤城市」的成果對侯孝賢來說，是創作力的解放；對經營者而言，是集意想像力的解放，也許投資者漸漸會覺得，即使在台灣這個地方，也可以做很多事。 (李慧菊訪問整理)

台灣的一天

「您所收聽的是警廣交通專業電台，每天早上七點到十點，由我周寧為您服務的周寧時間。」清晨六點，周寧已經在播音室裡忙著接電話了。每隔三分鐘，就有一通聽眾提供的路況、交通快報、失物招領，以及聯絡計程車司機的電話。每天，有五百萬台北市民收聽這個節目，全台北市的交通消息都掌握在他手中。 上好妝、擺穩姿勢，筆挺的粉紅制服朝氣散溢。從廚房走向社會的婦女逐年增加，每天有三百多萬女性堅守工作崗位。服務業是女性勞動力第三大就業市場從早上十一點站到晚上十點，「顧客至上」是她們信守的工作觀。 金錢遊戲是國民所得達七千美元台灣民眾的「最愛」。台灣人說:「窮算命、富燒香」, 大家樂、六合彩盛行時，寺廟香油錢「愈準愈多」; 寺廟也如雨後春筍般開張。全台灣有一萬零八百零六家，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 0. 三家廟宇。台灣股市集三百八十餘萬投資人寵愛於一身，每天創造千億成交量，如今已躍升為世界第三大股市，而證券公司 (現有三百七十餘家，另有三百一十家申請設立) 比上市公司 (一百八十五家) 多的現象，更是全世界絕無僅有。 「盡情揮灑自己的色彩，年輕不要留白」, 唱出了標榜自我獨特風格，年輕人的心聲。打著「年輕，何必在乎別人看法」的標語，商人們搶占擁有三十三億五千多萬元消費力的青少年市場。全台灣每五個人就有一個「年輕人」(十五～二十四歲), 這些色彩鮮艷的花蝴蝶正飛躍在大千社會裡。 儘管社會的腳步一日千里，眾人汲汲追求物質日子受，依然有一群安於現實、知足常樂的凡人，與世無爭地過自己的生活。在鄉下的老太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寧謠而祥和；在城市勤奮的工人，朝九晚五，恪守本分。他們樂天知命，在生活、工作呈現堅毅、有韌性的生命力。 從五 0 年代依賴美援接濟，到八 0 年代以經濟實力穿梭國際舞台，台灣奇蹟是靠一批勤奮工人拼手脈足打拚出來的。八百多萬勞工，投入各行各業，用汗水點點滴滴灌溉出世界第十三大貿易國的美譽，及七百多億美元的外匯存底。 早晨的台北，五百萬人、八十萬輛汽機車竄動，時速只有十公里。四十分鐘的路要走上兩個多小時。平均每天早上要浪費掉台北人七百五十萬小時。混亂無序的交通，造成台北市每小時至少發生六。二五次大小車禍。對於這種亂象，有人說:「恨不得拿個炸彈把台北炸掉！」 夜幕低垂，百貨公司打烊，台北東區商圈的熱閘才正開始。三步一家 MTV、五步一家舞廳他們的活力晝夜顛倒。翹家不歸的學生、紙醉金迷的少年人樂此不疲。 蓬勃風發的生命力，就在嬰兒呱呱墜地的那一刻，生生不息地延續下去。七月中旬，台灣人口突破兩千萬，平均每平方公里擠著五百五十六人；台北市人口密度已高居世界亞軍。每年有十餘萬青年去擠大學窄門。十月初，教育部宣布國民義務教育延為十二年，聯考夢魘將在這些初得生命的嬰兒身上解咒。

讀者回響

讓貪污，特權無從產生 貪污、特權何以產生呢？依本人與公家機關接觸所得的感想認為：一、公僕本身缺乏服務熱誠。不是殘留官僚意識，就是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懶惰心態；因必行事缺乏效率，對民眾多所刁難。 二、公務處理缺乏明確流程。尤其涉及不同機關或中央、省、縣市都各有意見時，常令洽公民眾無所適從、不知如何著手；一件事就此卡在那裡，拖延多日。 就因為政府機關不夠便民，焦急無助的民眾只好求援於「有力人士」的關說、使力。貪污、特權那裡會不產主呢？個人以為要掃貪污，反特權，首先政府的優良措施應徹底執行，減少公文旅行時日、提高行政效率、及改變公務員的老大心態，多培養服務相敬業的精神。 新竹 曾文玲 不要扭曲了本意 拜讀貴刊八月號 (三十八期) 讀者回響中，「不要把國旗當廣告」後，本人也有話要說：如文中作者所言：國旗代表國家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為什麼會有某黨人士把它自旗竿上降下，並任意的污蔑它，踐踏它，如此的心態該如何解釋呢？今天有很多我們認為大家都應該知道的事，發生在眼前卻又完全不一樣，令人十分痛心，因此政府才會採取一些措施，以喚起大家對它的瞭解與重視。 若說如此的廣告會把國旗俗化，那令人擔心的應該是這些想法吧？因為若真的心中有國旗，豈會以商業化的眼光看待它，又豈會如此的看輕國旗的神聖性。 今天有很多事完全被扭曲了本意；我想值得深思的應該是這措施背後的苦心與用意，而不再是以一種物質化。商業性的眼光來衡量它的價值。 台北 李偉雄 重建民生主義社會 國父在民生主義要義中曾經給「民生」一字下了簡單的定義，即「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主計，群眾的生命」。 經過四十年胼手胝足的努力耕耘，我們的確向世人展現了人定勝天的神話，以及從無到有的奇蹟。由戰亂的荒蕪裡，我們求得了生存的契機；，經過失敗、挫折後，我們逐次找尋到發展的生計。而當前大家更享受著前所未有，亦不敢想像的富裕與繁榮。 然而，令人遺憾痛心的是，生命的意義日益模糊含混，生命的價值亦隨之偏離正軌；更諷刺的是，這份得來不易的成就，卻很少有人懂得珍惜。 的確，台灣是「發」了，她不僅發了財，也發坐了一籮筐等待解決，甚至尚未發掘的問題。今天，台灣錢不僅淹人「腳目」, 更進展到令人唯利是圖的地步。 目前。在這一片茫茫錢潮中，我們的社會迷失了。在「短 (短視) 小 (小器) 輕 (輕法) 薄 (薄情) 的生活程式裡。我們向來引以為傲的傳統文化亦緩緩地式微沒落。 身為當事人一分子的我，非常讚佩遠見雜誌能具此遠見與魄力，製作出九月號「反思。扭轉。創新機」這個令人震撼，同時發人深省的專題。希望透過你們的努力，政府能於此關鍵時刻，冷靜地正視這個名副其實的「政事」-- 眾人之事，立即下定決心，製定方針，期能適時、適切地安定社會。穩定民心。 我也期待經過貴社的探討後，能引發更多的有識之士，共同來關心這片土地，關懷這個社會，真正地一起來反思過去的辛勞，扭轉當前困局，創造未來新契機；讓大家在變動中，重新找到生活的重心，肯定生命的永恆價值。 台北 曹家琪 不要只挑腫瘤的醫生 如果說:「「台灣」是個患了絕症的病人。」那麼「遠見」就是個不盡責任的醫生，他細心地挑破她的腫瘤，卻任其淌血流膿。他向訪客暢談她的病因，卻吝於開出處方醫治。三年多來，每個月我們都接到她的病情報告，沈痛卻不見起色。我們駭怕在不久的將來，「遠見」會發出她的病危通知。 翁燦耀

文化:請開放增設大學

漫漫考季，終於隨著炎夏的腳步一同離去。幸而上榜的，又開始摩厲以須，等待下一次更嚴厲的考驗。那些不幸落榜者，則懷著贖罪的心情，預備付出好幾倍的代價，立即投身於比正規學校管教更嚴厲的重考補習班。 被放棄的一群 其實，不論上榜或是重考，這些人仍然是深獲老天青睞的幸運兒。想想看那些在國中一年級，年方十二、三歲的稚齡就被依據各種標準判入放牛班的另外一半，他們是被放棄的一群；不但幾乎沒有機會重回升學的正軌，而且烙在他們與家長額頭上的烙印、會不斷啃噬他們的人格與自信，不知要用多大的氣力才能再重建起來。 人們說，這都是升學主義惹的禍！如果家長們不這樣重視升學，把子女往明星學校裡擠、想盡辦法惡補，豈會有這麼嚴重的升學壓力？造成子女沉重的身心負擔，也迫使各個國中以升學紀錄相互評比，利用分班、惡補等方式力爭上游？研究台灣經濟發展史的人都會同意，過去四十年來創造經濟奇蹟的主要因素之中，中國人對教育的重視是極為重要的一項。為了培養子女成龍成鳳，中國的父母們在全世界各地都一樣地克勤克儉、節衣縮食，以便給子女最好的教育環境、最好的師資、最多的鞭策、最大的呵護。這樣的父母，在世界各地都培養出一流的人才。 這種勤儉、重視教育的傳統美德，直接提高了人力投資，使我們的人力素質睥睨眾多開發中國家；也由於大量的儲蓄，同時為資本財的投資提供充沛的泉源。我們幾可斷言，任何一個國家，只要具備了勤奮與重視教育這兩個特徵，經濟欲不快速發展也難。 所謂升學主義，就指這種刻苦自己以栽培子女的傳統美德。我們可能加以斷絕嗎？果真斷絕了，社會發展的動力又將向何處尋覓？教育政策為禍尤烈 升學主義已跟今天四處氾濫的資金一樣，都是推動經濟向前邁進的主要動力。正當每一個開發中國家乃至於若干先進國家都為資金不足所苦；富裕進步如美國者，則為年輕學子不求上進以致斷喪競爭潛力而憂心時，我們卻捧著金飯碗，不知何以為計。 為禍的不是升學主義，而是教育政策。有這麼多刻苦的家長與好學的子弟，教育當局卻緊緊把住關口嚴格限制增設大學。 我們有足夠的人才，更有多得不知如何運用的資金，在合理的學費之下，可以讓願意付出精力、時間與金錢的青年學生接受大學乃至於更高的教育。只要把這個環節打開，今天升學主義的弊病幾乎可以完全迎刃而解。 教育政策的弊病已然如此深重，其為禍可延及數代之久。這樣簡單的一帖藥方，為什麼不試一試呢？(馬凱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法律:關說、賄賂各歸其法

關說與受賄，是兩種官場不法行為，兩者經常互為因果，第一高爾夫球場舞弊案，從涉嫌受賄牽扯出涉嫌關說，即為例證。 不過，關說與受賄畢竟是不同程度的舞弊行為，事實上可能各自獨立發生。因此，必須各有與之對應的法律規範加以遏阻制裁。 我國刑事法如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以死刑、無期徒刑處罰收受賄賂，可謂刑罰森嚴。但收受賄賂與一般接受魄贈，尚有不同，應加釐清，不能將一切接受魄贈的行為均視為受賄。公務員面臨魄贈，實需要明確的行為規範做為準繩，我國僅有公務員服務法禁止公務員於所辦案件或利用視察等機會接受招待或餽贈，既失之於簡略，亦失之於狹隘。 美國一九七八年制定「公務人員行為規範法」, 詳細規定公務員接受合法餽贈之範圍、方式、金額、報告程序以及處理原則，並同時設立廉政署，與檢察部門及人事機關配合執行有關法律，以杜絕公務員因私人原因而與職務上行為發生利害衝突。 將關說攤在陽光下 至於關說行為，我國法律之對應規定更嫌掛一漏萬，只有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八條簡單規定:「公務員不得就其主管事件，有所關說或請託」。何謂關說、請託？受關說者應如何拒絕關說？法律規定完全付之闕如。 關說在政治上的害處，與受賄相似，都是私相接受，而於公正有虧。因此不論關說的內容是實質說項還是單純的催件，只要可能影響公務員處理公務的公正態度，均應受到非難；而唯一的因應之道，則是將一切關說的行為攤在陽光底下，公開地讓有意了解詳情的第三者均能與聞其事，自然可無弊端。 基於這樣的觀念，美國曾於一九七六年制定施政公開法，納為行政程序法的一部分，其中規定無論是通案性的政策擬定，或是法律要求舉行聽證的個案性的行政處分決定，均應依公開紀錄的方式，給予所有利害關係人公平陳述意見以及閱覽相關檔案、文件的機會。 詳訂行為規範 此項法律明定行政官吏面臨關說時的處理程序，最大的好處，在於卸除公務員拒卻關說的心理負擔，並且製造關說者的心理障礙；說的一方心生忌憚，而聽的一方具有層層法律保障，關說自必大為減少。我國現行法律並未規定公務員拒卻關說的方法，使得關說者沒有忌諱，而欲拒絕關說者，則有心理負擔。關說盛行，實不足為奇。 民主政治的優點，不在於為政者沒有人性的弱點，而在於可以建立制度，避免或減少人性弱點影響施政。潔身自好的公務員是促成政府清明的必要條件，我們必須在消極的懲罰之外，同時設計可以積極促進公務人員公正廉明的詳細行為規範，使得公務員可以沒有心理負擔地潔身自好。 (李念祖為執業律師，並任教於東吳大學法律系)

汝安,則為之!-從蕭天讚關說疑慮,看台灣政治,司法和新聞界的反常

英文 scandal 這個字，中文報章多翻譯為「醜聞」, 其實譯為「醜行」似更合適，因為「醜聞」可能是誤傳，可能是錯案、冤案，只有「醜行」才是其做了某種不光榮、不名譽的事。 「醜行」似乎又和政治人物關係密切，蓋「大人物製造大新聞」, 升斗小民即使做了什麼受人非議之事，傳播媒體也不屑一顧也。 中外皆有「醜行」 數近來政治人物的「醜行」, 日本前首相宇野宗佑大概穩居第一。內閣剛剛組成，他從前的「外室」兼「風塵知己」就出面上了電視，把他們的私事一五一十的抖露出來。日本雖然頗為「男性沙文」, 逢場作戲的男人比比皆是，但是首相做這種事可就難容於清議，宇野只好罷官以謝國人，創下了日本首相任期最短的紀錄。 在美國，有些政治人物的「醜行」, 也不讓日本專美。布希總統進入白宮後第一項重要人事案，就是提名他的朋友前參議員陶華出任國防部長。陶華在參院曾長期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對軍備、武器和安全等問題十分嫻熟，在能力上絕無問題。 但是陶華被揭發，當年他以職務上的方便，曾替軍火商人與國防部「溝通」, 而且從中得到不少「好處」。他從前的同僚認為這樣的官箴不符合國家的利益，雖然布希為他的提名案全力「助選」, 但參議院終於沒有通過。已經搬進五角大廈上班的陶華，只好黯然交回辦公室的鑰匙。 這兩件案子，一般來說可概括「醜行」的共同性質：不是為財，即是為色。 事實上，人性大體若是，芸芸眾生，幾人可以遣此？但政治人物麆空 v 重，公私生活難截然畫分，而且他們對國家社會負有責任，言行上輕重之失關係重要，所以大家要求於政治人物的道德標準，也與常人不同。 準此以觀，台灣最近因高爾夫球場設立問題，引出的法務部長蕭天讚「關說」疑案，傳播媒體緊追不捨，司法機關進行調查，都是應該的。尤其年來政風失序，社會靡亂，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像這樣重大的案子，理應查出結果，有則依法懲辦，無則止冤已謗，只要證據足以服人，都可以振奮人心砥礪氣節。 關說前科引人注意 蕭天讚出任法務部長之初，就有人跟他算舊帳，指他當年擔任司法官時，曾為親戚關說案子。蕭天讚當時對此事的性質曾有「解釋」, 但並未對事實的本身加以「否認」。說得嚴肅一點，他正有「關說前科」, 無怪乎高爾夫球場案起，一涉及到他的關說疑點，社會就普遍注意起來。 儘管如此，到作者執筆時，還沒有證據證明蕭天讚在本案中負有什麼責任，更無司法程序確定他應負什麼責任，所以對蕭天讚來說，此事最多只是「醜聞」, 絕非「醜行」。如果他沒有做這件事，既然已請假避嫌，大可閉門讀書，靜待調查結果，然後回部辦公，光明磊落，俯仰無愧，為讀書人和司法人樹一榜樣。但是蕭天讚做了些什麼呢？第一、公開告訴法務部同仁，指此事是「有心人的陰謀」。身為法務部長，無緣無故把一件純粹司法案件染上政治色彩；而司法牽上政治，正是任何一個民主法治國家的司法首長都在努力剷除的事。 第二、十多位監察委員，聯名致函蕭部長表示慰問。案情還在偵查期間，監委這種行動是很失常態的。既然他們表示是基於「私人友誼」才這樣做，未聞蕭部長以朋友立場曾加勸阻，甚至有人懷疑監委已先得到蕭部長的「默契」。 借群眾公審司法 第三、嘉義縣蕭天讚的鄉親數千人，齊集蕭的老家，表達「信任」和「支持」蕭部長的意見。這項集會，既未依照「集會遊行法」申請核准，而司法調查依靠證據，與「信任」和「支持」人數的多寡根本無關，而蕭部長竟親臨群眾大會，指天問地，更把全案推向了政治化的陰影，無異借群眾公審了自己所從事的司法。 根據法律精神，高爾夫球場關說案尚未調查結束，蕭天讚還是清白的，他的人品不應該受到任何懷疑。但是，身為國家大臣，而且是法務大臣，他在本案中的言行是很失格的 -- 失了他自己的格，也失了國家的格。不管他將來在法律上有無責任，他說過的話，做過的事，都將留下紀錄，他必將在政治上、輿論上負起責任。 如果說蕭天讚進退失據，與本案有關的某些機關和個人，也不遑多讓。 依照法律規定，偵查應秘密進行，但法務部調查局調查本案，內容卻常可在報紙上讀到，一問一答，如身臨其境。為何「會」這樣？為何「要」這樣？叫人費解。 調查蕭部長涉案情形的主辦檢查官和其他幾位檢察官，公開發表聲明，要求蕭部長辭職。檢察官代表國家行使追訴權，對任何公訴罪，都可主動偵查，現在對蕭部長既還進行偵查，如他有罪，不僅是辭職、撤職、坐牢都可能，無需乎檢察官們的要求。如果無罪，根本用不著為這件事辭職，誰要求都沒有用。幾位檢察官的這種行動，是維護法律正義乎？還是個人情感、私心的左右？把法律交給這樣輕率的人去執行，豈能叫人放心？監委推波助瀾 最令人矚目的還是監察院幾位委員的言行。當本案還在司法機關偵辦中，而也有兩位監委正進行調查，十多位監委忽然公開發表慰問信，對蕭部長安慰與問候。 當然，司法機關偵辦，監察委員調查，都還沒有結果，不能說蕭部長有責任，但同樣的也不能說他沒有責任，在真相未明之前，職司風憲，有整飭政風責任的監察委員，發表這樣的信慰問被監院調查的對象，用心何在？是站在什麼立場？我們期望以這樣的國會去制衡行政部門，豈可得乎？最教人吃驚的是，發起慰問的監委李詩益，直截了當的告訴新聞界，「蕭天讚事件是有心人的陰謀」,「是某個剛上台的人要拉下原來的人」。這兩句話，再加上蕭天讚早先說的，此事是「有心人的陰謀」, 大大使報界忙了一陣子，很多報紙，以極顯著的地位，極大的篇幅，極醒目的標題，推論出「二李相爭」: 總統李登輝和行政院長李煥爭權。 這樣的新聞誠然吸引人，但稍一觀察，至少有兩點若有憾焉：第一、蕭、李的「陰謀論」都未說主謀者何人，記者並未能挖掘出真相，補充若干具體材料，更沒有向李總統和李院長求證，有違新聞報導正確真實的原則。 第二、處理像這種多屬臆測的材料，未能適當尊重當事人，何況兩位當事人還是國家元首及行政首長。 尊重元首和首長並非屈於權勢，或滋長官僚風氣，而是尊重國家體制，舉世皆然。美國向以新聞自由著稱於世，新聞界曾以水門案迫使尼克森總統去職，但那是事實，以捕風捉影的報導把總統牽入一件政治鬥爭案，而置於報紙一版頭條者，個人尚未一見。 新聞界應注意 誠然，塑造一個民主國家，非有新聞自由的泥土莫為，所以很多國家曲意維護新聞自由，寧揚不抑，希望以新聞自由保障其他的自由。也正因為如此，新聞界才更應體念自己責任的重大，以戒慎恐懼的心情，使用新聞自由。記者的職業守則看似迂闊，但不尊重理性，不恪守紀律，不養成惟客觀公正是從之專業精神的記者，恐怕只能做到競爭新聞而已！爭一時的人，往往會失去千秋。 蕭天讚、調查局、幾位檢察官、李詩益等監察委員之所言所行，似未聞政府或其所屬的政黨有何表示，有力量形成輿論的新聞界，又好像在旁邊看熱鬧。而新聞界本身的表現，也不能令人滿意。 國內來人，往往感嘆台灣社會對人的行為已無約束力。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誰能說了算？自由了嘛，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 既然法律、倫理、規範都不管用了，也許只有拿出最後的法寶 -- 良知:「汝安，則為之！」 (八九年九月六日於紐約市)

輕‧博‧短‧小

瑞典創造能源森林 鑑於二氧化碳對臭氧層的破壞日趨嚴重，瑞典領先決定限制因使用能源而排放二氧化碳，「能源森林」就是一項代替現有能源的實驗。 森林取代核能 位於斯得哥爾摩西北方大約一百五十公里的謝品各小鎮，有一片實驗林，種著生長快速的樹木，這片從一九七五年開始種植的白柳林，三年即可長成兩人高，砍伐之後可用於發電、取暖，當然，木材燃燒時會放出二氧化碳，但是它在生長期間吸進的二氧化碳遠比燃燒時釋出的為多。 除了實驗林之外，還有一百多戶農家得到國家的補助試栽白柳，現在總面積達一千公頃。每公頃白柳一年可以收成十二噸木材 -- 相當於六立方公尺石油的能量，瑞典政府計畫在二 0 一 0 年停止核能發電時，栽植面積能增加到二十萬公頃。目前，瑞典的電力雖有一半是來自核能，但是「能源森林」將可以代替其中的四分之一，可見到二 0 一 0 年，以這項計畫取代核能發電並非不可能。 其實，核能發電既便宜又不會產生二氧化碳，但是瑞典人為了環保，選擇了一條放棄核能、減少二氧化碳的漫漫長路，除了「能源森林」, 該國也開始檢討實施二氧化碳排放稅，減少車講通行以防止大氣污染，甚至進行全國性省電運動等種種環保對策。 推動環保不遺餘力 今年初，全國各家庭、學校都收到由專家企畫，工會、銀行、國鐵、消費者聯盟、國教會等單位贊助，民間製作而成的環保畫冊和錄影帶，裡面不僅提及溫室效應，並廣泛說明了酸雨、沙漠化、熱帶雨林濫伐、汽車廢氣等各種環保問題。 由此可見，瑞典人對於環保問題不但觀念前瞻、著手領先，在環保觀念的扎根方面亦不遺餘力。 (取材自「AERA」) 收起你的第三隻手 下回當你注視商店裏的木偶模特兒時，搞不好她也正在反瞪著你，美國丹佛一位模特兒維護師顧提拉茲，正計劃向全美各百貨公司推銷一種叫做「安妮卓德 (Anne Droid)」的最新安全探測器。 身懷高技的女間諜 這種身懷高科技的「女間諜」, 眼珠裡藏著錄影磯，鼻子上有麥克風，能當場「逮著」在商店裡行竊的扒手，記錄在錄影帶上，「而你根本不知道她正在監視你。」顧提拉茲說。 有偷竊癖的顧客、不老實的店員使美國零售商每日損失達三千五百萬美元，已到不堪負荷的地步，不得不開始採用像獨裁國家「老大哥」的那一套電子監聽術。 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統計，在商店裡順手牽羊是美國上升最快速的犯罪行為，過去四年就增加了三三 %。商店每年投下越來越多的財力來遏止偷竊，一九八七年花了約兩億美元，較前一年度增加將近一 0%。 最新發展的監視設備多半兼顧效率和避免觸犯顧客，不少新產品替商人在商店各角落佈下眼線。一種閉路監視系統使經理人員能從畫分為兩半的螢幕上，一邊監視收銀員，一邊看到收銀機收款的情形。有些商店把照像機藏在圓頂天花板的毛玻璃後面。 芝加哥火車站內一些高級的連鎖商店，則把監測員藏在八尺高、裝有反射玻璃的中空廊柱內，稱之為「特洛伊木馬」。此外至少有十二家主要的零售商，在商店播音系統中播放聲音微小，但剛好可讓人聽見的訊號，像警笛聲、牢門的鏗鏘聲，甚至「偷竊是不誠實」的警語等。 最好的安全措施 高科技設備並非防遏偷竊的唯一有效途徑。三年前，芝加哥一家連鎖商店定下了完整的計畫 -- 訓練店員辨認扒手、讓經理人員承擔偷竊損失的責任，甚至提供五百元美金，獎勵密告不誠實的店員 -- 偷蠢事件果然降低了三分之一。看來，眼尖的店員才是最好的安全措施。 (取材自 Newsweek)

經濟學人觀世界

美國電視在歐洲喧賓奪主 歐洲共同組織跟美國又在鬧意見了。這回的焦點是在歐洲電視上播映，每年起碼賺到十億美元的美國片。 對美國而言，娛樂事業是僅次於國防的第二大宗外銷產品。今天，美國影片對歐洲電視的輸出量比一九八三年時增加了五倍，美國節目已占歐洲電視每年播映時間二十七萬五千小時的一二 %; 而歐洲電視頻道還在增加，因此影片交易量顯然將繼續成長。 這筆影片交易不僅替美國電視製作公司賺進一大筆錢，對美國影片製作公司也大有俾益。因為像「蝙蝠俠」這類在美國國內票房就可以賣到十億元的熱門片，雖然看不上歐洲票房的區區三百萬到一千萬元營收，但是對其他十部中只有一部能在美國市場收回本錢的一般影片，歐洲市場的利潤就不可小覷了。 美國娛樂業大亨重視歐洲市場還另有隱情。在過去一年半中，涉及傳播事業的購併金額已飆到七百億美元；華爾街的股票炒作大戶不斷放出風聲，使投資人相信傳播事業越大越賺錢，特別是就海外市場而言。 電視無國界 新近兼併的「時代 (Time)」和「華納公司 (Warner)」就認為，團結就是力量，今後在歐洲市場可以如虎添翼，兩家公司甚至已經開始盤算買下幾家歐洲的傳播公司。 歐洲共同組織卻起草了一份美其名曰「電視無國界」的管理方案，建議各國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保留「大半」的歐洲電視時間給歐洲製作的節目和影片。這個方案從去年起一直懸而未決，而且風波不斷，例如西德和丹麥就認為歐洲共同組織不應該干涉各國的文化事務。 部分立場較為溫和的國家，包括英國，已簽署同意；但英國政府還是認為「實際可行」這幾個字的「但書」, 使得整個方案缺乏約束力，不能據以設定電視時間限額。英國傳播業大亨羅伯。麥斯威爾則建議政府接受在全歐洲設定溫和限額的制度，不然有些國家會自行嚴格設限。 美國的傳播界對這種溫和立場卻不領情。代表美國八大電影製片公司的「美國電影協會」利代表獨立製片公司的「美國電影推廣協會」, 正在向美國政府遊說，希望美國和歐洲簽署新貿易條約時採取報復行動。布希總統看樣子可能會聽命而行。 設限損人不利己 美國電影製片公司堅稱，美國並未對外國電視設限，而大多數歐洲國家目前也沒有設限措施，因此任何形式的設限都是不友善的行動；何況立場強硬的國家，像法國，大可利用方案中的曖昧字眼，自行設定更嚴格的限額。 美國電影製片公司本身雖然不是什麼好東西，但是對美國電視設限的確是損人又不利己的事。立場溫和的國家很可能根本對這個規定置之不理。像葡萄牙的大部分電視節目都靠巴西提供，它根本別無選擇。 目前英國的電視台一致為歐洲節目保留「合理的比例」 全部電視時間的八六 %; 獨立的電視台卻只肯保留六五 %, 並且辯稱這樣並未違背方案規定的「大半時間」。此外，英國政府容許收費電視網「空中暨英國衛星傳播網 (Sky and British Satelite Broadcasting,SBS) 不必遵守限額，因為「不切實際」。美國批評這些做法簡直是隨心所欲。 目前法國是對方案詮釋最為嚴苛的國家。好萊塢的眼中釘，法國文化部長賈克。朗要求每一家電視台必須保留六 0% 的時間給歐洲節目，而且其中一半必須是在法國攝製。去年虧損累累的法國電視台無不怨聲載道。民營第五電視台批評這種規定是「謀殺」, 而且抱怨法國拍的節目根本不夠播放。 在法國，最熱門的節目是「朱門恩怨」、「幸運之輪」等美國節目，可是朗先生絲毫不肯讓步；今年七月，兩家超時播出美國節目的電視台真的被罰款一千萬元。 無理性的保護主義 這種作法算不算毫無理性的保護主義？當然是。一個國家的政府想扶助本地的電視、電影製作是合理的 -- 尤其像法國，它的節目缺乏海外市場，實在沒有多少利潤但是最好的扶助方法應該是補貼，設限是不管用的，沒有人會為了愛國而甘心看爛片。 好在設限還是有一點好處的，至少迫使好萊塢製片廠不得不在歐洲設廠。環球製片公司正考慮在英國找一塊價值五億元的地點設廠。事實上，許多美國片已經是在英國完成大部分，因而可以算是「英國片」了。 總有一天，美國片會為了一張「歐洲製」的執照，而跑到盧森堡去配樂，而這一天恐怕已經近在眼前。可憐，朗先生要痛心疾首了。 東歐人民出走記 真討厭！西方人的夢想竟然成真了。多年來西歐人一直慫恿東歐國家讓他們的人民自由移民，現在東歐人其的源源不斷湧出來 -- 今年至少會有一百萬共產國家人民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移民。 西德政府因為申請攻治庇護的人太多，不得不關閉駐東柏林和布達佩斯的外交單位。西德總理科爾甚至寫信給東德共黨總書記何內克，拜託他把「那邊」搞得像樣點，免得那兒的人老往外邊跑。 「用腳投票」 其實，東歐人民大出走，對東、西歐政府都是難題。 這一批用腳投票的人之中，有德國血統的人最多。西德政府估計，今年起碼會有三十三萬德裔人分別從蘇聯，波蘭和羅馬尼亞移民到西德；還有九萬東德人更會以「西德公民」的身分，堂而皇之地進入西德；至於從最近開放的奧地利 -- 匈牙利邊境溜到柏林，或溜進西德駐東柏林、布達佩斯和布拉格辦事處的德裔東歐人更是數以千計。 其次是土耳其裔人。過去四個月內就有將近三十萬人，從保加利亞逃到土耳其。還有大約兩萬名羅馬尼亞人，逃離獨裁者西奧塞斯庫的魔掌，他們先跑到較開放的匈牙利，或越過多瑙河到南斯拉夫，再俟機到西方國家。 更有不計其數持旅遊簽証的東歐人在西歐國家延期居留，打工賺錢。這就難怪最近從華沙到倫敦的班機老是客滿，在羅馬街頭擦車窗的人也多半來自波蘭 -- 想想看，西方國家一個月的工資，回到家鄉，可以在黑市換得三年的工資。 這股移民潮是「開放政策」直接、間接造成的結果。東歐國家放寬旅遊限制，使人民獲得大好機會離家出走；戈巴契夫一心想巴結波昂政府，當然就得讓更多的德裔蘇聯人返鄉；而部分東歐國家的開放，也對其他強硬派領袖像東德的何內克或保加利亞的契夫可夫造成壓力，不得不讓更多國民移民國外。 看來移民潮還正方興未艾。東德一千七百萬人口中至少有一百萬人打算出國，流落東歐各國的三百萬德裔人和保加利亞境內的六十萬土耳其裔人也不甘人後。在可見的未來，東歐國家的改革開放雖然可能減少政治異議分子逃往國外，但改革帶來的經濟慾望恐怕會引誘更多人往外國跑。 移民潮方興未艾 西方國家應該歡迎這股移民潮，西德人或許還記得，一九四五至四六年間，從中歐西萊西亞地區逃到西德的一千兩百萬難民，協助他們建立了經濟奇蹟；今天的新移民也來得正逢其時 西德的建築業正鬧工人荒，而全面的勞工荒也已逼近眼前。西德內政部長說:「既然我們在四 0 年代那麼艱苦的時候，都能吸收上百萬的難民，今天我們富裕了，容納幾十萬人應該不是問題。」 可惜經濟繁榮並沒有使西德人變得更慷慨；替新移民找工作，找住處都要花不少錢，而且很多人根本己經不會說德語。以反對收容移民起家的極右派共和黨在六月的歐洲議會普選中贏得七 % 選票，政客們對此甚為緊張，深怕東歐移民潮會更加助長共和黨的聲勢。 西歐國家應該分擔一點責任，譬如說從共同市場的基金中提取一些補助，當可不無小補。但是西歐人更需要的是道德勇氣，他們不能獨善其身，向渴望自由的東歐人賞以閉門羹。

個案研究:實力見真章

案例一:「大」不一定賺錢 美國紙業巨人國際紙業公司 (International Paper Co.) 去年生意鼎盛，營業額破紀錄衝上九十五億美元，其中淨利為七億五千四百萬美元，比前一年成長八九 %。 比比看 小小的格拉飛特紙業公司 (P.H. Glatfelter), 卻以一四。二 % 的稅後盈餘，將規模大它幾億的國際紙業公司的光芒比了下去；事實上過去五年中，格拉飛特的投資報酬率始終是國際紙業的三倍。 比比看，兩家公司有何不同？首先，二者管理階層的穩定性完全不能相提並論。格拉飛特現任總裁湯姆士。諾瑞斯是該公司開張一百二十五年來的第七位總裁，也是唯一不是由內部拔擢的總裁。相對地，國際紙業的現任總裁約翰，喬治斯已是該公司自一九七 0 年代初期以來的第五位領導人，而且是其中第四位自外面物色來的「空降部隊」。 再看看兩家公司的內部勞資關係。小公司的諾瑞斯經常誇口自己可以叫出公司裡一千兩百五十位員工的名字；而喬治斯不但辦不到這點，他的公司最近還發生一場長達十六個月的工潮。 最後，兩家公司的市場也不同。國際紙業由於生意做得太大，較易受國際紙價波動的衝擊；而且它還得生產一些不怎麼賺錢的紙類必需品。 專做獨門生意 格拉飛特卻跟一般小公司一樣，專做獨門生意，例如華爾街股票廣告用紙、教會團體的福音傳單，甚至捲香煙的包裝紙，諾瑞斯得意地說:「我們專挑適合本公司產品的顧客，一旦挑中了，我們可是拚了命也會讓顧客滿意。」 案例二:「大」也能贏 二十七年前，山姆。華頓創辦的華爾商場 (Wal-Mart) 在阿肯色州開張；同時間不同地點，赫伯。費許也開了他的第一家詹姆斯威 (Jamesway) 日用品超市。 兩位老闆是好朋友，同樣喜歡樸實無華的辦公室、稱呼員工為「夥伴」、強調「我們關心您」的服務宗旨，但是二十七年後，兩家公同的成長和利潤截然不同。華爾已是詹姆斯威的二十六倍大，稅後盈餘是後者的三倍，每平方英尺的樓面銷售業績也是後者的兩倍。 利用「大」的優勢 費許承認，華頓充分利用了「大」的優勢；華爾連鎖店的店舖經理都須在華爾研究中心受訓；華爾以六頻道的衛星電視網收集旗下連鎖店的資料、處理信用卡購物，並隨時將公司各種訊息傳達給所有員工；華爾還創新發明收銀機電腦紀錄出貨系統，確實追蹤進貨、出貨和存貨紀錄。 更重要的是華爾始終維持苦幹精神。資深經理一週五天得巡迴督察店舖，週六還得照著電腦分析的建議，督導員工重新擺列貨品。這一切使華爾越大越有勁。 案例三：以小吃大 一九八四年，LTV 公司總裁雷蒙黑買下了當時行將倒閉的共和鋼鐵公司 (Republic Steel Corp.), 期望兩家大公司合併可以大幅提高產能，進而占有更大的市場。 迷你工廠 相對地，伯明罕鋼鐵公司 (Birmingham Steel Corp.) 老闆傑姆士。托德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他收購許多生產效率低落的小工廠，期望改善它們的產能後，建立一個以「迷你工廠」為主的公司，專攻特殊產品市場。 結果是，LTV 在一九八六年因無法克服兩個超大型工廠合併的困難，而宣告引用聯邦破產保障，方得苟延殘喘。反觀伯明罕公司今年前兩季的銷售額可望達到四億美元，其中淨利即有四千萬美元。 伯明罕的成功秘訣與許多小公司大致相同：聰明有幹勁的老闆、靈活的管理規則、省錢而高效率的設備和專門性的產品。 伯明罕捨棄一天八小時、一週五天的傳統工作日程，改採一天十二小時、一週工作三天、隔週工作四天的新日程；結果產能因一天三班制簡化為兩班制而大為提高。 吞噬大公司 針對大公司的缺點，LTV 也開始學習小公司縮小組織、集中主攻特殊產品、以分紅、授股等方式刺激員工工作動機。但是鋼鐵界仍然不看好大公司，他們預測像伯明罕這樣的小鋼鐵公司將繼續吞噬大公司的市場，到西元二 000 年時，大公司將拱手讓出三六 % 的鋼鐵市場占有率。 案例四:「小」有小的好處 金融界都在談論打入國際市場，美國聖路易州愛德華 (A.G. Edward Inc.) 公司的老闆班傑明。愛德華可絲毫不為所動。他說:「聽起來好像我不識時務，不過我決定只為本地客戶代理投資業務。」他寧可花時間研究如何為已有的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也不願花時間研究不熟悉的業務。 相對的，投資公司的龍頭老大梅林投資公司 (Merrill Lynch & Co.) 的總裁威廉。什瑞葉卻以建立世界據點、競標巨額投資項目為努力目標。可惜規模「大」並不保證賺錢。梅林公同比愛德華公司大二十二倍，去年它的稅後盈餘卻只有後者的四分之一。 賺錢之道，專心而已 愛德華公司的賺錢之道唯「專心」而已。例如，當梅林公司在六 0、七 0 年代往房地產投資業務冒進時，愛德華公司紋風不動。到一九八六年，梅林公司因房地產不景氣，被迫廉價脫手；至此，什瑞葉也不得不承認愛德華謹守本分是正確的。 梅林公司或許可以從這個教訓學到一個許多小公司早已熟知的真理：專注努力少數幾件事的人，一定比樣樣事情都想嘗試的人做得好。 (取材自 Business Week)

企業規模的迷思-大?小?

美國人一向崇拜「大就是美」。過去三十年中，經濟系學生都熟知經濟學大師保羅，薩孟孫 (Paul A. Samuelson) 的金科玉律:「大才能創造成功，而成功又會生出成功。統計數字也證明，利潤增加與公司擴張成正比。」 因此，美國企業家一貫追求的目標，是使自己的公司名列五百大企業，而不是製造最好的產品。 數字不饒人 然而自一九七 0 年代末期以來，為美國創造十幾萬個就業機會、開發無數新科技產品的卻是小公司。小公司逐漸取代大公司，成為美國經濟的支柱。 投資高手羅森推許小企業:「電腦業中，幾乎所有主要產品 -- 從微處理機、個人電腦、迷你電腦、電腦工作站、超級電腦，到數不清的電腦軟體 -- 都是由甘冒風險的小公司開發上市的。美國經濟能在國際競爭中生存，全靠這些小公司。」 過去，外國企業家想瞭解美國經濟的成功之道，一定要去參觀底特律的大汽車廠或是匹茲堡的大鋼鐵廠；今天，加州的矽谷和一二八號公路兩旁的科技工業區，才是他們注目的焦點。 數字更不饒人 -- 根據美國商業週刊的統計，在全國一千大企業中，大公司與小公司的數目為四比六十七 -- 顯示大公司真的已經喪失了它們在美國幾種重要企業中的領導地位；更糟糕的是，全國有超過半數大公司的投資報酬率，低於該種企業的平均投資報酬率。 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 (Peter S. Druker) 在他的經典之作「企業觀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中曾推許美國通用汽車公司 (GM) 為大企業的成功典範；但是近幾年杜拉克卻認為，像通用、國際電話電報公司 (ITT) 等大公司已一無是處了。 問題究竟出在那裡？「「大」的壞處是事事想管，事事管不好。」杜拉克一語道破了大企業的問題所在。 公司小，彈性大 批評者指出，公司越大越好的趨勢在六 0、七 0 年代發展到極致，此後這些大公司便漸漸走下坡，失去創造力和效率。 傳統大公司多採由上至下、金字塔型的組織結構。各部門依功能畫分，彼此間的聯繫由最上面的行政部門統籌，所有決策也由它決定、主控，結果是行政部門日益膨脹，終致蹣跚難行；更嚴重的是阻礙了員工發揮想像、創造的潛力。 而維持龐大的工廠生產線、行銷網、注重長期的研究規畫和追求穩定重於成長的觀念，在產品加速汰舊換新、流行專門性和個性化產品的今天，也顯得僵化而無用。 近年來飛速成長的西普斯半導體公司 (Cypress Semiconductor) 創辦人羅吉斯說:「大公司總認為更上層樓是難如登天的事，它們花在解釋自己為何不做某些突破的時間，遠多過實際去追求新目標的時間。小公司卻是看到挑戰，只要算清籌碼、得失，就立即行動。」 主張「彈性、衝勁」才是今日商場競爭最高準則的人士，指責就是不知應變的大公司使美國工業在遭遇來自海外的強勁挑戰時，特別是在鋼鐵、紡織、汽車和商用電腦等領域中，敗下陣來。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去掉大公司的贅肉 湯姆斯。畢德士 (Thomas J. peters) 在一九八二年著作出版「追求卓越」一書時，還把美國大公司的成就捧上天，今天他卻嚴厲抨擊大企業的懶散，積極主張企業應有衝勁。他指出:「為大公司去除贅肉的辦法有二，一是來自國內衝勁十足的小公司的挑戰，一是國際競爭，而今天前者造成的效果更勝於後者。美國的經濟實力充分表現在蘋果電腦之類新崛起的小公司竟能嚴重威脅 IBM 那樣的超大型公司，使後者力圖振作。」這種競爭才是美國真正的王牌。 這一派人士並且認為，公司越大越沒有效率。畢德士毫不客氣地指出:「公司一長大，就變得拖泥帶水。」事實似乎確實如此。伯明罕鋼鐵公司生產一噸鋼鐵所需的人力，只有傳統大鋼鐵廠的三分之一；Compaq 電腦公司開發新產品的速度，比 IBM 快三至五倍，競爭形勢的優劣高下立即可見。 西普斯半導體公司的羅吉斯親身驗證了「大未必是美」的道理。西普斯生產專供特殊用途的高速電腦記憶晶片，營業額在五年內成長到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羅吉斯卻發現問題來了。「當公司營業額只有五千萬時，我可以叫出每個員工的名字；可是它越長越大，我發現自己根本照顧不過來。」 羅吉斯的辦法 他把公司各部門做更精密的畫分，結果反而更糟，各部門間互相諉過爭功，「內部的鬥爭差點嚇壞了我，」羅吉斯說:「我想唯一的解決方法，是使員工重新建立公司剛起步時，大夥同甘共苦和錙銖必較的節儉精神。」 羅吉斯的辦法是讓分廠成為獨立的公司，任命一位他所信任的主事者後，就將經營權完全讓出，由新主管自組董事會和行政體系。結果這個廠以破紀錄的速度成長，一年不到，營業額已達四十萬美元。透過許多獨立、平行卻彼此合作的小公司，羅吉斯認為他仍能達成世界最大半導體製造商的夢想。 美國近年成長最快的成衣零售聯鎖店 The Limitd 總裁李斯利。魏思勒，在前年該公司營業額成長到四十億美元時，也發現公司已大到難以管理的地步 -- 無法掌握顧客的特殊品味、存貨和配貨系統缺乏效率 -- 再不想辦法，就要踏上通用汽車公司的覆轍。 魏思勒在去年初將公司全面改組，各部門分別獨立經營，讓部門經理和中級主管擁有自主權，營業狀況立即好轉。 小才是美？一部分學者專家卻對這種「小才是美」的說法不以為然。他們認為，美國五百家大公司的生產總額仍占全國生產總額的三 0%, 而全美八 0% 的科技研究員和工程師也受雇於大公司；因此，一位商情分析家說:「只有大公司才可能累積足夠的資源，好跟外國那些龐大、有時甚至是國營的公司，一較長短。」 挑起這場企業大小論戰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查爾斯。佛古森甚至指斥「小才是美」的說法為「一派謊言」。他認為小公司由於「資源不足」和「不穩定」, 注定無法贏得國際競爭。「絕大部分的小公司都不會用心培植員工，也不肯花時間跟供應商和顧客建立長期的供需關係，而這正是日本公司的長處。」 佛古森略帶諷刺地說:「那些看起來衝得很快的新公司，多半風光五年就消失了。在矽谷，所謂的事業遠景指的只是年底的公司分紅！這些公司只會分散資源，削弱美國的整體競爭力量。」 「哈佛商業評論」的編輯西歐德。萊維特也說:「有些事只有大機構才做得來。譬如誰會去研究怎樣上月球或接通阿拉斯加油管呢？你想小公司會去投資一項五年才能完成、開始回收的計畫嗎？再說大公司也比小公司穩得多。你如果有一筆退休金，會投資在那裡？奇異、IBM、飛利浦電器，還是某家剛開張的小公司？」 大小通吃 儘管正反雙方爭執不下，許多公司負責人卻認為雙方都忽略了對方的優點。事實上，今天全美各地的大公司所關心的是如何學到小公司的優點；而小公司也不斷擴張，希望能像大公司一樣，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廣大的行銷網。杜邦化工公司的資深副總裁亞力山大，麥拉奇蘭說:「我覺得大有大的好處，小有小的優點，兩者兼得豈不更美？」 因此，各大公司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柯達公司、嬌生化工公司、惠普電子公司等，都紛紛縮小總公司的決定權、簡化決策審核過程、裁減與本身主要產品不相干的分公司投資、讓有用的分公司擁有更多獨立自主權、減少對分公司主管的監督等。奇異公司總裁魏爾區稱此為「大小公司混合體」-- 既能運用大公司的資源，又有小公司的彈性和效率。 其中較成功的，如嬌生擁有一六六個自負營虧責任的分公司，惠普則有五十個。根據凱尼顧問公司的統計，在兩百家大公司裡，只有十二家連續十八年維持盈餘，這些賺錢公司的致勝之道正是分權、簡化管理。它們平均每千名員工只有七個管理人員，一位中級主管就能決定兩千萬美元的生意或支出。 大公司縮小體制的另一個辦法是一貫作業改為部分轉包。蘋果電腦公司總裁約翰。史庫利發現，與零件製造廠、供應商建立良好合作關係，可以使母公司保有更大的彈性。「如果別的公司能製造更好的記憶晶片或磁碟機，蘋果電腦何必還要自己做？」他說。 根本問題在管理 然而，儘管總公司的管理人員不再參與大部分的決策，公司主管仍需瞭解各相關公司的運作，才能執行溝通協調、聯繫合作的任務。IBM、蘋果電腦、飛利浦電器等超大型跨國公司靠電子通訊網路解決這個平行溝通的問題。這些跨國公司的組織雖然像蛛網一樣遍佈全球，卻仍能達到迅速反應市場的彈性和效率。 大公司重整成功的例子證明了一件事：公司大小並不是問題，問題在於管理的方式是不是過於複雜。大多數公司負責人認為，公司究竟該多大並無規則可循。 一家公司的原則是：當一個部門擴張到該部門的經理都弄不清內部的事務，或無法瞭解顧客需要時，這個部門就該分殖了。目前美國鋼鐵界最賺錢。的渥辛頓公司 (Worthington Industries Inc.), 始終堅守一個工廠絕不超過兩百五十人的原則。 一家大公司主管說:「當員工花在內部權力鬥爭的時間，超過花在執行業務時，你的公司就太大了。」另一位則說:「如果員工沒辦法直接跟總經理見面談問題；或者，追查一件公文要經過幾道轉折，就表示這個公司已經太大了。」 愛拚才會贏 然而誠如通用汽車公司總裁所言:「大並不表示一定會成功，小也不保證一定能賺錢。真正重要的是要有肯衝、肯拚、隨時質問自己下一個目標在那裡的企業家精神。」 (改寫自 BusinessWeek、Business Month)

累死日本上班族

不分通勤或非通勤時間，電車裡大部分都在打瞌睡的人、電視上不斷出現的提神解勞劑廣告，以及最後一班電車裡衣冠楚楚卻東倒西歪、醉得不知已到終站的男人......, 都在訴說著一個事實：日本人太累了。更殘酷的是，長期過度的勞累往往造成他們猝死。這就是所謂的「過勞死」。 山田優三，五十五歲，一位地方郵局的職員。一九八七年十月十六日，他和平時一樣擔任下午五點四十分到次晨九點四十分的十六小時勤務 (中間有三小時的小睡和進餐時間), 主要的工作是將郵件按區分類。當晚九點二十分左右，他上四樓搬運歸類用的箱子，其他同事看他臉色不對，勸他坐下來休息。休息數分鐘後，他站起來想回到工作崗位，卻就此倒地不起，死因是腦血管破裂。 「過勞死一一 0」 類似這樣的事件在各地不斷發生。由律師、醫生、工會人員組成的「過勞死一一 0」專線，於去年六月正式成立。不到半年間，來自全國請求協助的案例有三百五十多件。 其中東京的一百二十五件裡，就有一 0 七件是「過勞死」, 死因幾乎都是腦血管破裂、腦出血等循環系統的毛病；年齡以四、五十歲的居多，工作背景以白領的公司員工為最多，其次是管理人員、公務員、技術人員等。 請求協助的人訴說的過勞原因都差不多：工作時間太長、勤務不規則、加班趕交貨、出差過多、單身赴職等等。將這些原因和前述的現象加在一起，不難推敲出問題出在日本這個社會。 雖然很少人認為努力工作是錯誤的人生觀，但是公司要求不斷加重「努力」的程度，因此大都市裡晚上九、十點仍然可以看到燈火通明的辦公大樓。 大阪西淀醫院的田尻俊一醫生，從社會醫學的角度剖析「過勞死」的勞動特徵有三項：反生理的勞動、密集的勞動和長時期的勞動。 例如前面舉出的郵局員工之死，就是「反生理的勞動」造成的。公司業務「二十四小時化」除了出現在製造業之外，零售、批發、餐飲等行業也都「夜不閉店」。結果，「人的身體在本能上想睡覺，卻用理性的刺激讓自己醒來，促使腦子的疲憊加重。」田尻醫師表示。 總工時不降反增 第二個特徵：密集的勞動，指的是日夜顛倒之外，在一定的時間內要完成一定量的工作，而且不能出錯。這種壓力加諸於反生理勞動之上，使人的神經不得不隨時繃緊、迅速反應。 最後是長時間工作。雖然日本各界都在討論「週休二日制」, 政府也鼓勵大家多休假，但是看看日本人全年的總工時；一九七七年是二 0 九六小時，十年後竟然是二一一一小時，不降反增。在這種每天幾乎都要加班的情形下，田尻醫師指出:「一點一滴的疲勞都是會累積的，久而久之就是形成過勞死的重要原因。」 不過，他也表示:「沒有某種危險，是不會出現心肌梗塞、腦血管破裂等症狀的。從病理學上來看，一個健康的人不會突然倒下來。」換句話說，過多、過長、過繁的工作若沒有危險因子助紂為虐，要讓人猝倒並不容易。 由於腦出血的危險因子有高血壓、年齡、遺傳、飲食習慣、飲酒過量；心肌梗塞的危險因子是吸菸過量、膽固醇太高等，因此，分析「過勞死」的成因時也不能忽略個人和家庭層面。 飲食習慣不當 國立公眾衛生院疫學部成人病室主任上炊鐵之丞指出:「在許多場合中，菸、酒、吃飯等生活習慣往往附隨於工作。」 女子營養大學的足立己幸教授發現，日本上班族在飲食方面有一共同的現象：早上七點四十分出門，中午在公司附近的餐廳吃飯，然後一直工作到晚上九點下班，中間只在六點左右到外面吃一碗麵。離開公司後和同事去喝一杯，回到家已經十一點，再吃一些麵包、水果，約一點左右就寢。第二天早上不吃早飯。 這樣的飲食習慣，缺點在於攝食不均；一半以上的攝食量都集中在午後，特別是宵夜很容易轉為脂肪堆積在體內。 其次是喝酒。人的睡眠分為四個階段以及最後的半睡半醒狀態，一般說來，第三、四階段的「沈睡期」是消除疲勞最有效的一段，時間愈長，第二天就愈有精神。但是喝了酒，「沈睡期」會縮短，第二天過了中午人就開始疲倦。雖然也有實驗證實喝些酒可以幫助入睡，但是也可能造成酒精依賴症，「沈睡期」因而完全消失。 家庭也是緊張源 因為工作或交際應酬而失調的生活習慣，影響身體的健康。另一個因素卻可能危害精神的健康，那就是家庭。本來，家庭的功能在於讓家人的身心得到放鬆，但是現在，家庭卻是另一個緊張源。 心理科學研究所所長高橋宏指出，在家夫妻倆開口閉口就是嫌薪水太少、羨慕鄰居赴海外旅行或買了大型電視、小孩的教育問題、父母親的安養問題、購屋貸款的償還等等，促使一家之主即使早下班，也寧可與同事去喝酒或流連於小鋼珠店。最近的報導還指出，許多父親為了彌補平時與子女疏於相處的愧疚，在休假期間舉家出遊，結果是休假比上班更累。 休假結束之後，他們仍舊要早起出門擠電車，然後像潮水一樣湧向車站出口、破散如浪花，消失在都市的水泥叢林之間。那一個個硬挺的背影，隨時可能會傾頹，叫人無法與這個強盛的經濟大國聯想在一起。 一大諷剌 「疲勞」已經是日本整個社會的問題，而且是這個經濟大國的一大諷刺。要解決這個問題，單靠「週休二日制」、縮短工時，或採行彈性工時等政策，效果可能不彰。從眼前的現象分析看來，「觀念」似乎才是問題的癥結。 有一天，當電視上不再出現解勞劑的廣告時，日本或許才算是真正的富裕國家。 (取材自 WEEKS)

美國式選舉,窮人的噩夢

教科書留給人們一幅圖畫，就是從二次大戰以來，美國人民在收入與人生機運上越來越平等。 首先是勞工，透過工會獲得了美國生活中大部分可期待的事物，緊跟著就是黑人與婦女。固然，黑人的貧窮仍是個頑強的難題，女人也仍不能與男人同工同酬，然而整體言之，美國人相信，貧富不均是個大家不斷在彌補的錯誤。 這種想法其實錯了。過去十年來，不僅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鴻溝擴大了，就連富人與中產階級之間的距離也加寬了。(根據國會預算中心一九八六年所下的定義，最上層五 % 的富人是指家庭繳稅前全年收入超過十二萬四千美元的人，而任何家庭成員為四人，年收入低於一萬一千美元則為窮人。) 第一個就是以廣大民意為基礎的民主黨崩潰了，這使得家庭年收入在三萬元以下的中下層人民，在政治決策過程中的聲音越來越小。而政治聲音喪失的結果，便是這個階層的經濟利益越來越無法有效地表達。 貧富不均默默惡化 該中心一九八七年的報告指出，大部分美國人的收人，在一九七七年和八八年之間並未增加，甚至繳稅後還減少了。然而同時期最上層五 % 家庭的平均收入卻增加了三萬多美元，最頂端一 % 的有錢人，甚至增加了約十三萬美元。經濟與政治的權力似乎正從中產階級的手中流向少數有錢人。 這種新的貧富不均現象，本質上是隱形的。人們也許感覺到自己的權力正在喪失，有些人知道自己正在喪失金錢，但損失的程度只有在統計數字對比下才看得出。到目前為止，收入在稅後毫無增加的人，並未對上層五 % 的人心懷不平。他們沒有要求改善，是因為尚未察覺貧富不均乃是個集體的問題，而沈默的結果是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一天比一天惡化。 這個隱形的問題不會成為今天的頭條新聞或引發明天的暴動；然而當一般人的期望不斷受挫，而少數人享有的生活和多數人不得不認命、自責、對社會感到無望的生活成為諷刺的對比時，它就會隱隱地浮現。 在新的貧富差距背後，有兩個過去二十年來緊密相關的政治發展。 選戰菁英控制政治 第二個發展是一輩專擅於募款、民意調查、諮詢的選戰菁英，正逐漸控制了政治。本來地方性組織的最主要功能是動員勞工及中下階層的團體，現在它們卻被依賴電視及大量金錢的科技性選舉活動所替代。 這群新的選戰菁英由將近三十名共和黨及民主黨的顧問和民意測驗專家組成。他們多半以華盛頓為基地，在總統大選和參議院選舉中負責戰略，甚至在州長、眾議院、及地方性議案投票等選戰中亦舉足輕重。 同時，能替參眾議員組織募款的遊說人士的影響力日益加重。例如從華盛頓一家公共事務遊說公司和一家政治諮詢公司的合夥關係，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單是一個公司組織就能牽連多少政治與特殊利益。過去兩年來，這家公司的股東之一布萊克替眾議員傑克。坎普經營選務，另一股東凱利是參議員艾伯特。高爾的主要募款人，亞特。華特則替布希經營選務。此外，此家政治諮詢公司還曾為參議院與州長競選人擔任顧問，如德州的葛蘭姆、北卡羅萊納州的赫姆茲、佛羅里達州的郝金斯、南卡羅萊納州的坎培爾。 一九八六年，美國將近有一萬一千人受雇為登記有案的華盛頓遊說人。這些對國會、行政部門、及立法機構擁有專門知識和影響力的智囊人物，經常折衝於上述機構和私人企業之間，成為一批新崛起、精於公共政策與政治手腕的專家階層。 民主黨沒落 這些新的菁英分子在制訂政策時，往往不顧選民的經濟利益；他們的得勢，其實只是整個政治權力重心改變後的一部分現象。這種權力轉移所造成的政策重心轉移，在稅後收入重分配的政策中最能看出 -- 美國自民主黨的羅斯福與杜魯門總統主政以來，藉課稅與支出政策，來漸進分配社會財富的政策已完全逆轉。 在國防與社會福利預算的競爭中，也可看出類似的權力重心轉移。根據一九八七年的資料，一九八 0 年時的國防預算占總預算二二。七 %, 到八七年增加為二八。四 %; 同時期，用於教育、訓練、就業、社會服務、健康、收入保障和房屋的聯邦預算，卻從八 0 年的二五。五 %, 降為八七年的一八。三 %。這個預算支出的優先次序充分表明了共和黨勢力日增。 勞工運動瓦解 在窮人、勞工和民主黨勢力紛紛消減的過程中，勞工運動瓦解是最重大的關鍵。一九七 0 年時，工會會員數目停止增長。該年工會代表有兩千一百萬名勞工，占所有非農業勞工人數的三 0%。到了八 0 年時，工會會員降為兩千萬，而同時期的總勞動力卻增加了，因此工會會員占勞動力的比率降為二三 %。此後由於雷根開除了一萬多名罷工的航空管制員，且安排一群管理型的官員進入國家勞工關係局和勞工部，更使工會組織加速瓦解。從一九八 0 年到八七年工會會員占勞工比率又從二三 % 降為一七 %。不僅如此，工會會員十五年來急速減少，由二千一百萬降為一千六百多萬人。 工會沒落的同時，傳統的製造業、礦業、營建業亦轉移為科技和服務業。根據一九八七年的總統經濟報告。從一九七 0 年到八六年間，較樂於參與工會組織的產品製造業人口只從二千三百萬增加為二千四百萬，而對工會抗拒性極強的服務業人口則由四千七百萬增為七千五百萬。 七 0 年代初期，勞工組織的問題更為惡化。低廉的外國廠商帶來的激烈競爭，使美國許多主要公司在薪資及福利上開出極不利的條件，令工會領袖措手不及。公司寧可放棄有工會制的工作場地，到工資低廉的海外國家，或沒有工會團體的南方、西南方去投資設廠。 工會組織的重重困難對民主黨的傷害尤深，因為工會是維繫民主黨與勞工階級少數僅存的機制。 上述幾項形勢的發展，使民主黨內權力真空，以致一群富有、自由派、能說善道的改革派掌握了黨的領導權。他們不斷攻擊黨的傳統組織，要求改變選舉的財務營運，諷刺的是，這反而有助於共和黨獲得政權。 募款活動主宰全局 競選活動使用昂貴科技日形普遍，使原來只是個重要因素的募款活動，變為主宰全局的因素。金錢需要量大增的結果，使共和黨掌握決定性的優勝權。能贊助選舉的人幾乎都集中在中上階層和有錢人，而這類型人正是共和黨的老搭檔。 這個層次中，兩黨不平等的情形最為明顯。過去五個選舉季中，共和黨募款從一九七七～七八年度的八千四百萬元增加為一九八五～八六年度的兩億五千萬元，而民主黨則只從兩千六百萬元，增為六千一百萬元。 加上過去以鄉鄰為基礎的政黨俱樂部和地方組織日趨沒落，更降低了勞工、中下階層選民對政治的參與，卻相對助長了有錢人參與政治的動員力。 比較而言，民主黨改革派的個人生活相當優裕，因此他們很難體會邊際稅率對勞工、中下階層民眾日益產生的壓力。一九七三年，自二次大戰後不斷上升的中等家庭收入突然停止成長，使賦稅對民主黨選民的壓力更加惡化。根據一九八七年的總統經濟報告和統計局的資料，從一九四七到六 0 年，家庭收入由一萬二千元增為一萬七千元；到一九七 0 年，再增為兩萬三千元，而一九七三年的兩萬四千六百元是最高點 (以一九八一年的幣值為準)。直到一九八六年這個記錄還未被打破。 民主黨在六 0 及七 0 年代所遭遇的各種打擊中，從長遠看，最嚴重的莫過於家庭收入停滯不升。民主黨自羅斯福總統以來，一直承諾要使美國持續成長、一代比一代生活更好。這個基本的號召如今卻被斲傷，人民普遍要求減稅。一九八一年的雷根減稅法案，使富有者更效忠於共和黨，也使飽受邊際稅率與通貨膨脹之苦的勞工與中上階層，從民主黨轉投共和黨。事實上，雷根革命要不是得到中上階層以外選民的支持，是無法成功的。 投票結構中的階層偏差 同時，有錢人政治勢力的成長，也反映在投票的結構上。從一九五 0 年開始，底層三分之一選民的投票率，比收入上層三分之一選民的投票率降低的速度快得很多。六 0 年代時，收入底層三分之一民眾的投票數，比上層三分之一選民的投票數，少了二五 %, 而最近更減少為四 0%。此種轉變對政黨選舉的結果影響極大。屬於民主黨的投票人逐漸減少，而屬於共和黨的富人卻持續前往投票，且投票率相當高。 另一個不利窮人的趨勢，是就業市場的資格、條件改變了。一九七 0 到八四年間，北部主要城市中，一些原本可提供窮人進入就業市場、只需受過很少教育即可勝任的工作大量減少，而需要高等教育才能勝任的工作卻大量增加。根據芝加哥大學威爾遜教授的研究，一九七 0 年以來，九個大城市中不需要高中教育的工作機會從三百萬減少為兩百三十八萬，需要較高教育的工作，則從二百萬增加為二百七十四萬。 本世紀末，職業市場將要求更高的教育水準。美國勞工部估計一九八六年到二 000 年之間約有二千一百萬個工作機會產生，大部分都屬於服務業或政府機關。傳統商品製造業的工作機會將減少，科技製造業中增加的工作機會仍不足以彌 補其損失。勞工部且預測至少要求一年大學教育的工作將增加，不需要高中教育的工作則會急遽下降。 這種趨勢使過去十年中，收入逆向分配的惡劣趨勢將更形嚴重。在美國式的民主中，那些失業或就業情況不佳的人在政治上是最無力的。傳統政治組織與工會的失職，使勞工階級、年收入在一萬到兩萬五千元的藍領勞工更難參與政治。這群由製造業淪入邊際性就業的低教育群，在政治上要發出些聲音就更為困難了。 失去製造業工作的這群人，雖然大多又找到全時間的工作，但不是薪水降低，就是福利減少甚至消失。這群收入減少、投票率降低的人，已成為政治上新的下層階級。 可以彌補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很多，除了財富重分配的稅制、隨物價調薪等直接措施外，還包括擴大公共服務的項目，從更廣泛的醫療給付到公家補助的日常保健、房屋與抵押補助、在職訓練、大學學費補助等等；然而除非收入底層的人民在選舉中提出要求，這些措施是無法獲得實現的。 平等價值顛倒 在美國這個國家中，要替那些缺乏財富、權力和通往政治決策管道的人爭取經濟利益，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透過選舉。然而隨著民主黨動員基層群眾的能力衰微，勞工組織的力量瓦解，要想創造一種具有批判力的群眾壓力，以產生有效的公共政策，來減少貧富不均的現象實在困難重重。令人憂心的是，假使上述的趨勢再繼續演進二十年，所造成的社會代價將會非常嚴重。 追求更多收入和生活機會的平等，絕不是為少數人利益著想，而是為國家利益打算。因為美國長久以來所獲致的社會和諧乃是奠基於邁向平等的歷史過程，今天平等的價值難道被顛倒了嗎？(取材自 The Atlantic Monthly)

國民黨功過四十年

元老觀點費希平 / 無黨籍資深立委國民黨就是太獨裁 我是民國二十七年加入國民黨的，當時是抗戰，民族的生死關頭。事實上，抗戰也都是國民黨領導的，雖然共產黨也發表過聲明，要共同抗日，但主力還是國民黨。在上海、台兒莊，國民黨的部隊犧牲都很大，共產黨有沒有犧牲？沒有，它說是槍口朝外，其實老扯後腿。抗戰很苦的啦，可是國民黨中一還是有些錯誤，比如說軍隊貪污、腐化就很嚴重；軍官吃餉、吃糧很多的。 國民黨最大的錯誤就是太獨裁，用人都是看蔣中正先生喜愛。後來很多投共的都是他帶出來的親信，個個驕兵悍將，誰都不服誰。像徐蚌會戰的時候，黃伯韜、邱清泉就不能合作。蔣先生完全是直線領導，很多人圍著他、捧他，人才他是不用的，只用些奴才。像張志忠之流後來投共，這個人無恥的很，可是會拍馬屁。 不能否認經濟成就 到了台灣，最大的錯誤就是引起二二八事件，無論如何，用軍隊對付老百姓實在不應該，這也是他用人不當的例子。還有像美麗島事件，怎麼會成立叛亂罪？幾個人拿棍子就可以叛亂嗎？這是國民黨不高明的地方。這種事情多了，百姓慢慢就不信任它。 國民黨真正轉變那是民進黨突破黨禁以後才開始的。有人講，說這是蔣經國的功勞，這也不錯。可是如果沒有民進黨的話，這些都是不可能的。記得組黨前兩天，胡佛 (編按：台大政治系教授) 還到我家裡去，問我可不可以再緩兩年？好像是說，陶百川 (編按：國策顧問) 去見蔣經國，這是蔣經國的意思。我當時就說，搞政治總是有點冒險，然後就組黨了。以後黨禁、報禁也都開了。 國民黨在政治上有很多錯誤，可是經濟上很有成就，我們是不能否認的。有人說，這是因為台灣人很勤奮，是不錯，可是大陸上的老百姓也很勤奮哪，結果呢？如果沒有好的政策引導，單靠勤奮沒有用的。 打倒國民黨不容易 剛來台灣的時候，佃農很多，又窮，貧富差距很大。我到菜市場買菜，只有空心菜，什麼都沒有，洋芋都是日本來的。今天台灣什麼都吃得到，成長這麼大，這是國民黨的功勞。但是呢？經濟發展也帶來污染，勞資糾紛等等問題，這也是國民黨必須加以克服的。 民進黨還不成熟，太急躁了，想讓台灣獨立。有人整天喊著要體制外革命，要打倒國民黨不是這麼容易的啦，台灣內亂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國民黨的性格跟領導人很有關係。蔣中正先生是軍人出身，他也喜歡用軍人。勝利的時候，他說半年就要消滅共產黨，實際上，共產黨的力量有多大他根本不知道，甚至連自己有多少軍隊也不曉得，當然失敗了。 蔣經國比他爸爸有政治頭腦，潮流看得比較清楚，當初我們組黨都有準備要被抓的啦，結果他沒有抓，這是他高明的地方。 蔣經國還是真正替台灣做了不少事情，像十大建設啦，我們還是有點懷念他。 梁肅戎 / 立法院副院長從沒忘記要回大陸 老實講，當初如果沒有國民黨，台灣早就被共產黨給拿去了。而政府在國家安全的考量下施行民主政治，實在也煞費苦心。 像當年政府剛撤退來台灣，就有人主張把國會解散。蔣總裁不同意，他講，我們到台灣來就是為了自由民主，怎麼可以把這個民主殿堂打掉。 大陸丟了，所幸的是，大陸上的各級民意代表差不多全都跟政府過來。來了，不是到這裡享福的，而是為了準備跟共產黨決戰、拚命的啦。 三年後我就辭職 美國大使那時候是司徒雷德，也沒過台灣來，過來的幾個公使，飛機是二十四小時擺在松山機場，隨時準備要走。大家都想:「台灣馬上就會完蛋了！」後來雖然保住了，可是大家當時真的都有和國家共存亡的決心。就這樣一邊勵精圖治，對抗共產主義；一邊發展經濟，慢慢地才有今天的規模。 至於國會，今天不是不改選，是沒有辦法改，一改憲法就中斷了。現在有退職條例，老委員又凋零得很快，明年二月新會期開始，老的跟新的大概就變成一比一，我相信三年之內，國會就完全改觀了。我現在六十九歲，三年後七十二歲，我就準備辭職。 現在經濟發達了，中產階級也多了，人民的要求當然也多，所以在七十六年的「三中全會」上蔣主席就昭示:「社會在變，潮流在變，國民黨也要跟著變。」然後才有六大決議案，戒嚴、組黨、報禁就一個個開放了。在開發中國家，有權力的人要放出權力有多難？蔣主席夠偉大了。現在，只要你不搞台獨、不是共產黨，這裡真是一等一自由的國家。 過去政府是有一點小的失誤，像貪污、擾民，弄得「二二八事件」等發生。有一回，一個計程車司機罵:「日本人是狗，會咬人，外省人是豬，管吃！」這種仇恨心態，我們不迴避，這跟「二二八」都有關係。 可是，國民黨不是殖民主義，這跟日本是完全不一樣的。想想我們的教育是不是一視同仁？國民黨有沒有獨佔經濟大權？沒有，現在整個經濟大權幾乎都在本省人手裡，是不是？有一次，那個「新女性」呂秀蓮，一口氣說國民黨有十七個不對；我講，第十八個對，因為國民黨能教育出你這樣能說出國民黨有十七個不對的婦女同胞，呂秀蓮也講:「這個對！」 國民黨從來沒有忘記要回大陸，外國人說這是阿 Q 精神，可是，中國人就是靠這種韌性建國的。 政治觀點陳水扁 / 民進黨中常委法律解嚴。實質戒嚴 就表象來看，要說國民黨治理台灣四十年都沒進步，那是騙人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對現狀滿意，為什麼呢？因為人民四十年來，實際是活在富裕的貧窮當中。國民所得提高了，可是算一算，我們相對付出了多少代價！環保、勞工、治安、甚至核能，多少的問題。而且，我們還有一個大陸問題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這五個問題一起發生，有效解決也有它的困難。 這幾年的變化是很快。就如我在七十五年六月入獄八個月，而八個月的變化超過過去三十年。好比說，黨禁、報禁開放，以前根本就不可能。縱使這只是形式上改變，也不是容易的事。 只是法律解嚴而已 問題是，法律上雖然解嚴了，實質上的戒嚴還是存在。許信良的案子開庭時，檢察官說:「環境雖然變了，法律沒有變。」所以十年前的美麗島事件，他還是要追究。表面上來看，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刑事訴訟法精神是從新、從寬、從輕的，法律是與時推移的，解釋也是隨時代不同而改變的，法條雖不變，可是法官造法呀！美麗島事件經過四、五次的選舉，人民讓這些涉案人家屬、辯護律師高票當選，證明人民並不認為他們是叛徒，這跟法院的判決有相當距離。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法律不能配合環境。那又是誰在制定法律呢？國會。今天，我們還能期待將近三分之二毫無生氣的萬年代表能幫我們制定什麼好的法律？該改不改，該定不定，該廢不廢，這是大問題。 現在大家是有錢，可是，大家越來越沒有安全感。以前是為了政治的原因出國、拿綠卡，現在居然是為了治安，為了在台灣生命隨時受威脅，所以要出國。預算不是沒有，可是國民黨政府太注重保安警察，輕忽治安警察了。 下年度治安、刑事警察的預算才三億，保安警察卻有六十億，整整二十倍。保安警察增加一萬多人，幹什麼，處理群眾運動、鎮暴啦。 我相信街頭運動只是過渡的現象，但是如果國民黨未來不走民主化的道路，那這些群眾事件只是另一場革命行動的開始。 唯一資源是民氣 厲行民主政治不是說弄個「人團法」, 把民進黨納入體制，給它一張政黨證書，然後你一張、我一張，就以為政黨平等了。今天國民黨有電視台，民進黨能夠有嗎？我要申請上電視訴求正義、進步、安全。他們說:「你為什麼不講好的一面？」如果要講好的一面，我還叫反對黨嗎？我何必花錢買廣告，是不是？可是，國民黨的「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卻可以上電視。 民進黨沒有錢、沒有人、沒有黨營事業，也沒有傳播媒體，為什麼可以拿到三 0% 的選票？民進黨唯一的資源就是民氣而已，民氣可用。國民黨要好好反省、檢討，否則，像「蕭案」, 我敢講，如果蕭天讚不下台，最後會變成國民黨下台。坦白說，並不是民進黨好到那裡去，可是國民黨最近一連串的事讓百姓非常失望，這種失望在年底的選舉一定會投射出來。 還不到民進黨執政時候 縣市長選情，就像黃信介主席在中常會講的，他也沒把握拿到十席，有幾個地方還要再努力。看來今年底還不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但只要年底選票再增加，下一次就很難講了。 趙少康 / 國民籍增額立委是個想做好的政黨 國民黨一黨獨大是真的，以前它是個支配性政黨，不但政黨是支配性的政黨，領袖也是強人。 理想性逐漸降低 我想，大致說來，台灣有今天的成就，國民黨當然居功厥偉。當初跟台灣同樣背景、條件，一起起跑的國家，跑了四十年，現在回頭看看誰跑得最快？當然還是台灣最快。四十年等於二十年生聚、二十年教訓，才獲得今天的結果。 基本上我認為國民黨是菁英政黨。現在我們的選民結構六 0% 是四十歲以下，國民黨黨員是六 0% 在三十五歲以下；台灣地區選民只有八 % 大專以上程度，但是國民黨黨員卻有二五 % 是大專以上程度，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個菁英政黨。 國民黨建黨時的理想性是非常高的，這是它為什麼吸引知識分子的原因。但是它的理想性慢慢在降低。我感覺這是最大的隱憂。 機器太龐大 國民黨是個想「做好」的政黨，問題是說，它實在太大了，機器太龐大，有許多既得利益在裡面。我看從馬樹禮、李煥到宋楚瑜，幾個秘書長都想做一些改革，但至少我看前兩位的黨務改革到後來也無疾而終。為什麼？因為他還沒提出來，反對的力量就來了，它不是正面反對你，它從後面扯後腿，給你戴帽子、中傷你、抹黑你，結果大家心灰意冷，算了！黨內支持改革的聲音其實是很大的，但真正掌權是年紀大的，年輕黨員很想改革但是沒有權力，或是聲音並沒有受到重視，這是國民黨比較大的危機。 選舉時候國民黨候選人也講:「國民黨有人買票，民進黨也有！」我從來沒有認為國民黨可以跑去跟民進黨比，這樣眼界未免太低了吧，對不對？你是執政黨啊，怎麼能跟反對黨比？你一定要超越，你才能繼續執政，你跟它比就是你要交班的時候了。 日本自民黨對國民黨是很大的警惕。它今天的成就難道會比國民黨差嗎？但當它的道德性降低，當它的金權政治受到厭惡的時候，它的選票還是要失去，國民黨要念茲在茲。 講句實在話，今天日本瑞克魯特案，如果在台灣，根本不會是醜聞。美國參院議長賴特如果在台灣會不會因醜聞下台？不會！能掩蓋就掩蓋，無所謂，都是這個樣子。 兩黨問題在於互信 國民黨過去四十年政治上的問題與經濟是一樣的，不夠開放。政治上是極權，經濟上是獨占、壟斷，它基本上是在安定與自由之間折衝，想找平衡，但又擔心會不會過當？今天兩黨問題的背後隱藏的還是互信的問題，彼此毫無信任可言，這與一般民主國家還有一段差距。像公務員中立、軍隊國家化，比較保守的人士，他們相信一旦中立，民進黨如果執政，台灣就會獨立；台灣一獨立，台灣就會完蛋。為了不讓民進黨執政，就儘可能想辦法抓住、抓穩權力不放，有它合理化的說法。 選舉是選民對整個事情的看法。年底得票率如果維持七：三的話，改革步調會與這兩年差不多；如果民進黨超過四成，可能就有大幅度改變，這靠選民抉擇。以我看今年還是七：三，不會有太多變化。 經濟觀點薛琦 / 台大經研所教授做老百姓希望的事 在過去四十年，台灣幾乎每隔五年就會出現新的問題，而其他國家往往要花二十年、甚至四十年，才會出現一個結構問題。 既然它不斷地面對新問題，卻又可以順利發展，那你就可以想，它解決的方法蠻有效率的。我們沒見到一個開發中國家，沒什麼資源、貨幣卻一口氣升值百分之四十幾，對出口已經非常不利了，可是預期中的問題並沒有出現。 機運不會永遠存在 你可以問：台灣在民國四 0 年代為什麼不會發生今天中共所面臨的問題？今天中國大陸有嚴重的「官倒」, 也就是特權、貪污，台灣過去也是有，卻沒那樣嚴重。這都是值得想、值得研究的問題，結果很可能會找到政策上的差異。機運不是不存在，但不會一直存在，而經濟發展卻是個長期的過程，很難用巧合來解釋。 從歷史文獻的研究中可以找到一些痕跡，瞭解台灣為什麼會選擇一個比較尊重市場機能的發展模式。事後來看，國民黨的一些官員，譬如民國五 0 年代的尹仲容，自由色彩已經相當濃厚，他相信市場機能，相信我們要朝出口產業來走。在那個時候，很多人對國際市場還不看好，他為什麼會想到出口，甚至後來成立加工出口區呢？講到國民黨，你到底不能不承認早期它有一群不錯的 elites (菁英) 在裡面。除了尹仲容，像嚴家淦，他對台灣保守但穩健的財政政策有很大影響。所謂穩健是指控制政府支出，甚至包括軍公教薪水在內。要知道哦，給人家甜頭很容易，誰都會；但要在必要場合敢說「不」的人，卻要很大勇氣。 台灣的經濟發展政策究竟有沒有 ideology (意識型態) 主導，是個很有爭議性的問題。可是像土地改革的例子，如果硬說它沒有 ideology 的作用，那也未免太昧於事實了。 打下美好江山 第二個意識型態的影響表現在均富政策上，而造成均富的最直接力量則是中小企業的經濟結構。中小企業很有效率，六 0 年代都跑到出口市場，也打下一片美好的江山。我相信國民黨一開始並沒有想到這一點，只是後來發現中小企業有這種效果，就持續採取了這個政策。 太保守也帶來了惡果。比如以前政府一直相信匯率是不可以動的；可是出超使貨幣供給增加很快，前三年的增加率是四七 %、三八 % 和二五 %, 假使四年前就讓它升值，我想今天股票也好、房地產也好，狀況都會比現在理想。 也許我們應該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了：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什麼？今天我們的國民所得已經超過七千美元，生活品質卻沒有一起增加。從這個標準來看，台灣離已開發國家的距離還相當的遠。 對國民黨，我的建議很簡單：做老百姓希望你做的事。做就要做得好，一個號稱七百億外匯存底，七千美元國民所得的國家蓋不好一座焚化爐，我想這也是「台灣奇蹟」; 淡水河這麼髒，這也是「台灣奇蹟」啊！張國安 / 豐達企業董事長解嚴就像鴨子出籠 台灣剛光復的時候，所有產業都跟初級農產加工有關。我記得最大的是糖業公司、或鳳梨公司之類的。日本人搞「工業日本、農業台灣」, 連製造白糖都要把粗糖送到日本加工。現在，你看，我們是亞洲四條龍之一了。 那時候，大陸那邊的工業比我們繁榮，我三十八年進入商場，就從上海進口過運動鞋、雨傘、汗衫、文具，這些台灣幾乎都沒有。現在呢，運動鞋、雨傘都是全世界第一。從過程來看，這四十年實在很成功，這也是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很對，才可能到今天。 「護身符」失效 我是從做腳踏車磨電燈開始的。那時候，只要是能夠代替進口、節省外匯的，就獎勵；能夠減少失業、創造就業機會的，就獎勵；因為政府窮，能夠增加政府稅收的，也獎勵；大家申請創業都自己掛上這三個「牌子」, 只要真正有效果，政府都一定歡迎。現在再有人拿出這三個牌，我想誰都不理你了，哈！...... 這也是一個進步。 從現在眼光看，這些並不合經濟效率。所以，「政策對不對」不能光講理論，要以當時情況來判斷。 以後我轉到機車工業，又加入汽車工業的行列，政府都很強調自製率，獎勵國產。自製率對提升台灣零件、金屬加工業很有幫助。可是今天我們常聽到輿論批評，韓國汽車工業起步比我們晚，人家都已經出口了。怎麼會這樣？因為我們的政策該修訂的時候沒有修訂。每一家汽車廠規模本來就不大，又要分別投資很多錢和設備去生產零件，成本貴，就沒辦法競爭。 台灣中小企業多，資金分散，國際競爭力薄弱，但是中小企業彈性很大，變化多端，碰到危機很快就適應過去。以前大家叫:「台幣升到三十五就會完蛋。」後來又說:「升到二十八塊企業都會倒掉。」結果到了二十五塊多，出口還在成長。像韓國大企業就沒那麼好過了。今天很多人在叫韓國小汽車出口啦，大企業多好、多好，我是認為只看到一面而已。 別管孩子吃糖 解嚴以後，社會比較亂，轉型期的一些現象讓我想到小時養鴨子。鴨子關久了，一放出來會四處亂撞，很奇怪，不管牆壁、水溝都撞過去，但是過一陣子，它又會自己走得很好。解嚴就像鴨子放出籠，不過，政府應該想辦法讓它趕快度過去。 國民黨應該要讓一些社會力量慢慢自主，不能再像管小孩子吃糖，說一顆，就一顆。這次颱風來，我問說要不要放假？勞委會說要人事行政局決定；我講:「人事行政局是管公務員的。」他說:「產業也由它管。」其實，每個產業需要不一樣，應該給它們自已做決定。環境變了，觀念也到了該改一下的時候了，有的公務員觀念跟不上時代，弄得勞方、資方都不高興。 政策要反映社會需要 我認為國民黨最近的做法有很大改進，是階段性的、漸進的，這比較好。年底選舉，我覺得可以拿過去做參考。政黨是經營國家的，政策一定要打出來，經濟、社會、外交......, 看看能不能反映社會需要。 民進黨我是還不明白它的經濟政策在那裡，它可能要多花點心血。 凌峰 / 電視節目主持人成功的經濟失敗的文化 我在電視開場白講了一段話:「對國民黨要肯定，也要批評。...... 對民進黨要疼愛，不要溺愛。」希望民主政治能上軌道，這是像我這樣一個外省第二代的心聲。 我是三十八年一塊兒過來的，我覺得今天我們對蔣老先生的評斷都嫌太毛躁了一些，沒有考慮到當時整個中國是那麼地貧窮、落後。對國民黨的批評也是一樣。 沒有民主的條件 總的來看，四十年來做得最好的當然是經濟，連大陸上的知識分子都認為，能夠在這麼艱困的環境下發展經濟，國民黨是不錯。但從文化來講，國民黨是失敗的，有太長的時間，凡事都以經濟為優先，今天大家批評社會上充滿功利色彩，把價格當價值，顯得急躁；這是政策偏差造成的，整個社會生態環境不是很健康地在發展。 國家有沒有民主的條件，看交通就知道，它很直接反映出國民對秩序、法治的觀念。車子多不是理由，香港車子更多，你看人家交通會不會比台北亂？探親開放以後，大陸的態度轉變很大，從一開始的熱情接待，到現在甚至有一些「冷處理」。高層知識分子認為台胞除了有錢之外，文化乏善可陳、膚淺、功利、物化。我沒有收到訊息說期待國民黨打回去的，沒有！「第一大黨」氣勢漸退 而國民黨想回去的念頭比起四十年代已經衰退很多了，使命感還是有，但很多人志得意滿、安於現狀，氣魄沒有了，感覺不到那種「中國第一大黨」的氣勢了。 未來，國民黨一定要提升它的高度，要從民族的高度，而不是政黨的高度來看問題。它並不認識共產黨，即使認識也是四九年以前的共產黨，這可以從「六四」發生後，國民黨對事件缺少夠水準的評估看出來，各種聲援活動也看不出它的目的。 干預嚴重 以電視來說，國民黨的干預到現在還是很嚴重，對文藝害怕，對民眾的免疫能力懷疑。很多官員對問題認識不夠，對凌峰認識也不夠，拿「雙星報喜」的規範來套「八千里路雲和月」, 滑天下之大稽。 我是個演藝人員，國家利益的觀念我們有的，可是什麼是國家利益？我們有自己的看法，不見得一樣。至少，別以為整天歌功頌德就最愛國吧！黃碧端 / 中山大學外文所副教授仍然有倫理的堅持 國民黨在它整個運作中妥協性太強。妥協使得很多無法達到的目標，在打了幾折之後達到了，它維持長久的安定，卻無形中失去了法治，很多應該有的制度沒有建立。 凡事妥協 許多政策的執行，那怕是從法律上、公益上看都很自然的，可是國民黨在面對抗爭時，還是傾向以協商的方式來進行，譬如去年的「證所稅」等等。它已經在長久運作中養成凡事妥協的習慣，表現在社會現象上，是彼此不知道自己權利的範圍，不知道約束自己，也不會尊重別人，沒有秩序。 愛拚很可怕 這兩年大家都在喊「愛拚才會贏」, 這實在是一種很可怕的現象。因為「拚」比「努力」還要更多一點、一種比「力量」的心態，人的欲望被挑起來之後，和諧的感覺更少了。 我相信國民黨現在的執政者很清楚建立制度的重要性。它如何調整自己的性格？能不能變成一個比較不妥協的政黨？我希望它能。但現在的政務官似乎缺少這種魄力。 理想流失很快 國民黨在妥協而形成的腐化中，仍然有一個倫理的堅持。或許是源自傳統的道德觀，或許是因為經驗、教訓，國民黨並未無限地發揮「極權」。比起其他開發中國家的政權，它仍然算是相當自抑，沒讓政權任意腐化。 國民黨的性格在蔣經國時代有明顯的變化。他個人付出很大的努力，使層峰和百姓間的距離一下拉近了，改變了老總統宮庭式的統治型態。當時我人在國外，知識分子很受感動。就我知道，大部分知識分子對國民黨雖然有責備，但還是有信心把前途託付給它。 理想是相對的，孫中山先生在民國前是驅逐撻虜，之後是五族共和；但我想，國民黨的理想性格流失得很快。「十三全會」的時候，最重要的、幾經修訂的黨綱一下子就通過了，剩下時間都在為選舉、拉票、排名而忙碌。幸好還有孫資政拒絕再進入中常會，以及兩位為了要求主席票選而拒絕提名的 young turks, 為它維繫了一點理想性。 有一些馬的性格 和民進黨做對照，國民黨的確有一些牛的個性，龐大而遲緩、任勞任怨。我覺得國民黨更像馬，基本上很想在寬闊的草原上奔馳，只可惜台灣太小了；而且，國民黨也有一些類似馬令人捉摸不定的性格，我小時候常騎馬，比較瞭解它。 在整個歷史上，國民黨已經有它的地位。相對於文化大革命，我相信國民黨在這裡所堅持的一些傳統價值有它獨特的意義。 歷史觀點王曉波 / 世界新專教授被放逐的政權 這四十年的國民黨，其實是一個被放逐的政權，為了保住政權，它非常依賴美國。中美協防條約簽訂的時候，我才唸小學，整個人心可以感覺到馬上安定下來。從世界史的觀點看來，國民黨能在台灣生存下來，其實是由於戰後美蘇兩強的冷戰結構造成的。 今天講台灣經驗，其實這有侷限性的，很難援用到中國其他地方。比如講韓戰、越戰就讓台灣發了一筆戰爭財，尤其是越戰，美國大兵來台灣度假，一年七千萬的外匯，還有一些美軍裝備的修護工作也賺了不少錢。這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台灣經濟有什麼了不起？沒有。嚴格講，我們只是在賺錢，談不上發展經濟。國民黨老拿大陸比，大陸汽車破爛，但都是自己造的，我們呢？也有一種很弔詭的說法：國民黨高壓統治才使台灣擁有今天的繁榮。從經濟史的角度，的確好像還沒有那個開發中國家可以一邊採行民主政治，一邊發展經濟成功的。 保一天，算一天 以性格來講，一開始，國民黨當然是一個救國救民的黨，這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那一輩的理想，他們總還是以整個中國為念。到了台灣以後的國民黨就變了，今天的國民黨大概沒有人是以整個中國為懷抱的，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政權能保一天算一天吧。保持的工作倒是做得不錯，至少沒有被推翻。不過，在美國喊了二十幾年台灣地位未定論的那段日子，蔣氏父子卻能不卑不亢、始終站穩一個全中國的立場，這是他二人對歷史的重大貢獻。 國民黨發展外向經濟成功，雖然有點「半香港化」的味道，但是有目共睹。我唸小學都還打赤腳，現在我的小女兒什麼鞋都有。可是，它在民族精神教育做得太差，造成下一代國家觀念、民族觀念喪失，這些觀念講起來是要在被壓迫的屈辱中才容易培養，可是我們的教科書對過去反帝國主義壓迫的歷史都是輕描淡寫，我想，國民黨是為了它和美、日的關係，不方便強調。 賴澤涵 / 中研院三研所研究員要有雅量接受挑戰 國民黨剛到台灣時，為了鞏固領導中心，所以特務啦、反共教育啦特別厲害。很公平地講，當時如果沒有這樣做，台灣的歷史可能已經改觀啦，那邊早就過來了。 可是國民黨又面臨一個困境：它需要美援，所以軍事統治下又不能沒有民主。它一直徘徊其間，變成所謂「中國式的民主」。 戴上三民主義的帽子 整個社會泛政治化、黨化，一切為反共，禁忌很多啦，學術也變成反共工具。什麼學科都可以加上三民主義，像三民主義史學、三民主義經濟學......, 搞不清楚是在辦教育，還是在搞黨務。嚴格講起來，到蔣氏父子過去，多元化思想才真正產生，以前，領袖都被神化了。 雖然說四十年的黨化教育，一時要袪除也很難。但是我始終認為，要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不是很難，全看主政者有沒有這個心，像戰後的德國、日本都變成民主的楷模。 國民黨現在是一切為選舉，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有選舉失敗就雙手奉上政權的心理準備？至少我沒聽過他們大膽講過這句話。即使這批領導人願意，黨、軍、特也未必願意。 逐漸反應地方需要 國民黨到台灣以後，性格的轉變完全是因為要適應環境，它的菁英氣息比較弱了，慢慢走上群眾型政黨的路。今年開始在地方辦初選，我想它可以慢慢反映地方的需要。 台灣經濟發展的成功，可以免於共產黨統治，這些都是國民黨的貢獻。可是因為忽略了文化、思想上的貧乏，我覺得台灣今天社會動亂、公信力沒有、司法破產，嚴格講，就是因為以前太重經濟跟軍事。文化的東西不是兩、三年想發展就可以發展起來的。國民黨只要有雅量接受人家的挑戰，繼續追求民主化，未來對台灣一定有很大貢獻。 國民黨很聰明的一點是緊抓著中產階級，這比民進黨占便宜，短時間還是沒有其他力量可以取代它。未來，大陸政策應該好好檢討，國民黨對自己的表現沒有信心，另一個它沒有信心的就是統獨問題。

誰來北愛爾蘭投資?

那一個地方最安全 -- 美國的洛杉磯，英國的北愛爾蘭，還是台北？最安全的「暴力」城 答案是：一有暴力事件即出現在國際新聞版的北愛爾蘭，是三個地方謀殺率最低的。每一年每萬人中，北愛爾蘭會有二，四人被殺 (包括政治性暴力事件), 這個數字是洛杉磯的十分之一，而台北的命案也比北愛爾蘭多，以七十七年為例，每萬人就有六個人遇害。 「有次一些日本人告訴我，他們沒來北愛爾蘭之前，以為這裡跟貝魯特一樣。」北愛爾蘭工業發展局 (IDB) 管國際行銷的布朗 (Linda Brown) 吐露了當地人普遍的無奈。 糟糕的國際形象，只是北愛爾蘭因為政治、宗教死結解不開，所付出的代價之一而已。二十多年來，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共和軍 (IRA), 一直不放棄以暴力方式，促使北愛爾蘭脫離英國統治，而與南邊的愛爾蘭共和國統一。北愛爾蘭已經為此付出兩千七百多條生命；也是投資者不前，經濟發展遲緩的重要原因之一。 跟著英國工業革命一起開步走，二十世紀初，北愛爾蘭的首府勃爾發斯特 (Belfast), 一度是全球最大造船中心。 星期天的勃爾發斯特安靜得出奇，路上見不著幾個行人，沒有什麼摩天大廈，馬路大概只有仁愛路的一半寬，昔日的鼎盛及驕人傲氣，已經沾染一點「失業城」的蕭條意味。 失業的挑戰 幾乎所有經濟世界裡的各種狀況 -- 景氣循環、高利率、高通貨膨脹、勞工運動、環境污染，台灣在短短四十年間，都經歷過了，唯一例外的是高失業率。兩年前北愛爾蘭七千五百美元的國民所得 (每人 GDP), 雖然與今年的台灣差不多，但失業問題，卻一直令北愛爾蘭人憂心。 面積是台灣三分之一，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北愛爾蘭，十年來的失業率，從沒低過兩位數字，一九八 0 年初曾高達二三 %, 現逐步降到一五 %, 但仍是整個英國的兩倍。 「這是我們最大的挑戰。」IDB 國際行銷主任波希爾 (Michael J. Bohill) 說。為了應付這個挑戰，IDB 一年得投入三百人力、及一億英鎊的有形資源 (約合台幣四十億；我國工業局七十九會計年度的預算只有十億台幣)。 流失的愛爾蘭人 失業人口眾多的主因，一是高生育率，二是製造業萎縮。以工業指數來看是一路下降，一九八 0 年的水準若為一 00%, 現在北愛爾蘭的製造業指數，只達到九二 % 上下。 因為找不到工作，十八年來，北愛爾蘭外移人口高達十五萬人 (是目前人口的十分之一); 因為工作少，大學理工科學生畢了業，五成以上離鄉背井到外面求發展，而且不再回來；因為失業，憤怒的藍領工人很容易被 IRA 吸收，成為「恐怖分子」。 經濟問題糾結著政治、社會現象，這才是北愛爾蘭不得不視失業為頭號敵人的理由。 「我們曾經自艾自憐，覺得全世界都忽視我們。」NORIBIC 公司總裁卡瓦納 (Colm M. Cavanagh) 慷慨激昂地說，如今北愛爾蘭人已經明瞭行動的重要。他自己就參加一個非營利的法人機構，推動他的家鄉倫敦德瑞 (Londonderry), 與美國波士頓的商業活動。 當然，最大的經濟推動器，還是官方的工業發展局。「IDB 很清楚他們要什麼。」曾經是紡織廠老闆，現已退休的布來森 (John Bryson), 如此評價成立七年的 IDB。 過去北愛爾蘭也有促進經濟、投資的機構，但分散於各處，統合各機構而成立的 IDB, 不論在吸引外資、提升內部產業，都比較能發揮事權統一的效果。 也許是為了消弭不利的國際形象，也許是因為太渴求就業機會，IDB 提供的投資獎助，從蓋廠房、雇員、研究發展、市場開發、稅務、折舊，都包括在內 (詳見表)。 根據 IDB 的資料，這一套財務「誘惑」, 是全歐洲最具吸引力的。例如，資本項目的投資獎助，北愛爾蘭提供五 0% 的補助，在英國本島，最高只有一五 %。 六年前，IDB 核准的獎助金額，高占總投資 (一億英鎊) 的五成 (已逐年降至三成左右), 強力的財務支援，使 IDB 在北愛爾蘭的經濟活動中，幾乎無所不在。 韓國的大宇企業去年決定到北愛爾蘭投資，計畫雇用三百五十個工人生產錄影機，是 IDB 的得意傑作之一。為了這個投資案，IDB 甚至免費替大宇先期訓練一批工人。 IDB 如此照顧外商，不是沒有道理的，在這個與歐洲大陸隔海相望的小島一隅，外國資金的貢獻，一向高過當地投資。光是一九八九會計年度 (當年四月到次年三月), 三億餘英鎊的外資 (約一四 0 億台幣), 就占總投資的六成以上。 X X X 開車駛離勃爾發斯特國際機場，西行十分鐘，轉進樹林，有條小河流經林子，河邊幾株垂柳，一片新綠。 樹林中有幾棟平房，以台灣眼光看起來像別墅，只是都長得一個模樣。但這裡不是別墅區，而是北愛爾蘭的科學園區，那些看起來像高級住宅的房子，是 IDB 蓋好，租給企業的廠房。 人才礦源源不絕 電腦資訊業，是 IDB 近年極力推動的「策略」工業，這個科學園區成立才兩年，目前也只有六、七家公司，其中最大的是軟體公司 BIS Beecom, 負責人麥克威廉斯 (Paul I. McWilliams) 表示，他能「一夕成功」, 在十五年間，使 Beecom 在明年成為全愛爾蘭島最大的資訊企業 (預估營業額約兩億台幣), 靠的是「品質非常好」的工程師。 在一些雇主眼裡，這些工程師不隨便跳槽，彈性強、素質高，是歐洲其他地區找不到的。 北愛爾蘭最早的外商公司之一的杜邦表示，他們的流動率，幾乎是零。「職員對任何問題的回答，總是 YES。」杜邦的產品經理班丁 (P. A. Bantin) 表示，這裡的工程師不以發表意見為習慣。 藍、白領工人成本比較低，是另一個優勢。根據 Kainos 行銷經理葛翰 (Frank Graham), 在英國及北愛爾蘭有十幾年的工作經驗，他說，北愛爾蘭剛畢業工程師的薪資 (年薪三十六萬台幣), 平均比英國本島低兩成；資歷累積到三年，差距反而拉到三成左右。 專做男士服裝的 Albion Plc (營業額四億台幣), 是一家九十三年歷史的老廠，在兩年前採用了先進的電腦輔助設計、製造系統 (CAD/CAM)。 總經理費瑟史東 (Ralph Fetherston) 說，這套系統使生產更具彈性，少量多樣不再是一件麻煩事，而且還替他節省掉八個人力。 這也是 IDB 推動產業升級的計畫之一。事實上，北愛爾蘭雇員最多的紡織業，也面臨轉型的挑戰。為此，IDB 特別在四年前，召集「產業會議」, 建議提高競爭力的措施。 這種在東方 (尤其是日本、台灣) 習以為常的政府領導模式，在英國卻是絕無僅有的。 「IDB 要做的，就是翻天覆地 (radical) 的改變。」IDB 的波希爾說，一開始，廠商對這種官商對談的創舉，並不太習慣。 翻天覆地的改革 IDB 之所以在經濟活動上，這麼主動的原因，是因為北愛爾蘭的製造業，大都規模小，類似台灣的中小企業一樣，沒有自己的品牌、行銷網，尤其是紡織廠，絕大部分都只是英國大公司的代工廠。不同的是，台灣電子、紡織的基礎工業比較健全，而北愛爾蘭的零組件、原料，幾乎都得從英國或其他地方進口。 其實，激勵創業、投資，並不完全是官方的重點工作，在這五年內，民間的中介團體，像學校、自願性的團體也紛紛動員起來。 為了讓人民瞭解經濟對北愛爾蘭的重要，兩年前在中學及大學課程中，有專門的研討會；今年更將年齡層降至小學生。Kainos 的葛翰就曾應邀，對一群五、六歲的小孩子，從商業的觀點介紹電腦。 北愛爾蘭主要有兩所大學，東部的皇后大學 (Queen’s) 及西北部的厄斯特 (University of Ulster) 都扮演了類似工業研究院的角色，成為企業技術的後盾。 皇后大學早有科技中心，由產業出錢，專門解決企業的疑難雜症；更在兩年前，以四百萬英鎊創立北愛爾蘭第一家創業投資公司，使大學內有開發價值的創意，能夠有機會商業化。 與「旅美僑胞」連線 而厄斯特由於位處紡織業重心，因此在五年前與廠商成立紡織科技協會 (Garment and Textile Technology Association), 主要是協助紡織業，在原料、製程科技方面再上層樓。 非營利性的商業團體，是另一支助力。北愛爾蘭是個移民社會，百年來不斷輸出愛爾蘭人，光是美國，就有四千萬的愛爾蘭後裔。這股力量，如今成為一股待開發的市場資源。 這些愛爾蘭人，組織了一個北愛爾蘭夥伴俱樂部 (Norhern Ireland Parternship Club), 七百個會員散居世界各地，他們推動當地對北愛爾蘭的瞭解，或者為 IDB 在海外提供各種訊息。 能帶來直接商業來往的團體，當然更是一個重點。由於美國波士頓是愛爾蘭移民的重鎮，尤其是來自西北部的倫敦德瑞 (簡稱德瑞)。 必悲觀 於是一年多前，一個政治人物發起了德瑞。波士頓商業協會，去年第一批德瑞的二十五個廠家，到波士頓參加商展，大部分都是小公司，其中很多公司是第一次出國參展，結果拿到一千多萬美元的訂單。 商業協會公關主任葛瓦納對這個成績已經很興奮，因為早先他告訴團員，不要期待任何生意。葛瓦納反而強調「見見世面」的重要性；「真正有意義的不是訂單，而是接觸美國的經銷商。」 面對一九九二，世界各國，都為了這個三億人口的單一市場，開始動心，考慮是否赴歐投資。 對亟待挽救失業問題的北愛爾蘭來說，一九九二更是一次不可錯失的機會。憑著說英文、優惠的獎助辦法、良好的基層建設、及素質高、成本較低的人力資源，北愛爾蘭相信能闖出一條路。 「我們當然要樂觀，你要找悲觀的人，不必來北愛爾蘭，我相信台灣就有很多。」葛瓦納的話，是對北愛爾蘭的預言和期望。

六四開花,何時結果?-中共新聞改革

一、不幸而言中的預言 一九八六年底，大陸有十七市、一百五十多所大學發生遊行示威，要求民主，並提出了「新聞自由」的口號。這在中共治下是史無前例的大膽行動，當時我寫了一篇論文叫「中共新聞改革的常與變」, 在香港大學主辦之「人的革命：中國現代化中的思想與文化問題研討會」發表，在這篇論文的結尾處，我這樣寫道: 「在中共新聞改革的討論中，「新聞戰墾的評論員特別提到了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延安「解放日報」社論「致讀者」、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重慶「新華日報」社論「人民的報紙」和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致讀者」這三篇社論，並於同期轉載供中共新聞工作者參考。 這三篇社論代表了中共不同歷史階段上的新聞改革，然而歷史的發展也告訴我們，這些改革也都只是在技藝與運作上的改革，沒有昇華到組織架構與意識型態之中；而事實也證明了，沒有相應的組織與思想的變更，技藝與運作的變更終究不能持久。 在八 0 年代的眾多政革之中，中共能大談新聞改革，這無疑是可喜的，但喜中之憂則是中共沒有向前看，而是向一九四二、四五與五六年三個失敗的改革看。向後看當然有必要，因為自失敗之中也可汲取教訓，但只向後看的危險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記者首次上街頭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中國大陸又爆發了一次更大、更壯闊的學生運動，中期更由於知識分子與工人的加入，而演變成為一次全民的民主運動。打倒官僚、貪污的口號外，民主、自由的口號更加響徹雲霄；而且，新聞記者也史無前例地上街示威，要求「新聞自由」、「讓新聞界說真話」、「別逼我們造謠」。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北京的「科技日報」、中央電視台、「瞭望」雜誌、「人民日報」更勇敢地衝破禁區，大幅度地報導了學生運動與後來的絕食行動。 在北京的行動，更得到了全國各大城市的響應，而海外的華人更史無前例地團結，不分政治立場，一致支持這場偉大的民主運動。在香港，向來緊跟中共中央路線與政策的「大公報」與「文匯報」也毫不猶疑、「旗幟鮮明」地站到了人民與正義的一邊。 一九八六年底那篇論文的「預言」正不幸而言中了，但更加不幸的是，如果制度不改、意識型態不變的話，觀測中共新聞改革或其他方面發展，這個「預言」很可能仍將屢試屢驗。 二、四次新聞改革的總回顧 中共的歷史上，一共經歷過四次新聞改革。第一次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致讀者」的社論，當時延安正在進行整風運動，「清除了王明路線在報紙工作中的影響，也清除了資產階級報紙對黨機關的影響」。這篇社論引了列寧的名言「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動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 強調了報紙的黨性、群眾性、戰鬥性和組織性，而其中最重要的則是要求「解放日報」「能夠完成真正戰鬥的黨的機關報的責任」。 「人民性」有利於鬥爭 中共的第二次新聞改革日二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人民的報紙」社論，要求共黨機關報的「新華日報」, 既要「執行黨的主張政策」, 也要「真正的成為人民的報紙」。這次的改革是在抗戰勝利後，中共與國民黨簽署「雙十協定」, 並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統戰口號，強調「人民性」更有利於中共的號召及其對國民黨的鬥爭。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改出八個版，這是第三次的新聞改革，這一天的社論「致讀者」說「人民日報」將在三方面改進工作。 一、擴大報導範圍：多刊登些「令人愉快的，或者是並不令人愉快的」、「直接有關於建設的，或者是並不直接有關於建設的」新聞，以力求適應讀者的需要。 二、開展自由討論:「在任何一個社會裡，社會的成員不可能對於任何一個具體問題都抱有同一種見解。黨和人民的報紙有責任把社會的見解引向正確的道路，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應該採取簡單的、勉強的方法。」 三、改進文風：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要儘量把文章寫得「有條理、有興味，議論風生，文情並茂，萬不要讓讀者看了想打瞌睡。」 害怕討論的人 第三次新聞改革的提出，中共已經建立政權六年多了，農業、商業、工業也先後完成了社會主義的改造，中共希望黨報能更好地完成其當前的任務，所以增加了「人民日報」的篇幅，號召大家提意見，因為「害怕討論的人總是可笑的人」。 不過，在大嗚大放之後，中共便全力反右，自己很快便成了「害怕討論的可笑之人」! 到了文革時期，報紙就更加乏味、枯燥，而且充滿了殺伐之氣的鬥爭八股了。而這一段黑暗時期更長達二十年之久，直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去世、十月「四人幫」被捕才露出絲絲曙光。 一九五七年反右後，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大陸的傳播媒介更進入了「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充斥的時期，而於一九六五至七七年間的文革達到高潮。四、五頁長的文章亦不罕見，新聞全係八股，毫無丁點有用的訊息，有的只是鬥爭，以及虛假的數字和口號，大唱「形勢大好」的調子。 毛澤東去世後，「四人幫」被捕，新的當權派猛力抨擊、批判文革，新聞工作者本身也開始檢討，提出要說真話，文章要「短些、再短些」, 版面要活潑。同時，中共中央為了恢復黨報的信用，以加強其宣傳效果，也號召報紙要改革。這些便是孕育第四次新聞改革的社會與政治背景。 總體而言，第一次至第三次的新聞改革都是中共中央所發起的，目的在於更好的完成黨報的任務。第四次的新聞改革雖然也有中共中央的指引，但卻也有自下而上的推動。 由下而上的推動 黨中央一再強調，改革不是要改掉黨的領導，相反的是要加強黨的領導，使報紙更好地完成其作為黨喉舌的任務；但這正也反映了新聞工作者渴望改革、力求突破的熱情，而這是前三次新聞政革所沒有的現象。 此外，過去十年的新聞改革也配合了全國整體的改革開放政策，其時間之長與牽動之廣，也是過去幾次新聞改革中所沒有的。不幸的是，第三次的新聞改革因反右的鎮壓而終止，這一次的改革也因血腥鎮壓及法西斯恐怖追緝而告終。不過，前三次的改革對於社會層面幾無牽動，而這一次的改革雖然遇到了更大的挫折，但因為其為時久、牽動廣而且深，其影響也更大。 三、十年新聞改革的三個階段和內涵 自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被捕後，大陸的傳媒大致上和文革時期的表現分別不大，唯一不同的是，過去大肆批判走資派，如今則成了大批、大罵四人幫，這種情形至少持續了四年多。 直至一九七九年底左右，這一段時間是中共新聞的「恢復期」, 中心點是批判文革時期的「假話、大話、空話與套話」, 而提倡短新聞、重時宜、重新鮮。在文革期間幾已名存實亡的讀者來信也恢復了，而且透過來信也解決了不少文革時期所造成的冤案、錯案與假案。 由於文革的倒行逆施，傳媒的公信力已喪失殆盡，「恢復期」的傳媒的確提高了不少黨報的威信，而這和傳媒大力批判四人幫、恢復讀者來信的確解決了不少具體的問題有關。 黃色小報受歡迎 新聞改革的第二個階段大約在一九八 0 年至一九八五年中止，這一段時期的特色是提倡增加透明度，擴大報導面。 具體的表現則在黨政領導人的報導外，又多了社會新聞犯罪與災難新聞，反對與打擊貪污的報導、評論；副刊、娛樂新聞以及國際新聞等也都有顯著的改善。縣報、農民報、企業報、科技報也相繼創辦，而由一些機關團體所出版的「黃色」小報，則更以漫畫、言情小說、台港影星私生活、犯罪過程為招徠。 小報與專業報受歡迎，黨報的銷路則明顯地下降，「人民日報」的銷路由七百萬份跌至四百萬份，「光明日報」也跌破一百萬大關。 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止，這是新聞改革的力求突破期，不少新聞工作者與學者開始要求訂定新聞法，以保護新聞自由。新聞體制的改革也在此一階段提出，希望除黨報之外也有民辦報紙；輿論監督黨政運作、下情上達、人民應有知情權等都先後提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孫旭培更提出以黨報為核心的多層次傳媒體制。 在過去，傳媒的批評許多只限於一些政策的執行細則，到此時期，一些重大政策如三峽水壩論證、中央銀行之緊縮政策等都有了討論，雖然這些「異聲」仍然很小，但畢竟有所突破，在報上出現了。 從不能討論新聞自由到公開討論新聞自由，並進而公開要求新聞自由。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新聞社、「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亞太經濟時報」、「工人日報」、「農民日報」等十個新聞機構更上街遊行，高呼「我們要說真話」、「人民有知情權」等口號；五月九日，北京更有一千多名新聞工作者向全國記者協會提交請願信，要求新聞自由；五月十日，北京十餘所高校學生騎車遊行，支持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這一連串的發展，更是這個時期的高潮。 光明面重於黑暗面 總體而言，十年新聞改革的成就主要是技藝層次的，換言之，新聞寫作進步了，新聞短了、快了、新了，版面也活潑了，西方的新聞報導方式也引進了。中共的新聞報導向來強調典型報導、批評與自我批評和調查研究，這些沒有變，不過大致上仍是讚揚多於批評。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更清楚指出，基本上仍然要以報導光明面為主，光明與黑暗之比是「八比二」。在這個要求下，報導的重點就偏向於讚揚正面的典型了，批評則仍然要經各有關雖然在技巧上也引進了現代的統計與民意調查等方法。技藝層面的進步固然顯著，但這也主要是文革十年的「底線」太低之故，而充其量這些「成就」也只不過回復到了五 0 年代初期而已！做「黨」的喉舌 從組織的層面言，改革仍然沒有鬆動中共對傳媒的控制，各級黨委仍然對黨報有積極的監督、甚至參與。總編輯依然無權決定重大事件的報導，而必須向黨委請示。和文革時期強調用工農兵做記者、編輯相比，新聞工作者的教育程度提高了，不少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參加了行列，但他們仍然被當做新聞幹部，必須鑽研馬、列、毛理論，服從共黨的方針政策。 中共向來視傳媒為黨的喉舌，是黨執行與宣揚政策、方針的工具，也是教育眾的工具。「我們的報刊基本上是各級黨組織的機關報，它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積極宣傳者、組織者，它是代表黨和人民利益的。黨的機關報是黨委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從屬於黨的。因此，我們黨報的性質和任務，同黨是一致的。嚴格地說，我們的報刊沒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獨立的性質和任務，它是以黨的意志為轉移的。也就是說，黨報的宣傳，在立場觀點上，不允許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有任何背離。」這一段話仍是傳媒的主導意識型態。 民運期間，中共傳媒說其為「動亂」, 後來又指其為「反革命」, 正是緊跟中央路線、方針的表現。 一九七九年後的改革開放主要是經濟領域的，不過這個領域的變動也觸動了新聞的意識型態，而使傳媒在作為工具之外也重視其娛樂與提供信息的功能。雖然娛樂與信息仍只限於黨所允許的範圍，但在意識型態中「認可」其地位，則是以前所未有過的。如果不將這些算成意識型態的進展，則基本上只是「原地踏步」, 與中共延安時期並無不同。 希望成為第四權 和保守的官方立場有天壤之別的是大陸知識分子的呼聲，他們要求傳媒有自己的獨立個性，要能提供決策的反饋，要能監督決策的制定，要使人民對重大事情有「知情權」。記者劉賓雁勇敢而直率地指出，新聞界應成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大勢力。知識分子也見到，新聞改革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也就沒有真正的新聞改革。民運期間，記者的勇敢表現，證明這種看法相當普遍。 一九八六年八月九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哈爾濱市召開了全國省報總編輯座談會，認為「新聞改革同整個改革一樣，不是根本性質的改革。它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根本性質不變前提下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這一點決不含糊。對於黨的機關報來說，黨的觀念不能淡化，黨的喉舌作用不能削弱。」 「六四大屠殺」固然暫時將知識分子求變的行動壓下去了，但實際上只要中共政權存在一天，傳媒的性質仍將離不開這一句話所說的情況，換言之，新聞改革的表象是多於實質的。 四、結語 「六四大屠殺」後，中共傳媒大量顛倒黑白，將民運抹黑，而淪為創子手追捕民運分子的工具，這是中共傳媒工作者的悲哀，也是十年新聞改革進程上的一大挫折。 費孝通與吳含在「皇權與紳權」中曾說，中國古代沒有太殘暴的帝王專制，這主要是古代的「無為」思想之功，而使人民可以休養生息，「天高皇帝遠」。此外，古代的宰相制度及官僚制度也緩衝了帝王專制對人民的傷害。因此，他們說這是二道重要的防線。其實，在古代還有一道防線，那就是沒有現代傳播媒介，使專制帝王少了非常重要的幫兇。 和古代相比，今天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首先，中共的意識型態是「有為的」, 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是代表人民的，因此便應徹底推行其政策、方針。雖然事實上，黨不斷犯錯，而且不斷犯嚴重的錯誤。錯誤的政策而要執行，這正是人民的悲哀。 錯上加錯 「有為的」思想之外，中共的官僚體系也龐大無比，而且無孔不入。在古代，官僚架構止於縣城，如今則無微不至，「街道委員會」的組織正說明了這一點。有如此龐大的官僚制度來執行有嚴重錯誤的政策，其所造成的「浩劫」也就可想而知了。 現代傳播媒介也是中共執行政策的工具，而且中共在農村發展有線廣播 (喇叭), 組織民眾學習其文件，現代傳播科技加人際傳播的運用，更使中共如虎添翼，很容易貫徹其方針與政策。 古代的「三道防線」使帝王專制對人民的危害減到了最低程度，但非常不幸，這「三道防線」在中共治下成了「三道攻擊線」, 使得其經常犯嚴重錯誤的政策可以貫徹。過去四十年，中國大陸腐敗、貧窮，人民無知，經濟不發達，教育不進步等等現象，都和這「三道攻擊線」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民運及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共的一切行為也都離不開這些因素。 在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統治下，中共的新聞改革不但剎了車，而且是大開倒車。在他們的高壓之下，傳媒的「改革開放」肯定只會停留在技藝的層面，充其量也只能成為「黨的奮發有為的馴服工具」。 不過，和中共歷次的新聞改革相比，這次的改革仍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那就是新聞自由的概念已在知識分子與記者之中播下了種子，經過了「六四」鮮血的灌溉後，它肯定會發芽、茁壯，當另一次民運爆發時，它肯定要開花、結果。 國際傳播的挑戰、香港與台灣記者的挑戰也將扮演重要的角色。除非中共將國門緊鎖，除非中共能長遠而成功地禁止一切的外來消息進入中國，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以及外來遊客所帶來的訊息，都將對中國的發展產生莫大的影響。中共已將國門打開，如今便不能隨其主觀意志而將其關上。 新聞自由已播種 大陸的新聞改革遇到了重大的挫折，但它一定會再度出現，而且其所取得的進展也肯定要比過去任何一次為大。人民已經在民運之中展現了他們的力量，和人民力量作對的政權雖能一時得逞，甚至狂妄囂張，但它終於會被人民的力量所擊破，接受歷史的審判。這是一個靈驗的歷史規律，讓我們拭目以待吧！(朱立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主任)

政治:關說文化何時休?

「關說」乙詞，最近成了社會上談論的熱門話題，主要是因為法務部長蕭天讚涉及第一高爾夫球場官商勾結案，被承辦該案的教育部體育司科長何敏指為曾予關說，造成壓力。 現在真相未明，蕭部長請假，迴避與權責機關間的統轄關係，而承辦檢察官則時而請假，時而失蹤，規避新聞媒體耳目，益發啟人疑竇；傳聞之中，似乎還有更高層次官員涉及。 關說文化存在已久 對於這件真相未明的疑案，本來是不應當作任何評論，但是值得大家注意的重點，並不只是官員是否有關說的行為而已。而是在中國官場上關說之事由來已久，而關說之為用也頗大，甚至有人認為在中國官場上已經儼然有所謂的「關說文化」存在，這是很值得趁這個機會提出來討論的。 關說是否構成犯罪，在刑法的認定上並不困難，但是即使冒著違法的危險，仍然不斷有關說之事發生，可見得有相當的存在基礎。在我看來其存在基礎有二：一是關說有其必要；二是關說通常是有效的。 關說的必要性在於我國行政體系的效率有問題。一件申請案，有時可能會有十個八個主管單位，需要蓋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圖章。具備必要的文件、蓋滿規定的圖章所需要的時間和精神已經使人難以忍受，如果其中任一關卡有意刁難，有時真會令人咬牙切齒。 這種時候如果能找到一位有力人士出來關說一番，就可能一切順利，快速過關。所以在行政效率差的機關，或者是特別繁雜、各機關互相推諉責任的案件，關說無非是爭取合法權益時一種無可奈何的方法，實在不忍苛責。 比較可怕的是關說的有效性。關說的有效性可以使刁難的變成不刁難，也可以使違法的變成合法。行政裁量範圍可以因人而異，法律的公平、官員的尊嚴、政府的公信力，就在這些人手中摧毀殆盡。 洗刷劣跡 然而應當如何改進？這種關說文化難道不能根絕嗎？其實不然。只要有決心，採用必要制度，關說的劣跡必是可以從我國文化中清洗掉的。 首先在行政主管機關，一定要統一事權。如果跨兩個以上單位時，必須以其中某一單位主其責，而其他單位連帶負責，這樣可以避免彼此間爭功諉過。 其次在行政手續上「審限」要明確，而且嚴格執行。所謂審限是指審理一個案件時最長的期限。行政機關一定要在期限內做成決定，明確回答可否，如果不明白表示可否，在期限屆滿時視為已經准許，一切後果由政府負責。 容易招致嫌疑的案件，應該舉辦公聽會，集思廣益並昭公信，避免暗中蠅營狗苟。 這些制度在現代國家中是區別進步與落後的標準。我國行政效率沿襲了幾千年官僚習氣，使得關說不但有必要，而且有效用，其是一種恥辱。趁現在法務部長涉及關說案，國人應該更進一步要求根絕關說，而不是只把眼光放在某人有沒有作某事。 (黃越欽為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台灣如何瞭解大陸-大陸學人日月潭夜話

許小年 / 只能形像不能神似 我感到台灣這邊對大陸的了解是逐漸開始的。「遠見」大陸採訪小組的報導，是我看到第一組對大陸做比較近距離觀察、比較深入觀察的一組文章。這種水平的東西還不太多，原因在什麼地方呢？我想兩岸分隔日久，隔膜的產生是難免。特別是對知識分子來說，在不同的教育制度之下，人的價值觀、思維方式都不一樣。像我，像郝雨凡，我們這一代的人，受馬克斯主義教育很多，所以我們有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在思維的時候就滑到馬克斯主義的歷史唯物論主義跟唯物辨證主義那條路上去。這個現象在我們這一代和嚴家其那一代，非常普遍。 這個不一樣的思維方式，有時候對話沒辦法對到一起，你談你的，我談我的，效率不是很高。 這種缺乏了解，當然包括制度的原因，比如說像我們從大陸出來的這些知識層的人，對專制制度深惡痛絕，在那種專制情況下，精神上、生活上感到的那種壓抑程度，我感到是台灣的知識分子所無法想像的。 白樺講的非常好。他有一次到我們學校去，有同學問他說，你覺得台灣拍的「苦戀」怎麼樣？白樺說:「他們很認真，他們已經盡了他們的力了，但是他們拍的不像。」為什麼不像呢？就是你沒有文化革命的經歷，你演不出來知識分子內心的痛苦，所以它只是形像，而不能神似。 郝雨凡 / 對大陸的理解，簡單化了 台灣在有些問題上的深度遠比美國學者對中國問題的理解要深刻的多。但是在有些問題上，就又差了一些。 這個差，我的感覺恐怕還由於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以及其他一些說不出來的原因，使得對大陸深層次的一些理解往往容易把它簡單化，把它說成一種共黨的制度。這個最簡單，最容易、也最沒有風險。 實際上好多問題不是這樣的，我本人也同意，中國大陸好多現象是共產黨這四十年來逐漸產生的一種政治文化所帶來的現象。 但有些是傳統的東西，有些是社會發展、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一定要帶來的問題；有些是一個政權在努力解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時，所隨之而來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中國的人口問題。有一些提法就把它簡單的歸咎為共產黨的政策，進一步去問的話，你會覺得這些問題不知道把它放在那兒？它牽涉到其他一些價值上，傳統觀念上以及人際上的認知。 王驥 / 中國問題，是二十一世紀最嚴重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也跟台灣來的學生或學者座談，往往產生分歧的最終原因還是政治意識型態。 最根本的是，大陸來的人多少對共產黨還有某種程度上的肯定；而從台灣來的，某種程度上對國民黨的所有政治或經濟都有一定的肯定，這就是我們交流的最大障礙。 如果需要對中國大陸的問題有更深刻認識的話，那需要做的就是儘可能的跳開那個框子，儘可能客觀的看它的現象，去了解、認識或分析它。我覺得現在要對中國大陸有深刻的了解，也存在一個困難，就是台灣社會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整個社會的注意力，都放在發展自己的經濟上，對中國大陸的關注就只有一些知識分子和學者。 這兩天接觸到一些年輕人，跟他們談話，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就是「北京殺了人，他們很憤怒」, 但是你說有多大的興趣去了解中國的現象，我覺得並不是很多人對這個問題很關注。 如果進一步要解決問題，第一，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兩岸知識界之間的互相交流。其他階層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關心的不是政治問題，不是長遠的經濟問題，而是眼前的現實問題怎麼解決。 第二，是民間的交流，尤其我覺得現在應該加強的是台灣學生和大陸學生的交流。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現在的學生代表著中國的未來，學生間的互相交流，或有互相深刻的理解，對解決最終的兩岸問題，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 我覺得中國問題極有可能在二十世紀以後，成為世界上最嚴重的問題。 當然解決中國未來的問題，我覺得台灣是能夠發揮很重要的作用，因為今天台灣的經濟地位以及發展，使它的政治地位也隨著發展。現在有人說台灣只能是一個經濟社會，我認為這也不確切，事實上就是說台灣的國際政治地位，尤其在「六四」以後，愈來愈重要。 照這個情況，它對大陸的影響，或解決兩岸問題會有更大的影響力，唯一解決問題的重要途徑，是希望台灣在這個問題上能夠表現的積極一些，能夠不再保持一種偏安心理。 吳少海 / 滿足小康，就停在這兒了 台灣，儘管經濟非常成功，但是隨著經濟的成功，使民族精神丟失。我個人始終認為，如果大家每天就是做生意，賺點錢就可以了，但是也要起點作用，是什麼呢？就是中華民族一定要在世界上成為第一；中華民族要超過美國，要超過日本。 如果你建立這樣的目標的話，一個民族精神的支撐，做為凝聚民族精神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在美國，我覺得雷根最大的成功就是把美國的精神重新振奮起來。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台灣政府在這方面做了什麼事情，以及實際怎麼樣，我覺得就很慚愧。隨著經濟上的成功，不但沒有引發向更高層次去攀登的願望，反而使大家滿足於目前的小康。因為中華民族過去傳統的最高理想就是小康，造個小康達到了，貞觀之治也好，文景之治也好，治世一出現小康，就停在這兒了。我覺得台灣現在也處於這樣一個階段。如果依靠目前台灣的經濟結構、精神狀況，我覺得台灣是不太可能領導中華民族建立在世界上的地位。 台灣是不是能夠考慮，或者台灣學者能不能研究一下，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在五 0 年代建立這樣一種民族精神，而在隨後年代裡又把它丟掉了。 另外一方面，為什麼台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辦法建立起這樣一種民族精神，反而是對原有民族精裨的一種腐蝕。 王來生 / 台灣經驗，就是一個示範 我覺得百聞不如一見，你非要來看看才會有比較深刻的印象，其實沈君山先生說過，沒有來之前，你對台灣有一種羅曼蒂克的印象，其實這幾天，我仍然覺得很羅曼蒂克。 我覺得我接觸的一些人，比如說那些企業家，他們對公司的那種責任感，或者是很以自己為榮，我以前覺得這個東西只有日本人才會做的，現在中國人也一樣可以做到這一點。這一點給我的印象極深。 台灣這個經驗是很好的經驗，但能不能把它拿到大陸去，我覺得還是值得商討的一個問題。但是中共現在這種情形；你是沒法談，什麼經驗也沒法談；現在這個爛攤子，你什麼經驗拿回去都不行的，因為沒有基本的人權，基本的自由，你根本沒法做什麼事情。 台灣經驗最能做的，就是一個示範作用。台灣怎麼樣能夠使自己的民主更健全，或者自己搞得更強大，即使政府是一種對抗，但是民間可以給人很大的信心，讓他們覺得中國人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 孫滌 / 買不起的東西，是不能買的 我到美國七年，剛來的時候發現大陸跟台灣有相當的隔閡，後來我發覺大陸和台灣兩邊的人，關心的共同性很多，這跟香港人不一樣。台灣始終認為自已是個國家，在判斷很多東西，比如說民族利益、國家的主權，或者是歷史等等，兩邊都很像。 對於增加兩岸的了解，台灣能夠做些什麼事情，沈君山教授就做了很好的事情。我覺得最主要的是人民的直接接觸，絕對不要讓官方的意識左右你。以前台灣遲遲沒有開放讓台灣人民到大陸去看一看，就是怕思想被它赤化。其實如果台灣有足夠的情報，它大可不必擔心這點，因為人們其實最關心的是生活。只要看看大陸的生活不是很富足，甚至有相當大遭到政府干預的話，自然就清楚了。 這點國民黨直到很晚才理解到，以至於國民黨決心開放探親，共產黨為之一震。共產黨覺得我這個球踢到你檯面上，料定你國民黨未必敢踢回來，果真給它占了兩三年的便宜。 談到「對六四的反應」, 我當時就覺得台灣的反應似乎比較被動，這是因為我切身利益在大陸，我自然希望有人基於義憤，為我來做一些事情。我的反應當然比較強烈。 還有一些人，永久居留在美國的，而且是有大陸背景的 -- 大陸省籍的，他們不在島內，萬一共產黨做過度激烈反應的話，他們不會有直接的損害；再加上有大陸背景，他就覺得這義憤很重要。問題是，他承擔多少風險？我們在美國募款的人就知道，因為從募捐很容易知道你對這個東西真正熱情有多少。捐出五塊的人跟捐出兩百塊的人有相當的不同。我曾經打電話，問所有我認識的台灣同學，當然我了解他們的背景，在統計上，他們的態度，跟他們所付出的代價和風險有相當大的關連。 我覺得台灣省籍的人都覺得政府這樣一個態度是相當合理的，不必做過激的反應。 有些台灣記者在大陸，他們因為職業，加上自己的價值判斷，就覺得台灣政府做的實在太丟臉。問題是，丟臉與否跟你付出多少代價有關係，有些東西太貴，買不起的話，你是不能買的。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揹的包袱很重，我們確立了一個不能實現的目標，就是我們希望做一個一流的強國。事實上，我碰到中國留學生、台灣留學生，我反覆問他們，我們看不起墨西哥人，看不起巴西人，我們甚至都看不起法國人，因為他們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敗；我們看得起的人可能就是美國人、或者德國人。我們一方面境遇很差，一方面目標豎立的很高，以至於我們揹的包袱很沈重，所以做的事往往失去平衡。 李運奇 / 國外有個加拿大，國內有個大家拿 也許我以偏概全，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有個台灣人告訴我，他說其實如果中國大陸有兩種選擇的話，一種是非常激烈的群眾運動，來搞革命那種型式，像六四以前，大概六月一號、二號的時候，他採取這種暴力的形式，燒軍車；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就是中國慢慢的變。他說其實我們更希望大陸慢慢的變。 經濟改革已走頭無路 就這個問題來講，我覺得台灣人真正不了解中國大陸內部的情況，他們如果只有提出這兩種選擇的話，我覺得是錯誤理解大陸的情況。 大陸的民主運動之所以發生，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大陸的改革逐步變化，到現在已經變不過去了。就是經濟改革已經走頭無路了。我覺得很少有台灣人能夠很清楚的認識這一點。 其實從整個改革目標來看的話，它很清楚的，鄧小平要保持整個舊有的思想體系，這些大的東西不能變，公有制不能變。在保留這種舊有體系的情況下，引進市場的因素，然後用市場因素 (利率、價格、工資) 來把經濟搞活。 兩點不能改變 我在北京的時候，趙紫陽私下就講過，實際上我們這個改革除了兩點不能變以外，什麼事情都可以幹，第一個就是公有制不能變，第二個就是所謂「按勞力分配」不能變。 實際上在六四以前，這種「市場社會主義」已經遭到了階段性失敗。在不改變所有制的情況下，整個經濟改革已經沒法搞下去了。 現在中國大陸最根本的問題，我覺得很多台灣人也可能不是很清楚，就是「產權虛置」。大陸比較流行的一句話就是「國外有個加拿大，國內有個大家拿，你拿了也白拿，不拿白不拿？」也就是這個產權是你的，也是我的，是屬於大家的。可是實際上它又不屬於任何人。 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利用權利、利用關係占有了國家的財產，拿到了好處，但是沒有人敢出來義正辭嚴的批評他，因為這個東西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它產權本身就不清楚。你要說他侵犯了其他人的產權，那根本就沒有產權。 所以說，我覺得實際上，七千億固定資產，慢慢在減少，就是大家拿，拿到後來就沒了。馬克斯說了很多話是錯誤的，但有句說對了，就是「所有制是普照之光」,「普照之光」就是所有制問題不解決，所有問題都沒辦法解決。 以前中國大陸的情況是一種不死不活，「六四事件」以後，你要死要活就比較清楚了。我的看法就是共產黨這個龐大的上層建築你動不了，你說我今天要推翻共產黨，政府官員全體辭職。學生運動前期有這個口號，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就是台灣、香港經常有些宣傳工具說共產黨是這麼「一小撮」人，實際上共產黨不是一小撮，它從中央到省、到市、到地方，它有一個網路，它有四千萬黨員，而且這些網路，這些官員全靠共產黨給他們一碗飯吃。 在這個情況下，如果你說要推翻整個共產黨的話，他們會結成一個同盟，跟你決一死戰，跟你拚。 李君芳 / 保護自己，靠自己 我覺得台灣首先應該保護自己。就是政府應該從自己人民的角度出發，自己怎麼樣以最大限度保護自己的利益。這就是目標。 我在美國待四年，我也覺得中國人責任太多，自己給自己加了很多的責任，尤其是海峽兩岸，大陸和台灣的人，這種感覺是最深切的。我覺得這是政府給自己的人民灌輸了很多民族主義的思想。在我看來，如果我沒有在美國待過，會覺得這很對的，但我在美國待久了以後，我覺得這是騙人的。 如果仔細想的話，是政府自己設想的一些什麼，要達到目標而訂下的策略。 我們揹了很多責任，我要幫這個人的忙，我要幫那個人的忙，自己首先不強大，怎麼幫別人的忙呢？你去看美國人怎麼說？他首先想到自己。有人說美國常干預外國的事，它干預外國的事是因為自己的利益而去干預。 台灣應該做什麼？從整體利益考慮說，「六四事件」是中國政府對我們人性，就是對全世界文明史的一種對抗；在這個世紀裡頭居然發生這樣的事情，這是我們人類的恥辱。 那麼從人性或者人道主義立場來講的話，我們是堅決反對戰爭。但是反對的步驟怎麼實現？要保護自己。怎麼個保護法？看看美國人怎麼保護自己，她嘴上說的很好聽，可是底下她在商量怎樣把制裁的條約去掉；看著日本人不吭聲，好像站在最後；中國是一個大市場，以後讓日本人占掉，美國不是很可惜嗎？我覺得我們大陸人應該清楚，其正幫助自己的不是外來勢力，而是自己。 自己怎麼做呢？政府是非常愚笨的，政府是根本不會幫助人的，只有民間的交流是雙方得利的事情。 實際上經濟制裁沿海地帶首先感覺到了，旅遊地區首先感覺到沒有人來買他的東西了。所以經濟制裁是制裁到自己。 好多留學生說我們要杯葛這個，杯葛那個，我們人民自己在折磨自己。現在共產黨怎麼宣傳呢？它不宣傳殺人不殺人，它就說經濟損失個幾十億幾百萬，那個地方馬路、鐵路損失了多少，人們自己因為親身的利益有關，我自己親眼看的才信，你說的我不聽嘛，外面 FAX 打進來都說你看「血流成河」了......, 我看不見的我也不相信；但是我相信的是我生活水平下降了。所以我覺得應該從這種非常現實的問題出發。 蔣景 / 你冷靜下來以後 海峽兩岸的交流，從官方來講，共產黨講「三通」, 真的要三通的話，它還害怕。國民黨沒講三通，台灣人還是去，它一個眼睛開，一個眼睛閉。我感到這個低調處理是符合現狀的。目前來講，你也沒有辦法去把共產黨推翻；它也沒有必要來解放台灣。當然這裡面有「六四的反應」, 我覺得「感情歸感情，實際歸實際」, 過一段時間後，熱度會降低，還是會維持這樣一個接觸增進的過程，這對雙方都有好處。 反過來講，你把問題看成階段化，要孤立共產黨，孤立大陸，全世界都一起來孤立它，那麼它真的或者是倒退，或者是遭到很大的困難，又有什麼反應呢？它可能採取絕斷的作法，這個絕斷的作法對誰有好處呢，我感到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對台灣沒有好處，中國這個 model 就沒有了；反過來講對大陸也沒好處，因為畢竟有二千萬中國人在這個地方創造一個國民生活達六千美金水平的範本。這個在全世界少有的，沒有資源，就是靠人，這是一個使十一億到十二億人民，加上華僑，所有中國人值得驕傲的事情。 我對實際問題考慮比較多。當然感情上面，你看了那些電視新聞，當然會有反應，但是冷靜下來以後，當政的國民黨也好，或者什麼黨也好，從客觀實際來考慮，唯一的選擇就是低調處理。 殷燕 / 交流過程，帶來做事方法 從長遠看，如果大陸的經濟水平提高了，要趕上就容易。所以，不要只看現在，從長遠看，如果能投資的話，還是應該投資。我是這麼覺得，因為你投資的過程還是會把台灣的一些做法帶過去。 然後還要加強交流，比如說可以邀請，像這些留美學人，但你也可以請現在在大陸幹事的人來，大陸幹事的人對台灣會有一個印象，他回去會發生一些作用，我是這麼覺得。

填補記憶的空白-大陸學人台灣行

八月廿六日，兩週緊湊的參觀訪問活動在中正國際機場譜下了休止符。望著疲態漸露的大陸留美學生和學人，接待人員面露微笑的「馬上要回家，可以鬆口氣了。」在美國與台灣之間抉擇，「這裡才是家，」一位理工組的學人脫口而出，令送行者心頭一震。 中國大陸開啟封閉的門戶後，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好似隨風飛颺的蒲公英，乘著留美風潮飄進了新大陸。對於十五位仍末忘情故土的大陸留美學人而言，在天安門事件之後造訪台灣，心情格外地複雜。 帶著串串問號而來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自小根深柢固的教育，使他們對這片芭蕉葉並不陌生。但是經過四十年相互仇視的宣傳，部分在民國三十八年後出生的大陸學人不諱言，他們對台灣依舊心存疑慮。「台灣是一個警察國家？」「國民黨無孔不入地控制著百姓？」串串問號，伴著他們走出機門。 顧慮他們處境微妙，主辦人 -- 前政務委員沈君山自始便有意淡化交流活動的政治色彩，拜會政府機關及行政首長排除在正式行程之外。首日安排學人與中研院院長吳大猷見面，使各報以科技或文教記者取代政治記者，投入第一線戰爭。 當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主動表示願意協助接機與通關作業時，主辦單位曾多次辭謝。 參觀活動在主辦人「多觀察、少參與」的叮嚀聲中揭開序幕。 有趣的是，兩週行程中，主、客雙方不但未以意識型態的面具針鋒相對，一些敏感的話題，反倒換來彼此會心一笑，點出兩岸關係中「只可意會」的微妙變化。 當學人們步入彰化縣政府，拜會黃石城縣長時，不經意地在電梯中發現「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的標語。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黃勁松面帶笑容逐字朗讀，陪同人員則以爽朗的笑聲回應。 熟悉「綠島小夜曲」 部分學人在參觀交大電腦音樂工作室時，要求欣賞一首完整的電腦合成樂曲。負責人面有難色地表示，唯一現成的樂曲是中華民國國歌。經濟組的郝雨凡與理工組的殷燕卻興味盎然地要求播放，神色自若地玩味聆賞。 音樂是人類共通的語言，卻也在無意間反映了兩岸人民成長背景的差異。 此次來訪的大陸學人多半活潑、開朗，沿途歌唱、表演落落大方。隨車服務的小姐親切有禮，但是錯將這批訪客視為一般的華僑，因此在大家歌興正濃時，提議全體合唱「中華民國頌」。神來之筆，不但引得學人們開懷大笑，領隊沈君山也樂不可支。 不少流行的台灣歌曲，被中共視為靡靡之音而禁唱，但是多數學人卻對「綠島小夜曲」耳熟能詳。來自杭州的周歡說，中共宣傳這首歌是台灣政治犯吐露心聲的創作，因此不但不禁唱，還鼓勵大陸民眾學習。 同樣來自一個「從生到死都離不開政治」的社會，經過天安門事件的衝擊，十五位大陸學人在台灣的言行，呈現了顯著的差異。 積極支持學運的王驥及許小年，不但呼籲應對中共採取制裁行動，並且公開舉行記者會，為海外的民主運動募款。他們對中共猛烈的抨擊，甚至令本地記者吃驚。 年紀較長，且打算近期內返回大陸工作的學人如蔣景、徐世浙，則對敏感的政治話題保持緘默。他們勤於觀察，一心想促成民間的合作與交流。「要改革，你還是要跟中共打交道。」一位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的學人，從經驗中歸納出這樣的心得。 談起中國大陸的內政，究竟是要「改革」還是「革命」?「六四」好比一條導火線，隨時可以引發一場激烈的爭辯。但是對於在台灣掀起一波波巨浪的台獨問題，這批學人卻流露較多的理智，較少的情緒。 走訪台獨大本營 透過沈君山的安排，四位學人悄悄地走訪台南神學院。長期觀察政情的人皆知，台南神學院是研究台獨理論的大本營。 以王憲治牧師為主的台南神學院牧師，意識型態明朗，對台灣歷史如數家珍，但是理論基礎深厚的大陸學人也不甘示弱，雙方各舉外蒙與西藏做為辯證。旁觀的沈君山形容這是一場精彩的辯論，「但是誰都不能說服對方。」 事實上，大陸學人跳開意識型態的框框，在台灣伸展廣泛的觸角，對執政者的評價多半譽多於毀。部分學人坦然表示，國民黨過去在大陸的形象極差，大陸人民「反共不等於喜歡國民黨」。此次台灣之行，面對蓬勃的社會活力，他們修正了不少對執政黨的成見。 從參與拓荒的總統府資政孫運璿到新一代政壇明星馬英九，從尖端科技中心的研究人員到終日埋首耕耘的莊稼漢，大陸學人在兩週內目睹的不僅是台灣今日的成就，也從人們逐漸褪色的記憶裡，重溫了一段風雨飄搖的過去。 當活動漸近尾聲，他們對台灣的處境有了更多的體諒。談起台灣如國際孤兒般屢次遭遇斷交的衝擊，國民黨剛撤退到台灣時人心的崩離，一位經濟組學人發出深沈的感歎:「台灣能到今天這個地步，真是好不容易。」 體諒與質疑 然而，他們對台灣人心的觀察，也值得此地民眾深思。當「六四」的陰影仍是許多學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夢魘時，台灣允許手球隊赴大陸比賽，使部分學人態度強烈地質疑：台灣的大陸政策，原則在那裡？有人對台灣的歷史定位，另有一番評估。觀察過台灣政治人物的格局，以及社會上汲汲營利的氣氛，一位學人意味深長地表示:「中國大陸若期望重大的變革，還是要依靠自己的人民。」 同鄉會的盛情，以及民眾不再視大陸學人為「難胞」的心態，使得過去在中共宣傳中水深火熱的台灣，散發出「家」的溫馨。然而，重重嚴格的入境限制，卻又再三提醒，在時空背景的約束下，他們終歸是客。「下次再來台灣，不知道是多久以後的事了。」許多人掩不住離情依依。 「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不是直線。」捨台灣海峽，遠從美國西岸長途跋涉而來的十五位大陸留美學人，或許對這句話更有深刻的體會。

給MIT與ROC一個新的意義-天下文化出版公司茶會致詞

自從我在民國七十三年春天，因心臟血管嚴重阻塞順利完成手術以後，到今天又有五年重生的歲月了。這五年的變化，使我感覺已經不屬於這個時代。因為社會發生的現象，我已經跟不上了。 令人憂慮的現象 回憶過去，自從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來台，到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底在行政院退休，完成了四十年的公職生涯。在這些神賜給我的日子中，我曾經很興奮地看到了國家在有些方面的大幅進步，同時也很難過地看到了不少令人憂慮的現象。 很難想像四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會帶給人民今天這麼多的財富，也不容易想到它會帶來今天這麼多的社會失調。由一個傳統農業社會進入到工業社會，我們經濟、社會各部門與西方國家似不一致。 我們的憂慮可以從幾方面來概括: -- 我們的國家是經濟成長快速，社會發展反常。 -- 我們的社會是個人與家庭小康，公共建設不足。 -- 我們的倫理，不僅在我提倡工業社會應以群己關係為中心的第六倫缺少進展，連原有的五倫亦日趨衰落。 -- 我們的價值觀念愈來愈趨向「貪」, 愈來愈缺少「愛」。 * * * 但是這個星期有兩樁大事發生，值得一提。 第一，八月二十日星期一，我參加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聽到歷史學家許倬雲教授講「中華文化發展過程及其在世界文化發展中之地位」, 很是難得。 新境界 他把我們帶到一個新的境界，瞭解我們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發展過程，有取也有予；擷取其他文化的精華，也向其他文化提供自己的精華。如果要保持我們的崇高理想，必須自己有所改進，始能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許教授呼籲熱心人士共同努力，來改造這個社會。 第二樁大事應該是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問世，我想今日來賓中文化人居多，大家都有抱負以文字來達成改造社會、發揚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成為天下文化的心願和抱負。 我這一生從來抱持樂觀進取的態度、鍥而不捨的精神，結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從事為國家求進步，為人民謀康樂的工作。 老兵精神不死 我在一九六一年赴美訪問，美國甘乃迪總統有一句名言「你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作什麼？要問你自己可以為國家作什麼？」我永遠不會忘記！同時我國古人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道理實在是一樣的。所以身為一個經建老兵 -- 老兵精神不死，深深願意追隨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之後共同為國家努力。 * * * 讓我進一步來說明。 第一，四十年來的共同努力，使我們的經濟成長率高、儲蓄率高；出口多、外匯存底多；失業率低與物價上升率低；財政赤字少、外債少；而同時財富分配尚不懸殊、教育又普及，這些成就贏得了國內外的肯定。 可惜，近二、三年來，社會的進步沒有與經濟成長同步，產生了生活水準不斷提高，生活品質並沒有顯著改進的失調。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當前的治安愈來愈壞，尤其使女性缺少安全感。富裕感增加是可喜的，安全感減少是可慮的。如何減少負面的影響，就必須在社會紀律上求改進。 進步的另一面 第二，每人所得六千美元使我們在世界所得排名中名列第三十。從美國回來的朋友常常告訴我，他們都驚奇這裡人民的慷慨及購買力之強，而感慨他們自己的小氣及購買力之弱。台灣確確實實已有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與相當現代化的小康家庭。 可惜，「現代化」沒有及時普及到生活上的公共層面。廣義的有形和無形公共建設的落後，影響了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 使大家緊張、煩躁與無可奈何。 當前有不少急待解決的問題，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垃圾處理。這些不是個人能解決的問題，需要政府部門及人民共同齊心出力來加快處理。 台北市的市民實際上是住在一個擠、亂、髒、臭的盆地中。在這種處境下，個人再富裕，也無法過一個真正富裕的生活。事實上再有財富的人，在今天也買不到新鮮的空氣、舒暢的交通、一個寧靜的居住環境。整個台北市盆地是一個水泥大森林，房屋愈建愈高，熱氣無法散開，每天氣象報告總是台北市溫度比鄰近地區高一度。 「群己關係」舊話重提 第三，在急速轉變的社會中，五倫也失去原有的規範，而適當的群己關係也還沒有建立。在此時此刻，我願意再強調八年前對「群己關係」的一些呼籲: -- 對公共財物應節儉廉潔，以消除浪費與貪污。 -- 對公共環境應維護，以消除污染。 -- 對公共秩序應遵守，以消除髒亂。 -- 對不確定的第三者的權益，亦應善加維護和尊重。 -- 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也應給予公平的機會，而不加以歧視。 第四，股票市場的狂飆反映出社會上的貪風。在開放社會中，如果以正當的方式追求聲譽、地位與財富是值得鼓勵的，社會的進步就要靠這些「利己但不損人」的動機。 以愛代替貪 可惜在「貪」的引誘下，是非的標準放棄了，對錯的選擇模糊了。 「愛」-- 廣義的「愛」更被遺忘了。 聖經上寫著「愛是恆久忍耐......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 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 如果以「愛」來代替「貪」, 用愛心散布到每一個角落，這將是一個多麼好的社會。 * * * 上面的話雖然有些感慨，但我永遠是一個往前看的樂觀者。讓我再對社會大眾提出兩項建議：一、很多年以來「MIT」(Made in Taiwan)-- 台灣貨 -- 一直是一個奚落我們品質低的代名詞。經過工商界多年的努力，我們的產品在國際上已逐漸建立了自己的品牌與信譽。但是，我們還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現在讓我把「MIT」解釋成「Miracle in Taiwan」-- 台灣奇蹟。這個名詞不是我們自己創造的，而是國際上對我們的稱讚。 但是要使「台灣奇蹟」保持它的光彩，政府部門需要加快民營化與制度化，工業界要加快它們現代化的經營方式與履行社會責任，一般大眾也要分擔社會成本及善盡其他義務。我們的奇蹟應該是一個和諧而平衡的社會與經濟建設。 二、最近本人赴美由 Baltimore 接受榮譽博士學位，前一天早晨該地區有二、三十位教授來旅舍餐敘座談，有一位黃教授不久以前從台灣回去，他感歎的說:「李先生，你知道 ROC 已經有人說它代表 Republic of Casino 了。」我聽了很難過。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是一個好機會，大家共下決心，我們要儘快地扭轉這一種所謂「全國皆賭」的貪風，把「ROC」變成「Republic of Culture」-- 文化大國。 在過去幾年中，一些有遠見的專家學者，早就提倡我們不僅要做一個貿易大國，更要提升為一個文化大國。 這個崇高的理想值得大家一起來點點滴滴的參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也正是朝這個方向走，結合國外國內對我國有興趣的同道共同研究。我希望社會各界的領導者與推動者，一起朝「文化大國」的方向努力。

空中的小虎隊-新雷虎出擊

民國四十二年，三十二名年輕的中國飛官赴美國威廉斯基地 (Williams AFB), 接受 T-33 噴射教練機訓練課程，以便接手中國空軍跨入噴射機時代而新換裝的 F-84 雷霆式戰鬥機。六月十六日畢業前夕，這群年輕的中國飛官，觀賞了甫成立的美國雷鳥 (Thunder Bird) 小組，一場「出神入化」的四機編隊飛行表演。 六年後，三十二名飛官中的部分人員，重新踏上威廉斯基地，但這次不是受訓，而是向培訓他們的基地、教官，展示世界頂尖的九機編隊飛行特技。 定中攀上高峰 民國四十年代裡，美軍協防台灣，中美空軍同駐台南基地。由於民族的尊嚴夾雜著軍種的榮譽感和愛國情緒，飛行員「容不得別人比你強」, 著剛健小平頭的雷虎第二任領隊羅化平，回憶往事時，語氣依然堅定:「兩國飛行員之間，競爭得很激烈。」 而三十二名選優赴美的飛官，結訓歸國後，也全數分發台南基地，使台南一大隊，成了空軍士氣、戰力最高的單位。 由於人才的薈萃、強烈的不服輸志氣及隔鄰美國飛官的刺激，英雄主義氣息深重的年輕中國飛行員，在編隊飛行的飛機數目上，與美軍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良性循環競爭。因此，台南基地誕生的開發中國家第一支特技飛行隊伍...... 雷虎小組，在成立初始，就註定了它勢必邁向世界飛行技術頂尖地位的命運。 「這輩子你再也找不到這批飛行員。」雷虎第四任領隊張復，解說雷虎何以能將飛行技術帶入如此超拔的高峰，但語氣中有哀悼偉大時代結束的感傷。這批年輕人「每月只領十二塊錢美金，但把危險的飛行職業當做一輩子投注的事業」, 甚至「沒有自己的時間，始終與飛機在一塊兒」。而同時期美國軍校剛畢業的飛行員，則月領四百五十元美金。 啼聲初試 由於才華洋溢的雷虎第一任領隊周石麟，鼓舞起一大隊裡對特技飛行的熱情，而果斷獨行、意志頑強的第二任領隊羅化平又勇於突破，再加上一批夠程度的將才為組員，雷虎的飛行水準迅速向上攀升。 民國四十三年，雷虎第一次在台北公開做四機編隊飛行，到了四十六年參加菲律賓主辦的第十屆世界航空週，雷虎已飛進獨步全球的九機編隊境界。尤其難得的是，雷虎仍維持了每十萬小時一架的低失事紀錄。 此次啼聲初試，開始喚起其他國家的重視，種下日後赴美演出的契機。 台海戰雲密布的民國四十八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防部提案，破天荒地邀請這支拿美援、飛美國飛機的開發中國家特技飛行隊伍，巡迴美國各地演出。 七機短跑道同時起飛、九機編隊特技、十五機衝場落地，「在在均開各基地飛行水準之先例」, 時任領隊的羅化平在聖路易寫回家中的信裡記道。 當時同在美國演出，世界公認執特技飛行牛耳的義大利，在與雷虎第一次交手後，也不禁讚歎:「不是技術，不是飛行，是最高的藝術。」歎服之辭出自義大利紅魔鬼 (Red Devil) 領隊之口，尤其彌足珍貴。雷虎領隊也自豪地表示:「雷虎一度轟動世界，就是因為比義大利強。」自此激發了義大利在飛行表演時，從六機改為九機，世界特技飛行也因此進入九機編隊表演的新紀元。 民國五十年赴越南演出，全西貢市為之萬人空巷，兼程趕往光中訓練營表演會場的人潮，將應邀前往觀賞演出的我國空軍總司令陳嘉尚將軍，及越南參謀長黎文已將軍等兩國軍政要員阻絕於會場七公里外，幸賴直升機搜索，才將諸人運至大會中心，表演節目因此遲延兩個小時。 高峰的下降 但在中國空軍換裝 F-5A 自由鬥士戰機的民國五十年代末期，雷虎隨著我國外交形勢的逆轉，逐漸退出國際表演的舞台，在國內也日漸消聲匿跡。 從 F-86 時代，每架造價二十萬美金的戰機，到了 F-5A 時代已是每架七十萬美金，F-5E 則更高達一千萬美金，隨著造價的升高，空軍作戰單位的戰鬥機編制，也從每中隊二十五架，縮減為十八架。「作戰已感不夠用，那禁得起砸飛機？」一位資深空軍將領試圖為雷虎的隱退找出原因。 隨著國人武器研發能力的提高，今年四月二十二日，空軍官校特技小組用國人自製的 AT-3 公開表演了十五項六機編隊特技，由於小組成員也都來自台南一大隊，再加上文宣、媒體的造勢，儼然是雷虎的復出。 「新雷虎」表演用的 AT-3, 雙發動機及梯形翼設計，使得飛機剩餘馬力大、留空時間長、轉彎半徑小，是行家眼裡非常優異的表演用飛機。尤其空官接手特技飛行後，已擺脫雷虎時代仍須擔負的作戰、警戒任務，且「官校性質上為訓練單位，人員的管理較方便，時間也多。」曾任官校校長的一位雷虎領隊說。 傷心的老雷虎 雖然官校也有「零副件、發動機的支援，電子裝備的加添等後勤上的問題」, 但特技飛行小組日後面臨的重重困難中，最難超越的，無疑還是雷虎曾經創下的高峰。 六機編隊已是三十年前的水準，「桶滾的時候兩翼僚機會翹起，顯然舵的使用有問題。」老雷虎看「新雷虎」時，在飛行技術層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但「看到小老弟飛的那個樣子，也覺得蠻、蠻...... 感覺很傷心。」雷虎另一位資深組員欲言又止。但「環境不一樣，的確不會產生那麼好的飛行員。」老雷虎歸咎於社會型態、環境的不同，言談間有濃厚的命定色彩。而曾任雷虎十二年領隊的梁龍則直搗核心地指出，關鍵在於「對飛行的狂熱」。 特技飛行不是花拳繡腿 在飛行員的口中，特技飛行是以藍天為背景的藝術創作，那麼它究竟有無實用的價值？「特技飛行表演是平時以和平的方式顯示軍備的一種最有效方法，使對方覺得程度高，有嚇阻的作用。」一位資深空軍將領語調平緩有力地為特技飛行表演的功能定位:「空軍飛行的技術、後勤、管理的水準，這三方面具體的表現，就是特技飛行小組。」 在行家的眼裡，單是「起落航線、編隊飛行，就可以看出飛行員的功力」, 而特技飛行，則更是要求在翼尖交錯著翼尖的狹窄距離內，及「甚至眼鏡、面罩都會被 G 力拉下來」的環境下，仍穩穩控制著因相對氣流激盪而隨時在動的飛機，以保持在完整的隊形裡。因此在迴旋轉彎翻滾爬升中，飛行員的水準一目瞭然。 當然有問題的飛機是談不上表演的，因此維修人員的水準，也在一場場的表演中，大見真章。 在實戰功能上，「特技飛行小組成員在空中格鬥方面占很多便宜，也由於習慣對時間的掌握，對地面炸射得也較好。」張復說。由於特技飛行表演很重要的要求之一是「對飛機性能做最大的發揮」, 顯然地對空戰致勝的先決條件 -- 飛機性能的徹底掌握，有莫大的助益。 曾有擊傷一架米格機紀錄的羅化平，當年就是以拿手的超低空飛行外帶斜觔斗，在台海空戰中，躲過米格十五的追擊。而雷虎另一領隊梁龍、組員李學禮等，也分別在多次演習的箭靶射擊、炸射等測驗項目中拔得頭籌，為張復的說法做了強而有力的註腳。 更真實的「立體電影」 由於「公關」觀念的普及，特技飛行小組也擔任感性推銷政府與軍方形象的功能。美國華納電影公司出品的「捍衛戰士」(Top Gun), 由於把雄貓 -- 艦載戰鬥機 (F-14) 的美感表現無遺，激發了年輕人從海洋到藍天飛行的嚮往，因此每年都為招不足學生而困擾的美國海軍官校，當年報考人數，竟激增為平常的四倍。 而特技飛行是「三度空間的表演藝術」, 是更其實的「立體電影」, 能讓觀眾對飛機震撼的聲響、速度產生強烈的感受。空軍退役飛官王迺斌回憶，當年就是在台中看了雷虎和雷鳥的表演，才決定投考空軍官校。 在傳統官僚體系裡，「摔飛機」往往是很難破解的心理障礙。但「沒有那一個國家的特技飛行小組不摔飛機的。」鑽研軍事武器多年的尖端科技雜誌總編輯畢雲皓說。也是空軍出身的黑幼龍則舉出美國雷鳥小組一九七八年練習觔斗課目時，四架 T-38 機毀人亡，但如今卻依然與另一支特技飛行小組藍天使 (Blue Angel) 執行每年各八十場的飛行表演，扮演政府與民眾之間溝通的橋樑。 飛向群眾 「不能只為了雙十節僑胞回國」、「不能只限於選擇性的鄰里長」, 更不能有「長官訓話」、「排排坐」、「身家調查」, 黑幼龍對空軍特技小組今後表演發展的方向、對象，提出了強烈的看法 -- 特技小組應該飛向群眾。 雷虎是大時代的產物，負有中國空軍要求世界肯定它的使命，因此飛得沈重，但也因此飛得高超。一般人感覺它今不如昔，在老雷虎眼中，或許缺少的就是心靈的深度。 梁龍：飛行要有狂熱 怎樣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飛行員？冷靜、反應決、細心、勇氣。在一些飛官眼裡可能只是外行人的觀點。 梁龍以內行人的觀點說:「狂熱吧？......」開始陷入沈思。「應該是狂熱。」突然又肯定的冒出一句話。 拙於言詞的梁龍無法再進一步解釋狂熱與優秀之間的關係，也不會文縐縐地引用哲學友的話，諸如「沒有熱沈，就不能趨於偉大」, 來深化、支持他飛行的理念。 九年前，內湖團管區，一位同是上校階級、承辦退伍業務的參謀，大惑不解地望著梁龍:「乖乖！上校就有三十二個勳獎章，四國「國軍英雄」, 那你為什麼要退？」 「在空軍幹厭了吧。」一句塘塞的話，但實在不想再多做解釋。 當年為了執意從一大隊參謀長職務退下來，著實還勞動了國策顧問賴名湯從中說項，空軍總司令烏鉞才肯放人。 梁龍指著背後牆上所掛，測航道用 BE-200 型螺旋槳測試機照片說:「來民航局，就品考慮到還能再飛個十幾年。」 「我喜歡飛，」梁龍語氣沈靜有力的補充道，但還是不想再多做解釋。

小野:我曾經燃燒過

六月，我一口氣寫了四篇小說，是我一生中小說創作量最多的時刻。「六四事件」之後，我瘋狂的寫，寫「無地海星」, 是講七 0 年代大學生的希望和愛，那時候我正在唸大學；「我們的黑龍江啊」寫的是民國五十五年的事，我是初中生，而同時大陸正是紅衛兵造反的文革時代；還有「橄欖鎮一九四四」, 我從一個現代人的觀點去看遙遠的中國年代。這些小說在七、八月就發表在報上，電影是無法這麼快呈現的。我發現自己一直關心的，是歷史流動中的東西；而這些，是十年前的我不會寫的。那時我寫的是周遭的生活和愛情，很多人愛看，是因為它簡單、快樂、樂觀。從六十四到六十八年，我從師大畢業，當兵，到陽明醫學院教了兩年書，中間出版了三本小說集，都很暢銷。但是到第四本「黑皮與白牙」原名「我的學生杜文燕」時，就幾乎賣不出去了。憤怒之火越燒越旺這本小說裡我對社會充滿了憤怒，和以前幾本不同的是，它是貼近社會的現實面，但卻離群眾遙遠了，大家不太感動。評論家黃碧端和我通信，她原本以為寫這些文章的是二十幾歲的憤怒青年，她對我感到奇怪，人應該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越來越不憤怒，如果心中有一把火在燃燒，應該會漸漸熄滅，而不是越燒越旺。其實那和我剛回國的心情有關，我出國半年回來，發現台灣整個社會變質到有點可怕，官商勾結，學校教育也是一塌糊塗。我對社會幾乎充滿了絕望，就像我寫的小說中描述到一個家庭被小偷偷空了，夫妻倆回到家發現被偷得光光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就寫這種心情。或者是寫一個人在國外想回國，但回來之後飽受人家譏笑的情形。我覺得社會的變動離我的想像越來越遙遠。我發覺台灣社會在亂，但亂的根源一且找不到，我很迷惑。尤其在參加電影工作後，觀察這社會比較深入後，我更充滿了憤怒。我的憤怒來自無力感，不曉得問題在那裡，或是問題這麼多，做為社會的一分子，卻不曉得該怎麼辦。那段時間我的小說創作變得緩慢，但電影劇本卻越寫越多。到了今天，我覺得自己的心情恍恍惚惚似乎又回到十年前剛回國時的情形，重新在想自己要做什麼。從六十九年進中影，這十年我的憤怒就像火一樣都燒過了，離開中影的前兩年，我還和新聞局大吵電檢法。仔細想想，其實我的反省和反叛來自我的成長背景。父母的要求非常高，家裡保守封建，教育是斯巴達式的嚴格，承受的壓力很大。我似乎一直在分裂；功課好，從小學到大學都是模範生，但也很叛逆，高中差點被開除。我到現在還是不滿台灣的教育方式。小時候老師強收補習費，我一直覺得老師在騙我。而家裡困苦的環境，也養成我能夠堅持對抗的性格。做不好，對不起人做電影這麼久，有時候也蠻佩服自己在這樣的體制裡，可以做了這些事。儘管被轟、被調查，剛開始就差點被撲滅，但我們還是開創出台灣「新電影」的路來。現在倒很奇怪，越是在開放的時候，電影卻反而越沒有生路了。有時想想，可能正因為自己不是學電影的，所以反而更珍惜這些機會，覺得已經改行了，不做好更可惜，也會對不起別人。今天做到最後一刻，我覺得已經盡全力了。(楊孟瑜訪問整理)

新浪潮電影尖兵退伍了

十年前，吳念真和小野是傑出的小說家，卻在眾人的指責中加入中央電影公司。今年年初，吳念真和小野已成為知名的電影劇作家，卻在眾人的期待中步出中影。這一進和一出，相距十年，相同的是，台灣電影界都面臨不景氣的谷底；不同的是，這兩個年輕人曾經匯聚了一群知識份子，風起雲湧地在國片的處處陰霾中開創出一片清朗天空。希望和失望的循環「電影工作有時就是希望和失望的循環，」坐在和導演柯一正合開的工作室裡，吳念真冒出這麼一句話，小野則在一旁默默領首。「希望」來自知識青年的熱誠和力圖改革的勇氣；「失望」則源自於台灣電影的保守氣氛和重商氣息。從民國六十九年進中影至今，吳念真和小野就在走一條循環的路。那年，電影業蕭條到了極點。中央支持的中影公司，推出製作費高達六千五百萬的大片「大湖英烈」, 結果賠了五千萬，其他的民營公司也被港片打擊得無招架之力。七 0 年代台灣盛行的瓊瑤式夢幻電影和暴力充斥的社會寫實片，更將觀眾攪得胃口大壞，「大學生不看國片」幾乎成了校園共同的流行。「要知識份子看電影，就要拍出好電影給他們看」, 當年的中影總經理明驥起了整飭雄心，開始網羅人才，目標對準文學界。吳念真和小野就在這時從小說人變成電影人。「有人勸我不要去做被國民黨豢養的文化打手，但也有人說:「去吧，只要佔住位子就有機會做出一番東西。」」當時仍在輔大會計系夜間部上課的吳念真選擇了後者，踏進中影企畫組，「那時年輕，以為我進去就可以改變一切，」四十一年次的吳念真說。進去之後，吳念真「又瘦又乾，背個大書包」的身影顯得份外突出，周遭的人鎮日談論麻將和家常瑣事之際，他則一旁冷眼熱心的苦思點子。擅長說故事的他，還經常奉令去面對十多個戲院經理「講故事」, 一口氣講十幾二十個劇情概要，讓經理們表決那一部可以拍。但同時吳念真卻罵在心裡:「拍電影怎麼能由這群不懂電影，只求賺錢的人來決定？」比吳念真年長一歲的小野至今仍對電影圈的知識封閉感到錯愕；許多民營電影公司的老闆級人物對張系國、黃春明這些「連高中生都知道的作家，他們卻聽都沒聽過」。第一年就被騙滿懷「以電影反省社會」的熱誠，他們卻在初初探首之際就嘗到了窒息感。「我和念真第一年就發現被騙了，」較吳念真晚半年進中影製片部的小野提到，中影在大環境的箝制之下拍片量銳減，他們提出的劇本和企畫案經常無疾而終，「每天盡在痛苦中渡過，在訓話中過日子。」主管單位嚴密的控制下，七 0 年代以前的台灣電影連離婚、自殺的情節都不能拍，久而久之只能拍些空洞的愛情片、武打片，日漸和社會脫節。喜歡以小說反映社會、反省現實的吳念真和小野，又氣又急的要在保守的電影網罩中尋找突破點。民國七十一年，中影文化城的電動恐龍帶來了突破的大好良機。那年過年，文化城裡的電動恐龍大展湧進了大批人潮，總經理明驥興奮之餘，覺得可以拍一部怪獸片。同在企畫組的陶德辰馬上趁機建言，大膽建議可用片廠的恐龍做背景，集合四位導演拍攝一部低成本、精製作的電影。提點了的陶德辰，從美國修完電影碩士回來，困於國片的不景氣和中影的僵化體系，已經被悶置許久了。總經理頭一點，於是以組長小野為首的製片部企畫組開始廣尋人才，激盪討論，半年內完成了描述成長經驗的四段式電影 -- 就是日後被列為台灣新電影浪潮開山鼻祖的「光陰的故事」。四位當年名不見經傳的新導演 (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及張毅) 推出成品之後，票房居然高達七、八百萬，戲院出現了久違的長龍，影評人開始盛讚電影中清新雋永的風格，這群年輕人儼然在國片長久的低氣壓中轟出了一記響雷。小野狂喜的在筆記本上寫下:「上帝也瘋狂 -- 他們應該相信我們的改革了？」點燃新氣象「光陰的故事」遂像點燃了炮竹的引線，引爆出台灣電影一連串的新氣象。此後的兩、三年間，年輕敏銳的新導演紛受重用，不論是自美返國的，如楊德昌；或是源自於台灣本土的，如侯孝賢，紛紛打破以往國片煽情虛幻的手法和情節，而將電影落實在對現代社會的批判，(如萬仁的「超級市民」、楊德昌的「恐怖份子」), 以及對成長經驗的反省上 (如侯孝賢的「小畢的故事」及「戀戀風塵」)。「我們這些民國四十年代出生的，每個人心中都有多多少少的陰影和憤怒，」中學時碰上保釣運動，念補校時愛看「大學雜誌」的吳念真用手比畫著說:「每個人對社會都有意見，而透過電影，強悍又有力。」吳念真密集創作，平均一年三十萬字，共六本的劇本生產量，成為全台灣最多產的編劇，更因頻獲金馬獎青睞，而有「吳金馬」的稱號。小野長於策畫協調，馬不停蹄穿梭在公司老闆、新銳導演，甚至技術人員之間。以要求嚴格，前置作業完善著稱的導演楊德昌，拍攝「海灘的一天」時，因堅持擢用非中影編制內的工作人員而使得固有的片廠制度遭到考驗，中影上下反對的聲浪波波湧來，幾乎連總經理也招架不住。「我覺得，我們要把握的是對一個藝術工作者的容忍程度，值不值得。」小野在幾番深思後，拉著公司主管人員和導演溝通，談判三天後，決定電影如期開拍。兩年後，楊德昌的電影獲歐洲多項國際影展邀約參加。本行是學會計的吳念真和學生物的小野，就如此集結了一群三十出頭的知識分子，不但在國內影壇披荊斬棘，而且使台灣電影在國際上大展實力。「認識了一群居然和自己有著同樣夢想的人，一起朝著理想在做，好感動！」談到十年電影路的最大收穫，說話似連珠炮的吳念真和語調不疾不徐的小野不約而同的念及:「是和這群志同道合的人，一心在為拍出好電影奮鬥。」然而當他們正為改革而欣喜振奮之時，保守封閉的勢力依然或明或暗的籠罩牽制，頻頻要將他們拉回原地。電影「兒子的大玩偶」引發的「削蘋果事件」幾乎是致命的一擊。這部三段式電影的第三部分「蘋果的滋味」, 以民國四十年代的台灣為背景，故事主人翁是當時貧窮社會中卑微的小人物，並暗諷當年美軍在台的影響。就因如此，中影的上級單位文工會認為影片暴露了台灣的黑暗面而下令修剪。致命的一擊正當大多數人為電影的誠懇自省感到可喜的同時，文工會在中影悄悄的召開一次整肅意味濃厚的秘密會議，當時的文工會主任周應龍指著中影主管人員大罵:「你們到底是何居心？是不是被匪諜滲透了？」小野憤而提前離席，吳念真則痛心大哭。「最悲哀的是，每次突破一點，又被拉回來。」事隔六年，如今小野談起台灣電影的種種限制，依然有種逃不出保守巨擘手掌心的無奈。儘管二人為「新電影」推起波瀾，以電影在國際間展現台灣的文化實力和開明形象；但大多數的時間裡，他們是擺盪在創新和保守之間，徘徊在藝術和商業之際。「他們在裡面慢慢的改，但外人看起來，還不都是那一團？」和他們相識十多年的作家朱天文頗感不平。好長一段時間裡，小野不時從辦公室的座位消失，自行去找老闆溝通各個企畫案，吳念真則埋首替各個電影公司寫劇本。「念真一直都是鐵灰著臉，」朱天文形容他們出現在文友面前時的樣子。在此仆彼起的嘗試外，小野不斷自我調適。「我最鄉愿，也是最理想的想法就是拍一部嚴肅電影，然後用商業包裝推銷出去，結果大受歡迎，」小野平穩的語調化為激昂。他舉例，像氣氛冷凝、描寫都市人際疏離的電影「恐怖分子」, 就曾被包裝成懸疑緊張的商業片來避免曲高和寡；而現在正進行的電影「兩個油漆匠」, 是改編自黃春明原著，批判性濃厚的作品，但小野的企畫案中也選擇了在片子裡加入幾個年輕小夥子，塑造成「滾石小子」的偶像型人物來吸引觀眾。「我覺得一直在走鋼索，」三十八歲的小野說。骨子裡依然理想化從十七、八歲提筆寫小說，近三十歲時投入電影工作，至今已步入青壯年時期的吳念真和小野，在中影後期，開始被新一代的影評人批評為「漸漸進入中產階級的保守，少做大膽的突破」。「我完全承認，」小野邊說邊點頭，「但重要在自覺。我知道自己依然受到教育體系的影響，只是在做體制內的改革。」熟悉內情的人卻見到他們在受限的環境中「失望 -- 收斂熱情 -- 自我療傷 -- 踩平障礙 -- 重燃熱情 -- 失望....」的掙扎。「很難得，居然有過了三十歲，骨子裡還很理想化、堅守自己原則的人，」主跑中影路線的自立報系記者陳鴻元舉例，儘管有不斷的失望經驗，面對中影近年來濃厚的營利至上氣息時，小野還是會站出來駁斥只為賺錢的開倒車選片原則。吳念真和小野的電影人物，就經常透露出他們的掙扎和堅持。「戀戀風塵」中從鄉下到都市討生活卻處處受氣的少年，正是吳念真的寫照，也是他一貫關懷中下層人物的表現；「白色酢醬草」中年輕的生物老師，夾處在僵化頑固的教育體制和活潑叛逆的學生之間，不時放懷自己和學生同樂，正是小野的經驗投射和心情反映。而今，他們離開中影，小野有著「不想再搞電影」的心情，重新痛快寫小說；吳念真則有「這輩子離不開電影了」的情懷，依然寄情於編劇。相同的是，他們都發現:「空間突然大了許多。」環境改變，空間擴大之後，他們自己，和他們筆下的人物，將會有什麼樣的角色變化？這回，編劇和導演都是他們自己了。

傳誰的道,解什麼惑?-教師新角色

談到社會上槍枝氾濫、盜匪橫行、治安敗壞，學者專家的結論常是 --「教育出了問題」。 探討社會上功利掛帥、投機風熾，意見領袖總不忘說扭轉價值觀，「要從教育做起」。 面對如此深切的批判和期待，身處教育最前線的老師卻滿腹無可奈何:「教育既不是萬靈丹，我們也不是神醫。」 地位搖搖欲墜 自孔子樹立了「至聖先師」的典範，教師就被抹上神話的色彩，加諸其上的形容詞如「天地君親師」、「亦師亦友」、「傳道、授業、解惑」等不一而足。然而當社會變遷的巨網灑下，這個古老行業的傳統地位搖搖欲墜，面貌也逐漸模糊不清了。 年歲較長的老師對這些改變感受尤其深刻。上過「杏壇芬芳錄」、也得過「師鐸獎」的國小老師江海洋回憶，以前老師很受尊敬，村里中有紛爭，要請老師仲裁；夫妻吵架，要找老師勸和；年輕人生活上有疑惑，也常徵詢老師的意見。現在呢？「走在街上，有些學生明明認識你，卻故意把頭轉開不打招呼。」一位年資相若的老師忍不住抱怨。 除了感慨師道式微，新生代權利意識的膨脹也帶來很大衝擊。 教英文的花蓮高中老師白陽描述，從前學生在教室裡搗蛋、不上課，老師叫他出去就出去；現在的學生卻安坐原位，對老師侃侃而談「我有受教育的權利」。一位國小三年級的女老師則痛苦的道出親身經歷：有一天上課聲音小了些，一個男學生站起來挑釁的說:「大聲點，你難道不曉得拿的是我們納稅人的錢嗎？」 非但老師個人有地位今不如昔的唱嘆，不少具體事實也說明這一行的「行情」正在滑落。 一位師大教授不諱言，前幾期畢業的學生，約有五分之一在服務期滿 (四年) 之前就辭職了；今年師大光是收學生退回的公費就收了上千萬元。 三年前師大教育研究所一篇碩士論文也指出，現任教師中只有四二 % 的人願意留在現職；而問到將來會不會鼓勵子女選擇教職，一六。三 % 的人答覆「不會」。 落伍的同義詞 這一段教師地位轉變的軌跡，清楚點出了他們在現代社會中面臨的困境。廣義的包含了整個社會價值體系對老師的挑戰，具體的則表現在和教育行政人員、學生、家長的關係上。 「老師的同義詞就是落伍，」在國中任教邁入第三年的吳白玲領悟到，教師工作最大的困擾就是和社會脫節。有些連自己都懷疑的大道理，因為身為老師，不得不說得義正辭嚴，但學生出了校門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摧毀了對老師的信任。 任教台北市某國中的一位老師有過這樣一次親身經驗：在國文課上她勸學生定出人生目標，一個學生當面頂撞:「要什麼目標，我爸爸就是組頭，賺的錢多你好幾倍。」 最近國小校園充斥著「很好，我喜歡」、「沒有辦法」等螢光幕口頭禪，光復國小蘇美玉老師洩氣的表示，對這一代在廣告叫賣聲中長大的孩子，老師「說」不如電視「播」,「社會影響力太大了，老師的力量相對十分渺小。」 其實這些「脫節、迂腐、落伍」的形象，和老師這一群人的基本特質有關。 來自保守環境 歷年來社會學、心理學的研究顯示，師範生多半來自清寒家庭中的較上層家庭，父母以軍公教人員居多，他們從小就是循規蹈矩、用功讀書的好孩子，和社會接觸少，企圖心也小。師大張春興教授觀察到:「師大學生中，很多自小就是模範生。」而他們進師範的理由包括可以領公費、工作有保障、生活安定等。 再加上師範院校風氣又比較保守、管理較嚴格 (當台大、政大學生爭取校園民主的同時，師大學生一點動靜也沒有；校際社團活動中，師大人一向是「稀客」),「造就出一批合格老師，而不是好老師，」剛離開教職的李靜慧有感而發。 這樣單純的一群人，進人臥虎藏龍的中小學，「簡直像到了另一個世界」。 師大剛畢業的一位女生回校向教授哭訴，比她還高一個頭的國中後段班男生，說要抱老師起來親親。另一個男老師則被學生指著鼻子威脅:「走在路上不要給我碰見！」 帶就業班帶得頭大的鄧淑松老師承認，實在很難幫助那些不升學的孩子:「因為我自己只走過升學這條路。」 曾在國中輔導室任職的一位女老師反省:「口口聲聲要培養獨立思考的下一代，問題是我們自己從小就不是道樣被培養的。」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校長在朝會上用粗話罵人，學生跑來輔導室訴苦，她竟然本能的回答:「你以後當校長不要這樣就好了。」 現代社會中，學校是所有人接受正式教育的必經管道，為了順暢教與學的運作，學校組織趨向「科層化」、「標準化」, 然而一項調查卻發現，教師最大的壓力竟然來自與行政人員之間的關係。 吳白玲老師觀察到，在學校裡老師是下屬，校長是賞飯吃的老闆 (決定發不發聘書),「每天兢兢業業的，就怕惹惱了他。」 理想創意難存活 白陽老師則語重心長的指出，教育是二十一世紀的事業，必須顧及個別差異，激發個人潛能，但不少學校仍堅持老師應該「統一管理」學生。「第一線的人向前跑，司令官還活在過去；明知照他的命令做會失敗，又不得不進攻。」他以打仗時的進退兩難，比喻教師目前的處境。 「這個教育體系不僅要塑造標準學生，更想塑造標準老師。」三十出頭的一位英文老師皺著眉舉例，前年她覺得統一教材和現實環境關聯不大，下工夫蒐集了幾篇報導台灣社會變遷的文章給學生讀；和學生一起唱「披頭四」的歌，研究歌詞裡面的意義。 一個星期之後，教務主任找她去談話，說她的「補充教材」應該先報備。「當然會挫折呀！以後我再也不自找麻煩了。」 另一位教國文的老師，花盡心思設計有獎徵答、吟唱比賽、戲劇表演等方式來提高學生的興趣，只要一上他的課，班上就「鬧熱滾滾」。沒想到卻遭受其他老師嘲諷:「你是國文老師，還是童軍團長啊？」他忍不住提高嗓門:「有理想、願意創新的人，在這個體系裡的存活率是零。」 「經師」難為，日益嚴重的升學主義，更斲傷了「人師」的角色。一位明星國中老師透露，有些老師一手接下家長送來的禮 (為了讓孩子進升學班), 立刻轉送到校長、主任手中 (為了能教升學班)。若是如願以償，就像掛上了「好老師」的紅披，賣力教學；反之就是貼上了「壞老師」的標誌，馬虎混日子，「學校拋棄了我，我也拋棄學生。」 許多老師始料未及，原以為安定、單純的工作，近幾年來卻潛藏了這麼多衝突、矛盾、迷惘、無奈，花了很多力氣做「自我調適」的工夫。 各尋調適之道 其中理想色彩濃厚的鎩羽而去。轉入傳播界的李靜慧回憶，教書一個月之後，第一次打學生，邊打自己邊哭:「真正被戕害的是我的理想。」自認無力與大環境抗爭的得過且過。例如一個國中老師上課永遠遲到十分鐘，用五分鐘畫重點，其餘時間叫學生自習。 另有一些人則積極奮鬥 -- 為了錢。教育當局三令五申禁止老師玩股票，「搗住耳朵就以為聽不到」的卻大有人在；雖然嚴禁補習，以學校為副業、以補習班為正業的老師幾乎各校都有。一位國小老師說，在他任教過的中部某小學，老師都在賭六合彩，「求明牌「起童」的時候，校長遠去「扶桌」呢！」 如此遺害的當然不僅是老師自己，更賠葬了整個社會的希望。不少人開始反省：怎樣才能紓解教師困境、重新釐清教師角色。 從「指導」到「互動」是角色調整的第一步。過去老師和父母一樣，有絕對的權威，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師生間為「上、下」關係。如今講究民主多元，孩子成長環境多變，知識的吸收也愈來愈快，老師不是標準答案提供者，而是共同尋找答案的人，變成平等的師生關係。 已有十幾年教學經驗的鄧繡山老師舉例，他告訴學生說，如果有一天看到老師車子被撞了，在馬路上和人爭論，也不要失望，因為「老師」不等於完美，不過是在和學生一起成長。 金華國小三年級的方柏人，熱切的形容那位剛調往他校的校長：看見學生丟垃圾，總是一言不發的彎下身、撿起來放進口袋裡，即使在校外也不例外。她語氣中對這位不用校規壓人的校長充滿敬愛。 而亟待打破的刻板印象為：老師是清高的，不為物質所惑的。 「老師為什麼一定要窮？」帶國中特殊教育班的蔣素娥不以為然的說:「如果我有錢，可以買一部九人座的車，星期天帶學生出去玩，或者開一個中途之家，讓流浪兒來住。」 打破清貧印象 國小老師江海洋靦腆道出，每次和當年當兵的夥伴聚會，看到他們有的成了董事長、總經理，心情都會起伏不定。「老師是人，不是聖賢，」他殷切的希望:「要用一套制度來讓老師不動心。」 尤其重要的，所謂「尊師重道」必須重新界定，建立教師的專業形象。 教過國中和高中的江宗恩老師預測:「教師享受社會無條件尊崇的日子不會回來了！」未來教師要受人尊敬，不是因為具備老師的身分，而是擁有難以取代的專業知識和能力。高中物理老師勇毅也贊成，只求安於現狀的人不要當老師，「如果思想觀念落在學生後面，他們百分之百不會尊敬你。」 「今天教育問題的癥結不在於不知道怎麼做，在於沒有人相信應該照著教育理想去做。」輔大應用心理系主任、人本教育促進會董事王震武一針見血的說:「很多人頂著教育名義，正製造各種教育問題。」 暑假裡，在陽明山上一次教師研習會中，有位老師大聲詰問:「為什麼有心做好老師，竟是如此困難？」宜蘭三星國中林耀堂老師認為:「教育政策是戰略，老師是戰術，戰術再強，戰略失敗，還是沒有用。」 去年，國小老師洪中周在台灣時報上撰文呼籲:「不要讓孩子在我們手中變壞了！」然而，有幾位主導教育大政方針的官員真正做過這樣的反思？誰來教育老師？怎樣才是現代社會裡的好老師？師大教育心理系教授、是很多老師的老師張春興歸納出三個條件：一。專門知識 (knowing the subject): 對所教的科目瞭解非常清楚，不斷研究；時時加入新的素材。 二、專業訓練 (knowing the student): 瞭解今天孩子的需要。 三、專業能力 (teaching the subject to the student): 把自已瞭解的知識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表達。 目前我們的師資養成過程申，有沒有以這個為目標來教育準老師呢？以「培育師資最高學府」的師大而言，每個學生必須修滿包括教學原理。教育心理學等二十八個教育學分，這就是「專業能力」的所有內涵了。 愛的教育「開戒」 至於瞭解今天的孩子，學校裡沒有一門課是為此設計的，只有在大四下學期快去實習的時候，有的導師才會稍微提醒一下。「就好像燒餅要出爐了，才想起來在上面灑幾粒芝麻。」師大畢業的黃足滿記得，當年許多學長、學姐已經「開戒」打學生了。還被請回來講「愛的教育」。 那麼可不回能用在職訓練來彌補呢？依照目前規定，一位國中國文老師要教滿十年，才有進修機會。而所謂進修，也只是在專門知識上。教化學的回去學化學，教國文的回去學國文。教書進入第九年的金老師感到「自已快要被掏空了」, 急需增加輔導方面的知識和能力。「可惜這方面的管道非常少。」 雖然從民國四十九年起，師範學校改為師範專科學校；七十六年，九所師專又改制師範學院；今年高雄師範、彰化師範又升格為大學；但教師素質提升的速度，一直落後於社會進步的速度，以及人民觀念改變的速度。 「仰頭苦幹」 教了十幾年書的鄧淑松老師不諱言:「愈教視野愈狹隘，與社會愈隔閡。」台東仁愛國小老師張憲耀最近發現，有些學生家裡裝了個人電腦。常把不懂電腦的老師問倒。「現在當老師不能埋頭苦幹，要仰頭苦幹囉！」 為了提升教師素質，曾參與「大學法」、「教師法」等重要法案研擬的張春興教授建議：打破師範院校畢業生為「當然合格」老師的現狀，各大學都可開設教育學分；有心當老師的人畢業後必須參加資格甄試，誦過了，分發實習；一年後再甄試一次，通過後才發給教師證書。 「要把教師水準提高到和醫生、法官一樣專精，」因為後兩者關係人的生命財產，前者更影響人的一生。「社會沒辦法替孩子選好父母，但有義務幫孩子選好老師。」他寓意深遠的說。 好老師是...... 現代社會裡，受教育是權利，也是義務。雖然幾乎每一個人都肯定教師的角色重要，但對於「怎樣才是符合時代需要的好老師」, 卻可能各有不同的答案。 聽聽這些教書的、被教的，以及關心教育的人怎麼說。 黃光國 (台大心理系教授): 對教育工作有敬業精神，瞭解學生、不吝於讚美學生。能隨時代需要吸收新的知識。 張若梅 (兩個學齡兒童的母親) 能讓孩子在課堂上清楚瞭解，不必浪費孩子的生命，晚上再去補習班重覆一遍。 林耀堂 (三星國中老師) 當一個學生被記了三個大過，所有人都說他無藥可救的時候，仍然願意聽他講話的人。 顧雅文 (張老師月刊副總編輯) 好與不好要看與學生性情合不合。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裡，一群人共同分享的屬性愈來愈少，有的孩子十分乖巧、服從；另一些孩子卻非常好辯、企圖建立獨立思考能力。所以老師本身也要很多元，有各式各樣的老師，有的很嚴格，有的很輕鬆活潑。 力柏人 (國小三年級學生) 能給我快樂的，能讓我發燒發到四十度還想去上學的。 潘運欽 (石牌國小老師) 和學生融為一體的，不僅交流知識，也是他們的朋友。 劉佑明 (國中一年級學生) 要有張小燕的口才、胡瓜的機智、巴戈的幽默，還要有......。 史英 (人本教育促進會董事長、台大教授) 能尊重每一個學生的個別差異、將來發展的可能性以及各種潛能的老師。要有一副包容的軟心腸，懷著「彼亦人子」的胸懷。認清自我價值，有專業知識的修養。先要求自己，後要求學生。 榮智文 (漢聲青少年文學執行編輯) 一個把整個世界打開始孩子看的人，讓他們知道長大了要面對怎樣的世界，可以有什麼反應。

李國鼎親述台灣經驗(六)-早該重視人力資源

經濟發展需要各種資源，可是我們的天然資源有限，只有一些石灰石、一點點煤，而煤礦一天生產不了多少，又經常造成災害。除此之外，就只有人力資源。 頭十年的發展，失業率比較高，大概有六 %, 慢慢我們就增加很多的就業機會。到了第二個十年，我們就想，既然人力多的話，我們一面普及教育至九年，同時注意工職教育，一面就充分發展勞力密集外銷工業，因此提供外銷工業發展的優良環境。 聯合國協助發展經濟 我們真正把人力看作一種重要的資源，並且有計畫的提高人力水準，是從一九六三年開始的。 一九六三年九月美援會改為經合會之前，約五年時間沒有經濟設計機構。事實上各部門的發展計畫分散在各部會，做了之後由美援會集中，彙編成四年計畫報行政院，再由行政院副院長開會審查幾十次。 經合會恢復後，主要負責經濟設計，與經濟發展計畫中所需要的資金和技術，經合會集合有關機關來統籌、引進。過去對聯合國提出計畫，是由外交部接洽，經合會成立後，我們和外交部商量，外交部說:「很好，你們的工作可以和我們配合。經合會可以配合四年計畫決定需要和優先，經過我們審核後再送聯合國有關單位。」並且表示要提就要提好計畫，好計畫可以多得到一些錢，提不出好計畫就少拿錢。 後來聯合國成立了一個 UNDP, 專門來管理發展計畫。因為我們計畫多了，UNDP 就直接派員設立辦事處作為代表，前後約有十年。 我們對別國也有貢獻 當時我們會同農復會草擬成立食品研究所計畫，因為我們開始以農業為主，農產加工為食品甚為重要，UNDP 就先派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來看計畫，加以評估。接著討論計畫中，需要那些專家、設備、需要培植那些人到國外深造及所需經費。 美援協助送出去培植的人，視何國最合適而定，主要是送到美國，但是也可以送到第三國，如日本，因為日本與我國情相近。歐洲也可以考慮。 我們很快變成美援訓練人員的第三國。發展比我們慢的國家，由美援選送來我國訓練的人數也上萬人，因為我們的計畫做得蠻好的，各方面發展的經驗，對那些國家適用。這也是我們對其他國家的貢獻。 我們送出去的人一共有兩、三千。後來美援會協助他們組成中美技術合作協會 (這個團體目前每年還有集會活動)。美援送出去的人也有高級專門人員，主要是考察，時間較短。像俞國華先生，就曾經率領資本形成考察團去考察兩個月，這個考察團多為銀行家，他們去看美國的金融機構、證券市場等。 經合會也因筆者重視人力，於是五十三年就召開了一個全國人力會議，討論人力教育與末來供求的關係。把工商界、教育界和各政府機構有關係的人都請來談這個問題，得到很多有意義的共識。 加強工業教育 剛來台灣時，普通中學占的比例高達五 0~ 六 0% 以上，職業學校很少，尤其工職學校更少。但到了一九六三、六四年，有一次我跟黃杰主席到台東參加一座大橋的落成典禮，休息的地方是一所農業學校，那位校長告訴我:「現在招不到學生了，整個經濟結構正在改變，學生也越來越難找，不願意學農職。」我立即與黃主席協議，用美援相對基金，幫助六所農職改為農工職校，加開工業職業教育課程，效果很好。 我記得最先有一所是在桃園，因為工業化初期工廠多半蓋在桃園。桃園地區工業需要人力，所以改制後農校的校舍大大擴充，適合當地的需要。 我到財政部之後，提倡學校學生儲蓄運動，從小學、中學、職校辦起。有一年我再回桃園農工職校，校長感謝我試辦的效果很好。這時候農業只有一、二班，其他都是工業。因為農業用地大，還要有實驗農場足供其擴充。所以過了幾年，大部分農職都改了工職學校。可見經濟結構在變，人力結構也要改變、教育必須配合。 工職教育符合需要 第一次人力會議討論時，高中、高職的比例是六比四，後來高中的比例逐年降低，現在的比例已經到了三比七。職業學校的升學壓力較小，因為這些人從學校出來就該就業了，但這並不表示從此不需要再受教育了。 在歐洲，這不過是一個階段，學到一些技術後，將來還是有機會再受更高一層的教育。學了做，做了再學，努力的人也有機會讀大學、碩士甚至博土。 我在兩個月前曾到台灣工業技術學院，那裡專門收工專和高職畢業的學生，工專的讀二年，高職的讀四年，之後就可以拿到學士學位。該院也有研究所，有碩士及博士課程。 我們的教育有七 0% 是屬於這類職業學校，但是社會的注意力卻只全心全力的擺在這三 0% 的高中，尤其是聯考。應該讓七 0% 的人也有好的機會做事、升學，做事、升學，一段一段的走上去。這樣一來，人就不會擠在這三成學校，落在聯考的陰影中，從小就補習起，補到進了大學為止。 事實上，從台灣工技學院出來的學生，七 0% 到工業去、二 0% 到政府去、五 % 出國，比一般大學好多了。而且真正符合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們卻沒有給它足夠的重視。 人力問題實為教育問題 而且，唸高職將來應該比唸一般高中有希望，因為可以學到專業技術。只要這個教育系統完整的話，他一生都有一個很好的計畫。現在台灣工技學院也有碩士班、博士班，雖然比例比較低，總是有希望。所以很多人力的問題，實在很多都是教育的問題。我們的師資教育過分重稅普通教育，忽略了技能教育。 當時開人力會議時，也順便討論到了人口問題。一九六 0 年人口成長已經到了三。六 %, 很高。一九六一年美援會投資小組舉辦「加速經濟發展會」展覽，那時把很多經濟成長數字，做成模型、漫畫、圖片模型，使大家一看就懂，印象很深刻。 我請了一批經濟學家和新畫家共同討論，把經濟學上的意義，用通俗的方式表達出來。像當時造了石門水庫，有了石門水庫後增產的稻米，只夠一年增加人口的消費，所以我們就畫了一個人張著大口吞下石門水庫。當時每年增加的人相當於一個高雄市，這個負擔很重的。我們沒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造石門水庫，或是建設一個人口三十五萬的都市。 這個展覽，各單位都來參觀，看過之後大家有個印象，為什麼我們要加速經濟發展？因為我們地小人稠。 合法賺錢是應該 而我們的土地觀念，由於五千年來以農為本，所以土地法也是以農為本，沒考慮作工業用。土地改革的三個階段：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這三個發展階段也都是談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並沒有談到用途。但今天這些都成了辦工業的人的阻礙。所以推行一個政策，一定要讓大家瞭解。 此外，大家都以為當時貨幣不穩定，還是買美金和黃金比較好。假如拿這些土地做工廠，可以有多少人就業？增加多少國民生產毛額？這些都做成模型，而且一看就曉得。整個經濟和產業，要由大家共同溝通觀念，認識這個道理。還有，中國人都有一個觀念，就是怕你賺錢。但是，合法的賺錢還是應該的。 當時，人力資源的發展是筆者已認清很重要的項目，在第四期四年計畫中也列進去，以後每年都繼續列入。可是列入後，還是有少數人弄不清楚。經國先生對人力發展、人力資源並不是怎麼樣認為很重要，他不大表明的。所以當他在五十八年主持經合會時，調整組織，不同意繼續設立人力發展單位。 原來人力發展小組在經合會初期是有的，後來反而取消掉。經設會改組成經建會後，初期還沒有恢復。後來經建會也是先有一個人力小組，由副主委孫震召集，一直等到成立正式的組識條例時，才有人力發展處。 人力發展會議第一次開會的時候，我們特請考試院長孫哲生先生主講人力發展的重要性。他說，由於以前國父講過:「我們要對付西方帝國主義，中國一定要人多。」孫科解釋:「我父親那個時候是民國初年，清末深受西方白色帝國主義的侵略，需要很多人去應付。後來蘇俄赤色帝國主義出來後，人越多的話越貧窮，越貧窮越容易成為共產主義的溫床，所以人口多不是個好事。」這話見報了，報紙上的社評紛紛響應。 一九六二年，尹仲容寫文章說，假設我們人口成長是二 % 的話，我們就不必依賴美援。但立法院又有人去質詢:「怎麼可以拿美援的錢來做節制人口的宣傳？」認為大不應該。後來尹先生去世，我繼續執行由民間團體推動家庭計畫方案。不必喊口號，寫文章、實際去做一樣有效。 家庭計畫推展成功 家庭計畫是一九六四年開始的，這是我和黃主席談好的。那時候經合會和省政府每三個月有一次會議討論，檢討各項計畫進度。我們決定請許世鉅組長把在鄉村做的經驗，推展到都市來。統計顯示，那時母親在第四胎起，孩子夭折的比例很高。當然在當時，整個醫療還沒到目前這麼好的水準。 而在軍中，這個工作做得反而早，因為蔣夫人看到軍眷中墮胎數字有墮到七胎、十胎的，這樣高。她要許組長在眷村推行家庭計畫，墮胎對母親健康有很大傷害的。 記得在五十一年有一次霍亂流行，霍亂都是出現在衛生情況很差的地方。尹先生請許組長一面推行清潔運動，同時請許先生藉這個機會趕快推行家庭計畫。因為越窮困，人口就越多。當時為了積極推行，又同時推行兩個計畫：一是加強香蕉外銷 (尹先生本來就很重視香蕉外銷), 第二是充分就業，以貢獻經濟並避免人口增加。 一言安邦，一言興邦 家庭計畫的推動，對低收入的家庭有很大幫助。低收入的人小孩子多、負擔大，就永遠不得翻身。民國五十五年筆者曾面陳先總統蔣公，經濟發展兩大目標，一是增加就業，希望達到全民就業。二是縮短貧富差距。因此減少低收入者的家庭人口負擔，實有必要，蒙他老人家首肯，公開討論後，決定這時候應該減少人口，真是「一言安邦」。 後來我們找一個在美國衛生組織做過事的公共衛生專家方頤積博士，主持一個計畫家庭協會，作整個策畫和推動。後面則由省政府衛生處的許子秋繼續推動。到了一九七 0 年，人口成長就由三。六 % 降到二 %。再加上優生保健法通過後，就更好了。 之後執政黨在民國五十六年九屆五中全會開會時，何應欽和孫科兩位老先生談:「本黨應該要有人口政策。」但也有人仍覺得再多人也不會有問題。他們說，只要反攻大陸後有足夠的地方可以生存。先總統蔣公在大會最後評語中，對這個問題肯定的說，他現在認為我們應該有人口政策了，其是一言興邦。 (林慧芬整理)

中國人太有私心-國安局長宋心濂看當前問題

一、「不承認、不否認」 在一般人印象中，我國的國家安全局所擔當的任務，就像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CIA) 一樣的重要與神秘。 所不同的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在某些情況下，要赴國會公開或秘密作證；歷年來也有離職的情報人員披露一些自身的經歷。新聞界也會不斷的追蹤報導，如去年華盛頓郵報記者伍德瓦德 (Bob Woodward) 所寫的「面紗 (Veil)-- 一九八一～八七年中央情報局的秘史」一書，甫上市立刻變成了全美的暢銷書。 在我國國情下，國家安全與情治機構的負責人素不與外界接觸，也絕少留下紀錄。 鄭心雄教授有一次追憶他的父親 (編按：即鄭介民先生，曾任我國第一任國家安全局局長) 時說:「我們為了要編一本較完整的家譜，居然找不到幾張父親的照片，更找不到我父親與先總統蔣公的合照。而有一段時期，父親與先總統幾乎是天天見面的。」 在對安全機構諱莫如深的隔閡下，自然就容易產生渲染、臆測與失實的報導。 當調查局局長吳東明於七月上任時，一些媒體在報導中指出，他在經歷中故意刪除曾任職國家安全局主任秘書一職，顯示他要跨出該局的陰影。事實上，「吳局長根本沒有擔任過我們局中任何職務，他連國家安全局的門都沒有進過。」安全局一位主持人這樣說。 「那你們為什麼不要求更正？」 「這樣做，將不勝其改。如果一條錯誤的消息不更正時，豈不使讀者誤認為這是條正確的消息？」 在國家安全機構負責人對外界報導「不承認、不否認」的鐵律下，民眾要增加對他們的瞭解，仍然還要有一段長時期的等待。 二、從宏觀談問題 不久前，筆者與已經擔任了三年半的國家安全局局長宋心濂先生有一次長談的機會。他的一些重要看法，值得與讀者共享。 宋先生個子不高，穿一套短袖的灰色青年裝，精神飽滿，記性很強，堅毅的表情襯托出他一生豐富的經歷。 這位以前被形容為「治軍嚴明，不苟言笑」的將領，現在被形容為「最神秘的人物」, 事實上十分健談。談一件事，常會從頭說起，然後做分析、做判斷。在三小時的談話過程中，反映了他廣泛的知識與高度的自信。他不從微觀上來談本身的業務及任何人物，他從宏觀上暢談對很多大問題的看法。只有偶爾涉及極敏感問題時，他轉移話題。 三、「我們是抬轎子的」 根據對當時談話內容的記憶，筆者以宋先生第一人稱的口氣記述。由於自己沒有新聞從業人員過耳不忘的專業訓練，希望與原意沒有很大出入。 -- 我們的工作只能做、不能講。 -- 對外界的報導，我們不承認，也不否認。 -- 我自己早就以身報國，無所求。 -- 我的名字不要見報，不打知名度。 -- 政府要知名度，領導中心要知名度。成功歸於政府，不歸於我。 -- 除了五個多小時睡眠外，我開會、會客、看資料、想問題、做規畫。 -- 局裡邊的一個工作，就是每天清晨為總統與行政院長準備好一份國內外情勢的最新簡報。 -- 三年半來，在千次以上的示威事件中，除了幾個人自焚外，沒有一個人死亡，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紀錄。 -- 廢除戒嚴、開放黨禁不僅是中華民國的大事，更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一件大事，不下於美國人的登陸月球。 -- 國民黨要國家安全，黨外也要國家安全。 -- 台灣不只是一個賺錢的地方，而是要變成一個生根立命之處。 -- 中共即使在內憂外患之中，也不會對我們放鬆。 -- 鄧小平抓了槍桿子是不會放的。一來要維持共產政權，一來要維持自己權力。 -- 天安門流血事件，再度證實鄧小平相信槍桿子，不相信知識分子。他說要退休，是說說而已。 -- 鄧小平對趙紫陽很難處理，如果趕盡殺絕，如何對他自己提倡的改革自圓其說？-- 天安門事件前，政治左、經濟右，經濟掛帥；天安門事件後，政治左、經濟右，但是政治掛帥。 -- 大陸造原子彈，就像造了一座美輪美奐的大廈，可是裡面住的全是窮人。 -- 天安門流血事件說明：當外國人不再欺侮中國人時，自己人在欺侮自己人。 -- 有一次我告訴密西根大學的奧森柏格教授，共產黨有二種：一是戴帽子的，由上而下，如東歐的共產黨；一是穿草鞋的，由下而上，如中共。「戴帽子」的要改革比較容易；「穿草鞋」的要改革就難。 -- 在我擔任金門司令官時 (編按：七十二～七十四年), 我告訴預訓班的預官，給你六個月，給你一切你要求的條件，把你班上的兄弟訓練出一身是膽。 -- 在我駐守金門 (民國七十二～七十四年) 時，經國先生來過兩次。 -- 帶兵靠組織，要嚴格；情治人員單打獨鬥，要共識。 -- 我對同仁的要求是，能公而忘私最好，但必須要先公後私。我要求他們多動腦、多規畫、多思考。 -- 國家安全局並不神秘，基本上是一個高層次的研判單位。 -- 等這次選舉後，我會與黨內外立委溝通。我也常抽空與一些國內外學者交換意見。 -- 為什麼卸職的軍人不能擔任適當的公職？艾森豪卸職後擔任過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與美國總統。 -- 一個空軍中隊，二十多架飛機，幾百億的資產，主要由中校、少校在負責。社會上不應當再看輕現代軍人的素養。 -- 有一位記者問我:「國安局到底在幹什麼？」我的答覆:「保護你來罵我！」 這不是第一次與宋先生見面，但在當前混沌的國內政治情勢中，國家安全局長下面說的二句話似乎更值得重視: -- 中國人太有私心。天下無難事，如果不自私。 -- 我們是抬轎子的。坐在上面的人，要以國家利益為重。

黑名單的遊戲規則

當我和前世台會會長陳唐山進行完三個多小時的訪問後，我們的臉上部帶著一份疲憊的神情。我請他送我一程到我辦公室附近停車的地方，他遲疑了一下，然後說「好」; 當我們走到他的車旁時，我才瞭解，他遲疑的原因，他說:「很抱歉，車子很破。」 繼續付出代價 在途中，這位歷經多年政治抗爭，讓政府極為頭痛的人物，以感慨和無奈的語氣說:「我竟然天真的以為一九八七年回去時的表現很好，從此回台灣應該沒問題，沒想到......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帶著沈重而有點茫然的心情，駕車沿著波多瑪克河的公園公路回家。他說他支持李登輝總統的外交政策；他說盲目地追求台獨是危險而不負責任；他說將來如果民進黨執政，若做不好，他一樣要加以批評。我不禁反問自己:「如果他不是有意騙我。政府為什麼不再讓他回台灣？」 陳唐山說到一九七九年父親在台過世，無法回去戴孝守靈時，他眼眶內帶著一些閃光；在談到國台語問題時說，沒有被壓迫過的人永遠不會瞭解被壓迫人的心情。「到底是他們反政府，還是政府壓迫他們？」「如果國內的言論已到了百無禁忌的地步，為什麼海外還有人要為當年的一些「不當」言論付出代價？」 冤冤相報 就在思索這些問題時，車上錄音機放出羅大佑去年的一首歌曲「遊戲規則」, 我猛然地想到「黑名單」豈不正是一場遊戲？而它的規則又是什麼呢？決定黑名單的人認為:「你們在海外造謠、搞台獨、破壞政府、到美國國會作偽證攻擊我們，還和國內反對人士結合...... 我就不讓你們回台灣。」 而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心裡想的是:「國民黨是外省人，由大陸來欺壓我們台灣人，在二二八事變中殺害我們台灣人，不讓我們說台語；現在我人到了美國，我不但要罵你們，還要用暴力推翻你們；我偏不說北京話，我的下一代也不說；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羅大佑說:「也許是為大家，也許是為自己，目的可能都一樣，遊戲規則；敢做就敢當，敢愛就不怕難，自己打仗自己上，遊戲規則......」 羅大佑的遊戲規則。雖然不完全符合「黑名單」的「遊戲」, 但海外異議分子和政府情治單位確實是一種「以眼還眼、有仇報仇」,「敢做就敢當」的對立關係。 如果政府的黑名單是要懲罰這些人，許多例子都顯示政府達到了這個目的。 華府「台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執行秘書柯邁政 (Marc Cohen) 說:「台灣政府禁止我到台灣觀察政情，對我無異是一種最嚴厲的懲罰；他們一槍打死我也就算了。免得我因為想看台灣的發展卻看不到而難過。」 柯邁政以研究台灣政治為業，一九八六年抵台觀察增額國代、立委選情後、就不得再入境台灣。他活躍於華府台灣人政治社團，曾在美國貿易代表署就台灣的勞工問題，作了對中華民國政府極為不利的證詞，為華府親台人士所不滿。 今年五月一日，十餘位遭政府拒絕入境的海外異議分子 (包括最近在台灣鬧得滿城風雨的李憲榮), 就「黑名單」問題於華府舉行記者會，加拿大物理學家林哲夫在會中提到當年母親過世不得返台時，激動地老淚滿面。 應該相信誰？可想而知的是，在近三十年的政治對抗中，如果我們聽過這些海外異議人士的說詞，不知還會有多少起令人鼻酸心痛的故事，覺得這個政府實在無情無義；而如果我們相信情治單位對這些人的報告，我們又會痛恨這些人偏執的言行。覺得他們實在「罪有應得」。 無論真相為何，可以肯定的是，這絕不是一個健康而正常的政府與僑民的關係。一個健康的政府不會以懲罰僑民為樂，一個真正愛鄉的人，不會利用一切機會，使用最難堪的字眼來破壞自己故鄉政府的形象。 這種冤冤相報的關係，在台灣還處於戒嚴，實行報禁、黨禁的時期，或許是唯一而無可選擇的遊戲規則。但是三年來台灣政治情勢的轉變，已非當年這些異議人士出國時所能想像。但這些被排拒於國門外的人，無視這些進展，非但仍以嘲諷、戲謔態度談論國內的政治現象，並且不願承認現存政府的合法性、不接受國旗、不承認有國語、盲目地推動台獨運動，造成他們入境的障礙。 同樣的，當國內朝野兩黨已能在差異中，以和解、容忍、妥協的遊戲規則化解抗爭和危機時，控制進關大門的公務員，仍以草率、短視、狹隘、落伍的安全觀念，拒絕一些態度早已緩和的異議人士入境。例如，今年二月獲得台大醫學院客座教授聘書的李應元博士，卻被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拒絕其返國。 化解舊怨的機會 事實上，情治單位牢控大門的作法，由陳婉真、李憲榮、羅益世等人相繼突破禁令的例子來看，不但無效。也徒失化解舊怨的機會。 陳唐山說，如果李憲榮是以正常管道返台，當不致造成如此的轟動，也不可能言行如此偏激。 發不發入境簽證，絕對屬一國政府的主權行使範圍，不受任何因素干預；美國前國務卿拒發簽證結巴游領袖阿拉法特到紐約聯合國演說，雖引起國際社會的一些批評，但也莫可奈何。結果只好把聯合國大會移師日內瓦，請阿拉法特到日內瓦演說。 事實上，我們的政府否認有黑名單這回事，他們是根據國安法不歡迎某些人士入境，因此也未遭遇外國的我評。但是在國內為了異議分子返國問題，引起如此大爭議之時，是否應檢討一下，這項主權行便得是否得當，結果是否適如其反等問題。 同樣的，海外反對人士，如果不是抱著正當的心態，無法接受台灣進步的事實，不顧意承認這個國家，和這個帶動進步的政府，則問題仍無法解決。 解鈴還需繫鈴人，要玩什麼樣的遊戲，就看守門的人和闖關的人是否願意一改冤冤相報的遊戲規則，彼批給對方一些尊重，才能解開這個結。 (樂為良為聯合報駐華盛頓記者)

林柏榕:我從不輕敵

問：如果你當市長，你希望把台中市建設成什麼樣的都市？答：我希望把它建設成現代化、國際化的都市。這只是一個目標，因為台灣有空間的限制，地方財務上也有限制，我們只能朝這個目標走。 具體上我們會先解決民眾最關切的問題，像停車場、道路的開闢、國民住宅、治安、生活環境的品質以及教育文化、藝文問題，把這些問題處理好，就可以逐漸達到現代化。 問：你如何達成這個目標？答：要把台中市整個都市計畫修改，分區使用，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要分清楚。現在的規畫並不適當，我們應當要修改都市計畫，使土地利用合於現代化。交通系統也要注意。 土地重新規畫 都市計畫要分近程、遠程目標，要把台中市與鄰近都市變成一個大的都會區是遠程目標，像美國洛杉磯，也是把鄰近幾個都市合併成一個大都會區。因此先要把交通捷運系統做好，但這個不是一個台中市就可以做好，要靠中央協調。我只能盡力將台中做好成為台中都會區的中心。 問：你如何才能做到？答：把台中市一萬六千多公頃的土地重新規畫，透過都市計畫分區使用，例如說台中市不該再有農業區，這不合經濟效益，要把這些農業區改變成建築用地。此外大度山山坡地要充分開發使用，大度山上還有第四期工業區要準備開發。具體而言，要重新評估一萬六千公頃土地的利用價值，並配合交通建設才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問：你表示要修改都市計畫，並將農業區改成建築用地，會不會又造成另一次土地狂飆？答：剛好相反，市場經濟是供需問題。現在土地貴是因為要取得土地很困難。當我們有大量土地時是不會造成土地狂飆的。 但有一點我們要顧慮的是，台灣的游資太多了，像我們台中市最近有個跑馬場，就吸收了三十億的資金。游資太多，怕有人會去炒地皮，所以對土地使用要加以限制，才不會炒地皮。 我提供大量土地，目的是解決中低收入戶住的問題。我們要採取區段徵收的方式，市政府分到的地都拿來蓋國宅，以解決台中市民住的需求。假如農業區改成建地，技術上一定要加以限制，譬如說規定一棟只能蓋幾層樓，規畫好後不再發執照等，一定要加以限制，否則我將會成為罪人。 這不是我能力可以控制 問：你任內曾發生中山堂、中興網球場倒塌事件，請問你如何避免這類事情再度發生？答：中山堂是我前任市長編列預算發包興建，他卸任時尚未完成；在我任內有一部分塌下去，但不是我發包，這並不是我操守、能力所能控制的。後來我去調查，發覺設計上並沒有問題，而是施工程序上的問題。 中興網球場原來是設計為室外，後來怕下雨，就加蓋屋頂。只是施工時屋頂設計有瑕疵，屋頂承受力有問題，屋頂才會倒塌，後來議會決議不蓋屋頂。我們是請文化大學來設計的，一方面是因為我前任市長就請他們規畫，我不好意思換人，另一方面他們是學術機構值得信賴。 這兩件事坦白說我應該負行政責任，但這不是我可以避免而不去避免的問題，不是我能力可以控制。後來我就檢討，任何重大工程要發包一定要有下面三個條件：第一是工程設計一定要嚴謹，第二是特殊工程承包商的條件要訂得很高，第三是施工過程對監工要特別要求，對程序要特別注意。在蓋好之後，我們還要請同等機構來複審。 問：請問今年選舉，你的優勢何在？答：我是在台中土生土長，有濃厚的鄉土味，除了出外求學，二、三十年來青春都奉獻給地方。二、三十年來，我從事教育與社會工作，被市民認同。我與台中鄉土有血濃於水的感情，而且我做過四年市長，可以駕輕就熟地為民眾服務。我教過的學生超過三萬人，社會服務有二十年，我被市民認同，也被信賴。這次初選勝利，就表示我已被市民接納。 問：你認為今年勝算如何？答：我非常有把握、有信心。我在台中土生土長，經得起考驗，我對自己絕對有信心。國民黨在台中有八萬黨員，相信國民黨本身的凝聚力，再加上我個人的形象、經驗，都可以贏得了對手。 所有的帳都記在市長身上 我的對手也沒有特定的目標，對手也不只一個人，但我對任何對手都不會掉以輕心，我從不輕敵。我不願談許榮淑，她不一定是我競選的對手，她是不是出來選都不一定。不管如何，我絕不忽視任何對手。 問：張子源事件對今年大選有什麼影響？答：我想不表示意見，我也不便談他的事情。我常對同仁說，每一個人的言行都代表台中市政府，所有的帳都會記在市長身上。在我四年任內，我們市政府的人員沒有一個吃上官司的。 (蕭富元訪問整理)

許榮淑:讓穿裙的做看看

問：如果你當市長，希望把台中市建設成什麼樣子？答：希望建設台中成為國際化大都市，與世界同步。我們的藍圖是希望把它變成世界一流的都市。 它是個商業城，但又有文化的背景，所以台中的景觀很重要，讓它有文化的氣質，又是一個商業城。 目前台中亂七八糟，色情行業很多。所以我要設計讓它在人文、地理環境上變成一流都市，例如文化村的設計，使台中有氣質內涵，讓人印象深刻。另外可以整治柳川、綠川，有美麗的水流，兩岸種樹，變成像巴黎的香榭大道。 問：這有可能做到嗎？答：這有兩個原則必須把握：第一在硬體方面，要做的工作是整治河川及美化河川，其構想藍圖取自巴黎香榭大道模式。第二在軟體方面，配合正常的工作時間，在下班時段，把綠川、柳川布置成香榭大道，其中有台中特色的小吃、文物展示等，形成觀光不夜城。一方面解決問題，同時提升都市生活的休閒品質。 問：你如何達成這個目標？答：我們現在舉辦了十幾場座談，針對景觀、環保、預算、社會福利、公共設施、交通、治安、教育文化，我們已搜集資料，並廣納民意。我們會請專家學者來計畫，讓全體市民參與。 有邁向執政的準備 我們也會參考德國、巴黎、日本的都市設計，讓市民選擇他們喜歡的模式。並且會參考學者專家與市民的意見，做為建設的方向。此外我們也會提高行政效率，杜絕貪污，並積極爭取地方的預算權、行政權及警察權，以落實地方政治。我們是有邁向執政的準備。 問：專家學者與外國模式，理想會不會太高？可不可能做到？答：市政建設要有方案，聘請學者專家充當市政建設的顧問，是取其專長以及他的專業知識，汲取先進國家發展的要素及精神，同時配合「新台中」的文化傳統背景與內涵，這是市政的一個構想；當然在決策上，必須以民意為依歸，而由全體市民以民主程序共同決定。所以這是可能達成的。 問：你是民進黨籍，如果當上市長，如何與國民黨籍占多數的議會配合？答：在民主政治的制度設計上，政府代表人民行使行政權，議會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由議會立法，政府執行，同時接受其監督，向全體市民負責。市政府的基本原則是執行而行政中立，市政府與市議會的關係，是一種「check and balance」的關係。所以我們和市議會的配合是分立而合作。 問：你一直在中央民意機構工作，如何去打這場「地方戰」? 答：我在台中有九年經營的經驗了，台中市人口五七 % 是外來人口，地域觀念早就打破；而且台中本來是台中州，包括台中、南投、彰化三縣，說我是南投人，其實也是台中人。我在台中有九年的基層經營，他們早就把我看成是台中人。 張子源事件是我今年最大的優勢，張子源和林柏榕都是國民黨，林柏榕要替國民黨背黑鍋，今天是政黨政治，我們是選政黨。要創造新台中要由新人來執政，我雖然沒有做過行政官，但是我有九年的問政經驗，是最優秀的民意代表。我還沒做市長，就知道政府的缺點，所以一上台我就知道要做些什麼事，議會問我什麼我心裡都有數，所以這樣的人難道不能當市長嗎？問：今年你的勝算如何？答：當然勝算很大。選民需要的是一個真正能為他服務的人，基層不是跟他去喝酒，而是真正替民眾服務。而且我跑基層會比林柏榕差嗎？我挨家挨戶去拜訪，而且我當九年的立法委員，基層會不好嗎？「給穿裙子的做看看」 個人不去說，最重要的是政黨提供你什麼。四十年來國民黨很多事沒有解決，今天選民期待給民進黨一個機會，選民求變的心很大，希望加速改革，就會支持民進黨。有很多人告訴我「今年要給穿裙子的做看看」, 所以我想勝算會很大。 問：張子源事件對今年大選有沒有什麼影響？答：這是國民黨送我們的一個大紅包，對我們很有優勢。在我們訪問中很多人都說不要給國民黨來做，必須給台中市一個改變，大家說「要讓許榮淑來做看看」。 (蕭富元訪問整理)

台中市-地方政治的悲歌

當四年前，張子源意氣風發地接下台中市長印信時，他絕對沒有想到會在任期屆滿的前半年，因飽受炒地皮流言而黯然「高升」國營事業委員會副主委，離去時留下一句「我來國營會絕對不是很落魄吧！」為紛擾多事的市長任期畫下句點。 張子源調職事件，在選況熱烈的台中市激起的陣陣連漪，已慢慢平靜。引人深思的是，他的上台下台，恰是台灣地方政治的一個縮影。 為爭得執政黨提名為台中市長，張子源花了十二年的時間，直到第三次爭取 (民國七十四年) 時才完成宿願。據當時他的競選總幹事、曾任台灣時報總編輯的魏吉助回憶，由於在文宣策畫上魏吉助很有經驗，而且輔選沒有失敗的經驗，為競選市長，張子源每週末還特別到台北接他回台中。 地力勢力影響深遠 「禮賢下士」並不能保證穩定當選。和台灣地方政治最息息相關、影響深遠的無疑是地方派系的勢力。 愈是鄉下，派系的影響力就愈強。從里長、鄉長、農漁會幹事的選舉，到地方、中央民意代表的競逐，派系莫不卯足勁，全面動員。因為派系競爭演變的糾紛，亦時有所聞，台中縣紅、黑兩大派系，就彼此互不交往，甚至避不見面；雄據一方的宜蘭縣許派經營的博愛黨部，就曾凌駕過執政黨縣黨部。 要做地方行政首長，也就需要派系的推波助瀾；有些地方首長，更是出身於派系，例如中壢吳派的吳伯雄曾擔任桃園縣長、高雄縣黑派推出媳婦余陳月瑛登上縣長寶座。 台中市的政治環境介於農村與都市型態之間，派系沒有絕對的影響力。台中市的派系分為二派：以行政院顧問張啟仲為首的張派，已故省議員賴榮木為開山掌門的賴派和屬於省議員廖榮棋的廖派。雖然沒有絕對的影響，還是有強大的殺傷力。民國六十六年國民黨提名的市長候選人陳端堂，就因為張派的倒戈，而以一千多票敗給黨外的曾文坡。 張子源要當市長，不能免俗地也要依靠派系人力、財力的運作。他在競選時，不僅得到張、賴兩大派系的一致支持，曾任台中市議會副議長的張派大將張光儀還親自進駐他的競選總部。張子源也就被歸屬於張派。 即使在競選期間傳出他「野雞大學學歷」、「一夜風流」的流言，和台灣其他縣市一樣，張子源在派系全力支援、國民黨組織動員交互運作下，順利摘下第十屆台中市長的頭銜，踏上仕途。 派系支持，踏上仕途 依照禮記禮運大同篇，政治應該是「選賢與能」; 理想的地方政治應是以德化民、德治百姓。事實上，台灣地方的政治運作，並不一定繫於地方首長的道德，多半在於其「政治手腕與地方勢力的交互利用」一位學者點出。 「從什麼地方得到，就要從什麼地方回饋。」派系在選舉時出力幫忙，當選後也脫不了其影響。 「市長對派系都要畢恭畢敬；派系利益有需要，市長也肯送人情。」隸屬於張派的台中市議員江正吉說。 為聯絡「情誼」, 張子源的應酬特別多，經常趕場，「市長的請帖一天好幾十張，」一位隨從人員說。今年五月，省政府在台中市舉辦模範勞工表揚晚餐盛會，省府主席邱創煥、國民黨省黨部主委馬鎮方均準時抵達，唯有張子源遲到，來了一會兒，又匆匆忙忙離去。學者應邀到台中演講，身為主持人的張市長也因為趕場，讓上千的聽眾坐著等他來主持。 政治就是分贓？台中市少壯聯盟成員之一的市議員王蘊嶠平靜地表示:「政治就是分贓，」政治人物與派系掛勾，壟斷地方利益與資源。張派、賴派主持的第七信用合作社、九信，在存款高達一千億的台中市是規模最大的金融系統。 張派、賴派分別經營的台中客運、仁友客運，在民國七十七年由市長、議會一致贊成通過，將公車票價調高為十元，在當時是全國最貴的價格。 「又貴、服務又差，怎麼沒有人替我們說話？」一位江姓市民抱怨說。 商人重利輕別離 嚴格說起來台中市的派系，與其是激烈的政治競爭，毋寧是經濟事業體的結合。近年派系之間的區別，已形同瓦解，有些人還身跨兩派。議員王蘊嶠以「商人重利輕別離」來形容派系「牆頭草」的性格。 「只要誰能配合派系的利益需求，就支持誰。」王蘊嶠說。 因此平常和派系「處得像朋友」的前任市長林柏榕，四年前不被執政黨提名後，張、賴兩派轉而積極為被提名的張子源輔選。各派系與張子源處得也水乳交融，但他一被調走，張派又表明支持今年被提名的林柏榕。 民進黨籍的市議員王世勛就表示曾聽過某派大將說:「什麼派系？錢派啦！」誰能承諾、滿足其利益需求，誰就穩獲支持。民國六十六年競選連任的市長陳端堂，就因個性耿直，不能配合派系利益而被倒戈落敗。 如果市長是風車，負責執行市政的建設，那麼市議會就是風，推動並監督市政的運轉。議會與市長多少有對立、制衡的色彩。據江正吉與林永安議員表示，張子源在市長任內與議員「處得很好」, 有時會一起吃飯，像朋友般經常有往來，真的是「府會一家」。 江正吉更進一步指出，議員有事請張子源幫忙，「他一定會盡力辦好，沒有辦好也會告訴你理由。」據江正吉表示，張子源還曾經為了幫助某議員，犧牲自己親戚的利益。「市長這樣幫忙，大家還有什麼話講？」江正吉點著頭說。 曾幫助張子源策畫文宣的魏吉助說:「從來沒有一個市長和議員配合得這麼好，要什麼有什麼！」 議員一起炒地皮 張子源公布了六期都市重畫，台中市地價平均上漲三至五倍，台中市的房價僅次於台北市，為全國第二高的價位。多位議員也因買賣土地而致富，賴派的市議員賴誠吉賣掉大坑的土地，財富迅速竄升。議長林仁德是金堂建設、德昌仲介的老闆，被形容「從前苦哈哈，如今腰纏萬貫」, 據國大代表吳哲朗估計，當上議長後他的財產「估計有十億以上」。 「議員一起炒地皮，不炒的不超過五個，」曾被人說「清白有什麼用！」的林姓市議員搖著頭說。 另一位議員也表示，從前議員開來議會的車大多是國產的舊車，「現在大家的車愈換愈好。」 當張子源炒地皮的風聞四起，去年十二月王蘊嶠等七位市議員在議會提案組成調查小組調查此事，即遭到市議會的否決。部分議員否決的原因是認為此事「僅屬傳聞，未提出具體事實」。 另一件事情，也可以看出議員與張子源的情誼。在國民黨初選前，三十九名議員中有三十五位連名簽署支持張子源競選連任，為他造勢。雖然有些議員是「迫於人情」, 但「有一半以上是出於自願，」無黨籍議員江正吉肯定地說。 這好像是一場永遠也下不完、變化多端的賭注。 地方的基層單位是里，里長是候選人選舉時的樁腳，也是市長與市民之間的橋樑。把握住里長，似乎也表示擁有民意。 張子源對里長的福利，顯得特別用心。每次里民大會都贈送獎品，像電視、銀盤。台灣省各地給里長的出國考察費為三萬元，台中市的里長有五萬元；市議會還曾想編列一百萬給每一個里長做為建設費用 (後來依每里大小，補助款項也有所不同)。 里長連署支持 在初選前，台中市二 0 一個里，有超過一六 0 個里長連名簽署支持張子源連任，助長其聲勢。而張子源被勸退後，南北兩區四十多位里長又連署支持林柏榕參選，抗議黨中央規畫洪昭男為市長人選。 市長像一隻蜘蛛，將派系、議會，加上大眾媒體，交織成一張網，地方政治就在其中運作。 張子源任內以拆除市區柳川及中山公園違建最為人所稱道。儘管遭違建住戶強烈抗爭，他鐵腕一出，拆建圓滿達成。此外興建第一市場、市區道路採單行道，也都搏得好評。 在這幾次行動以前，張子源都通知各新聞媒體，大大增加他的聲勢。前任市長林柏榕就說，張子源的優點是「很會傳播媒體的利用和宣傳」。經由媒體，可以塑造一個完美的形象。 這樣的地方政治運作邏輯，是不是一種常態？在台中開計程車的黃姓司機激動的說:「台灣有哪個市長不拿錢，我就拿性命跟他賭。」 當洪昭男受黨部徵召出馬參加市長初選時，有人跟他說「當市長較好賺」, 洪昭男氣憤地表示這對他是侮辱。以錢脈來打通市政運作，「這是病態，絕對不是常態。」他堅決地說:「當市長不貪不取是很重要的」。 在當市長以前，張子源被形容是一張政治白紙，被寄予厚望。「張子源是一個很有計畫能力的市長。」市議員王蘊嶠不諱言，而張子源也雄心勃勃地希望在市政上一展鴻才。 在他三年多任內，台中市地方預算總額達七百七十四億，比前一任市長多一倍；以他的能力、魄力再加上這樣龐大的財力，卻並沒有為他贏得掌聲。白紙已被抹黑。 制度最重要 去年高票當選國民黨十三全會中央委員；今年被評估為全國行政首長倒數第六名。 「何昔日之芳草，今直為蕭艾乎？」 市議員兼首都早報特派員王世勛提出他的答案，他認為問題是出在制度上。「政治人物不一定要是最有能力的人，制度建立好以後，人不是最重要的。」 參與競選下屆市長的民進黨員許榮淑，更以「建立互相制衡的制度」為訴求重點，否則「再好的人上去也會貪污」。 在地方政治制度完善確立之前，孔夫子「為政以德」的理想，也許很難在台灣的地方上生根。畢竟，「聖王」難得。 他在炒地皮？自從台中市地方事雜誌社社長詹朝勝出版「黨棍。國賊。政治垃圾」一書。攻擊張子源炒地皮之後，市長炒地皮的流言像煙一般地迅速在文化城傳開。市民甚至還去包圍張子源的家。 長賺錢很多 一每天開十幾個鐘頭計程車的汪姓司機表示，他的客人上車都會和他聊市長「錢賺很多」的事。他們雖然說不出具體證據，卻對此事深信不疑。 儘管張了源刊登啟示警告地方事雜誌社，但流言如推骨牌似地從南傳到北。最後他只承認有親戚買賣土地。 對張子源遲遲不採取法律行動，一些人百思不解。「他如果沒有炒地皮，為什麼不去告？」一位台中市民意代表說。一位與黨部關係密切的民意代表也表示，黨部曾要求張子源去告，「但一直未見行動。」 不論炒地皮真假與否，執政黨已感覺到這件事對年底大選有致命的影響。於是先撤換才調職到台中數月的主委張晉相，且接下來就是在初選前一星期將張子源調任國營會副主委，由省府委員黃鏡峰任代理市長。 台中市民的災難 炒地皮的風聞來自市地重畫。張子源以前的市長，幾乎每任都只能做一期市地重畫，有些市長在四年任期內連一期的重畫都做不完，張子源卻一口氣公布了七～十二期六期的重畫。市地重畫使得台中市地價漲了三到五倍，有的到十餘倍，中港路精華地段甚至超過百倍。 公布六期重畫，但「他一期也沒做，」張子源的競選總幹事魏吉助表示，即使曾經幫助過張子源，也認為「張子源再做下去，將會是台中市民的災難。」他表示張子源利用重畫機會圖利親信炒地皮，已使得台中市全市土地飆漲，市民買不起房子。 無黨籍的市議員江正吉卻有另一種看法。他認為每一個人都可以買賣士地。只要不利用職權，這不算是炒地皮。身為建築師的市議員藍澄雄也表示，傳聞張子源炒地皮已有兩年多，如果真有其事，「他早就該接受法律制裁了，」他更進一步假設:「如果張子源真的拿五憶、十億去炒，與台中市房地產的交易量相比又算什麼？」 政策性圖利 另一位林姓議員則持較謹慎態度，他認為張子源是「政策性圖利」, 先將要開闢的馬路與重畫區，透露給親信、利益團體，讓私人從中得利。因此近幾年。在台中財產上億的才算是富翁。 張子源已調離台中這塊是非地，流言將逐漸變成一灘死水不再滾動。問題是，這齣戲將來會不會重演？

黨軍‧國軍‧解放軍

六月四日，中共解放軍在國際媒體的注視下，野蠻地攻擊無武裝的平民，激起全世界輿論一致譴責。這個事件使西方國家停止向中共輸出武器，對中共軍事現代化的計畫造成嚴重挫折。 中共領導人為什麼會做出這種決定？他們為什麼會如此錯估國際間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這些問題或許可以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人民解放軍兼負政治與軍事的雙重任務、中共領導人的個人經歷和中國大陸的現況中找到答案。 雙重角色間的掙扎 中共解放軍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也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因此它自成立以來，就始終在政治和軍事的雙重角色之間掙扎 -- 一方面希望成為一支各軍種平衡發展的現代化軍隊，一方面又要為黨的政治號召和鎮壓內部的反抗、暴動負責。六四天安門事件只不過是解放軍歷來執行內部鎮壓行動的一個最新事例罷了。 成立於一九二七年的中共工農兵團，最初的目標只是生存，及利用最有限的資源，建立一支擁有基本裝備和訓練的軍隊。在長征中，這支脆弱的武力，在思想上、物質上和訓練上，都學會了自立。這種自立精神一直被視為美德，參與長征的老兵日後更在中國共產黨和解放軍中，獲得了絕對的地位和影響力，而這一批人最重視的是思想意識的正確性。 一九五一年解放軍在韓戰中損傷慘重，迫使它在蘇聯協助下進行現代化。 韓戰後，在國防部長兼軍委會副主席彭德懷的主持下與蘇聯進行軍事合作，這種推動軍隊專業化和國防工業生產現代化的構想，卻與毛澤東的大躍進計畫不合，彭氏因而被黜。 毛澤東要求軍隊要「紅」-- 思想要正確，這種領導方針上的分歧，在五 0、六 0 年代始終困擾著解放軍。文革末期，由於共黨內鬥過於激烈，解放軍被迫涉入政爭，出面維護秩序。 再次現代化 直到近年，解放軍才由於蘇聯和日本的潛在威脅，以及它本身在中越戰爭中暴露出來的組織和技術弱點，再次在鄧小平手中推動現代化。 原先完全為國內使用和輸出革命而服務的軍事生產，現在都改成商業用途的國營事業，例如生產裝甲車、大砲、彈藥和反坦克飛彈的中國北方工業公司、生產戰略飛彈的中國精密機械進出口公司、製造飛機的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公司、造船的中國國營造船公司、製造電子儀器的中國電子進出口公司、製造核子武器的中國核能工業公司等。這些公司不但為解放軍生產武器，也負責生產外銷武器。 中共的軍事現代化特別注重由軍方和民間同時收集、研析資訊。位於北京西北近郊的軍事科學研究院和國防大學都有專門收集、翻譯、分析外國軍事資料的部門。非軍事機構可以「北方科技資訊研究所」為例：它的六百名員工中有兩百七十名是工程師；擁有一百萬種以上的各類資料、最先進的視聽、印刷、資料整理及貯藏設備；它不但負責收集、研析、出版科技資訊，並且主辦有關各種民用、軍用的科技行銷展覽。 然而中共的軍事現代化必須倚賴西方的協助。它一度使西方放心地賣給它先進武器和技術，並且讓它取得科技資料。天安門大屠殺損傷了這種信任，暴露出中共解放軍仍然會為國內政治利益，背離它現代化、專業化的目標。過去中共領導人的強硬政策只是它自己的事，現在，它既然想依靠西方幫助，這種強硬政策就再也行不通了。 (取材自 China in Crisis-The Role of Military, 詹氏年鑑特別報導)

和平有價

一、軍事支出有必要 打仗，軍費支出固然極其昂貴；維持軍事均勢也極其昂貴。因此經濟學家常說，戰爭與和平同樣都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不富裕的蘇聯與不貧窮的美國多年來同樣深受龐大軍費支出之苦。回歸田園的雷根再也不需煩惱，正在力圖裁軍的戈巴契夫則仍是艱苦萬分。 不幸的是，儘管軍事支出通常都無助於人民福祉直接的改善，全世界的國家 (包括中立國) 都仍然需要以大量的資源用於軍事部門，或者來支持侵略的企圖，或者來呈顯防禦的決心。因此，年復一年，大家仍不敢忽視對世界各國軍事支出的比較分析。 本文根據去年春天美國官方公布一四五個國家的資料，對各國軍事支出做一簡要說明。 表一是比較世界主要國家的軍事指標。 在美國官方提供的一百四十五個國家 (或地區) 的資料中，我們選取了十個個體。 以台灣為例，在一九八五年: -- 軍事支出為四十七億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十三。 -- 軍隊人數四十四萬，世界排名第十六。 -- 軍火輸入為五億八千萬美元，世界排名二十四，但沒有軍火輸出。 以大陸為例，其軍事支出為世界第三，軍隊人數為世界第二 (僅次於蘇聯), 軍火輸出為世界第九 (美、蘇分占冠亞軍)。 日本在美國軍力保護下，其軍事支出居然高於台灣，為世界第十名，而且「不准再武裝」的日本，居然還有九千萬美元的軍火輸出，世界排名第二十八。 二、十一國軍事與經濟指標比較 表二進一步比較十一個重要的國家 (或地區) 軍事與經濟指標。值得指出的是: -- 美國的國民生產毛額與中央政府支出均為世界第一，蘇聯則均為世界第二，日本排名第三。 -- 以國防支出負擔而言 (軍事支出與 GNP 之比), 北韓與以色列最重，蘇聯亦不輕，西德與日本較輕。台灣與大陸在世界排名各為二十四名與三十名 (排列愈前，相對的負擔愈重)。 -- 以軍事支出與中央政府支出之比而言，台灣與蘇聯較高，其比例接近一半，排名分別為世界第五、第六。日本政府則負擔極低，在一九八五年尚不及一 0%, 世界排名一三三 (愈後表示負擔愈小), 亦即日本政府可以有較多經費做非軍事用途。 -- 以每人平均軍事支出而言，美、蘇、東德、以色列較重。台灣在一九八五年為二三八美元，世界排名第三十三，亦即有三十二個國家之每人平均軍事支出高於台灣。 -- 從軍火輸入與總輸入之比來觀察，大陸與日本均低，不及一 %, 表示輸入軍火極少；台灣則為五。二九，世界排名第三十五，在每百元輸入品中，軍火即占了五元。北韓則接近二一 %。 -- 從軍火輸出與總輸出之比來觀察，北韓與蘇聯分為世界排名第一、第二。北韓比例高是因為一般產品總輸出額極低之故，而非它有一個龐大的現代化軍火輸出工業。美國是另一個軍火輸出大國，世界排名第五。我國的國策是不從事軍火輸出。 -- 以每人國民生產毛額來反映一國生活水準，則大陸極低，美、日、西德極高。在一九八五年，台灣之世界排名為第四十五。今年每人所得預估為七千五百美元，將進人世界排名前三十名。 三、兩岸軍事支出比較 表三專就台灣與大陸在一九八一～八五年間，在軍事支出方面做一比較。 -- 近三年來大陸之軍事總支出比台灣高出五至六倍左右。 -- 大陸的軍隊人數等於台灣的九倍。 -- 每人平均軍事支出 (以美元計) 台灣則為大陸的十倍，反映出台灣近年的精兵政策與採取高性能武器的防禦策略。 -- 以軍事支出與國民生產毛額之比來看，雙方相當接近，近三年來均在六 % 與八 % 之間。 戰爭是殘酷的，和平是令人嚮往的。要對抗可能的戰爭，要維護自身的安全，軍事支出是一個「必須之惡」。即使在當前世局緩和的情況下，仍然難以預估具有侵略潛力的國家，是否就此不會再燃起另一場戰火。只要有這個不確定感，軍事支出就難以減少，國防預算就不易削減。

國安會-戰略大腦不動腦

二次戰後，國家安全的總體戰略觀念愈來愈普遍流行，許多國家開始在政府組織中設立謀慮國家安全的最高思想庫，扮演提供思考和建議的戰略幕僚角色。這個最高思想庫多被稱做國家安全會議。 立法基礎薄弱 我國在民國四十三年設立國防會議，五十六年，先總統蔣公再依此改制為國家安全會議，但其作為「國家之腦」的功效幾乎完全不曾發揮。事隔三十餘載，台灣從戒嚴進而解嚴，海峽兩岸從隔絕到流通開放，政府從強人領導到集體決策......, 一成未變的是社會對國安會的看法與批評。 「國安會只是一塊橡皮圖章，實際上沒有機能、沒有意義、沒有內容。」政壇耆老對這樣的事實多半心照不宣。 為什麼在民主先進國家功能確鑿的國安會 (見四十頁表), 到了我國就淮橘變枳？這和它誕生的環境背景和運作目標有著密切關聯。 研究憲法的學者胡佛分析，國安會先天失調，立法基礎非常薄弱。 政府遷台後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統決定大政方針的至高無上權力，並可設置動員戡亂機構。國安會 -- 便是總統依臨時條款所成立，超越行政、立法院，用以行使最高權力的首要機構。 一位退休的情治首長回憶，這個當初為了安全起見，「由總統伸出一隻強勁的手」直接指揮一切的設置，充滿了軍政府的專制色彩。幾位著名的自由派學者 -- 如徐復觀、雷震，都曾分別為文極力撻伐，引起相當大的震撼。 然而，由於政治環境穩定，國安會發揮超院會功能的實例稀如鳳毛麟角。兩位蔣總統掌政期間，據知情者透露，一般事關國家安全的最高決策，絕大多數仍在國民黨中常會內決定。 形式化的審查 國安會成立之初構思的任務繁雜、地位高，但近十餘年來實際運作的，不過是每年開一次例行會議，形式化的審查由行政院提報的中央政府總預算，與設立國安會應有的目的幾乎毫無關聯。 檢視國家安全組織綱要第二條，國安會肩負的任務有洋洋七大項。其中除包括重大國防決策、總體作戰之策訂及指導、戰地政務之處理外，更同時涵蓋國家建設及科學發展的研究指導。因此國安會下，還設有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和國家安全局等機構。 民國五十六年被先總統蔣公延請回台，主持科導會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毫不諱言，三十年來科導會的結構雖被保留，卻沒有實際工作。」就他記憶所及，科導會唯一做過的一件事，是建議行政院成立國家科學委員會；而成立國科會，仍得經立法院先行通過組織條例。 至於國安局，實質上始終屬於國防、情治系統。它是總統直接的耳目，不受國會監督，每天呈給總統重要的書面報告。 依國安會組織條例，應經常出席國安會的成員，從副總統、行政院長到重要部會首長幾乎都包括在內。必要時，總統甚至可以召開特別會議，指定五院院長、國民大會秘書長等相關人員出席。國安會所具有的超級內閣色彩至為明顯。 從不是最高戰略顧問 雖然成員個個看似位尊權重，但無論是歷任的國安會秘書長 (如周至柔、顧祝同、黃少谷、汪道淵、沈昌煥、蔣緯國), 或是科導會、國研會的主任委員，都沒有扮演起政府最高戰略顧問的角色。批評的人指出，「這些位子只是搞賞有功大老的閒差，國安會有如老人的養心殿。」 站在國家安全的角度著眼，當前我國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一個老人的養心殿堂，還是一個負責思考和設計國家戰略的大腦單位呢？答案不言可喻。 「我們沒有一套整體的大戰略，」研究國家安全問題的專家丁守中呼籲:「一定要讓國安會變成承平時期的機構，像國家大腦那樣正式指揮運作。」 如何能替徒具軀殼的國安會賦予新生命？這牽涉到最敏感而難解的政治體制問題。有人倡議取消臨時條款、回歸憲法；有人認為目前國家仍處於動員戡亂時期，不宜盲動......, 在紛爭末息、體制未明時，名不副實的國安會，似乎只有苟延一途。

中共的核子潛力

天安門大屠殺發生後，國際間所有負責國防情報的人立刻都想到一個問題：誰在主控中共核子武器的按鈕？答案很簡單。即使在文革期間，中共的軍隊，包括核子部門 -- 第二砲兵部隊 -- 都未受紅衛兵的挾制。這個傳統延續至今，消息來源也相信中共的戰略武器部隊並未涉入此次的混亂。 據估計，目前中共擁有的核子武器大約包括足以攜帶九百三十枚核子彈頭的三百五十四組戰略系統和一百五十枚地面、海上戰略飛彈。 挾核武以自重 美蘇簽定銷毀中程核子武器發射器的協定後，又繼續進行削減戰略武器談判，使得中共幾乎將成為世界上唯一擁有中程核子武器的國家，其武力在國際間的重要性因而大為增加。 此外，中共雖然譴責美蘇的戰略防衛計畫 (即「星際戰爭」) 破壞世界安定局勢，它本身卻很可能將戰略核子武力由三度空間 (陸、海、空) 推進到四度空間的太空中，列為九 0 年代的國家重點計畫。 一九八八年，中共賣給沙烏地阿拉伯射程一千五百公里的 CSS-2 飛彈，並且向第三世界的彈道飛彈國家提供技術、商議出售 M 系列短程飛彈、載運車輛、固態推進器、單一彈頭飛彈等。 中共自一九八 0 年代初期開始研究能攜帶高爆炸力或核子彈頭的 M 系列飛彈，預計這種飛彈將在九 0 年代正式生產。 開發多項軟體 至於部署在中國大陸北方，射程一千兩百公里的 CSS-1 中程飛彈，和射程可達三千公里的 CSS-2 中程飛彈，都是七 0 年代的產品。 同樣在七 0 年代部署的 CSS-3 洲際長程飛彈，在一九八五年又開發成功新的軟體，「長征」太空發射器就是其中的一項改進。 一九八 0 年部署完成的東風 CSS-4 洲際長程彈道飛彈，射程遠達一萬公里，可攜帶一枚一百萬至五百萬噸核子威力的彈頭。一般相信，中共目前已部署大約二十枚此型飛彈，而這正是蘇聯決定改進部署在莫斯科附近的飛彈防衛系統的主要原因。 西方觀察家也相信，中共在過去十年中，至少開發成功兩套海上戰略武器系統：射程約兩千七百公里、可攜帶兩百萬噸核子威力彈頭的 CSS-N-3 潛艇發射中程彈道飛彈，在一九八六年正式服役。 (取材自 China in Crisis-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詹氏年鑑特別報導)

台灣徘徊核武路

中國是分裂國家中最特別的一個。 隔著海峽，人們用各種方式來辨認兩岸的差異：自由中國和共產中國、海島中國和大陸中國。軍事觀察家則以「是否擁有核子武器」為標準，將中國區分為核子中國與非核子中國。 但是，這種分類越來越受到質疑。國際上，每隔一陣子，台灣秘密發展核子武器的報導便甚囂塵上。從退出聯合國、先總統去逝、中美斷交，每逢危機，核武傳聞就言之鑿鑿，事後又闇然無息。 從國家安全的立場思考，台灣「能不能」製造核子武器是第一個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台灣「該不該」發展核子武器？持有核子武器究竟是增加或減損了台灣的安全感呢？支持與反對的聲浪相互鼓盪。核子路上，台灣孤單而堅強、扶扶跌跌地走了二十年。 屬於軍方管轄的中山科學院在一九六五年成立，這是台灣武器發展的腦庫。成立之初設有飛彈、化學、電子、核能四個研究所。而核研所也就一百被人與核子武器聯想在一起。 此地無銀三百兩 一九七六年，台灣在美國禁運鈾燃料一年的威脅下，拆除了在桃園龍潭附近，一座私自設置的「實驗室級」核子廢料再處理工廠。雖然台灣一再宣稱無意發展核武，核研所只從事核能的和平用途研究，但是，「從美國人的觀點，台灣可以找出一千個以上必須發展核武的理由，」一位對於台灣危機研究頗深入的學者認為，這種宣示只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這次的拆除並未對台灣的核能研究造成太大傷害，台灣已從中學到了不少技術。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一本談論國際核武現況的書 -- 八 0 年代的核戰危機，作者 Christopher Chant & Lan Hogg 在技術和人員素質方面給台灣的評價都是「極佳」。作者估計台灣製造一枚核彈所需的最短時間約「二至三年」, 為韓國的二分之一。 但是，許多學者認為這項評估的時限太長了。 一九八一年國際前鋒論壇曾報導，追蹤核子科技流向的美國國務院官員懷疑台灣、南非和以色列三個「國際孤兒」正以互助的方式，共同發展核子武器及有效的投擲系統。這項懷疑被三國異口同聲地否認。 然而，該項指控仍一口咬定台灣及以色列以核能科技和南非交換鈾原料 (南非是全世界最大的鈾產國之一), 而以色列則協助台灣發展可以裝置核子彈頭的飛彈。 去年初，「張憲義事件」使中華民國在核子研究之路上，重重跌了一跤；身為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長的張憲義，據說帶著若干機密資料「離國出走」。四天後，經國先生逝世，美國趁此危難之際強迫中科院拆除唯一一座重水反應爐，一償美方多年宿願。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核研所脫離軍力 為了避免瓜田李下，今年七月，核研所改隸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脫離了軍方，也暫時中止了人們對「核能」與「武器」所做的聯想。雖然，跨過重水反應爐這一關，台灣已經被列為「準核子俱樂部」的成員。 事實上，真正影響中華民國是否擁有核子武器的，不是技術上「能不能」, 而是意願上「想不想」和戰略上「該不該」。 中華民國已經徘徊在核子俱樂部的門檻上。究竟該排撻直入，抑或轉身黯然離開呢？僵持不下的爭論從政府到百姓、從國內到國外、從六 0 年代到八 0 年代，依然僵持著。 根據最近遠見雜誌針對台灣地區民眾所做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贊成我國應發展核子武器的占三七。六 %, 反對的則占四五。六 %, 相差不多。 可以做，不可以說 支持者的理由是國家安全。 「發展核武有助提升台灣的安全水準，」一位與軍方關係較密切的學者坦率地表示支持發展核武的主張。但是，他強調:「這種事情可以做，不可以說，」以防止美方的干預，更重要的是，「避免中共發動先手攻擊 (preemptive attack)。」 核子武器不是以量取勝。難以承受的殺傷力使得一枚核子彈頭的嚇阻力量與一百枚相去不遠。因此核武主要是當做一種政治談判工具，增加自己談判的籌碼。「一旦台灣擁有核子武器，台海的情勢就完全改觀了，」台大政治系教授丁守中態度堅定地認為:「我們應該發展核武。」 然而，單有核武，而不具備長程投射能力，只能算是跛足的嚇阻。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李子弋建議:「中華民國應嘗試自行發射衛星到同步軌道。」一旦發射成功，也就同時證明台灣具有長程定點投射的實力。至於所需時間，李子弋認為，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加上過去中程飛彈的發展經驗:「只要肯做，一、兩年一定有結果。」 戰略學家相信，中央山脈東側的山谷可以提供長程核子飛彈隱密、周到的保護，使台灣保有在核子大戰中進行「第二擊」報復的能力。在核子戰略理論裡，第二擊的能力是保證本身免受第一擊的祥符寶錄。 這麼多看似堅強的理由卻無法消除反對者心中的疑懼。 反對者的主要理由也是國家安全。 核武可以嚇阻中共？業餘的武器專家黑幼龍一陣苦思後，搖著頭說:「我看不出核子武器和台灣安全間有何關係。」曾經來台訪問過的美國學者 Bruce Russet 研究過五十四個嚇阻案例，他表示是否擁有核子武器與嚇阻成敗沒有顯著的統計關聯。 早年，中共「二砲」(中共核武部隊的簡稱) 成立時，毛澤東雙拳亂舞，大聲咆哮著:「早打、大打、打核戰。」得意情狀令西方國家和蘇聯緊張。 但是，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找不到足夠理由說服國際社會，中共會把核子彈頭射向台灣。「一個核子廢墟的台灣絕非中共所願見到，」戰略專家分析說。相反地，如果台灣發展核武成功，在台海打核戰的機率就大幅提高，為了國家安全的理由發展核武，豈不是賈禍于市？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持有核子武器如果可以嚇阻中共在台海蠢動，將有其不可忽略的「內部效果」, 最明顯而直接的影響是台獨聲音的擴大。 過去，執政黨以中共的武力威脅做為壓制獨派主張的法寶，「如果台灣擁有有效的核子嚇阻力量，法寶就失效了，」一位研究嚇阻理論的研究生相信國民黨不會打這種「前門拒虎，後門迎狼」的笨算盤。 缺乏製核政治能力 在「以小搏大」的台灣，國家安全如果是它的政治圖騰，核子武器無疑就是禁忌。面對「擁有核子武器能否使台灣更安全」的問題時，學者專家以至販夫走卒的反應都一樣困惑。有多少支持的理由，也可以找出相同數目的反對理由。 科技能力無庸置疑，「台灣缺少的永遠是製造核武的政治能力。」丁守中說。

鷹與鴿的戰爭-中共高層權力重組

中共長期維持家長專制的政治體系，「黨內民主」只是許多人的理想，並未成為事實，更不要說社會民主化了。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決策往往脫不了家長拍板定案的模式，因而政策和權力重組帶有濃厚的「家長意志」色彩。 「家長意志」的產物 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它的決議是「家長意志」的產物。它按照鄧小平的意思，把獲各階層人士廣泛聲援的學生自發愛國民主運動，稱為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 目的在推翻中共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政權；它給趙紫陽羅織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罪名。它還改組了中共領導機構。 一、鴿派和鷹派存在政策的分歧 北京學潮自四月中旬發生後，中共高層對於處理學潮的政策有分歧。以趙紫腸為首的鴿派傾向於以對話、和平的方式平息學潮，主張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法制的軌道上考慮學生民主改革的合理要求；它認為，只要按這個方向去解決，中國大陸不致出現大的社會動亂。 李鵬、楊尚昆、李錫銘、陳希同是鷹派的代表，主張以強硬手段鎮壓民主運動，他們極盡歪曲事實和誇張之能事，激化群眾與中共的「心理摩擦」, 發起「倒趙」的攻勢，最後直接介入了「北京大屠殺」。 當然，「北京大屠殺」的禍首是鄧小平。對於學生的和平遊行請願，他一開始就持排拒對話的敵視態度，把它「定性」為「動亂」, 後來更稱為「反革命暴亂」, 下令軍隊鎮壓群眾。 「聯盟」各有所圖 李楊之流是一方面按鄧小平的「定性」部署鎮壓和宣傳工作，一方面則以「上報」的誇大材料，刺激他堅持血腥鎮壓的政策取向和痛恨趙紫陽。李鵬和楊尚昆的「聯盟」, 包含了倒趙的權力鬥爭因素。李鵬和鄧小平的密切結合，則是因為他們成為民主改革和「官民對話」的障礙，引起學生和群眾不滿；在「打倒李鵬」和「打倒鄧小平」的呼聲中，他們相互利用，一致對付群眾，這正是維持家長專制和家長權威的自然發展。 除了對學潮的歧見之外，李鵬和趙紫陽在經濟政策上也有衝突，前者傾向於實行緊縮的計畫經濟體系，主張強化計畫經濟的「調控」手段，收縮「市場」的開放度；後者則傾向於將計畫經濟體系「寬鬆化」, 既不放棄計畫經濟必要的調整和控制手段，也要儘可能擴大「市場」的開放度，讓市場功能去調節價格和短缺現象。在壓縮基本建設投資時，對於沿海對外開放的項目要「網開一面」。 鴿派出局 在「北京大屠殺」後，鄧小平遙控的「四中全會」必然以清洗鴿派為權力重組的主要目標。於是，趙紫陽失去中共中央全部職務，包括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常委、總書記；主管「思想意識戰線」的政治局委員及常委、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也被免職，只保留中央委員的空銜；書記處主管宣傳的書記芮杏文、主管統戰的書記閻明復，則被逐出書記處。 新圈為政治局的三個常委，是江澤民、宋平、李瑞環，他們在一九八七年九月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成為政治局委員。其中，江澤民接任總書記職務。 改組後的政治局常委會由下列六人組成：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 新圈為書記處書記的，有李瑞環和丁關根。前者接替胡啟立和芮杏文，主管思想和宣傳；後者在十三屆一中全會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現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在書記處接替閻明復主管統戰。 二、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三個新人 政治局常委會三個新常委中，六十三歲的江澤民和五十五歲的李瑞環，是中共政壇的第三代，一九四九年後才成為中共幹部。七十二歲的宋平則與趙紫陽同為第二代，在抗戰期間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成為中共幹部。 江澤民長期在第一機械工業部擔任技術行政工作，八 0 年代初開始成為「第三梯隊」接班人，先後任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外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電子工業部副部長、部長，一九八五年六月起成為上海市負責人，先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市長、市委書記。他有良好的教育和專業背景，是高級工程師，有外交基礎；他有部級行政和獨當一面的地方黨政資歷，也有經濟管理、對外經濟和基層外交的經驗。但他缺乏中共中央黨務的經歷，升為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是跳過了幾個「台階」。 李瑞環是木匠出身的高幹，有北京業餘建築工程學院的文憑，所以又被視為「工人知識化」的典型，這是他的一項政治資本。 他從十七歲 (一九五一) 起當了十五年木工，一九七六年踏入中共地方政壇，任北京市基建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七九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兼青聯副主席。八 0 年代初，胡啟立任天津市長，他也調到天津任副市長，胡升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他便接任市長，一九八七年升任天津市委書記仍兼市長。 李瑞環只有地方工作經驗，沒有中共中央或國務院部長資歷，升任政治局常委是「跳」得快了些。 宋平過去是周恩來政治秘書，五 0 年代初以來有較完整的中共黨政資歷，當過國務院的副部長、部長、勞動部副部長、計畫委員會副主任、主任，也有獨當一面地方工作經驗；擔任過中共甘肅省委書記、第一書記，又有中共中央部級和中央分局資歷，還當過西北局計委主任，近幾年任中央組織部長。在調人中組部前，他是國務委員，相當於副總理。 合鄧小平的口味 這三個人的共同特點，一是聽「家長」的話，支持「家長」鎮壓民運的政策，即所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二是有經濟上「改革開放」的一些政績，在政治思想上對學生和知識分子又能保持較大的約束，他們的「經濟右手」和「政治左手」, 很合鄧小平的政治口味。 三、經濟的右手配上政治的左手 「四中全會」的改組反映了「家長意志」, 這與鄧小平的「政治性格」密切相連。 中共領袖向來強調「革命的兩手」, 在近十年間鄧小平的「兩手」是「經濟的右手」和「政治的左手」。在經濟方面，他推行改革開放，並取得了相當成果；在政治方面，卻強調「四項基本原則」, 遲遲不讓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起步。幾次發起「批自由化」和「清污」, 對知識分子一直保持戒心，因而近年來成為經改深化和社會民主化的障礙。 從七 0 年代末到八 0 年代末期，鄧小平在經政上從大膽開拓到萎縮，在政治上則從有限度的「思想解放」到極端的個人專斷，最後以軍制黨，以坦克和刀槍對付和平靜坐的學生，扼殺民主運動。 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 鄧小平「軟的右手」和「鐵的左手」, 使中共政局出現多次反覆，也使「培養接班人」的「戰略」方針發生變化。在七 0 年代末期以來的幾年中，基於打倒華國鋒和建立「家長」地位的政治需要，也為了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他全力提拔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有開拓勇氣的一些人，其中胡耀邦、趙紫陽、萬里是最有代表性的幹部；另一方面，他又提升了一批有經濟管理和行政經驗的第三代技術文官 (或曰技術官僚), 幹部政策朝向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 一九八六年底學潮發生後，鄧小平遷怒於胡耀邦、朱厚澤這類政治上略為開明的高幹，提升幹部的「戰略方針」也有了變化，雖然他仍未放棄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取向，但對「革命化」的要求，從偏重改革的開拓轉為政治的保守。 於是，超齡的一些人接替較年輕的幹部，出任中共中央組織幹部部長 (宋平)、公安部長 (王芳); 僵硬派的王忍之接替改革派的朱厚澤，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這種人事安排，顯示他強化對「專政機構」和組織、宣傳系統的控制。這次學潮發生後，他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戒心更大，對幹部的提升也就更重視「政治的左手」。 「點心幹部」受重用 新進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三個人，都屬於「軟的右手、鐵的左手」一類，對經改有「遵命型」的一些政績，缺乏大的開創，政治上卻相當保守，有「批自由化」和支持鎮壓學運的「表現」, 這是鄧小平現在最需要的「點心幹部」。 所謂「點心幹部」有兩種含義，一是遵從二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指示 --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經濟的改革開放為基本點，但四項基本原則是最根本的；二是能把握「鳥籠主義」的尺度，改革開放只能是「點心」吊胃口，有相當限度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對知識分子某些言論的寬容和疏導，超越了「家長」權威的限度和他心目中「鳥籠」的限度，因而被他拋棄了。 四、人事安排也考慮適度的平衡 除了考慮「革命的兩手」, 鄧小平提升江澤民等三人，還與適度的「平衡」有關。 鄧小平這次任免高層幹部的分界線，在於是否「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即是不是自始至終遵從他處理學潮的政策。但是，他並未把對付學潮最激烈的李鵬提升為總書記，已是政治局委員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亦未升為政治局常委，反而是未直接參與「北京大屠殺」的江澤民、李瑞環得了好處。 這或許有兩個原因，一是以軍隊鎮壓群眾的方式在中共高幹中未獲普遍的「理解」, 而處理學潮的「上海方式」和「天津方式」卻較獲好評。前者以工人糾察隊清除路障，迫使學生放棄遊行和靜坐；後者則採取「兩個防止」的政策 -- 防止「動亂」和防止流血，都是以施加壓力而不動用軍隊造成流血事件，去平息學潮。 修補形象 鄧小平一定明白「北京大屠殺」引起的社會不滿和國際形象的損害，在事件平息之後，既然要爭取外商投資和旅遊外匯收入，從長遠來說是要做一些「修補」工作。江澤民和李瑞環也支持鎮壓民運，但「民憤」比李鵬、李錫銘小。因此，在比較的意義來說，提升他們比提升兩李或喬石 (主管「專政」機構), 對群眾的心理和國際形象的修補，都有點「平衡」之用。 另方面，從維持「家長」地位的策略去衡量，鄧小平會重用李鵬一夥，卻不會讓他在權力上有「一邊倒」的優勢，以避免派系鬥爭引起中共內部長期的動盪不安。 (丁望為香港「潮流」月刊顧問)

大陸民運人士在海外能推翻鄧李楊集團嗎?

中共在大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後，接著是對民主運動人士的大搜捕，但是許多學術界人士和學生領袖，循著秘密的「地下鐵路」, 逃到了西方。由於中共兇殘的鎮壓，大陸的民主運動，可能要暫時沈寂一陣子，主力和前鋒，要移到海外了。 七月十八日，嚴家其、蘇紹智、萬潤南、劉賓雁、陳一諮、吾爾開希等人，在巴黎宣布籌組「民主中國陣線」; 七月二十八日，第一屆「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在芝加哥開會三天；九月下旬，「民主中國陣線」將正式舉行成立會議。 這些，象徵著中國大陸在海外知識分了的大聯合，而且有一個共同而明顯的目標 -- 為大陸十一億人民爭取民主自由。 知識分子的力量 中共對這些活動反應非常強烈，人民日報和新華社都有文章，指「民主中國陣線」是又一個「中國民聯」, 嚴家其等人是「跳樑小丑」, 美港台各地的「反動派徒中煽風點火等等，中共如此氣急敗壞，口不擇言，罵出這樣的粗話髒話，就證明他們很在意這些事，在意這些人。 這些赤手空拳的大陸知識分子，究竟有什麼力量，使中共對他們不敢掉以輕心？第一，中共血洗天安門，引起舉世公憤，世界各國的譴責和制裁，使他們受窘，也使經濟上受到實質的損害，中共急於使大家把這事忘記，現在「民陣」、「學聯」長期活動，不斷提醒世人注意中共的暴行。 第二，嚴家其、萬潤南等籌組「民主中國陣線」的人，在大陸頗有號召力，而「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是大陸留美四萬多學生的代表組織，兩者結合起來，力量自不容忽視。 第三，中共在天安門廣場向自已的國民開槍之後，自知在法理上已無統治基礎，只有肆逮捕、酷刑、監禁和殺戮來維持局面，可是內部的鎮壓已經不容易，若內外的反抗勢力結合起來，則其政權就更危險。 中國大陸海外民運雖為旭日之初升，但它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 要團結就要妥協 首先是路線的爭議。很多領導海外民運的知識分子，從前都是趙紫陽的顧問，他們在政治立場上支持趙紫陽，反對鄧李楊一小撮人，將來鄧李楊倒台，他們回去和趙繼續合作。 另一些人雖然並無意推翻共產黨，但是認為大陸政治、經濟和社會上制度都有問題，需要人幅度的改革。 還有一些人的立場比較「積極」。他們以為，只要共產黨執政，實行共產主義，制度就沒法子好，未來就沒有前途，所以要為十一億人爭民主，就要打倒共產黨。 由於這些意識型態的分歧，要團結各方面的人，就非要妥協才行，所以，「民主中國陣線」大家同意它不是一個政黨組織，「全美學聯」的發言人曾表示不拒絕與李鵬政府溝通連繫。 大陸海外民運的另一個問題是誰來領導。也就是各方的山頭如何弭平。在「民陣」方面，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長嚴家其在理論上的修養，大陸最大的民營企業四通公司總經理萬潤南有組織能力，由這兩人搭擋，應該是相當合適。同時「民陣」成員多為高級知識分子，雖然也有蘇紹智、劉賓雁、陳一諮等重量級人物，想來還不致於有什麼爭執 -- 至少初期應該如此。 不過，由留學生組成的「全美學聯」, 集合了全美各校的代表，他們各有主張，互有立場，誰也不服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芝加哥大會開成，今後他們自身能有何作為，與「民陣」怎樣分工合作、都有待觀察。 大體說來，今後大陸海外民運將從兩條途徑進行，一是宣傳，就是「鼓動風潮，造成時勢」, 給大陸政權增加壓力；另一是籌募經費，透過適當管道，支援大陸內部的民運工作，除此之外，他們則寄望大陸政局的變化。 未來之變難逆料 大陸一兩年內必有人變動，幾乎是民運領導階層的一致見解，鄧小平今午八十四歲了，來日無多，一旦他過去，沒有人能像他一樣說了算，中共的領導班了就會散掉，極可能出現地方割據的局面；另外，目前大陸的經濟已到土崩瓦解的程度，中共已無能力挽救，這兩種情況出現一種。或兩種同時出現，鄧李楊這一小撮人都要下台，而改革派重新掌理國家政務，那時獨裁統治告終，以「民陣」為主的在野黨，參與構成了中國大陸的民主政治。 大陸的情況會不會照著這樣的推測發展？這樣的發展何時才能出現？目前自然都不能肯定，但是幾萬名菁英分子正為中國大陸民主前途而獻身，他們的智慧，他們的熱忱，加上十一億人對自由的嚮往，那一天終必會來到的。 在國民黨領導下的台灣，主張「自由民主統一中國」。在「六四屠城」之前，希望不大；慘案發生後，大陸老百姓普遍覺醒，自由民主統一國家就甚有可能，所以我們和海外民運人士的目標是一致的，立場是相同的，我們應該儘可能的幫助他們。 心急不得 做這件事，不能太心急，海工會主任鄭心雄這次在芝加哥會晤吾爾開希，效果顯然不太好，癥結在於，大陸民運人士認為，他們批評中共政權，倡議改革，是為了大陸人民，不是為了國民黨，他們的「反共」和台灣的「反共」在意義上、程度上都不一樣，他們不希望把自己單純的自由民主運動捲入兩黨之爭的漩渦，同時，和台灣太過接近，也會招致中共及其同路人的污垢，減少他們的影響力。 其實，國民黨人也不必在乎這些，台灣已走出一條民主的路，在世人心目中自有公評，只要繼續認真做下去，將來在中國事務上還怕沒有發言權嗎？還怕不能與各方民運力量聯合嗎？再說，當前有些工作，可以透過民間去做，不必黨方、官方親自插手。 台灣對大陸海外民運人士最直接的幫助，可能就是「有錢出錢」。「民陣」、「學聯」要想真做點事，沒有相當經費支持是不行的。放眼大陸之外的華人地區，台灣和香港是最可能「作出貢獻」的地方。

這個刺傷了我的心-薛毓麒回首看亞銀

問：大家很關心今年五月我們到北平去開亞銀年會時，在開會時起立的問題。你是團員之一，也很瞭解國際會議的程序問題，可否請你解釋一下當時的過程。答：講到這個就刺傷了我的心，這件事情趁此機會解釋一下。當時回到國內時，是不能向國人說明的。我們在台灣開亞銀籌備會時，我被邀參加。因我參加過去年 (七十七年) 在菲律賓召開的亞銀年會。根據那次情形，我說開幕典禮一定是國家元首致歡迎詞，然後是年會主席發言，第三是亞銀總裁 (日本藤岡) 發言。這是例行形式，不討論問題的，不排座位，只分理事席、副理事席。所以你在不在那裡沒人知道。做最壞的打算我說能夠預料的是楊尚昆一定來參加這個會。依過去例子，他進來時大家一定站起來歡迎他，奏他的歌、懸他的旗。那時我們何以自處？是否起立？我們當然不願站起來。但在那種情況下，別人都起立，只有我們坐著，非常突然。如果沒事的話，也就過去了，不過我們必須做最壞的打算。所以我提出一種最壞的情況，就是主席說:「我看見幾位代表沒有站起來，在我們的規定上寫得很清楚請大家起立，所以現在請他們站起來。」在那種場面之下，我想不出應付的辦法。而且會有很窘的局面，他可能請個會場職員過來恭請說「主席要我請你們站起來」。另外還有個很窘的局面不能不考慮。楊尚昆一定致詞歡迎所有的代表，他一定會這樣講:「今天很榮辛邀請各位到敝國首都來開會，希望各位在此有段愉快的時期，很成功的召開此次年會。」但下面的情況就很難預料了，他可能順口接下去，「今天我致歡迎詞，同樣的適用台灣省來的代表。」 這時候該怎麼辦？在那種情況下是不能隨便講話的。根據這兩個考慮，我主張不去參加開幕典禮。三月十五日，我記得很清楚。我講完意見後，籌備會的主席答覆:「開幕典禮在國際會議中是很重要的一項儀式，如果我們不參加開幕典禮的話，根本不必去好了。」這個話是很重的話，對我講，我聽來覺得很重。我也並不是個小孩，又不是沒有參加過國際會議。這樣重的話一講，當時我無法再講話了，沒有考慮的餘地。我也不能當場發作，那很難看的。事後我就向連部長請辭。當時會議他也在場，我說這樣的情形，請你讓我辭職，我不想去了，因為我覺得去了也不能發揮作用。連部長說:「不要這個樣子，請你去，你還是繼續去。」後來討論了幾次，我總覺得這樣的情形沒有辦法，直到四月五日先總統蔣公逝世紀念日，我同連部長都參加了在中正紀念堂舉行的紀念會。當天下著大雨，會後出來時，我在傘下和他說:「上次請求的，請你再慎重考慮，是否能准我不要去。」他還是留我，而且第二天馬上發表名單。名單發表了，我就一點辦法也沒有，只好去參加開會。參加了以後，就站起來。當時我心裡好難過，就把手放在這裡 (胸前), 她 (郭部長) 也把手放在道裡。沒講過這種話沒想到更壞的情況是，代表團回來以後在機場舉行記者會，大家質問起立的事時，說我參加國際會議有一千次以上的經驗，認為我代表團當時如不起立，「主席會干涉我們，叫警察來把我們拉出去。」代表團因此起立。這話我從來沒有講過，叫警察來把我們拉出去這話是引申的，等於說把「會同」兩個字解釋為「通知」, 不過這更嚴重，會同裡面可以說包括通知了。當時大家都在質問參加亞銀的決策過程，這牽涉的人不止代表團，還有其他高階層人員，所以我要把我自己的原意講出來。當時在記者會上我來不及仔細考慮，很快的一想 -- 吃下去了。第二天，我家中電話不斷的響，都是學者打來的。他們說你是研究國際法、國際關係的人，怎麼會說一個國家的代表可以被警察拉出去。我說我從未聽見過，也從未講過。我講過的是我們會遇到尷尬的局面，為了避免這個情形最好不要去參加，就可以不必站起來。最有趣的是第三天，我收到一封從桃園寄來的信，作者自署「退伍老兵」, 他把報上郭部長和我的照片剪下來，把我們的臉用紅筆塗掉，並且給我們一人一首詩。給我的那首詩說:「外交老鬥士，晚年節不保；人民大會堂，向匪豎白旗。」這個好厲害，當然我也很佩服他的一片愛國熱忱，但也可見國人對我有了誤會。實際上我主張不要去的，現在變成我主張站起來，完全反過來了。後來我在好幾個地方演講，都把這個事情說明了，我只有這個辦法。問：代表團參加亞銀年會開幕典禮是一開始就決定呢？還是到了那裡看了情勢，客觀地臨時決定參不參加呢？開幕典禮並不重要答：籌備會主席答覆我答案時，那時還沒有到大陸，就自己在那兒商量，後來也沒有再去向外交部的人仔細問清楚。照我參加國際會議的經驗，我很瞭解情況，不用去看也可以知道；楊尚昆講完後，他們一定送他走，等他一走安全設備就解掉了，那時一定可以進去。如果不能進去，就不要去了，有什麼關係呢？在我看來一點關係也沒有。從來沒有國際會議把開幕典禮當做是重要的，除了如總統就職典禮，那當然很重要。後來我很高興，大陸政策指導小組 (倪文亞主持) 討論亞銀代表團的經過，有一位貴賓說:「這次也可以了，以後儘量避免。」問：據你瞭解，碰到類似大問題時，過去兩位蔣總統在的時候，當然是由他們作最後決定，一般來講，都是由怎樣的程序來作決定？答：這個我很難表示意見。其他國家也有院會，院會裡可以討論。總統自己也可以有個決策機構，把這些問題仔細審查。當然最後有個人決定，那應該是總統。或者行政院長有意見，請總統做個同意核准一下。美國的話，由總統決定；英國，由首相決定，女王是不管事的。我們三民主義的想法制度，和五權憲法就是這兩個地方不同。問：當年退出聯合國，你是重要的代表之一，許多人說很多外交上較具爭議性的、彈性的作法，是退出聯合國後才發展出來的。你當時在那個地方，可不可以請你談談當時的情形。答：當時的情況的確是感到很傷痛。因為大陸淪陷了，聯合國內許多國家認為，大陸已經淪陷了，對我們代表大陸的合法性發生疑問，因此發生代表權問題。在聯合國我們為了維持代表權努力上二十年，特別設立了一個聯絡組，和所有國家接洽；把他們的立場、態度弄清楚，如有動搖情形，就和他們聯繫，想辦法使他們維持原有立場。那時美國的支持很重要。聯合國裡雖是一律平等，一國一票，但影響力大不相同，大國影響力很大。美國態度轉變到了一九七一年尼克森上台，因為戰略上的關係，他要改變政策，和中共來往。同時，中共和蘇聯發生糾紛，美國覺得拉攏中共，對付蘇聯是最好的辦法。他道個政策一發表，我們受到很大的影響，怎麼努力也抵不住那個力量。布希當時是美國駐聯合國代表，他後來寫了一本回憶錄裡提到，當時他接到美國政府的訓令是「繼續支持中華民國留在聯合國」。不過另一方面，尼克森經由季辛吉的安排，在一九七二年要去訪問中國大陸。這種事情是瞞不了人的，聯合國裡大家都知道。那時我們和別國接洽有很大的困難，他們都說美國都已經這樣子了，你們何必再努力，努力也是沒有用的。問：如果那時我們向美國要求，說我們可以接受一個北京，一個台北，可不可能在那時繼續留在聯合國？答：我覺得賈誼的過秦論說得很對 --「攻守之勢異也」。當時秦統一天下之後，很快就被推翻了。因為從陝西一個小地方，它居然統一天下，統一後又守不住，就因攻守之勢不同。我們那時在聯合國攻守之勢不同，我們在守，中共在攻。今天我們是攻，我們占優勢。現在有些民間的意見是不對的，說我們應該繼續留在聯合國不走，我們何必退出呢？這是不可能的，聯合國已經決定讓我們出去，如果還坐在裡面的話，主席就可以請我們出去了。當時政府考慮，我們自己退出，總比讓人家趕出來要好一點。所以退出的時機就是在排我納匪決議案，要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時。當時政府決定在決議案表決前宣布退出，這樣我們是退出，而不是被趕出來。結果我們一退出，決議案就通過了，問：近代外交史上，或者在戰禍時期，是不是很少外交官會像我們 R.O.C. 那樣，絕大部分的時間、精力就是花在要維護當年的會籍？以色列、南非也許有點像，其他則找不到例子。你作為一個職業外交官，感覺上是不是很特殊？答：我倒是有個信念，就是最主要的國家利益所在，為這個來努力可以把其他一切都放開。我在聯合國十二年，前半段沒有做太多，後半段則完全是為了這個。我是廢寢忘餐，全心全意都為了這件事。但是我覺得很偵得，假定居然能夠延續下來 (會籍), 對國家是個很大的貢獻。問：當時在決策過程中，是怎樣的情況？比如在國內是那些人在做決定，還是由總統一個人來決定？答：我想總統一定統籌整個政策的會商。當時我在外面負責，對於國內的情形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外交部長、還有幾個元老共同會商。 問：除了退出聯合國事件外，你在外交官生涯中，有那些重大外交事件處理，在與國內聯繫上讓你印象深刻，或頗為難？答：我在沙國八年，沙國和我們的關係本來就不錯，加強後更好。有一天，國防部長找我，希望我們支持軍事方面的合作，沙國要加強北葉門的守禦，需要空軍的支援。沙國知道要我們派空軍去打仗是不可能的，北葉門有 F-5E 飛機和我們的一樣，因此要我們幫忙維護飛機，使它能擔負作戰任務。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不能立即答覆，必須轉告我們政府。於是我打電報回來，當時是蔣彥士先生做外交部長，總統是蔣經國先生。考慮了之後，蔣部長打電報給我，說我們可以幫助沙國在沙國內建立空軍，但北葉門已經承認中共，中共有大使館在那裡，這個地方我們不能去。我就把這個話很忠實的回報國防部長蘇丹殿下，後來他跟我講一句話:「我沒有問你來不來，我是問你什麼時候來？」意思是我和你們己經有這麼久、這麼好的關係，你還在考慮來不來的問題，這個不必考慮了。了不起的部長這個很難啊，只有再打電報回來。這個事情總統已經決定了，蔣部長也很為難。如果是別的部長，再打個電報給我，要我再照原來指示去答覆就好了。但是他這個外交部長的確不同，我非常欽佩；他看到國家利益所在，他要爭一下，他再去見總統，把情況再講一次。總統也是自己一個人不能決定，他要再考慮，同別人商量。不過，開頭時他覺得這事不能同意，而且我們是徵兵制度，徵兵目的是保衛國家，不是派到外國去。所以再打電報來，要我務必再去解釋，我們一定派空軍到沙國來，不過要在沙國執行任務。我也把這話再去向國防部長解釋，去之前，國防部長先問:「你是不是可以來告訴我日期了？」我說:「不是的，我還要解釋一下。」他說:「那你不必來了，如果沒有到北葉門來幫助的日期，你不必再來見我。」他是個大親王，是現在國王的同胞弟弟，權力很大。我一籌莫展，只好報回國內來；同時心裡想，這樣的情形，我在沙國的任務很難達成，所以一方面也寫了個辭職的電報。蔣部長真是了不起，他兩次同總統講，總統已經很肯定的拒絕了、他第三次再跟總統報告。總統聽了他報告後，覺得這件事我們要慎重考慮，請蔣部長把聯絡情況向張岳公、何應欽、彭孟緝等人講，請他們一起到總統府來討論。經過一番考慮，決定可以「勉為支持」, 不過不能作戰，只能在北葉門幫助他們一些維護工作。問：那麼韓國與我國的關係呢？我們能掌握主動權嗎？答：韓國的情況和沙國不同。韓國的情況在我看法是，我們不能真正瞭解韓國的心理。它老要搞交叉承認，它為什麼這樣做？有個基本上的原因。外交關係是建立在國家利益上面，它的國家利益在那裡？除了反共一致外，它和我們有個大差別，它沒有台灣海峽。不想發生戰爭它的問題在於它不但想打勝北韓，它根本就要不使戰事發生。因為戰事一發生，它就完了；漢城一完，它的精華都沒有了，重新再建立起來，是很難很難的。它要使北韓不打仗，唯一的辦法就是用季辛吉在聯合國主張的交叉承認，這些都是季辛吉闖出來的大禍，對我們非常不利。如果交叉承認，北韓承認南韓，中共承認南韓，蘇聯也承認南韓，那就不會打仗了。它的外交努力就是完成交叉承認。雖然它很努力，很誠懇的想完成這個目的，美國也會幫它忙，可是到現在還沒有成功。什麼原因呢？就是北韓。北韓把中共和蘇聯兩方都綁住了，他們不敢同南韓來往，稍有貿易往來，北韓馬上抗議。我們同韓國的國家利益、關係怎樣？國家利益一定是幾方面的：第一個是政治；第二是軍事；第三是經濟；還有些其他的。政治方面，雙方互惠。譬如每年亞銀它代表我們在執行理事會。韓國後來在國際上比我們空間要大一點，我們需要它幫忙。中韓互惠它需要我們幫什麼忙呢？其實很少可以說得出來。軍事上，儘管我們有很強大的軍隊，但我們不會派兵到南韓去。從前在韓戰時，預備派兵，南韓還不要我們去。而且，現在韓國有美國的四萬大軍在那裡，美國對它很有幫助，它不會要我們軍事上的合作。經濟方面的合作應該是可以的，不過後來變了，我們是和他們競爭的。當時我向國內建議六個合作項目。國內民意方面有很多的意見，我相信當局也受到民意的影響，凡是碰到韓國要到我們這裡來做什麼事情就恨透了。頭一個，他說韓國是老幾，我不會做的你還會嗎？我舉個例子，軍方要買蔚山艦，這是國防部決定的，我在那裡也贊成，這是對雙方有利的。可是國內卻有人反對，認為我們要買軍艦要向西方工業國家買，何必向韓國買，難道自己不會造嗎？後來中船發表聲明，它會造軍艦，但和我們要的不同。 問：你剛才也講了，現在的情況和過去不同了；國力也好，實力也好，都往不同的方向改變。但在一般國民心目中，雖然有外交的國家增加了，但是還是一些小的地方，將來是否有可能和比較大的國家建交？答：這要慢慢來，我覺得這次和格瑞那達建交是個很大的進步，我們不必顧慮中共在不在那裡。從前不能這麼做，現在叮以，並不是因為「漢賊不兩立」已經變成「漢賊可以兩立」了，而是所謂「攻守之勢異也」。格瑞納達，中共在那兒沒有使館，後來答應它的經建援助也沒有真正實施。它和我們也有點來往，但沒有外交關係，它覺得我們實力很夠，還能夠在經濟方面給它幫忙，這是它最需要的。它還有特點，位處加勒比海，距離世界權力中心很遠，沒有什麼安全、戰略上的顧慮，沒有地緣政治問題。如果一個國家的位置就在權力中心附近，譬如菲律賓、泰國，雖然它也要我們大量的經濟援助，但就不敢來和我們建交。最近我在報上看到馬來西亞總理講了一段話，就可以證明。他說馬來西亞和我們的實質關係很好，很願意把它加強，不過不能採用格瑞那達模式，因為馬來西亞靠中共的地方很多。問：也就是說雙重承認是不可能的？答：這根本不可能，在學校裡可以這麼講，擺在實際政治裡行不通。因為在學校裡講，沒有討論到實際政治，以為從前所以辦不到是因為我們講漢賊不兩立。我們從來不認為漢賊不兩立可以達到任何目的，事實上都是人家先和我們斷交了，才講漢賊不兩立。並不是我們漢賊不兩立，人家才和我們斷交。問：從這個角度講，漢賊不兩立有點是我們的下台階？答：維護我們的形象嘛！例如我剛講聯合國的情形，要漢賊兩立，都在聯合國裡，辦得到嗎？問：你剛談外交關係，一直把國家利益擺在很重要地位，在我國外交政策上，什麼是「國家利益」範圍？答：如果講外交關係絕對與國家利益有關，而且還會發展成同位關係，國家利益如果平常，沒有特別衝突，就變成普通友好國家；如果國家利益衝突，就變成絕對關係，甚至發生戰事。我想這是一般適用的原則，沒有例外的，沒有人不以國家利益作為對外關係的基礎。國家利益共有十點：一、國家主權。二、國防安全。三、維護基本國策。四、經濟民生。五、科技發展。六、國際地位，七、友邦關係。八、國家形象。九、價值觀念 (民主、自由、人權)。十、傳統文化 (道義、宗教、教育)。(楊國媛整理)

公營改民營,利空獲利多?

近兩年來，國內游資充斥，使得股市、房地產行情飆漲，地下投資公司也大量增設，民間金錢遊戲盛行，物價上漲，已經使經濟秩序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影響。 有鑑於此，當局乃不斷採行因應措施，三、四月間央行的緊縮政策，及五月間財經部門所採行的平抑物價措施，已經收到了相當效果。因此，層峰決定進一步對股市也採取正面性疏導游資措施，亦即藉由公營事業轉讓民營，在股市釋出大量公營事業股票，以遏止股價狂飆之風。 二中全會曾將「國營事業民營化」列為經濟重要議題，為貫徹二中全會所通過的「積極輔導公營事業股票上市與出售」決議，國營會已展開一連串「國營事業股票上市講習會」, 邀請了有關的法規制訂技術人員及決策主管參與，研討公營事業股票上市實際作業情形，以加速上市的步驟。 民營化步伐加快 目前經濟部所屬的中鋼、中化己進入了上市規畫階段，中船、中工、台機也經由經濟部評估後，將視適當時機轉為民營。而省屬三商銀為轉為民營所需追加的預算，也於七月中旬在立法院通過。另外，經營不錯的唐榮鐵工廠也計畫於明年上市。 由此可見，公營事業民營化的腳步已漸漸加快，此乃顯示出政府已注意到目前社會上游資氾濫的現象已日趨嚴重，此刻正是政府該拿出魄力來面對不斷飆漲的三價 (物價、房價、股價) 問題，確實將社會游資導入正常投資管道的時機。 將公營事業轉為民營，在消極方面，可以紓解社會上過於氾濫的資金，有效控制物價的上漲及消弭社會上投機風氣的盛行；在積極方面，則可藉由民營化來提高公營事業的經營效率，並可將吸收來的資金用於強制收購都會周邊土地，有效遏阻房地產的飆漲，以達民生主義之「均富」的目標。 一、為何要推動「民營化」? (一) 追求高效率 一般人皆知，公營事業所經營的範疇，大部分皆是獨占的型態，在缺乏競爭的壓力下，自然就不會有追求高效率的心態，是以大部分國內的公營事業 (包括國營及省營), 由於經營效率低落，所以虧損累累，以致經常遭人詬病。當然，在公營事業中也有經營不錯的，正如同民營企業往往也是盈虧互見。 但就學理來論，民營企業有一定的誘因來使得企業家、一般主管及從業人員去追求效率的極大化。因為，私有企業的歸屬權在於全體員工，大家對公司的監督會不遺餘力；而公營事業的歸屬權卻在於全體國民。一般而言，國民對於公營事業的監督權較不積極，再加上其人事制度的僵化無法產生激勵效果，及冗員的過多使其成本提高等等，皆足以證明民營事業要較公營事業相對具有經營效率。 監督心態的差異 (二) 吸收社會游資 以中鋼的例子而論，其資本額為六六四億元，目前政府已決定將中鋼公司股票擴大流通至一 0% 為限，七十九年度將釋出台電公司持有中鋼股票一億八千餘萬股，及國庫持有中鋼股票一億七千餘萬股。所以僅僅中鋼股票在一年內即可吸收約二十四億的資金。若再加上三商銀、中化、唐榮鐵工廠、中華工程等官股陸續釋出，必然能夠有效吸收社會上過於氾濫的資金。 根據統計，目前我國的國營企業約近三十家，包括隸屬行政院及財政部的銀行、保險業；隸屬交通部的運輸、郵政、電信業；隸屬經濟部的台糖、台肥、中化、台鹽，台機、中船、中油、中鋼、中工、台金、台電等。未來若是這些國營企業能夠逐步推動上市，勢必會使數年來形成的游資過剩局面漸趨緩和。 沈重的財政包袱 (三) 順應世界潮流 公營事業民營化已成為當前國際間經濟政策之主流，英、美、法、日、韓、星及拉丁美洲等國家皆致力於釋出官股、標售及移轉民間經營。在英國方面，首相柴契爾夫人極力整頓的公營事業已顯現出卓越績效，美、法也積極從事將公營事業轉移民營的工作。 就拿鄰近的日本來說，近年來已將專賣、電信電話、國有鐵道、航空公司民營化。韓國更成立民營化促進委員會，遴選證券交易所及電力公司等十家開放民營。這些行動無不表示各國政府已深深體會到龐大的公營事業，已漸漸由保障國家安全與民生福祉的功能，轉變成為一個沈重的財政包袱，我國應加速公營事業民營化的工作，以維持整體經濟的穩定發展，符合世界潮流之所趨。 二、推動民營化之主要方針 公營事業民營化，雖是政府的一貫政策，但以現階段而言，油、電等重量級事業單位的股票，因為攸關國計民生，仍須再作規畫，不應一味地為了配合「民營化」的政策指示，便在短期內倉卒上市。 我國正處於實施公營事業民營化起始階段，由於公營事業股票上市事關重大，我們必須顧及公營事業個別的經營狀況及整體股市之變化，作一全盤性的規畫，其主要方針臚陳如下: (一) 儘速制訂相關法規 長久以來，公營事業即以獨占優勢掌握國內公用事業市場，諸多法規一方面以特許的權利，獨厚於公營事業；另一方面則對公營事業以不合理的法令限制其人事、經營及資金運用，造成公用事業運作不佳且限制重重。因此，開放公營事業民營化的首要之務，即是要建立公平競爭的公用事業管理法規，將正確的經營理念注入公營機關。 拒絕成為失業收容所 (二) 加強化解勞資糾紛 公營事業生產效率偏低的主要因素之一，乃是政府為避免失業人口過巨，而酬庸式將之安排到公營事業。民營化之後，為了提高經營效率，許多冗員必須加以裁撤，所以必然會引發員工諸多抗爭；另外，由於公營企業民營化過程中，員工分紅入股問題處置不當，也將會造成勞資對立，導致民營化後員工的怠惰問題，這些都是值得有關單位事先詳加規畫的重點。 (三) 有效導入民間經營 民營化的方式很多，絕不是唯有將經營權轉移至民間且將股票上市才是民營化的唯一道路，例如中油開放民營加油站及輕油裂解，台電也考慮開放電力促銷部門等，這些行動都可以使得民間的投資管道更加增多。 另外，官方握有股份的民間公司，也準備推動民營化，將陸續釋出在民間公司所握有的官股，海外林業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由此便可看出，民營化的方式不一定要拘泥形式，唯有掌握「民營化」的實質要義，才可以使國家經濟更有效的運作，並使全體國民均霑其利。 (四) 避免影響股市行情 公營企業的規模龐大，其股票在證券市場公開發行所獲得的資金必然為數可觀，這對於其他民間產業資金的吸收，將會造成排擠效果。所以，應該學習歐美，採取分期付款認股的方式，並開放外資入股，以紓解對股市的資金壓力。另外，承銷價格的計算也應儘量以市價為參考標的，以避免帶給股市激烈的震盪。 三、為「二次土地改革」儲蓄資金 近三年來，國內房地產價格的巨幅飆漲，不但令社會大眾望屋興嘆，也到了令政府無法坐視的地步。為了有效解決此一重要問題，有關部會已提出釋出公營事業股票與「二次土地政革」相輔相成的方案。即是計畫以釋出公營事業股票，強制性收購都會邊際的農地、山坡地、部分保護區及提供國營事業部分土地給予民間投資興建住宅。如此一來，不僅完成了政府一再宣稱擴大公營事業股票上市的使命，而且有效吸收龐大游資，更進而對居高不下的房價產生壓抑的效果。 國內都會周圍的農地、山坡地等未來勢必開放，目前已有財團以借用人頭的方式購買這些土地，計畫於開放後加以炒作而謀取暴利。政府必須有效遏阻炒作土地的行為，以強制的方式加以徵收，並開放由民間興建住宅，以類似星、港方式將土地仍屬國有且只租不賣，簽訂長期租用契約供國人居住，才可望有效牽制房價。 四、公營事業民營化對股市的影響 (一) 股市籌碼增多 由於社會游資過於暢旺而股市籌碼相對缺少，使得在股市當中形成了無限資金追逐有限籌碼的情況。其中，「短、小、輕、薄」的個股，往往更是主力愛拉抬、散戶也勇於搶進的股票，如中日、大西洋、國勝、六福等即是最好的例子，真可稱之為標準的「籌碼戰」。 未來公營事業股票上市之後，股市的籌碼會大量增加，資金與股票的數量會漸漸接近，由經濟原理來分析，在需求與供給逐漸趨於均衡之際，股價將不易再形成狂飆之風。 「量先價行」 (二) 股市的動能減少 今年的行情，有人稱之為「資金行情」; 另外，由技術分析的角度來看，股價上漲的重要因素即是成交量要先能夠適度放出，所以也就有了「量先價行」的一句話。 公營事業股票上市之後，將會由股市中抽走數百億元的資金，對於目前上市公司而言，將會形成資金短絀的現象。所以政府宜在開放國外券商之際，也應逐步開放外資對台灣股市的直接參與，以避免國內股市因公營事業股票上市而形成失血現象。 (三) 土地改革使股價趨於理性 今年在股市中橫掃千軍的資產股，如台鳳、農林、工礦、六福、欣欣、萬企等，皆是藉著擁有大筆土地而獲得投資人的青睞。若是「二次土地改革」徹底成功，則未來再藉著資產炒作的狂飆現象，將會大為減少。另一方面，一般生產事業因購地成本增加，而大幅提高生產成本的現象，也將慢慢解除。如此一來，將會使生產事業再度增加其外銷競爭能力，股市的發展也將進人由資產炒作轉為以業績為導向的理性投資時代。 (白俊男為太平洋證券公司總經理)

李國鼎親述台灣經驗(五)-經濟建設走過的路

在一九六五年六月，美援停止，但我們在一九六四年的訪韓後經過日本，已爭取到日本新的貸款，建造高雄第一港和曾文水庫。美國進出口銀行知道後，貸款也跟著來了，同時也培植起一些工業。所以美援停止以後，我們需要的長期資金都不成問題。 所以只靠一個國家的資金不行，多幾個國家才有刺激。那時曾有一位立法委員還質詢，向外國貸款不是新的「二十一條」嗎？他們瞭解不夠，因此，財政部長不敢簽字，反正是經合會闖的禍，我以經濟部長兼經合會副主委身分，代表政府和日本駐華大使簽約。 蔣經國先生在民國五十八年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嚴家淦先生把經合會主委的位置讓給他，因為蔣經國先生以前接觸的多偏重於國防，到行政院負責後，對財經的爭還是應有所瞭解。 蔣經國先生，出任副院長就成立財經小組，但是沒有幕僚，大家開會只是談一談。後來他答應還是由經合會先做幕僚作業。 經合會維持的時間最長，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三年，蔣經國先生就是在這個階段參加經建計畫的。我們給他安排，聽已經核走的計畫，包括高速公路 (還未宣布十大建設), 而且已經向亞洲銀行借款來了，還做了蓋大鋼廠的決定。 劉大中院士希望不要蓋大鋼廠，因為投資太大，我已經跟嚴家淦先生講好，暫停進行這個計畫，經國先生聽了簡報後，這個計畫還是進行。 在第五期四年計畫 (一九六九～一九七二) 草擬時，因為自四十九年加速經濟發展以來，經濟成長進展順利，美援停止，外銷繼續成長。政府及國民信心大增，因此也重視第四期四年計畫，連老總統都有了興趣、陶聲洋去國家安全會議報告好幾次。 能源危機的衝擊 七 0 年代是國際經濟動盪的十年，第一是一九七一年尼克森廢金本位制後，造成國際金融不穩定；第二是一九七二年蘇俄穀物欠收而大量進口，發生國際穀物危機；到一九七三年又有能源危機。油價漲到十元一桶，差不多增加了十五倍。 第六期計畫剛好碰到能源危機，一九七四年經濟成長差不多是零 (0. 二九 %), 工業出現負成長，因為我們反應能源價格的速度太慢了，一直拖到一九七四年一月，才調整油、電、物價，因為一次累積的衝擊太大，所以當年的物價波動是四七 %。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說話一定要兌現 我後來發現，這是因為蔣經國院長一九七二年在立法院講過一句話，他說物價一年之內不調整，他要守信，但國際因素是控制不住的，怎麼來守信？後來他講黃豆價格不能動，黃豆成本飛漲，我們只好到處籌錢來貼了。 中國人的傳統道德，可以整個在經國先生身上表現出來。他講出的話就像支票，支票一定要兌現。那時候因為預算不能列這個錢，所以只好向銀行先借錢，成立黃豆平準基金。我當財政部長自然壓力很大，所幸的是，花錢比較多的是一九七五、七六、七七三年，其後經濟已比較穩定了。 當時行政院討論，一九七三年六月，由蔣院長指定經濟部密擬穩定物價措施，七月初公布，事前其他首長都不曉得。 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政府宣布了十項建設，以第六期四年計畫成效不佳為理由，自一九七五年改成六年計畫，沒想到又來一次石油危機，六年計畫太長，很難掌握情勢，所以還是恢復四年計畫。 當時經合會副主委張繼正，很直率的講。到年底前不准漲價，恐怕有點困難，因為張繼正話講得直率，所以院長心裡很不高興。 經合會降級 後來，蔣院長就把經合會降級，原本部長參加的會，改由各部次長參加，專門做經濟設計，所以叫經濟設計委員會。這一段期間，一切財經大計由蔣院長召集五人小組會商決策。五人小組包括財經二部長、央行總裁、行政院祕書長及主計長。 這種方式，有一個好處、一個壞處。好處是，有什麼事情隨時可以開會討論；後來總統財經會談，也是這些人。 壞處是，沒有政務官了，政務官只有院長或總統一個人，部長都變成了事務官。各部該做的事情，非要到這個會裡報告案子，讓院長講後才宣布。所以部長就給報上罵了:「各部都在做什麼事情？各部該做的為什麼要經由院長指示才做？」 到一九七七年，有一陣子經濟日報系列文章介紹韓國經濟企畫院的組織和功能，經國先生讀了，到經設會舉行財經首長座談，我們就很坦白地提建議。之後，他指定周宏濤先生到韓國去訪問，孫震先生也去了，一共三人。 周宏濤兄回來以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終於把經設會升級，就是今天的經建會，請政務委員兼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先生來擔任主任委員，說明經建會是經濟參謀本部，可見其功能。 經設會從谷底翻身 經建會改組以後，立法院要求送組織條例，結果最後不得不送組織條例。這樣一來，經建會倒比較穩定了。所有四年計畫及展期展望，仍由經建會負責，每年印度執行計畫中各級政府公營事業較大計畫 (五億元以上), 皆由經建會初審。至此，經建設計機構和功能也建立了。 回憶過去，國鼎自一九五三年起參加經安會工業委員會共五年；一九五八年接長美援會秘書長、經濟部工業計畫連繫組、工業發展投資小組五年；一九六三年任經合會秘書長、副主任委員；一九六五年任經濟部長兼經合會副主委四年半；一九六九年起任財政部長七年；只有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七年經設會階段沒有參加。 一九七六年奉派為行政院應用科技小組召集人，推動科技發展，支援經濟、國防和社會發展。一九七七年十二月經設會改為經建會，奉派為委員，到一九八八年七月底退休，在經濟設計機構只經設會一段未參加。 我總覺得，在這個機構工作，是一種訓練，一種學習，使你在時間軸上總看的更長，在空間軸上總看的更廣，增加我用系統方法去分析問題的能力，使我受益不淺。

紐西蘭下放記(下)

紐西蘭這個國家需不需要大量「引進」華人專業人士幫助發展經濟？在談這個問題前，先引述劉渭平教授在「紐西蘭華僑簡史」一些記載: 「戰後任紐西蘭總理達八年之久者為何倫 (S. Holland, 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 其人崇仰英國文化，嘗謂:「世界上最高之文化莫過於大不列顛文化。因此亦只有大不列顛文化之人民方有資格移植於此廣大之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兩國。」」 「何倫主張紐西蘭移民應以歐洲人為主，並主張不必與亞洲國家商訂移民人數問題。但何倫亦稱:「中國人在紐西蘭決不會長此在街頭兜售蔬果，彼等終必在各項高等職業界中出人頭地。」何倫此一預言終於實現。」 英國人肯「下放」嗎？如果今天紐西蘭移民局的官員全屬英裔或全是歐人後代，那麼他們選擇移民的對象，想與三十年前的何倫總理想法相同。問題是口口聲聲把紐西蘭呼作 down under 的英國人肯不肯「下放」? 另一個誘導紐西蘭政府逐步修正「重歐輕亞」的移民政策因素是：他們的有識之士，已深知所謂二十一世紀是太平洋地區國家的時代，不是說著玩的。日本人的汽車和其他高科技產品早已在市場坐大，他們的經濟力量滲透了紐西蘭，今後必有增無減。已有傳聞說，日本有財團擬籌辦一超級國際大學，出重資網羅世界一流教授。哈佛、耶魯等名校，學費貴得拒人千里，但從不用為學生人數發愁。 日本人以辦教育之名來做生意，也可以幫助紐西蘭一洗落後之名。 紐西蘭政府不可能不瞭解到「商業移民」-- 特別是來自經濟發達的東亞地區 -- 對當地發展的好處。可是為了種種政治上的顧慮，在大選期間政客絕對不敢高聲大呼:「日本人！台灣人！南韓人！香港人！新加坡人！你們來吧！來吧！我們紐西蘭人歡迎你！」 只要他這麼一喊，就無「登基」的希望了。停留奧克蘭十餘天，無法「採風」到當地白人社會的各層次，請教他們對亞洲移民的看法，但我在美國前後也有三十年，紐、美兩國是白人社會，而我是「少數民族」, 所得的經驗應有觸類旁通之處。 黑髮黃膚飛上枝頭 大致說來，一旦「少數民族」打進了專業人士的社會，膚色的異同，不易成為衝突的導火線。教育水平高，不會相信中國人是傅滿洲 (Fu Manchu) 子孫的神話。而且，因為同事都是專業，總有識英雄重英雄的心理，只要你確有出人頭地之處，他們也會佩服得緊的。 中下層社會 (這裡的「中下」僅指教育背景而言) 面對「少數民族」時感情比較複雜。他們慣以耳化目，或把媒介傳出來的偏見誤作常識。譬如說，他們若在電影電現看慣了「貧窮落後」的東方人，現在突然在街頭遇見了黑髮黃膚的遊客一擲千金，豪氣迫人，內心的衝擊必大。另外一個更難堪的轉變是，在電影中的東方人，永遠是西方人的奴僕，現在這些奴僕一一「飛上枝頭」, 居然指使起他們來了。 在電影中若出現「異族姻緣」, 挾在金髮鬚眉臂彎裡的嬌娃，永遠是東方玉女。 現在在街上令人「側目」的「拍拖」男女，常出異數。鬚眉是黑的，舞動的長髮卻是金的。 這種種時移勢易的改變，確令慣有優越感的西方人「感慨良多」, 一時不容易適應過來。亞洲人一窮二白，引起的固定反應不外兩種：不是鄙夷，就是憐惜。 闊起來了，一時令人措手不及。這正如中國學生在美國東西兩岸的名校唸書，唸得差勁，人家瞧不起你。唸得名列前茅，人家妒忌你、抵制你。 所謂「憎人富貴厭人貧」, 說的正是這種矛盾心理。由於目前港台移民到紐西蘭的人數遠較到美加澳的少，而以財團姿勢到當地炒地皮，害得原住民「民不聊生」的更絕無僅有。華人中既少暴發戶，與「奇偉」鄰居生活方式又大同小異，令人「側目」的事，也不易發生了。 百年前所發生的排華事件 (見劉渭平「簡史」), 多因中國人辛勤努力，每於「人棄我取」的粗作上屢有所獲，令本地人既羞且憤。但另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是，當年登山渡海「下放」的華人，多是教育程度不高的莊稼人，語言不通，難免處處顯得格格不入。所謂排外，不一定指異族，而是語言、衣著與飲食都與當地毫不入流的人。 華人受不受歡迎？基於上述原因，單以紐西蘭而言，排華事件不容易上演。政客雖然儘量避免正面「表態」, 但我相信他們謀國有識之士正暗地裡爭取亞洲專業人才移民，英國移民是「上國衣冠」, 不聽話。棕色皮膚的南太平洋小島移民 (約八千人) 又不爭氣，跟三十萬紐西蘭真正的土著毛里 (Maoli) 族人水火不容，雖然他們憎恨白人的態度與立場相當一致。 華人除了少數不良分子外，大都懂得潔身自愛、敬業樂群，而且有資格申請移民的，不是有錢帶來投資，就是身懷一技的人 (當然還有直系親屬), 若他們拿到移民資格的話都肯來，不啻是繁榮紐西蘭一筆可貴的資產。 問題是：紐西蘭的亞洲移民政策，繼續「迎風戶半開」呢？還是豁出去，積極鼓勵有條件的進來？進來以後要不要儘量讓他們覺得受歡迎、受重視？換句話說，該不該避免讓他們覺得心灰意冷，最後拿紐西蘭當作跳到澳洲去的橋樑？四月二十哥首府威靈頓出版的 The Dominion 有一段短短的新聞：受貿易部 (Ministry of Commerce) 推薦應予優先考慮的移民申請人士於上個財政年度幾乎增加三倍。上年度得到優先考慮推薦的申請書為一千五百三十八份。早一年的是五百五十三份。在這一千五百三十八份申請書中，七百五十六份是來自台灣的，幾達半數。只有一百七十六份來自非亞洲地區。 如果這一五三八份的「特惠」申請書中，有二百五十份是香港的，那華人準移民的人數高達總數的三分之二。 每年由紐西蘭「飛」到澳洲的鷸駝，保守一點說，也有萬餘人。(依據辛克萊的數字，一九七七至七八那一年，飛走的人數合共四萬五千人。) 這也是說，如果不大開門戶，每年千餘的新移民填補不到這個「本土流失」的數字。 河南老鄉賣三明治 為了討論的方便，我們就假定紐西蘭的移民政策等於今後從「迎風戶半開」到積極爭取吧。那麼，有移民條件的華人，值不值得拋下一切，另闖天地呢？四月二十九日，我離開奧克蘭前一天，是週末，到外面逛書店後，忽下大雨，乃隨步走進附近一家唯一開著的三明治飯店，出來招呼的卻是位年紀不到半百的河南老鄉！相談之下，才知他是台灣來的新移民。在台北某「單位」服務二十多年後，「發覺自己所學，不但再無發展餘地，而且走在街上，人擠人，連呼吸的空間也沒有，受不了，把心一橫，辦了移民過來。」 「那為什麼不賣雜碎炒麵？」我打趣問道。 「這完全是無心插柳，」他笑著說:「實不相瞞，我們兩口子把積蓄放在銀行，靠利息也勉強可以過活了。自己半吊子的英文，沒打算過要做什麼生意。湊巧這小店的主人要辦移民到澳洲。急著要脫手。店裡設備，從咖啡壺到菜單，什麼都是現成的，只消換個銀行戶頭就可以開業。我們夫婦反正在家悶得發慌，接下來打發日子也是個辦法。」 端的是「你方唱罷我登場」。 奧克蘭一家銀行四月份的存款利息，一千元至一萬元是一四 %。存款超過這數字的當另有利率。 上述「首善之區」一文作者視紐幣三四五五八鎊年薪為紐西蘭一家四口的普通收入。 萍水相逢，不好意思問河南老鄉在台北時幹什麼行業。但自他言談中，可知他不是甘心拿銀行利息吃閒飯的泛泛輩。他開西式速食店，想來是謀靜而後動的部署而已。 綜合他所言，我得到以下的印象。 憂患意識無從產生 工黨政府上台後所採取的一連串措施，雖然暫時阻遏了人才外流的浪潮，減低了預算的赤字，但為了防止歷史重演，國民黨和工黨這兩個大黨應取得若干有關百年大計的共識，讓投資與創業的本地人與「外來客」有基本的信心。 人才外流和「商業移民」裹足不前的惡果不難想像，經濟蕭條、失業率增加、大家等救濟金吃飯，總會有坐食山空的一天。老年人的福利，都靠後生稅捐維持。後生跑光了，誰去養他們？我常覺得，東亞國家的人民比人家刻苦耐勞，倒非天性，而是環境使然。就中國而論，除天府之國的四川和魚米之鄉的江南外，實在沒有幾個省份可稱得上物產豐饒。即使個人沒有餓飯的經驗，也一定從父老輩聽過易子而食的慘事。 此外還有戰禍連年的記憶。老一輩中國人的憂患意識，就是道樣培養出來的。 紐西蘭天氣宜人，冬天無苦寒，夏大無酷熱。這樣一個豐衣足食而又從未為戰火洗禮過的國家，憂患意識是一個翻譯不出來的中國觀念。 豐衣足食在造樣一個得大獨厚的地方不難辦到，但要在科技競爭越來越尖銳的世界中占一席位，那是另一回事了。 銀行存款利息豐厚，目標之，是借「外資」做生意。據劉渭平在「簡史」所記，一八八一年國會通過法案，規定來紐謀生的華人得付「人頭稅」十鎊，一八九三年更激增至一百鎊。 從「人頭稅」到「商業投資」 在人權高唱入雲的今天，「人頭稅」這恐怖字眼已改為「商業投資」。這是順乎潮流的事，世界各吸引移民的國家也是這麼做。沒有錢，就把你的專門技能作資本吧。百年前從英倫三島移民到紐西蘭的，多為「不務正業」的江湖浪子，身為華人，我不願看到自己的同胞因受社會淘汰而移民到那裡去。用「投資」作移民的甄選標準因此理應支持。 問題是，如果紐西蘭政府缺乏遠見，不特設一專門小組來協調移民拿來的資金，與當地工商界配合運作，新移民缺乏誘導之餘，只好把手上的錢用在風險最少的事業上。本錢短少的，開中華料理店。資本雄厚的，炒房地產。這對紐西蘭的經濟遠景，實難見到什麼好處。 新加坡為了和美、加、澳等國爭取華人專業人才，開出各種特惠條件，因為他們明白，地少人稠的城市國，如不使出「渾身解數」, 誘惑不了在世界各地都吃香的專才。 論資源、居住環境和子女教育的機會，紐西蘭的條件遠勝新加坡。十多年前我在新加坡大學任教，當地華文報紙愛用「勇猛剛強」來形容新加坡精神。所謂勇猛剛強，用英文說，就類似 aggressive 的德性。新加坡人在強鄰虎視眈眈下立國，憂患意識與生俱來，而勇猛剛強的本性，也由此衍生。 不錯，華人移民今天都一窩蜂的往美、加跑，但一來這兩個國家的名額畢竟有限，不能容納所有自認有資格的移民申請。二來他們有恃無恐，不會「紆尊降貴」的去主動爭取有利幫助他們國家發展的移民。 新加坡勇猛剛強 新加坡足供紐西蘭借鏡的，就是他們勇猛剛強的進取精神。 華人對紐西蘭社會與經濟的貢獻，早有輝煌的前例。據劉渭平「簡史」所言，十九世紀中葉有名張朝 (Chew Chong) 者，從新加坡經澳洲輾轉到了紐西蘭，「經常赴鄉間各地，搜購廢棄之五金鐵料，轉手輸出赴中國，因而稍有盈餘。張朝在道出鄉野並深入森林之際，發現焚餘及腐朽之木材上生長一種白色野菌，可能與中國之白木耳相似。張朝知白木耳在中國為價值頗高之食品，乃著手搜集，以之輸往中國，轉售獲利。」 一八七二至一八八二的十年間。紐西蘭出口之白木耳達一千七百噸，值當時紐幣七萬八千鎊以上，占全國出口總值一個極大之比例。 後來張朝營業逐漸多樣化，首創牛油、乳酪之出口事業，銷往英國。不幸經營不善，虧折甚巨。「但張朝實為大量紐西蘭農產品日後輸往歐洲並獲厚利之首創人。紐西蘭農業發展史書籍上亦以此歸功於張朝。」 張氏生平，均載於「紐西蘭乳品工業史」和「紐西蘭百科全書」中。 華僑對紐西蘭農產品另一個貢獻是輸入今天已成為紐國標誌之一的「奇味果」(Kiwi Fruit, 編按：台灣稱之奇異果，原名「彌猴桃」。) 奇味果又名「中國鵝莓」(Chinese Gooseberry), 為亞熱帶水果，據稱長於中國長江流域各地，經華僑輸入大量繁殖。一九八三年之產量達三萬噸，出口價值為一億五千萬元。 不讀劉氏「簡史」, 我也不知有張朝其人。辛克萊的「紐西蘭史」, 有關華人部分，只有一個句子：工會於百年前力促政府立法排華。 「澳」規「紐」隨 這些「不平等條約」, 今天已為歷史淘汰。剛出版的「澳洲史」(History of Australia, 作者 John Molony, Penguin 公司印行), 最後一章頗為醒目：The End of White Australia,「白澳時代結束」。 紐澳兩國唇齒相依。紐西蘭為了要保持獨立，一直力拒老大哥合併成為一國的邀請，但老大哥畢竟是老大哥，結束白澳政策後果能帶來經濟和文化上各種動力，小老弟也會步後塵的。 四月三十日乘紐西蘭航空公司班機赴雪梨，艙內服務員發給旅客的公司刊物是 Pacific Way,「太平洋航道」。 至少在地理上紐西蘭承認自己是個太平洋地區的國家。 本文以「紐西蘭下放記」為題，不擬記些身邊趣事，誰料下筆難收，竟寫下相當於致紐西蘭政府的萬言書，倒非始料所及。 我在奧克蘭十餘天所遇到的居民，大多忠厚樸實，樂於助人。看你像是迷了路的樣子，會自動停下來問你可不可以幫忙。我到 Hyatt 酒店喝馬丁尼，每杯十元。拿二十元鈔票付帳，酒保一定找回一張十元鈔給我，從不例外。 要是在香港忖帳，拿回來的多是「零錢」, 方便你付小費。 我並沒有長紐西蘭人志氣、或祇毀同胞德性的意思。我只想說明一點，紐西蘭人之所以比港人顯得「憨厚」, 一來是他們酒保的工資比較合理化，二來是他們生存的社會，競爭不像香港那麼白熱化，用不著看每個細胞都張開口來吸收「游資」。 總而言之，我對善良的紐西蘭老百姓，非常有好感，因謂 to Newzealand,with love。報導如有傳聞失實的地方，亦希望有關人士來函指正，是所至盼。 (劉紹銘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遠東語文系教授)

經濟:地下投資掃出門

氾濫已久的地下投資公司，終於隨著日前新銀行法修正案的通過，陷入了投資人大量撤資的風暴中，並且不得已而片面停止出、入金業務。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便是輿論界要求徘徊在取締政策中的政府官員，審慎採取行動，以免觸發金融風暴。可是，投資公司的問題，究竟應該如何善後，卻沒有看到任何人拿出有效可行的主張。 合法化不切實際 有人認為，應該將投資公司業務合法化，或令其改制為銀行，便可以解決問題。這種想法顯然不切實際。因為，投資公司不具備銀行身分，卻違法從事吸收存款業務，固然是遭到取締的表面原因。但實質問題則是，投資公司涉嫌利用以債養債的老鼠會方式經營，終究不免於倒閉。因此，如果准其業務合法化，或改制成銀行而不受金融業務檢查的規範，那麼就等於讓「國塑」與「十信」案件重演，所以，合法化即使能夠拖延一時，終究還是要面對倒閉的事實。 此外，根據報載，政府目前對於投資公司的善後問題，先後採取了兩項原則，其一是業務上軌道的不取締，其次是誰倒了就辦誰。然而，業務是否上軌道，本身缺乏客觀認定的標準。於是，取締大權等於握在政府手中，讓執法者可以隨政治風向辦事，這種作法非但不能解決投資公司的問題，恐怕更將為日後證券市場的投機風潮，帶來更多的不安因素。 負責人掌握主動權 至於前述第二項處理原則，等於說明了政府不會對投資公司負責人採取任何行動，直到其倒閉為止，但是，投資公司的倒閉如果終究不可避免，那麼政府的此一處理原則，便等於畫地自限，明白地將未來問題發展的主動權讓給投資公司負責人，使他們可以在宣布停止出金後，從容脫產，直到一切財產處置妥當，公司停止付息，並宣布倒閉為止。所以「誰倒閉就辦誰」的原則，仍是逃避現實的辦法，最後，不僅對不起投資人，恐怕還會引起政治風暴。 其實，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慮下，政府於今所要解決的問題，應該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根據新通過的銀行法，必須嚴格防止新的投資公司再度出現，以及原有投資公司繼續吸收存款，其次的問題則是，投資公司既然涉嫌以老鼠會方式經營，其負債必定大於資產。所以一旦停止入金，勢必也將停止出金。於是，只要投資人控告公司違約，政府便可以應投資人的要求，令公司公布其資產與負債，並說明資金來源及去向 (包括在公司負責人名下的資金去向), 並凍結相關資產，作為償債準備。 立刻採取行動 這些辦法，也許不能討好每一個投資人，而且勢必將把現有投資公司，從資本市場上掃地出門，但是，投資公司倒閉的責任，畢竟是在當初養癰貽患，而不是如今的亡羊補牢。因此，立即採取行動，恐怕仍然是對投資人權益保障最大的做法。否則，政府不能面對現實來解決問題的態度，跟地下投資公司不能面對現實而以債養債，在本質上又有什麼差別呢？(林全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兩稅合一的衝擊

自從去年九月二十四日財政部長郭婉容宣布恢復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以來，朝野各界一直對「合併課稅」、「分離課稅」嚷嚷不休。 若採「合併課稅」, 根據現行稅法的規定，證券交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報稅，綜合所得的稅率高，買賣股票賺的錢就繳較多的稅，相對地，若稅率低，所需繳的稅也較少，也就是按「量能課稅」的公平原則來課稅。 高估投資報酬率 但財政部在經過不到一年的檢討掙扎之後，為了根絕人頭戶、導正目前股市一切不正常的現象，考慮將證所稅與其他稅分離課徵，採「就源扣繳分離課稅」, 特別將稅率暫訂為二 %, 但投資人普遍反應嫌稅率過高，財政部此次態度與去年大有不同，希望得到各方建議，採最完善的方式來課徵證所稅。最後綜合各方看法，將證所稅併人證交稅，兩稅合併，但提高證交稅稅率。 一、稅制改變與總交易成本之關係 由上可知，如果稅制改變，未來買賣股票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回顧過去，歷史最高的交易成本是民國七十六年時完成一筆交易所負擔的總成本為千分之七，若財政部將證交稅提高至一 %, 剛完成一筆交易所負擔之總成本為一。三 %, 成本的負擔較以往沈重許多。 從實證研究得知，今年一月至八月二十八日止，加權指數的平均六日乖離率為 0. 八三 %, 平均三十日乖離率為四。三 %, 代表六日投資報酬率為 0. 八三 %, 三十日的投資報酬率為四。三 %。 六日為短期投資期，三十日為中期投資期，由此可知，財政部當初暫訂證交稅稅率為二 %, 即假定投資報酬率為一 0%, 稅率為二 0% 而來；若將證交稅提高至一 %: 即假定投資報酬率為五 %, 稅率為二 0%, 顯然政府官員有高估投資報酬率之現象。 「聚賭抽頭」 同時，股市處於多頭抑空頭，也直接影響投資報酬率，而以上的數據都是由今年的多頭市場得來；若市場處於空頭，平均投資報酬率皆會降低，甚至為負值；因此，新的稅法難免予人聚賭抽頭之惡劣印象。 即使以一 % 的證交稅而言，如果以一百萬元投入股市，若平均每週進出一次，而賺賠互補，則一年後，當時投人的資金已減少一半，只剩下五十萬元，所以投資大眾不可小看區區一 % 的稅率。同時也呼籲政府能明訂有關證交稅的法令，以防日後政府官員老是利用租稅政策來干預證券市場的正常運作。 二、市場的反應與因應之道 交易成本的提高，勢必會影響市場上交易行為的改變，以下就董監、主力、法人機構、中實戶、地下投資公司、散戶的交易行為加以分析：一、董監：明年因交易成本提高，董監可能利用今年選舉行情先將持股賣出，而且一些體質不好的股票，董監減少持股的賣壓會更重。董監賣出持股後，待明年低檔補回後，考慮交易成本的提高，不易隨意放出持股，將產生籌碼鎖定效果。 二、主力：交易成本提高後，主力做量洗盤不易，未來拉抬目標將轉向有炒作題材的個股，朝向長期操作。明年低檔盤整許久的績優股、今年股價跌幅已深、籌碼容易被集中的個股都將成為主力獵取的對象。 三、法人機構：與董監相同，今年年底將站在賣方這一邊，待明年低檔再回補。自營商、基金公司的周轉率也會降低，達到以法人機構來安定股市效果。 中實戶大聯合 四、中實戶：明年也會朝向長期的投資，由於拉抬不易，中實戶之間會相互聯合起來，或與主力互通訊息來合力操作。 五、地下投資公司：對於財力較雄厚的投資公司在選股上，將選擇有業績支持的個股；也由於投資報酬率將受影響，部分資金將流向其他投資管道。 六、股友社：在明年，股友社的影響力大不如今年，因此賣明牌的股友社可能減少，代客操盤的股友社可能選擇一些有實質利多小型股操作，將可能較有表現。 七、散戶：今年年底的選舉行情，使得散戶將會是接到小型股的最後一棒。在明年上半年仍抱著如今年台塑三寶的最後希望，等希望落空後，下半年這些小型股的賣壓將趨沈重。 未來除權行情看好 在除息除權方面，由於明年綜合所得稅利息收入免稅額由三十六萬元降為十八萬元，所以投資人參與除息的意願將受影響。今年由於許多法人、大戶皆利用除權來製造帳面虧損，而且許多投資人使用人頭戶不願過戶，影響今年的除權行情，明年這些現象將消失，未來除權行情將較今年為好，所以明年一些權值大的績優股與權值大的中小型股將被看好。 三、其他可能發生的變數對證券市場的影響 交易成本的提高，帽客勢必減少，同時丙種的客戶自然也會減少，且丙種放空在獲利減少之下，丙種放空的人也會減少。 股市熱錢釋出 若證交稅大幅提高，股票市場因此冷淡下來，原本在股市中的龐大熱錢釋出，將流人房地產、期貨、百貨消費市場，造成房價飆漲、物價上漲、通貨膨脹，一般薪資所得階層將身受其害。 四、總結 將證所稅併人證交稅，但提高證交稅稅率，勢必造成交易成本提高，短線進出減少，成交量隨之降低，股市將因此冷卸下來。這或許是件好事，但資金將由股市流入其他投資管道，可能帶來房價飆漲、通貨膨脹加重，甚至引來六合彩賭風，政府當局實不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至於投資人更應深切瞭解明年股票市場交易型態的改變，擬定明年的投資策略來因應，才是當務之急。 (白俊男為太平洋證券公司總經理)

長安街上的血會不會白流?-鄧小平的最後機會

一、「北大死了三個人」? 去年六月初對北大師生演講，是離開大陸三十九年後，回到那片土地上一次難忘的經驗。 今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再訪北大時，沒有見到學生，雖然受到了經濟學院院長石世奇、副院長董文俊，及系主任厲以寧等五位的接待，但心情沈重。 北大學生是每次學運中的主角。有所謂「罷不罷，看北大，北大罷，不罷也罷，北大不罷，罷也不罷。」 我直截了當地問:「北大有多少死傷？」石院長肯定地回答:「一共只有三位，一位是化學系的老師，一位是化學系的學生。另一位是概率統計系的學生。」 他們接著說:「軍隊從來沒有開進過北大，當然也沒有軍管。我們一切照常進行，該做什麼的，仍做什麼。」 這個說法需要補充：因為幾乎所有國外與中國的學術交流目前完全中斷，北大也受到波及；本來每年招一千八百名的新生，現在只准招八百名，變成了令人震驚的新聞，全國的大學人學人數也從六十四萬減到六十一萬；同時北大一千五百名應屆畢業生的就業安排還沒有妥善處理，而在安排就業時，又必須考慮學生政治傾向及這次天安門事件參與的程度，已經引起學生們的嚴重不安。 應屆的畢業生每月工資只有七十元人民幣 (相當於台幣五一 0 元), 低得都無法負擔自己一個人的費用。好幾位大學教授談及待遇時反覆地說:「我們的收入 (不到二百元人民幣) 不如附近「香格里拉」服務生的工資。」 一直在北大讀書與教書的厲以寧教授，對北大仍然不悲觀:「北大畢竟是北大。」 二、氣氛緊張的社科院 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科院) 與中國科學院，是二個同樣重要的學術領導機構，也是中國學術人才薈集之處。 天安門事件後，社科院因為出了趙復三 (副院長)、嚴家其 (曾任政治所所長)、蘇紹智 (馬列所所長) 等這些投奔自由世界的人物，就變成了上級要嚴厲清查思想的單位。 趙復三六月初在巴黎尋求政治庇護，是中共四十年投奔自由世界職位最高 (相當於副部長) 的一位官人士。 據熟悉他的朋友說:「他是一個十分謹言慎行、閱歷豐富、智識淵博的人，而且還常常勸嚴家其，不要發表過激的言論。」 這一定是個痛苦的決定。他的第二任妻子目前仍在北京。他寫信回來告訴她:「單獨生活，慢慢就會習慣。」他第一次婚姻中的二個孩子都在國外，一個在瑞士，一個在法國。他在法國深居簡出，沒有參加嚴家其等在巴黎成立的「中國民主陣線」運動。」 前二次來北京，都去社科院的經濟研究所與台灣研究所做演講，這次碰上所長級的三天思想檢討會，他們既沒有時間，更沒有心情來討論學術問題。 一位年輕的副研究員說:「社科院中的批判與算帳剛剛開始，人人自危的氣氛籠罩著整個社科院。」這個被當局認為「出了太少的社會科學家，出了太多的社會運動家」的重要機構，正面臨著生死存亡的重要考驗！三、兩岸關係的官方看法 在一個餐會中，三位參與台灣事務的高層次人士談及了他們對當前兩岸關係的重要看法: (一) 台獨問題:「堅決反對台灣獨立的傾向、言論與行動。」「由於大陸這次動亂事件，有人說「這是搞台獨最好的時機」對這種說法要嚴厲批判。」「對台籍的領導人士，是否有台獨傾向，我們察其言，觀其行。」 (二) 雙重承認:「我們反對一中一台。」「我們在格瑞納達還沒有使館，但我們會嚴重抗議這種安排。(編按：中共已於八月七日宣布與格瑞納達斷交)」「民間的各種國際會議 (如亞運) 歡迎台灣參加，只要以「中國台灣」、或者「中國台北」的名義。」「台灣在貿易、旅遊、文化、體育等方面有很多活動空間。」 (三) 雙方談判：當時機成熟時，雙方談判是兩黨 -- 共產黨與國民黨 -- 對等談判，不是兩個政府對談。國民黨是執政黨，當然可以代表全體人民來談。」 (四) 穩定重要:「一個穩定的大陸對台灣有利，一個穩定的台灣對大陸也有利。因此，我們不希望搞亂台灣，我們也不希望台灣搞亂大陸。」「這次動亂中，國民黨特務與美國 (包括前美國駐華大使羅得夫人) 都參加了煽動。」「如果把嚴家其、吾爾開希等這些人弄到台灣去，兩岸已經緩和的對立關係會升高。」「在這次天安門事件中，台灣不要有幸災樂禍的心理。」 四、「把實情讓外界知道」 四十年來，在每一次風暴中，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是首先被摧殘，但是一波接一波，他們從不屈服。 中國的希望就在他們的身上。 他們的言行，證實要爭取的是理性的、和平的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當這個要求被曲解，這種方式被拒絕時，他們唯一的方法是將他們的看法傳遞到世界各地。 在「情勢已經穩定」的客套話之後，慢慢的聽到了這些聲音: --「他們會殺一批、鬥一批、放一批，警告知識分子還是要聽話。」 -- 鄧小平曾表示過：對整個事件，不懊悔，但很懊惱，他八十四歲，但講話是相當敏捷、清晰。他死了之後，可能會更亂。以他堅強、冷酷的個性，決定之後，不像毛一樣反覆無常，不會輕易改變。知識分子至少還要忍受一段時期的緊張。」 --「知識分子自保的辦法是想了不要講、講了不要寫、寫了不要發表、發表了不要用本名。但是，真這樣做的話，他就不是知識分子了！」 --「目前的情勢是內緊外鬆：內部在檢討、在批判、在抓人。日子不好過。社科院就已經有五位被捕。」 --「中國最迫切需要的不是要有最好的制度，而是要有最靈活的制度。在老人群領導下，兩者都得不到。」 --「領導階層現在應當發現：民主的思想比毛澤東思想更厲害。它是戰無不勝的。」 --「不好混，就要改。不能老是從頭做起。但是，如何改？在什麼框子裡改？舊的要打破，新的還沒有建立。」 --「共產黨過去無往而不利，碰到了天安門廣場上幾十萬群眾，就手忙腳亂了。用軟的手段沒有經驗；硬的手段起初不想用，不得不用時就過頭了。」 --「你們外面的人實在不知道黨內權力鬥爭的殘酷、劇烈。他們從不放鬆知識分子，刺刀現在已架在脖子上，要你認錯，認罪。」 --「我很感激你來到北京，一定要把這邊的真實情況讓外邊知道。外面世界可以用不參加亞運來對付中共，但不要用別的報復方法傷害到老百姓。」 五、「我們不會進去抓人」 去北京，沒有見到方勵之夫婦，心中很難過。沒有一個計程車司機願意開到美國大使館。他們說:「不要走近那裡。」 前兩次來北京，每次都與他們夫婦及他們第二個男孩 (方哲) 一起在香格里拉飯店午餐。這次自己住在打六折的冷清清的香格里拉，卻已無法邀請到他們。 六月五日以後，暫時避難於美國大使館的方勵之夫婦與外界斷了信息。 透過別的管道，方教授已經得悉教育部終於在六月上旬通過了他以「傑出學人」身分來台的邀請。 這位在國際上被譽為「中國沙卡洛夫」的方勵之，卻因避難於美國使館，受到了責難。「為什麼不像一些知識分子，寧可冒被關、被抓、被捕的危險，而要靠外國政府來保護自己的生命？」 我的看法是:「中國需要更多的民主鬥士，不是民主烈士。」 一位高階層的官方人士談到方勵之時說「「他們夫婦及兒子一起進美國大使館 (兒子已出來), 我們不會進使館抓人，但是外國人的壓力也不會壓倒我們，我們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又接著說:「對方勵之事件，我們一面已提出嚴重抗議，一面密切注意情勢發展。」 問及這一事件最可能的發展時，大多數人都認為:「方勵之夫婦要準備在那裡留一段長時間。」 六、鄧小平的最後機會 專制的中國可以不專制，貧窮的中國可以不貧窮，只有一個前提：要有民主政治與經濟改革。 天安門浩劫，大陸有人用溫和的譬喻說，是鄧小平推動十年改革後的一個急轉彎，這個司機把載滿了乘客的舊卡車，在懸崖絕壁上猛然剎住。車內的乘客頭破血流，驚慌失措；車外的親友信心頓失，痛心疾首。 需要多久才能克服這場災難帶來的傷害？官方說「半年」, 知識分子說「至少三年。」 如果鄧小平立刻宣布：第一，軍隊再也不會用來做權力鬥爭與鎮壓人民的工具。 第二，黨再也不對知識分子做任何迫害，秋後算帳一筆勾消。 第三，憲法上規定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將切實保障。 第四，民主政治與經濟改革同時推行。 長安街上的血就沒有白流，天安門前的英魂就可以得到安息。鄧小平會善用他一生中最後的機會嗎？

文化:活在神話的年代

近年來，市面上漸漸盛行著各式各樣的速成教育的出版品，「如何成功」、「如何投資逃稅」、「如何打發無聊或利用時間」、「如何愛又如何忘掉傷害」...... 等等名堂，幾乎我們的食衣住行育樂、七情六慾，甚至連信仰、倫理、道德都有人在替我們設計解決的方案，而苦心婆口 (或者說是甜言蜜語) 的在指導著我們。 不確定的年代開始了 這是怎麼回事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這一切的知識、技能、品格的養成訓練，難道都還不能使一個人在現代社會中，有著起碼的信心與能耐，安安穩穩的活下去嗎？是的，這些打著「know how」指南、「memo 學」的冊子，會如此風行，就是一個否定的答案；就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為什麼在這個年頭，人會變得如此沒有信心，任何事都需要指點，「不確定的年代」一書的作者 John K. Galbraith 說得極好: 「不確定的年代開始了，基本上而言，現代人的種種疑惑和不肯定，肇端於新的社會合作組織，也就是新的聯合統治體系，如果我們把範圍再縮小到經濟問題上，就可以發現：在人們不敢肯定的多樣事物中，金錢是最明顯的一項。」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陷入不安的漩渦 但是，我們來看看現在的社會，瞧瞧我們的經濟體制、市場運作吧！股票的狂飆暴跌、物價只上不下、銀行利率起起落落...... 這一切變數，都把生產和所得的等號刷掉了；把工作和生活保障的同義關係徹底瓦解。 很多人可以不靠生產，只憑轉手之間的交易致富，而更多的人卻是不管再怎麼努力的生產，卻越來越付不起房租了。於是人們開始懷疑原先十分肯定的一些事物，並且開始不熱衷於生產的崗位，而選擇了賭博性的各種交易，或者是以賭博性的方式去選擇他的工作，於是整個社會就這樣陷入了不安的漩渦裡。 漸漸的，人的懷疑性越來越高，所懷疑的範圍也越來越大。直至最後，「事實」變成很難被認清與信任。這時候，各種「神話」就會出現，「政治神話」、「經濟神話」、「文化神話」、「道德神話」...... 就變成現代人空虛心靈的一帖麻醉劑，讓我們暫時忘掉不安、猜疑的莫大恐懼。 神話麻醉 當然，那些生活指南、心理建設、致富指南，不乏可供參考借鏡之處，但是當這類書籍會盛行到如此地步時，就是一個相當病態的社會現象了。 那些指南中的警句式的文詞，已經變成各種神話，被社會大眾視為能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咒語，我們越來越依靠它來找尋人生的方向，就如同想發財想瘋的人，會到處求取明牌號碼一般。 怎麼辦？如何脫離這個噩夢？也許有人正在寫著指南，很快的就會教我們如何如何的，安安心心活下去了。 (阮義忠為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講師)

重建社會價值觀

楊國樞：超越他律。回歸自律 楊國樞：假如說我們稍微抽象化、概念化一點來談過去三、四十年來台灣的價值觀念。我想用四個特質來看演變。 「腔腸文化」 過去四十年來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叫它「腔腸文化」。「腔腸文化」就是一條管子，從這個洞到那個洞兩端，所有我們的生活、我們的重點，好像刺激我們很有活力的一種追求的東西，大致上都跟這個有關。 台灣這個「吃」不得了，我看吃的進步，是台灣所有文化中進步最快的一個。我們台灣別的方面沒有精緻化，只有飲食方面精緻化。 「腔腸文化」一旦形成之後，年輕人在這樣一個文化、環境裡面長大，他們的價值觀念就是會產生一種軟化的情形。 從一九六六到一九八六年二十年間，我們有系統的比較台灣大學生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念，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價值觀的軟化。就是強調感官、享樂、安逸，他不但生活在聯考的環境裡，也生活在一個「腔腸文化」的環境裡，造成新的這一代。 第二個是「短視生活」。在我們傳統生活裡，人生總會有個長遠目標，例如「做個孝子」。現在我們看起來很可笑，以前都這樣，一輩子就追求做孝子。 再來呢，就是追求「要做個好人」, 循規蹈矩，別人不會罵我，不會講我。一生當中總有一個目標。 沒人做孝子和好人 現在到了這個工商社會以後，這些東西統統崩潰了。沒有人要做孝子，也沒有人要去做好人。最後只剩下一樣東西，這樣東西有的話，一切都有了，那就是金錢。 有了金錢，你把錢給爸爸、媽媽，你再不孝別人也說你孝。你有了錢，也變成了好人，別人搞不清楚錢怎麼得來的，反正得來以後，你做點好事，上上報紙，你變成一個大善人啦。 事貫上金錢並不是一個目標，它只是一個工具。金錢是流動的，不穩定的。你今天有錢，可是被套牢，馬上就沒有錢；辦工廠倒閉，就沒有錢。錢也不是一個完整的東西，可以說我得到了或沒有得到，它是一個沒有止境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進入這個新的社會後，傳統社會的東西、相當穩定的、需要理性才能獲得的一些東西沒有了，生活目標沒有了，人生目標沒有了，價值沒有了。 因為沒有長久的目標、生活目標、生活價值，所以大家就追求眼前的東西；因此他整個的生活是短視的。這個短視的目標，變來變去，沒有一個指向、導向。 第三個就是「粗暴態度」。我看很少有一個地方像台灣這樣粗暴的。很多人可能很有錢，但沒有教養，根本不把人當人。我們說台北開車要「狠、準、穩」, 這個「狠」就是粗暴的意思。開車時你萬一擦撞到別的車，好，下來以後啊，絕對不是客客氣氣的，先擺出一副兇巴巴的樣子，像那公雞一樣，誰厲害就先把對方咬下去。 拿粗暴的態度當作最有力的工具，可見他這個方法，過去有效過，那就證明了我們這個社會，粗暴變成一個很有力的工具。粗暴到最後，連人命都不重視。 最近的情況越來越厲害，打啊、殺啊，我們找不到原因，你不能完全用政治的、經濟的情況來解釋。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社會變遷，很多也是走到我們這個轉變的階段，但是沒有像我們這個樣子，講道德變成迂腐 第四是「不講道德」。現在講道德變成迂腐，誰要講原則是迂腐。 我們常常把道德分兩種，一種是他律性道德，一種是自律性道德。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是很穩定的，村子裡那個人、那家有什麼，大家都知道，所以你要偷雞摸狗都很難。但是到了工商社會就不適合，因為工商社會是從土地疏離出來，是從故鄉疏離出來，每個人是單一的、游離的。 現代社會也就要靠自律性的道德，自己管好自已。我有所不為，很有原則，雖然別人沒看到我，都不認得我，我照樣不做這個事。 西方有宗教，我們中國人沒有宗教。現在台灣他律性道德沒有，自律性道德也沒有形成。 在大環境下，每個人追求不同，對於價值觀念，也只能談幾個大方向。 第一個大方向，就是人本的價值。珍惜生命是人本精神最重要、也是最具體的。因為我們重視生命，所以不隨便打人、殺人，不以不友善、無理的態度對待人。 第二點是強調人文，人文是人本的一部分，強調談人的事情，而不談怪力亂神這些東西。 感官。深思。行動 我們今後要追求的具體目標有四個。 一個就是要追求「美感」, 追求美感是滿足人「美」的需求。 第二是追求「靈感」, 這種靈感是一種超自然的感想、或一種體會、或一種感受，例如宗教感。 第三類就是所謂「智感」。人人都需要有追求知識，瞭解真相的一種慾望。 第四類就是「德感」。我們不要覺得道德不好，而忘記道德內涵是什麼。 我們應該追求一種生活，把三樣東西做一個適當的配合，一個是感官，是情的問題；第二個是深思，是思考的問題；第三就是行動。 總而言之，既然到了現在的工商社會，我們要承認價值觀念變了，變成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念，假如我們要強調自己，可以；但是不要停留在膚淺、感官和俗氣上，而是往深處去瞭解自己。 另外就是向外擴展。不要光是注意自己，也要往外注意大大小小團體；家庭也好，社會也好，甚至於其他的國家，整個人類。 阮義忠：重視意義。跳開報酬 阮義忠：中國傳統的價值觀，顯然是比較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所謂的倫常。每一個人的身分都是固定的，我們所有的傳統道德觀都叫我們知足，你是這個身分，就照這個做。 我們以前的農業文化，表現了匱乏經濟的特色。因為資源有限，一個人從資源中拿掉一些東西後，另外一個人就會少了。所以，一定是「克己以順天」。這跟我們後來的工業文化完全是兩回事。 善惡界線不一樣了 工業文化，是越製造越多，這個時候，所有觀念就跟以前不同，也就是越多越好。以前所謂「知足」的傳統觀念，就崩潰了，很多問題也因此產生了。這包括現在大家對金錢、對名利的追求。 因為慾望開放之後，實在是很難有止境的。以前慾望有止境，是因為有前面所說的那一套所謂的價值觀來約束。現在善惡的界線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需要一套新的價值標準，才不會使我們的行為失序，才不會使我們的道德淪亡。 工商社會裡很錯綜複雜的所謂階級的束縛，使大家工作的方法等都已經分歧，很難再同意一元化的、永慎的價值。 現在的價值觀已經多元化了，多元化到只有一點能夠扭轉，那就是它要變成流行，要變成多數。 我們如果使價值觀變成多數的意見，自然它本來不是價值觀的，也成為一個價值觀。 剛才說到個人主義問題。其實個人主義背後還有更嚴重的危機，就是我們在做一件事的時候，意義已經很簡單的變成「我做這件事所能得到的報酬」。 信服媒體，不信服課本 現代社會，很直接的就聯想到這個，一個工人在裝配東西時，不會想到對人類的貢獻，而是想到我花了這麼多精神，得到的報酬是不是相等？不相等的話，問題就來了。到最後，工商社會的人就要求工作越少、報酬越多越好。 這個時候只有慢慢讓他瞭解做事的「意義」, 而不是跳開「意義」, 只重視「報酬」。每個人都有慾望，如果慾望經過適當感染，就可以做為行為方式很好的指導。 如何把慾望變成經過文化薰陶，當然教育是沒什麼用啦，倒是傳播媒體已經變成最重要的教育工具。大家信服傳播媒體而不信服課本；信服意見領袖而不信服古聖先賢。 因此必須把這些人單一的、簡單的慾望結合，使它再經過某種文化上的薰陶，才會使他的行為像樣一點。 漢寶德：最基礎的，還是生命的價值 漢寶德：這是一個富裕的社會，跟貧乏的社會有相當大的分別。回頭反省我們中國文化中的價值觀，實在是一個貧乏社會的產物。很多我們的看法、道德、生活上的一些原則，甚至於藝術，都是與貧乏有關係。 工商業社會富裕了以後，對貨品不再那麼重視，物質的供應很充分，東西隨時都可以丟掉，都可以改變。我們很自然就會產生感官味覺的文化。 事實上感官時代的文化，也不僅僅完全是物質的感官，精神的感官也很大。比如說從美術的觀點，甚至於從裝飾藝術的觀點，與生活有關係的都產生很大的改變。 尤其是到一九五 0 年代以後，電視媒體、現代傳播媒體主導社會，使整個永桓的價值完全受到懷疑了。 揀刺激性高的資訊吸收 由於這個以影像為主的電視螢幕的文化，變動太快了，它在幾秒鐘、幾分鐘出來，然後就消失掉；消失掉了以後，你記憶力是很短的，很快就忘記了。所以任何事情沒有人願意去多想，也沒有機會想。 我們不再看書了，只看電視；連報紙都懶得看，光看標題。然後出版的書，字越少，字體越大，畫越多，賣得越多。因為人們靜不下心來。有太多的 information, 就揀刺激性最高的吸收，什麼東西給你刺激越強，你就吸收這個。刺激進到腦子以後，很短的時間你又忘記了，又被一個新的刺激所占領。 過去農業社會裡，數千年貧乏累積的一些知識經驗、一些價值觀，忽然間，存在的基礎也沒有了。譬如節儉這樣的傳統生活態度，馬上就沒有價值。 今天反過來說，不但不能節儉，還要拚命的浪費，如果你不浪費的話，經濟會成問題的，這個國家就沒有希望了。你一定要常常換東西，最好每年換套沙發、兩年換輛車子。所謂永恆的感覺都沒有了。 整個審美的觀念也跟著改變。過去一個東西可以長期看、欣賞很久，掛在牆上不想拿下來，現在你要隨時更換。美術的風潮一年變一次，也變成好像衣服一樣，不再有永恆價值，相信永恆價值的人，變成好像收藏古董的人。 台灣最近幾年受到美國這種文化很明顯的影響。我們進步很快，進到這一步以後便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失調問題。美國社會跟我們有個非常大的不同就是，他們進步到這一步，是經過一百多年的歷史，逐漸進步的。而我們是在幾乎十來年之間就達到，所以社會產生不協調的情況是很當然的。 原則被革掉 我是生長在一個現代主義的時代。在現代主義的時代，老實講，價值比較單一，比較重視理性。比如美術也好，建築也好，每樣都有原則。我們那時候先談原則，有不同意我們可以談。談完了以後，大家照這個辦法做。 現在這些原則被革命革掉了，大家都可以說自己的。所謂「後現代」就是你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個人的價值觀可以抬上來，社會也非常有競爭性。換句話說。誰也不知道誰對誰錯，但是誰能掌握現實站出來，誰就對。 長久以來我們受西洋的影響，現代主義在一九五 0 年代慢慢被否決，進入「後現代社會」、「後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的多元化價值觀念，剛好跟我們傳統文化的本質很接近，一拍即合。所以我們現在變成全世界最「後現代」的國家了。至於這種後現代的精神，是好？是壞？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多元社會的先決條件，就是你本身，包括這個民族，耍有自律的能力。如果到處都是畫廊、音樂廳，但是人們不去看，還是要看電視，電視還不夠，還要看錄影帶，錄影帶也不夠，還要看 A 帶，那還是沒有用。 生命是最基礎的價值 這個的問題要靠價值觀的建立，我自己不知道如何可以建立，但應該有方向。 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當你談到理想情況的時候，永遠有一個東西在等著打倒你。但是在多元價值觀念裡面，你又不能說它絕對不對。因此才有人說道也是一種藝術，那也是一種藝術。那麼，問題是誰來判斷這是不是一種藝術？這個判斷的原則，我覺得只好回歸到建立和諧社會這個價值上面；最基礎的價值，還是生命的價值。 我們大家都不想死，對不對？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必須要建立一個 order, 如果任何的價值，跟這個價值相反的，就應該把它列為不正確的。 最後，我們只能抱著一種悲劇的精神，就是說不曉得會不會成功，但是不能不做。 許舜英：消費可以治療心理？許舜英：我是六 0 年代出生的。我覺得六 0 年代成長的人，有幾個最重要的過程：我們經歷了可怕的升學主義，整個教育對我們的價值觀有絕對的影響。在六 0 年代出生的人還有一些特質，就是那個時候整個社會比現在更封閉，不像現在那麼多元化。所以你所能接受到的訊息，或是你所聽到的聲音比較單向。 在這種情況下，好像大部分的人的發展、他們的路已經被安排好了。那個時候的價值觀仍然是一種被動性，因為沒有太多被啟蒙的機會，比如說人文、文化的啟蒙。 對七 0 年代出生的人來說，他們所面對的世界，可能是一個脫序的世界、消費氾濫的社會。他們是看 MTV 長大的，是吃司迪麥口香糖長大的。也就是說這些成長的經驗一定對價值觀形成有完全不同的影響。 被創造出來的慾求 因為我是一個做廣告的人，我比較容易從現在的消費型態上面去觀察這個現象。我覺得現在的消費型態，當然跟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絕對有關的。因為資本主義的極度發展，現在的消費主義有幾個特質。 第一就是，人的很多慾求完全是被創造出來的假慾求。人的物慾越來越不容易得到滿足。 第二個特質是消費好像變成一種心理治療。在工業文明極度發展的情況下，人很容易感到苦悶，當消費主義介入下，使他找到發洩的出口，就是去消費。 另外，就是資本主義和傳播媒體結合所發展出來一種形象的文化。形象與本質之間是有差距的，但是一般人，透過媒體只接觸到一些不花腦筋的，或者是逸樂化的、庸俗化的形象。遠些東西也讓他們越來越分不清楚，什麼是本質，什麼是形象。 我很難談如何建立價值觀。我只能講一些我的信念。不要說老一輩的人覺得很困惑，我看現在很多現象，也覺得很困惑。 我不瞭解為什麼一個十五、六歲好像沒有什麼腦筋的小男孩、小女孩，會被拉出來變成一個大家崇拜的偶像。我坐計程車時，也很不瞭解那個計程車司機為什麼把頭髮留得那麼長，而且他開車這麼快，不重視他的生命。 這些現象我都不懂，我相信它的問題一定是在價值觀上面出了問題。 道德的自覺 但我相信一個受過教育的文明人，一個比較有知識分子的自覺的人，他自然會有一些道德的自覺，跟一些道德的意識。我也比較不認為這個道德規範是外來的，是他律的。我比較覺得這應該是從個人出發的，一個受過教育、一個文明人，就會有更高層次的追求。他追求的，一定是錢以外的東西，一定會有一些他覺得比錢更重要的價值。 (陳俊光、楊國媛、王結玲整理)

吳念真:我的小說‧我的電影

我人生的第一篇小說是在唸補校的時候寫的，那時我被介紹所騙了。在基隆中學唸完初中，我到台北做事，過了兩年再唸延平中學補校，白天去找工作。結果發現介紹所要我去的地方，又是一個職業介紹所，要我做的工作是跟他們一樣，向來找工作的人騙錢。我不幹了，但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裡。隔了一、兩年後，有一天我走到三張犁一個教會，被人拉進去聽，一大堆人很虔誠的在那兒討論、聽教，講台上一個人正經八百的在講道:「上帝這幾年幫助我成家立業......。」我一看，他就是那個介紹所老闆，我恨得要命，回家後寫了一篇小說「請來聽福音」投到報社去，後來報社大概是嫌諷刺意味太濃，把題目改成「少年仔找工作」以後登出來了。 民國六十四年我退伍，很想讀大學。一來是覺得自己已經二十四歲，再去當學徒已經來不及了；二來我在中學時很愛看大學雜誌，喔！那些人好厲害，我認為自己一定要唸到大學才甘心。不唸大學不甘心我一邊在台北市立療養院圖書館做事，一邊到補習班補習。班裡面那些十七、八歲的小孩用語很有趣，什麼形容詞前面都加個「亂」字，我用他們做題裁，把他們為什麼要參加聯考的心態寫成小說，叫「抓住一個春天」投到聯合報。當兵後我陸續寫了很多小說，但一直被退稿。「抓住一個春天」投到聯副後，很快，才過六天就登出來了，當時的駱學文主編還親自寫信給我，又有讀者寫信來，我的虛榮心大增。而且那時一篇小說的稿酬有三、四千元，等於我在市療一個月的薪水。我開始大寫小說，寫到市療的人後來都問我:「你到底還要不要考大學？」這是我進中影前的情形，其實寫小說和編劇我都喜歡。我在寫小說的時候往往就好像看到了故事中的畫面，我從小就愛看電影，在九份可以走四十分鐘的路去戲院看電影，只是從來沒想過自己後來會去搞電影。同情中下階層在我的作品中，我是比較同情中下層的人，我覺得他們一直缺少真正的代言人，但是他們感情直接、單純。尤其這幾年政治越來越庸俗化，社會上很難尋找到讓我尊敬的人。解嚴以後應該更開明、更進步，但這一、兩年來反而更逸樂。我常感覺自己是不是生病了，為什麼看什麼都有問題？是不是年紀越大越會如此？我們電影中會拍早期的台灣，會拍過去的事情，有人問:「你們為什麼要拍從前？」我說:「因為從前有事。」回首過去，也可以針砭現在。其實我現在寫劇本已經較收斂了，較不流於情緒化，以前比較衝，比較會消遣別人。像以前寫到教育的問題時，往往會去消遣老師，現在會覺得其實老師也很可憐，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我看到本質的層面，寫東西就會比較收斂。在中影十年，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一群好朋友，這些人在影劇圈裡卻好乾淨，整天就是談電影，要做好電影，從來沒看過這麼多人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像楊德昌，他是留學美國的電腦碩士，可以搞電腦大賺錢，但是他卻情願花兩、三年的時間要弄出一部好電影。經過痛苦到達快樂不過雖然清楚，卻也很痛苦，不斷要和現實環境抗爭。現在回想起來似乎苦多於樂，但那時候我們就是專注的在做，為了要達到快樂的目標，覺得痛苦也是應該要經過的。電影這行業很奇怪，搞文化的人認為它是文化，有些人卻覺得它是消遣娛樂。我是覺得一部片子無法包含所有，但重要的是，都要好好做。(楊孟瑜訪問整理)

台灣,是我永遠的家?

雖然近年來台灣治安日趨惡化，使三成的民眾感到個人的生命財產不是很安全；雖然股票、房地產狂飆、投機歪風盛行，使近六成的民眾認為台灣是一個貧富差距很大的社會。但是，仍有七成以上的民眾覺得生活在台灣是件值得驕傲的事，他們對台灣的前途有信心，本身沒有移民打算，也不希望子女移居國外。 為了解民眾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感覺，遠見雜誌於今年七月份進行了一項全省性的電話調查，以系統抽樣方式，成功地訪問了七百四十五位滿十八歲以上的民眾，得到上述結果。 受訪者當中，男性占五二 %, 女性占四八 %, 國小及不識字者占二七 %, 中學程度者占五 0%, 大專及大專程度以上者占二三 %。年齡方面，十八歲到三十五歲者占五八 %, 三十五歲以上者占四二 %。 為治安憂慮 生活的層面很廣，從最基本的個人生存安全，到文化、政治、經濟、國防，無一不是評估生活的重要基素。究竟民眾對今日的台灣生活抱持著那些看法？我們試圖由幾個具體而微的題目來瞭解。 約四成五的受訪者認為生活在台灣這個社會，個人的生命財產還算安全，但也有三成的受訪者覺得並不是很安全。「因為現在的社會風氣實在太差了」, 一位受訪者感嘆地說。 當台灣外匯存底高達七百多億美元的同時，我們的文化水準究竟有沒有齊步趕上？受過高等教育者大概較關心這樣的問題。本調查的大專程度受訪者當中，有五成以上同意今天的台灣是個「有錢沒有文化」的地方，相較於其他受訪者，有顯著不同。 至於台灣是不是一個貪富差距很大的社會？客觀資料顯示，從民國六十年至今，台灣的所得差距比率，一直維持在四倍多。雖然從民國六十九年起，呈逐漸上升趨勢，但相較於其他開發中國家，仍算是分配平均。 相對貧窮感？可是在民眾主觀的感覺中並不然，有近六成的受訪者認為台灣的貧富差距很大，年齡超過三十六歲的受訪者對此感受尤烈。推想原因，三十六歲以上者，大半皆已成家立業，對自己應擁有怎樣的經濟水平，有較強的預期心理，一旦到此年齡仍未能達到目標，再加上眼見許多人在股票市場或炒地皮上大賺特賺，此種貧富懸殊的感覺必然更為深刻。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受訪者便語重心長地表示，「如果投機歪風無法有效抑止，這種差距會更加明顯」。 天安門事件後，大陸上逮捕學運領袖所製造出風聲鶴唳的氣氛，使專制與民主、封閉與開放，有了更好的比較與對照。七成以上的受訪者同意「台灣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 而且不論教育程度為何，皆有頗高的贊成比例。 如果中共此時以武力犯台，認為台灣有能力對抗者 (占二六 %) 較認為台灣無能力對抗者 (占一七 %) 為多，但更多數人認為勝負很難決定，如果我們的國防預算能充分運用，如果人民能夠團結齊心，則台灣至少還能有效的「防守」。 既然台灣社會的生活還算安全、政治開放民主、國防上也還有足夠的防衛能力，近七成的受訪者本身無移民打算，也不希望子女移居海外；七成以上表示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是「非常值得驕傲」或「有點覺得驕傲」; 對台灣前途「很有信心」或「有一點信心」者，更達八成五左右。 一位南部的婦女說:「在台灣生活很自由、很富裕了，不需要搬到外國啦！」, 另一位六十多歲的本省籍先生則表示:「我們在這裡出生、在這裡長大，一切都很習慣，何必移居國外？」「我們要一直住在這裡，當然對台灣的前途有信心，」一位受訪者被問及個人對台灣前途的信心程度時，肯定地答覆。 高教育者較不滿現況 雖然整體看起來，民眾對台灣這塊土地充滿信心，然而有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高教育者對現況較不滿。例如：三成以上認為個人生命財產不安全，五成以上認為台灣「有錢而無文化」, 六成以上覺得貧富差距很大，如果中共以武力犯台，認為台灣沒有能力對抗者 (占三 0%) 較認為台灣有能力對抗者 (占二三 %) 為多，因此，本身有移民打算或希望未來子女能移民者也較一般高，將近四成。

你我的台灣

朗朗清天，殷殷厚土，你我的台灣。 它是經濟奇蹟賴以寄託的大地；是作家吳濁流筆下「亞細亞的孤兒」的搖籃；是國民黨所稱反共復國的基地。 台灣在歷史的洪流中。從三國吳大帝浮海求「夷州」, 隨煬帝派陳稜討「流求」明末鄭芝龍開發台灣，到三十八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暮然回首四十年，這塊台灣通史作者連雅堂形容為「美麗之洋，婆娑之島」的土地，從遍野嫩綠的稻田，悄然換成拔地而起的大樓；從錙銖必較的省儉，一躍而為揮霍無度的消費；從絕對服從的權威，到嬉鬧式地在強人銅像前演諷刺劇。 從「過客」到「歸人」 四十年來它在變。 過去台灣是反攻大陸的供應站，一切建設是為回大陸做準備。台大社會系葉啟政教授形容，過去政府對台灣是懷著「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的情結。 過客在此刻又成了歸人。 在梨山擁有一大片果園的榮民李先生，撫弄著他辛苦栽種的水蜜桃表示，當初來台灣，是把台灣當作一個過站，不久後就會回大陸。直到來梨山，才慢慢把台灣當家看。 退役軍人蕭先生吸著菸說，剛到台灣時，從沒有成家的念頭，一心只想回大陸老家。現在已有四個兒子的他，滿頭華髮；在回鄉探親後，他開始「悔不當初」, 埋怨自已為什麼不早在四十年前就買房子，「大陸生活太苦了，還是台灣好。」 現年六十多歲的本土作家鍾肇政，以文學家細膩多感的情懷，款款道出對台灣的看法:「對台灣，有無可代替的歸屬感，我只能屬於這塊土地。」 若往回看，對鄉土的依戀與歸屬就更強烈了。 「從前要吃一顆糖，都要到鄉公所去領耶！」在花蓮七星潭開一家海鮮餐館的阿美族婦女李女士，一邊抓起一條又肥又大的鰻魚一邊回憶。 記憶中還有人情味 有過貧苦生活的一輩，對過去的記憶除了「窮」以外，還有台灣濃濃的鄉土人情味。火車轟轟駛過四腳亭車站，剪完票的站員汪兩儀，憶起小時侯村子裡有婚喪喜慶，不用四處拜託，鄰居們就會自動來幫忙。「現在不給錢不行哦！」他喝著剛煮好的開水說。 跨過四十年，七月底，標榜本土意識的民進黨在中山樓開會，黨旗插滿草山，台灣在十字路口的轉捩點上。 四十年來蓄積的財富，使台灣像灰姑娘一變而成有錢的公主；因為政治氣氛的解凍，台灣像一匹脫韁野馬到處衝撞；大陸的天安門事件，更像是面鏡子，照出台灣亟待定位的未來。 國民所得已達六千美元的台灣，享受了中國數千年歷史來從沒有過的物質生活，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與不安。 曾受過日本教育，住在嘉義朴子鎮的呂先生搖著頭說，四十年來台灣變得最多的是道德的淪喪。從前是夜不閉戶，現在是層層鐵窗，「連兒子都會殺老爸，這是什麼世界？」六十七歲的他忍不住地嘆息。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除了有錢，沒有其他 夜夜槍聲驚魂，七月十九日到二十五日，一個星期內，就有十一個人死於槍擊案。而根據統計，台北地區每天發生兩件以上的搶案。從前只要發生警匪槍戰，報紙一定以頭條全版刊登；現在「大家好像都麻木了」, 住在台中的黃小姐撥著額前的瀏海說。她更進一步指出自己的經歷:「從前我坐計程車，一上車一定會和司機談笑聊天，現在一上車是牢記車牌號碼，緊盯司機不放。」 有人形容現在台灣是「羅馬帝國末期」的模樣，除了有錢，什麼都沒有。台灣是全世界賓士驕車占有率第二高的國家，但開著賓士搶劫、打殺的情形也隨處可見。 「台灣錢淹腳目，我怎麼都沒被淹到？」現年二十七歲的楊先生對貧富不均的現象憤憤不平地說。戴著一付七百度眼鏡的他表示，他的同學在大一就開轎車上學，而他拚命賺錢存錢，現在「連個婚也不能結」, 因為「現在女孩子是不會去嫁沒房子、沒車子的窮小子的。」 在花蓮從事環保運動的黃月梅皺著眉「台灣是個沒有愛心且不公平的社會。」弱勢團體不能得到應有的照顧，而美麗的山岳河川又一再受到摧殘。「台灣人變得很自私，」她憤怒地說:「有錢又有什麼用？」 台灣是有錢，七百億美金的外匯存底的確遭來眼紅。然而台灣的國際地位，卻沒有像外匯存底那樣，愈堆愈高。 離開台灣就得救了 出過國門的人，對台灣不被國際認同的感受特別強烈。作家苦苓形容，他到國外只能告訴人家他「不是從哪兒來的」, 卻無法說明「我是從哪兒來的」。在商界服務的黃小姐表示，帶著中華民國護照，到許多國家，辦簽證「手續特別麻煩」。 住在台北的蘇先生表示他住在台灣很沒有安全感，他沒有信心，對未來沒有目標；只要存夠一千萬，就要「逃」到國外。前不久才移民到瑞士去的張姓人家，寫信給在台灣的朋友說:「離開台灣到瑞士，我們終於得救了。」 「台灣好像變成淘金的地方，而不是家了。」年輕的大學生抓抓頭皮困惑地說。 台灣真是一個不堪久留的家嗎？坐在耕耘機上，手握方向盤的農夫陳和，望著這片自己苦心經營的綠色稻田，不同意地說:「這兒是生我的地方，是我的根。」 葉啟政也相信:「人活著並不是為了安不安全，也不是有沒有信心的問題，而是你願不願意在這塊土地繼續活下去？」這不是理性問題，是感情的力量，他承認自己仍存有浪漫情懷，肯定只需有一批人對台灣有感情、肯去關懷，就有希望。 正在唸大學的羅惠霙坦承自己生活得很沒有安全感，但對台灣的未來卻寧可抱有信心。她相信一定會有一些人會真心愛台灣，願為它盡力，這樣台灣就有希望。 在宜蘭，林先生家前偌大的廣場，曬著剛收割完的稻子；林太太幫忙先生將稻子鋤成一列列整齊的隊伍。汗水從她額上滑下，滴落在厚實的土地上。 等待撥雲見日 俄而，濃雲密布，天上掉下幾滴大水珠。夫婦倆急忙從家裡搬出大帆布篷，手腳俐落地將稻穀蓋好，帆布篷四周疊上紅磚頭。林先生抬頭看看落雨的天，微微皺著眉，輕聲地說:「等下日頭就會出來。」然後拉著太太的手從傾盆大雨中走回家。 台灣也在等待撥雲見日的好日子。 崙尾村的一天 時間在這裡膨脹、膨脹。 空氣中泛著鮮蚵的腥味。鹿港西北的崙尾村，沈浸在晨曦溫熱的微紅裡。 清晨五點，健壯黝黑的婦女進來一堆堆蚵殼，倒在矮圓木桌上；穿著學生制服的國中女生從客廳搬出小板凳。騎樓下這群女人圍坐在矮桌前，左手戴上污黑潮濕的手套，右手拿著鑽子，俐落地敲開蚵殼。鮮蚵靈巧地溜進生銹的鐵罐裡。瞬間，肥美的蚵仔滑滿一大臉盆。 . 她們除了睡覺、洗澡之外。幾乎都是坐在門園的小板凳上，連吃飯也不例外。夏日蒼蠅滿天飛，她們就這樣坐著和鄰居聊天、逗小孩兒。 時間像是池靜謐的湖水，在這個漁村悠悠蕩蕩地向前慢流。 政治的死角 打完七響的鐘聲，街頭巷尾響起楊麗花歌仔戲那滿是悲調的歌聲。這兒的電視，只為楊麗花而設。七點半一到.「卡擦」一聲，螢幕全黑。大家又拉著板凳坐在門口，說話去了。 這裡是政治的死角。鮮少人訂報紙。也不看電視新聞。人們聊天也不談政治、過著一種「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生活。 「誰是李登輝？」挖蚵的林大嬸反問。對她而言楊麗花，甚至家中飼養的鴨母，都比總統要重要許多。 電線桿上貼著一張發黃的選舉傳單，候選人英挺的照片上。嘴角被畫上各色的八字鬍。養殖鯉魚的黃先生說他非常期待今年年底的選舉，「我又可以發選舉財，可以多買些魚苗來養了。」他露出興奮的表情說:「反正咱台灣的選舉，還不是用錢買的？」 這裡沒有多少年輕人。「少年人都出去做事了，」打漁的陳先生吸著煙說:「反正留在這兒也沒什麼出息。」 堅持不改行 擁有一大片稻田的劉先生，苦苦地表示這裡靠海，土地鹽分很高，收成十分不理想。然而他卻不願意和其他人一樣，將農地改成養鰻池。「不能辜負祖先留給我的土地。」他看著稻穗低聲的說。 自從改養草蝦後。養殖就一直沒有成功過的林先生，他只要養什麼，不管是蝦、鰻，到後來一定全部死光。生活就靠在城裡打工的兒子接濟。儘管許多人勸他改行，他仍堅持繼續養下去，「這都是命，咱人不要逆命。」坐在他的小板凳，撫弄他那隻小花狗，無奈地看著他那片大魚池。 水車輪轉不停。只聽到它「拍擦！拍擦！」地打著水。 和孜孜不休、苦心鑽營的都市人相比，這群人實在傻得有些可愛。

等待康德

台灣在致力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充滿了速度感，但飆速的經濟成長並沒有為社會開拓出一條富而好禮的坦途。和四十年前比較，不少胼手胝足走過這段歲月的人，反倒愈來愈有迷失的悵惘。 「我們需要大思想家，能夠解開襁褓的世界，指引社會，建立共識，產生自然的團結力量。」政評家王作榮在談及台灣缺乏發展的方向和共識時，曾經感觸良深。 回顧動盪的五四時代、飄搖的抗日時期，總有幾個思想家如蔡元培、胡適能夠登高一呼，號召人心，引導社會。為什麼台灣的思想界在社會轉型、價值觀紛亂的十字路口，不能扮演引導思潮的角色？原因有歷史的、制度的，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學者的自省，或許可以描出一個輪廓。 當初，「大陸來台的思想界人士就不多，」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回憶說。加以日據時代，台灣思想、學術活動受到很大壓抑，「整個人文基礎就很脆弱」。 思想黯淡的歲月 其次，一位研究民初歷史頗有心得的學者認為，國民政府主觀上就認定，大陸失陷是肇因於「遊民」與「游士」的結合。遷台後，為了切斷二者的關係，左手實施土地改革，拉攏農民；右手則「對思想界採取敵視的態度，政治文化中充滿反智識主義者的色彩」。思想史教授韋政通強調，七 0 年代以前的台灣，是思想界的黯淡歲月。 人間雜誌發行人陳映真回憶四 0 年代的整肅行動:「本省籍、外省籍菁英折損不少。」 更早的「二二八事件」, 則被認為是造成國民政府對本土文化不信任的遠因。台灣史變成禁忌，「台灣人民被迫忘記自己的歷史，」一位台大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說:「這是被斷根的文化。」思想家無法從歷史文化的土壤中吸取養分，是不可能茁壯的。 離開歷史的分析，另一個造成思想家「不世出」的外在原因是：學術研究的「依賴性格」。 台灣的貿易不斷出超，但在學術、思想方面卻是「入超」。大量採借西方學說，固然不得已，久了，卻形成文化上的認同危機。從清末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晚近「新儒家」的崛起，都反映思想界在面臨外來文化衝擊時，有股難以割捨的民族主義矛盾。 史學家柏楊建議，思想界應該對文化轉型的可能後果，採取較開放的立場。思想是否為外來，並不是大問題，重要的是能否充分吸收並加以轉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總編輯杭之也認為，抗拒學習是義和團的心態，唯有徹底的學習才可能轉化。當年台灣自由主義的「掌旗者」殷海光就曾批評這種膚淺的學習是「水牛吃草」, 無法連根拔起。 學術不能移植 然而，對當下台灣思想界來說，更嚴重的問題，卻是「拔起後，一股腦兒地移植到自己的文化土壤，往往水土不服」。對自然科學界而言，中國的原子與美國的原子，在屬性上完全相同，學術移植較不生排斥；但對於以「人」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社會科學來說，中國人和美國人的屬性，差別就難以估計了。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憂心地說:「沒有選擇且不經修正地將國外學者的研究結果用來解釋本國的社會、文化現象是非常危險的。」 除了外在環境的制約，台灣思想界也存在若干「內在」的危機，由於不易察覺，影響可能更大。 旅美思想史學者林毓生，在「歷史與人物」一書中談到，中國思想界的主要危機在於「權威的失落」。他所指的權威不是「強制的或形式的權威」, 而是一種學習的「典範」。 這種典範的確立，使任何知識的人門者可以有所服膺，不必「從零開始」, 耗費精力。王羲之的書法、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學說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可說是這種權威，任何初學者應該先奉為圭臬，然後才可能超越。但是，現今中國的思想界卻不存在這樣的權威。 原先，中國的思想界有一重要典範：儒家思想。從漢代獨尊儒術以降，「一以貫之」地走了兩千年，到了後期，「越走越窄」, 終至僵化、窒息而形成一種「教條的、醬缸似的文化，」柏楊說。 然而，從洪秀全「砸爛孔子的牌位」開始，到五四時期高喊「打倒孔家店」, 儒家的典範被擊倒地，但新的典範卻沒法子建立起來，思想工作因而出現了斷層。被期待接替的自由主義新典範，至今仍然有許多核心概念無法與傳統文化調合，有學者解釋，這是由於五四運動的啟蒙工作，因大環境驟變而未能完成的緣故。 儒家典範的核心理念是理想中的人性，而自由主義典範卻是以接受現實的人性為前提，調合的工作必然是艱苦、漫長的。因此，林毓生認為，思想工作必須要有「比慢的精神」。 被潮流領導的思想界 今年是范仲淹的千歲冥誕，九月初，文建會將和台大合辦數場紀念性的學術論文研討會，試圖尋找北宋士人強烈的「自強精神」從何而來。相映於北宋時期知識分子的胸襟、器識，暴露出當前台灣思想界的另一個重要的內在危機：知識分子的角色自覺不足、自我期許不高。 「台灣的思想界不但未能領導潮流，反而被潮流領導。」台大心理系教授楊國樞率直地說:「比例不低的教授，平常只關心股票、房地產，有些自已開公司，也有人則忙著謀取一官半職，」比較保守的估計，這類人「約占百分之三十」。更糟的是，越年輕的學者，傾向越嚴重。學校彷彿終南捷徑，奔走仕途者，絡繹不絕。 也有教授抱怨，在教職員住宅區內，夜夜不斷的麻將聲音，擾人作息。 在證券號子裡，幾位充當短線帽客的大學生，正為了賺取一日內的漲跌差價而努力，當被問到最迫切的東西時，「錢」是一致的回答。差別只是數目大小不同而已。每個人都有價碼。孟子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惟能。」這句話似乎正受到考驗。 文建會主委郭為藩，責難這個社會對思想工作者沒有公平的獎懲標準，努力、守本分的人得不到鼓勵，鑽營、善於自我推銷的人，反而容易成功。 媒體英雄萬事通 這種現象在大眾傳播方面尤其明顯。幾位學者不約而同的對傳播界炒作「媒體英雄」、「思想權威」的行徑不以為然，一位學者嘲笑若干「十項全能型」的媒體寵兒:「從國際政治到國內的雛妓問題，他都懂！」知識分子求名好利的心態令人憂心。 知識分子最嚴重的自覺危機，莫過於背棄自己的信念，昧著良心說話。為了迎合主政者，有些學者的言論竟隨政策的轉向而轉向，沒有立場，戒嚴時說不可解嚴，解嚴後又盛讚政府的作風開明、進步。柏楊批評這是「保鏢行為」。徐復觀先生曾引用前人的話嚴厲地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王作榮認為所謂國恥。莫過於知識分子言不由衷。 韋政通認為，思想界不能堅守工作崗位的原因之一，是中國本來就沒有「為知識而知識的傳統」。類似「學而優則仕」的濃厚實用主義精神，很容易產生「不務正業」的思想家，而旁人也很難就此批評思想工作者缺乏角色自覺。不過，這種風氣最近有了改變。 今年初，二十七位頗有聲望的知識分子，宣布成立類似英國費邊社的組織 -- 澄社，彼此以不參與政治，善盡言責自許。學界受到鼓舞，報上文章則讚揚他們是一群「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現代范滂」。成員之一的楊國樞自謙地說:「我們沒那麼偉大，」澄社成立的宗旨只是為了「定是非」。 能思考的人少 澄社的成員以中年學者居多，他們期待更多類似澄社的組織、乃至「青年澄社、少年澄社」出現，使社會風氣得到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環。然而，現行的教育體制卻今人懷疑它是否能創造出「獨立思考」的人才。深諳問題的吳大猷表示，現在的學生被號稱公平的升學體系壓得無法喘息，會考試的人多，能思考的人少，這種現象在需要抽象思考的學科領域尤其嚴重。 在一次為全國物理系應屆畢業生所舉行的本科測驗中，四百多人受測，二百分為滿分，一百二十分及格，結果超過一百分的只有六位，及格的只有一位，平均成績四十多分。「物理科如此，其他學科也一定相去不遠，」教育的品質，令滿頭銀絲的吳大猷擔心。 「大學聯考是教育體制病態的根源，」他認為，從小學、國中到高中，十二年的學校教育幾乎就只在為大學聯考做準備，學生為了考試，既無法進行深層思考，缺了文學、音樂、美術等方面人文精神的涉獵，也失去了文化的刺激。為了追求形式上的公平，抹煞學生四處伸展的潛能，代價太大。 林毓生認為這些人文領域存在一種「未可明言的智」, 提供可讓想像力冒險的空間，使人類的潛能可以盡情發酵。哥白尼的天體學說或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雖然使人類智識一躍千里，卻都不是方法論及歸納法的結晶，而是在文化之海涵泳過程中，所形成的難以解釋的「頓悟」。 拉小提琴的愛因斯坦和愛打棒球、吹伸縮號的李遠哲都提供這種觀點很好的詮釋。郭為藩說:「人文教育看似無用」「無用之用，其乃大用」。 總括來看，造成台灣四十年思想界相對貧乏的原因，非常複雜，要解決也難求速效。杭之的看法頗能得到一些人的共鳴:「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論大思想家出現的問題。」比較正確的態度應該先求學術的自由與普及，讓「康德走入群眾」, 培養民眾欣賞「知性」的能力，因為，「偉大的人物，也往往有偉大的錯誤」, 如果沒有夠水準的群眾，一旦大思想家犯了錯，豈不整個社會都得賠上？解嚴後，創作舞台突然寬闊許多，單是報紙的家數就從三十一家，大幅成長為二百零三家，而所謂「民間學者」的出現，也使思想界的定義不再與學術界完全重疊。 多樣化言論市場，讓人有「百家爭嗚，百花齊放」的感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朱浤源對思想界的未來表示樂觀，他說:「眼前是個瓶頸，就快突破而出了」。目前中研院所做的科際整合研究，正是一個希望。 政治權威的壓迫感漸漸消失，「社會科學中國化」的努力也有了初步的回饋，台灣的思想界，似乎正迎向春天，但是，仍然有些因素在延遲春天的到來。 崇洋媚外 學者們認為「缺乏自信」是當前最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礙。國內某些學者的思想成品已經相當有成就，和知名歐美學者相比也毫不多讓，卻因自卑、不敢宣揚，而造成「藏諸名山」的遺憾。胡佛語重心長地說:「知識分子崇洋媚外的學術性格，在研究生的論文註釋裡，一目瞭然，」學生們往往引用歐美三流學者的觀點而不自知。 朱浤源認為，這是百年敗戰經驗的心理遺跡，只是不知道，近年來台灣在經貿方面的成敗，是否稍微緩和了心靈深處的自卑，有助於重建知識分子的信心？回到歷史軌跡上看來，台灣思想界的困擾，其實有台灣自己的因素，也有屬於全中國的因素。巧合的，當台灣思想家正待「化蛹為蝶」時，大陸的思想界也開始對馬克斯主義的侷限性全盤反省，希望能夠跳出以往「用唯物論解釋一切」的思想框框。近代史大家章開元喊出:「馬克斯史學之外，還有其他史學」, 含蓄地避免對共產主義祖師爺的直接攻擊；文化界則有主張以「西體中用」取代「中體西用」的說法，「河殤」可以算是這種思想的代表。 一位對大陸思想界一舉一動十分注意的本地學者，在比較兩岸異同後說:「大陸雖然窮，但胸襟廣、視野大，使命感也較強。」 站在彼岸反觀台灣思想界的現況，許多久繹不得其解的問題，躍躍然似乎都有了答案。

六十分以後的匱乏

四十年來，台灣失落了精神層次、文化活動的意識。 由於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主政者的注意力始終放在經濟跟國防上。換句話說，只顧全了民眾謀生層面的要求，忽略了精神層面的追求。 無邊膨脹謀生活動 我可以用「六十分理論」來解釋謀生和精神層面兩者的關係。人類為了維持生命的存在，六十分以下是免於匱乏、恐懼的謀生活動，缺之不可；達到這條及格線後，就應轉移努力方向，致力實現精神層面、文化領域的意義與價值。諸如人的尊嚴、自信、自愛感；人與人之間的相知、相屬、一體感。 近二十年，台灣的經濟能力已遠遠超過謀生所需，但因社會大眾一向習於謀生習慣，中國傳統裡的文化活動在社會倫理 -- 禮教崩垮後，也幾近滅絕，整個台灣繼續不斷地把六十分以下的謀生活動加以膨脹，無漫無涯地追求洋房、汽車、名牌、官位......, 因此，每個人都感到自已仍然處在匱乏的壓力之中。 匱乏的壓力使名聲、權力、地位變得和吃飯一樣，沒有不行。大家打拚追逐，人際關係的依據，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而當一個人膨脹到深覺所有人都在威脅自己的生存時，就沒有親愛、道德可言了。一切的活動都被歸類脅謀生的性質，都變成迫切而沒有永恆價值的消費行為。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走賺錢主義路線 台灣的生存意識過度強烈，強到無止境的打拚，勤勞變成一種習慣，而不是由自由心靈所選擇的德行。強到一個人當兩個人用，無限量地把自己的時間、體力換成金錢，不曉得適可而止。結果外匯存底大量增加、社會上游資氾濫，台灣的出口成績，事實上是一種用精神飢餓做代價的盲目輸出。 因此，台灣經濟起飛後走的並非資本主義路線，而是夾帶著窮人心態的賺錢主義 -- 勤勞打拚為了賺錢，賺錢為了炫耀。這種賺錢主義發展到現在，已經嚴重到竭澤而魚、無所不用其極；人人以為打拚賺錢就是有價值，絲毫沒有尊嚴、羞恥感。 如何能讓社會大眾覺悟到精神層面的重要？治本之道得從各級教育著手。我們需要有遠見、不為求連任而忙作秀的大政治家，在目前的教育裡導進精神生活的內涵，導進人格教育、感情教育，這種努力不是短期可以見效的，但唯有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人民才能有恥且格。 (曾昭旭為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 (溫曼英訪問整理)

錢多‧軍人多‧國家安全不多

歷史上，戰爭與和平都是常態。 戰爭是為了得到和平，和平是為了準備戰爭。國際社會的穩定不能仰賴成員的道德感來維持，小國的國家安全更不能寄望於大國的善良意志。 國家安全攸關生死問題。 但是，大多數人對中華民國的安全概念卻十分模糊。有些人只想到「強大的武力」; 更有人高喊「台灣獨立才能確保安全」......。 不僅一般人缺乏國家安全的概念，我國政府中並沒有統籌構思、規畫國家安全的機構。名義上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國家安全會議，功能不彰，被學者譏為「養心殿」。 然而，由於長期面對強烈、直接的安全威脅 -- 中共 -- 一個和台灣同血緣、不同意識型態，迷信槍桿子，且宣稱不放棄以武力尋求統一的軍事強權，中華民國的安全性支出始終領先世界上其他國家，占中央政府總預算四 0% 以上。 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然而，威脅並不只來自外在環境。愈來愈多的人面對解嚴、解禁之後頻繁的群眾街頭事件、惡化的治安以及在錢潮中浮落的人心，感到憂心忡忡。一位政戰學校敵情系的教授提出警告:「我們最大的敵人還是自己。」 仔細回想起來，在台灣走過的四十年裡，曾經發生幾次重大的國家安全危機，令島上的人至今記憶猶深。 軍事上，中共兩次台海動武，揚言血洗台灣；政治上，兩位重要國家元首病逝於任內；外交上，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使台灣名副其實成了國際孤兒；經濟上，兩次石油危機使高膨脹和低成長同時到來；社會上，中壢事件、高雄事件、五二 0 事件，一次又一次挑戰著「團結和諧」。 撫今追昔、盱衡未來，在國防、經濟、政治、社會各個層面，還有那些足以威脅國家安全的挑戰？面對這些潛在或實存的威脅，中華民國又握有那些籌碼呢？學者們分析威脅的類型，將之分為三大類，每一類型的威脅都可以當成是一種戰爭。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的第一類威脅是 -- 來自外部敵人可能的軍事攻擊。 雖然已經三十年沒有戰火，海峽風雲依然詭譎難料。 在台灣，毫不鬆懈的國防準備完全針對中共的威脅而來。然而，對於能否抵擋中共各種可能的攻擊，大家看法卻很不一致。 依據遠見雜誌八月份所做獨家調查顯示，認為台灣在面對中共武力威脅時有足夠防衛力量的民眾，占受訪者的四四 %, 而認為「防衛力量不足以抵擋中共」的也高達三八 %, 兩者相當接近。 研究國際衝突的台大政治系教授包宗和分析:「要評估軍事威脅的強度，必須同時比較敵我雙方的武力，還得加上對方的敵意。」美國學者郝思迪 (K. Holsti) 用公式武力 * 敵意 = 威脅 -- 來測量國家安全，兩者中只要有一項的值為零，威脅也就等於零。 同樣的道理，如果要降低安全的威脅，其方法不外乎，增加自己的武力或降低對方的敵意。但由於安全上的考慮，各國都儘可能地避免國防機密外洩，以致武力評估很難求得精確，這種情況尤以我國為甚。 最不了解自己國家 一位武器迷很「慚愧」地說:「以前我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的國家。」包括詹氏年鑑等權威刊物在介紹中華民國時，每每打上許多的「不詳」。直到最近幾年，國際上對台灣軍事力量才有比較可信的評估。 早期，台灣透過與美國的結盟關係來獲得所需要的安全感。 在六 0 年代中期，中華民國曾是唯一擁有超音速戰機的開發中國家，海軍驅逐艦的總噸位也名列前茅，加上協防的美國第七艦隊、F-4 幽靈式戰機，嚇阻力量相對強大。 一九五四年中美協防條約簽署造成大量嬰兒呱呱墜地，該年次役男過剩，許多人幸運地當了國民兵。但結盟所帶來的安全感不久便被國際和解的浪潮沖失。 防禦條約在一九七九年底終止，中華民國的國家安全一時又陷於高度的不確定中，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宣布，中華民國將走上自力更生的武器發展道路以滿足本身的防衛需求。這項心願已然初步獲得實現。 美國學者伍爾夫 (Hrbert Wulf) 一篇評估開發中國家「武器發展潛力」的文章指出，一九八四年中華民國在三十四個受評國中名列第七，和韓、斐等國並列第二級，這意味著中華民國已經可以自行生產十二大類武器當中的大部分。 反封鎖能力不足 不過，作者也強調，由於面對享有絕對數量優勢的中共軍力。中華民國仍然必須向外採購高級武器才能平衡防衛上的壓力。主要的採購對象仍是美國，但在分散武器來源的努力上，已經獲得重大突破。 中共陸軍數量世界第一，約為台灣六倍，空軍戰鬥飛機數量約為台灣十倍，還有百餘艘潛艇、龐大數量的快艇，可觀軍備確實帶給台灣莫大的威脅。台灣究竟能不能抵擋中共的攻擊呢？由於海峽天險，大多數的軍事專家都肯定表示:「中華民國現階段的武裝力量，要應付中共大規模的兩棲登陸還綽綽有餘，」依據國防部長今年初的公開談話，台灣的武力足以一次抵擋中共「二千架戰機，二百艘戰艦和二十個師」的攻擊。但是，研究戰略的孔令晟提醒:「中共最可能的攻擊型態應該是經由封鎖以損害台灣的經濟活動，」而在反封鎖的能力上，台灣仍嫌不足。 敵意的變化渺不可測且瞬息萬變，武力的對比又如此懸殊，未來，無疑地，如何提升防禦力量，仍是台灣安全事務上的優先課題。但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警告:「無限制」地強化武裝會製造對方的不安，而使雙方陷入惡性的軍備競賽漩渦中。因此，如何精確計算所需的防衛力量，避免過猶不及的危險，將是國防安全上重要的技術難題。一位軍方人士認為:「由軍方和民間同時進行評估比較客觀，同時也可以建立共識，減少愈來愈強烈的國防預算的杯葛壓力。」 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的第二類威脅仍是來自外部 -- 貿易伙伴潛在的經濟制裁壓力。 國際社會裡沒有永恆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彼此間可能在軍事上相互嚇阻，在經濟上都相互依賴 (例如美 - 蘇、台灣 - 大陸)。許多國家狂熱地追逐國防自主，經濟結構部是漏洞百出。誘人的經貿實利往往令經濟弱勢的國家喪失安全上的警覺，一旦「朋友」翻臉，只好受制於人。 經濟成長率是安全指標 研究國際經貿的學者在分析中華民國的未來時語重心長地表示，縱使中共無法控制台灣，台灣在未來幾年或幾十年仍將面臨若干不易解決的安全難題 -- 經貿依賴。 中華民國即將挾帶著七百億美元巨額外匯跨入九 0 年代。經濟活力成為整個台灣社會活力的源泉，一位研究生半開玩笑地說:「經濟成長率的變化，就是測定台灣生命力的最佳指標。」但由於缺乏天然資源，並採取「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使台灣對國際經貿體系和主要貿易伙伴的依賴不斷加深，也不斷面臨被制裁的威脅。 目前，台灣和全球約有一六 0 個國家有貿易往來，「貿易依存度」將近百分之百；每年經由出口而創造的財富超過國民生產毛額的半數以上。 然而，出口市場卻集中在美國。一九八四年以後，台灣便取代英國成為美國的第五大進口國，年年超過百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造成雙邊關係近年來持續地緊張；而在這同時，日本卻享有對台灣龐大的貿易順差。 集中產生依賴，如蛋放一籃一般，研究經濟制裁的學者指出:「台灣在經貿上的脆弱性 (vulnerability) 比面對軍事威脅時還高。」從去年水果、火雞肉開放進口乃至更早的「食米外銷協定」、「煙酒開放進口」等貿易談判中，可以明顯看出，台灣在遭遇「被依賴國」的制裁要脅時，相當脆弱。反映在輿論上的，往往是民族尊嚴和經濟損害之間痛苦地「拔河」; 而當國家權力無法保障本國國民利益時，更會動搖政治體制的穩定性。去年，因農民示威而引發的「五二 0 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證。 來自於他國的經濟威脅，最直接的莫過於能源控制。 沒有能源政策 石油危機發生以後，能源與國家安全的關係掀起廣泛的討論。先進國家積極尋找替代性能源以降低對油品的依賴，美國更制訂「能源與國家安全法案」, 法案中認定，十億桶戰略存油是「國家安全一項最重要的資產」。相形之下，九九 % 的原油仰賴進口的中華民國，在經歷石油危機時前所未有的負經濟成長率之後，仍然沒有通盤的能源政策。 一位退休的高級將領搖著頭表示，除了軍事用油以外，「我們沒有戰略存油的規定」。 耗油可觀的台電公司原先預計在一九九 0 年，將核能發電在我國電力結構中的比例提升到二九 %, 以降低購油成本。核能電廠卻被學者們譏誚地說成是「為敵人部署的原子彈」; 更重要的是，燃料鈾乃管制品，既無法預儲，來源又受制於美國，風險無法分散。 經濟成長的隱憂 種種跡象顯示，台灣的經濟發展政策在制定之時就缺少國家安全角度的思考。一位記者批評，參與決策的經貿成員都是亞當史斯密，只強調「自由、效率」; 然而，國家安全架構下的經濟政策卻必須優先考慮自給自足、分散風險並訂定各種戰略物資的「安全存量」。 二次大戰以後，經濟制裁漸漸凌駕軍事手段，成為強權迫使其他成員在重大爭執中讓步的主要武器。中華民國在經濟領域的高度表現，將是它未來在國際社會爭取發言權的最重要籌碼，然而，缺少國家安全考量的發展結構，卻也成為它安全上的隱憂。如何在「最大經濟效益」與「最低安全需求」間尋找政策的平衡點，正考驗著中華民國政治領袖們的智慧與魄力。 第三類威脅來自內部 -- 因內部不安而造成國家體制可能崩潰的危機，在分析國家安全時卻常被忽略。 造成這類型危機的潛在原因多樣且不易消除。美國學者布朗 (Harold Brown) 認為，經濟方面，成長率降低、生產力停滯或減緩；政治上，對政治領袖的「信心危機」、對國家忠誠感的消失；社會上，種族對立、家庭或宗教關係瓦解、弱勢團體的被忽視甚至教育體系的腐化等因素，都可能單獨或共同地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的來源。 這類型的危機在快速現代化的地區相對地嚴重，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李子弋稱之為「現代化的危機」。 解嚴不是社會不安的原因，但即使得種種可能造成台灣社會衝突的因素浮現到表面來。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六日宣布解嚴，「社會混亂在一九八七年底便已展開」, 遠東經濟評論在分析過去一年中華民國各項政治社會表現時強調；「一九八八年前十個月，台灣已經發生一五 00 次以上的街頭運動。」運動訴求標的愈來愈多樣化，社會學者蕭新煌將之分成十七大類，從國家認同、抗議國家體制不合理、勞資爭議、環保、農民請願等不一而足。社會多元化的聲音令關心台灣政治發展的人欣喜，而抗爭的手段和規模，卻也「讓龐大中產階級感到不安」。 「五二 0 事件」雖然發韌於農民抗議農產品開放進口，卻以光復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事件收場。失控的群眾在和警方對峙十七個小時後才散去，留下凌亂不堪的台北街頭。 一次又一次的混亂場面今有識者開始擔心，這究竟是「轉型期」的必然現象，抑或是更深刻社會動亂的警訊？也有人問:「轉型轉不過去又該如何？」「是否有外來勢力伺機顛覆？」 轉型期的現象？負責高層情治工作的官員們提出警告，台灣的社會運動的影響絕不該用「封閉」的角度看待，認為這純粹只是台灣自己的事。中共所列三項對台動武的理由中，社會動亂是其中之一。種種證據顯示，「中共企圖製造並利用台灣內部不安情勢以達到顛覆目的」的說法並非危言聳聽。 一位曾在服役時奉命夜半出勤，查緝有走私軍火嫌疑的漁船的張先生描述:「驅逐艦到了海峽中線守候，才發現，一艘台灣漁船居然有五艘中共軍艦護航。」中共隨後招來數百條漁船，密密麻麻佈滿雷達幕，使得那條走私船再也無法辨認。 然後，「一哄而散，根本無從抓起。」張先生說。 共產黨是群眾戰、組織戰的專家，擅長「從內部攻破最堅固的堡壘」。然而，「面對顛覆戰爭，卻沒有所謂最佳方案，」精研戰略的孔令晟引用前高棉龍諾政府的一位部長的話說:「棉共的顛覆運動像癌症一樣，一旦發覺，已經太晚了。」 解嚴之後，政治結構的調整，社會倫理的重建帶給體系一波波的陣痛。民主誕生的剎那卻也是國家安全最脆弱的時候。 學者們希望政府拿出決心、魄力建立一套符合民主精神的政治架構；樹立公權力的權威掃除不法；並使司法成為一切爭端最後仲裁的場所，減少自力救濟的發生頻率。 曾經駕駛螺旋槳飛機和中共米格機作戰的前空軍作戰司令剛葆樸語氣堅定地說:「只要自己內部不亂，中共並不可怕。」而有更多的戰略專家相信，在全民都開始建立國家安全的觀念，政府重設負責規畫國家安全的思想庫之後，來自內外的安全威脅，便會不禦而自減其力。

大戶一條龍

台灣由於外貿大幅出超，加上央行過去僵化而不尊重市場機能的外匯操作方式，使外匯存底大量累積，釋出的台幣游資充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自然成為游資宣洩的最好管道。 股市全民運動 報禁開放後，除新增股票專業報紙外，各報也紛紛增加理財版面，使大眾對股票耳熟能詳。加上去年證券商開放設立，幾乎全台灣大小都市號子林立。在這種良好的「投資」環境下，個人投資者，上從大學教授，下至路邊攤販，連不問俗事的和尚、尼姑及瞎眼的按摩者都紛紛集資下場。 而團體投資者，如上市公司、地下投資公司、股友社更是籌集鉅資，扮演大戶的角色，地下金融體系 (丙種), 更以全省聯線的資金拆放作業，為大戶補充炒作資金。如此相輔相成的運作，造成今日股市的「全民運動」。 「春江水暖鴨先知」, 這種股票投資環境，各大企業自然不會輕易放過。一般而言，大企業介入股市，不外乎抱持著增加財務收入、鞏固經營權、介入其他行業經營以獲取商務經驗三種目的。 亞東集團是業界公認最會運用股市槓桿原理增加財務收入的財團之一。他們經常透過所控投資公司，高出低進，創造可觀的盈餘。大漲時逢高獲利，大跌時逢低吸進，美化了帳面，也兼扮演下跌行情救世主的角色。 例如，遠東紡織今年上半年稅前純益為二十五億七千八百餘萬元，而營業外收入近十五億元，占稅前純益額的五八 %。亞洲水泥上半年稅前純益為二十七億四千餘萬元，營業外收入近十七億元，占稅前純益額的六一 %。 益壽航業去年帳面還有三億六千萬元的虧損，今年上半年在股票市場，一陣激情過後，居然賺了四億零八百萬元，連同租金 (船) 收入七千四百萬元，共計盈餘四億八千萬元。營業外收入占稅前純益的八五 %。 太平洋電線電纜公司為求鞏固今年太平洋建設的經營權，耗資四十九億買進太平洋建設五千二百萬股，每股成本約九十五元，而太平洋電線電纜目前資本額為三十二億元左右。為求資金週轉，除向銀行借款外，也出售長期投資的中國信託股票二百三十萬股，約十二億元，以補不足。 台灣農林公司則是介入其他行業經營階層，以獲取商務經驗的一個實例。為了獲取土地開發經驗，農林公司在今年太平洋建設改選時，爭取董事席位一席，以便與太平洋建設進行三峽土地開發計畫。 大企業或個人大戶炒作股票的辦法大同小異，只是大企業炒作時，限於法人身分，必須將收入明轉入公司，因此無法利用由丙種提供的眾多戶頭分散所得。 據瞭解，大戶炒作股票，通常分四個步驟。 一、分析形勢：所謂「形勢比人強」, 大戶一般都擁有智囊團，做研究並分析國內外政經趨勢。這包括：國內外主要政黨的財經政策、政局現況、各國目前財政及貨幣政策，或產業現況及未來，各上市公司業績可能的演變等。 民國七十七年初，EG (一種化學紡織原料) 國際行情，已有明顯自谷底大幅翻升的現象。當時一般投資大眾專業知識不足，仍把中纖公司歸類於虧損公司之列。股價卻在大戶悄悄吸進下，僅短短八個月，即在七十七年八月十日由十二元左右升至一五 0 元高價。 這一趟炒作過程中，由於形勢研判正確，方法得當，漲得非常乾淨俐落，出貨也很順利。中纖公司於七十七年底創下最高盈餘十一億六千八百萬元的紀錄，而公司資本額僅為二十億。大量的盈餘與未來展望的樂觀，股價獲得投資人認同，大戶輕鬆「下轎」。據說股市大戶雷伯龍，也因為介入炒作中纖股而得以由「跳票風波」中東山再起。 二、鎖定目標、上沖下洗、收集籌碼：當審慎研判形勢後，大戶會選擇最合於現況的標的順勢而為。今年上半年，各種指標顯示有通貨膨脹的可能，加上公有保留地徵收款流出，資產股自然而然成為最佳炒作目標。農林股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某地下投資公司的標的。 農林股在去年「九二四」因證所稅風波而崩盤前，首創下一五七元的天價，隨後在證所稅的陰影下，於今年一月六日跌至六十三元低價。該地下投資公司及其外圍的某投資公司，以一二 0 元以下吸貨，發揮上沖下洗的操作手腕。 很多原先因通貨膨脹而購入農林股的持有人，都在小有獲利或不堪套牢的情況下，將此金雞拱手讓人。 「養、套、殺」三部曲 三、集中火力大力拉抬：籌碼收齊後，部隊即進入攻擊發起線。一聲令下，股價大幅飆升。當股價飆升一小段後，往往會使先買進的人獲利了結 (賣掉股票), 以及看不順的空頭拋空持股。這時大戶的一貫手法是發動外圍散戶介入，展開「養、套、殺」三部曲。 「養」階段的開鑼，等散戶「坐好轎」(跟進買股票) 時，賣出的壓力也化解的差不多，大戶立即配合原先準備的資金，全力吸入，使股價再迅速上升，並藉機大幅軋空，迫使空頭回補，跟進的外圍散戶也享受了紙上富貴。 農林股在三月中旬，一二 0 元以下整理完畢，隨即展開拉抬行動，在不到二個月間；於五月七日即創下三七 0 元價位。其中只於一三 0 元、一七 0 元、二五 0 元處稍微震盪，誘使信心不足斤的多頭下轎及不信邪的空頭放空。 四、發動文宣，鈔票落袋：當大戶把股價推到預期目標區後，隨即發動傳播工具聲援，使大眾希望無窮；守著手中股票再望高價。但往往是只聞樓梯響而不見人下來。 偏向虎山行 農林股五月七日創三七 0 元價位後，即迅速回檔，五月十五日曾出現二八五元價值。此時大戶並未全身而退，乃做第二波攻擊。他們喊出「短期五 00 元，中期一 000 元，長期一五 00 元」的目標，並利用媒體廣為散播，散戶深信不疑。 五 00 之數絕非夢想，空手者加碼買進，持有者則苦苦等待。而農林股果真不負眾望，在六月一日創下三八八元新天價，但大量的籌碼，已在此階段悄悄換手，隨即於六月九日出現二七一元價位，跟進的散戶慘遭套牢。此時大戶往往應觀眾要求，再唱一首「思想起」。 當後續行動開始時，解套行情的逃命線頓時出現。六月中旬農林股價又達二三 0 元，大戶幾經奔波，手中籌碼所剩無多，乃作出清倉行動，正式揮別農林股。七月八日農林股出現一九二元價位，離最高價三八八元幾乎腰斬一半。 一場征戰下來，主客易位，大戶捧走鈔票，散戶滿手股票。 大戶操作的手法，並沒有一定模式，散戶常在猜測中，但偏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大戶除經驗足、鈔票多外，更要有過人的膽子。 股市大戶榮安邱，在蔣總統經國先生逝世次日，股票市場崩盤全體股票總賣出之際，大量吸進農林股，將市場浮額一口吸光，行情也由三十八元左右，一口氣上升至八十元才停止。但是大戶這種力挽狂瀾的作法，也不一定能完全成功。七十六年間超級大戶雷伯龍，就是對紐約股市「黑色星期一」的殺傷力判斷錯誤，大量吸進股票未獲共鳴，跳票七億餘元，而慘遭斷頭。 除需龐大資金外，大戶操作還需眾多人頭，以免為主管機關抓到炒作證據，因此常求助於丙種。而丙種往往將大戶質押的股票，借與他人放空，更使行情增添不穩定性。大戶炒作股票，絕大部分以小資本額上市公司為主。依七十七年七月至七十八年七月上市公司最低最高價統計表 (表一) 來看，上漲幅度最大的前二十名的公司，資本額均未超過十億元，但漲幅少者四倍、多者十倍。 台灣這種大戶炒作的耀眼「社會運動」, 當然產生許多影響。 龍乎？蛇乎？一個社會的經濟，如果股市的投資報酬率高過其他任何行業，原來應該從事正常投資活動或設廠的資金，就會被吸引到股市，許多上市公司除了以大量資金直接介入股市外，最近更紛紛成立「號子」。這樣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金錢遊戲，而擱置一些原來應該做的擴廠或更新計畫，不出三、五年，一定會被競爭對手趕過。到時候，不知台灣究竟會成為亞洲四小「龍」, 還是淪為同類的「蛇」? 同時，大戶的炒作多以小資本額股票為主，使過去社會大眾所一貫依循的投資理念完全破產。研究公司的業績展望、本益比、或技術分析，還不如求神問卜，道聽途說求生明牌」來的有效，這樣的把投機當成投資，也是世界少有。 一支漲停板五 % 二支一 0%, 股價在大戶炒作下，經常是一拉數支停板。農林股就曾創下連漲十九支停板紀錄。如果一位新進場投資人，僅投入股市三十萬，月入兩支漲停板就有二萬元。難怪許多人寧可放棄正當工作，而願整日盯著股票行情。 這種社會價值觀的演變，似乎多少影響目前的犯罪型態，小偷、扒手這種「收人」較少又不甚穩定的犯罪，逐漸轉為高報酬、高風險 (量刑尺度) 的搶案、綁票案件。金錢遊戲的氾濫是否使犯罪者的胃口加大，值得執政者三思。 另一方面，地下投資公司化身的股市大戶，輕輕鬆鬆的拉抬股票，一個月即使只有一支漲停板獲利五 %, 一年累積下來也有六 0%, 支付投資人的四分高利 (約五 0%) 還綽綽有餘。 利的誘惑 地下投資公司目前雖被新銀行法所限，暫時停止入金。但只要股市行情不正常的起落不止，地下投資公司就會繼續存在，至多在某些不利情況下會慢慢凋謝而已，投資者如果願意「債權」變成「股權」, 或捐獻收入讓已出國之大老鼠得享天年，地下投資公司將很難消滅。 「弱肉強食、物競天擇」是叢林動物生活鐵則。在台灣這個叢林市場中，主管機關雖要求在買進賣出報告書中加註「買賣股票、有賺有賠、慎思明辨、鄭重選擇」的字樣，然而面對高利的誘惑與大戶的鼓動，一般人又會做什麼樣的選擇。 (作者為貿易公司總經理)

愛是她,怨也是她

呂先生六十七歲，嘉義六腳鄉開雜貨店，曾任鄉代表，本省籍 台灣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對它就好像咱父母一樣。小時候我是受日本教育，但是我感覺我的血液裡流著漢民族的血。那時日本人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 鼓勵台灣人殺中國人，我根本不要參加，幹嘛幫日本人？我就跑到國內的濟南去。在濟南我自己做生意，本來可以當大財主，不過看到當時國內一團混亂，自己無能為力；同時我也發覺到自己最愛的是台灣，最關心的也是台灣，雖然很多人勸我留在大陸，不過我還是決定回來。 賢能的人應出頭 我感覺咱台灣最令人討厭的是為政者能力太差，賢能的沒辦法出頭。這個社會應該由賢能的人來領頭，但是咱們不是，將來要怎麼辦？如果讓我做總統，三天我就會給這些無能的官員氣死。 咱台灣這四十年來變得很多，以前一切都很落伍，種田要自己拉牛車，也沒辦法穿漂亮的衣服。現在文明、經濟都比以前進步很多。不過我感覺咱們的倫理道德比以前腐敗、退化很多，黑社會比以前還不講義氣，每天都有人被殺，將來會變成什麼社會，我實在十分擔心。 看清方向走 我常常在想，什麼樣才是台灣應該有的樣子？但是我自己一直找不到目標。有人主張台灣應該要獨立，不過我不贊成，咱台灣沒獨立的條件啦！人家布希是和鄧小平談台灣的未來，不是跟咱台灣談哪！這雖然真奇怪，不過是事實。所以我感覺咱的未來是要看國內 (大陸) 和世界的方向，跟他們走，不是自己亂摸亂撞。 黃忠良四十七歲，彰化養鰻魚，不識字，本省籍 我小時候生活非常的苦，七、八歲就幫我爸爸種田。那時候我連穿鞋是什麼滋味都不知道，也不能讀書。現在的生活，我感覺比以前快樂，因為這時候咱台灣人的生活都過得不錯，也不太常煩惱沒錢可用，跟以前比實在是好太多了。 現在的人都很壞 咱現在生活雖然比以前還好，但是都沒有從前的人情味。以前你跟人家交朋友，都免擔心人家會來害你；現在不是，我感覺現在的人都很壞，一天到晚都想要害人。你看每天都有小孩給人綁架勒索，一點安全感也無。我只要去台北找人，就會很煩惱，怕人會騙我。 對台灣我有很深的感情，以前赤腳行在田裡，就會感覺很自由、快樂。我希望台灣將來會比較安定一點，不過我是沒什麼信心，因為民進黨會亂。我一直希望咱會一直安定下去，大家好好賺錢、生活，吵那些幹嘛？最愛台灣可以賭博 老實講我最愛台灣的是我可以在這裡賭博，尤其是六合彩。我們這邊的人都玩六合彩，雖然常常「槓龜」, 不過每個禮拜二、四，大家都聚在一起討論「明牌」, 很趣味。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政府講這個是「犯法」, 我們也不賴錢、也不會去搶劫呀？將來台灣誰當家都不要緊，只要不要亂、安定，能夠讓我賺錢、賭博就可以了。 葉春蓮三十九歲，花蓮國中老師，客家人 台灣是我的母親。我小時候的台灣是十分簡單、親切而有人情味的地方，現在這些東西都沒有了。 從小我是在瑞穗出生長大，那時的花蓮好乾淨，現在就是要呼吸一口乾淨的空氣都不行了。為什麼台灣人破壞、糟蹋生物賴以生存的環境？立霧溪的水被台電擋起來了，將來不要也把我的秀姑巒溪給擋起來。 不安來自污染 從小到大，我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小時候的快樂和現在不一樣，現在的快樂是來自於對自己的肯定。住在台灣，我並沒有不安全的感覺，如果有，我的不安也是來自人類對大自然的污染。 我不希望我有子孫，因為這個環境根本不適合人居住，生存條件太惡劣了。不僅是工廠排廢氣、廢水，連家庭每天都會製造污染。這樣高污染、骯髒的環境，怎麼居住下去？生在這裡就接受這裡 四十年來台灣一直以經濟掛帥，忽略環境保護。我認為台灣的經濟不應該再發展下去，它只是假象、空殼子而已。 你看連老師都在玩股票、六合彩。如果讓我選擇，我寧願過小時候那種乾淨、單純、簡樸的生活。 雖然對台灣未來沒有信心，但我從來就沒有移民的打算。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對它最熟悉。如果你認為台灣不好。你就走嘛！我生在這裡，就接受這裡。 黃雄義五十七歲，宜蘭經營旅社，本省籍 小時候生活在日據時代，生活很苦，那時候台灣人、日本人分得很清楚。現在生活好多了，而且我和外省人相處也很愉快，生活在現在的台灣真是幸福。從前生活很不安定，我開旅社時，三天兩頭有黑道、警察來勒索、要錢，一天臨檢三次，現在都不會有了，治安好很多。 國民黨不夠公正 台灣現在兩黨競爭劇烈，不過我感覺國民黨在處理很多事時，都不夠公正，比如說「吳蘇案」、「五二 0 事件」, 都不是很公平。 我也最討厭貪污，部長級以上的都不會貪，都是那些部屬。這些人其是垃圾，有這些垃圾，台灣怎麼可能更好？由於經濟發達，大家生活都比以前富裕，你看有很多人肚子都吃得很大。最近又流行股票、地下投資公司，這樣不行的啦！要去生產才行。而且賺錢都是大財團在賺錢，小額投資人一定賠錢，所以有錢人越來越有錢。 越努力越貧窮？你想咱農村的人都很勤勞，但是生活都很苦；那些有錢大老闆，每天吹冷氣，免做工作就可以賺大錢。我們的社會真的很不公平，最努力的人最貧窮。 我最喜歡台灣的人情味和風景。我很少離開宜蘭，我們宜蘭很乾淨，人們也很守法，你看宜蘭市沒有一家酒家。我不希望搬到外國住，也不希望我的孩子去，在台灣有錢可賺，跑到外國花錢幹嘛？只要台灣未來能很公平、公正，我就十分滿意了。 高淑芳三十歲，花蓮無業、本省籍 我經常有移民的念頭，是因為我覺得台灣的生活品質太差。你看外國連垃圾筒都有文化，而台灣是個沒有文化的地方，令我很失望。過去我一直認為台灣就是中國，有五千年優良的傳統文化；現在我覺得台灣是最差勁的國家，我常想台灣到底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地方？沒有，一點也沒有。 失去等待的耐心 台灣的執政者搖擺不定，也沒有什麼政策可言。我可以期許將來台灣會走向更民主的道路，但是時間要多久，我沒有把握，也沒有什麼信心。再說我也沒有耐心去等待，我已經三十歲了，難道還要再等三十年？所以我有移民的念頭，去尋找我要的環境。 經濟發達是很好，但是非常不公平，財富分配不均，這種情形我很氣憤。所以我也要去投機，去跟大家滾雪球。我也有買股票，如果不去玩，就會被打人下層階級。我並不喜歡這樣，但是沒辦法，要生存下去就得如此。 認命的感情 雖然對台灣我有很多的埋怨，我討厭它的政治、經濟環境，但是畢竟它是我的家。對於我的家，有時會抱怨，但還是很愛它。這也許是中國人認命的感情，但我希望我的國家能更爭氣。 我理想中的台灣是有歐洲的文化、有日本人的講秩序、有德國的科技。九月份我將要去法國，有自我放逐的意思，在台灣我實在找不到繼續生活下去的理由，在台灣我已沒有希望。 黃淑清二十六歲，嘉義證券公司營業員、本省籍 現在的台灣人比以前聰明很多，也自私許多。 我在金融業服務，就感覺到現在的人很會開源，四處賺錢，但是賺了錢之後，就想到國外去。台灣的人不是一直在申請移民嗎？我曾經去過歐洲玩，回來後就一直有移民的念頭，因為現在社會完全走了樣，很亂，也沒有文化可言。 沒有錢就沒有安全感 在台灣房子太貴，年輕人買不起，沒有安全感。我十分相信現在已經沒有白手起家的神話了。在台灣，沒有錢，註定要窮一輩子。 我小時候，家裡是大家庭，當時的人很純真；現在什麼都變了，每個人都變得很功利，暴戾之氣瀰漫。很多以前精神上的東西都不見了，這個社會已經是笑貧不笑娼的社會。 以前我一直覺得台灣人很可憐，一直生活在白色的恐懼當中。這幾年政治是比以前突破很多，如果不要想那麼遠，日子還蠻好的；如果要往長遠方向想，就不那麼樂觀了。 芳自賞的美女 咱們中國人很相信命，我也有點信，唉！生活在台灣，有時一點把握也沒有。其實我覺得台灣人追逐金錢，是追求安全感；在台灣，只有錢才能給人安全感。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很低，但我想台灣是個美女，個性孤傲，又有真才實學，只是不被人看重，只好孤芳自賞。我最希望的是將來台灣能夠不要那麼功利，要重視精神生活，並且懂得如何去生活，不要一味地「拜金」。 李先生六十五歲，花蓮七星潭榮民，浙江省 三十八年我跟隨政府來到台灣，那時台灣非常的落後，水電奇缺，而台灣人對我們又有敵意。好在也走過了這段日子，現在台灣的生活比我剛來時，不知道好了多少。 還是台灣好 去年我回老家探親，奇怪的是住在台灣我沒有不安全的感覺，但回大陸心裡一直非常不安，怕碰到壞人。我在大陸，也住得非常不習慣，老家交通十分不方便，電力也是一下子有，過一會兒又沒有。想想在台灣還是比較快樂，生活水準又高，比大陸好多了。 不管是老總統、小總統還是現在的李總統，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我都很佩服他們，能把國家管理得這麼好。不過我很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生活已經這麼好了，大家還要到街上去鬧呢？有一些老兵同胞還上街去抗議戰士授田證的事，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做，老實說政府對我們很不錯。 雖然我從沒有把台灣當做我的家來看，但是我還是很喜歡台灣。在台灣生活自由自在，日子又過得好，也很平安，吃得好住得好、交通便利，那一樣不比老家好？雖然有時候會感覺到受台灣人排斥，但我不去管他就可以了。 現在我住在七星潭，這兒有七、八十戶榮民弟兄，大都是沒有家的多。我們和一些打漁的台灣人處得不錯，語言不通可能是比較大的障礙。將來我也沒想到要到什麼地方，政府到那兒，我就到那兒。

當政府不做事的時候

民國三十八年，受不了酷暑肆虐的現任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由漢口街步行到中山北路的大同公司，想買一台國產電扇回家納涼，「一看價錢，一兩黃金，要五個人才湊得出來！」驚人的售價，今他至今難忘。 戰後的台灣，貧窮與物價飛漲是政府和民間共同的夢魘。 民國三十五到三十八年六月，物價每年平均上漲九倍。雖然美援從民國四十年恢復，但是台灣經濟發展的步履依然蹣跚。民國四十二年的對外貿易總額是三.0 三億美元，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只有五十三美元。 錢多成災的夢魘 三十五年後，被世人稱為經濟奇蹟的中華民國，貿易總額衝破一千二百億美元，平均每人國民所得超過六千美元。但是帶領國民創造財富的政府，卻在交出這張成績單後，面臨另一場錢多成災，內、外交相責的夢魘。 惡夢之一，是長期貿易出超和巨額外匯存底，使台灣成為譴責貿易壁壘過高的焦點。美國過去曾為經援台灣投下十四億美元，但是在一九八五年的蓋洛普民意測驗中，五二 % 的美國人認為台灣產品對美國本地工作機會造成威脅，排名僅次於日本。 另一場惡夢，是集結上千億資金的金錢遊戲以脫法和違法的形式在政府眼前展開。財經學者紛紛指出，在這場財富重分配的遊戲中，政府成了最大的輸家。 功成身未退 捲入這場金錢遊戲的人，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與公權力對陣。堅守崗位的受薪階級因為貧富差距拉大，房地產價格飆漲而產生「相對貧窮感」。不同陣營的人都醞釀在選舉時反應他們的不滿。 追究惡夢的根源，前財政部長陸潤康歸因於政府財經政策的僵化。民國五十年代，以出口帶動經濟成長的政策，成功地扭轉了我國長期對外貿易入超的劣勢，但是目標達成後，這個政策並未及時功成身退。 「就像一個瘦弱的病人，在醫生指示下拚命進補，達到理想的體重後，仍然不停地大量進食。」他比喻。 根據經建會的統計，民國六十年起，出超的比例逐年增加，國內投資的比例卻逐年下降。到七十五年最為嚴重，前者爬升到高攀，後者卻滑落谷底 (見附表)。 巨額出超蓄積在國內，為物價上漲埋下伏筆，貨幣供給額年增率大幅上揚更是雪上加霜。據央行統計，七十五年的廣義貨幣供給額 (MlB) 年增率由一一。八五 % 跳升為四七。二九 %, 遠超過經濟學家認定維繫物價穩定的理想比例 (一 0~ 一五 %)。 鑽研國內經濟的學者指出，在缺乏適當投資管道的情況下，多餘的游資自然湧向股市、房地產和地下投資公司。民國七十六年，股票成交金額為二兆六千多億，幾乎是過去十年的總和。房地產的價格也從七十五年底，以四到五倍的幅度增長。 對於政府決策腳步落後的批評，有人不以為然地舉證，民國七十三年，俞國華首度出任行政院長時，便在施政報告中明白指出「自由化、國際化和制度化」是未來財經政策的方向。 同年七月，行政院院會通過一項未正式對外發布的「當前鉅額貿易出超因應方案」, 擬訂了擴大國內需求、實施經濟自由化、新台幣適度升值，及採取沖銷措施等四大工作重點。 「政府的政策從來沒有落後，問題在於領導和執行。」一位曾經參與其事的財經官員不平地辯解。 知情者透露，由於缺乏明確的時間表和施行計畫，部分政府官員以為「自由化、國際化」不過是口號，心存觀望。政府各部門又因利害關係不同，立場歧異。討論開放農產品進口，農業主管不願背負打擊農民的罪名；降低關稅，掌管工業的部門又怕遭受毀滅民族工業的指責。 老美推一下才動一下 一名經建會高級主管感慨地表示，等到民國七十五年，美國要求經貿談判的壓力臨境，行政院長俞國華發覺兩年前的方案幾乎都在原地打轉，才怒責各部會首長要徹底執行。 「七十三年的方案，到七十五年才發脾氣，太遲了。」他對俞國華「謙謙君子」的作風深感無奈。 面對美國的壓力，負責推動政策的官員感到憂喜參半。 有人表示:「自己人說話不算數，老美推一下才動一下。」也有人擔心，政府的決策由主動淪為被動，使抗拒者將經貿問題滲入複雜的民族情緒，讓談判代表和執行者動輒背負「喪權辱國」的罪名，使公務員士氣受到打擊。 然而，無論是決策落後、領導無方，或是執行不力，政府的腳步稍有遲疑，便要付出可觀的代價。地下投資公司的坐大是另一個血淋淋的教訓。 民國七十四年，嚴重影響台灣金融秩序、打擊政府威信的十信弊案，終於在兩位部長下台後告一段落。然而，在一片「痛定思痛，記取教訓」聲中，地下投資公司的龍頭老大 -- 鴻源機構，卻以「脫法」經營的方式，扎下了四年的根基。 人民的膽子養大了 投資人未見政府取締，反而眼看著環亞百貨公司在兩年後換上鴻源的招牌，產權長期糾葛不清的財神酒店也被鴻源收攬旗下。 這種情勢，「讓人覺得鴻源很有辦法」, 理運法律事務所的柯君重律師說:「積非成是，人民的膽子也養大了。」 今年七月，行政院長李煥透過媒體，透露政府取締地下投資公司的決心後，政府部門過去對地下投資公司的作為才大量曝光。 去年九月，由財政部負責召集的「處理違法吸收資金公司聯合專案小組」在行政院指示下成立。高檢處更在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便為此成立「偵察經濟犯罪中心」。檔案資料顯示，鴻源機構早在民國七十五年六月，便由財政部移請法務部調查局偵辦，被司法機關起訴的公司也有四十多家。 但是政府部門在媒體追逼之下的反應，卻令期待政府伸張公權力的人大失所望。 負責召集「處理違法吸收資金公司聯合專案小組」的財政部次長公開表示，這個包含經濟部和法務部的跨部會小組「無權也無責」, 因而「只能宣導，不能取締」。 行政院秘書長王昭明表示，財經兩部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的地下投資公司已有一百七十六家。高檢處主任檢查官鍾革卻指出，檢查官起訴要憑證據，經濟部過去移送的資料往往「只是一堆剪報而已」。 抓棉被把自己包起來 至於政府視為取締地下投資公司利器的新銀行法，在修訂過程中更是波折迭起；據瞭解內情的人透露，修訂新銀行法第二十九條時，財政部原本有意置身事外。經過行政院院會的翻案，才改成違規者由主管機關 (財政部) 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經濟部) 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 「李煥捅了蜂窩以後，發覺蜜蜂亂飛咬人，很多官員就抓了棉被把自己包起來。」一位在政府機構服務二十年後轉任民營機構的負責人感嘆。 一些政府官員不諱言，十信弊案的處理結果令他們餘悸猶存，「拖」是處理金融炸彈最好的辦法。有人比喻現在財經官員的心情，就像在鼓聲中玩傳球遊戲，大家都擔心鼓聲停止時，自己會成為最後一個接球的替死鬼。 誰來決策？誰來擔當？已成為民眾對政府的普遍質疑。 觀察者指出:「蔣經國去世後，從總統、行政院長到各部會首長都捲入權力重分配的遊戲中。」去年七月，執政黨召開十三全大會，俞國華忙於護閣，政府要員忙於爭排名，「銀行法修正草案」因此在行政院擱置了四個月。媒體紛紛以「七七症候群」來調侃這種政策停擺的現象。 社會造型藝術 執政黨選票第一的考量，也使擔任規畫和執行的文官深感挫折。原定七月一日起實施的燃料稅隨油徵收方案，在幕僚單位經過長期研議，新任交通部長一上台，便在大選前喊停。 「隨油徵收應附屬在防治污染的大政策之下，不該隨意推翻。」在國策中心擔任副執行長的蕭全政不以為然地批評。 流亡海外的大陸政治學者嚴家其在「首腦論」一書中指出:「統治藝術是一種動態的社會造型藝術。」他相信在藝術創作過程中，「個人的價值觀念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強人過世後，決策者若有心面對財經問題所造成的社會異象，決心「痛定思痛，記取教訓」, 嚴家其的剖析，或許是一個思考的起點。 經建會可以協認，無法指揮 「我們到底有沒有財經政策？」「誰來協調財經部門之間的糾紛？」每當財經部門步伐零亂，總不免有人如此質疑。身為最重要的財經幕僚單位 -- 經建會的功能也再一次受到考驗。 經建會的源頭是集人、權、錢優勢於一身的美援會和經安會，曾經是引領台灣經濟發展的火車頭。然而，面對經費在行政院所屬機關中倒數第三的事實，經建會主委錢復表示，經建會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編制經建計畫及審批超過五億元的投資計畫」。 溝通角色走樣 瞭解經建會發展歷史的人都知道，經建會過去發揮的功能絕不只此，俞國華在行政院長任內「自由化、國際化和制度比」政策宣言，出自經建會幕僚之手。包括七位部會首長，兩位政務委員組成的委員會，原本被視為協調本位主義的一帖良藥。 但是觀察力敏銳的人也發覺，原本該扮演溝通、協調角色的經建會近來與其他財經部門時起摩擦。 以取締地下投資公司為例，經建會在去年六月向行政院呈送了一份「當前投資公司問題之研究」報告，並由行政院長交代複印三份交法務及財經兩部參考。然而當記者問及此事，財經兩部的高層官員不是說沒看過，就是不以為然。 「經建會沒有權，也沒有責任主動找事做，」錢復強調:「經建會是部會間的經織，不是超部會。」它可以出面協調，但是不能指揮。 錢復在言談間避免侵犯財經部門權責的態度，說明了他對經建會處境的顧忌。曾經任職經建會的人指出:「經建會的功能因人而異，能否發揮作用，繫於主持人的人望。」 眼光、格局更重要 錢復雖是財經界的新手，但是受決策當局倚重的程度。並不亞於前任的俞國華和趙耀東，從「對美經貿行動綱領」、「興建中低收入戶住宅方案」, 到「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 都由行政院指定錢復統籌策畫。 早在經建會成立之初，便有人擔憂政府各部門逐漸壯大後，負責規畫和協調的經建會，發揮的空間會愈來愈小。然而錢復入主經建會，顯示決策當局有不同的看法。 在部會間摩擦時起、經濟問題不動翻新下，經建會究竟有沒有施展的空間？這個問題或許不如經建會到底有多大的眼光和格局來得重要。 王建瑄：很多指示不了了之 現在每個人腦袋裡都有點政治兮兮的。政治考慮要有，但是過分的考慮會使政策走樣，不是全民之福。 惡霸使官不聊生 我現在是有相當的無力感，法治和公權力不能伸張，你就不能動。我們社會裡的惡霸很多。在各個領域都有，所以政府官員非常難做。官不聊生？確有此味道。 現在有些政府高層官員，對於幹不幹並不是很在意。絕不像外面所想的，想幹得不得了。幹部長、次長。好嘛！謝謝栽培。你說，不做；不做，較好。實在太辛苦了，現在高層的公務員都在加速拆舊。 我不贊成超部會組織是解決財經間題的一帖良藥。但是超都會比不超部會是不是好一點呢？的在目前的情況下是好一點。現在常是副院長做召集人。你搞個科長做召集人看看，他指揮人都指揮不動。層次高一點，效用會大一點。多少解決一點事情。 生了病的政府組織 但是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嗎？不是的。多成立一個超部會組織，就代表我們國家的狀況愈來愈差，現在的組織沒有辦法發揮功能。你這個部有你的功能。有的事情牽涉到別的部會。你就應該能夠協商解決，現在居然說不行。就表示你病了。 一個好的主管在下達指示時要想清楚，這個指示要有一些資源，使他可以達成。如果指示你十分鐘內回來，他就要想你怎麼回來。明明不可以的事情，你說我要整治什麼，要徹底解決什麼，是在說大話。 還有一種人，他不是做秀。是閉門造車。support (資源) 都沒有，不可能做嘛！所以現在很多指示都只達到一部分，或者不了了之。 (曹郁芬採訪、整理)

讀者回響

不自悟必自誤 無論是「賣面子」或是「送紅包」都可以說與「人情」因素有關。的確，在中國以人和為處事態度的價值觀下，人情二字自必有其應具之份量。 特權和貪污基本上也和「人情」脫離不了關係，而其工具，便是錢與權。 錢 -- 它使人除了渴望外，變得一無所有，一文不名。權 -- 在這個變動頻繁，交替迅速的職位上，又有誰能夠長久的戀棧？不幸的是，儘管前車之鑑不乏其例，身敗名裂之聞猶然在耳，可惜覺悟的人並不多見。但不管是「不覺不梧」也好，「覺而不悟」也罷，其結局終將是自欺自賤，自誤誤人。 我們期盼，在掃貪污、反特灌尚未制定有效之因應對策前，不曾陷入其中的人，要「看開」錢與權的誘惑；已經參與其事的人要「看破」名與利的危害；而你我，這群錢與權的來源者更要「看準」。我們的政治代言人，千萬不要短視近利，助長劣勢。 唯有如此，我們的司法才能夠超然獨立，我們的政治才能夠公平公開，而我們的社會，也才能真正的心平氣和。 台北 曹家琪 「獎勵」無法掃貪污 遠見八月號登載「如何掃貪污，反特權」座談會內容摘要，文中吳敦義曾提議「建立一個廉能獎勵辦法」-- 一年當中都沒有任何貪污案件發生的機關，由行政院給予這個機關的所有員工一年一個月的獎金。依本人擔任基層公務員二十五年來的淺見，以為這個辦法恐怕會得到反效果。 棍據翟宗泉的看法，貪污特色之一為沒有人報案，之二為局外人不知倩，之三......。所以我們的社會，雖然貪污盛行，但是被舉發的很少，被判有罪的更少。吳縣長的辦法，將使一些可能知情的局內人，基於機關共同的榮譽和福利，必須官官相護，隱惡揚善，還有誰敢去舉發犯罪呢？結果恐怕只能使貪污案件從統計數字上隱形而已。 個人以為要「掃貪污，反特權」, 首要之務，在觀念上，要讓司法的歸司法；在做法上，不要用任何行政手段去于預，才能立竿見影。 高雄 楊啟明 問卷調查能否信賴？貴刊八月號刊載符芝瑛譯「電視公民？世界公民？」一文，略謂由芝加哥青少年研究中心精神科專家的研究，認為「吃電視奶水長大」的一群青少年，他們比上一代勇於自省和自我挑戰，人生目標較清楚，態度也更積極，他們肯定私家庭的關係，尊重父母目也確信父母以他們為傲。 問題是這項結果，主持研究的人也認為與一般人的觀感不同，很可借這批精神科專家只相信自己的研究結果，未能解釋為什麼與一般人的觀感不同。這牽涉到所有問卷調查的可信度問題，都假定所有回答的人都是百分之百據實作答 (這是必要條件，否則問卷調查根本不能進行)。 由此我們發現有個被這些精神科專家所忽略的電視教育功能：教人如何說漂亮的話！拜電視之賜，現代人什麼都請究包裝，貨品要包裝，人也要包裝，這些問卷調查所得的都是經過漂亮包裝的個人意見，不管做得怎麼樣，說漂亮話又不費力氣？」 然而，想用問卷調查方式作意見調查或作社會研究的人，對如何揭開這層美麗的包裝，應有所警惕，否則其結果之可信度，實在值得懷疑。 台北 余雲鵬 讓歷史做見證 六月四日中共解放軍在天安門前血腥鎮壓的車聲、槍聲，與青年們吶喊的心聲，喚選了沈睡於中共四十年統治下的有識之士，同時也便那些沈迷於「台灣獨立」的有心人士，頓時失去了以往藉以為宣傳的說辭；而海內外億萬中國人的心，更是緊密地結合了。 雖然中共中央電視台及其發言人袁木，一再聲稱及蓄意扭曲事實，都只不過是在以謊言對世，讓世人更加認清其欺騙的面目。爭取自由、民主的思潮，已是時代進步的必然趨勢，任何想要違背或阻擋其發展的勢力，都必將這致敗亡的命運。 當此之時，天安門前的學潮似乎已被箝制，但是另外一波的怒潮卻正在形成之中。歷史的鐵則「得民者昌，失民者亡」, 現在正映照在中共暴虐的本質上，使其無所遁形；吾人有幸必可在不久的將來，目睹此一鐵則得到驗證。現在讓我們來為那些英勇犧牲的青年們，獻上一份誠摯的悼念 -- 你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 台北 陶巍義

人玩錢‧錢玩人

三十歲的國小老師潘運欽，七年前開始教書的時候，薪水一萬出頭，算算要再教二十五年書才能買一棟房子。現在他的待遇調高了快一倍，買房子的希望卻也延後了一倍 -- 五十年。 月入五十萬的期貨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宗，一天賺過一百萬，也賠過一百萬，在他眼裡「萬把塊根本不算錢」。和潘運欽同齡的他，未來的計畫是四十歲以前退休，然後去享受多采多姿的生活。 「金錢遊戲」是台灣舞台上近年來耗資最巨、演員陣容最堅強的大戲，被一位經常發表財經評論的作家譬喻為台灣的「全民運動」。然而在洶湧錢潮裡，有人興風作浪，快活逍遙；有人卸載浮載沈、幾乎滅頂。 股市是這場金錢爭逐戰的主戰場。 上月底，股市開戶數突破三百萬大關，平均五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參與其中。大專學生嚮往的十大民營企業中，某家證券公司今年赫然上榜，而且高踞第五名，把一向在榜內的聯合報系擠了出去。 「以後台灣的號子會像西藥房一樣普遍，」證券公司負責人徐星福大膽預言。 股票列車開下鄉 玩股票不僅是都市人的時髦玩意，靜謐樸實的村鎮也駛進了這班列車。 早上七點，苗栗一家證券行門口就湧進大批占位子的投資人。在屏東，世代務農的連老先生，今年端午節過後也去開了戶，「免得被笑落伍了！」他靦腆的解釋。 這幾年地下投資公司如雨後春筍，更證明台灣錢不止淹腳目。 過去鴻源、龍祥以六分高利為號召，最近一年，中部地區崛起了以月息三十九分 (一萬元入股，一個月領回三千九百元)、七十五分吸納民間游資的地下錢莊。 其實人們心理雪亮，這是一家「寶島」(保倒、保證會倒) 公司，仍抱著純粹賭博的僥倖，希望自己不是最後一隻老鼠。一位不到三十歲的外務員躍躍欲試地說:「盛傳市面上還有月息一 0 五分的，只是找不到門路。」 許多參加的人明知這些地下錢莊經營非法活動牟取暴利，包括走私槍械、毒品；開設賭場、娼館，卻認為那和賺錢是兩碼子事。「我不放，別人照樣會放，」一位陸續投入二十萬元的中年男子理直氣壯的反駁。 金錢成為社會膜拜的新圖騰，握有土地和房屋的人更像重塑金身的菩薩。 台中縣大里鄉一家金屬製品業者因為台幣升值，吃掉了所有利潤，最近忍痛賣掉廠地，沒想到「這筆收入比我過去拚了十幾年所賺的還要多，」這位殷實的生意人頗有覺悟太遲的遺感。 社會新樂章 「銅鈿銀子叮噹響」顯然是這兩年社會樂章的主旋律，努力跟上曲調的，與堅持原來和聲的，譜出了截然不同的所思、所言、所行。 在金錢的意義上，彼此的認定就有很大差異。 一位股市四千點時「進場」的公務員承認，以前加薪兩、三千塊高興得要死，現在一點感覺也沒有。自嘲沒有理財天分的外商公司經理許振明則苦笑:「錢嘛！就是領回來一毛也不會多，繳稅時一毛也不能少的東西。」 看待錢的方式不同，花錢的方式自然不一樣。 一年前開始玩股票的林太太，以前做家庭代工、替人帶小孩，五元、十元省吃儉用；現在天天出門都坐計程車，因為「只要單子上多填一毛，車錢就有了，」臥房裡二十九吋電視、兒子的個人電腦，都是賺錢之後「即興消費」的結果。 一群幾個月前還苦哈哈、常在公司吃泡麵的業務員，自從加入地下錢莊，外快賺得比正薪還多，二十八歲的連正洪回憶，以前吃碗牛肉麵就很過癮，現在「牛排都吃膩了。」 參與或不參與金錢遊戲，也會影響人際關係。 以往一般家庭主婦生活圈子較狹隘，見面寒暄不外乎「吃飯沒？買菜沒？」這兩年她們紛紛投入股市，結交一群「股友」, 問候語變成「漲還跌？賺了沒？」以前上美容院刺探東家長、西家短；現在則變成了交換馬路消息，互報明牌的情報中心。 重繪生命藍圖 一位跑證券的記者不諱言，朋友聚會時他身邊總是圍著最多人，期待他聊天之中提供一點內線消息。 許多人甚至因此重繪生命藍圖。 因為不能給太太和孩子安定的家，在出版界工作了十年的黃健文覺得自己很窩囊。半年前他在朋友鼓勵下開始玩股票，賺到的錢竟然比全年薪水還要多，他拾回自信地說:「至少買房子這件事已經從遙不可及的夢想，變成可以實現的希望了。」 學工出身的邱舜瑜，對於過去在貿易公司不分晝夜工作，星期天還要帶著全家去盯貨櫃裝卸的日子不堪回首。現在他非常滿意自己從事的期貨生意，因為「游手好閒就可以賺到豐裕的生活」, 才度假回來，一身古銅色的皮膚似乎證明他所言不虛。 有人覺得目標伸手可及，有人卻因為與理想愈來愈遠而拚命掙扎。 任教於私立大學的一位年輕博士，以往領到薪水就先買書，填飽精神胃納。最近他眼見當年成績差他一大截的同學居有宅、出有車，不禁懷疑自己這個浪漫的讀書人還能當多久。談到有一次作夢，夢到自己餓得發昏，打開冰箱，裡面竟然塞滿了啃不動的原文書，在冷汗中驚醒，他一臉悵然。 錢潮翻滾竟然也滾出新的社會階層。 再過兩個月又要搬家的國小老師李幸長戲稱自己為「都市遊牧民族」, 上台北十幾年，全憑房東一句話要收回或要漲價，搬了二、三十次家，讓他領悟出這個時代的新階級論 -- 有屋者統治無屋者。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新富」與「厭富」 緊隨日本之後，台灣社會也興起「新富」與「厭富」兩類人。前者拜金錢遊戲之賜，憑空獲得大筆財富，生活豪奢靡爛；後者無恆產亦無恆心，任由怨恨、憤懣之情蔓生。「這是另一種型態的階級鬥爭，」學者分析，將來必定會成為利益團體或政黨競爭的籌碼，加深社會對立與不安。 而傳統的農民階層，也快要在錢潮沖撞下瓦解。 中部一個以出產水果聞名的小鎮，也流行起股票熱。看到許多鄉親不進果園跑號子，七十多歲的白髮老農曾焱喃喃抱怨，雜草長到齊腰高也沒人除；果實成熟了找不到人採收，「沒有人珍惜土地，這樣下去會害死國家的。」 面對愈來愈多人捲入金錢遊戲，社會學者擔心台灣會變成冒險家樂園；經濟學者則預測「白手起家的時代過去了」。然而值得深究的是，這場遊戲將如何搖撼人心、人性，甚至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 四十年來，台灣的經濟發展，造就了舒適優渥的生活條件，一般人也相信只要勤奮就能出頭；只要努力就有尊嚴，對前景充滿了樂觀的期待與信心。中國歷史上真正的中產階級也在這種環境下孕生。 但這幾年花招百出的投機風，使許多中產階級心中升起「相對剝奪感」, 甚至自我放逐。他們相信，台灣引以為傲的既富且均，必成明日黃花，未來資源分配將呈倒金字塔形，由最上面的極少數人壟斷最大多數的財富。天下雜誌去年調查發現，五三 % 的人認為財富分配不平均；遠見雜誌調查也顯示，有五八 % 的人認為台灣將是一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社會。 俯瞰這兩年的台灣，一股不平之氣猛往上沖。 劫貧濟富 桃園一家塑膠工廠老闆評論台幣緩慢升值政策，表面上體恤中小企業，骨子裡圖利大企業套賺外匯，「簡直是有預謀的劫貧濟富！」他掩不住忿忿之情。 面對房價三年來被炒高四倍，無住屋者團結組織召集人李幸長強烈批判社會正義已經被淹沒了。「為什麼克勤克儉的人要被譏笑為笨蛋，而投機取巧的人才是勝利者？」 如此環境，衍生出一套新的遊戲規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誠實」、「信用」反倒成了該進博物館的老古董。 去年國蘭價格飛漲，一盆矮種「達摩」賣到上千萬元，黑社會分子介入倒買詐賣。在苗栗養了三十幾年蘭花的楊石興老先生痛斥這是「一個信用破產的社會」。 錢財迅速換手，荷包相對愈扁的一群缺乏安全感，相對愈豐的一群也沒有活得比較安逸。 自祖父開始經營銀樓的一位老闆表示，有錢也不敢開好車，以免成為歹徒下手的目標，最近他正認真考慮把店結束掉，原因是這行容易惹人眼紅，「搞不好連命都賠進去了。」 人人自危 中部幾家被搶過的蘭園，不惜花巨資裝設防盜器材、飼養西藏獒犬，更準備合雇帶槍自衛隊，其中一個園主卻長嘆說:「真不知道是把壞人關在外面，還是把自己關在裡面？」 尤其可怕的是這種互不信任、人人自危的社會氣氛，遺害不止一個世代。 教室裡，小學五年級的導師正在上社會課，教到一九三八年，下面有學生舉手:「老師，「九三」一支明牌耶！」 老師:「你家裡有人玩六合彩嗎？」 學生:「老師你也一定有在玩啦！」 老師辯解:「我沒有。」學生輕蔑的補上一句:「別騙人了啦！」 一位國一女生向家教老師說，只要有同學問她爸爸媽媽在做什麼工作，她就不和那個人來往，理由是她在報紙上看過有大人利用小孩誘拐綁架小孩的消息。 身教言教兩失敗 「身教已經沒了，現在連言教都說不出口，」石牌國小老師潘運欽承認自已只授業，不敢奢談傳道、解惑，免得孩子一出校門，發現與社會事實不符，怪老師說謊。 難道轉型期是這些現象唯一的解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嗎？台灣走過了四十不惑之年，未來是一個最好的時代，或是最壞的時代？新聞界老兵、政大教授王洪鈞叮嚀，現在正是清算四十年來所得與所失的時候:「這條路到底走對了還是走錯了？」 我憑什麼安身立命潘運欽，三十歲，國小老師 以老師的收入而言，在社會上應該不屬於弱勢，可是現在連大學教授都有經濟上的危機感了，很難想像那些中低收入的人怎麼過日子。如果每個人都要透過投機的方式才能生活，這個社會真的很恐怖。 無法安身立命 依我所受的教育和工作能力，應該是典型的中產階級，社會的安定也是繫於大多數中產階級身上。但事實上我可能終其一生也買不起一棟房子，算什麼中產階級，又憑什麼安身立命？人和動物不一樣。下雨了，小狗我一個洞躲兩，雨停了把身上的毛甩乾走開，那個洞不會在牠腦子裡留下任何記憶。但家對人是有意義的，包括情感的、文化的意義。這些年來我像無根的浮萍，漂泊在台北，租來的房子不敢裝潢佈置，以最低的居住品質，將就住了一個屋子又一個屋子。 現在我的房東有二十三闊房子，每個月照電腦報表收房租，每天遊山玩水，錢就滾滾而來；我們一大群人拚命工作，結果養肥了他一個。為求棲身之所，和房東講話都要畢恭畢敬，免得他看不順眼，藉故逼人搬家。 一個人為社會賣力，弄得連一點生存的尊嚴都沒有，難怪愈來愈多年輕人夢想意外之財，甚至鋌而走險。其實他們也是病態社會的犧牲品。 撇開老師這個角色不談，我們也是平凡之軀，要吃、要住。我可以諒解有些老師去開補習斑、玩股票，但我絕不會去做。正當的社會結構應該是，一個人只要有正當職業、安分守己就可以滿足基本生活，而不必去炒什麼或簽什麼。 不忍拖累下一代 整體而言，我對將來很悲觀。十八歲的時侯，我希望有五個孩子，當兵的時候覺得應該有三個 (打架、玩遊戲都有一個人可以做裁判), 教書第一年的時侯減少到兩個，現在我一個也不要生。我怕他們長大以後發現社會上所有資源已經被少數人壟斷了，我不忍連累下一代。 不知足會天下亂彭臨全，三十二歲，計程車司機 我有兄弟在玩六合彩，還有親戚在當小組頭，可是我不喜歡玩，我只喜歡玩山。 投機取巧的人一時風光，最後怎麼樣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也有呀！錢只要夠用就好 我開車碰到過很多人把工作辭掉，弄個三、五十萬去玩骰票，贏了好高興、眉飛色舞；輸了找政府要命，上街頭抗議。這些人都是盲目跟著人家走，也不想想世界上有一夜致富的機運和能耐的人有幾個。 金錢可以讓生活過得好一點，但絕不能帶來快樂。某些家庭很有錢，可是晚輩天天眼睜睜的等著分遺產，一點親情都不講。某些人不見得很富有，精神領域卻非常充實，過得自由自在。 錢真的是夠用就好，我一天開車賺個一千多塊，加上太太當會計的薪水，過得很滿足。人生本來就很美好，不必奢求太多，現在社會上很多奇奇怪怪的事，都是因為慾望太多，不知足就會天下大亂。 以前我退伍下來去找工作，不管是外務員、送貨員，應徵的人好多；現在一個月一萬多塊、兩萬塊沒有人要做，不是嫌工作太辛苦，就是不顯受老闆的氣。其賣我敢保證，今天的年輕人只要肯幹，三、五年一定有成績，大不了去做綑工，一天也一千多瑰。 人際關係拉好了，再存一點錢，慢穩求發展。結婚成家之後，租個房子，一隻電鍋、一張椅子累積起來，都是我們踏過的腳印。可是現在一百個年輕人裡面，一百零五個不願這樣傲，渾渾噩噩虛度了人生最美好的光陰。 寄望在下一代 我父母沒有刻意培養我，以前我自己也不太愛讀書，現在我有一個虛歲五歲的兒子，人生最大的目標就是儘量教育他，指望下一代能比我們這一代好。今天大家抱怨社會亂，為什麼不先要求自己守規矩；怪環境髒兮兮，為什麼不從自家門前掃起？如果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心，慢慢去影響家人、朋友、同學，社會一定會很好，不需要太悲觀的。 不跟上去就落伍蔡朗茂，二十八歲，保險公司業務員 說什麼苦幹實幹才會或功，我才不相信，很多例子告訴我那樣太慢了。 去年冬天，為了增加收入，我帶著懷孕的太太，去逢甲大學，那邊租了一個攤子賣熱狗，一支十塊錢。每天從六點賣到十一點一個月可以賺將近一萬塊錢。 平凡變高尚 那時候我有一個同事去了投資公司，他本來還在騎摩托車拉保險，後來出入開開「賓士三一 0」, 聽說月入百萬。再次看到他，好像身分完全不一樣了，由一個平凡人變得很高尚，這給我很大刺激。 同時我有朋友錢放在地下錢莊，月息三十九分，坐在家裡就有錢領。我想難道自己就那麼膽小嗎？也跟著去放，現在已經回本三分之二了。股票原來我也不懂，是人家帶我去玩的，這種錢真好賺，「六四」前每天都賺兩千多塊，傻瓜才再去賣熱狗咧！現在我後悔以前太保守了。有一點錢只會存到農會。這是一個玩錢的時代，不走一點別的門路，光拿薪水根本就在等死。最近新認識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見面總會交換那裡可以賺錢的消息。等我再多賺一點，趕快去找一個房子訂下來，房地產狂飆嘛！轉手之間可以賺得更快。 觀念大轉變 這半年我不得不承認自己觀念上有一百八十度大改變，老婆一開始反對我參加這些，現在也覺得蠻不錯。最大的收穫是抓住了社會的脈動，也懂得單打獨鬥行不通了，必須靠組織力量賺錢。兩個月前我和朋友集資開了一家公司，做防盜器的直銷，不要設備也不要人事開銷，下游的人每賣出一個，我們就可以抽二八 % 的佣金。總之，這是整個時代的潮流，不跟上去就落伍了。

北京學者談:六四後經濟改革前景

蔣一葦：講到中國的經濟問題，我個人始終還是老看法。十年改革，不可否認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和發展。但是，從去年開始，我們就面臨了一些困難，如通貨膨脹。有一種看法認為這些都是改革造成的。我認為是改革改得不夠的問題，許多該改的地方沒有改。 當然改革也有些失誤。今年年初我就談了這個看法，改革有許多具體失誤的地方。通貨膨脹這個問題很複雜。通貨膨脹無非是需求過大，供給不足。當然需求過大，一種是建設需求過大，一種是消費需求過大。我看根本上還在於前者而不在於後者。 基本建設需求過大，但就是壓不下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採取了地方財政大包幹。地方包幹層層包，一直包到縣。我認為要警惕南斯拉夫的教訓。南斯拉夫有六個共和國，兩個自治省，就是八個諸侯。咱們現在包到縣，就是二 000 個諸侯。 二千個企業自治諸侯 這種情況下它包幹了要創收，創收當然要搞建設，所以咱們彩電一引進就是一百多台。還有賓館蓋那麼多，賓館來錢快呀。這兩天賓館麻煩了，工資都發不出來了。所以基本建設失控了。當然這只是講其中一個因素。這裡涉及到體制問題。從這裡來看，就說明造成今天的問題很多是改得不夠或改得不恰當，而不是改革造成的問題。 我們開了一些會來尋找對策，解決問題還得靠改革。所以小平同志最近講了一下，要更改革、更開放，在這方面我看是不可能變也不會變。當然會有些人認為當前的問題是改革造成的，想回到原來的老路上去。回到原來的路上，一個是不能解決問題，再一個是歷史本身的發展要它回也回不去。某些不恰當的改革措施可以改，但總的方向主觀願望要回是回不了的。 在宏觀上，整個資源的配置可以有計畫地來管。在微觀上，我們的改革也有不夠的地方，微觀上，改革應該是增加勞動者的積極性，但在這幾年改革中，增加勞動者的積極性方面還有許多問題。 比如在分配問題上，我們講按勞分配，但實際上是平均主義大鍋飯。你若說不對，應該是平均主義大鍋飯不對，而不能說是按勞分配不對，因為你還沒有搞按勞分配。就如過去搞得許多東西不對一樣，不能說社會主義不對，因為這些東西不是社會主義的。 有個性又有共性 十年改革，路線方針還是對頭的。從黨中央來說，理論上有個很大的突破，一個是社會主義有計畫的商品經濟。這與過去不同，但基本的原理與馬克思主義還是一致的。但是你怎麼系統化，什麼叫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還需要探索。 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個籠統的說法，具體的也沒有，也還需要探索。我認為都是商品經濟，那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間，就應該既有個性又有共性。比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價值，有資本主義的價值。有共性才能做買賣，不然怎麼做買賣？我很欣賞有位先生的比喻，像打球一樣，球場像市場，有規矩；但球隊是不一樣的，可以美國隊與中國隊打。即使不一樣，在球場上都要服從規矩。所以兩種商品經濟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沒有區別不行，不該區別非要區別也不行。 總的來講要搞商品經濟，就必然要進入國際市場，要搞現代化也必然要進入國際市場。所以改革與開放不管怎麼說，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向。具體怎麼改怎麼換可以探討，但大方向雖想變也變不了。 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公有制占主導，允許私有制存在，那麼，在大陸屬社會主義，在台灣、香港屬資本主義也是說得通的，而且這樣做對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是有好處的。 厲以寧：六月四日以後，台灣「聯合報」記者周玉寇小姐從台灣來電話給我，問到大陸的改革與開放的情況，我在電話裡回答，請你放心，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的政策是不會改變的。不僅如此，而且是改革的不夠，開放的不夠，你們應該對大陸的經濟形勢有充分的信心。 對於最近的經濟改革，國外的經濟學家可能不瞭解，我想原因有三個。第一個可能是大陸好像又在強調收縮，計畫方面要加強一些，似乎就表明改革要停止了，回到老路上去了。這個看法是不正確的。 因為我們知道，國家的調節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市場調節有它的缺點，當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缺口比較大的時候，國家調節就要多一點；反之，缺口比較小的時候，國家的調節就會少一點。 這個不是個固定的比例問題，而是要根據總需求與總供給的情況，進行變化。在今天我們總需求與總供給缺口比較大的時候，如果一些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國家不能掌握，國家的重點工程就不能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 的話，國家也就沒有財力搞好建設，所有這些就表明，宏觀經濟管理是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分子。正因為如此，就不應以為現在經濟改革又回去了。 第二個是看起來有些地方在強調對不法的個體戶、私營戶加強管理、加強稅收，而認為中國這方面又倒退了。這完全是兩個概念。在任何經濟中，要講經濟發展就必須要有秩序。要有法可依，照章交稅，我們今天最缺的就是在流通領域中沒有秩序。私營的經濟非法經營，偷稅漏稅各種手段都用上了，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不能允許的。不能因為中國有這樣一些整治措施，就說中國的改革停了。 有法可依照章交稅 我們始終認為個體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但補充必須有個前提，就是必須在國家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經營並且納稅。我去香港時強調過，我們國家的基本體制還是公有制，這個基礎是很重要的。我們所主張的股份制是國家控制下的股份制，大中型企業不能私有化，也不應該私有化，這些國家命脈的部門和大型企業應該是國家控制的。 今天的改革如何提高企業的效益，仍然要提到企業改革這方面來，使用公有制經濟能發揮它更大的優越性。 第三個可能產生誤解的是現在強調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以為這又是要回到過去平均主義老路上去。這也是兩個問題。我們在改革中要打倒絕對平均主義，這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我們要的是按勞分配。但另一方面，收益分配的差別也應該注意到，不能相互之間的差別過大。收益過度的應該調下來，收益過低的應適當地調上去。 改革總是有曲折的 有個地方應該改一下，一般的說法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我以為應該叫「不患寡而患不公」,「公」是主要的。「不均」不成問題，如果不公的話，就成問題了。公的前提就是應該根據你的勞動的質量和數量，對國家貢獻的大小來分配。這才能使改革往前進。 所以我對台灣經濟學界的朋友舉這三個例子，是為了說明我們的改革是會有曲折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理整頓，我們的改革是可以走上正軌的。 假定我要向領導階層做建議，我就會說，根據目前的情況，當前應該首先抓財政問題。因為財政的赤字，就會影響到貨幣發行量，物價就不會低。而財政赤字之擴大就是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偷稅漏稅嚴重，企業效益不高、成本上升，中間流通環節太多。 第二點的建議就是要注意產業的結構。整個國家掌握的資源是有限的，怎樣把有限的資源用到最恰當的地方去，這是產業結構的問題。產業發展應該有重點。 小造紙廠，造成環境污染，壓不下來。棉花供應有限，小棉紡廠能保證原料，而大棉紡廠買不到原料。這些都是我們產業結構中的問題。產業結構不合理，是因為我們缺乏統一的、以全面利益為重的目標，地方只注意自己的狹隘利益，搞這些小工業，為了給自己增加點就業，多點收入。不想到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這些都是質量差，效益差。假如把生產結構調整了，我們的經濟就好辦了。 董輔礽：我們當前面臨兩個大的任務，一個任務就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第二個就是改革。而改革最重要的還是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沒有改革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不能實現的。所以有很多先生把改革看成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發展、自我完善，我想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這次六四發生的動亂，鄧小平有句話我感到很有意思:「這次學生市民提出的口號中沒有反對改革的，這就說明改革是符合人民需要的，是順應了人心的。」 大家都看到，我們大陸的經濟不改革是不可能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所以改革不是一個人願意改革或不願意改革的問題，而是廣大人民的一種意願，也是我們時代的一種要求，這樣我們就可看清楚，改革必定要堅持下去。 這次事件的原因很複雜，是不是與我們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有關係？老百姓在經濟方面最不滿的有三個東西，一是腐敗，腐敗現象的滋生和發展；二是通貨膨脹，老百姓有怨言；三是收入不公。就這三個東西來看，是否就是改革造成的。如果說是改革必定要帶來腐敗、通貨膨脹和收入不公，那麼我們就只好不改革。 從我們經濟學家來看，把這些問題的產生歸罪於改革是不對的。是不是與改革沒有關係呢？也不是，確實在改革過程中容易產生這些現象。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過程中或多或少也出現過這些現象。這就需要我們對過去的改革認真地進行一些反思。 就我自己看，首先我們對改革的長期性、艱鉅性認識是不夠的，因為改革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實際上現在看是不可能的，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必定又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困難和問題。認識到這一點有好處，就是使得我們每一點改革措施要經過深思熟慮。比如關於市場的發展問題，國內經濟學界是有多論的，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都以為要借助於市場機制使經濟正常的通行。 改革不應簡單化 有些經濟學家把它看得比較簡單，認為市場是很短的時間裡就能完善，因此提出的一些建議是不恰當的。比如說，就主張馬上放開價格。認為價格一開放，市場馬上就會建立，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中國不是這種情況。我們是要發展市場，但必須經歷一個過程，首先是要對市場發展清除制度上的一些障礙。但這並不能代替另外一個過程，即市場的發展是隨著整個經濟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我們想一下子建一個現代化、完善的市場，是不現實的。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把西方市場機制中心的那套東西搬過來。要搬過來我覺得是不可行的。從市場問題我們就可看出，改革是個長期的艱鉅過程，不應把它簡單化。 另外，改革中也有失誤，比如關於通貨膨脹的看法就是一種失誤。有人想出了過度的通貨膨脹對中國發展無害，我說這種理論是不對的。因為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需求大大超過供給的這種形勢，而不是需求不足。在這種情況下要說通貨膨脹有益無害，有意識地去製造通貨膨脹，經濟當然就亂了。現在確實有些海外同胞對大陸改革產生疑慮，是否認為大陸的改革就此完了，開放就結束，小平同志提出我們要更改革、更開放，因此對這一點應該建立信心。

一九四九VS.一九八九

歡呼天安門，血洗長安街 (場景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當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前冉冉升起時，廣場上的三十萬北京市民翹望這面紅旗，覺得中國的前途充滿了希望。 (場景二)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前新豎起的民主女神像緩緩倒下，廣場上的數萬北京民眾驚怖地閃避機槍掃射，不敢置信地看著戰車輾過同伴的身軀。黑夜淹沒了一切。 ◇ ◇ ◇ 學運高潮時，方勵之告訴本刊編輯，四十年前他曾經與北京市民一同湧到大街上，歡呼迎接入城的中共部隊，今天他卻對共產黨不再抱任何希望，因為他看透了共產黨的專制本質永不會改變。 走錯了路 一九四九年，中共摧毀了當時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也趁勢摧毀了整個中國的傳統社會體系。它原本有最好的機會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可惜卻走錯了路。 它錯誤的第一步從參與韓戰開始。長達三年的國際戰爭，使戰後凋疲的大陸經濟更加陷入困境。 它錯誤的第二步是在一九五八年與蘇聯決裂，盲目推動「大躍進」, 造成人為的「三年自然災害」。魏京生自傳中生動地敘述了那一段父母異子而食，整村農民因無力到村外割取黃璨璨、初熟的稻子，竟餓死家中的慘劇。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策動紅衛兵造劉少奇的反，掀起長達十年，一切經濟活動、教育工作停頓，思想文化倒退的「文化大革命」, 這是它錯誤的第三步。 「六四天安門大屠殺」, 一筆抹消了中共十年經濟改革在海內外中國人心中建立起來的信心。「六四」之前，民運人士只要求有限度的體制內政革；「六四」之後，海外的數百名共產黨員宣告退黨，流亡的民運人士更組成「民主中國陣線」, 商議摧毀中共的獨裁政府。這是中共錯誤的第四步，也可能是致命的一步。 喪失選擇機會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迄今，錯誤不斷卻能屹立不倒，除了仰賴嚴密的高壓控制，更得助於龐大的低素質人口，和幅員廣大、資訊不通等等不利於人民組織自發性反對運動的條件。 然而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四十年前的世界，中共的兩難是，如果想繼續愚民以自保，就必須拖延經濟、社會的發展，卻可能因此在二十一世紀被開除「球籍」; 它如果堅持經濟改革開放，則更大的「動亂」必隨著民智開啟，而威脅其政權。 「中國民聯」主席胡平說:「歷史有如人生，其關鍵處，往往只有幾步。」在歷史的進程中，中共已喪失選擇的機會。 因此，柴玲的希望 -- 希望有這麼一天，我們大家能在中國很安全地工作，有所收穫，我們勞動，然後享受其成果，我們有做人的基本權利，有人身的保障，有參與管理國家和決策領導的權力，我們有一種主人翁的感覺，認為認為這個國家是我們自己的......, 離實現可能不遠了。 中蘇斷交。再見蘇聯 (場景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中央社 (電) 外交部長葉公超三日晚發表聲明：蘇聯十月二日承認北平之中共傀儡政權，...... 中國政府現決定斷絕與該國政府之外交關係。 (場景二)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 (PBEC) 第二十二屆國際年會在台北舉行，蘇聯官方代表 PBEC 執行祕書亞克拉曼柯和蘇聯世界經濟關係研究所所長伊凡諾夫列席參加。 民國四十六年，蔣中正總統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總結我國自辛亥革命後與蘇聯和平共存的三次經驗，認為蘇聯扶植中共顛覆中華民國，是「我們與俄共和平共存的最後結果，亦就是我們國民革命第二次失敗的唯一原因。」 冰冷關係逐漸解凍 這本書為我國與蘇聯的敵對態勢打上了烙印，三十多年來，我國與其他共產國家的關係，多少隨著國際局勢的轉變而逐漸改善，例如政府在民國六十九年開放我國商人與部分東歐國家間的間接貿易，稍後並且允許民間人士前往東歐國家；但是與蘇聯的關係，雖有心臟科醫師和女籃代表隊赴莫斯科的特例，實質上卻始終未有絲毫進展。 直到戈巴契夫上台，以空前的及好姿態化解了東西方的冷戰，我國與蘇聯的關係才開始慢慢解凍，而民間更跑在政府之前，去與「魔鬼」握手。 在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國第一支商務考察團訪問莫斯科之前，已有私人悄悄組團到蘇聯觀光；但是這支主要由民間業者組成的商務考察團，由於有經貿官員在內，而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 主導我國外交政策二十多爭的前總統府祕書提沈昌煥，手執「蘇俄在中國」一書，在國民黨中常會怒斥負責經濟、外文事務的官員:「你們難道忘記了歷史的教訓嗎？如此欠缺敵我意識，如何治國？」數日後，他辭職獲准。 我國與蘇聯的關係自此急轉直下。今年三月，蘇聯小姐來台參加全球小姐選美，蘇聯國旗獲准懸掛；五月，蘇聯代表來台參加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年會；我國外貿協會、台灣省進出口工會等均在今年派大型團體赴蘇；一九八八年雙方貿易總額雖僅三百四十四萬美元、卻是前一年的四。五倍；預料一九八九年的雙方貿易額將繼續倍增，僅中華貿易開發公司在七月間與蘇聯一家國營公司簽訂的一年期合約，目標金額就是一億美元。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敵意在淡化 我國人民對蘇聯的敵意也在淡化。根據聯合報去年十月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仍然認為蘇聯是敵對國家的民眾只有三三 %, 主張與蘇聯加強貿易關係的民眾卻高達六一 %, 認為政府有必要加強和蘇聯官方關係的也有三四 %。然而一般學者專家均認為，由於中共曾明言如果我國聯蘇，它將不惜以武力攻台，因而在可見的未來，我國與蘇聯的關係仍將只能緩慢地漸進。 擁抱政府。逼退民代 (場景一)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共軍集結成都近郊，重慶已陷入游擊戰，行政院院會緊急決定遷至台北辦公。八日，閻錫山院長率內閣官員飛抵台北，九日即恢復辦公。新春過後，立、監二院亦依照憲法，恢復正常運作。 (場景二) 民國七十八年七月，民進黨立委吳勇雄跳上立法院主席台，揚言「老賊」不下台，他絕不讓立法院順利議事。國民黨籍立委李勝峰等人，也點名要求「老賊」退職。 ◇ ◇ ◇ 民國三十八年是國民政府最為慘澹的一年。一月下旬，共軍逼近南京，行政院在砲火中撤至廣州，立、監二院卻仍留在南京，一時行政與立法、監察部門不和之說紛起。 安定民心的力量 同時，蔣中正總統密令蔣經國和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合作將央行黃金運到廈門、台灣，至二月初留在上海的黃金只剩二十萬兩。監察委員以此事影響大陸金融至鉅，在四月間提案糾正，並決議督促央行將黃金運回。行政院與監察院為此正面衝突。 一月二十一日，蔣中正總統宣布引退，並在五月間將總裁辦公室遷至台灣草山 (陽明山)。行政院在十月十五日由廣州遷重慶，十一月二十九日再遷成都，十天後終於決定政、軍分離，行政人員遷台北辦公，大陸獨留西昌大本營的軍事人員。 戰事失利、政局動盪，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也就逐漸喪失。因此，緊隨政府一再播遷的中央民意代表，在當時被認為是安定民心、維繫法統的力量。 依據憲法規定，立法委員每三年、監察委員和國民大會代表每六年需改選一次。政府遷台後，在民國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年，三度宣布延緩辦理立法委員改選；接著在民國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由大法官會議解釋：立法、監察委員在第二屆委員未能依法選出並召集會議前，仍由第一屆委員繼續行使職權。於是，民國三十七年選出的第一屆委員行使職權至今。 風光不再 四十年來，失去選民和立身事業的第一屆國會代表，在現實壓力下日漸失去反映民意和獨立行使職權的能力。去年二月，自立早報針對七所大專院校學生所做的調查顯示，九 0% 的大學生認為現在的中央民意機構不能充分反映民意，六五 % 主張國會全面改選；十二月自立晚報針對一般民眾做同樣的調查，贊成國會全面改選的民眾也高達五八。七 %。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大陸中央民意代表攜家帶眷飛抵台北時，曾受到台灣民眾的熱烈歡迎，今天民眾卻似乎必欲去之而後快，是時間錯了？還是他們和民眾都錯了？雷震初試啼聲 政黨合法競爭 (場景一) 民國三十八年，雷震、胡適、王世杰、傅斯年等。人聯合創辦了「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宗旨第一條:「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 (各級的政府), 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民國四十九年，第四屆台灣省地方選舉後，雷震等人自組「地方選舉改進委員會」, 與會人士指責選舉不公，決定不再坐而言，開始籌組政黨，表明要以強大的反對黨力量，參與選舉，糾正一黨獨大的政治勢力。就在「中國民主黨」正式宣布成立前，主其事的雷震遭到逮捕入獄。 (場景二) 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人民團體法通過後，先後正式登記為合法政黨的國民黨與民進黨，同時分別舉行黨內初選。獲得兩黨提名的候選人，將在年底與其他政黨或無黨派候選人一同角逐中央民意代表和縣市長的席位。 ◇ ◇ ◇ 雷震當年的理想，在事隔三十年後，終於有了一個開始。 一位與雷震極為親近的人士感慨地說:「如果當年中國民主黨成立了，今天台獨絕不會有這麼大的勢力。」曾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 三年前又是「民主進步黨」創辦人之一的傅正同意這種說法。 群雄畢集 三十年前的新黨籌備委員，幾乎包容了當時所有的在野政治活躍人物：本省籍的吳三連、李萬居、高玉樹、許世賢、郭雨新，民社黨的張君勵和青年黨的蔣勻田等人。「沒有人有台獨思想，」傅正回憶:「台獨思想是在組黨失敗，對體制內政革絕望後才發展出來的。」 民國六 0 年代的「大學雜誌」是繼「白由中國」之後，第二次也是至今最後一次的台籍和外省籍菁英大結合，共同提出對政治問題的思想和建議。 現任民進黨祕書長張俊宏透露，「大學雜誌」的台籍核心人物因為有強烈的台灣意識，與外省籍朋友發生嚴重摩擦，而這正是「大學雜誌」解散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幸的是，至今台灣的知識界和政治在野勢力猶未能整合。 一大步還是一小步？回顧「白由中國」所提出的軍隊國家化、教育國家化 (終止黨化教育)、打破一黨專政，和「大學雜誌」所提出的國會全面改選等主張，仍是今天反對人士的主要訴求。今年底各政黨終於得以平等競深一事，究竟該算是我國的民主政治在過去三十多年中跨了一大步？還是只走了一小步？土地改革。地價飆漲 (場景一) 民國三十八年，「三七五減租」開始實施。 高雄縣鳳山鎮的佃農劉天雲添了一頭耕牛，次年又起了一棟新屋，還替三個兒子分別娶了媳婦。 四十二年，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 劉天雲領到了原承租地主的土地，成了自耕農。 在鹿港擁有數千甲田地的大地主辜振甫，將土地全數交出，換回來四大公司的股票，再將其中三家公司的股票換成台泥的股票，成為台泥公司的大股東。 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張俊宏，父親規規矩矩地將用地全部交出，拿到股票卻不知有何價值，不久就賤價賣出。他的伯父卻將田地趕緊轉到親友名下，因而保留了不少土地。 (場景二) 民國七十八年。李登輝總統表示要取消「三七五減租」制度；農業專家力主實施第二次土地改革，挽救台灣農業危機。 ◇ ◇ ◇ 坐在陳設優雅的自家客廳裡，辜振甫細數台灣土地改革的成就：將農村資金轉移投資發展工業、改善農民收入、進而促進消費性輕工業興起；「如果沒有耕者有其田，台泥不會轉為民營，更不會發展企業化的經營方式，成為今天年產一千萬噸水泥的國際公司。不是為了讓民營企業的股票有一個公開的交易場所，我不會第一個創辦台灣證券交易所，促成資金的自由流通。」回憶中，他既欣慰又驕傲。 佃農、地主都翻身 張俊宏坐在民進黨秘書長辦公室裡，平靜但不無遺憾地說:「我的父親守法卻成了赤貧，我的堂兄弟現在還是很有錢。」 像張俊宏父親這樣，因為不懂得處理股票，或因為沒有謀生的技能，而輕易賣掉工業股票的小地主，為數相當不少。四十年後，當年的佃農翻身，成了坐擁土地、待價而沽的地主；當年的地主則家無寸土，心懷不平。 這或許是決策者沒有料想到的問題，但更嚴重的是，領到田地的佃農又將為數不多的土地分給子女，土地過於細分後，不利於機械化經營，單位成本提高，農家收入始終無法與非農家相比，造成年輕人紛紛離開農村，田地廢耕，農村經濟凋疲的現況。 近年更由於都市地價飛漲，部分擁有都市周邊土地的農民有意廢耕，期望變更地則，以利財團收購。根據台灣省農林廳的調查，去年全台灣八十八萬七千多公頃耕地中，前二期作休閒廢耕面積約為一三 % 至一六 %, 冬季作休閒廢耕面積高達四二 %, 平均比前年增加近兩成；尤其都市周邊和北部山區休閒廢耕面積更達三分之一。 針對這些現象，李國鼎資政認為是過去四十年中，政府的土地政策未能隨經濟發展做適當的調整，因而造成農地制度僵化的弊病。他的建議是廢除「三七五減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讓租佃制度自由化。許多學者也主張開放農地自由買賣。證諸今年七月間李總統表示將首先取消「三七五減租」的談話，我國農業政策或許也將很快跟上經濟、金融政策的腳步，走向自由化的方向。 台幣舊換新鈔票少變多 (場景一)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台灣省政府實施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以舊台幣四萬元換新台幣一元，新台幣五元折合美金一元。 (場景二) 民國七十八年，保持了二十多年穩定匯率的新台幣，在兩年來升值近三分之一。熱錢湧入，用外幣買台幣賺取升值差額之風大行。 ◇ ◇ ◇ 民國三十八年，台灣金融受大陸局勢的影響，貨幣發行量較三十四年剛光復時暴漲了一千二百倍，已瀕臨金融崩潰邊緣。經濟學家王作榮說:「那時候台幣不改制已經不行啦！」 雖然改制，民眾卻未必對新台幣有信心。為了強調新台幣的穩定性，台灣銀行宣布擁有中央銀行支運的八十萬兩黃金做後盾；並由社會仕紳組成的監理委員會，監督新幣的發行數額絕不超過兩億元。 存台幣。領黃金 如此保證還不夠，黑市匯價仍高達十多元美金兌一元新台幣。台灣銀行為了進一步保證幣值，乃開辦黃金儲蓄存款，即存入新台幣若干，一個月期滿可無息提領等值的黃金。現任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當時不大相信，就找了幾位朋友，湊了兩百八十元新台幣存進去，「嘿，一個月後真的領到了一兩黃金呢！」葉萬安回憶起這段少年往事也不禁失笑。 百分之百的黃金準備總算買回了民眾的信心，但是三十八年底中央政府遷台初期，政府預算赤字相當龐大，外匯負債高達一千零五十萬美元，政府開出去的信用狀已被外國銀行拒絕接受，金融狀況仍處於危機中。 幸而韓戰爆發，美國政府自三十九年底恢復對我國的援助。當年援助的物資就高達兩千萬美元，占該年進口總額的一七 %, 以後續有增加，四十一年的美援物資占進口總額的四三 %, 換言之，當時我國從事發展所需要的進口物資幾乎一半是由美國供應。 在這最艱苦時期，農業生產在「三七五減租」的鼓勵下，三年內糙米生產量增加四七 %; 紡織生產也在政府提供棉紗等原料的大力扶植下大有起色。到四十二年底，大致民生物資的供應已趨穩定，政府曾相當欣慰的宣布：國家已脫離消極遏止通貨膨脹的保守時期，進入積極發展時期。 民國五十二年，政府決定將內向型經濟轉變為外向型經濟。為了使台灣外銷產品立於有利的競爭地位，政府將新台幣貶值為四十元兌一美元；並且簡化外匯制度，將通行多年的複式匯率制度改為單一匯率制度。 被迫升值 四十元新台幣兌一美元的匯價維持了二十多年，其間雖有小幅波動，但漲跌幅度不大。但是同時期台灣的生產力卻年年提高，平均經濟成長率 (五十二至七十七年) 為九。七三 %, 巨幅貿易順差使外匯存底累積至七百多億美元，終於迫使新台幣從七十六年開始升值。短短兩年多時間，新台幣兌美元已升值三二 % 左右。 從民眾對新台幣毫無信心，搶購黃金、美鈔，甚至使政府不得不公開拋售黃金以穩定幣值，到近兩年熱錢不斷湧入，使政府不得不設法阻止外幣進入台灣金融市場購買台幣；台灣從外匯嚴重短缺，外國拒收信用狀，政府甚至要向民航公司借調五十萬美金應急的窘境，到名列世界信用最佳國家，外匯存底多到令人頭痛的地步，四十年，這是何等大的一步。

知識份子的又一次厄運

一、「心情沒有平靜」 七月底八月初的北京：天安門前萬千的學生與群眾消失了，見到的是在四周守衛的戒嚴部隊。 北大的民主沙龍寂靜了。學校提前放假，學生提前回家。 西方記者變少了。層層限制下，只有宣傳材料，找不到新聞。 長城飯店的賓客不見了。降了價的觀光旅館仍然門可羅雀。 每天的流動人口也由一百萬降到十萬了。 台灣的來客也從四月的九萬，急劇減少到六月分的一萬六千，七月分在五萬左右。 突然間，學生不示威了，公車不擁擠了，物價不上揚了，北京似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平靜。 但是，北京市民會悄悄地告訴你:「我們的心情沒有平靜！」知識分子更會私下、坦率地告訴你:「這是一分虛假的平靜，「秋後算帳」已經一波波，提早展開......。」 半年不見的一位知識分子，因為他在一份公開宣言上簽了名，正面臨著「可能被捕，可能外放邊疆」的劫數。從他驟然蒼老的神態與緊張的表情中，我又意識到，對在大陸知識分子來說，免於恐懼的自由，遠比免於飢餓的自由更重要。 二、台上的祭品 從今年二月到六月，今天噤若寒蟬的知識分子，倒底犯了什麼罪？這些寫文章的 (動手不動刀)、這些演講的 (動口不動槍) 知識分子所爭取的，所鼓吹的，實在是一些最基本的要求: -- 政治體制改革 (即政治民主化) 與經濟改革同步進行。「只有實現民主，在廣大人民的監督和有效輿論監督下，「為政清廉」才有可能實現。」 -- 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只要人民能夠暢所欲言、各種不同意見都可以公開發表，對任何領導人的批評不會受到打擊報復，全國就會出現一個活躍、舒暢、和諧的局面。」 --「防止由於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言論和文字因而遭罪的歷史悲劇重新出現，請責成有關部門釋放一切因思想問題而被判刑或勞改教養的青年。」 -- 增加教育經費和科學研究經費，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使他們不致長期陷於困境。 這些要求變成了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當前恐懼的根源。事實上，簽名的于浩成、李洪林等已被捕，另外多位簽名的已被點名。 當知識分子呼籲不要因政治見解與言論而治罪時，他們自己就首當其衝，歷史悲劇的序幕正在上演，他們立刻變成了台上的祭品，這是何等的諷刺！三、中國的希望在那裡？一年前到北京，經濟改革情勢嚴峻，但是多數經濟學者並不悲觀；這次去北京，官方說情勢已經穩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對中國前途則毫不樂觀。 在八天的停留中，從沒有遇到這麼多憂心忡忡的知識分子。 從沒有讀過這麼多今人無法置信的官方說辭。 也沒有想到改革十年後，中國會在「政革之父」鄧小平的手下，再度陷入另一次危機中。 想到那四十天左右 (四月二十三～六月三日) 轟轟烈烈，而又秩序井然的學生示威，海內外的中國人都被感動地說:「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當六月四日長安街化作血河路時，不僅是中國人，連美國人、歐洲人、澳洲人也在異口同聲地問:「中國的希望在那裡？」 在天安門廣場上徘徊，地上仍遺留著焚燒後的黑色痕跡，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石階，仍留有被踐踏的殘缺。 一位年輕學生向我展示被子彈打穿的自行車輪胎，另一位學生要送我一塊擲坦克車的石頭做爭民主的見證。 四、值得紀錄的話 對天安門浩劫的解釋，官方是如此斬釘截鐵:「動亂的醞釀和預謀由來已久」、「學潮從一開始就被動亂的組織者所利用」、「以絕食相要挾，使動亂更加擴大」。 鄧小平更在六月九日的講話中指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這些官方的解釋，一次又一次地在「學習」中宣讀，配了影片以後，又在全國電視台上不斷播出。 可是，這一次，一位當地記者說:「連欺騙人民於一時的效果都無法達到。」 在這樣肅殺的氣氛中，還是聽到了一些值得紀錄的話。 知識分子一:「我是四十年的共產黨員，不殺人我還可以忍受，殺了人，就要與他翻臉。」 知識分子二:「自八國聯軍以來，北京市民從來沒看到這麼多軍隊進城，而進城之後居然還會槍殺自己的人民！」 知識分子三:「鄧小平也許不想這樣做，但大勢所趨，不得不這樣做，但是，做得太野蠻！」 知識分子四:「在整個事件中，中國人民表現不差，中國共產黨表現太差！」 大陸知識分子，四十年來忍受著太低的待遇，太惡劣的學術環境，以及身分上太多的歧視，現在又正遭受另一次思想上的大清算。 相識的一些北京學術界朋友，正面臨著這樣的恐懼，有的已經逃離了大陸、有的避難在使館、有的已不准出國開會、有的已正式被點名、有的正在向單位寫報告中。 他們共同的恐懼是：曾經 (一) 在不同的宣言上簽過名，或者 (二) 寫過或講過提倡「資本主義自由化」的言論，或者 (三) 參與過天安門廣場上的策畫與示威。 對知識分子的清算、批判、檢討、調查，已經或正在北京各政府機構及學術單位展開。所幸與「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是：在文革時，相互批鬥；這一次是相互聯合，對付上層的清查。 「拿這種方式來對付我們、又要使原來落後的思想界再落後十年。有那一個需要進步的社會會迫害、而不需要知識分子的？」一位著名的學者抽著一根又一根不斷的香菸在責問。 五、根本的矛盾 鄧小平在六月九日的談話中講得對:「這場風波遲早要來。」 要來的原因不是他所認定「一小撮壞人」要來「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 這場風波要來的根本原因，來自他政策上的基本矛盾；容忍經濟開放，但不容忍民主發展。西方觀察家常常擔憂:「開放則腐敗，封閉則專制。」事實上，完整的觀察是：開放帶來的腐敗，鄧小平肯改；開放帶來對民主的要求，則不能接受。 邁向現代化的大道是一條雙線道 -- 要經濟開放，也要政治民主。但是在鄧小平的「四個堅持」下，這變成了一個解不開的死結，也帶來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又一次厄運。 箝制輿論的政權是一個危險的政權 這位在大陸一所著名大學任教的學者，將達篇意義深遠的短文，在七月中旬以筆名轉寄本刊發表。他的用詞小心、文句委婉，卻極能反映此刻大陸知識分子的處境。 政策的制訂、歷史事件的評價、領袖的產生，這些關係到每個社會成員的事情，如果期於缺少了信息的流通，就只能由少數人說了就算數。所以，誰能控制傳媒，儘管百姓不歡迎他，他也有可能成為統治者。箝制輿論的政權是一個危險的政權，因為它可因為所欲為，可是這樣做代價是高昂的。 品嚐黑暗的恐怖 在報紙、電台、刊物上，統治者只能聽見自已的聲音，和作為它的回響的阿諛奉承之詞。統治者不知道他所統治的對象如何思考、如何反應，因而處於黑暗中。他們不得不品嚐黑暗的恐怖。他們需要防彈背心和裝甲汽車。 處於信息壟斷下的老百姓，雖然他們得到的消息是經過篩選和裝扮的，但他們的受知和理性並沒為泯滅，他們需要真實的消息和客觀的評論。但大道消息不通，於是只好求助於人與人直接傳遞的小道消息。這時，謠言很容易找到它的市場。 當統治者和百姓處於嚴重對立的形勢下，統治者為了進一步箝制輿論，常常發動告密運動。要想使告密形成恐怖氣氛，必須配合以法律條款和司法程序的任意性，使人人都可以有一點把柄作為判罪的依據。當個人之間的溝通也被扼殺時，社會的思想停止了，它與外界的交流也被窒息，信息流通只限於維持起媽的生產和生存。這時出現了許多公開的秘密 -- 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但仍嚴禁公開議論，同時迷信盛行 -- 人人都認為是荒謬的理論，但容不得批評。 以鐵拳對付鐵拳 依靠告密造成的萬馬齊暗的局面，並不能維持統治於千秋萬代。首先，告密的範圍越廣，司以依靠和信賴的人越少，它本身削弱了權力結構。其次，真正的反對派更嚴密地轉入地下，準備以鐵拳對付鐵拳。 在正常情況下，經濟的發展需要民眾價值觀的相應轉變。價值觀存在於每個人的頭腦裡，它不可能被觀察。除非人群間進行思想交流，此時思想表現在資訊載體上。所以要想讓經濟迅速發展，必須在技術上和政治上保證通訊的發達。 資訊的頻繁交流，說明社會的意識型態處於靈活調整的過程中。有些起初認為幾乎不有能做到的事，由於社會價值觀變化而成為現實，試想一下，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臣父子關係的傳統倫理觀的迅速瓦解，和對事業成就的追求，如果沒有內外文化資訊的交流這是可能的嗎？

只有一種樹的森林

把人比做樹，台灣這個社會在過去四十年來，似乎希望造出一座只有一種樹的森林。 到撒哈拉沙漠流浪的作家三毛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在「我的志願」作文中，說她想撿破爛，自由自在地在小巷遊走；老師生氣地向她丟黑板擦，說她沒志氣，要重寫。第二次，三毛要從商，賣紅薯，還是不行。最後，她改成「救國救民的醫生」, 終於過關。 做什麼都有人管 學生被老師管，當了老師卻也有人管。 去年「五二 0」事件發生後，一個私立專科學校的國文老師，在課堂上說，報紙把農民寫成暴民，但報紙說的不見得全部都對，要自己去求證。 下了課，有個跟訓導處很熟的學生對她說:「老師，你最好不要講這些話，你的紀錄不太好。」 即使在官場上做了管人的官，一樣要受管教。 民國六十九年，政務委員李國鼎在社會學社演講，提倡「第六倫」(群己關係) 的觀念，以導引社會因經濟成長所衍生的脫序行為 (當時他引證的脫序行為，不過是盜印、亂丟垃圾、攤販、走後門等現象)。 不久，「第六倫」的說法，就被國民黨大老、「CC 派」開山祖、文化復興委員會副秘書長陳立夫批評，堅持歷代只有五倫之說，不能隨意更造。從此，李國鼎再也不提這個創意。 從小到大，在台灣生長的人，經過家庭、學校及社會教育，好像是拿來實驗植物向光性的小樹，被誘導往一個方向生長。 表面上，這個人生方向是，愛國、反共 (檢舉匪諜，人人有責)、服從 (囝仔人，有耳嘸嘴), 和「蔣總統萬歲」。但在中國論壇社編委會召集人韋政通眼裡，這樣一元化的教育並沒有成功，反而培養出一代「不能獨立思考、眼光狹窄、常識不足、難以溝通、感受力很差」的年輕人。 不同的聲音馬上被剷掉 追溯源頭，政治的控制，是一元價值的開始。解嚴前的台灣，一直籠罩在政治低氣壓裡。 在台大心理系教書近三十年的楊國樞教授還在當大學生的時候，有個同學突然不見了。事隔二十多年，最近兩個人重逢，才知道朋友因為「說錯話」, 被抓進牢裡關了十幾年。他總結這段歷史，「不同的聲音只要冒出一種幼苗，馬上被剷掉。」 這把剷子，不是單一的力量所支配的。台灣的威權控制本已擺不脫日本殖民地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滲透，加上國共對峙，引起生死存亡情緒下的高壓反彈，一張大網，便透過支配力極為強悍的家庭、教育，及黨、政、軍、特等政治體系，逐漸形成。最早的一處苗圃，是「自由中國」雜誌。 一九六 0 年九月四日，一大群軍人圍住新店的一幢民房、他們奉命逮捕「自由中國」雜誌負責人雷震。四十餘歲的雷震對軍官說，他太太 (宋英) 出去買菜，是不是可以等她回來，交待幾句話再走，對方答:「不行！」 這一去，就是十年牢獄。 三十年後塵埃落定。雷震坐牢的真正原因逐漸呈現，並不是表面上的「知匪不報」, 而是：(一) 除以言論批評執政當局，進一步全省連線，並結合民、青兩黨，採取組織新黨行動；(二) 反對藉修憲來容許蔣中正總統三度連任；(三) 雷震受國民黨栽培，竟然叛主。 第一顆扣子就扣錯 「在政黨政治上，國民黨第一顆扣子就扣錯了。」民進黨前進系統領導人林正杰認為，雷震要組「中國民主黨」, 計畫由胡適做黨魁，有希望成為品質好的忠誠反對黨。雷震被捕後，這樣的政黨不再可能，才造就今天「只需要勇氣，不必有智慧」的民進黨。 在雷震被捕的那一年，正好開啟台灣經濟發展上最關鍵的一段日子。 一九五 0 年代，八百多萬人最怕的，除了台灣的安全，便是抓不住的物價。 但大約雷震服刑一年後的十年 (一九六二～七二), 在政府大力奠基下，開啟了時論家王作榮所形容的「黃金十年」-- 經濟高成長、社會高度穩定的良性循環。這十年，國民總生產額 (GNP) 平均每年成長九。八 %, 物價上漲率只有二。九 %。 這二十多年經濟與社會狀況帶給民眾的滿足感，就成了國民黨收編政治權力的一個最穩定的基礎。 國民政府記取大陸失敗教訓，對軍人、學生、知識分子，採用嚴密的監控，避免軍變、學潮和左傾思潮再演。 每一個體位合格的男生，都得經過起碼兩年的軍事訓練。除了戰技、戰術為主的磨鍊，在軍事方面，並接受「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武德的要求 (美國西點軍校只有最後三項)。 軍中沿襲蘇俄制度設立的總政戰部 (原名總政治部，後因與中共總政治部同名，才改稱總政戰部),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為了確保軍中思想、紀律，及保密防諜，一般稱為政工制度。 一位曾在政戰部任職的退伍軍人透露，政戰部深入到每一個連都會吸收一、兩個「細胞」, 協助肅貪，並監視「異常表現」, 直接向國防部報告。 他承認政戰工作對軍紀的貢獻，尤其是肅貪，但他也另外舉例，為了安全，政戰部目前仍掌有一份「二二八」遺族的秘密名單，這些「二二八事件」參與者的子弟，在軍中每逢節日慶典，都會因公留營，不得外出。 教官進駐校園 學校，是權力整編的另一個重點。 一九五二年，省教育廳在調整課程辦法中，恢復軍訓課，教官進駐校園。 同年，蔣經國組織救國團 (全名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舉辦的活動，自然與反共、愛國有關), 掌握中學到大學青年的活動。 救國團雖然只是個人民團體，但它所掌握的資源 (例如遍布在海濱山崖的青年活動中心)、所享有的權利，卻是其他社會團體不能媲美的。 台灣各級學校跨校活動受嚴格約束，只有透過救國團可以打通緊閉的門戶。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救國團首度展現獨特的動員力量，它躍過教育局，發動學生從基隆牽手到屏東。 一九五八年，被形容為鬼斧神工的中橫公路峻工，是台灣基層建設重要的里程碑。同時，八二三砲戰的開始與結束，中共對台的武力威脅暫時畫個句點。但對台灣內部的安全工作，並沒有因此鬆懈。 同一年，台灣防衛總部、台灣衛戌總部、省保安司令部，以及省民防司令部四單位，合併為警備總司令部，兼具部分政治、司法、軍事權力於一身。 人民出入境、流氓從此歸警總管，並在「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授權下，查禁「不當刊物」。(目前警總不再負責這些業務) 跟警總「捉迷藏」 在民國七十年代興盛一時的黨外雜誌，幾乎每星期都跟警總玩「捉迷藏」的遊戲，北市重慶南路的書報攤，都另闢「地下攤位」放這些禁書。 一向直言上諫的國策顧問陶百川在民國七十一年，前後撰寫兩、三篇文章，批評這種箝制言論的做法，他主張由新聞局以出版法來審查即可。 這項建言，遭到警總攻擊。這次被立法委員揭露的「圍剿事件」, 反映出警總的基本信念。 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四日，立委蘇秋鎮獲得內部資料，披露警總曾舉辦「駁斥陶百川先生攻訐警總文化建設座談會」。會議中，逐段逐句反駁陶百川的意見。 其中，警總批評陶百川要取消「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置大陸失敗教訓於不顧，用心惡毒。」 又說，出版法罰則輕，對違反國策、為匪宣傳等出版品，無處分條文規定，如果真的取消，「豈非天下大亂，為敵人開路，其心可誅！」 「政治控制久了，就變成一種社會價值。」台大教授楊國樞分析，到後來不必明文規定，每個人都已經懂得自我約束，揣摩「上面」的意思。 十年前的十二月十日，「美麗島事件」在高雄爆發，第三天警總抓了四十五個黨外人士，其中八人舉行公開軍事審判，也邀請學者、美國觀察團旁聽。 第一天詢問完畢後，電視台訪問一位旅美學人的觀感，他答道:「我沒有什麼意見。」結果，第二天這位學人就未再受邀列入旁聽席。 當晚，輪到報社記者、總編輯傷神的時候。 怕跟別人不同 二十九歲當上中國時報採訪組主任的周天瑞回想，那幾天，主管們天天為了版面該做多大爭論不休。周天瑞認為應該鉅細靡遺，但他的上司總擔心這樣處理方式「不好吧」, 怕跟別人不同 (尤其是聯合報), 顯得太特別。 「這就是一種氣氛，需要誰告訴誰？」周天瑞表示，當時文工會除了事先打過招呼，希望寬待歷練較少的軍法官之外，並沒有特別指示，但報界在自己心中，已經有了一個框框。 今年又逢選舉年，過去在野人士在競選擂台上，總是把威權體制的產生，歸罪於「蔣氏政權」。 事實上，若從歷史長河來看，這四十年黨、政一元化的作為，不過是傳統政治文化的延續。 曾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裴魯恂 (Lucian Pye), 在「中國人的政治心理」一書中，分析了中國威權政治的一些特質。 他認為，意識型態定於一，是每一個朝代統一後最重要的工作 (政治化後的儒家思想、三民主義及共產主義), 這種意識型態要求官員自律自清，兼具崇高的道德和智慧，為人民福利著想。任何意識型態分歧，官僚體制無法掌握全局時，中國人總會覺得不自在、不滿意、受到威脅。 (一位黨史會的主管說:「你不覺得現在很亂嗎？我反覆思考，以現在的教育水準，是不是可以實施美國式民主？」) 裴魯恂又說，透過科舉制度，所有的政治活動，都是中央體系的一部分。在組織上，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中介團體，人民沒有權利與管道來要求政府。日常行政，靠為政者的慷慨和同情心。(例如儒家說的仁政，政府說的德政)。 而所有的官員都向皇帝負責，皇帝則對天負責。這是人治和父權主義的基礎。 (經建會一位高級官員表示，如果蔣經國仍健在，看到目前社會金錢遊戲的猖獗，他的解決方法很簡單，「找幾個大財團來吃吃飯就好了。」) 裴魯恂繼續寫著，團結、和諧、服從，是中國政治文化很重要的價值標準，中國人從來不認為衝突有任何正面功能。 (花蓮一位國中校長，曾分別在校務會議跟朝會上，用麥克風說:「我們學校有一些老師，是共產黨，竟然參加環境保護聯盟......。」) 領袖變成至高無上的權威 除了「言教」之外，訴諸教科書的傳播，也變成政治學習的一個步驟。 許多中外學者都指出，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台灣現代化過程中，貢獻良多。但少有人提起，在實施義務教育的同時 (一九六八), 所有中小學的教科書也都統一了。 在那一年，蔣中正發表「革新教育注意事項」, 提到「今日我國各級學校，...... 之課程、教法與教材，希根據倫理、民主、科學之精神，重新整理，統一編印。」 但二十年來，統一的教材，不盡然真正反映了民主、科學的精神，卻在倫理上下許多功夫。 中國五倫，第一就是「君臣」, 在中、小學課本的第一、二課，若不是國父的故事，就必定是蔣總統的文章。學生跟領袖學習為國犧牲、效忠的精神。 領袖本身也變成至高無上的學術權威。靜宜學院外文系主任鄭邦鎮曾經算過高中「中國文化教材」(五年前，改以陳立夫所寫的「四書道貫」為藍本) 中，引述國父孫中山，和蔣介石總統註解、引申的次數。結果，平均每四。九頁就出現一次「蔣總統說」, 每十八頁就出現「國父說」, 宋代理學大師朱熹，反而很少出現。 大部分學生都在潛藏的政治化過程中，變得「聰明」了。一位國文老師感慨，即使作文題目是「春天」, 學生到最後還不忘要「解救大陸同胞，共享美麗的春天」。(學生心裡真這樣相信？) 今年北市高中聯考的作文題目是「造福、惜福、祝福」, 一個在美修教育博士、返台做論文的準博士，覺得題目很難寫，她參加考試的姪女，不慌不忙說:「不會呀，寫天安門就對了。」 大多數人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經過政治化後，單純的事，往往變得複雜而偏離本質。 教了二十一年小學的黃樹根 (現在高雄東光國小)。有一次問班上同學，隴海鐵路和粵漢鐵路的交會點，每個人都會答；但卻只有少數學生知道台灣鐵路在那裡分山、海線。 十幾年前，國立編譯館邀請台大教授齊邦媛主持「人文組」, 在另一位台大教授張亨的建議下，國、高中國文課本，各收了本土作家楊達、黃春明的「壓不扁的玫瑰」和「魚」。 可是後來換了人主持人文組時，這兩篇文章又不見了。 就這樣，同類事情以各種面貌發生，使「台灣」二字，一度成為在野激進人士的圖騰，執政黨的禁忌。 過度保護、長期灌輸一元價值體系下，大部分人適應得還算好，循規蹈矩。但整個社會也為之付出許多代價。 說一套，做一套 說一套，做一套，形式的忠誠是其中消極的一種。 一個北一女學生，自從在國中因為綁了有顏色的鞋帶，當眾被訓導人員羞辱後，就知道如何應付大人的要求。她說:「我的生活有兩個世界，一個是自己的，一個是大人的。」 在彰化鹿港旁邊的一個小村裡，一個被鄉親視為「民進黨」的漁民，對台北訪客表示，要感謝政府改善他的生活。再問他這是真心話嗎？他接口:「我一定要這樣說啊！」 反映在官僚體系的，就是形式主義，唯唯諾諾，不敢負責，不做不錯。 當蔣經國在位時，小官任命，油價該不該調、固定假日可不可以彈性調整，都要等他指示。 又如，經建會主任委員由陳誠、蔣經國到錢復，主委個人權威已經下降，制度權威卻沒能適時發揮功效，現在開會，「大家都不說話，不反對，決議後，大家都不去做。」難怪心直口快的前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在抑制物價上漲政策上，曾說:「我該做的都做了，是別人沒配合。」 威權之下，一個人改變態度的反彈力量，似乎也特別強烈。 民進黨的林正杰，小時候跟哥哥打架，因為哥哥罵蔣總統。但上了東海大學，接觸到自由學風，看到「自由中國」後，他的認知慢慢轉變。最後，成了「街頭小霸王」, 到總統府送「鐘」。 用假想敵宣洩壓力 威爾遜 (Richard W. Wilson) 在「中國兒童眼中的政治」一書，有這樣的觀察。由於中國人太要求團體意識和服從，每個人其實都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為了宣洩這些壓力，敵人，在中國社會中，是很重要的角色。它讓團體有全力攻擊的目標，「即使沒有，中國人也會想出假想敵。」 於是強人之後，朝野紛紛引發內鬥，共室操戈，有時分不清那個黨是那個黨。 台灣在四十年內，壓縮了西方國家兩、三百年現代化成就，但往往也只看到民主國家當今繁榮、有秩序、民主法治的面貌，而忽視二百年漫長的演進中，多少衝突、利益之間的抗爭，也同時壓縮在這個彈丸之地裡。加上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處境，威權主義在台灣的功過，仍有待更深邃的歷史眼光與更長的時間來作全面考量。 但時代畢竟不同了。經濟成長、教育普及、國際交往頻繁，解嚴後，以利益相結合的團體紛紛成立，要挖掉傳統力量控制下的社會資源。 習慣掌握權威的「權威人士」, 從家庭、學校到政壇，是否也已經準備好了呢？抑或，威權主義最後是換湯不換藥，是中國人的宿命。 沒有圍牆的竹中 新竹中學因為它的學生李遠哲得到諾貝爾化學獎聲名大噪。辛治平在的竹中，證明一件事：再不合理的制度，還是有人可以突破的。 辛治平校長在的時侯，竹中是沒有圍牆的，上課也不點名，學生常蹺課出去吃冰、看電影，還可以跟教官借腳踏車，生活紀律很鬆，但只要打架、偷竊、作弊，立即退學，絕不會只是記過，我畢業那年他也退休了，新校長第一件事就是把圍牆蓋起來。 音樂課也當人 五育並進是確確實實做到。那時不管什麼期末考、聯考，各種體育比賽從開學比到學期結束，音樂、體育課照常當人，學校有一千個學生，大概每十個學生有一個人音樂會重修，看懂五線譜是最起碼的。 我們本來也沒有分組，考理組的人，照常要唸史地，而且一樣嚴格要求，所以竹中的升學率並不高，後來，禁不住家長的要求，還是分了組。 竹中每個月舉行動員月會，所有師生職員都要參加，由學生提出質詢。有一回，一個學生說教室燈光太暗，總務處長上台回答：是你們看電視看太多，才近視眼......。 辛校長上台說，教室燈光不夠是事實，有錯就改進，不必怪學生。 出山要比在山清 我們也可以交異性筆友的，每天早上由訓導處發信，有一次，有封信沒人領，辛校長還在朝會上唸出來，最後稱讀那個寫信的人文筆很好。 畢業時，我拿畢業記念冊請他寫幾句話，他寫了兩句，還很親切地跟我解釋好久，那句話是: 「為語橋下東流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苦苓為詩人、作家) (李慧菊訪問、整理) 研究孫科有錯嗎？這是個充滿忌諱的社會，學術界亦不例外，現正撰寫「二二八事件」研究的賴澤涵，十年前有過一段經歷...... 我十年前那件案子，真是驚天動地，二十多年前，我師大歷史系畢業，後來再到美國伊利諾進修。我本來要學明史，但指導教授出國，所以我才跟另外一個教授學中國近代史。 他建議我以孫科做論文題目，因為孫科是近代不太被提起，卻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做過貴州市長、立法、行政院長，可以從他身上貫穿近代中國一段歷史。 「孫科傳」惹出問題 寫這篇論文，牽涉到民國二 0 年代胡漢民等人反蔣介石，及民國二十六年副總統選舉時，派系鬥爭的事情。 拿到學位後，我申請到政大教書，也批准了。為了申請國科會輔助機票，又拿論文給國科會審核，結果出了問題被駁回，連政大的教職也拿不到了。當時政大校長跟我通信，一直稱我「澤涵兄」, 這時變成「澤涵博士」。 但我覺得這樣不清不白，想知道事情到底怎麼回事，就在一九七八年回國。 為了這件事，我我過去的師長 (包括吳俊才、朱匯森), 找不到答案，只告訴我:「美國也有這種事啊。」 找遍要人 我又透過期友關係，試著找蔣彥士 (剛發布為總統府秘書長)、秦孝儀 (黨史會長), 可是都不了了之。 足足有一年的時間，我找不到正式工作，青輔會不肯推薦我。我太太也受到連坐，桃園有個護較願意讓我太太教書，但需要青輔會推薦函。但青輔會不肯給，對她選「「妳先生的案子，妳不知道嗎？」 那一年蔣中正剛死不久，地位更「神」了。我去參加歷史學會聚會，朋友就是坐在我身邊，我也可以感覺到他們很不自在。 我去找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希望能在東吳教書。他說，東吳已經收了兩個「問題」教授 (一個是楊孝潮，另一個是外國教授), 如果再收第三個，上面恐怕有意見。 警察找上門 好不容易在板橋找到兼差的事做，搬去的第二天，就有警察上門，叫我去報流動戶口。 後來，經過朋友幫忙，國民黨部海工會翻了我在海外的檔案，發現我的記錄很「乾淨」, 最後才由黨祕書長張寶樹召開會議，出席者有總統府秘書長、教育部長、青輔會主任及國家安全局的人。 最後決議，我這篇論文是在國外寫的，國情不同，可以在國內工作。 要不是我的同學、朋友，當時在黨部都做到機要祕書這一級，幫我穿針引線；再加上我在美國沒有參加任何玟治活動，事情不會有這樣的結果。 不過，到現在，我還搞不清楚我的論文到底有什麼問題，他們從來不就我的論文跟我討論，也沒人告訴我，這種事到底由那個單位負責。 「二二八」資料難求 現在我研究「二二八」, 已經六年了，並沒有受到任何干預，只是資料很難要到，所以我才找外國人來合作，只是有些資料，連他也要不到。 (賴澤涵為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研究員) (李慧菊採訪整理)

房地遊戲中,誰是大富翁?

有一種遊戲叫「大富翁」, 很多人都玩過。 在遊戲中，每個參與者不斷的想法子買地、買房子，增加自己的財富。但是，只要玩的時間夠長，最後只會有一個贏家，其他人統統破產，曾經擁有的錢財房地盡落「大富翁」手中。 這兩年來，台灣社會正真槍實彈的玩著這種遊戲。 財團操控大局 不過和紙上遊戲不同的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從原點起步。擁有雄厚資金、政治資源的財團和個人早已遙遙領先，甚至操控著整個大局。於是今天台灣這場遊戲從一開始就註定了結局 --「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行政院經建會指出，從民國七十四年底到七十六年底，台北市房價上漲約一八一 %, 同期的家戶平均所得大約只增加一九 %, 房價漲幅超過所得增幅九倍之多。一般人覓得棲身之地的努力，已被狂飆的房價遠遠拋在後面。 到了今年，更多人由失望變成絕望。就連偏遠的台北縣蘆州鄉，一幢三十多坪的房子，去年十一月才出價一百多萬，「過完年就變成三百多萬，我只是那時候沒買，現在就買不起了，」從高雄到台北近一年的年輕人望屋興嘆。 台北縣的房價已經高漲兩倍多，遑論人口密集的台北市，如今一幢三十到四十坪的房子，少則五百萬，多則上千萬。每個月平均收入三到五萬的家庭，眼見自己十年、廿年，甚至終身所得，都追趕不上房價，而坐擁房地的地主卻在哄抬間，往「富者益富」的顛峰攀登。 這股飆漲之勢，從民國七十五年下半年開始醞釀。 撩原之火 那年房地產景氣跌到谷底，政府蓋的國宅也有兩萬戶嚴重滯銷。但是同時，因出口順差過多而造成的劇增游資卻蠢蠢欲動。九月三十日，一份經濟性報紙在題為「要給游資開出幾條路」的社論中，更公開提出「鼓勵房地產買賣」、「主張高地價」。 第二年二月下旬，一場公有土地標售會點燃了地價飆漲的引線。 國有財產局北區辦事處的開標現場，當天湧進了四、五百人，當國泰人壽集團以每坪近九十萬的高價，標走南京東路四段華航旁邊 (原國防部復華新村舊址); 一千七百多坪的空地時，全場嘩然。自此，台灣的地價、房價隨之轟然而漲。 當時附近的土地原本一坪只有十萬元左右身價，國泰集團在鄰近的松江路、民生東路所擁有原本每坪只值三、四十萬的土地，頓時都水漲船高，身價非凡。 土地炒熱之後，緊接著建築業也起而效尤，將房屋提高售價後重新推出。中正紀念堂附近一個房屋銷售案，原來推出一坪售價九萬到九萬五，風聞國泰的「壯舉」後，馬上改頭換面提出一坪近十三萬的售價，而且胸有成竹保證出清。 人壽保險財團夾著取之社會的龐大資金炒作土地，坐收暴利，升斗小民提起來總是憤憤不平。「一般人每個月繳幾千塊保費，結果保險公司拿去炒房地產，造成狂飆，反而讓我們沒房子住，失去保障，」加入「無住屋團結組織」向高房價抗議的張幸男苦笑著說:「真諷刺！」 經常撰文談趨勢的詹宏志也一針見血的指出，今日台灣許多財團的賺錢秘訣即是「利用別人的錢去取得自己的土地」, 貧富差距自然日益懸殊。而便於利用別人錢財的，就是手中握有許多吸收資金管道的信託公司、保險公 q 和投資公司等集團。 繼南京東路上地起「烽火」之後，成為另一個炒作戰場的信義計畫區土地狂飆，就是這幾類財團通力合作的結果。 兩年半前，陸軍總部委託國有財產局標售信義計畫區內一處兩千多坪的土地，中國信託關係企業捷和建設公司，以每坪五十九萬多標得。高於底價兩倍多的行情，頓時又燃起新的炒作戰場。 事隔一個月，國泰建設以每坪三十六萬五千元取得區內另一片土地；去年八月底，威京建設集團用每坪四十四萬多又挖走大片土地；今年三月，新光人壽又以每坪一百零六萬多的超高價位，將信義計畫區的土地行情抬到另一高峰。 大財團頻頻上場點火，用高地價立下新指標；台灣房地產在熱烘烘的氣氛中，建築業、房屋仲介公司也紛紛上台煽火助興。 聯合哄抬，製造假相 除了聯合抬價、創造行情之外，「建築公司最會用製造恐慌來炒作了，」「無住屋團結組織」負責人李幸長指出。大街小巷矗立的大看板上寫著:「高房價時代已經來臨」、「警告金主，通貨膨脹前夕搶救新台幣」,「放出來的儘是利多消息，資訊又被他們壟斷，房價不漲才怪。」李幸長憤慨指出。 製造搶購假相更是建設公司一貫的技倆；放鞭炮、貼紅條子，不斷高聲叫喊「又賣出一戶！」,「其實一戶都還沒賣掉，就先用紅條子貼掉一半，」曾在建築公司當工地主任的李幸長，就曾親身把條件較好的房屋先貼上已售出的條子，因為「老闆說不好賣的先賣。」 不少房子因類似手法哄抬而翻身大賣，台北市自強隧道附近崇德路的一處預售屋，原本因僻處陋巷而不被看好，後來在一家大型建築代銷公司的設計下，兩個月內以一坪三十一萬多元銷售一空。「現場的聲勢，我到了那裡都差點想買，」任職於房地產界的潘序浩，表示雖然明知業者的技倆，但身在現場依然會被打動。 預售屋被炒熱，成屋市場也因大量的房屋仲介業加入而攪亂行情。 全台灣目前約有六百家房屋仲介公司，在他們的業務員極力開發客源之下，租售房屋的價碼隨之步步高漲。仲介服務的收費通常是成交價的四 %, 有的甚至向屋主買斷再銷售賺取差價，在沒有妥善規範的現況下，很多業務員極力提高售價好從中獲利，而且花招百出。 進入房屋仲介業兩年的潘序浩指出，有家仲介公司聘有專人負責剪電話，一旦在大街小巷中發現有人要賣房子的佈告，除了撕佈告之外，還一邊派人剪掉賣主的電話線，一邊迅速找賣主談價碼，以求壟斷市場。 投機客充斥 大財團炒地在前，房地產業炒屋在後，再加上為數日多的投資客 (或稱投機客) 穿梭其中，房地價益發漲得不可收拾。 太平洋建設公司公關組主任吳一芳根據調查表示，在房屋市場中，投資型客戶占了六 0% 以上，在高雄投資客甚至占了七 0%, 遠遠壓過需屋自住的人。 以游資充沛做後盾，投資客流行「搶短線做差價」。永和一處以「皇邸」為名的預售屋，四十坪的房子，上午九點推出時是一坪售價十二萬多，在銷售員工和眾多投資客的轉賣下，十點鐘每坪已變成十三萬多；再過一小時，每坪又加一萬。於是一個上午兩小時之內，只要擺上五萬元訂金，幾番哄抬轉售到十一點脫手，轉手間就賺了八十萬。 「這些人不在乎價格高，因為反正不是他要住，他只是要賺差價，」政治大學地政系副教授張金鶚分析，現在房子在未蓋好之前就轉手五、六次，房價焉能不漲？「而且全是私下轉換，無法課稅，這是社會的損失。」 這種損失和不公平正在吞噬大多數人一生辛勤的結果，不論財富和心態上，都在拉大貧富的差距，侵蝕社會穩定的根基。 「假如去年房地產沒有大幅上漲，我想新光遷廠也不會造成勞工爭議，」台大經濟系教授薛琦表示，「因為老闆在賣廠、在房地產上賺了大筆錢財，勞工認為應該分享。」 政策方便業者炒作 學者專家紛紛指陳，政府在大環境的政策上，便於房地產炒作者圖利，實在難辭其咎。 七十六年全年，國有財產局一共經手標售了四千四百一十八筆國有土地，財團炒作的資源大增。七十七年八月，政府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共上千億元的錢潮陸續發放流入民間，既增長了貨幣供給量，又增加民眾預期漲價的心理。 到了今年三月，連國宅也轉售成風。青年國宅在推出兩年期滿之後，依法可以轉售，結果在半年之內，當初配售給一般市民抽籤購買的八百一十七戶幾乎全部易主。 而在長久的政策上，「稅制不健全、行政不明確，」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教授辛晚教一語道破。目前是依規定地價來課徵地價稅，依公告現值來課徵土地增值稅，結果卻把二者混為一談，所以地價稅若依公告現值課徵則過重，民意代表呼籲應該「打折」, 但一「打折」,「有人買賣土地就逃掉了其中的稅賦，公告現值等於失去意義，」辛晚教指出，「漲價歸公也成了漲價歸私，」自然大家都來圖利。 土地稅和房屋稅亦然。政大地政系教授張金鶚表示，土地是無法增加利用的，應課重稅；房屋可多加利用，應課輕稅，以便有效利用。「但是今天制度剛好相反，房屋稅較重，土地稅卻輕」, 更加便於財團坐擁大批土地炒作，張金鶚感嘆政策環節不知卡在何處。 多年來為台北市和內政部負責規劃都市計畫的辛晚教教授指出，保守的觀念依然籠罩在政府行政體系中。有時是相關人員觀念不清；有時則是雖然想通了，但是為圖行政上的方便和維護尊嚴，卻不願銳意改革；又有時是多頭馬車，各行其事，無法配合。 目前的燃眉之急是「部分都市周邊的土地都已經被財團介入」, 積極解決住宅問題的內政部營建署國宅組長蔡定芳表示，農地、山坡地，甚至墾丁國家公園旁的大片土地都成為炒作目標。「這必須要超部會的組織來控制，」蔡定芳、辛晚教、張金鶚不約而同的指出。 「這是一個大革命，但誰也沒有魄力，就先做別的事。」經建資歷深厚的行政院秘書長王昭明一語點破過去的破綻。在今日，當高地價、高房價把社會資源和人心打擊得支離破碎之際，若依然缺少「大革命」的魄力，那四十年的「大富翁」遊戲玩下來，政府將是最大的輸家。 地價改造忠孝東路 「走在忠孝東路，徘徊在茫然中；在我的人生路途。選擇了多少錯誤。」 近來走在忠孝東路四段的行人，不時會聽到店家傳來這樣的歌詞，略帶落寞的男聲在結尾重覆低吟「讓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個漂流；讓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個傷口。」 對照這個台北市精華地段近半年來的街道景觀，就會發現這首流行歌曲恰好唱出了房地產狂飆後的商店命運 -- 不斷有行號遷移。不斷有商家裝修，不斷有舊店關門新店開張，敵不過高房租的就只好黯然撤守，「等候下一個漂流」了。 一樓店面已經叫價到月租一坪一萬，結果「路口的美容院從二樓被趕到三樓，旁邊的三商百貨也不見了，來了一家高價位的西點麵包店。」住在崇光百貨附近的莊太太發現。 連老招牌的國藥行也從馬路邊撤到了巷子裡，因為二者地價相差近三倍，「馬路邊的房子留做比較賺錢的行業，像速食業或賣服裝的比較划算。」國藥行老闆識趣的說。 勝利背後的苦衷 在這高價地段倖存的商店表面看來是光鮮的勝利者。但背地裡卻有咬牙對房租的苦衷。 「租約到期時最可怕，」一家代理外國名牌服飾的經營者林小姐盤算起忠孝東路的地價，「現在房東一開口就是一坪一萬二，再加上押金 (通常以三到六個月房租計。有的房東甚至要價十個月房租), 還有人事等其他開支，算一算沒有一千萬就不能做生意，」林小姐心有餘悸的說:「但生意那有這麼好做？」 業者只有儘量降低成本，甚至改頭換面以求生路。鄰近統領百貨的一家大型餐飲店，就徹底改裝，從賣炸雞改成賣義大利餐，精心塑造流行的氣氛來擴展消費群，更重要的是「義大利菜用料少，有助降低成本。」 有人潮才有生意 商圈裡高地價、高房租節節進逼，還是有不少生意人來「挖店」。即使原先承租者租約尚未到期，進行挖店者仍先探聽原來的租金價碼，然後找到房東加價租下，抱持的態度是「不管多少錢，先搶到再說。」 為何要如此血淋淋的進行「忠孝東路攻防戰」呢？一家進占東區半年多的服飾公司負責人無奈的一語道破:「真正構成人潮的地方就這麼幾個，有人潮才有生意做。」 在高地價的烘托之下，行人走過忠孝商圈，總是有幾分憤憤不平。 在延吉街住了八年多的陳先生，看到路旁的麵館遷到僻巷後生意一落千丈，唏噓不已，「原來的房東和麵館老闆還是老交情呢！真是看重錢勝於情。」常在忠孝東路逛街的余太太則發現，雖然那些女裝店的店員嘴裡說不會把房租成本轉嫁到衣服上，卻經常找藉口不開發票，「等於是變相鼓勵不正當的營業嘛！」余太太頗為氣憤。 高地價正在改造忠孝東路，但改造後的面貌卻令人擔憂。 經常撰文談趨勢的詹宏志分析高地價將會使鬧區盛極而衰。因為同一地段的巷子裡，其商業條件並不足以和大街旁競爭，「當地價愈來愈高時，這種巷子裡的高獲利率通常得要「不法行業」才做得到。」詹宏志指出，「不法行業」會漸漸滲透、擴散，敗壞掉整個地段。 精華區變腫瘤 棲身忠孝東路四段大樓裡已有六年的敦煌藝術中心，就在近日搬遷。除了因為房租倍漲，更重要的是「忠孝東路已經不是以前的樣子了，」敦煌的經營者說。 在高地價、高房租的催化下，忠孝東路四段究竟會不會由熟艷到腐爛？從精華區變成了腫瘤？

家有梧桐樹,自有鳳凰來

中共用機槍和坦克車血洗天安門廣場，暫時把大陸的民主運動壓了下去。但是，那一小撮人領導的政權與全體中國人為敵，是註定要敗亡的。其敗亡時間的遲早，要看中國人的努力程度而定，中國人努力得愈多，這一天就會來得愈快。 而在中國人裡，毫無疑問的，台灣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不是宣傳 四十年來，台灣為中國人保存一塊乾淨而又有生機的土地，並在實質上制衡和監督中共，但是因為地小人少，在國際均勢的大局面裡，往往被忽視，它說的話，常被認為是「國民黨的宣傳」。這回中共在天安門廣場開槍殺人，證明台灣一向所強調的兩點不是宣傳：第一，中共的本質是不會變的。在共產世界的芸芸眾國裡，還沒有那一個成功的改變成民主政體。 第二，台灣是中國人的希望。至少它的生活方式，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選擇的樣本。 中共以這麼殘暴的手段對待自己的同胞，已使其道德性破產，在法律上喪失了統治的基礎，但這究竟給台灣提供了什麼樣「統一」國家的機會呢？六月以來，台灣有人認為即可回大陸了，有人傳說國軍已開始反攻，但中國的問題絕非那麼簡單，兩黨以武力爭奪政權的時代早已過去。 台灣今後的路 今天誰來執政，不僅要由老百姓選擇決定，而未來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更是驚人的大工程，需要高瞻遠矚的政治家、眾多知識分子和熱心同胞，共同努力經營。 像這麼艱巨的任務，不管對那個政黨，都是夠沈重的。台灣現在要做與能做的，就是把握時間，充實和健全自己，一方面利用力量影響大陸的發展方向，同時等待時機，給大陸同胞一個可供選擇的機會。 那麼，台灣今後的路要怎麼走呢？首先，要誠懇認真的推行民主政治。這次大陸學運之起，表面上是青年人追悼胡耀邦，要求為胡耀邦平反。胡之為人，比較開明，比較尊重知識分子，雖然還不夠政治學意義上的「民主」, 但是在大陸那樣封閉和集權的社會裡，胡耀邦反射了青年人對政治現代化的追求。 而今年是中國「五四運動」七十年，法國大革命兩百年，大陸青年在天安門廣場的吶喊，是人類對自由民主嚮往的一脈相承。不管中國有多麼長的封建歷史，不管中共有多麼強烈的獨裁本質，經過這次大陸學運，未來中國政治的主流和焦點已經定位於民主政治，不會有別的路了。 「傳統」迴光反照 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四十年，由於一黨獨大的習慣，雖然也曾排拒過民主，但畢竟看出民主潮流的莫之能禦，所以多少有點被動的向前走。 到了經國先生晚年，他大力推動的幾件事，如探親、解嚴、開放報禁，再加上民進黨成立，台灣才真正踏上民主道路的起跑點。 但是，黨政部門的某些人，仍留戀過去的「傳統」, 貪圖一言堂式的「做事方便」, 不願斷專權的奶。雖然這只是迴光反照的現象，但也一定程度的延緩了進步的速度。 在中共那樣的高壓下，大陸同胞尚且敢於為民主而獻身，那麼台灣今後要想參與中國事務，共謀國家之統一，不做出民主的榜樣能有號召力嗎？能被接受嗎？其次，在追尋民主的路上，要避免由強人帶頭。強人在前面領導，有時可收萬眾歸心、士飽馬騰的效果，但是群眾塑造出強人之後，強人往往就不受駕馭，那時他就不是在群眾的前面，而是在群眾的上面。 鄧小平當年受盡毛澤東的侮辱、折磨，一旦奪權復出，稍微做一兩件好事，民眾就頌之揚之。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在文革的苦難之後，飢者易為食，但浸假以還，鄧小平亦儼然為一「偉大領袖」矣！這樣的人豈可被拂逆？當學生竟然不聽從、竟然敢叫嚷「鄧小平下台」, 他當然要調動大軍，演出「北京屠城」了！強人造成，就沒辦法了 在兩位蔣總統過世之後，大家都說台灣已經結束了強人時代。但是目前有人在出巡、講話、召見等等方式上，無不亦步亦趨的步武前人。而用人及重要決策過程，其不透明度較之過去亦不遑多讓。再看看新聞界，不也是拿一兩句指示大作社論嗎？這就不能不使人擔心，中華民國將來會不會有「強人復辟」的政局？有人認為不會。要知道，馬可仕執政之初，真是老百姓一票一票選出來的呢！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時，怎麼敢企望當一個獨裁者？連在延安要娶江青，組織都通不過，還真有點「黨內民主」呢！所以強人是慢慢造成的，造成後就拿他沒辦法了。 以中華民國的環境，要加倍警惕。若是再出現強人政治，對強人和政治都是絕路一條。 不論什麼樣政體的政治，理論上說，其終極目標都在為人民服務。人民所需要的，毫無疑問，生活應居第一位。 總理遺言耳邊風 自開放探親以來，已有數十萬台灣居民去過大陸。到南京時，大概很多人都去晉謁了中山先生的陵寢。靈堂正廳的右邊牆上，刻著中山先生的遺著「建國方略」, 開宗明義就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 孫先生是國民黨的總理，國民黨人對他的尊崇是不必說的，但是國民黨在大陸時，並未認真「奉行遺教」, 搞得經濟破產，民不聊生，老百姓終於選擇了共產黨。 共產黨人表面上是很尊敬孫先生的，但是對他的遺言更是耳邊風了。他們可以造核子彈、發射人造衛星，可是老百姓都一窮二白。到目前為止，某些食品還要排隊搶購；買一張火車票像登天樣難；全家老少擠在一間沒有浴室和廁所的房子裡......。這樣的政權，不被老百姓拋棄還有天理嗎？所幸台灣數十年來的建設，使人民豐衣足食，「經濟奇蹟」在國際上普受肯定，更在對照之下給大陸的中共政權極大壓力。但是，台灣的農業逐漸因不受重視而有萎縮的現象，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低收入者已買不起住宅，這些都是建設偏離民生的膜兆，值得政府警惕，並在偏差不太遠時及早矯正回頭。 這次大陸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中華民國官方說是受台灣的影響，若干在野人士則指為「自我膨脹」。平心而論，有台灣這麼一個「證據確鑿」的榜樣，再加上數十萬居民回去作見證人，儘管影響程度難以測量，但產生激勵的動力是可以理解的。 大陸的民主運動，今後是一個長期奮鬥的局面。為了自由民主統一國家的責任，台灣更要珍惜自己，更努力，做得更好。大陸有句諺語:「家有梧桐樹，自有鳳凰來。」現在讓我們栽培、灌溉這棵梧桐樹！

法律:不信司法救不回

自從美國以第一部成文憲法明文區分行政、立法、司法，建構民主憲法中權力分立的典型開始，司法就是以審判為中心功能的國家權力；此點為司法與立法、行政甚至考試、監察各權最主要的不同。 我國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 顯然也將司法定位於專以形成具體規範之審判工作的國家權力作用。 司法既以審判為中心，司法系統與組織的建構，就不應也不能脫離此一基點：在司法系統之內，任何非審判性的權力 (如司法行政), 都是審判的從屬或輔助功能，不能凌駕審判，也沒有領導審判的餘地 (審判既稱獨立，實無領導可言)。 可是，或許是政治發展上、也或許是文化上的原因，我國立憲四十年來的司法制度，到現在都不能樹立「審判至上」的中心理念；反而是審判系統中的司法行政掩蓋了司法審判的地位，使司法體質一向顯得積弱不振。 目前司法行政超越司法審判的態勢，非常明顯。以司法系統的基本架構為例，司法院應是國家的最高審判機關，司法院中擔任審判職務的則應是大法官；可是，立憲後的制度演變，司法院完全不司審判，卻成為不折不扣的司法行政機關，凌駕於所有的司法系統之上。談司法改革，就應該從司法的基本功能檢討這樣的制度設計。 錯誤的「眾星拱月」的關係 再以法院的結構為例，也不難看出司法行政與司法審判在定位上本末倒置。 司法系統既應以審判為主、行政為從，司法行政即應由審判官兼理；司法行政首長即應為附屬職位而非專業職位；而各種司法體系內的行政職能也應受審判官支配以協助審判。 因為審判官是各自獨立行使職權，並不互相隸屬指揮；因此每一自成單位的審判官與配屬於審判的司法行政人員之間，都應形成以審判官為中心、眾星拱月的關係。 所以，審判官工作負荷過重，影響裁判品質的問題。正確的解決之道，不是加強行政監督、訂立辦案期限，而是應設置法官助理，以減輕審判官的行政工作負擔，使能專注於平亭曲直，聽訟得情的職掌。 可是，目前法院的人事配置，則適得其反，司法行政首長一經任職行政，即不事審判，卻得審閱裁判書類，並為人事績效考核；司法審判官在行政事務上須受司法行政首長指揮。 又如司法人事制度，並無自成格局的設計，而是將行政官僚體系的公務員人事制度，照章搬用，無視於官僚體制對於審判官可能形成的人格影響，尤其可見立法院及考試院均缺乏司法與行政應在本質上加以區別的觀念。 「一窩黑」的聯想 至於社會普遍關心的司法風氣問題，表面上似與「重行政、輕審判」的心態無關，其實不然。也就是司法風紀受人非議，看似可以為加重行政監督的理由，事實上恐怕恰是「重行政、輕審判」的結果。 因為「重行政、輕審判」的態度會對社會產生明顯的心理暗示，足以嚴重降低社會大眾對於司法的尊重感、信服感與不可褻瀆感。 一言以蔽之，今日司法各項問題，都因司法體系內外均受到濃重的「重行政、輕審判」的觀念所支配形成。其實從司法革新的最上層領導人物，自審檢分隸以來均非出身司法，而必須藉重行政體系的政治領袖出任這點來看，「重行政、輕審判」觀念所造成的影響，可說是極為深遠。 成熟的民主法治，不可能建築在體質衰弱的司法之上。現在社會上利用弱勢的司法以達政治抗爭目的的事例屢見不鮮，如果在此一關鍵時期，司法不能完成脫胎換骨的使命，則不可恃的司法，恐怕將成為民主法治防線的決堤之處。 司法不容壓制，也不容踐踏，只有健康自主且能免疫於暴力攻擊的司法才是民主法治的保障。 (李念祖為執業律師，並任教於東吳大學法律系)

新書介紹-打開國防白皮書

長久以來，我國的「國防」一直是一個輿論探戡的神秘地帶。有人形容它像諱莫如深的黑盒子，主其事的軍方卻始終抱著忍辱負重、「寧可做了不說」的態度，使外界更加無緣瞭解箇中實況。 先進的民主國家幾乎都定期發表國防白皮書。英國、西德和日本每年一次；土耳其和澳洲則間隔兩年或更長時間。美國政府並未發布國防白皮書，但國防部每年向國會提出的年度報告中，對於國防政策、施政計畫和預算分配都有詳盡說明，這些資料公開發售，實際上也就是一本白皮書。 民間首次出版 今年天安門慘案發生前後，台北坊間的書店裡首次出現了一本由民間基金會所出版，封面上繪有台灣圖形的國防白皮書，令關心這個問題的人耳目一驚。 白皮書本是一種政府公開發布，通常以白皮為封面的文件。出版這本國防白皮書的台灣研究基金會負責人 -- 民進黨籍立委黃煌雄說:「我幾度要求國防部、行政院做，他們沒有下文；現在民間把它做出來，不僅代表一項突破，對民主政治的開展也具有相當的意義。」 瞭解、認同、支持 目前正風塵僕僕地在宜蘭縣奔走，為十二月選戰佈樁的黃煌雄，在台大政研所時就開始對兵學感興趣。民國七十年進入立法院後，他質詢重點一直不脫國防政策、預算和問題的範疇。基於這樣的背景和興趣，一年前，他有了自編國防白皮書的構想。 「在一個民主國家，應該讓更多的民眾瞭解國防在做什麼。國防是全民的國防，不是國防部的國防。國防部的預算是中央政府總預算的最大部門，我們有責任讓民眾瞭解，不但瞭解還要認同，如此才能爭取民眾支持。」黃煌雄認為。 因此，編這本書時，如何有效使用有限資源，如何冷靜研判戰略環境，並根據戰略新情勢重訂國防政策、改變兵力結構，如何改進國防教育體系，改善國防工業現況，以及正確認清國防與人民的關係，便成為他論述的主要課題。 就實際內容來看，國防白皮書共分四篇，分別是戰略環境、國防政策、國防現況，以及國防與人民。 在第一篇戰略環境裡，編者分別討論了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全球權力結構、區域安全、中國大陸的展望和台海戰略形勢。 二次戰後，「國家安全」逐漸成為世界上流行而家喻戶曉的名詞。什麼叫做國家安全？美國前國防部長布朗 (Harold Brown) 曾經提出如下的界定: 「國家安全是一種保存國家物質和領土完整，在合理條件上維持與世界其餘部分間的經濟關係；保護其制度和統治不受外力干擾，及控制其國界的能力。」 顯而易見，國家安全不只是要對抗物質攻擊，以保護國家的人民和領土，更需透過各種不同的手段，保護國家的主要經濟和政治利益。雖然在國家面臨的威脅中，同時包含軍事和非軍事兩類，作者相信，武力的攻擊仍是任何一個國家最險峻、最嚴重的安全危機。而按照傳統意識解釋的國防，實為國家安全的基礎和底線。 當前世界權力結構正日趨多元化。多元化的發展，一方面使國家之間必須競爭共存，另一方面也使國際關係，尤其是區域關係走向互賴和整合。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編者預測，和平與發展應是兩大普遍的趨勢。至少在十年之內，世界上似乎不可能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或嚴重危機。美蘇之間的關係會繼續緩和，全球性的戰略平衡不會有太多的改變。 然而，以台灣本身的安全觀點而言，最重要的還是海峽兩岸未來的戰略發展。儘管中共擁有數量高居世界第二的巨大軍力，作者分析，目前似乎尚不能對台灣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理論上，中共可以使用顛覆、封鎖和入侵三種不同的軍事行動來戕害台灣的生存，但在中共認為時機、環境、能力都適當時，以發動兩棲 (包括空降) 攻擊的可能性較高。 認清真正的威脅 「或許這種威脅還很遙遠，甚至永遠不會實現，但必須認清的是，這是我們所面對的真正威脅。隨著時間的推進，這種威脅的可能性愈來愈大。因此，我們的國防政策和戰略構想，都當以這種認知為核心。」本書特別強調。 在第二篇國防政策裡，編者先後論及政策、國防組織、預算與計畫。 國家安全是廣義的國防，國防則為狹義的國家安全。因此，國家安全政策與國防政策雖密切相關，卻代表不同的層次，在制定過程中有先後的差異，負責制定工作的機構也應有所不同。 作者指出，政府組織中應有一最高的思想庫，負責考慮整體的國家安全。當前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稱之為「國家安全會議」, 不過也有如日本和法國，稱之為最高國防會議者。政府根據國家戰略幕僚 -- 安全會議的思考和建議，制定國家安全政策，並負責監督執行。 公開程度不同 國家安全政策可分外交、經濟、軍事三大方面，所以應由外交部、經濟部和國防部分別負責擬定。國防政策是國家安全政策中的主要部分，過去我國政府對所泱定的國家政策很少公開宣布，甚至於認為這樣做是洩露機密，足以妨害國家利益。但今天各國政府對其國防政策多少都已公開說明，只是程度上尚有差異而已。 七年前，前國防部長宋長志在立法院答覆質詢時，曾這樣說明我國的國防政策:「當前我國的國防政策是精兵政策和攻守一體。在戰略指導方面，現階段是戰略守勢......」他又說:「就戰略守勢而言...... 只要能控制台灣海峽，敵人就不可能跨過海峽到我們台灣基地上。」接著再說:「就守勢而言，防守台灣海峽，首先要注重防空，能控空，海軍才能制海......」最後強調:「今天我們的守是為了將來的攻...... 在戰略守勢態勢之下，隨時也要作攻勢的準備。」 而近七年間，政府似乎再也不曾對國防政策做進一步的說明。 合乎時代精神 作者在本篇中多所建議，他認為國防部除應明白確立和宣布基本戰略觀念外，更應從速制定一部合乎時代精神的國防組織法。此外，目前在國防計畫與預算編列的領域中存在許多問題，國防部應該坦白地攤開檢討。眼前的平安並不能夠保證未來的太平，我們的國防政策必須具有未來導向。 第三篇國防現況涵蓋三軍部隊、兵役與動員、國防與教育，以及國防、工業、科技等內容。 編者根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會所出版的「世界軍事概況」, 公布了我國現有兵力的重要數據，並就陸、海、空軍的組織、編制提出改進意見。 綜合各篇重點，本書最後立下四點重要結論：一、對於台灣的未來安全保持謹慎樂觀的看法。 二、傳統戰略觀念必須徹底改變，今後只有一種軍事戰略，那就是嚇阻。 三、要求政府及早制定一部完備而現代化的「國防組織法」, 並採取必要的改革措施。 四、強調未來的國家安全是以新興科技為基礎。 國防事涉國家安全，究竟是一個複雜而敏感的話題。黃煌雄不諱言:「出書前，我還很擔心被查禁。」出書後，一切風平浪靜。他把新書分寄各方，從總統至諸部長都是贈送對象。國防部則買了數十本，列為研究參考之用。 看過這本在台灣首開先例的「國防白皮書」的人，有什麼不同的反應？觀念啟蒙 有人率直的推斷，即將面臨選舉考驗的立委黃煌雄在這個時候出書，有其政治目的 --「純粹是為了打贏選仗」。 一位中級軍官則不以台灣出國防白皮書為然。「我們的民主政治還在小學階段，人民的素質、成熟度都還無法和先進國家比；更何況，敵人隔海虎視，我們身臨明顯而立即的危險，」他侃侃分析。 而有些對軍事、武器稍有涉獵的讀者，發現書中所用資料已嫌老舊，對硬體的介紹，更時有繆誤之處。不過，在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執教的鈕先鍾認為:「這本書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觀念的啟發，它不是寫給專家看的，而是讓一般老百姓也能具備國防與國家安全的基本知識。」

一九四九VS.一九八九-反思‧扭轉‧創新機

一九四九年～一九八九年。四十年，在歷史上是一個逗點；在國家發展上，卻不是一段短暫年月。 它可以大起大落，大起者如日本、西德；大落者如阿根廷、菲律賓。四十年，在台灣起多落少，重建了自己的信心，贏得了國際推崇。 MIT (Made in Taiwan) 曾是受人奚落的影射，漸成為受人尊敬的名詞 --「台灣奇蹟」(Miracle in Taiwan)。從河山變色，到台灣奇蹟，國民黨由罪人變功臣。 回顧過去輝煌的紀錄，不是沒有缺陷，不是沒有後遺症。 缺陷的例子如：司法缺乏獨立審判、教育重量不重質、生態環境頻遭破壞、公共設施嚴重缺乏...... 後遺症的例子如：重視經濟忽略人文帶來的文化失落；威權下的教育，使人失去獨立思考能力；「賊立漢不立」帶來的外交孤立...... 環顧當前社會現象，更可發現三股逆流：威權餘威依然存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人文精神逐漸喪失。 如果我們真正愛這塊土地，就要時時反思，避免再走錯誤的路。記取教訓，是為面對未來；反省思考，是為更具遠見。

尋求心中的主宰

台灣四十年來的發展一直著重在安全與經濟，沒有策畫或注意到社會本身的整合，也罕見文化界、思想界及社會上的領袖引導大家走出方向。 社會上唯「力」. 唯「利」 社會上有許多自動自發的希求，也有豐沛的活力與動能，但由於安全的考慮和服從權威的習慣，社會結構經常以安定為著眼點。安定與自動自發尋求改變這兩股力量相激相盪，一直到最近，尋求改變的力量才占了上風。 激盪的形式缺少了互相讓一步、彼此尊重的和諧與妥協，讓衝突的風格代替代了妥協。其中表現最尖銳的場合就是政治結構的改變。剛在萌生茁長間的政治文化，若以鬥爭性格為其特色，將來不容易發展出雍容大度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精神是容讓和合作，不是對抗和鬥爭。 中國文化裹應有合作和容讓的特點，仁和恕，一直是道德的最高指標。四十年來台灣缺乏仁恕精神，是因為從內地、沿海來的大陸人，和在本地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都沒有觸及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萃。 要把這些東西重新放回台灣發展的現代文化裡，其實並非不可能。因為經過四十年的融合，大陸人和台灣人在文化上應已減少異處，增加同處。這相同的基礎可直接與中國文化的精萃掛鉤。現在只是看我們如何動員文化界、學術界以及社會的各種力量，互相討論文化的方向和取捨的項目，並努力闡釋現代中國文化的內容。 上面所說和現實問題其實是息息相關。譬如大家詬病台灣交通擁擠、暴力高張、社會求利的心太切，這幾個毛病根本上都是由於一般人心中無主宰，於是本應當有文明的人，竟退化為唯「力」、唯「利」的野蠻人了。 現代享受不能填補心靈空虛 經濟力量的增強，並不能提昇文化的水平，相對的更增加了趨利的慾望。如果今天我們再不為自己尋找心中的主宰，不僅台灣將成為一個現代科技的叢林，叢林中的個人也終於會發現，一切的現代享受仍舊不能填補心裡的空洞，一切的經濟成長到頭來也不具有真實的意義。 (許倬雲為匹茲堡大學教授) (溫曼英訪問整理)

政治經濟漫畫台灣

民國 38 年。中央政府遷設台北。台灣省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 . 自由中國創刊 .7 月底人口總數 7 百萬人 民國 39 年。美援開始。美軍酒吧興起。圓形蓬裙流行 民國 40 年。舞廳開始興起 民國 42 年。實施耕者有其田 民國 44 年。小說出租店興起 民國 46 年。文星創刊。日本電影風靡全省 民國 47 年。八二三砲戰 民國 49 年。雷震組反對黨被捕 民國 50 年。計程車開始普及。西化風潮，流行現代主義 民國 51 年。證券市場成立。公寓住宅興起 民國 52 年。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引起風潮 民國 56 年。速食麵上市 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迷你裙開始流行 民國 58 年。中華少棒獲「世界少棒」冠軍 民國 59 年。台獨聯盟成立。李小龍崛起 民國 60 年。退出聯合國。釣魚台事件。大學雜誌改組。新女性主義流行 民國 61 年。行政院長蔣經國推行十項建設。儲蓄率年平均 30%, 全球第一 .「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在中央日報登出，半月內印單行本 30 萬冊 民國 62 年。雲門舞集成立 民國 64 年。蔣中正去世，嚴家淦繼任總統。理髮廳「馬殺雞」流行。雙秦、雙林電影熱潮。電動玩具掀起熱潮。台灣政論創刊 民國 65 年。錄放影機進口 民國 66 年。中壢事件。鄉土文學論戰 民國 67 年。蔣經國就任第六屆總統。中美斷交。外國秀風行。經濟成長 14%, 破光復來最高紀錄，出口成長率 35.7%, 世界第一 民國 68 年。美麗島事件。張忠仁、張忠義連體嬰分割成功 民國 69 年。消基會成立，消費者權益意識抬頭 民國 70 年。嬰兒紙尿褲風行 民國 71 年。卡拉 OK 流行。減肥中心興起 民國 72 年。錄影帶租售店興起。免洗餐具風行 民國 73 年。麥當勞漢堡風行。啤酒屋興起 民國 74 年。十信弊案，立委蔡辰洲判刑 15 年經濟部、財政部長下台。第一個試管嬰兒誕生。龍應台「野火集」造成社會轟動，已出版 105 版 民國 75 年。鹿港反杜邦設廠。民主進步黨籌組。青少年飆車潮 .「牛肉場」風行。大家樂熱潮 .24 小時營業型態店興起 民國 75 年 .「任天堂」遊樂器進人家庭。股市指數破千點 民國 76 年。台灣地區解除戒嚴。報紙開放新設。開放赴大陸探親 民國 77 年。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全省 30 餘起年終獎金糾紛。兩岸通信。高中生可申請出國留學 民國 78 年。財政部長郭婉容赴大陸參加亞銀會、 體操隊赴大陸參賽。開放兩岸通訊。股市指數破萬點，一日成交值破千億元，開戶人口 3 百萬 (實際 2 百萬人) . 台灣地區人口達 2 千萬人。俞國華辭職，李煥組閣

失衡的翹翹板

千年歷史上，飽經戰禍的中國人從來沒有這樣富裕過。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蕞爾小島，躋身世界第十三大貿易國。積累七百六十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平均六千美元的國民所得。愈來愈多人穿名牌華服、開進口轎車，吃山海珍奇，住高樓廣廈。 千年歷史上，素以禮儀之邦自居的中國人似乎也從來沒有這樣野蠻過。年輕力壯的男子強暴、勒索、搶劫、殘殺婦女幼童。人口販子詐騙外地人賣淫。股票市場的輸家丟石頭示威，賭六合彩槓龜的人砸神像出氣。兩車擦撞的輕型交通事故，衣冠楚楚的當事人便動輒怒罵，甚至以兇器相向。 短短的四十年裏，台灣的中國人同時創造了這兩種奇蹟。當舉世的目光不斷投向台灣經濟成長的成績單時，悲憫的觀察者開始注意到失衡翹翹板的另外一邊。 「我們得到了物，但失掉了人。」鄉土小說家黃春明回顧台灣在被動、加工的經濟發展型態中，泯滅了文化的生產、成長，如今攤開社會帳本，台灣為失落所需償付的代價，已難以估量。 一位社會評論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是一個不完滿的文化社會 -- 有暴而無力、有色而無情。一位新聞記者在一篇對執政黨的諫言中，更語重心長地寫道:「台灣若單靠財富耀人，而犧牲了公道、法治、環境、福利與安全，實在沒有什麼好自炫的。」 台灣的航向所以一面倒的偏往經濟，使得整個社會瀰漫急功近利、唯財是圖的短視、暴發氣氛，據人間雜誌發行人陳映真分析，其中不僅反映了無可迴避的結構性因素，也同時反映了執政的導航者對國家發展缺乏長期、整體計畫的惡果。 「台灣的發展經驗。有相當的局限性，幾乎是不可欲 (Undesirable), 也難以重覆的。」五十歲的陳映真相信。 台灣只是「跳板」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在內戰失利的情況下棄守大陸，抱著偏安的過客心態播遷百廢待舉的台灣。韓戰爆發後，旋踵又被捲進共產、民主兩個世界體制的對峙僵局，在國際冷戰情勢中，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這一連串的布局，幾乎決定了台灣大部分的命運。 當政的蔣中正總統親題「勿忘在莒」的座右銘，一心帶領軍民同胞反攻大陸。足足有十多年的時間，台灣一方面接受美援，全力發展「足衣、足食」的經濟建設，另一方面，因中共虎視眈眈，台澎地區實行戒嚴，嚴格限制民眾的政治、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那時台灣還保有淳樸的農業社會價值觀，對勒緊褲帶、潦困匱乏的物質生活不以為忤。社會上有高度的憂患意識，充滿了淬勵奮發的氣氛，治安良好，自然環境也未遭破壞。 雖然台灣的財富如今已千百倍增加，許多人回憶起流逝四十年的歲月，最感懷的，竟都是這一段苦過來的日子。 七十歲的經濟學家王作榮自認，民國四十年代台灣經濟由貧窮混亂轉為穩定，天天有新問題發生，參與實務的他天天也因此產生新觀念，是他生命史上最快樂的一程。他記憶猶為深刻的是，當時大家只求生活的安定、溫飽，不管是拉三輪車或做大官的，都盡責而守本分，大家團結合作，少有人為私利爭營。 然而，歷經日據時代的台籍人士值此興革，開始感覺到:「國民黨對台灣，沒有長期、通盤的治理計畫，政策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位台大物理系教授批評。 這種觀察的確實性歷歷可考，遺害也早已斑斑可見。 一位財經官員佐證，民國四十三年，政府投下大筆財力人力成立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十年後，經合會提出包括人口政策在內的十年長期發展計畫，卻未被核定。黨政大老質問:「大陸有五億人口，台灣才有一千萬，實行人口政策 -- 難道你們不考慮反攻大陸了？」 民國六十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朝野共知，反攻大陸的夢想日益遙遠，為了提高士氣、安定人心，蔣總統昭示三句話：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同年終於通過第二次提出的台灣十年長期發展計畫，三年後開始推動十大建設。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事實上，台灣的社會變局在此之前便已埋下伏筆。民國五十年初台視開播，台灣進入電視時代，經濟也發展到轉捩點，工業產值在 GDP 所占的百分比，首度超過農業。顯而易見，傳統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工作型態和價值觀，漸向時代揮手告別。時代的巨輪把台灣快速滾進另一個變化多端的未知世界。 對應由農業社會過度到工業社會的巨大變遷，執政的技術官僚並沒有考慮到社會變動的新需要，因而參考其他國家教育、文化的典章制度，做前瞻性的全面規畫，只在隔海對抗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時，成立了名過於實的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批評的人指出，「他們似乎認為把傳統文化發揚光大就可以應付一切。」 只能縱情聲色之娛 為了維持政權與政治穩定，執政的國民黨根據戒嚴法，對政治、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素來採取極嚴格的限制。人民想發財或縱情於聲色之娛，大體不會受到什麼抑遏，但若想關懷公共事務，組織自主性的社團，辦報紙和雜誌，就會受到百般刁難與打擊。因此，當六十年代，台灣經濟夾著「為人作嫁」的出口導向大幅起飛後，絕大多數人的注意力，便全部集中到做生意、發財的功利目標上。 台灣的教育體制，似乎也同時在為這種功利導向的社會發展奠石立基。 「在上位的人不重視文化教養，只著重思想教育，在威權政治下，嚴格管制校園思想上學術界人士深有共鳴的認為，台灣的教育內容只流於知識、技能，純為造就人力市場可供使用的螺絲釘，而不在培養有獨立人格的個人。 而聯考制度本身，就正是一本極端功利、短視的教科書。「基本上，聯考要拚的是上榜的立即目標，跟做學問毫不相干。」曾任政務委員的清大教授沈君山分析:「這種不講求長程思考的聯考文化所造就出來的心態，充斥台灣社會。」 有錢就是大爺 台灣的教育不能啟發思想，不能帶動人文精神 -- 人的良心、價值感、意義感的自覺，民國七十年代，當台灣的經濟統計迭創高峰，平均國民所得十年間成長五倍，達到五千美元以後，有識之士驚覺，台灣近兩千萬人口，已完全被「賺錢主義」主導。 「經過四十年的經營，我們這個社會大家都只看到錢。企業家只強調他有幾十家關係企業、國際公司，政府只強調有幾百億美金外匯存底，連地下投資公司也以多種企業而自豪，至於錢是怎麼來的，大家都不管了，反正有錢就做大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文崇一這樣觀察。 研究價值觀變遷的心理學者楊國樞，用腔腸文化 (強調感官享樂、重食色)、短視生活 (沒有長遠目標)、粗暴態度 (野蠻、沒教養)、不講道德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四個特徵，勾勒出台灣目前的所好、所思、所為、所信。 是金錢把社會污染了？還是人們從來就沒有看到長遠而值得追求的目標？台灣迫切需要找回這失落的地平線。 接訂單的文化 如果糧食是武器的話，農民才是戰士。台灣原來是種水稻，台灣的文化是順應自然產生的。 種水稻是不是順應自然？是的，因為台灣是屬於季節風的地區，風所經過的地方，帶來了很豐富的雨水，自然就有野生禾稻類的東西長出來，經過幾千年品種的改良，跟稻米生長在一起的人類，或者其他的飛禽走獸，都適合吃它。為什麼？季節風經過的地方，濕氣很重，腳氣病就會來，腿肉一按就凹進去，腳氣病多的時侯，就是要吃稻，因為稻米的胚芽裡面維他命 B 很豐富，可以避免你得到潮濕的腳氣病。如果光吃稻米還不夠，在季風區的土地上，還可以長出綠豆，綠豆的效果更好。 小麥隨著外交而來 但是這幾年來，美國農產品像武器一樣跟著外交而來，我們吃米的傳統習價被改變了，現在早上就是牛奶、麵包，小孩一關始就習價漢堡。我們已經從吃米的習慣，改變為吃小麥。 我們的經濟也是屬於被動的經濟發展，也就是靠接訂單發展的。這跟下訂單的不一樣，下單訂是有品牌，而我們沒有品牌。最近我們常說要打自己的品牌，就是要突破這樣一個瓶頸。 在被動經濟生產的時侯，我們農村沒有辦法好好生產，維持美滿的農村生活。人力過剩，人浮於事，跟今天的情況不一樣；那個時侯找工作的人很多，所以唯一的條件就是只要能找到工作就好，你說多少錢就是多少。就在這樣一個很賤價的勞力之下，我們變成一個非常有競爭力、被動生產的、加工的國家。 我們能夠拿到那麼多訂單，一方面是我們政治戒嚴，公司不能罷工、罷市、示威，使經濟生產變成加壓力的穩定、非常態性的穩定。那一段時間，勞動者奉獻出一、二十年長時間的勞力；台灣經濟能起飛，我們真的要感謝這些人。 在台灣因為過去生活很貧困、很嚴肅、很刻苦，所以只要不低於過去的水準，大家都能夠忍受。那個力量把我們撐起來了，所以我們經濟起飛。 做適合台灣的衣服 但是被動性的經濟生達，就跟文化完全脫開了。 所謂被動，是你要我做這個樣子，這個大小的規格，我做給你。別人下訂單，我們就接訂單。 就以衣服來說吧。例如我們做的尼龍，或者混合纖維的衣料，人造的不會縐，但是也不透氣；這個適合在美國大陸性氣侯很乾燥的地方，這種衣服是美國人下的訂單做的。 那麼我們有沒有真正為台灣這個氣侯，設計出什麼樣的衣稱，什麼樣的衣服呢？我們做什麼樣的衣服，袖子要開一盞或緊一點？要領子或不要領子？跟我們的職業、生活環境、氣侯都有關係。這樣一個產品，除了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 然而我們卻不是，我們是接訂單的經濟，也形成了接單的文化。四十年來，我們賺了錢，只是經濟的成長，而文化上的成長是什麼？各位想一想。 (吳韻儀整)

印度:造武器充老大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的某日，數百名印度士兵搭乘一架蘇聯製 IL-76 運輸機降落在印度東南方的島國馬爾地夫。數小時內，不費一槍一彈，叛軍就被嚇跑到海邊，乘船逃逸。 這是印度自一九八四年以來，第五次向鄰國動武。 四處挑釁 一九八四年印度悄悄占領中、印、巴邊境喀什米爾的一處高山荒原，引起日後印、巴之間不斷的流血小衝突。 一九八五年夏天，印度侵占中、印邊界的一處爭議區，自此與中共怒目相視。 一九八六年冬，印度在印、巴邊界大張旗鼓地軍事演習，激得巴基斯坦差點兵戎相見。 一九八七年七月，印度藉口幫助斯里蘭卡弭平塔米爾族的獨立叛亂，派軍進占該國北部和東部。至今仍有八萬名左右印度軍駐守該地。 印度自甘地以和平抵制方式立國以來，始終聲稱以和平主義為國家原則。然而事實是，在美國的鼓勵下，印度正加速整軍經武。 過去八年內，印度的國防經費已增加一倍 (以今天的幣值為準); 且自一九八六年以來，印度成為世界最大武器輸入國；以一九八七年為例，印度向外國購買了五十二億美元軍火，比熱戰中的伊朗、伊拉克加起來還多，更是鄰國巴基斯坦的十二倍。 除了進口，印度也加速研究自製武器。過去六年內，國防研究經費增加了四倍；正在研究、製造的武器包括一種尖端輕型戰鬥機、一艘三萬噸的航空母艦和巡弋範圍可遠達澳洲、非洲的長程偵察機。目前，印度軍隊人數已高達一百三十六萬人，是世界第四位。 為什麼印度需要這麼龐大的軍隊和精密武器？印度官方堅稱是為了防備巴基斯坦挑釁，但軍事觀察家批評:「印度實在太過分了，它的軍隊已是巴基斯坦的五倍！」印度官方又指中共才是真正的威脅；但中共已有將近二十年既未以武力，亦未以外交手段威脅過印度。 鄰國的疑懼 去年底，拉吉夫甘地訪問中國大陸和巴基斯坦歸來後，曾表示雙方關係正在改善，但印度的擴軍計畫並未絲毫放緩。美國亞洲問題專家湯姆斯。索頓說:「印度到處尋找威脅，好做為自己不斷擴軍的正當理由。」 印度軍方有了力量逐漸「不安於室」, 使南亞各國惴惴不安。去年七月，南太平洋斐濟共和國發生政變前不久，澳洲情報單位截獲一批自印度運往斐濟的軍火；印度的偵察機時時在印尼附近徘徊；無怪乎澳洲一位海軍將領要質問:「以印度的國家條件，根本不需要這麼龐大的武力，它到底想幹什麼？」 許多外交分析家認為，亞洲鄰國的疑懼正是印度擴軍所想達到的目的。一位駐新德里西方外交官分析:「印度一心希望人家重視它，視它為世界強權，它花這麼多錢擴軍的目的不過如此。」 印度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相信，擴軍可使全世界正視印度的外交地位。他說:「世界人口中，每六人就有一個印度人。但是在西方人設計的世界秩序中，全世界第二大國印度竟連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都投分，簡直是太怠慢我們了。」 更令印度人憤怒的是，世人大多仍然認定印度是個落後、迷信、骯髒的國家。他們要讓世人認清還有一個全新的印度 -- 一群自信、有才幹的工程師、科學家、軍官、高級官員 -- 正努力贏取世人的尊敬。 雙面印度 其實正反兩面的印度都是真實的。例如在孟買的馬茲港造船廠裡，幾百位工程師、技工正在建造兩艘造價各為一億美元的潛艇；造船廠門外則是蚊蠅滋生、貓狗在垃圾堆中竟食的貧民板屋區。 在馬亞普德省，窮人靠撿拾落葉當柴火；頭頂上，每架價值二千萬美元的法國製幻象 2000 式戰鬥機呼嘯飛過；不遠處的孟加洛基地內，大約九百名一流工程師和科學家，正設計建造一種尖端戰鬥機。 這個自製戰鬥機計畫每年預算至少十億美元，聘雇了兩萬五千名印度的理工菁英。美國通用電子、立頓等大公司將售予飛機主要的引擎、控制系統，美國空軍則提供測試、訓練等協助。儘管如此，耗資如此龐大的計畫，對印度仍是一項極冒險的投資。 沒有一位西方軍事專家相信印度能在一九九六年，依計畫所定的十三億元，成功製造出這架戰鬥機。而印度政府為了彌補造價過高的損失，已決定將來對外輸出這一型飛機的機件。 徜徉兩強之間 美國雖然不太情願讓尖端科技外洩，卻未終止提供印度必要的技術。一位美國國防部官員說:「我們的政策是幫助印度在科技方面能夠獨立。」說穿了，美國就是希望印度不要再依賴蘇聯。 然而到目前為止，印度的大部分武器，如前述的長程偵察機，仍由蘇聯進口，並且與蘇聯合作製造戰車。去年蘇聯還租借一艘核子潛艇給印度；很顯然，蘇聯也想抓緊對印度的影響力。 印度徜徉於兩強之間，得盡漁翁之利。孟加洛基地內，印度工程師用歐美的最新機器製造歐洲提供設計的戰機用炸彈；五百哩外的拿錫克基地內，技工忙著拼裝米格二十七戰鬥機；更妙的是，在馬札宮造船廠，美國技師與蘇聯工程師，分別在幫印度人製造潛艇和飛彈。 最令世人爭議的是印度始終不忘情於製造核子彈。雖然印度自一九七四年以來，未再做任何核子試爆，但議者批評印度工程師仍然在儲蓄可供製作核彈的材料，甚至拉吉夫甘地自己都聲稱:「印度可在「一夜之間造出核子彈。」在印度，主張造核彈者的聲音遠大於反對者。許多印度人相信，只有造出一枚核彈，才能登上世界強權的寶座。 去年二月，印度成功測試了一枚射程一百五十哩的彈道飛彈，足可攜帶兩千磅的彈頭，當然也可攜帶核子彈頭。印度正進一步嘗試製造中長程的彈道飛彈。雖然印度一再表示無意給這些彈道飛彈加裝核子彈頭，但它不斷儲存鐪 (核子彈的主要成分), 使人不能不懷疑它的動機。一位印度科學家甚至預言，印度在五年內一定會公然製造核彈。 人民一無所知 美國對印度的軍事野心應採何種立場？南亞安全問題專家史蒂芬。科恩的論點是公認較為持平的。他認為:「強大的印度可做為南亞地區的一股穩定力量，這是符合美國利益的；但如果印度成了地區性的冒險家，去招惹中國和巴基斯坦，那可就不是美國樂於見到的了。」 妙的是，印度人民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的國家已是軍事強國。如果他們知道政府拿寶貴的外匯去買武器、徵召一流的人才去造武器，而他們卻必須忍受匱乏的物資供應和破敗的都市設施，會做何感想呢？許多政治觀察家擔心，印度匱乏、貪污等內政問題反而使政府更加努力建軍，因為在世界舞台上展現威力，永遠是轉移國內民心不滿的一劑良藥。 一位西方外交家語重心長地指出:「任何一位印度領袖在面臨層出不窮的內政、外交問題時，恐怕都很難抵抗軍事冒險的誘惑。現在事實是印度已有了如此龐大的武力，它的領袖就有義務讓世人弄清楚，它究竟想如何發揮影響力。」問題是，印度總理甘地自己弄清楚了嗎？(取材自 Time)

紐西蘭下放記(上)

四月十七日晚，我乘國泰航空公司十時半自港開出直飛奧克蘭的飛機，次日下午一時左右抵達當地的國際機場，以國際標準而言，機場奇小；領取行李的地方，只有三座旋轉檯。 痴痴的等了二十多分鐘還沒見我寄運的唯一一件行李出來，旁邊一位中年婦女搭訕道:「我們這班機沒幾個乘客，要是在香港，早在回家或到旅館的途中了，是不是？」 要是在香港，恐怕不會有陌生人跟我搭訕，我們因此瞎聊起來。偶然抬頭看到 Welcome To New Zealand 字樣，乃隨口問她 zealand 一字的出處。 「呀！那是 Land of the White Long Clouds!」 白雲故鄉，好美，我沈吟唸道。 機場小、旅客疏落，也有好處。一出閘口港，毫不費功夫就看到了閔福德教授。這回果然是「他鄉遇故知」。 紐西蘭的四月五日，是當地的深秋時分。一離開機場，但見碧空如洗，以氣溫來說，是香港台北的十月尾的天時。看來毛衣風衣都派不上用場了。 「草根」人物看總理 我在奧克蘭前後的十三天，住的是大學賓館，接觸的不是「行家」就是學生，但因機緣巧合，也遇到好些紐西蘭的「草根」人物。舉個例子，有一天閔福德教授下午到我寓所來看我談公事，說好事後到他家晚飯。 約莫五點鐘吧，我們漫步出來找閔教授的車子，誰料車子不見了。在下班時間違規泊車，給警察叫拖車拖走了。幸好寫「傳票」的女警還在街上狩獵，也幸好還有一部拖車空著。我們因此請拖車司機載我們一程，到違規「被拘」的車子拘留所去付罰款。 那天剛好是紐西蘭煉鋼廠 (New Zealand Steel) 被中共收購的第二天。 紐西蘭人的口音風格特異，把 space 唸成 spice’a bit 聽來好像是中 a bite。我初到貴境，滿耳矇矓，懷疑自己若參加這位司機同志給我托福測驗的話，是否能通過毫無把握。但聽來雖然吃力，關鍵性的話，料想沒有錯過，「郎伊這傢伙，今天賣這個，明天賣那個，後天大概只有褲子可賣了。」 郎伊是紐西蘭總理 David Lange。 說來也巧，中共收購紐西蘭煉鋼廠消息見報的前後幾天，不斷有國營企業或政府地產脫售易手的傳聞。如果傳聞屬實，那麼司機同志言外之意也不難懂了:「不肖子孫，把祖產賣光了怎麼辦？」 不消說，司機同志對工黨政府「撤銷管制」(deregulation) 的各種措施，反應是極其「草根」的：稍有國家意識的人，都不願意外國人喧賓奪主，蚕食自己的地方和祖業。這種保護自己地盤的心理，原是動物的天性，我們當然瞭解。但鬧情緒是一回事，現實迫人又是另一回事。 紐西蘭史家辛克萊 (Keith Sinclair) 在一九八八年增訂的「紐西蘭史」引用 C.K. Stead 的話說，紐西蘭人所追求的理想不外是住在一個空間廣闊、陽光充足、芳草鮮美的國度。在物質方面，希望能擁有自己的房子、汽車、電冰箱、洗衣機、玻璃纖維釣魚竿、高爾夫球場等等。 空間要多少有多少 紐西蘭東南二島面積合十萬三千七百三十六平方哩，人口在三百二十萬左右，無論從什麼角度去看，都是地廣人稀。空氣、空間，要多少有多少，但對其他物質的要求，以過去十多年的經濟成長而論，恐怕不易滿足。我在奧克蘭逗留期間，銀行的房屋貸款利息是十七點五。前兩三年，曾一度徘徊於二十四、五點之間。 紐西蘭的經濟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根據辛克萊提供的資料，紐西蘭傳統的四大出口產品分別是：肉類 (牛羊)、羊毛、牛油和乳酪。 在三 0 年代，這些產品不愁沒主顧。紐西蘭是大英聯邦一分子，單輸往英國的貨物，已占全部出口額八 0%。 迫使紐西蘭政府大幅度修正貿易經濟政策的因素，犖犖大者有兩個：一是英國參加歐洲經濟共同市場 (一九七二); 二是原油危機。 英倫的「祖家」既狠得下心拋棄自己，只好自求多福，因應措施是增闢國際市場和產品多樣化。除上述的「四大」外，還發展海產、木材、機器、農產品和水果培養的工業。 市場方面，以一九八五年的資料看，令人不禁想到「窮則變，變則通」之說有理。的確，為了生存，紐西蘭今後不能不加緊跟亞太地區的國家認同了。單看輸英的出口率差異就知究竟：這一年僅得全數之點九。 不敢得罪何梅尼 一九五 0 年，紐西蘭和日本沒有貿易的來往。八五年的出口率是一五 %, 與輸往澳洲和美國的不相上下。 辛克萊所列的出口率比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國家」一項。這些「其他國家」在一九八五年中吸收 L 紐西蘭四七 % 的外銷律品，而其中兩個大主顧是中國大陸和伊朗。 經濟的考慮常影響外交決策。有些「原則」, 為了國民生計，不得不妥協。最近一個例子是紐西蘭對伊朗教主何梅尼下令追殺「魔鬼詩篇」作者魯西迪的反應。據奧克蘭大學圖書館一位朋友告訴我，英國和其他西歐國家擬就「抗議書」, 請紐西蘭這位小老弟參加「聲援」。澳洲簽了，但小老弟考慮一番後決定「恕難從命」, 何梅尼固是不該，可巧卻是紐西蘭最大肉類主顧之一。日本、美國、澳洲和西歐國家對自己的貨物出口諸多限制，我開罪了大教主，誰跟我買牛羊？「那麼澳洲為什麼敢捋何梅尼的鬍子？」我問。 「因為澳洲外銷的顧客比紐西蘭多，」朋友答道:「換句話說，伊朗不能以商業制裁置澳洲於死地。」 四月二十七日，我在奧克蘭橫街窄巷逛書店，赫然看到十幾二十本「魔鬼詩篇」疊羅漢式的擱在進門當眼處，招搖過市。大概紐西蘭尚無回教徒居民。 讀者看了上面這則「逸聞」, 也許會生錯覺，以為紐西蘭政府全無腰板，唯利是圖。這可錯了。為了不使世外桃源遭受「核染」, 紐西蘭不惜與美國交惡，禁止有核武配備的美艦停泊港口，難怪美國佬也服了。五月一日澳洲版的「時代周刊」就以「匹馬單槍的紐西蘭」(The Kiwis:NZ Goes It Alone) 作封面標題。 對環保最執著的國家 這樣看來，清新的全氣不止足紐西蘭人的理想，簡直是人生的信條，凌駕政治與經濟的考慮之上。我們也許可以造麼說，紐西蘭是今天對環保最執著的國家。 有沒有「後遺症」? 站在企業界的立場說，環保是金剛箍。我們不必在此多做文章，就看近年台灣的發展好了。王永慶屬下的工廠，為了不想受制於環保分子，據說有過「轉移陣地」的打算。 以「傳聞」或「據說」的口吻寫文章，情非得已。我在紐西蘭不過兩週，除收集了可引經據典的資料外，其他消息，概從朋友閒談得來。他們告訴我的，也不是什麼國家機密，供出了名字，也不會被紐西蘭政府控以賣國罪，要像魏京生一樣的去坐牢。但若把他們的名字一一交代出來，也許會給他們帶來諸多不便。 發人深思的是，我所遇到的華人中，對紐西蘭經濟蕭條的看法都相當一致：好逸惡勞，安於現實。奧克蘭一般商店一週營業五天半，除其中有一天延長時間到九時 (或是週三、或是週四), 準於下午五時打烊。一位台灣來的新移民，也許是多年生活秩序給這個規矩搞慘了，氣憤憤的說:「什麼好逸惡勞，懶就是懶。」 顯然他入鄉未問俗，不知工會的勢力，或是資方的如意算盤。要在週末週日開門營業，可能除了得付雙倍工資外，還要增加保險和福利等額外開支。再說，開了門也不見得有顧客上門，因為有消費能力的人，一到週末，不是到戶外活動，就在家裡聽音樂或在後花園澆花割草。 小道消息姑妄聽之 不錯，用老一代的中國人眼光看，「懶」的不單是紐西蘭人，大部分歐洲人也如是。前年冬天我在西柏林住了兩個多月，他們的工作習慣也和紐西蘭人大同小異。有關環保餘緒，還有兩條請姑妄聽之。 阿拉伯國家盛產石油，獨缺水源，以前早聽說過他們不惜重資，用船把整座小冰山拖到阿拉伯海岸應急的壯舉。紐西蘭南島泉水甘美，聽說某油國願意以賤價出售石油交換泉水。這本該是一本萬利的生意，但計畫提出來後，遭環保分子強烈反對。理由是：要以水管接引水源到船上，得要破壞不少風景區的生態。 另外一條小道消息是：某地發現金礦，但在科技發達的今天，要開採當然得用機器，不能用百年前的古法」。結果也遭環保分子反對，不了了之。 台灣近十年來有不少荒區茅屋主人「一夜發跡」的傳奇。荒區、茅屋本不值錢，但若是政府剛巧要在那裡築高速公路，或有財團要建超級市場或穿雲大廈，彈丸之地頓成可居之奇貨 -- 如果你願意出售的話。 離奧克蘭前三天，朋友請我吃晚飯，車過一僻靜區域，中有一破落兩層房子，樓下是雜貨店，一燈熒然。最引起我注意的是這房子的左右全是荒地。 「日本人看中這塊地方，」小道朋友說:「打算在這裡蓋一巨型購物中心 (shopping mall)。附近居民和商店也大表歡迎，因為這會帶動整個地區的繁榮，可是就這茅店的老頭子不肯向日圓低頭？」 「準是對二次大戰往事難忘的老兵，」我笑著說；「怎樣？整個計畫吹了？」 「這個我也不知道，」小道朋友說:「如果你猜的不錯的話，台資或港資去誘惑他，應有希望吧？但誰也拿不準，紐西蘭多的是我們看來不可以常理測度的怪人。」 不能飛的國鳥 小道朋友是個三十出頭的「高知」, 土生土長的英裔紐西蘭人。我們見面多次，談得甚為投機。上面的話，他雖是笑著說的，但我默察到他心中淒涼的況味。有一次，我們談到紐西蘭人才外流的問題。他問我知不知道紐西蘭的「國鳥」奇偉 (kiwi, 學名鷸駝) 有什麼特色。那時我尚未看辛克萊和其他的參考資料，乃搖頭。 「是一種不能飛的受保護的動物，多在夜間才露面，」他說:「不願受保護而又有能力飛的紐西蘭人，早飛出去或正在計畫飛出去了。」 我默然。隨後幾天一直想著紐西蘭人才外流的問題。四月三十日到了澳洲雪梨，買了五月一日的「時代周刊」, 正好有一欄是談及幾隻「飛出去的鷸駝」對自己故土的觀感的。作者 Frank Robson 也是紐西蘭人，遠在一九五一年就飛離母巢定居澳洲。據他引的資料說，一九八六年澳洲的人口普查結果，原籍紐西蘭的居民數字約為二十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人，今天快接近三十萬了。也就是說，如果這些「奇偉」不覓別地而棲的話，今天紐西蘭的人口應在三百五十萬，而不是三百二十萬上下。 埋骨的好地方 離家的「奇偉」遍佈澳洲社會各階層，有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也有流氓、地痞和妓女，反正澳、紐之間可以互相往來定居，沒有什麼簽證的限制。 有趣的是，儘管澳洲人對「奇偉族」的評價分成厭惡與敬佩兩個極端，對他們在工作上的積極態度，卻一致稱許。這也不難瞭解。相較起來，澳洲是個朝氣勃勃、充滿活力的國家。如果紐西蘭人求的僅是兩飯一宿，或者刻薄一點著過「懶」的日子，不必跑到澳洲來。家裡的福利制度是可供失業的人過基本的生活。 紐西蘭人離鄉背井到澳洲，並不是為了要當浪漫的「鱷魚先生」。他們到這個大碼頭，為的就是求個大顯身手的機會。上面我們提到環保分子造成的「後遺症」和那個不受日圓誘惑的猖介老頭。如果我們把紐西蘭工商業不振的理由全歸咎到他們身上去，未免太以偏概全。但我小道朋友的話不無道理。紐西蘭現存的體制和一般國民心態，一定有不少「不可以常理測度」的人與事，足以阻礙這個國家的發展。 Frank Robson 的特寫中引了原是「奇偉」籍的澳洲工業鉅子 Harry M. Miller 的話:「我永遠不會回去居住了......, 但作為埋骨之所，紐西蘭倒是個不錯的地方。」 話說得好狠好絕，我們聽聽態度比較溫柔敦厚的 Derryn Hinch 怎麼說吧:「我放棄了原籍，也許會傷透父母的心，但...... 我覺得這輩子所得到的各種好處，都來自澳洲，因此入籍做公民，承擔公民的義務，我非常心安理得。」 Hinch 在澳洲電視界服務，十年前「歸化」澳洲。 除了求名求利外，有些紐西蘭人是為了逃避悶得令人窒息的環境而遷居的。Sydney Morning Herad 漫畫家 Alan Moir 就是一例。你問他為什麼他的同胞相繼卜居澳洲，他會對你說:「找人聊天。」 明星戲子上報紙頭條漫畫家之言，容或有誇張之處，但我在紐西蘭作客十二天，如果不是靠英國國家廣播電台每天的新聞簡報與外面世界接觸，單靠當地電視電台和報紙傳遞消息的話，可真的不知人間何世。首府威靈頓發行的 The Dominion 和奧克蘭出版的日報晚報，我都看了，讀來頗像「地方誌」。乃怪而問小道消息朋友。 他搖頭苦笑說:「我有親戚在報館服務，因此可以直接了當的告訴你；報紙辦得你和我看得下去的，就沒銷路。說來丟人啊，北京學生遊行示威的消息，上了雪梨大報的第一版，而我們這裡的報導，你得用放大鏡去找！什麼人可以上我們報紙的頭條？明星戲子、體育界名流之類。」 奧克蘭倒有兩個電視台，但對世界新聞的處理，與報紙一樣聊備一格。北京學生出現天安門的場面，我靜心數著時間，前後不過二十秒。對其他世界新聞的處理，如日相竹下登因醜聞下台的消息，也是浮光掠影。 書報雜誌方面，英美澳的刊物在紐西蘭各領風騷。我逛了好幾次書報店，始終看不到一本本地出版的綜合性雜誌，最後只好求教於店主。他翻了半天，才在不起眼的架子上撿出一本五月號的「南北島」(North & South) 來，說:「如果你要紐西蘭出版的，恐怕沒有別的選擇了。」 我買下來晚上翻閱，厚達一百三十頁的月刊竟沒有一篇文章是直接與外邊世界有關的。頭條稿是「首善之區」(Top Town), 告訴你紐西蘭那一個市鎮最適宜養兒育女。 在人煙稠密的亞洲大城市住慣了，就培養出一種本能：幾個乘客在站上候車，看到空的大巴士來了，也「本能」地爭先恐後的擠上去。我想從北京、東京、台北、漢城來的遊客，不論在紐西蘭那個據點登陸，都會覺得就居住環境來說，這實在是個世外桃源。但「首善之區」作者 Steven O’Meagher 卻不這麼想。他心目中的理想居住環境是南島靠北的納爾遜市，居民不過四萬三千九百二十人，幾可雞犬相聞。 身在世外桃源還要另找福地，大概只有紐西蘭人才有這種條件。 外債累累遠因近果 從傳播媒體製作遺世獨立的傾向，可以看出紐西蘭政經體制與民間心態存在的矛盾。政策力求對外開放，百姓的思想卻接近閉關自守。這本來沒有什麼不對，只是今天這個世界，除了神權統治的伊朗，沒有幾個國家可以或願意關起門來做人。 要一個國家的在學兒童對外界感到興趣，得從小給予他們耳濡目染的機會。資訊之掌握、收集、傳播在「第三波」世界中扮演吃重角色，其理在此。就此意識而言，紐西蘭人猶如匿居專為培養某些特別品種花草植物而設的溫室。一天不用跑出來呼吸，不必忍受風吹雨打。可是那一天要面對世界，恐怕甫離家園就為逆風吹倒。 紐西蘭這些年來鬧窮，預算出了赤字、外債累累，都是遠因近果造成的。據辛克萊引述的數字，一九八四年的外債是紐西蘭幣八、二二六、000、000 元；預算差額是紐幣三、一 00、000、000 元。 遠因我們說過了：英國參加歐洲經濟共同市場和原油「震驚」。 近果：依辛克萊的分析，一是國家所謀的經建計畫好夢成空。二是福利制度慷慨得讓人民抱著「坐以待幣」的心理過日子。 激發紐西蘭工業「現代化」的因素是一九七九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在通貨膨脹與進口貨價格飛躍的重重打擊下，Muldoon 領導的國民政府，只好在家裡檢點存貨，看看有什麼東西可以自給自足的。紐西蘭雖沒有石油，但以人口密度而言，天然氣還算充足。以前沒有開採，因為在算盤上划不來。 於是政府七拼八湊之餘，還舉了外債，以推動石油化學 (petrochemical) 生產計畫，除希望自給自足外，還有剩餘往外銷。這不過是新政改革大計的一部分。 得到政府撥款增加設備擴充營業的還有紐西蘭煉鋼廠。 人民「坐以待幣」 這一連串現代化的措施，政府名為 Think Big 計畫。如果中東國家後來不自亂陣腳，油價不急轉直下，反而節節上升的話，那麼 Think Big 就是「鴻圖碩畫」。今天垮了，在政見不同的對手，如剛被炒魷魚的前財長 Roger Douglas 說來，這是「好大喜功」的結果。 現在再說「坐以待幣」。 Muldoon 在一九七五年大選中擊敗在位的工黨，靠山是「老兵」; 已退休的或行將退休等養老金過活的人。在他上台以前，公民的退休金得從自己的薪水積存。Muldoon 給選民開出的支票是：他若當選，有家室的人到了六十歲退休，可拿到薪水八 0% 的生活津貼。(辛克萊的原文是 a retired,married couple, 想指的是只有丈夫工作的家庭。) 錢從那兒來？政府稅收。 難得一見的奇蹟 單是應付退休金已使國庫不勝負荷，此外還要負擔占全部預算三分之一的保健和社會福利費用。如果 Think Big 計畫得售，也許可以稍解困阨。計畫泡了湯，只好在稅收上想辦法。現任工黨上台改稅率前，紐西蘭的個人所得稅曾「高達」六六 %, 也就是你賺十元，實收三元四角。要命的是這個稅率並非完全為了「劫富濟貧」, 也觸及一般中上收入的家庭。難怪這麼多「奇偉」飛到澳洲和其他地方去了。 現任工黨政府接手後力挽狂瀾，馬上著手改稅制。個人最高所得稅去年九月起已減至三三 %。但營業稅 (即 Goods and Services Tax), 不論吃飯、看電影或買一塊肥皂，一律徵收一 0%。 Think Big? 沒戲唱了。所謂「撤銷管制」, 也就是把國營的虧本生意賣掉。 新政實施後最顯著的效果是：一九八七年度預算出現了盈餘。這是二十年來難得一見的奇跡。但辛克萊同時又指出一個隱憂。一九八七年的教育、福利和保健的經費，已超過了政府五 0% 以上的預算。 從不量入為出 「要調整一個福利國家的結構而不致在經濟上捉襟見肘，是一樁非常吃重的事。」辛克萊說。他認為紐西蘭政府一向的過失是從不量入為出。不錯，紐西蘭在三 0 年代末至四 0 年代初是世界上個人收入最高的國家，而一般人的生活標準也舒適得令人羨慕。但物換星移，世界貿易的模式已由農業、工業轉移到超科技的時代。紐西蘭的綿羊便宜得令人不敢置信，活生生、毛茸茸的一條，售價不到四十澳元 (也就是二十五美元的模樣)。去毛脫皮的冰凍「羊肉條」, 在市場十元左右可買到。羊毛坐墊，漂製得潔潔白白的，在百貨商店售價也不過六、七十元。 多少頭羊才可以換來豐田、本田、鈴木汽車一個小小的零件？有見及此，小道朋友感嘆說:「我們的經濟結構，是第三世界的模式，要求的卻是開發國家的生活享受！」(下期續) (劉紹銘現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中文系主任)

大企業投資意願獨家調查-不要大陸也不要台灣?

一個多月前，坦克和槍聲奪去了無數中國大陸青年寶貴的生命，十年開放、改革的氣氛一夕丕變；幾乎在同一個時候，台灣政壇，李煥從幕後走到台前，沈閉的政局有了變動的契機。面對這樣的情勢，大家急著調整焦距，意見在迅速的交換。掌握經濟命脈的企業界，對這兩件大事有什麼反應？他們對政府政策的滿意度會影響年底的選舉嗎？本刊特別在今年六月底，針對「天下一千大製造業」與「三百大服務業」的總經理進行問卷調查。 發出一千一百九十四份問券，有效回收為三 0 一份，回收率二五 %。 大陸投資不樂觀 調查結果顯示:「天安門事件」後，企業界對大陸投資環境仍持樂觀而審慎的態度；但大陸變局確實影響他們未來投資的方向。閣揆更換後，企業界對李登輝的支持度近八成；對財經首長的表現也較前肯定。 八七 % 的受訪者預期大陸對外經貿政策將維持開放，或是在短期封閉之後，仍將趨向開放；僅有二 % 的人認為大陸將走回閉關之路。雖然如此，卻有六成以上的人對大陸未來三、五年內的投資環境不表樂觀，表示樂觀的約占四分之一。 預期大陸仍會走向開放，卻又不敢過於樂觀，這是企業界普遍的心態。因此，觀望是他們主要的對策。六六。九 % 的受訪者建議欲赴大陸投資的人，先觀望一陣子再說。八。八 % 的人覺得投資應可照常進行。而有二四。三 % 的人則認為不宜再考慮赴大陸投資。 如果此刻政府為了表示對大陸民運的支持，而採取某種程度的經濟制裁措施，願意全力配合和反對任何經濟制裁的約各占五分之一。四 0. 七 % 的受訪者表示須視制裁的內容而定。 企業界對投資地區的選擇也有明顯的改變，和去年五月份天下雜誌針對同樣對象所作的調查比較；打算去大陸投資的人從去年的三二。四 % 降為今年的二三。三 %; 這些廠商把目光都轉向了東南亞，有六四。五 % 的受訪者打算去東南亞投資，和去年的四八 % 相比，有很明顯的增加；選擇在台投資的也略有增加，從去年的三八。二 %, 今年增加到四二。九 %。 政治穩定最重要 考量投資最主要的因素依序是政治穩定 (九一。七 %)、勞工問題 (五八。八 %)、經濟政策的一貫性 (五二。五 %)、市場潛力 (四四。九 %) 和社會條件 (二二，六 %)。政治環境本就是評估投資風險相當重要的考量，天安門事件之後，顯現業者有更深的體會。 和去年天下雜誌所作的調查比較，擔心台灣發生動亂、國際孤立或是軍人干政的人明顯的減少；擔心中共武力犯台的人略有增加；而有更多的人 (七二。八 %) 在意政府制定政策、執行公權力的能力薄弱。僅有一。三 % 的受訪者對過去一年來政府執行公權力的表現感到滿意，不滿意的則高達六六 %。對於政府制訂政策的能力和品質感到滿意的也不到一成 (九。六 %), 有三二。二 % 的人表示並不滿意。 財經首長受肯定 對政府首長的滿意度方面，七七。二 % 的受訪者對李登輝總統感到滿意。整體而言，幾位財經首長均較其前任明顯的贏得了業者更多的肯定。除了央行謝森中總裁、交通部張建邦部長上任未久，業者態度尚不明顯外，陳履安部長得到了四五 % 受訪者的支持，郭婉容部長得到了四七。六 % 的支持，而錢復主委則有四四。四 % 的業者表示滿意。幾位中生代的財經首長頗有分庭抗禮的架勢。 對國民黨過去一年來的表現，受訪者感到滿意 (一七。六 %) 和不滿意 (一八。九 %) 的相去不多；大多數的人認為執政黨的表現只是普通 (六三。五 %)。 而企業界對民進黨的表現，多數 (五五。二 %) 仍不能接受，感到滿意的只占一。七 %。 雖然如此，仍有七成的受訪者表示，在年底的選戰中，比較傾向於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民進黨則僅獲得了一 0. 四 % 受訪者的支持。 企業比民眾支持政府 商人其實還是非當務實的，所以他們對目前整個投資環境的變動，是採取一種審慎而樂觀的態度。 轉向東南亞投資 即使經過了這樣的變化，在東南亞和大陸的投資仍然非常吸引人，這並沒有因為天安門事件而改變。雖然其間重要性也許有轉移，但是基本上因為東南亞投資和大陸投資性質是一樣的，都是一種勞力密集的產業，勞工便宜是它們主要的競爭條件，這跟美國和歐洲不一樣。所以大致來說，大陸投資的減少，主要還是由東南亞投資增加來替代，只有少數勉強回到台灣，並不是對國家沒有信心，主要還是產業特性的關係。 至於談到對大陸實施經濟制裁，願意全力配合的約占二二。二 %, 這個比例我認為是高估的。商人恐怕仍是以自己的利害為主要考慮，有參與兩岸經貿活動的商人，可能絕大多數都不會贊成。 其次就是公權力的問題。公權力不張被認為是國內最嚴重的問題，不過我們要注意：公權力不張是一個連續的現象，它的影響是持續存在的，也比較容易為人察覺。而像島內發生動亂、中共武力犯台、或是軍人干政都是不連續的政治事件，它們的影響往往在長期不發生的情形之下被低估，並不能議這些問題不重要。它如果真的發生，結果還是非常嚴重，只是我們預期它發生的機會可能不是很大。 最後，從企業界對政府財經首長的滿意程度來看，一般而言，表現都不錯，民主國家對政府首長很少有這麼高的滿意度。這一方面顯示國內企業界對政治問題還是非常保守，批判性不是很強；另一方面也顯示這些企業跟執政當局關係非常密切。相對而言，企業界恐怕出一般民眾更傾向於支持政府。 民進黨未獲企業支持 企業界對政府的支持，給我們另一個感想就是，民進黨過去這一年來，在抓住企業和中產階級方面，顯然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力，或者說並沒有太好的機會發揮他們的影響力。和執政黨相比，這點他們是處於相當的劣勢。如果民進黨不能得到一較企業支持，他們想要加強自己的實力，或是進一步要想執政，恐怕都是不太可能的。 (林全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李心瑞採訪整理)

連戰/女士、先生,一定要信任我們

問：天安門屠殺的事件，引發了國內所謂統獨之爭，你認為我們應當怎樣調適這種統獨的情結？答：就整個國家的前途來講，我們所堅持的就是統一，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更要如此。而中共在大陸上道種倒行逆施，我也相信可以使我們國家在自由、民主、均富的原則之下，越來越接近統一的理想。對統一樂觀我始終相信，有一個自由、民主、繁榮的中華民國，對於整個中國的統一，是有幫助的。假如中華民國被窒息了，萎縮了，我們也成為奴隸了，這樣子的情勢，對中國的統一是沒有幫助的。這樣的想法也許現在中共的領導者是絕對不會瞭解的，但是我相信大陸的同胞，尤其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可以說都普遍的有這種覺醒。所以基本上，國家的統一，我覺得是越來越樂觀了。問：外傳中共和沙烏地阿拉伯馬上就要設立辦事處，可是中共最近血腥殘殺大陸老百姓，是否會影響到沙烏地阿拉伯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中共拉攏沙烏地答：兩伊戰爭時，沙烏地為了國防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沒有成功。中共政權看到沙烏地需要採購武器，而在世界各國買不到，所以乘虛而入，賣給它東風中程飛彈。除此之外，在十年前，國際油價一桶三十八塊時，沙烏地的產量都是上百萬桶。所以沙烏地有一段時間，經濟可以說是過熱，建立了石化等許多工廠，從事農業的推廣等等。現在這些都有產品了，但是沒有市場。所以中共又乘虛而入，做政治性的採購。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中共，提出來，要先建立一個商務的關係，過一段時期，再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沙烏地阿拉伯政府一再的告訴我們，他們絕對不同意這樣的作法，有商務的關係可以，但是沒有任何其他進一步的承諾。問：中華民國的外交政策，是由外交部長跟行政院長共同決定，還是由外交部長跟總統共同決定？最近章孝嚴次長是否要外放？答：我們國家的外交政策是一個持續而既定的政策，不會因人事的變遷或是政府的改組而做很大幅度的改變，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外交工作有它的持續性，它的擬訂是根據我們國家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可以改變，但是那是因為整個大環境改變。比如說英國人對歐洲的關係，以前是光榮的孤立，老死不相往來，現在是積極的投人成為歐洲的一員。這是因為時代變了，它的外交政策也要變。但是我們現在所處的大環境沒有變，所有政府的政策是持續的、既定的。外交工作靠新血輪我們是一個民主的國家，所以我們要尊重我們的民意，要尊重專家學者的意見，要衡量各種實際的問題，這不是一個人或是少數人所能決定的。但是一旦決定之後，一定是少數工作的人在那裡推動。外交部門是一個相當有制度的部門，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一定要信任我們，同時也可以信任我們。至於我們外交部門的人事，包括次長級和司、處長的人事，我相信都會陸陸續續有所調動。因為外交的工作必須有新的血輪，一方面當然是薪火相傳，一方面外交也要注人新的活力。所以，我一再講，我們人事的年輕化、專業化，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問：我們參與國際組織，中華民國自己要善盡職責，所以假若台北要主辦國際會議的話，如果中共是該組織的會員國，我們是否讓他來參加？答：假如有一個國際的會議，我們願意主辦的話，我們當然就要根據他們會章的規定，不能作任何例外的處理。但是身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要在事先作一個通盤的、妥善的考慮，然後再承擔這個責任。可能舉辦這個國際會議能夠提升中華民國的國際形象、影響力，但是也有其他的考慮，所以你要衡量得失。做了這個決定，就應該一體適用。問：李登輝總統在二中全會中提過，我們必須要承認，我們沒有辦法有效統治中國大陸這個事實。請問這個態度，對於我們外交政策的擬訂或展開有什麼影響？答：總統所提的，就是一個務實外交的基礎。什麼叫務實？就是你看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樣的世界，並不是你希望這個世界變成什麼樣的世界。務實外交現在我們所處的一個環境，的確是如此。中華民國現在沒有辦法在大陸實施治權。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我們現在如何能夠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實現我們主權最高的目標，這是我們沒有放棄的理想和目標。所以今後在外交工作的作法上，我們必須以一種務實的方式，和所有的國家在這樣務實的基礎上來建立關係。問：中南美洲目前外債的問題很嚴重。我國目前在經濟方面能否對這些有邦交的國家有些具體的援助或是技術合作？答：對於技術合作，我們現在有四十一個團隊在海外 (很多在中南美) 幫助這些友邦的國家。我們有上千的技術人員在外面。提供建國發展模式美國政府財政部長布萊迪有一個計畫，希望世界上有能力的國家，能夠參與所謂「布萊迪計畫」, 來解決第三世界國家外債的問題，美國也希望中華民國能夠參與。假如美國政府正式的提出這種要求，我相信中華民國政府可以給予適當的考慮。不過，在處理外債的過程裡，誠如聯合國秘書長斐瑞茲所講的，他非常肯定中華民國的成就。同時他講，許多第三世界的國家，在處理他們政治、經濟、社會的問題，尤其是外債的問題，要吸取中華民國發展過程的經驗。我覺得借錢和還債是一個迫不得已的事情，我們願意適當的考慮，參與國際上的這種活動。但是畢竟這是一種權宜的措施。將來整個的作法，必須是長期的、通盤的。中華民國所能提供的，不只是還債的錢而已，還是一個整個的建國發展模式。(李心瑞整理)

翟宗泉/人民不能再忍受貪污了

貪污有些什麼特色呢？特色很多，我在此列舉三種：第一，貪污的犯罪事實不容易發覺。一般的犯罪事實易被發覺，例如殺人、搶劫、竊盜案，有特定的被害人來報案；而貪污案沒有特定的受害人，是國家被害、政府被害，是抽象的、不特定的全體國民被害。沒有特定的人被害，就沒有人報案。貪污難找證據貪污的第二個特色是證據最難取得。因為貪污通常是集體的，官商勾結、官民勾結或官官勾結。做官的和商人勾結，我們常可看到。做官的和民眾勾結，例如民眾犯罪，要求法官判他無罪，就送紅包，這種官民勾結，大家都有好處。至於官官勾結，例如利用人事權，你送紅包來，我就利用人事任命，給你個好職位。這是官官勾結。這些犯罪的人都得到了好處，犯罪圈中的人當然都不說出去；犯罪圈外的人統統不知情，因此檢察官起訴貪污罪，判有罪的可能性很小。這裏有個統計數字，最近五年 (七十二至七十六年) 中，檢察官起訴貪污判決有罪的比例是四八 %; 一般案件判有罪的是八八 %。由此看出，貪污案件要判有罪的確很困難。特權使人腐化貪污案件的第三個特色是老百姓對貪污案件最易感受。例如我漏稅受處罰，他漏稅為何不處罰？我犯罪被判罪，他犯罪為何判無罪？大眾很容易感受。而什麼是特權的意義和特色呢？我的定義是，有不遵守法律的權利。一般人依據法律來承擔責任，他卻可以不承擔。一般人依法律無法取得的權利，他可以取得。而特權的第一特色是：它是民主政治的障礙、民主政治的敵人。因為特權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是要為最大多數的人謀最大利益，所以特權是民主政治的障礙。第二，特權是法治的障礙。憲法第七條規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所以法治是要講平等的，而特權就是不平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就被特權所破壞了。第三，特權一定會腐化。特權是有不遵守法律的權利，這就是絕對的權力。我們都知道權力讓人腐化，而絕對的權力就是絕對的腐化。我認為，貪污和特權有密切的關係，但是有特權一定有貪污，有貪污不一定有特權。基層公務員的貪污，他並不是有特權。至於貪污和特權橫行的程度，有幾個標準可以分析：第一，以司法機關的統計數字來看現在的貪污有多少。最近五年的貪污案件，總共判決公務員貪污有罪之人共一千二百九十七人，而一般案件判決有罪之人有九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二人。所以貪污的公務員在所有犯罪之中所占的比例是 0. 一四 %。全國的公務員大概有五十萬人，貪污犯罪的公務員比例是 0.0 五 %。統計數字可信嗎？所以從司法統計的數字來看，貪污一點都不嚴重。但是，你們相信這個司法統計數字嗎？如果從司法統計數字來看特權，那就一個特權也沒有了。憲法第七條規定得清清楚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台灣的每一個人都說要貫徹憲法，所以一個特權也沒有。司法統計上看不到任何特權，當然，「相不相信」要大家自己判斷。台南高分檢最近向台南監獄的受刑人做了一份問卷調查，調查對象共二百九十八位受刑人，其中有一題是問:「你向法官送過紅包嗎？」問卷是不記名的，結果回答有送紅包的共四十三人，占一四。四三 %, 這個數字也許不一定可靠。我個人的感覺是，近年來司法官貪污的情形已改善很多，但是社會上指責司法官貪污的比以前更多、更嚴重。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以前人民對於法官貪污，認為理所當然，人民都算了，也忍了下來；而現在社會變了，我們的民主意識、權利意識覺醒了，不能忍受法官收紅包，這就是大家指責司法官貪污比以前嚴重的原因。至於政府的貪污，我的感受是傳統手法的貪污在降低，新型手法的貪污在擴大、增加。傳統手法的貪污，例如侵占公款、盜賣公物，因為現在政府的財產管理制度建立良好，一旦有貪污，就很容易找到證據。而新式貪污就是利用公務員職權轉換成特權，透過經濟方法獲取暴利，這種方式的貪污正在逐漸增加、嚴重。(邵冰如整理)

都是消基會惹的禍?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有了微妙的變化。國策顧問趙耀東數年前感歎:「官不可僚，民不可刁。」正準確地描述了這是一個官僚對刁民的世界。 民「刁」是官「僚」的結果 理論上來說，民「刁」是官「僚」的結果。來自政府部門的反省，也認知到一個現代政府應當是負責任的、有反應的。但是從心態到體制上的權威一元控制，仍然瀰漫了整個台灣的政治環境，民意的管道並不順暢，民間社會在初嘗富裕滋味之後，亟求尋找一個新的對話機會。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政府決定抓人，以黨外雜誌為核心的政治反對運動再次遭到封鎖打擊，一時政治氣氛詭異。 幾乎在同一個時候，報端開始揭露台灣中部米糠油中毒的事件，惠明盲校的學生顏面浮腫，肌膚瘡爛的景象出現在媒體前，老百姓眼裏看到的是一個罔顧大眾生命、不見社會正義活生生的例子，沒有人出來負責，也沒有人出面照料，甚至沒有人承認錯誤，不平和不安的情緒無處投訴。 次年母親節，青商會結合一批年輕的學者專家，開始推動消費者保護運動，很快的他們就發現，有必要成立一個長期的組織，用集體的力量和專業的態度來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但他們竟然遇到了想也想不到的困難。依照民國三十一年公布的「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的規定，同性質同級的人民團體只能成立一個。而在「毒油」、「毒酒」的社會風暴下，我們的社會裡竟然也有個「中華民國消費者協會」在那兒處變不驚，屹立不搖。 有心做事無管道 向內政部登記成立社團「依法」遭到拒絕。當時仍在青商會的李伸一律師感慨的表示:「有心有力做事的人毫無管道。」他很不好意思的說了一句，「那是獨占茅坑不拉屎。」 六十九年十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正式成立。「基金會」, 是因為不能成立社團，只好成立財團法人；「文教」, 是因為內政部不受理，只好向教育部登記，必須和文教有些關係，於是「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名稱自此確立。 這段消基會成立的插曲，固然顯示了當時政治結構的僵化與封閉；同時也反映了消基會成員的積極態度與專業素養。消基會首任董事長柴松林分析，「成立社團，就有義務接受有興趣的人加入；但是成立財團法人，則可以透過審慎選擇董事會成員，維持成員的品質，避開了許多人事的麻煩，使消基會能成為一個真正志同道合的菁英團體。」 柴松林分析當時政府的心態，「政府不喜歡有行動、願意做事的團體。」戒嚴文化下的黑函滿天飛，野心分子的帽子也扣到了這些人的頭上 --「不是台獨就是共產黨」。 消基會意識到當時污濁的政治空氣，敏感的避開了政治力量的介入，成員彼此相約不參選、不涉及政治，小心翼翼。柴松林日後回憶，「我要感謝反對者，因為有人反對，有人等著不斷找我們的毛病，所以我們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注意方法，講求策略，行為小心，要求道德品格，不要給人找到毛病。」避開政治，也避開了立即被消滅的危險，同時創造了正面的資源，「台灣的政治公義性低，沒有人相信政治是乾淨的，不和政治掛鉤，反而為消基會創造了信譽。」柴松林表示。 但是信譽不是憑空而來的，消基會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如何把一群對消費市場商品心存不滿的消費大眾，轉變為具消費者意識的消費者。因參與消基會而成為「社會公正人士」的律師李伸一表示，健康、安全是消費者最迫切的需求，因此消基會初期把工作的重點放在食品和藥品上。 消基會首先揭發了市售食品末標示有效期限和過期仍販賣的普遍情形，繼而又公布化粧品含汞的檢驗結果，引起了朝野相當的重視。 政府不高興，老百姓喜歡 柴松林以商品標示為例，說明消基會的做法，「商品標示在當時是有困難的，但我們知道努力幾年就可以做到，做到了大家就可以看到成果，這是消基會的成績。」頗具社會運動策略的柴松林又舉了個例子，「婦工會這幾年推動社會運動的目標是「齊家報國」, 這種運動今年和去年會有分別嗎？恐怕連明朝和清朝都沒有分別。努力也看不到成果，奉獻也得不到成就，也就沒有人會支持，沒有人會投入。」 就在一件件細微但卻證據確切的小事上，消基會一點一滴的累積了聲譽，贏得了信賴。李伸一提到七十二年「沙士含黃樟素」的事件，「連衛生機關都幫廠商說話，但是結果廠商也承認了錯誤，改變了含致癌物的沙士配方。」李伸一笑笑:「政府不高興，但是老百姓喜歡。」 消基會成功的經驗為民間團體表達意見提供了一個模式：第一步是找問題，有了目標之後，以確切有力的證據訴諸媒體或是公聽會，暴露政府公共政策的缺失；一種訴求得到了民眾的認同，形成了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壓力。 社會運動化？往後所有的社會運動、自力救濟，幾乎都採取了相當接近的模式：某種訴求得到了一群人的認同，再利用群體力量的表達，輿論也好、示威也好、圍堵也好，形成壓力，逼迫原有的結構改變。 這些社會運動，有的精緻些如消費者保護運動、婦女運動；有些激進些，像原住民運動、地方性的反污染運動。甚至一些政治性的議題，也透過社會運動式的動員和整合，匯集力量，和政府較力。演變到後來，動輒集體威脅，公開聲言對抗；政令寸步難行，權力癱瘓，更加凸顯了官僚和刁民對立的局面。 消基會成長的軌跡，固然反映了社會運動創新和理想的一面；也為台灣封閉的政治格局開出了一條路。但是當一切政治經濟力量都社會運動化的時候，社會將為此付出難以預估的代價。 這個錯當然不在消基會，那麼錯在那裡呢。

趙少康/反貪污要不怕反彈

我仔細觀察世界上較落後的國家，有一個發現：凡是政治風氣、社會風氣比我們好的國家，它的政治、經濟一定比我們好，如美國、日本、西歐。凡是政治風氣、社會風氣比我們差的國家，在其他各方面的整體發展一定比我們差，像菲律賓、泰國、印尼等地方，不管它有多豐富的天然資源。所以往好的方面想，我們可以說「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但是話說回來，我們為什麼不能迎頭趕上？總不能老是跟菲律賓、泰國這些國家比，當然更不能跟大陸比。所以，怎麼樣才能夠消滅特權和貪污，是值得我們關心的問題。可能很多人覺得，貪污有什麼關係？可是這些公務員的貪污就造成整體國民的稅收減少。稅收減少了，一般公務員的待遇就不可能提高，或是提高得有限；公共工程的品質就低落了，倒楣的最後還是人民。而且，通常貪污和特權是雙生兄弟、一體的兩面，有特權就有貪污、有貪污就有特權，有了特權和貪污之後，這社會就沒有公平。為什麼會這個樣子？我想有很多原因。我大致分析一下：第一個是抓得太少。當然司法單位、治安單位會告訴我們一些數字表示抓得也不少；但是如果今天十個人貪污，你能抓到五個，我想你就是不判他死刑，判個一、二年徒刑，大家就都會怕。有證據就辦人假如一百個人貪污，只有一個被抓到，那其他人就覺得可以鋌而走險，反正被抓的機會很低。當然這也牽涉到決心的問題、法律的問題。還有，這種送紅包的行為常常是私相授受，證據也不容易掌握。所以今天我們在議會及立法院質詢，首長們的答覆通常就只有二種，第一個就是「我們當然知道有害群之馬，不過是少數中的少數，你可不能侮辱絕大多數好的公務員。」這是第一個把你擋回去了。第二個就是答覆說:「很好啊！你拿證據來我們就辦，沒有證據我不能隨便辦人。」這個也言之成理。但是你看社會上這些現象，你就清楚知道，其實這些不難。要想知道司法人員貪不貪污，你問律師最清楚；要知道稅捐人員貪不貪污，你問會計師；要知道建管公務員貪不貪污，你問建築師、營造商；要問衛生人員貪不貪污，你問醫院；要知道醫院買藥的拿不拿紅包，就問賣藥的；要知道海關貪不貪污，你問報關行；這些都可以清清楚楚的得到答案。另外一點就是風氣太壞。大家如果把這種事當成:「別人都拿，為什麼我不拿？」不拿可能還會被別人排擠。我知道有一些年輕優秀的公務員，大學剛畢業通過高普考進了某些機關，幹了幾年就不敢幹了。我說大家都很不容易進這個機關，不幹了可惜。他說不行，再幹下去心驚膽跳，晚上會做惡夢。在那裡你不同流合污都不行，否則到時候可能被栽贓的是你，而不是別人。那麼這個問題要怎麼辦呢？我想有幾個方法。第一，很多事情政府既然要管就要管得好，不要變成什麼都要管，結果什麼都管不好，中間可能有很多漏洞，讓一些不肖的公務員取巧。第二是反貪污局的設立，成立一個肅貪的專責機構。調查局現在成立一個肅貪處，但我認為還不夠。肅貪處現在調來四百個優秀人員。但是我們看香港，香港只有五百萬人口，卻用了一千多人成立廉政公署，經費也比我們多很多，一年有將近二億元的港幣，我們才只有五千萬的新台幣，同時還要做各種的教育、宣導，讓民眾知道不可以送紅包而且應該加以檢舉。另外就是我在立法院提到的「公務員財產申報法」。我們希望公職人員的財產應該透明。有錢並不是罪惡，但是怎麼來的總要讓大家知道，所以這些制度應該要建立起來。不要怕反彈最後就是要有決心。最近李總統、李院長都強調要有清潔的政風，要反對特權、反對貪污。我想決策機關是有這個決心，問題是怎麼做？要懲治貪污，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會有很大的反彈，今天要從任何單位肅貪都會有很大的反彈，而且是集體反彈，政府是不是有決心與魄力，不怕反彈？香港在一九七三年成立廉政公署時，一九七四年，警察便集體到廉政公署前去請願、示威，而且衝入廉政公署，把玻璃、桌子都砸毀，問廉政公署為什麼常常要找他們的麻煩，結果香港政府不為所動。今天，廉政公署就非常有地位，它的警察非常受到大家的尊重。因為壞的人都剷除了，好的人自然待遇就提高了，地位也提高了。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今天既然決策單位願意做，怎麼來執行貫徹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邵冰如整理)

日本:隱形的軍事巨人

一九八七年秋，兩伊戰火熾烈，荷姆茲海峽水雷密布；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在東京急得跳腳。日本原油九 0% 從中東進口，油輪斷航等於切斷日本的生命線。中曾根一度考慮派遣掃雷艇赴波斯灣，後因國內反對聲浪太大，改為經援聯合國和平部隊在該區執行任務。 本來日本發展武力至少有兩個法律上的障礙：一是一九四六年的憲法第九條明訂日本棄絕戰爭，不設軍隊；一是一九七六年三木內閣決議日本軍費絕不超過國民生產總額的一 %。然而在戰後四十年不斷變遷的主客觀因素促動下，上述限制已名存實亡。 武力限制名存實亡 日本在一九八一年宣布將防衛領域擴充至海線一千浬的範圍；又逐年提高軍費；從一九八一年的二兆四千億日圓，以五。九 % 的平均年增率，在一九八七年衝破不得超過國民生產總額一 % 的禁令，達三兆五千億日圓。一九八九年更高達三兆九千億 (合三百餘億美元), 是南韓整個國家總預算的一。三倍。 如以軍費為準，日本已名列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蘇聯。如以戰鬥力為準，其陸軍火力在民主國家中居第九位，空軍戰鬥力居第七位；而日本海上自衛隊目前擁有的軍艦噸數已是全世界第五位。雖然沒有航空母艦，它的驅逐艦和巡防艦總和，是英國同級戰艦的一。三三倍，單算驅逐艦則是美國第七艦隊的兩倍，防衛範圍足以涵蓋整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 日本憲法中的另一禁制原則為堅持守備，但是近年來的戰略重心，漸漸由海岸線防禦推進到海上攔截。為了滿足戰略政策的變更，中曾根內閣在一九八六年實施「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 準備以五年時間、十八兆四千億日圓 (一千五百億美元), 全面更新日本自衛隊的人員和武器裝備。 計畫中，陸上自衛隊將引進多管火箭發射系統，並且準備在二 00 五年以前，將目前四百架編制的直升機擴編至一千架，其中包括一百架 CH-47 級重載直升機；空中自衛隊將增購十一架 F-l5J 空中攔截機，三架格魯曼防空預警機；海上自衛隊除了增購十架 P-3C 獵戶式反潛飛機等深具攻擊性的武器外，還將向美國購買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神盾 (Aegis) 軍艦防衛系統。 兩強施壓與威脅 計畫完成後，日本將擁有十八萬陸、海、空自衛隊員、一千兩百輛坦克、一百六十三架 F-l5 戰鬥機、一百架 P-3C 獵戶式反潛飛機和十六艘潛水艇。其中 F-l5 戰鬥機和 P-3C 獵戶式反潛飛機都是美國目前的主力武器，日本在一九九 0 年以後的軍事實力可見一斑。 日本政府為擴軍提出的最有力理由便是蘇聯的威脅和美國的壓力。 從日本北海道北端向西畫出的戰略防線，正好攔住蘇聯軍港海參崴的出口；從南邊的琉球群島南端伸出的防線則連接台灣、菲律賓；位於這一條東亞防線北部的日本，不但可以監測蘇聯軍機、軍艦自海參崴開往太平洋、印度洋的行蹤，而且使蘇聯無法干擾從北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商船。 在這個戰略重地，蘇聯部署了七百七十艘各型軍艦，包括一百艘潛水艇，其中大部分攜有核子彈頭；各型軍機兩千架，尚不含直升機在內。 一九八八年戈巴契夫宣布的自東亞撤軍計畫，並末將日本海域的駐軍包括在內。甚至據日本防衛廳表示，蘇聯去年在東亞還增駐了一百九十架軍機和二十七枚 SS-20 中程飛彈。並且增援北韓數量不明的 Su-25 重型攻擊機、米格二十三戰鬥機和 SA-5 型地對空長程飛彈。 在蘇聯重兵對峙下，美國自二次大戰後即在日本屯駐重兵；目前駐日美軍約有六萬人，每年軍費六十億美元。 從八 0 年代開始，美國本身深受財政和貿易兩項赤字所困，因此一再要求日本分擔駐日美軍軍費和共同維護東亞安全。美國國會在一九八七年通過決議，要求日本將國防預算占國民生產總額的比例提高到三 %。 前任美國主管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西格爾，去年在參院作證時表示，一九八一年日本宣布擴大防衛線時，美國白宮和國會一致讚揚；其後日本自衛隊增添武器、人員也完全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美國應予鼓勵、支持，並且應該在武器發展技術上與日本密切合作。 事實上，單向的技術合作早在一九八 0 年代初即已開始。例如美國將目前正在服役的主力機種麥克唐納公司的 F-l5 戰鬥機和洛克希德公司的 P-3C 反潛飛機分別授權給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在日本境內製造。 美國飛機。日本零件 自一九八三年，中曾根首相取消軍事技術禁止輸出的禁令後，日本的國防產品，尤其是國防、民間兩用的尖端產品，也開始大量輸往美國。今天的美國飛機中，許多電腦零件是由日本製造。一位美國國防部官員戲稱:「如果沒有日本，大部分的美國飛機飛在天上都會掉下來。」 下一步將是雙方合作研究開發新武器。一九八四、八五年，美國國防部兩度派員到日本參觀，發現後者在砷化鉀晶片 (一種最新材料製造的電腦晶片)、超高頻微波、光纖和陶瓷 (用於尖端科技的材料) 等領域，已有超前美國的成就，與日本合作發展武器可以事半功倍。 僅僅一九八八年內，美國與日本簽約合作研究、製造武器的計畫就有兩項：日本同意參與美國的戰略防衛體系 (SDI, 俗稱星戰系統) 的研究發展，以及由美國通用動力公司 (General Dynamics) 和日本三菱重工合作開發 FSX (F-16 的改良式) 戰鬥機。 然而美國熱衷與日本軍事合作還有一個現實因素。西格爾在前述的國會聽證會中就強調，每售出一套神盾系統，美國可收入五億二千六百萬美元，並創造五千四百個就業機會。他又透露，日本正規畫第二階段 (一九九一～九五年) 的武器更新計畫，考慮向美國購買超地平線雷達、長程防空預警機和空中加油機等；這些武器交易一方面可促使兩國的軍事合作關係更牢固，一方面也必然對平衡貿易逆差有很大幫助。 有趣的是，美國一方面希望強化日本的軍事力量，一方面卻對日本的軍事科技進步神速深感戒懼，唯恐它日後會威脅到美國的利益和東亞的安全。 的確，日本在軍事上真正展現出實力的不是兵員人數，也不是武器數量，而是擁有強大的科技工業為後盾。 軍事工業與商業科技截然畫分的時代早已過去，越來越多的科技可以同時適用於兩者，例如汽車防銹塑料，即可用於軍機；尤其尖端武器中，電子設備所占的分量越來越重，如以價格結構分析，七四式戰車的二三 %、P-3C 反潛飛機的四 0%、F-l5 戰鬥機的三 0%, 均由電子器材構成。精於電子科技的日本人在新武器的發展領域裡真是如虎添翼。 如虎添翼 加上日本人素來重視產品的細節和品管，製造國防產品的可信度比美國貨運向，這點連部分美國將領私下也都承認。幾家著名的公司，如 NEC、東芝、三菱的產品，跟美國最大的休斯、洛克希德公司相比也不遑多讓。 目前日本能夠自製全部的軍艦、大部分飛機和各式短程飛彈。三菱公司與日本防衛廳技術研究發展中心正在合作設計製造、預定一九九 0 年完成的 ASM-2 空對艦飛彈，威力可媲美在福克蘭戰役中大出風頭的法國飛魚飛彈。至於部分最尖端武器則由美國授權，提供設計、製造的技術，日本公司承造。這些武器目前僅供自用，將來可能輸出，為日本的強勢貿易再添一筆大生意。 對日本而言，經濟正是它努力發展軍事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通產省視國防科技，特別是航空科技，為一九九 0 年代的主力工業。 生意新門道 他們認為，研究國防科技所得的副產品除了可啟發創意、開發新產品外，製造國防科技所需的工人也可消化鋼鐵、造船、汽車等過氣工業的人才。換言之，日本政府和業者均已體認到，耐久性消費材的好景不常，因此有意以軍需產業做為一種替代性選擇。一位美國電子商人說得好:「國防工業是一門好生意，與其說是日本又有了好戰的野心，倒不如說他們是看到了一條新門道。」 未來日本的政策是提高業者自行設計的能力。自一九八 0 年以來，日本政府不斷提高國防支出中的研究開發費，目前雖尚未達到業者所期望的三 %, 但已接近二 %。同時，武器購買維修費也提高到五七 % 以上，使日本大企業紛紛增設新的部門，以應付日益激烈的競爭。 例如，日立設置從事飛彈研究開發的「防衛技術推進本部」; 富士通和東芝公司為了加入軍需用品市場而分別成立「系統綜合研究所」、「防衛機器事業部」; 日產汽車的太空部也開始生產飛彈用火箭推進器。一向是日本最大軍火製造商的三菱重工，更將重點轉移到航空和太空工業。 三菱重工透露，該公司一九八七年出售軍機、戰車等武器裝備的收入約十八億美元，占總收入的一五。四 %, 比六年前增加了三倍。富士通公司一九八七年的軍火收入更比前一年暴漲了六 0%。三菱重工自己估計，軍火收入在一九九一年會增加到四十億美元，占總收入二五 %。一般預估，未來的武器市場，僅國防電子儀器一項，每年的成長率就可達一 0% 以上。 日本增加軍備，與利益團體遊說不無關係。主要武器生產企業所組成的「防衛生產委員會」一向與政府關係良好。自衛隊各軍種均派員參加該會下設的武器審議會，傳達軍方的需要和意見；該會對防衛廳和國會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改寫權力均勢 可以預見，在美國壓力與經濟利益的結合下，日本的軍事力量勢必繼續茁壯，也必將逐漸改寫世界權力均勢。至於是否會如新力公司總裁盛田昭夫和前日本運輸大臣石原慎太郎在最近合著的暢銷書 A Japan Which Can Say No 中所說:「日本的高科技將掌握世界國防力量的核心。」則是一個值得全世界關注的問題。 (取材自 Aviation Week & Space Technology, Time, Business Week 等刊物)

馬英九:政治是一種可能的藝術

問：能否請你談談第一次跟蔣經國總統見面的情形？答：第一次跟蔣經國先生見面是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我在成功嶺受訓，被選為宣誓代表，經國先生當時是國防部長。我們宣誓完了以後，要把手上的誓詞呈給國防部長。他笑謎謎地跟我們說:「好！好！好！」我印象很深刻。 第二次見面，是我考上中山獎學金臨出國前，那時候他是行政院副院長。以後回國參加留學生小國建會和大國建會的時候見過，再來就是回國服務了。 問：成為蔣先生的部屬後，你對他會不會有比較敬畏的心情？答：我覺得還好。剛開始當公務員，總是比較誠惶誠恐一點。但是蔣先生人很和氣，常問一些家常的問題。我從來沒看過或聽過他罵人。 問：也有人說，從來沒有看過你罵人？答：可能是人家沒有看過，不是我沒罵過。通常我覺得罵人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是我並不是認為人不應該生氣。 政治人物要有個性 問：你認為一個政治人物可以有個性嗎？答：應該要有個性。會不會得罪人要看你有什麼樣的個性，很難一概而論。 問：對一個政治人物而言，你認為受人尊敬還是受人喜愛比較重要？答：如果兩個都能要，不是很好嗎？如果只能追求一樣，受人尊敬可能比受人喜愛更重要。 問：你認為政治需不需要妥協？答：政治就是一種「可能」的藝術。該妥協的時候當然應該妥協。但是妥協不能犧牲原則，否則你追求什麼？問：你最重視什麼原則？答：在我決心去唸法律的時候，就想要把我們國家變成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在這過程中間，我能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我常說要「無忝所生，不負所學」。所學既然是建構民主法治的專長，就要在這方面貢獻心力。我想這是一個比較廣的原則。 妥協不能犧牲原則 問：以你的法學背景，可以當律師或教書，你為什麼要從政？對未來有沒有明確的計畫？答：我對參與公共事務的基本態度是，如果國家需要我，我有機會的話，我會在舞台上好好扮演一個角色，否則我會靜靜地在台下做一個觀眾。 我們學法律的，發展的路很寬，這樣比較能夠使我儘可能地做到無所求，把年少時期的理想付諸實現。 問：就你目前參與的工作而言，有沒有一種參與改寫歷史的感覺？答：這絕對不敢當。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我一定全力以赴。我想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在寫歷史。將來歷史會記載，我們在這兒怎麼樣奮鬥，怎麼樣把一個比我們大三百倍的中國大陸逐漸拉回自由世界。 問：你認為天安門事件對台灣的統、獨爭論有什麼影響？答：我覺得從來沒有一刻，在台灣地區的中國人感受到他們的心跟大陸同胞這麼接近。 當然中國統一可能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但是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要比五年、十年前更為樂觀。更多的中國人開始建立共識，就是中國往何處去，答案在逐漸浮現之中。從大的方向來看，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局面。 問：這件事情給台灣的啟示是什麼？哀矜勿喜的心態 答：他們 (中共) 展現出來一種四十年前的土共心態，我們沒什麼好幸災樂禍的。他的壞，不能就因此變成我們的好。要使大陸人民認同我們，就要更民主、更自由、更繁榮、更公平。就這一點來講，我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問：你認為反對黨是不是也朝這個方向努力？答：我想多多少少會的。雖然在他成為一個忠誠反對黨的過程中間，有一些遲疑，繞了一些路，但是隨著我們政黨競爭的遊戲規則愈來愈明確，大家應該可以建立在體制內政革的一種共識。這也是中國國民黨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的時候說，要「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他是要創立合眾政府，並不是要國民黨永久地掌握政權，為了國民黨一己之私。 我們如果因為在創造的過程中贏得老百姓的尊敬，支持我們繼續執政，那是另一個問題。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使我們的國家，變成這樣的一個國家。做為一個國民黨黨員，這是我們生死以赴的一個目標。 問：有人稱你是「國民黨最好的推銷員」, 你認為溝通最重要的技巧是什麼？答：誠懇。你不去玩弄一些名詞，說一些不誠實的話，要使人家感覺到你是坦白地跟他們談問題。當然中間有一些語言的技巧，比如談吐風趣、詼諧，不過那些都是其次。 我對外國記者是知道的一定講，不知道的就沒辦法告訴你。大家建立了互信以後，也很好處理。我家到了晚上十一點半以後，還有記者打電話來，有時候工作的壓力滿大的。 不過我總覺得做一個政府官員，在一定程度之內，要滿足民眾知的權利。要讓民眾知道，往往要透過媒體。所以跟媒體溝通很重要，不能當做是應付。大家應該變成一種相輔相成的建設性關係。 廚師與醫師間的平衡 問：你自己如何做到符合民意又不被民意牽著鼻子走？答：這就是政治藝術啊！你一方面要瞭解大家的想法，二方面要自己衡量一下。通常有兩個極端，一個是廚師，一個是醫生。廚師太遷就顧客，醫師又太遷就自己了。我覺得也許可以在中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政府施政有兩大支柱，一個是民意，一個是知識。有些事情是民意可以決定的，比如要不要裝路燈、設公園。有些事情，像到底是地球繞著太陽轉，還是太陽繞著地球轉，恐怕不是投票可以決定的。 研考會是一個經常做民意調查的機關，所以常常會有很多這方面的資訊，時常去思考這方面的問題。民意有時候不是很完整的，因此民意調查只能做為參考，不能做為完全的依據。 問：從政至今，你目前最滿意的事情是什麼？答：談不上，還在學習階段。而且除了跑十公里以外，沒有一件事情是我獨立完成的，這是一個群眾智慧的時代。 (曹郁芬採訪整理)

內斂仍然放光的政壇明星-馬英九

十多年來風雨無阻，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馬英九總在晨曦中邁開步伐，以慢跑揭開一天的序幕。 多數政、商要人偏好在高爾夫球場上邊談邊打，馬英九卻對慢跑情有獨鍾。他的理由是慢跑不受時、地限制，便於忙裡偷閒。最重要的是，他喜歡:「迎著朝陽勇往邁步，那種充滿了希望的感覺。」 事實上，八年前，當坐在蔣經國總統與訪華外賓之間的英文秘書由宋楚瑜換成三十一歲的馬英九時，政治觀察家的眼光便亦步亦趨地盯住他在政壇邁出的每一個步伐。「他會是一顆耀眼的新星」, 一位記者對八年前的印象記憶猶新。 從權力核心起步 觀察者指出，一流的風度、口才和相貌，再加上哈佛大學法學博士的資歷，馬英九的條件完全合乎「青年才俊」的形象。不過真正令政壇人士敏感的，是他出任的職位。 蔣經國主掌總統府的時代，英文秘書是青年才俊跨越老人政治圈，攀向決策高峰的一條捷徑。錢復和宋楚瑜是最好的例子。他們兩人先後以權力核心為起點，順利地向黨政界延伸發展空間。馬英九的地位也因此水漲船高。 「大家都知道總統喜歡他。」一位出自政治世家的學者直言不諱。據旁觀者形容，蔣經國親切地以「英九」直呼其名，對他始終和顏悅色。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兩年後，馬英九在一片驚異聲中，空降至國民黨中央黨部任副秘書長，成為他父親馬鶴凌的頂頭上司。 馬英九的一位友人指出，為了平撫馬英九惶恐的情緒，蔣經國特別將他召至跟前談話，對他關心的程度「真是像對兒子一樣」。 改革的浪潮也適時給予馬英九一展長才的機會。蔣經國晚年急於大刀闊斧地推動政治革新，從修改票據法到解嚴、開放黨禁，每一項重大變革都涉及繁瑣的法律問題。 總統府的一位資深幕僚指出，由於馬英九思慮細密，又具備嚴謹的法學素養，因此提供的意見往往成為決策的參考。「經國先生常說他是國家難得的人才」, 這位政壇前輩有感而發地說。 從政經歷短暫，馬英九卻能贏得蔣經國的信任，進而參與國家重大決策，他的好友都相信並非偶然。 出人頭地並非偶然 大學時代的馬英九個性開朗，活躍積極，曾擔任台大代聯會秘書，並獲選為美國國務院「亞太學生領袖訪美計畫」的代表。他擅長辯論和演講，喜歡抱把吉他與好友邊彈邊唱，偶爾會以詞鋒犀利的笑話幽人一默。 「他不是一個追逐聚光燈的人，但是也不逃避聚光燈。」他大學時代的死黨，中華證券公司總經理胡定吾如此形容他。 然而，政壇人士皆知蔣經國厭惡屬下言行招搖，參與無謂的應酬。初入官邸的馬英九很快地便適應了深居簡出、謹言慎行的生活。「他比多數官員更小心，更守本分」, 一位與他私交甚篤的好友觀察到他的改變。 與他相交二十多年的政大法律研究所教授蘇永欽則一針見血地指出，「忠」是馬英九受長官拔擢的一個重要原因。 父親是最大的驅力 他的黨性和忠誠在踏入總統府前早已經過驗證。民國六十年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中，他與好友李大維、胡定吾成為台大校園內活躍的學生領袖。在情治單位懷疑學生有意「造反」的情形下，他們走上街頭遊行、貼標語，甚至丟雞蛋。不過他的言行和政治背景，使他很快被定位為「黨團路線」的領導人。 考取中山獎學金赴美深造，他又在哈佛大學進修博士學位時，投入反共色彩鮮明的「波士頓通訊」的編輯工作。雖然財務狀況日漸短絀，妻子和他不得不四處打工，他仍樂此不疲。一些好友相信，以馬英九的資質，花了五年才修完博士，與他的「不務正業」有關。 忠黨愛國家學淵源 民國六十四年，先總統蔣中正去世的消息在美國華人圈裡傳開。馬英九在圖書館的一個角落裡，設置了祭悼的小靈堂，裡面放著一張蔣中正在廬山宣布抗日的歷史照片。「雖然別人不見得看得到」, 他語氣平和的說:「但是表示我們對於民族英雄的懷念。」 這段歷史在瞭解馬英九的友人看來，與其說是矯情，不如說是家學淵源。 外祖父和父親先後在大學時代投筆從戎，前者加入革命軍北伐，後者投身青年軍抗日。在父母親的薰陶下，馬英九理所當然地表示，「忠黨愛國」已經成為他內化的價值觀念。 「我覺得要為國家效忠，入黨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馬英九揚起清亮的嗓音，回憶起他高三加入國民黨時的心境。當天得知兒子已宣誓入黨，父親神情嚴肅地留住與朋友相約出外烤肉的馬英九，和他談論起「入黨的意義」。 瞭解馬英九家庭背景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表示，馬英九今日在政壇力爭上游的最大驅力，來自他的父親馬鶴凌。入黨近五十年的馬鶴凌，目前擔任國民黨中央考紀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少時胸懷大志，人生經歷卻頻遭波折的馬鶴凌不諱言，他對這個排行老四的獨子期望甚高。「父親未實現的願望，總希望子女來完成。」他露出欣慰的笑容說。 馬英九自小在父親的刻意培植下，努力為日後的學識扎根；背四書五經，讀唐詩宋詞，勤練書法，假日上補習班學英文。馬英九的建中同窗好友還記得，高中時代，馬英九已開始鑽研公文寫作。有一回，幾位好友相約看電影，馬英九還以「要練大小楷」為由婉拒了邀約。 馬鶴凌教育子女的方式，外人未必全然認同。但是自小在灑掃、應對、進退方面受父親督促的馬英九，卻在傳統的家庭教育與現代的西式教育之間，找到獨特的平衡點。 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任內，馬英九因為推動政黨外交曝光頻頻。他的個人形象也由政壇前輩眼中的「知書達禮，誠懇虛心」, 變成了外籍記者口中的「機伶幽默，誠懇而有說服力」。一位美籍駐華記者以「童子軍」來比喻馬英九引人好感的正直形象。 擅長推銷政策 在新一代的技術官僚中，馬英九的形象正符合西方理想政治人物的典型。他重視家庭生活，學有專精，言談間既無老革命世代的霸氣，也沒有僵化的教條和口號。他的風度和朝氣，對外籍記者而言，不但不唐突，反而有一新耳目的感覺。「他是極出色的國民黨推銷員」, 任職亞洲華爾街日報的麥健陸如此推崇。 「他很懂外國人的心理」, 一名跟隨他多年的部屬如此評論。這名年輕的公務員指出，馬英九瞭解外國人佩服強者的心理，因而態度始終不卑不亢、恰到好處，尤其擅長「以幽默的方式化解尖銳的問題」。 馬英九的幽默感在政治人物中獨樹一格。四年前，哈佛畢業的馬英九面對面地告訴美國副總統布希:「雖然你是耶魯出身的，不過你最近表現不錯。」為了表示仰慕德國人守法的精神，他恭維德國友人:「聽說德國人要到車站去暴動，還要排隊買票進去。」 能夠化敵為友 善於利用幽默感營造氣氛，往往令實主盡歡。曾有幾次，馬英九的表現使外籍記者在記者會結束時起立鼓掌，令他的部屬印象深刻。 良好的溝通能力，以及化敵為友的本事，是馬英九從政的一大資產。大學時代與馬英九同班，被視為保釣運動在野派的洪三雄便指出，馬英九辯論時不易動氣，溫和理性，能夠在言談中掌握轉機，即使政治立場不同，仍然可以做朋友。 肯定馬英九開明、改革的形象，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俊宏毫不掩飾他的好感:「他令人印象非常的好。」 不過在部屬眼中不輕易發怒，對長官彬彬有禮的馬英九，為了堅持原則，也有「失禮」的時候。知情者透露，蔣經國的一位公子曾透過中間人安排，邀請當時在中央黨部任職的馬英九吃飯。馬英九認為這頓飯局是無謂的應酬，因而不肯赴約。主人再三堅持，他才勉強同意參加，並且聲明「只此一次」。 儘管表現逐漸受人肯定，仍然有人質疑他缺乏堅實的政績，「坐的位子超過了他的貢獻」。對於這些批評，他心知肚明。由於多半擔任幕僚工作，無論是大陸工作會報的執行秘書，還是研考會的主任委員，馬英九解釋他只能有「成績」, 卻無法做出傳統的「政績」。 缺乏政績受人批評 對於日後的發展，他客氣地回答:「我要充實的地方太多了。」至於政治圈內的風風雨雨，他雙手向外一攤:「我有時候不去想太多，總是把分內的事情做好，然後每天運動。」 從政不到十年，馬英九在外人眼中早已走過「別人走了一輩子的棋」, 累積了「一般公務員二十幾年的經驗」。然而，不少政治人物同意馬英九仍然保有誠實可靠、清純鮮嫩的形象。 未經內鬥的洗禮 有人以為馬英九獨特的氣質在政壇極為罕見，期待他為政治圈注入一股清新的活力。但是也有部分觀察者認為，馬英九的際遇過於特殊，像是「無菌室裡培養的政治人物」。 蔣經國去世後，有人相信清純的氣質正說明了他的弱點；缺乏內鬥的經驗，所以眉宇間不見風霜；沒有定期改選的民意壓力，所以可以堅持理想，言語姿態不必誇張。一位曾經出人官場的學者甚至預言:「只要他對權力有興趣，很快就會被污染掉。」 究竟他會如何規畫自己的前途？馬英九再三聲明並非唱高調，而是他真心相信:「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但是閱歷豐富的政治人物卻不以為然:「從政的人，要做大官才能做大事。」 認為馬英九個性過於「善良」的政壇老將更直言不諱地說:「要成大事的話，就不能為了別人的私利而一味地犧牲自己。」 權力會腐蝕他的清新？以法學博士身分躋升政壇，並且擔任要職的政治人物在西方民主國家屢見不鮮。抱持樂觀想法的人以為，台灣的政治發展必然朝人才及專家出頭的方向前進。持保留態度的人卻擔心，在馬英九改造台灣的政治環境之前，官場的遊戲規則已經先改造了他的政治性格。 馬英九會創造出什麼樣的政治格局，似乎是許多人拭目以待的一場政壇實驗。

尤清要來,國民黨不走-台北縣長爭奪戰

被人戲稱為「黨外沙漠」的台北縣，政治氣氛一向單純、寧謐，是國民黨心目中的「安全地帶」。然而，四年前的縣長選舉政變了這一切。 那一年，黨外監委尤清「單槍匹馬」來到台北縣，只花半年經營，就捲走了將近三十萬選票；人們稱之為「尤清旋風」。國民黨後來雖以二十六萬多票的差距保住了縣長寶座，但台北縣再也不是原來國民黨心目中平靜的台北縣了。 第二年，尤清又以第一高票當選立法委員，比第二高票的國民黨候選人整整高出五萬票。 不久，民進黨成立了第一個地方黨部 台北縣黨部，決定努力經營這塊曾經被稱為「沙漠」的地方。現在，它已經是民進黨員人數最多的黨部，也是動員力量最大的地方。對於這樣的成績，新潮流雜誌社社長李逸洋認為「尤清功不可沒」。 努力經營「沙漠」 今年，尤清自信滿滿地捲土重來，誓言一定要「光復台北縣」。國民黨則「以失敗者的心情」記取上次教訓，力保疆土。 回想四年前的選舉，國民黨贏得並不順意。「情勢不佳」和「久訓不戰」被認為是最重要原因。 久訓不戰 「大勢對我們很不利，」現任初選候選人李錫錕回憶，當年江南案、十信風暴使國民黨千瘡百孔；煤礦災變頻傳，加上餿水油事件，更使得競選連任的林豐正飽受攻擊。文宣彈亂飛，對手甚至指林豐正侵占了五千萬的礦災捐款，逼得一位助選員要約尤清到媽祖廟「賭腦袋」。「我們太沈不住氣了，」年輕的文宣黨工笑笑說:「對手存心打爛仗，結果我們也跟著亂。」 「心理建設不足也值得反省。」區黨部小組長指出。長久執政的結果，心態安逸，就像「久訓不戰的軍隊一樣，一聽到砲擊，就行伍大亂」, 動員、文宣都不能配合。「政見會冷冷清清，怎麼看也看不出個泱泱大黨的架勢，」國民黨籍縣議員又氣又好笑地說:「勝利只是形式上的。」 這一次，國民黨決心要打一場漂亮的勝仗。 「一切先從地方建設做起。」縣黨部書記吳壽欽說。解決小學二部制教學；興建四座垃圾焚化爐、四座掩埋場；開闢「特一號」道路使六個縣轄市連成一體；「只要是對手可能攻擊的，我們都主動先做了。」縣政府已經決定投入一千二百億一次完成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徵收。「到時候，台北縣會有更多的學校、公園和停車場。」吳壽欽細心描述了台北縣美好的遠景。 寧可一家哭 為了「特一號」道路民地徵收，縣政府遭到不少指責。林豐正帶頭先拆掉親叔叔的房子，才使工程順利進行，也贏得民眾一致的掌聲。「寧可一家哭，不願一路哭」, 縣政府主任秘書陳延崑說:「執政需要魄力，只要對多數人有利，該做就做。」林豐正的表現使國民黨輕鬆了些。 加強組織動員能力是第二步工作。縣黨部有直屬黨員十三萬人，各特種黨部還有五萬人。長久的地方經營，國民黨人脈、經脈都通；婦女會、後備軍人聯誼會等相關組織的深人，使縣民對國民黨產生深厚情感。一位本省籍的老縣民開玩笑地說:「連電線桿都支持國民黨。」 批評容易，撼動難 除此之外，近百個點狀分布的眷村和人數不少的地方派系，更是令人無法忽視的「鐵票」。然而，縣黨部主委朱甌仍不敢掉以輕心。 針對台北縣的人口特性，國民黨正加強對勞工、婦女以及青年學子的服務。新成立的勞工區黨部，幹部均自行參選、投票，活躍且具有向心力。 一位無黨無派的工會幹部承認，國民黨很有一套，批評它很容易，要撼動它卻很難。「大家一罵，它就改，結果票還是投給它。」務實的組織、「愈來愈民主」的形象，國民黨似乎找對了百姓胃口。 最近，縣農會、漁會、總工會陸續改選，這幾項選舉被視為年底大選的風向雞，兩黨均積極投入。結果，「民進黨連一席理、監事都沒摸到。」國民黨縣黨部三組組長孫牧洲得意地說:「一切辛苦總算有了代價。」 但是，國民黨仍然無法高枕無憂。「最大的問題還是在尤清」選情分析家毫不猶豫地說出。 「博士學歷、草根性強、行政經驗豐富、具領袖氣質」是尤清給人的招牌印象。為了推出一個可以和他相頡抗的候選人，國民黨傷透腦筋。先是打出資歷完整的「陳金讓牌」, 後來又傳說聲望頗佳的孫勝治將出馬，最後則有「規畫人選」台大教授李錫錕「曝光事件」。李錫錕雖然博士出身，形象清新，但行政經歷空白。地方派系紛紛反彈，「又不是博士就可以當縣長！」一位地方人士揶揄地說。最後，黨部決定以初選結果為依歸。 縣黨部表明了絕對中立的立場，要以「三公」來辦好選舉。目前參選的六人實力相當，究竟誰最被看好呢？縣黨部的人說:「看好國民黨就對了！」 民進黨無視於國民黨堅固的防線，一定要攻破它。 尤清行情不斷看漲 檢討上次選舉的經過，「不團結」被公認為是當時失敗的主要原因。不滿尤清「空降部隊」的身分，新莊「聯合派」的鄭余鎮賭氣出馬，抵消了一部分黨外的力量；台北縣出身的黨外黨工甚至用黑函攻擊尤清，「尤清想當總統」、「選舉還賺錢」。尤清兩線作戰的結果，使國民黨喘了口氣。 但這些似乎都已過去。今年，尤清得到所有派系的一致支持。泛美麗島系、新潮流系都聲稱尤清是「最佳人選」。民進黨縣黨部主委高烶區也承認:「他的確是眾望所歸。」全國性的知名度，良好的地方聲望，尤清的縣長行情不斷看漲。 然而，組織散漫，山頭林立仍將是民進黨的弱點。縣黨部雖號稱全省最大，也不過一千八百名黨員；動員力量有限，地位就得不到重視。瞭解民進黨的人都相信，尤清自己的人馬要比整個縣黨部還多。一名尤清的支持者說:「今年的選舉將是國民黨對尤清的選舉。」 身為「戰區指揮官」的高烶區坦白承認:「黨員多半入黨卻不參與黨。」當尤清四處拜會、演講、和中小企業面對面座談的時候，民進黨縣黨部在過去兩年多卻少有聯誼活動。整個黨部像是一盤散沙，「不知道黨員在那裡」。 「幾個山大王，一群紅衛兵，這就是所謂的民進黨。」一位研究國內政治的學者毫不客氣地批評它:「民進黨的弱點也就是尤清的弱點。」 彩虹戰士第二集 組織不如人，政治明星加上宣傳戰就成為民進黨贏的策略。 文宣一直是它最拿手的攻擊武器，只要充分發揮，情勢仍大有可為。尤清上次參選時的文宣 -- 彩虹戰士系列 -- 結合了鄉土情感、環保觀念與政治批判，被公認是歷來選戰文宣中的經典之作，至今仍膾炙人口。 這次，黨中央舉辦「第一屆選務研習營」, 計畫訓練五百名專業文宣人員；新潮流系也在各地舉辦「民主實踐班」和「幹訓營」, 培養自已的專用人手。秘書長張俊宏的「台灣政經研究室」則宣稱收集了國民黨四十年來的各項違失資料，準備在年底「好好發揮一下」。 國民黨上次在文宣上吃了大虧，這次有備而來。省黨部的「尖兵營」培訓了不少高學歷的文宣黨工，即將下來支援各「超級戰區」作業；縣黨部則在縣內再徵調「知青黨部」以及剛自軍中退伍的黨員投入文宣行列，配合「尖兵營」一起作戰。 選舉還有五個月，雙方卻發動了好幾波的攻勢。民進黨攻擊國民黨利用幽靈人口做弊，要求警戶單位公佈六月二日前各縣市的公民數，以昭公信；接著尤清又宣稱將組織一個三千人的團體，訓練武技，目的是為了防止國民黨買票、做票。 尤清很堅定地說:「只要國民黨不買票、不做票，我一定會當選。」 國民黨也不甘示弱。不久前，「愛到最高點」的國旗廣告得到很熱烈的迴響。年初舉辦的「名嘴下鄉」正進行第二、三波的準備。黨主席李登輝也公開鼓勵黨員要成為黨的「推銷員」。 國民黨要「升空」-- 這一波的文宣活動預計在初選前一週達到高潮。省黨部計畫在七月十六日上午「七點二十三分」, 在全省各地同時定點升起熱氣球，為「七月二十三日」的黨內初選造勢。 文宣是勢、組織是力。宣傳戰、組織戰，招式雖不同路數，目標卻都是為了選舉。在這個號稱「第一大縣」的縣長選舉，究竟誰會贏得勝利呢？到目前看來，民進黨在候選人上占優勢，國民黨則在組織上居上風；文宣方面，雙方難分軒輊。 台北縣已經瀰漫著「山雨欲來」的氣氛，「看來年底的選戰一定會很激烈。」一位國中生都這麼說。 請中央自制讓地方自治 對於大多數台北縣民來說，「縣長是否換人」還不如「台北縣的問題是否依然如故」, 更讓人關切。 都市化後遺症 與台北市為鄰，人多事繁，這個「台灣第一大縣」的確比別的縣有更多快速都市化的後遺症：公共設施不足，環保、交通、治安問題日趨嚴重。不少縣民憤怒地說:「簡直不是人住的地方！」 台北縣的問題一定也會變成台北市的問題。 最近，環保署公布「擴大列管、督導改善」的一萬兩千家工數中，台北縣就占了兩千三百家，名列前茅。最令縣民不服的是，許多廠家，工廠設在台北縣，總公司卻設在台北市。因此，得到了稅捐的是台北市，「我們只得到污染、髒亂」, 地方父老群情激憤。 八年前、林豐正喊出「一等縣民一等生活」而高票當選：如今台北縣民卻普通有「二等國民」的委屈感。每天至少有二百萬人次往返於台北縣、台北市之間，民意調查基金會董事長丁庭宇強調，「很少有縣民認同自己是台灣省省民，」對縣政發展的要求，縣民完全是以台北市為參考標準。但是，以縣的編制和預算，實在力有未逮。 熟悉縣況，曾當選兩屆縣長的蘇清波一針見血地說:「如果地方自治不落實，如果財政收支畫分辦法不修正，誰當縣長都無法解決問題。」中央和省的干涉實在太多。 人心普遍思變 另一方面，其他幾位非國民黨籍縣市長的傑出表現，也給了不少台北縣民重新思考的剌激。一位曾經投票投給國民黨的年輕人不諱言:「人心思變似乎是普遍的心態。」高烶區認為:「這正是咱民進黨翻身的時候！一國民黨的朱顯則篤定地說:「我還沒找到失敗的理由！」 年底的選舉，三項公職人員同時舉行，任何人落選，三年內幾乎沒有其他選擇。尤清敢於孤注一擲，必然是有備而來。如果尤清當選，不僅執政黨黨主席的家鄉將淪落為「淪陷區」, 未來台北縣、市間的關係也將起微妙的變化。這些後困都令國民黨不敢想像。

李逸洋/這條路不切實際

李逸洋 (民進黨中執委、新潮流雜誌社長): 從張俊宏「地方包圍中央」的觀念來看，他認定「黨國體制」是目前一切政治矛盾的根源。國民黨黨化了一切國家機關，黨化一切社會團體，只要將這個「黨國體制」打破，其他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但他對於國民黨政權體質的瞭解卻忽略一個更重要的國家認同的問題。 國民黨的專斷權力乃是以一部民國三十六年制定的憲法為基礎。這部憲法是為了統治全中國而設計的，卻在台灣適用了四十年，這才是關鍵所在。 本末倒置 在這樣的邏輯上，「以地方包圍中央」充其量只能使現存的體制正常化，而對於解決台灣國際地位孤立及國家認同等問題，卻愛莫能助。只有新潮流所主張的「新國會、新憲法、新國家」才能徹底解決前面所說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張俊宏的構想是完全本末倒置的。 除此之外，新潮流對張俊宏這套構想的可行性也相當存疑。 想法太天真 第一點，我認為想要一次當選十席縣市長未免太過天真，最樂觀的估計頂多五到六席。其次，縣市長利用罷稅來促使地方財政收支合理化，在運作上也有很大困難。 目前全國二十一縣市中至少有十七個地方處於赤字的局面。縣市長不向上級要錢就不錯了，罷稅根本就是空談。過去，美麗島系常批評新潮流不切實際，我實在也懶得去辯解了。 但新潮流認為路線之爭是長期問題。在選舉中，基於策略的運用，而以縣市長選舉為重心，新潮流並沒有特別的意見，也不會杯葛任何人。

張俊宏/這條路不必流血

張俊宏 (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美麗島系大將): 在和國民黨對抗的過程中，我們曾經嘗試了各種路線，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我們不願看到暴力路線抬頭，但是以往的議會路線、街頭路線都已走到了盡頭，鄭南榕和詹益樺的自焚就是無奈的休止符。而今年我們積極投入縣市長選舉，其作用就是為了讓反對運動能夠走出這種無奈。 相對於民代而言，縣市長擁有行政權，支配龐大的預算，一旦我們成功地取得十席以上，就可以形成集體交涉的權力，架空省政府和中央的地位。這將使人們感受到反對運動的力量，重建對和平改革路線的信心。 避免流血悲劇 所以，我們奪取縣市長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對中央採取形式上的包圍，而且是為了使反對運動不需借助流血就可以重新獲得生命力。否則，流血的悲劇將無法避免。 民進黨的人才確實不多，但民進黨不缺政治明星。然而，縣市長候選人的產生過程並不完全順利，部分出於自願，部分則是勸說後的結果，並且各派系的都有。 像廖大林 (雲林縣、新潮流系)、周清玉 (彰化縣、新潮流系), 就是在我們的勸說下決定參選的。我相信他們一旦參與，就能慢慢體會到這套策略的價值。而我們也正努力尋求其他新潮流系的支持，希望能達成共識，大家一致對外。 今年最有利 選舉是變化莫測的，我不敢斷定可以拿下幾席。但在理論上，拿下十席縣市長的機會很大。上一次的選舉，我們推派五人參選，當選三席；今年民進黨提名十六人，當選十席的可能性不低。 從時間來看，今年是對我們最有利的一年。即使今年無法達成目標，大家也會確認往後這是一條可行的路。

堅強立足台灣,和平轉變大陸-天安門浩劫後的處境

一、最清晰的分水嶺 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共原子彈試爆成功，是「中國」最光輝的一刻。它同時也為台海安全投下了陰影。 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血腥鎮壓，是中共最恥辱的紀錄，它再度顯示台灣自衛力量的車要。 天安門浩劫變成了一道最清晰的分水嶺。從此以後，海內外中國人把他們的寄望由北京移向台北。在這以前，「台灣要爭氣，中國才有希望」; 在這以後，「唯有民主、自由、均富的台灣，才會有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 因此，在台灣二千萬的中國人，在短期要堅強立足台灣，在長期要和平轉變大陸。 要堅強立足台灣，首先要有堅強的防禦力量。 參謀總長郝柏村將軍最近曾一再指出：三軍有足夠的力量，來防衛台海的安全。這個保證增強了民心的安定。 二、實力才能保障和平 這股強大的防禦力量來自多年來軍力現代化的努力，尤以自身的科技來發展新武器為重要策略。去年一千六百億、今年一千九百億的國防支出正用以換取國防的安全。 在一九七一年以前，國防支出在中央政府歲出總決算中，都在五五 % 以上；近十八年來逐年下降，一九八八年的比例是三四。一 %。 與世界其他國家來比，一九八五年時，軍事支出占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比：在北韓為二二。二 %、以色列為一三。九 %、我國七。六 %、中共六，七 %、美國六。六 %、南韓五。五 %、英國五。三 %。今年這個百分比在我國已降至五。八四 %。 沒有足夠的軍費，自然難以產生足夠的防禦力量；但是什麼才是「足夠」的軍費，在任何國家都是爭辯不休的。雷根執政八年，與國會最激烈的爭辯就是國防支出。回頭來看，雷根可以驕傲地說:「正因為美國有日益增強的國防力量，戈巴契夫才願意簽訂核武裁減協定。自由世界在這八年之中，才沒有一寸土地陷入共產國家的版圖。」 也正因為國防對台灣的重要，在心理上，納稅者要以不計代價的決心，尋求國家的安全；實質上，政府階層則要避免決策的錯誤，不能不計成本來增加支出。 台灣海峽的戰與和，與其說是取決於對方的敵意或者善意，不如說是取決於我們本身的戰力與實力。郝總長說得透切:「只有真實的力量，才能保障和平，如果沒有真實的力量，即使是簽訂停戰協定，也是靠不住的。」 三、擁有民心與活力才能發展 堅強的軍事力量，只能保持在台灣「生存」。社會的民心與經濟的活力，才能使台灣「發展」。 要獲取這兩者，政府部門立刻要做三件大事：第一，要以「大魄力」來減少 (無法完全怯除) 各種層次與各種方式的特權。這些特權反映在工程招標、土地移轉、貸款同意、申請登記核准、人事特殊安排、貪污淡化處理......。 特權造成的不平是民怨高漲的一個根源，如果大陸上沒有那麼多令人痛恨的官倒現象 (最明顯的特權), 天安門的學生抗議，不會得到那麼多人民的普遍支持。 第二，要以「大有為」來積極推動各種公共建設。從擁擠破落的學校設備、髒亂破碎的人行道、散置路旁的垃圾堆、分占各處的攤販，到污水處理、大眾捷運系統、南北高速公路、各種環保危機，無一不需更多的經費、更多的共識，以及更多的幹勁。 如果台灣沒有錢，這一切的落伍還有藉口；如果人民有了錢，政府不敢徵收或者徵收不到，我們無法諒解。多等一天來解決這些問題，以後就需要費更多的心血來解決。可惜，對棘手問題的「拖」, 仍是近年來最流行的「做」法。 把日益癱瘓的台北市歸咎於現任的市長是不公平的。從林洋港先生擔任台北市長以來，除了一位因健康的原因例外，其餘都是做省主席或部長的跳板。因此，他們願意做短期看得見效果的事。不容易、也沒有時間真正全心全力為台北市做長程規畫。今天的台北是一個使人窒息的、沒有紀律的、髒、亂混雜的城市。它使一個每人所得六千美元的社會蒙羞。 第三，要以「大胸懷」來允許民間企業發揮他們的活力。國營事業已完成它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歷史性的使命，現在要儘可能在合理時間內，逐步開放民營。 「民營化」不能再當做一個動聽的政治口號。李煥院長上任後，正因為他不來自財經界，更容易灑脫地切實使民營化落實。 「國際化」也是一個擋不住的趨勢。減少法令上的限制、減少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允許國外產業的競爭，正是一個貿易大國不得不採取的步驟。 當政府以更大的胸懷，讓民間發揮活力，來參與經濟活動時，民間本身也要有自我的規範。這包括誠實地付稅、公平地分擔社會成本、合法地追求財富。這才能變成一個經濟活力與社會紀律並存的社會。 四、四個轉變大陸的構想 天安門事件凸顯了一個痛苦的現實：當台灣無法以軍事力量來扭轉大陸局勢時，就只能以和平的方式來轉變大陸。 在當前中共宣布政治要抓緊，經濟不回頭的情勢下，筆者提出四個構想。構想的基本前提不是去孤立大陸，而是用和平的方式轉變大陸。 第一，是擴大推廣「台灣經驗」。透過民間的交流與大陸人士的來台訪問，使大陸人民有新的觀念、新的作法，進而產生較好的生活。因此，在做法上: -- 雙方學術界可以相互訪問、合作研究、共同出版等。 -- 民間的探親、旅遊應予擴大；對大陸來台訪問人士的條件應予放寬，尤其應當立刻准許大陸媒體來台訪問報導。 -- 鼓勵民間在大陸設立「中小企業推廣會」、「農業技術推廣會」等來移植台灣的實際經驗。 第二，是有條件地引進大陸勞工。引進外籍勞工，將會衍出眾多的語言、習俗等社會問題。引進大陸勞工最重要的顧慮是台灣本身的安全。 如果對引進的人數與性別予以限制 (如男性不超過一萬，女性不超過二萬), 並予以分散，到各地區各產業；並且規定工作期滿 (一年或二年) 後一定要返回大陸，則這項建議有三個好處：(一) 回返大陸後，是生活在小康社會中最好的見證人。(二) 省下的工資帶返大陸，立刻可以變成台灣來的「萬元戶」, 另創自己的事業。(三) 把在台灣學到的技能、工作態度和賺錢本領等帶回大陸，變成「台灣經驗的真正推廣者。 第三，是靠間接投資與貿易證明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既然大陸上的經濟開放只能向前，那麼不論中共宣稱如何要堅持「四個堅持」, 封閉落後、全面管制的共產經濟已經產生了重大的改變。 只有靠這種改變 -- 允許國際貿易、開放外人投資、引進貸款及技術合作等，大陸人民的生活水準才有改善的可能。 透過第三地，到大陸去的台灣廠商應當要發揮投資的積極功能，產生良性的示範作用；創造當地的就業機會、提升勞工的工資、帶入較高層次的技術、管理效率及品質管制。台灣廠商千萬不宜貪圖小便宜而使當地人士對市場經濟的運作產生懷疑。 第四，是由民間集資在美國設立大型基金會，來幫助大陸在海外的知識分子與留學生，舉辦各種活動、出版各種刊物、誘導及加壓力於中共，逼使它逐漸走向民主。 今天流亡在海外的大陸意見領袖如劉賓雁、嚴家其，及優秀的年輕學者如陳平、丁學良等都可產生這種催化的功能。 最瞭解大陸的是這些在海外的大陸知識分子，借重他們的力量，會產生更大的效果。 五、少講官話 如果我國政府真希望有一天能出現一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那麼，近年來在對大陸問題的政策探討上、研究思考上、推動設計上、共識建立上，實在花費了太少的人力與財力。 即使有了一個專責的大陸事務部，還不能保證工作可以做好，沒有這麼一個專責機構，其有些緣木求魚。 對大陸問題，官方過去講了太多的官話，天安門浩劫證實了過去的一些官話像神話。從今以後，有權的人要說實話。實話就應當是：堅強立足台灣，和平轉變大陸。

年輕人不再一無所有

豔陽高照的週末午後，北京街頭遊人如織。 五個穿著清一色仿軍服的中學男生，一路打打鬧鬧，穿越故宮大院，從高懸的毛澤東像下走出，進入天安門廣場。他們停下腳步，探頭爭瞧護城河悠游的鯉魚，然後，此起彼落的朝河裡吐痰。 五天後，同樣的天安門，同樣的護城河，和這五個大男孩同樣屬於文革後成長的一代 -- 數萬名大學生，從各自的校園走出，高舉著「爭取民主」、「肅清貪污」的旗幟，在廣場上重寫「五四」歷史。 從北方到南方，從春天到夏天，中國大陸的人們帶著興奮和訝異說:「這一代年輕人變了。」他們變得關心國事，變得熱情勇敢。 他們，在今天大陸十一億人口中，被畫分為「第四代」。相對於他們的，是「五四」的一代 (如作家冰心一類經歷過五四時期的老人)、「建國」的一代 (如今日中共的領導班子), 及「文革」的一代 (昔日的紅衛兵，今天的中年人)。 毫不保留的撲上去 這群在文革期間才出生，甚或在十年浩劫結束後才呱呱墜地的第四代人，在孩提時代曾經面臨物資匱乏、食物不足，「似乎生下來就與人類生存的基本環境作著鬥爭。」大陸一本去年出版的新書這麼描述。 他們成長在中共向西方打開大門之際，「凡是新的、西方的，他們毫不保留的撲上去。」有人這樣形容。 從外，包括資本主義、民主科學的西方思潮源源不絕；對內，中共大張旗鼓「經濟搞活」的政策。對於沒有傳統包袱的年輕人而言，就彷彿在亂流中抓著了兩根浮木。 於是，一片經商樂、出國熱興起。 午夜十二點的上海，正對外商出人的希爾頓飯店側門，一間小酒吧閃著耀眼的霓虹，生意正興隆。忙裡忙外的吳老闆才二十出頭，從大學裡自動退學，半年多前和朋友合夥開了這家洋味十足的酒吧。現在，平均一個月有一萬元人民幣的營業額 (上海一般人一個月平均收入大約才二百元人民幣)。 從大學生變成個體戶，他們樂此不疲，「生活要過得好，沒有錢不行。」個兒小小、戴著眼鏡的酒吧合夥人小許說著遞過來一張貴賓卡。 不管在學校裡學的是什麼，年輕人畢業後多半想做生意。但更常見的是，在大學裡，老師和學生都開始兼起差來。 讀書無用、賺錢至上 沿海的廈門大學，佈告欄上招貼著「出售福建名產......」、「徵求生意夥伴......」, 據說校園裡學生擺攤的風氣在一年前達到鼎盛。 「兼差的情形不是普遍，而是一定得如此，」二十多歲的年輕助教特別強調了「一定」兩個字，「否則日子不好過」。 現在的日子裡充滿著「官倒」特權、物價上漲。看看過去，卻從父母走過文革的經驗裡發現「上頭一會兒給這個理想，一會兒又指出那個夢想，但結果一下子這個破滅了，一下子那個又消失了。」一位六十歲的長者嘆道:「年輕人是禁不起三番兩次打擊的，他們會認為現在社會裡什麼都是假的，只有錢才是真的。」 有些人以經商賺錢為出路，另一些人卻更因「讀書無用、賺錢至上」的氣氛瀰漫而覺得留在大陸毫無前途，千方百計的要擠出國去。 美國、日本領事館前從清晨六點就排起申請簽證的長龍；英語補習班總是滿座，老闆還得意的說:「連復旦大學的學生也千里迢迢踩一個小時的自行車來補托福。」 從美國來的華裔外商感嘆:「女孩子都喜歡找外商，好跟著出國去」; 女歌手也看到許多演員、歌星生活都比一般人過得好，卻還是想法子出國，「即使在外面窮困潦倒，也不願意回來。」 一波波澎湃的出國熱潮下，是一連串被壓抑的人心。中國大陸人太多，機會少；社會分配不均，年輕人對現實不滿，是大多數人對出國熱的解釋。 他們在不滿中也含著隱隱的心痛和自嘲。「這塊土地實在貧窮太久了，」上海復旦大學兩位研究生不約而同的提到:「狗不嫌家貧，但家裡太貧了，出去也無可厚非，」 其實仔細探究，偏遠地區的農村青年比城市青年發展機會更少得多。 他們往往連求學的機會都沒有，就進入工廠。「唸書要花錢，出來又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不如先做工賺錢。」父母和工廠老闆都這麼認為。 他們自己呢？「我們縣裡有很多人來做工。」泉州一家機械工廠裡，嘴唇上方帶著一道傷疤的少年低著頭對訪客說。他來自距工廠一個多小時車程的漳州市龍海縣，當被問到為什麼來，有沒有唸書時，總是怯生生的笑而不答。 「審父意識」 不論城鄉，不論出國或經商，讀書或尋歡，年輕人只是「要追求個人的自由度，希望由自己來掌握自己的命運，」一位從南方到上海求學和工作的女孩談到自己這一代，認為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像前幾代人總是依賴組織、依賴黨」。 然而在中國大陸要「保有自我」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一代努力賺錢的價值觀就很不同於共產世界以往的幾代人。去年，一些研究青少年教育的專家老同志到深圳和青年對話，雙方觀點起了極大衝突；老同志們不滿大批內地青年到沿海開放區蛇口淘金，年輕一代則認為為何不能以賺錢做為人生理想，於是一場激辯轟傳。 他們和長輩之間，總有莫名的情緒糾結。 對於祖父、父親們所經歷的慘痛文革，他們不能理解，視之為「滑稽、荒唐」, 甚至「認為長輩們沒有做好，所以這一代才會這麼倒楣，」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沈痛的分析:「有人稱這種情結叫「審父意識」。」 一股互相不滿的氣氛散佈在代與代之間，前幾代人一直生活在價值一元化 (領導一句話，指揮全天下) 的社會中；而現代的年輕人驟然面對的是多元化的價值體系，紛擾雜亂中，他們不知如何取捨。 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員李新華用大陸目前盛行的兩首歌曲，來描述第四代人無所歸依的心情。 一首是崔健的「一無所有」-- 不是物質上的一無所有，而是心靈上的無所適從。前幾代人雖然因文革而失落了理想，但至少曾經擁有過，這一代年輕人卻是從來不曾有過。另一首則是台灣紅歌星蘇芮的「跟著感覺走」-- 大學生總是愛說:「活著要瀟灑」,「我感覺好，就去做」。 跟著感覺走 跟著感覺走，也就是凡事不在乎，廈門大學畢業，現在留校擔任助教的李世雄，談到「學生不愛上課怎麼辦？」「和學校老一輩的人觀念不同怎麼辦？」時，總是聳一聳肩，丟下一句:「我無所謂，」 「想那麼遠幹嘛？」在北京開車、二十五歲的阮經龍把著方向盤說:「反正社會一直在變，想那麼多也沒用。」 「想了也沒用」並不表示他們真的冷漠，「只是他們一直找不到一個值得努力的目標。」一位知名學者指出，一旦有了目標，這一代年輕人的熱情就會被激發。就在這次學運，當四月二十七日學生爭取民主自由的示威遊行達到首度高潮之後，中國大陸的大多數人都驚覺這一代年輕人的轉變。他們變得令中共政府措手不及，令大陸群眾先是錯愕，後是興奮得起而相隨。 「當初聽說學生要行動，大家期望還不很高。」由台灣到大陸六年多的作曲家侯德健，在五月初接受訪問時，不諱言學運初期的質疑。一個月後，侯德健也加入了學生絕食抗議的行列。 長久鬱積在年輕人之間，在代與代之間的低氣壓，終於凝結成雨，傾盆的潑灑下來。 「青年在生活上無目標，但是在政治上卻目標明確 -- 就是要求民主。」學者指出。代與代之間也終於找到了共識，第一次針對同樣的目標共同吶喊。 人們紛紛嗟嘆「以前真是錯看了年輕人」之餘，也漸漸開始思索推動他們轉變的原因。「向西方打開大門之後，社會真的有了進步，雖然我們怎麼看年輕人都不好，但首當其衝的他們確實在吸收新的東西。」有人察覺到。 「年輕人本來就是多面體，在生活、經濟、政治各層面各自折射出不同的光。」社科院的學者認為，不論是進舞廳跳舞、在路邊擺攤、上街頭爭民主，都是源自於對現今社會的不滿和無奈。 一位北大女學生就在五月二十日的信件中寫道:「有人說，如今北大「托 (福) 派」和「麻 (將) 派」太多，關心民族前途的人少了。現在我明白了，他們之所以如此，實屬無奈，從骨子裡他們是有腔愛國熱情的。」二十出頭的女孩在天安門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同儕。 青春託付何處？「對年輕人來說，威脅個人自由和生命的最大元兇，就是原有義務保護他們的體制。問題在於體制領導人的特權意識。」「第四代人」書中，任職於中共國務院的作者這麼記載。 「我不敢再走你們這一代走過的路，我怎麼敢把青春託付給一個既無前途又無自由的地方？中國何時有一片淨土？」學運初起時，人權鬥士方勵之的妻子、北大教授李淑嫻含淚唸出一封學生的來信。 這一群不敢，也不甘再走前人舊時路的年輕人，在走過自己苦悶、頹唐的少年路後，正用生命開創好幾代中國人渴望的新道路。 北大學生詩 我剛懂事時就愛上了你，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 可昨夜的風，吹掉了你溫情的面紗，露出了一張四十歲女人奇形怪狀的臉。 地上所有冤屈的淚水，沖掉了你濃濃的脂粉，你女妖般的淫威，讓我顫慄的感情。 天空中滾動著黑色的太陽，那月亮早已成為烏鴉的翅膀，吸血蝙蝠一樣吸吮所有的光，只有苔蘇植物才能瘋狂的生長，於是，我終於相信，四十年已經足夠。 --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抄錄自北京大學大字報

為什麼要寫報告文學-找一塊封不住嘴的去處

近來，總有朋友問我：你寫的那些東西惹了不少麻煩吧？也有朋友勸我：算了吧！還是寫些不敏感的、中性的題材保險。 說心裡話，我每每看見報告文學的同行們以他們的機敏和圓熟，從一個讓人叫絕的獨特角度抓到一個出人意料的好題材時，總會在驚嘆和懊惱中恍惚幾天，心裡羨慕不已，繼而又怨自己愚鈍和遲笨。 不過我又有些惘然：雖說題材之爭乃是報告文學界的一大較量，但若只憑這種機靈和乖巧取勝，對不甚敏捷和多謀的我等來說，未免又殘酷了些！保險的「擦邊球」佳作 我是做過幾年新聞記者的，以職業的訓練，找怪異的新聞，選奇巧的角度，玩模糊的文字，按理說並不生疏。可我正因為吞吞吐吐、躲躲閃閃、說半句嚥半句、敲邊鼓撩水花乃至乾瞪眼不敢寫等等，才厭煩了那營生。轉來搞報告文學，原本就是為了尋一塊封不住嘴的去處，能對著那些民眾關切、世人矚目、街談巷議的敏感問題，暢快的直抒胸臆。 自然，幹了幾回，才叫我漸漸看出來，原來這碗飯也並不好吃。不敢發表、不准轉載、內部通報、告狀官司、核實查問等等，也算領教了幾回，於是漸漸有些膽怯。再看看同仁之中，或前輩或同輩，批判、審查、查封乃至幾乎提起訴訟，追究「誣陷」、「誹謗」的法律責任或「造謠中傷」、「誣蔑柢毀」的政治責任，便叫我著實害怕起來。 或許，我也是那種沒嘗過厲害的主兒，寂寞中手總有些發癢，用那支澀筆又擺弄出幾篇來，但交出去時也是戰戰兢兢的了。我在等待這些恐怕還會惹「漏子」的文字發表時，心裡隱隱有些遺憾和害怕；我怎麼總弄不出那種稍微「保險」一點又不失尖銳、繞開敏感點又能擦個「邊球」、讀來叫人吃驚又沒「辮子」可抓的佳作呢？轟動再轟動 我的確常常為此苦惱起來。 那一日胡亂翻書，忽從一本新出的刊物上讀到一段介紹: 「君特。瓦爾拉夫是聯邦德國 (編按：西德) 著名作家，因擅長寫報告文學，故有聯邦德國「第一報告文學作家」之稱...... 一九六九年，他的第二部報告文學集「十三篇不受歡迎的報告文學」轟動文壇，書中揭露了聯邦德國社會一些違反憲法和人道主義原則的現象。 一九七三年，他與人合寫的「你們在上面，我們在下面」, 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他熱心於政治活動，一九七四年隻身前往希臘，參加反對軍事獨裁統治的遊行示威，遭到逮捕，直到軍人政府垮台方始獲釋。 一九七七年，瓦爾拉夫又以新作「頭條標題」再次成為聯邦德國各界人士注視的目標。這本書記錄了他化名漢斯。艾塞爾在「圖片報」漢諾威編輯部當編輯的三個月裡的所見所聞，揭露了聯邦德國這家發行量最大、讀者最多的報紙如何操縱大眾傳播媒介，捏造歪曲、譁眾取寵的事實真相。 該書出版後，「圖片報」向科隆地方法院控告瓦爾拉夫犯有「偽造證件罪」。在曠日持久的訴訟以宣布瓦爾拉夫無罪結束之後，「訴訟的證人」作為「頭條標題」的續集又與讀者見面。 一九八三年三月，瓦爾拉夫改扮成土耳其人，頂著「阿里。萊溫特。西尼里奧格魯」這個名字，在聯邦德國各地打工......。 根據長達兩年半的「外籍勞工」生活經歷，瓦爾拉夫寫出長篇報告文學「最底層」, 陳述了外籍工人在聯邦德國這個「福利社會」到處受人歧視的遭遇，揭露了某些企業和個人以轉雇非法就業的工人牟取暴利的違法勾當。該書於一九八五年十月出版之後，立即轟動了聯邦德國，成為最受歡迎的暢銷書......」 讀罷，我頗驚愕了幾日。驚愕之餘，也令我想了許多。 中外百姓皆「好事」 首先，我彷彿才知道，別的國家的報告文學竟也是以題材尖銳、直刺敏感的社會問題而引起轟動的。看來，不獨中國的老百姓「好事」, 專愛讀「批判性、揭露性」的報告文學，聯邦德國的老百姓似乎癮頭更大。 民眾的心理，大約是不以地域、國度、信仰、文化傳統、社會制度為轉移的。只要是寫他們所痛癢、所悲喜、所憂慮、所議論、所關心的問題，他們都會風魔一樣地搶來讀的；而躲著他們、哄哄他們、繞著彎子糊弄他們的文字，大約也都會叫他們生厭的。 同瓦爾拉夫所選擇的題材相比，我們的報告文學的那種「尖銳性、深刻性、廣泛性」, 便相形見絀得近乎可憐了。試問，我們有誰敢碰違反憲法和人道主義的問題？有誰問津過新聞媒介的弊端？有誰染指過對社會大醜聞的揭露？如此想來，我們的讀者對報告文學作家們的希冀與熱衷，已經是夠賞臉了。稍微觸及一點官僚主義和黨風問題的作品，便可「洛陽紙貴」。靠著這樣的鼓勵和捧場，我們尚可誕生幾篇驚世駭俗之作，雖有種種麻煩，但對作者來說，也足以慰藉了。 讀者和作者似乎都深諳國情。然而，瓦爾拉夫還是讓我深深地感到臉紅，深深地感到我們有愧於讀者和時代。 於是，我便越發覺得繞彎子、擦邊球、搞中性、軟性似乎不是辦法，似乎會窒息我們的報告文學，似乎有一天會被讀者拋棄，也永遠無法同世界對話。我們只有望瓦爾拉夫之項背。 深深感到臉紅 也許我的憂慮是一種不識時務的愚蠢和狂妄，但我想，瓦爾拉夫的創作條件和環境也絕不會比我們安逸、保險，恐怕要更加困難一些的。這就是我想到的第一點。 瓦爾拉夫有牠巧妙的對策。從根本上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縱使瓦爾拉夫的膽識和勇氣再大，他也不能潛越法律的樊籬去抨擊揭露，那樣的話，他連坐牢都來不及，還寫什麼報告文學？他是在法度之內施展能耐的，其高明之處也是令我們望塵莫及的。 譬如他在「最底層」中揭露某核電站非法轉雇土耳其外籍勞工到輻射區域去排除故障一事，由於種種原因，他是不能秉筆直書其中詳盡的、涉及許多真實人物的駭人聽聞的故事的，有許多細節也許是永遠無法核實得一清二楚的，於是他作了巧妙的處理，標題為「一幕排演出來的真實情景」的情節，從頭至尾就是一個話劇劇本。 於是，聯想到有關部門拿著我的報告文學來找我「核實」, 指著文中每一句框在引號裡的話問我:「你這裡寫的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嗎？人家當時是這麼說的嗎？你沒有添枝加葉嗎？」的那種情景，我真覺得我蠢極了。 魯迅的妙論 這又叫我忽然想起魯迅先生對他的「阿 Q 正傳」的寫法有一段精妙的議論: 「我的一切小說中，指明著某處的卻少得很。中國人幾乎都是愛護故鄉，奚落別處的大英雄，阿 Q 也很有這種脾氣。 那時我想，假如有一篇暴露小說，指定事情是出在某處的罷，那麼，某處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處人卻無異隔岸觀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齒，一班人卻飄飄然。不但作品的意義和作用完全失掉了，還要由此生出無聊的枝節來，大家爭一通閑氣...... 上面所說那樣的苦心，並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滅各種無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較能集中，發揮得更強烈。 果戈理作「巡按使」, 使演員直接對看客道:「你們笑自己！」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去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 先生此處雖然說的是作小說，但對照瓦爾拉夫的機智和巧妙，便讓我覺得同樣適用於報告文學某些忌諱的、容易惹麻煩的題材。我雖絕不贊成以虛構、誇張一類的小說作法移人報告文學，但我以為隱去人名、地名乃至採取種種讓人難以對號人座、穿鑿附會的辦法，則是無損於報告文學的毫毛而只會增強它的效果的。問題是我們不要把它的作用看得過大，期望以它來干預具體的事件過程或人物命運，而只求魯迅所說的「開出反省的道路」。 我不以為報告文學老是陷在官司之中就是一件很體面的事，官司有時難免，幹這營生也得有吃官司的思想準備，但畢竟免「爭一通閑氣」, 似乎更高明一些。 這自然也不同於在題材上饒彎子、擦邊球，以減弱尖銳性來換取發表，而是應當在尖銳敏感的題材上弄出無辮子可抓的局面來。這確乎是得有些手段才行的。魯迅和瓦爾拉夫都是這方面的大師。這是我想到的第二點。 我想到的第三點是，我彷彿才知道，別的國家的報告文學作家，有時並不像我們那樣，可以持著記者證或採訪介紹信一類的官方證明去收集素材的，他們沒有這樣堂皇的身分。 毫無破綻的偽裝 瓦爾拉夫去希臘是單槍匹馬；到「圖片報」是化了名去當編輯；為寫「最底層」就更是煞費苦心，很作了一番喬裝打扮。先去幾家報紙登求職廣告，然後在自已日漸稀疏的頭髮裡加上一些黑髮，讓自己年輕一些，把自己打扮成「被人瞧不起的，狗屎不如的人」, 還要鍛鍊像土耳其人或希臘人那樣講「洋涇濱德語」。 最後，他甚至還到大選人群中去露面，試試專門受過識破偽裝訓練的安全警察能否看透他的化裝術。經過這樣的「最後彩排」, 他自己也獲得了心理上的安全感，才到全國各地去打短工，專撿最髒、最重或者有危險、有損健康而報酬最少的活兒幹，以體驗他的同胞們對外籍工人的歧視和侮辱。他的確是爬到「最底層」去了。而最底層並不是那麼容易去的。只有去那裡，瓦爾拉夫才真正看清了德國的真相。 我想，我們靠著記者證什麼的，大約是壓根兒爬不到最底層的，於是我們所能看到的，大約離生活的真相還差著十萬八千里，雖然我們常常向讀者標榜「這就是真相！」 深探「下里巴人」的生活 問題似乎還不僅僅在於能走進那個越底層就越隱密的未知領域裡去，不僅僅在於能體驗生活的「深入」。 我似乎覺得，與其逗留於信息靈敏的上層以觀看眼花撩亂、朝秦暮楚的陽春白雪般的高級政治，倒不如離它遠些，沉到已經感覺不出政治風雲的生活深處，去窺探平民百姓們那喜怒哀樂的「下里巴人」的生活，或許會使我們的報告文學減弱一點它那過於強烈、直露、單一、刻板，因而也過於被擊傷的政治色彩，使之更趨向於淡化政治的平民化和世俗化，趨向於多義、朦朧，趨向於民族的文化 -- 心理結構的深層。 而這，我覺得也許恰恰更貼進生活的真實，更能從廣度和深度上揭示高級政治。離它太近了，我們反而看不真切，還容易被灼傷。 我的苦惱讓我從瓦爾拉夫那裡引出這些雜亂的思緒。我並沒有來得及理清它們。但我彷彿覺得它們能引我到那柳暗花明之處。 (摘自一九八九年北京出版之「自由備忘錄 -- 蘇曉康全景報告文學集」)

電視公民?世界公民?

一九八五年夏天，全世界觀眾在電視上觀賞到援救非洲飢民的演唱會，也目睹到貝魯特的劫機事件，印證了著名傳播學者麥克魯漢二十年前所預言的，電視正在營造一個天涯若比鄰的「地球村」。 但也有人擔心，電視這個無遠弗屆的聲光利器，會不會孕育出淺薄墮落的新生代？不全是反面教材 最近，一次針對全球十個國家、六千名青少年 -- 幾乎是「吃電視奶水長大」的一群 -- 所做的研究發現，他們的確有不少共同的價值觀和態度；但不像許多人所說的，電視給他們的光是「反面教材」。 這項由芝加哥青少年研究中心精神科專家奧福、歐斯托和心理學家霍華聯合主持的研究，結論是世界各地青少年有類似的成長歷程，他們比上一代勇於自省和自我挑戰，人生目標比較清楚，態度也更積極。 一般人以為，青少年期反叛性強，容易和家庭疏遠，此項研究駁斥了這種說法。在澳洲、孟加拉、匈牙利、日本、以色列、台灣、土耳其、西德和美國，絕大多數青少年肯定他們和家庭的關係。他們尊敬父母，也確信父母以他們為傲。只有少數人對家庭有敵意，同時認為父母瞧不起他們。 另一個普遍印象是現代青少年相當自私，而且放蕩不羈，這個研究的發現恰好相反。至少有九 0% 的受訪者同意「把工作做好會帶來成就感」、「我經常思考未來要從事什麼行業」; 只有極少數人回答「不想工作，寧願讓人供養我」。還有很多人表示珍惜友情，當朋友有難，他們會盡其所能的幫忙。 整體而言，這些青少年都適應得不錯 -- 快樂、自制、關心他人、思慮周到、能務實且有效的解決問題、對未來頗具信心。 當然他們也不是無憂無慮。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承認常感到寂寞、空虛，甚至動過自殺的念頭。 煩惱源各不相同 不同國家孩子煩惱的來源也不同。在孟加拉，由於嚴重的貧窮，較多青少年感到抑鬱沮喪；而在日本，激烈的社會競爭常加給他們沈重的負荷。 另外拿孟加拉、土耳其和西德、美國比較，前面兩國十四到十八歲的青少年占了人口中很大的比例，每個人能分到的教育經費有限；後面兩個國家青少年人數較少，相對教育資源比較充足，使得他們在對人生的確定感方面產生很大差異。 當然，性別、年齡、父母的社會和經濟地位都會影響他們的自我認知，但總的來看，全世界青少年正因為電視普及，分享著共同的成長經驗。 不可否認的，如果電視的力量更加擴大，他們的所言所行會更雷同，隨著這一群人的成長，國與國之間的差距也會愈來愈小。或許就從這一代起，人類將真正體驗一種「全球文化」, 瞭解什麼叫做「四海之內皆兄弟」。 (摘譯自 Psychology Today) (原作者為 Robert Aekinson)

你適合什麼運動?

嘗試運動健身不難，難的是持之以恆；一般人難於持之以恆的主要原因是 -- 這種運動與自己的個性不合。可是我們怎麼知道那一種運動最適合我們的個性呢？做個小測驗 以下是測驗個人心理、社交性向的七個題目，請依照你的性向，在每個項目下，找出恰當的圈圈打勾註記。(見圖一) (一) 交誼性：你喜歡做事時有個伴、喜歡參加社交活動、容易交上朋友嗎？(二) 決斷性：你在做決定前，通常會考慮周詳，一旦決定則不計艱難，有始有終嗎？(三) 自律性：你能夠克服心理的不愉悅，一直忍受做一件自己並不喜歡的事嗎？(四) 積極性：當你必須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表現得很堅強有力時，你會勇敢地站出來而不致羞怯地躲開嗎？(五) 競爭性：你對必須分出輸贏的局面會感到不安嗎？當你受到挑戰時會血脈賁張、興奮迎戰嗎？(六) 注意力：你容易集中注意力嗎？(七) 冒險性：你在心理上、生理上都喜歡嘗試冒險性的新事物嗎？將七個項目所勾選的圈圈連成一線，比對運動與性向的關係圖 (圖三), 與你的性向線重疊最多的，可能就是較適合你的運動 (例如圖二)。 現在，你已瞭解自己的性向和適合的運動，還滿意嗎？如果不滿意，你也可以藉運動來改變性向。假如你是個性過於積極、好勝的人，參加瑜咖班或許可以幫助你放鬆自己、對他人溫和些。 以運動作為自我訓練的方式有其好處。一般自我訓練課程會帶給受訓者額外的壓力，但運動本身卻是紓解身心壓力的良藥。 並非一蹴可幾 但是要記住，選擇一項不合自己性向的運動，一開始一定要有足夠的動機和旁人的支持，以便撐過起初的不適應期，直到做這項運動成為你自己的意願。 另外還有兩個忠告：一是不要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假如你覺得自己膽子太小，與其馬上去學危險性很高的滑雪，不如先選擇比較溫和的有氧運動做個開始，覺得有效，再換一項稍為冒險些的運動。 同時，不要以為靠運動就一定能改變自己，最要緊的還是你能否找到一項在身心方面都令自己滿意的運動，且在運動時不忘自我訓練的目標。例如跑步本是容易分心的運動，但如果你實在喜歡跑步而不喜歡瑜咖，那麼何不試著在跑步時集中精神去思考，如此既能享受運動之樂，又能操練自我。 (改寫自 Psychology Today)

投資‧社交‧高爾夫

如果你想學打高爾夫球，建議你除了先買一套球具，手邊至少再準備現金兩百萬，才能買到一張會員證；此外，你可能要等上兩個禮拜，才能排到週末假日的位置，因為你正和上萬的人同時使用一座球場。 「打球的人實在太多了！」穿了一身運動休閒裝、長庚高爾夫俱樂部經理簡龍國指著牆上的記事板說道:「全天都排得滿滿的，清晨四點就有人來打球。」平均每六至十分鐘發一組球，這座擁有二十七洞的球場，在這一天，就有五百人上門。 三歲孩童練揮桿 依據美國高爾夫文摘估計，台灣的高爾夫人口已突破三十萬。「大約是八年前的三倍，」民生報資深體育記者王麗珠觀察。 不僅打球的人口增加，年齡也顯著地下降。 營業十年的青鳥高爾夫專賣店最近做過一項調查，發現客戶層的年齡三十至四十歲占了四 0%, 四十至五十歲則占三 0%。一位球場業者說，四、五年前大多是企業老闆、政府首長打球，現在則是經理、科長等中級主管；女性也增加了兩成以上；甚至於連三歲的小孩子也拿著球桿上場練習揮桿。 看似簡單的扭腰、揮桿動作，高爾夫究竟蘊藏著什麼魅力，使這麼多人趨之若鶩？「這是一種世界性的潮流，」教育部體育司課長何敏說。美國和日本正颳起一股高爾夫旋風，台灣難免受影響。再加上經濟富裕、收入增加，使愈來愈多的人打得起球。 羅勇就是一個例子。 在海關工作的羅勇，球齡已有七、八年。他每星期固定在下班後到練習場練球，偶爾也揹著球桿爬到山頂上練習推桿。公務員收入有限，羅勇正式進球場的次數不多，但勤於練習使他的成績已達到 Single (差點低於十桿), 周圍的朋友幾乎都不是他的對手。 嗜球人士一致指出，高爾夫「學理技術高於體能」, 而且不受年齡、性別限制。「高爾夫可以打一輩子，」第一信託董事長曾俊義說。 年輕時曾當過乒乓球國手的曾俊義，打高爾夫有二十五年歷史，目前已是「零差點」的業餘頂尖好手。 打一場 (十八洞) 球，標準桿是七十二桿。成績打到九十桿就想突破八十桿，八十桿又想突破七十桿......。對很多熟悉此道的人而言，高爾夫是「自我挑戰」甚強的運動，可以磨鍊鬥性。 吸收體力的運動 三十六歲的電視導播鄭大智，四年前開始學打球。經常接觸陽光、綠地、新鮮空氣，他深深體驗「別的運動都是透支體力，只有高爾夫是吸收體力」。為了清晨打球，他甚至改掉了熬夜晚睡的習慣。 也有人打球是為了「社交」、「做生意」, 甚至把球場當成辦公室。 打一場球平均需要四小時，一般球場非會員收費約二千元，如果每個月打四次，一個月最多一萬元。「如果上酒廊，一次少說也要花個三、四萬。」坐在球場的休息室裡，在航空貨運公司上班的郭厚德指出，現在很多生意人的觀念慢慢變了，不喜歡過夜生活，都往球場跑。經常打球，使郭厚德的皮膚早已被曬成健康的古銅色。 有些企業如國華人壽、順益汽車、中國菱電、中國信託、聯華電子、惠普科技...... 甚至組織球隊，定期和員工、客戶比賽聯誼。由於「客戶經常抱怨我們不打球，」國營事業的中鋼公司也成立了一支球隊，由業務副總經理王鍾渝領軍十餘位同事加強操兵。 談生意的臨門一腳 很多商場人士都有相同的經驗，高爾夫球場幾乎變成「商業情報交換中心」。不打球，喪失很多商業機會。而一些洽談中的生意，打高爾夫往往是「最後的臨門一腳」。 惠普科技公司管理部副總陳翼良就坦然指出，曾經有客戶在球場上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明天請到我辦公室來簽約。」 當然，在錢滾錢「熱到最高點」的這幾年，新一波踩進高爾夫球場裡的人，不乏雄心勃勃的投資者。 就像是股票市場一樣，人氣一旺，股價就節節升高。高爾夫人口激增，使得各俱樂部的會員證愈來愈搶手，價格一路飆高。最低從一百萬開始，目前最高己叫價到五百五十萬元。第一信託董事長曾俊義投資的第一林口球場尚未開張營業，六十萬的會員證已被市場炒到四百五十萬元。 業者估計，新一波的高球人口中，投資客約占了四成，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會打球。 會員證行情看漲 一年前，自已開貿易公司的符先生透過銀行貸款，花了四百多萬買進三張會員證。目前，他手中的會員證市價至少漲了一倍。這兩年，股市發生幾次崩盤，符先生認為「高爾夫球證行情比較穩當」。 在台北市，這兩、三年內提供初學者練習揮桿的練習場至少增加了十座以上，濱江街一帶幾乎已變成練習場的專業街，有六、七家集中在附近營業。一家耗資三千萬、號稱全台北市最豪華的高爾夫用品專賣店，三個月前在天母開張，引起同業側目。 除了全台灣現有二十八座球場之外，教育部體育司接獲申請設立新球場數量，已超過一百件。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南投、台南、高雄、屏東甚至地處偏遠的台東、花蓮，都有人申請蓋球場。僅在新竹一帶，就有十五座。 一兩年淨賺六億 一位業者估算，蓋一座十八洞的球場，費時一至二年。以林口一帶的地價 (一甲五百萬) 計算，土地價款加上開發工程款大約需要十二億；假使球場招收會員七百五十人，每人收費二百五十萬，至少就有十八億。 「試想，有什麼行業能在短短一、兩年淨賺六億？」這位業者喜孜孜地說。 依照目前每年增加二五 % 打球人口的趨勢來看，經建會曾經預測，到了一九九一年，台灣的高爾夫球人口將突破六十萬。如果以世界標準一千五百人使用一座球場來計算，台灣至少還需要增加二百座球場才夠用。 在土地面積有限的情況下，要達到這個標準，恐怕十分困難。很多球迷擔心，日後可能沒有場地打球，如果要買一張會員證，價錢可能飆得更離譜。 就像很多日本人成結隊地跑到國外打球一樣，「到時候，我只好也揹著球桿，漂洋過海到國外遠征。」聽起來彷彿是開玩笑，郭厚德說得卻一點也不輕鬆。

台北人被趕下鄉

仲夏。清晨六點半，白花花的陽光已經灑滿了一地。汐止。一個擁有一千五百多戶住家的別墅社區。生活的節奏跳動起來。三十九歲的貿易商吳明華、在銀行上班的太太，和小學六年級的兒子，一面和隔壁也準備出門的王家夫婦道早安，一面坐上銀色的「天王星」, 駛過社區警衛岡亭，十分鐘後，匯入高速公路上朝台北奔馳的車流。時鐘轉過一圈。晚上六點半，吳明華一家人，揮別了熙攘的台北市，回到這個帶點鄉村情調的家。也是汐止，也是仲夏。在大地的素描簿裡，十年前畫的還是一大片蔥鬱山林，幾十戶「作田」人，當時，他們大概作夢也沒想到會有那麼多「台北人」住到這種鄉下地方來。「住家遷到郊區，其實也不過是這十年間的事。」一位社會學家觀察到，十年中這樣的社區在台北近郊一個接一個出現。他預測，未來每天在市區和郊區間通勤，可能會成為許多人的生活型態。先集中，後疏散過去，台北以眾多就業機會，優越的政經、文化條件，像一塊超級磁鐵，吸納了大批人潮；近年來研究卻發現，台北市民有逐漸遠離市中心的傾向。一年前一次意見調查顯示，台北市有四 0% 的人認為理想的住家地點為「郊區」或「近郊」; 比認為理想住家地點為「市區純住宅區」的人多了近十個百分點。從民國七十年以後的人口統計資料來看，人口增加速度最快的也是近郊的內湖、南港、木柵、北投等區 (見表一)。而台北舊市區，如雙園、大同、延平、龍山等，人口均呈負成長，原來學生曾高達一萬人的老松國小，因為人口不斷移出，現在也只剩下三千多人。「台北市住宅往郊區疏散已經可以看出端倪。」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所長謝潮儀指出，這種先「集中」, 後「疏散」的歷程，基本上和其他先進國家都市發展的軌跡頗為吻合。太聯不動產週報主編吳重瑞也點明，今後幾年台北郊區的房屋是房地產界的主打產品，因為愈來愈多人既想掌握都市生活的便利和公共服務，又要享受鄉村生活的寧靜和舒適，而住在郊區似乎是最佳組合。對環境抗議深入觀察這幾年搬去郊區的一群人，不難發現除了追尋理想的生活方式，更多是基於對都市環境的抗議。三個月前，廖文哲夫婦從和平西路搬到天母，談起為什麼跨越台北盆地舉家遷移，廖太太苦笑著說:「我們只求晚上不再被呼嘯而過的大卡車驚醒，可以安安靜靜睡個覺。」的確，噪音、空氣污染、交通混亂、犯罪頻仍、色情入侵......, 正迫使許多人「逃」離台北市。夫婦都任職文化界的韓先生，回憶搬到內湖之前所住的松山區，附近工廠天天冒黑煙，上了年紀的父親鎮日抱怨頭痛，兒子也得了鼻子過敏的毛病，「那段時間真是一場夢魘。」他緊皺雙眉說。有更多人是為了孩子而搬到郊區去的。兩年前搬到陽明山的聯合報記者王遠弘表示，希望孩子能在一個比較安全、乾淨的環境中成長。他舉例，三年級的女兒以前讀的光復國小，操場太小，不夠七千多名學生使用，上體育課跑步都要在國父紀念館外面的紅磚道上跑。放學的時候，車水馬龍，摩托車都會騎到人行道上來。搬到陽明山以後，女兒不用過馬路，十分鐘就走到陽明山國小，校地和原來光復差不多，學生卻只有八分之一。不吃不喝也買不起房子居住品質惡化逼著許多中產階級離開，市區飆漲的房價，更確定了他們移向郊區的路線。由日本不動產鑑定協會所做的全球地價調查報告指出，台北市地價僅次於向以高地價聞名的東京和巴黎，居世界第三位。國內不動產研究機構提供的資料也顯示，民國七十五年底，大安區平均一坪才九萬元，現在已突破四十萬元大關；目前台北市只剩下木柵、內湖、南港、北投還有二十萬元上下的房子可買。如果以三十萬元一坪計算，一個月入八萬元的家庭，要不吃不喝十年才能在市區買到一棟三十坪的房子。迫於情勢，愈來愈多中等收入家庭轉向房價只有台北市一半的中永和、新莊、三重、板橋一帶「築窩」; 很多人甚至要遠至深坑、三峽、樹林，才能找到地方落腳 (見表二)。服務於外商公司的王梅影夫婦，土地，蓋辦公大樓當然比蓋公寓值錢。長庚醫院將門診部設在台北，住院部搬到林口，就是「依據房屋的價位高低做不同的利用」。追尋心中烏托邦住到郊區去，對另一群人而言，更是為了追尋心中的烏托邦。一群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半年前著手在深坑、汐止一帶找地，準備集資蓋一個新社區。一位登記參加的副研究員表示，在他心目中，房子不僅是安身之所，而是一個獨立的、可以隨心所欲，完全由自己控制的精神堡壘。這個夢想，住在市區裡前後左右上下都有人的公寓或電梯大樓中，是無法滿足的。兩年前住到內湖的韓先生則認為，人應該過自然單純的生活。他絮絮說著小時候在新竹長大，每天走田埂去上學，四週都是黃艷艷的油菜花。頑皮的他被蜜蜂叮過，也掉進池塘裡過；這段童年讓他相信大自然是人類最好的朋友。「以前我常怕一雙兒女會變成籠子裡的飼料雞，他們至少現在已經是半土雞了。」他爽朗的笑了。中產階級唯一的出路在住宅搬到郊區的趨勢中，政府一些重大建設，尤其發揮了引導功能。王梅影夫婦五年前放著深坑一棟一百萬的別墅沒買，因為當時對外交通全靠一條顛簸的產業道路，「根本不覺得那裡可以住人。」她說，現在她們願意住在那裡，因為木柵動物園前的路開得又直又寬，而將來捷運系統完成之後，還可以再節省一半通勤時間。營建署長蔡兆陽不諱言，未來往都會邊緣走是許多中產階級唯一的出路。捷運系統勢將伸得更遠，再加上第三局速公路，會把人口帶到桃園、林口、泰山，甚至新竹。沒有車等於沒有腿伴隨著住宅向郊區移動的腳步，台北市的形貌也正點點滴滴蛻變。在內湖寬闊筆直的道路旁，買一份「車上點了帶走」(drive through) 的麥當勞漢堡，讓人彷彿置身美國中西部城鎮。有人預測，這種美式「汽車文化」-- 沒有車等於沒有腿，會逐漸成為住在郊區的中產階級的主要生活方式。走一趟木柵，發現一片片相思林被剃成了禿頭，種上高低錯落的別墅。生態學者警告，郊區山坡地繼續砍伐，造成水土流矢，只要一下大雨，台北馬上會變成一個大游泳池；砍掉了天然「綠肺」, 台北市的空氣污染問題將更惡化。頭腦靈光的生意人，當然也不會放過郊區新戰場。以外商投資的超級市場為例，「惠康」正準備到樹林大展鴻圖；「多福」已標下市府直營的東湖和萬芳兩個據點。一家企業化經營的連鎖幼稚園，也正積極開發南港的而場。然而過去台北的發展經驗證明，人口愈集中，環境髒亂、公共設施不足、交通擁塞幾乎是必然的結果。悲觀的人擔心，那些人口迅速增加的郊區會不會重蹈覆轍。永和就是最好的例子，公園、綠地不夠，連一個停車場都沒有，堵車情形不輸台北鬧區，一個秀朗國小要擠進一萬多名學生......。其實這是許多人已經看到的問題。韓先生發現內湖不出五年就會到達飽和，到時候怎麼辦？「或許再搬家吧！」他滿腹無奈的說。郊區是「香格里拉」? 但也有樂觀的人相信，汲取以往市區淪陷的慘痛教訓，可以設法避免相同問題在郊區重演。例如以第二個「陽明山社區」自許的新店大台北華城，在整體景觀維護上十分用心，請了專人為花草樹木澆水修剪、清掃公用道路；社區公約中言明，建築物外觀不得改變，甚至連該在那裡曬衣服、那裡丟垃圾都有清楚規定。一位四十多歲的女性住戶反映社區居民的心聲:「住在這裡，在親戚朋友面前都覺得很有面子。」當愈來愈多人搬到郊區去，他們會在那裡複製更多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小台北」? 還是營造出令都市人嚮往的「香格里拉」? 不僅考驗智慧，更考驗人性。

世紀末策略-企業合縱連橫

全球性的競爭、日益精密的科技、廣博的資訊和價廉又經濟便利的旅行，使得許多企業不再完全倚賴本身的財力及人力來攻城掠地。 近年國內工商業蓬勃發展，不少企業家也開始注重分散市場與國際合作及創業投資。 過去兩年，筆者有機會參與國際間技術合作、創業投資的企畫及執行工作，對美國大企業的「合縱連橫」及「遠交近攻」策略，略有心得，願意提供國人參考。 八 0 年代新策略 早在一九七 0 年代中期，石油危機震撼全球，當時受創最重的美國石油公司，深感單一產品不足以應付周期性的營運風險，於是收買其他一些不相關的企業，作為分散市場的策略。 當時最著名的例子，是 Mobil 石油公司買下當時美國第二大百貨公司 Mongomery Ward; 另一個例子是由 Exxon 石油公司決定進入文字處理自動化市場，一口氣買下十幾家中小型電子公司，希望能整合起來，自成一家。 第三個著名的例子是通用電器 (GE) 當時發明了一種小型省電的馬達，就買下最大的馬達公司 Reliance, 希望能運用 Reliance 的廣大銷售網來推廣通用的新產品。 可惜這三個計畫都沒有成功，使得 Mobil,Exxon 和通用都損失了億萬美元。失敗的原因歸根究柢是公司文化不同，行業不相近。 到了八 0 年代，公司成長的新策略就有了變化，它們是：合縱連橫 -- 創業投資，內外兼顧。 遠交近攻 -- 垂直整合國際合作。 先談美國大企業的創業投資。 美國大企業深感自身人力、文化及技術的限制，加上本身業務的繁忙，很難走出侷限的範疇，於是發展出一種內外兼顧的創業投資。 企業本身擁有基金，優點是可以直接取得投資公司的較大股權，並可相互交換商業機密及技術交流。 以大吃小 最成功的例子為 Xerox 投資早期的蘋果電腦，將已開發成功、但 Xerox 沒處應用的軟體送給蘋果電腦，並以小量資金，換取了近二 0% 的蘋果股票，獲利不少。 缺點則有二，第一，必須成立專業單位，雇用評估人才，不太經濟；第二，所投資的企業不可能很多，觸角不廣。 於是最近幾年，有不少大企業乃「合縱連橫」聯手成立投資創業公司。美國較大的公司，像美國電話電報 (AT&T)、西屋、奇異、3M...... 等都投資這類公司，觸角極廣，而且不必用大量資金和大批管理人員。 舉個例子來說，3M 公司目前為七、八家投資公司的股東，由這幾家在三十幾家轉投資創業基金。一般創業投資基金彼此都有連繫，看中一個值得提拔的創業機會，由一家基金為主，再加入數家為輔，共同分擔風險。 運用這種關係，大企業像 3M, 間接地投資了七百多家新成立的小公司，其中包括了電子、通信、光儀、醫藥、能源、材料、服務業等，包羅萬象。一方面可以收集資料，接觸到新興科技的走向，另一方面，有些成功的小公司股票上市，豐沛的收入也可補償大部分的投資。 另外更重要的一個項目是，間接投資的公司，其產品市場或技術對大企業本身有相輔相成的作用，而大企業則額外投資，協助經營，使其獲一步成長，並可在上市前將之買下。如此一來，美國大企業運用很少資金，就能讓幾百家小公司在外面奮鬥，每年再買下幾家成為新興企業。 最近幾年，美國流行一個名詞「intrapreneur」, 暫稱「內部企業家」, 有別於在外獨當一面的企業家 (entrepreneur)。由大企業在公司內成立一筆基金，鼓勵員工申請，運用在新產品的開發及推廣上，獲得公司資助的員工，即稱為「內部企業家」。 發明「有味垃圾袋」 這種作法的好處是有創業理想的員工不必離開公司，可以利用正常工作以外的時間，來開發推展新產品。較著名的例子為杜邦公司的「播種基金」。 年前杜邦公司一位員工申請到該基金的資助，利用公餘時間，開發出一種可以使貓狗退避三舍的「有味垃圾袋」, 現在正在德州休斯頓推廣，如果成功，可以替杜邦公司打開一個廣大的新市場。 各大企業一方面鼓勵內部創業，一方面「合縱連橫」, 然而仍不足以抵制跨國公司的入侵及新興企業的飛速成長，於是「遠交近攻」就成了另一重要的策略。 美、歐、日各大企業，在其國內的成長已相當成熟，想要再進一步成長，只有三條路可走：一、垂直整合，獨霸一方；二、海外發展，攻城掠地；三、另起爐灶，進入新行業。 當然，美國國內因垂直整合而被併吞的大小公司，不勝枚舉，這些作法也使許多企業的運轉受到影響。 可行之步 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想到一些台灣跨國公司及創業基金成功的例子，像台塑集團、長榮海運，可以說已很驕傲地進入世界級企業的行列。宏碁電腦施振榮的「先做老二中的老大」(參考遠見第三十三期) 策略，頗有獨到之處，正是新興國家進入世界級企業可行的一步。 (黃肇鑣任職於美國 3M 公司)

開放銀行是好事還是災難?

問：一旦修改銀行法，開放銀行設立，到底會有那些人虎視眈眈的想開銀行？人人動心 答：第一，當然是有錢的人。現在很多大型企業的關係企業中，還沒有金融機構，心裡面難免會動念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力霸，已經要有所行動了。 另外一種就是在金融上受壓迫的階級，他沒有法子在銀行中取得合理的貸款，既然開放了，就自已來搞。現在討論的所謂勞工銀行或工人銀行，就是屬於這一類。 當然也有銀行家會出來。現在一個公營銀行的總經理一個月大約拿八萬多塊，他看銀行這麼樣沒有效率，還這麼賺錢，「為什麼我不自己來？」 還有一種人是實際上已經在做銀行了，只是「因為你不給我執照，所以我不能夠叫銀行」, 而一旦能夠開銀行了，那當然順理成章的就叫做銀行。 我想至少有這四類人虎視眈眈的在等著開銀行。當然有些人認為銀行是個特權，具有特殊的意味，如果能沾一點銀行家的邊，是蠻好的事情。 要「人頭」? 我給你 那麼誰有資格來做？是不是找放心的人來做？問題是對誰放心？例如今天某個財團要來開銀行，財政部說不准，那財團就會反應:「不准沒關係，我找個人頭來。你要誰，我就可以給你誰。」 最近聽說有人想出一個辦法查資金。「好，你名望不錯，但是我算一算你以前交稅每年也沒有超過兩萬塊，這麼點錢怎麼能夠開銀行呢？」這樣子是不是說有錢的人才能開銀行呢？那當然不是，因為財政部規定的辦法中，每一個人股份不能超過五 %, 意思就是要專家來開。可是如此一來，不是和查資金互相矛盾？更何況查有什麼用？如果一共七個人來申請，那並不表示股東就這麼多，股東有多少都可以。也許在申請設立銀行的時候，可以非常嚴格的找，以符合政府要的條件，但是股份是可以自由轉讓的，等拿到執照一年之後，馬上換成別人，政府又能如何？所以今天不是誰可以開銀行的問題，而是要有一個制度。不管你是方的或圓的，經過這個管子都要變成直的。照著規矩來，你是誰都不管；假如不照規矩做，不管你是誰，都請你走路。 開放銀行，對消費者來講是一件好事，但是若沒有一套合理的、有效的管理制度，使得存款人能在銀行萬一倒閉時也能得到合理保障的話，那開放可能是一場災難。 訂閱遠見電子報，掌握國內外大事 訂閱 問：大家都很關心金融風波，我們是不是可以從以前的經驗中得到教訓？答：最近在報紙上看到一個人過世了，就是莊清泉先生；有一個人被宣判無罪 -- 蔡辰男先生；另外也有人安然無恙 -- 鄭周敏先生。他們三個人正好代表三家不同的信託投資公司，都發生同樣的事，都是經營不好，虧損了。 莊清泉最倒楣，政府把他的股份減為一 %, 然後由世華銀行增資九九 %, 當然很快的他就被掃地出門。同樣的情形，也是經營不善，政府派其他人來接管他的公司，但是付他兩倍的價格，這是蔡辰男的情形。 鄭周敏也發生同樣的事情，換了其他代表，然後原封不動的再還給他。所以他現在股票的面值，雖然沒有公開市場的價格，但是一般的交易價格據說維持在兩、三百塊。 不避諱它發生 以往處理這種問題，完全沒有制度，同樣的事情往往因為人的差異，因為個人好惡的差別，而產生迥然不同的結果。今後我們面臨的，恐怕不是少數的、或意外的金融風波，而是我們必須建立一套制度來處理，視之為可能會發生，而且也不應避諱，它該發生的時候就讓它發生。 像我查十信的案子，十信問題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一直存在，只不過我比較呆，把它挖出來而已。我只是看到一個很簡單的數據，看到它的庫存現金比例偏高。庫存現金就是指錢沒有放出去，那就表示這銀行的經營效率低。 如果不是經營效率不高，還有一種情形就是這些錢表面上是在帳面上，但是實際上被別人拿去用了。所以我的判斷是這些錢根本不在了。 很簡單，我是個金融管理者，我發現有人偷用了銀行金庫的錢，就找人去檢查。我發了公文叫中央銀行去檢查，中央銀行說「我沒有人」, 換合作金庫去檢查。三個月之後檢查來了，說「雖然庫存現金很高，但確實有這筆錢」。 判斷有人偷錢 我再繼續看報表，還是發生同樣的事情，我不相信沒有問題。我就跟當時的部長陸潤康講:「我的判斷是有人偷錢。」問題是要不要去查他，查也沒關係，一定抓得到。問題是抓到之後要考慮如何處理。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我很佩服陸部長，他說:「依法處理。」我說:「只要認真查，我馬上抓得到。」我們十二點多做了決定，我打電話給中央銀行，叫他們當天晚上查，指定幾家去查，點現鈔，我要求他們這麼做。我派了兩個人配合中央銀行，點現金只有兩個時間可以做；一個是經營時間結束後，一個是營業開始前；營業中不能點。三點半營業結束，我要他們五點鐘去查。 我中午打電話叫人查，他們說準備不及，要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查。當天晚上，一大堆人打電話來希望停止，結果還是查了。第二天一查就查到了。「十信案」就是這樣開始的。 問：現在投資公司已經迅速增加，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投資公司？有沒有辦法管理？答：投資公司的膨脹也很令人擔心。會產生那麼多投資公司，在客觀因素上是我們對整個金融產品的需求有空隙，所以它趁虛而入；主觀的條件則是有責任需要管理它的人沒有好好注意。兩者互相影響，所以成長得很快。 我是認為投資公司理論上一定會爆炸，因為它用這麼高的利息，例如用四分利，就是年利四八 %, 再加上管理費的話，絕對超過五 0%。現在有任何行業淨利這麼高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假如有這個淨利的話，我何必拿別人錢去賺，拿自己錢就夠了嘛。 殺頭生意有人做 但是在這種情形下，投資公司還會賺錢，還有人經營，「賠本的生意沒人做，殺頭的生意有人做」, 為什麼他要做？理由很簡單，他以錢養錢，只要進來的錢超過放出去的錢，他就賺錢。他只要維持成長，他就永遠賺錢。成長到了一個極限後，他總會倒閉。 以現在情況來看，投資公司絕對不會倒，因為所有一切和投資公司有關的人都不希望它倒。 第一，投資公司的經營者當然不希望它倒，甚至同行也不希望它倒，所以任何一家出事，大家都會去幫忙。第二，在投資公司放款的人絕對也不願意它倒，心裡會想；「要倒也至少等我錢拿回來以後再倒。」所以萬一發生事情，這些人也會替它掩蓋，不讓它倒。 第三，主管單位不希望它倒，因為倒一個投資公司可能會調一兩個部長，誰願意？「要倒也至少等我下任之後再倒」。所有和它利害相關的人都不希望它倒，它當然倒不了。 問題是它總有一天會倒，投資公司一倒，一定牽連到股票市場，這很令人擔心。 三個和尚沒水吃 法務部、經濟部、財政部三個部在推，財政部裡又有三個單位在推，金融司、證管會和賦稅署。「三個和尚沒水吃」, 永遠都變成這樣。 話又說回來，整個社會對這問題也要負責任，因為如果你要真正認真的去負責任，吃虧的是你自己，這是最重要的。誰沒有抱負？誰沒有理想？誰不願意把事情做好？問題是社會環境有沒有給予這個條件。 社會沒有給予條件，我們有什麼資格去責怪這一群人？因為一旦我們處在他們的位置，吸收前人的教訓，可能也會採同樣的態度。 (楊孟瑜整理)

銀行吸血,股市流血

民國七十四年行政院有鑑於當時金融制度紊亂，以及金融法規未能及時配合建立，於是邀集財經當局主管與學者專家共同研商一套改革財經弊端的方案，此即行政院成立「經濟革新委員會」緣由之一。 會中曾針對金融機構之缺失，以及台灣特有的金融雙元性所可能衍生之金融危機，作了相當具體的建議，例如修訂「銀行法」。 此次修正草案之主要內容，包括金融機構合併、放寬外國銀行經營之業務、與修訂銀行法有關法令，藉以維持銀行法秩序等。 關於銀行方面之規定如下：一、充實銀行資本。為改善銀行體質，銀行之淨值與主要負債應維持適當比例。由於國內銀行資本普遍偏低，所以在此修正案中，特別強調儘速充實與提高此比例。其中特別規定，將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之比率由二 0% 提高為三 0%, 並限制未達資本總額前其現金盈餘之分配，以達成充實銀行資本之目的。 二、限制大股東股權以及增列銀行負責人資格之規定。此次在銀行法修訂條文中，為加強銀行內部的有效制衡，避免經營權與所有權落人少數家族或團體之手，影響銀行業務之健全發展，特別增列條文規定，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外，同一人持有銀行之股份不得超過五 %。 外商銀行業務範圍放寬 此外，現行銀行法規中，對於銀行負責人之資格並無嚴格規定；雖然我國公司法對於經理主管之資格有其消極規定，但對於部分非公司組織型態之銀行則不適用。鑑於銀行具有公益之性質，所以，規定銀行負責人除具備積極資格外，並應同時具備較嚴格之消極資格。 三、放寬在台外商銀行經營業務之範圍。因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為政府既定之政策，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擴大外國銀行業務範圍，為必然之趨勢。因此，擬開放外國銀行辦理儲蓄存款、長期放款與信託業務，藉以提升國內金融服務之水準，以及擴充國際投資中介管道。 綜合前述，此次銀行法修正草案側重於健全銀行財務結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並避免股權集中於少數人。另外，對銀行負責人之資格作了消極與積極性之規定；同時，對於新設銀行的資本額，究竟為三十億元抑或五十億元，仍待最後之裁定。 銀行法通過後，對我國金融環境之影響層面，應是既深且廣。下面就此草案通過後，對我國證券市場可能發生的影響，作深一層之剖析。 飆漲股價趨平靜 一、新設銀行資本額之限制：由於近三、四年來，泛濫的資金行情將股價炒翻天，使股市呈現前所未見的大多頭行情，假如一旦修正案通過新設銀行之資本額，無論是三十或五十億元，甚至一百億元，則屆時大財團紛紛熱中籌設新銀行，甚至民間也以募股方式積極參與，將會漸次吸走股市新生的血液，使股市發生貧血的現象，因資金炒作而興的飆漲行情，也終將歸於平靜。 二、解除在台外商銀行業務範圍之束縛：一旦外商銀行在經營業務上取得「國民待遇」(註) 之地位時，則以其積極創新的經營理念與新穎的金融商品等服務，必能使國人認同。屆時本國銀行若不能急起直追的話，不但損及其獲致之利潤，也會直接影響到已上市的金融類股之股價。 再者，外商銀行若取得信託業務之許可，則可間接將吸收之一部分資金轉投資於股市，無異是增添股市內流通之新血，讓證券市場更茁壯。 三、銀行法第六十二條修正之內容為「現行銀行法關於主管機關監督權之行使，僅就特定情事規定單一處分措施，缺乏彈性，在執行上難以因應實際需要。乃參考外國立法例，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按其情節之輕重，分別或同時予以限期補正、停止業務、派員監管或接管及撤銷許可等措施，另增列「其他必要之處分」, 俾使中央主管機關之各種處分措施，均能獲得充分之法律依據。」 此外，執政黨在二中全會之中常會中也曾提及「對於地下金融活動將予適當之規範」。 影響資金撤離股市 無可諱言，目前支持股市多頭行情的大筆資金來自於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地下金融組織。因此，此法案通過是否影響投資公司、地下錢莊或期貨公司之資金撤離股市？我們可以拭目以待！總之，不論銀行法修正草案是否能完全經由立法院三讀通過，都會直接、間接地影響股市之榮枯，因此，投資人應時時注意此修正草案之最新動向。 (註：去年八月中美金融服務業諮詢會議中，美方要求我方在金融服務業方面給予國民待遇 national treatment。) (白俊男為太平洋證券公司總經理)

高育仁/兩邊不討好,我很痛苦!

我競選過很多次不同的公職，從民國五十七年開始到現在，也有二十一年了。 最近，我決定不再競選省議員做議長有幾個理由：第一，我的競選生涯太長。在省議會裡，從民國五十七年開始做省議員的，現在只剩我和另外一人。如果說老賊，我可以說「比老賊還老賊」。 第二，省議會一共有過四位議長，每位都是只做兩任。第三，在省議會，我自己的想法能做的也不多了，再做下去，就擋了後進的出路。 做議長難有成就感 事實上，民意機構的首長，是一種完全被動的、配合的角色。換句話說，你就是幫忙政府，把議會內的協調做好。這八年來，我可以說很幸運也很麻煩，碰上社會的轉型期。我能做的都做了，我的角色事實上也很難有成就感。 做民意代表還可以建言，做議長連建言的份兒都沒有，只能坐在那兒不講話。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繼續做公職，應該要換一個角色。這個工作，我看是不大適合我的個性。 公事、私事都要管 這些年來擔任公職，酸甜苦辣的經驗都有。民國五十七年，我三十幾歲，充滿了幹勁與熱情投入選舉。這一段時間，看到整個社會的改變，感動的事情很多。我做省議員時，一些漁民來找我，說他們養魚的漁池因為水被污染，魚都死光了。雖然曾受到外在壓力，我仍立刻在省議會裡成立了一個調查小組。後來有一次我到台南去，那天漁民都不出海捕魚，全部主動跑來歡迎我，到處貼滿紅字條，好像我是他們的「媽祖」、「救星」一樣。這些事沒有什麼實際利益，但是這就是一種成就感。 當民意代表，有其痛苦的一面，我做議長，一年有九個月，禮拜一到禮拜五我一定要主持省議會大會。每天，光是回電話就要花去一、兩個小時；議員公事要協調，私事也要管。另外一些支持我的民眾熱切希望我去參加他們的婚喪喜慶，不去，心裡面很難過，其的是疲於奔命。 我有自己喜歡的事，看書、也喜歡家庭生活。但是，這種事情你跟人家說，人家不能諒解，心裡面就很痛苦。人情債背得很重，不曉得怎麼辦。如果做行政首長，每天上班，做好自己的事，比較可以控制時間。 兩邊不討好 八年前我做議長，認為既然我們要走向民主政治，就應該要有黨團協調。我當時就把十七位黨外的省議員看成一個團體。我是希望讓大家充分溝通，至少也要讓他們把意見表達出來，不要封鎖他講話。 結果大家不諒解，國民黨的議員不能接受我的想法就和國民黨有差距。但是有差距，你還是要去做，就覺得很痛苦，兩邊不討好。 我認為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政務官要負政治責任，要有政治理想，對於貫徹他的理想，要有很大的決心和魄力。成功了，他會感到欣慰，做完了也可以離開。失敗了，要負政治責任，也要離開。 但是這些年來，我發現我們的政治文化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做上了政務官好像就不能離開，要一直做下去。 這有什麼壞處呢？就是這個政務官坐上甲職位，就在看乙職位，看那一個職位是他喜歡的。因此你要他有理想、負政治責任，那是不可能的。他只會想「我怎麼讓它不發生事情」。 政治文化的怪現象 另外，社會大眾也覺得一個政務官下台好像很不名譽、很落魄。我覺得社會應該接納他、肯定他，這沒什麼大不了嘛，不要說他可憐、落魄，這樣他也會怕，更不肯下來。 如果省長開放民選，我可能參加競選。二十一年來我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台灣省，對台灣省自認有相當多的瞭解。民意代表、行政首長我也做過。我在省議會「罰聽罰坐」了八年，我想再笨的人，八年來天天在那邊看，多少總懂得一些吧！將來如果中央考慮我的興趣、專長、資歷，認為我適合做什麼，我也得考慮願不願意接受。 過去我擔任過很多公職，但那都不是我去謀取的。我喜歡順乎自然，盡其在我。有官做也好，沒有也好。我曾婉謝過一些職務，例如省新聞處處長、高雄市長，甚至有人建議我競選立法委員......。如果我不喜歡這些職務，我會拒絕，這樣才會心安理得，一點也不勉強。 心安理得的拒絕 我覺得一個好的政治人物，一定要有歷史使命感，他不是來做官的。做一個公職，除了享受那分成就外，都是犧牲比較多。你要有這個，才能去奉獻。一定要對人、對社會國家充滿了愛，才能有歷史使命感。同時，也要有國際觀。台灣不可能孤立在世界之外。 如果再來一次，我也會再去從事公職。我想人生有三、四十年的服務期，再來一次，我想我不會做這麼久。而且一開始我也會兼做我喜歡的事，例如寫東西啦，我一直對這很有興趣。 退出公職後我最想做的是三件事：教育工作、新聞工作、以及我專業的法律事務。 (蕭富元採訪整理)

沈君山/政治不能有情

最近大家常常談學者從政的問題，我想專業從政的人比較投入，比較聽話，應該是政府的主流；但它的缺點是從上而下，只有一個聲音。專業從政者的問題第一是不能有獨立精神，第二是如果太急功近利，忙著權力鬥爭，就把事情忘掉了。但是非專業的人搞搞又不搞，跑掉了。所以專業從政者和學者，一個是汽油，一個是機油；如果都是汽油一定會把這個車子開壞。 政務委員只做建言，政策性的決策是在黨裡決定。政務委員是最能表現中國古代「士」跟「宰相」的關係。它是一個幕僚，但是非常獨立、清高、超然。 政務委員沒有部會，比較超然，在審查法案時，經院長授權，我可以裁決，這是我最 enjoy 的一點。我第一次參加法案審查時，還弄不清楚，搞得灰頭土臉；第二次自己事先準備，有了腹案，就比較好了，我是個見習生嘛！有幾個交下來的案了，我蠻滿意的。 我都快昏倒了 去做政務委員之先，我根本沒想到會去做官。我覺得最滑稽的事，是叫我去接李國鼎的工作，我聽到都快昏倒了。李先生做了很多事，他基本上是扮演強人的角色，我那裡能做第二個李國鼎？事先曾有個內閣朋友問了我要不要做一些職位，我沒有興趣，我想做不好不要做。後來他們叫我去做政務委員，我一聽那最適合我，就興高采烈的去了。 做過官以後，我對寫文章的興趣減低很多，因為寫文章寫了沒什麼效果。以前寫建言，後來知道討論國家政事真的要產生影響力，還是要有法案，寫文章好像玩家家酒。 不做官很自由，但做官也有兩個好處：一個是要做什麼事，方便很多，打一通電話大家都賣帳。現在突然之間人家不大理你了。我現在做大陸留學生來台的事，不在官場裡就很麻煩。第二個是要想做的事可以比較容易做到。像訂法案，我可以把自己的理念做出來，所以覺得很滿意。 做研究和做官不一樣，做研究要有創造力，但政治不能太有創造力，不能說太多話。研究和下棋一樣，贏得了才下，贏不了就不要下。中年以後應該可以從政，我覺得不一定要做一輩子的學者，我是主張知識分子可以從政。 知識分子從政當然也有障礙，那就是「臭老九」的毛病。而且知識分子在學校待慣了，一般來說視野狹窄，老是以為自己是對的，這是很大的問題。政府裡團隊精神很重要，一直做上來的，他們一切講求 smooth。你一來鏗鏗鏘鏘的，給人家弄出很多問題。 「臭老九」的毛病 我這次離開政務委員職務，有人說是我話講太多，但是我是「上下由他上下，好官我自為之」, 做官一定要有道樣的胸襟，想得太多，會很痛苦，我這方面的得失真的沒有。做了官一般人以為你比較高，其實也差不多。比較困擾的是，不做官時突然這也不方便，那也不方便。車也沒有，每天叫計程車，叫得我滿頭大汗，不過這也還好。就是做事，從前打一通電話，什麼事統統通，現在我都不大好意思打了，呼喚起來已經不那麼靈光。所以你就是不做官，最好也不要去做公益事業。要做至少也要等一陣再去做，不然這樣感觸會很深。這是做十個月政務委員唯一的後遺症。 我一直希望能到政府服務，因為這是一個知識分子該做的；我下來後人家問我，我說「當然還要再做」。但我還是一樣的選擇，做政務委員，不去部會。我是一個「馬」就做個「馬」, 叫我去做「炮」, 是做不來的。像中央選委會委員我可以做；我還很想做政黨協調會的委員，只是不曉得人家要不要來找我。 唸到三年級就畢業 我現在心情很平穩，剛剛下來時很驚訝，好像是唸到三年級就畢業一樣。另一方面，我也認為這不是不恰當。如我是行政院長或總統，我就有一盤棋要布局，那一個子應該擺在那兒，出我自己想。某個人不一定不好，也許這時這兒不該有個「馬」, 應該換個「炮」在那兒，就把「馬」拿下來，這沒有什麼。如果說要黨性比較堅強的，我黨性當然不堅強，應該下來。 政治比較無情，絕不是骯髒；它有它自己的規則，不能有情。它基本上是權力的遊戲，還不只是零合遊戲，有時你要去害人家，才能往上爬，你既然進入政治圈，就要接受它的規則。如果你怕這些事，就不要進來，或者自己有一套思想方式把它排除掉。 (任孝琦、蕭富元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