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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914 【 版 号 】5 【 标 题 】昔日销烟地 今变霓裳城――东莞市虎门镇纪行 【 作 者 】梁兆明 【 正 文 】 （本报记者 梁兆明）翻开中国近代史，开篇就是说虎门。昔日的销烟地、古战场，今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霓裳城。从广州闹市区珠江畔码头乘船，南航１个小时就到珠江口。全长１６公里的虎门大桥即将竣工，放眼两岸，鸦片战争中“虎门六台，金锁铜关”的历史遗迹依旧。海滩不远的销烟池遗址旁边，有一座状似炮台的大型建筑物，丰富的历史文物与雕塑，重现１５０多年前虎门人民前仆后继与帝国主义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场面。改革开放以来，英雄的后代发扬祖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这块方圆１７５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写扬眉吐气的新篇章。看那大人山，民族英雄林则徐当年侦察敌情的制高点，今已建起大型的自来水厂。登高远眺，一望无际的田野稻浪滚滚；别墅式的农民住宅群落，掩映在果树丛中；宽阔的一级公路纵横交错，满载服装的车辆往来奔驰。大人山下是高楼林立的虎门城区。年富力强的镇长钟淦泉介绍虎门情况时说，这古代的军事要塞、通商口岸，如今已成为广东与港澳经济带的水陆交通枢纽。虎门人民正是凭借地理优势，在发展经济中着力发展富有地方传统特色的服装业。经过几年的努力，服装业在虎门成行成市。上规模的时装厂就有５００多家。由此派生出织布、印花、定型、漂染、拉链、刺绣等厂５０多家。近３万职工年产服装６２５０多万件。昔日虎门城区是个农村小市集，名为太平墟，这块当年林则徐缉缴鸦片，领导军民抗击侵略者的誓师地，如今成了繁华小城。中心区有一座双手折断烟枪的巨型雕塑耸立在太平广场，以此为中心的方圆近１平方公里，集中了８０００多家服装店铺，簇拥着富民、永发等１０大服装批发商厦。“虎门服装货如轮转。不仅行销大江南北，而且走俏欧美、亚洲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龙泉商业大厦遇上总经理张佛恩，他眉飞色舞地说：“虎门与港澳近在咫尺，信息灵，能及时跟上千变万化的世界服装潮流。”走出龙泉商业大厦，虽然烈日当空，暑气逼人，街头还是人如潮涌。各个商厦店铺，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正忙着把选购到的服装包扎装车发运。各大商厦的经理们都喜洋洋地说，做国内外客商的服装批发生意，一宗交易数百万上千万元是平常事。入夜，全城霓虹灯流光溢彩，鳞次栉比的服装店铺商厦人头涌动，本地人、旅游者和外来民工乘着习习海风，在繁花似锦的时装海洋中选购合意的衣衫。好个繁荣兴旺的霓裳城！钟淦泉镇长听着记者的感叹，情不自禁又打开话匣子：虎门已形成了集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大型服装集散地，销售网点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服装一年的销售额在６０亿元以上。１９９４年全镇财税收入１・８５亿元，名列全国乡镇财税收入榜首，去年突破３亿元，被称为“全国乡镇财政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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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555 【原文出处】《战略与管理》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3 【原刊页号】43～52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200109 【 标 题 】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与印度未来安全 【 作 者 】张文木 【作者简介】张文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 正 文 】 2001年3月5日，印度内政部长阿德瓦尼在安达曼群岛首府布莱尔港视察时说：“20世纪属于西方，中国在21世纪想成为世界的领导，但本世纪未来的岁月属于我们印度。”这么大胆的预言，自然引起笔者的研究兴趣。本文认为，印度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处境是很不利的，如果印度参与西方一些国家遏制中国的行列，并帮助其达到目的，那么，印度必将是西方多米诺牌局中最后倒下的一张，其后果将是极其危险的。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对世界地缘政治的一些基本原则做一番探讨。一、国家安全边界存在于大国实力边界的规定之中民族国家间的竞争是一个极冷酷的淘汰过程。被淘汰的不一定都是经济不发达的和“文明程度”不高的民族，而更多地是那些不思武备、没有坚定的国家意志的民族。且不说高度文明的中国中原王朝屡败于“蛮夷”的铁骑之下，只要比较一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和现在仍顽强生存并耐心等待发展机遇的朝鲜和古巴，人们就不难理解坚定的国家意志和有效的军事力量对一个民族国家所具有的生死含义。发轫于近代英国的资本全球化如今已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漫布全球，以至当今时代可恰当地被称为一个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一旦民族国家的利益融入资本全球化进程之中，那么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它必须从全球范围来审视已融入世界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只站在敌人是否入侵本土的角度来审视和保卫自己的利益；既如此，民族国家对保卫国家安全利益的认识，也不能只基于本土的范围而应当站在全球的范围来看问题。在全球范围，而不仅仅在本土范围，在大国实力边界之间，而不是仅仅在自己国土境内，尽力使本国的安全边界及其已融入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合理化（对反霸国家而言）或最大化（对霸权国家而言），便是全球化时代反霸权国家和霸权国家的必然选择。反霸，需要反霸的理论。在许多场合，人们往往把“国家领土”、“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及“国家安全边界”，这三个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这是有联系但又不同的三个概念。事实上，任何一个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领土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卫的程度。领土是主权的物质载体，因此，领土边界安全从相当的意义上说就是主权安全。而国家安全边界则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范围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比如，美国领土边界仅限北美洲部分地区，但由于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它的国家安全边界几乎覆盖全球。中国的领土边界与美国差不多大小，但与美国相比，由于中国军事力量严重不足，因而在中美冲突中其安全边界则不出中国主权领土之外，尽管中国的许多政治经济利益已广泛地融入世界。民族国家一旦参与全球化，那它就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已被融于世界的国家利益，而关心和保护其海外利益并不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了自卫而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作正常合理的国家行为。如果说，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例如，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比如目前的伊拉克就是这样。如果等于1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家的边界安全处于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比如瑞士就是这样。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布署导弹，美国人就很恐慌，觉得影响到它的安全；同样，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这说明，国家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确是并存着的但又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是绝对靠不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是国家领土的扩张，只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中国人打赢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当然，一国的国家安全值也是相对于特定的对手而言的，比如排除美国的因素，印度在南亚的国家安全值是非常高的；但若印美之间冲突，印度的国家安全值则相对要小得多。因此说，一国的安全取决于他国，尤其是大国对该国安全边界的具体规定，而不取决于该国政治家一厢情愿的想像。规定即肯定。在不侵犯他国主权和国际法的前提下，国家安全边界就是国家利益的合理边界。理论上说，国家利益边界只能存在于国际法的规定之中，但现实中，国家利益的边界则更多地存在于自身实力边界和世界大国实力边界辩证规定之中。不管一国的国家利益随历史如何变化，但它们的最高目标都是为了控制和利用更多的国际资源来满足本国的政治经济需求。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使得这一时期的国家利益只能是内向的和地区性的，那么当历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后，发展就成了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生存的“硬道理”。而当一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又不能支撑这种发展时，它就必须走向世界去寻求国际资源和市场。这样，世界的存在，在这一时期也就成了国家的存在。一国经济，只要它进入市场经济并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不能不需要世界资源和国际市场，从而它也就不能不是与世界经济相互融合的一部分；这样，它的国家安全边界，从而国家安全战略，就不能不是处于全球视野中并向世界延展的概念，其实现手段也就不能不是一种向全球辐射并能在大国实力间有效地扩大本国利益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安全系数，并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存在状况（如人口、资源、版图等）及该国领导人的愿望本身，而是更多取决于该国利益及其实现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安全边界在全球范围内的辐射程度和世界大国对该国的安全边界所认可的限度。二、地缘与资源中心在印度洋地区合二为一，是当代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我们知道，历史上大国争霸基本上是通过控制海洋和控制陆地两类战略交锋进行的；尽管后来出现了空中战场，但争夺制空权的目的，还是为了有效地控制海洋和陆地。当然这并不是说，海权国家对陆权没有需求或陆权国家不需要海权。而是说，对前者言，陆权只是海权的外围存在；对后者来说，控制海洋则是为了更有效地保障陆权。作为英美这样的海权国家，它们正是通过控制海上线路来实现对世界资源的控制的；这种实践的理论表现就是最早由A・T・马汉(1840-1914)提出的“海权论”，其基本论点是：海上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和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力量能够足以控制公海，它就能控制世界的财富，而控制了世界的财富也就控制了世界。一个国家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能在海洋上自由行动，并在必要时阻止海上自由竞争。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必不能少的和最为重要的力量。马汉已注意到世界海权是一个体系，他从英美国家利益出发，认为：海上掌握海权的关键在于控制海上交通线。而决定欧洲和美国命运的海上交通线，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从欧洲经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由此出发连接经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短距离的海上岛屿和海峡，便是美英海军必须控制的海权地区所在。应当说明的是，马汉所处的欧洲中心时代使他没有充分意识到印度洋在世界海权体系中的关键意义，他说“印度并不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场所。只是英国所属的许多块土地中的一块，它们遍布全球，由英国的超级海权联为一体。在这么多地方中，印度由于距离和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受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尽管如此，马汉意识到印度洋是大国、尤其是英俄两国争霸世界的重要地区。他说：“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在南亚“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地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注：马汉：《海权论》（中译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219页。）马汉与麦金德(1861-1947)这两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从海陆（矛和盾）两向为现代地缘政治理论（注：与地域性和封闭性的古代地缘政治理论完全不同，现代地缘政治理论是在由英国资本开辟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产生，因而是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待地缘政治的。）奠定了互为依存和不可分割的原生性基础。H・J・麦金德认为，世界力量重心所在的欧、亚、非三大洲由于发达的交通已变成一个“世界岛”，世界岛可分六个地区，其中最重要的地区是欧亚大陆板块地区。这个地区除东欧这个门户外，其余方向海权国家匀不易进入，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中东地区，被麦金德称为“轴心区”，或“心脏地区”。占据心脏地区的国家在历史上却屡屡向沿海扩张。麦金德从欧洲人的视角提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主宰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的论断。（注：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页。）应当说明的是，与马汉一样，麦金德所处的欧洲中心时代也没有使他充分意识到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在对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及其中心环节的认识上，政治家似乎比学者的眼光更敏锐些。且不说彼得大帝、拿破仑等是怎样认识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的，就是被首任印度驻华大使，同时又是印度现代海权理论的奠基人K・M・潘尼迦(K.M.Panikkar)讥讽为“只把海洋当作一条边界”（注：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3页。）的曾任英国外交事务次官和印度总督的保守党领袖之一的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似乎也看得明白。寇松在《远东问题》一书中说：“印度帝国处于地球上第三个最重要部分的战略中心。……但是，没有比在它对远近邻邦的命运所起的政治影响上，以及它们的盛衰系于印度这轴心的程度上更看得出它的中心支配地位了。”（注：转引自姜兆鸿、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1874-1965)则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注：转引自Jawaharlal Nehru:The Discovry of India,Teen Murti House,1999.P.438.）潘尼迦在其著作《印度和印度洋》一书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对麦金德及其之后的地缘政治理论的欧洲中心和忽视印度洋的倾向予以批评，他说：德国的思想家们异常注意考察地理问题，他们为了探讨凡是控制了欧洲大陆中枢的，终必掌握海陆空的控制权这个观点，简直给世界战略问题迷住了。大有资格以这个新学派缔造者自居的麦金德也是以同样的观点考虑亚洲大陆的，于是印度洋只被当作“海岛世界”的一个连接区，而在那个世界上，唯一有效的政治边界是太平洋和大西洋。结果，印度洋中的地利问题，从来没有人认真研究过。不过，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各港口，对欧洲和远东距离大致相等，而非洲和太平洋各岛又都相去不远，这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印度商业具有世界重要性，我们认为这是以往印度的一大推动力，它曾在历史上使印度产生过激烈的政治变化。（注：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3页；第1页；第81页。）值得让人钦佩的是，作为外交家，他在其著作中坦率地说出一个对地缘政治理论最为重要，对其祖国印度的国家安全也是最冷酷的事实：正是由于英国在印度大陆上的地位，才使英国享有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才使它得以把势力伸张到太平洋上去的。认真研究一下印度历史上的各种力量，就可以毫不怀疑地认识到，谁控制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注：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81页。第88页。）如果说，以前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是从争霸对手所在地理位置及军事和商业贸易的角度理解地缘政治利益重心所在的话，那么，随着20世纪太平洋地区大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资源需求迅速扩大，战略家们日益注意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产决定市场，而资源却决定生产；一国的实力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生产力总量，而决定于该国可绝对控制并能稳定地获取世界资源的总量；一国在全球政治中的胜负兴衰，不再单纯地决定于它所表现出的经济（比如市场经济）和政治（比如民主政治）财富总量，而决定于保证这些财富不断得以产出从而使生产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资源占有量；国家的失败，不再表现为国家财富的丧失，而表现为国家生产这些财富的生产力及支撑这种生产力的海外资源供应线路，特别是控制这些线路的军事力量的丧失。因此，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不应再仅仅是一个单纯争夺控制世界地理要道和控制世界市场的理论，它已深化为以控制世界资源为中心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控制世界不再是以控制某一地区为前提和目标，而是以控制世界资源贮藏丰富和开发条件最好的地区为前提和目标；地缘政治体系的学说，应是一个随资源中心变化而变化的动态学说，而不再仅仅是“地理决定外交”的静态学说；特定时期人们对贮存于特定地区的特定资源的需求程度规定的世界资源中心（或重心），决定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体系的中心。如果说，以往的地缘政治是对手确定战略的话，那么，新的地缘政治逻辑则是，资源决定战略：谁控制了资源，谁就能控制世界。资源价值与地缘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上合二为一并以前者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鲜明特色。在这新的视野中，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重新得到大国政治家的高度重视。在这方面理论贡献最大的，是美国前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Nixon)。将地缘政治利益与资源政治利益紧密地结合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是尼克松考虑全球战略时贯穿始终的和突出的思想方法。他写道：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虽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直到一九七三年发生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才知道波斯湾有一些小小的酋长国，但是英国的统治者们一百五十年来一直在注意它们的事务的最微小的细节。（注：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2-93页。）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这个基本事实在二十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在二十世纪的某个时候，核能、太阳能、地热能和其他能源可能得到充分发展，以满足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需要。但现在我们生活在石油时代。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一点使波斯湾地区具有特别的战略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稳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注：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88-89页。）美国只是部分地依靠进口石油和战略矿物，而欧洲和日本则绝对地依靠海外来源。我们用的石油有一半是进口的，但是欧洲进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进口百分之百。至于矿场，西欧进口百分之八十，日本进口百分之九十五。进口的小规模的中断只会给美国造成不便和烦恼，但却可能在我们的工业化盟国中造成恐慌。苏联领导人把眼睛盯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支柱上。他们的目的是破坏西方工业机器。西方工业国的重要原料依靠外国来源，这一点是我们的主要脆弱性之一。这一点以及许多生产国固有的不稳定，决定了苏联在象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这种地区的战略。（注：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扎伊尔的铜和钴，罗得西亚的铬，南非的黄金、金刚石、锰和铂类金属――这些就是苏联在南部非洲所赌的一部分经济赌注。他们已经控制了在好望角两边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优良港口。如果南非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将能够控制好望角附近的海路，北约的欧洲国家所需战略矿物的百分之七十、所需石油的百分之八十是通过这些海路运输的。（注：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7页。）70年代末，克里姆林宫对海湾形成了钳形包围。一边从西南进行包抄。1978年苏联向埃塞俄比亚空运了两万名古巴士兵，以便一方面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与索马里进行战争，一方面从沙特到红海对岸建立军事设施。那年晚些时候，亲苏集团在南也门夺得了政权，使苏联在阿拉伯半岛上有了一个滩头堡。不久，南也门公开向北也门发动军事进攻。恐怖主义分子以南也门为基地对沙特阿拉伯采取行动。游击队也以南也门为基地袭击阿曼的一个边界省份。钳形包围圈的另一边是从东北方向包抄。1978年在阿富汗一场军事政变使共产党上台。阿富汗共产党政府很快就与莫斯科签署了协议。当人民起义威胁要推翻共产党政权时，苏联侵占了这个国家。有了阿富汗的基地，苏联的战斗机、轰炸机便可以飞到霍尔木兹海峡。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从两个方向同时推进，企图控制这一“石油咽喉”。我们必须把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的战争看成是我们与莫斯科竞争中的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而不应该把它看成是发生在遥远地方的一场边缘冲突。（注：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不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155页。）尼克松只不过是以其现实主义风格拉开了以资源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冲突及其理论变革的序幕。“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在这里，波斯湾，从而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成了围绕资源而构筑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核心所在。尼克松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于80年代始迅猛发展，以及由这种发展而产生的资源需求，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波斯湾，投向印度洋，投向印度。这也就是从1998年印度核试验迄今，印度外交竟在短短几年内从最低谷戏剧性冲向巅峰的原因之一。三、“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福兮祸之所伏。目前印度在大国战略中的地位升值，其速度之快反倒使人对印度有些担心。印度是距世界资源贮量最丰富，地缘利益最集中的地区的最近和最大的国家。正因此，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贾瓦拉哈拉尔・尼赫鲁对印度的未来说了一句非常意味深长的预言，他在对印度共和国历史有广泛影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消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为慎重起见，我们再看看原文是怎么写的：India,constituted as she is,cannot play a secondary partin the world.She will either count for a great deal or notcount at all.No middle position attracted me.Nor did I thinkany intermediate position feasible.（注：Jawaharlal Nehru:The Discovry of India,Teen Murti House,1999.P.56.）如果我们读了K・M・潘尼迦写的《印度和印度洋》这本对印度未来的国防政策有深刻影响小册子，就会对尼赫鲁的这句名言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潘尼迦在全书结束时说：“印度来日的伟大，在于海洋。”这句话的进一步解读就是：仅就印度的地理位置与印度目前所据有的版图而言，如果没有世界一流而只有中等水平的海权，那印度注定是“无足轻重”(not count at all)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彼得大帝解释的极清楚，他叮嘱后代：“推进到印度，它是世界的仓库。”（注：《彼得一世遗嘱》，转引自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后来，不仅俄国，而且历代世界霸权都严格遵守着这句战略格言。如果说，近代历史上印度洋周边曾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殖民地“仓库”，因而是大国必争之地的话，那么，到现代，仅就油气资源贮量最为丰富的波斯湾中亚地区存在于北印度洋及其沿岸这一事实，就足以使印度洋与大国的“生死攸关利益”产生了联系；如果再考虑到密集于印度洋上的航海线路以及对大国全球战略具有重大地缘战略意义的马六甲海峡和曼德海峡分布于印度洋两面的事实，印度洋及其沿岸在近现代史上就不可避免地成了非一流大国而不能进入，非一流大国也不能自主存在的绝对排他性的地区。控制印度洋，就必须控制印度；对世界霸权而言，控制印度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从心理上和地理上分解印度。二战结束之前，在独立问题上，印度也存在过“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以钱德拉・鲍斯为代表的强力派，主张用暴力赶走英国殖民者，建立强大的印度国家；另一是受过“良好的”英式教育的尼赫鲁，主张以民主的和间接的方式实现印度独立，并以中间道路为印度在大国中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注：尼赫鲁在接受埃德加・斯诺时说：“印度永远不会出卖自己的独立而加入任何一个‘阵营’。我们将竭尽自己一切力量防止它们之间的任何战争，万一发生这种战争，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不卷进去。我们根本经受不起跟强大的敌人作对。我们唯一的机会是争取五到十年时间，搞建设。”《斯诺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68页。）然而就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钱德拉“因飞机失事”身亡，印度在尼赫鲁领导下，独立之初就建立了英式的民主制度并接受了英国人安排的印巴分裂的事实。前者使印度国民心理在独立之初就处于分裂状态，而后者则从地理上使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处于分裂和相互消耗状态。这两点对印度未来发展造成了几乎是不可抗的阻力。且不说由英国人一手策划的印度分裂已耗竭和将要无休止耗竭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民财富，累加起来将是怎样的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只要看看从70年代英迪拉・甘地提出的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许多改革政策到现在都难以推行的事实，以及国内各党为眼前的短期利益无休止地扯皮甚至不惜倒阁致使国家重新大选的事实，就不难知道英国人留给印度的“民主”，已使印度空耗了多少时间，错过了多少历史机遇；也不难明白，在历史规定的有限时间和空间内，这样的“民主”是不会将印度引向世界一流国家方向的。（注：2000年初，笔者赴印度学术访问一年，总的感觉是仿佛回到三十年前的中国。且不说穷人在印度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及贫穷的程度，仅就其“民主制度”的效果而言，笔者真不能给予较高的评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公务员为增加工资而拒绝上班，学校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和传单，就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印度重演。）英国人和美国人从19世纪本国工人大规模的罢工浪潮以及他们后来用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及由殖民地返回的大量财富来缓和日益尖锐的社会和政治矛盾的经验中很明白，只有在国家经济已进入市场成熟期，海外有在强大海军保护下的利润回流、及由此在国内培养出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彻底的议会制民主制度对国家发展才是有保障和有利的；而对一个刚刚独立的贫穷国家是不利的。对于一个大国来说，非市场经济国家，不会有可持续的现代议会民主制度；贫穷的市场经济初期的国家，不宜于建立成熟和完全的议会制民主；最后没有海权，从而不能将战争远远地堆向海外并将世界资源和利润源源不断地送回国内的国家，则不能坚持和发展议会制民主。法国大革命就是为民主而发生的，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至今仍令西方人恐怖的“断头台”。俄国人是为“民主”才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上台并接受了苏联解体的事实，但正是叶利钦和俄国人民发现自己“许多梦想”却没有因民主制度的建立而成为事实时，（注：曾参与解体苏联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的叶利钦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地请求人民原谅。他说：“我请求你们的原谅。原谅我们分享的许多梦想没实现这个事实。原谅本对我们似乎简单的事情，结果却困难得使人痛苦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相信我们以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人，我请求他们原谅我不为他们的一些希望而辩护。我自己相信过这点，即举手之劳就可以克服任何事。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我们是在错误和失败中强行前进，很多人在这困难时期遭受到冲击。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以前从未说过这些话，今天重要的是把话告诉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引起我内心的痛苦。多少无眠的夜晚，担心地忧虑着，到底需要怎么做，才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我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现在我要离开了。我已经尽我所能，不是仅我健康的所能，而是在所有难题的基础上尽了我的所能。”）他们又推出强力人物普京为新世纪的领袖，这正如19世纪初的法国人在大革命狂热后推出拿破仑为自己的新世纪领袖一样。英国在印度独立之初就促使其过早地享用“议会民主”这种富人用品，现在在美国鼓动下，印度知识精英界又自我陶醉于这种空虚的成就感之中（注：2000年9月瓦杰帕依访美期间，美国总统克林顿称：“我们已建立起最牢固和最成熟的伙伴关系，印度的成就就是我们共同的成就。印度和美国可以改变世界。”同天印度报纸称“这两个最大的民主制度国家已经走到一起。”见The Hindu,Sep 19,2000。）。其结果只能是使印度永远不能将国内力量集中形成可以出击的拳头，使印度的政治精英被这种“民主”体制耗拖得精疲力竭，最后使印度在险恶的国际竞争中不能高速发展。而没有发展速度，在当今世界就没有国家的生存；尤其是在美国已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时候，发展速度就对印度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就如美苏冷战时期，发展速度对中国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一样。与太平洋地区不同，对美国来说，由于印度洋所据有的对西方世界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地缘政治地位，美国（还有英国及整个西方世界）当然不希望印度洋中心地带（具体说就是印度）出现与之可以抗争的大国，尤其是核大国。如果不是这样，印度洋地区就不可能出现象塞舍尔、马尔代夫及斯里兰卡那样的小国；如果不是这样，厄里特里亚就不能从俄塞俄比亚这样的大国中独立出去，美国也不会为一个小小科威特而兴师动众。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角度看，巴尔干和南亚次大陆是从西东两侧支撑和护卫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即中东中亚控制权的两个战略支点。上世纪末。美国在俄国衰弱之际，促成了南斯拉夫的解体，并通过科索沃战争将北约军事力量楔入巴尔干南部地区，从而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俄国人在巴尔干的传统影响；那么，在新世纪，中国之后的下一个目标是谁呢？如果中国真的垮了下去，那它只能是印度。我们假设，如果印度地处南极洲或格陵兰岛一带，不管它怎样发展，它必是美国最“成熟的”伙伴，但谁让它处在世界海权的心脏地带呢，谁叫它侧卧于波斯湾而又据有核打击力量呢，谁又叫它近几年海军发展得那么张扬呢？仅凭这些，海上霸主美国与印度就不可能是“最牢固和最成熟的伙伴关系”，从本质上说，二者在地缘战略上是绝对不可调和的竞争关系。美国和英国绝不可能把彼得大帝和勃列日涅夫没有得到的，而它们又为此苦守几百年的印度洋转让到印度人手里。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英美国家能够允许印度这样一个大国存在于这一地区，为什么美国人在科索沃之后，没有将其战略重点立即转入印度洋而是转入西太平洋呢？在这点上，印度确实应感谢英国的占领和印度本身的贫穷。由于印度曾为英国人长期占领，这在客观上使印度的大国版图得以保留甚至扩展；印度独立后，世界立即进入冷战时期。其间，由于苏联的咄咄攻势使美英国家根本无暇顾及贫穷的印度；苏联垮台后，中国又紧接着崛起，美国又将目标转向中国。如果没有其他新的大国（比如俄国）再次迅猛崛起的话，可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给印度创造的和美国人给印度留下的历史上最后一次发展机会。美国确知，印度特有的“民主体制”使其不可能在短期内抓住这次机会。我们也完全可以假设，如果今天印度具有今天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及成就，而中国反处于印度目前的发展阶段，美国一定会象今天联盟印度一样再次联盟中国，并毫不犹豫地将其战略重点指向印度。如果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和美国对华政策，就会发现，正是为了制衡印度、日本与俄罗斯的需要，它们才没有，可以肯定将来――如果中国真的不幸步了苏联后尘――也不会彻底肢解中国陆地版图，它们只会用促使中国一些地区“高度自治”的方式瘫痪中国的陆地主权，这是军事上的“瘫痪战”的政治运用。而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世界霸主美国的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美国人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美国的地缘战略需求看，对美国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在这样的定位中，如果印度在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行动中真的立了“大功”，也就是说，中国真的垮了下去的话，届时印度――如果它还没有迅速崛起为可与美国抗衡的一流国家的话――参加“分赃”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以放弃北纬15度以南地区，换回美国对其向北部地区和西藏南部地区扩张的认可，当然这时就顾不上“征求”达赖集团的意见了。而目前受印南部泰米尔人同情的斯里兰卡北部的泰米尔人的独立运动，将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为美国人启用，届时第二个“科索沃”将会在印度南部重演。除此之外，如果它仍坚持与中国作对而不与中国俄国合作的话，21世纪的印度的确不可能有其他前景。至于这种厄运降落到印度头上的时间，取决于印度将来对华政策作出何种选择：如果印度不参加美国遏制中国的行动，中国的发展就可为印度分担并减轻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压力，印度就可获得较长的和平发展，特别是在印度洋上发展自己实力的时间；如果印度与俄国及中国形成战略性合作关系，印度就会获得更长的自我发展的时间和更多的机遇，并在印度洋地区获得中国和俄国的有力支持――这正如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获得俄国支持一样；如果印度参与美国遏制中国的行列，那么，21世纪“未来的岁月”，就不会是阿德瓦尼所预言的“属于我们印度”，而是象本文所预言的那样，印度将不得不接受美国在印度洋――这也是印度地缘政治利益的“心脏”――上的生死挑战，就象昨天的南斯拉夫曾被迫接受美国的生死挑战一样。届时，印度人就会对尼赫鲁所说的“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消声匿迹”这句话及尼赫鲁时期的对华政策有新的和更深的理解。结论：印度将是西方多米诺牌局中最后倒下的一张二战后的美国史是美国全球战略从幼稚到相对成熟的历史。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象一夜之间发了财却没有花钱经验的爆发户。那时的美国似乎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它在朝鲜半岛投入大量兵力，结果却败在中国人的手中（在中美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美国被迫讲和就是中国的胜利），接着美国又开始构筑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菲律宾继而到中东地区的意在防御“共产主义”的链条，其结果又在1954年的万隆会议及1973年越美在巴黎草签的和平协定中，灰飞烟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痛苦惨败反使美国的全球战略变得成熟起来。从反共右派尼克松开始，美国将自己的对手按多米诺规则排在一起，并着手向中国示好。在与中国的合作中，美国迫使苏联从阿富汗及越南从柬埔寨撤兵。此后，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开始好转，美国则利用当时苏联领导人的“幼稚病”，迅速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并利用阿富汗以北的五个独联体国家将俄国力量进一步向北挤压。苏联解体前后，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抓住历史机遇，使中国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迅速崛起。发展使中国对海外利益和海权利益的需求增大，随之而来的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步伐日益加紧。小布什上台后迅速调整对华政策，将克林顿时期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调整为“战略竞争对手”关系，将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太平洋，矛头直指中国，并加快与日、台、菲、印在遏制中国问题上的战略合作。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军用侦察机抵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与中方一架飞机相撞，中方飞机坠毁。事件发生后双方立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布什政府在中国放回美机组人员后，立即将遏制中国的政策从原来的经济文化层面直接了当地上升到政治军事层面。4月7日正在美国访问的印度外交部长兼国防部长贾斯旺特・辛格在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会晤后对外界称：印美两国已达成国防合作协议。印度媒体报道称，印美国防合作协议将包括两国国防部长定期对话、两国军方领导人互访等内容。当问到是否与美方讨论联合进行军事演习时，辛格称：“答案非常肯定，而且正在进行。”24日布什总统在接受美国广播电台(ABC)“早安美国”节目专访时，首度突破美国传统上模糊回应战略，以明确的口吻表示：“一旦中国攻击台湾，美国有义务、并且不计一切代价协助台湾。”4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政府执意向台湾出售基德级驱逐航、常规动力潜艇、P-3反潜巡逻飞机等先进武器装备一事向美国提出警告。26日，新当选为日本执政的自民党领袖的小泉纯一郎表示赞成日本修宪建军并建议考虑允许日本自卫队扩大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合作。同日，台湾陈水扁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称，台湾的未来、海峡两岸的关系，“只有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才拥有最后的选择权、决定权。”27日，美国国防部派1700名军人赴菲律宾参加军事演习，美国驻菲代办迈克尔・马里诺斯基在菲律宾三军总部举行的演习开场仪式上说：“这同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最新事态发展毫无关联。这只是参加演习的美菲两国之间的事务。”5月1日，布什发表部署NMD的演讲，2日，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布什的讲话，同日，印度又在印巴边界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舆论无不注意到，此前印度政府一直在NMD问题上持批评立场，但就是美国在欧亚的盟国都对布什讲话普遍持保留态度的情况下，印度的立场却发生了突变。这些似不关联的时间上却前后相随的信息，无疑在对俄国、中国和美国分别传送着含义深远的信息。从20世纪亚太地区的历史看，中美关系最终将是朋友关系。但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为取得先发制人式的战略主动，美国已在中国主权范围内公开向中国步步进逼并将快速出手。与19世纪末美国不得不接受并赢得英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的挑战一样，中国现已处在不直面接受并誓死赢得美国挑战就没有退路的关口。与上世纪50年代中国通过打赢朝鲜战争后获得国际社会尊重的道理一样，拥有光明前景的中国外交，在今天也不得不更多地依托于军事实力来实现。现在，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中美之间这场较量及其结果，并以此决定它们未来的对华政策。对印度而言，如果中国赢得这场挑战，印度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目前这种受到多种力量“追求”的外交环境和经济发展机遇；反之，印度将不可避免地在美国人垒起的自苏联经中国最后到印度的多米诺牌局中，成为最后倒下的一张。如果不信，那就请去研究一下美国在印度洋中心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及其作用。目前，印度以“中国威胁”作幌子，其海上军事力量已达到南中国海。其实，对此首先感到警觉的是美国；美在南中国海迅速加强海军力量意在防御的不仅是中国而且还有印度。2001年3月30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该报记者约翰・迪林《亚洲日益崛起，美军运筹帷握》文章说：美国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主宰，它可能会遭遇到新竞争。到2025年，中国和印度都会成为不可小视的海上对手。五角大楼正重新探讨今后20年对美军的要求。这项研究由战略家安德鲁・马歇尔负责。到目前为止，印度一直全力以赴处理与巴基斯坦风暴迭起的关系，今后20年内，它也有可能扬帆起航。五角大楼的规划者说，印度可能会跟中国一样，设法扩大海军，最终控制印度洋。美国可能会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失去立足之地。现在，印度开始扬帆进军南中国海，许多人都说，其目的意在遏制中国，但印度人必须明白，这实际上已经拔动了美国人最敏感的海上神经。现在，印度声称将具有导弹远程打击能力，以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但事实上远程导弹对美国则更具威慑力。可以肯定，今天印度的成就，尤其是海上而不是北方山区的国防成就，根本不可能象克林顿所说的那样被美国人也视为自己的成就。如果印度海权力量真的达到某种程度，即使遏制中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美国也会从太平洋迅速调头进入印度洋。如果印度届时没有能力迎接这场挑战并遭受厄运的话，西方大国在打败印度之后，就会在某个“和会”上重新洗牌。于是，新一轮多米诺牌局将再次垒起并倒下。世界就象是又玩了一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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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330 【原文出处】《天津社会科学》 【原刊期号】200103 【原刊页号】7～13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200109 【 标 题 】政治文明建设：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 【 作 者 】虞崇胜 【作者简介】虞崇胜 武汉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应在全面总结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 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逐步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政治发展转移到通过政治文明建设促进政治发展的轨道上来。这种转变，不能简单地视为提法的改变，实则是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重心的转移。这种转变将给予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以深远的影响。【关 键 词】政治文明/政治发展/新世纪/中国 【 正 文 】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分歧。由于中国采取的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政治发展的战略，因而这种分歧集中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上。综合20多年来讨论的情况，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所谓“同步论”。这种观点认为，一国的政治发展，应该同步于甚至超前于经济发展，用民主化去推动并保证经济的现代化。其二，所谓“先后论”。这种观点认为，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只能走先实现经济现代化后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其三，所谓“寓于论”。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政治发展应采取“寓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融政治体制改革于经济体制改革之内”的战略。其四，所谓“适应论”。这种观点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做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目的和性质上同一，在方向和内容上一致，在进程上大体同步。如果将上述观点分别放在其特定的语境中去分析，似乎都有其合理性，都称得上某一视角上的“优选之路”。然而，如果站在人类政治文明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总进程的角度去审视，上述观点似乎又都称不上真正的优选之路。实际上，仅就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或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来看，并没有绝对优选之路，只要符合本国实际情况就是最好的选择。西欧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不是一种类型，而是各种不同的因素在各国特定的组合。“在英国，主导的因素是工业化，它促使产生民主化，许久以后又促使产生科层化。在法国，主导因素是科层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工业化则是以后才到来的，其影响力也较小。在普鲁士（德国），则是科层化和工业化相结合带来的现代化，民主化始终是缺乏的。”（注：［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页。）可见，单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上去寻找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可能找不到理想的答案。本文认为，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应在全面总结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和建国50多年来政治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逐步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政治发展转移到通过政治文明建设促进政治发展的轨道上来。（一）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长河上看，政治改革必须结合政治建设去进行，通过政治建设来巩固政治改革的成果。翻开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史，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事实：大凡成功的政治改革（包括政治革命），都是以政治建设的成果而彪炳千秋的。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德拉古改革之所以称为雅典城邦民主化进程的先河，主要在于这次改革为雅典民主制建设提供了基本的轮廓。公元前5世纪的梭伦改革，也是以颁布“解负令”和设立400人议事会等建设性措施而为和平发展民主政治奠定基础的。至于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形式上是以破坏旧制度为特征的，但实质上也是建设性的。马克思在论及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时指出：“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这就是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功绩主要不在于打破了欧洲的旧制度，而在于建立了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典型事例足以说明，任何成功的政治改革都是建设性的，反之，那些只改不建或不以建设为目的的政治改革最终没有不失败的。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变法的时代，但各国变法的结果却并不一样。魏国李悝变法，注重建设，著有《法经》，变法有序进行，终获成功；齐国变法，齐威王重用邹忌等，注重“田野辟，民人给”，“谨修法律而督奸吏”，使“齐最强于诸侯”；楚国吴起变法和秦国商鞅变法，虽然变法成果很多，但由于忽视政治稳定和道德建设，使得社会震动过于剧烈，改革难以为继，吴起和商鞅也分别被守旧派处死。西汉文帝、景帝时期，沿袭汉高祖时代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政治上，采取“众建诸侯”和“削藩”的措施，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威；在军事上，尽量不对外用兵，通过对匈奴的和亲和对南越的安抚，赢得了边疆的安宁；在新颁法令中，注重秉持仁政，废除汉律中收孥相坐律令以缩小农民奴隶化范围，废除黥劓等酷刑以减轻惩罚的程度。由于政治发展战略得当，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所以才出现了为世人称道的“文景之治”。然而，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无论改革的理想、改革的范围或改革的力度都是空前的，但是由于脱离现实的条件，迂阔固执，一味求变，又没有周密的计划，朝令夕改，结果招致多方反对，民怨沸腾，叛乱四起，王莽新政也在农民暴动和西汉宗室旧臣的双重打击下迅速崩溃了。唐太宗在位期间，之所以能出现令后人景仰的“贞观之治”，原因可能很多，但最重要的无非是两条：一是注意处理好君主与百姓的关系，确立了“矜恤民困”、“安人宁国”的治国方略；二是接受魏征提出的“偃革兴文，布德施惠”的主张，推行了“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策略方针。与此相反，北宋王安石变法，王本人虽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坚强决心，并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在变法中由于没有把握好兴与革的关系，过分沉溺于变法的操作技巧、运作程序和实施步骤上，忽略了政治结构和政治心理等方面的根本创新，试图用集中权力的方式去解决君权过分集中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使人们看不到改革的建设成就，结果在守旧派的反击下改革最终归于失败，北宋王朝也在频繁的改易更革中灭亡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迅速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从而为我国的政治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我们对于政治建设的发展规律缺乏科学的认识，没有及时地从革命战争的轨道转到政治建设的轨道上来，致使30年来我国的政治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尽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清醒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更艰巨，但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比预想的要快，再加上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十分落后的超大型国家，对于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是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的。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说过搞经济建设我们是外行，实际上，进行政治建设我们也是外行。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没有现成答案，前苏联的经验和模式又不能完全照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来是可以通过对新形势下的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以及世界各国的政治建设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像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那样，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又体现人类政治发展趋势的政治理论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能够这样做，而基本上是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理论来指导新社会的政治建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进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结果30年来，政治科学被否定，政治领域的许多问题，诸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关于立法、司法与行政的权限及其相互关系，关于政府结构体制、党政关系、国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决策程序、公民权利和人权保障等等重大问题，均缺乏科学研究，从而使中国的政治发展陷入一种盲目的状态。许多政治决策依主观意志作出，许多政治行为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许多制度规则因领导者个人好恶而被废弃。这样，“左”倾错误自然就难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也就在所难免。中外历史上判若云泥的改革结果，尽管并不说明改革本身的对错，但对于我们认识改革的战略取向和攻防策略倒是大有参考意义的。从战略取向上看，凡是以建设为目标的改革，尽管改革看似并不彻底，但由于有建设的成果作保证，改革往往能够获得成功；反之，凡是以改革为目的的改革，尽管改革的成果可能十分显著，但由于没有建设的成果作保证，改革的动力一旦耗尽，就难免陷于失败。历史事实说明，改革只是手段，建设才是目的，只有以建设为目的的改革才是必要的。“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充满哲学的命题的真理性，在古今中外的改革实践中得到了充分显示。（二）从改革开放2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上看，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重心必须由改革推动发展转到通过创新发展带动改革上来。鉴于建国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就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议事日程。2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诸如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和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和发展了各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成功地实现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等等。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原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有的改革措施甚至被束之高阁，不再被提起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十分显彰，与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明显的反差，以至于国外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显然，这种舆论是极其片面的。然而，其片面性并不在于它没有看到我国20年来政治发展的成果，而在于它误解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取向，教条地看待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邓小平在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之初就明确指出“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后来中共十三大报告更明确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制度和体制。因此，不要指望这种改革会触动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更不要以为这种改革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这可能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不同点。这也可能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规模、改革的力度、改革的攻防点有所不同的地方。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终极追求，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1986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曾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的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中共十五大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终极追求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看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其说是破除旧体制的革命，倒不如说是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匹配的新体制的政治文明创新工程。关于原定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没有实现的问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我们当时所定的具体目标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有的目标过于理想化，一时难以达到，有的目标过于空洞，难以进行具体操作；二是与改革相配套的建设措施未能跟上，具体来说就是制度建设未跟上，而这正是今后我们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从20年改革的实践来看，对于政治体制，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必须同时与一项建设措施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比如，改革之初我们确定要解决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各种特权现象等等问题。20年来，我们解决得比较好的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之所以能够解决得比较好，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干部任期制和退休制；而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和特权现象等问题至今尚未能得到完满的解决，原因在于我们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是没有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上述问题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对此，邓小平在当年的讲话中已经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后来他在南巡讲话中再次强调：清除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由此可见，对于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单纯采取动手术式的“摘除”方法往往是难以奏效的，而且这种医生自己给自己开刀的方式往往会因为难以下手而放弃治疗。但是如果放弃治疗，体制的弊端又会愈演愈烈，从而危及基本制度。出路在哪里？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转变观念，重新确定推进政治发展的途径。具体来说，就是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创新结合起来，从原来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发展的轨道转到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带动政治体制改革进而推进政治发展的轨道上来。（三）从政治发展的认识论上看，必须打破过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反向思维模式，重新确立“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正向思维模式。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承袭革命战争年代的观念，信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反向思维模式，并以此来规划政治发展的战略和策略。然而，这种反向思维模式虽然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并非适合一切条件的普遍规律。诚然，任何时代的政治发展，都会表现为破与立两个层面，但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发展，这两个层面的关系和作用却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在政治革命条件下和在政治建设条件下，破与立的关系和作用就是不一样的。在政治革命条件下，一般只能采取先破后立的方式；但在政治建设条件下，则必须采取先立后破的方式。这是因为，政治革命总是要先摧毁旧的国家政权，破除旧法统和旧法规；而政治建设则不然，它是以维护现存政权为目标的，因此，它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政治资源并不断开掘新的政治资源，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以巩固现存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如果在政治建设条件下仍然采取先破后立的方式，那就会造成一种既无新体制又无旧体制的政治真空，动摇现存政治体系的根基。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推进政治发展，不如说是毁弃政治发展。应该明确，政治建设条件下必须确立“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正向思维模式，这并非是简单的文字颠倒和情感好恶，而是由政治建设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只要我们将政治革命与政治建设作一简单的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的本质区别。首先，从发生条件和目标取向上看，政治革命与政治建设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前者发生在旧制度行将灭亡的时候，后者发生在新制度巩固发展的条件下。政治革命的目标是要摧毁旧的制度，而政治建设的目标是巩固新制度。因此，政治建设的性质就不是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的政治革命，而是现存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决定了所采取的方式必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其次，从主体的地位上看，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改变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客体地位，使之变成革命胜利后新的、起支配和领导作用的主体；而政治建设的目的则是要巩固现存政治主体的地位，无论政治建设怎样发展，政治主体的地位都不会发生变化，相反，政治建设的成果愈多，政治主体的地位就愈巩固。其三，从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来看，政治革命所要解决的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政治建设所要解决的矛盾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政治建设不能采取类似政治革命那样急风暴雨式的剧烈方式，而必须采取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即通过政治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被取代，以实现政治体制的更新、转型和发展。其四，从“破”的方式上看，尽管政治建设过程中离不开改革，即所谓“破”，但这种“破”与政治革命之“破”，是不可混同起来的。因为政治革命之“破”是真正破坏性的，简单地说，就是打碎、推翻、摧毁；而政治建设之“破”则是建设性的，它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补正、完善和创新。这种“破”实际上就是“建”，“破”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建设，或者说“破”已经融入“建”之中了，即所谓“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确立“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正向思维模式，对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来说，它预设了这样的理论前提：改革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只有有利于政治发展的改革才是必要的，创新是政治发展的灵魂，只有在不断的创新发展中，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实践上，它要求我们在全面总结2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及时地将政治发展的重心转移到政治文明建设上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开创新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是推进政治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果没有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政治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但是，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本身并不直接带来政治发展，任何形式的政治发展都是以政治建设的成果作为标志的。只有切实有效地开展各项政治建设，才能巩固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的成果，从而为政治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应该说，对于这一改革和发展的辩证法，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是把握得比较好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积极倡导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就明确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他还说：“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241页。）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共十五大报告进而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正是基于对改革与发展关系的这种正确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始终坚持把工作中心放在现代化建设上，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只是物质文明的发展，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它基本上是中国寻求新文明秩序的历史过程。”（注：金耀基：《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3页。）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寻求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内的新的文明秩序的过程，物质文明建设有赖于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本文认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要求，明确提出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切实有效地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将成为新世纪我国政治发展的优选之路。所谓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中取得的全部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政治文明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是由这三个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注：参见拙作《浅议政治文明建设》，《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政治文明从来就是人类文明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翻开人类文明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的协同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表征，不仅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剩余和文字的产生，而且还表现为阶级或等级的分野和政治权力的产生。古希腊留下的文明遗产，不仅包括一度发展的商品经济、自由探索的精神、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而且包括对个人自由和责任的强调、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近代资产阶级创造的文明成果异彩纷呈，既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人权的基本理念，还包括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规范的政治运作程序。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文明史家都是将政治文明纳入人类文明整体的。早在1828年法国的基佐在《欧洲文明史》的结论中指出：“文明由两大事实组成：人类社会的发展及人自身的发展，一方面是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人内在的和道德的发展。”（注：［法］基佐：《欧洲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32～233页。）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也将“政治文明”列为研究内容之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8页。）。汤因比也认为：“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注：［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威尔・杜兰明确提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括四大因素：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注：［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1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政治文明不仅是人类文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其他两个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就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而言，物质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政治文明为其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政治文明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我们知道，物质文明本身是无所谓价值目标的，但是作为人类意识的活动――政治文明建设则是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所进行的物质文明建设都是围绕着一定的利益关系而展开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07页。）因此，任何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都有一个发展方向――即价值目标问题。邓小平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反复强调：“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不仅如此，物质文明建设还需要政治文明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古往今来，凡是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必定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反之，凡是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物质文明衰落或倒退的时代，没有政治文明创造的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和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不仅物质文明建设无从谈起，即使已经取得的物质文明成果也将毁于一旦。正因为如此，凡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安定团结的国内政治局面的维持和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的营造。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就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而言，精神文明建设更是离不开政治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首先，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政治文明为其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凡是精神文明发展程度高的时代，精神文明都是作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伴生物而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古希腊之所以能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天文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归根到底在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和城邦民主制的建立。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从意大利兴起，是因为意大利最早出现了近代欧洲政治精神，统治者最早打破了封建传统，实行了新型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法。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环境不可能有精神文明的良性发展，1949年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但是，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的传统比较多，加之当时我们对民主和法制建设不够重视，结果造成一些重大决策上的失误。可见，政治文明建设是带根本性、全局性的文明建设，没有政治文明创造的前提条件，就不可能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其次，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政治文明为其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正如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我们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是完全一致的。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体现这一基本政治路线的内涵，而且还要以这条基本政治路线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文明为其提供政治方向。就精神文明建设的保障条件来讲，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都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扶持和帮助。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进步，尤其需要政治文明的牵动。没有政治文明发展所提供的前提条件和政治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就是一句空话。总之，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是须臾不可脱离的。如果脱离政治文明建设去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迷失方向和失去保障条件。要想真正开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并使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有序地向前发展。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21世纪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将发生深刻变化。“如果说即将过去的20世纪是社会变革的世纪，那么未来的21世纪将是一个需要对社会和政治创新的世纪。”（注：冯之浚主编：《知识经济与中国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我们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既是对历史经验和政治发展规律的总结，更是基于现实和未来政治发展的要求。明确指出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不仅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配套起来，而且也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协同起来，从而从根本上摆脱了政治体制改革“欲改难行”的困境，将政治发展战略转到政治文明建设的轨道上来。明确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也完全符合新世纪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后已经没有可资借鉴的模式，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又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范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本国，在创新中求发展，通过切实有效的政治文明建设，逐步走出一条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人类政治文明走向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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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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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859 【原文出处】体育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2 【原刊页号】4-12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 作 者 】赵钢 【复印期号】199505 【 标 题 】关于我国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问题的研究［*］ 【 正 文 】 （赵钢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摘要 本文集中分析讨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场馆实行经营管理的现状、动因、效果评定及影响因素等问题。在论文的研究过程中调查了我国２０个省市自治区的３４个体委系统内对外开放实行经营型管理的体育场馆，应用了文献研究法、访问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数量统计及逻辑分析法。得出了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是对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理智的适应性反应这一结论。关键词 经营管理 体制 模式A Research on the Operational Management of Sports Facilitiesin ChinaZhao Gang １９９５，１５（２）：４（Beijing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Beijing,China １０００８４）Abstract Current situation,influencing factors,and evaluation ofthe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sports facilities in China underthe condition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ere analysed in this paper.By questionaire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３４ sports gymnasiums andstadiums in ２０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open to the public for management were investigated,resulting in the conclusion thattoapply an operational management of sports facilities is an activeresponse to the economicsystem reform in China.Key words management,sports facilities.system,model＊ ＊ ＊１ 研究目的目前，我国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实行的是经营型管理，这是体育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场馆管理模式。因此，深入开展关于我国对外开放体育场馆经营管理问题的研究，不仅对我国体育管理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体育场馆的建设与管理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体育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角度，通过对体育场馆从行政型管理向经营型管理转变过程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实行经营型管理的现状、原因和条件以及影响这一事物发展的各种限制性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理论上总结实行经营型管理带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为体育领导机构加强体育场馆管理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为进一步完善经营型管理提供决策参考。２ 研究对象和方法本课题研究对象为北京、上海、广东等２０个省市的３４个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对外开放实行经营型管理的体育场馆。调查对象共有４９位有关体育管理、体育经济、体育统计等方面的学者和专家，以及从事体育场馆经营管理工作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为了研究的方便和确切，本文把体育场馆实行的经营型管理界定为：场馆在保证完成上级体委下达的任务的前提下，运用自己一定的人力、财力和财力的支配权，实行以体为主、多种经营的一种管理方式。研究方法为：文献研究方法、调查访问法、问卷调查法、常用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３ 分析与讨论３．１ 我国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的现状的调查与分析３．１．１ 我国体育场馆的建设与管理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体育事业，体育场馆建设发展迅速，截止１９８８年底，全国新建各类体育场馆达５２３１４３个，比解放前增长了１０５倍多。在全部场馆中，可向群众开放的公共体育场馆共有１０００多个，它们基本是由体委系统建设和管理。改革开放前，各类场馆实行的是行政型管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逐步开始向经营型管理转变。据调查，已有６００个场馆实行了经营型管理。经营型管理与行政型管理的区别：行政型管理在经费来源上统一由国家下拨；业务活动由体委下达；分配上实行的是固定工资。这种“铁饭碗”式的供给制管理方法，使场馆养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场馆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场馆的“大锅饭”，致使场馆长期对人民群众封闭，使用率低下，国家财政负担日益沉重。经营型管理在经费来源上呈多元化，场馆靠自己的经营成果增加收入，逐步做到自给；业务活动中在完成上级任务后能够自主安排多种经营；在分配关系上，打破“大锅饭”，使经营成果的好坏与职工的劳动贡献大小相结合，场馆拥有一定的分配权。３．１．２ 我国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的形式。我国的公共体育场馆主要由各级体委统一管理，根据场馆的类型和业务情况采用的管理方式可分为两大类（见表１）。表１ 我国场馆管理方式分类表───────────────────────────────全额管理 差额管理───────────────────────────────全额收入分成制 全自给自足式全额预算包干制 一般差额补助式半自给自足式───────────────────────────────目前，我国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管理的具体形式主要采取承包经营责任制。它由上级主管部门（体委）和承包单位（场馆）通过合同的形式，确定场馆的体育服务任务和服务质量，定收入，定支出，实行经费包干，结余留用。３．１．３ 我国对外开放的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后的经营状况。３．１．３．１ 以体为主，多种经营。体育场馆因其类型、功能、所处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在经营方式和项目上各有差异，据对４０所体育场馆的调查，其主要经营项目（见表２）。表２ ４０年体育场馆多种经营的项目（附图 {图}）从表２看出，竞赛、训练、群体活动已经成为体育场馆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这在实行行政管理时是难以想象的。过去虽在竞赛表演中有一点门票收入，但连水电费都难以补偿。而运动训练和群众活动则绝大部分都是免费的。这一变化说明，体育劳务产品已有相当部分作为商品形式来交换和消费，同时也给场馆增加一部分收入。在群体活动中和训练中，许多体育场馆改变过去单一的身体锻炼方式，增加娱乐体育、体育旅游、健身健美等项内容，不仅收入增加了，而且提高了场馆的社会效益。文艺演出、场地出租、放映电影、商品展销等项目，是“以副养体”、“以场养场”的一种经营活动。在多种经营中，小卖部、招待所、会议室等作为场馆多种经营的配套设施面向社会开放，提供各种服务，在承包经营制的普遍实行中，这类服务设施都逐渐扭亏为盈。综观各场馆的多种经营，可以发现我国部分体育场馆经营项目的比重排序（见表３）。表３ 我国部分体育场馆经营项目的比重排序（附图 {图}）结果表明体育场馆的经营项目在非体育活动领域倾斜程度较大，其原因与现阶段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体育消费资金较少、余暇时间不多、体育意识淡漠等因素有关。３．１．３．２ 经营收入状况。收入是衡量体育场馆经营好坏的重要参数，也是体育场馆直接经济效益的表现形式。对全国３４所体育场馆经营收入的调查统计表明，多种经营给体育场馆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３４所体育场馆从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９年间累计总收入达到：２２０１０３３９元。年平均收入为７３３６７７９．７元。其中１９８７年的总收入为：６６３００１８元，１９８８年为７４３４４６２元，１９８９年为７９４５８５９元。１９８８年比１９８７年增长了１２．１％，１９８９年比１９８８年增长了６．９％。３．１．３．３ 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分配状况体现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同物质利益联系密切程度。体育场馆实行经营管理后，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逐步改革了各项分配制度。对部分体育场馆１９９０年创收分配情况的调查资料表明：场馆留成占７０．２５％，上交体委占２９．７３％。在场馆的留成分配中发展基金的比例较高（占５８．３％），这部分资金用于维修、更新和改造场馆，有利于场馆的再生产活动。集体福利基金的比例为２１．６６％，用来改善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职工奖励基金为１８．６４％。这部分资金是补充的劳动报酬形式，以利用利益机制和激励机制，更好地促使场馆职工提高积极性，完成各自的任务。这种分配制度较妥善地处理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使经营型管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动力机制。３．２ 我国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的动因的调查与分析。３．２．１ 我国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从行政型管理向经营型管理转变的客观必然性。经营型管理是相对于行政型管理而言的。两者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不同发展阶段在体育管理体制中的具体表现形式。行政型管理是我国传统体制的产物，经营型管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的产物。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后者是从前者中“脱胎”演变出来的，表现为一种“扬弃”和替代。这种演变和替代的动因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一定的经济管理模式总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为依据的。我国传统经济体制是以产品经济理论为依据建立起来的，它在建国初期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规模日益扩大，越来越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体育体制改革，包括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首先，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体育事业具有生产性质。其次，体育部门生产的劳务产品具有商品的属性。第三，体育属于第三产业。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因，正是由体育事业的生产性质、体育劳务商品化来决定的。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我国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根本的动因。这一动因促发的行为结果，必然表现为场馆在资金使用上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加强对体育投资的有效约束。在业务活动上，完成上级体委下达的任务后要打开场馆大门，面向社会，开展多种经营活动，增收节支。在场馆内部工作人员的报酬问题上要充分调动积极性，多劳多得，打破大锅饭制度，使职工利益、场馆利益与经营管理效益挂钩。３．２．２ 我国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的动机。动机是促发行为的原因。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体育场馆工作者的主观选择，我们把完成经营型管理的动机从体育场馆的“社会效益侧面”与“经济效益侧面”分解为１０个项目，以一道多项选择题的形式提出，要求调查对象，不仅选择实行经营型管理的目的，而且根据重要程序进行排序，调查结果见表４。现对这一调查结果作如下分析：表４ ４０名专家对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的动机选择排序表（附图 {图}）统计结果表明，以“提高场馆的社会效益”为首选目的的人数居第１位，这与我国体育场馆的性质及开展业务的特点是分不开的。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我国社会制度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不是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需要；社会主义体育的性质决定了其目的是提高人们的体质、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从整体上看，选择以“提高场馆的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人数与“提高场馆社会效益”为目的的人数相同（均占７２．５％），且第１入选率占第２位，这说明提高经济效益也是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的重要目的。体育场馆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统一的。３．３ 我国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的实际效果的调查与分析。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的实际效果，是在多方面体现出来的，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两个方面：即场馆的社会效益侧面和经济效益侧面。３．３．１ 提高体育场馆社会效益的实际效果。体育场馆的主要任务是向社会提供各种服务。衡量体育场馆社会效益指标主要有体育比赛、训练、群体活动的场次数量及参加人次数等。调查结果表明：体育场馆在实行经营型管理后，社会效益指标有较大幅度提高。在调查３４个体育场馆中，运动训练的场次数提高了５８．４％，参加人次数提高了４１．５％。（见表５）通过比较，场馆的比赛场次提高了４８．７％，人次数提高了８５．３％，（见表６）。表５ 场馆运动训练服务的社会效益指标对比表（附图 {图}）表６ 我国场馆体育比赛服务的社会效益指标对比表（附图 {图}）开展群众体育活动是场馆的主要任务之一。调查表明在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后，来场活动的群众人数增加了７２．７％。但通过场次数比较可以看出，群体活动的场次数较以前降低了２．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体委主管部门对场馆下达的任务主要是保证运动训练和竞赛的数量，这是场馆承包经营责任制规定的硬指标。群体活动的数量指标相对较“软”，伸缩性很大。在与训练和竞赛任务冲突时，群体活动被冷淡。二是场馆在实行多种经营中较以往更多地开展了非体育项目的多种经营活动，必须占用一定的场地及设施，排挤了群体活动的时间，这是造成群体活动场次数下降较为直接原因，也是场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矛盾的一方面。今后应增加娱乐性的体育项目，吸引更多的人到场馆参加锻炼。同时也增加场馆对群众开放的场次数，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以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见表７）。表７ 场馆群体活动服务的社会效益指标对比表（附图 {图}）３．３．２ 提高场馆经济效益的实际效果。体育场馆经济效益有３层含义：一是通过多种经营所取得的效益；二是通过场馆内部挖潜，历行节约用同量的消耗生产出更多的劳务；三是场馆向社会提供服务，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出勤和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后一层含义的经济效益，因中间有一个转化的过程，现在仍无法用量化的方法来直接确定。据此，目前对体育场馆提高经济效益的评定，是通过收入的比较及经费自给率的增长来测定的。收入比较。根据对３４所体育场馆的调查资料统计，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９年三年间收入总数为：７３７６３１１．２８元。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９年３年间收入总数为：２２０１０３３９元。收入之比为１∶２．９８４，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间收入净增加数额为１４６３４０２７．７２元，净增长率为１９８．４％。这一结果表明，实行经营型管理后，场馆通过多种经营增加的收入几乎是改革前的３倍，显示了体制改革的生命力。通过比较看出，场馆的收入仍然有较强的增长势头，１９８８年比１９８７年增长了１２．１％，１９８９年比１９８８年增长了６．９％（表８），显示出场馆在体育劳务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及多种经营的计划、组织实施中对市场的占有程度越来越高，这是体育场馆经济效益提高的又一明显标志。表８ 我国部分体育场馆经营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附图 {图}）在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９年期间的总收入中，体育项目收入与非体育项目收入之比为１∶１６．１５（表９），这一悬殊的差距说明：现阶段人们对于体育劳务商品的需求仍很低，其原因是与现时我国人均收入较低、余暇时间较少、对体育锻炼重要性认识不够等因素有关。表９ 我国体委系统对开放体育场馆经费自给率增长表（附图 {图}）经费自给率，即场馆经费自给自足的程度，是反映场馆经营管理成果的综合性指标。经费自给率的计算公式：实际收入累计数÷（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业务费实际支出数＋按公物、业务费预算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的房屋场地设备修缮费、设备购置和租赁费预算数）×１００％。根据这一公式推理，场馆实际收入的增加和各种实际需要的费用降低都能促使经费自给率的提高，经费自给率越高，场馆的经济效益越好。我国体委系统１０００余所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在组织创收的过程中经费自给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表９）。另据对部分体育场馆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经费自给率１９８８年比１９８７年增长了９％，１９８９年比１９８８年增长了９．５％（表１０）。表１０ 我国部分体育场馆经费自给率（平均值）增长表（附图 {图}）经费自给率的提高意味着国家对场馆投入的减少，１９８９年经费自给率的平均值均已超过５０％，说明国家对场馆补贴数额已减少一半以上，大大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经费自给率的提高还说明场馆在经营管理中逐步重视经济效益观念，在增收的同时注意节支，在促进场馆自身建设与改善职工生活的同时，进一步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积累了资金。３．４ 影响我国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的因素的调查与分析。体育场馆从行政型管理向经营型管理过渡，是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的、深远的、必然发生的过程。我们最关注的问题是要清楚在现实条件下，哪些因素有助于促进经营型管理，哪些因素阻碍实行经营型管理，以便了解和研究体育场馆在“转轨变型”的过程中，在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下，如何最优地制定决策与对策，以促进这一事物的健康发展。３．４．１ 内部因素。３．４．１．１ 体制因素。在调查中有７２．５％的人认为：体育场馆在实行经营型管理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经营型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带来的。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３个方面：一是财务管理体制改革的不完善。１９８３年，国家体委、财政部规定了体育场馆实行预算包干办法。这一政策的出台，改变了过去那种统收统支的状况，但明显的缺陷是未妥善解决体育业务成果的计量问题。目前体育场馆的经济成果不包括业务成果。业务成果的计量问题不解决，不利于体育场馆进行确切的考核，同时易促使体育场馆偏离中心工作，导致一切向“钱”看的倾向。二是领导管理体制改革不完善。有４２．５％的人认为场馆管理人员没有完全得到人、财、物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受行政干预过多。三是分配管理体制改革不完善。在奖金的发放问题上目前存在着两类问题：一是经营收入与奖金分配比例关系不合理；二是在奖金分配上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３．４．１．２ 管理人员因素。管理人员是场馆的智囊，是经营活动的根本性因素，对部分体育场馆管理人员的调查资料表明：受过高等教育的占１／４，达到２７．７％，为具有５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数５９．４％。根据我国国情，这样的人才结构应当是令人满意的，但在调查中有７２．５％的人认为，场馆管理人员缺乏系统的经营管理科学知识和经验，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３．４．１．３ 思想认识因素。关于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曾有许多人提出过异议，争论的焦点是场馆搞多种经营是正当服务，还是“不务正业”。在调查中有２７．５％的人认为体委部分领导对场馆实行多种经营、创收盈利心存顾虑。这是“左”的思想在认识上的反映，说明有些人还未从狭隘的产品经济思想中解放出来。３．４．１．４ 功能因素。调查中有５７．５％的人认为场馆功能单一、缺乏配套措施是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以往我国体育场馆的设计主要考虑运动训练、体育比赛的需要，忽视群体活动的需要，更不会想到用来搞多种经营，因此常常在设计上搞单一厅堂，辅助面积过大。因此，今后体育设施的设计不宜单纯考虑用于体育活动和竞赛，同时要考虑到经营的需要，做到专用和多用结合，以提高体育场馆的使用率和经济效益。３．４．１．５ 短视行为因素。在调查中有２２．５％的人认为场馆长承包任期目标责任制所订合同时间较短，短期效益思想明显。这是一个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首先，定收定支的基数，主观随意性较大，指标很难做到科学合理。其次，承包经营合同的期限过短，承包单位只顾眼着利益。目前，一般采取延长承包期限，刺激承包单位为长远利益进行再投入的做法以限制这一缺陷。３．４．２ 外部因素。场馆外部因素泛指社会的大环境因素。本文主要讨论经济因素及地理位置因素。３．４．２．１ 经济因素。经济制约着体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也制约着人们用于体育的消费支出和物质文化的消费支出。在调查中有３０％的人认为，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受到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２２．５％的人认为，场馆所在单位和个人用于体育活动的经费支出较少是实行经营型管理遇到的具体困难。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造成这些因素的根源。其原因，首先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体育发展的不平衡。我国沿海经济较发达的省份，体育场馆数量占全国场馆总数的比例较高，而西部内陆地区的几个省份其比值均不超过１％；其次，经济发展的落后造成体育投资的减少，从而影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体育消费的减少。在沿海４省与西部内陆４省人均消费支出的均数比较中可看出，沿海４省的平均消费水平比西部内陆４省高５３．４％，其中对广东与西藏人均用于文化生活服务支出的统计，存在着非常显著性差异。差异表明我国西部地区的体育场馆在实行经营型管理中受到经济因素制约的强度比东部地区大。在调查中有１０％的人认为场馆所在地区体育活动开展较差，是场馆实行经营管理遇到的困难。在调查中有７．５％的人认为，处于老、少、边、贫地区的场馆国家应下拨全部经费，采用行政型管理。３．４．２．２ 场馆地理位置因素。以往，我国许多体育场馆在设计、规划、营建时只顾及运动训练的需要，将场馆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区，这些场馆在现实条件下对外开放实行经营型管理遇到远离市区、交通不便、群众来馆活动困难等因素的影响，在调查中有２０％的人对这些困难给予肯定。３．４．２．３ 市场规律因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存在着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在调查中有１５％的人认为：场馆的经营活动由于有剧场、电影院及其它群众文化活动设施，而存在着竞争现象。原因是场馆在经营活动项目上与这些场所有相同之处。因此，竞争不可避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提高服务质量，同时应开辟具有体育特点的项目，以扬长避短。４ 结论与建设４．１ 结论。根据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我国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的管理体制已逐步从行政型管理向经营型管理过渡。两种体制并存是现阶段体育场馆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经营型管理与行政型管理在经费来源、业务活动、分配制度上均有较大差别。行政型管理体制的不断弱化，经营型管理体制的不断发展，是现时期场馆管理体制“转轨变型”的主要特征。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的动因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和体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引发的，也是体育场馆劳动者在改革体育场馆管理体制过程中利益机制的内在要求。目的在提高体育场馆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使其良性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在实行经营型管理的过程中，显著地提高了场馆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较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更好地满足了群众文化和物质生活的需要，提高了场馆工作人员的劳动热情，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场馆在实行经营型管理的过程中遇到来自内、外部多重困难的影响。主要原因有：目前这种管理体制尚不完善、场馆人员经营管理的知识和经验不足、“左”的思想干扰、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均体育消费支出较少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营型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体育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有继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它比行政型管理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体育体制改革对我国宏观体制改革做出的理智的适应性反应，其发展轨迹描述了求实的特征，是一种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体育场馆管理模式。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实行的经营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经费来源对国家仍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其经济核算仍不是完全的，尚未形成场馆投资的回收体制。因此，这种模式还不能最终成为目标模式，而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模式。随着体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营型管理模式尚有待于进一步发展。４．２ 建议。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体委系统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从行政型管理向经营型管理“转轨变形”已成大趋势，条件较好的场馆已走在前列。实行经营型管理已不是单个场馆的个别现象，而是关系到整体场馆改革的宏观现象。这一问题应引起体委系统决策机构的高度重视，对这一事物的管理政策应进入决策程序，对其应有的价值，在分析评估、方案选优、试验验证的基础上，应加以认真普遍地推广。应制定和完善场馆实行经营型管理的各项具体政策、措施。其中主要包括财务管理政策、人才使用政策、分配政策等。积极地支持、引导体育场馆在“以体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指导下，逐步地由行政型管理向经营型管理转变。并促使这一新模式健康、良性地向前发展。各级体委应成立专门机构对所属场馆进行统一管理和调配，一方面保证使场馆在业务和经营活动中高效率地运行，免受多头领导和行政干预；另一方面也便于对场馆的业务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和调控。各级各地体委应根据所属的内外部因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期分批地进行场馆管理体制的转变。避免“一刀切”和“一哄而上”的盲目决策。５ 参考文献（１） 张凤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８（２） 曹湘君．体育概论．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３） 张尚权、张岩主编．体育经济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４）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１９８６（收稿日期 １９９４－１０－１０）［*］北京体育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张尚权第四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入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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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AEROSPACE SHANGHAI2001 Vol.18 No.3 P.49下期内容预告高分辨、多模式SAR的建模仿真和总体设计空间对接机构结构锁传动原理分析载人航天过程中人的可靠性研究高速高精度AD变换器在雷达跟踪系统中的应用激光与雷达复合隐身分析微波鉴相器及其应用系统出版日期：200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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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62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与批评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4 【原刊页号】4～13/11―8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11 【 标 题 】风风雨雨，是是非非 ――对革命文艺运动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作 者 】郑伯农 【 正 文 】 一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一直把文艺当作革命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早在1916年，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大声疾呼：“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他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发难性文章。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中国革命有文武两条战线。“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鲁迅在三十年代也说过：“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邓小平、江泽民的两个《祝词》，文艺在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对于这一点，过去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虽然国民党文人早就攻击过，“共产党徒”把文艺“束缚”于“政治的羁绊之下，虐杀文艺的本质”，是十分“恶劣和浅薄”的（《检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艺术论》，载《民间文化周刊》第七期），但在进步文化工作者中间，对此都持有肯定性的共识。不必讳言，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不但对这个问题有争议，而且争论得很激烈。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有的文章批判“文艺与政治的联姻”，仿佛过去文艺工作出现种种弊端，其源盖出于把文艺纳入到革命事业的轨道中来。在谈到今后文艺的出路时，出现了“告别革命”、“远离政治”、“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回到文艺自身”等主张。仿佛要使文艺获得生机，就必须让它从民族使命、社会使命中挣脱出来，回到纯艺术的王国中去。对于“回到文艺自身”，要区别不同的情况。不少人使用这个提法，是强调要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要重视文艺的特殊功能。这当然是积极的。但如果是指文艺要从革命和建设的大业中解脱、逃逸出来，这就很值得探讨了。出现争议是不奇怪的。随着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越来越多样。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对各种问题、包括文艺问题持不同的立论。那么，到底应当怎样看待文艺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的关系？在回顾八十年来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其实，把文艺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大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并非始于共产党人。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就十分强调文艺对于国运兴衰的作用。他们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俯视千秋，横眺六极，无文学不足以立国，无文学不足以新民”。梁启超的主张是大家所熟悉的。他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氏把小说的作用估计得大了一些，但他看到了文艺的重大启蒙意义，第一次把小说摆到文学殿堂的重要位置上来，是十分有眼光的。后来小说艺术异军突起，以至取代诗歌成为中国文学交响乐队的第一小提琴，和梁启超等人的着力提倡是很有关系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为艺术而艺术、为游戏而艺术的主张有一定的市场，但始终成不了大气候。王国维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他甚至说：“……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于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与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王国维是学术大师，他在古代史、戏曲史研究上有卓越贡献，他的《人间词话》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学力作。但他关于美的本质的观点，关于文艺和政治、道德相分离的观点，却是违反科学、违反历史前进潮流的。相比起来、梁启超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要积极得多。现在，有些研究文艺史的著作全面肯定王国维，贬低梁启超。我以为是欠公正的。把文艺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与振兴大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不是共产党人的异想天开，不是几代进步文化工作者的盲从之举，不是文艺史上一段荒诞的插曲，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文艺自身发展的必然。中国社会发展到近现代，内忧外患、危机四伏，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时代呼唤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呼唤着革命。新文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历史要求下应运而生的。文学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在哪里？在形式，在语言，在叙述方式、表达方式？这些因素无疑都是很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动力在于社会生活。当然，社会生活要通过创作主体产生作用。正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需求，从根本上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变革。新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使命赋予作家以新的创作素材，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激情和艺术灵感。也正是思想内容的变革，从根本上带动了艺术形式的创新。文学艺术有自身的特点。它是高浮在空中的一种意识形态，难以急功近利、立竿见影。它离不开美，离不开形象，离不开作家的独特个性。它不宜作时代的传声筒，对受众的影响主要是潜移默化。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可以背离社会需要和时代使命，而意味着它必须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去完成时代使命。时代使命不是外加给文艺的额外负担，它恰恰赋予文艺以新鲜的内涵和蓬勃的生机。革命要摧毁腐朽事物，更要创造新生事物。贝多芬写过《英雄交响曲》，肖邦写过《革命练习曲》，它们都是人类艺术史上的经典名篇。谁说革命不能创造艺术？可以这么说，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中国新文化。正是在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伟大潮流中，造就了众多的新文艺杰出大师和优秀作品。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过去，我们在处理文艺与革命全局的关系问题上，出现过失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把文艺驱入实现政治阴谋的轨道上去。教训是很深刻的。新时期以来，党中央调整了文艺政策，许多同志也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四人帮”是搞阴谋的。就革命队伍内部来讲，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没有看到事物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尊重艺术规律，不认真把握文学艺术的特殊性能，要求一切进步文艺都直接地去实现具体的政治任务。譬如“左联”成立的时候，就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应该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拼活的斗争”。创造社作家在二十年代末曾经猛烈攻击过鲁迅，这除了某种宗派主义情绪作崇外，和他们对革命文艺的简单化理解也有关系。他们认为一切文学都是宣传，不像鲁迅那样，既看到这一点，又辩证地认识到并非一切宣传都是文艺。鲁迅的小说的确没有直接配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认为它没有时代意味。“阿Q 时代是早已死去了！我们不必再专事骸骨的迷恋， 我们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了罢”！二，看不到新文化本身是多层次的，没有把对党员作家的要求和对其他进步文化人的要求区别开来，对作家艺术家提出了过高过急的要求。譬如二十年代末，蒋光慈曾提出，革命作家要“向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左联”成立的时候，也曾提出“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今天看来，这些提法的偏颇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失误，既不能漠视，也不能夸大。中国革命文艺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标志着党领导文艺走向成熟。建国之后，文艺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出现过种种失误。但是，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失误不占主导地位。上述两个问题，也是局部性的问题。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革命文艺还处于幼年阶段，尽管一些年轻的革命文艺家提出过简单化的意见，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中坚力量还是提出了许多很中肯、很有远见卓识的主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非句句是真理，其中个别提法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沿用了。但总的说来，它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结合起来的光辉文献。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如果把上述两个方面的失误看成革命文艺史的全部，势必导致全盘否定革命文艺传统；如果从上述失误中引出文艺不能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结论，势必导致文艺工作的改航改向。新时期伊始，党中央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文艺方针政策作了重要调整。我们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而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这一调整意味着什么？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的多次讲话、党的有关文献，已经讲得很清楚了。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同时又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促进派，要为这一伟大事业服务，“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980年1月， 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进一步指出，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同时强调，“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很清楚，党中央调整文艺政策，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发挥文艺的特长，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认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意味着文艺可以脱离政治、脱离革命和建设的大局，就意味着它可以不承担教育和宣传的义务，不再是实现崇高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这就完全是南辕北辙。鲁迅在七十年前讲过：“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是因为它是文艺。”鲁迅又说：“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为什么深得艺术真谛的鲁迅，明确宣称左翼作家就是要把文艺“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这很值得深思。否定文艺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密切联系，必然导致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否定革命文艺传统。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在“重写文学史”中，已经有不少文章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告别革命”等作理论依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行很不实事求是的述评。大批左翼作家、解放区作家、革命作家，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赵树理、柳青，等等，他们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成果受到不同程度的贬低以至否定。对于鲁迅，则把他描绘成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肯定他的前期，贬低他的后期，否定成为马克思主义战士之后的鲁迅。对于置身于民族兴亡之外的象牙塔里的文人，则把他们抬到文学史的主流位置上。甚至对周作人等劣迹昭著的汉奸文人，也出现了高密度的吹捧文章。仿佛投身革命、以笔为武器的作家是走错了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和才华，而那些安坐在象牙塔里的作家，才真正沿续了艺术的血脉。二是误导了当前的创作。既然过去文艺家投身于革命是“错误”的，是“断送了艺术的前程”，那么，文艺家就应该远离政治、远离时代、远离群众。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消退了，创作的时代色彩也淡化了。“私人化”、“私语化”写作成为很时髦的追求。仿佛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这一切都与艺术无关，真正的艺术就应该是纯粹的自我宣泄。一些创作满足于展示私人生活的小天地，甚至竞相展示个人的隐私、个人的生理欲望。与此相联系，文艺的娱乐功能被片面地夸大了，不是让娱乐和教育统一起来，而是抛开健康的思想内容去搞什么纯娱乐。有的甚至完全钻到钱眼中去，用低级下流的东西去换取市场效益，用感观刺激去代替审美娱悦。至于有些作品丑化中国革命的历史，丑化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其后果更是可想而知的。出现上述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理论上的误导，则是重要原因之一。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从“左”的方面把文艺与革命的关系简单化、狭隘化，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危害；从右的方面根本否定和切断文艺和革命事业的联系，也会带来巨大的危害。革命文艺是长期在腥风血雨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今天，我们已经从革命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年代。社会生活状况与过去大不相同了，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人们的审美需求更多样了。毫无疑问，文艺工作的方式方法，文艺创作的内容、形式、题材、风格，也应当有相应的变化。无可否认，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在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年代，人们的关注点往往很集中。今天，人们的关注点、兴奋点更多了。那么，我们的文艺还要不要有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答案是肯定的。江泽民同志去年提出，共产党人要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这不仅是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对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热切期望。“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它的目标是明确的，道路是宽广的。正如邓小平生前指出的：“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广”。“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们既不能脱离时代的使命和共同的目标，也不能把这一问题简单化、狭隘化。二我们党在领导革命文艺运动中，一直鼓励作家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左联”成立的时候，就鲜明地提出：“作家必须注意中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广大的题材”。毛泽东在《讲话》中告诉延安作家：“‘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邓小平在《祝词》中说：“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四个现代化的创业者”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文艺要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地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在中外文艺史上，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能动、形象、审美的反映，作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争取者，还十分强调要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斗争。恩格斯呼吁作家描写“叱咤风云”的无产者。毛泽东那封著名的关于京剧《逼上梁山》的信，曾被“四人帮”用来作为攻击“文艺黑线”的重磅炮弹。廓清“四人帮”的歪曲，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封信的巨大理论分量。毛泽东指出，在旧时代的文艺舞台上，历史是被颠倒的，人民成了“渣滓”，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成了舞台的主人公，这种颠倒的历史应该再颠倒过来。在毛泽东看来，劳动人民要在现实生活中争取主人公地位，也要实现在文艺舞台上的主人公地位。这当然不能理解为对旧舞台的全盘否定，更不能理解为文艺作品只能以普通劳动者作为主角。无产阶级要批判继承中外文化遗产，我们的文艺要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这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文艺的总体格局。从总体上说，普通劳动者在文艺舞台上的地位如何？这不仅是个题材问题。新时代的文艺，如果根本不反映自己的时代，根本不反映时代的主人公，或者反映得很微弱，那么它怎么可能积极地推动时代的前进？观察中国现代文艺史，可以看到一个很醒目的现象。早期的许多革命文艺家，都经历了从个性解放到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转换。鲁迅就是很典型的一位。他早期信奉进化论，立志疗救民族精神。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论著中，他提出“尊个性而张精神”，“培物质而张灵明，任个性而排众数”。鲁迅认为倘若“国人之自觉至”，则“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但鲁迅很快就看到了“个性解放”的局限性。二十年代初，他发表了杂文《娜拉走后怎样》、小说《伤逝》等。在鲁迅看来，娜拉从家庭出走，算是争得了“自由”，但社会状况并没有改变，她只能有两种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笔下的子君，是个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冷对世俗眼光的蔑视，通过自由恋爱和涓生结合了。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子君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最终，她离开涓生，回到曾被她视为牢笼的旧家庭，郁郁而逝。在还没有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鲁迅就以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深刻的洞察力，敏锐地看到了，离开了经济、政治的解放讲个性解放，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从个性解放到民族解放、阶级解放，是思想的飞跃，它不能不引起创作主题、题材的巨大变化――从写个人的苦闷、彷徨、追求到写群众的疾苦和斗争。曾经以《女神》名扬天下的郭沫若，后来出版了诗集《恢复》、童话体小说《一只手》等。曾经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震动文坛的丁玲，加入“左联”之后写了《水》、《某夜》、《消息》等。这些都体现了创作追求的巨大变化。应当承认，从个性解放到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并非一蹴而就，并非立即在艺术上取得辉煌成果。在早期表现革命的作品中，有许多简单幼稚的成分。鲁迅就批评过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并对革命加恋爱的模式深感不满。周恩来也说过，三十年代初革命作家写的作品，有许多远不如曹禺的《雷雨》等深刻。那么，到底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创作上的变化，它是前进还是倒退？如果只是囿于个别作品的成败得失，而不是把它们放到整个历史前进的潮流中去考查，那么就不可能看到这种变化的巨大进步意义。八十年代以来，文艺史研究中出现了“丁玲现象”、“何其芳现象”等说法，认为他们挥笔表现群众的斗争生活后，政治上前进了，艺术上倒退了。如果孤立地看个别例证，那么这些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如果全面、历史地看问题，那么这种说法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有些革命作家从写自我转入写群众后，没有马上在艺术上取得成功？一，中国早期的革命作家，大多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很了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的生活并不熟悉。对于他们来说，表现封建势力对个性的压制、摧残，表现知识分子的苦闷、追求，是得心应手的；表现工农群众的生活，需要一个熟悉、磨炼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二，无产阶级文学是新生事物，必然有一个壮大成长的过程。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出现了文学高峰期，产生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无产阶级文学刚刚从娘胎中呱呱坠地，怎么可能马上是成熟、完美的？新生事物往往既带有生气，又带有稚气。对于历史，是不能苛求的。尽管革命文学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带有浓厚的稚气，但它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因而也就能够一步步走向成熟。如果我们拿四十年代解放区作家创作的优秀作品和左翼作家在亭子间里写的革命小说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进步的足迹。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无疑都扎实、成熟多了。建国之后，我们产生了《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红岩》等著名的长篇。它们不断再版，远播海内外，教育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盛传不衰。历史事实证明了，表现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业绩，绝不是把文艺引到“非艺术”的轨道上去，它恰恰开辟了文学艺术的新生面，给艺术之花带来了强大的生机。我们当然不会忘记，过去在表现群众、表现时代的问题上，出现过种种错误的主张和做法。五十年代后期，出现了“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的提法，对创作产生了不小的误导作用。六十年代初，有人提出“大写十三年”，造成的后果更是十分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提出了“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写反走资派的英雄”论，造成的恶果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大写十三年”论，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重要理论依据。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的理论庸俗化，也否定了党一贯倡导的“三并举”方针。在这种理论看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艺术，统统必须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否则就是脱离以至有害于自己的经济基础。从这个理论出发，大批文艺作品被打成毒草，文化领导部门被说成“外国死人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大力纠正在文艺表现群众、表现时代上的“左”的偏颇。这是完全必要的。为什么过去会长期出现简单化的理论和实践？极少数人是搞阴谋、搞投机的，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头脑过热，以至把正确的东西推向极端、推向它的反面。我们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纠正错误的东西，又保护正确的东西，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表现群众采取否定的态度。现在有没有走极端的情况？我以为是存在着的。例如，过去有人把表现群众推向极端，今天就要“背向群众”，以“表现自我”为创作的最高目的；过去有人把表现新时代推向极端，今天就要“背向时代”，大写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沾边甚至格格不入的东西；过去有人把重大题材推向极端，今天就要大写身边琐事，甚至大写个人隐私。用一些人的富有理论色彩的语言来概括，就是要回到“五四”、回到个性解放上面去。马克思主义是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也是承认个性解放的。文艺创作是独创性的精神劳动，尤其需要弘扬作家艺术家的不同个性。但个性是各种各样的，我们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加以支持。创作个性要和创作的民族性、人民性结合起来。“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是针对着封建主义的，因而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今天，如果把个性解放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业割裂开来，以此作为对表现群众、表现时代的扬弃，那只能是历史的倒退。当前，不少作家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精心创造展现时代风云的作品。比起改革初期来，一些作品在表现社会矛盾、刻画当代人物上有所深化。特别值得留意的是，不少佳作出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之手。他们通过独立思考，通过对新时期文艺实践的反复比较，认识到表现群众的重要性，坚定执著地要用自己手中的笔描绘时代风云、倾吐人民心声。这是很可喜的。在充分估量成绩的时候也要看到，创作现状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一面。邓小平指出的“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有的作品也写当代的普通劳动者，但和真正的工农群众相去甚远：昨天还是下岗工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大款，住宿于宾馆之中，谈判于宴席之上，出入有私车，陪伴有小蜜，仿佛这就是反映了“历史的巨变”。这种描写，体现不出创业的艰苦，体现不出生活中的真实矛盾，老百姓看了只能发出苦笑。著名作家张平有一次到工厂采访，工人们对他说，这么多年来，很少有人来采访他们，“有时候来些采访的人，大都是想在企业里弄点钱的，或者是那种属于广告性质的象征性的采访。”“从来没有人真正问过我们工人究竟需要什么，究竟在想什么……那么多的编剧、导演、作家、艺术家，为什么就只把眼睛盯在那些厂长经理和大款们身上？我们工人不是国家的主人，不是国家依靠的对象吗？为什么你们会把我们给忘记了抛弃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写一些反映我们工人让我们工人看的作品？”这些话很值得深思。总之，我们的文艺要不要着力表现新时代的群众，怎样真实而生动地把他们表现出来？这仍然是值得郑重思考的问题。三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这样一个重要意见：“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在毛泽东看来：深入生活，实现文艺工作者同群众的结合，是贯彻工农兵方向的根本保证。自《讲话》发表之后，深入生活一直是我们党指导文艺工作的一项重要方针。邓小平在《祝词》中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认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一切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家，都承认文艺来源于生活。毛泽东不仅承认生活是文艺的源泉，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观点，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参加社会实践对文艺创作的极端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作家不仅要有丰富的艺术实践，还要主动投身到人民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中去，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不仅为了获取创作素材，作为革命的文艺家，还要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端正和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净化和深化自己的思想感情，达到和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这样，才能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才有可能创造出深刻表现群众生活和心声的优秀作品。他的这一主张从根本上推动作家改变对群众“不熟、不懂”的状况，促使一批又一批表现新时代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这一思想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已经被大量创作实践所证明。文艺家要不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这并不是一个很神秘的问题。如果是为艺术而艺术，为个人而艺术，如果你所从事的文艺就是一种自我宣泄、自我慰藉，自然无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如果是为人民而艺术，为多数人而艺术，如果你要表现群众的业绩、人民的心声，那么毫无疑问，就要深入到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去。否则，只能凭空编造，当一个鲁迅所不希望看到的“空头文学家”。深入生活不是保证创作成功的全部条件，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有生活积累不等于笃定能写出好作品，没有生活积累却注定写不出好作品。历史上有许多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要积极主动地深入生活，但他们的成功和丰富而非凡的生活阅历，深刻而独到的生活体验，都是密不可分的。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他所说的诗外功夫，就是生活。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风，已经刮得很猛烈了。这种否定，经常拿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作为突破口。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按照这种观点，毛泽东提倡“大众化”，号召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就是“意味着降低文化的水平去迁就农民”。因为“大众”的主体是农民，而农民是“落后”、“愚昧”的。“大众化”的结果是降低了整个民族的文艺创作。“知识者的个性（以及个性解放），知识给他们带来了的贵族气派、多愁善感、纤细复杂、优雅恬静……在这里都没有地位以至消失了。头缠羊肚手巾，身穿土布衣裳，‘脚上有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取代了一切。‘思想感情方式’连同它的视野变得既单纯又狭窄，既朴实又单调；国际的、都市的，中上层的生活、文化、心理，都不见了……这便是延安整风运动后所带来的近现代中国文艺历史的转折点的变革。”到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又盛行起“民粹主义”说。它是从国外贩来的，除了重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论的基本观点外，还给毛泽东扣了一顶大帽子：“民粹主义”。论者借口民粹派主张“到民间去”，把毛泽东关于深入群众的思想和民粹主义挂起勾来。论者还借口民粹派倚重农民、否定资本主义、幻想建立农民式的乌托邦，把毛泽东关于创立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的学说打成“乌托邦”，断言它“顽强抗拒一种现代性”。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否就意味着把前者“降低”为农民？首先要看到，农民并不只是落后、愚昧，作为劳动者，他们的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和历史上的农民已经大不一样了。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中国的改革也是首先在农村打开局面的。中国农民在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中作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无论革命战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之中都涌现出难以计数的优秀分子。这些人乐于奉献、敢于牺牲、勇于拚搏、善于开拓，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向他们学习？还要看到，毛泽东提倡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决不是要把知识分子变成普通农民，把新文化变成农民文化。他要求革命的文艺家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把立足点真正“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归根结蒂，这是为了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科学、大众的新文化，也就是中国现、当代的先进文化。这怎么就是“降低”了作家，“泯灭”了作家的个性？这怎么就是从“五四”精神“倒退”，宣扬“农民思想”？现在，有一种舆论竭力把毛泽东思想同封建主义联系起来。按照这种舆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是把前者同中国的封建传统结合起来；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化。不论出于什么动机，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说成农民思想，正是为这种舆论提供佐证。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是的，毛泽东毕生大力提倡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针对“五・四”新文学的某种欧化倾向，毛泽东号召作家学习群众的语言，研究民族传统的文艺形式，对前者加以提炼，对后者加以利用和革新，创造出富有民族特色，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文艺。这决不是什么“降低文化的水平去迁就农民”，也决不是什么对“现代性”的“顽强抗拒”。中外的许多文艺大师，都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艺中吸取养料。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继承者，为什么就不能从民族民间的传统文艺中吸取养料？难道一旦进行了这种继承和吸取，就意味着复旧和倒退？毛泽东的这一主张纠正了“五・四”新文化中的某种片面性，是他对中华民族文艺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在毛泽东看来，文艺要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就要适应群众的需要。这种适应不仅包括内容，也包括艺术形式。适应不是迎合，而是为了提高。只有首先适应，才能进一步谈到提高。他在《讲话》中深刻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他说，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要“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去普及，要“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这些论述不但适用于革命战争时期，对于当代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很有指导意义的。现在，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他们还要不要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是解决个体和群体，创作主体和服务对象、创体源泉的关系问题，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废止的。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期，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无论在物质力量还是宣传手段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国内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利益主体越来越多样，贫富差距比过去拉大了许多许多。在这情况下，是否真正站在广大人民群众这一边，是否真正代表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这对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是严峻的考验。做到这一点，关键不在于口头上怎么表示，而在于是否真正在思想感情上和人民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西方敌对势力要对我们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他们正通过种种渠道，拉动一些人离开党和人民，投入“新自由主义”的怀抱。当金钱成为一种无孔不入的力量的时候，国内也有种种因素诱惑一些人离开人民、离开社会主义。不是时兴“傍大款”么！有些人不仅在经济上傍大款，也用文化来傍大款；不仅傍上本土的大款，还要傍大洋波岸的大款。唯西方之马首是瞻，唯西方之鼻息是仰。通过“傍”，有些人很快就飞黄腾达起来了。是“傍大款”还是走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路？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大约不是无的放矢吧！走后一条路是很艰辛的，不可能一夜走红、一夜暴富、一帆风顺，也许还要经历磨难、经受嘲讽。但经过马克思主义长期教育和经受长期风雨考验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多数是有志气的。笔者深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和人民群众相结合这条路。他们会甘于清贫、甘于寂寞，永远做人民的忠实代言人，永远坚守社会主义文艺的园地，用汗水和心血，浇灌出鲜艳的社会主义文艺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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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499 【原文出处】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23～29,47 【分 类 号】G1 【分 类 名】教育学 【复印期号】199806 【 标 题 】论“素质教育”与“传统教育” 【 作 者 】方展画 【作者简介】作者：杭州大学高教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当前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完全对立起来，在逻辑上犯了不可比性的错误。“素质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观 念，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否定。作者进而分析了“传统教育”模式在指导思想、内容、形式和功能四个方面的特点，以及“素质教育”在当代提出的社会背景与认识背景，主张要对包括教育目的、方针、内容、方法等在内的整个教育模式进行新的选择。最后，作者分析了以“考试导向型”为特征的“传统教育”的三个内在缺陷，并据此提出了教育观念首先需要转变的三个方面。【 正 文 】 作为一种新的教育观念或者说新的教育思想，“素质教育”出现在当代并非是偶然的。在一定程度上，“素质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对学校教育提出的一种更高的要求，是对原有教育的一种否定或革新，也是当代教育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一些新质所作出的一种主动顺应。“素质教育”之所以要提出，是因为我们原有的教育中存在着许多的缺陷，这些缺陷已使我们的教育不能发挥出最佳的功能，不能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情势相吻合。因此，原有的教育（或者可称为“传统教育”）需要变革。然而，原有的教育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中渐次演变而来的，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选择，反映了某些必然的联系。我认为，在当前“素质教育”的讨论中，我们多少有点忽视了对“传统教育”的较为客观的分析，尤其是忽视了对“传统教育”历史成因的分析。反映在当前这场讨论中的问题就是：我们把“应试”看成是“传统教育”的本质特征，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应地加以比照，并主观地从中寻找出各种“对立”的关系，以此来证明“素质教育”的必要性。然而，这一论证思路却在逻辑上犯了不可比性的错误：素质是“内容”，应试是“形式”，而内容与形式之间不具有可比性。这种逻辑上的错误便造成了认识上的种种形而上学，并已对学校教育的实践产生不利的影响。例如，将“有没有考试”或“考试用百分制还是用五分制”作为是否实行“素质教育”的标准，将在学校中推行“素质教育”片面地看成是加强音、体、美或课外活动（或“活动课程”）的代名词等，在客观上导致“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虚假局面。我认为，“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念的变化，是在新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教育思想的一种革新，而不是教育形式乃至教育模式的改革，尽管教育观念或教育思想的变化实际上也会导致教育形式或模式不同程度上的变化。任何革新和变化，都是相对于原有基础或状况而言的。作为一种新的观念或思想，“素质教育”是针对“传统教育”而提的。毋庸置言，在“传统教育”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考试”或者说“应试”成份被过分地强化了，但“考试”或“应试”并不是“传统教育”的本质特点。“传统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传统教育”是一个相对含糊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相对动态的概念。这里，暂且将“传统教育”界定为：历史地形成的并且已运作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教育。这一界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前提，即：“传统教育”是以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类教育与以往的社会发展相协调、相适应的产物，是对社会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的一种推动力。这是我们对“传统教育”应首先达成的认识。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生存危机始终是人类必须首先正视的基本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必须首先处理的基本关系；在处理这个关系的过程中，如何提高人的认识能力以便能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战胜自然，则是人类社会必须首先给予关注的重要方面。“传统教育”正是在这种逻辑关系的一个必然产物。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已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刻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 〕“生存危机”决定了在人类社会的所有关系中“人与自然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为了解决好这种关系，也就是说，为了使人在不断深入地全面地认识自然的同时能够不断地改造自然、战胜自然，从而使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能占据能动的地位，“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就成为迫在眉睫的第一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图腾”、宗教等现象的出现则是人类在认识水平较为低下的情况下满足这种需要的一种“无奈”的消极的反映。因此，以往的人类社会，是一个以“认识能力”为基本动力、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努力，人类的教育形成了与这种社会相一致、相协调的模式，渐次建立了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包括教育思想、教育方针、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在内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样一个教育体系中，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学生认识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渐次成为整个教育的“中心”。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教育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作用与地位在不断地加强。那么，近代以来，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建立的教育模式具有哪些本质特点呢？一、教育的基本倾向是“主知主义”把人的认知活动作为全部教育活动的中心，把知识的传授与掌握作为整个教育活动的枢纽，以此来理解、要求、规定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这是“传统教育”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传统的学校教育中，我们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学生能力的发展只能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才能进行。这一命题蕴含着这样两个观念：只有掌握了相应的知识，才能发展相应的能力；掌握知识是发展能力的前提。因此，在作为学校教育之基本组织形式的“课堂教学”中，以往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教学过程的认知环节上，诸如夸美纽斯的“感知、理解、巩固、应用”说，赫尔巴特的“明了、联合、系统、方法”说，杜威的“疑难情境、产生问题、提出假设、进行推理、验证假设”说等，无不是以人的认知活动为中心的。二、教育的基本内容是“间接经验”把以“课本”形式体现出来的人类的“间接经验”（即学科知识）作为学校教育赖以进行的基本内容，以这些分门别类的内容作为基本框架来组织、规划学校教育活动，这是“传统教育”第二个显著的特点。自从学校教育这种形式诞生以来，学校就成为传播人类业已形成的各种知识的主要场所，这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种”的延续和“文明”的进化。但是，学校教育的这种传统从一开始就步入“异化”的误区：一方面，人类形成的知识是对作为整体的现象或对象的局部抽象，并因此而与最初的（研究、探索或实践）经验相脱离，形成了各种门类的“间接经验”（这便是分门别类的学科知识，诸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另一方面，这样一些间接经验实际上是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是与学生真实的经验或感受相脱离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传统教育”的内容成为游离于学生现实生活之外的一种“外在之物”。因而在学校教育中，我们人为地区别出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或劳动技术教育等，我们按照这些“门类”对作为整体的教育进行“肢解”，并竭力做到“齐头并进”。根据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唯物主义原理，以“间接经验”或学科知识作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教育”，在形式上就体现为重理性轻感性、重分析轻综合、重认识轻体验等特点。三、教育的主要形式是“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传统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它通过统一性及计划性实现着近代工业“批量生产”的模式，并以牺牲学生多样化的“差异性”为代价来追求所谓的“效率”。“传统教育”中的课堂教学具有如下一些典型的特征：教师根据既定的教学计划，选择自认为是恰当的教学方法，在固定的时间内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教案进行教学。在这种教学中，教师的“教”是所有活动的中心，教师对整个教学过程实施“控制”。在现有的教育学理论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命题”：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教师对学生的学习发挥主导作用。这其实是一个虚假命题。我们知道，“主体”是相对于“客体”的一个概念，它在实践活动中是“能动性”的体现者。在教学活动中，如若学生是真正的“主体”，是教学过程中能动的一方，教师就不能对其进行“主导”；反之，教师要对教学过程实施“主导”，那么，学生的“主体”地位实际上是得不到保证的。之所以导致这种虚假，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放弃教师“教”的核心地位，不愿意放弃教师对教学活动的支配作用。其实，类似的意愿在许多方面都有反映，如：我们把学习场所称为“教室”、把学习材料称为“教材”、把大学教师称为“教授”等等。四、教育的基本功能是“塑造”基于迫切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需要，按照社会对人才的理解与要求来“塑造”年轻一代，把社会的需要置于教育的需要之上（因而于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是传统教育另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在教育史上，用成人的眼光来看待儿童，要求儿童，造成了教育中的机械灌输与死记硬背，这已成为教育中的“公害”，并引起一致的反对。但是，历史上形成的种种教育观念，由于其认识框架没有改变，所以，其观念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教育的“塑造”观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教育功能观。根据这种观点，教育是按照社会的要求对年轻一代加以“塑造”的过程，是按照社会所提出的人才规格对年轻一代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训练”过程。应该看到，“传统教育”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确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科学技术尚不够发达的特定条件下，它对于人类知识的传递、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是，“传统教育”的上述特征也导致了三个方面的消极后果，这就是：课内教学与课外学习的脱节、校内教育与校外生活的脱节；认知发展与情感发展的脱节；认识与行为的脱节。这些脱节，使得“传统教育”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人的发展的内在规律，背离了教育内在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得这种教育与当代社会不相适应。“素质教育”何以会在当代提出在当代社会，人类所处的环境已日益呈现出多元的特征，“人与自然关系”在不同程度上已被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所取代。无论是生产还是科研，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单一的、恒常的、绝对的方式已不再奏效，代之而起的是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认识方式的多元化或综合化。社会的这些深刻变化又导致对人才要求的深刻变化，原先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乃至教育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代社会的要求。1993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其1991年的一项决议成立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96年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份题为《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这份报告首次提出了21世纪教育的“四个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并且指出：“在一般情况下，正规教育仅仅是或主要是针对学会认知，较少针对学会做事。而另外两种学习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有时也被看作是前两种学习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延伸。”该委员会还认为：“为了迎接下一个世纪的挑战，必须给教育确定新的目标，必须改变人们对教育作用的看法。扩大了的教育新概念应该使每一个人都能发现、发挥和加强自己的创造潜力，也有助于挖掘出隐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财富。这意味着要充分地重视教育的作用，就是说使人们学会生存，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作用，不再把教育单纯看作是一种手段，是达到某些目的（技能、获得各种能力、经济目的）的必经之路。”〔2〕先前的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框架而建立起来的教育思想、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体系，虽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产生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问题在于，这一教育体系忽视了现实社会中多样化的关系，忽视了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多方面的需要，尤其是忽视了个体与社会的双向关系，从而表现出与当代社会不同程度的不和谐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重新立足于教育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关系来考察教育内在的使命，也就是说，需要从现代人所需具备的基本素质角度来理解教育的目的，从而使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能真正溶于我们这个日趋多样化的世界，并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于是，“素质教育”这一新的认识取向应运而生。建立在“人与自然”这种单纯的关系之上的“传统教育”，把知识（主要是科学知识）的掌握与否作为学校教育的准绳，学校也往往被称为“知识的殿堂”。在近代西方，英国思想家培根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并强调掌握知识的目的就是要认识自然，而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要征服自然。因此，培根认为，学校教育必须传授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培根的思想对西方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特殊的影响，“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也成为人们认识中的一条“金科玉律”。应该看到，一方面，这一口号为近代史上科学的振兴以及科学精神的弘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助长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唯理主义倾向，助长了人类认识史上的形式主义（形而上学）倾向。这些倾向在教育中也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具体表现在教育的“知识本位”观被空前地强化了，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知识的传授而展开，学校教育的成功与否也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来衡量。于是，很自然地，对既定知识的“应试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一种主导形式。以“应试”为主导形式的教育，具有下述基本特征：以已有的科学知识体系以及学科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框架来确定教育的价值取向，以精选的知识内容以及对这些知识的精密测定（考核或评估）为条件来规范教育的操作程序，以学生对客观世界准确而全面的理解及其认识能力的提高为原则来规定教育的运作方向。这种教育形式把教育的基点置于教育的外部，而不是基于个体发展的内在需要或规律。很显然，“应试教育”这种形式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科学知识的传递问题，通过这种传递形式，使得人类社会积累起来的对自然的认识水准得以巩固。“应试教育”问题，不仅在我国存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传统教育”的应试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世界教育面临的一个亟需加以解决的具有共性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教育报告1991》中，也把“应试教学”专门作为一个讨论与分析的项目，并且指出：“通常有这种情况：考试内容只涉及到教师、学生及家长集中精力抓的东西，教学大纲中的其他内容则一概不管。如果这样的话，外部评估就会出现一种不应有的副作用。一些推崇‘面向考试’或‘评估至上’的教学方式的人认为，如果‘教学为了考试’的方法能产生高分数，那么学生至少还学到一些东西。对此持批评意见的人则怀疑，高的考试分数能否反映出所学内容真正有用且能长久保持，而不是死记硬背过后便忘，怀疑将来是否能利用所学知识取得成就。尽管世界上各种考试种类繁多，但是也许很多学者都同意：准备并参加考试能否产生有用、持久的学习结果，人们对此了解甚少”〔3〕。由此可见，在当代，我们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新的教育思想，决非是空穴来风。在本质上，它是对传统的以来自“外部”的以知识传授为基点的教育模式的一种否定，是在当代社会发展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调整教育思路、把教育的基点置于个体（学生）发展之上的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变革，是对包括教育目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在内的整个教育模式的一种具有质变性的新的选择。关于“素质教育”、“应试教育”与“传统教育”的三个概念在我国，有关“素质教育”的思想大致形成于80年代中期。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从一开始就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的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第一次明确地把教育改革的方向与民族素质的提高联系起来。此后，《义务教育法》、《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等都强调了提高全民族素质这一问题。1993年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则直接对学校教育作出明确的规定：“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与此同时，在教育界有关“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讨论也迅速地开展起来。我认为，“素质教育”的提出，是基于当代社会的发展情势，基于因当代社会的变化而形成的对教育的新的理解。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素质教育”主要是基于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所必然提出来的全民族素质提高问题，是一种教育观念的变革，是对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目中无人”、不重视人的内在素质的培养、尤其是不重视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的一种否定，换言之，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否定。“应试教育”仅仅是教育的一种方式，是“传统教育”所具有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传统教育”的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运作形式。《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小学要“转”“轨道”，也即从“应试”转向重视学生内在素质的培养，这应是一种教育思想的转变，不能理解为仅仅只是教育形式或方式的变化，更不能把“应试教育”理解为一种包括内容、形式、目的、手段等在内的完整的教育模式，并据此与“素质教育”这一教育模式对立或对应起来。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关系。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任何完整的教育过程都离不开对教育效果的考评这一基本环节。考试，只是考评的一种形式，而且，考试这种形式本身是“中性”的，无优劣之分。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教育活动都需要考试，即使是“素质教育”，也不是与考试这种形式相排斥的，“素质教育”中也需要有科学的考试。而有考试，就势必会有“应试”。如果考试的内容与方法是合理的、科学的，那么，相应的“考试”也是会产生良好的效果的。因此，我们所讨论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其本质区别并不是有没有考试。把“考试”或“应试”作为这种讨论的一个出发点，这是典型的“望文生义”，是认识上的一种有害的误导。为了进一步讨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本质区别，我们需要引入另外一个问题：教育的基本要素是什么？我曾从抽象的层次用三对基本教育范畴（或者说要素）来解释教育的基本构成：知识与能力，认知与情感，教育主体与客体。其中，知识与能力是教育目的的抽象结构要素，认知和情感是教育过程的抽象结构要素，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则是涉及教育活动参照系的一对重要变量（如，在学生处于教育主体地位时与处于教育客体地位时，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途径、从目的到手段都应有质的不同）〔4〕。 我认为，从范畴或教育的要素来看，教育必须立足于学生的发展，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而培养知识与能力的途径是要充分调动或激发学生的认知活动和情感活动，这四对范畴组成了教育实践最为基本的目的＿手段结构。（教育主体与客体这对范畴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参照因素，在此暂不涉及。）从这一理论来分析，我认为，“素质教育”之所以有必要提出来，这是因为原有的“传统教育”并没有立足于学生的发展，并且在“主知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以“间接知识”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以“课堂教学”为教育的主要形式，根据外部的需要、按照统一的要求来“塑造”年轻一代。为了强化这一模式所要达成的目标，整个“传统教育”必须用一整套“考试”对教育实践加以“规范”，从而形成了“考试导向型”的教育方式，即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应试教育”方式。可以这么说，“应试教育”这种方式，是较好地适应“传统教育”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相吻合的一种教育方式。然而，作为一种方式，“应试教育”在下述三个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第一，虽然“应试教育”也讲知识及其相应能力的传授与培养，但是，如前所分析的，“应试教育”所传授的知识主要是指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相应地，它所要着力培养的能力主要地是指在掌握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能力（而且主要地是指各种理性能力），忽视了学生对社会方方面面的了解，忽视了学生适应当代社会所须具备的多样化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学生作为现代人所须具备的多样化素质的培养。在客观上，这种教育方式往往会强化“书呆子式”的教育。第二，在“传统教育”中最能衡量教育“效果”的手段是“考试”，在方式上形成了“应试教育”这种形式。“应试教育”的主要标准是学生知识掌握的多寡与优劣。知识的传授与考核组成了“应试教育”的基本特征。在“应试教育”这种形式的强化下，“传统教育”中的“教育”与“教学”几乎是同义词，并且，教育或教学的重点是对学生认知活动的引导与组织（在古代的教育中，这一重点主要反映为对知识的组织与记忆），很难体现作为学生精神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情感活动，从而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学生的片面发展。国外60年代以来出现的重视“情感教育”的趋势以及我国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重视“非智力因素”的趋势，都是对“传统教育”中因“应试”而形成的片面强调学生认知活动的传统进行深刻反思后产生的冲击波。第三，“应试教育”往往把学生看成是一个消极的受动者，是一个接受知识的“容器”。不仅学生的学习不可抗拒地受到考试内容的强有力制约，而且学生成就的高低也完全取决于外部的“知识”标准，即在考试中所取得的成绩。在“应试教育”这种方式下，个别化教育、因材施教等教育理想都变得空洞无物，难以真正有效地付诸实施；学生的特长、学生的兴趣等，也难以得到真正的并且是充分的培养。因为，学生在统一组织的考试中所取得的成绩，成为衡量教育质量优劣的唯一标准，学校教师的教学以及学校的管理都为提高这一标准而努力。因此，我认为，“应试教育”是“传统教育”赖以生存的基本形式，但决不是“传统教育”本身。“素质教育”是针对“传统教育”的诸多弊端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思想，有其特定的思想内涵。这一内涵的基本点是把教育的重心置于培养学生这个方面，是力图按照个体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变化中的当代社会对人才的新要求来重新认识教育、理解教育、要求教育，从而重新来规范教育。在这个意义上，“素质教育”本身与考试不形成排斥的关系，与“应试”本身也不形成对立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地认为，在“素质教育”中也是需要考试，因此，也必然会出现各种“应试”。问题是，“素质教育”决不能像“传统教育”中的那样，把“考（应）试”作为教育的基本导向，从而在方式上演变为一种“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它对“传统教育”的变革意义不仅仅只在教育形式上，它势必会引起包括教育目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在内的全方位的变革。在当前，“素质教育”思想的兴起，首先我们的教育观念应产生大的转变。我认为，下述几点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来说，知识的全面掌握与能力的充分发展是必须强调的。但是，不能只是强调掌握科学知识，不能只是重视发展认识能力。在观念上，不能囿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学校教育必须在提高人的认识能力以及掌握相应的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学生对社会的了解，重视培养个体对社会的适应能力，重视个体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使学生具有现代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从而保证年轻一代能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中游刃有余。二、在学校教育中，个体素质的形成，不是靠单纯的认识活动就能实现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的心理活动是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的统一体，只有同时调动这两种心理活动才能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传统的教育以个体认识能力的提高为主要目的，因此，在教育观念上势所必然地只关注学生的认知活动过程，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学生异常丰富并且充满动力的情感世界，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全面而生动活泼的健康成长。所以，教育必须充分关心学生情感的发展及其在教育中的巨大作用，切实改变原来的“主知主义”教育指导思想。三、在学校教育中，学生的主体性问题应该真正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提倡“素质教育”，其本质在于形成学生内在的与整个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素质，这些素质既包括认识能力也包括情感体验能力，既包括学习能力也包括创造能力，既包括竞争能力也包括合作能力，既包括做事能力也包括休闲能力。总之，一句话，学生的主体性是通过学生的内在素质的养成来实现的，而学生内在素质包括了远比我们目前所认识到的要多的内容。“素质教育”需要一种新的教育理论，而这种理论应该真正地体现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应有的主体性以及这种主体性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注：〔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页。〔2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章。〔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1》，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0页。〔4〕参见方展画：《教育科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责任编辑】陈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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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1期 Vol.17 No.1 1999小麦生产中施用天然沸石的增产效果韩 成 王秋华 王学明 金万惠摘 要 小麦追肥中，每公顷施沸石300kg(碳铵∶沸石＝2∶1)，增产小麦660.0kg，增产率13.77%；秋播小麦底肥碳铵中掺入沸石1500～2250kg/hm2，当季增产492.8～1435.5kg/hm2，增产率9.66%～32.99%，第二年持续增产10%～20%，第三年持续增产4%～20%，三年共增产小麦1734～3679kg/hm2。实验表明沸石具有持续效应。关键词 小麦 沸石 持续效应为了把天然沸石有效地利用到农作物生产中去，达到大面积推广应用之目的，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1，2］，我们在北京市北郊农场开展了小麦生产中施用天然沸石的增产效果试验研究。1 材料与方法1.1 材料试验中使用的沸石矿来自河北省围场县。该沸石岩主要矿物成分为斜发沸石，其次为少量的长石、石英、方英石及蒙脱石等。铵离子交换容量为150mol/kg左右，斜发沸石含量约占70%。试验中使用的沸石矿粉粒度小于0.18mm。供试土壤均为潮土，其基本理化性状列入表1。表1 试验土壤理化性状试验地点*试验内容土质有机质(%)全氮(%)碱解氮(mg/kg)速效磷(P2O5)(mg/kg)速效钾(K2O)(mg/kg)pH11991年春追肥试验轻壤土1.420.09570.021.194.07.421991年秋底肥试验轻壤土1.510.07580.013.597.07.431992年秋播小麦施轻壤土1.420.10967.333.6110.08.04 用沸石示范试验重壤土1.540.08067.319.2121.98.25 中壤土1.160.08047.358.2151.78.06 重壤土1.890.10774.733.2151.77.8注：1.七里渠乡豆各庄二队三方南节；2.豆各庄二队三方北节；3.豆各庄二队四方；4.南三队康家坟；5.平西府镇西沙二号地；6.回龙观镇北店长幅地。1.2 方法1.2.1 1991年春小麦拔节期追施碳铵－沸石混肥试验追肥试验于1991年4月16日在七里渠乡豆各庄二队三方南节进行。碳铵用量固定为600kg/hm2，沸石每公顷分别施用300、600、1200kg，即碳铵与沸石用量之比分别为2∶1，1∶1，1∶2。将沸石与碳铵混匀，灌溉时人工撒入麦田。设对照组，即只施碳铵不加沸石。共4个处理，每个处理66.67m2，3次重复。小麦品种：411。1.2.2 1991年秋播小麦底肥试验试验于1991年10月8日(即播种时间)在七里渠乡豆各庄二队三方北节进行。试验中碳铵用量固定为300kg/hm2，沸石用量每公顷分别为0(即对照组)、750、1500、2250kg，计4个处理，每个处理1.67hm2，未重复。播种时人工撒肥。小麦品种：411。1.2.3 1992年秋播小麦施用沸石示范试验1992年10月1～12日秋播。试验中沸石用量分5个等级，分别为750、1125、1500、1875、2250kg/hm2，加上对照组(不施沸石)共6个处理。小区面积0.33或0.67hm2，各试验点不等。试验分别在七里渠乡的豆各庄二队四方、南三队康家坟、平西府镇西沙二号地、回龙观镇北店长幅地上进行，试验面积共19.33hm2。七里渠乡试验点人工撒肥，其余各乡为机器施肥。不同用量沸石与硫酸铵225kg/hm2或碳铵300～375kg/hm2混合施用，另外施磷酸二铵300～375kg/hm2，施氧化钾75kg/hm2。2 结果与分析2.1 春小麦拔节期追施碳铵－沸石混肥试验1991年春小麦拔节追施碳铵－沸石混肥试验植株及产量列于表2。表2 植株性状调查、考种及产量项 目沸石用量(kg/hm2)30060012000(CK)株高(cm)96.093.496.993.5节间长度(cm)第1节7.56.46.96.6第2节13.111.912.712.5第3节16.515.015.915.5第4节20.120.421.520.9穗下节27.129.127.628.2可孕小穗(个/穗)15.213.814.816.4不孕小穗(个/穗)3.13.53.23.5穗数(万/hm2)729.0750.0730.5684.0穗粒数(粒/穗)25.723.425.023.7千粒重(g)34.332.233.534.8产量(kg/hm2)5452.5 a A4800.0 b B5190.0 a A4792.5 b B比对照组增产(%)13.770.168.29―表2结果表明，小麦拔节期追施碳铵－沸石混肥时，碳铵与沸石用量之比以2∶1为宜，即在混肥中沸石用量占1/3时，具有较好的增产效果，增产达极显著水平。2.2 1991年秋播小麦底肥试验试验各组基本苗为495±15(单位：万/hm2，下同)，冬前总茎510±15，而返青时总茎及高峰总茎对照组及沸石各组(依沸石用量递增次序)分别为712.5、727.5、840.0、975.0及1155.0、1185.0、1335.0、1305.0。沸石试验田麦苗深绿，其施用有利于小麦分蘖。拔节前期查苗结果指出，麦苗株高、叶龄、干物质积累与沸石用量为正相关，地下与地上生长协调，沸石试验组苗壮、根多、株高增加。抽穗期(5月8日)苗情调查结果及植株和产量列入表3。由表3看出，成穗率、次生根、干物质积累、旗叶干重诸方面，沸石试验组都明显高于对照组。旗叶干重测定结果指出，6月13日以前各组之间差异明显，6月16日对照组旗叶功能已经衰退，与其它3组(沸石组)之间差值增加，说明沸石试验组旗叶功能日期比对照组时间长，故能增加粒重。表3结果表明，以每公顷施2250kg沸石的效果最好。表3 1991年秋播小麦植株性状和产量项 目沸石用量(kg/hm2)750150022500(CK)抽穗期单株茎数(个)2.63.03.01.4次生根(条/株)15.219.216.49.6株干重(g)2.623.383.801.52旗叶干重(g/20片)6月10日1.82.42.61.66月13日2.42.72.82.16月16日1.21.31.30.75收获期株高(cm)85.783.988.584.1一节长(cm)4.74.76.54.0穗数(万/hm2)585675699570穗粒数(粒)26252527千粒重(g)40394239产量(kg/hm2)5171.3 b B5594.3 a A6238.5 a A5101.5 b B增产率(%)1.409.6622.30―注：本表数据为3个试验点的平均值。2.3 1992年秋播小麦施用沸石示范试验豆各庄二队4月25日拔节后期苗情调查数据以及西沙二号地6月5～15日期间旗叶干重测定结果见表4。综观本年度各试验点表明，冬前至返青，各组之间变化不大，直观感觉不显著；然而，自起身后，各试验组之间差异日益明显，特别是每公顷施用1500、1875、2250kg沸石试验组，生长整齐，叶色深绿。相比之下，对照组生长高低不齐，叶色浅，群体少，其差异直观感觉非常明显。表4 拔节后期查苗及旗叶干重测定结果沸石用量(kg/hm2)株高(cm)叶龄(个)单株茎(个)次生根(条/株)10株干重(g)旗叶干重(g/片)6月5日6月10日6月15日75060.05.11.65.07.70.0900.0600.042112555.05.22.04.89.60.1100.0790.050150058.35.31.85.410.00.1300.0900.060187558.05.42.46.010.50.1100.0800.0560(CK)55.55.11.54.06.90.0700.0500.037各试验田考种及产量见表5。表5 示范试验考种及产量沸石用量(kg/hm2)产量结构西沙二号地南三队康家坟豆各庄四方北店长幅地750穗数(万/hm2)619.5510.0513.0穗粒25.224.324.3千粒重(g)39.036.042.0产量(kg/hm2)5175.003792.005235.00 4734.00 b B增产量(kg/hm2)480.7546.50146.25 264.00增产率(%)12.241.242.87 5.911125穗数(万/hm2)663.0525.0510.0穗粒25.025.024.9千粒重(g)39.637.041.5产量(kg/hm2)5579.254128.005269.50 4992.25 a A增产量(kg/hm2)885.00382.50180.75 522.25增产率(%)18.8510.213.55 11.681500穗数(万/hm2)714.0517.5525.0576.0穗粒25.825.625.129.5千粒重(g)40.836.040.538.0产量(kg/hm2)6388.504053.755336.255488.505316.75 a A增产量(kg/hm2)1694.25308.25247.51137.00846.75增产率(%)36.098.234.8626.1318.941875穗数(万/hm2)690.0540.0510.0534.0穗粒26.126.026.031.2千粒重(g)40.539.041.539.2产量(kg/hm2)6199.504654.505535.005551.55485.13 a A增产量(kg/hm2)1505.25909.00446.251200.001015.13增产率(%)32.0724.278.7727.5822.712250穗数(万/hm2) 597.0穗粒 29.7千粒重(g) 38.4产量(kg/hm2) 5787.005787.00 a A增产量(kg/hm2) 1435.501435.50增产率(%) 32.9932.990(CK)穗数(万/hm2)630.0510.0502.5495.0穗粒23.624.024.727.8千粒重(g)39.036.041.037.2产量(kg/hm2)4694.253754.505088.754351.504470.00 b B从表5可以看出，各试验点凡施沸石处理的小麦产量与对照组相比都有增产效果，且以每公顷施1500～2250kg沸石处理增产效果最好，达极显著。从地块来看，西沙二号地和北店长幅地的小麦增产幅度高于南三队康家坟和豆各庄四方，豆各庄四方地块增产幅度较低，仅有每公顷施沸石1875kg处理小麦增产超过5%。各试验点增产幅度上的差异可能与土壤中速效钾的含量有直接关系。试验中发现，凡土壤中速效钾含量高的地块，小麦抗倒伏性能好，其增产幅度也大，而速效钾含量低的地块(如豆各庄四方及南三队康家坟)，小麦倒伏现象较严重，从而影响了增产。2.4 沸石的持续效应2.4.1 1991年春追肥施用沸石的持续效应1991年春追施沸石的试验小区秋季仍播种小麦，施肥情况同周围大田，不施沸石，每公顷底肥磷酸二铵300kg，碳铵375kg；追肥施碳铵600kg。1992年春夏观察，麦苗明显高于周围大区，颜色黑绿、整齐、健壮，反映了沸石具有明显的保肥作用，结果见表6。1991年沸石组平均每公顷增产355kg(表2中三个不同沸石用量处理的平均值)，则两年共增产小麦1105kg。表6 追施沸石持续效应试验组别株高(cm)一节(cm)穗数(万/hm2)穗粒数(粒)千粒重(g)产量(kg/hm2)增产量(kg/hm2)增产率(%)沸石组90.05.6555.028.045.0690075012.20对照组86.36.1549.024.440.061502.4.2 秋播小麦底施沸石的持续效应豆各庄二队三方北节1991年秋播小麦时进行了底施沸石试验，1992年秋仍播小麦，底肥及追肥同其它大田，不施沸石，1993年收获。1993年秋播小麦，仍然不施沸石，1994年4月13日田间取样，在新根、大茎及株干重诸方面差异明显；7月份收获。从表7可以看出，持续效应以施2250kg/hm2沸石效果最好，三年共增产小麦3679.5kg。豆各庄四方北节和北店长幅地1992年秋播小麦时施用了沸石，1993年仍播小麦，但不施沸石。1994年7月份收获，产量见表7。由表中可以看出，持续效应仍以施1875～2250kg/hm2沸石效果好，其中北店长幅地的持续效应增产率明显高于豆各庄四方北节试验田。表7 秋播小麦底施沸石的持续效应试验地点处理沸石用量(kg/hm2)0(CK)产量750150018752250产量增产率(%)产量增产率(%)产量增产率(%)产量增产率(%)11992年(施用当年)5105.505171.251.375594.259.66 6238.5022.291993年(未施)4890.005536.5013.225897.2520.63 6081.7524.371994年(未施)5852.255705.25-2.516086.254.00 7203.0023.08三年增产总和 569.25 1734.00 3679.50平均增产率(%) 4.03 11.43 23.252 6060.006052.50-0.106104.250.706432.006.103 4230.00 4950.0017.005287.5025.005850.0038.30试验地点：1―豆各庄三方北节(其试验数据为3个试验点的平均值。)；2―豆各庄四方北节；3―北店长幅地3 结论试验结果表明，小麦生产底肥或追肥中掺入适量沸石，在麦苗早春分蘖、总茎数、株高、株茎、节长、旗叶功能期、根部发育、成穗率、干物质积累诸方面，沸石组都明显优于对照组，增产效果明显，并具有持续效应。因此，小麦生产中施用沸石前景广阔。作者单位：韩成(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00029)王秋华 王学明 金万惠(北京市北郊农场)参考文献[1] 韩成. 天然沸石用于改良土壤及提高肥效的研究概况.建材地质，1 994，(5)：43～45[2] Barbarick,k A and Pired,H J. Agronomic and Horticultural Uses of Zeolites: A Review Zeo-Agriculture:Use of Natural Zeolites in Agriculture and Aquaculture. W G Pond and F A Mumpton,1983,93～102[3] 张铨昌，杨华蕊，韩成. 天然沸石离子交换性能及其应用.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2 2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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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911 【 版 号 】7 【 标 题 】西门子瞄准亚太市场 【 作 者 】申明河 【 正 文 】 本报讯 记者申明河报道：“到本世纪末，西门子公司将向亚太地区注入３０亿美元的新投资，以满足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电气电子设备需求。”这是西门子公司执行副总裁根特・威廉海姆日前在马来西亚槟城举行的亚太地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西门子公司是世界电气电子行业的最大跨国公司之一，年营业额为５００亿美元。近年来，由于该公司把战略重点逐步转向亚太地区，使之成为该公司继欧洲和美洲之后的第三大市场。目前，亚太地区的营业额占该公司营业总额的１０％。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度，西门子在亚太地区的营业额将达到１００亿美元，本世纪末预计达到１７０亿美元。在谈到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时，威廉海姆说：“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伙伴之一，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到目前为止，西门子已在中国建立了３５个合资企业。”他说，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度，西门子在中国的营业额将达到１１．４７亿美元。为进一步开拓在中国的业务，该公司将在中国西部新建三个合资企业，并在乌鲁木齐建立西门子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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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710 【原文出处】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1～7 【分 类 号】A3 【分 类 名】邓小平理论 【复印期号】200108 【 标 题 】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二――第一生产力论 【 作 者 】黎之焕 【作者简介】黎之焕（1933―），男，广西横县人，广西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530005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是证明“第一生产力论”是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两大理论基础之一。第一部分阐述邓小平把科学技术范畴引入政治经济学 ，是对西方经济学假定科学技术不变为前提的否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第二部分，通过“第一生产力”范畴的展开，揭示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在先、开路、定向地位和作用，为确立经济学研究生产力发展应以科学技术为重点提供理论依据。第三部分，通过邓小平的5个推论， 展示“第一生产力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关 键 词】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第一生产力 【 正 文 】 《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二――第一生产力论》，与本刊去年第6 期发表的《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经济体制论》是上、下篇、姐妹篇，构成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基石。邓小平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就是它以经济体制论和第一生产力论为理论基础，以阐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为主线的新经济发展理论。一、把科学技术范畴引入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引起了各国高度重视，特别是发达国家，把发展科学技术当作基本国策，投入大量人、财、物。一些世界著名的未来学者，敏锐地指出了科学技术进步对未来社会的决定作用，他们甚至把未来社会的命名与科学技术联系起来，如将未来社会叫“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网络社会”、“高科技和高思维社会”等等。与未来学家相比，西方的经济学界却显得相对地保守。他们无论是对经济的微观分析还是宏观分析，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方法，没有把科学技术看作重要的变量，反而在各种有关的分析中总是沿着习惯，把科学技术设定为不变，将其排除掉。当前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是其中的典型。在他的名著《经济学》中，就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供给”、“需求”两个词。说掌握了供给与需求关系就精通了政治经济学。所以，他认为政治经济学非常简单，连“鹦鹉都能成为一个博学的政治经济学者――它所必须学的就是‘供给’与‘需求’两个词。”也许有人会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创立了技术经济学吗？是的。但是，所谓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只是具体的科学技术的创造，特别是使用可能带来的经济价值、经济效益的评估及评估方法。邓小平的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相反，不是以假定科学技术不变为前提，恰恰特别强调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变革及其对生产力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的巨大作用，因此，研究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不能以假定科学技术不变为前提，抽象地研究资本、劳动力要素，必须以科学技术的变化为前提。所以，他提出和论证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力研究的重点。根据西方经济学发展生产力的公式，是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但在邓小平看来，更重要的是促进科技进步。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如果不以科技进步为基础，只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即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提高。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没有提高。生产力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研究生产力发展不应再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主轴，而应以科学技术进步为主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重点，从基本经济制度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转到经济体制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从强调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转移到科学技术进步，这是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实践和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所实现的政治经济学革命的真正意义。把科学技术范畴引入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称传统经济学）的一种创新和发展。此处使用的传统经济学这个概念，指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前我国出版的几种政治经济学教材，虽然在某些方面结合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吸收了毛泽东一些经济思想，具有一定的特色。但在总体上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同小异，没有跳出传统经济学的框架，仍属传统经济学。传统经济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严重教条化了。马克思和列宁说过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科学。但绝不等于说政治经济学就可以脱离生产力、脱离生产的技术方面来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恰恰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它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内容不能脱离形式，形式也不能没有内容。然而，传统经济学却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上述那句话，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的技术方面与社会方面截然分开。说生产的技术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事情，不错，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是要研究生产的技术问题的。但是，政治经济学也要从经济的角度、生产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乃至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既离不开生产关系，也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离开科学技术就说不清生产力及其诸要素是怎样发展的，传统经济学虽然标榜不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要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研究生产关系。但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基础是生产力。而生产力就包括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不研究科学技术又如何研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呢？马克思说，写《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注：《资本论》第1卷第11页。）。按传统经济学， 不研究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作用，如何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呢？邓小平的新政治经济学，在强调社会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制约作用的基础上，把科学技术范畴引入政治经济学，这就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二、第一生产力的涵义邓小平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又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5页、88页、49页。）我认为“第一”，这是邓小平根据当代新的实际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因素中，也是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新规定。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和生产的发展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历史地变化的，怎样规定现代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或者说生产力中包括科学技术因素，这是一个古今中外普遍适用的真理。马克思早已讲清楚了。生产力不等于自然力，生产力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人怎样改造世界？当然不是仅仅凭借人的体力。人与自然分开的标志是学会制造劳动工具和使用劳动工具。而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就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结合。没有智力的参与，即使是最简单的石刀、石斧也是制造不出来的。原始人的这种智力就是科学的萌芽。制造更先进一点的工具，则需要更多地使用智力，例如制造铁的工具，比制造石器复杂得多，需投入智力相应地多得多。铁和石头最大的不同是，铁不是自然提供的现成材料，而是经过人工冶炼才能使用。这就需要劳动者具有冶炼的知识和技术。加工方法也不同，把铁制成工具，用的是铸造或锻压，这又需要有铸造和锻压的知识和技术。到了近代，生产工具发生了质的飞跃，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制造和使用机器又需要投入更多更复杂的智力，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马克思说“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机器大生产要求人们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智力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力量，其最高的表现形式是科学。可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来如此。但是，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变化的，随着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含量也越高，作用越大。到现代，上升到了“第一”的地位。“第一生产力论”虽然是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论（下简称生产力论）发展而来的，但是，它们的内涵有很大的差别。马克思的生产力论主要强调两点：第一，科学技术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而且也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具有生产力的特征，“生产力中包括科学”。第二，科学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但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怎样一部分？ 这种强大的动力强大到什么程度？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能作出具体的结论。邓小平提出的“第一生产力论”，是他根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出现的新情况，对马克思“生产力论”的发展。所以，邓小平一方面充分肯定马克思的“生产力论”，说它是非常正确的。另一方面又指出，从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提出了“第一生产力论”。说非常正确是因为“生产力论”是一个普遍真理，科学技术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是生产力的一部分。说它不够，是因为这样的规定还不能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确切地位和作用。“第一生产力论”弥补了这个缺陷，使其更符合现代的实际。“第一生产力论”包含三层基本的含义：第一，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及其诸要素的发展进步中的在先性。这是第一生产力论的一个基本含义。“第一”指时间上科学技术是在生产的前面。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科学虽然也很重要，但科学研究主要是依靠总结生产实践的经验和对自然的直观。所以，科学的发展一般地说，是落后于生产，跟在生产的后面。在科学与生产的矛盾运动中，一般是生产在先，科学在后，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科学的发展水平。但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向现代自然科学的过渡，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与生产的这种关系。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科学实验，而不是对生产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这一特点，在最后一批近代自然科学家法拉第、麦克斯韦等及他们的电磁感应理论研究，就已显露出苗头。法拉第、麦克斯韦电磁感应理论研究，完全不依靠生产经验，也完全没有生产经验。在他们的理论诞生之前，没有人使用过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机、雷达，更没有人制造过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这一切都是在电磁感应理论被发现之后，把理论变为技术，然后生产出来的，它们都是电磁感应理论的实现和物化。现代自然科学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革命开始的。电子、 X射线和天然放射性的发现起了关键作用。19世纪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发现，虽然不能说是对宏观自然事物的完全彻底的认识，但却标志人们对宏观自然事物或物质认识的一个阶段的结束，人们对宏观自然的运动及其规律已获得了基本的认识。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研究物质内部的深层结构问题，即要把研究从宏观物质推向微观物质。进行这样的研究，单凭当时的生产实践和对自然直观提供的材料是根本不可能。因此，科学家把目光转向独立的科学实验，实验室是伴随近代科学的产生而产生的。但是，近代实验室一般是科学家个人的、卖锅卖铁搞起来的，规模狭小，设备简陋，只能进行比较简单的实验。后来，工厂也搞了实验室，但主要目的是为了生产，并不关心科学理论研究。现代科学实验室则不一样，它有两大特点，一是规模巨大设备完善具有社会化的特征；二是与生产分离具有独立性。随着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过渡，巨大的、复杂的、独立的科学实验应运而生。有了独立的科学实验，科学研究就不必处处依赖生产、跟在生产后面，有可能走到生产的前面，在时间上先于生产。事实也正是如此，近40年来，现代自然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技术上的重大创造、发明，无不先于生产。在发现原子能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时，世界上并没有原子弹，更没有原子能电站；在发现受激辐射理论和量子力学、微波波谱学和无线电电子学之前，世界上也没有激光工业；在当代，对生产及社会生活一切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没有一种机器能超过电子计算机。然而，电子计算机既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又是传统技术高度科学化的产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子理论和数理逻辑这两门学科的建立，为其奠定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电子理论和数理逻辑产生之前，世界上只有机械的模拟机，没有电子计算机，更没有计算机工业。遨游太空、宇宙，过去只能是一种梦想。宇航工业的发展使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然而，宇航工业涉及到一系列现代科学技术问题，因此，只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走在了前头，才能实现。在现代，科学在先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不仅对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也是如此。所以邓小平说：现代“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7页。）然后推广到社会生产中的。 对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科学家们用他们习惯的公式描述为：由生产→技术→科学；变为科学→技术→生产。两个公式的起点和终点正好调换了位置，说明现代科学在先。技术的位置不变，仍然是科学和生产相联系的中间环节、桥梁、条件，但也有变化跑到了生产的前面。第二，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发展开辟道路。生产离不开技术，生产力的发展，是新技术代替旧技术的过程，是生产技术不断发展、提高、创新的过程。但是，正如上述公式所描述那样，它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技术的改进、提高，靠生产中一点一点地积累经验，所以，是先生产后技术，是生产为技术开辟道路。现代，技术的开发、创新，是以科学为依据，所以，是科学在先技术在后，科学为技术发展开辟道路。结果大大地加快了技术发展。这是过去技术改进、更新缓慢，现代改进、更新迅速的主要原因。过去科学技术的发现、创造发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出1件，现在1天就几十件、成百件。据80年代统计，最近10年科学技术上的发现、发明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并且还在加速，预计未来10年又将在现基础上再翻一番。每年登记的技术专利数以万计。一门新的学科、一种新的科学理论被发现，很快就有人起来研究根据新学科、新理论所揭示的自然的特性、规律，如何创造条件使其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服务，这也就是把科学转化为技术。例如，现代核物理、相对论、量子论科学建立后，人们懂得了原子核内部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在它们发生裂变的瞬间释放出来，同时还懂得用中子去轰击它们就发生裂变，于是人们就去研究如何获得中子，如何不断提供中子炮弹，使原子核连续发生裂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系列原子能技术发明出来了。为了利用原子能，单有原子核裂变技术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解决材料、装制、调节和控制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这又推动诸多方面的技术研究和创造。如制造高强度耐高温高压抗辐射材料技术、遥感技术、遥控技术等等的发明和创造。又如受激辐射理论，即激光理论产生以后，人们懂得了激光的性质、特性，人们就去研究怎样生产激光以及怎样利用激光，推动了激光生产技术和应用技术的创造和发明。在生产方面创造了制造光抽运固体激光器技术、液体激光器技术、染料激光器技术、气体激光器技术、气动激光器技术、化学激光器技术、半导体激光器技术等；在使用方面，创造激光武器技术、激光测量技术、激光导航技术、激光照相技术等。虽然在激光技术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至今激光技术开发仍然是一个技术研究热点，如短波激光，X射线激光技术正在研究中，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更多的激光技术被发明、创造出来。再如生物化学及其分支分子生物学的创立，这是本世纪继物理学革命之后自然科学所取得的一项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畜牧业的面貌，而且也将改变人类生活本身。这门现代新学科的创立，又为一批新技术，如遗传工程技术、基因工程技术、克隆技术、生物制药技术、基因食品技术、临床生物化学技术等等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新技术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新兴的产业。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发展的大量事实，邓小平对科学作出了新的概括，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现代“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7页。）科学为生产和技术开辟道路还表现在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现代化上。传统产业原来的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一度被认为是夕阳产业。但是，与现代科学结合之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农业这个最古老的传统产业，过去技术发展靠盲目探索，进步十分缓慢，长期落后于工业及其他产业。而近三十年，在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现代科学的应用，不仅实现了全面机械化，而且实现了电气化、自动化。笔者在美国加州曾看到安装了电子监控和自动控制装置的拖拉机，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工作，机上和田间空无一人，机器仿佛就是人。由于实现了电气化、自动化，过去一贯认为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也成了“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了，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超过了制造业。特别是应用现代遗传学、基因理论于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和改良，创造出许多高产优质的新品种，为解决人口增长和耕地有限之间的矛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又如机械工业，由于注入了现代科学，如运用控制论、系统论、金属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现代工艺学、摩擦学、电子学等，制成了新型的设备，采用了液压、超声、电火花、微波、红外线、激光、腐蚀等多种现代加工技术和工艺，使其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大大地提高了加工的精密度。可见现代科学也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开辟了道路。第三，现代科学决定生产技术发展的方向。在过去很长的时期里，包括近代在内，生产技术发展基本上是自发、盲目、偶然的，并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人们在生产中改进技术、工艺，是为了眼前利益，如减轻劳动，降低成本等。依靠的是经验积累。所以，技术发展十分缓慢。到了现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科学走到了生产和技术的前面，给技术发展指明方向，结束了技术发展的自发、盲目、缓慢状态，人们在科学理论指导下，依据科学理论进行技术开发、研究。技术开发变成了科学的转化、实现，技术开发的方向十分明确。例如，原子能技术开发、研究，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随意的行为，而是，由于核物理学的建立，给人们指明了原子核内在蕴藏着巨大能量，以及在核分裂的瞬间释放出来。人们根据科学理论揭示出来的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去探索、研究利用原子能的各种技术。第一步研究就是如何使原子核分裂，即产生反应，结果创造了链式反应理论和技术；第二步，从链式反应到制造原子弹、原子能发电站又要先确定铀的链式反应的临界体积，要找到提纯以及把容易裂变的铀235同铀238分离的技术和方法；第三步，是要解决建造原子反应技术；第四步，是制造原子弹技术；……这些都是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目标方向明确，按科学要求进行，体现了现代生产技术发展的特点。原子能技术如此，电子技术、激光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等的开发、创造也无不如此。进入20世纪后，由于核物理学、相对论、原子力学、结构化学、高分子化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电子计算机等新学科的建立，决定了整个20世纪生产技术的发展方向。其集中表现就是形成了当代8大技术：原子能技术、 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时代的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激光技术、航天技术和空间资源开发技术。总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其涵义是：在现代，科学在生产力诸要素的发展变化中，在科学、技术、生产三者的矛盾运动中，科学在先，先有科学的进步，然后才有技术、生产工具的变革、劳动者技术素质的提高，最后才有生产的大发展；科学为生产和技术发展开辟道路，一门新学科的创立，一个新理论的发现，带出一批新的技术，一批新的产业；科学决定生产技术发展的方向，使技术开发走上了有计划、有目的、快速发展的道路，从而使生产走上快速、高质发展的道路。科学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动力。邓小平的第一生产力论，是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科学技术不仅被看作与生产力、经济密切相关的因素，而且被看成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进步的决定性的、第一位的因素。经济学研究再也不能以假定科学技术不变为前提了。经济学应着重研究科学技术的变化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给人们指明迅速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道路、途径和方法。三、从第一生产力论出发作出的几个推论：（一）把经济建设、经济发展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轨道上。这是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原理出发作出的最直接的第一个推论。既然我们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就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我们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这是发展生产力的一条新路，其深远意义在于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摆脱了主要依靠阶级斗争、革命热情或主要依靠拼劳动力和资源消耗的老路。邓小平为我们开辟的这条新路意义深远，它不仅使我国生产力发展得更快，而且能提供更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做到生产力、资源、环境三者的协调发展，造福子孙万代。（二）把科技和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是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出发作出的第二个推论。既然我们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明确了必须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那就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之内，作为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经济、社会、科学技术协调发展。这样，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由于得到科学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持，就能比较顺利地实现。邓小平的这个推论，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我国计划工作中把经济工作与科学技术工作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只重视经济，忽视科技，让科技工作游离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之外的做法。开创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质和量并举，以提高效益和质量为主的新阶段。（三）把科技和教育列入我国发展战略重点。这是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理论、观点出发，在实践中作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这是落实“主要依靠”的保证。把科技和教育列入我国发展战略的重点，就是肯定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基础教育关系我国发展全局，是发展全局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同时也规定了对科技和教育的优先发展，工作中要着重抓，重点给以保证，切实使科技工作走在各行各业的前面，主导它们的发展。既然科技和教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点，因此，科技和教育工作就不单是哪一个部门的事，邓小平说，各行各业都要抓。大的企业都要有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有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抓，全社会都要关心。各方面要通力合作，千方百计把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搞上去。（四）把科技和教育作为发展经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突破口。我们要摆脱生产力的落后面貌，大幅度提高生产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根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生产力能否发展，发展的速度快还是慢，都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这一前提出发，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8页。 ）在当代，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特别是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虽然我国国土辽阔，但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耕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相对比较少，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有依靠科学，从科技和教育着手，才有出路。从科技和教育着手，也是实现跳跃式发展的要求。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几十年，要在几十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要有跳跃式发展，按部就班是不可能的。而实现跳跃式发展，就要从科技和教育着手，以科技和教育作为突破口，带动生产力的发展。（五）把科技和教育方面的支出看作智力投资，要不断加大它在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这是对科技和教育经费支出性质观点的根本转变。长期以来，人们都把科技和教育经费支出看作纯粹的消费，即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消费。但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对生产的带动作用越来越突出，迫使世界各国重视科技和教育的投入，同时也迫使人们逐步改变对这种投入的性质的认识。邓小平根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以及经济建设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观点，早在80年代初，就把科技和教育的投入看作智力投资，是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投资，并且反复强调要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当时我们在这方面的投资还比较少，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邓小平设想，到本世纪末，我国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一万亿美元后，我们在科技和教育的投资将会有较大的增加。他说，那时“智力投资应该绝不止百分之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8页。 ）邓小平把科技和教育支出看作最重要的投资，即智力投资的观点，现在已被世界许多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所认同。这5条推论，既是第一生产力论的具体应用， 也是第一生产力论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经济基础的佐证。【参考文献】 ［1］陈先奎．为邓小平辩护［M］．北京：西苑出版社，1999． 6．［2］（日）渡边利夫、小鸟朋之．毛泽东与邓小平［M］．台北：台湾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3］陈昌曙，远德玉．自然科学发展简史［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4］宋 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M］．北京：科学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5］刘贵访．论社会生产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6］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邓小平经济理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7］（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上、下册）［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2．［8］（苏）科学院经济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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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机与应用MICROCOMPUTER & ITS APPLICATIONS2000 Vol.19 No.6 P.10-12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C++中的多态性蓝雯飞摘要：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语言C++中多态性的形式、特征及其在程序设计中的应用。关键词：C++语言 多态性 类 虚函数C++是以C语言为基础，支持数据抽象和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C++对C语言的扩充部分汲取了许多著名语言中最优秀的特征，如从Algo168中吸取了操作符重载机制等。由于C++语言具有与C语言一样的高执行效率，并容易被熟悉C语言的软件人员接受，因而很快得以流行。但这种混合型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是一种新的程序设计语言，人们对它许多潜在的性能(封装、继承、多态等)还没有充分地理解和应用，没有充分发挥其优势。多态性是面向对象系统的重要概念之一，它指的是同样的消息能被发送到父类的对象和它的子类的对象。本文重点讨论多态性在程序设计中的应用。1 多态性的实现形式从广义上说，多态性是指一段程序能够处理多种类型对象的能力。在C++语言中，这种多态性可以通过强制多态、重载多态、类型参数化多态、包含多态4种形式来实现。类型参数化多态和包含多态统称为一般多态性，用来系统地刻画语义上相关的一组类型。重载多态和强制多态统称为特殊多态性，用来刻画语义上无关联的类型间的关系。包含多态是指通过子类型化，1个程序段既能处理类型T的对象，也能够处理类型T的子类型S的对象，该程序段称为多态程序段。公有继承能够实现子类型。在包含多态中，1个对象可以被看作属于不同的类，其间包含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公共结构的存在。包含多态在不少语言中存在，如整数类型中的子集构成1个子类型。每一个子类型中的对象可以被用在高一级的类型中，高一级类型中的所有操作可用于下一级的对象。在C++中公有继承关系是一种包含多态，每一个类可以直接公有继承父类或多个父类，如语句class Dpublic P1，public P2{……}；表示类D分别是类P1和类P2的子类型。类型参数化多态是指当1个函数(类)统一地对若干类型参数操作时，这些类型表现出某些公共的语义特性，而该函数(类)就是用来描述该特性的。在类型参数化多态中，1个多态函数(类)必须至少带有1个类型参数，该类型参数确定函数(类)在每次执行时操作数的类型。这种函数(类)也称类属函数(类)。类型参数化多态的应用较广泛，被称为最纯的多态。重载是指用同一个名字命名不同的函数或操作符。函数重载是C++对一般程序设计语言中操作符重载机制的扩充，它可使具有相同或相近含义的函数用相同的名字，只要其参数的个数、次序或类型不一样即可。例如：int min(int x，int y)； ／／求2个整数的最小数int min(int x，int y，int z)； ／／求3个整数的最小数int min（int n，int a［］)； ／／求n个整数的最小数当用户要求增加比较2个字符串大小的功能时，只需增加：char*min(char*，char*)；而原来如何使用这组函数的逻辑不需改变，min的功能扩充很容易，也就是说维护比较容易，同时也提高了程序的可理解性，“min”表示求最小值的函数。强制是指将一种类型的值转换成另一种类型的值进行的语义操作，从而防止类型错误。类型转换可以是隐式的，在编译时完成，如语句D＝I把整型变量转换为实型；也可以是显式的，可在动态运行时完成。从总体上来说，一般多态性是真正的多态性；特殊多态性只是表面的多态性。因为重载只允许某一个符号有多种类型，而它所代表的值分别具有不同的、不相兼容的类型。类似地，隐式类型转换也不是真正的多态，因为在操作开始前，各值必须转换为要求的类型，而输出类型也与输入类型无关。相比之下，子类与继承却是真正的多态。类型参数化多态也是一种纯正的多态，同一对象或函数在不同的类型上下文中统一地使用而不需采用隐式类型转换、运行时检测或其它各种限制。2 多态性应用2.1 包含多态C++中采用虚拟函数实现包含多态，虚拟函数为C++提供了更为灵活的多态机制，这种多态性在程序运行时才能确定，因此虚拟函数是多态性的精华，至少含有一个虚拟函数的类称为多态类。包含多态在程序设计中使用十分频繁。派生类继承基类的所有操作，或者说，基类的操作能被用于操作派生类的对象，当基类的操作不能适应派生类时，派生类需重载基类的操作，见下例中的void circle::showarea()。＃include ＜iostream.h＞class point ／／屏幕上的点类｛int x，y；public；point(int x1，int y1)｛x＝x1；y＝y1；｝void showarea()｛cout＜＜″Area of point is：″＜＜0.0＜＜endl；｝}；class circle：public point／／圆类｛int radius；public：circle(int x，int y，int r)：point(x，y){ radius＝r；}void showarea()｛cout＜＜″Area of circle is：″＜＜3.14*radius*radius＜＜endl；}}；void disparea(const point*p) ／／多态程序段｛p－＞showarea()；｝void main()｛circle c1(1，1，1)；disparea(＆c1)；｝程序的运行结果为0.0(正确结果应为3.14)，出错的原因是：表达式p－＞showarea()中的函数调用在编译时被束定到函数体上，使得这个表达式中的函数调用执行point类的showarea()。为此，当程序员在实现一个派生类而变动了基类中的操作实现时，C++提供的虚函数机制可将这种变动告诉编译器，即将关键字virtual放在类point中该函数的函数说明之前(virtual void showarea())，程序其它部分保持不变(circle：：showarea()自动地成为虚函数)，编译器就不会对函数调用p－＞showarea()进行静态束定(在编译／连接时进行的束定)而产生有关的代码，使函数调用与它所应执行的代码的束定工作在程序运行时进行，这样上述程序的运行结果即为3.14。在程序运行时进行的束定被称为动态束定。利用虚函数，可在基类和派生类中使用相同的函数名定义函数的不同实现，从而实现“一个接口，多种方式”。当用基类指针或引用对虚函数进行访问时，软件系统将根据运行时指针或引用所指向或引用的实际对象来确定调用对象所在类的虚函数版本。C++语言还增加了纯的虚函数机制用来更好地设计包含多态性。对于如图1(a)所示结构的类层次，假如每个类中都有一个函数“void display(void)；”，那么，怎样对它们按多态性进行统一处理呢？对这类问题应先设计一个抽象的类，使它成为所有类的祖先类，如图1(b)所示。设置类A的目的是由它说明统一使用该层次中的display()函数的方法(赋值兼容规则从语法上保证了A的子孙类可按A说明的方式使用display()函数；多态性则从语义上保证了在执行时，根据实际的对象访问相应对象类中的display()函数)。图1 多态性结构层次为了保证在类A中设置的display()函数是抽象动作，并能说明类A是一个抽象的类，在C++中，可用纯的虚函数语言机制在类A中声明1个成员函数“virtual void display(void)＝0；”。请注意，在类A的子孙类中要么给出display()的定义，要么重新将该函数声明为纯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类A的设计尽管是用继承性语法表达的，但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代码共享而设计的，而是为了提高多态性而设计的，它是另一个维度的抽象。2.2 类型参数化多态参数化多态又称非受限类属多态，即将类型作为函数或类的参数，避免了为各种不同的数据类型编写不同的函数或类，减轻了设计者负担，提高了程序设计的灵活性。模板是C++实现参数化多态性的工具，分为函数模板和类模板二种。类模板中的成员函数均为函数模板，因此函数模板是为类模板服务的。类模板在表示数组、表、矩阵等类数据结构时，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些数据结构的表示和算法的选择不受其所包含的元素的类型的影响。下面是一个通用数组类模板的定义。template ＜class T，int N＞class array｛T elem［N］；public：array()｛for(int j＝0；j＜N；j++)elem［j］＝0；｝T＆ operator［］(int index)｛return elem［index］；｝void modi(int index，T value)｛elem［index］＝value；｝｝；其中，T是类型参数，N是常量参数。T和N的实际值是在生成具体类实例时指定的。类模板的＜ ＞可以包括任意个类型参数或常量参数，但至少应有一个参数。在类模板定义中，可在程序中通常使用类型指定的任何地方使用类型参数，可在通常使用特定类型常量表达式的任何地方使用常量参数。成员函数模板可放在类模板中定义，也可放在类外定义，例如：template ＜class T，int N＞T＆ array＜T，N＞：：operator［］(int index)｛return elem［index］；｝当由类模板生成一个特定的类时，必须指定参数所代表的类型(值)。例如，1个元素类型为int、长度为100的数组类使用类型表达式array＜int，100＞来表示，这个类型表达式被用于说明数组类对象。例如：array＜int，100＞ a： ／／生成特定类的对象aa.modi(1，34)； ／／对象a访问成员函数类模板一旦生成了对象和指定了参数表中的类型，编译器在以后访问数据成员和调用成员函数时完全强制为这些类型。在C++中可以重载定义多个同名的函数模板，也可以将1个函数模板与1个同名函数进行重载定义。例如：template ＜class T＞ T min(T a，T b)｛return a＜bta：b；｝template ＜class T＞T min(T a，T b，T c)｛T x＝min(a，b)；return min(x，c)；｝int min(int a，int b)［return a＜bta：b；｝调用min(3，7)，则调用第3个函数；调用min(3.8.5.9)，编译器将根据带2个参数的模板生成新函数min(double，double)；调用min(4，90，76)，则编译器根据带3个参数的模板生成新函数min(int，int，int)；而调用min(56.3，48，71)，编译将给出错误信息，说明无法从上面的模板中生成函数min(double，double，double)，因为编译器在类型推导时，不存在类型强制。模板描述了1组函数或1组类，它主要用于避免程序员进行重复的编码工作，大大简化、方便了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2.3 重载多态重载是多态性的最简形式，而且把更大的灵活性和扩展性添加到程序设计语言中，它分成操作符重载和函数重载。C++允许为类重定义已有操作符的语义，使系统预定义的操作符可操作类对象。C++语言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是count对象的插入操作(＜＜)。由于其类中定义了对位左移操作符“＜＜”进行重载的函数，使C++的输出可按同一种方式进行，学习起来非常容易。并且，增加一个使其能输出复数类的功能(扩充)也很简单，不必破坏原输出逻辑。C++规定将操作符重载为函数的形式，既可以重载为类的成员函数，也可以重载为类的友员函数。用友员重载操作符的函数也称操作符函数，它与用成员函数重载操作符的函数不同，后者本身是类中成员函数，而它是类的友员函数，是独立于类的一般函数。注意重载操作符时，不能改变它们的优先级，不能改变这些操作符所需操作数的个数。重定义已有的函数称为函数重载。在C++中既允许重载一般函数，也允许重载类的成员函数。如对构造函数进行重载定义，可使程序有几种不同的途径对类对象进行初始化。还允许派生类的成员函数重载基类的成员函数，虚函数就属于这种形式的重载，但它是一种动态的重载方式，即所谓的“动态联编(束定)”。2.4 强制多态强制也称类型转换。C++语言定义了基本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规则，即：char－＞short－＞int－＞unsigned－＞long－＞unsigned long－＞float－＞double－＞long double赋值操作是个特例，上述原则不再适用。当赋值操作符的右操作数的类型与左操作数的类型不同时，右操作数的值被转换为左操作数的类型的值，然后将转换后的值赋值给左操作数。程序员可以在表达式中使用3种强制类型转换表达式：①static＿cast＜T＞(E)；②T(E)；③(T)E。其中任意一种都可改变编译器所使用的规则，以便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所需的类型强制。其中E 代表一个运算表达式，T代表一个类型表达式。第三种表达形式是C语言中所使用的风格，在C++中，建议不要再使用这种形式，应选择使用第一种形式。例如，设对象f的类型为double，且其值为3.14。则表达式static＿cast＜int＞(f)的值为3，类型为int。通过构造函数进行类类型与其它数据类型之间的转换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此类一定要有一个只带1个非缺省参数的构造函数，通过构造函数进行类类型的转换只能从参数类型向类类型转换，而想将一个类类型向其它类型转换是办不到的。类类型转换函数就是专门用来将类类型向其它本类型转换的，它是一种类似显式类型转换的机制。转换函数的设计有以下几点要特别注意：①转换函数必须是类的成员函数；②转换函数不可以指定其返回值类型；③转换函数其参数行不可以有任何参数。强制使类型检查复杂化，尤其在允许重载的情况下，导致无法消解的二义性，在程序设计时要注意避免由于强制带来的二义性。蓝雯飞（武汉中南民族学院计算机科学系 430074）参考文献1，蓝雯飞．C++中的多态性及其应用．计算机时代，1998；（7）2，蓝雯飞．C++程序设计中的模板技术．计算机时代，1999；（2）3，蓝雯飞．用C++中的子类型实现软件再用之探讨．计算机 系统应用，1999；（6）4，肖基毅．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的多态性研究．微计算机应 用，1999；20（3）5，王斌君，葛玮，王靖亚．C++语言与软件的多态性．计算 机工程与应用，1998；34（10）收稿日期：199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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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研究RESEARCH OF ENUIRONMENTAL SCIENCES2001 Vol.14 No.2 P.40辽宁省海域环境卫星遥感监测系统研究 ――溢油污染灾害卫星遥感监测该研究成果利用光谱测试仪在海上对多种油类(如润滑油、重柴油、轻柴油、煤油等)波谱特征进行了精细测定，从理论分析和测试实验两方面筛选出了探测溢油污染物的最佳波段。根据波谱特征分析，对Landsat系列卫星和NOAA系列卫星所设的波段通道，选择出了识别不同油污染物最佳单波段影像，开发了多波段组合影像，从而在遥感图像上获得更多的污染信息。同时利用两类卫星监测溢油污染物，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丰富监测内容，提高监测精度。在数字图像处理上，除应用通常的图像增强外，还使用通道运算、K、L变换等图像处理方法，进一步削弱干扰因素，给出了较为理想的反映各种油污染物的图像。卫星影像解译内容全面地监测了原油、重柴油、轻柴油和润滑油；除给出了油污染物的位置、分布和漂移扩散方向外，对溢油油膜进行了厚度分区，并估算了面积和溢油量。项目初步设计的辽宁省海域溢油监测系统，为卫星遥感监测海洋溢油技术走向生产实际、走向市场提出了初步设想。该课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监测海洋溢油污染密切结合了区域性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国家海洋管理目标所必需的。完成人员：李栖筠，郭 禹，黄凤荣，张永宁，付玉慧，高 超，丁 倩，段岩燕，阎殿武摘自《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成果》(2000)出版日期：2001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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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10期 Vol.35 No.10 1999世界女子排球4强网上进攻实力评估姜大勇摘要：通过对1998世界女排大奖赛前4名巴西队、俄罗斯队、古巴队和中国队在强攻、快攻和后排进攻扣球效果进行比较，评估这4支队伍在网上进攻实力，找出中国队的差距并提出相应对策。关键词：大奖赛∥女子∥排球∥强攻∥快攻∥后排进攻∥比较Evaluation on Attack Strength of World Four Best Women Volleyball TeamsJiang DayongAbstract:By comparing the effect of power attack, quick attack and back line attack of four best women volleyball teams (Brazil, Russian, Cuba, China), the author evaluates the attack strength and finds out where Chinese team fall short.Key words:grand prix∥women∥volleyball∥power attack∥quick attack∥back line attack∥compare1 前言随着世界女排队伍男子化特征的日趋明显，网上的争夺也愈演愈烈。谁占据了网上优势谁就拥有比赛的主动权也是不争的事实。扣球作为网上进攻的主要手段，在排球比赛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仅从扣球的效果入手，对参加1998世界女子排球大奖赛并在本次赛事中相互交手的前4名巴西、俄罗斯、古巴和中国4支队伍的进攻实力进行分析，旨在为我国女排的训练与竞赛提供参考。2 研究对象与方法2.1 研究对象参加1998世界女子排球大奖赛的前4名巴西队、俄罗斯队、古巴队、中国队。2.2 研究方法录像分析法、比较法、文献资料法。沿用我国排球界通用的统计概念与尺度。表 1 世界女排4强总体扣球效果一览表总数扣死率(%)一攻反攻总数扣死率(%)总数扣死率(%)巴西队32451.8519855.0512646.82俄罗斯队29948.4919852.5310140.59古巴队29550.1620351.729247.25中国队37446.5220948.8016543.643 结果与分析3.1 总体扣球效果分析本次大奖赛冠军巴西队的扣球成功率以51.85%列第1位，古巴队与俄罗斯队名列第2、3位，中国队位居末席。标志一个队得分能力的反攻扣球成功率中国队也位于古巴队和巴西队之后，排在第3位。古巴队靠的是每一轮都能保持前排3点进攻；巴西队则更多地采用前后排的交替进攻。这两支球队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攻击点多，扣杀凶猛有力，并具有一定的技巧。中国队在近几年与这两支球队的交锋中少有取胜，进攻能力的欠缺无疑是阻碍中国女排再度辉煌的主要因素。虽然自郎平执教以来，中国队的攻击能力有所起色，但比起鼎盛时期的中国女排还有不小的差距。表 2 世界女排4强强攻扣球效果一览表总数占进攻总数的比例(%)扣死率(%)一攻反攻总数扣死率(%)总数扣死率(%)巴西队17453.7045.219050.008447.62俄罗斯队17257.5347.6710650.006643.94古巴队16656.2742.1710243.726441.27中国队15541.4434.846428.139139.563.2 强攻扣球效果分析巴西、俄罗斯和古巴女排强攻的运用比例接近或超过55%，都显著高于中国队，强攻是这3支队伍的主要进攻打法，以俄罗斯队最为突出，其扣球成功率也高居榜首，这表明中国女排在强攻扣球方面仍然有不小的缺陷。当前中国女排的主攻手在绝对高度和力量方面与古巴队相比的劣势较大。在绝对高度上中国女排虽然要优于巴西和俄罗斯两队(表3)，但在扣球力量和处理球的能力方面与她们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强攻不强”，依然是阻碍中国女排再度登顶的一个羁绊。表 3 4国女排主攻手平均高度对比一览表巴西队俄罗斯队古巴队中国队身高(cm)186.33190.00177.67182.66助跑摸高(cm)309.33307.65325.33313.333.3 快攻扣球的效果分析当今世界女排队伍，不管实力如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快变战术是每个队的首选。中国队基本上继承了我国排球快速多变的打法，在进攻中仍然以快攻为其主要手段，运用比例与巴西、俄罗斯队相比差异非常显著，并显著高于古巴队，古巴队也显著高于巴西和俄罗斯队。但从进攻效果上看，中国女排的扣死率却是最低的，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女排在自己强项上的优势地位正在悄然滑落，在快攻的能力方面存在着较大问题。在当今女排高度不断增加和防快攻意识日益强化的情况下，任何一种意图明确的快攻都将不会取得好的效果，二传手传球的动作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将是决定快攻质量的首要因素。在此，古巴队的12号阿圭罗做得较为突出，她的任何传球上体有些后仰，双手也有一个后移动作，再加之古巴队的3点进攻使人总以为她会将球背传，但她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利用其出色的手指、手腕的控制能力，将球突然传向前方，具有相当的迷惑作用。我国女排的二传手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传球动作既不能做到“三点一样”(即无论传长、短距离或背后球，传球的手型和位置都一样)，又没有身体的晃动动作，使对手较容易判断其传球意图，直接影响到快攻的质量。另外，我国快攻手在上下快速移动能力、连续起跳能力、发挥高度以及挥臂速度和力量方面与欧美强队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鉴于此，当前我国女排所坚持的高点快变打法仍没有形成保证中国队再次夺冠的足够战斗力，中国女排仍有一段坎坷之路。表 4 世界女排4强快攻扣球效果一览表总数占进攻总数的比例(%)扣死率(%)一攻反攻总数扣死率(%)总数扣死率(%)巴西队8827.1662.507657.891291.67俄罗斯队8127.0958.027259.72944.44古巴队11137.6360.369058.892166.67中国队<font siz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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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052 【原文出处】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054-062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迟维韵 【复印期号】199505 【 标 题 】华南经济圈农业发展与相邻地区的比较研究 【 正 文 】 一、华南农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华南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一，华南三省耕地面积虽只有４１０．８万公顷，仅占全国耕地面积（９５４３万公顷）的４．３％，但养育着全国近９％的人口；其二，广东省的粮食、稻米产量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相邻六省之一的湖南省（见表１）；其三，华南三省的薯类、甘蔗、蚕茧、茶叶、水果、鱼虾等产品均居全国第一位；其四，１９９２年广东省的农村社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分别为２１６６．４１亿元、７３７．１亿元，居相邻九省之冠（见表２）；其五，１９９２年广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３０７．６５元，仅次于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居全国第五位。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０６０．２９元，居九省的第二位。因此，华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和优美的旅游胜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农业发展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有巨大的综合利用价值，对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表１ １９９２年华南经济圈农业产量与相关省份比较（附图 {图}）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３，中国统计出版社。表２ １９９２年华南经济圈农业总产值与相关省份比较（附图 {图}）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３，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１９９３，中国统计出版社。二、改革开放前华南农业发展沿革（１）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华南农业连年获得好收成，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广东省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４．７％，［（１）］其中，种植业产值增长４．３％，林业产值增长４１．８％，牧业产值增长２．７％，副业产值增长１．１％，渔业产值增长９．１％。在农、林、牧、副、渔业中，林业和渔业产值增长最快。同期，福建省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７．５％，其中，种植业产值增长２．６％，林业产值增长２９．７％，牧业产值增长９．８％，副业产值增长１６．８％，渔业产值增长１３．４％。在农、林、牧、副、渔业中，林业和副业产值增长最快。（２）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为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农业政策严重脱离华南实际，加上严重自然灾害，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下降。这一时期，广东农业总产值平均下降３．４％，其中，种植业产值下降２．８％，林业产值增长５．２％，牧业产值下降５．８％，副业产值下降６．１％，渔业产值下降１０％。在农、林、牧、副、渔业中，渔业、副业和牧业产值下降最快。同期，福建省农业总产值年平均下降０．９％，其中，种植业产值下降１．８％，林业产值下降１７．９％，牧业产值增长０．７％，副业产值增长１７．０％，渔业产值增长２．２％。在农、林、牧、副、渔业产值中，林业和副业产值下降最快。（３）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为经济恢复时期。由于贯彻中央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使华南农业得到全面好转。这一时期，广东省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１４．４％，其中，种植业年产值增长１１．３％，林业产值增长１４．８％，牧业产值增长３３．５％，副业产值增长１６．４％，渔业产值增长１６．６％。在农、林、牧、副、渔业中，牧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同期，福建省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６．２％，其中，种植业产值增长１１．５％，林业产值增长１９％，牧业产值增长７．４％，副业产值下降１．５％，渔业产值下降４．４％。在农、林、副、渔业中，林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４）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华南农业遭到解放以来最严重的破坏，由于片面强调以粮食生产为主，使农村的经济作物（如蚕、茧、茶叶、水果等）和多种经营（如林、牧、副、渔等）遭到摧残。这一时期，广东农业总产值年均仅增长２．９％，其中，种植业产值增长２．５％，林业产值增长５．２％，牧业产值增长１．２％，副业产值增长６．１％，渔业产值增长５．２％。同期，福建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０．４％，其中，种植业产值增长０．９％，林业产值下降４．５％，牧业产值下降２．２％，副业产值增长８．８％，渔业产值下降０．３％。（５）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当时中国农村的高度集中、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不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使广大的华南农村陷入了贫困。这一时期，广东省农业总产值年均仅增长１．４％，其中，种植业产值年增长６．１％，林业产值年仅增长０．４％，牧业产值增长４．２％，副业产值下降６．０％，渔业产值增长３．２％。同期，福建省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１．５％，其中，种植业产值年增长２．０％，林业产值增长１．５％，牧业产值下降１．６％，副业产值增长３．９％，渔业产值下降０．１％。（６）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为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和恢复了华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这一时期，广东省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５％，其中，种植业增长３．７％，林业增长６．５％，牧业增长２．５％，副业增长２８％，渔业产值下降１．１％，同期，福建省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１１．４％，其中，种植业增长１０．５％，林业增长１１．０％，牧业增长１９．０％，副业下降１．５％，渔业增长１７．９％。改革开放前华南农业所经历的六个阶段，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１．农业发展道路崎岖不平，发展极不稳定，几上几下，几经摧残，使中国农村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提高不快，本该充分利用的资源未能有效利用，沿海优势未能充分发挥；２．农业发展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大，尤其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年代、“文革”时期，农业同全国经济形势一样，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已解放３０年的中国广大农村，仍然有较大部分农民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３．农业发展方向不明，政策多变，导致农业发展动力不足，经营管理十分落后，农业生产者既无自主权，又无积极性；４．农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１９７７年在中国安徽开始的“包产到户”、１９７９年开始并在以后逐步完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国体制改革揭开了序幕，农业也开始走上发展繁荣的道路，开辟了新的农业增长源－－这也是我写这一节的基本用意。三、８０年代华南农业的发展变化８０年代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十年，也是华南农业取得重大成果的十年。在这十年间，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了农产品流通体制，调整了农产品价格，使华南农业面貌一新，不仅粮食生产有较大幅度增长，而且林、牧、副、渔业也得到了全面稳步发展，从而推动与支持了本省工业、特别是以农业为原料的轻工业的发展，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华南农业的发展可概括为：１．农业大发展的１０年不论从农业总产值的总量增长看，还是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看，华南经济圈三省都是全国最快的几个省份。表３ 华南经济圈农业发展情况（附图 {图}）资料来源：《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８９），中国统计出版社；《广东统计年鉴）１９９１，中国统计出版社；《福建统计年鉴》１９９１，中国统计出版社。从表３可看出：华南三省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高出全国２．４－６．５个百分点，三省（除福建省略低于广西省外）也均高于相邻、相关６省的发展速度，尤其是广东的发展，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０年期间，年均速度高达１９．９％，是国内外农业发展史上所不多见的。２．农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１０年华南三省在改革开放前，如同全国一样，始终贯彻着“以粮为纲”的单一农业结构，那时，为提高粮食产量，可牺牲林业，进行大面积的毁林开荒，造成森林面积锐减；可牺牲畜牧业，毁牧地、草地为耕地，造成非农非牧的局面；可牺牲副业，割掉一切资本主义“尾巴”造成副业萎缩、农民难“富”；可牺牲渔业，过度捕捞，造成渔业枯竭，等等。改革开放、特别是８０年代以来，政府大力调整了农业发展政策，使农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期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华南三省农业结构朝合理化、高级化方向迈进了一步，比全国和相邻、相关省份有较大变化。从表４可以看出，在“五业”（即农林牧副渔）比重中，农业（指种植业）所占比重，１９９０年全国为５８．４９％，而华南三省均在５０％以下，其他６省除浙江（为４８．６７％）外，均高于５０％。这说明华南三省均朝着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农业结构较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以粮为纲”的单一结构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表４ 华南经济圈农业结构变化情况（附图 {图}）资料来源：同表３。３．农业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变动最大的１０年华南三省虽海外华侨颇多、近邻港澳台，并与东南亚也相距甚近，但改革开放前同全国一样是“封闭”的，工业封闭，农业更封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扩大，华南三省外向型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如珠江三角洲的广大农村瞄准海外市场，以出口为导向，生产高、精、尖农副产品、养殖高附加值海、淡水产品；福建设立台商投资区，农业良种引进隔离岛，建立创汇农业试验区，与外国缔结友好城市关系；海南引进热带作物良种，发展中外合作种植、养殖产业，等等。总之，由于华南三省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使三省的外向型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表５可以看出：（１）华南三省出口增幅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居全国首位；（２）出口商品国内收购总值年均增长率，华南三省均居全国和相邻、相关省份前列，其中，海南省增长居首，福建第３位，广东第４位（云南第２位）；（３）出口农副产品收购总值年均增长海南省居首位，广东省次之（福建缺统计数字）。表５ 华南经济圈农副产品出口比重（附图 {图}）（附图 {图}）注１：缺可比较数字；注２：缺统计数字。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１９９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得出。４．农业发展积极性充分发挥的１０年改革开放后华南三省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对外开放旅游区、创汇农业试验区等，多层次、多方位的格局为农业提供了极好的发展环境，加上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开放农产品价格和市场，鼓励广大农民个体经营手工业、服务业、养殖业、运输业、销售业等一系列政策改革措施，充分调动了农业发展的积极性，带来了农业的迅猛发展。这种由于政策变动而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又由于生产积极性而带来的发展变化，人们往往对这种变化的结果是意想不到的。如广东省粮食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从１９７９年的８∶２，下降到１９９０年的６．８∶３．２，而粮食产量却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６８１．９１万吨，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１８９６．２９万吨，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１９９０年乡镇企业总收入达７８５．３９亿元，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１７．２倍，年均增长高达３５％。再如，华南三省由于农业政策落实好，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使农业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水平：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间广东省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７．６％；福建省年均增长７％；海南省从建特区前的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年均增长１３％，而全国农业总产值从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间只为６．４％。四、９０年代华南农业发展对策与趋势展望１．关于华南农业持续高速发展问题我认为，这里关键问题是三个：一是如何把地区优势与科技进步结合起来；一是如何把联产承包与规模经营结合起来；一是如何把农业开发与外向发展结合起来。如果华南能抓住“科技进步、规模经营、外向发展”三个发展要素，做到三个结合，华南农业就完全可以取得持续高速的发展。（１）把地区优势与科技进步结合起来。农业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经验。一个优良品种的推广，一个有竞争力的优质产品的问世，一项新技术的应用都能把农业向前推进一大步。这里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将地区的多种优势与科技进步最佳地结合起来，以发挥各生产要素的最大效率。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学习日本，是把“人脑与电脑”结合起来，发挥“两脑合一”的超高功能；二是瞄准市场、创造市场、驾驭市场，并用最新的产品、最佳的服务、最好的信誉去占领市场。为此，需要占领技术的制高点，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在这方面，广东省汕头市给我们许多启示：它以农业专业公司为龙头，不断创新（包括引进）和应用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发挥科技试验、示范、推广功能，带动千家万户，建立果菜、水产、加工业三大商品生产基地，如水果蔬菜发展公司、养虾养鳗公司、特区农业发展公司等，并按一定规模、统一标准、技术规范、质量要求进行生产，使一批拳头产品得到较快发展。（２）把联产承包与规模经营结合起来。改革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土地时，全国大部分地区是按照人头或人劳比例平均分配土地的，形成“家家种地，人人包田”的局面。华南地区由于人多地少，每户分得土地面积很少，加上近地和远地、好田和坏田、坡地和平地需平均分摊，使土地使用格局支离破碎、各自为政、根本无法形成合理的经济规模。１９９２年中国农民家庭平均每人负担的耕地面积是０．１３７３公顷（合２．１亩），而广东只为０．０６６７公顷（合１亩），福建０．０６２７公顷（０．９４亩），海南０．０８０７公顷（１．２１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喜的是随着农村商品经济和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大批精壮劳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户承包土地向农村种植能手集中。广东省顺德县自１９８８年以来，共拿出７０万元的无息贷款，支持专业户购买农用机械、生产资料和优良品种，这对农业的规模经营起了较大的推进作用，已初步形成了经营规模化、耕地机械化、服务系列化的现代化农业雏形。如果华南三省都能把联产承包象顺德容里管理区那样，同适度规模结合起来，如果各级政府和银行系统也都能象顺德县那样，贷款支持农业的规模经营，那么农业现代化进程将大大缩短，农业的生产效率也将大大提高。（３）把农业开发与外向发展结合起来。众所周知，华南地区地处热带、亚热带，雨量充沛，光照充足，生物种类繁多，素有“天然大温室”和“自然植物园”之称，加之毗邻港澳，旅居海外华侨颇多，遍布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充分发挥华南地区资源丰富和侨胞人多面广的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农业和创汇农业将是农村工业化的一种理想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是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并针对出口创汇而精心组织的农副生产及其加工体系，是一项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包括生产、科研、加工、检测、包装、储运、组织出口等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虽然在珠江三角洲、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均已建立起类似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加工厂，但在未来发展中一方面需有更大规模的发展，另一方面，要采用更新更先进的技术（包括对现有生产基地和出口厂的更新、装备），引进更新的品种，运用更新的生产、栽培方式和饲养方法，采用更先进的加工、包装、检测手段，以生产质量更高、竞争力更强的产品。目前，汕头市建立的果菜、水产、加工三大农业创汇基地，潮州柑、鲜冻对虾、蘑菇、蔬菜等生产基地，以及佛山、珠海等农副产品基地等均需发展、扩大，谋求更大的国际市场；福州、厦门的农副产品出口也有巨大潜力。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福建漳州地区建立的“四带一岛一场”的创汇农业区。四带是：沿漳汾公路两旁的１５万亩荔枝带，九龙江下游两岸的５万亩香蕉带，山区三县丘陵连片的１１万亩柑桔带，九龙江口和宫口湾的１７万亩水产养殖带；一岛是：东山县的２万亩芦笋岛；一场是：漳州平原的百里蘑菇场。现漳州市已形成绿白芦笋、优质蔬菜、珍稀水产、四季竹笋、畜牧产品、花卉香料、食用菌、乌叶荔枝等八大创汇农业生产基地，农副产品及加工品远销港、澳、台、日、朝、美、德等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２．关于华南农业发展前景问题关于华南农业发展前景，我将做以下三种判断和预测：（１）必将形成南中国经济圈。为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未来的华南必将逐渐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地域的、包括广东、福建、海南、广西东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以及香港（１９９７年回归后）、澳门（１９９９年回归后）、台湾（海峡两岸统一后）等在内的南中国经济圈，发展区域经济集团，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农业必然在这一大地域形成诸多跨港澳的地域性集团公司。那时，南中国经济圈必将以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农副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必将更加有效地仿效香港的运行机制、管理手段与管理方法，使经济运行效率更加敏捷高效。但要看到，现华南三省的外向农业绝大部分是与港澳、或通过港澳进行的，港澳回归后对华南农业发展的影响也存在不利的因素，对此应予重视。此外，“中国复关”、出口商品结构等也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对此也有一个“适应环境”“战略转变”问题。（２）必将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随着华南农村社会、乡镇、村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土地，或从事“离土不离乡”的非农产业活动，或加入“民工潮”涌向大中城市从事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或参与就地建设小城镇的行列。不论是从事和参加哪一种活动，实际上都在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８０年代以来，由于珠江三角洲农－工－贸、或农－贸的巨大变迁，由于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域的飞速发展，使一批又一批的农民走进工厂、整村整乡的农民步入外向型农业行列，为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华南农业发展中，还将有更多的农民和更多的农村转向城镇，转向非农产业、务工经商、进入第三产业，其转移速度之快将高于全国，高于相邻、相关各省市，高于全国大部分省市地区，并将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最快、经济最发达的地区。（３）必将发展“高优高”生态农业。华南地区系东南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国的南大门，加之这一地区人口密集、山多地少，因此，农业的综合开发区势在必行。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不仅要对现有各类资源综合利用、充分利用，还要把荒山、荒地、荒坡、荒滩、荒水、海域、草地等也都很好地利用起来，扩大农业的发展空间，走“高产优质高效”的发展农业之路，用生态农业的思想指导农业发展。生态农业就是生态系统内部潜力的深度开发，是保护、改善生态环境与高产、优质、高生产率的一致体现，是资源良性循环、多级利用、立体开发、合理配置的唯一有效途径。因此，华南农业的发展必须把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保持生态平衡视为发展之前提，必须选择生态农业的模式，必须实行山、水、林、田、路的综合规划、综合发展、综合治理。１９９４年１１月（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注释：（１）本文数字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８９）数据计算而得。《广东省统计年鉴》１９９１，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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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582 【原文出处】海南金融 【原刊地名】海口 【原刊期号】199706 【原刊页号】3～5 【分 类 号】F63 【分 类 名】投资与证券 【复印期号】199801 【 标 题 】运作海南热带高效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理性思考 【 作 者 】张德才 【作者简介】海南省计划厅 【 正 文 】 运作海南热带高效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可行性（一）海南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具有独特资源优势１、我国真正的典型热带地区是海南，全省年平均气温２２―２６度，年平均日照时数为１７５０―２７５０小时，年平均降雨量为１５００―２０００毫米，是农作物生长的天然大温室，特别适宜于热带作物、冬季瓜菜、水产养殖、种子种苗的生长，例如三亚水产种苗的繁殖比广东等其他南方省份提早２０―６８天，发展越冬早春水产种苗市场潜力很大。２、“九五”期间，海南省政府还计划通过新建和配套大中型水利设施，扩大热作土地，增加耕地灌溉面积。３、海南省的海域面积有２００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１５２８公里，占全国土地海岸线长的１０．１％。有天然港湾６０多处，浅海滩涂近４０万亩，内陆水域６０多万亩，可养殖的浅海３０多万亩（０－１０米水深）共约４００万亩水面，均为水质优良、基本无污染的水体，现仅利用６０多万亩，占可利用面积的１／７；此外、还有环岛水深２００米以内的大陆架渔场６５６００平方海里，西沙群岛近海渔场７６００平方海里，发展海水捕捞和养殖业得天独厚。４、海南有丰富的热带农业物种资源。目前，海南能生产热带农业瓜菜共６０多个品种，除瓜、果类及各种根、茎、叶类蔬菜外，还有易于运输的其他品种以及尚待开发的野生蔬菜和食用菌类等；热带水果已形成规模的有芒果、菠萝、香蕉等：此外还有中华鳖、尖吻鲈、罗氏沼虾等丰富的海产资源。（二）发展海南热带高效农业具有广阔的市场１、海南热带农业生产具有早、优的特点，可以弥补内地季节差需要，这使海南的瓜菜水果具有大量销往大陆的优势。据统计，目前我国人均蔬菜占有量为年１６７公斤，而根据农业部的规划，到２００0年我国蔬莱产销总体目标是人均占有１８５公斤，其中细菜要达到７０％，鲜菜全年供应均衡，旺季与淡季上市量差距不大于１０％。可见市场对冬季瓜菜的需求量较为可观。２、根据测算，北方冬季蔬菜生产成本每吨要比海南高８００多元，按生产１００万吨应季蔬菜计算，总成本可减少８．５亿元左右，同时还可节约大量能源，减轻环境污染。因此海南外销冬季瓜菜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南菜北运将是一个长期趋势。３、海南热作产品有着较为明显的稀缺性。海南省是国内椰子、腰果、红毛丹、橡胶、胡椒、芒果、咖啡的重要产地，部分名优水产品，如尖吻鲈、加州鲈等的主要产区也在海南。４、近年来，海南出口日本、南韩等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的农副产品逐年增加，１９９４年，海南瓜菜的出口量已达３１５万吨，是１９９０年出口量的两倍，随着海口和三亚将开通日本、韩国、新加坡包机航班，将为海南瓜菜进一步销往国际市场提供便利条件。（三）发展海南热带高效农业具有较完善的体制优势１、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受到海南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１）“八五”期间，海南省根据自身优势，提出“优化农业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热带高效农业”的指导思想。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人无我有，人有我早，人早我优的热带经济作物，促使传统农业向“两高一优”发展，向热带商品农业发展。（２）扩大开放，广泛加强农业合作。我省充分利用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制订出“让别人发财、求自己发展”的开放、牵引战略，按照国际惯例，实行企业登记注册制度，为外商提供优良的的投资环境，积极开展农业技术合作，加速海南现代农业的开发。（３）实施农业制度改革，为发展现代农业注入新的活力。一是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进一步明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在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方面作出重点突破。二是加快农产品市场、运销队伍、运销加工基地的建设、大力扶持以加工运销为中心来组织农业生产的发展道路。三是在建立农民与市场联结的新体制和生产经营组织制度创新方面做出新尝试。包括建立“公司＋农户”的组织形式；大力引导、鼓励和发展有海南特色的农村股份制合作经济；构建企业与农民相融合的新的组织形式等。（４）增加农业投入，推动农业发展。一是积极主动做好规划，以争取中央和各专业银行的支持。二是建立和完善农业投资体制，逐步提高各级政府对农业投入的比例，主要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开发、种子种苗体系和群众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等。三是根据农业的特点结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完善国家对农业信贷的扶持。四是不断扩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５）发展海南热带高效农业具有良好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海南有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简称热作两院），设有十二个研究所，三个研究中心，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一个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农业科技人员达１５００人．其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３００人，中级职称技术人员６００人，获省优、国优、特优称号的农业科技专家１３０人。“八五”期间，热作两院承担国家各类研究课题２６５个，通过技术鉴定的成果５７项，获得奖励的各级成果８７项，提供优良种苗３００多万株，优良种子２５００公斤，增产剂３００吨，橡胶割面保护剂１５０吨，有经济效益约２０多亿元。海南省农科院，目前设有两个实验基地，五个重点实验室，三个种质资源库；科技人员达１０９人，在职高级研究人员２４人，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和省优专家１５人，“八五”期间，承担科研项目６１项，推广新技术６４项，获得科技成果奖２６项，成果转化率在８０％以上，增加产值５亿多元。海南热带效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１、区域性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的建设。１９９５年海南瓜果蔬菜产值２３１８亿元，种植业的商品率己达６０％以上，冬季瓜菜约７０％运销全国２０多个城市。目前急需在海南省建设多功能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经营瓜菜、水果、水产、肉禽等农副产品，同时兼营农业生产服务项目，让农产品畅销大陆市场，进而辐射港台、东南亚地区，可促进国家级农副产品批发基地的形成，经有关项目业主研究论证，建设海南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投资回收期为６年（含建设期３年），其项目一期出租、管理、储运等营业收入在扣除建设成本费用外，正常运营年投资利润率达２５％。２、投资农副产品的加工、保鲜、运输行业。目前海南农副产品的加工保鲜手段及流通设施跟不上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投资这些行业，能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在常温条件下运输，品种较好的瓜类农产品自然损耗率在1０％以上、大部分的瓜菜都在2０％以上、条件差时高达５０％，但若推广实施保鲜冷链运输工程，则瓜菜运输损耗率可降至１０％以下，经济效益十分显著。投资修建保鲜库、半成品加工厂、购置运输工具等，形成收购――加工――储运――销售的一体化，投资利润率有２８.９％。３、优质咱子种苗繁育基地项目。１９９５年全国杂交水稻种子缺口达３千多万公斤，而在海南育种周期将缩短１―２倍、时间减少２―３年，再如越冬水产种苗比两广两湖和江浙西南一带提早４５―７８天，成本相比要低５０％左右，并缩短了商品成长期，为全国独有。据了解，全国水产种苗年需要量在５亿尾以上，而海南只能提供２０００万尾左右。该类项目建成后，第二年投入满负荷运转，投资回收期为４．８年，投资回报率为２０．９％。４、海南名优特水产养殖建设项目。海南发展名优特水产养殖如中华鳖、罗氏沼虾、尖吻鲈、加州鲈等的市场很好。水产海鲜品除了少部分在本省各农贸市场消化外，大部分优质水产品被收购远销大陆各大中城市，而且这几年一批港澳台船队长期泊靠我省港口，专门收购优质海淡水产品销往港澳台和日本市场，价格趋升。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消费量将增加。这方面的建设项目投资回收期为4.49年，投资利税率30.44％。５、参与农业生产和市场信息产业建设，海南省“九五”计划将信息产业作为海南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之一，现已建成使用的信息网络有金融信息网络、公共信息网络、地理信息网络等，可利用的信息资源丰富，服务功能较全。在运作海南热带高效农业基金的时候，参与发展和完善农村经济信息、咨询和预警网络，及时向生产者提供生产信息和市场信息，将优化资源配置。６、证券投资。为保证产业基金的流动性和满足年度支付红利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基金的收益率，本基金可以在国家政策法规批准范围之内，据资国内证券市场。预计证券投资的收益率会在10%以上。发展海南热带农业产业投资基金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是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是否会冲击银行？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直接融资早已成为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的主流。象日本、韩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主要依赖间接融资，这种间接融资为主的制度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也给银行体系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加之受八十年代末以来的世界经济证券化和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浪潮的冲击，日本与韩国也不得不加大直接融资的比重，逐步向直接融资主流化方向发展。据有关资料，日本大企业的外部融资结构，1975年银行贷款约占70％，发行证券只占30％，而八十年代银行贷款已不到20％，直接融资已超过80％，只有中小企业仍主要依靠间接融资。在“九五”时期，我们在坚持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同时，应该积极稳妥地发展直接融资，大力培育资本市场。这既符合我国改革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深化的渐式策略，也是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和证券化的必然要求。事实上，产业投资基金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一种金融创新形式：它的资金来源证券化，属于直接再次的性质；但其资金运用是通过金融中介（基金管理公司）来运作，因而又具有间接融资的特证。这亲不仅不支冲击银行，反而有利于缓解银行不良资产日益积累所造成的潜在危机。第二是在证券市场规模小且发育不太成熟的情况下该不该优先发展产业投资基金？虽然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投资基金业发展之初、中期，各种投资基金均以证券市场作为主要投资对象，而直接投资于产业的“创业基金”则迟至本世纪下半叶才得以首先在美国兴起。但西方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并不表明产业基金非要等到证券市场和证券基金充分发展之后才可以起步，而只是说明：无论是证券基金还是产业基金，其发展只能依据于特定的社会需要和条件，投资基金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所以首先以证券型基金的形式快速发展，是因为它适应了当时证券投资的需要。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证券市场就已经相当成熟，并成为社会公众投资的一条主要途径，只是社会公众分散投资于证券市场依然存在投资经验缺乏、投资成本和风险大等不足。而遵循事先由发起人议定的章程或契约，将分散的公众资金集中起来，交由专家组成的资深投资机构管理和运作，投资者的收益便有技术和法律上的保障，交易成本与投资风险也可大大降低。就我国目前的情形而言，一是民族产业的发展和振兴已向我们提出了通过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来满足其资金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二是我国证券市场存在某些不足，使得在稳步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的同时积极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成为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因为，证券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虽然具有平抑股市过分波动的职能，但此职能的发挥也是有条件的。在股市规模尚小的情况下就过快发展证券基金，势必出现“较大规模基金资产追逐较小规模股市”的现象。而在“品种单一，规模较小，不够规范，投机性较强”的股市中，无论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都必然倾向于赚取短期价差较少关注长期资本利得。这种内在的投机冲动，在宏观监管不尽完善的情况下，往往证券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蜕变为炒作大户。而产业基金直接投资于产业，不会对股标市场产生负面影响。【责任编辑】闵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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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研究RESEARCH OF ENUIRONMENTAL SCIENCES2001 Vol.14 No.2 P.33-35UV/TiO2-Fenton试剂系统处理制药废水的研究程沧沧 肖忠海 胡德文 张坚亦摘 要：以TiO2为催化剂，并将其制膜固定在不锈钢质反应器内壁上，以9W低压汞灯为光源，引入Fenton试剂，对武汉市某制药厂的制药废水进行了处理实验。取得了脱色率100%，CODCr去除率92.3%的效果。硝基苯类化合物含量从8.05mg/L降至0.41mg/L。还探讨了多种因素对光降解的影响。关键词：制药废水； 硝基苯； 光降解； 二氧化钛； Fenton试剂分类号：K787文章编号：1001-6929(2001)02-0033-03Study on Pharmaceutical Wastewater Treatment by UV/TiO2-Fenton AgentCHENG Cang-cang（Urba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19, China）XIAO Zhong-hai（Urba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19, China）HU De-wen（Urba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19, China）ZHANG Jian-yi（Urba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Jiang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19, China）Abstract：TiO2 was used as catalyst, made in the form of film and fixed on the inner wall of the stainless-steel photoreactor. The 9-W low-voltage mercury lamp was applied as light sources and Fenton agent introduced to perform pharmaceutical wastewater treatment at one pharmaceutical factory in Wuhan City. The resulted decoloration rate was 100%, with CODCr removal rate of 92.3%. Content of nitrobenzene compounds was reduced from 8.05 mg/L to 0.41 mg/L.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photodegradation were discussed.Keywords：pharmaceutical wastewater; nitrobenzene; photodegradation; TiO2; Fenton agent基金项目：湖北省教委立项课题作者简介：程沧沧(1950-)，男，湖北红安人，副教授.作者单位：程沧沧（江汉大学 城建环保系，湖北 武汉 430019）肖忠海（江汉大学 城建环保系，湖北 武汉 430019）胡德文（江汉大学 城建环保系，湖北 武汉 430019）张坚亦（江汉大学 城建环保系，湖北 武汉 430019）参考文献：［1］ 王连生.环境健康化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61～67.［2］ 沈伟韧，赵文宽，贺飞，等.TiO2光催化反应及其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J].化学进展，1998，10(4)：349～361.［3］ 魏复盛，徐晓白，阎吉昌，等.水和废水监测方法指南[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254～258.［4］ 国家环保局编.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三版)[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424～426.［5］ 刘勇第，徐寿昌.紫外-Fenton试剂的作用机理及其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J].环境化学，1994，13(4)：302.［6］ Christoph K Scheck.Degradation of phenol and alicylic acid by UV radiation/hydrogen Peroxide/Oxygen[J].Wat Res,1995,29(10):2364.［7］ Sclafani A,Davi E.Photocatalylic degradation of phenol in aqueous polyerystalline TiO2 dispersions,the influence of Fe3+,Fe2+ and Ag+ on the reaction rate[J].J Photochem Photobiol A,1991,56(2):113.收稿日期：2000年5月9日出版日期：2001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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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270 【原文出处】《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200101 【原刊页号】7～13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104 【 标 题 】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综述 【 作 者 】谭融 【作者简介】谭融(1952-)，女，硕士，南开大学副教授。南开大学 法政法院，天津 300071 【内容提要】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包括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0世纪上半叶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多元主义集团政 治理论，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以及利益代表制理论等。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派别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和评析。【关 键 词】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决策过程 【 正 文 】 在当代的美国政治研究中，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理论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2)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3)精英主义集团政治理论；4)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5)集团代表制理论。这些理论反映了理论家们对当代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不同看法，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美国政治生活的现实，为研究和分析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一、美国早期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一）詹姆斯・麦迪逊的集团政治理论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制定宪法的时候，制宪者们就已经开始思考美国政治过程中有关个人代表制和集团代表制的两难问题。当邦联冲突使政府无法运转的情况发生后，“党争”给政府带来的“不稳定和不公正的影响”的问题也随之提出（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5页。）。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中指出，“党争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党争”煽动人们“彼此仇恨”，使人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于为公益而合作”。但“党争”的原因“植根于人性之中”，“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麦迪逊认为，“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原则来求得解决”。“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6-48页。）麦迪逊主张以共和政体的原则来解决党争的弊端。一方面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通过间接民主制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另一方面，共和政府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国土，使派别联合不致那么可怕（注：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版，第48-49页。）。以联邦制来控制派别的祸患。麦迪逊提出了对民主制度进行结构性保护的理论观点，成为美国提出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的第一人。诚然，他所论及的派别还非属当代意义的利益集团，这从他在论述中不加区别地不断更换使用政党和派别两个词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事实上美国的政府结构是否真正能够保护公众利益，真正防止某些利益居于优势地位，至今仍然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尽管如此，他对派别的理论分析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对美国当今的利益集团政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麦迪逊的集团理论提出了美国政治中的两难问题，即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和消除派别祸患之间的矛盾。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至今无法得以解决。（二）19世纪其他学者对美国利益集团的评价1.卡尔霍恩对利益集团的评价美国的政治家卡尔霍恩曾任副总统、国务卿和美国国会参议员等职，于1840年提出“多数共存”理论，此理论的提出正值美国州权和奴隶制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之时。与麦迪逊不同，卡尔霍恩并不认为派别的内在本性是坏的，相反，他指出，不同集团利益的存在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他认为，社会中的每种利益都是影响国家政策的力量，只有由所有的利益集团构成的多数共存，才能使整个国家的政策得以发展，才能代表广泛的社会利益（注：Denise L Baer,David A Bositis:Politics and Linkag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N.J.Pretice-Hall Inc.,1993,p.24.）。卡尔霍恩认为，利益往往集中于不同的地区和州，在联邦主义制度下，一些少数派的利益在自己的州里却构成多数，他强调“联合多数反对派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将所有利益混合为一个共同的国家整体”。（注：Mark P Petracca,ed:The politics of Interests;Interest Groups 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p.3.）。主张对利益团体反对国家政府的观点加以保护。尽管卡尔霍恩与麦迪逊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指出了集团存在的必要，他们的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着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多元主义理论，与多元主义集团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托克维尔对美国集团政治传统的评价另一位早期对美国利益集团加以阐述的政治分析家是法国人托克维尔。他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分析了美国人聚集在一起构成利益集团并参与国内政治的趋势，认为这种状况与当时他所看到的欧洲国家的政治状况不同。他提出，“在法国，你所看到的新的事业中居于首位的是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等级，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托克维尔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加成功地把协会的原则适用于实现众多的目标。”（注：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Alfred A.Knopf,Inc.,1956,p.1835-1836.）他高度称赞美国人加入协会的倾向，认为这是民主的基本养分。此后美国的政治实践表明，托克维尔所阐述的美国社会集团发展趋势一直得以保持，与西方其他民主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相比，美国人更乐于组成利益集团，并利用此类组织去采取政治行动，以实现其目标。托克维尔的这一著作在美国政治研究中极具影响，成为美国政治研究的经典之作。二、20世纪上半叶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一）亚瑟・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亚瑟・本特利是20世纪美国提出集团政治理论的第一人，也是较系统地用集团概念解释美国政治的第一位学者。1908年，他发表了《政府过程》一书，阐述了对利益集团政治的看法。本特利认为，集团是政治的“原材料”，社会是集团复杂的组合，政府行为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排除了集团现象便无所谓政治现象”，因此，“除了集团所包括的复杂性之外，社会本身什么也不存在……当集团被充分地阐述时，一切便得以阐明……”（注：Arthur 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公共领域的一切方面如法律过程、政党、公共舆论乃至政府本身都是集团力量在发挥作用，政治过程是集团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部门，包括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均为集团作用于政府的中介，政府组织则是调整和协调各种利益的工具（注：Arthur 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本特利将政府过程视为经常性的集团行为，即合作竞争、结合分裂和改革调整等等，最终构成反映公众需求的政策。在集团所推动的政府过程中，政党居于核心地位，政党代表集团，成为“选民的组织……”。政党为集团利益提供了一种选举工具，从而有利于集团利益的实现。政党成为“一种组织中的组织，一种能够在其他组织间进行协调的组织……”（注：Arthur 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Cambridge,Belknap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05,p.222,p.208,p.pxix,p.269,p.272,p.415,p.417.）。本特利认为，组织的重要性在于它具有代表的功能，集团的政治影响取决于它代表某种利益的能力和性质。政府的作用是去了解集团所代表的人群和利益，集团在这一过程中推动着公众利益的实现。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是一种经验性的多元主义理论，他在《政府过程》一书中所反映出的研究方法，与他那个时代美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明显不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和描绘政府结构、政府制度和法律，非政府组织不属正统的研究范畴。因此，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本特利的集团政治理论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50年代中期，随着集团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重要性日渐增长，一批学者开始对集团政治问题加以研究，此时，本特利的理论才重新受到关注，其著作开始被一些学者称为“曾经撰写的关于政府的最重要的著作”（注：Ronald J Hrebenar: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America.N.Y.,M.E.Sharpe,Inc.,1997,3rd.ed,p.21.）。（二）戴维・杜鲁门的集团政治理论戴维・杜鲁门是50年代美国研究利益集团政治的最为著名的学者。他继续了本特利的研究，并追寻到早期麦迪逊的派别研究。与本特利一样，杜鲁门给予集团以积极的评价，认为集团是美国民主过程中基本的和积极的成分。杜鲁门认为，“在任何复杂的社会中，个人较少直接受到社会整体的影响，而较多地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各个部分或集团的影响。”（注：David B 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N.Y.,Alfred 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他将集团视为观察世界和社会的基本出发点，提出，“集团的经验以及与个人的联系是基本的……通过集团，人们去了解、解释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并对社会做出反应。”他认为，社会是一幅拼图，反映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并引导着参与者的态度和行为（注：David K Ryden:Representation in Crisis:The Constitution,Interest Groups,and Political Partie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p.70.）。杜鲁门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基础上的经验性研究，他将美国政治和政府描绘为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和讨价还价的复杂的结合物，提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与他人的交往。”（注：David B 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N.Y.,Alfred 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一旦具有共同态度的人群达到一定的规模，便需要发展某些程序去对某些行为做出决定，去解决分歧。正式利益集团是作为一种调整集团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和调整与其他集团间关系的工具出现的。如美国的工会组织，当工人们具有一定的技能，发生经常性的交往时，便组成工会以稳定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并且为保障自身利益去与雇主进行谈判。同样，大多数贸易协会、职业组织和农业团体也产生于其成员间的相互交往，他们有共同的利益，相互支持，共同面对社会问题，属于商业圈子中人群的集合。此外，当人们面临挑战时，潜在的利益或“潜在的集团”也会组织起来。杜鲁门在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当社会发生突变时，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当相互作用的模式被打乱时，新的集团就会重新组织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引起“社会迅速变化的历史时期，当人们的期望持续受挫时，便趋于建立组织，这样的组织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注：David B 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N.Y.,Alfred 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与本特利不同的是，本特利是用集团去描绘政府，而杜鲁门则强调集团本身，强调集团的性质和集团组织的特征，提出集团的组织特征是它表现出来的在原则上和目标上的凝聚力和团结一致性。杜鲁门认为，政治分析有赖于对集团仔细加以分类，研究集团的易变性和它所具有的动力，以及一切能够反映集团现实的内容（注：David B 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N.Y.,Alfred 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由于杜鲁门对集团民主性的理想化观点，使他对集团在政治中的作用持一种非常积极的看法。在他看来，集团组织会自然地采取一种民主模式，以免内部发生分裂或使组织行为失去效力。反之，集团的凝聚力使冲突发生于集团间，通过冲突发生政治分裂与联盟，最终形成共同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一定政治目标的集团努力影响政府决策，政策结果成为集团作用于政治过程的结果。杜鲁门认为，集团的种种作用均具有合法性，它意味着社会中整体利益的调整（注：David B 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N.Y.,Alfred 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杜鲁门将集团视为参与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个人寻求政治权力，集团成为各个层次的政府过程的核心，并寻求影响政府行为。这种集团形成的公共领域具有积极的多元主义的价值，多元政治使各种不同的集团具有多个点进入政府决策系统，最终产生一种稳定的理想的决策机制（注：David B 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N.Y.,Alfred Knopf,1951,p.15,p.4-15,p.57,p.64,p.139,p.368,p.523.）。政治集团是民主的基础的观点构成了杜鲁门多元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杜鲁门对于集团政治理论的贡献在于他对集团在政府和政治中作用的综合解释。他于1951年发表的具有影响的政治理论专著《政治过程》一书，进一步奠定了经验政治理论的基础，他的理论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响应，使20世纪50年代成为美国“利益集团理论的黄金时代”（注：Ronald J Hrebenar: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America.N.Y.,M.E.Sharpe,Inc.,1997,3rd.ed,p.21.）。但他的论述中忽视了社会中那些具有共同利益却未能有效组织起来的人群，因此受到后来学者的批评。三、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美国的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产生于50年代，它与早期麦迪逊关于派别的理论观点相联系，并且与20世纪上半叶本特利和杜鲁门的理论观点一脉相承。其代表包括厄尔・莱瑟姆、罗伯特・达尔和V・K・基等。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又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经验的多元主义理论，另一种为政治的或称为规范的多元主义理论。经验的理论阐述政治现实是怎样的；而规范的理论则阐述政治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多元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多元社会源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的分工，出现新的区别于以往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新的社会关系得以发展，从而使新的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集团油然而生。在复杂的多元主义社会中，大量社会组织如种族集团、工会组织和教会组织等等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认同为中介而形成。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中，集团具有重要作用。集团是个人和大范围的国家政体之间的中介，是领袖和公民之间联系的媒介。在多元主义社会中，领袖需要依赖人们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通过选举和集团参与来体现。当集团较为强大，能够使个人不受煽动蛊惑时，社会就能保持稳定。V・K・基提出政治制度是由集团构成的观点，他认为，“集团力量是政治过程中生气勃勃的力量，理解美国政治必须了解主要的利益以及他们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政府权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是去实现合理的集团目标，协调集团冲突……因此，理解压力集团及其利益是政治家必须做的事（注：V.O.Key: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N.Y.,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64,5th.ed.p.17.）。他认为，公共秩序是集团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权力的分配和政策的构成源于“竞争着的利益的不稳定的平衡”（注：V.O.Key: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N.Y.,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64,5th.ed.p.20.）。他的论述反映了多元主义集团理论的观点。多元主义理论家认为，正式的民主过程即选举具有局限性，尽管选举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选择，但却不能保证决策结果能够反映多数人的意志。政府决策“总是满足那些相对小的集团。”（注：David K Ryden:Representation in Crisis:The Constitution,Interest Groups,andPolitical Partie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p.73.）因此，须通过集团间的相互作用和竞争去满足多元社会的要求，一致性要通过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问题、多个集团、多成员、多资源和多个进入点，最终汇合为公共利益。多元主义理论家提出，多元化的政治过程是动态的，随着集团对现实状况、对政府行为或其他集团行为的反应而变化。决策也更多地反映着新的社会状况，并不断受到集团力量的冲击。特有的问题产生特有的集团联盟，当某集团形成时，平衡的状况会有变化。当集团发生调整变更时，其自身利益的内容也会产生变化。当“一个阶级或集团对现行状况不满时，政治过程便发生运转，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平衡。”（注：V.O.Key: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N.Y.,Thomas Y.Crowell Company,1964,5th.ed.p.40.）总之，公共政策是多数集团寻求进入公共权力的相对平衡的结果。这种关于集团动力的多元主义理论强调开放的、动态的而非封闭的、停滞的决策过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治很容易为集团力量所渗透。达尔十分肯定地提出“政治阶层不同部分的独立性、渗透性、异质性保证了任何不满的集团都能在政治领域中找到代言人。”（注：Robert A Dahl:Who Governs?Democracy and Power in the C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p.93.）多元主义理论设想了一种资源十分分散，权力和影响广泛分布于各种集团的制度。没有任何集团能够控制决策过程，也没有任何集团不具影响。集团之所以具有这种政治地位，是因为在日益复杂、日益专业化的社会中，它满足了填补政治制度空缺的需要，成为公共政策机制的补充部分。多元主义理论家并不否定美国现行的制度，相反，它强调多元主义存在于现行的政党制度之中。萨托提出了“政党多元主义”的概念，强调政党和集团间的平衡关系。政党需要集团，以构成联盟去赢得选举，使集团有可能通过推举候选人，支持竞选，去寻求自己的目标，最终通过获胜的政党去影响决策。这种政党与集团间的关系保证了集团进入决策过程。当然，集团对于政治过程的涉入仍然需要受到某种控制，当集团的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悖时，集团有责任调整自身，修改自身的政策目标。同时，集团间相互对抗本身也是对集团行为的自然限制，在集团间的相互对抗中公众最终从平衡和对峙中获利。政府成为集团冲突的调解人，保证集团在规则范围内的参与，使集团行为的结果最终有利于公众。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与麦迪逊理论观点的不同点在于：麦迪逊更多地强调共和制，而多元主义理论家们则强调多元主义社会不仅要保持稳定的共和制，还应该是民主的。麦迪逊视派别为一种“祸患”，而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们则更多地从积极的方面看待集团，认为集团的存在有利于政治制度，因为它能够在政府面前反映选民的意愿，使社会的许多利益通过组织的游说，通过集团和政府间的讨价还价，达成妥协和一致，最终使决策能够反映公众的利益。美国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是个人主义的，它源于美国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集团成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即通过集团力量的平衡去体现个人的利益和独立性。多元主义理论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经验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一度为政治学界所普遍接受，成为美国政治学中解释美国政治权力的一种重要理论模式。60年代，多元主义开始在理论上受到批判，随着民权运动的爆发，黑人、妇女被排除于政治制度之外的现实，使人们对多元主义理论提出了质疑，反越战的浪潮使人们对政府行为失去了信任。因此，多元主义将利益集团视为民主决策的基础的观点似乎失去了市场。利益集团由于在理论上不能得到庇护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四、精英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精英主义是与多元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集团政治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美国关于精英问题的研究始于1960年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关于精英问题的争论。社会学家弗洛伊德・亨特的“声望理论”提出，精英控制着所有重要决策，而以罗伯特・达尔为首的多元主义政治学家则通过经验研究的方法提出，在政治决策研究中可以发现许多集团参与于决策冲突之中，两种看法截然相反。美国的古典精英主义理论家包括加埃塔诺・莫斯卡、维尔弗雷多・佩尔托、马克斯・韦伯、罗伯托・米歇尔和莫里斯・迪韦尔热等。其理论涉及领袖的性质，精英的必然性，精英的资源、选拔和社会化，精英阶级的渗透性，精英的可变性，精英的循环性，精英与非精英的相互关系等等。古典的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不可避免的。原因有二：第一，人本身是有区别的，一部分具有天分，寻求获得权力，而另一部分则并非如此；第二，所有的组织都不可避免地会为少数人所推动。在精英理论中，政治社会化成为精英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组织的存在成为一种需要，并成为一种价值体系。组织将这种价值传递给其成员，其成员在组织中学到许多东西，从而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因此，事实上，使价值社会化便成为组织的一个任务。人们在社会非正式交往中或通过正式组织的训练去实现社会化，精英在其中发挥着作用。美国当代精英主义理论家的代表主要包括E・E・斯查特斯奇内德、C・赖特・密尔、西奥多・洛伊和罗伯特・索尔兹伯里等。他们提出，多元主义理论家对于研究为什么一些问题被列入政治议程，而另一些问题却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并不是一种好的理论方法，要了解美国的政治权力，有必要了解政治议程的形成（注：Anne N Costain,Andrew S McFarland,eds:Social Movement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8,p.8.）。意即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议事日程。洛伊和斯查特斯奇内德等人还提出了多元精英主义的理论观点。认为，在美国，权力是分散的，但这种分散的权力并非被广泛地分享着。相反，在美国，权力分散于许多不同的精英手中，每个精英趋于控制一个公共政策的特别领域，构成多元的精英主义。这种特别的精英包括少数制造商公司的联盟、国会重要委员会中的少数成员、以及政府机构和管制委员会中的少数成员。对这些人来说，为保护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并保持其联盟并不困难，他们的利益通常与消费者或广大公众的目的相冲突，而广大消费者或公众却处于无组织状态。多元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一些政策领域，如运输业、航空贸易、核能电力、银行利率、政府土地的牧业管制、联邦土地保护基金、糖业、花生、桔子和其它农产品的价格保护、以及军用飞机和其他贵金属的获得等等在多元精英主义的制度下均控制于不同精英手中。这些精英寻求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制度下，消费者、纳税人或大众的利益得不到反映（注：Anne N Costain,Andrew S McFarland,eds:Social Movement and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8,p.9.）。在美国，多元精英主义理论一度成为一种非常吸引人的理论，它在分散的政治制度中设定了一种分散的精英控制政治权力和政策过程的模式，批评这种制度，主张维护广泛的公众的利益，进行制度性改革。总之，精英主义是与多元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集团政治理论，它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控制着美国政治并且控制着重要决策。80年代，它为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所取代。五、后多元主义的集团政治理论（一）对经验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再思考60年代以来，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受到各个方面理论家的批评，甚至连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查尔斯・林德布鲁姆和罗伯特・达尔都放弃了原有的主要观点。但多元主义理论在学术界仍具有深刻影响，仍吸引着许多著名的学者。学者们仍然肯定多元主义理论家关于集团存在的基本价值，关于集团在社会化过程中主要作用的论点。许多反多元主义理论的学者仍然赞同麦迪逊关于利益存在对于自由是必要的、不应被取消的观点。因此，当多元主义理论受到种种批判的时候，戴维・杜鲁门多元主义经验理论著作中关于集团发展变化的基本阐述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美国政治本身的复杂性使学者们至今尚不能提出一种完整的理论去取代多元主义，仍不能解决早年麦迪逊所提出的关于派别的两难问题，而多元主义又是在很大程度上追寻麦迪逊的观点所提出，强调决策过程中相互竞争着的利益集团间存在相互反对的自然倾向。因此，人们只要依然承认麦迪逊提出的两难问题，就不能完全否定多元主义理论。在研究中，政治学家们试图同时运用多元主义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去解释利益集团以往几十年中组织起来的原因。结果表明，经验性的研究和多元主义理论仍有一定价值和部分精华，在集团政治研究中仍具有明显效用。反对多元主义的理论家不赞成多元主义中关于利益集团有益于民主政治的观点，强调利益集团政治并不是充分动员大多数人，已有的利益集团的聚集限制了新的集团的进入。然而从当代美国政治变化的现实看，这些观点并不那么符合实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集团政治迅速发展。首先，老的集团变得更加积极，在游说政府方面更加职业化。据贝里80年代中期的统计，63%的公司公共事业部门使其办公室升级，增加了办事人员。大约有400家公司在华盛顿设置了办事处（注：Jeffrey M Berry:Interest Group Society.LittleBrown & Co,Inc.,1984,p.21.），在华盛顿为游说服务的律师也明显增加。其次，新的集团迅速增多，杰克・沃克80年代调查了564个院外活动组织，其中三分之一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建立的（注：Denise L Baer,David A Bositis:Politics and Linkag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N.J.Pretice-Hall Inc.,1993,p.52.）。凯・施洛兹曼和约翰・蒂尔尼80年代的研究表明，40%的院外活动集团是196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25%是1970年以后组织起来的（注：Denise L Baer,David A Bositis:Politics and Linkage in a Democratic Society.N.J.Pretice-Hall Inc.,1993,p.53.）。随着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变化，一些理论家提出新的看法，强调利益集团数量的迅速增加并没有导致极度的多元主义的出现，讨价还价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由主要的行为者来进行控制和协调变得更加困难，联盟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加大（注：Richard A Harris,Sidney M Milkis,ed:Remaking American politic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239.）。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利益集团数量增多，冲突加剧，面对新的政治现实，多元主义理论精英主义理论乃至多元精英主义理论都已不完全适用，政治结构的变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加以说明。（二）后多元主义集团政治理论的提出及其观点20世纪70年代末，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趋势加强。研究院外活动和决策过程的学者们发现，集团而不是精英对公共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如在空气污染问题上，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集团对此类公共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其他领域情况也一样。同时，也有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产生着抵消作用。在《管制的政治》等著作中，詹姆斯・威尔逊和他的学生认为，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其他利益集团是一种有组织的抵消的游说力量，他们降低了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在某些政策领域中的影响。甚至政府也常常在游说着其他政府，如地方的城市和县政府游说着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政府。政治学家沃克等人认为，那些非利润组织的游说在日益增加，如教会、医院、高等院校集团、职业性集团和意识形态集团等等。学者们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华盛顿游说的数量大大增加，尽管他们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游说中企业集团居于主导地位的状况。此外，反对多元精英主义理论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政府机构常常独立地影响着决策，而不是受到压力集团的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在他1978年的《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提出，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务院常常是自主地保卫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面对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建立一个新美国》一书中，斯蒂芬・斯科龙涅克提出，从1877年到1920年，职业化的军官、公务员、独立管制委员会的成员竭力避免受压力政治和赞助人的控制（注：Mark P Petracca,ed:The politics of Interests;Interest Groups 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p.66.）。威尔逊将一些政治领袖称为“政治企业家”，他们组织起广泛的分散的利益，利用这种力量去抵消游说的作用，从而增强了政府的自主性趋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赞同政府机构常常能够自主地影响公共政策的观点。马克・P・彼得拉卡将有组织的经济利益影响决策的状况，抵消或相反力量的游说，以及自主地行动着的政府官员这三种常常出现在决策过程中的力量称之为“权力的三合一”，以之作为决策过程的一种分析模式（注：Mark P Petracca,ed:The politics of Interests;Interest Groups Transformed.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p.67.）。他认为，在研究其他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如总统、国会、法院、专家和利益集团等等）时，均可与这三种因素相联系。后多元主义理论家对政治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加以解释，提出，第一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是有组织的经济精英之间经常性的相互制约的作用（早期的多元主义理论家曾提出这一观点）。如，糖的种植者进行游说，主张进口限额，而可口可乐和糖果生产者却主张放宽进口政策。双方相互角逐，力量相互抵消。第二种相互作用及相互抵消的力量即“问题网状系统”。人们关注各种不同的公共政策领域，相互交往，形成政策问题的网状系统。如烟草政策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种植者、生产者，还涉及科学家、公共健康专家、律师、政治家、媒体人士等等。在这种涉及面极广的“问题网状系统”中没有哪个单独的精英能够左右此类政策的制定。此类问题的解决、政策的制定成为一种政治过程。第三种相互作用相互抵消的力量表现为赞助人的作用。杰克・沃克在研究中注意到，许多集团都有赞助人，他们为组织和集团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其中最重要的赞助人是美国联邦政府，它常常通过组织会议、组织咨询机构的方式使一些组织得以成立，并通过拨款、补贴支持这些组织。其他赞助者还包括基金会、老的集团组织和富有者等。根据后多元主义理论，社会运动是抵消、对抗精英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如环境利益集团、非裔美国人利益集团、妇女集团、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集团等，都是政治过程中的重要行为者，并且有能力向精英挑战。这些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发展起来，成为后多元主义理论中的基本因素。六、集团代表制理论在美国的集团政治研究中，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种较为激进的理论，即集团代表制理论。代表人物有艾丽斯・马里恩・扬、拉尼・吉尼尔和罗伯特・格拉迪等。艾丽斯・M・扬认为，公正是民主过程的基本目标，民主应该是邀请所有受到决策影响的集团和利益参与的结果。她强调“民主多元主义”，即在承认集团间社会和文化区别基础上的平等。提出，社会正义要求公众间相互交往，强调公众是不同种类的集合，要相互尊重和承认。她呼吁通过“那些受压迫的集团的特别代表”在公众面前表达他们对问题的特有的理解，以集团为基础进行投票，以此来保证人们能够听见那些受压迫的或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的声音和看法（注：Iris Marion Young: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92,p.163,p.168,p.119,p.183-184,p.95,p.167;"Polity and Group Difference:A Critique of the Ideal of UniversalCitizenship".Ethics 99,1989,p.250,p.261,p.258.）。扬认为，那些拥有充足资源的组织事实上已经得到承认，因此她只强调居于劣势的集团的代表性，而并不提倡一种全面的集团代表制，这使她的理论带有较为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拉尼・吉尼尔的利益代表制理论提出，政治上的平等非仅仅使人们听到处于不利地位的集团的声音，而是要求政治结果真正能够反映社会的多种利益。集团“充分有效的参与”权利要求在政府的结果中得到平等的反映（注：Lani Guinier:"No Two Seats:The Elusive Quest for Political Equality".Yale Law Journal 97,1988,p.1539,p.1588.）。吉尼尔认为，除非能够确实证明立法结果的公正性，否则政治代表性就是失败的。政治代表制的目的在于社会底层人的政策要求得到满足。但她反对通过少数人集团自己选举代表来实现利益代表制的主张。拉尼・吉尼尔的利益代表制理论与艾丽斯・M・扬的观点具有相似之处，但她进一步反映了要求政府决策真正反映少数派利益的愿望。罗伯特・格拉迪所述的集团代表制涉及的面较扬和吉尼尔涉及的面要宽。扬和吉尼尔仅涉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低下的集团的代表性问题，而格拉迪则提出了“功能性的民主的选民”的概念。主张改变以往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代表制，认为以往那种地域代表制在当代社会中已不再适用，相反，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涉足于“功能性的协会”中，这种“功能性协会成为人们分享共同价值的源泉，并管辖着有效的政治参与。”（注：Robert C Grady:Restoring Real Represent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p.163.）尽管如此，他所提倡的那种以功能性的选民为基础的代表制在实践中究竟如何操作，却是个很大的问题。集团代表制理论抨击美国的代议政治，为那些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下层人们的代表性问题呼吁，对美国现行的代议制提出了挑战，其理论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但无论从美国的政治理论还是政治现实的角度看，他们的主张目前均不具有可行性。综上所述，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包括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观点。在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研究中，至今尚无一种理论能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它反映了美国政治的多面性和理论研究多角度的特点。理论家们为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他们的理论也成为美国政治理论的重要补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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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567 【原文出处】贵州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贵阳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7～9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5 【 标 题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现实选择 【 作 者 】王冰 【作者简介】王冰，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经室。邮编：510053 【 正 文 】 所谓农业现代化，是指农业部门制度创新与技术变迁、以及二者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从而引致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涉及到农业制度及农业技术的连续不断的变化，其标志是现代农业制度与技术创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一、农业制度的现实选择农业制度主要由产权制度和价格制度构成，具体讲包括土地产权制度、农用生产资料及农产品价格制度、国家对农业的保护制度、农村信贷制度等等。我国农业制度的改革目标，就是要建立与农业现代化相适应的农业制度。土地制度是农业制度的基础，它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关系和使用权的转让原则。目前我国土地制度的大致内容为：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经营权在一定期限内归农户所有，农民在国家和集体的指导下可以独立决定种植什么、如何安排生产、增加多少投入等活动，生产的产品按合同规定交给国家和集体一部分，余下的部分归农民自己所有。这个制度虽然能把个人努力程度与报酬结合起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其主要弊端在于：一是土地经营权在一定期限内归农户所有， 限制了农户进行土地投入的热情；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时，规定农户的经营权为15年不变，90年代再延长为30年不变，结果仍然不能解决农户对土地的掠夺性经营，仍未从根本上调动农户对土地投资的积极性。二是对土地的使用权的流动问题未规范化。尽管家庭农场或农户经营是最有效率的制度，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国农业普遍采用的形式，但中国的农户土地规模过于狭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阻碍了农业的规模效益。中国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城市吸纳力低的制约而出路狭窄，使中国土地规模在短期内将不会得到大的改观。但是，在我国的东部及东南沿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民的收入来源已不是单纯的依靠种植业，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来自种植业以外的部门，农民转让土地的现象逐渐增多。虽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少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本着群众自愿原则，”可以采取“转包，入股等多种形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但农村土地经营权的转让目前还在探索之中，还存在着由于农村土地经营权的转让行为上不规范、有投机性、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农业用地流向其他部门、口粮田的任意转让使一些农民没有退路、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等问题。尽管生产要素必须在自由流动中才能实现最优组合，但目前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动的不规范，并不能达到要素优化组合的目的，因此，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农村深化改革的制度内容之一，也是我国农业土地制度改革的另一项内容。农产品价格制度一是指农产品市场价格机制，二是指农产品市场体系。目前中国并未形成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产品价格调节机制，表现在主要农产品价格仍旧由国家控制，市场化的粮棉价格机制难以形成，粮食价格反复过多，变化常表现对旧的购销方式和定价制度的复归。1993年初开始，全国多数地区相继宣布取消粮食合同定购，大多数城镇也取消了粮食平价供应，放开了粮食的购销价格，后又改为“保量放价”，即原有定购数量不变，价格随行就市，但1993年底全国粮价大幅度攀升后，粮食棉花的购销受到进一步控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政府往往通过建立农产品储备制度来调节价格。当市场价格过低时，政府动用储备基金按正常价格收购农产品，当市场价格过高时，政府动用产品储备把价格平抑到正常水平。另一方面，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主要指农产品统一市场、批发市场、期货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没有统一市场，市场既不可能正确地反映参加市场活动的各方所需要的经济信息，又不可能把经济信息迅速地、完整地传递给各方，就会不断出现局部的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市场的分割度越大，价格波动就越大，就越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没有批发市场，粮食全部依靠农民小批量自发交易，不仅增加流通成本，也影响农产品的均衡供给。没有期货交易市场，农民无法规避自然风险和价格风险，农民承担的风险无法转移，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因此，以放开农产品的价格为前提，构建农产品的市场体系，通过国家的储备制度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农产品价格制度，成为与农业土地制度改革并行的一项制度改革内容。但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的非自由流动，农产品供求不足和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与完善在短时期内是无法改变的，或变动不会太大，因此，“就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说，价格以外和市场以外的措施将是主要的。”〔1〕二、农业技术创新的选择当代世界各国农业科技发展战略，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领先战略。如美国，在建立由农学院、农业技术推广站组成的完整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系的基础上，国家对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进行全面支持，把开发高技术和发展高新产业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重点，以保证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二是从引进开发战略到自主开发战略。如日本，先以引进技术为主，在消化、吸收、改造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以达到短期内加快经济发展的目的。80年代以来，日本以现有科技力量为基础，开发面向21世纪的高新科学技术，从过去以引进和改造国外科技成果为主转向以独创、开发为主，以达到凭借科学技术力量确保国际发言权的目的。三是重点发展战略。如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农业战略重点是引进适用技术，使引进技术与自主研究相结合，有选择、有重点地统筹安排，以适应多层次的产业需求。中国的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既不能象美国、日本那样发展农业科技是为了“称霸”或为了争取“国际发言权”，也不能象泰国等发展中国家那样以“引进为主”。中国的农业科技发展战略，必须立足于国内现有的科技力量，自我研制与引进、创新相结合，开发出能代替中国稀缺资源的、保证农业持续发展的科技项目，最终达到满足每一个中国人的食物需求，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的目的。现代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与传统农业增长的途径截然不同，后者是靠土地、劳动力的增长，前者则来自农业部门以外的新要素的投入。实际上，这些新要素的投入则都是农业科学技术的结晶。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大致有四类：一是生物技术，如杂交良种的培育；二是化学技术，如化肥和农药的采用；三是机械技术，如拖拉机和排灌机械；四是管理技术，如农场的现代管理。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技术和选择是关键。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公认无论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计划经济国家，技术的选用都服从于希克斯――速水――宾斯旺格的技术变革诱导机制。〔2 〕这个机制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农业技术进步可以看作是由相对要素稀缺性的变化引起的。对一个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稀缺的国家来说，技术的选择倾向于能代替劳动的项目，结果使得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导致劳均耕地面积扩大；相反，在一个土地资源稀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农业技术就会按照代替土地的方向发展，农业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将是土地节约和劳动使用型的。这种技术变革就是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它主要导致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从我国的资源禀赋情况看，我国属于土地资源稀缺、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因此，我国农业的发展，主要选择生物、化学技术。在选用和推广新技术时，要遵循高效率、低污染，安全、经济和适用的原则，因地制宜。近期内应把重点放在改良品种以提高单产、提高化肥利用效率（目前我国化肥利用率只有30％左右）、节约灌溉技术的运用上面，待条件成熟后，再推广农业机械化。致于农户的管理技术方面，我国应大力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质上是如何管理分散的农场或农户的经营的管理技术，其主要目的是如何把各自独立的、分散的农场或农户按市场经济的原则组织起来，形成农、工、贸一体化， 在国外叫“农业关联产业”（Agribusiness），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戴维斯和戈德堡在50年代提出的。 所谓农业关联产业，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供应，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运销等的农业基础产业，以及与农业有关的信贷、保险等农业相关产业。在我国，“Agribusiness”被译为“农业综合经营体”、“农业综合经营系统”、“农工综合体”、“农工商联合体”等等。80年代中期，山东农民根据自己的实践，首次提出了“农业产业化”，成为近年来我国新的一轮农业组织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把千家万户的农户组织起来，对其小生产方式进行现代改造，在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专业化、服务社会化、经营市场化。另外，我国现代化农业技术战略也应该具有中国的特色。这一特色体现为在确立我国的技术战略以生物、化学技术为主，以机械技术为辅的条件下，要寻求传统精细农作技术和现代农业技术在保持生态良性循环下的有机结合。我国农业历史悠久，有着优良的农作传统，传统农作技术的精髓就是利用精细农作的用养结合的方式，提高农业的产出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的能力，如何把我国传统农业中的精华与现代农业技术相结合，这是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总之，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进程，世界各国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我国要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根据我国国情和未来世界农业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我国农业现代化战略应具有以下特征：围绕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技术创新为主，制度创新为辅。在农业制度方面，维护农户生产经营主体的地位，建立和完善分散农户间的组织经营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产品价格制度。技术方面，确立以生物技术为主，以机械技术为辅的农业现代化技术方向，并寻求传统精细农作技术和现代农业技术的有机结合，最终提高农业生产力，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注：〔1〕参见厉以宁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2〕参见林毅夫著《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责任编辑】东方霞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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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研究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1999年 第20卷 第6期 Vol 20 No.6 1999食用菌产业及其在实现我国农业清洁生产中的作用郁建强摘 要：介绍了食用菌产业在我国的发展现状，然后分析了食用菌产业在实现我国农业清洁生产中的作用和食用菌产业自身的清洁生产问题。关键词：食用菌产业； 清洁生产中图分类号：Q949.3； X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75(1999)06―0380―03Action of the Edible Fungi Industry on Acricultural Clean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YU Jianqiang(Shanghai Agricultural College, Shanghai 201101,China)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basic knowledge of clean production was introduced. And first advanced a new fundamental knowledge of edible fungi industry and its present situation. Emphatically analyzed the action of the edible fungi industry on the clean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itself.Key words:edible fungi industry; clean production朱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鼓励清洁生产，对污染排放超标的企业要限期整顿，达不到要求的必须关闭。由于严重的污染大多始自于工业生产，所以清洁生产与工业生产和管理之间的关系的文章已有很多［1―3］，但关于农业清洁生产及食用菌产业在实现我国农业清洁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报道较少。笔者就此问题发表一管之见。1 关于清洁生产1.1 由来清洁生产的概念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9年5月首次提出的。1990年10月正式提出清洁生产计划，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将清洁生产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先决条件。清洁生产首先是针对工业生产的污染、针对污染的末端治理而提出来的。我国政府在1993年提出了我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其中也强调了清洁生产。1.2 概念清洁生产是关于产品和生产过程的一种新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战略措施，它要求对产品和生产过程持续运用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以期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对产品的战略重点是减少从原料的开发到产品的最终处置，即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对生产过程的战略重点是要求节省原料和能源，取消(减少)有毒原料的使用，并且在生产过程排放废物之间减降废物的数量和毒性，实现废物最少量排放。1.3 内涵(1)清洁生产涉及两个过程：生产过程、产品的生命周期过程。(2)清洁生产包含三个部分：清洁的投入(清洁的原料、设备、能源)、生产过程(清洁的工艺、技术、管理等)、清洁的产出(清洁的产品、排放、环境)。它首先要通过转变人们观念、提高认识和确立清洁生产意识，其次要确定改进和应用专门技术才能实现。(3)清洁生产追求两个目标：通过资源的综合利用、短缺资源的代用、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二次能源的利用及节能降耗措施，延缓资源能源的枯竭，以有利于持续发展；减少污染的生成和排放，提高产品在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与环境的相容程度，降低整个生产活动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的风险。清洁生产开始是针对工业污染及对工业污染的末端治理而提出来的。事实上现代农业也存在着清洁生产问题。现代农业即是石油农业。1996年度，我国农用机械消耗的燃油1076万t，使用农药114万t，农用塑料薄膜使用106万t［4］，1997年使用化肥3980万t，这些都无不取之于石油。有资料表明［5］，每收获1个单位的食物能要消耗5个单位的石油能，而且化肥、农药等的使用存在着报酬递减的问题，即将来的农业发展对石油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现代农业给人类和环境带来了一些问题：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生态失衡)、病虫害抗药性的增强、农产品品质与风味下降、有毒有害物质(如“三致”物质等)在产品中的残留，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的污染等等。2 食用菌产业2.1 食用菌产业概念与发展现状食用菌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中起分解者――把复杂有机物转变成简单无机物回归大自然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食物链中重要的一环，是不可或缺的。目前已形成规模生产的食用菌有20种左右。虽已有较多文献提到了“食用菌产业”这个名词［6―9］，但均没有作出概念性描述和具体解释。笔者根据产业概念略作延伸在此作一尝试：食用菌产业是指以食用菌栽培为龙头，集栽培、技术推广、营销、加工、食用菌生产与加工机械等行业，以创造以食用菌产品及其产值为主要目标的企业集合体。我国食用菌产业在改革开放20年来得到飞速发展。年产量从1978年的不足6万t［10］发展到1997年的400多万t，19年增长了近70倍。1998年年产值已超400亿元，出口创汇10多亿美元。全国有1000多万人从事食用菌产业［11］。食用菌产业已成为我国农村许多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首选产业和龙头产业。2.2 食用菌产业特点及在实现我国农业清洁生产中的作用(1)食用菌菌丝能分泌许多胞外酶，这些酶对农业生产的下脚料(秸秆、壳屑等)中的半纤维素、纤维素、木质素等大分子化合物有较强的分解能力，可将遗弃的下脚料变为丰富的资源而加充分利用，化害为利，变废为宝，消除因秸秆堆积而造成的土地浪费、因秸秆燃烧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现象，可以使农业生产成为无废物生产。(2)食用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健康食品，因其生产过程中基本不用化肥、农药，且培养料大多经高压或常压灭菌处理，故食用菌产品不存在有毒有害问题；同时，食用菌具有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优点，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植物蛋白的顶峰”。食用菌还具有广泛的药用价值，已被世人所认同。(3)从食用菌生产的下脚料中可提取某些成份，对作物、蔬菜的某些病虫害有独特的防治效果，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降低农药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和在农产品中的残留，有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保障人民身体健康。(4)食用菌生产的下脚料可以当作优质农家肥料直接使用，也是从中提取生物钾肥的好原料。每吨菌糠干物质含氮磷钾相对应的化肥量：尿素21.5kg、碳铵62kg、过磷酸钙51.58kg、氯化钾10.9kg［12］。首先，菌糠中含有多种易被农作物吸收利用的小分子营养物质，对改善土壤团粒结构、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延缓土壤盐渍化等均有促进作用，并最终使农作物增产9%―28%。第二，使用了食用菌菌糠后，可以减少化肥使用量，提高农产品的品质与风味。第三，使用菌糠作肥料，可以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效益。这也符合清洁生产的目标。(5)利用食用菌菌糠(苇末菇渣)作为基质，进行蔬菜无土栽培已获得成功，效果良好［13］。3 食用菌产业自身的清洁生产问题3.1 食用菌生产中的“白色污染”问题目前，食用菌生产大都需用塑料薄膜作为栽培袋或覆盖物。普通塑料薄膜为石油副产品，难于分解。经常使用塑料薄膜，势必对土壤和环境造成污染，进而影响农业生产，这不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和追求目标(不清洁排放)。加快降解塑料膜(能耐高温、高压)的研制与在食用菌栽培上应用是当务之急。3.2 食用菌生产中的甲醛污染问题目前广大农村，在食用菌制种或接种时仍用甲醛和高锰酸钾混合后产生的气体作为消毒剂。甲醛有较大毒性［14］，吸入、吞入或接触皮肤均有较大伤害，甚至有潜在的致癌危险性。所以使用甲醛不符合清洁生产所要求的清洁投入和所追求的清洁目标。3.3 食用菌生产的菇木资源问题近年来我国食用菌产业发展迅速，但无庸置疑，这是靠消耗大量资源换来的。湖北房县黑木耳产量曾因耳木资源问题出现1960年、1968年2次产量大滑坡；南方有些地区因受菇木资源影响而使香菇产量下降，香菇生产不得不重心北移。北方菇业的发展尤应注意不要步南方的后尘，否则灾难将更大：因为北方有风沙危害，目前沙化日益严重。这些都是实行非清洁生产(不注重短缺资源的代用)的结果。应注重对代料栽培的系统研究，保护森林资源，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3.4 食用菌生产中的水资源问题我国是水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由于污染、过度开采等原因，引起水资源更加紧张。食用菌应实行节水型栽培。在摸清各种食用菌不同生长阶段对水的不同需求的基础上，采用自动微喷技术定时定量喷雾管理，以延缓水资源的枯竭，实现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展。3.5 知识经济与食用菌产业发展要实现食用菌产业的清洁生产，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依靠知识创新、知识传播、信息获得等来提高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金的有效利用，代替只依靠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这种方式来实现食用菌产业的清洁生产。实践已经证明，清洁生产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给实行清洁生产的企业或行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5，16］。许多可实施的清洁生产措施并不需要高新技术和大量资金投入，只是需要我们平时对某些不清洁的生产方式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我国清洁生产刚起步，只要树立起清洁生产的意识，推广发展清洁生产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基金项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技发展基金项目――麦草生料栽培平菇试验研究(96E05)作者简介：郁建强，男，32岁，农学学士，实验师。曾3次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已发表论文50多篇。作者单位：上海农学院， 上海 201101参考文献1 陈文明.论清洁生产与工业企业管理［J］.环境科学进展，1997，(3)：11-132 赵柯.清洁生产与清洁生产审计［J］.环境导报，1997，(2)：39-413 寿越穗，朱之快.清洁生产方法与实践［J］.环境污染与防治，1995，(1)：27-29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97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2235 孙万鹏，吴文上.灰农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496 林长升.浅议祖国大陆食用菌产业的发展优势［J］.海峡科技与产业，1998，(1)：23：5-67 行文启.南阳食用菌产业现状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1998(4)：54-558 俞建军.日本食用菌产业发展［J］.世界农业，1994(12)：319 林彩民.中国食用菌产业现状与发展［J］.中国商办工业，1998(10)：4810 郁建强.食用菌产业在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J］.上海农学院学报，1999(2)：64-6911 黄年来.中国食用菌百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12 孙万山等.我国食用菌产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J］.中国食用菌，1999(2)：5-613 王文美等.食用菌废菌糠在农业生产中的利用价值［J］.中国食用菌，1997(2)：28-2914 李萍萍等.苇末菇渣在蔬菜基质栽培中的应用效果［J］.中国蔬菜，1998(5)：12-1315 北京化学试剂公司编.化学试剂目录［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32816 吴坚阳等.浙江省推行清洁生产对策、措施建议［J］.环境污染与防治，1999(2)：36-3717 陈英旭等.以清洁生产促进浙江省工业的持续发展［J］.环境污染与防治，1998(2)：23-24收稿日期：1999-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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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理延长沙米尔组阁期限新华社开罗５月１７日电据来自耶路撒冷的消息，以色列看守内阁总理沙米尔今天又得到２１天的宽限期，以便继续筹组下届联合政府。报道援引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的一位发言人的话说，沙米尔去见总统，要求再给他２１天时间组阁，总统同意了他的要求。这位发言人早些时候说，沙米尔未能按期组阁的原因是，参加联合政府的党派在任命各部部长方面有争议。沙米尔继工党领导人佩雷斯组阁失败后，于４月２７日开始筹组联合政府。他声称已取得议会中多数议员的支持，但迄今还未能同一些小党派签署协议。以色列议会共有１２０名议员，他们分别属于１５个党派。各占约三分之一议席的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两大党要组建政府，都必须联合其他党派的议员，凑够至少６１票的微弱多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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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共联盟决定今年９月召开新的代表大会新华社贝尔格莱德５月２６日电（记者徐坤明）南共联盟２６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１４次非常代表大会续会，决定于今年９月２９日召开“南共联盟民主纲领复兴代表大会”。南共联盟第１４次非常代表大会是今年１月２０日开幕的，后因斯洛文尼亚代表退场而休会。经过４个月的准备才举行这次续会。会前，虽然斯洛文尼亚共盟、克罗地亚共盟和马其顿共盟的领导机构宣布其代表不参加１４大续会，但克罗地亚和马其顿的少数代表仍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终止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等领导机构成员的职能，并成立“南共联盟民主纲领复兴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新党代会作准备，起草新的党纲和党章。会议最后通过了南共联盟第１４次非常代表大会声明。声明肯定了南共联盟在进行人民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联邦制国家和实现民族平等、争取国家独立地位等方面的历史性创举，肯定了铁托在这些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同时也对南共联盟政策中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声明表示，南共联盟将为建设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各族人民自由平等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为维护南斯拉夫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各共和国在南联邦中的平等地位而奋斗。在１４大续会闭幕后，南共联盟民主纲领复兴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米罗斯拉夫・伊瓦诺维奇为筹委会执行主席。米・伊瓦诺维奇生于１９５５年，黑山族人，当选前是布德瓦共盟区委主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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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9年 第14卷 第2期 Vol.14 No.2 1999翼型近尾迹流动的PIV研究―运动学特性王光华** 刘宝杰 刘涛 高歌【摘要】 利用在线式PIV系统（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在低速风洞中对NACA0012翼型在雷诺数2.39×105，0°和4°攻角下的近尾迹流动进行了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在较高的雷诺数下翼型近尾迹流动是一种以旋涡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特性为主导的湍流剪切流。在测量范围内，翼型的尾缘处是近尾迹涡街的形成区；尾缘后0.5倍弦长的区域存在类似于卡门涡街的有序结构，是旋涡发展区域，旋涡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距翼型尾缘0.5倍弦长至1倍弦长的区域，是翼型近尾迹流动由有序走向无序区域，旋涡开始破裂。翼型表面边界层对翼型近尾迹湍流剪切流的演化有重要影响。实验结果还给出了近尾迹流动的平均速度、湍流强度和剪切应变变化率，以及速度脉动量的二阶关联量，和的分布。 主题词： 翼型 湍流尾流 运动学 自由词： PIV分类号： V211 O3571 引言在较高雷诺数下，翼型尾流是一种典型的湍流剪切流，其近尾迹是以旋涡流动为主导的流动现象。翼型的几何形状、翼型附面层的演化、流动的压缩性、流动的压力梯度和翼型尾缘的几何形状等，对翼型的近尾迹的流动都有显著的影响。对翼型近尾迹流动的研究，不但可以加深对翼型绕流的认识，提出更有效的流动控制措施以提高翼型的气动性能；而且由于翼型近尾迹流动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湍流自由剪切流，对其深入研究必然会促进对湍流剪切流的认识。近年来随着实验手段和流动稳定性理论的发展，对自由剪切流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发现了几种有效的自由剪切流的流动控制措施。但由于原有实验手段的限制，以及线性流动稳定性理论的局限性，阻碍了人们对湍流自由剪切流的进一步理解。翼型近尾迹流动并不存在类似远尾迹的自相似性结构，而且现有的研究结果很多是关于平板近尾迹的流动，如Chevray［1］和Ramaprian［2］等。Hebbar在低速情况下用热线风速仪对零攻角对称翼型的尾流进行了详细的实验测量［3］，其研究结果表明翼型尾流流动参数的显著变化是由于翼型表面边界层在刚脱离翼型尾缘后区域内的旋涡迅速相互作用所致；并基于速度型将距翼型尾缘50倍动量厚度处（对应0.22倍弦长）作为翼型近尾迹（壁剪切湍流）和远尾迹（自由剪切湍流）的分界。Yao［4］利用PIV技术，对弦长为101.6 mm的自然层流翼型在18.1 m/s的风速和4.5°攻角的条件下的近尾迹流动进行了测量，给出了翼型近尾迹流动所存在的复杂流动结构图像。本文利用在线式PIV系统，在低速风洞中对NACA0012翼型在雷诺数2.39×105，0°和4°攻角下的近尾迹1倍弦长区内的流动在6个流向位置上进行了测量。旨在研究翼型近尾迹湍流剪切流的统计特性和结构形态，及其动力学机制，如涡量的聚集、输运和演化，旋涡的形成、发展和破裂，以及各种流动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等。2 实验设备和实验方案2．1 实验设备简介实验设备主要由低速风洞、PIV系统和示踪粒子发生器等几部分组成［5，6］。实验所用的直流式多功能低速风洞采用后部吸气方式，稳定风速范围为10～80 m/s，风洞的矩形切角闭口式实验段尺寸为0.56 m×0.8 m×1.5 m。以HP3852S数据采集/控制系统为核心、以计算机为监控器的风洞测控系统，通过专用的风洞控制采集和数据处理程序，来实现风洞控制、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的自动化。实验中所采用的在线式PIV系统如图1所示，以脉冲式双Nd:Yag激光器为光源，激光器的工作频率为10 Hz，可见光波长532 nm，每个脉冲能量200 mJ，脉冲宽度9 ns。在CCD的采集区域内，激光片光的厚度小于1.0 mm。采用RS-170式互／自相关CCD作为图像记录系统，其分辨率为768像素×484像素，采集速度30祯／秒，每两祯图像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约为20 μs。在图像处理中采用了互相关分析方法，PIV系统的控制和分析软件为TSI公司Windows NT 4．0下的图像采集和后处理软件―Insight NT。图1 PIV系统示意图 图2 翼型近尾迹测量实验示意图在运用PIV等激光系统进行流动测量时，成功的示踪粒子产生与散播是获得理想测量结果的保障。本实验中所采用的LZL型粒子发生器是针对PIV测量合作开发的，其基本原理是通过物料的蒸发冷凝产生粒子，生成粒子直径约为0.6～1.2 μm，可以满足实验测量的需要。同时生成粒子具有无危害、不污染设备和良好的经济性等优点。实验中示踪粒子从风洞的入口处加入，既保证了粒子在测量域内的均匀散播，同时又不干扰流场。2．2 实验方案实验模型为标准的NACA0012翼型，弦长250 mm，展长560 mm，实验布置如图2所示。实验风速为15 m/s，对应的以弦长为特征长度的雷诺数为2.39×105。实验中CCD像素分辨率为75.53 μm/pixel，采集区域的大小约为48.34×36.25 mm2，图像分析时查问域大小为64像素×64像素。用于互相关分析的两祯图像的时间间隔为30 μs，每个工况所采集的图像均为128祯。实验测量主要是在翼型的近尾迹区内完成的，采集域沿流向分别设置在翼型尾缘以及距翼型尾缘距离分别为0.1，0.3，0.5，0.7和1.0倍弦长的6个流向位置，并对0°和4°攻角两种情况进行了对比实验，实验结果编号如表1所示。表1 翼型实验结果编号(X为采集域距翼型尾缘距离，C为翼型弦长)X/C00.10.30.50.71.0攻角0°攻角4°A0-00A4-00A0-01A4-01A0-03A4-03A0-05A4-05A0-07A4-07A0-10A4-103 实验结果分析和讨论3．1 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下面以0°攻角情况下距翼型尾缘0.3倍弦长处的统计结果（如图3所示）来说明翼型近尾迹湍流剪切流的平均速度（Speed）、湍流强度（Turbulence－Intensity）和剪切应变变化率Txy，以及速度脉动量的二阶关联量，和分布情况。其中湍流强度和剪切应变变化率的定义如下：图3 工况A0-03的一些统计量分布在0°攻角情况下，湍流强度和速度脉动量的二阶关联量和关于尾迹中心线对称，表现为对称于尾迹中心线的双峰值分布，峰值位于距尾迹中心线25%尾迹宽度处，在自由流处量值最小，尾迹中心线处次之；而湍流强度和为单峰值分布，量值由尾迹中心线向自由流逐渐减小。剪切应变变化率Txy和速度脉动量的二阶关联量关于尾迹中心线反对称，Txy和符号相反，如在以顺时针旋涡为主导的尾迹上半部区域内，Txy为正，为负。由Txy的定义可知，在尾迹区域内其量值主要由u／y决定，即正的u／y对应于负的值。Txy和绝对量峰值均位于距尾迹中心线25%尾迹宽度处，这也表明此处为尾迹速度型的拐点，即此处尾迹流动是不稳定的。对比0°攻角不同流向位置的统计结果，还可发现沿流向翼型尾迹的宽度变厚；湍流强度、剪切应变变化率以及速度脉动量的二阶关联量，和绝对量值沿流向减小。3．2 瞬时速度场结构分析在实验中，翼型湍流尾流不但是指尾流本身为湍流运动状态，而且还指翼型边界层在尾缘之前已发展为湍流边界层。关于湍流剪切流的结构特征、发展和演变、稳定性分析等研究，目前还主要依靠实验手段。由于篇幅所限，在下面的分析中，只给出4°攻角情况下的有代表性的实验结果［6］。3．2．1 工况A0-01和A4-01距尾缘16 mm至46 mm（0.1＜X/C＜0.2）的近尾迹区内4°攻角测量结果如图4所示，在该区的流动结构分析中采用沿流向以0.8 Ue迁移的参考系。在翼型的近尾缘区域中，存在类似卡门涡街的交替排列的涡系结构。位于上部的涡为顺时针旋转，位于下部的涡为逆时针旋转，由于涡的这种排列形式使得翼型湍流尾流在整体上呈现为波状。在距翼型尾缘非常近的此区域中，旋涡不但具有鲜明的集中涡形态，而且已经交替排列起来，这表明在翼型尾缘处应存在着一种较强的动力学机制，决定了翼型近尾缘处涡街的形成。因此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在尾缘处实施恰当的控制，不但可以有效地控制翼型湍流尾流，而且可以显著地改变翼型的气动性能。而0°攻角的翼型近尾缘的流动，其旋涡的尺度和强度较弱，并更易受到翼型边界层的影响。图4 工况A4-01的相对瞬态速度场3．2．2 工况A0-05和A4-05距尾缘122 mm至155 mm（0.5＜X/C＜0.6）尾迹区内4°攻角测量结果如图5所示，在该区的流动结构分析中采用沿流向以0.9 Ue迁移的参考系。与近尾缘及一倍弦长处的测量结果相比，该区内涡的尺度更大，排列更规则，这表明从翼型尾缘到此处应是尾流中涡的发展区。另外在测量结果中未观察到涡的合并现象，因此翼型湍流尾流中涡的发展应主要是通过旋涡对主流的卷吸作用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旋涡间的合并作用。旋涡的诱导作用，使旋涡周围的主流被携带进入和穿越尾迹，从而使尾流两侧的主流发生联系，进行动量、质量和能量的交换。其相互间作用的结果，使尾迹内涡迁移的速度和尺度沿流向不断增加，表现为尾迹速度的恢复和尾迹宽度的增加。相比之下，0°攻角情况下此区域中旋涡已经开始发生破裂。图5 工况A4-05瞬态相对速度场3．2．3 工况A0-10和A4-10距尾缘225 mm至256 mm（0.9＜X/C＜1.0）尾迹区内4°攻角的测量结果如图6所示，在该区的流动结构分析中采用了沿流向以0.95 Ue迁移的参考系，这也表明了尾迹中涡向下游迁移的速度在不断提高。与近尾缘和0.5倍弦长处的测量结果相比，该区内的旋涡此时已经破碎，涡街形态不再存在。集中涡的破碎表现为螺旋状散开，将所携带的流体抛向四周，涡核膨胀并进一步被拉伸，旋涡破碎后使流动趋向更加均匀。因此在距翼型尾缘0.5倍到1.0倍弦长的区域内，应是翼型湍流尾流中涡的分裂和消亡区，也是湍流尾流由有序走向无序的区域。相比之下，在0°的测量结果中，涡破碎更彻底，流动更均匀。图6 工况A4-10瞬态速度场4 结论本文利用在线式PIV系统，在低速风洞中对NACA0012翼型在雷诺数2.39×105，0°和4°攻角下的近尾迹1倍弦长区内的流动进行了测量。实验结果表明，在较高的雷诺数下翼型近尾迹流动是一种以旋涡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特性为主导的湍流剪切流。（1）在0°攻角情况下，湍流强度和速度脉动量的二阶关联量和关于尾迹中心线对称，表现为对称于尾迹中心线的双峰值分布，峰值位于距尾迹中心线25%尾迹宽度处；湍流强度和为单峰值分布，峰值位于尾迹中心线处。剪切应变变化率Txy和速度脉动量的二阶关联量关于尾迹中心线反对称，且符号相反。Txy和绝对量峰值均位于距尾迹中心线25%尾迹宽度处。（2）在所测量的范围内，翼型近尾迹湍流具有比较复杂的流动形态和涡结构：翼型的尾缘处是其近尾迹涡街的形成区；尾缘后0.5倍弦长的区域存在类似于卡门涡街的有序结构，是旋涡发展区域，旋涡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距翼型尾缘0.5倍弦长至1倍弦长的区域，是翼型近尾迹流动由有序走向无序区域，旋涡开始破裂。涡破碎时首先呈现出螺旋状，向四周抛射流体，旋涡破碎后可以形成新的、尺度较小的涡。（3）翼型湍流尾流中涡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旋涡对主流的卷吸作用，而不是通过旋涡间的合并。通过旋涡的诱导作用，旋涡周围的主流将被携带进入和穿越尾迹，可以使尾流两侧的主流发生联系。主流与尾迹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使涡迁移速度和尺度增加，表现为尾迹速度的恢复和尾迹宽度的增加。翼型表面边界层对翼型近尾迹湍流剪切流的演化有重要影响。*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59476007作者简介：**男 26岁 硕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404教研室 100083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参考文献1 Chevray R. And Kovasznay L S G.Turbulence Measurements in the Wake of a Thin Flat Plane.AIAA J. 1969,(7)：1641-16432 Ramaprian B R,Patel V C,Sastry M S.The Symmetric Turbulent Wake of a Flat Plane", AIAA J. 1982,20：1228-12353 Hebbar K S.Mean and Turbulence Measurements in the Boundary Layer and Wake of a Symmetric Airfoil.Exp. Fluids 1986，(4)：214-2224 Yao C and Paschal K.PIV Measurement of Airfoil Wake-Flow Turbulence Statistics and Turbulent Structures.AIAA-94-0085,19945 刘宝杰，王光华，袁辉靖，高歌．PIV在低速风洞中的应用．流体力学实验与测量，1998,12(2):55-636 王光华．湍流剪切流研究和子波分析应用：［硕士论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8（责任编辑 杨再荣）1998年5月收稿；1998年10月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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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116 【原文出处】云南学术探索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199706 【原刊页号】77～81 【分 类 号】J6 【分 类 名】音乐、舞蹈研究 【复印期号】199801 【 标 题 】滇文化艺术的舞蹈意象 【 作 者 】李坚 【 正 文 】 云南这一美丽而神奇的地方，位于祖国西南边陲，是典型的高原山区地带，以各种不同的地域性和生存空间构成了众多不同的群体性民族，是我国古代人类最早的栖息地，形成了今天的二十五个少数民族，成为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他们相互交错居住于高山丛林、雪峰峙立、湖泽遍及、江河谷川纵横、大小坝子星罗棋布的这片红土高原上。在漫长的繁衍生息岁月中，在创造了生存必须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产生了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奇特的文化艺术，并且有机地融合成了祖国大西南高原上一颗光彩夺目，奇丽绚烂的滇文化艺术明珠，成为中华民族整体文化艺术构成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云南各民族人民的骄傲，是华夏民族的荣耀。历史赋予了这块红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文化和艺术，以古老的辉煌、无比丰富和厚重的质量。它默默地沿袭了几千年，然而，它却悄悄地记录下了人类历史文化发展从童年时起步开始的每一步艰难足迹。禄丰腊玛古猿、元谋猿人、开远古猿、西畴人、丽江人等等，猿人类化石的一一发现，就充分地指明了我国南方特别是云南地区，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而云南的早期社会发展和全国全世界一样，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在境内发现的新、旧石器文化遗址就多达几十个县。特别是楚雄万家坝、江川李家山、祥云大波那、晋宁石寨山、剑川石钟山等，这些地区出土的大量不同时期的青铜器和生活用具，标志着云南很早以前就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摇篮。尤其是铜鼓的出土，它代表着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鲜明的地区特征和浓厚的民族个性，它历尽云南历史文化变迁的沧桑，在铜鼓身上我们找到了几千年来滇文化的渊源，同时也找到了云南民族文化心理构成的答案，还找到了云南民族艺术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它非凡卓绝的艺术成就轰动了整个世界。还有那三千多年前的沧源崖画，大王岩崖画，大芒光崖画，依洛夫洞穴画，元江它克岩画等等，一处处无不充分反映出了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的历史风貌，体现出了当时的社会文化意识。而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又在云南逐渐形成的古滇文化，毕摩文化、西爨文化、南诏文化、东巴文化、马援古道文化、蜀身毒道的“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等等。这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所产生出来的，具有自己地方与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有着较强的稳定性和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源远流长，它包涵着多少次人类生活的自我意识，容纳着祖国西南边疆历史与人文的每一段艰辛历程。因此，这片红土高原，不仅是远古人类的起源点与活动地带，而且也是人类文化的起始地之一，也是民族乡土艺术的发源地，何况它所创造和呈现出来的艺术形式，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五彩缤纷。这都是由于这块古老土地的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它跨省界，越国境，以及古代时期多方民族迁徙的复杂融合，还有中原文化的影响、传播，形成了中原文化圈的边缘文化带，产生出了滇文化层次上的多元化类型。由于这种边缘地带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所致，加之中原文化辐射力的衰弱，产生了发达昌盛的中原文化与原始落后的古滇文化之间的巨大文化落差，使得滇文化具有总体水平上的相对独立性与一定的封闭性，又有文化传统上的多样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就形成了滇文化鲜明而显著的历史特征。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绚丽多姿的滇文化总体，而多少年来滇文化又总是在华夏民族整体文化形成中，时时闪烁着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高度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的智慧光华。特别是，作为滇文化的总体意识中一个最为结晶的部分，一个举世长期以来令人注目的部分；一个使大西南边疆各民族人民心潮澎湃，世代为之自豪的部分，便是那饱经雪雨风霜、人间苦楚而保护下来的各民族民间的乡土艺术。多少世纪以来，他们以口授心传、身教模拟、画岩作记、歌舞承袭等等原始古老的朴实方式，沿传着祖先们创造出来的深厚而优秀的艺术经典。它始终自成一体，别具一格，不以宏壮雄丽而见长，不以华贵堂皇而为尚，不以浩大雍容而显荣，却以古朴真挚而为本，又以纤细内向而为贵，更以团结友爱而为根。这边缘文化下的滇民族艺术风格，表达出了各民族社会生活古老内在的深刻意义。她历经千百年来，一直承传至今，可为什么还仍然是这般的亲切而感人肺腑，还是那么的令人神往而激动难安，这就是她自始至终，总是围绕着人类的生存、繁衍、生活、发展而构建起自己有机的生命。无论处于何种条件、何种阶段，也无论是何等样的境地，从内容到形式，它都是坚定不移地涵容着每一个民族特定的社会心理素质和自己浓厚而强烈的民族文化传统意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历史悠久、渊源流长、色彩斑斓、蔚为状观。还有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古老传统习俗，更是令人神思遐想，犹如云南这块宝地下，那富饶的矿藏资源，深深地潜藏在各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之中。特别是那民族民间歌舞，在云南二十五个少数民族生活中，都有着各自传统的表现内涵和呈现方式。早在远古时代，舞蹈就已经成为云南各原始氏族部落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并且构成了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生存、壮大、兴旺的精神象征。事实上，民族民间舞蹈还是一部由人体形体动作谱写成了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真实生动、形象逼真的发展史。今天我们在丰富的历史出土文物和大量的文献资料记载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到有着许许多多不同历史时期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舞蹈造型和场面记述。那些青铜器皿上的图案文饰、石刻木雕、土彩陶俑、洞穴壁画、山岩崖画等等，无处没有古滇舞蹈的呈现。还有众多史志，诸如《后汉书・西南夷传》、新旧《唐书》、《蛮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南志略》、《滇志》、《百夷传》、《云南图经志书》、《顺宁府志》、《职贡图》等等的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古老的“东巴舞谱”……。这一切充分地表明了云南的舞蹈发展在我国古代时期就已经具有相当先进的水平和规模，并在东汉时就能够与当时中原地区的歌舞相媲美，深得古代朝廷的赞赏。也为我们再现了几千年以来云南歌舞的丰姿和仪态万千的民俗风情。当然，这些舞蹈还深深地渗透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生活的真实内容，投射出一定阶段上人们特定的心理意识和审美感情。有的古老原始舞蹈甚至还仍然流传在今的民族民间舞蹈活动中，一直就是少数民族社会生活有力的凝聚手段和精神象征，并且还发展成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经典性舞蹈。由于云南高原山区复杂的地理位置、崇山峻岭、悬崖纵谷、河急滩险、森林阔布、苍藤缠茂、造成了自古以来交通不便、人事闭塞、经济阻隔、信息流通不畅，形成了各地间封闭半封闭的社会自然经济结构，产生了众多的民族社会形态，另外又由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以及民俗民情的差异，又产生了云南民族文化艺术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共同并存和发展的景况。自古以来，生活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祖祖辈辈不仅用勤劳的汗水和智慧，兢兢业业，含辛茹苦地默默绘制出绚丽多彩、生动感人的历史画卷，而且还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用生命和鲜血真实地谱写了一首首，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了人。惟其如此，在漫长的、具体的、历史的时空发展演变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产生出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群体意识和独特的民族心理素质，而每一代人的心理素质又都是在特定的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中被塑造出来。所以，现今的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舞蹈，具有相当浓厚和较为特殊的原始性与仿古性、生动性与自然性、独立性与多样性。而这些特点又紧紧密切地与各民族的宗教和原始生活习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云南少数民族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艺术审美风格。这种原始宗教和习俗又与原始文化艺术互为载体，作为维系群体社会意识的宗教，借助于文化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尤其是歌舞的表现形式，把人们对生活最真实最质朴的情感，倾注于原始宗教的信念中，以对付不可理解的宇宙现象而带来的自然灾害和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以及战争兼并、部族消亡所带来的严酷事实。为了缓解恐惧、痛苦和沉重压抑的心理负荷，通过假设的宗教偶像在舞蹈的激烈氛围里，力图企盼与大自然的客观世界和迷茫中的精神意识相互沟通，获得迷惘失望中的一种虚拟征服感，从而给人以生存的希望和信心。而文化艺术又借以宗教仪式的种种活动得以丰富、发展和传播，在虔诚的信念与大自然的情感交流时，客观上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情感的交流。特别是全民性的民族传统宗教活动，对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历史继承和发扬，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原始宗教的形成和建立，使得随之而发展起来的各类文化艺术更加丰富。事实上，在今天我们还能有幸地看到云南的许多民族民间歌舞，这显然就是与原始宗教的传统信仰分不开。在原始舞蹈的基础上被加工后运用到最初的巫术活动和宗教仪式中，由于祭祀是少数民族社会共同生活中极为重要而最为盛大的集体行为，歌舞则是不可少的最佳表达手段。所以这种祭祀性的舞蹈得以一直延续下来，能够长久地保存在今天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这不能不说民族宗教对此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是不可轻易不论的。民族宗教歌舞深广的意象，无疑不是以集体意识的主导思维方式为本质特征。尤其是舞蹈，它自始至终总是以群体统一的步调形式，呈现出自己所处的那个社会而特有的那份心理意识，从而使得个体自身主观精神和感情上获得与享有集体主义人格。为此，舞蹈总是以集体的圆圈舞为主要形式特点，而“圆”的概念在云南各民族先民的心中，却意味着团结友爱、光明温暖、生存繁衍以至成为意志和力量的象征。其审美构成是既粗犷豪放又鲜明流畅；既慷慨激昂又生动逼真，既古朴神秘又富于真情实感。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在混混沌沌的蒙昧时期，文字尚未发明，但是人们在生活劳动过程中，在强烈地表达交流欲望的驱使下，情不自禁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人体动作，达到了“舞以尽意”的目的，获得了人们郁闷在心里的种种生活认识与情意的抒发快感。久而久之舞蹈动作成了人们表达思想与内心体验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于是人们表达交流与人体动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创造了以展示心灵意志与情感世界为宗旨的人体文化。它的诞生从一开始就渗透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之中。舞蹈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必须的重要部分，呈现在社会的一切活动里：劳动、狩猎、战争、祭祀、喜庆、丧葬、教育等等，无一不以人体动作，有组织地进行舞蹈语汇组合，通过有机协调的时空形体变换，鲜明而生动地体现出人们不同的思想情感、生活信仰、审美情趣。它也总是伴随在人们生活历程里，忠实地表现了来自生活的一切心理感受。因此，舞蹈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形象而又广泛深刻地反映出了社会和人生，是人类世界历史活生的记录。特别是那些至今还遗存在少数民族民间生活中，流传在民族传统的舞蹈礼仪活动里的古老舞蹈，更是对人类童年以及成长过程那千辛万苦生活的悲壮回顾。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云南少数民族的先辈们那优秀的生活品质和战天斗地的顽强精神，可以从中探寻到人类社会的起源、演变和发展的轨迹，真正把握到云南多民族文化艺术特殊的客观构成和今天必然的审美风范。这对当今不同学科的研究都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和较高的研究价值。随着时代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各族人民之间长期的和睦相处、各种思想文化风俗相互影响，交流，尤其是在先进的生产力影响下，少数民族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彼此相互促进，文化上逐步形成了既有自己本民族的独特传统，又吸取了其它民族先进文化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繁荣景象。在同一地区就出现了各民族舞蹈既有相近或相似之处，相互交融，而又保持了自己一定的舞蹈传统特色。如云南民族民间的鼓舞这一形式，几乎云南所有民族舞蹈中都具有，而其中的象脚鼓舞，原本是傣族主要的传统典型的代表性舞蹈。可是，以之周边长期相处共居的景颇、德昂、阿瓦、阿昌、拉祜、基诺、布朗等民族，也把象脚鼓自觉地应用到了自己民族的民间舞蹈活动当中，用于表达本民族不同的思想情感，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喜爱的舞蹈形式。又如芦笙土舞，此舞本是苗族古代先民生活中普遍运用的乐舞，也是当今苗族人民十分喜爱和极其重视的民间传统的经典性乐舞，其历史性也非常久远，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其丰富。但自古以来在云南的彝、哈尼、拉祜、纳西、怒、傈僳等民族的生活中也非常流行，而且也具有相当的规范性和艺术性，其中的一些舞蹈动作就明显地具有借鉴和吸收的痕迹。同时，又由于云南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必然性，所形成的多种社会形态，多种经济结构，多种文化模式和多种传统风格，使得云南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而这种不平衡性又与地理环境条件的差异性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舞蹈文化资源既丰富多彩又各具特色，有相同性，又有差异性。居于坝子地区的民族，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较为适宜的气候条件，给这些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基础，这就使其这一地区的民族生活具有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定势，因此而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坝区文化”，在这种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意识的规定性下，这些地区的舞蹈风格总是以幅度小，跨度窄，起伏矫健，形象逼真，优美含蓄、动作流畅为其审美特征。然而，生活于高山丛林、雪峰湖畔之中的山区或半山区的民族，由于长期的生存供给不足，没有相对的经济保障，以及获取生活资料的万分艰难而培养锻炼出来了那种吃苦耐劳、勇猛顽强的大无畏精神和民族心理品质，所以生活赋予了他们的艺术表现风格则又是那般的豪迈奔放、强悍有力、坚韧不拔、激情昂扬，并且具有神秘深沉、古朴苍劲的原始文化色彩。舞蹈动律却以节奏鲜明、豪放刚毅、朴实粗犷、曲伸敏捷为特色。这就充分显示了“大山意识”的文化心态所特有的民族气质和艺术风采。为了真正有效地保存我国的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艺术传统，强有力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1979年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专门成立了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十部文艺集成志书、而《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就是其中之一，这无疑是抢救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建设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一项巨大工程，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当然，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是十分困难而需要诸多方面的支持、理解、合作。因为它就其本身而言，早已经是远远超出了舞蹈艺术的范畴，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抢救工程，需要我们社会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遥居海外异乡的侨胞们的积极参与，为拯救祖国的民族传统文化艺术遗产尽一分自己的力量。一个民族的舞蹈能够生存下去，发展起来，关键就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和独特的传统风格，它能否在现代世界文化的暴风骤雨和严峻侵袭的考验中，赋有生命力，这也同样与它本身是不否包含着强烈的文化传统的历史经典性分不开。试想，作为舞蹈如果没有民族传统和艺术风格，没有显著的民族特征，没有浓厚的艺术表现力，个个民族都一样，哪个国家都差不多，那还会有什么丰富发展的必要呢？那又还有什么存在的真实意义呢？我国“文革”期间舞蹈单调的创作格式和单一的审美格调所带来的惨痛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吗？今天摆在我们面前迫不及待的关键就是，遗留和保存在云南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那些活生生的人体文化资源，那些一直深深潜蕴在人体身上，伴随在有限的生命中活鲜鲜的艺术瑰宝，在无数岁月流逝的今天，已是所剩无几了，如果我们今天还不能及时对这些稀少的活资料进行有效的收集、整理、保护和研究，如果我们对此还是置如罔闻，那将会对我们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继承和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也将意味着某些少数民族将会失去了根，模糊了源。我们之所以对民族舞蹈遗产极端的重视，其目的就在于：一是研究。舞蹈不仅只是人们一般所认识的艺术形式，也不仅只是由于人们的娱乐需要而单独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它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反映一定历史背景下人类的社会生活。因此它的生产与存在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这就是说作为舞蹈文化的存在不但只是舞蹈专业本身的问题，它同时还是其它艺术门类和其它社会学科的研究对象，它是一个完整的综合学科的负载体，是人类自身的知识宝库，它又是人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一部极其珍贵而又真实的历史。然而，多少年来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一直对此就重视不够，更不用说其它与之相关的研究，因此虽然拥有一批相当杰出的舞蹈艺术表演人才，但就其舞蹈的整体形态而言，却大大缺乏理论建设的基础。所以加强我国舞蹈理论的基础建设，已是当前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这样，祖国的民族民间舞蹈传统文化，就成了研究的最根本问题。二是为了发展。人们的任何艺术活动，都不可能是凭空想象的过程，它总是要以一定的实际生活情景为依据，在现存的条件为前提来进行思维活动。因此，舞蹈既然是社会意识形态，那么它当然也就具有自己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它当然也就具有自身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继承性，如果脱离开历史传统的继承哪还谈得上什么发展呢？如果没有发展，那又说什么“民族性”呢？发展是任何艺术得以生存的唯一出路，也是自身成长壮大的希望所在。世界是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的，它必须在发展中不断地选择自己的未来，不断地在发展中使之坚强起来，否则便会被历史所遗弃。而只有发展才能使之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地去面对现实，去展现自己的辉煌。三是为了创作。中外历史上许多经典性的舞蹈作品都无外乎就是表现出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和人民的愿望，表现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悲痛和欢乐，这也就是民族艺术风格的上乘体现，艺术创作就必须牢牢地把握住这个最根本的法则。而民族民间的大多歌舞活动，总是那么的感人肺腑，令人激动不已，并且总是那么的亲切而倍受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喜爱，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搞创作的“艺术家”们深思吗？为此我们就必须要学习民族民间艺术人是如何表现生活的？创作怎样去把握人们最关心又愿意接受的生活内容与表现形式，让人们感到创作出来的作品可敬可亲，深受喜爱和欢迎，使之能在广大人民当中产生出强烈的审美共鸣，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四是为了表现。舞蹈是以人体形体动作的姿态与表情有机结合而成的一种表现艺术，以展示心灵表现主观感情为特性。所以舞蹈表现成了整个舞蹈艺术最重要的关键环节。而舞蹈表现缺乏民族性，背离自己民族文化生活的特有氛围，再怎么跳也不会成为什么好作品。在民族地区有许多民间艺人，在他们身上蕴藏着许多宝贵的艺术表现方法，无论什么样的题材他们都能表现自如，在舞蹈表现上不但具有浓厚的艺术风格，而且技巧高超熟练自如，确实显得非常协调，具有韵律的内在美感，而民族舞蹈的美如果仅从外国学来套，且不成了不伦不类的“杂剧”了吗？因此还得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从自己民族舞蹈文化中吸取精华，并加以规范化、成为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五是为了教学。我国的文化建设，需要具有高质量的文艺理论人员和创作表演人才，那么教育培养就是至关重要的步骤，没有民族文化基础理论作为起码的知识素质，没有民族优秀的传统理论作为创作和研究的指导，怎么可能出现高质量的人才呢？又怎么去掌握民族舞蹈的形式、演变、发展及规律呢？又怎么去懂得和学习、尊重各种民族社会文化与风俗人情呢？又怎么去理解欣赏民族舞蹈所体现出来的内在意义呢？而且要想搞出鲜明生动的具有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这也是办不到的。一个不了解国情，民生、不了解祖国文化传统，不了解自己本身的人，还能对人类社会和祖国建设作什么贡献呢？因此学习民族文化传统，掌握一些基础理论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六是为了交流。当今，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日益发展，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相当的频繁和活跃，这种形势对于我们国家民族舞蹈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是大有好处的，通过广泛深入的交流和学习，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人们知道云南。而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是跨境而居，文化交流可促进周边国家与我国的和睦相处，友好共进。并且能够强有力地显示出这片红土高原所具有的特殊的文化艺术性，体现了民族精神，鼓舞了民族意志，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同时，也能吸收和借鉴国外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云南艺术学院民研所 【责任编辑】彭书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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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学报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1999年 第19卷 第2期 Vol.19 No.2 1999复合材料砂蚀研究综述沈 真 杨胜春 克莱瑞珂摘要： 介绍了冲蚀的基本概念、试验设备，综述了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砂蚀的研究概况和冲蚀机理，并讨论了各种冲蚀因素和抗冲蚀涂层对冲蚀性能的影响。关键词： 冲蚀；砂蚀；复合材料；冲蚀速率中图分类号： TB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053(1999)02-0054-09Review on sand erosion of compositesSHEN Zhen YANG Sheng-chun Margherita Clerico(1.Aircraft Strength Research Institute,Xi′an710065，China； 2.Politecnico di Torino,Italy)Abstract： Some basic principles on erosion and erosion test devices are introduced. Survey on sand erosion and erosion mechanisms of composites is summarized. Factors influencing erosion rate and protective coating effects are discussed.Key wirds: erosion；sand erosion；composites；erosion rate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很多物体表面会遭受到流体(气体或液体)裹挟固体粒子的侵袭，这种磨蚀称为冲蚀，气体裹挟固体粒子的冲蚀通常称为砂蚀。对很多工程应用(包括飞机结构)，砂蚀是个严重的问题。人们从40年代起就已开始对冲蚀进行研究［1］，发表了大量关于金属冲蚀的研究成果。过去20年里，陶瓷的冲蚀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也有大量文献可供查阅。从197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先进聚合物基复合材料被用于航宇结构，特别是飞机结构，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冲蚀损伤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已开始被提了出来［2］。1984年4月发射的长期曝露装置(LDEF)卫星于1990年1月回收，在该装置的复合材料结构表面发现了氧原子和空间碎片引起的冲蚀［3］。当前复合材料已开始用于直升机旋翼桨叶、雷达罩、机翼前缘、进气道和发动机外涵道等航空结构，设计者面临着这些结构在近地面和沙漠地区使用时是否会遇到冲蚀的问题。本文试图介绍一些冲蚀的基本概念和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冲蚀的研究概况，以供设计人员参考。1 冲蚀的基本概念［4］1.1 冲蚀(erosion)由于固体表面和流体、多种成分的流体、冲击的液体或固体粒子之间的机械作用，引起表面材料的不断损失，这种磨蚀称为冲蚀。1.2 研磨冲蚀(abrasive erosion)粒子的运动方向几乎与固体表面平行的冲蚀称为研磨冲蚀。1.3 冲击冲蚀(impingement erosion, impact erosion)粒子的运动方向基本上与固体表面垂直的冲蚀称为冲击冲蚀。1.4 冲蚀速率(erosion rate)冲蚀速率是冲击到靶体表面的单位质量磨料(或冲蚀粒子)所磨蚀掉的靶体(或被冲蚀物)材料的质量(单位为g/g或mg/g)。通常这个量在稳态冲蚀阶段测得。1.5 体积冲蚀速率(volumetric erosion rate)为了比较不同密度材料的冲蚀阻抗，通常采用体积冲蚀速率这一物理量，它可用靶体材料的密度去除冲蚀速率来得到(单位为cm3/kg)。2 冲蚀试验装置根据冲蚀定义和影响冲蚀(或质量损失)的主要因素，已经设计和制造出了几种冲蚀试验装置。Finnie［5］于1956年研制了第一台砂蚀试验机，它可以控制粒子的速度(小于76m/s)和冲击角。稍后，Tilly［6,7］又设计和研制出了两种砂蚀试验装置。其中一种是空气发射砂蚀装置，它可控制粒子冲蚀时间、冲击角、温度和拉伸应力。在美国市场上，由FalexAir公司生产的Air Jet Erosion Tester即属于这一类。它被指定用于评定材料的冲蚀阻抗和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对材料的冲蚀阻抗进行排序，并按照美国标准ASTM D76-83 "Standard Particle for Conducting Erosion Tests by Solid Particle Impingement Using Gas Jets"来进行设计和制造的。这种装置通过一个振动漏斗将磨料（冲蚀粒子）在窒温下输送到空气流中，由振动频率和漏斗的倾斜程序来决定粒子输送速度。并通过调节喷嘴进口压力来控制气流速度，而气流速度则决定了粒子的速度。粒子流通过喷嘴时，由气流对它加速，然后打到试样上，通过旋转试样来给出所需的冲击角度［8］。由Tilly, G. P. 设计的另一种砂蚀试验机是旋转臂式冲蚀装置。这种装置的箱体真空度小于10-3乇，它带有旋转臂。试样则安装在它的端部。一定量的粒子(或尘埃、砂粒、磨料)以精确控制的粒子束的方式射出，使它们都能落在旋转试样的路径上。由于在气流中对粒子进行加速的试验技术很难用于速度较高及粒子直径变化很大的情况(例如美国军用标准MIL-E-5007C中粒子直径变化范围为0～1000με)，因此这种装置可以更真实地模拟冲蚀环境。1975年Grant G. 等人［10］建造了风洞型的砂蚀试验装置，它能在各种流动和温度(从室温到交温)条件下进行冲蚀试验。由Giros-ITE 公司生产的Sand and Dust Chamber就属于这一类。它是根据美国军用标准MIL-STD-810E Method 510.3 Sand ＆ Dust来进行设计和制造的，这种装置可用于模拟在未铺砌地面上飞行的飞机环境，试验箱内的温度变化范围为10℃～70℃。3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砂蚀研究3.1 概述可以用几种方法来研究砂蚀损伤：测量质量损失、用扫描电镜观察冲蚀表面和使用表面粗糙度测量仪。通过测量质量损失，可比较不同材料抗砂蚀的能力，并发现影响砂蚀的因素；扫描电镜照片和表面粗糙度测量的结果则给出了损伤形状和性质。基于所有这些结果，就有可能提出控制砂蚀的机理和估算准则。表1给出了不同材料冲蚀阻抗的比较，可以看出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抗砂蚀性能最差，陶瓷的冲蚀阻抗与金属基本相当，但变化范围很大。由于复合材料体系的选取取决于设计要求，不可能通过改换材料体系来提高砂蚀特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常要使用带高冲蚀阻抗涂层的复合材料。表1 不同材料冲蚀阻抗的比较Table 1 comparison of erosion resistance for different materialsMaterialsTest conditionsTest rigImpact angle αfor (dE/de)maxRef.AlErodent:Al2O3(74～130μm)Air speed：40m/sSand speed：14.3m/sAir blast～40°～60［10］Stainless steelErodent:Al2O3(74～130μm)Air speed：40m/sSand speed：14.3m/sAir blast～45°～40［10］TiErodent:Al2O3(74～130μm)Air speed：40m/sSand speed：14.3m/sAir blast～60°～25［10］CeramicErodent:Al2O3(74μm)Air speed：30m/sAir blast90°5～110［11］Carbon/polymerErodent:Al2O3(74～130μm)Air speed：40m/sSand speed：14.3m/sAir blastBased oncomposite system50～1000［10］3.2 冲蚀机理文献［8,16］用扫描电镜观察了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受冲蚀表面形貌。看来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冲蚀和材料磨蚀过程有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的特征分别为：(a) 受冲击面有少量树脂材料被冲蚀，使得纤维曝露于冲蚀砂尘环境；(b) 固体砂粒冲击纤维，由于围绕并支持纤维的树脂被冲蚀掉，而发生纤维弯曲，并引起横穿纤维的裂纹，纤维因此而被打断。(c) 由于砂粒继续冲击，使纤维和树脂基体间的界面受损，这种损伤可用断裂纤维与树脂基体的分离和脱开来表征。用扫描电镜观察到的冲蚀表面图象表明，复合材料的冲蚀损伤包括：树脂区域基体材料的冲刷、断纤维的进一步破碎及离开原位和纤维－树脂界面区材料的冲刷。纤维含量、形式、种类和性能，树脂材料的种类和性能以及它与纤维的粘接性能等，是造成不同种类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冲蚀特性的差别的原因。3.3 影响冲蚀速率的因素复合材料的冲蚀特性比其他材料要复杂得多，在不同的冲蚀试验条件下，同一种复合材料可显示不同的冲蚀行为，可能是韧性冲蚀，也可能是脆性冲蚀。3.3.1 靶体材料性能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由纤维和基体组成，所以它的冲蚀性能取决于纤维含量、种类和加强方式、基体性能以及纤维和基体的界面性能等。文献［10,12,13］对这些因素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里给出其中的一些结论。(1) 树脂［17,19～21］： 图1-3给出了各种聚合物和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冲蚀速率，可以看出热塑性树脂(尼龙、PEEK、PPS、TPI-一种新的热塑性聚酰亚胺)的冲蚀阻抗要高于热固性树脂(环氧树脂、BMI、聚酰亚胺、聚酯)。复合材料中所用的树脂，按它们的冲蚀阻抗依次(从高到低)为：尼龙、PEEK、PPS、环氧、BMI(双马)、PI(聚酰亚胺)。由于冲蚀粒子的冲击首先冲刷树脂基体，因此树脂材料的冲蚀特性是影响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冲蚀阻抗的主要因素。通常热塑性树脂显示半韧性冲蚀特性，而热固性树脂则显示脆性冲蚀特性。图1 不同树脂的冲蚀速率 图2 基体对单向带复合材料冲蚀速率的影响Fig.1 Erosion rate for different Fig.2 Effect of matrix on erosion rateresins for tape composites(2) 纤维： 在广泛使用的纤维增强体中，石墨纤维和玻璃纤维是脆性的，断裂时的冲蚀阻抗很小；而Kevlar纤维被冲蚀成碎段时要吸收大量的能量(见图4)。(3) 纤维含量： 复合材料的冲蚀阻抗随纤维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如图5所示。但脆性纤维使得复合材料比纯树脂还要脆，从而其复合材料的冲蚀速率要高于树脂，最大的冲蚀速率出现在较大的冲击角时。(4) 增强方式： 织物复合材料的冲蚀阻抗比单向带复合材料要小得多。对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沿冲击方向的纤维提供了很高的韧性，与单向铺叠方式相比，随机排列方式能使下层的纤维提供更强的支持。图6所示为具有不同增强方式的石墨纤维/PPS复合材料冲蚀速率的比较。图3 基体对机织复合材料冲蚀速率的影响 图4 纤维类型对复合材料冲蚀速率的影响Fig.3 Effect of matrix on erosion rate Fig.4 Effect of fiber type on erosionfor woven composites rate图5 纤维含量对冲蚀速率的影响Fig.5 Effect of fiber contents on erosion rate图6 纤维增强方式对冲蚀速率的影响Fig.6 Effect of fiber reinforcement type on erosion rate3.3.2 冲蚀粒子性能(1) 材料： 氧化铝、二氧化硅、金刚砂和石英砂是固体粒子冲蚀试验中常用的冲蚀粒子，其中氧化铝的危害最大。有些模拟外场环境的冲蚀试验需要使用天然砂石。由于不同地方天然砂石中石英砂的含量差别很大，因此有时必须根据试验要求从不同的地区来采集天然砂石。(2) 速度：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冲蚀速率与冲蚀粒子速度的关系类似于陶瓷，呈指数关系［14］dE/de∝vn陶瓷的指数值范围通常是2～3.5，但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则约为3.5～6.0。(3) 颗粒大小：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冲蚀速率随冲蚀粒子尺寸增加而增加，如图7所示，且与颗粒直径呈指数关系［16］dE/de∝Dn(4) 冲蚀粒子与纤维方向间夹角(β)： 图8给出了冲蚀速率与冲蚀粒子与纤维方向间夹角(β)的关系。对单向带，当纤维方向与冲蚀方向平行时，冲蚀引起的磨蚀要比与冲蚀方向垂直时严重得多。3.3.3 纤维与基体界面的性能 由于纤维与基体界面粘接质量较好，纤维表面处理过的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其冲蚀速率往往比较低(见图9)。图7 纤维与基体界面对冲蚀速率的影响Fig.7 Effect of interface between fiber and matrix on erosion rate图8 冲蚀粒子直径对冲蚀速率的影响Fig.8 Effect of diameter of erodents on erosion rate图9 粒子冲击与纤维方向间夹角,β对冲蚀速率的影响Fig.9 Effect of angle β between orientations of impact and fiber on erosion rate3.4 对抗冲蚀防护涂层的研究文献［18］研究了三种抗冲蚀防护涂层的作用，它们分别是：硬聚氨酯(MIL-C-83286)、弹性聚氨酯(MIL-C-83231)和弹胶物(AF-C-VBW-15-15)。图10所示为带有不同涂层复合材料在不同砂蚀冲击条件下的质量损失。这三种涂层均表现为韧性冲蚀特性，并具有良好的冲蚀阻抗。图11所示为带与不带涂层E-玻璃纤维/环氧树脂及石英/聚酰亚胺的质量损失，可以看出不带涂层复合材料的质量损失要大一个量级。研究表明，只要涂层保持完整，其冲击冲蚀阻抗相当好；在研磨冲蚀时，涂层的冲蚀阻抗提高不明显，但此时复合材料的冲蚀阻抗比较高，冲蚀并不是严重的问题。图10 带不同涂层玻璃/环氧树脂的质量损失随冲击角的变化Fig.10 Change of mass loss for glass/epoxy with different coatings vs impact angles4 对今后研究的某些建议(1)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在空间结构中已得到广泛应用，但它的冲击阻抗比其他材料差得很远，迄今为止，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未得到开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以发现这种材料的冲蚀机理和预估模型，并且应重视对耐冲蚀的涂层材料和涂层工艺的研究。(2) 迄今为止所有的冲蚀试验都采用常规的喷砂装置和加速喷嘴，冲蚀的面积局限于喷嘴附近的很小范围，粒子的速度是喷嘴几何尺寸及喷射距离的函数。由于单个粒子的速度以球形轨迹面的形式分布，所以这种喷射冲蚀提供的信息只能用于评估材料。而对于结构评估，通常要求打在试件表面上的气流和粒子速度的分布是均匀的。对此,只有由Grant,G.等人［9］设计的风洞型冲蚀试验装置和多普勒激光测速仪才能满足这一要求，并能模拟使用中的飞行条件，从而应推广用这种装置进行的冲蚀试验。作者简介：沈真(1943-)，男，研究员，从事复合材料损伤和复合材料结构耐久性/损伤容限研究作者单位：沈真、杨胜春：飞机强度研究所，西安 710065；克莱瑞珂：意大利都灵工业大学参考文献：［1］ SIEBEL E, BROCKSTEDT H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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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228 【原文出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57 【分 类 号】D421 【分 类 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复印期号】199702 【 标 题 】献身国家重点建设 振兴中华经济伟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在全国重点建设工程青年文明号活动推进大会上的讲话【 正 文 】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同志们：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全国重点建设工程青年文明号活动推进大会。参加这样的活动，身心感受好像都年轻起来。刚才，克强同志代表主办单位讲了话，青年文明号代表介绍了经验，我很受鼓舞。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国务院向获得青年文明号的集体表示衷心的祝贺，并通过你们向参加重点建设的广大青年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八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闭幕后不久，共青团中央、国家计委、建设部联合有关部委召开全国重点建设工程青年文明号活动推进大会，总结交流一年多来创建活动的经验，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任务和措施，对于促进重点工程建设乃至整个经济建设，培养跨世纪青年建设人才，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提高认识，再鼓干劲，讲求实效，把重点建设工程青年文明号活动不断引向深入。重点建设，是国民经济的脊梁。“八五”以来，我国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建成了一大批农林水利、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的重点项目，振奋了民族精神，改善了投资环境，增强了国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今后经济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目前，“九五”期间重点建设工程已经确定。搞好这些重点工程建设，有利于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增加国民经济发展后劲，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搞好重点工程建设，需要全国人民共同支持，尤其需要包括青年在内的广大建设者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目前，在重点建设工程施工队伍中，青年占80%以上，是重点工程建设的生力军。他们充满热情，精力旺盛，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敢打硬仗，具有青年突击队的光荣传统；他们善于学习，有知识，懂技术，具有明显的智力优势，是推动重点工程建设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他们甘于吃苦，乐于奉献，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因此，充分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加快重点工程建设步伐至关重要。青年文明号活动是青年突击队活动的继承和发展，是新形势下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建设者为两个文明建设做贡献的有效形式，是当代青年建设者报效国家的重要途径，是共青团组织服务大局的实际行动。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毛泽东同志在50年代就对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代青年建设者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增强建设重点工程的光荣感、使命感、责任感，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重点工程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把个人的成长发展和国家改革建设紧紧连在一起；要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忠于职守，敬业爱岗，讲安全、讲质量、讲信誉、讲效益、讲奉献；要练就过硬的职业技能，学科技，钻业务，在岗位上学习本领，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努力为重点工程建设多做贡献。要创造一流的职业效益，文明施工，节能降耗，奋勇争先，不断创造新的业绩。青年工作需要各个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各有关部委、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把青年文明号活动纳入重点工程管理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快重点工程建设的有效措施。各个企业要重视发挥青年的作用，把青年文明号活动作为培养青年建设者的基本途径，作为强化管理的有效方式，作为推动重点工程建设的重要手段，全面推进青年文明号活动。同志们，让我们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落实“两会”精神，献身国家重点建设，振兴中华经济伟业，以实际行动迎接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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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645 【原文出处】新长征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808 【原刊页号】5～7 【分 类 号】D1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199809 【 标 题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学习邓小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 作 者 】孙连成 【作者简介】孙连成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正 文 】 近20年来，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善党的领导、完善民主集中制、改革人事制度和干部制度、整顿机构、下放权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已经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我们决心建立的高度民主的、法制完备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来说，还只是开了头。而且，这方面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也极不相适应，在许多重要环节上，都没有满足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和其它方面的改革要顺利进行下去，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进行，必须以新的姿态出台。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十五大报告又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邓小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使我国改革取得全面胜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同志这方面思想是极其丰富的。早在1941年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在论述“三三制政权”的内容、性质等问题时，他就表现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念和民主精神，对党内缺乏民主习惯以及“以党治国”等错误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党对政权的正确的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而不是包办，不是党权高于一切。1956年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更表现了小平同志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报告中对健全党和国家民主生活的问题，对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的问题，对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都作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最精辟、最深刻的论述。但是，邓小平同志的政治民主化思想，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思想，还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并逐渐形成发展为一个理论系统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以新的角度提出了民主问题，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这样提出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已经过去了两年多时间。但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左”的路线、方针、政策所造成的影响还没有消除，中国政治局面没有多大改观，人们对现状极为不满，却徒有改变的愿望，而没有改变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是否解放，就成为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问题，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点问题，小平同志在分析造成这种“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原因时发现，除了其它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由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一系列的政治民主化的思想和理论，小平同志提出的政治民主化思想起点是很高的，一下子就抓住了民主问题的实质。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可以说，这是邓小平政治民主化思想中提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小平同志民主化思想同其它思想一样，完全从实际需要出发，把民主与解放思想联系起来。从解放思想角度提出民主问题，既高屋建瓴，又朴实无华，使人易于理解和接受，能够收到而且确实收到了预期效果。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娴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智慧和求实精神。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邓小平政治民主化思想发展过程中第二个重要篇章。这篇讲话针对当时刚冒头的从右的方面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论证中，小平同志对政治民主化的性质、内容和意义作了明确的规定。他的政治民主化思想，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一个大致轮廓了。在这里，小平同志把民主的意义和民主的内涵大大地深化了。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联系起来，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第一次，其意义重大而深远。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提出了“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它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这是邓小平政治民主化思想发展过程中第三个重要篇章。这篇讲话，小平同志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十年浩劫的深刻教训，尖锐地揭露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分析了出现这些弊端的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根源，指出了改革的目标、步骤和改革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篇讲话，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确实带有纲领的性质。从理论角度来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像这样全面、深刻而又大胆直率地论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还不多见。“讲话”理论上最大贡献，就是直接了当地提出了体制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讲话”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明确地提出了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这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传统的国家来说，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健康发展。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几乎渗透到了我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如不彻底清除，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很难前进。至此，邓小平政治民主化思想已经基本上形成为一个系统。但作为最终形成的标志，还数他在1982年9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这个开幕词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确定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个提法中可以看出，小平政治民主化思想已经从思想、理论变为国家建设的纲领：“高度民主”与“现代化、高度文明”一起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邓小平全部政治民主化思想的总结，既是它的出发点也是它的最终结论。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同志政治民主化思想及政治体制改革思想，随着实践发展，继续在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总上所述，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深刻分析，有以下一些基本点：第一，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作了区别，同时又指出了它们的相互联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坚持，这关系到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性质。但具体制度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变化。具体制度的改革必须反映基本制度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第二，指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核心部分，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的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关系全局的问题。第三，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这种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但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第四，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这两个改革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必须同步进行。实践经验证明，经济体制改革总要以某种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没有一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任务本身就不可能提出来，更不用说取得成功了。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当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成功，反过来也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正是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要求。第五，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为了“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336页）第六，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好坏的标准。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同上书第322-323页）第七，指出了我国现行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弊端及其根源。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同上书第327页）第八，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小平同志指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同上书第3卷第177页）第九，明确提出了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以及完成这个任务的基本方针，邓小平同志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又说：对待封建主义遗毒，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不能搞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封建主义。同时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他还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同上书第2卷第335、336页）第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依靠国家和社会稳定。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同上书第3卷第284-285页）邓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分析，都是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程，和当时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形势紧密相联系的。这些论点在当时都有尖锐的针对性，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但是，这些论点一经提出，它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就不只是一时一事起作用，而是且有长远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作如此深刻的分析，对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进行如此深刻的解剖，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完全是独创性的。多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上述突破性的论断，是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指导方针。【责任编辑】于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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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268 【原文出处】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64-67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 作 者 】张殿亮/刘明/杨金田/杨银田 【复印期号】199610 【 标 题 】对第１７届世界杯竞走比赛速度变化特征的分析* 【 正 文 】 （张殿亮 河北师范大学，050016，石家庄市；刘明 山东体育学院，250014，济南市；刘明 河北体育学院，050061，石家庄市； 第一作者35岁，男，副教授）摘要 通过对1995年国际田联锐步世界杯竞走赛各项目每个运动员分段成绩的统计换算，计算出各分段的平均速度，发现男子20km竞走和50km竞走比赛，水平较高的运动员组各分段平均速度逐渐提高，达到最高后保持一段时间，最后一个段落速度稍有下降，整个比赛过程速度分配的比较均匀。水平较低的运动员组比赛开始后的第一个分段就达到了最高速度，以后各分段速度逐渐下降，最后一个段落速度下降幅度较大。关键词 世界杯 竞走 分段成绩 速度变化分类号 G821＊ ＊ ＊第17届国际田联（世界锐步）杯竞走赛于1995年4月29日至30 日在北京举行，世界优秀竞走运动员均云集北京参加了这一盛会。竞走比赛的特点是时间长，能量消耗大，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既要使技术动作符合规则的要求，以免被取消比赛资格，又要合理地分配速度，顺利的走完全程。为了研究不同水平的竞走运动员在相同的比赛段落速度变化的特征，笔者对第17届世界杯竞走比赛的女子10km、男子20km和50km三个项目各分段成绩进行了统计，计算出这三个项目不同水平运动员各分段的平均成绩和平均速度，目的在于揭示不同水平的运动员全程比赛速度变化的规律，为我国竞走教练员和运动员今后训练和比赛提供参考。1 研究对象与方法1.1 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参加1995年第17届国际田联锐步世界标竞走比赛并获得正式比赛成绩的所有运动员。女子10km97人，男子20km111人， 男子50km84人。1.2 研究方法依据1995年国际田联锐步世界杯竞走赛成绩册，把这次比赛各项目的运动员分成两组，把代表该项目较高水平的前20名运动员分为一组，20名以后的所有运动员为另一组。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计算出两组运动员各分段成绩的平均值和各分段的平均速度，比较两组运动员速度变化特征。女子10km和男子20km竞走以每5km分段，男子50km 竞走以每10km分段。在统计分段成绩过程中，对某些段落中的个别异常数据予以剔除。2 结果与分析2.1 女子10km竞走速度变化特征女子10km竞走前20名运动员两个段落平均速度均大于后77名运动员，两组运动员的最快速度均出现在前一个5km段落，后一个5km段落的平均速度两组均略有下降，下降幅度前20名运动员组为0.11m／s，略于后77名运动员组的0.17m／s，见表1。可以看出女子10km竞走前20 名运动员组和后77名运动员组速度均呈逐渐下降趋势，见图1。 两组速度下降幅度的差别较小。这可能是由于女子10km竞走的距离和时间相对较短，体能消耗较小，运动员走进过程中技术动作较稳定的原故。（附图 {图}）表1 女子10km竞走各段落平均成绩、平均速度第一个5km 第二个5km前 平均成绩 21min36s 22min12s20 平均速度(m/s) 3.86 3.75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 0 0.11后 平均成绩 23min42s 24min51s77 平均速度(m/s) 3.52 3.35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 0 0.1710km前 平均成绩 43min48s20 平均速度(m/s) 3.81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后 平均成绩 48min33s77 平均速度(m/s) 3.43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表2 男子20km竞走各段落平均成绩、平均速度第一个5km 第二个5km前 平均成绩 20min38s 20min07s20 平均速度(m/s) 4.04 4.14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 0.10 0后 平均成绩 22min00 22min42s77 平均速度(m/s) 3.79 3.67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 0 0.12第三个5km 第四个5km前 平均成绩 20min19s 20min55s20 平均速度(m/s) 4.10 3.98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 0.04 0.16后 平均成绩 22min40s 25min42s77 平均速度(m/s) 3.68 3.24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 0.11 0.5520km前 平均成绩 1n21min59s20 平均速度(m/s) 4.07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后 平均成绩 1n33min04s77 平均速度(m/s) 3.58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2 男子20km竞走速度变化特征男子20km 竞走前20 名运动员各分段的平均速度均大于相对应的后91名运动员组，前20名运动员速度逐渐提高，第二个5km 段落达到全程最高速度，见表2 ， 第三个5km 段落略有下降， 但下降幅度很小为0.04m／s，最低速度出现在最后一个5km段落，与最快段落的平均速度相差0.16m／s，差距较小。从图2中可清楚地看到，前20 名运动员组速度曲线比较平稳这说明这一组运动员保持较高速度走的时间较长，全程速度分配比较均匀。（附图 {图}）后91名运动员组最高速度出现在第一个5km段落， 在第二和第三个5km段落随之下降，与第一个段落之差分别为0.12m／s和0.11m／s， 这两个段落保持了稳定的速度，但在最后一个5km 段落速度下降幅度较大，与最快的第一个5km段落之差为0.55m／s。从图2中也可以看出，后91名运动员组速度曲线不平稳，最后一个5km段落速度下降幅度较大， 全程速度分配不够均匀。2.3 男子50km竞走速度变化特征男子50km竞走前20名运动员各段落的平均速度均大于后64名运动员组相对应的各分段的平均速度，前20名运动员组比赛开始后，速度逐渐平稳地增加，到第三个10km段落达到最高速度，第四个10km段落和第二个10km段落的平均速度基本上与最快段落的平均速度相同。见表3。 这说明前20名运动员组保持高速走的段落多、时间长。最后一个10km段落平均速度有所下降，与最快段落相比慢0.18m／s，从图3 中可清楚的看出，前四个段落速度曲线平稳上升，最后一个段落略有下降。表3 男子50km竞走各段落平均成绩、平均速度第一个10km第二个10km第三个10km前 平均成绩 45min56s 45min14s 45min03s20 平均速度(m/s) 3.63 3.68 3.70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 0.07 0.02 0后 平均成绩 49min03s 49min01s 50min10s77 平均速度(m/s) 3.40 3.40 3.32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 0 0 0.08第四个10km第五个10km 50km前 平均成绩 45min12s 47min22s 3n48min47s20 平均速度(m/s) 3.69 3.52 3.64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 0.01 0.18后 平均成绩 53min35s 56min21s 4n18min10s77 平均速度(m/s) 3.11 2.96 3.23名 与最快段落速度之差 0.29 0.44这说明前20名运动员组全程速度分配均匀，尤其是前四个10km段落速度非常接近。后64名运动员组比赛开始后，第一个10km段落就达到了最高速度，第二个10km段落保持着这一高速度，然后速度随之下降，第四个10km段落和最后一个10km段落速度下降幅度较大，与最快段落之差为别为0. 29m／s和0.44m／s。从图3中也可以看出后64名运动员组后程减速明显，全程速度分配不够均匀。（附图 {图}）3 结论（1）从三个竞走项目各分段平均速度看，各项目前20 名运动员组各分段平均速度均高于同项目20名以后运动员组相对应的各分段平均速度。而且各项目前20名运动员组最低速度段落均快于同项目的20名以后运动员组的最快速度段落。说明各项目前20名运动员组训练水平较高。（2）从速度变化特征看，女子10km竞走两组运动员均在第一个5km段落达到最高速度，在第二个5km段落两组速度均有所下降， 下降幅度前20名运动员组略小于后77名运动员组，两组速度变化特征趋于一致。男子20km和50km竞走前20名运动员组最快速度的出现均比20名以后运动员组晚，而且以最快速度或接近最快速度走得距离也比20名以后运动员组长。速度变化特征是逐渐加快，达到最高速度后保持一段时间，到最后一个段落略有下降。男子20km和50km竞走20名以后运动员组速度变化特征是比赛开始后很快就达到了全程最快速度，然后逐渐下降，最后一个段落速度下降幅度较大。（3）各竞走项目前20名运动员组和20 名以后运动员组最慢速度均出现在最后一个分段。参考文献1 宗华敬．从墨西哥世界杯赛看女子竞走技术发展趋势．田径指南．1993，（4）：1～162 杨政．浅谈“匀速走”在比赛中运用的意义．田径指南． 1993，（2）：13～18A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eedChange at the 17th World Race Walking CupZhang Dianling et al(Hebei Teachers' University Shijiazhunag China 050016)Abstract This paper converts the result of walkingevents at 1995 IAAF/Reebok World Race Walking Cup and worksout the average speed of each phase. In the men's 20km and50km walk, it finds out that the average speed of phases ofthe higher level group increasingly goes upward and remainsfor a period of time after its top. At the last phase itslightly goes down. But the speed of the whole course allotsmore evenly. However, in the lower level group its top speedis at the first phase and then gradually goes down. At thelast phase the speed goes down more widely.Key words world cup, walking, phase result, speed change.＊* 收稿日期 1995-10-29 修回199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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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学报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TiAl基合金离心铸造过程中的层流临界值分析盛文斌 郭景杰 苏彦庆 丁宏升 贾 均摘要： 分析了金属型离心铸造TiAl基合金排气阀的充型过程，得出了离心铸造过程中充型速度V与充型长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转台的最大转动角速度ω0 max(r/min)的选择依据。结果表明，离心铸造过程中，合金液的充型速度是充型长度的函数，随充型长度的增长而增大；熔体的层流长度随转台最大允许旋转角速度的增大而减小。关键词： 金属型； TiAl基合金； 充型过程； 离心铸造中图分类号： TG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053(1999)03-0001-07Analysis of laminar flow critical value for TiAlbased alloy during centrifugal casting processSHENG Wen-bin GUO Jing-jie SU Yan-qing DING Hong-sheng JIA Jun(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filling process for TiAl based alloy melt poured in permanent mould during the process of centrifugal casting has been analyzed.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illing speed V and the filling length,as well as the choosing rule of maximum allowing angular velocity ω0 max(r/min) has been obtained.Results show that the filling speed is the function of the filling length during the process of centrifugal casting,and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illing length.The laminar flow length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maximum allowing angular velocity.Key words: permanent mold; TiAl based alloy; filling process; centrifugal castingTiAl基合金具有高的比强度和比模量，以及良好的抗蠕变、抗氧化和抗氢脆能力［1～5］，是一种最具潜力的轻型高温结构材料，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F.H.Froes［6］等人就TiAl合金性能、应用和成形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总结了目前应用于TiAl基合金的各种成形方法。P.E.Jones［7］等人在金属型中铸造了Ti-47Al-2Cr-2Nb(at%)合金汽车排气阀，并对静态铸造、压铸、喷射和离心铸造进行了实验比较。他们认为，综合来看，金属型离心铸造最有可能成为将来批量生产TiAl基合金铸件的成形方法。在国内，中南工业大学在粉末冶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8，9］。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金属型铸造方面也进行了研究［10，11］。通过对实际铸造得到排气阀的分析可以知道，阀体出现因铸型导热快而浇注不足的情况并不多，主要问题是铸件内部出现的气孔。根据气孔的形成方式，可将铸件内气孔分为三类：反应性气孔、析出性气孔和卷入性气孔［5］。TiAl合金凝固区间较窄(仅为10℃左右)，金属型的导热能力较强，使得合金的凝固速度非常快。这样，若在充型过程中卷入气体，将无法及时从排气孔或浇口内排出，最终在铸件内形成分散性气孔或体积较大的汇聚型气孔。TiAl合金/金属型界面处熔体的凝固是非常迅速的，仅存在一个2μm厚的反应区，P.E.Jones［7］等人对这个问题做了阐述。因此，在界面处反应生成气体并侵入到铸件内形成皮下气孔的可能性极小。对于感应凝壳熔炼(ISM)熔炼过程，炉料中所吸附的气体大部分在熔化之前就已被真空泵抽出；熔炼过程中，真空室内压力可达10－5mbar(约0.01Pa)，使得熔体内的N，H和O的含量很低，最终无法在铸件内形成气孔，或所形成的析出性气孔很少。根据对实际铸件的观察，我们认为，铸件内气孔为卷入性气孔的可能性最大。本文针对金属型离心铸造充型过程中的流速分布进行了分析，以判断形成卷入性气孔的可能性。1 过程分析本文采用感应凝壳熔炼(ISM)方法，在金属型中离心铸造了Ti-48Al-2Cr-2Nb(at%)合金排气阀，浇注时真空度为10－3mbar。将排气阀型腔理想化为长度和半径分别是L和R的圆管，铸型的旋转角速度为ω(rad/s)。对熔体做如下假设：(1)熔体的充型过程是连续的；(2)动力粘度系数μTiAl为常数；(3)熔体是不可压缩的；(4)不计沿程损失。离心铸造过程中，转台沿中心轴以角速度ω(rad/s)进行旋转。合金熔化均匀后，从可旋转坩埚中倒出，经过导向板进入铸型内。铸件采用侧注方式(图1)。图1 浇注系统示意图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gating system铸造过程中，由于坩埚在倾转时的旋转角速度ω′而使合金液具有一定的初速度v′。旋转角度大约为90°，即坩埚由竖直方向转变为水平，因此，可将v′看作竖直方向，且v′=ω′.R，其中R为坩埚旋转半径。合金液从高为H的地方落下，由于重力作用具有速度v″，可根据能量守恒求得。进入型腔之前，合金液就具有竖直方向的速度v，v=v′+v″。当熔体进入型腔后，速度将由原来的竖直方向转变为水平速度v0，此时应具有一定的动量损失。合金液下落时由于导向板的阻碍作用，也会减小合金的下落速度，二者的综合作用应满足关系式v0=ξ.v(ξ＜1)，合金液即以水平初速度v0填充型腔。铸件内卷入性气孔的形成原因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1)熔体从坩埚中流下进入铸型后，由于浇口窝的缓冲和分流作用，使熔体产生涡流，卷入环境中的气体，最终在铸件内形成气孔；2)由于熔体相邻质点之间存在速度差，而且距中心轴越远，速度差越大。若型腔足够长，充型过程中可能在熔体内形成负压，造成气体的卷入；3)熔体在离心力作用下无法平稳充型，形成强烈的紊流，近而卷入气体。本文主要讨论在非稳态充型条件下，浇注参数对铸件内卷入性气孔形成的影响。若将型腔的中轴线选作坐标系的轴线方向，即坐标轴相对型腔是静止的，对于理想流体，在不计沿程损失的前提下，任意时刻位置x处的加速度可表示为:对上式进行积分，并根据初值条件x=0时，和t=0时，x=0，得到任意时刻充型长度x和速度vi与充型时间t之间的关系：(1)(2)实际熔体是具有粘度的，会使靠近型腔内表面的速度有所下降。vi可看作是粘性流体在圆管任意截面处流动速度的最大值vm，即vi=vm。沿其主流动方向(型腔中轴线方向)在熔体内部选取微流管，其端面面积分别为ds0和dsi，由于充型过程是连续的，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单位时间内通过截面ds0流入的流体量应等于通过dsi流出的流体量，即ρ00ds0=ρiidsi，0和i分别为入口处截面和t时刻截面处的平均流速，根据层流速度分布规律，。对其进行积分，因为熔体是不可压缩的，ρ0=ρx=const，则0s0=isi。将(2)式代入，任意截面面积si为：(3)由(2)式可知vi随着充型时间t的增大而增大，就是说填充过程中熔体的断面面积si是随t的增大而减小的。由于重力作用，熔体上部将与型腔内壁发生分离。忽略熔体自由表面的张力作用，截面近似地认为是弓形，则t处的截面面积Ai为：(4)式中，，定义为相对高度，且-1≤hw≤1。hi为弓形截面的高度，随充型时间t的改变而改变。比较(3)式和(4)式，应有si=Ai，即(5)当熔体的流动为层流时，型腔是处于未充满状态的，可按明渠流处理(临界雷诺数Rec=800)。由雷诺数的定义可知t时刻截面处的雷诺数Rei为：(6)式中Rwi为熔体t时刻截面的水力半径，。Pi为湿周长，表达式为：Pi=2R(π-arccos hw) (7)则(8)若熔体在充型过程中保持层流状态，应满足Rei≤Rec。将(2)和(8)式代入到(6)式中，则可得到离心条件下圆管中层流判据：(9)当熔体tc时刻截面处的雷诺数Rei恰好为层流状态的最大值时，相对高度hw=hc，层流、紊流交界处雷诺数Rc为：(10)2 结果与讨论对于Ti-48Al-2Cr-2Nb(at%)合金排气阀，国外研究者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未详细提及铸造过程中易出现的缺陷及其解决方法。铸件易产生的缺陷与合金的特性是紧密相关的。TiAl合金的充型能力可以通过加大熔化功率来提高，从而避免了浇注不足的现象。但随着浇注功率的提高，合金的粘度有所下降，易在充型过程中形成紊流，导致气体的卷入，近而形成气孔。根据实验结果，发现气孔是TiAl铸件内的主要缺陷之一。图2 v0=0.1m/s时充型速度与充型长度的关系Fig.2 Relation between the filling velocity and the fillinglength when v0=0.1m/s当铸型型腔尺寸确定时，合金液前端在填充过程中任一时刻的速度值V为充型长度x的函数，而与型腔半径无关。同时，转台的旋转角速度不同，充型速度也是不同的。图2所示为v0=0.1m/s，型腔长度为20cm时，三种不同转台旋转角速度情况下，合金液末端速度V与充型长度x之间的关系曲线。从图2可以看出，合金液末端的速度值随填充长度x的增加，从初速度开始逐渐增大，且不符合线性规律。速度的增加量随型腔长度的增大而增大。充型长度相同时，随着转台旋转角速度的提高，速度值也增大。由计算结果可知，对于长度为20cm的型腔，转台的旋转角速度为300r/min时，合金充满时的速度大约可达6.3m/s。由于离心力的作用，熔体的前端速度要大于其后面的质点，在满足连续充型的前提下，熔体的断面面积是随距旋转轴距离的增大而减小的。图3为忽略入口效应影响时，不同转速条件下(100，200，300r/min)层流状态熔体断面高度的变化情况。熔体进入型腔后，其断面高度发生骤变，导致断面面积急剧减小，这主要是离心力作用下，熔体充型速度的提高造成的。随着转速的提高，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充型速度的提高将增大熔体充型过程中的紊流倾向性，而充型速度是由旋转速度决定的，转速的提高将减小充型过程中的层流长度。转速为100，200，300r/min时，其层流长度分别为52.5，26，17.5cm，层流长度与转速之间的关系如图4。可以看出，随着转台转速的提高，层流长度是逐渐减小的。图3 断面高度与充型长度的关系Fig.3 Relation between cross-section and filling length图4 层流长度与转速的关系Fig.4 Relation between laminar flow length and angular表1记录了不同浇注功率和转台转速条件下，排气阀剖面上可观察到气孔的发生情况。静态铸造条件下，排气阀内部出现了少量的气孔，这主要是由于浇口窝使熔体内部产生涡流造成的。离心铸造与静态铸造相比，随着浇注功率和转台转速的提高，阀内气孔平均直径均呈增大趋势，因为浇注功率的提高降低了熔体的粘度，转台转速的增大提高了熔体的填充速度，二者均增强了填充过程中熔体的紊流倾向性，这与上述分析结果是一致的。此外，随着真空度的降低，气孔的发生有所改善。表1 排气阀内部气孔统计结果Table 1 Statistic results of gaseous pores existing in the valvesPouringpower/kWRotating speed/r.min-1Vacumm pressure/mbarNumber ofporesDiameter/mmMaximumMinimumEverage240010-342.50.51.118020010-3530.51.524020010-353.50.51.830028010-353.70.52.324028010-543.40.51.4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知道，如果在熔体未到达型腔末端之前就出现了紊流，会造成气体的卷入，若这部分气体在凝固过程中不能及时排除，将在铸件内形成气孔。因此，应根据紊流的产生条件来正确地选择转台转速，以保证熔体以层流状态充型。3 结 论(1)TiAl基合金离心铸造过程中，充型速度随充型长度的增大而增大；填充长度相同时，熔体末端速度随转台转速的增大而增大。(2)为防止在充型过程中出现紊流，转台的旋转角速度与型腔尺寸、合金粘度、密度、断面高度及初速度之间应满足如下关系式：(3)熔体的层流长度随转台的最大允许角速度的增大而减小。注释：基金项目： 国家教委优秀青年教师基金项目(97031-084)作者简介： 盛文斌(1973-)， 男， 博士研究生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铸造教研室434＃， 哈尔滨 150001参考文献：［1］ DIMIDUK D M，MIRACLE D B，WARD C H. Development of intermetallic materialsfor aerospace systems.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2,8(3):367～375［2］ FROES F H.Structure intermetallics.JOM,1989,41(9):6～7［3］ LIU C T,INOUYH H.Control of ordered structure and ductility of (Fe,Co,Ni)3Valloys.Metal Trans A,1979,10A(10):1515～1525［4］ KIM Y W.Intermetallic alloys based on gamma titanium aluminides.JOM,1989,41(7):24～30［5］ PARAMESWARAN V R.High-temperature aluminides and intermetallics.JOM,1992,44(6):41～43［6］ FROES F H，SURYANARAYANA C，ELIEZER D.Synthesis,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of titanium aluminides.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1992,27:5113～5140［7］ JONES P E,PORTER W J,EYLON D,et al.Development of a low cost permanent moldcasting process for TiAl automotive valves.Gamma Titanium Aluminides.1995.53～62［8］ 贺跃辉，黄伯云，曲选辉等.Sb对改善TiAl基合金高温抗氧化性的影响.材料科学与工艺，1995，3(1)：10～13［9］ 曲选辉，黄伯云，吕海波等.TiAl有序合金研究综述.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1991，20(4)：3～14［10］ 盛文斌，郭景杰，苏彦庆等.浇注时功率(ISM)对TiAl基合金铸件表面质量的影响.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1998(6)：4～7［11］ GOU Jing-jie, SHENG Wen-bin, SU Yan-qing,et al.Analysis of overflow criticalvalue for TiAl based alloy during the process of centrifugal casting.TransNonferrous Met Soc China,1999,9(2):207～212收稿日期： 1999-05-17； 修订日期： 1999-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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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2期 No.2 1999不确定推理的支持度周青 鞠实儿摘要 在引进的不确定性支持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不确定推理的一个可操作模型.定义了不确定推理的概念,引进了不确定推理的支持度,讨论了它们的初步性质.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经典的二值逻辑的基础上的,因而具有较牢固的基础.最后是该方法与当今流行方法的比较.关键词 假定解,证据,知识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支持度.中图法分类号 TP18Supporting Degree of Uncertain ReasoningZHOU Qing1 JU Shi-er2Abstract A new and operatable model of uncertain reasoning is provid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supporting degree of uncertainty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basic concepts are precisely defined, the supporting degree of uncertainty of a proposition is introduced, some basic properties are discussed. All of these are done by means of the classic logic, and hence have a solid found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the presented method with other traditional methods.Key words Hypothesis, evidence, corpus of knowledge, uncertainty, supporting degree of uncertainty.本文讨论不确定推理的概念及其支持度.确定推理的研究是基于经典的二值逻辑,因而具有相当牢固的基础.而不确定推理的研究却是另一种情形.很明显的是,不确定推理的基础比确定推理的基础要弱得多.到目前为止,甚至还没有获得人们普遍接受的基础［1］.本文将对不确定推理的基础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个不确定推理的可计算模型.我们认为下述问题对不确定推理来说是基本的问题:(1) 如何正确地、定性地刻画一个命题的不确定性？(2) 如何适当地度量一个命题的不确定性？要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看看当我们有不确定问题时应当怎样做.假定P是要解决的问题,h是一个有关P的解的命题,称为假定解.我们的任务是要确定h是否为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很显然,我们需要一些有关P的知识,我们用K来表示有关的知识集合.于是K是个公式的集合,其中的公式都被认为是真.现在,如果h或h可以由K推导而得,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完全地解决了,所以,h是确定的;否则,h就是不确定的.当h是不确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变为:是否有进一步的方法来确定h是否为真.专家们常用以下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1) 尽可能地收集证据(今后我们把证据集记为E);(2) 试图由E∪K推导h或h,如果(2)成功,问题就解决了.否则,(3) 在E∪K的前提下度量h为真的可能性.下述例子说明我们是怎样确定h为真的可能性(或称对h的相信程度)的.例:假定我们在调查一个谋杀案,并且有知识集:(1) 若x是凶手,则x在一定时间内在案发现场.(2) 若x是凶手,则x有犯罪动机.(3) 若x是凶手,则x有谋杀凶器.经过调查发现如下证据:张三曾在案发期间到过案发现场,并有谋杀动机,李四有和谋杀凶器十分类似的武器.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张三比李四更有可能是凶手.这一例子说明,K∪{h}和K∪E的相同推论越多,我们就越相信h为真,这对h也同样成立.我们将形式地刻画这一过程,并提出一种确定相信h为真的程度的方法.这些都将以传统的二值逻辑为基础来完成.1 不确定性和证据设h是命题,K是知识集.我们假定K是协调的,并且K中的公式都被接受为真,如逻辑公理、某一领域的基本定律等等.显然,如果Kh,h就被认为是真;如果kh,则h就被认为是假;否则,h就不能由K确定,即h的真值是不确定的.于是,命题的不确定性可以形式地定义如下.定义1. 命题h是不能由K确定的,如果h在以K中的公式作公理的逻辑系统中是不可判定的(即h和h都不是该系统的定理).用模型论的术语,命题h的不确定性可以等价地表达如下.我们有形式语言L和一个L的公式集K,其中K被称为是知识集.为着某种目的,我们希望知道L的某一命题h是否为真,而我们又不能由K推导出h或h.由于h独立于K,根据完全性定理,K有许多模型,h在其中的一些模型中为真,而在另一些模型中为假.在K的模型中我们知道有一个是我们所需要的.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哪个模型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h的不确定性可以语义地定义如下.定义2. 命题h是不能由K确定的,如果我们无法确定K的哪个模型是我们所需要的.定义1和2说明,命题的不确定性是推理系统的特征,所以,我们可用传统的二值逻辑来描述不确定推理.为了确定h的真值,我们在K中加进一个命题集合E.对于我们的目的,我们相信E中的命题都为真.然后,我们试图用K∪E来推导h或h.我们把集合E称为证据集.如果K∪Eh或K∪Eh,h就是确定的;否则,h还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证据定义如下.定义3. 如果命题集合E中的命题都被认为为真,则称E是K中对h的证据集合.如果K∪Eh或K∪E h,则称E是K中对h的完备证据集合;否则,E是不完备的.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我们对证据在语法上仅要求它是命题,它们的主要特征在于它们在语义中为真.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定义3等价于:所谓的证据集E是一些在我们希望的模型中为真的命题集合,我们希望用它们来确定h在该模型中的真值.如果E是完备的,就能确定我们所想要的模型,否则,h还是不确定的.在E是不完备的情形下,我们需要估价相信h为真的强度.这里我们引进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K∪Eh,h的所有逻辑推论在K∪E的所有模型中为真;如果K∪E h,没有h的逻辑推论在K∪E的模型中为真.如果h在K∪E中是不可判定的,一些h的逻辑推论在K∪E的某些模型中为真,而h的另一些逻辑推论在K∪E的另一些模型中为假.于是,很自然地,如果E在K中的逻辑推论也是h在K中的逻辑推论,则这些推论对h提供正支持;如果E在K中的逻辑推论也是h在K中的逻辑推论,则这些推论对h提供正支持,即对h提供负支持;如果E在K中的逻辑推论既非h的逻辑推论也非h的逻辑推论,则这些推论对h是无关的.显然,E对h提供的正(负)支持的推论越多,E对h的支持度(原始意义上,形式定义将在下节中给出)就越高(低).同样明显的是,我们不必考虑那些与h无关的证据.由此,正支持h的证据数量和负支持h的证据数量的比就有意义了.下节将形式地把这一想法表述(文献［2］曾对类似的想法作过简短的叙述)出来.2 假定解的支持度我们将使用如下记号:L: 只有有穷个谓词的一阶语言.我们还假定L只有有穷模型(因为在AI中只需考虑有穷多个谓词和有穷模型,我们作出如此假定.对于无穷的情形,只需对文内的定义作少许修改即可);K: L的一个公式集,语义上称为知识集;E: L的一个闭公式集,语义上称为证据集;h: L的一个闭公式,语义上称为假定解,我们假定h和h都不是K∪E的逻辑推论;设X是L的任一公式集,A是L的公式,我们用XA表示A是X的逻辑推论.我们假定K∪E是协调的.设A,B是L的闭公式.如果KAB,则称A和B是等价的,记作A～B.显然,～是L的闭公式集上的等价关系.因为L只有有穷多个谓词和有穷模型,因而,L也就只有有穷多个无变元项,所以,只有有穷多个等价类.我们用S表示这些等价类的集合.定义4. 设X,Y是L的公式集,我们定义CX={U∈S: 存在A∈U使X A},DX,Y=CX-CY,BK,E,h=DK∪{h},K∩DK∪E,K,TK,E,h=｜BK,E,h｜/｜BK,E,h∪BK,E, h｜.TK,E,h称为K和E对h的支持度.在本节中因为K和E都是固定的,所以,我们使用Bh和Th,而不用BK,E,h和TK,E,h,以简化书写.以下是一些关于对较复杂的公式A如何求TA的结果.引理1. Bh∩Bh=.证明:如果A∈Bh∩Bh,由定义,A∈CK∪{h}且A∈CK∪{h},即存在p∈A,K∪{h}p且K∪{h}p.根据演绎定理,K∨h→p且K∨h→p.于是,K p.所以,A∈CK,即ADK∪{h},k,因此,ABh.矛盾 □定理1. Th=1-Th.证明:由引理1,｜Bh∩Bh｜=0.由集合论的结果,｜Bh∪Bh｜=｜Bh｜+｜Bh｜-｜Bh∩Bh｜,所以,｜Bh∪Bh｜=｜Bh｜+｜Bh｜.于是,Th+Th=｜Bh｜/｜Bh∪Bh｜+｜Bh｜/｜Bh∪Bh｜=(｜Bh｜+｜Bh｜)/｜Bh∪Bh｜=1. □引理2. Bh∩Bg=Bh&g.证明:设p∈A,我们有A∈Bh∩Bg当且仅当h→p且g→p,由经典逻辑的结果,当且仅当h&g→p.所以,Bh∩Bg=Bh&g. □引理3. ｜Bh∪Bg｜=｜Bh｜+｜Bg｜-｜Bh&g｜.证明:因为｜Bh∪Bg｜=｜Bh｜+｜Bg｜-｜Bh∩Bh｜,根据引理2,｜Bh∪Bg｜=｜Bh｜+｜Bg｜-｜Bh&g｜. □定理2. Th∨g=(｜Bh｜+｜Bg｜-｜Bh∩Bg｜)/(｜Bh｜+｜Bg｜-｜Bh∩Bg｜+｜Bh∩Bg｜).证明:由定义Th∨g=｜Bh∨g｜/｜Bh∨g∪Bh∨g｜=｜Bh∨g｜/｜Bh∨g∪Bh&g｜, (*)证明｜Bh∨g｜=｜Bh∪Bg｜.为此,我们需要证明h→p或者g→p,则h∨g→p.而这可以由经典逻辑直接得出.由此,根据引理3,｜Bh∪Bg｜=｜Bh｜+｜Bg｜-｜Bh&g｜.同时,根据引理2,｜Bh∩Bg｜=｜Bh&g｜及｜Bh∩Bg｜=｜Bh&g｜.把这些等式代入(*)式中相应的项,即得定理. □因为假定了只有有穷多个谓词和有穷多个无变元项,我们不需要量词.由此,根据定理1和2,对于任何公式A,对A中出现的所有原子公式p,只要知道了Bp,我们就能够求得TA.3 比 较本节将主要讨论本文所定义的不确定支持度和不确定的概率测度的关系.在AI研究中,概率论在不确定推理中有广泛的应用,人们提出了各种基于概率的不确定性测度［3］.我们首先证明这些基于概率的测度方法是可以用本文提出的支持度来表示的.为此,我们并不需要对各种不同的概率测度一一进行考察,而只需证明概率是能够由支持度来表示的就行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各种基于概率的不确定性测度方法就自然地可以由本文提出的支持度来表示了.在概率论中,事件P将会发生的概率是这样计算的:如果在n次实验中P发生了k次,则事件P在第(n+1)次实验中发生的概率是k/n.以下定理说明,这是可以由不确定性支持度来表示的.定理3. 概率是能够由不确定性支持度表示的.证明:设L是只有一个一元谓词符号p的一阶语言,为了定义知识集K,我们首先定义K1={p′(k)→p′(k)∨p′(m):1≤k,m≤n+1,p′是p或p′是p},K2={A∨B→B∨A:A,B是L中的公式},然后令K＝K1∪K2.我们只用一条推理规则:对于L中的一切公式A和B,A→B语义上,p(k)表示P在第k次实验中发生,而p(k)表示P在第k次实验中不发生.证据集E中含有p′(k),其中k=1,...,n,p′是p还是p根据P是否在第k次实验中发生而定.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定p(n+1)的概率.显然,CK∪E={［p′(k)∨p′(m)］:p′(k)∈E,1≤k≤n,1≤m≤n+1},其中［A］表示公式A的等价类.根据CX,DX,Y和BK,E,h的定义,BK,E,p(n+1)={［p(k)∨p(n+1)］:p(k)∈E},而BK,E,p(n+1)={［p(k)∨p(n+1)］:p(k)∈E}.所以,TK,E,p(n+1)=k/n,其中k是P在n次实验中发生的次数.显然,TK,E,p(n+1)正是p(n+1)的概率. □根据不确定性支持度的定义不难看出,如果证据集D是由在证据集E中加进一些和h有相同推论的命题,则TK,D,h＞TK,E,h.但这并不表明不确定性的支持度和概率测度总是能够保持相同的大小关系.当证据集E中的命题除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的逻辑推论的时候,很容易看出不确定性的支持度和概率测度是能够保持相同的大小关系的.事实上,定理3的证明给出了利用支持度来计算不确定的概率测度的方法.但是,在较复杂的情形中一般来说就不行了.例如,如果一个证据集E有7个命题,其中5个从概率上正支持h,其他的两个从概率上负支持h;假定｜BK,E,h｜=5,｜BK,E,h｜=3,则TK,E,h=5/8,而概率测度PK,E,h=5/7.现在,设DE是个证据集,使得｜D-E｜=3,而且D-E中的一个命题有5个和h一样的逻辑推论,而其他两个命题各有一个和h一样的逻辑推论.于是,TK,D,h=7/15＜5/8=TK,E,h,而概率测度PK,D,h=7/10＞5/7=PK,E,h.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两种方法中哪一个较合理？为了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假定知识集K中有个公式p→q,其中p和q不等价,并且p∈E&qE.在概率测度中,q对h和h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然而,在本文引进的不确定性支持度中,q对h或h提供部分的支持.所以,实际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考虑假定解和证据的逻辑推论？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引言的例子中,我们能够认为张三和李四不是谋杀嫌疑人吗？显然不能.对于Carnap的逻辑方法［4］,其公式是m*(E&h)/m*(E),其中m*(X)是对命题集合X的一种依赖于L的加权测度.我们可以把知识集K看作是此系统的公理集.但是,假定解h和证据E的逻辑推论在这里仍然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上段所述的问题在这里仍然存在.另外,这种方法预先假定系统中的每个谓词和假定解有某种联系.在实际工作中这是个十分强的假定.因为我们通常无法预先知道哪些证据和假定解有关.而在本文中引进的方法并不需要这一假定,因为我们取BK,E,h=DK∪{h},K∩DK∪E,K,这就去掉了所有和h无关的公式.最后,在Carnap的方法中的加权m*是由语言L来决定的,而非由系统确定,而我们的方法除经典逻辑之外无需事先假定任何东西.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由于以经典逻辑作为考虑的起点,本文所引进的方法和人的不确定推理比较类似,因而具有较牢固的逻辑基础.它不仅在适用于概率测度的简单情形的不确定推理中能和概率测度一样有效,在概率测度无法进行的复杂情形的不确定推理中,它也能够有效地工作.因此,本文所引进的方法是有意义的.本文研究得到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基金资助.作者介绍：周青,1952年生,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数理逻辑,理论计算机科学.鞠实儿,1953年生,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逻辑学,人工智能.本文通讯联系人:周青，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软件研究所作者单位：周 青 中山大学软件研究所 广州 510275鞠实儿 中山大学哲学系 广州 510275参考文献［1］Kyburg K. Why do we need foundation for modeling uncertainties?. In: Ambrosio D, Smets, Bonisson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Uncertainty in AI. San Mateo, California: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1991. 438～442［2］鞠实儿.三种信念悖论的消除.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17(2):9～14(Ju Shi-er. The dissolution of three believe paradoxes.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1995,17(2):9～14)［3］Kanal L N, Lemmer J F. Uncertaint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1～509［4］Carnap R. Logic Foundation of Probabi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0本文1997-09-15收到原稿,1998-02-25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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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陆军参谋长访孟新华社达卡５月２２日电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斯拉姆・贝格将军２２日抵达达卡，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１周的访问。据官方人士说，贝格将军将同孟加拉国军方领导人讨论进一步加强两国军队间的关系和合作问题。贝格将军还将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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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6期 Vol.19 No.6 1999经纬仪检定装置校准方法的研究周维虎岸∠牧 张玉文摘要 本文在分析经纬仪检定装置生产使用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校准项目及校准方法，适用于多目标装置和多齿台装置的校准。关键词 经纬仪 检定装置 平行光管 多齿台 准线光管 垂直角Study on the Calibration of Theodolite Verification InstrumentsZhou Weihu,Ding Xiaomu,Zhang Yuwen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wo standards used for the calibration of theodolites,presents a guideline and methods for the calibration of theodolite standards themselves,especially for the calibration of standard stability.Key words Theodolite,Verification instruments,Parallel light tube,Indexing table,Collimation light tube,Elevation angle1 经纬仪检定装置现状经纬仪检定装置结构形式比较多，以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的检定方法来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4～6只焦距为550 mm的平行光管作为无穷远目标，在全圆范围内随机分布组成常角，称为多目标装置，该装置检定原理为测站平差。另一种是以多齿分度台加平行光管组成的装置，检定原理为直接比对。两种装置如图1、图2所示。加上附加装置后两种装置均能满足经纬仪检定规程JJG414-94的要求。图11～6―平行光管；7―经纬仪图21―多齿分度台；2―经纬仪；3―平行光管国内有多家生产经纬仪检定装置，其结构、形式和功能都有很大差异，技术要求也不统一。如表1所示。因此，急需有一个规范加以统一，以便检定装置的校准有法可依。表1生产厂家型号结构形式功能武汉地震所JSJ-Ⅰ、Ⅱ多齿分度台、水平准线装置、竖直角装置、可倾工作台经纬仪、水准仪上三光厂CJJ07多齿分度台、竖直角装置、水准线、金属框架式经纬仪、水准仪计量仪器厂C40多齿分度台、高平光管经纬仪计量院 多齿分度台、竖直角装置、准线光管经纬仪6354所JQY-1立卧式多齿分度台、准线光管经纬仪自制 多目标平行光管或齿盘加准线光管经纬仪、水准仪2 检定装置校准项目及校准方法现以多目标装置为例，讨论校准项目及校准方法。2.1 平行光管位置的校准在多目标装置中，共有4～6只平行光管，光管的相互位置关系正确与否，将影响经纬仪检定准确度。平行光管的位置要求有五项。a.平行光管十字丝目标应铅垂，无目力可见之倾斜。b.平行光管十字丝目标水平线应在同一水平面内，不应有明显的偏移。c.平行光管视场内的十字丝应同样清晰(位于同一焦面上)。d.平行光管视轴在空间相交，交点应通过检定台的回转中心，偏移量不超过10 mm。e.高、中、低竖直平行光管的夹角为30°±15′。平行光管在空间相互位置的校准，一般用经纬仪进行。将T3000或T3经纬仪安装在检定台上，调整仪器竖轴铅垂。以望远镜瞄准平行光管的十字线，观察a、b、c三项的位置。平行光管高、中、低三个位置的夹角用经纬仪实测得到。校准平行光管在空间的位置时，用经纬仪望远镜的分划板照准平行光管的十字丝目标，然后在平行光管光轴出口处套上一直径与平行光管直径相同的同心纸板，纸板中心处作一标志。先调整望远镜看清平行光管十字线，再看清纸板。此时，望远镜十字线中心偏离纸板中心不超过10 mm。2.2 准线光管视准线直线度的校准准线光管是检定经纬仪望远镜调焦直线度的标准装置，要求校准方法误差≤1″。本文采用Ni002水准仪，Ni002水准仪的视准线具有很高的直线度，在原理上可认为没有误差。校准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进行。首先，将水准仪和被校准的准线光管按图3中方式Ⅰ安装。调整水准仪使准线光管近、远目标中心位于水准仪主光轴上，此时，两光轴重合。然后，分别调整水准仪对准目标1、2、3、4、5。若十字丝目标水平线与水准仪分划板水平线不重合，则由水准仪测出差值△i，换算成角度误差Qvi＝(△i／S)×206265″式中，S为被校准目标的距离，mm。然后，在准线光管和水准仪之间安装一转向棱镜(如图3中位置Ⅱ所示)，使准线光管十字线目标在垂直于视准线平面内转向90 °。重复上述步骤，测出误差QHi。图 31―准线光管；2―水准仪；3―转向棱镜校准应在正、反两个方向进行，以正、反两个方向的平均值作为各点误差数据。准线光管视准线各点直线度误差为2.3 竖直角检定装置的校准竖直角检定装置是检定经纬仪竖直角一测回标准偏差和测角总不确定度的标准。对于专用竖直角检定装置采用分度误差小于0.2″的卧式多齿分度台校准。对于由多个平行光管组成的竖直角检定装置，各光管视准线之间的夹角用受检过的T3000电子经纬仪校准。将经纬仪安置在检定台上，依次对各平行光管正、倒镜观测，取平均值作为方向值，竖直角测得值减去标称值即为竖直角检定装置的角度误差。该校准方法的精度为1″～2″。2.4 检定装置综合误差检定经纬仪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时，以多只平行光管作为照准目标，用全圆方向观测法进行。由检定原理可知，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检定准确度与平行光管的夹角关系不大，主要取决于平行光管视准线的短期稳定性，这里的短期稳定性是指仪器检定时间范围内的稳定性。若装置稳定性好，可检定高精度经纬仪，否则只能检定中、低档精度的仪器。因此，本文以视准线在仪器检定时间范围内的稳定性作为检定装置综合误差的评定指示。检定装置的综合误差如何校准，目前尚无标准可依。本文介绍一种校准方法，该方法在实践中曾多次采用并得到不少单位的认可。原理：用一台高精度经纬仪(T3000或T3)，在被校准装置上进行6次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检定，得结果(u1，u2，……,u6)，检定在两天内等时间间隔进行。各次检定除得到ui之外，还应计算出目标视准线的夹角。各次检定之间目标视准线夹角的散发，可认为由装置稳定性和仪器误差共同组成，从该散发值中去除仪器误差的影响即为装置的稳定性误差。步骤：a.依据检定规程，用6个或12个测回，分别测出6次(12次)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式中，m为测回数；n为照准目标数；v为剩余误差。观测在两天内等时间间隔进行。b.按下式计算(u1，u2，……,u6)的统计平均值式中，k为观测次数.c.按下式求得视准线方向值在各次检定之间随机变化的标准偏差式中，v为各次检定方向观测值或然值的剩余误差；△为各次检定方向观测值或然值的剩余误差和；k为观测次数(6次)；n为照准目标数。d.按下式求出me.计算检定装置在仪器检定时间之内的稳定性误差式中，s为两次检定的时间间隔；p为检定仪器所需时间。若Sm≤0.2″，装置可以检定0.5″级的仪器，若1″＞Sm＞0.5″，装置可以检定2″级的仪器。数据处理见表2。表2 经纬仪检定装置综合误差次数照准标2照准标3照准标4照准标5照准标6△△2uk角度值v[vv]角度值v[vv]角度值v[vv]角度值v[vv]角度值v[vv]130°18′43.93″0.160.02646°06′42.01″－0.440.19361°03′54.29″－0.860.7490°41′18.3″－1.21.44120°14′19.67″－2.435.9－4.7722.75290.28230°18′43.54″0.670.44846°06′43.57″0.120.01461°03′55.21″0.060.00290°41′18.62″－0.880.96120°14′21.18″－0.920.85－0.950.90250.36330°18′42.36″－0.510.2646°06′42.46″0.010.00161°03′54.97″－0.180.03290°41′19.74″0.240.057120°14′21.18″1.081.160.640.40960.33430°18′42.80″－0.070.04946°06′41.93″－0.520.2761°03′55.44″0.290.08490°41′20.07″0.570.32120°14′22.84″0.740.551.011.02010.24530°18′42.78″－0.090.08146°06′41.96″－0.490.2461°03′55.52″0.370.1490°41′20.05″0.360.31120°14′22.88″0.780.612.144.57960.24630°18′42.80″－0.070.04946°06′42.14″－0.340.1261°03′55.48″0.330.1190°41′20.21″0.710.50120°14′22.90″0.800.643.5712.74490.23平均42.87 0.9142.45 0.8355.15 1.1119.50 3.5922.10 9.71 Σ△2＝42.409Σuk2=0.4580Σ2v=16.152.5 多齿分度台检定装置校准多齿分度台的分度误差按JJG472-97(多齿分度台检定规程》检定，稳定性误差除了采用上述校准方法之外，也可采用下面简单方法。将T3仪器安装在检定台上，精确调平，用望远镜照准平行光管的十字丝并读数，在6～8 h之内读数变化应小于0.2″。3 结束语经纬仪检定装置的校准涉及到众多的生产厂家、计量部门和用户，本文介绍的只是主要校准项目。其中检定装置综合误差指标及其校准方法是首次提出，它将仪器误差从检定结果中分离出来，解决了仪器误差与装置误差相互交叉这一长期困惑计量人员的难题，是一种新的尝试。s＝4 h，P＝1 h*安徽省长江计量所,安徽省合肥市6042信箱,230022作者简介:周维虎 男 37岁 高工 博士生丁晓牧 男 38岁 高工作者单位:北京长城计量测试研究所，北京市，1000951998-10-27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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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624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24～130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2 【 标 题 】追索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百年行程 【 作 者 】杜书瀛 【作者简介】杜书瀛(1938-)，男，山东宁津人，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内容提要】我们以学术范型为重要关节点来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一个由20世纪之前积蓄变革势能，到1 9、20世纪之交从“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蜕变”，再到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定格”，最后到70年代末开始“突破”的过程。这百余年的历史，有两个时段变化最大、发展最快、最为耀眼，因而给我们感触最深，一是最初的二三十年，一是最末这20来年；而中间几十年则略微平缓单调了一点。“学术政治化”是百年文艺学学术研究的总体特征之一。百年历史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要发展文艺学，必须不封闭，多元化。【关 键 词】20世纪/学术/诗文评/文艺学/学术史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5-0124-07“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对象、性质、内容、范畴在总体学术坐标中的位置，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和联系，……以至于名称、术语等等，几年来进行了多次热烈的讨论和争论。这是一些在短时间内很难具有统一答案、很难得到圆满解决的问题，甚至在长时间里或者永远也难以画上有定论的封闭性的句号。笔者认为，它的特点和价值就在于它的开放性；正因为其开放性，才显出它的无限生机，才显出其自身具有的重大学术研究价值。一、学术・学术史・文艺学学术史我们要研究的是“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首先就有一个正名的问题，这个题目的核心词之一就是“学术”。按照中国的传统的一般的说法，“学”就是“学问”，而“术”，可以看作是获取学问和道理的途径、规程、手段或方法。至于“学问”二字，“学”就是学习，“问”就是询问或者问难。所谓“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后来就指专门的有系统的知识和道理。要获得某种专门的系统的知识或道理，就需要有“术”。“术”，近代和现代的辞书上说是“手段”、“方法”。古人也有以“术”为方式、方法者，如《孟子・告子下》：“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这是“术”之一解。古人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说文》：“术，邑中道也。”《后汉书・冯衍传》：“播兰芷于中庭兮，列杜衡于外术。”在这里，“术”是“邑中道”，或“中庭”外边的“道”。也就是说，“术”即“道”，但这是道路的“道”，与作为世界本体的“道”虽有联系却又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具体的“道”、“途径”，人踩着它按照一定的方向走向某种目的地或归宿；后者是抽象的“道”和“途径”，是大“道”、大“途径”，是涵盖一切的“道”和“途径”，它虽看不到、摸不着，却被中国古代的某些圣贤看作是整个宇宙、整个人类所摆脱不了的“道”和“途径”，它似乎是宇宙和人类的最高规定，也似乎是宇宙和人类的最终“归宿”和“目的地”。古人常把“术”与“道”连用组成“道术”一词是有道理的。“道术”即“道”（作为世界本体）之“术”。“道”是本，“术”为“道”所用，“术”为“道”服务。通过“术”（运行“途径”和“方向”，即道路的“道”）达到作为世界本体的“道”。这里还有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操作以得“道”的内涵。在精神活动领域里，操作就是思维操作，也就是考察、检索、思虑、琢磨、分析、研究，其中有分解、有整合、有时分解、有时整合，有时既分解也整合。是否可以这样为学术下定义：学术，作为人类的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的精神活动，就是对对象和问题，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进行专门的（经过一定训练的、专业性的）研究和探索，以得到系统或体系性的知识和道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不管学者本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都会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学术范型是指某个时代、时期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带有规范性的形态，它大体包括：哲学基础、世界观和价值取向、思维结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惯于使用的一套学术语码，提出命题、观念、范畴、术语的思路与类型，等等。从空间的共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时代或时期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会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和西方。从时间的历时性的角度来说，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而不同时代或时期的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范型也会有重大差别，如古代和现代。如上所述，既然我们把学术定义为人类的一种高度自觉和理性的精神活动，是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对对象和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探求以得到系统知识和道理；而且学术研究活动都会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那么，学术史就是这种为了求得系统知识和道理而对某种对象和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探求活动的历史；而且，学术研究的重大发展和变化，常常表现为学者进行研究时的学术范型的发展和变化；学术范型的根本不同或重大差别常常是不同学术阶段、不同学术时期甚至不同学术时代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文艺学学术史，就是对文艺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进行研究活动（也包括其研究成果）的历史（注：“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地讲，应该包括文学和艺术。但实际上，大学中文系讲授的“文艺学”课程或文学研究机构的“文艺学”研究活动，其对象主要是文学而很少涉及艺术，严格说只是“文学学”。多少年来，约定俗成，“文艺学”的名称就这样使用下来了，我们也只好从俗。）；简单地说，文艺学学术史，就是文艺学的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历史，或者说具体点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学史学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它的对象就是文艺学的学术研究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其中学术研究范型的变化，是把握文艺学学术史时需要特别注意的。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即文艺学学术史与文艺学史及文艺学思想史的区别和联系。无疑，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密切到有时人们很难把它们泾渭分明地区分开。但严格说来，文艺学学术史不能等同于文艺学史，也不能等同于文艺学思想史。文艺学史侧重于文艺学（包括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学史学）本身的理论内容和理论思想的历史，文艺学思想史则主要着眼于文艺学（特别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思想、观点的发展历程。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三者的关注点虽然各有侧重，但其对象又有交叉或重合的地方。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文艺学学术史同另外一些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的其他学科的关系。要想深入到文艺学学术史的精髓之处，不但要了解文艺学史、文艺学思想史等等与文艺学学术史最为相近、最为密切的学科的情况；了解文学艺术史、文学艺术思潮史等与文艺学学术史比较相近、比较密切的学科的情况；而且应该了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影响文艺学学术研究的各种因素；不然就很难理解当时文艺学研究中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学术研究范型，会提出那样的命题、概念和范畴，会运用那样的方法，对问题会有那样的解决方式。倘局限于文艺学学术史本身，永远得不到深刻的见解。二、怎样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反复研讨。从总体上说，在以下方面基本达成共识：（一）以问题为纲有人说，研究和撰写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可以借鉴黄宗羲《明儒学案》，以百年来重要的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文学批评史研究家、文学史学家等）为纲，写成若干学案；抓住了重要文艺学家的成就和特点，也就抓住了百年来文艺学学术史的基本内容、传承关系、性质和特点。有人说，研究和撰写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可以从目录学得到启示，以百年来重要的文艺学著作为纲；那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可以作为文艺学学术史变化的历程标志，最能表现出百年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以问题为纲即区别于以人物为纲和以著作为纲。以人物为纲和以著作为纲当然都能获得独到的研究成果，都能写出富有特色的学术史著作，我们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是，人物（文艺学学者）的成就和著作（文艺学作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他（它）们能否抓住、提出和解决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文艺学问题。抓住了文艺学学术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就抓住了学术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内容和它的精髓；以问题为纲，提纲挈领，也就把那些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人物和著作分辨得清清楚楚。文艺学学术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而是时代提出来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出现。即使老的、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时代也会提出新问题取代旧问题；而且，人们的关注点也自然会从旧问题转移到新问题上。学术的发展是一个问题连着一个问题。譬如说，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梁启超们高喊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等，不仅是他们思想革新、思想改良的一种口号，而且也是在当时的时代要求之下所提出的学术问题和学术命题；就如同稍后一点的王国维从另一个层面和另一个角度提出《红楼梦》的悲剧性、文学的“写境”、“造境”、“理想”、“写实”、“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主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等等学术命题和学术问题一样。到了“五四”前后，学者们又应时代要求提出了文艺学的诸多新问题。例如，提出了“文学革命”的问题：时代旗手们高擎的“文学革命军”大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陈独秀）（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2(6)．）；要革“文以载道”的命；要铲除“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钱玄同）。提出了“白话文学”（“文学工具革命”）的问题：“白话为文学正宗用语”，“死文字（文言）只能写出死文学”，“活文学当要活文字（白话）”，“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时代的情感和思想”（胡适）（注：胡适．逼上梁山[A]．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之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周作人）（注：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5(6)．）。到了后来，特别是40年代以后，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问题被提了出来，如“革命文学”的问题、“工农兵方向”问题、“文艺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学术研究（包括文艺学研究）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到了1978年之后的“新时期”，提出了文学和文艺学的自身价值、学术的独立性等问题。也许有人认为上述某些问题不像学术问题。其实，从一定的角度说，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和特定的阶段上，它们是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看待的，而且有的就是作为学术问题提出来的，虽然不纯粹。不同的问题表现了不同时代学术的性质和特点，问题的变换，表现了不同时代学术的变化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20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学术史，就是不断提出问题和不断解决问题的历史。一般地说，这些问题之间有着继承与革新的关系。而学术问题的转换，常常通过学术范型的转换表现出来。（二）以学术范型为关节点抓住学术范型，就容易把“学术”史同“思潮”史、“观念”史、“思想”史区别开来。“学术”史当然不能排除“思想”、“观念”、“思潮”等内容；但“学术”史更着重考虑的是文艺学研究的“学术范型”问题，更多地考虑诸如学术对象的变化，哲学基础、思维方式、治学方法、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的变革，范畴、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外延的衍变，命题的确立及其陈述方式的变化，在上述所有方面前后不同时代或时期有什么样的继承或否定的关系，等等。再说得具体一些，譬如，不同的时代或时期，学者的关注对象有什么不同或变化；文艺学的某些命题、范畴、概念、术语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文化外在条件和文论本身的内在机制之下提出来的；这些命题、范畴、概念、术语是怎样演变的；新旧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相比较有什么不同，其内容有什么特点；它们是怎样被陈述的，陈述方式、方法、视角有些什么变化；学者进行了怎样的思考和研究，不同学者或学者群（共时的和历时的）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哲学基础和世界观有什么不同和变化；前后不同时期或时段的学者（学者群）在上述诸方面有怎样的师承关系（或否定关系），等等。笔者想突出强调：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由古典文论的传统的“诗文评”学术范型向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转换的历史，是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由“诗文评”旧范型萌生、成形、脱胎、变化、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论在外力冲击下内在机制发生质变、从而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是学术范型逐渐现代化的历史（现在正处在这个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之中）。这是中国文论历史性的转变和发展。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危机中强制性的选择，同时也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选择。因此，应该紧紧盯住近百年来从古典文论到现代文艺学的历史发展中学术范型转换这个最显著的特点。以“诗文评”作为典型形态的中国文论，自先秦至清末，历时2000多年而走向终结。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对中国文论进行比较自觉、比较系统的学术研究，沿波探源，至少可以追寻到曹丕《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小序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其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ｑǐ＠①《本事诗》，旁采故实，刘颁《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短短几百字，勾勒出自魏晋至宋明的文论学术研究的大致脉络。最近有些学者沿着上述脉络从目录学的角度整理出这种“学术自觉”的大体历程：《隋书》将文论著作同《文选》等一起归入集部总集类；唐人则将其从总集中厘析出来别立“文史”之名；宋人又在“文史”之外另列“诗评”类，后又细分为“文章缘起”、“评文”、“评诗”；明代焦＠②等人则明确列出“诗文评”类；清代，“诗文评”作为文学理论批评的专称得到普遍认可，并且对其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注：彭玉平，吴承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社会科学，1997,5．）。清代是传统文化学术包括文论的总结和集大成阶段，至此，古典文论（“诗文评”）显示出博大精深、周密详备、自成体系的特点。然而同时应该看到，中国古典文论从先秦孕育到清代集大成，虽完备了，却也僵化了；它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结构、观念、价值取向、哲学基础、思维方式、治学方法等，至19世纪末之前虽受到过怀疑和冲击却没有根本的质变。它在新时代面前衰老了。而19-20世纪之交，由于外部条件和内在机制的交合作用，文论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变化。必须从学术史的角度认清这不是量的变化，而是质的变换，是注入了新质之后的质的转换，是两种不同学术范型的变换，即由旧的中国古典文论学术范型向新的现代文艺学学术范型的转换。具体地说，从“诗文评”到现代形态的文艺学，不但学术的思维对象发生了变化，而且更根本的是思维方式、治学方法、范畴、命题、观念、术语、价值取向，哲学基础等等发生了变化。譬如说，古典文论（“诗文评”）多以诗文等抒情文学为中心和重心；而现代文艺学则转而多以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为中心和重心。古典文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大多是经验的、直观的、体察的、感悟的，与此相联系的是其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等含义模糊、多义、不确定和审美化，耐体味而难言传，在批评形态上也大都是印象式、点评式的（眉批、夹批、文前批、文末批等等），因而也显得零散，逻辑性、系统性不强；而现代文艺学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则大多是理性的、思辨的、推理的、归纳的，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都有严格的界定而不容含糊，在理论批评形态上也大都走向理性化、科学化、逻辑化，讲究比较严密的理论系统。古典文论的哲学基础多是中国传统的以“善”为中心的伦理哲学或“人生哲学”（注：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在中国根本无哲学，在西方人眼光下，中国仅有一种‘伦理学’而已。中国亦无严格的宗教，中国宗教亦已伦理化了。故中国即以伦理学，或称‘人生哲学’，便可包括了西方的宗教与哲学。而西方哲学中之宇宙论、形上学、知识论等，中国亦只在伦理学中。”（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26）；而现代文艺学则多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以“真”为中心的现代形态的认识论哲学和进化论、阶级论、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古典文论多强调“征圣”、“宗经”、“道统”、“文统”、“以道统文”、“文以载道”，强调文学“劝善惩恶”的道德内涵和“温柔敦厚”、“思无邪”的诗教；而现代文艺学则更多地从现代哲学和世界观、人生观基础上关注文学与社会生活、人生价值的关系，关注文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关注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文学艺术的独立品格，文学自身的价值、规律，等等。研究和撰写学术史，仅仅关注学术范型当然也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学术之外的维度。（三）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不能仅就文艺学学术史本身来论文艺学学术史，而是要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要联系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整个文化的大氛围，甚至要联系具体的时代、世界历史的特点，来把握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性质、特点以及它的运行轨迹。因为，学术活动，包括文艺学的学术活动，说到底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细胞，是整个时代精神文化的一个因子。人类历史迄今已发生过三次大的转换：第一次，由猿变人；第二次，由原始状态到文明社会；第三次，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注：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4．）。目前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是第四次大转换，即由工业经济文明向智能经济文明的转换。有学者指出，第一、二次转换是相互隔绝、彼此孤立、分别进行的，第三次则是在相互影响下相继实现的，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甚至伴着血与火：“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地区和民族（大约500年前开始现代化的西欧诸民族）向“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地区和民族（美、澳、亚、非）相继扩散、推行（注：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中国无疑属“后发外生型”，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欧美列强坚船利炮的强暴和思想观念的浸染下进行的。这个过程虽始于明末利玛窦来华传播西方的思想观念、宗教、科技（注：实际上，当时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利玛窦们既把西方的《几何原本》、《万国舆图》、《乾坤体义》介绍给中国，也把《论语》、《道德经》、《中庸》、《大学》等介绍给西方。只是到了后来，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但中西交合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剧烈运动在19世纪。至19世纪、20世纪之交，经过积蓄和酝酿，终于在文论领域也发生了由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转换。因此，从更宏阔的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由“诗文评”向现代文艺学的转换是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经济社会转换过程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因素。当梁启超谈“欲新民必先新小说”、王国维谈《红楼梦》的悲剧意义时，文论就开始跨进新时代的门槛，逐渐变成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了。到了后来的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及朱光潜、周扬、蔡仪、胡风等等，虽理论倾向不同，但都是“现代”的了，其理论思想和做学问的学术范型，都由现代精神文化的因子所组成。这种转换始终伴随着“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是世纪之争，从上个世纪一直争到现在，仍然争得不亦乐乎，看来一时半会儿还争不完。这种转换无疑还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经济上的体制更替，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的搏杀，……总之，各种流血和不流血的战争。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中运行的。不联系这样的环境和氛围，就不能理解许多理论命题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长时期政治和学术分不清楚，为什么学术的独立自由需要费那么大力气去争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历程是艰难的，甚至充满血和泪。既充满了学术范围之外在大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下学术同非学术的冲突（常常是学术向非学术投降屈从），也充满了学术范围之内的中西、新旧的不同哲学立场、价值取向、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学术思想、思维方式、治学方法等等的相克、相生、争斗、融合。这中间，有强奸也有恋爱，有死亡也有新生。（四）“内史”与“外史”结合不少学者指出，学术史的研究可以有两个维度：一是注重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或者是注重研究历史上某种学术本身的内在运行轨迹，或者是注重研究历史上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学术思想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有人称之为“内史”研究；一是注重学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及时代氛围的关系，如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政治权力、地理和人文环境、个人才情等等对学术的影响，有人称之为“外史”研究。笔者认为，应该“内”“外”结合，必须“内”“外”结合，而且学术史的客观历史本身证明，“内”与“外”总是融合在一起的，很难把“内”与“外”截然分离开来。在我们上面谈的怎样研究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意见当中，有的是属于所谓“内史”的内容，如“以学术范型为关节点”；有的则是属于所谓“外史”的内容，如“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维度上”。我们是把这两个方面作为不可缺少的内容来谈的，即两个方面并存，缺了谁都不行。单纯的“内史”研究或单纯的“外史”研究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准确把握学术运行的真实轨迹。所有学科的学术史研究都是如此，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尤其如此。从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一方面，文艺学学术研究本身的确有它自己的前后承续关系，不同学术流派及学术思想观念之间也的确有着内在关联，或相互影响，或相克相融。如果细细检索，我们会发现梁启超、王国维们文艺学学术研究足迹在后来的延伸情况，甚至一直延伸到今天；也会找到某种学术思想（如关于艺术形象问题、艺术典型问题、艺术方法等等）的发展、运行脉络。学术本身的确有它自己的内在理路。必须重视研究这种内在理路。而且，学术本身应该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学者应该有抵御世俗功利浸染的能力，做学术研究应该有“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另一方面，文艺学学术研究又不可能不受外界社会条件、时代气息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尤其在中国，政治对文艺学的影响十分强大；其他文化因素如道德、哲学等等也对文艺学研究发生强有力的影响。当谈到外在因素对20世纪文艺学研究的作用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20世纪是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变化最剧烈的一个世纪。单以中国而言，20世纪就经历了三个朝代的更替：清帝国灭亡，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思潮运行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确立和发展，都是本世纪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伟大事件；最近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转型），更需引起历史性的关注。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就是在这种动荡和巨变中行进的。〔收稿日期〕2000-05-22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綮去系下加木＠②原字立右加宏去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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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472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111 【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切实抓好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 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 正 文 】 本报北京1月10日讯 综合各地记者报道：各地党委、 宣传思想战线的广大干部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作的重要指示，表示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抓好。浙江省的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紧紧围绕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跨世纪战略目标，着力于提高公民素质、城乡文明程度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事业建设。省里把各地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纳入《浙江省基本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考核（评价）标准》，认真考核。省委书记张德江说，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优势，这个传统不能忘。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遇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要通过改革的办法，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的手段去解决，但也离不开宣传思想工作，特别是要研究一些新措施，采取一些新办法，使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更有针对性，更有时效性，更好地发挥作用。新年伊始，湖北省委召开宣传思想战线负责人座谈会，省委书记贾志杰要求全省各级宣传思想战线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省委要求各级宣传思想部门在新的一年里要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巩固企业、农村和学校这几块思想政治工作阵地，拓展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新阵地，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同时要积极稳妥地开展宣传思想部门的自身改革，以改革统揽宣传思想工作的全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断增强事业发展的活力，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广西提出：“以理论武装为基础，配合大事抓教育，树立典型作榜样，狠抓精品上档次，加强队伍稳阵地。”去年以来，广西相继推出抗洪英雄李向群、优秀党支部书记王任光、热心少数民族教育的模范武警战士何方礼等一批家喻户晓的典型。南宁和桂林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先进城市，使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榜样引路，有典型鼓舞”。广西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能打开好局面，关键在于有一支过硬的宣传队伍。自治区党委和宣传部门始终把队伍建设放在首位，采取培训、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办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宣传思想工作干部。1月5日上午，正在参加河北省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的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座谈了江泽民总书记重要指示。不少同志表示，要以中央文件和江泽民同志的重要指示为指导思想，认真回顾总结过去一年本部门、本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绩和差距，精心谋划新一年的工作，努力开创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舆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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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SPORT SCIENCE1999年 第1期 No.1 1999我国优秀男子举重运动员身体机能的生理评定冯葆欣 曹文元 杨汉雄摘要 运用生理生化指标对87名国家男子举重运动员的身体机能状况进行综合评定，结果表明：举重运动员的血红蛋白、尿液异常率的变化与运动训练的周期安排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两项指标的变化相对应。关键词 男子 举重运动员 机能评定1 测试对象与方法87名国家队男子举重运动员(平均年龄21.28岁，训练年限7.00年)及11名北京市男子举重运动员(平均年龄21.00岁，训练年限5.83年)。测试指标：脉搏、血压、血红蛋白、心电图、尿8项分析、血尿素氮等14项。测试在综合性技术训练课后的第2天上午进行。血红蛋白采用BS624血红蛋白计测定；尿8项采用MA-4210尿液自动分析仪测定；血尿素氮采用二乙酰―肟法测定；内分泌激素采用放免法测定。表1 1994年不同训练时期举重运动员血红蛋白(g/d1)及尿液异常变化(%)测定日期1.061.272.172.243.243.315.125.19血红蛋白尿异常率测定日期血红蛋白尿异常率14.9835.35.2616.4828.615.9416.66.0916.1029.315.0144.46.3016.3814.315.6626.48.0415.9430.315.7518.808.1116.3225.015.8215.09.0116.6922.217.6820.011.1016.2716.217.6314.3表2 1995年不同训练时期举重运动员血红蛋白(g/d1)及尿液异常变化(%)测定日期2.183.093.304.065.268.108.1710.1912.0812.14血红蛋白尿异常率16.5836.3616.6423.3016.7814.2817.189.0916.817.1416.4987.5016.6136.3617.0241.6716.6216.6716.9216.67表3 1996年不同训练时期举重运动员血红蛋白(g/d1)及尿液异常变化(%)测定日期2.083.074.255.075.236.13血红蛋白尿异常率16.9742.85 15.808.3316.0217.6515.819.0915.7553.8415.6314.282 结果与分析1994年的Hb值在冬训期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低水平上，而随着赛季的来临，总运动量的减少，Hb值有所上升，形成了较为有规律的变化趋势。1995年教练提出赛前不减量的新训练原则，赛前运动量仍保持较大，因而Hb值有所下降。尿液异常率是指尿蛋白(20 mg/dl以上)及尿潜血(0.1～0.5 mg/dl)的检出情况，其变化规律显示出：1994年的冬训期、1995年世锦赛的准备期及1996年的奥运会前期尿液异常率都有所上升，表明这几个时期的训练强度较大。同时说明这两项指标对检测运动训练与身体机能状况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值得注意的是将同期的Hb与尿液检测结果进行对照比较时可以看出：两项指标的上升与下降是相对应的，即当尿液异常率升高，Hb值降低；而Hb值升高时，尿液异常率则降低。这说明两项指标对运动训练所反映出的问题是一致的。因而可以说这两项简便的检测指标能够对身体机能起到较好的监控作用。表4 举重运动员血尿素氮变化(mg%)测定日期例数1996.3.071219.28±4.974.251719.21±2.775.071115.95±3.045.231217.21±4.436.131415.71±3.77表4结果显示，前两次的测定值较高，为正常值(20 mg%)的上限。其中1996年3月7日测定中有7例达到20 mg%以上，占58.33%；4月25日测定中也有7例达到20 mg%以上占41.18%。寻求原因，这两次测定都是大赛前的大强度训练期，有些队员刚参加完一场大赛后又准备参加亚锦赛，这期间的训练未能得到调整。血尿素氮值偏高的队员多数有疲劳感、睡眠差、肌肉发酸、腰累等症状，测定结果与运动员的主观感受是一致的。实践表明，血尿素氮可作为举重训练量及身体恢复的又一项监测指标。评定标准应与已被研究应用的其他项目相一致。表5 国家男子举重运动员心电图变化1988年1990年1994年1995年1996年例数%例数%例数%例数%例数%窦性心律不齐469.7616.136.7613.0447.02冠状窦性心律418.6412.9613.3510.8758.77I°房室传导阻滞20.421.0房性期前收缩153.226.5预激综合症 12.2低电压 12.212.1711.75S-T段下降336.926.512.236.5235.26T波改变439.139.7511.112.1723.51心动过速 12.17房性逸搏 12.17表6 10名优秀举重运动员奥运赛前3项激素水平测定序号血清睾酮(ng/dl)游离睾酮(pg/ml)皮质醇(μg/dl)游离睾酮/皮质醇12345678910平均值标准差340.23894.72751.56784.30606.86615.68688.15620.42477.82/642.19155.87/11.9388.2199.98511.82611.6915.8528.27112.69613.41710.4332.37213.69417.16614.45615.42613.78719.83814.24316.59519.49311.97615.6672.441/0.700.570.650.860.590.410.500.671.120.670.20从表5中可见，举重运动员的心率失常、节律改变及明显的心率不齐的出现都较以前有减少趋势。这与队员的年轻化、训练科学性的加强及长期的医务监督、营养保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目前问题大多出现在：冠状窦性心律、T波的改变以及轻度(单纯性)的心率不齐上，这些变化均属生理性的功能改变，但从这些微小的变化中能够看出机体对训练的不适应反映。表6为举重运动员奥运会出发前的3项激素水平测定结果。此次测定血清睾酮的平均值为642.19±155.87 ng/dl，略高于600 ng/dl的正常平均值，但个体差异很大。其中在奥运会上打破3项世界纪录的2号运动员血清睾酮值最高为894.72 ng/dl，显示出较强实力，比赛中运动成绩得以充分发挥，而夺牌呼声很高而又没有拿到金牌的1号运动员血清睾酮值只有340.23 ng/dl，皮质醇测定值为13.694 ng/dl，表现出实力欠佳。举重运动员的皮质醇平均值为15.667±2.441 ug/dl，均在正常范围内。但从皮质醇与血清睾酮的比例关系看，有些队员的皮质醇值偏高 ，如：1号、6号、9号这几名队员，在比赛中的成绩发挥的一般。从游离睾酮/皮质醇比值看，平均值为0.67±0.20，高于0.38的正常平均值。其中2号、5号及10号队员的游离睾酮/皮质醇比值超过0.7，表现出较好的竞技能力，在奥运会比赛中都有超水平的发挥。3 小结尿液异常率及血红蛋白的高低与运动训练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可作为举重运动员训练强度及身体机能评定检测指标；举重运动员的心率失常较之以前有减少的趋势，说明训练的科学性增强；不同训练水平运动员在体脂%、血尿素氮及训练年限上存在差异，而在血红蛋白及安静心率上差异不大。作者单位：冯葆欣 曹文元(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北京 100061)杨汉雄(国家体育总局举重队)责任编辑：蓝 光1997-12-05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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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制造技术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1999年 第5期 no.5 1999SiCp/Al复合材料显微结构与性能的研究任德亮 丁占来 齐海波 樊云昌［摘要］ 通过搅拌熔炼和液态模锻制备了SiC颗粒体积分数分别为5%和10%的铝基复合材料。研究了固溶时效处理参数对复合材料微观结构与性能的影响，优选了T6热处理工艺。关键词： 铝基复合材料 热处理 微观结构 力学性能Study on the Micro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of SiCp/Al Alloy Matrix Composite［ABSTRACT］ The SiCp/Al alloy composite containing 5% and 10% SiC particles were fabricated by melt stirring and squeeze casting. The specimens of the cast composites were then heat－treated with different T6 processes and thus the effects of the technological parameters of the solution treatment and artificial aging treatment on the micro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were examined. The optimum T6 heat treatment circle was determined.Keywords: SiCp/Al alloy matrix composite Heat treatment Microstructure Mechanical property金属基复合材料(MMC)因具有高比强度、比模量，耐高温、耐磨损以及热膨胀系数小、尺寸稳定性好等优异的物理性能和力学性能而成为各国高新技术材料研究开发的重要领域。其中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尤其是SiC颗粒增强的铝基复合材料(SiCp/Al)，因具有各向同性，制造成本低，可用传统的金属加工工艺(铸造、挤压、轧制、焊接等)进行加工，而成为国外MMCs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1～3］，在航空航天、军事领域及汽车、电子仪表等行业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力。采用搅拌铸造法制造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可以使用传统的熔铸设备，是制作MMCs成本较低的一种方法。液态模锻(或挤压铸造)是液态金属成形的一种先进技术，它能增加液态金属的充模能力，降低铸件的空隙率。因此，本课题采用搅拌熔炼与液态模锻成形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对铸态和热处理态的SiCp/Al复合材料的微观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固溶时效处理参数对材料性能的影响，旨在为其应用提供理论依据。1 试验方法铝基复合材料通过搅拌熔炼及液态模锻工艺制备而成。铝合金基体的成分类似于ZL109合金，如表1所示，其固相点温度用美国PE公司DTA-1700型差热分析仪测定结果为557℃。增强组分为绿色α-SiC颗粒，平均粒度为10μm。基体铝合金采用中频感应炉熔炼，通入氩气作为熔液的保护气体及精炼剂。在熔炼过程中，熔液用调速电机驱动的特制石墨搅拌器进行搅拌。当铝合金熔液的温度达到720℃左右时，将预处理后的SiC颗粒加入到连续搅拌着的铝合金熔液中。待搅拌均匀并经精炼后，将复合材料熔液浇铸到50mm×110mm的钢模中，并在一定的机械压力下直接凝固成形。制作的2种复合材料中，SiC颗粒的体积分数分别为5%和10%(材料代号分别为ZL109/SiCp/5和ZL109/SiCp/10)。同时，用相同的工艺方法制备了基体铝合金的铸造试样，以便与复合材料进行比较。表1 铝合金基体的成分 %SiCuMgNiFeTiAl11．0～13．00．5～1．51．8～2．30．8～1．5≤0．7≤0．2其余各种材料的T6热处理工艺参数试验(即固熔处理的温度和时间，人工时效的温度和时间)，是按正交试验方案设计的。采用的正交表为L9(34)，因素水平如表2所示。表2 因素水平表水平因 素A/℃B/hC/℃D/h15106150102490817083470101906注：A―固溶温度；B―固溶时间；C―时效温度；D―时效时间。对经不同工艺热处理后的试样，在HB-3000型布氏硬度计上进行硬度测定。通过分析硬度测试结果，从中得出最佳T6热处理工艺，并根据此工艺对各种材料的拉伸试样进行热处理。铸态及热处理态的各种材料试样在XJG-05型光学显微镜和配有X射线能谱仪的KYKY-2800型扫描电子显微镜上进行显微结构的观测分析。金相试样所用腐蚀剂为0.5%(质量分数)氢氟酸水溶液。复合材料及未增强基体合金的室温拉伸性能试验是在日本产岛津AG-50KNE型试验机上进行的。拉伸试样标距为25mm，直径为5mm，标记长度为25mm；拉伸应变速率为6×10－4s－1。2 试验结果与分析2.1 材料微观结构不同SiC含量的铝基复合材料的光学微观结构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SiC颗粒(细小的深黑色不规则多变形)在铝合金基体中的分布基本上是均匀的，且随着SiC颗粒的加入量增加，α相(白色树枝状)枝晶破碎、间距减小，共晶硅颗粒分布更加均匀。(a)基体铝合金ZL109(b)复合材料ZL109/SiCp/5(c)复合材料ZL109/SiCp/10图1 铸态材料的光学显微结构Fig.1 Optical microstructure of cast material在用搅拌法制备SiC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时，有两种对材料不利的现象可能发生：一是SiC颗粒可能与基体合金发生界面反应，生成脆性界面层；二是SiC颗粒可能在基体中分布不均匀，产生偏析。在SiC颗粒增强的铝基复合材料中，可能发生的界面反应为：4Al+3SiC＝Al4C3+3Si由于本试验所用的基体合金中含有高达12%的Si，在复合材料的制备条件下(720℃)，基本上抑制了上述反应的发生［4］，因而在SEM的高倍显微镜观察下，基体与颗粒的界面处未发现有Al4C3界面层存在。铝基复合材料中SiC颗粒的偏析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由于SiC颗粒的密度(3.2g/cm3)大于铝基体的密度(约为2.7g/cm3），SiC颗粒在铝合金熔液中有沉降的趋势，因而熔液在炉内、浇包内或铸模内静置都有可能造成宏观上的偏析。然而，在复合材料的制备过程中，熔液在炉内一直处于搅拌之中，且搅拌完成之后就立即进行浇铸、挤压凝固，所以基本上避免了此种偏析的发生。而微观偏析是在凝固过程中发生的，复合材料熔液结晶时，分散的SiC颗粒受到α枝晶凝固前沿的推移，进入最后凝固的枝晶间，并随着共晶硅的凝固结晶而散布在共晶硅颗粒之间，见图1。这样，SiC颗粒就在α枝晶间形成偏析。虽然微观偏析的发生难以完全避免，但可通过加快熔液凝固速度(如降低模具的预热温度)来减小这种偏析的程度。图2为3种材料经T6热处理后的微观结构照片。从中可以看出，热处理后的增强颗粒尺寸及分布状态基本保持不变，但基体中的共晶硅颗粒得到球化并稍微有所长大。同时，从照片(a)，(b)和(c)的比较中还发现，复合材料的共晶硅颗粒尺寸小于未增强的基体铝合金中的共晶硅尺寸。经热处理后的复合材料的基体微观结构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还有待探讨。(a)未增强的基体铝合金(b)复合材料ZL109/SiCp/5(c)复合材料ZL109/SiCp/10图2 热处理态材料的光学显微结构Fig.2 Optical microstructureof material after heat treatment2.2 T6热处理工艺和硬度测定对经不同T6工艺热处理后的复合材料和基体铝合金试样进行了布氏硬度的测定。通过对测定结果的极差分析得知，最佳T6工艺可能为下述3者之一：(a)510℃固溶处理6h+150℃人工时效8h。(b)510℃固溶处理8h+170℃人工时效8h。(c)490℃固溶处理8h+150℃人工时效10h。为确定最佳T6工艺，再次把一批试样分别以510℃和490℃的温度进行固溶处理，然后以150℃和170℃的温度进行不同时间的时效处理。处理后的材料硬度与工艺参数的关系曲线如图3所示，得出510℃固溶处理6h并立即进行150℃人工时效8h为最佳T6热处理工艺。(a)510℃固溶处理6h，150℃人工时效(b)490℃固溶处理6h，150℃人工时效图3 热处理后的材料布氏硬度与工艺参数关系曲线Fig.3 Dependence of Brinell hardness on theprocess parameters of material after heat treatment在对材料进行T6热处理工艺试验的过程中发现，固溶处理后的SiC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在室温下的静止空气中放置24～36h，比未经静置的材料硬度降低约15%。这与Sameul等人所做的铝基复合材料T6热处理试验的结果十分相近。他们把固溶处理后的试样在室温下静置一天后再时效，与未经此静置的材料拉伸性能相比，σ0.2和σb分别降低了14%和6%，而塑性却增加了大约40%。2.3 拉伸性能热处理后的复合材料和基体铝合金试样，在岛津AG-50KNE型拉伸试验机上进行了室温拉伸试验。表3所示的试验结果表明，与未增强的基体合金相比，复合材料ZL109/SiCp/10的杨氏模量提高了21%，σb和σ0.2分别增加了9%和19%，延伸率却降低了87%。这与D.O.Kennedy等人的试验结果相一致。表3 复合材料和基体合金的室温拉伸性能材料E/GPaσ0.2/MPaσb/MPaδ/%ZL10976．42562963．0ZL109／SiCp/583．52933151．7ZL109／SiCp/1088．33053230．4众所周知，SiC颗粒加入到基体铝合金中去，会使材料的杨氏模量和屈服强度得到提高，但却引起材料塑性和断裂韧性的明显降低。Flom和Arsenault曾将塑性和韧性的降低归因于SiC颗粒的不均匀分布和在较弱的增强体―基体间界面的裂纹萌生。对于铝基复合材料，一般都要经过固溶及人工时效处理，以进一步提高其力学性能。Taya等人曾对SiCp/6061铝基复合材料的T6热处理强化机理进行研究，他们把复合材料的强化归因于两个方面，即由淬火冷却过程中金属基体与增强颗粒间热膨胀错合应变引起的高密度位错和人工时效过程中的铝合金基体中的沉淀相析出。3 结论(1)采用搅拌熔炼―液态模锻工艺制备的SiC颗粒体积分数为10%的铝基复合材料，SiC增强颗粒分布基本均匀，与在同等条件下制备的未增强基体合金相比，复合材料的初晶α相枝晶破碎、间距较小，共晶硅颗粒分布更均匀。(2)通过对复合材料固溶、时效的正交试验，确定SiCp/Al复合材料的最佳T6热处理工艺为：510℃固溶6h，60℃温水淬火，150℃人工时效8h。同时发现，复合材料在固溶处理后室温静置24～36h后再时效，与未经静置的试样相比，其硬度降低约15%。(3)热处理后的材料室温力学性能试验结果表明，复合材料比未增强基体合金的杨氏模量有明显提高，强度有所增加，而塑性则明显降低。河北省博士基金资助项目。作者单位：任德亮 丁占来 齐海波 樊云昌 石家庄铁道学院参考文献1 Clyne T W, Withers P J. An introduction to metal matrix composites. Cambridge: Cambridage University Press, 1993,1～102 Ray S. Synthesis of cast metal matrix particulate composites. J. Mater. Sci., 1993,28:5397～54133 Davis J R, et al. Aluminum－matrix composites, ASM specialty handbook aluminum and aluminum alloys. ASM International Handbook Committee, 1994,160～1694 黄泽文.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大规模生产和商品化发展.材料导报，1996，10(增刊)：18～25(责编 朝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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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2000 Vol.11 No.2 P.251-255一种被用于网络管理的性能分析模型和实现李木金 王光兴摘 要：为了提高网络的可靠性以及当今高速通信网络的管理水平,提出了一种用于网络管理的性能及可信度分析模型.该模型能够实时地计算和预测网络的各个性能参数（例如,带宽、吞吐量和延时等）的可靠性（performance-reliability）、可用性（performance-availability）和该网络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ean time to failure,简称MTTF）等.由于此模型求真解十分复杂,对于高可靠性网络的管理,给出了该模型的近似模型及其实现.关键词：积极网络管理,性能可靠性,性能可用性,平均无故障时间,性能管理.分类号：TP393A Performance Analysis Model and Its Implementation for Network ManagementLI Mu-jin WANG Guang-xing(Research Center for Network and Communication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110006)Abstract：To improve network reliability and management level in today's high-speed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s,a performance and dependability analysis model used for network managemen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which computes in real-time and forecasts performance-reliability,performance-availability for the overall network performance parameter (e.g.bandwidth,throughput and latency) and the MTTF (mean time to failure).Due to the arising complexity of exact model solution,for highly reliable network's management an approximation of the model and its implementation are also presented.Key words：Active network management,performance-reliability,performance-availability,MTTF (mean time to failure),performance management.▲在当今社会,高速通信网络变得越来越重要,保障它的可用性和可靠性是网络管理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网络管理的工具和方法必须能够适应当前和将来通信环境的需要.目前,已有的网络管理模型［1,2］是一种消极的网络管理.故障将导致网络性能的下降,因此,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方法建立模型来计算和预测整体网络的性能.本文采用随机回应模型（stochastic reward model,简称SRM）［3］,根据故障所产生的不同网络性能级及其动态性质等对网络性能参数的可靠性（performance-reliability）、可用性（performance-availability）和该网络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ean time to failure,简称MTTF）等进行分析和预测,使得网络管理员能够避免故障或有时间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故障的发生,保证网络所提供的服务质量（QoS）,这样的一种管理称为积极网络管理.由于此方法会使计算变得复杂化,因此,对于高可靠性网络的管理,我们给出了该模型的近似模型及其实现.1 用于网络管理的性能及可信度分析模型1.1 概 念考虑一个由不同元素（例如,链路和节点）组成的可修复的网络.假设每个元素具有两种状态：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当一个故障发生之后,修复或替换工作就开始了.假设每个网络元素在修复之后就恢复到它的最初状态.不同的故障对网络的性能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有些故障导致网络性能的下降,但它仍然可以继续工作,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服务;而有些被称之为“网络故障”的故障将导致网络提供一个不可接受的服务,因此,一个“网络故障”被定义为网络从提供一个可接受的服务的状态转移到提供一个不可接受的服务的状态.一个“网络故障”或者由于链路断链或者由于节点故障而发生,并且影响网络的性能行为,因而最终将导致提供一个不可接受的服务（例如延时或阻塞概率的增加）.在这些假设下,可以利用SRM来模拟通信网络［4］.考虑具有有限状态空间Ω的连续时间齐次随机过程{Z(t),t≥0},我们称该过程为结构状态过程.回应结构由fr:Ω→所定义,实参数ri是第i个状态的回应率,它描述了网络在第i个状态的性能.状态空间Ω可分成两个互不相交的子集U和,其中U表示工作状态,而表示故障状态.|U|表示集U的状态数.如果行向量P(t)表示具有初始分布P(0)在转移状态下的概率向量,则Pi(t)表示网络在t时刻第i个状态时的概率.同理,若行向量π表示平稳状态的概率向量,则πi表示网络在该平稳状态下第i个状态的概率.不失一般性,假设在t=0时刻网络为正常状态,则Ω的第1个元素是工作状态.定义P(u)(t)为描述网络工作状态的|U|维行向量.它的元素P(u)i(t)(i∈U)表示在［0,t］时间内没有网络故障发生时,网络在t时刻第i个状态时的概率.1.2 一般公式定义网络性能可靠性PR(t)作为在［0,t］时间内没有网络故障发生时,在t时刻的瞬时回应率数学期望,它描述了在网络无故障期间的性能,例如(1)定义网络无故障平均性能MPTF作为网络故障发生之前各累积回应率数学期望之和：(2)在t时刻的瞬时回应率数学期望,被称作网络性能可用性PA(t),即(3)1.3 模 型我们考虑结构状态过程{Z(t),t≥0}是半马氏（sem-Markov）过程的情况［4］,则条件概率Qij(x)=Pr{Z(T1)=j,T1≤x|Y0=i}称作半马氏转移概率,并且矩阵Q(t)=［Qij(t)］被称为半马氏过程的核.概率pij=Pr{Z(T1)=j|Y0=i}由pij=Qij(∝)给出,并且在第i个状态的无条件逗留时间的平均值为,其中Qi(x)=Pr{T1≤x|.由文献［4］进一步得到基于第i（i∈U）个初始状态的性能可靠性和平均无故障性能的公式：(4)(5)以及性能可用性的计算公式：(6)最后,考虑结构状态过程{Z(t),t≥0}是一个具有无穷小发生器矩阵Q=［qij］的一个连续时间齐次马氏链CTMC（continuous time homogeneous Markov chain）,其中qij（i≠j）表示从第i个状态转移到第j个状态的转移概率和是第i个对角元素.和Qi(x)=1-e-qix,代入式（4）～（6）就可得到它们的值.如果回应率只有两种情况,即当网络为工作状态时,其回应率为1；而当它为故障状态时,其回应率为0,从上述公式里就可以得到网络平均无故障时间MTTF的计算公式.当网络由n个节点和链路组成时,Ω则含有2n个网络状态.求上述方程的解,往往要转化为求2n个一阶微分和积分方程组的解.当n较大时,其计算较为复杂.2 高可靠性网络的性能及可信度分析模型为了简化上述方程组的求解,我们假设网络节点和链路的修复/替换的平均时间远小于它的MTTF,在本文中,我们称它为高可靠性网络,因而我们忽略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网络元素故障的状态,而且该模型与上一节讨论的精确模型之间的误差很小［5］.考虑一个可修复的网络,其不同的节点和链路或它们的组合可能发生故障.假设有i个不导致“网络故障”的故障,即网络能继续运行,但网络的性能有可能下降以及产生j个导致“网络故障”的故障.假设它们的故障率为λk(k=1,2,...,i+j),ck(k=1,2,...,i)为第k个不导致“网络故障”的故障的可恢复因子,其恢复时间忽略不计.在一个不可恢复的故障发生之后,就开始重配置过程.假设第k个不可恢复的故障的重配置时间服从任何一个概率分布,不妨设其概率分布函数为Gck(t),且Gck(0)=0,则它的第k个不可恢复的故障重配置平均时间MTTCk（mean time to reconfiguration）为MTTCk=∫∞0(1-Gck(x))dx.同样,在一个可恢复的故障发生之后,就开始修复/替换工作.假设第k(k=1,2,...,i+j)个故障的修复/替换时间服从任何一个概率分布,不妨设其分布函数为GRk(t),且GRk(0)=0,则它的第k个可恢复的故障的平均修复时间MTTRk（mean time to repair）为MTTRk=∫∞0(1-GRk(x))dx.在这些假设下,该SRM的结构状态过程服从半马氏回应过程：第0个状态表示网络所有的节点和链路无故障,它的回应率为r0.第xk(k=1,2,...,i)个状态表示网络性能为rk的可恢复的故障的发生.第k个不可恢复故障Yk导致“网络故障”,其回应率为0.在它重配置期间,网络在第xk(k=1,2,...,i)个状态.当其重配置结束时,网络又在第0个状态.第xk(k=i+1,i+2,...,i+j)个状态表示网络故障.在这种情况下,Q(t)=［Qij(t)］的非零项由下式给出（有关平稳过程的情况［4］因篇幅所限而省略）：(7)利用式（4）,（5）和（6）,得到计算公式（8）,（9）和（10）：（8）其中（9）(10)其中PASxk(t)=ri(1-GRk(t))+∫t0PAS0(t-x)dQxk0(x), k=1,2,...,i,PASxk(t)=∫t0PAS0(t-x)dQxk0(x), k=i+1,2,...,i+j,PASyk(t)=∫t0PASxk(t-x)dQxkyk(x), k=1,2,...,i.3 数值方法这一节我们只讨论计算公式（8）和（10）的数值解法.上一节的计算公式（8）和（10）可表示成以下一般形式的方程组：A(t)-∫t0W(x)A(t-x)dx=g(t), （11）其中A(t),W(t)和g(t)分别为列向量、矩阵和列向量.考虑到A(t)离散化为A(nh),所以方程式（11）可写成：（12）其中h为步长,en为误差,且是h2的阶.因此,当h足够小时,en可忽略不计,于是得到：(13)这里,A(nh)表示在nh离散点的近似解,上面方程右边的计算对大型网络来说,难以满足实时性要求,因此需要选择特殊的Qn,i.本文利用Trapezoidal法［6］,即Qn,0=Qn,n=1/2,Qn,i=1,i=1,2,...,n-1,将方程式（13）变成以下形式：（14）其中I表示m+1阶单位矩阵.当［I-(h/2)W(0)］≠0时,我们能够连续地计算出{A(h),A(2h),...}.用Eki表示使用Trapezoidal法经过第k步迭代后求第i个方程的近似解的误差边界,该误差是h2的阶.通过利用文献［6］的结果,得到例：如图1所示的信源S到信宿T之间的通信网络.假设S到T之间的通信所要求的网络带宽是2γ,因此网络故障是指不能提供从S到T之间所要求的带宽.下面计算从S到T之间在非平稳状态下各个时刻PRS0(t)和PAS0(t)的值（见表1和表2）.PAS0(t)的值实际上就是从S到T之间在t时刻网络可利用的带宽.Fig.1图1Table 1 Performance reliability表1 性能可靠性n123456789PRS09.99829.99659.99489.99319.99149.98979.98819.98659.9850(h=0.2,λi=8×10-5,ci=1,i=1,...,6,γ=5)Table 2 Performance availability表2 性能可用性n123456789PAS09.99839.99679.99529.99389.99269.99149.99059.98969.9889(h=0.2,λi=8×10-5,ck=1,k=1,...,14,i=1,...,14,γ=5)假设节点Ni（i=0,1,...,5）和链路Li（i=1,2,7,8）的带宽为2γ,而链路Li（i=3,4,5,6）的带宽为γ.设节点Ni和链路Li的故障率为λi（i=1,...,14）,且.假设网络管理系统总能成功地检测到故障,并且出现故障后就修复,网络具有重路由功能,故障相互独立.根据高可靠性网络的性能及可信度分析模型后可知：(1) L1,L2,L3,L6,L7和L8共6个部件故障影响网络性能,但不导致网络故障,它们的ri=2γ,且可以恢复,即ci=1(i=1,2,3,4,5,6）.(2) N0,N1,N2,N3,N4,N5,L4和L5共8个部件故障导致网络故障,ri=0(i=7,...,14).假设GRk(t)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则,由式（8）可得：（15）其中PRSxk(t)=ri(1-GRk(t))+∫t0f(x)PRS0(t-x)dx,k=1,2,3,4,5,6,同理财 （16）其中PASxk(t)=ri(1-GRk(t))+∫t0f(x)PAS0(t-x)dx, k=1,2,3,4,5,6,PASxk(t)=∫t0f(x)PAS0(t-x)dx, k=7,8,...,14.4 结 论本文所讨论的模型已经运用到由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基金资助的课题“企业Intranet网络管理软件的研究及开发”项目中,能够实时地显示和预测网络（或子网）从源节点到终节点的带宽、吞吐量和延时的可靠性、可用性和该网络（或子网）的MTTF,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基金项目：本文研究得到国家863稿科技项目基金(No.863-511-711-003)资助.作者简介：李木金,1965年生,,博士生,工程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网络,ATM,多媒体体通信.王光兴,1939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网络,ATM,多媒体通信.作者单位：李木金(东北大学网络与通信中心 沈阳 110006)王光兴(东北大学网络与通信中心 沈阳 110006)参考文献：［1］Rouvellou I.Graph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s applied to network management problems ［Ph.D.Thesis］.Colombia University,1993［2］Wolfson O,Sengupta S,Yemini Y.Managing communication networks by monitoring databases.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1991,17(9):944～953［3］Bobbio A.Stochastic reward models in performance reliability analysis.Journal on Communications,1992,XLIII(1):27～35［4］Brenner A.Stochastic reward models for performance and dependability analysis of fault tolerant systems.Technical Report,DS3,ETH Zürich:Reliability Laboratory,1995［5］Ciardo G,Marie R,Sericola B et al.Performance analysis using semi-Markov reward processes.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1990,C-39(10):1251～1264［6］Jones J G.On the numerical solution of convolution integral equations and systems of equations.Mathematics Computation,1961,15(1):131～142收稿日期：1998-10-09修稿日期：199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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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69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4 【 标 题 】当代文艺论坛首届年会召开探讨文艺批评的方法与责任 【 正 文 】 本报北京3月7日讯 记者林薇报道：由中国文联主办的“当代文艺论坛”首届年会，今日在京开幕。首都及部分省、区、市文联的文艺评论家和媒体记者200余人，以“文艺批评：方法与责任”为主题展开热烈研讨。中宣部副部长刘鹏到会并发表讲话，分析了文艺批评的现状、优势与不足。他指出，文艺评论是党的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手段和基础性工程，是实施正确的文艺导向的重要渠道，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相互促进是繁荣文艺的两个轮子。以文艺评论为手段、总结创作经验，为优秀作品的传播创造良好氛围，对一些不正确的文艺观点和存在问题的作品开展分析讨论以明辨是非，这是保障我们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中国文联常务副主席高占祥也就如何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发表讲话。中国文联副主席、文艺评论家李准主持了今天的开幕式。大会还向“2000年度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获奖者颁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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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644 【原文出处】经济问题探索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3～6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199904 【 标 题 】经济落后地方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思考 【 作 者 】黄文学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共临沧地委党校 【 正 文 】 时至1997年，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非公有制经济在当地国民经济中所占比率仅达到5％左右。对这个比率，很多人也许不以为然。 但把这个比率放在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大跨度的进程来看，确实发人深省。为什么经济落后的地方，改革开放搞了近20年，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微乎其微呢？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一定的所有制形式，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与之相适应的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经济落后的地方，生产力水平较低，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也应该低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理应要有较大的发展，但事实却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这种事实的存在，说明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形式，既要达到一定量的程度，也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从发生学的角度讲，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力所产生的物质推动力作用的结果，当生产力所产生的物质推动力达不到一定的程度时，相应的所有制形式也不会产生出来。正如历史上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即有剩余产品之后，才会孵化出私有制经济现象，原始公有制才退出历史舞台一样。这个事实充分体现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真理，也包含着生产力是推动某种所有制形式产生的最终决定力量的道理。经济落后的地方，由于受生产力水平低的限制，物质推动力微弱，拥有一定货币数量可作资本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人数少，难以形成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强大的物质冲击力，从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就形不成气候。从行为学的观点看，人具有能动性，任何经济现象的产生，不仅取决于物质推动力，而且与人的经济行为相关联，也是人的经济行为的结果。人的行为规定性不同，其结果也不一样，尤其是人的行为附着于权力，人们可以凭借权力遏制或助长某种所有制形式。比如，六、七十年代城镇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被取消，农村的家庭农副业被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尾巴被全面禁止，就是人们凭借行政权力遏制个体私营经济的典型表现。由此可见，人的能动性所决定的行为规定性，对某种所有制形式的产生和存在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人的行为规定性又具体表现在人的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上，有什么样的经济思想、政策和措施，就规定着什么样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着某种所有制形式的产生和存在。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思想解放、政策宽松和措施有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慢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是思想不够解放，政策不够宽松，措施不够得力。由此可得出一个结论，某种所有制形式的产生和存在，是各种力量相互融合作用的结果。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的地方，经济落后固然是制约因素，但思想禁锢，政策僵硬，措施不力也是制约因素。因此，经济落后的地方，要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要增加国民收入，增强物质推动力。一个地方，国民收入总量的多少，决定着当地可用于分配的国民收入的多少，制约着当地居民收入增加的速度和数量。可用于分配的国民收入总量多，人均水平高，居民收入增加快，就能创造居民投资前提，形成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物质基础；可用于分配的国民收入总量少，人均水平低，居民收入增加有限，可用于投资的货币额就少，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相当困难。比如：绝大多数居民收入仅达到维持正常生活水平线或略高于维持正常生活水平线，居民投资的前提就不存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缺乏物质动力。试想，一个还需要扶贫的地方，那里的人们有什么经济能力去投资办工商业呢？经济落后的地方，从收入与投资的关系看，人们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一是受收入水平低的限制，没有能力去投资搞个体私营经济；二是受收入总量的限制，投资搞个体私营经济也只是小本经营。由于人们投资能力有限，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物质推动力十分薄弱。因此，要增加居民收入，创造居民投资前提，必须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增加国民收入总量，才能增强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物质推动力。第一，要加快开发资源。自然资源是增加社会财富和居民收入的源泉。但要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社会财富和居民收入，需要具备相应的资源开发条件。经济落后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要把自然资源变为社会财富和居民收入，需要创造开发资源的相关条件，一要着力改造交通状况，创造便捷的人流、物流条件；二要广开资金引进渠道，创造雄厚的资本投入条件；三要增加科技推广费用，创造良好的科技应用条件；四要大胆引进各类人才，创造精良的人才条件；五要加大教育投入，创造高素质的劳动者条件；六要建立信息网络，创造系统的信息利用条件。通过创造开发资源的相关条件，增强资源开发能力，加快资源开发，提高资源开发程度，使潜在的资源尽快的转化为社会财富和居民收入。第二，要促进产业升级。一、二、三次产业是创造国民收入的部门，在产业结构中各项产业的比重构成一定的产业层次，产业层次的高低与生产要素利用的价值变量形成乘数关系，决定着形成国民收入的价值总量。产业层次高，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的部门比重大，能使生产要素成倍的增值，形成国民收入的价值总量就多；产业层次低，生产低价值基础性原材料产品的部门比重大，生产要素利用增值小，形成国民收入的价值总量就少。经济落后的地方，以生产低价值基础性原材料产品的一次产业为主，产业层次较低，生产要素利用不仅价值损失巨大，而且严重地限制了形成国民收入的价值总量。现实生活中，增产不增收、财政靠补贴，工资发不出等现象与产业层次低、生产要素利用价值低和国民收入低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要大力促进产业升级，逐步提高二、三产业比重，改变由产业层次低导致的生产要素利用价值低的状况，实现由生产低价值产品向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以增加形成国民收入的价值总量，从而增加可用于分配给居民的国民收入总量。第三，要提高经济效益。效益是国民收入增长的前提。在生产经营中，投入产出状况如何，决定着新创价值的多少，从而决定着国民收入增长率的高低。投入收益率高，经济效益好，新创价值多，国民收入增长率高；投入收益率低，经济效益差，新创价值少，国民收入增长率低。经济落后的地方，生产经营普遍存在着经济效益差的问题，资源占用无收益和收益低的现象突出，虽然国民总产值增长率高，但新创价值增长不多。所以，要高度重视经济效益问题，改变重投入轻效益的倾向，在用好和盘活存量资源上狠下功夫，增加新创价值，提高国民收入人均水平。2.扩大认识视野，增强思想作用力。一个地方，人们认识视野的宽窄，决定着思想开放的程度，从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认识视野宽，人们的思想放得开，不受旧观念的束缚，敢从实际出发选择所有制形式，敢按“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认识视野窄，人们的思想容易受旧观念的束缚，只会按旧的思维模式去看问题，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畏首畏尾、左顾右盼，不敢理直气壮的去发展。经济落后的地方，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一是在很大程度上还受“一大二公”和“左”的观念的束缚，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社会主义只能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二是受打击和取消非公有制经济历史惯性的影响，已经和准备从业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人员还心存余悸。由于人们思想上所有制歧视的偏见较深，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上，积极的思想作用力十分微弱。因此，要提高人们的思想开放程度，解除思想禁锢，解决好决策层，管理层和经营层思想上放心的问题，必须扩大人们的认识视野，才能增强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作用力。第一、要从社会历史进程的视角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把非公有制经济摆在社会发展的视角观察，私有制经济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解决私有制经济局限性的必然途径，是公有制经济代替私有制经济。但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奴隶私有制经济否定原始公有制经济，以及从奴隶私有制经济到资本私有制经济的否定，对社会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这种积极的作用，主要是表现为奴隶私有制经济创造了比原始公有制经济更高的生产力；封建私有制经济创造了比奴隶私有制经济更高的生产力；资本私有制经济创造了比封建私有制经济更高的生产力。所以，在我们的认识视野中，既要有公有制经济必然代替私有制经济的内容，也要有私有制经济曾起过积极作用的内容。从私有制经济在历史进程中曾起过积极作用来认识问题，我们就可以得出在我国当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积极作用的结论。从而正确理解党的十五大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论断。第二，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视角认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所有制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好，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不好，不能以抽象的原则和观念来判定，判定的标准只能是适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就好，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就不好。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有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是因为非公有制经济适应一定范围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加大非公有制经济成份更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只要我们是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标准，而不是按其它标准来看待非公有制经济，就会得出在社会主义成长时期，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结论。第三，从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视角认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无害性。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属性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非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经济基础，具有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属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非公有制经济处于非主体地位，只是组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部份，具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属性，受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性约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一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无害，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力量；二是不会导致私有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会也不可能取代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说，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3.拓宽发展空间，增强政策拉动力。一个地方，政策性发展空间的大小，决定着经济主体的活动范围，从而制约着经济主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程度。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上，政策性发展空间大，就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放开手脚投身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政策性发展空间小，就会束缚各方面的手脚，制约各方面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性。经济落后的地方，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虽然总体上能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和政策，但由于存在着政策被截留和创新不够的现象，限制了政策性发展空间，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限制，必须拓宽政策性发展空间，才能增强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拉动力。第一、要突出政策的统一性。政策的统一性体现在政策原则和政策规定的一致性上，有了政策原则和规定的统一，才能做到抽象与具体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说与做的统一，才能避免抽象肯定，具体认识否定，认识容易、实践困难，说着重要、做着轻视的现象。经济落后的地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同时，也制定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具体政策，总的政策原则和规定地方与中央是统一的。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地方政策规定尚未达到中央政策规定的尺度，中央的一些规定到了地方就打了折扣变了味，一些中央赞成、鼓励和允许的事，地方借经济落后之名变相的不赞成、不鼓励和不允许。所以，地方政策首先要无条件的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各项规定，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作正向发挥，切不可作附加条件的限制，更不可反相发挥，这样才能保持地方政策规定与中央政策规定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地方决策机构出台政策后，一些执行部门对政策原则赞成，对政策规定则会借部门特殊之名，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割裂政策原则与规定的统一性，最终使政策执行不下去。所以，地方决策机构不仅要出台政策，而且要促使职能部门不折不扣的执行，才能保证政策在一个地方的统一性。第二，要突出政策的创新性。政策的创新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策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丰富；二是政策要符合当地实际。任何政策在实践中都需要完善和丰富，才能适应发展着的实践，推动实践的新发展。不能随着实践变化而完善和丰富的政策，必然会被新的实践所淘汰。同时，任何政策都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不附合当地实际的政策，也会被实践所否定。经济落后的地方，一方面要在用足中央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和丰富具体的政策。完善要体现出新实践的特点，丰富要拓宽新实践之路，克服政策滞后于实践的现象；另一方面，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用活中央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活要活在更符合当地生产力水平的要求，更具有当地的特点，比如，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只能以小为主。第三，要突出政策的严肃性。政策的严肃性包括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持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才能保证经济活动稳定、持续的进行。制定政策时必须周密的考虑、慎重的权衡，留有余地但不能模棱两可，现在能确定的要作出明确的规定，将来才能确定的也要指出明确的方向，做到现实和将来前后衔接、一以贯通。如果政策让人们对现在怎么做不清楚，对将来何去何从模糊不清，政策就难以发挥动员和组织的作用。经济落后的地方，在制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实施政策时，一要把中央现行的政策规定具体化，做到充分调动人们现实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性；二要把中央的政策方向贯彻始终，做到让人们放心地作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长远打算和长期投资。现实生活中一些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人，干了几年非公有制经济收手不干的现象和千方百计要把子女安进公有制经济部门，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怕政策变。4.改善运作方式，增强措施保障力。一个地方，政策实施的运作方式的优劣，决定着政策能否落实或落实的快慢。运作方式协调、有效和规范，政策就能较快的落到实处，从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运作方式沟通不畅、效率低下和缺乏规范，即使有一个好的政策，也会被束之高阁难以落实，或者落实得慢，贻误时机。经济落后的地方，党的十五大以后，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问题上思想有进一步的解放，并制定了更符合实际、更有利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政策。比如，1998年云南省的地州县已按省委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对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实行“六不限”和“六放宽”，这无疑有利于加快各地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要把好的政策落到实处，变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必须改善运作方式，才能增强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措施保障力。第一，要强化机制、疏通渠道。贯彻执行政策要靠相应的运作机制，涉及到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的相互衔接与配合。某个方面、某个层次衔接不起或不予配合，执行渠道不畅通，运作机制就会卡死，政策就执行不下去。实际观察，决策部门制定了政策；执行部门公开反对的情况很少，但在执行政策时，职能部门各自为政，互相扯皮，导致运作机制失灵，执行渠道不畅的现象十分突出。经济落后的地方，由于体制改革的深度有限，尤其是行政体制改革滞后，运作机制功能弱化，运作渠道阻塞的现象更为突出。因此，要按统一和效能原则，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理顺决策与执行的关系，使行政职能部门，经济调控部门和管理部门形成运转协调的格局，克服各自为政，互相扯皮的现象，强化运作机制功能，疏通运作渠道，保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得到顺利的贯彻执行。第二，要提高效率、简化手续。贯彻执行政策规定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运作环节来完成，办事效率和办事手续是重要的运作环节，决定着政策转化为行动的速度，影响着某项事业的进程。办事效率高、手续简化，能提高政策应用的时效性，加快某项事业的发展；办事效率低，手续繁杂，会降低政策应用的时效性，延缓某项事业的发展。经济落后的地方，在贯彻执行政策规定的具体环节上，存在着办事慢和办事难的现象，办事慢主要是时间上的拖延，有的事要办一、二年才能办妥；办事难主要是手续多、部门牵制大。这种状况，不利于加快政策规定的落实，严重的影响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具体的运作环节上要推行“直接办理制”，自我消权，将不必要的审批制度变为直接办理制度；推行“联合办公制”，公开办事，把分散作业变为流水作业，以缩短办事时间和减少办事手续，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审批的速度。第三，要规范行为、减少费用。贯彻执行政策要通过各运作部门的具体行为作保证，而运作部门的行为是否规范，关系到行为主体能否严格按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命令执行政策。运作部门行为规范，执行政策才不会走样。经济落后的地方，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主体行为失当和职权滥用而影响政策实施的现象，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由行为主体素质低造成的违规行为和运用法规失当行为；二是由利益驱动造成的运作部门乱设名目、滥收费用的行为。这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此，要通过提高行为主体素质和抑制部门职权滥用来规范主体行为和运作部门行为，并推行“服务承诺制”，明确权责，避免办事的随意性，同时要取消各种乱收费项目，减轻非公有制经济业主的负担。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努力，从创造经济条件到解决思想认识，从制定具体政策到保证政策实施，形成一个良好的环境，经济落后地区就能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责任编辑】余朝锡 【校 对 者】史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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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04 【原文出处】深圳特区报 【原刊期号】20000912 【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F14 【分 类 名】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200010 【 标 题 】深圳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访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博士【 作 者 】孙怡 【作者简介】孙怡，本报记者 【内容提要】胡鞍钢，1953年生于辽宁省鞍山市，1978年―1988年先后在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获工学学士、 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1997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做客座研究员。1993年被中国科学院聘任为研究员。现为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情研究室主任。【 正 文 】 1994年1月，中国开始实行新税制和新财政体制， 即中央与地方分税制，它的根本原则是“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公平税负”，由此建立起公平竞争的统一国内市场。这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也使得是否继续保留特区原有的优惠政策成了一个比较复杂和难以处理的问题。同年2月，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博士在《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报告》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特区的“特”与“不特”的观点。时隔六年，中国经济特区迎来了20周年纪念，胡鞍钢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依然表现出对特区发展的极大关注，尤其是对深圳经济特区今天与未来的研究思考较为深入。既主张特区“不特”又主张特区“还要特”六年前，胡鞍钢认为，特区的“特”字不能“特”在优惠政策和减免税上，而应该“特”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国际接轨三个方面，降低外商、外资包括内资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这一观点在当时曾引起了一场公开的辩论。对此，胡鞍钢说，这场争论实际上在1995年9 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批准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设》中画上了句号。就目前深圳的发展现状，胡鞍钢显得思路清晰。他说，江总书记曾在1995年就提出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显然，这个优势不再是优惠政策优势，而是市场竞争优势。实际上，过去的六年正是深圳特区转型的过程，即由“优惠政策优势型”向“市场竞争优势型”转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产业转型，例如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0.5％，这一比重在全国是最高的，甚至高于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1998年时，深圳市电子、通讯设备制造总产值为967亿元， 上海为497亿元，北京为680亿元。二是继续发展外向型经济，深圳出口额居全国大城市之首，超过了上海，199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504 亿美元，在出口额中，高新技术成品比重较高，而“三来一补”的来料加工比例不断下降。三是与国际接轨。从企业审批制转向登记制，改造传统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实行“大社会小政府”的模式，在转变政府职能，率先推行政府采购、建筑工程招标等方面深圳都走在全国前列。胡鞍钢说，过去20年，经济特区创造了经济奇迹，发展了一个新型的追赶模式。世界上比较公认的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起飞，是比较成功的追赶模式。但是深圳等经济特区仅仅花了20年的时间，便走完“四小龙”30年甚至40年才走完的道路，它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区未来的发展方向――三个转变谈到特区未来的发展，胡鞍钢说，早在20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开放经济，但迄今为止，深圳经济特区以及广东沿海省区还停留于或定位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而未来经济特区的“特”应该是指在市场化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技术创新等方面“先行一步”。胡鞍钢认为，深圳要率先实行三个方面转变。第一，从原来实行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实行投资自由化，加快贸易自由化，开放专业人才、企业家和公务员市场，利用WTO过渡时期，加快经济体制、市场竞争游戏规则与国际接轨。第二，从追求高的经济增长向提高人类发展的方向转变。过去20年，深圳累计投资额已达3000亿元，城市基本建设投资达800亿元，已经建成了城市功能较为完备并拥有400万人口的大城市。因而，现在的目标应着眼于投资于民，投资教育、卫生、环保，以人为本，富民为本。其中以人为本，富民为本对特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创造更加良好的投资环境。更加有效地为投资者服务，更加有效地为企业服务，更加有效地为广大市民服务。深圳能够为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总结回顾特区20年的经验与历程，胡鞍钢认为，在庆祝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之际，不能只看过去，不看未来，深圳经济特区应考虑如何更好地为西部开发贡献力量。这个贡献包括经济贡献、税收贡献、制度建设的贡献，知识、技术及教育的贡献，特别是主动参与西部开发过程的贡献。胡鞍钢分析，再过20年，我们回过头看深圳的历史，可能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过去的20年，全国人民支持帮助特区建设，使边陲小镇变成了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第二阶段是未来的20年，特区人民将回馈于全国人民，特别是西部人民，缩小东西差距，促使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本报北京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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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50 【原文出处】学术交流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199906 【原刊页号】5～12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200003 【 标 题 】我国经济发展与失业之关系的定性分析 【 作 者 】谢志平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国际商学院 【内容提要】从分析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逻辑关系出发，提出协作、生产目的的二重性和社会需要之“度”等概念。通过生产的抽象代数模型， 推导出劳动在生产中只是必要条件的逻辑关系，并从市场经济用需求之“度”代替需要之“度”的矛盾中推导出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在分析中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中存在的与失业相关的特征之后，得出冗余问题拖累了中国经济发展等看法，然后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失业关系的逻辑分析，提出建立新的公平意识、有效利用资源全面解放生产力、消除经济交易障碍等思路，最后通过逻辑类比分析，提出我国利用扩张性财政的可行性及条件。【关 键 词】失业/冗余/总供给/经济发展/社会购买力 【 正 文 】 经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失业是经济发展无法避免的产物。在中国，因为失业与就业矛盾引起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所以有必要对与失业问题相关的经济逻辑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掌握中国失业问题的规律性。失业分为自愿非自愿两种，本文只分析非自愿失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在中国的特征，以及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化解失业压力的思路。一、劳动与生产的逻辑关系1.人类社会中的基本关系在此，首先对某些与经济相关的关系进行简单的有选择性的分析。（1）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地球上需要得到许多种物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些物质可分为衣、食、住、行等方面，包括空气、水、粮食、蔬菜、衣物、住房、交通工具、医疗保障等等。这些必要条件都是不可或缺的，其中任何一项的缺乏都必然破坏人类所需物质条件的充分性，影响生存的质量。这些物质条件在自然界中有的相对很充足，有的却相对很稀缺。在人类发展历史中，那些相对稀缺的物质就是制约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容。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人类依靠自然界提供各种相应的物质内容。因自然界所能提供的物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限制，所以人类的发展受到了自然界的约束。（2）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摆脱自然界对人类生存的制约。自然界中的物质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就是相互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当人类掌握了这种转化规律后，人类就可以将那些无法直接利用的或相对很充分而有余的物质转变为可以直接利用的原本稀缺的物质。这个转化过程就是生产过程，但因为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所以生产往往需要社会化的集体行动才能实现。因此，无论集体规模的大小如何，社会生产都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然后，人们再从生产成果中分享到自己所需的生活物品。社会由人组成，人离不开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立足之本，人类的一切活动也都是由此出发，所以，这两个关系是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3）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因为社会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分工方式进行生产。有分工就必有协作，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基本内容。在社会中，协作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在共同的约束下进行协作是直接协作，否则是间接协作。在直接协作中有平等型协作和主辅型协作两种情况，平等型协作的参与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特权，主辅型协作中的参与者有主次地位之分，地位占优者拥有更大的决策和支配权。各行各业的相互依存是间接协作，经济交易活动是平等型直接协作，生产活动是主辅型直接协作。协作是人们为了某一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具有分工安排的活动，可以由两个以上的人参加。如果每个参与者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这种协作就是严格分工性协作。由于分工的要求，协作中往往需要性质相互独立的各种参与者按一定比例一定方式匹配地进行活动。组合协作成员的方式很多，自由组合是最原始最普遍的组合方式。在自由组合方式中，因为协作对于每个成员都是有利的，所以协作对每个预选成员都具有利益诱惑，从而，总数超过匹配比例要求的那类成员就必须通过竞争获取协作参与权。分工与协作是人类社会中互为前提的一对基本矛盾。（4）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每个生产单位都是社会协作中的一个环节，每个生产单位的活动都是为了创造人类共同需要的物质内容。生产创造出来的产品需要被社会共享，人们如何分配社会中的产品是人类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关系。于是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怎样尽可能好地生产出人们需要的东西，二是怎样把生产出来的东西高效合理地分配到每个社会成员手中。“尽可能好”具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性质，并且具有“度”的要求。从数量看，并非总是多多益善：在人们生活需要（边际效用为零，张曙光，1994）未完全满足之前是多多益善，而在人们的需要已经满足之后却多则浪费。把握需要的“度”是关键，尤其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稍不小心就会造成浪费。市场经济规则是一种能够同时调节生产与分配两方面关系的社会活动规则，直至今天人类还未能发明一种比市场机制更简明、更高效的调控机制。在达到“度”之前，市场机制可以制造出强大的激励，使得生产量尽快提高：在超过“度”之后，市场机制可以产生强大的制动力，强迫生产刹车。但遗憾的是，市场只能把由购买力决定的需求之“度”当做需要之“度”，并且因此而造成许多宏观经济中的矛盾。在人类社会，从个人孤立的主观角度看，生产具有“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性质，所以需要对人们进行生产激励。生产的社会目的是为了给社会民众提供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但在市场经济下，生产主权掌握者却往往只把生产活动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而不把生产创造出来的商品作为他们所追求的利益目标本身，所以生产的生产主权掌握者目的与生产的社会目的是不一致的。在经济活动中，这种不一致性有利有弊：一方面，它将“为他人而生产”的生产业绩当成追求自我利益的前提和手段，从而产生强大的激励：另一方面，它导致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常常使得需求之“度”偏离需要之“度”，形成宏观经济中的利益摩擦。这种生产目的的二重性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2.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我们用抽象代数语言建立一个生产模型如下：设A、B、C …是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资源，它们的内容对应的实体信息分别可以用有序集合表示为A＝〈Xa〉，B＝〈Xb〉，C＝〈Xc〉，…。 人们用它们生产人类能够直接消费的稀缺的物品P，P＝〈Xpa，Xpb，Xpc…│θ〉， 其中，其子集Xpa∈Xa，Xpb∈Xb，Xpc∈Xc，…，θ为Xpa，Xpb，Xpc，…等子集内部的各元素在P中的新的相互秩序关系。 θ中所包含的内容为：第一从Xa，Xb，Xc，…中分别择取出Xpa，Xpb，Xpc…； 第二把择取出的Xpa，Xpb，Xpc…按照新的秩序要求组合成新的物质P。对应地，θ中的内容实际上是两样：一是知识，即择取什么，如何择取和怎样把择取出的内容按什么秩序重新组合；二是做功，首先从Xa，Xb，Xc，…中分别择取出Xpa，Xpb，Xpc…要做功，然后把Xpa，Xpb，Xpc…按新秩序组合在一起也要做功，相应地，可以靠人做功，也可以靠机器做功。创建知识是脑力劳动，人在组合新物质过程中做功是体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A、B、C…分别是生产P的必要条件，θ也是必要条件。在用同样的资源投入生产出同样商品产出的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知识路径，在不同的知识路径下，生产组合的效果不同，所需要的做功量和做功方法也不同。知识资产和机器本质上是过去劳动的积淀，但从支配权角度看，其产权已不属于当前劳动者，所以从市场角度分析生产关系时必须把它们与当前劳动分开。劳动（狭义的）直到目前仍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但从上述模型可知，它也仅只是必要条件之一，它必须与机器、厂房、原材料等等要素在一定条件下配合起来才能完成生产活动。生产需要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产资源、知识资源及制度资源等综合资源的有机结合才能高效地创造出社会需要的产品，因此各种资源在客观的生产过程中皆居平等地位。但这些资源往往都具有稀缺性，在生产匹配过程中，相对最稀缺的资源往往具有瓶颈作用，所以相对最稀缺的资源之所有者在协作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相对更主动的地位。从种类的关系看，在成本最低时，各种资源的所有者之间的协作是严格分工性协作。但是，因为劳动是人付出的，劳动往往需要其主体付出代价，所以人们对劳动注入了感情，并习惯地把自己的劳动看得很重要。正因为此，一方面人们把“劳动”冠以很多美德，另一方面把劳动作为获取报酬的前提。渐渐地，人们更注意的是劳动与报酬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把就业当成了谋生手段。然而生产是没有感情的，当它需要的各种要素能够合理地结合，它就有效地产出各种预期产品，否则它就不按人们的期望运行。现实中，人们期望通过生产得到生活所需要的物品，人们为了达到生产目的才付出劳动，所以生产是劳动的目的，而非反之。3.非自愿失业的客观必然性当人们把劳动当成获取收入的手段之后，社会中就存在了非自愿失业问题。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在各地区、各产业、各企业因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兴衰变迁时，衰落者就会引起结构性的摩擦性非自愿失业。总结起来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不平衡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科技的发展正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第二，人们的需求有限度，对任何一种物质的需求都不可能无限地增长；第三，科技的发展产生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要求更科学的产业结构与之对应；第四，各产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不同，发展快的行业将产生内部结构上的相对过剩；第五，跨国家、跨地区的经济交往将引起新的分工格局，从而打破原局域性的经济平衡。这种非自愿失业是体制中性的（借用“机制中性”，樊纲，1994，56页），而因需求不足产生的周期性非自愿失业则往往是市场经济体制特有的。“需求不足”所指的是相对社会需要水平不足。社会需要水平往往由人口情况和生活方式决定，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因为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恰好满足社会民众的需要，所以多生产则浪费，造成浪费者必然要受到惩罚。在市场经济下，并非不存在浪费，但因市场机制对浪费者的惩罚非常严厉，所以人们往往不敢轻易冒险。掌握社会需要的“度”是很难的，市场机制用需求之“度”代替需要之“度”难免出现偏差，加上一般只能用上一时期的需要之“度”的信息来决策下一时期的生产产量，这种偏差在经济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就更加容易发生。当需求之“度”低于需要之“度”时，社会实际生产出来的商品就不能完全满足社会民众的需要，此时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失业就是周期性非自愿失业。笔者之所以称这种失业为周期性的，是因为市场机制在决定需求之“度”时存在内在的正反馈机制，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正反馈机制往往会自动地发生作用。生产目的的二重性是正反馈机制的推动力。在科技发展中技术系数会不断下降，劳方的总收入就会相对减少。如果资方的收入不全部投入市场而想以货币的方式积存一些财富，那么社会的购买力在社会货币供给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就会下降，于是导致总需求下降，失业增加，劳动收入进一步减少，并继续循环下去。开发海外市场可以增加总需求，但海外市场也是不稳定的，往往会因为挤占他国企业的市场而导致他国经济衰退，并反过来波及自身，造成负向回波效应。发展服务、信息、金融等新型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矛盾，但是，新型产业提供的商品（及劳务）往往不是生活必需品，其由心理预期产生的需求的收入弹性非常大。在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这类商品的消费需求乘数效应是巨大的。当人们预期到自己将来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减少时，就必然会缩减当前的非生活必需品开支，从而减少新型产业的总需求水平，导致社会总需求加速下降，加剧经济衰退迹象，加剧心理预期，然后，再进一步加剧对新型产业商品需求的减缩。造成激烈的正反馈。因此，从市场机制内部分析，造成需求不足性的非自愿失业具有周期性，并且是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的。二、失业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征1.宏观特征中国经济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人口总量非常多，二是人均产值非常低。相对需要之“度”而言，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还非常落后。但因中国民众都很穷，相对社会购买力水平很低，所以需求之“度”也非常低，并造成大规模的需求不足性非自愿失业。就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个简单的算术关系：有效就业岗位供给量＝总供给×商品平均工资成本比率÷人均工资其中：商品平均工资成本比率为平均商品中包含的工资成本与商品零售价格之比值，技术系数大，它就大。在总供给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我国解决众多人口就业问题的出路往往只能依靠较高的技术系数和较低的人均工资。然而，一方面，高技术系数对应的生产方式往往相对比较落后，造成生产力水平发展缓慢，总供给水平难以提高。另一方面，人均工资低导致社会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低，使得社会总需求水平低，在市场经济下，容易造成需求之“度”低于社会总供给，产生生产相对过剩（并非真正的商品丰富）。社会购买力由货币供给、收入结构、消费方式等因素决定。货币供给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在经济发展水平低时，过多的货币供给将导致通货膨胀，自动地减少实际货币供给量；而过少的货币供给将导致通货紧缩（往往物价因其刚性而并不按比例下降），降低购买力水平。本文中的需求之“度”就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笔者在此不赘述学术观点之别，只按自己的认识分析问题。在需求之“度”低于需要之“度”之前，需求之“度”往往主要由社会购买力决定，在宏观供求平衡状态下，就有：总供给的时间函数S（t）等于购买力时间函数G （t）（即t时人们愿意并能够投入到消费中的货币），而G（t）由收入时间函数R（t）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决定，当每期步长较短时，有：G （t）＝a・R（t－1）＋I（t）。其中，R（t－1）为上一期的收入水平；a为消费调整系数，由收入结构、消费方式等因素决定；R（t ）为当前投资。另一方面，R（t－1）＝J（t－1）＋r（t－2）・S（t－2），（因为一般都是隔期发工资），其中J（t－1）为上期非工资收入，r（t －2）为上上期的商品平均工资成本比率，S（t－2）为上上期的总供给。于是可推导出供求平衡时的关系：S（t）＝G（t）＝a・R（t－1）＋I（t）＝a・r（t－2）・S（t－2）＋a・J（t－1）＋I（t）因此，此时宏观经济中的矛盾就是S（t）和G（t）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关系了。一方面，S（t）不能超过G（t）（超过则产生生产过剩危机，造成衰退迹象，从而打击投资），G（t）发展快，则S（t）被允许的发展速度也快；另一方面，S（t）的发展制约G（t）的发展，因为如果S（t）过慢，出现S（t）〈G（t），那么就会造成通货膨胀等社会现象并抑制G（t）。 （注：我们可以将之用物理概念做一简单模型：S（t）和G（t）是两个质体，前者惯性比后者惯性大， 且它们的前进惯性比后退惯性大。在它们之间被一条特大的橡皮筋拴着，当S（t）跑到G（t）面前时橡皮筋的弹性系数就会倍增。如果G（t）跑得太快，那么，虽然对S（t）能够产生暂时的拉动力，但由于前者前进惯性很大而将实际的G（t）拉回（通过通货膨胀等途径），使得G（t）反向运动，并跑到S（t）之后，产生对S（t）的向后拉力。同时，因通货膨胀是有惯性的，所以此时就会产生经济滞胀现象。G（t）对S（t）的作用力可表示为：F＝［G（t）－S（t）］・E，其中E为弹性系数，当G（t）〉S（t）时E很小，当G（t）〈S（t）时E很大。假设在第一年的总供给S（t）为100个单位，G（t）为98个单位，这时存在G（t）〈S（t）。如果通过宏观调控，将G（t）调到110， 那么在S（）不同的发展情况下将会出现不同的宏观经济效果。若S（t ）具有足够潜力，那么S（t）将从100增加到接近110，从而出现良好的增长态势（二战后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若S（t）不能增长，那么就会产生通货膨胀，强行将G（t）拉回，出现10％的通胀。而通胀在人们心理预期的作用下将出现惯性，第二年仍会保持一定通胀率（假设还有8％），使得实际的G（t）将进一步萎缩，只有100／10892.6 个单位，产生G（t）〈S（t）的局面。而第三年通货在惯性的作用下还会保持一定水平（假设还有5％），G（t）将再进一步萎缩，只有92.6 ／10588.2个单位，从而使得G（t）相对S（t）更小。 第二年和第三年在G（t）〈S（t）的作用下将出现市场疲软、通货紧缩，从而导致S（t）萎缩，出现经济衰退趋势。如果政府在第二年第三年也通过扩张性政策增加G（t）的名义值，那么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G（t）〈S（t）的趋势，但代价将是沉重的，通胀将不断增高，政府的财政预算将面临沉重的压力。7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的滞胀现象就是如此。）所以，让S（t）和G（t ）同步增长是需求之“度”低于需要之“度”之前的主要矛盾。中国目前当然处于这种阶段。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特征可以简单概括为：S（t）和G（t）之间相互拖累，S（t）水平落后，有效就业岗位供给量严重不足，宏观经济压力沉重。具体地说，S（t）的微观发展不畅，综合生产力水平发展速度不足；G（t）的宏观步调失调，造成保守性消费。从宏观来看，我国六次降息的实践已经证明降低利率对就业的需求效应远远小于替代效应（苏剑，1998），我国的投资规模受利率变化的影响很小。因为在中国大多数人到银行存款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吃利息（笔者对此进行过大量社会调查），利率下降反会增加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所以人们更愿意选择储存人民币作为积存财富以备未来之用的手段。社会中反映出来的失业压力在亚洲金融危机、国内市场疲软、下岗风声加紧、社会保障系统不健全、企业负债越来越重和银行坏账不断增加而导致企业贷款难度加大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人们失去安全感产生心理恐慌，造成保守消费，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加上筹资购房和归还住房贷款引起的消费变化，使得a越来越小，导致G（t ）的水平增长困难。2.微观特征S（t）的微观发展受很多因素影响，这里只分析与失业问题相关的资源因素。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袁志刚，1997）。虽然我国的国大人多，但综合资源水平却很低，并且浪费严重。资源浪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致命弱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人们从事劳动有主动和被动两种态度。主动劳动的心理成本很小，甚至还可能伴随着一定的乐趣；反之，被动劳动的心理成本很大，具有负效用，在同等强度下劳动越被动负效用越大。主被动劳动之间的工作效率存在天壤之别。决定劳动主被动性质的核心因素是心理上的认识状态：一般地，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实际要做的工作比“应该做的”多时，就会产生心理负向反差，反之产生正向反差。正向反差使人产生主动情绪，负向反差产生被动情绪。“应该做多少工作”是模糊的，可称之为“劳动心理参照基点”（简称“基点”）。影响基点的因素很多、很复杂，但失业的压力能够提高基点，而游手好闲的心理念头会降低基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采用的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公有权中天然地包含着每个人的就业权，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就业就不能生存（樊纲，1994）。因此，每个劳动者只要不违法就必须由国家安排一个工作，并且只要不违法所在单位就不能辞退任何职工，哪怕他们整天都在磨洋工。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不存在任何失业的压力，加上普遍游手好闲，从而基点很低；企业对职工不能进行有效监督，干好干坏几乎完全凭职工个人思想觉悟。于是，职工往往出工不出力，造成人力资源和企业资产资源的巨大消费。如今，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我们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时期。失业原本是市场经济固有的正常现象，失业的压力也是人们提高基点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至今仍未能利用失业提高基点，创造有效激励。中国目前的现状是：一方面要解决将来1.7 亿人的就业问题（林用三，1998），另一方面要对众多的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和农村中隐性失业对应的冗余人员进行分流。而冗余人员的存在是资源浪费的重要根源。从工业企业看，冗余人员非但不能创造财富，反而会降低效率。一方面冗余人员增加企业成本，另一方面冗余人员造成普遍游手好闲心理，阻碍平均基点提高。冗余不但是激励机制的大敌、管理效率的障碍，而且更可怕的是，因为冗余的存在降低人们对技术系数小的生产方式的追求，失去技术革新的激励，从而阻碍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从政府机关看，冗余人员不仅白白消耗国家财政，而且滋生腐败，提高全社会的交易费用，阻碍经济流通、繁荣。从农村看，尽管冗余人员的边际产出为零，不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但是，大量的农村冗余人员却在不断地增加对耕地的消耗，而耕地是十分稀缺的非再生资源。单从工业企业看，冗余人员的存在使得企业无法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追求利润最大化，甚至不能根据市场的要求进行经营决策。冗余人员对众多企业带来的沉重包袱一方面阻碍管理、削弱激励，另一方面加重成本降低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使得企业不断减少市场份额，又进一步导致冗余人员的增加，从而产生恶性循环。3.经济结构不合理将产生较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的产业结构一直不够合理，随着市场经济成分不断加大，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大规模调整在所难免，加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节奏越来越快，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中的不平衡性将会更加凸现。因此中国的结构性和摩擦性非自愿失业的压力也将会越来越重。三、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以化解失业压力的思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简单地说是G（t）和S（t）相生相进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本身存在强烈的发展要求，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可以为此作证。欠发达是指由科技、资源等非经济活动约束对应的宏观经济可容纳规模非常大，而实际已具备规模却非常小。现实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不必过分迷信别人的理论，只要我们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逻辑关系理顺了，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中国也将创造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奇迹。在中国，宏观上要解决G（t）对S（t）的拖累，有效地促进G（t）的发展；微观上，要全面解放生产力，使得S（t）具有强劲的发展动力；宏观与微观关系上，宏观要为微观营造一个良好的宏观氛围，解除宏观因素对微观动力的负作用。邓小平“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步骤规律。如果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客观地存在了严重的失业问题，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和隐藏。失业者固然相对贫穷，但在具备公平的前提下，只要能够保证基本生活，并且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实地具有逐渐脱贫的希望，那么，相信人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还会自动配合，因为中国毕竟是数千年的礼仪之邦。所以，要想让邓小平的思想发挥真正的威力，就必须解决公平、希望和保障三个基本条件。1.建立新的社会公平意识首先，我们要解放思想，明确生产发展的目的，从而明确公平的基本原则。生产的社会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类各种物质需要尚未完全满足的现实，所以提高总体生产能力是我国第一重要的社会任务。过去，我们强调阶级斗争，但却常常忘记阶级斗争的目的，常常为了斗争而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不是让所有人都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是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革掉“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生活状态，使得过去是无产阶级的成员成为非无产阶级成员，达到社会进步。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廖进中，1998）。今天，我们强调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也是以此为目的的，而不是只让少数人贪污腐败、混水摸鱼。中国经济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体中国民众都真正富裕起来，而不仅仅只让少数人成为新时代的新贵族。生产目的决定了社会主义公平的基本原则。其次，我们要明确公平的性质和前提。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国家不允许存在工人贵族。因此，人民只能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而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人人平等，不存在主仆，无贡献者“不得食”（指仅过最低水平生活）。同时，要抑制以损害他人（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为前提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一方面，要转变职工是某个具体企业的主人的意识，而由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让“能人”先上岗；另一方面，将失业的心理压力当做提高在岗人员基点的主要手段，并使人们产生主动劳动的客观动力。2.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生产力，让人们尽快实现富裕的希望最快不等于盲目冒进，而必须具备坚实的基础。当今的国际经济已经教育我们，泡沫式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爬得越快跌得越重。但我们也不能把此当成“唱低调”的借口，以降低对比政绩的参照水准。有效就业水平主要是由S（t）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能仅只注重表面的“再就业工程”，而应该扎扎实实地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就业问题就会自动解决了。（1）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全面解放生产力从经济活动角度看，资源浪费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障碍。社会生产需要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产资源、知识资源和制度资源等方面要素的有机结合，只有各种生产要素都能够充分地发挥其最大功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从劳动角度看，我国的有效人力资源十分缺乏。有效人力资源由两方面因素构成：一是劳动数量，二是劳动质量。我国就业人口虽多，但出工不出力不能构成其数量，苦干加蛮干不能构成其质量。消除冗余，提高基点是解决数量问题的出路；抓好教育，提高素质是解决质量问题的出路。从资产角度看，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我国的固定资产一方面质量低下，数量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严重浪费。浪费有两种形式，一是结构性的，二是效率性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生产企业因各种客观原因而无法继续经营，这些企业的资产不通过破产等手段进行重新利用就会产生结构性的浪费。这种浪费往往还引发制度资源中的债务和信用危机。冗余人员非但无法创造财富，相反还会影响他人的创造活动，使得企业不但会因负担不堪承受而无法发展，而且往往企业的正常生产能力也无法实现，从而产生效率性的浪费。因此，该失业者不失业将制约企业的生产能力，该破产者不破产将制约国家的生产能力。知识和制度资源是我国的薄弱环节。一方面，它的薄弱使得我国生产中的θ不能选择最佳路径，另一方面它的薄弱使得我国整体的相互协作水平低下。具体地从企业管理角度看，生产中最有效的协作方式是严格分工性主辅型直接协作，但我国现实中却没有做到。一方面，相对更稀缺的资产资源的所有者主体模糊，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在协作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相对多余的人力资源的主体产生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垄断，不能通过竞争优选出最佳协作参与成员。此外，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十分差，所以我国各生产要素动态结合水平很低。比如，我国的户籍制制约了人力资源要素的有效流动。大城市的社会环境条件好，大家都愿意在大城市。因为人们都担心一旦离开大城市就将永远离开，所以哪怕在小城镇有再好的就业机会也不愿去工作。从而，在人们心中就产生了不同城市市民的等级差别，造成小城市需要人才而没有的局面。事实上，从心理角度出发，如果打破户籍屏障，那么人们在大小城市之间的流动必然会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平衡，并有利于国家的发展。而“划地为牢”将作茧自缚，破坏森林、侵占耕地等社会现象主要都是“划地为牢”的结果。（2）消除经济交易中的障碍，繁荣国内市场。人们都知道，经济交易活动往往是互惠互利的，但交易费用高，交易具备互惠互利条件的概率低，成交率下降（谢志平，1998）。市场机制下经济发展速度主要取决于交易成交总量，交易成交总量大则S（t）大，交易越繁荣则经济越发达，香港就是典型例证。国内除因为各种原因而存在相对很高的交易费用外，还存在产权模糊和内贸壁垒两个对经济发展阻碍较严重的问题。这里的产权是广义的，产权模糊与产权的公共或私有性质关系不大，只是相对产权明晰而言。产权模糊会滋生权力寻租、关系寻租及等级寻租，影响社会公平，动摇民众信心，并导致民众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机会主义寻租。而另外，在经济交易过程中，人们判断交易风险值（张军，1994）时往往会扣除产权模糊部分对应自己的利益，因此，产权模糊还会降低成交率。内贸壁垒对经济交易的影响如同交易费用，它已经形成广泛的政策寻租，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阻碍。3.大胆进行分配制度创新，巧妙建立保障机制这是一切矛盾的焦点。如果我们已经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人们对失业的心理恐慌将自动消除，人们的消费也将不再保守，a 将增大，G（t）将自动增加。对分配领域的矛盾，市场机制本身是无能为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干预经济以对市场机制中的缺陷进行补充，但其前提是国家必须具有良好的财政来源。客观地说，我国的社会福利系统还十分乏力，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国家穷，没有钱，这是客观现实。因为没有钱，所以不敢直面失业，这是我国目前的普遍心理。但钱是什么？又有什么用？从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角度看，钱是宏观经济中进行社会分配的工具，解决了分配思路就解决了中国没钱的局面。货币是一种特殊的财富，它是人们划分权利的一种工具。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新的分配制度在不产生负面作用的前提下顺利地把社会生产出来的商品完全合理地分配到每个需要这些商品的民众手中，那么这个制度就代替了人们观念中的“钱”。中国有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老头有17头牛，他在临死时把这17头牛按如下方式分给他的三个儿子：老大分1／2，老二分1／3， 老三分1／9，但是不许杀牛。老头死后，三个儿子不知如何是好。 邻居的智者知道后，从自己家牵来一头牛，然后将18头中的一半（9 头）分给老大，1／3（6头）分给老二，1／9（2头）分给老三，余下一头自己仍旧牵回家。从宏观经济角度看，货币与这个故事中的分数性质完全相同，该故事中的分配总权数为17／18，一个国家中的分配总权数（货币）是几万亿。故事中1／18对应一头牛，当牛的总数增加到21头， 如果仍然要保持1／18对应一头牛（相当于物价）的规定， 那么是否可以把分配总权数增加到21／18呢？完全可以，牛增加了3头当然就可以增加3 个1／18的权数分给大家。对于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财富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如果要保持物价不变，那么用于分配的工具对应的总权数也应该相应地增加，即人们持有的总货币数量也应该增加。我们知道，当货币增长速度大于商品增长速度时，就产生通货膨胀。但当货币增长速度小于商品增长速度时，往往因价格的刚性而不会产生通货逆缩（即物价水平按原比例下降），而是市场疲软，通货紧缩。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困境是：一方面，民众的收入水平很低，导致总购买力水平很低；另一方面企业生产出来的那些民众实际上仍然需要的商品却相对过剩。二战后运用凯恩斯理论的实践证明，在各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扩张性财政并不产生严重的宏观经济后果，相反却能大大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实践也同时证明，扩张性财政的基础是经济增长，在经济失去增长发展时，扩张性财政就会产生滞胀现象（70年代的美国经济就是如此）。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人均货币量非常少，如果在未来发达状态下中国人的人均货币量为5万元， 那么中国那时的整个宏观货币拥有总量应该为60万亿元，可见中国的发展空间有多么巨大。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巨大的增长空间是十分宝贵的宏观经济“资源”，我们可以利用它来解决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其中，用它来解决失业问题导致的社会分配矛盾，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国有企业中的冗余人员是企业发展的障碍，如果不彻底清除冗余问题，那么经济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拖累，社会矛盾也将越积越深，甚至社会矛盾将会逐渐地积聚在一起形成总暴发。冗余人员在企业中无法创造财富，需要国家财政通过直接或变相（亏损国企支付给下岗职工的1／3往往也是通过银行贷款由国家间接支付）的方式养活，其结果是企业资源被浪费，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将冗余人员转化成显性失业，仅只是把由国家间接支付部分变成直接支付，但企业活了，经济发展了，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将拥有更好的扩张性财政基础。而显性失业人员就可以利用扩张性财政来全部直接养活（并将失业救济水平提高到接近正常生活水平），改革的政治风险也将自然而然地化解。中国利用扩张性财政应按这样的过程进行：合理增加J（t），其结果将是一方面消除失业恐慌，提高a；另一方面直接增加G（t）， 解除G（t）对S（t）的制约。其条件是：促进S（t）迅速发展，在S（t）的发展速度较快时，调节J（t）对I（t），使得G（t）恰好等于S（t）。（经济中隐藏着一个机制：基尼系数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同时控制通货膨胀和提高社会购买力；相反基尼系数过小时很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并减少实际货币而降低购买力。失业显性化可以使得基尼系数增大到一定程度。）当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解决显性失业问题的基础是经济能够发展，如果经济不能发展，那么这种办法会变成玩火自焚，加剧经济的崩溃。但是在中国，我们似乎已经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如果中国的国有经济改革继续以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也许中国将被迫走上俄罗斯的道路。这是我们都不愿看到和面临的。因此，如果我们必须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那么我们剩下的问题就只有如何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其实，避免这一风险的思路非常明了：一是避免真实的经济发展速度过慢，二是避免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和对经济发展失去信心。【责任编辑】冯胜利 【参考文献】 1.樊纲、张曙光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4。2.李建伟：《劳动力过剩条件下的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1998（9）。3.林用三：《我国就业工作的情况》，《教育与职业》， 1998（1）。4.钱小英：《我国失业率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1998（10）。5.苏剑：《降低利率有助于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吗？》，《经济研究》，1998（10）。6.谢志平：《经济交易中利益变化的理论分析》，《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4）。7.谢志平：《利益、权利、权力及其关系――人类经济活动基础的辩证分析》，《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1）。8.袁志刚：《失业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7。9.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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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Law",
"Enviornment",
"Medical",
"Energy",
"Economy",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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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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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4829 【原文出处】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73～79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复印期号】199811 【 标 题 】九十年代中国短跑运动发展状况及对策 【英文标题】Sprints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 Study during the90's in China 【 作 者 】陈影红/张敏/许欣烈 【作者简介】广东工业大学五山校区体育教研室 广州 510643 Wushen Campus,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3 许欣烈 广东省机械学校【内容提要】中国短跑成绩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仍是很大的。为了提高我国短跑项目的水平，本文通过对九十年代中国短跑项目的发展状况进行 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改进措施，为我国短跑项目科学训练提供客观参考依据和建议。【英文摘要】By systematic analyzing and researching, development ofsprints in China were studied.Suggestions were promote d as to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Chinese sprinters'training.【关 键 词】中国短跑项目/成绩/RSR值sprint/result/RSR value 【 正 文 】 田径的短跑是田径其它项目的基础，一个国家短跑成绩的高低可以代表其田径运动的发展水平。我国的田径项目在整个体育运动中的地位还不突出，特别是短跑项目的成绩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更大。因此，尽快提高我国短跑运动水平是当前的重要任务。目前尚未发现有人对我国九十年代以来短跑项目的发展状况及与世界先进水平作过定量化的比较分析，所以本课题的研究将有实际意义。1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1.1研究内容1.1.1 1989―1995年我国男女100m、200m、400m、4×100m接力、4×400m接力共10个短跑项目全国纪录，全国前三名平均成绩和前十名平均成绩。1.1.2 1989―1995年短跑10个项目世界纪录，前三名平均成绩和前十名平均成绩。1.2研究方法1.2.1 文献资料法查阅1985―1995年国内外有关短跑项目发展规律和成绩资料。1.2.2 调查访问法就有关我国及世界短跑的发展现状、趋势及对策走访田径专家和教练员。1.2.3 问卷调查法根据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内容设计了专家问卷调查表，问卷发放对象为高级教练员10人，中级教练员5人，教授2人，副教授5人，总回收率100％。1.2.4 数理统计法主要采用秩和比值RSR对数据统计结果进行分析。1.2.5 全部计算过程在SHARP EL 5100s计算器和IBM―486微机上完成。2 结果与分析2.1中国、世界男子短跑纪录的比较（见图1、表1）图1显示，进入九十年代以来， 我国男子短跑纪录分三个阶段呈上升期，其中1992―1993年为上升最快期，而世界纪录RSR 曲线基本呈上升趋势，上升幅度不大，比较平稳。中国与世界相比，无论是RSR 值曲线变化还是RSR平均速度增长率，总的提高速度率，中国快于世界， 如表1所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起点明显低于世界， 因此相对来说中国进步快于世界。但两者发展的高峰期却不同，中国纪录在1990年全运会，1992年奥运会，1993年全运会等出现三次高峰，纪录的发展基本是以奥运会、亚运会为主的。而世界纪录却在1991年和1992年出现两个高峰，可以看出世界纪录是以奥运会和世锦赛为重点，尽管世界纪录的发展速度相对慢于我国，但竞技体育发展至今天，成绩已接近人类体能所达到的极限，纪录越高速度发展会越慢，这是造成中国纪录发展快于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附图{图}图1 1989-1995年中国、世界男子短跑纪录RSR曲线图表1 中国、世界男子短跑纪录RSR值比较RSR 平均速度增长率 中国/世界 总的提高幅度度 中国/世界(%) (%)中国 24 2 258 2.58世界 12 1002.2 中国、世界女子短跑纪录的比较（见图2、表2）图2显示，我国女子短跑纪录RSR曲线变化较大，除1994年外，其它年份皆成上升趋势，其中以1990的和1993 年上升幅度最大。 世界纪录RSR曲线几乎没有变化，接近一条横线， 这主要是美国的格里菲斯和德国的科赫天才的表现，把女子100m、200m、400m成绩提高到一个极高的水平，中国女子短跑纪录的发展速度同世界相比，无论RSR 曲线的变化还是RSR平均速度增长率和总的提高幅度率都高于世界（见表2）。这也是因为中国女子纪录起点低的原因，因此成绩提高的幅度较大，特别在1990年亚运会场、1993年全运会上较为突出，在奥运会中不甚理想，较之我国男子略差，但发展速度快于男子。这与专家调查结果基本一致。附图{图}图2 1989-1995年中国、世界女子短跑纪录RSR曲线图表2 中国、世界女子短跑纪录RSR值对照表RSR 平均速度增长率 中国/世界 总的提高幅度率 中国/世界(%) (%)中国 29 9.7 368 19.4世界 3 192.3 中国、世界男女短跑前三名平均成绩的比较（见图3，表3）附图{图}图3 中国、世界男女短跑前三名平均成绩RSR曲线图2.3.1 中国、世界男子短跑前三名的比较图3显示，中国男子前三名RSR曲线起点较高，九十年代以来大起大落，最好成绩在1993年全运会，其次是1992年奥运会。而世界男子前三名，其RSR曲线类似中国，同样大起大落，且起点低于中国， 最好成绩是1992年奥运会，很显然，世界男子前三名的平均成绩发展是以奥运会为周期，而中国男子前三名的平均成绩发展是偏重于全运会，尽管中国、世界前三名RSR曲线相似，但却有本质的区别。 如果把奥运会作为一个训练比赛周期的话，世界前三名运动员的安排是合理的，而中国就出现了起点低而时间短的不利局面，在奥运会上就难以达到很高水平，这与我国制定的奥运战略计划不相符，是不合理的。从RSR 值的平均速度增长率和总的提高幅度率看，我国男子前三名低于世界，差距是很大的。2.3.2 中国、世界女子短跑前三名平均成绩的比较图3显示，中国女子短跑前三名平均最好成绩在1993年全运会， 其竞技状态的调整以全运会为主，再比较世界女子三名的平均成绩，顶峰在1992年奥运会，从RSR曲线比较看，中国与世界都很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RSR最大值出现的年份，说明从1990年到1995年的6年间，中国女子最好成绩的发展速度基本上与世界女子一致，世界女子短跑运动成绩发展战略目标是以奥运会为主，而中国则偏重于全运会。综上所述，我国男女短跑前三名的平均成绩发展是以全运会为周期，且女子进步速度快于男子，但男子成绩上升稳定，不像女子上下起落大，所以分析中国男女短跑项目不能单纯从成绩发展速度上比较，还要考虑其成绩稳定程度和训练中的一些其它主客观因素。2.4 中国、世界男女短跑前十名平均成绩的比较2.4.1中国、世界男子短跑前十名平均成绩的比较。图4显示，中国男子短跑前十名平均成绩RSR曲线变化类似中国男子前三名，其目标主要是全运会，而世界男子运动员的奥运周期规律十分明显，根据对中国和世界前十名单项成绩的变异系数统计结果看，变异系数之和中国1.82，世界1.22，世界明显小于中国。说明世界短跑运动员整体水平的成绩比中国运动员要稳定，在重大比赛中能发挥训练水平。中国运动员成绩波动较大，重大比赛往往难以发挥训练水平，这有待在今后改进和提高。附图{图}图4 中国、世界短跑前十名平均成绩RSR曲线图2.4.2 中国、世界女子短跑前十名平均成绩分析图4显示，中国女子短跑前十名平均成绩在1993年最为突出， 其全运会战略意图显而易见，世界女子前十名平均成绩顶峰在1992年，说明世界水平的短跑运动员都有以奥运会为训练周期。图4还显示， 中国女子与世界女子起点相同，中国女子短跑的整体水平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世界。进入90年代，无论世界和中国，短跑的整体发展速度女子均快于男子。与世界相比，我国短跑项目的奥运战略计划思想尚不牢固，使训练周期的最佳竞技状态不能在奥运会年得以充分发挥和体现，这一现象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尽快进行调整。3 中国短跑落后状况的原因及对策3.1 我国短跑项目落后原因中国短跑成绩与世界水平相比差距甚远，原因是什么呢？根据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得出差距的原因主要有5个，其一是训练方法和教练员水平，教练员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训练方法、手段、调整、恢复等。其次是遗传因素，尽管中国运动员在体质方面与外国运动员存在差距，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遗传对体育成绩的影响正越来越小，从我国中长跑项目和投掷项目所取得的成绩就能证明这一点。第三是训练及赛后恢复手段落后，造成过度疲劳，训练就难以出成绩，这一现象必须尽快改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低，造成运动员理解能力差，被动训练成份大，从而影响了训练效果。3.2 提高我国短跑项目成绩的对策短跑是田径运动中的基础项目，只有普及程度高，才能提高短跑的竞技水平，因此，应该把男女短跑项目放在同等地位来抓，才能起到作为基础项目对整个田径运动应有的促进和带头作用。其次要选择适合我国短跑目前的发展形势的项目作为突破口。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和专家调研，认为100m、4×100m 作为提高男女短跑成绩的突破口是可行的，众所周知，短跑是速度性项目，而这两项是速度的集中体现，他们的提高会促进其它项目成绩的提高，选择这两个突破口是可行的。专家们还认为我国短跑运动员参加高水平比赛次数少，连续比赛的能力差，从而在世界大赛中往往发挥失常，尽管我国近两年设置了田径大奖赛以增加比赛次数，由于各种原因，效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认为应成立田径俱乐部，使田径运动社会化和职业化。从而解决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待遇和后顾之忧，有利于调动积极性，只有田径制度的改善，才能提高我国短跑水平。目前我国高水平的短跑教练员较少，与外国的交流工作也存在很大缺陷，因此我们必须走出国门向短跑水平高的国家学习和训练。同时教练员必须与科研工作者相结合，及时了解反馈信息，掌握训练、恢复的第一手材料，从而调整训练计划，才能对我国短跑水平的提高起积极的促进作用。4 结论4.1 九十年代我国短跑项目进步较快，女子略快于男子，在起点低的情况下，我国男子纪录的发展速度相对快于世界，但与世界相比仍有较大差距。4.2 我国男子前三名平均成绩的发展速度明显低于世界前三名，成绩起伏较大，女子前三名发展速度同世界前三名基本同步，整体水平的发展速度，我国男子低于世界男子，女子整体水平发展速度快于世界。4.3 我国短跑项目成绩变化周期以全运会为主，男子纪录的发展基本以奥运会为周期。世界水平短跑运动员成绩的变化以奥运会为主，高峰期出现在奥运年。4.4 造成我国短跑项目成绩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训练方法、遗传因素、恢复条件差、教练员水平和运动员文化素质低等。4.5 提高我国短跑项目的水平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提高教练员的训练水平，提高选材的科学性及成功率，增加运动员参加高水平比赛的次数，提高教练员和运动员待遇，改善恢复条件与科研相结合。5 建议5.1 尽快选择发展短跑项目突破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短期内，某个项目先突破，以点带面，全面提高。5.2 调整周期计划，训练比赛周期以奥运会为主，同时进一步提高训练的科学化程度。5.3 改革训练体制，上级主管部门和运动队的训练要紧密结合，省、市地方应积极主动配合国家队训练。收稿日期：1998-02-26【参考文献】 ［1］C.阿里维兰萨姆（印度）.对1976―1988 年奥运会短跑项目的分析.张卫红译.美国田径季刊，1991，（1）：32～35［2］李相如，王兴林.关于我国八十年代全国田径纪录变化的研究.田径情报资料，1992，（1）：4～6［3］李相如，权德庆.1980―1990 年世界和中国田径运动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体育科学，1994，（1）：28～31［4］徐英超，徐迪生.体育统计方法.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138～142表3 世界优秀十项全能运动员群体模型系数分数段 一级子系统 跑项子系统a b1 b2 b3 a b1 b27400-7900 2.950 -0.75 3.000 1.500 5.625 -2.00 -12.07400-9000 1.998 0.820 0.639 0.541 1.580 -1.90 3.4007700-8000 2.125 -0.50 1.000 0.500 -0.03 2.000 1.7507900-8500 1.875 -1.00 2.875 0.000 4.000 0.530 5.0008200-8700 1.000 0.000 0.000 0.500 3.375 1.500 2.0008500-9000 2.531 1.500 -1.73 2.000 1.718 0.307 1.500分数段 跑项子系统 跳项子系统b3 b4 a b1 b2 b37400-7900 13.00 4.000 2.875 6.000 1.250 -6.007400-9000 -2.50 2.760 1.970 2.250 -0.98 0.737700-8000 0.000 -3.00 0.875 -1.03 2.500 -0.257900-8500 -3.22 1.750 0.860 -1.00 2.000 0.2508200-8700 -0.25 -2.00 1.656 -0.86 6.750 -1.008500-9000 1.500 -2.00 2.406 -2.00 4.000 1.000分数段 投项子系统a b1 b2 b37400-7900 4.180 4.000 4.000 1.0007400-9000 0.000 0.178 1.560 0.2307700-8000 2.125 -1.50 4.000 0.0007900-8500 3.032 0.500 0.750 0.7508200-8700 1.625 2.000 -4.00 3.008500-9000 1.156 -1.000 0.250 2.500表4 中国十项全能优秀运动员群体模型系数分数段 一级子系统 跑项子系统a b1 b2 b3 a b1 b26900-7500 2.750 1.000 2.000 0.750 -1.50 6.000 7.0006900-7800 1.880 1.125 0.125 0.680 2.104 -59.0 24.707200-7670 1.500 -10.0 4.000 6.000 4.500 1.000 -3.007600-7800 2.000 0.500 0.440 1.870 2.090 1.000 -.0750分数段 跑项子系统 跳项子系统b3 b4 a b1 b2 b36900-7500 -900 -2.50 2.218 0.500 -0.50 2.0006900-7800 43.00 -5.55 1.760 1.600 -0.78 1.0667200-7670 2.500 2.000 1.940 1.500 1.000 -0.757600-7800 1.500 0.250 -0.50 4.560 0.570 -1.25分数段 投项子系统a b1 b2 b36900-7500 5.125 9.000 -7.00 0.0006900-7800 1.870 2.800 -2.10 1.2407200-7670 0.730 0.310 -2.00 3.0007600-7800 1.375 -2.13 6.00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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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567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海外版）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928 【原刊页号】003 【分 类 号】N1 【分 类 名】科技管理与成就 【 作 者 】宋健 【复印期号】199510 【 标 题 】宋健国务委员为庆祝建国四十六周年在本报发表专论 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与历史使命【 正 文 】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 宋健）全世界有识之士一致公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类今天得以享受的一切现代文明都是建筑在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近２００年来，科学技术带给了人民无尽的恩惠。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落后、屈辱、觉醒和奋斗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是民族强盛、国家兴旺的根本依靠和希望之所在。“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的伟大民族。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曾经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６年来，几代科技工作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努力和卓越的工作，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开创了中国科技事业的新纪元。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依靠科学技术与人民群众创造精神的相互结合，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受人欺凌的国家，永远结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辛酸历史。这一历史性的成就，将永载史册，为后人所敬仰。据统计，从建国到１９９４年，我国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近４０万项。科技成果的实施应用率从改革开放以前的不足３０％提高到目前的７０％以上。每年的新成果为国家增收节支近３００亿元，一大批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优秀发明和科技成果先后获奖。１９７９年―１９９３年，我国获省、部级以上奖励的科技成果近万项，其中获国家发明奖２２６５项、自然科学奖５２７项、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５１７９项。在“六五”和“七五”期间获得国家奖励的科技成果已累计取得经济效益２８００亿元。技术市场的建立，为推广和扩散科技成果开辟了新的渠道，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４年技术市场年交易额增长了３０倍，已经突破２２０亿元。科技进步因素在经济增值中的比重，已由“六五”期间的１０％左右提高到３０％以上。累累硕果来源于科技战线的济济人才。建国以来，我国科技队伍不断发展壮大。１９４９年，全国专业技术人员不足５万人，专门从事科学活动的不超过５００人，专业科学研究机构也只有３０几个；到１９９４年底，我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２６５８万人，专门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有２４１．５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１５２．９万人。全国县以上独立研究开发机构发展到５８６０个，高等院校办科研机构增加到３０００多个，大中型企业办科研机构猛增到１１６５６个。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有力推动下，目前已有８０％以上的科技力量投入了经济建设主战场。科技自身发展的实力以及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和活力均大为增强。面临世纪之交，新的科技革命热潮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经济和科技竞争已日趋白热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也愈来愈迫切。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都要求科技工作者作出新的、力度更大的贡献。大力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和技术水平，把经济建设尽快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已成为全国人民、特别是经济界和科技界的共识和面临的紧迫任务。对于中国科技界来说，造福人民是我们的天职。我们常常为人民的清贫而不安，为人民不能享受到现代文明而焦虑。对人民和国家的历史责任感，正激励着整个中国科技界努力发展科学技术，为亿万人民尽早享受科技之利，为国家民族的繁荣和富强，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智慧、力量和汗水。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依靠科技进步来求得中国的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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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1208 【 版 号 】4 【 标 题 】丰富多彩的中外文化交流 【 作 者 】杜英姿 【 正 文 】 以文化为桥梁，让世界了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改革开放之中国的良好形象，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宗旨所在。近年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立足于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积极引进世界优秀文化艺术，取得了长足进展，佳绩可观。文化交流的新格局目前为止，我国已与世界上１３４个国家建立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关系，与１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与数千个外国文化组织和机构保持着各种形式的联系。交流的范围涉及文化、艺术、教育、体育、科学、卫生、新闻、出版、文物、宗教、广播、影视、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中广播影视对外交流迅速发展。近年来，仅广播电影电视部所属在京各单位接待来访团组每年平均５００－６００起，部属各单位派出团组每年约５００多起。迄今，据不完全统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同世界６０多个国家签订了１００多个广播电视合作协议。中央电视台与世界１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０８个电视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在１２７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地举办了“中国电视周”。在我国同各国官方文化关系不断加强的同时，民间文化交流日趋活跃。中央和地方各涉外文化机构、各全国性文化团体积极以民间形式参与对外交流，尤其是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对外文化交流中民间交流为主力军已成为一个显著特点，占到我国派出和外国来华艺术演出、艺术展览项目的９０％以上。如１９９６年，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除派出军乐团赴法国参加兰斯国际军乐节外，还与深圳市政府等部门合作派出“中国少儿艺术团”，访问多哥和贝宁，并赴法国参加了第九届国际儿童艺术节。自８０年代以来，政府还大力倡导出国开展有偿演出、展览，这种交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试点到大量派出，不断探索、开拓。据不完全统计，我国１９９６年前１０个月共派出有偿演出团组９２个２１５８人次，占到派出团组数的一半。潍坊风筝节、沈阳秧歌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电视周、北京国际电视周、大连服装节、西安古文化艺术节等，已经成为吸引各国文化专家、旅游者的定期艺术活动。交流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交流的渠道更加宽广，交流的形式更加多样，使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绚丽斑斓的态势。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中华民族的文明如其历史一样久远，如其疆土一样博大。改革开放，使中华文明得以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她的全貌。京剧、歌舞、杂技、民族音乐、越剧、黄梅戏、花鼓戏、豫剧等都曾远渡重洋。１９８６年，我国８个艺术团参加巴黎秋季艺术节，在法国各地演出１００多场，在法国广大观众中引起很大轰动，博得热情赞誉。芭蕾舞、交响乐、歌剧这些舶来艺术样式，经过我国艺术工作者的再创造后在国外登台亮相，受到各国人民的重视和好评。文物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１９９２年以来，我国派出文物展览１５０起，其中以赴日本的“楼兰文物展”、“秦始皇兵马俑展”、赴意大利的“黄河文明展”、“中国西藏珍宝展”、赴美国的“中国帝王陵墓展”等规模为大。中国稀世珍贵的出土文物每到一国一地，很快就掀起一股“中国热”。出国的艺术展览还包括巧夺天工、优美逼真的民间工艺、国画、书法、美术等等，不一而足。中国艺术展在国外展出期间，常吸引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社会知名人士前来出席，观众留言簿上写下了数千条热情友好、赞美、颂扬的话语。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国际比赛获奖的奖牌、奖状和奖章达近千件，仅１９９５、１９９６两年就有２７０余件。像体育界一样，我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也为国家赢得了极高荣誉。我国杂技健儿，驰骋在具有国际水平的摩纳哥杂技比赛和法国“明日”世界马戏、杂技比赛、英国杂技锦标赛等各种赛事中，多次获得金奖，扬威天下。声乐比赛捷报频传，我国不少青年歌唱家在国际声乐比赛中崭露头角，多次获奖，令西方乐坛对中国声乐水平刮目相看。１９９６年，我选手获慕尼黑国际声乐比赛铜奖，彻底扭转了该赛４５年历史上无我选手问津奖牌的局面。在其它种类的比赛中，我国艺术家也屡获优异成绩。引进优秀文化成果文化部主办的’９６中国国际交响音乐年，一年之内相继有多家――法国国家交响乐团、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和奥地利维也纳爱乐乐团等处于当代国际交响水平巅峰的交响乐团来访，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盛举。挪威、西班牙、奥地利等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今年也相继把自己保存的艺术珍品送到我国展览，让我们领略了世界著名文化大师的魅力。据悉，全国对外文化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研究制定对外文化交流的规划、体制改革措施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以使对外文化交流适应新形势，抓住新机遇，走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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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6001 【原文出处】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65～71，90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11 【 标 题 】未来农业的“绿三角”和STS分析及预测 ――兼论重新认识农业【 作 者 】邹先定 【 正 文 】 世纪之交，中国有远见的农业科学家就农业新技术革命的前瞻性研究及所作出的判断，越来越为实践所证实。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自然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类改造自然手段的质变。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将导致产业革命。作为人类基础产业的农业正面临重大变革，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绿三角”是宏观农业的理论模型。宏观农业认为，任何形式的农业生产都离不开农业生物、外界环境和人类社会劳动三大要素。三要素通过物流、能流、经济流和信息流相互联系，构成多层次、多因素错综复杂的宏观农业系统，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紧密结合的整体，简称之为“绿三角”。（注：邹先定：农业现代化与“绿三角”中的四股流，《科学・经济・社会》1984年第3 期。）在科技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今天，STS（Science、Technology andSociety ，即科学、技术和社会）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当我们逻辑地引申到宏观农业领域研究时，提出重新认识农业的课题。本文试图从农业新技术革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经济从短缺到宽松的变化以及农业社会功能的拓宽等方面，对未来农业的地位、作用、走向和信息农业作一初步的理论探讨。一、新技术革命与农业二战后，新兴科学技术每隔十年就有一项重大突破，拓展了一个个崭新的领域和产业，并逐步把人类引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是推进农业发展的原动力之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群程度不同地向农业辐射。现代农业科技正迅速地向农业的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全面拓展。现代生物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遥感技术、激光技术、核技术、同步辐射技术、航天技术、农用机器人开发技术等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当今农业领域。分析其特点：（1 ）高新技术向农业的渗透、辐射是全方位的，与其他行业的应用相比较几乎是同步的，而且应用的时间有缩短之趋势。科学家预测，21世纪初农业领域将出现基因食品、人造食品、有机耕作、自动化耕作、计算机精耕、水耕产品、化肥减少、城市温室及开辟有机能源、绿色生产等新兴技术。（注：未来技术发展预测， 《新华文摘》1998年第4 期，第 174 页。） 基因组革命（Genomics Revolution ）被称之为继工业革命和计算机为基础的技术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人类将从遗传工程植物中获得大多数食物、燃料、纤维、化学原料及某些药物。为此，美国一些著名的生物技术与化学公司，如道化学公司（ Dow chemicals ）、 杜邦（ Dupont）、孟三多（Monsanto）、先锋种子公司（pioneer Hi-Bred）、Novartis及AgrEVO等纷纷投入巨资从事遗传工程研究与开发。以孟三多公司为例，就开发了抗虫棉、抗虫玉米、抗虫马铃薯和抗Roundup （一种高效除草剂）的大豆、棉花、油菜、马铃薯、玉米等作物的遗传工程种子。现代技术创新强有力地推动农业根本变革已成为现代农业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同时拉动农业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2 ）高新技术将使农业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发生根本变革。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递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03页。）以现代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农业劳动资料，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用以改变和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源和物质条件，它凝结着大量的高新技术成果。其次，劳动对象是人们进行农业物质生产的必要前提，只有劳动者使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才能产生现实的生产力。由于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和管理武装农业，大大提高了农业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效益，从而实现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高新技术使劳动资料劳动对象范围拓展：向农业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次、向农业生物、向外界环境资源、向空间时间耕作制度、向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等领域、要素、环节全面推进，使同样数量、质量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利用率和效用价值倍增。（3 ）由于高新技术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劳动的原有水平和状况，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智力素质、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从而使农业这个人类最古老的产业充满生机和活力。本世纪工业化农业主要是以非生命科学及其产生的技术（如机械化、化学化等）为基础的。传统的生命科学及其技术虽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绿色革命等），但因传统的育种技术主要依靠种内杂交方法，局限性较大，远未能发掘农业生物遗传潜能，从而也未能起到主导作用。从“绿三角”整体观看其技术路线，主要是通过机械的单一的技术因素，改变外界环境而影响农业生物而非直接的农业生物自身“引爆”生物遗传潜能，其实质是一条熵增的技术路线，其作用不仅有较大局限性而且“石油农业”还带来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弊端。如果说上一次农业技术革命是物理和化学时代的产物，那么农业新技术革命则是生物和信息时代的产物。如今由于分子生物学及现代生物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以及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系统科学的应用，它不仅在农业生物的微观层次“引爆”生物遗传潜能，而且导致宏观农业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输入部分（外界环境分系统）、生成转化部分（农业生物分系统）、管理控制部分（人类社会劳动分系统）的调控手段获根本性改善，从而较好地突破了农业生产经验性的局限，较好地解决了农业系统的灰性、模糊性、随机性和难控性问题。“绿三角”整体状态将跃上一个新质的水平，它所采用的是综合协调的技术因素，走的是熵减的技术路线，与农业生物性生产的属性更为一致，因而对农业具有根本性和普遍的带动意义，从而拉开现代农业革命的序幕。（4 ）农业生产以怎样的科技为基础，生产要素便采取怎样的配置和结合方式。农业新技术革命将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的组合，构成生产过程的整合效应，并导致农业生产体系结构性调整。现代农业正以不可阻挡之势与能源工业、材料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医药工业以及保健、旅游、教育等相关行业结合。现代农业已远远超出传统农业生产农产品的框架。由于现代科技将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高度分散、生产规模小、时空差异大、量化规范程度差、稳定性和可控制性低等行业性特点，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弱质产业的面貌和地位。现代农业将逐步摆脱传统的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相联系的劣势地位的窠臼。（5）从技术论角度考察， 农业新技术革命具有四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农业新技术革命以综合配套技术为主，它区别于以往以单项技术突破为主的农业技术革命，第二，农业新技术从农业发展的目标出发，要求相应的技术和技术体系、管理体系、制度体系和政策法规配套，其出发点、归缩、手段、方法、观念和效果与上一次以技术为主的农业革命均为不同。农业新技术革命不仅要有技术创新，而且还依赖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第三，以往农业技术革命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是驯化自然、征服自然，农业新技术革命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协调统一，强调农业手段与目的统一，技术效益与社会功能的统一，以及技术、生态、经济、社会的统一。由此带来发展模式的变化：农业正由“资源依存型”向“科技依存型”转变。以色列是资源贫乏的国家，2／3以上土地是沙漠荒山，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 但以色列的农业进入高科技、高产出的良性循环，成为“地中海的厨房”。如果按照以色列今天农业的水准，地球至少可以养活3 倍于现在的人口。以色列的农业劳动力仅占2.5％，却为现代农业的代表， 以色列可以说是“科技依存型”农业的典型，是先进的滴灌技术、生物基因工程等高新农业技术创造了以色列农业的奇迹。（注：以色列的农业奇迹，《光明日报》1998年5月2日。）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 ）已成为当今世界农业的主流。按照“绿三角”理论模型的观点，这是“绿三角”天地生人和谐协调发展、永续发展的问题，说到底是人与自然协调在农业上的反映和体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由五个要素构成。即资源的承载力（表现为资源的丰度）、经济的生产力（表现为经济强度）、环境的缓冲力（表现为环境的容忍度）、发展的稳定性（表现为社会的稳定度）和管理的调控力（表现为决策合理度）。（注：牛文元、康晓光、王毅：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人民日报》1993年8月2日。）从总体上看均与广大农村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联。中国的农业属资源约束农业，中国当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因此，我国农业的外部环境也反映出该阶段的某些特征。当前我国包括农业的环境基本评价是：总体在恶化、局部在改善、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建设，生态赤字逐渐扩大。（注：宋健主编：《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 427页。）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经济进入人均GDP400美元以上发展阶段时，几乎都遇到了环境难题。展望21世纪初，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形势严峻，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耕地资源将更为稀缺，水资源紧缺日趋严重，资源污染破坏加重。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使农业比较效益下降等，同时世纪之交也是我国自然灾害频发时期。我国转型期农业持续发展面临的艰巨任务是：既要为当代人增加各类农产品的现实需求，又要确保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永续利用，以满足后代人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农业系资源密集型产业，自然资源的退化于农业发展来说是致命的。未来我国工业及高科技领域国际竞争的进退攻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保障的。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从 STS视角考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牵涉到下列内容：①农村人口的有效控制和优化；②农业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和水资源和动植物资源的有效保护；③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体系研究和开发，提倡农业的熵减技术路线、提倡生物技术、生态技术、有机技术等绿色技术以及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④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的制定和实施，运用经济、行政、宣传、教育等综合手段，逐步使自然资源总量的开发利用速度低于其自然生成的速度；⑤农业灾害预警系统的建设和抗灾减灾工作；⑥建立和完善农村合作经济和发展农村保险事业；⑦倡导和坚持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倡导城乡居民合理的消费模式和结构，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文明、合理、节俭的生活方式，尽量降低社会系统无意义的物能浪费和熵增现象；⑧工业和农村乡镇企业“三废”的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地逐步提高乡镇企业的技术含量，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提倡并逐步推行工业生态学生产和绿色生产，在外界环境保护上为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⑨树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倡导全民族的绿色意识和现代重农意识，积极开展大地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和农业伦理学的研究，有效地教育青少年懂得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三、从经济短缺到宽松转变中的农业我国过去长期是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许多消费品实行定量配给或凭票供应。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局面已转变到供求基本平衡，或供大于求的相对稳定局面，出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我国经济生活的这一显著变化，不能不对农业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今中国农业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农业生产目的性的思考。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短缺经济赋予农业狭隘的农产品观。一讲农业就是种植业，就是指粮食生产，实行“以粮为纲”。过去，农业生产只顾产中一程，忽视产前与产后，并且割裂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等农业的内外有机联系。农业的目的似乎主要是解决农产品短缺问题，而农业本身作为产业的经济属性和其他社会功能，发展生产的真正目标是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则被忽视或降到次要的位置。其次，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行为，往往不自觉地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人口压力和供求关系紧张及指导思想、体制上的问题，农业生产身不由已地掉入恶性循环的误区，被迫缩短农业的生态链和经济链，从而形成人地矛盾的正反馈振荡和放大。另外，农业是阳光参与下的生物性生产，属资源密集型产业，也是人类与自然界关系最为密切的产业。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人们容易受旧的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以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掠夺与被掠夺、“不取白不取”等错误观念对待自然，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扩展到对待农业农村农民的身上，从而使他们程度不同地受到这种陈旧观念的损害。今天我们应该以现代农业天地生人和谐协调发展的观念，从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视角重新考察认识农业并善待农业。中国的农民在新中国经济发展中提供了巨大的产品贡献、资本贡献、市场贡献、外汇贡献和劳动贡献。今天中国在面向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农业农村既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负担和包袱，也不应该成为工业和城市侵占土地转移废弃物和各种难题的“后院”。第三，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经济的短缺到宽松，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浙江省为例，“八五”期间浙江省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计算，翻一番多，年均递增速度超过15％。农村工业在连续11年高增长的基础上，仍保持30％以上的年增长率，近半数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二、三产业的比重已占近90％，农村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75％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五年内翻了一番。（注：参阅1996年1月9日《联谊报》。）中国农业和农村传统小农经济正在解体，现代农业特征渐显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经济和社会变化中的深层次矛盾。主要有：①人增地减的矛盾日益突出；②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急剧增加与农产品产量增加缓慢、品种单调、质量不高的矛盾；③农业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农业走向大市场不相适应的矛盾；④农业社会效益高与比较利益低的矛盾。考察世纪之交我国的农业，将面临五个方面的压力和挑战：①实现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挑战；②实现经济体制转型的挑战；③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挑战；④农业发展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压力以及实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挑战；⑤面对包括国际市场在内的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四、农业社会功能的变化农业是人类最古老的产业，农业的社会功能除了人们熟悉的提供食物功能、能源功能、原料功能、国民经济基础功能等以外，我们认为还有下列社会功能现象值得深入研究。（1）经济功能的变化。有研究表明，未来农业获利潜力大， 作为资源性产品的农产品及其相关联产品将越来越成为短缺商品，农业所拥有的市场份额比其他产业都要大。农业有可能成为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最终有可能成为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之一，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最有竞争能力的产业之一。以农业为重心构造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把农业作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相应产业，形成以农业为中心的产业体系，可能是理智的选择。（注：转引自马玉道等：“冷静的思考，严密的论证”。《新华文摘》1998年第1期，第183～184页。）（2）生态功能。农业不仅以生态系统为环境， 而且直接运用一定的生态系统进行生产。农业使人类同自然界之间形成最广泛、最富有生机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信息交换。太阳能是免费的并于人类可预计的未来而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性资源，作为农业基础的植物性生产是自然界可贵的熵减行为，是农业生产的特质和永恒的魅力。农业既是调节人与自然的“稳压器”，又是抗灾减灾的“绿色屏障”。农业的生态功能注定了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某种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3）教育功能。农业文化、农业文明、 农业优秀传统是人类精神文明历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民的质朴、淳厚、勤劳、真诚、宽容历来是人类珍视的优秀品质，它在现代社会道德风尚中仍有其特有的价值。农业与大地山水有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接触农业就是走近自然并接受自然的教育。当前悄然兴起的“教育农业”、城市学龄前儿童的乡村生活体验等，均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农业教育功能的重视。（4）美学功能。自古以来，农业就是人类美的重要源泉之一。 许多动植物形态结构比例符合于黄金分割律，就是一种令人惊叹不已的自然美表现。农业和农村特有的田野风光、清山绿水、绚丽的花卉果园、茂盛的森林、如茵的牧场、宁静的农舍、美丽的村镇构成一幅和谐的农业农村画面，给人以统一、整齐、和谐、舒适的农业自然美的享受。农业美是一种自然美、大众美、永恒的美。社会越是现代化，越是珍惜自然化和自然美。（5）现代文明建设的功能。 现代农业不仅满足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日趋注重精神生活的丰富、温馨、愉快和高尚享受。现代农业的“无公害”、“无污染”、“反季节”、“食物安全”、“绿色食品”、“边缘食品”的概念以及工艺型、风光型、保健型的农产品应运而生。“旅游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都市农业”等雨后春笋般地兴起，揭示了现代社会对绿色文明的理解和渴求，也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了诱人的前景。“三生农业”（生产、生活、生态）表达了农业由单一的生产功能向生产、生活、生态综合转化的趋向，它顺应了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要求和农业的内在逻辑。（6）政治和国家战略功能。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 农产品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物资。农业也是关系到本民族体质水平状况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稷的安危。在历史上，由于土地资源的破坏和农业系统的衰败，导致国家衰落甚至灭亡的，也不乏先例。农业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和国家战略功能。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日益重视农业已成为普遍的趋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声称已进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但从未放松农业或轻视农业。相反，美国的农业已成为同先进工业（如宇航业等）并驾齐驱的最强大的现代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管理应用最为广泛的集约型产业；成为专业化分工与社会化生产最为成功的先进产业。美国历来把农业视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武器，对内起稳定政局、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作用。美国最大的三个农业州――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伊利诺斯是美国经济实力最强和政治影响最大的三个州。当美元疲软时，其价值是靠美国农产品输出的竞争力支撑着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供应的充足是美国通货膨胀率长期来较低（多年控制在4％以下）和社会相对稳定的重要基础，这是美国农业巨大的社会效益。农业是美国最强大的输出产业，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输出国。美国向世界提供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大豆、稻米、小麦、棉花，近1／3的饲料粮。（注：美国农业观感，《光明日报》1996年1月17 日。）实际上，农业也是美国外汇收入的一大重要来源，美国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外粮食，使用“农业武器”软化受援国的外交政策，从而成为有力的外交武器。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从自身发展的经历和曲折中逐渐认识到农业重要的经济地位和战略价值。认识到轻视农业的发展战略选择已属陈旧观念，轻视农业必受惩罚。纷纷提出振兴本国农业的方略，指出：“没有农业，就没有一切；没有农民，就没有人民。”不少发展中国家作出战略调整，大力发展农业，以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和使国民经济健康协调地发展。五、几点理论的思考1.随着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将下降，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农业劳动者转移到非农部门和行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表面上看似乎是农业在萎缩，其实质恰恰相反，这是农业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作的贡献。事实还有另外的一面，例如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农业与食品等相关的从业人员约占全国从业人员的20％左右，而其产值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如前所述，农业在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可能成为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之一。农业应该作为基础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输出产业来构思建设，以形成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特色和优势，在未来国际竞争中成为最具有竞争能力的农业产业体系。因此，农业的地位不应被削弱，相反应得到重视和加强。2.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现代化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工业，以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其根本特征是：科学化、集约化、商品化、市场化。根本目的是：提高土地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商品率，实现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统一。邓小平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估计21世纪初叶，甚至更长的时期内，我国农业技术将处于传统技术与高新技术并存的二元结构之中。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农业仍以传统常规技术为主，但高新技术的应用及高新技术与农业常规技术结合将呈逐步扩大的态势。这里有四个方面的关系需善处：第一，农业高新技术与常规农业技术、传统农业技术之间的结构与结合问题；第二，农业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如何高效率转化为农业技术经过推广、开发转化为现实的农业生产力的问题；第三，在我国广大农民的低科技文化素质与农业高新技术的关系。第四，农业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关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保证我国粮食安全，避免农业进入受制于人的误区。我们必须努力实现农业科学技术率先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必须高度重视高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同时也十分珍惜我国精耕细作优良传统，注意生态平衡、注意天地人和谐协调等传统农业中的精华。既要防止保守、落后，拒绝应用高新技术，也要防止脱离国情违背因地制宜原则盲目照搬国外做法的倾向。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双刃剑，同第一次农业技术革命产生负面效应一样，第二次农业技术革命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我们要以科学的辩证的态度认识对待科学技术和第二次农业技术革命。3.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农业是人类永恒的基础产业。农业总朝着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近代工业革命有力地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与农业社会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人类社会也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但工业社会的“石油农业”也产生了诸多弊端。意味深长的是工业社会创造工业文明、城市表面繁华的同时却由于机器对人的取代而造成农村的萧条和城市的病态；工业社会高投入取代自然循环造成农业高成本和环境污染；工业文化对农业文化的取代造成人情的冷漠等等。（注：邹德秀：《中国农业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169页。）在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未来的农业既区别于农业社会的农业，并不命定与贫穷、落后、分散、难控相勾连，也区别于工业社会有诸多弊端的工业化农业，它应该是现代信息农业。农业生产应是在更高层次与高新技术紧紧相联的经济生态系统的运动过程和熵减过程，将农业生产的高产、优质、高效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其本质是信息控制驾驭的物质、能量、经济的循环、交换、转化过程，也是农业系统经济、技术、生态和谐协调发展的运动过程。（注：邹先定：关于农业信息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浙江农业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如果说原始农业是资源农业， 传统农业是劳动密集型农业（低效低熵），工业化农业是能量密集型农业（高效高熵），那么新世纪的现代农业应是信息（知识）密集型农业（高效低熵）。我们理解，信息化是未来农业的本质特征。信息农业是以现代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在微观层次上应用现代生物科学理论和基因工程与现代生物技术改变生物遗传信息和其它信息，在宏观层面上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和其它信息技术，通过信息（知识）密集和现代科技物化的人类社会劳动，使各种农业信息的获取、传输、加工、处理和利用智能化、网络化，使农业生产循着生态链和经济链高效运作，实现农业系统从低序到高序的熵减增值过程，从而达到农业的生态、技术、经济、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是信息社会和知识时代的可持续农业。农业的内涵和外延都将发生符合逻辑的深刻而重大的变化。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予以探讨。从宏观农业关系的层面，以STS 的视角，重新认识农业和建设农业。【参考文献】 〔 1〕卢良恕：21世纪农业和农业科学技术，《新华文摘》1996 年第10期。〔 2〕卢良恕：面向21世纪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新华文摘》 1998年第3期。〔 3〕石元春：迎接农业的新技术革命，《新华文摘》1997年第7期。〔 4〕朱希刚：对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目标和内容的认识， 《新华文摘》1998年第4期。1998年4月3日。〔 8〕邹先定：世纪之交农业趋势和我国农业现代化， 《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9〕邹先定：世界农村发展趋势和现代农业建设，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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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机与应用MICROCOMPUTER & ITS APPLICATIONS2000 Vol.19 No.6 P.18-19电子商务及其安全体系许大为摘要：在介绍电子商务的基础上，讨论了有关电子商务安全体系的手段和标准，进而对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关键词：Internet 电子商务 安全 加密 认证1 电子商务概述所谓电子商务，就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互联网)提供的通信手段在网上进行电子交易。这里买主有了广大的新视野，在网上可以从数以万计的供应商中，借助搜索引擎，选择中意的商品或服务。卖方可以在网上建立网页(Home Page)，这些网页可以随设立者的目的，提供各种各样的功用，可以有最简单的商品广告，可以有文字、图像、声音说明、性能示范等高度互动的多媒体商业活动。据报道，1995～2000年，全球电子商务营业额预计达到250亿美元。预计2000～2010年，网上交易额将上升至4500亿～6000亿美元。由此可见，电子商务的发展是未来25年内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影响用户网上交易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电子商务的安全性。因此尽管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非常诱人，但如何建立一个安全可靠的网络应用环境，已经成为商家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电子商务的一个技术难点。2 电子商务的安全性要求电子商务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是交易的安全性。由于Internet本身具有开放性，使网上交易面临种种危险。其中主要包括：(1)信息泄露。在商务活动中，A公司与B公司进行交易如果不采取保密措施，那么其他人（公司）就有可能非法看到他们的商务信息。如信用卡的帐号和用户名被人获悉，就可能被盗用；如供应商的价格和数量被竞争对手获悉，就有可能丧失商机。(2)识别。当A公司与B公司进行商务交易时，如果A公司的终端上显示“我是B公司”时，A公司如何相信与他交易的就是B公司而不是其它公司呢？同样，B公司又如何相信与他交易的就是A公司而不是其它公司呢？这就牵涉到一个用户识别的问题。(3)篡改。如果A公司与B公司签定了一份由B公司向A公司供应石油工业1000t，单价＄10／t的合同后，适逢全球油价大幅上涨，B公司如能改动其合同数量，将原来1000t改为10t，则B公司可大幅受益，而A公司就可能因此蒙受损失。(4)蓄意否认事实。由于商情的千变万化，商务合同一旦签成就不能被否认，否则必然会损害一方的利益。如果A公司向B公司定购石油，订货时油价较低，但收到订单后，油价上涨，如果B公司单方面否认收到订单的实际时间，甚至于否认收到订单的事实，则A公司就会蒙受损失。因此，电子商务就提出了相应的安全控制要求：(1)信息保密性。在电子商务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一般均有加密的要求，以保证诸如用户信用卡帐号、订单数量、供货价格等商业机密的安全。(2)交易者身份的识别。对于进入网上交易的客户，系统必须检验其合法性，若其不是实际交易的参与者，系统将不准进入，以免出现其它公司假冒交易公司的事情出现。(3)不可修改性。交易合同的文件不可被随意修改，以保障交易的严肃和公正。因此，为了保证电子商务活动的安全性，必须有一套有效的安全机制作为保证，这就要建立电子商务安全基础结构。3 电子商务的信息安全体系概括起来，电子商务的信息安全体系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基本加密算法、安全认证手段和安全应用协议，如图1所示。图1 电子商务信息安全体系3.1 几个著名的安全交易协议标准在早期的电子交易中，曾采用过一些简单的安全措施，包括：(1)部分告知（Partial Order）。即在网上交易中将最关键的数据如信用卡号码及成交数额等略去，然后再用电话告之，以防泄密。(2)另行确认（Order Confirmation）。即当在网上传输交易信息之后，应再用电子邮件对交易作确认，才认为有效。(3)在线服务（Online Service）。为了保证信息传输的安全，用企业提供的内部网来提供联机服务。这些方法，均有一定的局限性，且操作麻烦，不能实现真正的安全可靠性。近年来，针对电子交易安全的要求，IT业界与金融行业一起，推出不少有效的安全交易标准。主要有：(1)Digicash。 Digicash是一个匿名的数字现金协议。所谓匿名是指消费者在消费中不会暴露其身份，例如现金交易（虽然钞票有号码，但交易中一般不会加以记录）。该协议的步骤如下：①消费者从银行取款，他收到1个加密的数字钱币（Token），此Token可当钱用；②消费者对该Token作加密变换，使之仍能被商家检验其有效性，但已不能追踪消费者的身份；③消费者在某商家消费即使用该Token以购物或购买服务，消费者进一步对该Token用密码变换以纳入商家的身份；④商家检验该Token以确认以前未收到过此Token；⑤商家给消费者发货；⑥商家将该电子Token送银行；⑦银行检验该Token的唯一性。至此消费者的身份仍保密。除非银行查出该Token被消费者重复使用，则消费者的身份将会被暴露，消费者的欺诈行为也暴露了。在以上的第③步若发生了通信故障，则消费者无法判断商家究竟是否已收到该电子Token。此时消费者有2种选择：将其电子Token返回给银行或到另一商家处消费。如果消费者这样做了，而商家事实上在第③步已收到了该Token，则当商家去银行将该Token兑现时会发现该Token的重复使用。如果消费者不采取行动，既不另行消费也不退还给银行，而商家在第③步事实上未收到该Token，则商家自然不会发货。这样一来，消费者既未收到所购之物，也未花费该电子钱币，肯定受到了损失。可见该数字现金协议是有缺陷的。(2)First Virtual。允许客户自由地购买商品，然后使用E－mail同客户证实每一笔交易。FirstVirtual对通信安全持怀疑态度并采取某种加密形式，并将每个电子商务交易转换为信用卡交易。First Virtual比Digicash要好一些，但比其它电子商务系统要差。(3)SSL。安全套接层协议SSL（Secure Sockets Layer）提供加密认证服务和报文完整性。它是由Netscape提出的安全交易协议。SSL使用加密的办法建立一个安全的通信通道以便将客户的信用卡号传送给商家，它等价于使用一个安全电话连接将用户的信用卡通过电话读给商家。SSL提供3种基本安全服务：①信息私密：通过使用公开密钥和对称密钥技术达到信息私密。SSL客户机和SSL服务器之间的所有业务使用在SSL握手过程中建立的密钥和算法进行加密，这样就防止了某些用户通过使用IP Packet Sniffer工具非法窃听、破译。②信息完整性：确保SSL业务全部达到目的。SSL利用机密共享和HASH函数数组提供信息完整性服务。③相互认证：即客户机和服务器相互识别的过程。它们的识别号用公开密钥编码，并在SSL握手是交换各自的识别号。这样就防止其他用户冒名顶替使用证明。这一协议当然不能防止心术不正的商家的欺诈，因为该商家掌握了客户的信用卡号。商家欺诈是信用卡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4)SET（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它是Visa和MasterCard联合开发的一个协议，它具有很强的安全性。该协议由若干以前发表的协议形成，它们是：STT（Visa／Microsoft）、SEPP（MasterCard）和iKP协议族（IBM）。SET及其适合的诸协议是基于安全信用卡协议的一个例子。按照SET，客户将采购请求和价格进行数字签名，然后用银行公共密钥将付款信息（例如信用卡号）加密。商家认可该采购并将该请求传给银行。银行加工该请求，若价格匹配，则银行对客户的帐号扣款并指令商家完成该笔买卖。SET为电子商务提供以下功能：①付款数据私有化和订货信息与付款信息、传送的保密化。②验证持卡人的信用卡帐目，这是由数字签名和持卡人证书完成的。验证工作与收款机构共同进行。厂商验证工作由数字签名和厂商证书完成。③保留付款信息集成，这是由数字签名完成。④特别用途证书。SET的安全性超过SSL，它可防止商家欺诈。但SET协议不同寻常地复杂，该协议的描述有几百页之多。(5)Netbill。卡内基.梅隆大学（现加州大学克利分校）的J.D.Tygar教授的研究组开发了Netbill协议，并正和CyberCash、MellonBank和VisaInternational一起在卡内基.梅隆开发Netbill的Alpha版。该协议已获得CyberCash的商业用途许可，CyberCash的CyberCoin协议也使用Netbill的方法。Netbill协议涉及客户、商家及Netbill服务器三方。客户持有的Netbill帐号等价于1个虚拟电子信用卡帐号。协议步骤如下：①客户向商家查询某商品价格；②商家向该客户报价；③客户告知商家接受该报价；④商家将所请求的信息商品(例如1个软件或一首歌曲)用密钥K加密后发送给客户；⑤客户准备1份电子采购订单（EPO：ElectronicPurchaseOrder），即三元式（价格、加密商品的密码单据、超时值０的数字签名值，客户将该已数字签名的EPO发送给商家；⑥商家会签该EPO，同时也签上K的值，然后将此二者送给Netbill服务器；⑦Netbill服务器验证EPO签名和会签，然后检查客户的帐号，保证有足够的资金以便批准该交易，同时检查EPO上的超时值看是否过期。确认没有问题时，Netbill服务器即从客户的帐号上将相当于商品价格的资金划往商家的帐号上，并存储密钥K和加密商品的密码单据。然后准备1份包含值K的签好的收据，将该收据发给商家；⑧商家记下该收据单传给客户，然后客户将第4步收到的加密信息商品解密。Netbill协议就这样传送信息商品的加密拷贝，并在Netbill服务器的契据中记下解密密钥。所有这些安全交易标准中，目前应用较多的是SSL和SET协议。一般认为SET协议安全性较好，可以推广利用信用卡支付网上交易，必将成为网上交易安全通信协定的产业标准，但SET协议在实际应用中并不理想。SET的证书格式比较复杂，使用成本高，其支付方式和认证结构适用于卡支付，对其它支付方式是有限制的。另外SET并不能真正提供不可否认性。实际上，SET在美国只有10％的使用率(在国际上SET协议用得较多的国家是丹麦、南非和西班牙)。相对于SET，SSL近年来发展较好，目前随着高位加密的SSL协议(如SSL－128)开发成功，在美国SSL协议已逐步取代SET协议。但SSL协议不支持数字签名、不具有抗否认的特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应用。电子商务安全体系中的加密算法：(1)常规加密算法。常规加密算法即加密密钥与解密密钥是相同的，它有代替密码、置换密码和数字密码等。常规加密算法设计简单，比较容易破译，已不适用了。(2)对称密钥算法。对称密钥算法的加密过程Ek和解密过程Dk使用同1个密钥K，具有Dk(Ek(P))＝P的特性，又称为共享密钥加密算法。其典型代表是DES(数据加密标准)算法，DES体制由IBM公司研制出，于1977年被美国定为联邦信息标准。DES对64位二进制数据加密，产生位密文数据，使用的密钥为64位，实际密钥长度为56位(有8位用于奇偶校验)。由于该算法结构做得复杂，有较长的密钥，不但速度快、而且破译难，所以使用非常普及。(3)不对称密钥加密算法。该算法也称为公开密钥加密算法，即加密密钥与解密密钥不同，由已知加密密钥(Ke)来推导解密密钥(Kd)，它是由Diffie和Hellman于1976年提出的。该算法解决了对称密钥加密算法中密钥量多难管理及费用高的不足，而且适应数字签名的需求。这类算法的典型代表是RSA算法，RSA算法是根据寻求2个长素数比较简单，而将它们的乘积分解开则极其困难这一原理来设计的。RSA系统非常适用于制作数字特征和加密应用。3.2 安全认证手段(1)数字摘要(digital digest)。这种编码法采用单向Hash函数，将需要加密的信息原文通过特定的变换后，“摘要”成一串128 bit的密文。这串密文又称数字指纹(Finger Print)，它是有固定的长度的一段代码，而且，对于不同的信息原文，将它摘要成密文后的结果总是不同的，而同样的信息原文所形成的摘要必定是一致的。这样，利用这段摘要，就可以验证通过网络传输收到的文件是否是初始、未被非法篡改的文件原文了。(2)数字签名(digital signature)。公开密钥的加密机制虽提供了良好的保密性，但难以鉴别发送者，即任何得到公开密钥的人都可以生成和发送报文。数字签名机制提供了一种鉴别方法，以解决伪造、抵赖、冒充和篡改等问题。数字签名一般采用不对称加密技术(如RSA)，通过对整个明文进行某种变换，得到一个值，作为核实签名。接收者使用发送者的公开密钥对签名进行解密运算，如其结果为明文，则签名有效，证明对方的身份是真实的。当然，签名也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例如，将签名附在明文之后。数字签名普遍用于银行、电子贸易等。数字签名不同于手写签字，数字签名随文本的变化而变化，手写签字反映某个人个性特征，是不变的；数字签名与文本信息是不可分割的，而手写签字是附加在文本之后的，与文本信息是分离的。(3)数字信封（digital envelop）。数字信封是用密码技术的手段保证只有规定的收信人才能阅读信的内容。在数字信封中，信息发送方使用密码对信息进行加密，再利用RSA算法对该密码进行加密，被RSA算法加密的密码部分称数字信封。(4)数字时间戳（digital time－stamp）。交易文件中，文件签署的时间是十分重要的信息。在书面合同中，文件签署日期和签名一样都是十分重要的，是防止文件被伪造和篡改的关键性内容。在电子商务中，同样需要对交易文件的日期和时间信息采取安全措施，而数字时间戳服务（DTS）的提出为电子文件发表时间提供安全保护和证明。DTS是网上安全服务项目，由专门的机构提供。时间戳是一个经加密后形成的凭证文档，它包括3个部分：①需要加时间戳的文件的摘要；②DTS机构收到文件的日期和时间；③DTS机构的数字签名。时间戳产生的过程：用户首先将需要加邮戳的文件用HASH编码加密后形成摘要，然后将该摘要发送到DTS，DTS在加入了收到文件摘要的日期和时间信息后再对该文件加密（数字签名），然后送回用户。(5)数字凭证（digital ID）。数字凭证又称为数字证书，是用电子手段来证实一个用户的身份和对网络资源的访问权限。在网络上的电子交易中，如双方出示了各自的数字凭证，并用它来进行交易操作，那么双方都可不必为对方身份的真伪担心。数字凭证的内部格式由CCITTX.509国际标准所规定，格式如表1所示。表1 数字凭证的内部格式版本(Version)数字凭证的序列号（Serial number)颁发数字凭证单位的数字签名参数(Algorithm ID―parameters)颁发数字凭证的单位(Issuer name)公共密钥的有效期(Validity period)凭证拥有者的姓名(Subject name)凭证拥有者的公共密钥(Subject public key―algorithm)数字凭证有3种类型：①个人凭证（Personal Digital ID）。它只是为某个用户提供凭证，以帮助其个人在网上进行安全交易操作。个人身份的数字凭证通常是安装在客户端的浏览器内，并通过安全的电子邮件（St MIME）来进行交易操作。②企业（服务器）凭证（Serve ID）。它通常为网上某个Web服务器提供凭证，拥有网上服务器的企业就可以用具有凭证的Internet站点来进行电子交易。有凭证的Web服务器会自动地与客户端Web浏览器通信的信息加密。③软件（开发者）凭证（Developer ID）。它通常为Internet中被下载的软件提供凭证，该凭证用于与微软公司Authenticode技术（合法化软件）结合的软件，以使用户在下载软件时能获得所需的信息。(6)认证中心（CA：Certification Authority）。认证中心是承担网上安全电子交易认证服务、能签发数字证书、并能确认用户身份的服务机构，是一个具有权威性、公正性的第三方。通常是企业性的服务机构，主要任务是受理数字凭证的申请、签发及数字凭证的管理。认证中心依据认证操作规定（CPS：Certification Practice Statement）来实施服务操作。CA的主要功能是：①生成电子证书；②对电子证书和数字签名进行验证；③对电子证书进行管理，重点是证书撤消管理(CRL)，同时要追求实施自动管理(非人工管理)；④建立应用接口，特别是支付接口。4 安全认证有关的其它问题4.1 内部管理据最近调查表明，至少有75％的信息安全问题来自内部。认证中心（CA）作为第三方，如果对参与认证的用户和企业不能做到公正、权威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信用卡和商业诈骗中，内部人员所占的比例最大。一个完整的安全策略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如何防止外部对本网的攻击，也要考虑如何防止内部人员的破坏。4.2 电子商务的相应法律法规电子商务不同于普通商务。普通商务中签定的商务合同法律予以保障，人工签名也是普遍接受的。而电子合同法律是否承认，对于数字签名法律是否给予人工签名同样的认可，法律如何仲裁电子交易纠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否适用与电子商务等等，这些，都需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只有这样，才能为电子商务的安全提供法律保障。5 总 结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到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的重要性。一方面在政策上加强政府部门对发展电子商务的宏观规划和指导，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另一方面，要在技术上保证电子商务的安全性。在发展电子商务的过程中，应坚持建立中国自己的安全防范系统，而不应该片面照搬西方国家的安全系统。因为，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机、交换机、路由器、网络操作系统都来自国外，而且美国对别国采取歧视态度，对中国实行密钥信前控制和限制长密钥产品出口。因此，我们必须研制自己的加密算法，建立自己的CA认证中心，以保证中国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许大为（南京河海大学国际工商学院210029）参考文献1，Hanilton S．E－comm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IEEE Computer，1997；（5）2，Jutla D．Making Business Sense of Electronic Commence．IEEE Computer，1999；（3）3，Soon－Yong Choi，Andrew B．Whinston The Future of E－commence：Integrate and Customize．IEEE Computer，1999；（7）4，Electronic Commerce Project grouping．Accelerating Electronic Commerce in Europe 2nd Edition，19985，http：／／www．commerce．org／6，http：／／www．ispo．cec．be／ecommerce／7，杨义先．电子商务中的安全问题．世界电信，1999；（1）8，许榕生．电子商务实用指南．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收稿日期：199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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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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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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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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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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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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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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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806 【原文出处】政治学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1 【原刊页号】1～8 【分 类 号】B4 【分 类 名】心理学 【复印期号】199904 【 标 题 】我国政治心理学在当前应该着重研究的若干主题 【 作 者 】蒋云根 【作者简介】蒋云根，华东师范大学法政系（上海，200062） 【内容提要】政治心理学是一门诞生于20世纪的新兴交叉性学科。主要研究政治过程与心理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几十年来 在西方一些国家盛行不衰。在我国，该学科建设尚处起步阶段，在理论体系设置和专题性研究方面都有许多工作要做。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学科建设的要求，政治心理学目前可着重研究以下主题：政府形象心理背景，政府与公众间心理关系特征及发展规律；政治家个性心理特征；剖析滥用权力的心理根源；公民参政心理特点与发展规律；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不服从现象的社会心理基础。【关 键 词】政治心理学/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关系 【 正 文 】 自两千多年前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学者创立政治学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政治思想家的不懈努力，该学科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方面都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心理学的诞生，一些心理学家、政治学家从各自的角度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将心理学的有关知识运用于对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研究，逐渐创立了一门颇引人瞩目的新兴边缘学科――政治心理学。政治心理学认为，人们的政治行为同其他任何行为形式一样，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同人们的心理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政治学家在政治活动中，必须注意到人的心理因素，注意研究人们的心理因素同他们的政治行为、同政治制度之间的作用关系。具体而言，政治心理学不仅要研究人们的心理过程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同时还应注意探求政治过程对于形成人们心理过程的作用。这就是说，政治心理学所研究的主要是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这样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基于上述分析，可初步给政治心理学下这样的定义：所谓政治心理学，是指运用一系列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知识，研究政治过程中各类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同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探索并把握种种政治现象背后的心理背景和心理活动规律，努力使政治过程不断趋向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的一门现代科学。与传统政治学研究相比，政治心理学主要有如下发展：1.由研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为中心转到以研究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为中心；2.由重视政治学一般原理、原则的研究发展到更切入政治实践，趋向于对现实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研究；3.由静态的、文献式的研究过渡到动态的、注重于操作性的研究。由于政治心理学研究课题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和应用性，使这门学科近几十年来在西方一些国家盛行不衰。1968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了政治心理学分会。1978年1月， 国际政治心理学会成立，这一学会成为国际性的政治心理学领域学术活动的中心，并出版了《政治心理学》杂志。目前在西方不少政法专业的高等学府里，该学科都被列为必修课程。开展政治心理学研究在理论上及实践上的意义已愈来愈为人们所理解，但这门学科在我国至今尚是一块刚刚着手开垦的处女地，还基本停留在呼吁和介绍国外研究成果阶段，这同我国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发展的需要显然不相适应。由于社会制度、国情的差异，开拓政治心理学研究不能照搬国外的现成模式，必须立足于本国社会政治实践，立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通过借鉴国外在这一领域的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心理学。基于上述目标，我国政治心理学研究可着重考虑以下主题：一、通过对政府形象心理背景的研究，分析政府与民众之间心理关系的特征与发展规律，探索增强政府影响力的可靠途径政府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资源，是构成政府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之一。而政府影响力体现着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心理关系，它是决定政府目标、意图、倾向能否为公众所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的一项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着公众的心理、行为或行为倾向。一般来说，良好的政府形象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孕育出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并构成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政府形象发生问题，便可能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进而影响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原来驾轻就熟的职能开始转移，而一些不熟悉的、不属于原职能范围的事务需要承担起来，这使政府面临新的考验。在目前形势下，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直接关系着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与行使，影响着政府工作的实际效益；同时，良好的政府形象有利于优化投资环境，畅通对外开放渠道，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形象作为政府体系输出的一项综合性“产品”，最终要由“消费者”来评价，要通过公众的感受予以定位。政府形象的根本依据取决于政府的实际表现，这是政府形象的客观性基础。但这种表现必须通过公众心理上的感受才会形成一种总体印象与评估，它实际反映着某种思想或情感方面的活动，因而带有相当的主观倾向。一般来说，公众对政府的主观评价同政府的实际表现应当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公众对政府形象的认识评价，至少受着两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一，由于政府的结构、层次以及事务的复杂性，由于政府对有关信息必要的或不必要的控制，由于人们所处社会地位、受教育状况以及个人价值倾向等等方面的不同，因而在对信息的接受、理解和掌握方面，不仅有着横向的差异，且在信息的可靠性与完整性方面，难免会受到种种主观或客观因素条件制约，从而导致对政府认识方面不同程度的“形象偏差”；其二，公众对政府的评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满足他们期望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对政府的期望常源于直觉，从而使之具有某种非理性的倾向；同时，个人以往的经验，外界对个体的影响，都与期望的形成及其内容相关。由此而形成的公众期望多属主观性范畴，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对政府的合理评价。由于政府的实际表现同最终在公众心目中所形成的印象与评价常常可能发生误差甚至相悖，为此，对政府形象的合理设计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政府形象设计的首要原则是客观性、真实性，这种设计决不是主观、任意的创造，不能有虚假的成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地反映政府整体精神面貌。政府形象设计的另一重要原则是对信息的合理选择或取舍。不可否认，公众在对信息的接受和处理过程中，有时会表现出种种非理性的倾向，这就要求在形象设计过程中，重视对公众心理的引导，通过有选择地提供真实而必要的信息，使公众形成对政府良好的形象认识。信息选择的不合理会有损政府形象，虚假的信息或许能带来暂时的预期效应，但这种对民众的心理伤害所带来的后果必然是沉重而深远的。在政府与公众的交往关系中，必须特别重视心理期望的满足状况。根据现代政治理念，政府权力的运用与公众对政府权力的认可，本质上体现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契约关系。在这一契约关系中，政府对公众的期望是遵从，而公众对政府的期望主要包含两项内容：一是政府官员的行为符合“公认”的社会法律与道德准则；二是在与政府的交往过程中能够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就此而言，“遵从”是公众对政府的一项“投入”，其程度同政府的“产出”，即给予人们所带来的期望满足程度一般成正比关系。从因果联系方面考虑，公众的心理期望能否实现，根本上取决于政府自身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机构的政府，如果说它有自身意志的话，那么这种意志应同民众意志相一致。在价值倾向方面，应将公众的价值目标作为自己唯一的价值选择。但在实际政府活动中，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政府的某些价值判断与选择同民众的期望目标并不一致，而政府自身却没能意识到这一点，这种“自以为是”而导致的价值选择上的偏差会在一定程度上分割民众利益，有损政府形象。不可讳言，民众在对自身利益需求的认识方面，也有可能因缺乏理智而陷于误区，例如，过于注重眼前利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一致性方面认识不足，对长远利益、国家利益缺乏关心和重视，或者目标期望定位过高而难以实现，由此导致对政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及政府行为的合理性发生怀疑，从而在对政府形象的认识上发生偏差。二、通过对政治家个性特征、政治倾向及政治行为的分析与研究，加深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双向沟通和理解，增强政治家决策的科学性及民众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国外政治心理学界相当重视对政治家心理特征的研究，注意分析政治家的个性因素同他们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外政治舞台上，曾涌现出众多的政治家，他们在影响社会历史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从而在历史碑林中所占据的地位也不一样。有的曾因导演过威武雄壮的话剧，对社会文明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成为人们称颂的不朽人物；有的由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给社会、民众带来极大灾难，以致成为千古罪人；也有的功过交织，虽盖棺却始终难以论定，等等。政治家个体之所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了不同的作用，得到人们不同的评价，除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和制约外，同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心理素质有密切关系。即使在政治制度相对不变的环境下，不同的执政者由于具有独特的生活特点，独特的气质，独特的人格，独特的兴趣，表现出独特的政治行为，以及独特的决策风格和处理事务的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悉尼・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提到：“在历史上，起了事变创造性作用的列宁，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好奇心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使得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创造性人物截然不同的，毕竟是个人的性格。”（注：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第153页。）人的个性千差万别，政治家的个性同样各具特色。尼克松曾评价道：“邱吉尔是个好挖苦人，有时爱争吵的知识分子，对于反对党议员或报纸记者的批评，他只消在适当的时候讲一句巧妙带刺的话就可以顶回去。戴高乐的尊严则是无论什么都攻不破的。而阿登纳却有一副又耐心又会盘算的律师的头脑，他属于那种凭着自己意愿比周围的人更努力地工作、更缜密地推理、更长时间地久坐而占上风的领导人”。（注：尼克松：《领导人》，第212页。）不过， 人的个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构成其个性整体的各种元素之间往往是不同向的，甚至是背反的，由此使一个人的个性表象显得纷繁复杂，难以把握，他可以有时表现得崇高，有时则表现得卑琐；有时显得大胆，有时显得畏怯；有时显得精明，有时又显得粗蠢；有时表现得果断，有时则表现得寡决；等等。当然，个性结构的多向性，并不意味着各种方向的心理属性都半斤八两地共处于一体，其间必有一种或几种方向的心理属性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质的规定性，它决定着一个人个性的主导倾向和本质属性，这一点，是我们在分析、研究政治家个性特征时需要特别注意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得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心理交流、心理沟通日显重要。马基雅维利曾说：“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注：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2页。）不过，由于政治家所处的特殊的地位， 所担负的特定职责以及与此有关的诸多因素，使其常常被蒙上一层“职位面纱”，使得政治家这个概念投射在人们的头脑中，总给人以遥远、神秘、模糊的感觉。例如，由于政治斗争需要，一些政治家往往有意识地在自己周围拉起一道心理上的帷幕，深藏不露，使人对他有莫测高深之感；由于受空间条件所限，民众不具备同政治家直接接触的机会，以致缺乏思想与心理的有效沟通，很难了解对方真实面貌；由于宣传媒介在对政治家活动信息的选择传递方面存在缺陷，热衷于报道种种形式上的热闹场面，而对能体现政治家个性特征的一些实质性活动和表现在报道方面并不突出，也影响着对政治家整体形象的认识；由于对政治家的评价特别容易受到政治斗争风云的影响，这种评价问题上的“政治干预”现象易导致人们对政治家认识上的无所适从；此外，像“下意识”、“反作用形象”等心理分析中的关键要素，在任何一般的意义上都是很难进行探索，很难作为经验验证过程的一部分。对于政治家来说，他公开或隐秘的讲话，他的声明和行动，他在各种事情上以及各场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诚实或虚伪、仁慈或残暴、民主或专制、利己或无私、明智或昏庸，等等，都或迟或早会披露于世人面前，任由人们评说。但是，他们有时也会沉浸于人所不知的幻想之中，这比他们的密信或私下谈话更难以为人知情，而这些能从某些方面揭示其个性特征的心理漫游却令人遗憾地会被历史永远抹去。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同人民群众以诚相见，不可能主动地、公开地、完全地、真实地将自己的动机、意图、目标展现于社会公众面前。无产阶级政治家代表着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要求他们理解人民，了解民众的愿望与要求，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同时，政治家要使自己的行为得到民众认同，也需要获得人民对自己的理解，而理解总是要建立在沟通与了解的基础之上。政治家只有深入民众，向民众公开自我，坦诚相交，才能实现心理相容，得到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实现人民委托的使命。由于政治家在政治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家的个性素质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几千年来人们始终特别关注如何培养和选拔合格的统治者的问题。列宁明确提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不逊色”。 （注：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第234页。）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就有关政治领导者的素质要求曾提出过一系列重要论述。纵观历史，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对统治者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某个普遍适用的“政治家模特儿”。不过，作为合格的政治家，有些个性素质如政治洞察力、政治敏感性、自信心、果断性、坚韧性、自制力等等却是必须具备的。在改革开放与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将政治家个性问题纳入政治心理学研究范畴，有助于更科学、更合理地培养和造就本阶级的、合格的高层决策者，以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三、通过对权力基本属性和权力心理的分析，剖析掌权者滥用权力的心理背景，努力防止“权力弊病”的感染，消除权力腐败这一“顽症”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这句话被认为是经典性地揭示了权力的基本属性，故颇受人关注。纵观思想史，认为权力具有腐蚀倾向的观点比比皆是，孟德斯鸠曾明确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第154页。）波普尔也曾悲观地断言：“甚至最好的人也可能被权力腐蚀……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注：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第491页。 ）政治实践告诉我们，“权力弊病”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现象，一方面，权力确实具有某种消极的“魔力”，对掌权者具有诱惑作用；另一方面，权力在不同的人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一样，它的消极性对不同的权力主体所起的作用、所导致的后果也往往大相径庭；再有，权力在掌权者身上引起实际的消极后果，还必须有其他因素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对“权力弊病”现象作进一步的探讨。池田大作与汤因此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谈话中，专门分析了“权力弊病”的种种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①就权力本身而言，它具有强化当权者骄傲自大、贪图名利的思想，使其堕落这种内在属性；②“权力弊病”的根源同人生命中的恶性相关，所有的生物生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的，所以掌握权力的人会陷于一种很强诱惑，即使牺牲被统治群众的利益，也要为个人私利而滥用权力；③行使权力的对象即民众方面的因素，也同“权力弊病”的存在密切相关，民众一般都安于现状，在他们的心理天平上，出现不正常的行使权力总比社会崩溃要好些，这种消极的安于现状的心理客观上支持了权力的滥用；④“权力弊病”也有社会体制方面的问题，他们指出，尽管人的本性不一定是美的，然而所处的环境往往会使精神的纯真性质丧失。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及其变迁，对于决定他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状况及其演变具有直接影响。权力，在人们心目中往往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凭借它的力量，能够做到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事，实现普通人不敢奢求的目标，权位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性可能导致它对掌权者诱惑的必然性。童话中有“魔椅”之传说，据称，不管什么人，只要坐上这把椅子，必定“中魔”乃至丧失本性。纵观中外古今政治史，权位对掌权者不同程度的腐蚀倾向确实普遍存在，尤其对那些身居高位不受制约的掌权者来说，更易受到权力的诱惑。我国目前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莫不同权力密切相关。这种权力腐败现象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又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等因素有关。马克思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一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差异。生活于纷繁复杂社会中的人们，在其心理深层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追求权力、实现自我的倾向，人们的欲望、目的总是随着地位的变迁而发生相应变化。当掌权者不注意自身世界观的改造与提高，不能正确认识与处理自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不能合理运用手中的权力时；当现行政治体制尚不能完全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权力，不能对掌权者实行真正有效的监督与控制时；当民众还没有普遍意识到自己的主人地位和作用，缺乏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正确认识，不能积极、主动、有效地对权力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抵制与斗争时，“权力弊病”的消极作用便会得到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实践证明，即使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当缺乏上述条件并且手中又掌握着绝对权力时，也同样会受到权力弊病的感染。权力弊病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已愈来愈被人们痛切地认识到，各种推陈出新的腐败现象无不是权力弊病的特定外显。政治心理学应该从权力属性、权力关系和权力心理的研究着手，努力揭示权力弊病的病因，以对症下药，解决久治不愈的权力腐败这一顽症，为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四、通过对政治人格、参政心理的研究，认识与了解公民参政心理特点与发展规律，为制定各项政策提供可靠依据，并确保所制定的正确政策为民众所普遍接受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民主化将愈来愈受到民众的普遍关注。就理论上分析，政治民主化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制度的民主化与人的民主化，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可偏废。不过，两者之中，人的民主化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实现人的民主化，就政治心理学研究领域来说，也即确立现代政治人格。政治人格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体，是一个完整的内在心理组织，主要含有三个方面要素，即个体独立意识、参政意向与政治技能。其中，个体独立意识是基础，参政意向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朝政治人格演化的桥梁，而政治技能则是参政意向实现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人格状况，直接影响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心理学表明，人们对某项事务参与的程度越高，就越愿意自觉地承担责任，对共同决定的政策、方案或目标具有较高的责任感与义务感。广泛而有效的大众参与有助于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变成普遍为社会成员接受的自愿目标，进而转化为自觉行动；参与所体现的大众智慧，使政治决策更为科学、合理，更具实现的社会基础。反之，公民对政治权利、政治义务的冷漠，往往会造成一个政治系统处于某种程度的松弛状态，以至成为专制主义抬头、权力腐败泛滥的基础，并淡化民众对政治权威，对各项法律、政策的认同。正是因为公民参与问题直接关系着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颇受有关部门的关注，并成为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政治参与实践来看，即使在同一政治体系中，公众对政治生活的认识与态度也常常不尽一致。有些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另一些人则热衷于政治事务，还有些人对政治持若离若即的态度。根据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调查分析，在大多数政治体系中，对政治义务极感兴趣，关心并了解政治，活跃于公共事务中的人在成年人中所占比例并不大，“甚至在有大众政府，政治介入的机会十分广泛的国家中，政治阶层也绝非网罗了全部公民。相反，在所有的多头政制中，似乎为数众多的公民对政治冷漠，不太活跃。简言之，他们是无政治性的。”（注：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131页。）在存在着普遍教育、普选权和民主政治体制的现代社会中，之所以仍有相当数量的公民游离于或被动地介入政治生活，除制度方面、体制方面的因素外，同个体政治人格的不完善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公民政治人格水平已成为判断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因此，实现充分参与，除相应的制度条件外，不可忽视培育公民独立的政治人格和良好的心理条件。参政机器是由参与者的心理因素来润滑的，政治上的依附心理不破除，个体自我意识不确立，政治技能不提高，自主参与将是难以实现的。政治心理学将政治人格、公民参与作为研究主题，通过分析、揭示阻碍公民普遍而有效参与的种种消极的心理因素，探索建构、优化公民现代政治人格的合理途径，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民众的政治积极性，以主人翁的精神与热情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五、通过对“政治不服从”现象的研究，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生政治不服从现象的社会心理基础，消除不稳定因素，加速现代化建设现代化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而现代化过程中又常常孕育着不稳定的因素。在讨论政治稳定问题时，公民的政治不服从现象尤其受到人们关注。所谓政治不服从，一般指个人或群体针对政治权威而表现出来的某种消极或逆向的态度和行为。政治不服从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致有：社会革命、宫廷政变、政治罢工、示威游行、集会请愿、舆论批评、恐怖活动、煽动颠覆、逃避法定义务、非暴力不合作等等。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客观存在，种种政治不服从现象已成为困挠当局的重大社会问题，从而促使众多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一领域，就有关政治不服从现象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心理背景及对策进行了广泛探讨，开出了种种“药方”。不过，迄今为止，实践尚未证明西方学者苦心开列的“药方”具有真正“疗效”。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经济、政治体制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改革，而新的经济、政治体制并不能马上建成并有效运行。新旧体制的交替与利益关系的调整，使人们在心理上一时很难适应，因而容易产生政治不服从现象。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现代化工程，随着改革在社会各个领域的逐步深入，对政治稳定的环境需求显得非常迫切。但是，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形式各异、规模不等、性质有别的政治不服从现象时有发生。这些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显然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对政治不服从现象进行具体分析与探讨，是改革开放形势对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研究提出的迫切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依然存在种种政治不服从现象，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有阶级斗争因素，有政治体制方面的关系，也有思想、心理方面的根源。从根本上来说，不服从现象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及心理发展同社会环境双向作用的产物。一方面，这种双向作用受现代化进程的制约，会随着社会变革的起伏和新旧社会秩序的交替而发生或强或弱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心理意识的影响，这种作用过程中往往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多种要素，从而使现代化进程中的不服从行为呈复杂化、多样化的表现。为此，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分析各类不服从现象的性质、特点和效应，更需要认真探究其特定的意识背景和心理基础。不了解行为者各种不同的心理动机，企求通过外在的强制手段去解决思想与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事与愿违。政治心理学作为一门20世纪的新兴学科，即使在西方国家，仍然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基本上还局限于各种各样理论与调查结果的集合，尚未形成完整而严密的知识统一体。所以，它本身需要在研究中抽象概括，提炼出一般原则，以求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在我国，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只能说尚处起步阶段，有许多新的课题期待它关注，就目前情况来看，一方面可立足于本国政治实践发展需要，在参考、借鉴国外政治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建构政治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同时，注意结合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一些专题性研究。这样，前者可给予后者研究方向的指导，而后者的研究成果则可以进一步充实学科建设，两者同时并进，相互支援方可有所建树、有所发展。【责任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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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727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828 【原刊页号】④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199808 【 标 题 】中宣部总政治部举行座谈会强调 以实际行动向高建成同志学习【 作 者 】孙茂庆/贾昭全 【 正 文 】 本报北京8月27日讯 新华社记者孙茂庆、 本报记者贾昭全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今天在北京联合举行学习“抗洪英雄”高建成先进事迹座谈会。会上，军队、地方英模代表及高建成生前所在部队领导、战友和湖北省嘉鱼县的领导，共同畅谈了学习“抗洪英雄”高建成的体会。高建成是空军某高炮团政治指导员。今年8月1日，他带领部队在湖北省嘉鱼县ｐáｉ＠①洲湾执行抢险救灾任务中，为抢救人民群众和战友而英勇献身。8月12日， 中央军委授予高建成“抗洪英雄”荣誉称号。8月1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湖北视察长江抗洪抢险工作时， 对高建成同志的先进事迹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和他的战友们是真正的英雄，是新的历史时期“最可爱的人”。中宣部副部长刘鹏在讲话中指出，高建成同志的英雄事迹，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个人的利益置于脑后，在危急时刻和生死关头，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可贵品质；集中体现了人民解放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和团结奋斗、顽强拼搏的伟大精神。他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是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最好教材；高建成不仅是军队学习的榜样，也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刘鹏强调，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全力以赴投入和支持抗洪抢险斗争，全力以赴投入支持受灾地区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全力以赴投入本职工作，为确保实现中央确定的今年经济发展目标，扎扎实实地完成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而努力奋斗。总政副主任袁守芳主持座谈会并讲了话。他说，高建成同志在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舍生忘死保护群众和战友，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抗洪抢险的壮丽凯歌。高建成同志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杰出代表，是抗洪抢险部队中涌现出来的突出典型。他的先进事迹和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突出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政治建设、永葆人民军队政治本色的良好精神风貌。全军官兵特别是担负抗洪抢险任务的全体指战员，要以实际行动向高建成同志学习，按照江主席的指示，坚持、坚持、再坚持，严防死守，决战决胜，为夺取抗洪斗争的最后胜利，为保卫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再立新功。空军某基地副政委刘晓连、高建成生前所在连连长黄顺华、被高建成所救的战士何董华、高建成的妻子鲁蓓、湖北省嘉鱼县委副书记张庆、空军“试飞英雄”邹延龄、武警北京一总队国旗护卫队指导员王建华等在座谈会上发了言。空军司令员刘顺尧、政治委员丁文昌参加座谈会。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笔的上半部下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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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815 【原文出处】农业经济问题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1 【原刊页号】12～17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3 【 标 题 】组织与制度创新：中国农业第二次飞跃的关键 【 作 者 】唐敏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安徽财贸学院合作经济系 蚌埠 233041 【 正 文 】 一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原因的准确判断，无疑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我们认为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农业发展速度越来越低，一些大宗农产品处于徘徊和低水平的增长状态，主要农产品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 1994 年粮食总产量为4450亿公斤，仅比1984年增加不到400亿公斤， 而且出现人口年均增长率1.51 ％高于粮食年均增长率1. 34 ％的严重局面。 人均粮食占有量1994年为368公斤，比1984年的397公斤还下降了25公斤。棉花总产量尚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每年净增1400 万， 到2000年预计将达到13亿人，2030年将达到16亿人，耕地却在不断减少。仅1994年就净减少40万公顷，目前人均耕地面积已下降到0.08公顷，预计到2000年将下降到0.06公顷左右，而且减少的耕地又多为高产田。与此同时，对农产品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从1986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对粮食的需求主要表现在间接消费方面，由于居民收入的增加，对肉、奶、蛋的需求必然会大量增加，这就需要粮食转化为饲料，因此，可以说粮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饲料问题。很明显，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人口近1／4的发展中大国，不可能主要依靠进口粮食来满足需求。（二）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有关资料表明，在1985年之前，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长超过了城镇居民，他们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比率分别由1978年的2.4∶1和2.9∶1，下降到1.7∶1和2.2∶1；1985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比率1993年上升到2.5∶1，超过了1978年的水平。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东部与中西部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在拉大。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东部与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的比值分别为1. 25∶1和1.26∶1，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比值大致相似；1992年， 这两个指标分别提高到1.89∶1和1.62∶1。这还是三大区域的平均水平，若是依发达省份与一般省份的比较，差异会更大。（三）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徘徊状态和农民负担加重，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84 年以前， 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1984年至1988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放慢，1989年至1991年，扣除物价指数，农民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仅为0.7％，各种提留、 集资和摊派等负担在许多地方明显加重。在农民收入下降方面，中、西部较之东部更为普遍。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在1985年至1990年间，东部九省市有三个省出现农民实际收入下降，占1／3；中、 西部21 个省区中有16个省区出现农民实际收入下降，占4／5，可见，农民收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中、西部地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从表层看是传统体制下以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为特征的宏观政策环境仍在起负作用，导致由现存的价格体系所形成的地区“经济上”的相对比较优势与“资源结构上”的相对比较优势相背离。比如，具有土地和矿产资源相对优势的中西部地区，其优势产品的价格受到抑制，东部发展越快，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越大，东部拿到中、西部的暗税补贴就越多，从而致使东部的发展不能成为拉动中、西部发展的力量，中西部地区的农民也就难于分享全国经济增长的果实。从深层根源来看是长期以来仍然没有解决影响我国农业快速发展的两大根本问题：一是从农业生产领域来看，极为分散的一家一户小块土地上的“小生产”如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二是从农产品流通领域来看，分散的相互独立的个体农户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大市场？众所周知，农业的第一次飞跃，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为农户成为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自负盈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由个体农户的自然地位、经济地位和自身素质所决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对封闭的带有严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的农业生产单位。一方面他们难以掌握市场信息，在市场变换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也难以对农业生产进行科学计划和管理，分散性和盲目性并存；同时一家一户独立经营造成农业固定资产的重复购置和低效率使用，加大了农产品生产成本，而且长期小块土地经营状况严重阻碍了农业的科学技术推广，特别是大中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加之分散的个体农户经营方式强化了农民的自利性一面，而弱化了他们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和投入，形成了农业基础设施几乎无人问津的局面。因此，在小块土地上仍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一家一户小生产，很难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流通费用，实现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持续提高。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进行组织和制度创新，实现农业的第二次飞跃。二我们从生产、流通以及跨生产和流通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组织和制度创新。（一）就农业生产领域而言 要使小生产面向社会化大生产实现规模经营，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土地问题，即采用什么样的土地制度使土地形成适度规模？二是组织载体问题，也就是以什么样的组织方式来经营适度集中了的规模土地？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紧密相联共为一体。应该说，在我国农村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中，最复杂、最受关注的就是土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核心是土地产权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探索我国土地制度的道路：在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过程中，确立了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合作化初期，在变个人占有为集体占有过程中，以土地入股取得土地分红报酬，使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离；进入高级社后，又取消了土地分红，所有权没有了利益实现形式；与此同时，确立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对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丧失了，而人民公社化后，政社合一，土地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视为国有。由于土地产权模糊，使得农民个人、集体都因此而失去了对土地产权的支配权，导致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仍属集体所有，但归农民个人使用。这就使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真正体现了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成果享有者的统一，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成为农业第一次飞跃的突破口。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是用政策担保的方式来确定承包年限，十五年、三十年不变，以此为许诺，换得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性投入。由于历史上政策多变，使得农民在对土地的投入问题上徘徊彷徨，出现了掠夺式的经营和对土地使用的一系列短期行为，加速了土地肥力递减过程。加之土地产权界定不明晰，实际出现了国家、集体和个人对土地投入全面减少。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的心理很复杂：一方面，他们依恋土地，因为土地毕竟是他们营生的基地，退却的大后方，可谓一切希望所在，况且天天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谁也不会偷走，正因如此，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愿彻底放弃土地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投入太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不可不种，不可多种”就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因此，为了进一步调动亿万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变革现行土地制度，推动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再上新台阶，已是大势所趋。近些年来，理论界针对土地实现适度规模问题，主流看法是在现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土地规模的优化组合。企图在不明晰土地归属权的情况下，通过发展“土地使用权”市场来解决当前农用土地制度问题。我们认为这一思路是值得商榷的。1.无论从我国近年来的实践，还是从国外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地产市场在促进农业效率方面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市场行为，规范与明确土地产权，从而促进对土地的长期投入。而土地市场交易本身能否促使农户土地趋于集中，却是不确定的。因为，土地市场既可使农户通过交易使自己的零散地块适度集中，也可使农户把自己的连片地块分割出售。本世纪初国外农学专家就已注意到：土地高度市场化的德国农场土地零碎分布的程度有时会更甚于俄国的村社份地制。我国历史上在土地买卖中，也同样造成了土地零碎分布状态。实际上，无论是欧洲19世纪许多国家出现的“土地合理化运动”，还是台湾60年代以来的“农地重划”，现代化农民农场的土地适度规模进程大都需要国家的制度性参与，而不是仅仅依靠土地自由买卖就能实现的。2.就我国农业土地产权现状来讲，在最终土地产权不明确、而土地的稀缺性又使“土地使用权”存在明显增值预期的情况下，土地市场很可能会朝着与土地适度集中相反的方向运作。这是因为地权不明确会妨碍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而“地价增值预期”则使农户的行为偏好更多地趋向于占地增值，而更少考虑土地的农业使用效率。事实上，我国许多地方已出现大量的土地交易不经济现象。因为在“土地承包权几十年不变”但又允许“局部调整”和建立“使用权市场”的政策之下，农民从“允许调整”中看到土地归根到底不是自己的，又从“几十年不变”中引伸出自己的处置权，于是在“趁能卖时把土地卖了，将来终归还会调整给我新的份地的心理之下纷纷卖地赚钱，但绝少有农民愿意出钱买下未必能属于自己的土地。于是买主基本上都是非农业用途者。而地价暴涨的预期，一方面促使买者占有土地谋求增值，另一方面也使农民不愿多卖而只愿零碎分割出卖自己的土地。土地市场的运作结果便是使农用土地零碎化与土地浪费现象都有增无减。由上分析我们认为仅仅指望“土地使用权”市场来解决农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提高农业生产率是不可能的。新的土地制度应该是变原集体所有制为合作所有制。具体步骤如下：第一步，将村或队全部集体所有土地估价折成股；第二步，按村或队劳动力人头平分，使每位农民拥有土地股权（土地价值产权），并享有相应的收益权，当然，应该严格限制使之公平合理，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是在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的基础上实现分工协作的联合劳动；第三步，明确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土地拥有法人财产权，社员个人所拥有的土地股权可以通过土地市场自愿流转或继承。这里，对流转的范围也应加以限制，我们认为暂以自然村或镇为区域比较符合实际。至于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的大小以自然地理环境优劣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为标准。这样构造的以土地合作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解决了原土地集体所有制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原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所造成的产权主体不明确，没有人格化代表，无论集体和个人都不会成为耕地的自觉保护者，致使大量农用土地流失到非农产业；二是一家一户小块土地生产的高成本低效益导致人力和土地资源的浪费问题；三是实现了社员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这就为农业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广泛采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和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铺平了道路。从此，农民就有了通过转让土地股权而实现转移到非农产业的现实可能性。我们说，这一变革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不仅是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而且是生产经营方式和劳动组合方式的变革。考虑到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这里有三个问题不能回避：一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合作社？二是我国历史上合作化运动为什么不成功？三是新形式下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简要说明：（1 ）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分工与专业化发展、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信用制度的发展、小生产问题、劳动问题、工农差别问题，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是合作社产生和发展的根源，也就是说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是客观必然，不依人们主观意志转移；（2 ）合作社本身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它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的统一体。合作社本身是劳动群众自己为了生产和生活而组织起来的特殊组织。对内，它遵循合作社原则；对外，则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实行自负盈亏。它特有的合作所有制以及分配制度使它成为现代企业制度中一种极富特色的组织载体；（3 ）我国国情和基本社会制度决定了选择合作社来发展和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极其正确的。我国是人口众多，人均土地资源极其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共同致富，必须找到简便易行，既兼顾小生产者作为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又能顺应分工协作的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以克服小生产作为私有者生产经营的局限性和两极分化，合作社自然是最佳选择。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历史上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没有把合作社的发展建立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是把它建立在发展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上，从而缺乏合作社发展的启动性因素；二是重生产合作轻流通合作，把生产和流通割裂开来；同时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上也没有真正按合作社的质的规定性来办合作社，而是用行政命令一刀切的办法拔苗助长；三是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纯而又纯”、“政社合一”，使合作社成了国家政权的附属物，没有把社员个人利益与合作社整体利益统一起来，泯灭了社员个人利益，最终导致合作社生命力的丧失，也就是说我们曾经搞过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失误，致使实践中一提合作社，人们就认为是历史上大集体，是“穷过渡”、“平均分配”和“一平二调”，而他们对那些真正体现他们利益并且能够使他们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组织载体是极其欢迎的。第三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新的大背景下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应该吸取历史教训，真正按合作社原则来发展合作社，加强合作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充分体现民主管社的思想；二是把合作社的发展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统一起来，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面向市场竞争，把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主要任务，加快培养现代管理人才，提高社员素质，搞好典型示范；三是积极推广和应用农业科学技术，注意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等农业公共产品的投入，牢固树立现代农业的思想。（二）就流通领域而言 目前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户作为独立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却不拥有市场的公平交易权。我们一直以农户的高度分散经营，很难形成稳定的农产品供应为由，实行农产品流通的垄断性或垄断性经营，实际上是把农民排斥在农产品流通领域之外。但近些年的实践证明，这种体制不但没有解决农产品“买难”，“卖难”问题，反而增加了流通费用和交易费用，扩大了供求的振荡效应。另外，在农产品销价放开的同时，没有放开收购价，损害的是农民利益。于是他们采取少种或不种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即使种了粮食和棉花也不愿意交售给政府的粮棉部门，而粮棉部门却以任务摊派的形式强制执行合同定购任务或用行政手段限制粮棉的市场收购和流通，这就更加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作为政府控制的垄断性流通企业经营机制长期得不到转变，成了靠套取国家财政补贴度日的寻租者，政府对农业的多种支持和保护失效或低效的原因也就在此。比较典型的是，各级粮食局下都设有粮油集团公司、粮食公司、粮管所、粮店、粮站、粮油食品店、粮库、粮油储备库、粮油加工厂等多层次企业和经销点，它们产权形式单一，经营者缺乏资产经营风险意识和产权动力。政府特许的垄断经营权又进一步使经营和分配关系紊乱，从而造成政策性亏损和经营性亏损难以区分，亏了归财政，由政府负担，赚了归自己。更为不公的是，近几年来，国家除了常年掌握专项储备粮350亿公斤以外， 每年收购合同订购粮（含农业税征收）500亿公斤，议购粮约400亿公斤，掌握了粮食70％―80％的商品源，可是许多国营粮店基本上不卖平价粮。有些粮店和粮食加工企业承包给个人经营，甚至与个体粮贩联手倒卖，低价进，高价出，从中渔利，不仅没有平抑市场粮价而且对粮食价格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再比如，在现行棉花经营体制下，国家委托棉麻公司或供销社从事棉花经营。棉麻公司或供销社一方面代表国家统一收购、统一经营，并负责把国家对棉花生产的优惠政策落实到户；另一方面，棉麻公司或供销社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必然导致棉麻公司或供销社的利益与棉农的利益发生冲突，从而使国家扶持棉花生产的多项优惠政策和加价补贴措施在这种利益冲突中受到扭曲和弱化。为此，我们的思路是创新流通领域的组织载体即让农民组织流通合作社来主导农产品流通。具体办法：一是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重新组织流通合作社；二是考虑到现存的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特殊性质――农民的合作组织――尽管它有几分几合的历史，我们认为从现有组织资源出发可以对它作彻底改革，真正办成名符其实的农民社员自己的组织，为农民社员服务；三是改造现有粮食部门，各级粮食局作为政府机构缩编为粮食储备局，专门负责国家和地方粮油储备管理，下辖各级粮油储备仓库，至于粮食收购、加工、储运和销售企业统统面向市场，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其产权划归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其中粮食收购单位由于其职能被农民流通合作社所替代，可以通过租赁等方式交给合作社经营。在整个农民流通组织载体创新过程中，国家应考虑到合作社组织的特殊性，从财政、税收、金融、法律等多方面给予强有力的扶持。（三）就跨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而言 在农工商一体化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前提下，我们提倡大力创新和发展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因为它与“公司＋农户”相比，产权关系更明晰。公司与农户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相互利益常常不一致，农户只简单地出卖农产品，而农产品加工销售的利润与农户无关。在专业合作社中，农户既是农副产品的生产者，又是农副产品加工销售企业的所有者，农副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利润全部归农民社员所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当积极鼓励引导农民组织和发展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实际上，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农村专业合作社也常居于主体或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规律。通过发展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面向社会化大市场：一是可以减小市场风险，以工补农，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二是可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产品商品率；三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提供了一个能够发挥农民自己所长的可靠载体，进而加快实现小城镇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当然，跨生产和流通、工业和农业、商业两大领域三大产业的一体化载体――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从现实发展的角度看，首先应该立足农副产品的加工业，尤其是饲养业和各种经济作物。这样就会充分发挥农村劳动力资源和农村产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三（一）农村整体发展思路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的农村现代化发展思路应该是：农业生产和流通合作社―农工商一体化―小城镇―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现代化。农业生产和流通合作社的发展是整个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和新的出发点，因为没有农业生产特别是粮棉油的大发展，农工商一体化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而没有农工商一体化发展，农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小城镇的发展在农村现代化发展环节中作用极大，它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这样的发展道路为“资金从哪里来和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总体认识，我们说组织与制度创新是第二次飞跃的关键。（二）统一市场问题 在农业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组织和制度创新的同时，必须加快建立和培育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完备，才能保证市场主体竞争的真正公平，才会体现投入与产出的尽可能统一，才会实现“经济上”的相对比较优势同“资源结构上”的相对比较优势的统一，而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会导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三）农民自己的组织体系和农村立法问题 从中国的国情和基本的社会制度出发，我们认为农业、农村的腾飞归根结底需要依靠农民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勤劳的双手，但是12亿人口中却唯独9 亿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系统。针对这一状况，一种是成立农协；一种是改“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为“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从而使之能够代表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社组织，诸如农民消费合作社、住宅合作社、医疗保险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这样政府和农民就有了沟通的桥梁。再就是，加强农村各种法律、法规建设，我们觉得政府对农业的最大支持和保护就是立法。（四）农村教育和文化问题 农村的现状是教育和文化工作从总体上看还很落后，农民知识水平还很低，这样的状况，再好的目标也难以实现。所以，一方面要加强九年制义务教育，另一方面要多办农学院，与此同时广泛开展成人教育，进行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为农村培养大批农业科技人才，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全体农民素质。（五）组织和制度创新涉及到宏观和微观方方面面 本文仅就农业生产和流通两大领域谈了一点自己的认识。我们认为完美无缺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存在的，同时组织和制度创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模式不可能有，所以中国农业的第二次飞跃无疑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不认识到这一点，在实践中，我们就会重犯“左”的错误。【责任编辑】刘凤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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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学报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1999年 第19卷 第2期 Vol.19 No.2 1999不同状态NiCrAlY涂层组织结构的研究汝继来 王仁智摘要： 对DD2镍基单晶材料表面上采用阴极电弧镀(APD)方法获得NiCrAlY防护涂层的原始涂层、扩散处理涂层、塑变涂层以及塑变后时效处理涂层等的表面与内部的相结构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厚度约130μm的涂层中主要由Ni3Al基体(有序或无序)、简单立方NiAl和Cr三种物相构成，但不同状态的涂层由不同的相结构组成，且沿着涂层深度有着各自不同的分布；塑变使扩散处理析出的NiAl新相又发生回溶，而在高温(1100℃)下对塑变涂层时效处理后，NiAl相又重新析出。关键词： 抗氧化涂层； 物相分析； 相转变； 表面形变处理中图分类号： TG174.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053(1999)02-0027-08Investigation on the microstructure of NiCrAlYdeposition with different conditionsRU Ji-lai WANG Ren-zhi(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Abstract： NiCrAlY deposition produced by Arc Plasma Deposition was used to protect DD2, a nickel based single crystal materials, from high temperature oxdidation. The surface and inner phase analysis of the deposition with different states including original, diffused, plastic deformation and aged after plastic deformation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t has been showed that the main phases within NiCrAlY deposition with the depth of 130μm are Ni3Al matric (ordered or non-ordered structure), NiAl and Cr, but the phase composition are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states. It has also been pointed out that the new phase NiAl precipitated during diffused treatment can be soluted by plastic deformation, while NiAl can be precipitated again from the plastic deformed deposition ageing at 1100℃.Key words: oxidation resistant deposition； phase analysis； phase transformation； surface plastic deformation treatment采用表面防护涂层是改善高温部件抗氧化性能的有效措施之一。本试验采用阴极电弧镀(APD)方法，在DD2镍基单晶基体材料表面涂上厚约130μm的NiCrAlY涂层。这种涂层的抗高温氧化性能取决于涂层的组织结构和涂层的致密度［1］，因此应对不同状态涂层的相结构和组织结构进行系统的研究。本试验将对以下几种状态涂层的相结构进行试验研究：(1)原始涂层(阴极电弧镀后不经任何处理)；(2)扩散处理涂层，简称扩散涂层(阴极电弧镀后经870℃，1h扩散处理)；(3)塑变涂层(对扩散处理涂层进行表面喷丸形变处理)；(4)塑变与时效涂层(对喷丸形变涂层进行时效处理)。1 材料与试验方法1.1 材料基体材料采用DD2镍基单晶，防护涂层为NiCrAlY，其主要化学成份分别列于表1和表2。表1 DD2镍基单晶高温合金的主要化学成份，wt%Table 1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DD2 nicklw base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wt%CrCoWMoTaTiNi～8～10～6～0.5～6～1Remain表2 NiCrAlY涂层的化学成份，wt%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NiCrAlY coating，wt%NiCrAlY66.9～69.922～238～100.1～0.31.2 X射线结构分析方法在D/max～2400型Rigaku X-Ray衍射仪上进行各种涂层的物相测定与分析。1.3 喷丸形变处理方法在气动式喷丸机内对扩散处理涂层进行喷丸(SP)形变处理，采用的弹丸直径为0.15～0.25mm。采用不使涂层脱落的适宜的喷丸强度对涂层进行塑变处理。2 试验结果与讨论表3列出了原始涂层表面与不同深度上的相结构。表3 原始涂层的表面与不同深度上的相结构Table 3 The phase structures in the original coating at different depthsNSP-ND-0μmNSP-ND-20μmNSP-ND-50μmNSP-ND-80μmNSP-ND-130μmd(hkl)d(hkl)d(hkl)d(hkl)d(hkl)3.5701Ni3Al (100)3.5617Ni3Al (100)2.0616Ni3Al (111)2.0616Ni3Al (111)2.0697Ni3Al (111)2.5433Ni3Al (110)2.5280Ni3Al (110)1.7853Ni3Al (200)1.7860Ni3Al (200)1.7984Ni3Al (200)2.0643Ni3Al (111)2.0643Ni3Al (111)1.4427Cr (200)1.4439Cr (200)1.4305Cr (200)2.0343Cr (110)2.0343Cr (110)1.2613Ni3Al (220)1.2613Ni3Al (220)1.2627Ni3Al (220)1.7873Ni3Al (200)1.7847Ni3Al (200)1.1765Cr (211)1.1755Cr (211)1.1746Cr (211)1.4423Cr (200)1.4431Cr (200)1.0750Ni3Al (311)1.0750Ni3Al (311)1.0798Ni3Al (311)1.2613Ni3Al (220)1.2599Ni3Al (220)1.0290Ni3Al (222)1.0310Ni3Al (222)1.0344Ni3Al (222)1.1765Cr (211)1.1767Cr (211)0.9113Cr (310)0.9112Cr (310)0.9080Cr (310)1.0761Ni3Al (311)1.0759Ni3Al (311)1.0305Ni3Al (222)1.0302Ni3Al (222)0.9118Cr (310)0.9103Cr (310)原始涂层的厚度为130μm。在涂层开始沉积时，涂层中只形成两个相：Ni3Al相和Cr相。由于沉积速率的影响，基体中的一部分形成无序Ni3Al面心立方晶体相(γ)(见表3中第4、5列，图1(c)和(d))，而基体的另一部分在衍射角2θ20°附近给出无定形散射峰(图1(c)和(d))的为非(微)晶态Ni3Al相。随着沉积厚度的增加并达到约100μm厚时，非(微)晶态Ni3Al相消失(表3中第1、2、3列，图1, (a)和(b))，这时生成的Ni3Al基体相为有序相，衍射谱线中出现了超点阵线(100)、(110)、等(表3中第1、2列)。外表层(～20)内由有序的Ni3Al相(γ′)和Cr相构成。图1 原始组织(～130)不同深度上的X射线衍射谱线：Fig.1 (200)diffraction lines at different depths of original coating(a)0μm;(b)50μm;(c)80μm;(d)130μm原始涂层经870℃(1h)扩散处理后(即扩散处理涂层)，不同深度上的相结构发生以下变化(表4)。首先，在整个涂层深度范围内Ni3Al基体全部转变为有序相。其次，在深度约为35μm的表层范围内出现了简单立方NiAl相的析出，而超过45μm深度后不再有NiAl相的析出。扩散处理似乎对Cr相的分布无明显影响，它存在于整个涂层深度范围内。表4 扩散涂层表面与不同深度上的相结构Table 4 The phase structures in the diffusion coating at different depthsNSPNSP-16μmNSP-33μmNSP-44μmNSP-67μmd(hkl)d(hkl)d(hkl)d(hkl)d(hkl)3.5871Ni3Al (100)3.5871Ni3Al (100)3.5814Ni3Al (100)3.5786Ni3Al (100)3.5871Ni3Al (100)2.8988NiAl (100)2.8806NiAl (100)2.8842NiAl (100)2.5294Ni3Al (110)2.5322Ni3Al (110)2.5335Ni3Al (110)2.5349Ni3Al (110)2.5322Ni3Al (110)2.0652Ni3Al (111)2.0670Ni3Al (111)2.0679Ni3Al (111)2.0688Ni3Al (111)2.0661Ni3Al (111)2.0386Cr (110)NiAl (110)2.0413Cr (110)2.0413Cr (110)NiAl (100)2.0421Cr (110)NiAl (110)2.0404Cr (110)NiAl (110)1.7873Ni3Al (200)1.7892Ni3Al (200)1.7873Ni3Al (200)1.7905Ni3Al (200)1.7886Ni3Al (200)1.5989Ni3Al (210)1.5999Ni3Al (210)1.6004Ni3Al (210)1.6009Ni3Al (210)1.5999Ni3Al (210)1.4593Ni3Al (211)1.4605Ni3Al (211)1.4609Ni3Al (211)1.4613Ni3Al (211)1.4601Ni3Al (211)1.4411Cr (200)NiAl (200)1.4419Cr (200)1.4419Cr (200)NiAl (200)1.4427Cr (200)1.4419Cr (200)NiAl (200)1.2639Ni3Al (200)1.2645Ni3Al (200)1.2646Ni3Al (200)1.2650Ni3Al (220)1.2645Ni3Al (220)1.1765Cr (211)NiAl (211)1.1769Cr (211)1.1769Cr (211)NiAl (211)1.1772Cr (211)NiAl (211)1.1767Cr (211)NiAl (211)1.0777Ni3Al (311)1.0781Ni3Al (311)1.0783Ni3Al (311)1.0785Ni3Al (311)1.0779Ni3Al (311)1.0320Ni3Al (222)1.0321Ni3Al (222)1.0325Ni3Al (222)1.0326Ni3Al (222)1.0321Ni3Al (222)1.0188Cr (220)1.0191Cr (220)1.0188Cr (220)1.0191Cr (220)1.0192Cr (220)0.9556NiAl (300)0.9114Cr (310)0.9129Cr (310)0.9558NiAl (300)0.9558NiAl (300)0.9112Cr (310)0.8937Ni3Al (400)0.8938Ni3Al (400)0.9115Cr (310)0.9116Cr (310)0.8932Ni3Al (400)0.8321Cr (222)0.8318Cr (222)0.8939Ni3Al (400)0.8935Ni3Al (400)0.8321Cr (222)0.8318Cr (222)0.8318Cr (222)0.8203Ni3Al (331)表5为扩散处理涂层经喷丸形变处理后外表面层(～10μm)的相结构测定结果。喷丸过程是使涂层承受循环塑性变形的过程，循环塑性变形使扩散处理涂层中的物相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首先，NiAl相在强烈的塑变过程中已全部回溶到Ni3Al基体中；其次，塑变使有序相Ni3Al转变为无序相，但塑变不影响Cr相的形态和分布。表5 喷丸形变涂层的物相分析结果Table 5 The phase structures on the plastic deformed surface layesNoMeasurementresultsAnalysis resultsNi3AlCrd (A)Id (A)I(hkl)(hkl)I(hkl)12.0771002.077100(111)22.04367 2.039100(110)31.809241.79970(200)41.44410 1.44116(200)51.272431.26560(220)61.17923 1.17730(211)71.08411.07860(311)81.03731.03240(222)91.02164 1.01918(220)100.91365 0.91220(310)110.834012 0.8326(222)120.824580.81970(331)表6为喷丸形变涂层的相结构在时效过程中的变化。首先，随着时效温度的增高，形变Ni3Al的有序度逐渐增高，时效温度升至500℃时，形变无序Ni3Al相完全转变成有序Ni3Al相(表6)。由500℃至1000℃的时效温度范围内，涂层的相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即由有序Ni3Al与Cr相构成。当时效温度升至1100℃时，NiAl相开始析出，并且为有序相(表6)。根据表3～6和图1的试验结果，可以勾画出不同状态涂层的相结构沿深度的分布，如图2和图3所示。由此可见，原始涂层经870℃扩散处理后，表层析出有序的NiAl相，该相具有高的抗氧化性。塑变又使NiAl相回溶到Ni3Al基体中，但在1100℃下对形变涂层进行时效处理时，又重新析出NiAl有序相。如涂层的最终工艺为：扩散处理+形变处理+时效处理(1100℃)，则在45μm深度内涂层的相结构由Ni3Al有序基体+NiAl有序相+Cr相构成。是否在整个深度上均有NiAl相的析出，尚有待试验证实。无疑，NiAl相在时效中的析出，有利于涂层抗氧化性能的提高。表6 喷丸形变涂层经时效处理后的表层相结构Table 6 The changes of phase structures in plastic deformed coating with temperatureSPSP+500℃SP+600℃SP+800℃SP+1000℃SP+1100℃d(hkl)d(hkl)d(hkl)d(hkl)d(hkl)d(hkl)2.0742Ni3Al(111)3.5814Ni3Al(100)3.5814Ni3Al(100)3.5786Ni3Al(100)3.5786Ni3Al(100)3.5786Ni3Al(100)2.0456Cr (110)2.5294Ni3Al(110)2.5280Ni3Al(110)2.5280Ni3Al(110)2.5294Ni3Al(110)2.8697NiAl(100)1.8024Ni3Al(200)2.0652Ni3Al(111)2.0643Ni3Al(111)2.0643Ni3Al(111)2.0652Ni3Al(111)2.5294Ni3Al(110)1.4451Cr(200)2.0404Cr(110)2.0413Cr(110)2.0413Cr(110)2.0395Cr (110)2.0652Ni3Al(111)1.2688Ni3Al(220)1.7873Ni3Al(200)1.7873Ni3Al(200)1.7873Ni3Al(200)1.7879Ni3Al(200)2.0386Cr (110)NiAl(110)1.1800Cr (211)1.5979Ni3Al(210)1.5984Ni3Al(210)1.5984Ni3Al(210)1.5989Ni3Al(210)1.7873Ni3Al(200)1.0844Ni3Al(311)1.4585Ni3Al(211)1.4585Ni3Al(211)1.4589Ni3Al(211)1.4597Ni3Al(211)1.6565NiAl(111)1.0359Ni3Al(222)1.4427Cr (200)1.4427Cr (200)1.4427Cr (200)1.4415Cr (200)1.5989Ni3Al(210)1.0219Cr (220)1.2636Ni3Al(220)1.2630Ni3Al(220)1.2630Ni3Al(220)1.2639Ni3Al(220)1.4597Ni3Al(211)0.9134Cr (310)1.1779Cr (211)1.1772Cr (211)1.1897 1.1767Cr (211)1.4415Cr (200)0.8342Cr (222)1.0774Ni3Al(311)1.0768Ni3Al(311)1.1774Cr (211)1.0777Ni3Al(311)1.2636Ni3Al(220)0.8227Ni3Al(331)1.0309Ni3Al(222)1.0310Ni3Al(222)1.0770Ni3Al(311)1.0318Ni3Al(222)1.1765Cr (211)1.0192Cr (220)1.0191Cr (220)1.0310Ni3Al(222)1.0189Cr (220)1.1708NiAl(211)0.9125Cr (310)0.9120Cr (310)1.0194Cr (220)0.9112Cr (310)1.0774Ni3Al(311)0.8932Ni3Al(400)0.8922Ni3Al(400)0.9123Cr (310)0.8938Ni3Al(400)1.0318Ni3Al(222)0.8322Cr (222)0.8321Cr (222)0.8923Ni3Al(400)0.8315Cr (222)1.0189Cr (220)0.8200Ni3Al(331)0.8199Ni3Al(331)0.8323Cr (222)0.8200Ni3Al(331)0.9550NiAl(300)0.8197Ni3Al(331) 0.9154Cr (310)0.9108NiAl(310)0.8932Ni3Al(400)0.8318Cr (222)0.8198Ni3Al(331)图2 原始涂层、扩散涂层、喷丸形变涂层内的物相结构及其沿深度的分布Fig.2 The phase structures of original coating,diffusion coating and shot peeninginduced plastic deformed coating and their distribution along the depths图3 喷丸形变涂层经不同温度(1h)时效处理后表层(～10μm)的物相结构Fig.3 The changes of the phase structures on the surface layer (～10 μm)of plastic deformed coating with temperature (1h)3 结 论用阴极电弧镀(APD)方法获得的NiCrAlY涂层，其原始涂层与后期经不同处理的涂层，其中的相组成及沿深度的分布各不相同。(1)原始涂层的相组成及其沿涂层深度的分布为：有序Ni3Al+Cr→无序Ni3Al+Cr→无序Ni3Al+多量非(微)晶态Ni3Al+Cr→无序Ni3Al+少量非(微)晶态Ni3Al+Cr→界面。(2)扩散处理涂层的相组成及其沿涂层深度的分布：有序Ni3Al+NiAl+Cr→有序Ni3Al+少量NiAl+Cr→有序Ni3Al+Cr→界面。(3)喷丸形变涂层的相组成及其沿涂层深度的分布为：无序Ni3Al+Cr→有序Ni3Al+Cr→界面。(4)喷丸形变涂层经时效处理的表层相组成为：①经500℃至1000℃时效处理表层的相组成为：有序Ni3Al+Cr②经1100℃时效处理表层的相组成为：有序Ni3Al+NiAl+Cr作者简介： 汝继来(1962-)， 男， 硕士， 高级工程师作者单位：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北京 100095参考文献：[1］ 汝继来、王仁智.循环塑性变形对NiCrAlY涂层的组织结构与密度影响的研究，中国表面工程，1998，11：3收稿日期： 1998-10-2； 修订日期： 199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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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701 【 版 号 】4 【 标 题 】史不可诬（人民论坛） 【 作 者 】米博华 【 正 文 】 香港回归祖国进入倒计时一年。瞩望一年后五星红旗将在香港升起，不能不感慨万千。香港沦为英属殖民地是鸦片战争的产物。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是不容置疑的。个别西方人对此讳莫如深不足为奇，奇怪的倒是国内某些人提出的奇谈怪论，什么『鸦片战争一声炮响，送来了西方文明』，云云。这种谬论本不值一驳，但它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全盘西化思想发展到极端地步的产物。这种谬说的立论基础无非是说，如果没有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击，中国将继续是个封闭落后的国家，所以发动鸦片战争倒像是英国人帮了中国人的忙。然而妄断不能代替史实，稍微有一点近代史常识的人都很清楚，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其后的列强入侵，中国人割地无数，赔款无数，百姓死伤无数。英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是鸦片和战争，摧毁和劫掠的倒是大批珍贵文化遗产和丰饶物产。事实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奇耻大辱。试看一百多年中，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哪一条哪一款能够让人看出丝毫的文明痕迹！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文明是靠屠杀传播么？进步是靠掠夺交换么？正义是靠强权体现么？照此推理，三元里人民倒应该开门揖盗，敲锣打鼓地欢迎『洋师』，而林则徐虎门销烟、关天培横剑殉国，倒成了排拒文明的荒谬之举。其实，这种谬说并不是什么创见，只是拾殖民主义者的牙慧而已。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著的世界近代史，就把鸦片战争列入『白人的负担』一章，意思就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作为救世主的白种人给愚昧的中国人送来了文明，而白人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想不到这种早已成为历史垃圾的海盗逻辑，今天竟出诸某中国『学者』之口，我真怀疑是不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结束封建王朝的统治，把一个封闭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开放强大的中国，这是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中国人苦苦求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振兴之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使我们国家面貌一新，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八年来，我们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振兴中华已成为壮丽的现实。事实是，中国的独立解放和民族振兴，是御外侮、平内患、艰苦奋斗的结果。如果说当年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倒是他们的侵略行径和强权政治一次再次地教育了中国人：不奋起反抗，中国人就永远沦为列强奴仆；不变法图强，中华民族就难以摆脱贫弱落后、任人宰割的命运。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出现上述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乃至反历史的倾向，尽管极其个别，也不会有市场，但它仍然引起我们警醒。在某些人看来，『西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必须『西化』。从而推导出要是中国被外国侵略占领几百年倒是件幸事的极其可笑可悲的观点。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以至于此，连正义和非正义、侵略与被侵略、国家主权与外国强权这些是非都搞不清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又从何谈起呢？古人云：『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连自立自强的勇气和自信心都没有，而是依赖、仰靠别人，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没有一个国家会拱手送给你一份现代化礼物，相反，文明的创造，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振兴，只有靠自己奋斗。这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历史结论。我们常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一定要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中国近代史教育。这不仅是因为自一八四○年以来中国惨遭外敌侵略，备受列强凌辱，国耻难忘，忧思难忘，而且是因为也因此而出现了种种崇洋媚外的思想和全盘西化的主张，极大地挫伤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对外开放，广交朋友，吸收和借鉴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和现代化建设经验，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但绝不是说可以对民族文化和历史贬损甚至否定。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可取，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必须大力弘扬。香港回归祖国指日可待，它宣告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华夏文明的新生。史镜所鉴：香港沦于列强之手，是一个贫弱落后的中国的缩影；香港回到祖国怀抱，是一个走向强大并充满希望的中国的见证。在两个时代的比较中，我们更看到奋斗百年后中国的光辉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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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3期 Vol.17 No.3 1999植物生长物质和微肥在小麦高产栽培中的应用赵广才 张保明 王崇义摘 要 在超高产栽培条件下应用植物生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小麦进行叶面喷施，结果表明：适当喷施硼、锌、稀效唑、硼＋膨大素的组合、硼＋锌的组合以及化控2号＋喷淋肥的组合均有效地增加了产量。但各种化控处理对子粒蛋白质含量均无明显的影响。关键词 冬小麦 植物生长物质 微量元素在小麦生长发育过程中，进行叶面喷施植物生长物质或营养元素以期改善小麦的植株性状、提高产量和改善品质的研究很多[1～6]，但由于供试的品种、生态环境以及栽培条件的差异，即使同一种生长物质在不同试验中其效果也不尽一致，不同的试验处理其结果更有一定差异。以前的试验多在中高产条件下进行，目前小麦生产已有了进一步发展，不少农业科研工作者正在开展小麦超高产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化学调控技术研究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本试验是在超高产的条件下进行，在小麦不同生长时期进行不同生长物质、微量元素以及不同物质的组合进行叶面喷施，研究其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以期为小麦高产栽培提供参考。1 材料和方法试验于1996～1998年在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双兰村试验基地进行。试验地前茬为玉米。1.1 1996～1997年度试验情况小麦播前0～20cm土层内有机质含量1.29%，含氮0.110%，速效氮62.0mg/kg，速效磷23.5mg/kg，速效钾150.0mg/kg；20～40cm土层内有机质含量1.21%，全氮0.072%，速效氮55.6mg/kg，速效磷7.2mg/kg，速效钾96mg/kg。试验地每公顷施饼肥1500kg，鸡粪1500kg，N173kg，P2O5227kg，K2O135kg。供试品种为温麦6号。试验处理：①97H1于起身期喷化控2号，每小区0.3ml对水200ml；②97H2于起身期、拔节期和孕穗期各喷1次喷淋肥溶液，每小区10ml对水200ml；③97H3于拔节期喷硼酸，每小区3.3g对水200ml；④97H4于拔节期喷硫酸锌，每小区3.3g对水200ml；⑤97H5于起身期每小区喷浓度为30mg/kg的稀效唑200ml；⑥设对照(97CK)不喷。1.2 1997～1998年度试验情况小麦播前0～20cm土层内有机质含量1.43%，全氮0.087%，速效磷41mg/kg，速效钾138mg/kg，有效硼0.54mg/kg，有效锌1.18mg/kg。试验地每公顷底施干鸡粪1500kg，N148.5kg，P2O5207kg，K2O135kg。供试品种为中麦9。试验处理：①98H1于起身期喷化控2号，花期喷施喷淋肥；②98H2于起身期喷化控2号，花期喷膨大素；③98H3于拔节期喷硫酸锌，花期喷膨大素；④98H4于拔节期喷硼酸，花期喷膨大素；⑤98H5于拔节期喷硫酸锌，花期喷硼酸；⑥98H6于拔节期喷硫酸锌，花期喷淋肥；⑦98H7于花期喷膨大素；⑧98H8于花期喷施淋肥；⑨98H9于花期喷硼酸；⑩98H10于花期喷硫酸锌；98HCK为对照(不喷)。两时段的年度试验小区均为6.66m2，均设3次重复。10月10日播种，基本苗株数为225万/hm2。生长期间按超高产田设计浇水、施肥、除草和治虫等管理方案，各处理均相同。收获时拔取样点进行考种，按小区收获实产。子粒蛋白质含量用凯氏定氮法测定(N×5.7)。2 结果与讨论2.1 不同化控处理对植株性状的影响不同的植株生长物质和微肥处理(简称化控处理，下同)对小麦的植株性状有一定影响，从表1可见，用化控2号处理(97H1)其株高明显降低，比对照矮3.85cm，平均株高(包括分蘖)比对照矮7.56cm。可见化控2号对分蘖的降秆作用大于主茎，这可能与药效作用时期正值分蘖基部节间速伸时期有关。从主茎各节间长度分析，主要是缩短了第一节间和穗下节间，而中间的节间与对照差异不大。用稀效唑处理(97H5)，主茎株高和对照接近，只是基部节间略有缩短，而穗下节间略有增长。其余3个处理主茎高度与节间长度均与对照接近，无明显差异。从不同处理的穗长看，喷化控2号和稀效唑的处理穗长比对照略有缩短。而其余3个处理的穗长有所增加。第2年度试验中，有喷化控2号的两个处理组合(98H1，98H2)平均株高分别比对照降低3.49cm和1.86cm。穗长均比对照有所缩短。可见化控2号在降低株高的同时对穗长也有相应的影响。表1 不同处理的主茎植株性状(单位：cm)处理株高第一节间第二节间第三节间第四节间第五节间穗长97H177.594.896.7510.9417.8226.979.2197H281.596.156.7910.1618.1729.559.6297H380.736.066.44 9.8217.3930.749.8197H481.706.346.5510.0318.5930.399.3497H581.565.516.8310.2718.5729.719.2097Hck81.446.206.6510.5518.6329.339.242.2 不同化控处理对产量和子粒蛋白质含量的影响不同化控处理对产量及产量结构有较大影响。从表2可见，在2年的试验中，除97H1和97H4两个处理与97Hck的穗数接近外，其余各化控处理均分别比对照的成穗数有所增加，其中97H3(喷硼肥)和97H2(喷施喷淋肥)的处理比97Hck成穗数分别增加7.34%和5.18%。98H6(锌＋喷淋肥)、98H4(硼＋膨大素)和98H3(锌＋膨大素)等处理分别比98Hck成穗数增加5.15%，4.92%和4.68%。可见适当喷施植物生长促进物质或微肥对提高成穗是有利的。从单穗粒数看，97H4(硼＋膨大素)和97H5(稀效唑)穗数增加较多，分别比97Hck增加2.67粒和2.5粒。98H4(硼＋膨大素)、98H2(化控2号＋膨大素)和98H5(锌＋硼)分别比98Hck增加2.16，1.96，1.65粒。其它处理的穗粒数分别比对照略有增加或接近。综合分析表明，合理利用植物生长物质和微量元素以及他们的不同组合，对增加穗粒数是有效的，而在1998年的试验中，硼肥的作用较明显。在同一品种中，千粒重受成穗数和穗粒数的影响较大，而化控处理对千粒重也有一定作用，在2年的试验中，均以喷硼肥和锌肥的处理千粒重较高。表2 不同化控处理的子粒产量蛋白质含量处理穗数(万/hm2)穗粒数千粒重(g)产量(kg/hm2)蛋白质含量(%)97H1730.532.6537.048422.511.8997H2730.532.5737.408899.512.1697H3745.531.0237.748722.511.9397H4690.034.5937.929052.511.4897H5718.534.4236.709075.011.8897Hck694.531.9237.498310.011.7498H1667.524.3944.788133.011.9998H2655.526.4944.018097.012.4598H3670.525.5044.567771.112.4798H4672.026.6944.168494.512.1598H5655.526.1844.048133.012.1198H6673.524.5944.397951.512.0898H7658.525.4644.818011.512.1198H8660.024.4344.548005.512.4298H9648.024.8544.868259.012.0598H10660.025.0344.917735.512.2298Hck640.524.5344.257536.012.10子粒产量是我们进行研究和生产的最重要的指标，从1997年的试验分析，各化控处理均比对照增产，其增幅为1.35%～9.21%，以喷稀效唑和锌肥的两个处理产量较高，分别比97Hck增产8.935%～9.206%，其产量均已达到目前小麦超高产目标(9000kg/hm2)。1998年的试验，各化控处理比98Hck增产2.65%～12.72%，其中以98H4(硼＋膨大素)增产最多，其次为98H9(硼)，再次为98H5(锌＋硼)和98H1(化控2号＋喷淋肥)。2年的试验表明，在高产麦田中适时适量喷施微肥有很好的增产作用，可见在高产或超高产麦田中适当补施微肥是非常重要的。化控2号和膨大素分别属于植物生长延缓物质和促进物质，根据苗情适时施用均有增产效果。喷淋肥是多种营养的复合物，在小麦生长期间适当喷施可以起到补充营养的作用，从而促进增产。对于小麦子粒蛋白质含量，2年试验中，各处理与对照并无明显差异。表明在此试验条件下，叶面喷施植物生长物质和微肥对子粒蛋白质含量影响不大。3 结论在小麦生长期间，叶面喷施植物生长物质或微量元素，对小麦的生长发育有一定的影响。崔金梅等[1]曾采用6种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在小麦灌浆期进行叶面喷施处理，结果有延缓叶片衰老和增加粒重的效应，但不同种类的生长调节物质，在不同时期喷施其效果表现出很大差异。刘华山等[2]用多效唑拌种，结果认为选择合理的浓度(200mg/kg左右)，能增加有效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进而增加产量。张庆江[3]曾研究用不同类型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搭配施用，认为正确搭配可优势互补，使小麦形态性状和产量性状得到改善。本试验既应用了植物生长延缓物质，如化控2号和稀效唑等，也应用了植物生长促进物质如膨大素，还应用了微量元素锌和硼，以及多元素复合营养液喷淋肥，有单独施用，也有不同物质于不同时期的组合应用。喷施植物生长延缓剂能使株高有所降低，但由于在我们的试验中所用的品种均属半矮秆抗倒品种，整个试验均无倒伏问题，故其掩盖了其降秆抗倒的效果。通常在一般生产田中微量元素并不缺乏，由于我们是在超高产条件下做此试验，故叶面喷施微量元素有很好的增产效果。但是把植物生长物质和微量元素合理的组配，选择适当的不同生育期进行喷施，以期取得更好的增产效果，还需做很多工作。关于子粒蛋白质含量，除了受品种遗传因素制约外，各种环境因素和栽培措施对其也有不同影响。有报道叶面喷施氮素可以有效地提高子粒蛋白质含量[4]，也有报道认为喷施植物生长延缓物质多效唑对提高子粒蛋白质含量有利。但在本试验中，连续2年利用2个品种进行多种处理的化控试验，各处理对子粒蛋白质含量均无明显影响，这可能与具体的试验条件以及喷施的物质不同有关，此方面有待进一步探讨。刘利华、杨玉双同志参加了部分田间试验和室内分析工作，特此致谢。作者单位：赵广才 张保明 王崇义(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100081)参考文献[1] 崔金梅等.植物生长调节物质对小麦叶片衰老的延缓效应及对粒重的影响.见：中国小麦栽培研究新进展.农业出版社，1993，307～313[2] 刘华山等.多效唑拌种对小麦生育特点和产量的影响.见：中国小麦栽培研究新进展.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314～320[3] 张庆江.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小麦生长发育和子粒的影响.见：第二届全国中青年作物栽培作物生理学术会文集.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282[4] 赵广才.冬小麦子粒发育中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的变化及喷氮效应的研究.中国农业科学，1989，22(5)：25～34[5] 赵广才.矮壮素对小麦生长发育阶段植株性状及产量影响的研究.莱阳农学院学报，1992，9(2)：86～92[6] 李春喜等.根外喷施微肥对小麦子粒产量和品质的影响.河南职技师院学报，1989，17(3～4)：9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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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6046 【原文出处】思想战线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199701 【原刊页号】14-20 【分 类 号】D5 【分 类 名】民族研究 【 作 者 】周平 【复印期号】199703 【 标 题 】少数民族政治发展论 【 正 文 】 我国各民族在法律上的即形式上的平等已经实现之后，民族问题表现为各民族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而要达到此目标，就必须加速少数民族的发展。但是，在论及我国少数民族问题时，被涉及的问题仅仅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唯独没有政治发展。似乎少数民族的发展不是一种包括政治发展在内的全面发展，抑或有独立于政治发展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这样的认识显然是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同经济关系的论述不相吻合的，而且也不利于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因此，提出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问题加以研究，并在现实中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建设，以促进其发展，对于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来说，有着必要性和现实性。一、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可能和现实提出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问题并加以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在我国存不存在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政治，退一步或者说得更宽泛一些，存不存在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尽管少数民族政治和少数民族地区政治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相当的区别）。当我们不拘泥于成见，而以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眼光看待问题时，我们就不难发现，少数民族的政治及其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讨论少数民族问题的逻辑前提是承认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不承认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就根本无法论及民族问题，也无讨论的必要。而承认少数民族政治恰恰是承认少数民族的特殊性的突出表现。就现实性而言，民族是一种文化共同体。事实正是这样，生存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人群，在适应环境而生存的过程中，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正是这些文化将分享它们的人群凝结成为稳定的共同体，因而形成民族。［（１）］同环境相联系的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族的特殊性。在文化和心理的双重作用下，每个民族都在族际交往中形成了“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２）］这种民族意识包括两个要点：“第一，它是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认识。第二，在与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３）］这种深厚的民族意识的作用，使每个民族都将政治上的自主自立作为“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的重要内容来看待。这种由深厚的民族意识再加上各个民族发展阶段上的多样性所形成的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必须得到正视和承认，“承认统一体内各个成分的特点，是加强各成分间的团结和凝聚力的必要条件。”［（４）］这种特殊性当然包括政治上的特殊性。就其形式而言，政治不过是利用业已存在的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的管理；就其内容而言，它是对社会各种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在统一的政治体系内存在某些特殊的政治体系也是符合政治自身的逻辑的。在历史上，各少数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体系，差别只在于有的民族的政治体系取得了国家的形态，有的民族的政治体系始终只是非国家的形态。这就要求作为国家政治体系的体现的中央政权在对少数民族统而治之的同时，承认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对其“分”而治之和“特”而治之。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实现的羁縻统治和土司制度，都是对少数民族政治上的特殊性的承认。在民族问题继续存在的今天，承认少数民族政治的特殊性和少数民族政治生活的特点，仍然是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政治选择。民族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民族政治提供现实的基础。就其本质而言，经济生活无非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与此相关的各种活动。民族经济生活的展开无不受到各民族久远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不同发展水平和各种各样的自然条件的影响。由于历史传统和自然环境的综合作用，各个民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各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在某些方面，差别甚至是相当巨大的，并且还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继续存在。从实际出发发展少数族经济仍然是解决我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的重要途径。经济基础决定上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上层建筑。这种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就构成了少数民族政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如果说，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和经济生活为少数民族政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的话，那么，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则为少数民族政治提供了现实的制度保证和制度框架。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提出的一项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中国民族状况和民族关系的认识的基础上，抛弃了民族自决和联邦共和国等对我国民族问题的不切合实际的政治解决方式后提出的一项政治主张，是对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种符合实际的政治解决方式。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为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形成的一系列包括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在内的有关法律法规的颁布，民族区域自治已经发展成为一项成熟国家政治制度。这项在以承认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政治制度中，明确规定少数民族在政治上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且明确规定了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在政治方面、经济建设方面、财政税收方面和文化教育方面的特殊权限，同时还提出了民族自治机关民族化的要求，由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组成的自治机关的主要干部要由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员担任，这就在为少数民族政治的存在和运行提供制度保证的同时，对少数民族政治存在和运行的空间和运作方式作出明确的法律规范和制度规范，从而使少数民族政治从机构设置到职能配置和职权配置等方面的特殊性具有了合法性和制度化的特征。因此，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现实性上，少数民族政治以及少数民族政治体系都是可以加以明确界定的现实存在。此外，少数民族所特有的各种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政治文化及其由此构成的政治行为模式，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又给少数民族的政治过程打上深深的民族烙印，使少数民族政治过程在同其他政治过程的比较中显示出自己独特的特征。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少数民族政治具有一系列的特殊性。特殊性不仅表现于政治制度的层面，即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特殊权限，表现于政治过程中，即少数民族政治的主要内容是管理少数民族的内部事务，并且要采取适合少数民族特点的形式进行；还表现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层面，表现于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和程度上。这些特殊性表明，少数民族政治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体系。当然，少数民族政治体系与其他政治体系相比无论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这样几个特性却是不会也不可能改变的：第一，我国的少数民族不仅只占全国人口的８．０４％（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字），处于绝对的少数，而且分布相当分散，呈现一种大杂居小聚居，各民族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居住的状况，各个民族不可能形成独立的政治体系；第二，全国各民族紧密结合在一起组成单一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较之于各民族形成独立的政治体系更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我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明确规定了各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地方只能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行使民族的自治权。因此，少数民族政治不是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国家政治特征的政治体系，它只能是一种非国家形态的政治体系，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区域政治，是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一个次级政治体系。它要受制于国家政治体系，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坚持国家规定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既然存在着少数民族政治就必然存在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政治发展问题的提出肇始于对第二次大战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状况的研究，随着这种研究方法被推广运用于其他国家以及政治发展问题获得了广泛的意义，研究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发展定义。但是，政治发展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脱离了各种具体的社会条件就无法说明政治发展，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发展。因此，就一般的意义而言，政治发展就是每一种政治体系对于所处的经济、社会状况的适应性变化，是政治体系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迁。在每一具体的社会条件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其经济、社会文化状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政治体系适应这种变化而变化，就是政治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体系就会自然而然地随之发展。尽管政治体系的某些方面，如公民政治参与等，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自然地实现，但是，政治体系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制度层面的内容，则必须由政治主体在意识到变革要求的前提下，主动地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根据对政治发展的如此分析，我们可以把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定义为少数民族整个政治体系随着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过程。这样的政治发展在少数民族政治中业已存在，只是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过程，没有获得今天这样突出的意义而已。二、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内容和形式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并不是不间断地发生的，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少数民族政治也可能不发生显著的变化，不适应于、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表现为政治不发展。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之下，政治体系长期保持僵化不变是不可能的。政治不发展状况终究会被经济社会发展的洪流所冲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终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和特征各不相同，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建国以后，少数民族就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政治发展。新中国的建立作为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对于少数民族的意义更加突出，对于当时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特别是处于封建领主经济阶段、奴隶制阶段和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来说，其意义更是不可限量。随着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的推行，许多少数民族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超常规的发展。伴随着这种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巨变，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种民族的政治体系逐步被纳入到统一的国家政治体系之中，随着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国家各项政治制度的贯彻，各种民族的、宗族的、宗教的、地域的政治权威逐步被国家统一的政治权威所代替，国家的统治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人民获得了政治上当家作主的权利，长期作为政治的对象甚至尚不具有明确的国家观念的人们，［（５）］主动地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尽管这样的政治发展同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变革一样带有某种外在的性质，但是，它对少数民族的发展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与之相伴随，少数民族政治发展也以其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构成当代民族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改革开放以及由此所推进的现代化过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展开和持续进行，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少数民族地区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就总体面貌而言，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表现为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世俗力量不断地侵蚀和瓦解着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并以其巨大的势能推动着少数民族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构成了少数民族社会变革的总体特征。社会转型是一种社会的巨大变革，是“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的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换、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６）］转型中的社会具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变易性。转型社会是一种过渡中的社会结构状态，在各种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影响下，社会的各种因素，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观念的，都处于不断的分化、组合之中，各种结构和状态都有明显的暂时性的特点；二是多元性。由于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社会的多元性特征日趋突出。于是，形成了多元利益、多元集团、多元文化和多元冲突。三是复杂性。变易和多元就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构成了社会进程和社会矛盾的高度复杂性。在社会日益多元化和不断变易的情况下，社会的各种利益要求日趋复杂和多变，在新矛盾不断涌现的同时，旧有的矛盾又不断被新矛盾所激活并突出出来，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矛盾，现实的和历史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形态各异的矛盾、冲突、失衡盘根错节，传统社会中的土地、血缘、宗法等曾经有效发挥作用的社会联系纽带逐渐淡化并失去作用，社会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貌。在这样一种社会巨变的情况下，一场广泛深入的政治发展随之形成。这场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应该如何推进，涉及些什么内容呢？这里首先遇到一个政治发展模式选择问题。在政治发展模式问题上，当前这场少数民族所面临着的选择是在政治发展战略中将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何者置于优先地位的问题，行政改革优先发展战略通常被称之为“集权―技术官僚模式”，政治改革优先发展战略则被称之为“民主政治模式”。从少数民族政治体系自身的状况和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来看，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宜采用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并重的模式，既不是单独强调政治改革，也不是单独强调行政改革，而是将两者综合起来考虑。从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两者并重的角度来看，当前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分析：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在政治分析中，制度与法律的制度规范既有一致性也有不一致性，也就是说，有些政治结构和模式虽然未经法律明文规定但仍然具有制度的性质，如各种政治惯例，而有些政治结构和模式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仍然是形同虚设，不能成其为制度。就一般而言，“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组织与程序一旦获得价值和稳定性也就形成了制度。［（７）］从制度的角度来考虑，少数民族政治发展至少涉及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少数民族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中，一方面应该形成保证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贯彻执行的有效方式，保证国家的政令畅通；另一方面则应当形成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权限得到贯彻执行，形成自治权不受干扰和侵犯的有效机制。二是要完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法规体系，形成保障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事务的稳定程序，实现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三是要形成少数民族群众向各种政治机构反映自己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参与民族政治过程和政治生活的稳定程序，保障少数民族群众民主参与的权利。从政府机构的层面来看：少数民族政治发展要求民族自治政府解决好机构设置的合理化问题，解决好少数民族自主管理和有效行政的组织保证问题。一是要解决民族自治政府的民族化问题，形成少数民族精英担任政府的主要职务的稳定机制，解决好少数民族成员在政府机构中的比例问题；二是要解决民族自治政府的职能配置和职权配置问题，处理好特殊职能和一般职能的关系，保障特殊职能的实现。同时也要处理好一般职权和特殊职权的关系，解决好“超越”和“限制”的关系问题；三是要根据职能和职权的配置来设置机构，民族自治政府不应该在机构设置上同非自治政府整齐划一。从政治过程的层面看：从过程的角度看，少数民族政治无非是一个制定政策、执行政策（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法律、法规也属政策的范畴），并由此实现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在这样的政治过程中实现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要求，一是要实现少数民族充分的利益表达，只有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政治真正反映和维护少数民族的整体利益。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通过制度化建设来建构少数民族群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的机制和稳定程序，而且要充分尊重各种利益表达的价值。二是要形成有效的利益综合机制，通过各种有效的利益综合机制，将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表达纳入决策程序中，在政策目标的确定和政策手段的选择中加以体现。三是要提高行政效率，加强行政的力度。特别是少数民族社会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要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权威来解决和协调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从社会政治生活的层面看：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少数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也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实现由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向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转变。一是要破除各种村社的、宗教的、部落的、宗族的、传统的政治权威的残余，确立民族的和国家的政治权威，并逐步确立政治权威的理性的合法性类型；二是要建立开放的政治生活方式，消除各种族际政治封闭和族内政治孤立的残余，加强各种族际间的政治交流和政治信任；三是促进少数民族公民的政治参与。不仅要建立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机制和稳定程序，而且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少数民族公民以投票、选举、向党政部门反映意见和要求、讨论、信访、举报等形式参与政治过程，提高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效能感。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绝不是要形成同国家政治体系矛盾甚至对立的政治体系，而是要在国家政治体系的总体框架内，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下，促进少数民族政治体系向着民主、高效的方向发展，增强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适应能力，目的在于缩小乃至消除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发展程度上的差距，提高少数民族政治的程度和水平，促进少数民族的全面发展。三、少数民族政治发展与少数民族发展在我国民族问题表现为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情况下，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加速少数民族特别是发展程度比较低的少数民族的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不能忽视少数民族政治发展，而且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少数民族的发展是少数民族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水平都比较低，同先进的民族特别是发展程度比较高的汉族之间存在相当差距的实际情况出发，少数民族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各少数民族缩短与先进民族之间的差距。少数民族发展应该是一种全面的发展。尽管经济在少数民族发展中起根本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绝不能因此就用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代替其整体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权以及政治发展理应是少数民族发展的重要内容。“重视维护和实现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权”［（８）］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意识。民族的政治发展权及其政治发展是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权及其发展同等重要的。少数民族的发展应该是全面发展，政治发展不仅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制约其他方面发展的实现。少数民族的政治发展影响和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西方政治学家将政治发展视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的观点［（９）］不免失之偏颇。但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１０）］政治通过对整个社会的调节和控制，通过对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而实现的对经济发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却是相当明显的。邓小平关于政治改革同经济改革的论述就直接表明了在改革的过程中政治发展同经济发展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成，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１１）］少数民族政治发展与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同样是十分密切的。就文化发展而言，大众文化生活的方面同政治发展的关系要淡薄一些，但是，教育、科技和各种文化艺术形式以及伦理道德的发展因受到政治的干预而同政治发展的关系相当密切。在社会发展方面，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最突出的还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社会规范的建立，实现社会生活的文明、开放和有序化。在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有的方面需要通过政治的方式来加以实现，有的在一定的条件会演化成为政治问题。因而，少数民族政治发展不仅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而且能够通过政治发展促进社会发展过程的各种矛盾的解决。需要指出的是人的素质的提高也是少数民族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却被忽视了。而在谈到人的素质提高时，少数民族政治素质的提高又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甚至有意无意地将少数民族的政治素质狭隘地理解为政治思想和政治服从。其实，人的政治素质主要是政治认知、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政治技能技巧的形成，集中地表现为能否自主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各项公民权利。而这些方面的提高，同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特别是同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生活的现代化是连在一起的。这就表明，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应该将政治发展包括在内，没有政治发展的少数民族发展是不完善的不全面的，甚至是难以实现的。注释：（１）周平：《云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１页。（２）《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版，４３页。（３）熊锡元：《民族意识初探》。（４）费孝通：《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的发展》，《群言》１９８７年１２期第１１页。（５）见《云南文史资料》第四十四辑，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７、１７１页。（６）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５期。（７）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页。（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人民日报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２日。（９）见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３２页。（１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２４６页。（１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１３３页。作者周平，云南大学政治系，教授。（昆明 邮编６５００９１）Abstract: The issu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was first raised inthe studies of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whichg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after the World War Ⅱ.Generally speaking,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readily respondsto the change of a given political system caused by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Therefore,the writer argues that the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inorities has been constantly changing to catch up with their economic andsocial development.The author analyzes such a change from the angle ofpossibility and reality,content and form,and so on.（责任编辑 经纬）＊更正本专题１９９７年第２期６１页的文章出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重庆）应改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兰州）。特此更正，顺臻歉意。责任编辑１９９７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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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学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8年 第19卷 第1期 No1 Vol.9 1998科技期刊BTT导弹的H∞/加权混合灵敏度自动驾驶仪设计方法郑建华(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北京*100080)杨 涤 邵成勋(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150001)摘 要 本文用H∞/加权混合灵敏度方法设计某型地对空BTT导弹的鲁棒自动驾驶仪。结果表明：基于标准弹道上某特征点的一个确定数学模型设计的H∞/加权混合灵敏度自动驾驶仪，可控制BTT导弹沿标准弹道的全弹道稳定、准确地飞行，且能适应目标在一定飞行空域内的变化。主题词 BTT导弹 自动驾驶仪 H∞控制设计 鲁棒稳定性H∞/MIXED SENSITIVITY AUTOPILOTDESIGN OF A BTT MISSILEZheng Jianhua(The Center for Space Science and Applied Research,CAS,Beijing,100080,China)Yang Di Shao Chengxun(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150001*China)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the H∞/mixed sensitivity robust autopilot desing method to improve robustness of a BTT missile.Results declare that the robust autopilot designed with nominal mathematical model can control the BTT missile flying in a large airspace stably and accurately.Key words BTT missile Autopilot H∞ design method Robust Stability1 引言BTT导弹的特点决定了它是一个具有运动学耦合、惯性耦合、气动耦合和控制作用耦合的多变量系统，需用多变量控制方法设计其自动驾驶仪。特别是对大空域飞行的导弹，希望对某特征点设计的自动驾驶仪能控制导弹在该空域内沿多条弹道的全弹道飞行，因此对导弹控制系统的鲁棒性设计方法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为提高导弹控制系统的鲁棒性，本文用H∞/加权混合灵敏度方法设计BTT导弹的自动驾驶仪，试图用基于标准弹道上某特征点设计的自动驾驶仪控制导弹沿全弹道稳定地飞行。图1 标准H∞控制问题方块图2 H∞/加权混合灵敏度设计问题2.1 标准H∞控制问题H∞控制设计问题均可用图1所示的标准H∞控制问题表示。图中w∈Rm1为外输入信号，包括外干扰、噪声、参考输入等；u∈Rm2为控制信号；z∈Rp1为被控输出信号；y∈Rp2为被测信号。P(s)代表广义被控对象，包括标称被控对象和权函数，K(s)为要设计的控制器。广义被控对象P(s)用状态方程描述为：(1)式中x∈Rn为广义被控对象的状态变量，广义被控对象P(s)的传递函数形式为：(2)从w到z的闭环系统传递函数为：z=Fl(P，K)w(3)其中，Fl(P，K)=P11+P12K(1-P22K)-1P21标准H∞控制问题：求取控制器K(s)使闭环系统内稳定，且使系统闭环传递函数Fl(P，K)满足：‖Fl(P，K)‖∞＜γ0(4)其中γ0为给定常数，不失一般性取γ0=1。由文献［3，4］知，当广义被控对象P(s)满足6个假设条件，且当标准H∞控制问题的等效条件成立时，即可利用两个代数Riccati方程算法求取H∞鲁棒控制器，详细内容见文献［3，4］。2.2 加权混合灵敏度设计问题及其对应的标准H∞控制问题通常被控对象确定后，要设计一个满意的反馈控制系统，就要确定一个稳定的控制器使闭环系统满足一定的性能指标，尤其要求闭环系统具有一定的鲁棒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这些指标可通过合理地选择权函数使系统的灵敏度函数S及补灵敏度函数T按系统的性能要求“成形”实现，常称此问题为加权混合灵敏度设计问题。当以输出端乘型不确定性等效表示模型的高频未建模动态特性和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时，加权混合灵敏度问题表示为：W1SW2T∞＜1(5)这里W1(s)为性能权函数，反映出对灵敏度函数S的形状要求；W2(s)为不确定性权函数，由被控对象的模型不确定性决定。由于H∞控制设计方法的两个代数Riccati方程算法定义在标准H∞控制问题框架下，需将式(5)的加权混合灵敏度设计问题转化为标准H∞控制问题，详细过程见文献［3］，称此时的H∞控制设计方法为H∞/加权混合灵敏度设计方法。在应用H∞/加权混合灵敏度方法设计大范围模型参数变化系统的鲁棒控制器时，很关键的问题是权函数的选取方法和大范围模型参数变化系统的模型不确定性限定问题，文献［3］从工程应用角度给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3 俯仰-偏航通道的数学模型及设计指标常用的BTT导弹俯仰-偏航通道数学模型的状态变量为x=［α β ωy ωz δy δz］T。由于在工程上要精确测量模型的攻角α和侧滑角β比较困难，因此文献［3］从自动驾驶仪设计的简便性出发，结合鲁棒设计方法的特点进行模型的可行性论证，提出了以导弹的法向过载ny、nz代替攻角α和侧滑角β作为模型的状态变量。这一模型的特点是模型的所有状态变量在工程上可测量，在后面的设计中可以看出该模型为自动驾驶仪设计带来的极大便利。以BTT导弹沿标准弹道飞行时主发动机停车点的俯仰-偏航通道的数学模型为标称设计模型，这时导弹的飞行高度h=9.05公里，马赫数M=3.72。在标准弹道上取其它6个特征点，相应各特征点的数学模型在后面驾驶仪的设计和结果分析中要用到。设计指标为：上升到70%稳态值的时间tr为：tr0.2s h＜12km0.35s h12km，超调：σ10%(6)4 俯仰-偏航通道自动驾驶仪设计导弹与目标的最大斜距为50公里，弹道上导弹的速度V变化范围为554～1405米/秒，高度变化约17.5公里，动压头变化约7倍，可以看出导弹的作战空域较大。传统的多变量控制设计方法要求依据导弹的飞行状态逐段切换驾驶仪的增益，下面利用H∞/加权混合灵敏度方法设计导弹的鲁棒自动驾驶仪。图2 俯仰-偏航通道控制系统的结构方块图由于导弹的作战空域较大，沿弹道飞行时导弹的模型参数变化较大，而利用H∞鲁棒设计方法设计的控制器仅在可允许的模型不确定性界内保证系统的鲁棒稳定性要求，超出这一范围就不一定能满足要求，甚至系统有可能失稳。从Zames［2］在其著名的文章中提出的利用反馈可缩小模型的误差界，进而降低模型的不确定性中得到启示，文献［3］给出了大范围模型参数变化系统的双回路设计方法，即首先引入一个内反馈回路，使得等效的模型误差限制在H∞鲁棒控制器可允许的范围内，然后利用H∞控制设计的两个代数Riccati方程算法求解控制器。目的是在满足一定的性能指标要求前提下，提高系统的鲁棒稳定性，实现用基于弹道上某特征点的数学模型设计的鲁棒自动驾驶仪控制导弹的全弹道飞行。BTT导弹的俯仰-偏航通道控制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4.1 设计内反馈回路控制器K-LQR由于模型的状态变量均可测，因此可方便地用线性二次调节器LQR方法设计内回路控制器K-LQR，通过调节代价函数J=(1)/(2)∫(xTQx+uTRu)dt(7)的状态权系数Q和控制权系数R，相应改变K-LQR，最后使得弹道上所有特征点的等效输出端乘型不确定性的最大奇异值不大于1，即使得内回路的所有特征点的等效输出端乘型不确定性在单位球内变化，最后求得K-LQR为：K-LQR=.0028ωx-.7910.5.13ωx-38.7-.056ωx.84.02ωx-.17ωx11.3.23ωx-57.2(8)4.2 设计外回路控制K-inf图3 W2(s)和(Gmoi)的Bode图图4 H∞自动驾驶仪调试结果从系统的响应速度要求和被控对象的特性等几方面考虑，先取系统的带宽ωc≈10rad/s，图3示出了的奇异值Bode图(0db线以下的曲线)。可以看出，其它6个特征点的数学模型相对标称设计模型的等效输出端乘型不确定性严格落在H∞设计可允许的不确定性界内。由文献［3］提出的权函数选取方法，取W2(s)=(s+10)/15I2×2，W2(s)的Bode图如图3的实线所示，W1(s)=0.1γ(s+60)/(s+0.01)I2×2，其中γ为调节系数。逐步调节γ，使闭环系统的灵敏度函数S的奇异值Bode响应曲线尽量往下压，直至补灵敏度函数T的奇异值Bode响应曲线顶上W-12(s)，即在保证闭环系统鲁棒稳定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系统的性能。图4为调试结果，图中虚线为γ=0.92时系统的代价函数的奇异值曲线。可以看出在远大于系统带宽的频带内，代价函数的最大奇异值近似为1，此时闭环系统具有全通特性，即实现了H∞控制设计的目标。设计出的K-inf为二入二出8状态控制器，具体数值见文献［3］。5 仿真结果分析及结构a.过载命令nyc=1,nzc=0 b.过载命令nyc=0,nzc=1图5 M=3.75和h=9.05时的单位阶跃响应曲线图5为标称设计点的线性仿真结果。其中图5.a为nyc=1和nzc=0时ny和nz的响应曲线，可以看出实线ny上升到70%稳态值的时间tr≈0.15s且无超调，虚线nz=0说明对标称控制模型，闭环反馈控制系统的俯仰-偏航通道完全解耦，图5.b为nyc=0和nzc=1时ny和nz的响应曲线，可见对标称控制模型，系统的时域响应性能良好。将基于标称模型设计的驾驶仪作用于标准弹道上其它6个特征点的控制模型，仿真结果表明基本满足设计要求,只是在导弹快命中目标时性能有些恶化。为进一步考察设计的自动驾驶仪的鲁棒性，文献［3］进行了两方面的6DOF数学仿真，即一方面用设计的自动驾驶仪控制导弹这一非线性大范围参数变化模型的全弹道飞行，另一方面通过改变目标的飞行空域，相应地改变导弹的飞行空域，用设计的一个自动驾驶仪控制导弹沿一定范围内的任意弹道飞行。6DOF仿真结果表明：设计的导弹控制系统有很好的鲁棒稳定性和良好的跟踪性能，基于标准弹道上的一个确定数学模型设计的H∞/加权混合灵敏度自动驾驶仪，可控制BTT导弹沿几条标准弹道稳定、准确地飞行，且能适应目标一定飞行空域的变化。说明了应用H∞/加权混合灵敏度方法设计较大范围模型参数变化系统的鲁棒稳定性是可行的。致谢：本文的工作得到了中科院空间中心胡行毅研究员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参考文献1 Reichert R T.Homing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Selected Airframe Configuration Using Skid-to-Turn and Bank-to-Turn Steering Policies.NASA-CR-3420，19812 Zames G,Feedback and Optimal Sensintivity:Model Reference Transformations,Multiplicative Seminorms,and Approximate Inverse.IEEE Trans.Automatic Control,1981,AC-26,p.301-3203 郑建华.鲁棒控制理论及其在BTT导弹中的应用.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1月4 Doyle J C,Glover K,Hargoneger P K and Francis B A.State-Space Solution to Standard H2 and H∞ Control Problem.Proceeding of the American Control Conference,Atlanta,1988,1691-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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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学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8年 第19卷 第1期 No1 Vol.9 1998科技期刊压电驱动二维超精密微动工作台定位补偿系统的研究朱喜林(吉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长春*130025)高 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北京*100083)袁哲俊 姚英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哈尔滨*150001)摘 要 本文首先介绍了压电驱动二维微动工作台定位补偿系统的结构特点,然后对微动工作台的性能进行了分析,给出了性能实测结果,最后研究了系统在超精密定位补偿方面的应用。主题词 压电驱动 工作台 定位 补偿STUDY ON SYSTEM OF POSITIONING ANDCOMPENSATING BASED ON PIEZODRIVENTWO-DIMENSION ULTRAPRECISIONMICRO DISPLACEMENT WORKTABLEZhu Xilin(J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ept.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Changchun*130025)Gao Peng(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100083)Yuan Zhejun Yao Yingxue(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Dept.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Harbin*150001)Abstract The feature of positioning and compensating system based on piezodriven two-dimension micro displacement worktable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firstly,then the performance of precision worktable was analyzed,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given,finally the application of system in ultraprecision positioning and compensating was studied.Key words Piezodriven Worktable Positioning Compensating1 引 言作为精密机械与精密仪器的关键技术之一的微位移技术,近年来随着微电子技术、宇航、生物工程等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例如,精密工作台,无论是大行程的精密定位,还是小范围的对准,都离不开微位移技术。另外,为了提高加工精度,降低干扰,常需进行误差补偿,误差补偿也离不开微位移技术,因此,该项技术成为现代工业部门的共同基础。近年来,随着微米/纳米技术研究的深入,对微位移技术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本文介绍了一种新的压电驱动的高分辨率、宽行程、高频响的二维微动工作台,研究了它在超精密定位补偿中的应用。图1 微动工作台结构简图2 系统描述图1是二维超精密微动工作台结构简图,各连接处都为柔性铰链结构［1］,该工作台内外层都是四支承的对称结构,内层(X向)工作台刚性嵌套在外层(Y向)工作台内,分别采用两个压电陶瓷驱动,实现二维运动。该工作台有两级放大机构。以外层为例,驱动源输出的微小位移dP经一级杠杆放大后,传至中间杆(平动),最后,经二级杠杆放大,所以,工作台输出位移为:d=m1m2dP(1)其中:m1=1+R1/R,m2=1+R3/R2图2 系统结构框图由于采用二级放大结构,该工作台满足各类宽范围扫描、高精度运动场合的要求。图2为压电驱动二维超精密微动工作台定位补偿系统结构框图,位置传感器为两个高精度的双频激光干涉仪,由PC-486及高速信号处理卡TMS320C30(一次浮点乘加60ns)组成的主从系统做为控制器,系统可实现纳米级的定位及补偿。3 微动工作台性能分析使用电容测微仪、高压驱动电源、控制计算机对所研制的二维微动工作台进行标定,结果如图3所示。通过快速信号记录仪、分析仪做激振实验,可得到工作台动态特性曲线如图4所示。由实验曲线可知,位移特性与驱动电压间具有明显的比例关系,其重复精度好、零点误差小。该曲线存在非线性及滞后误差的影响,这是由压电陶瓷的固有特性造成的,在实际应用中,可通过软件补偿来消除,双向运动范围都达到40μm以上,位移分辨率优于10nm,实际所得的双向干扰仅为1%,X向及Y向固有频率都为500Hz以上,大大高于同类行程的二支点支承的微动工作台,有利于提高扫描频率,降低外界随机因素的干扰。图(a) X向 (b) Y向图3 电压――位移关系曲线图(a) X向 (b) Y向图4 动态特性曲线4 定位补偿系统研究以柔性铰链为导向机构的超精密微动工作台可用于能束加工、超精密加工及检测、微操作系统等要求具有纳米级定位补偿的技术领域中。设图3所示的上升曲线方程为:S=C1VC2(2)变换为:lgS=lgC1+C2lgV(3)利用公式(3)进行线性回归,可以得到C1及C2值,按等步长进行扫描,计算机控制扫描驱动电压为一非线性变化量,可以消除非线性误差,并可在纳米尺度内匀速运动,进行超精密定位,此时,系统处于开环状态。当用于补偿时,相当于一个闭环的随机系统,如图5所示,调节器为比例积分形式,传递函数为:图5 闭环控制系统框图(4)其中KP,TI分别为比例及积分常数,是待设置的控制参数,压电陶瓷环节呈电容特性,其传递函数:(5)其中km,Tm为比例及时间常数,微动工作台相当于多自由度的弹性阻尼系统,其传递函数为:(6)其中ωn,ξ分别为固有频率及阻尼系数,图中的高压放大及传感器环节分别设为常数A和K,整个系统的传递函数为:(7)将s换成jω得:(8)若使整个系统能实时补偿位置的变化,则输出电压要跟踪参考电压Vr,应满足下列条件:图6 仿真结果模:A1(ω)=｜G(jω)｜=1(9)相位移:φ1(ω)=0(10)由公式(9),(10)可以解出KP和TI的值,给定A,K,km,Tm,ξ,ωn的值,通过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对闭环控制系统进行仿真,结果如图6所示,可见系统具有很好的响应效果。反馈参数确定以后,把公式(4)化为离散形式,用TMS320C30指令代码编制程序即可用于位置的纳米级实时补偿控制。5 结 论(1)超精密二维微动工作台具有高分辨率、宽行程、高频响的特点。(2)计算机控制压电陶瓷的运动,可以实现纳米级定位。(3)闭环控制系统能对位置误差进行实时补偿,仿真结果表明,该系统具有很好的动态响应效果。参考文献1 薛实福等.精密仪器设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10:184-1932 Fu J.et al..Long-range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Rev.Sci.Instrum.,1992,63(4):2200-22053 Kunitoshi Nishimura.A Spring-guided Micropositioner With Linearized Subnanometer Resolution.Rev.Sci.Instrum,1991,62(8):2004-20074 胡小唐等.用于扫描探针显微技术的空间超精密定位系统.天津大学学报,1996,29(1):1-6本文于1996年7月11日收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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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5期 Vol.23 No.5 1997二阶分布参数系统的稳定性和能控性1)罗跃虎 冯德兴摘要 讨论Hilbert空间上两个二阶线性系统的稳定性和能控性，在较一般的假设下，得到了这两个系统的指数稳定性和精确能控性，渐近稳定性和近似能控性之间的关系.最后，给出线性系统渐近稳定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关键词 渐近稳定性，指数稳定性，近似能控性，精确能控性.STAB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FOR SECONDORDER DISTRIBUTED PARAMETER SYSTEMLUO YUEHU FENG DEXING(Institute of Systems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Abstract The stab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for two second order systems are considered. Under some general assumptions, the useful relation between exponential stability and exact controllability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approximate controllability of the two second order systems are obtained. Finally, a 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 linear system to be asymptotic stable is given.Key words Asymptotic stability, exponential stability, approximate controllability, exact controllability.1 引 言设H，U是Hilbert空间，用L(U,H)表示U到H的有界线性算子全体构成的Banach空间，并为简单起见，记L(H)=L(H,H).设A为H上的正定自伴算子，B是H上的线性算子，D是从U到H的线性算子.当B∈L(H)是H上非负对称算子，对任何实数α＞0，B的α次幂Bα存在且仍是非负的.用D(A)和R(A)分别表示算子A的定义域和值域，并用TA(t)表示由A生成的C0半群.考虑H上如下两个线性系统：(1)(2)定义能量空间按内积成为Hilbert空间.系统(1)，(2)分别对应于中如下的一阶发展方程(3)，(4)：(3)(4)其中中的线性算子分别是U到的有界线性算子和上的有界线性算子不难验证上的反自伴算.若y(t)是系统(1)的解，则为系统(1)的能量；称系统(2)是精确(或完全近似)能控的，是指相应的一阶系统(4)为精确(或完全近似)能控的.文献［1］在L2(0,l)中讨论了Bφ(x)=d(x)φ(x)时系统(1)的指数稳定性，文献［2］在时讨论了系统(2)的精确能控性，而文献［3］则在上述条件下研究了系统(1)，(2)的指数稳定性和精确能控性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在较一般的情形下，讨论系统(1)的稳定性与系统(2)能控性之间的关系.2 指数稳定性与精确能控性先给出下面几个已知命题［3-5］.命题1.设A是Hilbert空间H中反自伴算子，B∈L(U,H).则下列命题等价：1)(A，B)指数能稳；2)对任意正定算子K∈L(H),TA-BKB*(t)都指数稳定；3)存在一个对称算子K∈L(H),使TA-BKB*(t)指数稳定；4)(A，B)精确能控.命题2.设A是Hilbert空间H中反自伴算子且具有紧豫解式，B∈L(U,H).那么下列命题等价：1)(A，B)渐近能稳；2)对任意正定算子K∈L(H),TA-BKB*(t)都渐近稳定；3)存在一个对称算子K∈L(H)，使TA-BKB*(t)渐近稳定；4)(A，B)完全近似能控.命题3.设A生成Hilbert空间H中指数稳定的C0半群TA(t)，且A是耗散的，如果B∈L(H)也是耗散的，且满足如下的条件H)：那么TA+B(t)也是指数稳定的.对于H上的非负有界对称算子B，条件H)显然满足.引理1.设A是X中的反自伴算子.如果B∈L(H)是非负对称的，且存在v＞0和β＞0，使得TA-vBβ(t)是指数稳定的，则对任何μ＞0和α＞0，TA-μBα(t)都是指数稳定的.证明.首先注意，依命题1,TA-Bβ指数稳定，当且仅当(A，Bβ/2)精确可控.于是再根据命题1可不妨假设v=μ=1.取自然数k使由B的非负对称性可知，当取δ=‖B2kβ-α‖－1时，δB2kβ-Bα是耗散的对称算子.但TA-Bβ(t)指数稳定，故TA-B2β(t)指数稳定.由归纳法可知，TA-B2kβ(t)指数稳定.于是由等式和命题3可知TA-Bα(t)指数稳定.引理2.设Hilbert空间H上的算子A具有紧豫解式，并生成H中的C0压缩半群TA(t)，那么a)假设是耗散的，且A+B生成H上的C0半群.如果Re〈Bφ,φ〉=0蕴涵Bφ=0，则TA(t)的渐近稳定性蕴涵TA+B(t)的渐近稳定性.b)进一步假设A是H上的反自伴算子，B是H上的非负有界对称算子.如果存在v＞0和β＞0使得TA-vBβ(t)是渐近稳定，则对任何μ＞0和α＞0，TA-μBα(t)都是渐近稳定.证明.a)根据假设，A+B是耗散算子，有紧豫解式，且生成H上的C0压缩半群.易证于是由文献［6］定理3知A+B渐近稳定.b)由命题2和前面已证的结论a)，仿引理1的证明可知结论成立.定理1.设A是H上的正定自伴算子，B∈L(H),D∈L(U,H)，那么a)如果存在自然数n使R((BB*)n)∈R(DD)，则系统(1)指数稳定蕴涵系统(2)精确能控；b)假设B是H上耗散的对称算子.如果存在自然数n使R((DD*)n)R(B)，则系统(2)精确能控蕴涵系统(1)指数稳定.特别地，如果R(B)=R(DD*),则系统(1)的指数稳定性与系统(2)的精确能控性等价.证明.a)设且系统(1)指数稳定.首先证明系统是指数稳定的，其中K是H上的有界线性算子事实上，由于故由文献［5］知存在δ0＞0使得这样是H上的耗散算子，因而满足条件H).由于故是H上耗散的对称算子.显然上的反自伴算子.因(t)是指数稳定的，故由命题1可知是指数稳定的.于是根据引理1，是指数稳定的.由等式和命题3可知是指数稳定的.再由引理1可知是指数稳定的.容易看出是指数稳定的.由此从命题1可知是精确能控的，即系统(4)是精确能控的.b)设系统(2)是精确能控的，并且B是H上耗散的对称算子.应用类似于前面的证明方法可知，存在δ2＞0使得δ2(DD*)2n-BB*是耗散的对称算子，且是指数稳定的.由等式和命题3可知是指数稳定的.由于是非正的，故由引理1可知是指数稳定的.3 渐近稳定性与近似能控性利用命题2和引理2，并用类似于定理1的证法可得下面的定理.定理2.设A是X上正定的自伴算子且具有紧豫解式，设B∈L(H),D∈L(U,H)，那么a)如果存在自然数n使则系统(1)的渐近稳定性蕴涵系统(2)完全近似能控性；b)假设B是H上耗散的对称算子.如果存在自然数n使则系统(2)完全近似能控性蕴涵系统(1)渐近稳定性.特别地，如果R(B)=R(DD),则系统(1)的渐近稳定性与系统(2)的完全近似能控性等价.定理3.设A是H上具有紧豫解式的线性耗散算子，A生成H上的C0-半群.设B是H上的线性耗散算子，使得并且A+B生成H上的C0-半群.如果A+B是H上具有紧豫解式的算子，且Re〈Bφ,φ〉=0蕴涵Bφ=0，则TA+B(t)渐近稳定的充要条件是，对A的任何特征向量φ都有Bφ≠0.证明.必要性.如果存在A的特征向量φ0使得Bφ0=0，则有(A+B)φ0=λ0φ0，这里是A的某个本征值，这表明λ0是A+B的本征值.’显然TA+B(t)不可能是渐近稳定的.充分性.由假设可知A+B是H上的耗散算子，因而A+B生成H上的压缩半群.于是A+B的谱在左半平面中.下证A+B的谱在左半开平面中.设使得iω∈σ(A+B)，则依对A+B具有紧豫解式的假设，必有iω∈σp(A+B)，从而存在非零元φ∈H，使得(A+B)φ=iωφ.由引理2的a)的证明有Aφ=iωφ，且Bφ=0.这表明φ是A的本征元，但根据假设，有Bφ≠0，导致矛盾.这样，证明了从而由文献［6］得到TA+B(t)渐近稳定性.由此定理可以得到系统(1)渐近稳定性和系统(2)完全近似能控性的如下特征：推论1.设A是H上正定的具有紧豫解式的自伴算子，B∈L(H)是非正的对称算子，那么a)系统(1)渐近稳定的充要条件是：对A的任何本征元φ都有Βφ≠0；b)系统(2)完全近似能控的充要条件是，对A的任何本征元φ，都有DD*φ≠0；特别地，当U=H,D∈L(H)是非负或是非正算子时，系统(2)完全近似能控的充要条件是：对A的任何本征元φ，都有Dφ≠0.推论2.设A是H上正定的自伴算子且具有紧豫解式，B是H上耗散的闭对称算子，并且假定Re〈Bφ,φ〉=0蕴涵Bφ=0,并且A+B生成H上的C0半群.如果A+B在上具有紧豫解式，则系统(1)渐近稳定的充要条件是，对A的任何本征元φ都有Bφ≠0；特别地，如果存在α∈[0,1)使得则系统(1)渐近稳定的充要条件是，对A的任何本征元φ，都有Bφ≠0.1) 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西省青年科学基金和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作者单位：罗跃虎(山西大学数学系 太原 030006)；冯德兴(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所 北京 100080)参考文献[1] Chen G, Fulling S A, Narcowicch F J, Sun S. Exponential decay of energy of evolution equation with locally distributed damping.SIAM J. Appl.Math., 1991,51(1):266―301.[2] Lagnese J. Control of wave processes with distributed controls supported on a subregion. SIAM J. Control Optim., 1983, 21(1):68―85.[3] 刘康生.分布参数系统的边界的局部控制与镇定［博士论文］.上海： 复旦大学，1991.[4] Slemrod M. A note on complete controllability and stabilizability for linear control systyms in Hibert space. SIAM J. control,1974, 12(3):500―508.[5] curtain R F, Pritchard A J. Infinite Dimensional Linear Systym Theory.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78.[6] 黄发伦.关于一般Banach空间中的线性动力系统的渐近稳定性理论.科学通报，1983，28(10)：584―586.收稿日期 199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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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917 【原文出处】中国文化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418 【原刊页号】③ 【分 类 号】J6 【分 类 名】音乐、舞蹈研究 【复印期号】199803 【 标 题 】思想性、艺术性与创作个性的统一 ――评吕远歌曲创作【 作 者 】王建柱 【 正 文 】 今年是著名作曲家吕远从事音乐创作50周年。50年来，吕远创作了上千部（首）音乐作品。其中，歌曲创作成就尤为突出，达到了思想性、艺术性与创作个性的统一，成为我国音乐百花园中一朵璀璨夺目的艺术奇葩。吕远的歌曲创作，首先使人们感受到的是其作品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时代精神。赞美祖国和人民，讴歌时代和生活，成为他音乐创作的主题。50年代，是吕远音乐创作的第一个高峰。他作词作曲的《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以精巧的艺术构思、独特的音乐风格成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一直传唱到今天。这些热情洋溢、奋发向上的歌曲，激励和鼓舞劳动者们奋发图强，建设新中国。不难看出，热情歌颂工人、农民和祖国建设，是吕远音乐创作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自1963年起，吕远任海政歌舞团艺术指导，他的创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反映部队建设、官兵生活和军民关系等题材上来。多年来，他始终遵循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原则，想方设法贴近生活，在舰艇上、在哨所里、在水兵的队列中，探寻作品应有的感情浓度与思想深度。《水兵最爱什么花》、《八月十五月儿明》、《麦贤得之歌》、《飞翔吧，海燕》、《水兵的光荣》等，代表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他的创作题材更为丰富，七场歌剧《壮丽的婚礼》在国庆30周年献礼中被评为创作一等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泉水叮咚响》被评为群众喜爱的广播歌曲。《思乡曲》、《我爱祖国》被中央电视台和中国音协评为优秀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为亚洲音乐教材。吕远歌曲创作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音乐传统之中。他十分重视对我国优秀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学习、继承和发展。他的每一部作品，总是力图选取与人们现实生活有联系的题材和音调，表现广大群众对新时代的感受，并尽可能在创作风格上体现出我国民间音乐特色，因而他的作品总是让人感到构思巧，路子广，挖掘深。《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充满了新疆民歌和内蒙古民歌的韵味；表演唱《俺的海岛好》借鉴了民间拉洋片的演唱曲调；歌剧《壮丽的婚礼》则是在粤剧音乐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产生出强烈的艺术魅力和社会效果，今天听起来依然令人兴奋、陶醉，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吕远深深体会到，只有在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上并借鉴现代音乐技法进行创作，才是作曲家唯一的道路，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喜爱。吕远歌曲创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品的题材宽广，形式和风格也多种多样。从地域来讲，西起帕米尔高原（《克拉玛依之歌》），北到大兴安岭（《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南至西沙群岛（《西沙，我可爱的家乡》）；从人物来讲，上至伟人毛泽东（《毛主席来到军舰上》），下至普通士兵和劳动者（《水兵王铁柱》、《马车夫之歌》）等，都留下了他充满感情的音符。一个作曲家有如此之多的精品佳作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是不多见的。由吕远作词作曲的歌曲多达几百首，除作曲外，他的一些歌词也多次获奖，难能可贵。正是由于吕远有着深厚的生活根基和艺术家的素养，才使得他的一些声乐作品词曲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其才情令音乐界同仁折服。吕远歌曲创作的成就，除了他个人才华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他内心饱含着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创作热情。半个世纪以来，吕远谱写了那么多有着鲜明时代特点的歌曲，并且能流传开来，这应该说是这位热情为人民讴歌、不断写出时代主旋律的优秀作曲家的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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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奥委会新主席相信北京亚运会能圆满成功新华社东京５月９日电（记者姜占国）新当选的日本奥委会主席古桥广之进今天表示，相信北京亚运会一定会圆满成功。古桥广之进是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日本奥委会评议员会上被推举为日本奥委会主席的。古桥就任奥委会主席后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举国上下重视亚运会，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亚奥理事会各成员国和地区均表示参加北京亚运会，参赛运动员将超过以往各届，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北京亚运会一定会圆满成功。古桥还表示，北京亚运会是整个亚洲体育界的一件大事，日本体育界将全力支持中国办好亚运会。古桥今天还被任命为参加北京亚运会的日本代表团团长。届时他将率领７２６人的庞大代表团参加北京亚运会。古桥说，准备参加北京亚运会，是他就任主席后的一项重要工作。日本在北京亚运会上争取取得比上届更好的成绩。古桥透露，日本在北京亚运会上的目标是：金牌７０块，总数第二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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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297 【原文出处】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108-110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 作 者 】董众鸣 【复印期号】199612 【 标 题 】二十世纪体育方法的两次大突破 【 正 文 】 提要 本世纪二十年代，瑞典体操教师斯卡尔斯特罗姆的《体操教学法》，系统化了形艺体育教学法，为二十世纪体育方法的第一次大突破；本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江桥等人主编的《体育教育法》以及随后形成的《体育方法学》，为真义体育建立了科学的体育方法体系，被全世界崇尚为二十世纪体育方法学的第二次大突破。关键词 形艺体育 体操教学法 体育教育法 体育方法学＊ ＊ ＊（一）从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卢梭的名著《爱弥尔》1762年问世，首次提出并系统地论述了身体教育的理论与产生实践效应之日算起，到瑞典体操教师――威廉・斯卡尔斯特罗姆在美国1914年发表的《体操教学法》为止，计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这是现代体育运动实践中，方法问题漫长的自在的历史阶段。这期间首先有丹麦的瑞典的体育工作者，随之又有号称德国体育之父――古兹牟茨、施皮斯以及奥地利的高尔霍弗尔等先驱者，相继在体操方面积累了一系列的成果，为成就《体操教学法》专著，作了充分的准备。威廉氏的《体操教学法》，可谓现代体育方法史上的首次突破，他的历史功绩在于他把前人零碎的、又各具特色的体操内容与方法，按照人体解剖与力学，特别是巴氏条件反射的原理，进行加工整理使之系统化，形成闻名全球的身体运动外部行为表现的教与学的方法的独立体系，从而促进了形艺体育思潮的进一步高涨。同时，我们又要看到他的历史局限性，他否定了对身体教育中身体锻炼过程的存在与研究。这种形艺体育体系，到十七、十八世纪又号称为“本质主义体育”。其代表人物美国的桑代克就一再宣称：“体育过程仅是传授技术的过程、学会了技艺，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正是体育之所追求的目的”。这种体育实际上是仅注重身体的外部行为的表现。所以又称为“行为主义体育”“形艺体育”、“本质主义体育”、“行为主义体育”，三者一脉相承，都以传授技艺为主，而把体育的本质特征――增强体质，仅作为在传授技艺过程中的副产品。可见，威廉氏的《体操教学法》仅为传授技艺效力，未对增强体质问津。（二）二次大战后，追随奥地利高尔霍费尔的“体育的重点应引向身体发达与教育方向”的倡导，各体育先进国家，首先掀起了体育的科学实验研究，如德国的黑廷格的《肌肉紧张法》、美国劳伦斯的《三十分钟健身跑》、白俄罗斯盖甫里的《增强骨质锻炼法》等人的科研成果，均逆《体操教学法》之道，而广泛地开展了健身运动的实践与研究。深受世人赞扬的“健身跑”，系原西德厄恩斯特创立的，他以慢而长的口号为指导，以脉率在150次／分钟以下的常态负荷为指标， 以谋求提高有氧代谢能力为目标。这一健身跑的理论与方法，又经霍尔曼教授从生理效应上研究、给予科学的论证，从而博得全球同行的赞赏。美国库泊研究的“吸氧运动”，首为日本人推崇，东京大学的广田和石川教授介绍说：“库泊的这一创举，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运动，而是以日常的、简易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做的走、跑、骑自行车等为手段，常态负荷为主要指标、持续十二分钟为限度、靠限定时间的长跑、以求得积极增强呼吸循环机能为宗旨。随之，又有美国的波茨克等人，在《成人的血管机能和机体组织锻炼效果》一文中，就走、跑、游泳、骑自行车锻炼效果的实验作出结论说：“持续性的运动锻炼中，其效果只取决于运动程度、持续时间、频度，它与运动的动作样式――身体行为外部表现是毫无关系的”。上述各项科研的进展，都为解决人类体质问题的《体育方法学》的创立，指明了方向与途径。（三）五十年代末，随着健身运动科研活动的深入展开，真义体育思潮与实践活动蓬勃兴起，先后有德国高校教师――F・寇赫、前苏联AA ・古金娜等人，在学校体育课的组织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提出了引人注目的《巡回锻炼》的新课题。特别是一九五八年英国利兹大学教师摩根与亚当逊发表了他们的14―15岁学生进行巡回锻炼的实验研究详细材料，引起各国体育教师的极大关注，认定它的特征：〈1〉内容简易多样，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既能充分满足学生们的热情与兴趣，又能全面影响学生的身体；〈2〉对不同健康程度的学生， 可随时自主地调节适合自身的运动量，有效地进行锻炼；〈3〉课堂上有挂图示意， 可供学生主动模仿去做，教师只给予个别指导。这一切均在于赢得更多的实际锻炼时间，提高体育课的健身效果。在东方又有日本前体育会长――前川峰雄，主持了全日本的体育方法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践研究的三大战役，历时近十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撰写并出版了《日本健身运动处方》的佳作，广为流传，威震体坛。（1979年译成中文版）发展到七十年代，日本的江桥等人主编的《体育教育法》专著出版，随之又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体育方法学》。它们的问世，为真义体育建立了科学的体育方法体系，被全世界崇尚为二十世纪体育方法学的第二次大突破。在这两部著作中论述了体育方法体系的根本性特征是从人体特有的强弱变化的规律出发，追求健身效益为目标的一整套的原则与方法。其原则是：超量恢复、渐进性、意识性、全面性、反复性、个别性；其方法有：负荷法、重复法、变换法、连续法、间歇法。从而揭示了身体过程最本质的是锻炼过程，指明这一锻炼过程实现着体育的基本任务――增强体质。可见，体育方法的第二次大突破，是体育科学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四）“形艺体育”是本世纪廿年代的产物，对我国体育的影响是深刻的。在解放前，它占据了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体育教育的舞台。解放后，五十年代，学习苏联，把《体操教学法》改为《运动教学法》、《体育教学法》，在高等体育院校还被冠以《体育理论》。其实质还是“形艺体育”的那一套，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进入八十年代，在真义体育思想指导下的《体育方法学》开始引进我国，但未能被广泛接受。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全民健身计划》的出台与实施，标志着真义体育思想及其指导下的体育方法学在我国才被广泛承认与接受。为此，我们体育教育工作者，要借“全民健身计划”的强劲东风，不失时机地大力开展真义体育的科学化及其体育方法学的研究与推广。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体育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参考文献1.《体育方法学》长春版1984年2.《体育学刊》1996年第2期3.《日本健身运动处方》日译本1979年版4.《健身跑的奥秘》英译本1980年版（责任编辑 王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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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6期 Vol.17 No.6 1999小麦族中普通小麦与其近缘种属间染色体自然易位产生的原因樊路 李军辉在小麦族中普通小麦与其近缘种属间染色体易位(spontaneous translocation)是经常发生的［1，2］，它在获得有价值的育种材料方面有特殊的意义。例如，人们共知的普通小麦――黑麦1B-1R易位系就是自然产生的［3，4］。它已把黑麦中的抗条锈基因Yr9，抗叶锈基因Lr26，抗秆锈基因Sr3，抗白粉病基因Pm8和抗蚜虫基因(Gb)转移到了普通小麦中获得了优良的育种材料，在欧洲以致世界范围内的小麦育种中得到广泛应用，培育出了许多优良品种，在全世界小麦增产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外，还有许多自然发生的染色体易位，在一些国家，一些地区的小麦育种中也起了很大作用［5，6］。所以，探明普通小麦与其近缘种属间染色体自然易位的原因，对于发现寻找自然易位系，获得有用的育种材料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即是对有关染色体自然易位的原因加以综述。1 自然射线引起在自然界中有许多射线，例如宇宙射线、太阳射线等，由于它们的照射可使普通小麦染色体及其近缘种属的染色体均发生断裂，并且发生相互间拼接，形成普通小麦与其近缘种属间的染色体易位。它们可能是部分同源染色体，也可能是非同源染色体间的易位。2 互锁二价体(interloked bivalent)的分离［7］在普通小麦与其近缘种属的杂种中，减数分裂期间当受到热冲击等理化因素作用时，会产生二价体的互锁现象。当两个互锁的二价体(一个为普通小麦的二价体，另一个为其近缘种属的二价体)分离时，会发生普通小麦染色体与其近缘种属间染色体间的易位。3 互相配对的部分同源染色体发生交换(crossing-over)在普通小麦与其近缘种属的杂种中，由于普通小麦5B染色体的失去或者普通小麦控制染色体配对的主要基因Ph1受到抑制［8～10］，普通小麦与其近缘种属的部分同源染色体间便可以相互配对，同时发生交换，形成普通小麦与其近缘种属间部分同源染色体易位。由于它们是部分同源染色体，具有相互补偿作用，所以易位后对于普通小麦影响很小，这样的易位，其利用价值更大。4 同源染色体片段(segment)的作用在普通小麦与其近源种属非同源(non-homologous)染色体间，由于存在共同的染色体片段(common segment)，在减数分裂时会引起相互配对，并发生交换，而形成普通小麦与其近缘种属间的染色体易位。研究表明，在小麦族的染色体中，具有共同片段的现象并不罕见，这主要是由于在小麦进化过程中形成的［7］。5 由单价体错分裂(misdivision)形成在普通小麦与其近缘种属杂种F1中，由于Ph1基因存在，减数分裂中普通小麦染色体和其近缘种属染色体大多以单价体形式存在，而单价体大多具有错分裂的倾向，形成端着丝点染色体［11～13］。新形成的普通小麦端着丝点染色体和近缘种属的端着丝点染色体可以在着丝点处结合而形成易位染色体［14］。6 由杀配子基因(gametocidal gene)引起当杀配子基因引入普通小麦――近缘野生种染色体代换系、附加系以及异重组系以后，杀配子基因可以引起普通小麦及其近缘种属的染色体断裂，随后断裂的普通小麦染色体和断裂的近缘种属染色体可以重新拼接，而形成易位染色体。现已发现在Aegilops属就存在有这种杀配子基因［15］。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100081参考文献1 Kawahara T. Spontaneous translocation in the wild diploid wheat Triticum boeoticum. Jap J Gentet, 1990, 65:221～2232 Miller T E, Reader S M and Singh D. Spontenous non-Robertsonian translocation between wheat chromosome and a alien chromosome. Proc 7th Int Wheat Genet Symp, 1988, 387～3903 Mettin D, Bluthner W D and Schlegel G. Additional evidence on spontaneous 1B/1R wheat-rye sustitution and translocation. Proc 4th Int Wheat Genet Symp, 1973, 174～1844 Zeller F J. 1B/1R wheat-rye chromosome substitution and transl-ocation. Proc 4th Int Wheat Genet Symp, 1973, 209～2215 Smith E L, Schlehuber A M., Young and H C. L H Edwards. Registration of Agent wheat. Crop Sci 1968,(8): 511～5126 Whelan E D P and Hart G E. A spontaneous translocation that transfers wheat curl mite resistance from decaploid Agropyron elongatum to common wheat. Genome,1988,30:289～2927 Gupta P K and Gupta S N. Cytogenetics of chromosome interchanges in plants. In Chromosome Engineering in Plants ed by P K Gupta and T Tsuchiya Ilsevier. 1991, 87～1128 Sears E R. Genetic control of chromosome pairing in wheat. Annu Rev Genet,1976, 10:31～519 Okamoto M. Asynaptic effect of chromosome V. Wheat Int Serv, 1957, 5:610 樊路，韩敬花. 小麦(T.aestivum)中的抑制部分同源配对的主要基因―Ph1(Ph). 北京农业科学, 1992,(1):26～2911 樊路，韩敬花. 普通小麦减数分裂中单价体的错分裂. 细胞生物学, 1987,(2):60～6212 樊路. 九个中国北部普通小麦品种(T.aestivum)同源转化群5单体单价体在减数分裂后期I时的错分裂. 作物学报, 1986,(1):21～2913 Lima-de-Faria A. The role of the kinetochore in chromosome organization. Hereditas, 1956,42:85～9514 Sears E R. chromosome engineering in wheat. Stadler Symposia, 1972, 23～3815 Endo T R. Chromosome mutaiton induced by gametocidal chromosomes in common wheat. Proc 7th Int Wheat Genet Symp, 1988, 25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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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19卷 第5期 Vol.19 No.5 1999种植杂交稻对甲烷排放的影响及评价段彬伍 卢婉芳 陈苇 陆雅海 郭望模 Wassmann R Lantin R S摘要：早、中、晚稻三季24h稻田甲烷监测结果表明,种植杂交稻没有明显增进稻田甲烷排放的作用.甲烷释放总量在3个种植季节中,除连作晚稻的杂交稻田比常规稻田高11.6%外,早稻、单季稻杂交稻田分别低于常规稻田6.4%和8.9%.稻田甲烷每周日平均释放量在水稻生长前期(移栽后5～7周)杂交稻高于常规稻,孕穗至收获期杂交稻低于常规稻.温度对甲烷释放影响十分明显.在不同水稻种植季节,稻田甲烷释放模式各不相同.经测定,杂交稻田的土壤产甲烷细菌数量及土壤产甲烷潜力明显高于常规稻田,其中产甲烷细菌数可相差数倍至2个数量级.试验结果还表明,种植水稻明显增加了稻田甲烷排放量,与浸水稻田相比,植稻田甲烷排放量增加了41.4 %.关键词：甲烷释放；杂交稻；水稻田；产甲烷细菌中图分类号：X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6923(1999)05- 0397- 05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planted hybrid rice on methane emission from paddy field.DUAN Bin-wu1, LU Wan-fang1, CHEN Wei1,LU Ya-hai1,GUO Wang-mo1,Wassmann R2,Lantin R S2(1. China 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Hangzhou 310006,China；2.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Manila, Philippines).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1999,19(5)：397～401Abstract：The experiments of planted hybrid and conventional rice in double and single season were carried out in 1996. The integrating continuous CH4 flux measurements showed that CH4 emission from hybrid rice field was higher in the early growth stage (5～7 weeks after transplanting ) and lower in late stage (booting - harvesting ) than those from conventional rice in three planting seasons. Compared with planted conventional rice, planted hybrid rice resulted in CH4 emission reduction by 6.4% in early rice and 8.9 % in single rice, and increment by 11.6 % in double late rice. As methane emission was highly effected by temperature, in different rice planting season the patterns of methane emission were different. The amounts of methane-producing bacteria and methane production potential of the soil planted hybrid rice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ose of planted conventional rice. The experiment also demonstrated that methane emission in the field with planted rice was 41.4 % higher than that of unplanted rice.Key words：methane emission；hybrid rice；paddy field；methanogen甲烷是一种重要的温室效应气体,大气中甲烷总量为4700kg,年释放量为500kg,其中70%源于生物活动[1].据估测,淹、灌稻田甲烷的年释放量可达20～100kg[1],约占甲烷释放总量的4%~20%.水稻在甲烷释放中起了重要作用,据报道由水稻植株释放的甲烷可占稻田甲烷释放量的90%[2].近年来有关稻田甲烷释放及农艺措施、水稻品种等对甲烷释放影响的研究已有报道,但有关种植杂交稻与常规稻对稻田甲烷排放及土壤产甲烷细菌变化影响的研究则不多见.我国杂交稻种植面积占全国稻作面积的50%左右,评价杂交稻稻田甲烷释放的环境保护意义十分重要.为此本文研究了杭州地区早、中、晚三季种植杂交稻与常规稻稻田甲烷的释放及水稻不同生育期土壤产甲烷细菌的数量变化.1 材料与方法1.1 基本情况试验于1996年在中国水稻研究所试验场进行,土壤为青紫泥,粘质.有机质含量为4.16 g/kg,含2.27 g/kg,pH值 6.2.常规稻(Tc)早稻中优906,连作晚稻秀水11,单晚春江06;杂交稻(Th)早稻金23A/11,连作晚稻Ⅱ优1568,单晚汕优10号.小区面积5m′ 5m,重复3次.早稻5月7日移栽,7月24日收获;连作晚稻7月26日移栽,11月8日收获;单季稻5月28日移栽,9月25日收获(常规稻为10月31日).种植密度16.7cm×16.7cm,杂交稻早稻每穴2本,晚稻每穴1本;常规稻早、晚稻均为每穴5本.各处理N(尿素)、P(过磷酸钙)、K (氯化钾)用量分别为120 : 30 : 30 (kg / hm2 ),其中P、K和半数N作基肥施用,其余N素分为两份,于移栽后第7、16天追施,其它管理照常.1.2 甲烷测定采用GC-8A色谱仪及德产全套甲烷田间自动取样系统,于水稻移栽至收获期间,全天24 h连续监测.具体方法为在各区均设有一受电脑控制、箱盖能自行启闭的有机玻璃采样箱.取样前后,箱盖由气动推杆准时关闭和开启,连通各箱的采样管则及时将箱内气体输送到色谱仪测定CH4浓度变动情况.同时,该系统定时测定空气、水层和土壤的温度.1.3 产甲烷细菌数量测定采用亨格特严格厌氧技术,按钱泽澍等人的方法[3],但用土壤浸出液而不用沼气发酵液[4],基质用混合培养基,以CH4形成作生长指标,MPN法计算产甲烷细菌数量.1.3.1 混合基质组成与制备 混合培养基组成为NaCl 1.0 g,KH2PO4 0.4 g,K2HPO4 0.4 g,HCOONa 5.0 g,CH3COONa 5.0 g;CH3OH 5.0 mL,微量元素液 10 mL,土壤浸出液 100 mL(水:土 = 1:1,充分搅拌,静置过夜后过滤,4℃保存),酵母膏 1.0g,半胱氨酸0.5g;刃天青 0.1 g;水1000 mL,高纯氢、二氧化碳气体8:2.上述培养基按亨格特严格厌氧技术制备,并分装至15′ 150mm可密封的厌氧管中,每支4.5 mL,塞上异丁胶塞,121℃灭菌30min.1.3.2 产甲烷细菌的培养 在水稻不同生育期,以每区5～7点采取2～10cm深处土壤,置于密封塑料袋内,采用亨格特厌氧技术将混匀土样制成10倍系列稀释液.接种时,先将经上述分装灭菌培养管每支加入16万单位无氧青霉素液0.1 mL,再加入相应系列土壤稀释液0.5mL,通入H2置换N2 1min,加入灭菌无氧1%Na2S+0.5%NaHCO3混合液0.1mL,最后加入3mL无氧CO2.各处理重复4次,35℃培养3周,即可上机测定CH4.1.4 土壤甲烷生产潜力测定在测定产甲烷细菌时同步进行,重复3次.称取相当20g干土的鲜土,置于100 mL烧杯内,加入一枚磁力棒及蒸馏水,调至水土比为2 : 1,用有换气插孔的胶塞密封,磁搅拌并通入高纯氮3min,使之处于严格厌氧条件下,置于35℃培养.于测定前一天取出,先搅拌、通N2置换3min,再培养24h.测定时先磁搅拌3min,然后用针筒自取样孔准确吸取1mL气体,上机测定甲烷浓度.并计算出土壤产甲烷潜力,即每克干土24 h产甲烷量(CH4 mg/dry soil g.24h ).1.5 土壤Eh值测定采用菲利普PW-9424型酸度计,铂电极定位于土壤 5cm处,3次重复,每天测定1次.2 结果与分析2.1 灌溉稻田的甲烷排放图1表明稻田甲烷的产生与释放与土壤Eh密切相关,Eh值愈低土壤的还原性越强,甲烷释放量越大.当土壤Eh值低达- 150 mV左右时,甲烷大量产生.此外,种植水稻对稻田甲烷排放影响非常大,在移栽初期植稻田与浸水非植稻田相比,甲烷释放量基本相同,但10d后植稻田的甲烷释放量已明显高于非植稻田,并随着水稻生育期的进程释放量及差异逐步增大,如在移栽后第10d ,植稻田与非植稻田的甲烷释放量为76和58mg /m2.d,而第35d已分别达139与78 mg /m2.d.移栽6周内,甲烷日均释放量植稻田为102 mg/m2.d;非植稻田为78 mg /m2? d.2.2 三季种植杂交稻与常规稻其稻田甲烷排放量的比较在水稻三季种植中,与常规稻相比杂交稻田的甲烷排放均有一共同之处(表1),在水稻营养生长期,即水稻移栽后5或7周内,杂交稻田的甲烷每周日平均释放量都高于常规稻田,此后至收获杂交稻田甲烷释放量则低于常规稻田;此外,在不同种植季节里,甲烷释放变化的趋势也不一样,早稻、单季稻和连作晚稻稻田在水稻分蘖盛期～分蘖末期都有一甲烷释放高峰期.但早稻田在抽穗期(收获前4周左右)还另有一甲烷释放高峰,而连晚和单季稻稻田的这一高峰不明显.图1 植稻田和非植稻田甲烷的释放及其土壤Eh值变化Fig.1 Methane emission from the paddy field with / without planted rice and the change of soil Eh非植稻田 植稻田 土壤Eh表 1 三季种植杂交稻与常规稻稻田甲烷的排放量比较 (mg/d.m2 )Table 1 Methane emission from the paddy field planted hybrid and conventional rice (mg/d.m2 )移栽周数早稻晚稻单季稻TcTh土温TcTh土温TcTh土温(周) (℃) (℃) (℃)1293120.27810028.8919526.12848921.225327225.915215025.5311412022.629033529.121125526.1413315123.431534927.827936025.3512112924.616218926.325035028.8614912825.913917523.922218128.871199226.111612824.430124925.9822420725.5494124.827021029.1922319226.1176.822.228318727.710877125.3113.721.020915626.311776228.81.71.218.314110323.912 1.61.118.01325624.413 1.20.717.3482024.814 1.00.517.08.34.322.215 0.8 17.05.8 21.016 1.4 18.317 1.5 18.018 1.0 17.419 0.9 16.8平均值12411624.59611522.813717024.0注: 土温 土壤5cm处温度温度是影响稻田甲烷排放的重要因素之一.二者相关系数 r = 0.673(差异极显著),从表1可以看出,早稻生长在温度逐步升高的环境里,单季稻和晚稻(尤其后者)则处于生育后期温度逐步降低的条件下,当土壤温度低于22oC时,由于低温抑制了产甲烷细菌的活动与活性,稻田甲烷释放量明显降低,故晚稻、单季稻的生育后期稻田甲烷排放量都很低,近于零.从表1还可看出,晚稻土温低于22℃的时间长达7周,几乎占本田生育期一半(47％),单季稻为6周,约占生育期的30％,而早稻仅前两周土温低于22℃.因此早稻田的甲烷释放在水稻全生育期中分布较为均匀;晚稻田甲烷释放的95％都集中于水稻生长前期,后8周仅占5％;单季稻田的甲烷释放主要分布在水稻生长前期和中期,收割前5周甲烷释放量仅占总量的14％(杂交稻).从表2可以看出,甲烷日均释放量除晚稻是杂交稻田高于常规稻田外,早稻、单季稻均为杂交稻田低于常规稻.以整个本田生长季的甲烷释放总量看,情况也是如此,其中单季杂交稻甲烷释放量比常规稻低1.62g / m2,减少排放8.9%,早稻减少了6.4%.此外,早、单两季稻作中,生产单位产量稻谷所形成的甲烷排放量也是杂交稻低于常规稻,仅连作晚稻杂交稻高于常规稻.表 2 三季种植杂交稻与常规稻稻田甲烷的排放量及稻谷产量Table 2 The amounts of methane emission hybrid /conventionalrice and its yield in three planting season水稻季别甲烷日排放量甲烷当季总排放量本田生长期(d)稻谷产量吨稻谷产甲烷量(CH4 mg/m2.d )(g/m2.季 )增减(%)(t稻/m2)(CH4 kg/t稻 )增减(%)杂交早 1168.91-6.4774.9318.1- 2.2常规早 1249.52 775.1518.5杂交连晚 11711.2211.6975.6519.92.8常规连晚 9610.05 1055.2119.3杂交单晚 17316.63-8.9966.0127.7- 9.8常规单晚 189*18.25 1325.9730.7Th－Tc早-8-0.61 -0.22-0.40晚211.17 0.440.55单-16-1.62 0.06-3.01注:* 该值为移栽后1～96d,即杂交稻收获前,此后常规稻甲烷排放量仅为2.4mg/m2.d故不计入2.3 杂交稻与常规稻不同生育期土壤产甲烷细菌的数量变化土壤产甲烷细菌测定结果表明,在早稻、连作晚稻种植中,除本田初期杂交稻田土壤产甲烷细菌数低于常规稻田外(表3),其它各生育期杂交稻田均高于常规稻田,其差异可达数倍至2个数量级. (月.日)表 3 杂交稻与常规稻各生育期土壤产甲烷细菌的数量变化Table 3 The amounts of methane production bacterial during different growth stage of hybrid / conventional rice in early and late season测定时间早稻细菌数(个/ g干土)测定时间连晚细菌数(个/ g干土)(月.日)杂交稻常规稻杂交稻常规稻5.21(分蘖)1.34×1052.11×1058.06(始蘖)1.50×1052.71×1056.17(孕穗)2.89×1061.48×1068.20(分蘖盛期)1.13×1054.65×1047.01(抽穗)3.25×1051.16×1059.02(孕穗)1.56×1067.47×1047.15(乳熟)2.02×1079.30×1059.17(抽穗)1.96×1064.56×1057.24(成熟)5.01×1053.78×10510.16(成熟)1.85×1062.84×105- - - 11.15(收后)3.17×1051. 46×105在晚稻收获两周后,杂交稻田的土壤产甲烷细菌的数仍比常规稻高117%.此外,水稻不同生育期中土壤产甲烷菌数变化较大,早稻在孕穗及乳熟二期土壤产甲烷菌数最高,分蘖和抽穗期较低;晚稻除分蘖盛期较低外,其它各期均较高.与早稻相比,晚稻的土壤产甲烷菌数变化不大,数值也略低于早稻,杂交早稻的产甲烷细菌数为1.34′ 105~ 2.02′ 107(个/g干土),杂交晚稻为1.13′ 105~1.96′ 106(个/g干土).取自晚稻抽穗期和成熟期土壤产甲烷潜力的测定结果与产甲烷细菌的测定结果较为一致,经厌氧培养后,杂交稻田土壤的产甲烷潜力明显高于常规稻田(图2).上述结果表明,种植杂交稻能明显增加土壤的产甲烷能力和产甲烷细菌数量.这是由于与常规稻相比,杂交稻有着较强的代谢能力和更为发达的根系[5],因而产生较多根系分泌物和脱落物等促进土壤微生物生长的基质[6] .但是,水稻土壤产甲烷菌数量的变化与稻田甲烷释放关系不太明显,说明还有其它因素限制了甲烷的形成及释放.其中氧化甲烷细菌的数量及产甲烷菌的活性可能是制约因素之一.图 2 连晚杂交稻和常规稻抽穗/成熟期的土壤产甲烷潜力Fig.2 Methane production potential of the soil with hybrid and conventional rice in heading / ripening stage of late rice常规稻 杂交稻3 讨论在本试验中,种植杂交稻没有明显增进稻田甲烷释放的作用.以甲烷日均释放量及当季总释放量计算,早稻、单晚稻都为杂交稻田低于常规稻田,仅连晚稻是杂交稻田高于常规稻田.试验显示,在3种种植季节水稻移栽后的5~7周内,杂交稻田甲烷日均释放量都高于常规稻田,但此后至收获,杂交稻田甲烷释放量均低于常规稻田;温度变化对甲烷释放量影响极大,因此在不同种植季里甲烷的释放模式不尽相同:早稻光温条件较好,相对而言早稻田的甲烷释放量在水稻全生育期中分布较为均匀,而晚稻、单季稻后期气温明显偏低,稻田甲烷释放量主要集中在水稻生长的中前期,后期甲烷释放量近于零.这些均影响到种植杂交稻与常规稻的甲烷释放量差异.因此,认为杂交稻的甲烷释放量并不一定高于常规稻田.种植杂交稻确实能明显增加土壤产甲烷细菌数和土壤产甲烷潜力.经测定,杂交稻田的产甲烷菌数比常规稻田高1~2个数量级,水稻土壤产甲烷菌数量的变化与稻田甲烷释放量关系不太明显.这在晚稻生长后期尤为明显,说明除温度因素外还另有因素限制了甲烷的形成与释放量.产甲烷菌的活性及氧化甲烷细菌数量可能是制约因素之一,S. Nichino等人报道了日本三类稻田土壤中甲烷细菌及甲烷形成的研究结果,曾提出高的甲烷细菌数量并不一定意味着高的产甲烷生物活性[7],与作者的研究结果较为相似,这方面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本试验再次证实植稻能明显增加稻田甲烷的释放量.水稻移栽后 6周连续测定表明,植稻田甲烷日均释放量为102 mg /m2,浸水稻田仅为72 mg /m2.植稻田比非植稻田高41%,其值远低于一些报道[1,8,9],表明在淹水还原条件下,稻田未植稻对甲烷排放量有一定限制,但甲烷仍可大量以迸发起泡的形式从土壤中溢出,进入大气.4 结论种植杂交稻没有明显增加稻田甲烷排放的作用.温度对稻田甲烷释放量的影响十分明显,在不同种植季节,稻田甲烷释放模式各不相同.杂交稻田土壤产甲烷细菌数量及土壤产甲烷潜力明显高于常规稻田,其中产甲烷细菌数可相差数倍至两个数量级.种植水稻明显增加了稻田甲烷排放量,与浸水稻田相比,植稻田的甲烷排放量增加了41.4 % .基金项目：GEF / UNDP资助 (C92379)作者简介：段彬伍(1957-), 女,云南施甸人,中国水稻研究所学士,助研.主要从事稻田甲烷排放及监控研究工作.参加国际协作项目“亚州地区间稻田甲烷排放研究”,“水稻高产与稻田甲烷减排的生态环境条件研究”工作.发表论文21篇.作者单位：段彬伍 卢婉芳 陈苇 陆雅海 郭望模 中国水稻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06Wassmann R Lantin R S 国际水稻研究所,菲律宾 马尼拉参考文献：[1]Neue H U, Wassmann R, Lantin R S, et al. Methane emission from ricefield [J]. International Rice Res. Notes, 1994, 19 (3): 31.[2]Neue H U, Wassmann R, Lantin R S, et al. Effect of cultural practices on methane emission [J]. International Rice Res. Notes. 1994, 19 (3): 34- 35.[3]钱泽澍,闵 航. 沼气发酵微生物学 [M]. 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210- 230.[4]闵 航,陈美慈,钱泽澍. 水稻田的甲烷释放及其生物学机理 [J]. 土壤学报,1993,30 (2): 125- 129.[5]袁隆平,陈洪新. 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 [M]. 湖南: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 292- 296.[6]Sicui Liang ,Geng yang. Possibilities for reducing methane emission from ricefeild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Rice Res. Notes. 1994, 19 (3): 39- 40.[7]Nishino S, Inubushi K , Hatanaka N. Methane formation and oxidation to control emission from paddy soil [A].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ximizing Sustainable Rice Yields Through Improved Soil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 Thailand: Printed by Funny Publishing Limited Partnership, 1996. 813 - 825.[8]Bont J A M. Bacterial oxidation of methane in rice paddy [J]. Ecol. Biol., 1978, 26: 91- 96.[9]Holzapfel-Pschorn A,Conrad R,Seiler W, et al. Effect of vegetation on the emission of methane from submerged paddy soil [J]. Plant Soil, 1986, 92: 223- 233.收稿日期：199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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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964 【原文出处】科技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201 【原刊页号】⑴ 【分 类 号】N1 【分 类 名】科技管理与成就 【 作 者 】宋健 【复印期号】199603 【 标 题 】科技工作者肩负历史重任 要勇创辉煌业绩 ――在国家科技奖获奖者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九六年一月三十日）【 正 文 】 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授奖大会，对1995年度国家科技奖的获奖者进行了表彰。刚才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亲切会见了获奖者代表，并且与大家合影留念。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科技人员的亲切关怀。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科技专家们表示衷心祝贺和慰问。今天，我们又邀请部分代表，欢聚在这里，促膝交谈。大家就我国科技工作的改革与发展，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知道这不只是代表你们个人，而是代表一大批科技工作者。我们将把这些意见和建议分门别类进行整理，近期能解决的尽快督促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转告有关部门，涉及一些重大问题的，我们还要带回去研究，将作为制定有关政策时参考。这里，我代表国务院，向出席今天座谈会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以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为中心内容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第一次庄严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并且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认真贯彻“决定”，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今年的经济工作做了全面部署，也对科技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科技发展关系到民族兴衰和未来事业的成败，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当前，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这些重要文件，制定具体实施计划。一个全党、全民族、全社会关心科技，支持科技，寄深情与厚望于科技的大好氛围已经形成。工作在科技战线的同志们，应该十分珍惜，把握好时机，抓住机遇，为实现国家的大目标，勇往直前，奋创佳绩。实现这个大目标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各位都是在科技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表彰，得到了科技界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奋斗，推动全国科技工作者上下一致，齐心协力，在工作中贯彻“科教兴国”战略，为实现“两个转变”做贡献。我们要遵照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学习、学习、再学习；落实、落实、再落实”，为实现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奋斗。我国现有科技人员1800多万人，仅占我国人口的1.5％左右， 比起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差得很远。我们有幸受到较多教育，学到并掌握较多专业知识，从事科技工作。选择科技工作为职业，就意味着奋斗与奉献。科技是不断创新、日新月异的事业。科技人员总是处在破旧立新的追求之中，站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沿，是全民族向科技进军的带头人，担负着把前人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智慧，弃其狭义，注以新知，传播与物化到社会，转移给后代的光荣历史使命。这种特殊的使命，要求科技工作者，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集体意识，才能承担起发展当代科技的任务。虽然近几年来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但仍不尽人意。这一点党中央、国务院是很清楚的，并正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你们努力拼搏，为国家、为人民不断做出卓越贡献。这是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对科技的挚爱之情，是敬业精神，是奉献精神。我们全国科技工作者要向你们学习，把这种时代精神发扬光大。培养新一代青年科技人才是我们的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无论是对近期还是对中华民族远期发展和进步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华民族搞现代科学技术很晚，根基较弱。现在能接受科技教育的青年仅占同龄人的4％左右。要想实现“科技兴国”战略目标，必须更多地培养年轻人，为未来造就更多的人才。希望大家能充分重视这个问题，每一个老、中年科学家、专家都应该带学生，青年科学家也要带学生，共同工作，我国科技事业才能持续繁荣，逐步形成全民族，各行各业持续发展进步的强大基础。从历史的角度看，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科学家，领导我们建立了我国科学技术工作的基础。历史又赋予我们这一代以新的使命，这就是推动国家经济腾飞，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不断培育新人，扩大科技队伍，才能在下一世纪建成现代化的国家。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决定》已确定了我国科技工作的大政方针，我们应当瞄准国家的大目标，顽强奋斗，努力奉献。同志们，农村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农业的科学技术研究是一个人类永恒的主题。为建立现代农业，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有待于改组、改革、改造，要加强科学管理，以高新技术去武装、改造传统产业，提高科技水平和效益，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还要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在不远的未来，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能屹立于世界。这都是我们今后必须解决的问题。希望大家除了在本专业、本职工作中进一步攀登新的高峰以外，还要深入调查研究，多为党和政府献计献策。各位的卓越成就已经表明，任何看轻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能力、创造力和无所作为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我相信，我国科技工作者一定会在伟大时代，勇创辉煌业绩。当然讲奋斗，讲奉献，也要讲科学。希望大家劳逸结合，保持身体健康。会后一两天，外地代表就要离开北京了，祝大家一路顺风、新春愉快、合家欢乐！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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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专家座谈江泽民讲话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知识分子有义不容辞的责任(4)内容: 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１日电（记者顾洪洪）在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关于《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之后，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一批成就卓著的冶金专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最近在京座谈了他们的感受。多次参与攻克特种钢冶炼难题的特种冶炼专家李正邦说，听了江泽民同志的报告，感到亲切，深受鼓舞。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强调，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每想到这点，就深感责任重大。拿钢铁来说，目前我国人均年产钢只有５０多公斤，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要赶上去，就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对此，作为冶金行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我国通讯卫星上天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高温合金专家王（炎加炎旁）对江泽民同志报告的评价是：推心置腹，坦诚相对，语重心长。他说，这十年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党和国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知识分子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所担负的历史责任是清楚的。只要是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再难也要干好。他说，近几年来，在参加国家高技术中长期科技计划安排工作中，他接触了大量老中青知识分子，对他们拚命也要干好工作这个共同点有深切的体会。１９８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电镜专家朱静在谈到自己的感受时说，知识分子的命运历来是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联的。她认为，江泽民同志报告中强调爱国主义非常及时。他说，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投靠外国人骂自己的祖国，这种人是没有出路的。为研制秦山核电站核心部件做出重大贡献的焊接专家丁立平说：近几年来，知识分子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受到了国家的高度评价和重视。座谈会上冶金专家们还表示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有关部门及时制订一些有利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聪明才智的措施和办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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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671 【原文出处】中国美术教育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29-30 【分 类 号】G39 【分 类 名】小学各科教学 【 作 者 】蒋良 【复印期号】199606 【 标 题 】三维构建的教学内容体系 ――《联邦德国黑森州小学美术教学大纲》特色一议【 正 文 】 （济南市教学研究室 蒋良）《联邦德国黑森州小学美术教学大纲》具体而详实地展开对教学内容的描述，强调大纲执行的可操作性，这在覆盖区域相对集中、社会条件和教学条件较为一致的背景下，显然是十分适宜的。它与我国覆盖多层次的全国大纲，客观上缺乏可比条件。不过，大纲对教学所应当产生的影响，具体到一个局部，其要求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即要求教学大纲对知识序列实施规范和对具体内容进行提示。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不同模式的大纲比较中进入思考。一、网络系统的第一个基本维度与黑森州大纲相似，目前，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大纲形式来规范教学内容时，都注意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来构筑教学内容的网络系统。对于教学内容而言，课业分类是该系统第一层次的分解。我国目前试用的中、小学美术教学大纲的课业分类是绘画、工艺、欣赏三足鼎立，又相互兼容；有大致比例，又不机械划分。这种实践与理论均不偏废的构架，基本上与国际现代美术教育基本体系相吻合。笔者在初读黑森州大纲“专业课业”栏目时，曾感不得要领，但尝试着将其设列的10个“目”作一次组合和分解，也同样可以得出如下的一个系统：（见后表）二、网络系统的第二和第三个维度系统结构的第二个维度是沿着学段走向，将上述课业知识要点串连起来的“网绳”，其构织的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是知识或技能本身的逻辑顺序决定其序列之先后；二是与学生接受能力的对应决定其最终落实的位置。在这两者中间，前者是较易确认的“常数”，而后者则可能在与课业网线交织过程中实施有限度的调节。我国现行的中小学美术教学大纲就是考虑到在义务教育各科整体配合下，学生经九年的教育，心理发展与生理发育同步，已由儿童期进入了青少年期。因此，小学分低、中、高年级分别提出不同的学段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则是分年级规划；初中的教学内容和要求也是以年级为单位分步落实，在这一维度上体现了必要的理性特征。如在绘画习作与创作的双基系列中，小学低年级安排临摹、添画、记忆画、想象画等练习；中年级的想象画和记忆画则要表现“有趣的情节”和“安排好画面和画好人物的动态特点”；小学高年级及初中则是在掌握构图等一系列创作技能的基础上，学习绘画创作构思，要求“为儿歌、诗歌配画”，“为语文课中的童话故事、寓言或学生作文作插图”、“为语文课本中的文学作品作插图”。由随意进入规定情境，由生活感受进入演绎，生活经历和文史知识的积累与美术相关知识一起推进着这一系列的教学进程。然而，黑森州小学的学制是四年，学生年龄跨度还不足以形成实质性的飞跃，所以，大纲在体例上没有依此维度作二级分解，而是设置了一个一般大纲很少系统展开的“选题范围”，与“专业课业”交织，构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第三个维度。该大纲指明：“选题范围是在考虑到它们的审美意义的前提下例示般地挑选和总结出来的。对此不言而喻也允许和期待其它的选题。”被大纲罗列并详加阐述的有如下七个类别的选题范围：我和他人、饮食、衣着／化装／首饰、游戏／玩具、故事／童话／小品、媒体、自然／环境。大纲指出：这些“题材均来自学生的有意义的审美经验领域。所列选题次序并不意味着内容有所侧重或时间安排上有先后之分。”在随后展开的阐述中，以“选题的可能性”和“具体建议”为栏目，有了更具体的展开，如“我和他人”题材的“选题的可能性”有二：――自我介绍：我的身体；这就是我；这是我的一方面；理想中的我。――我和他人：我的家；我们的班级；我的朋友和我；典型男儿／典型女孩；校园；在游泳池；体育运动。每类题材的“具体建议”则都分作1/2年级和3/4年级两栏，分列出可供教学选用的课题内容。如在“自我介绍”的选题方向上，1/2年级有“手印、脚印印刷”等较易掌握的课题内容；而3/4年级则安排了“制做一个小木偶，是自己的脸和手脚”等有一定难度的课题内容。两个维度协同，对教学内容作了最为直观的规定。我们从大纲中可以看出“选题范围”成了中枢和纽带。细究其因由，正由于“选题范围”最敏感地与外界经常性地“交换能量”，它与不同时代的要求，不同民族的要求，不同的教育思想的要求和不同教育对象的要求密切相关，用于对内“转换”与对外“迁移”，它无疑对“课业”和“学段”这两个基本固态的因素能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三、第三维度的内容及价值那么，黑森州大纲富有特色的、“示例般”挑选的七类选题是出于怎样一种考虑呢？综合该大纲“选题范围”一节中对各选题的概述、可能性分解及学段具体建议，笔者为各类选题找到了如下的注解：我和他人――有意识感受自己，在反映自我和与人交往中促进个人认知表达；饮食――饮食文化天天作用于儿童的所有感官，影响其审美观念；衣着／化妆／首饰――在体验自身基础上表现个性，外化内在的东西或隐藏自己；游戏／玩具――学会利用现实中看来不能直接利用的东西，构建规则，创设情境；故事／童话／小品――以儿童的方式接受现实世界，并转向画面思维形式；媒体――表达对视听媒体个人独特的感觉，模拟对创意设计的参与；自然／环境――对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提供多种感官体验的机会。占有全大纲约一半篇幅的这七个方面的规划给我的最主要感受有两点：1.忠实地服务于教学的目的。大纲在描述课程任务和目的时强调：“为了让儿童面对现实世界能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画面，我们必须培养他们的感受能力并鼓励他们的多种表达方式”。围绕这一目的，七项选题范围均将儿童的感受之可能性放在了至要的地位，既考虑到从了解自己到了解他人，从了解衣食生活到了解文学艺术；又考虑到传统的儿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游戏、玩具和童话；还考虑到现代儿童生活中日渐疏离的自然和整日浸润其中的视听新媒介。“多种表达方式”训练目的是可以通过第一维度的专业课业来实施的，但要建立“自己的画面”，则必须按照这样的选题范围，让儿童面对他们自己的世界。2.开阔的跨专业思路。该大纲指出：“选题与其他专业内容上的重叠相交是小学跨专业和多专业共同教学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自然常识课对自然环境的了解成了美术学习的基础，科学幻想和计算机游戏进入到美术课堂，音乐课的听觉美感训练被借用到“音乐绘画游戏”之中，连饮食文化中的社会习俗和时装的变迁也能给学生开通许多跨学科的信息途径。为此，大纲还在“内容”一章最后专设“对跨专业教学的建议”一节，系统揭示了美术与德语、常识、数学、音乐、运动、宗教等专业进行教学合作的具体内容。美国教育家斯瓦布的学科结构论包含各科组织关系、学科内部关系和学科方法论三个问题。斯氏曾在著述中提出：“当我们用复数的‘学科’一词（即许多学科）时，我们不是指一门一门的学科，而是把许多学科视为一个整体；当我们用单数的‘结构’一词时，我们是指各门学科之间的组织。”“这些科学的相互关系就是去决定可以把哪些东西结合起来并应该把哪些东西区别开来，以实现教学目的；同样的这些相互关系在决定教学的顺序时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类关系将告诉我们哪些内容一定要在哪些内容的前面”，（引自［美］斯瓦布《学科的结构：它的意义与重要性》载福特等编《知识的结构与课程》芝加哥兰德・麦克纳勒公司1964年版第11页）学科内部关系指的是学科概念间实质性的结构，这是在知识体系背后的结构，它将告诉我们传授这些知识时将遇到一些什么问题。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从某一种概念结构所产生的知识通常会揭露出题材的新的复杂性，从而又产生一些新的概念。这些新的概念又使人进行新的探究，从而又会产生新的、比较完备的知识系统。”至于学科方法论的问题，即“每门学科有一些什么证明和证实的法则；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引自同上书第14页）大纲对教学内容体系如何表述，是要受实施背景制约的。但以大纲及其在教材中延伸而形成的教学内容体系，则必须进一步地强调其“最优化”的逻辑构架，这是为了对科学的教学内容进行具体而有效的控制。既然“课程中心”或“学生中心”都存有一定的偏颇，何不尽早针对我们跨世纪美术教育将面临的任务，立体地构建，在宏观规划中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课程标准，――在研读黑森州大纲时，我不期然地想到了这一点。（附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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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404 【 版 号 】2 【 标 题 】全国矿产资源委员会成立 邹家华提出全面加强矿产资源管理 【 作 者 】朱幼棣 【 正 文 】 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３日电 （记者朱幼棣）全国矿产资源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全国资源委主任邹家华说，国务院决定成立全国矿产资源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这是国务院为了全面加强矿产资源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要改革。邹家华说，国务院十分重视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矿产资源工作。我国矿产资源管理体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历史演变，发生了许多变化，总的来说也是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因此大大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从当前实践中看，矿产资源管理体制不能进一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没有能够按照宪法的要求，真正体现中央政府的集中、统一和有效的管理，不能在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权益，合理规划利用资源，加强政策调控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存在着多头管理、地方保护和部门分割的状况。为此，从我国国情出发，需要一个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不仅是对全国矿产储量的确认，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统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保护与管理方面的政策和方针，协调各部门和各大公司的工作，共同努力办一些大事、实事，解决一些重大问题。邹家华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建议》和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纲要》，对加强自然资源保护、环境、生态保护也提出了目标、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资源管理工作的高度关心、重视和支持，也表明了资源管理工作责任更重大、任务更艰巨。对今后矿产资源保护管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都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全国矿产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矿产资源政策，酝酿一个时期内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行动计划和重大项目，协调各部门和地方的关系。矿产资源委员会要承担起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促进矿产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使命。邹家华提出，今后资源委员会要紧紧围绕《建议》和《纲要》的目标，开拓新体制、探索新政策、制定新战略，做好工作，一是促进资源管理新体制的建立，建设统一、协调、高效、权威的中央统一管理与授权地方管理相结合的资源管理体系；二是促进地质勘查和矿业的健康发展，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努力达到资源供需平衡；三是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最大限度地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保护生态环境；四是促进矿产资源法制建设，推动矿产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整体水平上一个新台阶。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宣读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将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更名为全国矿产资源委员会及组成人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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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021 【原文出处】信息快报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19950217 【原刊页号】003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范荣豪 【复印期号】199504 【 标 题 】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形势预测 【 正 文 】 本报讯 最近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把增加农业投入加快发展列为１９９５年经济工作的重点。１９９５年，农业投入将有所增加，各项农业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预计我国农业生产（若不遇重大灾害）将保持稳定发展态势。粮食播种面积将维持在１６．５－－１６．８亿亩之间，南方沿海地区耕地特别是粮食播种面积连年下降的状况将得到初步改善。粮食总产量将维持在９０００－－９３００亿公斤左右，总供给量仍属平衡。但区域性、结构性的失衡和某些品种短缺依然存在。如圆粒大米、食用油、玉米需求量刚性增长与供给量不足将推动其价格的上扬。大米、尤其是圆粒大米若不保证播种面积和减少净出口量，其价格难以回落；饲料涨价推动禽蛋肉奶类价格上涨，而禽蛋肉价格上涨又刺激饲料的主原料玉米价格大幅度上涨。据近期资料，玉米每公斤已涨至１．４０－－１．６０元，大大超过小麦价格。玉米涨价将持续到今年秋粮收获，也将刺激农民种玉米的积极性。棉花生产从种植到购销都存在着许多困难和矛盾，国家计划播种面积，若无政策上重大改善，今年是难以完成的。估计棉花面积仍维持在８０００万亩左右，产量与去年相比，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棉花市场供需缺口大，市场价随生产成本推动将大大高于国家收购价，棉花购销的难度甚于去年。据最近有关部门对棉区３００户棉农调查，有７０％的棉农表示不愿再种棉花。国家应采取得力措施，真正控制通货膨胀，特别是调控农资、生活费用价格，推广新品种和植棉新技术，帮助农民防治病虫害。关于“民工潮”问题，由于我国资源平均占有量小，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两个渠道，一个乡镇企业，但就业容量趋于饱和；二是进城。由于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劳动力流向高收入、高回报的地区就业将不可逆转。农民需要进城打工寻求较高的劳动报酬；城市工矿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国家重点工程和城市的某些部门也离不开民工。所以：今年民工势头不会因为国家采取各种严格管理而总量锐减。今年农民纯收入将有所增长，但年实际增长７．８％的幅度很难实现。农民收入将多元化，来自农业收入的比例将由１９９４年的近６０％而有所下降。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仍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将继续扩大，农民收入区域性差距也将继续扩大。（范荣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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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外长访问民德新华社柏林５月９日电意大利外长德米凯利斯９日对民主德国进行了为期１天的访问。据德通社报道，访问期间，德意两国签署了互免签证协定。民主德国总理德梅齐埃、人民议院主席贝格曼―波尔和外长梅克尔还分别会见了德米凯利斯。双方在会谈中表达了全面扩大两国关系的愿望。德米凯利斯在访问结束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主张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他还认为，苏联提出的把德国统一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分开的建议是不可想象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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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程与维修A VIATION ENGINEERING & MAINTENANCE1999年 第3期 No.3 1999先进的管理是企业成功的关键──访GAMECO总经理凌逸登先生张文Advanced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Successfor GAMECOGAMECO总经理凌逸登先生认为飞机的维修质量最终是由人来决定，而如何通过对企业进行有效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每个员工的才能，是企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记者：凌先生您好，首先请您介绍GAMECO目前的概况。凌逸登总经理：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GAMECO）是1989年10月28日在广州成立的，是由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及香港和记黄埔（中国）公司三方合资经营，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派遣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香港和记黄埔（中国）公司派遣公司最高财务主管，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人员则由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派遣。GAMECO的第一任务是为我们的最大股东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提供全面的第一流的飞机维修服务，同时正开拓国内外的维修市场，努力成为亚太地区的具有世界水平的高质量的飞机维修基地。我们已经取得CAAC、FAA、JAA的维修认证，可以维修包括波音737、757、767、777及空客A320机种在内的各类维修维护工作，可以对1300多件飞机零部件进行维修，还引进了四套先进的飞机电子部件检测装置RADA SMARTCAT、BOEING AST182、COLLINS TS700及AEROSPATIALE ATEC67A，已经可以完全满足南方航空公司各型飞机的电子设备的维修检测要求。GAMECO可以为航空公司提供诸如航线维护；飞机维修；AOG紧急支援；飞机工程服务，如曾经为欧洲航空公司设计飞机座舱的布局；为航空公司制定维护计划，如为新华航空公司作制订退租检计划；准备工卡；制定可靠性计划及飞机发动机监测等项服务。记者：能否介绍GAMECO合资初始的情况？凌：首先，我感到非常幸运，因为我们公司的股东南方航空公司只有一个700人左右规模很小的航线维护机站，这给我们重新建立一个管理机制创造了机会。我要说，这对公司日后的发展非常重要。尽管我们的起点不高，但是通过建立科学的企业管理及培训手段，招聘优秀的技术及管理人才，我们公司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阻力非常少，或许这要归功于我们所选择广州作为基地，我们虽然与AMECO在同一年成立，由于他们在公司成立之初雇员就达4000人，其管理机制建立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走了不同的道路。记者：公司目前运营的状况如何？凌：非常好，1998年GAMECO全年的营业收入为6680万美元，较前年增长了20％，根据公司目前的增长趋势，预计1999年公司营业收入将超过8000万美元，这是公司1995年营业收入的两倍，与此同时，我们公司的人员工时也在增加，1998年全年的人员工时为130万小时，较前年增长了30％，通过比较，公司的销售额增长幅度没有工时率快，证明公司通过科学的管理，提高了效率，降低了维修成本，从而下调了维修价格，以我们的方式帮助我们的第一客户──南方航空公司渡过难关，即使如此，我们公司的效率仍有提高的可能。我们公司的客户除了南方航空公司以外，包括中国内地全部23家航空公司，也为亚太及欧洲10多家航空公司提供服务。GAMECO公司一览表成立日：1989.10.28 总投资额：＄27,500,000地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1998年营业收入：＄66,800,000股东及投资额：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50％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25％香港和记黄埔（中国）公司 25％总裁：凌逸登 雇员：2,050厂房面积：12,712m2机库＋5,663m2维修车间维修机型：波音737,757,767,777及空客A320维修能力：取得中国CAAC,FAA及JAA维修认证，可对波音系列进行各种等级的检修，可对A320作C检记者：您认为使GAMECO取得上述成绩的原因是什么？凌：我认为这与我们所采取正确的公司发展策略是分不开的。成立合资公司时，我们就制定了公司的长期发展规划，第一阶段是强化员工的基本飞机维修技能，在GAMECO成立之初，公司员工的技术及相关知识水平非常低，在此阶段我们着重于建立一套科学的员工培训体系，对雇员实施全方位的培训，以提高公司的整体维修水平；第二阶段从1994年开始，公司培训体系已经基本完善，我们开始进行有关公司管理制度变革及工作部门的重新设置，使公司由单纯的生产最终转变为一个部门职责清晰，所有工序能够有效控制的良好运行机制。当初公司根本没有生产计划，我认为，生产计划对于一家维修公司至关重要，举例来说，最初GAMECO为飞机作D检需要8～9个月，而经过实行管理规范化后，通过制订维修计划，进行科学的管理，现在只需要28天，由此可以为公司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现在公司规划的第二阶段也已基本完成，它的管理系统已经非常成熟，作为公司的经理，我可以通过各个部门对公司整体的运营进行控制，从而发现问题，进而调整策略。例如，我刚到GAMECO时，需要花费80％的工作时间进行公司日常的管理工作，20％用于制定公司的发展计划；而现在只需使用20％的工作时间进行日常的工作管理，80％用于确定公司的下一步发展规划，这才应该是总经理的工作。记者：在近年的发展中，公司最使你引以自豪的成就是什么？凌：应该是公司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首先，我为公司拥有的高素质的中方雇员尤其是中方管理人员而自豪，他们非常优秀，我们共同分享工作的乐趣，这使公司的发展获益无穷；尽管公司拥有许多先进的设备，但是无论设备有多贵，我们都可以购买，而高质量的人才就非常难得了。其次就是GAMECO高质量的维修水平。记者：能否具体介绍GAMECO是如何提高雇员素质的？凌：GAMECO对雇员素质要求非常高，为此公司培训部制定了一系列先进而周密的雇员培训计划，进行包括基础技能训练、各型号飞机维修培训、特殊技能培训、雇员持续及技能更新培训等项目，公司培训人员至少具有3年实践工作经验，持有CAAC颁发的证书，有30名技师获得美国飞机机体与动力系统FAA认证。公司雇员有一部分来自高中或技校，对于他们我们实行历时两年的培训计划，内容包括英文、基础航空知识、基础维修操作技能、各型号飞机及实际工作的培训；近年来，公司招收了大批的大学毕业生，对于他们公司只需根据他们将要承担的工作进行适当的实际工作及其合作精神的培训，他们能力相当强，公司花费3个月的培训时间就足够了。我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员工对于公司同等重要，应当说高学历的雇员能够相对容易地掌握新的维修技能，并且往往会对维修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提出优秀的解决办法，但是由于他们能力很强，一般不会满足维修技工的职位，如果大部分雇员经常改变，作为一家公司是根本无法持续发展的；而起点较低的员工则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安心于自己的岗位，在经过我们公司一系列科学的培训之后，他们同样会成为极为优秀的员工，甚至有可能成为高层管理人员。记者：请问GAMECO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凌：GAMECO的规模太小了，已经严重阻碍了公司业务近一步的发展，由于GAMECO良好的信誉，所以获得了大量的飞机维修订单，你也看到了，我们的机库非常紧张，上个月海南航空公司希望我们作飞机的喷漆＋C检，考虑到当时的业务量，我们不得不放弃了该项业务；我们维护南航的波音777飞机时，机库只能停放一架飞机，如果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能够批准我们在武汉建设双机位机库，则会分担一些广州的业务，为公司的发展创造条件。（据最新消息，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已于5月17日正式批准了GAMECO武汉双机位机库维修基地项目。）记者：请问公司对未来发展有何设想？凌：GAMECO现有的机库容量严重限制了我们业务的拓展，我们不止一次地因为机库的容量而不是我们公司维修能力的原因拒绝了客户的维修要求。公司决定采取以下3个步骤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在公司现有的位置搭建一个一机位临时机库，将可能于今年7月投入使用；第二，我们计划今年在中国湖北省的武汉建立一个拥有两机位的维修基地，这项计划在1995年就已经得到了GAMECO董事会的通过，我们经过了周密而详尽的论证工作，但目前尚未获得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的批准，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今年获得批准；第三，是在新建的广州白云机场重新建立我们公司的维修基地，在新的GAMECO第一期工程计划中包括修建一个宽体喷漆机库，一个三机位宽体机库，一个七机位窄体机库，以及维修车间和航材基地等，新的GAMECO预计于2003年10月可以投入运营。记者：公司能否提供足够的业务量保证如此大规模的机库正常运营呢？凌：我对此非常有信心，首先，我认为中国的民航运输市场会继续发展，目前中国民航所出现的问题只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未来的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经济必然会继续向前发展，中国民航机队也必将会扩展，我们的客户只能增加；其次，就目前来说，我们迫切需要更多的机库，尤其需要一个飞机喷漆机库，你也看到，我们的机库非常繁忙，每天都有5～6架飞机在进行维修，根据目前我们的业务量计算，就已经可以满足新的白云机场建造的GAMECO基地2/3的业务量。所以我并不担忧如此庞大的机库规模会影响我们公司的效益。记者：GAMECO将以何种经营理念面对竞争激烈的中国维修市场？凌：GAMECO把建立长期的客户关系作为开拓市场的主要手段，而不是跟踪每一家航空公司的每一架飞机，与航空公司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关系，有助于我们制订较为长期的维修计划，我们可以根据计划统一安排航材，机库及人员等各方面，使公司运营成本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高效率、高质量以及相对较低的价格，而且我们了解航空公司也希望长期到同一家公司进行飞机维护，事实证明我们的策略非常成功，除南方航空公司外，上海航空公司、新疆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公司及中原航空公司都成为了我们长期稳定的客户。而有一些航空公司选择维修公司的原则只有价格一个因素，这会产生一些问题，过低的价格往往意味着低质量，飞机返修的频率会增高，结果维修成本反而会提高，更不用说低质量的飞机维护对飞机航行是潜在的危险。我认为中国的维修市场应该通过自由竞争，依靠自然选择而不是靠行政手段来划分市场，因为只有竞争才能促使公司改进提高自己，从而带动整个行业良性发展。记者：最后，能否以您个人的名义，对面临巨大困难的中国民航业提出一些建议？凌：我本人并不认为CAAC面临巨大的困难，只要采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对公司进行科学的管理，各个航空公司完全可以自行解决目前的问题，鉴于中国庞大的市场，我相信未来的中国民航运输业仍将继续发展；而对于目前飞机维修业，我希望CAAC能够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因为有些地区并未达到所需要的维修能力，就建立了维修飞机部件的基地，结果造成这些地区的飞机维修水平很低，这会对飞机飞行造成潜在的威胁。在国外，FAA及JAA具有相当高的规范管理计划，他们每一年都定期对发证维修基地进行严格审核；当然，从我1994年来到中国，亲眼目睹了CAAC在管理制度的科学化程度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它正在不断向前发展和完善，我也非常感谢CAAC在过去的几年对于GAMECO的一些帮助，也相信它会继续不断完善和发展。最后，也感谢您的采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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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redpower (杀杀杀), 信区: News标 题: 腾飞,中国的航天事业3:45r发信站: 日月光华站 (Sun Nov 21 07:02:23 1999), WWW-POST@144.32.128.132腾飞,中国的航天事业3:45今天，中国的宇宙飞船也能在太空遨游。这是中华民族荣耀和骄傲，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壮举。令人百感涌动，思绪万千；更让人想起中国三代领导人对航天事业倾注的心血和殷切的希望。曾记得，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就高瞻远瞩，作出了发展航天事业的决定。毛泽东在1958年就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当时中国面临的困难是超乎寻常的，在领袖的关怀下，中国航天人毅然迈开了追赶世界领先技术的坚定步伐。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历经艰辛，锲而不舍。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盛大的节日。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征途上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实践证明，航天技术既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又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增强经济实力的重要推动力。正如邓小平同志高度总结概括的那样：“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在1990年说：“中国发射卫星的成功率很高。中国人是很聪明的，虽然科学家研究条件差，生活待遇不高，但他们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1996年10月7日，江泽民在第四十七届国际宇航联大会开幕式上讲话说：“中国政府一直把航天事业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鼓励和扶持，我们在航天事业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极大地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航天事业，争取有所创新，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为和平利用空间资源和扩大空间应用范围，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江泽民在今年9月18日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发扬当年搞‘两弹一星’时的那么一种干劲、那么一种热情、那么一种奋斗精神，全面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继续同心协力地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不断作出创造性的贡献，以昂扬的姿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向着新世纪全面推进!”上一篇 下一篇--杀杀杀，该杀的都要杀杀杀杀，不该杀的也可以杀我杀，我杀，我杀杀杀偶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在BBS上到处闲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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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327 【 版 号 】5 【 标 题 】四通兴建大型半导体产业基地 【 作 者 】杨健 【 正 文 】 本报讯 记者杨健报道：要发展现代信息产业，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搞上去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四通集团迎难而上，与日本三菱电机、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共同在北京建立大型半导体产业基地。近日，三方签订了共建三菱四通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的合同书。三菱四通公司是包括研究开发中心的综合半导体生产企业，厂址初定在北京中关村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占地面积１４万平方米。第一期工程投资近１亿美元，年产芯片１．２亿块，年产值２．５亿美元。第二期投资在１５亿美元以上，加工精度为０．３５微米。专家认为，集成电路是现代信息产业的核心和基础，集中力量提高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产业化水平，是中国电子行业“九五”发展的重中之重。四通集团引进先进技术，兴建高投入、高风险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企业，这在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史上尚属首例，是一种促进国家支柱型产业快速发展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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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160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11 【 标 题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时间处理艺术 【英文标题】The Art of Disposal of Time Element in the Historical Roman-c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JI De-jun 1,HONG Zh e-xiong 2(1.Chinese Depart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05, China;2.The Editorial Office of Zhongshan UniversityJournal, Guang-zhou 510275, China)【 作 者 】纪德君/洪哲雄 【作者简介】纪德君(1966-)，安徽长丰人，广州大学副教授；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5；洪哲雄(1945-)，广东潮阳人，中 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中山大学 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 510275【内容提要】在时序变位方面，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虽以顺叙为主，但也常用倒叙和预叙，采用倒叙和预叙，常伴随大量的诠释性、评论性干预。 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史传、说唱乃至传统天命观念等的影响分不开的。在时间变形方面，成功的演义小说都擅长于“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长久”，并爱将笔墨集中在那些野史、传说色彩比较浓的部分，致使叙事跌宕有致，引人入胜，具有鲜明的民族叙事风格。【英文摘要】In terms of time sequence, although historical romanc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mostly narrated in chr onologi-cal order, yet flashback and flashforward are often employed, with a great deal of explanatory and commentary interventions. The formation of such a feature is indispensable with the ef-fects of historical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huo Changand e-ven the idea of destiny. In respect of time variation, histor-ical romances are all good at "knowing where to play downand where to touch up" and fond of focusing on unauthorized histo-ry as well as sections with strong flavor of legend, thusmak-ing the novels delightfully intricate, fascinating and distin-ctive of national narrative style.【关 键 词】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叙事时间/历史时间Ming and Qing dynasties/historical romances/time of narration/historical time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4-0114-07法国叙事学家兹维坦・托多罗夫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1]这就是说，叙事时间乃是对故事时间的一种变形，没有这种变形，叙述就难以进行。因此，为了深入、细致地把握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艺术特征，从中汲取丰富的叙事艺术养料，以裨于当今的历史文学创作，有必要对其处理、加工历史故事时间的艺术方式作一些具体的探讨。一、叙事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参差变位历史演义小说主要是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来叙述人事之变更和朝代之兴衰的，特别是当作家强调历史演义之信实性时，他还会在每卷卷首有意标明所叙史事的年代起讫，而且在叙述的过程中对一些重大事件、著名战役、主要人物之生卒等，也常会标出真实的具体年月。例如嘉靖本《三国演义》中就有六十多处标明纪元朝号，《唐书志传演义》有四十余处，《西汉通俗演义》有二十四处，《东西晋演义》标出的纪元年月竟有四百五十余处，《樵史演义》有一百余处，《北史演义》则有近四十处。这些演义小说所记年月与正史记载大多相符，给人貌似历史的真实幻觉。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明演义是一种通俗信史，而只能说这是作者用以加强叙述信实性的一种策略，因为我们只要对照史书一读，即可随时发现演义叙事时间对历史时间的种种移位变形。如毛宗岗批读《三国演义》时即云：《三国》一书，有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之妙品也。如吕布取曹豹之女本在未夺徐州之前，却于困下邳时叙之。管宁割席分坐本在华歆未仕之前，却于破壁取后时叙之。吴夫人梦月本在将生孙策之前，却于临终遗命时叙之。武侯求黄氏为配本在未出草庐之前，却诸葛瞻死难时叙之。诸如此类亦指不胜屈。”（《读三国志法》）毛氏在此所言多可视为倒叙。在其他演义中，倒叙自亦屡见不鲜。如果我们对演义中的倒叙略作辨析，则可看到其倒叙方式是比较丰富的。比如在某一重要人物出场时，述说此人的过去，即是较为典型的一种。这种倒叙既可使读者对此人之过去及品性有一个初步认识，同时又可以为此人以后的行动提供一种内在的性格依据，如上举华歆的例子即是。不用说，这种倒叙是受了史传的影响。如杜纲所云：“凡忠义之士，智勇之臣，功在社稷者，书中必追溯其先代，详载其轶事，暗用作传法也。”（《南史演义凡例》）有时叙事者则在人物死时作些回述。如《三国》写杨修被杀即是。杨本为曹之重要僚属，但曹却一怒杀之，似与情理相悖，故叙事人一连回述了六个故事，揭示其因，这样就使本不易在顺序中安插的一些琐事串成了一体，集中地表现了杨修的恃才放旷与不识时务。在演义中还常会出现一些“如天外奇峰，横插入来”的情节，接下来便是一段倒叙，交代此事的来龙去脉。如《女仙外史》第四回：“请问济宁与蒲台相隔着三四百里，林公子小小年纪如何知道有个才女与他八字相仿的呢？其中却有自然而然引导之人……”。这样在读者莫名惊诧之际回叙一番，不仅可以增加读者对叙事的兴趣，而且还可以省却不少冗笔。故陈奕禧评曰：“文法倒行，如逆流之水，波涛冲激，姿态尤奇。此非故作险笔，盖有势不容已者。……若使顺序而出，则必加以点缀，施之藻采。”（第四回回末评）在演义中还常有不少补叙，实际上也是一种倒叙。如《北史演义》第十五卷：“你道宇文弟兄何以在葛荣手下为将？盖自武川杀了卫可狐……”许宝善评道：“补叙得井井有条，前后线索一丝不乱。”第三十一卷：“你道高王何以如此？先是王在东府……”许评：“补叙前事，为广选美女之由。”第四十一卷写高澄“无端”被杖，娄妃惊曰：“澄儿何罪而王杖之？”王叹曰：“……”许评：“借此一问，正好补叙世子在京所做事情。”第四十四卷写：“你道蠕蠕公主若何身故？先是……”许评：“借高王用间，正好补叙西事，牵连无迹。”可见这种补叙对于情节之转换过接与前后之关联照应等，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情节线索发生了交叉，叙事人无法将它们同时叙出时，这时他便常会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先叙一事，再叙另一事。如《北史演义》第七卷写胡后荒淫失政，导致六镇叛乱，叙事人即先叙破六韩拔陵一处反形，再叙他处。第三十五～三十六卷写高欢征讨刘蠡升与高澄私通郑娥。这两件事本同时发生，叙事人则先叙高澄私通，次叙高欢征讨，再叙高澄受责，章法井然，一丝不紊。故许评：“作书最易顾此失彼，看他将内外事相间而叙，何等细腻，何等周匝！”有时，叙事人为了追求情节之连贯性与完整性，也会将本来在时间上犬牙交错的众多事情分割开来，移前挪后，进行重新缀合。例如春秋列国时期，大大小小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即颇错综繁杂，往往一年就发生好多起事。如果叙事人按史实编年顺序，逐一将它们叙出，不惟头绪纷繁，而且前后无法衔接、贯串。因此，叙事人为了使读者对一国之兴衰，大致能够“察其本末，原始要终”，就将本事时间加以分割、缀辑，先用数则或十数则叙郑国事，接着叙齐国事，再往下才叙楚晋秦诸国事，尽量减少头绪，提清线索，使观者不致茫然困惑。这也就是余象斗在《春秋列国志》序中所说的“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不过，这一做法却受到了冯梦龙的讥讽，认为“旧志叙事，或前后颠倒，不可胜举”（《新列国志凡例》）。可是，冯氏似也同样难免将本事时间“前后颠倒”。如小说第六十五回，始叙周灵王二十三年（实为二十四年）齐国崔杼杀君，继以是年吴王诸樊伐楚，承以卫人二易其君，而转叙卫晋结怨、晋楚盟约、卫国内讧，才又接续崔杼乱政后的情况。这就将本来是立体化的故事时间转换成了一种轮流接替的线性时间。非如是，则叙事人很难措手。所以，有丰富创作经验的晚清历史小说家吴沃尧曾说：“其叙事处或稍有参差先后者，取顺笔势，不得已也。”（《两晋演义》第一回回评）除此而外，叙事人为了保持叙述线性，还经常把倒叙用直接引语转述表现，这样时序变位造成的混乱就更少了。如《三国》第四十一则，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提到上一年征张绣时士兵途中饥渴，他使用了望梅止渴之计。这种倒述，由曹操口中说出，有自夸味，但却巧妙无痕，自然生动，也省了叙事人的指点说明。又如《英烈传》第八回郭光卿向朱元璋说他如何起兵，第九回宋濂向孙炎讲述章溢、叶琛出生异迹和才情人品，第四十回李文忠向朱汇报攻打张士诚经过，第五十八回承差向朱禀告傅友德大败元兵之事等等，也都是借用人物之口来倒述的。这种倒述既可避免叙述之烦杂、拖沓，突出故事主线；同时又可使行文虚实相生，参差变换，各个入妙。由以上这些论析也可看出，演义中的倒述，并不是有意要破坏顺叙，更多的时候倒是为了维持一种叙述的线性。正因如此，叙事人才常会在倒叙时出面，用“先说”、“先是”、“初”、“原来”、“你道如何如何”、“话分两头，先说……”等具有“确认性”与“方向性”意义在套语来提清故事线索，以免读者淆乱。这与西方小说惯用倒叙制造悬念，抓住读者，是不大相同的。如近代翻译家林纾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翻译《块肉余生述》第五章时就说：“外国文法往往抽后来之事预言，故令读者突兀惊怪，此其用笔之不同者也。余所译书，微将前后移易，以便观者。”但是林纾好像并未意识到西方小说与我国古代小说“用笔之不同”的根源，乃在于它们秉承了不同的叙事传统：西方小说是从史诗发展而来的，史诗在处理故事时间时即常用大幅度的倒叙和追叙，通过主人公边回忆边叙述的方式来讲述其经历（如《荷马史诗》），这种处理时间的技巧经过理论家的总结和小说家的承袭，便逐渐成为一种传统的叙事经验；而我国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则是从史传衍生而出的，所以其叙事就特别注重以时间的记载为线索，“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顺叙历史的发展，叙事人只有在交代事件的起因或人物的来历时，才用倒叙或补叙。此外，它还直接蒙受了宋元说话艺术的滋育，自觉采用向“听众”宣讲的方式来敷陈历史人物，因此为了便于讲说，同时也为了更便于“听众”理解、接受，叙事人就必然要尽量地减少时序倒错，维持一种线性叙述。如果势不容已，或为了获得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而必须采用倒叙，则常要附加解说。所以，历史演义在运用倒叙方面所呈现的一些特点，是与史传、说话的深刻影响分不开的，它更多地着眼于“听众”的接受效应。除了倒叙，历史演义还常用预叙来处理故事时间，表达某种叙事题旨。比较常见的是许多演义开头所有的一段寓言式楔子。如《英烈传》首回写元顺帝梦一红衣人“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执扫帚，将蝼蚁毒蜂尽皆扫尽”；《续英烈传》写朱元璋与刘基参破天机，预先替建文帝准备度牒、僧衣，以为其避祸全身之计；《ｔáｏ＠①杌闲评》写朱工部治水，火焚蛇穴，导致妖蛇投胎报复；《铁冠图》写铁冠道人向朱元璋作歌、献图，预示大明国运等等，都是将整个故事的结局率先提破。因此，它们对于整个故事情节有一种先声夺人的控摄权，体现了作者对所叙历史人事的一种认识和把握。有时，这种预叙则穿插于故事情节之中，以异兆、占卜、相命、谶语等方式出现。如《南宋志传》写崔庆寿、韩素梅、王奇、赵思忠等数见赵匡胤头现金龙、红光闪闪；苗光异卜算赵之命相贵不可言，但此去有二十日血光之灾；郭威将死，其本相“黄龙”一现于澶州城下兴风作浪，遭赵箭射；二现于汴京戏龙楼内露牙展爪，为赵棒击，等等，都是寓言式的预述。又如《北史演义》第七卷写高欢与尉景等入沃野田猎遇仙妇指点前程；第二十七卷写乙弗氏梦高欢、宇文泰将要豆剖魏之江山，宇文泰算命，姚金花梦金龙据腹等，也都是将后来发生之事提前暗示一番。至于大将将死，必有先兆，在演义中更是屡见不鲜。这些寓言式预述所寓含的旨义，无非就是天命有归、天道无常等宿命或命定观念，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强调天命在国家兴亡、人事变幻上的不可抗拒，借以巩固某种道德天条的力量和权威，诚如《隋炀帝艳史》第十六回开首诗所吟：“君莫悼，国家兴亡皆有兆。举头不独乾象垂，一草一木能先告。君莫疑，国家成败自有时。不必蓍龟与四体，一禽一鱼皆前知。”这种命定论，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荒谬的，但是它以预述方式出现在小说开头或行文之中，也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即它可以提示故事的来源及衍变的脉络，操纵着情节的发展，以及预设情节之走向等。如许宝善即指出，这些预述“看去皆似闲文，其实一一为后半部张本。前后关锁，极灵极幻”，实为“行文三昧”（《北史演义》第二十七卷卷末评）。在演义中还有一种指点评论性预述。例如《隋史遗文》第三回：“上天自要兴唐灭隋，自藏下一干亡杨广的杀手，辅李渊的功臣。不惟在沙场上一刀一枪，开他的基业，还在无心遇合处，救他的阽危。这英雄是谁？姓秦名琼，字叔宝……”《樵史演义》第五回：“从此朝朝商量，夜夜算计。恰好有汪文言一件事，他们肯轻轻的放过那些正人君子么？”《ｔáｏ＠①杌闲评》第二十一回：“这就是他日害东林的祸基，亦是天道要一班阉奴来颠倒社稷。此是后话。”这类预述往往在后文都有具体的叙述以为回应，因此它们自然也就有了控摄叙事线索，突出叙事主旨的功能。至于演义小说每回结尾，也常用预述来提示下回所叙的内容。如《西汉通俗演义》第八十二回末：“张良遂起身向韩信、李左车前秘密道了数句言语，使诸将心志懈怠，八千子弟自然离散。但不知其言还是如何，下回便见。”《北史演义》第十七卷末：“那知大恶既盈，显报将至。管教：掀天事业俄成梦，盖世威权化作灰。且待下回分剖。”这种预述式结尾，几成一种定式。总起来看，预述在演义中频繁出现，从叙事意图上讲，主要是为了表现一种宿命或命定的历史意识，以裨于劝惩教化；从叙事效果上讲，这些预叙则通过回答“故事的结局将如何”及“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满足了部分缺乏耐心的读者的好奇心，同时也制造了一种新的悬念――“这一结局是如何取得的？下一步将怎样发生？”这种悬念自然是要由顺叙来解决，因此读者借助预叙又增强了对顺叙的兴趣；再从叙事功能上讲，这些预叙不仅具有提摄、遥控叙事线索的作用，并且还常能帮助叙事人解决令其挠头的“分叉”问题，迅速处理掉那些无关大局的故事线索、事件或人物，使顺叙专注于最重要的内容。例如《大宋中兴演义》的叙事人用几句话即打发了抗金失败而退隐的姚平仲（第三则）及出使金国的洪皓的结局（第二十五则），这就像削去了树干上的枝杈，从而使主干更显突出了。于此也可看出，预叙虽是对故事时间的一种变位，但有时它反倒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叙述的线性。这大概也是演义常用预述的一个原因吧。二、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疏密张弛如果叙事人在叙述历史人事时有意变换叙事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的比例尺度，那么叙述就会出现疏密张弛，呈现出某种带有规律性的叙事节奏。如南宋人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即这样来描述彼时讲史平话变换时间节奏来讲述历史人事的技巧：“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长久。”明清时的演义评点家们则常爱用急与缓、忙与闲、刚与柔、热与冷、浓与淡等方面的对比效应来形容演义小说的叙事节奏及其韵律感。如毛宗岗即借用绘画色彩的浓淡来作譬喻：“《三国》一书，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画家之法，于山与树之远者，则轻之淡之，不然，林麓迢遥，峰峦层叠，岂能于尺幅之中一一而尽绘之乎？作文亦犹是也。”（《读三国志法》）这里谈的实际上就是《三国》时间节奏的快慢疾徐。可以说，绝大多数演义小说的叙事节奏基本上都是由轻描淡写的概述和浓墨重彩的场景反复交替构成的。概述一般用来走马观花地扫视那些不值得花费多少篇幅的故事时间区域，因此出现在此区域内的事件相对来说也就比较稀疏。例如演义小说的开头，通常都要以极简短的概述来溯源。如《英烈传》即从三皇五帝说起，用几百字导入所叙之本事――元朝失政，农民起义。《西汉通俗演义》则从战国时赵国虏秦皇孙异人说起，纵掠84年历史，然后才进入本题。一些人物传记体演义则大都从传主祖籍家世和出生说起，而且还常有明确的地点、日期以与历史相验证。如《于少保萃忠传》即是。至于演义小说的结尾，也无一例外地采用概述，如《英烈传》的末三回即概述了朱元璋登基后12年的历史，《于少保萃忠传》（七十回本）后八回则简述了少保在冤案昭雪后近一百三十年内屡受旌表的情况。这种追本溯源式的开场和顺流入海式的结尾，不仅可以理顺历史的脉络，避免起局突兀，收场匆忙，保持叙事链条的完整性，而且还使叙述稳稳地锚定在了历史语境上，从而增强了叙述的历史感和信实性。除此而外，概述则常用作正文中场景之前的铺垫或两个场景之间的过渡，所谓“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如《西汉通俗演义》第十回写刘邦起事，先概述秦朝君昏臣佞，导致烽烟四起；次约叙刘邦出生及壮年行迹，接着是一段场景（刘邦娶妻），这以后又是约叙（刘邦送徒夫至骊山），接场景（芒砀山斩蛇），再接约叙（四方归附），再接场景（袭杀沛令）。因此，叙事就显得张弛有致，波澜起伏。与概述相对，场景在演义中一般则多用于一些能见出作者叙事旨趣的戏剧性情节关目，所谓“热闹处敷演得越长久”。但是就现存演义对“热闹处”敷演的效果来看，这些所谓的“热闹处”，却多半令人生厌。其所以如此，盖因叙事者为了突出其心目中的英雄，或为了以戏剧性取悦读者，过于频繁地描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场面，诸如攻城劫寨、出奇设伏、争锋厮杀、布阵斗法等，犹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而在“放法”上又都大同小异，看多看久，又岂能不厌！所以毛宗岗说：“每见他书所纪劫寨之事，不过‘杀入寨中，并无一人，情知中计，望后便走’等语耳。层层叠叠，数见不鲜。”（《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总评）又说：“每到遇伏兵处，便是一声炮响，一彪军出，文法旧矣。”（第九十九回夹评）查书云说：“余观诸小说，欲大败之，必先与之以小胜，竟成故套。”（《女仙外史》第三十四回回末评）刘廷玑也说：“余尝观历代演义诸书，凡攻城拔国，覆军破垒，皆出定算之中，而不能变易于定算之外。”（《女仙外史》第三十五回回末评）李卓吾甚至还指摘《三国演义》场景描写之陋处，说：“读《三国志演义》到此等去处，真如嚼蜡，淡然无味。阵法兵机，都是说了又说，无异今日秀才文字也。”（第一百一十回回末评）又说：“读演义至此，惟有打盹而已。何也？只因前面都已说过，不过改换姓名，重叠敷衍云耳，真可厌也。”（第一百一十二回回末评）因此，高明一点的作家就比较注意省俭笔墨，将之留供一些重要场合使用。如《三国演义》所写大小战争约有四百场，但真正浓墨重彩、肆笔渲染的却只有官渡、赤壁、彝陵等几个大战役，以及一些相对次要的战役，如讨董卓、灭吕布、败袁术、定张绣、破刘备、占荆州、取蜀川、定关西、战汉中、夺襄樊、擒孟获、出祁山等，这些精彩、热闹的战役依次分置在五、九、三十～三十一、四十～四十二、四十三～五十、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二～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七十～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六、八十一～八十四、八十七～九十、九十四～一百零四等回中，便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浪峰，而其他各回则作为波谷，通过粗陈梗概式的略述来承递、过接这些浪峰，于是全书便显得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张弛相间、节奏分明，具有一种新奇、强烈的艺术效果。诚如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所言：“节奏在小说中的作用是……凭它那美妙的盈亏圆缺使我们心中充满了惊奇、新鲜感和希望。”[2]当然，如果叙事人仅将浓墨重彩涂染在一些重要的战争场面之上，而不追求内容、节奏的变换，那么这样的节奏有时也仍然会让人觉得单调和腻烦。所以，精明的叙事人在龙争虎斗、雷轰电激的战争场景之间又别出心裁地穿插了一些花明草媚、温柔旖旎的场景，以“舒其气而杀其势”，务使行文节奏不致单一、滞闷。如叶朗先生就曾据此总结说：“叙事的冷热相济，壮美和优美的连接……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适应欣赏者的美感心理的特点。”[3]对此，毛宗岗曾作过生动的描述和揭示。他说：“《三国》一书，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如正叙黄巾扰乱，忽有何后、董后两宫争论一段文字；正叙催、汜猖狂，忽有吕布送女、严氏恋夫一段文字；正叙冀州厮杀，忽有袁谭失妻、曹丕纳妇一段文字；正叙赤壁鏖兵，忽有曹操欲取二乔一段文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人但知《三国》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应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读三国志法》）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在交替运用场景、概叙，以营造适合于读者审美心理的叙事节奏、韵律方面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并未被大部分演义小说很好地继承，只有《隋唐演义》、《北史演义》等少数作品能得其余绪并有所发展。如《北史演义》在运用场景、调配文武场次方面，就有别具匠心之处。“书中大小数十余战，或斗智，或角力，移形换步，各各不同”（《北史演义凡例》）。而重笔渲染者，则惟有败拔陵、破葛荣，以及沙苑、邙山、玉璧等数战而已，且“每写一番苦争恶战，死亡交迫，阅者方惊魂动魄，忽接入闺房燕昵，儿女情长琐事以间之，浓淡相配，断续无痕，总不使行文有一直笔”（《北史演义凡例》）。如小说四～六卷写高欢与昭君私恋、订婚，胡后逼幸清和王；十三卷写胡后思念杨白花；十七卷写高欢纳金娥；二十一卷写高欢遇桐花；二十五卷写高欢逼娶尔朱后；三十四～三十六卷写高欢娶郑娥，高澄私之；四十卷写永宝通金婉等等，皆笔香墨艳，曲折详尽，夹杂于金戈铁马、争斗杀伐的场景之中，也确能产生一种刚柔相济、动静相生的美感效应，使读者于悲壮激越的旋律中时而能听到舒缓悠扬的协奏，有效地避免了大部分演义滥用战争场景而导致的刚柔不济、张弛失调的窒息感和僵硬感，增强了演义的抒情意蕴和审美娱乐功能。除此而外，演义小说在运用场景方面还呈现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特点，即笔墨多半集中在那些取材于平话和传说、传奇色彩和市井气息比较浓的部分。如《残唐五代史演义》共六十回，可写李存孝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业绩就占了二十六回，这是全书叙速最慢也最精彩的部分；《西汉通俗演义》写韩信弃楚投汉、筑坛拜将、暗度陈仓、悉定三秦等经历，在史书中不过寥寥数句，约两个月的时间，但演义却整整敷演了二十个回目；《南宋志传》写赵匡胤在市井民间济困扶危、行侠仗义等传奇故事，不见于史书，显系据民间传说敷演，但这部分却用了十个回目，占全书的1/5。凡此，都显示了叙事人对主人公的极度偏爱。《ｔáｏ＠①杌闲评》则耐人寻味地将场景集中在魏忠贤入宫前的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涯上，笔触中时蕴细微的怜惜，也许叙事人是想从人物生活的社会时代环境及其命运播迁中寻索人物由善转恶的种种矛盾动因。至于其他的一些历史演义，其平话、传说色彩浓的部分，也多用场景。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而最早发现这一规律的是鲁迅。他在评论《五代史平话》时曾说：“全书叙述，繁简颇不同，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丽，证以诗歌，又杂浑词，以博笑噱。”[4]夏志清在评论《隋史遗文》时，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说：“第一至四十五回，实际上是一部秦叔宝演义，文笔不慌不忙，引人入胜，在结构上有‘长篇小说’的规模。四十六回开始转入正史，以李世民为中心，交代的大事太多，叙事不免急促起来。”他们两人都没有将这两部小说在叙述事件之疏密、叙述速度之快慢方面所呈现的规律普遍化，但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历史演义都如此。之所以会如此，大概是因讲史、传说乃市人揣摩古人古事，“勇于变古”之所为，故以讲史、传说为基础的叙述，就自然要比一味泥史尚实的叙述更多描绘、皴染的成分，而其叙述的速度自然也就相对要慢一些。不过，从根本上讲，叙述事件之疏密，叙述速度之快慢，乃至叙述情调之冷热、叙述色彩之浓淡等，都无一例外地要受制于叙事人的立场、观点、爱憎和意愿等主观因素。这里不妨再以《三国》中的“当阳之战”为例，来简略分析一下叙事人是怎样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向去成功地调配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比例尺度的。据历史记载，这场战斗的胜利者是曹操，惨败者是刘备，刘备只在败逃中获得了局部自卫性的小胜。作为演义小说的叙事人，对于这一众所周知的史实，是不能随意变更或掩盖其真相的，但是他又不愿正视、实叙之。于是，他便在叙事的时间节奏上巧作文章：一方面只是蜻蜒点水、意到笔随地匆匆勾勒刘备走新野、弃樊城、败当阳、奔夏口等大败，另一方面则精雕细刻、极尽夸张地徐徐描绘了“赵子龙单骑救主”、“张翼德大闹长板桥”等大败中的“小胜”；而从叙事的情调上看，他则以高度同情的笔调虚写了大败，同时又以热烈兴奋的心情实写了“小胜”。从叙事的色彩上看，他也是淡抹轻写了大败，浓描重绘了“小胜”，从而构成了一幅淡抹浓描相映生辉的战争风云图，使“小胜”在“大败”这个背景的烘托下显得格外灿烂夺目，而刘备部下虎胆英雄神勇无敌的战斗雄姿，也因此变得更加光芒四射，其整体效果，则在读者印象中把“大败”淹没在“小胜之中，好像最后胜利的还是刘备这一方。由此可见，客观的历史事件经过叙事人主观的简化压缩和拉长延宕的变形处理之后，就产生了与历史事件本身价值大相径庭的另一种价值――审美价值。这是历史价值与文学审美价值的错位，而直接导致这一错位的内在动力，却正是叙事人的主观情感与思想倾向。综而言之，历史演义小说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参差变位与疏密张弛，都是有一定的特点和规律的。通过寻绎这些特点和规律，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叙事人对所叙历史人事的理解把握、轻重权衡和审美评价，而且还可以从叙事人对两种时间次序及比例的成功调度中获得种种有益的艺术启迪。诸如“横云断岭，横桥锁溪”、“添丝补锦，移针匀绣”、“隔年下种，先时伏著”、“急脉缓受，忙中偷闲”、“笙箫夹鼓，琴瑟间钟”等处理时间的多种艺术技巧，无疑都是颇有借鉴价值的。［收稿日期］ 2000-09-15【参考文献】 [1] 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94．[2] 卢伯克．小说美学经典三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338．[3]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152．[4] 鲁迅全集（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4．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木加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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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程与维修AVIATION ENGINEERING & MAINTENANCE1999年 第4期 No.4 1999飞机上的雷达罩是容易受损坏的部位，因此弄清雷达罩的结构、损伤种类，掌握其检查、修理、维护和喷漆技术对维修人员非常重要。波音737雷达罩的结构损伤及修理Boeing 737 Radome's Structure Damage and Repair李多聚 谢志国 郑翔为了符合飞机的空气动力的需要和保持飞机整个外形的美观，同时保护雷达的天线，需要安装雷达天线罩。这就要求雷达天线罩不但要保护雷达天线，同时还要保证雷达发射接收的全部电性能要求，也就是尽量减少雷达发射功率的衰减。B737飞机电性能要求是透波率平均为84％，最小要达到78％。下面分别介绍B737的雷达罩的结构，损伤及其修理。雷达罩的结构雷达天线罩采用蜂窝夹层结构，其前端采用柔性蜂窝材料，后部加强结构为六角蜂窝材料。里外蒙皮通常采用E玻璃或环氧树脂的复合材料。为了保持外观的流线型和美观，一般在雷达罩的外蒙皮上根据需要涂上一层专用的腻子，并使腻子的厚度尽量薄，以保证雷达波的传输效率。在外层分别涂上一层防静电漆和装饰漆，最后在雷达罩的正前方蒙上一层防雨蚀膜。为了防止雷电对雷达天线罩的损坏，在雷达罩上安装6根实心式防雷击条，从而使防雷击条与防静电涂层形成完整的防静电体系。雷达罩的损伤由于雷达罩装在飞机的前端，所以成为最容易受到损伤的部位。造成雷达罩的损伤以致影响雷达性能的有下列几个原因。(1)雨蚀：飞机在高空飞行时通常伴随着冰、雨的袭击，高速的雨滴冲刷将严重浸蚀着防雨蚀系统，日积月累，水分便浸入雷达罩的内部结构，引起雷达波的畸变；同时水分在雷达罩内部会因结冰而膨胀，致使雷达罩内部的复合材料积水面积增大，结构脱层、脱胶，严重降低雷达罩的透波率，影响雷达的性能。在未喷漆的雷达罩上，可以看到进水的部位发黑。(2)冲击损伤：由于大的冰雹、鸟击等因素和在日常维护中的车辆、梯子等地面设备与雷达罩发生碰撞，导致雷达罩的硬性损伤，有时即使很轻微的碰撞也可能导致肉眼看不清的内部结构的损伤，使雷达罩出现分层、脱胶等现象。(3)雷击损伤：B737的防雷击条最大能够承受20万VA的雷击。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当雷达罩遭受了更大的雷电冲击，电流来不及传导出去，就会在雷达罩的内部迅速膨胀，造成雷达罩结构脱层、脱胶、甚至起泡。雷电也会偶尔击中罩上没有安装防雷击条的部位。(4)静电烧蚀：飞机在高速运动中与干燥的空气相摩擦，会产生大量的电荷，当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静电放电，烧蚀雷达罩的表面。静电烧蚀经常表现在雷达罩周围有黑色的斑点。静电烧蚀通常不会立即引起结构的损伤，但时间久了，也会浸蚀雷达罩的结构。雷达罩的检查由于雷达罩是由复合材料构成，这就决定了其虽牢固但比较脆的弱点，因此在日常维护中，应按如下方面进行检查。南方航空公司B737飞机雷达罩(1)目视检查：视检是雷达罩乃至整个复合材料检测中最经济和最简单的方法，检查时要仔细观察雷达罩的表面是否存在不规则的现象，包括烧蚀的痕迹、是否有撞伤(冲击损伤)、分层、脱胶、裂缝、雷击损伤、静电烧蚀和雨蚀剥层等。如果机组报告可能遭受了雷击，应对雷达罩进行更加细致的检查。例如，长城航空公司一架波音飞机的雷达罩遭受雷击后，表面只有一个针眼大的小孔，可是经过高压空气冲击后，雷达罩内壁却有半个篮球大的蒙皮鼓起。由于防雨蚀膜粘在雷达罩的前部，日常所受的冲击也最大，按照规定，当防雨蚀膜出现边皱、翘起、裂纹时应重新铺设防雨蚀膜。(2)敲击检查：如果雷达罩中有分层、进水，通过目视是检查不出来的，这时可拿一枚硬币敲击怀疑有分层处的周围，敲击时要仔细聆听声音的改变，如果复合材料内部有裂缝、脱层、脱胶和水分，都将引起声音异常。如果有尖和硬的脆声，则表面没有分层；如果敲击的声音变得混钝，就表明有分层、脱胶或有水分等。不过，要注意在敲击之前首先要弄清此部位是否经过改装、修理等，因重新改装、修理过的地方也会发生钝音。(3)仪器检查：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手工操作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因此一些公司生产了相关的工具。空中客车公司推出一种敲击试验工具(P/N98A57103013)。日本三菱公司最近也生产出一种称为“啄木鸟”的电动扣击设备(P/NWP－632)。此设备与计算机相联接，在扣击时可记录反射声波的强度和频率，检查内部蜂窝的状况。这种方法科学、可靠，且不受周围环境噪声的影响。美国生产的一种用于检查雷达罩进水的高频探测仪，(P/NA8－AF)其原理是用探头测量在无线电频率下复合材料的介电功率的损失，电波深度约为2.5英寸。应注意在3英寸以内的水分。金属(例如铝)紧固件将导致读数的增加，因此在测量雷达罩水分时，最好先取下测湿区的金属部件。另外还有一种德国生产的高频探测仪(P/N Henn－kenn MI－2000)，其原理大致相同，只不过体积略小，使用更方便一些。雷达罩的修理和保养在日常维护中，如果发现雷达罩损坏或出现不正常的现象时，要根据具体情况对雷达罩进行修补。雷达罩的修理可分为四大类：浸水修理、单侧面板的修理、单侧面板和蜂窝夹心的修理、双侧面板和蜂窝夹心的修理。不同的修理类型有基本相同的修理过程，只是在浸水修理时，应首先除去水分；如果是单侧面板修理，注意不要破坏未受损的蜂窝夹芯；而双侧面板的修理应首先做一个模具、垫衬其中一面。下面以单侧面板和蜂窝夹芯的修理为例，简单介绍雷达罩的修理过程。(1)清除：首先大致画出损伤区域的范围，用刮刀或180粒以上的砂纸打磨掉漆层，接着根据损伤情况，用适当的模型画出圆形或椭圆形的轮廊(注意要盖住所有损伤区域)，然后按照原有面板的层数用180粒以上砂布或梯次打磨钻做梯次打磨，再用型号为GM1 AT87B02－320的打磨钻清除掉损坏的蜂窝夹芯(参见SRM51－10－02)，最后用240粒或更细的砂布打磨内侧表面，用吸尘器吸出粉尘，用浸过甲基异丁烷酮或丙酮的软布清洁打磨区域。(2)修补蜂窝：切取一块与去除的夹芯相同周长的蜂窝夹芯（夹芯材料应一致），并将芯块切成厚度稍高于原来面板的外侧表面，使用BMS5－28 TYPE 15～20罐装粘合剂，将它涂在所要修补的蜂窝芯孔壁上，按照原有蜂窝夹芯的缎带方向，把修补芯块小心放入芯孔中。(3)固化：为了保证固化的质量和缩短固化时间，应采用抽真空和加温的办法。先铺上一层干的可剥离层或玻璃纤维布，接着是固体分隔膜，最后铺一层玻璃纤维布(型号为BMS9－3 TYPE D)作为透气层，将真空计和真空管座放置好，并在铺层四周使用密封材料将真空膜密封好，把真空管和真空计接在它们的底座上。抽真空时，要求最小真空度达到22英寸汞柱，如果真空膜为密封，则保持5分钟后，真空度下降小于5英寸汞柱。固化可以采用热电偶或使用烘炉，如果温度在250(121℃)，固化需5小时，若在室温下需长达7天。当芯块固化后，需用240粒或更细的砂纸将蜂窝芯块与周围面板打磨平，并处理干净。(4)修补面板：在修补时，表面铺设玻璃纤维布，可采用干法或湿法两种方法进行。实践证明干法修补的效果要好一些。干法修补：用型号为BMS8－79 ST YLE1581或7781的玻璃纤维织物作修理铺层，根据芯孔大小剪出与原玻璃纤维表面层数相同的梯次铺层。按照原玻璃纤维的缎带方向，以45度相重叠，并以圆锥形的方法由小到大向上铺设，然后采用抽真空和加温的办法使其尽快固化。湿法修补：用型号为BMS9－3TYPE H－2或H－3玻璃纤维织物，并用BMS8－301树脂浸透BMS9－3修理铺层(自己制作)。以下施工与干法相同。固化后，雷达罩即可喷漆。若修补的损伤直径超过4英寸，应对雷达罩进行电性能测试，检查其透波的衰减情况。雷达罩的喷漆雷达罩的喷漆要严格按照AMM53－52－00要求进行。由于雷达罩电性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雷达系统的正常工作，因此雷达罩的喷漆质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南航B737的喷漆过程。(1)防静电涂层要采用的电阻为1MΩ～100MΩ，型号为BMS－10－21 TYPE Ⅱ的防静电漆，在施工中喷漆的厚度要在15～25μm之间，其中防静电与固化剂的混合比为1∶1。2.在防静电漆的外面喷上面漆(装饰漆)。南航的飞机上采用了型号为FE102/802的白漆，型号为FE102/C4293的金色漆，型号为FE102/C2638的浅蓝色漆和型号为FE102/C2563的深蓝色漆。装饰漆的厚度要求在25～50μm之间，面漆与固化剂的混合比为2∶1。另外，如果小面积补漆可以采用COURTAULDSAEROSPACE公司的针管式补漆计。雷达罩防雨蚀膜的铺设南航B737一般采用3M公司生产的压敏式雷达罩保护膜(SJ8665)，其中B737的牌号为FP－1，当雷达罩的防雨蚀膜因损伤需要更换时，首先把原防雨蚀膜揭下，然后将雷达罩表面清洁干净。由于防雨蚀膜粘性很大，所以当取出防雨蚀膜后，应将其浸入到一种溶液中(一升水配10滴洗洁精和少量酒精)，并将雷达罩表面也喷上该溶液。将防雨蚀膜对准位置后罩到雷达罩表面，用塑料刮板从其前端中心由上到下迅速向外刮水，直至将内部的水分全面刮除干净，若有较大部分水分被封存在内部，需马上揭开到该位置重刮，如果仍有少量水分去除不净，可用针管刺一小孔将水分吸出，待防雨蚀膜彻底粘牢后(室温下大约一天左右)，方可投入飞行。只有清楚了解雷达罩的结构、修理、检查以及雷达罩喷漆的工艺要求，才能在日常维护中对雷达罩的检查更加细致周到，才能更好地保证雷达罩的工作效率。作者单位：南航河南公司飞机维修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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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408 【原文出处】中国软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1 【原刊页号】67～69 【分 类 号】G10 【分 类 名】精神文明建设 【复印期号】199805 【 标 题 】大力推进特区精神文明建设创建跨世纪的现代文明城市 【 作 者 】洪荣灿 【作者简介】厦门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 正 文 】 面临新一轮创业和迈向新世纪的伟大进程，怎样围绕把厦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城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宣传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全面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在全市人民中进一步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进一步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努力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努力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采、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努力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加协调发展的局面，使厦门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文明城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大力推进特区精神文明建设。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一目标，协调发展首先是各级领导在指导思想上要更加明确，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定要扭住不放，要把经济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出发点和落脚点，使精神文明贯穿于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三个不动摇：一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厦门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精神文明建设上新台阶的决心不动摇；二是在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坚持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不动摇；三是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时，坚持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不动摇，做到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两个文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第二，要将两个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目标和任务一起布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在具体操作上要注意掌握几点：一是要用规划目标指导两个文明建设。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制定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厦门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是和认真制定执行“七五”、“八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分不开的。当前，要按照“九五”精神文明建设规划要求分解立项，并制定每个年度精神文明建设计划和要点，逐年加以实施。二是要用责任制保证两个文明建设，坚持各级领导班子第一把手对精神文明建设负总责，一级抓一级签订责任状，实行考核和奖惩制度，定期检查督促。三是用足额投入来加强精神文明基础设施建设。厦门市“八五”期间市财政投入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境管理等方面的资金就达20.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50％，大大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在“九五”期间和未来10年中，厦门精神文明建设投入至少仍应保持略高于财政增长的幅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物质保证。四是用法规性条文规范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各种精神文明建设的法规，才能保证两个文明统一目标、协调发展。二、以思想道德建设为核心，全面提高特区人的素质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要培育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首要的一条就是要用邓小平的伟大理论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同时继续抓好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抓好三德教育，着力提高市民的思想道德素质。要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开展邓小平理论的学习活动。要继续坚持和健全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的学习制度，带动全市广大群众学理论，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时，要结合厦门实际，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要充分发挥陈嘉庚生平事迹陈列馆、郑成功纪念馆、华侨博物院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挖掘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编写和创作爱国主义的教材和文艺作品，组织爱国创业先进事迹报告团等，营造浓郁的爱国主义氛围，激励人们爱国爱乡，建设特区。在三德建设方面，要突出抓好职业道德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要做出表率，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落实《厦门市行政机关改进工作作风和提高办事效率的暂行规定》，深入开展“廉洁高效、优质服务”活动，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各行各业要深入开展“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奉献在特区”活动，进一步建立完善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准则、守则、条例和规定。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同时，要抓好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建设。行之有效的厦门市市民文明公约要更广泛更自觉的履行。家庭美德建设要以争当文明家庭为载体，在全市城乡全面铺开。从而形成文明礼貌、助人为乐、遵纪守法、见义勇为的社会风气。面向21世纪的厦门，要有一大批现代化建设的人才，要求特区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有较大的提高，民主法制意识有较大的增强。一方面，要认真实施《厦门市科学技术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围绕“九五”期间科技进步的“三大目标”，组织实施“八大计划”。以本世纪末为例，到2000年，全市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以上，全市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到60％。为此，要大力开展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和教育，在全社会形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气。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认真实施《厦门市教育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再一个方面是要努力繁荣文化艺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同时，发展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事业，努力提高卫生和体育水平。面向21世纪的特区人更要有民主法制观念。要按“三五”普法教育规划，扎扎实实抓教育。同时，善于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规范和养成特区人依法办事，依法律已的良好行为习惯。推进法制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的紧密结合。三、以现代管理为手段，坚持依法治理、科学管理城市必须面向世界，高起点、高标准地采纳世界上先进和科学技术的管理经验，实行现代管理。近几年来，厦门的环境之所以变得比较美，很重要一条就是我们在实施现代管理方面迈开了崭新的步伐。这个步伐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要加快。一是继续坚持依法管理。对已经出台的法规，如《厦门市关于禁止在岛内燃放烟花爆竹、禁止无证养犬的决定》、《厦门市关于在岛内禁鸣喇叭的规定》、《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厦门市城市规划条例》、《厦门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等40多部城市管理法规，必须坚决执行。对尚未出台的法规也要抓紧制定，如，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方面的法规，做到成熟一个，出台一个。同时，充实和加强城管、文管、卫生综合管理等城市执法队伍的建设，加大执法力度，使城市管理法制化。二是实施科学管理。在科学规划城市建设的基础上，要大力引进和采用国内外先进科技和科学管理经验管理城市。围绕着城市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园林绿化、环境保护、人口管理等实行科学管理，实现“四个转变”：即从单一型向综合型、突击性向经常性、随意性向规范化、传统的向现代的转变。在实行中要有的放矢，循序渐进。首先是抓住交通困扰城市这个主要问题，继续拓宽道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扩建和完善厦门交通监控指挥中心，实行现代科学管理，并把闭路电视监控，从现有的48个路口扩大到60个路口。真正做到红绿灯下无交警，各种车辆井然有序。走出一条有厦门特色的规范化、科技型、服务型的现代交通管理新路子。在对外来人口管理方面。要针对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流动人口犯罪率高、大案要案率高的特点，采取相应对策，把工作重点从常住人口的管理转移到流动人口管理，由静态管理转向动态管理，实行由公安机关主管、用工单位和基层出租户负责、“谁雇请谁负责，谁留宿谁负责”的连带责任制。建立健全以派出所为龙头，以执勤点为纽带，以治保会、调委会为基础，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治安防范体系。此外，对已经建立的集口岸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厦门港联检中心、集国税、地税两家为一体的纳税中心和公安110 报警指挥中心等要继续完善科学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方便国内外客户。三是实行群众管理。把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作为依法管理、科学管理的基础。要坚持不懈地广泛地向市民宣传城市管理的法规和城市管理的科学知识，让广大群众从不同侧面支持、配合和参与城市管理，真正体现人民城市人民管。要充分发挥各种群众性监督队伍的作用。四、以群众性创建活动为载体，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群众性精神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伟大创举。扎扎实实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必然使整个精神文明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从厦门实际出发，要抓好三个方面。一是要抓住创建文明城市这个主题，高标准，严要求，使创建工作在原有水平上再巩固，再发展，再提高。“九五”期间，厦门还要创建社会治安良好城市、计划生育先进城市、科技兴市先进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城市的宏伟目标，要求我们创建的不仅是国家一流的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环保城市，而且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发展的具有现代化国际水平的文明城市。二是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为民办实事，抓基层，打基础，开展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充分发挥驻厦门部队光荣传统，军民共建，军地共建。重点是抓好创建文明片区，文明行业，文明村镇。三是要继续深入开展讲文明、树新风的活动。五、以健全领导机制和工作制度为保证，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建立起党委统一领导、各方分工负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立足长远抓根本，保证精神文明建设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首先是建立领导体制。要不断调整、充实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领导机构。从厦门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要继续实施“一把手工程”，不仅党政一把手，五套班子一把手都要亲自领导和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协同抓的领导体制。其二是完善工作制度。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城市管理、文化市场管理等规章制度，逐步形成完善的精神文明建设管理体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走上经常化、规范化的轨道。已经建立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每半年一次全体成员会议，每季度副主任以上碰头一次，每两个月常务副主任碰上头一次的例会制度以及市、区系统文明办主任每月一次的联席会议制度要坚持下去。其三是建立投入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在制定年度计划时，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投入纳入盘子，统一考虑，保证满足必需的资金。同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规范有效的筹资机制，逐步形成多渠道投入的体制。其四是奖励机制。其五是建立队伍机制。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努力造就一支素质高、数量足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队伍。要按党十四届六中全会要求，适应未来15年的发展需要，制定规划，加强后备队伍建设。要从“九五”抓起，每年有计划地轮训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队伍。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支持精神文明建设队伍的成长。要给任务、压担子，严格要求，积极引导。通过加强培训、交流、轮岗以及教育管理，全面提高队伍整体素质，承担跨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责任编辑】杜虹/陈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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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709 【原文出处】贵州民族研究 【原刊地名】贵阳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102-109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杨正伟 【复印期号】199610 【 标 题 】论民间文艺生态学 【 正 文 】 一、问题的提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民间文艺的研究往往是纯文学的研究，脱离了它生存的特定环境，使这一学科的发展受到了影响，甚至出现困惑。最近几年来，民间文艺界又出现了新的转机，其特点是原始资料不断涌现，理论队伍迅速成长，各相邻学科的迅猛发展，也刺激了这门学科的竞争意识。把民间文艺放到文化大背景中去研究，正是这一时期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主张“民间文学要加强描写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刘锡诚先生主张“民间艺术要加强整体研究”，这都是根据民间文艺的特点而提出的科学研究方法。1989年贵州民族学院潘定智教授提出要创建“民间文学生态学”，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事业，现已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朝什么方向深入发展，不可能完全取决于该学科创始人最初的设想，也不可能由某一学术团体所能框定。一方面，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需要该学科解答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另一方面，人类科学系统整体功能的升级和各学科之间“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又为各学科向前发展不断提供新的科学环境。因此，建立民间文艺生态学是由民间文艺这门学科的性质、特点决定的，也是该学科向前发展之必然。民间文艺是活的文艺，它同其它一切活的生命现象一样，都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它“好似树上的绿叶，海岸边的贝壳，把它从生长的自然环境中采撷来，它就会枯萎，失掉原来的美”。因此，我们要想真正把握这些作品的实质，就必然“还它以它的生态”，将它放回自己最初的生存环境中去，才能找到其突破口。而民间文艺生态学，就是打开这个突破口的一把钥匙。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视听传播工具已经逐渐以难以阻挡的冲击波促进民间文学走向衰退，民间文艺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逐渐受到冷落。民间文艺创作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渐加快，娱乐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大家成群结队在一起对歌、摆故事的机会越来越少，加上老一辈著名歌手、故事家的相继去世，象《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这样的巨型史诗再也不可能产生，传统的民间神话、传说、民歌、童话等将面临衰落、失传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民间文学生态学，不仅能抢救出一些珍贵的民间文艺资料而且还可能创造出一些新的有利于民间文艺生存发展的民俗文化环境。这也就是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生态学的重大意义。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存在它（主体）与环境的关系。人类从事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语言、法律等一切社会活动，只要将其中的一项当作主体来加以探讨，都存在着它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问题，在社会系统中，各学科之间是互为环境的。民间文艺生态系统包括民间文艺主体系统 和环境系统。环境系统分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系统，这两个环境系统又包括若干个子系统，各系统之间、各子系统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反馈、互相制约，协调发展。民间文艺主体系统既受环境系统的影响，又影响环境系统，它们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纵横立体交错的相互作用之中。二、民间文艺与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对民间文艺的影响，很早就被人们所重视。“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泳”。这些论述，说明了外界事物引起人们思想感情的变化，而思想感情的变化却是创造音乐舞蹈之源泉。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都较详细地分析了自然环境对诗情文思的影响。民间文艺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更是深刻。每一个民族的口头创作，一般都以该民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为背景。首先，人们的劳动生活方式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由于某种地理环境上的特点形成的”，这种环境使得人类手脚分工，学会使用劳动工具，形成人类生活。人类的生产资料也是一样，有一定的草原和动物，才能有游牧的劳动方式；有一定的植物、土壤和气候条件，才能有农业的劳动方式；有森林资料，才能有林业等等。人们的消费生活方式也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一个民族生活栖息的自然环境，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景物，这些独特的景物就成为该民族特殊的审美对象，对该民族性格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傣族为什么会以花草、动物、星月、风云、山水来比喻？”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傣族的祖先，生长在野外，以森林为家，以花草树叶为衣服，他们的眼见和感觉，首先接触到的就是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要是我们的祖先出世在无花无树的沙漠里，那么我们的歌，也一定是风沙之类的比喻。”我们在研究民间文学作品时，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藏族民间文学赞颂的是雪山、苍鹰和雄伟的山色，蒙古族歌唱的是草原、骏马和开阔的景象，苗族描绘的是竹叶、清水、枫木和优美的风光，傣族抒写的是茶花、孔雀、大象和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象。这些事物正是各族人民根据自己周围的自然景物，用自己的审美标准来观察、欣赏大自然后创造出的艺术形象，它们不仅是该民族经常接触，喜闻乐见，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是吉祥美好的象征。比如“竹子”就生长在苗族的清水江两岸，它不仅一年四季郁郁葱葱，而且常年挺拔，风吹不倒，雪压不弯，用它比喻阿莎的苗条身材，就使人立刻想到仰阿莎婷婷玉立的青春风韵；不仅给人以视象美，而且给人以想象美。在苗族古歌中，苗族人民用巨大的篇幅来歌颂枫木，描绘蝴蝶，其涵义也是深刻的。又比如傣族人民对金鹿、白象和孔雀的赞美，也有较深的含意。它不仅是由于这些动物本身具有美的属性，而且这些动物与傣族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有某些渊源关系。比如大象，常年生活在傣族地区，它们不仅性情温和，体貌威武，是力量和壮美的标志，而且在傣族古代的农耕、战争和运输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傣族人民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才在作品中创造出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对金鹿的描绘也是如此，在傣族的传说中，傣族的祖先叭阿拉吾得到金鹿的引导才带领人们走出茫茫的森林，来到澜沧江边开田开土，建立家园，使傣族从狩猎转向定居。金鹿的这一成绩，傣族人民铭记在心，这种感情熔铸在民间文学中，就是把金鹿的形象用来象征社会生活中美好吉祥的事物。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一定社会的人正好有着这些而非其他的趣味，为什么他正好喜欢这些而非其它的对象，这就决定于周围的条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十分重视自然环境与艺术的关系。他将艺术品比喻成一棵桔树，“假定风中吹来各式各样的种子随便散播在地上，那末要有什么条件，桔树的种子才能抽芽、成长、开花、结果，生出小树，繁衍成林，铺满在地面上？那需要许多有利的条件，首先土壤不能太松太贫瘠，否则根长得不深不固，一阵风吹过，树 就会倒下。其次土地不能太干燥，否则缺少流水的灌溉，树会枯死的。气候要热，否则本质娇弱的树会冻坏，至少没有生气，不能长大。夏季要长，时令较晚的果实才来得及成熟。冬天要温和，留在枝头上的桔子才不会给正月里的浓霜打坏。土质还要不大适合于别的植物，否则没有人工养护的桔树要被更加有力的草木侵扰。这些条件都齐备了，幼小的桔树才能存活，长大，生出小树，一代一代传下去。”民间文艺也象一棵桔树，需要有适宜于它抽芽、成长、开花、结果的生态环境，它才不断“生出小树，一代一代传下去”，如果离开了这些环境，它就会枯萎，变成一棵干柴、朽木。在我国，很早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说法，就是指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民俗。有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可能形成什么样的民俗和民间文艺。我国地域广阔、风物各异，不仅民间文学各有特点，就是音乐曲艺也有区别。“南英如抽丝，北曲如轮轮……南英柳颠花摇，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玉落盘，北曲如金戈铁马”。（魏善伯语），“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是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矣。”这些评语虽不很确切，但南北曲格调各异是明显的。其原因是北方多为崇山峻岭，如蜿蜒的长城，咆哮的黄河，广阔的平原，巍峨的东岳等等，随时给人以雄壮、开阔的感受。南方则山青水秀，田园如锦，风光如画，如美丽奇特的黄果树瀑布，波澜不惊一碧万倾洞庭湖，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等等，给人以优美、陶醉的感觉。因此，形成北曲慷慨激昂，主要抒发豪放之志，南曲悠扬婉转，主要表达细腻之情。这也说明“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而他定居的时候越愚昧则越幼稚，身上的乡土的痕迹越深刻。”民间文艺是各族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永远留着各民族乡土的痕迹。总之，民间文艺不论是创作、流传，还是一般的比喻、隐射都离不开它的自然环境，如果抽出这个环境，就难以体会到它的奥妙。恩格斯在论述格林童话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时曾明确地指出：“只有认识了北德意志的草原之后，我才真正了解了格林兄弟的《童话》。所有这些童话几乎都带有这样的印记：它们在夜幕降临、人的生活开始消失、人民的想象力所创造的可怕的，无形东西在白天也令人为之胆寒的寂寞荒凉地方的上空疾驰而过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这些童话表现出来的是草原上孤独的居住者在这样的暴风雨的夜里，在自己故乡的土地上漫步或者从高塔上眺望荒凉的巨野所产生出来的种种感情。于是，从童年时代起就深藏在心里的草原暴风雨之夜的印象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并且还采取了童话的形式。你在莱茵，或者在土瓦本听不到民间童话生产的秘密，可是在这里每一个雷电之夜，都能用雷霆的语言一次又一次地把秘密告诉你。”这个精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生态学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自然环境对民间文艺的影响，除了上述的直接影响外，还有间接的影响。民间文艺并不是消极地、被动地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而是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一方面，自然环境作用于主体诸因素，通过这些主体因素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主体诸因素又作用于自然环境，从而制约自然环境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民间文艺正是在这种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中生存发展的。三、民间文艺与文化环境一般来说，文化环境是指人类自己创造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它作为一个大系统，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艺术文化、语言文化、民俗文化六个子系统。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子系统之间，各文化要素之间都是互为环境的。民间文艺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要素，我们将它作为主体来研究，其他的文化要素，如经济、政治、宗教、科学、技术、教育、法律、民俗、语言等都是影响和作用于这一主体的文化环境。这些文化环境，对民间文艺的生存发展起决定性作用。1.经济环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民间文艺的生存发展，总是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民间文艺。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民间文艺不可能长期存在，超越一定经济基础的民间文艺更不能设想。这是由于社会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人们要进行各种活动，必然要在能够维持自己生命的前提之下。因此，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只有解决了这个前提，人们才能从事民间文艺活动和其它活动。原始神话的产生，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缺乏科学知识，对变化多端的自然界和人的生老病死无法理解，于是把这些自然物幻想为神灵，并对之进行崇拜。这种崇拜和幻想，都来自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对这些崇拜对象的种种解释，就成为最初的神话。史诗的生存发展也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古希腊的英雄史诗特别发达，是由于它经历了为时较长而稳定的奴隶制城邦民主制时代；我国南方民族的原始性史诗较为发达而英雄史诗较少，是由于这些民族的社会发展缓慢，原始社会解体较晚，没有经历过典型的“英雄时代”，因此，渊源于原始社会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识和宗教观念一直有其生存的社会条件，英雄史诗的思想基础未得到充分发展，只能产生原始性史诗。如苗族社会的发展特点正是适宜于苗族古歌产生流传的土壤。另外，各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如农业、牧业、渔业、林业、工业等，都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民间文艺。许多民间音乐、舞蹈、故事、谚语，都是在劳动生活中激发出来的，它们的韵律总是配合着劳动的节奏直接为劳动生产服务。如古歌谣、生产劳动歌、狩猎歌、织布歌、秧歌、打铁歌、牧歌、渔歌等等，抒发的是对劳动的感受。那些以劳动呼声为主，并夹有一定语言的夯歌、号子，在劳动中更是起到协同动作，鼓舞精神，提高效率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抛开社会生产，就难以理解民间文艺的起源；抛开社会生活，也无法解释民间文艺长期生存发展的根源。2.政治环境民间文艺是人民大众创造和传承的，有较深的群众基础。但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一般也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这说明，剥削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既要千方百计篡改或利用落后的民间文艺来愚弄人民，也要利用政权的力量采取文化垄断和强制手段来影响和制约民间文艺，以适合自己的需要，这就使其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当然，民间文艺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它受一定历史的制约。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历史的国家。封建的统治，对民间文艺的生存发展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流传至今的部分民间文艺作品，是在封建社会中创作、改造、流传下来的，因此，其思想内容虽然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但它在流传过程中对民众施加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封建的政治影响反映在民间文艺中，主要表现为作品的迷信色彩和渗透着“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封建说教。当然我国各民族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他们的民间文艺反映出的封建意识也不一致。对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另一方面，民间文艺主要是被压迫阶级生活条件的产物，它体现人民大众的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政治斗争中常常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过十九世纪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时的民歌《血腥的屠杀》。肯定它在这次工人运动中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反对私有制社会的重大意义。恩格斯也曾翻译过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指出“这首民歌告诉我们，日益强大的贵族怎样反对自由农，以及农民通过哪些手段结束了贵族的勒索。”在我国，同样有大量的民间文艺作品讽刺和嘲弄统治者，如长工与地主的故事、官与民的故事、讽刺歌谣、苦歌、嘲讽笑话等等，都揭露了统治者昏庸、腐败、残暴的反动本质，表达了人民群众勤劳、机智和追求幸福的愿望。我国爆发的每一次农民起义，从准备到失败的整个过程中，往往都有民间文艺出现，有的起义军还直接创作和运用民间文艺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都收到较好的效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产生的革命歌谣、革命传说故事，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即使在今天的一些边远民族地区，运用民间文艺宣传党的富民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往往都收到一般的宣讲理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总之，政治环境对民间文艺的影响是深刻的。如十年浩劫，我国民间文艺受到了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间文艺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珍惜目前这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将民间文艺学不断发扬光大。3.语言环境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是思维的载体，也是民间文艺传承的主要工具。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五十六个民族有八十多种语言，而有传统文字的很少，许多民间文艺都是靠口传面授保存下来的。各族人民用本民族的口头语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作品，如汉族的《孟姜女》，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彝族的《阿诗玛》，苗族的《古歌》，布依族的《甲金的故事》等等。它们不但文学风格、歌唱韵味各有特点，而且语言词汇的表达也有差异。北方游牧民族民间文艺作品，描写草原、牧场、牲畜的词汇就多一些，南方农业民族的民间文艺作品，描写田土、农作物名称节令词汇就多一些。因此，要研究一个民族的口头创作，不通晓该民族的语言，不具备语言学的一般知识，就不可能搜集到第一手正确完整的资料，整理的作品就失去了科学性。并且，应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民间文艺，从横的方面可以进行比较，寻找出民间文艺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因此，我们在研究民间文艺作品时，必须重视其语言环境。4.宗教环境宗教环境对民间文艺的影响是很深刻的。特别是原始文艺与原始宗教，它们都产生在生产力及其低下的原始社会，都受着原始思维的支配，这就决定了两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可以说，祭坛就是文坛，原始宗教既是原始文学的宝库，也是它生存的土壤。“正是原始宗教给了原始文学以思想，以灵魂，以活动的舞台，并且给它准备和培养了从事文化活动的首领――巫师兼歌手。如果不具备这种种的条件，仅仅有奔驰终日的狩猎生活，甚至也出现了劳动中的‘杭唷，杭唷，’也是不可能自发地成长起真正的原始文学和原始艺术的”。在原始社会的初期，原始人在现实领域的一切基本活动，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求食和增殖。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为了生存，人们必须求食；为了种族的延续和繁衍，人们必须增殖。当时人们所进行的活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产生的。在他们看来，不演舞蹈，不涌诗歌，不事绘画就不会得到神灵的保佑，就会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威胁。当他们祈求善神时，不仅用物质祭品，而且还用语言和动作向鬼神献媚，以求得神灵的保护。当他们诅咒恶神时，就用木棍、宝刀、兽皮等法器，配合锣鼓之类的东西，用追赶的方式驱除鬼神。因此，他们祈求或诅咒的语言就成了诗歌；他们祈求或追赶的动作就成为舞蹈；他们祈求或追赶的整个仪式活动就成为戏剧。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存在于民间的文艺，在一定程度上也以宗教思想为依托。那些婚嫁喜庆场合人们的歌唱舞蹈，老人寿终后巫师鼓手的吹拉弹唱，搬迁立房的祝词颂歌，人畜生病后的求神拜佛，逢年过节的吹笙敬祝等一系列民间文艺活动，他们既不关心有无观众，也不过问旁人理不理解，而是一味地唱下去，吹下去，舞下去，直致该举行的仪式结束。这些集唱、吹、舞于一身的智者，往往就是民间的巫师。他们既是通神者，又是著名歌师；既是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的“理老”，又是家庭中的自然领袖。有人将他们称为“生活中的盐”，缺少了他们，生活就失去味道。这不仅由于巫师能为他们“驱神除鬼”，更因为他们能用民间文艺给人们带来精神动力和娱乐享受。因此，我们“要找出一部与原始宗教毫无关系的原始文学作品，其困难不亚于要找出一种与原始文学活动毫无关系的原始宗教活动、。5.民俗环境民俗一般指民间的风俗习惯，是一种相沿成习的文化事象，对社会和个人有强大的制约力。我们每一个人“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民俗环境塑造了人，也制约着民间文艺的生存发展。首先，民间文艺本身就是民俗的一个部分。民间文艺与其它民俗往往是互为依存、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民间文艺反映民俗，民俗对民间文艺的内容、形式、流传和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如苗族游方与情歌、苗族古歌与人生礼仪、布依族浪哨与浪哨歌、侗族伴嫁与伴嫁歌、彝族丧葬与孝歌、仡佬族丧葬与古歌等等，既是民间文艺，也是民间风俗。其次，民俗环境为民间文艺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场所。如青年男女以歌传情的民俗活动，就是情歌得以丰富的土壤；酒席上以歌劝酒的待客习俗，就是酒歌得以生存的场所；民间里以古理古规为判明是非曲直的风气，就是理歌理辞得以扎根的条件；节日中互对民歌的风俗，就是各种飞歌、新民歌不断产生的基础；祭祀庆典泳唱史诗的规定，就是各种古歌得以繁荣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各民族的传统节日，就是各族人民定期举办的民间文艺汇演，是他们展现民间文艺的园地。在这些场合，不懂歌舞或回避歌舞都不受欢迎。各民族的民间文艺主要就是靠这些民俗活动和节日集会保存和发展起来的。“歌谣的本质，它的意图，它的全部魅力是同歌谣的抒情意味、活跃气氛以及同时舞蹈的节奏分不开的。”如果将民歌从它的生态环境中脱离出来，只记下歌词，作一般化的理解，就不可能体味到它的奥妙，甚至变得枯燥无味。民间故事的讲述也有其生态环境，美国民间文艺家艾伦・丹迪斯在分析《大嘴青蛙》时曾指出：“这个笑话的大部分魅力在于表演，特别是在于说话方式从张大嘴巴到正常状况，最后到缩小嘴巴讲话的转变。要充分欣赏这个笑话，不仅阅读它的文字记录还远远不够。人们应当进一步听到和看到它的表演”。因此，我们在搜集和研究民间文艺时，就应该重视它们的民俗文化背景。再次，民俗环境为民间文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在没有文字的民族里，要保存每一种重大的民俗活动，就得依靠民间文学。各种节日的来历，各种仪礼活动的成因，各种古理约法的规定，各种禁忌的内容等等，都得以口头文学的形式传存下来。这就扩大了民间文艺的内容，丰富了创作素材。另外，民俗环境是保存民间文艺的土壤。许多民间文艺都是为了适应民俗活动的需要才产生，反过来这些习俗又使民间文艺得以保存，并共同向后世不断流传发展。总之，民间文艺总是扎根在自己特定的民俗环境当中，如果脱离了这个环境，它就会枯萎。民间文艺学的文化环境还包括哲学环境、伦理环境、民族环境、心理环境、信息环境等等，这些环境，对民间文艺的生存发展都有较大的影响。当然，我们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已经形成和成熟，主要是看它是否已取得独立的学术地位，是否已形成自己的理论学派，是否已有完整严密的学术体系，是否已有经典性的著作出现等等。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民间文艺生态学，应当承认，这一学科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但我们必须看到，民间文艺生态学确实是一个富有无限潜力的荒原，急需开拓者进一步开发，它的理论框架还需要不断补充完善，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学者来加以研究。事实上，一门新兴学科的出现，只有处于人们充分认识到它与自己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的社会环境时，才会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从而积极促进它向前发展，而且这门学科也只有处在其它相邻学科能从理论、方法、实践等方面都能为它提供一定“物质”、“能量”、“信息”的科学环境时，才可能得到顺利成长。民间文艺生态学能否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样存在一个环境的问题。因此，望这一学科的提出能引起各地同仁的关注，共同为它创造一个良好的适宜于它健康成长的科学环境。（作者单位：贵州省爱国卫生委员会）（责任编辑：李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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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6期 Vol.17 No.6 1999用蔗糖密度梯度离心法提纯禽脑脊髓炎病毒韦莉 刘爵 张杰 张方亮 姚炜光 周蛟摘 要 用蔗糖密度梯度离心法进行了禽脑脊髓炎病毒的纯化。将禽脑脊髓炎病毒(AEV)L2Z株、Van Roekel株和1143株分别经卵黄囊接种6日龄SPF鸡胚，接毒后13天，收集脑、消化道及胰腺，用玻璃匀浆器制成10%的组织悬液。组织悬液经3次反复冻融后，以4500r/min离心15min，取上清液。而后用氯仿处理，取水相，经冷冻真空浓缩，进行不连续蔗糖密度梯度离心。取出含AEV的组分，用PBS稀释后超速离心除去蔗糖，得到提纯的病毒。病毒样品经2%磷钨酸负染，于电镜下观察可见典型的病毒粒子，大小为24～28nm。关键词 禽脑脊髓炎病毒 蔗糖密度梯度 提纯禽脑脊髓炎(Avian Encephalomyelitis,AE)是由禽脑脊髓炎病毒(AEV)引起的以侵害幼禽中枢神经系统为主要特征的传染病，其临床疾病特征为病禽共济失调、震颤和非化脓性脑脊髓炎［1］。1930年Jones［2］首先于美国在2周龄的雏鸡群中发现该病，现已遍及世界大多数国家。研究表明，AEV属小RNA病毒科肠道病毒属。国内外对该病的病原分离鉴定、血清学诊断、病毒抗原定位及免疫防制等方面研究已做了许多研究，但对该病毒的纯化报道很少，尤其是国内仅有一家实验室做过该病毒的纯化工作［3］。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不连续蔗糖密度梯度离心法，对AEV病毒L2Z株、Van Roekel株和1143株鸡胚接种脑组织收集物，进行了病毒提纯，经电镜观察，效果满意，现将结果报告如下。1 材料和方法1.1 病毒AEV Van Roekel株为美国标准鸡胚适应毒，中国农业大学赵继勋教授惠赠。1143株为购自美国富道动物保健公司的疫苗株。L2Z株［4］为北京市农科院畜牧所分离鉴定的分离株。1.2 病毒增殖购自北京市实验动物中心的SPF种蛋孵化6天后，经卵黄囊途径分别接种这3个病毒株，每胚接种0.2mL的病毒液，然后继续孵化，于接毒后13天剖杀鸡胚，采集病变鸡胚的脑、消化道和胰脏，－20℃冻存备用。1.3 病毒的前处理将收集的鸡胚脑组织、消化道和胰脏，用玻璃匀浆器充分研磨后制成组织悬液，经反复冻融3次后，置－20℃冰箱中，备用。1.4 病毒的提纯先以4500r/min将组织悬液离心15分钟，弃沉淀，接着向上清液中加1/4体积氯仿，充分混匀后，置4℃1小时后，5000r/min离心20分钟，取水相。然后用冷冻真空浓缩水相到1/10。将该浓缩液做30%～60%不连续蔗糖密度梯度离心。在离心管中依次加入30%，45%，60%的蔗糖，最后加0.5mL浓缩的含病毒样品，在日立冷冻超速离心机中，于4℃下以13500g，离心3小时。然后用灭菌注射器取出各组带。1.5 琼脂扩散试验按文献［5］进行。琼脂板制备：取优质琼脂粉0.8g，加适量pH 7.2的0.01mol/L PBS溶液，加热完全溶解后再加NaCl 15g，补PBS至100mL，溶解后过滤，倒入平皿中，凝固后，4℃备用。加样与判定：按常规用梅花形打孔器打孔，孔径约4mm，孔距3mm。加入超离后各组带的样品与阳性血清，置37℃，24小时首次判定，观察72小时。1.6 去糖将琼脂扩散试验阳性的样品用PBS稀释后，用日立冷冻超速离心机以25000g离心2.5小时，除去蔗糖，沉淀用PBS悬浮备用。1.7 电镜观察依次将病毒样品滴于载样铜网上，2分钟后，用滤纸吸去多余部分，再滴2%的磷钨酸染色液(PTA)于铜网上，2分钟后，用同样的方法除去多余的染液，室温干燥后，电镜观察。2 结果与讨论2.1 蔗糖密度梯度离心结果制备的病样品经不连续蔗糖密度梯度离心后，在离心管30%～45%之间有一不太明显的环，用灭菌注射器分段取出各组分。在实验过程中作者注意到，在制作梯度时要仔细，勿使溶液界面扰动，从而影响分离效果，同时还要注意上样量不要过大。2.2 琼脂扩散结果在30%～45%界面上取的组分与阳性血清反应出现明显的沉淀线，而45%～60%界面中的组分未出现沉淀线，表明经蔗糖不连续密度梯度离心后，病毒存在于30%～45%之间，与Tannock等［5］的试验结果一致。2.3 电镜观察用电镜对病毒负染标本进行观察，3个样品均有大小一致的病毒粒子，直径约为24～28nm，多数呈圆形或不正圆形，与Gosting等［7］和Tannock等［6］观察结果相似。AEV自1930年发生以来，已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给养禽业带来较为严重的损失，我们通过探索建立了上述方法，解决了该病毒的纯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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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516 【 版 号 】11 【 标 题 】尊重各国艺术自身的特色 【 作 者 】徐永祥 【 正 文 】 我们知道，人类文明的四大发源地是中国的黄河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前三处都地处亚洲，这是上苍造物独钟情于东方的安排。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背景。让我们缩小文明概念而只谈艺术，东方艺术的发展当然就渊源于这个历史背景，和西方艺术相对而言，各有各的特色。东西方艺术的不同特点和相异性，构成了世界艺术的两大板块。在这两大板块中分布着一百多个国家和居住着几百个不同民族。每个国家和不同的民族，都会强烈地表现出他们自身的艺术特色和相异的审美意识和情趣。尊重并肯定这种相异性恰恰是世界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历史上多少哲学巨匠、艺术大师、美术史家对此早就取得了共识，认为人类的艺术差异越多样，就越能更广泛、更全面、更深刻地体现人类的精神面貌。自然界的结构必须保持生态平衡，因为这有利于人类的物质需要。世界艺术结构也需要有个“生态平衡”，这有利于人类的精神生活需要。这就是东西方艺术两大板块的相互依存，以及各个国家不同民族艺术的总体组合。历史上人类的战争，总是伴随着强者的文化入侵，一些多少带点偏见的西方美术史家在谈及古罗马对东方的侵略时，总是津津乐道，而当东方影响西方时，他们就发出哀叹。一位西方艺术史家曾写道：“古代西方诸民族造型艺术的衰落―――２００年起在东方的影响下逐渐枯萎―――是艺术史上最触目的现象之一。”一个民族的艺术魅力是不可小看的，它能在精神上征服“征服者”，胜利了的罗马贵族对被征服了的希腊艺术着了魔，就是例证。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仍然以其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来发展自己的艺术。可以说，这是不同民族自身的“遗传基因”永远在起主导作用，一切外来影响只能起次要作用。中国艺术的发展，应当是东西方艺术的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相互学习，洋为中用。然而最近有人说，中国美术同“国际接轨”就是搞“世界美术一体化”，对此，笔者颇有异议。西方可谓大矣，美术世界的统一中心，不知把它安排在哪个国家？西方美术的多元格局，弄得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中心在哪里。再说西方现代主义目前虽并未失去它的主流地位，但后现代思潮已渐露端倪，并开始对现代主义某些特征（比如失却公众性）作第一波的尝试冲击。似乎后现代艺术大有长进，并认为是未来取代现代主义的必然。然而现代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情景的象征，也绝非那么容易成为历史，它既然是一个时代的主流，作出了自身的贡献，其影响力也非同小可。黄河流域古文明的诞生和崛起，造就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奠定了我们深厚的传统底蕴。西方艺术思潮中所有的精髓，我们尽可认真学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他人充实自己，但不能夸大西方来制约我们。从总体上说，中国美术的发展将永远在神州大地的热土上，顺着自己的轨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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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5期 Vol.17 No.5 1999种子工程初见成效全国半数农作物品种推陈出新在湖北省召开的全国种子工程工作会议获悉，我国自1995年实施种子工程以来，共推广农作物新品种1210个，推广面积达7.6亿亩，主要农作物品种更换率达到56%，良种覆盖率达到95%，全国商品种子生产能力由64亿公斤提高到80亿公斤，大大加速了我国种子产业的发展步伐。据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介绍，种子工程实施4年以来，已完成投资15亿元，种子试验、生产、加工、检验、储藏、运销能力不断增强。通过推动主要农作物种子的标牌统供率、精选率和包衣率“三率”，大田生产中“品牌多乱杂、高低三层楼”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变，良种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中的贡献份额由1995年的30%上升到了40%。在实施种子工程中，各地采取了加强种子生产经营管理的措施，规范了生产经营行为，净化了种子市场，使假劣种子坑农害农案件显著减少。由于实施了种子工程，“九五”期间是我国种子事业和农业生产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之一。然而，由于管理体制不畅等原因，种子“三率”、管理与经营分开、种子公司企业化、育繁销结合进展缓慢，全国种子工程发展极不平衡。针对这些问题，农业部要求各地在加快种子工程建设时，一定要实行种子管理站与种子公司彻底分开，建立一支公正、高效、行为规范的种子管理队伍，积极引导种子企业进行改革、改制、改组，大力推进种子公司和科研育种单位之间的联合，加快集团化、专业化、育繁销一体化的进程。同时，要加大力度抓“三率”，用行政推动和市场机制等综合手段促“三率”，推动农业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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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评布什５月１２日签署的公告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７日电外交部发言人李金华今天对美国总统布什在５月１２日签署的一项公告表示极为不满和强烈抗议。美国总统布什在５月１２日签署的公告中宣布５月１３日为“全国支持自由和人权日”，指责中国政府。李金华说：“我们一贯反对美国国会以‘自由、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污蔑攻击中国政府。现在美国政府竟然根据国会要求发布公告，我们对此极为不满，表示强烈抗议，并通过外交途径向美方提出了交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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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原刊地名】广西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62～83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人学思想论纲 【 作 者 】陆贵山 【 正 文 】 一、文学研究视角的重大转换传统的文学研究的基点和核心是探讨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形成一套相当完整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理论。现代的文学研究的聚焦和主潮是开掘和拓展文学和人的关系，形成一套色彩斑斓的浪漫主义、意志主义、表现主义和泛表现主义的理论。“文学是人学”作为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命题，最早是高尔基从民俗学或人类学的意义上首倡的。但关于研究人的学说和关于研究文学和人的关系的理论古已有之，同那些研究社会―历史的学说和研究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的理论一样久远，并大体上是互动互激、互补互渗、同步发展的。西方社会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悖立和对峙。科学主义思潮是侧重于研究社会―历史以及社会―历史同文学的关系的；人本主义思潮侧重于研究人以及人同文学的关系。但是20世纪以后，科学主义思潮的研究视角和学术方向发生了偏离正常轨道的重大变异：即表现为不再去叩问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而是用实证主义和思辨哲学的方法，或以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的观念去封闭历史、躲避历史、重塑历史，甚至主观随意性地篡改和伪造历史。自逻辑实证主义发轫后所导致的“语言学转向”，科学主义思潮作为研究对象的客体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和表现出用语言世界取代社会―历史的意图和指向。这种变异提示我们：用科学主义思潮研究人和人文现象需要有新的比较准确的合理的解释和界定。因为，人和人文现象的规律只有相对论和概率论意义上的约定性，不可能要求，也不可能达到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性。否则，可能造成非人文化的弊端和迷误。从马克思主义宏观的大视角来看，文学和文学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涵盖面极大的广阔天地，表现为一个三向度的多维世界：即(1)文学同历史―社会的关系；(2)文学同人的关系；(3)文学自身的内部关系。从这种鸟瞰般地俯视全局的总体把握出发，可以引申出三种带有元系性质的大精神和大观点：这三种带有元系统性质的大精神是：(1)历史精神；(2)人文精神；(3)艺术精神。这三种带有元系统性质的大观点是：(1)历史观点；(2)人学观点；(3)美学观点。恩格斯首倡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观察和评价艺术。根据我个人的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观点中是包括人学观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认定的历史不是非人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是人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的全方面和全过程。人是历史的主体、载体和受体。因此，从宏观辩证思维的大视野来审思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要努力达到和体现：(1)三大关系：即文、史、人的完美融合；(2)三大精神：即艺术精神、历史精神、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3)三大观点：即美学观点、历史观点、人学观点的完美融合 。古今中外的几乎一切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思潮乃至文艺论争尽管纷繁驳杂，乱花迷眼，但无不可以归属为三大文艺理念：即“为艺术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如此而已，概莫能外，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文艺思潮、批评模式、创作倾向乃至文艺的风格和流派都是从上面所讲的文艺的大网络中推演、辐射和派生出来的。它们都通过这个大网络而存在，或者说，它们都在文艺的这个大网络中占有自身的位置和坐标点，都在相对论和概率论的意义上具有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性。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大道理和小道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大道理是由小道理构成的，但大道理又是管小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是讲大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看上去好像是对“为艺术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这三大文艺理念和文艺网络的吸纳和重铸和辩证综合。它以尊重艺术的审美属性为题中应有之义，既主张“为社会而艺术”，也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并把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因此，我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宏观文艺学。这种看法比消解“为社会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单纯地追求“为艺术而艺术”；或脱离“为社会而艺术”，推崇“为人生而艺术”；或排斥“为人生而艺术”，不适度地夸大“为社会而艺术”都显得高出一筹。从这个意义上说，只强调某一方面的具有合理因素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相当于微观的战术学，而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由于包容性强、覆盖面大，可称为宏观的战略学。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人学的框架体系1.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引申出人的社会存在和思想存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的论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和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注：《费尔巴哈论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页。）的论述，引申出人的本质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论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论述，如认为“人始终是主体”（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的论述和认为“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以及确定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理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注：《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7页。）的论断，引申出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客体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关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的论述，引申出人的价值追求本性，可以生发出人的认知活动和人的价值活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表现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的论述和关于人的生产是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按着美的规律来建造”（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的论述以及关于艺术是“生产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和关于人的“艺术精神的”“掌握世界”的“专有方式”（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页。）的观点，有助于加深理解审美创造活动的特殊性、自觉性和自由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诸如关于人的差别性包括人的阶级差别性的论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论述和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论述，可以引申出人的共同性和人的差别性、人的群体性和人的个体性的关系，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论述，都为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人学的框架体系提供了可靠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根据。2.框架体系人和文的质不是单纯质，而是系统质。人论和文论的系统质存在于所归属的家园之中，即所栖身的多维的、多极的、多层的、多面的、多向的和有机的、有序的、既和谐又对峙、既统一又倾斜、既悖立又互补的网络系统之中。(1)母元网络系统人、史（即动态的人的社会）、文，可谓艺术的具有源泉和根基性质的大网络和大母元。“为人生而艺术”、“为社会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三大文艺理念都是从中生发出来的，而处于子系统中的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文艺思潮、创作倾向、批评模式又都是从上述三大文艺观念中辐射、派生和演化而来的。从学理上说，在阐释具有源泉和根基的大母元和大网络性质的人、史、文的关系问题上，必须用宏观的辩证思维的模式加以完整的理解和把握。实际上，以“文”而论，完全无“人”和无“史”的“文”是不存在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和口号，所谓“纯审美”、“纯形式”的理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以“人”而论，“文”中的“人”不能脱离“史”。因为，人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的现实的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把人从社会―历史中抽取出来，进行孤立、封闭地研究，可能导致唯心主义、意志主义、虚无主义和审美乌托邦。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拒斥“为社会而艺术”，也无从实现“为人生而艺术”；以“史”而论，“文”中的“史”绝不可能是非“人”的。社会和历史总是人的社会和历史，如果不把社会和历史理解为人的有目的的自觉的创造性活动，把社会和历史从人的存在中剥离和孤立出来，推向极端，势必造成非人文化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总之，或将文学艺术非审美化、非形式化，或将文学艺术非人文化，或将文学艺术非历史化，或将文学艺术中的人完全历史化、社会化，或将历史和社会完全人文化、主体化、意志化、道德化乃至心理化和情绪化都是不妥当的。必须提倡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有机统一，应当强调艺术精神、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完美融合。(2)关系网络系统世上万物都存在于关系中，即都必定通过关系而存在。作为关系存在的事物的关系属性只有通过关系来认知和体悟。狄德罗曾说“美是关系”。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论点。人们把握事物必须依靠概念系列，即关系范畴或范畴关系，作为切入和透视对象的窗口和网结。人论和文论至少存在如下一些重要的关系范畴：①客体因素和主体因素的关系范畴；②历史因素和审美因素的关系范畴；③物质因素和思想因素的关系范畴；④群体因素和个体因素的关系范畴；⑤认知因素和价值因素的关系范畴；⑥内容因素和形式因素的关系范畴……所有这些关系范畴构成两大关系范畴系列：客体―历史―物质―群体―认知―内容的关系范畴系列；主体―审美―思想―个体―价值―形式的关系范畴系列。必须把各种人论和文论的学说、理论、思想和观念放到上述诸多关系范畴和两大关系范畴系列中去定位和考察。一般地说，第一系列的关系范畴是基础因素和决定因素，而第二系列的关系范畴是主导因素和动力因素。所有关系范畴系列中的诸多因素都是人和文的属性和有机的构成部分。对其部分地或综合地进行理论概括，可以创建成许多不同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新兴学科，如从第一系列诸多因素的理论提炼中，可以产生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认识论和以现实主义为标志的反映论文艺学和美学；对第二系列诸多因素加以理论总结，可以产生以泛表现主义为特色的主体论文艺学、审美学、文化学、思潮学，文艺个性学、文艺流派风格学、价值论文艺学和形式语言符号学，等等。以上诸多关系范畴和两大关系范畴系列既是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构成因素、存在方式，也是观察和研究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窗口和聚焦。从客体性和主体性的关系范畴来看：既要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要注重“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和文都是客体性和主体性的辩证统一，但这种辩证统一又不可能是绝对均衡的，必须容许倾斜，倾斜又不应失衡，必须合理和适度。人和文的主客体关系范畴是一个带有母源性质的基本问题。一般地说，客体性是基础，主体性是主导，文艺作品是客体性和主体性的交互作用形成的复杂的“合金”。不少学者都从人和文的主客体关系范畴中去梳理、评价和探讨人和文的本质和本体问题，作出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英国美学家李斯托威尔的《近代美学史评述》是自觉地运用审美主客体的关系范畴来梳理、评价和总结美学发展的历史规律的一个尝试。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不管什么样的文艺作品，都是由审美主客体的“合力”构成的辩证的结晶体。侧重于再现客体性因素，产生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倾斜失度，走向极端，可能滑向自然主义、某些形式主义、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侧重于表现主体性因素，产生表现主义、浪漫主义和带有泛表现主义特色的现代主义，推向极端，可能陷入心理主义、意志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从历史因素和审美因素的关系范畴看：文艺作品和文艺创作活动既是以审美因素为特色的历史现象，又是以历史因素为内容的审美现象。过去，有些学者认为，恩格斯提出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只是一种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方法。这种见解是肤浅的。与其说是一种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倒不如说是从文艺批评的视角倡导的或衍生和折射出来的文艺观念，即对文艺本质和文艺本体的理解和阐释。道理是十分明白的，正因为文艺的本质是社会―历史本质和审美本质的辩证统一，恩格斯才主张用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去评价作家作品。侧重于用历史观点揭示文艺的社会―历史本质，或侧重于用美学观点阐释文艺的审美本质都是值得提倡的。但也要倾斜得合理和适度。如用审美分析消解历史分析，可能导致非功利化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如用历史分析取代审美分析，可能诱发突现狭隘的物质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庸俗社会学的不良倾向。人类思想史上的社会历史学派是主张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文艺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对文艺的正确的历史评价是以确定正确的历史观念为基础、为前提的。社会历史学派的营垒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分支。有一种只强调物质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庸俗社会学派，像弗里契和彼利威尔泽夫那样，把文艺视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简单的分泌物和刻板的等价物；还有一种精神历史学派，只推崇和执迷文艺的思想关系范畴，像维柯、孟德斯鸠、狄德罗、斯达尔夫人、受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影响的泰纳，主张到人的社会心理、思想感情、宗教意识、伦理观念和风俗人情中去寻求“对艺术的最后解释”。其间有震撼力的学说当推孔德的实证主义、狄德罗的社会风俗学和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的“三要素说”。这里应当着重指出的是，20世纪后，在学术研究和文艺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诅咒、叛逆、逃避、消解、篡改和重塑历史的非历史化和反历史化的倾向越演越烈。从现代主义，到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到新历史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不同程度上表现出躲避和消解历史的倾向，或流露出历史悲观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迷误。从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关系范畴来看：文艺创作和审美活动无疑是自由的个体化劳作，但总要这样那样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群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作为艺术家本应理解为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体，从高标准的严格意义上说，任何即便是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是自己时代、人民和所属群体的儿女，全然拒斥利他原则是不道义的。正确的健全的乃至崇高的意向应当是在自觉地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实现自我。这里面也存在着两种极端：一种片面性是用群体性压抑个体性，把作家变成时代的传声筒和所属集团的代言人，不尊重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非个体化的理论企图显然是违背艺术规律的。人类学、弘扬群体精神的意志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的某些代表人物，如斯特劳斯、戈德曼、尼采、艾略特都是贬抑和抹煞创作个性的。当这些消解文艺个体性的理论涌入中国之后，竟然出现了把它们表现主义化，按照弘扬主体性的需要，改换成和打扮成与其内涵和本旨完全相反的主张宣扬艺术个性的理论。这种实用主义的心态造成了十分明显的常识性错误。另一种片面性是用个体性消解群体性，不适度地强调所谓“个体化创作”，一味地张扬和表现自我，甚至视自我为上帝。从文艺思潮的视角看，现实主义是在比较强调群体性的前提下有意识地追求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而表现主义、浪漫主义和某些现代主义的文艺则执迷自我，往往不适度地狂张文艺的个体性。从群体性和个体性的关系范畴出发，可以写一部有特色的文学发展史。群众性和个体性的主导方面的转换和演变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如从中国的近代史的发展轨迹看，“五四”前后，现实生活及其在文艺中的反映以呼吁个体和个性解放为主潮；革命战争时期，群体的行为、利益的愿望得到了实现；建国以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呈现出群体性和个体性相对和谐的状态；新时期以来，个体性和个体的主体性又表现出高扬的势头。因此，研究人的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相互关系，可以成为新的文艺理论的生长点。对物质关系范畴和思想关系范畴、认知关系范畴和价值关系范畴、内容关系范畴和形式关系范畴，也应当用宏观辩证思维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深入的透视和剖析。(3)中介网络系统只有母元网络系统和关系网络系统，会感到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必须靠中介网络系统才能使这两大网络系统联结起来、活动起来、构成起来。a.实践网络系统；b.文化网络系统；c.心理网络系统；d.语言网络系统。这些中介网络系统的本质和功能是大体相同或同中有异的。其中某些网络系统不仅具有中介论的意义，还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不管怎么说，这些中介网络系统都具有如下作用：中介作用，背景作用，动力作用，构成作用。通过人的凭借实践、文化、心理和语言符号诸多因素的审美创造活动，实现这些中介网络系统的潜在动力所引发的作用和功能，才能使母元网络系统和诸多关系网络系统具有活性和动态的亲和结缘的意向，得以交感、互融、活化、完形、塑建和构成。①关于实践中介网络系统。实践，可以从客观方面来理解，也可以从主观方面来理解。它既是人感受世界的途径，又是人改造世界的手段。只有人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人的预期目的，达到认知活动和价值活动的统一。实践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双重意义。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对外部的尚未被改造过的自然界而言，必须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页。），实践作为联系主客体的中间环节，只有认识论的意义；然而，对人造物来说，对经过人改造过的对象而言，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实践本体论”不适用于自然物，而适用于人造物。列宁虽然没有说实践是第一性的观点，但却认定实践是第一位的观点，即首要的、主导的、基本的观点。只要肯定自然界的优先存在的地位，对实践的作用的功能怎样估计都是不过分的。马克思庄严宣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被人化了的世界万物，都是人创造性的社会实践的积极成果。人的精神产品包括文学艺术更是如此。完全把实践主体化或泛主体化是不妥的，但消解和压抑实践主体化，或将实践非主体化更是错误的。绝不能因为出现极端推崇和夸大实践主体性的偏颇，便不去充分强调实践主体性的“第二自然”以及一切辉煌的精神产品和艺术精品的伟大作用。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可以简化为提高作家艺术家的实践能力问题。②关于文化网络系统。文化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文化可以分为大文化和小文化、物质形态的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这里所谈的是指观念形态的小文化。这种文化往往表现为带有时代性、民族性、群体性、阶层性的思想体系。任何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创造物，生成以后，又必然对人的性格、素质、思想和行为包括艺术创作活动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换言之，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转来也创造和重塑着人。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文化无本体论内涵；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的意义上，文化有本体论内涵。这两种情况不应随意颠倒、混淆、易位和置换。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为人的，是人写的，是写人的，也是写给人看的。因此，对创作对象、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提高文化品位和文化素质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增强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的文化功力、文化的价值选择的正确性和自觉性，优化文化格调和文化情操，提高文化概括力和文化穿透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格局必然是多元的。繁杂的文化结构中存在着高低、文野、雅俗、良莠之别，在文艺创作中还表现出某些反文化、反美学和种种丑陋的鄙俗的带有野性的原始文化主义的浊流。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呈现着“马学”、“国学”、“西学”的对峙和交融、悖立和互补。“国学中心论”和“西学中心论”都是行不通的。昏昧的国粹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盲目的媚外主义和排外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必须处理好文化的“体”“用”关系。“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值得研究的。从理论上讲，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应当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以具有中国特色和当代形态的“马学为体”，兼顾“西学为用”和“中学为用”，才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文艺创作作为一种以审美为特征的精神活动所创造的文化产品，理应以开放的眼光，广泛地有鉴别地选择和有批判地吸纳、承接中外一切先进的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用来发展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③关于心理网络系统。心理的内容、机制和功能是作家艺术家反映和表现生活和人生的中介。这一点是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的。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中介说”具有极大的理论说服力。无条件地不加限制地主观随意地把心理中介上升为文艺本体是值得商讨的。心理现象都是社会现象在创作主体的心境上的投影和折光。严格地说，不存在纯粹的与社会和历史相绝缘的心理。认为存在，只不过是心理学家的职业幻觉。心理现象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上这样那样地表现出来的社会和历史现象而已。但是，还存在着问题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正因为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是对社会和历史问题在人心上的集中的凝聚性和积淀性的贮存和反映，只有把握和宣泄这种人心所向的社会心理和群众心态，才能深刻反映社会和历史，引起世人瞩目，取得轰动效应。文学史同时也是心灵史。研究人的心理结构、心理规律、心理意向、心理功能、心理反应，对开掘人物的幽邃的心灵世界，提高作品的深刻性和感染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④关于语言网络系统。传统语言学把语言视为人的思想的物质外壳和人的交际和情感交流的媒介和工具。自逻辑实证主义问世以来，西方学术界发生了有深远影响的“语言学的转向”。形式主义以降，到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阐释学、读者反应理论、新历史主义都竭力推崇语言的作用，甚至抬高到上帝或造物主的地位。有的学者竟宣扬不是人创造了语言，而是语言创造了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语言本体论”大行其道，蔚为时尚。学术语言作为文化人的专利和特权，给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尊严圆了一个美妙而又苍白的梦。道理是十分明白的。当他们肌肠辘辘的时候，这些学者们恐怕再不会说语言是救世主了。这些语言学专家们把问题完全搞颠倒了。首先必须承认是人创造了语言，然后才谈得上生活在语言环境中并通过语言进行交际的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语言和语言环境的熏陶、塑造和影响。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语言都是人表达思想的工具，反转来也是改变人的思想、素质和性格的一个方面的手段。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艺术都有自己特殊的语言。必须吸取20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深化、强化和优化对语言的结构、本性和潜能的探讨，以达到不断提高文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之目的，同时，谋建中国文论的自己特有的话语体系。(4)存在网络系统空间和时间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建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叩问文学艺术的系统本质，必须从空间和时间的三个维度或三个向度上加以开掘和拓展，形成多侧面、全方位、立体感的总体结构。这种空间和时间的三个维度或三个向度可以表述为：①从空间的横向上拓展存在的本质面，即探寻文艺理论所包含的广度；②从空间的纵向上挖掘事物存在的本质层，即钻探文艺理论所蕴藏的深度；③除静态洞察之外，还要进行动态把握，从时间的流向上捕捉事物的本质踪，即指明标示文艺理论发展轨迹的矢度。惟此，才能站在俯视全局的制高点上，从广度和深度、静态和动态的有机结合上，确定文艺理论的系统本质，建构文艺人学理论的框架体系。从要求文艺创作而论。文艺作品应当反映和表现社会和人生的横向、纵向和流向，即开掘和揭示表现和反映社会和人生的广度、深度和矢度。像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那样，极其广阔地深刻地表现和反映社会和人生的本质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趋势。从梳理文艺观念、批评模式和文艺思潮而论。以它们存在的三个维度和三个向度为坐标，进行大体上的归纳和定位。以诸多关系网络系统和中介网络系统中所包含的文艺观念、批评模式和文艺思潮，展示文艺理论体系的博大和宏富；以能够充分开掘社会本质、揭示社会和人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土壤的现实主义以及作为历史积淀的深层的理论形态和样式，如集体无意识和神话原型批评模式，同深入揭示人的生态、心态和命运的一些表现主义和现代主义以及窥视人的深层的人格结构和潜意识理论，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展示文艺理论体系的深邃和丰厚；以“社会中心论”、“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读者中心论”再到“社会中心论”和“人生中心论”的发展轨迹，勾勒和揭示文艺理论演变的流向和矢度。这样，才能对文艺理论体系的构架达到立体化和全景式的宏观把握。在此基础上，建构文艺人学理论的框架体系。从文艺理论的横向和广度上要求，避免窄面化，展示全面、丰富和多样；从文艺理论的纵向和深度上要求，克服平面化，不断向更深的本质层钻探和开掘；从文艺理论的流向和矢度上要求，消除封闭的、静止的和孤立的研究，以开放的胸襟和眼光，对文艺理论的系统存在进行活性和动态的把握，揭示文艺理论发展的总趋势。三、文艺中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文艺与人的关系和文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作为文艺中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并往往表现为文艺中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关系问题。在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过去十分强调历史精神，要求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在突现文艺的历史精神的同时，由于不同程度地受到庸俗社会学和狭隘阶级论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淡忘了文艺的人文精神。现在，我们的舆论又特别弘扬人文精神，这几乎成为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文科学的强音和主调。这种意向当然也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但人们注意到，有些作家作品有意无意地将追求文艺中的人文精神和揭示文艺中的历史精神不同程度地割裂和对立起来，甚至明显流露出用人文精神诅咒、躲避、消解、反叛历史精神的强劲势头。我们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研究的。文艺史实表明，世上没有无人文精神的文艺，也不存在无历史精神的文艺，将文艺非人化和非史化都是不妥当的。在文艺中的人文精神的普同性和差别性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理解和阐释上的偏执。人文精神尽管有普同性，但不是抽象的。应当辩证地把握人文精神的差别性和普同性的对立与和谐。从差别性中提炼出普同性，从普同性中发现差别性，从人文精神的普同性和差别性的既相激又互补、既相逆又互渗的双向复杂关系中体认和理解人文精神本身。不能不看到，人文精神的差别性，包括时代的、民族的、人群的和个体的诸多方面的殊异，即便是处于大体相同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由于社会地位和占有物质财富、金钱和权利的不同以及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思想倾向的差异，甚至有天壤之别。在文艺中的人文精神的雅俗关系问题上，不作认真的鉴别和区分，笼统地情绪化地扬雅抑俗或褒俗贬雅。事实上，雅既有能为广大读者层所能接受的俗雅，也有那种倡导纯审美的傲睨一切的贵族论的高雅；俗既有粗俗、鄙俗和媚俗，也有那种正常的健全的雅俗。雅和俗既存在着对峙和冲撞的一面，也存在着交融和互渗的一面。雅和俗在合理的位置上和界限内，都有自己生存和发挥的权利。因为，整个文艺格局及其人文精神必然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和多元性。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指人为了适应和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和追求发展前景而生发和表现出来的文明程度的总和，属基于人的认知关系的价值关系的范畴。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命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的最高目标和终极关怀是经过深刻漫长的历史过程所不断趋向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文艺中的人文精神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和向度是复杂而又曲折的。从总体和全局上看，自文艺复兴、狂飙运动、启蒙运动到二次大战后，尽管在诸多层面上开掘和丰富了人文精神的内涵，但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主观化、内向化、脆弱化，或者可以表述为堕落、颓唐、滑坡、萎顿、困惑、迷茫、焦灼、痛苦、孤独，产生病态和畸变，造成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的人的低级化和低能化。这大体上符合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文艺史实。人文精神颓败的历史根源是人的生存状态与人赖于活命和发展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环境不相协调的产物，是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失衡和病变在文艺镜面上的投影和折光。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创作中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咒骂和反叛现实、逃遁和拆解历史。这些文艺创作中所流露出来的人文意蕴或人文指向似乎是作家艺术家们为了摆脱与自己不相协调的生活困境所开辟出来的“种种逃路”，决不会对人们的现实的生存状态发生实质性和根本性的改变。因此，这种人文主体性的功能是非常有限的，恰好表现出处于社会中、底层的中、小知识分子代表或客观上代表处于社会中、底层的人群所发出的带有这样那样的反叛情绪的不和谐音，反映出中、小知识分子的脆弱，怯懦、绵善和幻想。正常情况下，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是共态的、同步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宏观上是平衡的，微观上是不平衡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运作并不总是呈现着和谐状态，甚至往往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时是以人文精神的变异和滑坡、伦理道德的沉沦和堕落为代价的。这只是历史前进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现象。因之，咒骂和阻挡时代发展的脚步的舆论和行为是昏昧和愚钝的表现。脱离历史谈人，或脱离人谈历史都会陷入理论的误区。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人文精神是历史的人文精神，历史精神是人的历史精神。人是历史的主体和创体，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成果，人是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历史是实践主体的人格化，是人文精神的载体和受体。人的目的性和历史的规律性的一致是实现两者统一和交融的内在根据和重要契机。20世纪以来，尽管应当考虑到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但从全局和总体上看，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分裂和对抗日趋突出和强烈。人们往往把历史精神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种看法尽管说出了问题的主导方面，但还是显得过于简单和褊狭。历史结构所包含的历史精神和历史状态是全方位的。历史结构表现为三种形态：①物质形态，指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提供的资本和物质财富和科技成果所创造出来的物化世界；②制度形态，指制导和统辖、管理整个社会的国家机器及一切所隶属的机构、体系和机能；③人文形态，指人和人的生存境况和发展前景。应当力图从历史结构和历史形态的相互关系中去寻觅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分裂和对抗的基因，探索人文精神被压抑被扭曲所造成的人生存状态的困顿和危机。人文精神对历史精神的反叛和抗争，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人同社会环境和现实生活不相协调的产物。但不能理解为脱离历史的人对人的历史的这样那样的谴责和声讨，而应视为历史结构内部的人文形态同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的疏离和冲突。从人文形态和物质形态的关系而论，这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既历史地解放了人，增强和扩展了人的手段和机能，同时又在一定条件下使人成为单纯的生产的工具、机器的附庸，承受着高超的科技成果的威慑和恫吓，成为人为物役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单面人”，被“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所形成的超验力量摧残和作践。从人文形态和制度形态的关系而论，附和大多数人的意愿和利益的国家机器、制度、体制和机能可以维护和发展人的良性生态。如果出现了两者相悖谬相冲突的境况，国家的政权机构和体制可能变成压抑、威慑和嘲弄人和人文精神的粗暴和强制的铁腕，侵犯和剥夺人们的正常的合理的民主生活，“权力拜物教”的强力意志压迫着人们的身心。通观整个西方20世纪以来的文艺的发展史实，可以不同程度地感受到正是由于三大拜物教即“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和三大机器即“战争机器”、“国家机器”、“工业机器”，的侵蚀和诱发才产生人文精神的堕落和畸变，正是历史结构和历史形态中的不合理因素才造成人文精神的滑坡和颓废。然而，如果将人文精神的危机笼统地归结为社会―历史结构中的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本身，则是表面的、肤浅的，甚至是幼稚的。从社会―历史结构中的物质形态看对人文形态的关系，必须体察到，物的关系既掩盖着又表现着人的关系，或者说，物的关系只不过是从物的角度，以物的方式反映出来的人的关系，世界的被物化或被物化了的世界仿佛是打开了的历史―人文之谜的感性心理学，是一本可以破译和解读人与人之间的本质联系的书。有某些善良的空想的人道主义者的批判锋芒只指向社会―历史结构的物质形态本身，甚至酿成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峙和冲突。须知，物质财富和科学技术本身是无罪的，关键在于物质财富的占有方式，关键在于科技成果转让和转换的是否合理，使用的是否有益、正确和适度。人类发现了核能，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威慑和毁灭人类。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财产、权力和科技成果的再分配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再调整。历史问题必须也应当还原为历史的人的问题，必然提出合理的解决人对物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一般地谴责、指控和诉讼物对人的压抑是没有力度的，物对人的排挤和压迫只能理解为拥有巨额物质财富并转换为强大物质力量的人对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穷酸赤贫的弱者的捉弄，是从物质关系表现出来的占主宰地位和起支配作用的人对物质匮乏的小人物的摆布。从理论上讲，人应当是历史的主人，富于想象和幻想的文艺作品可以把人描绘成睡梦中的皇帝，但这丝毫不意味着睡醒以后对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境况和命运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从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制度形态看对人文形态的关系，诸如国家机器、制度、体制、机能等作为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受体都带有程度不同的甚至是十分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强制性。这种制度形态的物质力量体现着推行着一定的人群、阶级、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愿望。制度并非是苍白的空壳和虚幻的形式。它的背后站立着人，展示着人与人之间的意欲指向，往往转换为代表当权者利益的政府官员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功利关系。官场中的腐败现象、钱权交易的丑恶秽行是诱发人文精神趋于畸变的腐蚀剂。人们逐步意识到，通过表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变态和病态，这样那样地呼吁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再调整是20世纪文艺的潜话语和隐语境的核心。诸如现代西方的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理论、关于人的异化的理论、关于社会文化批判的理论、关于审美乌托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人文背景下产生的，并不可遏制地弥漫开来。维护这个时代的历史结构的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的理性主义旗帜开始退色，逐渐失去了自身的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作为人文信仰的精神支柱已经败落和坍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人文背景下出现了非理性主义对僵化、刻板、背时的旧理性主义的反叛和挑战。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强劲的主导思潮，标举着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诚然，对以新人本主义为核心内容和内在灵魂的非理性主义应作出全面的评估和剖析。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它是对古典的传统理性的反弹和消解；从完善人格结构和意识结构的角度看，它是一种重要的发现和填补；从对社会进步的作用的角度看，它撕去了神圣的假面，冒犯了权威，具有不可忽视的揭露和批判功能，同时张扬了丑、荒诞和迷乱；从对人文精神建构的角度看，它给被夺抑而处于孤独、焦灼、痛苦的小人物营造一个特殊的精神家园，使他们受伤的紧张的惊恐不安的灵魂得到慰藉、安顿和憩息；同时又明显地表现出不可忽视的负面作用，导致人文精神的滑坡和颓废、伦理道德的失范和人的文化素质和性格力量的低级化和低能化。由于非理性主义思潮反对一切理性，这种“弃水泼婴”的褊狭态度，使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否定僵硬的压抑人的旧理性的同时，竟连同正确的有价值的蓬勃着活力和生命力的理性思维传统、科学的认知手段以及对历史规律和人生真谛的把握都一起抛弃了。必须看到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这种功过参半、是非互见的双重性。吸取非理性主义的合理内核，改制和重塑新时代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相互交融的新理性，才是应当采取和选择的新思路。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裂和融合是彼此转换和相互推进的。分裂是对融合的相对的瓦解，融合是对分裂的相对的克服。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融合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只有经过一个深刻的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能趋向更高水平的实现。只有当人成为历史的真正的主人，只有当历史成为真正的人的历史，具体地说，只有消灭和根除了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文精神同社会―历史结构的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的矛盾、冲突和对抗，才能建构起健全的社会和健全的人生，才能产生健全的文艺。反而言之，荒诞的病态的反叛的文艺只不过是畸变的社会和痛苦的人生在作家艺术家的不平衡的心境上的投影和折光。然而，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又是不可能终止的，尽管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着相应的变异。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必须同样得到尊重，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必须同样得到关注。但精神文明应当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物质文明又反转来促进精神文明的高扬。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前者理应服从后者，因为尽管有时代出高昂的代价或承受着像分娩般的短暂的阵痛，但终归由于实现了历史的转折和社会的变动，把人推上了一个新的生活台阶，为人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活空间。从文艺和文化的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关系往往转换为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对作家和作品的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关系。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对文艺的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也是如此。当两者发生冲突和矛盾时，理应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变革和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局的根本的利益作为衡量和评估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权威性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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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火车再创运行速度世界纪录新华社巴黎５月１８日电（记者郭京花）法国高速火车今天在空载试验运行中创造了时速５１５・３公里的世界新纪录，打破了两天前由同一列车创造的时速５１０・８公里的世界纪录。在此之前，西德的高速火车曾创造４３５公里的最高时速。据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这项最新世界纪录是今天上午１０时零６分由大西洋线３２５号高速火车在法国西部从库尔塔兰到图尔之间的路段上创造的。法国运输部长米歇尔・德莱巴尔乘坐了这列试验火车。近几个月来，法国进行了一系列高速火车运行试验，以掌握列车在时速４００公里以上行驶时机械设备承受情况的有关数据，进一步了解和研究机械材料的耐力，以便加强列车的可靠性，保证乘客的安全，为高速火车的商业化创造条件。据有关专家认为，５２０公里将可能是这类火车时速的极限。法国在高速火车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法国有两条高速火车线：巴黎至里昂线于１９８１年通车，列车时速为２７０公里，法国西部大西洋线于去年秋天开始运营，时速３００公里。从巴黎至里尔的线路正在修建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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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政府恢复同罢工公务员的谈判新华社马那瓜５月１６日电尼加拉瓜政府官员１６日凌晨恢复同罢工的公务员代表的谈判，以寻求解决自１０日起举行的公务员罢工问题。这次涉及到尼加拉瓜６万名公务员的罢工是由“政府机关职工总联合会”发起的。罢工者要求增加工资和恢复政府最近废除的公务员法，并占领了一些政府部门。尼政府于１４日宣布这次公务员罢工为“非法”，并表示要制裁罢工者。１５日，尼政府曾出动防暴警察向占领一些政府部门的罢工者发射催泪弹。为支持公务员的罢工，民航、运输、邮电和银行等行业的职工也纷纷宣布举行罢工。这些罢工一度使尼加拉瓜同外界的邮电通讯中断，民航班机不能正常起飞。据参加谈判的一名罢工领导人说，新的一轮谈判有可能达成协议，罢工可望在１６日结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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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8年4月第18卷第4期科技期刊沸腾炉底灰的特性研究(邵靖邦 邵绪新 王祖讷)((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北京 100083))(李 浩)((冶金工业部建筑研究总院，北京 100088))摘要 用化学分析、X射线能谱、扫描电子显微镜、偏光显微镜、激光粒度分析仪等仪器对沸腾炉燃烧所产生的底灰的化学成分、颗粒形貌、粒度、物理性质和工艺性质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与全国电厂煤粉炉产粉煤灰的特性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沸腾炉产底灰具有形态不规则、矿物相中无莫来石矿物、未燃烬炭量低、细度低、比表面积小、火山灰活性高等特点,为沸腾炉底灰的加工利用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关键词 沸腾炉；底灰；化学成分；X射线能谱；扫描电子显微镜；红外光谱分析CHARACTERISTICS OF BOTTOM ASH PRODUCED FROM FBC BOILERShao Jingbang, Shao Xuxin, Wang Zuna(Beijing Graduate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Li Hao(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Bilding & Construction of Metallurgical Ministry, Beijing 100088)ABSTRACT Chemical analysis, X-ray energy dispersive spectroscope (EDS) scan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infrared spectroscope, and a number of other analytical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study bottom-ash produced from boiling-boiler.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bottom-ash produced from FBC (fluidized-bed combusustion) boiler and fly-ash generated from coal-power boiler in power stations. Compositions of bottm-ash on surface are different from in the core. The surface compositions of different ash grains are not all alike. The shapes of the ash grains are not regular. The 28 day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bottom-ash indicated good volcanic activity. The infrared spectroscope showed the structureal nature of the bottom-ash.Keywords bottom-ash, FBC-boiler, chemical composition, EDS, SEM, infrared spectroscope.近年来，为了充分利用废弃资源，减少煤炭燃烧对环境的污染，国内外对粉煤灰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4］，粉煤灰的利用率和利用水平也不断提高.但是，这些研究和利用的对象主要是电厂粉煤炉燃烧排出的粉煤灰.我国在主要产煤地区兴建了很多矸石电厂，虽然其规模均属中小型，但由于电厂数量多，燃料中灰分含量高，因此煤灰的产量也较高，占全国灰渣排放量的1/4左右.而在沸腾炉产煤灰中，底灰约占60%以上.加强对沸腾炉产底灰的基础研究和评价，对提高我国粉煤灰综合利用的整体水平有重要意义.矸石电厂使用的锅炉为沸腾炉，属流化床燃烧.与粉煤炉相比，沸腾炉的入料粒度一般为1―5mm，煤在炉膛中的停留时间较长(1―8min)，工作温度低(850―1000℃)，所产生的煤灰的特性和粉煤炉产粉煤灰的特性有很大差别［5］，对其可利用性有很大影响.本文利用化学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能谱等现代分析手段和方法，对沸腾炉产生的底灰的各种性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1 底灰的化学成分研究样品采用的是山东新汶矿务局协庄煤矿电厂排出的底灰.该电厂所排煤灰中，粉煤灰占1/3，底灰占2/3.底灰的本体化学成分(即常规化学成分)是采用湿化学法测定的.其分析结果列于表1中.底灰的化学成分中，Al2O3,CaO,MgO,K2O,Na2O,TiO2,MnO,P2O5与我国电厂粉煤灰的平均值相近，SiO2和SO3明显高于我国电厂粉煤灰的平均值，烧失量明显低于我国电厂粉煤灰的平均值.表1 协庄电厂底灰的本体化学成分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coal ashes from Xiezhuang Power Station底灰的化学成分SiO2Al2O3Fe2O3MgOCaONa2OK2OTiO2P2O5MnOSO3LOI(烧失量)所占比例，%60.3826.673.831.592.720.601.770.770.300.0260.5680.73底灰的颗粒表面化学成分是采用美国LINK公司的NA10000型X射线能谱仪测定的.由于底灰中除了少量的无机矿物和极少量未燃烧烬的炭外，其主要物相是非晶质的玻璃体.因此，对煤灰表面化学成分的测定，主要是对玻璃体的表面化学成分进行测定.选择不同的玻璃体颗粒进行测定，结果列于表2中.表2 协庄电厂底灰表面的X射线能谱分析结果(%)Table 2 Chemical compositions (by EDS) of bottom ash of Xiezhuang Power Station测点SiO2Al2O3Fe2O3CaONa2OK2OMgOTiO2SO3P2O5158.3327.408.270.980.111.620.620.990.281.40258.7835.711.120.570.640.68 1.300.320.88357.2137.702.180.370.081.09 0.36 1.01455.5830.408.261.650.031.010.201.130.281.46557.4028.518.300.960.081.670.590.850.261.38656.4729.088.421.020.121.580.541.020.301.45760.5034.211.000.620.700.7201.200.210.84854.3431.228.581.660.021.170.320.920.301.47960.5034.211.000.620.700.72 1.200.210.841055.2330.828.301.570.030.980.231.080.331.431158.2236.582.320.400.101.030.020.250.051.031259.5536.021.030.640.620.59 0.320.330.901358.2136.251.220.620.580.73 1.250.290.851457.7637.202.170.390.041.09 0.37 0.981555.8030.028.321.680.080.890.251.220.301.441656.8738.362.020.400.051.12 0.28 0.901757.7237.402.040.340.061.03 0.36 1.051856.9638.391.980.290.050.98 0.38 0.971956.3829.957.931.700.020.930.151.120.301.522054.1631.928.201.000.091.530.520.820.241.522158.6935.902.230.410.101.24 0.40 1.03平均57.3630.564.520.850.201.070.160.800.171.16本体化学分析结果*60.9826.943.862.740.601.781.600.770.570.30全国电厂粉煤灰平均*55.2028.818.423.130.421.301.08*去掉烧失量后经归一化的结果底灰的颗粒表面化学成分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不同的测点(微区)化学成分变化很大.由于沸腾炉燃烧产生的底灰绝大多数都是不规则状，其形态和表面化学成分无直接的联系.总的来看，底灰中Al2O3,Fe2O3和P2O5的表面浓度大于本体浓度，而SiO2,CaO,Na2O,K2O,MgO,和SO3的表面浓度小于本体浓度.对于不同的颗粒，其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聚类分析法(具体数据略)，可以近似地将底灰的颗粒按化学成分的特点分类.底灰玻璃体的表面化学成分可以分为3种类型：Ⅰ类：高Fe2O3,CaO,MgO和P2O5,低Al2O3(测点1、4、5、6、8、10、15、19和20).Ⅱ类：高SiO2和Na2O，低Fe2O3,K2O,MgO和P2O5(测点2、7、9、12和13).Ⅲ类：高Al2O3,低Fe2O3,CaO,Na2O,MgO,TiO2和SO3(测点3、11、14、16、17、18和21).由此可见，底灰表面化学成分既不均匀，又表现出一定的分组特性.2 底灰的矿物物相组成底灰中的矿物物相可分为无定形相和结晶相两种类型.无定形相主要是玻璃体和少量未燃烬碳.结晶相则为无机矿物.图1协庄煤矿电厂底灰的X射线粉晶衍射图Fig.1 X-ray powder diffraction diagram of the bottom-ash from Xiezhuang Power Station协庄煤矿电厂底灰的矿物物相组成是根据X射线粉晶衍射分析(图1)、显微镜下观察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等几种方法综合确定出来的.其具体含量如表3所示.表3 煤灰的矿物物相组成Table 3 Mineral compositions of coal-ash ofXiezhuang Power Station矿物物相玻璃相碳粒石英长石赤铁矿底灰中的比例，%86.00.58.03.52.02.1 无定形相由硅、铝为主要成分组成的玻璃体是无定形相的主体.我国电厂粉煤灰样品的玻璃体平均含量为60%左右.协庄煤矿电厂底灰中的玻璃相占总灰量的86%.煤灰中玻璃相的高含量与锅炉的燃烧特性关系很大.沸腾炉升温速度快，煤中灰分玻璃化的速度也快，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大量的玻璃体.在沸腾炉中，主要形成形态不规则、化学成分复杂的玻璃体，而且相当比例为准晶态.而在粉煤炉中，温度很高(约为1200―1500℃)，形成的玻璃体主要是圆球状，即所谓的玻璃微珠.未燃烬炭(炭粒)是煤在锅炉中没有完全燃烧的剩余部分.底灰中未燃烬炭含量极低，为0.5%.从表面上看，玻璃相的高含量会使煤灰的活性增加，但实际上，煤灰的火山灰活性不单单取决于玻璃相的含量，还与玻璃相的具体特征有关.2.2 结晶相结晶相即无机矿物相.该相全部由结晶的矿物组成.根据相对含量的多少，底灰中结晶相矿物依次为石英、赤铁矿和长石.石英在结晶相中比例最大，主要呈不规则、棱角圆滑状.底灰中的石英还包括原来燃料中的石英和粘土矿物转变的石英.赤铁矿主要是燃料中的黄铁矿及其它含铁矿物，在燃烧过程中转化而成.长石包括原始燃料中的长石和粘土矿物在燃烧时的转化长石.图2 协庄煤矿电厂底灰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Fig.2 SEM photos of bottom ash from Xiezhuang Power Station3 底灰的形态和显微结构由于煤底灰是由各种颗粒组成的机械混合体.因此，底灰的显微结构是指底灰在光学显微镜及电子显微镜下所观察到的形态特征.一般，根据形貌可以把底灰分为珠状颗粒、渣状颗粒、钝角颗粒、碎屑和粘聚颗粒5种颗粒类型.将其分选，可以得到不同用途的煤灰资源.但是，协庄煤矿电厂的底灰与一般粉煤炉电厂不同，其底灰的形态和相对比例都比较特殊(图2).底灰中颗粒的最主要的形态是不同形状的不规则棱角状(尖锐棱角状、次棱角状、次圆状(即钝化棱角状)和圆状，但以次棱角状和次圆状为最多，圆状最少.棱角状颗粒占煤灰总量的80%以上.棱角状颗粒的表面或内部常常可以见到不规则的凹痕或气孔.底灰中的棱角状颗粒主要是玻璃体、结晶矿物中的石英、长石、赤铁矿等，其化学成分各不相同.除了棱角状颗粒外，底灰中还有少量的柱状、板状颗粒，但所占比例很低，不足10%.主要是结晶相的长石.棱角状颗粒和柱状、板状颗粒都属于粉煤灰常规形状中的钝化颗粒和碎屑颗粒.底灰中的渣状颗粒有两种，一是形状不规则、结构疏松的海绵状多孔玻璃颗粒，粒度较大，是由于灰渣没有完全熔融造成的；二是底灰中的碳粒，以不规则状多孔体形式存在.底灰中无球状颗粒.4 底灰的物理和加工工艺性质底灰的物理和加工工艺性质主要包括细度、密度、容重、比表面积、标准稠度需水量、需水量比、含水率等.这些性质往往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对底灰的综合利用产生综合影响.因此，这些性质，既是底灰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也是评价底灰可利用程度的指标(表4).细度是影响底灰利用的最重要的物理性质之一，它直接或间接影响底灰的其它性质.从表4可以看出，底灰的细度很低，0.045mm方孔筛筛余为91%.根据激光粒度仪的分析结果，底灰的粒度变化不稳定.小于0.030mm底灰非常少，大于0.6mm的底灰约有15%.小于0.6mm的底灰的粒度分布如图3所示.不同排灰方式造成了煤灰细度的巨大差异.对其利用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与全国电厂的粉煤灰的平均水平(表4所示)相比，协庄煤矿电厂底灰比表面积小、含碳量低，容重、细度、标准稠度需水量、需水量比、SO3含量都比较高.表4 协庄煤矿电厂煤灰的物理及加工工艺性质Table 4 Physical and technicalcharacteristics of coal-ash from Xiezhuang Power Station物理及加工工艺性质协庄电厂底灰全国电厂平均密度，g/cm+32.3282.14容重，kg/m+31404783细度(0.045mm方孔筛筛余)，%9140.6比表面积，m+2/g1.473.25标准稠度需水量，%6248.0需水量比，%11810628?d抗压强度比，%73LOI(烧失量)，%0.737.1SO3，%0.5680.4图3 协庄煤矿电厂底灰的粒度分析曲线Fig.3 Particle-size distribution of bottom-ash from Xiezhuang Power Station图4 协庄煤矿电厂底灰的红外吸收光谱图Fig.4 Infrared absorptive spectrum of bottom-ash from Xiezhuang Power Station5 红外光谱分析红外光谱分析可以根据矿物分子振动产生的吸收光谱，来了解矿物成分和结构的大量信息［6］.由于底灰的粒度非常小，红外光谱对底灰的分析有特殊的意义.用Nicoliet FT型红外光谱仪对底灰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如图4和表5所示.底灰的红外光谱显示，最强的吸收是有机物所致.这些有机质是组成煤的主要成分.而无机成分中，吸收主要由OH的振动和摆动、Si(Al)―O的伸缩振动和Si(Al)―O―Si(Al)的伸缩振动引起，其强度小于有机质.而且，很多吸收峰是几种吸收的叠加.除了有机成分外， 底灰中的无机矿物主要是硅酸盐或硅酸盐微晶.玻璃体在红外吸收光谱上无吸收峰出现.表5 协庄煤矿电厂底灰的红外吸收频率Table 5 Infrared absorptive frequencies of bottom-ash from Xiezhuang Power Station吸收频率ν,cm-1归属3655.0OH伸缩振动2336.5C≡C伸缩振动，P―H伸缩和变形振动2236.5C≡C伸缩振动，P―H伸缩和变形振动2123.8C≡C伸缩振动1965.1C―C，C―H和频和倍频振动1861.9C―C，C―H和频和倍频振动1790.5C―C，C―H和频和倍频振动1679.4C―C，C―H和频和倍频振动1614.3C=C和频和倍频振动1334.9C―H伸缩振动1158.7Si(Al)―O非对称伸缩振动927.0Si(Al)―O对称伸缩振动，OH摆动811.1Si(Al)―O对称伸缩振动，OH摆动；芳环CH面外变形振动742.9Si(Al)―O―Si(Al)对称伸缩振动；芳环CH面外变形振动693.7Si(Al)―O―Si(Al)对称伸缩振动；芳环CH面外变形振动661.9Si(Al)―O―Si(Al)对称伸缩振动6 结论通过前面的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1.由于沸腾炉的燃烧特性，其粉煤灰和底灰的产出比例、煤灰特性等都与粉煤炉产出的粉煤灰有很大差别，从而对其加工利用有重大影响.2.底灰的形态主要为不规则状，无球形颗粒.3.底灰的本体化学成分和表面化学成分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底灰形成时，化学成分发生了分异.而且，不同的底灰颗粒，表面化学成分也有所不同.4.底灰中玻璃相所占比例达86%，其次是无机矿物如石英、铁的氧化物等.未燃尽炭粒非常少.莫来石的含量也很低.5.底灰的细度较低，0.045mm方孔筛筛余为91%.底灰的粒度变化不稳定，小于0.030mm的底灰非常少，大于0.6mm的底灰约有15%左右.6.底灰的比表面积较低，为1.47m+2/g.7.底灰具有较高的火山灰活性，28天抗压强度比为73%.参考文献1 吕瑶姣，张季爽，裴清清等.活化粉煤灰的结构和组成研究.中国环境科学，1996，16(1)：51―552 沈旦申.粉煤灰混凝土.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9：55―1193 聂继红，王 超.粉煤灰微观结构及显微成分分析.粉煤灰综合利用，1995，1：58―594 Ghosh S N. Mineral admixtures in cement and concrete.New Delhi: ABI Books Pvt. Ltd.,1994:118―1575 邵靖邦.电厂锅炉类型与成灰特性.粉煤灰，1997，9(1):11―156 卢涌泉，邓振华.实用红外光谱解析.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89：9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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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9年 第14卷 第2期 Vol.14 No.2 1999满足二次稳定及干扰抑制性能指标的航空发动机H∞控制器设计陶涛** 阎文博【摘要】 对于一类状态及输出矩阵存在结构参数摄动的对象，本文提出了闭环系统满足二次稳定性及干扰抑制性能的动态输出反馈控制器的理论设计方法，随后进行的仿真结果表明，所设计的控制器满足要求。 主题词： 航空发动机 控制器 鲁棒性分类号： V233.7521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满足二次稳定及干扰抑制性能指标的提法在进行控制系统设计时，我们期望闭环系统满足静、动态性能指标的要求，同时还期望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鲁棒性。本文将针对航空发动机这一类特殊的对象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期望给出有益的结论。考虑如下结构参数存在摄动的发动机模型［1］：＝(A+△A)x+Bu+B1w ， y＝(C+△C)x+D21w(1)摄动满足(2)其中：，u1和u2为控制量。和分别为某双转子发动机低、高压转子转速，主供油量，尾喷口面积和燃烧室出口总温。向量w为干扰量。对于对象(1)，当△A及△C=0时，设干扰量w对于给定的时间T满足如下条件：(3)为定量评价标称系统的抑制干扰能力，定义如下二次性能指标：(4)其中：ε＞0为给定的常数，Q≥0，R≥0为权矩阵。若所设计的动态输出反馈控制器能使闭环系统满足性能指标(4)，则说，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满足干扰抑制性能。对于对象(1)，考虑设计动态输出反馈控制器：u＝K(s)y(5)若系统满足设计指标：(1)当w=0时，闭环系统二次稳定；(2)当△A及△C=0时，满足干扰抑制性能则说航空发动机动态输出反馈控制系统满足二次稳定及干扰抑制性能指标。关于二次稳定的概念参阅有关文献［1～3］。2 满足二次稳定及干扰抑制性能指标的H∞输出反馈控制器设计首先给出两个预备定理。定理1［4］ 对于增广对象(6)若动态输出反馈控制器为标准问题的的解，即：‖Tzw‖∞＝‖ε1/2［C1+D12K(s)C］［sI-A-BK(s)C］-1［B1+BK(s)D21］+D12K(s)D21‖∞＜1(7)则(5)式与(1)式(此时△A及△C=0)所构成的闭环系统满足性能指标(2)。定理2［1］ 对于增广对象(v和z为引入的虚拟干扰量以及评价信号)＝Ax+Bu+E1v ， z＝ρFx ， y＝Cx+E2v(8)若动态输出反馈控制器为标准问题的的解，即：‖Tzv‖∞＝‖ρF［sI-A-BK(s)C］-1［E1+BK(s)E2］‖∞＜1(9)则K(s)将使标称系统(1)(△A=0，△C=0)内部稳定，且使摄动系统满足(1)。为使系统满足设计指标(1)和(2)，引入虚拟干扰量v及评价信号z1和z2，根据(6)式及(8)式并令构造如下增广对象：(10)其中：由(10)式及(5)式可求得如下传递函数阵：(11)其中 T11＝ε-1/2［C1+D12K(s)C］［sI-A-BK(s)C］-1［B1+BK(s)D21］+D12K(s)D21T22＝ρF［sI-A-BK(s)C］-1［E1+BK(s)E2］对于增广对象(10)，若动态输出反馈控制器为标准问题的解，则下式成立。由式(11)得到：‖T11‖∞＝‖ε-1/2［C1+D12K(s)C］［sI-A-BK(s)C］-1［B1+BK(s)D21］+D12K(s)D21‖∞＜1‖T22‖∞＝‖ρF［sI-A-BK(s)C］-1［E1+BK(s)E2］‖∞＜1由定理1及定理2可知闭环系统满足设计指标(1)和(2)。由此得出定理3。定理3 对于结构参数摄动的对象(1)，满足设计指标(1)和(2)的动态输出反馈控制器可通过求解H∞动态输出反馈控制标准问题获得，所对应的增广对象由式(10)确定。3 仿真计算本文进行了某型航空发动机在整个飞行包线内的动态输出反馈控制器的设计。飞行包线被划分为12个区域［1］，在每个子区域内给定一个标称对象，摄动矩阵按下式：给定，其中：为标称对象的状态、输出阵。式(2)按奇异值分解获得。图1 控制系统对阶跃信号的响应本文中，选定H=5 km，Ma=1.0飞行条件下的发动机模型为标称模型，根据定理3设计了动态输出反馈控制器。图1为该飞行条件下的仿真结果，图1同时也给出了同一包线子区域下飞行条件为H=0 km，Ma=0时的仿真结果。4 结论本文讨论了系统满足二次稳定及干扰抑制性能控制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增广对象。与混合灵敏度问题设计不同的是，本文明确地提出了稳定性及干扰抑制性能的量化指标，在进行设计时，并不需要为了得到增广对象而进行从频域到时域的转换。更为重要的是，本文的结论可用于状态和输出矩阵同时存在摄动的系统的控制。本文的工作为结构参数摄动下的航空发动机的鲁棒控制器设计提供了部分理论设计基础。作者简介:**男 35岁 博士 讲师 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709教研室 710072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参考文献1 陶涛．航空发动机鲁棒控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安：西北工业大学，19972 Petersen I R.A Stabilization Algorithm for A Class of Uncertain Linear System.System & Control Letters,1987,8:351-3573 Khargonekar P P,Petersen I R,Zhou K.Robust Stabilization of Uncertain Linear Systems:Quadratic Stabilizability and H∞ Control Theory.IEEE Tranaction on Automatic Control,1990,35:356-3614 申铁龙．H∞控制理论及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责任编辑 王震华）1998年月6收稿；1998年11月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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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119 【原文出处】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延吉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5-11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 作 者 】郭立明 【复印期号】199608 【 标 题 】近代美国东北亚外交政策和实践的历史演变 【 正 文 】 提要：本文通过对19世纪中后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美国东北亚外交政策和实践的历史考察，重点论述了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三届政府关于东北亚，特别是对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勾勒出其从有限实力和有限利益导致有限卷入到努力扩大在华投资，积极推进美国资本利益的历史演变过程。力求揭示出这个时期美国外交的帝国主义本质及其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在特征。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是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并初步发展时期。以中国东北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则是当时世界上主要帝国主义强国都卷入其中的一个“国际热点”。研究考察这个时期美国东北亚外交政策和实践的历史演变，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其帝国主义本质以及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至上的历史事实。一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生直接肇端于沙皇俄国向这一地区的侵略扩张。19世纪初，美国的向西扩张和俄国自其美洲殖民地的向南推进，以及两国争夺北美西北沿海地区毛皮资源的斗争，导致两国关系的紧张，成为“门罗宣言”产生的一个直接诱因。1850年，加利福尼亚作为第31州加入联邦，美国的大陆扩张已西抵太平洋沿岸。在此前后，美国出现了主张跨越太平洋向东方扩张的社会思潮。这个时期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核心人物威廉・西华德更明确提出美国的使命就是在太平洋沿岸同东方文明接触。他进一步指出，美国通过其在太平洋沿岸新获得的土地，夏威夷群岛以及日本和中国的必然开放所进行的商业交往中孕育着伟大的未来。当时日益广泛和紧密的美欧关系的地位总有一天将下降，并失去其重要性；美国的最大发展将是在大陆的另一边，“太平洋、其沿岸和岛屿及周边广大地区，将成为在世界的伟大未来中各种事件发生的主要舞台。”〔1〕1852年3月， 美国政府委任国家邮船总监佩理准将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和遣日特派大使，遂行使日本“开国”的使命。1853年7月8日佩理率舰驶抵浦贺，强迫日本接受了美国的国书。1854年3月31日， 美国仿照中美望厦条约与日本签订了“开国”条约。佩理行前，国务卿曾给他下达训令，其中写道：“最近的一些大事，诸如海洋上航行的蒸汽轮船，我国在太平洋沿岸取得广袤领土和迅速在那里定居，在该地发现金矿，以及在横亘间隔两大洋的巴拿马地峡上建立便捷的交通等，实际上已经使东方各国越来越靠近我们本国。虽然这些大事的后果还未开始被感觉到，可是与这些国家间的交往已经大为频繁，其日后的扩展是不可限量的。”“对航行于这些海洋的美国人加以保护，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义务了”。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称这是“美国对太平洋政策基础的第一次全面的陈述”〔2〕。美国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是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美国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其经济实力大增，为美国实现由大陆扩张转向海外扩张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在政治思想和社会舆论方面，也为海外扩张大举张目〔3〕。内战结束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开始染指朝鲜。1882年5月， 强迫朝鲜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即“仁川条约”），取得了朝鲜开港、美国人的通商、传教及治外法权等特权，并开始与日本勾结合作，共同侵略朝鲜。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方面谋求修改其与欧美各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又迅速走上了欺凌、奴役邻国的道路。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的斗争、日本加紧向朝鲜和中国东北进逼以及中日、日俄关系的逆转成为这个时期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突出的新特点。与此同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正致力于与英、德争夺萨摩亚群岛和兼并夏威夷群岛，其外交重点不在东北亚。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美国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列强共同干涉的建议，主张“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靠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会持久。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王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4〕中日甲午战争和三国干涉还辽以后，俄国势力进一步渗透进中国东北和朝鲜。1898年，俄国强占了中国东北旅大要地，导致整个东北亚国际政治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这一时期，美国正积极凯觎中国东北市场，担心如果俄国独占满洲，美国商人有被赶出东北市场的危险。1898 年1月，华美合兴公司及其他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业团体组建了“美国亚洲协会”，敦促政府重视中国事态的发展。但此时美国正深陷于美西战争，在亚洲争夺菲律宾，尚无力顾及“满洲问题”。1899年，俄国政府擅自将旅大租借地改为“关东州”，直接进行殖民统治。这导致了美俄在东北亚对抗局面的形成。1898年底美西战争结束，美国夺取了菲律宾，为在远东和其他列强竞争提供了一个立足点。而“对菲律宾的向往和对中国的关切起到互相支持的作用。”〔5 〕不仅商业界要求政府对华采取更有力的行动，而且海军也对在中国设立加煤站或基地产生兴趣，并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东亚来。1899年，各方面对国务院的压力越来越大。9月6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英、德、俄三国递交了有关中国“门户开放”的照会，随后在11月又分别向日、意、法三国递交了同文照会，要求六国宣布承认以下三项原则：一、对于在中国的“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之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二、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所有“利益范围”内一切口岸（自由港除外）所装卸的货物，不论其属何国籍。此种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三、在各自“利益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他国入港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在各自“利益范围”内修筑、管理或经营的铁路，对他国臣民运输的货物，应与对本国臣民运输同样货物、经过同等距离所征收的铁路运费相等。〔6 〕嗣后不久，英、法、日、德在“其他有关各国皆无异议”的先决条件下表示同意。1900年1月意大利表示无保留同意。唯有俄国在1899年12月30 日给美国的复照中故意回避了东北的铁路运费问题，实际上等于拒绝了美国的“门户开放”要求。〔7〕1900年，俄国乘东北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机，以保护俄国利益为借口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美俄矛盾因美国坚持东北“门户开放”但俄国竭力实行“门户关闭”而进一步激化。1900年7月3日，海约翰提出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除重申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要点之外，增添了“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获得多数列强的口头赞成。此后美国便以此作为其东北亚外交政策和实践的依托，推进其在该地区的实际利益。〔8〕但由此直至日俄战争前后的几年中， 美国在东北亚的卷入都十分有限。二1901年，麦金莱总统被暗杀后，西奥多・罗斯福继任美国总统。作为对俄国在中国东北势力不断深入的一个反应，1902年6 月中美开始缔结新商约的谈判。美国要求清政府在东北开放新商埠，并为此施加了巨大压力。1903年10月8日，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签订， 中国政府应允俟条约批准互换后，奉天和安东两地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两地“通商场订定外国人公共居住合宜地界并一切章程，将来由中、美两国政府会同商定。”〔9 〕清政府原想利用该约中的开埠问题促成美国施压迫使俄国从中国东北撤军，但由于“美国人拒绝考虑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告吹。〔10〕1904年2月， 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帝国主义战争在中国土地上爆发。美国名义上宣布中立，实际却和英国一起在财政上支持日本，因为日本人正在干对他们有利的事。〔11〕而在战争后期，罗斯福又明确表示愿意调停。他之所以热衷于“要在解决日俄纷争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为了使俄日两国在东北亚处于一种相互对抗和在陆地上紧密接触的状态中，以便增强美国在东北亚的影响。1905年7月27日， 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交换了秘密备忘录，日本宣布对美属菲律宾殖民地“不抱有任何野心”，美国同意日本“在朝鲜建立宗主权”。〔12〕日俄战争结束后，中国东北仍旧是国际帝国主义在东北亚争夺的焦点。但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东北的矛盾和冲突，却逐渐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趋势。最显著的特点是日俄修好与日美交恶。斗争的格局也由日本恃英抗俄演变为日本恃俄抗美，日美对立随之取代日俄对立，成为贯穿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主线。〔13〕美国在中国东北获得利权，主要是通过民间资本、委托个人经营来实现的。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又认为，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有限，实力也有限，不能和日本直接对抗，与其保持良好关系应为美国亚洲政策的中心。〔14〕罗斯福政府虽把“门户开放”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但那是以通商方面的机会均等为基础的，对美国资本势力在华的扩张，仅仅视为民间资本活动，并没有作为政府外交政策的内容。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罗斯福政府对日本采取姑息政策，并使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收买南满铁路的计划因得不到政府的强有力支持而夭折。〔15〕1907年4月，清政府宣布东三省地方制度实行重大改革， 由原来三省各设将军改为与关内各省一致，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袁世凯心腹、曾留学美国的唐绍仪为奉天巡抚。徐、唐到任后，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立即加以拉拢，向他们提出新法铁路计划，甚合徐、唐二人心意，唐绍仪更主张从设立东三省银行入手。双方很快拟定了一个借助美国资本，设立东三省银行，从事当地的稳定币制，兴办实业、修筑铁路等事业的计划，并于8月7日由司戴德以备忘录的形式寄给在美国的哈里曼，要求他给予支持。〔16〕但此时恰逢美国历史上著名的1907年金融危机爆发，哈里曼力不从心，加之日本得悉后的百般阻挠，该计划未能立即付诸实施。〔17〕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法案。 此举赢得了清政府的极大好感，更加强了清政府内部“联美”以抗俄、日的倾向和主张。7月，清政府正式派定唐绍仪为吉使前往美国， 并预定顺路往柏林一行。其公开使命是就退还庚款一事向美国致谢，实质性任务则是吸引美国资本支持东三省银行计划，并就已在讨论中的中、美、德同盟问题作进一步试探，以判定其实际可能性。10月，他途经日本，就日本侵略延吉地区及新法铁路诸问题与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会谈。11月中旬到达檀香山时，司戴德电告他借款计划有望成功。但实际上此时情势正在发生逆转。日本为了不让清政府投入美国的怀抱，已决定在适当时机就太平洋问题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则认为，如果同毫无军事实力的中国结盟，美国必将承担过多的义务。在满洲问题上，不能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与日本开战。11月30日，美国国务卿罗脱与日本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以换文形式达成协定，申明“两国政府之政策，不含有任何侵略的倾向”，同时保证彼此协力以维持太平洋地区之“现状”。〔18〕该协定于日美关系无所损益，却使中美德同盟之议胎死腹中。日本这一釜底抽薪之计，加之中国国内政局变动，袁世凯失势，使唐绍仪赴美完成其使命的希望落空了。三1909年3月， 西奥多・罗斯福亲自选定的继承人塔夫脱就任美国总统，美国的远东政策亦随之面目一新。塔夫脱虽然与前总统罗斯福同属共和党，并在罗斯福政府中任过陆军部长，但他在反映美国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方面却一改前任的消极态度，“积极地把美国的经济利益推进到空前绝后的程度”，为美国资本的利益而积极进行干预。这是塔夫脱政府乃至以后历届美国政府远东政策的基本特征。塔夫脱相信，美国对华贸易的成就大小取决于在中国的投资多少，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19〕他声称，任何竞争者如果敢于借政治上的优先权来削弱或损害美国在华利益，美国必将以一切合法手段来回击。〔20〕其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特征就是以金元代替枪弹，大力推进美国的商业利益。塔夫脱任命最同情海外扩张的诺克斯为国务卿，将中国作为推行金元外交的主要场所之一，而首先以夺取中国铁路投资权为突破口。在给诺克斯的一项指示中，塔夫脱指出，“供给中国的大铁路和其他企业以资金的国家，在中国事务中必然具有优先地位。美国资本参与这样的投资，将给予美国在该国的政治争端中以更具权威性的发言权”。〔21〕塔夫脱政府在中国争夺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是强行加入湖广铁路借款，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东北三省的铁路。1909年10月2日， 作为美国银行团代表的司戴德在奉天与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签订了《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规定在东北修筑由锦州经齐齐哈尔到瑷珲的铁路，资金由美国银行团提供，工程由英国保龄公司承包，详细办法另行商定。这个草合同的重要意义在于明确肯定了美国资本渗入东部地区西部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该计划的成功将意味着由美英来开发满蒙，并保证美国的利益打进西伯利亚。对美国而言，虽然签订该草合同时司戴德尚未接到正式授权，清政府外务、度支、邮传三部起初亦持反对态度，但修筑一条与南满铁路平行的干线铁路的计划本身就是向日本施加的压力，目的在于迫使日本出售南满铁路，若日本仍坚持不出售，就实际修筑这条干线与之竞争。再者这条铁路的终点又直接中俄边境，反映了美国同时向俄国施加压力的企图。美国政府利用《锦瑷铁路借款草合同》签订后的形势，立即又拟订了一个“满洲铁路中立化案”，通称“诺克斯计划”，包括两个方案。〔23〕这两个方案的目的相同，都在于促成东三省铁路的中立化，只是步骤不同。前者谋求一步就实现东北已有铁路的中立化，后者则是从修筑锦瑷铁路入手，逐步扩大东北地区“中立化”铁路的范围，从而排除日、俄的独占，借助于将东三省中、日、俄分别经营的三个不同的铁路系统归并在一起，实行有美国参加的国际共管的办法，使美国资本得以打入该地区。“满洲铁路中立化案”是在锦瑷铁路草合同业已签订的前提下制定并提出的，其最后的依托也是锦瑷铁路。它明显地有别于哈里曼计划。哈里曼计划立足于分开俄、日两国，先后收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而“满洲铁路中立化案”则直接置日、俄于不顾，并摆出与日、俄竞争到底的强硬姿态。这是塔夫脱适应美国资本的要求并依靠其力量而展开的一项重大国际外交。〔24〕11月6日，美国将该计划首先通知英国， 希望以此先取得英国的支持，靠英美联合的力量去实施。但事与愿违，美国精心炮制的这项计划终因英、法拒绝支持和日、俄多方阻挠破坏而破产，并且连锦瑷铁路借款计划亦因日、俄的极力反对而告吹。〔25〕美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企图，不但遭到俄日的一致反对，还促成了俄日的进一步秘密勾结。此前，日俄已于1907年7月30 日签订了第一次《俄日协约》和第一次《俄日秘密协约》，在事实上瓜分了中国东北、外蒙古和朝鲜。此时，日俄又开始秘密谈判订立新约。1910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当天，日俄两国签订了第二次《俄日协约》和第二次《俄日秘密条约》，不仅扩大了第一次协约的范围，而且在瓜分中国东北问题上具有更加深刻的明确性。〔26〕日俄协约体系的加强意味着美日对立的加深。不久，美国又着手组织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并于1911年4月15 日同清政府签订了《整顿币制及兴办实业借款合同》。从整体上说这是清政府联美政策与美国金元外交相结合的产物，而就其有关东三省实业的那部分而言，在清政府方面是吸引美国资本来与日本相抗衡的政策的继续，在美国方面则是经历过“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的失败后与日、俄进行的一次“大赌博”，是对日、俄的新反击和新挑战。然而，美国的图谋因俄日联合抵制破坏再次落空，最终不得不在1913年3月18 日由美国新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表示不再支持美国财团留在国际银行团内，美国财团遂于3月21日正式退出。〔27〕四伍德罗・威尔逊就任总统后，美国外交呈现出一种外在的新特征，即表面看来不同以往的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实际上它仍是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其最后的归宿。而其外交理想与现实实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则导致在东北亚美国对日政策的两重性，直至以牺牲中国的领土主权来换取与日本的妥协，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既得利益。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违反国际外交惯例， 直接向中华民国大总统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其中第二号是专门“彻底解决满蒙悬案”或“彻底解决满蒙地位问题”的。共七款：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该地区的优越地位；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全部延长到99年，日本臣民在南满、东部内蒙古享有居住往来、经营工商矿业和耕种的自由及土地租借权、所有权；非经日本同意，中国不得允许他国人在该地修建铁路或贷款筑路，不得将该地区各项税课作抵向他国借款，不得聘请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习；吉长铁路委托日本经营管理99年。〔28〕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激战正酣，国际形势对日本极为有利。欧洲战场上德国向协约国步步进逼，日本的向背举足轻重。协约国都不愿开罪日本，希望借助它更多地牵制德国。而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同日本抗衡的美国，其海军实力尚不足以跨越太平洋同日本决一雌雄。更重要的是，美国不会为了中国的主权权益而冒同日本进行军事对抗的风险。当得知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借此机会同日本达成某种政治交易，美国放弃在南满和山东的条约权利，以取得日本同意不在美国的土地持有的立法上作更多要求，以及使日本确实遵守“门户开放”政策。1915年3月13日，美国政府向日本发出照会，宣称：美国坦率承认，领土邻近造成日本同山东、南满和东蒙之间的特殊关系。随后美国准备进一步向日本妥协，3月26日又表示，对二十一条要求第五号中关于武器、顾问等项， 由列强进行合作；关于警政监督，美国不反对日本在“满洲和东部内蒙古”范围内施行。然而，日本并不买美国的帐，对美国的种种妥协表示反应冷淡。美国一再碰壁后，转而对中国施加压力。〔29〕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中国全盘接受日方最后修正案一至四号，以及第五号中已获协议的关于福建的换文。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了最后通牒。1916年7月3日，俄日两国代表又签署了第三次《俄日协约》和第四次《俄日秘密协约》，日本在同美国的角逐中获得了更加有利的地位，引起美国的极度关注。8月21日，美国政府照会日本， 希望日俄之间的协定，不要有损于中国的领土主权及各国在华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30〕1916年8月29日，美国国会通过海军拨款法案，计划建设一支庞大的海军以抑制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但是该计划不可能立即实现，无法作为对抗日本的现实有效手段。同时美国也无法取得英国的合作，在远东太平洋事务中处境十分孤立。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 亲自卷入了欧洲战争，一时无力继续与日本在中国对抗，政府中逐渐出现了寻求与日本妥协的强烈倾向。5月12日，国务卿兰辛主动要求日本派遣特使，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及中国问题进行磋商。日本为缓和双方关系，也想就中国问题与美国达成某些谅解。5月22日，日本内阁决议派遣特使赴美。6月13日，任命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日本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想乘机取得美国对日本在华享有“特殊利益”的明确认可。〔31〕但美国否认日本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石井使团于8月22 日抵达华盛顿，自9月6日至11月2日，与兰辛进行了13次会谈。 双方就废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以及机会均等问题首先进行谈判，而后日本就争取在不涉及废除势力范围的前提下，谋求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接壤地区，享有“卓越利益”。美国反对使用这种提法。最后双方决定采用“特殊利益”这个短语。11月2日，双方交换照会， 约定11月6日在东京、11月7日在华盛顿同时公布，即所谓“兰辛―石井协定”。主要内容是，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享有特殊利益”；“两国政府永远遵守‘门户开放’或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32〕“兰辛―石井协定”是完全背着中国炮制出来的。中国政府曾要求，谈判直接涉及中国时，应该同中国政府充分协商，兰辛对此予以拒绝。这是对中国主权的莫大蔑视和践踏。美国并非真正关心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犯，而是拿中国的领土主权与日本作肮脏的政治交易，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33〕美日的暂时妥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二者之间为争夺帝国主义权益的矛盾冲突。两国随后又在干涉苏俄革命、联合出兵东西伯利亚问题上相互勾结，但为了争夺帝俄留下的“权力真空”，日美又相互斗争。美国倡议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拆散了英日同盟，又使“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成为对华关系国际准则，并服务于一战后美国的远东政策，美国还宣布废除了“兰辛―石井协定”。在华盛顿体系下，日本在国际上空前孤立，被迫单独应付美国的挑战，这种严峻的形势又刺激日本再次选择了帝国主义战争的道路。从这个结果来看，近代美国东北亚外交政策和实践，在总体上是失败的。注释：〔1〕John W. Foster, American diplomaly in the Orient,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3. P135〔2〕奏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 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59年版，第228页。〔3〕丁则民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 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325页。〔4〕Department of state, "forelgn Relations of theLnited States (1894)",Washington 1895,appendix I,P.70。〔5〕〔10〕〔11〕〔14〕〔19〕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40页；第54―55页；第60页；第68页。〔6〕Department of state,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Lnited States(1899)",Washington 1902,PP129―130.〔7〕andrew Maloa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1881―1904, Unir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PP117―118.〔8〕Stephen Chao Ying Pan, American Diplomacy Concerning Manchuria, Washington 1938,P72.〔9〕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 第187页。〔10〕Tyler Dennett, Roosevelt and the Russo ―JapaneseWar, Gloucester 1959,P173.〔21〕〔24〕〔25〕〔26〕〔27〕〔28〕〔32〕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第273页；276―277页；277―281页；281―284页；287―290页；311―312页；334页。 〔16〕〔16〕〔17〕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233页；第234―236页；第241―242页。〔16〕Charles Vevi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06 ―1913, New Jersy 1955,P48.〔23〕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10), Washington 1918,PP234―235.〔29〕王晓德：《梦想与现实―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30〕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16),Washington 1925,PP445―446.〔31〕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states"(1917), Washington 1926,P261.〔33〕顾维多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中译本1983年版，第158页。作者简历：郭立明，男，1969年出生。199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研究方向美国史，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美国西部史和区域经济发展史的学习和研究，199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入东北师大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博士点攻读博士学位至今。曾在《经济导刊》、《东北师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现正受香港中文大学资金资助，从事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史的研究。作者单位：东北师大历史系责任编辑：全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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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联合国支持进行客观军事情报交流新华社联合国５月１０日电（记者杨跃华）中国代表沙祖康１０日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就“军事事项客观情报”问题发言时表示，中国支持根据世界各地区和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客观军事情报的交流。他说，这种交流有助于增进国家间的信任、缓和紧张局势和促进裁军进程。他指出，由于各国的军事力量、战略位置以及国内外环境不同，其安全利益不尽相同，因此，拥有最大武器库的国家和军事联盟成员国有义务率先采取公开军事情报的措施，并通过停止军备竞赛和大幅度裁军来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他认为，各国可根据其具体环境和政治、军事、安全条件，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拟定适合各国情况的客观军事情报的交流、公开和透明措施。在这方面，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模式。他说，实行客观军事情报的交流、公开和透明，应该同双边、区域或多边的关于加强和平与安全、建立信任及裁军谈判相结合。沙祖康强调说，为促进这种交流、公开和透明，各国应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消除在国际关系中以强凌弱、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和以各种手段干涉别国内政等行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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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英独奏音乐会在上海获得成功新华社上海５月１５日电（记者赵兰英）热烈的掌声一次次将她推向舞台。昨晚，旅美台湾钢琴家吴冠英独奏音乐会获得成功。拥有近千名观众的剧场，极其安静。琴键上，只见演奏家柔软的十指在翻滚，宛如起伏的波浪。巴赫的《半音幻想曲和Ｄ小调赋格曲》、肖邦的《Ｂ小调奏鸣曲作品第５８号之３》、拉威尔的《水之嬉戏》、李斯特的《精力充沛者》、德彪西的《五指练习曲》……每一首风格各异，但她都表现得相当出色，在琴键上为观众展示出一幅幅精致的画面。３１岁的吴冠英小姐，祖籍苏州市。此次应陈香梅女士之邀，参加９０上海艺术节的演出。这也是她第一次回祖国大陆演出。吴冠英小姐曾获美国加州卡美尔音乐节钢琴比赛冠军、纽约国际青年艺术家选拔赛钢琴冠军，在举世瞩目的“卡内基音乐厅”举办过独奏音乐会，现为美国纽约大学音乐博士、副教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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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首次发现旧石器新华社福州５月２３日电（记者卢劲）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在福建省漳州市发现距今四至八万年前的晚更新世中期旧石器和距今一万年左右的中石器时代石器。这次发现的石器出自漳州市郊的１１０多个地点，到目前为止已发现１０００余件器形多样的石制品。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博物馆有关专家鉴定，漳州市北郊莲花池山的下层红土层年代为晚更新世中期，从中已采集到以石英和硬质砂岩为原料的旧石器十余件，包括石核、石片和刮削器，它们的加工方法为锤击法和砸击法。上层红黄色砂质土层的年代为中石器时代。从这一层中发现的石制品都是长度在几十毫米的小型石器，多采用灰、黑色燧石用打击法和锤击法制成，其中包括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镞形器、凹缺刮器，尤以后二者为突出。专家们认为，这些石器类型丰富多样，加工精细，在中国东南地区极为少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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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60 【原文出处】人文杂志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199905 【原刊页号】52～59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0001 【 标 题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三重二元结构 【 作 者 】柳士发 【 正 文 】 当代中国经济现代化既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普遍问题，需要实行从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乡村社会向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城市社会的转轨变型，从而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同时又面临着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特殊课题，需要完成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变型，从而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化、市场化。与此同时，必须伴随劳动力结构的知识化、契约化变迁。本文试图以劳动力流动为主线，构造当代中国经济的三重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概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三重转轨变型的特点，探讨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经济现代化历程。一、以工／农二元产业结构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模型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在1954年《无限劳动力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描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换规律。在一定意义上说，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通过这种转移，现代工业得到了扩大，而传统农业则相对缩小，由此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结构转型。也就是说，工业将代替农业成为经济主产业，工人将代替农民成为经济建设主力，城市社会将代替乡村社会成为社会主体。以工／农二元产业结构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模型是刘易斯理论的精髓。对于处于发展中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二元结构，我们称为第一重二元结构。工业化理论，实际上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理论异曲同工，而后者更为细致。并且即使在发达国家，劳动力继续伴随产业结构高级化而向高级产业流动，但是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大致相同。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工业化应该广义理解为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不仅仅是指工农二元产业结构转轨变型。从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来看，鉴于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劳动密集型产业将是我国长期发展的产业群落，与此同时，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加快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据统计，1996年全部从业人员中，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有34,769万人，占总量的50.5％；从事第二产业的有16,180万人，占23.5％；从事第三产业的有17,901万人，占26％。按照一般就业人口结构分类理论，我国人口就业结构已经达到发展型就业结构阶段（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超过25％）。工业化与城市化并不是等同的概念。工业化程度可以用现代产业部门从业人数与从业总人数的比值表示和刻划，也可以用现代产业部门产值与产业部门总产值的比值刻划；城市化程度可以用城市人口与人口的比值表示和刻划，也可以用城市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和刻划。一般而言，工业化程度越高，城市化程度也越高；但是二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我国应当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据城市不同阶段的特点和趋势，在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产业布局优化组合的同时，积极推动城市结构升级换代和城市布局的优化组合。当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一方面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7年，全国总人口124,626万人， 其中城镇非农业人口36,989万人，占总人口的29.9％。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达到40％以上，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经超过80％；另一方面落后于我国工业化或者非农化水平。1997年居住在城镇的农村人口5,500 万人，家居农村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职工13,410万人，加上城镇非农业人口，共占全国总人口的45.2％。这个数字与目前全国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国总从业人员的比例大体吻合，从这方面也可以反映出我国的非农化水平，高出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16.3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步伐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步伐，是我国特定时代条件下的现实，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战略的争议与分歧。李克强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已使中国经济结构出现了世界上特有的“三元经济格局”，即“由农业部门经济、农村工业部门经济及城市部门经济”所构成的经济体系，主张把农村发展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点放在农村工业发展上，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辜胜阻等人认为，由于缺乏工业发展必需的聚集效应，不能利用城市所拥有的服务设施、公共支持体系和企业分工协作的便利，加上污染广泛散布，难于治理，因而分散的农村工业具有弱点，注定是高成本、低效率的。因为人口集中可以自我派生就业机会等等。根据有关数据测算，乡镇企业布局的相对集中比分散布局，就业能力（包括连带效应）可扩张50％以上。显然，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来看，广泛散布的农村工业只是一种过渡形态，过于分散的乡镇企业将来依然需要集聚起来，进入城市或者组成新的城市。分散的农村工业的存在，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都曾经历的初级阶段的共同特征，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我们今天就应当加强引导，以城市化为主线，引导农村工业向城市化方向发展。农村工业本身的过渡性使其地位不可忽视，但是又必须认识到发展农村工业不是长久之计。当前大中小城市都在发展壮大，但是各个阶段又有自己的突出特点和突出部位。我国城市化过程应当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镇化突出阶段，乡镇企业崛起，成为城市化过程的突出部。 1980 年全国只有7956个建制镇，截止1994年，农村小城镇共5.5 万个， 其中建制镇16,762 个，乡人民政府所在地集镇36,525个，还有上千个国有农林牧渔场场部所在地。据《中国统计年鉴》，1978年我国乡镇企业单位数为152.4万个，职工人数 2826.6 万人， 到了1997 年， 乡镇企业单位数已达2014.9万个，职工人数已达13050.4万个。 第二阶段是城镇化突出阶段，小城镇迅猛发展，成为城市化过程的突出部。许多乡镇企业逐步转移到城市，或者走向集中，发展成为新的城镇。人口大规模向城镇卷进。吴敬琏发现，“在过去十几年中，乡镇企业的发展大致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把乡镇企业分散地建立在农村，内地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往往采取这种方式；另外一种是乡镇企业建立在邻近的县城、建制镇或非建制的小城镇上，或者在乡镇企业的聚集地形成新的城镇，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往往采取这种方式。”这说明我国沿海地区城市化要比内地高出一个阶段。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大量新的工作岗位，到八十年代中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达到最高点。1984―1988年，仅乡镇企业一项，每年平均吸收1200万农民在非农产业就业。第三是中小城市化突出阶段，中小城市快速发展，大批中小城市诞生和崛起，人口大规模向中小城市卷进。乡镇企业发展越过高峰期之后，由于多数乡镇企业自身积累能力不强、布局分散、资源浪费严重、产品质量不高、体制逐步落后，改革开放初期具有的优势和外部条件逐步丧失，自身的劣势日益暴露，所以数量扩张放慢。1989年以后，乡镇企业每年平均只能吸收500―600万人剩余劳动力就业。这也预示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应当尽快跨越第二阶段，中小城市应当尽快成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力。据统计，1990―2000年我国农村需要转向非农产业就业的剩余劳动力大约在2 亿人左右，平均每年需要消化约2000万人。这些剩余劳动力应当主要在中小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第四阶段是大中城市化突出阶段。大中城市急剧扩张，中小城市人口大规模向大中城市卷进。目前我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在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所占比重高达43％，而日本、美国等国在城市化处于30％的水平时，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在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所占比重仅为33％；中国10万―30万人口的城市在10万以上人口城市中所占比重为27％，而英国、法国都在60％以上。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是我国小城镇发展速度过快，另一方面是大城市发展过快，而中小城市发展相对滞后，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薄弱环节，形成两头快，中间慢的发展格局。吴敬琏等人主张当前阶段应当以大力发展小城镇，大中城市配套发展，这意味着我国仍将长期处于城市化的第二阶段。其实，在城市化早期，应当适时引入下一阶段任务，在当前就是引导和推进中小城市加快发展。既要抑制大城市的过度发展，又要抑制小城镇的过多过滥，引导乡镇企业相对集中，发展新的中小城市或者向城市卷进，推动我国城市化尽快步入第三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滞留在第一、二阶段的时间不宜过长。到了城市化晚期，加大力度抑制大城市过度发展，保持大中小城市的合理格局。二、以国有／民有二元产权结构为核心的计划／市场二元经济体制模型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化的过程，就是国有企业劳动力向民有企业转移的过程。通过这种转移，民有经济得到了扩大，而国有经济则相对缩小，由此导致产权结构升级和经济体制转型。民有经济将取代国有经济成为经济主干，市场体制将取代计划体制成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对于处于转轨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就相应地产生了以国有／民有二元产权结构为核心的计划／市场二元经济体制模型。我国过去关于双轨制的大量研究基本上可以纳入这一范畴。我们把这种二元结构称为第二重二元结构。这样，我们就构造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双重二元结构模型，实行双重转轨变型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共同道路。第一重转轨变型，是以工业化、非农化为核心的城市化转轨变型；第二重转轨变型，是以民有化、社会化为核心的市场化转轨变型。我国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时期，鲜明地展示了我国二元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是一元产权结构与一元产品结构并存。市场化第一阶段是二元产权结构和二元产品结构并存，是产品双轨制阶段，计划产品体制与市场产品体制双轨并存，在这一时期，国有经济与民有经济产权森严壁垒，二元对立。市场化第二阶段，二元产权结构和一元产品结构并存，包括国有企业产品在内的绝大部分产品市场化任务完成，产品双轨制基本并入市场单轨，但是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正在深化，是产权双轨制阶段。目前，我国市场调节价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达90％以上，在生产资料销售收入总额和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占80％左右，全国商品贸易额的85％以上是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的，说明在实物商品价格领域，市场价格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1995年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仅为6％，到1997年8月已达24％。第三阶段，国有企业产权逐步完成市场化改造，形成充分的产权市场，产权双轨基本并入市场单轨。我国经济产权结构升级换代，其主要途径，一是民有经济自身的发展壮大；二是国有经济民有化，而它以国有企业产权市场化为主要手段；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改组，有进有退，以退为主，收缩战线，加强重点，逐步回到国有经济应当进入的领域，实行国有经济职能归位。三是国有企业改革，坚持国有国营或者国有民营，实行最终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合理分离，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融入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分离入市资产和不可入市资产分别处理。对于可以入市的国有资产，逐步超越国有企业层面，而在整个国有资产层面组织资本运营管理。改革开放以前，公有制经济占我国经济总量的绝大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只有零星存在，只占极小比重。改革开放以后，非国有制经济成份冲破重重阻力，凭借自身的体制优势和活力，迅速壮大发展起来。到1984年，非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31％。体制内国有企业的更新发展和体制外民有经济的高速扩张成了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国有企业改革迟缓，迟迟不能触及根本，致使国有经济缺乏足够活力，在占有全面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逐步缩小，而民有经济所占份额急剧攀升。国有经济体系和民有经济体二元经济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计划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体二元经济体系的核心和基石。当前，产品双轨制已经并入市场单轨，产品“计划”体制已经演变成为产品市场体制。国有经济产品市场化阶段已经完成，但是国有企业自身产权市场化阶段起步不久，国有企业生产“计划”化和产品市场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就形成了我国经济一元产品结构和二元产权结构。现阶段我国计划／市场二元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以国有／民有二元产权结构为核心，并建立在这个基石之上的。历史事实证明，在以民有经济为主体的国家，都是不同程度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有经济计划，而没有计划经济；曾经有过的正统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都是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国有／民有二元产权结构转轨变型是计划／市场二元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核心和根本。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其工人工资基本上是由边际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属于比较完全的市场工资制度。由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开始不久，城市民有经济面临着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以其工人工资则低于工人边际劳动生产力，参考农村平均“工资”水平决定。这属于工业化过程中特有的工资决定机制，可以称为刘易斯工资制度。而我国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工资决定机制迥异于这两种工资制度，属于自身特有的计划工资制度。近年来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改革，但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对国有企业裁员进行限制，国有经济部门依然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由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远未完成，国有企业仍然对退休职工和下岗职工负担主要的经济责任；国有企业内部的各种社会职能尚未实现社会化，“企业办社会”式的单位福利保障开支仍在继续，所以当前国有企业职工工资仍然带有浓重的计划工资制度的色彩，其职工工资水平仍然高于其边际劳动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工资决定机制导致工资水平不同，除了少数农村劳动力不能胜任或者难以满足的情况外，民有经济单位雇佣工人显然倾向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国有企业过剩劳动力倾向于留在国有经济部门，甚至其下岗职工也倾向于选择自愿失业。据统计，1992年全国职业介绍机构为863.4万人次提供了成功的交流机会， 其中待业人员229.85万人次，农村劳动力555.03万人次，离退休人员25.92万人次，在职职工18.27万人次，其他人员33.8万人次。 在职职工实现流动仅占总流动人员的2.1％。与我国第一重转轨变型相互联系的最为突出的劳动力转移现象是前几年达到高潮近年略有缓解的农民进城务工的“民工潮现象”；与我国第二重转轨变型相互联系的最为突出的劳动力转移现象是这几年渐趋高潮的国有企业“下岗潮现象”。它实际上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民有企业发展吸纳剩余劳动力能量的有限，不足以满足来自农村和国有企业两个方面涌来的巨大剩余劳动力就业需求，劳动力转移受到障碍；另一方面当然还有大量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面临体制障碍采取的自愿失业行为。三、以脑力／体力二元人力结构为核心的身份／契约二元劳动制度模型第三重二元结构，是根据我国原来关于三大差别的提法而来的。所谓“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可以归入第一重二元结构模型里面。以脑体差别为起点，我们构造以脑力／体力二元人力结构为核心的身份／契约二元劳动制度模型，或者称为以脑力／体力二元职业结构为核心的身份／契约二元就业制度模型。第三重转轨变型，是针对劳动力问题的以知识化为核心的契约化转轨变型。实现脑力／体力二元人力结构升级换代就是劳动力知识化过程 。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蓝领工人，并且所占比重一直扩大。但是我国计划工资制度及转型时代的特殊环境影响了人力结构知识化步伐，至今我国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工资平均甚至倒挂现象依然存在，而以八十年代末较为突出。据北京对16个行业的调查，1987年职工收入位居上游的采掘业、建筑业、饮食业和服务业，位居下游的是国家机关和大中小学，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的平均收入排在全社会各部门人均收入的最后几位。据1998年3 月对北京市的调查，知识分子人均工资性收入比北京市全部职工人均工资性收入低11.3％，知识分子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比全市的平均水平低24.9％，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由于家庭负担重，他们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比全市平均水平低34.9％。大致同期，上海市45岁到55岁的大学毕业知识分子的平均工资比同龄中学毕业的工人工资倒挂20％―25％。城市脑体倒挂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体制转轨初期计划工资制度与市场工资制度并存、经济部门与非经济部门工资变动机制不同的特殊环境造成的。一般而言，正如前文统计数据显示，计划体制部门（国有经济部门和集体经济部门）名义工资低于市场体制部门（非公有制部门），经济部门工资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工资调整权力下放和引入市场化因素而高于非经济部门工资。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这种状况正在逐步扭转。实际上，在同一所有制内部，还是教育程度越高工资水平越高。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80年代所做的调查，我国教育的经济回报率是，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平均可提高3.8％的个人收入，这低于国际一般水平。在美国，完成高中教育可以提高收入15―25％，完成四年大学教育可以提高收入大约40％；在英国获得大学文凭可以提高年收入20％左右；在日本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男性高中毕业生收入是大学毕业生的80％左右。教育属于人力投资。对于受教育的个人而言，由于教育程度越高，所投入的直接教育成本和因为推迟参加工作而付出的间接教育成本越高，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所获得的教育效益也应当越高。当然，这里所说效益不仅是指经济效益。如果违反了这一原则，将会导致脑力／体力二元人力结构逆向转型。一方面抑制两极分化，一方面合理拉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工资差距，是促进劳动力知识化的重要条件。深化市场导向的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则是加快二元人力结构升级换代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事实上存在等级体制和身份制度。首先区分农村人口和非农村人口，于是有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之分，产生了“农转非”等概念。民办教师、乡镇企业职工虽然并不务农，但是属于农村户口；国营农场工虽然务农，但却属于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其次，在非农村人口内部根据是否属于某一工作单位区分城镇居民和职工，产生了“固定工”、“临时工”等概念。虽然终身参加单位工作，但是如果不被劳动管理部门正式录用，依然属于临时工；退休职工等等并不参加工作，但是属于职工范围，职工才能享有住房、养老、医疗等单位福利保障的种种权利。再次，在职工内部根据劳动部门管理与人事部门管理的区别分为工人和干部，产生了“以工代干”、“转干”等概念。体育运动员、国营农场职工等等虽然并不务工，但是属于工人，技术员等虽然务工，但却属于干部。由此可见，以上四个等级主要不是职业区别或者地域区别，而是一种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伴随着相对凝固的等级身份的是相应的利益、待遇和特权。由于我国特定的户籍和“单位”制度，这就使得所有的人在经济、政治等诸方面都与单位和户籍所在地形成了浓重的人身依附关系。政府通过设置一系列等级壁垒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计划劳动体制，尤其是政府通过户籍、住房、口粮、就业等制度安排，设置了一批城市进入“许可证”，人为提高城市准入条件，把农村剩劳动力挡在城市进入门槛之外，只有少量农村人口通过招工、招生、提干等狭窄渠道透过城乡制度壁垒进入城镇。劳动者按其受教育程度由高到低地分布于干部、正式工、临时工、农村人口四个阶层之中。1951年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由国家统筹、企业实施对职工和职工家属的老年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全面的劳动保险，奠定了对国有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障的基础。1969年起，社会保障完全演变了“单位”保障体制。农村则沿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办法以家庭保障为主要保障形式。离开单位就意味着放弃单位实施的社会保障，实际上等于放弃了以前自己应得的劳动收入，同时由于不同单位社会保障的水平不同，阻碍了人员的自由流动。结果使人成为“单位”的人，成为对单位具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享有自由自主选择权利的人，因而依附于单位而存在，难以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自由流动。据上海“再就业服务中心”估计，我国目前下岗职工中实际上有50―70％是完全可以自己找到就业门路或者适当劳动岗位的，阻碍这部分人再就业的主要障碍是与体制身份相联系的住房、退休、医疗以及失业等方面的“单位”保障权利。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阻碍了我国城市化步伐，抑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使大多数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村人口不能成为永久城市居民，而在城市与家乡之间季节性流动，制造了大量“两栖人”和“候鸟人”；另一方面，使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于非农化和工业化发展，使大量非农化和工业化在城镇以外进行。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过剩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水池模型。所有需要和正在就业的人员组成总就业场。安置就业人口的产业领域称为就业水池，这种就业场中的人口流动称为就业流。每年新生的需要就业的人口进入就业场，需要流入就业水池中去。当前失业人口存在于就业水池之外，但存在于就业场中，也需要流入就业水池。每年也有一部分劳动力通过退休等形式彻底退出就业场，不再需要返回就业水池及就业场。在这个过剩劳动力转移模型运转之前，我们假设每年流入就业场的人数与流出就业场的人数相等，处于就业场中就业水池外的就业人数为合理常数。同时暂不考虑各种出水池之间的就业人口流动和各种进水池之间的就业人口流动。农业、国有经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是几个巨大的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它需要逐步排放完毕。农业领域为第一出水池，国有经济领域为第二出水池。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等等为第三出水池。民有经济是第一进水池，国际劳务输出是第二进水池，对于我国来说，开发很不充分，目前在国际劳务市场上所占份额只有0.3％左右， 按换汇额计算仅占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1％左右，尚不占有重要地位，暂且不计。 过剩劳动力的出口的单位流量和民有经济接受过剩劳动力的进口单位流量相等，那么，处于就业场中就业水池之外的人数保持不变。在出水池与进水池之间的就业流流速和流量决定了过剩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在当前状况下，我国农业、国有经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都存在着巨大的过剩劳动力，并且从劳动力实际需要的趋势来看，它们都不是需要扩张而是需要精简的领域，因而即使它们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在逐步减小。因而如果其中的过剩劳动力不能得到转移，那么这些出水池中的过剩劳动力比重将会继续增加。所以，它们现有的和将要产生的过剩劳动力都需要在进水池中得到安置。一方面，出水池的容量不断缩小，另一方面进水池必须扩容。从出水池向进水池的顺流在就业流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反向逆流微不足道，同时也是不宜提倡的。因而我国劳动力就业流主要表现为单向流动，而不应构成均衡的对流格局。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过剩劳动力出水池的单位出水流量越来越大，而进水池扩容缓慢，单位进水流量相对显小。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口，造成了巨大就业压力。在大力发展民有经济，促进劳动力进水池加速扩容，不断扩大单位进水流量的同时，必须采取各种缓解就业压力的措施。1.控制单位出水流量。农村过剩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国有企业减人增效改革日益深化，国家机关机构改革逐步深入，致使就业场中处于就业水池之外的人数剧增，于是我国许多城市采取了限制外地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措施，制定一系列歧视性就业政策，使流出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回流农村。一些地方出台了一些限制国有职工企业下岗的措施。2.国家扩大公共基础建设投资，可以吸收部分过剩劳动力暂时就业，但这仅仅只是一种缓解就业压力过渡状态。3.广泛开展下岗再就业培训等等，暂缓下岗工人就业时间。4.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一部分下岗工人较长时间处于失业状态。5.扩大国际劳务输出。但根本之计还是壮大发展民有经济，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劳动力就业结构优化升级。在这个巨大的过剩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存在广泛的体制性障碍，造成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性梗阻。逐步地合理地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是促进过剩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面。国有企业以全员劳动合同制为目标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是从等级身份制度到平等契约制度的转变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据劳动部门统计，截止1996年末全国城镇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工人数已达7,580万人，比上年增长了24.3％， 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已达51.1％，较上年同期上升了10.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企业合同制职工占企业职工总数的64％，乡镇企业有600 万职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这虽然是向契约化劳动制度的重要进展，但在许多地方这种劳动合同制流于形式。面对第一重转轨变型，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快取消小城镇以及中小城市的进入障碍，逐步降低大城市的进入门槛。采取积极的渐进方式，通过对于大、中、小城市的设立不同高度的进入门槛，逐步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转轨变型，最终实现城乡一元户籍管理制度。面对第二重转轨变型，应当尽快改革国有企业单位保障制度和身份制度，促使“单位办社会”的社会职能尽快社会化或者市场化，消除各种形式的隐性工资，迅速向社会保障制度和契约劳动制度过渡，使其尽快与民有经济劳动用工制度同轨。对于离开国有企业的工人包括下岗工人应当尽快解除与原有单位的关系及身份，使其从国有经济出水池中真正流出。积极稳健地推进国有／民有经济二元就业结构转轨变型，最终实现国有／民有经济一元就业制度。四、余论当前政府要求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第二个并不根本，应该改为这里所说的第一重转轨变型。因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赖于这里所述的第一和第二重转轨变型的成功，否则它不可能得以根本实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的是从外而内，层层剥笋式的渐进改革路线，实际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才是第二重转轨变型的根本和核心。中共十五大报告要求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求实行我国经济的第三重转轨变型。如果把一理论继续推广，还可以得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沿海／内地二元区域经济结构模型和发达／发展中二元区域经济结构模型。我国人才从内地向沿海流动，从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流动便是其劳动力流动领域的表现。前者被形象地称为“孔雀东南飞”现象，后者被含有贬义地称为人才“嫌贫爱富”现象。在运用国际经济研究的时候，就有了发达／发展中二元国际经济结构模型，伴随的是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流向发达国家的现象。需要强调，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在批评和完善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时所指出的那样，以上三重二元经济之间无疑是互动关系，并且在经济结构转轨变型的不同阶段双方关系不同。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没有细化分析。【参考文献】 1.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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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547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8 【原刊页号】3～7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11 【 标 题 】欧洲新“第三条道路”的经济含义 【 作 者 】裘元伦 【作者简介】裘元伦：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所长 研究员 北京建内大街5号 100732。本文为《21 世纪的挑战与第三条道路》国际 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内容提要】随着1997年以布莱尔为首的英国工党重新执政以及1998年他的《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书的发表，“第三条道路”问 题再次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本文之所以在第三条道路之前冠以“新”字，是因为“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迄今这一词已经使用了一百多年。以布莱尔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是新中间派在新形势、新内涵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已不涉及制度间的道路选择，而只是制度内的政策替代，其核心主张是超越旧左派和新右派。这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反映社会民主主义者为适应新形势而做出的努力，它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新内涵，而它的前途尚不明朗。回顾欧洲社会党人一百多年的历史，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贯右倾，这一点着实令人深思。【关 键 词】欧洲/第三条道路 【 正 文 】 随着1997年以布莱尔为首的英国工党重新执政以及1998年他的《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书的发表，“第三条道路”问题再次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第三条道路”一词至今已经使用了一百多年。19世纪末，有人就企图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为目标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与维护和改良资本主义的两种信念和追求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其主要代表是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而今以布莱尔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是新中间派在新形势、新内涵的背景下提出的，它已不涉及制度间的道路选择，而只关系到制度内的政策替代，其核心主张是超越旧左派和新右派，它的正式称谓是“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这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反映社会民主主义者为适应新形势而做出的努力，它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新内涵，而它的前途尚不明朗。回顾欧洲社会党人一百多年的历史，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贯右倾，这一点也着实令人深思。一、欧洲新“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经济含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布莱尔把欧洲新“第三条道路”定义为“超越左右”（托尼・布莱尔，1998）。在这里，“超越左右”是一种模糊的表述，它既可以理解为不左也不右，摆脱左右的对立而构建一种独特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体系，又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包含左，也包含右的理想理论和政策实践体系。而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人们永远也不会找到一种不左不右、正好居中的东西。至于既包含左又包含右的东西，二者的分量绝对不可能恰恰相等。诚然，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仍摆脱不了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追求走中间道路的历史束缚，但他企图从左右两派的思想和政策中汲取积极的内容。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结合中，显然更多的是前者向后者靠拢。（一）新自由主义何以胜过社会民主主义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由改良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三者组成，它们三者是思想、工具和目标的关系，其中凯恩斯主义也许要比福利国家更为重要。因为中下层选民经济条件的改善主要是通过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实现的，其次才是借助于福利国家制度，所以凯恩斯主义是否行之有效，关系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生存与发展。凯恩斯主义政策主要关注通过政府的需求管理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充分就业。倡导充分就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主张，并且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各政党都声称它们支持政府倡导的充分就业、“混合经济”和增加公共开支的政策。但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凯恩斯主义开始出现衰落的征兆。到了70年代中期，成功地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背景条件已经不再存在，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发生“滞胀”。战后凯恩斯主义对需求的控制是基于以下假设，即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作用”，而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滞胀”――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上升，破坏了这种平衡。同时，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也破坏了各国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条件。过去各国政府、劳工组织和资本力量之间达成的各种经济和社会妥协日益被经济全球化所销蚀或削弱。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与新的国际环境不相融（克尔斯托夫・皮尔森，1999）。与此形成对照，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看法却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新自由主义非常重视市场的作用。资本主义已不再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种种问题的根源，而是一切好处的核心；竞争性市场不仅能产生高效率，而且是个人自由和社会团结的保证。在这种背景下，安东尼・吉登斯在《超越左右》一书中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近些年来胜过社会民主主义，是因为它能适应世界上发生的两方面的重要变化：全球化的加强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未能做到这一点（殷叙彝，2000）。苏联东欧的巨变和美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暂时得势，更使资产阶级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使新自由主义更加广泛地流行。（二）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是以长期以来的“左右趋同”为基础的长期以来，在学术界的讨论中，人们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即认为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左派和右派的互相接近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政治竞争迫使所有大政党都要为争取中间派而斗争，从而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左右之分；其次是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不断增加，人们没能提出根本不同的改造和革新方案，这也使左右派的主张不得不模糊起来；最后是随着大众富裕程度的提高和福利国家保障的增加，从前的右派不得不接受一些传统“左派”的主张，而从前的“左派”也愈来愈没有理由坚持彻底的“左派”改革纲领。同时，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左右的重合之处也明显可见。此外，还有两个新的因素促使左右进一步互相接近：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新的政治问题。经济全球化使所有的经济社会都要为改变低工资和实现低税收而斗争，所有负责任的政党都将同样被迫为改善竞争条件而奋斗。“新的政治问题”包括接受还是拒绝核能，采用新的通讯技术，劳动关系的革新和灵活化，对自然界和环境的关心等，这些问题都不能纳入传统的左右对立的框架内。但是，到目前为止，左右趋同依然是有限的。例如，在对经济实行政治调控问题方面仍旧会导致政治纲领上的重大差别，表现出对完全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从整体来说，右派比左派更能容忍不平等，更倾向于支持有权者而不是无权者。（三）“左右趋同”是相向而行在这里，我们还应当强调指出，新自由主义者，即使是其右翼，也在改变某些原来的重要主张，例如他们现今也赞成对市场进行适当的管理。因为新自由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不平等的重要意义，在于把它看成是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一立场主要是以劳动市场必须灵活化的理论为基础的，而不是基于对不平等本身的辩护，不是从原则上为贫困提出正当理由。再如，传统的温和右派反对现代社会的社会活力和经济活力，在许多情况下也反对它的技术活力，而目前阶段的右派主流却与此相反，它主张加速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反对从社会、政治和生态角度抑制这一发展政策（托玛斯・迈尔，2000）。要求变革，本来更多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主张。事实上，战后的这种左右互相靠拢的进程是明晰可见的，只是各个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在战后初始阶段，甚至右翼政党也不得不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限定的框架内活动。而现在则反过来，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也不得不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了”（克尔斯托弗・皮尔森，1999）。然而，“趋同”决不等于“相同”。二、“市场”、“企业”、“供应”，已成为社会党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欧洲新“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经济含义是转向新自由主义。它表明，现今欧洲社会党人在理论上更加信服伦理社会主义，强调同科学社会主义决裂；在政策上，许多社会党上台后执行的是右翼政党要实行的政策。它表现在，执政社会党人的经济政策目前也首先考虑的是市场机制、企业作用和供应方面。（一）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尽可能“市场”，必要时“国家”尽可能“市场”，必要时“国家”，并不是一个新口号，但当今执政社会党人的指导思想显然是倾向于再多一些“市场”，再少一些“国家”。他们强调“国家不是划船人，而应成为掌舵者，即不应过多地进行控制”（布莱尔，1998）；“政府要为经济提供条件而不是指挥经济，并要利用市场的力量服务于公共利益”（布莱尔，1998）；“国家是不能代替经济的”（施罗德，1998）；“我们的态度是：在可能的地方实行竞争，在必须的地方实行调控”（布莱尔、施罗德，1998）；“有了正确的政策，市场机制就是实现社会目标的关键，企业家的热情能够促进社会公正，而新技术代表的是一种机会而不是一种威胁”（布莱尔，1998）。意大利奥凯托说，“应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而把社会（民主）主义看做是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肖枫，1999）。过去，自由主义者肯定个人自由在市场经济中的首要地位，社会民主主义者则以国家政府为主来促进社会公正，而现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是把政府权力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手段。这样，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已不存在必然的冲突（陈林、林德山，2000）。社会民主主义者赞成“把微观经济的灵活性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富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布莱尔、施罗德，1998）。本着上述指导思想，执政的社会党人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将经济周期与结构性调控结合起来，改变过去一段时间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提高生活质量、相对忽视经济数量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新技术的现象，以开发高科技产业为龙头，调整经济结构；需求与供应并重，改变过去侧重需求而相对忽视供应的立场，给新老企业的创建、生存和发展提供尽可能大的活动余地；国内与国际调控相结合，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在一个国家单独实行凯恩斯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已经行不能了（于尔根・哈贝马斯，2000）；强化与减少政府干预相结合，大力开发高科技产业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人才培养制度，放松不利于企业和个人发挥创新精神的管制，也就是说，改变政府干预的内容和重点等。在微观经济领域，现今执政的社会党人特别致力于企业的发展，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微观政策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经济长期繁荣的关键。因此，微观经济领域的每一个方面都位于社会党政府议事日程的中心，包括教育与培训、资本和劳动市场准入、生产与市场竞争以及在基础设施和科学方面的投资等。（二）政府与企业的伙伴关系执政的社会党人日益重视企业，认为政府应是企业的伙伴，强调在当今全球化和科学技术都在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新老企业。社会党人如今这样重视企业和企业家，并不是偶然的。第一，在政治上，面临经济全球化等新形势，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双重的应对战略：对外寻找国际联盟，在欧洲首先是欧洲联盟；对内则强化政府与企业结盟。说到底，国家之间经济竞争的核心是企业竞争，企业在竞争中的表现如何，将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第二，在经济上，发展新老企业是改变欧洲经济与工业结构相对滞后、失业问题长期严重存在、经济缺乏活力和动力等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三，在社会方面，欧洲社会缺乏生气和创新精神，改革进程步履维艰。因此，欧洲人特别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应成为一种核心技能。随着执政社会党人对企业态度的变化，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是：改变国有化和私有化问题上的立场，不再强调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促进企业重组，只要有助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促进技术进步，大企业合并、兼并就不再那么多地受到反垄断法之类的限制；大大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各种管制；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在雇用和解聘人员问题上给企业以更大的自由，同时使劳动力市场更具灵活性；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以及知识经济发展与社会劳动日益个性化（人们不愿当雇员而想当老板，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也有可能使部分劳动“家庭化”、“个人化”）等条件下，中小企业的发展余地是很大的，社会党政府认识到大企业是一国经济的支柱，中小企业是它的基础，因而对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持特别积极的态度；在欧洲首先是欧洲联盟的范围内致力于建立和完善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为欧洲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商品、劳务、人力和资本市场。（三）需求和供应政策并重过去社会党人认为，只要成功地进行需求管理就能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现在社会党人认为，供应政策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其实，重视供应政策和重视企业作用基本上是一回事，只是前者的含义比后者要更为宽泛。目前执政的社会党人在重视供应方面所采取的主要行动是：改革福利制度，使之以“工作为取向”；降低企业成本；使供方对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积极的反应，调整利率或改变税收政策以增加投资和就业；为使企业有效地利用改善了的经济条件和抓住新的机遇，必须适当放松法规制度对它们的束缚；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应相互配合协调发展。例如商品、资本和劳务市场都应当具有弹性，而不应让经济体系的一部分陷入僵化，而其余部分实行开放和具有活力。三、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问题上更加强调效率方面欧洲新“第三条道路”的基本经济含义是转向新自由主义，这具体表现在对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问题上，天平正明显地向强调效率方面倾斜。这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同执政的社会党人日益把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市场”、“企业”和“供应”等方面相联系的。其结果是社会公正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首先是福利制度。（一）福利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重视经济效率，同时强调社会公正，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长期追求的一贯目标。这里的“社会公正”，不仅包含经济利益的分配，而且还涉及经济权力的参与，二者的结合，即构成社会福利国家。这种“社会福利国家虽然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但它毕竟“能够把它所造成的社会代价维持在可以容忍的程度”（于尔根・哈贝马斯，2000）。事实上，在二战后的大约头25年内，“社会福利国家”运转得确实是有效的。但自那以后，它渐渐地陷入困境。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纳税人的“反叛”使福利的财政来源缩小，社会的日益老龄化和离婚率提高之类的社会问题增多，国有企业效率普遍低下，福利机构本身的官僚主义化和效率不高，各政党为了争取选票而一再向中间阶层做出让步，福利国家未能真正成功地减少贫困――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都使生活较好者受益更多等。同时，社会福利国家是以传统的家庭和两性分工体系为基础的，其前提是保证负担家庭经济的男子充分就业，女子承担家务，一旦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妇女又日益进入职业劳动与男子竞争，这种制度就难以维持了。此外，福利国家只涉及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而撇开其他问题，包括感情、道德和文化等，而恰恰是这些“生活问题”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二）欧洲福利国家的教训近些年来社会党人已从陷入困境的福利国家中汲取了教训。这些教训包括：不应把促进社会公正和过分强调结局平等相混淆，不能认为获得社会公正的办法就是增加公共支出而不管结果如何，也不管为此提高税收而对竞争力、就业和生活水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能全由国家来解决市场失灵及其危害，这往往造成政府干预不当和扩大官僚主义的滋生；不能把享受福利的权利与应履行的义务相分离，个人对家庭、社区和社会的责任不应推给国家；不应夸大政府靠微调经济来保障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能力，而低估个人和企业对创造财富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不应过于强调市场缺陷而低估了它的巨大能力（布莱尔、施罗德，1998）。（三）社会党政府新的指导思想针对上述欧洲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和社会党人的教训，执政的社会党人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导方针。它们的前提是，不取消福利制度，为了保护弱者，保证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政府干预依然是必要的，但将保持在“最低社会标准”，同时更重要的是必须使福利国家现代化。如何“现代化”？除了本文已经强调过的着力于“市场”、“企业”和“供应”之外，仅就狭义的福利制度而言，社会党政府正大力提倡公民的权利必须与其义务相结合；强调个人承担责任，鼓励“自助”；重视社区和自愿组织的作用；变消极的危险防范为积极的进取精神和创业精神，政府必须优先考虑对人力和社会资源的投资；为促使机会均等，帮助有困难的人员学会必要的技能；推动劳动市场灵活化，认为非全日制工作或低收入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强；承认政府在社会领域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时又认为，在这种有限的作用范围内，政府需要与非官方部门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如此等等。一句话，福利国家的措施要从以前大部分是针对后果的，逐渐转向针对根源。结论：欧洲新“第三条道路”已不再是制度之间的道路选择，而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治理方式的选择。在欧洲长期“左右趋同”的背景下，考虑到欧洲绝大多数政府只是“中左”或“中右”之分，因此，作为一种中左路线的新“第三条道路”的活动余地是相当有限的。同时，为了使新“第三条道路”产生实际的影响，“相当程度的实用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布莱尔，1998）。虽然总体说来，它的基本经济含义是转向新自由主义，但新“第三条道路”政策目标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新“第三条道路”并不代表欧洲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它经济上倾向于新自由主义，必然加剧社会分化等问题。从长远来看，这种发展“势必破坏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文化是民主制社会的基础”（于尔根・哈贝马斯，2000），因此，新“第三条道路”究竟能走多远，尚需拭目以待。（截稿：2000年5月）【参考文献】 托尼・布莱尔（1998）：《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转引自《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克尔斯托弗・皮尔森（1999）：《新市场社会主义》（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8页。殷叙彝（2000）：《吉登斯〈超越左右〉一书评介》，转引自《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57―58页、41页。托玛斯・迈尔（2000）：《现代性：超越左右》，转引自《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74―84页。格尔哈德・施罗德（1998）：《老左派和新中派》，转引自《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肖枫主编（1999）：《社会主义向何处去》，1999年版第645页。布莱尔、施罗德（1998）：《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布莱尔和施罗德的共同声明》，转引自《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陈林、林德山（2000）：《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于尔根・哈贝马斯（2000）：《超越民族国家？》，《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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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MISSILES AND SPACE VEHICLES1999年 第3期 No.3 1999仿真可信性分析与导弹系统的仿真可信性李鹏波摘要 介绍了国际上仿真可信性研究的概念和方法。根据动态系统仿真的特点，将其可信性研究分为静态性能检验和动态性能检验，重点讨论了基于频谱估计的动态一致性检验方法。然后分析了导弹系统仿真可信性研究的具体思想和方法，给出了一个技术方案。主题词 模拟，导弹，+频谱估计。Simulation Credibility Analysis Methodand Its Application to Missile SystemLi Pengbo(National Univ. of 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410073)Abstract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foreign research on simulation credibility are introduced. 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system simulation, its credibility analysis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static consistence test and dynamic consistence test, and the method of dynamic consistence test by spectrum analysis is emphatically discussed. Then, specific methodology of the research on simulation credibility of missile system is analyzed, and a technology project is given.Key Words Simulation, Guided missile,＋ Spectrum estimation.1 前 言计算机仿真技术一直在导弹系统的研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仿真技术在方法和手段上得以不断创新，所以倍受人们的关注。近10年来，仿真技术更是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美国国防部一直把仿真技术作为“国防关键技术计划”的重点项目，不但发布了“国防建模及仿真倡议”，批准了“建模与仿真管理计划”，新组建了“国防建模与仿真办公室”，还提出了新的建模与仿真的投资战略。在美国国防部1996年“国防技术领域计划”中，提出了美国国防科学与技术发展10个关键领域的计划：a）航空平台；b）生化防御与核技术；c)信息系统与技术；d）地面车辆与舰艇；e）材料与工艺；f）生物医学科学技术；g）传感器、电子设备与作战空间环境；h）航天平台；i）人机系统；j）武器。这10个领域都利用建模与仿真技术作为工具，支持概念分析、技术开发、采办、试验、部署、维持、作战效果、训练和计划产品改进等工作。美国国防部1994年“建模与仿真管理指令”中规定了国防部的政策，其中有几条是投资促进DOD（Department of Defense） 的M&S（Modeling and Simulation）技术的提高；建立M＆S信息分析中心；DOD各部门建立验证、确认与认定VV＆A(Validation Ver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政策和由DOD各部门管理M＆S应用的过程等。从以上可看出，现在仿真技术已不仅仅局限于尖端武器系统的研制，而是扩展到各个国防技术领域，扩展到武器系统的全生命周期。不再局限于研制部门作为一种研究的手段，而是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重视和支持。美国的试验鉴定策略已经从传统的“试验―调整―试验”方法向“模型―仿真―试验―迭代”方法转变，即首先是建立模型，其次仿真，然后进行试验，最后将试验结果迭代回模型，称之为仿真、试验与鉴定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最终要建立一组能够精确代表系统且有适当置信度的模型，用来预测系统的性能、作战效能和作战适用性，并为采办和训练领域的其他人员提供支持。可见，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发展，不仅使试验鉴定方法的变革成为可能，而且使武器系统的装备部署、作战使用都可在实验室模拟实现。毫无疑问，仿真技术是导弹系统型号研制、试验鉴定、装备部署、作战使用以及改进设计的重要手段。仿真系统必须是对实际系统真实的反映，不能反映真实系统的仿真是没有意义的。仿真结果可信的前提是有正确的仿真模型，仿真试验要求数学模型能真实地描述系统的物理过程和数学关系。也就是说，仿真必须是可信的，对仿真系统必须进行可信性研究，国际上称这项工作为验证、确认与认定（VV＆A），也给予了日益重视。对于仿真可信性研究，国际上强调的是加强模型的管理和校验管理，需要详细的技术准则和规范，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和监督机构。在技术方法上侧重于软件工程方法，即计算机软件的实现对实际系统的真实性反映程度。国内应对此引起重视，并注意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多做一些分析处理工作。不仅要加强仿真技术方法的研究，还需要加强仿真可信性的研究。这对于加速武器的研制定型，提高性能，缩短研制周期，节省人力，节约经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 仿真可信性研究的基本方法对模型和仿真（M＆S)的信任度（Credibility）评价，是仿真过程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信任度的过程称为可信度评估（Confidence Assessment）。可信度评估的主要工作包括：a) 模型的验证和确认（V＆V，Validation and Verification）。模型验证是一个过程，它确定模型的计算机实现是否准确地表示了模型开发者对系统的概念表达和描述。模型确认也是一个过程，它从预期应用的角度确定模型表达实际系统的准确程度。b) 版本管理（CM，Configuration Management）和认定(Accreditation）。模型版本管理则是一种制度，它应用技术和管理上的监督、控制手段，辨明模型的功能需求和能力并编写相应的文本，然后，监控模型能力的变化，将这些变化写入文本并发布相应的报告。模型认定是一种相信并接受某一模型的权威性决定，它表明权威性机构已认可模型适用于某一特定目的。以上工作一般统称为模型验证、确认和认定。基于以上仿真可信性的概念和对它的认识，仿真可信性研究一般有如下方法。2.1 模型检验管理方法模型校验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它涉及很多单位和部门，应该首先做好组织管理工作。组建模型校验的管理机构，明确各单位的责任，搞好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没有严密的组织措施，模型校验工作是无法开展的。2.2 模型验证方法模型验证是针对仿真模型与程序进行的，目的是证实从实际系统的描述模型到其计算机程序之间的转换是正确的，简单地说就是检查仿真程序有无错误。1994年，Balci综述了模型验证的各种方法及其分类。原则上讲，软件工程领域提出的所有软件验证方法都可以用于仿真程序验证，只是各种方法的实用价值不同。2.3 模型确认方法模型确认的目的是检验和评估模型的有效性。模型有效性一般通过在给定试验条件下检验仿真模型，评价其在预期的应用目的下是否满足一定的精度要求来实现。模型精度是关于模型结果正确性的度量值。对于复杂系统模型，要想从理论上证明其正确性或得到其精度，都是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模型有效性是模型可用性的度量，与实验条件、应用目的、精度要求和用户有关。模型有效性的度量值可以用模型可信度来表示。复杂系统模型可信度的评价是很困难的，很多情况下只有通过主观评价得到模型的可信度。模型有效与否是相对一定的应用目的及相应的实验条件而言的。评估时模型和实际／参考系统的实验或运行条件应当是相同的。实验条件的设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用目的。模型精度是否满足要求也与应用目的有关。1994年，Sargent综述了模型确认的方法，主要方法有图灵测试法、灵敏度分析法、极端条件测试法、统计检验法、主观有效性检验等。2.4 文本化方法模型检验文本（简称模型文本）是根据一定的规范对模型、程序及VV＆A需求的文字描述。建立模型文本规范、编写模型文本及根据模型文本对建模过程进行控制的过程，称为模型文本化。在模型开发的过程中，通过编写模型文本，可以加深建模者对模型的认识，有助于消除模型的不完全性、不明确性和不一致性，提高M＆S的规范化程度。对于那些规模庞大、内容复杂、开发周期长、需要多个单位共同合作的仿真模型，编写规范的模型文本，既可以供建模者自己查阅，又可以作为协作人员的参考资料，便于模型开发过程的协调统一。3 仿真可信性研究的定量方法仿真可信性研究，最直接的方法是在相同的输入条件下将仿真试验的结果同其它更可信的结果（对导弹而言，即飞行试验的结果）作全面系统的比较，看它们是否一致以及一致性的程度。对于动态系统模型的检验，可以通过动态系统模型在相同的初始条件下的多次仿真，获得在同一模型下多个采样时间序列或采样变量，即同一总体的多个样本。由这些样本可以获得关于这个总体分布的许多特性，然后与更可信的结果（如飞行试验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这样，检验飞行试验的样本和仿真试验的样本是否属于同一总体，就可判断模型的可信性。根据试验结果的特性，系统性能参数包括静态性能（随机变量）和动态性能（随机序列）。因此，可信性检验的方法包括静态一致性检验和动态一致性检验。3．1 静态一致性检验方法静态性能是仿真计算的许多静态输出量，如某制导段的终点偏差、脱靶量、杀伤概率等，可以作为随机变量。实践中通常采用统计方法来描述其均值（准确度）和散布（密集度）。在相同试验条件下，可以获得飞行试验的样本和仿真试验的样本。静态一致性检验的实质就是检验它们是否来自同一随机总体，可根据假设检验方法。不妨设总体的分布函数为F，分两种情况讨论：a） 非参数方法。当F完全未知时，在大样本情况下，可利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小样本情况下，则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逆序检验等。鉴于导弹飞行试验次数少，采用秩和检验。设n1， n2分别是相同条件下的仿真试验和飞行试验的样本数，一般来说，n1，n2中有一个较大（大于20），另外一个则较小（不大于20），缺乏秩和检验的概率分布表，那么用Bootstrap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如果样本X＝（X1，…，Xn1）较大，而Y=（Y1，…，Yn2）较小（即n2较小），此时运用Bootstrap方法由小样本Y1，…，Yn2作出经验分布F常y)，再用Monte-Car1o方法，对F常y)进行抽样，即产生以F常y)为总体分布的随机数，例如Y1，Y2，…，YN（N＞＞1），它就是再生子样，且为大子样。于是用Wilcoxon检验样本X和Y呈欠裎相容，以代替X和Y的相容性检验。b） 参数方法。对F作正态假设，则F的形状只依赖于个别参数（均值和方差）。常用的参数统计方法，如假设检验、点估计、置信区间估计都可以作一致性检验。1) 置信区间估计。设（x1，x2，…，xn）为正态总体N（μ，σ2）的一个样本，μ和σ2均未知。由样本均值和方差作均值μ的100（1-α)%置信区间。对于某一种飞行试验条件下（射程、目标特性、气候环境、干扰环境等），导弹只作一次飞行试验，而仿真可以重复多次。这样对仿真脱靶量作区间估计，由飞行试验脱靶量是否落入这个区间来判断仿真的可信性。2) 假设检验。已假定命中点位置服从正态分布，设（x1，x2，…，xn1）和（y1，y2，…，yn2）分别是所有仿真和飞行试验子样，x2～N（μ1，σ21），y2～N（μ2，σ22）。由F检验来检验二正态总体方差的一致性，由t检验来检验二正态总体均值的一致性。3．2 动态一致性检验方法动态性能如导弹试验的过载、姿态、速率、分系统的输出等过程参数，其变化是复杂的，一致性检验也比较困难。我们用频谱估计方法进行动态一致性检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实际飞行试验和仿真试验中获得的是一系列采样时间序列，要了解仿真试验对实际系统的模拟程度，即仿真模型的可信度，就是检验两个时间序列的总体一致性。如果两个时间序列样本服从同一总体，则可说明在该置信水平下，仿真试验和飞行试验的结果是一致的。在相同的发射条件下，实弹飞行试验数据为一个样本｛x(t)，t=1，2…，N｝，而全数字打靶试验可重复多次，获得n个样本｛yi(t)，t=1，2…，N｝，i＝1，2，…，n。那么可以对时间序列样本｛y(t)｝作估计。均值函数(1)方差函数(2)a） 直接统计方法。可以对试验结果进行直接统计，由作置信带，若｛x(t)｝落在置信带内，则接受假设，认为仿真试验结果和飞行试验结果具有动态一致性。这是工程上应用的方法，简便、直观。它只考察相同的误差变化范围，而不考察系统的结构、参数等。在系统很复杂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b） 误差分析方法。由飞行试验和仿真试验的观测序列得到误差序列，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度量误差序列：1) 误差序列的各种范数，典型的有均方误差、平方和误差、规一化平方和误差、最大误差、Theil不等式系数等等；2) 误差序列的概率分布函数和频谱特性；3) 误差的传播特性，主要针对仿真模型用于预报时的情况。c) 频谱分析方法。时间序列的功率谱在频率域中服从一定的统计分布，但要求时间序列本身是平稳的。导弹飞行过程中的采样时间序列，一般是非平稳的，与复杂试验结果要作相同的处理，才具备一致性检验的基础。为了得到平稳化的时间序列，作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3)(4)式中 澈疟硎靖垂查睢如果为平稳时间序列，则可以利用功率谱进行一致性检验。传统的周期图谱估计虽然有较为精确的分布，但存在分辨率低、谱峰偏倚等问题。最大熵谱估计分辨率高，对短时序、低信噪比的信号亦有较好的精度，虽分布特性是近似的，用来作假设检验也是可行的。对最大熵谱估计对数谱的抽样分布，构造统计量(5)式(5)的结果提供了假设检验S1(ωi)=S2(ωi)的基础，此假设检验的接受域是［-Zα／2≤D≤Zα／2］，其中，α为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对每个频率点都要作这样的检验。如果每个频率点都接受检验，则这两个时间序列样本是相容的。设导弹飞行试验得到一个时间序列样本｛x（t），t=1，2，…，N｝，对数谱的估计为x1(ω)=样本容量为1，总体方差。仿真试验数据为n个相互独立的时间序列样本｛yi(t)，t=1，2，…，N｝，i＝1，2，…，n。对数谱的估计的平均值为样本容量为n，，总体方差检验二正态总体的均值差。假设检验为在显著性水平α之下，拒绝H0，若（6）同样，对每个频率点ωi，i=1，2，…，m都要作这样的检验。如果所有频率点的功率谱都一致，则这两个时间序列是一致的。但在工程上，一般注意的是功率谱较强的频率点上频谱的一致性。d）瞬时谱估计方法。前面讲的谱估计与相容性检验都是针对平稳时间序列的，但按前面的处理方法不一定得到了平稳化。因此，有必要作平稳性检验，并继续探讨平稳化方法。无论傅立叶谱估计还是最大熵谱估计，都只适用于平稳随机信号的分析和处理。实际应用中，系统的输出大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一般要进行平稳化处理。但有些信号是达不到平稳化要求的，如时变频率的信号。改进方法如短时傅立叶（STFT）是一个窗函数加权信号的Fourier变换，窗的宽度很短，即假设信号在很小的时间间隔内是平稳的。STFT一般难以达到分辨率的要求。瞬时谱分析方法之一，Wigner Distribution（WD）分析能用来分析这个问题，它能给出信号在任一时刻的频率成分。特别是适合于处理时变频率的非平稳随机信号。两个连续信号x(t)，y(t)的互WD变换定义为(7)其数学期望称为演变谱（或Wigner-Ville谱），由下式定义：(8)式(7)，(8)中的潮硎靖垂查睢用频谱分析方法进行导弹系统仿真模型的验证在工程上已经得到了应用。因为频谱分析方法易于构造假设检验，是一种定量的方法，且可信度较高，所以其应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频率域的分析方法很多，如傅立叶谱估计、最大熵谱估计、交叉谱估计等，还有基于时间频率域的瞬时谱估计和演变谱估计等。它们的估计精度（分辨率）和分布特性都不一样，构造检验的方法也不一样，应用的范围和受到的限制也有差别。4 导弹系统的仿真可信性分析飞行试验是最终鉴定导弹武器系统性能的主要依据，也是检验仿真模型可信性的主要依据。所以，在导弹的研制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信息来源，对仿真试验、飞行试验和分系统试验的信息进行分析、比较和综合，以检验仿真模型是否正确，仿真结果是否可信。导弹系统的全数字仿真模型非常复杂，各部分的子模型相互耦合、相互影响。如果将导弹的模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检验，则不能发现导弹哪个部分的模型需要校验。如果能将各个部分的模型（即子模型）分开进行检验，则容易发现需要校验的是导弹模型的哪个部分，即哪个子模型。导弹的遥测弹记录了飞行试验过程中各子系统的参数。综合遥外测的记录数据，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对导弹数学模型进行检验和校验。飞行试验过程的遥外测数据有目标参数（位置、速度等）、导弹位置、速度、姿态角、发动机推力、角增量和速度增量、舵偏指令和舵偏角、导弹角速度、过载等参数。飞行试验数据不仅仅包括导弹飞行的位置、速度等外测数据，还包括各子系统输入输出量的遥测数据，是全面的、充分的，可以用来检验各子系统的数学模型，从而检验整个系统的数学模型。对于子系统模型的检验，如果这个子系统的输入输出参数都有飞行试验数据，那么可以通过飞行试验数据与相对应的仿真试验数据进行一致性检验，来判断子系统模型的可信性。如果这个子系统模型的输入或输出参数没有飞行试验数据，就要利用飞行试验的其它参数进行计算得到它。如果该子系统模型的输入参数是一致的，就具备了检验该子模型的基础。检验对应的输出参数，如果飞行试验数据与仿真试验数据是一致的，则该子模型得到了验证，见图1（方案一）；否则，可利用飞行试验参数对该子模型进行校验。具体方法是，将飞行试验的过程参数作为子系统仿真模型的输入，计算的结果与该子系统实际飞行试验的输出作比较，如图2所示（方案二）。图中的子系统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均为飞行试验数据。若输出数据与仿真计算数据相容，则子系统仿真模型反映了实际系统；若不相容，则子系统仿真模型没有反映实际系统，要对模型进行校验，直至子系统模型可信为止。图1 利用飞行试验数据验证子系统仿真模型的基本思路（方案一）图2 利用飞行试验数据校验子系统数字仿真模型的基本思路（方案二）需要说明的是，飞行试验既可以是全程弹道，也可以是高弹道、小射程弹道等。对于子模型的验证，通过飞行试验数据的验证是最可信的，但如果飞行试验数据缺乏，也可以通过分系统的地面试验数据来验证，即分系统地面数据与该分系统仿真模型的输出作相容性检验。对于飞行试验的遥外测数据要经过预处理，才可作为飞行试验的测量参数值。通过子系统模型输入输出参数与相应的飞行试验数据作为两个时间序列样本，作相容性检验，从而检验该子系统的数字仿真模型。对于两个时间序列样本，要进行时域和频域里的分析来判断其总体一致性。时域方法是误差序列的分析、置信区间估计等。频域分析要对样本进行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作为两个时间序列样本的平稳化，还需要作平稳性检验。对两个平稳的时间序列样本，容易通过频谱分析方法来检验它们的相容性。其原理是对于相同模型下的两个时间序列样本，在频率域里具有相容性。频谱的估计方法在前面已有介绍，经常使用的是最大熵谱估计方法。5 导弹模拟打靶的可信性分析技术方案根据导弹模拟试验的特点，以及导弹模拟试验可信性分析的方法和要求，给出如下的可信性分析技术方案：a） 获取飞行试验数据，即遥测、外测参数。遥测、外测参数为过程参数，包括导弹的位置、速度、姿态角、发动机推力、角增量和加速度增量、舵偏指令和舵偏角、导弹的角速度、过载等等。并获取落点偏差ΔLi，ΔHi，i=1，2，…，n。飞行试验包括全程弹道、高弹道、小射程弹道等飞行试验。b） 获得进行仿真打靶试验的全数字仿真模型。将仿真模型分解细化为各个子系统模型，明确各子系统模型的输入输出及其接口关系。c） 进行模拟打靶试验。由模拟打靶试验的过程参数得到各子模型的输入或输出参数，这些动态参数与相应的飞行试验过程参数作为两个时间序列样本。d) 对于要检验的子系统模型，如果其输入输出参数都有飞行试验的遥测数据，则可直接对其进行检验；如果其输入或输出参数不具备飞行试验的遥测数据，则通过模型计算得到它，以得到相应的时间序列样本。e） 对于两个时间序列样本，就可以作时域和频域里的分析和比较。时域里的一致性检验过程是：作预处理，剔除野值。然后作中心化和标准化处理，进行统计分析。f） 对两个平稳的时间序列分别作最大熵谱估计。作对数功率谱，由式（6）检验每个频率点上功率谱的一致性。g) 如果功率谱一致，则认为在该置信水平下，该子模型是可信的。如果功率谱不一致，则该子模型需要校验。h） 如果所有子模型都是可信的，全系统仿真模型是可信的，则可以进行模拟打靶，得到落点偏差ΔL′j，ΔH′j，j=1，2，…，m。i) 飞行试验的落点偏差ΔLi，ΔHi，i=1，2，…，n与仿真打靶的落点偏差ΔL′j，ΔH′j，j=1，2，…，m进行静态一致性检验。j） 对动态一致性和静态一致性检验都完成后，即可给出结论性意见。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如果仿真打靶和飞行试验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可对导弹制导精度进行鉴定。致谢 感谢北京仿真中心王东木总师，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吴立人研究员等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作者单位:李鹏波(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长沙，410073)参考文献[1] Balci O. Validation，verification，and testing techniques throughout the life cycle of a simulation study．Proc. of WSC’94（Winter Simulation Conference），1994.[2] Balderson K A，Weathers J T. Comparison of frequency response and perturbation methods to extract linear models from a nonlinear simulation. AD-A284115， 1994.[3] Bonner M S，Gingras D R. Status of a comprehensive validation of the Navy's F／A-18A aerodynamics mode1. AIAA-96-3529-CP,1996.[4] Gravitz R M，Waite W F. Validation methodologies for complex，hybrid，HWIL， 6DOF missile simulations――a structured approach. Proc. of WSC’88，1988.[5] Morton W C. Simulation validation experience――patriot guidance system, 1983.[6] Patricia Sanders. Test and evaluation to the modernization challenge.Internet：hhtp：／／www.acq.osd.mil／te／speeches／sanders／challenge.html.[7] Poolla K，Khargonekar P. A time-domain approach to model validation. IEEE trans．A.C，39（5），1994.[8] Sargent R G.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of simulation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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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Politics",
"Art",
"Computer",
"Economy",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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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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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7-369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009 【原刊页号】24～28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200012 【 标 题 】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现状分析 【 作 者 】王寿林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正 文 】 考察一种社会的民主政治，不仅应从质上加以把握，而且应从量上加以分析，以便切实弄清其发展状况。而要客观地认识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首先必须确立其评价尺度。由于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直接表现为其构成要素的发展状况，因而由这些要素所决定，衡量民主政治发展状况的基本尺度就是体制的合理程度、法制的健全程度、机制的完善程度、物质的保障程度和主体的成熟程度。其中体制是民主政治的结构要素，法制是民主政治的规范性要素，机制是民主政治的程序性要素，物质和主体是民主政治正常运行的可行性要素。依据这些尺度考察我国的实际，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总体状况。一、制度优越但体制不够合理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不仅是社会财富的主人，而且是国家权力的主人。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一方面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直接参与国家法律的规定、国家官员的任免、国家事务的决策、国家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利知政、议政、参政、督政，从而保证国家的各项权力都按照人民的意志运行，朝着人民的取向复归。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直接行使人民主权的一种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处于我国政治权力配置体制的中心，其他方面的制度都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展开的：拥有主权的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作为表达民意的喉舌和监督官吏的耳目受人民委托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法律，选举产生执行机关并审议通过执行机关的工作计划；执行机关组织、领导、协调、管理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各项社会事务；人民通过代表机关及自身所拥有的公民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对执行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其实质和核心在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力。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种政党制度决定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既不是在朝在野的关系，也不是台上台下的关系，而是执政与参政之间通力合作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共产党是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加国家政权的参政党，直接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人民政协，定期召开由各党派领导人参加的重大决策的民主协商会，重大情况的民主通报会，重大问题的民主交流会，以集思广益，共商国是。从制度上看，我国民主政治的主要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高度集中与广泛民主相结合；二是政党制度――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相结合。我国民主政治所呈现的这种特色是由我国既具有统一的国家政权、统一的发展道路、统一的领导力量、统一的指导思想，又具有多元的社会主体、多元的经济利益、多元的政治需求这一基本国情决定的，是与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多层次、不平衡的总体状况相适应的。这种特色表明，我国的民主政治是博大的、宽宏的、兼容的，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既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可以使这种积极性得到正确引导和有效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其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而言，有着巨大的优越性。然而这种优越性的充分发挥，还有赖于政治体制的合理与完善。由于历史传统、战争需要、体制惯性、社会呼应和人为强化诸多因素的作用，新中国一诞生便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其主要表现是社会权利高度集中于国家，政府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党，地方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虽然这种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其积极作用逐步减弱，消极作用逐步增强，并使其固有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不断调整，我们初步理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重大决策和重要人事任免问题上，基本改变了过去由党管一切，党的主要领导人决定一切的局面。但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弊端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臃肿庞大的党政机构、等级授权的干部制度、林林总总的官僚主义、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还没有根本消除，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我们党和国家的治理主要靠人而不是靠法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改变，要完全改善这种状况，还需要付诸长期不懈的努力。二、内容真实但法制不够健全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我国人民不仅拥有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受益权，而且拥有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权和社会组织的群众自治权。这种权利是真实的、可靠的，不仅具有政治和经济的保障，而且具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本质属性，就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违反法律，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行。法律的主要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障公民权利免于被侵害；二是限制国家权力免于被滥用。法律保障公民权利，就是规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并以此为据确定人们的行为准则，从而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律限制国家权力，就是为国家权力划定权限、职责和相互关系，使权力与法律结成一体，在法律范围内行使，从而成为合法的权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目标，而且完善了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构筑了法律监督和法律救济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法律常识的普及工作。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立法工作已驶进快车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10多件，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750多件，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5400 多件，一个以宪法为核心包括各种部门法在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经形成，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同这种地位相适应的各种权利、行使这些权利所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以及制裁侵犯人民民主权利行为的方式和途径，大都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基本上做到了国有所本，民有所依。诚然，尽管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不尽如人意之处仍然可见。某些法律如对国家机关的设置、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规则方面的法律，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监督的手段、方式和程序方面的法律，对行使公民权利提供保障方面的法律，对侵犯公民权利进行救济方面的法律还需要逐步健全；某些组织制度如差额选举制度、职务任期制度、干部交流制度、岗位轮换制度，某些领导制度如集体决策制度、分工负责制度，某些工作制度如政府采购制度、办事公开制度，某些监督制度如干部考核制度、民主评议制度、信任投票制度、离任审计制度还需要逐步完善；某些现象如以权抗法、以权压法、执法犯法、贪赃枉法等顽症还需要逐步根除。这些问题远不止一个立法问题，其彻底解决不仅有赖于对与人治文化相联系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法律模式的变革，而且有赖于与法治文化相适应的新型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塑造。三、形式多样但机制不够完善我国民主政治存在着国家形式的民主与社会形式的民主二维结构，因而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命题内在地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并通过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各级国家执行机关，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又可以通过行使自己依法享有的公民权利，通过各种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实现全面的、广泛的民主参与和群众自治。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两条不同的途径。从国家形式的民主来看，我们已初步建立了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的民主规则；确立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由人民授权，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民主程序；完善了全体人民依照法律法规，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行使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民主机制。其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双重地位，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实现其领导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其执政权。政协是人民集体行使政治权利的政治组织形式，人大是人民集体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权组织形式，二者在共产党领导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议政机制。共产党通过政协汇集民意，又通过人大使其变为国家意志，然后通过执行机关组织实施，通过党派团体带头贯彻。人民群众直接或通过自己的组织间接向党政机关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人民群众直接或通过自己的代表间接选举和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民意表达的两种基本方式。而公众舆论则作为一种氛围渗透于整个民主政治运行机制之中，无论对权力还是对权利的行使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从社会形式的民主来看，我们已初步形成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内容，以基层政权组织、基层党群组织、企业事业组织、村民居民组织为形式的直接民主。基层政权组织主要是指乡镇和街道的政权机关。这些机关处于国家政权序列的末端，其首先任务是保证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有效贯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充分实现。基层政权组织中的直接民主，就是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基层政权组织的运作，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直接选举产生基层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有权依照法定程序直接参与基层重大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有权对基层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经常性监督，并可随时罢免那些不称职、不胜任的工作人员，由此使社会主义民主真正落到实处。基层党群组织主要是指党的基层组织及其领导的群众团体。党的基层组织是基层单位的政治核心，群众团体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基层党群组织中的直接民主，就是按照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确保广大党员对党内事务充分享有表达意愿、参与决策的权利；按照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原则，确保广大群众充分享有知政、参政、议政、督政的民主权利和自我组织、自我协调、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自治权利。企业事业组织是从事物质与精神财富生产及社会服务的基本单位，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各种资源的提供者和保障者。企业事业组织中的直接民主，就是使广大职工群众在经济与文化生活中当家作主，有权审议生产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有权决定生活福利方面的重大事项，有权监督和罢免由选举产生的企业事业组织的领导人员，有权维护自身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通过参与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决策和管理，促进企业事业组织的高效运转和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村民居民组织主要是指农村和城市居民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是村民居民按居住区域设立的、通过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办，从而实现民主自治的社区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居民组织中的直接民主，就是村民居民直接参与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的运作，有权以适当的方式（如以“海选”和“预选”的方式确定候选人，以差额和竞选的方式选举候选人）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有权审议和决定涉及全体村民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有权监督和罢免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使村民居民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我国民主政治形式多样但机制还不够完善。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宪法虽然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地位作了明确的肯定，规定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但由于监督机构不健全（监督权是人大及其常委会所拥有的一项重要权力，但人大及其常委会却没有设立与之相适应的机构，致使这项权力的行使因缺少机构保障而无法落到实处），监督法规不完善（时至今日，我国既无人大监督方面的专门立法，也没有在其他法律中对人大行使监督权的权限、手段、方式和程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致使监督效果不理想（虽然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但被人大及其常委会罢免的高级官员却廖若晨星；虽然法规、规章同法律相抵触的现象时有发生，但人大及其常委会却没有采取相应的举措予以纠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往往停留于搞调查、听汇报、作批评、提建议，因而弹性较大，刚性较小。另外，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的、公开的、道义的监督，既来自民意又影响民意，能够通过详细陈述经过认真核实的事实真相，如实地反映公职人员的权利行为，使各种腐败现象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鞭挞和抨击；使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面前，受到警示和震慑，并推动社会各界对揭露出来的问题作出及时处理，从而使社会舆论成为决定公职人员政治命运的前奏，在遏制腐败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然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经济政治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久除不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有发展蔓延的势头；另一方面作为遏制腐败现象发展蔓延的有力的舆论监督作用由于缺乏监督渠道和法律保障而远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其大部分能量还处于闲置状态。四、保障可靠但发展不够平衡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公民权利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与可靠的物质保障紧密相联的。而物质保障的依托和根基则在于经济的发展与财富的创造。从1952年到1998 年， 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679亿元上升到79553亿元，扣除物价的因素，年均增长7.7％， 远远超过3％的世界平均水平；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 国内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7位；传统的农业国已发展成经济门类齐全、 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每人每年实际消费水平已由1952 年的80 元， 提到到1998 年的2973元；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由1952年的8.6 亿元， 增加到1998 年的53408亿元；消费结构以生存资料为主的格局已基本改变， 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支出明显增加；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正在迅速向小康社会迈进。此外，在交通运输方面，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铁路为骨干，包括公路、水运、民航在内的综合运输网；在邮电通讯方面，我国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程控交换、移动通讯等覆盖九州、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并建立了业务种类齐全、网点密布的公用邮政网。这一切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和可靠的物质保障。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可观，但按人均计算，仍居于世界的后列。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但对大多数人来，还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目前农村还有4000万人口没有脱贫，城市还有900 万职工没有脱困。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社会在增加人们的绝对收入的同时往往使一些人的相对收入减少，从而形成收入上的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个人收入差距），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五、主体广泛但参与不够充分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民主主体具有广泛性，享受公民权利的主体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某些阶级阶层的一部分人，而是除了个别被剥夺公民权利者以外的绝大多数人。正因为如此，国家的重大事务，人民能够了解；国家的重大问题，人民能够讨论；国家的重大决策，人民能够参与；国家的重大举措，人民能够监督。广大人民之所以能够参政议政，除了拥有物质基础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外，还与整个国家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的普及以及公民个人对政治态势的洞察能力、对政治问题的分析能力、对政治观点的鉴别能力的提高相联系。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我国已经形成了多阶段、多层次、多形式、 学科门类齐全、 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化教育体系。自1949年至1998年，我国共培养了具有中学以上文化水平的劳动者4亿多人，中、 高级专业人才6000多万人。教育事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主体资源。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的需要，我国先后实施了“三五”普法规划，使全国8亿多普法对象中的7亿多人接受了法律知识的培训。通过普法教育，人民群众了解了自己当家作主权利的内容以及行使这些权利的途径和方法；明白了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如何利用法律武器加以保护；懂得了尊重别人的权利，使自己在行使权利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由此，昔日的臣民意识正在为今日的公民意识所取代。诚然，我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与民主建设的实际需要还有一定差距。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但每年国家拨款的教育经费只占世界年度教育经费的2％。目前我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5年，而且有2亿多文盲、半文盲。按照列宁的观点，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 由于文化教育水平所限，人们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还不强。如果按其取向将政治参与划分为内向型参与和外向型参与两种类型，目前人们的政治参与还属于内向型参与而不是外向型参与，其着眼点在于“独善其身”而不是“兼济天下”。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和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对除此以外的事，往往持冷漠态度。综上所述，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现状可以概括为：制度优越但体制不够合理，内容真实但法制不够健全，形式多样但机制不够完善，保障可靠但发展不够平衡，主体广泛但参与不够充分。我们只有从这一实际出发，依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制定相应的对策，才能将这一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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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263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127～134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7 【 标 题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及其基本对策 【 作 者 】宋林飞 【作者简介】宋林飞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 【内容提要】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与区域迁移，面广量大，是一个跨世纪的难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第一转移模式”，是离土不离乡 与进厂不进城，减轻了城市膨胀的压力。离土又进城（镇）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第二转移模式”，将成为今后的主要模式。多元城市化的新城模式，难点是工业集中、人口集中、土地集中；老城模式的难点，是突破传统的城市化方针，大城市也要发展。稳定与保护农业、优化农村家庭的资源配置机制、继续发展乡镇企业、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城市居民的就业保护，是实施“第二转移模式”的支撑性政策条件。【关 键 词】农业剩余劳动力 第二转移模式 多元城市化 支撑性政策条件 【 正 文 】 当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之际，中国加快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与区域迁移。近10多年来，正是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中国大陆的工业化蓬勃发展，整个中国加速从一个农业大国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变。同时，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与出路，又令人困扰。在今后数十年中，社会要为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并让他们在城镇定居下来。这无疑是一个跨世纪的难题。一、第二转移模式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很突出，有限的耕地不需要那么多人去耕种，农业中积淀了大量的“零值劳动力”。1981年，我在江苏省南通县作了70多天的调查，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呼吁人们重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问题。根据我提出的公式测定，该县农业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程度分别为56.8%与27.7%。我写道：“要是这10多万劳动力剩余在14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定会引起人们和社会极大的关注。如今这种情况发生在分散的农村，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注：宋林飞：“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象杯子中的水满了会溢出去一样，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一种自发的转移要求与行动。我称之为“外溢机制”。溢出型流动，首先表现为就地进行非农化产业性转移，即“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第一转移模式”。尽管这种转移是“保守”的，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来说，依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乡村的人离不开泥土，世世代代靠种地谋生，很少看到其他利用土地的方法。人口增加了，人们还是守着祖先留下来的那么一些土地。从土里长出过灿烂的中华文化，但中国人也受到土地的长久束缚。70年代，这种束缚发展到了行政强制的阶段，农业劳动力一律不得“外流”。当时，大寨有三条“经验”：一不搞开窑采煤的副业，二不搞外购原料的加工副业，三不搞外出揽工的副业。20多年来，大寨没有一个人跑过自由市场，没有外流过一个劳力，没有搞过一次同农业对立的买卖。类似这样的土地的束缚，是以限制社会分工与非农产业的发展为代价的。70年代中期，农民离开土地的自发倾向开始尝试在自己的家乡实现，即在乡村办企业。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这种尝试转变为一股时代潮流。近20年来，这股潮流成为农民“离土”的主流。也就是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是进入农村的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各种服务业。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8―1991年，转移到乡镇企业与乡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部门的乡村劳动者为8500万人，转移到城市的乡村劳动者为1680万人，分别占转移劳动力的83.5%与16.5%。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1978―1988年共转移出劳动力1.3亿，其中在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有8850万人，转移到城市的有4400万人。据公安部治安局调查，1988年全国进城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农民约有3500万人。（注：《人民日报》，1988年8月14日。）在第一组数据中，转移到城市的乡村劳动者的数量偏低，原因是城市用工单位对于超过劳动部门批准量的“农民工”，往往不如实填报。第二、三组数据较为接近实际。就地转移是农民在城乡分割体制下的一种自我解放。这种转移对于农民个人来说，没有多少成本与风险；对于社会来说，也没有多少震荡，因为它在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外溢时，发挥了截流作用，减轻了城市的压力。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政策，从而使就地转移包含了“双重离土化”的内容：一是离土不进镇，二是离土又进镇。1984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实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统计为非农业户口。”从1984年到1988年，全国共约吸收500余万农民自理口粮进城户口。允许农民落户的“镇”，是除县城镇以外的其它农村小集镇。虽然“离土又进镇”仍然属于农村范畴的内部迁移，但它孕育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第二转移模式”：离土又进城。这个“城”，是指原有的大、中、小城市，同时也指在原有集镇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新城市。第二种转移模式的可行性，可以用“二重劳动市场”理论来解释。这种理论认为，城市中正式劳动力市场进出的是城里人；另一个是非正式劳动力市场，提供城里人不愿从事的工作。我国城市中确实也存在“二重劳动力市场”，其中非正式劳动力市场吸纳了大批来自农村的“打工仔”与“打工妹”。在许多企业，脏活、累活、重活，一般由乡下进城打工的农民承担。农民工的收入则往往较少。离土又进城的跨社区流动，需要支付较高的社会成本。其中一种高成本因素，是进城农民工的低保障。这里有一些触目惊心的事例：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兴业制衣厂”业主，把100多名工人关在一栋囚牢式的楼房里工作与休息。一天晚上失火，这些来自各地农村的姑娘，求生的路被业主堵死了，结果烧死、摔死72人，重伤47人。（注：《报刊文摘》，1993年6月22日。）事隔不久，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一家玩具厂发生火灾，也由于门道被业主锁住，81名农民工被活活烧死。（注：《扬子晚报》，1993年11月21日。）城镇中农民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是“乡土社会”转型的又一种社会成本。城镇外来人口违法犯罪率近年来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对社会治安和当地居民的安全感造成一定的威胁。有些农民工或无业游民，以工地、租住的私房、水上船只为落脚点，打着“拾荒收旧”的幌子，伺机偷盗；或作为藏身隐匿之处，制造假冒商品、卖淫嫖娼。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城镇流动人口的犯罪率，是今后保证“乡土社会”良性转型的必要条件。迄今为止，探讨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的论著，较少重视直接的劳务输出。国际转移应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第三转移模式”。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国际转移很早就发生了，到本世纪初向国外转移的劳动力已达500万人，其中有相当多的农业劳动力。没有这一批先行者，就没有今天的3000多万海外华人。国际劳务市场在60年代和70年代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国际间临时流动的劳务人数最高时曾达2600万以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劳务输出大国，如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目前，我国大陆的劳务出口仍比较落后，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附图{图}我国大陆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是1979年开始的。“六五”期间和我们签订合同的国家和地区，由1981年的36个增加到1985年的71个，1993年发展到158个。合同从1981年的363份增加到1993年的11605份。完成营业额，由1980年的1.70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45.38亿美元。虽然总额并不算多，但发展速度还是快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大多是为西方承包商提供劳务，独立承包工程项目很少，规模也较小；设备与材料主要是以外汇在第三国或当地采购，失去了这一占工程成本70%的创汇收利大头。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要把劳务出口放到商品出口同等重要的地位，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撑。要鼓励劳务出口，官方派遣与民间流动并举，简化劳务人员的出国手续。要建立与健全全国承包信息网，密切注意主要承包市场发包国的政局和经济以及投资方向和规模，主要承包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动向，国际承包工程价格变化趋势等等。（注：宋林飞：《“中国经济奇迹”的未来与政策选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0―501页。）二、多元城市化离土不进城、离土又进城与劳务输出，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种形式。其中，第二转移模式是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转移模式。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化滞后，已经开始制约工业化的发展。这个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农村，乡镇企业由于过于分散而难于发生“聚集效应”。因此，顺应工业化发展需要而加速农村人口城市化，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一城市化进程具有“压缩效应”，即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发达国家较长时期的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在过去10多年中已经发生，今后将更为显著。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基本政策取向，应是“多元城市化”。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多元增长极理论。多元增长极理论是区域发展规划的重要工具。在欧洲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曾收到了明显效果。许多学者在这一理论应用过程中建立了许多规划模型。如Tingergen和Bos等人，对于具有均匀扩散的农业人口的封闭系统，提出了中心点的等级层概念，建立了相应的规划模型，试图找到中心点的最优空间组织。法国利用多元增长极理论解决了巴黎地区的过度膨胀问题，实行了一种以刺激八大省会中心城市的发展来平衡大城市的政策。英国利用多元增长极理论解决落后地区进一步恶化的问题，以及萧条地区经济滞缓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多元增长极战略主要应用于解决三个问题：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现代化问题，与自然资源开发相关的城市化问题，以及首位城市过度膨胀的控制问题。“多元城市化”包括两种模式：1、新城模式农村区域经济与社会的中心集镇，由于农民的大量进入与落户而成为中、小城市或大城市，即是“新城模式”。目前，在我国农村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同时，城镇化明显滞后。大量离土“农民”仍然居住在农村。这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普遍建筑楼房住宅，强化了小农经济留下来的村民分散格局。二是纷纷扩张宅基地，造成大量耕地被占用。苏南等地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5平方米左右，为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的4倍以上。通过在良田上建造别墅式的低层住宅而超前享受，代价显然偏高。“新城模式”有利于克服上述弊端，同时减少今后城市化的代价。农村人口产业转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需要得到地域迁移的反推动。我国大陆农村现有4.5亿劳动者，农业资源能容纳1.5亿劳动力，乡镇企业已容纳1.2亿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的约5000万劳动力，从事多种经营的劳动力约2000万人，农村仍存在1.1亿剩余劳动力。我赞成这一基本估计。这1.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要向农村区域经济与社会的中心集镇转移。据民政部民政司1986年9月发布的统计数字，全国共有集镇91581个，其中建制镇为9130个，一般集镇79306个。建制镇平均人口大约为1.4万人。另据报道，1993年建制镇已发展到14448个。假设80年代的建制镇人口到2005年平均增加30%，即提高到2万人左右。那么全国建制镇可增加吸收6000万人左右。一般集镇人口平均1000人左右，假定每个一般集镇发展到1300人，可增加吸收2000万人左右。两者合计共吸收0.8亿人左右。如果能达成上述目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就大大缓解了，这些目标的可行性比较大。“新城模式”的难点，是“三集中”：农村工业集中、人口集中、土地集中。“九五”期间以至到2010年，解决这“三集中”难题的战略重点，应是工业集中。目前在我国大陆，乡镇企业产值已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近50%，但乡镇企业的“先天不足”尚未克服：规模小、起点低、布局分散、设施落后。据1990年统计，上海郊区1.5万工厂分散在4000多处，平均每处不足4个工厂。据统计，乡镇企业总数集中在县城的占1%，集中在乡镇的占7%，其余92%都分散在各自然村。全部乡镇企业为2079万家，其中1990多万分布在各自然村。乡镇企业容纳的1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中，有相当比例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闲务工、农忙务农”，兼有农民和工人双重身份的人。“新城模式”的实践结果，是一批“农民城”的崛起。例如，位于浙江苍南县的龙港镇，1984年还是一个地图上难于找到的小渔村和一片滩涂。经过两年时间，农民集资1.6亿元（其中国际拨款900万），建成了一座纵横27条街道、近百万平方米的建筑、设施比较齐全的小城镇，拥有来自闽浙两省的3万余人口。到1993年，它已发展成13万人口、8亿产值的新城市。这就是中国农民创造的奇迹。2、老城模式农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落户而导致城市规模的扩张，即是农民异地转移的“老城模式”。这种模式是由城市发展而产生，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所推动的。从溢出型转移到吸纳型转移，我国城市在被动与主动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已取得巨大的成就。1978―1994年，我国大陆市镇人口由1.7亿上升到3.4亿，增加了1倍。市镇人口占城乡人口的比重由17.92%上升到28.62%，16年提高了10.7个百分点，年平均上升0.67个百分点，而改革前的26年市镇人口比重只提高5.46个百分点，年平均只上升0.21个百分点。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速度非常迅速。大、中、小型城市的数目，由1978年的192个上升到1994年的622个。其中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由92个发展到375个，20―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由60个发展到173个，50―10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已经有42个，100―2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已有22个，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型核心城市已达到10个。1985年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不断增加，但转移的速度呈下降趋势。1978～1984年劳动力转移的年平均速度为12.3%，1985－1994年下降为年平均8.0%，降低了4.3个百分点。其中，向城镇转移的速度由前一阶段的29.4%下降为12.5%，降低了约17个百分点；在农村就地转移的速度由11.0%下降为7.3%，降低了3.7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劳动力配置状况与城乡资本配置状况形成了一些矛盾：第一，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下降与农业资金投入比重的降低产生了矛盾。第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的下降与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动的增加产生了矛盾。（注：城乡二元结构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课题组：“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外社会学》，1996年第3期。）“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传统城市化方针，既不符合人口城市化本身的发展规律，也不适应劳动市场发育与产业发展的要求。几年前，我发表过如下一些观点：“下围棋做好两只眼，全盘就活了。农业人口转移这盘棋也要做好两只眼，一是发展小城镇，二是发展大中城市。”“过去我们只对中小城市提发展，而对大城市则讲控制。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大城市也要发展，因为大城市是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心。现在许多城市带动不了周围的小城镇与农村，有人将其比喻为小马拉大车。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规模小。”“如今，农民工进城是对城市的一种挑战。不要怕，没有挑战就没有进步。过去没有农民工进城，水、电、气供应紧张及道路拥挤等城市病还是存在。应该有勇气扩大城市规模。按一般规律，在城市化加速时期，城市规模在2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就能翻一番。”（注：宋林飞：“民工潮对策构想”，《新华日报》，1995年2月15日。）季建业等引用了我的上述观点后指出：“宋林飞教授的发展大城市的主张，反映了江苏省学术界的新趋向和实践的新发展。我们身处苏锡常前沿地区深深感受到实施这些主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注：季建业等：《新时期农民问题研究》，黄河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三、支撑性政策条件1.稳定与保护农业有人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的。改革开放以来，农业一度徘徊，不能说是由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造成的，而主要是由农村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投入政策的某些失误造成的。农民之所以不安心务农，主要是由于与其他行业相比，务农的比较利益最低。因此，继续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减少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与农民收入，应是今后农村政策的主要取向。一些农村基层领导与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自由地发展优势产业，忽视农业利益与投入，忽视农业保护。虽然很少有人公开这样主张，但实践中往往能看到这种主张的负面影响。这需要认真加以纠正。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否会导致农业产量和生产力下降？美国经济学家李普顿曾以非洲社会为例证明，人口外流会导致农业产量的下降。但也有人以印度西爪哇为例，证明了相反的观点。在农业条件较差的地区，人口流动和农业产量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而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一些农民进入城里专事非农业活动，他们留下的劳动力空缺一方面通过当地劳动力在空间上的重新分布，另一方面则通过农业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的剩余劳动力的流入而得到弥补。也就是说，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短缺的劳动力可以通过一种梯级流动模式得到补充。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50年代香港新界手工业兴起，大部分本地人都移居城镇或海外，这导致了大批广东人的涌入，以从事当地急需的蔬菜种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流动显然未导致农业产量和生产力的下降，只不过使农产品种类及各自的产量有所变化。（注：冯仕政编译：“城乡人口流动对其农村来源地的影响”，《管理世界》，1996年第3期。）这种例子，在苏南农村也已常见。2.优化农村家庭的资源配置机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以来，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一是带来了自由劳动力，二是提高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与农业生产率，三是加快了农民致富的速度。如今，第一种正功能的活力依旧，其余两种正功能则都在衰退。农业比较利益低，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抛荒或敷衍农事。从而，造成一批低产田与抛荒田，局部地区降低了农业生产率。有人估计，1992年秋播全国有400多万亩抛荒或半抛荒。改革初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相当高，80年代中期增长速度则逐步放慢。据统计，1979―1984年，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5.1%；1985―1988年，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5%；1989―1991年，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0.7%。家庭作为农村资源的基本配置单位，其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第一种局限性是缺乏规模经营；第二种局限性是土地的束缚，已经专门从事非农产业的原农村劳动人口，也有一份承包地。 维持这种“职业双重化”现象会导致三种结果：一是非农职业稳定、收入较高者抛荒；二是纯农户难于形成规模经营；三是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为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宜采取如下对策：(1)家庭承包土地的使用权通过市场进行有偿转让，以每亩年均纯收入3―5倍金额为参数，买卖双方协商议定土地转让价格。(2)乡、村社区组织充当中介，保证公平交易与土地向种田能手转移。(3)鼓励农民“彻底转业”，把土地转让费以股份形式投入乡镇集体企业。(4)培养“职业农民”，发放优惠贷款，建立与扩大家庭农场或合作农场，促成规模经营。目前，我国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只有7.1亩，这样的规模缺乏国际竞争力。日本全国平均每农户经营面积1.2公顷，西德是16.9公顷，欧洲是17.4公顷，美国是184.5公顷。因此，规模经营是增强我国农业竞争力的必要措施。以前，国际上流行的观点认为，兼业农户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过渡的现象，随着农业人口向非农业大量转移，它会自动消失。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对兼业农户采取限制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可后来发现，兼业农户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有许多好处：一是兼业农户有多种收入来源，对农业投资量更大；二是兼业有利于截留农村人口，不使其过度流入城市。有人提出过一个“农户兼业模型”：第一，降低农产品的相当价格会提高兼业率。提高农产品的相当价格，则会降低兼业率。第二，非农产业预期工资率的提高，会提高兼业率。兼业的预期工资率的降低，会降低兼业率。第三，强制性农产品收购的份额越大，兼业率越低。现代世界各国的兼业农户有增长的趋势。日本1965―1985年兼业农户率，由78.5%上升到85.7%。美国1959―1969年兼业农户率，由44.9%上升到54.3%。挪威、瑞士、法国、意大利等国，70年代兼业农户率都增长到50%以上。在兼业农户中，1兼农户（以农业收入为主）不断减少，2兼农户（以农业收入为辅）不断增加。（注：邓一鸣：《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利用与转移》，中国农村读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274页。）为此，我国政府可吸取国际上的经验教训，一方面要鼓励一部分在城镇有稳定职业与收入者全离农，另一方面也允许一部分在城镇有工作的人，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口粮地，并鼓励他们支持其他家庭成员在农村务农。3.继续支持乡镇企业发展邓小平指出，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目前仍有一些农村基层党政领导认为，乡镇企业实际上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而往往被“打入另册”对待，在信贷、能源、原辅材料供给、企业评优以及国家项目安排、组建企业集团、给予外贸进口经营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市企业平等的待遇。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个问题十分突出，乡镇企业常常受到“挖社会主义墙脚”、“搞不正之风”等指责。近几年来，这个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不享有城市国营企业的某些保护性政策与外资企业的某些超国民待遇。应尽快将地区与所有制倾斜政策，转变为产业倾斜政策，为乡镇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以推动集体经济的发展，建构现代化的经济基础。4.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路，是增加现有户籍制度的灵活性。继续保留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立即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也是不现实的。我认为，目前宜采取如下方针：(1)淡化城乡户口界限，放宽区域迁移政策。(2)镇城同时放开，允许农民有条件就地落户。落户条件是固定住房、稳定职业与稳定收入。其中，固定住房面积不低于本城镇居民平均居住水平；稳定职业是指在本城镇有三年以上连续就业经历；稳定收入是指高于最低保障线与接近本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不间断收入。(3)保护暂住户务工经商的合法权益。在城镇不落户的务工经商人员，登记为“暂住户”。他们也应具有部分市民待遇。5.逐步取消城市居民的就业保护政策为什么城乡居民都对“城市户口”侧目？为什么城市居民不愿干苦脏累的工作？为什么有些城市居民认为农民不该进城“抢城里人的饭碗”？归根结底一句话，是“城市户口”拥有一定的特权。而加快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会使城市人口遇到明显的就业威胁，会引发他们中一些人的不满情绪。首先，应该认识到，这种不满情绪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是需要尽快抛弃的。同时，也应看到，这种不满情绪还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因此，应采取“减少保护，推向市场”的对策措施。“九五”期间，大中城市由于自身冗员过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多，在短期内不可能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但仍应积极提高大中城市的有序吸纳能力，以及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应深化劳动制度改革，有计划地推进劳动合同用工制度的发展。在非国有企业和部分国有企业中，逐步建立规范化的集体谈判和签订集体合同制度。制度创新的重点是逐步建构与培育城乡劳动市场。【责任编辑】周亦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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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6期 Vol.35 No.6 1999无氧能力间接检测方法研究进展王 健 洪 峰摘要：无氧能力(Anaerobic Capacity,AC)是指运动中人体通过无氧代谢途径提供ATP的极限能力，检测人体AC对于科学地分析与评价机体无氧作功能力和效率，检测训练效果等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从方法学上介绍AC的动力学和生理学检测，其中主要包括：临界功率试验(CPT)、全力运动负荷试验，最大血乳酸值法和最大累积氧亏法(MAOD)，并对上述方法在评价人体工作能力方面的应用情况进行简要回顾。关键词：无氧能力∥动力学检测∥生理学检测Indirect Measurement of Anaerobic Capacities in HumansWang Jian，Hong FengAbstract:Anaerobic capacity(AC) is defined as the maximal amount of ATP resynthesised via anaerobic metabolism during exercise, Measurement of AC in humans have important applications in the evaluation of human work capacity， efficiency and training effects.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e laboratory dynamic and physiological measures including critical power test, all-out exercise test, peak post-exercise blood lactate method and maximal accumulated oxygen deficit method.A brief discussion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s of above methods in the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and practice was made in this paper.Key words:anaerobic capacity∥dynamic measurement∥physiological measurement无氧代谢能力(Anaerobic Capacity,AC)，是指运动中人体肌肉的无氧代谢供能系统提供ATP的极限能力，检测与评价运动员的AC对于客观地分析与评价运动员的身体运动能力、检测运动训练的效果以及深入探讨AC对运动训练的适应规律和特点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AC的检测包括直接与间接检测两大类，前者是指通过肌肉活检法，对某些无氧代谢相关参数，如代谢底物浓度、代谢酶活性以及运动肌质量等的定量分析来计算ATP生成的极限能力，而后者则主要依据对处于最大无氧代谢状态下的身体作功能力以及运动中累积氧亏的数量、运动后偿还氧债的数量以及最大血乳酸浓度的检测来间接反映ATP生成能力。直接检测法所涉及的检测仪器和设备昂贵、操作过程繁复且具有一定程度损伤，故很少在人体研究中使用。相反，间接检测法则具有简便、实用、无损伤等特点，常被用于人体研究。迄今为止，常用的AC间接 检测方法依检测指标性质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对全力运动及一次性定量负荷和系列定量运动负荷作功能力的检测来推测AC，此乃AC的动力学检测，主要包括Wingate无氧功率试验(Wingate anaerobic power test)、无氧跑速试验(Anaerobic speed test)及临界功率试验(Critical power test)等；另一类最大无氧性运动时所产生的最大累积氧亏、运动后偿还的氧债以及最大血乳酸浓度的检测反映AC，此乃AC的生理学检测，主要包括氧债法(O2 debt)、最大累积氧亏法(Maximal accumulated oxygen deficit,MAOD)和最大血乳酸浓度法(［Bla］max)。1 AC的动力学检测―无氧作功能力(Anaerobic work capacity,AWC)1.1 恒定负荷试验(Constant-load test,CLT)CLT要求受试者在相应的运动负荷工具上维持恒定功率的运动，直至不能维持为止。常用的运动负荷工具包括跑步机和自行车功量计，使用的输出功率通常高于max，运动负荷持续时间1 min左右。最常用的CLT是“无氧跑速试验”，该试验要求受试者在20%坡度的跑步机上以约13 km/h的速度进行运动，以受试者能够维持运动的时间长短来判别AWC。研究发现，训练有素的短跑运动员的AWC明显大于耐力性项目运动员、冰球运动员和足球运动员，证明AWC的实验室检测结果与运动员的AC相一致。但也有研究观察到，许多优秀运动员在完成CLT时的持续时间可长达60～120 s，此时，由有氧代谢提供的能量已超过总能耗的50%，故此运动时间已不再能准确反映AWC。使用自行车功量计检测AWC也取得类似结果，即短跑运动员的AWC明显高于耐力运动员，且人的AWC与400 m跑成绩有较好的相关性(r=0.08)。然而，不论是使用跑步机，还是使用自行车功量计作为运动负荷工具，如何准确判断受试者的耗竭一直是难以解决，同时也是影响检测结果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因如此，CLT只适用于一般的临场研究。1.2 系列恒定负荷试验(Serial constant-load test,SCLT)定量运动负荷的持续时间与运动负荷强度的大小有关，以不同强度运动负荷做实验，观察到受试者在完成这些运动负荷时的持续时间(Tlim)与最大累积作功量(Wlim)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即：Wlim=a+bTlim其中，斜率b表示受试者能够不疲劳地进行长时间运动的输出功率值，反映受试者的有氧工作能力；而截距a则表示AC的大小。此乃由Monod等于1965年建立和发展而来的临界功率试验(Critical Power Test,CPT)。CPT的负荷次数通常为4～5个，负荷强度的大小依运动负荷持续时间判定，其中，最高运动强度的负荷时间通常为1 min，最低强度的负荷时间为10 min，其余负荷强度的持续时间介于两者之间。每次运动负荷结束后，待身体功能完全恢复后再进行下一负荷强度的试验。CPT常用的运动负荷工具为自行车功量计，以60 rpm为标准负荷频率，而当受试者的踏蹬频率低于55 rpm时，即被判为耗竭。Monod等最初曾以动脉套阻断受试者的运动肌血流，发现Wlin与a值相等。此外，Moritan等也曾比较受试者分别吸入20%、12%和9%的含氧气体对a、b值的影响，发现吸入气氧含量可以影响b，但不影响a。Green等发现优秀自行车运动员的a值与通过直接测定法获得的肌肉的ATP再生(r=0.70)、无氧能力(r=0.73)和缓冲能力(r=0.71)间均存在显著相关。以上3项研究均为a值的无氧属性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支持。CPT的外部效度表明，a值介于167 J.kg-1(无训练者)～267 J.kg-1(有训练者)之间，并且与运动项目的代谢特点相一致。每周3天，持续8周的短跑训练可使受试者的a值由13.4 kJ增加到20.0 kJ，增长幅度高达49%，证明CPT能够敏感地反应AC的变化。在与其它反映AC的指标的关系方面，Nebelsick等通过对25名女性受试者的研究，发现a值与Wingate无氧功率试验总功间的相关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r=0.74)。Vandeoalle等通过对9名体育教师的研究，发现a值与Wingate无氧功率试验总功间显著相关(r=0.69，p＜0.05)。但是，Bulbulan等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却发现，a值与Wingate无氧功率试验总功间无明显相关(r值介于0.07～0.41间)，并指出，CPT的a值只是一项反映非乳酸能无氧贮备的指标，用其来评价AC可造成约23%的误差。然而，鉴于目前研究认为，传统的30 s全力运动的Wingate无氧功率试验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糖酵解供能的观点。分析CPT的a值与Wingate试验的相关性也难以评价a值的外部效度。为此，Hill等改以最大累积氧亏(MAOD)作评价AC的标准指标，通过非线性的功率―时间模型法探讨了a值的等效指标W′与MAOD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男(13人)、女(13人)受试者，他们的W′值与MAOD的能量当量质间均无明显统计差异，并且具有较好的相关性(r:0.55～0.78)。此外，对于检测结果也不存在检测方法与性别的交互作用(F1，24＝0.26，p＝0.62)。为此，Hill等认为，W′可以对AC作出准确的估计。1.3 全力运动负荷试验(All-out exercise test,AOET)应用AOET检测与评价AC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对最大无氧代谢状态下的机体作功能力的检测与分析间接反映AC，由于该类方法操作简单，易于控制，故在实践中较为普及。最常用的AOET是由以色列Wingate体育学院于1977年建立并发展的Wingate无氧功率试验，以及与此同属一类的、持续时间介于40～120 s间的全力运动负荷试验，常用的评价指标为平均输出功率、最大输出功率以及输出功率下降率。多年来的基础研究认为，Wingate无氧功率试验有较好的外部效度，表现在其平均输出功率值与速度性项目的运动成绩间存在着较高程度的负相关。但研究也同时指出，通过Wingate无氧功率试验检测与评估AC尚存以下不足：1) 30 s的全力运动尚不足以最大限度激活糖原的无氧酵解供能；2) 所耗能量的9～19%来自有氧代谢。60～120 s的AOET虽在激活糖酵解供能方面优于30 s运动，但因运动时间过长，运动负荷的无氧代谢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故此，目前的研究认为，传统的Wingate无氧功率试验持续时间以40 s为佳。2 AC的生理学检测2.1 氧债法(O2 debt method)应用氧债法检测与评价AC的理论支持是Hill和Margaria的“氧债乳酸学说”。剧烈运动后机体所欠“氧债”的多少能够反映剧烈运动中通过无氧代谢所获的ATP，其中，非乳酸氧债的大小反应ATP-PC系统提供ATP的能力，而乳酸氧债大小则反映糖酵解系统提供ATP的能力。50～70年代间，检测受试者耐受氧债的数量曾被视为评价AC的一种有效方法，但其后进行的一系列基础研究，无论在氧债法的内部效度，还是外部效度方面均未提供有力的支持。例如，采用同位素示踪技术对14C-乳酸的代谢研究表明，运动中由运动肌产生并释放入血液的乳酸，在运动后的主要代谢方向是被氧化，而不是被重新合成肌糖原，由此从根本上对氧债法的理论基础――“氧债乳酸学说”提出质疑。此外，精确的计量研究也发现，运动后氧债的数量远远大于运动中的氧亏，并且其变化还受儿茶酚胺类激素的代谢调控作用、体温作用、Ca++作用以及代谢底物种类作用等因素有关。在外部效度的研究方面，Bangsbo等研究发现PC的恢复仅占非乳酸氧债的约20%，故计算非乳酸氧债不能对PC的能力做出预测。Green等研究发现，跑步机运动后的非乳酸氧债与50～150 m短跑成绩间无明显统计相关，而乳酸氧债，由于有报道认为其较同一练习中的氧亏高50～100%，故无法对AC做出准确估计。2.2 最大血乳酸值法(Peak postexercise blood lactate method)对机体乳酸扩散空间内的乳酸代谢动力学研究发现，运动时机体的乳酸累积量与运动后血乳酸浓度的高底呈明显正相关。基于这一事实，不少学者开始探讨应用运动后的最大血乳酸值检测与评价AC。首先，不少学者研究发现，最大血乳酸值与多种无氧代谢为主的运动项目的成绩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短时间爆发性项目运动员的最大血乳酸值高于耐力项目运动员和非运动员。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应用最大血乳酸值评价AC的不足之处。例如，长期大强度训练可以提高运动成绩，但却不能提高最大血乳酸值，反映这种方法缺乏敏感；指尖取血较前臂静脉的血乳酸值高约8%，股静脉血乳酸浓度较肘静脉血乳酸浓度高约2倍，反映乳酸浓度的测定受取血部位的影响。除此以外，Gastin等的一项研究还发现，受试者在完成1 min全力踏车试验后的最大血乳酸值明显高于需1.5～3.5 min方可达到同样输出功率的定量负荷后的最大血乳酸值，尽管他们在完成这两类运动时的氧亏值是相等的，说明最大血乳酸值也未必能够精确反应氧亏。基于上述研究，目前的观点认为，最大血乳酸值法也不是预测AC的理想方法。2.3 最大累积氧亏法(Maximal accumulated oxygen deficit,MAOD)MAOD法是Medbo等于80年代末期建立和发展的一种无损伤性AC间接检测方法。MAOD指人体从事2～3 min超极限强度运动时，完成该项运动的理论需氧量与实际耗氧量之差。其中，实际耗氧量可以通过对超极限强度运动耗氧量-运动持续时间关系曲线方程进行定积分获得，而超极限强度运动的理论需氧量则可通过亚极量运动负荷试验中建立的耗氧量-运动强度关系曲线外推获得。MAOD法的理论基础是：1)超极限强度运动的理论需氧量是相对恒定的；2)练习的需氧量可以通过-运动强度关系曲线获得。MAOD试验的结果通常以氧亏的绝对值(O2L)或相对值(mlO2.kg-1体重)表示，其实质是AC的氧当量。研究表明，MAOD的分布范围较大，其相对值介于33ml.kg-1(无训练者)～84ml.kg-1(有训练者)之间。其中，优秀短跑运动员的MAOD值(80～85ml.kg-1)明显高于耐力性项目运动员(50～65ml.kg-1)，而有氧、无氧代谢均有较高要求的中跑运动员的MAOD值介于以上两者之间，证明MAOD具有较好的区分度；MAOD值与2～3 min或60 s全力运动成绩的相关系数介于0.66～0.97之间，反映出MAOD同时具有较好的外部效度；有、无训练者在接受无氧训练后MAOD明显增加，与此同时，运动成绩、骨骼肌缓冲能力等同步发生相应变化，说明MAOD对无氧训练具有较大的敏感性。基于上述研究所获得的事实，Saltin曾做出评价，“MAOD法是迄今能够定量检测AC的惟一有效方法”。Medbo等曾让受试者吸入常氧气体和低氧气体(O2∶13.5%)进行MAOD试验，结果显示受试者的最大耗氧量下降了22%，而MAOD值未发生改变。Weyand等比较了男(11人)、女(9人)性受试者分别以单腿和双腿进行运动负荷试验时的MAOD，发现单腿运动的MAOD值约为双腿运动的一半(52%)，并且还发现MAOD值与运动肌质量大小明显相关，这些研究均为MAOD法的合理性、科学性提供了重要依据。最近，Weyand等还比较了应用MAOD和最大血乳酸值法对100 m、200 m、400 m、800 m、1，500 m和5，000 m跑成绩的预测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虽然MAOD值与跑步成绩间呈中度相关(r：-0.04～-0.71)，但MAOD法对成绩变异的解释率高达44～50%，而最大血乳酸值法只有21～26%。此外，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还表明，应用MAOD能够对100～400 m 成绩做出较好预测，但对400 m跑以上项目的预测较差，表明MAOD在运动实践中有较大的应用价值。作者简介：第1作者：王健，37岁，工学博士，浙江大学体育系生理室，副教授。作者单位：王 健 (浙江大学体育系，杭州 310028)洪 峰 (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北京 100088)参考文献1 Green S.A definition and systems view of anaerobic capacity.Eur J Appl Physiol,1994(69):168～1732 Green S.Mesurement of anaerobic work capacity in humans.Sports Med,1995,19(1):32～423 Green S.and Dason B.Measurement of anaerobic capacities in humans.Sports Med,1993,15(5):312～3274 Cunningham D A,Faulkner J A.The effect of training on aerobic and anaerobic metabolim.Med Sci Sport,1968(1):65～695 Green S.Anthropometyic and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uth australian soccer player.Aus J Sci Med Sports,1992,24(1):3～76 Mckenzie D C，Parkhaus W S，Hearst W E.Anaerobic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elite Canadian 800 meter runners.Can J Appl Sports Sci,1982,7(3):158～1607 Crielaare J M，Merken P,Franchimont P,et al.Evaluation de la capacite anaerobic lactique en athletisme.Med Sports,1986,60:239～2448 Monod H,Scherrer J.The work capacity of synergic mus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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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13 【原文出处】云南学术探索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199705 【原刊页号】59～62 【分 类 号】G10 【分 类 名】精神文明建设 【复印期号】199803 【 标 题 】论社会文明与制度文明 【 作 者 】孙国新/王国琼 【 正 文 】 我国今天所要追求和达到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整体上具有高度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文明。要建设这种文明，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现实条件下，急需把制度文明建设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来加以认真对待。一、社会文明及其含意文明是人类及其社会的进步和进步状态的统称，它是一个有着自己内在结构的、动态的过程。社会文明指人类及其社会从贫困、蒙昧、野蛮、毫无制约的生活状态和行为方式发展到了相对富裕、开化、自觉、有序之阶段。社会文明在结构上可分为这样三个基本层次：首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次为社会关系文明与制度文明；再次为人们的行为文明和社会生活文明。就第一层次的文明来看，它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所获得的一切积极成果之总和；而第二层次的文明则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渗透和结合的产物，它体现为社会成员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中人们必须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准则、规范的开化、进步、合理和科学；第三层次的文明是第二层次文明外在的、具体的反映，它表现为人们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自由、自觉和多样化、有序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文明最初始于人与自然的分化，即始于有目的有意识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但真正的社会文明却是在社会生活有序化后才开始的。社会生活有序化意味着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认识并给予了规范，即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有了制度的产生和存在。所谓制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可将其认为是一个社会或国家进行统治管理的根本原则、方式和体制，是物化了的国家意志与价值观念，是体现国家形成、规范国家行为的最高准则。狭义上，可将制度认作为规范和管理人们社会生活中各种具体行为的准则（它仍然是某种物化了的价值观念或体系）。本文所使用的制度之含义，两者兼而有之，但主要是从规范社会和人们的行为这一角度而言的。制度产生于人类为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共同的生产劳动。在人类共同的生产劳动中，人们不仅获得了物质生产生活资料，而且获得了对自然现象、规律，以及对自身共同的社会生活、行为方式、行为结果日益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人类认识到，一方面为了保证生产的有效性和效率，必须不断减少行为的盲目性；另方面为了能够保证共同的生产生活，人的行为必须有所约束，即必须有共同遵守的公共行为准则，否则，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一旦意识到此，各种规范或制度也就随之出现。由此可见，制度产生的客观前提是人类为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即为共同而有序的生产生活的需要；主观前提则是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了某种共同的认识和较为一致的价值认可。当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少部分人成为统治阶级，他们的利益凸现出来且意志被物化，有了国家或者某种“公共权力”名义下的各种律令、规范、制度及其设施，使各种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被纳入固定化、强制化、并越来越有序化的轨道后，就有了我们所说的社会文明。二、制度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系制度产生、存在、发展的原因是人类及其社会在满足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中，对自身各种关系的固定和行为的规范，它（们）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框架，反映、导向和制约着社会生活，对社会物质与精神的生产生活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因此，制度文明在社会文明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制度与社会物质生产的关系看，如前所述，制度首先产生和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中。物质生产解决的是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问题，其所指向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界，制度在其中的作用就在于将人们在改造和改变自然的行为予于规范、制约和协调，使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行为成为一种集体的、有序的行为。但制度更重要的则在于校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整个生产（包括对象、目的、过程、手段、效率等）与社会追求目标得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这就是说制度还必须有所文明。在物质生产中，制度越文明，物质生产与社会追求目标及与自然的关系就会得到较高程度的统一。而文明成分较少、层次较低的制度显然会使生产活动处于无序混乱、低效率或野蛮状态，就会急功近利，不顾一切后果的进行掠夺性、破坏性生产，其结果必将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其它资源造成极大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浪费和损害，当这种浪费和损害超过一定“度”时，将使物质生产陷入困境，社会发生崩溃。从这个角度看，制度及制度文明是使生产能够进行和继续下去的重要保证。如果物质生产过程中没有制度或者制度是混乱冲突的，那么生产就是混乱的低效率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今天“可持续发展”问题之所以受到全球的关注，其深刻原因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今天并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人类的行为造成的。溯其根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在满足需求、谋取发展时的行为没有得到合理、科学的规范与制约。因此，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于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建立更进步、更合理、更协调、科学可行的文明制度。从制度与精神生产关系看，物质生产和物质文明所解决的主要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水平与质量问题，解决的是人对自然界的自然度问题，而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解决的则是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的水平与质量（即素质）问题，解决的是人的精神或思想的自由度问题，其目的是使人在获得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得到精神文明。如获取科学文化、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等方面的知识智能；培养自己的心理意志、情趣素养、思想道德；树立正确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从而促进人的行为文明健康，使社会和全体社会成员能够更加全面、完善、协调的发展。但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精神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是一个自发或无序的过程，它仍然需要有制度来导向和规范制约。在这一点上，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是相互反映和保证的，没有精神文明，不可能建立起制度文明，而没有制度和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更是不可想象的。据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尽管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和动员，中共中央和各级有关部门也为此专门发过多次决议，但精神文明建设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缺憾的深刻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在认识和实践中还没有真正从制度建设上去抓住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根本。从制度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来看，社会生活由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物质的、精神的生活所构成，但这些领域却渗透和反映着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行为，进而决定着和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现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的社会关系由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决定，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人们既有的各种社会关系是靠各种相应的制度来支持、认可和维系的；各种行为不过是各种制度约束规范下的行为；社会意识主要的也是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制度和制度间的关系与状况的反映，所以，人们的社会生活就是各种制度下的生活。一句话，现实社会生活就是由制度编织而成的一幅画面，制度规定着社会生活，而制度文明则反映着社会生活文明，是社会生活文明状况的现实写照。从制度文明的状况中，可以推断社会生活的文明程度。制度越文明，社会生活就越文明；而社会生活越文明，说明制度越文明。三、制度文明的标准制度文明是构成和反映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和表征之一，判断某种制度文明程度如何，可从下列基本因素中去进行综合判断。1.制度所代表的利益和所包含的、为之服务的对象广泛程度如何。制度文明虽然始于人类利益的分化且是为某种（些）利益服务的，但只代表和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制度却是不文明的，因为它是为着肯定和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去规范大多数人的行为的，它把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对大多数人的剥削压迫和痛苦之上。因而，仅管它有着人类在解决与自然界的对立时所取得的文明的意义，但在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上，它却是程度很低的、甚至是含有更多的不道德和野蛮成分的一种文明。所以，只有当制度所代表的利益和所包含的为之服务的对象越广泛，越能够规范全体社会成员，制度才越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比以往的社会更文明。2.制度促进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促进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状况如何。制度是人们物化了的价值观，就价值观来说，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由自己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与现实等决定的社会价值观。在这个价值观的深层，蕴含着促进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本愿望，但能否促进和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却取决于该社会能否把自己的价值观物化为具体的制度，并在制度的统摄、规范、协调下有效地进行社会物质与精神生产。在这个意义上，越是能有效地促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促进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制度，就是越文明的制度，反之则是不文明的制度。3.制度对完善人的本质和促进人全面、自由的生存发展状况如何。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 制度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被确认和“定位”。就是说，制度在规定人们社会关系的同时就确定了并制约着人的本质。所以，能否使人的本质走向越来越完善、全面，就是衡量一个制度是否文明的标准之一。此外，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其实都是为着使人得到全面、自由和健康的生存和发展这一目的的。那种将人当作工具或动物的制度（如奴隶制社会），或使人堕落、颓废、丑恶的制度，绝对不会是文明的制度，只有那种使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发展越来越全面、完善、自由的制度，才是越加文明的制度。4.制度的完善、实施、可监督制约状况如何。社会越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就越复杂多样，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和满足人们不同的利益和需要，社会必须有更多的调节各种利益的制度和共同遵守的规范。是否有足够、必需而可行的制度；各种制度间是否配套、协调和可互相监督制约；执行制度的机构、人员能否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等状况，一方面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自觉化、科学化）程度，另方面也体现着制度在运行中的效应状态。制度越完善、越可实施、越可监督，制度发挥的效率就越大，制度也就越文明。反之，仅管有制度，但制度不完善，或者互相冲突、不可制约，特别是在“政出多门”且执行制度的机构和人员失去监督、制约的状态下，就会削减制度的效力，甚至会令整个社会生活更加混乱和更容易产生腐败。5.制度所包含和体现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如何。制度在所维护和调节的利益范围内和在运行过程中，是“公开”、“公正”、“公平”，还是对不同的地位、身份、财富、权力等特殊状况有所例外，也是衡量制度是否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那种在执行制度过程中把制度“神秘化”或任意解释、因人而宜，实际上是表明了有一部分人可以超越、凌驾于制度之上，这样的制度代表和保护的仍然是少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它并不是文明的制度。只有越公开、公正、公平的制度，才是越文明的制度。总之，制度文明的标准是多方面的，制度文明对社会文明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某种意义上，建设一种社会文明，首先必须去建设一种文明的制度。四、从建设制度文明入手建设我国的社会文明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文明的社会制度，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文明应是高于其他一切社会的文明，但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和封建社会的漫长以及文化教育落后等原因，使我国在具体的制度如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公共生活等许多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不文明的方面。这些方面制度的落后，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应有的社会文明，特别是在两个文明建设的任务十分迫切和繁重的情况下，及在改革开放中许多旧的利益关系、价值观念和制度已被打破或正在被打破，新的利益关系、价值观念和与之相应的制度尚未建立或正在建立之时，我国整个社会文明正经历着新旧交替时期的激烈动荡和严峻考验。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改革开放中，从整体上去建设我国的社会文明，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值得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人去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一个严峻问题。从整体上建设我国的社会文明，应该从建设包括整个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文明入手。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了制度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他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所以“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他在南巡讲话中，谈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丑恶、 腐败现象和不良风气以及廉政建设时曾深刻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3〕。 小平同志所说的“法制”（包括他说的“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中的“法制”），江泽民同志讲的“依法治国”〔4 〕中的“法”，实质就是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各个方面的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提出“要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理”〔5〕的要求， 实际上仍然表明了“要建设一种文明，必须从制度这个根本上去建设”这样一种思想。总之，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今天，我们所要追求和达到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具有高度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文明，在建设这种文明的过程中，制度文明建设确实如小平同志所说那样“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国今天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屡禁不绝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钱权交易、行贿受贿等丑恶和违法乱纪现象，以及物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盲目投资、急功近利、重复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不正常现象，可以说大都与我们的一些制度不文明有相当的关系。而在一些城市、地区或部门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及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进步发展（如张家港、邯郸钢铁总公司、济南交警等），也从正面说明了制度文明建设在整个社会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和作用、地位。在怎样建设制度文明的问题上，我们已经指出了制度文明的标准，一方面是应当按照这些标准（当然还有其它标准），选择一批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专门人才，去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梳理整顿、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另方面应看到，我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已经有了大量的法律和制度，但“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或小集团利益”、“长官意志”、“裙带或人情关系”等常常使已有法律和制度得不到有力有效的执行。因此，制度文明建设的一个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方面，是严格对已有制度的执行，特别是加强对权力部门和执行制度人员的监督制约。说到这里，我们又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选拔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的专门人才，二是加强民主建设，但这已不是本文的任务了。注：〔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18页〔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4〕江泽民同志在1997年1月会见中国法学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时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见北京《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第5页〔5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马列部 【责任编辑】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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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3763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706 【原刊页号】37～50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02 【 标 题 】中西传统诗学的入思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 【 作 者 】余虹 【内容提要】本文比较分析了中西诗学史上两对原初性个例，由此揭示中西传统诗学最一般的入思方式和历史性建构。结论是：1.中西传统诗 学的历史性建构与结构性紧张基于一系列相关的二元论价值之思。2.中西传统诗学的相似之维以“儒家诗学”和“柏拉图主义诗学”为代表，其内在的一致性是“理性至上”的价值原则，对立面是“感性”（情性）；中西传统诗学的独异之维以“道家诗学”和“前柏拉图诗思”为代表，其差异的基础表现为前者“自然至上”的价值原则和后者“神性至上”的价值原则。3.中西传统诗学之思的价值论专断立场规定了传统诗学作为规范性学科的性质及其不同诗学的唯我独尊和相互间的价值论紧张。中西传统诗学的元话语是价值论命令而非存在论解释。【关 键 词】二元论价值之思/儒家诗学/道家诗学/柏拉图主义诗学/前柏拉图诗思 【作者简介】余虹，1957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教授。 【 正 文 】 本文试图以比较研究的方法，立足原点，溯源式地考察中西诗学的入思方式及其历史性建构。在此，我将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作为走上此一考察的道路，最后将联系到传统生存价值论来思考相关的问题。“诗学”作为一种历史遗产，其发明的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即柏拉图和孔子的时代，依雅氏之见，人类几大文明史几乎是由轴心时代几大思想家的原创之思所规定的〔1〕。雅氏之言虽过绝对，但基本属实。碰巧的是，本文选择的几位人物除荷尔德林外均是轴心时代的思想大家，而荷尔德林所言亦是前柏拉图时代隐含于荷马等大师歌吟中的诗思，故而亦可算是对原初之思的复述。一、孔子删诗与柏拉图非诗关于“孔子删诗”和“柏拉图非诗”，人们论说已多，但将二者放在一起加以比较研究，并提示其对中西诗学建构的意义则不多见。首先要指出的是，将“孔子删诗”和“柏拉图非诗”这两桩事情连在一起的是其相似的深层动机和目的：道德理性教育以治乱救世。孔子生逢乱世之春秋，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七十二”。以孔子之见，“乱”之为“乱”，其外在于“礼崩乐坏”，一切既有的“节”、“度”、“序”均已大坏；其内在于“人心不古”、“麻木不仁”，人生而本有的“忠”、“恕”、“爱”均已不在，三代之盛已成旧梦。孔子“信而好古”，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治乱救世”，复兴“礼仪之邦”的良方。在孔子看来，治乱之本在于治心，因为天下之乱归于人心之乱；治心之方在于教育，因为人心之仁在于开化。教育的工具非它，三代之“文”也。孔子的弟子颜渊曾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2〕“文”有教化之功能， 故而后世将“文”与“化”合而并用，谓之“文化”。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如此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三代尤其是西周之文（典籍）乃是孔子心中的“文”之典范与教育范本，如何借此以化育万民，开启人心，使人从善如流乃是孔子一生的主要践行。在《论语・述而》中，孔子将自己的教育方针表述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显然是孔子实施教育的目标与基础，而“艺”才是达到上述目标的道路（方式、工具）。何谓“艺”？朱熹《集注》曰：“艺则礼之文也，射御书数之法”。“礼乐射御书数”世称“六艺”，礼乐之“文”是“艺”的一部分。此外，“六艺”又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大教本。孔子曾以“六艺”教人，“六艺”各司其职，以完成对人的全面教育。《诗》教人“如何言志”，《书》教人“如何记言”，《礼》教人“如何行事”，《乐》教人“如何正心”，《易》教人“如何知天”，《春秋》教人“如何辨理”。如此教化才能使人心归仁，礼让有节，举止有度，尊卑有序，长大“成人”。在《宪问》中，子路问孔子如何才能“成人”？孔子答曰：“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好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中庸》曰：“仁者，人也”。真正的“人”即“仁者”。成人者，成于仁也。诗是教人归仁以成人的“六艺”之一，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孔子之“删诗”当由此而得到理解。“孔子删诗”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孔子世家》。该篇有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4 〕关于“孔子删诗”之说的虚实真伪争论颇多，不过，对我的论题而言，孔子删诗之事是否史实似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删诗”之说是否清楚明白地揭示了一种“可能”。在此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孔子其人在历史上是否真地删过诗，而是孔子删诗可能吗？在《论语》中有这样一段提示，“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5〕这一段话是说孔子在69 岁回鲁国后对“乐”（诗）进行了清理和审定，在上引司马迁之说中，“删诗”与“正乐”是并举合说的。庞朴曾说：“古人所谓的乐，包括诗、歌、舞，是个三位一体的文化总汇”〔6〕。 尽管狭义的“诗”与“乐”分别指“咏歌之辞”和“咏歌之音”，其“删”与“正”分别与“去其重”的文本校勘和“弦歌之”的乐音审定有关，但由于其内在的相关性，“正乐”与“删诗”的内在旨趣恐难分别，这“内在旨趣”即“取可施于礼义”、“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在论及同咏男女之情的《关睢》和“郑声”时说前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7〕，后者则“淫”，故而要“放郑声”〔8〕。郑声之要“放”，因其“淫”。“淫”所指非它，过度或无度是也。什么东西过度或无度？情性之放纵过度与无度。什么是此一“度”？“礼义”与“韶武雅颂之音”！依孔子之见，《关睢》之“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合此一度。可见，《论语》之是《关睢》而非“郑声”与司马迁的“删诗正乐”之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过，司马迁的“删诗正乐”之说则更为直接地道出了《论语》中隐晦的诗乐论立场。如果我们不纠缠于“事实性”而就“可能性”之一度来信赖“孔子删诗”之说，我们就可以在此领悟到不少启示。1.孔子删诗和论诗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诗应当如何抒发情志，抒发什么样的情志”？答曰：诗抒发合乎礼义的情志，并以合乎礼义的方式抒发这种情志。此一“问答结构”乃是原儒诗学的基础。2.孔子接受了古老的信念“诗言志”，但在“自然情志”和“道德（理性）情志”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对其作了理性主义的理解，这一思路规定着后世儒家的诗思。依孔子之见，纯粹抒发自然情志而无道德理性节制的诗“乐而淫，哀而伤”，它不能教导人们正确表达情志；只有既出于自然情性又合于道德理性限制的诗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它教导人们如何正确表达情志，表达什么样的情志。为此，孔子将“合理抒情的言说样式”看作诗的应有之义。3.在孔子看来，经过删除而保留下来的“三百五篇”是合理抒情的言说典范。“《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9〕。 作为“无邪”之《诗》，它是教人言志抒情的合法教本，因为“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态，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10〕。所谓“不学诗，无以言”，〔11〕“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2〕。作为“无邪”之诗，它也理应成为一切“诗”之典范，是后世思诗的唯一合法依据。事实上，后世儒家诗学也是“依《诗》论诗”的。由“孔子删诗”想到“柏拉图非诗”并非想入非非，当代著名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柏拉图与诗人》这篇论文中就指出，对柏拉图驱逐诗人的真正理解必须与他对“理想国”的设想和教育规划联系起来才有可能〔13〕。这当然使我们想到了孔子删诗与“礼仪之邦”的设想及其教育规划的内在关联。柏拉图与孔子一样，生逢乱世并亲眼目睹了雅典城邦的衰败与灭亡。受苏格拉底的影响，柏拉图将这一切归之于“德性的沦丧”。而“何为德性？”苏格拉底认为“德性”是一种正确判断是非的能力，因此，真正的“德性”即“理性”（心智），或者说，人的道德实践能力基于人的理性认知能力。所谓“德性的沦丧”即“理性的沦丧”。为此，进行“理性启蒙”或“理性教育”乃是柏拉图承苏格拉底之后的主要工作。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其“理性启蒙”的基础。依柏拉图之见，“理性”是人特有的一种心智能力，它能认识“理念”，而理念恰恰是判断是非好坏的终极价值尺度。在柏拉图的二元模式中，事物的个别存在和事物之理念是绝然不同的，与之对应，感知个别事物之存在的感官能力和认识事物之一般理念的心智能力也完全不同，前者最多构成有关个别事物的“意见”，而不能形成有关一般理念的“知识”。有关个别事物的意见不能成为判断另一个别事物之是非好坏的依据，正如我们不能依照对张三做的床的意见来判断李四做的床之是非好坏一样。柏拉图认为，我们只能凭借超乎于一切个别之床的意见之上的有关床的理念的知识来判断一切个别之床的是非好坏。在柏拉图那里，“床的理念”既不等于任何现实中的个别的床，也不等于它们的单个特性的平均数，而是最理想最完善的床之典范，是“最好的床”，这个超验的最好的床才是衡量一切经验之床的永恒尺度。柏拉图认为，人的感官只能感知个别现实中的床，人的心智（理性）才能认识这个超验的床之理念。就此，柏拉图还谈到了“勇敢”。柏拉图说，我们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勇敢，是什么程度上的勇敢，不是依据我们对某人之具体勇敢的行为之意见，而是依据我们对“勇敢”这一理念的知识，甚至我们最初对人之具体勇敢行为的意见也是基于这一知识的，不然我们何以判断这一行为“勇敢”而非“怯懦”呢？因此，柏拉图认为，对事物之理念的理性认识（知识或真理）才是我们判断事物和行善的真正依据，并且，由于任何一类事物之最完善的“理念”只有“一”个，因此，对理念的真正认识至少原则上一定是一种“共识”，这种共识乃是社会的真正纽带与基础。依柏拉图之见，雅典城邦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丧失了认知理念的理性能力，沉溺于变幻无定的感官意见中不能自拔，从而没有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凝聚社会力量的共识。为了重建这种标准和共识，重建道德“理想国”，柏拉图认为“理性启蒙”是最为根本的前提，因为只有当人们恢复了理性认知能力，这一切才有可能。于是，理性启蒙或教育的问题被提到了重建“理想国”之议事日程的首位。依柏拉图之见，理性启蒙或教育的任务至少有二：1.直接给被教育者以理念之知识；2.引导被教育者以自己的理性获得理念之知识。正是在这两个方面，“诗”遭到了柏拉图的指控。本来“诗”是古希腊习以为常的教本，希腊人是在“诗”的教育熏陶下长大成人、行为处事的。荷马是希腊人公认的师长与导师。柏拉图年青时也是荷马的崇拜者，并梦想成为一位诗人，然而，自认识苏格拉底之后，他转而批判诗，因为在苏格拉底哲学的启示下，他发现希腊人理性的败坏与诗教直接有关，正是诗的误导使希腊人沉溺于感性的迷乱和神秘的迷狂之中不能自拔。在柏拉图看来，诗之误导主要有两个方面：1.诗没有向人提供理念之知识，而只是向人讲一些变幻莫测的个别事物的故事。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荷马对“神”的描写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柏拉图认为“神”之为“神”或“神的理念”只有两大规定性：自身恒定的同一和至善〔14〕，亦即“神”这一理念本身意味着一种恒定不变的至善原则。如果诗人要提供有关“神”这一理念的知识，就必须将神写成恒常不变和至善的。然而，看看荷马笔下的神，一会儿大笑，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勇敢，一会儿怯懦；一会儿大度，一会儿小器；反复无常，举止无定，还喜欢耍小心眼，做恶作剧，甚至无恶不作。依柏拉图之见，这样的神显然不是神之理念。正因为如此，荷马的诗就不能给人有关神的理念知识（真理），而只是给出了有关神的谎言，因此它不能真正教导人们神是什么，人应如何行善，反而误导人们，使人们在作恶时自慰：“神也这样”。柏拉图认为，诗之所以不能提供理念知识，是因为诗人写诗不是凭借理性而是要么凭借感观经验去摹仿个别事物的外观，要么凭借神灵附体的迷狂而胡言乱语。在此，柏拉图认可了古老的摹仿说和迷狂说，但他却以此来证明诗的非理性本质。2.诗诱发情欲的放纵从而导致理性的迷乱，使理性认知成为不可能之事。柏拉图将人格分为三大部分：理智、意志和情欲。他认为理性的人格应是在理智的指导下由意志对情欲进行适当控制，以便达到明智的和谐。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对情欲进行适当控制，才能保证理智的清醒，情欲过滤是理性认知的条件。然而诗一味煽情，挑逗人的情欲，使本应得到控制的情欲泛滥，破坏了正常的人格和谐。柏拉图认为，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是那种在人格结构中情欲起支配作用的人，“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15〕。由于“诗”对人的非理性误导，柏拉图宣布“理想国”不欢迎诗人，尽管他们的言词非常动听，故事讲得很美妙，然而“吾爱荷马，但吾更爱真理”，因此，柏拉图将他心爱的荷马及其所有的诗人都赶出了“理想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将“过去的一切诗人”赶出“理想国”的同时，却召唤着“另一种未来的诗人”进入“理想国”。在“理想国”的大门上柏拉图写着这样一条诫命：“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的城邦”〔16〕。在另一处，柏拉图也说，“要任用较为严肃较为正派的诗人或讲故事的人，模仿好人的语言，按照我们开始以立法时所定的规范来说唱故事以教育战士们”〔17〕。从表面上看，“柏拉图非诗”与“孔子删诗”差别很大。1.柏拉图将所有现存的诗驱逐出“理想国”，态度之强硬古今罕见；孔子则对现存之诗有所取留，并作为“礼仪之邦”的合法教本。2.柏拉图之非诗主要是基于“诗摹仿自然”的古老信念，而追问“诗应当如何叙事”的问题；孔子之删诗则主要出于“诗言志”的古老信念，而追问“诗应当如何抒情言志”的问题。3.柏拉图所非之诗主要是叙事体的史诗与戏剧，孔子所删之诗主要是抒情诗。但从“入诗之思”的方式上看，两者却惊人地相似。1.无论是柏拉图之“非诗”还是孔子之“删诗”都采取了一种“道德理性”立场，并对“诗”提出了明确的道德理性要求。无论对柏拉图还是孔子，“诗”只有作为道德理性行为并有益于道德理性的培养才有存在的合法性。对柏拉图而言，“诗”要合法存在只有两条途径：a.删除既有诗歌中的非法成分，使之成为纯粹符合道德理性要求的诗。在《理想国》卷三中柏拉图作了具体示范，他将《荷马史诗》中那些非法成分逐一删去，以此“说明应该讲什么以及怎样讲法的问题。”〔18〕这“应该”的部分可以存在。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的删诗标准与孔子没有根本差别。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却说着同样的“应该”与“不应该”。b.重新创作一种全新的诗，即符合道德理性要求的颂诗。对孔子而言，诗要合法存在无须彻底更新，只要以保留下来的《诗》三百为范本就行。不过，《诗》对诗的规范与柏拉图对未来之诗的要求又有什么两样呢？2.柏拉图和孔子对诗的道德理性要求都以“道德理性”和“自然情性”的二元区分及对立冲突模式为基础。道德理性要求作为一种价值选择是以道德理性对自然情性的否定或支配来表现的。在此，须注意的是柏拉图那里的“道德理性”是以“认知理性”为基础的，因此，道德理性和自然情性的对立冲突往往体现为认知理性和感知感性的对立冲突，而在孔子那里则并无更明确细致的再区分。正因为如此，对诗的理性化要求在柏拉图那里明确的表现为“善”与“真”的双重要求，而在孔子这里则表现为“善”的单一要求。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将他们的思维空间定位在更为一般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区分与对立之间。3.柏拉图和孔子都将“诗”纳入“治乱救世”，重建理性王国（“理想国”、“礼仪之邦”）的总体教育规划中来设想，都有明确的实践要求。怀特海曾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一部中华思想史又何尝不是孔子的一连串注脚？此言虽有几分夸张，但却基本属实。如此，中西诗学史是否也是孔子与柏拉图的注脚呢？细察中西诗学史，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在中国，“诗学”的初始样态大概定形于西汉的《毛诗大序》。《诗大序》将孔子以降的儒家诗思明晰化了，尤其是它以圆熟了然的方式运用了孔子诗论的入思模式，并形成了一系列原则性的结论。在这些结论中，“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命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了隐含在孔子诗论中的运思方式和理性主义立场，并规划了后世儒家诗论的基本限度和可能性倾向：由道德理性和自然情性的对立冲突所规划的视野与论域，以及在此之间或主张以理导欲，或主张以理灭欲，或主张以情越理的三种可能。正统的儒家诗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诗论，尽管其理性主义立场有“极端”与“温和”之分。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儒诗论属于温和的理性主义，它强调道德理性对自然情性的引导，“以养其欲”，为此它主张诗既符合道德礼义又不违背自然人情，试图在理性主义立场上调和情与理的冲突，故而有“发乎情，止乎礼义”之一说。宋儒诗学则主要是一种极端的理性主义诗学，它将道德理性和自然情性的对立推到了非此即彼的极端，从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就此，他们对孔子誉之为“无邪”的《诗经》作了进一步的清洗与删除。比如朱熹就认为《诗经》中的一部分“风”诗是表现“男女淫佚”的“淫诗”。他的三传弟子王柏更为激进，他认为这些淫诗是“恶行邪说”，绝非孔子传留下来的诗，而是汉儒塞进去的诗。为了捍卫圣道，维护《诗经》的纯正性，他从中清理出三十二篇“淫诗”，意欲一并删去〔19〕。彻底反叛儒家正统理性主义诗学的是儒家异端诗论。儒家异端诗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情性主义诗论。说它是“儒家诗论”是因为它仍在道德理性和自然情性的二元对立模式中思考诗的问题，并未越此限度；说它是“异端的”儒家诗论乃是因为它在此二元对立中选择了完全不同于正统儒家诗论的价值立场，一种对立的、情性主义的立场。正因为如此，儒家异端诗论可谓较为纯粹的抒情诗学，其代表当推明李贽和公安派诗文论。在西方，“诗学”的初始样态定形于亚理士多德的《诗学》。与中国诗学的原初建构不同的是，由于柏拉图对诗的彻底否定，后世诗学主要是以“为诗一辩”的方式进行的，因为非此则诗学本身没有存在的理由。中国诗学的初始建构则不然，由于孔子将保留下来的三百五篇定为无邪之诗，所以后世诗学的建构乃是以“依《诗》论诗”的方式进行的。在西方诗学中，最先为诗一辩者是柏拉图的弟子亚理士多德。通常人们认为亚氏诗学与柏拉图的诗论是背离的，其实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或者只是就其结论而言的。如果我们深究《诗学》的思维模式与立论依据，则可以看到它不过是一种修正过的柏拉图主义。首先，《诗学》是在柏拉图所设定的理性与感性以及理念与个别的二元冲突模式中展开自己的辩护的，并且它认同了柏拉图对诗的理性要求，为此，《诗学》的全部努力就是要证明诗就是一种准理性知识（真理），并且有道德净化功能（善）。亚氏的证明是这样的：他首先认可了柏拉图的判断，诗是对个别事物的感性摹仿，但他修正了感性与理性、个别与一般（理念）的关系。在柏拉图那里，感性与理性、个别与一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存在，因此以感性摹仿个别的诗永远不可能企及一般，故而不可能提供真理。亚理士多德则认为感性与理性、个别与一般是不可分割的，摹仿感性个别的诗可以而且意在以个别表现一般，它不同于史书只为写个别而写个别，因此它更近于哲学，至少是一种准知识（真理）。此外，他认可柏拉图的判断：诗煽动情欲。但他认为诗激发人的情欲恰恰是为了净化这些情欲，使过度的情欲渲泄掉以保证身心的宁静和理智的清醒，而不是像柏拉图说的那样让沉睡的情欲冲动起来淹没理性。值得注意的是，亚理士多德的诗辩虽然得出了于柏拉图相反的结论而认为诗有存在的合法性，但亚氏的论证并没有否定柏拉图诗思的基本框架与理性主义原则，而是给它以更大的弹性，从而强化了这一框架与原则。亚氏之后的西方主流诗学基本上是在他所确立的柏拉图的思维模式中展开的。在此，我们可以标划出三大线路：1.在理性与感性冲突下，坚持理性中心，且将理性主义推到极端的17世纪的古典主义诗学。2.调和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中心模糊，保留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但逐步肯定感性的价值，从而导致向感性诗学转换的18世纪的美学诗学。3.在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中，颠倒理性中心论，确立感性中心，并将感性主义推到极端的19世纪的浪漫诗学及尼采诗学。古典主义诗学的显著标志是否定感性的价值，崇拜理性，它的主要工作是立足于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为艺术立法，将艺术绝对地“理性化”，因此，古典主义诗学也最为充分地将自己表现为柏拉图式的理性命令。18世纪的美学诗学不满古典主义诗学之绝对的理性主义，它不是将艺术活动规定为理性对感性的制约并使之成为绝对的理性活动，而是将艺术活动看作理性与感性协调统一的活动。“美学”的创始人鲍姆嘉通将美学定义为“研究感性认识的科学”，而艺术则被认为是“感性认识”的突出样式。“感性认识”这一说法在正统的柏拉图主义者眼中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严格意义上的“认识”指的是对一般理念的知识，这种认识只能是理性的行为而决非感性行为，人的感性能力只能获得个别事物的感知与印象，说艺术是“感性认识”也就是说艺术这种初看是感性的行为却包含了理性的因素，因而它也能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对“感性认识”的哲学证明完成于康德。康德证明了作为感性情感判断的审美判断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何以具有类似于理性判断的性质〔20〕。尽管如此，在18世纪美学的努力中我们仍能看到柏拉图理性中心论的影子，因为美学为艺术之感性的辩护，只不过要说明艺术感性不是一般之感性而是潜含着理性的感性，所以艺术感性的价值最终是以它与理性的亲缘关系来决定的，说艺术活动是“感性认识”等于说它是“准理性活动”。美学的这一思路直接源于亚理士多德，它仍然是在柏拉图的思维框架内，并出于理性主义立场对艺术感性所作的温和辩护。不过，美学对艺术感性的温和辩护也激发了19世纪浪漫诗学对艺术感性的激烈肯定，这一倾向的突出代表是尼采美学。尼采美学一方面将艺术彻底还原为纯粹的感性活动而与理性无关，且在极端的言述中将美学看作“艺术生理学”，在此，艺术不是别的，它的终极样态只是生理上的内分泌。另一方面，尼采将感性和理性的价值坐标颠倒了过来，感性高于理性而成了最高价值。于是作为纯粹感性活动的艺术一时身价百倍，而作为纯粹理性活动的哲学形而上学则一文不值〔21〕。尼采认为，生命的本真样式是感性生存，为此提供基础的恰恰是感性艺术之“谎言”，而非理性哲学之“真理”。尤其重要的是，依尼采之见，理性哲学之“真理”本身就是一种虚构。通常人们将尼采看作一个反柏拉图主义者，他自己也如此标榜，但海德格尔有一反常的看法值得注意。海氏认为尼采所谓的反柏拉图主义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才是真实的，即他颠倒了柏拉图的思维价值模式，不过，从根本上看，尼采并没有超出柏拉图主义，因为它只是“颠倒”而不是彻底“放弃”柏拉图的思维价值模式，他仍然是在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思考问题并作出判断的，因此，“尼采哲学的特征是颠倒的柏拉图主义”〔22〕。颠倒的柏拉图主义也是柏拉图主义，不过是最后完成的柏拉图主义，因为它穷尽了柏拉图主义给予思维的最后可能。由“孔子删诗”和“柏拉图非诗”的启示，我们探索了中西主流诗学的入思方式及其内在冲突，其主要结论是：1.中西主流诗学的建构都是在一种文化理性的要求下进行的，它基本上与中西传统世界的理性化进程同步。2.文化理性的确立是经由设置一个对立面（自然情性）并克服这个对立面来进行的，对诗学的理性化要求纳入了文化理性确立自身的二元化程序。3.由于文化理性在中西方确立自身的具体方式不同而导致了彼此的差异，但其根本的二元化程序和三种可能倾向却惊人地一致。4.中西主流诗学的任一倾向都必须在这种二元冲突中加以理解，由于“理性主义”先行居于正统地位，故而“情性主义”只是作为异端而归属于总体的儒家诗学或柏拉图主义诗学。二、庄子非文与荷尔德林忧诗如果说在“孔子删诗”和“柏拉图非诗”中可以看到中西传统诗学在入思方式上的内在一致性，在“庄子非文”和“荷尔德林忧诗”中则可以看到中西传统诗学在入思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在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之外思考诗文的另一路数。庄子非文；其言不多，但其激烈程度和彻底程度决不亚于柏拉图之非诗，但两者的立场与见地相去甚远。柏拉图之非诗是因为他认为诗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它破坏理性秩序，败坏人的理性能力，是一种前文化或反文化的东西，为了建立文化理性秩序，必须将诗赶出“理想国”。孔子删诗与柏拉图一样，出于同样的文化理性立场。与之相比，庄子之非文则出于另外的理由。在庄子看来，人“文”之要非是因为它违背自然之道，妨碍人的自然生存。在《应帝王》中，庄子讲了一个“浑沌开窍而亡”的故事。据说南海和北海的帝王常到中央之王“浑沌”那儿作客，他们为报答“浑沌”的盛情款待，花七日为“浑沌”开窍，因为他们认为人有七窍可用于视、听、说唱与呼吸，唯“浑沌”没有，但凿到七日，七窍开而“浑沌”死。庄子的故事很清楚，它是说，“自然存在”绝不同于“人的存在”，其根本区别在“开窍”与否。人是“开窍之在”，自然是“未开窍之在”。此外，“七窍”虽指人的耳目口鼻，但古人相信人的感官不同于动物之感官而是“心之官”，人是以心去视听食息的，故“开窍”又指“心之开窍”，“人之在”又指“有心之在”。为此，自然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区别归根于“心”之有无。而“心之有无”全在于“用心与否”，有心不用等于无心。庄子智慧的全部隐秘在于：他先行认可人是不同于自然之在的“有心之在”，但“有心之人”完全可以“不用心”（不动心），因此，他能够成为无心的“自然之在”。“有心不用”作为人返回自然浑沌的根本策略，其表现形态是“忘”。“忘”字的汉语构造已告诉了我们它是什么意思：心死（心亡）。对儒家而言，哀莫大于心死；对庄子而言，幸莫大于心死。心死者“真人”也，真人者“形同枯槁，心如死灰”，不知痛苦灾难为何物也。十分明显，主张“天而不人”的庄子认为，人不仅应该而且也可能从“人的存在”（有心之在）返回“自然之在”（无心之在）。更重要的是，返回自然存在的人才是“真人”，因此，“自然存在”才是人生存的本真样式。庄子的生存论在儒家和柏拉图主义的视域中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后者看来，人之为人就在其有心用心而别于无心之自然，人是别于自然的存在，无心之人只是行尸走肉而不再是“人”。因此，“人的生存”问题绝不能在“自然生存”的范围来思考，在人之为人的意义上，人不仅不应该也不可能返回自然之在。尤其重要的是，对儒家和柏拉图主义而言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自明无须追问的，因此，他们不关心人的自然存在这一问题，而只关注非自然的人为存在本身的可能性及正当性的问题。在庄子那里，“自然存在”作为人应该而且可能返回的“本真生存样式”，它是人本来生存的原初样式或天然样式。在此隐含着两大走向：其一是从“自然存在”走向“人为存在”，伪而失真；其二是从“人为存在”返回“自然存在”，去伪返真。庄子之非文当由此得到根本理解。依庄子之见，“人文”之产生是以毁坏“天文”（自然之文）为代价的，或者说，“人为存在”之可能是以破坏（或丧失）“自然存在”为前提的，因此“人文”是人从自然存在走向人为存在的表征。在《马蹄》中，庄子说：“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23〕在此，庄子明确地将“人为存在”看作是毁坏“自然存在”的结果，而且将“人文”（文采、六律）看作是整个人为存在的一部分，并将之与“天文”（五色，五声）对立起来，“人文”之作是乱“天文”的结果。在《骈姆》中，庄子又指出：“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已。多于聪者，乱五声，淫六律，金石丝竹黄钟大吕之声非乎？而师旷是已”〔24〕。“骈于明者”和“多于聪者”是指那种非自然之视听者，丧失了自然的眼睛与耳朵者，离朱、师旷之流是也，文章与六律是这等人“乱五色”、“乱五声”之“淫行”。“淫行”作为超过自然限度的行为即“人为”，这进一步说明文章六律之类人文是非自然的人为存在之表征。因此，必须“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25〕。由此可见，庄子认为灭绝人文乃是恢复人的自然视听，返回自然存在的必由之路。十分显然，庄子之非文也基于一种二元区分，即自然存在和人为存在的对立与冲突。俗常有一种误解将庄子的二元区分混同于柏拉图和孔儒的二元区分，亦即将自然与人为的二元区分混同于感性和理性的二元区分，这种混淆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区分在根本上看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反思性区分。就诗学而言，这种区分的潜在意味是先行认定了“诗”作为了然的“人的行为”其正当性是无可非议的，所可非议的只是诗究竟应该基于人之感性还是人之理性。“自然与人为”的区分则不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反思性区分，而是对人和非人的存在方式的区分。对庄子而言，无论是人的理性行为（动心），还是人的感性行为（动情）都是“人为之事”，一概是非自然的，因此，庄子的“自然”决不同于儒家和柏拉图传统中指述人的感性行为而与理性对立的“自然”。尽管后世儒家异端常借庄子自然学说的形上性来为自己的自然感性诗学作证，但两者的差异是必须辨明的。正因为如此，在庄子的二元图式中，无论是礼义之文，还是情性之文，无论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文，还是放纵无度悲伤无节的文统统都在摒弃之列。对庄子而言，人文之要“非”不在于它是怎样的人为，而在于人为本身的反自然性。对孔子而言，人文（诗）之删留不在于它是否人为，而在于它是否是正当的人为（理性人为还是感性人为）。于是，对中国诗文论而言，庄子非文的深意在于它提示了另一种全然不同于儒家诗学的思路，它立足于人的自然存在，并在自然与人为的二元对立模式中思考诗文的有关问题。也许，可以问：既然在庄子对人的自然存在的设想中“人文”的存在是有害的，后世何以有基于庄子思想的诗文和诗文论？或者，既然人文的存在是多余的，还要写什么诗文且有其论呢？前面我们读到了庄子对“真人”的设想和对“自然之文”的肯定，因此在庄子否定常人之人文的背后则隐藏着另一种可能：如果常人返回自然之在成为自然真人，就可能天机自张，自然成文。后世道家诗学之可能全基于对此一可能性之信赖。在此，诗人的原型是庄子式的自然真人，诗的原型是自然之文。尽管现实中的诗人绝不可能成为“自然真人”，现实中的诗也不可能成为“自然之文”，但道家诗论家并不在乎这一点，他可以一味地游心于自己的梦幻，比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道家诗学独特的自然主义立场和思路还可以在其有关“自然事物”的抒写观上见出。对儒家抒情诗学和西方浪漫诗学而言，“自然事物”是作为人的“周围环境”或“心性象征”来抒写的。在此，自然事物本身的存在是被忽略的，它只是人这一“中心存在”的陪衬，它居于人之“周围”，或只是人这一“主体存在”借以自我观照的镜子，人在自然事物身上看到的不是自然事物本身而是人自己，对道家诗论而言，“自然事物”则是作为它本身而言及的，它既非人这一中心的周围环境，亦非主体精神的象征。就此而言，道家诗学近于客观状物论与写实论，或近于西方自然科学的自然意识。不过，这种近似却不是主要的，因为道家诗论不仅将自然事物看做不同于人这存在的另一存在，即意识到它的独立自在性，同时又将它看作人的可能的，本真存在的象征，或人的另一生存样式的象征。就此而言，中国道家的自然观在本质上又是一种生存论，这种作为生存论的自然观才是中国道家诗文写作和诗文论的独特基础。总而言之，在“人为存在”和“自然存在”的二元对立中，将“自然存在”设想为人可能且本该如此的存在，并由此而将诗文写作设想为这种自然存在的结果与表征，乃是中国道家入诗之思的独特路数，也是中国诗学之异于西方诗学的独特维度。于是有问：在西方诗学中是否也有一种既异于柏拉图主义诗学又在中国诗学中找不到影子的入诗之思？那标划出西方诗学独一无二之思想维度的东西是什么？此一提问将我们带近了荷尔德林。荷尔德林是18世纪末的德国诗人。通常人们将荷尔德林归于浪漫抒情诗人之列，这一误解起于席勒。席勒以他那个时代的普遍见地认为荷尔德林生性忧郁，是一个表现自我忧伤的抒情诗人。席勒的看法支配了一个多世纪，为此，荷尔德林淹没在这种流俗的见地之中。直到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等人重提荷尔德林，此一状态才有所改变。但由于狄尔泰仍然在浪漫主义的视野中看待荷尔德林，荷尔德林的独异性仍未得到注意，只是到了本世纪的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意识才真正从浪漫主义的视野中走了出来。如果我们抛开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那些过分的溢美与曲解之辞，我们就可以从他对荷尔德林的深入阐释之中看到一些独特的东西。简言之，荷尔德林对诗的看法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大要点：1.“诗人，作为神意的传达者，／你须得早早辞别人世”〔26〕。诗人是神的使者。从根本上看诗传达的不是诗人的情感意图或外部世界的知识，而是神的意旨，因此，诗的真正作者不是诗人而是神。2.“神乃人之尺度”〔27〕。“神意”是人生存的本真尺度，诗人领悟并传达“神意”乃是为人的本真生存采纳尺度。在荷尔德林看来，任何大地上的尺度，无论是感性尺度还是理性尺度都是源于“人性”而采纳到尺度，这些尺度不能作为人测度自身与万物的根据，只有凭“神性”而采纳到的神性尺度（神意、神圣）才是人测度自身与万物的本真尺度。在荷尔德林这里，“神意”指述超验的本真意义，它最初由诗人所领悟，因为“诗人”不是常人，他秉有神性，是“半神”（Halbgott）。诗人的天职就是将聆听到的“神意”传达给民众，为后世提供生存的本真尺度。3.“我可以真诚地说，我已被阿波罗击中”〔28〕。诗人写作既不是凭借自己的理性，也不是凭借感性，而是凭借神给予的神性或神力，才使他有一种超常的能力聆听到神的话语。荷尔德林认为，神从来不直接说话，他总是借助于事物形象来暗示自己的意图，“自远古就向我们显示出各种迹象，那是神的语言”〔29〕。禀有神性的诗人可以从事物形象的外显中领悟到神意的暗示。4.“我的本职是／讴歌崇高，因而上帝才／赋予我语言和心头的感激”〔30〕。本真之诗作为本真的语言言说传达神语从而给事物包括神本身以最初的命名，使之在语言中显现。然而，现代诗语作为自以为是的“人语”早已失去了与“神语”的联系，因而不能担当起神圣歌唱的重任。荷尔德林的忧伤在于，他既清醒地目睹了自基督降生与殉道以来的“神的隐匿”，又亲历了命名神圣之诗语的丧失，他将这种双重“丧失”的时代称之为“贫乏的时代”。“在这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31〕诗人能做什么呢？在寻到那命名神圣的语词并见到了神迹之前，他的歌只是一首“无字之歌”。让我们听听荷尔德林的歌唱：当我们祝福一日之餐时，当我们于每日劳作之后休憩时，我将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那时，我是否可以为高者（神）命名？然而，神不喜欢欠妥的名字，我们的快乐啊，还不足以将他把握。我们须时常沉默；神圣之名还缺乏，心在跳动，可言辞仍隐而不出！但乐曲（无字之歌）在不断鸣响，或许能使临近的神灵感到快活。但就准备停当，而烦忧也几近和缓，因为这烦忧已进入欢乐之中。如此烦忧，无论诗人愿意与否，他都必须承担在心，而他人却不。〔32〕诗人烦忧什么呢？没能称名神圣的名字，无法与神对话呼唤神圣，因此，只能弹唱起他的“无字之歌”勉力向神表达自己的感谢与渴望。诗人的烦忧他人没有，因为歌唱神圣是诗人的天职。从荷尔德林的诗思中，可以看到一种前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的古老诗思。荷马和赫西俄德在自己的诗篇中就常常自称是神的代言人，在神启下歌唱，传达神圣的真理。察西方诗学史，这种古老的诗思最先在柏拉图那里得到明确表述，但柏拉图表述它是为了责难与嘲笑它〔33〕。在柏拉图看来，诗人凭神力在迷狂中作诗并不是诗的高贵所在，因为它恰恰证明了诗在本源上的非理性。自苏格拉底以来，“理性”被希腊哲人确定为最高价值，希腊哲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否定和清洗神话意识中的非理性崇拜而确立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立场。对柏拉图来说，理性主义的敌人有二：一是感性经验主义，二是神话神秘主义。因此，古老的诗思在柏拉图那里是作为理性主义的敌人而遭到攻击的。自柏拉图之后，随着理性主义的胜利，将诗与神性连在一起加以思考是非法的，即使在基督神学的背景下，这种思考也不断被归整到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和亚理士多德主义的理性框架中，古老的诗思几如垂危之游丝飘浮在世界的边缘。荷尔德林的意义在于他以一种现代姿态恢复了古老的诗思，并对此作了精要的述说。这一述说对我的论题之所以重要，乃在于它昭示了西方主流诗学之外的另一诗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思呢？这是一种在“神性之在”和“人性之在”的二元对立模式中思考诗的路数。在此，无论是基于理性的诗还是基于感性的诗都只是“人性之诗”，都是非而真之诗，本真之诗必是“神性之诗”。“神性之诗”是禀有神性的诗人对神圣意旨的转述，它是神性之在的基础。对“神性之在”和“人性之在”的二元区分有点类似对“自然之在”和“人为之在”的二元区分，正如对“神性之诗”和“人性之诗”的二元区分有点类似对“自然之文”和“人文之文”的二元区分一样，正因为如此，常有人将中国道家诗论和西方的古老诗学混淆起来。其实，这种类似太过表面化了，尽管它们各自非议的“人性之在”和“人为之在”有某种程度上的内在一致性，但各自标举的“神性之在”和“自然之在”却大不相同。荷尔德林曾如此唱到：只要善――这纯真者仍与他的心同在，他就乐意按照神性来测度自身。〔34〕“神性”意味着最高的“善”，是那种引起善的善。因此，“神性之在”是一种追求善的生存。“自然之在”则超然于善恶之彼岸，它一无所求。正因为如此，“神性之在”的标志是“神圣”，“自然之在”的标志则是“神秘”。此外，由于“神圣”既非感性对象又非理性对象，所以它又不同于柏拉图主义和儒家视野中的“善”，它是绝对的超越之准。正因为如此，荷尔德林式的“神圣”作为生存超越的价值意义之维在中国历史上悄然阙如，正如庄子式的“自然”作为超越而非价值意义之维在西方历史上空缺一样。正因为如此，荷尔德林的诗思划出了西方诗学之异于中国诗学的独特空间。三、中西传统诗学结构及其生存论基础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中西传统诗学的基本思路及结构关系图示如下：附图{图}中西传统诗学的组建是以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的设置为基础的，其操作策略是设置对立面，否定对立面，进而在此否定关系中确立自身的意义。中西传统主流诗学分别是儒家诗学和柏拉图主义诗学，它们两者都以“理性和感性（情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为基础，且其正统样式都是理性主义诗学，其异端样式为感性（情性）主义诗学。此外正统的理性主义诗学都是中西诗学的初始样式，故而是诗学史的“上文”。作为“上文”它既强行规范“下文”，又被“下文”所攻击。这种“规范”与“攻击”都基于对理性和感性（情性）这种对立否定性关系的设定，后发的感性（情性）诗学在自己的立场上已先行注定了它对作为上文的理性主义诗学的攻击，反之也一样。就此而言，儒家诗学和柏拉图诗学在其结构内部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使诗学间的参照性互释和理解成为可能。中西传统的非主流诗学分别是道家诗学和前柏拉图诗思。作为非主流诗学是因为它们都不在“理性和感性”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中入思，而是在另外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入思的。道家诗学入思的模式是“自然与人为”的二元对立关系，前柏拉图诗思的入思模式是“神性与人性”的二元对立关系。就其反人为和人本主义的立场而言，道家诗学和前柏拉图诗思是一致的，就其主张“返回自然”和“走向神圣”而言，两者又相去甚远。于是，道家诗学和前柏拉图诗思以其对“人为”、“人本”（无论是感性人为还是理性人为，无论是感性人本还是理性人本）的否定而同为中西非主流诗学的基本样式，又以其对“自然之诗”和“神性之诗”的不同标举而张开了中西传统诗学的独特空间。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中西传统诗学均为一种双重关系结构。一是主流诗学内部的二元对立关系（理性与感性、正统与异端），二是主流诗学和非主流诗学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自然与人为或神性与人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理性诗学是中西主流诗学之“正统”和作为初始样态的“上文”，因此，对它的反叛与攻击往往使主流诗学之异端和非主流诗学结成盟友从而混为一谈。比如中国儒家异端的情性主义诗学就常和道家自然诗学合流，而西方柏拉图主义的异端诗学即浪漫诗学也常求助于前柏拉图的诗思。而实际上这两者的差异是本质性的，道家自然诗学不仅反理性人为也反情性人为，前柏拉图诗思不仅反理性写作也反感性写作。只有查明此一分别，才能深入中西诗学内部冲突的微妙之处。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则会发现，中西诗学的二元冲突乃不同生存论之二元预设，确切地说，是不同生存论的二元预设规定着诗学内部的冲突样式与关系。道家诗学基于“自然生存论”对“自然”和“人为”的二元预设；儒家和柏拉图主义的正统基于其“理性生存论”对“理性”和“感性”的二元预设，它们的异端基于其“情性生存论”对“理性”与“感性”这种二元预设的价值颠倒；前柏拉图诗思基于“神性生存论”对“神性”和“人性”的二元预设。在此的四种生存论都确立了“应当如此的生存样式”，它们分别是：自然之在、理性之在、感性之在、神性之在。“诗”是被置于不同的生存论视野中，并作为“应当如此的生存样式”来要求和认定的。换句话说，中西传统诗学的四种主要样式（自然诗学、理性诗学、感性诗学、神性诗学）都是特定生存论的派生物，因此，它们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不同生存论之间的冲突。现在的问题是：生存论之为诗学的基础是否正当？或者说：诗是应当如此的生存方式呢还是别的什么？察中西传统诗学之实事，诗学的工作并不关注诗事实上如何存在并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功能，而是按特定生存论的要求申诉诗之应该与必须。这一状况只是到了20世纪的西方语言论诗学才有所改变。本世纪的一些西方思想家注意到诗在事实上是一种“语言活动”，“诗的实事本身”当在语言论而非生存论的视野中去把握。在此，传统诗学的一系列二元区分与冲突失去了意义。一旦我们将中西传统诗学的思想基础揭示为传统的生存论，其相关的本质特点就昭然明朗了。首先，传统的生存论作为一种规范价值论规定了传统诗学作为一门规范性学科的性质，这一性质注定了传统诗学的命令语式。诗学与诗的关系是“指令性”的，它不管诗本身如何，而不停地对诗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诗学的工作是为诗立法，而不是从诗的事实本身出发去描述这一事实。为此，中西传统诗学的“价值论陈述”掩盖了“诗的事实”，也妨碍了对这一事实的揭示。其次，传统生存价值论自以为是的立场导致了诗学价值取向上的独断性与专制性，这一点在主流正统诗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由此导致的异端反叛也才显得剑拔弩张，势不两立。西方现代诗思转向“语言论的视野”，它力图完成“存在”与“价值”的剥离，暂时放弃对诗的“指令”，而尝试描述诗的存在之实事本身。迄今为止此一尝试已卓见成效，但也有不少问题。不过，对我们反观传统诗学而言，此一转向仍不失为一面镜子。注释：〔1〕关于“轴心时代”，请见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9章“人的历史”。 有两段重要论述兹录于下：“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约在800年至200年之间， 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今天，人类仍然依托于这些基础。”“发生于前800至200年的这种精神的历程似乎构成了这样一个轴心。正是在那个时代，才形成今天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这个‘人’。我们就把这个时期称作‘轴心时代’吧。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以及诸子百家。在印度……。希腊产生了荷马，还有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哲学家，悲剧诗人……”。〔2〕孔子《论语・子罕》，见《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90页。〔3〕孔子《论语・泰伯》，见《论语译注》，第81页。〔4〕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见《史记》，中华书局， 第1936页。〔5〕孔子《论语・子罕》，见《论语译注》，第92页。〔6〕庞朴《稂莠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0页。〔7〕孔子《论语・八佾》，见《论语译注》，第30页。〔8〕孔子《论语・卫灵公》，见《论语译注》，第164页。〔9〕孔子《论语・为政》，见《论语译注》，第11页。〔10〕朱熹《论语集注》卷一，见《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第53页。〔11〕孔子《论语・季氏》，见《论语译注》，第178页。〔12〕《礼记・经解》，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13〕见迦达默尔《迦达默尔论柏拉图》，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43―80页。〔14〕〔15〕〔16〕〔17〕〔18〕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2―81页、第404页、第407页、第102页、第102页。〔19〕见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47―150页。〔20〕关于“感性认识”在柏拉图传统中的悖谬，以及鲍姆嘉通的调和以及康德论证的意义请参见迦达默尔的《美的现实性》，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28页。〔21〕参见《海德格尔论尼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章“作为审美情态的迷醉”。〔22〕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之任务》，见《海德格尔基本著作选》，英文版，纽约，1977年版，第375页。〔23〕〔24〕〔25〕《庄子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第159―160页、第185页。〔26〕荷尔德林《恩庇道克利斯》，转引自《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27〕〔28〕〔29〕转引自《海德格尔诗学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第221页，第222页。〔30〕荷尔德林《贺奥古斯塔・封・洪堡公主》，见《荷尔德林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31〕荷尔德林《面包与酒》，转引自《海德格尔诗学文集》，第225页。〔32〕荷尔德林《归家》，转引自《海德格尔诗学文集》， 第328―329页。〔33〕一种普遍的误解将柏拉图表述的“神灵附体论”和“迷狂论”看作柏拉图本人的主见，其实他只是表述一种古老的诗思；此外这种误解认为柏拉图对此持肯定态度，其实他是否定这种见地，并以之来反证诗的非理性本质的。这种误解在西方起于浪漫时代。一些浪漫诗人（如雪莱等人）企图借柏拉图的权威来肯定诗的非理性特征。这种误解在中国主要导源于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如此误解造成了对柏拉图的根本误读，理性主义者的柏拉图被读成了非理性主义大师。〔34〕转引自《海德格尔诗学文集》，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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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呼吁世界银行在贷款问题上排除外来干扰新华社华盛顿５月８日电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刘仲藜８日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呼吁世界银行在考虑向发展中国家贷款时，“能够排除外来干扰，为会员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更有效的贡献。”他说，近一年来，世界银行在开展其业务活动中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中国和大多数会员国一样，对此表示严重关切。他说：“遵守世行的协定和规定，防止世行被政治化是各会员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我们反对有的国家阻挠世行独立决策的错误做法，期待世行能够排除外来干扰，为会员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更有效的贡献。”在谈到私人经济部门的作用及发展问题时，他说，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加上发展水平不一，不可能有一个普遍通用的经济模式。对此，各国应采取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政策和措施。刘仲藜表示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帮助解决非洲长期发展的问题上能够做出进一步努力，其中包括创造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提供更多的优惠资金，继续执行“对非洲的特别援助计划”，稳定初级产品价格和对非洲国家的出口开放市场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他说，中国一贯认为解决债务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债务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任何办法，无论是新的减债方案，还是其它债务战略，都应充分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社会安定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说，鉴于发达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和影响，发达国家尤其有责任为创造一个有利于促进债务国经济增长和减轻它们债务负担的国际环境而努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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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769 【原文出处】中国技术经济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6 【原刊页号】9～15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2 【 标 题 】中国农业产业化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 作 者 】蔡永生 【 正 文 】 一、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概念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地区早已不同程度地开始了农业产业化的探索与进程，个别地方（如北京近郊的顺义县、黑龙江垦区等地）甚至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引起了世界粮农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与机构的极大兴趣与关注。但是对农业产业化这一概念， 各界尚有不同认识。 “产业”一词在英语中叫做“Industry”，亦有“工业”的含义，因而产业化亦有工业化之义。国内亦有人认为，农业作为第一次产业，已经是一门产业了，再提农业产业化有同义反复之弊，因而提出了异议。看来有必要对农业产业化概念的内涵加以科学探讨与界定，并对农业产业化的必然选择给以系统论述。近年来国内关于农业产业化有如下一些说法：1.农业产业化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的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简言之，改造传统的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和市场接轨，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2.农业产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提高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利益，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在实践中它表现为生产专业化、布局区域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管理企业化的特征。3.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形成以市场为龙头，龙头带基点，基地连农户，集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农科教为一体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4.农业产业化即农业的工厂化生产。5.农业产业化是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农业产业化只有在市场化和集约化这两个前提下才能得以顺利进行。6.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系列化。就是把一个农产品开拓为一个系列，使农业成为包括种植、养殖、加工、流通在内的完整的产业系列。还有人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把农业产业化归纳为市场化、社会化、集约化的农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显然很难给出“权威”的评判，说哪一种定义是科学的，哪一种阐述更可取。我认为农业产业化这一概念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特征。从上述观点也可以看出，人们对农业产业化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应该说大体是一致的，其共同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农业产业化的制度框架基准定位在市场经济体系之上；二是注重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原则；三是注意到了现代农业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与教育、科学技术等系统或要素的联系与沟通，以及与工业和贸易的关系。总之一句话，注意到了围绕提高农业效率与效益，即提高农业比较利益，通过制度创新和投入要素的优化组合，走集约人发展农业的道路，实现农业现代化，以改变中国城、乡和工、农业二元经济结构状况，最终实现国民经济整体一元化的现代化。二、农业产业化现状如前所述，中国各地农村经济与农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农业产业化进程各异。而且所采取的模式亦各不相同。但在某些方面，又有一些共同的趋势与特征，如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等。1.土地规模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的必备条件，亦是当前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是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不变的前提下，土地经营权（承包权）的“农地均占”，即小规模均田制。前面的研究表明，这种分散、均田的小规模土地经营方式，在改革初期适应了当时农业生产力水平，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但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这种农业经营方式的局限性日益增强，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以提高农业经营效率与效益，就作为一个重大历史性课题摆在了中国农业和亿万农民面前。从实践上看，中国部分地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以农地流转，即农地变更承包人的形式实现的。从总体上讲，农地流转速度远低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率。这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大体等于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退出的速率。假定一个农户有5口人，3个劳动力，承包经营10亩田地。由于生产能力提高，原需3 个劳动力全部投入劳作的10亩地，现在仅需2人劳作即可； 又由于非农产业（如工业）比较利益大于农业，此时就可有1人转入工业等其他产业。 但此时土地并未发生流转，仍归该农户经营。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业游离出来转向非农产业，仍拿这一假定农户为例，现在又有1人转而从事非农产业劳动， 此时就会发生以下两种可能：一是土地开始发生部分流转，比如由于该户只剩下一个农业劳动力，他们可能减少承包土地数，转让部分田地，比如说3亩土地，给别人承种。 此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率为2／3，而土地流转的速率则为3／10，不足1／3。 第二种可能则是此时土地仍不发生流转，该农户仅剩的一个农业劳动力继续承包全部10亩田地，此时农地流转速度仍为零。中国多数地区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首先在沿海等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较快，或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出现。这种以土地流转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或者在政府的干预下，或者在市场的直接调节下，或者二者结合，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类型与模式。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如下几种。第一，“两田制”模式。以山东省平度市为代表，其特点是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调节为主，同时利用竞争机制，解决人均分配土地的弊端。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为两类，一类为口粮自给田，又叫口粮田；另一类为商品生产田，又叫承包田。前者作为农户生活保障用地，用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原则上按人口平均分配；承包田则根据效率原则，分配上引入竞争机制，由农民根据自己的经营能力投标承包。此时劳力少和务工经商户不再多包土地，从事非农产业收入高而且稳定的户，有的连口粮田也不要，完全退出了土地经营；同时劳力多的农户和种田能手则可以多承包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实行“两田制”后，平度市有5015户农户两田均不包，全部转出了土地，占总户数的2％； 只包口粮田的39209户，占总户数的14％；比原来少包土地的43500户，占总户数的16％；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12.6万户，占总户数的74％；务农劳力人均经营土地由原来的7.2亩扩大到10.3亩；全市经营规模在20 亩以上的种田大户16200户，共经营土地44.4万亩；占总户数5.8％的农户经营了全市17％的耕地；同时全市相对集中耕地30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1.5％，占承包面积的18.4％。“两田制”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介入，为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空间，但却十分有限，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小规模均田制经营的问题。第二，村办（集体）农场模式。该模式以江苏省无锡县和北京市顺义县为代表。其特点是通过社区组织的集体调整，建立各种类型的村办（集体）农场，实现土地经营的相对集中。无锡县1982年分户承包时，土地被分为三部分：按人均0.5 亩分配的“口粮田”；全体务农劳力承包用于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责任田”；按国家下达的生猪收购计划分配的“饲料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均田制特征十分典型。1990年以后，针对绝大部分农民不愿种责任田，乡村企业骨干、从事第三产业人员连口粮田也不愿种，农业缺乏活力和后继无人的情况，该县开始把推进村办农场作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形式。村办农场一般劳均20―30亩，每场150亩左右。 规模经营在正常年景下，可使专业务农人员的收入水平略高于当地同等劳力。无锡县的具体做法是，以村为单位合理调整土地，在口粮田与责任田分开的基础上，通过招标选择农场场长，再由场长物色场员。到1993年，该县土地规模经营单位已达1501个，经营面积11.7万亩，占全县承包粮田面积的18％，占全县承包责任田面积的54％，其中村办农场已有704个， 经营土地面积7.5万亩，村办农场土地经营的规模明显大于一般农户， 占土地规模经营面积中的比重由1989年的13.1％上升到64％。建立村办农场后，既可提供连片的大块田地，又可统一作物布局，有利于采用大型高效率农业机械作业，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现在，无锡县一些村办农场已实现了稻麦生产全过程的机械化，并且建立了相应的农业服务体系。北京市顺义县亦采取了类似的土地规模经营模式。由于地处京郊，二、三产业比较发达，顺义县1986年就有近70％的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针对农村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化，顺义县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采取了把农民的承包地集中起来，交由集体农场统一经营的做法，到1993年，集体农场经营的粮田已达40.3万亩，占全部粮田的62.8％，劳均经营粮田146.86亩， 达到了相当高的规模化经营水平； 专业承包到户的18.5万亩，占全部粮田的28.8％，劳均经营36.7亩；还有8.4 ％的粮田共计5.4万亩，仍由家庭小规模联产承包，劳均经营8.9亩。就目前来看，顺义县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的水平较高。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以来，顺义县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投入3.3 亿元购置了先进的农业机械和水利喷灌设备，组建了高效率的农机站、农技指导站等服务体系。目前全县粮田农业固定资产总值高达5.8亿元，每亩平均800多元；农机总动力由以前的19.3万千瓦提高到49.7万千瓦，百亩粮田达到71.9千瓦。第三，市场流转模式。这种模式以农户之间土地的自由转包为主，来发展农业经营大户和家庭农场，在此过程中基本上没有社区和地方政府的干预，市场机制起着主导作用。这是中国近年来多数地区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以浙江省乐清具为例，80年代初期，该县就出现了农户之间土地的自由转包，80年代中期以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农户之间的土地转包更加活跃。1987年，乐清县制定了“三不变”和“三权分离”的政策，即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变、双层经营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明确土地的所有权，稳定土地的承包权，搞活土地的使用权。农户在集体土地的承包期内，可以自由转让使用权，并收取转包费，同时鼓励外地农户来本地承包土地。该县人均耕地0.39 亩， 户均经营1.2―1.5亩，规模级小。到1990年底，该县已有18％的农户转让出全部土地使用权，专门从事非农业。到1991年，全县已有近2 万户通过接包土地扩大了经营规模，其中经营面积10亩以上的农户为3097户，经营耕地总面积42166亩，其中接包面积32195亩，且其中有些农户已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家庭农场。第四，土地经营权入股模式。广东省南海市较早采用这种模式。具体做法是，在明确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前提下，把土地经营权量化为股份，通过入股的形式，把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由集体组建“农业发展股份公司”。农民在交出土地经营权的同时，即成为该公司的股东。该市罗村镇下柏村首创了这种模式。通过这种探索，该村集中了700亩水田，加上原由集体经营的300亩渔塘、竹园等，统一由村农业发展股份公司实行集约化、企业化经营，收益按股分红。这种形式近年在南海发展很快，到1993年，全市在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中，已有70％的农民放弃了土地使用权，相对集中经营的土地已占45％左右。从以上介绍的几种模式来看，中国农村以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为途径的农业产业化水平还不高，尚处在初始阶段，且过渡色彩较浓。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进程更是缓慢，今后的路仍很长。2.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实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公司＋农户”型。这种类型中公司往往起着龙头作用，它们通过合同契约关系与广大农民结成产销一体化经济实体，利益共享，风险同担。这种形式在各地出现较早，同时发展也较普遍，在种植业、养殖业中广为流行。第二种，“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型。这里的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是以社区性合作组织为依托，可以是以供销社组织为依托，也可以是以乡村经济技术服务实体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主要通过服务的纽带，联系广大农户，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第三种，“农业技术协会＋农户”型。80年代以来，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或研究会发展迅速，1995年底已发展到13万个，会员农户达500 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0％左右。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涉及的领域从种植、养殖到加工、服务等方面，已达140多个门类。 它们对农户提供从科技信息、生产资料、管理技术直到运输销售的全过程、全方位服务，引导农民稳步走入市场，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不可缺少的要素。第四种，“专业批发市场＋农户”型。专业批发市场作为一个网络枢纽，引导所在地区以及市场覆盖地区的农户，按照市场供求信息及价格信号，及时提供相应质量与数量的农产品。有些专业批发市场还扩充了功能，为农户提供包括市场、技术信息，优良种子，农用生产资料，以及生产技术服务等在内的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农业产业化的诸种类型都有以下共同点：一是所有“龙头”组织都对农户具有引导、组织与服务功能，二是把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流通诸环节通过多种形式结合起来，三是“龙头”组织与农户都结成了某种利益共同体，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参加农业产业化体系的农户都介入了市场，其经济活动及其成果的商业性质与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诸组织形式之间的判别也是明显的。有的是产、加、销诸环节全面结合，有的则偏重于生产过程的结合或偏重于流通过程的结合。再者，“龙头”组织与农户所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在不同类型之间，甚至在同一类型内部，二者的关系有的紧密、直接一些，有的则松散、间接一些。3.若干地区发展农业产业化的经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业比较效益的根本途径。这也为中国一些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实践所证实。山东省自1993年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以来，全省农业“龙头”企业与组织已发展到1.3万个，连接700多万农户，带动基地5500多万亩，全省已确立18个主导农业产业。实施农业产业化，推动山东农业实现了新突破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增长。1995年山东农业总产值达到1857.48 亿元，为全国第一；农业机械总动力达4016.5万千瓦，居河北之后名列全国第二；粮食总产量达4246.4万吨，居四川之后，名列全国第二；水产品总产量高达380.94万吨，亦为全国第一。肉蛋奶、果品、蔬菜等产量也大幅度增加。过去农民只能从生产环节得到较低收益，由于实施了农业产业化，还可以从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值和流通利润中分享一部分。例如，山东潍坊绝大部分“龙头”企业都要将经营利润的50％返还给农民（以契约的形式加以保证），这就大幅度、可靠地增加了农民收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黑龙江是中国重要商品粮基地，农副产品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流通不畅，资源优势远未转化为经济优势。近年来该省积极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各地对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收到了良好效果。绥化、松花江等粮食主产区大上农副产品加工项目，例如肇东市以玉米为主导产业，对玉米粒、玉米瓤、玉米杆进行分类加工，1995年全市玉米综合收入达17.6亿多元，比1993年全市农业总收入还高出26.7％，玉米深加工增值由现行的国家定购价每千克0.66元提高到3.92元，农民人均增收930多元。黑龙江省畜牧业也实行产业化布局， 对畜产品实施序列开发，带动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如双城雀巢公司投资4.3亿元， 日处理鲜奶530多吨，带动了全市27个乡镇和附近市县乡镇奶牛饲养业的发展。现在黑龙江省经济作物也开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亚麻、甜菜等经济作物加工企业增多，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增强。海南省借助成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制度优势，近年来在农业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以市场为导向组织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与流通，抓住反季节瓜菜、热带水果、海水淡水养殖等主导产业，面向国、内外市场组织专业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并下大力气解决了运输流通环节严重妨碍农产品市场实现的难点，推动了海南农业市场的大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比较利益和农民收入，1992年到1994年实现了农业增加值、农业纯收入连续三年以两位数增长，粮食等农产品则从1992年到1995年连续四年丰收，1995年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增长了12.5％（不变价）。另外，上海市郊县，河南省洛阳、开封和南阳等市、县，湖南汉寿县，新疆棉花主产区，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都在农业产业化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与突破；安徽阜阳地区也在积极筹划“百万头黄牛”饲养项目，以推动当地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以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三、农业产业化的制约因素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近年来更是一再强调农业对于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地位与战略性意义，同时也竭力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加强农业的措施。从现阶段实际来看，各地根据条件和实际情况，实施不同形式的农业产业化，是巩固与发展农业的可靠措施，也是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有效途径。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中国农业产业化还处在起步阶段，各地、农业内各行业发展很不平衡。总体上看，中国现阶段农业产业化的水平还很低，以现代工业同落后农业形成强烈反差为特征的国民经济二元化结构仍然存在。制约中国农业产业化现状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历史因素。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农业始终处于封闭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阶段，生产方式极其落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阀混战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与掠夺，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雪上加霜，更加落后，加上连年频繁的水、旱等自然灾害，天灾加人祸，使得中国农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广大农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生活十分困苦。第二，体制因素。第三，科技因素。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城乡和工农业科学技术亦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表现在城乡和工农业科学技术的投入与产出上都有很明显的差距：一方面城市和工业领域集中了大批高素质科学家和工程师，科技经费投入规模与力度也较大，科研机构实力雄厚，现代化先进设备与实验手段、生产工艺等采用的也较多，一些领域工业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而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和农业领域的生产技术手段则普遍非常落后与简陋，农业机械化水平还很低，农业生产方式还很落后，根本无法与工业相抗衡。这是导致农业劳动效率与比较利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亦是制约广大农村地区和农业各行业产业化的重要因素。第四，教育与文化因素。中国农村教育文化设施相对比较落后，学校少，合格的师资更少，成年农民文盲、半文盲率比较高，农民及其子女受教育年限与程度普遍较低，文化程度也低，因而对科学种田、科学养殖等农业知识接受能力也较低，甚至不愿意接受或难以接受，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的推广与发展。四、实现农业产业化的目标及对策（一）农业产业化的目标实施农业产业化，直接目的是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率与比较利益，提高农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缩小工农和城乡经济差别。但这还远远不够，中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对农业发展有更高的要求。实现农业产业化，只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还包括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升级，农业与国民经济其它行业的协调发展与匹配，农业生产组织结构的改革与重组，农业技术结构的提高，农业产品结构的调整等内容。总之，中国农业产业化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与中国面向21世纪的国民经济现代化目标相吻合的现代化新型农业体系，通过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最终消除中国国民经济系统中工、农业二元经济结构的畸型现状，实现国民经济一元化的现代化。（二）加速实现农业产业化的若干政策建议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模式、步骤与操作方式亦不能整齐划一，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具体处理。但一些共性的原则是相对一致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建立适应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新生产关系体系。实践证明，农业产业化与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进程是一致的、同步的。农业产业化最根本的是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改革与完善土地承包经营制，以促使农民愿意向土地加大投入、长期持续投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同时鼓励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使土地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发展，从而为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科学种植和养殖规模与水平创造条件。2.加强农业科技投入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的要求，而在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必须依靠农业科技进步，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为此应制定并实施可行的政策，鼓励农业科技人员、经费等投入，促进城乡和工农业科技协调发展，尽快消除城乡和工农业科技二元结构现状。当前要注意稳定并逐步扩大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建立更多的农业科技服务网络，为科学种田、科学养殖做好科技咨询与服务工作，使农民从科学技术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实惠。3.积极扶持更多的“龙头企业”与组织的发展。各地和农业各行业的经验都证明：“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生长点，是联系农民与市场的桥梁，是组织农民、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核心组织。因此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与法规，保护与促进各种“龙头企业”的发展，使它们与广大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真正成为本地区农业产业化的排头兵。4.积极培育与扶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各种中介组织，如“农业科技服务中心”、“良种供应站”、“农机服务中心”、“农业发展金融支撑系统”等，提高农业服务的社会化水平，解除农业产业化向纵深发展的各种后顾之忧。5.农业产业化需要新一代高素质的农民。因此，加大农业教育与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尽快完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是长治久安之计。否则中国的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将难以从根本上得到保障。【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国家计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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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4741 【原文出处】理论学刊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199704 【原刊页号】96 【分 类 号】Z1 【分 类 名】出版工作、图书评介 【 作 者 】要兴磊 【复印期号】199710 【 标 题 】为人类管理活动的历史性跃升奠基――《柔性管理》评介 【 正 文 】 人类的管理活动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它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史前管理、前资本主义管理、近代管理和现代管理几个阶段。在经历了漫长的混沌管理之后，人类的管理活动经过传统的“刚性管理”，正在向以刚柔相济为特征的历史阶段转移，并进而走向以柔性管理为主的理想境界，这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人类即将跨入２１世纪的时候，探讨和研究柔性管理的规律和方法，更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正是在这时，郑其绪同志出版了他多年的精心之作――《柔性管理》。这部著作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第一次对柔性管理的概念给予了科学的界定。著作认为：“柔性管理是在研究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方式，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从而把组织的意志变成人们自觉的行动。”它同刚性管理的区别在于：它的出发点首先是人，而不是事和物；它的管理方式是非强制性的，而不是强制的；它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持久的，而非表面的、短暂的。因而，它的结果必须是人们的自觉自为。这一概念的提出，赋予了柔性管理以精髓和灵魂。第二，《柔性管理》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柔性管理》一书中，作者提出并论述了柔性管理的本质、原则和特征等一系列问题。例如，作者指出了柔性管理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阴柔原则和软性控制；柔性管理的基本特点在于它在质的方面表现为模糊性，在量的方面表现为非线性，在职能上表现为塑造性，在方法上强调感应性，在效果上表现为滞后性，这就构成了柔性管理不同于刚性管理的鲜明个性；柔性管理的实施原则是内在重于外在，心理重于物理，直接重于间接，个体重于群体，肯定重于否定，身教重于言教，务实重于务虚，执教重于执纪……如此等等。这就构成了柔性管理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第三，《柔性管理》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方法群，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首先，作者分析了现代管理对象的基本特征，即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文化素质明显改善，民主意识空前增强，竞争精神逐渐形成，公平心理不断升华，完美追求日趋强烈……在此基础上，作者从柔性管理的本质特征出发，就柔性管理的思维方式、超前教育、环境创造、心灵互动、行为引导、无为而治等问题，多角度、多侧面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可望可及的方法群。《柔性管理》一书不仅有其独创性的理论和见解，而且为我们建立和研究柔性管理学并把这一理论付诸于实践，提供了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广博的科学信息。在《柔性管理》一书中，作者不仅对人类的管理活动进行了历史的回溯，不仅建立了柔性管理的理论框架，而且对柔性管理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和预测，提出了柔性管理的科技化问题，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柔性管理发展的光辉前景。当然，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奠基之作，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不足。例如，关于对柔性管理的科技化的认识还只是初步的。作者在书中虽然表达了柔性管理对现代科技发展的强烈需要和要求，然而科技的发展成果怎样应用于柔性管理，以及科技的发展将对柔性管理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作用，作者的描述都是粗线条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带有推测性的。至于柔性管理的科技化本身又会带来哪些问题，作者虽然提出并列举了一些，而具体如何解决，则又是只能靠今后的实践来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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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说，美暂时不会同苏签订最惠国待遇协议新华社华盛顿５月２４日电美国总统布什今天排除了在即将举行的美苏首脑会晤上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协议的可能性。他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说，由于目前这个国家的政治气候，使签署这项协议非常困难。另外，他认为苏联在享有这一待遇方面的立法程序还未完成。在去年美苏首脑会议期间，布什曾表示在今年的首脑会议上同戈尔巴乔夫正式签订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的协议。经过４轮谈判，双方于上月在原则上已达成协议。由于苏联国内近期发生的事件，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向布什总统施加压力，要求他把签署这一协议同苏联在立陶宛问题上的立场联系起来。布什说，他希望看到在立陶宛问题上有所进展，同时希望苏联能尽早通过移民法，因为这是取得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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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3期 No.3 Vol.18 1998科技期刊海河河口水和新港港湾水中α-六六六对映体选择性降解及α、β、γ、δ-六六六浓度张智超1 戴树桂1 朱昌寿2 吴胜恒1 （1.南开大学环境科学系，天津 300071；2.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071）文 摘 运用全甲基化β-环糊精毛细管气相色谱手性柱，首次测定了我国天然水体中手性污染物α-六六六的对映体浓度比值〔ER＝（＋）α-六六六/（－）α-六六六〕。初春和初夏季节天津新港港湾海水中α-六六六的ER值为0.91～0.80，证实了该水体微生物对α-六六六的降解存在着对映体选择性，（＋）α-六六六被优先降解。海河河口水在以上两季节中，α-六六六的ER值均近似为1，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可能是附近有经常排放外消旋体α-六六六的污染源。另外还测定了以上两水体中α、β、γ、δ-六六六的浓度，两水体中的六六六含量分别符合我国I类海洋水质标准（GB3097-82）和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GB5749-85）。关键词 手性污染物 六六六 对映体浓度比值 对映体选择性降解Enantioselective breakdown of α-Hexachlorocyclohexane(HCH) and concentrations of α、β、γ、δ-HCH isomers in Xingang Harbour marine water and Haihe River estuary water of Tianjin. Zhang Zhichao1,Dai Shugui1, Zhu Changshou2 ，Wu Shengheng1(1.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2.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Element-Organic Chemist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3):197～201Abstract―The enantiomeric ratios（ER=(+)α-HCH/(-)α-HCH）of the chiral pollutant α-Hexachlorocyclohexane（HCH）were determined in Xingang Harbour marine water and Haihe River estuary water for the first time by means of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using permethylated β-cyclodextrin as chiral stationary phase. The ERs of α-HCH in the marine water vary from 0.91to 0.80 in early spring and early summer, indicating that the marine microbial degradation of α-HCH has enantioselectivity and （+）α-HCH is degraded preferentially. However, the ERs of α-HCH in the estuary water are almost 1. The reason remains to be investigated further. It is caused propably by the constant input of racemic α-HCH from a nearby pollution source. The concentrations of α、β、γ、δ-HCH in both waters were also determined. The total HCH concentration of these two waters met the National Marine Water Quality Standard I （GB3097-82）and the National Drinking Water Quality Standard（GB5749-85) respectively.Key words:chiral pollutant Hexachlorocyclohexane enantiomeric ratio enantioselective breakdown在研究手性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及生态效应的时候，绝大部分研究工作把它们当作纯的单一化合物来看待。但是生命过程的立体选择性是必然的规律，由此可以推知，手性化合物的各个对映体在生物体内的活性、代谢和毒性，在环境中的持久性通常存在着差异；而且不同生物可能选择性摄取、代谢同一化合物的不同对映体。因此为了弄清手性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变化和效应，必须运用立体选择性分析方法来获取准确的数据。近10多年来手性化合物的色谱直接拆分技术迅速发展，为研究环境中的手性污染物奠定了技术基础。1991年Faller等人〔1,2〕运用衍生化β-环糊精手性毛细管气相色谱，测定了北海（North Sea）海水中α-六六六的对映体浓度比值（Enantiomeric Ratio，以下简称ER），从而首次证实了手性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对映体选择性降解。他们还提出，测定手性污染物的ER值可以区分微生物降解过程（几乎都有对映体选择性）和非酶促过程（几乎都没有对映体选择性，如光化学降解、挥发等）。目前我国在环境手性污染物的研究方面尚属空白。国际上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尚处在起步阶段，绝大部分工作是对各类环境样品中α-六六六的ER值的测定。已经证实了海洋表层水〔1～5〕，北极天然淡水〔6〕，海洋生物〔3,7,8〕、陆生哺乳动物〔9〕的组织器官中α-六六六的对映体选择性降解或吸收。α、β、γ、δ-六六六均为可疑致癌物，在环境中持久性强，并在生物组织内高度富集，被列入美国环保局确定的129种优先污染物名单。尽管许多工业发达国家从70年代起已陆续停止生产和使用，但一些发展中国家依然不得不将其作为主要的杀虫剂使用，全球累计施用量估计高达1000万t〔7〕。我国从50年代开始使用，1983年起停止生产，短短30年内累计使用了490万t〔10〕。α-六六六是工业品六六六中含量最高的成分，在生态系统食物链各个营养级中普遍存在〔11〕。它既没有对称中心也没有对称面（图1），是六六六的8个可能异构体中唯一的手性化合物。本文首次研究了我国海河河口水和天津新港港湾水中α-六六六的对映体选择性降解。天津新港位于渤海海湾西岸，海河河口处，海河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入海河流，选择这一地区的水体作为研究对象有典型的环境意义。图1 α-六六六对映体分子构像Fig.1 The two enantiomers of α-HCH1 实验1.1 主要试剂与仪器石油醚，沸程60～90℃，分析纯，经全玻璃系统分馏，去掉前5%（V/V）和最后10%（V/V）的馏分；重蒸水；浓硫酸，优级纯；色谱标准物α、β、γ、δ-六六六，纯度均大于99.5%。Hewlett Packard 5890型气相色谱仪，63Ni电子捕获检测器，Hewlett Packard 3394型数据处理机。1.2 水样采集在海河河口及新港港湾布设4个采样点（图2中的A、B、C、D点），初春和初夏两个季节采样，采样深度均为3m。河口水盐度约为13‰，港湾水盐度约为31‰。图2 海河河口及新港港湾采样点布设Fig.2 Sampling locations in Haihe River estuaryand Xingang Harbour1.3 水样前处理采样后返回实验室，立即用快速定性滤纸过滤，并进行前处理。不能及时处理的水样，放在4℃冰箱中储存，但不超过3天。水样的萃取净化采用国家环保局的标准方法〔12〕。港湾水处理量为2L，河口水为600mL。1.4 色谱分析1.4.1 α、β、γ、δ-六六六浓度的测定 HP-1熔融硅毛细管色谱柱（柱长25m，内径0.32mm，液膜厚度0.52μm）；载气、补充气均为高纯氮气，载气流量0.37mL/min（柱头压20kPa），补充气流量47mL/min；进样量3μL，分流比50∶1；进样器温度230℃；检测器温度300℃；柱箱程序升温：初温170℃，保持32min，升温速率30℃/min，终温240℃，保持15min。根据标准谱图六六六4种异构体的保留时间进行定性。外标法峰高定量，标准使用液的峰高和样品的相差不超过20%。1.4.2 α-六六六的ER值的测定 美国Supelco公司的β-DEX120手性熔融硅毛细管气相色谱柱（柱长30m，内径0.25mm，液膜厚度0.25μm）；载气、补充气均为高纯氮气，载气流量0.67mL/min（柱头压90kPa），补充气流量47mL/min；进样量3μL，分流比25∶1；进样器温度230℃；检测器温度240℃；柱箱程序升温：初温160℃，保持52min，升温速率20℃/min，终温210℃，至少保持30min。2 结果与讨论2.1 质量控制以噪音的2倍作为仪器的最小检出量，对α-六六六为2.4×10-12g，β-六六六为3.2×10-12g，γ-六六六为1.7×10-12g，δ-六六六为3.4×10-12g。对200mL石油醚进行净化、洗涤、脱水和浓缩等全程操作，α、β、γ、δ-六六六的分析空白浓度（以2L水样计）分别为1.9、3.2、2.2、1.4ng/L，对实际水样测定影响不大。平行双样浓度测定值的相对偏差小于11%。河口水样在两种添加水平下的加标回收率列于表1中。表1 实际水样加标回收率Table 1 Spiking recovery of water sample项 目α-六六六β-六六六γ-六六六δ-六六六添加浓度（ng/L）1662199 268 153回收率（%） 86.285.690.280.0添加浓度（ng/L）2308276 372 212回收率（%） 96.286.793.779.32.2 α、β、γ、δ-六六六的浓度各采样点在初春和初夏两季节六六六4种异构体浓度的测定结果示于表2。从测定结果可看出，海河河口和新港港湾水中六六六的4个异构体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浓度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α＞γ＞β＞δ，这与工业品六六六中4种异构体含量顺序是一致的。六六六工业品一般含67%～70%α-六六六，13%～15%γ-六六六，5%～6%β-六六六，6%δ-六六六〔13〕。另外还可以看出，无论是4种异构体浓度还是六六六总浓度，河口水均比港湾水高几倍，可见海河河口依然是新港港湾水体中六六六污染的一个重要潜在来源。此外，港湾内各点六六六的浓度也不是均匀一致的，尤其是D点六六六的总浓度比B点的低28%，这是因为D点已接近开阔海域，污染物的扩散能力较强。尽管新港港湾水中六六六的浓度比文献〔4〕中报道的欧洲北海和波罗的海高一个多数量级，但仍符合我国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1μg/L，GB3097-82）。海河河口水的六六六总量也未超出我国饮用水水质标准（5μg/L，GB5749-85）。表2 海河河口和新港港湾中六六六（HCH）异构体的浓度Table 2 The concentrations of HCH isomers in Haihe Riverestuary water and Xingang Harbour marine water采样点初春*六六六浓度(ng/L)初夏**六六六浓度(ng/L)αβγδ∑HCHαβγδ∑HCH河口A71615321211111926261992981461269港湾B90406332225129609942330C 114568641297D 92456634237注： * 河口采样日期为1997年4月9日，水样温度13℃；港口点采样日期为1997年3月25日，水样温度7℃，初春季节没有在港湾C、D两点采样** 各点采样日期均为1997年5月30日，水温依次为22℃、21℃、21℃、20℃2.3 α-六六六的对映体选择性降解α-六六六的对映体浓度比值（ER）定义为在手性色谱柱上（＋）α-六六六与（－）α-六六六的峰面积之比。Falconer等〔6〕已经证实了在与本文完全相同的β-DEX120熔融硅毛细管柱上，（＋）α-六六六先于（－）α-六六六流出。在实验条件下，α-六六六的两个对映体拆分效果很好，α-六六六标准品和实际水样的对映体分离度均大于1.4，基本达到基线分离。α-六六六标准品溶液的5次连续进样的ER平均值为0.995，标准偏差为0.0028。实际水样2次进样的ER值相对偏差小于1%，平行双样的相对偏差小于0.4%。α-六六六对映体拆分的典型色谱图见图3。各采样点不同季节α-六六六的ER值列于表3中。将初春季节河口水两平行浓缩样合并，进一步浓缩，在本文所用的手性柱上用气相色谱－质谱－计算机联用系统（HP5890IIGC/5791A MSD/MS Chem Station美国惠谱公司）确证了α-六六六的手性拆分。色谱条件：载气为氦气，柱头压70kPa，无分流方式进样10μL，进样器温度230℃，柱箱程序升温：初温40℃，保持2min，升温速率20℃/min，终温160℃，保持42min。气－质传输线温度280℃。质谱条件：电子轰击电离源，全扫描方式（30～450amu），通过美国国家标准局标准质谱库（NBS75K）检索。图3 α-六六六对映体拆分色谱示意Fig.3 Enantiomeric separation of α-HCH(a) α-六六六标准品 (b) 初春季节河口水样(c) 初夏季节港湾水样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有关非生物过程具有对映体选择性的报道。水环境中六六六的去除有5种途径：挥发、沉积、光解、水解和微生物降解。工业合成的六六六农药中α体以外消旋体混合物形式存在，ER值为1；新港港湾水初春季节α-六六六的ER值为0.91，初夏季节为0.80～0.82，均明显小于1，这说明新港港湾水体中微生物对α-六六六的降解有对映体选择性，优先降解（＋）α-六六六，而且微生物降解在港湾水α-六六六的去除中起着相当的作用。港湾B点的α-六六六的ER值初春时为0.91，初夏时为0.81，两者有较大差异，这可能与水温的变化有关，初春时水样温度为7℃，初夏时为22℃。微生物的对映体选择性降解的生理学机制目前还不清楚。Falconer等〔6〕发现北极某岛上的一条溪流中α-六六六的ER值在两周内随着水温的升高（0.8～14.8℃），ER由0.95减少到0.62，他们认为是水温升高和悬浮颗粒物增加的缘故。Faller等〔1,2〕发现欧洲北海东部海域α-六六六的ER平均值为0.85（小于1），而西部海域的ER平均值为1.15（大于1），东、西两海域的α-六六六降解的对映体选择性相反，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不明。表3 河口水和新港港湾水中α-六六六的ER值Table 3 The ERs of α-HCH in Haihe River estuary waterand Xingang Harbour marine water采样点ER初春初夏河口A1.021.03港湾B0.910.81C 0.82D 0.80值得注意的是，河口水样α-六六六在两个季节中的ER值在实验误差范围内均近似为1，以外消旋体混合物形式存在，其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河口水体中α-六六六的微生物降解与非生物去除过程相比可以忽略，或不具有对映体选择性；二是附近有经常排放α-六六六外消旋体混合物的污染源，认为后者可能性很大。因为，即使在被认为生物活性极低的北极某天然淡水湖及其流域中的α-六六六的降解也具有对映体选择性〔6〕；此外，有关资料〔14〕和调查发现，距河口几公里，位于海河边上的天津大沽化工厂（见图2中的E点），为用作化工原料和其它用途一直保留着六六六和林丹的生产。当然，河口水中α-六六六以外消旋体形式存在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3 结束语3.1 测定新港港湾水和海河河口水中α-六六六的ER值，结果表明，新港港湾水中α-六六六的微生物降解具有对映体选择性，（＋）α-六六六被优先降解；微生物降解在α-六六六的去除中起着相当的作用。海河河口水中α-六六六的ER值在实验误差范围内近似为1，以外消旋体混合物形式存在。初步认为是由于附近有经常排放外消旋体α-六六六的污染源。3.2 手性化合物有望成为环境示踪物〔15〕，用以研究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途径；还可以作为弄清化学品毒理机制的工具。光学异构体的手性色谱直接拆分法，不需要事先用光学纯手性试剂将分析试样中手性物质衍生化为非对映体，适合于环境样品中痕量手性污染物和手性降解产物的分析。在对映体水平上开展手性污染物环境行为和生态效应的研究亟待扩展深入。3.3 新港港湾水和海河河口水中六六六的总浓度分别符合我国I类海水水质标准和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海河河口是新港港湾六六六污染的重要潜在来源。参考文献1 Faller J, Hhnerfuss H, Knig W A,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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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o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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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o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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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882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114-121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 作 者 】张天 【复印期号】199504 【 标 题 】历史学研究 论英国社会制度近代化【 正 文 】 研究英国社会制度的近代化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且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英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方位近代化的国家，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目前正经历着国家的近代化进程。英国的社会制度近代化推动了整个人类由中世纪或前中世纪的半野蛮的社会状态向近代文明社会迈进，尽管向前迈进的步伐和近代化的程度，各国不一，但最终都走上了这条光明大道。自１８４０年以后，中国在被动与屈辱的条件下也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就是明证。它们的发生都有着深刻的世界历史背景。所谓社会制度的近代化，是指在摧毁封建主义的基础上，确立起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而英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拥有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借鉴。近十余年来，探讨英国近代化运动的文章、专著发表和出版了不少，但始终并没有明确指出正在经历着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中的国家，应该从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近代化的英国学些什么有益的东西。本文试图就此问题，谈一点认识，还希给予指正。一英国经济体制的近代化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从１４世纪起，英国封建经济制度开始衰微，并且日趋衰亡，在此基础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瓦解；二是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后急剧地向简单协作和手工业工场发展；三是以工业革命为中心的大机器生产体制确立下来，从而最终地确立起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英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主要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解决农村问题，重点解决消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确立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问题，采用的方式是众所周知的圈地运动这种类型的土地革命。第二步是解决城市问题，即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有两个：确立工场手工业体制和由工场手工业体制通过工业革命转变为大机器工业体制。通过这两个步骤一方面摧毁了城乡封建主义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在摧毁的基础上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我们知道，英国封建经济体制早在１４世纪就开始衰落了，到１６世纪由衰落转向日趋瓦解。这首先表现在剥削方式的转化上，即用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英国人称这种转变为“折算”（Commutation）。“折算”从何时产生，说法不一，但在１４世纪已经比较流行。“折算”的流行促使货币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庄园经济的瓦解。“折算”还导致了农民两极分化，产生了富裕农民，他们用货币赎买了人身自由，成为自由农民，从而导致了农奴制的解体。封建主义经济体制的衰亡还表现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瓦解上。在货币和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与庄园经济和农奴制瓦解的条件下，许多中小封建主纷纷采取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因此他们逐步形成为与资本主义前途与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的阶级，这就是英国史上著名的新贵族。这样，统治阶级本身也衰落下去。由于农奴制的瓦解便产生了与封建社会农民完全不同的新型农民，即资本主义的农民：自耕农、农牧业工人与中小农牧场主。总之，整个英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英国封建经济的衰亡是英国经济近代化的序幕。在上述封建经济体制衰微过程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解体是最关键的环节，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社会的基石，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社会的基石一样。没有土地所有制的近代化，根本谈不到封建主义的摧毁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英国直到１７世纪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优势，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８０％。［（１）］工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不仅落后于法国、荷兰与比利时，而且还落后于当时处于四分五裂的德意志。但是英国这时的资本主义关系却远远超过欧洲大陆。早在１６世纪末，英国就出现了工场手工业的繁荣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形成，农奴制基本解体，而欧洲大陆，最先进的国家农奴制刚刚开始瓦解，有的国家刚刚发生了农奴制的再版，强化了农奴制。换句话说，英国近代化已达到很高的程度。究其原因是英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即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在封建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是非常困难的，马克思称之为“硬化的所有权”。［（２）］这种所有制的“硬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土地不能转让与买卖。正是这个原因，许多国家迟迟不能发生经济体制的近代化运动，如中国，早在明代末年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到１８４０年仍不过是个萌芽，而且仅限于东南沿海少数地区，整个中国仍处于封建主义经济体制状态下；又如意大利及欧洲许多国家都早已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资本主义近代化程度直到１８世纪还很低，比英国要晚很多。其根本原因是没有打碎这个“硬化”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英国却与此恰恰相反，通过长达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砸碎了这个阻碍社会近代化运动的顽硬的堡垒。英国打碎的早，故近代化发生得早，其他国家打碎的晚，故近代化运动发生得也晚。英国砸碎这个“硬化的所有权”是从允许土地买卖和转让上着手的。因此“硬化的所有权”被摧垮后，英国土地买卖与转让立即盛行起来，到１７世纪便蔚然成风。１６世纪，英国通过宗教改革没收了大批天主教会土地，其中一大批土地转卖给资本家，仅亨利八世就卖掉高达几百万英亩的土地。［（３）］从摧毁封建土地制度言，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土地革命。由于王室经济的没落，他们开始出售自己的领地，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出售王室土地委员会”，仅仅经伊丽莎白女王之手卖掉的土地价值就高达８２万英镑。自１６世纪土地买卖、转让开禁以来到１８世纪４０年代约有４０％［（４）］的土地换了主人，可见土地买卖与转让达到了何等程度。土地买卖转让成风进一步推动了英国的土地革命。推动土地革命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资产阶级在１６４０－１６８８年的革命后夺取了国家政权，并利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搞圈地运动。这表现为在革命胜利后，国会颁布了几千个圈地运动的法令。［（５）］这样到１９世纪初，英国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地摧毁了，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牢固地建立起来。“硬化的所有权”被摧毁的漫长历史过程也就是英国的经济体制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世界其他国家在１８世纪以前缺乏或者干脆没有这样的历史过程，所以那里的封建主义经济制度仍然顽固地存在着。封建土地所有制一次次地被摧毁必然影响到城市经济，特别是影响到整个英国的经济体制。这种影响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资本主义开始在农村经济领域里萌芽和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城市中的工商业也因此日益发达起来。这样，城市地位日趋提高，到１７－１８世纪开始了由以农村经济为主向以城市经济为主的转化。在这种背景下工场手工业不仅形成，而且出现了繁荣。工场手工业的形成和繁荣标志着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形成。第二，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瓦解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破产的农民与被圈地运动驱赶的农民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寻求谋生之路。这就为城市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的发展造成了所必需的劳动力市场。１８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第三，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使英国经济实力大增，这就为英国开始于１７世纪的海外殖民扩张创造了条件，而海外殖民扩张反过来又加速了英国经济的发展。第四，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体制的近代化进入了新阶段。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英国经济体制实现了完全的近代化。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与英国打碎硬化的封建土地制度血肉般地联结在一起的。由是观之，英国经济体制的近代化包含了农村经济体制的近代化和城市经济体制的近代化两个方面。在这两化的引导下，英国政治近代化也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进程。二在英国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首先是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阶级结构的大变化有两次：１７世纪４０年代以前一次，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又有一次。在１７世纪４０年代以前，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变化最大，被统治阶级也有许多变化。阶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的出现对后来英国历史的发展和政治近代化起了重大的作用。１６４０－１６８８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主要是新贵族，革命的主力军是自耕农、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农牧业工人和城市手工业工人。随着阶级结构的变化，政治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向近代化演变。演变的第一个表现是出现了带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政治派别，如独立派、长老派、平等派……。但是政治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则是１６４０－１６８８年的资产阶级革命。通过这次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残酷斗争与较量，英国资产阶级最终夺取了政权。这为英国政治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首先，在革命进程中毁灭性地打击了封建政治体制，最终确立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即君主立宪制。第二，１６８９年的《权利法案》和１７０１年的《王位继承法》解决了国王和国会的关系以及什么样的人来继承王位的两大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表明英国确立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第三，在彻底摧毁封建军队及其他封建专政工具的基础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专政机构。第四，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初步确立了以国会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国王的权力大大地削弱了。［（６）］总之，这次革命实质上是英国政治体制的一次大的变革，从而开始了英国完全意义上的政治近代化的进程。英国城乡资产阶级在整个１８世纪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完善君主立宪制，在这方面主要做了三项工作：政党内阁制、内阁首相制和内阁对国会负责制。这三项工作的完成大大加速了英国政治体制近代化的进程。在１７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两个政治集团：辉格党和托利党。严格地说它们在经济上都反映了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在政治观点上却大相径庭。从此开始了英国政党制度，这是英国政治体制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对后来英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在“光荣革命”期间，威廉三世得到辉格党人的支持而登上英王宝座，因此在政权建立后他极度重用辉格党人并排斥托利党人，任命辉格党议员担任枢密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并授以行政权力。国王经常召集他们开会商讨国家方针大计，此即内阁制之发端。１６９４年（一说１６９６年），辉格党在国王的支持下通过贿选取得了大选的胜利，成了下院的多数党，这样辉格党公开出面组阁，阁员同属一党，随之出现了政党内阁制的先例。１６９８年，托利党在大选中获胜，援引先例出面组阁。这样政党内阁制的政治制度遂形成惯例：凡在大选获胜的政党必然是下议院多数，它就有资格出面组阁。［（７）］政党内阁制的形成解决了由谁来掌权的问题，用不着抢班夺权，也用不着搞什么阴谋诡计，更用不着搞军事政变来夺取政权了，从而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１７１４年，安妮女王去世，斯图亚特王朝从此结束。乔治一世继承大统成为英王，从而开始了汉诺威王朝。乔治一世及其兄弟乔治二世均出生在德意志，并在那里长大，来英继王位必须依靠支持他们的辉格党人，同时他们英语很差，对英国国事缺乏兴趣，因此大权便落在辉格党人手中，因而出现了辉格党执政达半个世纪的局面。其中辉格党领袖沃尔波出任财政大臣，由于国王经常不出席和主持内阁会议，因此，他以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地位出面主持内阁会议，从此开始有了内阁首相的名义。［（８）］加之，他执政达２１年（１７２１－１７４２）之久，这个首相名义就逐步成了英国政治制度一个重要惯例：下议院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首相，此即内阁首相制的形成。１７４２年，下院半数以上议员投票反对沃尔波内阁。沃尔波因内阁丧失下院多数议员支持只好率阁员辞职，从而又形成了凡内阁得不到下院半数以上议员支持就得辞职的惯例。这时的下院已不存在多数党，故因此下院也必须解散，举行大选，这又是一个惯例。这样一来，内阁必须视下院行事，从而内阁办事以下院的意见为准，内阁对国会负责的政治体制亦随之形成。英国新贵族通过上述改革完善了君主立宪制，从而使英国政治体制进一步近代化。政治制度的这些变化皆根源于１７世纪４０年代前的阶级结构的大变化。阶级结构的第二次变化是在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初发生的。这次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因工业革命而产生了新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原有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导致了政治近代化高潮的出现。在工业革命以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新贵族和大金融商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手工业）处于无权的地位。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工业革命发生起，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和人数日益大增，到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在经济上成几十倍地超过了新贵族和大金融资产阶级。但是政治上，它仍然处于无权的地位，政权仍操在旧城乡资产阶级手中，这就形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尖锐矛盾。这个矛盾引起了１８世纪下半叶和１９世纪上半叶的激烈斗争。到１８３２年共发生了四次重大的斗争：以威尔克斯为首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在１７６３年发动了反对布朗领导的“国王之友派”内阁的斗争；１７６８－１７７１年围绕着威尔克斯当选议员的斗争；１７９２－１７９３年和１８１８－１８１９年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工业无产阶级与市民群众两次掀起改革议会和实行普选权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９）］。这些斗争的实质就是夺取政权。资产阶级激进派抓住了当时英国政治制度的关键问题：议会改革与实行普选权。同时我们看到１９世纪初工业资产阶级不仅经济实力，而且政治实力显著地增强了，并且形成了政治集团，如“伦敦通讯协会”及各大工业城市的分会，并涌现出一大批政治活动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与市民结成政治联盟来反对旧城乡资产阶级。这一历史时期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为１８３２年夺取政权的胜利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业资产阶级借助同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在１８３２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打败旧城乡资产阶级，改革了议会，夺取了政权。取得政权后，工业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大力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近代化方面，主要做了两项工作：１８４６年废除谷物法和１８４９年废除《航海条例》。［（１０）］从而确立了自由贸易的经济体制。为了维护以自由贸易为主体的新的经济体制，执政的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体制近代化方面大力进行改革，主要是更加深入地改革议会制和确立文官制度。１８６７年进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这次改革解决了腐败市镇，从而消除了新贵族通过不合理的选举制夺取政权的任何可能性。１８７２年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这次改革确立了不记名投票制。１８８３年又进行了议会选举制的改革，国会通过了选举舞弊惩治法规。１８８４年国会通过１８６７年城市选举规则适用乡村的法案。１８８５年国会通过“议席分配法案”，这个法案确定了按选区人口总数分配议席的原则，从而彻底地消灭了“腐败市镇”［（１１）］。１９世纪下半叶的改革，虽然还存在着严重问题，但它们使英国政治更加趋向民主，不断地扩大了选举权。在１９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工业资产阶级还进行了文官制度的改革。文官制度的改革亦是英国政治制度近代化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在１９世纪３０－７０年代，英国对文官制度进行两次大的改革：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一次，１９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一次。１８３２年议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其标志是伯克和福克斯这样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进入了议会。工业资产阶级政治家信奉英国伦理学家兼法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尤其崇拜其名著《最高限度的行政效率和最低限度的支出》，并按着这个原则对官吏制度进行整顿与改革。１８３３年政府各部开始实行官职的考试补缺制度，即每有一缺职，便起码有四人参加考试，择优录取。１８３５年建立了以牛津大学麦考莱教授为首的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官员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了报告。报告强调通过选才充任政府官员的重要性，主张政府高级官吏必须以牛津和剑桥两大学毕业生水平为准。１８４０年，议会对经费开支严重浪费的财政部提出激烈质询，并由此开展了节约运动，取消了一些虚职。总之，这一历史时期在文官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如使行政机构摆脱了一些封建门第关系和裙带关系，初步确立了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对旧有的腐败的文官制度进行了一次冲击，其特点是，要想做官，必须以有文凭作为先决条件。但是，这种冲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官员任用制度仍存在着严重腐败现象。首先在任用制度上存在着“政党分赃制”和“恩赐官禄制”。其次，在这种制度下政党为了本党的私利经常庇护一些贪官污吏，为了做官拉关系，讲门第，甚至卖官鬻爵。这样一方面造成行政效率很低，政府机构声名狼藉；另一方面行政部门臃肿，人浮于事，而庸禄无能之辈却身居要职。这种状况和当时大英帝国政府行政事务日益增多与社会经济日益发达极不适应。信奉功利主义的工业资产阶级政治家决心建立一个廉洁而又行政效率高的政府，为此在５０－７０年代进行了文官制度的第二次改革。１８５３年英国政府令屈维廉和诺斯科特调查研究文官制度与文官状况。他们经过调查写了一个《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首先讲了文官现状：“想做官的多是庸禄无能之辈，凡是在公开竞争的职业中站不住脚的，或不愿积极努力的，才安于在行政部门里混日子，不冒风险，过得舒服。能进到政府里的人大概都同大臣有关系，这种状况应该改变。”接着报告提出了改革文官制度的办法和方案，其主要内容为：建立考试公开竞争和择优录用官员的制度；高级文官以本国大学最高标准为考试标准；建立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文官考试委员会；文官分为高级文官和普通文官两大类；建立官员考核政绩制度……。［（１２）］这个报告打中了英国当时文官制度的要害，引起了强烈反应。保守派肆意攻击，改革派大力支持。经过两派在国会较量与争辩，终于在首相帕麦斯顿的坚决支持下，于１８５５年５月２１日越过议会以枢密院的名议颁布了《关于录用王国政府文官的枢密院命令》，从而开始了第二次文官制度的改革。１８７０年６月，当时任首相的格拉斯顿又以帕麦斯顿的方式，颁布了再次改革文官制度的法令。［（１３）］通过这次文官制度的改革，基本上确立起近代化的文官制度，同时消除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恩赐官禄制”和土地贵族的“政党分赃制”，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行政机构的效率。当然后来英国在２０世纪又进行过多次文官制度与议会制度的改革，但是那些改革都是在１９世纪的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总之，到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英国不仅经济制度，而且政治制度也完成了近代化的历程。三英国社会制度的近代化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从１６世纪形成工场手工业算起，到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为止，至少有３００年的历史。这和其他国家相比显然长了很多。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１６世纪下半叶到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为第一个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历史大变动的年代。在这个阶段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城乡资产阶级从封建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第二阶段是从１６８８年开始直到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工业革命前夕。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主要解决了社会制度近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一是政权形式问题，即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二是对政治体制多次进行自我完善改革；三是在经济领域里通过大规模地搞圈地运动进一步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所有这些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到１９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政治体制近代化的完成为第三个历史阶段。这又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工业革命完成；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下来；工业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完成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近代化。这就是英国社会制度近代化的全过程。在英国社会制度近代化的全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个问题是，资产阶级曾两次夺取政权。这是由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其自身也发生变化。在工业革命以前，新贵族阶级和大金融商业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主体，而工业革命以后，作为资产阶级主体的已不是他们了，而是工业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本身也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到了２０世纪初，垄断资产阶级又取代了近代工业资产阶级而逐步成为资产阶级的主体。政权也自然转到他们的手中。第二个问题是，在社会制度近代化的全过程中，英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始终同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互为表里，相互影响。根本不存在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或只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搞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这也是英国在长达３００年的近代化的全过程中始终沿着上升线发展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而且两种体制的改革不间断地进行，从未停止过，一环套一环，从不把改革停滞在某个环节上，就是说，当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也接踵跟上；反过来说，当政治体制改革每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经济体制改革亦迅速赶了上来。但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英国近代化体制的改革始终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主体。第三个问题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亦是同步进行的，从不偏废某一方面。但是在１７６０年以前重点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此后重点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即工商业体制改革。还有一个问题也应值得我们探讨：英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不是盲目进行的，是在先进的理论和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英国近代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的学说便指导了资产阶级进行社会制度改革。例如培根、爱尔顿、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学说与国家理论指导了君主立宪制及其自我完善化的改革。又如１８世纪哈奇逊、费古逊、奥吉尔维与葛德文等政论家关于国家的学说指导了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初的政治体制改革。［（１４）］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之交的伦理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指导了英国１９世纪３０－７０年代的两次文官制度的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从１７世纪下半叶开始直到１９世纪中叶一直受到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如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曼彻斯特经济学派的自由贸易论的指导。［（１５）］由此可见，任何重大的社会体制的改革必须有先进的理论来指导，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英国的社会制度改革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宝贵经验。英国社会制度近代化对本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使英国社会长期政局稳定，保证了社会生产力大幅度的增长，把经济搞上来。其次，使英国社会不断进步，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民主，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最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了英国文化、教育、军事的改革，使英国成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到１９世纪初年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对世界各国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１８世纪开始，直到２０世纪上半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英国的近代化影响和推动下亦走上了国家社会制度近代化的道路。注释：（１）（１５） James A．Williamson，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Macmillan and Co．Ltd．，１９６７，P．１１；P．P．１５－１８。（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３６９页。（３）（４） 参阅张天：《也谈英国圈地运动的性质》，载《史学月刊》，１９８３年第３期。（５） 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２，London，１９３５，P．４１８。（６）（８）（１１） 参阅G．M．Trevelyan，History of England，Longman Group Limited，London，１９７３，P．P．６０４－６２６；P．P．６２７－６６１；P．P．８０５－８２５。（７） 参阅M．A．Kishilanskey，Parlimentary Selection，Social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１９８６。（９） 参阅L．W．Cowie，Hanovenian England，Bell and HymanLtd．，１９７８。（１０） 参阅Mathias and Sidney Polland，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８，P．P．４－３６．G．M．Trevelyan，History of England，P．P．７５８－７８０。（１２）（１３） 参阅龚祥瑞：《文官制度》，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５年，４２－４６页。（１４） 参阅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卷五，三联书店出版，６７４－６８５。作者单位：宁夏大学历史系责任编辑：孙文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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