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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13卷 第1期科技期刊蒸发型双腔大温升高均匀出口温度场燃烧室设计技术西北工业大学 陈炳禄** 唐 明 吴二平【摘要】 介绍了一种用于热校准风洞作加热装置的新型蒸发式双腔高温燃烧室。 这种燃烧室的出口平均温度可达到1850℃，温升可达1600℃，具有出口温度场均匀等特点。本文总结了我们在研制这种高温燃烧室工作中的一些经验及关键技术。主题词： 燃烧室 火焰筒 温度场分类号： TK1211 燃烧室结构及工作原理简介图1为高温燃烧室结构的示意图。燃烧室的出口温度要达到1850℃，必须采取一些特殊的方法。根据以前的经验［1］，将火焰筒分成前后配置的两个火焰筒：中心蒸发腔火焰筒3和环型蒸发腔火焰筒5；将空气流分成4路和燃油通过燃油分配器分别供给两个火焰筒。工作时两个火焰筒同时燃烧，以中心蒸发腔火焰筒为辅，环形蒸发腔火焰筒为主。图1 高温燃烧室结构示意图图中燃油由进口8进入螺旋型换热管6后，再引入燃油分配器2，在这里燃油分成两路进入中心喷嘴1和环形喷嘴4，并分别喷入各自的火焰筒蒸发腔内。进入两个火焰筒蒸发腔的燃油量由喷嘴的孔数来决定，从而也就决定了中心火焰筒和环形火焰筒的供油比例。进入燃烧室的空气流基本上分成4路进入火焰筒，即中心火焰筒蒸发腔内与燃油预混的一次气和主燃、掺混、壁面冷却所用的二次气；环形火焰筒蒸发腔内与燃油预混的一次气和主燃、掺混、壁面冷却所用的二次气。燃烧室启动时用点火器9先点燃中心火焰筒，再由伸长的火焰点燃环形火焰筒，两个燃烧腔高温气体汇合后通过高温陶瓷喷管7喷出。改变整个燃烧室的供油量，两个火焰筒内燃烧状况相应改变，就可使燃烧室出口温度在规定的范围之间变化。本燃烧室是在常压下试验调试完成的，进口空气压力为0.1～0.14 MPa，温度为80～200 ℃，气流速度为10～20 m/s，空气流量为0.7～1.1 kg/s，燃油流量为20～53 g/s，燃烧室出口温度范围为900～1850 ℃，出口气流速度最大为350 m/s。本燃烧室所用的燃料为国产航空煤油，高温燃烧室燃油的进口压力不大于1 MPa。2 燃烧室的主要性能及特点高温燃烧室的出口温度高是最主要的特点。燃烧室的出口温度用双铂铑热电偶进行测量，实测可达到1700 ℃。在这样高的温度下，用剥露形热电偶(偶丝直径0.5 mm)测量温度，其辐射误差很大，根据文献［2］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则出口温度可达1850 ℃左右。燃烧室的热力计算表明，要想产生这样高的出口温度，就要使燃烧室的总余气系数达到1.39，且参加燃烧的空气占总空气量的72%以上，用于掺混和冷却火焰筒的空气最多只占28%左右。采用了蒸发腔型火焰筒燃烧室的结构，在主环形蒸发腔火焰筒前增加了一个中心蒸发腔火焰筒，用于给环形蒸发腔火焰筒的内筒提供蒸发燃油用的热量。在工作状态，环形蒸发腔火焰筒的内外筒均处于高温燃气之中，其冷却主要依靠环形蒸发腔火焰筒的一次空气和燃油蒸发时的吸热，设计调试时要认真处理，不致于使火焰筒壁面损坏。燃烧室工作时，中心火焰筒产生的高温燃气对环形火焰筒的蒸发环腔内筒加热，随着燃油量的增加，环形火焰筒蒸发环腔内的燃油所需的蒸发热量也需要增加。采用中心蒸发管火焰筒，恰好提供了环形蒸发腔内燃油蒸发所需的热量，使燃油吸热、雾化、蒸发，为其充分燃烧创造了条件，这样才使燃烧室的出口温度能够达到1850 ℃。图2 出口温度场分布(单位：℃)图3 燃烧室的效率特性高温燃烧室另一主要特点是出口温度场分布均匀。衡量温度场的指标用最大相对温差△Tm=T*3max-T3min和最大不均匀系数δTm=△Tm/(T*3m-T*2)。图2所示为众多的用单支双铂铑热电偶在出口截面按等环面规律转动测量的出口温度场。由图中可看出，温度分布很均匀，△Tm不大于155 ℃，δTm=0.09，最大温升为Th=T*3m-T*21600 ℃。出口温度T*3在900～1850 ℃变化中，△Tm和δTm的变化较小，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供油量的变化，环形蒸发环腔由中心蒸发腔火焰筒的出口燃气和环形火焰筒自身的燃烧区内获得了热能，其次是采取了给燃油预加温的措施。实验证明，这对提高温度场的品质及燃烧效率有很好的作用。在高温燃烧室中，采用的火焰筒(中心蒸发腔火焰筒和环形蒸发腔火焰筒)都是蒸发腔类燃烧室，这类燃烧室都具有较高的燃烧效率。本燃烧室的燃烧效率ηc与燃烧室的余气系数α特性如图3所示，在整个工作范围内，ηc变化不大且都在0.95～0.96之间，燃烧效率高。3 高温燃烧室设计调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前后重叠的两个火焰筒配置方案：为了实现大温升的目的，燃烧室结构有多种选择，例如采用前后两次燃烧加温、前后两级燃烧或双腔燃烧室。燃烧室采用在同一个燃烧室壳体内，前后配置互相重叠的双火焰筒结构。中心火焰筒的后段就是环形火焰筒的内筒，中心火焰筒产生的高温燃气，为环形火焰筒蒸发腔提供蒸发热源。内外两股燃气掺混后进入收敛出口段。这种结构既克服了前后两级燃烧方案的结构复杂、第二次燃烧受第一次燃烧废气的影响等缺点，又避免了双腔火焰筒互相产生流动干扰，相互争燃烧空间的缺点，实现了结构简单、空间利用合理、燃烧效率高，使燃烧室出口温度达到1850℃。燃料分配：两个火焰筒的燃料分配比例，直接影响着燃烧效率、工作范围、出口温度场等性能。分配比例的大小应与两个火焰筒的燃烧空间和空气流量相匹配。在设计时，采用先按火焰筒燃烧区横截面积比As环／As中(约为1∶6)确定供油量分配比ms环/ms中。在调试中，调整空气流量比，最后达到满意的燃烧室性能。喷油嘴采用多个直射式油针结构，每个油针流通面积相同，加上供油压力相同，因此两个火焰筒的供油分配比就是两个喷嘴的油针个数之比n环/n中即：ms环/ms中=As环/As中=n环/n中。实践证明，采用燃油分配比设计方案，获得了预计的效果。燃油的预热与蒸发：在高温燃烧室中，放置在燃烧室后段外壳的螺旋管换热器，具有理想的预热特性。随着燃油流量增加，燃烧室出口温度增加时，燃油预热温度也增加，最高可达80℃。从燃油蒸发理论可知，燃油温度的提高，不仅增加了燃油的热焓，而且减少了燃油的粘度和表面张力，并使其表面蒸汽压增加，为燃油在蒸发管内充分蒸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蒸发管内存在着复杂的传热和传质过程。一方面是灼热的蒸发管金属表面对液态燃油(油针将油喷到蒸发管内壁上)进行加热，使其蒸发成油汽，而一次空气流高速吹过液态油表面，产生气动雾化作用，同时燃油蒸汽和雾化油滴与空气进行扩散和混合。与航空蒸发管燃烧室不同，我们的设计扩大了蒸发管加热面积，加强了蒸发管的换热作用。蒸发管换热面积按此公式确定：A蒸=ms/q蒸，q蒸为单位时间、单位蒸发管加热面积的燃油蒸发量(完全蒸发)。它与燃油的预热温度，一次空气的温度速度等有关。根据蒸发管燃烧室的理论和实践，由经验确定。结束语 高温燃烧室，出口温度高，温度脉动小，燃烧稳定，出口温度场的品质高。燃烧室采用前后重迭配置的两个火焰筒、大面积蒸发筒、燃油换热器、陶瓷收敛出口段等关键措施，成功地组织了航空煤油在高速气流中的汽化和燃烧，实现了大温升和燃烧室各项性能指标，特别适用于作高温热风洞的气源以及在高温高速条件下对各种材料进行试验提供了一种手段。目前，用航空煤油作燃料能产生出口温度达1850 ℃的燃烧室设计，在国内尚属首次。本文的研究结果及方法，可供今后从事此类大温升高均匀度出口温度场燃烧室设计提供参考。**男 38岁 工程师 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七系七研 710072参考文献1唐明等．蒸发型双腔燃烧室的试验研究．工程热物理学报，1980,1(3)，2米哈依洛夫等．燃气轮机燃烧室的工作过程和计算．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601997年3月收稿；1997年6月收到修改稿。（责任编辑 杨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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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247 【原文出处】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西宁 【原刊期号】199704 【原刊页号】50-55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张礼萍 【复印期号】199712 【 标 题 】美国农业发展的特点及对工业化的影响 【 正 文 】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伴随人类经济生活历史最长的一个重要部门。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农业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一转变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有何影响？本文试图以19世纪美国农业发展为例，探讨农业在近代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历史作用。一19世纪前期，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农业时代”。刚进入这个世纪时，美国农业还带有浓厚的传统特色，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生产技术原始落后。美国著名作家伯顿・享德里克在谈到当时的农业状况时说：所有的农活都是靠人力完成，“生产工具与罗马时代差不多”，“耕种方法同巴比伦时代，只有很小的差别”。随着西进运动的兴起，美国农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一是耕地面积扩大，从1860至1900年，美国耕地面积由1.63亿英亩增加到4.15亿英亩；这个数字超过了以往二百六十年垦地之和，因为从1607至1870年全部已垦地仅2.25亿英亩。[1]二是农业产量增长突出，1860―1900年，小麦增加3倍，占世界产量的23%；玉米增加2.5倍；棉花增加1.5倍；牲畜总数1867―1900年增加一倍。[2]美国成了世界市场中粮食和肉类的主要出口国。19世纪美国农业的巨大进步同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特点是分不开的，此时美国农业的显著特点是：1.拓荒农业向商品化农业的过渡美国独立后，随着大陆扩张政策的实施，其疆界迅速向西推进，西进运动随之兴起。西进运动既是一个自发的移民西进过程，也是一个拓荒农业大规模发展的过程。拓荒农业在早期带有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特点，但与传统小农经济存在根本区别，即构成其经济基础和财产的土地来源不是基于旧式的封建继承法承继而得，绝大多数是以一定的代价从市场上购买的。这使拓荒农业从一开始就带有商品经济的特色，奠定了美国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的基础。随着西进运动的不断深入，拓荒农业迅速向商品化农业转变，到19世纪末基本完成。其主要标志是：其一，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到1910年，大农场占全国农户的17.2%，生产量占全国农产品价值的52.3%。[3]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农业工人人数从1860至1880年间增加了4倍多；到1909年，落基山地区各州雇佣工人的农户占46.8%，太平洋沿岸各州雇佣工人的农户达58%。[4]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取得成功。其二，农业生产者完成了由拓荒农民――商业农民――农业资本家的转变。农民生产的目的发生改变，不是为满足自身需求，而是为了市场，农民生活本身也依赖于市场。农民不再独立，已成为市场的奴隶，他人的附庸，人与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利用。而且，农民不再满足传统的从事生产，不求交换、流通的劳动目的，开始注重现金收入，希望通过商品交换，追求利润。新一代农民开始集农产品制造者与销售者于一身，成为典型的农业资本家。到1920年，美国农场已全面实现商品化，90%的农产品开始在市场上销售、流通。[5]2.农业重心西移和地区专业化拓荒农业使西部迅速成为新的农业中心，特别是《宅地法》加快了西部开发。1870―1910年，西部大平原地区的农场数量增加将近8倍，从5.2万个增加到46万个，农场占地总面积则从800万英亩增加到13650万英亩，40年中增加16倍之多。[6]导致农业生产重心显著西移，内战前夕，小麦生产中心在密西西比河东侧的伊利诺斯州，到20世纪初，已向西推进1000公里，其西侧成为畜牧中心，东侧是玉米生产中心，西部地区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农业区。到20世纪初，根据美国各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结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美国农业生产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春小麦带、玉米带、冬小麦和玉米混合带、棉花带、烟草带、亚热带作物带、天然放牧和人工灌溉农业区、水果与蔬菜带、牧草与乳牛带等农业专业区。它们各具特色，发挥了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对农耕技术的改进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极为有利。3.农业生产走向机械化拓荒农业和西部地广人稀的现实驱使美国农业较快走上机械化道路。19世纪30年代开始，改良的农具和农业机器相继出现。到1861年，美国使用的收割机达到了十几万台，从南北战争结束到1900年，约有12000多项农业方面的发明取得专利权，从备耕到收获的每一道工序几乎都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1840――1900年每生产100蒲式耳小麦所需的工时，从233个减为108个；每生产一包棉花所需的工时从601个降为284个”。[7]4.政府重视农业，倡导农业科学化建国伊始，美国政府就非常重视农业，通过西部土地政策吸引移民开发西部。1862年政府设立农业部，各州也相继成立农业部，并在州农业部之下，设立了县农业技术推广委员会。形成从中央到地方较为完整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这套机构一方面从事农业技术的改革和推广工作，另一方面加强对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指导工作。同年，林肯总统签署《莫里尔法》，“形成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推行农业教育的最伟大的单行法规”。[8]农业大学在各州得以普遍建立。1887年，国会又通过了《哈奇法》，在各州建立了农业科学试验站。这两个法令使美国农业教育和科研初具规模，为农业科学化奠定了坚实基础。5.农业生产结构合理，同步发展农牧结合，发展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是美国农业的特点，整个19世纪畜牧业产值都大于种植业的产值。1800年畜牧业的产值为63.2%，大大超过种植业的36.8%。19世纪后期，种植业和畜牧业都有迅速增长。1850至1900年间种植业平均年增长率为3.2%，畜牧业为2.7%。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比重1870年为41.1%比58.9%，到1910年为50.7%比49.3%。[9]与此同时，在种植业内部也是发展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并举。1866至1913年，美国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的产量增长342%，玉米增长200%，燕麦增长300%，大麦增长780%；主要经济作物棉花增长600%，烟草增长210%，棉籽增长630%，亚麻籽产量增长730%。[10]同步发展极大地满足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多种需求。以上特点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农业自身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机械化、科学化、专业化和商品化超越了传统农业的狭隘利益，具备现代大农业特点，所以它必将导致农业生产的巨大进步，并对工业化产生深刻影响。二从历史上看，在19世纪中叶前，在我们称之为前工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中，一个国家若没有农业的先期发展，任何重大的工业增长都是不可能的。[11]美国作为近代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其工业化同样受到农业制约。美国近代工业起步较早，并且也是从棉纺领域开始的。早在1790年“美国制造工业之父”――施莱特就在罗得岛建立了第一座棉纺厂，这是美国工厂制度的开始。但此后工业化进程一直比较缓慢，工业化运动的飞跃迟迟不能正式到来。以致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M・哈克得出结论说：“美国的工业革命直要到整整六十年后才出现”。[12]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工业化的基础资源（粮食、棉花、畜类、木材和煤铁等），使工业化缺乏后劲。西进运动和拓荒农业的大发展使这种状况大为改观，美国工业化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首先，农业进步为轻工业提供了充裕的原料。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使粮食加工、食品工业、制革工业、纺织工业及以畜产品为原料的屠宰和肉类罐头工业迅速崛起。“1800――1900年间，轻工业总产值中农业原材料的比重在55%―66%之间，在整个工业中1880年占47%，1900年还占27.4%。”[13]以棉纺业为例，1807年使用纺锭大约8000枚，至1867年猛增到约800万枚，1913年更达3100万枚，而1860―1913年美国纺织厂消耗的棉花从845000包增到5786000包，增长近7倍。[14]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必然刺激棉花生产的飞速发展，棉花产量从1860年的3841000包增加到1913年的14153000包，增长近4倍。[15]农业促进工业，工业刺激农业，互相依托，互相促进既是19世纪美国工农业大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其次，交通运输条件得到极大改进。19世纪是美国交通运输业发生巨变的时代，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交通跨越了税道、汽船、铁路三个时代。而促使交通巨变的直接原因是西部开发，“农场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需要铁路，因为铁路一旦建成就会给剩余农产品提供国内市场，同时又带来资本”。[16]1850年美国的铁路线已长达9021英里，是世界上铁路线最长的国家。内战后，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相继修建了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随后又修了许多支线，构成了遍布辽阔西部的铁路网。西部铁路网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铁路网相连，促进了美国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铁路的巨大发展既是工业化的标志，也是工业化的产物。同时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使运费逐渐下降，货物运输每吨一英里的费用1870――1910年间由2.2美分降为0.75美分。[17]运费的减少，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也利于搞活商业，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为农产品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和专业化。第三，重工业体系建立并占据主导地位。农业机械化和科学化使农机化肥在生产中广泛使用，1860――1890年美国农业机械和设备的价值，从2.46亿美元增至4.94亿美元，增长了一倍。从1890――1914年又增长近2.7倍，达到17.19亿美元。农用动力（牲畜动力除外）也从1890年的60.5万马力左右增加到1910年的100亿马力以上。[18]农用化肥从1860年的16.4万吨增至1910年的554.7万吨，增长了近33倍。[19]农业的巨大需求刺激了钢铁工业化学工业的发展，同时铁路大规模建设也带动了煤炭、钢铁和机器制造业等部门，使重工业获得长足进步。作为重工业发展水平标志的铁、钢、煤增长迅速，1870――1900年，煤增加7.1倍，生铁增加7.2倍，钢则由7万吨增加到1035万吨。[20]从工业部门结构来看，1860年时美国工业中领先的是轻工业部门的面粉业、棉织业、木材加工等工业部门，1900年领先的是钢铁、屠宰和肉类罐头、机械制造、木材加工业，钢铁和机器制造业分别跃居第一位和第三位。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了技术装备，实现了从传统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这是工业化的重要标志。第四，农业为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农产品出口创汇是美国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内战前，美国对外贸易一直是进口大于出口，但从70年代开始美国成为纯粹有顺差的国家，这主要归功于粮食出口。1870―1900年美国出口总价值从47100万美元增加到139400万美。[21]其中原料、粮食和加工食品在1870―1885年占80%以上，1896―1900年占70%以上。[22]1895―1914年全国出口收入超过进口付款的累计数已达100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出口一直保持在50%以上。[23]大量农产品出口，不仅为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还换回了国外的工业设备和国内缺乏的某些原料，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发展。第五，促进了工业核心地区的扩大。19世纪初，美国工业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并以轻工业为主，随着农业重心西移，工商业随之西移。五大湖工业区的兴起就是西进运动的直接产物。在这新兴工业区内农机制造和农产品加工成为主要的制造业部门。五大湖工业区的兴起对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影响重大：一是大湖区是全美最大的以煤和铁为主，可以提供包括铜、铅等许多矿产品在内的矿区，因此成为重工业产区，美国农机制造、金属工具机、蒸汽机及钢轨生产都集中在这里；二是大湖区拥有便利的运输条件，运费低廉，成为连结美国东西经济的纽带，它生产的农机工业品主要满足西部农业区，加工食品主要供应东部工业区，由此也带动了这一地区工业城市的崛起，芝加哥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三是大湖工业区在地理上与传统的东北部工业区连成一片，形成“东北部―五大湖制造业带”，使美国工业核心地区扩大。据统计，1870年时全国制造工人的77%和制造业增值的84%是集中于这个地带；到1910年全国制造工人的67.5%及制造业增值的77%仍集中于这个地带。[24]并且在这个制造业带内部各工业区分工明确：大湖区专门从事食品、木材和钢铁生产；大西洋中部各州专门从事石油精炼、钢铁制品、服装和烟草加工；而新英格兰则专门从事于纺织品和皮革之类的生产。因此，这个制造业带对美国工业影响重大，今天依然是美国工业中心地区。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19世纪美国农业的先期发展的确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否这些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呢？不是，仅有这些还不足以带动工业化的飞跃。三工业化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增长过程，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必须依靠资本积累、愿意出卖动力的劳动者和市场这些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缺少这些先决条件的任何一项，资本主义发展就不可能发生。一般说来，创造这些先决条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25]因此考查美国工业化还必须考虑到这些先决条件。首先就资本积累而言，美国的确不具备英国那样的原始积累，但工业化时资本来源却是有多种渠道：一是殖民地时已有一定的商业资本积累；[26]二是移民也带来一定资本；三是农产品出口创汇；四是大量吸引外资，这是主要的。直到1914年美国仍然是一个资本输入国，在引进的外资中约有67亿美元是欧洲国家的投资，其中半数以上是英国资本。这些外国资本大多投入美国的铁路证券、土地、采矿和畜牧业方面。就对铁路证券的投资来说，外国资本要占到投资总额的1/4。[27]此外美国在国内还通过节约、储蓄和发行股票来积聚资本。因此美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基本可以解决。其次是愿意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19世纪美国劳动力虽然紧缺，但也可以解决。因为有大量移民源源不断地涌进美国，1820―1910年入境移民27918974人，[28]虽然移民中不乏一些有实力的投资者，但大多数是贫苦的破产农民和手工工人，他们刚踏上美洲时一无所有，自然成为雇佣大军的成员。此外，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也解决了部分工业急需的劳动力，机械化节约大批劳力，农业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出现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劳动力大转移。1860年，农业占去了全国59%的劳动力，1910年降到31%。[29]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涌入城市和外国移民的流入解决了美国工业发展的劳动力问题。由于这一时期农业的巨大进步，为迅速增加的工业人口提供了粮食和农畜产品。据统计，1870年美国人口近4000万，1910年增加到9000多万。而每个人平均拥有的粮食，1870年为2164斤，1910年为2464斤。[30]这保证了工业化顺利发展。再次就是市场，这是关键问题。因为资本主义是以无限增殖资本为目的的商品经济，它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国内市场尤其是国外市场的开拓。近代英国成功就是仰赖广阔的海外市场。美国工业起步虽早，但不具备竞争海外市场的能力，在国内也受到英国廉价商品的冲击而举步维艰。1814年从英国进口货物价值约1200万美元，1816年上升到14700万美元。[31]美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受到排挤，年轻的美国工业面临破产的危险。为此美国不得不一再提高关税，但民族工业的根本出路还是培育国内市场。西进运动极大地改善了美国国内市场的发展条件，辽阔西部的开发使经济区域分工加强，工农业生产大发展为区际贸易活跃创造了条件，交通运输的巨大进步和迅速增长的人口使美国国内贸易空前活跃。有人估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国内贸易大约等于对外贸易的20倍，甚至“超过了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32]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达到美国这样的程度。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国内市场条件有几项重要差异在于(a)所需商品的种类，(b)市场同质性的程度，以及(c)市场对新商品可获性所起反应的特点。在美国，所有这三方面的条件都特别有利。(a)主要因为新的土地是以有利于土地所有权广泛分配的方式开发的，所以有一个适于销售大批量简单商品的广大市场，而这种商品是适宜于标准化机器生产的。(b)没有那种地区性和社会性的根深蒂固的传统爱好。(c)没有积聚钱财的欲望，贪图安逸为世人所轻视”。[33]这其中土地问题尤为重要，它造就了一个中等地产所有主阶级――农业资本家，使之成为具有购买实力的消费集团。一方面为了追求利润，他们千方百计降低成本，采用先进农机化肥，构成巨大的需方市场；另一方面农场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1879年一个明尼苏达州的农民观察到：“过去一个农民家庭，几乎所有消费品都在自己的农场中生产制造。农民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受到许多限制。而现在的农民已从生产者转变为购买者，许多吃穿用品和燃料都依赖于市场的供应”。[34]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中产阶级对国内市场影响重大，如果农民都是赤贫阶层，经济何以持续增长？综上所述，19世纪美国农业的先期发展对工业化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为工业化飞跃打下了坚实基础。19世纪中期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按工农业净产值说，1859年工业只占36.2%，农业占63.8%。[35]自80年代起工业取代农业成为国民财富的最主要来源。1884年工业净产值第一次超过农业而占工农业净产值的53.4%，1899年占61.8%。如果按生产总值计算，这时工业超过农业约2倍。[36]19与20世纪之交，美国资本主义前工业化基本完成。近代美国农业之所以会对工业化产生重大作用，关键是农业自身的转变，而商品化是转变的龙头。因为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规律（首先是价值规律）才会受到尊重，可以自由发挥作用。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及其对农产品原料和食物需求的增加，农民为追求更高的利润，就会努力扩大经营规模，竟相采用并不断更新生产设备和技术，提高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生产率，从而驱使农业最终走上现代化道路。因此在近代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农业只有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才能推动工业化进程，否则只能阻碍工业化发展，近代法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农业现代化会影响到一个国家整个的现代化进程。注释：[1][4][12][16][24][26][32]何顺果：《美国边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150、273、176、282、271、246页。[2][31]王熔雁、曾剑秋：《世界近代后期经济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85、60页。[3]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5][34]洪朝辉：《经济转型时期的历史困惑――关于美国小农土地制度与土地集中趋势并存现象的思考》，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6期。[6]林汉隽：《美国的农业革命初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3期。[7][13][19][20][27][30]施菊英：《世界现代前期经济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6、25、23、29、26页。[8]〔美〕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页。[9]李存训：《美国南北战争后农业迅速发展的特点与原因》，载《世界历史》1981年4期。[10]佟佳凡：《〈宅地法〉对美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初探》，载《辽宁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1期。[11]徐吉贵：《世界近代中期经济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14][15][17]陈奕平：《试论19世纪美国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的关系》，载《历史教学》1989年2期。[18][21][22][23]〔美〕H.N.沙伊贝：《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64、170、216页。[25][33]〔美〕塞缪尔・享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201页。[28]根据顾学稼等编著《美国史纲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0页“历年入境移民数”计算。[29][35][36]樊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32、119、135页。（作者：张礼萍，青海师大历史系讲师，西宁8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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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168 【原文出处】美国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4 【原刊页号】7～31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199802 【 标 题 】九十年代的美国政治 【 作 者 】李道揆 【作者简介】李道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 正 文 】 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保守主义思潮的卷土重来。在这期间，美国举行了三次全国性选举――两次大选和一次中期选举。这三次选举反映了保守主义的受挫和重新得势。保守主义的这次重新得势，来势凶猛，对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加快、加深了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方向的转变，并且对美国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结合三次选举探讨保守主义的得势，得势的原因，得势对联邦政府政策、政党政治、种族关系等的影响，以求了解美国政局近几年的变化和近期的走向。自由主义的衰落和保守主义的初次得势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推行新政到70年代末期的近半个世纪里，自由主义在联邦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是对立的。就两大政党的主流派而言，民主党是奉行自由主义的，共和党是奉行保守主义的。民主党的自由主义，主张扩大政府职能，在经济问题上，虽然崇尚市场经济，但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在社会问题上，认为政府应对社会福利负起责任，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扶持工会，支持社会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和妇女）取得平等地位；在个人自由上，主张扩大个人自由，认为人应自由生活，应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政府不应干预个人生活。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反对扩大政府职能，在经济问题上，奉行自由放任主义，主张由市场调节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限制在最小限度；在社会问题上，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重视传统意义上的教会和家庭；在个人自由上，虽然也崇尚个人自由，但却主张政府应干预个人生活。50年代后期，“新右派”（The New Right）在共和党内兴起， 他们是共和党的极右派。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竞选总统失败后，新右派决定用自己的形象来改造共和党。他们在1964年成功地把著名的保守派巴里・戈德华特推选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氏因其竞选纲领过右竞选总统失败，保守主义受到挫折。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当选总统，推行“伟大社会”计划，把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政策推向顶峰，建立起“社会安全网”。进入70年代，自由主义因不能解决经济滞胀问题而走下坡路。1980年大选，保守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成功，而且共和党自1954年以来，第一次重新控制了国会参议院。这次大选是保守主义和共和党的重大胜利，是联邦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的漫长历史性转变的转折点，“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里根总统执政8年，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两点。其一， 里根执政之初坚持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但数年后财政赤字失控，外贸赤字庞大，他因此受到指责后，不得不对经济进行干预。这说明，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种混合经济，完全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其二，里根执政造成的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在1992年成为乔治・布什竞选总统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1992年大选：民主党获胜，保守主义受挫1992年大选，继承里根衣钵的在职总统乔治・布什竞选连任，败于名不见经传的年仅46岁的阿肯色州州长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克林顿的胜利结束了共和党12年的统治。克林顿以370对168张选举人票的巨大优势当选总统，却只得到43％的选民票，乔治・布什和罗斯・佩罗得选民票的百分率分别是37.4％和18.9％。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失去9 个议席，但是仍旧以较大优势继续控制参众两院（参议院，57―43席；众议院，258―176席）。民主党又赢得两个州的州长，使该党在30个州执政，共和党人州长为18人，无党派州长2人。〔2〕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赢得了总统宝座，又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这是民主党的全面胜利，共和党和保守主义的一次失败。克林顿能够击败赢得海湾战争的在职总统布什，有以下原因。第一，克林顿顺应舆情，在竞选中始终把经济问题放在首位。1992年大选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美国经济衰退后复苏乏力的形势下举行的。冷战结束，美国失去主要敌人，因冷战而积累下来的众多国内问题便突出起来，经济问题尤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共和党执政12年，美国的经济问题十分严重。1992年，国债高达4万亿美元，为1980年的4倍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国债利息达到1994 亿美元，占当年联邦总支出的14.4％。联邦预算赤字，1992财政年度高达2904亿美元，为1980年度的3.9倍。对外商品贸易赤字为845亿美元，为1981年的3倍。〔3〕1992年，美国经济实力，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下降到70年代初期的水平。1992年10月，有910万人失业，失业率达到7.6％。广大选民对这种经济情况感到焦虑、失望和愤怒，企望变革和振兴经济。克林顿在竞选中，顺应舆情，提出“把人民放在第一位”的口号，高举变革的旗帜，把经济放在首位。他提出一套自称为既不同于民主党自由主义，又不同于共和党保守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系。他提出了以增税节支、减少联邦赤字、增加公私投资、创造就业机会为主要内容的振兴美国经济的计划。克林顿又抓住经济问题，对布什和共和党展开猛烈攻击。对比之下，布什失察于民情，在竞选中犯了战略性严重错误。他非但未把经济问题放在首位，反而为美国经济辩护，强调外交问题，大讲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赢得冷战、打赢海湾战争，等等），但是选民对这些已无多大兴趣。《国会季刊周报》曾就此评论说：布什在竞选中强调外交政策问题，把它放在经济问题之上，这与选民对各种问题优先次序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4〕第二，克林顿努力为自己塑造走中间道路的形象。他以南方一州的改革派州长的姿态出现，在一些社会问题上采取同舆论的主流距离不太远的立场。例如，与杜卡斯基不同，他不反对死刑；与蒙代尔不同，在福利问题上他准备采取强硬立场；与大多数民主党国会议员不同，他不明确反对美国参加“沙漠风暴”行动，但也不很赞成该行动；同任何民主党候选人一样，他支持妇女堕胎的权利。他同他的竞选伙伴出现在中西部和南方的小城市，避免显示出他们同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如工会领袖和大城市的黑人有着过于亲密的关系。他的这种竞选策略为他赢得了选票。第三，民主党的团结。前6届总统选举，民主党5败1胜， 在野多年，殷切期望在这次选举夺回总统宝座。民主党内各派力量，虽然在预选期间争夺总统候选人提名很是激烈，但在7 月全国代表大会上却异乎寻常，表现得非常团结。大会以压倒多数票提名克林顿为总统候选人，随后提名44岁的田纳西州的艾尔・戈尔（Al Gore ）国会参议员为副总统候选人，通过了反映温和主流派思想的竞选纲领。大会表现的团结精神，增加了民主党人的信心。第四，布什在竞选策略上的错误，帮了克林顿的忙。例如，布什在1992年初就过早地决定放弃纽约、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三大州（加伊两州是共和党的堡垒），结果丧失109张选举人票。 又例如他不注意小州，以6556张选票失去二战后只在1964年大选中支持过民主党的新罕布什尔州。又例如，布什在竞选中大搞消极竞选，攻击对手，而不是提出自己的主张。分析家们对这次选举的历史意义作出的评论，将在下文讨论。1994年中期选举：保守主义重新得势1994年11月8日的中期选举是本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一次选举。 共和党大获全胜，40年来第一次夺得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并且赢得多数州长的职位。选举的结果如此出人意料，令人震惊，被人称为共和党“地震”。在众议院，共和党的席位从178席增加到230席，猛增52席，民主党的席位由256席下降到204席。在参议院，共和党的席位增加8席， 由44席增至52席。选举的次日，亚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参议员退出民主党加入共和党，使共和党的席位在104 届国会第一期会议开始时增加到53席，民主党的席位减到47席。〔5 〕这次选举还有以下特点：竞选连任的共和党在职参众议员全部当选；落选的35名众议员全是民主党人，其中包括在职的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弗利，他是1862年以来第一个落选的众议院议长；共和党赢得众议院52个开放议席（无在职议员竞选连任的议席）中的35个，使该党进入104届国会众议院的新人达到74人，形成一支强大的保守力量。〔6〕州长、 州议会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人州长从29人减到19人，共和党人州长从19人增加到30人，无党派州长从2人减为1人。〔7〕共和党控制的州议院无一丢失，还增加了17个，总共控制25个州参议院和25个州众议院，民主党控制24个州参议院和23个州众议院。〔8〕这是一次一边倒的选举，是共和党的巨大胜利，更是保守主义的非凡胜利。共和党人称这次选举是“转折点”。纽特・金里奇得意地宣称这次选举是“一次美国革命”，标志着“60年代式的联邦主义的死亡”，是对林登・约翰逊任总统以来成为民主党标志的自由派政策的最终摒弃。〔9〕1992年大选，民主党人夺得总统宝座，结束了共和党人在白宫的12年统治，并继续控制国会参众两院；1994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人却一举夺得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两年之内何以会发生如此戏剧性变化？1994年选举是在经济上升、国家无战争的和平环境中举行的，这通常是对执政党有利的。何以这次选举一面倒，共和党大获全胜，民主党全面败北？这些使人们和分析家们感到困惑，难以解释。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释。第一位的原因是选民的不满。1994年被称为“选民愤怒之年”，选民比1992年更愤怒。选民的不满和愤怒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两年来经济增长强劲，但多数人未感到生活改善，1／4的人声称生活水平下降。就业人口有所增加，但工作多为低工资的临时工或半日工工作。企业为增强竞争能力而进行结构性改革或兼并，大量裁员，使普通美国人失去“稳定安全感”，为前途忧虑和失去信心。中等的中产阶级家庭（主要是白人）的实际年收入，自70年代以来即未增加。〔10〕中上阶层白人，尤其是男子，不满意政府增加税收，不满意政府社会福利开支增加，加重他们的赋税负担。他们还不满民主党政府对黑人的容忍和照顾。这些人中包括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蓝领工人，他们转而支持共和党。其次，在政治方面，选民认为他们在华盛顿的代表受特别利益集团的控制，对他们的需要漠不关心。选民还越来越怀疑政府能够解决问题、超越党派争吵和兑现其承诺。选民对政府的信任下降到最低点。1976年的一次全国调查，有76％的人说他们相信：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华盛顿的政府是在做正确的事”，1992年这样说的人只有29％。〔11〕再就是选民对犯罪猖狂、毒品泛滥、道德崩溃、家庭破裂感到焦虑，他们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政府，尤其指责控制国会40年的民主党。第二，选民对克林顿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不满。克林顿就职总统之后，昔日的绯闻和丑闻仍难摆脱，他在处理国事时摇摆不定、优柔寡断，直接损害他的形象。更使选民不满的是他不兑现竞选诺言。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时承诺，执政后将改变高税收、高支出的传统民主党政策，将彻底改革福利制度，将减轻中产阶级赋税负担。但他上台后，却不减税反而增税；迟迟不向国会提出福利制度改革计划，反而提出了为3700万穷人提供医疗保险的保健制度改革方针，这使大批白人失望。选民们也对103届国会不满，指责他们同总统争吵，不支持总统的立法建议，许诺的对游说和竞选开支的改革未能兑现。《纽约时报》在竞选前一个月的一篇社论中把第103 届国会描写为人们记忆中成果最少和最难驾驭的国会。〔12〕选民对国会的信任降到最低点。民意测验表明，只有不到20％的人相信国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选民对国会的不满指向了控制国会两院的民主党。第三，国会选区的重划对共和党有利，不利于民主党。1990年进行人口普查的结果，要求在各州重划国会选区。重划选区在1992年改变了许多选区的边界，导致接近破纪录的在职参众议员退休（参议员9人，众议员48人）。〔13〕许多人都在南方，在南方克林顿总统和民主党是很不受欢迎的。另外，这次划国会选区，有的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州议会，为了保证黑人当选众议员，划出了一两个黑人占优势的选区。这样一来，在州内另外更多的选区里黑人很少，民主党候选人因为得不到足够的黑人选票而落选，共和党人当选。第四，共和党候选人质量高于民主党的候选人。两党的老练观察家都注意到，同过去相比，共和党在1994年推出了更富有经验和吸引力的候选人。而民主党的许多有影响有威望的议员或退休或不竞选连任，这是不利于民主党的。第五，保守主义在社会上发展。就1992年大选结果说，保守主义受到挫折。但是，在社会上保守主义思潮却继续发展，这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基督教右派的发展。它的成员是“再生的基督徒”，有时被称为原教旨主义者。70年代他们在政治上活跃起来。他们反对堕胎、离婚、同性恋和妇女权利。他们是帕特・罗伯逊在1988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主要支持力量。罗伯逊竞选提名失败后，建立了基督教联盟，会员120万人。联盟在90 年代初迅速发展壮大，到1995年会员达到170万人， 成为共和党中最强大的组织。联盟拥有学校、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成千的政治上动员起来的教堂。它力图自下而上地取得共和党的控制权，到1992年已在20个州党中取得了主导地位或优势。联盟的网络在1992年和1994年大力从事竞选活动。在1994年国会选举前夕，联盟通过教堂散发3000万份该盟的“选民指南”。联盟声称它支持的候选人有60％或更多的人当选。 〔14〕基督教联盟的迅速发展和蒸蒸日上的影响，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保守主义思潮在社会上的发展。探讨1994年选举，有必要讲一讲《同美国的契约》（亦译《美利坚契约》，以下简称《契约》）。1994年9月27日，共和党的360多名众议员候选人在国会大厦西侧集会，共有367名候选人在《契约》上签名。这《契约》是他们的竞选纲领，在选举之后成为共和党“当选众议员同美国人民的协议和契约”，众议院新当选的多数党共和党的“行动蓝图”。〔15〕《契约》是由纽特・金里奇和迪克・阿米等人起草的包括10项内容的纲领。《契约》承诺，反映此10项内容的议案将在新国会的头100天之内提交众议院表决。这10项议案是：（1）平衡联邦预算的宪法修正案及授予总统单项否决权的议案，（2）严惩犯罪，（3）改革福利，（4）巩固家庭，（5）给中产阶级减税，（6 ）严禁美国军队在联合国指挥下服务，增加军费，（7）废除1993 年提高的那部分社会保障退休金个人所得税，（8）削减资本利得税，（9）败诉者支付诉讼费，（10）限制国会议员任期的宪法修正案。《契约》作为竞选纲领，对选举结果起了多大作用是有争议的。有的学者说，《契约》是共和党“大获全胜的基石”。但是，当时即将担任参议院议长的鲍勃・多尔却说，民意测验并未显示出选民们是由于受到金里奇的《契约》的鼓舞而投票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契约》或了解其内容）。他还说，整个《契约》既行不通，又不可取。〔16〕尽管如此，《契约》作为共和党胜利的标志，在选举后成为新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行动纲领和立法议事日程的中心项目，则是不能否认的。1996年大选：两党平分秋色保守主义继续得势1996年大选，是在克林顿总统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许多问题上进行了两年激烈斗争于11月5日举行的。 克林顿击败两位挑战者共和党的鲍勃・多尔和改革党的罗斯・佩罗，当选为美国第53届总统，成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第一位连任总统的民主党人。 克林顿得选举人票379张（多尔159张），得选民票的49.2％（多尔40.7％，佩罗8.4％，其余1.7％为各小党候选人所得）。投票的选民9627万余人， 投票率只有49％，是1960年以来最低的，大大低于1992年的55％。〔17〕共和党在参议院增加两个议席，在众议院丧失8个席位。105届国会的阵势是：参议院，共和党55席，民主党45席；众议院，共和党227席，民主党207席，无党派1席。〔18 〕州的选举结果是：两党都保持了原有的州长人数，阵势是共和党32人，民主党17人，无党派1人；在州议会方面， 民主党控制的州议院增加了几个。 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党人骆家辉（GarryLocke）当选为华盛顿州州长，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裔州长。这次大选，克林顿再次当选总统，共和党则继续控制国会，依旧是分裂政府的局面。这意味着白宫同国会的斗争将继续下去，也表明目前还没有哪个大党能主宰全国的政治。克林顿能击败多尔，赢得连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美国经济情况良好。在克林顿的4年任期内， 美国经济持续适度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到2.3―2.5％，4年内创造1100 万个新工作机会，失业率下降到5.5％左右，接近充分就业水平。物价稳定， 通货膨胀率近3年一直在3％以下。财政赤字连续4年大幅度下降，从2900 亿美元下降到1996年的1070亿美元。股市也欣欣向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其选举专号的社论中写道：“每件应该上升的事――就业，国内生产总值、贸易、股票市场――都上升了；每件应该下降的事――失业、利率、通货膨胀、赤字、甚至犯罪――都下降了”。〔19〕53％的人说美国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4年前只有39％的人这么说。大约30 ％的人说，他们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美国出现了无通货膨胀的繁荣时期。这种良好的经济状况抵消了下层人民的不满和收入差距扩大的不利因素，是克林顿连选连任的主要原因。第二，克林顿采取了中间道路的立场。他接受了谋士的建议，淡化自由主义立场，增添保守主义色彩，吸收了共和党人受欢迎的平衡预算、改革福利制度等主张，在电视广告中强调传统的价值。共和党人指责克林顿利用共和党的策略竞选，传媒称克林顿为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这中间道路的立场为克林顿赢得了选票。第三，国会共和党走极端，帮助了克林顿。以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为首领的共和党人在推进议事日程时过于走极端。例如，在平衡预算方面，要求大砍医疗照顾、医疗补助、学生贷款、儿童补助等的开支，同时要求有利于富人的大幅度减税。为了促使克林顿就范，国会拒绝按时向行政部门拨款，致使政府部门两度关门（一次关门6天， 一次达到破纪录的21天）；拒绝及时提高国债限额，使政府不能借款偿还国债本息。这些过激行为，很不得人心，对多尔产生了不利影响。这次总统选举的竞选，最引人注目的是克林顿在政策上的重大变化。在1992年的竞选中，克林顿虽然自称他提出了既不同于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的一整套政策体系，但是他1993年上台后提出的振兴美国经济的计划及医疗保健改革，基本上都还是自由主义色彩很浓的计划。1994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败北，痛失国会。为了应付共和党来势凶猛的进攻，并且在1996年大选中保住总统宝座，克林顿更积极地走中间道路，向共和党的主张靠拢。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同共和党妥协，向共和党让步。他接受了共和党国会提出的节支减税并举的7年平衡预算计划――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的计划。1996年1月，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公开声称“大政府时代结束了”，正式抛弃了民主党的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这时，克林顿不同于共和党的，仅仅是反对放弃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责任。克林顿赢得了连任。然而，这是保守主义的胜利，自由主义的败退，保守主义继续得势。保守主义思潮得势的原因这是一个比回答某个候选人在选举中何以取胜或失败更难回答的问题。我以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社会福利过度膨胀。从富兰克林・罗斯福起，历届民主党政府都不断扩大社会福利（个别共和党总统，例如尼克松，也扩大社会福利）。约翰逊政府推行“伟大社会”计划，完成了建立“社会安全网”的宏大工程。这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保持政治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社会福利过度膨胀，开支急剧增加，不仅难以为继，而且成为联邦财政出现庞大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1970财政年度，联邦社会福利支出为770亿美元，占该年度总支出的40％，1992年高达7490亿美元， 占该年度总支出的57.1％〔20〕。联邦财政连年出现赤字，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发展的头等问题。此外，福利制度的一些规定不合理。例如，领取福利补助者的收入高于在职者的收入，结果许多人靠福利补助为生而不去工作，从而产生了福利养懒人的现象。社会福利制度管理不善，弊端丛生，引起众多人的不满。人们把社会福利过度膨胀，归咎于自由主义的“大政府”。于是主张小政府、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不应办社会福利的保守主义，便自然成为医治联邦财政赤字和社会福利制度弊病的良药。第二，个人自由发展过头。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反对政府和社会干涉个人自由和个人生活。自由主义主导政府政策达半个世纪之久，个人自由发展过头。结果是暴力犯罪猖狂，毒品泛滥，道德沦丧，家庭破裂，教育水平下降，以及反联邦政府的准军事民兵组织出现在40多个州。这一切，危害社会安定，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强调传统价值和伦理道德，重视家庭和传统宗教，主张政府应干预个人生活的保守主义又成为医治社会问题的良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并同保守主义联合，更壮大了后者的声势和力量。第三，美国的主流文化受到挑战。美国的主流文化长期以来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文化。美国曾以民族“熔炉”著称，这是说它能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种族、肤色、语言、宗教和文化背景的移民熔进这主流文化。但是，发展到当代，美国已成为一个多元社会，兴起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得到自由主义的宽容和支持，逐渐形成对主流文化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有增大之势。这是因为欧洲移民减少，而非欧洲移民（主要是拉丁美洲移民）大量涌入，他们的人数和比重都在迅速增长。这些非欧洲裔顽强地保持他们的文化，拒绝受美国主流文化的熔化。一向维护主流文化的保守主义因此走红。近一二十年，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一个世界现象，这对于美国也可能有其影响。三次选举的历史意义在90年代的前6年中，美国经历了3次极不寻常的选举，其中1994年的中期选举尤为突出，受到特别重视。美国各界对这三次选举的历史意义作出了很有分量又颇有差异的评价。1992年大选结束后，《华盛顿邮报》认为选举标志着“保守主义在白宫统治年代的结束”，美国历史“将出现一个新纪元”。〔21〕《纽约时报》在选举前两天刊登的署名文章说：“一个时代正在结束”，1992年将是共和党时代的“黄昏”。〔22〕对这次选举的结果，《时代》周刊选举专号称之为对民主党“进行改革的授权”。《新闻周刊》认为是“选民给予克林顿和国会进行改革的决定性授权”。这些评论是赞扬民主党贬抑共和党的，是言过其实的，“黄昏”论显然已被两年后的中期选举推翻。至于1994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自然是赋予它重大的历史意义。前面已经提到，金里奇宣称这次选举是“一次美国革命”，是对成为民主党标志的自由派政策的最后摒弃，是“60年代式的联邦主义的死亡”。有的学者认为中期选举宣告了共和党统治新时期的到来。〔23〕布鲁金斯学会哈里曼高级研究员和政府研究计划主任托马斯・曼认为，“1994年中期选举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可能出现重大的政党选民的重新组合，把共和党人提升到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预示着政策走向要发生显著的变化。”〔24〕有一些分析家做出结论，说一个新的政党选民的重新组合正在进行中。另一些分析家则更谨慎些，注意到共和党在1946、1952、1968、1980年的重大突破未能使该党长期执政。还有分析家提出，1994年选举是选民走向不稳定――投票的公众将其忠诚从一个政党转向另一个政党――的新近趋势的继续。托马斯・帕特森教授认为：1994年选举是否标志着政党体系的重新组合还要过一些年才能看出。〔25〕犹如“地震”的中期选举，使美国的分析家们在展望1996年大选时赋予了它重大的历史意义。前面提到的托马斯・曼说，1996年大选可能有三方面的重大历史意义：为政党选民的重新组合提供潜在的机会；可能引发意义深远的政策变革；如果共和党人当选总统，扩大在国会两院的席位，则可能有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26〕国会及总统研究中心和竞选管理研究所主任、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A.瑟伯认为，“1996年大选结果，却令人难以预料，美国选民是否认同共和党为多数党尚不清楚。”然而，“不管克林顿总统是否继续入主白宫，也不管共和党是否控制国会，1996年总统和国会选举的结果将对政府今后的表现以及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27〕大选举行后，《今日美国报》在社论中说，大选对克林顿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然而“授权是脆弱的”。〔28〕《新闻周刊》也持相同的看法，认为克林顿“没有得到第二任期的授权”。〔29〕《时代》周刊说，“选民给了克林顿历史性胜利，但是没有给他授权，而给他发出了同共和党合作的指示。”〔30〕《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社论则说：“美国人选了克林顿，但是随即决定保持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以减少风险。”〔31〕以上是美国一些人对90年代三次选举的历史意义的估价。综合起来看，这些估价提出了三个问题。其一，1994年的中期选举是否产生了政党选民的重新组合？其二，在今后较长的时间里，例如二三十年里，美国的政治谁主沉浮？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支配政府政策的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其三，政府政策的走向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将在下面讨论这三个问题。政党选民的重新组合和美国政坛谁主沉浮在美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选举，常对政党政治和政府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选举对政党政治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是选举可能产生一个政党的选民重新组合；二是这种重新组合出现以后得到巩固，使该党在全国成为多数党，开创该党长期执政的时期，就像30年代以来的民主党那样。美国两党今后谁主沉浮的问题，要看哪个政党能形成该党选民的重新组合，建立起该党的稳定的选民联盟，从而长期执政。在将来，由于情况变化，两大党之一衰落下去由新兴的政党取代，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但是，近期似无这种可能。1980年，共和党人里根当选总统，民主党的选民联盟在大选中瓦解。但是共和党却一直未能建立起该党的选民联盟。1992年，克林顿击败布什，结束了共和党12年的统治。如前所述，此时便有人提出共和党已到“黄昏”的说法。然而两年后，共和党却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这时，有的分析家提出，共和党的选民重新组合有“可能出现”或“正在进行中”。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持不同意见。从实际情况看，一直到1996年大选结束，都没有出现任何一大党的选民重新组合。这可由以下事实证明：1996年大选，共和党虽然保持了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却未能夺回总统宝座；克林顿赢得连任，却未能夺回对国会（至少是对众议院）的控制权。然则今后会如何呢？有的学者提出，当今的美国出现了促退政党选民重新组合的因素。一是选民对政党的忠诚下降。几十年前，政党对选民的思想有强大的影响。选民对政党的认同，是影响他们投票的最重要单项因素。大约80％的成年人宣称同民主党或共和党认同。他们之中约一半人，承认他们对自己选择的政党有着强烈的感情。在60年代，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开始下降，70年代大为削弱，自称无党派和投分裂票的选民增多。政党对选民投票的影响力大为下降。今日的选民易受竞选中的问题、事件和候选人的影响。二是今天美国人的教育程度提高了，更倾向于相信他们能够评判候选人，不必根据政党的看法投票。〔32〕此外，我认为还可以增加两个因素。第一，两大政党的区别越来越小。克林顿在1992年大选和执政的头两年中，是以自由派的姿态出现的。可是在执政后两年和1996年大选中，在保守主义卷土重来的巨大压力和猛烈冲击下，他转而走中间道路，吸收了共和党的部分纲领，以新民主党人的姿态出现。这样，两党的区别就变得更小、更模糊，政党对选民的影响力将更下降，政治更加个人化。第二，美国历史上的三次政党选民的重新组合（1860年、1896年和1932年），都出现在国家处于危机时期。这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选民们的看法出现尖锐的分歧和对立，政党的政策出现明显的不同，从而形成使执政党长期受益的新的政党选民联盟。但是，这种情况目前并不存在。综上所述，可以说目前或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会出现共和党或民主党的选民的重新组合，也因此不大可能出现一个政党成为全国的多数党，在全国长期执政的格局。保守主义目前虽然得势，但未能完全取得支配政府政策的地位。可能出现的格局是：选民有时转向民主党，有时转向共和党，于是有时是民主党执政，有时是共和党执政，有时出现统一的政府（一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有时出现分裂的政府。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很好，经济学家们估计今后4 年可能不会出现经济衰退，这是有利于民主党的。随着时间的进展，情况会发生变化。1998年的中期选举和2000年的大选，或许可能对于美国政局的演化，谁主沉浮的问题给人们一些信息和启示。中期选举保守主义得势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克林顿1993年执政以后提出的振兴美国经济计划以及医疗保健计划，基本上还是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并未大改前朝的政策。但1994年中期选举以后，保守主义卷土重来，势不可当，自由主义节节败退，无力还击，联邦政府的政策于是继续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变，民主党的“大政府”向共和党的“小政府”转变，而且转变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里根年代。这也是关于政府作用的观念的变化。这种政策变化的方向，在一定时间里可能会继续下去，但其变化的速度和规模，则因执政党的不同而有差别。保守主义的得势，还将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本土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反华势力趋向嚣张，等等。本文仅限于探讨它对于国内政策的影响，目前最主要的是在经济政策和福利改革两方面，种族关系也值得注意。下面就来讨论这三个方面的状况。经济政策 这方面的最重大变化，是民主党总统同共和党国会妥协，原则上接受了共和党国会提出的到2002年在7 年内平衡预算的计划。这是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因为实现了预算平衡，就从根本上制止了以财政赤字创造“有效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的“大政府”经济政策。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提出减少财政赤字，但未提平衡预算和为之规定时间表。1995年5月， 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7年（到2002年）平衡预算计划。6月13日， 克林顿被迫提出10 年（到2005年）平衡预算计划。总统和国会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预算大战。6月29日，国会通过了7年平衡预算计划，双方斗争日益激烈。12月6日，克林顿否决了共和党的计划， 次日提出他自己的7年平衡预算计划。至此，克林顿接受了共和党提出的在7 年内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以及削减政府开支同时减税的主张，不过节约的开支和减税的规模比共和党的计划要小得多（见下页表）。据《纽约时报》报道，共和党平衡预算计划要求联邦政府在7 年内节省开支8120亿美元，同时减税2450亿美元；克林顿的计划要求7 年内节省4650亿美元，减税980亿美元，双方距离很大。 共和党要求如此大量削减联邦开支，意在平衡联邦预算的同时达到以下三个目的：（1 ）“缩小联邦政府的规模和削减它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33〕为此目的，计划还要求把现在由联邦政府主办的医疗补助及其他一些补助项目连同资金一起下放到各州，并允许各州自行决定如何办理。（2 ）使政府能够进行对富人有利的减税。（3）取消对穷人的援助。 这是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的平衡预算计划。克林顿于是否决了这个计划。随即提出了他自己的平衡预算计划。他的计划立即遭到共和党人的批评。7 年平衡联邦预算，将通过制定7个财政年度预算来实现。1996 财政年度（从1995年10月1日到1996年9月30日）预算，是到1996年4 月才最后完成的。可见斗争之激烈，共和党作了一些让步。经过艰难的谈判，1997 年5月2日，克林顿同共和党国会达成在2002年平衡联邦预算的协议。 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在今后5年内医疗照顾项目开支节省1150亿美元， 实际减税850亿美元。6月5日，国会通过了这一协议。两党的七年平衡预算计划（1996―2002）（单位：亿美元）节省的开支计划 节省的 医疗 医疗 福利 农业总开支 照顾 补助 补助共和党计划 8120 2700 1634 426 123民主党计划 4650 1240 540 200 50节省的开支计划 劳动所 减税营养 得课税 学生扣除 贷款共和党计划 335 320 49 2450民主党计划 230 30 30 980资料来源：《纽约时报》，1995年12月8日，第B14版。1996年3月，国会通过了授予总统单项否决权（line item veto ）的议案，允许总统否决支出议案的部分内容。克林顿总统在4月9日签署了这个议案。这一法律加强了总统的地位。在预算战中，克林顿是退让的，共和党是进逼的，从制定政策的角度说，共和党是赢家。共和党人迫使克林顿接受了在7年内平衡预算，同意减税，同意社会福利许多重要项目削减开支。可以说，在平衡预算问题上，克林顿基本上放弃了民主党传统的自由主义立场。这是60年来联邦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重大变化。福利制度改革 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中作出了改革福利制度的承诺，核心内容是以工作取代福利补助。他曾发誓要“结束我们所了解的那种福利制度”。但是，他上台执政后，却忙于推进医疗保健的改革，直到1994年才提出了比人们的预计要温和得多的福利制度改革计划。但是，国会未采取行动。共和党国会在1995年两次通过了改革福利制度的议案，均被克林顿否决。1996年7月， 国会再一次通过了反映保守主义政策的全面改革福利制度的议案。克林顿出于竞选连任的考虑，在8 月22日签署了这个议案，使之成为法律。新法律大量削减60年来为城乡穷人提供生活保障的各种福利，预期在6年内节约550亿美元。新法律的主要规定如下：（1 ）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补助（AFDC），由联邦给予各州的整笔补助取代，结束了联邦政府给有子女穷人津贴的保证。（2）在福利金的使用上， 给予各州很大的酌处权。（3）领取福利的家庭的户主，必须在两年内找到工作，一个家庭领取联邦福利金一般不得超过5年，但各州可特许20 ％的领取福利的家庭不受5年的限制。（4）未来的合法移民，在未成为美国公民以前的头5年内， 不得享受绝大部分的福利（如食品券和残疾补助等）。（5）食品券的开支在5年内削减240亿美元。（6）严格领取补充保障收入（SSI）的条件。（7）需要医疗的穷人，仍可得到医疗补助。这项法律改变了已实行61年之久的福利制度。它的积极面可能是使一部分依赖福利的人走上工作岗位。但是，它的许多规定不利于穷人、老年人、儿童和新移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认为，这法律有使美国社会贫富悬殊扩大的危险。这法律也使许多民主党人和他们的传统盟友感到失望。改革福利制度只是共和党保守派改变政府社会福利政策、摧毁“福利国家”的开始。共和党提出的7年平衡预算计划，要求大幅度削减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的开支，还有人提出社会保障（现由联邦政府主办和管理）私有化的主张。看来，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还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在短期内，共和党保守派大概不会触动作为社会安全网基石的社会保障。选民们不接受极端的政策，1996年的大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种族关系 近年来美国的种族关系趋向紧张。不仅白人同黑人的关系紧张，而且欧洲裔白人同拉美裔的关系也呈现紧张的势态。在一些地方，例如洛杉矶市，黑人同拉美裔的关系也是紧张的。当然，当前关系重大的还是白人同黑人的关系。近年来，显示种族关系趋向紧张或可能促使种族关系恶化的事件层出不穷。现举数例如下：1992年4月，罗德尼・金案判决不公正， 在洛杉矶市引起了大规模的种族暴力冲突；1994年11月，加利福尼亚州选民投票通过禁止非法移民享受福利及其子女受教育的第187号提案； 1994年，狂言黑人智商低于白人，为歧视黑人制造理论根据的《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一书出版（“钟形曲线”英文是bell curve，亦译“正态曲线”）；1995年11月3日， 前黑人橄榄球星辛普森被陪审团宣判无罪， 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引起了尖锐对立情绪；1995年10月16日，几十万黑人男子在华盛顿举行“百万人游行”，强调黑人自救，不要依赖他人；1996年，各地30多座黑人教堂被焚毁；1996年大选，加州选民投票通过209号提案， 禁止在州内实施“肯定行动计划”；反对联邦政府、满怀种族仇恨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准军事组织出现在40多个州。于是便有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卡尔・罗恩的《美国种族战争在即》一书问世。现在说“种族战争在即”，可能有些夸大，但不失为及时的警告。拉美裔美国人（Hispanics）的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 由于每年移民多和生育率高，拉美裔是美国人数增长最快的少数民族。他们的人数在1990年达到2235万人，10年增加53％，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4114万人，超过黑人，成为美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34〕他们基本上是来自墨西哥和加勒比海的岛屿（主要是波多黎各和古巴）的移民，一半以上是墨西哥裔。他们集中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佛罗里达、纽约和新泽西7个州。 洛杉矶市的一半人口是拉美裔。他们的共同点是说西班牙语，但政治倾向差异甚大，有倾向共和党的保守派，有倾向民主党的自由派，也有无党派。他们多集中居住在一地，形成自己的社区，坚持保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不肯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因此引起欧洲裔白人的不满和担心。拉美裔也受到歧视和排挤。加利福尼亚州选民先后通过的187号和209 号两提案，国会1996 年通过、1997年4月1日生效的新移民法要求非法移民在半年内离开美国，共和党1996年竞选纲领要求修改美国宪法，使非法移民在美国国土出生的孩子不得享有美国公民身份――所有这一切主要是针对拉美裔的，自然引起他们的不满。美国的种族关系，一向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保守主义卷土重来，无疑会使种族关系恶化。种族关系今后将怎样发展，政府的种族政策将发生何种变化，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结束语1994年中期选举，是美国本世纪后期的最重要的一次选举。它标志着保守主义思潮在美国政坛的重新得势和自由主义的失势。这对美国的政治生活和政府政策有着深刻影响，其深度和广度将超过里根年代。联邦政府的政策将继续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转变，但会受到民主党的抵制。共和党在1996年大选后继续控制国会，但并未建立起其选民的重新组合；克林顿连任总统，民主党也未建立起该党的选民重新组合。克林顿走中间道路，接受了共和党的一些主张，使两党的区别更小、更模糊，加上选民对政党的忠诚下降，政党就更加难于形成自己的新的选民大联合。新的政党选民重新组合，可能要过些年才出现。这样，短期内便难以出现一个政党长期主宰全国政治的格局。近期的格局可能是两党交叉执政，或产生统一的政府，或产生分裂的政府。由于目前美国的经济形势好，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4 年内不会出现经济衰退，这形势对民主党有利。美国的政局怎样发展，1998年的中期选举和2000年的大选，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和启示。注释：〔1〕西奥多・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总统的诞生（1951 年―198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84年香港第一版，第8页。〔2〕U. S. Bureau of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United States:1996. 116th ed.(Washington, D. C., 1996), tables431, 435, 439, 446.〔3〕Ibid., tables 512, 515, 685, 1299.〔4〕CQ Weekly Report, January 23, 1997, p.189.〔5〕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6(World Almanac Books, Mahwah, New Jersey, 1995), p.42.〔6〕Susan Welch et al., American Government, 6th ed. ( West Publishing Co, Minneapolis / St Paul, 1996), p.299.〔7〕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6, table446.〔8〕Thomas E. Patterson, The American Democracy, 3rd ed. (McGraw-Hill, New York, 1996), p. 217.〔9〕Ibid., pp. 52, 177.〔10〕Ibid., p. 218.〔11〕Welch, p. 298.〔12〕New York Times, Oct. 8, 1994, p.22.〔13〕Welch, p. 298.〔14〕Welch, p. 122.〔15〕Newt Gingrich, Dick Armey and the House Republicans, Contract with America, eds. Ed Gillespie and Bob Schellhas(Times Books, New York, 1994), p.6.〔16〕Patterson, p.57.〔17〕CQ Weekly Report, Jan. 18, 1977, p. 188; Time, Nov. 18, 1996, p.41.〔18〕CQ Weekly Report, Jan. 9, 1997.〔19〕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Election Special, Nov. 18, 1996, p.96.〔20〕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6, table 572.〔21〕1992年11月5日《光明日报》。〔22〕艾论・埃伦霍尔特：《一个时代悄悄地结束》，1992年11月1日《纽约时报》。〔23〕Patterson, p.217.〔24〕托马斯・曼：《美国九六大选展望》。《交流》，1996年第3期第16页。〔25〕Patterson, p. 215.〔26〕同注〔24〕。〔27〕詹姆斯・A. 瑟伯：《国会选举》。《美国大选，96 》（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编和出版），1996年版，第27页。〔28〕USA Today, Nov. 6, 1996, p.26A.〔29〕Newsweek, Special Election Issue. Nov. 18, 1996, p.11.〔30〕Time, Election Special, Nov. 18, 1996, p. 32.〔31〕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Election Special, Nov. 18, 1996, p.96.〔32〕Patterson, p. 217.〔33〕New York Times, Dec. 8, 1995, p.B14.〔34〕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6,table 12.* 本文为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再版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李道揆著，原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一书的新增部分，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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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514 【 版 号 】7 【 标 题 】简讯 秘鲁发现新的大金矿 【 正 文 】 美国一家开矿公司最近在秘鲁卡哈马卡省的圣米格尔发现一座大金矿，其毛矿蕴藏量为１６８０万吨。据这家美国公司说，这一命名为“西潘”的金矿是南美洲最大的金矿。将于１９９８年开始开采。此前必须建设通往那里的公路，在那里建起发电站和联络通讯系统等必要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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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3 【原文出处】《文艺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1028 【原刊页号】③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清华大学将举办《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 正 文 】 在新世纪元年，清华大学将迎来建校九十周年华诞。作为校庆众多活动之一项，将于2001年5月31日至6月18日在北京举办庆祝清华大学九十周年《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及国际学术研讨会，期望将国际范围内“艺术与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建树引入中国，也希望将中国对该命题的理解推入世界的讨论和关注中，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国际化、综合化、信息化做出前瞻性探索。此次作品展入选作品的基本取向大致有以下几条：入选作品中，无论是“艺术的科学类作品”，还是“科学的艺术类作品”，都应展现或暗示人类想象的臻美追求与逻辑力量的统合，其最终的评价尺度是真、善、美的统一；入选作品（尤其是“科学的艺术类作品”），应揭示科学发现及其严密论证中所显现的美的直觉性（外在性）；入选作品应注重材料和技术思维及审美理想之展示和创造性探索（但绝不是对科学原理的图解）；入选作品中应推崇和注重在“科学与艺术”主题下表现形式及手法上的原创性和实验性，并彰显自然宇宙或人类情感世界的普遍意义；入选作品应提倡符合人类自身健康、尊严，及与自然界一道实现可持续发展之理想和原则（并倡导人类的和平、进步和相互协力之精神）。《科学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01年6月1日至2日在清华大学举行。本次大会特聘请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清华大学名誉教授李政道先生和著名艺术家吴冠中教授共同主持并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大会还特邀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美国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等8国共26所大学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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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9年 第14卷 第2期 Vol.14 No.2 1999发动机性能的耦合优化计算王逊** 张世铮 蔡睿贤 杜鹤龄 郭昕【摘要】 本文根据发动机整机试车结果，在测量数据较少且缺乏发动机部件特性的情况下，通过耦合建模技术和最优化技术，推测出涡扇发动机主要部件（风扇、高压压气机、高低压涡轮）的特性，建立较准确的发动机稳态工作数学模型。 主题词： 耦合 优化 航空发动机 性能分类号： V235.1311 前言耦合算法通过发动机整机试车数据与部件特性试验数据相比较，得到一组耦合系数，利用这些系数对已有的部件特性加以修正，从而找出更接近实际运行情况的部件特性。该算法已成功地应用于斯贝Mk202发动机稳态性能计算。它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但还存在以下局限性：（1）国外引进的航空发动机往往缺乏相应的压气机、涡轮等部件特性。在部件试验台上测定部件特性因花费巨大又难以实现，而缺乏发动机部件特性会给耦合计算带来很大不便。（2）耦合算法要求整机试车提供较完整的各部件进出口压力、温度、流量、转速、等参数。而对从国外引进的航机，整机试车往往仅测量其推力、耗油率、转速、涡轮后排气温度等参数，这些量既不能直接用于求取部件耦合系数，在缺乏部件特性的情况下也不能间接求出耦合计算所需的部件进出口参数，对于双轴发动机上述问题尤其突出。因此为扩展耦合算法的应用范围，必须对其加以改进补充。本文引进最优化技术，提出以耦合建模技术和最优化技术为基础的耦合优化计算。2 耦合优化计算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缺乏发动机部件特性的情况下，如何根据发动机整机试车结果，推测出压气机、涡轮的部件特性，建立较准确的涡扇发动机数学模型。由于缺乏部件特性，可先假定一组原始压气机、涡轮特性，例如采用已有的其它相近似的部件特性或通用特性方程。根据整机试车结果求得耦合系数后再对已有的原始部件特性加以修正，推测出发动机的实际部件特性。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是耦合系数的确定。为解决前面所述问题，本文提出了耦合优化计算方法。与灵敏度分析法相比，优化方法具有准确、快速的优点；与解方程组法相比，具有简便、灵活、易于实施的特点。2．1 优化算法的数学模型2．1．1 目标函数选取整机试车结果与相应非设计工况计算求得的计算值的误差平方和作为目标函数。其数学表达式为：其中：X表示某种数据，下标i表示第i种测量数据；c表示计算值；t表示整机试车值。本文的双轴涡扇发动机共测得5种数据，i=5和X=(Fn,W2,sfc,T5,Nh)。其中：Fn表示推力，W2表示发动机进口空气流量，sfc表示耗油率,T5表示低压涡轮后排气温度，Nh表示高压转子物理转速。优化目标函数可写为：2．1．2 设计变量设计变量共10个，分别是：风扇：压比耦合系数φLCε，折合流量耦合系数φLCCW，效率耦合系数φLCη；高压压气机：压比耦合系数φHCε，折合流量耦合系数φHCCW，效率耦合系数φHCη；高压涡轮：折合流量耦合系数φHTCW，效率耦合系数φHTη；低压涡轮：折合流量耦合系数φLTCW，效率耦合系数φLTη。对假定的初始部件特性,利用耦合系数就可按下列公式加以修正并用于整机性能计算。低压压气机压比： 低压压气机效率：低压压气机折合流量：高压压气机压比： 高压压气机效率：高压压气机折合流量：高压涡轮折合流量： 高压涡轮效率：低压涡轮折合流量： 低压涡轮效率：式中：下标E表示修正后的部件特性参数；M表示初始的部件特性参数。2．1．3 约束条件包括两类约束：(1)对设计变量的约束，要求耦合系数φi≥0；(2)对计算结果的约束，例如对涡轮前温限制，对高压压气机转速的限制等。2．2 耦合优化算法的实施过程首先按优化程序要求，给定设计变量（耦合系数）初值，然后利用这组系数修改部件特性，再用修改后的特性进行非设计工况计算，将得到的计算值与整机试车结果比较，可得一组误差，以这些误差的平方和为目标函数；然后按优化程序制定的策略，沿一定方向、按一定方式，改变耦合系数，求得相应的目标函数。通过进行有计划的搜索，最终通过优化得到一组最佳耦合系数，用该组系数对部件特性加以修正，利用修正后的部件特性进行发动机变工况性能计算，即可得到与整机试车最接近的值。3 计算结果本文对一涡扇发动机进行了耦合优化计算。计算的已知条件是飞行高度、马赫数、发动机尾喷管面积。整机试车提供给定高度、马赫数、风扇相对折合转速下的发动机进口空气总流量、总推力、耗油率、高压转子转速、低压涡轮后排气温度。通过对不同风扇相对折合转速下的工况进行耦合计算，得到各组耦合系数，建立了该涡扇发动机的数学模型，得出该发动机的稳态变工况性能，并推测出各部件特性。图1为发动机相对总推力的计算值与整机试车结果对比。图2为发动机相对进口空气总流量的计算值与整机试车结果对比。图中，NLC和NHC分别表示风扇和高压压气机相对折合转速。“-”表示相对值。此外，还比较了高压转子相对物理转速、低压涡轮后相对排气温度、相对耗油率。计算结果表明在0高度，0马赫数下计算结果非常接近整机试车数据，均方根误差在1％左右。图1 发动机相对总推力 图2 发动机进口相对空气流量图3 高压压气机特性：相对折合流量―相对压比图4 高压压气机特性：相对折合流量―相对效率图3和图4为在通用压气机模型的基础上，推测出的高压压气机特性，分别表示不同的高压压气机相对折合转速下，相对折合流量与相对压比的关系及相对折合流量与相对效率的关系。此外，还推测出了风扇、高低压涡轮特性。利用这组特性进行发动机变工况计算得到的计算值接近于整机试车结果。4 结论根据发动机整机试车数据，在发动机部件特性缺乏的情况下，通过耦合建模技术和最优化技术相结合，建立起较准确地涡扇发动机数学模型、确定发动机流程各截面上的气动热力学参数及发动机性能，同时推测出发动机各部件（主要是风扇、压气机、高低压涡轮）特性。本文将最优化技术引入到耦合计算中，将原来求耦合系数这种偏重物理概念的过程转化为用数学―物理手段解决问题。通过将原来已知整机试车结果，待求耦合系数的问题转化为一个以计算值与试车结果误差的平方和最小为目标函数，以待求耦合系数为设计变量的有约束非线性规划，拓展了原耦合计算方法的应用范围，在经过补充、发展后实现了在发动机整机试车测量参数甚少、部件特性未知的情况下，对发动机整机和部件的稳态工作性能进行模拟的目标。受测量数据不足和优化方法本身的限制，得到的最优解可能不是全局极值，但随着整机试车测量参数的增多和试车资料的不断丰富及算法的进一步完善，耦合优化算法的准确性和适用范围还会得到改善。致谢 作者感谢国家攀登B计划的资助，特此致谢！作者单位：杜鹤龄 郭昕 中国航空燃气涡轮研究所王逊 张世铮 蔡睿贤 中国科学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参考文献1 EGD8-SPEY Mk202-THERMODYNAMICS & AERODYNAMICS LECTURE NOTES2 张世铮等．燃气轮机设计点与非设计点性能计算的方法和计算机程序．工程热物理学报，1984，4(2)：3 吴大观等．涡轮风扇发动机及其系统的性能研究．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64 张世铮．燃气热力性质的数学公式表示法．工程热物理学报，1980，1(1)：5 郁永熙等．介绍一种新的优化方法―正多面体法．上海交通大学学报，1983，1(1)：6 张娜，林汝谋，蔡睿贤．压气机特性通用数学表达式．工程热物理学报，1996，17(1)：（责任编辑 王震华）1998年6月收稿；1998年10月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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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6期 Vol.23 No.6 1997一种前向神经网络快速学习算法及其在系统辨识中的应用王正欧 林晨摘 要 提出一种基于最小二乘的前向神经网络快速学习算法.与现有同类算法相比，该算法无需任何矩阵求逆，计算量小，较适于需快速学习的系统辨识和其他应用.文中推导了算法，并给出一种更为简便的局部化算法.系统辨识的仿真实例表明了算法的优良性能.关键词 前向神经网络，快速学习，系统辨识.A FAST LEARNING ALGORITHM OF FEEDFORWARD NEURALNETWORKS AND ITS APPLICATION TOSYSTEM INDENTIFICATIONWANG ZHENG'OU(Institute of Systems Engineering,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LIN CHEN(Fujian Asia Bank Limited,Fuzhou 350001)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propose a fast learning algorithm of feedforward networks based on the least squares.Compared with existing similar algorithms,the present algorithm does not require any matrix inversion,therefore,it has a less computational cost and can be better suited for system indentification and other areas where fast learning is required.We derive the algorithm and also give an even simpler and more convenient localized algorithm.Simulation results for system identification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lgorithm.Key words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s, fast learning, system identification.1 引言自前向神经网络BP算法［1］提出以来，己在控制界和其他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3］.由于BP算法存在收敛慢和局部极小点等问题，迄今已提出大量改进算法，其中采用增广卡尔曼滤波的学习算法［4］引起了广泛地重视.这类算法无需对学习速率和势态项系数进行猜测，且收敛速度快、精度高.其基本思想是把网络权值作为一个相应动态系统的状态，运用增广卡尔曼滤波估计，即可得到好的效果.然而这类算法由于维数过高且需矩阵求逆，限制了网络的规模.多种局部化算法［5，6］的提出，虽降低了维数，但仍免不了矩阵求逆.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最小二乘的快速学习算法，无需任何矩阵求逆，其相应的局部化算法更极大地减少了计算量，提高了计算速度，较适于系统辨识等实际应用场合.2 网络和相应的动态系统考虑一个任意的具有一个输入层、一个输出层和若干隐层的前向网络，设此网络包含一个由全部连接权构成的权向量θ∈RM，并认为一个单元的阈值是由单位强度输入连接到该单元的连接权.假定网络中单元的激活函数(除输入层外)是S形函数φ(x)=1/(1+e-x)，其中x为该单元的纯输入，它等于输入到该单元信号的加权和.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定θ，使得对于一组给定的输入向量i(k)∈Rn(k=1,…,p)，网络产生的实际输出向量o(k)∈Rm(k=1,…,p)应尽可能接近期望的输出向量d(k)∈Rm(k=1,…,p).这里考虑在线学习算法，即输入模式依次输入至输入层，权值则递推地改进.将θ视为如下非线性动态系统的状态θ(k+1)=θ(k)=θ0, (1)d(k)=f(θ0,i(k))+e(k). (2)这里f(θ0,i(k)=o(k,θ0)表示网络的输入、权值和输出关系的非线性函数，e(k)为模型误差.f(θ0,i(k))可在当前估计值(k-1)附近展开，故(1)，(2)式可改写为θ(k+1)=θ(k)=θ0, (3)d(k)=f((k-1),i(k))+GT(k)(θ0-(k-1))+ρ(k)+e(k). (4)这里G(k)是M×m维梯度矩阵(5)ρ(k)是f的展开式的高阶余项.若设ξ(k)=f((k-1),i(k))-GT(k)(k-1)+ρ(k), (6)则(4)式可简写为d(k)=GT(k)θ0+ξ(k)+e(k). (7)如将网络中单元由1至N排列，并取权值向量为θ=[θT1 θT2…θTN]T，则(7)式可写为(8)这里θi为连接到第i个单元的权向量，c(k)=ξ(k)+e(k).G(k)中的偏导数可通过网络反传o(k)求得.3 学习算法3.1 全局递推最小二乘算法(GRLS)基于模型(8)给定一个输入/输出序列对(i(j),d(j))(j=1,…,k)，选择如下的目标函数(9)这里‖.‖表示向量的欧几里得范数，ei(j)是(8)式中第i个建模误差，λ为遗忘因子0＜λ≤1，估计值(k)是由使ε(k)达到极小而得的.此解可从下列正则方程推导(10)其中1×M维向量gTi(j)是矩阵GT(j)的第i行.由(10)式可得(k)=S-1(k)t(k). (11)其中 (12)(13)由(11)式可推得GRLS算法如下：(14)(15)算法初值可取p(0)=r-1I，r为任一小正数，I为单位阵，(0)可为非零的随机向量.(14)，(15)式的推导见附录.注意，上述算法要求存储和改进一个M×M维矩阵，但不要求任何矩阵求逆.3.2 局部化递推最小二乘算法(LRLS)在GRLS算法中P阵的维数相当高，仍难实用.一种有效的简化方法是将系统分解成若干较小的子系统，例如分解到层一级、神经元一级乃至到单个连接权一级等.这里拟在神经元一级推导LRLS算法.考虑网络中第j个单元，假设它具有Mj+1维连接权向量θj和Mj+1维的输入向量，θj中包含了该单元的阈值.该单元对总输出O(k)的影响可用梯度矩阵GjT(k)描述，它是GT(k)的第j个子块(16)此矩阵的第i行是，用gjTi(k)表示.如相对于第j个神经元的权值线性化f，则类似于(4)式有d(k)=f((k-1),i(k))+GjT(k)[θj-j(k-1)]+ρj(k)+e(k)=GjT(k)θj+ξj(k)+e(k). (17)其中 ξj(k)=f((k-1),i(k))-GjT(k)j(k-1)+ρj(k). (18)这里台劳展开仅对第j个单元的权值进行，其余权值采用k-1时刻以前的估计值.此非线性函数的线性化可对每个单元平行地进行.对于每个单元改进权值的局部化算法类似于(14)，(15)式可得(19)(20)注意到LRLS仅要求存储和改进一个(Mj+1)×(Mj+1)维矩阵(随单元不同Mj可不同)，此矩阵维数大大小于GRLS中相应矩阵的维数，故LRLS的存储和计算量远小于GRLS.4 LRLS在系统辨识中的应用系统辨识通常和自适应控制相联系，要求快速及时地辨识以利于控制，但通常的学习算法受收敛速度限制，效果难以理想.LRLS算法可较好地弥补这一缺陷.为研究该算法在系统辨识中的性能，这里将它同原始BP算法作了仿真比较.为实用计，只研究LRLS的性能.由于前向多层网络可对任意线性和非线性函数映射.不失一般性，这里仅研究线性系统辨识例子.为简单计，在仿真中略去了系统模型误差，以突出说明算法的收敛性和精度.由经验选取λ=0.995，以利于算法收敛.以下用4个例子说明新算法的优越性.例1.考虑简单单变量系统y(k)=0.8y(k-1)+0.2u(k),这里输入u(k)是在(0，1)区间中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网络结构为两个输入u(k)和y(k-1)、一个15单元隐层及一个输出y(k)(2-15-1).初始权值为0与0.01间均匀分布的随机值，Pj 初始阵中r=0.001.原始BP算法中学习速率和势态项系数分别取为0.9和0.3.训练样本数为30.训练停止准则为ei<0.05，其中e表示30个样本中输出误差最大值，下标i表示迭代次数.图1表示采用LRLS和原始BP算法在不同初始条件下10次训练的平均误差随迭代次数的变化曲线.图1 对例1采用LRLS和BP的平均输出误差曲线例2.考虑动态系统y(k)=1.368y(k-1)-0.368y(k-2)+0.368u(k-1)+0.364u(k-2),这里u(k)是0和1间均匀分布随机变量，网络结构为4-10-1，初始条件和停止准则同例1，训练样本为30.图2表示LRLS和原始BP算法收敛速度比较，其中BP算法参数取法同例1.图2 对例2采用LRLS和BP的平均输出误差曲线例3.考虑单输入二输出系统y1(k)=u(k-1),y2(k)=u(k-1)+u(k-2).网络取为双隐层结构2-10-10-2，u(k)取为0―0.5间均匀随机变量.Pj初始阵中取r=1000，网络初始权重取为0―0.5间均匀随机数，阈值全部取为0.5.判断收敛的误差函数取为均方误差其中样本数n=30，ei为第i个样本的学习误差.图3表示LRLS与原始BP算法收敛速度的比较，其中BP算法取学习速率为0.83，势态项系数为0.23.图3 对例3采用LRLS和BP的均方输出误差曲线注.LRLS迭代至129次精度达0.004979，而BP到18700次精度才达0.01347.例4.考虑二输入二输出动态系统y1(k)=0.8y1(k-1)+3u1(k-1)+u2(k-1),y2(k)=-0.8y2(k-1)-4u1(k-1)+u2(k-1).网络取为双隐层结构4-10-10-2，其中u1(k),u2(k)均取为0―1间均匀随机变量.模型初始值取为y1(0)=y2(0)=0，网络和算法的初始值同例3，判断收敛用的准则仍为均方误差.图4显示了LRLS与原始BP算法收敛速度的比较，其中BP算法的参数同例3.图4 对例4采用LRLS和BP的均方输出误差曲线注.LRLS迭代至112次精度达0.007984，而BP到9651次精度才达0.007981.从上述四个例子可见LRLS具有极好的性能，其收敛速度远比原始BP算法快.5 结论本文推导了一种前向网络的快速学习算法GRLS，给出了一种更为简便的局部化算法LRLS.该算法避免了矩阵求逆，减少了计算量，其中LRLS算法更使存储量和计算量大为降低.仿真结果表明了这种算法具有收敛快速、精度高的特点，是一种实用的前向网络快速学习的有效算法，适用于系统辨识等实际应用场合.1) 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作者简介：王正欧 1961年毕业于天津大学自动化仪表专业.现为该校教授和美国纽约科学院成员及 IEEE 成员，长期从事系统辨识、系统建模理论及应用的教学科研工作.近年来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近期研究方向为神经网络理论及应用、人工智能等.林 晨 1969年生，1991年毕业于天津大学，1994年于天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获工学硕士学位.现任职于福建亚洲银行.研究兴趣为神经网络、系统辨识和控制、经济金融等领域.作者单位：王正欧；天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 天津 300072林 晨：福建亚洲银行 福州 350001参考文献［1］ Rumelhart D E，Hinon D E,Williams R J.Learning 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by error propagation,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Explorations in the microstructure of cognition,Cambridge MA:MIT Press,1986,318―362.[2] Narendra K S,Parthasarathy K.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of dynamical systems using neural networks.IEEE Trans. Neural Networks,1990,1(1):4―27.[3] Chen S,Billings S A,Grant P M.Non-linear system identification using neural networks.Int.J.Control, 1990,51(6):1191―1214.[4] Singhal S,Wu L.Training feed-forward networks with the extended Kalman algorithm.In:Proc.of the IEEE Int.Conf.on Acoustics,Speech and Singal Processing,Glasgow,1989,1187―1190.[5] Kollias S,Amastassion D.An adaptive least squares algorithm for the efficient training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IEEE Trans.Circuits and Systems,1990,36:1092―1101.[6] Shah S,Palmieri F,Datum M.Optimal filtering algorithms for fast learning in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s.Neural Networks,1992,5:779―787.收稿日期 1995-03-13附 录算法(14)，(15)的推导从(12)式有(A1)同理可得(A2)假定下面的等式成立(A3)这里h(k)有与gi(k)相同的维数.需要指出，严格地说，(A3)式不能精确成立，此处仅为推导方便起见；后面，h(k)hT(k)仍将用∑gi(k)gTi(k)替代，故不会出现误差.应用矩阵求逆公式A=B-1+CCT, A-1=B+BC(I+CTBC)-1CTB,并设B=S-1(k-1)λ-1及C=h(k).由(A1)和(A3)式可得S-1(k)=λ-1S-1(k-1)-λ-2S-1(k-1)h(k)hT(K)×S-1(k-1)[1+λ-1hT(k)S-1(k-1)h(k)]-1. (A4)定义P(k)=S-1(k)，则(A4)式可写为P(k)=λ-1P(k-1)-λ-2P(k-1)h(k)hT(k)P(K-1)×[1+λ-1hT(k)P(k-1)h(k)]-1. (A5)由(A3)式知(A6)必成立，即h(k)hT(k)的对角元素之和等于所有构成h(k)hT(k)的矩阵的对角元素之和，因此有(A7)由(A3)，(A5)及(A7)式可得(A8)定义a(k)=λ-1P(k-1)h(k)[1+λ-1hT(k)P(k-1)h(k)]-1. (A9)由(A5)式得P(k)=λ-1P(k-1)-λ-1a(k)hT(k)P(k-1), (A10)则(A9)式可写为a(k)+λ-1a(k)hT(k)P(k-1)h(k)=λ-1P(k-1)h(k) (A11)或 a(k)=[λ-1P(k-1)-λ-1a(k)hT(k)P(k-1)]h(k)=P(k)h(k). (A12)另外，(11)式中的参数估计(k)可写为(A13)把(A10)式代入(A13)式得(A14)由(11)，(A12)和(A14)式可得(A15)略去高阶项ρi(k),i=1,…,m,即得(A16)从上面的推导中已得到了(14)和(15)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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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体育科学ZHEJIANG SPORTS SCIENCE1999年 第21卷 第2期 Vol.21 No.2 1999成功体育教育的依据与法则吴 惠 民 ,程 华 强摘要：体育教育寓健身的同时,蕴含着教育的全部涵义,实现成功体育教育必须确立现代体育教育 观,从培养学习动机入手,以学生的实践体验为主,运用科学的教育方法,才能接近预定的目标。关键词：体育教育；依据；法则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624（1999）02-0006-04The basis and rule of successful physical educationWU Hui-ming,CHEN Hua-qiang（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14,China）Abstract：PE teaching contains the fitness,meanwhile,PE contains the whole means of education.To obtain the successful physical education,we must establish mordern view point of P.E.W e should develop students’ study motive.base on their own experience and use scientific method.Only in this way,can we approach the expected goals.Key words：PE teaching；basis；rule从最初的启蒙教育延续到中、高等教育,其中体育教育始终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个体对体育的认识或者说是目的、动机,也从本能的自然属性发展为伴随着某种功利意识,或日益强化,或逐渐淡薄,其体育行为则形成两股分流,一种是在崇高理想、目标的支撑与推动下,始终自觉地参加体育锻炼,并形成伴随终生的健康有益的生活习惯,即谓成功体育教育。另一种则把体育作为负担,囿于制度或“过关”而不得不为之,一旦脱离了特定的环境,体育的动力和行为也随之终止,即形成所谓“应试教育”。可以说,这两种状况都是传统的体育教育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愈来愈高,必然给大学体育教育提出一个必须解决的课题,即如何实施成功体育教育,使未来的人才既有健康的身心又具备自觉的体育行为能力。1 现代体育教育观的确立 ,为成功体育教育提供了可能当今学校体育在社会需要和时代召唤的客观要求制约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革,逐步摆脱了以竞技体育为主的基本格调和模式化的体育教育体系,渐进形成“回归自然体育”、“闲暇快乐体育”、“养身保健体育”、“运动竞技体育”等多形式、多层次、多内容的现代综合体育教育 体系。实施体育教育的基本形式―――体育教学也改变过去那种传习式的教学方式,而是有意 识、有目的地通过传授知识与掌握技能来发展学生的智力和体育能力,为终身体育打好基础。这种以“能力教育”、“终生体育”为目标的现代体育教育观的确立,赋予了学校体育新的生命 力。由此,既为所有的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体育学习空间,极大地激发了学习体育的兴趣, 同时也为所有的学生成功地学习体育设置了一个宽松活泼的环境。现代体育教育观的确立,为实现成功体育教育提供了可能。2 成功体育教育的心理依据2.1 转化学习动机实现成功体育教育的最终标志是体育行为的持久性,而体育行为的动力源自个体对体育价值的认识能力。对体育价值认识层次的高低又决定着体育行为的持久性。实施成功体育教育必须把培养正确的体育价值观贯穿于始终。通过对部分大学生学习体育,参加体育锻炼的动机调查分析,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单纯为改善体质的生理需要型；二、出于兴趣爱好、调剂课余生活的娱乐爱好型；三、为了将来社会需要多作贡献,参与竞争的目标理想型；四、为了体育考试,应付过关的被动型。其中前两种类型者为多数,后两种类型为少数,前三类同时互有兼容。由此不难预料,大学生的体育价值观层次较低的现状,一旦脱离了学校的特定环境,再由于种种原因失去娱乐爱好的情趣,体育行为往往终止。因此,实施成功体育教育应该把促成学生的体育价值观向高层次转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2.2 优化心理状态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决定人类行为和个性的关键是人的心理及精神状态。这也是学生能否成功学习体育的一个根本原因。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学生学习体育的先天条件并没有什么优势,但是在他们身上始终显示出不甘落后的欲望。相反,也有些身体条件不差的学生对体育学习表现得消极冷淡,其原因除了上述动机因素之外,不妨用英国心理学家哈菲德所作的一项与体育关联的实验来说明,哈菲德请了三个人做同一个实验,让他们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下尽力抓紧握力器,在没有暗示鼓励的情况下,他们的平均握力是 101磅。第二次实验则将他们催眠,告诉他们“体质很差,非常虚弱”,实验结果他们的平均握力只有 29磅。第三次实验强调他们“十分强壮”,并激励他们竞争,结果他们的平均握力达到 142磅。这个简单的实验揭示了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即人虽然具有无可估量的潜力,但只有在思想里肯定自己有力量之后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优化学生的心理状态,成为发挥学生潜能的必要条件。2.3 塑造成功的自我意象现代的心理科学以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自我意象的存在及其作用,当人在潜意识中为自己确立了成功的自我意象后,就能按这个指定朝“成功”的目标行动,反之,如潜意识中确立了失败的自我意象,它同样也会按这个指定朝“失败”的目标行动。仅从学习体育而言,事实上每个学生进校以后就逐步形成一幅心理上的自我意象,即“我是属于哪种学生”的自我价值判断,正是这幅内在的自我意象在悄悄地左右人的行为。它既可以使人妄自菲薄,悲观失望, 阻碍自己潜能的发挥与发展,也可以使人坚韧不拔、顽强拚博,信心十足地展望未来并不断获得成功。但是,自我意象并不是先天就有的,它是人生经验的结果。每个人都会凭借过去的体验,有意识地发展各自的自我意象,尤其是早期的体验,对后来的人生常常起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实施成功体育教育应起始于早期的启蒙教育,重视积累成功的体验,并不断地输入成功的信息,增强自信心。这就表明学生形成什么样的自我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传递信息的老师,从而为体育教育揭示了对其施加影响的可能性。综上所述,实施成功体育教育应确立如下三个基本观点：一、向高层次转化体育学习是一项重要任务；二、优化学生的心理状态是发挥学生潜能的必要条件；三、塑造学生成功的自我意象是成功体育教育的主要目标。3 成功体育教育的基本法则3.1 从真诚地欣赏和鼓励开始人总是希望自己的存在能得到社会的承认,都渴望别人对自己的赏识。关于认知态度一致性的理论认为,老师的称赞有助于学生自觉克服缺点,学生会尽力和老师的评价保持一致性,一致性原则支配所有人的思维。在体育课中,尤其是专项课教学,有意识地安排那些专项能力强的学生作示范,并加以欣赏性地评析,其效果肯定是好的。这是因为,老师在学生的心目中具有偶象的地位,他们对老师持肯定态度的个体,对老师持赞成态度的对象也会持肯定态度。虽然有些肯定和赞美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但他们都会向老师赞美的方向努力。久而久之,老师的赞美和肯定就具有真实的意义了。与此同时,还要抓住体育教学的特点,不断地施加精神上的鼓励,情绪上的煽动,对于那些基础差、起点低的学生更是不可缺少。轻易的否定, 只会导致信心的丧失。3.2 尽量多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与乐趣体育学习有别于其它课程,学生自身对学习过程的体验往往比学习的结果更具现实意义。强化成功意识,培养适度的成功心理,对于建立自信是必要的。现代心理学也证实,只要我们有过一次成功的经历和体验,头脑里就会留下一个深刻的记忆。当我们面临新的学习任务,重新唤起往日成功的“模式”,内心就会重新出现那种成功的心情；与此相同,失败的经历和体验也会真实、清楚地储存在记忆中,如果屡遭挫折就容易产生失败的心态,往往刚一接触新的学习任务就情不自禁地把不及格的景象灌输给神经中枢,反反复复的结果会使这种原本虚假的景象变得越来越真实,从而形成已经失败的感受。在排球教学中,面对2米43的网高,大约不会有学生能成功地学会扣球,而适宜地降低网高,则将会出现另一番景象。同样的道理,在耐力素质练习中（12分钟跑）,从最初的6分钟计时跑起步,每次课2分钟递增,让耐力素质最差的学生也能坚持跑到底,最终12分钟跑测验成绩普遍令人满意。体育教学无需用“教练员的 眼光”看待学生,只能让学生通过自身点滴的成功,换取对体育的爱好并充满乐趣地投身到日常的锻炼中去。而这种成功心理的获得,则意识着自身已经自发地调动各种内在的积极因素向成功的方向努力。3.3 扩大体育教育的评价范围课堂体育教学是体育教育不可忽视的最基本的活动,但决不能把它看成是体育教育的唯一活动,爱因斯坦指出：“人的差异产生在业余时间。”在业余时间选择参与的活动,有可能使人获得自由发展,充分发展,富有个性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在当前倡导“素质教育”、“培养能力”、“终生体育”的大趋势下,校园体育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各种自发的体育社团,小型多样的体育比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其中,如何还是因循守旧,仅以常规的课堂体育测试,衡量学生体育的好坏显然是不全面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体育既然是一个方面,扩大体育的评价范围,却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某些学生在运动技能学习中表现不突出,体制测试中也成绩平平,但在组织竞赛工作中,裁判执法中却有可能显露头角,发挥才干。因此扩大体育教育的评价范围,是实施成功体育教育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3.4 给于“体育差生”更多的关心与激励让所有的学生都能成功地学习体育,自然包括那些“体育差生”。一般来说,“体育差生”是体质基础差,由此产生自卑感,在性格上趋于“内向型”。要使他们跟上集体的步伐,重要的是消除他们心理上的自卑感。第一,不能冷漠视之,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要使其始终处于集体的关心之中。第二,付于更多的帮助与激励,可以运用因材施教和高分激励的方法加以强化。特别是“高分激励”,是对基础差的学生采用的一项特殊手段。教师在衡量学生成绩时应注意通过学生自身纵向的比较,着眼于现在的进步；以相对测量的办法,着眼于一点一滴的提高；从造就完善人格的高度出发,着眼于毅力、能力的培养。简而言之,学生只要有一点进步,只要达到一个微小的目标,只要有一点拚搏精神的显示,都应该给予赞许和肯定,使之不断自信、自强。因为这种评分无需考虑公平,它的全部意义在于鼓励学生自身的努力。结束语总之,体育教育在塑体魄的同时,蕴含着教育的全部涵义,其实质是体育教育中的一切活动应以学生为主体,所有计划的制定,方法的选择都应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挖掘潜能,发展个性,使学生愉快而成功地学习体育的同时,身心健康成长并终生受益。成功体育教育也是每个体育教育者必须努力追求的永恒的目标。作者简介：吴惠民（1952－）,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工业大学讲师.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 体军部,浙江 杭州 310014参考文献：［1］体育教材编委会.体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2］金钦昌.学校体育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3］周绍忠,等.体育心理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4］周 舟.论成功教育的依据可能及现实意义［J］.中国教育学刊,1992,（3）.［5］体育院系编委会.运动心理学［M］.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责任编辑：黄一飞收稿日期：1998-06-08；修订日期：199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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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3期 No.3 Vol.18 1998科技期刊邻单胞菌L1对氯代苯的降解特性的研究罗如新* 李顺鹏 (南京农业大学微生物系，南京 210095)张素琴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 430071)文 摘 从某化工厂废水处理厂活性污泥中分离得到一株能以氯苯为唯一碳源的细菌，革兰氏阴性杆菌，兼性厌氧，初步鉴定为邻单胞菌属(Plesiomonas)。该菌在有氧情况下18天内对氯苯的降解率为50%，在厌氧条件下18天内对氯苯的降解率为37.2%。不同底物试验结果表明，该菌还能利用间氯酚、TCP、2，4-D等二氯、三氯化合物，此外不经诱导抗汞能力达15mg/L。细胞抽提物开环酶分析，L1菌株在好氧条件下拥有一条被氯苯诱导的邻位裂解途径。关键词 邻单胞菌 氯苯降解率 抗汞 邻苯二酚双加氧酶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lorobenzene by Plesiomonas sp.L1 .Luo Ruxin,Li Shunpeng(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Nanjing Agricultru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Zhang Suqin(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Academia Sinica,Wuhan 430071).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3):272～275Abstract―A bacterium which can degrade chlorobenzene as the sole source of carbon and energy was isolated by selective anaerobic enrichment from activated sludge.The bacterium was preliminarily identified as a Plesiomonas sp..The anaerobic and aerobic biodegradation rates of chlorobenzene determined by GC were 37.2% and 50%，respectively. The organism also grew on metachlorophenol, 1，2，4-trichlorobenzene, 2，4-dichlorophenoxyacetic acid. It had resistance to mercuric chloride with a concentration of 15mg/L without induction. Dioxygenase assays of cell extracts suggested that the strain L1 possessed an ortho pathway which was induced by chlorobenzene.Key words:Plesiomonas degradation rate of chlorobenzene mercury resistance catechol dioxygenase氯代苯类有机物作为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用于农药、医药和材料合成等行业，但随着废水和废物进入环境造成环境污染。这类化合物化学性质稳定，与非氯代化合物相比，由于其更高的持久性和更强的毒性，对环境危害特别严重。利用微生物来降解氯代苯类有机物在国内外已有很多报道，筛选出了许多能利用这些难降解物质的微生物〔1～3〕。并对氯代苯类化合物的降解途径、遗传背景等也有深入的研究〔4〕，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好氧菌或厌氧菌的特性，而在污染环境中往往是好氧和厌氧条件并列或交替存在，更需要在两种情况下都能发挥一定功效的微生物类群。本文应用亨盖特厌氧技术分离得到一株氯苯降解兼性厌氧菌，测定了其在厌氧和好氧条件下代谢氯代苯的能力，以期能更好地应用于复杂多变的污染环境中氯代苯类化合物污染的治理和生态恢复。1 实验方法1.1 样品来源活性污泥样品采自苏州化工厂废水处理厂。1.2 试剂氯代苯(氯苯)、间氯酚、2，4-二氯苯氧乙酸(2，4-D)、三氯酚(TCP)、四氯酚、五氯酚(PCP)均为化学纯。1.3 氯苯降解菌的富集、分离(厌氧分离)、鉴定富集培养基成分（每升)：蛋白胨10g，KH2PO4 0.10g，葡萄糖0.10g，NaCl 0.10g，pH值为7.0～7.2，383Pa，115℃，30min，高压灭菌。无机盐培养基成分（每升)：NH4NO3 1.0g，(NH4)SO4 0.5g，MgCl2 0.5g，KH2PO4 0.5g，NaCl 0.5g，pH值为7.0～7.2，121℃，30min，高压灭菌。LB培养基（每升)：蛋白胨10g，酵母粉5g，NaCl 10g，pH值为 7.0～7.2，121℃，30min，高压灭菌。厌氧富集驯化：采用亨盖特厌氧技术，在厌氧条件下，30℃，150mL富集培养基，加活性污泥5mL，氯苯浓度为50mg/L，以后每隔1周移种1次，以接种量为10%接入新鲜培养基中，5周后氯苯浓度提高至300mg/L，然后用无机盐培养基代替富集培养基驯化1周。 以含氯苯浓度为300mg/L的无机盐培养基进行滚管分离，约1周后出现菌落，厌氧条件下挑单菌落移入无机盐液体培养基中，再滚管2次，选择生长最快的菌落移至无机盐液体培养基中。暂定名为L1。对分离得到的细菌进行形态结构、生长特性、生理生化等方面的试验。具体方法参考《一般细菌常用鉴定方法》，最后根据《伯杰氏细菌鉴定手册》鉴定到属。1.4 氯苯的微生物厌氧降解和好氧降解用气相色谱法测定氯苯的含量。厌氧降解：装50mL无氧无机盐培养基于80mL血清瓶中，加氯苯，30℃静止培养。设2个对照(ck1为加氯苯，不接菌；ck2为不加氯苯，接菌)，3个重复。好氧降解：装50mL无机盐培养基于250mL三角瓶中，加氯苯，30℃摇床培养。同样设2个对照，3个重复。每隔5天取样测定。样品处理方法：取样品1mL，加1mL苯，充分振荡，静止2h分层，吸取上层有机相，加少量无水硫酸钠，片刻即澄清，可用于进样测定。1.5 L1菌株的底物利用试验及抗性试验试验底物有间氯酚、TCP、2，4-D、四氯酚、PCP。待试菌株经活化后，在以上述底物为唯一碳源的无机盐培养基平板上划线。底物浓度为100mg/L，同时以不含底物的无机盐培养基作细菌的阴性对照，30℃培养数日后观察其生长情况。抗性试验：Ap(25mg/L)、Cm(30mg/L)、Km(25mg/L)、Tc(20mg/L)、Sm(10mg/L)、Gm(10mg/L)、HgCl2(1～20mg/L)，L1菌株划线在含上述物质的LB固体平皿上，30℃培养48h，观察其生长情况。1.6 双加氧酶分析1.6.1 细菌生长 将L1菌株接种于20mL LB液体培养基中，30℃摇床培养16h，常温下于 4000rpm离心5min。一部分于4℃冰箱保存以作对照，另一部分在以苯或氯苯为唯一碳源 的无机盐培养基中30℃驯化16h。1.6.2 细胞抽提物的制备 室温下于4000rpm离心5min收集菌体，于2℃下，用0.02mol/L 磷酸盐缓冲液(pH7.0)洗涤2次，细胞悬浮液在0.02mol/L磷酸盐缓冲液(pH7.0)中，用超 声波破碎细胞(相对输出0.67)，每次破碎30s，间隔2min，共4次。4℃下，15000rpm离 心30min，取上清液，可用于酶分析。1.6.3 Folin-Ciocalteu试剂法测定抽提物中蛋白含量。1.6.4 邻苯二酚1，2-双加氧酶(Catechol1，2-dioxygenase，简称C12O)测定 反应混合物 含1μmol EDTA，0.1μmol邻苯二酚(Catechol)或氯代邻苯二酚(Chlorocatechol)，8.7μmol 磷酸盐缓冲液(pH7.0)，细胞抽提物(含0.02～0.06mg蛋白质)，最终体积为1mL。30℃水浴 10min，测定A260处的增值，表示产物顺*顺-己二烯二酸的积累。1.6.5 邻苯二酚2，3-双加氧酶(Catechol 2，3-dioxygenase，简称C23O)测定 反应混合物含 0.1μmol邻苯二酚(Catechol) ，48μmol磷酸盐缓冲液(pH7.5)，细胞抽提物(含0.02～0.06mg蛋白质)，最终体积为1mL。细胞抽提物在加入前先经55℃加热10min处理。然后30℃水浴 10min，测量A375的增值，表示产物2-HMS的积累。酶活性以每毫克蛋白每分钟内转化基质的毫摩尔数来表示。2 结果与讨论2.1 细菌的分离与鉴定L1菌为革兰氏阴性无芽孢杆菌，极生单鞭毛，兼性厌氧，接触酶、氧化酶阳性，硝酸盐还原试验阳性，葡萄糖发酵产酸产气，肌醇发酵产酸产气，不液化明胶、水解淀粉、不利用柠檬酸，最适温度为30～37℃，最高温度为44～45℃，初步鉴定为邻单胞菌属(Plesiomonas sp.)〔5〕。2.2 L1菌对氯苯的降解气相色谱测定条件：柱DC QF-1, 1.5%, 2.1m; INJT 230℃, 柱温190℃, N2 70mL。图1 厌氧降解曲线Fig.1 Anaerobic degradation of CB厌氧测定结果见图1，对照在18天内的降解率为5.3%，3个处理的平均降解率为42.5%，扣除对照，L1菌在厌氧条件下18天内对氯苯的降解率为37.2%。好氧测定结果见图2，对照在18天内降解率为8.7%，3个处理平均降解率为58.7%，扣除对照，L1菌在好氧条件下18天内对氯苯的降解率为50%。图2 好氧降解曲线Fig.2 Aerobic degradation of CB由此可见L1菌能在好氧和厌氧两种条件下对氯苯都有降解，好氧降解率比厌氧降解率高12.8%。2.3 底物试验和抗性试验表1 L1菌在不同底物上的生长情况Table 1 The growth of strain L1 in some substrate底物生长情况底物生长情况M-M＋2，4-D+M＋间氯酚+M+四氯酚 -M＋TCP+M＋PCP-注：M为无机盐培养基，“－”为不生长，“＋”为生长良好，下表类同表2 L1菌对各种抗生素抗性试验Table 2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strain L1抗生素生长情况抗生素生长情况Ap +Tc -Cm -Sm +Km-Gm-表3 L1菌对不同浓度HgCl2的抗性Table 3 Mercury resistance of strain L1HgCl2(mg/L)生长情况HgCl2(mg/L)生长情况3+ 15+6 +16-9 +17+12+18-13+19-14+20-L1菌的底物利用试验结果见表1，表明L1菌有较宽的底物利用范围。能利用一氯、二氯、三氯化合物，而不能利用四氯以上的氯代化合物。从表2，表3可见，L1菌还具有Apr、Smr、Hgr，自然抗汞能力达15mg/L。由于汞化合物一般都是有毒的，其毒性主要表现在对肝、肾和脑组织的损伤和破坏，另外汞离子与巯基具有很强的亲和性，能与含巯基的蛋白质及酶牢固结合，使它们失去活性，危害人体健康，甚至会引起死亡〔6〕。所以微生物的抗汞性已被用来对含汞三废进行净化处理，通过驯化、诱变处理还可进一步提高L1菌株的抗汞性，更好地用于环境保护中。2.4 双加氧酶酶活性测定酶活性测定结果见表4，可见L1菌拥有被氯苯诱导的邻位裂解途径。对芳香化合物主要代谢途径的研究揭示了由不同酶完成起始的转化步骤，但都转变为有限的中心中间代谢产物，如原儿茶酸和(取代的)儿茶酚。这些双羟中间代谢产物进一步代谢都是通过两种途径之一即间位裂解途径和邻位裂解途径，这两种途径最终都进入三羧酸循环。表4 细胞抽提物邻苯二酚双加氧酶活性分析Table 4 Catechol dioxygenase activities in cell extracts被分析的酶和分析基质 酶活性氯苯 苯 酵母抽提物邻苯二酚1.2-双加氧酶邻苯二酚0.304 0.3260.0043-氯邻苯二酚 0.301 0.015 0.0054-氯邻苯二酚0.287 0.014 0.004邻苯二酚2.3-双加氧酶邻苯二酚 0.012 0.004 0.0053-氯邻苯二酚 0.001 0.0030.0014-氯邻苯二酚 0.0020.0040.001C12O活性通过cis-cis-muconate生成率来测定。0.1μmol Catechol转化生成cis-cis-muconate在260nm处吸收值增加0.56。C23O活性通过测定2-HMS的生成率来分析。在375nm处吸收值增加0.98表示0.1μmol Catechol被氧化为2-HMS。无细胞抽提液在55℃处理10min ，以使2-HMS Hydrolyase失活，防止2-HMS的进一步氧化，在55℃不至于使C23O失活〔7〕。卤代芳烃的代谢往往是通过氯代儿茶酚再进一步分解。大量研究已证实氯代儿茶酚通常靠氯代儿茶酚1,2-双加氧酶邻位裂解。这些矿化氯代儿茶酚的酶比普通邻位裂解途径的酶有更宽的底物专一性。因此氯代儿茶酚降解途径也被称作修饰的邻位裂解途径(the modified ortho cleavage pathway)〔8〕。L1菌株也是通过邻位裂解途径来代谢氯代苯，并且通过底物利用试验也证实了L1菌株的邻位裂解酶也具有较宽的底物专一性。在厌氧条件下，L1菌如何代谢氯苯还有待进一步确定。3 小结兼性厌氧菌L1能以氯苯为唯一碳源生长，初步鉴定为邻单胞菌属(Plesiomonas)。在好氧和厌氧条件下，L1菌对氯苯都有降解，在18天内好氧降解率比厌氧降解率高12.8%。L1菌还能利用间氯酚、TCP、2,4-D等二氯、三氯化合物，具有Ap和Sm抗性，抗汞能力达15mg/L。在好氧条件下，L1菌株拥有一条被氯苯诱导的邻位裂解途径。参考文献1 Reinke W,Knackmuss H J. Microbiol metabolism of haloaromatic: Isolation and properties of a chlorobenzene-degrading. Appl. Environ. Microbiol. ,1984, 47(2):395～4022 Berry D F,Francis A J,Bollag J M. Microbial metabolism of homocyclic and heterocyclic aromatic compounds under anaerobic conditions. Microbiol. Rev.,1987 , 51(1):43～593 Nishino S F,Spain J C,Belcher L A， et al. Chlorobenzene degradation by bacteria isolated from contaminated groundwater. Appl. Environ. Microbiol.,1992 , 58(5):1719～17264 Rasul Chaudhry G,Chapalamadugu S. Biodegradation of halogenated organic compounds. Microbiol. Rev.,1991, 55(1):59～795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菌种分类组.一般细菌鉴定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65～666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130～1317 Chakrabarty A M. Genetic basis of the biodegradation of saliaylate in Pseudomonas. J. Bacteriol.,1974 , 112(2):815～8238 van der Meer J R,de Vos W M,Harayama S，et al.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genetic adaptation to xenobiotic compounds. Microbiol. Res., 1992, 56(2):677～694作者简介罗如新 女，1970年1月生。1996年7月南京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博士毕业。现为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讲师。主要从事环境微生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参加“有机磷农药残留的微生物降解及其应用”(获江苏省教委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细菌质粒在环境化学污染物转移中的生态学效应”；“降解和清除污染物基因在高羊茅草中的表达机理研究”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发表论文5篇。收稿日期：1997-07-07* 现在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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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7-501 【原文出处】国外理论动态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9 【原刊页号】12～14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200012 【 标 题 】英国新工党的社会福利政治与意识形态 【 作 者 】郭懋安 【 正 文 】 1999年12月出版的英国《国际社会主义》季刊第85期刊登了迈克尔・拉瓦列特和格里・穆尼写的题为《新工党，新伦理主义――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的福利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文章，对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基础和社会福利政策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文章主要内容如下。以“伦理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布莱尔自从1994年担任工党领袖以来，一贯强调他的基督教信仰和价值观及其对他的政策的影响。他认为“说到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于它以社会为出发点来压制个人。而教会在圣餐的圣仪中所颂扬的原则则是教导我们从个人的责任感出发，把自己同社区更大的利益和善良联系起来”；“主张由国家集中控制工业和生产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它错误地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没有认识到国家和公有经济部门可以像财富和资本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样，成为压制人民的既得利益集团”。布莱尔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用他称之为“伦理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他声称“伦理社会主义”的原则将会支撑工党政府实现其主要任务。“伦理社会主义”包括了新古典供应学派经济学的观点，强调对“人力资本”进行自我投资，使之作为反失业斗争的基石。“伦理社会主义”认为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这个观点同古典的自由派社会政治思想一脉相承，但又不同于自由主义。它声称个人是“互相依存的社会存在”，个人的自我利益“是同社会的利益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因而它在强调“社会生活互相依存”的个人的同时，又强调“社区”和“家庭”；而且“坚实的家庭是坚实的社区的基础”。布莱尔的思想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20世纪初苏格兰宗教哲学家约翰・麦克默里，他认为个人只有生活在大家由履行相互义务而维系在一起的社区中，才能实现其人生价值。另一个人是9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者艾米塔・埃特蔡恩尼， 他认为美国和英国的社会都面临道德衰落、缺乏履行义务承诺的“非道德化”问题，“社群主义者呼吁恢复公民的美德，呼吁人们履行自己的责任而不要只专注于自己的权利，呼吁人们支撑起社会的道德基础”。社群主义已经成为大西洋两岸描述对社区和社区价值观的政治和思想诉求的一种颇具影响力的流行方式。这种思想既屏弃新右翼以市场为导向的观念，又拒绝“老左派”家长式国家集中管理福利的模式，因此而被认为是在沿着不受制约的市场及无所不管的国家之间的道路前进。改造福利国家，损害贫困阶层布莱尔在1998年2月同克林顿进行政策讨论后， 声称要创造一种有别于“老左派”和新右翼的新的大西洋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这种政策深受克林顿及其民主党政策顾问们的观点的影响，它认为全球化已成定局，单个的经济实体除了跟着世界经济的大流走，难以有所作为，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提高竞争力的措施，如增加劳动市场灵活性，严格控制公共开支特别是“浪费性”的福利开支等。这样便不再能指望国家对收入和财富进行再分配，也不能指望它对过度的市场活动进行校正。“第三条道路”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即使在布莱尔的支持者中间也没有一个共同看法。新工党思想库的重要成员吉登斯声称，这条道路在全球化和个人主义盛行的新世界中代表着一种更新了的社会民主主义。它立足于一种国家对市场进行调节而不是对之控制的新型的混合经济。“第三条道路”标志着新工党放弃了阶级观念。布莱尔和工党其他领导人声称英国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这同撒切尔夫人声称只要人们不再谈论阶级，阶级就会消失一样，把阶级当成了一种心理概念。布莱尔辩解说，“阶级划分是无益的而且是分裂性的”，“与阶级绑在一起的”政治属于“老工党”的世界。新工党认为英国社会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它除强调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对缓解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无能为力外，还声称过去20年来世界上出现了大量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仅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上多余的”思想意识，而且那些为“旧世界”服务的组织、机构和体制尤其是福利国家也需要改造了。工党政府同保守党政府一样，都强调政府的福利支出过高。但1998年政府自己发表的《社会趋势》报告表明，英国的人均福利支出是很低的，在欧洲11个国家中名列第9位。该报告还表明， 全国人口中有90％的人认为应增加福利支出和公共开支。然而工党政府同保守党政府一样，斥责贫困的受害者是“福利依赖者”。新工党的福利改革的核心就是号召英国全体居民“去工作”，对于那些已有工作的人则是号召他们要更卖力和更“灵活”地工作。重要的是，对工党政府而言，要人们不顾一切地去工作已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现在称为“社会排斥”）和福利依赖问题的关键。这样就可以因实行了低水平的最低工资制而置人数不断增多的有工作的穷人面临的困难于不顾。而根据欧洲委员会制定的“体面门槛”，凡收入低于平均工资2／3的工人都是贫困者，则目前英国48％的工人都是贫困者。由此可见，工党政府同保守党政府一样要把英国变成欧洲的“血汗工场”。由此也可以理解工党政府为什么对工会如此冷淡和不愿取消保守党政府的反工会立法。由此更可以理解把最低工资定在每小时3.6英镑的低水平上， 不过是实现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更广泛的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工党福利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处理社会排斥问题。它用这个问题取代处理不平等和再分配问题，标志着工党不再打算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不再打算处理日益恶化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工党实际上没有反贫困的政策，它的做法是通过就业推动企业和强调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来解决贫困问题。工党领导人说，反贫困政策只涉及“那些对家庭从而也对社区不履行自己义务的不负责任的人”。由于工党拒绝铲除产生贫困的真正根源，据测算，贫困人口将在1997年至2002年间增加一百万人。工党领袖们一方面斥责和惩罚贫困者，一方面又推行加剧他们困苦的政策。工党承袭和发展了保守党政府的私有化、劳动力市场、削减各项福利开支等政策，以致亲布莱尔的《卫报》也在1999年8月25 日评论说，政府的公共开支是40年来最低的，在这方面“撒切尔要比工党慷慨得多”。9 月份发表的一份政府报告也宣称英国正迅速地分成贫富“两个国家”。尽管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渗透于新工党内心深处的是保守主义，这就是布莱尔大肆宣扬的“新社会”的基础。新工党的来龙去脉在某些方面，新工党的福利政策是英国政府过去20年来改造福利制度并作出新安排的政策的延续。它力图削减政府开支，压低劳动力价格，恢复英国资本的活力并向跨国资本敞开大门。支撑这项工程的是一种保守的道德信念，它把贫苦的工人阶级越来越当作是一个问题，坚信必须强迫他们接受现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新工党的理论家认为，被社会排斥的人只有参加工作而不计较工作条件和报酬，才能使自己重新融入现代社会。在布莱尔及其一伙看来，资本主义行得通并且能给我们所有的人都带来好处，但这要求我们为自己的福利承担责任而不能依靠国家；要求我们承认我们是在全球劳动市场上进行竞争，因此需要我们更廉价更灵活地工作；而且要求我们接受这样的现实：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失业是必不可免的。由于新工党的政策是让公民负担自己的福利费用，从而减少国家在这方面的支出，因此尽管国库的“战争基金”余额估计已经高达120亿英镑，政府却不会自愿增加对工资或福利的支出。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战争基金”不是经济繁荣的结果，而是政府拒绝向非常需要的社会和福利服务拨款的结果。当我们审视新工党政府及其福利政策时，要注意避免进入两个潜在的误区。第一是把它们看成是对工党传统的异化和同过去历届工党政府的所作所为的彻底决裂。第二是认为新工党没有一点新东西：工党总是出卖自己，布莱尔也不例外。尽管历届工党政府的确全都出卖自己，然而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信奉改良主义，终究还处理结构上的不平等问题，还通过综合教育和国民医疗保健体系来促进机会均等，并通过收入再分配来保护穷人――尽管这种保护很不够。但是新工党的意识形态中显然有许多方面同工党的传统理念截然不同。新工党的伦理主义，它对贫困的结构性根源的否认，它对引人注目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认可，它将穷人病态化的态度，以及对一系列保守的家庭及社区观念的提倡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实质上同老工党的意识形态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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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69 【原文出处】启蒙 【原刊地名】津 【原刊期号】199506 【原刊页号】14-15 【分 类 号】G51 【分 类 名】幼儿教育 【 作 者 】林茅 【复印期号】199512 【 标 题 】游戏教育――科学育儿的方法 【 正 文 】 十九世纪学前教育之父福录贝尔提出对幼儿进行游戏教育的主张。在他创立的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里，实施以游戏为基础的教育取得好效果。６０年代以来，各国教育心理学家在对幼儿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对游戏教育有一致看法。他们指出：幼儿期蕴藏着丰富的发展潜力，这些潜力可在游戏中挖掘。因此，为使孩子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实施教育的正确途径与方法是组织好游戏活动。我国在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法规中把游戏作为对幼儿实施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可见，游戏教育是对幼儿进行的科学的育儿教育。一、树立正确的游戏教育观年轻父母应怎样看待游戏教育呢？对此，我曾向幼儿和家长作过调查。我以两位妈妈的教育行为为例，星期天，小明妈带小明去公园玩，小冬妈带小冬去学外语。问：哪个妈妈好，你喜欢谁？中班８３．７％的孩子认为小明妈好，理由是他们喜欢去公园玩；而大班６０％的孩子赞扬小冬妈，理由是“好孩子是不玩的”。不过，这些天真的孩子仍表示，喜欢去公园，喜欢玩，只是大人不让他们去。调查反映出不少家长对游戏的不正确态度，他们认为游戏并不重要，只有学习、上课才是重要的。儿童以游戏为生命，游戏是幼儿的正当权利游戏对幼儿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他们在生理上发育还很不成熟，表现在他们以游戏为生命，游戏是他们生活的方式，学习和工作的方法。幼儿就是在游戏中生活，在游戏中学习，在游戏中成长的。因而，有游戏生活的儿童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儿童，也只有在游戏生活中成长的儿童才会是身心健康的儿童。游戏是儿童的正当权利。对于儿童，社会将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他们的游戏权。因此，不让孩子玩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爱玩、会玩是评价好孩子的标准之一当前在婴幼儿教育中，游戏行为往往不被鼓励，爱玩的孩子常被看作是淘气、调皮捣蛋、不用功、没出息的孩子。喜欢不喜欢玩，会不会玩，对大人也许不那么重要，可对幼儿却是件大事，它是衡量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标志。由于幼儿游戏水平反映着他们的身心发展水平，因此，会玩的孩子总是聪明能干的、身体健壮的、善于交往合作的好孩子。英国有句谚语说得好：整天用功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游戏是幼儿最自然、最有效的学习游戏与学习对立是实施游戏教育的重要障碍，其实，游戏的对立面不是学习而是不游戏。在游戏中学是幼儿学习的特点，游戏的过程就是孩子的学习过程。你看见孩子玩玩具吗？他们在充满新奇、幻想和奥秘的玩具世界里，小脑袋不停地问，并努力去摆弄、操作以期得出答案。不倒翁为什么不倒？陀螺怎么会转？火车怎么会叫、会冒烟？这些问题不仅激发孩子丰富的想象力、思维力，同时也成了孩子认识世界的工具，启迪他们智慧的教科书。著名动画片艺术家万籁鸣，从小喜欢和母亲玩手影游戏。他常被墙上晃动耳朵的“兔子”、汪汪叫的“小狗”迷住。形态生动逼真的手影游戏，激发了他对动画艺术的兴趣，长大以后他制作了我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大闹天宫》，成了著名艺术家。美国语言学家斯特金娜夫人，她常和女儿维尼玩语言游戏、表演游戏。维尼３岁就会写诗，４岁写剧本，５岁出诗集。由于游戏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轻松愉快、具有丰富刺激的、能鼓励幼儿自己学习的良好环境，使他们获得安全感、自尊和自信，获得对学习的持久热情，从而终身受益。而一些家长力图让孩子提早学习，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因此，游戏是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应充分发挥它的教育作用。二、家长应研究幼儿游戏幼儿玩哪些游戏３―６岁幼儿玩的游戏内容是极其丰富的。３岁孩子开始还玩０―２岁孩子玩的游戏（感觉运动游戏），如拿小铃反复摇晃，跟着小球跑，把盒子里的东西倒出、装进等。在这些游戏中，充分发展了他们的感官，到３岁时逐渐过渡到象征性游戏阶段。１、角色游戏。孩子假扮妈妈喂养娃娃，背枪当解放军捉坏蛋。他们用自己去替代角色人物，用玩具去替代真实用具，这一切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通过角色扮演进行的。角色游戏是幼儿期最为典型的游戏，是促进幼儿社会化、发展语言的重要游戏。２、结构游戏。孩子们喜欢玩搭积木、串木珠等构造活动的结构游戏，从中他们认识了物体的形状、色彩、大小、轻重等特征，得到了关于结构造型方面的知识技能，培养了审美情趣。３、表演游戏。表演童话、故事，玩木偶戏、影子戏。这些表演游戏从小培养幼儿对戏剧活动和文艺作品的兴趣，培养未来小观众和小演员。以上这些游戏都属于一种创造性游戏，是孩子们自己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展的活动。４、由成人编制的有规则游戏。如以唱歌、跳舞为内容的音乐游戏；以走、跑、跳等基本活动为内容的体育游戏；以观察、注意、想象、记忆和思维等为内容的智力游戏。这些游戏都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如发展动作，发展智力，培养艺术审美能力），是成人根据一定的教育要求，用规则编制而成的。除此以外，那些民间游戏也是幼儿喜爱的。幼儿怎么玩１、依靠玩具玩。幼儿教育家陈鹤琴指出：“小孩子玩，很少空着手玩的。必须有许多东西来帮助，才能玩得起来，才能满足玩的欲望。”如玩骑马至少需要一根竹竿，才能跑来跑去地玩起来。玩具是游戏的工具，是儿童的天使，是启蒙的教科书。有的父母不准孩子玩那些瓶瓶罐罐的玩具，是不对的。没有玩具，游戏也就中止了。２、依靠想象玩。游戏都是一种假想的行为。当“医生”假装看病打针、当“司机”假装开车。大人称这些是“儿戏”，并不当真。这些儿戏建立在假想基础上，它使孩子的想象力丰富、思维活跃、创造力强。３、独自专心玩，与伙伴友好合作玩。３岁幼儿由于能力较差，所以，个人游戏很多，他们常把布娃娃当对象，和它说话，玩耍，然后再过渡到和小朋友一起玩。不过最初的集体游戏只是一种在一起玩的形式，而无合作的内容。真正有分工、有互助、有协调的合作游戏要到大班才出现。所以，３岁时和邻居孩子玩，往往玩不好，到６岁，孩子们已很能干，协作合群能力提高，他们可以玩很长时间的集体游戏。当然，独立性也更强了。４、在规则的指导下玩。游戏都有规则，只不过有的规则明显，有的隐蔽。游戏规则是根据游戏目的提出的，它能在游戏中起组织、约束、调整幼儿游戏行为和相互关系的作用。孩子们为了玩，愿意遵守规则。三、家长应掌握指导游戏的技能孩子们玩游戏需要成人指导不少父母给孩子买玩具从不计较数量和价格，但不关心孩子的玩。他们认为孩子玩就玩吧，只要不闯祸就行。其实他们不知道游戏有好与坏之别，不是任何游戏都具有教育价值的。如孩子玩“死人”的游戏，反映迷信的内容，就是不好的游戏。玩好游戏时，如缺乏正确指导，同样也会给孩子以不良影响。如运动量过大的游戏会损害健康，不掌握玩具操作技能的游戏会危及生命，在游戏中常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孩子会形成胆小、软弱的性格，而那些霸道孩子在游戏中如得不到指正，将会形成自私、骄横的性格。这些个性品德上的问题将会影响他们一生。游戏中的教育因素需父母去引发才能达到游戏教育的目的。如玩水，父母给孩子一塑料袋，让他将水装进袋内，并用小针扎几个小洞，父母指导孩子观察水的流动，引起孩子对水流形成的兴趣，发挥玩水游戏的教育价值。若不指导也许只是玩玩而已。同时，指导游戏需要父母的爱心。对游戏的指导是一门艺术，它是建立在父母爱心基础上的，这种爱表现为对孩子的游戏的仔细观察、了解，对孩子的尊重，表现为父母作为孩子的游戏伙伴，平等地参与游戏。具体指导方法１、亲子共玩的技巧。教给孩子玩新玩具的方法：将新玩具给孩子时，应让他们自由地探索一会，边观察边和孩子谈话，积极向孩子提出问题和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如这是什么玩具，它叫什么名字等。之后在孩子要求下才演示玩法。指导孩子玩旧玩具时，要鼓励他们想出新玩法，如玩“小熊吹泡泡”，玩时可建议他们去追捉泡泡，观察泡泡上天化了的有趣现象。一物多玩也需要启发。亲子共玩时要注意与孩子间合作、交流，引发孩子感情，产生共乐的效果，如父母可作为观众观看孩子表演，拍手评价产生共乐。２、选购玩具的学问。选购玩具虽有许多要求，如教育性、艺术性、经济能力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要考虑为什么买、买给谁，考虑玩具的功能对孩子的影响，否则你就花冤枉钱。其次，要识别玩具的好坏，那些制作精细、技术先进、功能单一、操作简便的玩具常常不是好玩具，它的欣赏性只能带给孩子一时快乐，不会对游戏产生长久影响。而一些传统玩具如娃娃、积木，还有那些废物当玩具的，由于它能激发想象，有多种用途，能充分给孩子自己动手机会，孩子百玩不厌，他们对用这些玩具所开展的游戏倾注极大热情。买玩具不如做玩具，孩子喜欢成人做的玩具，同时更喜欢自己做的玩具，那些动手折叠的手枪和帽子曾使孩子威风了好一阵子。３、游戏角――孩子游戏的小天地。要给孩子安排一个玩具箱或玩具柜，最好能给他们一个玩具角，使他们有一个自己的游戏王国。在这个天地里，要求他们做小主人，爱护玩具，场地整洁，培养责任感和劳动技能。当然做这工作是不容易的，父母要记住，一要对孩子严要求，二要教会孩子整理技能，三要运用表扬批评鼓励与惩罚手段去督促他们的行为，四要学会有耐心和坚持。成功总是属于认真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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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320 【 版 号 】10 【 标 题 】旧城遗韵常留心中――记天津一次大规模文化行为 【 作 者 】英子 【 正 文 】 在天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轰轰烈烈进行时，作家冯骥才开始把目光投注在已有近６００年历史却行将消失的天津旧城上。作为市民，他支持政府改造危陋房屋、兴利于民的举措。同时，作为文化人，他也为现代化过程中历史文化的逐渐丧失而深深忧虑。天津旧城的历史文化太丰厚了，不应该叫这６００年的古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我们要用力所能及而又主动积极的办法把它留下来。等到天津人都搬进舒适的新居，反过来又将怀念这方故土。后代人也会希望了解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就这样，去年春节前夕，冯骥才、张仲等人约请天津数十位历史、民俗、建筑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摄影艺术家，先行深入天津旧城厢进行文化考察和摄制工作。他们冒着严寒，踏访了旧城厢的大街小巷，搜集了大量的有关天津旧城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和文物。天津大学建筑系师生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建筑进行了测绘。这项活动一直持续到去年６月天津旧城改造正式动工时结束。这次对天津旧城的历史文化考察，是天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察所获必将推动天津地方史的研究。同时，也获得多项历史新发现，比如对天津明代“文井”的发现和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屠城物证的发现。这些发现在海内外都有重大影响。可以说，这次考察基本上弄清了具有近６００年历史的天津旧城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一年后的今天，一部装帧考究、印刷精美的大型珍贵历史文化图册《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它是天津城近６００年历史的浓缩与结晶。在天津旧城已经开始拆除的今天，它可以说已是一部属于“回忆”的书了。由杨柳青画社付梓的这部图册，从５０００余帧采风照片中甄选了近５００帧精品，分为“旧城面貌”、“要地遗址”、“豪门宅院”、“市井生活”和“建筑精华”五部分。在“要地遗址”中，将天津旧城名街名巷照片和地名考证全部展现。图册还收录了学者张仲、崔锦、林开明等有关天津地方人文历史方面的重要论文。最令人感动的是，出版这部大型图册的资金全部是由冯骥才等个人筹措的。１月３１日，两部刚刚出版、还散发着油墨香气的图册被分别送到了天津９６岁老人张淑兰和周岁婴儿任怡彤的父母手中。这是因为在图册的编辑过程中，旧城最长者张淑兰老人和刚出生的幼婴任怡彤的父母，以及旧城数以千计的各界人士，都热情接受采访、摄影，提供了种种帮助。其情其景，令人感动。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有远见卓识的文化人和热恋乡土的津门父老兄弟之间的深挚情意。冯骥才说，这套图册的成果固然重要，但我更看重我们这一行为本身。这是一种文化行为―――即用这一奉献性的行动感动公众，传布文化主张，激励公众更珍爱我们的文化，也就是更珍爱自己的故土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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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研究RESEARCH OF ENUIRONMENTAL SCIENCES1999年 第 12卷 第3期 vol.12 No.3 1999非法废物贸易机制及相关对策研究狄雯华摘 要 针对国际上某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越境转移废物这一倍受关注的现象，阐述了废物贸易，尤其是非法废物贸易产生的机制和发生的后果,对目前有关废物越境转移的国际公约作了介绍，并着重探讨了中国对于非法废物贸易相应国内立法及应采取的措施。关键词 废物贸易 废物 越境转移 发展中国家Analysis on the Mechanism and Countermeasures ofIllegal Waste TradeDI Wenhua(Department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Abstract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waste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inadequate waste infrasturcture and lenient environmental law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se years.The mechanism and results of waste trade,especially illegal waste trade,was studied,releva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reviewed,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 discussed.Keywords Waste trade; Wastes; Transboundary movement; Developing country废物的产生和积累，是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其中，大量有毒或有害的废物，如果得不到安全、适当的管理，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废物的处置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并且消耗目前已经匮乏的自然资源［1］。从企业的角度出发，不可能让处理不掉的废物不断积累，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把它们转移”。废物的转移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跨越国家或地区界限实现的，越境转移常常是企业对废物管理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2］。自80年代末，开始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废物的事件报道［3］。许多非法废物越境转移的事件反复提醒国际社会，应当通过法律手段对废物的管理和越境转移加以严格的国际控制。《巴塞尔公约》和《巴马科公约》相继诞生。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废物越境转移事件有增无减。当然，有些国家认为进口废物有利可图所以准许某些行为，因此并非所有的废物贸易都是非法的。中国是《巴塞尔公约》的正式缔约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有权禁止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的进口［4］。尽管如此，某些发达国家的公司却仍然先后以各种名义向中国转嫁污染。1996年，在北京近郊平谷县发现的从美国进口的“洋垃圾”，从法律属性上看，就是《巴塞尔公约》明令严格控制的废物［5］。1993年10月，中国南京新生圩海关查获千余吨有害化工废料垃圾从韩国运进我国境内的事件［6］。90年代以来，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兴办了若干家打着其他招牌，实际上专吃进口有害废物的加工厂［6］。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洋垃圾”事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1 废物贸易的经济学分析废物贸易因废物不同于一般商品，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对废物贸易作经济学分析，可以进一步认识这种贸易的本质。近年来，对危险废物无害化和安全处理的费用在不断地增加。就废物处置的方式来看，主要有回收利用、焚烧，以及经过一定的处理后向海洋倾倒或在陆地上填埋等等［7］。其中向海洋倾废和陆上填埋必然要占用空间，填埋处理和焚烧在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成本是相当昂贵的；回收利用虽然是最受到鼓励的方式，但相应地它往往也需要最高的代价，不仅分选收集等困难，为二次利用的产品打开销路也十分不易，这样一来，即便政府采取补贴的政策，也难以刺激人们看好对废物回收利用的前景。处置的困难使得对废物采取越界转移的方式。废物转移无非2种目的：一是将本地无条件处理或难于处理的废物运往可以妥善、集中处理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处理；而更多的是不愿意花大量的本钱处理堆积如山的废物，而采取废物贸易的形式甩掉包袱。在后一种动机驱使之下，许多缺乏废物处理设施，环境法规却相当松驰的发展中国家就成了一些非法废物贸易的目的地，那些为了逃避本国的环境法律义务和处理费用，假废物再生利用之名而行转嫁污染之实的多是些发达国家的不法商人［5］。1.1 废物贸易的后果废物贸易如果以集中处理，再生利用为目的，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可以节省部分分散处理的费用；然而，现实当中的越境废物贸易的进口国往往是一些设备技术条件落后，环境法规又不严格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更多的是产生负面的影响。废物经过装卸、运移，以堆放为最终处置方式，或在缺乏防护手段的条件下分拣加工，或未经分析检验用做生产原料，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和破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没有从减量化或是综合利用的角度控制废物的企业增多，产生废物企业的成本仍产生外部不经济性，资源没有达到配置的优化，利用效率处在低水平。废物贸易，尤其是非法废物贸易，还是显失公平的。很大部分的废物是由某些发达国家产生的，这些国家的不法分子为保证达到本国较高的环境标准，不择手段地将废物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少数发达国家的政府采取损人利己的态度，默许、纵容甚至支持本国商人非法出口危险废物的行为［5］。而废物进口国尽管自己没有产生那么多废物，却要遭受外来的污染。不公平不仅体现在地区之间，还体现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仅仅以转移为目的的废物贸易并没有对废物进行适当的管理，长此以往，给子孙后代留下的将是堆积成山的废物，废物进口国的生态系统因过多有毒害物质的入侵，可能遭受毁灭性的破坏，这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是相背离的。1.2 非法废物贸易的产生机制分析废物贸易归根结底是一种市场行为，它始终要受到“看不见的手”――供求规律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就可以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非法废物贸易屡禁不止了。国际上曾经以禁令的方式成功地禁止了象牙贸易。有人认为废物贸易采取类似的措施也会有效。实际上，由于象牙和废物这2类商品截然不同，它们的供求特征也有所差异。供给是取决于需求的，截断象牙的需求，象牙的价格就会暴跌，贸易再无利可图。而废物不然，他们总是被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将废物“卖”掉不仅没有盈利，还得贴钱，所以非法的倾倒可以说是最省钱不过了。对于废物的进口商，往往是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它们进口废物不仅不用花钱，还可以得到可观的外汇收入，造成了要想截断部分利益集团对废物的需求或者减少废物的供给极为困难［7］。因此，非法废物贸易并不可能通过原则上的、缺乏强制措施的规定来禁止，它对于贸易双方来讲，成交的动机都很大，确实有暴利可图。1.3 非法废物贸易的成本－效益分析上面已经对废物贸易的后果和供求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贸易双方权衡自身得失的结果表明是收益大于成本，才可能最终促成贸易。然而，这种权衡通常是贸易双方从自身局部利益出发，从近期目标着眼作出的，因此当以国家的和长远的角度出发，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会有不同的结果。对于出口国来说，进行非法的废物贸易由于目前国际环境法相关的法规实施和监督不力，有许多可乘之机，加之免去在国内大量投资处理废物的成本，所以有不少私人公司冒风险而为之。可是，发生了重大灾难性事故，损害责任就不是一家企业所能偿付的了，而且这种时候责任人往往是逃之夭夭［7］。不仅国家需要承担巨额的赔偿，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的声誉也会降低，严重的还可能影响到双边或多边的关系。而且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无论是否加入了有关国际公约，都至少负有道义上的义务遵守国际法中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环境的原则［5］。非法废物贸易的出口国，是会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的。对于进口国来说，非法废物贸易的受益者显然是在本国其他人的利益蒙受损失的基础之上牟取暴利。而且损失一定是远远大于利益的。即便一个发展中国家以挣取外汇为目的同意进口大量的废物，在短期内可以用于解决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从长远来看，废物无论是堆放还是处理，国家为生态破坏或污染治理所付出的代价恐怕都要高得多。总之，无论对于出口国还是进口国，不以合理处置废物为目的的废物贸易从长远来看都是不足取的，资源未能合理有效地配置就是其内在的原因。2 有关废物越境转移的国际环境法现状2.1 国际公约废物越境转移是涉及到进口国人民健康和自然环境的行为，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日益发展的当今世界，必然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才能有效解决［2］。1989年3月，105个国家和欧共体签署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巴塞尔公约》确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控制废物进出口的原则和程序，对越境转移的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并呼吁废物在其产生地就地处置，减少并逐步禁止废物越境转移，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信息交换、技术转让和财政援助方面的特殊要求［7］。2.2 国际公约实施中的问题国际社会作了很大努力来实施有关废物越境转移的国际公约，《巴塞尔公约》已召开了4次缔约国会议，并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但非法废物贸易仍然存在。从第1部分所述的废物贸易产生机制可以看出，废物贸易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的，当风险不足以大到令出口方望而生畏，进口方又乐意的情况下，这种非法贸易仍然易于成交。废物的进口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资金匮乏，急需大量的外汇，试图以这种饮鸠止渴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废物的出口国，或是钻了国际公约缺乏必要强制措施的空子，或是回避向法规严格的发展中国家出口，而是转向其他国家。比如ACP国家受到《洛美公约》的保护，原先运到这些国家的废物可能就运到公约没有明令禁止的发展中国家了［7］。2.3 有关废物越境转移国际环境立法的几点思考废物非法贸易的产生机制，决定了规范废物越境转移，必须诉诸于法律的力量。相应的国际环境法律制度应力求建立合理的废物管理体制，从出口管制和进口管制两方面着手，在立法取向上，力求达到效率与公平。要完全杜绝废物贸易并不切合实际，《巴塞尔公约》实际上也没有全面禁止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而是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把危险废物的产生和越境转移减少到最低限度［2］。为确保不以最终处置为目的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废物，在国际上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统一的废物越境处置的技术标准，并规定废物贸易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否则，任何国家均享有的禁止来自外国的危险废物进入其领土或在其领土内处置的主权权利就无法得到保证。为使上述标准和制度便于实施，除在标准和制度的制订上应符合科学规律和废物贸易自身特点之外，各国必须为达到目标通力合作。作为主要废物生产和出口国的发达国家，决不应回避和模糊他们不可推卸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信息支持和技术转让的责任。国际法应在这方面作更加明确的规定，而不仅仅停留在原则规定的水平之上。对于非法废物越境转移的行为，各国除应对其非法性达到普遍共识之外，应通过国内立法防止和惩办此类行为，国际环境法应加强有关措施的实施力度。只有法规逐渐严格，怀有非法企图的商人才会望而却步。3 中国的实践和对策分析3.1 中国决不是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贫穷和落后的面貌需要改观，的确急需大量的外汇，但中国并不是别人的垃圾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以中国的生态和环境受到破坏作为代价，以子孙后代的健康为筹码，换取眼前有限的收入［6］。自1992年5月5日《巴塞尔公约》生效以来，我国已于1994年起禁止危险废物进口。对于已经非法出口到中国的洋垃圾，根据中国国内法，中国有关部门有权责令退回出口地；根据国际法，出口国政府有关部门有责任采取措施，包括在被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告知非法贸易的情况后的一定期限内责令废物的出口者将废物尽快运回本国［5］。3.2 中国国内法规的有关规定为了防止境外废物向中国的非法转移，中国除加入了《巴塞尔公约》外，还制定了一系列控制废物进口的国内法规和规章，主要有：《关于严格控制境外有害废物转移到我国的通知》(199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关于坚决控制境外废物向我国转移的紧急通知》(1995)、《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暂行规定》(1996)以及《关于审理非法进口废物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等等。根据这些规定，中国禁止境外的废物进境倾倒或处置，禁止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限制进口可以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对以回收利用为目的的废物进口实行分类管理、集中审批制度［5］。3.3 有效控制废物越境转移至中国为有效控制废物的进境，我国已制定控制废物进口法规。除以上有关规定外，涉外经济法规和其他环境法规当中也应有适当体现。需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a. 加强严格的环境风险评价制度。尤其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环评不能以眼前的经济利益为准，环境方面的代价应充分地考虑进去。b. 加强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对假公济私、玩忽职守的行为应予以严肃的查处。事实上，非法废物贸易计划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私人公司、海关和港口工作人员、甚至政府部门的一些人彼此勾结，形成了关系网，相互偏袒才得逞的。因此，制定法律规范，严厉打击这些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也是制止非法废物贸易的关键。c. 应提醒广大人民群众，监督、举报、制止非法废物转移的行为。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保护自己不受非法废物贸易的损害，同时认识到非法废物进口不仅损害我国的环境权益，而且也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的行为。d. 除了国内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各部门的配合之外，制止非法废物贸易还必须通过各国通力合作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作者简介：女，1973年生，硕士研究生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北京 1008714 参考文献1 Greenwood N J,Edwards J M B.人类环境和自然系统.刘之光，等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1987.249～268.2 王铁崖.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481～485.3 Philippe Sense.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Manchester &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492～519.4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秘书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环境与发展研究室.中国环境资源政策法规大全.北京：中信出版社，1996.5 别涛.评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有害废物的非法性.中国环境科学，1996，16(6)：406～409.6 中华环保世纪行执委会.世纪话题――中国环境资源状况纪实.北京：蓝天出版社，1997.7 Elli Louka.Overcoming national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waste trade,sold and distributed in the U.S.A. and Canada.〔s.l.〕: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3～61.收稿日期：1998－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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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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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Literatur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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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o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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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812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原刊期号】200101 【原刊页号】73～79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6 【 标 题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缺什么 【英文标题】The Three-fold Inadequac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s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WANG Xiao-hua(Teachers College,Shen zhen Univ.,Shenzhen 518060,P.R.China)【 作 者 】王晓华 【作者简介】王晓华(1962-)，男，吉林人，深圳大学副教授，博士，从事戏剧、文化和哲学研究。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内容提要】通过解读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对后现代性的片面理解、对经验论的自由主义的偏爱、对体系性建构的逃避，指出其3重欠缺――批评 视野的狭隘、批评理性的残缺、批评本体的孱弱。只有进行原创性的体系建构，当代中国文艺批评才能自我提升到更高的境域。【英文摘要】By analyzing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art critics' one-sided misunderstanding of post-modernism,their preference for empirisist liberalism and their evasion of building a system,the present author points out their three inadequacies,i.e.,the confinement of their literary vision,the fragmentariness of their critical rationality and the frailty of the crititicalontology.Only by setting up an original system,can a new elev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bereally attained.【关 键 词】文艺批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批评视野/批评理性/批评本体/建构主义literary criticism/contemparary Chinese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literary vision/literary rationality;literary ontology/structuralism【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1)01-0073-07文艺批评是当代中国文化最活跃和富有影响力的部分。虽然它的直接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但其功能却不仅仅限于反思、调校、总结文艺创作，而同时担当着思想启蒙、消解传统意识形态、建构新的人文精神乃至谋划中国文化之未来等重要使命。正因为文艺批评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对文艺批评本身进行批评就更加重要。冷静地审视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现实水准与它所担当的多种功能之间的关系，笔者发现它时常给人以力不从心之感。这既表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使命是超重的，也意味着它必定存在某种欠缺。本文从3个视角探寻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欠缺，并以此表达对它最深沉的期待。一、对后现代性的片面解读与批评视野的狭隘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是20世纪人类生存方式发生的根本革命。迎接、理解、筹划、培育正在诞生中的后现代性是当代人的当代性使命。中国文艺批评界先于哲学界、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将后现代性纳入自己的视野，对之进行了富有激情的讨论，这对于培育中国的后现代文化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然而正是在迎接和理解后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国文艺批评界表现出了因无法充分同化对方而产生的迷惘、犹豫、多变：后现代性忽而被当作后现代文化的特性，忽而被当作后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忽而被当作现代性在当代的变形。一种未被充分同化的主义从根本上说还是他人的主义，对他人的主义的茫然迎接表征着迎接者丧失了自己的立场。为什么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界在解读后现代性时会如此游移不定？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艺批评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现代性内化而成的视野观审后现代性的，必然无力把握后现代性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后现代性的言说就会直接转化为中国文艺批评家对后现代性的言说，甚至使之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性）当作后现代的总体特征（后现代性）。这在逻辑上就存在明显的错误。后现代性究竟在哪些方面越出了绝大多数中国文艺批评家的视野？这就是它对作为现代性核心的人本主义的超越。如果说现代性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那么，后现代性就是对于这种主体主义的超越。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难以理解的：我们尚在现代化的途中，还沉浸在发现人的狂喜中（“文学是人学”仍是中国文艺批评十分流行的命题），依然把人本主义当作解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体系，因而内蕴于后现代性中的超越人本主义的力量对于我们来说必然是陌生乃至荒诞的。但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往往更能说明后现代的本质，因为后现代对于现代主义者乃是一种超越性力量。超越人本主义的核心是消解主体中心主义。中国知识分子所熟知的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塔德和福柯）主要是从人与人关系的向度上消解主体中心主义的。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主体不仅是对于他人而言的，更是对物、自然、世界而言的，所以，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向度上的主体中心主义已成为更具当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的超越目标。这样，后现代运动对主体中心主义的消解就展现为两个维度：(1)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消解作为绝对中心、权威、整体性象征的主体和与之相应的同一性、整体主义、领袖／群众的二分法，代之以多元共生的、个体化的、平等的生存逻辑（后现代主义反对启蒙叙事，就是因为启蒙叙事设定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不平等关系，而对平面化、碎片化、主体零散化的迷恋则是消解主体中心主义的激进方式）；(2)在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层面上，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征服／被征服的二分法、无限制的消费主义，主张人应该由征服者升华为存在的守护者，用“人和其他物种的亲情关系”代替“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把对人的福祉的特别关怀与生态的考虑融为一体”，[1]所以，最为后现代的后现代精神追求的是人文关怀与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的统一。然而，由于中国文艺批评界仍囿于以人为绝对中心的人文视野，这种更全面地揭示了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运动尚未被绝大多数中国文艺批评家所注意，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在谈及后现代性时仍在重复平面模式、碎片化、主体零散化等语词，将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结合起来被认为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乌托邦情怀。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意识的缺乏表征着中国当代文艺批评视野的狭隘：仍停留在只见人而不见物、自然、宇宙的人类中心主义层面上。这使得中国文艺批评家一方面对已经具有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意识的文本视而不见，一方面对文艺创作中缺乏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的现象未给予必要的批评。华人作家高行健在80年代创作的戏剧《野人》中就表现出了对世界多层面的关怀：在剧中受到关注的不仅仅是人，更包括被人的征服欲所伤害的野人、野生动物、野生植物与作为生命之母的自然界，所以，这部作品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人文关怀视野，追求人文关怀与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的统一。这正是高行健超越绝大多数中国作家之处：他是汉语作家中极少数同时具有人文关怀意识和生态关怀意识的人，《野人》是中国最早的生态戏剧。也许高行健对汉语的细致把握能力并不是汉语作家中最高明者，但他的作品所表现出的鲜明的生命关怀意识、生态关怀意识、宇宙关怀意识在汉语作家中是杰出乃至独一无二的。令人遗憾的是，高行健的独特之处正是中国文艺批评家们所忽略的：评论者在论述《野人》时将注意力聚焦在其多声部的复调结构，集唱、念、作、打于一体的总体戏剧样式，舞台时空的自由变换，而忽略其中的生态意识。这种视野的狭隘也体现在对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的评价上：批评家批评和赞美的都是他们在电影中蕴涵的文化意识，而未认识到展示特定地域文化中的人在“地球村”时代已经不是艺术的最高使命――我们是地球人、世界人、生态人，而不仅仅是“文化人”。张艺谋和陈凯歌的局限不仅在于他们对东方文化的片面展示，更在于他们只有文化视野而缺乏生态视野，未能将人放到更广阔的生态视野中去呈现。这使得他们的电影理念实际上已经落后于世界电影的先锋形态――“地球村”时代的世界电影关注的中心已提升为人类整体和人类所生存于其中的生态整体（如被中国文艺界所屡屡嘲笑的好莱坞电影就以灾难片、恐怖片、科幻片的形式表达了对于人类命运、生态系统命运、宇宙命运的关注与警觉）。但对于张艺谋和陈凯歌等顶尖中国电影人的这种欠缺，文艺批评界几乎从未提及。这说明批评视野的狭隘决定了批评主体无法发现批评对象的视野的狭隘，自然也无法提升后者。由此而产生文艺批评的失职与渎职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文艺批评界最为偏爱的命题是：文学是人学；但人既是具有私人性的个体，又居住在逐级递升的家园系统中：他既是“文化人”，又是世界人、生态人、宇宙人，所以仅仅将人放在文化的语境中去评价和研究，则必然将人狭隘化了。如此被限定的人既不完整，也不当代。即使承认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仍然建立在人学的基地上，我们也有权要求扩大人学的视野：由文化到世界，由世界到生态系统，由生态体系到宇宙整体。只有经过这样的视野扩展，中国文艺批评才能在足够高的高度上进行工作。令人高兴的是，这种自我提升在新旧世纪之交已经悄然开始，少数批评家正在进行扩展视野的后现代转折，如鲁枢元等人着手筹划建构生态文艺学，力图建立以生态系统为整体话语空间的文艺体系。[2]这是中国文艺批评自我提升的重要标志。二、对经验论的自由主义的偏爱与批评理性的残缺自由主义舶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内在构成，乃是20世纪中国最富有解放性的文化运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在中国知识界渐成潮流。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肯定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事物，可以为了相互得益而彼此订立契约”，认为“除了个人的自由外，再没有什么别的自由”。[3]它对于以圣化绝对主体和集体主体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无疑是彻底的解构性因素，因而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而言是绝对的建构性力量。通过引入和弘扬自由主义来消解被过度圣化了的绝对主体和集体主体，确立个体的主体地位和个体自由的至高无上性，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化策略，也是其最内在的生命需求。中国的文艺批评自70年代末便开始或自发或自觉地培育创作和批评中的自由主义，从对朦胧诗的辩护到对晚生代作家个体化写作方式的礼赞，个体的自由和解放都是中国文艺批评最为关注和珍爱的存在。然而自由主义是内涵复杂的精神体系，它必须探讨自由与限制、自由与契约、自由与权利的复杂关系，有关自由主义的书往往是枯燥而繁琐的，单是对以自由为目标的游戏规则的思辨就足以令缺乏思辨传统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感到头疼。面对自由主义的多义性，中国文艺批评界实际上采取了避难就易的策略：相对回避以理性主义（立足于“我思”）为依托的自由主义，而更多地吸纳了英美式的经验论的自由主义。回顾一下70年代末以来的文艺批评，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文艺批评家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意味：将自由与最基本的生存经验联系起来，凡是能给人的生活经验之流带来解放、快乐、陶醉之感的，就是善的，反之则恶。对于经验论的自由主义的采纳在我们尚无力建构出新的理性精神体系之前是十分有效的策略：经验总是我的，它是我的亲在本身，用我的当下经验去证实／证伪某个抽象的命题、原则、“真理”或“正义”乃是对我的个体性的最直接肯定；信任我的经验就是信任我的个体性和我的自由，所谓的自由若不能给我带来经验上的自由之感，便是虚幻的；自由最终将落实为我的感觉，以我的当下经验为绝对尺度正是自由主义对于我而言的真谛。经验论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具有实在的解放功能――它将人从历史目的论的牺牲品还原为体验着本我历程的生活之流，实际上是将一切落实为个体本位，在消解传统意识形态的同时为个体创造、体验、享受自由提供了简单而实用的策略。这种对感性经验的推崇贯穿于大批文艺批评家对新状态文学、新写实文学、新市民文学乃至对晚生代作家的“私人化”写作的评价中。这种选择实际上被传统和当下语境等多重因素支撑着：(1)中国的自由主义自胡适开始走的便是经验论的道路，认定经验就是生活，此思路经顾准和王小波等推崇经验主义的自由思想家的弘扬，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2)它既暗合了“世界图景时代”（海德格尔语）的逻辑，又与主流意识形态中的经验主义倾向不相抵触，因而容易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存在下来。正因为如此，经验论的自由主义才成为中国文艺批评果乃至中国知识界未曾言明的主流话语。虽然经验论的自由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中国文艺批评本体的残缺却在对它的推崇中凸显出来。经验论至少具有如下局限：(1)拒绝言说经验之外的事物，反对形而上学和乌托邦，缺乏远见和激情，容易走向文化保守主义；(2)经验论将经验当作最终极的实在，认为所有的命题、理论、信仰只有与经验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忽略了个体经验与人类经验的有限性，因而其原则的彻底实现会使文化最终陷入贫乏状态。这种局限现在已转化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局限：中国的文艺批评家在追随经验论的自由主义之时大多遗忘了或未意识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起源和向度――奠基于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以笛卡尔式的我思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体以理性为自己立法的自由主义，忘记了自己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仅仅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对建构完整的以自由主义为目标的批评理性缺乏热情。与此相应，主流文艺批评放弃了对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有引导意义的价值体系，超越理想、信仰的建构，拒斥“崇高”、“英雄主义”、“使命”、“终极价值”、“远大目标”等具有超越意义的范畴，转向认同当下文艺创作中的深度模式削平、反宏伟叙事、碎片化、袒露欲望等经验主义走向，其结果就是当代文艺批评理性的日益残缺。本文所说的批评理性的残缺最集中地体现为以经验主义的“当下经验之流”拒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的“我思”。实际上，“我思”与“我的当下经验之流”合一，才构成完整的个体，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综合起来，方可建构出健全的批评理性――既不背弃当下的经验之流，又坚守我思的立法权的批评理性。“我思”的最重要功能是在将个体置于中心地位的同时使个体成为立法者，这从笛卡尔推论“我思，故我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切都是可怀疑的，惟有我在怀疑不可怀疑，而怀疑是思，所以，只有“我思”是不可怀疑的；既然“我思”是不可怀疑的，那么，原则、体系、理论的出发点只能是“我思”，“我思”是观照着世界的立法者。强调个体为自己和世界立法对于中国文艺批评乃至中国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具有立法能力的人才是真正的个体。维护个体的立法权是理性论的自由主义的核心。立法权中的“法”只能是理性之思的产物，故个体要成为立法者，就不能拒斥经验之外的存在，而要在吸纳各种主义、学说、信仰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主义、学说、信仰。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如果不具有自我立法的能力，那么，他至多只能是个分类者和描述者，而非真正的批评家――以自己的理性尺度评价文学艺术的个体。在各自具有立法能力的个体之间，才存在真正的对话和因对话而生成的保障集体自由的契约。自由的极境不是“众声喧哗”，而是“诸神共唱”――众多具有自我立法能力的个体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共生、共事、共乐。当下中国文艺批评的半失语状态乃是文艺批评家缺乏自我立法能力的结果和表征。克服这个欠缺的方法之一就是建构理性论的自由主义。如果说经验论的自由主义因其通俗易懂和简单易行而引导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走上自由主义之路，那么，理性论的自由主义的建构则将使之成为更高层次的自由主义者。将经验论的自由主义与理性论的自由主义整合为一体，中国文艺批评就会克服批评理性的残缺状态，自我提升到更宽广的境域。三、对体系性建构的逃避与批评本体的孱弱文艺批评的最高境界显现在弗莱的《批评的剖析》和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诗学问题》等原创性著作中。通过创造新的批评体系，将批评对象纳入自己独特的批评视野，乃是伟大批评家的共同特征。在这种批评中，世界因他们独特的符号系统转化为他们的视界，他们在此视界中对批评对象进行观照――阐释――评估。最高境界的批评都具有创世纪的性质。然而，20世纪中国文艺批评从未达到这种境界。我们可以列出一大串思想家和批评家的名字，却不敢说20世纪中国文化有自己原创性的体系。即使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这三位最有自立意识和建构精神的文化大师，也存在原创性不足的欠缺。原创性的缺乏使得20世纪中国文艺批评始终无法超越或回归传统或借鉴西方的贫困状态。由于传统话语体系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中已不能满足中国文艺批评家的精神需求和工具性需求，因此，倾听和转述已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西方话语就远远遮盖了回归传统的呼吁而成为中国文艺批评界的主流价值取向。这种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淹没了中国内地批评界，使得内地的汉语批评成为西方批评的汉语化，所谓的后殖民语境自此全面形成。与此相应，汉语批评本体则日益孱弱：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还有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有自立精神的文化大师敢于创立自己的体系和主义（他们虽然不是文艺批评家，但其思想乃是当时汉语批评的重要精神资源），那么，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文化人至多只能提出个别有创新性质的命题（如“美是自由的象征”和“性格组合论”等），大部分前卫批评家只能以率先引进某种西方话语为荣。而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艺批评最为活跃的20年间，汉语批评本体的建构又呈现出前强后弱的态势：80年代有刘再复等人提出“性格组合论”并一度表现出宏大的建构雄心，90年代后就少有人再提建构二字了，建构汉语批评本体的雄心让位于对后殖民语境的暗暗喝彩和无奈议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批评已经呈现出实实在在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状态。汉语在某些批评家那里沦落为翻译西方理论的工具。毫不夸张地说，汉语批评本体已孱弱到了我们有可能丧失汉语批评本体的地步。如果说前新时期中国文艺批评缺乏原创性的体系建构更多地归因于文化生态的恶劣，那么，在文化生态已大有改善的80-90年代及现在，汉语批评本体的孱弱则只能说明批评主体的失职，即对重建汉语批评缺乏信心和使命感，因而有意或无意地逃避以汉语为本体的体系性建构。可以从两个方面解剖推动并支撑此行为的心理动因：(1)对于改革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动――改革前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完整的历史发生论―历史动力论―历史目的论为内核，在形成一个大全式的解释体系的同时将个体置于被先验的历史规律和历史目的所规定的被动境域，此解释体系在文化走向个体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全球性的拒斥，中国知识分子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伤痛记忆而积极地参与了拒斥行动，但这种拒斥却泛化为对任何体系性建构的拒斥并使中国知识分子盲目追随解构主义；(2)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其反体系、解构、碎片化等主张对上述拒斥构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支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理直气壮地拒斥任何体系性建构的借口，仿佛惟有如此，才是跟得上时代节拍的后现代人。然而这二者都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1)构成改革前主流意识形态核心的历史发生论―历史动力论―历史目的论体系实际上也是从西方借来的（前苏联文化也属于欧洲文化范畴），解构之的最好方案是以新的开放的体系来替代它，而不是以无体系论对抗所有体系，否则，解构者在成功地进行了解构之时将丧失任何形态的精神家园；(2)后现代主义的反体系／解构意向的产生是由于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后积累了太多的体系（其中有不少是黑格尔式的封闭体系），文化本体过于沉重，需要解构恢复其活力，而中国文化自“五四”以来几乎没有诞生原创性的体系，文化本体极度孱弱，如果再进行任性的解构，只能使之由孱弱走向孱弱，其结果不难想象。所以，中国当代文化急需的是建构而非解构。既然中国文化当下最需要的是体系性的建构，为什么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仍然以各种理由拒斥体系性建构呢？根本的原因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进行体系性建构的能力和毅力，当仅有的建构尝试给自己以失败之感时，便开始以各种借口逃避体系性建构。从中固然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缺陷，但更有超越意识形态和人格层面的深层原因支配着他们作如此选择。其中，两个因素是内在而关键的：(1)汉语文化自先秦时期建立自己的特质起就缺乏亚里士多德《诗学》式的纯逻辑建构，在秦至明清的两千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逻辑建构能力并没有质的提高，真正将纯逻辑性的理论建构提上议事日程的是“五四”时期，而“五四”至今尚不到100年时间，且其间又充满动乱和不利于纯逻辑建构的意识形态因素，真正能让中国知识分子从容地进行体系性建构的时间实际上少得可怜，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逻辑建构能力自然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提高，纯逻辑建构能力不足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欠缺。在实际的建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善于从一个或几个原初概念推论出整个体系，而主要采用带有原始思维特性的分类法进行建构――将分类以后的诸因素综合在一起。有的文艺批评著作篇幅很长，但不是个推理体系，而是将已有的东西陈列起来（如钱钟书的《谈艺录》）。这种陈列式的建构无法造就原创性的体系，只能成形为知识的陈列馆。(2)我们进行体系性建构是在汉语空间中进行的，而现代汉语的深层逻辑和意义迄今尚未充分地显现出来，这是造成汉语知识分子体系性建构能力不足的本体性根源。现代汉语的生成本身就是汉语文化与西语文化对话的产物（如现代汉语对系动词的使用），因而现代汉语既保存了传统汉语的特性，又在结构和意义上发生了根本的革命，由此形成了现代汉语全新的意义空间。如果说传统汉语不适合纯逻辑建构，那么，已完成了结构革命的现代汉语则不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现代汉语不适合原创性的体系建构，而是现代汉语知识分子未能将现代汉语的可能性空间充分地呈现出来：现代汉语在代替了传统汉语以后还缺乏深层的语言学游戏，乃是导致现代汉语在体系性建构方面生产力低下的具体原因。缺乏对现代汉语深层意义的领受，没有深层的语言游戏（如老子在说“道可道，非常道”时所做的那样），汉语的内在力量就无法进一步显现和生长。我们如果仅仅用一种语言的表层含义和表层逻辑进行理论建构，还能指望建构出新的原创性的体系吗？所以，现代汉语知识分子应对汉语怀有罪责意识，而不应以任何借口逃避以汉语为本体的体系性建构。建立以汉语为本体的文艺批评体系是完全可能的：现代汉语已经通过同化西方语言的转换生成结构而获得新的逻辑建构的可能性空间，是开放的系统，因此，只要汉语知识分子通过持续的深层语言游戏不断发现汉语的原初意义，让汉语的字与字、词与词、句子与句子按照其微妙而本真的本体论关系结成新的因缘整体，那么，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汉语批评体系就一定能够生成，汉语批评本体将从孱弱走向强大。[4]这就要求中国文艺批评家不仅要成为发现者―阐释者―评估者，更要成为发明家――通过发明出新的体系让汉语发光，照亮文化尚未被阐释的界域，并因此而获得自己独特的发现。能完成此功业者，将成为汉语文化的功臣乃至圣人，其意义莫大焉。本文所揭示的当代文艺批评的3重欠缺归根结底源于现代汉语文化原创性的不足，因而这些欠缺只有在汉语批评建构出原创性的体系时才能被超越。这种建构的成功与否决定着现代汉语与从属于它的现代汉语批评的命运，因此，建构主义是当代中国文艺批评乃至当代中国文化的唯一希望。现代汉语知识分子曾因未能以现代汉语为本体进行体系性建构而对汉语犯有渎职罪，现在则要通过虔诚的建构为自己赎罪，现代汉语批评的希望将在这个过程中生成并壮大。收稿日期：2000-12-04【参考文献】 [1]（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2-23．Griffin,D.R.Spirituality and Society:Postmodern Visions[M].Beijing:Central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1998.22-23.(in Chinese translation).[2]王克俭．生态文艺学：现代性与前瞻性[N]．文艺报，2000-04-25．WANG Ke-jian.Eco-Literature-and-Art Studies:Contemporaryiness and Foresight[N].Literature and Art Daily,2000-04-25.(in Chinese).[3]安东尼・德・雅塞．重申自由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1．Jasay,A.D.The Restatement of Liberalism[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Publishing House,1997.11.(in Chinese translation).[4]王晓华．现代汉语缺乏深层的语言游戏[J]．探索与争鸣，1998,(5)．WANG Xiao-hua.Modern Chinese Lacking in Deep-structure Linguistic Games[J].Academic Explorafion and Contention,1998,(5).(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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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117 【 版 号 】2 【 标 题 】成功之路 我国邮电近十年迅猛发展，从引进资金、设备和技术， 到自主创新，逐步实现国产化，邮电行业走出了一条【 作 者 】尤欣 【 正 文 】 １２年前，从引进大散件组装程控电话交换机起步的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公司，目前已实现６６．５％的部件国产化，其生产的设备占到国家公用电话交换网总容量的３０％，并出口俄罗斯、越南、朝鲜等国。贝尔的发展，是我国邮电业的一个缩影。引进――摆脱落后的必然选择到１９７８年，我国城乡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仅５７４万门，且绝大部分是机电式和人工设备，通信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按部就班地发展，还是另作抉择？邮电部作出走高起点发展之路，充分利用国外的通信技术资源，用新技术装备中国通信网的决策。并制定了引进先进设备，引进、消化、吸收先进设备制造技术，自主开发创新的“三个层次”发展战略。但对于一个建设资金严重匮乏的行业，如何引进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设备来装备庞大的通信网呢？邮电人大胆开拓、探索，逐渐摸索出一条负债经营，走“借钱买鸡，生蛋还债”的路子。１９８４年邮电部首次利用第二批日本协力基金贷款３５０亿日元，引进５２万门程控交换机，改造天津、上海、广州的市内电话交换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三市通信紧张状况，并为全行业利用外资引进高新技术设备树立了成功的样板。为科学合理地利用外资，邮电部门充分凭借国内通信市场庞大的优势，千方百计拓展引资方式和资金来源，变单一的贷款为借款和租赁并举。同时，在引进工作中引入招标等竞争机制，对所有既能提供符合我国邮电通信网要求的产品，又愿意提供优惠贷款的供应商提供公平竞争机会，从中选择最优惠的贷款和技术先进、性能完备、价格合理的通信设备。到目前，邮电部门先后利用瑞典、日本、比利时、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优惠贷款和亚行、世行贷款６３．２亿美元。国产化――引进的根本目标“以市场换技术”是邮电引进工作的重要原则。邮电部门抓住重点产品的生产技术，在引进设备时同步引进生产技术。在与外方签订的技术转让协议中，明确规定技术引进的内容和时间表。十几年来，已累计引进程控交换机、移动通信设备、大对数全塑电缆、光纤光缆、光端机、数字微波设备等３６２项高新通信设备生产技术，合资改造企业５１家，而今大部分引进生产项目已完成了技术转让计划。此举大大缩短了我国通信设备生产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引进通信设备和生产技术，使我国得以紧紧跟踪和借鉴日新月异的世界通信技术，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加快自主研究开发步伐。“七五”以来，邮电部门已取得科研成果４０００多项，获得国家和部门科技进步奖８００多项，一批科技成果在通信网中被广泛应用。最近，邮电科研、工业部门紧密配合，又成功研制出具有９０年代国际同类产品水平的１５５Ｍｂ／ｓ、６２２Ｍｂ／ｓＳＤＨ 同步数字系列光通信系统，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开发生产ＳＤＨ系统设备的国家之一，为建设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提供了支撑技术和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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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927 【原文出处】科学・经济・社会 【原刊地名】兰州 【原刊期号】199504 【原刊页号】36-39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霍学喜/王征兵/石爱虎 【复印期号】199603 【 标 题 】战略与决策 我国农业运行中的微观经营机制分析 【 正 文 】 农业运行中的微观经营机制是指在一定经济体制、经济政策与法规、资源结构条件下，农户等微观经济单位选定经营方向、经营规模、经营方式的行为方式和准则。农村改革以来，我国农业中已基本形成多种类型并存，但以农户经营为主体的微观组织结构。因此，以农户行为分析为核心，认识微观经营机制现状，揭示其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变革的途径与方式，不仅是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选择适宜的模式、制定合理的计划与政策、运用有效的手段，对农业运行过程进行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一、微观经营机制运行现状分析我国现行的农业微观经营机制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 农户已经成为农业中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单位。 据农业部调查，1990年实行家庭经营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以其它组织方式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户仅占3.7％；1990 年农户家庭承包的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8.6％，以其它方式经营的耕地仅占1.4％；1987 年农户在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比例中占有的份额为52％，在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比例中，农户占有的份额更高；199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来源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来源占82.3％，其它收入仅占17.7％〔1〕另据研究， 全国粮食总产量中农户生产的约占95％左右，以其它组织方式生产的仅占5. 0％左右〔2〕。这些数据说明， 农户已经是中国农业中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单位。2.农户已经成为农业中的微观经营主体。我国农村改革的主要成果是突破了原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和集体统一经营机制，农户获得了基本经营权利：（1）财产占有权和使用权， 拥有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基本生产资料，而且自有资产拥有量呈高速增长趋势。据统计，1983―1992年间农户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5％〔3〕。（2）经营决策权。在政策许可范围内，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从事的行业及经营规模，主要取决于农户本身的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3）劳动支配权。可自主支配自有劳动， 也可通过雇工、协作等方式，获得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利。（4 ）经营成果享有和支配权。独立承担经济责任和社会义务，自负盈亏，包干分配，自主确定收入使用的方式和范围。农户拥有了上述基本权利，就可以根据家庭需要、政策规定及市场行情等自主地开展生产与经营活动，因而成为我国农业中的微观经营主体，这为农业运行体制转轨，即由以往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奠定了微观基础，也为合理配置农村资源、提高微观经济效益创造了条件。3.农户行为受多种机制调节。作为经营主体，农户经营行为变动与其内部资源结构及其面临的宏观经济体制和政策、外部经济环境等密切相关。现阶段，这些因素相互结合，构成了调节农户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自然经济型调节机制：中国农户经济具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自给性生产占的比重大。以粮食为例，1990年全国粮食商品率仅为36.6％〔4〕。因此，根据农户家庭自我消费需要，选择生产项目， 确定生产规模，是大多数农户经营中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由于自给性经营的目的是满足自给性消费需要，其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等在短期内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低，主要取决于农户家庭规模、成员结构以及自给性消费占的比重等内部因素。这些内部因素相互结合的方式及其对农户经济运行过程发挥作用的方式具有封闭性，因而是一种自然经济型调节机制。产品经济型调节机制：1978年以来的农村改革，确立了农户微观经营主体地位。但由于政府仍然向农户下达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定购任务和名目繁多的摊派任务，特别是地产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传统的计划和行政调节手段，对农户直接干预的程度较高，因而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程度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政府的主要农产品购销政策目标，注重这些产品的供求数量平衡，而忽视农业与非农产业间的产业利润平衡，忽视农户与其它微观经济单位间的利益平衡，并且往往与市场经济法则相背。因此，政府的主要农业政策及实现这些政策的手段，具有浓厚的产品经济特征。它们构成产品经济型调节机制。市场经济型调节机制：1978年以来，政府在保持对粮食等少数农产品的生产与流通过程进行直接控制的同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为推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措施，如恢复农村集市、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鼓励多种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营销等。这些政策、措施强化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为农户经济由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创造了条件。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极为重要的微观经济调节机制。二、现行微观经营机制下农户行为动机及倾向分析农户是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作为生产经营单位，农户必须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如农业税、国家定购任务、各种社会摊派等），并在社会中通过自我发展不断提高其经济地位。作为消费单位，农户必须设法满足家庭消费需要，并通过增加消费开支、改善消费结构等方式，不断提高其消费水平。具体来说，现阶段中国农户发展面临三个基本问题：（1）完成其所承担的各项社会经济义务；（2）不断改善其家庭消费状况；（3）设法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一般来说，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与农业发展的阶段相关。当前，由于我国农户经济正处在由自给性生产向商品性生产转换的阶段，因此，解决上述问题的方式仍较落后。具体表现为：（1）农户仍然在较高程度的计划和行政强制下， 以实物形态为主完成各项社会经济责任，经营自主权受到限制；（2） 农户经济薄弱，自组织化程度低，与社会化生产联系的方式原始，经济地位低下；（3）农户家庭消费中自给性消费占的比重大，消费结构单一， 消费方式落后。从农户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欲望来看，力求摆脱发展困境，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改善其家庭消费状况，构成现阶段我国农户经济行为变动的动力源泉。但所有这些目标只能在生产方式变革中逐步实现，即通过降低自给性生产比例，扩大商品性生产规模实现。这是因为：（1）通过提高商品性生产比例， 农户能够以价值形态为主履行自己承担的各项社会经济责任，为其扩大经营自主权及经营规模创造更为宽松的经济环境。（2 ）农户经济发展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加强与非农产业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其经济结构转换的基本条件。但农户与非农产业部门联系的能力与方式，首先取决于农户本身的商品化程度。即农户只能通过扩大商品性生产项目，并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才能与非农产业部门建立现代经济联系。（3 ）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分化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消费品，拓宽了农户消费的领域。但拓宽了的消费领域主要在非农产业部门，而且，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得到满足。为改善消费结构，提高消费质量，农户必须扩大商品性生产比例，提高货币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才能提高对非农产品的购买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进步和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相对成本逐步降低，这使农户以商品交换方式解决家庭生活消费问题变得越来越经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农户经济行为动机具有双重倾向，即稳定自给性生产倾向和扩大商品性生产倾向。稳定自给性生产的目的在于保证家庭对粮食等农产品消费需要，从变动方向上看，自给性生产比例呈下降趋势。扩大商品性生产的目的在于增加货币收入，满足商品性消费和农户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变动方向上看，商品性生产比例呈上升趋势。三、现行微观经营机制下农户行为效果分析农户的双重行为动机，与前文所述的三种基本微观经济调节机制相结合，使农户行为变得相当复杂，而且不利于农业，尤其是不利于粮食等基本农产品生产的发展。一方面，为满足自给性消费需要，农户必须生产家庭所需的基本农产品。而且，自给性生产的范围几乎涉及到农林牧渔等各农业产业和衣食住行等各类农产品。这使收入和经营规模很小的农户，从事专业化生产和提供商品农产品的能力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为增加货币收入，农户必须选择比较效益高，市场风险小，预期收入稳定的行业、行业或产品作为商品性生产项目，才能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样，尽管粮食等基本农产品生产一直是重要的生产项目，也是农户货币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购销体制、价格体系改革不配套等原因，不同农产品生产之间、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比较效益差异较大，而粮食等基本农产品生产又都是比较效益很低的产业，以致农户行为向其它领域倾斜。具体表现是：（1）农业生产短期化倾向明显， 即农户投资向非生产领域倾斜，生产性投资向非农产业领域倾斜，农业投资向非粮食生产领域倾斜。（2） 同一农户既从事农业生产又经营其它生产项目的现象相当普遍，即农业兼业化倾向比较严重；（3） 粮食等基本农产品成为农户不能不生产，但不能多生产的产品，粮食等基本农产品生产非商品化倾向突出。农户作为微观经营主体，其经营行为偏离粮食等基本农产品生产，是现行调节机制下的合理选择，因而无可指责，然而，农业生产短期化、兼业化和粮食等基本农产品生产非商品化倾向的宏观效应却不利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这是因为：（1）农业投资， 尤其是长期性投资比例下降，农业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兴建速度放慢，不仅直接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而且可能导致粮食生产的稳定性下降。（2 ）如果政府不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校正农户经济行为，任其自由发展，粮食等基本农产品生产及商品化程度必然下降，区域性乃至全国性商品粮供求紧张局面在短期内很难消除。（3 ）商品粮基地等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及商品粮供给优势难以发挥，全国不同农业区域的区域比较优势可能丧失，多年来，农业布局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果又将复归，区域农业产业结构趋同趋势强化，区域农业投资效果及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例如，商品粮基地的农业资源适宜于发展粮食生产，但近几年粮食生产却很不景气。据统计，1990年―1993年国家扶持的511 个商品粮基地县的粮食播种面积年递减6.95％，多种经营面积却以16.92％的速度递增， 结果粮食产量平均多年递减2.18％〔5〕。四、微观经营机制变革的主线与对策以上分析可见，在现行微观经营机制中，农户是微观经济单位的主体，在农业经济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农户行为同时受自然经济机制、计划经济机制和市场经济机制三重调节；农户行为动机和目标同时以满足家庭自然分工需要，国家计划需要和市场变化需要为准则。这种微观经营机制与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相适应，也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改革的进程和所处的阶段相适应。但是从运行过程及运行效果分析，现行微观经营机制不利于调动农户进行农业长期投资的积极性，更不利于调动农户从事粮食等基本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逐步限制自然机制中的不利因素、强化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完善计划及行政机制的调节功能，并将三者的功能和作用统一到规范农户行为，优化农户营运环境的轨道上来。这也是今后农业微观经营机制变革的主线和目标，为实现该目标需采取以下对策：1.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农户的关系，转换政府职能。各级政府应逐步缩小对农户的直接干预范围和程度，代之以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通过市场间接调控农户经济运行，规范农户经济行为。2.加强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建设。微观经济组织建设的目标是将农户逐步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选择经营项目，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微观经济组织建设的重点应集中在三个方面：（1）逐步缩减国家定购任务，取消不合理的摊派， 扩大农户的经营自主权；（2）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建设， 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划、组织、协调职能，把农户办不到或办不好的事情办好；（3 ）引导和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建设，提高农户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和低御灾害及风险的能力。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农户行为变动与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因为现行制度下，农户的土地使用权很容易受到来自行政力量等方面因素的干预。以致农户对土地产业权以及与土地产权相关的其它产权预期不确定。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应该是：（1 ）进一步明确土地权属关系，将土地所有权固定在乡、村或组一级，消除行政机构、企业单位和个人无端侵占和支配农村土地的行为；（2）以有偿承包为核心，搞活土地经营权，促进土地合理流动和集中，消除过渡兼业化现象。4.继续改革粮食等基本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造国有农产品营销企业，以农村集市为基础、地区性中心集市为核心、全国性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为龙头，健全粮食等农产品市场体系。5.健全农业保护制度，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专项储备制度，稳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市场，保护农户从事这些基本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注释：〔1〕农业部课题组：“中国土地制度变革与农业结构调整”， 载《农村经济文稿》，1991年，第9―10期。〔2〕赖瑞华主编：《中国农业投资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P147。〔3〕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1990）， 中国统计出版社。〔4〕廖丹清主编：《尚未过关的困扰――大国粮食问题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P178。〔5〕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4），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作者工作单位：西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段京肃 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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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SPORT SCIENCE1999年 第1期 No.1 1999师专体育专业学生基本能力培养模式研究王鲁克 严德一 朱运成 周传山 马学军研究对象为济宁师专体育系90～94级学生。采用文献资料法、特尔斐法等方法，确定了学生基本能力之内涵及构成要素。基本能力指学生走向工作岗位时，完成社会给与的体育教育工作任务所必备的多种素质综合而成的专业能力，包括教育能力、教学能力、训练能力、组织竞赛和群体活动能力，其中教学与训练能力是核心。研究依据现代教学理论和系统科学整体性、有序性、最优化原则，从宏观综合设计，建立优化培养模式，按时间序列把基本能力培养目标、内容、步骤、方法等安排在4个学期，从而形成一个多学科、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综合培养模式，同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学生基本能力的途径与方法。几年来，先后对7所实习学校领导和指导教师进行座谈和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有92.6%的学生能顺利地完成教育实习的各项任务，并在教学、训练、组织竞赛和群体活动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能力。研究对体育系86～87级和90～92级先后分配的各20名毕业生进行对比调查，调查他们走向工作岗位后第一年所表现出来的基本能力。结果表明，90～92级毕业生基本能力评价结果优于86～87级毕业生，并存在明显差异(P<0.01)。研究实践已证明，建立的培养模式具有以下特点：(1)模式在培养内容和结构方面，突出了中学体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有较强的适应性；(2)模式培养目标明确，任务具体，可操作性强，具有明显的计划性、系统性和范型性；(3)模式将能力培养过程覆盖各个学期、渗透各类课程，形成了全方位，综合培养基本能力的有机整体；(4)模式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程教学与非课程教学相结合，使能力培养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综合，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符合人的认识特点和规律。作者单位：王鲁克 严德一 朱运成 周传山 马学军(山东济宁师专体育系，济宁 27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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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制造技术AERONAUTICALMANUFACTURING TECHNOLOGY1999年 第6期 No.6 1999高速铣削在淬硬钢模具加工中的应用杨祖孝［摘要］ 介绍了高速铣削加工淬硬钢的特点、刀具与切削用量的选择，给出了应用高速铣削加工淬硬钢模具的实例。关键词： 高速铣削 淬硬钢 模具加工Hard Mill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Die Machining［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tool and selection of cutting parameters in hard milling are introduced. Application example in die hard milling is given.Keywords: High speed milling Quenched steel Die machining对淬硬钢进行高速铣削是一种先进加工技术，属于有效的硬铣技术之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采用铣削一磨削或者铣削―电火花加工(EDM)的方法实现对模具的加工。虽然电火花加工具有与工件硬度无关的工艺特点，但较低的材料去除率使它的应用范围受到限制。随着现代加工技术的发展及超硬刀具材料的出现，以铣代磨、以铣削代替EDM进行高效经济的模具加工已成为可能，并在生产中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采用硬铣技术加工模具，不但使加工周期大为缩短，而且加工质量得到了可靠保证。在主轴高速旋转下进行硬铣削可获得无铣痕的表面，其表面粗糙度可达Ra0.6μm。1 硬铣削的加工特点硬铣削与电火花加工相比有以下特点：(1)高效率 硬铣加工节省了EDM电极设计制造所占用的大量时间且具有较高的材料去除率，加工质量显著提高，大大缩短或消除了工具钳工的配研修磨时间，使模具加工效率大为提高。(2)高质量 硬铣削加工模具时，直接将淬硬工具钢一次安装加工成形，有效地避免了零件多次安装造成的装夹误差，提高了零件的几何位置精度。采用高速铣削可获得无铣痕的加工表面，使零件表面质量大大提高。(3)冷却润滑要求低 通常硬铣削可采用干铣或使用少量冷却润滑液，无需EDM专用工作液循环过滤系统，同时冷却润滑液的处理过程也比EDM方便得多。(4)投资少 硬铣加工既可以在专用的CNC机床或加工中心上进行，也可以在用高速主轴进行改装的普通机床上进行。后者不仅具有普通机床的加工能力，而且还可进行硬铣削，减少了设备投资，增加了机床柔性。目前，国外一些厂商已相继开发出一些专用的高速主轴，如IBAG Zurich公司开发的0.125～60kW的大锥度夹紧主轴，其转速可达12×103～80×103r/min，并配有冷却液供应系统。2 硬铣刀具与切削用量选择2.1 硬铣刀具材料的选择目前，用于硬铣削的刀具材料主要有聚晶立方氮化硼(CBN)、陶瓷、新型硬质合金和涂层硬质合金等。(1)CBN刀具材料 CBN的晶体结构为面心立方，具有很高的硬度、极强的耐磨性和良好的导热性，且与铁族元素之间有很大的惰性，在1300℃也不会发生显著的化学作用。同时，对酸碱亦有良好的稳定性。研究表明，用CBN复合片刀具切削硬度HRC35～67的淬火钢尤为成功。因此，CBN刀具在硬铣加工中具有特殊的地位。(2)陶瓷 陶瓷材料具有良好的耐磨性和热化学稳定性，其硬度、韧性低于CBN，可用于加工硬度HRC<50的零件。(3)新型硬质合金和涂层硬质合金 这两种材料成本较低，适合切削硬度在HRC40～50之间的工件。各种工具材料的高温硬度比较如图1所示。在进给量为0.15mm/r，切削深度0.5mm以下时，按照切削加工条件推荐铣削淬硬钢的刀具材料如图2所示。近年来，工具制造厂商陆续推出了最新产品。如日本黛杰JBN铣刀高速(切削速度v≥100m/min)切削HRC60以上的高硬度材料时，其刀具耐用度达60min以上，并形成系列产品。瑞典Seco铣刀也形成完整系列，以满足各种铣削加工要求。图1 各种工具材料的高温硬度Fig.1 High temperature hardness of all kinds of tool material图2 不同切削条件下工具材料的选择Fig.2 Selection of tool materials under different cutting conditions1.KT9;2.LN10;3.CR1;4.NIT;5.硬质合金；6.金属陶瓷。2.2 铣刀直径选择试验研究表明，有效加工淬硬钢需要用小直径铣刀。无论用球头铣刀还是圆柱铣刀加工三维曲面，刀具直径越小，其纵向干涉越小。因此，选择刀具直径时，对于具有外凸形纵向轮廓曲面的工件，应根据其工件结构、铣刀强度、刚度及加工效率综合考虑；对于内凹形纵向轮廓面的工件，铣刀最大半径应小于或等于纵向内凹轮廓处的最小曲率半径。2.3 切削用量选择工件材料的切削加工性、刀具材料都对切削用量选择产生直接影响。工件材料越硬、强度越高，切削速度应越低。硬铣削的切削速度范围90～200m/min为宜。根据工件硬度和刀具材料推荐的切削速度值如图2所示。切削深度一般取0.1～0．4mm，进给量取0.1～0．2mm/r为宜，使用JBN300加工不同材质的淬硬钢时，在冷却润滑连续切削条件下，其推荐切削用量见表1。表1 JBN300加工淬硬钢的切削用量被加工材料及硬度切削速度v/m.min－1进给量f/mm.r-1切削深度d/mm结构钢渗碳淬火HRC55～65100～1200．05～0．300．1～0．5结构钢渗碳淬火HRC45～55150～2000．05～0．300．1～0．5工具钢淬火HRC55～65100～1200．05～0．200．1～0．5精铣时，为了获得更高的精度和表面质量，可选用较高的切削速度和较小的进给量。3 硬铣削对机床的要求(1)高转速 由于采用小直径铣刀和高切速，机床必须具有高速主轴。(2)高刚性 为了获得良好的加工质量，机床必须具有足够高的刚度，以防止切削时刀具颤振对加工质量的不利影响。(3)良好的刀具夹紧装置 用以保证刀具与主轴的最优同轴度。比卧式加工中心更为经济的立式加工中心的普及应用，为复杂型面的硬铣加工提供了机床保证。4 硬铣削在模具加工中的应用硬铣削作为高效加工模具的新方法，在模具制造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国外某公司制作连杆锻模，用电火花加工型腔需12～15h，电极制作2h。改用硬铣削后，采用Torus立铣刀对硬度HRC60的淬硬工具钢进行加工，其相关工艺参数如表2所示。整个锻模加工只需3h20min，工效提高4～5倍，加工表面粗糙度达Ra0.5～0．6μm，质量完全符合要求。表2 连杆锻模高速铣削工艺参数工序切削速度v/m.min－1进给量f/mm.r-1切削深度d/mm铣刀直径/mm刃口圆弧半径/mm粗铣Ⅰ1600.1770.360.8Ⅱ1510.1500.340.5Ⅲ1510.1250.340.5精铣Ⅰ1510.100.23-Ⅱ1510.050.0753-作者单位：潍纺高等专科学校参考文献1 于启勋等.超硬刀具在加工硬脆难加工材料中的应用.机械工艺师，1998(1)2 顾祖慰等.立方氮化硼复合片刀具应用的初步探讨.工具技术，1990(10)3 Oakham M. Productive hard milling. Modern Manufacturing, 1998(4)(责编 宇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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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总理会见阿拉法特总统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１日电（记者周树春）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结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后途经北京的巴勒斯坦国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一行。会见时，李鹏总理同阿拉法特总统就当前国际形势、中东形势及巴勒斯坦问题交换了意见。阿拉法特总统向李鹏总理介绍了中东形势的最新发展。李鹏重申了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的一贯立场。阿拉法特对此表示感谢。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和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尤素夫・拉吉布参加了会见和宴会。当阿拉法特总统昨天访朝途中路过北京和今天抵达时，杨福昌副部长前往机场迎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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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374 【原文出处】《装饰》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4 【原刊页号】60～61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06 【 标 题 】科学进步与艺术设计史研究方法 【英文标题】Research Methods of Scientific Advance and History of Artistic Design 【 作 者 】易晓 【作者简介】易晓，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博士生 【 正 文 】 艺术设计史与艺术史的研究方法皆属历史学的范畴，二者互相依存，密切相关。艺术设计史经由对设计史料、影响设计发展的诸多因素的梳理、分析与判定，来刻画和说明设计发展的过程；而艺术史研究方法论则通过对具体专业的艺术史学家在进行各自研究时所遵循的一般原则之考察，来阐明艺术史学家所使用方法的特征及其对所处理题材的作用，进而为包括艺术设计史学家在内的艺术史专门学者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上述两门学科与史学界其他学科一样，在20世纪保持着动态、开放的形式；这不仅有利于史学界各学科之间交流并进，更重要的是，使得艺术史和艺术设计史广泛地汲取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成为可能，从而促进其在研究方法上发生巨大的变革。在20世纪历史研究领域，西方新史学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它引发了西方史学的根本性转变，被称为史学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20世纪初，社会科学中的新兴学科迅速崛起，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日趋成熟。它们运用各自的理论与方法，从不同侧面剖析和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对许多传统观念作出了各自的调整和修正，经常进行着激进和彻底的变革。新史学正是在这一背景所提供的契机下从传统史学中脱颖而出的。其倡导人鲁宾逊认为，“一切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赖的。每一门科学的生命都是从其他科学中吸取来的；而且它所取得进步的绝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注：鲁宾逊：《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P53。）这段话可以说是新史学关于研究方法基本原则的一个写照。此前，传统史学的代表人物兰克极力宣传和推行“历史怎样发生就怎样叙述”的著名观点，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为历史学获取了独立的地位。但实证主义在以分类、归纳的方式进行具体研究时，孤立地处理对象，视野狭窄片面，题材单薄僵硬，只重视广义政治中的内容，却往往将人类广阔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弃之不顾。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史料考证，辨别真伪，写作风格方面以平铺直叙为主；在意向上过于强调自主性而忽视与其他相邻科学的结合。新史学的“范式”与之不同，它主张历史学的最大功用在于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身、了解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过去的问题与未来的前景。因此，新史学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而不仅仅是政治活动；它用综合的观点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来考察历史变化，将历史看成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这有助于人们全面地、相对准确地了解现状并推测未来，使社会以史为鉴，最大可能地避免人为的失误及其导致的灾难，以造福于人类。新史学突破了政治史的局限，在研究方法上，反对以史料学代替历史科学，不单纯强调史料的考据，重视革新，广泛运用理论的概括与解释，在写作风格上，反对单纯的描述，而是提出问题，说明问题，解决问题，以此为框架将史料概括起来，尽可能地赋予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强调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互通有无，相互借鉴。这反映着19世纪传统史学与20世纪的新史学在研究态度上的本质差异。年鉴派史学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扩大历史领域时空范围的同时，创建了一种框架来安排历史时间，对历史进程提出系统的解释。他指出，应“……把历史分解为几个层次，或者说，把历史时间区分为一个地理时间，一个社会时间，一个个体时间”（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P7。）。这种“历史时间三分法”也就是他著名的三个时段概念：“长时段”又曰“结构”，指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通常起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文化传统等；“中时段”即所谓“局势”，指在较短时期内跌宕起伏，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过程，如人口的变迁、生产、物价的增减等；“短时段”则是“事件”，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战争、地震等。在决定和影响历史进程的各种因素中，起长期决定性作用的是“长时段”的“结构”；其次，“局势”的变化也可能对历史产生直接而重要的作用；与前两个因素相比，“事件”对历史的影响似乎较为复杂，有时其效果是直接而表层的，有时则表现出革命性的作用……除了社会科学的影响以外，20世纪的自然科学因量子论与相对论的确立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对史学的研究亦有极大的启发作用。20世纪科学理论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物理学领域。在19世纪末，人们还对牛顿力学――17世纪的力学革命成果――深信不疑，但普郎克对热辐射的研究却推翻了旧有的信念。他发现能量并非如从前所认定的那样是连续的，而是不连续的、分立的，几乎是微粒性的，因此能量以小的单位即“量子”的形式存在。普朗克的量子论彻底地改变了物理学家对能量的认识。随后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证明了物体的能量与它的质量成正比。至此，能量与质量不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而是对同一概念的两种不同角度的解释。相对论问世后，绝对空间与时间的概念被摒弃；牛顿的宇宙观被四维空间，即时空连续观所替代；一种对宇宙的全新认识诞生了。传统的自然科学将知识的增长看作是绝对的、一劳永逸的过程，人们相信存在着“终极知识”；而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观则是动态开放的――提出假说，通过批判而证伪或接受假说，由此再提出新的假说……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科学知识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不断地得到进步。科学否定了“终极知识”，促成了人类认识的一个跃进，科学的进步推广到历史研究领域，“终极的”历史知识同样也是不存在的。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出现赋予史学研究者以利器；人们不再坚信社会历史现象具有绝对的因果必然性，他们转而采取一种依据事实和科学证据的健全态度，几乎不再有历史学家仍然抱有阿克顿的信念，认为能够有一部终结性的世界通史。历史的非决定论建基于对自然科学规律和社会科学规律的深入了解和比较之上。历史是人的历史，因此，人的主体因素将直接影响、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决定历史的进程。史学研究的这种革命性变化，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它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艺术史研究。被誉为20世纪的苏格拉底、艺术史学界的伊拉斯谟的贡布里希爵士，在回答为什么要有艺术史的提问时断言，艺术之所以有个历史是因为它有清晰的延续性，艺术史研究方法是对艺术规律的内在、外在因素的解析与阐释。与其前辈不同，贡布里希已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知识构成、史料鉴别等方面的局限性，对自我表现理论和艺术进步论始终持怀疑态度，他擅长运用常识来抨击脱离实际的盲目自信。他的基本信念是，艺术史研究方法的核心不是别的，乃是艺术史家按照自己的理论模式对艺术规律的内在、外在因素所进行的解析与阐释。从上个世纪迄至当代，艺术史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从绝对到相对、从单一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的演变过程。作为艺术范畴中的设计艺术当然可从艺术史研究发展中看到自己的身影。研究现代艺术设计史应综合借鉴艺术史以及其他历史学科的观念与方法，合理地编排、梳理和阐释相关的史料，以期达到刻画和揭示设计艺术发展之真实历程的目的。在艺术设计史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某一地域的设计有根本性制约作用的正是布罗代尔所谓的“地理时间”，即“长时段”；但“局势”和“事件”也发挥着不同程度的重要影响。从历史上看，不同时间段内与设计史发展相关的内外因素的变化，都能对设计风格的变迁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斯堪的纳维亚现代设计史为例，在“长时段”的时间内，北欧的地理、气候、社会组织、文化传统等因素相对稳定，它们对设计的目的、设计的取材、设计的制作方式等具有根本的制约作用。如北欧广袤森林的优质木材是斯堪的纳维亚盛产家具的先决条件；北欧诸国的民主理想和实践则使其生产的目的定位在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之上，其产品因此也折射出一种精致与节制的生活态度，既无铺张炫耀之势，又无粗鄙简陋之志。在“中时段”的层次上，例如，在20至60年代期间，斯堪的纳维亚的机械工业、社会体制逐步完善，工业生产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增长，伴随着都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十年为单位，北欧设计渐趋成熟，在实践中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过程。“短时段”的时间在斯堪的纳维亚现代设计研究中起着极其活跃的作用。两次世界大战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和阻碍了北欧各国的生产过程，扰乱了往昔安宁的生活秩序；战后人们的心境和观念以及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设计的观念与表现的手段自然亦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60至70年代是全球学生进行“街头革命”的年代，政治局势动荡不宁，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如潮水般大量涌现，此时设计的表现主题努力贴近于各种思潮，倾向于以反叛的姿态传达设计的个性，如此等等。在努力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计艺术史研究应系统地分析在各个时段历史时间中设计的独特表现形式，廓清影响设计风格的各种因素及其联系，以揭示设计风格发展演变的趋势或倾向。现代设计只有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对设计产生影响的因素又常常纠缠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将它们分离出来，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适当范畴具有相当的困难。由于以上所述的种种原因，对各种或诸种因素起作用的方式和后果所做的评判或估计不可能具有普遍的确定性；在设计史中，对任何现象或因素所做的武断的概括都很容易找到反例，从而将其证伪，就像在一般历史研究领域内人们所常见到的情况那样。所谓“历史不能一概而论”，便是这一观念的表白。有鉴于此，我们不倾向于采用设计发展的“规律”这类表述，取而代之的是设计的“模式”，其发展的“趋势”等概念。因为历史中规律性的发展格局已为当代历史学研究所动摇和质疑，每一个研究对象或过程都有独特的性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亦各不相同，完全相仿的事例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这似乎决定了“模式”、“趋势”等概念比“规律”概念在历史研究中更具有适用性，从而更具说服力。回顾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历史，人类目睹了空前规模的迫害、杀戮、种族灭绝、惨绝人寰的大破坏和大屠杀；但另一方面，战争过后随之而来的是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和平年代，这时期的创造发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多彩。正是在这种回荡着挫折、抗争、绝望、憧憬、奋进……的时代交响曲的广阔背景之下，现代设计的风格才得以呈现出高度多样化的面貌。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时代的设计风格与整个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状况、政治环境、工业化程度、国际交流等密切相关，而本国的文化传统又强烈地影响着民族的审美趣味、意识形态趋向以及思维观念的定式等，从而决定着设计特征的形成。为了更深入、更全面、更细致地探究设计艺术的发展历程及其趋势，汲取和借助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对于提高研究者的眼界，拓展其视域，增进其洞察力，无疑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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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决定开展癌细胞转移机制的研究新华社东京５月２１日电日本科学技术厅最近决定组织产业界、科研单位及学术团体的专家，共同研究癌细胞及其组织结构，以查明癌细胞的转移机制。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死于癌症的人约占日本总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特别是在４０至７０岁的死亡者中，死于癌症的比例更高。查明癌细胞的转移机制，将有助于治疗癌症。据报道，癌细胞具有侵袭周围组织、并通过血管和淋巴系统向身体其它部位转移的特殊性质，而以往有关癌症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停留于探索致癌基因的水平上。这项研究计划预定在３年内完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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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比绍决定缓和两国关系新华社达喀尔５月２３日电据塞内加尔通讯社报道，一份官方公报今天宣布，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比绍决定缓和两国之间最近的紧张局势。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比绍两国边境部队于１９日和２２日发生了武装冲突。公报说，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和几内亚比绍国务委员会主席维埃拉决定立即把各自的边境部队后撤到适当的地方。公报还说，塞内加尔外长赛义迪纳・奥马尔・西和几内亚比绍经济和财政国务部长曼努埃尔・多斯桑托斯今天在巴黎会晤，双方同意成立一个专门混合委员会负责讨论两国关系问题和保持两国有关部长之间的经常联系。公报指出，两国人民之间有着兄弟般的友好关系，为此，两国再次表示愿意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双边关系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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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1118 【 版 号 】11 【 标 题 】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趋势（专家评说） 【 作 者 】董洪亮 【 正 文 】 （本报记者 董洪亮）不久前，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京举办了“面向２１世纪教育”国际学术报告会，中国、美国、韩国以及香港地区的２０多位专家学者就２１世纪教育的发展各抒己见。另外，参与六国教育研究合作项目的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德国与瑞士的部分专家日前也就各国教育改革最新动向与下世纪教育趋势发表意见。现将部分专家的观点综述如下。世界教育在管理体制上近年来出现了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趋势。一些原来实行国家集中管理体制的国家正在向地方分权的方向进行改革，而另一些原来实行地方分权管理体制的国家却在寻求向国家级具有一定统一性的方向改革的途径。例如，美国各州的中小学都有自己的课程标准，各州内部实行统一考试。美国部分专家想在各州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开发国家级指标系统，向中国学习。在教育观念上，西方人认为教育是发展人，学习不好被认为没能力；东方人认为教育是学习知识，学习差被认为没努力，这两种教育观念也在相互融合。在新的世纪里，终身教育将更普遍，规模更大。终身教育要求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职前教育与职后继续教育结合。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及其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使得一个人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他一生的需要。这就要求把学校教育与社会上的公共教育机构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群众文化设施，建立社区教育体系。２１世纪，学校的作用应该是对知识的评价、筛选、组织、应用以及开发新知识。专家们认为，传统的教学方式必须改革。学校传授知识的任务可以交给印刷品、广播、信息网、计算机来完成。学校和教师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的道德性、社会性、艺术性等品质。世界大多数国家教育经费在削减。如美国伯克利大学，加州政府现在拨给它的经费占开支的３７％，而３０年前却占到８０％。许多专家认为，世界各国的教育下个世纪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资源的分配，就是如何分配教育资源才能取得最佳效益。关于高等教育，专家们认为其趋势之一是国际化，主要标志是教师与学生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为了寻求国际化的经验与感受，许多国家大批地派遣留学生。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在毕业之前，约８０―９０％都有在国外学习的经验，他们了解国外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习惯。高等教育的另一趋势是信息化。信息革命日新月异，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国际网络）进入大学图书馆、实验室，学生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注册、选修课程。信息高速公路（ＧＩＩ）一旦进入教学过程，传统的课程编制、教材组织、教学方式和方法，以及教学管理体制都将有根本性的变革。高等教育还要加强大学生素质培养，提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避免掌握高科技的人成为“经济动物”、“科技奴隶”、“智能强盗”。高等教育又面临着大众化、普及化的趋势。为了缓解这一趋势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采取发展私立高等教育的对策。另外，如何让更多的农村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使农村青年能够“上得来，下得去，用得上”，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应解决的问题。２１世纪，职业技术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侧重向高中后阶段延伸。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鼓励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纷纷出台有关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国家资格证书制度及资格鉴定制度。第三，在职业技术教育管理体制上，许多国家存在政出多门的情况，加强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将是共同的趋势。最后，在培训场所上，由正规公立学校向公立和私立的非正规培训机构转移也是普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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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673 【原文出处】史林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904 【原刊页号】10～28 【分 类 号】F7 【分 类 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之二） 【 作 者 】程念祺 【作者简介】程念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正 文 】 （5）西汉建立全面的财政市场的努力西汉至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出现了财政危机，国家遂企图独享财政市场之利益。其具体的做法，就是取消行之已久的盐铁特许制度，由政府自行经营盐铁。其时，王国的问题已经解决，山海资源的垄断权也已全部收归朝廷。这些都为国家垄断财政市场之利益创造了条件。于是，在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 作官府”。值得注意的是，孔仅和东郭咸阳，一个是当时的“南阳大治”，一个是“齐之大鬻盐”；而后来厉行这一盐铁官营政策的桑弘羊，也是“贾人子”；至于各级盐铁官吏，通常也都选用“盐铁家富者”（注：《汉书・食货志上》。）担任。这种用原来的盐铁商为国家经营盐铁办法，显然是为了争取盐铁商的合作，并利用他们经营盐铁的现成经验和销售网络，最大限度地减少盐铁官营的成本。以盐铁官营来垄断盐铁之利，国家不仅可以吃掉盐铁商经营盐铁所获的利润，还可以吃掉他们借助国家财政市场所获得的那一部分利润。而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盐铁的垄断，国家可以充份地发挥财政市场的敛财效应。盐铁“贾贵，或强令民买之”（注：《汉书・食货志上》。），这是西汉实行盐铁官营之后很普遍的做法。把农民对盐铁的消费纳入了国家的财政市场；盐铁的价钱又往往比过去贵了很多；而本来在生活市场上通过物物交换就可以得到的东西，现在却必须支付了货币才能得到；于是，在汉武帝治下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几乎全都被控制在国家的财政市场上了。必须指出，从总体而言，秦汉以至明清，像西汉这样实行全面盐铁官营的，毕竟是少数。官盐铁，因其成本是最高的，所以不可能长久地施行。《盐铁论・刺权》曰：“自利官之设，三业（盐铁、均输、酒榷）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鹜；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扶流微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ｃｈī＠①ｚｈù＠②；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商人（主要是盐铁商）摇身一变而为朝廷“利官”，即专权擅利、穷奢极欲的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把盐铁之官营，变为朝廷内部对盐铁高额垄断利润的分脏。惟此，要满足国家之财政需求，盐铁的价格自不能不一涨再涨。像这样的状况，虽然在某些场合下可以稍得改善，但其败坏的趋势则不可避免。最终，所谓盐铁之官营，不过是似有还无的一种东西了。后来王莽实行“五均六ｇｕǎｎ＠③”，其“六ｇｕǎｎ＠③”之中，有盐铁之官营（注：《汉书・食货志下》。）。可见，在此之前，这制度基本上已是形同虚设了。2、国家财政市场之重建（1）中唐以前国家财政以实物和力役为主自西汉而后，历代对盐铁，一般都不再实行全面的官营，而是实行“专利”。如东汉，虽曾仿效西汉，实行盐铁官营，却终因“吏多不良，动失其便”（注：《后汉书・和帝纪》。）而放弃。此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国家对盐铁的控制则趋于松弛。此固由国家分裂、战事连绵、政治动荡、政权更迭所致，但也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如这一时期的北方，由于战争所造成的极大破坏，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奄奄一息；其地之所产，人力之所出，尚不足供国家之实物与力役之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市场的交换，恐怕基本只能是以物易物了。《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上说，其时“以谷贵，罢五铢钱”《通典・食货八》亦记此事，谓当时“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买。”至于其他各朝，除了西晋，情况也大致如此。《魏书・食货志》就说，北魏一直到太和年间，都还是“钱货无所周流”。既然在乡村生活市场上是物物交换，既然国家对实物与力役的榨取都嫌不足，那么与其对盐铁抽税或实行官营，间接地榨取农民，倒不如直接从租调力役中榨取来得更方便些。东汉之后，中国北方之各政权，之所以对盐铁之利不甚重视，关键就在于此。至于当时的南方，因战乱较少，又得大批北方人口南下，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商业也远比当时的北方要繁荣得多，于是又出现了一些将实行和力役折钱征收的情况。刘宋时，曾经“田进一亩，度以为钱”（注：《宋书・周朗传》。）。至南齐，田租、户调、口税和徭役征钱，则开始形成制度。永明四年（486年），诏令“扬、南徐二州， 今年户租三分现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外，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注：《南齐书・武帝纪》。）其后，徭役亦折钱。如会稽的“塘役钱”。（注：《南齐书・王敬则传》。）扬、南徐二州的桥桁、塘埭丁，也都“敛取现钱”（注：《南齐书・东昏纪》。）。据此，可知当时的乡村生活市场，也有被国家利用为财政市场之可能。但是，这种对实物与力役折征货币的情况，从来都不曾成为南朝财政重要方面。此外，在南朝，即使是经营盐铁，也与经营一般商品并没有什么两样，都只不过是私人经营而国家课税。总而言之，国家既不在赋税中征收大量货币，也不对盐铁实行垄断，南朝的市场形态就比较正常，一般不存在财政市场挤占生活市场的问题。入隋而唐，一直到安史之乱以前，国家之赋税征取，主要仍为实物与力役。值得深思的是，此时南方赋税征收中原有的货币之征，当国家统一之后，反而在租、庸、调的征取中消失了。此赋税制度之取法于北朝，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然究其原因，则纯粹是由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的形势所决定的。盖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立于西北。而以当时西、北地方之物产，殊不足供西北之用。惟其如此，国家必须从各地征收大量实物，通漕设仓，以给西北。隋文帝在河置黎阳仓、常平仓，在陕西置广通仓；三仓逐次转运长安。其后隋炀帝迁都洛阳，又置洛口仓、回洛仓。此外，隋之各州也都置仓积粮。而为了运输上的便利，隋文帝又开广通渠，隋炀帝则开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凡此置仓积谷，开河运输，都表明了隋朝的财政，因充实西北的需要，不得不主要依赖实物和劳役之征。及唐朝建立，亦一意经营西北，规模则有甚于隋，同样需要调运天下物产，以济西北之用及储备。《新唐书・食货志》上就说：“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一直到中唐之前，唐朝的财政都是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从隋朝统一到唐朝安史之乱，大约一百六七十年间，国家对盐利也不甚注意。《隋书・食货志》谓隋时“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估计此所谓“与百姓共之”，即任民贩运，国家不过课税而已。问题在于隋朝对人口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国家掌握了大量的人口，可以直接从他们那里征取了租、庸、调。且其时，赋税之征取以实物与力役为本，所以也就不必在乎盐铁之利。而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对人口的控制亦基本不失规矩，租、庸、调之征取亦足，故也只对食盐采取征税的政策。在第五琦改革盐法之前，唐朝盐价低得惊人，每斗才十文钱。可知当时国家之盐税也是非常低的。赋税的征收，基本以实物和力役为主，对食盐之课税又非常之轻，可知隋唐两代，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将近两个世纪里，一直没有建立起国家的财政市场。但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因西北政治、军事重心之倾覆，这种情况则随之改变。（2）中唐以后国家财政市场之重建公元758年，这是安史叛乱的第四年。由于安史的叛乱， 唐朝原来在西北所采取的积极进取的政策，此时已经放弃。惟此，它原来所执行的财政政策，也相应地开始改变。而其时国家支出浩繁，赋税之地以及可赋税之人口却锐减，急需采取新的财政对策。正是在这这种情况下，唐朝开始改革盐法。据《新唐书・食货志》：“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第五琦为诸州榷盐铁使，尽榷天下盐，计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即此，可知第五琦已将食盐的生产与运销都改为官营。其具体的做法是：一、凡从事食盐生产者，必须经国家登记，成为专门生产食盐的亭户；二、一律于产盐地设“监院”收购；三、采取“节级相输”的运送方式；（注：殷亮《来鲁公行状》。）四、“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很显然，第五琦的盐法改革，就是把食盐的生产和运销都改为官营。由此，唐朝始建立起国家的财政市场。但是，这种由食盐官营而建立起来的财政市场，并没有唐朝的财政带来很大的利益。其时，商贾固无所牟利，但国家一年的盐利之入，也不过四十万缗。其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官营成本太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官营食盐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销售，有相当一部分食盐必须转卖给商人，才能销往比较边远的乡村。于是在四年之后，刘晏对第五琦的食盐官营做了很大的改变。其基本精神，就是在食盐产地，将所收官盐高价批发给盐商运销，所谓“收盐户所煮之盐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余州县不复置官”（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大历十四年。）。这一改变，不仅大量减省了原来必须由国家支付的食盐的运输和销售成本，也使官盐的销售范围扩大了许多。于是，仅十年左右，唐朝的盐利就猛增到了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注：《新唐书・食货志》。）。显然，第五琦搞的盐法，与汉武帝时的盐法基本如出一辙。我们把这种由国家直接经营食盐的做法，叫作食盐官营。而刘晏搞的盐法，虽与历史上通行的食盐特许制度，在立法的用意方面有所一致，但就其攫其盐利的方式而言，又与特许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具有很大的掠夺性，充份地反映出国家之暴力。刘晏之后，唐朝屡次大幅度地提高食盐批发价，每斗盐从原来的一百十钱，进至二百钱、三百钱，甚至三百七十钱。而那些贩卖官盐的商人，在提高食盐的售价上，也是胆大包天。“豪贾射利，时或倍之”（注：《新唐书・食货志》。），这同样是国家暴力的一种延伸。此即所谓国家“专利”。“官营”的特点在于它是“经理型”的，而“专利”的特点在于它是“税收型”的。由刘晏所建立的这种食盐专利制度，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家财政市场，同时也成为历代食盐专利制度之蓝本。唐以后，历代对食盐专利制度的设置越来越严密，却不失刘晏之本意。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另外一些人民生活的必需品，诸如酒、茶之类，也逐渐成为国家的专利品。但这些所谓的必需品，与食盐之“必需”有本质上的不同，国家不可能对它们实行像食盐那样的专利，故不能与食盐之专利相提并论。虽然安史之乱终于在公元763年结束， 但当时唐朝的西北和北部地区，已经是藩镇遍布。朝廷既然不能控制这些藩镇，其传统的以西北为政治、军事重心的政策，当然也就无法继续下去。随之而来的，则是传统的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赋税政策的放弃。据《旧唐书・食货地上》：“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完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又据《通典・食货六》记载：“按天宝中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户税在唐朝武德年间（618～626年）就有了。然当时征取，并不一定用钱，可以折纳实物，也可以征收货币。至开元时（713～741年），则征收货币，年平均税额约为77万贯。而自开元十年始，唐朝又征“别税”80万贯（注：以上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二卷，第一章，第二节。）。可见当时平均每户要负担的货币税是很轻的。按上引《通典》的记载，天宝时八百九十余万户，税钱约二百余万，平均每户也不只不过负担二百二十余文。而根据大历四年（769年）的户税交纳规定，连第九等户所必须交纳的户税（钱），都要大大超出开元年间之平均数。不过，由于当时国家控制的人户锐减，国家真正收到的户税总数，可能还不及天宝年间。除户税之外，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还创增“青苗钱”。《旧唐书・食货志上》说：“诸道税地钱使、殿中侍御史韦光裔等，自诸道使还，得钱四百九十万贯”。此事在代宗永泰二年，即公元766年。 而这一年，亦即大历元年。据《新唐书・食货志一》谓这一年皇帝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旧唐书・食货志上》还记载了大历八年之朝廷敕令：“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以京师烦剧，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后，宜准诸州每亩十五文。”看来，在当时税制极其紊乱，而国家财政又十分吃紧的情况下，青苗钱的税率并没有严格规定，不过是根据国家需要而随时增减。在杨炎实行两税法改革之前一年，唐朝的货币总收入为一千二百万缗，其来源主要是盐利、青苗钱和户税，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杂税。但是，也就在实行两税的当年，唐朝的货币收入，不计盐利，就高达一千三百余万缗（注：《旧唐书・德宗纪》。）。必须指出的是，两税法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以“计钱”为体，以“折钱”为用，所谓“定税计钱，折钱纳物”。其大致的做法，就是国家财政以货币来预算赋税总收入，征收的时候则按需要部分地进行实物“折纳”。通过“计钱”与“折纳”，国家财政的总的预算能力增强了，而农业赋税的征收也与市场（财政市场）价格的起落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两税法实行之后，因国家征取大量的货币，造成了市场上严重的“钱重货轻”。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计钱”的税额不变，“折纳”仍会使剥削量加大。两税施行之后，“物价渐贱，所纳渐多”，甚至达到“往者输其一，今过于二矣，虽官非增赋而私已倍输”（注：《陆宣公集》卷二十二。）的程度。两税法之“定税计钱，折钱纳物”，使唐朝的财政市场极大地膨胀起来。两税法实行之后，数年之间，唐朝财政的货币收入就高达三千万缗。（注：《通典・食货六》。）可以肯定地说，其中很大部分，是因两税“计钱”而来的。《资治通鉴》卷249大中7年条，云：“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余万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缗盐利。”唐朝后期，国家财政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个部分。故此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当为上供部分。按此上供部分中货币租税所占的59％的比例外例推算，唐朝三千万缗的货币总收入中，由赋税征收而来的，应该有一千七百余万缗。在钱重物轻的情况下，赋税征收如此之多的货币，上市的货物必然倍增。于此，我们则不难想象当时国家财政市场上“商品经济繁荣景”的景象了。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因为“折钱纳物”，农民还不得不以国家财政市场上的价格标准，向官府缴纳更多的实物。这种“折钱纳物”，往往是“惟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注：《陆宣公集》卷二十二。）。毫无疑问，其结果肯定是使国家财政市场上的商品经济更加“繁荣”。3、唐以后历朝的国家财政市场（1）食盐专利制度的深化刘晏的盐法和杨炎的两税法，为唐以后历朝之财政市场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但就食盐专利本身而言，其垄断利润不可能长期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因为，盐价如果高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一方面会造成人民减少其正常的食盐消费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则会引起大规模的食盐走私。在前一种情况下，政府基于对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的优虑，会以降低盐价来缓解社会紧张。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动，官盐的销售量就会大量下降；而一旦采取行动，就会（1 ）增加大量的财政开支，甚至抵消政府在此项专利上的收入；进而（2 ）还可能引起某种军事上的抵抗，甚至有目的的进攻。如唐末造反的王仙芝、黄巢，都曾是私盐贩子。正因为存在私盐的竞争，从五代十国开始，国家渐渐地把盐利打入田赋一起征收。如后晋，“计户征税，每户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听商人贩盐，民自习食”。（注：《二十二史ｚｈā＠④记・五代盐曲之禁》。）又有所谓“蚕盐”，“依夏税限纳钱”（注：《五代会要・盐》。）。而宋代则继承和完备了唐、五代的食盐专利制度，形成了更加严密的食盐专利体制。郭正忠先生把宋代官盐榷卖体制归结为四点：“一是在某些榷禁地区的城镇，官府自行批发或置场零售，令民随意选购；二是大多数地区――特别是乡村，实行蚕盐和食盐的定量赊卖；三是官府强制一部分居民定额认购食盐；四是某些地区官府强制全体城乡固定居民和流动人口，定时定量地认买官盐而纳钱，或不买官盐也纳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的食盐专利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已被纳入国家的城乡税收体制，而主要是被纳入了农业赋税体制。其时有种种强制性的举措，如所谓“随产科敷”、“按税”买盐、“分等抑配”、“按屋”摊派、按户配卖、“计口科售”等等（注：皆参见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第五章，第二节。）；所有这些，实际上主要是与农业赋税发生关系，它们也都是要通过国家财政市场来进行的。除此之外，宋代还实行官盐商卖。即商人向官府购买钞引，然后在限定的区域内运销食盐。据郭正忠先生统计，两宋之盐钱岁收最高者，各约为2500万贯和3100万贯（注：见同书第六章，表44、45。）；而盐钱在国家货币收入中所占的最高比值，各为36％和44％。（注：同书696页。 ）于此可见食盐专卖在当时国家财政市场上所占份额之大。宋以后之盐法，就总的倾向而言，就是不断增加人民计口配盐的比例，然后任由已经向官府购买盐钞的商人，在规定的地域内销售。其如元朝，在产盐地行“食盐法”，让人民按户口交纳食盐税；又有“行盐法”，由商人向政府购买盐引，往盐场支盐，在规定的地区销售。但为了对付食盐走私，国家每每在私盐泛滥之地区，“比屋计口配盐，入其直以防民私”。这种情况在元代后期更加严重。而元朝的盐利之入，则为国家最重要的赋入之一。“经国之费，盐税为重”，“国家经费，盐利居之十之八”。元未的情况，差不多就是如此（注：以上引文及论点，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354～355页。）。至于明朝，其食盐之专利，一是实行“计口给盐”，二是实行与通商专卖有关的“开中”、“票盐”等制度。（注：参见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第八、九、十章。）《明经世文编》卷474载李汝华《户部题行盐法十议疏》， 其谓明之“国家财赋，所称盐法居半者，盖岁计所入上四百万（银两），半属民赋，其半则取于盐ｃè＠⑤”。此所谓“民赋”，可能是指制盐之灶户缴纳的盐课；至于“取于盐ｃè＠⑤”，即取之于种种通商专卖之措置。如果是这样，就应该加上因“计口给盐”所征之“盐钞银（曾为盐米、盐钞）”。必须指出的是，盐在明代，其地位甚至有同于货币。其时，政府通过对盐的控制，除了实行计口给盐之外，还有纳米中盐、纳马中盐，纳秒中盐、纳布中盐和纳铁中盐等等，还把盐作为俸禄支付。这种政策最终仍是以货币交换的形式，到国家财政市场上去兑现的。及清，一直到近代之前，据《清史稿》记载，朝廷每年的盐课，从顺治时的约二百一十二万两，增至康熙的约二百七十六万两、雍正时的约五百七十四万两、乾隆时的约七百零一万两、道光时的约七百五十万两（注：至宣统时，盐课岁入约为四千二百万两。以上数字皆见于《清史稿・食货志四》。）。而同期国家所入之关税，总是要略少于国家的盐利之入。（2）赋税征收的市场化与货币化由杨炎两税法所开创的“计钱”为体、“折钱”为用的赋税方法，至两宋也发展得十分完备了。赋税征收货币，这已是当时国家财政的基本国策；而为了储备的需要，货币也是国家储备的重点。盖此两点，在货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肯定会造成“钱重物轻”。这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物有丰歉，市场对物的需求量则因时因地而有不同，国家遂亦通过“折变”来增加财政收入。以所谓“折变”，同于“折纳”。即官府因甲、乙、丙各物之不同价格，以甲折乙，再以乙折丙，反反复复，“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注：《宋史・食货志上》。）。包拯说：“以用度日广，所纳并从折变。重率暴敛，日甚一日，何穷之有！”（注：《包拯集》卷1。）及宋室南渡， “徒规折纳所获之甚丰”（注：《宋会要辑稿・食货》112。）。其中仅折帛钱一项，竟至千万缗。但就整体而言，整个宋、元、明、清时期，赋税征收货币，是当时国家财政的一个大势。在钱重物轻的情况下，赋税大量征收货币，无疑是迫使农民把大量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贱价抛售。宋人李觏曾说：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末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也。盖农不常粜，有时而籴也。末不常籴，有时而粜也。以一岁之中论之，大抵敛时多贱而种时多贵矣。夫农劳于作剧于病也，爱其谷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粜者则有由焉。小则具服器，大则营婚丧，公有赋役之令，私有称贷之责。故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焉。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贱则贾人乘时而罔之，轻其币而大其量，不然则不售矣。故曰敛时多贱，贱则伤农而利末也。农人仓廪既不盈，窦窖既不实，多则数月，少则旬时而用竭矣。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曰取于市焉。籴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贵。贵则贾人乘时而闭之，重其币而小其量，不然则不予矣。故曰种时多贵，贵亦伤农而利末也。农之粜也或合顷而收，连车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籴也或倍称贱卖，毁室伐树，不能以足食。而坐贾常窥人之余，幸人之不足，所为甚逸，而所得甚饶，此农所以困穷而未所以兼恣也。（注：《李直讲先生文集・富国策第六》。）对于“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的原因，李觏指出了四条。但其中真正具有关键作用的，是“公有赋役之令”一条。正是迫于此“公有赋役之令”，谷物之上市，遂总是集中于一时。其时限之迫，上市量之大，必然导致价格之跌落，所谓“岁丰收成而州县逼迫，不免贱价售之”（注：《长编》卷349。）。至于其它几项，适成雪上加霜。总而言之，如果不是国家之赋税大量征收货币，“日输于市”的情况就不会发生。而有“日输于市”，也就必然会有“日取于市”。“聚钱运本，乘粒米粮戾之时贱价以籴；翘首企足，俟青黄不接之时贵价以粜；其籴也多方折挫以取赢；其粜也杂糠ｂǐ＠⑥而亏头斛。”（注：李之彦《东谷所见・牟利》。）毫无疑问，像这样的“商机”，必定会在国家财政市场的作用下，反复而有规律的出现。随着国家赋税征收货币的比重越来越大，钱（银）重物轻的情况也在不断加剧，最终必然导致农民仅以自己的土地产品，尚不能供国家赋税之征。于是，为了完纳赋税，农民们不复不将自己的家庭副业的产品，也投放到市场上去。徐光启曾说：“（松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之遥，农亩之人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由供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布帛ｘǐ＠⑦ｚｈù＠⑧，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从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注：《农政全书・蚕桑广类》。）竭田亩之收，而不能应付国家之赋税，以至于不得不仰赖家庭之副业，这与明朝之赋税折银有极大的关系（明朝大规模的赋税折银，始于在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征收“金花银”；至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赋税折银已成为一项全国性的政策；此后“三饷”之加派，也全都是征银）。盖“自里甲改为会银，均徭改为条鞭，漕粮渐议折色，则银贵谷贱，而民有征输之困矣”（注：《万历实录》卷172 。）。而“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壤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注：《明夷侍访录・财计一》。）凡此，可见国家财政市场为害之深。必须略加说明的是，明朝的粮价在总体上又是上升的（注：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704～705页明代米价表一、二、三。）。但是粮价的这种上升，决不可能是在农民完纳赋税的时候，而只可能是在他们完纳赋税之后。换言之，这种较高的粮价，一般总是商人在市场上的卖出价，而决不可能是他们从农民那里的买入价。整个明清时期，尽管农业生产有发展，但人口的增长也很快，土地所产并非就能足用的。明人丘浚说：“宁以菽粟要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不肯以钱物当菽粟，恐一旦天为之灾，地无所出，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坐而待毙也。”（注：《大学衍义补・贡赋之常》。）丘浚这种贵粟之思想，其实就是当时社会生产不足的正常反映。在这样一个农业社会的市场中，既不可能有充足的粮食供应，粮价通常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乃理所当然。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明末徐光启所说的“银钱愈多，粟帛将愈贵”的话，究意是个什么道理。（注：《徐文定公集・屯田疏》。）盖因社会生产之不足，货币的供应量越大，物价也就不得不越贵。明中期以后有所谓“银荒”，而恰恰是从那时开始，粮价也不断上涨，白银的购买力反而下降了。农产品生产不足，农民却必须贱价出卖自己的产品，然后甚至还要花高价去买回，这对于社会生产是极为不利的。顾炎武曾经谈到过赋税征银之恶果：“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次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鄂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注：《亭林文集・钱粮论上》。）而清朝在彻底完成“一条鞭”之赋税编制之后，实行“摊丁入亩”，而大体以征银为主。据《清史稿・食货二》载：“总计全国赋额，其可稽者，顺治季年，岁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余万两，粮六百四十余万石；康熙中，岁征银二千四百四十余万两，粮四百三十余万石；雍正初，岁征银二千六百三十余万两，粮四百七十余万石；高宗末年，岁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余万两，粮八百三十余万石。”大体而言，清朝赋税征银的总额，在近代之前，约占其货币总收入的三分之二。而其他的三分之一中，则以盐课最多，关税（商品过境税）次之。据周伯棣《中国财政史》所引，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廷财政的白银总收入，达到4854万两，分别为：地丁2991万两、盐课574万两、关税540万两、耗羡300万两、 常例捐输300万两、落地杂税85万两、契税19万两、牙当等税16万两、 芦课鱼课14万两、矿课定额8万两、茶课7万两（注：见该书420页。）。 其中，地丁银、盐课和耗羡三项，毫无疑问都来自于国家财政市场上的交换，占了清廷货币总收入的约80％。而其他的20％，也未必全都是生活市场上的征商所得。如其中的300万两“常例捐输”，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可能就来自盐商。《皇朝经世文编》卷46载李象ｋūｎ＠⑨《平价禁囤议》，其中说道：“十年来，岁非太稔而谷甚贱。银一两得谷二石。居家用贾不减于前，以谷易银，仅得往日四分之一。于是，收租之家病。佃家终岁勤劬，竭一人之力，可种谷百石。以半纳租，少亦须十之四。……及春间力作，借银籴谷，借谷种田。谷之息，借二还三。银息不过二分。而谷贵，借银籴谷。谷贱，粜谷以偿银。转移之间，其失自倍。于是，种田之家病。租入既多，兴版筑，餍酒肉，市布帛。负其力者得其食，出所有者易所无。谷贱，则无所取资矣。于是，佣工匠作商贾亦病。”这里，李象ｋūｎ＠⑨一方面提出了谷价“贱则伤农，贵亦伤农”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更深刻地提出，因为谷价太贱，“收租之家”（非身份性的中小地主）的消费遂不得不减少，而一般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中小商人与贩夫贩妇）亦将因此而“无所资取”。盖此二者，都说明了当时的乡村生活市场，因国家财政之挤占而萎缩。三 余论在中国古代，财政是国家一切经济政策的中心。自春秋战国时期“履亩而税”制度的普遍施行之后，对土地的控制和管理，大大越出了原来甚为狭小的村社共同体范围，而扩大到方圆几百里、上千里、甚至上万里的国家范围。这是一个幅员极其广大又极其分散化的小农社会，原有的社会基层组织――村社共同体，已经随着村社土地公有制的瓦解而解体了，原有的社会中间组织――贵族政治，也在君主专制集权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消灭了。面对这样巨大而又分散的社会，国家为实现其有效的控制，遂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军事一官僚组织。这样的一种体制，其本身的费用是很高的。因此，实现“大国效益”，是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所谓“大国效益”，即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像涓涓细流江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善政得民财”（注：《孟子・尽心》。）。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广土众民和国家财政之大国效益的关系问题。战国如此，其后的历代王朝当然更是如此。国家规模越是巨大，体制越是复杂，就越是需要实现国家财政的大国效益。否则，就不可能维持这样一种大一统的集权制度。（注：见拙作：《封建大一统与国家财政的“大国效益”》，《探索与争鸣》，92・5。）但是，由于土地之控制和管理需要极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一切有关限制土地占有、实行土地分配、界定土地产权，以及土地清查等制度措施，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履亩而税”的制度理想就被束之高阁了。起而代之的，则是“舍地税人”。中国历史上之户藉制度的发达，原因就在这里。但“税人”极易造成赋役负担之不均，引起大量人口逃亡；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惟食盐专和制度之建立，不仅使国家通过财政市场提高了剥削率，也大大地扩大了国家税人范围。食盐专利制度的建立，以及有关赋税征收货币的种种制度，是保证国家充份实现税人，推进了财政上之大国效益的两项根本手段。国家财政市场，从根本上说，是由国家财政政策所诱导出来的市场，它对正常的商品生产和生活市场的进步，具有很强的阻力。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已使（1 ）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在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 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财政市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 其生活市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 ）造成了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因国家财政市场上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了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的“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中国经济史中之宿命。总之，财政市场上的“商品经济”越是“繁荣”和“发展”，乡村生活市场上的商品经营就越是萧条、萎缩。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需要说明的例外是，明清时期的清南地区，出现了许多以工商业发展为基础的市镇。王家范先生指出，这些市镇的形成途径，与中国传统城市很不相同：中国传统城市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政治的，而江南市镇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的；它们不是以府县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往往是在离府县城较近，与邻府县交界的地区率先出现；从空间分布的角度考察，它样已深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有相对固定的村落与之发生商业联系，其中有些还冲破了行政区划；市镇的丝织业和棉纺业，不仅以市镇手工作坊和居民家庭手工业为基地，而且还以四乡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为强大后盾。（注：《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大学报，1984・1。）而据《英宗实录》卷21载，正统元年（1436 年），明朝始在江南实行赋税折银（金花银），当年即入一百余万两，而民“甚以为便”。想来当时的江南农民，并不需要为了完纳赋税，马上就将约四百余万石粮食（当时每石折银二钱五分）同时抛向市场。明人谢肇ｚｈè＠⑩曾说：“三吴赋税之重，加于天下，一县可敌江北一郡，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而闾阎不困者何也？盖其山海之利，所入不赀；而人之射利，无微不析。正所谓弥天之网，竟野之罘，兽尽于山，鱼穷于泽矣。”（注：《五杂俎・地部》。）按此，可知江南农民通过生产的多样化，在国家赋税征收货币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多方资取。关于江南地区的这种例外，是尤其值得讨论的。如明朝张居正曾说过：“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注：《张居正书牍》卷1。 ）江南地区是国家赋税之重地，故事关江南，朝廷总是慎之又慎，“优容”的地方不少。而江南地区之成为明清时代之全国性市场，则与国家的军政消费有关。如日人藤井宏所著《新安商人之研究》就曾指出：“明代，在华北诸省的北部，长城线带还存在着一个大消费地的军政地区；他们把全国租税所榨取来提银子到此乱花。”（注：引自《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1985年版。）惟此，则江南地区经济与当时国家军政消费之关系究竟如何，也非常值得深究。财政市场问题，是中国经济史中的关键问题。我们过去常说“超经济强制”。中国古代的国家财政市场，就最集中地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超经济强制。研究中国经济史，决不能忽视国家财政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那种因为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力，就不在乎在这“最终”之前的种种问题，不再关心结构问题，而是孤立地去找有什么，肯定不是正确的方法。其结果，必然是明清时有的，战国、秦汉时找得到；城市里有的，山林里找得到；工商业中有的，农业中找得到；外国有的；中国找得到。但究竟有什么，是只有在结构中才能看出来的。【责任编辑】钱杭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红的左部分的繁体右加希＠②原字为经的左部分的繁体右加宁＠③原字为答的上部分下加完＠④原字为答右加刑的右半部＠⑤原字为答的上半部下加夹的繁体字＠⑥原字为米右加比＠⑦原字为台下加木＠⑧原字为芝的上半部下加宁＠⑨原字为昆右加鸟＠⑩原字为洒的左半部右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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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探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TUDY NONGYEXINXI TANSUO1999年 第3期 No.3 1999大灾之年肇州粮食总产稳中有增张福田1998年罕见的洪涝灾害使肇州县农作物成灾面积达3.53万公顷，绝产面积达1.60万公顷。由于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科技人员在农业产前和产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战胜了1998年严重的洪涝灾害，获得了粮食大丰收，总产量稳中有增，超过历史最高年份。据县统计部门测产数据表明：1998年粮食总产量达6.40亿公斤，比历史最高年份1994年增加500万公斤。我县在大灾之年夺取农业生产的全面丰收，与县委、县政府和农业部门的工作措施得力是分不开的。一、土地承包调整后稳定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投入进一步增加在深入实际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县情，确定了“尊重群众意愿，主推四田合一，人均调整”的原则。通过调整，既解决了人地矛盾突出的问题，又实现了土地连片承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大了对土地的投入力度。1998年全县联户打井424眼；化肥投入比1997年增加5000吨，农家肥比1997年多积20万立方米；春种前农户新购260多台农用车，农机具500件；春耕生产快于历年，大田播种提前10天。二、科技普及和推广工作抓得实这两项工作的开展，充分调动了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通过把各项增产技术组装配套，综合应用于生产，加快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一)多渠道、多形式、分阶段进行农业科技培训去冬今春，全县共培训技术骨干700多人，农民9.5万人次，普遍提高了广大农业干部和群众的科技素质和生产技能，增加了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加快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二)注重抓“试验田、示范田、高产攻关田”的建设工作在这三田建设中，遵循面积上形成规模，分布上集中连片成带，内容上新技术含量大，组织管理上严密的原则；示范和高产攻关项目选择具有技术新，增产潜力大，农民易接受易学会的技术。1998年，全县“三田”面积达1万公顷。(三)坚持开展农业技术试验和示范工作全县在继续抓好保护地栽培工作的同时，主要抓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和化肥“三培”、“三剂”应用技术的推广项目，落实14项51.61万公顷；主持承担试验和示范项目23项19.87公顷。(四)注重抓丰收计划和集团承包工作按照省农业厅的有关要求，全县狠抓了玉米丰收计划和有11个乡镇参加的玉米集团承包面积的落实工作。共落实玉米保护地栽培2.1万公顷，玉米螟防治面积达6.67万公顷；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达6.67万公顷；玉米高产攻关面积1.47万公顷；甜菜纸筒育苗面积5400公顷。三、抓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我县粮食生产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增产，是因为我们狠抓了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农业生产的后劲。(一)加强水源工程和节水工程建设一是打机井，配套输灌设备。1998年初，全县共修复病井260眼，新打机电井234眼，配套输灌设备163套。二是挖掘潜力，广辟水源。(二)备耕生产的资金、物资准备充足在广泛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的同时，多渠道、多形式筹措生产资金和物资。1998年初全县共解决资金3000万元，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和投入的稳定增加。(三)在生产中严把“四关”一是把好时间关。本着抢前抓早的原则，抢积温，促早熟，早起垄，早播种，大田播种比往年提前10天完成。二是把好种子关。一方面保证种子质量，另一方面坚持适时适地选用良种。三是把好整地、机播关。全面推行以深松为主，松、翻、旋、耙、压相结合的耕作制度。四是把好用水关。四、全力组织救灾，努力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为了把内涝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使受灾群众早日恢复正常的农业生产，全县采取了及时有效的抗灾自救措施。一是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强排水，抢救被水浸泡的庄稼。全县共组织劳动力12.6万人次，大小机动车3600台次，畜力车1800台次，挖排水渠8万多米，并安装机泵进行强排，共挽救农田近1.33万公顷，挽回经济损失上千万元。二是加强农业生产后期的田间管理工作。对倒伏的庄稼组织人力整理扶正；玉米、高梁地采用放秋垄、加强病虫害防治等，力争做到适时收获 ，颗粒归仓，以丰补欠。1998年，我县除甜菜，亚麻和向日葵等小面积的经济作物因内涝重有所减产外，大宗粮食作物都获得全面丰收。我们感到：尽管农业再登新台阶困难不少，工作艰巨，但前景光明，大有希望。作者单位：黑龙江省肇州县农业局单位地址：邮政编码：166400收稿日期：1998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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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80 【原文出处】特区经济 【原刊地名】深圳 【原刊期号】199905 【原刊页号】15～16 【分 类 号】F14 【分 类 名】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199908 【 标 题 】海南特区经济发展战略再认识 【 作 者 】王健朴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经济学院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甸三西路13号 邮编：570228【 正 文 】 一、海南特区发展工业，欲速则不达海南特区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省办特区到1992年的近5年时间。在这一阶段， 发展战略的选择的特点是变化多，游移不定。先后有“贸易为主”、“农业立省”、“工业为主”、“第三产业为主”；甚至还有“房地产主导”等思路。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至今。特点是“工、农、旅”三足鼎立，齐头并进。海南省政府在“九五”计划中提出了“一省两地”发展战略。“一省两地”指：中国新兴工业省、中国热带农业基地和中国度假休闲旅游胜地。“九五”计划中还提出，要以工业为主导，加速发展第二产业，到2000年，三次产业的排序由“三、一、二”变为“三、二、一”。近几年来，就发展新兴工业方面，不少人强调要上大项目，尽快改变海南工业落后的局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一省两地”不应平行推进，应以工业为突破口。但是，通过6年来的实践， 海南实施“一省两地”战略的结果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是：工业“跛脚”。资料显示，海南特区1991～1998年的8年间，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的构成中仅上升了6‰。1998年海南特区第二产业仅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20.6％，在三次产业中仍居末位。由此引发出一个问题，就是海南特区能否突破传统方式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具体说，就是能否在经济发展战略中不再提“建成中国新兴工业省”，经济建设不再以工业为主导。笔者认为是可以的。海南特区2010年经济发展战略应当更新为：建成中国海洋经济强者、中国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中国海岛旅游胜地。归纳起来仍是“一省两地”，但已“老瓶装新酒”。可称之：新“一省两地”。客观说，为了贯彻“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建成新兴工业省，近些年，海南特区在工业方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也的确建成了若干个投资额在几亿甚至十几亿元以上的大型工业项目。但是，已竣工的这些项目多数是亏损经营，甚至有的竣工后就无法正常生产。例如，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曝光的海南金轮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十余亿元建成的帘子布厂，竣工后长期处于停产状态，成了“转不动的金轮”。再如，投资额8亿余元的海南冷轧薄板厂，投产后到1997 年底的两年间已累计亏损1.7亿元。闻名全国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巢已筑好， “凤”却难招，项目的开发至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被视为海南工业发展中的“重中之重”的洋浦就这样长期处于无奈的状态。海南工业1995～1997年已连续3 年净亏损。全行业整体来看效益低下。教训说明，虽然海南特区水、电、路、通讯等发展工业的“硬件”设施条件已较具备，但制约工业发展的因素仍不少，除了市场以外还有技术、人才、宏观管理体制等这些“软件”因素。就目前情况看，海南发展工业非其所长，振兴工业还须待以时日。欲速则不达。可以预见，海南特区不仅在“九五”期间无法建成为新兴工业省，实现产业顺序由“三、一、二”变为“三、二、一”，即使到2010年，实现新兴工业省的目标也是无法办到的。因此，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中不再提“中国新兴工业省”是必要和明智的。尽管如此，海南特区还是要尽可能地发展工业。发展工业应主要依托当地的热带农业资源、旅游资源和海洋资源，优先发展相关的加工业，在争取好的效益的前提下，逐步升级，最终实现海南特区的工业化。二、热带高效农业、旅游业和海洋产业是海南特区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应处于重要战略地位资料显示，1993～1998年间，海南特区的热带农业、旅游业和渔业的年均增长率都超过16％，大大高于同期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这三个产业的产值都已超过全省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5％，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海南丰富的热带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组成了发展热带高效农业的优势条件。海南的农产品，特别是热带果蔬及其食品饮料等加工产品，由于具有鲜明的热带特色，且是产自良好生态环境下的绿色食品，又具有季节优势，因而在内地有独特的购买需求。通过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扩大品种和提高档次，创建名牌，提高营销能力，必将扩大在内地和境外市场上的占有率，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海南特区旅游业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清澈的海水，洁白的沙滩，透明的空气，全国最大面积的热带雨林和颇具特色的民俗风情，更加之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口以及天涯海角、南山佛地的文化内涵，构成了海南独特的旅游资源，使国内外游客倾心与向往。随着粤海铁路这一海陆通道的贯通，交通费用得以降低，内地大众赴琼旅游必将形成更大的热潮。海南是全国海洋面积最大的省份，拥有20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海南岛有1528公里的海岸线，5万公顷的滩涂，20万公顷的10 米等深线以内的浅海。发展海洋产业是海南得天独厚的优势。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南特区在发展海洋产业方面已建立了较为规范的管理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了可喜成绩。海洋产业总产值已占到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25％。海南已初步形成了以海洋油气工业、海洋水产业、海洋运输业为主导的三大海洋产业。海洋开发由分散式低层次粗放型向集约化高科技大规模转变，海洋经济呈稳定健康快速发展势头，海洋经济强省已初露端倪。热带高效农业、旅游业和海洋产业都具有广泛产业伸展度。相互之间互补性强，渗透性强，互动性强。它们的优先发展有利于带动海南工业的发展和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保护海南的生态环境。归根结底，最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突出它们在发展战略中的地位符合海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海南实现新“一省两地”战略目标更有把握。同时，它的实现对全国的辐射、示范作用更大。三、提高科教产业的水平是实现新“一省两地”战略目标的关键建省办特区初期，人们普遍认为海南的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是制约海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时至今日，海南特区这些“硬件”已得到很大的改善，但科教产业仍然薄弱，甚至“瓶颈”制约作用日趋凸现。（1）、教育行业。 海南特区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两极分化严重。一方面是特区省会城市――海口市存在着少数具有高水平教学质量的中小学。如海口市第九小学和海南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即使在全国范围内比较，也可称为是一流的。另一方面，占绝大比例的学校的教学质量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外语水平为例。一项调查显示，海南初中毕业生的英语水平平均只达到英语教学要求的一年级至二年级之间的水平。大多数学校初中毕业生在校没有学过初三英语教材的内容。这种外语水平给以后的高中、中专、甚至大学教育带来不利影响。海南当地大学本科毕业生外语水平也就大大低于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平均水平。海南特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更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海南当地的高中毕业生一般也不愿报考当地学校。（2）、科研产业。 海南特区至今仍很缺乏高层次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专门人才。1998年底全省科研机构在编专业技术人员也不足2000人。科研总体规模小，成果也少。1998年全省发表科学技术论文也不足千篇。现有的科研人才结构也不甚合理。工科方面的科研力量尤为薄弱。企业户均拥有技术开发机构和技术开发人员还占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海南特区初建时曾从全国各地吸引了大量人才，但是从那时起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海南特区发展经济的思路并没有真正放在发展实业上。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其中一部分科研技术人员转行搞了贸易、房地产或做了行政干部，而更多的是又回流到内地。在海南特区搞科研，客观条件很不具备。以海南公共图书馆为例。海南省长期以来没有建立省图书馆。海口市有一个市公共图书馆，但规模很小且藏书构成极不合理。主要图书是小说类。反映现代科技水平的专业著作几乎没有。工具书也很少，就连本省建省后的统计年鉴都不全。据统计，海口图书馆1996年仅接待读者11.8万人次，即全年每百名市民中还不足15人次。海南省公共图书馆藏书不足140万册，人均不到0.2册，低于全国人均0.25册的水平。由于科技人员数量和质量的不足和科研条件的不足，导致海南的技术开发能力低下。一项资料表明，海南的技术开发能力居全国30个省市的倒数第10位。科教产业是基础性、先导性产业，而恰恰是在这方面，海南特区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教产业的落后，制约了海南特区的招商引资的发展，降低了开发大项目的成功率，影响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并且已成为实施海南经济发展战略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科教产业“补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海南从建省办特区起就提出了“科教兴琼”的口号。但是，十多年来，总是说的多，做的少。海南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海南财政科技投入连续6年全国倒数第一， 财政科技投入比例还远不及内陆经济不发达省区。可以说投入不够是遏制海南科教产业水平提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当然还有其它因素。只有真正把科教放在优先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切实加以提高，海南特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才有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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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844 【原文出处】人口学刊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903 【原刊页号】31～33 【分 类 号】C41 【分 类 名】社会保障制度 【复印期号】199909 【 标 题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保险制度运行中的矛盾与创新 【 作 者 】冯继康/刘慧芳 【作者简介】冯继康，曲阜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刘慧芳，曲阜师范大学附中。 【 正 文 】 始于八十年代末的我国职工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发育与劳动就业模式的适时转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从整体上看，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导向与统一的政策协调，致使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一直处于摸索与试验态势，迄今尚未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系统规范的运行格局。有鉴于此，适应市场经济运行与市场化就业模式的内在需要，深化企业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就成为当务之急。一、矛盾分析矛盾之一：企业失业保险制度改革与自我保障意识的弱化之间的矛盾。改革前，我国推行的是就业、福利、保障三位一体的企业保障模式，其费用全部由国家与企业负担。近年来，伴随着劳动用工制度的不断改革与市场化就业机制的发育，这种不尽合理状况有了明显改观，但远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内在需求；再加上失业保险制度运行中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企业与职工自我保障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淡薄，对企业失业保险制度的创新与失业保险费用的筹措漠不关心，未能从根本上把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与自身的生存发展有机融合在一起。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正是引发企业失业保险制度创新迟滞的最主要的心理与观念障碍。而从本质上讲，企业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并非只是国家与社会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而是直接关系到任何一个职工切身利益的公益性事业，其最终目的与归宿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求。所以，将企业失业保险制度改革视为“身外之物”，进而排斥于自身利益之外的言行显然是错误的，它必将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上严重阻碍我国企业失业保险制度的创新及运行模式的转换。矛盾之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发展与失业保险实施空间不足之间的矛盾。我国目前失业保险制度未能完全满足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现实情况来看，目前的失业保险制度只适应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业，其他经济成份与个体劳动者均没有纳入我国失业保险系统之中，从而导致我国目前失业保险覆盖面过小，实施空间扩张之力，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特别是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形成明显的对立与冲突。据统计，自1986年底开始实施失业保险制度以来，且不说非公有制经济成份未能纳入失业保险体系，即使是公有制经济成份，参与失业保险的企业及职工也只是达到了95％（国有企业）和75％（集体企业）。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由于非公有制企业职工不能及时参加失业保险，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制度保障，从而不利于多种经济成份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又会人为削弱失业保险基金的源泉与基础，致使已经积累起来的未来消费基金超前使用，从而加剧了市场供求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通货膨胀。由此观之，当前失业保险制度覆盖率低的消极影响不仅局限于失业保险制度本身，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矛盾之三：失业保险社会需求扩张与失业保险基金来源不足的矛盾。随着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模式的推行与失业保险的日趋扩张，对失业保险的社会需求显著增长，这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由试点走向普及的必然结果。而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失业保险基金呈相对萎缩的发展态势，导致不断扩张的失业保险需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满足。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导致失业保险基金来源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企业经济效益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普遍低下，国有企业亏损严重，无力上缴正常的失业保险基金，1992年全国企业失业保险基金收缴率为94％，1993年下降为90％，1994年又继续下降为87％。二是职工个人筹集失业保险基金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未能从不断增长的个人收入中分担相应的失业保险责任。三是单一的失业保险筹资渠道未能及时拓宽，政府包揽比重过大，而政府财政状况却一直没有明显好转，从而导致宏观财政投入的不足与断层。而近年来社会失业保险支出却不断扩张，从1990年开始，政府每年用于失业保险的财政支出都在600亿元以上， 年平均增长速度大致在25％左右。这样就形成了失业保险基金供求的严重冲突，导致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潜在危机。矛盾之四：失业保险规范运行与调控管理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失业保险制度的规范运行是失业保险社会功能正常发挥的基本前提；而依次反观我国现实，就会发现这一基本前提尚不具备。而形成失业保险制度运行不力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宏观调控管理的严重迟滞，具体表现为：一是管理体制混乱，管理责任不明，从纵向视角来看，社会失业保险基金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分级式块块管理；从横向视角来看，形成行业保险、各自为政的格局；结果造成政策不统一、业务交叉、成本上升、规划不齐的不合理运行格局。二是调控监督机制发展迟缓，难以对失业保险基金的收缴与运用形成必要的约束，致使各级失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不健全，财务制度混乱，对失业保险基金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不规范行为未能及时发现与有效矫正。据有关部门统计，1986―1992年全国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结构中，管理费占30％，转业训练费与生产自救费占50％―60％，而直接用于职工失业救济的仅占10％左右；1994年与1995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用于职工失业救济的失业保险基金所占比重也只为28％和29％。这样就形成了失业保险基金收入与使用的严重异化，从而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失业保险基金供求之间的矛盾，使本来数量不足的失业保险基金的稳定保障功能难以有效释放。矛盾之五：失业保险制度创新与减轻企业负担之间的矛盾。我们之所以对原有的待业保险体制进行改革，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要实行失业职工管理服务工作的社会化，以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有效步入市场创造条件。而从我国近年来失业保险制度的创新举措与实施效果来看，这一预期目标不仅没有正常实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负担，从而形成了创新举措与初始目标的错位与对立。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方面尽管推行了企业职工失业保险的社会统筹，但由于管理服务主体发育迟缓以及管理服务社会化程度较低，导致失业职工的一切事务仍主要由企业来承担；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失业保险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张，而职工个人自我保障意识又相对不足，又加上失业保险基金运行中激励机制发育迟缓，这样，在国家财力相对短缺的条件下，只能采取提高企业上缴失业保险基金比例的办法来缓解失业保险供求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得已的选择无疑是与减轻企业负担的宗旨相悖的。这种措施与效果的矛盾，一方面妨碍了企业经营机制的适时转换与企业自我积累功能的优化；另一方面也会从根本上弱化企业失业保险基金的内在基础，从而挫伤企业与职工参加失业保险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二、创新选择由上述分析可见，经过几年的改革实践，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运行格局已被冲破，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失业保险体系尚未有效确立。根据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失业保险制度运行的实际，笔者认为我国未来失业保险制度的创新至少涵盖以下两个方面：运行目标――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社会救济与自我保障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与健全涵盖城乡各类企业和个体劳动者的系统化、规范化、社会化的失业保险制度，从而保障和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发育与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运行格局――上述创新目标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资金来源多元化。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社会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与筹措渠道主要有三条途径，即宏观政府投入、企业微观注入与个人自我筹措，这种多元化的筹资机制已被实践证明是合理的，由此决定了失业保险基金的聚集应不断扩张空间，应该面向国家财政、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全体社会成员。2.保险范围合理化。即从我国目前失业保险仅限于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逐步扩展到社会全体职工，主要受益主体应覆盖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次，包括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个体企业及其他自由职业者。3.保险水平适度化。即在确定失业保险层次、筹资规模、负担比例以及积累率时，必须与我国国情国力相适应，既不能不顾实际收入水平与企业效益而追求超前过度保险，也不能人为降低社会失业保险水平，其目的在于合理划分社会失业保险职责，实现经济发展与失业保险的良性循环。4.保险结构层次化。即建立与健全职工基本失业保险、企业补充失业保险与个人储蓄失业保险相结合的多层次、互补式失业保险结构；其中，职工基本失业保险由政府财政依据有关法律实施，补充失业保险由企业依据自身效益自主选择，而个人储蓄失业保险则由职工个人依据自身收入与需求自愿参与。5.管理服务社会化。借助于组织创新与制度改革，发育与培植失业保险管理服务的社会组织，通过相关的失业保险组织和银行信用机构，建立与健全以社会化管理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失业职工管理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减轻企业负担，实现失业保险管理服务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相对分离。6.保险主体规范化。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是实施社会失业保险制度的关键环节，为了消除目前社会保险管理多头、秩序混乱的状况，必须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并通过相关法律，保证其作为主体应有的权利，实现保险主体行为选择的统一性、法制化与制度化，借以提高社会失业保险的管理水平，形成社会保险基金筹集、运营的良性循环机制。与此同时，在社会失业保险的行政管理与基金运营严格分开的基础上，建立由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代表参加的社会失业保险监督体系，以确保社会失业保险基金的安全流动与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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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康复医疗事业不断发展 医护人员已达３万多人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３日电（记者陈雁）随着我国康复医学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致力于这个事业。今天在京召开的全国民政康复医学会第三次学术交流会提供的数字表明，目前全国康复医疗护理队伍已发展到３００００多人，其中高级职称的有６００多人，中级职称的近５０００人。我国的康复医学事业起步较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走上轨道。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在湖北沙市召开了建国以来民政系统的第一次医学学术交流会，同时成立了民政系统康复医学研究会，并在此后创办了学术刊物《中国民政医学杂志》。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１７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成立了研究会分会，发展集体会员２０２个，会员２・５万人。与此同时，研究会还加强了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促进了横向交流，去年共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１６０多人为医务人员讲学。据了解，在民政部门管理的为数众多的优抚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中，收养、收治了相当数量的荣残军人、社会孤老、孤儿及残疾人员。康复医学的目的就是通过治疗与康复，使他们的机体功能得到恢复和改善，提高他们生活自理和劳动能力，使他们残而不废，参与社会生活。目前我国康复医学已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来自全国各地的８０多名从事康复医疗的专业人员参加了会议。民政部副部长、中国民政康复医学会名誉理事长张德江、卫生部副部长顾英奇等在会上讲了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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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101 【原文出处】高校理论战线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8 【原刊页号】047-051 【分 类 号】K3 【分 类 名】中国近代史 【 作 者 】沙健孙 【复印期号】199511 【 标 题 】近代中国的历史道路 【 正 文 】 由于受到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联合压迫，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一直是近代中国人民奋斗的主要目标。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加以解决。这就是：第一，中国社会应当走什么道路？是维护封建主义的旧秩序；还是建设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或者通过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第二，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是渐进的改良，还是激烈的革命？为了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中国人民曾经进行过长时间的摸索，付出过高昂的代价。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国社会应当走什么道路？应当承认，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这样，要救国，就必须维新，要维新，就只有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虽然从世界范围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在１８世纪４０年代已经开始兴起，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由于中国“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时还不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还在１９世纪上半叶，封建阶级的开明派林则徐就开始睁开眼晴看世界、注意了解西方的真实情形了。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当时他们提倡的学习西方，主要地是着眼于科学技术的领域。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洪仁ｇāｎ＠①在《资政新篇》中就不仅主张办工厂、开矿藏、兴银行，而且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了。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则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经济领域推进到了政治领域，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更主张系统地学习西方的思想、理论。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则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提出三民主义，是直接参照了欧美的经验的。这些事实表明，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十分热烈和十分虔诚，而且是逐步深入和相当全面的。他们也不只是学习，还付诸行动。他们建立过团体，组织过政党，进行过长时期的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努力，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所有这些努力，从根本上说，都是以失败而告结束的。因为中国并没有由此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成了一个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１４７１页）事实上，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不独立、经济上受它们控制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一个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它们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将会随之丧失，而且它们还将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是它们所不容许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同上书第二卷第６７９页）这个论断，在根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因为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实践中一再地被证明为行不通，中国的先进分子才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和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精英。他们主要由以下三部分人组成，即：原先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李大钊、陈独秀；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如邓中夏、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老同盟会会员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稍后，孙中山本人也讲“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并且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朋友。他的忠实追随者宋庆龄、何香凝等更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成了杰出的共产主义者。这些历史事实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从爱国的立场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摸索之后所作出的郑重选择。这当然不是说，从此以后，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就没有人再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也还是面临着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方案，是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的，他们主张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是由某些中间党派的领袖人物或中间人士代表的，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是由共产党代表的，即主张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三种建国方案在中国人民的长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受到了反复的检验。其结果是：第一种方案由于维护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反对扫除中国实现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根本障碍，而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具有两重性，在一定时期内，它由于反对外国的侵略和本国的独裁统治而对历史发展起积极作用，又由于妨碍中间群众的革命觉醒而对历史发展起消极作用。它也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由于在实践中遭到了破产，原本持有这种主张的人，除极少数走向反动外，多数在实际斗争中同共产党站在了一条战线，并且最终承认了共产党主张的正确。只有第三种方案，即共产党的方案，逐步地赢得了全国人民，首先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同时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真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一百多年来所追求的目标，即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得到了实现或者有了实现的可能。因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特权被取消了，半独立的中国成了独立的中国，中华民族得以一洗百年来蒙受的屈辱而光荣地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虽然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仍然需要进行不懈的斗争；妨碍统一的因素从根本上被消除了，中国形成了从来不曾有过的真正统一的局面，中国人民由此可以安居乐业了，虽然实现完全的统一还有若干有待于完成的历史任务；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从此结束了，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开始享有从来不曾享有过的民主权利，虽然人民民主政治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中国人民也有可能来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开辟宽广的道路，虽然比起推翻旧中国来说，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这个任务要更加艰巨、复杂得多。事实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２９９页）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对美国白皮书的评论中，他更深刻地论证过“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揭示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摸索之后所共同确认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真理。以历史的事实为依据，科学地阐明这个历史经验，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一个主题、一项根本性的任务。离开了这个主题和任务，就是无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无法揭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本质和主流。再说第二个问题：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取实现独立和富强这个基本的目标，人们曾经尝试过各种方法。开始时人们只是要求实行本来意义上的改良，即在维护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正统思想的前提下学一点西方的船坚炮利之类的东西。某些洋务派人士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属于这种主张。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不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是无法改变的，这种主张在实践中破产了。于是就有维新派提倡的变法运动。这个运动不仅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而且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它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良的方法，来对已经陈腐的社会制度实行某种改革。由于占支配地位的封建阶级统治集团不允许这样做，这个运动也失败了。这样，才有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在这个不彻底的革命流产之后，又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改良到改革到革命的这种演进，一方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一步步的激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者对近代中国问题在认识上的一步步的深入。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主张实行变法以筹自强；只是当他认识到改良的道路走不通时，他才走向了革命。李大钊甚至一度主张过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民国”采取补台政策；只是在后来认识到这样做纯属幻想时才倡言革命。毛泽东在五四时期鼓吹过“呼声革命”即主张非暴力，他后来说，他所以赞成俄国式的革命，是因为在他看来，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种变计，不是有更好的方法不采，单要用这恐怖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究竟应当发动革命还是实行改良的争论，几乎没有停止过。如果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没有进行广泛的人民动员，还是举起了武装革命的旗帜，那么，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连这点勇气也消失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公开声明，“改良道路是今天中产阶级要走的道路。”他们把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反动统治阶级将会对他们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作出原则性让步的前提上。但事实上，中国的反动派既然要靠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也就必然要为帝国主义势力深入中国敞开大门；既然要以地主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柱，当然也就不可能进行反封建的土地制度改革。由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极其狭隘，他们在政治上更是十分虚弱的。他们既不能容忍、更经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他们认为，不仅人民民主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对中间派的主张作出原则性的让步。比如，按照１９４６年的政协协议，中国的中央政权将实行一种类似英国或法国的议会制、内阁制的政治制度；同时，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解放区可能继续实行人民民主制度。采取这种办法，本来是有可能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机会的。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很快就把这个协议撕毁，这个机会也就丧失了。他们并且用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来对付那些主张走和平的改良道路的人们，甚至诬蔑他们是“中共暴乱的工具”。一个很有价值的历史事实在于：当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要求和平民主竟也遭到反动当局的暴力镇压时，他们就认识到：“在此事存在之时，有武力政党何敢放下武器。”他们中有的公开鼓吹过走改良道路的人后来甚至这样说：“自由主义者虽多半希望采取渐进的改良的方法，但当他发现了统治者顽固反动，绝无改良希望的时候，他也会毅然决然走上革命道路。”“革命虽然要流血，为自由主义者所不欢迎；但它可能产生进步，也就不应为自由主义者所反对。”（《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事实上，许多抱有改良幻想的人们也正是这样在实践中受到教育，通过进行自我反省，终于走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一边来的。由此可见，对于一切真诚希望中国社会进步的人们，革命和改良乃是他们达到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这个目的的手段。手段应当服从于目的。如果改良的方法行不通，那就只有采取革命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反对革命，他就是在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马克思的这个论断的正确性。辛亥革命虽然是失败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仍然是不容抹煞的。“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民主要求。这次革命改变中国的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国旗，改用阳历，男子开始剪辫，女子逐步放足，下级对上级政府官员不再行跪拜礼，近代产业和近代的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比晚清有了较快的发展。”这次革命尽管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但“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陆续参加共产党，支持共产党，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这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５页，其中大部分文字出自胡乔木手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成果是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共和国，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目标才得以实现或者有了实现的可能。一些曾经抱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善良愿望的爱国者，对此是深有体会的。比如，荣毅仁在回顾自己的实业救国的幻想如何在实践中遭到破灭的经历时就说过：“在那样的年代里，纵然有一颗爱国心，也势必一筹莫展、一事无成。政通才能人和，人和才能事兴，现实给我们深刻的教益。”（《光明日报》１９８７年５月８日）事实上，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改变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才不再仅仅是一种善良愿望，才可能真正成为指导我们行动的方针，才具备了使这种愿望转化为现实的条件。不久前读到一篇访谈录，其中记载了某人的高论。他说，“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此后的“二次革命”、大革命乃至１９４９年的革命，都免不了一个糟字；社会主义革命的糟，更不待说了。即使提倡改良，也不要像谭嗣同一样有那么多的激进的思想。看来，当一个立宪保皇党人是最好不过的了，因为据说虽然清王朝“的确已经腐朽”，“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取消帝制是大错特错的。我无意在这里同这种高论进行争辩。我并不认为，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为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会因为某个人的武断宣传就失去自己的固有的光辉的。不过，这个例子还是应当引起我们思考一点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奇谈怪论是在“更新观念”、“创新”的名义下提出来的。毫无疑问，科学研究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劳动，离开了创新也无所谓科学研究了。但是，是不是所有以往的观念都需要更新？是不是观念的要新就好，凡是旧的都要不得？观念中新与旧是不是成了判别它的是与非的标准？日前读党的历史文献，发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对东北局〈建党工作发言大纲〉的修改意见》对这个问题有很精确的议论。中央的这个文件强调，“应明确指出要以正确与不正确、适合情况与不适合情况为标准，来区别过去的思想作风”，“不要拿新旧来作标准”。“要防止拿新旧的范畴来混淆或代替正确与错误的范畴”。“对旧思想旧作风”要“加以正确的分析”。“其中有过去是对的，今天还是对的，应加以保存和发扬”；“另有一部分则过去是对的，但今天则需加以改变”；“还有一些则过去就是不对的，今天也是不对的”。总之，“必须有这种分析，必须具体地指出那些想法和作法，今天必须加以改变，而不要笼统地说旧思想旧作风不好，以免否定过去的一切”。中央的这些论断是针对如何看待旧思想旧作风而发的，但对我们正确看待以往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具有启发性的意义。近现代史研究中以往的观念，哪些应当坚持，哪些应当发展，哪些应当改变，都需要在充分掌握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具体分析，不应当认为观念只要新就好，不应当以新旧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不应当以新旧的范畴来混淆或代替正确与错误的范畴。诚然，历史是需要不断地加以认识的。为了把历史科学推向前进，我们应当解放思想，而不应当实行思想上的自我禁锢。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许多见解，正是在对以往的许多不符合或不尽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之后提出来的。可以说这些见解的提出在当时是真正的创新。而今天某些人的所谓“创新”，并不是在前人的这种创造性工作的基础上，把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继续向前推进，而是在实行货真价实的倒退，退到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所否定的一些陈腐观念那里去了。否定革命派，歌颂保皇党，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可见，对某些人来说，所谓的“创新”，其实不过是复旧，这个事实，确是发人深思的。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王加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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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811 【原文出处】教学与教材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4-7 【分 类 号】G4 【分 类 名】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199606 【 标 题 】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周远清谈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正 文 】 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是我们这几年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的重要思考，也是一个重要的探索。近几年来很多学校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要不断探索，不断地总结经验，把这项工作做好。近几年，国家教委正在考虑，面向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该做哪几件事情，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是什么？最近，我们在不断地了解国外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提出了很多思路，象日本提出的国际化、社会化、个性化，1994年日本又开了一次最新的咨询会议，提出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面向21世纪的总体思路。中国的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究竟如何改革？我以为面向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需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深入开展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面向21世纪进行有系统有组织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这个计划已经开始启动，得到了广大教师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响应。我认为，这项工作是我们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准备紧紧抓住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狠抓3～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把我国高等教育一些主要专业中的主要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搞好。为什么要进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最重要的至少有三条：第一，世界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很快，甚至有急剧的变革；第二，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也在高速发展；第三，现在一些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还有陈旧落后的东西，不适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适应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必须进行改革。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知识的积累明显加快。在19世纪大约是50年左右增加一倍，到20世纪中叶大概是10年左右增加一倍，最近是3－5年增加一倍。第二、科学技术的急剧变革不断出现，1945年到1955年是核聚变，1955年到1965年是宇宙飞行，1965年到1975年是可控的生命过程研究，1975年到1985年是微机处理，1985年到1995年是软件大规模的产业化带来了信息革命，并将成为社会技术。大家知道，电话从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用了56年，无线电用了35年，电视用了12年，大规模集成电路用了2年，激光用了1年。从这里可以看出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明显加快。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既向高度分化又向高度综合发展。这样，使一些专业和课程结构明显地跟不上，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大家知道环境学就是人文学科和多种自然科学的交叉，人工智能、计算语言也是。这种例子很多。人文社会科学与多种自然科学的融合，这个发展趋势非常明显。从1994年我们提出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计划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次改革有三个特点：一是有系统有组织，高教司统一组织。我们回忆一下在国内大规模地、有系统有组织地进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是学苏联的时候提出来的，那时候进行过改革。这次也是较大规模地进行改革。开轩同志从一开始就支持这项工作，他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个具有远见的和非常重要的计划。最近他又批示从"211"里拿出一笔钱，支持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国家教委的立项准备每年支持500万元，连续五年，一共2500万。据我们所知，许多学校以及省市、部委也都在立项，拨出经费支持这项改革，有的拿出100万，有的拿出80万。比如北方交通大学每个星期请两个博士生导师在内部电视上讲演，讲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学改革。现在文、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各类专业都立了项，并且得到广大教师，特别是一些老教授的支持。二是高起点。1995年年初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两次报告会，起点比较高，报告人大部分是院士，还有文科的一些有名的专家，大家都在研究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国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立项课题。三是立意新。教学内容的改革应该说不是1995年才开始的，也不是从1994年开始的，而是这几年一直在进行。但是这次改革，是根据跨世纪人才培养的需要，正式提出了“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计划。因为立意新、起点高，所以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但要把这项工作做好还需要下很大功夫。与各学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相关的，还有外语教学的改革和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改革。这些在我们的教学改革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带有战略性的。1995年，这项工作已经开始热起来，很多学校召开了外语教学工作会，清华大学已经开始自己组织外语考试。我们鼓励部分有条件的学校在四、六级考试的基础上，可以自己开考，主要是提高外语的应用能力。同时也要注意四、六级考试中的应试教育倾向，对四、六级考试进行改革。我们不再单纯用四、六级考试的通过率来衡量一所学校的外语教学水平，包括四、六级考试本身，也不再用通过率、及格率、良好率、优秀率等标准。另外题型要改，目的就是要提高外语的应用能力，争取到2000年使大学外语教学再上一个台阶。要大力加强计算机基础教学，我觉得我们的本科教育，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本科教育在世界上是个强项，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但其中的计算机基础教育，有距离越拉越大的危险。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出现以后。所以，1994年我们在广西专门开了个会，研究如何加强计算机的基础教学，使计算机教育尽快上一个台阶。我们前几年抓了计算机辅助教学(CAI)，成果显著。今后准备加强对CAI研究的经费投入，狠抓5年。现在有不少学校专门召开了加强计算机教学的工作会议，加大购置计算机设备的经费投入，大家已经开始重视起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二、建立质量控制的宏观管理体制目前世界很多国家提出，面向21世纪非常重要的是提高教学质量。我们教学改革的最终目的也是提高教学质量。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需要建立质量控制的机制。我们进行了10年左右的探索，近两年有了新的进展，就是要对一个学校的教学工作进行整体评价。对于一些新办的学校、基础比较薄弱的学校，要进行合格评价。对于申请进"211"的学校和一批办得比较好的学校，要进行优秀教学工作的评价。对介于两者之间的学校进行随机评价。以前，我们曾经对专业及课程进行过评估，今后，课程评估和专业评估都留给学校自己去做。对专业评估，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制订指标体系，以学校自评为主，但可适当组织专家进行抽查。为了搞好对一些高等学校的合格评价，1995年初，我们在教育行政学院开了10天的会，请了108所新建学校主管教学工作的校长和教务处长参加。前8天请一些学校介绍如何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加强教学管理，后两天研究教学工作合格评价指标体系。参加评价的学校，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他们认为接受国家教委的检查是学校建设中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有的学校说这次教学工作评价有三个“史无前例”：一是学校成立以来，从未有过这样从上到下的思想上的统一认识；二是暑假不休息，积极准备评价工作；三是许多省市政府领导也高度重视这件事情。过去他们不大去学校，这次听说要对学校进行评价，都很关心。所以，我们感到这个宏观调控的机制还是有威力的。最近，开轩同志和韦钰同志都明确表示，对申请进入"211"学校的评估，主要是评估本科的教学工作。凡是经过评估不是教学工作优秀的学校，不能进入"211"。对一所大学进行教学工作整体评价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便于帮助或督促学校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明确学校本科教学是基础，培养人是根本任务。第二、便于提高学校整体管理水平。一个学校的教学工作管理水平非常重要，也只有提高整体管理水平，才能很好地提高教学质量。这次对108所学校的合格评价，就是紧紧地抓住了这两条。我觉得这是发扬我国优势的重要方面。最近，我在清华大学中层干部会上讲话时说，我们国家要有一两所学校赶上去，先进入亚洲一流，再进入世界一流。但是，我们现在投入少，有没有可能达到这个目标？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我们的本科教学特别是重点院校的本科教学在世界上是个强项。过去我在国外接触过不少读研究生的，一旦有一个比较好的科研条件，他们上得很快。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的素质比较好。我们大学本科的教学条件与国外名牌大学比差得很远，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我们的一些体育项目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靠的就是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我认为，重视本科教学，把培养人作为学校的根本目的，严格地进行管理，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留和发扬自己的优势。所以，我们这次对高等院校进行的教学工作整体评价，是一个机制，希望通过评价发扬我们的优势。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到21世纪有我们的实力，并使一部分学校赶上或接近世界水平。三、努力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抓这项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而是希望通过这项工作探索一下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的改革。所以说这里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的重要思考，重要探索。为什么要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我们考虑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切中当前的时弊。我们国家多年来是重理轻文，因此，文化素质教育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近年来有些地方迷信、赌博成风，还有吸毒、卖淫等现象，社会道德水准下降，情况很令人担忧。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文化素质不高是其中原因之一。对此应该认真地思索一下，高等教育有什么责任。现在有些学生只讲实惠，不讲道德，不讲精神。高等学校总是受社会的影响，而且对社会上的有些消极影响，总是感到无能为力或力量不够，这又是为什么呢？另外，大学生的文化素质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某一个重点大学，前几年开设音乐课，一统计，89%的学生不会简谱。他们对京剧、民乐不感兴趣，一场演出，能坐1000人的礼堂，只有200―300人欣赏。第二、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都在探索的热点。据说1988年1月有当代2/3的诺贝尔奖的得主聚集在巴黎开会，会上发表宣言，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句话很值得深思！也有的哲学家提出，光明从东方来，这说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有很大影响。现在，世界上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虽然经济上得到很大发展，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是精神生活衰落，社会面临许多危机。当然，我们认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危机不仅仅是文化危机，但文化毕竟对社会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所以，不少国家具有远见的专家们，提出了科学教育人文化。大家都认为日本从1886年明治维新后教育是成功的，但是最近有人指出：日本的教育是忽视另一半的教育，这另一半就是指伦理道德。1994年我们访问韩国，拜访了韩国总统教育咨询委员会的主任。我们问他面向21世纪韩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是什么。他说，他们的思路是，经济上学美国，但文化上要保持东方的传统。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当前世界上都在考虑如何加强人文教育，如何加强做人的教育，如何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同道德水平的提高协调一致，使人文教育同科学教育互相渗透。我想，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更应该成为我们面向21世纪改革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思考。第三、提高文化素质符合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有利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次教育法，把这项教育方针定下来了。提高文化素质我认为是德育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德育教育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型的，它包括政治思想、品德、文化、心理方面的教育，加强素质教育拓宽了德育教育的内涵，有利于加强德育教育。第四、探索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前一阶段，有些同志在争论“专才”还是“通才”。我想，不一定去争论“专才”还是“通才”，可以提出加强素质教育或更加强调素质教育。1994年，在委属院校的校长书记会上，我提出了教学思想改革中的三个“注”：注重素质教育，注视能力培养，注意个性发展，全面实行因材施教。得到了一些校长们的认可。“素质”的概念是什么？这是一个难题，我建议请理论家们去讨论。我的理解是：我们的培养过程，知识加能力，再加上一个能使知识和能力更好地发挥作用的东西――做人，可不可以做为我们所说的“素质”？我认为“素质”可以包括这样四个方面：一是思想道德素质；二是文化素质；三是业务素质――业务教学过程中也有一个培养学生素质的问题；四是身体心理素质。把文化素质单独提出来，是因为过去那种比较狭窄的专业教育需要拓宽。一方面是专业口径要拓宽，我们的专业数现在已从800个减少到500个，我想1997年再进一步拓宽，将专业数压缩到250个左右。另一方面是所有专业都要向人文教育拓宽，即在所有专业中提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在文化素质教育的作法上，各校都在探索。我认为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将来要有个基本的规格。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求文、理、工、农、医全都一致，但是要有个基本的规格。这样，有利于把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纳入我们的培养计划。另外，还要列出一些要求学生应知应会的东西。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美国对高中毕业生，规定有十本书是必读的，其中有《共产党宣言》。估计我们的大学生，也不是全都读过《共产党宣言》。有一些基本的理论和知识，可要求学生必读。另外，还有些东西要求学生应知应会，比如，我们的唐诗应该会读，交响乐、钢琴协奏曲要会欣赏，有些著名的绘画作品要会欣赏。一个是基本规格，分层次、分科类的基本规格。另一个是列出一批必读书目，选出一些要求学生应知应会的知识。学校根据这些要求，采取措施，引导学生、要求学生，不断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关于文化素质教育还需要再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我认为主要还是人文科学教育和艺术教育，当然，对文科的学生需要加强自然科学的教育。一开始不一定弄得太宽。第二、文化素质教育同政治课的关系，政治课是我们德育教育的主渠道，这一点不能动摇。政治课现在也正在改革，不能去冲击政治课。另外，我们的文化素质教育搞好了，会有利于学生学好政治课，二者相辅相成，这样就拓宽了德育教育的视野。所以，文化素质教育特别要在提高学生的文化品味、格调、情感、和价值观的取向这些方面多做些工作。第三、暂时不要去大面积调整教学计划。可以多设些人文类的选修课。因为教学计划的调整到一定时候――特别是将来专业调整时肯定是要做的。可以开设些选修课或者限制性选修课，但主要的还是要通过课外教育，创造氛围，开设讲座，提出要求。我们要把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纳入培养计划。希望教务处在这里起重要作用，不管是由校长牵头还是由书记牵头，教务处要管这件事情。当然，个别学校、专业做些试点，调整一下人文类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比例也是可以的。教学计划制订权和教学计划实施权已经交给学校。但政治课除外，因为要按照三部委规定的学时执行。为搞好这项工作，我们也会建议开设一些必修的和选修的课程，请学校研究。第四、文化素质教育同专业教育的关系。提倡文化素质教育不是要冲击专业教育，而是要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但是，有一条，我们的业务课也要有一定的文化深度，包括教书育人。文化素质教育应该渗透到一些课程里面。第五、不搞花架子，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我最反对大哄大嗡的，这不可能长久，也不符合教育规律。各学校可以各按步伐进行试点，但我们要组织交流，以便提高认识，探索如何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我们准备在北京组织一次专家报告会，请一些在这方面有较深修养和学术造诣的专家做报告，进一步提高认识。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大家进行试点。第六、注意文化倾向。大家知道，文化是有倾向的。我们对学生的教育要把正确的东西和最精华的东西教给学生。最后一点，必须加强教育理论的研究。加强文化素质教育非常重要，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慎重的。一开始我希望有30个学校作为试点，但是在操作过程中要求参加的学校很多，有的学校三次到北京要求参加试点。所以，现在扩大到50所院校进行试点。这里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学校教育研究所和有关部门要加强研究。希望大家在理论上加强研究，实践中积极探索，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上面讲的三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在面向21世纪教学改革中，就要不断探索学生的知识结构更新、学生素质的培养。在对学校的评价过程中也要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三者是一个总体的设想，我们准备花3―5年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努力把我国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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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驻成都总领事欢迎三国登山队归来新华社成都５月２３日电（记者王文俊）美利坚合众国驻成都总领事艾德今晚在此间举行招待会，祝贺中苏美和平登山队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欢迎登山队员胜利归来。在招待会上，艾德先生说：“和平登山队攀登珠峰的成功，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支登山队伍是由美中苏三国组成的。这支队伍的成功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里，合作总是有可能的。”四川省原副省长孟东波代表省长向中苏美和平登山队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表示祝贺。中苏美和平登山队一行５０多人是今天从拉萨乘飞机到达成都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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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AEROSPACE SHANGHAI2001 Vol.18 No.1 P.11下期内容预告风云一号C星2周年专辑出版日期：200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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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91 【原文出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63-67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马俊贤/时明国 【复印期号】199609 【 标 题 】市场条件下农业投入机制研究 【 正 文 】 一、农业投入方式与运行机制的历史沿革农业投入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联，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就有什么样的投入机制。建国四十多年来，我国农业投入机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变动，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5年）：土改后个体经济模式下的农业投入机制。我国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翻身农户成为单独的经济实体的同时，成了一个个细小分散的农业投入主体，刚从极度的战乱和剥削中走出来的个体农民，能投入生产的，除了自身的劳动外，主要就是刚分得的土地，生产资金少得可怜。作为国家，一切正百废待兴，既无暇顾及也无财力向农业投入。农户作为经营单位，很难独自经营，作为投入主体，难以聚集足够的生产资金。这是一种与自然经济相适应，在低下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小生产方式的农业投入机制。第二阶段（1955―1980年）：计划体制下集体化模式的农业投入机制。从1955年夏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始，我国顺利地完成了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逐步建立起“一大二公、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模式。在此期间，国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之形成的农业投入机制也较前期发生了明显变化，投入主体由单一层次的农户转变为国家、集体（公社、大队、生产队）共同投入，并形成了以集体投入为主，国家投入为辅的体系。在这一投入体系中，作为经营主体和承担积累任务的生产队，其掌握的积累比例不足20％，投资份额也在20％以下。第三阶段（1980―1991年）：双层经营模式下的农业投入机制。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的全面实施，农业投入的主体发生移位，农户成为事实上的农业投入主体。1978年，湖北省农户用于生产方面的投入占全省农业投入比重为45.5％，到1980年、1990年，农户投入所占比重就上升到80％以上，其中1989年为84.7％，1990年为81.1％，分别比1978年提高39.2和35.6个百分点。农业投入主体移位后，农业投入机制仍深深打上集体化模式下农业投入机制的烙印。农户缺少投入主体的意识，农业投入机制运转不畅，农业投入明显萎缩。第四阶段（1991―1994年）：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农业投入机制。第二、三阶段的农业投入机制是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的，农业投入方向受国家计划的左右。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尽管国家从总体上实行的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但从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上，特别是农业投入上看，基本上是农民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决策生产投入方向，从而也带来了几次农产品供求曲线的波动。此期，农业投入仍然主要是由农民承担。1990年湖北省农户投入占农业总投入的比重为81.1％，到1994年这一比重则上升到87.4％。而国家投入所占份额仅为5.48％，比1990年下降1.15个百分点。二、当前农业发展和农业投入的现状1.农业投入与农业发展英国牛津大学农经学院著名经济学家J・A・Mollot曾对世界88个国家的农业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后，提出了一个很有参考价值的定量关系公式，即一个国家凡人均收入每增加1％， 农产品总值中再投入农业的比率应增加0. 25％；或者，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收入每增加1％，农产品总值中再投入农业的比率应增加1.3％。这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与农业投入成正比例关系。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体制上的创新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84年，主要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较高水平。1984年，湖北粮食产量达2263.0万吨，棉花产量达60.6万吨，油料产量达55.3万吨，分别比1978 年增长31.1％、65.4％和1.33倍；农业总产值达169.2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48.4％，年增长6.8％。各项增长速度均居历史之首。1978―1984年，是我国农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但是，从1985年开始，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业发展速度明显减慢。1985―1990年，湖北农业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0％， 比 1978 ―1984年回落3.8个百分点，也低于同期工业增长速度7.6个百分点。主要农产品产量出现明显波动。农业投入机制的严重缺陷导致农业投入不足是近年来农业发展萎缩的根本原因。据有关专家计算，认为资本投入的波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率高达40％以上。这一观点虽不一定确切，但仍可见农业投入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农业投入波动将给农业的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2.当前农业投入与农业发展存在明显“断层”第一个“断层”：国家财政（包括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减少与农业发展所需长期性、全局性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保障出现“断层”。过去，农业各项大型工程及涉及长远性、全局性利益的农业投入均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承担。近年来，这一状况出现下滑趋势。各地实际决策过程中，为了获得额外利润，将地方财政支出中相当大一部分投入到回收期短、见效快、价高利大的非农产业，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形成明显的工业偏向。1994年，湖北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4％，比“六五”时期12.3％和“七五”时期8.9％分别下降3.9％和0. 5 ％， 其中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方面的投入更是捉襟见肘。1994年湖北农业基本建设投入占全省基建投入的比重仅为1.9％， 不及“六五”和“七五”时期的一半。与此同时，农业投入在具体作用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异化现象，农业投入被挪作他用屡见不鲜。此外，过多的价格补贴也加重了财政负担， 降低了财政支农的力度。 据统计，1987―1994年的八年间，湖北用于城市价格补贴的财政支出高达105. 6亿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支农资金的1.6倍。 如果能够将这一百多亿元的资金直接投入农业，既不会经常性地运用对农副产品加价来刺激农民的积极性，出现物价居高不下的局面，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相当可观。第二个“断层”：乡村集体经济实力的衰退，积累资金的减少与区域性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保障出现“断层”。在原有投入体系中，区域性的农业基本建设、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都是由乡村集体积累承担的。可是，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特别是村级经济实力的衷退，集体经济组织形同虚设，绝大部分村仍然延续过去人民公社老一套的管理办法，发展缺乏活力，对广大农村的凝聚力大大减弱。因此，集体作为农村一级经济组织，已无力承担对农业大规模投入的职能。直接影响是，许多以往建设的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年久失修，无力恢复。第三个“断层”：农户在农业投入中所处的主体地位与农户经营性投入保障出现“断层”。在国家、集体对农业投入同时减弱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建立良性的农业投入机制，国家政策诱导不够，农户投入主体意识不强，使得农户对农业投入的热情不高。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这种状况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对湖北省3300个农户的抽样调查，1994年，农民户均用于农业生产的支出为1743.4元，只及同期农民用于生活消费支出的40％，和1990年相比，虽增长75.5％，平均每年增长15.1％，但大大低于八十年代年平均增长64.5％的速度。其中，农民对农业的中长期投入更是冷淡处之。1993年，湖北农民用于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户均只有59.1元。1994年，在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所回升的情况下，农户用于此方面的投入也仅为101.9元，远未达到改革初期1984 年的投入水平（104.9）。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几乎是一片空白。第四个“断层”：农业科技投入的弱化与农业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出现明显“断层”。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近年来，科技投入不足，已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明显的负效应。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科研经费严重不足。1993年，湖北财政投入科研机构的科研及事业费人平只有4867元，而分配到农业科研方面的比例更少。科研投入偏低，造成新的科研工作难以展开，科技存量逐年减少。农业科研成果已由1987年的108项下降到1992年的30多项， 获科技进步成果奖的项目由1987年的37项下降到1992年的21项。另一方面，科技植入农业不够，农业科技推广明显滑坡。1993年，湖北杂交稻推广面积为117.9 万公顷，比1990年减少28.2万公顷，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24.6％，不足1/3；“两膜”棉面积1993年比1992年净减达6.7万公顷； 其他一些农业实用技术，如配方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的使用均有不同程度地下降。三、农业投入与农业发展关系的定量分析1.分析方法。农业生产是一个物质交换过程，每一种农产品从播种到收获都是许多生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测算农业投入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我们采用目前理论常用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分析。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将农业总产值作为农业发展的最终成果，将农业资金投入、科技投入作为影响农业总产值的主变量，并同时引入对农业总产值影响程度较大的农业劳动力和耕地面积作为辅助变量建立数学模型。其模型为：（附图 {图}）2.建立模型。下面以湖北省1978―1994年农业投入及相关的历史资料，通过TSP（计量经济分析软件）进行回归拟合， 建立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在建模时，考虑到1978年以后，农村经济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较大，故把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这一参数指标（D ）也引入模型之中，以提高模型的精度。具体回归模型如下：lny＝24.9630＋0.0151t＋0.1134lnK－（0.984）0.7803lnC－1.0028lnL＋0.0104D（0.976） （0.895） （0.850）（式中括号内数值为偏相关系数）R[2]＝0.9839 F＝183.63通过对函数模型进行F值检验和对参数为零时的T值检验，均达到显著水平，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3.结果分析。1978―1994年的16年间，湖北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农业总产值（当年价）由1978年84.46亿元增长到1994年的786.8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4.97％，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5.28％。 这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为研究问题方便，这里仅抽象出农业投入包括科技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考察。（1）资金投入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农业资金投入包括对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经营费用的投入二方面。农业生产函数显示，资金投入的生产弹性系数为0.1134。这充分说明，农业发展除政策和科技因素影响外，资金投入的增加是支撑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今后，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和耕地存量的逐年减少，这种局面将继续维持。因此，如果没有资金投入的增加，农业的发展将步履维艰。首先，从资金投入的规模看，虽然近一时期，农业资金投入总量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但从资金投入总量的变化趋势看，投入规模仍不断扩大。1978―1994年， 湖北农业资金投入总量（按1990年换算价计算）由34.83亿元增长到163.95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 16％，比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5.28％）高出4.88个百分点。其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入年均增长率为15.03％。 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转换，农户已成为农业投入的主要承担者。1978年，农户投入占农业总投入的比重为45.54％，到1994年上升到87.40％。可见，农业投入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农户对农业投入的增加。其次，从资金投入的效益看，则呈现明显的波浪式变化。1978年，每百元资金投入创造的农业产值（按1990 年可比价格计算， 下同）为645.85元，到1985年，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下跌和“卖难”的发生，使工农产品比价回归，投入效益显著下降，每百元资金投入创造的农业产值降至278.89元。八十年代后期，随着农业生产状况的好转，投入效益出现恢复性增长，1988年和1989年，每百元资金投入创造的农业产值分别升至394.94元和375.03元。进入九十年代，再次受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以及农业生产条件的限制，资金投入与科技投入结合不够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投入效益再次下降。1994年，每百元资金投入创造的农业产值为312.60元，比1988年下降20.85％。可见， 农业投入效益的波动与农业生产的波动相伴而生，农业投入效益是反映农业生产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再次，从资金投入的行业分配情况看，在1985―1994年期间，农业各行业的资金投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1985年，农、林、牧、渔四业资金投入量（均为1990年价）分别为59.96亿元、2.86亿元、44.13亿元和3.39亿元，到1994年，分别增加到89.64亿元、3.37亿元、61.77亿元和5.57亿元，分别增长49.50％、30.42％、139.97％和69.62％。 这充分说明，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农、林、牧、渔四业的资金集约程度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每百元资金投入创造产值1985年种植业为391.06 元、 林业为592.31元、牧业为174.71元，渔业为469.62元，到1994年， 则分别变化为302.64元、601.34元、237.31元和985.39元。在四业中，种植业和牧业的投入效益明显偏低。从1985年到1994年，除种植业的投入效益有所下降外（1994年比1985年下降22.61％）， 其他各业的投入效益均有不同程度地增加，其中林业增长1.52％，牧业增长35.83％， 渔业增长109.83％。因此，农业资金投入在行业分配中的结构是否合理， 将对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农业生产整体效益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今后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看，必须着力疏导资金流向，增强资金投入的合理配置，大力发展林、牧、渔业生产，以最终达到提高农业生产整体效益的目的。（2）科技投入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农业生产函数显示，1978―1994年，湖北农业科技进步的年平均变动率为1.15％（α＝0.0151），同期， 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28％。由此可计算，科技进步对湖北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为28.60％（科技进步作用占农业总产值增长量的百分比）。从分阶段的情况看，1978―1982年：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策因素的影响、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和耕地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科技投入不足，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1.0％。这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滞后影响密切相关。1983―1989年：随着国家科技政策的加强，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的指导方针得到较好贯彻，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也逐步得到健全，杂交水稻、“两膜”棉技术、配方施肥等农业科研成果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使用。农业科技投入明显增加，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增加到35.5％。1990―1994年：进入九十年代后，受利益机制的驱动，各级政府在宏观政策上忽视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农业科研明显滑坡，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陷入“线断、网破、人散”的境地，一些先进的科技成果没能较好地与农业生产结合。致使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26.1％。4.趋势预测。根据农业生产函数模型预测，到2000年，按照“九五”规划，湖北农业总产值要达到650―680亿元（1990年不变价）的目标。那么，农业生产资金的投入总量大约需要240―280亿元（1990年价格水平，换算成1994年价格水平，则需310―350亿元）， 比1994 年增长46―70％，年均增长率在7％以上； 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左右；农业投入在行业分配中的结构比例大致在45:5:40:10左右，即种植业占45％、林业占5％、牧业占40％、渔业占10％。 在这一结构中，和目前状况相比，种植业的投入份额将有所下降，其他各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以上预测结果是就目前农业发展状况作出的，没有考虑今后农业生产条件可能出现的特殊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变化。如果将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到2000年，农业投入的规模将比实际预测结果还要大。四、农业投入的宏观调控体系在传统的计划农业向现代的市场农业转换时期，农业企业和劳动者的经营行为，是由利润目标决定的。当非农产业的预期收益明显高于农业时，经营者把生产要素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是情理之中的事。这种在微观层次上弱化农业的趋势，必须通过宏观政策加以校正。1.调整发展战略，实行工农协调发展，在国民收入分配和投入上适当向农业倾斜。我国当前工业化已进入中期阶段，对工农关系应该进行调整。现阶段，我国农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小份额产业。作为大份额产业的工业如果再继续靠抽吸小份额产业支持自己的发展，既不合理，也不现实。我国工业的进步发展，应主要依靠自我积累，并积极引进外资。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中期阶段如果继续抽吸国民经济小份额的农业去补贴大份额的工业，农业就会停滞徘徊。形成农产品供应短缺，工业原料供给不足，对整个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2.按市场规律办事，正确对待农民。当前，农业、农村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对待农民问题。过去那种将农民问题产品化，为了多征购些农产品而不惜得罪农民，尽管有可能在短期内多收些粮、棉、油，但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这是我们制订政策的核心问题。如果只是要粮、棉、油、肉，却不重视农民利益，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供给最终也不能得到持久的保证。当前政策的目标模式应是“兼顾产量，重点放在收入上”。3.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当前，我国农村深化改革的关键是调整农业生产关系，使农民获得一种保护自身利益的可靠手段，政府要帮助农民把手中的资金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而通过农民自身积累来加大农业投入。因此，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问题应该提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日程上来。从政治上讲，在一些国家的地区，农民组织正在成为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这一经验值得注意。从经济上讲，一家一户的农民在流通领域中很难得到自己产品真正具有的利益，很难走向市场。要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公司加农户的股份制方式使之进入市场，从而解决农民资金转化为生产资本的问题，使农民从根本上获得一种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和组织保证。4.完善土地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产业化。（作者单位：湖北省统计局）（责任编辑：杨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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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253 【原文出处】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78～82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7 【 标 题 】试论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现状和远景 【 作 者 】许莹 【作者简介】许莹，女，1962年生，河南财经学院统计系讲师。（郑州 450002） 【内容提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业实现的“第一个飞跃”，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但也存 在一些弱点和局限性。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家庭分散经营发展到适度规模经营，这是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远景，是“第二个飞跃”。【关 键 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第一个飞跃 适度规模经营 第二个飞跃 【 正 文 】 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邓小平提出的这“两个飞跃”，包含着对目前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充分肯定，以及将来逐步向适度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发展的科学预测。它正确地反映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深化农村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如何实现农业的持续发展，是当前理论界探讨的一个重大课题。农业的持续发展，与农业的经营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大的方面来说，农业的经营方式不外两种，即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规模）经营。究竟哪种方式对农业的持续发展有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绝对化，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早在1962年，邓小平谈到怎样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时就指出过：“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下面，让我们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两个飞跃”的思路，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状况，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研究。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这次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农产量大幅度提高，整个农村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我国农业实现的“第一个飞跃”。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前几年，农业生产一度出现徘徊局面。于是，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应当改变。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因而是不正确的。例如：在四川省一些地方，由于出现了频繁变动土地承包关系、收回多种经营承包项目的做法，就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注：赵文欣：《“两个飞跃”理论与农村深化改革》，《农业经济问题》1996年第8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我国现阶段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应当稳定下来。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完全符合农村的现实状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所以要长期保持，是因为家庭经营具有很大的活力。首先，这种经营方式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我国农民有着长期以家庭单位分散经营的习惯，这种习惯不是短时期依靠行政命令就可以改变的。过去，由于不顾实际情况，追求“一大二公”的经营形式，结果并未能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历史教训，是应该记取的。家庭经营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收效明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使劳动者有了经营自主权，而这种经营自主权又给他带来了现实的经济效益。因此，他就会精耕细作，努力增加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民劳动积极性，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不会消失的。农民就害怕政策多变。如果现在贸然改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势必使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伤害，从而使农业生产力发展受到影响，甚至遭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其次，这种经营方式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不同，它具有地域性、分散性、季节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这些特点，要求农业劳动者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必须因时、因地、独立自主地决定采取何种办法和措施，以解决临时发生的问题。家庭经营能够适应这种要求，从而减少或避免生产中可能遭受的损失。除了农业生产特点的要求外，还有农业生产条件的要求。例如，四川省的同志从他们的实践经验中得出结论说：“特别是四川这样人多地少、经济基础差、地形复杂、耕地小块而分散、大规模机械作业受到一定限制、具有长期分散耕作历史的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尤为适宜，普遍受到农民的欢迎。”（注：赵文欣：《“两个飞跃”理论与农村深化改革》，《农业经济问题》1996年第8期。）这里所说的人口多、耕地少、经济基础差等情况，恐怕不仅仅四川省是这样，全国很多省份都是如此。这些情况，也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很快改变。再次，从外国的经验来看，家庭经营在一些发达国家仍然是普遍存在的经营方式。这些国家在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家庭经营的小农场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得到了发展。据美国政府1988年公布的资料，每年农产品销售额在10000美元以下的小农场，占全国农场总数的一半以上。美国政府农业部的研究报告认为：“在美国，只有类似家庭规模大小的农场才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即使是人多地少的日本、韩国，家庭经营也仍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营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影响它们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注：参见王南俊：《家庭经营是农业“两个转化”的理想形式》，《经济问题探索》1991年第6期。）事实证明，家庭经营方式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某种合理性。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走到尽头，它肯定能够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2在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必须长期保持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个制度也有不完善的地方。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显示出这个制度有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因此，总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经验，对它加以调整和充实，是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任务。从我国农村的现状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弱点和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土地分割零碎，经营狭小而分散。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土地按农业人口平均分配使用权。每户农民得到一份土地后，又因家庭的不断分化，使地块越分越小。这样一来，耕种的地块便显得非常零碎。据调查：甘肃省临泽县平川乡，在1982年至1988年的六年间，进行了七次土地小调整，使土地分割细化加剧。（注：李文斌：《试论完善农村双重经营体制及其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山东省昌邑县有219个村（占全县总村数的27%）的户均地块达6块地以上；塔耳堡镇东麻湾村有一农户，地块多达25块。（注：董占信、董存良：《进一步稳定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学刊》1992年第4期。）贵州省湄潭有一农户的6亩责任田，分散在88个地块上。（注：彭珂珊：《论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环境及其保护》，《黄淮学刊》1996年第2期。）土地分割如此之零碎，显然不利于经营管理。这种分散细小的地块，影响土地的有效使用，也势必妨碍采用大型农业机械和高新科学技术，更无法进行农田统一规划布局，从而限制了生产的迅速发展。（二）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经营方式，不仅使农民难以完成农田基本建设，还会影响到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服务。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农民，投资能力和投资规模都很有限，无力进行扩大再生产。而现代农业的发展，除了需要劳力投入之外，还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农业本身无法创造更多的财富，因而积累不了更多的资金；而国家财力有限，也不能向农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发展农业所需要的资金长期短缺。这种状态，阻碍着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实现。很多水利设施日益老化，长年失修。据统计，目前全国有1/3的水库带病运行，60%的排灌工程设施急需维修。（注：朱杰：《“九五”和到2010年增加农业投入的对策思考》，《经济改革与发展》1996年第1期。）一遇洪涝和干旱等自然灾害，势必造成农业生产的减退。同时，一些要求大面积推广的农业科学技术，也无法在小块分割的土地上实施。对于个体农民来说，农业生产过程中有很多事情都难以办成。难怪有的农民说：“干不了，干不好，勉强干了不合标。”（注：周鸿德：《合同制：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实现形式》，《探索》1992年第4期。）（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土地的权属关系比较模糊。虽然规定了“土地归集体所有”，但是因为没有建立起健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实际中谁代表集体并不明确。对于农民的经营权，也无明确界定，缺少约束力。因此，农民分到由自己经营的土地后，便认为是分田到户，使用由己。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经营，无需顾及统一的种植计划，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以致有些地方出现了许多“插花田”。有的种小麦，有的种高梁，有的种棉花，有的种红薯。（注：董占信、董存良：《进一步稳定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学刊》1992年第4期。）这种“插花田”，由于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不一致，势必带来管理上的麻烦，而且容易引起纠纷，影响生产。同时，农户承包土地后，缺乏稳定感，容易产生短期行为。由于对土地粗放经营，只知利用，忽视养护，致使土地肥力下降。有些地方在化学肥料施用量超前增长的同时，农家肥施用量急剧减少，农用地膜大量残留于土壤之中。这些，都不利于土地肥力的提高，并且造成农田的污染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将给农业生产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四）小生产条件下的家庭经营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一家一户经营的生产空间是极为狭小的，因而在生产中也是比较保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目前，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农民的耕作方式并未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状态下的个体农民，不仅对市场是陌生的，对商品信息是迟钝的，开拓市场的能力有限，而且对市场风险的承受力也是很低弱的。这种低弱的承受力，使他们易于满足现状，不敢扩大生产和追求高效农业。上述家庭经营的弱点和局限性，都与小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小生产经营方式具有两重性。它的优越性的一面，就是能够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而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正是前面所谈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仍将长期保持的主要原因。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条件的变化，它的局限性的一面就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指出它的局限性，只是为了说明有深化改革的必要，而不是说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如前所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总的方面来说，是适合目前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它的优越性并没有消失，仍然具有活力，因而不能够轻易改变。3邓小平所说的“第二个飞跃”，指的是我国农业经营方式的远景。从长远来看，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小生产不可能长期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为了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必须改变小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大农业。只有这样，才不致于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家庭分散经营将发展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的个体经济将为新型的集体经济所代替。邓小平指出“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这个论断有着充分的根据。因为对于农业生产的持续、优质、高效发展来说，适度规模经营方式具有不可否认的优越性。首先，有利于农业的科学化。农业生产要获得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实行科技兴农方针，不仅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这一基本国情的客观要求。但是，某些高新农业科技需要在大面积耕地上才能实施。因此，将分散于各家各户的耕地适度集中起来，就便于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装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收到优质高产的效果。其次，有利于实现生产社会化的大农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农业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即实现农业的产业化。个体农民对市场经济非常陌生，信息不灵，生产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他们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实力，因而承受不住市场带来的巨大风险。集体经济则与此不同。集体经济组织（例如新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土地集中，生产规模较大，耕作方法先进，科技含量较高，再加上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市场行情，了解和预测市场动向，进行科学的生产决策，经济效益较好，因此，能够形成较强的竞争力。再次，有利于增强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我国农业生产每年都要受到旱涝灾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之外别无办法。为了确保农业丰收，必须兴修水库，疏通河道，挖渠打井，修堤筑坝。所有这些排水灌溉工程，个体农民很难承担得起。而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来说，无论是维修旧水利工程，还是兴建新水利工程，都比较容易办到。总而言之，实行规模经营，能够创造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产品商品率。集体经济有利于农业持续高效发展。目前，在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一批依靠集体经济达到共同富裕的小康村。其中例如：河南省临颖南街村，从1986年开始，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土地由家庭承包经营改为集体统一经营，发展成共同富裕的小康村。他们深深体会到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注：詹武：《论初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小康村》，《农业经济问题》1996年第8期。）虽然截至1995年，全国仅有近9万个村的9000多万亩土地实行了适度规模经营，（注：韩俊、余贤：《1995-1996：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2期。）但是，由家庭分散经营的小生产转变为适度规模经营的大农业，这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实现我国农业的“第二个飞跃”，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过去，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例如建立人民公社），实践证明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鉴于历史的教训，绝不能简单地回复到“一大二公”的老路上去。由个体农民的家庭经营方式转变为适度规模的集体经营方式，是很长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具备成熟的条件。（一）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为了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广大农民越来越感到分散单干的弱点，认识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自觉自愿地要求联合起来，建立新型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二）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吸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据统计，当前农村约有1.2亿富余劳力；到本世纪末，将增加到2亿。（注：万宝瑞：《当前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若干热点问题》，《理论前沿》1996年第8期。）使这些劳力转移，必须迅速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根据我国情况，发展乡镇企业尤为重要。只有非农产业能够使劳动者获得稳定的并且高于农业的收入，个体农民才会放弃土地，转向非农产业。这样，土地也才能够集中起来，实行适度规模经营。（三）建立起健全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现代化的大农业要求社会化服务。因为实行规模经营的单位，在产前、产中和产后，都有许多实际问题（例如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农产品的贮藏、运输和销售等遇到的困难），需要社会化服务来解决。如果农业的社会化服务跟不上，就无法实行规模较大的经营。（四）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国家有较大的财力投入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的技术改造。据专家测算，要实现“九五”农业发展目标，仅基本建设投资需求就超过1万亿元，而目前实行的农业投资水平与此相比，缺口很大。（注：朱杰：《“九五”和到2010年增加农业投入的对策思考》，《经济改革与发展》1996年第1期。）兴修排水灌溉设施，改造盐碱地、沙地和中低产田等工程，单靠农民的财力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依靠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搞好水利建设，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才有可靠的保证。（五）农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适度规模经营的大农业，需要现代科技和装备。这就要求经营者具有一定的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目前，在我国农村，不仅经营管理人才严重不足，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也不高。我国农业多是大水漫灌，水的利用率低。每亩小麦用水，少的为320立方米，多的达450立方米，而美国仅为284立方米。我国化肥的有效利用率也较低，仅30%左右，而发达国家化肥利用率达到60%左右。（注：参见孙敬水：《农业粗放经营与集约经营的中外比较》，《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6期。）要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必须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素质。这就需要依靠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农村教育事业。综上所述，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靠生产力的发展。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315-316页。）他还具体地提出：“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这是说广义的机械化，不限于耕种收割的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个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315-316页。）从目前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地方还不具备这些条件。只有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程度，上述各方面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当前，我国农业在“第一个飞跃”的基础上，正在不断地深化改革。我们坚信，随着条件的逐渐成熟，农业的“第二个飞跃”必将展现于中华大地。【责任编辑】朱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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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813 【 版 号 】7 【 标 题 】科学家对火星有生命置疑 【 作 者 】唐霄/杨华升 【 正 文 】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唐霄）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近日说， 他们对美国航空航天局有关专家认为火星上有生命迹象一说表示怀疑。新墨西哥大学陨石研究所帕帕克等四名科学家从去年开始研究一块火星陨石，该陨石上存在微量黄铁矿石，这种矿石中含有两种硫同位素―――硫３２和硫３４。在地球上，一旦这种矿石中有细菌活动或其他生命迹象，其中硫３２和硫３４各占比例就会发生变化，而火星陨石中两种硫同位素比例表明没有任何生命活动。据新华社波恩８月１１日电 （记者杨华升）德国科学家对美国关于火星生命探索取得重大进展表示怀疑。马克斯・普兰克天体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疑点。首先，美国航空航天局和蒙特利尔、佐治亚、斯坦福等三所大学的科学家所采用的样品是否存在不纯的可能性。其次，德国科学家最主要的怀疑还在于被研究物质的来源。据马克斯・普兰克天体研究所的研究员沃尔夫冈・希尔布兰特解释说， 这是因为３０亿年前在太阳系中有如此众多的陨石， 因此难以确切断定哪一块陨石来自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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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工程COMPUTER ENGINEERING1999年 第25卷 第10期 Vol.25 No.10 1999基于构件的框架开发方法及其特定域应用吴明晖 应晶 何志均摘要：传统的软件开发方法地面向领域的软件系统开发过程中难以支持重用性，针对此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构件的框架开发方法FCDM，主要讲座领域分析、领域框架的划分、领域构件的提取及应用系统的生成等关键过程，并给出在特定领域中的应用实例。关键词：软件重用；领域分析；构件；框架The Framework of Components Development Methodology and Its Use in DomainWu Minghui Ying Jing He Zhijun(Institute of Computer Software,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Anstract】It is difficult for traditional software development methodology to support software reuse in domain system development.Aiming at this problem,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ramework of eomponents development methodology,and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way of domain analysis,frameworks and components pick-up,application system integration.Finaly it gives an example in domain. 【Key words】Software reuse,Domain analysis,Component,Framework 软件重用技术能显著地提高软件的开发效率、增强软件的可维护性和鲁棒性，从而达到延长软件的生命周期、降低开发成本和缩短开发周期的效果，因此对软件重用方向的研究一直是软件工程中的重点和热点。传统上的软件重用一般是指程序源代码的重用，而事实上源代码级的重用并不能给软件开发带来数量级上的提高[1]，重用应当包括软件的分析、设计、实现、维护阶段以及相应的文档、知识等一切与软件开发过程有关的对象，特别在大型系统的开发，由于系统固有的复杂性，不仅包括功能方面的需求，还包括了许多非功能方面的需求，如灵活性、适应性和可靠性等，要满足这些特性，重用性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一个特定领域来说，通常其工作流程和规范大多是相同或相似的，当软件开发人员为该领域中的某个企业设计开发系统后其大多数成果都是可以运用到同领域的其他企业，从而不必对类似的项目从零开始开发。为更好地利用前期的开发成果，在最初的开发过程中就应该以一种重用的思想来指导整个开发过程。1 构件和框架软件产业要达到工业生产的工程化水平，构件的生产和使用起着重要的作用。软件的生产也可以象硬件的生产一样，在设计好框架后通过标准的构件组装而成。一般认为构件是具有一定功能、能够独立工作或同其他构件组合起来协调工作的程序体，一经产生，就与它的具体实现语言无关，可以认为是一段二进制码和数据段。当今关于构件的标准主要有Microsoft公司的OLE/COM、OMG组织的CORBA[2]等。面向对象编程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推动了软件工程的发展，采用面向对象编程技术可以有效地增加软件的重用性，这和构件有着相似之处。由于以下因素有必要采用构件，而不仅局限于面向对象编程：1)面向对象编程的重用属于白箱重用，即是源代码级的重用，而构件的重用可以是黑箱重用，使用者可以不对它进行继承、重载等操作而直接使用；2)面向对象编程的重用要受到其开发环境的制约，如用C++产生的类很难在以Object Pascal为开发语言的项目中重用；3)由于面向对象编程的重用是基于源代码的，而很多程序员出于技术保密的要求，不会公开其源代码，故而使得研究成果的重用范围很小，仅限于个人或项目开发小组。若采用构件形式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因为构件是一段二进制代码，其内部具体实现是无法看到的，可将成熟的构件当作商品出售，在保证开发者的利益同时最大地满足社会需求。可见采用构件来开发软件可以更有效地重用他人已有的劳动成果。在一个特定的域中，通过领域分析可以构造出一个领域模型、得出领域框架。 Ralph E.Johnson对框架[3]给出了如下定义：1)框架是整个系统或部分系统的可重用设计，由一组抽象构件及构件实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组成；2)框架是由开发人员定制的应用系统的骨架。由此可见框架把一个系统有机地分解成一群相对独立的构件，定义了各个构件间的接口和作用关系，符合软件工程中设计的模块化、独立化和信息隐藏等特征。框架是一个大粒度的设计，是最初系统的设计成果，所以框架支持分析和设计级的重用。2 FCDM开发方法及其应用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构件的框架开发方法：FCDM(Framework of Components Development Methodology)。FCDM着重支持领域分析、领域框架的产生和领域构件的提取等关键过程，在开发大型书店综合管理系统中得到有效的应用。2.1 FCDM开发方法FCDM方法是针对特定领域中的软件系统开发，以大粒度重用为指导思想而提出。该方法首先采用领域分析方法，找出行业的共性，得出领域模型，再根据领域模型划分出领域框架，然后根据框架中的约束条件标识出领域构件，得到领域框架库和领域构件库。在目标系统生成时就不需要从底层开始设计，而是根据需求从库中检索出符合要求的框架和构件，将其实例化，经胶合代码组合而成。图1反映的是一个迭代开发过程，领域框架库和领域构件库随着系统的运转而不断充实。图1 FCDM开发方法过程示意图(1) 领域分析领域分析的目的是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对应用领域的信息进行收集、抽象及组织，识别和构造出各种可重用的信息，使得这些信息能够在开发该领域的软件时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而提高开发效率。在FCDM方法中领域分析主要由以下两个步骤组成：1)确定领域范围、领域分析的目标和参与领域分析的专家；2)建立领域模型，标识出领域实体及实体的特征、属性及实体间的关系，产生相应的文档。(2) 领域框架框架定义了对象集合的行为，提供了一种革新的方式去重用软件的设计和代码、描述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方法和上下文。框架可分为以下3类：1)开发系统框架：由专家产生，经开发人员封装进系统，如Microsoft Visual C++中的多文档应用框架、屏幕保护程序框架等；2)行业知识框架：封装了特定行业领域知识，一经产生即可在整个行业的同类软件的开发中进行重用，这是采用FCDM开发方法设计的重点；3)系统环境框架，软件体系结构层框架，如采用Client/Server或Browse/Server结构等。在确定领域后，可以构造出一个形式化的模型作为某类产品的重用框架，用扩展的实体-关系图(EE-R图)来表示，分为外模式、逻辑模式和内模式3个层次。外部模式为用户视图，反映用户视角中系统的面貌。逻辑模式重点描述系统实体间的关系，它比内模式抽象，不涉及到具体的硬件环境，但也与外模式不同，它与具体的实现语言无关。而内模式是物理模型，它是实体具体实现的阶段，主要包含属性和方法，属性是其状态的表示，而方法是其行为的表示，属性通过方法而改变。对于属性和方法有着公有和私有之分，据此使得一个实体发生变化对整个系统产生的影响最小。构造框架的重点在于解空间，采取如下步骤：1)确定框架的约束条件，包括软件、硬件、性能及设计等；2)根据通用的高层设计，标识出高层的构件，确定高层构件间的联系。采用框架技术进行软件开发的主要特点包括：1)行业内的软件结构一致性好；2)迫使软件设计人员加强对领域的了解，需求分析充分，避免了传统软件开发中急于编程，过早考虑实现细节的弊病；3)解决高级设计人员相对不足的问题，可以让那些经验丰富的人员去设计框架、领域构件而不必陷于低层编程；4)大粒度的重用使得平均开发费用降低，参数化框架使得适应性、灵活性增强。(3) 领域构件提取目前虽然已经存在巨大的构件库供软件开发人员使用，并使开发人员能充分感受到使用构件所带来的好处，但无论存在的构件库如何丰富，仍旧不可能满足新系统的所有需求，因此有必要开发自己所需的构件。以往开发的构件通常粒度较小，只能完成一些小系统级的功能，故而导致重用的效果不明显。在FCDM方法中，把构件分为两类：系统构件和领域构件，其中系统构件主要指开发环境自身所带的构件库，如PowerBuild的PBL、Delphi的VCL、Microsoft Visual C++的MFC等。领域构件又分为通用构件和特殊构件：通用构件是指整个领域中无须改动可使用的构件，如通用查询构件；特殊构件则与领域特定环境相关，要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的调整，如报表发生构件等。领域构件不同于系统构件，它与领域框架相适应，构件间的关系比较紧密，它们以框架所确定的方式进行通信，完成领域相关的功能，也正因为领域构件的这些特性，使得它们在特定域中能得到大粒度的重用。在使用领域构件的同时并不排斥系统构件，相反，而是要充分利用系统构件，一般情况下由系统构件完成比较低层的功能而领域构件完成高层功能，领域构件往往是系统构件的特定组合。为此，提出了在设计领域构件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构件的抽象分类应在领域模型和领域框架设计的基础上进行；2)构件的设计应根据子系统或子功能来划分，使每个构件与领域内实体相对应；3)构件的接口设计要规范友好，既要满足信息隐藏的要求，又要符合框架内的通信要求，开发人员能够方便地使用；4)适应性强，可根据领域内不同系统进行投影和组合，最大限度地满足需求；5)质量保证，由于构件的重用性使得它的应用范围广阔，因此使用前必须充分测试、审查；6)文档齐全，包括设计环境、理由、人员、使用范围、关键字、测试审查情况、使用实例等，提供相应的检索机制。(4) 应用系统的生成在完成以上的设计后，应用系统的生成将相对比较简单，领域框架和构件的设计已经解决了许多关键问题，框架和构件的结合将导出应用系统。由于领域框架和构件的设计人员不同于应用系统的开发人员，因此一个应用系统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合理地选择使用领域框架构件，这就有必要遵循以下原则：1)深入理解框架的设计理由和应用环境，根据新系统的需求在框架库中查找符合条件的框架，进行参数调整。在无合适的框架时要重新进行框架设计，在测试完毕后加以利用，新的框架及其文档加入框架库中；2)在选定框架的基础上从构件库选择领域构件，所选的构件不仅应在功能上满足要求，还要在风格上与框架相适应，不能破坏整个框架的结构、通信机制；所选的构件在功能上不满足时，必须对领域构件重新开发并完善领域构件库。2.2 FCDM的应用实例《新华书店集成管理系统》包括了现代书店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面向多家大型书店，因此在需求分析时就不只局限于某一家特定书店的运转情况，而是广泛听取了多家地、市级新华书店的工作和管理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在领域专家的参与下从整个行业的角度进行的。经过领域分析，根据行业特征，将整个业务划分为以下几种大的框架类型：1)业务子系统框架；2)门市子系统框架；3)财务子系统框架；4)栈房子系统框架；5)决策子系统框架；其中每个大的框架又由小的领域框架组成，如门市子系统框架的子框架有：零售、批发、教材销售、操作员监控、销售情况实时监控、读者查询、退书、门市盘存、折扣设置、操作员管理、销售报表生成、异地数据交换等。这些框架和子框架在大多数书店系统中是基本相同的，对于特殊情况可以进行灵活配置，使其符合要求，而不必从头开始设计。如有些书店的门市部设有二级栈房而有的没设，只需对其门市框架做相应设置即可。根据领域构件的设计原则，可以划分出如下类型的领域构件：1)计算型：包括工资计算、利润计算等；2)查询统计型：包括畅行书目销排行榜、动销书目表、读者查询等；3)报表型：根据查询统计结果生成、预览、打印各种类型的报表；4)文档型：包括各类通知、电子邮件、报表、定单的发送、接受、协同等；5)决策型：根据运转情况给出各类图表，对当前形势进行分析预测，辅助负责人作出决策；6)通信型：负责数据交换，维护异地数据库的一致性和完整性。领域构件是由其他领域构件和系统构件集组成，如通用查询构件就是由表单(TForm)、编辑框(TEdit)、位图按钮(TBitBtn)、数据库构件(TDataBase)、数据库查询构件(TQuery)、数据源构件(TDataSourse)、数据库网格(TDBGrid)、时间拾取器(TDateTimePicker)及报表型领域构件等组合而成。有了比较完备的框架和构件库，就可以通过良好的可视化开发工具(Borland Delphi)将所选的领域框架进行组合来产生新系统，这将是一件让人感到轻松和愉快的工作了。3 结束语面对特定领域多个系统的开发，迫切需要一种好的开发方法来有效支持软件重用性，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构件的框架开发方法FCDM。该方法已在实践中应用，并证明这种方法是有效的，能显著加大重用的粒度，从而缩短整体开发周期，在提高品质的同时降低了费用。我们将继续完善FCDM方法并对构件库管理、框架系统进化等进一步进行研究。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作者简介：吴明晖（1976～），男，研究生，主研方向：软件工程、人工智能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计算机软件研究所，杭州301127参考文献1 Tracz W.Software Reuse Myths.ACM SIGSOFT Software 曲 Engineering Notes,1988,13(1):17-212 Object Management Group.The 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Architecture and Specification,Revision2.0.Framingham,MA,19953 Johnson R E.Components,Frameworks,Patterns,ACM SIGSOFT Software Engineering Notes,1997,22(3): 10-174 王少锋.软件重用关键技术和基于重用的特定域软件开发方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杭州：浙江大学,1998-065 Show M,Garlan D.Software Architecture Perspectives On An Emerging Discipline.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05收稿日期：1999-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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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完成早稻栽插任务新华社南昌５月１４日电截至５月１０日，江西省已栽插早稻２２２２・９２万亩，基本完成了早稻插秧任务，开始进入田间管理。据了解，今年春耕备耕以来，江西省各级政府组织近两万名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农业部门组织了近万名农技人员下到基层，推动“丰收计划”的实施。全省高产、优质良种面积占整个早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已栽插杂交早稻６４２万亩，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以上。农户投入的增加是江西省春季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全省一季度农户向农业投入的现金达７・３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１亿多元。化肥、农药和农膜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七、百分之二十八和百分之八十。与此同时，省信用社一季度发放农业生产贷款５・６亿多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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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美国环保局加强控制难降解、生物积累和有毒污染物―汞首当其冲作为美国控制难降解、生物积累和有毒物质(PBTs)战略的一部分,今年美国环保局(EPA)计划发布和开始实行对12种优先考虑污染物的控制战略.行动计划将统一考虑各介质(空气、土地和水)并协调EPA各办公室和有关法规.1998年11月首先公布了控制汞的人为源的行动计划.优先考虑污染物名单,反映了美国对1997年美国和加拿大双边毒物战略的承诺.EPA负责污染预防、农药和有毒物质的局长助理Lynn Goldman说,有几个EPA办公室参与对付PBTs的健康和环境影响的法规.EPA将为此投入930万美元.汞的行动计划将着重于汞的排放和其它信息的公开化,迫使工业界自愿减少排放.EPA计划于2000年公布汞的数据.汞的毒物排放清单报告阈值降低到4.54kg.江 年 摘自《Environ.Sci.& Technol.》,February 1,62A(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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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889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916 【原刊页号】⑷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 作 者 】朱冬菊 【复印期号】199610 【 标 题 】回顾八大 重温历史 展望未来 纪念党的八大召开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 正 文 】 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５日（记者朱冬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举办“纪念党的八大召开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上，部分出席过八大的老同志与专家学者一道，回顾八大，重温历史，展望未来。薄一波、宋任穷向讨论会发来贺信。薄一波在贺信中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后来很快就中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恢复和继承八大路线的基础上，根据面临的国际国内的新情况，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说，今天，我们纪念八大，目的是认真总结八大以来的历史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开创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宋任穷在贺信中说，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总结的许多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致开幕词。龚育之说，八大正确地总结了七大以来１１年间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两个伟大胜利；正确地分析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正确地开始了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他说，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党的八大，学习和研究八大的思想，研究八大以后曲折发展的历史，对于我们从历史经验的比较和总结中来深入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定会有积极的帮助。王鹤寿、赵健民等老同志在会上发言，畅谈他们参加八大时的感受。当年出席八大的叶飞、廖汉生等十来位老同志，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力群，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张全景、郑必坚、汪家ｌｉú＠①、逄先知、李力安，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共１００余人参加了今天的开幕式。＊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钅加谬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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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53 【原文出处】经济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30310 【原刊页号】⑩ 【分 类 号】F62 【分 类 名】金融与保险 【复印期号】199904 【 标 题 】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中青年经济学者张其佐访谈录 【 作 者 】王彬 【作者简介】本报记者 王彬 【摘 要 题】居民在实现购买前的积蓄时间太长，就会出现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自我积累型滞后消费，致使消费需求平 淡、生产能力过剩，因此，刺激内需的有效途径――【 正 文 】 记者：扩大内需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扩大国内需求，可以从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这两个方面入手。然而去年通过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虽然有效地扩张了投资需求，但并没有引起消费需求的扩张，投资需求拉动消费需求的传导机制受到了阻碍。您认为在现阶段如何有效地拉动消费需求？张其佐：消费需求能否随投资需求的扩张而相应扩张是当前我国宏观调控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最终还是要由消费需求来实现，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持久的拉动力量。去年一些改革措施出台，改变了消费者的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消费倾向明显减弱，使政府扩大投资的政策效果打了折扣。因此，目前应采取有效措施，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状况，我认为大力发展消费信用是支持需求扩张的有效手段。从理论上讲，如果通过发展信用消费，把信用消费的比重提高到10%，就可拉动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从现实状况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和近10年积累准备，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开始进入“住”和“行”为主要内容的消费结构升级阶段。但由于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水平已严重落后于生产信贷的发展水平，居民消费几乎是建立在自我积累的基础上。居民在实现购买前的积蓄时间太长，就会出现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由此造成居民储蓄――消费――生产的恶性循环，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据统计，仅1992的各家银行发放房地产业生产贷款达8000亿元，至1998年加上利息，各家银行未收回的贷款本息共达1万亿元之多。因此，只有加速发展消费信贷，逐步把居民的自我积累型滞后消费转变为有信用支持型适度超前消费，才能在发达的生产信用与发达的消费信用之间达到均衡，才能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记者：目前我国的消费信贷侧重点应在哪些方面呢？张其佐：从我国居民收入层次的差别，不同地区及城市居民消费结构、消费市场潜力及市场容量的特点来看，应通过消费信贷支持住房和汽车的发展，使其尽快成为消费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首先，城镇居民开始具有住宅和汽车的消费信用基础。到1998年底我国城市居民储蓄达到5万亿元，手持现金6000亿元，外币存款300亿美元，居民共有金融资产达到6万亿元之多。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已达4377元，人均储蓄8581元，户均金融资产在4万元左右，不少城镇居民已经达到住房和汽车这两种万元级商品的消费水平。其二，从住宅业和汽车业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看，不仅其自身的产业关联度较大，而且两者从生产到消费的联系也是十分紧密的。住宅产业的发展将使城区扩大并向郊区扩展；而住宅与工作地点的远离又会使居民对汽车需求的增加。同样，居民拥有汽车之后，对远离城区住宅的需求将大量增加，这样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城郊住宅业的发展。另外，去年，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其中用于公路建设的投资计划达1800亿元，而公路建设的回报靠的是车流量不断增加，因此，公路建设与汽车的增加应是同步的。显然，我们把住宅和汽车作为消费信贷的重点；既是保证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协调的需要，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以及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需要。记者：由于体制和认识等原因，我国消费信贷长期严重滞后于生产信贷，消费信贷基本上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因此，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消费信贷发展的政策环境。张其佐：是的。我认为消费信贷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转变消费观念。在我国市场经济已步入买方市场和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下，提倡适度负债和超前消费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转变“无债一身轻”的消费观念，从无债消费转变为适度负债消费，从滞后型消费转变为适当超前型消费，逐步提高居民的消费信用水平。――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未来两年内，实际消费可能继续受居民收入增势减缓和职工下岗待业的影响持续走低。因此，国家在收入政策上要采取增加收入的措施，保证城乡居民的收入有一个合理的增长幅度，同时在分配政策上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加快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让居民有钱敢花，从而改变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以刺激消费的合理增长。――深化消费体制改革。消费体制改革的意义在于修正政策自身“结构失衡”，使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诸环节的改革衔接起来。当务之急，是要全面取消“短缺”经济下限制消费的政策，将传统的福利化消费模式改革为货币化、市场化的消费模式，从而使有效供给和最终需求连接起来，使生产信贷与消费信贷得到均衡发展。――把消费信贷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货币工具。消费信贷是市场经济货币信用关系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缓解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使消费增长速度适度生产增长速度的金融服务产品。根据货币和社会再生产原理，由于耐用消费品需求很容易追随经济周期变动，而消费信用过度或滞后都将加剧经济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经济和货币政策目标。在经济繁荣阶段，消费信用会大量增加，从而使消费需求上升，刺激生产和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而在经济不景气时，会造成消费购买力下降而导致消费信用下降。如果中央银行仅采取一般性的货币政策和货币工具，则对这种周期性的变动不能施加迅速有力的影响。因此，在当前国际国内需求不足，生产过剩，而且又出现通货紧缩的经济形势下，宏观调控着力点要继续采取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并把刺激消费作为刺激内需的重点，以此改善供给结构。货币政策目标，一方面是调控投资信贷规模，间接调控消费基金的增长；另一方面，还要通过调整银行存款利率来调整储蓄与即期消费量的相互转化。另外，扩大消费信用实际上也带有扩大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性质。记者：为了充分发挥消费信贷的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当前要重点抓好哪些工作？张其佐：一是要完善个人住房和汽车的抵押贷款业务。以个人住房和汽车为主的消费信贷、投资信贷、生产信贷并称为三大信贷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比，我们差距较大，发展的潜力也大。二是增加新的金融品种。在大中城市，要适时开办电脑、钢琴、空调等大件消费品的分期付款的消费信贷，对城镇文化娱乐、旅游、教育、体育等消费也可搞消费信贷；在农村，要及时开办农用车等农机具和电视机、洗衣机的消费信贷业务。同时，要大力发展银行卡的个人消费信贷，有条件的居民可以开办个人支票帐户存款。三是加快发展地方性、互助性的中小金融机构。四是构筑新型的消费信贷体制，抓紧消费信贷的立法工作。五是为开展消费信贷寻求新的融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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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13卷 第1期科技期刊热障涂层残余应力的相移云纹法测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史训清** 聂景旭 张学仁【摘要】 本文针对的热障涂层(TBC)的细微结构和微小变形特点，提出了一种新的 高精度的相移云纹图像处理实验技术，把它同释放法相结合，利用高温云纹光栅，对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EB-PVD)热障涂层的残余应力分布进行了测试研究，并与其它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主题词： 热障 涂层 残余应力 相移 云纹法分类号： V416.4１ 前 言随着航空发动机向高性能方向的发展，对航空构件的温载承受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世界上先进航空发动机涡轮前进口温度已超过1437℃)，热防护问题已成为航空发动机向高性能方向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传统的改进高温合金材料提高熔点，优化冷却流路，改善冷却方式等诸多降温保护方法也都基本趋于成熟，进一步发展已受到一定限制。热障涂层技术是目前正在发展的新的热防护技术，其基本思路是：在热端部件上喷涂一层很薄的隔 热陶瓷膜，使航空构件本体在较低的温度下工作。已有成果表明［1］：这一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可获得高达167℃的温降，这相当于过去二十年里采用改进合金材料方法获得收效的总和。因此热障涂层制备工艺、力学特性、质量评价等问题正成为航空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残余应力分布是评定热障涂层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准确而有效地测定热障涂层中的残应力分布规律又将为涂层制备工艺优化和涂层使用特性失效机理及寿命预测分析提供理论依据。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高精度的相移云纹干涉技术，对目前正在发展的一种新的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EB-PVD)工艺所制备的、ZrO2陶瓷膜/Cu金属基涂层的、热残余应力分布了测试研究。图1 EB-PVD涂层膜的σR-T-ε２ 残余应力的特性及测试原理由图1可见，涂层膜中的残余应力由喷涂温度Tc向室温Trm沿着路径Ⅰ冷却的过程中其变化是非线性的，所以直接测量应力是困难的。残余应力的独特特征就是处于亚稳态，所以在解除约束的情况下就可使残余应力得以释放。所谓释放就是在室温下解除试件某处的约束条件使残余应力沿路径Ⅱ按线弹性规律释放而使该处变为无应力状态，从而可以通过测量残余应力释放而产生的残余应变来确定它。如图2(a)，对涂层而言，其长度和宽度远大于厚度，可认为其残余应力沿厚度方向上的非自由边界区是均匀分布的，应力为位置的函数。根据残余应力自平衡条件，可知厚度方向的残余应力分布规律如图2(b)所示。如果叠加一个大小相等符号相反的应力分布(图2(c))，在满足边界自由条件的情况下，将试件沿A-A截面切开，根据弹性理论有σsR所引起的形变为εx和εy，则A-A截面的残余应力为σy，分别用(1)和(2)式表示：εx=u/x ， εy=v/y (1)σy=E(εy+μεx)/(1-μ2) (2)式中：E为材料的弹性模量，μ为泊松比。图2 (a)试件尺寸图(b)A-A截面厚度方向上的残余应力分布(c)A-A截面厚度方向上的叠加应力分布3 相移云纹干涉理论图3 相移云纹干涉光路云纹干涉法是全场实时观测直接获得面内变形场的高灵敏度方法。图3为双光束对称入射云纹干涉光路，两束对称入射光波A和B以入射角θ(sinθ=λ/p，λ为入射光波波长，p为试件栅节距)照射到一个平整的表面制有衍射光栅的试件上。其正、负一级衍射波A′和B′均沿试件栅法线方向出射。如果试件栅十分规整，试件也未受力，则两个正、负一级衍射波A′和B′可视为平面波，试件受力变形时，平面波A′和B′变为和表面位移有关的翘曲波A″和B″：A″=A exp｛i［ψa+φa(x,y)］｝ ， B″=A exp｛i［ψb+φb(x,y)］｝ (3)式中：A为振幅，初始位相ψa和ψb皆为常数。φa(x,y)和φb(x,y)是由φa(x,y)=2π［w(x,y)(1+cosθ)+u(x,y)sinθ］／λφb(x,y)=2π［w(x,y)(1+cosθ)-u(x,y)sinθ］／λ (4)两束衍射波前A″和B″经过成像系统后在相平面上干涉叠加光强为：I(x,y)=(A″+B″)(A″+B″)*=4A2cos2［δ(x,y)+α］/2 (5)其中α=ψa-ψb为常数，δ(x,y)为试件变形后两束翘曲波前的相对位相变化：δ(x,y=φa(x,y)-φb(x,y)=4πu(x,y)sinθ/λ (6)显然只要测定δ(x,y)，就可由(6)式求得位移场u(x,y)。但由于切割释放法变形小，应变梯度大，造成变形信息提取困难，为此引入相移法。相移法是直接测量各点与位移场相关的位相差的方法［2］，可弥补这一缺点。考虑到照明不均匀性及杂散光等因素的影响，可将(5)式改写为：I(x,y)=I0(x,y)+A(x,y)cos［δ(x,y)+δi］ (7)其中：I0(x,y)为背景光强，A(x,y)为云纹图的振幅函数，δ(x,y)为相位差，δi为任一相移。利用某一入射光波光程的变动，可摄取4幅不同相移δi(i=1,…，4)的云纹图。取F42=I4-I2，F31=I3-I1，解联立方程有：δ(x,y)=tan-1［（α42F31-α31F42）／β31F42-β42F31］ (8)其中αmn=cosδm-cosδn ， βmn=sinδm-sinδn (9)式中：mn取值为42和31。由(8)式可见，相位差为若干幅有相移的条纹图的光强表达式，只要测出各点在不同相移下的光强就可算出其相位差，同时(8)式是一个通式，可取任一满足精度要求的相移。本文取相移为0，π/2，π，3π/2。因为π/2相当于1/4节距，再加上放大率，相移可使云纹干涉法的测量精度提高一个量级以上。４ 实验过程及结果4．1 试件制备利用电子束―气相沉积技术(EB-PVD)，在康铜基上喷涂一层ZrO2陶瓷涂层制成金属基／陶瓷膜涂层试件。如图2(a)。为了避免残余应力切割释放时造成光栅的烧蚀，本文在涂层表面制作一耐高温光栅(800℃)。其工艺过程(如图4)是：首先在试件表面镀一薄层(1 μm)耐熔金属膜M1，然后置于全息制栅光路中制作光刻胶光栅［3］，最后再在上面镀一薄层(1 μm)耐熔金属膜M2，洗去光刻胶，即得到由M1和M2构成的高温光栅。光栅频率为 1200 l/mm。图4 高温栅制作工艺流程：(a)镀膜M1；(b)制光刻胶光栅；(c)镀膜M2；(d)洗去光刻胶4．2 实验结果利用陶瓷切割机沿A-A截面(图2(a))将试件切开，当试件降至室温时，切割温度所引起的光栅变形将恢复，所以光栅的变形仅为残余应力释放而引起的变形 ，把试件置入图3所示光路中，利用相移云纹干涉技术测量残余应力释放而产生的残余变形如图5，利用(1)和(2)式即可求出A-A截面上的残余应力分布(如图6)。实际上，残余应力的测试方法有多种，一般可分为两大类：有损检测(层移、盲孔)和无损检测(磁、声、射线)。盲孔释放法是一种最常用的残余应力测试方法，但由于热障涂层很薄，盲孔的深度很难控制。目前采用的电阻和传感器控制深度的方法精度都不高，并且仅在较厚的涂层(≥1 mm)中有实验结果［4］，并且精度也比本文方法低一个量级。磁测法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方法，它可以测定结构表层及内部的残余应力状态，但仅适于磁性材料，对本文所讨论的热障涂层这种弱磁性和无磁性陶瓷试件显然不适用。声弹性是测量残余应力的一种有效方法，但首先必须解决关于塑性、非均匀性、热导因素对声弹性测量的影响等问题。其应力灵敏度与热弹性和光弹性相近。文献［5］认为它在薄试件(≤0.5 mm)中存在测量盲区，无法获得相应的回波信号。X射法对晶格的结构和晶面的间距都有特定的要求。材料内部的各种缺陷(位错、夹杂、空穴)及晶界 的反射都将影响测量。并且射线辐射对人体的危害，图像质量、识别，无应力、无缺陷状态图像标定等问题都使得其在薄涂层残余应力测量中应用产生较大的困难。图5 典型的相移条纹图(a)u场(b)v场图6 EB-PVD涂层A-A截面上的正应力分布５ 结 论实验结果表明：在电子束―气相沉积制备涂层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热残余压应力还是比较大的，且沿A-A截面不均匀分布。这是由于气相材料在空间以锥状向基底沉积，使得沉积涂层膜厚度和温度场的不均匀而造成的。所以残余应力的大小与涂层／基底弹性常数失配、结构组合形式、蒸发源、喷涂压差等因素有关。实验还表明：相移云纹干涉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高精度的热障涂层残余应力测试方法，可以用于实际热端部件热障涂层的残余应力测试。男 31岁 博士后 副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405教研室 100083参考文献1Sheffler K D.Current Status and Failure Trends in Turbine Applicationof Thermal Barrier.ASME Journal of Eng. for Gas Turbine and Power,1988,110:6052Sulivan J L.Phase-Stepped Fractional Moire.Exp.Mech.,1991,31:68-733Czarnek R,Wu J J.High-Temperature,High-Sensitivity MoireInterferometry.Exp.Tech.,1993,17:29-334付承诵．搪瓷玻璃―钢层板残余应力的云纹干涉法和有限元分析．第七届实验力学学术会文集，1992：414-4175周辛庚，姜云涛．激光超声无损检测的实验研究．第八届实验力学学术会文集，1995：690-6931997年6月收稿；1997年9月收到修改稿。（责任编辑 王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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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2912 【原文出处】纵横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12 【原刊页号】4-15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 作 者 】宋黎 【复印期号】199702 【 标 题 】西安事变前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回忆 【 正 文 】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我在东北大学念本科仅１８天，不久，东北全境沦陷。眼见依靠提倡教育、振兴实业和鼓动东北军抗日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我不由得怒火中烧。为了不当亡国奴，我与张希光、张金辉结伴流亡北平，寻求救国之路。严酷的现实使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收复失地，不能依靠当权者，只有依靠人民武装才能反抗日本侵略者。为此，从１９３２年初到１９３４年５月，我曾先后两次返回东北参与宣传动员群众、联络东北军旧部、组织抗日义勇军等活动。１９３４年５月，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回到北平，复学于东北大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更加自觉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时，我和姚依林、郭明秋、黄敬等共产党员进行了具体的组织工作，直接指挥了这场震惊中外的抗日救亡运动。应张学良将军邀请赴西安宣传抗日救国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引起了当时远在西安身兼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的重视。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末，他致电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北平学潮未息，请将主动分子名单开来，并促其来陕一谈。”我们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接到电报，立即开会讨论，一致认为身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称爱国学生运动为“学潮”，直呼学运领袖为“主动分子”，显然是一种敌视的态度，因此拒绝派学生代表去西安。不料，王卓然却背着我们，组织四五人的学生代表团去了西安，我们得知后，立即电告张学良：去西安的学生代表是伪代表，不能代表东大学生。张学良接电后再次致电王卓然：“请邀主动分子，促其来陕一谈，弟实善意。”我们救亡工作委员会研究认为，这份电报的语气虽有缓和，但和第一份电报没有本质区别，从而再次加以拒绝。张学良将军见两次电报均遭冷落，便知学生对他尚心存疑虑。为了表示诚意，遂派其军法处长、原东北大学法律学教授赵翰九为私人代表，携款千元专程来北平慰问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东大学生。在欢迎赵翰九的大会上，我代表校救亡工作委员会作了关于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和东大学生抗日救亡工作的报告。欢迎大会临近结束时，由于混在学生中的特务和个别落后学生制造事端，捣乱会场，赵情急之下携款返回西安。几天后，张学良将军发来第三封电报：“请学生派民主代表来西安。”至此，我们认为：张连续三次来电，并派人来北平，似诚意相邀。在这种情况下，我便积极向党组织建议派正式代表去西安。党组织出于学运工作的考虑，认为我不宜作为代表去西安。但在校救亡工作委员会讨论时，大家一致推举我和韩永赞、马绍周为代表。党组织权衡利弊，终于同意我去西安，并要我见机行事。１９３６年１月底，我们三人到西安，被安排在“西北剿匪司令部”用于招待高级文武官员的西北饭店住下。因张学良将军临时去南京开会，我们便利用这段时间把在列车上商定的汇报内容整理出一个正式的意见书，并将带来的抗日宣传品和照片一并附上。意见书主要谈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二是如何办好东北大学，培养抗日人才，三是东北军应枪口对外，团结抗日力量，打回老家去。我们三人一住进西北饭店，便发现有人探头探脑，监视我们。一次，我索性拉住两人家伙，厉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他们便掏出国民党西安公安局的特务身份证。我冷冷地正告他们：“我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你们想问什么，看什么，找‘总部’去。”特务只好悻悻而退。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我们三人商定，不能在特务的监视中坐等，要争取主动，开展宣传，让外界知道我们的身份和来历。当时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的车向忱、卢广绩、高崇民等东北社会名流正好均在西安，我们便前去拜访，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有关东北军和张学良的情况，获益匪浅。经过一番准备，我们决定求见时任“西北剿匪司令部”秘书长的吴家象。不想在警卫通报后，吴丢出一个条子：“在张副司令未发落前，不予接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毫不退缩，并约法三章，即主张抗日不动摇；坚持原则不妥协；生活朴素，按学生伙食标准就餐。尔后，我们又到“西北剿匪司令部”办公厅找少将主任、西安东大校友会召集人洪舫，要求校友会召开大会欢迎东大学生代表，洪舫当时接见了我们，却不同意召开欢迎大会。我们决计到学校进行抗日宣传，先从车向忱任校长的竞存小学借来一台油印机，连夜赶制宣传品分发出去，随后来到群众基础较好的西安师范学校，遭到校长拒绝。理由是：“勘乱时期，不宜开大会”。但西安二中校长罗端先却为我们召开了２０００多人的欢迎大会，可是会后不久，他就被撤职。我们一怒之下便找到西安绥靖公署，状告教育厅。在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的引荐下，时任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将军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他待我们为上宾，真诚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张副司令不在家，你们可以先在西安参观参观。”我向杨虎城将军详细介绍了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阐述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道理和人民对抗日的迫切要求，杨将军听得津津有味，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饭后，他执意请我把对他讲的一席话给他的参谋长讲讲，我说您跟您的参谋长讲讲就行了，我尚未见到张副司令，不好对部队讲话。接着，他又亲自带我们来到公署礼堂。原来，他是想利用“总理纪念周”的机会对他的军官们进行抗日思想教育。我的这次演讲取得了一定效果，使学生抗日运动与军人武装抗日运动相结合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两周后，张学良将军回到西安，马上接我们到他的公馆，一见面即问：“谁是宋黎？”我回答后，他说：“你们来得好，到这里做了不少好事”，随即便同我们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三天之内，我们共作了五次长谈，彼此间就“一二・九”学生运动，如何办好东北大学，团结抗日力量、促成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张学良将军还直率地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还说：“你们不要怕，我这个人不怕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要怕我。”他一再表示：东北青年、东北人民、东北军首先应该团结起来，准备打回老家去！临别时，他嘱咐我们三人就留在西安帮助他开展联共抗日工作。奉张学良派遣回北平营救东大被捕同学１９３６年２月末，一天，张学良将军召我们到他的公馆。他手拿一张电报，正在室内踱步，见到我们，扬扬手说：“方永蒸院长（东大文学院院长）来电：北平当局对学生大逮捕，东大被捕去４０多人。”“那得赶快营救啊！”我们焦急地说。张默然不语，继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他果断地说：“你们暂时不要回北平，回去有危险。宋黎，有你的通缉令，你更不能回去！现在北平情况不明，待弄清情况后我再通知你们。”我们刚回到西北饭店，韩永赞就收到他爱人徐伯麟（也是东大同学）用隐语写的信，我们从信中悟出北平发生了对学生的大逮捕，经商量，决定先回一人摸清情况。当天，韩永赞便离开了西安。几天后，张学良再次把我和马绍周接到他的公馆，他心情沉重地说：“现在局势紧张，我给宋哲元、刘哲发了电报，均未接到回电，据说宋哲元准备杀８个学生，其中有东大的，不知确否？事不宜迟，你们从我的‘总部’里选一个适当的人去北平看看。我考虑后对张说：“‘总部’内的东大校友离校已久，跟现在的东大同学不熟悉，还是我们自己回去看看为好”。张许久没有作声，突然问我：“你认不认识邵文凯？”我答：“不认识，也没见过。”只见他的脸上泛出一丝微笑，“可以考虑你回北平去，我给你写封信，你拿信去见邵。”说完，便提起毛笔给邵写了一封短笺。邵文凯原是东北军驻北平的宪兵司令，东北军撤离北平时，宪兵司令部留驻北平，邵仍任宪兵司令，归属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张学良给邵的信这样写道：“东北沦陷，我有责任，对家乡子弟要更加爱护。特派秘书宋梦南全权代表处理学生问题。”信封的背面特别注明：“不见本人不交信”。张学良把信封好后对我说：“如果学生没问题，就地释放；假如有问题――已判刑，在北平释放有困难，带回西安释放。”他叮嘱我：“你先见邵文凯，办完营救学生事情后再去见王卓然，我不给他写信了，你向他转达我的上述意见就行了。在北平若遇到麻烦，立即电告！”我辞别了张学良，向马绍周交待了一下，便连夜乘火车离开西安。别离两个多月了，我虽然很想见到患难与共的同学们，但为防备走漏消息，到北平后，我没有贸然回校，而且悄悄把地下党员、东大同学张坦之找到我住的旅馆，并由他帮我借了一件棉袍装扮成秘书模样，租了一辆汽车，两人直奔戒备森严的北平宪兵司令部。我们约好，如果我过了时间不出来，他可先走，电告张学良。那天是星期天，邵没在司令部，我向他的秘书说明了我的身份和来意。秘书让我把信留下，我让他看了信封背面的字，他把信又还给了我，并约定了次日会见的时间。次日，张坦之又陪我去宪兵司令部，邵文凯迅即接见，满脸陪笑，看完信后，故作姿态地说：“我对不起张副司令，让他老人家操心了！”我说：“张副司令很关心他的学生，不知他们怎样了！”邵连忙说：“东大被抓的４３名学生，我立即就地释放，请转告张副司令放心！”接着他振振有词地说：“这些学生没问题，就是闹得厉害。我派了三个侦缉队员，他们给我挖出两个，就剩了一个在厨房里。学生进了监狱，闹得更凶了，我们给他们每个人都戴上了脚镣手铐，压压火……”为促使邵文凯立即释放被捕同学，我试探性地问邵：“听说宋哲元要杀８个学生？”邵摇头晃脑地拖着长腔说：“没说要杀，学生们闹得太凶了，宋哲元很生气。开会时他很为难地说：‘东大学生闹得太厉害，张副司令又是他们的校长，我能怎么办？’我说交给我办吧，宪兵司令部承担这个责任。”我刚刚放下心来，邵文凯又发狠地说：“现在抓了些学生，可还没有抓住头。头子是宋黎，他是共产党，听说在西安，请你转告张副司令，务必把他逮捕！另一个是邹素寒，他已潜往上海。”我听了这话，心里极其愤怒，但为了大局，还得应酬：“回去后定为转告。”午餐时，邵还问起张学良的生活，我都有问必答，邵当真以为我是张学良的心腹，因此更加套近乎，说：“逮捕学生非我所愿，而是王卓然办学无能所致，务请回去后在张副司令面前代兄弟美言几句。”我暗暗冷笑，应酬一番，便迅即告退。我从宪兵司令部出来时，张坦之正坐在汽车里焦灼不安地等待，我随即悄悄地告诉他，东大厨房里还有侦缉人员，速转告“东大学生救亡委员会”。当天下午，我驱车到中南海王卓然家，王早年留学美国，是张学良的幕僚。由于他在南京政府里有门路，能要出钱来解决办学经费，所以被任命为东大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王卓然见到我劈头就问：“你见到邵文凯了吗？”这使我不胜惊愕，接着他又添一句：“邵文凯说你这个人的胆量可真大！”可见他们已通过话。王还问我：“张校长有信给我吗？”我答：“没有写信，有口信”，我随即转告，他听罢则自言自语道：“张校长转变了，我跟不上了，做了既得罪学生又得罪校长的事情。”我们正谈着，门铃响了，忽听外面人声嘈杂，一位男仆叩门而入，向王禀报：“外面有人要捕这位客人，说在你家里不便捕，出去就捕。”王显得心神不宁，在客厅里转来转去。见此情景，我单刀直入地说：“请你给张校长打个电报，说我在你家里遇到了麻烦。”王一听这话，赶忙说：“你是张副司令的秘书，又是全权代表，邵文凯敢把你怎么样！我去见他。”过了约个把小时，王卓然回来说：“邵文凯讲，北平正在搜捕你，你却只身回到北平，你胆量也忒大了。邵说，你还是早回西安为好，在北平呆久了容易出事，还得派人保护，万一出了问题，就更对不起张副司令了。”我则想，出去后吉凶难卜，便对王说：“你这儿最安全，今晚我不走了。”第二天一大早，王用自己的汽车送我离开了中南海。这次北平大逮捕，是早有预谋的，致使北平学生运动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但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北平，在完成了营救被捕学生的任务后，又设法找到了北平学运领导人黄敬，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带我来到东城盔甲厂１３号斯诺家中。斯诺夫妇非常赞赏学运中涌现出的中国热血青年，我们之间业已有着深厚的友谊。在斯诺家，我与黄敬互相通报了西安、北平的局势和学运情况，最后，黄敬表示：“你在西安工作很有成绩，西安形势大好，大有作为，以后需要人给你派去，有什么问题及时写信来。”并一再告诫：“你在北平太危险，快回西安。”不久，东大被捕同学全部释放了。我回到西安后，即向张学良将军作了详细汇报，他表示很满意。我还提到王卓然与邵文凯互相勾结，镇压东大同学，要求撤王的职。张学良思索良久，最后表示同意，他说：“关键得有合适的人选，第一要进步，有名望，跟学生合得来；第二得有真才实学，第三要有钱，假如南京政府不发经费，他也能继续办学。”张并要求我们据此物色人选。后来，他提出：“周鲸文行不行？你们若同意，就让周鲸文去。”第二天，我便同周进行了接触，感到周对学运表示理解和支持，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便立即向东大党组织作了汇报，党组织也表示同意。张学良遂决定任命周鲸文为东大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于１９３６年暑假就职。建立中共东北军党的统一组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把王卓然吓破了胆。为了推卸责任，他极力主张把东北大学迁到西安，让学生在张学良眼皮底下读书，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坚决反对迁校，并印发了《反对西迁宣言》，反对迁校与主张迁校的学生之间为此还发生了摩擦。我在来西安之前，也是反对迁校的。到西安后，耳闻目睹的事实使我逐渐认识到，争取东北军由“剿共”转为抗日是发展壮大西北抗日力量的关键。如果能把东大迁到西安，办成抗日的大学，为东北军培养人才，使学生运动与武装抗日运动结合起来，将大大加强西北抗日力量。我通过跟张学良的一段接触和交往，确信其抗日决心之后，便向他提出了这一想法，得到了他的赞同。我于是便致信东大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建议东大迁来西安为好。同学们为此议论风起，各持己见。救亡工作委员会为了弄清原委，遂派程光烈、佟剑琴来西安找我，我便耐心地向他俩说明缘何当初反对迁校、现在又为何主张迁校的道理，尔后，我又请杜斌丞、王以哲等人同他俩座谈，晓以迁校的必要，终使他俩高兴而返。不久，东大工学院迁来西安。从１９３５年冬到１９３６年春，我和刘澜波、苗ｂó＠①然、刘鼎等共产党员以及车向忱、卢广绩、高崇民等爱国民主人士先后来到西安，利用各自社会关系，采取各种形式，在东北军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出组织学生代表团到东北军中宣传抗日的建议，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赞成，张学良也表示支持，并拨助３００元钱和一辆大卡车，为了造声势，我们赶制了一面大红旗，上书“东北大学、东北中学联合代表团”。正当我准备率团出发时，张学良的副官找到我，神秘地说：“张副司令从洛川来电，要你立刻去洛川！”我寻思：两天前还见到张校长，他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洛川，一定是有要事。我遂决定由东大同学景全丰率代表团先行出发，然后便乘张学良的专车驶向陕北洛川。原来张学良自从萌发联共抗日的念头之后，就一直寻机同共产党接触。１９３６年２月，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七师六十九团团长高福源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主动要求回去说服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从而促成了３月３日张学良、王以哲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并商定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与张再次商谈。我到洛川后，张学良并没有马上接见我，而把我安排在一个磨房后院住下来，吃饭都有专人来送，以防走漏消息。其间，王以哲将军来看我几次，一天晚上，趁房间里没有人，我急问王以哲：“王将军，副司令召我来干什么？”他却笑而不答，且走到墙前用手神秘地在墙上画个图，意指延安，然后低声说了句：“有重要任务。”往下就打住不说了，转而问了些吃住情况便悄然离去。我在焦急中等待了十几天，一天信步走出了房门。当我来到前面院子一个网球场时，忽见张学良正在打球，他几乎同时也发现了我，便走过来，说：“等急了吧！我正要找你，接你来洛川，原想让你同红军谈判，现在周恩来亲自来了，这样我得出面。”４月９日，周恩来、张学良肤施会谈，达成了团结抗日的８条秘密协议。肤施会谈后，张学良指示我换上东北军的军装，以他秘书的身份直接去视察前线部队。在王以哲将军的具体安排下，我先后在六十七军的三个师和一○五师的两个旅，通过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等方式了解官兵情况，２０多天后我回到西安，并立即会见了刘澜波。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东北军西北“剿匪”总部四处科长。他曾以东北军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的秘书身份为掩护，在骑二师建立了党的工委，是最早与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１９３５年东北军入陕，黄显声任骑兵军副军长，刘澜波更加积极地开展统战工作，使骑兵军成为当时东北军中唯一没有同红军发生摩擦的部队。我１９３４年即与澜波相识，在去洛川之前，我俩进行了一次长谈，都认为此时的形势对我党在东北军中开展工作极为有利，有必要把东北军中党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领导，澜波为此决定去北平向北方局作一次汇报。这次一见面，澜波就高兴地告诉我：北方局已同意我们的意见，决定建立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设委员３人，指定澜波任书记，苗ｂó＠①然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东工委的工作方针是：团结、改造东北军，增强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早日走向抗日战场上来。澜波还告诉我：东工委暂归北方局领导，由柯庆施负责。我则向澜波介绍了考察前线部队的情况，认为东北军官兵有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但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还有糊涂认识，政治素质、军事素质较差，营、连级军官更是薄弱环节。为此我已向张学良建议办一个陆军学校，以培养一批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中下级军官。澜波赞成我的建议，称：“这是给东北军注入新血液的一着好棋”，并指示我再写一份报告给张，把办陆军学校的想法说得详细一些。７月的一天晚间，张学良找我商谈办军校事宜，他说：“这个主意很好，只是军校一向都由中央来办，我们办，南京政府不会批准，我想还是办个学生队，放在卫队二营，学生学当兵总还是可以的吧！这样既办了军校，又让南京说不出话来。”我则向他建议：“学员政治素质必须保证，不然就难于在短时间内培养成抗日骨干，因此还是从“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中招收为好。”他表示赞成，并强调说：“最好是流亡北平的家乡子弟，还可以从东北军中抽调一些年轻有为的青年。”具体办法让我找应德田和孙铭久商量。辞别张学良后，我即向澜波作了汇报，澜波高兴地说：“这件事由你来办两全其美，既可以保证党对学生队的领导，张又满意。”于是我便致信东大党组织和北平学联的董毓华，着手招收学员，报名相当踊跃。郭峰、谷牧等一批党员经过党组织的批准被列入第一批。第一批学生队（后称学兵队）共１１０多人，于８月下旬来到西安，被编为学兵队第一连，１０月、１２月又来了第二、第三批，学员共３７０人，都住在西安东城门楼。学兵队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为争取改造东北军而组织的一支革命力量，是共产党用合法形式在国民党统治区培养革命干部的一次大胆尝试，队长康鸿泰、队附于维哲均是共产党员，共设４个支部并组成党总支，总支书记是张折，副书记是侯晓岚。学兵队除学习军事外，还主修政治课，内容有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抗日救国斗争史和现状、苏联革命、红军斗争史和现状等。为保证授课质量，北方局、东工委先后选派孔祥祯、魏文伯、李梦令、张寒晖等一批专职政治教官来学兵队任教。特别使我和学兵队员难忘的是，学兵队引起了远在陕北的毛泽东的关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５日，毛泽东电示我党从上海派到西安做张学良工作的刘鼎：“学生队的教材可请理治（朱理治）编，教员由南（南汉辰）波（刘澜波）找平津同情分子担任。”尽管学兵队中，党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但党的工作仍然开展得有声有色。从９月开学到１２月“西安事变”，学兵队的党员从２０多人一下子发展到２００多人，这些同志后来大部分到东北军各部队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为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战场披肝沥胆，舍生忘死，许多队员还直接参加了“西安事变”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活动。直接领导东工委的中央特派员朱理治后来说道：“学兵队的党组织对东北军党的发展起到了‘母机’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前奏曲――艳晚事件东工委按照党中央确定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不仅配合了党中央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同时还促进了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这势必触犯了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为其不容。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９日，我在西北饭店住处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长申伯纯的电话，他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要采取行动，情况危急。我放下电话就让马绍周速到西北“剿匪”总部政训处（蒋介石为控制东北军而设立的特务机构）找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马刚出门即被守候的特务逮捕，３名便衣接着就闯进我的房间，将我以及前来找我研究工作的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的曹富琨一起逮捕。一出房门，特务的小头目便对守在院里的特务宣布：“共党要犯宋黎抓住了，不许走漏风声，来一个抓一个。”我拿定主意不让特务们得逞，便紧紧抱住身旁一根大柱子不走，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住他！”抓我的三个特务分出一个去抓车，剩下两个拖不动我，三个特务只好一起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才乘机脱身。到了大街上，厮扯中我又抱住一根电线杆大喊：“土匪绑票！土匪绑票！”忽然我发现只有一个特务在押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趁机挣脱，飞快跑走了，大概特务们怕跑了一个再跑一个，没敢去追，便集中力量抬我直奔省党部。绝望中，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一支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我趁机又继续高喊：“土匪绑票！土匪绑票！”骑兵们翻身下马，不容分说，先把特务们的枪缴了下来。一个军官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人！”特务的小头目立即亮出牌了：“我们是省党部的，是奉蒋委员长命令捉拿共党要犯的，赶快让开！”我赶紧申辨：“我不是共产党，而是张副司令的秘书。”那军官一听这话，心里立刻明白了八九分，便伸出手向小头目说：“既然捕人，把逮捕证拿来看看。”“没带来”，小头目不屑一顾。“没有逮捕证，怎么能随便抓人！”军官的声音严厉起来。“不信？不信跟我到省党部问问！”特务也不示弱。“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他说你们是土匪，我们管不了这么多，带走。”军官一声令下，“都上交给杨主任处理。”走到西北饭店门前，我想：何不进去给张学良打个电话。特务一听，慌忙制止：“不行！你想借机逃跑。”军官却表示同意。在特务的监督下，我要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副官，我气愤地将事情经过叙述了一遍，并请张学良保护西北饭店的学生。“张副司令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请你放心。”原来车向忱在西北饭店脱身后跑去报告了张学良，这是后来知道的。到了宪兵营部，一个排长对特务说：“我证明这个人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是张副司令请来的。”特务蛮横地说：“宋黎是共党要犯，对他要立即搜查。”说着就要动手。宪兵营的军官见特务到了自己的地盘还这么嚣张，便厉声喝道：“住手，你算老几，这是我们宪兵营，要搜也轮不到你”，军官说着便动手把我兜里的东西掏出来，让士兵包好。不一会儿，宪兵营营附谢晋生（中共地下党员）领了杨虎城的旨意走进办公室，瞅着特务头子责问：“你们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也不同我们联系就随便抓人？还有王法没有？”特务自知理亏，便说：“好吧，我们回去办手续，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宋黎可是蒋委员长下令逮捕的要犯，不能让他跑了，也不准把他交给任何人！”谢晋生巴不得他们快走，好拖延时间，再计议下一步，便说：“那你们就去办吧，办妥了再来提人。”特务一走，谢晋生就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刚才搜出的东西都在这，有碍事的马上处理掉，他们回来还会要。”我坦然地说：“没什么要紧的东西，主要是张、杨两将军和一些军长、师长的名片，是我做挡箭牌用的。”“那就好，另外还得审讯你一下，留个口供，应付省党部，主持审讯的人你认识，一会就来。”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来了，我一看原来是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成员李木庵，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然后按一问一答的形式记录在案，我按了手印，李叮嘱我记住口供，便匆匆离去。李木庵走后，申伯纯来电话说：“你的事张副司令、杨主任都知道了，你在宪兵营很安全，不要急，稍稍委屈一下。”我正静心琢磨怎样对付特务的审问，忽听外面脚步杂踏，我刚站起，门便开了，孙铭久威风凛凛地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闯了进来，向屋子扫了一眼，便说：“快走，张副司令命我来救你。”我没想到张校长为救我竟动用冒触犯蒋介石的风险，而且行动如此迅速，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事后得知，我刚被接走，省党部两辆卡车载着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地也开进了宪兵营，持省党部公文提人，值班的讲，张副司令把人提走了。他们不相信，一再索人，并向宪兵营反要提人的证据。宪兵营一面跟特务周旋，一面火速派人去张公馆补办提人手续。张学良亲笔给十七路军宪兵营写了手令，应付过去。在这之前，张学良还派参秘室的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之手，关去后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张学良为此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我被接到张公馆时，张学良正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这次行动。我在楼下客厅等候不到半小时，张进来对我说：“你被捕的情况我全部知道了，这件事不能小看，这是南京方面看不起我们，欺人太甚！刚才我开了个军事会议，要把被捕的人救出来。城里我的兵力少，只有一个警卫团，而国民党有三个团。为防止意外，我已下令从王曲调一○五师一个步兵团急行军进城，宣布戒严，调晏道刚到公馆谈话（晏是“总部”参谋长，蒋介石的亲信），防止他采取行动，这样部署，你看怎样？”我看张将军准备跟国民党公开干了，非常高兴，为促使张更进一步公开走向抗日，就加一把火说：“张校长是这里的代总司令，他们逮捕您的学生和职员，竟不通过您，这不是无法无天吗？要干就大干，越大越好。”张将军不露声色地看了看我，继续说：“我已命令今夜戒严，邵力子必来询问原因，他来后你到我的办公室去，听听他讲些什么。”果然，过了不久，侍卫大声报告：“陕西省政府邵主席到！”张随手把门虚掩上，来到外间客厅迎接。邵力子同张学良私交尚好，张对邵一向以礼相待。没想到邵一进门，张即一反过去礼让谦恭的常态，“省党部为什么背着我逮捕我的学生、秘书、职员？我是国民党中常委、“剿匪总部”的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即使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蔑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邵力子从未见张学良发这么大脾气，也从未见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连声说：“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实是不知，我查明后马上报告。”当时我在里屋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暗暗叫好。邵力子告辞后，一○五师步 团在谭海副师长的率领下跑步进城，实施戒严。张学良马上命令谭海和孙铭久率卫队营包围查抄省党部，救出了关时润、马绍周，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３００多人名单。邵力子受命查明省党部捕人情况后返回张公馆，张学良让我再次去里屋避开。只听邵进门就高声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不过不是省党部办的，是南京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室奉蒋总裁令派人点名逮捕的，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栗又文。后来得知，不仅要捕人，而且命令捕到后立即押往南京，停在机场的飞机正待命起飞，只是由于我拒捕和张学良大动干戈，才未使他们的阴谋得逞，反而让省党部威风扫地。这就是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９日晚发生的事件，按韵目排列，这天是“艳”，因此被称为“艳晚事件”。次日，张学良发急电给蒋介石，申明：“２９日晚，陕西省党部不给学良知晓，也不经正式手续，擅自派出便衣逮捕去的马绍周等均系“剿总”职员，这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总部的行为。总部官兵当即群情激奋，学良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鲁莽之处，自请处分，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处”。与此同时，“剿总”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飞抵广州，向蒋密报张学良的大逆不道。此时，蒋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决定隐忍不发，他给张学良发去这样一封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自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处分一节，应免置议。”深知蒋为人的张学良知道蒋不会善罢甘休。为避免出现新的麻烦，他立刻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宣布我“失踪”，二是主动按照南京提出的捕人名单逮捕了马绍周、刘澜波、孙万发，押在军警督查处。栗又文因已去新疆，得已幸免。后来，张还特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以解释“艳晚”过失。我“失踪”后，被安置在张公馆东楼隐匿起来，一天，张学良问我：“刘澜波、孙万发是什么人，你知道不？”我开脱说：“刘曾是黄显声将军的秘书，是刘多荃师长本家兄弟，孙是杜重远先生介绍来的。”张学良说：“我看了他们的供词，刘、孙据理反驳，讲得好，马绍周讲得不好，军警督察处是东北军同国民党合办的，不安全。我准备把他们转到东北军军法处，处长是你的老师赵翰九，会关照他们的。”２０多天后，张学良告诉我：“蒋正忙于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官司基本结束了。你出去找找人，把刘澜波他们保出来吧。”我立即找到黄显声、车向忱等知名人士，将刘、孙、马顺利地保释出来。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至此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成为西安事变的前奏曲。“兵谏”前夕８月末，朱理治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来西安指导东工委工作，他首先向我们东工委领导成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赞成并支持东工委已着手进行的对东北军上层人士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目前的关键是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朱理治特别强调：东工委的工作要更有计划性和严密性，并扩大工作范围，如派巡视员下到各军、师、团中去，突击发展党的组织，进一步搞好东北军的上层与下层统战工作，这在当时对东工委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尔后的日子里，我和朱理治经常碰头，研究指导抗日救亡工作。为了帮助张学良抓好联共抗日的舆论工作，根据东工委的决定，我在这个期间还具体抓了《西京民报》的改组。张学良创办的《西京民报》，先期由国民党ＣＣ系分子赵雨时任主编，“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共产党的变节分子黎天才任社长。他俩均不按张学良的意图办报，为此，张决心予以改组，他委托我物色合适人选。时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的姚依林回信表示愿来西安办报，同时，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曾又推荐张兆麟任《西京民报》主编。张学良就此征求我的意见。张兆麟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中共地下党员，“一二・九”运动中燕大学生会主席。我与他早已相识，这当然是理想的人选。因此，张学良让我设法把张兆麟请来，就任《西京民报》主编。１９３６年１０月，该报新的编辑部组成，主要成员有共产党员张兆麟、何东辉，还有此后不久入党的刘克夷，以及外勤记者吴雪生。１１月末，共产党员魏文伯、陈翰伯也来《西京民报》工作，在报社内成立了党支部，陈任支部书记，这些都为东工委牢牢掌握这一舆论工具，使之实际上成为宣传我党抗日救国各项方针政策的喉舌，提供了有力保证。在贯彻落实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推动西北乃至全国抗日的过程中，东工委积极主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组织。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８日是东北沦亡５周年纪念日，东工委抓住“艳晚事件”后的有利形势，组织流亡西北的东北各界群众团体召开了万人纪念大会。我和车向忱、金锡如被选为大会主席，大会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收回东北失地，要求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应邀到会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我受大会主席团委托，庄严宣告将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以下简称“东救”），统一组织和领导流亡关内的东北各救亡团体的抗日救国斗争，这次大会成了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在东工委的有力领导和张学良将军的积极支持下，我们经过紧张筹备，于１０月４日在竞存小学礼堂召开了有１５０多人参加的“东救”成立大会，我同车向忱、刘澜波等被选为“东救”执行委员，这是当时在西安第一个公开成立的具有广泛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抗日救亡组织。为了加强党对“东救”的领导，“东救”内部成立了党支部，东工委责成我担任党支部书记。在“东救”正式成立前，我还受东工委委托，出面向中共西北特支的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通报了准备成立“东救”并公开活动的情况，并建议１９３５年就成立的由西北特支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西救”）也公开活动，双方协调开展活动，从而壮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西北特支赞同我们的建议。在东工委和西北特支共同领导下，“东救”、“西救”先后发起、组织了辛亥革命２５周年纪念大会、鲁迅追悼大会和杨虎城国民军坚守西安１０周年纪念大会。１１月，东工委书记刘澜波随黄显声赴五十三军帮助工作，离开西安，朱理治代表党中央指示我代理东工委书记。中旬，传来绥远傅作义将军率部奋起抗战，在红格尔图一带击溃日军、强行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人心为之大振。东工委和西北特支决定组织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战运动，我们还致电傅作义将军，表示誓为后盾。由共产党员张兆麟任主编的东北军机关报《西京民报》还发表了“东救”的《为绥东将士募捐启事》，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张学良还拿出３０万元交给“旅陕东北民众慰问绥远抗日将士代表团”成员苗ｂó＠①然，嘱其秘密转交前线将士，学兵队成员则集体绝食，并上书张学良，坚决要求赴绥远前线。然而蒋介石却亲往西安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剿共”事宜。在西北军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张学良先是给蒋写了情深意切的“请缨抗敌书”，接着又数次前往临潼苦谏、哭谏，但均为蒋所拒绝，迫使张、杨策定了捉蒋兵谏、逼蒋抗日的计划。对此，东工委和西北特支并不知情。眼见１２月９日就要到了，我们便开会决定由“东救”、“西救”和西安学联等发起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游行请愿行动，促使张、杨摆脱自取灭亡的“剿共”道路。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我们分析了西安的实际情况，认为西安总共只有几百名东迁来陕的东大工学院的大学生，其余都是中学生，人数少，斗争经验也不足，盲目硬拼是经不住反动派的疯狂镇压的，所以应当稳步前进，以教育群众、锻炼群众为主。在行动之前，应先组织学生、群众到街头宣传演讲，试探一下警、宪、特的反映，再采取行动，大家一致通过了这一方案，并决定在此期间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讨论起草向蒋介石请愿的万言书。会后，我侧重在我所联系的东北军、“东救”、东北大学工学院、竞存小学和东望小学做深入发动和组织工作。三天的街头宣传并未受到阻拦，指挥部遂决定１２月９日早８点，各校出发到革命公园集合，召开请愿大会，由西安学联主席李连璧公开出面指挥，其他领导成员则插入队伍中进行暗地指挥。８日晚，我去张公馆请张学良同请愿的学生见见面，以表示公开支持。张学良先是一愣，沉思片刻后为难地说：“蒋委员长就住在临潼，在这个时候我不便出席，还是派一个人出面吧！”开始我满以为他会欣然同意，如此态度使我颇感意外。张学良接着说：“你们发动学生游行请愿要求抗日，这是好事，但这势必会激怒蒋委员长，会遭到镇压的！”我说：“校长有军队，可以保护学生。”他低下头，在屋里踱起步来，好一会儿才缓缓地呼出一口长气：“他们要镇压就会先开枪，我有军队也难保护啊！”这时他抬起头，直视我加重语气说：“你们的学生运动，可不要影响我的运动啊！”这一反常的表示更使我心里犯疑，但又不便多问，便告退。当我的脚步刚踏出屋门，只听张学良追出一句话：“明天游行，你不要走在前头！”我赶回指挥部时，指挥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原来游行请愿的时间、集合地点失密，特务们已经制定了破坏措施。指挥部决定：９日游行请愿不变，各校出发的时间提前１小时，集合地点由革命公园改在“剿匪总部”南院门广场。９日上午１０时，摆脱警察、特务拦阻的西安各校学生及群众近两万人向“西北剿总”、绥靖公署、陕西省政府请愿，提出立即撤销“剿共”计划、动员全民抗日等要求，具有“一二・九”斗争经验的东北大学工学院学生在李正风的率领下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进步力量占优势的西安师范、西安高中学生排在队伍的中部和尾部，２０００多名纠察队员分散在队伍中，百余辆自行车组成的交通队负责通讯联络，东北军学兵队和十七路军宪兵营以维持秩序为加紧随便队伍两侧前进。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杨虎城为保护学生而采取的折衷办法。游行指挥部在请愿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决定向蒋介石的住处――临潼进发。此时，蒋一面在灞桥布下重兵，一面急令张学良制止事态发展，否则“格杀勿论”。张学良接到这一命令后，惟恐学生们吃亏，急命副官到游行队伍中找我，以劝说同学们返回。不料我已回城，组织一些学生购买食品。待我得知张学良找我、赶到张公馆时，张已迫不及待地驱车出城，亲自劝阻游行队伍了。他登上路边的土台，大声说：“同胞们！同学们！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请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交蒋委员长。如果你们再往前走，不但要冻坏饿坏，还要流血的。”他还表示：“我张学良爱国决不后人！我的最后一滴血也要洒在抗日的战场上！一个星期之内，我用事实回答你们！”指挥部遂决定听从张学良的劝告，递上请愿书，整队回城。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终于发动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王德超 整理）责任编辑 许水涛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氵加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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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46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200103 【 标 题 】以政党政治规律透视村民自治与党的农村组织建设 【 作 者 】张志明 【作者简介】张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 正 文 】 村民自治作为党实施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意义是很深远的。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倍加关注其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以确保村民自治积极推进。为了深化对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关系的认识，为了在实践中更理性地处理好这一问题，有必要透过政党政治运作的普遍原则，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党的历史传统，进一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方式和规律。政党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产物，政党政治作为近现代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已经成为全球非常普遍的政治现象，政党在各个国家（除极少数传统君主政体的国家外）的政治生活中起着最为基本、最为关键的政治作用：政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来影响政府、组织政府、控制政府和领导政府，其中，国家立法机关主要由政党成员组成，国家行政机关即政府由政党或政党联盟来组织，政府政策由政党来制定，政府官员由政党推荐或指派。因此，现在人们习惯上都把各个国家的政府叫做政党政府。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急剧变化的当代世界，政党的各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日益呈现强化的趋势。在号称“民主社会”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所谓“后现代社会”，但是各资产阶级政党丝毫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要通过我们所谓的“海选”来把管理国家的权利直接交给人民，相反，一切代议制的选举活动都是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动员、组织、领导、协调、影响和控制之下来运作的。执政党千方百计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加强和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以图长期执政；在野党则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和手段来扩大自己的政治竞争实力和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以图早日取得执政地位。无论哪个资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丝毫不会因顾忌到什么“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问题而让老百姓选举他们政党之外的人士去出任任何一级的政府领导人，而是极为“理直气壮”、当仁不让地让他们党内选举出来的各级党的领袖或各级党的重要领导人出任各级政府的首脑，并由各级政府首脑来组织政府。换句话说，作为当代政党政治运作的一项带有普适性的基本原则，一个国家各级政府领导人的人选，应首先由政党通过党内的民主选举选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当该党成为执政党后，便由这些被选出的各级党内领导人出任各级政府的首脑，并由这些首脑来组织新政府。这是执政党执政职能的重要体现。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执政党有本质的区别，但这决不意味着党可以不遵循政党政治运作的这一基本原则。至少在目前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应当从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中汲取这样的启示：一是要特别注意强化党的执政职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执政基础；二是党内民主制度和具体民主机制的建设和完善要先于社会民主；三是就选举制的实行而言，必须首先通过党内真正的民主选举把党内最优秀的领导人才选为各级党的领导者，然后，再把他们作为出任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人或村民委员会主任的候选人推荐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村民进行选举，以理直气壮地履行党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的执政职能。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安全通道。由此联系到我国目前村民自治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自治活动中所面临的被动和尴尬情势（最近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的所谓“海选”已经扩大到了乡镇一级，并被视为当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政绩”），不能不引起反思，并需要高度加以重视。这种通过“海选”而产生村委会的村民自治，不仅在一些地方造成了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抬头并操纵选举的情况，而且由这种选举所形成的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两套班子分设的局面，很容易造成二者在领导关系和职能作用上的冲突和对立，村干部人员过多又增加了农民负担，也不利于建设精干高效村级干部队伍的目标。更应加以关注的是，通过这样的“海选”产生村委会后，村党支部的地位、影响和作用就受到了直接的冲击和挑战：村委会是村民依照村民组织法选出的具有法定地位的组织，而党支部仅仅是村里党员的组织，后者的影响力自然不可与前者比。如果原来村党支部影响力比较大，则必然在工作中产生矛盾；如果这个地方的经济基础薄弱、村党支部本来在群众中的威信就不高，则更造成该村党支部在“海选”后形同虚设。而无论那种情况，都会严重影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在目前执政的条件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样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地位，强化党的执政职能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任何实践，必须有利于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巩固，而决不能相反。我国村民自治建设要沿着健康理性的道路坚持并发展下去，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打好基础并创出经验，就必须切实履行起执政党的职能，对村民自治工作切实起到动员、教育、组织、引导和协调的领导作用。单靠“海选”并不是真正尊重广大村民的民主权利，反而是放弃了作为执政党应当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应负的责任，是违背政党政治运作规律的。理性的办法应当是，首先在村党员中进行真正的民主选举，选出广大党员信得过的党支部书记和委员，然后，以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为契机，依照村民组织法的要求，由支部书记和另外一到两个在村民中有较高威信的支部成员作为村民委员会主任的候选人，交由全体村民选举，并尽可能使村委会委员和党支部委员交叉任职，这样，就使基层党支部成员通过民主选举取得了合法的领导地位，并把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真正纳入到村民自治的法律轨道，真正实现了党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后领导方式的转变，使村党支部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机制的民主实践中得以更新，得以焕发出适应农村发展要求的生机和活力，真正成为新时期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这不仅有利于目前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有利于广大村干部民主法制意识、公仆廉政意识及工作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的巩固，也有利于村民更理性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培育村民真正的现代民主意识。当然，这样做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村党支部的自身建设必须适应村民自治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农村党支部要切实成为本村的政治核心，成为村民信得过的领导核心。根据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目前是否可以抓紧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要把广大村民信得过的、在村民中有影响力的农村优秀人才（尤其是那些已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而又不是党员的人员），经过教育和培训，尽快发展吸收到党内来；二是要在有关大专院校开设农村管理领导方面的专业，把有志于农村工作的优秀毕业生党员充实到乡村的党支部中去，尽快改变村党支部的知识和年龄结构，以有效带领村民加快农村发展的步伐，扩大党支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三是要切实加强对现有村党支部尤其是党支部书记的党内民主监督，对党员和村民反映强烈的支部书记和党员，要通过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及时加以处理，以保证村党支部在村民中的良好形象和威望；四是把那些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又不思进取，长期以来在群众中没有起到任何先锋模范作用的党员，坚决清除出组织。总之，只有首先把村党支部建设成为党在农村的坚强堡垒，只有广大党员在农村各项工作中能真正起到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才能够在遵循政党政治运作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健康、有效、成功地实施村民自治的决策，才能实现村民自治所想要达到的真正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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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98 【原文出处】高科技与产业化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5 【原刊页号】21～22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01 【 标 题 】世界发达国家如何推动知识经济快速成长 【 作 者 】侯寿华 【作者简介】侯寿华，江苏省盐都县委，224001 【 正 文 】 随着知识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世界发达国家更加注重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以增强自身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目前，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正在积极抓住国际新产业革命的机遇，超常发展高新技术，迅速推动科技知识的转化，逐步建立一大批专业化程度高，知识、技术和资金高度密集的新兴产业，企图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继续抢占制高点。一、改革国家机构，加强对高科技发展的宏观领导和协调。为了增强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美国、日本等国家一改过去的做法，强化了对科技领域的政府干预和指导，其突出表现为对原有的科技管理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80年代初，美国就专门成立了国家科技委员会，国家首脑亲自担任委员会的一把手，其成员包括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和国防部、能源部、商务部、航天局、环保署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国家科技委员会下设9个专门委员会，总统授权他们分管全国科研、技术开发、国际合作及教育培训事务。扭转了原来联邦政府的科研活动由其下属的22个机构各自进行的分散局面，加强了相互间的协调与合作，为实现国家科研整体目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前年，日本政府也决定了行政改革的最终方案，缩编政府的省厅建制，将文部省和科技厅合并为“教育科学技术省”。新成立的机构直属于首相的“脑科学委员会”，其功能远远超过原来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全面负责协调各省之间关于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事务，由此提高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战略地位，促进了日本经济由汽车、摩托车等传统支柱产业向知识和信息产业迅速转化。二、增加科技投入，保证对科研事业进行有力的财政支持。近年来，为了加快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高新技术向前迈进，美国、日本对产业结构和投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90年代中期，美国决定把民用科研总预算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每年实际额高达1843亿美元， 居世界第一位。强有力的科技投入为美国增强技术实力和实现产业化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因而美国的科研成果转化较为突出。据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调查的结果表明，在当今27项世界关键技术中，美国居领先地位的就占24项。某些关键技术曾一度被日本夺去优势，如半导体技术、彩色胶卷技术等，但被不惜花本的美国又重新夺了回来。大量的科研投入，开拓了知识经济的能力，美国制造出的每秒可进行1.4 万亿次浮点运算的并行计算机；美国费米实验室发现夸克可以继续再分；美国的“探路者”火星探测器在火星着陆等等，都充分证明了科技投入的重要性。日本政府鉴于本国国内市场狭小，资源贫乏，历来都十分重视科研投资，大力发展高、精、尖技术适合本国国情的附加值高的产业，以有竞争力的产品击败竞争对手。尤其是加强对大科学研究设施的投入，建设了一批具有世界顶级水平的大型先进科研设施。除了大型辐射光设施之外，日本还投资建设了探索核聚变等离子体科学现象的大型螺旋装置，总工程费高达400亿日元的世界级的大型光学红外望远镜，投资100亿日元的最先进的基本粒子观测装置等，这些设施都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高度重视。近几年，日本的科研经费再创新高，仅1997 年支出总额达到15.7亿日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2％，绝对数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三、兴办科技园区，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壮大。所谓科技园区（或称高科技工业园区、科学园等），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划出一块区域，在此区域内提供多方面的优惠待遇，集中一批高级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人员，实行科研、开发、生产三位一体，开拓高技术新产品市场。作为知识经济新细胞的科技园区，最初诞生在美国“硅谷”，从40年代初创建到现在，“硅谷”已拥有大小企业8000多家，其中电子工业制造厂2700多家，为电子工业产前产后服务的公司近3000家，还有2000多家从事其他尖端工业科技开发与生产的企业。 目前， 美国已有39个州依“硅谷”模式建立了200多个高新技术园区， 其中著名的奥斯丁和波士顿第128号高速公路带，也已成为全世界第二大微电子中心，仅次于“硅谷”。美国发展科学园区给日本很多启迪， 从1960 年初至1985年底，日本仿照美国模式兴建的“筑波科学城”，占地总面积约2.85万公顷，为东京都区面积的一半。国家投资就达1.5万亿日元，现在拥有国立研究所和大学46所，汇集了1万多名科技人员， 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科学城之一。紧接着，日本又在九洲、松溪、长冈、熊本等14个地区建设了起点高、产业新、规模大的“高技术密集区”，其中“九洲岛”科学园区，现有千余家生产微电子产品的企业，年产日本41.8％的半导体器件，产值占32％以上。东芝、富士通、索尼等日本知名大公司也都是相继在“九洲岛”设厂投产的。四、重视科技人才，强化自培与引进以满足知识转化的需求。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关键，知识的主体是人，是高素质的人。谁掌握先进的知识和仪器设备，谁就掌握了最新的信息，谁就掌握了在竞争中获胜的主动权。面对知识经济的大潮，世界发达国家普感人才匮乏。单纯从数量上来看，美国的高科技人才已达96.3万人，日本54.1 万人， 德国23万人，法国14.6万人和英国14万人，已经是相当可观，但各自仍感到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切实解决科技人员不足的问题，法国除调整政策、提高科技人员待遇、大力发展理工科教育外，还不惜支付25万美元的个人年薪，在全球范围内广招贤才。法国正在实施的“人类新领导研究”的高科技计划中，有1／3的高级人才就是用重金从国外招聘的。美国政府则通过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和终身教育，为发展知识经济准备了大量人才，其中企业的作用尤为明显。据有关方面统计，80年代初，美国企业界每年为教育投资400～600亿美元，相当于全美3800所公私立四年制高校的全年教育经费。美国除了加强自身培养人才外，还不断大量地吸引国外人才，国会曾多次修改《移民法》，大力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优秀科技人才到美国从事研究与开发，目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中有30％是外国公民。五、采取优惠政策，扶持和培植高新技术企业尽快成长。为了增强国家技术优势和经济实力，调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美、英、法等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一是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创新。美国政府对企业研究开发投资税收从1980年的49％减至1995年的18％，小企业的先进技术长期投资收益税收降低50％以下，以鼓励企业的技术开发工作。英国政府为诱导中、小企业投资高技术，规定创办小企业者，可免税60％的投资额，对新创办的小企业可免100％的资本税， 取消投资收入附加税，这些政策在一般国家中还是难以做到的。法国政府早在80年代中期，就设置“特种投资贷款”以低息方式支持企业进行创新活动，侧重在试验研究费的额度上给予税收优惠，扶植高技术企业快速成长。二是抓住高新技术小企业的发展。大企业发展高技术产业虽有其无可比拟的人才、设备和资源优势，但科技成果商品化周期较长，费用也较大，很难适应高技术发展的高效率、快节奏的特点。为获得类似的科研成果，小企业却具有大企业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此，美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高技术小企业的发展。“技术孵化器”是美国政府、地方政府及大学创办的，它为弱小企业提供研究开发和办公场所，从管理、经营、技术上给予帮助，这种辅助性的“技术孵化器”在全美已达千家，使小企业成功率达80％以上。再从20世纪的飞机、光纤检测设备、心脏起搏器、光学扫描器的发明来看，都是小企业的功劳。因此，重视抓住高技术小企业的发展，也是工业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策略。三是加强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知识就象物质财富一样，也是财富，同样也有所有权的问题。因此，西方各国纷纷制定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以保持其技术垄断地位并进而维持其市场垄断地位。其中美国在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先后出台了《技术转移法》、《专利法》、《知识产权法》、《商标法》、《联邦技术转让条例》等等。在对外经贸科技交流中，美国也积极运用“特别301条款”，对外国进行制裁。在国际贸易中，美国经常高举知识产权大棒，“敲打”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这表明美国在“冷战”后，企图以保持技术垄断地位来保持国际竞争力，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国内高技术企业的根本利益。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样一个启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对知识转化与否，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的竞争、生存的根本问题，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只要注重在高科技领域的投入、研究与开发，力促知识经济快速成长，才能尽快提高国力，才能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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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5214 【原文出处】拉丁美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1 【原刊页号】7～11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199804 【 标 题 】拉丁美洲政治局势在稳定中有变化 ――１９９７年拉丁美洲政治形势概述【 作 者 】马小平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 正 文 】 政局保持相对平稳从总体上看，1997年拉美政治仍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形势。首先，一些拉美国家的选举按照宪法程序进行，没有发生大的动荡。6月， 玻利维亚民族主义民主行动党候选人乌戈・班塞尔战胜了执政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候选人，当选为新总统。11月，洪都拉斯执政的自由党候选人卡洛斯・弗洛雷斯获胜，将就任下届总统。12月，圭亚那执政的人民进步党候选人珍尼特・贾根赢得大选胜利，成为圭亚那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墨西哥、阿根廷顺利完成了中期选举，两国的执政党虽然失去在议会中的多数党地位，但保持了第一大党地位。10月，哥伦比亚的市政选举虽然受到游击队暴力活动的干扰，但仍如期举行，执政的自由党约在2／3的省份获胜，首都波哥大市市长仍由执政党人担任。12月，牙买加现任总理帕特森第二次连任总理。其次，国家政权和政府基本稳定，内外政策具有较多的连续性。墨西哥前几年的“政治危机”已基本缓解，塞迪略政权初步巩固。巴西执政联盟在1996年10月市政选举中巩固和扩大了势力。1997年6 月底巴西参众两院均以3／5以上的票数通过了允许总统、州长和市长连任的宪法修正案，这表明，在议会中已经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核心集团。智利、乌拉圭政局稳定，两国政府继续进行国家改革，精简机构，重视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10月，古共“五大”召开，大会强调坚持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把经济工作提到党的工作的首位，古巴90年代初所面临的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已基本得到缓解。2 月，厄瓜多尔议会把执政仅6个月的总统布卡拉姆赶下台；5月，实行了全民公决，公决结果支持议会关于任命议长阿拉尔孔为临时总统的决定，任期至1998年8月，全国政局保持了平静。第三，多数拉美国家游击队以合法、公开的政治组织身份参加国内政治生活。智利最后一个反政府武装组织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爱国阵线在1997年宣布放弃武装行动，成为公开、合法的政治组织。危地马拉政府与游击队根据1996年12月达成的协议，已开始逐步遣散游击队员。5月底，尼加拉瓜政府与反政府武装“3―80北方阵线”签订和平协议，推动了尼加拉瓜北方的和平和稳定。墨西哥政府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之间的和谈继续处于僵局，但武装冲突明显减少。与1996年相比，1997年拉美政局也有一些变化。（一）一些主要国家政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墨西哥、阿根廷两国的中期选举结果使两国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被认为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执政党革命制度党在众议院中失去了多数党地位，并在重要地区的选举中败北。7 月的中期选举使墨西哥出现了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的政治格局，这将对今后墨西哥政局产生重要的影响。执政的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成立以来首次在众议院中失去多数地位，在众议院500个席位中，执政党只拥有239席，比上届减少61席； 反对党占261席。民主革命党人卡德纳斯当选为占全国人口1／5的首都墨西哥城市长（一般认为其重要性仅次于总统）；在6个州的地方选举中， 国家行动党在其中的两个州夺魁，其余4个州仍掌握在执政党手中。10 月份地方选举以后，反对党在658个市取得执政地位， 其人口总数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10月，阿根廷举行了中期选举，执政的正义党59年来首次在执政期间失去了在众议院中的多数党地位。激进公民联盟和统一祖国阵线组成的竞选联盟获得了45.67％的选票，正义党仅得36.15％的选票，还失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职位，该省一直被认为是正义党的大本营，拥有全国1／3的人口。反对党联盟在众议院的席位由原来的89席增加到110席，而正义党由原来的131席减少到118席，其他党派29席， 在此情况下，今后议会与政府之间将形成抗衡的局面。（二）社会冲突有所加剧。近年来拉美国家政府大都强调把优先解决社会问题作为施政纲领，但收效不大，引起民众不满。厄瓜多尔新总统布卡拉姆上任不久即采取严厉的经济紧缩措施，引起近50年来规模最大的民众抗议浪潮，最终导致政府垮台。4月， 尼加拉瓜爆发了全国规模的要求政府改善社会贫困状况的浪潮。玻利维亚执政党在大选中失利，主要也是因没有解决好社会问题。海地1996年3 月上任的总理罗尼・斯马尔因无法改善人民贫困状况而引咎辞职。哥伦比亚政府和游击队、尼加拉瓜政府与桑地诺解放阵线的政治冲突有所加剧。一些主要国家传统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多数党地位，而反对党联盟较前稳固， 是选民不满现政府政策的一个信号。 阿根廷经历了1994年、1995年连续两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后，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严重，1996年经济虽有好转，但社会问题没有得到缓解。4月， 内乌肯省教师罢教导致了全国规模的社会冲突，反对党借此向执政党发难。10月份在阿根廷中期选举中，执政党丧失议会多数党地位。1995年，秘鲁的藤森总统被一些人推崇为“穷人的救星”而得以连任。根据1997年官方统计数字，仍有47％的秘鲁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藤森谋求2000年第三次连任的愿望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根据8月份的民意测验， 对他的支持率已由4月份用武力成功解救人质时的67％，下降到执政7年以来的最低点27％。政治改革缓慢推进自民主政体建立以来，拉美国家进行了政治社会改革。目前，政治改革主要集中在制定新宪法或修改宪法上，其目的是通过改革选举制度来完善政党政治的运行机制。一年来，墨西哥、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巴拿马和乌拉圭进行了宪法改革。1996年7月，墨西哥参、 众两院通过了“国家政治改革法案”，深化了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期实现公正、民主的选举。1997年的中期选举就是按照新选举法进行的，在这次选举中失去议会多数党地位的墨西哥执政党表示要继续实行政治改革。巴西卡多佐总统1995年一上任就把修宪作为政治上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务，由于议会的制约和干扰，修宪工作进展不顺利。卡多佐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通过低于宪法层次的立法逐步实现宪法改革，并注意争取民众支持。1997年巴西宪法改革取得一些成效，其中最明显的是修改了“不许总统连任”的条款。1997年上台的玻利维亚新总统表示将继续1995年上届政府开始的宪法改革， 促使宪法法院等司法系统开始工作。 乌拉圭对宪法进行了第16次修改，修正了27个条款，重点在于选举制度的改革。阿根廷采取进一步措施进行军队改革。拉美国家政治改革进程呈现出不平衡的态势，有的国家多党政治格局基本成形，如墨西哥和阿根廷。有的国家政党政治的运行还没有步入有序轨道，主要政治力量的起伏变化难以捉摸，例如在1994年大选中，由19个小党组成的乌拉圭左派广泛阵线的崛起结束了乌拉圭历史上只有红、白两大党的局面，所获参众两院席位与红、白两大党不相上下。然而不足一年半的时间，该阵线的两任主席都因内部不团结而辞职，其政治前景难以预测。平等合作的外交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下，1997年拉美国家将平等、合作和协调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宗旨，其特点为：（一）要求与美国建立真正平等互利的关系 拉美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在强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克林顿在第一任期对拉美采取冷落的态度；但在其第二任期开始不久，为实现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战略目的，在半年内两次访问拉美，5月份出访墨西哥、 哥伦比亚和巴巴多斯，10月份访问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以寻求同拉美国家对话，修复遭到冷落的美拉关系。与此同时，克林顿对拉美采取单边主义的作法，宣布给予阿根廷“非北约军事盟友”地位；解除向拉美国家出口先进武器的禁令。拉美国家要求以平等的地位与美国发展关系，在政治上，拉美国家领导人批评美国在美拉关系中实行的“单边主义”做法，对美国在诸如移民、反毒、人权、环保等领域的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表示强烈不满；在经贸关系上，1996年拉美与欧盟贸易额第一次超过了与美国的贸易额，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弱。第11届里约集团首脑会议声明强调，反对美国国会6月通过的赫―伯法修正案， 以及每年美国的人权报告和对拉美各国扫毒工作的评估。声明指出，一个国家将自己制定的政策强加于其他主权国家的作法，违反了国家间的平等相处、相互尊重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际关系准则。（二）与欧盟关系发展步伐加快 由于欧盟积极在拉美地区发展经贸关系，密切与欧盟关系成为拉美国家对外关系多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拉美全球外交的一个重要平衡因素。4月，拉美11 国和欧盟15国召开外长会议，双方会谈内容“已从简单地发表声明到认真地交换意见”。5月，举行了第13届拉美与欧盟议会间会议， 欧盟与里约集团之间还召开了第七次会议，会议宗旨是深化合作行动。法国总统、西班牙国王和首相、芬兰总统、葡萄牙总理、德国外长先后访问了拉美。3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巴西、乌拉圭、巴拉圭、 阿根廷和玻利维亚5国，他表示，法国的目的是恢复它在美洲失去的空间。4月，智利总统访问法国。10月，墨西哥总统访问法国和德国，这是他不到两年时间里第二次出访欧洲。巴拉圭和厄瓜多尔外长等也访问了法国。首次欧盟―拉美首脑会议可能在1998年举行。1999年，欧盟将与南方共同市场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展缓慢相比，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度却很快，这主要是由于欧盟承认南方共同市场的地位并把它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拉美国家也希望借助欧盟加强其同美国的谈判地位。（三）继续强调团结意识和协商精神 拉美各国在政治上协调立场，相互支持，在经济上相互投资，不断扩大贸易往来，从而在贸易上取得相对平衡，在政治上达到相互信任。里约集团和地区首脑会议成为政治磋商、协调一致和有效合作的机构。4月， 举行了拉美第一届社会发展首脑会议；5月，召开了里约集团外长会议；8月，里约集团第十一届首脑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要巩固和继续推进拉美一体化进程。在里约集团会议期间，阿根廷、巴西、智利、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等国总统分别进行了双边会晤，消除彼此间的猜疑和争议，强调在国家关系发展中一体化高于其他任何考虑；11月，第七届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团结共同对付全球化带来的问题。近年来，拉美国家间的贸易每年递增20％以上，并且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小地区组织，原有一体化组织也得到巩固。面对国际竞争中拉美市场分散的问题，6 月，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第十二届首脑会议决心加倍努力继续推动一体化进程。南方共同市场同智利、玻利维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同安第斯共同体和秘鲁谈判扩大一体化事宜。同时南方共同市场还将同墨西哥就拉美一体化协会内的现行协议再次谈判。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使地区经济实力、国际政治地位不断提高。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加维里亚说，美洲大陆在21世纪会出现一个相互关系不断发展的时期，我们必须巩固各机构的多边体系并使这些机构有助于解决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四）与亚太地区继续发展友好关系，中拉关系取得明显进展 一年来，拉美国家与亚太国家间的经贸、科技和文化关系继续得到发展。3月，墨西哥总统塞迪略出访日本。5月，菲律宾总统拉莫斯访问墨西哥和巴拿马。10月，巴西在新加坡举行“巴西亚洲展”，以增进亚洲国家对巴西的了解，开辟更多的合作机会。中拉关系取得较大进展。拉美各国政府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改革路线。里约集团与中国举行了第七次定期对话。中国同拉美的外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5月，中国与巴哈马建交；9月，中国又与圣卢西亚建交。中拉高层往来不断，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出访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3国；3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应邀出访阿根廷、智利和巴西3国；5月，李岚清副总理访问智利、哥伦比亚等国；11月底，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主席访问了墨西哥。拉美国家领导人访问中国的有：玻利维亚总统，乌拉圭总统，巴哈马总理，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秘鲁国会主席，玻利维亚参议院议长，乌拉圭众议院议长，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财政部长，以及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劳尔・卡斯特罗。拉美对中国持完全信任的态度，厄瓜多尔副外长指出，中国是我们全方位的伙伴。拉美政治发展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一）1998～2000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十几个拉美国家将举行总统选举。由于传统政党政治地位受到冲击，拉美政党政治运行的态势正在发生变化，因此这种跨世纪的政权更替势必带来复杂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也将日趋激烈。首先，议会权力斗争将更加激烈；其次，可能出现议会和政府相互制衡的局面；第三，政党间的合作需经过一个在斗争中求妥协的过程。（二）大多数拉美国家在短期内难以有效地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民众又期望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期限。时逢大选年，政府将被迫进行政策调整，调整的成效会影响今后政局的走向。1997年4 月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表报告指出，尽管拉美地区经济恢复增长，但贫困人口却居高不下，目前尚有2.1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如何有效地做到相对充分就业、均衡社会收入分配、保障司法公正，是保障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三）民众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强有力的政治体制。拉美国家政党政治运行机制尚不成熟，恢复民主政权后，小党、多党联盟执政，政权基础不牢，政体软弱，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民众迫切希望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治体制，这在一些国家有可能成为强硬派和左派势力发展的社会基础。（四）美国向拉美军队出售新式武器的政策，有可能使本地区军备竞赛加剧。随着冷战结束、民主政体的建立、边境冲突和暴力活动的减少，各国政府都相应地减少了军费预算，而将其用于经济建设。但除古巴外，拉美国家总统无一能对军队真正行使权力。1997年各国军队几乎都向政府施压，要求增加预算，购买最新式武器。这将进一步增强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因而不利于民主政权的巩固。【责任编辑】周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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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体育科学ZHEJIANG SPORTS SCIENCE1999年 第21卷 第3期 Vol.21 No.3 199921世纪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机遇*曹景伟，殷立泉，赵国春，林琳摘要：21世纪中国将全面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体制的大转型、大转轨决定了中国体育体制也必将发生更为深刻而重大的变革和调整。本文以此为线索，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办队发展所面临的历史契机，旨在为我国高校运动队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关键词：市场经济；高校办队；机遇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Developing opportunities of outstanding sportsteams of Chinese general institutes of higherlearning in 21st centuryCAO Jing-wei,YIN Li-quan,ZHAO Guo-chun,LIN Lin(Department of PE,Liaocheng teachers' college,Liaocheng 252059,China)Abstract：21st century is a brand-new era that China will comprehensively enter to market economic of socialism.Chinese physical cultural system of organization must occur profounder changing and greater adjusting then before in the immens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ystem of organization in China.Based on these alters,the paper investigated Chinese general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are faced with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history.It is aim to find theory basis of outstanding sports teams of Chinese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that is well suited for our national reality in future.Key words：market economic;outstanding sports teams of Chinese general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opportunity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建立高水平运动队(简称高校办队)始于1987年，剖析10年前高校创办高水平运动队，不难发现当时我们尚不完全具备高校办队应有的运行机制，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基本上是体委独办，高校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寻找到创办竞技体育的切入点，办队效益低下。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为契机，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体育体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和重大的调整，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战略构想和措施正在逐渐形成。“我们可望通过努力，到下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能够真正确立国家办和社会办相结合的基本格局”( 吴寿章，1998)。预示着进一步提高高校办队质量和层次正面临着不可多得的发展契机，高校办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迈向21世纪是一项亟需研究的重要课题。1 我国体育体制的战略调整为提高高校办队质量开辟了政策通途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中国的经济体制将开始逐步实现由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的转轨，李鹏同志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再用五年左右时间，我们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育改革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调整、适应和发展，是体育界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回顾五年来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发现新形势下我国体育的改革，从宏观上看，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第1.确立依法治体、依法行政的观念；第2.转轨换制，走体育产业化之路；第3.强调协调发展，走体育社会化之路。我国体育改革三个特征的核心是与社会改革相一致的体育产业化。固然产业化更多地具有经济性质，然而，它将通过经济纽带直接影响体育自身的结构分化和力量的重新整合。“高等学校和工厂企业办的高水平运动队所形成的行业体育正在逐渐壮大，这是一种打破政治整合形成的新机制，也是体育社会结构分化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利益群体”(卢元镇，1996)。伍绍祖同志(1997)也指出，体育要社会化，就是“要弱化体育自我系统这个观点，要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去。”随着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国家体委由国务院组成部门下调为国务院直属行政机构后其职能的收缩性调整，和中国体育产业化和社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高校办队将比以前具有更大的政策宽松度和运行发展空间。制约进一步提高高校办队质量的政策壁垒将逐步消除，高校办队将逐渐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2 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化为提高高校办队质量提供了现实可能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的核心便是国际化。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化当然包括高校校际体育发展的国际化。这种国际化带来的明显变化便是对高校校际体育观念的变化，高校领导者逐渐认识到高校办队不仅对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带动群体活动的开展有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高水平运动队的成就提高学校的知名度，进而产生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点美国的高校校际体育的经验可给我们启迪。美国高校校际体育普及面很广，全美共有3300多所大学，其中2000多所学校拥有运动队。全美大学体育协会(NCAA)的成员学校超过900所，每年总投资在20～25亿美元之间。美国高校校际体育之所以有如此规模，是因为美国是高度市场化的社会，同经济领域一样，高校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学校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倍受经费的困扰，因此，需要政府、校友捐赠和在校学生的支持。聪明的美国高校管理者发现，借助学校的声誉可以获得必要的支持，而通过学校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大大提高学校声誉。正如Donald,Chu(1990)描绘的：“声望往往比实际质量更为重要。外界对学校的了解决定学校的声誉，具有良好声誉的学校更容易获得大量学生和资金，以生产出公众认可质量较高的产品――学生。对学校而言，要评价他们的产品质量即学生质量是困难的，要评价学校对学生素质的影响是非常主观的。声望高的学校受计划的有效性、目标合理性这类问题的影响较小，所以更有可能吸引资金和学生。这是由于学校真实的教学质量难以评估，公众常常将在校际体育中取得成功的学校看成好学校，他们相信这些学校会关心学生质量，就象重视校际体育一样，成功的校际体育为学校带来了崇高的声誉。这就使得他们在吸引学生和资金方面显得更加主动。”也正是意识到高校校际体育比赛成功后面的有利因素，我国一些名牌大学纷纷开始采取有力措施，招收一些著名运动员入校，以提高在校际争夺中的竞争力。如清华大学1997年招收了邓亚萍、伏明霞、黄志红等优秀运动员入校，并积极与北京体育大学探讨联合办学意向并获成功，其勃勃雄心已见端倪。北京体育大学校长金季春在1997年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提出：“能不能从九运会开始让直属体院组队参加，运动员实行双计分。如果不组队参加，能否公布直属体院运动员参赛成绩，以调动体育院校的积极性。”可见，在竞技体育领域内，高校日益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进取动机，这种高扬的表现欲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必然结果。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趋势将有增无减。3 优秀运动员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是市场经济作用的必然结果我国非常关注优秀运动员退役后的安置工作，曾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1980、1986、1987)，但由于优秀运动员人数的不断增加而使安置工作难度不断加大，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才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的现实，我们对辽宁、山东、北京、上海四地的216名一级以上等级运动员的调查表明(表1)，现役运动员非常关注其未来去向。约三分之二的运动员希望能进入高校接受深造，健将中只有五分之一左右愿意留在体委继续从事专项训练工作。可见，优秀运动员选择未来人生道路时已渐渐把上大学作为首选的共识。但回顾过去把优秀运动员进大学就作为退役安置途径之一的运作效果时，我们发现其比例太小、范围太窄。1983年～1993年10年间得到安置的26105名退役运动员中，进入体育院校内2328人，进入其它院校的1927人，合计4245人，约占总安置数的12.3%。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体育系统把优秀运动员的退役安置作为一项福利性政策看待，忽视或淡化了教委系统――高校的利益，并对现役运动员的跨行业流动进行限制，不利于提高高校吸纳运动员的积极性。因此，体育系统应以更为开放和灵活的政策积极运作竞技人才分流工程，促进竞技人才在社会的重新配置。同时，高等教育系统也应制订更为灵活和宽松的政策，吸引现役高水平运动员入校。这不仅是高校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且也是自身提高校际体育层次的需要。表1 部分运动员未来发展意向的调查结果运动等级人数意向：到高校就学 进企、事业单位 留在体委人数百分比人数百分比人数百分比健 将764964.47%1114.47%1621.05%一级运动员1409769.29%2920.71%1410%总 计21614667.59%4018.52%3013.89%4 高校体育场地的不断改善是保证高校办队质量的基础保障1995年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表明：全国现有体育场地615693个，其中学校系统413583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67.17%；大学拥有的体育场地是12762个，是整个体委系统14410个的88.56%；说明高校具有办队的基础硬件条件。清华大学最近修建落成的全天侯体育场说明随着高校运动队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学校办学条件的逐步改善，未来我国高校体育场地将会进一步得到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发展。我们对北京、上海两地10所国家教委批准办队的高校和8所山东省、辽宁省教委批准办队的高校的调查表明(表2)。80%的部属办队院校正在修(40%)或准备修建体育场地(40%)，50%的山东、辽宁省属办队院校正在(12.5%)和准备修建体育场地(37.5%)。说明越来越多的办队院校意识到体育场地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是扩大和提高高校办队规模和层次的重要基础条件。进一步剖析我国高校场地的具体配置，发现我国高校数量较多(普及性)的场地主要集中于田径场、游泳池、体操房、篮球房、健身房(健美项目)、乒乓球房、足球场和室外网球场，表明我国高校办队的主攻方向应主要集中于这些场地数量较多的项目上。这不仅可以提高场地利用率、节约学校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除乒乓球外)是我国较为落后或是奥运战略项目，是国家体委极力宣传社会办的项目，因此，更易得到体委的支持和配合。从操作上讲，这些项目也应是我国高校校际体育发展主攻的方向。表2 18所办队院校修建场地情况调查结果高校办队类型所正 在 修 建准 备 修 建所%所%国家教委批准办队10440440省教委批准办队8112.5337.5总 计18633.3738.95 高层次体育科研人才的培养是加快提高高校办队质量的智能保障1978年我国一些重点体育院校开始进行学位研究生招生，标志着我国系统培养高次体育人才的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拓宽、培养速度加快。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从培养形式看，起初只招硕士学位研究生，现在招生分为博士、硕士、国内高极访问学者、以毕业研究生同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进修班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五种；从规模看，起初在读的只有20人左右，发展到目前的近300人，且人数逐年上升；从毕业去向上看，起初主要去体委系统，发展到现在主要向普通高校流动。因此，我国培养高层次体育人才规模、速度的加快大大优化了普通高校体育专业人才的知识层次，无疑将为普通高校改善体育教学、提高训练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高校是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人才集中和密集的领域，便于展开多学科的联合与协作攻关，这是普通高校创办高水平运动队中最大的优势――智能优势。在校际体育训练中充分调动这些人才的积极性、正确引导服务于训练的科研主攻方向，将会大大提高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训练的效益。6 商家对体育的参与力度加大为提高高校办队质量提供了经济保障回顾我国企业介入竞技体育的历程，首先从商业性赞助开始，但由于体育赞助的可变因素多，竞争激烈，风险大。以赞助亚特兰大奥运会为例，共有200个企业赞助中国体育代表团，大约只有25%的企业得到了利益回报，有些企业只会有些短期行为，有些企业甚至血本无归(蔡俊五，1997)。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已逐渐摒弃了单纯的公益性的体育赞助模式，而转向把体育作为潜在的资源对待，对其进行投资，从而使企业介入对投资体育项目的决策和管理，把所投资的运动队作为一件广告精品去达到企业的营销目的。全兴酒厂的成功充分说明商家介入体育的媒体+广告模式比单纯去作媒体广告收效要好目前，商家对体育的干涉还主要集中于竞技体育领域，对高校校际体育的介入较少。这是因为：1.目前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水平较低；2.高校校际体育竞赛活动少，不利于企业进行产品宣传；3.高校竞技体育走入了“阳春白雪”的误区，没能成为大众的日常生活话题。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寻求商家介入也有自身独特的优势：1.高校校际体育是竞技体育与高等教育的结合点，只要宣传得当，易产生巨大的社会公众效应；2.高校学生是比较集中的具有相同年龄结构和相近文化层次的特定消费群体，只要介入高校校际体育的商家产品与此合拍，再加以适当引导，易使商家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3.成为高校学生是广大中学生的理想和追求，大学生的消费时尚易成为中学生效仿的榜样，易于商家进行相关产品的开发以取得可观的商业回报；4.高校办队属业余性质且具有基本的硬件条件，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运作所需资金相对较少；5.高校是人才密集领域，作为回报，介入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商家易从高校获得费用相对低廉的科技支持。为此，我们选择了山东省潍坊、淄博、枣庄、济宁等地经济效益较好的8家企业展开了两轮调查(表3)，第一轮不提供任何背景信息，结果无企业有投资意向；第二软提供剖析投资高校校际体育潜在价值的分析材料，结果有5家表现出了兴趣。可见，只要我们加强宣传，本着对商家负责的态度分析商家介入可行性，然后积极运作，商家介入高校校际体育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表3 部分企业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投资意向的两轮调查结果调查企业数有投资意向 备注企业数%第一轮：80原因：企业投资条件无经济效益，产生不了社会轰动效应1、要在高校运动队前加企业名(冠名权)2、有较大自主权，可参加运动队发展的决策与管理3、能为企业培训员工，并针对企业面临技术问题提供科技服务与攻关4、企业对毕业生有优先选择权(相对其它企业)第二轮：857 结论7.1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进程的加速，中国高校办队正面临着大好的发展机遇。中国体育的社会化将有力推动高校校际体育的快速发展。7.2 中国高校办队具备较好的基础硬件――场地条件和智能潜势，这将为进一步提高我国高校办队的质量和效益提供现实可能。7.3 中国高校办队的难点是高校校际体育的产业化滞后，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依托社会，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加快高校校际体育产业化的进程，提高高校办队的层次，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聊城师范学院院管科研课题“新中国学校体育50年学术论文报告会暨专题研讨会”大会报告论文第1部分。作者简介：曹景伟(1968-)，男，山东枣庄人，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运动训练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作者单位：山东聊城师范学院 体育系，山东 聊城 252059参考文献：［1］ 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6：71-77.［2］ Donald,Ghu.美国大学校际体育［J］.钟赋春译.国外体育科学，1997，(4)：55-59.［3］ 国家体委计财司计划统计处.第四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总体数据报告［R］.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252-260.责任编辑：金开云收稿日期：1998-05-08；修订日期：199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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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10卷 第9期 Vol.10 No.9 1999一种并行数据库的动态多维数据分布方法*李建中摘要 并行数据库系统的性能与数据库在多处理机之间的分布密切相关.目前已经出现一些并行数据库的数据分布方法.但是，这些方法都不能有效地支持动态数据库.文章提出了一种并行数据库的动态多维数据分布方法.该方法不仅能够有效地支持动态数据库的分布，还具有多维数据分布的诸多优点.此方法由初始数据分布机构和启发式动态数据分布调整机构组成.初始分布机构完成给定数据库文件的初始分布.动态数据分布调整机构实现动态数据库数据分布的动态调整.理论分析和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十分有效，并且能够有力地支持动态数据库上的各种并行数据操作算法.关键词 并行数据库，数据分布，多维数据分布.中图法分类号 TP311A Dynamic and Multidimensional Declustering Method for Parallel DatabasesLI Jian-zhong(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80)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of parallel database system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clustering methods of databases. In the recent years, many declustering methods have been proposed. But most of them cannot support dynamic databases. A new dynamic and multidimensional declustering method called DCMD(dynamic coordinates module declustering)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DCMD not only supports dynamic databases but also has the advantages of multidimensional data declustering. DCMD consists of a component for initially declustering databases and a component for dynamically adjusting data distribution. The first component, which is a random algorithm, is to declustering databases initially among multiple processing nodes. The second component, which is composed by a splitting algorithm, a merging algorithm and two heuristic scheduling algorithms, is to support the dynamic adjusting of the database distribution among multiple processing nodes during running time.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 results show that DCMD can efficiently support parallel processing of dynamic databases.Key words Parallel database, data declustering, multidimensional data declustering.并行数据库系统的性能与数据库的数据在多处理机之间的分布(以下简称数据分布)密切相关.最近几年，人们提出了一些数据分布方法［1］.有3种一维数据分布方法首先被提出［2,3］.这些数据分布方法仅根据数据库的一个属性(称为划分属性)的值在多个处理机之间分布数据库的数据.这些方法不能有效地支持在非划分属性上具有选择谓词的查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Hua和Lee提出了一种基于Grid文件的多维数据分布方法［4］.这种方法只考虑了数据量平衡的问题，没有考虑把相邻Grid块分配到不同处理机，不能充分发挥系统的并行性.Ghadeharizadeh和DeWitt提出了另一种称为Magic的多维数据分布方法［5］.这种方法仅支持静态数据库.本文作者提出了第3种多维分布方法，称为CMD(coordinates module declustering)方法［6］.但CMD方法不能有效地支持分布状态不可预知的动态数据库.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能够有效支持动态数据库的多维数据分布方法，简称为DCMD(dynamic coordinates module declustering)方法.DCMD方法由初始数据分布机构和动态数据分布调整机构组成,初始分布机构完成给定数据库文件的初始划分和分布;动态数据分布调整机构动态地调整数据库在多处理机之间的分布.给定一个多维数据库文件F，初始数据分布机构把F均匀地分布到多个处理机.在系统运行期间，动态数据分布调整机构根据F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F的分布，保证F均匀分布在多个处理机上.理论分析和实验结果证明，DCMD方法十分有效，并且能够有力地支持动态数据库上的各种并行操作算法.该方法已经用于我们设计实现的并行关系数据库系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设Di是一个有序集合(1≤i≤d)，D1×D2×...×Dd的子集称为d维数据库文件或具有d个属性的数据库文件.为不失一般性，本文假定Di=［0,1).另外，还假定并行计算系统具有无共享资源(shared-nothing)结构.1 初始数据分布机构初始数据分布机构由数据划分算法和数据分配算法组成.给定一个d维数据库文件F，初始数据分布机构,首先使用数据划分算法把F划分成多个大小近似相等的超长方体，然后使它们在多个处理机之间均匀分布.1.1 数据划分算法和数据分配算法设ni是正整数，表示F的第i维定义域被划分为niN个区间.ni可由下列方法之一来确定：① 如果已知F在［0, 1)d上的分布，选择一组n1,n2,...,nd，使得n1:n2:...:nd等于或最接近于s1:s2:...:sd,其中si是F在第i维上投影的元素数(包括重复元素)；② 如果已知F上各种数据操作的频率、所需CPU时间、I/O时间和通信时间，可按照文献［3］给出的方法确定n1,n2,...,nd；③ 如果上述①和②的条件不满足，则令n1=n2=...=nd=1.F的划分由d个划分向量表示，每个划分向量表示一个维的定义域的划分.下面,令pi0=0,pi niN=1.第i维划分向量定义为Vi=(〈pi0,Si0〉,〈pi1,Si1〉,...,〈pi niN-1,Si niN-1〉)，表示第i维定义域被划分为niN个区间［pi0,pi1),［pi1,pi2),...,［pi niN-1,pi niN)，其中对于1≤j≤niN-1，Sij=|［pi j-1,pij)×［0,1)d-1∩F|，即F是在第i维第j区间上投影的元素数(包括重复元素).以下用Vi［k］.p和Vi［k］.S表示Vi的pik和Sik.各维的区间从0到niN-1编号.第i维的第k区间记为Iik=［lik,hik).于是，F被划分为niN 个d维超长方体.一个d维超长方体是d个不同维区间的笛卡尔乘积 ［l1k1,h1k1)×［l2k2,h2k2)×...×［ldkd,hdkd)，其中0≤kj≤njN-1，1≤j≤d.上述超长方体的坐标定义为(k1,k2,...,kd).以后，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我们简单地使用“F的超长方体”表示“F与这个超长方体的交集”，并使用超长方体的坐标表示超长方体.初始数据分布机构的目标是使F在N个处理机之间均匀分布.为此，我们首先给出一个并行随机划分算法Partition，使用随机抽样技术把F划分为大小近似相等的多个超长方体.为叙述方便，设d≤N.这个算法很容易推广到d>N的情况.算法Partition定义如下.算法. Partition输入：F：d维数据库文件，存储在处理机0;n1,...,nd:划分参数；s：样本因子.输出： V1,V2,...,Vd：划分向量，存储在处理机0. /* 仅计算划分向量的Vi［k］.p分量，Vi［k］.S分量由后边DA算法计算 */(1) 处理机0执行下面的(2)～(5)步.(2) FOR i=1 TO d DO samplei:=从F中抽取大小为sniN的随机样本；(3) FOR i=1 TO d DO 把samplei在第i维上的投影(包括重复元组)Proj_samplei传送到处理机i；(4) FOR i=1 TO d DO (并行地)(5) 处理机i排序Proj_samplei；S:=|Proj_samplei|/(niN);(6) FOR k=1 TO niN-1 DO /* 处理机i确定划分点，处理机0建立划分向量的Vi［k］.p值 */(7) Vi［k］.p:=samplei［kS］;传送Vi［k］.p到处理机0；(8) 处理机0接收Vi［k］.p值，为d个划分向量建立Vi［k］.p值；/* (7)与(8)并行执行 */通过详细分析(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分析过程)，Partition算法的并行磁盘读写时间是O(sniN)，并行CPU计算时间是O(dsn0N+sn0Nlog2(sn0N)),并行通信时间是O(niN),其中.数据分配算法在处理机间分配由Partition算法产生的F的超长方体集合,并计算F的划分向量中的Vi［j］.S分量.我们使用坐标和求模函数CMD(X1,X2,...,Xd)=(X1+X2+...+Xd) mod N在处理机之间分配F的超长方体，即坐标为(X1,X2,...,Xd)的超长方体被分配到处理机CMD(X1,X2,...,Xd)，其中N个处理机的编号为0,1,...,N-1.数据分配算法DA(data allocation)定义如下.算法. DA输入： F：d维文件，存储在处理机0; V1,...,Vd：F的划分向量，存储在处理机0.(1) 处理机0执行(2)～(6).(2) FOR F中每个元组T DO;(3) 由F划分向量的Vi［j］.p值(1≤i≤d,1≤j≤niN-1)计算T所属超长方体的坐标(X1，...,Xd)；(4) k:=CMD(X1,...,Xd);(5) 把元组T发送到处理机k;(6) FOR 1≤i≤d DO Vi［Xi］.S:=Vi［Xi］.S+1；(7) FOR i=0 TO N-1 DO (并行地) 处理机i接受并存储处理机0发送来的F的元组.通过详细分析(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详细分析过程)，DA算法的并行磁盘读写时间是O(B),并行CPU计算时间是O(TniN)，并行通信时间是O(T),其中B表示F的磁盘块数，T表示F的记录数.1.2 初始数据分布机构的性能本节讨论初始数据分布机构的性质.限于篇幅，我们省略了所有定理、引理和性质的证明.定义1. 设d维数据库文件F被Partition算法划分为k个超长方体，超长方体i的大小为ci.称为Partition算法划分F的误差.如果，我们说超长方体j关于α溢出，其中α≥1并且接近于1.引理1. 设d维数据库文件F被Partition算法划分为k个超长方体，超长方体i的大小为ci.如果对于任意i(1≤i≤k)，，则对于任意j(1≤j≤k)，.引理1说明，Partition算法划分F时出现误差,当且仅当F的超长方体中至少有一个超长方体溢出.要考察Partition算法出现误差的概率的上界，我们只需考察算法产生溢出超长方体的概率的上界(以下简称溢出概率的上界).溢出概率的上界可以用来确定Partition算法中随机样本的大小.Partition算法划分d维数据库文件的溢出概率的上界可由划分d-1维数据库文件的溢出概率的上界来确定.为不失一般性，本文仅考虑划分二维数据库文件的溢出概率的上界.设X={x1,x2,...,xm}是一个具有m个元组的一维数据库文件，BX(s,α,k,m)表示使用大小为ks的随机样本把F划分为k个一维方体时，至少一个方体的元组数超过的概率的上界.引理2.定理1. 设XY={(x1,y1),(x2,y2),...,(xm,ym)}是二维数据库文件，BXY(s,α,v,h,m)表示用Partition算法把F划分为h行v列时至少一个二维方体中的元组数超过的概率的上界,则定理1给出了用BX(s,α,k,m)计算Partition算法划分二维数据库文件时溢出概率的上界.一般地，Partition算法划分d维数据库文件时溢出概率的上界可以由其划分d-1维数据库文件时溢出概率的上界来计算.显然，当α=1时，BX(s,α,k,m)=BXY(s,α,v,h,m)=1，即使用随机抽样方法划分数据库文件时，必存在溢出方体.但是，从引理2和定理1可知，Partition算法溢出概率的上界很小.定义2. d维数据库文件F的两个超长方体R1和R2称为相邻超长方体，如果存在i(1≤i≤d)，使得R1=(X1,...,Xi,...,Xd)，R2＝(X1,...,Xi+1,...,Xd).定义3. 一个数据分布算法是平衡的，如果每个处理机都被分配相同数量的超长方体,而且相邻超长方体在不同的处理机上.引理3. 如果使用DA算法在N个处理机之间分布d维数据库文件F的超长方体，则F的任意两个相邻超长方体都在不同的处理机上.定义4. d维文件F在第i维上的j+1个相邻超长方体定义为R(i,k,j+1,(x1,...,xi-1,xi+1,...,xd))＝{Rk,Rk+1,...,Rk+j}，其中Rk+m＝(x1,...,xi-1,k+m,xi+1,...,xd)是F的d维超长方体，0≤m≤j，1≤i≤d，0≤k≤niN-1-j.引理4. 设A＝R(i，k，LN，(X1,...,Xi-1,Xi+1,...,Xd))是d维数据库文件F的相邻超长方体集合，其中k和i与定义4中的k和i相同，L是正整数.如果使用DA算法在N个处理机之间分布F的超长方体，则每个处理机上有且仅有L个A中的超长方体.定理2. DA算法是平衡的.性质1. DCMD的初始分布机构是一种动态多维分布方法.性质2. DCMD文件在所有维上都是部分排序的，即对任意维i，如果Iik和Iim是第i维的两个区间,而且k<m，则Iik×［0,1)d-1中的每个元组在第i维上的值都小于Iim×［0,1)d-1中的每个元组的对应值.由于下边的动态数据分布机构可以保证数据库的数据始终均匀地分布在多个处理机之间，定理2、性质1和性质2说明，DCMD方法可以有效地支持在任意维上具有选择谓词的选择操作、区域查询操作、排序、连接、选择、投影等关系代数操作.引理4说明，对于在任一维上涉及到kN(k是整数)个区间的区域查询Q来说，DCMD方法是优化的，即在每个处理机上都存取相同个数的超长方体.2 动态数据分布调整机构初始数据分布机构能够把F均匀地分布到N个处理机.但是，由于数据更新操作的执行，F在各处理机之间的分布可能出现偏斜(简称数据偏斜)，降低系统性能.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调整F在各处理机之间的分布.初始数据分布机构可以用来重新分布F.但是，如果F很大，反复调用初始数据分布机构的代价也相当大.我们使用以下两种策略最小化动态数据分布的代价：① 设计用于数据分布调整的高效并行数据分裂和数据合并算法，尽量避免使用初始数据分布机构重新分布F；② 在保证系统性能不减的前提下，最小化数据分布调整的次数.我们首先讨论并行数据分裂和合并算法，然后给出两个动态数据调整的启发式调度算法.2.1 并行分裂算法分裂算法的目的是加细空间［0, 1)d中数据密度大的区域的划分，把该区域中F的数据均匀地分布到N个处理机中.分裂算法由3步组成：① 选择需要增加划分点的维，简称分裂维；② 在分裂维上选择具有最大数据量的区间，简称分裂区间；③ 把选定的分裂区间划分为N+1个区间，在处理机间重新分布新得到的超长方体.把分裂区间划分为N+1个区间，可以极大地降低处理机间的信息传输量.定义5. 文件F第i维的区间级数据正偏斜度是，其中Mi是第i维的区间个数,Sik是第i维的划分向量中的Vi［k］.S=|Iik×［0, 1)d-1∩F|.分裂维的选择依据每维当前的划分区间数和每维的区间级数据正偏斜度.若i满足,则分裂维确定为第i维.在具有多个相同区间级数据正偏斜度的情况下，选择具有最小划分区间数的维作为分裂维.设第i维已被选为分裂维.在第i维上选择分裂区间的策略很简单，只需选择具有最大Sik值的区间Iik作为分裂区间即可.给定d维数据库文件F,划分向量集合{V1,...,Vd}、抽样因子s和分裂因子ξ>0，且划分向量{V1,...,Vd}存储在处理机0上，分裂算法Split定义如下.(1) FOR i=1 TO d DO /* 处理机0计算各维的正偏斜度 */(2) ;/* Mi是第i维当前区间个数 */(3) IF THEN 分裂维为i ELSE 算法结束;/*处理机0确定分裂维*/(4) 确定满足Vi［k］.的分裂区间k;/* 处理机0确定分裂区间 */(5) N个处理机并行地从F∩Iik×［0,1)d-1中随机抽取s(N+1)个样本，送处理机0上的数组sample;(6) 处理机0按第i维值排序sample;(7) 处理机0在Vi的Vi［k］分量后插入N个分量空位; /* 把分裂维划分向量的第k分量分裂为N+1个分量，后N个分量为空 */(8) FOR j=1 TO N DO(9) Vi［k+j］.p:=samplei［js］; /* 分裂区间被划分为N+1个区间，分点添入划分向量 */(10) FOR j=0 TO N-1 DO /* 准备在处理机之间重新分布第i维的第k区间的数据 */(11) 处理机0计算Rj:={(x1,...,xi-1,k,xi+1,...,xd)|(k+Xm) mod N=j,0≤xm≤Mm-1}，并传输到处理机j；/* Mm是第m维当前区间个数 */(12) FOR j=0 TO N-1 DO (并行地) /* 在处理机之间重新分布第i维的第k区间的数据 */(13) FOR 每个(x1,...,k,...,xd)∈Rj DO(14) FOR k+1≤y≤k+N-1 DO(15) 处理机j送(［Vi［y］.p,Vi［y+1］.p)×(［Vm［xm］.p,Vm［xm+1］.p∩F到处理机(y+Xj)mod N;(16) 各处理机计算Vi［y］.S的部分值，传送到处理机0，处理机0综合计算Vi［y］.S的最终值.图1给出一个二维动态数据调整的例子.图1(a)给出初始分布模式，其中N=3,n1=n2=1.算法选择第1维为分裂维，第1维的第1个区间为分裂区间.图1(b)给出分裂算法的执行结果.图中长方形内的数字表示该方体所在的处理机号.图1我们来考虑Split算法的数据传输量.由于除了与分裂区间有关的超长方体以外，其他超长方体的坐标不受Split算法的影响，所以在数据分布调整期间不需要改变这些超长方体所在的处理机.这是Split算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此外，分裂区间Iik被划分为N+1个区间以后，所得到的第1个子区间在新划分中仍是第k个区间，仍记其为Iik，最后一个子区间为Iik+N.在数据分布调整中，与这个Iik和Iik+N有关的F的超长方体所在的处理机也不需要改变.于是，我们有如下的引理.引理5. 设Iik是分裂区间.Split算法仅需传输Δ个F的元组，其中Δ=|Iik×［0,1)d-1∩F|.通过详细分析(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分析过程)，Split算法的并行磁盘读写时间为,并行CPU计算时间为，并行通信时间为.2.2 并行合并算法合并算法的目的是把F的一个适当维的数据稀疏的N+1个区间合并为1个区间.合并算法由3步组成：① 选择需要进行合并的维(简称合并维)；② 在合并维上选择具有最少数据量的连续N+1个区间(简称合并区间)；③ 合并N+1个合并区间为一个区间，在处理机间重新分布由合并得到的超长方体.一次合并N+1个区间可以极大地减少数据传输量.定义6. 第i维的区间级数据负偏斜度是，其中Mi是第i维的区间个数，Sik是F在第i维的第k个区间Iik上的投影集合(允许重复元素出现)的元素数，即|Iik×［0,1)d-1∩F|.合并维的选择依据每维当前的划分区间数和每维的区间级数据负偏斜度.如果存在一个i满足，则合并维确定为第i维.若多个区间具有相同区间级数据负偏斜度，选择具有最多划分区间的维作为合并维.设第i维被选为合并维.在第i维上选择N+1个合并区间的策略是：F在N+1个连续合并区间上投影集合(包括重复元素)的元素数总和应该最接近于.下面我们用NI(i,k)表示第i维上从k开始的N+1个连续区间.NI(i,k)的大小为|NI(i,k)|=Vi［j］.S.－|NI(i,k)|的绝对值称为NI(i,k)的特征值.我们选择特征值最小的NI(i,k)为合并区间，即如果NI(i,j)满足下列条件，则NI(i,j)确定为合并区间.给定d维数据库文件F、存储在处理机0上的划分向量集合{V1,...,Vd}和合并因子ξ<0，合并算法Merge定义如下.(1) 处理机0执行第(2)～(9)步.(2) FOR 1≤i≤d DO /* 计算各维的负偏斜度 */(3) ;(4) IF THEN 合并维为i; ELSE算法结束; /* 确定合并维 */(5) FOR k=0 TO Mi-N-1 DO /* 计算候选合并区间的特征值 */(6) ;(7) 在维i上确定满足的合并区间NI(i,j)； /* 确定合并区间 */(8) FOR k=0 TO N-1 DO /* 准备在处理机之间传送合并区间的数据 */(9) 处理机0计算Rk:={(x1,...,xi,...,xd)|(xm mod N)=k,j+1≤xi≤j+N-1,对于m≠i,0≤xm≤Mm-1}，并传送到处理机k;/* j为(9)中选定的合并区间集合NI(i,j)的第1个区间的编号 */(10) FOR k=0 TO N-1 DO (并行地) /* 在处理机之间传送合并区间的数据 */(11) FOR 每个(x1,...,xd)∈Rk DO(12) 处理机k送超长方体(x1,...,xd)到处理机(j+xm) mod N; /* j与(9)中的j相同 */(13) 处理机0修改划分向量的Vi［j］.S分量：Vi［j］.;(14) FOR 1≤k≤N DO 处理机0从Vi删除Vi［j+k］.以下设,NI(i,j)是合并区间.类似于引理5，我们有如下引理6.引理6. Merge算法要求在处理机间传输的F元组数是Δ.通过详细分析(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分析过程)，Merge算法的并行磁盘读写时间为,并行CPU计算时间为，并行通信时间为.2.3 数据分布调整的调度算法本文给出两种数据分布调整的调度算法,一种是动态调度算法,另一种是周期调度算法.这两个算法都是通过比较数据偏斜引起的数据操作的额外开销和数据分布调整算法的开销来决定是否进行数据分布的调整，尽量减少数据分布调整算法的执行次数，最小化数据分布调整的代价.设op是一个数据操作，F是一个d维数据库文件，我们用RTU(op)表示当F均匀地分布在N个处理机时，在F上执行op的并行执行时间，RTS(op)是当F偏斜地分布在N个处理机时，在F上执行op的并行执行时间.定义7. F的数据偏斜引起的op的额外开销是ECOST(op)=RTS(op)－RTU(op).定义8. 设F是一个给定的数据库文件,op1,op2,...,opm是F上的所有数据操作，fi是opi被执行的频率.F的偏斜分布引起的总额外开销是.2.3.1 数据分布调整的动态调度算法动态调度算法根据每个数据库文件的分布状态，综合考虑数据偏斜引起的额外开销和调整数据分布的开销，确定是否需要数据分布调整，如果需要,则调用Split或Merge以及初始数据分布机构进行数据分布调整.由于Split和Merge算法要求较小的数据通信量，这两个算法的调度优先于初始数据分布机构.动态调度算法嵌入在数据库的插入和删除操作的实现算法之中.下面,我们简要地给出这两个算法的定义.在下面的定义中，Iij表示第i维上的第j个划分区间，δ是用户根据实际情况给定的正数，称为数据分布调整因子.算法. 插入算法输入: d维数据库文件F;存储在处理机0上的F的划分向量集合{V1,...,Vd}；插入元组T(t1,...,td).(1) 确定T(t1,...,td)应该插入的超长方体的坐标(x1,...,xd)；(2) 把元组T(t1,...,td)插入超长方体(x1,...,xd)；(3) FOR 1≤i≤d DO (并行地)(4) Vi［xi］.S:=Vi［xi］.S+1;(5) 计算TECOSTF；OTECOSTF:=TECOSTF+1；(6) WHILE (TECOSTF>δ)∧(RTSplit<TECOSTF)∧(OTECOSTF>TECOSTF) DO执行Split算法; OTECOSTF:=TECOSTF;重新计算TECOSTF；/* RTSplit是Split算法的执行时间 */(7) IF (TECOSTF>δ)∧(RTPD<TECOSTF) THEN 执行初始数据分布机构. /* RTPD是Partition和DA算法的执行时间 */算法. 删除算法输入：d维数据库文件F；F的划分向量集合{V1,...,Vd},存储在处理机0；删除元组T.(1) 确定T所在超长方体的坐标(x1,...,xd);(2) 处理机CMD(x1,...,xd)删除元组T;(3) FOR 1≤i≤d DO /* 处理机0修改划分向量 */(4) Vi［xi］.S:=Vi［xi］.S－1;(5) 计算TECOSTF；OTECOSTF:=TECOSTF+1;(6) WHILE (TECOSTF>δ)∧(RTmerge<TECOSTF)∧(OTECOSTF>TECOSTF) DO执行Merge算法; OTECOSTF:=TECOSTF; 重新计算TECOSTF； /* RTmerge是Merge算法的执行时间 */(7) IF (TECOSTF>δ)∧(RTPD<TECOSTF) THEN 执行初始数据分布机构. /* RTPD是Partition和DA算法的执行时间 */2.3.2 数据分布调整的周期调度算法周期调度算法需要预先确定一个分布调整最小周期L.L要根据数据更新操作的频率来确定.每隔L时间可能需要进行数据分布调整，但不一定必须进行.为此，我们只需每隔L时间运行一次周期调度算法，确定是否真的需要调整F的数据分布，并确定调用哪一个算法进行数据分布的调整.周期调度算法定义如下.输入： d维数据库文件F；存储在处理机0上的F的划分向量集合{V1,...,Vd}.(1) 计算TECOSTF；(2) IF TECOSTF<δ THEN 结束;(3) WHILE (存在可合并区间)∧(RTMerge<TECOSTF) DO执行Merge算法；计算TECOSTF；(4) WHILE (存在可分裂区间)∧(RTSplit<TECOSTF) DO执行Split算法;计算TECOSTF；(5) IF (TECOSTF>δ)∧(RTPD<TECOSTF) THEN 执行初始数据分布机构.3 实验结果我们在一个由以太网连接的8台586微型计算机机群并行环境下实现了DCMD方法，并设计实现了多种基于DCMD方法的并行数据操作算法.由于Join算法是最复杂、最常用、研究最多的关系代数操作算法，本文仅给出基于DCMD方法的3种并行连接算法与受到广为赞誉的并行Hybrid-Hash,Grace-Hash和Sort-Merge连接算法的性能比较.基于DCMD方法的3种并行连接算法的细节参见文献［7］.我们随机地产生了一对具有5万个元组（每个元组32个字节）的关系，然后在这对关系上执行上述6种连接算法.图2给出了这些算法的执行时间.图中Dh，Dsm和Dnl分别表示基于DCMD方法的3种并行连接算法，Hy，Gr，Sm分别表示并行Hybrid-Hash，Grace-Hash和Sort-Merge连接算法.从图2中可以看到，基于DCMD方法的并行连接算法的效率高于所有其他算法.实验表明，DCMD方法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多维动态数据分布方法.图2*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基金、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黑龙江省杰出青年基金资助.本文通讯联系人：李建中，哈尔滨150080,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作者简介：李建中,1950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数据库系统，并行计算.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哈尔滨 150080，E-mail: jzl@hlju.edu.cn参考文献：［1］李建中.并行数据库的查询并行化技术与物理设计方法.软件学报,1994,5(10):1～10(Li Jian-zhong. Parallelization techniques for query processing and data declustering methods. Journal of Software, 1994,5(10):1～10)［2］DeWitt D J et al. GAMMA: a high performance dataflow database machine. In: Wiederhold G ed. Proceedings of the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ery Large Databases. San Mateo, CA: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1986. 228～240［3］Ghandeharizadeh S, DeWitt D J. Hybrid-range partitioning: a new declustering strategy for multiprocessor database machines. In: McLeod D, Sacks-Davis R, Hans S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ery Large Databases. San Mateo, CA: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1990. 480～492［4］Hua K A, Lee C. An adaptive data placement scheme for parallel database computer systems. In: McLeod D, Sacks-Davis R, Hans S eds.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ery Large Databases. San Mateo, CA: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1990. 493～506［5］Ghandeharizadeh S et al. A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alternative multi-attribute declustering. In: Stonebraker M ed. Proceedings of 1992 ACM SIGMO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Data. Baltimore, MD: ACM Press, 1992. 29～38［6］Li J, Srivastava J, Rotem D. CMD: a multidimensional declustering method for parallel database systems. In: Yuan Li-Yan ed. Proceedings of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ery Large Databases. San Mateo, CA: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1992. 3～14［7］李建中,都薇.并行数据库上的并行CMD-Join算法.软件学报,1998,9(4):256～261(Li Jian-zhong, Du Wei. Parallel CMD-Join algorithms on parallel databases. Journal of Software, 1998,9(4):256～261)收稿日期：1997-12-12，修改日期：1999-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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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群众要求拆除美基地新华社马德里５月１３日电约４００名西班牙人１１日至１３日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拆除设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美国军事基地。参加这一示威的各界人士大都骑着自行车从塞维亚省莫隆军事基地出发前往加的斯省罗塔军事基地，一路上不断发表讲话和进行其他宣传活动，要求拆除美国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目前，美国在西班牙的托雷洪、罗塔、萨拉戈萨和莫隆设有４个军事基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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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探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TUDY NONGYEXINXI TANSUO1999年 第3期 No.3 1999加强农业信息体系建设 做好农业信息服务工作甘肃省农业厅信息中心文 摘：在介绍甘肃省农业信息平台建设情况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阐述了省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提出今后甘肃省农业信息工作的发展目标。关键词：甘肃 农业信息体系 建设 农业信息服务甘肃省农业厅信息中心承担了全省农业生产、农情、灾情、政务信息的收集、分析、传递，农作物产量预测，农业系统计算机网络建设，计算机应用技术培训，农业专用软件开发等工作，为促进全省农业发展，及时反映市场动态，反映市场价格，沟通市场供求，更好的为社会各界提供宏观服务与微观服务做了大量工作。一、农业信息平台建设甘肃省农业信息平台建设起步较早，在1992年建成了远程广域网，1997年建成与省政府联结的政务信息网。远程广域网连接农业部信息中心和全省12个地州市、四个县、两个农业科研单位及五个厅属单位，联网单位达23个。远程广域网的功能主要是：及时准确地把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活动以及农情、灾情信息，经过加工、整理、筛选，及时传递给决策部门和各地农村、农民，提供经济决策和生产的依据。该网络操作系统采用的是NOVELL公司的netwave3.1。联网单位通过远程终端以拨号方式连接到服务器上，实现电子文件、资料共享、数据库查询等服务。客户端和服务端均采用Foxpro5.0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初步实现了省内农情信息的及时传递与交流。政务信息网主要传递交流省政府、省级各部门的政策方针和日常信息，将政府部门强大的信息源利用起来为农业服务。厅信息中心于1997年接入国际互联网，开办了甘肃农业信息专栏，在网上发布有关政策、 农业产业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科研教育、农产品市场行情、供销商情及生产形势预测、生产资料市场预测分析等信息，满足网络用户随时调用有关信息。二、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一)扩大信息联网单位，充分利用信息资源甘肃省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少，因此，科学、合理、充分利用资源，发挥资源优势是一个重要课题。我厅信息中心已建立起面向农村、农业、农民和各级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农村专业大户的农业信息网络。目前厅信息中心建立了上与农业部信息中心、中与省委、省政府办公厅信息中心，下与厅直属植保站、土肥站、农技站，以及省内部12个地、州、市农业部门，安西、金塔、宁县、靖远四个县级农业部门，酒泉地区农技站、农科所两个科研推广部门实现了计算机远程通讯联网。并与省内粮食、农资、气象、水利、林业、经贸、农机、统计等部门签定了信息网络协议书，建立了牢固、稳定的横向网络，把部门内部的农技、植保、土肥、环保、种子、农业科研、教育等机构联合起来，协作抓信息。乡镇的农业信息工作，由农技站指定专职或兼职信息员，建立综合信息点、各类专业信息点和农情联系户，了解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微观状态。(二)通过编辑《甘肃省农业信息》、《联网信息摘编》等刊物发布和传递农业信息《甘肃省农业信息》面向省级各有关部门和各地县农业局，及时反映农村经济政策、农业发展规划和生产计划、自然灾害和抗灾斗争、生产成果预测与实绩、农副产品加工、农资需求与供销。《联网信息摘编》主要刊载世界及国内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的经营管理方法及农产品供销商情，面向各级农业生产单位及各地农产品市场发行。通过编辑刊物，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用户的需求，根据反馈意见，及时调整刊物报道重点。厅信息中心1998年建成了反映全省农村经济活动特征及其变化情况的各种情报、数据资料库。该数据库包括甘肃省农业种植计划、作物布局、产量、品种、质量、市场、社会消费等情况，为领导指导和协调农业生产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为引导基层和农民按照市场需求，合理调整种植结构，引进新技术、新产品，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建立专家系统，指导农业生产我厅已承担国家863计划，在甘肃开展《智能化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项目，信息中心为主要实施单位，制定了《甘肃省综合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示范工程》计划书，计划在16个县(市)，32个乡进行推广应用。该项目充分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特点，把信息资源开发放在第一位，形成一批规模较大的、网络完备的农业信息系统，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信息服务机构的龙头、主导作用。在这两个规划中主要抓了辅助宏观决策，以模型方法和计算机手段，使决策者对甘肃省农业经济未来发展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以此制定综合农业经济的发展战略、实施计划和农业政策；辅助决策实施依据甘肃省农业发展战略和实施计划，对全省农业生产进行管理和调控；决策反馈与监督是对关键信息实行全面、及时、科学的监测，以及预测、预报农业发展的趋势；农业信息咨询服务是充分利用省综合农业信息系统拥有的信息资源，面向广大的农户和农业生产单位提供广泛的农业信息咨询服务，以促进信息的社会化。三、人员培训及软件开发为提高农业科技人员计算机水平，增强信息意识，我们对全省农业系统工作人员进行了四次计算机基础知识、文字编辑、数据库应用、网络连接等知识的培训，共培训人员130名。受训人员大部分已成为本地区、本单位计算机应用骨干。我们运用灰色理论开发出全省粮食产量预测系统，此软件已应用于甘肃省粮食产量预测。目前正着手开发全省农业项目数据库管理系统，此系统完成后，将对全省农业项目的管理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四、今后发展目标(一)创造条件，加快农业信息网络化建设步伐，完成厅机关计算机局域网建设和地州市远程网更新换代工作组建三个网络，一是纵向网络，改变网络层次低，省、地、县三级存在头重脚轻的问题，确定几个信息传送好的县重点扶持。二是横向网络，改变关系松散、信息量少、共享度低的问题，争取多方协调，在各涉农部门之间建立起一个农业信息牵头单位，发展部门间信息交流。三是内联网络即农业部门内部各条专业线和机构密切联系，互通情报。目前我厅正在实施农业厅系统计算机综合信息局域网。该网络采用先进的Intranet体系结构。该局域网的建成将拓宽信息采集源，增大信息容量，加快信息传输速度，提高信息时效性和使用率。(二)开发信息资源，发展网员单位由单纯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向提供市场信息延伸，改变重技术轻资源，网络缺少资源支撑的问题。建立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信息点，高频度采集价格和贸易动态信息。搞好信息二次开发，真正使信息资源转变为经济效益。作者单位：甘肃省农业厅信息中心单位地址：兰州 邮政编码：730030收稿日期：1999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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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Computer",
"Literature",
"Agriculture",
"Medical",
"Art",
"Transport",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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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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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1999年 第28卷 第3期 Vol.28 No.3 1999中文信息自动分类系统及其神经网络优化算法刁倩 王永成 张惠惠摘要：对两种在我校曾用过的中文自动分类方法进行了介绍．在对这二种自动分类方法的改进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基于神经网络的自动分类优化算法．这种方法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理论，并结合专家的职业经验，模仿手工分类的思维过程，对过去已研制成的两个系统进行了改进和优化．这种方法的设计思想、体系结构、理论性优化在这里进行了重点介绍．关键词：中文信息，自动分类，神经网络，竞争学习网络，优化算法中图分类号：TP14 文献标识码：BNEURAL NETWORK OPTIMIZING ALGORITHM OF CHINESEINFORMATION AUTO-CLASSIFICATIONDIAO Qian(97300BA,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WANG Yongcheng(Imtitute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cog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ZHNAG Huihui(Library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Abstract According to two old methods of auto-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document, we provide an optimizing method based on the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This method uses the theory of neural network, combines with th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of experts, imitates the process of manual classification, and optimizes the last two classification methods. The theory, architecture,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new method are showed in the paper.Key words chinese information,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neural network, competitive learning network, optimizing algorithm1 引言文献的分类有利于文献的快速查找，如果一个文献集被分成n类，平均可提高n倍的查找速度．所以人们早就研究了分类，并给每篇文献标引相应的分类号．但手工分类是一项繁琐而又带有很强主观性、局限性的费时工作，于是，自本世纪60年代初西方就开始了自动分类的研究，我国则是近几年的事．2 已开发的两个自动分类系统我们从1986年就开始自动分类的研究，首先开发了一个中文科技文献（计算机类）的试验性自动分类系统．这个分类系统利用Bayes分类准则，基本做法是：对每一篇文献Di(ti1,ti2，…，tim)计算相应的条件概率，其中tim表示文献Di中的一个关键词，P(Cj|tik表示在Cj类文献样本中关键词tik出现的频率．当条件概率超过一定的阈值时，就将Di划归Cj类．设文献可分为n个类：{Ci}，则因为文献Di(t1,t2,…,tm)被划归为Ci类的概率为：P(Ci|D) (根据条件概率公式有下面的等式)=P(D|Ci)P(Ci)/P(D) (其中P(Ci)与P(D)分别为Ci与文献D的概率)=P(1,t2,…,tm)|Ci)P(Ci)/P(D) (设诸ti为独立变量，则有：)=∑P(tj|Ci)P(Ci)/P(D) (利用概率完全可加性公式)=∑P(Ci|tj)P(tj)/P(D) (设诸P(ti)近似相等于P(t))=P(t)/P(D)[∑P(Ci|tj)］ (条件概率公式)所以，若P(Ck/tj)=max[∑P(Ci|tj)]，则可把文献Di(t1,t2,…,tm)划归到Ck类，应是比较合理的．显然，当∑P(Ci|tj)大于或等于某一阈值时，将相应的文献D划归到Ci类也是合适的．这就是该系统进行自动分类的理论依据．这个系统是在缺乏全文，甚至没有摘要，以文献标题关键词代文献主题词的条件下开发的中文文献自动分类系统．该系统的核心在于由标题关键词来决定分类号的过程．此系统借助于大样本统计获得的所谓“类归属度表”及文献标题词的类归属度累加值来决定文献的分类号．其难点与薄弱环节在于“类归属度表”的获得．第一，需要样本足够大，其可靠度也受到了限制；第二，大量的统计及运算大大降低了它的分类速度；第三，因理论公式是在假定诸ti为独立变量，而且其出现概率都基本上相等的条件下获得的，但在实践中这二个假定都是难以满足的．另外，在该系统中，所有文献划归的类目都是事先确定好并存储于计算机中的，因而不可能赋予文献没有事先存储的类目号，分类结构会比较粗．对一般图书也许还可以适用，但对于专用文献来说，则往往分类不够细致，质量有待提高．1995年，我们又与著名的分类学专家张琪玉教授为首的空军政治学院的师生和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有关专家合作开发了一个以肿瘤学专业文献为例的自动分类系统．该系统分为两大模块．首先是自动抽取文献标题关键词，然后是自动赋予分类号．其中核心在于第二个模块．具体地，在得到文献的主题词或其代用品――类主题词后，再利用由有关专家编制的《自动分类用关键词分类归属表》，将其转换成对应词的分类归属号，然后按分类标引的有关规定，以具有最大权值的类主题词所对应的分类号作为首选分类号（当具有最大权值的类主题词所对应的分类号不止一个时，可同时赋予多个首选分类号），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利用其它的类主题词并按《中图法》的有关类目标引规定形成最终分类号．该系统中的《自动分类用关键词分类归属表》是通过分面组配法来构造的．即由专家人为确定各分类用主题词的权值大小以及主次排列．以专家的职业经验作为评判的依据，将一系列分类用词分成若干方面，再给出一定的权值，从而构成了《自动分类用关键词分类归属表》．这个系统可以做到标引深度较大，更有利于满足查准，较适用于对专业文献的分类．但也存在一点的缺点，由于分类用主题词的权值大小以及主次排列均由人为确定，而各个专家的经验并非面面俱到，因而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时无法对该系统进行进一步优化．3 基于神经网络优化算法的中文自动分类系统针对以上两个自动分类系统的设计思想以及优、缺点，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神经网络优化算法的中文自动分类系统．下面以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个系统的原理．现在有两个大类，类主题词为工业（A1）和农业（A2），这两个大类可以人为限定，也可以通过聚类产生．又有五个小类，类主题词分别为机械（B1）、电子（B2）、化工（B3）、能源（B4）、水利（B5）．分别给这五个小类的每一类赋予两个初值，这两个初值表示每个小类归属于两个大类的归属度，记作Wij(j=1,…,M; i=1,…,N)．具体如图1所示.图1 类间关系图当从某一输入文献C中抽取到一组文献标题关键词{C1,C2，…,Cn}时，可通过图2所示一个模块，得到最终的文献分类号．在图2模块中，不是象1995年我们所设计的肿瘤学文献自动分类系统那样权值完全由专家人为敲定．而是让专家确定初值，按照神经网络理论对权值初值进行优化，最终确定分类用词的权值及层次．图2 处理模块图在实际系统中，A、B可分为多个层次结构，而不只是大、小两个层次．而且可设置一个快捷分类用词库S．初使用该分类系统时，S内的快捷分类用词个数为零．当使用一段时间后，可通过计算使用频率，将一些常用分类用词添加入词库S，并附上这些分类用词的完整分类号（可以是多对1，也可以是1对多）．一旦文献标题关键词{C}中出现此类分类用词，则直接给文献赋予适当的分类号，达到快捷明了的目的．针对图2所示模块，对类间归属度的具体优化过程如下．图1的网络是神经网络中的竞争学习网络．可变形为图3所示．图3 竞争学习网络网络分为输入层和竞争层．其中输入层为N个神经元，分别代表B1（机械）、B2（电子）、B3（化工）、B4（能源）、B5（水利）这五个小类．竞争层有M个神经元，分别代表A1（工业）、A2（农业）这两个大类．网络的连接权（类间归属度）为{ Wij}．在这里，i=1,2,…,N; j=1,2,…,M(N=5,M=2)(1) 现在在一已具有现成分类号的文献样本集P中任选一个文献样本C输入这个网络，对网络权值进行优化．该输入样本的文献标题关键词集为{C}，通过扫描分类用词表，即{A}和{B}后，得知{C}中出现了B2、B3，即X=(0，1，1，0，0）．在这里，出现为1，不出现为0．也就是说文献标题中出现了电子、化工这两个词．现在设定的Wij初值为这些初值并非随机设定，而是由有关专家根据经验，针对待分类文献集的整体特征来设定，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竞争学习网络的分类性能与网络连接权值的初始值有关．这些权值的初始值由专家凭职业经验设定，有利于网络对文献进行正确快速分类，同时提高网络学习和优化的性能．下面计算竞争层各神经元的输入值Sj：(2)(3)Xcj表示竞争层输出状态∴Xc1=1, Xc2=0, 即A1=1, A2=0, A=(1,0).以上按“胜者为王”原则，以Sj(j=1,…,M)中最大值所对应的神经元作为胜者，将其输出状态置为1，而其余神经元输出状态置为0．如果出现Sj=Si的现象，则二者对应的神经元都为胜者，其输出状态应都置1，其余置0．因为文献分类的特点之一就是同一文献可有不同分类号，也就是说，同一文献可以归属于两个或多个类，只要是合理地分类就可以了．下面对与获胜神经元相连的各连接权值按式(4)进行修正，其余连接权值保持不变．(4)在这里，m为X中元素值是1的个数，η为学习系数，可设为0.01（一般设为0.01～0.03，这与修正速率有关）.因为A1获胜（A1=1，A2=0），所以只修正与A1有关的权值．由式(4)可得所以，修正后权值为随后可选取文献样本集P中的其他文献样本，重复以上步骤，直至各连接权值的调整量变得很小为止．下面对以上学习过程做如下分析：由式（4）可知，竞争层获胜神经元j与输入层神经元i之间的连接权，当Xi为1时，由于Wij在满足式（1）的约束条件下有Wij1，所以其调整量为正，即连接权值向增大的方向变化；当Xi为0时，调整量为负，即连接权值向减小的方向变化．所以连接权值始终将在（0，1）之间变化．如图4所示，上例中，由于输入模式X的第2、3元素为1，所以其与竞争层第j个神经元的连接权值向增大方向变化；而元素值为0的神经元的连接权值则向减小的方向变化．当同一学习模式反复提供给网络学习后，这一模式前次所对应的竞争层获胜神经元的输入值S会逐渐增大，继续保持其胜者的地位．并且，当与这一学习模式非常近似的模式提供给网络时，也将促使同一神经元在竞争中获胜．这样，在网络回想时，就可以根据所记忆的学习模式按式（3）对输入模式作出最邻近分类，即以竞争层获胜神经元表示分类结果．具体的分析示意图如图(4)所示．另外，无论网络连接权值如何调整，终将满足约束条件式（1），证明如式(5)所示．(5)以上是由人为给定分类用词权值初值后，系统运用神经网络理论进行样本训练的经过分析．该权值修正过程的生物前提是神经网络中的突触修正假设，即学习所获得的信息分布存储在神经元的突触连接上．换言之，样本训练所获得的信息分布存储在小类归属于大类的类间归属度（权值）上．在这里，对于多层分类用词表（不仅只有二层）排布时，可进行逐层训练，由次层向主层，自下而上，直到达到令人满意的分类测验结果为止．图4 学习过程分析示意图4 结语这两种中文信息分类系统适用于某一专门领域,对于综合信息库(如Internet上的中文信息)的分类则需要进一步聚类后再进行分类,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这也正是我们将要进行的研究和改进.另外,随着当今科学知识的飞速发展，各学科的新技术、新名词的不断涌现，以及跨学科专业的发展，自动分类用词表、词库都需不断更新、完善．因此我们力争发挥这一新的自动分类系统的自学习、反馈等功能，使之在减少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实现系统的自我更新和完善，从而向较高的智能化水平发展．作者简介：刁 倩，女，25岁，博士生．研究领域为中文信息处理、模式识别、神经网络等方面的研究．作者单位：刁倩：上海交通大学97300BA 200030王永成：上海交通大学电脑应用技术研究所 200030张惠惠：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200030参考文献1 王永成．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及基础．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0，191～1932 王永成，张 坤．中文文献的自动分类研究：[技术报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OA室，19973 王 伟．人工神经网络原理――入门与应用．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5：133～1361998-10-26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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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探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TUDY1999年 第1期 No.1 1999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陈印军 黄诗铿文 摘 阐述了人增地减，形势严峻的现状；介绍了目前土地利用中不注意节约，浪费严重的事例；述说了实施新的《土地管理法》，重在保护耕地的实质内容；提出了根本性保护我国耕地的几点建议。关键词 保护 耕地 经济 社会 发展土地问题曾是个热点问题，就是在1992、1993年期间掀起的开发区热，大到国家小到乡村都在圈地搞开发区，在全国范围内建起了4000多个开发区，圈出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比当时全国城市建成区的面积还大，但时至今日也才开发利用到规划面积的1/6。随之而来的是热点变成难点，难在我们人多地少。我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我们的成就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称赞。然而，我国的耕地确实承载着过大的压力，而且，形势将越来越严峻，严峻在人口和粮食消费不断在增加而耕地不断在减少。一、人增地减，形势严峻(一)人口不断增加1997年我国人口12.4亿人，到2000年将达到12.8亿人，1990～2000年十年间增加1.4亿人，年均增加1400万人。到2010年将达到14亿人，2020年15亿人，2030年16亿人，2030年以后人口减少。(二)粮食消费不断增加目前全国粮食消费量约五亿吨，人均400公斤左右，到2010年要达到5.5亿吨左右；2020年约六亿吨；2030年约6.5亿吨，比目前多1.5亿吨。如按目前的耕地生产力水平生产1.5亿吨粮食，需要耕地2000万公顷。(三)耕地不断减少1986～1995年我国各项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以及灾毁等造成减少耕地686.7万公顷，同期开发复垦493万公顷增减相抵，十年净减少193万公顷，年平均净减少19.3万公顷。1957年全国耕地是1.12亿公顷，到1995年共净减少1733万公顷，年平均净减少45.3万公顷。过去耕地的减幅更大。(四)人均耕地面临严重危机1996年全国人均耕地为0.078公顷，不及世界人均耕地的1/3，1957年我国人均耕地为0.17公顷，目前还不到1957年的一半。如果耕地照目前十年净减少193万公顷速度持续下去，到2030年耕地还要减少667万公顷，耕地总量只有8867万公顷，人均仅0.055公顷。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人均耕地0.053公顷是警戒线，如果低于0.053公顷，即使在现代化农业生产条件之下也难以做到粮食自给。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少于0.053公顷的有北京、天津、上海、湖南、浙江、广东、福建、贵州等八个省、直辖市，这些省市都是粮食净调入地区，年均净调入粮食约3000万吨，包括口粮和饲料粮。近年世界粮食市场上的商品粮两亿吨，1995年我国进口粮食2000万吨，占世界粮食市场量的10%，不到我国年消费量的4%，就使世界粮食市场沸沸扬扬，粮价急剧上升，这两年我国粮食连续大丰收后事态才有所缓和，所以，我国的粮食必须立足国内基本自给，这不仅是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需要。解决我国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保护好耕地。二、土地利用不注意节约，浪费严重例一、1996年，北方沿海某省的肉鸡厂扩建项目，总投资两亿元，包括种鸡厂、屠宰厂、冷库、饲料厂四个分项，可研报告中注明用地41.3公顷，基本是荒废地。实际上除了一根废弃烟囟外，其余全是耕地，经询问，四个分项所用的三块厂址实际用地合计86.7公顷多。项目建筑面积10万平米，按实际面积计算，建筑系数才12%。如果建筑系数提高到50%，这个扩建项目的用地只需20.8公顷，就可以少占耕地65.9公顷，节约76%。例二、南方沿海某省，与台商合建一个汽车生产厂，其实是个组装，同时，又兴建一批台商独资的汽车配件厂，一期工程年产五万辆轻型客车，加上二期工程共年产八万辆。厂址用地，汽车厂80公顷，配件厂86.7公顷，配件厂是伴随生产厂跟进的项目，由其他台商独资兴建。厂址距省城八公里，土地出让费每公顷45万元人民币。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因为有相邻的三个县市在抢这个项目，竞相低价出让土地。土地出让方要负责土地三通一平，可是出让费连搞土地三通一平的费用都不够，最后经协商台商给每公顷地追加22.5万元。这个价还是太低，因为这167公顷可都是上等的地块，区位好，紧挨省城，地势平坦，都是水稻田和菜地，水稻田每公顷产量都在7500公斤以上。这些地块都属于基本农田保护区，但最后还是没能保住。这个省的全省人均耕地为0.037公顷，而汽车项目厂址所在村，人均耕地还不足0.033公顷，这个汽车厂就让5000多人失去了耕地。目前建设项目的用地是个很大问题，我们自己用大方，给人家用也大方；北方人用大方，南方人用也大方。这是旧《土地管理法》存在的弊病，缺乏农用转为建设用地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以项目定土地供给，有项目就给地，还往往采用“化整为零”等办法批地，千方百计地满足业主的要求。上面提到的那个肉鸡厂是所在县的利税大户，于是，县里就为肉鸡厂的扩建大开方便之门。至于汽车厂项目，地方政府为了抢到项目，就不惜血本，其结果汽车生产厂一期工程项目，总投资六亿多元，中方投入土地80公顷，还要追加投资1000多万元的资金，才能顶得上10%的股份。为了争取投资项目，适当的优惠条件是必要的，但过度了就会带来损害，对经济发展不利。建设用地得不到有效控制，全国土地浪费现象十分严重。据有关资料，到1996年底，全国非农业建设用地共闲置土地11.7万公顷，其中，耕地6.3万公顷，3.5万公顷已无法耕种。三、新的土地管理法重在保护耕地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于199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核心就是加强土地管理特别是耕地保护，但推行起来将会有一定的难度，主要是耕地动态平衡规定的实施有一定难度，其根本原因是后备耕地资源紧缺，通过后备耕地资源来增加耕地，基本没有出路。1994年核查的我国宜耕荒地资源1333万公顷，按60%的垦殖率计，可开垦出耕地800万公顷，近三年来已开垦出了133万公顷多耕地，仅剩余667万公顷的潜力了。然而，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现有600多万公顷坡度在25度以上的耕地，需逐步退耕，加上退耕还湖等，共近667万公顷耕地要退耕。这样，退耕的面积和可垦耕地的面积基本相当，通过后备耕地资源来增加耕地，指望不上。另一方面，后备耕地资源多数位于耕地生产能力低且生态脆弱的地区。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六个省、自治区共计933万公顷，占总量的70%。根据耕地生产能力的分析结果，我国南方在经济建设中每减少一公顷耕地，需要在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等地新垦五公顷以上才能得到补偿。耕地的出路在哪里?出路在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变粗放利用为集约利用，走内部挖潜，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之路。所以，我国从今年起要正式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法，我国这部新的《土地管理法》对耕地保护除实施耕地动态平衡以外，还有以下几条重要的基本原则和措施：(一)实施土地用途管制通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土地按用途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其它土地(未利用土地)，确定土地使用的限制条件，严格按照国家确定的用途利用土地。主要是严格限制农用地的转用。(二)国家对土地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主要是实行国家和省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模式。改变旧的《土地管理法》以五级政府管理，以市、县政府为主的模式。规定80%以上的耕地为基本农田保护区，建设用地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和33公顷以上的一般耕地必须由国务院审批，其余为省政府审批。(三)加强执法监察新增了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监察，规定了相应执法监督的权力。当前土地违法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并且涉及的土地面积大，危害严重。四、几点建议新《土地管理法》的实施，必将对我国耕地起到根本性的保护作用，今后在认真执行新的《土地管理法》同时，还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加速全面推行行业工程建设项目用地指标的实施和检查目前，我国企业单位产品的占地面积普遍高于国外同类企业的水平，土地生产率水平低。以铝品业为例，我国的电解铝厂单位产品占地一般为4～7平方米/吨，氧化铝厂则为1.5～3.4平方米/吨，分别是日本的1.7倍和3.0倍。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少行业的工程建设项目缺少用地指标的限制。过去工程建设项目多按项目要求批地，基本上是建设单位申请多少批多少，一般是宽打窄用。同时，批少占多的情况时有发生，据有关调查，按项目平均每批一公顷土地，实际要占2.3公顷。另外，在工程评估时也缺少对占用地情况的评估，工程完成后也没有对工程的用地情况进行检查，这无疑是造成建设用地失控和浪费的重要原因。目前，有些行业实施工程建设项目用地指标的限制，但不少行业缺少这方面工作。因此，为了节约用地需要全面推行行业工程建设项目用地指标的实施和检查。项目建设单位在申请用地时要按行业用地标准审批，在可行研究报告和工程设计文件中应确定专门的章节评述用地问题，在工程竣工后除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进行检查验收外，也应对工程的用地情况进行检查验收。(二)发展社会化协作，减少企业辅助性生产区的用地目前，我国企业单位产品的占地面积普遍高于国外同类企业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企业辅助性生产区的用地过多。目前我国的厂矿大多都自设完整的辅助性生产设施，包括供水、供电、机修等辅助生产区和医院、学校、托儿所、住宅等生活区，这些辅助性生产区的用地一般都高于生产区用地。如包钢、武钢、宝钢等辅助生产区的用地占厂区总用地50%以上，而国外的情况正相反，如日本大分钢厂辅助生产区占地比例为16%。因此，必须改变“小而全，大而全”的生产管理模式，提倡和发展社会化协作，充分利用企业所在地的协作条件、辅助性设施，能不建的坚决不建，能少建的坚决不多建，通过社会化的协作减少重复建设用地。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减轻沉重的补贴，提高经济效益。(三)发展小城镇建设，充分挖掘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潜力1996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量(不包括独立矿区和交通用地)达到1813万公顷，人均用地已达153平方米，随着现代化进程，将人均用地逐步降低，可以腾出再利用的土地几百万公顷。发展小城镇建设，充分挖掘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潜力是关键措施。第一，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面积大，1996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为1647万公顷，占居民点用地总量的90%；第二，人均占用地面积大。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达到190平方米，远高于城市人均用地133平方米的水平。另外，发展小城镇除了可以促进节约农村用地、保护耕地之外，对我国经济发展还有八个方面的重要作用：(1)可以顺应乡镇企业集约化经营的需要；(2)可以顺应农业产业化顺利发展的需要；(3)可以扩大国内需求的需要；(4)可以促进全面发展我国第三产业：(5)可以促进目前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6)可以加速我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7)可以促进改变农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8)可以促进提高农民素质和更好实施计划生育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是靠国内需求高速增长和进出口高速增长一起作用的，但自去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出口日益下滑，短期内出口状况难以改观，为此，要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只有靠扩大内需推动了。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城市化进程滞后，是扩大国内市场有效需求的最根本的制约因素，我国农民占了总人口的80%，农民的需求不被释放出来，将难以有效地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小城镇建设既是农村城市化的突破口，又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牵动力很强的结合部。因此，不论从节约用地上看，还是从农村发展和国民经济全局发展上看，发展小城镇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大趋势的举措。节约用地挖掘潜力的措施，不能孤立就节约用地而节约用地，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相结合才能可行。发展小城镇是大战略。作者单位：陈印军 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 黄诗铿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收稿日期：1999年元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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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计量人员的管理(一)胡 奇啊⊥跄罨摘 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企业计量工作于产品质量的基础保证作用的体现更为明显，而日渐突出的计量人员的业务素质不高、专业技能单一的现实已逐步影响企业计量体系效能的发挥，成为分管企业计量工作的各级领导关心的问题。本文结合质量体系认证、完善计量检测体系的实践，分析、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企业计量人员的培训、考核、激励等管理工作的发展趋势、方法。关键词 计量人员 培训 考核 激励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Metrological Personnel under Market Economy (1)Hu Qi Wang NianhuaiAbstract Following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it is more evident that the metrological work in the enterprises is the basic guarantee of the product quality.The protruding day by day and not too high profesional quality and single special technical ability influence the playing the effects of enterprise metrological system and become the problem concerned for the leaders who are in charge of the metrological work.Combining with the certification of quality system and practice of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metrology and test and measurement,developing trend and method of managing work about training,checking and exciting the personnel in the enterprises under market economy are analyzed and researched in this paper.Key words Metrological personnel,Training,Check,Excit引言计量人员是指从事计量确认活动的人员，即对计量设备进行检定、校准、调试、维修的计量技术和管理人员，一般有计量技术检测、调修人员(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和计量设备使用人员。通过对计量人员进行管理、技术和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及对计量人员进行管理能力、技术水平和业务实绩的考核，达到提高计量人员素质、胜任工作的目的，从而确保“计量确认的所有工作都由具备相应资格、经过培训、有经验、有才能、会管理的人员来实施”，这一计量体系基本要素实现，是企业计量检测体系完善并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也是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最佳质量成本、实施精益生产方式的必然趋势。1 计量人员的培训计量人员经过培训，达到所需具备的资格(根据所从事的计量确认活动的技术含量、工作性质来确定相应的资格条件)。联系目前企业计量工作开展的实际，结合培训工作的涉及面，相应的调改转制工作已经刻不容缓。1.1 计量人员培训的内容目前国内企业计量工作一般由相应的计量部门统一归口管理，大都建立了计量监督管理网络。通过专职计量检测人员、计量管理人员、兼职计量管理人员及部分计量设备使用人员建立的计量监督管理网络实行群体网络管理，形成了企业的计量管理网络。联系国家对计量工作的要求，结合计量工作本身开展的实际，相应的计量人员培训的内容就得以明确。1.1.1 了解、掌握计量检测体系所依据的标准及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作为计量工作的具体执行人员，企业各级计量人员就必须根据自身地位，加强自身素质的培养提高，学习掌握计量基础知识，使自身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寻。1.1.2 了解、掌握所从事的检定、校准、调试维修的计量设备的原理、结构、性能、使用和溯源此项目是计量技术人员最基本的专业素质要求。企业的计量技术人员必须经过必要的专业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操作；具备经过上级计量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计量检定、检测分析资格证书的人员才能有权出具计量检测的结论、数据报告。1.1.3 了解、掌握计量管理基础理论、数据处理及误差理论计量管理基础理论、数据处理及误差理论是计量管理人员最基本的专业素质要求，是完成管理计量确认工作、维护计量设备正常运行的具体指导方法，也是计量检测人员开展计量检测工作、规范实施计量设备监控维护的必要的、必备的工具。通过对检测人员进行必要的计量管理知识、数据处理及误差理论的培训，是解决目前检测人员对计量设备“只用不管,只检测\,操作不分析研究”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1.1.4 了解和掌握本单位计量检测体系的文件,制度的要求企业计量监督管理网络各单位生产要求不同导致计量设备配备的广泛性、多样性，计量工作的重点也相应变化。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就须充分熟悉本单位计量工作状况，掌握相应计量文件制度要求，从而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切实的工作。1.2 计量人员培训的延伸内容随着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完善、企业生产制造管理模式的转型，特别是精益生产方式的推广，实行推动式的准时生产，杜绝一切超前、超量制造，从而对企业计量管理模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相应的计量人员素质的提高就成为计量管理转型的前提。1.2.1 掌握多种计量技能、拓宽计量专业水平根据计量设备在线维护的发展趋势，应联系生产现场，系统管理计量人员的培训工作。针对目前企业计量工作普遍地孤立强调计量工作本身的长、温、力、电、化等专业分工，把生产工艺线割裂分块维护的现状，应力争打破专业分工，按生产工艺流程对生产过程包含的计量设备及外部工艺设备所组成的整个测量系统进行系统维护，形成与工艺装备相适应、与生产工艺过程相贴切的系统在线维护体制。在线维护要求计量人员应尽量拓宽专业范围，学习相关专业计量知识，适应现场要求，相应的培训工作也就应纳入议事目程。有效地培训计量人员，使其专业跨接多项、一专多能，促进企业计量工作的发展。具体实践工作中，可根据计量专业技术的实际，结合企业自身计量工作的覆盖面、工作量，在大学科、大专业范围开展岗位交叉学习，从而扩大技术人员的防区，提高检测人员的技能，促使计量检测人员“一岗多能、一人多岗”的局面实现。如：长度计量学的工程测量同器具检定、调修等交叉；温度、力学、电学计量中的有关仪表类检定调修的交叉；物理计量检测中的金相分析、力学性能试验、无损检测等的交叉；化学计量分析中金属分析、非金属分析的交叉等等。同时还可把处理现场的包含管理、一定计量专业检测范围的计量检测人员、计量管理人员组成作业小组，赋予相应的责任和权力，从而促使在线维护、现场校准的推广。1.2.2 了解和掌握质量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必要的管理方法计量检测体系作为质量保证体系的子体系，其效能的发挥直接影响企业质量体系的运行效果。计量检测体系的直接执行者是各类计量人员，更主要是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专职计量检测人员，质量管理的基础理论、必要的科学管理方法的掌握与否直接影响其工作效能。实践证明：充分运用QC小组于计量技术创新、计量管理工作之中，灵活运用质量管理方法和工具，如：分层法、调查表、直方图、排列图、因果图、控制图、系统图等，还可采用降额法、冗余法、因素权衡法等，能有效达到提高创新质量、降低质量损失的目的，也能有效协助工作按科学、规范的模式开展。1.2.3 掌握计量管理所必需的统计方法统计技术是计量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保证项目，ISO9000系列标准将之列为一质量体系要素予以明确要求，不确定度的影响、量值溯源、测量过程的监控和验证等新课题无不首推必须解决好相关的统计技术的应用。作为计量人员理论培训的重点是如何掌握、运用必要的统计技术，从而基本改变企业目前计量人员理论素质水平偏纸、统计技术应用面窄的局面。实践中可重点开展正交试验法、三次设计(系统设计、参数设计、容差设计)、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法、显著性试验法、田口方法、维修性设计、测试设计等方法，协助计量技术开发及计量管理工作完成向适应型管理模式转变。1.2.4 计量设备使用人员的专题培训对计量设备使用的特殊性导致了计量设备使用人员培训的特殊性，除需要具备计量基础知识外，还需要具备生产要求所需的基本技能。计量设备使用人员为能正常生产，须具备操作使用及日常维护保养配置于相应工序岗位的计量设备的技能;具备必要的数据处理知识;能正确使用法定计量单位;能识别不合格计量设备并停止使用、汇报有关人员等。计量技术人员、计量管理人员及具备计量知识的工艺技术人员就是完成计量设备使用人员培训工作的具体实施者，须按相应工艺要求,不断加强计量基础知识及相应理论实践知识的培训，确保使用人员能切实提供准确的检测数据。作者简介：29岁 男 工程师作者单位：胡 奇啊⊥跄罨场(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团)，重庆市，400032)(未完待续)收稿日期：199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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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10卷 第9期 Vol.10 No.9 1999镜头频度用于视频检索的研究*白雪生 徐光v 史元春摘要 在电影、电视等观赏类视频信号中,情节的紧张程度一般都在镜头的切换频率上得以体现,而在对此类视频信号的检索中，用户往往希望能够根据情节紧张程度来进行检索.文章提出了对此类视频信号的镜头切换频率进行度量,并根据得到的镜头频度进行视频检索的方法,给出了视频流的镜头分割算法,以及为减小漏分/错分影响所采用的镜头频度度量――镜头平均帧数的鲁棒计算方法.文章还阐述了利用镜头频度进行视频检索的基本思想及算法细节,并给出了对于实际影片视频信号检索的实验结果和分析.关键词 视频检索,镜头频度,镜头切变,镜头渐变,镜头平均帧数.中图法分类号 TP311Using Shot Frequency in Video RetrievalBAI Xue-sheng,XU Guang-you,SHI Yuan-chun(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System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Abstract In the film, television and many other videos, exciting video sections are usually reflected by their frequent shot changes, and such sections are the most frequently objects in retrieval of this kind of video. In this paper, a method on retrieving videos according to their shot change frequencies is presented. Scene transition analysis has done on real videos, and video segmentation algorithm for both cut and dissolve are developed. To lessen the influence of error and missing shot segmentations, a robust calculation method of shot frequency on shot sequence acquired is proposed. Basic ideas and algorithm modules are given in detail, also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film video and analysis.Key words Video retrieval, shot frequency, shot cut, chromatic edit, average frame number.在对视频信号的基于内容的检索中,大多数情况下，用户都希望能够根据语义信息来检索视频片段.然而,从当前媒体理解技术的水平出发,通用的、能够自动对视频信号进行分析并建立语义描述的系统在近期内还难以实现.但在一定的场合或应用中,某些特征往往具有特定的语义含义.利用这些特征,建立专用的视频检索系统也就成为目前视频信号基于内容检索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对于视频检索,目前常用的处理方法往往包括如下步骤：(1) 将连续的视频流分割为具有独立语义信息的视频片段――镜头；（2） 对镜头建立内容描述,并根据不同镜头内容描述间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对镜头进行组织,建立更高层的索引结构.利用得到的组织结果,用户可以通过浏览来选择感兴趣的视频片段进行检索［1～4］.上述方法虽然提供了一种全面、有效的视频检索手段,但需要进行大量的建库工作,而在许多应用中,以用户的检索要求而言并不需要对视频信号建立如此细致的描述.例如,对于电影、电视等视频信号来说,用户一般希望能够根据情节(如打斗、追逐、对峙、交锋等)来检索,而情节往往通过镜头切换的频率得以体现.许多其他编辑处理过的观赏类视频信号也具有类似的特性.根据这个特点,对此类视频信号建立一个反映镜头切换频率的度量――镜头频度,从而为用户提供一个灵活的、对视频信号根据其紧张程度进行检索的方法,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直接对镜头进行频率计算，但因为用于统计镜头数目的单位时间不易确定而难以广泛应用,一种可替代的度量是镜头的平均持续时间.在实际应用中体现为镜头所含的平均帧数.由于目前的镜头分割方法不能确保得到正确的镜头分割结果,在得到的镜头中往往含有少量错分、漏分的镜头.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计算平均帧数会给出错误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提高镜头分割算法性能的同时,提出了鲁棒的镜头平均帧数计算方法.采用这种方法,计算得到的平均帧数对于镜头分割中的错误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从而更能从本质上反映视频流中镜头切换的频率（即情节的紧张程度）,也就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检索要求.本文第1节对视频流的组成和编辑特性作简要的介绍.第2节对采用的镜头分割技术以及提出的鲁棒镜头平均帧数估计方法进行介绍.第3节给出了对实际视频流利用镜头频度进行检索的实验结果.1 视频流的组成及编辑特性根据视频信号的产生原理可知,一般的视频信号本身是由多段镜头（摄像机上从ON到OFF期间所获得的一段连续视频信号）通过拼接编辑而成.在镜头内部,相邻和相近的视频帧特性相近,变化很小；但在镜头转换处,视频帧特性往往会发生明显的改变.根据转换处编辑特性的不同,镜头间的转换可分为切变（cut）和渐变（dissolve）两类.1.1 镜头切变镜头切变是最简单的视频编辑,通过将两个镜头直接拼接而形成,镜头转换间不作任何编辑.如图1所示,两个长度分别为t1和t2的镜头A(t)和B(t)间进行镜头切变,形成一个长度为t1+t2的镜头C(t).C(t)的定义为（1）图1 镜头切变可见,在镜头切变t1处相邻帧特性发生突变,而其他地方相邻帧特性则变化很小.1.2 镜头渐变镜头渐变是一段视频镜头在镜头转换处在某段时间内渐渐转变为后续视频镜头的编辑方式.在实际视频信号编辑中,镜头渐变一般通过线性特性的光学组件或相应的视频编辑设备来完成.镜头渐变的信号构成方式如图2所示.图2 镜头渐变图2中,在长度为t1的镜头A(t)和长度为t2的镜头B(t)间存在着一个镜头渐变过程.镜头A(t)在t1处终止,经过长度为te1-t1的线性衰减后,在te1处完全消失.镜头B(t)信号在ts2处开始出现,经过长度为te2-ts2的线性增长后,在te2处达到100%.生成的新镜头C(t)长度为te2+t2,渐变过程中的视频信号是镜头A(t)的衰减信号和镜头B(t)的渐增信号之和.若分别定义镜头A(t)和镜头B(t)的长度为te2+t2的扩展镜头信号（2）和（3）则产生的新镜头c(t)=A*(t)+B*(t), 0≤t＜te2+t2. （4）当A(t)或B(t)分别为零信号时,镜头渐变就退化为淡入(fade-in)和淡出(fade-out)这两种常见的视频编辑方式.2 视频镜头的分割2.1 镜头切变的检测针对镜头切变的编辑特性,显然，切变检测应针对帧特性的突变来进行.为了减少计算量,加快检测速度,我们采用了帧的直流分量DC图像来作为帧特性的描述.显然,在镜头内部，DC图像变化很小,但在镜头切变处，前后两幅DC图像分别对应于前一镜头的末帧和后一镜头的首帧,图像特性将会出现较大的变化.在DC图像的差序列中,则对应于一个单点峰值的出现.通过检测单点峰值,就可以确定切变的位置.但当图像中景物出现较大或比较明显的运动时,DC图像的特性也会出现较大的变化,导致DC图像差序列中出现峰值.这样,直接对DC图像差设定阈值将导致大量的误检.但由于运动的连续性,其峰值的出现也是连续分布的,而非单点峰值.针对这个特点,我们采取了用DC图像差计算如下定义的最大/次大比值序列.（5）并对其进行阈值检测的方法.在公式(5)中,d1(t)=‖IDC(t+1)-IDC(t)‖为相邻帧的DC图像差序列,w为窗口半径,和分别为以t为中心,以w为半径的窗口内此相邻帧DC图像差序列的最大值和次大值.对实际视频信号的切变检测如图3所示,其中第1行(对应于Diff)为视频信号DC图像差序列.第3行(对应于Max)为经过计算而得到的如上定义的最大/次大比值序列.第2行(对应于Aver)为如下定义的最大值/均值序列w即窗口半径设置为5.图3 镜头切变检测结果图3中,a,b,d处分别对应于3处镜头切变,而c处则对应于图像中出现的较大运动.从中可以看出,最大/次大比值序列可以给出很好的切变检测结果.2.2 镜头渐变的检测根据第1.2节中的模型,在镜头渐变过程中各像素以恒定的增量变化.针对此特点,Zhang Hong-jiang等人提出了计算恒定图像（constant image,简称CI)的渐变检测方法［1］.但由于实际渐变过程并不完全符合该模型（渐变过程中图像仍在变化）,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发现该算法的性能难以令人满意.通过分析,我们提出了如下的渐变检测思想.首先，我们定义间隔w帧的DC图像差序列：dw(t)=‖IDC(t+w)-IDC(t)‖. （6）相对于渐变而言,在镜头内部,DC图像IDC(t)变化很小,可认为保持恒定,如图4(a)所示.这样,在序列dw(t)上镜头渐变过程就对应于一个梯形形状的峰,如图4(b)所示.其次,我们定义连续w帧的DC图像线性偏差序列（7）在镜头内部,当景物非静止时,局部运动使Ew(t)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但在镜头转换处,信号的变化以线性变化为主,将导致谷值的出现,如图4(c)所示.图4 镜头渐变检测示意图根据以上分析,我们采用了对dw(t)和Ew(t)分别检测宽度超过宽度阈值wthreshold的峰和谷的算法.在实现中,w设置为10,宽度阈值wthreshold也设为10.检测结果如图5所示.图5(a)和(b)分别为对两段视频信号的检测结果,其中图5(a)中的a和b为两处渐变过程,而图5(b)中的c和d则为两处连续的渐变过程（实际上是前一字幕淡出接着后一字幕的淡入）.图5 镜头渐变检测结果2.3 镜头频度的鲁棒估计通过对视频流采用上述镜头分割算法,可以得到一个镜头序列.下面我们将对镜头序列中镜头切换频率度量――镜头频度的估计进行讨论.镜头频度的直接含义是在单位时间内出现的镜头数目.但由于不同镜头的持续时间相差很大,在实际应用中统计镜头数的单位时间就难以确定.一种与镜头频度相应的度量是镜头的平均持续时间,即计算以此镜头为中心的给定长度窗口内镜头持续时间的平均值.显然,镜头频度越高,镜头的平均持续时间越小.在实现中,镜头的持续时间往往用镜头中包含的帧数更方便地加以表示.值得注意的是,镜头分割算法不能保证总能给出正确的分割结果,而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漏分和错分现象.若对镜头窗中所有镜头计算平均帧数,则得到的结果将直接受到漏分和错分的影响.此外,从人的感知角度而言,与情节紧张程度相关联的是镜头窗中大多数镜头帧数的平均统计,在计算中也应除去含有最多帧数和最少帧数的一些镜头.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了如下的镜头平均帧数计算方法.将镜头序列记为f(n),其值代表第n个镜头中所含的帧数.记窗口长度为L,SL(n)为以n为中心，长度为L的窗口中镜头帧数构成的集合.对SL(n)中的元素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序,将除去其中最小a个和最大b个元素，得到的新集合记为Sa,bL(n),则镜头平均帧数可按如下公式计算.（8）即镜头的平均帧数通过对长度为L窗口中去除最小a个和最大b个后的元素计算均值得到.显然,由于漏分造成的长镜头和错分造成的短镜头对此平均帧数的计算影响很小,算法具有较强的鲁棒性.3 算法实现与分析利用本文中提出的算法,我们设计并实现了一套镜头分割、计算镜头频度以及利用镜头频度对视频进行浏览的系统,并利用此系统对实际的影片视频流进行了基于镜头频度的检索.系统提供了利用镜头帧数对视频进行浏览检索的功能,浏览界面如图6(a)所示.其中,上行为分割得到的镜头帧数序列,下行为采用文中算法得到的镜头平均帧数序列.在镜头平均帧数的计算中,我们将窗口长度L设定为8,滤去的最小元素个数a和最大元素个数b均设为2.为便于交互浏览,Naver(n)计算所用的窗口不是以n为中心,而是以n为起点的窗口.通过选择双击浏览界面中镜头对应的位置,系统就可从指定镜头开始视频播放.这样,用户可以通过选择镜头平均帧数序列中具有较小平均帧数的镜头来选择镜头切换频繁的视频片段（一般都对应于情节较为紧张的片段）来浏览检索.(a) (b)图6 利用镜头频度对视频信号进行检索为了对镜头频度的作用进一步加以说明,我们在系统中提供了对镜头序列按平均帧数从小到大重新排列的功能,以便于用户的检索.重排后得到的代表帧序列如图6(b)所示.图中显示的是对美国影片“黑衣人”（Man In Black）(上)中的镜头代表帧重排得到的结果,经测试，序列中排在前面的代表帧对应的基本都是影片中情节紧张的部分.在图6(b)的重排序列中代表帧按顺序依次为：(1) 虫族在餐馆的谋杀；(2) 球型闪电在MIB中心造成的混乱；(3) 主人公J和K调查枪支来源与外星人在百货店的对峙；(4) 主人公J加入MIB的手续过程；(5) 主人公J对外星人的追逐等.其中除(4)外,都属于情节较为紧张的场面,而(4)是出于表现手法的需要而采用了一系列的短镜头.可见,镜头频度对于影片提供了一种相当好的根据情节进行检索的手段.4 结 论在本文中,根据影片等经过编辑处理过的观赏类视频信号中情节往往通过镜头频度――镜头切换的频率来体现这一特点,我们提出了对此类视频信号根据镜头频度进行检索的方法.针对实际视频信号中镜头切变和渐变的特点,我们分别设计并实现了相应的镜头分割算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反映镜头频度的度量――镜头平均帧数的鲁棒计算方法.对实际影片进行的浏览和检索显示出,镜头频度可以很好地满足对影片根据情节进行检索的要求.*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基金和国家“211”学科建设项目基金资助.本文通讯联系人：白雪生，北京 100084,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信息教研组作者简介：白雪生,1972年生,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基于内容检索,计算机视觉.徐光v,1940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视觉,多媒体技术，基于内容检索.史元春,女,1967年生,在职博士生,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多媒体技术.作者单位：白雪生，徐光v，史元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北京 100084）白雪生，徐光v，史元春(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4)参考文献：［1］Zhang H J, Kankanhalli A, Smoliar S W. Automatic partitioning of animate video. Technical Report, Institute of Systems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2［2］Yeung M M, Yeo B L, Liu B. Extracting story units from long programs for video browsing and navigation. In： IEEE Computer Society ed.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Computing and Systems. Los Alamitos：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 1996. 291～305［3］Irani M, Anandan P, Hsu S. Mosaic based representations of video sequenc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IEEE Computer Society ed.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Los Alamitos： 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 1995. 605～611［4］Ardizzone E, Cascia M L. Automatic video database indexing and retrieval.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1997,4(2)：29～56收稿日期：1998-06-16，修改日期：1998-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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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在穗３：０胜古巴队新华社广州５月１５日电（记者张家昌）中古女排对抗赛今晚在广州天河体育馆揭开战幕。经过一个小时的较量，中国女子排球队以１５：２、１５：１和１５：９的优势击败来访的古巴女子排球队，赢得第一回合的胜利。中、古女排是本月１３日同机抵穗的。当天，双方教练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中国队主教练胡进说，中国女排目前状况还好，主力李国君、许新、李月明虽有伤病，但不影响她们参赛。古巴教练欧亨尼奥则表示，路易斯因伤未能随队前来参赛是个损失，但刚归队的两名老主攻手状态良好，整队水平不会下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防守出色，一传到位率较高，且争得网上优势，前两局只丢了３分。第三局，古巴队在０：４落后的情况下把比分追成４：４平。接着场上出现５平、６平，……最后以９：１５输掉第三局。中、古女排将于１７日将在我国著名“排球之乡”――台山进行这次对抗赛的第二场比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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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学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9年 第20卷 第4期 vol20 No.4 1999地球扁率引起红外地平仪姿态量测误差的数学模型刘延柱摘 要 本文讨论地球扁率引起红外地平仪的姿态量测误差的数学模型，导出解析形式姿态误差计算公式，可在任意轨道根数和扫描轴安装角情况下用于误差补偿。算例表明，利用本文导出的解析公式与利用数值方法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主题词 地球扁率 红外地平仪 姿态量测误差MATHEMATICAL MODEL OF ATTITUDE CORRECTION OFSCANNING HORIZON SENSOR FOR EARTH OBLATENESSLiu Yanzhu(Dept.of Engineering Mechanics,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 Shanghai . 200030)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attitude correction of scanning horizon sensor for the earth oblateness is discussed in present paper.An analytical formula of attitude measuring error is obtained and can be used as attitude correction for arbitrary orbital elements and arbitrary installing angle of the scanning axis.A numerical example is given and shows that the results of analytical method and numerical method are identical perfactly.Key words Earth oblateness Scanning horizon sensor Attitude correction1 引言圆锥扫描式红外地平仪广泛应用于对地定向三轴稳定卫星，以确定卫星的俯仰角和滚动角［1，2］。地球扁率作为姿态误差的主要误差源，对于轨道面倾角接近90°的太阳同步卫星，其影响尤为严重。Tekawy等(1996)［3］提出的误差数学模型建立在Newton-Raphson数值方法求解非线性方程的基础上。对扫描沿滚动轴负向安装特殊情况下所作的数值计算表明，地球扁率误差在两极地区最为严重。本文提出计算地球扁率误差的解析公式，可在任意轨道根数和扫描轴安装角情况下用于误差补偿。与文献［3］的数值解方法相比，可明显减少星载计算机的计算量。2 地平平面与轮廓椭圆将地球表面简化为旋转椭球，记作E。以地心O为原点，建立E的主轴坐标系(O-xyz)，Oz沿极轴，(x,y)为赤道平面。设Re,Rp为赤道半轴和极半轴，且有Rp=Re(1-ε),ε为地球扁率(ε=3.3528×10-3)。只保留ε的一次项，E的曲面方程为f(x,y,z)=x2+y2+z2(1+2ε)-R2e=0 (1)设卫星S相对(O-xyz)的坐标为u,v,w，从S向地球引切线矢量L=SP,与E曲面相切于P(x,y,z)点，L与P点处的曲面法线矢量n0应正交，即L . n0=0，利用此条件导出平面方程：g(x,y,z)=ux+vy+(1+2ε)wz-R2e=0 (2)此方程所确定的平面称作地平平面，记作Π，Π平面在E曲面上截出的椭圆即卫星上观测到的地球轮廓线，称作地平轮廓椭圆(见图1)。设天底轴OS与E椭球面交于S′，与Π平面交于S*。S′与S*分别为地球表面和地平平面上的星下点。设OS=r为卫星距地心距离，对于圆轨道情形r为常数。S′点的坐标应满足椭球方程(1)，导出OS′=R与纬度角的关系式R2=R2e(1-2εsin2) (3)图1 地球椭球表面与地平平面自O点向Π平面作垂线OA，设OA=d,OS*=D，可证明D与d的差别仅为ε的二次微量，导出(4)不失一般性，将(x,z)坐标面旋转至与星下点重合，则Π平面的法线基矢量n*为(5)以S*为原点，在地平平面Π上建立地理坐标系(S*-x*y*z*)，其中z*轴沿-n*方向，(x*,y*)沿Π平面，x*轴沿子午线指北，y持嵫匚诚咧付(见图2)。将轮廓椭圆上任意点P的坐标代入椭球方程(1)，可导出P点在(x*,y*)坐标面中的极坐标(ρ，σ)表达式(6)图2 地平轮廓椭圆其中为忽略地球扁率，即ε=0时轮廓椭圆转变为圆的半径。上式表明，轮廓椭圆与地球扁率ε，卫星轨道半径r及星下点纬度角等因素有关。在赤道上空(=0)轮廓椭圆有最大偏心率，在两极上空(=π/2)转变为圆。设h=SS*为卫星距地平平面的高度，可利用式(3，4)算出(7)其中h0=(r2-R2e)/r为忽略地球扁率时的h值。利用P，S点的坐标计算切线矢量L的长度，得到(8)对图1中的三角形SPS秤τ糜嘞叶理和式(7)、(8)，求出切线矢量L与天底轴OS之间的夹角η的余弦cosη=cosη0［1+εF(,σ)］ (9)其中为忽略地球扁率时的η值，函数F(,σ)定义为(10)3 姿态角计算公式卫星的轨道面倾角i和纬度幅角u与地理纬度角和轨道面与子午面夹角χ的关系为［4］sin=sinisinu, cotχ=tanicosu (11)以S为原点建立轨道坐标系(S-x0y0z0)，星体坐标系(S-xryrzr)和地平仪坐标系(S-xsyszs)，其中z0轴指向地心，y0轴沿轨道面法线，xr,yr,zr分别为滚动轴，俯仰轴和偏航轴。设滚动角，俯仰角和偏航角分别为，θ，ψ，地平仪的扫描轴H安装在(xr,yr)平面上作为ys轴，与yr轴的夹角为γ。zs轴与zr轴重合(见图3)。图3 星体坐标系与地平仪坐标系的姿态角设扫描圆锥面与地平轮廓椭圆交于P1，P2两点，P1为扫入点，P2为扫出点，过P1P2的垂直面与扫描轴交于C点，与zs轴平行的矢量CM为固定于星体的量测基准，令扫描圆锥半角为α,β1=∠P1CM,β2=∠P2CM为与扫描时间脉冲成比例的输出信息，引切线矢量L1=SP1，L2=SP2，计算其基矢量L01及L02及天底轴基矢量z00相对(S-xsyszs)的投影(见图4)，并代入以下关系式：L01 . z00=cosη1, L02 . z00=cosη2 (12)图4 扫描圆锥面与地平轮廓椭圆的相交点其中η1，η2为L01，L02与z00的夹角。可解出姿态角θ，为α，γ，η1，η2，β1，β2的函数；(13a)(13b)对于忽略地球扁率的理想情形，将理想情形的姿态角θ，记作θ0，0代入式(13)，且忽略β1-β2的二阶以上微量，令η1=η2=η0，简化为：(14a)(14b)作为特例，令γ=-90°，即得到文献［3］的结果。上式为更普遍的计算公式。4 地球扁率误差考虑地球扁率时须利用式(9)计算切线矢量与星地矢量z0轴之间的夹角η1，η2。为此必须先确定扫入点P1和扫出点P2在地球轮廓椭圆上的坐标σ1和σ2。只保留ε，θ，的一次项时，在σ1和σ2的确定过程中可不考虑地球扁率和星体偏转的影响。设C澄C在地平平面上的投影，则S*P1，S*P2与S*C*有相同夹角Δσ，CP1，CP2与CC秤邢嗤夹角β0。设S*C*与y*轴的夹角为σ0，利用简单的几何关系可导出σ0=γ-χ，且有(见图5)图5 扫入点和扫出点的位置坐标(15)则σ1，σ2可写作σ1=σ0-Δσ, σ2=σ0+Δσ (16)将式(15)、(16)代入式(9)、(10)计算η1、η2，得到cosηi=cosη0［1+εF(,σi)］ (i=1,2) (17)将上式代入式(13)，修正函数F(，σi)记作Fi(i=1,2)，导出修正后的姿态角计算公式θ=θ0+Δθ， =0+Δ (18)其中Δθ，Δ为地球扁率引起的姿态角量测误差，计算公式为(19)5 算例利用文献［3］的算例，令i=98.70，r=7230km,α=600,γ=-900,利用本文导出的解析公式计算得到ρ0=3003.7km,h0=1603.6km,β0=57.060,Δσ=55.470，姿态量测误差Δθ，Δ随纬度幅角u的变化曲线见图6，与文献［3］用数值方法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图6 姿态量测误差随纬度幅角u的变化曲线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 . 上海 . 200030参考文献1 Wertz J R.Spacecraft Attitude Determination and Control.Dordrecht:Kluwer Acad.,1978:98-1062 孙宝祥，赵健翔，陈义庆.对地定向三轴稳定卫星的圆锥扫描式地球敏感器的数学模型.控制工程，1995，(2)：1-73 Tekawy J A,Wang P,Gray C W.Scanning Horizon Sensor Attitude Correction for Earth Oblateness,J.Guidance,1996,19(3):706-7084 刘延柱.航天器姿态动力学.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5收稿日期:1998年3月3日修回日期:1999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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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企业 管理 体制 与 生产 经营０６０１１９８６ 年 ７月 ４ 日国务院国务院 关于 加强 工业 企业 管理 若干 问题 的 决定（１９８６ 年 ７月 ４ 日 发布 ）一 、“ 六五 ” 时期 ， 经过 全面 整顿 和 初步 改革 ，我 国 工业 企业 的 面貌 发生 了 很 大 变化 ， 为 保证 国民经济 持续 稳定 协调发展 做 出 了 重大 贡献 。 但是 ， 企业 素质 差 的 问题 仍然 存在 ， 技术 落后， 管理 更 落后 。 突出 表现 在 不少 企业 的 产品 质量 差 ， 物质 消耗 高 ，经济 效益 低 ， 不 能 适应 现代化 建设 和 人民 消费 的 需要 。随着 社会主义 市场 体系 的 逐步 完善 ， 对外 经济 技术 联系 的 不断 扩大 ，所有 企业 都 面临 着 优 胜 劣 汰 竞争 的 严峻 考验 。 质量 不 上去 ， 消耗 不下来 ， 经济 效益 不 提高 ， 企业 就 不 能 继续 生存 和 发展 ， 国家 也 难以实现 现代化 建设 的 预期 目标 。 对 此 ， 必须 有 清醒 的 认识 和 强烈 的 紧迫感 。二 、“ 七五 ” 期间 ， 要 把 提高 产品 质量 、 降低 物质 消耗 和 增加 经济效益 ，作为 考核 工业 企业 管理 水平 的 主要 指标 。 为此 ， 提出 国家 特级 企业 、国家 一级 企业 、 国家 二级 企业 和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 级 先进 企业 主要 标准 。国家 特级 企业 主要 标准 是 ： 主要 产品 质量 和 物质 消耗 指标 ，达到 国际 先进 水平 ， 进入 世界 先进 行列 。国家 一级 企业 主要 标准 是 ： 主要 产品 质量 达到 ７０ 年代 末 ８０年代 初 的 先进 水平 ， 主要 物质 消耗 指标 达到 １９８５ 年 国 内 同 行业 先进 水平 。国家 二级 企业 的 主要 标准 是 ： 有 在 国 内 同 行业 领先 、适合 市场 需要 的 优质 名牌 产品 ， 主要 物质 消耗 指标 达到 １９８５ 年 国 内 同行业 先进 水平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 级 先进 企业 的 主要 标准 是 ： 有 在 省 内 同 行业领先 、 适合 市场 需要 的 优质 名牌 产品 ， 主要 物质 消耗 指标 达到 １９８５年 省 内 同 行业 先进 水平 。全 国 工业 企业 ， 特别 是 全民所有制 大中型 企业 ，都 要 从 自己 的 实际 情况 出发 ， 制定 出 “ 抓 管理 、 上 等级 、 全面 提高素质 ” 的 规划 ， 并 采取 切实 措施 ， 努力 实现 。企业 上 等级工 作 ， 应该 有 计划 有 步骤 地 进行 。 从 全 国 来说 ， 先 在 机械 、电子 、 钢铁 、 有色金属 、 石化 、 纺织 以及 某些 轻工 行业 中 试行 。 其它 行业 ，可 参照 以上 要求 ， 选择 部分 企业 进行 试点 。 在 工作 中 要 坚持 实事求是 ，防止 形式主义 。 不论 哪 一级 的 先进 企业 ， 都 不 搞 “ 终身 制 ”。 要 定期 评审， 有 升 有 降 ， 符合 标准 的 就 上 ， 不 符合 标准 的 就 下 。 评审 工作 要 由公正 的 机构 组织 实施 。 对 达到 国家 特级 、 一 级 、 二级 标准 的 企业 ，国家 在 信贷 、 出口 、 工资 、 奖金 等 方面 分别 给予 相应 的 鼓励 。企业 等级 的 具体 标准 、 上 等级 规划 和 实施 细则 ，国家 级 企业 由 国务院 有关 主管 部门 负责 制定 ， 国家 经委 组织 协调 ； 省级企业 由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自行 制定 。 企业 上 等级 工作 涉及 的 方面 很多 ， 各 地区 、 各 部门 要 有 相应 的 机构 负责 组织 协调 。三 、 积极 推行 和 完善 全面 质量 管理 ， 建立 质量 保证 体系 。必须 牢固 树立 质量 第 一 的 观点 ， 千方百计 为 用户 提供 优质 产品 和 服务 。企业 主管 生产 经营 的 干部 必须 学会 质量 管理 的 科学 方法 ， 积极 动员 和组织 职工 参加 质量 管理 活动 。 要 充实 质量 管理 和 检验 机构 。 要 把 产品质量 与 职工 的 荣誉 和 物质 利益 结合 起来 ， 使 质量 指标 在 工资 、 奖金分配 上 具有 否决 权 。加强 国家 对 产品 质量 的 监督 。 要 尽快 在 全 国 范围 内 建立 起 科学 、 公正 、有 权威 的 质量 监督 网 。 用 科学 的 手段 和 方法 ， 到 市场 和 用户 抽查 商品 ，并 发布 抽查 公告 。 对 不 合格 产品 的 生产者 提出 警告 ， 限期 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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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441 【原文出处】ｌｉàｏ＠①望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5 【原刊页号】10-20 【分 类 号】G52 【分 类 名】家庭教育 【 作 者 】易杳/庄会宁/陈宝泉 【复印期号】199601 【 标 题 】家庭教育：在缔结中华民族的未来？ 【 正 文 】 （本刊记者 易杳 实习生 庄会宁 中国教育报记者 陈宝泉）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鲁迅＊ ＊ ＊历史并没有许诺必须给中华民族一个辉煌灿烂的未来。实际上，我们跋涉过怎样漫长艰险的征程，经历过多少次兴衰、存亡的严峻考验，才走近21世纪。21世纪，充满更大的机遇、更大的挑战。当我们即将跨进新世纪的门坎时，将家庭教育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宁不是虚张声势、骇人听闻。不同命运的选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主张有多么不同，有一点总是相同或相似的，那就是所有的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健康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全世界的家庭所遇到的问题亦有不少是共同的。毫无疑问，家庭是人生第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早的启蒙教师。家庭教育作为人的一生中所接受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其意义远比儿童的成长、家庭的幸福大得多。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观念嬗变，家庭教育似乎又总在制造错误，而错误肯定不是故意的……对于中国的父母，最大且最普遍的错误，或许就在于坚定地相信自己所作的都是出于爱孩子。亘古流行的说法是“天下哪有父母不爱子女？”到了当代，这种爱即体现在抚养孩子，满足其物质和身体的要求，并认定因此美好的德行和幸福都一定会从那母爱之泉中汩汩流出。无数年轻的父母其实并不知道有关儿童教育、成长的原则，只是遗传的法则决定了孩子无选择父母的机会，更管不了父母应具备的条件。时间证明了仅有爱是不够的。父母之爱或许无法估量，但缺乏教育的爱极易导致孩子有害的生活态度。正确的生活态度不是遗传的，而是学会的。早期形成的一些概念，会永久地深植于生命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公民的素质。事实证明，儿童早期教育的每一步过失，结果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懔于“养不教，父之过”、“慈母败子”的古训，教育子女亦被中国年轻的父母视作不争之责。但有关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则一直是舆论争论不休的话题。当严厉的管教导致的不良后果被披露，教育的方式便倾向宽容、自由；宽容、放纵到问题严重时，便又回到严厉。家庭教育观念有如钟摆一般，摇过来、摆过去，始终没有找到稳定点。90年代开始的较广泛的反思，其成果虽然廓清了一些观念界限，但并未给“钟摆”找到合理的定点。目的不明的宠爱、溺爱所结的苦果已令人相当沮丧，那些由过分惩罚而留下的“伤疤”被作为取消管教的理由，则更愚蠢。当然，导致家庭教育失败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父母。现实是，几代人固守的大部分价值观念到了“这一代”，正被猛烈地摇撼着。相当多的年轻父母认为，有关孩子自我控制的品格及个人力量的形成，在当今社会背景之下，不是家长的管教所能达到的。父母所能做到的，就是以全部的爱，在与孩子之间搭起一座畅通无阻的桥梁，以使“第一教师”的崇高形象，永远树立在可爱的孩子心目之中。至于种种不良行为只能尽力控制在最低限度，待他们成熟时再一举消灭。这不过是一种头脑简单的自我安慰而已，真是到那个成熟时期，采撷的就不是生命的甜美之果了。犯罪学家在研究青少年不法行为及其增长的原因时，几乎都追溯到儿童时期家庭疏于管教。不是遗传因素，亦不是父母的不良行为影响，而只是从来没有人要求他们约束自己行为，限制冲动。有时，倔强的小脸冲着父母，攥紧小拳头，仅仅想激发父母去应战，想试探一下自己行为的界线，并非由于受到挫折或出自内心的敌对情绪。没有勇气的父母的容忍，每每为其提供了突破那些本不该突破的界线的便利。纵容倾向稳定而广泛地在那些家庭持续着，因此，如此之多的不法行为才有得逞之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几乎充溢着无限爱的家庭。如果已经酿成的不幸所反映的过去的错误还能引起父母重视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现在，保护未来。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爱”和“管教”上。选择不是非此即彼。实际上，“爱”和“管教”是两个紧密相联的因素，缺一不可。同时还要用得适体适量。本世纪50年代的美国，曾盛行过所谓“纵容的民主主义”理论，把父母管教孩子的责任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任何形式的惩罚都被认为有害。这个被看作是美国历史上对孩子最纵容的十年，其结果是造就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群体。后人追究起来，认为致使美国“失去这一代人”，虽有多种因素，但主要应归咎于数百万家庭的放纵、宽容、无管教状态。中国现在是可以吸取西方教训的时候了。学术界取得了较为一致的共识：不同爱心的选择是不同命运的选择。这既是个人命运，也是民族命运的选择。错误的爱决不仅仅是父母抚育子女过程的一种失败。早在80年代末就有人疾呼：本世纪最大的灾难便是不正确的爱导致家庭教育失灵！父母送给孩子的最坏礼物――溺爱中国的父母把生命的赌注押在宠爱孩子上，这件事对于崇尚独立、自由的西方来说，真是不可思议：中国的父母一定找到了这种自我牺牲的价值和意义，这里边一定蕴藏着支撑中国人生存的最可靠的力量。中国的父母形象，似乎总是牵着儿女的手。到了实在牵不住、不得不松手了，就用心牵着，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实际上，中国的父母差不多大半生都在为孩子忙乎着：从孩子出生到抚养长大，到上学、工作，到结婚成家，到生儿育女，全过程都恨不能全部承包。这不是制度，也不是社会提倡的进步行为，而只是一种风尚，一种公认的父爱母爱的方式。及至“小太阳”、“小皇帝”大面积涌现且带来了严重后果，人们才开始认真追究并发现，那种“承包一切”的爱，除了表达父母的慈心善意外，实在没有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任何有益的能量和养料。“小皇帝”、“小太阳”的大量涌现，引起了中国社会普遍的忧虑。所有成功的教育都在提示我们：道德修养、人格以及其它一些能力的培育，须借助群体活动来完成。孩子在家庭里完成的“第一堂课”，不但应当有获取，也应当有付出；关怀与帮助、爱与被爱是相互的；合作与交换、权利与义务按照其特有的规则统一在家庭生存体中。这便是孩子社会生活的“人之初”。如今，这一切已被迅速降临的独子时代所切断。独生子女家庭失去了“群体”这个施教的最基本条件。自70年代末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以来，中国已造就了一个5000万之众的独子社会。这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祖先既没有提供可资仿效的经验，传统教育亦正在动摇其参照性，中国年轻的父母在解释社会忧虑的个人责任上找到了理由。于是，真正引起忧虑的原因――承包的爱，作为成人世界自我证明的一种能力和应该追逐的荣耀，依然在流行。其实，独生子女问题并不唯中国所特有。19世纪末，西方的教育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面对独生子女这一新出现的儿童群体，一度束手无策、惶恐不安。自美国心理学家鲍哈诺发表第一篇有关论文《家庭中的独生子女》，到1906年，德国医生内特尔完成专著《独生子女及其教育》，独生子女作为特异性的“儿童问题”，就再也没有摆脱其自私、娇气、任性、技能低、体能差这些命运了。美国的另一位心理学家霍尔干脆说：“是独生子女，仅这一客观事实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连那位被东方世界当作最正宗的教育学家的马卡连科也认为，独生子女“成了最困难的教育对象”，“是社会危险物。”这一情形延续到本世纪中期，终于得到较大改观，越来越多的专家细致观察、实验、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智力和能力都较强。80年代以后有关独生子女的新观点被强有力地推了出来：独生、非独生孩子在德、智、体上并没有显著差异，成才与否，关键在于教育，首先是家庭教育。这给了人们以很强的信心，而且实践也提供了说服力极强的典型。由于独生子女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相对集中、数量如此之众，这在一个“多子多福”观念十分深入的古老国度，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家长对子女期望值过高而产生过度关心和过多干预；之二，是子女在家庭中地位提高而导致自我意识强化。“小太阳”、“小皇帝”的出现，与一种叫做“四二一综合症”有关，即祖父母、外祖父母4个老人加上父母两人围着一个孩子转，奋其全力，精心地为孩子营造着“超级温暖”的童年。他们总想抱着孩子，抱着孩子的要求和欲望，抱着他的童年，还想抱他的前程。对孩子百事皆依，有求必应，恨不得孩子要星星，他们就找梯子上天去摘，孩子幼小的心灵便滋长了无穷的需求欲。在孩子的整个童年，家长总是像老母鸡孵小鸡一般，把孩子放在自己的翅膀底下保护起来。独自行动，那些“翅膀”不放心；出家门找小伙伴玩，更不放心。于是，成人的羽翼便彻底地遮住了孩子天性所向往的自由的天空。这是“抱大的一代。”大部分家庭的孩子只有一个位置：接受关怀、保护、给予。家长只知为孩子创造一个万无一失、舒适、周到的环境，使自己的心理得以满足，而不知那稚嫩的生命正被他们亲手一步步推向不可知的生活的深渊。诚如一位欧洲的哲人所说：爱护子女，这是连老母鸡都会做的事。然而，会教育子女，就是一件伟大的事业了。当初，墨子见染丝者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染丝如此，育人理同。儿童好比素丝，父母的教育有如“着色”。施以良好的教育，则将来可能成为好学生、好公民；倘所受教育恶劣，其未来多为恶劣，再作改造何其之难。其实，在祖先的遗产中是有着丰富的、形象的、具体的“学做人”的教育，既有“砸缸救友”、“让梨敬兄”、“温席孝长”等等孩子易懂能学的生活中事，也有“孟母三迁”、“曾参讲诚”、“岳母刺字”这样的人生哲理。“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儿童时期有了扎实的基本功，终生都会受益无穷。不仅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整个地球上的家庭孩子都在变少。父母有更多的时间来代替孩子做事。父母做得越多，孩子做得越少，直至无事可做，最后也就不会做。充满爱心的父母随心所欲地剥夺了孩子自我锻炼、自我能力释放的机会。即使从理论上明白不该这样，但一见到孩子，总忍不住要自己动手。甚至还有父母跑到学校去替孩子做值日、搞卫生。据对北京2290多名小学生的调查，日均干家务活为0.2小时。而同龄的小学生，美国为1.2小时，泰国为1.2小时，韩国为0.7小时。又据对天津市1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52%每天由家长代为整理生活和学习用品，74%离开父母就束手无策，只有13%偶尔做些简单的家务事。该孩子做的事父母做了；该孩子走的路，父母走了；该孩子承担的责任，父母承担了。父母因之能力得以开发并找到一种：负重的价值，而孩子则因之能力彻底弱化，独立意识逐渐丧失。这已是父母的爱在孩子身上留下的可担忧缺陷。更可担忧的是，这缺陷可能结出的恶果尚未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年轻的父母这样提出问题：“难道还要让孩子重复我们过去的苦难生活吗？难道不应当让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吗？”与此截然不同，美国父母的回答是，简单的家务及其它劳动不但对发挥孩子的特长和创造性大有裨益，而且促进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融洽。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担家务可以培养作为集体成员的责任感，这对于孩子走向成人后的漫长道路至关重要。美国孩子经常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口号是：Do it yourself――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一口号培养了孩子的能力、独立意识，还有一些别的可贵的品质。如儿童通过修剪草皮或照看小小孩等工作挣钱，不仅有了劳动的体验，而且对金钱的价值就能理解得深一些。中国并不缺口号，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代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其实际意义与美国人推崇的"Do it yourself"完全一致，缺的是这一代家长的勇气。中国家庭里，孩子永远是纯粹的消费者。没有挣钱的体验，只有索取和接受父母给予的习惯。中国式的母爱里就包括在金钱方面的给予，慷慨地、不失时机地给予，甚至是不加思索地给予。因此，孩子不识世事之艰辛、花钱大手大脚，就不足为奇了。据北京市的调查，进入90年代后幼儿园孩子大约人均月消费已突破双职工户收入的50%，中学生更高达65%！为孩子舍得花钱，这是父母的爱心。但结果却大佐初衷。孩子在家庭由被动消费者很快就被家长培养成主动消费者，讲名牌、讲精品，攀比摆阔，欲望愈发膨胀，家庭教育的失败已由此拉开序幕。一“大款”父亲一时高兴，将5万元人民币划入尚在初中一年级的孩子的帐户上。这孩子于是“抖”了起来：起居饮食全由保姆侍奉，提书包、做值日、课外作业一律花钱雇同学代劳。结果，这孩子在学校存款第一，学习成绩倒数第一。这件事使人联想起另一个故事：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戴维・布瑞纳中学毕业时，父亲送给他一枚硬币作为礼物，并附以嘱咐：“用这枚硬币买一张报纸，一字不漏地读一遍，然后翻到广告栏，自己找一份工作，到世界上去闯一闯。”后来取得很大成功的戴维・布瑞纳回首往事时，认为那枚硬币是父亲送他的“最好礼物”。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爱不可谓不殷、情不可谓不深：“我愿意为你牺牲。”结果呢？一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作品被制造出来了。有一天，当父母渴望从孩子那里得到关切和体贴时，懒怠、任性、生活自理能力低下、怕苦怕累，甚至弱不禁风等等，便都展示了出来。这是父母为自己的爱付出了代价，成了受害者。有这样的父母，“贪得无厌”、“好逸恶劳”这些古老的恶行还要专门培养么？比起孩子身上的缺陷来，父母所受的害就算不得什么了。读历史，当不会不知“触龙说赵太后”的典故，“父母之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目光短浅的“承包一切”的爱，实是父母在断送孩子的前程。父母刻意培植的依赖感在年轻的生命中已如此根深蒂固，失去依赖便如同断乳期一样折磨着那些走向社会的大孩子们。当初把他置于家长精心创造的“温室”中，无需理会外面世界如何苦风恶雨、云遮雾障，但苦心的家长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人是属于社会的。孩子终究要走出家门，终究要面对充满挑战的世界。并非他们不想竞争，并非他们不愿承担责任，而是他们自小丧失了能力。他们没有机会通过自我与外界的碰撞去领悟生存必备的能力，亦没有机会通过自己付出劳动和艰辛去意识人生的责任。这是孩子为父母的爱付出的代价，成为失败者。溺爱之成为中国家庭教育普遍的痼疾沉疴，无论其原因如何，但专家的衷恳告诫是，树立父母威信，不仅仅是为了作父母的自我满足，更重要的是儿童对其父母权威的看法直接影响其未来对环境、对社会规范的看法。“恶果”通常是这样结出来的：一次次试探，一次次成功地突破界线，孩子便将父母的纵容看作软弱（至少潜意识这样认为），轻蔑心理油然而生。接着便期望所有的人都像父母那样满足其所有要求，稍有挫折，就产生强烈抵触行为。再往后，对父母的不尊重就被公然地用于父母以外，包括即成的道德，乃至成人世界所有价值――这就是“反社会行为”，或称“代沟”。从此，不仅家庭生活变得相当混乱，而且危及社会。从长远看，溺爱而导致孩子走上犯罪道路的事，并非少数。父母以孩子之喜怒来支配自己的情绪，必然养成孩子任性骄横，为所欲为，到了极点，便演成弑母屠父的惨剧。山城重庆，一败家子再一次将家中电脑上的主机板拆下来卖了。母亲终于无法容忍，痛心疾首地数落儿子的种种劣迹。那儿子听着听着，心头恶火乱窜，刹那间，他举起一把铁锤向着亲生母亲狠命砸去。那颗曾经如何用爱浸泡过他的头颅登时耷下去。他又很快找来一根绳索套在与那颗头颅相连的脖子上，拼力紧勒。母亲用最后一点力气呼救，丧心病狂的儿子竟再紧缠三圈，并狠狠地打了一个死结。然后将尸体翻过去，使那不能再动弹的母亲脸贴地面，“我再不愿看见她了……”与此结局相反，辽东新近亦披露一起母亲手刃亲生儿子悲剧。“剧情”之惨烈，令人感叹。十几年没吃过一顿好饭菜、没穿过一套好衣服的母亲，却尽其所能宠着儿子。初中起，儿子对母亲就只有一个要求：“给钱！”有一天，儿子对母亲说：“我都18岁了，就因为没有钱，还娶不上媳妇。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卖房！”“那咱上哪儿住？”“这招不行，你就嫁人。再不，卖身挣钱。”“儿呀……”母亲泪若断珠。儿子抽出一把刀：“你自杀算了。”“儿呀，千万别这样。要啥，妈都答应。”母亲“扑通”一声跪倒儿子面前。“那好，你给我写张欠条，欠我一万元。”儿子还限定母亲：两天还清。母亲痛苦不堪地在街上走着。“得让儿子死！”她下定了决心。当儿子再一次挥拳而来时，母亲猛地抽出身上携带的匕首，照着儿子的前胸就是一刀。接着，又扑上去，一刀接一刀，连补8刀……年轻的家长也许不会有太多人读过马卡连柯，真应该补上这一课。让我们都记住这位伟大教育家的金玉之言吧：“一切都让给子女，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这就是父母所能给孩子的最可怕的礼物了。”创造力是怎样丧失的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小太阳”现象貌似家长围绕着孩子转，实是孩子围绕家长的意志转。父母不是倾向于把孩子的意愿放在首位，尊重其个性，使之有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而是相反，将成人的意愿强加于孩子身上，把孩子作为私有物任意捏塑，甚至于以暴力手段逼迫就范。心理研究表明，人在孩提时期就已开始形成独立的个体意识，通过接受各种信息发展其独立的认识、判断、爱好、意愿、追求等。影响儿童社会化过程的首要因素是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家长的教育动机、教育内容，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教育方式。西方80年代以后普遍推行的民主型教育方式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经验即在于尊重孩子，重视创造机会给孩子个人自主权，要他学会怎样解决自己的问题，尤其强调让孩子学会怎样在社会允许的条件下做出自我选择。在家庭里，孩子不但可以参与各种活动，而且还可以参与家庭各项大事的决策。遗憾的是，中国的多数家长，对于“民主意识”的理解，尚停留在社会政治的范畴，在家庭教育上表现为宽容和专制两个极端。前者过分保护，剥夺了孩子自我能力的培养；后者过多干预，限制了孩子自主性、创造性的发展。中国的孩子与父母妄谈平等，“小孩子懂什么？！一边去！”有关家庭事务的决定上，这种轻蔑一直是中国父母权威的一种体现。至于个人兴趣与爱好的发展，孩子的选择总被要求与父母的意志相一致。否定孩子的选择能力，等于堵塞了孩子的思考空间。一个总也得不到信任而独立行动的孩子，生命里是不可能滋长独立意识的。所谓“代沟”的形成，正是孩子不断增强的独立意识，与父母固守的传统宗法意识残余冲突的结果。在所有“教育经”中，“听话”是中国父母评价孩子的主要标准之一。虽然相当一部分人理论上承认培养生存能力、适应挫折能力的意义，但实践中给孩子提供的仍是成人设定的“乖孩子”、“好孩子”模式。多数孩子在童年的舞台上只是按照家长的意愿进行角色扮演，而不是在足够多的独立活动中进行角色创造。结果必然是，一，由于“听话”与否被作为衡量孩子品行优劣的依据，他们不得不做“好孩子”，小小年纪就学会善于进行见风使舵等印象控制；二，由于“好孩子”概念中包含太多实质上违反儿童天性或成人化的要求，他们难以总是维持“好孩子”状况，因而当外在监督减少或消失时，他们就要做一下自然的真实的孩子，甚至有意逆反，做一次“坏孩子”。传统的子女教育观念及其方式正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近十年的心理咨询实践提醒，大批“听话”或过“乖”的孩子已近乎愚钝，欠缺的不是智力，而是自主判断、独立思考的能力，欠缺的是创造性思维。1994年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中国、香港等九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未来家庭娱乐产品概念设计大赛”。中国共有20所学校1300多名选手参赛。比赛下来，两个组的冠军、亚军、季军中国孩子连边都没沾上，最后仅获得了一个带有鼓励意味的纪念奖。在人家闪耀着想象大胆、构思独特光芒的作品前，中国孩子的作品显得如此苍白、缺乏独创性。再往前推，近几年来，人们在中美、中日比较研究中接连发现，中国少年儿童的个性成熟度比美国、日本同龄人低。尤其是中国孩子在那次中日夏令营生活中的表现及由此引起的一场大讨论，人们记忆犹新。为孩子提供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进行自我体现、自我发现，使其独立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展的教育方式，同样适合于一般意义的教育。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社会成员创造性的普遍参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缺乏创造性，社会生活就容易蜕变成为简单的重复过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孩子从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中解放出来，使之健全、自由发展？智育误区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的“金科玉律”中，仍包括“望子成龙（或者“望女成凤”）。“望子成龙”作为一条连接中国家庭两代人最牢靠最结实的纽带，使一代又一代的父母找到了负重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当然，其成败与否，也就成了家族荣辱贵贱的象征。“知识就是力量”这条来自西方思想家的标语，一直是中国的父母对子女“劝学”及自勉的最好的座右铭之一。一方面这是由于受过较好教育、拥有知识可以选择更好的谋生手段；另一方面拥有学识的人在中国受到尊重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只是到了当代，由于历史悲剧和现实竞争的缘故，“望子成龙”及追求知识承载了比以往更多、更深沉的内容。一代的父母都在向下一代转移生活留给他们的伤痛和遗憾，那可怜的下一代便背负上一代“高值期望”，被赶羊似地赶上了追逐“理想”的道路。于是，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就成了“开发”对象。80年代后，“神童教育”“零岁方案”在中国一度甚嚣尘上。尽管科学实验一再证明人群中仅有3/1000超常，固执的中国人却说“没有哪个上帝规定百分比”，对孩子的智力资源进行掠夺性的挖掘。本来，这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近30年来，西方国家先后掀起以“早期开发智力、培养英才”为核心的教育改革运动。但中国的年轻父母只知步人后尘，大肆渲染“智力发展越早越好”、“早期智力开发程度和水平决定一生智力发展和社会成就”、“儿童智力优于成人”等等，而不知道他们盲目地一窝蜂作这种“掠夺”“挖掘”之日，正是“早期智力决定论”指导下的改革失败、西方重新反思儿童教育之时。无视年龄特征及理解、接受能力而实施强制开发，无异杀鸡取卵、揠苗助长，这是个显浅的道理。古人尚知：“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俭，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之人父人母何以如此悖理？据一项权威调查，90年代后风行中国的奥林匹克学校最“热”时，严重一些的城市学校小学生上过奥校、奥班的占54%多，许多人同时上三、四个。据另一项权威调查，一些教育发达的国家一年级儿童每周用于运动和玩乐的时间超过18小时，而中国儿童仅为9个小时多一点；中国约有80%的小学生课余时间主要用于学习，而那些教育发达国家90%以上的儿童课余时间用于文体活动及自己感兴趣的游戏。父母不合逻辑的期望，无情地剥夺了孩子应有的娱乐的权利，侵占了孩子任意遐想的自由。很多人放学之后总是磨磨蹭蹭不愿回家，因为回家就得接受父母监督做作业、温功课，或者画画、练琴。有两句话在孩子们中流传：“在学校，课间十分钟最短暂；回到家，厕所里面最温暖。”不知家长听后是否心酸？以苦心“经营”孩子“成龙”“成凤”为人生之荣、之乐的年轻父母是不会心酸的。他们辛辛苦苦乐此不疲，将家庭的财力、精力和一个个希望加到孩子身上：报考重点学校，参加各种培训；给听觉欠佳、辨音能力低下的孩子请来家庭音乐教师，给色弱的孩子请来美术教师；还有学电脑、学英文、学舞蹈、学书法……在这些追逐梦想的活动中，父母则作着最忠实的“陪读”、“陪练”。“最忠实”的家长们并不明白，把自己一厢情愿的期望建立在对孩子童年的天性扼杀和自由剥夺上，是一种舍本逐末的愚蠢行为。有一则耐人寻味的故事：“老大学生”的父亲自儿子三岁起就逼他学艺，而且颇炫耀其教子经验：“我规定他每天必须干什么、不准干什么。不依，我就狠揍！”至十岁，儿子不仅弹一手好琴，书画亦略通一二，并有一画着许多自由飞翔的小鸟图在当地比赛获头奖。一时令这位曾怀一腔抱负而终不得志的父亲很是自得：我荣耀，十年心血没白费。忽一日，父亲偶见儿子所作一画：一乖巧的小羊在弹琴，一大灰狼呲牙咧嘴站在琴旁，说：“你得一直弹我爱听的曲子，不然，我就吃掉你！”聪明的父亲恍然大悟――乖巧小羊，还有自由飞翔的小鸟，儿子在控诉啊……还有一惨烈的故事：作工人的父母，仅因友人一句不经意的话，便倾其囊，甚而负其债为独生女购置钢琴。不料这女孩视学琴为苦役，而父亲则强行规定每天必练4小时，不够时间不许吃饭、睡觉，并效法古人“头悬梁，锥刺骨”，女儿疲倦得抬不起头就用绳子将头发吊起；双手累得抬不起，就将双手吊起，伴以经常的打骂。终于有一天，女儿抄起剪刀，铰断自己的手筋。抢救的大夫十分震惊：“你将手筋铰断，不怕疼？”女孩说：“铰断手筋只疼一时；不断手筋，我的痛苦却是一辈子也解除不了。”……现代文明已不太相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这种陋见。但细致的调查和严谨的实验表明，孩子智力的发展并非均衡的，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学习慢”的孩子至少有1/4，其中又有相当多的“学习有障碍者”，而中国的学校迄今尚没有能力对其作出适宜特殊的教育，承受与所有孩子一样的要求。糟糕的是，家庭往往安排专门的甚至耗资巨大的教育计划，促其“成龙”。多数情况下孩子不能不从父母之命，然而，从一进那些重点学校、培训班的那一天起，孩子就是既定的失败者。父母是难以想象孩子力不从心却又不得不去竞争的困境的。可以看见的结果是，因失败逐渐产生的压抑，慑于父母威严而撒谎后的负疚，对于前程的恐惧……种种心态不断扭曲，伤害其自我，根本承担不起眼前和未来的责任，且会酿成惊心动魄的悲剧。这是发生在京城一隅的事：“你要是考不进市重点，我就抹脖子！”母亲对尚在小学的女儿说。性格开朗、活泼大方的女儿进了那所大学升学率达100%的市重点中学。母亲以百般宠爱善待她；“你必须是班里的佼佼者。”母亲这样说。渐渐地，女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焦躁不安常常爬上眉宇。她没有实现母亲的愿望。“期末考试成绩要是达不到90分，我给你抹脖子！”母亲对愁惨、消瘦的女儿这样说。终于有一天，女儿出走了。三天后，人们在京郊的一座桥下找到她，蓬头垢面、饥困交加……这是发生在天津的故事：这位12岁的女童觉得她怎么“玩命”也达不到父母的要求。每次走出学校的考场，回家就进了“刑场”――她得遭受事先无法估计其程度的打骂。“如此漫长的受罪，还不如死了好。”她悲哀地想道。她实在不愿去上学了。“吃多少安眠药才能死去？”她问母亲。这奇怪的问题居然没有引起警觉，直到这可怜的孩子痛苦地咽下十几片难吃的药片、昏睡了半天后，才被发现……古人曰：“木可雕，而病于越度；金可铸，而病于越冶。木越度，金越冶，虽有良工巧匠安施？”这种朴素的辩证法，于那些对子女施行揠苗助长式过度教育的家长，应该是有启迪的。自从1987年青海那位可怜的小男孩因成绩未能“达标”而被生母活活打死后，类似的悲剧几乎年年总有，出走现象则更为普遍。尽管舆论披露时见诸报端，社会呼吁不绝于耳，而家庭给孩子制造的压力并不见消退。追究起来，压力之存在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历史原因是，这一代家长正是那被“耽误了的一代”，当年的风潮使他们失去了辉煌的机会。除极少数出类拔萃者外，大批平庸者便将人生价值的筹码不可更改地压在了子女身上。他们中的一种人表现了十足的投资商追逐回报的贪婪，孩子上了重点还得考名牌，排名第二不满足，还得争第一。不着边际的欲望仿佛给孩子幼小的心上弦，一圈一圈紧拧，直到拧断。他们中的另一种人，平时只顾成人世界的功名利禄而对孩子不闻不问，到关键时刻便雷霆大发。就像一个平时不精耕细作的农民，收获季节只会看着自己的果实不如别人丰硕而生气。无论哪一种，都是将孩子视作光耀门楣的工具，“你要争气啊，孩子！”这“争气”实质上就是要孩子为大人脸上搽粉抹脂，以证明自己不是孬种，本来是可以成“龙”的。现实的原因是，应试教育制度下，考试分数一直作为学生优劣的证明，一直决定着学生的大半个前程。目标瞄准大学之门的家长，便将孩子的考试分数“命根子”一般盯着：“不能不重视呀！应试教育太厉害了。分数魔法无边，稍不留神，孩子就加入失败者行列。”就家长而言，孩子能否顺利升入重点中学和理想大学，已成为两块难以却除的心病。教育部门将升学率和考分压力施加给学校，学校分摊给教师，教师传递给学生，如一条魔链。而且，种种“指标”的不断升级，不但孩子抑郁忧愁，导致心理变异，而且家长亦陷于焦虑、烦躁而不能自拔。分数线成了家长眼中孩子前程的地平线，千方百计无论如何要叩开“重点学校”的门，以为孩子的锦绣前程都关在那“重点”里呢。北京的家长为了给孩子买数量很有限的教学参考书，竟有人在冰天雪地里通宵达旦直到书店开门。而上海市中学统考出现的家长“陪考”场面则更为壮观，考场外黑压压一片，徘徊着，默默地等待着。其中有的是请长假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当年“知青”家长。许多家长为高期望值和竞争观念驱使，不惜投资为子女开小灶。据上海市1995年不完全统计，非毕业班学生请家庭教师的比例就高达32%多，毕业班的“盛况”就可想而知了。另一项统计，双休日在家长监督下进行补课的学生占60%多，应届毕业生更高达80%！其中，有50%的作业由家长自行布置。大人上五天班，而孩子则七天满负荷运转。可怜的孩子，被弄得战俘似的，投诉无门，呼救无助。不少人顿生厌学情绪，企盼“早日退休”，好痛痛快快玩上一天。为鼓励孩子考高分，家长的手段真是无奇不有。不少家长甚至一手给钱，一手收“分”：父亲：考100分，给你100元。儿子：你给50元得了。父亲的巴掌通常会重重地落在儿子的脸上。其实，多数孩子这样没信心并非由于不努力。对中小学生的随机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孩子认为家长总是对自己的成绩不满，近40%的孩子诉说自己在拼命努力，但总也达不到目标。孩子都有各自的兴趣，爱好和思维方式，也有各自的心理发展速度和潜能优势，而家长按照自己的意志强逼学某种专业，并过早定音、定调，孩子的失败是必然的。这种偏重学业的风气，至少反映了家长对智力教育的误解。所谓智力最重要的标志在孩子依靠自己的智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家长的责任在于培养、锻炼孩子的自学能力和毅力，使其摸索出良好的学习方法。而不切实际的过度教育的最有害的恶果，正在于限制了精神机能的发育，而对孩子一生贻害无穷。这年代，有多少孩子是注定要“苦海无边”了。每每念及痴心父母的厚望及其所作的牺牲，幼小的心就压上了沉甸甸的负担。他们总在试图改变自己的成绩形象，心补偿父母的关怀。但这是徒劳的，学习的动机被早期的失败扼杀殆尽，一想到可能考不上父母所希望的重点学校，心中就充满恐惧。进考场如进刑场，一拿起考卷就紧张得浑身发抖、虚汗直冒。甚至有人自感无力报答父母之恩而结束幼小的生命……中国的父母往往以自己所受教育中获得的观念来考虑孩子的未来。实际上，以往的模式在朝着成熟化、信息化、国际化方向发展的21世纪未必实用。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访问了23个国家之后，写成题为《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其重要观点之一：再也不能刻苦地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学会生存！这一观点已成为世界教育的主题，也为中国的教育转变提供了根据。不过，中国家庭教育方面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并不是教育策略上的盲目而出现的种种不切实际的作法，也不是家长的期望值压力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中国家庭教育最可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智育思想支配下的重智轻德倾向。8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次重大的转变，个人主义、开放、平等、竞争、个人奋斗、博爱……五光十色的新观念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古老的河道泛起粼粼波光，映进了中国新一代纯净的心目。不能不看到这一事实：西方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已大举注入东方文化的肌体。事实上，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中国家长们自身正面临着的最大困惑与混乱是，实用主义倾向的过分张扬与日趋强化，并由此带来家庭道德教育的困难，一是曾经作为主流文化体系中的一些道德选择，已不能用于90年代的孩子，二是，一般家长尚不具备能力对客观存在的社会道德现实作出冷静的判断，以吸纳其中积极因素，建立具有弹性的家庭教育体系。据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家长在回答孩子最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时，排在最前面的为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和智力开发。劳动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等，尚未进入家长的视野。家长忽视孩子交往的倾向也较明显，初中学生中，家长明显不支持其交往者达20%以上。人际交往能力是当代人的重要能力，交往能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人适应社会的能力，而且还关系到人的身心健康，因而是重要的德育内容。又据天津市对2000多名中学生的调查，回答“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时，超过50%的人认为是“实现自我追求，促进自我完善。”这一倾向与家庭教育中过分强化孩子的自我意识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以往中国学校规范的道德教育高、远、玄、虚，受教育者看不到实际、摸不着边际。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接班人教育、中学生进行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不是不可以，但这种教育变成了理论教条的背诵，为人处事的基本伦理教育则被遗忘了。生活不断涌现的事实是，智力上的不足不一定阻碍人的一生，而道德、人格上的缺陷却可能贻误人一辈子。“智育不好是次品，体育不好是废品，德育不好是危险品”，在越来越多家庭达成共识。1993年，联合国在中国开了一个会议，主题是讨论21世纪的挑战及教育改革。来自24个国家的80多位专家讨论了一个星期。有意思的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挑战是德育问题，而不是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发达国家们发现科学技术发展了，经济增长了，年轻一代的道德却下降了，下降到成为严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呢？这次会议上说，西方已经没有办法了，一致的意见是，到东方寻找答案，到中国寻找答案，“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着高尚的道德。中国能否作出满意的回答呢？隐患能消除吗以往中国家庭教育在智育思想支配下，孩子的智力因素得以强化，而非智力因素却严重弱化。这是中国家庭教育的另一个极堪担忧的问题。非智力因素，包括人的意志、品格、毅力、必理素质等等，有如生命之骨架。骨架不立，血肉焉附？中国孩子非智力因素方面，尤其是心理素质上的问题，已构成未来最可怕的隐患。隐患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所具有的毁灭性力量不容易被觉察。灾难是缓缓而来的。有两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之严重。先说“不合格”：1994年进行的一项全国4―16岁少年儿童心理健康调查表明，中国少儿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发生率高达13.9%。有关部门此后作的相关抽查，发现小学生、中学生中不同程度心理障碍的比例分别达20―30%、40―50%。再说“合格”：一项权威调查表明，中国中学生的心理素质合格率仅为17%，而美国青少年则为44%；最高的是日本，其中学生心理素质合格率高达65%！现代健康的概念已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没有疾病。健康是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总和。在一定意义上，心理上的健康比生理健康更重要。这一点却往往被中国的家庭所忽略。由于父母的无知，使得大批孩子心理发展与智力发展严重失衡，智力开发超前，心理发展滞后，孩子越大，反差越强烈。重智力轻心理的家庭教育给孩子的心理素质造成严重的先天不足，屡屡发生的中小学生出走现象，其诱因远非学习上的挫折。其它方面如友谊丧失、幻想破灭、物质精神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等，都可能因缺乏应有的心理素质而成为诱发离家出走的原因。天津市曾对22名13―15岁自杀儿童行为进行分析，导致儿童自杀主要原因，学习压力过重和青春期问题两项占68%多。表面上看是学习压力、感情问题，仔细分析起来，无不与父母心理不平衡有关。这一代父母曾受制于传统伦理，经历过时代磨难，新的开放的时代又要求他们从传统观念的轨道上转变过来，以致在内心深处形成难以测知的双重结构。深植父母内心的双重结构在生活价值观、道德观及人格特征上表现出来的矛盾，给予子女，特别是被称为处于“少年危机期”的子女以广泛的负面影响。孩子觉得父母不仅不是生活的依靠，而是自己的障碍和束缚。加之父母表现出的“教育无能”，矛盾尖锐化，孩子只好以死来反抗。中国学生的聪明智慧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同时，中国学生心理素质之差也是出了名的。别说狂风大雨，多少人连微风毛毛雨也经不起：因为考试成绩不佳就喝“敌敌畏”；看不惯父母参与“走后门”就割断动脉；为了班级的荣誉便壮烈跳楼；因为“排名”落后就留下一纸遗言：“永别了！同学们……”北京市10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中，6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缺乏毅力和恒心，经受不住挫折。对1700人的另一专项调查，大学生中有42.5%表示难以承受失败和打击。有人提出，合格的毕业生应有三个证：文化水平、个人特长和心理素质。而这最后一项在很大程度上是应由家长来完成的。人们总为生活中“惊心动魄”的学生出走、自杀行为惋惜、感叹、焦虑，追究并鞭挞导致悲剧的直接责任。但应使人人都明白一个最重要的肇因：“温室式”、“包办式”的早期家庭教育、父母的关心过度和保护过度，早已在那孩子的心里培植了“病灶”。日本孩子的心理素质之所以世界第一，源于其“挫折教育”的世界第一。所谓“挫折教育”，简单的解释，就是让孩子自小受到艰难困苦的磨练，以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日本的许多家庭都采用让孩子赤足、赤裸上身跑步的做法。不少中、小学还兴起一种“穷留学”之风，即富裕的大城市中、小学生到偏远的山区村寨接受艰苦的生活训练。（有关日本孩子挫折教育的成果在那次夏令营中的表现，已给中国绝大多数家长上了一课。）日本人教育孩子有句名言：除了阳光和空气是大自然的赐予，其它一切就都要通过劳动获得。这个名言的启迪和借鉴意义，与其说是针对孩子，不如说首先针对成人。中国孩子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尤其是一些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是令人深思的。孩子的弱点，说到底是民族的弱点；孩子的隐患，自然也就是民族的隐患。中国以往亦有无数“艰难困苦、王汝于成”的事例，更有那段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从孩子成长的角度说，与其让他较快，较顺利地到达目的地，不如让他在征途中走些弯路、出些错误，遇到些失败。经受难以避免的试验性过失，可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能力；通过自己努力而克服困难，才能真正获得成功的喜悦和乐趣，并为以后克服更大困难和挫折打下基础。看来，摔倒后再爬起来迎接挑战，对孩子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磨练过程。从长远看，摔跤似乎是孩子成长中绝对需要的。没有经受失败和挫折的孩子，一旦遇到复杂情况就无法对付。这样的事例，生活中俯拾皆是。其实，孩子的天性并不拒绝磨练。调查表明，中学生普遍难以忘怀的事是军训，还有到贫困农村的社会实践。每一次吃苦的经历都使他们锻炼了身体，并获得丰富的精神营养，一下子长大了许多。问题在于，更多接受磨练的机会却被父母剥夺了。“我们能做到的，就不要孩子做。”“只要学习好，别的都不用管。”难怪有的孩子对自己的软弱归结为两个字：遗传。人们终于认清了一点：夏令营及其它活动里与其说是暴露了孩子的弱点，不如说是暴露了家长的弱点，暴露了中国教育的弱点。一批热心的儿童教育研究专家因此提出，为使孩子不致带着思想道德品质意志的“软骨病”进入21世纪，中国的家庭教育必须“加钙”。继而，振聋发聩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能否为孩子而改造成人的世界？60年前，一位老人曾谆谆教导我们如何做父亲：“可怕的遗传，并不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因为将来的命运，是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但愿这穿越历史时空的经典，仍能警醒我们今日的父母，为着未来的社会培植健康的栋梁。家长该承诺什么日本的研究机构曾主持过一项调查，问卷对象选择了日本15所高中的1300多名学生、美国13所高中的1000多名学生、中国大陆21所高中的1200多名学生。在回答“谁是你最尊敬的人”这一问题时，美国和日本的学生列在前三位的是父亲、母亲、英雄人物或球星。而中国的父母亲被自己的孩子排列在第十、十一位。中国没有进行过这一问题的大规模调查，但据湖南新闻媒体在讨论“对待自己父母的态度”时收到的500封信，其中有90%的青少年对父母不满。这两项结果令平常总标榜自己对孩子“最了解并充满了爱”的中国父母大为惊讶。他们突然瞪大眼睛陌生人一般盯着孩子，发现自己并不了解日夜厮守着的孩子。这有点像“盲点”现象：你过于认真看着的物体，由于距离太近了反而看不清楚。据一项对1500名小、中学生的调查结果：16%不向父母讲心里话，34%不喜欢自己的家，76%认为父母不了解自己。孩子出走现象已不是个别。城市街道、车站路口以及地方晚报的中缝，经常可见出走学童的照片及启示，心急如焚的父母便也神情疲惫地奔波在旅途上。出走，其实只是孩子的一种消极的自我反抗或自我保护。“盲点”之出现，一是由于父母们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宏观”地俯视孩子们的处境，并给予物质上的极大满足，而不“宏观”地去想孩子们是否快乐。出自童心的刻意顶撞、说谎及其它一些不良行为，其目的有时并非要得到实质性的好处，而只是引起大人们的注意。当我们突然发现那些孩子独自去寻找“快乐刺激”、去创造自我表现机会时，可以想象“小太阳”、“小皇帝”们幸福表面下的心灵是怎样严酷的情感缺乏、乍样地渴望真心的关怀。其实孩子们总是在向父母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期待不仅能被了解，而且能被接受，能够同父母民主地、平等地讨论萌发出来的观点。然而，他们总是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父母只照顾他们生长中的肉体，而不照顾他们成长中的灵魂……一定意义上，家庭教育就是为孩子提供环境影响。稳定安全的教育环境的建立，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基础。不少孩子在父母面前不是主动接受教育，而是采取拒斥态度，有了委屈不敢或不愿对父母讲，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家庭没有感受到有保障、有保护。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次调查，问及“有知心话或重要的话找谁说”时，30岁以下的青少年中选择对父母说的仅占11.5%。1995年初，成都一12岁中学生因不堪忍受校园“小霸王”的欺辱而又无处诉说，给家长留下一封遗书，在家上吊自杀。这个刚上了四个月中学的孩子在学校每天被人打骂、勒索，却从来不敢告诉父母亲；每天被迫用自行车接送那“小霸王”上学、放学。而当他在寒风凛凛的夜色中心力交瘁地回到家后，还不得不以“在同学家做功课”来搪塞母亲的疑问。临死当天上午，他因拿不出10元钱，又遭到威胁打骂，脚都被打肿了。他哭着对两位好同学说：“我不想活了，我们再见了。”多少年来，人们拒绝承认幼小儿童也会体验到如此的愁肠百结、哀伤欲绝的感受，以致于他们会从死亡中寻求慰藉，以为种种不祥之兆不过是受影视镜头影响的模仿。实际上，90年代以来，少年儿童的“自我超度”现象在中国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由于少年儿童自我意识的增强，加之成人社会各种风气的耳濡目染，孩子世界原有的和睦合作互助关系正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自我性、竞争性的显现和扩展。这一变化已成为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杭州市500多位不同年级小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认为有苦恼之事的竟达240多位！其中，苦恼之事为“被同学欺负”的占14%多。不言而喻，父母的态度方法和行为本身，是给孩子的一种实际的心理承诺，决定着孩子能否沿正确的方向成长。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只能形成父母与孩子间的鸿沟。鸿沟的一边是父母越来越高的期望，另一边是孩子越来越强的怀疑、抵抗。于是，这鸿沟就酿出了一出出悲剧。尽管广泛、经常发生的悲剧极少被披露出来，但过去的“舞台”上那些典型“剧情”则依然在警示世人。沈阳那位八岁的孩子，是被父亲一记大耳光、猛踢两脚送上西天的；武汉那个孩子则是被父亲连捆数道吊在梁上而致死的。贵阳那位七岁孩子死里逃生，在腿上、股部留下22道被父亲用火钩烙的红黑相间的伤痕、“跟烧焦的猪皮一般”的肚皮……三个惨案三个孩子的“罪名”都差不多是逃学、贪玩，而三个父亲对各自犯罪行为异口同供：都是因为爱――这正是最大的悲剧所在。几乎在同一个月内发生的三个悲剧经媒介披露后引起举国震惊，由此引起了一场教育孩子的大讨论。在摧残儿童心灵方面，没有什么能比体罚更好了。原始蒙昧时代野蛮的驯兽方式，仍残留在90年代中国的家庭教育中，这真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的返祖奇观。“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疼、骂是爱”，“想让儿女成器，回去准备一根结实点的棍子”，“板儿响，学问长”……为人父母，都不知道能打他不是因为你有力量，而是因为时间，时间让你是它的父母。也许棍棒底下真有百分之几的“成器”希望，但孩子的童年从此是跟幸福无缘了。要知道，如今的孩子在父母面前，不缺乏权利，缺的是自我保护能力：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九十年代儿童发展纲要》……外国的智者曾说：“儿童仇恨打他的人。”中国的智者也曾说：“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作不了人。”然而，总有一些愚蠢的父母不信。不信？――“走着瞧吧，过几年算帐！”孩子在心里说。棍棒式的行为虐待正日趋减少，但粗暴地扼杀孩子天性的事则时时在发生。冷漠、贬斥，讽刺控苦、怀疑、侮辱……“心理施暴”或“心灵虐待”是目前家庭教育中另一种严酷的刑罚。由于这种“施暴”和虐待所结的恶果须经较长的时间才能看见，并不像体罚的那样血淋淋地易于引起广泛注意，所以人们称之为“看不见的灾难”。“心理施暴”源自家长自身的心理发展障碍。对被施暴者，可能造成的灾难是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完全毁灭。这样的孩子比起经常受体罚的孩子，在智力和心理发展上，甚至更为低下。专家告诫，受过心理施暴的孩子即使不发生心理变态，成年后也会出现较多的心理障碍，从而难以适应社会。有一则令人心酸的故事：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儿，太喜欢她养的猫，连做作业间隙也不忘给猫添食，还在本上勾画几笔吃食时的“猫态”。一心只想让女儿考重点中学的父亲，认为“有罪”的猫分散了女儿的学习精力，得制止。一天，他让女儿抱着猫随他到工厂去。突然，他猛地从女儿手中抢过猫扔进锅炉，让她亲眼目睹那可怜的小生命的下场。女儿还来不及判断父亲的用意，只听得小猫留给她最后那声凄厉的哭叫。她泪眼汪汪的看着自己所心爱的猫在通红的火中挣扎，瞬时化作轻烟和灰烬……愚蠢且残忍的父亲以为从此扫清了女儿进重点中学的障碍，根本不知善良幼小的心灵随那小动物的被消灭已成碎片。此后，无数的夜梦里她惊叫着爬起来，学习成绩每况愈下，最终积郁成疾，不得不休学……还有一则令人痛心的故事：某教授夫妇因儿子高考成绩欠佳只能在大学当旁听生而感到丢面子，成天在儿子面前唠唠叨叨：“这么不争气！我们出门都没脸见人。”孩子的精神在高度压力下终于彻底崩溃，竟残酷地用电线将生身父母双双勒死，“免得你们无脸见人。”……对于孩子的教育，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认识其重要性。从重视的角度看，中国的父母更甚于西方，且富有牺牲精神。但就一般而言，多数人不仅指导思想相当混乱，且方式、方法上极无规则可循。现在的问题是，家长如何取得孩子的尊重。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管教孩子的原则和目的首先都应该得到并保持孩子的尊重。试想，在一个儿女有大量理由不尊重其父母的家庭，能造就出良好的公民么？造就未来的重任西方的一个哲人认为，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操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握在父母手里。此话的含义是，社会的未来是由其新生代决定的，而家庭作为儿童接受系统影响与教育的最重要环境之一，父母承担着造就未来的重任。看中国，一代一代似乎总有人在研究“怎样作父母”，一代又一代又都难以提供圆满答案。“作父母”实在是一种专门的技能、专门的学识，且这技能、学识又因社会时尚的流转而变化、被注入新内容。“作父母”既属不易，却往往为太多人所忽视，被当作太容易之事。栽花有栽花之技，种树有种树之法，养鱼养鸟、养牛养猪莫不有专业学问，非深研细究不得要领。然而，在中国恐怕少有行当象作父母这般，不经任何“资格”审定便可操持。许多父母对于子女反不若喂马养牛、栽花种树更其重视。“孩子交给您了。”几乎所有家长对学校老师都说这句话。听起来是对教师的信任，实际上是将父母应承担的责任推给学校。一方面，中国的3亿个家庭、6亿个父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师资”队伍、最大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这个庞大队伍的素质普遍低下，在家庭这一社会空间尚未完全实现其“师资”角色。即如社会平均水平较高的北京，抽样调查表明，70%以上家长并不真正懂得如何教育子女。中国的目标是，到2000年要使90%儿童的家长不同程度地掌握保育、教育儿童的知识。这无疑是个跨世纪的重大课题，其成败，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在21世纪的姿态。21世纪是各国较量实力的世纪。实际上，较量早在20世纪就已开始。日本人，还有美国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作过相同的表露：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无论其动机如何，这话都值得我们每个中国家长去认真回味。“强国”比综合国力，“强人”比综合素质。看趋势，到下世纪的中国富强、现代化都不会有太大疑问。但人的素质，民族的文化精神，倒是更值得我们予以关注。我们不会忘记以往屈辱的历史。泱泱大国而屡屡受外敌侵扰、任列强宰割，虽然并不表明敌人都强大，却也说明我们多少有些软弱。中国要作强国，“强人”是必要前提。而这一前提是否具备，何时具备，则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取决于这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培养。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目加僚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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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95 【原文出处】《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200104 【原刊页号】19～24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12 【 标 题 】论中华文艺复兴 【英文标题】On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tsXIAO Jun-he(Modern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Foshan University,Fos han528000,China)【 作 者 】萧君和 【作者简介】萧君和(1945-)，男，江西吉安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研究员，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广东 佛山 528000【内容提要】中华文艺复兴有其特定涵义，它的主要标志是：中华民族成员普遍重视理性、理论思维，新中华理性主义深入人心；产生众多的具 有世界意义的科学文化艺术成果和巨人；中华文化成为人类主流文化之一，中文成为世界通用语言之一，中国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具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同等的话语权、决定权。开展和实现中华文艺复兴必须做到以“三个代表”思想作指导，紧贴中华民族脚步，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既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又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艺术发展前沿。【英文摘要】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arts has itsspecial connotations.Its main features are as follows:rat ionality and rational thought are widely respected inChina and rationalism is deeply rooted among the people;manyachievementsof worldly significance is accomplished and manygreat figures are from China;the Chinese culture is one ofthe main culturesand Chinese is one of the internationallanguages.But it will be in one or two hundred years thatChina will have equal rightsin speaking and deciding in theinternational field of science,culture and arts.So from along-term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we must promote andrealize a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arts under theguidelines of "three-representative"thought and"let ahundred flowers bloss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contend"thought.【关 键 词】中华/科学/文化/艺术/复兴China/science/culture/arts/rejuvenation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中华民族应该实现伟大的科学文化艺术复兴。借鉴欧洲“文艺复兴”的提法，这个伟大的科学文化艺术复兴可以称之为“中华文艺复兴”。本文拟对什么是中华文艺复兴，为什么要实现中华文艺复兴，怎么实现中华文艺复兴等问题作点探讨。一我们可以从中华文艺复兴的涵义，主要标志，将要经历多久时间这三个方面来理解“什么是中华文艺复兴”的问题。中华文艺复兴的涵义指的是，在古代有过繁荣辉煌历史的中华文化艺术，以科学、文化、艺术的持续普遍高涨，来恢复它的这种繁荣辉煌，并通过这种新的繁荣辉煌，使中华科学文化艺术重新走在世界各民族科学文化艺术发展的前列，使中华民族成员得到长期的理性熏陶，为中华民族的顺利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中华文艺复兴的主要标志有三：(1)中华民族成员普遍重视理性、理论思维，新中华理性主义深入人心。理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及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标志之一[1]；“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2]，因此，通过中华文艺复兴，中华民族成员应该普遍重视理性、理论思维。然而，真理总是具体的，对理性、理论思维的普遍重视，应具体表现为：以扎根于中华文化，自觉为中华服务，用中华或中国眼睛看世界的中华性为前提，以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为核心的新中华理性主义的深入人心。(2)产生众多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科学文化艺术成果和巨人。中华民族对理性、理论思维的重视必须、必然体现为众多的科学文化艺术成果的产生。由于中华文艺复兴的目标之一是让中华科学文化艺术“走在世界各民族科学文化艺术发展的前列”，所以，这些成果必须具有世界意义且为世界所公认。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2]，中华文艺复兴也应如此，也应产生众多的科学文化艺术方面的巨人。(3)中华文化成为人类未来主流文化之一，中文成为世界通用语言之一，中国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具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同等的话语权、决定权[3]。这几条都是中华文化从弱势文化变为强势文化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包括中华科学、文化、艺术诸方面）走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前列的必然结果，经过中华文艺复兴的努力理应成为事实。中华文艺复兴需要从现在开始的一两百年时间。理由是：从理论上看，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的百年中华民族复兴已经走过了50年时间。但是，人所皆知，在过去的50年中，有20多年侧重于大搞阶级斗争，有20多年侧重于大搞经济建设。因此，需要多用50年（亦即补上50年）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艺术复兴才能达到中华民族政治复兴、经济复兴的效果。另外，由于存在着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滞后性，中华民族全面复兴实现，中华民族进入比“复兴阶段”还要高的发展阶段之后，科学文化艺术的复兴还会持续、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实际情况看，有两种情况必须注意：一是医治历史创伤，培育新中华理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历史的创伤在个人的心灵深处作用十分悠久”（阿兰・佩雷菲特）。个人如此，民族也如此。中国有两三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这两三千年封建主义传统所造成的历史创伤，在中华民族及其成员的心灵深处“作用十分悠久”。要根治这种心灵深处的历史创伤，绝非几十百把年所能奏效。另外，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并不缺乏一般理性精神，甚至富有注重现世人生的人文理性精神，以及讲究伦理道德、“经世致用”、重技好术的实用理性精神，而一直匮乏超越个体眼前功利，以求真精神、批判精神、实证精神为内核，努力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和概括，揭示事物本质，发现客观规律的科学理性精神，因此，要在中华民族及其成员中培育以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理论思维为主要成分的中华理性还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二是变科学文化艺术落后为科学文化艺术先进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清醒的认识告诉我们，我国的科学、文化、艺术还处于弱势状态，还比较落后，要变弱势为强势，要变落后为先进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行。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华文艺复兴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需要从现在开始的一两百年时间。二从以下三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国家民族必须实现中华文艺复兴。1.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必须实现中华文艺复兴一方面，封建主义影响是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最大的隐患，要根除这个大隐患就必须搞中华文艺复兴。宋健指出：“欧洲，13世纪正当封建神权严酷统治时期，人们思想遭禁锢，科学得不到发展。后来有了思想改革潮流，特别是文艺复兴带来思想大解放，才有近代科学和文化的大发展。”[4]宋健的话告诉我们，欧洲各民族打破封建神权严酷统治及其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主要靠的是文艺复兴运动。由此，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自己国家民族的情况：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了，在铲除封建主义痕迹，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上做了不少事情，可是，正如广东改革开放的元勋任仲夷所说，“封建思想却不能认为只是残余，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并且还很严重”[5]，因而，为了根除封建思想、封建主义影响，有必要借鉴欧洲的搞文艺复兴的做法。另一方面，普遍重视理性、理论思维是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要求，要满足这个要求就必须搞中华文艺复兴。最近，费孝通先生讲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现在中国的大问题是知识落后于时代要求。最近二十年的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了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它决定着人的素质。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很快，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费孝通先生还尖锐地指出：“不把缺下的课补足，是跳不过去的，历史不是过去了就算了，历史会对今天发生影响的。就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说，我们曾经有过精神讲得多，物质讲得少的时代，现在却是物质讲得多，精神讲得少了。这叫‘矫枉过正’，这就是历史的一种影响。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重理轻文，差别太大，从长远看，会带来负面的东西。”[6]（重点引者加）费孝通先生的话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长远看，从深一层看，中华民族要向前发展，最需要的是人对理性以及理性的精华――理论思维的重视。可是，我们却缺乏这个“重视”。怎么办？“补课”。欧洲通过文艺复兴使人对理性重视，我们就是要补上通过文艺复兴使人重视理性的课才行。我们认为，费孝通先生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欧洲经历过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在中世纪封建神权的严酷统治下，毫无理性可言。经过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三百年文艺复兴，人们普遍重视理性和理论思维，才迎来了直到现在的长达几百年的科学和文化的高歌猛进。显然，从长远看，从深层次看，中华民族要永久地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也必须搞个一两百年的中华文艺复兴，使中华民族成员普遍重视理性、理论思维，用理性、理论思维武装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成员。总之，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要根除障碍中华民族向发展的封建思想、封建主义影响，要满足保证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普遍重视理性、理论思维的要求，就必须实现中华文艺复兴。2.从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问题，必须推动和实现中华文艺复兴虽然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已经过去了50多年时间，但是，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后实现，在未来的50多年时间里，还有许许多多的重要工作要做，还有许许多多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因此，中华文艺复兴在促进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上，还可以起到很大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根据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7]，属于观念形态文化工作范畴的中华文艺复兴，或“中华民族文艺复兴”，可以“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中华民族的政治复兴和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理论上是如此，实践上也是如此。例如，通过中华文艺复兴，人们会更加重视理性和理论思维；对理性和理论思维的重视必然导致对科技工作的重视；对科技工作的重视又必然导致大量的能用于经济建设的科技成果的出现。说到底，通过中华文艺复兴，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经济复兴的科技成果会大量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艺复兴影响和作用于中华民族经济复兴的表现。3.从我国具有与世界强国同等地位的角度看问题，也必须推动和实现中华文艺复兴人们普遍认为，经过“站起来”、“富起来”之后，“强起来”，成为赶上了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世界强国，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强起来’目标的实现之日，就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时。”[3]然而，在越来越重视文化作用的这个世界上，世界强国不仅仅是指政治意义上、军事意义上、经济意义上的强国，还指文化意义上的强国。由此认识出发，我们要指出，正因为要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强国，亦即“文化强国”，就要推动和实现中华文艺复兴。为什么要这样讲？产生众多的具有世界意义，并为世界所公认的科学文化艺术成果和巨人是能够成为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准，而中华文艺复兴就以此为一个标志、一个努力目标。既然中华文艺复兴以此为标志和目标，要让我国具有与世界文化强国同等的地位就得推动和实现中华文艺复兴。三怎么行动才能实现中华文艺复兴呢？我认为应该注意四点。1.以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思想作指导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既是继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指导思想，也应该是推动和实现中华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具体言之，进行中华文艺复兴要符合“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1)中华文艺复兴的各项具体工作，譬如说，确定科学项目，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提出新的学说、理论的都要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2)中华文艺复兴的各项具体工作，特别是进行包括文学艺术创作在内的文化建设工作，要努力沿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来进行，要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理性素质、理论思维水平的不断提高。(3)中华文艺复兴的各项具体工作，要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譬如说，所提出的学说、理论要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所进行的文学艺术创作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道出他们的心声，并给他们带来文化利益，使他们得到审美享受。不仅如此，在进行中华文艺复兴时，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注意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2.紧贴中华民族发展的脚步，并且努力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先导所谓“紧贴中华民族发展的脚步”，即中华文艺复兴应该按照中华民族发展的规律，顺应中华民族发展的趋势，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同步进行。就因为如此，科学研究工作者应该遵历史时代之命，遵祖国民族之命，按照中华民族发展的需要来进行探索。文学艺术工作者则还是应该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到群众中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8]。显然，只有与中华民族及其成员――广大人民群众紧紧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丰硕的成果，使中华民族科学文化艺术重现持久的繁荣辉煌景象，而实现中华科学文化艺术的复兴。所谓“努力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先导”，指的是中华文艺复兴的本身及其成果要在一定程度上努力起到引导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作用。自然科学家宋健、路甬祥认为，“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有领导作用”，因为“社会思想引导社会潮流，为发展科学创造条件”，而“领导者如果认识上发生错误，就会阻碍科学的发展”[4]。宋健、路甬祥的看法是客观的，正确的。就因为如此，应该让大都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中华文艺复兴的成果反映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来作用和引导中华民族，使之发展得更快捷又更顺利。3.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营造和保持长久的宽松的文化学术环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一贯主张。宽松的文化学术环境对于科学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性，是知识界的常识性问题。然而，我还是想强调“真正”、“宽松”、“长久”三个词，因为与这三个词相关的内容，于中华文艺复兴的搞好，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应该是真正的，决不能再出现1957年的变“百家争鸣”为“两家争鸣”，“文革”时的变“百花齐放”为“八花竞放”（七个京剧样板戏和小说《金光大道》）的令人遗憾的局面。“宽松”。所谓“宽松”，其实就是毛泽东说过的，“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9]的态度、环境和氛围。要营造“宽松”的文化学术环境，就不能在科学、文化、艺术的问题上，再搞令人心悸的在“文革”时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揪辫子”、“打棒子”、“大批判”、“文字狱”，也不能在科学、文化、艺术的是非争论问题上，动辄诉诸法律，把人告上法庭。“长久”。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保持宽松的文化学术环境，应该是长久，乃至永久的事情。再也不能像历史上有过的情况那样，宽松一年两年，就又“紧”起来。总之，在科学文化艺术的是非问题上，只有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真正宽松，而且长久不变、永久不变，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们才能静心思索，或进行逻辑推导，或张开想象“翅膀”，为中华文艺复兴创造出丰硕的科学文化艺术成果。4.既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又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艺术发展的前沿致力于中华文艺复兴的人应该既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又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艺术发展的前沿。所谓“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就是坚持、熟悉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及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并从它们中间汲取有益于自己进行创造活动的营养。所谓“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艺术发展的前沿”，就是“面向世界”，“具有世界眼光”，“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10]，以国际标准、世界水平来衡量自己的科学研究、文艺创作。“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艺术发展的前沿”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体现在同一个作者身上、同一个项目上面是完全可以的。只要紧紧抓住这两个方面，并且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产生既有中国特色又达到世界水平的能为中华文艺复兴增光添彩的精品力作，而不是那种过眼烟云式的东西。李约瑟问过：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有过辉煌的历史，近代科学技术却不在中国诞生？国际汉学界问过：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却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11]……对何谓中华文艺复兴、为何要实现中华文艺复兴、怎么实现中华文艺复兴等问题进行过探讨之后，我们可以对李约瑟等国际著名学者的疑问作出别样回答：中华文艺复兴开展和实现之后，未来的更高更新的科学技术会在中国诞生；得到国际科学文化艺术界公认的众多大作品、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也会在中国出现。欧洲文艺复兴后，西方科学文化艺术高歌猛进；中华文艺复兴后，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艺术也会高歌猛进。正因为如此，我们呼唤中华文艺复兴！收稿日期：2001-08-30【参考文献】 [1] 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458．[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261．[3] 戢斗勇．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J]．求实，2001,(1)．[4] 李慰饴．宋健访谈录[J]．科技潮，1998,(10)．[5] 黄卓坚．封建思想是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N]．广州日报，1998-12-28．[6] 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J]．读书，2001,(4)．[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1．[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89．[10]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1-07-02．[11]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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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4期 No.4 1998科技期刊质量偏心旋转机械碰摩故障特征及全息谱分析刘献栋* * 李其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摘要】 本文针对仅考虑质量偏心的Jeffcott转子碰摩的动力学方程，用二维全息谱理论研究了各阶谐波特性，得出碰摩的重要特征；分析了摩擦系数、转速对进动规律的影响，发现在摩擦系数较小时不平衡力引起的规则正进动起决定作用，较大时一定转速下将出现拟周期运动及失稳。 主题词： 旋转 机械 质量偏心 摩擦 全息诊断分类号： 231.961 模型建立以Jeffcott转子为模型进行研究。假定：转轴无质量，刚性系数为k；转盘质量为m，偏心距图1 Jeffcott转子碰摩模型（o1o′=e）为e，转速为Ω；转子无偏移；转、静子同心，间隙为r0；转盘振幅为r；转子受到外部阻尼的阻尼系数为c；μ为转、静件间的摩擦系数；kc是静子刚性系数；结构各向同性。碰摩模型如图1所示。当r≤r0时，不发生碰摩；r＞r0时，碰摩发生。转子的运动微分方程如文献［1］所示。对微分方程实施无量纲化，取：X=x/e ， Y=y/e ， R0=r0/e取新的时间刻度：τ＝ω2t ， ω22=(k+kc)/m另取：c/m=2ζω2 ， ＝Ω／ω2，β=k/(k+kc)考虑到：则不发生碰摩与发生碰摩时的运动微分方程分别变为(1)式和(2)式：2 数值结果与分析在计算中，取β=0.1，ζ=0.05，其它参数在不同分析内容中取不同数值。一般认为由于结构及运动方程的对称性，一旦发生碰摩应是转子轴心轨迹为圆的整圈碰摩，但实际情况要复杂些，轴心轨迹可能是圆形，也可能是花瓣形状，碰摩方式可能是整圈碰摩，也可能是局部碰摩，这些主要取决于转速、摩擦系数及间隙的大小。2．1全息谱分析［2］传统的频谱分析方法使振动信号的幅值与相位分离，且不能给出一截面内转子在垂直、水平方向振动之间的关系，全息谱分析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以便充分了解振动全部情况及各谐波成分产生原因，因此有助于诊断碰摩故障。本文用二维全息谱理论对碰摩故障特征进行分析。用FFT变换得到的幅值谱为：X(fk)＝（k=0，1，2，…，N-1），其中，fk=k/N△t。X(fk)是复数，可写成：X(fk)=｜X(fk)｜ejφk。由离散FFT变换得：频率成分为fk的谐振方程为(1/N)｜X(fk)｜cos(ωkt+φk),可见幅值谱的幅值并非真正的振幅，而是振幅的N倍。经过对x，y方向上振动的FFT变换能得到x，y方向的各频率成分及相位角，于是可得各频率成分对应的轴心轨迹及旋转方向，该轨迹可能是圆、椭圆或直线。图2 二维全息谱分析图(R0=1.0，μ＝0.13)由图2可见，一阶频率成分1=0.7等于不平衡力的频率，旋转方向是逆时针，显然该谐波是由不平衡力引起的；二阶频率2=0.89，旋转方向是顺时针，发生碰摩时转子受到法向力FN及切向力Fμ(摩擦力)的作用，Fμ与正进动方向相反，即顺时针，Fμ的作用使得出现顺时针旋转方向的频率成分，故2是由摩擦力引起，可见若有反进动频率成分存在，就可考虑是否有碰摩发生，所以反进动成分的存在可作为碰摩故障诊断的依据之一；三阶频率成分3=2.292对转子进动贡献很小，其旋转方向逆时针，由于碰摩，系统的刚度增加，固有频率增加，所以3可能与碰撞力有关。对其他参数的情况进行分析，可得到近似的结论。2．2 μ的大小对进动频率的影响经数值计算得出，μ＜0.12时，进动所含频率成分单一，由不平衡力引起的振动频率起决定作用，其它频率成分的贡献极小，在此情况下，的增加仅引起进动与不平衡力之间的相位差φ(见图1)的改变, φ随的增加而增大。当μ＞0.12时，随的增加，进动一般经过：周期运动→拟周期运动→周期运动（μ较大图3 转子轴心轨迹(R0=1.0，μ＝0.13)图4 转子轴心轨迹(R0=1.0，μ＝0.15，=0.75)时，一定条件下还可发生失稳），图3显示了该过程。图3(a)表示系统处于周期运动中，不平衡力引起的进动起决定作用；图3(b)显示此时系统处于拟周期运动中，其Poincare映射图是闭曲线；图3(c)表示=1.3时转子进动轨迹是圆，频谱显示此时不平衡力引起的进动起决定作用，这是由于高速运转时转子具有自动定心作用，转、静子之间碰摩力减小，从而又恢复规则正进动状态的原因。在数值分析中未发现浑沌运动存在。2．3 失稳分析系统在一定的参数条件下会发生失稳，失稳表现为进动的幅值越来越大。数值计算表明，在μ≥0.15时，转速比超过一定数值，转子会失稳，且失稳后转子发生反进动，图4显示了失稳现象。大量计算还表明，随着μ的增加，保证转子稳定进动的的范围减小。3 结 论在摩擦系数较小时，由不平衡力引起的规则正进动在转子进动中起决定作用，在摩擦系数较大而转速适当时，也有此情况存在；在系统发生拟周期运动时，利用全息谱理论得出了碰摩的一个重要特征―当碰摩发生时，在其频谱中有反进动频率成分存在，所以监测反进动频率成分有助于碰摩故障诊断；在一定参数下系统会发生失稳，且随摩擦系数的增大，保证转子稳定进动的的范围减小。参 考 文 献1 John L I.Dynamics of A Rotor with Annular Rub,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onference on Rotor Dynamics.Chicago,USA. September,19942 刘雄，赵振毅，屈粱生．转子监测和诊断系统．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责任编辑 王震华）1997年7月收稿；1997年9月收到修改稿。* *男 32岁 博士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404教研室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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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MEASUREMENT TE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4 1999适当调减计量检定人员的考核项目王存元为了确保企业计量工作的正常开展，企业的计量检定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水平，并应能够满足企业在用计量器具的检定和测试工作的需要。计量检定人员要按时参加上级计量部门所组织的专业培训和考核，取得合格证书，即检定员证书，才有资格从事计量检定工作。如果计量检定人员新增检定项目，必须进行增项考核，考核合格者，在检定员证书上增添新项目，才有权进行新增项目的检定工作。同时，还要求各专业检定人员的分布要合理，每项检定工作必须有两名检定人员方可开展工作。按原国防科工委标准计量局所颁发的现行的《计量检定员考核专业项目表》中所列，计量检定员考核专业包括长度、光学、光电子、温度、化学、火炸药、电离幅射、力学、声学、电磁、无线电、时间频率、节能计量、性能试验、医用专业等共计15个专业，而考核项目总共达186项。从总体上看，这些考核项目分得有些过细，这在许多企业从事计量工作的人员中都有同感。考核项目分得过细，不适于当前企业计量工作的实际需要。在考核专业项目表中可以看到，有一些项目是单一的一种检测仪器，在大多数企业中，单一的一种检测仪器的数量往往有限。考虑到工作量的大小，不可能专门安排两名检定人员只从事该项检定工作，常常还要兼管其它项目的计量检定工作或别的业务。有的计量检定人员自身所从事的检定专业项目有好几项，而其每年的工作量并不大。如果把类似这样的检定项目调减或合并到与其专业相似或相近的项目中则更好一些。当然，上面只是举了一个方面的例子，具体调减哪些项目比较合适，还应由有关权威部门和专家来作决定。目前，在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中，由于计量检定员考核专业项目分得过细，为了保证每项计量检定工作有两名检定人员，一个人只从事一项计量检定工作的情况在逐渐减少，往往一个人要兼两项或两项以上的计量检定工作。现行的《国防计量检定员证》上只有五项检定项目栏可填写，所以，目前在有的企业中就出现了一个检定人员同时持有两本检定员证书的现象。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很多企业面临着转换经营机制\,人员下岗分流等新形势。企业中的计量检定人员也不例外。一些企业已有一部分计量检定人员下岗转岗，一些老的计量检定人员退休，自然也会有一部分新生力量补充到计量检定人员队伍中来。一些发展态势较好的企业，为了满足生产经营工作的需要，还会扩大计量检定专业项目。这样，在一些企业中计量检定人员的考核取证或增项考核工作的频次显得很高，有的几乎年年都要有数人到上级计量部门去考核取证。如果我们适当调减计量检定人员的考核项目，相对减少企业计量检定人员考核取证的频次，使他们更好地集中精力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工作服务，给企业创造一个较宽松的环境，这样，会更加有利于企业的深入发展。由于目前计量检定人员考核项目的数量较多，随着企业计量工作的开展以及检定人员也在不断变化等因素，企业所承担的考核费用(包括差旅费、办班费、取证费等)也必然较多。为了减轻企业负担，适当调减计量检定人员的考核项目也是势在必行。适当调减计量检定人员的考核项目，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计量检定人员技术水平的要求。一些考核项目调减以后，应根据专业项目考核的基本要求作出一些新的规定。考核内容，应重点放在该项计量专业项目的基础知识方面，而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是否可结合该检定人员所在企业计量器具配备的实际情况而有所选择，不一定面面俱到。这样，一方面确保了企业计量检定工作的正常开展；另一方面也使企业计量检定人员的专业项目考核工作适应企业当前和实际状况，从而达到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水平不断提高的目的。尽快改变目前计量检定人员考核项目分得过细的现象，适当拓宽考核项目的专业范围，相信会更加有利于企业计量工作的正常开展。作者单位：河南兴华机械制造厂，河南省济源市，454692收稿日期：1998-08-12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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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将派６名选手参加亚运会高尔夫球比赛新华社仰光５月２１日电缅甸高尔夫球协会已选出６名参加北京亚运会的高尔夫球选手。据仰光报纸报道，缅甸高尔夫球协会于５月１日至１８日举办了亚运会选拔赛，并从中选出６名球员参加亚运会的高尔夫球比赛。这６名选手将于６月初开始集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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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5 【原文出处】经济参考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310 【原刊页号】⑤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 【复印期号】199905 【 标 题 】进一步启动经济 应着眼于提高最终消费率 【 作 者 】王洛林/刘树成/刘溶沧 【作者简介】王洛林 刘树成 刘溶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摘 要 题】八句话对策：控制国家投资 直接启动消费 减轻居民负担 增加居民收入 改革分配体制 理顺分配关系 带动社会投资 形 成良性循环【 正 文 】 对经济形势及相关对策的不同见解1998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国际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洪涝灾害，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中央所采取的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增长率达到7.8%。但投资的扩大，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的行为，而社会投资和民间消费则均无明显地跟进。1999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性、指导性调控目标为7%左右。目前，学术界对如何进一步启动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展开了活跃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的见解：1.“继续下滑有益”说我国经济增长率的这一轮波动，在1992年达到波峰后，从1993年起到1998年，已连续下滑六年。有学者认为，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而且这种下滑态势还应继续下去，这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和转变增长方式，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结构调整和化解金融风险。2.“有效供给不足”说这是从供给结构提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从供求关系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结构方面存在问题。这里所说的“结构问题”是指，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产品不适销对路，包括产品的质量差，款式过时，以及一些产品如小轿车等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和缺乏规模效应而导致的价格水平过高。过去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使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产品结构难以升级。3.“消费结构断层”说这是从消费结构提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长时间回落，主要原因还是我国经济内部存在着某种特定类型的结构性矛盾。这里所说的“结构性矛盾”是指，老的消费热点已风光不再，而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城市的消费结构正处于由“吃、穿、用”向“住、行”升级的阶段，由百元消费、千元消费向数万元以上消费的升级阶段。而现在，消费结构的升级遇到了困难。其困难不在于“技术性约束”，而主要是受到现有的住房、社会保障、金融等方面体制和政策因素的制约。积极推动以住宅等为重点的一系列新消费热点的形成，是当务之急。4.“有效需求不足”说这是从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提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已转入需求约束时期，有效需求不足成了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刺激有效需求将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和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5.“消费需求不足”说这是从消费需求提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乏力是当前的主要问题，而我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偏低是造成消费需求不足的基本原因。归根到底，是低收入限制了消费。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属于高收入层的人，为数并不多；最大量的低收入者，实则还处于不足以温饱或仅够温饱的水平；而处于以上二者之间的中等收入者（大多为工薪收入者和小本经营者），还不能称为中产阶层，他们温饱虽有余，但收入仍不足以购买住房、小轿车等消费品。只有当真正的中产阶层形成了，而且在人口中占多数，形成纺锤形的分布时，我国的消费和市场才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城市中住宅需求不旺，说到底还是收入不高决定的。6.“社会投资不足”说这是从社会投资或民间投资提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国内体制性信贷萎缩和由此导致的社会投资不足是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我国20年来改革与发展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发展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非国有经济部门。但是，多年来，我们却一直没能发展起一个与非国有产业部门相适应的非国有金融部门。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症结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失调以上各种不同观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寻了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各种观点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各自所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所提政策建议的着力点或切入点不同。看来，针对各项问题，需要综合“治理”。但将各种问题按其相互关系和内在逻辑进行梳理排队，我们认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症结应归结为：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发生了严重失调。在这里，“社会总产品”是指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最终消费，二是资本形成，三是净出口。前两个部分占绝大多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主要是指，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的比例关系。这在过去原有的核算体系下，称之为国民收入最终使用中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这一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能否顺畅运行的最基本、最综合的比例关系，是比其他的结构问题（如供给面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需求面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等）更具基础性的结构问题。我们说这一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失调是指，在长达20余年的高速增长中，伴随最终消费绝对额的不断增长，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额占GDP生产额的比重却在显著下降，近几年来已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形象地说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这块蛋糕在不断地做大，所切下来的最终消费这部分也在不断增长，但所切下来的这部分的比例却在不断地缩小。在长期的高速增长中，这一问题逐渐累积，终于成为阻碍社会再生产正常循环的严重障碍。图表给出了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额占GDP生产额的比重）、净出口和误差率（净出口额和统计误差占GDP生产额的比重）的曲线。每种比率均以三种价格给出：一是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现有数据为1952-1996年），二是按当年价计算（现有数据为1952-1997年），三是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现有数据为1978-1996年）。按不变价的计算，反映的是实物量的变化情况；按当年价的计算，反映的是货币价值量的变化情况。从图表看到，1981年以来，按三种价格计算的最终消费率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的最终消费率曲线，到其尾端，即1994、1995、1996年，已降低到51%左右的历史最低水平。按当年价计算的最终消费率曲线，到1994年下降为58.2%，这是除1959年的57.1%之外的历史最低水平。1996年与1981年相比，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的最终消费率下降了9.8个百分点；按当年价的计算，下降了7.6个百分点；按1978年不变价的计算，下降了10.6个百分点。消费与积累比例的历史回顾建国以来，关于消费与积累这一社会再生产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曾经有过两次大失调，相应地引发了学术界的两次大讨论。第一次大讨论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在大跃进中，高积累高投资造成了最终消费率的大幅度下降。从图表看到，最终消费率出现了一个大深谷，由“一五”时期平均的75.8%（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下同），猛降到1958年的62.3%和1959年的54.2%。由此造成的社会再生产的严重梗阻，使我们第一次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一最基本的比例关系的“厉害”。第二次大讨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60年代初的大调整后，最终消费率重新上升，1961至1969年间，平均为70%（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下同）。但从1970年开始，最终消费率再次大幅度下跌，经过1970至1977年的低位徘徊，到1978年直下降到56.7%。由此造成的社会再生产的严重梗阻，使我们第二次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一最基本的比例关系的“厉害”。经过改革开放之初的大调整，最终消费率又重新有所上升，1981年回升到61.2%（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下同）。但此后，最终消费率又开始下降，在波动中，直下降到1994年的51.9%，1995年的51.2%和1996年的51.4%，降为历史最低水平。这次最终消费率下降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最终消费率的这一次大幅度下降与前两次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就是：其一，改革开放以前，最终消费率的两次大幅度下降，第一次是伴随着最终消费额的绝对下降，第二次是伴随着最终消费增长速度的明显下降。总的看，1952-1978年的26年中，最终消费额仅扩大了2.3倍，年均增长仅4.7%。而改革开放之后，最终消费率的这一次大幅度下降，则是在最终消费额的绝对量不断迅速扩大、最终消费增长速度明显提高的基础上发生的。1978-1996年的17年中，最终消费额扩大了3.9倍，年均增长达9.8%。最终消费额的迅速扩大和显著增长，掩盖了最终消费率的下降趋势。其二，改革开放以前，最终消费率两次大幅度下降的年份（1958-1959;1970-1978年），对应着资本形成率的上升、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上升。而近几年来最终消费率的大幅度下降，虽然仍对应着资本形成率的上升，但却同时对应着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下降。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下降，掩盖了资本形成率的上升，从而掩盖了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中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这一最基本的比例关系的失调。其三，从最近几年来的动态看（1995-1996年），按不变价计算时，即按实物量考察时，最终消费率是下降的，资本形成率是上升的；而按当年价计算时，情况正相反，最终消费率是上升的、资本形成率是下降的。价格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中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这一比例关系的失调。最终消费率的这一次大幅度下降，主要有两大原因：一者，资本形成率高。近20年来，资本形成率一直处于高位水平，且近年来位势又有上升。高积累高投资维持着经济的高增长。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的资本形成率：1953-1969年平均为30.1%；1970-1977年平均为39.3%；1978-1996年平均上升为41.3%，其中，1993-1996年平均高达43.7%。按当年价计算的资本形成率：1953-1969年平均为26.9%；1970-1977年平均为33.6%；1978-1996年平均上升为36.8%，其中，1993-1996年平均高达41.2%。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资本形成率：1978-1996年平均为35.8%，其中，1993-1996年平均高达38%。二者，居民收支因素的变化。近年来最终消费率的进一步下降，与居民现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增长减缓、而现期支出和预期支出又大幅度增加密切相关，由此，使一部分现期消费转化为强制储蓄和投资积累。进一步启动经济的对策建议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症结在于，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发生了严重失调，突出表现为最终消费率已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为此，我们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可概括为八句话：控制国家投资、直接启动消费、减轻居民负担、增加居民收入、改革分配体制、理顺分配关系、带动社会投资、形成良性循环。控制国家投资、直接启动消费是指，在各层次的结构调整中，首先调整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降低资本形成率，提高最终消费率；在投资与消费双轮启动中，在保持投资一定增长的同时，适度控制国家财政与准财政（政策性贷款）的投资规模，直接加大启动消费的力度。直接启动消费，在我国目前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尚低的情况下，主要不能指望降息和消费信贷，也不能指望没有收入提高为基础的、单纯观念上的“引导”和“鼓励”，而应实实在在地减轻居民支出负担，增加居民收入。这要靠深化分配体制改革、理顺分配关系来实现。理顺分配关系，既是减轻居民支出负担、提高居民收入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的需要。改革至今，可以说，在国有单位内，分配体制方面的改革一直尚未根本触动，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现有工资结构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满足“吃、穿、用”等基本生活消费的需要，而住房、医疗、教育等消费是福利性的。现在，若将这些福利性消费转化为商业性消费，则必须重新设计和调整工资结构。另一方面，“脑体倒挂”、“高薪养廉”、“企业家激励机制”等重大分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显然，分配体制的改革已严重滞后。应该借这次启动经济的大好时机，积极推进分配体制改革。多年来，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很为不满。其实，人们是对收入差距的非合理拉大不满，包括对依靠高额商业利润“轻巧致富”甚至“非法致富”的现象不满，对以权谋私、挥霍公款的现象不满，对国有体制内与国有体制外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满。实际上，人们完全能够理解并期望的是收入差距的合理拉开。就企业的情况来说，我国产业与产品结构的调整年年强调，而进展迟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在主要是外无市场、内无动力。外无市场是指，最终消费率已降到历史最低水平，有现实购买力的消费市场的萎缩使产品结构调整失去了空间，使投资失去了方向。内无动力是指，无论是企业家还是银行家，都没有正常的分配机制以激励。所以，改革分配体制、理顺分配关系，既是扩大需求面的需要，也是改善供给面的需要。附图{图}减轻居民支出负担，既包括城镇居民也包括农村居民。在城镇，在工资结构没有改变之前，要减轻居民在现有收入结构下为购买住房、支付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负担。在农村，要减轻农民为各种收费而承受的支出负担。减轻城乡居民的支出负担，也就等于增加了他们的收入，盘活了他们的储蓄，提高了购买力。通过分配体制的改革来启动消费，通过消费市场的活跃来带动投资，这就为整个社会投资，包括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集体和个人的投资提供了应有的空间和市场导向，这也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利于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亦有利于减少银行呆账坏账。由消费到投资、到生产都活跃起来，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增加财政收入，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进入良性循环。在这里，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第一，控制和压缩国家财政投资，可为分配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资金；而一定的财政投资资金，可从适量地发行国债特别是适量增加建设性专项国债的途径来解决。但需注意，无论是进行分配体制改革，还是进行财政投资，都要量“国力”而行。就工资结构的调整与消费结构的升级而言，从我国目前的国力出发，总体上说，还只能处在由低档次的“吃、穿、用”向高档次的“吃、穿、用”升级的阶段和逐步向“住、行”升级的阶段，而不能指望“住、行”的一步到位和大面积到位。与此相对应，在当前的经济启动中，主要依靠的产业对象应是与“吃、穿、用”本身升级相关的产业和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相关的第三产业。而与向“住、行”升级相关的产业，仍需一个过程才能成为支柱产业。第二，分配体制的改革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目前，我国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二者间有一个“负缺口”，表现为轻度的通货紧缩。这正为分配体制改革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如果分配体制改革的力度把握得当，短期内并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当消费和投资均启动与活跃起来之后，则应注意适时地抑制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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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315 【原文出处】理论导刊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24～26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200008 【 标 题 】对中西经济学辞书关于剥削一词释义所作的比较分析 【 作 者 】杨尧忠 【作者简介】杨尧忠，荆州师范学院 经济系教授，湖北 荆州434100 【内容提要】本文对权威性辞书我国的《政治经济学辞典》《辞海（经济分册）》和西方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剥削”一词作 的概念性释义作了比较分析。认为我国传统的释义有较大的局限性，而“帕氏”的释义却有一定的可取性。根据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和理论需要作者提出了对剥削概念含义的新见解。【关 键 词】剥削/开发/社会关系/经济机制 【 正 文 】 文章编号：1002－7408（2000）05－0024－03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之一是“消灭剥削”。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内容之一是要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而私营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有剥削关系的经济成份。我国曾实行过社会主义改造，已宣告过在我国“已经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那么即使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否真正做到了消灭剥削现象？诸如“吃大锅饭”、“不等价交换”等现象其性质又是什么？现在的“权力寻租”又是什么？国有的资本与个人的商品劳动力相结合而产生出归出资人所得到的收益即“M”，这种关系是什么，出资人所得到的“M”是否属于剥削得到的价值。 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所得到的“回报”、流行的“剩余索取权”，是否就是剥削的代名词。上述一连串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对“剥削”这一经济范畴作再探索和再研究。一“剥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但马恩列从未对此作过定义，因而我们对剥削概念的研究，只有从辞书的释义作为“定义”做研究的起点。“剥削”一词，除了象在《辞海》一类综合性的辞书和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的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中能查找到这一辞条外，在近10余年出版过的多种经济学专业辞书和社会科学类专业辞书大都未录该词条，即使有，其内容也大体相同。然而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B卷第268页）中却载有该辞条，还作了较大篇幅的展开。由于“剥削”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不用这个概念，和此相近含义的词汇也只有“经济剩余”“剩余索取权”等名词。因此为了全面而客观的理解该词的科学含义，而且也能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一些有利的作用，本文拟从国内和国外西方经济学家所主编的辞书中对该辞条作一比较研究。许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卷188 页）对“剥削”一词作如下释义：“剥削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无偿地占有另一部分人或集团的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而1980年版《辞海》则释义为：“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生产资料或货币资本，无偿地攫取另一部分人或其他社会集团的劳动成果。”在1989年版的《辞海》中，则释义更为简单：“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以上两则释义内容基本相同，差别只在对“生产资料”的内含及作为剥削凭借的条件的表述上有所差别，前者强调的是“垄断”，而后者则是“私有”。但从产权关系来看，前者的含义比后者更广泛。因为按马克思的著作中的原意来说“垄断”即包括“经营的垄断”和“私有权的垄断”两种情况。前者释义似乎已隐含有即使凭借对“公有”的生产资料的垄断，同样也可以“无偿地攫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之意在内了。不过，这里的“垄断”仍然是指私有之意，因为在该辞条释义的外延扩展部分的表述是这样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财产不平等现象，使人剥削人变为现实。”接着又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剥夺剥削者和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而消灭剥削，结束人剥削人的历史。”上述对剥削的释义，是传统的也是通行的和“权威”性的解释，可以作为定义来使用。然而联系到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变迁和我国20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上述释义至少有下列局限性：首先，该释义未能对剥削现象作出实质性的理论说明，只是对这种社会行为作为社会关系发生的原因（如生产资料的私有）和结果（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等）作了描述。没有对发生“原因”的“动因”和由于这个“结果”而将产生的社会“后果”作出说明。“动因”是内在的，“后果”是外化的，只表述“原因”和“结果”的因果关系，只能说明剥削现象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只有说明“动因”和“后果”的因果关系，才能说明剥削现象的作为社会行为的作用。只有把本质（含特征）及其作用（含地位）联系起来，才能构成科学的概念。恩格斯在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的奴隶社会进行论述时曾说到过：“我们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度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说明即使是奴隶制那样残酷的剥削，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在当时仍然是一种进步，因为就奴隶制度发生的“动因”而言是奴隶主为了让奴隶活下去，比把战俘杀了用作食物更为有利可图。其社会的后果则是保存了一个劳动力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该释义的内含缺乏层次性。它未能区分剥削行为与剥削制度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当剥削行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后，才能形成为剥削制度。把剥削关系和剥削制度区分开来，既能证实也能说明剥削行为早在剥削制度形成之前就已发生（原始社会末期），就在剥削制度被消灭以后（如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存在或者需要它存在。其三，释义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它只是把“生产资料”、“货币资本”和“私有制”引起的“财产不平等”作为发生剥削关系的条件。因此它既不能对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内部仍然产生的一部分人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的现象（如“吃大锅饭”“不等价交换”等等）作出科学的解释，也不能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剥削制度之后又要发展私营经济的必要性作出科学的解释，更不能对由于非生产资料或非货币资本拥有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剥削如“权力剥削”、“身份剥削”、“权力寻租”以及当代社会人们由于拥有的知识、信息、技术和能力等非生产资料或非货币资本等所谓“人力资本”或“智力因素”的差别从而发生了和传统的“剥削关系”相类似的经济地位上强烈的反差现象作出说明。其四，该释义具有很大的空想性。既然剥削关系的发生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出现，那么也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当人们大体上能消除人们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重大不平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消灭剥削，否则把人们要求消灭剥削的良好愿望和对剥削关系的道德评价当作现实的行为准则和政策目标而侈谈“结束人剥削人的历史”，其结果必然会陷入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潭中去。二由西方经济学家们所编撰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剥削一词所作的释义，似可为我们对剥削概念的更新打开新的思路提供有益的启示。该辞典认为：“EXPLOITATION剥削（开发）广义而言， 开发一物是指为某种目的而加以利用，可为社会福利或私人收益而开发自然资源。如果用于取利于他人，则开发一词也含有不道德之意。如被利用之人当时处于无能力状态，象贫民之与财主、债主等等，则该词又有压迫之意。马克思使用该词表达上述各种含义，但他又提出一种新的概念，即剥削劳动，具体指阶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剩余劳动的榨取。在一定意义上，剥削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基本概念之一。”按该释义，我们似可作如下理解：第一，EXPLOITATION一词原意是“开发”或“利用”，该词本身并无“贬意”而属于“中性”含义，甚至可作“褒意”解。第二，马克思在使用该词是“表达上述各种含义”的，这是指“广义而言”的。如果是“取利于他人”即为了获得他人的“剩余劳动”而去EXPLOITATION（开发、利用）他人的劳动力则就含有“贬意”了，而且也是马克思所提出来的新概念了，因而是一个“特指”的狭义含义。而我国在对该EXPLOITATION翻译时，一开始就作贬意的特指含义解的，很少有人知道马克思使用该EXPLOITATION一词的原意还可以从广义和特指两方面去理解的。第三，马克思虽然在其著述中多次使用剥削一词，但他未对此同作过定义，他只是对“剥削程度”一词作过论述，但也是按“剩余价值率”一词来等同于“剥削程度”的。然而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含义表述固然很多，虽然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说到过：“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他们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共有的基础。”可见“剩余价值”及“剩余价值率”这些名词都可以作广义的中性含义解，由此可以推理到“剥削程度”（与剩余价值率同义）及“剥削”等词都可作中性含义的广义解。 由此证明“帕氏”辞典对EXPLOITATION一词所作的释义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其四，马克思使用EXPLOITATION一词的年代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资本主义社会还刚进入工业经济时代，而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面临知识经济时代。就生产关系而言，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还未完全摆脱资本的原始积累时的野蛮状态，而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已达到了所谓“混合经济”阶段，而就生产要素而言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物质资本，而现代则强调“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源”，并有日趋主导地位的取向，当然这些是马克思所未见到的，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出现的分配不公，出现隐性的EXPLOITATION的消极现象，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发展私营经济等等更不是他所预计的。马克思使用EXPLOITATION一词，基本上是特指的，含贬意的，因此我国的理论界对该词的翻译仅限作贬意释义也是符合马克思使用该词的原意的。而今天由于历史的变迁，当年的含义已难适应今天现实的需要， 因此人们有必要根据马克思使用EXPLOITATION一词的特指和广义的含义精神，根据今天和可见将来的预期对剥削概念应作出时代性的创新理解。三参照国内通行的、传统的剥削概念含义，结合国外权威辞书对马克思使用EXPLOITATION一词的释义，联系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似可对剥削一词的概念作如下定义：剥削是一种社会行为，是指社会上一部分人或集团凭借其经济和其它社会条件的优势而对他人资源（含人力、物力）予以利用从而获得了剩余索取权的活动。剥削行为必然形成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也是一种具有双重性的经济机制，在其“适度”的情况下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积极作用，而在其“过度”的情况下则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消极作用。剥削的发生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在资源的拥有上发生重大差别以后；同样，剥削的消亡也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到使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重大差别被淡化以后才有可能。上述对剥削概念定义的表述，似有以下可取之处：首先，这个表述作为剥削的概念它把实证标准与价值标准统一起来了，从而有较强的科学性。即是对剥削现象发生发展的历史作了实证性的总结，并对其未来发展的取向及特点的预测是建立在对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过早地消灭剥削从而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是实证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同时它对剥削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异以至消亡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的价值判断是以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的，而不是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标准的。因此，这个表述作为概念达到了实证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从而就能正确的评价剥削现象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能说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过早地“消灭剥削”而造成的负效果的原因。因为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没有完成其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前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由此也可以证明我国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是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其次， 这个表述可以作为概念， 因为它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使用EXPLOITATION一词的特指含义和广义含义相结合的理解基础之上的，适用传统的辩证思维和现代的系统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式作出分析和归纳的，因而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这个表述把对EXPLOITATION的特指含义理解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而广义含义则有“利用”、“开发”之意，理解为“经济机制”。前者可以认为是对EXPLOITATION的“性质”，而后者则指其的“地位和作用”，由此两者就构成了EXPLOITATION的概念系统。然而作为“社会关系”而言，它又可以分为剥削行为、剥削关系和剥削制度等三个层次，这样就可以说明“消灭剥削制度”与消灭“剥削关系”具有不同的内含。而从广义而言，作为“利用”、开发”的经济机制来说，其后果是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再从“社会关系”和“经济机制”两者联系起来看，不同剥削制度的更迭与剥削行为方式的变迁是相联系和制约的。诸如奴隶制社会是以公开强制的方式来剥削奴隶的剩余劳动和一部分必要劳动。封建社会以徭役的方式来剥削农民的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社会则以劳动力买卖的契约关系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等等。历史上任何一种剥削方式的兴起或淘汰都表明他们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双重性作用，有时积极和消极的作用会同时相向的作用，这表明它们的进程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存在和非存在的辩证历史过程。再次，这个表述具有有效的实践性。传统的剥削概念作为定义的释义，仅仅是对历史上已有过的剥削制度作了描述之后再来回答什么是剥削，但它未对其作理论抽象，尤其它回避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许多严重的“分配不公”缺陷的制度性原因的分析和性质的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下仍然存在着与传统剥削方式不同的“隐性剥削”关系，诸如“大锅饭”（即“少劳多得”或“不劳也得”的劳动者对“多劳少得”劳动者的剥削，流通中的严重的“不等价交换”、“权力寻租”等等）。传统的释义当然也不能说明社会主义条件下还需要利用剥削范畴的必然性。现在我国理论界已经为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要“为资正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现阶段仍有三性：进步性、建设性和必然性，以名正言顺的鼓励其发展，同理可以推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作为经济范畴也同样具有进步性、建设性和必然性，也应该名正言顺地鼓励发挥其积极作用。最后，这个表述具有内容上的确定性（一般性）和灵活性（特殊性）相结合的特点，从而无论在对理论的证实还是实践的指导都具有了广泛的适用性。作为概念其理论的逻辑结构基本上采用传统定义的框架，但作为概念构成的主词宾词和介词都考虑了“剥削范畴”的历史变迁及其发展取向作了调整。例如把剥削发生的条件由凭借生产资料或货币资本的“私有”或“垄断”修改为“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优势”，当然既包括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和货币资本，还包括诸如知识、信息、技术、能力和非经济的（权力、身份和影响）等条件上的不平等，把剥削行为所采取的方法如“无偿占有或攫取”及对象上的“劳动成果或剩余价值及一部分人的必要劳动”修改为方法上的“对他人资源的利用”。“利用”亦含“开发”之意，属中性含义，而对象上则修改为“剩余索取权”。至于对剥削的性质，这个表述把它既作为“社会关系”又作为“经济机制”来看待，既承认其消极作用又肯定其积极作用。从而不仅可以解释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现实中存在着的，将来也许可能发生的剥削现象，而且还可以预见到EXPLOITATION的形成及其特性的变迁取向。诸如在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经济的投入也是“资本”，国有企业内的职工的“劳动力”也是“商品”。国企追求的目标也是“M”的情况下， 国家（国有资本）与职工（个人的劳动力）间的“劳资关系”是什么？“剥削”吗？不好说。如果称之谓“开发”或“利用”而取得“回报”也许更适宜，至于在即将来临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主体与其使用者、合作者究竟是剥削关系还是其他，都可以在这个表述中得到启示。【责任编辑】王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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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00 【原文出处】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117～124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3 【 标 题 】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应当相互结合 【英文标题】Literatures- Arts and Sciences- Technologies Should beCombined Each AnotherCHEN Ting-huai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作 者 】陈廷槐 【作者简介】陈廷槐（1928―），男，重庆人，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外知名容错计算专家。出版有《Fault Diagnosis and Fault-tolerance-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Special Topics 》（Springer）等5本计算机书籍和《望槐楼诗词选集》。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IEEE国际学会奖状。本文是作者自1999年5 月起在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重庆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经整理而成。 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重庆 400044【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古典诗词与计算机相结合的问题，这里谈到的古典诗词有时又涉及到传统文学艺术，甚至是形象思维；谈到的计算机 有时又涉及到自然科学技术，甚至是逻辑思维。文中指出了文艺与科技之间的差异，探讨了用古典诗词反映科技的一些途径、层次和特点；反过来又探讨了用计算机武装文学艺术的问题，特别是探讨了计算机辅助写作诗词的可能性、阶段和发展动向。【英文摘要】This paper discusses mainly the combination problem ofclassical poetry with modern computers. The related c lassicalpoetry sometimes can be extended to literature and art, evento image thinking, while the computer sometimescan beextented to na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en to logicthinking.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iterature- art and science- technology are pointed. Some way, hierarchy and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classical poetry is used to reflectscience-technology are introduced;inversely, the problem thathow the literature-art is being equipped with computersisstudied, especially the possibility, research stages and thestate-of-art of the composition of computer-aided-poetryarediscussed also.【关 键 词】古典诗词/计算机辅助诗词写作/人工智能/诗词与科技classical poetry/computer- aided- poetry/artificialinte lligence/poetry and science-technology【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 （2000）04―0117―08一、前言――古典诗词与科学技术为何要结合（一）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至少有三千年历史。诗歌的形式不断发展，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一直到明清时盛行的对联（由于讲平仄，也纳入诗歌范围讨论，因诗词也讲对仗），流传十分广泛，北宋时凡是有井水的地方都能听见歌唱柳永的词。元曲作为剧目上演，流传很广。至于对联、家家户户过年时都要贴在门上。流传下来的诗篇，可说是汗牛充栋。历代名人，大都有诗篇传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家。杨叔子院士说得好，他深深地感到“中国诗歌、中华诗词、源远流长，博大精美。思想之含蓄，意境之深邃，感情之充沛，语言之丰富，文字之凝练，音韵之优美，风格之纷繁，技艺之高超，流传之广泛，活力之强大，孰可以比？我们可以无愧而自豪地说：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一绝的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璀璨明珠，是中华民族文学的皇冠钻石。”［1］作为伟大的中华诗词的继承人而倍感自豪。五四运动后，伴随白话文的兴起，出现了新诗，使诗歌向着口语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这本身是一大进步。然而对古典诗词又产生了一些人为的压抑，束缚了她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人为压抑消失了，古典诗词又出现了复兴。据统计，在全国省级以上文学刊物中发表旧体诗词的有140万人，而发表新诗的有70万人，前者是后者的两倍［2］。省级以下的可能更多。有的专家预测：今后的发展方向是古典诗词与新诗相互融合，各取所长以创建新体诗歌。将会以较为自由的新诗为主，以便反映新感情、新事物（包括科技），同时也应吸收诗词（经改良后）的韵律、平仄、对仗、修辞，以增加其美感。（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改造了物质世界。宏观上人类可飞出太阳系，可上九天揽月，微观上可进入夸克，可制造出反氢原子。计算速度可达每秒万亿次，网络技术可将世界联成地球村。信息技术已进入到人们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生物技术已达到分子水平，克隆技术能复制出生命体，基因的研究将对医学带来新的革命。邓小平同志总结了近代世界的科技成就，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把它作为文章的主要标题刊登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国历代许多统治者不太重视科技，看作只不过是些雕虫小技，不是经天纬地之学。只有在解放后的今天，科技才被提升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成为社会和生产发展的动力。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和诗词如果不去反映科学与技术，就会脱离现实生活，缺乏时代特色。反之，如果与科技相结合，就能加速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三）注重人才的素质教育，发扬诗词的爱国主义传统在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同志1989年就尖锐地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我们应该牢记这一教训，加强青年学生的素质教育，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创造性人才。杨叔子院士说得好：“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打就垮；而没有优秀历史传统，没有民族人文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打自垮。”［1］中华诗词最能反映我国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最能体现爱国主义精神，最容易在人的思想上生根发芽。文天祥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岳飞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于谦的“碎骨粉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及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些诗句曾经鼓舞过多少中华儿女为国捐躯，英勇就义。也吸引着赵宗尧、钱学森、李世光等爱国科学家放弃海外的优裕生活，历尽困难险阻，回到祖国的怀抱，参加建设，并作出巨大贡献。反之，由于文革后教育的失误，使得有些青年大学生把“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变成了“到公司去，到海外去，到钞票最多的地方去！”要“一切向钱看”，更有甚者，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如果让这种思想泛滥，岂非不打就垮了吗？中华诗词学会第十二届全国会议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研讨的主题是“让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这是贯彻人文素质教育、注重陶冶爱国情操、形成良好道德的重要举措，它恢复了孔夫子主要把“诗”这门课作为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之首的教育传统。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相结合不仅是发展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必需，也是我国培养人才的教育方向。（四）利用高科技手段对年青人普及推广诗词我国基本的诗词队伍已有140万人，但还远远不够。 要恢复诗国的地位，作到凡有自来水的地方莫不有人会诗词，就必须训练年青一代。除了在基础教育中增加诗词的内容和在大学中增开诗词选修课外，还得搞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具。青年人有诗的感情，缺少诗的基本素养，不熟悉诗词的韵律、平仄、对仗、修辞、典故等。然而，青年人接受新事物快，更重要的是他们熟悉计算机，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出一套实用计算机方法，帮助他们掌握诗词的韵律、平仄、对仗、修辞以及典故等，就能真正“让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为诗词的大普及作出贡献。我国老一代的科学家中有诗词功底的不算少，例如，数学家苏步青院士、李国平院士、之后的唐稚松院士等。他们写的诗词在文学家看来也属一流。然而他们在写诗填词时，完全以诗人的身份出现，正如他们在作学问时完全以科学家身份出现一样。换言之，他们的古典诗词与科学技术除了潜移默化的结合外，还没有作到更紧密、更自觉的结合。在高科技发展的新千年之际，这个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作到使诗词与科学技术二者更自觉、更紧密、更深入地结合，搞出计算机辅助诗词写作系统，为在中国普及诗词作出时代的贡献。二、结合的层次――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我们所说的结合有三个层次，主要讨论古典诗词与现代计算机的结合及二者的相互支持与影响；其次是较为广泛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再次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三种结合之间有区别，也有相似之处；在强调相似之处时，古典诗词也泛指文学艺术或形象思维，同样，计算机也泛指科学技术或逻辑思维。人的逻辑思维主要由左脑完成，它是抽象、严密的推理；而形象思维主要由右脑完成，它是直觉、跳跃的思维方式。二者虽有不同，但总是紧密联系，正如人脑两部分的工作是紧密联系的一样，人脑就是二者结合的物质基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佩里曾经指出：人右脑的记忆量是左脑的100万倍， 而人脑细胞的80％尚未得到利用。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开发脑的功能，特别是右脑的功能。唐稚松院士在谈到脑的两部分协同工作时提出了两个命题，即成功的形象思维成果必然包含有好的逻辑思维，而成功的逻辑思维成果必然也包含有好的形象思维。我们不妨举例说明。（一）成功的形象思维成果必然包含有好的逻辑思维试看苏轼著名的七绝诗（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里谈到的横看、侧看、远近、高低属于典型的形象思维，尽管经过了看横、看侧、看远、看近、看高、看低，但仍然不识庐山真面目，为什么呢？诗通过形象的描写揭示出有两个观点的差别：一个是宏观与微观的差别，在山中看到的属于微观，尚不能反映宏观的真面目；另一个是动态与静态的差别，尽管已有横、侧、远、近、高、低的景象，这只是静止的几个侧面，要了解真面目还需要从各个方面动态观察。诗的特点就是用一种具体生动的形象来反映一种抽象的思维，形象很生动，而思维更深刻，反映出诗句内含的丰富性。实际上我们欣赏诗时也有一个由具象到抽象，再回到具象的过程。我们从认识庐山真面目这个具象出发，抽象到需进行宏观与动态的思考，然后再联系读者本人的经历返回到某一具象。如果找到了这样的具象，就会产生共鸣，他会觉得这诗写得真好，说出了他想说而又说不出的话来。例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看到一些污七八糟的事情，两派打得你死我活，究竟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一下就弄糊涂了。这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在心中产生共鸣了。另外，历代王朝的历史都要等到下一王朝来写，例如，明朝的历史要让清朝写。这也是因为当朝的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原因。同样，“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些诗句的欣赏也需要一个由具象1→抽象→具象2（共鸣）的过程，这是属于逻辑思维的过程。我经常发现许多人读我的诗词，反映各不相同。有人说这一句好，有人说那一句好，和我的看法不一样；原因是由抽象到具象2时各人的经历有所不同，产生的共鸣点就不一样。著名的诗句往往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例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愁”虽然各人所想的内涵不同，但大都能引起共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者苏轼这里的“人”是指其弟苏辙，然而读词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人”，都希望寄予“千里共婵娟”的愿望。我想起一段往事，在一次研究生的讨论班上，一个学生站在讲台上，形容憔悴，两眼发红，什么也讲不出来。说他十几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还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来，怎么办？我一看这种情况，就没有和他讨论计算机科研问题，而是告诉他文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一段话：“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他用三句词来表述这三种境界：1.“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站在高楼一望，一下子就看到天边地头了，有高层建瓴。目空一切的气概，使他有了把学问搞下去的决心。这只是第一境界。2.“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等到工作逐渐深入，各种问题出现了，他进入了第二境界。裤腰带松了，人也瘦了，吃不下，睡不好，正是你现在这种样子。但不管怎样，要“终不悔”，坚持下去，就会出现第三境界。3.“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这时突放光明，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记住要获得找到心上人的快乐，是要经过“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执着追寻而得到的。这三句词描述了三种境界，王国维的贡献在于把它抽象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的高度，偏偏又具体化到这个学生身上，情况相同，引起了共鸣。第二天，那个学生高高兴兴地告诉我，他的问题解决了。他说：“如果昨天你给我讲业务，我一句也听不进去，但是王国维帮助了我”。后来他的这篇论文发表在计算机最著名的刊物―IEEE计算机汇刊上，并获得了霍英东奖，又获得了霍英东基金。这位32岁的硕士生还被破格提拔为教授，这事在1986年还是十分罕见的。这一事实不正说明古典诗词能够为科技服务吗？能够对科技工作者产生巨大的影响吗？（二）成功的逻辑思维成果必然也包含有好的形象思维由于右脑不仅在记忆量上高出左脑100万倍， 而且右脑的形象思维并不像逻辑思维那样按步就班地严密推理，而是发散地、跳跃地进行，因而具有创造性。爱因斯坦说得好：“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开拓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想象力是形象思维能力，是创新思维能力。”因此，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薛定谔等莫不势衷于音乐、诗歌等文艺活动，并有卓越的成就，同时也促成他们在科学上作出卓越的贡献。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计算机科学中一个有名的背包问题：把n 个大小不同的球装进体积已知的方盒内，能否装下？怎样装法？已经证明获得这个装法（算法）所需的时间是n的指数函数（例如2[n]）， 凡是算法的计算复杂性不低于指数函数的问题统统称为NP完全问题。不管计算机速度有多快，只要n相当大，算这类问题总是低效的， 很可能要算到下一个银河纪，这已失去实际应用的意义。因此每年有一次国际竞赛，看谁的程序算NP完全问题相对地快，尽管它并未改变NP完全的指数函数性质。1998年在莫斯科国际竞赛中，华中理工大学黄文奇教授的程序用来计算背包问题的速度超过其他人一千万倍，获得了国际竞赛金奖，这是一项了不起的逻辑思维成果，然而他的思路却是从生活中的形象思维得来。在文革中，我们都有挤公共汽车的经验。汽车一到，一大群人就往里涌，以至车门都关不上。但开车振动一会儿后，大家都感到压力减小了，再过一会儿后，几乎都不觉得有压力了。黄教授把n 个球都看作是弹性体，压进方盒后，首先找出受压最大的球，把它旁边的球的位置调松一点，然后再找第二个受压最大的，反复多次调整，直到所有的球都不再受压为止。这时球的排列方法，就是所要求的解答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总之，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必定能创造出伟大的成果。三、文学（古典诗词）怎样为科学技术服务（一）科普与预见文学可用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来普及科学，例如，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把一个复杂的数论问题――哥德巴赫问题，以及数学家陈景润的艰苦劳动描写得清清楚楚，激起广大青年去热爱科学。英国西蒙・辛格著的《费马大定理》精彩描写了另一个更为著名的数论问题。黄易的《星际浪子》、苏学军的《火星三日》用美妙的幻想鼓舞人们去开发外星空。这些文学著作都为科学普及作出了贡献。文学不单用来普及已有的科学成果，有时还可以运用丰富的想象力预见未来，引导人们去探索未来。《封神演义》中的雷震子飞天、土行孙入地就是一例；至于千里眼、顺风耳，早就被人们实现了。南宋辛弃疾有一首词《木兰花慢（中秋）》：“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在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嫦娥不嫁谁留？”他说我们这边的月亮落下去了，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东方才能看见。这岂不是说地球是圆的吗？唐朝方干《送僧归日本》诗有“西方尚在星辰下，东域已过寅卯时。”更进一步指出了长安与京都的时差［4］。值得惊奇的是， 这是在一千年以前预见到的。（二）文学与科技的差异要想用文学来反映科技，就不能不知道二者的差异，以便确定二者结合的界限。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异如下：第一，形象与逻辑。（右脑与左脑）第二，感情与理智。第三，主观与客观。文学一定要有主观的感受，如果诗词中没有“我”，纯属客观描写，就不是好作品。反之，科学要尽量客观，排除一切主观因素，才能接近真理。第四，模糊与精确。模糊不仅增加了诗词的美感，也由于字数精简带来的模糊而增加了意义的广度。“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红”没有指具体的花，但却包含了所有的花。然而科学一定要求精确，不能有任何混淆。第五，多元与唯一。在一定条件下科学的标准是唯一的，因而是非分明。文学艺术则不然，用美声唱是一种美，用沙哑的嗓子唱是另一种美。和谐的音乐是美，有时不和谐的噪音也是美。第六，阶级性与普遍性。文艺有阶级性，鲁迅说：“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科学没有阶级性，尽管科学家是有阶级性的。由此看来文艺与科技不能相互取代。例如，不能指望用文学的语言来精确表述科学的定律，也不可能用科学的语言细致地描述文学的感情。二者只应遵循各自的规律而适当地结合。因此，用古典诗词反映科技，她必须首先是“诗”，必须满足诗词的格律，以及上述的形象、抒情、主观、模糊等等特点，然后再适当结合科技。（三）古典诗词结合科技的一些形式由于诗词结合科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面我们提供一些由低级到高级结合的例子。1.采用诗歌形式以便于记忆科技内容中国民间有一种算法叫做神仙算，韩信点兵，又叫诸葛亮隔墙算；国际上叫做中国剩余定理。它用了下面四句口诀：“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枝。七子团圆真月半，除百另五便得知。”例如我今年71岁了，我不直接告诉他，我只告诉他我的岁数用3 除余2，5除余1，7除余1；他就按照口诀把这三个余数分别乘上70，21 ，15；加起来，然后减去105的倍数，最后得到71的答案。即三人同行七十稀 2×70＝140五树梅花廿一枝 1×21＝21七子团圆真月半 1×15＝15求和 140＋21＋15＝176除百另五便得知 176－105＝71我从小学就知道神仙算，由于口诀便于记忆，至今不忘。中国剩余定理现在已被用于编码，用剩余码设计的计算机能快速地进行加、减、乘，并能进行校验、容错等。2.吸收共知率高的科技术语许多科技术语已经常用，如的确良、微机、电视、图像等，可以入诗：“石壁禅踪玄又长，祖庭东土未相忘。重来岂有旧衣钵，只见袈裟的确良。”（周长源《太原玄中寺》［2 ］）幽默地反映了佛寺的变化。“正春风，微机时代，老枝新萼。”“月白风清，神怡心旷。打开电视观图像。”（李天伦《贺新郎》，《踏莎行》）。有些词汇在一些特定的范围内也算共知率高的，如“离散专家，协同模范。群、环、逻辑一般看，东西南北共峥嵘，百花似锦神州灿。”（陈廷槐《踏莎行》题中国离散数学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册［5 ］）离散数学中包括了群、环、数理逻辑等已是学会中一般的常识。3.使用藏头科技信息“探索算机四十年， │兴至疏狂偏险韵，语中少有感人篇。 │理当公正对金钱。言传身教七旬天。 │论评身世付云烟。”（陈廷槐《浣溪沙》题计算机会议的语言、基础理论组）藏头首字含“探语言，兴理论”。4.科技名人词反映科技人员在科技活动中的喜、怒、哀、乐，这是主要结合点之一。“鹤归华表人间异。莫空垂，思亲涕泪，黄泉难寄。放眼东风吹绿野，换了神州天地。看屹立，英雄八亿。我亦三生余一念，为人民，竭尽涓埃意。老骥志，又千里。”（唐稚松《金缕曲》筱姐自海外归，赋赠［4］）丧亲之情、报国之心，溢于词表。“夕阳西堕水悠悠， 人到西欧地尽头。莫把西天当彼岸，美洲西更有神州。”（唐稚松《题欧洲大路最西点阿尔加夫海边》［4］）身在欧美，爱我中华。5.反映科技组织活动动态“智叟会渝州，共索思维费运筹。蜀中自古多杰士，悠悠！恰似长江滚滚流。甘为稻粮谋，易礼诗书一揽收。愿于诸君同挽手，飕飕！不到长城不掉头。”（陈廷槐《南乡子》题重庆《思维科学》刊物［5］）“电脑生来弱。……，容错玄机探索。……一啸万邦皆景仰，似奥林，肃奏升旗乐。忆往事，豪如昨。”（陈廷槐《贺新郎》题容错会议）“智士会杭州。多值研探费运筹。十亿神州多奇志，悠悠！国际科坛踞上游。”（陈廷槐《南乡子》题多值逻辑会［5］，1989 年我国中选论文数占多值逻辑国际会议首位。）6.结合战争，反映军事科学成果“头顶蓝天，脚踏炎烟。听轰隆，震响乾坤。长征碧落，轨道椭圆。看快如梭，闪如电，轻如烟。”（刘永年《行香子》赞长征火箭发射成功［6］）7.反映科技自身效果，是主要结合点之二（1）低层次：完全贴实描写， 即写生产场景加上产品的社会价值。如“产品特殊不见形，煞时闪亮万家灯。能源只用一渠水，效果堪夸百万金。开放功成欣醒梦，革新业绩喜惊人。城乡机器轰隆响，开闭全凭线一根。”［2］――《咏水电厂》（2）中层次：形象描绘，结尾处有诗意。如“支农功赫赫，铁塔耸丰碑。尽日风雷吼，终年雪霰飞。齐心挥汗雨，一意按章规。宁为千家瘦，洁身不自肥。”［2］――《赠氮肥工人》（3）高层次：写意为主，抒情言志。如“循环从不计辛勤，唤取君家好惜阴。分秒必争应记取，等闲老了少年人。”［2］――《咏手表》完全抒情，没有一句写手表的机械装置。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与科技结合的层次可以由纯粹便于记忆提高到内容上的结合，但是一定要满足诗词对平仄、韵律、对仗的形式要求，在内容上应注意：第一，诗中要有“我”，不能纯客观描写。如《咏水电厂》。第二，叙事为辅，抒情为主，结尾处一定要化实为虚。如《赠氮肥工人》〉第三，在角度上避开正面，从侧面迂回，在手法上避开直叙，采用抒情方法。如《咏手表》。四、计算机怎样为传统文艺服务传统文艺集中表现为诗、书、画、篆刻；我们怎样运用计算机来武装传统文艺，以便促进文艺进一步发展？先讨论后三者：（一）计算机书、画、篆刻编辑系统中国画用笔常常采用侧锋，把笔横着扫过去，笔划有粗有细，颜色有浓有淡，这一点目前计算机很难模仿，因此用计算机作国画还有一定困难。但是如果把已有的国画拆成许多子画，利用计算机的编辑功能，按照自己对画的构思，从许许多多的子画中挑出自己所需的，进行重组，这也可以产生具有新意的国画来。同样把已有书法家的字体，篆刻家的字体当作细胞、分子，用计算机按作者的意图重新编辑，也可以产生出具有新意的作品来，这就是计算机书、画、篆刻编辑。当然对细胞类型的挑选、细胞大小形状的确定、排列的疏密，颜色的浓淡，特别是对整体的构思，仍然要依靠画作者去解决。这样一来，除了细胞分子不属于作者外，它仍然有其创造性。图1（行书）、图2（隶书）（封2）是作者填的词，借王羲之、 王献之、颜真卿、李世民、米芾等20余位我国历代大书法家的作品为我所用，相当于他们又复活了，帮助我这不会书法的人，同时又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图3（封2）是篆刻，几乎是同样方法产生。但是却没有真正用石头刻（如果加上外部设备雕刻机也可以刻出石章）。刻一大的石章至少要半天，用计算机刻只需几分钟。图4（封2）是京剧脸谱画――包公与四义士（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从马少童先生（京剧一级演员）处学来。图5、图6、图7（封3）是关于杨贵妃的三幅人物画，根据白居易《长恨歌》和李白《清平调》的诗意创作。特别是图7 的背景是一幅风景照片，这是传统的画家所做不到的。尽管细胞和分子都不是我作的，但仍然有其创造意义。例如可以集古人诗句来作诗，王安石、文天祥皆有这类不朽之作。门捷列夫本人并没有作过多少化学试验，他把别人对化学元素的实验结果排列起来就发现了周期表，这个贡献比具体的化学实验的意义还大。杨叔子院士说得好：“创新还有更广泛的意义，美国的阿波罗登月技术，所用的都是已有的成熟技术，而其创新之处就是十分恰当巧妙地组合了已有的成熟技术，是系统工程的胜利。”［1］关键点在于创新， 而不是单纯复制别人已有的成果。那些创造细胞和分子的基础工作很有价值，希望那些作者也用高科技来改进自己的工作，多、快、好、省地出成果，以推动社会加速进步，这也是积极地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的较好方法。（二）计算机辅助诗词（含对联）写作系统这是本文探索的重点。尽管完全用计算机作诗词从理论上讲也是可能的，但诗词要求有“我”，这个我就是诗作者，所以我们还是探讨人机合作的辅助写作系统为好。分三个阶段进行。1.计算机辅助诗词检测系统诗作者按自己的感受写成诗，输入计算机内，计算机可按照诗词的平仄和韵律进行检测，把不合平仄和韵律的字标注出来，让读者改正，反复进行，直到正确为止。这一阶段比较简单，杭州大学朱则杰教授就作过类似的工作［7］，我们认为有下列基础工作还得重新来作。（1）汉字问题。国家公布的一、 二级汉字不够诗词和其他研究需用，还得扩充到大约两万个汉字。这些汉字的编码、查找以及读音都得研究。（2）平仄问题。我们发现已有的韵书都不完整， 我们想把《平水韵》、《佩文韵》、《诗韵简编》以及《词林正韵》都输入计算机让诗作者选用。音韵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来标注，以便能够处理“曲”。困难之一是处理一字多音问题，例如“重”字，如果表示“重复”，读平声；如果表示“重大”，则读仄声，需要理解词意。另一困难是古今音的不同，给青年人带来很大麻烦。我们迫切希望诗词界能早日发布一本权威性“今韵谱”来，以便输入机器，供年青人使用。（3）词曲谱问题。我们期待词曲格律学家定正词曲谱， 使其能概括大部分宋词和元曲。由于词的音乐早已失传，订正词谱失去最终依据，这项工作是很困难的。我们拟以《白香词谱》为主，参照涂宗涛著《诗词曲格律纲要》逐渐加以扩充。2.计算机辅助诗词（含对联）提示系统在诗词的写作过程中，诗作者一下想不起和某个字的关联字，本系统可以提出一些词组供诗作者选择。例如诗作者提出“天”字，计算机就可显示出“今天”、“明天”、“青天”、“奈何天”等齐下字词组，或者“天明”、“天亮”、“天晴朗”等齐上字词组，供诗作者选用。这些词组还可以按声韵分类，例如想查齐下字的“仄平平”词，计算机就显示“奈何天”。此外还可以查到对仗词，例如“黄梅天”则可查到“绿草地”。故这个系统也可以解决作对联问题。要作到这一点必须搞出一个大的词库，其规模类似于《佩文韵府》或《诗韵》等书。顺便提及，第一阶段检测到的错误，诗作者可以利用本阶段的提示系统进行改正。3.计算机辅助诗词补充系统诗词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作诗人触景生情，颇有感受，立刻有几句诗涌上心头，这几句成为全诗的纲，或者叫作“警句”。例如，我在文革中天天看见两派厮杀，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和革命的大好形势都葬送了：而我们则常常被要求“站队”，站队一错再错，犹如庄周“梦中之梦”。于是忽然冒出了以下警句：调寄卜算子“无寐数残更，有恨…。……，可惜佳风景。……，心已如冰冷。化蝶庄生…，……。”但要完成其余部分，就须按照《卜算子》的对仗和格律反复拼凑，既费力气，又没有太多的创造性，往往改一字要动全局。经过一番努力，最终凑出结果如下：“无寐数残更，有恨眠孤影。雷雨狂风竞侵凌，可惜佳风景。身也似萍浮，心已如冰冷。化蝶庄生不自知，是梦抑或醒。”［5］因此我们建议人机合作，各自发挥所长，人作警句，计算机管拼凑。在所获得的许许多多答案中，诗作者挑出最合己意的一个作为最终作品。由于计算机要填出句子，它就必须知道词语间如何配搭才合理，句式才合适，不致产生牛头不对马嘴的错误。这就可能要用到人工神经网络。此外大量的唐诗宋词也可以作参考，这就要用到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凑成的结果是否有意义，这就要用到自然语言的理解。还要解决一个风格问题。至少要分豪放派还是婉约派。风格表现在使用字频率的不同，以及词之间配搭方式的不同。总之，本阶段的任务相当艰巨，即使从计算机科研角度看，也是很难的。（三）人脑与电脑的比较这本是一个哲学问题，每个人有各自的看法，在“左派”统治的文革中一般认为“电脑是人脑所创，因而永远赶不上人脑，谁反对，谁就是唯心的”。已故的计算机科学家王湘浩院士（曾写过9 篇《红楼梦》论文），他提出一个相反的命题：“谁不认为电脑能赶上人脑，谁就是唯心的。”把唯心的帽子反过来戴在“左派”的头上，使他们不敢乱打棍子。可是无论他走到那里，到处都被围攻。他的理由也很明确：“第一，人脑不管多高明，它总是物质的，只有唯心论者才反对。第二，人脑的机构不管多复杂，它总是可以认识的，反对者必为不可知论者，而不可知论是唯心的。”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不可以用另外一种物质来复制出人脑呢？”当然他的这些话是从哲学意义上说的。姑无论他的结论是否正确，他把我们从“左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我们敢于想以前不敢想的事，也增强了我们对改造客观世界的信心。然而，就目前不太长的一段时期来说，电脑是赶不上人脑的。就拿最简单的对联来说，戴汝为院士与费越博士搞了计算机对六个字以内的对联，例如“岁岁平安日”对得“年年如意春”［8］。 这是很了不起的尝试。然而其巧妙度还一时无法赶上人。因为人可以作以下巧对：1.词组对人可以作到字对字，词组对词组。“孙行者；胡适之（历史学家兼诗人陈寅恪对），祖冲之（数学家段学复院士对）”。“五月黄梅天；三星白兰地。”计算机要积累大量词组的资料，增大存储容量才能作到。2.拆字对把字拆开，计算机须懂字的写法。“白木本能成画栋，欠金仍可作诗人。”（陈廷槐戏作“刘柏钦”拆字嵌名联）。3.谐声对“天下太贫（平）；民国万税（岁）。”（刘师亮用四川方言讽国民党）“普天当庆，当庆当庆当当庆；举国同狂，同狂同狂同同狂。”（刘师亮用锣鼓声庆国庆）计算机作这种对联须知道字音。4.利用知识与典故“三强韩、赵、魏；九章勾、股、弦。”（华罗庚院士作，隐含钱三强、赵九章名和《九章算术》，与勾、股、弦定理。）“四水江第一，四季夏第二。先生来江夏，当称第一？当称第二？”（张之洞考梁启超上联，四水为江、河、湖、海；江夏为古武汉，时张之洞为两广巡抚。）意为：你到我的地盘来，算是老几？“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怎敢在前！怎敢在后！”（梁启超对下联，三教指儒、释、道；三才为天、地、人；儒人指读书人。）回答得不亢不卑。这些巧妙的对联，或利用了字形，或利用了字音，或利用了词组，或利用了典故。计算机的知识容量增大以后，原则上总能够解决。本文曾经以下好友审阅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他们是涂宗涛（汉语诗律学家）、熊启钊、王光、李路基、程地全、伍子玉、陈昭文等。我们期待着诗人、音韵学家、训诂学家、词曲格律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程序设计家团结起来，共同携手，让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为中华诗国复兴而奋斗！收稿日期：2000―06―18【参考文献】［1］杨叔子.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再论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J］.中华诗词，1999，（6）：44―53.［2］丁 岚.当代诗词学［C］.1998.［3］涂宗涛.苹楼夕照集［C］.天津：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1998.36―37.［4］唐稚松.桃蹊诗存［C］.北京：中科院软件所，1990.［5］陈廷槐.望槐楼诗词选集［C］.重庆：重庆计算机研究所，1996.［6］刘中一，董味甘.鹅岭诗词［C］.重庆：重庆师范学院，1998.［7］朱则杰.诗词格律与检测系统（博士论文）［D］.杭州：杭州大学，1998.［8］费越.汉语语义的多层次集成研究―及春联艺术系统设计（博士论文）［D］.北京：中科院自动化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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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未来 造就人才莱州市成为全国少儿工作先进城市(4)内容: 新华社济南５月２３日电（通讯员吕其昌、邓兆安）山东省莱州市重视儿童少年工作，形成全社会关心、爱护儿童少年的良好环境。目前，全市３周岁以下幼儿入托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九，４―６周岁幼儿入园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点二，７―１４周岁的少儿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先后被全国妇联、团中央国家教委和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命名为“全国托幼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少先队工作先进集体”和“儿童少年工作先进市”称号。地处胶东半岛的莱州市，共有８７・６万人口，其中１４周岁以下的儿童少年１６・２万人。为了做好关系民族兴衰的儿童少年工作，他们建立健全了市、乡、村三级少儿工作机构，制订了工作规划，落实了各部门分工负责制：市妇联和妇幼保健所负责３岁前婴幼儿的身体保健和早期智力开发；市教育局、总工会、妇联协力做好幼儿园的园所建设和幼儿教育；团市委、教育局负责少先队教育；体委、卫生局、教育局重点负责中小学教育和身体保健，从各方面调动社会各界人士关心少儿工作的积极性。莱州市还通过建立优生优育咨询网络，开办了“妈妈学习班”，邀请专家教授前来讲授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自１９８５年以来，全市共举办学习班１９２１期，培训１２万多人次，智力咨询开发达５・４万多人次。离退休干部还自觉组织起了少先队顾问团，１０００多名党政干部担任了少先队校外辅导员。市粮食系统坚持五年如一日，主动为市区的１１所幼儿园和中小学送早餐、午餐。市商业系统研制了１５种儿童专用糕点。文化系统在节日积极组织为儿童义务演出和专场演出，免费为儿童放映电影，以优惠价提供图书。为给儿童少年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这个市近年来共筹集资金３７７９万元，改善园、所、学校基础设施。目前，全市拥有托幼园所１０５４处，小学５２０处，并全部达到“六配套”标准。此外，这个市还建起了标准较高的妇幼保健中心，在雕塑公园、月季花园专设了“星星火炬”、“宝宝乐园”等儿童娱乐场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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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525 【原文出处】外国文学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68-72 【分 类 号】J4 【分 类 名】外国文学研究 【 作 者 】范传新 【复印期号】199612 【 标 题 】东西合璧：一条希望之路 ――川端康成《雪国》艺术摭谈【 正 文 】 “眼前摆着传统主义和世界主义两条道路，明天的艺术究竟走哪条道路呢？恐怕这两条道路都要走，或者走两者很好融合起来的道路吧。”［①］这是川端康成《乡土艺术问题概观》中的一段话。无庸置疑，关于一九六八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该说的已基本道尽，不该说的或许也还说不透，然有感于川端康成上述的创作论，再取日西文学融合的视角，仍望获得某些启示。众所周知，东方近、现代受西方文化冲击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它既是自近代始世界交通贸易急剧发展的结果，更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的直接产物。冲击势必造成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这种碰撞形成一种动力，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日本，在东西文化的交融和对抗中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文学流派和灿若星辰的作家群体，而川端康成正是这条东西文化汇合的银河之中的一颗明星。与他的许多先行者一样，早期川端康成及其创作品格的塑造也是在日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完成的。他曾在帝国大学英文系就读过，接受外来文学思潮尤如近水楼台，在芥川龙之介、菊池良宽等西方文化传播者的培养下，川端康成脱颖而出，成为“新感觉派”的核心人物。那时川端康成盲目追随西方文学，他甚至“把表现主义称作我们之父，把达达主义称为我们之母。”［②］我们在《梅花的雄蕊》、《浅草的少男少女》等早期作品中，不难发现他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痕迹。但是，正如一个认识过程的逐渐深入、成熟一样，面对日本本土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的选择，川端康成虽因袭了前人的选择方式，但事实上仍然有许多矛盾和困惑。他在自诩西方现代派父母精血产儿的同时，仍然割舍不断对《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传统文学的眷恋。加上川端康成父母早逝，十六岁时祖母亦作古，近乎盲人的祖父面容宛若一幅孤绝、寂寥的肖像画，却为川端康成磨砺出异常锐利的艺术目光。少年的川端康成参加了那么多亲人的葬礼，这样的遭遇使他沉默寡言。川端康成自己就说过：“可能由于我是个孤儿，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哀伤的、漂泊的思绪缠绵不断。”［③］孤儿的根性，婉郁的情怀，使得弥漫在他作品中哀婉凄清的氛围与日本传统文学在气质上一脉相承，与日本文学中力主表现情绪，表现纤柔悱恻感情的主体倾向暗中契合。本土文化对他的向心力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他一步一回头，最终很难在两种文化之间依循前人的轨迹。他本人也承认“我虽算作新感觉派，但没有什么符合新感觉派特点的成功之作。”［④］荆棘密布之中，他必须再次回首，另作选择，另要求新。什么是他所追求的“新”呢？川端康成的回答是：“强烈地自觉做一个日本式作家，希望继承日本美的传统”［⑤］。在调整对待日本、西方文化选择内在机制的关键时刻，川端康成叛逆了他的前人，也背叛了“新感觉派”的自我，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委实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因为川端康成之追求实质并非单纯沿袭古文的旧迹，而是在传统之中溶入了不少现代意识，在表现传统美的方法和技巧上大量地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手法。本文以《雪国》为例，略论川端康成文学创作上日西契合的特色。一、虚无美与虚无主义“有的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⑥］长期以来，日本民族特性中的“孤寂性”、“ｃｈà＠①性”、“孤绝性”构成日本人“灭”的美学意识。“灭”美意识反映了日本人的虚无主义世界观。这种虚无主义发源于日本佛教的无常观和末世思想，它基于对世态的“祸福同道，盛衰反常”的急遽变化的感受，把现世的一切看做是苦恼的，把现世视为“浮世”、“人生朝生暮死，万物无常，宛如似花瓣朝露。”［⑦］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到日本文学中，则通过幽寂，ｃｈà＠①以及对隐世、对死的向往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爱落花，爱秋月，向往隐居，追求羁旅。《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中都以描写秋季风物为多，这是因为秋之萧条，最能突出无常观的感受。日本人爱樱花，但与其说是爱樱花盛开的繁茂，勿宁说更爱樱花败落的萧瑟。这种“灭”的景象给日本人带来惆怅、伤感、空漠、孤寂、幽怨和ｃｈà＠①美的艺术享受，即“物哀”。中世纪日本人提倡死的美学，鼓励武士以死为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象三岛由纪夫等人通过“切腹”来体现他们对死的“爱、美和力”的追求。紫色之所以受到日本人的钟爱，是因为它总是带有很快就要消灭的命运的色彩，它离不开日本人的心理深处的爱的短暂和飘渺无常的虚无意识。总之，这种惜春、悲秋、爱霜月、叹花落的“灭”的审美意识是日本文化思想长期以来形成的潜流。这一“虚空”的文化潜流在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的震波中，与西方的虚无主义思想很快取得了共同的摇撼。震后日本政治经济的混乱，加之苏联革命的胜利，工农运动的发展，引起日本人意识领域的巨大淆零。正当人们面临乱世，无所适从的时候，西方破坏性的虚无思想，瞬间的享乐风潮席卷而来，造成人们精神上的极度窒息与荒废。他们对自己在社会的存在感到不安、彷徨，产生消极和绝望的情绪，竭力挖掘自我内心的不安，追求刹那间的美感，官能上的享受和日常生活中非现实的东西。这种精神上的极度颓废，不能说与西方虚无思想的介入无关。西方虚无思想者是反对一切权威偶像的破坏者，因其只具有破坏意识，故常常裹挟着渺茫的人生失落情绪。他们否定一切价值并揭露其虚妄性，“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⑧］但他们无法合理地扬弃传统的价值，只是想到破坏传统价值，推倒精神偶像，对新价值的建立却无从谈起，在难以名状的迷惘、困惑中，欲逃离而不能。无论如何，他们无法构想出一个精神的新世界来。川端康成却构想出了这样的精神世界，从而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新价值。时代背景的大气候和主体上的凄婉因素决定了在否定现实、逃避现世方面，川端康成的虚空与西方的虚无如出一辙。《雪国》开篇那脍炙人口的范句――“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⑨］，“长长的隧道”暗示了时间的转换或现实通往虚幻。主人公岛村、驹子、叶子表面上的确呈出现一种三角恋爱式的性爱模式，但与此同时，三个人物又均为具有深层意蕴的能指符号。人物关系若即若离，充满虚幻色彩，同时三个人物的命运和结局也体现了川端康成两种不同层次的美学追求：其一，美是虚幻，对立于现实之丑，但美丑又令人困惑地时时共处同一的对象之中（岛村与驹子的关系）；其二，要求超越现实与虚幻的对立或同一趋向“至善至美”的“空无”的哲学境地（“雪中火场”和“银河坠落”中叶子及岛村的结局）。“镜中映像”更是受西方虚无思想意识潜流的影响，它代表了《雪国》中的时时蕴含的象征与暗示。岛村在列车上邂逅的叶子、行男，正是“镜像”般宿命式的人物构置。行男是驹子的艺师之子，未婚之夫，患有不治之症，而叶子却痴情于彼。这种既定的人物关系，也是一种指向虚幻的“意符”。同样，驹子实质上有某种观念化的暗示意义：“人世徒劳”。替行男治病是徒劳，订婚也是徒劳，写日记是徒劳，对岛村的思恋更是徒劳。《雪国》中的“徒劳”同样也是一个观念“意符”，既表示虚幻等于美，又表示现实等于丑；既是日本传统的苦海无边的超度，又是西欧破坏意识的进化。总之是对人生社会一切价值的彻底否定，“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那么火灾中叶子的死以及“银河坠落”的意象是否象征着驹子执着的爱与追求――双层含义的“徒劳”之死呢？不仅仅是。在“一切皆虚妄”的同时，川端康成的艺术作品有强烈的观念性，他不相信什么家庭、婚姻，更不相信男女之间情爱的真实。川端康成骨子里所真正崇奉且构成其文学观念基础的，乃是某种东方禅学式的“主客如一”认识论。他在《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一文中就说过：“天地万物之中有自我的主观，以这种情绪去观察事物，这是主观的扩大，就是让主观自由地流动。而且这种想法发展下去，就变成自他一如、万物一如，天地万物丧失所有的境界而融合在一种精神里，成为一元的世界。另一方面，万物之中注入主观：万物就具有精灵。”［⑩］那么“徒劳”之后又是什么呢？是“空悟”，川端康成虽则从传统的“灭”美中来，以凄婉幽怨的笔调写了雪国的红叶飘零，暮雪纷飞，虽则写了四季的变迁和人世的无常，虽则以“雪中火场”来毁灭现实和虚空的无法解脱的对立，但“银河坠落”意味着其亡的同时，并不等于原有的美的价值的冰释溶化，而是进入了更高层次的“空悟”之境，这当然不同于西方的“虚无”。二、唯美主义和“江户情调”“我在美丽的日本”。［①①］虚空是空灵博大的，虚空也是美丽无限的。川端康成在构筑美丽的虚空精神之一元世界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形成了自己的唯美主义风格。新感觉派出身的川端康成的多数作品，都具有唯美主义倾向。从艺术角度看，他的这些作品无一不是观察细致，文笔委婉，情景交融的。它们不以复杂的情节取胜，不着力刻画人物形象，而倾向于描写人物的心理、体态和客观风物在人物主观上的反应。他笔下的人情和景物，大都是清清淡淡、疏疏落落、注重含蓄、讲究余韵，往往把读者引入他的艺术魔宫。中篇小说《雪国》除了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西方唯美统一主张下，描摹了自然美景，表现了享乐主义，突出了性的解放之外，传统的“江户”色彩的唯美倾向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江户情调”是川端康成唯美作品的独立特征，也是日本唯美派不同于西欧唯美主义的独立特征。所谓“江户情调”，就是江户时代本居宣长所宣扬的“人命即天理”、“不必从圣人之道”而“自躬享乐”的精神混合，与江户川柳式的戏谑和好色的审美意识结合，虽然放荡却并不龌龊，卑粗却并不鄙俗。也就是遵从“乐而不淫”的原则，对快乐的追求限定在一定的尺度之内，经过艺术的磨炼而成为官能美或感性美。正如木下圭太郎所云：“日本唯美派一个独具的特征，就是用欧洲的艺术形式，发挥日本的趣味。”［①②］从此种角度出发，川端康成的《雪国》不失为一篇江户趣味的艺术宣言。首先，川端康成在《雪国》中着力表现的是女性的美。川端康成特别憧憬《竹取物语》中“崇拜圣洁处女，赞美永恒女性”的境界。他认为“在所有艺术领域里，处女是被别人歌颂的。”［①③］《雪国》中作者写了两位艺妓：叶子和驹子。川端康成通过两种形式不同、内容一致的“镜中映像”来把她们当作美的象征刻画出来。而这种美又是与悲哀相联系的，她们都有一种与悲哀纯真相联系的柔和美，进而她们心中的爱意也能给人一种温柔的感伤，素雅的哀愁，有着古典的情趣。尤其是叶子，她宛如一尊矜持脱俗的雕塑，美在肉体，美在心灵，凛然而不可侵犯，充分体现了作者美的理想。“雪中火场”叶子这一涅盘升天式的结局，是作者对她最美好的赞歌，更富于日本典型美学的情致。其次，崇尚卑贱美。川端康成说：“我觉得浅草比银座，贫民窟比公馆街，烟草女工们下班比学校女生放学时的情景，更带有抒情味。她们粗犷的美，吸引了我。”［①④］川端康成在穷街陋巷里、在下层群众中，发现了一种既卑贱又纯朴的美，并且被它牢牢地吸引住了。《雪国》中，作者不惜笔墨描写了日本下层民众的风土人情，通过“晾晒哈蒂”和“曝晒麻绉”两个典型场面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赤诚，对美的孜孜追求。这世外桃源般古色古香的风情正是中世纪日本民俗的现代延续。“在雪中缫丝，在雪中纺织，在雪中漂洗，在雪地上晾晒。”川端康成几次援引古书的记载，使小说更透出素淡的中古之情。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雪国》的颓废色彩。川端康成认为为了追求美，为了表现美，可以不顾人类正常的伦理道德。他说：“尽管在作风上我表面没有锋芒毕露，却有违背道德准绳的倾向。”［①⑤］《雪国》中，川端康成着力刻画的是雪国的风光和女性袅娜多姿的肉体，绵绵的情话和悱恻缠绵的官能接触。桃源仙境般的温泉旅馆，生活着“从社会性走向生理性的人们”［①⑥］，皑皑白雪辉映着艺妓玉洁冰清的肌肤。岛村、驹子在三弦琴音中如痴如醉，宛若忘怀人世的一切尘埃音讯，陶醉于知音的相悦气氛中。继尔从《千只鹤》到《一只手臂》，川端康成这一系列作品的故事情节越来越离奇，思想感情越来越颓废，与文学的正轨偏离亦越来越远了。这种有失偏颇的情绪固然是受到西方“世纪未”颓废思想的影响，但是在驹子这一人格分裂的人物与岛村的关系中，我们明显地看到川端康成还是崇尚“乐而不淫”的江户情趣的。这种关系在作者笔下不是赤裸裸的官能接触，而是较为含蓄婉转的，俩人的语言也可以说是平淡从容的，给读者留下了更宽的玩味空间，正是所谓“放荡却不龌龊，卑粗却不鄙俗”的江户情调的典范。应该指出，作者肯定驹子对真正爱情的正当追求，肯定她那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正确的。但是置驹子那种放浪、淫欲以及官能上的快乐于不顾，一味美化她，从现实的角度看，应该加以批判。为什么日本文学自古而今，却充满《源氏物语》及江户色彩的唯美倾向，而思想性普遍较弱呢？这要追溯到日本一贯的统治秩序和日本岛国的地理位置的影响。自古以来，日本处于闭关状态，加之日本很早就建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和统一的国家，作家往往顺从于一个政治体制之内，因此，日本人只易接受感情的表象，很少懂得抽象的思想，日本文学也就专重抒情而极少言志了。此外，日本四面环海，季风吹佛之下，四季风光绮丽，变化鲜明。这使人们养成温和、纤细的性格，对于大自然富有感受性，使人和文学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川端康成一方面依恋于本土的上述传统，另一方面战后亡国末世之民的观念以及没落家世和孤儿遭遇的影响，加上外国文化的渗透，使他形成了个性分明的唯美观。三、光源氏――岛村――“多余人”“岛村不是我。他似乎只不过是作为一个男子存在罢了。”［①⑦］驹子、叶子是“莫须有”的，也是美的，就象飘落的樱花花瓣一样。然而，男主人公岛村是何等样人？岛村在内在气质和外部追求上与《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十分相似：同样的内向忧郁；对生活冷漠虚聊；同样追求感官刺激，渴望肌肤之亲，放荡淫逸，朝三暮四；同时，也一样的有时萌发内疚和自责，对被玩弄的妇女深表同情和怜悯。然而，两人在忧郁的内容和借寻花问柳排遣郁闷的方式上却有明显的差异。光源氏的忧郁基本是政治上的失意引起的，实质上是没落贵族面对无可挽回的崩溃之势的忧郁，不少女人在光源氏手中是追逐显赫地位的工具，他猎艳的方式往往是主动出击；而岛村的忧郁完全是对人生意义丧失信念引起的，不用说读者，连他自己也对“舞蹈艺术研究者”的名目而自嘲不已。正是这种自我价值的失落所引起的郁闷使他三访雪国。但是，与驹子的幽会并没有驱散他心中的郁结，肉体的性感过后，他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忧郁之中。一种不可名状的自我失落感使他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小说中的岛村和驹子的合聚，几乎全是驹子主动跑来，于是，迷离恍惚之中，其归宿早已指向了死亡，只是他惯于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对他零落的状态和他的死全然混沌无知。直到小说最后“待岛村站稳脚跟，抬头望去，银河好象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倾泻下来。”这才暗示了他对死――他的唯一归宿的顿悟。由此可见，岛村的忧郁实质与光源氏不同，他是现代日本社会自我价值失落之后的“多余人”的忧郁。在岛村前列，我们可以看到小野哲、苦沙弥、哥尔等一系列现代文学中的人物，他们都是在接受了西方文化之后，对现实社会不满，又苦于找不到出路，进而忧郁苦闷，无所依托的“多余人”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与岛村之间无疑更具有血缘关系。岛村是作为“多余人”形象出现的，然而他却并没有真正生活过，也没有真正思考过，他的存在“只是作为一个男子的存在”，他的等待就是死的唯一终结，他如同一个沉默的灵魂独倚墙角，在温泉旅馆的乐园中消磨人生最后的时光。倘若以奥涅金为首的一系列俄国“多余人”形象与之比较，岛村则黯然失色。岛村充其量只是一个迟来世间的奥勃洛摩夫。如果说奥勃洛摩夫是一具僵尸，那么岛村则是一堆枯骨，连做梦梦着睡觉的能力也没有了。因此，川端康成所表现的传统美中的人物构置，既饱含着历史的颗粒，又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融入了西方文化因素之后的新的现代日本传统美中的人物。四、关于表现“企图蔑视文学上的感觉的人，就是妄想以炭火代替太阳来温暖世界的蛆虫。就是不想永久在天空翱翔而折断自己的翅膀的飞鸟。”［①⑧］在表现现代传统美的艺术手法上，川端康成也同样具有有机融合日西文化的特点。他崇尚语言之外的感觉，因此常常借助表现中介语言的美使读者“此时无声胜有声”式地体会到多种美妙的感觉。《雪国》以若即若离的文笔刻画了若即若离的人物关系，也刻画出多幅色彩素淡的自然画面，种种感觉隐藏于语言背后，不言而喻，不点自明。首先，川端康成借助“花道”、“茶道”等日本传统文化，增添作品余韵，加强读者对美的感受，力求表现所谓“要使人觉得一朵花比一百朵花更美”［①⑨］的传统美境界以及“和敬清寂”的茶道所表现注重的“古雅、闲寂”［②⑩］，特别在表现“四季感”上，他更是不遗余力。川端康成的作品特别注重对草木山川、气象万千的大自然的描绘，注重由于季节的转换，草花盛衰带给人们的心灵颤动，纤细微妙的心理变化。四季轮换的同时，川端康成还以明快洗炼的笔墨描绘出一幅幅展现日本民俗风情的优美画卷。《雪国》中有两处典型日本风情的着墨之点，其一是晾晒“哈蒂”，表现的是青年男女的勤劳和驹子在秋的收获之后流露出的愉快心情，画面鲜明快活，反衬出岛村忧郁寡聊的虚空心境。其二是晾晒绉纱，“晨曦泼在曝晒于厚雪上的白麻绉纱上面，不知是雪还是布，染上了绮丽的红彩。”短短两行字即把雪地晒场的幽寂皓阔之景表叙出来，这皓阔无边的洁白世界在作者的笔端之下也沾染了宇宙阳光的灵气，不禁使人忘却世间无尽的纷争与尘垢，但是“岛村既没有在穿着绉纱的炎夏，也没有在织绉纱的严冬来过这个温泉”，从而也就没有机会“同驹子谈绉纱的事”，也就根本不知道绉纱之中“倾注”了女性“全部的挚爱”。弦外之音，《雪国》中的绉纱其实是人类情爱不能永恒的象征。由上可知，在“四季感”以及民俗风情等传统表现艺术手法上，川端康成不愧为具有日本风格的作家，但他又不是一个真正的“国粹派”，他在表现日本传统美时，借鉴了西方文学的经验，表现为注重运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通过人在刹那间的感觉，展示内部人生的全面存在和意义。《雪国》中的人物关系、民俗风情和人物命运的结局都充满了象征和暗示的作用。《雪国》中的“镜中映像”也是如此，既带有象征和暗示人情的虚无和美的难以把握，又以令人惊叹和费解的美妙玄虚的语言写出了岛村那一刻的心理活动，表现出虚无即是美的主旋律。川端康成在借鉴西方经验中，尤其表现在借鉴了意识流的手法。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意识的流动性和飘忽性，借此更深刻地揭示人物的复杂性格、情感波澜。《雪国》虽然写了两年内初夏、晚秋、初冬三个时令里岛村三次雪国之行，然而却是从主人公晚秋去雪国的途中写起，由岛村左手食指的“几许感触”勾起他对驹子扑朔迷离的记忆，暗示他们之间在初夏的肉体关系；由火车玻璃窗为镜面，反映出叶子的容貌，进而写“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通过岛村的飘忽的意识活动，把梦幻和现实，虚影和实景、憧憬和回忆交错重叠在一起，凸现出主人公忧郁烦闷的心情、迷离恍惚的神态和百无聊赖的处境。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川端康成运用西方表现手法是有选择的。在他的作品中，意识有跳跃，却不杂乱；有交叉，却不散碎；有联想，却不突兀。他所运用的象征和暗示以及由奇特的语境所形成的奇特的感觉，也完全不同于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虚玄，而是一种常规思维中明白易懂的“尽在不言中”的象征意象。他虽崇尚感觉，但各感觉点是连环纠结，相互依托，浑然一体的，是符合东方人的欣赏习惯的。川端康成曾说：“我们的文学虽然是随着西方的潮流而动，但日本文学的传统却是潜藏着的看不见的河床。”［②①］川端康成及其创作品格的塑造正是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完成的。然而，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负面的影响，也使川端康成小说中带有不少不健康的色调。这说明两种文化的碰撞无疑会带来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但从作家个人角度出发，无论对外来文化还是对本土文化，合理地吸收，适当地扬弃则是至关重要的。注释：① 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渭渠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４页。② ④⑤ 转引自《川端康成小说选》，叶渭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６、３页。③ ①⑤ ①⑥ 川端康成：《文学自叙传》，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渭渠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１４、１１４、１１２页。⑥ ①① ①⑨ ②⑩ 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见《川端康成小说选》，叶渭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０９、６９６、７０５、７０５页。⑦ 鸭长明：《方丈记》。⑧ 尼采：《权力意志论》。⑨ 川端康成：《雪国》，见《川端康成小说选》，叶渭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６页。以下引文均出自此译本，故不再一一注明。⑩ 川端康成：《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谓渠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１页。①② 吉田精一：《明治大正文学史》。①③ 川端康成：《纯真的声音》，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渭渠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８３页。①④ 川端康成：《日本美之展现》，见《川端康成散文选》，叶渭渠译，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７５页。①⑥ 川端康成：《文艺时评》。①⑦ 川端康成：《关于〈雪国〉》，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渭渠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８３页。①⑧ 川端康成：《关于表现》，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渭渠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６页。②① 川端康成：《近来的感想》，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渭渠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２５页。＊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亻加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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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程与维修AVIATION ENGINEERING & MAINTENANCE1999年 第2期 No.2 1999利用高功率横流CO2激光器，将Ni25Ti50Cu25形状记忆合金熔覆在钢材表面，并采用氮气作为保护气体，在涂层内原位形成TiN陶瓷颗粒，可以有效地提高涂层的硬度和耐磨性。Ni25Ti50Cu25形状记忆合金的激光熔覆研究Study of Surface Laser Cladding for Ni25Ti50Cu25 Shape Memory Alloys涂德銮 崔立山 王燕华 蔡镜仑在低成本钢材上用高能量密度的激光束熔覆高硬度和耐磨损的金属－陶瓷复合涂层是现代材料科学技术中的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同喷涂或气相沉积等技术相比，激光熔覆所形成的金属－陶瓷涂层具有结合强度高、涂层致密、稀释率低、涂层部位可控、组织细小及性能优良等特点。然而激光熔覆金属－陶瓷（陶瓷为硬质耐磨相，金属为粘结剂）得到的陶瓷涂层虽然硬度很高，但脆性大，主要原因是陶瓷与粘结金属往往浸润性不好，陶瓷相与母相的热物性参数（比容、膨胀系数等）差异较大，陶瓷、母相界面易受污染，并形成界面反应物甚至非晶相，在凝固过程中陶瓷、母相界面形成微裂纹的倾向较大，从而大大降低了这种激光熔覆金属陶瓷层的使用寿命，所以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提高涂层的韧性。近年来，国内外材料研究学者在增韧剂的研究中发现NiTi形状记忆合金具有良好的增韧效果，NiTi合金的马氏体相变及高阻尼特性可吸收裂纹前端应力场能量而抑制裂纹的产生与扩展，其形状记忆效应及产生的回复力具有闭合裂纹作用。NiTi合金的耐冲蚀性能是45＃钢的200多倍，美国ROGERS研究发现NiTi合金可使脆性马来树脂冲击韧性提高近5倍。俄罗斯研制的NiTi合金增韧陶瓷刀具使用寿命是硬质合金（WC－CO）刀具的3倍左右。在NiTi系形状记忆合金中，NiTiCu形状记忆合金除具有NiTi合金的一般特性之外，还具有NiTi二元合金所不具备的优点，如其热滞后小，相变点易控，热循环、应变循环稳定性好，马氏体屈服强度低等，NiTiCu是在NiTi二元系合金中加入元素周期表中与Ni近邻的Cu元素。研究发现，NiTiCu在Cu为25at％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形和振动衰减峰，表明这种成分合金可以大幅度吸收振动，具有优异的减振、降噪功能。另外Ni25Ti50Cu25合金粉末比NiTi合金粉末容易获得。鉴于以上理由，我们在基材表面上激光熔覆形状记忆合金Ni25Ti50Cu25粉末，并在高纯氮气气氛下进行，希望在Ni25Ti50Cu25母相上原位制得高硬度、高耐磨的TiN，因为TiN为原位生成，所以与母相结合良好，界面洁净。试验方法用一台最大输出功率为2kW的CO2激光器在A3钢表面进行熔覆处理，基材尺寸加工成30mm×20mm×4mm，表面经磨削加工。预置粉末层粘结剂配方为：醋酸纤维素丙酮，将粒度为－200～＋325目的Ni25Ti50Cu25粉末预涂于基体表面，预涂敷厚度为0.4～1.0mm；激光熔覆过程中用氮气保护。激光功率选1.5kW，光斑直径为3mm，搭接宽度为2.5mm，光斑扫描速度为3～15mm/s。用金相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涂层组织，X射线衍射仪测定涂层相组成，EDAX测量涂层中元素线、面浓度分布，PolyVar显微硬度计测量涂层硬度分布，FALEX多功能摩擦磨损机测定涂层耐磨性，扫描电镜观测涂层磨损前后的表面。试验结果及分析1.激光工艺参数对熔覆层质量的影响激光熔覆层的质量与功率密度（P/πD2）、能量密度（P/DV）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验中发现，如果输入的能量过低，未完全熔化的涂层材料冷却时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凝结成不连续的熔滴，分布在基体表面。当输入能量上升到一定值时，基体表面才开始熔化，与涂层材料形成冶金结合，在基体上产生连续涂层。我们发现，取激光功率为1.5kW，扫描速度为5～6mm/s时，得到较好的连续涂层。继续升高输入能量，将使基体熔化过重，基体对涂层的稀释率过高，变成激光合金化，失去了涂层的固有性能。一般认为，激光熔覆层的稀释率在10％以内均可以保证良好的涂层设计性能及界面冶金结合。稀释率是涂层的合金成分因熔化的基体材料混入而发生变化的程度；可通过测量整个熔覆层中元素的含量变化来反映，也可以通过测量熔覆层截面的面积值来计算出稀释率的大小：稀释率=基体金属被熔化的面积/（覆盖层的面积＋基体金属被熔化的面积）由于激光束光斑直径一定时，熔覆层宽度随工艺参数的变化不大，因此，截面积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熔覆层高度H与基材熔深h，通过试验发现，可用下式表示熔覆层的稀释率：稀释率=h/(H＋h)=1/(1＋H/h)下表是不同工艺条件下获得的涂层的稀释率（功率固定为1.5kW，光斑直径为3mm）。扫描速度（mm/s）6542稀释率，%8.7131933(过烧)当扫描速度取8mm/s以上时，开始出现不连续的熔滴，并出现大量气孔。所以在激光功率为1.5kW，光斑直径为3mm时，最佳扫描速度为6mm/s，这时涂层表面致密，无裂纹和气孔存在。2.激光熔覆层的组织X射线衍射分析表明，激光熔覆的合金涂层由Ni25Ti50Cu25，TiN，γ－Ni固熔体及(Fe,Cr)23(CB)6等相构成。图1是激光熔覆处理后样品垂直截面的光学显微组织，在涂层与基材交界处有一宽度为5～10μm的因平界面生长导致的过渡带，通常称之为结合带。结合带的存在，表明涂层与界面间为良好的冶金结合。涂层由大量的胞状组织和一定量弥散分布的细小颗粒组成。结合能谱分析，胞状组织主要有γ－Ni固熔体，Ni及NiTiCu等化合物；细小颗粒主要为TiN等Ti的化合物，TiN为激光熔覆过程中由NiTiCu分解出来的游离Ti原子与保护气体氮气接触在熔池中原位反应合成。图2是熔覆区中部的SEM照片，图3是相应部分的Ti的面扫描图，从两图的对照中也可以看出，颗粒状组织主要为Ti的化合物。这些弥散分布的Ti的化合物对提高涂层的硬度和耐磨性起着重要作用。图1 激光熔覆层横截面光学显微组织图2 涂层中部显微组织SEM照片图3 涂层部显微组织的Ti元素面扫描图3.激光熔覆层的硬度与耐磨性图4给出了涂层的显微硬度分布曲线。据文献介绍，NiTi类合金的硬度为HB90左右，相当于HV102左右。可见，激光熔覆可使NiTiCu合金的硬度有明显提高，这可能与原位形成的呈弥散分布的高硬度TiN颗粒有关。根据实验数据分析，激光熔覆NiTiCu合金涂层较之基体金属的耐磨性提高了7.5倍以上。图4 显微硬度随层深分布曲线结论.选择合适的工艺参数，可在低碳钢上熔覆上一层与基材结合良好的Ni25Ti50Cu25合金涂层。从而拓宽了该合金的应用领域。.选择氮气作为保护气体，可在涂层内原位形成呈弥散分布的细小TiN颗粒，从而有效地提高涂层的硬度和耐磨性。如果通入的氮气量较大或加入活性氮原子，将生成更多的TiN颗粒。□作者单位：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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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826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42-46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 作 者 】彭承福 【复印期号】199607 【 标 题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历史功绩 【 正 文 】 抗日战争初期，在正面战场屡遭失利的情况下，国民党决定迁都重庆。重庆遂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为坚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南方局，作为派驻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机关。南方局成立后，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坚持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一、加强了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建设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时，正值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之时。１９３９年１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从这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抗日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国民党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论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巩固党的组织，改变工作方式和方法，便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中心任务。１９４０年５月，毛泽东明确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①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具体情况，在总结过去白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三勤三化”作为执行中共中央“十六字方针”的具体策略。“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即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三勤三化”的中心是职业化。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员如果没有职业掩护，就谈不上勤学、勤业，更淡不上社会化、合法化，也无法达到长期荫蔽，积蓄力量的目的。周恩来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有职业，利用职业为党工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党的影响，同时又把群众的要求反映到党内，使党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并强调，有了职业的党员，还必须勤学，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素质，增强自己认识社会的能力；有了职业还必须勤业，只有勤业，才能取得上级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才能站住脚。勤交友则是勤学、勤业的落脚点。勤交友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蓄力量，而这种工作是以社会化、合法化方式进行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的“三勤三化”是巩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提高党员素质，转变党的工作方式、工作方法，积蓄力量的正确原则，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２年１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召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建设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②ａ］的任务。这次会议之后，西南地区的党组织，全面地、积极地贯彻执行“三勤三化”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广大党员深入到各地开展工作，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力量。在此基础上，以共产党员为核心，以进步分子为骨干，以职业单位为阵地，建立了许多“据点”。这些“据点”既无名称，又不定形，灵活机动，使国民党军警、特务摸不清，抓不到。“据点”的建立，广泛地团结了周围的群众，积聚了进步力量。建立“据点”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执行“三勤三化”的一个创造，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指示南方局青年组要通过“据点”有计划地提高青年的觉悟，使青年工作在巩固中深入发展。１９４４年，全国民主运动即将出现高潮，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西南地区党组织，在“据点”已积聚起来的进步力量的基础上，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各地党组织相继组建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如成都建立了民主青年协会，重庆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昆明建立了新民主主义联盟、民主青年同盟等。这些组织是党的得力助手，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并成为党组织后来发展的基础。通过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努力，国民党统治区绝大多数地区的党组织，在斗争中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积蓄了革命力量，并在以后的斗争中，特别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决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针对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制造反共磨擦的行径，１９３９年７月７日，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的宣言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１９４０年，中国共产党又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南方局忠实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这些政策。为了孤立蒋介石顽固派，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了发展国民党内的进步势力，团结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逐渐在国民党内形成了抗日爱国民主派。国民党元老派在国民党党内和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他们可以牵制、影响蒋介石。为了争取国民党元老派及上层人物，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共产党员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民主派，成立一个秘密政治团体。１９４１年夏，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民革，后又改称小民革）。这个组织对于动摇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针对蒋介石制造反共磨擦，中共中央南方局采取了针锋相对，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立即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向全国人民及世界人民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暴行，争取了国内外舆论对中共的普遍同情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谴责。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行为，并采取一些措施缓和局势。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投降和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两头小，中间大。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进步势力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１９４０年，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南方局工作汇报后明确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集中精力开展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当时在重庆有第三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民主党派，这些党派在抗战初期拥蒋抗日。但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不但积极反共，而且对民主党派也进行限制、迫害。各民主党派不满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民主，其活动的主要方式是社会舆论。因此，民主党派不仅是一支抗日民主的政治力量，也是一支舆论力量。若能将各民主党派争取过来，对于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十分有利。中共中央南方局从关心和帮助出发，积极支持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和联合。周恩来等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交往频繁，利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们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认识到加强自身团结和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多方面的工作和协商，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于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９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成立，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和团结，壮大了抗日民主阵营。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一环。抗战爆发后，沿海一带的民族工业相继迁入大后方，重庆已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最为集中的地方。周恩来提出了“争取民族工商界，发展民族工业，支持抗战”的统战策略。他说：必须重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争取、团结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支反对独裁统治的民主力量，是一支支持长期抗战的经济力量。中共中央南方局一方面帮助工商界人士充分认识他们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对他们的生产进行表扬和肯定；另一方面积极支持他们争取经济民主，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使他们在斗争中认识到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共产党，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民族实业家范旭东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打算自己创办建业银行，但遇到很大困难。周恩来知道后，决定以共产党的部分营运经费参与建业银行的筹建，有力地支持了这家企业渡过难关。正是在这种患难与共之中，工商界人士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接近共产党。“猪鬃大王”古耕虞曾经说：“像我这样的资本家，共产党要说服我并不那么简单，可是，周恩来有独到之处，他就说服了我，使我越来越认识党，信任党，感到振兴中华，非共产党不可。”［①ｂ］中共中央南方局还十分注意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西南地方实力派有军队、有地盘，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和团结，就能够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条件。而西南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有矛盾，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要求抗日的，争取他们也是可能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亲自出面做工作，同时又动员一些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的党外进步人士做他们的统战工作。经过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努力，川、滇、康三省实力派联合起来，要求蒋介石坚持抗战，实行战时民主。与此同时，南方局又极力促成民主政团同盟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合作，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相互支持，扩大了同蒋介石斗争的力量。由上可见，由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使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势力日益壮大，中间势力逐渐向进步势力靠拢，从而孤立了国民党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积极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开展周恩来曾指出：抗战和民主犹如列车的双轨，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广泛、深入，甚至难以发动或者遭受挫折或者被出卖。因此，中共中央南方局非常重视并积极开展争取民主的斗争，使人民获得更多的民主权利，以调动人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抗战时期争取民主的内容：一是在政治制度上变国民党一党一阶级的独裁专制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争取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的权利。中共中央南方局充分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讲坛，和各民主党派一道，开展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斗争。在１９３９年９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共产党参政员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共同努力，使这次参政会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宪政决议案的通过，推动了宪政运动在各地蓬勃开展。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频繁地参加各种宪政活动，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阶层人士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争取民主宪政的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由于南方局的不懈努力，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逐渐地了解和认识了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策。因此，当１９４４年９月１５日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时，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一致拥护。这年１０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发动下，成都、昆明、重庆等地先后举行了群众集会，响应中国共产党这一号召，提出了坚持抗战，实行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的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一个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为联合政府的民主运动高潮。四、努力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国民党迁都重庆后，重庆不仅成为中国的战时政治中心，而且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窗口。在重庆，设有苏、美、英、法等３０多个反法西斯国家的外交使馆。此外，还有许多国际性的组织和１０多个中外文化协会。各国使者，世界知名人士，国际群众团体的有关人员，纷纷来到重庆。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各界人士来访更是络绎不绝。据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国民党当局公布的统计数字，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有１１２９人。如何争取这些外国人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巩固和发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和社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和中国抗战的特点，论述了巩固和发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号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结成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为彻底打败法西斯而努力；另一方面利用各种方式和场合发表谈话和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让广大外国人士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及外事组的成员，尽可能抽时间广泛地接触在重庆和来重庆的各国人士，同他们建立联系、结交朋友。周恩来结交的国际友人难以计数，其中有各国使节及各方面人士。周恩来与这些人交谈的主题大都是有关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同时也针对不同的对象谈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从而使中国的抗战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中国在抗战期间得到各反法西斯国家及友好人士在道义上、舆论上以及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的大力支援，其中也与南方局的艰苦工作分不开的。宋庆龄抗战时期到重庆后，周恩来、林柏渠、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和她接触的机会更多，周恩来充分依靠宋庆龄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身分，依靠她在海外的影响，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活动，宣传中共抗日的真实情况，争取国际援助。宋庆龄在发表的文章和讲演中，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以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和功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在宋庆龄的直接帮助下，国际友人援华的药品、医疗器械等紧缺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输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其他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详尽地一一论述了。总之，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艰苦的工作，不仅保存和巩固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而且更密切地联系了广大群众，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为坚持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为推进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南方局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革命历史的丰碑上。同时，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至今仍有借鉴作用。（本文作者 西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责任编辑 王新生）注释：①ａ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５６页。②ａ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１０页。①ｂ 转引自《人物》１９８６年第４期，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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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405 【 版 号 】11 【 标 题 】时代呼唤人民艺术家 【 作 者 】周韶华 【 正 文 】 改革开放给文艺繁荣发展带来了春天。艺术园地中不乏虔诚敬业的执著追求者，英才精品不断涌现，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同时也不可讳言，在其负面也出现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消极文化现象。概括地说，就是中华文化精神价值的迷失，理想、信念、道德意识有些失落。从文艺界的某些角落看，对“人类灵魂工程师”和“为人民服务”这种神圣崇高的职责感有所淡化。有的人不再把这最光荣的职责作为自己的内在人格力量，而竞相追逐“画价即人的价值”，商品属性与艺术价值混淆，庸俗与高雅颠倒，画品与人品分离，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滋生。因为舆论力量软化，有隙可乘，那些走江湖的“竹子大王”、“葡萄大王”、“牡丹皇后”桂冠愈戴愈高，还有自我标榜为“艺术大师”的。他们很善于包装自己，拉大旗作虎皮，钻营有术，财大气粗，吹吹拍拍，招摇过市，出入要门，居然能在重要的传播媒体上摇来晃去，以劣充优，画价炒到了天文数字。这种消极行为，虽然只是支流，但对我们国家正在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五千年积淀的中华文化精神价值，都是极大的讽刺。还有，在一些沿海城市，也包括有的历史文化名城中的某些单位题写的招牌名称，只顾刺激享受欲，完全不管其文化内涵是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悖。诸如叫什么“帝王”、“帝国”，什么“霸”，什么“太子”、“贵族”等等，大家也见多不怪。这种以封建帝国、帝王和贵族为标榜的文化现象，不也是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悖吗？一个国家的整体精神文化素质如何，一个民族的整体灵魂以及国人的心态如何，同这个国家民族的物质力量是否强大一样，是这个国家的生命所在。时代在呼唤真正的人民艺术家，呼唤珍视中华文化的人文价值，有道德，有理想，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这方面，文艺界有很多事情可做，并且大有作为。诚然，对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大好形势下出现的负面文化现象，我们既要正视，也不可夸大，尤其不可以负盖正，影响对改革开放这一历史发展方向的坚定信心，再倒退回去。根本的问题是要重视我们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像藕益大师说的：“有出格见地，方有千古品格；有千古品格，方有超方学问；有超方学问，方有盖世文章。”做学问要做高品位的学问，做人要做高品格的人，出精品，创名牌，以高尚的职业道德自律，路在脚下，眼睛向下，心怀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做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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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405 【 版 号 】3 【 标 题 】全国交警学济南引起连锁效应 各大中城市交通管理秩序出现明显好转【 作 者 】李斌 【 正 文 】 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３日电 （记者李斌）留学美国学习服装设计的陈小姐在结束探亲前，给上海市交警总队写了一封信，表示看到上海交警的变化后很感动，所以希望总队领导在交警中介绍一位小伙子保持联系。这是全国公安机关学习济南交警活动开展半年多以来激起的一朵小浪花。交警学济南，社会并肩行。记者从今天在京举行的公安部学习济南交警座谈会上了解到，全国公安机关学习济南交警活动开展半年多，正在向纵深发展。同时，一个向交警学习，支持交警工作，爱岗敬业，共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热潮在神州掀起。内蒙古大学生物系的３０名大学生打出“交警为民保平安，我为交警值一班”的横幅，在主要路口义务值勤，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上海“巴黎春天”百货公司外方总经理罗杰伦不但要求公司员工向交警学习，还要求全体员工上班前先到路口看交警工作５分钟，再进店工作。辽宁政协常委、道教协会会长率领道士前往鞍山交警支队慰问。各地很多党委和政府还作出了向交警学习的决定或者发出了类似的倡议。深圳市公交集团公司在全市公交系统开展了“交警学济南，公交学交警”活动竞赛，小汽车公司也向全市１万多名出租车司机发出学习深圳交警、立足本职岗位、优质服务社会的倡议。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海南汽车运输总公司、海南省武警总队、海南省工商银行等单位号召职工干部向海口交警学习。这些理解和支持，使人们遵章守纪的意识大大提高，各大、中城市的交通执法环境和交通管理秩序出现了明显好转，交通事故和违章事件下降，同时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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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973 【原文出处】学习月刊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11-12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 作 者 】姚晓宁 【复印期号】199609 【 标 题 】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 【 正 文 】 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多次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大力提高干部和党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并强调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面临世纪之交的历史性时刻，能否切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决定着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强化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是实现十四届五中全会描绘的宏伟蓝图的政治保证。因此，有必要认真回顾近年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状况，从中分析得失，把握规律，找准症结，制定对策。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干部、党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着轻视政治、淡化政治的现象。这些同志对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内在联系与统一缺乏足够的认识，主观上人为地将两者割裂开来，思想上产生了种种模糊观念。一是“对立论”，认为抓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会牵扯经济建设的精力和物力，会妨碍经济建设；二是“虚无论”，认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内容是空的，指标是软的，没什么可抓的；三是“依附论”，认为经济建设上去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也就上去了。这些认识上的模糊造成了工作上的滞后，致使一些地方、一些领导干部或一味埋头抓经济，以“一俊”来“遮百丑”，或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搞成了互无关系的“两张皮”，使党的政治优势无以发挥。近年来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上的模糊认识和工作滞后的状况，也反映在干部、党员的政治素质水平上。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素质低劣，甚至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应具备的政治品质，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其主要表现为：1、阳奉阴违。有的对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对党和人民不忠诚老实，台上讲反腐败，台下搞腐败；会上讲用人公道正派，实际上搞亲亲疏疏；口头上讲与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2、 以权谋私。有的把立党为公变成了立党为私，由从政为民，变成了做官为己，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捞取个人好处的筹码，不给好处不办事，少给好处慢办事，多给好处乱办事。3、金钱至上。 有的把金钱看作是人生价值的尺度，为了追逐金钱，或搞官商勾结，或出卖国格人格，甚至不惜以身试法，贪污受贿、巧取豪夺。4、追逐名利。 有的整天考虑自己的升迁，不择手段地投机钻营，跑官、要官，甚至买官，不达目的就怨天尤人，甚至无事生非，争名于朝，逐利于市。5、追求享乐。 有的把吃喝玩乐、挥霍奢靡作为人生最大乐趣，迷恋于酒楼舞厅，沉醉于灯红酒绿，讲排场，比阔气，甚至嫖娼赌博，腐化变质。6、作风庸俗。有的终日谋人不谋事，到处打听小道消息，靠小道消息过日子，班子内部、同事之间纠缠小是小非，闹无原则的纠纷。7、意志衰退。 有的工作心不在焉，敷衍塞责，崇尚空谈，不务实事，斗志消沉，不思进取，攀比待遇，满腹怨气。凡此种种现象的发生，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无不与我们一些党组织削弱了思想政治建设，或一些党员的政治信念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偏移有关。这些现象虽然表现在少数干部、党员身上，但其对党的事业的影响，对党的肌体的损害，对党的形象的玷污，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听任其泛滥蔓延，后果将十分严重，甚至危及党的执政地位。改革开放十七年的实践证明，思想政治建设是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的治党之策，坚定的政治信念是凝聚全党为实现目标而奋斗的精神支柱。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讲政治，首先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分析中国发展大局，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和战略决策确定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践。讲政治，还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在复杂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任何情况下既坚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又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变；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在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面前旗帜鲜明、毫不退缩；有严格的政治纪律，严格执行党章的各项规定，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高度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对什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什么是腐朽、落后的东西，能迅速、准确地识别，褒扬精华，荡涤糟粕。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能讲政治，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业就有了坚不可摧的政治保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关键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改革开放使我们的思想获得了巨大进步，但随着形势发展的起伏，新的矛盾、困难和问题的出现，使认识问题又不断地、反复地冒出来。我们又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搞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长远发展的历史，上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变动的历史，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曲折道路的经验教训，以及当代世界多种文化力量的相互激荡，都对世界观问题产生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只有更加自觉地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作为观察当代中国命运的工具，正确看待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局，才能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从这一正确的世界观出发，必然把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把为党的事业的发展、成功作出贡献看作自己价值的最好体现。正确的世界观必然激发出崇高的精神境界。正如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指出的，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如果只有党的共产主义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没有离开党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和私人打算，那末，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道德，对同志对人民忠诚热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患难时挺身而出，困难时尽自己最大的责任。这种崇高境界所产生的人格力量是伟大的。正是这种伟大力量化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使我们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流砥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更需要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指导，用自己身体力行的人格力量，使党成为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还必须开展对党内不良现象的坚决斗争。邓小平同志1983年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就尖锐指出：“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搞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了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份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从近年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现状看，多数地方的党组织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大力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弘扬了正气，端正了党风，但也确有一些地方的党组织没有很好地运用思想斗争这个武器，对党内的种种不良现象姑息迁就，视而不见，少数干部、党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腐败问题时有发生。针对这种状况，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必须切实克服软弱涣散现象和姑息畏难情绪，强化和完善党内监督机制，扎扎实实搞好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使干部、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自觉筑起党纪国法的防线和抵制腐败的防线。思想政治建设是带动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的根本性建设。切实抓紧抓实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就能继续全面推进加强党的建设这个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把一个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带入二十一世纪。责任编辑 肖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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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86 【原文出处】经济改革与发展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9 【原刊页号】18-23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苏明 【复印期号】199711 【 标 题 】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宏观政策导向 【 正 文 】 当前，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如何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已经成为宏观决策部门面临的一项重大抉择。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民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两个伟大创举后的又一伟大创举，是实现农业两个根本转变的有效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农业产业化已经为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子。本文试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从分析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内涵入手，揭示当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问题及面临的难点，论述今后中长期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宏观政策取向及财政政策的作用。一、正确把握农业产业化的内涵随着农业产业化的进展，理论学术界的研究也日趋活跃，但迄今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还没有一个规范统一的认识。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从农户的主体地位及其农业市场化角度进行探讨的。如有的认为，农业产业化就是“公司＋农户”；有的认为，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是“农户＋市场”；有的认为，农业产业化应该是“农户＋中介组织＋市场”；还有的把农业产业化概括为“从最一般意义上讲，农业产业化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农业现代化。”另外一种观点侧重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有的认为，“按产业来组织和发展农业，即农业产业化”；还有的认为“农业产业化是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上表述从不同角度对农业产业化的内涵进行了探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整和全面。我认为，要正确理解农业产业化的内涵，最为关键的是要紧密联系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以及发展市场经济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和要求来进行分析。由此出发，以下几个要点当是农业产业化内涵的题中之义：1、 真正把农业当成一种“产业”，从宏观上将农业和其他产业置于平等的地位。诚然，我们历来都强调农业的重要，但政府的政策取向及其资源配置往往向工业倾斜，农业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处于净流出的状况，这是过去我国农业发展长期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等价交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根本要求是须尽快改变当前宏观分配中农业的不平等地位，制止农业国民收入的净流出，提高农业的增值能力和比较效益，形成农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 2、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来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离开市场需求来谈农业产业化是一种空谈。因此，在经济市场化的前提下，农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市场，不断开拓市场，根据市场的变化来安排和组织生产，以解决农民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避免农业生产出现大的波动以及由此造成的农产品“买难”、“卖难”现象，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均衡增长及结构优化。3、 注重农业规模化生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规模化生产是市场主体参与竞争和提高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里讲的农业规模化生产，不仅仅是指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适度扩大农户的种田规模，而且是指在不改变现有分散经营的条件下，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集中连片发展系列农产品生产，发展有本地特色的种植业或养殖业，形成一些跨乡、跨县、跨地区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生产，这对于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4、 强化农业的深度开发，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传统农业是建立在小规模生产基础上的自给自足农业，不仅农业的商品率低，而且农业部门输出的主要是初级农产品，农业的附加值很低。现代农业强调农业的深度开发，也就是在有效增加农产品产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产品的加工能力、储藏能力，并同农产品的运输、销售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延长农业开发的链条，实行农产品产供销、贸工农的一体化经营，这样，才有利于进一步挖掘农产品增值的潜力，从价值形态上提高农业的总体产出水平。因此，概括地讲，农业产业化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应该成为一种建立在平等地位基础上的产业，应该成为一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市场化农业、规模化农业、深度开发的农业。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看，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它有利于更好地将农业生产与农业需求衔接起来，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有利于促进农产品供给总量的增长，缓解我国农产品供需矛盾；有利于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发展高效优质农产品，适应居民不断提高和变化的消费需求；有利于提高农业的总体投入产出水平，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之，农业产业化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一条新的发展路子。二、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进展及面临的难点分析近年来在全国很多地方，农业产业化已取得了重要进展，成绩是显著的。在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扶持下，各地已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区位优势和地方特色的商品生产基地，如粮食、棉花、油料基地，果品、蔬菜和畜牧、水产养殖业基地等等，而且具有相当的生产规模，有的甚至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此外，目前全国农村已建立各类经济合作组织和各种专业技术服务协会140多万个， 它们广泛分布在农村经济各个领域，为农户在不同程度上提供生产、销售、技术、信息等服务，对于促进农民稳步进入市场和发展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我国一些工商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已把目光转向农业，开始向农业投资，作为内联农村千家万户、外接国内外大市场的“龙头”，成为我国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热点”，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司加农户”。这些作为“公司”的工商企业和广大农户结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经济实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有的还进行了规范化的合同契约管理，这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产品市场问题和价格问题，而且吸引和扩大了农业投资，对促进农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然而，从当前全国的总体情况看，农业产业化还刚刚起步，进展很不平衡，在大多地区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就实施农业产业化的地方来看，其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也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龙头企业重复建设，规模小，档次低，结构趋同，仅限于农产品一次到二次加工，实现不了深度开发和多层次转化增值。此外，龙头企业与农产品生产基地或农户之间还没有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尚未形成较为规范的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共同体。从农村现存的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协会来看，虽然数量不少，但经济实力不强，财力有限，应该向农户提供的服务及所发挥的作用远不到位。此外，在现有的农产品结构中，优质农产品比重十分低下，已形成的一些商品生产基地仍是粗放型的，科技攻关力度不够，科技含量不高，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潜力有待于挖掘。从深层次考察，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面临着以下几个难点，需要给予重视：1、体制问题。现在国家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 销售等各个紧密相关的环节基本上是分而治之，分段管理，如农业部门仅管农业生产这一环节，而产前生产资料供应和销售归商业部门，产后加工归工业部门，农产品出口归口外贸部门。每个职能部门都希望加强微观管理职能，力图参与具体经济活动。这种部门分割状态的体制造成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严重脱节，加大了农业产业化一体化经营的阻力。农业产业化的初衷是要延长农业链条，实现农业产供销以及贸工农的一体化经营，因而农业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必须协调进行，这就势必要求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部门分割的格局。然而这些政府部门都有其权力管辖范围，都有他们自身的利益刚性。这就是说，农业产业化发展中迫切要求的体制改革与被改革的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存在着矛盾。2、土地制度问题。随着农业产业化的跨地区、跨部门发展， 客观上要求实现土地的流转，这是关系到发挥经济规模效应和土地集约经营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当前的现状是，我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分户经营，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一定几十年不变，这是我国农村的一项重要基本经营制度。因此，如何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制度这一重要前提下，实现土地流转，建立和完善中国农村的土地经营制度，便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面临的又一难题。3、市场问题。由于家庭分户承包经营土地的缘故， 我国现有的两亿多农户基本上就是两亿多个农业生产单位。因此，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相当尖锐，农民面对的市场风险甚至比自然风险还要大。由于农业产业化才刚起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矛盾，因而当前农民的“买难”和“卖难”及由此造成的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便不时出现。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推进农业产业化需要解决的矛盾。这里的主要问题有三点：一是现行国家对农产品的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完善，如农业保护价不到位，农产品藏储设施落后不足，进出口逆向调节等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市场波动。二是市场发育不全，这主要是指农产品批发市场发育不全。现有的区域性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不仅数量很少，而且也存在设施不全、信息不灵的问题。特别是目前国家对一些重要农产品实行“双轨制”，致使农产品在市场运行中受到过多的行政干预，这给市场发育带来很大影响。三是农民自我服务组织处于分散状况，缺乏有效的社会服务功能。4、投资问题。投资是现代经济成长的第一推动力， 也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当前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国家投资有限，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对社会投资者的吸引力不大，农业领域能够吸纳的非农产业的投资总量十分有限。在农村内部，大多数农民对农业产业化投资的积极性不是很高。这固然有观念和认识上的缘由，但根本性原因在于，现在的农业还未真正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种基础产业，国家对农业的政策保护力度不够，农业基本的生产条件和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投资回报仍不足以达到社会平均利润率的水平。因此，当前吸引社会性投资的农业大环境（包括生产条件环境和国家政策环境）仍有待于进一步改善，这是关系到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此外，当前农业产业化实施过程中农户和公司（或称龙头企业）的投资利益分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农户与公司的法制观念都比较淡薄，因供求状况的改变，农户或公司的利益都很难得到保障。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常常出现违约弃义现象，这既有损于签订合约的严肃性，又使双方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分析其原因，主要还是没有建立起农户与公司之间的行为规范机制，其核心仍在于农户与公司之间的投资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尚未建立起保护双方利益的稳定调节器。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还存在诸如农业产业化区域整体布局与地区封锁、地方保护的矛盾，如何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等一系列难题。总之，当前中国农业产业化虽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面临不少问题和矛盾，这都需要今后进一步采取措施，完善政策，逐步加以解决，以推动我国的农业产业化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三、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宏观政策选择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结构调整的关键途径，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一项长期性任务。针对当前的矛盾和问题，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看法和建议。第一，正确运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调控职能和作用不是可有可无，恰恰相反，政府的政策调控在经济结构的转化和升级以及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中，日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其实质是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问题，是农业经济结构向高级化、现代化演进的过程，只有充分运用政府的各种政策手段，发挥政府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作用，才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更加稳定健康地发展。具体讲，政府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创造条件、发挥作用：一是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应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与发展战略，制订全国和区域性主导产业、商品基地发展规划及具体的产业政策，搞好统一布局，以指导农业产业化有规划有步骤地实施。对规划内的项目，应在财政、信贷、投资、税收等方面予以优先扶持。二是理顺管理体制，消除体制障碍。农业产业化不仅涉及一、二、三产业，而且涉及政策、立法、计划、体改、农业、财政、金融、工商、税收、供销等部门。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要密切配合，共同研究制订农业产业化规划、有关政策、法规，协调解决农业产业化遇到的重大问题。必须强调政府在体制上应该强化综合服务，弱化部门分割的体制和管理职责，在今后适当时候可考虑在中央成立一个能够协调有关产业和部门的农业产业化综合管理机构。三是尽快研究、制定、实施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这对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乃至整个农业战略目标的实现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的总体经济发展已处于由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或逼近的时期，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一时期应当停止农业资源的净流出，逐步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即实行农业保护政策，主要包括市场保护政策、财政保护政策、信贷保护政策等。市场保护政策的当务之急是要按照市场的原则制订和实施农产品保护价，同时还需要加强市场管理，消除市场垄断，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财政保护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加大投入，重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及农业重要产业领域（包括农业产业化）的投资，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信贷保护政策主要是为农户经营及其农业产业化提供更多的周转性资金供给，改变目前信贷结构中农业贷款比重过低的不合理格局。第二，农业产业化应该稳步推进，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方式。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于多种因素制约，各地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业生产条件及区域优势、产品优势又有极大差异，因此，农业产业化发展决不可能齐头并进，必然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在发展方式上也只能是根据各自的条件和当地的特点因地制宜，灵活多样，不可能搞成一个模式。从公司加农户看，这一形式的实质是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其好处是不仅吸引了农业外部的投资，而且带动了农民投资，有助于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目前农业生产潜力和农产品市场潜力很大，国内外不少大中型工商企业都对我国农业发展前景看好，有进入农业领域的愿望。这些企业经济实力雄厚，管理水平高，技术水平强，市场开拓能力大。因此，应抓住这一动向研究制订相应政策，引导他们进入农业领域投资，担当贸工农一体化的“龙头”，这将有力地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此外，还可考虑采取其他形式，如以市场为龙头，带动千家万户形成支柱企业；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龙头，以此为纽带把农户连接起来，促使服务体系逐步向实体化和专业化发展；发展区域经济，实行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形式，等等。这些形式同样是对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同样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第三，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不论采取哪种形式，都会涉及到土地流转问题，其核心是合理扩大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这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这里有三个重要政策界限需要明确：一是从政策制度上明确规定农村土地经营权可以突破社区界限在更大范围内流转，在发育规范的农村土地要素市场的基础上，促使更多跨区域承包土地的专业性种田大户不断产生，并使之成长为农业产加销一体化体系中最可靠的基础性支撑；二是大力提倡和支持土地大户租赁制和土地股份合作制等方式，实现土地向部分农户或经济组织的合理集中，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三是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必须注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禁止用行政命令强迫土地集中。党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本政策，必须坚持长期稳定不变。因此，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必须在坚持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尊重农民意愿，合理运用经济手段，稳定健康地发展。第四，开拓资金来源渠道，建立有效的投资体系。如何有效地解决资金投入是农业产业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除各级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发挥导向和引路作用外，关键是要切实有效地开拓资金来源渠道，实行投入主体多元化，发挥农民、企业、社会在农业产业化投入中的积极作用。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农民既是产业化经营的主体，也是产业化的投入主体。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较快，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926元，比1990年增长1.8倍，农民储蓄存款达到6195. 6 亿元（1995年数），比1990年增长2.4倍， 应该说扩大农民产业化投入的潜力是很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一个重要的资金渠道，应该积极鼓励其扩大农业产业化的投入。银行要在坚持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前提下，适度集中资金支持农业产业化，特别是要支持那些带动能力强、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和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的规模农业的发展。同时解决服务体系建设、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流通和市场体系建设以及涉及千家万户的商品农副产品生产的资金需要。此外，还应制订优惠政策，吸引工商企业及国外资本对农业产业化的投资。四、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财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职责，具有十分重要的资金导向功能和作用。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完善现行财政支农政策。首先，在财政总的分配格局中，确保支农资金总量持续稳定增长，这是新形势下强化财政支农职能和发挥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作用的一个根本前提。当前的问题在于，近年来整个国家财政的支农状况并不理想，虽然财政支农支出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幅度，但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仍在下降。资料表明，全国财政支农资金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各项农业事业费、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等）1995年为708.54亿元，比1992年增长69.8％，年平均递增16.8％，比同期全国财政总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19.3％）低2.5个百分点。 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92年为10.73％，1993 年为10.12％，1994年为9.9％，1995年进一步下降为9.67％。 这种状况是令人担忧的。为了提高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的发展战略目标，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当然，在新的发展时期财政本身面临着许多困难，国民经济各方面发展都需要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因此要求大幅度提高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的主张在客观上是不现实的，可行的办法是确保财政支农支出的稳定增长，而且要略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需要指出的是，能否确保财政支农支出稳定增长的关键在于地方。在整个财政支农支出中，地方占大头，约为80％左右；但财政支农工作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出在地方，特别是分税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农支出表现出了加速下降的趋势。资料表明，1991―1995年间，江苏省财政总支出由128.18亿元增长到253.49亿元，增长了97.6％，而财政支农支出却由17.04亿元下降到16.22亿元。同期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由1991年的13.3％下降到1995年的6.4％，下降了6.9个百分点。四川省1995年财政总支出比1991年增长了70.9％，而财政支农总支出仅增长34.5％；财政支农总支出比重由1991年的10.9％下降到1995年的8.6％。 为什么分税制以来会出现上述情况？这里有一些客观因素，如一些地方收入趋缓，此外，还存在一些增支的因素（特别是工资改革对增支的压力），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地方的农业投入尚缺乏一种约束机制，难以确保支农投入稳定增长。针对现存问题，当前最紧迫的是要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和政策措施，规范和引导地方财政的支农行为。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正确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保护农业的事权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支农职责；尽快出台农业投资法，将各级政府支农行为及对农业投入的数量调控界限一并纳入法律规范；完善中央对地方的农业专项补助资金制度，更好地引导地方增加农业投入。总之，只有规范和引导地方的支农行为，整个国家财政的农业投入增长才有可靠的基础。其次，在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结构中，进一步强化农业产业化的投资力度。在农业产业化投资的资金来源中，财政投资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侧重于支持建设一些重要的农业商品生产基地，支持粮棉油、肉蛋奶菜的生产和加工，支持建立专业性批发市场，支持农业科技攻关和科技推广，对于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国家财政支农工作和财政支农政策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调整，把支持农业产业化作为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责和任务。对此，国家财政部门已引起重视，在制订“九五”财政发展规划时，已把支持农业产业化列为“九五”财政支农工作的重要内容，财政部还制订了《关于中央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实施方案》，并从1995年开始了第一批中央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项目试点，效果十分显著。今后的任务要求是，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完善政策，规范管理，进一步强化财政对农业产业化的投资力度。具体建议：一是在中央财政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地方财政也要强化投入。一方面对于中央扶持的农业产业化项目，地方必须安排相应的配套资金；另一方面地方也要选择具有当地特色和优势的项目给予扶持。二是把好项目论证关，严格项目选择标准。这主要是考虑投资项目要有好的国内、国外市场需求，有本地优势的自然资源，能够形成农业的规模化、系列化生产经营，带动和扶持一些农户，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三是正确处理农业产业化与其他财政支农工作的关系。如要把改革农业科技推广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与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结合起来，把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与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这对于推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再次，灵活运用财政对农业产业化的投资方式，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功能。强化国家财政对农业产业化的投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为农民和农村集体扩大投入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国家财政资金投入本身是有限的，但它是一种“引子钱”，对于吸引社会各个方面的投资具有十重要的导向功能和作用。为此需要改变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一的财政拨款形式，灵活运用近年来财政支农工作实践中业已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各种投资方式。具体建议：1、 把一部分农业产业化的财政投资改为周转金的形式，实行有偿无息、微息或低息发放，支持生产，定期回收，周转使用。这样，使国家资金投入同农民的劳动和资金投入或其他资金来源相结合，创造出新的积累，通过归还周转金将积累转为投入，这就有利于提高农业产业化的总体投入水平。2、 实行资金匹配的办法，使国家（中央、地方）、集体、农民多层次共同向农业产业化投资，即以国家财政资金为引导，按一定比例由集体和农民匹配投入，组成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对特定农业产业化项目投资的整体。3、 实行财政贴息的办法。银行贷款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来源，实行财政贴息有利于减轻农民的利息支出，提高投资者的资金利润率，调动社会各方面投资于农业产业化的积极性。（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责任编辑 张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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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1999年 第28卷 第5期 Vol.28 No.5 1999由2D点对应进行刚体运动参数估计的鲁棒算法陈海峰 何铁军 陈维南摘 要：本文提出一种根据刚体运动前后生成的2D点对 应数据集合估计其运动参数的方法，考虑到集合中存在部分匹配错误的对应点，文中利用最 小截平方和估计和递归残差分析的方法来剔除这些出格数据，从而获得刚体空间运动的正确 参数，并且不需要任何先验知识．实验结果表明了算法的有效性．关键词：刚体运动，参数估计，最小截平方和，遗传算法，鲁棒性，出格 点．递归残差中图分类号：TP13 文献标识码：BROBUST ESTIMATION OF RIGID BODIES' MOTION PARAMETERSFROM 2-D POINT CORRESPONDENCECHEN Hai-feng1 HE Tie-jun2 CHEN Wei-nan1(1.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Southeast University 210096;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Southeast University)Abstract: Given the 2-D point correspondence set of a scene containing moving rigid object,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method to estimate its m otion parameters. Because there exists several incorrect correspondence in the s et, the least trimmed square estimator and recursive residuals analysis is adopt ed to deal with the outliers and get the correct motion parameters. It does not need any prior knowledge. Computer simulation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 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 algorithm.Key words: rigid motion, parameter estimation, least trimmed sq uares, genetic algorithm, robust, outliers, recursive residuals1 前言运动视觉研究的是如何从变化场景一系列不同时刻的图像中，提取出有关场景中物体的形状，位置和运动的信息，它是机器人视觉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研究方法大体上可分为基于特征的方法和基于光流场的方法两类．本文所研究的是基于特征的运动参数估计方法， 其问题表达为：给定不同时刻t1＜t2时的两幅图像P1(x,y)和P2(x,y)，要求图中刚 体的运动参数(R,t)，其中R是刚体的旋转矩阵，t是其平移向量．文献中已有很多解决该问题的成熟算法，但这些算法仅考虑了有限的噪声干扰和没有图像对应点匹配错误的情况．然而实际问题中由于各种偶然因素，不仅存在噪声干扰，还会使刚体运动前后两幅图像的对应点发生匹配错误，甚至混入一些非刚体上的点．对此，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鲁棒算法，如Haralick提出的M估计方法[7]，但该方法在出格 点百分比大于20％时失效；庄新华提出一种模型匹配的估计算法[3]，孙学宁提出 了引入参数初始值的鲁棒算法[6]，它们都需要一些参量的初始值；朱嘉琳、吴立 德等提出基于最小平方中值的估计算法[5]，能很好地处理数据中的出格点,但该方 法随机生成初始数据的时间较长．本文拟尝试利用最小截平方和估计(Least Trimmed Squ ares LTS)和递归残差(Recursive Residuals)分析的方法来剔除出格数据，进行正确的参 数估计．为了提高算法的效率，文中采用遗传算法寻优的手段生成其基本数据．从我们的实 验中看出，用该方法估计刚体运动能够有效的克服由于出格点产生的误差，从而得到运动参 数稳定的估计而不需任何先验知识．2 刚体运动估计的线性算法由n组对应点求单刚体的运动，文献中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算法，其中较有影响的是Tai & Huang的线性算法[1]．对摄像机采用透视投影模型，设焦距f=1，那么摄像机中心坐标系(X,Y,Z)和图像坐标系(x,y)之间的关系为x=X/Z,y=Y/Z,．令(X,Y,Z)和(Xt,Yt, Zt)分别为运动前后刚体上的特征点，则刚体的运动可以用3×3的旋转矩阵R和平移向量t 来表示：(1)引入一反对称矩阵， 并令， 很显然有 T.t=0，并对任意向量u，有uTTu=0．我们在方程式(1)两边同时乘以(X′,Y′, Z′).T，则最终整理得(x,y,l).E.(x′y′l)T=0 (2)线性方程(2)是齐次的，因而独立参数只有8个，这里不防设，h9=-1,那么(2)式可以表示成：αTβ=1，其中α=(xx′,yx′,x′xy′,yy′,y′x,y)T，β=(h1,h2, h3，…,hs)T. (3)可见对于每一个特征点对(xi,yi)(x′i,y′i)，对应一数据矢量αi，其满足线性方程αTiβ=1，要求得未知参数β，至少需8组对应点．用最小二乘法求出向量β后，就很容易求得刚体的运动参数(R,t)[2]．上述线性算法所用的运动前后图像特征点对一般都是有误差的．这些误差分为两类，一类是特征点本身定位的误差，它们一般比较小，可以用正态噪声来表示，并通过最小二乘法 就能得到有效地抑制．而另一类误差对算法的计算结果影响比较大，它是由于出现假的特征 点或者是特征点之间产生错误的匹配而造成的．它们不服从正态分布，在统计中称为“出格点”，出格点的存在对基于正态模型的最小二乘方法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为此，统计学中研究出许多鲁棒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不少已引入运动视觉，得到运动分析的鲁棒性方法[3-7]．本文中我们采用一种最小截平方和(LTS)的估计方法，并将它与上面 的线性方法相结合，给出无需任何先验知识的，能很好处理特征点对中出格数据的运动参数 鲁棒估计方法．3 刚体运动估计的鲁棒算法3.1 利用LTS获得基本数据对于回归模型yi=xi1β1+xi2β2+…+xipβp+εi (4)残差ri(β)=yi-ri1β1-…ripβp,对r2i(β)进行排序0≤(r 2(β))1：n≤(r2(β))2：n≤…≤(r2(β))n: n．其中(r2(β))k:n表示排序后的第k个残差平方，那么最小截平方(LT S)解β=(β1,β2,…,βp)T使得下面的函数最小：(5)LTS方法(5)式只取残差平方的前项之和，而不予考虑其余项较大的残差，这样只要 合理地选择参数，就能消除观测数据中出格点的影响．因此LTS算子是一个具有较强鲁 棒性的估计算子，当h=n时，LTS方法就等于常规的最小二乘法．在刚体的运动估计模型 中，我们将特征点集合Q分为Q=A∪W,其中A表示刚体运动的特征点集，它们对应于正常数据 矢量{αi}，满足线性方程αTi=1．而W表示出格的特征点集．文[12]中指出， 即使在出格数据W占所有数据Q的比例接近50％时，LTS方法仍能有效地估计出其参数， 此时h可以取，,[ ]表示取整运算．由于(5)式中函数g(β)是非凸的，用常规的优化方法容易陷入其局部极小，[13]中提 出用p子集的方法来估计使g(β)最小的β．在集合Q中任取p个特征点对，它们对应的数据矢 量构成p条线性方程(3)，一般情况下，这p条方程构成的方程组存在唯一解β．那么，对于 含n个数据矢量的集合，共存在Cpn个可能的解，构成集合βJ，βJ中的每一个参数 β′对应于由集合A中的p个特征点对．p子集方法用在集合βJ中使得g(β)最小的参数β′来逼近使(5)式最小的．这样将p维寻优空间减少为在Cpn个参数空间中进行搜索， 即求：(6)但是在参数集βJ中求g(β)的最小也非易事，对于n=100,p=8，那么搜索空间大小为1.9×1011，如果用穷举法进行搜索效率太低，并且鲁棒性不强．而遗传算法是一种基于生物进化思想的优化算法，它利用随机化技术来指导对一个被编码的参数空间进行高效搜索，并具有较强的全局搜索性能，因此我们采用遗传算法求解(6)式．遗传算法是Holland在70年代受生物进化论的启发提出的优化问题求解方法．它模拟了自然界胜者生存的竞争机制．首先定义染色体的适应度，并通过交叉，突变等基本遗传操作算子逐代优化，使得染色体的优势得到积累，直到在某一世代中产生适应度足够高的满意解．为了将遗传算法用于最小截平方和估计问题，这里设计了相应的染色体表示方式，适应度函数的选取及两种新的遗传操作算子．(1) 染色体的表示：在Holland的原始文献[9]中，染色体都使用二进制数0和1组 成的串表示，但作为优化问题的解，不限于仅使用二进制数，可以使用其它符号集或直接使 用数值表示．在刚体运动估计问题中，我们将集合Q中的n个特征点对从1到n进行编号，在计 算时从Q中随机地挑选出p个特征点对，这p个点对的编号组成了遗传算法的一条染色体S=(i 1,i2,…,ip)，在染色体S中，这些编号的次序是无关紧要的．(2) 染色体适应度的求取：a)对于染色体S=(i1,i2,…,ip)中的每一个编号l,l∈(i1,i2,…,ip)对应 一个特征点对(xl,yl)(x′l,y′l)，它构成数据矢量αl，其满足约束aT lβ′=1，联立并求解S中所有编号对应的约束方程，解表示为β′．b)求残差，并将r 2i(β′)排序0≤(r2(β′))1:n≤(r2(β′))2:n≤…≤(r2( β′))n:n求前h项之和，并定义它为染色体S的适应度．(3) 部分互补交叉算子：根据上述染色体表示形式的特点，我们采用一种新的交叉算子 ．当两条父代染色体S1和S2在交叉算子的作用下繁殖子代个体C1，C2时，C1，C 2中都保存S1和S2交集部分的编号，此外对于S1和S2的互异部分，C1和C2从 中随机地挑选同样数目的编号，最后分别组成含p个编号的集合，称这种算子为“部分互补 交叉算子”．(4) 随机替换突变算子：算子对于一条含有p个编号的染色体，从中选取随机数目的编号将其删去，再从编号1～n中抽取同样数目的尚不包含在染色体中的编号添加其中，但是变异的数目不应过大，使这样既保留原有的优势，又发生了变异．通过上述过程，我们可以获得属于正常特征点集A的p个基本点对(对应于池中适应度最高的染色体的p个编号)及对应的参数β．但仅仅利用p个特征点对来估计运动参数并不能有效地抑制Gauss噪声的影响，为了充分地利用Q中的正常数据．我们接着采用递归残差分析的手段，完成正常数据子集A的生长过程，从而将最小二乘方的优点和最小截平方和的优点结合在一起．3.2 特征点子集A的生长过程利用遗传算法获得特征点集Q的p个基本特征点对，它们属于子集A，对应的矢量{αi, i=1,2,…,p}满足基本线性方程组：Xpβ(p)=1 (7)其中β(p)表示由p个属于子集A的特征点数据矢量所构成的方程组的解．子集生长过程的基本思想是将Q中的n-p个剩余数据矢量依次添加至基本方程组(7)中，然后分析各自的残差，当其小于某一阈值时就认为它属于子集A，否则将其剔除．在回归模型的残差分析中，标准残差，学生化残差[15]等都不是严格地不相关 的．在出格点检测过程中，我们希望找到一种不相关的残差，并且能够通过递推公式进行计 算．Brown等人提出的递归残差[10]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如果找到了j-1个属于子集A 的特征点数据矢量Sj-1={ai|ai∈A,i=1,2,…,j-1;j-1≥p},那么它们满足相同的 模型aiβ(j-1)=1， 联立j-1条方程并求解获得估计参数j-1．为了 观察矢量aj是否满足同Sj-1中矢量相同的线性模型，定义“递归残差”．[10]中指出，如果aj,aj+1, …,an满足方程组(7)， 那么wj,wj+1,…wn为零均值，方差为σ2的随机变量．为此我们可以根据的w j的值来完成对A的数据添加过程．如果wj小于阈值α，就将矢量aj对应的特征点对添至子集A中，并对(7)中的(j-1)进行更新，最终获得A的全部特征点数据及其对 应的运动矢量．结合[14]中迭代更新公式，我们将子集A的生长过程实现如下：for (j=p+1;j<n;j++)Add aj into A;}else {(j)=(j-1);(XTjXj)-1=(XTj-1Xj-1) -1}}4 实验结果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进行了下列实验．这里用刚体围绕三个坐标轴X,Y,Z的旋转角φ,θ ,ψ来表示旋转矩阵R[5].取(,θ,ψ)=(6°,9°,12°)，平移向量t=(6,9,3)T.随机生成刚体运动前的数据集合：B1={(X,Y,Z)T|Xi∈(-20,20),Yi,Zi∈(10,20), i=1,2,…,N1},运动后的三维坐标由(1)式算出．对于运动前后的三维坐标进行透视投影，便得到两维投影坐标．这样我们获得运动前后的2D点对应集合A，其大小N1=40．在集合A中的运动后两维投影坐标中加均值为0的Gauss噪声，信噪比SNR=40．分不同的情况来验证我们算法的鲁棒性．在Q=A∪W中不加任何出格点，即集W=集，分别比较线性算法和鲁棒算法的准确性．对线性算法有(1,1,1)=(6.03°,9.09°,11.94°)，平移向量1=(5.97,8.91,3.13)T, 对于鲁棒算法有(2,2,2 )=(6.08°,8.95°,11.91°)，平移向量2=(6.04,8.93,3.07)T．可见在无出格点情况下，线性算法和鲁棒算法结果相近，它们抑制Gauss噪声的能力是相似的．接着我们在集合Q中加入出格点，它是随机生成的2D坐标集合W={(xi,yi)(x′i,y′i)|i=1,2,…,N2}，分别在W在Q中所占比例为10%, 15%, 20%, 25%, 30%,35%, 40%的情况下比较线性算法和鲁棒算法的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图1(a)表示估计的平移 向量与真实平移向量之间的夹角随着出格点比例变化的结果，图1(b),1(c),1(d)分别表 示旋转角,θ,ψ的估计误差随着出格点比例变化的结果．在图1(a)～(d)中，上面的曲 线对应的是线性算法的结果，下面的曲线对应的是最小截平方和算法的结果．很明显，在存 在出格点的情况下，线性算法失效，而鲁棒算法则能准确地估计出其运动参数．(a) 平移向量方向误差Δα (b) 旋转角误差Δφ(c) 旋转角误差Δθ (d) 旋转角误差Δψ图1 实验结果实验结果表明，基于遗传寻优的最小截平方和估计算法，在估计运动参数时具较强的鲁棒性，并且不需任何先验知识，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估计算法．作者简介：陈海峰，1975年生，博士生．研究领域为图像处理和机器视觉．何铁军，1974年生，硕士．研究领域为模式识别在智能运输系统中的应用．陈维南，1937年生，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智能控制和机器视觉．作者单位：陈海峰、陈维南：东南大学自动化所 南京 210096;何铁军：东南大学智能交通运输研究所参考文献1 Tai R Y,Huang T S. Uniqueness and Estimation of 3D Motion Parameters of Rigid Bodies with Curved Surfaces, IEEE trans. PAMI, 1984,6(1): 13～272 Weng J, Huang T S, Ajuja N. Motion and Structure from Two Perspective Views: Algorithms, Error Analysis, and Error Estimation. IEEE trans. PAMI, 1989, 11(5):451～4763 Zhuang X, Wang T,Zhang P. A Highly Robust Estimator Through Partially Likel ihood Function Model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omputer Vision. IEEE Trans. PAMI , 1992, 14(1):19～354 梁学斌，吴立德. 用两维点对应数据分割和估计多刚体运动，自动化学报,1998, 24(2):186～1915 朱嘉琳，吴立德. 用2D点匹配恢复刚体运动参数的鲁棒估计，计算机学报,1994, 17(5):388～3926 孙学宁等. 一种三维运动参数的鲁棒估计方法. 计算机学报,1990,13(7): 481～4887 Haralick R M, Jee H, Lee CN, Zhuang X et al. Pose Estimation from Corres ponding Point Data, IEEE trans. PAMI, 1989, 19(6):1426～14468 Ruddph G. Convergence Analysis of Canonical Genetic Algorithms. IEEE trans.N eural Network, 1994, 5(1): 96～1019 Holland J H. Adaption i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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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865 【原文出处】戏曲艺术（中国戏曲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1 【原刊页号】35～39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复印期号】199804 【 标 题 】谭鑫培艺术道路的三点启示 【 作 者 】于文青 【 正 文 】 一部戏曲史，主要是由历代卓越的戏曲艺术家们以自己独创的艺术实践写成，是一部继往开来，不断变革，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历史。谭鑫培在戏剧史，特别是在京剧艺术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位为京剧艺术作出划时代贡献的艺术大师。在清末民初，他使一度衰微的老生艺术重放光彩，将其推到了新的高峰，为京剧艺术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生命。今年是这位京剧艺术的开山宗师，一代伶界大王诞辰150周年， 我们纪念他、总结他、学习他、发扬他，就是要在继承、借鉴、探索、创新上下功夫；在学习、实践、普及、提高上去努力。谭鑫培的艺术道路，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振兴、发展、繁荣京剧艺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适应・引导・征服中国戏曲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任何艺术离民众越远，则距消亡越近。戏剧的生命力存在于观众之中，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我们从谭鑫培的艺术道路中，得到的启示之一，是对观众的审美情趣要适应，要引导，要征服。在戏曲艺术中演员是创造主体，表演是戏曲艺术的中心。一个好演员，讲究一出台就能拢住观众的注意力，激发起观众的审美情趣，从而在观众的心理上形成一定程度的光环效应，使其饶有兴趣地欣赏下去，有人管这叫演员有台风。其实，台风的形成是由演员和观众共同创造的，是演员在其表演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物形象与观众审美情趣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出，存在决定意识。我们说，观众的审美意识和需求是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变化，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作为特定时代审美意识产物的戏曲艺术，必须跟上时代的变革和适应观众审美意识的改变，否则，就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在此意义上讲，适应是必须的。而要做到适应，除了积极改革和大胆创新外，与此同时，还要注意观众的欣赏习惯和需求。从谭鑫培的艺术道路中，我们不难看到尽管他在其表演艺术中不断有所探索和突破，其唱腔较为灵活轻巧，并注重于情，但是，起初他那具有革新意义的唱腔并未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接纳。当时，观众的欣赏习惯喜听嗓音高亢，昂扬响亮的唱法，有些观众非如此不足过瘾。后来，谭鑫培在创新中既要和观众的欣赏习惯相适应，又为征服观众做了积极的引导工作。他面对当时似是而非的议论和保守势力的攻击，不退缩不气馁，他勇于改革，不忘传统，努力进取，不断实践。他在自己的艺术发展道路上，进一步吸收诸家之长，不断提高和完善。为了征服观众，他扬长藏拙，“嗓子好，唱文戏；不好，改唱武戏。”谭鑫培在不断创新中，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条件，注重戏理，从剧中人物性格出发，“死戏活唱”、“武戏文唱”或“文戏武唱”，来多方面探索和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以便在诸家争胜中站稳阵脚，独领风骚。谭鑫培所处的年代正值清末民初社会急遽变化的时期，列强的入侵，资本主义因素的崛起，必然引起人们观念的变化。如：自由竞争的兴起和演出商业化的扩大等，这就必然在戏曲艺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艺术创作上适应时代的潮流和适应观众的审美心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又必须在艺术上要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和特色，运用新的表现手法，采用新的艺术手段来引导观众，征服观众，从而来唤起观众的审美情趣，给观众以美的享受。为了征服观众，谭鑫培大胆而又慎重地对京剧进行革新。除唱腔外，包括舞台布景、服装、道具和编演新戏等，做了多方面的革新尝试。但是，他的革新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和不违背观众欣赏习惯的前提下进行的， 对于有些大胆的革新尝试， 他不仅赞同， 而且身体力行。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他与田际云演出了表现当代生活的京剧《惠兴女士》，并将这次演出所得票款两千多两银子捐赠贞文女校。另外，谭鑫培在《珠帘寨》一剧中，将以大净为主的《沙陀国》改编为以老生戏为主，乃是为了与刘鸿声竞争（当然也是为了赢得观众）。后面加上收周德威为十二太保，他扬其长，以扎靠起霸、对刀、比箭等来征服观众，按此戏坐帐时有大段念白，老谭演来所以不使观众生厌，盖其念白口齿清楚，辅以各种身段，仍能激起观众的审美情趣。应当说《珠帘寨》一剧是他在革新中的成功之作，也是最受观众喜爱的一出重头戏。只有观众的认同和接纳，戏曲才会有生存价值，改革才有意义。我们从谭鑫培的艺术道路中可以看到，他适应观众的目的是引导，是征服，是赢得观众。观众问题，应当说是戏曲改革的关键问题。在深化改革中，认真研究观众的审美需求、观众的构成、观众的心理及其变化规律等是非常重要的。戏曲艺术又称作剧场艺术，它是在艺术家和观众的不断交流中最终完成，观众是使艺术之树长青的熟地沃土，因此，只有熟悉观众，了解观众，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才有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观众。只有面向市场，面向观众，产销才能够对路。长期以来，我们的戏曲工作者，似乎不太注意研究观众，不那么尊重观众，而是片面强调戏曲的教育功能。特别是相当多数的现代戏，尽管有着时代特点与政治的功能，遗憾的是缺乏久演不衰的意识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在艺术上又没有认真进行从容的加工，标语口号式的东西较多，以此让观众花钱买票来受教育，观众不会买帐，更不会服气。我们说，戏曲艺术的美确实有征服人心的魅力，剧中人物的行动也会对观众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是因为观众的审美情趣和心理具有适应性和可塑性，在某种意义上讲，观众的审美情趣也是可以培养的。因此，要让戏曲艺术征服观众，赢得观众，首先去适应是必须的，但是，适应决不是不讲原则，不要标准，一味地去迎合，去靠拢，更不能降低或取消戏曲寓教于乐的功能，去搞低级趣味为适应而适应。戏曲在寻找观众，观众也在寻找戏曲。因此，深入群众，普及艺术，面向青年，争取和培养观众，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当前，关键在于既要重视观众学的研究，更要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多出优秀人才，多出优秀剧目。出人、出戏、多演出，以其精湛的表演，鲜明的形象和轻松的愉悦性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来赢得观众的厚爱，从而更好地发挥戏曲艺术陶冶人们情操、美化人们心灵、启迪人们智慧、振奋民族精神的积极作用。二、求实・扬长・出新谭鑫培在其艺术实践中，从自身的条件出发，并根据当时京剧舞台的客观实际，选择了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传统又突破陈规，从而开拓了京剧老生行当的新境界。从实际出发，扬其长，自成一派，是我们从谭鑫培艺术道路中得到的启示之二。谭鑫培坐科学戏时习文武昆乱老生，21岁时不幸因变声倒仓，一度坏了嗓子，又改唱武生。后来，嗓子渐次得以康复，其嗓音圆润有余宽大不足，只得以低音花腔取胜，又兼唱老生。谭鑫培初入京，在三庆班演武生，兼武行首领，他能文能武，其老生文武结合，别具一格。但是，在演唱中他对于老腔老调唱起来也觉吃力，于是，他由改革入手，采取变通的办法，从吞吐缓急诸方面刻意进行改造。谭鑫培家学渊源，谙习音韵，他的功底深厚，曾学过昆曲，读字亲切，他对于旧有词句，以及音调多有改进，用长舍短，他的唱更着意于吞吐徐直，随机应变，有时用尖腔，有时用大嗓，有扬有抑，潇洒流利，神韵独具，红极一时。应当说，谭鑫培的嗓音条件并不甚佳，他又没有富丽堂皇的仪表，扮起戏来显得有些憔悴清瘦。但是，他的脸上却具有一种刚烈气质和一双演剧传神的大眼睛，恰好掩盖了他的所短。为避其短，在选择剧目时，他很少演唱雍容华贵的王帽戏，其唱工戏多为《卖马》、《碰碑》、《打棍出箱》等，谭鑫培从自身条件出发扬长避短，在其艺术实践中，再配合以做打，遂一鸣惊人，独步青云。老谭的武工很好，为扬其长，他喜演善唱《定军山》、《战太平》、《阳平关》、《南阳关》、《九龙山》等靠把戏，显得英气勃勃，威风凛凛，豪情满怀，独具风采。老谭的剧目多是沿袭着手抄口授，他较少有创新剧目。其剧目别于他人者，在于对传统老戏从音调字句间做些删改和稍事变化。谭鑫培特别注重调音协律和字句间的推敲，字斟句酌，去芜存菁，这也是老谭之所长。对此，则是非一般伶工所望其项背。谭鑫培嗓音恢复后，曾一心专注重老生，想把武生戏搁下。于是刻意琢磨，哪一出戏更对自己的工，这也是令人极佩服的地方。当时，他研究了几出正生戏后，又觉得自己身材瘦小，演起来不对味儿，将其搁下，再研究靠背戏，深感王帽戏亦不适合，连《昭关》这路戏演出来也难以超过他人。他说：“前头有程大老板，后头有孙一掠（孙菊仙之贬词）。至于大头（汪桂芬）虽然是晚生后辈，但他的嗓子，比我悲壮，唱不过他们，只好自己又琢磨了一出《南阳关》”（齐如山《谈谈谭叫天》）。谭鑫培在革新中，将其“对艺术精益求精的不倦追求，和知己知彼后的压力结合起来，转化成了动力，”（谭元寿《谭派艺术溯源》）他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自己的艺术道路。他别创新声，独树一帜，形成了一个既可听，又可看的流派特色。由此可见，谭派艺术及其特色的形成，乃是他懂得发挥艺术的技巧，配合自己的天赋，从实际出发，择善而从，锐意创新，卓然成家成派。我们纪念他，总结他，学习他，发扬他，就是要在继承、借鉴、探索、创新上找规律。但是，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和条件，如果不懂得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情况去闯自己的路，而是一味地去模仿他人的做法，或照搬别人的路子，则是永远出不了新，成不了派的。谭鑫培在其艺术道路上，以余三胜为宗师，并拜入程长庚的门下，深得程长庚的赏识和指导，他勇于革新，卓然成派。谭派艺术的成功之路告诉人们，艺术不能无所师承，但欲成名者又不可拘守故辙，当据自身条件，大胆创新独树一帜。常言道，人贵有自知之明。扬长藏拙，发挥优势，都是有自知之明的表现。周信芳有一句名言：“嗓子差，要有味；眼睛小，要有神；个儿矮，要有威”，道出了如何避短藏拙和补救天赋不足的举措和办法。周信芳在童年时代嗓音极其宽亮，不幸倒嗓而变得沙哑。后来，他经过刻苦地锻炼和努力，虽未恢复到原来的宽亮境地，但沙哑中尚可响亮致远，而成为特色被人效仿。周信芳很遗憾自己的沙哑嗓音，他非常不赞成那些不顾自己的生理条件，而是邯郸学步硬去模仿他人某种特征的做法。他告诫其门生及私淑者，勿要憋着喉咙学他的唱；而是主张学麒而不尽学麒，不必过于追求貌似，要重在吸收精神。他在《继承和发展戏曲流派我见》一文中，说：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放着自己很好的天赋条件不用，而偏要削足适履，违反着自己的天赋条件去学别人？他在《怎样理解和学习谭派》一文中，很严厉地批评了有些人在学谭时不从实际出发，尽在形式上用功夫的混乱现象。所有杰出的艺术家们的成功之路，无不告诉人们，在继承传统，学习流派的过程中，开始必然要有个“像”的过程，问题在于是满足于表面形式的“像”，还是追求精神实质的“像”。谭派艺术的经验表明，学习继承流派艺术，不能满足于“形似”，更不可只求“貌似”，重要的在于“神似”。从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基础上来学习、去实践，另辟蹊径，闯出自己的路。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新的风格，别成新派，这才是最好的继承，也是最理想的发展。三、精品・人才・合力谭鑫培和谭派艺术在中国戏曲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一生所演剧目见诸记述者有100多出， 其中有不少优秀剧目成为京剧艺术的宝贵遗产。这些精品艺术的形成，应当说是与老谭的天才创造和勤奋实践分不开的。但是，戏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舞台艺术。文、音、舞、美各具鲜明个性；唱、念、做、打各有不同特色。它是由多方面的人才，并要求这些人才在思想上树立起舞台综合艺术整体效应的艺术观。演出中在积极发挥艺术创作个性的同时，并要形成强大的合力来充分发挥其合作的优势，从而来共同创造综合艺术的整体美。值得重视的是，戏曲艺术能够适应时代审美需求发展的重要环节是要有精品艺术的创造。因此，在确定剧目题材时，不仅要注意其思想内涵、时代精神，也应将目光集中在戏曲程式和技巧的恰当运用和创新上。只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高度统一，才可以称之为精品。为了戏曲艺术的繁荣、发展和适应时代审美要求，要重视由多方面具有高素质的艺术人才，尽抒所长，各显其能，同心协力来共同创造精品艺术，是我们从谭鑫培艺术道路中得到的启示之三。著名戏曲音乐家陈彦衡在《旧剧丛谈》一书中指出：“名角演剧，场面必择好手，而尤以打鼓者为重要。盖打鼓者为场面领袖，非与演剧者性情心思息息相通，不能得心应手。”谭鑫培在其创造舞台艺术整体美的实践中，则把琴师与鼓师称作他的左膀右臂，“他们三个人，天天晚上，讨论研究，这个说这句应该怎么唱，那个说胡琴怎么托怎么补；那个又说，鼓怎么加点。”（齐如山《谈谈谭叫天》）可见老谭在其艺术创新中团结群英，和衷共济，及其对人才的重视。应当说，谭鑫培时代的戏曲改革与创新，主要是以唱腔为重点。其革新乃是根据剧情，从人物性格和规定情境出发，在前辈唱腔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来巧妙处理腔调的节奏，或伸展、或压缩、或翻新，或揉以其它剧种、行当的唱腔等。尽管如此，谭鑫培为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更高水平，演出风格更加色彩鲜明，他深感到提高文化水平、艺术修养的重要。他虚心请益，丰富知识，利用一切机会来钻研音韵，阅读史籍，鉴赏书画，收藏古玩等来充实提高其艺术修养。他弹琴、吹笙，无所不能，从多方面学习和掌握音乐技能。另外，他还非常重视与文人结交，一起修改剧本，推敲唱词，切磋技艺等，从而使他的艺术创新活动获得深厚的文化意蕴，为其老生表演艺术丰富、发展开辟道路，使之不断达到新的境界。实践证明，在艺术创作中，坚持以内涵发展为主，把创作精品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创造者的素质和加强创作群体的合力上，对繁荣艺术、创作精品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是文艺家充满激情的个人创造，是创造者本质力量的生动体现。戏曲艺术是一种品位极高，多方合作，极为复杂的精神劳动，它既需要艺术家们发挥其独特的创造精神，又需要艺术家们精诚团结，共同创造。一部戏曲史告诉人们，戏曲艺术的兴与衰，是与该时期优秀人才的多与少，优秀人才素质的高与低，团结合作精神的强与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建设高素质的艺术队伍，培养优秀的艺术人才，是戏曲艺术繁荣和发展的保证。江泽民同志指出：“没有优秀作品，就没有导向。优秀作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精神文化水平的集中反映，对精神产品生产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影响作用。”是的，精品艺术的创作对精神文明建设和繁荣戏曲艺术都会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戏曲艺术中，精品的创作，需要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等多方面的人才，并要求这些人才树立精品意识，懂得观众的需求，和衷共济，密切合作，工作中发扬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的精神，采取集中优势，协作攻关的战术，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创作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结合的作品。在创作精品艺术的实践中，有些艺术表演团体，出人才，出作品，出风格的成功经验也告诉我们，精品艺术的创作，只能是具有高品位素质，并具有新的艺术观念和新的艺术追求的创演人员来完成。另外，加强对艺术生产的管理，在精品创作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关键在领导，这是人所共知并在诸多成功与失败的实践中证明了的。因此，在精品创作中，既要善于积极鼓励、充分调动每一个艺术工作者的创造才能，又要善于调动一切力量，集中优势，全力以赴抓好每一个环节。工作中，要大力倡导艺术工作者深入生活实际，认真从生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努力将创作的重点放在广大观众需求上，从而为创作精品艺术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品艺术的创作与生产，要在雅俗共赏上狠下功夫，努力做到适销对路。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有观众。观众是构成戏曲艺术最基本的元素，有了观众，也就有了演出市场。一个拥有观众和市场的艺术品，当然有可能成为精品。只有精品艺术，才能够真正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人民大众喜新尚异，在期待着新的流派，新的剧目和精品艺术的涌现。我们总结前人的艺术道路，学习他们的创新精神，把继承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于戏曲艺术的创新实践过程之中，并努力在学习、实践、普及、提高上做出成绩，这是已为古今艺术家们的艺术实践，多次证明了的繁荣戏曲艺术、再创艺术辉煌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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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48 【原文出处】中国市场经济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224 【原刊页号】⑦ 【分 类 号】F14 【分 类 名】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200003 【 标 题 】香港经济恢复为何在四小龙中垫底 【 作 者 】傅骊元 【摘 要 题】1997年7 月爆发并持续两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虽然目前亚洲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但做为四小龙之首 的香港经济的止跌回升步伐却远远落在韩国、新加坡、台湾之后，急需改变现状【 正 文 】 亚洲经济如今已是雨过天晴，反弹迅速。在四小龙中，韩国去年经济增长率超过9％，新加坡达8.4％，台湾也达5.1％。 而过去位居四小龙之首的香港经济今日复苏步伐却大大落后了，去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只有1.8％。其原因何在？出路何在？恢复受制于四大痼疾过去在英国殖民统治时代，港英政府在经济上是采取放任自流态度，商人则是向有利可图的行业部门投资，没有长远的产业政策，没有合理的经济结构。房地产价格狂涨，物价、工资年年上升。东南亚金融风暴爆发后，各国货币纷纷贬值，昔日的旅游胜地、购物天堂的香港，相比之下，物价最高，游客减少，跨国公司撤走外资，香港经济竞争力下降。香港特区政府虽然下大气力调整结构，但是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不是一朝一夕能见成效的。80年代以来，香港越来越多的工厂、车间内迁，使得香港经济结构中制造业比重逐年下降，1970年香港工业产值占GDP的30. 9 ％， 而到1997年则降到7.3％，大大低于台湾的30％和韩国的30.3％（1999 年仍为21.3％）。据国际经济数据统计，1元的制造业产值可以带动1.8元的服务业产值；1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可以带动3个服务业工作岗位。1970年香港制造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47.7％，而1997年则降到12.6％。如今，香港不能靠工业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也不能靠工业增长带动就业。香港今天的失业率仍在6％以上。香港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 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要想稳定、持续增长，必须要有一个具有自身竞争力的制造业来支撑。没有工业基础的经济体系是脆弱的，是经受不了外部冲击的，最终会走向泡沫。香港不仅薪金高，而且差距大，香港的高薪影响了经济竞争力。香港薪金高，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在有些行业，则是香港第一，例如大学教授的薪金，香港为世界之最，香港大学教授的薪金为台湾的5倍，内地的数十倍。香港约有10％的人或在政府任职， 或由政府支付工薪，人数众多，加之薪金又高，不仅公务员的薪金高，私人企业雇员也是如此，致使经营成本上升，香港的高薪影响了它的经济竞争力。香港不仅薪金高，而且差距大。政府高官月薪20多万港元，而最低层的公务员只有几千港元。私人企业有年薪3800万港元的行政人员，而年薪不足10万港元的工人大有人在。香港最高工薪与最低工薪之比约有40多倍，而韩国只有 8倍。香港的高薪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在70、80年代，香港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四小龙之首。由于经济的增长，收入随之提高，薪金迅速增加。同时，英国为了制造繁荣祥和的景象，慷港人之慨，大幅提高工薪，想借此来证明他们的“管治有方”，以收买人心。在经济持续增长时，高额工薪尚可承受，当金融危机来临时，泡沫破灭，高工薪则成了经济复苏的拖累。加薪容易减薪难。香港虽然提出减薪、冻薪，以度过难关，但是实际上收效甚微。面对周边国家的竞争和自身经济的迅速复苏，调整工薪成了增强竞争力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香港楼市炒风炽热，价格飞涨。高地价、高房价政策使中下阶层置业难，使中小企业办厂难。1996年，香港房地产炒风更是吹起了泡沫楼市，楼价猛涨60％，使房地产价格高到极不合理的程度，居民、企业皆难以承受。东南亚金融危机戳破了香港房地产泡沫，楼价虽然有所下跌，但香港的经营成本相对于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仍然偏高，地价、房价仍是构成成本压力的因素之一。香港仍需合理调整楼价，但是部分房地产商基于自身利益，违背经济规律，不顾香港经济大局，企图阻止楼价的调整。人们应该看到，正是由于十几年前的高地价、高楼价政策，将许多生产厂商赶到了中国内地或其它东南亚国家办厂，在今天香港经济复苏挣扎乏力之际，继续调整楼价，以降低成本，提高经济竞争力是完全必要的。经济亟须第三次转型50年代初期，大量内地居民移居香港，其中不乏具有专门技能的企业家和其他专业人士，他们带来了巨额资金，由于香港本身天然资源极度缺乏，因此发展非资源性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成了香港经济的唯一出路。香港顺利地实现了第一次经济转型。80年代以来，香港制造业生产基地逐步转移到内地，香港经济结构中的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过去兴盛一时的转口贸易给香港带来了一个高效率的银行体系、发达的通讯设备和交通设施。如今随着两地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而获得进一步发展。过去，香港在制造业大发展时的贸易形态是以本港产品出口为主，如今则又是以转口贸易为主。转口贸易角色未变，其作用在变。香港顺利地利用自身优势，发挥着作为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商业知识以及海峡两岸贸易往来的转口港，再加上香港公司经营的境外贸易的不断增长，香港逐步发展成为区域贸易服务中心和金融活动中心，这就是香港经济的第二次转型。目前，为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检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乏力，香港经济正在经历第三次转型。当今科技进步势不可挡，互联网的普及和由于科技进步引发的资讯革命，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香港要提高竞争力，保持国际中心和国际大都市地位，转型为以知识为本的经济，才会给香港经济发展带来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并且给香港经济带来一个健壮的机体，从而才会再现香港昔日的辉煌。因此，香港必须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香港拥有一定数量的科研人才，一定的工业基础，健全的基础设施，高效的金融服务，卓越的管理技能，快捷的信息网络，再加上内地广阔的经济腹地和雄厚的科技力量，香港发展资讯科技、生物工程、现代化的中医药等行业是有条件的。但是，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香港仍然应该发展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一来为高科技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产业基础和协作配套体系，二来也可以借此缓解就业压力。当然，今日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决不是要沿袭过去的老一套，而是要利用先进的高科技加以改造，使其升级换代，提高其科技含量，向着高增值方向发展。深化与内地的合作香港自然资源短缺，本地市场狭小，发展空间有限，对外依赖性强，因此，香港要实施第三次经济转型，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确保国际中心地位和建成国际大都市，必须深化与内地的合作。首先，要加强科技合作。两地有较强的互补性，合作潜力巨大，通过交流与合作，提高香港科技水平和工业结构升级，同时，对内地科技开发、成果转化也会有积极推动作用。合作方式包括高级人才培养、合作研制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共同创办高科技企业以及合作引进智力与技术等。其次，香港服务业要以新形式、高层次与内地合作，为内地经济服务，要积极拓宽金融、旅游等第三产业的合作领域。再次，由于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成本上升，市场日趋饱和，因此港商应将其内地的生产和投资基地从东部转向中西部地区，以降低成本，开拓商机，在西部大开发中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最后，港资企业要全面参与内地国企改革，通过参与国企改革，与内地企业建立联盟，增强经济实力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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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905 【原文出处】美术观察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12-14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研究 【 作 者 】贾方舟 【复印期号】199602 【 标 题 】生存的自省与困境的突围――隋建国艺术读解 【 正 文 】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中，“雕塑1994系列个人作品展”是一个重要事件。五位青年雕塑家的个展连续出台，如轮番五次的“视觉轰炸”，顷刻间打破了雕塑界的沉寂状态，整个地改变了批评界对雕塑现状的看法，把它视为中国雕塑领域的一个“实质性转折”，“雕塑观念变革的一个里程碑”。而作为这个系列个展的一个策划者与参予者，隋建国自然是首当其冲。隋建国在雕塑上的探索，先是从材料语言入手，以抽象的个人化的形式创造改变雕塑的传统面貌，进而又以新的空间观念扩大雕塑的表现手段，并从架上雕塑逐步过渡到一种综合的空间环境，过渡到装置。但这一形式演变只是客观地存在于他的主观表达之中。因为在主观上他的目标始终不在单纯的材料试验和形式创造，而在于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把握，在于对人与社会的关注。语言的各种可能性只是“在与社会的对话中带出”的。由于热衷于理想主义的人文关怀，而对“艺术”采取“无视”的态度，对此，也只能看作是一种“姿态”。因为若从艺术上考察，他的作品还是十分注意形式的推敲。尤其是以《结构》为题的一批作品，形式上的精致甚至对人文内涵的表达形成阻抗，但与他的探索先从语言切入这一点倒是相一致。九十年代初，隋建国在材料上首先发生兴趣的是石头。他在打制这种硬质材料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生命能量发生转换，感到每一块石头都有它自身的生命，都有与人相通的灵气，都可能成为一种精神与人格的象征。石头的坚硬与沉重，特别是卵石自身所具有的那种凝缩、内敛的倾向，使他看到了与人之间的一种精神联系与沟通的可能。在他将其他材料（如金属）运来与石料结合的过程中，石料始终处在“本体”的位置，或被牵拉、或被包捆，金属材料总是作为一种外在条件和手段被使用，而只有不同境遇中的“石态”，才是一种生命状态的借喻与投射。当然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石料与金属也曾表现出一体性：将一块石头拦腰切开，两个切面中间由十数条铁链牵拉，仿佛它们原来就生长在石头的内心，使切开的两片仍保持着分而未离的联系，这种生命形态，恰如“断而丝连”的“藕”，予人一种痛苦的生命感；在另一些作品中，艺术家干脆将连接两块石料的那些密集的“钢筋”也拽断，这需要多大的外力！这已是对生命的残忍了。还有一些由“石态”暗喻的生命形态，也十分耐人寻味：将一块黑石上下截为两半，上半部经过金属化处理再复归原位，形成造型上的一体感与材质上的分离感，使一个单纯的“生命”具有了一种双重的“人格”；当艺术家再将一块长形石料拦腰截为三段，并将中间一段铸铜后回复原状时，更产生一种奇异的视觉形象：上中下是有机整体，却又分明显示出异质的存在。这种在质地上与“上下文”脱离关系的中段变异，既像是“异己”的强行插入，又像是由自身中偶然滋生的一个“异数”，可谓又一种“多重”的生命形态。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是表现“石”的分裂与分裂的痛苦，不是人为的切割而是自然的开裂，于是艺术家又将这种分裂的痛苦加以“缝合”，在排列有序的图案般美丽的外表下，每一针都触着一个生命的“痛点”。“缝合”是为着从分裂中追回“完整”，于是疼痛也就在所不惜；更多的是，为害怕再分裂而将一个完整的“生命”包捆。那些看上去似釉瓷在“窑变”中形成的“碎形”，并非为了“美”，实际是为追求完整人格而实行的“自虐”。用铁筋和现代焊接技术完成的包捆，给生命带来的是一种更持久、更难耐的痛楚。这是一种近于窒息的生命状态。密集交错的铁网深嵌在石身之中，没有留出一点抗挣的希望，因为生命的张力尚不足以撑开这固若金汤的捆扎。而在《闭锁记忆》中，艺术家更是彻底毁灭了这“对抗”的可能与“生”的希望。这是一个好办法，在厚厚的钢板的密封中，“生命”无需再在分裂中痛苦、困境中挣扎。一种沉重被另一种更大的沉重所包容所取代。在《沉积的记忆》一组作品中，所呈现的是另一种生命意象。在《竹笼》的作品中，由于卵石的形状与颜色似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生命已失去活力，正处在萎缩与坏死之中，鸟笼所给予的空间已显得多余，甚至鸟笼本身也失去了圈定空间的意义；在新德里所作的三件作品中，“石头们”集体地拥挤在建筑般的鸟笼中，但已没有“囚禁感”，它们已是在自觉地适应着这个被限定的空间，没有多余的奢望，这是一种身在困境之中却没有困境感的生命状态。在人的生存状态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仍是处于挣扎与对抗之中生命状态。为强化这种生存境遇，隋建国在《地ｇｕà＠①》中又采用“复数化”的形式加以表现。将单体变为多体，以“量”的扩展弥补“体”的不足（无条件搬运过大过沉的石料），更显示出一种精神力度。至此，可以说隋建国是在用石头撰写了一部《石头记》，一部现代灵魂的视觉转译，一部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史。关于石头的文章，隋建国还只是划了一个分号，他还有更大的计划，但那已是属于“续集”的后事，无法超前读解。而他接着石头的文章作下来的一件重要作品便是利用现成品（旧枕木）完成的《墙》。这件作品使我感到，从一种材料转换到另一种材料对隋建国来说是种解脱。这件作品虽然也不乏沉重感与悲剧色彩，但那列阵似的庄严感，毕竟唤起人们对英雄主义理想的一丝幻觉，“丰碑”之下，毕竟是一个灿烂的生命归宿。这些遍体疤痕的旧枕木，好象饱经沧桑与苦难的退役老兵，尽尝了人生的悲壮与苍凉，但那直立伸展的状态，与那些在包捆中蜷曲凝缩的状态显然大异其趣。如果可以把隋建国的创作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件作品则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它消灭了石头系列中那长期的封闭与压抑，在精神上虽未摆脱沉重，却获得一个伸展的机会。1995年，从三人联合工作室两次展示的作品里，隋建国已步入他创作的第二阶段。这样说，不仅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形式与展示方式上更倾于装置，还在于他摆脱了以往那种自我封存的沉重感，找到了一种从困境中突围的“精神自救”的方法。这便是承认自己的多重身份与多重人格，勇敢地面对现实也面对自己。目前的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兴起，深刻地改变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也同样改变着艺术家的生存方式。一面需对商品社会无孔不入地侵蚀人性实行自觉抵抗，一面又需坦然承认自身对这个社会无可奈何的依附状态。过去之所以处在那样一种痛苦的挣扎之中，是因为总在追求现实中本不存在的理想与完美。在无数次的磨难与碰撞之后，艺术家终于认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个人永远逃离不了他所在的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唯一的办法便是承认自身所处的尴尬状态，并且力求在艺术中表现出这种状态。这样，艺术家便在一个多重人格的“我”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间确认了一种既对立又依附的内在联系。基于这样的自省，隋建国不再把自己悬置在一个大社会的对立面，无休止地折磨自己、虐待自己乃至“毁灭”自己，而是以一种开朗的批判与反讽姿态，针对社会关心并与自己有联系的问题发言。在与社会的公开对话中，探索语言的可能性。隋建国在“开发计划”――三人联合工作室1 展中出展的作品《废墟》与《庆典》，正是针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中央美院搬迁这一事件作出的反应。中央美院座落在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后街，她以中国第一座高等艺术学府及四十年的历史，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它的搬迁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当今社会商业的横行与文化的失落，成为文化让位于商业的典型例证。作品之一《废墟》借用在搬迁中遗弃的残破桌椅、书架、卷柜等现成品，就地装置了这件作品，并将原先存放书籍用品的抽屉、书架、卷柜全部塞满了破砖块。在兴建中的巨大商厦的阴影下出现的这块“文化废墟”发人深省。它是为即将消逝的学校原址吟唱的一首凄婉的悼歌。在另一件作《庆典》中，隋建国收集了一批同样被遗弃的人体雕塑习作，并将它们全身涂成桃红，画出金发碧眼红唇红指甲。这些本属艺术殿堂里的神圣符号，转眼间遭到如此浓重的商业色彩的浸染，恰切地表现出学院文化面对商业文化的难堪与无奈。这种尴尬状态，不仅是对艺术家、也是对艺术自身状态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在《开发计划》中“搬迁”的社会事件还仅只是作为作品的背景材料出现，那么在《女人・现场》（与展望、余凡合作）中隋建国与其他两位艺术家，则是将社会事件直接剪裁为作品的构成要素。作品借助的媒体一为五位普通妇女（均为艺术家的母亲、妻子）的生活档案（不同时期的照片、手记、信件、实物等），一为世界妇女大会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有关节目。展示方式是仿照过去宣传英雄模范人物那样的展版与实物相结合的严肃而正规的展览方式。但人物平凡实物也平凡，甚至将当事人喜爱的小摆设小玩具也郑重其事地予以陈列，旨在追求真实。展出时间设定在“世妇会”的最后一天（9月14日）。这样一种设计，意在将一种非常个人化、非常生活化的材料及当事人与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世界性妇女运动联系起来，在她们之间寻求一种对话的可能性。从世界妇女史的角度看，这当属一种“记忆”的扩展。或曰用艺术手段补写了一页普通妇女史。传统建筑中有“借景”一说，《女人・现场》可谓装置艺术“借景”的成功范例。而且，其所借之“景”，还不只是一角一隅，而是一个重大的世界性历史事件，一个与妇女主题相关的社会大背景。贾方舟 内蒙古自治区美协副主席＊（附图 {图}）（附图 {图}）隋建国 沉积与断层（局部） 废旧枕木等综合材料 300×900×100厘米1995年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四加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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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242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7 【原刊页号】15-20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徐更生 【复印期号】199611 【 标 题 】美国农业政策的重大变革 【 正 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徐更生）〔内容提要〕今年4月4日成为正式法律的《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取消了已有60余年历史的农产品价格与收入支持政策，代之以为期7年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7年后完全停止政府补贴。这一法律的实施，必将导致大批中小农场的破产，但也将促使最新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从而使美国农业生产率快速提高和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这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农业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国必须加快农业改革步伐，加速农业的发展，否则，后果严重。＊ ＊ ＊美国国会两院终于在今年3月28日达成一致，通过了1996 年农业法。克林顿总统也于4月4日签字，从而成为美国的正式法律。1996年农业法律的通过表明，美国改变了自30年代“新政”以来美国农业政策的基本方向，即放弃了美国政府对农场主的补贴和保护，把他们直接推向世界市场。它对美国农业的意义甚至可能要超过60年前制订农业补贴法律时对农业产生的影响。本文拟对美国农业政策的重大变革及其前因和后果作一个概要的介绍和分析。一美国政府历来标榜自己执行的是“放任自流”政策，即政府不干涉经济事务，认为经济事务是企业部门的事，政府的任务在于为企业界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让企业赚取更多的钱。但是，对农业似乎是个例外，美国早在1860年就成立了农业部，并且在1889年升格为内阁级部门。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还因为农业迄今为止仍然是靠天吃饭，受自然的影响极大，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很大，因此政府必须给农场主以多方面的支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农业出现新的农业危机以后，国内就出现了要求政府支持农业的呼声，国会甚至两度通过法案，只因当时的总统坚持认为这些法案违反宪法而否决了。美国政府大规模支持农业的政策开始于罗斯福总统时期的“新政”时期。1929―1933年震撼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萧条给美国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危机。据记载，1928―1932年期间，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下跌了54％，其中谷物和牲畜的价格指数分别下跌了63％和56％。农场主的现金收入也从1929年的113 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17.5亿美元，农场纯收入由61.5 亿美元降至20.3亿美元，分别下降了58％和67％。但是农场主的困难远远不止于此，一方面，他们的税收负担激增，自1914年以来，农场主的各种赋税增加了1倍；另一方面，工农业产品的差价越来越大， 因为工业部门可以用削减生产的办法来压缩供应，缩小价格下跌的幅度，而农业部门却不行。在危机时期，农业生产下降了6％，价格下跌了63％， 而农业机械的生产下降了80％，价格只下跌6％。因此农场主的处境十分凄惨。 据报道，因为农产品卖不出去，农场主只好把农产品作为燃料来取暖，孩子由于买不起衣服和鞋子只能停学呆在家里。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又有人重提政府支持农业和农场主的要求。1933年初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国会通过了《1993年农业调整法》，开始对农业政策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由于美国的决策者们认为，美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生产过剩和居民购买力不足，因此生产控制和价格支持就成了美国农业政策最重要的政策手段。在以后的将近60年中，一直到1990年的农业法，几乎所有的农业立法（特别是1936年、1949年、1954年、1973年等几个农业法）都对这一政策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强化，使之成为美国农业政策的核心部分。其基本做法是，政府根据所谓“主要农产品”（包括小麦、玉米、大米、烟草、棉花和花生等）当年的产量、消费和期末结转的库存，以及对下一年度市场需求情况及气候变化的预测，分别制订出下一年度的“农产品计划”。美国政府正是通过这些“农产品计划”执行农产品价格及收入支持政策的。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根据下一年度世界市场对于美国各种农产品的需求总量，分别计算出它们的播种面积及停耕土地的比例，以便把美国的农产品产量控制在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水平上；同时也鼓励农场主把自己的一部分耕地短期或长期地退出耕种，用于自然和环境保护。政策规定，凡是按照政府计划停耕的土地，政府付给一定数额的现金补贴，即停耕补贴。其次，对于同政府签订合同，按照削减生产的农场主在合同面积内生产的农产品实行价格支持，即保证他们出售的农产品不低于政府预先规定的“目标价格”。为了保证参加计划的农场主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政府通过它的农产品信贷公司提供一种“无追索权贷款”。这是一种抵押性贷款，即农场主以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作为抵押，从农产品信贷公司取得一笔贷款。在农产品收获后，如果市场价格高于政府的“目标价格”，农场主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以现金归还贷款及利息；如果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农场主可以把农产品交给农产品信贷公司，政府按目标价格补偿其不足的部分（即所谓的“差额补贴”），即保证农场主取得“目标价格”，保证农场主取得与其他部门的投资者大体相当的利润率，以稳定农业生产。最后，由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建立政府的剩余农产品储备，以调节市场的供求关系。当市场价格供大于求，价格下跌时，农产品信贷公司从市场上收购农产品，以维持市场价格；而当市场求大于供，价格上涨时，农产品信贷公司则抛售库存农产品，增加市场供应量，以平抑市场价格，保护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政府则竭力扩大国内外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特别是采用一切手段向国外推销美国农产品，在国内则鼓励发展农产品的工业加工和利用。60多年来，上述农产品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对于保护中小农场主，使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应该说1996年农业法从根本上修改或推翻了以上60多年来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农业政策体系，要在7 年后完全取消政府为农场主提供的价格和收入补贴，把农场主完全推向世界市场，使政府彻底摆脱越来越沉重的农业补贴负担。这个新农业法的正式名称为《1996 年联邦农业完善与改革法》（The Federal Agriculture Improvement and Reform Act of 1996）。如同以往的农业法一样，它的内容包括农业市场过渡法、农产品贸易、农业资源保护、营养援助、农业信贷、农村发展、研究、推广和教育及农产品推销等农业和农村各个方面的一揽子法案。根据这个最新法律的规定，美国农业政策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改变〔1〕：第一， 新法律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农业市场过渡法》（Agricultural Market Transition Act），提出用7 年的时间使美国农业过渡到完全的市场经济，即在7 年以后美国政府将停止对农场主有关价格和收入支持方面的一切补贴。根据这个计划，政府将取消长期以来实行的“农产品计划”，取消目标价格和差额补贴，从而也就取消了收入支持补贴和农产品价格之间的任何联系。用现任美国农业部长克里格曼的话说，新法律拆除了长期建立起来的对农场主的“安全网”，把农场主完全推向世界市场，让他们承受全部的市场风险。第二， 作为过渡， 新法律设立了一种“生产灵活合同补贴”（Production Flexibility Contract Payment）以代替价格支持补贴。为了取得这种新的补贴和对主要农产品的贷款，农场主在1996―2002年间同政府签订一种“生产灵活性合同”（Production FlexibilityContract），这种合同要求生产者答应继续执行现有的农业资源保护计划和沼泽地保护条款，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将现有受保护的土地用于耕种。新法律规定，自1996年至2002年的7年内， 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的年度和总开支为：1996年 55.7亿美元 2000年 51.3亿美元1997年 53.85亿美元 2001年 41.3亿美元1998年 58.0亿美元 2002年 40.08亿美元1999年 56.03亿美元7年的总开支为356.26亿美元。按照法律规定， 以上“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要按照以下的比例在各种作物中分配：玉米 46.2％小麦 26.3％大米 8.5％其他饲料谷物 7.4％高地棉 11.6％按照以上的补贴比例分配到各种作物，然后根据各个合同农场的补贴数分配到各个农场。凡是在1991―1995年间任何一个作物年度，至少以1英亩耕地参加了一种生产调整计划的农场，或者在过去的5年内虽未参加政府的计划，但可以被认为是根据政府计划规定耕种土地的农场（需持书面证明），都有资格与政府签订“生产灵活性合同”，从而也就有资格取得政府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不过，这种补贴已经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没有任何联系，凡是以前参加过政府计划的农场，都有资格取得一份补贴。一个有资格的农场从一种合同产品所能够得到的补贴额＝85％合同面积×该种产品计划补贴的单位面积产量。这里的合同面积＝1996年确定的基本面积＋合同期满退出耕地储备计划的面积－新参加耕地储备计划的面积。计划单位面积产量和基本面积的计算方法仍然沿用1990年农业法的规定。每个农场主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数额＝他（或她）的补贴额×当年该种产品的补贴率。当年该种产品的补贴率＝当年该种产品的补贴总额÷当年可以取得补贴的合同面积总数。以小麦为例，根据参议院农业、营养及林业委员会的估计，1998年度每普式耳小麦的补贴率为0.41美元（但是，它的实际补贴率取决于当年参加计划的农场主及其参与耕地储备计划的面积）。假设这个补贴率是准确的话，那么一个拥有500英亩小麦耕地面积（其补贴面积为500英亩×85％＝425英亩）和计划单产为每英亩105普式耳的农场主，所能得到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为18296.25美元（￥0.41/普式耳×425 英亩×105普式耳/英亩）。法律规定， 每个农场主通过合同产品每年取得的补贴量的限额为4万美元，比原来规定的5万美元少1万美元。 但是仍然保留“三实体”的规定。根据“三实体”的规定，每个人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不超过8万美元的补贴， 只要他（或她）在第二和第三个实体中的股份分别不超过每个实体股金总额的50％。此外，他所能得到的销售贷款和贷款差额补贴不超过7.5万美元，按“三实体”原则可以得到不超过15万美元。第三，取消了对于作物耕种面积的限制，完全放开农业生产。也就是说，从1996年开始，农场主60多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土地拥有100 ％的耕种自主权。他们可以根据世界市场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决定自己种植什么和种多少，完全由他们自己承担市场风险。根据1990法的规定，如果参加政府计划的农场主用签约的基本面积的15％来种植其他作物或停耕，就要削减他们取得的政府补贴。但是根据新的法律，签订“生产灵活性合同”的农场主可以用100 ％的合同面积和其他土地来种植任何作物（水果和蔬菜另受限制）而不减少补贴。允许农场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无限制地放牧、收割和种植苜蓿草而不受处罚。除非当地在历史上有复式耕作制度的传统，而这个农场在历史上种植水果和蔬菜，或者这个生产者在合同面积上有种植水果和蔬菜的历史，否则不允许在合同面积上种植水果和蔬菜。第四，新法律保留基本的无追索权贷款，但方法上有所修正。无追索权贷款允许农场主储存农产品，以待较高的出售价格。但是他们必须保证以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作为从政府那里取得贷款的抵押。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小麦和玉米的贷款率继续沿用以前的方法，即等于该产品前5年价格的奥林匹克平均数（去掉最高和最低价格的两年）的85％。 如同以前法律规定的那样，可以视小麦和玉米的库存－消费率情况降低不超过10％的贷款率。但是小麦和玉米的最高贷款率不超过1995年确定的水平。高粱、大麦、燕麦的贷款率则可以根据它们相当于玉米的饲料价值予以确定。油料作物的贷款率为前5年奥林匹克平均价格的85％。 大豆的贷款率限制在每普式耳4.92―5.26美元之间；高地棉的贷款率为每磅0.50―0.5192美元，大米的贷款率被冻结在1995年的水平上，即每普式耳6.50美元，等等。原来立法规定的有关饲料谷物、小麦、大米、高地棉和油料作物的销售贷款的条款依然保留。第五，新农业法取消了农场主拥有的储备计划。这是1977年谷物和农业法设立的一种储备计划。它的目的是允许农场主把农产品暂时储备起来，以待适当的价格出售，农场主以储备的农产品作为抵押，从政府那里取得为期9个月的贷款和一部分农产品保管费。第六，农场主从政府那里取得的贷款利率， 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1个百分点。以往， 农场主从政府那里取得的贷款的利率等于农产品信贷公司从美国财政部取得贷款的利率， 而现在则要在这个基础上增加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新法律在其他各章中还对许多问题做了新的规定，或对原有的立法做了许多修改，但是所有这些补充和修改基本上都没有突破原有的框架。三按照常规，新法律应该在1995年内讨论通过。但是因为参众两院关于新立法的意见分歧，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达成一致，只是在1995年11月16日双方达成了一个基本协议。而法律正式文本一直到1996年3月28 日才在两院获得通过。因此，这个法律也就成了《1996年农业法》了。美国上下对于农业的分歧意见，历来有之。早在本世纪20年代，当美国农业出现第二次危机以后，就有一批人提出立法提案，要求政府支持农业和农场主。这个问题在议会中讨论了5年（1924―1928年），国会曾经两度通过决议，但最后都被当时的柯立芝总统否决。虽然1933年由于特殊的情况，在罗斯福总统的努力下，通过了《1933年农业调整法》，但是由于民主、共和两党以至它们的每一个议员都代表了不同阶层的利益，因此国会对于这个法律的分歧意见从来也没有消除过，甚至于1936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以“违宪”的罪名废止了这个法律。那么， 为什么以往长期形成并不断完善的政策，这次一下子被否决了？第一，农产品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为美国政府背上了不堪承受的包袱。根据《1933年农业调整法》的设想，实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并不需要政府另外的开支。因为它所需要的费用是从农产品加工商和销售商从农场主那里购买农产品时交纳的“加工税”来支付的。但是实际上，实行价格支持政策所需要的费用远远超过了所能收到的“加工税”，而且开支越来越大，成为美国政府肩上的一个沉重包袱。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45年，美国政府给予农场主的价格支持补贴还只有7.4亿美元，而到了1983年就达到了93亿美元，以后更是迅速地增长。最高的1987年竟达到了167.5亿美元，1993年为134亿美元，以后逐年减少，1994年为79亿美元，1995年估计为62亿美元。自1986―1995年10年期间，美国政府用于给农场主的直接补贴总额高达1081亿美元，平均每年108.1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农场现金总收入的6.3％〔2〕。 随着美国政府财政困难的日益加剧，国会和总统关于预算案的争论越演越烈的情况下，国内反对农业价格支持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首先，美国的纳税人普遍反对农业补贴。广大的纳税人认为，政府为农场主支付如此巨大的费用，实际上是用大家的钱来补贴占美国劳动力总数大约2％的农场主，这是一种不公平。因此， 许多人主张取消农业部，停止农业补贴。其次，由于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州和城市的力量进一步壮大，因此在国会中代表农业和农村利益的代表不断缩小，支持有利于农业和农村利益的力量也有缩小的趋势。迫于国会的压力，美国政府也不得不从原来的立场上退缩。早在里根总统上台后的第一个预算咨文中就提出，农场主应该从私人经济方面取得资金，主张改革农业政策。但是，作为总统，他要面对陷入困境的农业和广大农场主，为整个国家经济考虑，不可能一下子做出决断，放弃农业的价格支持政策。最后，政府的农业政策也遭到了大农场主的反对。美国农业以家庭农场为主，因此大多数是中小农场，但也有少数规模巨大的农场。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困难境地的多数是中小农场，因此政府补贴大部分为中小农场主所得。根据1994年美国农业部的材料制成的下表，基本上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农场规模 各级农场 政府给每个农场的 占补贴总 占计划产品(美元) 所占的(％) 直接补贴(美元) 数的％ 销售额的％全部农场 100.0 9306 100.0 100.050万以上 2.33 36244 13.37 22.2625-50万 3.59 19407 14.59 24.1410-25万 10.85 12479 27.13 33.955-10万 10.37 8750 16.52 12.321-5万 24.46 7046 20.62 6.621万以下 48.40 2877 7.57 1.42资料来源：〔美〕农业部《农业收入及财务：现状和展望报告》ERS/AIS―59，1995年12月，第21页。由于大农场财力雄厚，因此大多数并不参加政府的“农产品计划”，他们可以自由地种植作物，依靠大规模和高效益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所以，他们反对政府给中小农场主提供补贴，为自己制造一些竞争者。因此他们往往雇佣一些“院外运动员”从事游说活动，在国会内部反对美国政府的农业政策。此外，美国人最怕受政府的管制和约束，愿意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耕种土地。因此许多农场主，其中也包括一些取得政府补贴的农场主本能地反对政府的“农产品计划”。第二，政府补贴降低了美国农业的竞争力。市场经济的一个优点在于，它存在着竞争，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可以不断地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这种农业补贴的特点恰恰是要帮助那些在竞争中应该淘汰的、经济效益不好的中小农场主，使那些应该淘汰的农场得以生存，从而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其结果降低了美国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也就限制了美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美国的农业经济学家早就说过，美国农业的出路在于通过竞争，淘汰效益低下的中小农场，而“当今农业政策的目的是要把农场主破产的速度限制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限度之内”〔3〕。第三，也许是决定在当前取消农业补贴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最近以来世界经济地区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战后以来，随着西欧以及其他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普遍地对本国的农产品出口采用政府补贴的方法，使美国的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受到了挑战；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国家（如日本）严格地封闭自己的国内市场，禁止美国农产品的进入。为了打破各国的关税的和非关税壁垒，美国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提倡自由贸易。为此，它曾在1974年宣布停止执行任何出口补贴计划，希望能换取其他国家同样的做法。但是，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等西欧国家）不仅没有停止出口补贴，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增加出口补贴，因此从80年代初开始，美国又恢复了出口补贴的做法。近年来，随着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进行，美国以它在国际农产品供应中的重要地位，迫使其他国家放弃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实行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经过了长达数年的艰苦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同意限期实现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贸易自由化。美国坚信，只要全世界都取消各种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美国的农业可以实现一个新的飞跃，使它的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下降，从而可以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占有更大的比重。因此，它在世界许多场合都提出实现贸易自由化的问题。1996年农业法为自己设下了取消政府对于农场主补贴的日程表，许下了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诺言，目的是要争取在国际谈判中取得主动，迫使各国尽早地向美国开放农产品市场。以我看，这才是美国利用这个农业法通过的机会，取消政府补贴的真正原因。四正由于《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与改革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历时60余年的农业政策，因此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它的通过必将对美国农业和农场主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首先，新法律的通过，在政府内部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当该法分别在国会两院通过以后，克林顿总统于3月22 日发表声明说：“我虽然欣赏法律的某些方面，但是我对它有许多极大的保留……但是由于时间越来越迟了，当这个法律送到我这里时，我将很不情愿地签署它。”他还说：“我特别不满意这个法律没有为农场主提供安全保障，而这是这个法律应该做的。法律不管农场主是否从市场上得到适当的收入，一律给予固定的补贴，而当由于受到自然灾害或其他情况，收入急剧减少的时候，却不去保护农场主。”因此，他“承诺在未来的一年内，将和国会一起为加强农场的安全保障而努力，我计划为此目的提出新的法律建议。”〔4〕他在法律的最后文本上签字的时候， 再一次重申了自己对于法律的不满和保留。美国农业部长克里格曼在3月21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相信国会最后通过的农业法有许多问题。我始终关心在萧条时期保护农场主和美国农村的安全网的解决。我仍然对于不管市场情况给生产者大量补贴的做法有保留意见。”〔5〕在他的看法的影响下， 美国农业部的官员也都对这个法律抱有很大的保留。他们担心，由于法律取消了对广大中小农场主的保护，经营农业的风险加大。虽然大农场主可能因此而具有更大的发展余地，而广大的中小农场主由于生存能力差，因此很难生存和发展。他们一再表示希望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制定克林顿总统提到的保护农场主的安全保障法案。其次，这个法律的通过，对美国农场主将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对于大农场主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因为他们可以、也有能力完全根据世界市场的需要来耕种自己的土地。一位美国小麦协会的工作人员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农场主，他对这个农业法的通过兴高采烈。因为他现在可以完全不受政府计划的影响，而根据市场对于小麦等谷物的需求状况来种植自己的土地。他甚至还可以根据农产品期货市场的行情来种植庄稼，因为农产品期货的交割期可以长达18个月。由于他们的财力大，文化程度高，甚至懂得从事期货交易等知识，这个法律给了他们以极大的机会，他们可以因此而更加富裕起来。但另一方面，广大的中小农场主，由于自己势单力薄而难以应付困难的局面。例如，在现代条件下，农业的生产费用越来越大，过去由于有政府的停耕补贴及差额补贴，所以农场主只要参加政府的停耕计划，就可以从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那里取得相当多的贷款，并将其用于生产。而今后，农场主必须从市场上取得贷款，即使是从政府的农产品信贷公司那里取得贷款，利率也比以前的提高了。不过，对于这些生产者来说，更具有危险性的是，由于政府取消了对于农产品的最低保证价格，农业收入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由于价值规律的影响，在作物收成的时候，农产品的供应量大，价格必然下跌。以往在政府的计划保护下，农场主可以把农产品储存起来，待价而沽，争取好的销售价格，即使价格上不去，也仍然可以得到政府的最低保护价格（目标价格）。但是现在由于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农场主很可能为偿还贷款只好在低价的情况下出售产品。在这种压力下，生命力比较弱的农场主就可能难以维持下去。因此，可以预料，美国的中小农场主将加速破产。当然，这个法律对于规模极小的农场来说，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他们即使在以前的情况下，由于他们的土地十分有限，不能以停耕土地来换取政府的补贴，因此他们本来就得不到什么好处。这种农场多数是一些所谓的“休闲农场”。农场主主要不是依靠农业收入来维持生活，他们只把农场作为休闲的地方，因此也不在乎农业法是否对他们提供保护。第三，新农业法的通过，对于美国农业今后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新农业法的执行，将把美国的农业生产者彻底地推向世界市场，从而造成了美国农场主与世界各国农民的竞争局面。在这种竞争面前，优则胜、劣则汰，美国农业将经历一个中小农场大规模破产的过程，从而使美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为了战胜其他国家的农业生产者，美国农场主必然掀起大规模更新设备和采用最新科学技术的热潮，从而促使农业的生产效率空前提高。美国是一个具有巨大科学技术潜力的国家，包括生物技术在农业中已有许多发明和创造，但是由于过去成本过高而得不到应用，而今后由于市场需要而必将变得比较合算了，从而就有可能得到广泛的应用。新的一次农业技术革命即将降临美国，它的农业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第四，新农业法的通过，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一种挑战。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它的农产品在世界上具有极大的竞争力。由于国内巨大的生产潜力，美国农业的生产成本将进一步下降。因此，它可以更低的价格向外出口它的农产品，从而压迫其他农产品生产国和进口国提高生产技术和降低生产成本，结果会使世界农业出现一个飞速发展的局面。但是，另一方面，在这种压力下，有的国家的农业就可能面临困境。对于我国农业来说，它更是一种挑战。目前，我国的许多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或接近世界市场价格，将来我们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外开放了我们的国内市场，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廉价农产品就可能像潮水一样地涌进来，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我们的农业必将受到极大的冲击。为此，我们也应该加快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农业的发展。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责任编辑 范新宇）＊注释：〔1 〕〔美〕农业部《农业展望增刊： 1996 年农业法条款简介》1996年4月。〔2〕〔美〕农业部《农业展望》1996年4月，第49页。〔3〕〔美〕《华盛顿邮报》1983年1月10日。〔4〕〔美〕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散发的《总统声明》，1996年3月22日。〔5 〕〔美〕农业部长丹・克里格曼关于农业法案《声明》的新闻稿，1996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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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AEROSPACE SHANGHAI2001 Vol.18 No.2 P.73世界各国的气象卫星迄今为止，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欧空局、中国、印度等国家和组织共发射了100多颗气象卫星。世界上第一颗气象卫星是美国的“泰罗斯”号。1960～1965年间共发射了10颗。该卫星系列云图分辨率不高，属试验型卫星。美国研制的第一代业务应用极轨气象卫星“艾萨号”，于 1966～1969年共发射了9颗。1980年起开始研制和发射第二代“诺阿”(NOAA)极轨气象卫星，至今已发展到第三代“泰罗斯N-诺阿”系列卫星。美国极轨气象卫星“诺阿”用两颗卫星组网，其中一颗上午发射，另一颗下午发射，这两颗卫星组网可以实现每6小时对全球观测一次。苏联/俄罗斯的极轨气象卫星“流星号”发射了三代共64颗。新一代“流星号-3M”带有一个侧视雷达。中国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FY-1），于1998年和1990年各发射了1颗，这两颗是试验卫星。我国由此成为继美、苏/俄之后第三个拥有极轨气象卫星的国家。1999 年5月10日，又成功发射了“风云”系列的第三颗卫星即FY-1C，该星至今已稳定运行近两年（设计寿命为两年），是我国第一颗业务应用卫星。(杨之浩)出版日期：200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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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学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9年 第1期 No.1 1999基于广义模糊熵的液体火箭发动机故障检测研究*谢涛 张育林摘 要 定义了系统状态的广义模糊熵及其计算公式,即当前时刻滑动数据窗口上聚类结果的广义模糊度,给出了滑动数据窗口中采样数据矢量方向分布中心的离散度定义及其与广义模糊熵之间的负指数关系,并基于该离散度概念对自适应窗口滤波器进行了改进,提高了滤波器对噪声的敏感度,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基于自适应窗口滤波器的故障检测算法对强干扰噪声的鲁棒性。本文基于受强噪声干扰的实际试车数据,采用模糊Kohonen聚类网络(FKCN)作为滑动数据窗口上的聚类算法,进行了数值仿真比较实验。仿真结果表明,基于广义模糊熵的故障检测算法具有对干扰噪声的强鲁棒性,是低信噪比环境下的一种有效的故障检测算法。主题词 液体火箭发动机 故障检测 聚类分析 滑动数据窗 广义模糊熵 数据分布中心离散度GENERAL FUZZY ENTROPY BASED-FAULT DETECTIONAND ITS APPLICATION IN LIQUID ROCKET ENGINETao Xie Yu Linzhang(Department of Aerospace Technology,National Univ of 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410073)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finition of general fuzzy entropy for multivariate data distribution,based on this definition,a measure of the distribution center divergence of the multivariate data within a sliding window is also given in this paper for the first time.The divergence definition provides an objective measure of the geometrical distribution divergence for the data vectors in a data window,it can be used as an ideal and objective criterion whether there exist heavily noised data in the current sliding window for the adaptive windowing filter,which wa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fault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before.Thus the noises discrimination ability is much improved,compared with the crisp and hard criterion previously used.This greatly improves the robustness of the fault detection algorithm to the heavy noises and sensitivity to subtle fault transients.In addition,the practical testing data with heavy noises was used to verify its efficiency and objectivity in fault detection and noises discrimination.Key words Liquid rocket engine Fault detection Clustering analysis Sliding data window General fuzzy entropy Divergence of data distribution centers1 引言对诸如液体火箭发动机等复杂系统的故障监测,可以基于功能主义的“黑箱”理论,应用聚类、模式识别等方法,从表征系统行为的输入输出测量信号中提取系统的正常与故障特征信息,作为诊断系统的知识依据［1,2］。文［3,4］介绍了一种适用于离线或在线系统故障检测与诊断算法框架,并基于实际试车数据用GA-HCM混合聚类算法、FKCN、FCM及HCM硬聚类算法进行了故障检测的性能比较分析。该算法框架的内核是“自适应窗口滤波器”,故障检测的准确率取决于“自适应窗口滤波器”对噪声的敏感度,而“自适应窗口滤波器”对噪声的敏感度直接依赖于对滑动数据窗口中采样数据矢量方向分布的离散度定义的客观性。为了改进文［3,4］中硬边界的噪声识别方法,提高该故障检测算法对强噪声环境的鲁棒性,本文提出一种对滑动数据窗口中数据矢量几何分布中心离散度的广义模糊熵定义,该离散度定义基于广义信息熵的形式客观地反映滑动数据窗口中数据矢量分布中心的离散度,从而使“自适应窗口滤波器”建立在客观的离散度定义基础上。2 数据矢量方向分布中心离散度的广义模糊熵定义及其计算公式一般地,液体火箭发动机地面试车是一个强噪声环境,监测参数受到相互耦合的强噪声干扰。因此,滑动数据窗口中数据矢量方向分布具有随机性,但总体上呈现不同的分布中心。对实际试车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相互耦合的强噪声在幅值上呈均值不为零的正态分布,而在时序上的随机性服从一阶或二阶Markov链。受这种噪声干扰的采样数据矢量的几何分布会明显地偏离未受噪声干扰的采样数据矢量,并呈正态分布。一般地,滑动数据窗口中受强噪声干扰的数据矢量少于未受干扰的数据矢量。数据矢量几何分布离散程度可以用欧氏距离或矢量方向的离散程度来描述,鉴于监控数据矢量方向在故障检测中的实用性,本文使用数据矢量方向的几何分布离散度。由于稳态工况下系统状态及测量参数的稳定性,未受噪声干扰的数据矢量在高维欧氏空间中呈均匀分布且高度集中,其矢量伸展方向高度一致,因此可以通过对滑动数据窗口上数据矢量进行二分组聚类(对于单向噪声环境)或三分组聚类(对于双向噪声环境)来识别当前数据窗口中受强噪声干扰的数据。文［3］中从统计分析的角度出发,假定滑动数据窗口上样本个数少于或等于10个的较小聚类组中的数据样本为受噪声干扰的异常数据。因为样本个数少于或等于10个的聚类组的中心矢量方向并不一定代表受噪声干扰的样本均值矢量方向,样本个数大于10个的聚类组中并非一定不包含受噪声干扰的样本数据,因此,这是一种硬边介的噪声识别方法,不适用于强噪声环境下的自适应窗口滤波器。同样地,根据连续滑动数据窗口上聚类结果的一致性及其在时间上的持续性的分析结果来判断系统是否已发生故障并区分间歇性故障及永久性故障的方法也是硬边界的,因为故障发生时相邻二滑动数据窗口经过聚类分析而形成的二部分数据矢量个数差异不可能保持绝对一致(如小故障发生时)而只能大体一致。仿真分析表明,正确识别当前数据窗口中是否存在异常数据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定义数据窗口中数据矢量方向分布中心的离散度。对于单向分布的噪声环境,如果滑动数据窗口中不存在受强噪声干扰的数据矢量,则该窗口中的二模糊聚类组中的样本个数应基本相等,且数据矢量的模糊隶属度均接近0.5,即每一数据矢量对二互补模糊集合的隶属度极其模糊。相反,如果当前滑动数据窗口中存在受强噪声干扰的数据矢量,则该窗口中的二模糊聚类组中样本个数相差显著,且数据矢量的模糊隶属度接近0或1(不属于第一组就属于第二组),即每一数据矢量对二互补模糊集合的隶属性极其清晰。样本对模糊集合的隶属度的模糊性定义为模糊集合的模糊熵［6］,即:对于论域V={v 1,v2,…,vT},模糊集合A(vi)的模糊熵可定义如下:(1)其中ui∈［0,1］,i=1,2,…T;ui=A(vi)为样本vi的隶属度。易知,0≤H(A)≤1。一般情况下,可以定义具有三个以上互补模糊闭集的广义模糊熵,用来度量双向噪声环境下滑动数据窗口中采样数据矢量的几何分布离散度。设:V={v1,v2,…,vT},其中vi为第i个d维采样数据矢量,1≤i≤T;O={c1,c2,…,cC},其中ci为第i个d维模糊聚类中心数据矢量,1≤i≤C;uij∈［0,1］,,1≤i≤C,1≤j≤T;uij为数据矢量vj对聚类中心矢量ci所代表的模糊集合的隶属度;则模糊聚类结果的广义模糊熵可如下计算(为便于计算离散度,去掉分母lnc):(2)其中0*为最优聚类中心矢量组。用Lagrange乘子法容易证明:当uij=u2j=u3j=…=ucj=,1≤j≤T时,也即聚类结果极其模糊时,广义模糊熵F(O*,V)取最大值lnc;相反,当uij={0,1}时,广义模糊熵F(O*,V)取最小值0。因此,聚类结果的广义模糊熵F(O*,V)可用来度量论域中样本分布中心的离散度。滑动数据窗口中数据矢量方向分布中心的离散程度与滑动数据窗口上聚类结果的广义模糊熵F(O*,V)成反比,数据矢量方向分布中心离散程度越大,F(O*,V)就越小。进一步定义滑动数据窗口中数据矢量方向分布中心的离散度为广义模糊熵F(O*,V)的负指数,即:,易知:,根据离散度D(O*,V)值即可确定当前滑动数据窗口中是否存在受强噪声干扰的数据矢量。取做为其判断准则,k1越小,自适应窗口滤波器对噪声的敏感度越高,滤波效果越好。同时,通过k2值可控制基于自适应窗口滤波器的故障检测算法对故障的敏感度,k2越小,算法对故障的敏感度越大。其中,Dfil(O*,V)为滤波门限值,Dfau(O*,V)为故障门限值;0＜k1+k2＜1-;0＜k1＜k2＜1-基于广义模糊熵定义的滑动窗口中数据矢量离散度不仅是对硬边界的软化,更重要的是以基于广义信息熵的形式来客观地描述数据窗中数据矢量分布中心的离散度,使自适应窗口滤波器建立在客观的离散度定义基础上。基于广义模糊熵改进的故障检测算法程序流程如图1所示。图1 基于广义模糊熵的故障检测程序流程图3 高维数据的FKCN(Fuzzy Kohonen Clustering Network)聚类算法FKCN算法在迭代过程中不断地修改其学习因子及待学习的相邻样本数目,使聚类问题逐渐收敛到其全局最优解或局部最优解。实质上,FKCN是FCM聚类算法与KCN聚类算法的有机结合,每一次FKCN迭代过程即是一次相关参数变化了的FCM聚类算法。因此从“自适应性”角度来说,FKCN优于FCM聚类算法,从而聚类结果的全局性及收敛性也优于FCM聚类算法。文［5］在以欧氏距离定义数据样本之间的相似度及隶属度基础上给出了FKCN算法,本文基于样本数据矢量之间相似度的矢量夹角余弦值度量,给出了按数据矢量几何分布方向聚类的FKCN算法。设:V={v 1,v 2,…,v T},其中v i为第i个d维采样数据矢量,1≤i≤TO={c1,c2,…,cC},其中ci为第i个d维模糊聚类中心数据矢量,1≤i≤C;数据矢量样本v i与vj之间的相似度采用矢量夹角的余弦值度量,即:即相应vi与vj的两个单位矢量之间的点积。定义FKCN算法的学习因子为αij,t=(uij,t)mt,其中mt=m=m0-t．Δm,Δm=(m0-1)/tmax,m0＞1为常数;t为迭代次数,tmax为迭代次数极限;uij,t按模糊中心聚类(FCM)算法中计算模糊隶属度的公式计算,即FKCN1:设定聚类类数C及迭代终止条件ε＞0(如0.001);FKCN2:初始化O0={c1,0,c2,0,…cc,0}∈Rd×C,取常数m0=12.0,迭代次数极限tmax=50;FKCN3:分别取t=0,1,2,3,…,tmax-1;a. 计算αij,t=(uij,t)mt,1≤i≤C,1≤j≤T;b. 用如下学习公式更新所有(C个)聚类中心矢量{ci,t}可以证明该式等价于:c. 计算Et=cos(ci,t,ci,t-1),或:Rt=J(Wt,Ot)-J(Wt-1,Ot-1)=(uij,t)mt.cos(vj,ci,t)-(uij,t-1)mt-1cos(vj,ci,t-1),Wt={uij,t;}d. 如果Et≥C-ε或Rt≤ε,则终止迭代学习;否则t←t+1,继续迭代学习过程。虽然一次FKCN迭代学习过程只是一次FCM评估过程,但每一次FKCN迭代学习过程中有关参数如mt及αij,t等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用于故障检测时取C=2或3,初值c1,0,c2,0,c3,0取当前滑动数据窗口中的首尾数据矢量及中间数据矢量。4 数值仿真结果及分析选取8个参数进行故障检测的数值仿真试验,其中包括受强噪声干扰最大的氢泵壳温度(T2)。氢泵壳温度受到的强噪声干扰在幅值上有时高达氢泵壳温度的3至4倍,而且是双向分布的叠加噪声。整个地面试验过程持续380.00秒,发动机起动段(start-up)持续2.70秒左右即进入稳定的主级段运行。为验证改进的故障检测算法性能,对25.00秒到25.82秒间的采样数据进行了某种定向的微小修改,如让8个参数测量值中某些参数持续减小,而让某些参数测量值持续增大,以模拟某些典型故障的过渡过程,部分参数的变化如图2所示。图2：受强过程噪声干扰的部分参数的传感器输出采用FKCN算法进行二分组和三分组聚类仿真结果表明:基于广义模糊熵离散度定义的二分组或三分组聚类分析都能准确地检测出故障,并对受噪声干扰的参数具有强鲁棒性;而基于硬边界噪声识别方法的故障检测算法有可能产生误报警(由强噪声干扰所引起)或漏报警(系统故障被强噪声所淹灭)。图3说明基于硬边界噪声识别方法并用FKCN进行模糊二分组聚类时,基于广义模糊熵的离散度随采样时刻的变化趋势,容易看出当故障检测算法处理到21.10秒时产生故障误报警(由强噪声干扰所引起),虽然也能检测出25.00秒后人为所设置的轻度故障。图3：采用硬边界的噪声识别方法时，基于模糊 熵的数据分布中心离散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图4(a)、图5(a)分别说明基于广义模糊熵的离散度定义并用FKCN进行模糊二分组、三分组聚类时的滤波结果。与基于二分组的自适应窗口滤波器比较,基于三分组聚类分析的自适应窗口滤波器对双向分布噪声的敏感度稍高。图4(b)与图5(b)分别说明基于广义模糊熵离散度定义并用FKCN进行模糊二分组和三分组来检测故障时,滑动数据窗口中数据矢量离散度随采样时刻的变化趋势。容易看出,当故障检测算法处理到试车数据中25.00秒时刻后,滑动窗口中数据矢量的离散度值持续超过(1/C+k1+k2)值,直到人为设置的故障过渡过程结束。故障检测算法即根据离散度超过(1/C+k1+k2)的持续次数,判断发动机系统是否发生故障,并区分间歇性故障与永久性故障。图4（a）：基于模糊熵的自适应窗口滤波器的滤波器的滤波输出，聚类分析采用模糊分组FKCN算法图4（b）：聚类分析采用模糊二分组FKCN算法时， 基于模糊熵的离散度随时间的变关系图5（a）：基于模糊熵的离散度定义的自适应窗口滤波器的滤波输出，聚类分析采用模糊三分组FKCN算法图５（b）：聚类分析采用三分组FKCN算法时，基于 模糊熵的离散度随时间的变化关系5 结论聚类结果的广义模糊熵客观地反映了数据矢量分布中心的离散程度。用实际试车数据进行故障检测的仿真结果表明,数据矢量方向分布中心离散度的广义模糊熵定义可以成功地用于自适应窗口滤波器,提高了滤波器对噪声的识别能力,增强了基于自适应窗口滤波器的故障检测算法对强噪声的鲁棒性,提高了算法对故障的敏感度。此外,基于FKCN算法的模糊二分组和三分组故障检测结果还表明,模糊三分组聚类算法在对受双向分布噪声干扰的数据的滤波效果及对故障的检测结果上仅稍优于模糊二分组聚类算法,因此,模糊二分组的聚类分析不仅适用于单向叠加随机噪声的试车环境,而且也适用于双向叠加随机噪声的试车环境。如果已知所有监控参数所受随机噪声的统计分布规律,就可以基于Shannon统计信息熵来度量当前时刻采样数据矢量方向偏离系统正常工况的程度,即可实时判断系统是否发生故障及故障的大小程度。随机干扰噪声在幅值上的统计分布可以根据现有试车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得到,因此,基于Shannon统计信息熵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实时故障检测算法可以进行工程应用开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669785002作者单位：谢涛 张育林 （国防科学技术学航天技术系.长沙.410073）参考文献[1]Nemeth E,Norman A M.Development of a Health Monitoring Algorithm.AIAA 90-1991,July 16～18,1990/Orlando,FL[2]Tulpule S,Galinaitis W S.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for the SSME-Fault Detection Algorithms.AIAA 90-1988,July 16～18,1990/Orlando,FL[3]谢涛,张育林.基于滑动数据窗聚类结果分析的复杂动力系统故障检测与诊断算法框架及其应用.第二界全球华人智能大会(CWCICIA’97,西安)[4]谢涛,张育林.GA-HCM混合聚类算法及其在液体火箭发动机故障检测中的应用.推进技术,1997,18(1):35-42[5]Eric Chen-Kuo Tsoa,Bezdek J C,Nikhil R Pal.Fuzzy Kohonen Clustering Networks.Pattern Recognition,1994,27(5):757-764[6]De Luca A and Termini S.A Definition of Nonprobabilistic Entropy in the Setting of Fuzzy Sets.Infor.Contr.,20(1972),201-312收稿日期：1996年10月13日,修改日期：1998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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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882 【原文出处】新疆财经 【原刊地名】乌鲁木齐 【原刊期号】199701 【原刊页号】26-30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704 【 标 题 】减负倒挂：中国农业经济政策的制度化反思 【 作 者 】史宝平 【作者简介】史宝平 陕西财经学院 【 正 文 】 近几年，国家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连连出台，特别是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减负的力度不断加大，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一定制度性的投入则会出现相应的内在的可持续性的产出［（１）］。然而，现阶段农民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减负政策的力度加大与负担更加严重形成了目前农业改革中的减负倒挂现象。基于此，笔者将通过反弹原因的理论分析，为解决农民负担提供一种思路，寻找一个合理的政策取向。一、减负倒挂实证分析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然而，农民收入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被日益加重的负担所抵消，这是近几年来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减缓的原因之一。沉重的负担已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进程和农民实际生活的改善，并导致农村社会政治不稳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农业生产的直接经营者，合理的农民负担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但是那些不合理的负担不仅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一）减负政策数量的时序分析下表１是我国从１９８５～１９９６年有关减负政策出台情况。时间 个数 比重 政策出台内容１９８５．１０．３１ 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通知１９９０．２ 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知１９９１．１２．７ 农民费用管理通知１９９２．７．２３ ６ ２５％ 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承担费用通知１９９２．１２．２４ 江泽民在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会上讲话１９９２．１２．２９ 李鹏在电话会上关于减负具体意见１９９３．１．１６ 全国减负工作会议１９９３．３．１９ 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知１９９３．５ 农业部经国务院授权对减负的审核１９９３．５．２０ 陈俊生召开减负电话会１９９３．７．２ 颁布《农业法》１９９３．７．２２ 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定１９９３．１０．２２ １８ ７５％ 农村工作会议李鹏强调减负１９９３．１０．２４ 关于制止乱收费１９９３．１１．５ 国务院发布农村经济发展若干政策１９９３．１２．２８ 关于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１９９４．３．２３ 江泽民在农村工作会上强调减负１９９４．６．２３ 关于１９９３年的减负工作检查１９９５．６ 推行农民负担监督卡１９９５．１２．１１ 关于严禁在农副产品中代扣各种款１９９５．１２．２０ 全国布置减负工作１９９６．１．６―８ 农村会议重申约法三章１９９６．３．９ 关于当前减负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表１） 资料来源：《法制日报》１９９６．５．２１由历年来的减负政策出台情况看，从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６年近１１年共有２４个政策出台，其中从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６年４年中共１８个政策出台，占１１年出台政策总数的７５％，平均每年近４．５个政策出台，近几年来出台的政策是前７年的３倍。这充分说明了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６年，４年中国家对减负的力度加大和对农民负担的重视程度增强。但是，由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中国，各种经济的、法律的手段不健全，存在过多的改革成本约束，同时经济的基础性和制度性调整，使得宏观和微观的经济运行不完全按照既定的目标发展，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调整往往发生错位。因此，尽管减负政策力度逐年加大，但农民负担状况又如何呢？（二）负担的现状分析前面只是介绍了负担的大致情况，并未从数量的角度去分析农民负担的内涵因素，下面从一组统计资料出发分析农民负担状况。表２年份 从农村地区征收税额 当年税收总额 所占比重（亿元） （亿元） （％）１９８５ ２１６．０ ２０４０．７９ ９１９９０ ３６６．７３ ２８２１．８６ １３１９９１ ４３４．７ ２９９０．１７ １４．５１９９２ ５９３．４ ３２９６．９１ １８１９９３ ８５１．０６ ４２５５．３０ ２０１９９４ １３３２．７ ５１２６．８８ ２６资料来源：１９９５年《中国统计年鉴》，比重栏由推算得到。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４年１０年中农村税金总额平均增长２２．４％，其中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１年６年间平均增长１６．９％，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４年３年中平均增长４９．９％，这３年的增长速度是前６年的２．９５倍；从所占的比重看，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４年增长了１７个百分点，其中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１年７年比重增长了５．５个百分点，但是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４年３年增长了８个百分点，后３年的增长幅度的是前７年的１．６倍。由以上分析，可见我国农村经济在逐年壮大，同时农民负担也愈加严重，尤其是近年来负担加重的势头更猛。除此之外，工农产品剪刀差的绝对额由１９８５年的９２元增到１９９１年的２１７元，７年中平均每年以１６．９％的速度递增，近３年人均剪刀差更加拉大，据保守估计可达人均４００元。同时乱收费，乱集资等不合理收费也更加严峻，粗略统计平均以１７．５％的速度递增［（２）］。因此，综合前面出台政策数量和负担的现状分析，一方面减负政策力度加大，另一方面农民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这种政策力度加大与负担加重的制度扭曲，就是所谓的减负倒挂现象。二、反弹：原因何在（一）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根本原因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而且能够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及产业结构平衡运行。但是制度变迁中市场体制的非均衡化发展倾向和有关制度性操作的不成熟，使国民收入分配直接影响了经济运行。农民负担直接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有关，与国民收入有着密切关系。国家用于农业的投入，财政收入用于农业支出的比重，以及国家从农村地区征收税收总额，这无疑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到农民的负担，下面从财政支出和农民的纯收入情况来分析农民负担。表３年份 财政收入中用于支农资金比重（％）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１９７８ １３．６ １３３．５７１９８３ １０．３ ３０９．７７１９８５ ８．３ ３９７．６１９９０ ８．９ ６２９．７９１９９２ ６．４ ７８３．９９１９９３ ８．４ ９２１．６２１９９４ ９ １２２０资料来源：１９９５年《中国统计年鉴》比重栏由推算得到。以上数据反映了我国农村经济逐年壮大，农民人均纯收入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３３．５７元增加到１９９４年的１２２０元，但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逐步加强的同时，也出现了国民收入的扭曲，此结果必然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财政收入中用于支农资金的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３．６％降到１９９４年的９％，而且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５年间比重没有显著变化，尽管农业投入的绝对量在逐年增加，但由于人力资本、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农业投入比重却是逐年下降的。另外，通过前面表２所反映出从农村地区征收税收额的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５．３％增至１９９４年的２６％，１７年共增加了２１．３个百分点，特别是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５年增加了１３个百分点。近年来税收的加重，与农业投入的减少，形成了一个反差，况且，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１７年来维持在８％左右，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４年仅增长了４．３％，远远小于农村税金的增长速度。故此，一方面国家在农村地区投入不足，支农资金比重在逐年下降，农民的生产性支出加大，积累和消费收入增长缩小；另一方面农村地区财政负担加大，而且农民负担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作为国家宏观管理部门的各利益主体，国民收入分配是这些主体的调节方式，寻找合理的分配着力点，是经济运行的关键，直接影响到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居民（包括农民）的利益。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扭曲了宏观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关系，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它是农民负担加重的最根本，最原始的原因。（二）“帐外”负担的不合理支付：直接原因国家对农民合同内负担作出了不得超过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５％的硬规定。但对农民合同以外负担项目的标准和总体限额未明确规定。审批机关在审批合同外负担项目时，仅评报机关的预算方案进行审批，难以掌握报批地农民的真实收入情况和真实筹资要求；同时，国家规定对违反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法规的单位和有关责任人由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或有关部门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处理，在基层实践中往往形成执法者为违法者的情形，难以追究法律责任。山东的一个乡，１９９４年人均交统筹费３７．９元，修路费２５元，黄烟罚款１０元（这里并不适合种黄烟），乡驻地硬化１５元等人均达３７２．４元。１９９５年人均交各种款项５３１．５元，其中大多属不合理的“帐外”负担。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而且打着“人民＊＊人民办”的旗号向农民伸手。同时，农民负担监管部门多，操作不便，各级监管部门有职无权而面对的是一个“实权部门”，管理无从下手，“帐外”负担的不合理支付就不难理解了。另外，“帐外”负担也包括一些夸大收入的隐形负担，国家规定合同内负担不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５％，一些地区有意夸大农民人均纯收入，无形地把本来属于农民受益的产品无条件地剥夺了，而且加重了负担。（三）农民在社会经济利益格局中的弱势地位：间接原因建国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工农业的发展比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工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８５年３７年中工业平均年增长１１．２％，农业平均增长３．４％，而１９９４年工农业增长比例达到４．９７∶１，远远超过中国现阶段工农业协调发展所需要的正常比例（大约２∶１），而且工农业发展的差距不断加大，农民在社会经济中的弱势地位日益明显，比较利益逐年下降。工商业者可以通过价格等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在社会经济利益格局中很难形成势力，更缺少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对制度变迁中市场适应度降低。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与国家政策有密切联系，政策取向是影响农民利益格局和地位的主要因素，这样农民就难以对其他利益群体进行制约，以维护自己的利益。长期存在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就是一例，而这也是加重农民负担的因素之一。同时农民在社会经济利益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也使其难以积极影响政府对自己做出倾向性的决策，难以制约诸多强加负担于己的行为。（四）财政的非制度化问题：体制原因非制度化是我国财政现存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地方财政营运具有随意性，是非制度化的直接体现。农民负担与地方财政有密切联系，其运营的随意性在体制的变迁中营造了一些寻租的温床，寻租的结果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同时，财政包干的地方财政制度在创新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不利于宏观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地方财政收入弥补不了财政支出，没有其它的转嫁方式，只能转向农民加重负担。而且政绩考核脱离实际，上级领导片面追求政绩，漠视经济基础薄弱的现实，忽视了妥善处理生产与生活，增收与减负的关系，不断地加深了农民的负担。制度影响人类选择是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通过塑造动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则而实现的。非制度化扭曲了那些合理的交易规则，改动力为阻力。财政政策的非制度化就是未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合理化，这种非制度因素使得受害的利益群体仅指向农民，以致使整个经济活动无效率，财政的制度运作扭曲，考核无力，农民负担加重。三、减负：须综合治理笔者认为，解决农民负担所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基于前面分析减负倒挂的原因，必须综合治理。一方面要依靠政策的引导，另一方面考虑到农民负担是一个历史范畴，要真正地解决它，必须要求农民从自身出发，提高弱势地位，以解决长期以来困绕贫困的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一）宏观经济政策积极输血的方式：减负的有效途径首先要增加农业资金的投入，加大农业生产建设的力度。国家在资金的投放上，财政部门在收入的分配上，应做到分配合理，切实扭转农业资金投入力度不够的现状，力争使财政收入中支农资金的比重保持一定的增长幅度。国民经济的稳步运行需要一个良好的而且有保障的基础产业，农业为工业和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加大农业生产力度，从宏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上为减负取得政策上的引导。其次，严格控制从农村地区征收的税金总额。农业在我国是一个基础薄弱的产业，然而从这个产业中征收的税额每年却以超过１５％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３％的增长速度。寻求在税金总量上和结构上两方面控制。一方面总量上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必须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适应），另一方面，结构上减少一些不合理的税种，使征税明朗化，便于农民监督。同时，对贫困地区一些税种适当给以减免。（二）扭转农民利益格局的积极造血方式；减负的根本出路利益格局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农民的弱势地位与几千年的历史遗留有着密切联系。利益格局的扭转应从创新的角度出发，建立一套更有组织活动效率的运行机制，采取积极造血的方式，主动地挖掘能够创新的方法和措施。首先推行价格体制的改革，切实扭转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工业品价格是牌价、市价相结合的运行机制，而农产品收购价是严格控制在牌价范围之内。在这种双轨价格的运行机制下，必然会出现工业品价格往往高于价值而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使得工农产品剪刀差长期存在。故采取价格体制的积极造血的方式，逐步放开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消除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减轻农民的负担，切实扭转农民在利益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其次，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扭转利益格局的自身因素。创新要从利益主体出发，农民负担加重农民必须主动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懂得国家的经济政策，知道有关农民负担税费的征收办法，了解农民自身的监督职能，强化法制意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抵制一些不合理的负担。只有积极主动的尝试，才可使政府作出对自己倾向性的决策。只有国家、农民同时努力，发挥不同主体主动的造血功能，才能彻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在利益群体中的地位。（三）部门配合，双管齐下的联手供血方式：减负的理想选择农民负担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减负工作涉及面广，尤其是有关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等不合理收费更需要各部门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才可完成。财政、计划、农业等部门要严把文件出台关；财政部门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检查；统计部门严把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农村审计部门要加强乡村财务的审计；农民负担监管部门应会同纪检、检察部门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管工作。另外，在一些收费项目上，对提留费、统筹费各部门协调配合，明确只以提留费和统筹费收取，专门成立收费部门负责征收，收取费用的用途和最终使用情况通过预决策报告张榜向农民公布。这样，既可以解决多个部门向农民伸手问题，又便于农民计算自己究竟交了多少，有没有超过限额。适当的话，可以组织专门的农民负担协调机构，对负担问题综合管理，理顺农民与国家、集体之间的关系，将农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法律化、规范化。真正地使各种统筹、提留合理化，做到利益均衡，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注：（１）《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陈宗胜，三联出版社（２）《现代中国农村财政问题研究》孙潭镇，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２８―２２９页（３）《法制日报》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１日（４）《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５年（５）《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１９９３年【责任编辑】刘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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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619 【原文出处】国际展望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818 【原刊页号】7～9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199811 【 标 题 】决定克林顿政治生命的几股力量 【 作 者 】陈东晓 【 正 文 】 自从8月17 日克林顿总统在电视上公开承认与前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有染，特别是独立检查官斯塔尔向众院司法委员会递交了指控克林顿犯有“作伪证”和“教唆作伪证”的调查报告，并公诸于众以后，原本已是错综复杂的美国政治“天象”更显得波诡云谲。人们都关注并猜测着克林顿的政治生命究竟能否维持，抑或还能维持多久？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对与现阶段克林顿政治生命有密切关系的几组力量逐一作些考察，分析一下这几股力量在左右当前事态发展，乃至决定克林顿政治前途过程中的对局形势和影响变化。国会：谁主沉浮？克林顿的丑闻案从一开始便带有强烈的国内政治和党派斗争的色彩。发展到目前阶段，皆与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们为11月份的国会中期换届选举、乃至2000年的总统大选所做的政治战略考虑密不可分。克林顿本人的政治生涯业已逐渐脱离他个人控制的轨道，无可奈何地成了两党政治格斗的一个筹码。克林顿曾在他连任后的第一年中，通过吸收共和党温和派的主张，扩大了共和党人对他的支持基础。但随着丑闻的公开，这一基础不复存在。共和党人在这场“战役”中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完全从人格、政治可信度等方面击垮克林顿本人，根本削弱其执政能力，使其从一个“跛鸭总统”变成一个“瘫疾总统”；二是使克林顿的负面政治影响直接损害民主党议员在11月份的选举，并将丑闻阴影延续到2000年大选。在这一政治目标推动下，共和党人一方面绝不允许克林顿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尤其要防止克林顿利用民众对斯塔尔的反感情绪，把舆论的厌恶导向斯塔尔、乃至其背后的共和党人的企图。因此，当克林顿的律师们仍坚持克林顿有关与莱温斯基关系的发誓具有“法律上的正确性”时，共和党上下，从参院多数党主席洛特到众院共和党领袖金里奇都予以厉声痛斥。同时，共和党人也不希望克林顿过早出局。因为丑闻案的提前收场会使他们丧失一个敲打对手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还担心万一副总统戈尔临危受命，在剩下的任期里为本人赚足竞选的政治资本，会打乱共和党人2000年的大选计划。无疑，将民主党人的这次“急性政治溃疡”逐步拖成的“慢性炎症”最符合共和党人的利益。因此，共和党人将绳索套上克林顿的脖颈后，一直在寻找最佳时机才慢慢拉紧绳套。第一步是公布斯塔尔长达400多页的调查报告， 试探公众反应；随后共和党人利用在众院司法委员会的多数席位，决定9 月21日再公开克林顿在大陪审团的作证录像，并将在9月28日前决定是否提出弹劾听证的建议。 共和党人的每一次缩紧绳套，都是根据舆论、民意的变化及对手的反击策略而定，目前看来，收效颇大。在共和党人的对面，民主党议员的处境极为尴尬。在丑闻案公开后的最初一个星期里，民主党议员，尤其是那些在11月份的选举中将遭到共和党候选人强力挑战的议员们纷纷出自“本能”地与克林顿拉开距离，像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詹姆斯・莫兰，纽约州的参议员丹尼尔・莫尼汉等都在全国性的电视传媒上露面，发表对克林顿的批评意见。其中对克林顿政治基础影响较大的是参议员李伯曼的“背叛”，他曾是克林顿长期的政治盟友。尽管民主党内的“弃克”风波随后有所缓解，但他们尚不清楚的是：对民主党候选人即将到来的竞选前途乃至团体的利益而言，克林顿的存在或出局究竟孰优孰劣。对民主党人而言，当务之急是竭力阻止共和党人的“拖延战略”。因此，党内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包括参众两院的少数党领袖达斯勒和吉普哈特，一方面告戒共和党人不要“扩大战火”；同时，针对克林顿本人对斯塔尔报告的反击，要求克林顿“住口”，不要在法律字眼上“玩花样”，目的是敦促克林顿早作妥协姿态，使丑闻案速战速决。民主党人的此举又使克林顿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他坚持自己在陪审团的誓言具有法律上的正确性，不但会继续遭受共和党人无休止的痛斥，势必延长危机的持续时间，而且来自党内的压力和不满也会与日俱增，于个人及团体政治前途不利；但如果承认发过假誓，则落下了刑事罪名，即便此番躲过弹劾一劫，也难保日后不受斯塔尔一伙的法律纠缠。归根到底：民主党人的被动局面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党内部对是否及时推出一名替代克林顿的政治领袖还没有形成共识。克林顿政治生命长短表面上似乎取决于共和党人的态度主张，但从实质上讲，民主党内部的政治考虑才是问题的关键。民意：孰重孰轻？美国总统的权力基础源于选民的授予，因此，历来总统对解读民意都不敢懈怠。克林顿总统在“顺应舆情”方面尤其兢兢业业，是一位被公认为“受民意测验和当前重要政治活动驱使”的政治领袖。克林顿的两度当选，是民意影响美国政治生活的重要标志；而他当选连任以来民意对其政策高度支持，即便在其“东窗事发”之后，民意对他的执政能力的肯定也从未低于60％，都同其多年来紧密跟踪民意指向有关。在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尤其当处于政治危机和竞选期间，民意对政治领袖的权力基础、政策取向的影响力愈加不容忽视。到目前为止，美国普通百姓对克林顿的评价基本稳定：受丑闻公开的影响，对克林顿个人品行的认可率已从年初的50％左右跌至20％，甚至更低，但对他作为总统的执政能力的肯定却一直保持在60％左右。 9月16日《纽约时报》会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的联合调查显示：民众对其工作能力的支持率仍在66％的高位上。对于后者，一般有两种解释：一是说明公众对克林顿第二任期以来的政绩普遍表示满意；二也流露出美国一般民众对由此可能产生的政局动荡的担心：担心既定的政策可能中断执行，担心股市的振荡、甚至经济形势的逆转对个人生活状况的不利影响。这突出地体现在美国社会中的一些弱势群体对克林顿的支持上，例如黑人、少数民族、妇女仍是目前克林顿的主要拥护者。民意的这种预期，加之对斯塔尔本人的厌恶和逆反心理，在相当程度上抵制了舆论领袖（传媒和政治精英）对克林顿政治基础的进一步动摇。对克林顿而言，当前民意的态度至少是对其坚持下去的一种鼓励和安慰。当然，民意并不是一块坚实的整体，而是一些观点、态度的松散而复杂的结合，它同时具有稳定性和流动性的双重特征。根据《纽约时报》与CBS的调查：近58％的人不同意国会对总统举行弹劾听证的同时，也有57％的人表示克林顿必须受到一定形式的惩戒，大多数人认为克林顿本人的品行是这场政治危机的源头。与事态明了前比较，公众对此事的认识取向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中可以作出以下两个基本判断：首先只要民意对克林顿作为总统的支持率继续持目前的较高水平上，他的政治生命就还有延续的必要基础，即令对共和党的政策施加约束，也会增强民主党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政治信念。如果民意的支持率随事态发生逆转，从而扭转舆论及政治精英的判断，那么克林顿的权力基础就岌岌可危了。其次，民意同时也明白地显示：公众对克林顿生活不检点及在大陪审团前说谎的事实已形成共识，这就限制了克林顿在反击斯塔尔报告指控的政策回旋余地：如果他仍然以“法律上的正确性”为其发假誓作辩解，就极有可能突破民意为他设定的政策限制，导致民意的再次逆反，这是克林顿本人最不愿看到的。因此，随着民意压力的加强，克林顿已到了两难抉择的关键时刻。传媒：何去何从？在整个调查克林顿性丑闻案的过程中，美国的新闻媒体表面上一直扮演着客观反映事态发展的角色，处于独立的“第三者”位置。然而传媒的内在物质和外在环境制约又分明使它与克林顿保持着紧张的对峙关系。由于美国传媒都是私人企业，逐利性很强，克林顿作为战后第二位年轻的总统，又身缠绯闻，很自然地会唤起传媒的猎奇和偷窥心态，对其私生活追踪报道乐此不疲。另一方面，自80年代后美国社会保守势力的复兴与非主流的多元文化的对峙分裂加剧，并影响了传媒的价值取向。以“改良的自由派”面目出入政坛的克林顿一直处于尴尬位置；持保守主义观点的传媒对他抱有深刻的怀疑，而奉行自由主义观点的媒体也对克林顿折衷、多变的政策立场表示不满。可以说美国媒体总体上对克林顿“很不友好”。自丑闻事态明朗化后，美国传媒对克林顿的报道几乎呈一边倒的鄙视和批评。媒体同时也认为斯塔尔报告过于“直露”，有辱斯文，但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大传媒指出斯塔尔之举事出有因，皆为克林顿百般抵赖所致。目前为止：媒体会同民意至少取得两点共识：一是克林顿品行不端；二是他已撒谎。如今传媒之间及其与民意的争论焦点在于：以上行径能否构成对克林顿的弹劾。到目前为止：美国各地至少已有100 家报纸喊出“克林顿下台”呼声，其中包括发行量在25万份以上的9 家地方性大报：包括从东部的《费城问讯报》，到西部的《西雅图时代报》，从北部的《底特律新闻报》，中部的印第安纳州《纪事论坛报》，到南部《阿肯色民主主义者新闻报》，等等。最近，发行量居美国报业前茅的《今日美国》也加入“倒克队伍”。虽然全国性的传媒巨子，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尚没有公开打出“倒克”旗帜，但都点明克林顿已到了“被弹劾的边缘”。就传媒的舆论导向对克林顿政治前途的影响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传媒并不是舆论的全部，对克林顿的政治评价方面，民意目前有明显北离主流媒体导向的迹像；不过随着事态发展，特别是由于克林顿本人的政策态度是否会缩小民意与媒体的认识差距，尚有待观察。但传媒在“引导”民意反对克林顿方面已加快了步伐。第二，不能忽视地方性媒体对政治精英，尤其是国会两党议员的制约和影响。正值美国政治敏感期的中期换届选举时期，国会政治的“地方性”特征也最显著，议员们在忙于解读本选区民意时，无疑会更加关注当地媒体的舆论导向和政策取向，更留心倾听这些“小水坑里的传播界巨蛙”的声音。对克林顿总统来说，那些地方报纸要求其“下课”的呼声，有时真比那些正在观望的全国性大报的威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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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舸、樊迪分获全国体操赛男女全能冠军新华社成都５月１７日电（记者王文俊）１９９０年全国体操锦标赛今天进行了男、女全能决赛。四川选手李舸、上海选手樊迪分别以５７・６５分和３９・１２５分夺得男、女全能冠军。广西的侬强、八一队的金卫国分别以５７・２５和５６・８分获男子个人全能第二、三名，广东的李莉、山东的张霞分别以３９分和３８・７分获女子个人全能第二、三名。今天的女子全能决赛，虽然杨波、陈翠婷等名将因故未出场参赛，但女子全能比赛争夺仍异常激烈，高难度动作层出不穷，一些十三四岁的小将勇敢地向名手挑战。而男子比赛则相对显得平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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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5期 No.5 Vol.18 1998科技期刊在污染较少的湖泊中也发现短吻鳄变形大约5年前，研究人员曾发现佛罗里达州Apopka湖中短吻鳄的性变形与10年前的一次严重的农药泄漏事故和湖边的大量商业开发相联系，但目前在污染较少的其他佛罗里达州湖泊短吻鳄也发现有类似的变形。据佛罗里达大学研究人员称，测试佛罗里达州最大的Okeechobee湖中的短吻鳄的结果表明，有和Apopka湖短吻鳄相同的激素和躯体上的问题，此外还有Apopka短吻鳄所没有的不正常甲状腺水平。新的研究提出了环境毒物对调节生长的甲状腺的影响问题。佛罗里达大学动物学教授Lou Guillette同是两项研究的负责人，他说：“现在Okeechobee湖引起我们的关注是因为我们不再只谈论附近有化学废弃物场所的湖泊，也不再只谈论发生了重大农药泄漏事故的湖泊。Okeechobee湖是一个大水体。”江 英 摘自《Water Environment ＆ Technology》,May,16(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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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1期 Vol.19 No.1 1999二氧化钛悬浆体系太阳光催化降解甲基橙研究*王怡中 符 雁 汤鸿霄摘要 利用太阳光作为光源，采用二氧化钛悬浆体系，考察了甲基橙溶液光催化降解反应中影响反应速度的相关因素.实验结果表明，太阳光强度、二氧化钛的投加量、反应器的A/V值、溶液的初始浓度是影响反应速率的重要因素.在平均照度为92600 lx的晴天，初始浓度为20 mg/L的甲基橙溶液，初始pH为3.88，反应器A/V值为36 m-1时，光照2 h后色度去除率达90%以上，4 h后TOC去除率接近70%.实验结果证明了非聚焦开放式反应器构型和二氧化钛悬浆体系能很好地利用太阳能、有效地完成对甲基橙的脱色和有机碳的去除.各因素与甲基橙脱色速率的关系将作为进一步设计反应器的重要参数.关键词 光催化氧化；甲基橙脱色；浅池构型反应器；二氧化钛.Solar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of methyl orange with TiO2 suspensionWANG Yizhong, FU Yan, TANG HongxiaoResearch Centre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quatic 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5Abstract The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methyl orange in solar irradiating with TiO2 suspension was investigated.The effects of methyl orange initial concentration,solution pH,catalyst quantity,irradiation intensity and the ration of reactor's aperture to volume(A/V) on decolorization rate and TOC removal rate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ypical sunny day,when solar irradiation average intensity was 91600lx,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methyl orange was 20 mg/L,initial pH was 3.88,A/V is 36 m-1,after 2 h irradiation the decolorization ration was 90% and after 4 h TOC removal achieved 70%.Keywords solar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methyl orange,TiO2.1 前言水中难降解有机物的治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随着全球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水质标准愈来愈严格，对新型高效水处理系统的需求也愈来愈迫切.多相光催化氧化已成为引起国内外重视的污染治理新技术［1―5］.然而由于使用电光源而造成运转费用的昂贵，限制了光催化氧化技术在我国的推广使用.太阳能的利用拓宽了光催化氧化技术的应用前景，以太阳光为主要光源可以大幅度降低设备及水处理工艺的运转费用.无论从环境保护还是从经济的角度，开拓太阳能作为水处理技术的能源都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我国幅员辽阔，尤其北方地区日照时间长，可以充分利用太阳能.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聚焦式太阳能处理系统尽管能够将太阳光强度提高20―50倍，加快了反应速度，然而昂贵的设备造价将使该项研究在水处理技术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况且太阳光谱中尤其近紫外区，约占50%的散射光将不能被聚焦充分利用［7］，而且据文献报道，半导体光催化反应中弱光效应十分显著.相比之下，非聚焦太阳光反应器即可以利用太阳光的直射组分，也可以利用散射组分，且由于水蒸气不吸收紫外线，所以非聚焦光化学反应器在阴天仍可以运行，比聚焦系统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从降低消耗、提高效率的角度也更符合我们的国情.本文以非聚焦开放式浅池构型的太阳光反应系统为设计背景，以甲基橙为染料废水的模型化合物［8］，利用不同体积及不同开口表面的玻璃器皿，通过对甲基橙溶液脱色速率变化，考察不同条件下太阳光催化降解过程中影响反应速度的因素，为设计研制反应器以及进一步放大实验提供重要的依据.2 实验方法2.1 光催化氧化反应配制一定浓度的甲基橙(指示剂，北京化工厂)溶液，置于玻璃烧杯中，加入一定量的二氧化钛粉末(化学纯，北京化工厂)，以锐钛矿结构为主，BET法测定比表面积为9 m2/g)，避光电磁搅拌5 min.至混合均匀后，置于阳光下照射，持续电磁搅拌，间隔一定时间取样10 mL，经离心分离和0.45 μm微孔膜过滤后，进行分析测定.2.2 分析方法反应中甲基橙溶液的吸光度采用分光光度计DU-650(Beckman)测定，首先对样品在紫外和可见区进行全程扫描，然后在可见区最大波长下测定样品的吸光度，根据(样品吸光度A/初始吸光度A0)×100%，求得剩余色度.反应中甲基橙溶液的光催化降解速率，根据反应物浓度与反应速率的一级动力学关系式ln(C0/C)=kt,k是表观反应速率常数，采用回归分析求得.由于在实验所选用的浓度范围内，甲基橙溶液的吸光度与浓度成正比［9］，速率方程中可以用吸光值代替浓度.反应过程中碳含量变化，通过总有机碳测定仪TOC-500(Shimadzu)测定总碳(TC)、无机碳(IC)浓度变化，用两者之差，求出总有机碳TOC.根据(样品总有机碳TOC/初始总有机碳TOC0)×100%，求得总有机碳剩余率.反应中溶液的初始pH由0.5 mol/L的HNO3和0.5 mol/L的NaOH调整，反应前后的pH变化由pHS-3C型精密pH计(上海雷磁仪器厂)测定.反应过程中光照强度由ST-85型自动量程照度仪(北京师范大学光学仪器厂)测定间隔一定时间的太阳光照度，根据反应时间计算出平均值为反应过程的平均光照强度.本文中的实验时间为北京地区1996年5月至6月上午9点至下午3点.图1 甲基橙溶液不同时间紫外-可见光谱扫描图Fig.1 UV-VIS spectro of methyl orange during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3 实验结果3.1 光照和TiO2催化剂对甲基橙溶液降解脱色的作用图1结果为浓度20 mg/L的甲基橙溶液，在pH=6.86，TiO2投加量为2 g/L，平均光照强度为92600 lx的条件下，照射4 h过程中紫外-可见光谱扫描图.从图中可见，随光照时间增加，甲基橙溶液在可见与紫外部分的两个主要吸收峰值均有明显下降，说明甲基橙分子在光催化过程中被逐渐降解；光照4 h左右，可见区和紫外区吸收峰值均接近于0，溶液色度去除率为98%，说明此时甲基橙光催化降解已接近完全脱色.为排除甲基橙直接光解和催化剂吸附的影响，两组空白实验分别为：(1)浓度为20 mg/L的甲基橙溶液，不加催化剂，在相同条件阳光照射下，4 h后甲基橙色度降低2%，说明无催化剂时甲基橙在太阳光照射下很难降解；(2)浓度为20 mg/L的甲基橙溶液，相同pH和催化剂条件，将溶液放置在黑暗处，4 h后甲基橙色度降低0.3%，说明TiO2对甲基橙的吸附量可忽略不计.上述实验结果说明光照、TiO2催化剂是甲基橙光催化降解的必要条件.3.2 TiO2催化剂投加量对甲基橙太阳光催化降解反应的影响图2 甲基橙色度去除随催化剂量的变化情况Fig.2 Effect of TiO2 amount on color removal光催化氧化反应中，催化剂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投加量过低会减少活性物种的生成，投加量过高，会因颗粒对太阳光散射损失光能，适当投加才能得到最佳效果.固定甲基橙溶液浓度为20 mg/L,pH=6.86，改变TiO2投加量，比较对甲基橙脱色反应的影响.实验结果如图2所示，TiO2投加量在0―4 g/L范围内，甲基橙色度去除率随TiO2投加量的升高而升高，大于2 g/L之后降解速率增长趋势缓慢，说明在本实验条件下催化剂投加量2 g/L为最佳值.3.3 甲基橙色度去除率随溶液初始浓度的变化研究溶液初始浓度与去除效率的关系，是为了确定在反应体系中的最佳初始浓度.其它反应条件相同，改变甲基橙溶液的初始浓度，考察甲基橙色度去除效率.表1列出了5组实验中甲基橙脱色速率.可以看出，甲基橙溶液初始浓度越高，色度去除率越低.换句话说，初始浓度越高，色度去除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实际应用中，选择适当的溶液初始浓度，应主要从处理工艺的经济角度考虑，因为初始浓度过低，尽管溶液色度去除快，但污染物去除总量低，不能充分发挥该体系的光催化降解能力；初始浓度过高，反应时间太长，不能在白天将实验进行完全.表1 不同初始浓度的甲基橙溶液脱色速率Table 1 Effect of methyl orang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n photocatalytic decolorization rate甲基橙初始浓度，mg/L1020304050脱色速率，min -11×10-26×10-33×10-32.2×10-31.4×10-33.4 溶液初始酸碱度对甲基橙太阳光催化氧化反应速率的影响甲基橙是一种酸碱指示剂，其分子结构和颜色均随溶液pH值的变化而不同，可表示为：改变溶液的pH，可以观察不同结构的甲基橙溶液光降解的难易程度.用0.5 mol/L的HNO3和0.5 mol/L的NaOH调节溶液的pH在2―12范围内.实验结果如图3所示，甲基橙溶液初始pH值对光降解速率影响较大，酸性条件下降解速率最快.随着pH增高，光降解速率呈下降趋势，pH>10以后，降解速率有所回升.由此可见，甲基橙的醌式结构比偶氮结构容易降解.3.5 甲基橙光降解过程中，色度去除率和总有机碳去除率的比较图3 甲基橙溶液初始pH对光解速度的影响Fig.3 Effect of solution pH on photocatalytic oxidation rate图4 甲基橙色度去除和总有机碳去除的变化情况Fig.4 The change of color removal and TOC removal图5 不同光照强度对甲基橙色度去除的影响Fig.5 Effect of solar irradiation intensity on color removal对于许多染料类有机污染物的降解，不仅要考察其色度的去除率，还应考察其总有机碳去除率.我们对同一组实验样品分别测定其色度和TOC随光照时间的变化情况.实验结果如图4所示，甲基橙溶液的TOC去除率滞后于其色度去除率，光照2 h，色度去除率已达90%以上，但TOC的去除率在30%以内.说明溶液色度的下降并不能完全代表其无机化的程度，色度的降低只能说明分子结构中发色基团结构的改变，而有机碳的去除则要经历一系列分子的降解，经过小分子中间产物的氧化而实现.3.6 阳光强度对甲基橙光催化氧化的影响阳光强度是决定光催化氧化反应速率的重要因素.本文分别选择强光照射的晴天和部分阴天进行对比，其平均照度分别为92600 lx和45800 lx，实验结果如图5所示，在其它条件完全一样，晴天时甲基橙光降解速率k为0.0138 min-1，部分阴天时甲基橙光降解速率k为0.0062 min-1.说明阳光强度是控制光催化氧化反应速率的重要因素，光强度越高，反应越快.从实验数据可以大致推测，光强度I与反应速率k成正比，且比例系数接近1.3.7 反应器的A/V值对甲基橙太阳光催化氧化的影响图6 光反应器的A/V值对甲基橙色度去除率的影响Fig.6 Effect of reactor's A/V on color removal光催化反应中单位体积内有效光子数是影响反应速率的直接因素.改变反应器的光照面积与溶液体积的比率(A/V)，观察对甲基橙降解脱色的影响.实验结果如图6所示，A/V值越大，单位体积内所接受的入射光子数越多，甲基橙脱色反应速率也就越快.但A/V值的增大将意味着占地面积的增加，在实际应用中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因此在反应器设计过程中，必须提供最佳的A/V值，保证有足够的光子参与光催化氧化反应.4 小结1.以太阳光为光源的二氧化钛光催化氧化技术对甲基橙溶液的脱色和总有机碳的去除是有效的.非聚焦开放式反应系统可作为进一步应用放大的基本构型.具有工程造价低、能源消耗少、操作简便、适用范围广等优点，在中国广大地区都将有很好的应用前景.2.甲基橙溶液光催化降解过程中色度和总有机碳的去除率与溶液的初始浓度、pH值、催化剂的投加量、光照强度、反应系统的A/V值等因素有关.因为不同的污染物光催化氧化速率与其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设计太阳光催化氧化反应器时，应该首先考察在当地的光照强度及其特定的A/V值条件下，污染物的去除情况.3.在进一步设计放大光催化氧化反应器时，应重视反应体系中各相之间的混合问题，使催化剂、溶液、光子、空气能充分接触，以保证光催化氧化反应的顺利进行.此项研究同时得到中科院资环局九五重点项目(KZ952-S1-231)的部分资助，在此表示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59578015)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参考文献［1］ David F Ollis,Ai-Ekabi H et al(eds).Photocatalytic pur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water and air.Amsterdam:Elsevier,1993［2］ Hoffmann M R et al.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 of semiconductor photocatalysis.Chem Rev,1995,95(1):69―96［3］ Legrini O Oliveros et al.Photochemical processes for water treatment.Chem Rev,1993,93:671―698［4］ 王怡中，胡 春，汤鸿霄.在TiO2催化剂上苯酚光催化氧化反应研究.环境科学学报，1995，15(4)：472［5］ 胡 春，王怡中，汤鸿霄.多相光催化氧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环境科学进展，1995，3(1)：55［6］ Bockelmann D et al.Photocatalytic pur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water and air.Amsterdam:Elsevier,1993［7］ 王晓蓉，环境水化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8］ 王怡中，符 雁.不同类型染料化合物太阳光催化降解研究.太阳能学报，1998，19(2)：117―126［9］ 王怡中，符 雁，汤鸿霄.甲基橙溶液多相光催化降解研究.环境科学，1998，19(1)：1―41997-04-07收到原稿 1998-03-18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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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机与应用MICROCOMPUTER & ITS APPLICATIONS1999年 第18卷 第4期 Vol.18 No.4 1999单片机在灯光自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李树华 郭改枝摘 要：介绍了单片机实现多路灯光自动控制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关键词：单片机 自动控制 可控硅 抗干扰利用单片机丰富的软硬件资源实现对各种广告牌多路灯光自动控制，与传统的电子线路控制器相比，具有可编程、体积小、控制灵活、操作方便、控制时间可变可调等优点。我们为呼市邮政局设计并安装了上述单片机多路灯光自动控制系统。下面就该系统的软、硬件设计作介绍。1 系统结构及工作原理系统整体结构如图1。图1 系统结构8031单片机是该系统的核心部件，其主要功能：（1）灯光控制的软件编程；（2）干扰信号的处理及复位；（3）光强及时间定时的检测及控制。单片机的控制程序通过对光强或时间的检测，自动开启（夜间）或关闭（白天）灯光系统，每1路灯光设备与8031内存控制位相对应，单片机通过P3.0(RXD)和P3.1(TXD)多功能口，利用串行通信方式0实现不同控制代码的输出，从而完成了多路灯光设备各种变化的自动循环显示。2 8031单片机控制系统功能分析2．1 光强或时间定时的检测及控制如图2所示，当8031单片机P1.4的控制开关拨到＋5V时，系统的开启或关闭由光强控制。这时，当光线较强时（白天），光耦二极管电阻变小，三极管Q1导通，P1.7为低电平；当光线暗时（夜间）光耦二极管变大，三极管Q1截止，P1.7为高电平。8031单片机控制程序每隔一定时间（约5ms）采样P1.7端的状态，然后根据其高低电平选择开启或关闭相应的灯光控制代码发送。图2中与光耦二极管并联的可调电位器可以调整三极管Q1的截止导通状态，从而实现对光控的微调。图2 光耦电路当P1.4拨至接地状态时，8031单片机程序进入时间控制子程序，8031单片机把内部定时器0设置成日历时钟计数（其初值可以用按钮设置），当程序查询到表格内的开启或关闭初值（表格的初值可通过按钮及数码管显示来输入或修改）与单片机时钟当前值相同时，则自动发送相应的开启或关闭输出控制代码。2．2 双向可控硅控制电路由于负载一般为大功率器件（电压从几百伏至上千伏，电流从几安培至几十安培），因此，8031单片机工作部分与可控硅触发部分采用MOC3021双向可控硅输出型光电耦合器，图3为1路可控硅触发控制电路。图3 可控硅触发电路可控硅TR的门极触发电流为50mA，触发电压为2V，则最小触发电压为：VT＝R1，IGT＋VGT＋VTM＝300×0.05＋2＋3＝20V对应的最小控制角α为：其中：IGT为可控硅TR的最小触发电流，VGT为可控硅TR的最小触发电压，VTM为MOC3021输出压降(3V)，Vp为交流工作电压的峰值。在使用中发现，当感性负载时，有时会引起可控硅误触发。经分析发现，当感性负载时，由于电压上升率dv/dt较大，在阻断状态下，可控硅的PN结相当于1个电容，当突然受到正向电压、充电电流过门极PN结时，起到了触发电流的作用，造成MOC3021的输出回路可控硅误导通。为此，我们对上述电路进行了修正，如图4所示。在输出回路中加入R2和C1组成RC回路，降低dv/dt。按照MOC3021的技术指标，允许最大的电压上升率dv/dt=10V/s，结温上升时dυ/dt下降，在极端的工作条件下，dv/dt=0.8V/s。图4 修改后的触发电路R2、R1之和与最小触发电压与可控硅门极电流的关系为：C1取0.2μF。同理，在TR输出端加上RC滤波网络，从而使TR输出电压上升率下降。2．3 单片机工作回路的干扰及解决措施由图1可知，光耦电路利用MOC4021将输入弱信号与输出强信号进行隔离，但在实际运行时，单片机系统仍有较强的干扰信号存在，常常出现死机或程序飞跑现象。分析认为，由于输出的大电流及电压均工作在开关状态，输出高次谐波通过电源回路对8031单片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设计了电源滤波电路及硬件复位电路，对电路的干扰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其中，硬件复位电路如图5所示。图5中74LS123为双路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通过外接阻容参数，可产生不同宽度的正负脉冲，其真值表如表1。图5 复位电路表1 74LS123真值表输 入输 出delete A BQ QL X XL HX H XL HX X LL HH L ^H I HL H由表1及图5电路可知：由于1脚A接地，2脚B接8031单片机P1.0，正常运行时，循环程序不断从P1.0发送代码信号，使2脚不断有上升沿出现，因此，13脚保持高电平，则5脚输出低电平，保持8031RESET脚低电平的需要。当程序飞跑或死机时，2脚电位不再变化，使5脚产生一高电平脉冲，促使8031复位，重新启动。3 系统结构特点及应用范围该系统软硬件均采用模块化结构，1块控制板能控制16路输出，输出信号通过8031串行口RXD及TXD端经74LS164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输出，因此，软件输出代码高达上千路信号，硬件控制板根据需要可以任意扩充，只要电源变压功率相应增大即可。该系统可广泛应用于霓红灯，多路塑料管灯及多路色灯的控制。另外，系统具有与微机串行口RS－232的通信接口，必要时可以与微机连接，这样，多路灯光控制参数及时间控制参数在微机上可随时修改，使控制变得更加灵活。作者单位：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电子工程系（010021）参考文献1 余永权.单片机应用系统的功率接口技术.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104～1082 李树华.IBM－PC微机与发光管显示屏的连网通讯.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4）：441～4433 Xicor Inc.New Product and Applications Information for Design engineers．EDN，1994;39(25):159～160收稿日期：199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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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5565 【原文出处】实与虚 【原刊地名】合肥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9-10,22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 作 者 】周道训 【复印期号】199607 【 标 题 】越是改革开放越是要讲政治 【 正 文 】 最近，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重要讲话。这是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重要时期，我们党面临着严峻考验的情况下，党中央又一次向领导干部提出的郑重要求，对于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保证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要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处理问题讲政治，是我们党的鲜明特征。党的地位、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党的全体成员一定要讲理想、讲信念、讲政治。对于执政党来说，只有善于从政治上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才能明确方向，把握全局；也只有善于从政治上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经济和其他方面的问题。讲政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一大优势。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领导同志善于从政治上判断形势，分析问题，作出决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战争年代，全党坚定地贯彻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政治路线，从而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夺取了全国政权。建设时期，讲政治，保持了政令畅通，保证了经济建设胜利进行，使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幻想一次次落空，巩固了人民政权。现在，搞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要讲政治。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上层建筑中最活跃的部分，必然对经济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列宁有一句名言：“问题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护它的统治，因而也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因此，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真正做到讲政治，事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经济，越是要讲政治。这是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在国际上，我们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在国内，我们在前进中面临着各种有待解决的复杂课题及各种腐败现象、腐朽思想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讲政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才能卓有成效地顶住国外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种种压力，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当前强调讲政治，有其深刻的现实针对性。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政治上是过得硬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且广泛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行动指南，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十几年来最辉煌的政治成就。但是，也必须看到，确有一些党员干部，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政治观念淡薄，有极少数人到了是非不分、美丑不辨的地步。有的领导干部不注意认真学习，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有的领导干部以为既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需要讲政治了，甚至把政治与经济对立起来，以至于埋头经济工作，不重视党风和廉政建设，不重视民主法制建设，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结果经济工作也没有搞上去；有的领导干部近几年来由于不讲政治，不注意加强党性锻炼，不注意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严重违法乱纪，腐化堕落；有的领导干部搞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政治纪律淡化，令不行，禁不止；有的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等等。邓小平同志早在十多年前就指出过：“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对于一些同志忽视政治的倾向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如果不及早重视起来并认真加以解决，其后果将是严重的。讲政治具有严格而深刻的内涵当前，在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江泽民同志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是针对当前党内一些干部的现状而言的，是有的放矢的。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江泽民同志的这一精确概括，既完整准确地揭示了“一定要讲政治”的深刻内涵，也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我们必须全面把握，深刻理解。领导干部要讲政治，主要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等等，核心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搞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质，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才能真正显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最重要的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首要的是坚决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方向明确，立场才能坚定。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坚定地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上。只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才能真正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真正代表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做一个有益于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人民的人。讲政治，必须具有鲜明正确的政治观点和严格的政治纪律。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鲜明正确的政治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要具有鲜明正确的政治观点，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在原则问题上做到旗帜鲜明，分清界限，才能真正做到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要做到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就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的重要保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就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增强全局观念，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认真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切实做到中央提倡的就坚决响应，中央决定的就坚决照办，中央禁止的就坚决不干。不仅在关键时刻毫不动摇地执行中央的决策，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不折不扣地遵守中央的规定；不仅在重大问题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且在执行规章制度方面也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样，才能确保政令畅通，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全党工作大局在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得到贯彻落实。讲政治，还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鉴别力和很强的政治敏锐性。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我们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代表人物、不同的思想体系、不同的生活方式不断打交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政治观点、社会思潮和生活方式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队伍。这就要求我们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不懈地提高理论修养，强化政治意识，加强自我改造，坚持在“自重、自爱、自警、自励”中提高政治鉴别力，善于从政治上划清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界限，增强对一切有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病菌抵抗力、免疫力。所谓政治敏锐性，简要地说，就是要见微知著，即某种事物刚刚露头的时候，就能立即抓住萌芽，洞察本质，判明利害，把握发展趋势，并据此确定应该采取的态度和对策。当前，国际上政治风云变幻，我国又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我们领导干部应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善于从政治上去分析各种萌芽状态的现象和问题，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警惕和防止“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更好地为全党工作大局服务。讲政治最重要的是把握大局做好本职工作江泽民同志不久前说：强调讲政治，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重复一些政治口号，搞一些空洞的东西。越是改革开放越要讲政治，决不是重新回到“突出政治”的老路上去。在“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年代，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搞空头政治、政治冲击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占统治地位的年代，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搞空头政治、政治冲击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搞扩大化等，给革命和建设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教训必须永远记取。当前，强调领导干部讲政治，决不是抽象地、简单地重复政治口号，而是要紧密联系实际，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继续顺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生命线，而每项工作又都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容，都与大局有关。当前，领导干部讲政治，最重要的是把握大局做好本职工作。安徽日报作为省委机关报，其地位和作用，就决定了它尤其有很强的政治性，必须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为了做到坚持“政治家办报”，我们必须强化三大意识：一是强化政治意识。就是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在新闻采访、编辑的一系列具体工作中，时刻注意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放在第一位。二是强化大局意识，就是服务大局。这就要求我们新闻工作要审时度势，把握好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在新闻报导的内容与基调上体现大局，在新闻宣传效果上服务大局，唱响主旋律。三是强化阵地意识。就是坚持“守土有责”。新闻工作者要进一步树立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稳定高度负责精神，在采编工作中遵守宣传纪律，严格把关，防止出现偏差和导向错误。同时，要继续搞好新闻改革，正确处理好政治性与艺术性、指导性与可读性的关系，讲究宣传艺术，提高宣传水平，改进宣传方法，切实增强新闻宣传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这样，才能做到新闻宣传工作好戏连台，精品不断，努力提高报纸的整体水平。为了将江泽民同志“讲政治”的要求落到实处，办好报纸，我们还要高标准搞好新闻队伍建设。什么是高标准？就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12个字：“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这12个字包含了政治建设、业务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四个方面，全面体现了新时期、新形势对新闻队伍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关键。为了进一步办好安徽日报，报社党组和编委会已经决定，在巩固去年“质量年”的基础上，确定今年为“管理年”，强化全面管理，着力练好内功，加大新闻改革及配套改革的力度，尤其注意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12字要求，从领导班子做起，严格要求，全面提高新闻队伍的综合素质，并把加强学习作为提高素质的重要途径，把讲究职业道德作为提高素质的基本内容，把严守纪律作为提高素质的必要保证，充分调动报社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使报纸宣传再上新台阶！□（本文作者系安徽日报社副总编、党组中心学习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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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4 1999聚硅氯化铝(PASC)混凝剂的颗粒大小及分子量分布高宝玉 王占生 汤鸿霄摘要：采用共聚与复合两种制备工艺,研制出碱化度(B)为2.0的具有不同Al/Si摩尔比的聚硅氯化铝(简称PASC)混凝剂.一种方法是将NaCl加入到不同Al/Si摩尔比的AlCl3× 6H2O和聚硅酸混合液中;另一种方法是按一定的Al/Si摩尔比将聚硅酸加入到聚合氯化铝液中.应用光子相关光谱(PCS)和超滤膜过滤方法对PASC 及聚合氯化铝(PAC)的颗粒大小及分子量分布进行对比测定.结果表明,在PASC中,由于聚硅酸与铝水解聚合产物间的相互作用,生成了聚集体更大的聚合物,显著提高了聚集体的粒径,这种提高以共聚法最为明显;Al/Si摩尔比影响PASC的聚集度, Al/Si摩尔比越小,PASC的聚集度就越大.关键词：聚硅氯化铝(PASC)混凝剂；颗粒大小和分子量分布；光子相关光谱；超滤膜中图分类号：X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6923(1999)04- 0297- 04The particle size and the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 of flocculant polyaluminum silicate chloride(PASC).GAO Bao-yu1,WANG Zhan-sheng2,TANG Hong-xiao3 (1.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China；2.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China；3.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quatic Chemistry,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85,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1999, 19(4)：297～ 300Abstract：A series of polyaluminum silicate chloride (PASC) with has basicity(B) 2.0 and different Al/Si molar ratio, was prepared by means of two kinds of preparation methods: one is to add NaOH into AlCl3× 6H2O and polysilicic acid mixed solution at different Al/Si molar ratio, the other is to add polysilicic acid into polyaluminum chloride(PAC) solution with different B at different Al/Si molar ratio. The particle size and the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 of PASC and PAC were measured by means of physical photon correlation spectroscopy (PCS) analysis and ultrafiltration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ysilicic acid and hydrolyzed aluminum species in PASC forms larger size polymer, which greatly increases the particle size of the polymer. The PASC prepared by the former method has higher molecular weight than the PASC prepared by the latter method. The Al/Si molar ratio affects the polymerization degree:the smaller the Al/Si molar ratio, the larger the polymerization degree of PASC.Key words：flocculant polyaluminum silicate chloride(PASC)；particle size and the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photon correlation spectroscopy (PCS)；ultrafication研究无机高分子混凝剂的颗粒大小及分子量分布,有助于正确地解释其混凝机理以及指导生产高效能的无机高分子混凝剂.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简便的测定方法能够准确地反映无机高分子溶液的颗粒大小及分子量分布状况,目前采用较多的方法是超滤法[1]、X-射线及中子小角度散射技术[2- 4].光散射技术与X-射线及中子小角度散射技术已成为现代微粒检测新技术的重要分支[4].在颗粒粒度分析的众多技术中,基于光散射测量的方法一直居重要地位[5],光子相关光谱(PCS)则是得到较好肯定的一种方法.光散射技术应用于铝、铁盐水解过程的研究是一较新的领域,Patteron等[3]较早采用静态光散射技术研究铝的水解聚合形态.随着现代激光光散射技术尤其是光子相关光谱的进展,这方面的研究逐渐有所加强[6].汤鸿霄等[7]报道了用PCS测定PAC粒度分布的结果,王东升[8]应用PCS对聚铁硅型复合无机高分子絮凝剂样品的颗粒大小及分布进行了测定.本文采用PCS和超滤膜过滤法对PASC及PAC的颗粒大小及分子量分布进行了对比测定研究,以期明确聚硅酸的存在及制备工艺对铝水解聚合形态的影响,为后续进一步探讨PASC的形态分布、结构形貌及混凝机理建立基础.1 材料与方法1.1 PASC的制备1.1.1 复合法(PASC(复)) 取一定量的0.25mol/L的AlCl3。 6H2O溶液和一定量的去离子水于烧杯中,采用Dosimat型精密微量自动滴定仪微量滴加0.5mol/L NaOH溶液(滴碱速度为0.05mL/min),制备铝浓度(以AlT表示)为0.10 mol/L,B=2.0的PAC,然后立即向PAC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熟化2h的聚硅酸溶液,以制备Al/Si摩尔比分别为5.0、10和15的PASC溶液.1.1.2 共聚法(PASC(共)) 取一定量的0.25mol/L的AlCl3。 6H2O溶液于烧杯中,按Al/Si摩尔比分别为5.0、10和15的比例加入一定量的新鲜制备的聚硅酸,加入一定量的去离子水,然后采用Dosimat型精密微量自动滴定仪微量滴加0.5mol/L NaOH溶液(滴碱速度为0.05mL/min)至B=2.0,以制备AlT=0.10mol/L, B=2.0的PASC溶液.1.2 PCS测定原理及方法1.2.1 测定原理 在实验过程中,待测的颗粒物经一给定波长的入射光照射而诱发散射光.由于颗粒的动态性质(布朗运动)所引起的浓度瞬变而导致散射光强度随时间在平均强度附近起伏,涨落的频率同颗粒物的运动速率也即颗粒物的大小有关,涨落的信号通过函数及计算机数据处理以颗粒粒度分布的光子相关光谱形式表示.此法应用于多分散体系,测得的结果均为颗粒的平均有效直径.1.2.2 测定方法 仪器为美国Brookhaven公司生产的BI-200SM型激光散射仪,采用波长为632.8nm的35mW He-Ne激光.取10mL样品经0.30m m滤膜过滤4～ 6次(视实际情形而定,以激光透过光路中无明显闪烁亮点为宜)后,将样品置于散射池中进行测定.根据仪器的检测下限,PCS技术可测定样品中粒径在1nm以上的高分子或溶胶组分,且仅对光散射强度在1kCPS以上时才能得到可信结果.1.3 超滤法测定样品的分子量分布1.3.1 仪器与材料 采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生产的B-1A型超滤器和超滤膜,超滤器有效容积为50mL,最高工作压力为0.304 MPa,内有磁力搅拌装置.超滤膜的截留分子量分别为100000、60000、10000、6000和3000道尔顿,膜直径为45mm.1.3.2 分子量测定方法 进行测定时应逐渐加大压力,但最大压力不能超过0.3MPa,压滤过程中应使滤液以滴状滤出,过滤程序是按从高分子量向低分子量的顺序进行.对各级滤液用1: 1的盐酸在加热下进行酸化,然后用去离子水定容到一定体积后,采用Ferron络合比色法测定其滤液中铝的含量[9],计算各级滤液中铝占样品总铝量的百分含量.2 结果与讨论2.1 PCS测定PASC及PAC的颗粒大小以B=2.0的PAC及Al/Si摩尔比分别为5.0、10、15的PASC样品熟化7～ 10天后进行对比实验.实验中发现,由微量滴碱法制得的B=2.0,AlT=0.10mol/L的PAC样品及B=2.0,AlT= 0.0980mol/L的PASC(复)样品,因颗粒太小,散射光太弱而没有得到其粒度分布的光子相关光谱图(散射光强度与颗粒粒径成正比关系,颗粒越大散射光就越强),其它样品的颗粒粒径在1nm～ 0.30m m范围内的分布情况见表1.从表1可看出,Al/Si摩尔比和制备工艺对PASC中颗粒大小及粒度分布影响较大,聚硅酸的存在可显著地提高聚集体的聚合度,Al/Si摩尔比越小(即聚硅酸的含量越高),样品的颗粒粒径就越大.共聚法制备的PASC样品较复合法制备的PASC样品的颗粒粒径大.采用共聚法,随Al/Si摩尔比从15减少到5.0时,其颗粒平均粒径则从99.9± 0.4nm增加到268.9± 1.9nm;采用复合法, Al/Si摩尔比为15时,因散射光强度太弱,无法测出其颗粒大小及粒径分布,当Al/Si摩尔比从10减少到5.0时,其颗粒平均粒径从75.5 ± 0.6nm增加到106.6± 2.1nm,这表明了不同工艺制备的PASC产品的聚集状况是不同的.共聚法可得到粒径更大的聚合物,有利于提高对水体中胶体颗粒的吸附架桥能力;聚集体粒径大小不同,其形态分布也存在着差异.表1 PCS法测定B=2.0的PAC与PASC样品颗粒大小Table 1 The results of partical size of PAC and PASC at B=2.0 by PCS measurement样 品峰 形粒径范围(nm)平均粒径(nm)PASC(共),Al/Si=5.0多峰分布4～ 12,50～ 120,230～ 470268.9± 1.9PASC(复),Al/Si=5.0双峰分布13～ 21,62～ 133106.6± 2.1PASC(共),Al/Si=10多峰分布20～ 40,120～ 300163.7± 2.0PASC(复),Al/Si=10双峰分布3～ 4,303～ 33075.5± 0.6PASC(共),Al/Si=15双峰分布25～ 50,90～ 18599.9± 0.4PASC(复),Al/Si=15未测出未测出未测出PAC未测出未测出未测出铝盐水解聚合形态研究的结果表明[10],单个Al13的粒径为2.5nm左右,它们时常结合成线性及枝状的聚集体,粒径分布范围为几十nm～ 几百nm.根据表1的测定结果,可以认为处于10nm以下范围内的组分为Al13单体、铝的低聚集体、聚硅酸的低聚集体以及低聚集体的聚硅酸与铝水解产物作用形成的络合物(螯合物),而处于数十甚至数百nm以上的组分可以认为是Al13的线性及枝状聚集体[9,11,12]、聚硅酸的高聚集体以及高聚合度的聚硅酸与铝水解产物作用形成的络合物(螯合物)的响应值.2.2 超滤法测定PASC及PAC的分子量分布超滤是一种压力驱动的膜分离过程,当溶液在压力下接触超滤膜的表面时,溶液中分子量较小的溶质可透过膜,分子量较大的溶质则被膜截留在原液中,使大分子量的溶质与小分子量的溶质相分离.分子量测定是对无机高分子混凝剂中聚集体量化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它有助于聚合形态的研究以及混凝机理的正确解释,它的测定结果结合形态分布及效果实验可指导工业生产以制备出高效能的无机高分子混凝剂.对B=2.0的PAC和PASC液体样品,超滤法测定结果示于表2中.超滤分离所测定的分子量并不能代表聚合物的真正分子量,只是反映了聚合溶液中水解聚合物的相对大小.从表2可见,PASC的表观分子量大于PAC的表观分子量,共聚法制备的PASC的表观分子量又大于复合法制备的PASC的表观分子量.在PASC中,聚硅酸的含量越高,其表观分子量也就越大.一般而言,无机高分子混凝剂的分子量越大,对水体中胶体颗粒的吸附架桥能力就越强,其净水效果就越好.由于PASC的表观分子量大于PAC的表观分子量,所以PASC应较PAC具有更好的混凝效果.表2 超滤法测定分子量分布 (%)Table 2 The results of the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 by ultrafiltration method (%)样品表 观 规 范 分 子 量> 3000> 6000> 10000> 60000> 100000PAC 62.253.737.521.511.5PASC Al/Si=5(共)89.285.578.572.368.2PASC Al/Si=10(共)79.473.365.357.650.8PASC Al/Si=15(共)73.568.156.441.920.1PASC Al/Si=5(复)80.275.864.351.240.3PASC Al/Si=10(复)70.663.345.238.221.4PASC Al/Si=15(复)67.358.239.822.513.13 结论3.1 光子相关光谱可以进行nm级的粒度分布鉴定,应用于无机高分子混凝剂聚集体粒径的表征具有直接检测、快速、不干扰样品等优点,可给出聚合物粒径分布的直观信息,是研究无机高分子混凝剂聚集体大小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手段.此法的缺点是仅能测定粒径大于1nm的高分子或溶胶形态,还不能对低聚合组分进行直接测定,所以该法的使用还有一定的局限性.3.2 PASC样品中聚集物呈双峰或三峰分布,其峰数和出峰位置受制备工艺及Al/Si摩尔比的影响.3.3 超滤测定法实验结果表明,向铝盐中引入聚硅酸后,由于聚硅酸与铝水解聚合产物相互作用,生成了聚集体更大的聚合物,显著提高了聚合物的分子量,且这种提高是以共聚法最为明显,并受Al/Si摩尔比的影响,Al/Si摩尔比越小,聚合物的分子量就越高.3.4 在PASC中,由于聚硅酸与铝水解聚合产物间的相互作用可生成聚合度更大的聚合物,因而可提高对水体中胶体颗粒的吸附架桥能力,产生良好的混凝效果.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9878036);“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96-909-03-02)作者简介：高宝玉(1961-),男,山东鄄城人,博士,山东大学环境工程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水处理药剂及工业废水治理研究工作.先后主持或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型混凝剂聚硅氯化铝的制备及性能”,“九五”国家科技攻关专题“高效絮凝一体化”,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三项费用课题“环境样品微波溶样器的研制”,中国石化总公司科技项目“聚硅氯化铝混凝剂处理炼油厂含油废水”,山东省科技项目“高效多功能有机高分子絮凝剂的研制及中试”等10余项课题的研究工作,获省部级奖励多项.发表论文60余篇.作者单位：高宝玉 山东大学环境工程系,山东 济南 250100；王占生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北京100084；汤鸿霄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85参考文献：[1]Hasse D,Spriatos N. Polymeric basic aluminum silicate-sulfate [P]. Europe Patent:0,372,715 Al,1990-06-13.[2]Hua Pa Hu,Bates T F. Formation of X-ray amorphous and crystalline aluminum hydroxides [J].Mineralogy Mag.,1964,33: 749.[3]Patteron J H,Tyree J R . A light scattering study of the hydrolytic polymerization of aluminum [J]. J.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1973,43(2):389- 398.[4]左 榘. 激光散射原理及在高分子科学中的应用 [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5]Barth H G. Particle size analysis [J].Annal.Chem.,1995, 67(12):257- 272.[6]Bottero J Y, Tchoubar D, Arnaud M, et al. Partial hydrolysis of ferric chloride salt,structural investigation by 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and small-angle x-ray scattering [J].Langmuir, 1991, 7(5):1365- 1369.[7]汤鸿霄,栾兆坤. 聚合氯化铝与传统混凝剂的凝聚－絮凝行为差异 [J].环境化学,1997,16(6):497- 505.[8]王东升.聚铁硅型复合无机高分子絮凝剂的形态特征与性能[D]. 北京: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1997.[9]Hus P H. Mechanism of gibbsite crystallization from partially neutralized aluminum chloride solutio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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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angrissa (杀光日本鬼子), 信区: News标 题: 日本发射失败的火 残骸被找到发信站: 日月光华站 (Sun Nov 28 20:45:01 1999) , 转信新华社东京１１月２７日电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２７日宣布，该中心通过无人深海探测器，在深海海底找到了本月１５日发射卫星失败的Ｈ2火箭８号机部分残骸，这对搞清这次卫星发射失败的原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月１５日，日本宇宙事业开发团发射的一颗多功能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被迫引爆。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于本月２０日向火箭残骸溅落地小笠原群岛西北方３８０公里处派遣了深海调查研究船，利用音响深测声波定位仪进行海底探测。２７日上午１０时许，研究船在水深约３０００米的海底发现了第一节火箭上改变喷射方向的油压装置；约１５分钟后，又在附近发现了燃料罐和连接发动机的直径４米、高２米的圆型铝制部件。目前，日本海洋科学技术中心仍在有关海域继续寻找其它部件残骸。--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来源:・日月光华站 bbs.fudan.edu.cn・[FROM: 10.64.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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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1114 【 版 号 】7 【 标 题 】美将继续向朝提供重油 【 作 者 】张友新/赵嘉鸣 【 正 文 】 本报平壤电 记者张友新、赵嘉鸣报道：据朝中社１１日报道，美国主导下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今年１０月底前已如约向朝鲜方面提供了５０万吨重油。自朝美双方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签署框架协议至今，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共向朝方提供了６５万吨重油。根据朝美框架协议，以朝方废弃石墨减速反应堆及其关联设施为条件，美方将在２００３年前向朝方提供发电能力为１００万千瓦的两座轻水反应堆发电站，并在１号发电站竣工前，每年向朝鲜提供５０万吨重油。在今年１０月底于纽约进行的朝美事务性会谈中，美国方面保证“将不受制于任何外来影响，根据朝美框架协议继续进行向朝鲜提供重油和轻水反应堆的工作”。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也表示，它将“忠实地履行自己向朝鲜供油的义务”。朝中社的报道说，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向朝方交付的重油正用于“国民经济有关部门的电力及热力生产”，１９９７年度提供重油工作也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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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843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文汇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905 【原刊页号】69～73 【分 类 号】F11 【分 类 名】理论经济学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自然经济人” ――中国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假定【 作 者 】俞忠英 【 正 文 】 一、“自然经济人”的提出“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这个假定有其科学性，因为“经济人”及其内涵切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以其为核心的全部理论体系也切合这些国家的实际。这个假定也有其缺陷：从亚当・斯密等古典学者到西方许多现代经济学者似乎都以为“经济人”的假定切合所有国家与所有发展阶段的实际。马克思对此曾经作过许多批评（注：马克思的这种批判贯穿于《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全部经济学著作中。），并且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考察了“人”的变化，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三大经济形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6卷上册104页。）。所以， 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看，存在第一大形态的“人”，这主要是由“自然”配置资源的经济的人；也存在第二大形态的“人”，这主要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所谓“经济人”；还存在第三大形态的“人”，这是由“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的人，亦即马克思说的“自由人”。显然“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不属于“自由人”或“计划经济人”，也不是自然经济的人或“自然经济人”（可简称为“自然人”，当然非法学与法律意义的自然人），而只是市场经济的人或市场经济人（可简称为“市场人”）。中国经济学是以中国实际为背景的经济学。中国实际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迄今为止，中国从来也没有进入到第二大形态即进入到市场经济大形态。因此，切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人”假定不宜作为中国经济学所考察的“人”。中国尽管实行过“计划经济”，但并非马克思设想的经历过市场经济大形态以后的计划经济；实际了“计划经济”的中国的人，也并非马克思设想的完全把握了客观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自由人”；“自由人”也不宜作为中国经济学所考察的“人”。这恐怕就是以“经济人”（其实应为“市场经济人”）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往往与中国实际不甚切合，以“自由人”为核心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实际几乎完全不切合的基本原因。现在看来，中国实际存在的“人”是“自然经济人”。因此，以中国实际为背景的经济学应当提出“自然经济人”作为其核心假定。二、“自然经济人”的特性中国经济以及作为当代中国的起点的经济（即1949年时的经济）基本属于第一大形态，属于自然经济，因此，其“人”也属“自然经济人”即处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如果与当代西方市场经济的人即经济人（更确切说应为市场经济人）相比，自然经济人的特性是受制于自然，市场经济人的特性是受制于市场。这是其总体特性。其具体特性有：1.自然经济人的资源配置，只能跟着“自然”走（那里有可耕地，就在那里生产；那里有可牧草地，就在那里放牧；等等）。因而，没有充分选择权。反之，所谓“经济人”有资源配置选择权。这是首要的特性。2.自然经济人的要素资源结构以“自然”（“土地”）为主，素质低下的劳动力亦即其劳动技能基本相同而缺乏禀赋差异（或缺乏个体差异）的劳动力次之，资本近于无。反之，所谓“经济人”的要素资源结构以“资本”为主，当代更以技术、知识为主而劳动力素质相当高亦即其禀赋千差万别（注：参阅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3.“自然经济人”的分工以自然分工为主（如男耕女织之类），也有小范围的技术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3卷第45页。），但基本没有社会化专业代分工。反之，所谓“经济人”以社会专业化分工为主，企业内部分工为次，自然分工基本被消灭。4.“自然经济人”只能囿于小生产，“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6卷上册104页。）；反之，所谓“经济人”实行的是社会化生产。5.“自然经济人”的目标是维持最低生活的自然需求，人均有效需求基本不变，有效需求总量只是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增长。其需求也不表现为社会需求。其供给只能满足最低水平的自然需求，并且自给自足而不表现为社会供给。有时也有剩余，因而有储藏。但不是储蓄，不转化为投资。储藏只是为补充由于自然灾害而欠收、不收年份之不足（所谓以丰补歉）。供求均衡以个别均衡为主。反之，所谓“经济人”的需求目标是最大化、是需求效用最大化，其需求表现为社会化需求（市场需求）；其供给也表现为社会化供给（市场供给）。供求均衡以社会化的总体均衡为主。6.自然经济人的供给基本处于停滞之中，其最低自然需求对供给的拉动力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其经济增长也长期地停滞不前，当然也有“波动”，但属于“自然”波动（或风调雨顺而丰，或天灾人祸而歉）。反之，市场经济人的有效需求最大化对供给有巨大拉动力，供给增长不仅满足了消费，而且有储蓄，储蓄又转化为投资而增加了供给。因此，其经济增长之速度10倍、100倍于自然经济人。 当然同样有“波动”，但属于“市场”波动。7.自然经济人的产业几乎只是依赖于自然的传统农业。即使有其他产业，但其主导的是“重农抑商”，是农业。各个地区的结构也基本相同（同构化）。反之，市场经济人的产业结构则不断高度化、不断优化；并且第一产业也不再是传统的农业等，而成为主要不依赖自然的现代农业。各个地区的结构也各不相同。8.除了依赖自然（土地）的无奈以外，自然经济人的最低消费需求的满足主要有赖于劳动力的投入，而劳动力供给又几乎近于无限，所以，只要自然允许（如不天寒地冻等），就不惜工本。这样，自然经济人存在的是个人消费需求最低化与费用最大化的组合趋向。反之，市场经济人的行为则是需求效用最大化与费用最小化的组合趋向。9.自然经济人基本没有商品交换，没有流通，没有市场，即使有也不发达，不占支配地位；反之，所谓“经济人”则以交换、流通、市场的愈益发达为主要标志。10.自然经济人不受“价格”导向；所谓“经济人”则受“价格”导向。11.自然经济人的财富实物化；反之， 所谓“经济人”的财富货币化。12.由于受制于“自然”（“土地”）， “自然”（“土地”）本身又不可移动，加之财富的实物化，所以，自然经济人的各种要素资源不能流动，只有跟着“自然”变动的游动（如游牧民族等）；反之，所谓“经济人”的各种要素资源均进入市场而不受束缚地自由流动。13.自然经济人的利益属私利，但属自给自足（自我满足）型， 如果得天独厚，就悠然自得（所谓小富即安）；而且其个人私利往往从属于群体利益（如从属于家庭、家族等等）。所谓“经济人”的利益也属私利，但追求最大化，而最大化的实现又藉助于平等互利的等价交换。14.自然经济人无竞争，只有垄断， 并且是非经济垄断（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反之，所谓经济人有竞争又垄断（属市场垄断）。15.自然经济人的利益分配以自然需要为准（如以人口多少， 人口的自然差异男、女、老、少等为准）；所以，实行的是“平均主义”，但是，利益分配的主持者（亦即资源配置者）享有特权。所谓“经济人”的利益分配以市场（社会需要）为准，即以市场（社会）认可的要素资源为主要标准。16.自然经济人以自然关系（血缘关系、 宗法关系及其依附关系等）为主要维系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3卷第94、96页。）；反之，所谓“经济人”以市场、商品、货币、资本等等“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6卷上册104页。）关系为主要维系形式。17.自然经济内部（如家庭、 群体等内部）按个别“完人”（“家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6卷上册95页。）等）的命令从事经济活动（所谓“人治”）；这些“完人”拥有最高的资源配置权但又不受任何约束（不存在约束机制）；所谓“经济人”按照契约从事经济活动（所谓“法治”）。18.自然经济人实行自我封闭（所谓“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经济人”完全开放。19.自然经济人即传统农村人，城市人很少，城市化很慢， 城乡几乎完全隔离；反之，所谓“经济人”就是“市民”，并且占绝大多数，因此，曾称“市民社会”，即使是农村人，也不再是传统农民。20.自然经济人存在国家超经济干预（直接干预）； 所谓“经济人”的国家也有干预，但是为校正市场失效。如此等等。从以上比较不难看到，“自然经济人”与所谓“经济人”之间存在显著的整体差异；尽管在所有制方面似乎没有显著差异，均有公有与私有，但是掩盖不了两者之间的整体差异；而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的“人”基本属于“自然经济人”。三、“自然经济人”的变型40年代末革命以后，中国实行了计划经济，取消本来已经出现的商品、货币、市场，使得本来已经向所谓“经济人”转化或已经成为“经济人”者也都消失，从而使包括原有的“自然经济人”在内的所有人统统听命于国家计划。这有没有改变“自然经济人”的特性呢？1.自然经济人受制于“自然”而没有充分的资源配置选择权，而今所有个人的资源配置选择权统统被剥夺而集中于中央政府（国家），甚至连个人消费需求的选择权也被国家所印发的各种标证所剥夺。而获得了资源配置权的国家（中央政府）也并未“自由”，其决策者也并未成为“自由人”，受制于“自然”及其“自然经济人”的特性并未改变：农业的发展计划不得不屈从于“自然”，所谓征服“自然”的种种作法（围湖造田、毁林造田、毁草造田等）也由于违背自然法则而受到自然惩罚。至于集中全部剩余发展的工业计划，也跟着“自然”走：全部配置于自然资源（原料）产地以及被认为具有最佳自然地理环境的“山”、“散”、“洞”（“大小三线”建设）。2.要素资源结构基本未变，尽管有来自前苏联的“资本”进入，但是，低素质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剧增。更引人注意的是资源禀赋全面下降，并且趋于同一化其中尤以“人”的禀赋下降为甚：本来已经存在的劳动力的多样化变为单一化，本来存在的商人、手工业者、银行家、企业主、管理者、经纪人等等统统变形为“农民”、“工人”，这些劳动力原有的技能逐渐退化乃至丧失；即使是“工人”、“农民”等也由于其产品品种的单一化而趋于单一化，如“农民”的技能变得只会种粮而单一化，“工人”“知识分子”同样循单一化方向演变。3.原有的自然分工依旧，本来已经出现的社会化，专业化分工也向自然分工倒退。作为增量的工业（以重工业为主）尽管工厂相当大，但社会化专业化分工水平相当低。4.按小生产的自给自足模式铸造所谓“大生产”：“大而全”与“小而全”。进而铸造各个地区的经济模型。5.需求目标还是维持最低生活的自然需求，人均有效消费需求基本不变（1957年到1978年间的城镇职工实际工资还呈下降态势），有效消费需求总量只随人口自然增长而增长。如此低的有效消费需求对供给特别是对农副产品等个人消费品的供给缺乏内在拉动力。经济增长主要靠中央政府集中全国的剩余进行投资去推动，但是，投资方向由于不受个人消费拉动而受国家需求拉动，因而以重工业为主，也因此拉动力度不够最终无法持续。供求均衡也以各个单位的自下而上的自给自足式的自我均衡即个别均衡为主，而不以社会化的总体均衡为主。6.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强行集中进行的投资形成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但是最终由于受制于自然的农副产品等供应不足而迅速下落；这种经济波动的周期尽管不像纯粹自然经济的周期那么长；但是，总体地受制于自然的性质基本不变。7.表面地看，产业结构似乎在优化，其实，这种变动只是在于产值非常高的重工业的“嵌入”，所以，结构并未趋于优化。首先，作为优化的标志的第三产业不仅未趋于增长，反而趋于停滞乃至下降；其次，作为优化的标志的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的下降应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共存，但中国农业部门直到1978年吸纳的劳动力仍然高达70％以上；第三，作为优化的最重要标志是各次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不断趋于提高，但中国的产业关联呈现断裂状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由于属资本技术密集型而不吸纳较多劳动力，最能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以及轻纺工业、手工工业又或趋于停滞，或趋于下降，致使第一产业容纳了过量劳动力而无法流出；反之，优先发展的重工业的产品又不能为第一、第二产业的轻纺工业、手工工业所吸纳，以致形成严重积压。而各个地区的结构仍趋于同一化。8.个人消费需求最低化与费用成本最大化的组合趋向依然故我。9.还是基本没有市场、没有货币、没有流通，本来已经在城市、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各类市场也被消灭。10.还是不以“价格”导向。11.财富还是实物化，本来已经货币化了的财富也实物化。12.各种要素资源不能流动，本来已经出现的自由流动也被中止。13.自给自足型的利益型式变为各个单位、 各个地区的自给自足型（所谓“大而全”、“小而全”）的利益形式。14.还是无竞争，只有国家行政的完全垄断。15.利益分配也以自然需要为主要标准（按家、按户、 按人口多少等配给）。平均主义盛行。但是，利益分配者（也是资源配置者）享有特权。16.自然关系（血缘关系、宗法关系等）仍为重要人际关系形式。当然占统治地位的是上、下级关系等，但这种关系的背面往往与血缘、宗法及其派生出的地域关系等相连。17.仍以个别、少数“家长”（“完人”、 所谓“自由人”）的命令从事经济活动，这些个人仍拥有最高的乃至全部的资源配置权而没有约束机制，仍为“人治”而无“法治”。18.自我封闭：如果说1958年以前还从前苏联等引进资本、人才、技术而部分开放的话，那么在这以后到1978年几乎变为完全封闭。19.城乡隔离：城市化过程完全中断，农民与市民、 农民与非农民从50年代末开始几乎完全隔离，70年代初还出现上山下乡之类反城市化现象。20.国家对经济生活超经济的强制性干预普遍化。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充分地说明中国的计划经济的总体特性还是自然经济或更确切地说是泛自然经济，是自然经济泛化为整个社会经济乃至泛化到现代工业等现代经济中（注：孙冶方等对计划经济时期的自然经济现象都作过批判。），因此，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既非所谓“经济人”也非所谓“自由人”，总体地还是属于“自然经济人”，更确切地说，是泛自然经济人，是自然经济人的变型。四、变型的自然经济人的转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人只是自然经济人的变型，所以，向市场经济人的转型也是这种变型的自然经济人的转型。详细地讨论这个转型并非本文宗旨，这里仅仅指出若干要点：1.自然经济人的“变型”的性质还是自然经济人。但是，作为“变型”又包含更多的类型，如包含本来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人转型以及已经成为经济人（市场经济人）又返回到自然经济人者。这是变型与原型的重要区别。由于中国的计划经济只是30年时间，这两类变型者在向市场经济人转型时还普遍存在，所以，他们的转型也相当容易。中国启动转型时还存在台、港、澳地区以及遍布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人（市场经济人）。正是这种内外结合，使中国的转型得以顺利启动。2.自然经济人由于受制于“自然”而资源配置选择权有限，但作为各种个人总还是有某种选择权。当然各种个人的资源配置权有大小、多少之分，如全国的最高统治者有最多最大的权力，并且又不受任何约束。然而，计划经济时期，绝大多数的各种个人几乎都丧失了资源配置选择权，即使是个人消费选择权也丧失了，这种权力全都集中于国家（中央政府），集中于国家权力掌握者手中，有时向地方放权，也是放到各级行政权力掌握者，也还是放于少数人手中。并且，对这些个人同样没有任何约束机制。这些个人的资源配置权还由强有力的组织系统给以保证。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或“转型”又是这些掌握资源配置权者由上而下地进行的。这就易于形成国有资源流失、形成“共谋”、形成两极分化等难题。所以，这部分个人的“转型”是关键。中国“转型”的实际出现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国有银行改革的困难、银行与企业关系的困难以及金融改革的困难等等都是证明。3.自然经济人及其变型的种种具体特性的“元”是其禀赋的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亦即其差异只是自然的；但作为自然经济人的变型的禀赋的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又是国家行政强制性中止了差异化进程并且又对各类人实行改造而成的。正是由于这种改造使人的禀赋甚至比自然经济人还要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进而逻辑地与实际地形成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向自然分工的退化而变为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形成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同一化、单一化、同构化，形成个人消费需求的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形成交换（流通）的消失、货币、市场、商品的消失，形成价格导向的消失，形成竞争的消失与完全的垄断，形成利益分配的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形成封闭，形成城乡隔离等等。这种种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之源在于国家行政强制性干预，而转型又以国家行政性介入为前提，所以，“转型”进行了20年，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这个顽疾总是未能解除。反之，市场经济人或所谓经济人的“元”则是其禀赋的差异性、多样性、异构性，由此逻辑地与实际地引出社会化专业化分工等等特性（注：哈耶克从个人的禀赋的差异推导出劳动差异、产品差异及其市场体系，参见《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第一章到第六章。）。4.因此，“转型”并非只是限于体制，甚至主要地不限于体制，更为重要的是“人”是作为人的经济的全方位的转型，是从资源禀赋、到分工协作、直到利益关系、人际关系等等的转型，是资源配置及其方式、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利益关系等等整体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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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553 【原文出处】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404 【原刊页号】044-050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 作 者 】朱洪 【复印期号】199502 【 标 题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历史评价 【 正 文 】 七十年来，对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错误有过四次较集中的评价：一次是１９２８年“六大”前后，一次是１９５８年成都会议，一次是“文革”期间，一次是１９７９年“三中”全会以后。这四次评价都涉及到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而围绕着“二次革命论”的所有争论或批判（有些是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光有时代的制约、外部环境的制约及事物矛盾发展、过程的制约，还受到评论主体的内在的主观因素的制约，后者包括历史评价的方法。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做第二阶段的事情，或者该做革命的第二阶段的事情时仍然抱守于革命的第一阶段，类似这样的错误，我们党后来仍然有过。如：一九五八年“三面红旗”，是用共产主义的标准来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文革”中搞“阶级斗争为纲”就是用民主革命时期的方法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事情。因此，我们重新认识陈独秀“二次革命”的错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一般表现１９２３年“二七”罢工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４月２５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十二期上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在这篇被称作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作之一的文章中，陈独秀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公式“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１９２３年１１月，陈独秀于三届一中执委会后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将工人阶级、农民和资产阶级力量作了对比，发展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的观点，系统地提出了“二次革命”的理论。他认为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陈独秀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农民革命需要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产业勃兴，农业资本化后。工人阶级数量、质量都幼稚，要加入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在斗争中发展自己。关于“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瞿秋白于１９２８年４月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文中作了论述。瞿秋白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在国际的国内的具体形势之下，可以以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来决定是非资本主义的。”但当时“党的正式意见”（陈独秀）是“革命领导权天然在无产阶级手里；但是国民革命要由国民党成功，然后来第二次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见，“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并不在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相反，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这已为中国革命的实际历程所证明；其错误的实质也不在于建立联合战线，在斗争中发展自己。错误的实质是中国革命在联合战线中是争取还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在《关于辩证法问题》中说，矛盾分析法“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有没有一个内在矛盾，如果有，它是什么呢？我认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同样有其内在矛盾，它表现在：其一，基本错误与合理因素的矛盾（“二次革命论”基本错误是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合理因素是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建立联合阵线）；其二，革命的前途与保守的方法的矛盾（“二次革命论”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但采用了保守的错误的方法，即二次革命的方法）。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在政策和实际工作中必然表现出来，外化为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由于在实践面前屡屡碰壁，这一理论的合理因素的一面又迫使陈独秀不断修改这一观点或理论，换言之，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外部矛盾促使陈独秀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使这一理论形态前后呈现出差异性、徘徊性等特点。这些都是“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一般表现。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工人阶级力量的分析上是双重的。在这以前，即在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２２年，陈独秀“看重过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蔡和森语），“二七”罢工失败后，陈独秀在《中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对工人阶级作了轻视的分析：“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主要分子－－然亦只是主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势力。概括来说，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展，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对此，蔡和森说，“固然中国工人阶级不是没有缺点的，可是陈独秀经常的乐于从缺点方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论陈独秀主义》）。但陈的上述观点不是凝固不变的，在后来的文章中，陈也肯定了工人阶级的优点，如１９２５年２月大罢工期间，陈独秀写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工人的力量》，对中国工人阶级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了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在农民问题上表现在，一方面低估了农民、农民运动和农民革命的力量。陈独秀在三大后说：“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者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宁，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苛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段话既讲了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又讲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困难。在陈独秀思想体系中，轻视农民在大革命的中后期占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起草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央第三次会议决议时，他甚至指责农民运动过“左”，提出了限制农民革命的一些办法。另一方面，陈独秀对农民的观点也没有停留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相反，在此后不少文章、文件中强调了农民问题，如“政权所及之地，应该和农民合作”（《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国民革命军……先必尽力与民众尤其是农民合作”（《我们现在怎样争斗？》）；“农民推翻乡绅政权的暴动，此种运动才开始，将来或者是中国民主运动最后的最高的形式”（《孙传芳败后之东南》）。但陈独秀重视农民运动是相对的，前提是在国民运动范围内做农民工作。因此，总体上没有跳离“二次革命论”轻视农民思想的藩蓠。关于资产阶级，陈独秀在不同时期的文章中也有不同的认识。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陈独秀夸大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革命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两年后，１９２５年１１月，陈独秀在《中国民族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纠正了以前的一些错误看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５日，上海暴动胜利后，陈独秀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但在陈的思想体系中，看重资产阶级力量的一面占了主导的方面。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二次革命论”错误的要害，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反映了“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反映了陈独秀前后的思想变化。“三大”之前，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提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当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１９２３年６月，三大《宣言》接受了马林、陈独秀思想：“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三大”以后，１９２３年７月１日，陈独秀又在中央机关刊物《前锋》创刊号“本刊露布”中说，“我们在此次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顾当先锋，只顾打头阵。”不久，共产国际纠正了中国革命在领导权问题上的错误（后文详叙），陈独秀也改变了“三大”前后的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领导权。如１９２５年１月，陈独秀主持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在反对左倾错误同时提出了反对右倾错误的任务，指出“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在《革命的上海》一文中，陈独秀提出“由革命的工人阶级领导此运动，一直引到向革命，以至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１９２６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蒋介石策划了“三二０”事件，一件是五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为了维护联合阵线，陈独秀对新右派的进攻采取了让步、妥协的政策，即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他又回到了放弃领导权的老路上。如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５日，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说，在国民革命中，共产党决不会同国民党争夺政权，“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另一方面，陈独秀也不是绝对地回到放弃领导权的老路上，同是１９２６年９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议决议案》指出，“我们的党要想领导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我们的党，在一切农民运动中，应取得指导的地位。”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上，也表现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我党第一次系统地论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是１９２３年７月的二大，这次大会规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纲；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二大提出“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明确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但如何两步走，“即刻”的含义是什么，谁来领导第一步奋斗，却很模糊。因此，二大只是提供了一个包含着多种发展趋势的大致的轮廓。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５日，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设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分两步走，即先和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联合，扩大自己的力量，等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陈独秀从右面回答了“二大”没有回答的问题。但陈独秀没有停留在这个观点上。在大革命中后期他意识到了这个错误，如１９２６年１２月汉口特别会议后，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陈独秀看到了两个会议之间的差距，中央政治局立即下文解释，其中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人为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这是陈独秀第一次看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综上所述，陈独秀关于“二次革命论”的基本观点不是凝固的不变的，比较他在大革命时期的前后观点，这种观点在“三大”前后及１９２６年大革命中后期有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一般表现。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个内在矛盾中，占主导的方面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即放弃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妥协退让及落后于形势的保守方法的一面，所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最终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３４页）。那么，为什么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方面占了矛盾的主导方面呢？二、“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主客观成因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反映了陈本人主观世界的复杂性及客观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它们构成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主、客观原因。从主观方面看，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根本成因是陈本人世界观转变的不彻底。陈独秀早年是一个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早期，陈独秀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化，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优于封建专制统治，同进批评了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当时（１９１５年），陈独秀看到三件事“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即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同时他认为革命主体是爱国青年，这些思想既包含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又包含了社会主义思想。因此，陈独秀走在别人前边，有向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基础，同时，这种兼容并杂的思想也为他的思想转变的不彻底留下了种子。１９１８年３月，陈独秀开始接受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认为俄罗斯文明在法兰西革命之上。但同时期，他对威尔逊在国际中的作用抱有幻想。１９１８年底，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陈独秀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俄罗斯研究”等专栏刊载马列原著节译，介绍十月革命情况，使陈独秀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此后，在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陈独秀成为一个坚定的主义派。陈独秀写的文章被认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好的入门书。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不彻底。１９２０年２月，陈独秀在武汉讲演时，仍然认为教育是社会改造的根本方法；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他表示“不情愿阶级斗争发生”；在《新青年宣言》中，宣称永远不加入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 “五四”运动以前，受杜威影响，陈独秀不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主张通过开发实业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和后来的“二次革命论”思想一脉相承，但不久，陈独秀本人在１９２０年的社会主义大论战中，批判了张东荪的开发实业的方法非资本主义不可的观点，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批判了罗素的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自己以前观点的一次清算。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月，陈独秀出版《新青年》“劳动界纪念”专辑，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一文，陈独秀第一次涉及到了革命的步骤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工人运动和欧美工人运动比，劳动者底觉悟处于第一阶段，即改良待遇阶段，而欧美工人运动已进入第二步，即要求管理权，陈独秀分析了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的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的关系，提出“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这里陈独秀已经看到了第一步是第二步的基础，开始研究革命的步骤问题。１９２０年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进一步论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与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１２页）。这段文字表明，陈独秀已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有联系有区别，看到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但另一方面，在民主革命阶段陈独秀看到的是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看到的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因此，已露出“二次革命论”的端倪。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一般认为这是陈独秀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向社会主义者的重要标志。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看法上的混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独秀世界观转变不彻底，而陈独秀世界观转变的不彻底，又进一步引起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问题看法上的混乱。事实也是如此。如１９２１年初，李汉俊请逗留广州的陈独秀回上海主持上海党小组工作时，陈独秀认为李汉俊性急，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得很。１９２１年９月，陈独秀在从广州回上海的船上也承认，对中国革命怎么革法还不清楚。又如１９２２年９月２０日，陈独秀写了《造国论》，提出造国的程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这个造国的程序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的性质问题及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都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以上表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主观上根源于他的世界观转变的不彻底，是陈独秀世界观体系中社会主义因素与资产阶级杂质矛盾的理论表现。另一方面，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其思想体系中唯物论因素与唯心主义成分之间的矛盾，辩证法因素与形而上学成分的矛盾，历史唯物主义因素与历史唯心主义成分的矛盾，这一思维方式的矛盾直接决定于陈独秀世界观变的不彻底，并反过来阻碍了陈独秀转变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看，陈独秀陷入“二次革命论”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陈独秀思想深处，外来主义与思想深处的的民主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特别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步骤，解决中国革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陈独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回答全党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要么象毛泽东那样从自己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研究出发，综合全党的意见制定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要么把中国革命的帆船系在共产国际的大船上，跟在外国人后面跑。陈独秀最终选择了后者。毛泽东后来指出了这一教训：“中国革命的早期领导人跟着外国人的后面跑，犯了许多错误。”从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来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没有看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辩证关系，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强调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间断性，从而导致割裂两者的内在联系，没有看到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语）。从历史观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背离了群众，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陈独秀得出“二次革命论”的结论是基于他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分析，不失为一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有合理性，但他长期脱离工农群众的一线斗争，长期在上海的书斋中从事理论研究和政策指导，因此不能全面地分析工农群众的革命性及力量，不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毛泽东由于密切联系工农群众，所以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正确的认识。１９２６年３月，毛泽东说，“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同的群众观点就有不同的群众态度，这也是毛泽东和陈独秀分道扬镳的历史原因。形成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除了上述陈独秀的个人主观原因的一面，还有共产国际的外部因素的一面，即从外部矛盾来看，取决于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及陈独秀本人的双重作用和影响。这个双重作用的表现是多方面的，陈独秀“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是放弃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采取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机会主义政策，我们就“二次革命论”错误的实质来看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陈独秀的双重作用。关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一方面，共产国际有过正确的建议和指示，体现了对中国革命贡献的一面。如１９２０年７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的领导不应当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２日，共产国际作出决议：“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１９２３年５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共产党三大（当时未收到）的指示，第一次强调“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１９２６年１１月，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然应当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及苏俄政府驻国民政府代表在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又穿插了否定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观点，表现了对中国革命及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消极影响的一面。如１９２３年７月马林化名孙铎在《前锋》第一期上发表《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一文，说：“我们可以成功一个强大的国民党，他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联合国内一切革命势力……”。又如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共产国际通过《中国问题决议案》，强调重视国民党左派及维持统一战线，要共产党“巩固左派，与之密切合作，共产党人不要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关于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具体方针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一方面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指示。如关于“三二０”事件的性质，斯大林说，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企图。关于“四一二”前后对蒋介石的方针，１９２７年３月３日，联共中央正确提出了三条：发展群众运动，武装工农，揭穿国民党右派。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又有错误地认识蒋介石、汪精卫本质的一面。如１９２７年３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说，“只要蒋介石暂时还未反动、尚未变节，无产阶级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３月３１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指示信中，还叫不要与蒋介石进行公开斗争，斯大林否认蒋介石属于敌我性质，认为蒋介石还是反帝的。４月６日，莫斯科党员积极分子大会还认为“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正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能有其他作为。”陈独秀身旁的国际代表也举棋不定，鲍罗庭主张联合唐生智反蒋，吴廷康则希望革命阵营不要过早分化。汪精卫从巴黎回国，途中取道莫斯科，斯大林表示对他支持，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都表示出对汪精卫信任。《汪陈宣言》发表后，共产国际称赞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以上表明，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的作用和影响是双重的，这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国际根源。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除了上述主观原因、国际背景外，还有客观原因。毛泽东曾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统一的了解的党。”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党处于幼年，经验不足。“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敌强我弱”，不仅是指国内封建势力强大，资本主义强大，也包括整个国际共运处于低潮时期。这是蒋介石新右派自“三二０”起向共产党一步步发起进攻，陈独秀等一步步妥协退让的客观根源。“党处于幼年，经验不足”，一方面，当时整个党的理论水平都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都处于摸索之中。如１９２４年１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史之第二篇》中说：“平民应当以国民党为工具，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国民党为先锋，领导自己的斗争。”另一方面，不少同志看到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不同形式进行了抵制。如周恩来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６日说：“国共合作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缓和空气，如果武汉方面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瞿秋白于“四・一二”政变前，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提出党已有病，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毛泽东与陈的分歧更早，他说：“大致在这个时候（三大以后－－笔者注），我开始不同意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１９２７年才达到高潮。”此外还有邓中夏、任弼时等人都和陈独秀作过斗争。但陈独秀为什么能继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呢？这实质也是时代性问题，是党的经验不足问题，党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最后认识是在“七一五”事变之后。邓小平同志于１９８９年两次谈到党的早期领导人的不成熟。５月３１日说：“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９８页）；６月１６日又说“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同上书，第３０９页）。综上所述，陈独秀不是一个天生的“二次革命论”者，他的思想体系及“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的深刻根源应该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开始后的那个时代。“敌强我弱”、“经验不足”，是任何一个单个人都无力抗争的时代局限性。三、矛盾分析法与“二次革命论”的历史评价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作用及其错误的评价，常常反映了评价时代的气息。时代的不断变化，这种历史的评价就变成了评价的历史，历史发展的相对性决定了各种历史评价的相对性。因此，历史总是众说纷纭。从横向上看，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从“左”批右，根据评论或批判主体所处的政治环境评价“二次革命论”；一种是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对“二次革命论”的错误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从方法论上讲前者属于形而上学范畴，后者属于唯物辩证法的范畴。毛泽东讲，陈独秀是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象俄国人普列汉诺夫。周恩来讲，“陈独秀创党有功”，这些都是陈独秀一生功过是非的分析评价。从纵向上看，早期对陈独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的时间、理论特点及对大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等，并且大致采取了矛盾分析的态度。关于“二次革命论”形成的时间关系到“二次革命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就有不同的看法，蔡和森在“六大”发言时说，“陈独秀、马林等人的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在三月廿号事变前后起来的”。瞿秋白说，陈独秀为代表的两次革命思想在“三大”时，“实际上不自觉的成为党的正式意见”（《瞿秋白选集》第４０２页）。邓中夏在１９３０年６月《共产党内的取消主义倾向》一文中说，“陈独秀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关于“二次革命论”理论形态的特点，最早的分歧发生在１９２８年６月“六大”上瞿秋白和蔡和森的不同发言之中，瞿秋白认为，从三大开始，陈独秀、马林的理论错误是一贯的，有系统的。蔡和森说，“独秀、马林等在理论上也实在犯了些原则性的错误。不过这也还说不上是固定的、有系统的，继续一贯的机会主义。秋白认为从那时就是有系统的继续下来了，这是我不同意的”（蔡和森于１９３１年４月在《论陈独秀主义》一文中对上述观点作了补充）。关于“二次革命论”对大革命失败应付的责任，过去和现在都有争论，从矛盾分析的观点看，其一，陈独秀作为“二次革命论”的肇始人，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早期路向，致使中国早期革命陷入失败的渊薮。因此，陈对大革命失败有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在灾难性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其二，不应该把大革命失败责任记在一个人的帐上。蔡和森曾写到，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瞿秋白谈对六大讨论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问题时说，“是否责任由他一个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政治局负责。”其三，共产国际代表对大革命失败也负有责任，否则有两个问题解释不通，一是陈独秀思想体系中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矛盾？一是陈独秀的错误为什么能够顺利推行？毛泽东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庭。１９３０年１月１５日至２月６日，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苏联“中国学术调查研究所”主持召开了三次“关于陈独秀主义历史根源讨论会”，出席会议者认为鲍罗庭、维金斯基应为“陈独秀主义”的错误负责。鲍、维也出席了会议，都为自己作了辩解。这说明共产国际及苏联自身也看到陈独秀犯错误不是孤立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有责任。其四，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看来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周恩来谈到，武汉政府叛变后，“共产国际派罗米那兹到中国。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于１９５１年的一次谈话中曾有过这样评述，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其五，不能将陈独秀错误归于共产国际。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陈独秀除了遵守国际的一面，也有与共产国际不一致的一面。如１９２６年６月３０日，陈独秀在《依靠外力替我们革命吗？》一文中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究竟要我们自己负起责任来干，外人援助我们则可，外人代替我们来干则不可”；又如陈独秀一开始不赞成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三・二０事件”后，陈独秀又提出退出国民党，这些都与共产国际不一致。１９２６年２月中旬，鲍罗庭在一个报告中说，只有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人才是真正左派，现在国民党中无左派。陈独秀在十二月汉口特别会议上批评说，“这是一种新奇的逻辑”，“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作不心要。”对于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五月指示，陈独秀也有不同意见。由于历史的原因，史学界、理论界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真正的分析性评价是在１９７９年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１９８１年，肖克同志还说，“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１９８０年，郭绪印提出了“重评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上海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０年，第四期），是分析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内在矛盾的一个契机。十年后，王学勤在《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认为“二次革命”对国共合作的建立客观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认为在中国革命尚未深入展开之际，“二次革命论仍能组织并指导工农运动，推动国民革命。”这是从外部矛盾的观点看“二次革命论”，看到了二次革命论的双重作用是个进步，但没有深入内部，分析“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因此在有关“二次革命论”一系列问题上纠缠不清，如说“陈独秀赞同国共合作设想的思想基础是‘二次革命论’，因而他一开始就无从考虑领导权问题”（见上书，第４４页）。这个观点将陈独秀形成“二次革命论”的过程移到国共合作过程之前，换句话说，“二次革命论”形成与陈独秀主观因素有关，与国共合作以前的中国实际有关，而与国共合作的历史过程无关，与共产国际的影响无关。这当然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一九九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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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东线高速公路加快建设新华社海口５月１７日电（记者陈江）为改善海南岛南北交通条件而加紧建设的海南东线高速公路，建设速度日益加快。目前施工点已推至５８公里处，高速公路上最长的一座桥梁南渡江第２大桥已经竣工，第一期工程兴建６４公里的路基工程已完成过半。海南东线高速公路全长为２６９・２５公里，起点为海口市五公祠，经琼山、定安、琼海、万宁、陵水县，终点在三亚市。目前高速公路第一期工程的桥梁涵洞工程已完成工程量的百分之五十五。已兴建铺设各种涵洞２１７条；修建汽车、拖拉机通道２７条；修建人行通道和人行天桥５７条和２架；兴建中小桥９座；汽车天桥也已完工３座。据介绍，海南东线高速公路最终建成后，将大大缩短海口至南端三亚市的距离，行车时间将由现在的６小时缩短为３小时左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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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569 【原文出处】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16～22,48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复印期号】199805 【 标 题 】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功能分析 【 作 者 】应国良 【作者简介】（应国良 中山大学法政学院政治与行政学系 讲师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西方社会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影响十分广泛。本文追溯了当代西方主流 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概括分析了它的主要形态，即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主要内容。本文认为当代西方意识形态之所以是西方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就在于它作为一种统治阶级意识，调节着西方社会的政治观念、政治行为和维护着西方政治制度，为西方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关 键 词】主流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 新保守主义 政治功能 【 正 文 】 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起来的，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提出到现在，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当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集中体现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体制和政治价值观，对西方各国的内政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何谓意识形态？当代西方学者认为，政治活动以及许多社会生活，都涉及在变化的环境中使用权力以实现目的。对这个过程来说，极为重要的是关于世界目前性质的信念和人们所持的对其未来的希望问题，即目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制度如何运转，其原因何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运转的情况怎样，应该对此做些什么和怎样做，这类信念和希望就可以称之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时，他们还用三个基本范畴来表述和分析各种意识形态，即(1)世界观，即关于经济和政治制度为谁运转和如何运转的总观点；(2)价值观念，即以为这种意识形态所提出的最合乎需要的目的；(3)策略，即这种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社会变革过程的概念和它根据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念和目的以及变革概念而认为适当的策略。当代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包括有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许多流派，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资本主义关系为基础，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是当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14～16世纪，资产阶级刚刚形成，本身的力量十分软弱，尚不能直接提出夺取政权的要求，他们首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斗争，用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封建神学，以理性为武器批判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另一场反封建反教会斗争――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发展。通过这种斗争，资产阶级初步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有马基雅弗里的共和政体论，马丁・路德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思想，加尔文改革教会的民主思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人民自由、人民主权等思想，法国的浩特曼和菲力普・莫耐提出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力、人民主权、政府源于契约思想，等等，为近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17至18世纪，在欧美许多国家相继发生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反封建革命运动，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为适应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社会制度的需要，提出了以“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思想为核心的学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所体现的人权原则和包括的公民基本权利，构成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把各项权利，诸如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财产权等，均说成是一切人的、普通的权利。而且将这种原则和思想写进了后来本国的宪法中。所有这些为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任何类型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反映，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保障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目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代替了封建宗法式的自然经济，因而资产阶级就用自由竞争来取代封建特权等级制。资产阶级要求雇佣劳动自由、贸易自由。从表面上看来，劳动力的买卖是通过契约自由的原则进行的，资本家和工人处于平等的地位，“等价”交换，而实际上却是不等价交换。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带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凡是以民主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都在其宪法中宣布人民主权原则，都确认自由、平等原则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都把这种意识形态粉饰成全民的民主意识。当代西方意识形态领域最活跃的、占主导地位的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有两大流派，即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它们成为当代西方支配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意识形态力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19世纪以来西方意识形态的主流，也是对西方国家社会政治事务最有影响的两大社会意识之一。长期以来，它作为保守主义的对立面或制约力量存在着，共同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影响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而且推动了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等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L・D・布兰代斯、J・杜威、F・D・罗斯福、J・罗尔斯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保证。其主要代表人物布兰代斯认为，没有经济上的自由，就没有政治上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如果经济上不自由，即使他完全享有宪法上规定的一切权利，但仍不能说他拥有完全的自由。因为，一个公民在决定严重影响其生活的问题上没有发言余地，而必须接受那个付给他工资的主人的命令，那他不能被认为是有自由的。第二，主张以和谐竞争代替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垄断。资产阶级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打破垄断，增加竞争机会，恢复“公开”待遇，减少失业和遏制通货膨胀。最早在社会领域和具体行动中实施新自由主义“社会改良”方案的，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当政的头四年里，积极地运用了联邦政府的力量，搞所谓“社会再分配”，颁布社会保障法，设立工程振兴局。“新政”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转变成为社会政策和改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和社会的危机。第三，民主的中心目的和伦理依据是自由。新自由主义提高国家的职能作用，但又不想背弃西方社会的民主原则与自由价值观。他们既要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又不能让自由牺牲资产阶级统治权力和政治秩序。他们虽然主张国家干预，但反对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里。当牵涉到私人占有制领域时，他们宣称：在私人主动精神占主导地位的私人企业，用不着将政府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在分配上，霍布豪斯认为：只要不危害他人利益，给社会稳定造成危险，个人拥有积累财富的无限权利。可见，新自由主义者希望在不违反代议制政府公认的民主原则的条件下，个人自由应当得到政府保护。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于二次大战后。新保守主义有不少重要的代表人物，如美国的D・贝尔、密尔顿・弗里德曼、S・M・利普塞特、A・兰德、N・格拉塞、M・戴蒙德、P・伯杰、塞缪尔・亨延顿。他们靠写文章，提出“新思想”、“新概念”来进行宣传，影响舆论，以争取人心和为当政者献策。新保守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政府的范围必须有限、权力必须分散。新保守主义认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是建立一个自由经济市场。然而，政府仍有必要实行统治。密尔顿・弗里德曼说：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第二，主张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理解自由。平等与自由的关系，是保守主义理论的核心。当代西方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公正的平等”就是保证人们在施展各自分明不平等的才能方面，有平等自由的一种平等。由于各人的才能不同，所以任何使人们所得的结果真正均等的尝试都是“不公正的”，只有“机会均等”的原则才是“公正的”。新保守主义认为，自由和平等是美国民主理想的两个方面，但它们不是一个东西，它们对所有的人并非时时刻刻都是平等的，它们也总不是相行不悖的。自由就是要求每个人去碰自己的运气，展现自己的才能。平等就是机会均等，就是对自由的要求，不排斥生产竞争。机会均等总是意味着结果的不平等，迈耶克说：自由和平等是对立的。人越自由，他们就越自由地显示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任何政治或社会企图促使平等，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对自由的限制和摧毁。第三，实行适度民主。新保守主义主张要限制民主。在他们看来，美国民主发展到60至70年代“民主浪潮”那样的极端形式，其结果必然造成思想上的大混乱，发生了信仰危机。他们认为，信仰危机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丧失了文明，丧失了自觉服从法律、尊重别人等素质。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延顿认为：“民主的混乱包括两个方面：政府活动的膨胀和政府权威的下降。民主的混乱进而对政治体系的功能产生了严重后果。”（注：米歇・克罗齐等：《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政府活动的膨胀与政府权威的下降是互为因果的，它表现政治体系的功能减弱，来自社会的政治参与太多，民主已经过剩了。他说：“今天在美国有关统治的一些问题正是因为民主过剩引起的。”（注：米歇・克罗齐等：《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面对所谓的“民主过剩”，保守主义者提出了建立平衡的民主的保守观点。这就是要求对人民群众对政治活动的参与加以压制，摧毁一部分民主制度和秩序，以阻止大众民主运动的发展蔓延。亨延顿为此论证道：“政治民主的无限扩大也潜在地存在着一些合乎需要的限制。如果民主在一个更为平衡的状态下存在，其寿命会更长久一些。”（注：米歇・克罗齐等：《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第四，由“新阶级”管理社会。贝尔分析认为：正在兴起中的新社会里的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社会的支配体系不在代代相继的职业阶级中，而是在政治秩序中。知识阶级虽然按其地位（社会尊重与承认，可能还有收入）而论，在新社会中可能是最高的阶级，但从这种社会结构的性质来看，知识阶级却没有什么内在的理由可以在某种内聚力或共同的一致性的基础上，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利益的阶级或者变成一个企图获得权力的新的政治阶级。这就是后工业社会中，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级的特点。在后工业社会，只有新阶级才能维持资产阶级的传统民主制。贝尔把新阶级视为杰出人物。他们是社会的支柱，代表“爱国主义”、“中庸”、“矜持”、“自我节制”、“对国家和社会负责”，而人民则是“无理智的”。社会统治权应落在杰出人物身上。只有新阶级才能保护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免遭有意或无意的破坏。第五，崇尚早期传统伦理道德。在新保守主义看来，普遍的和无条件的道德的存在是绝对的，现存秩序的核心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伦理秩序，因而他们相信基督教伦理和道德秩序，相信基督教的“原罪”学说。霍罗威茨说：“新保守主义的空想是建立在下述坚定信念的基础上的；国家是绝对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产生于这样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如私有制、宗教、家庭和爱国主义。”（注：J・L・霍罗威茨：《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56-1976》，纽约1977年版，第154页。）因此，为了防范世俗主义的虚无态度以及个人主义的享乐和贪婪腐蚀社会根基，导致西方社会的没落，新保守主义力图恢复宗教、家庭、亲族、村社等传统价值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权威。二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美国政论家J・扬(J・Yong)说：美国仍然存在着矛盾，国内不满的根源渐趋成熟、对抗性也正在尖锐化，“而号召某种形式的革命正在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只有意识形态是“使人们在周围世界中确定方向和控制行为的工具。”他还建议不是从认识论观点，而是根据其对支持社会生命力的实际效用评价意识形态。他们从分析美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得出结论：意识形态是当今美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力量。在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下，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并衍化出多元化的政治思想。从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福利主义等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中，都可以看到其广泛的影响。在实践中，这种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于：它倡导的改革方案成为英、美等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从而使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诸如普选权的逐步实现，劳动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化，对垄断组织的某些限制，若干国际和平组织的建立等。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功能具体的有：1.调节西方社会政治观念。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观念的调节，一方面是正面排斥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一种社会制度，而且也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力量，使资本主义转为守势时，西方社会就提出“非意识形态化”，把“非意识形态化”作为处于守势时的一种策略和意识形态宣传。以非意识形态化为名，适应资产阶级官方意识形态“和平演变”的战略需要，维护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和垄断资本的统治。对此，费耶尔(L・S・Feuer)说得很明确，“我们当代西方反意识形态者的主要靶子是马克思主义”。（注：L・S・Feuer：《超越意识形态》，载于C・I・Waxman编《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第641页。）另一种情况是当西方政治势力处于优势时，都会直接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西方民主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都直截了当地主张反共意识。意大利社会运动一建立便宣布：“反共产主义是我们运动的支柱。”西德“德国人民联盟”声称：“每个共产主义者都是宗教的罪人和潜在的杀人犯，不应当让共产主义存在。”（注：H・别泽缅斯基：《战犯239》，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192页。）另一方面，提出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战略。在这方面，民主社会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提出一种可以替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观念和战略的设想，就是建立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相结合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即在社会政治领域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反对一党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经济领域，主张实行包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共同参与”和资本构成民主化等内容的经济民主。认为马克思的“剥夺剥夺者思想已经不再适用”，“我们时代的特点之一是几种所有制可以并存”。（注：《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395页。）反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社会领域实行社会民主，就是所有的人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有权平等地分享社会的公共财富，都有权过富裕的生活，都有人得到别人和社会的帮助以及帮助他人。其具体目标是建立起“全民福利国家”，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制度前提下，改善劳动者受剥削、受压迫的雇佣者的地位。主张通过和平民主道路实现社会变革。2.调节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行为。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经济行为的调节，主要是涉及对个人和政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调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化的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府和国家的行为，格林认为，国家是社会的最高形式，是社会观念的体现；没有国家就无所谓个人，因而个人无权对抗国家。他说：“个人作为道德的体现者要追求人类共同的善，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个人实现道德进步提供条件，作为社会关系的协调者，国家法律对个人有绝对的权威。”（注：阿・穆霍帕德希亚：《西方政治思想概述》，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他否认国家是根据社会契约和个人自愿承诺而产生的这类说教，认为国家是社会进化过程的自然产物。同现代人一样，原始人也追求自由和平等，但在那种野蛮、愚昧状态里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自由和平等。随着人类变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自由、平等的权利需要法律作保障，便有了国家。权利在原始社会的家庭、部落里已具雏形，尔后受到法律体系的提炼和维护才变得真实了。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强化的则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个人的行为。他们强调要限制政府的作用，认为在经济上政府干预太多，应该放松管制，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不能再提重新分配物质财富以达到“经济公正”的口号。国家需要对经济进行调节，但是要大力限制国家干预的规模，要实行自由经济政策，以便让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活跃和发展市场经济；主张国家需要掌握调节经济的杠杆和实现一定社会纲领的手段，从而把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国家计划与市场力量结合起来，通过转向市场领域，寻求解决有关问题的办法，减轻国家过重的社会负担。总之，“每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坚持一个观点：最好的政府是最少管理的政府”（注：J・L・霍罗威茨：《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56-1976》，纽约1977年版，第136页。）3.调节指导国际政治行为，指导国家对外政策。在这方面西方意识形态的不同主流思想各有所侧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侧重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在国际关系领域支持民族自决、平等合作与世界和平。新自由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为自己的目的而控制国家制度和生活的一种政策。它往往导致对外扩张，使民主国家的精神堕落。由于战争气氛，人道主义被践踏，信奉弱肉强食的生物社会学观念会盛行。军国主义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潜在威胁，战争刺激民族虚荣心，军国主义和权利主义，造就千百万无独立见解、行动受人摆布的“群氓”，这无疑给普选权和以政党制为中心内容的民主制度构成危险。此外，对弱小民族和落后国家的征服欲望，自然而然地培植出傲慢和专制心理，助长了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帝国主义政策只是少数人利用国家的财力和军力为自己利益服务，人民大众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要饱受战争之苦。新保守主义则侧重于对社会主义采取强硬政策，支持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主张采取坚决反共的不妥协立场。70年代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以及由他们组成的为数众多的“思想库”，智囊团，如胡佛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研究所、美国战略研究会，为美国政府制订和提供了一系列世界战略和对外政策。其核心是一方面应大力加强核军备、发展战略武器，增加在全球战略热点的军事存在和实力，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另一方面依靠民主示范作用，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的手段，将西方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渗透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促成和平演变，使资本主义制度“不战而胜”。4.维护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政治制度的维护，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西方政治制度辩护。他们主张三管齐下：第一，尽一切可能宣传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社会价值观念，宣扬资本主义优越性；第二，利用现代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稳定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寻找一切机会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其中也包括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失误来诋毁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局限于西方的范围，它们进攻目标和主战场都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十分概要地表达了保守主义的战略主张，他说：“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同一种发动十字军们的热忱结合起来，不仅保护住我们自己，而且要改造世界――包括共产党世界在内――并且不经过一场热战，而赢得力争自由、个人尊严和真正经济进步而进行的战斗。”（注：理查德・尼克松：《六次危机》，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10页。）另一方面是主张通过实行温和的改革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变革只能针对制度的非本质方面，而不能触及本质，不能违反原则。70年代以来，这样一种保守的变革观，影响甚至是指导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发挥了实际的政治功能。新保守主义强调对传统资本主义的复归和对固有价值的重新肯定，实行保守改革，从而给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新保守主义政策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80年代中美国历届共和党政府奉行保守主义政策，避免使用激进的改革，重新肯定了资本主义的一些传统做法，实际上是采用了温和的、渐进的改良代替了对资本主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这种温和的改革稳定了资本主义并使其有所发展。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托马斯・戴伊评论说：“里根政府的成员代表并重新肯定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而不是为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新的价值观念’。”（注：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里根年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另一位西方学者也对保守主义作了积极的评价：“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守主义因素存在，它只能变得极端不稳定。”（注：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肯定了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西方社会所发挥的政治功能。总之，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当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质，就在于为制定和施行符合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的政策和措施提供理论的依据和形成舆论环境，以便资产阶级更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好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安定社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确保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人地位，以利于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加强资本的统治，维护和进一步发展资本家的最大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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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学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9年 第20卷 第3期 vol.20 No.3 1999大系统增量建模与最优控制研究王庆超 喻宝才摘 要 对互联大系统结合近20个工位的自动化设备采用了离散增量建模，并应用了分离思想，使建模中参数的测定带来了极大方便。提出具限幅值二次型最优控制问题，采用配方形式的DP法递推方程获得了离散的限幅值最优反馈控制律。并对合并后的简化模型就一般参数导出了最优反馈控制律，显示了该建模方法及最优控制解法便于应用于大系统的特点。主题词 互联大系统 增量建模 限幅反馈STUDY ON INCREMENT MODOLING ANDOPTIMAL CONTROL FOR LARGE SCALE SYSTEMSWang Qingchao Yu Baocai(School of Astronautics,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150001)Abstract In this paper,discrete increment modeling connecting nearly 20 positions of automatic equipment for interconnect large scale systems is adopted,and separation idea is applied,which bring about it maximal convenience to determine the parameter in modeling.Problems of optimal control of limiting amplitude quadrics are proposed,then optimal feedback control law of discrete limiting amplitude is acquired by using DP method recursion equation of formulation.Optimal feedback control law is also derived from generic parameter for folding simplified model,which have indicated the character that this modeling method and solving process of optimal control are conveniently applied into large scale systems.Key words Connecting increment modeling Limiting amplitude feedback1 引言本文以具有19个工位的互联大型调速系统为例，对大系统增量建模与最优控制进行了研究。该系统是由系统上位控制中心(DCS)［1］［2］与系统控制器SC组成的两级计算机控制系统。除按定比速度给出主控信号外［3］；结合系统具有高纺速270米/分、高控制精度1‰的特点，必须考虑扰动、耦合、时滞、非线性环节及不确定性等引起的速度增量的变化。本文力图通过增量建模及限幅值二次型最优控制来实现中心计算机SC(或DCS)的计算机最优增量调节，减少人工微调的强度，充分发挥国内外尚未考虑的DCS或SC系统的作用，同时还要通过协调以达到稳定运行的目的。本文研究结果对许多典型的大型过程拖动控制系统具有代表性。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建立线性离散形式的增量调节模型。我们用与各工位转速增量变化有关的增量控制信号归入BU(k)部分；互联(或耦合)转速增量项归入AX(k)部分，这种分离思想非常利于A、B参数的测定。若将19个工位的互联大系统模型一一列出，讨论十分困难，经分析，可将同类增量调速工位合并选6个代表性工位简化成一个6阶离散线性系统模型［4］［6］。第二个大问题是求解最优反馈控制律。增量控制的性能指标提为线性二次型(LQ)控制是最简单的。然而，加上增量控制信号限幅值限制(约束)，则很少见到讨论其最优反馈控制律。源于增量的需要，我们探讨了这一具限幅值的LQ问题的最优反馈控制律。方法是用配方形式的DP(动态规划)法递推方程，以获得离散的具限幅值的最优反馈律。最后再回到该系统上就简化了的6阶系统的一般性参数求得具限幅值的最优反馈控制律。它取反馈控制与简单变结构控制(VSC)的复合形式［5］。2 增量模型的建立由于大系统的控制采用DCS、系统控制器SC和现场母线，系统模型应以离散的差分方程给出。以转速增量Δω为k步控制变量，主要依据工位实现时的时滞性来确定(k+1)步的Δω为状态变量，加上各工位耦合互联作用建立起大系统递阶模型。结合电气控制系统建立的递阶网络分三层，如图所示。图中F1-F20(无F3)代表按流程的工位及相应的电气控制设备；OE、US分别代表热定型机和汽蒸定型机拉丝点控制信号；SL、1DL、2DL分别代表垂环和重力张力架控制信号。图 分三层递阶网络图线性离散增量模型中，k时的控制变量U(k)取中心计算机给出的各工位增量控制信号。k+1时的状态变量X(k+1)取经一个步长(或采样)时间各工位转速实现增量改变(考虑时滞)时的转速增量信号。U(k)的系数矩阵B(对角形)主要了体现了本身转速增量响应系数，即转速增量改变的影响。X(k)的系数矩阵A主要体现了互联转速增量响应系数，即耦合增量信号的影响。这种分离思想给A、B参数的确定带来了方便。状态差分方程：(注：在ω之前均略去Δ；右上角标加c表示该变量为控制变量；为转速增量的积分――位置增量信号)第一层 F13:F16：第二层 F5:F6:F14:F17:第三层 F1:F2:F4:F7:F8:…… (2.1)F12:F19:F15:F18:F20:3 模型的简化19个工位的互联大系统求其协调最优解，无论用什么方法均是相当困难的［4］。由于几个工位明显具有代表性：F5可代表F6、F14(均受F13及F5的耦合影响)；F1可代表F2、F4、F7-F12、F19(只不过F1、F2、F4均受F13及Fs的耦合影响；F7受F13及F6的耦合影响，F8受F13及F7的耦合影响，……F12受F13及F11的耦合影响；F19受F16及F18的耦合影响)；F15可代表F18、F20(F15受F13、F14及F14的积分的耦合的影响；F18受F16、F17及F17的积分的影响；F20受F16、F19及F19的积分的影响)。因此，选取具代表性的工位变为6阶线性增量控制系统(代表性工位是F13、F16、F5、F17、F1、F15)模型就是必然的了。这种将同类的调速工位合并的处理可使模型大为简化。另外，为将(转速增量的积分――位置增量信号)规范化成为转速增量信号，在离散递推方程中取转速增量的τ倍来近似，其中τ为步长或采样间隔时间。6阶简化模型写成状态方程是(3.1)即(3.2)其中 X(k)=(ω13(k),ω16(k),ω5(k),ω17(k),ω1(k),ω15(k))TU(k)=(ωc13(k),ωc16(k),ωc5(k),ωc17(k),ωc1(k),ωc15(k))T(注：(3.1)式中ω15(k+1)应受F14及其积分的影响，不依赖于F5，这是一种代替，用时应转换过来)4 具有闭集型限幅值LQ问题的最优控制律对增量离散线性系统模型我们按如下线性二次型(LQ)寻求并实现最优控制。(4.1)X∈Rn,U∈Rm(4.2)其中权矩阵Q=QT≥0(甚至Q＞0)，R=RT＞0,求(4.1)、(4.2)的最优解U*(k),k=0,1,2,…,N-1，但要满足限幅值约束(4.3)这是一个特殊离散系统LQ问题，对于增量控制必须考虑(4.3)式，因为增量控制信号相对是小的，通常LQ问题算得的反馈控制若要超过增量的限幅值约束，最优反馈即使有也是响应速度慢的。增加这一限幅值约束，一是从实际出发的，一是可提高LQ问题的响应速度。当然，也就增加了LQ问题的求解难度。我们通过动态规划(DP)法的关于最优代价函数的倒递推方程［7］；配方法及正定性分析；闭集型控制往往在闭域的边界上实现的思想来求解问题(4.1)，(4.2)，(4.3)。得到具有上下限幅值与反馈控制相结合就是(各步)这一问题的最优解。它在通常DP法的最优代价函数V*i(X(N-1))的倒递推方程基础上［6］［7］，必须用配方法及正定性分析。倒递推(单步)寻优解法是：最后一步由于R＞0，显然 (4.4)代回上式得到(4.5)其中 P(N-1)=Q。倒递推到(最后)2步(4.6)对(4.5)式V*1(X(N-1))中的X(N-1)应用状态方程(4.1)并取［2］(4.7)再应用配方法可得(4.8)经此配方后，由于R+BTP(N-1)B＞0，第二项是正定二次型，为求闭集型限幅值下的最优的U*(N-2)，须分三种情形讨论：当-K(N-2)X(N-2)满足-Ci＜{-K(N-2)X(N-2)}i＜Ci时，(此时二次型最小值点U*(N-2)+K(N-2)X(N-2)=0在限幅值内)，有反馈控制但当{-K(N-2)X(N-2)}i≥Ci时，二次型的最小值点在区间［-Ci,Ci］的右侧，此时二次型在［-Ci,Ci］内关于第i个分量是单调下降的，故控制取上限幅值为最优，即同理，当{-K(N-2)X(N-2)}i≤-Ci时，从而，(4.8)式有限幅形式的反馈最优解是(4.9)将(4.9)式的反馈控制代回到(4.8)式中得到(4.10)其中 (4.11)下面再倒递推到3步(完全与2步相同)，……，一般地有(4.12)其中(4.13)(4.14)步序号为 j=2,3,…，N。{-K(N-j)X(N-j)}i是反馈控制向量的第i个分量，i=1,2,…,m。注：这样取具有限幅值的反馈控制U*(最后一步U*(N-1)=OX(N-1)=0)［6］，在整个N步的全局上对-Ci＜Ui(k)＜Ci是二次型最优的；而在每一步又是闭集型限幅值下(-Ci≤Ui(K)≤Ci)最优的。从控制方法的交叉综合来说它取反馈控制与简单变结构控制(VSC)的复合形式［5］。5 简化模型的LQ问题的最优控制律在6阶模型(3.2)基础上，取(4.2)式的二次型，其中权矩阵为Q=I6×6又取N=3。为求在(4.3)约束下的U*(0),U*(1),U*(2)，将应用4段已推得的结果。由4段的(4.4)及(4.6)式可知(5.1)将3段(3.2)式的A、B及已取的R，Q矩阵代入(4.7)式中，可得(5.2)其中 ,,,，,再由(4.11)式可得(5.3)其中， ,从而，由(4.9)及(5.2)式知，最优控制U*(1)分别是(5.4)(5.5)(5.6)(5.7)(5.8)(5.9)再由(4.13)式可得(5.10)其中(并设l=(r11+b213p11)(r33+b25p33)-b25b213p213)，,, , 。从而，由(4.12)及(5.10)式知，最优控制U*(0)分别是(5.11)(5.12)(5.13)(5.14)(5.15)(5.16)(注：正如第3段最后的评注中指出的，最优的ωc15(1)及ωc15(0)中依赖于ω5(1)及ω5(0)部分应改成依于ω14(1)及ω14(0)。6 结束语离散限幅值二次型最优控制，从最优反馈控制律可见，运用分离建模思想，不仅使参数测定容易，而且反馈控制的耦合项也没有增加。对简化模型最优控制我们只取N=3，显然N取大些，继续迭代下去也不困难。简化模型是对同类工位进行了合并处理的模型，按比例转化到各工位的限幅值增量控制也是容易做到的。离散增量建模、限幅值反馈在大系统过程控制中是有典型意义的，工程上也是容易实现的，可以在航天自动化工程和大型工业自动化工程中应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69775018)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哈尔滨.150001参考文献1 蒋慰孙.2000年化工自动化展望.化工自动化与仪表.1994，(1)2 金以慧等.过程控制的发展与展望.控制理论与应用.1997，14(2)3 范俭等.交流定速比传动系统的前馈自适应控制.控制理论与应用.1996，13(5)4 解三明等.大规模系统两层递阶控制的直接分解算法.信息与控制.1997，26(1)5 费敏锐等.智能控制方法的交叉综合及其应用.控制理论与应用，1996，13(3)6 王耀南.智能控制与专家系统.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7 林畛.变分法与最优控制.哈工大出版社.19878 Singh MG.Dynamical Hierarchical Control.North-Holland,Amsterdam.19809 Jamshidi M.Large Scale Systems:Modeling and Control.North-Holland,Amsterdam.1983收稿日期:1998年10月5日,修回日期:199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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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4020 【原文出处】安徽金融 【原刊地名】合肥 【原刊期号】199707 【原刊页号】6-9 【分 类 号】MF1 【分 类 名】体制改革 【 作 者 】石雷/刘伶伶 【复印期号】199712 【 标 题 】汲取历史经验 防止通胀反弹――对当前货币形势的一些看法 【 正 文 】 （文 石雷 刘伶伶）1992年开始的一轮通货膨胀，经过近年的宏观调控及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措施，通货膨胀率（即零售商品价格指数，下同）由1994年的21.7％逐步降到1996年的6.1％，今春物价虽有些上涨， 但比较平稳。成绩可谓很大。但是，我们对成绩决不可估计过高而盲目乐观。因为，导致发生通胀的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通胀的压力依然存在，而且很大。一是，要求提价的呼声很高。有些地方和企业，为减少财政补贴和增加效益，纷纷要求提价，而要求提价的商品，不仅面广且价位高。有的现在已出台或即将出台难以控制。而提价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又主要是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二是国家财政困难依旧，平抑物价乏力。三是，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国有企业效益不佳，亏损额扩大，经营困难，需政府支持。四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有增无减，再加企业破产和兼并，冲销银行贷款、免息或挂帐停息，使国有银行效益下降，有的发生亏损或资不抵债。因此，认真的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千方百计防止通胀反弹，使国民经济在稳中求进，已成为当前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对此，我们谈些看法，以求匡正。坚定不移贯彻通货稳定政策稳定通货，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实行通货稳定政策，并非我国的一时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基本国策。改革开放的十多年间，为什么一而再的发生通货膨胀呢？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来，主要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影响下使建设规模超国力，没有接受历史经验教训所致。目前，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得到了制止，物价稍有缓解，人心向稳，经济在稳中发展。但也就在此时，大干快上之风又徐徐吹来。有的说，我国的经济规律是：“经济高涨，物价上涨；抑制物价，经济下降”；为着保证经济增长，主张“在实际决策中努力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使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处于一种均衡状态。”此论点的实质是，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有的说，当前我国生产能力有空闲，失业下岗人员多，商品供应又比较充足，故一再主张政府应扩大需求多搞些建设项目，增加财政支出，扩大银行贷款和货币投放，使生产活起来。决不可再为了保通货和物价稳定而牺牲经济增长，只有经济增长了通货才能稳定等等。由之，今年一季度，银行贷款增长21％，货币发行增13％，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9.4％的增幅，从而又增加了不稳的因素。 在此通货稍有稳定而通胀深层次的原因又未解决之时，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坚定不移的贯彻通货稳定政策，决不可再走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之路，而要把来之不易的通货稳定的局面保持下去，使国民经济在稳中求进。人民币发行量必须严格管制一般说来，每年随着国民经济增长都要适量增发些人民币，以使国民经济既能正常运转又不致引发通货膨胀。但人民币增发量根据什么来定，这是世人所关心和探讨的问题之一。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即：执行流通手段的商品量×价格货币社会需量＝───────货币流通速度这个公式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只要有货币流通，这个规律即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客观的起作用。这个规律也完全适合于我国。根据马克思上述理论，人民币每年发行增长率，在改革开放前，其主要依据是零售商品销售总额的增长率，并尽力使两者的增长率大体相近。从实践看，效果很明显。改革开放后，商品价格放开，物价随着货币过量发行而波动。因之，过去用零售商品销售总额增长率来商定人民币发行增长率的方法也就不适用了。从目前我国经济情况来看，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人民币发行增长率为主要依据较为合适。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是按一定时期不变价格计算的，因而有着可比性。同时，国内生产总值经济指标所含内容较多，能相对反映我国的经济全貌。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市场流通货币量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大体相近时期，物价、货币流通比较稳定；反之市场流通货币量增长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时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超过越多，物价上涨幅度也越大。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信贷资金不能用于财政支出”指示建国以来我国所发生的几次通货膨胀，虽然各有其特点，但共同点都是国家用信贷资金作了财政开支、弥补了财政赤字。为此，中央、国务院先后多次指示，不准用信贷资金作财政支出，并于1962年春，先后制定了“银行六条”和“财政六条”，再一次明确指出：严禁用信贷资金作财政支出。为了保证信贷资金不作财政支出，又制定了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分口管理制度。1995年9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指示：“信贷资金不能用作财政开支”。但是到目前为止，用银行信贷资金作财政开支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下面讲些实例。一、国家财政赤字先是向银行透支和借款。1994年起，由向银行透支和借款改为财政发国债弥补，但所发国债的相当部分由银行买下并要银行以卖买国库券方式来调节货币流通，实际上是财政赤字仍由信贷资金来弥补。二、 国有企业必不可少的铺底流动资金本应由财政打足拨够， 但1983年国务院明令改由银行贷款垫补。据测算，截止1996年，银行共垫付约3500亿元左右。三、国家的战略物资储备所需资金本应由财政支出，现也由国家计划安排由银行贷款解决。四、应由财政投资的基本建设项目所需资金，有相当部分改由银行贷款解决。财政总支出中， 基本建设支出由1979 年的占40. 4 ％滑至1996年的9.6％；而同期，银行的固定资产贷款由零升到1.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的25.4％。五、国有企业发不出工资，本应由财政拨给，也改由银行贷款解决。六、国有企业破产损失，本应由财政弥补，但却冲销银行贷款或免息和挂帐停息。七、一些企业的政策性亏损及其超支部分，国家规定由财政拨补，但财政迟迟不拨补而占银行信贷资金。八、银行保值储蓄的补贴利率，是银行的政策性亏损，财政也不拨补，使银行亏损。几年来，银行究竟有多少资金被用于财政支出，一时难以算清，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却是非常明显的。其表现：一是银行过量发票子，致使改革开放十多年间即发生了四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通胀率一次比一次高，膨胀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一次比一次大。二是造成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影响企业经营管理和效益。三是企业间“三角债”普遍存在，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转。四是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造成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其结果使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广大职工生活受影响。因此，要防止通胀反弹，必须坚决执行中央一而再的“信贷资金不能用于财政开支”的指示。凡用信贷资金作财政开支，不管是明的或暗的，均要按中央指示予以制止。决不可放任自流。坚持控制货币发行量不搞控制货币供应量长期以来，我国的货币发行管理和货币发行量一直是由国务院直接控制的。每年，中国人民银行作货币发行计划经国务院批准执行，在执行中，若超过计划，必须申明原由经国务院批准才行，决不许先斩后奏，更不许斩而不奏。之所以如此严格，因为国家发行的票子不是社会财富，国家向市场投放的票子是向社会、市场投放购买力。它的投放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市场商品供应量和物价、通货的稳定。近年来，有人认为，过去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货币发行管理制度，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主张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管理货币流通的制度，将直接控制货币发行量改为控制货币供应量。这种办法是不符合我国实际的。尽管货币供应量按变现力的强弱分为若干层次（目前我国分为：货币、准货币和两者之合三个层次），但其实质归结起来是两项：即现金（即市场流通的票子）和银行吸收的各种形式的存款。现金和银行吸收的各种存款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事物，各有着自己运动规律。故不能等同看待，更不能合而为一的来管理。现金，即人民币，是国家发行的强制流通的信用纸币，本身无内在价值，不是社会财富（而人民银行以外单位和个人手中的人民币是社会财富），而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在商品交换时表示商品价值而已。其发行量若超过社会需要，物价即涨，货币即贬值。因此，人民币的发行权必须高度集中，发行数量必须严格控制。银行所吸收的存款，是存款者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换取现金而存入银行的，它是社会财富存在的一种形式，不管存多存少，是决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的。建国以来所发生的几次通货膨胀，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几次通货膨胀，都是过量发票子引起，而不是银行吸收的存款多造成的。以上实事说明，现金和银行吸收的存款虽有着某些共同点（从购买力来讲是相同的），但又是性质不同两个事物，各自有着自己的独特运动规律，故不能合而为一，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合而为一的加以控制，即所谓控制货币供应量。现金和银行吸收的存款，我们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和管理。对现金即国家所发票子，必须管严、管实，决不能放任自流；对银行吸收存款，不仅不应控制，而应大力宣传提倡，改进服务和有关制度以便千方百计力争多存款。此外，从银行经营来说，控制存款也是没有道理的，大家知道，存款是银行立行之本，银行只有多收存款，扩大放款规模，才能越办越兴旺；反之，控制存款的增加，银行必将萎缩而至消亡。我国货币流通管理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管理制度“管理人民币流通”，是中国人民银行重要职责之一。但如何管理看法不一。有的同志认为，过去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套管理货币流通的制度过时了，主张改用资本主义国家管理货币流通的办法，即有卖买国库券、对商业银行实行存款准备金及贴现等办法（称为三大法宝）来管理我国的货币流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货币发行政策及中国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间的关系与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本不同的。因而，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是不可取的。一、用卖买国库券办法调节我国的货币流通，既不符合我国实际，也不利于通货的稳定。我国的货币发行实行的是经济发行政策。即所发的票子，不是直接用作财政开支，而是把它作为信贷资金，用贷款的方式来支持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建筑、邮电及商业发展，增加社会财富。之后，财政再从增加的国民财富中增加收入，用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即毛主席所说：“发展经济、保障供应”的政策。由此，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中是发放的各种贷款及储备的外汇，而无国家债券。也就是说，我国货币发行准备金是所放的各种贷款和外汇储蓄金，当市场货币多时，即及时收贷款以回笼货币；反之，市场货币不足时即增加贷款以增加货币投放。在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后，对市场货币的投放和回笼是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申缩来实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实行的是财政发行政策，即把所发行的票子主要用于购买财政发的各种债券，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是以财政债券作货币发行准备金的。由此，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的资产中80―90％是财政各种债券，当市场货币多或少时，它只能通过卖买财政债券来投放或回笼货币。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和资本主义国家调节和管理货币流通的办法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并非由某个人所决定的，而是货币发行政策不同所决定的。如果我国要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那么我国必须首先改变货币发行政策，即变经济发行政策为财政发行政策。而货币发行政策的变更势必引起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和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重新组合和分工，事关重大，非银行本身所能决定的。此外，我们还应看到，我国财政发行的国库券是为弥补财政赤字，银行发票子买国库券实质是搞财政发行。这与中央提出在2000年前逐步的基本上消除财政赤字是不符的，也与陈云同志提出的：“永远不打赤字财政”相悖的，也不利于通货的稳定。二、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在目前缺少必要性。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实质是资本家管理联合会。而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是资本集团间利益相互对立的关系。中央银行对于各商业银行既无权指令其贷款的权力，也无供给商业银行资金的义务。商业银行只有拿资产凭证并付以相当利息才能从中央银行得到贴现借款，商业银行倒闭破产，中央银行也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收取存款准备金制度，一方面可以调节货币流通，更为重要的是控制商业银行就范。中国人民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与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间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他们同为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国家计划的贷款指标，由中国人民银行分配到各国有商业银行。各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除自行吸收存款外，其不足部分由中国人民银行拨给。若中国人民银行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而按存款比例提取其存款，由此，国有商业银行存款资金减少，为完成下达的贷款指标势必相应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增拨同额的资金。这种左手收，右手补的办法，对市场货币流通不产生任何影响反而增加双方的无效劳动，实没有实行的必要。三、中国人民银行对国有商业银行办贴现贷款，我们认为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间已有正常的借贷关系和往来渠道，若商业银行资金不足，可以通过已有的渠道申请增加贷款，而没有再拿出资产凭证向中国人民银行办理贴现贷款的必要。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权后不再办理具体信贷业务，也不应再办贴现贷款。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固然不好，那么，物价下降，货币升值是否就好呢？我们认为也不好，我们所要求的是通货稳定。通货稳定，不是要求全国物价统一和冻结物价，而是要物价水平的稳定。通货稳定，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无疑必将促进国民经济快速的发展，这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法》所说：“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道理所在。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责任编辑：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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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273 【原文出处】东欧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1 【原刊页号】38-42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复印期号】199705 【 标 题 】保加利亚历史概要 【 作 者 】葛志强 【 正 文 】 保加利亚位于欧亚大陆的交叉点上，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迹表明，这里早在远古时代就有人定居。在保加利亚土地上最早的居民是色雷斯人，他们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公元前7世纪至6世纪，欧洲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移居到黑海的西岸，他们建立的移民区迅速发展，很快变成了繁荣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公元1世纪巴尔干半岛被罗马人统治，成了罗马人的行省，这些行省在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以后划在了拜占廷境内。公元7世纪上半叶在多瑙河以南居住着斯拉夫部落，大约在公元660年古保加利亚人在多瑙河三角洲以北定居下来。公元681年他们和斯拉夫七部落联盟以及北方人一起组成了以阿斯巴鲁赫为首的古保加利亚王国（公元681―700年），这个新国家的疆界东起黑海，西抵蒂莫克河，南至巴尔干山脉，北到喀尔巴阡山脉和第聂伯河。普利斯卡城为当时保加利亚的国都。公元681年夏，保加利亚的第一位国王和拜占廷皇帝签订了第一个保拜条约，使拜占廷正式承认了这个国家。特尔维尔统治时期（公元700―721年），年轻的保加利亚国家强大起来，把色雷斯的其它斯拉夫部落并入自己的领土并赢得了威望。公元716年同拜占廷签订了第一个贸易条约。8世纪末到9世纪初保加利亚国家抵御了拜占廷的扩张，平定了内乱，在政治上加强了实力，保加利亚族的斯拉夫人开始走向统一。克鲁姆统治时期（公元803―814年），很多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并入了保加利亚国；阿瓦尔人被消灭之后，他们居住的大部分地域也归入了保加利亚；他们有效地制止了东南部法兰克人的入侵；拜占廷在公元811年沃尔比查隘口战役中和公元813年维尔西尼基亚要塞战役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克鲁姆时期制订的法律对保加利亚的内部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奥穆尔塔格统治时期（公元814―831年），保加利亚和拜占廷签订了为期30年的和约，这大大有利于保加利亚广泛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建设活动。在这段时期，消除了部落之间的隔绝状况，制定了国家的行政区域原则。打败法兰克人以后，保加利亚的疆界开始向西北扩张。马拉米尔（公元831―836年）和普雷西扬（公元836―852年）统治时期，保加利亚的领土继续扩张，马其顿的很大一部分归入了保加利亚的版图，当时整个马其顿都在拜占廷帝国的统治之下。公元852―889年鲍里斯一世在位，他把基督教奉为国教（公元864年），这推动了保加利亚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为确立保加利亚的国际地位和保加利亚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9世纪中叶，基里尔和麦托迪两兄弟创造了斯拉夫文字，保加利亚成了斯拉夫文字的第一个中心。公元893―927年，西麦昂皇帝发展和扩大其父鲍里斯一世的事业，保加利亚的文化、教育和经济达到了全面繁荣，在奥赫里德和保加利亚新都大普雷斯拉夫创办了学校，国家的物质文明也得到了全面发展。保加利亚的疆界到了萨洛尼卡以北20公里的地方，往西直抵亚得里亚海。在文化和政治方面，同西欧国家相比，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此后的时期里封建制度不断发展，中央政权开始削弱，贵族势力日益强大，他们要求权力分散，加之公元927―970年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保加利亚开始走向衰落，多瑙河以北的领土也失去了。农民对封建压迫的不满引起了一场社会宗教运动――鲍戈米尔运动。公元971年拜占廷占领了保加利亚东北部，公元976年拜占廷被赶了出去，保加利亚收复了失地。公元997―1014年萨穆伊尔皇帝统治时期，保加利亚在扩张领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新的统治家族把国家的中心迁到了西南部，起初定都于普雷斯帕，以后迁往奥赫里德。之后，保拜之间连年战乱，拜占廷皇帝瓦西尔二世对保加利亚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到1018年整个保加利亚沦于拜占廷的统治之下。从公元681年保加利亚国家诞生至1018年，在历史上称为第一保加利亚王国。早在拜占廷统治的最初数十年里，保加利亚人就为自己的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040年爆发了由彼得・德梁领导的一次起义，以后又爆发过多次反抗拜占廷统治者的武装起义和暴动。1185―1187年彼得和阿森领导的起义取得了胜利，拜占廷统治者被赶了出去，保加利亚国家收复了多瑙河、巴尔干山和黑海之间的领土，定都于特尔诺沃，第二保加利亚王国从此诞生。1197―1207年，卡洛扬皇帝继承保加利亚的解放事业，在他执政期间，保加利亚国家的领土得到了巩固和扩张，而且军事力量也增长很快，在1205年的奥德林战役中，保加利亚军队把骑士军打得一败涂地。1218―1241年伊凡・阿森在位期间，保加利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达到了鼎盛时期，其疆界延伸到了黑海、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保加利亚国成为巴尔干半岛的重要力量，铜币、银币和金币也铸造出来了，同杜勃罗夫尼克、威尼斯、热亚那等地发展了贸易关系。从13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封建制度的高度发展、中央政权的削弱、对外战争遭到失败、国内贵族混战不休以及鞑靼人的进犯等原因，保加利亚逐渐衰弱并丧失了许多领土，成为鞑靼人的附庸达几十年之久。1277―1280年，由于农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导致了一场以伊瓦伊洛为首的大规模的反封建农民起义。13世纪末保加利亚陷于鞑靼人的统治之下，它的统治后被托多尔・斯维托斯拉夫皇帝推翻，1300―1321年托多尔・斯维托斯拉夫统治期间，保加利亚的国内形势得到了巩固。1331―1371年伊凡・亚历山大皇帝在位期间，一些贵族要求分立的欲望愈来愈强烈，14世纪中期独立的多布罗加公国分立出去。伊凡・亚历山大皇帝决定把国家分封给自己的两个儿子：伊凡・斯特拉齐米尔王（1371―1396年）掌管维丁王国，伊凡・希什曼王（1371―1393年）领导特尔诺沃王国。当保加利亚这种国内危机日益加深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逐渐占领保加利亚，虽然保加利亚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还是在1396年沦亡了。奥斯曼对保加利亚进行了长达五个世纪的统治。他们对保加利亚人民残酷剥削，剥夺政治上的权利，实行野蛮的专横压迫。他们通过强迫保加利亚人改信伊斯兰教、服兵役、将人口密集地区的伊斯兰教民移居保加利亚、驱使保加利亚人迁往其它地方等手段，对保加利亚人民实行民族歧视、宗教歧视政策，并企图同化保加利亚人。16至19世纪保加利亚人大量迁往多瑙河公国、俄国等地。在土耳其奴役的整个时期内，保加利亚人民起义、暴动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如1598年和1686年的特尔诺沃起义、1688年的奇普罗夫齐起义、1689年的卡尔波绍夫起义、1717年的洛姆――维丁地区起义和1737年保加利亚西部地区起义等。18至19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新的社会阶级也出现了，这一切预示着保加利亚人民的一个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政治的全面高涨时期就要到来，这就是保加利亚的复兴时期。复兴时期的第一个思想家是帕伊西・希伦达尔斯基，他于1762年写成了名著《斯拉夫――保加利亚史》，在书中阐述了新时期的任务――民族教育、精神上的独立和政治上的解放。在复兴时期，教育运动占很重要的地位，保加利亚学校的创办人和革新者有彼得・贝隆、内奥费特・希伦达尔斯基・鲍兹维利、内奥费特・里尔斯基、瓦西尔・阿普里洛夫、伊凡・谢利明斯基等。保语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形成推动了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发展，1869年在勃拉伊拉成立了以马林・德里诺夫为主席的保加利亚文学协会。由著名的复兴运动活动家内奥费特・希伦达尔斯基・鲍兹维利和伊拉里昂・马卡里奥波尔斯基领导的争取教会独立的斗争席卷了保加利亚全国，成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1870年创立了第一所全保加利亚的民族机构――保加利亚教会。在这期间，在密细亚、多布罗加、色雷斯和马其顿，基本上形成了以保加利亚部族为基础的保加利亚民族。民族思想的确立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推动了政治解放斗争，1856年后民族革命运动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民族革命思想的创始人是格奥尔基・拉科夫斯基，他试图组织起全国规模的革命力量。1869年保加利亚游击支队遭到失败以后，在布加勒斯特成立了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保加利亚革命中央委员会。瓦西尔・列夫斯基也在国内建立起革命组织，联合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活动。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三位保加利亚解放革命中最伟大的人物――瓦西尔・列夫斯基、赫里斯托・波特夫和留宾・卡拉维洛夫。民族解放斗争的最高峰是1876年的四月起义，起义从4月20日持续到5月2日，最后虽以失败告终，但却向全世界表明了保加利亚人民为争取自由、为独立生存的权利而殊死斗争的坚强决心。保加利亚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欧洲各国政府面前。1877年4月12日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战争一直持续到1878年1月19日，俄土战争导致保加利亚解放并起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作用。1878年3月3日《圣斯特凡和约》签订，根据这一和约，保加利亚国家的领土包括了所有巴尔干半岛上绝大多数保加利亚人居住的地方。但是，1878年7月13日签订的《柏林条约》，又把保加利亚分割为三部分，从蒂莫克河到黑海和索非亚地区的土地宣布为保加利亚自治公国，保加利亚南部为东鲁米利亚自治省，但仍处于土耳其苏丹的政治和军事统治之下，其它保加利亚人居住的领土（马其顿和奥德林色雷斯）由土耳其掌管。在保加利亚公国，俄国临时政权（1878―1879年）建立起国家的基本制度，1879年4月16日成立的人民议会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即特尔诺沃宪法，宪法宣布保加利亚实行世袭君主制。1879年4月17日第一届大国民议会选举德国亲王亚历山大・巴滕贝克为保加利亚大公亚历山大一世（1879―1886年）。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解放后[1]立即出现了两个主要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1885年9月6日，东鲁米利亚和保加利亚公国合并，这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885年，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爆发了战争，保加利亚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这样，保加利亚两部分的合并也就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亲俄派和反俄派之间的政权之争、欧洲各国在保加利亚扩大影响的竞争，导致政府频繁更替，亚历山大一世终于被推翻了。德国亲王费尔迪南德・萨克斯・科堡・戈特斯基当选为保加利亚大公，加强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费尔迪南德一世逐渐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建立起个人独裁，他的统治从1887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18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为19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思想在保加利亚出现创造了条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迪米特尔・勃拉戈耶夫，在他的倡议下，1891年7月20日成立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从1919年改为保加利亚共产党）。1899年，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成立了。在马其顿和奥德林斯科，保加利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没有停止，1893年成立的以达・格鲁耶夫和格・德尔切夫为首的马其顿―奥德林国内革命组织，继承了瓦西尔・列夫斯基国内革命组织的传统，启发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最高潮是1903年的伊林节―变容节起义，这次起义后来失败了。1908年9月22日保加利亚宣布独立，摆脱了与土耳其的臣属关系，开始拥有一个完全独立的法律，开辟了国家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的道路。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试图通过巴尔干战争（1912―1913年）来达到全民族的统一。巴尔干同盟各国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巴尔干同盟在被解放土地的划分问题上出现分歧和争执，导致1913年巴尔干同盟各国之间开战。这一战争以保加利亚深重的民族灾难而告终，所以，它不但没给人民带来民族的统一，反而带来了苦难和牺牲。1915年1月1日保加利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站在了德奥集团一边。反俄战争的不得人心、物价飞涨和饥荒在人民中间引起了广泛的不满。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紧密派）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推动了革命运动的高涨，在前线，反战士兵掀起暴动；在后方，妇女们也举行游行罢工。1918年9月14―18日协约国军队突破了保加利亚在多布罗加平原的防线，之后，撤退的保加利亚士兵爆发武装起义，9月27日在拉多米尔宣布保加利亚为共和国。由于德国军队的参与，1918年的士兵起义被粉碎了，但保加利亚也从战争中摆脱了出来。费尔迪南德一世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儿子鲍里斯三世（1918―1943年）。1919年签订（涅依和约），根据这一和约，保加利亚被迫割让了斯特鲁米什科、多布罗加南部、爱琴海沿海地区和西部边境地区，并且要支付巨额赔款，在短短的时期内保加利亚又一次遭受了深重的民族灾难。战争的惨败使资产阶级的威望受到了影响，它试图用几个联合内阁来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于1920年不得不把政权交给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以亚历山大・斯塔姆鲍利斯基为首的农民联盟政府（1920―1923年）实行了一系列的进步改革。反动势力害怕群众革命的兴起，于1923年6月9日发动了军事政变，这一政变导致农民联盟政府倒台，亚历山大・仓科夫的法西斯政府上台（1923―1926年）。为了回击这一政变，在地方共产党活动分子和农民联盟活动分子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起义失败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开始着手建立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同年9月23日，在以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瓦西尔・科拉罗夫为首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世界上第一个有组织的反法西斯起义―1923年九月起义。这次起义后来遭到了残酷的镇压。1923―1925年期间，白色恐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数以千计的反法西斯战士，主要是共产党员和农民联盟盟员遭到杀害。1926年1月组成了以安・利亚普切夫为首的民主妥协政府，这些在世界面前威风扫地的社会人士和反动势力，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把恐怖的形式也变得温和了一些。1927年成立了工人党，它是保加利亚共产党进行合法活动的组织，1928年又成立了工人青年联盟。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保加利亚的经济遭到了破坏，革命运动又开始了新的高潮，它沉重地打击了法西斯专政。1931年，人民集团政府（1931―1934年）取代了安・利亚普切夫的政府，新政府里有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的代表参加，尽管如此，这个政府也无法解决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问题。1934年5月19日“环节”联盟发动政变，从此保加利亚开始推行军事法西斯专政。但是，5・19政变分子的政体由于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没有维持多久便崩溃了。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支持鲍里斯三世，然而鲍里斯三世很快就和他们分道扬镳，把权力完全抓到了自己手中，推行赤裸裸的君主法西斯专政。1936―1939年，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地展开了建立人民反法西斯阵线的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爆发，格・乔谢伊凡诺夫的政府（1935―1940年）就声明保加利亚将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当权的资产阶级执行的政策，已使保加利亚成了希特勒德国的仆从国。根据1940年签订的《克拉约瓦条约》，南多布罗加归还了保加利亚。1941年3月1日鲍・菲洛夫政府（1940―1943年）代表保加利亚加入了三国公约，1941年12月13日对英美宣战。希特勒德国对苏联大举进攻以后，即1941年6月24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了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方针，组织了第一批同法西斯政权进行斗争的战斗小组和游击队组织。1942年，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祖国阵线，全国一切爱国的民主反法西斯力量都加入了进来。1941―1944年，游击队运动不断扩大，1943年4月游击队所有支队统一组成了人民解放起义军。1943年8月28日鲍里斯皇帝死去，由基里尔亲王、鲍・菲洛夫和尼・米霍夫将军组成摄政会议，代表尚未成年的西麦昂二世皇帝管理朝政，继续执行亲德政策。为了阻止苏军进入保加利亚，挽救君主法西斯政体，伊凡・巴格里扬诺夫政府（1944年6月1日―9月1日）开始就保加利亚退出战争同英美在安卡拉和开罗进行谈判，要求他们协助。1944年8月底苏军到达保加利亚的北部边界。同年9月2日组成了以康・穆拉维耶夫为首的最后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其中包括各资产阶级右翼反对党派的代表，因此，这个政府也没有断绝与德国的联盟。1944年9月5日，苏军对保加利亚君主法西斯政府宣战。1944年9月8日至9日，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苏军的决定性帮助，举行了九・九人民起义，推翻了君主法西斯专政。从此保加利亚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注释：[1]即1877―1878年1月的解放（俄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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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Philosophy",
"Space",
"Transport",
"Literature",
"Mine",
"Sports",
"Computer",
"History",
"Agriculture",
"Medical",
"Education",
"Energy",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
"Envio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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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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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596 【原文出处】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59～63 【分 类 号】F11 【分 类 名】理论经济学 【复印期号】199904 【 标 题 】我国理论界关于经济哲学讨论综述 【 作 者 】杨家祚 【内容提要】近些年来，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术兴奋点――经济哲学。我国理论界对此展开了广泛讨论。这个新学术热 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它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呼唤，是当代哲学和经济学不断交融的必然。高科技产业的兴起，知识经济的来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经济因素的显突，这一切向我们召示：哲学家不能再淡漠经济学，应通过经济学去更贴近现实，更好把握时代脉博；经济学家不能再拒绝哲学，应通过哲学提高理性思维，深刻揭示复杂变化的经济本质。哲学和经济学“联姻”，建构经济哲学，已成世纪之交一项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关 键 词】经济哲学/背景/意义/建构/“联姻” 【 正 文 】 近10余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日益形成一个新的学术兴奋点――经济哲学。许多理论工作者撰写专著、论文，展开了广泛讨论。1996年12月，上海市哲学会、学术月刊社、复旦大学哲学系等单位，在复旦大学联合召开了“经济哲学讨论会”。1997年2月15日，光明日报《理论与学术》专刊， 组织发表了6教授关于经济哲学笔谈。1998年5月26日至28日，由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空军政治学院、光明日报等单位共同发起，在上海举办了有来自全国80多人参加的“现代经济哲学高级研讨会”。经济哲学已列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为推进这一讨论的深入展开，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何谓经济哲学，它的研究对象、主要内容是什么？参加讨论的学者一致认为，什么是经济哲学，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是什么，这是建构经济哲学首先要弄清的问题。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见解很不一致，大体形成以下8种不同理解或表述。第一种理解，经济哲学就是政治经济学。理由是，哲学的任务在于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政治经济学与经济领域的其它学科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不同，它的研究对象、概念范畴不是经验事实和就事论“是”，而是解决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世界观问题，如人类经济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它有无规律可循等等。这些命题本质上与哲学的基本命题（如物质是什么等）并无差别。另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与哲学相似，它强调的是思辨和理论认识，而不是实证与历史认识。因此，如果有“经济哲学”存在的话，那政治经济学则当之无愧。第二种理解，经济哲学是一门用哲学方法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学科，属于与经济学相交叉、渗透着经济内容的应用哲学。第三种理解，经济哲学是一门跨学科结合的产物。法国学者博索特将跨学科结合的形式分为三类：一是线性跨学科结合，即把某一学科的原理运用于另一学科；二是结构性跨学科结合，即在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的结合中产生新的学科；三是约束性跨学科结合，即在某一具体目标的约束下，实现多学科的协调与合作。经济哲学不属于第一类，它不是简单地把已有哲学原理和方法移植于经济学的研究；也不属于第三类，它不受制于某一实证目标的约束；它接近于第二类，是从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联姻中产生的新学科。它的任务是通过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发挥两学科的优势，展开对经济运行的哲学研究，作出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第四种理解，经济哲学是经济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对这种“交叉”又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它就是哲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迄今世界上交叉学科有2400多种，可分为同体型交叉和异体型交叉。经济哲学属于社会科学这一大知识体系内的两个重要学科――哲学和经济学的同体型交叉学科。这是哲学和经济学的内在联盟，而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的外在结合。另一种理解，经济哲学是介于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与心理学、行为学、生态学、人类文化学等相关的交叉学科。它和一般哲学的关系是“元哲学”和“类哲学”的关系，属于一般哲学的应用学科。因为它与一般哲学虽然都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但经济哲学所指向的“世界”，只限定在经济生活、经济理论及其相交领域。在与经济学的关系上，它是最高层次的经济理论，是经济科学中的“元科学”。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虽也涉及生产力，但不将生产力作为直接考察对象。经济哲学不仅囊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且关照到与社会生产相交感的自然、社会、政治、教育、道德和民族心理等，并涵盖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经济理论。它更不同于各种应用经济学。各种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是经济生活中的某一侧面、某一层次、某一部分，而经济哲学则鸟瞰经济生活的的所有重要方面。第五种理解，经济哲学是从哲学方法论和哲学价值观角度对经济理论的建构、发展和更新所作的反思，是以经济学本身、特别是经济理论的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哲学分支。它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经济理论中的哲学方法论问题；二是经济理论中的哲学价值观问题。它的任务不是要取代经济学和凌驾经济学之上，充当经济理论的仲裁者和指挥者，而是作为经济学的同盟军，深化对经济学特别是经济理论本质的认识，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因此，它和经济学没有高下之分。第六种理解，经济哲学是关于经济观和经济方法论的学问。它以经济机体、经济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经济机体（物质生产方式）的存在方式、居存环境、历史进程、结构关系、运行机制等，从哲学高度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经济―社会发展的辨证本性及经济本体与经济意识的价值关系。因此，只有把经济哲学界定为“经济观和经济方法论的学问”，才能使经济哲学具有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所应具有的高度抽象特征和涵盖面广的功能。第七种理解，经济哲学是系统地、严格地对经济学的前提、意义、基本概念和重要经济现象作哲学阐释的学科。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体现的不是经济学和哲学某些方面的具体联系，而是对两者之间本质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反思；二是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它不同于一般哲学理论，与一般哲学理论在前提上存在差异；也不同于一般经济学理论，一般经济学理论总是以非系统的哲学眼光看待各种经济现象，只追求自己的系统性，不去思考自己的哲学前提和基本概念的哲学内涵，而经济哲学则把经济学的前提和基本概念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基于对经济哲学含义的这一理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在界定经济哲学时要消除以下误区：误区之一，是把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或经济伦理学理解为经济哲学。误区之二，把经济哲学理解为“经济加哲学”或“经济的哲学”。“经济加哲学”或“经济的哲学”，是指运用一定的哲学观点、方法分析具体经济问题。这种努力是可贵的，但它不是经济哲学，只属哲学的应用范畴。经济哲学是从基本经济问题中引发出来的哲学。经济学家熊彼特曾说过，人类经济行为内部实存着哲学。“经济加哲学”，经济和哲学的联系是外在的；经济哲学，经济和哲学的联系是内在的。误区之三，把经济哲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的一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有丰富的社会经济理论，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社会存在等。但它的这些经济思想、理论都涉及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如果经济哲学也研究这些一般原理，那它就失去了相对独立性，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了。第八种理解，何谓经济哲学，无法得到一个像经验科学那样确证的标准，只能是一个约定。它可界定为对经济生活、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经济功能、经济目标、经济制度及其相关过程的哲学评判。它所要探索的是深植于经济生活而又超越经济学范畴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多种经济学研究范式及其概念合理性的评价问题，似可称为“逻辑经济学”；一类是对经济生活特别是经济人的价值评价问题，即“经济伦理学”。前者为基础经济哲学，后者为应用经济哲学。经济哲学兴起的背景和意义在探讨经济哲学兴起的背景时，一些学者把视野延伸向了世界，指出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哲学并非一门新的学科。西方思想史上的色诺芬、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亚当・斯密、蒲鲁东、马克思、熊彼特等，都对此有过贡献。但明确把经济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研究，则是近现代的事。20世纪下半页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现象；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从中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哲学问题；另一些学者推出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经济哲学力作，如丁・鲁宾逊的《经济哲学》、F・哈恩的《哲学与经济学理论》、M・霍利斯的《理性经济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哲学批判》等。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西方经济哲学发展最辉煌的时期。20世纪现代西方经济哲学的兴盛与西方经济学传统理论面临发展困境、研究范式蕴含着结构性转化紧密相关。自斯密以后，近两百年来西方经济方法论的发展，其主流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把理性经济人的研究范式加以泛化和抽象化，夸大理性假说的逻辑意义，并上升为一种思辨网络，从而陷入现代经济学唯理性主义方法的窠臼：单纯注重经济理性逻辑演绎的方法；把理性经济人高度抽象为逻辑符号视为唯一可取的方法；用最大化原则来衡量经济人的一切行为。所有这些，都受到当代经济世界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事件的撞击和挑战。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主动与哲学家展开对话，于是库恩的“范式革命”、拉卡托斯的“经验不可证伪”等科学哲学原理，成为经济学前沿研究的一种时髦。经济哲学在工具主义批判、抽象前提批判、逻辑符号主义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行为主义批判、人本主义批判等方面，显示了哲学牵动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张力，其研究领域鲜明地定位于理性经济人模型所暴露的三大哲学方法问题上：（1）自在与他在、 人性中的私向化与社会化的矛盾问题；（2）市场的单一目标与群体目标的“合力论”问题；（3）经济理性的预期能力究竟有多大（这涉及康德哲学关于认识能力的批判问题）。可见，现代西方经济哲学的兴盛有着强烈的学科变革性。学者们指出，与西方经济哲学的发展状况相比，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兴起，既有深刻的学术背景，更有重大的现实根据，即社会背景。从社会背景看，世纪之交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高科技产业的兴起，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金融体系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等，都大大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经济因素在国际交往中日益突出。尤其是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在发生社会大转型，最重要的变化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停止到改革开放、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的改革日益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社会上各种矛盾不断分化和重组；另方面，改革模式的选择和建构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如何认识我国社会的大转型所产生的诸多矛盾，无不需要借助具有理性思维功能的哲学，特别是需要把哲学和经济学融为一体的经济哲学进行综合概括，对改革和市场经济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作深入、全面、乃至前瞻性的分析研究，取得历史必然性的真知，为实际决策和操作提供理论支持。可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经济哲学的产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它是时代变化、特别是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必然产物。从学术背景看，经济哲学的兴起，是经济学和哲学两大学科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调整和加强自身学科建设的需要。通过经济哲学这个中介，既可改造、促进哲学的发展，也可改造、促进经济学的发展，使它们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一些哲学家指出，发展市场经济需要哲学的理性关照，哲学的振兴也要从经济生活中获得思想养料。哲学的命运如何，最终看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哲学的改造和发展，从主体性、科学化、社会化等内涵方面加强研究找出路，这固然不失一种好办法；而面向现实，在应用中求发展，从外延方面加强研究，更是一种好途径。因为哲学的繁荣与贫困，直接取决于哲学是否贴近现实生活的热点，即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哲学家只有走出书斋，投入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才能摆脱纯思辨的困境，获得新的生长点和生命力。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合乎逻辑的发展之路。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已成为当前我国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已不足以解释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新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缺少对制度的关注，即使在新政治经济学那里，制度的转轨也是理论“空档”；当代发展经济学也很不成熟，鲜有可用于中国改革的。因此，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吸纳当代经济学各派的长处，构筑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已是大势所趋。而达到这一目标的理论前提之一，乃是在经济哲学上取得突破。否则，陷入旧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不能自拔，就难以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有的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超越性地综合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两者的理论优势，使经济学中的哲学分析方法与数量分析方法耦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而要实现此目标，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建构马克思义的经济哲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实践提供直接的方法论养料。如何建构经济哲学在讨论中，对我国目前是否具备建构经济哲学的条件，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经济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其内涵和外延还难以确切、完整把握，因此，不应急于建立体系，要先做些有实际意义的工作。如从思想史角度、特别是从近现代思想史的发展趋势，揭示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及其联盟的必然性；对即将过去的20世纪进行反思和总结，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变化着的世界经济进行深层透视，把握其发展方向；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轴心，对我国的改革作理性思考，促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健康发展；对可持续性发展进行整体研究，确立新的“人地和谐”观等。另一种看法认为，经济哲学作为一门正在形成的新学科，各方面不可能十分周全，它的规定性难免是模糊、朦胧而有弹性的。但二战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各种经济现象有了较充分地展开，积累了不少进行研究的资料；在我国，以往的计划经济实践和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也展示了大量经济现象，为对贯穿其中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反思，提供了实践和理论条件。这些表明，在我国建构经济哲学的条件已经成熟。如何使经济哲学建立起来呢？有以下几种意见。（一）要使经济哲学最终建立起来，当务之急是加强它的基础理论研究，同时从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问题入手，寻求它的演进轨迹、构建模式和运行规律。而无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应特别重视对有别于哲学的一般方法论和经济学的具体方法的经济哲学的特殊方法论的研究。这是建构经济哲学的重要思路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二）建立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联盟，发挥两大学科认识复杂社会经济现象的协同优势功能。经济哲学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哲学和经济学的联姻，开展对复杂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对社会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从思想史上看，哲学和经济学原本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有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认识社会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功能。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一方面，社会结构的最深厚的基础是经济，“历史之谜”的谜底蕴藏在经济学领域中，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去寻觅。另方面，哲学作为“爱智之学”，是“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它能为人们提供认识事物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帮助人们揭示社会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近现代不少学者都注意从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上进行研究，其中最卓越者就是马克思。他将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互相渗透，使其相得益彰。他的哲学是经济学的，他的经济学是哲学的。这使他在哲学上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在经济学上超越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完成了历史赋予他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实现了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三大学说的伟大革命。今天，处于世纪之交的我国广大哲学和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应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光荣传统，结成联盟，这个联盟的纽带就是经济哲学。为此，哲学不要把经济学当作“形而下”加以排斥；经济学不要把哲学当作“形而上”加以拒绝。只有两者联姻，才能发挥协同优势，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支持的使命。（三）建立哲学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和以企业家为代表的实际工作者的联盟。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哲学的建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联姻，也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结盟，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充分发挥两方面优势所构成的强大社会群体的认识功能。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深入实际，虚心向实际工作者学习，从火热的实际生活中吸收丰富思想养料。实际工作者加强理论学习，在这方面，我们已可喜地看到一些企业家越来越多地对理论产生兴趣。如荣事达集团的领导重视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矛盾，取得了可喜成果。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认为，哲学应是企业家首先具备的素质。（四）改革我国教育，培养兼有哲学和经济学双重素质的人才。建立经济哲学需要哲学和经济联姻，这就需要具有哲学和经济学双重知识素质的人才。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中，哲学和经济学是分置的。学经济学的很少学哲学，学哲学的更少懂经济学。这使从事经济哲学研究的人，显得知识不足，力不从心。因此，打通哲学和经济学的壁垒，一方面，需要鼓励现有的哲学和经济学工作者互相交流，贯通所学；另方面，需要改革现行学校专业设置，培养具有哲学和经济学双重理论素质、思维特征的人才。这是建构经济哲学的条件之一。否则，经济哲学无论如何重要，也难以建立和发展起来。【责任编辑】双木 【参考文献】 1 朱有志、姜少化：《经济哲学简论》，《哲学动态》1988 年第9期。2 《经济哲学：当代哲学与经济学的联姻》， 《光明日报》1997年2月15日。3 狄仁昆：《西方经济哲学研究辩析》， 《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4 胡义成、王雷生：《当代经济哲学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5 刘可风：《经济哲学何以必要与可能》，《光明日报》1997 年5月31日。6 史砚湄：《经济哲学：哲学的改造与经济学的改造》， 《哲学动态》，1997年第3期。7 王效民、王树春：《也谈经济哲学》，《光明日报》，1997 年12月15日。8 余源培、陈新汉等：《经济哲学刍议》，《学术月刊》， 1997年第5期。9 董德刚：《社会主义经济哲学引论》，《哲学动态》，1997 年第5期。10 钟国兴：《经济哲学的定位问题》，《光明日报》，1998 年4月3日。11 范建荣：《改革时代呼唤经济学与哲学联姻》，《光明日报》，1998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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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950 【原文出处】中国美术教育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28-30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研究 【 作 者 】陈之佛 【复印期号】199604 【 标 题 】欧洲近代艺术教育思想的变迁 【 正 文 】 编者按：陈之佛（１８９６―１９６２）先生，是现代杰出的工笔花鸟画家、工艺美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他出生于浙江省余姚浒山镇（今属慈溪县）。１９１５年他在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即留校任教，讲授染织图案，并于１９１７年编写出《图案讲义》。１９１８年他东渡日本，翌年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成为我国第一个到日本研习工艺图案的人。１９２３年毕业回国后，他一面从事创作、设计，一面潜心著述，而始终没有离开过高等艺术教育的岗位，曾担任过国立艺专校长、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等职。陈之佛先生品德高尚、为人谦和；博学多才、治学严谨。他毕生除创作许多花鸟画和工艺设计外，还出版专著十余种，论文百余篇，所论范围极广，几乎包括美术所有门类。他虽身为学者、专家、教授，但非常关心中小学的艺术教育。在三、四十年代，曾先后发表《如何培养健全的国民》、《希望注意艺术教育》、《谈美育》、《儿童画指导》等论文，还编写出版《儿童画本》、《儿童作画能力研究》，以及《中学图案教材》等等。为中国中小学美术教育的发展，踏踏实实地作出贡献。今年，是陈之佛先生诞生１００周年，为了纪念这位美术教育家，本刊发表了他的花鸟画（见封底），并重刊他这篇旧文，以表示我们的敬意。同时重刊此文也有益于人们对外国近代艺术教育发展的了解，可能对目前我国美术教育的研究工作有所启示。（附图 {图}）艺术教育 自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之间欧洲的经济社会呈长足的进步，交通亦渐次发达，欧洲文明以非常的速度繁盛起来。但经济的进步，与工艺的发达必有密切的关系，尤其自法兰西大革命后，当时世界大博览会的举行，工艺的发达使人人皆知。然在美育上，十八世纪末叶因新人文派的勃兴，其思想虽萌发于一部分的人士之间，到底还未被一般民众所重视。故虽至十九世纪仍不能脱却主理的实利的倾向，并且一入工场时代，人便机械化，分业的结果又引起了国民团体内的隔绝不平，对于美的精神的发达实在是非常不利的。然英吉利的罗斯金（Ruskin），素来认清美术的价值，并倡导美的教化的必要。罗斯金说：“当时道德状态的下降基因于技术的恶劣状态，须先在技术及工作之上要求真理与诚实，远避虚伪的装饰及表面之美，只有忠诚的情操能作出真实的美的物品，故情操的纯洁是美术进步的根底。”又说：“以善良的意志与活泼的感应性为基而作出的品物，才是永久之宝，其作品假使是未成品，或者虽有不完全的地方，还是有价值的。人之作物，当其制作之时，本来是如何幸福，如何热心，委身于物倾注其全心力而制作的；现代的实业与分业，实在破坏了工作，破坏了职工的幸福，这还不是社会腐败之源么？我们的所谓美术的要素，这在职工的生活中是不可缺的东西。美术的要素为人间活动的原理，虽在极简单的工作亦不可不包含着这个。人间见到纯粹的美术便发旺其精神，健康及喜悦，以美的调停力能消灭一切社会上的反对及阶级间的争斗。”威廉。莫里斯（W.Morris）追从罗斯金之说，而应用于工艺美术制作方面，盛倡以工艺美术为国民的美术。其理由：第一先从使用者一方看来，工艺美术能与一般国民以高尚纯洁的愉快：第二在制作上而言，工艺美术亦能与国民以快乐。在第二理由中，莫氏说：“现今社会，虽然劳动者以如何能得到面包为最切要的问题，但劳动者如何能得到精神的快乐实际还比面包更为切要。欲得精神的快乐，在乎他们的是否从事于所谓工艺美术的制作，从事于工艺美术的制作，亦不是只为机械的运转，而在能使自己精神的工夫活动着，则兴味便伴之而生。这在他们就为最大的幸福，所以现在不可不竭力奖励工艺美术。”这样的理由先觉者倡导艺术的教化，但其影响还极微弱，因为近世教育的大势是尊重科学，尊重知识，以理解为主的。然而对于这理知偏重大势，不料于最近乃盛起了所谓“不可不崇尚美的教化”这个问题，这亦不是尽由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之间倡导的，无论在英美德法，皆成为一般的思潮而泛滥于世界了。这样艺术的陶冶的急切的要求，成为一般的趋势之后，美术便不如以前那样的仅视为快乐的方便或虚饰，而变成生活上的新理想，由此而使了解生活的意味，使生活的向上，不论是下层社会亦当享受这新的幸福，这便是最近的艺术教育问题。所谓艺术教育，其意义并非是养成美术专门家的教育，而是使艺术的修养施诸一般国民之间。亦就是不欲美术专门家，贵族或上流社会等仅仅一部分之人的得有艺术的修养，而欲使国民全体展开其艺术的心眼，获得了艺术的了解。以前所谓文学美术，仿佛是贵族阶级的专有物，一般国民虽然亦应享点美的趣味，可是他们只为着挣钱尚且不能充其希望，似乎再无余暇想到美的享乐了。其实艺术由人类而产生，人类亦本有爱好艺术，享乐艺术之心，但如以前那样的不使接触艺术，与艺术疏远隔绝，到底不能发扬其感情。所以我们主张不仅偏重于理知，更要尊重艺术，重视技能，以美的陶冶达到完全的教育的目的，使一般国民了解美术，使明白应该爱美术的大体的理由，因为欲达这个目的，所以这主张使施行于普通教育而为教育主义上最重大的事情。艺术教育的倡导，实在亦是受时势的影响所由来的，他们的理论可分为二种见解，然亦皆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其一，即是救济社会道德。因近世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的思想不免尽趋于物质的方面，于是其趣味流于肉体的，耽于卑劣的快乐而生厌弃道德的结果。本来近代的生活已由人类夺去了美的快乐，因为欲救济这点，自不可不使国民的趣味的高尚。艺术的目的固然未必与道德的目的相一致，普及艺术教育而使了解艺术，爱好艺术，虽然亦非救济道德的方法上的急务，但是接触高尚的艺术而使理解时，必定使人能爱纯洁而涌起一种排斥不洁的感情，耻作卑鄙的行为，在这点可知艺术教育同时亦可作为道德救济上的一方便。其二，是救济社会的经济状态。大凡国民的趣味卑劣时其所制作的物品的品位亦不免卑下。材料，形式虽相同，而制作品的品位乃生高下者完全关系于制作者的趣味的如何。我们知道喜欢上品的东西是人之常情，故在市场上那种无趣味下品的东西常常被富于趣味的上品的工艺品所压倒。缺乏趣味的国民的制作品固难望争胜于外国市场，即是国内亦皆轻视国货，而反欢迎趣味高尚的外国品物，其结果，必使外国常占贡献者的地位，掷巨额的金钱，任令捆载以去，这在国家经济上还不成为极大的问题么？欲救济这点，自非普及艺术的教育，使全国民的趣味高尚起来不可。然在现今，教育者实在还未十分觉醒被教育者艺术的素质，国民亦还未有充分的艺术鉴赏力，缺乏艺术制作的能力。这就因以前美的陶冶的理想的缺陷，对于将来的国民是不可不如崇尚知力般的而亦崇尚想象，重视科学的陶冶般的而亦重视艺术的陶冶。这便是艺术教育者的主张。最近的美育思潮 成为国民教育上一大问题的艺术教育的思潮，在欧洲列强之间非常兴盛起来，考其原因，亦未始不是当时欧洲各地所开的万国大博览会，而开这教育运动的端绪的。在英吉利，当巴黎万国大博览会之际，发现了本国的工艺品较之其他列强有极显著的恶劣，大为惊惶，便即组织视察团派赴各国调查其发达的原因，当时他们的视察团员，众口同声地说是各国工艺的发达，全由艺术教育的兴盛，英国便由此而醒悟，承认艺术教育为国家工艺的基础，提倡奖励不遗余力。所以此后英国其艺术心及艺术的技能便现于生活的各方面，而工业上英国的制品亦确已超越于他国了。这样的事情自然为欧洲诸国所知道了，尤其刺激德国人。遂开德国的艺术教育运动勃兴的端绪；但直接的原因，实在是由一八五一年所开的伦敦世界大博览会，德人颇觉本国的应用美术的恶劣，视工艺制品远不及英国，遂起了以后对于艺术教育非大加改进的一种奋心，尤其是一九○一年德拉斯登（Dresden）市的艺术教育大会以后，这问题更引起世间的注意与研究。在德意志的艺术教育先驱者，首推美学家朗格（Conrod Longe）氏。朗格论美的陶冶的新运动的性质谓：“我们在不阻碍教育之其他的目的的界限内，务必要引起养成人间的萌芽的美术心。只能使常常见到艺术，享乐艺术，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不需别的新学科，譬如美术史美学之类的东西，又使儿童讲究技术亦认为非必要的事情。我们亦不想欲以我们的新理想代伦理的、宗教的教育。人类生活在艺术这外当然还有其他的理想，故如果以纯粹的美的教化或以艺术为主的教化去迫令他，是十分不当的。专从事于艺术，作诗，作画，雕刻，演奏的，试问世界上何处有这样的国民？所谓艺术教育，决不是如此，否则亦过于偏激，正与以前的教育偏重理知会得同样的结果。倘若稳健的立说，则对于以前的教育的实际，将来便不可不重视儿童的造形艺术方面，因此涵养儿童的美的习惯亦是必要的事情。艺术教育的要谛：在乎存在于儿童的艺术心使得适宜的发达，而养成美的感情，以此使发挥其想象的价值；同时身体的要素的一部分如眼与手亦使其得有有效的磨练。”总之，朗格的根本思想，是在美的享乐，在方法上亦令避免技巧，归于自然，在表面的训练及形式上的整顿，使儿童以对于事物的爱与愉快为基而导入于享乐艺术的境地。黎西德华尔克（Alfred Lichtwark）亦是最近在德意志努力于艺术教化之普及的一人，黎氏所说亦略与朗格有同样的见地。他说：“我们以前只偏重于知的生活，但现在更要使道德的能力与艺术的能力充分发达的时候来了。故不可不在如此公正的意义上求艺术教育的基础，以补充以前教育上的缺陷。又对于无艺术修养的一般公众须有组织的方法使理解美的趣味，希望应用教员讲学会，日曜（编者注：星期日）学校普及于一般的儿童，且记其具体的方法努力鼓吹艺术教育。”希尔德（Hirth）亦与朗格同是提倡美的陶冶者，他论图画与工艺的关系，详述其影响于社会经济的原理，主张利用此道教育上大家的作品，使鉴赏这些，务必要唤起儿童的艺术心。然至格留列希（Grewlitch）则言艺术陶冶的必要，更至极点。他说：“艺术正如阳光的照耀随处能使人间的思想高尚，使其感情优雅，人生赖之以润泽，生活赖之得安慰，而且能使国民的情操敏锐，国民的思想丰富，故艺术是人生陶冶的最重要的一面，又不可不作为一般的陶冶的基础。人往往以科学与艺术并称，其实仔细想想科学虽然是紧要的，但不能说一切人必需科学；艺术才是给与一切人的安慰与幸福的东西，故不可不以此作为陶冶的原则。至格才则于艺术教育中更详论图画教育的必要。格才（Guetze）说：“本来人间的生活是由实际的、具体的、直接的动作，例如视物、表现、造作等直感的思想；与观念的、知识的、间接的动作，例如各种的知识、思想等抽象的思想，二者相对立着而成为人类生活的内容的。而代表直感的思想的是图画，代表抽象的思想的是言语。这图画与言语两者是人间固有的东西，是由儿童时代自然地发达的，两者相互为助而始完成人生的活动，所以两者的教育自亦不得不使在同等的地位。还须知道言语主与知识相关，图画主与技能相关，这知识与技能是生活上所必需的东西，当然不能偏重于任何一方面的，在两者活动的关系上人生活动的真义亦就发挥了。向来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只及于言语文学，其实只是言语文学不能说是国民精神生活的唯一无二的资料，此外如绘画雕刻等造形艺术亦是非常切要的。教育者亦必须精通这些，而教育上对于图画自亦不可不与言语并重了。”然近来的倾向，热心这新运动的结果，似乎带着极端的偏美的倾向来了，于是乃有主张艺术是调节近时的教育上的一切矛盾反对的唯一之道者，其意即欲以教育的根本的原理树立于艺术的规范之上，维裴尔（Ernst Weiber）为此派的代表者，有十分奇特而且富于暗示的见解。维裴尔以美学家福尔恺德（F.Volkelt）的美的规范为基，而尽力于教育学的方法论。他说：“教育家即是艺术家，艺术家有着艺术的造作力，教育家亦不可不有艺术的造作力，艺术家的造形力表现时就成为艺术，教育家的造形力表现时就成为教育活动”。因此又要另求新的教育者的典型，即是要求所谓美的教育家了。我们由福氏的《教育之基础科学的美学》，可以明白其对于美的教育学建设上的努力与识见。总之艺术教育运动的目的，无非是欲使一般国民亲近艺术，受艺术的教养。其主张的内容：或者因以前陶冶的理想偏重于理知，乃主张更助以美的陶冶以充实教育的内容；或者将从来的知的陶冶而代以美的陶冶，排斥科学万能主义，而建立艺术尊重的殿堂，这运动确亦给与了教育上伟大的结果。所以事实上图画教育由此而革新，诗歌趣味在学校中不得不有更深的理解，音乐教授亦有更美的形成，而且校舍亦造成美的建筑，教室亦以绘画来装饰了。以前教育的陶冶，偏重科学而轻视艺术，过重知识而忽视技能，至此及呈反动的现象，而实行艺术的教化了。［注］此文原题《欧洲美育思想的变迁》发表于一九三四年《教育丛刊》一卷二期。由于原文较长，本刊仅选录最后七、八两节刊登、篇名也是编者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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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6-378 【原文出处】求是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17 【原刊页号】24～27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199910 【 标 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 作 者 】刘政/程湘清 【作者简介】作者：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 正 文 】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它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同中国国情相结合，进行人民政权建设的经验总结。几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和完善，已成为我们党对国家事务实施领导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第2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建国后经过几年的努力，于1954年在全国范围内自下而上地、系统地建立了这一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页）江泽民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第623 页）我们党之所以十分重视和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因为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极大优越性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的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织形式、主要职能以及完成这些职能的原则和制度，同时也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同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国家机关关系的原则和制度。国家选举制度、民主集中制度、人大工作制度，这三个方面相互融合和贯通，就构成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因为，第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组织形式。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大是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的。据近20年来历次县、乡直接选举的统计，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数，占18周岁以上公民人数的99.97％以上，参选率在90％左右。所选出的代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包括了各阶层、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的人士。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代表人民决定国家和地方的大事。实践证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组织形式，能够把人民内部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集中起来，能够反映和协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方面的利益，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共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任务。这是任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不可比拟的。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无论如何标榜“民主”，实质上都是被大资本家所操纵的。他们的选举是一种金钱和权力的交易。在这种金钱较量的竞选中，很难有哪位真正的工人、农民能当选。连美国《华盛顿邮报》也承认，美国国会是“富人的国会，富人的统治，是为富人谋福利”。第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够使各个国家机关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在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明确划分了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等，使各个国家机关能够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工作。国家机关的这种合理分工，既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可以使各项工作有效地进行。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都是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他们的根本目标相同，只是分工不同，职责不同。人大同“一府两院”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避免了不必要的牵制。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三权鼎立制度，则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足而立，互相制衡，三个国家机关之间经常磨擦、扯皮、相互牵制，致使许多重要国事无法及时决断。第三，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它便于实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党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有利于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便于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意志，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一起行动。现代社会，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以政党制度作基础和依靠的。三权分立制度是同资产阶级两党或多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议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争夺权力的主要场所。我国决不能搞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如果那样做，必然要取消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从根本上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破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1―342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引下，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革和完善了选举制度。选举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方式。为了保障人民自由地行使选举权利，1979年7 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对我国的选举制度作了重要改革，主要包括：（一）实行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充分民主地提出候选人的办法。选民或代表依法联名提出的候选人和政党、人民团体或主席团提出的候选人都必须提交选民或代表大会代表进行酝酿讨论、民主协商，直至必要时举行预选来确定正式候选人。（二）将候选人和应选人等额选举的办法改为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人的名额，即实行差额选举制度。（三）把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于1982年、1986年和1995年三次对选举法、地方组织法进行了修改、补充，除进一步完善了上述三项重大改革外，还简化了直接选举的程序；缩小了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规范了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适当减少了代表人数；完善了罢免代表的程序等。我国选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第二，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并加强了它的组织。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一院制，由它统一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由于全国人大代表人数较多，不便于经常开会行使职权，因此，1982年修改宪法时，采取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措施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要是：（一）改变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的立法体制，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可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这实际上是把大量的立法工作放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二）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监督宪法的实施。（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可以审查、批准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四）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可以决定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人选。同时，适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任务繁重的需要，加强它的组织。主要措施有：（一）增设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六届全国人大设6个专门委员会，七届设7个，八届设8个，九届设9个。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负责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开展调查研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三）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这有利于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监督，也有利于实现委员的专职化和比较年轻化。第三，健全地方各级人大的组织体系，赋予省级以及省会市、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的立法权。过去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不设常委会，由人民委员会行使权力机关常设机关和执行机关的双重职能。这种体制，不利于发挥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作用，更难以对审判、检察机关进行监督。针对这一缺陷，1979年7 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的决议和新的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这是我国地方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要举措。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0年底，全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相继建立了常委会。同时，按照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省会市、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多年来，地方人大常委会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勇于实践，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制定工作制度，完善国家权力机关的运行机制。人大及其常委会是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的。它的工作集中体现在每年一次的人代会和每两个月一次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这两个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议和决定议案。1982年制定的全国人大组织法，1988年制定的全国人大议事规则，1987年制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的举行、议案的提出和审议、发言和表决等作出了系统的规范，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普遍制定了议事规则，这就使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逐步走上了制度化、程度化的轨道。第五，制定代表法，保证各级人大代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各级人大代表是本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依靠和发挥代表的作用，是做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基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旺盛生命力的源泉所在。为了更好地发挥代表的作用，1992年4月，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对人大代表的性质、地位、权利、义务、工作方式，以及代表执行职务的保障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对保障和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有重大意义。第六，建立健全了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健全了办事机构，尤其是加强了立法工作机构和研究工作机构，充实了一批有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才。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后，也根据工作需要，逐步建立了办事机构和工作班子，现在全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有7万多人。 加强办事机构的建设，对于保持人大常委会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做好人大常委会的各项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上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不仅吸收和恢复了50年代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而且又有了新的重大发展。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确实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不够健全，在一些具体制度方面还有缺陷。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一些制度，实施得并不理想，甚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人大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对政府、法院、检察院工作的监督，就没有完全落实。有些工作制度，如代表如何联系选民、接受选民或选举单位的监督，人大常委会委员如何进一步实行专职化、比较年轻化等，则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总结，逐步建立健全起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可谓任重道远。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谈到健全民主制度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和十五大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要求，对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贯彻十五大的精神，坚定不移地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以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来保证国家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责任编辑】杨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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