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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2054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 【原刊地名】开封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118～120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复印期号】199809 【 标 题 】正确评价世界近代史上的历史人物 【 作 者 】秦元春 【作者简介】作者秦元春，1964年生，淮南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讲师。淮南，232001 【 正 文 】 历史科学是一门准确而严谨的科学。正确了解和评价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及其所从事的活动，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类别不同的历史人物，由于特定的条件和环境，具有比较复杂的特性。因此，遵循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研究与教学过程中尤为重要。一 正确评价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各种头面人物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资本主义社会如同封建社会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17世纪至18世纪欧美发生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用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封建制度，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当时，最先出来领导革命并执掌政权的总是上层金融资产阶级。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它是最有经济实力、政治上最成熟的阶层，由它建立统治权在客观上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正确评价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具有开拓性的历史人物，必须根据当时时代的特点。《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如何评价克伦威尔？首先，克伦威尔是一个处于世界从封建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的人物，他在当时是能够顺应世界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这一历史潮流的。他的历史任务就是在英国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克伦威尔基本上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时代任务。在革命一开始，他就参加了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后来，在审讯查理一世的过程中态度坚决，他又始终参加了对国王的审判。正是由于他的坚持，国王才被推上断头台，英国才宣布为“共和国和自由国家”。无疑，克伦威尔促进了英国社会的变革与向前发展。其次，克伦威尔领导了多次重大战役，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克伦威尔不愧为英国资产阶级的开国元勋、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我觉得，评价克伦威尔应从总体上观察他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不能简单地因为克伦威尔谋求私利、权欲大、征服爱尔兰而否定他，更不能因为克伦威尔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而苛求他。对华盛顿的评价，现在已基本上纠正了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的只给予抽象肯定的做法。分歧比较大的是对法国大革命中一些头面人物的评价。实际上，法国大革命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超过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雅各宾专政是法国大革命最深入、最彻底的阶段。罗伯斯庇尔这个历史人物对法国大革命贡献是最大的，也是最突出的。革命风暴前夕，罗伯斯庇尔全力投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三级会议选举前，罗伯斯庇尔发表了《致阿多瓦人》的革命小册子。革命初期，罗伯斯庇尔以一位公认的群众领袖的身份主办《宪法保卫者》周刊。1992年8月10日起义后，他被选入巴黎公社和国民公会，领导雅各宾派，坚决主张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和抗击普奥干涉军。1793年5月31日到6月2日起义后，罗伯斯庇尔领导雅各宾派政府――公安委员会，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定吉伦特派的反革命叛乱，粉碎欧洲君主国的武装干涉，在保卫和推动法国大革命向前发展中起过很大的作用。罗伯斯庇尔虽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犯有严重过错，但他不失为法国大革命之中有胆略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至于拉法叶特，过去在苏联和我国史学著述中却几乎无例外地对他作出了否定的结论。这就有必要进行重新研究。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拉法叶特被巴黎各区推举为刚刚组成的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他担任这一军事要职一直到1791年11月。拉法叶特对这支新型武装力量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影响。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首领之一，他在摧毁封建专制的国家机构，初步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使法国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尽管他的政治生涯中有着无法克服的污点和罪行，但这不能影响我们认识和肯定他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所起的作用。同样，对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布里索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布里索作为吉伦特派的主要领导人，在革命初期，创办过《法兰西爱国者报》，作好了迎接革命的准备。大革命爆发后，布里索积极赞同革命，并倾向君主立宪派。在吉伦特派执政时期，布里索作为该派领导人，在进一步打击封建制度、宣布成立共和国、抗击欧洲干涉军、保证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等方面，作了一些好事。布里索虽然反对革命深入发展，企图逃走而未遂，但他仍属于有所贡献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导人。对于丹东的评价，解放以来几乎照搬苏联史学观点，说他宽容、投降，逐渐变成颠覆共和国的危险敌人，等等。年仅35岁的丹东，后期虽有过政治上的失节，但不能因此一笔抹煞他的历史功绩。丹东参加过1792年8月10日起义。当时凡尔登失陷的消息传来，丹东在祖国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刻，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保卫祖国。可以说，1792年夏秋是丹东革命生涯之中最光辉的一页。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每个开拓性的历史人物都在历史上有其应有的地位与作用，应该给以应有的肯定。至于后期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著名人物，如俾斯麦、林肯、加富尔、拿破仑三世等人，我们既不能以其功而掩盖其曾有之过，也不能以其过而否定其曾有之功，而应力求给予恰如其分的科学的肯定。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注：《列宁全集》第8卷，第34页。）二 正确评价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派别的头面人物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了运动的发展方向和未来，但在这个运动中也出现了与马克思主义者相敌对的各种机会主义的派别。对这些派别的头面人物的研究，应将其思想发展的过程和各个阶段分析得比较细致一些，尽可能做到具体而生动地再现每个历史人物的全貌。拉萨尔是德国工人运动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的活动和思想意识均带有两重性。在1848年德国革命期间，他响应马克思的号召，投身革命斗争，并为此坐了牢，但他同时对旧法统与旧法制抱有幻想。60年代初，他曾帮助工人摆脱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建立德国工人独立政治组织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他却千方百计地暗中勾结俾斯麦，妄想把全德工人联合会变成普鲁士王朝的御用工具。尽管如此，对于拉萨尔在1848年德国革命和10年(1858-1869)反动统治时期的表现，我们应该基本上予以肯定。巴枯宁是俄国历史上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深有影响的人物，素有“无政府主义之父”之称。然而，对巴枯宁早期曾经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历史事实，人们却未予重视。1842年10月，巴枯宁就开始在卢格主编的《德国年鉴》上以茹尔・埃利扎尔的笔名发表了《德国的反动。法国人编纂的文集片断》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以法国民主主义者的身份鼓吹自由、平等和博爱，从而标志着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1843年6月，巴枯宁发表在《瑞士共和主义者报》上的《论共产主义》一文，说明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1847年11月，巴枯宁在巴黎纪念1831年波兰起义大会上发表的反对沙俄专制主义的演说，反映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成熟。1848年3月，巴枯宁发表在巴黎《改革报》上的《宣言》，以“共和万岁”和“民主万岁”的激情口号结束，表现了他对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信心。正是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之下，他投身于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高潮之中。从法兰西兵营到德累斯顿的街垒，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不久之后，巴枯宁由民主主义者向无政府主义者蜕变。这是巴枯宁的个人悲剧所在。尽管巴枯宁发展成为一个把“骗子、强盗、暴发户、复仇主义者、奸商的特点”集中于一身的人物，但是，对他早期民主主义阶段还应给予肯定。众所周知，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作为苏黎世“三人团”的成员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发表前后的历史，都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但是，对伯恩施坦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期间的活动，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在整个80年代和在90年代前期，都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注：有关新的探讨可参阅彭树智：《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人报”》，载《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从伯恩施坦的全部演变史来看，他一生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线的过程：由青年民主主义者下降线发展到“苏黎世三人团”的一员，再沿上升线发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马克思主义者的阶段，最后又沿着下降线发展下去，成为修正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这个发展过程表现了他与考茨基有着不同的特点。考茨基前期是民主主义者，中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期成为修正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从这个意义上说，伯恩施坦是比考茨基更为复杂的历史人物。普列汉诺夫同样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比较复杂的头面人物。早期，他是个民粹主义者，后来与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德等人在日内瓦创立“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积极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同伯恩施坦、施米特等人的哲学修正主义展开了原则的斗争。这时的普列汉诺夫已经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以后，他在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摇摆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总的倾向则是充当了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的角色。1914-1918年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他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与考茨基一起鼓吹资产阶级“保卫祖国”的口号，终于彻底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列宁不仅对普列汉诺夫一生的功过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的态度，在坚持原则斗争的同时，照样肯定其历史功绩，而且对普列汉诺夫生平的某个阶段，例如1903年至1914年，也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列宁指出：“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火星报》第25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4)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胜利以后，争取‘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5)1905年年底到1906年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6)从1906年年中开始，有时离开孟什维克，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已经承认）‘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7)1908年同取消派决裂；(8)1914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注：《列宁全集》第20卷，第359-360页。）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由于这种政治上的摇摆不定态度，他根本不可能组织起一个“流派”，最多“只能搅起一些浪花”。可是，列宁在这样说的同时还指出：“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注：《列宁全集》第20卷，第359页。）1918年5月，即普列汉诺夫逝世3个月后，列宁提议出版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1921年1月，列宁更发出号召：若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922年，列宁提议出版普列汉诺夫文集，搜集流散在国外的普列汉诺夫的文稿、藏书。所以说，即使反面人物，也需要将他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考察其历史活动，从而判定其功与过。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评价与豁达的态度为我们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复杂历史人物的典型。【责任编辑】池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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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2104 【原文出处】《幼儿教育》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199801 【原刊页号】21 【分 类 号】G51 【分 类 名】幼儿教育 【复印期号】199806 【 标 题 】奇妙的小路 ――大班体育活动设计及评析【 作 者 】周红/郑艺 【作者简介】上海 周红设计 郑艺评析 【 正 文 】 目的：1.在弹子路上练习走、跳、爬等基本动作，以达到按摩脚部穴位、锻炼身体的目的。2.提高身体的协调性。3.培养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的精神。准备：1.园内有用彩色玻璃弹子（或鹅卵石）铺设的小路，路的两边用粉笔画上手印。草垫若干，铺在小路的一边和两端（如图）。附图{图}2.拖鞋每人一双，成人穿的长绒毛拖鞋两双，自制的“穿衣六面体”两只，秒表一只。过程：一、开始部分1.幼儿在室内换上拖鞋后，集结在室外活动场。2.让幼儿脱去拖鞋坐在草垫上，边念民谣《讨小狗》（附后），边用双手指端一一敲打左、右脚的脚底、脚背和脚趾。3.幼儿站在草垫上，跟着老师的指示（儿歌）活动双脚。①脚尖脚尖跳跳跳（边甩手边用前脚掌跳）。②脚跟脚跟走走走（边转手腕边抬起脚尖自转）。③脚跟脚尖跳跳跳（先用脚跟跳，再用脚尖跳）。二、基本部分1.自由练习①走弹子路跟我们平时走马路有什么不一样？（幼儿回答）小结：走在弹子路上，我们感觉到不平整，而且脚有点痛，不过它能按摩我们的脚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②请幼儿自由采用走、跳、爬等各种方法通过弹子路。2.练习手脚着地协调爬的动作。①引导幼儿观察弹子路旁边的手印，请幼儿思考能不能手脚着地，边按手印边向前爬。（请个别幼儿尝试）②集体练习手脚着地协调爬的动作。③这个动作难不难？难在什么地方？（在爬的时候既要用到脚，又要用到手）④集体练习，教师注意指导那些动作不够协调的幼儿。3.游戏。①请幼儿做一次“爸爸”、“妈妈”，为宝宝做一件事。②介绍“穿衣六面体”（六面体的六面分别是拉链、钮扣、金属搭扣、鞋带等）。③介绍秒表，让幼儿知道秒表是用来计时的。④讲解游戏方法：将幼儿分成两队（如红队、绿队），采用分组计时的比赛方法。游戏开始，红队的第一位幼儿迅速出发，用手脚着地的方法爬过弹子路，然后穿上长绒毛拖鞋，并跑向“穿衣六面体”，为“宝宝”做一件事（如扣钮扣或系鞋带等），做完后跑回，将鞋脱下放在弹子路口，然后从弹子路返回。第二名幼儿接着游戏，如此反复，直至最后一名幼儿返回。绿队队员按同样方法完成动作，最后以用时少的队为胜。三、结束部分带领幼儿做放松动作。活动建议：教师可根据季节特点让幼儿穿着袜子或赤足进行该项活动。评析：让幼儿赤足在凹凸不平的弹子路上做游戏，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因为赤足运动可以加快幼儿身体内部的血液循环、新陈代谢，促进足弓的发育。游戏中，教师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参与活动，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如在基本练习部分的第二环节中，教师鼓励幼儿自己创造各种方法通过弹子路，这种教学指导为幼儿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力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在学习新动作时，教师能紧扣“脚必须踩在弹子路上，手一定要按到不同方位的手印”这一难点进行指导，采用让幼儿观察、尝试、发现等教育方法，发挥幼儿的自主性，让幼儿学得轻松、愉快；最后的游戏富有情趣，既激发了幼儿重复练习的兴趣，又培养了幼儿积极进取的意识。将生活自理能力的练习融于体育游戏之中的构思非常巧妙，体现了各种教育内容可以有机渗透的思想。附：讨小狗笃笃笃，卖糖粥，三斤核桃四斤壳，吃你肉，还你壳，张家老伯伯，问你讨只小花狗，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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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1期 No.1 Vol.18 1998科技期刊一种改进的边界层参数化模式*许丽人 王体健 李宗恺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南京 210093)文 摘 在能量平衡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利用常规气象资料求取边界层参数的改进方案。利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铁塔观测资料，与廓线法进行对比分析，表明这种方案具有输入要求少，输出信息量大，结果合理的优点。此外，对此方案中的4个可变参数作了敏感性试验， 结果表明湿度变化参数α的敏感性较强，在使用时应当合理选择其数值。该方案可以满足新一代空气质量模式对边界层参数化的需求。同时,由于仅需常规气象资料就能求取所有的边界层参数， 因此特别适合于空气质量模式的法规应用。关键词 边界层参数 能量平衡方法 敏感性试验An improved boundary layer parameterization scheme.Xu Liren，Wang Tijian，Li Zongkai(Nanji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Science,Nanjing 210093).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1):43～47Abstract―On the basis of energy balance model, an improved scheme which is used to calculate boundary layer parameters is presented. Using observed data from Beijing 325m Meteorological Tower of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al，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comparing with profile scheme, it shows that this scheme has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few required input parameters, much output information and reasonable results.In addition,with a sensitive test of four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rface moisture availability factor α is more sensitive than the others；and its value should be selected reasonably . The scheme can satisfy new air quality model's need for boundary layer parameter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since it needs only routine meteorological data to work out all of the boundary layer parameters, it is specially fitted for the regulatory application of air quality model.Key words:boundary layer parameters energy balance scheme sensitive test80年代以来，大气边界层湍流与扩散的研究取得了较快进展，并逐步发展建立起新一代空气质量模式。与以CRSTER模式为代表的第一代高斯扩散模式不同。新一代模式摒弃了传统的帕斯圭尔-特纳尔(P-T)大气稳定度分类及跃变式的P-G扩散曲线， 同时不再简单地采用单一的高斯扩散公式，而代之以更符合实际的大气扩散公式体系来模拟各种不同边界层条件下的扩散过程〔1,2〕。新一代的模式耦合了PBL研究的新进展， 因而在模式计算中需要反映大气边界层湍流扩散状态的许多边界层参数，包括U*(摩擦速度)、θ*(摩擦温度)、W*(对流速度尺度)、L(莫宁-奥布霍夫长度)、Zi(混合层高度)等。新一代空气质量模式虽然体现了科学研究的进展，并且通过许多大规模扩散试验的检验，表明其性能比第一代模式有明显改善〔3,4〕, 但是这些模式的应用都出现了新的难题。 众所周知，同一个大气扩散模式，当改变模式输入的气象条件时，其预测的地面浓度可相差2～3个数量级。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在空气质量模式的法规应用中(例如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 规定必须按全年8760 h进行逐时的预测计算，而不允许模式使用者主观地确定某种预测计算条件(气象条件组合)。第一代模式应用常规气象资料即可运转,可以满足法规应用的需要。 而新一代模式的应用则取决于如何取得长期的U*、θ*、W*、L、Zi等边界层参数。显然，对绝大多数场合，要求进行全年 的大规模边界层观测是不可能的。问题归结于如何应用常规气象资料来确定以上边界层参数。根据以上研究要求，在能量平衡法的基础上对已有的边界层参数化方案作了一些改进，提出了一种利用常规气象资料确定能够满足新一代空气质量模式需要的边界层参数化模式。应用常规气象资料进行边界层参数化的工作已做过不少，有些只针对部分边界层参数，特别是缺少足够的观测资料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检验。而且应用测风气球和低空探空测温等方法所取得的资料又不太可靠。作者利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325m铁塔的观测资料，用所提出的方法(简称能量法)与通量─梯度关系法(简称廓线法)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提出的参数化方案是合理的，同时具有仅需应用常规气象观测资料即可输出大量边界层信息的优点。作者还对所提出的参数化方案中的4个可变参数作了敏感性试验， 结果表明湿度变化参数α的敏感性较强，应注意合理选取其数值。1 方法与原理1.1 能量平衡方法第二代大气扩散模式需要反映大气边界层湍流扩散状态的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具有长时间尺度代表性的实测资料极少，能量平衡方案〔5,6〕为此提供了新的途径。 在边界层高度的求取及稳定度分类等方面, 作者作了局部的修正。1.1.1 稳定度的分类 采用Golder〔7〕经验公式确定的莫宁-奥布霍夫长度的临界值, 作为划分稳定度的标准, 确定所属的稳定度等级, 将动力、热力因子同时考虑在内。1.1.2 边界层参数的确定感热通量的计算白天对流情况下能量平衡方程为：Q*=Qh+Qe+Qg(1)式中:Q*为净辐射通量(W/m2)，Qh为感热通量(W/m2)；Qe为潜热通量(W/m2)；Qg为土壤热通量(W/m2)。通过一系列参数化方案〔6〕可得：式中：α为湿度变化参数；与下垫面有关；β=20W/m2； s=CpLedqs/dT, dqs/dT为饱和比湿曲线的斜率；Le为潜热；Cp为比热；s可由理论给出〔8〕；a为常数。晚上稳定情况下: Qh=-ρ CpU*θ* (3)摩擦速度(U*)的确定稳定时:(4)不稳定时采用如下公式〔9〕：(5)式中：Z0为粗糙度；d=5Z0；U为风速；T为温度；d1ln(1+d2d3)是由于不稳定引起的订正〔2〕。摩擦温度(θ*)的确定稳定时:θ*1=0.09(1-0.5N2)(6)(7)综合考虑热力因子和动力因子的共同作用, θ*取θ*1、θ*2的算术平均。不稳定时: θ*= -Qh/ρCpU* (8)莫宁-奥布霍夫长度(L)及对流速度尺度(W*)的确定(9)(Qh＞0)(10)混合层高度(Zi)的确定稳定时采用以下公式〔10〕求取B=U*/fL(11)(12)中性时以Van Ulden(1982)公式替代:Zi=0.2U*/f (13)不稳定时混合层高度用下述方程来求:(14)式中：γ为对流层以上位温递减率。根据以上各式，只要输入风速、温度、总云量，即可获得感热、潜热、净辐射、土壤热通量和近地层参数U*、θ*、W*、L、Zi。1.2 廓线法如果有两层温度, 一层风速可由廓线法求PBL参数。由莫宁-奥布霍夫相似理论〔11〕,U*, θ*可写成风速和温度的梯度函数。(15)Qh= -ρCpU*θ*(17)通过以上（3）式及(9)式迭代求出各量, 其它各量求法及稳定度的分类同能量平衡法。2 对比性实验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到能量平衡法仅要求输入常规观测的风、温、云量即可获得大量的边界层参数及扩散参数, 能够满足新一代空气质量法规应用的需要。为进一步检验所提出的能量平衡法的适用性和可靠性, 采用1986年9月, 1987年3月北京大气所铁塔资料, 将能量平衡法与廓线法进行对比分析, 利用铁塔资料的廓线法被认为是比较准确的方法。能量平衡法中基本参数的取值为a=0.2, α=0.75, Z0=0.63, 秋季R'=0.18,春季R'=0.14。样本数目为660个, 分别采用廓线法和改进的能量平衡法求得边界层参数, 以廓线法求出的参数作为横坐标, 能量平衡法求出的参数作为纵坐标, 作出各参数的相关图, 并将两种方法得出的统计平均值列于表1。x为廓线法求得的平均值, y为能量平衡法求得的平均值。图1～6分别为两种方法求出的U*、θ*、Qh所绘的相关图。表1 廓线法计算值与能量平衡法计算值的比较Table 1 Result comparison between profile-method andenergy balance-model参数L(m)Qh(W/m2)Zi(m) U*(m/s) θ*(K)W*(m/s)稳定x152.38 -20.44 408.4 0 .232 0 .079 0 .000y97.68 -24.25 367.50.224 0.075 0.000不稳定x-404.57142.41 1518.30.643 -0.171 1.656y-533.79 99.64 1606.1 0.630 -0.139 1.536从图1～6可以看到各量的实测值与估算值相关性较好, 离散度比较小, 尤其是U* 的相关性最好。θ*在对流情况下离散度大一些, 相应地Qh也有一定的离散度。稳定时, U* 的相关系数为0.988, θ*的相关系数为0.531, Qh的相关系数为0.909; 不稳定时, U*的相关系数为0.995,θ*的相关系数为0.535, Qh的相关系数为0.618。总的来说利用能量平衡方法获得的结果比较好。由于这种方法可用常规气象资料求边界层参数，易于实现大量的计算和分析，其统计规律将具有更好的代表性。图1 稳定情况下U*的比较Fig.1 Comparison between U* calculatedby two methods under stable condition图2 不稳定情况下U*的比较Fig.2 Comparison between U*calculatedby two methods under unstable condition图3 稳定情况下θ*的比较Fig.3 Comparison between θ* calculatedby two methods under stable condition图4 不稳定情况下θ*的比较Fig.4 Comparison between θ* alculated bytwo methods under unstable condition图5 稳定情况下Qh 的比较Fig.5 Comparison between Uh calculated bytwo methodsunder stable condition图6 不稳定情况下Qh的比较Fig.6 Comparison between θh calculated bytwo methods under unstable condition3 敏感性试验在能量平衡法中有几个参数(如 α、a、Z0、R')与下垫面或季节有关, 已有许多研究可供参照。为了解这些参数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进行了敏感性试验。在4 个参数中每次改变1个参数值, 其它参数保持基本值不变, 代入程序运行, 比较此参数改变前后各统计量之变化值。敏感性大小以相对变化值来统计, 公式如下:以1月份南京地区为例, 基本参数取值为a=0.2, α=0.75, Z0=0.3, R'=0.35。由基本参数所得的计算结果列于表2中。参数改变后Qh的变化范围列于表3中, U*的变化范围列于表4中。表2 各量统计结果Table 2 Statistic results of variables稳定度百分比L(m) Qh(W/m2) Zi(m) U*(m/s)θ*(K) W*(m/s)A1.61 -6.21 66.86 639.6 0.165 -0.313 1.049B 1.61 -29.6369.341095.20.282 -0.189 1.275C 2.42 -101.25 22.97 836.4 0.215 -0.051 0.662D25.81 7422.08 23.29 1456.6 0.563 0.026 0.392E33.87 64.06 -39.06539.2 0.290 0.096 0.000F34.68 7.53 -4.46 133.1 0.069 0.046 0.000表3 Qh的相对变化值(%)Table 3 The relative changes of Qh（%）参 数Qh的变化范围a 减少50 10～18α 增加50 2～150a减少50 4～51α增加50 3～152R'减少50 4～47R'增加50 3～151表4 U*的相对变化值(%)Table 4 The relative changes of U*(%)参 数U*的变化范围Z0减少50 3～16Z0增加50 12～45根据能量平衡法的原理及敏感性试验结果, 可以看出:(1)a的作用从公式(2)中看出: Qh与a是负相关的。a主要影响的量是Qh, 其它量的改变是通过Qh的变化引起的。 a的改变也会使各稳定度所占百分比发生变化, 这是由于Qh改变使 L发生变化, 而稳定度是按L分类的。当a减少50%时, 稳定度由中性向不稳定类偏移2%; 当a增加50%时, 稳定度由中性、不稳定向稳定类偏移6.5%, Qh的变化列于表3中。从表中可以看出: a增大时对Qh的影响较大。(2) α是通过(2)式对Qh产生影响的。一方面从(2)式中看出，α增加引起Qh的减少; 另一方面α增加使Q*增加, 使Qh增加, 所以α对Qh起双重作用。α减少50%时, 稳定度由中性、 稳定向不稳定类偏移4.8%; α增加50%时, 稳定度由不稳定、中性向稳定类偏移14.5%。从表3中可以看出:α是一个最敏感的因子。(3) R'是太阳高度角为90°时的地表反照率, 主要影响反照率R, 进而影响到净辐射Q*, 由Q*的变化引起Qh的变化。 当R'减少50%时, 稳定度由中性、不稳定向稳定类偏移了4.9%; 当R'增加50%时, 稳定度由不稳定、中性向稳定类偏移14.5%。从表3中可以看出: R'是一个较敏感的因子。(4) Z0的改变主要引起U*的变化, 从而引起θ*、W*的变化。当Z0增加时, U*增加; 反之U* 减少。当Z0减少50%时, 稳定度由中性、稳定向不稳定类偏移3.2%; Z0增加50%时, 稳定度由稳定、不稳定向中性偏移3.2%。Z0改变后U*的变化范围列于表4中。总的来说模式中4个参数的敏感性程度各不相同。其中, a、α、R'主要影响Qh, Z0主要影响U*。较敏感的因子为α, 次之为R'、a, Z0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因子。4 结语以能量平衡法为基础, 提供了一种利用常规气象观测资料估算边界层气象参数的方案。利用铁塔资料, 将该方案和廓线法进行对比分析, 并进行了主要参数的敏感性试验, 得出以下几点结论。4.1 本文提出的方法中由表面辐射及能量计算的参数化获得感热通量, 从感热通量Qh及风速 U、粗糙度Z0求出其它参数。应用相似理论得到廓线。避免了直接测脉动量所带来的困难, 计算得到的PBL的参数基本上反映了大气边界层的规律性。 它使新一代空气质量模式利用常规资料求取气象参数和扩散参数成为可能。这种方法具有输入参数少, 输出信息量大, 结果合理可靠的优点。4.2 利用铁塔资料和廓线法进行检验，表明本方法的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符合较好。 可见本文所提出的利用常规资料求取边界层参数的方法基本上是合理的, 其大量计算的统计规律则具有更好的代表性。4.3 通过对比常数a、湿度变化参数α、反照率R'、粗糙度Z0 4个因子敏感性试验的分析,发现α的敏感性最大, 次之为a、R', Z0不是很敏感。 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合理选择参数才会得到满意的结果。参考文献1 Hanna S R，Paine R J. J. Appl. Mete., 1989, 28: 206～2242 Hanna S R，Chang J C.Bound. Layer Mete., 1992, 58: 229～2593 Briggs G A. J. Climate Appli. Mete., 1985, 24: 1167～11864 Weil J C，Brower R P. J. Air Pollut. Control Ass., 1984, 34: 818～8275 Oke T R. Boundary Layer Climates.London:Methuem,1978.3726 Holtslag A A M，Van Ulden A P. J. Clim. appl. Met.,1983, 22: 517～5297 Golder D.Bound. layer Met.，1972, 3: 46～588 Van Ulden A P，Holtslag A M. J. Clim.appl. Met.，1985, 24: 1196～12079 Wang I T，Chen P C.In Proc.2nd Joine Conf. Applications on Air Pollution Meteorology.Amercian Meteorological Solloty, Boston, MA. 1980.764～76910 Zilitinkevich S S.Bound.layer Met., 1972, 3: 141～14511 赵 鸣,苗曼倩,王彦昌. 边界层气象学教程. 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1作者简介许丽人 女，1972年8月生。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是大气扩散、大气湍流与边界层物理。曾发表过《利用常规气象资料求取扩散应用的边界层参数》等文章。收稿日期：1997-02-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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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晚报）我国邮集首次在世界邮展上获金奖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５日电（记者李玫）我国著名集邮家沈曾华的《华东人民邮政邮集》日前在伦敦举行的世界邮展上获金奖。这是我国自１９８４年参加世界邮展以来首次获金奖。沈曾华是一位新四军老干部。他从小喜欢集邮。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他仍坚持搜集邮票。如今，他保留了许多珍贵的解放区邮票，其中包括世界孤品――“稿”字四方联。这次的伦敦世界邮展是为纪念世界第一枚邮票――黑便士邮票发行１５０周年而举行。我国另一位集邮家刘广石的《中国民信局的邮集》获大镀金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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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7-464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9 【原刊页号】5～8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200012 【 标 题 】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重点问题（注：这是钱其琛同志在2000年5月26日举行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院5周年及国际政治系 建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此发表，以飨读者。）【 作 者 】钱其琛 【作者简介】钱其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 正 文 】 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再来北大，专门参加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建院5 周年及她的前身国际政治系建立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在研究工作特别是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上，做到“不惑”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我今天不想对国际关系做详细介绍，因为大家对此都很熟悉。我只想提出一些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供大家思考。当前我们所处的世界日新月异，变化非常快。要跟上这个形势的发展，有自己深刻的理解、认识，作出正确的判断，确实是不容易的。搞外交也好，搞国际问题研究也好，都要考虑到这种不断变化的形势。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做研究工作的同志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方面，现在是信息社会。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数量和它的覆盖面，比过去是大得多了。古人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那时候说这个话有些不切实际，有些吹牛。但现在，如果我们多加注意，完全可以同步跟踪天下大事，及时地掌握形势，这一点并不夸大。甚至可以说，现在人们遇到的问题经常不是信息太少，而是信息太多。真实的信息、被歪曲的信息，以及各种误传、误导都会有。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对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反而增加了困难：不是材料少了，而是材料太多。新的形势对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能够作出快速反应。要很快地了解情况、很快进行研究并得出应有的结论，及时作出反应。由于处在信息社会，任何事件发生以后的第一时间内，公众都能够得到大量的有关信息。所以做研究工作、外交工作的同志，如果反应迟钝，就很可能会陷入被动。另外，现在的整个信息是开放的，所以对外事务的社会性也增强了。也就是说，在信息时代客观上人人都可参与，外交的事情和内政交叉在一起。所以我们作出各种判断、反应时，不仅要考虑到国外的反应，也要考虑到国内的反应。换句话讲，我们的外交行动也要能够得到国内广大公众的支持。不仅仅要考虑能否在国际上得分，而且也要考虑是否能在国内得分。当然外交是国家的行为，有许多暂时不能公开的内部活动需要保密。但是能公开的就必须让人了解。现在有人提问时，我们经常回答说无可奉告。这也是个办法，但从根本上来讲，现在“无可奉告”不能解决问题了。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上，现在标准要大大提高。研究要有材料，但正如我刚才谈到过的那样，如果说过去信息匮乏，没有办法进行研究，现在则是信息爆炸，材料非常的多。这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抓住要害。就要求我们研究工作人员具有真正的高水平、高素质。特别是要看到信息中也有各种假新闻、假材料，对人会起到一种误导、诱导的作用。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制造谣言。现在就有专门制造谣言的报刊和信息来源。过去说“谣言可以杀人”：它虽没有直接杀人，但是如果谣言多了，就可以起这个作用。德国法西斯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可以成为真理”。你不相信吗？但为什么人人都在说。说到最后曾参的母亲也会相信她儿子杀了人。所以我们要借助信息来了解情况，但对信息又需要分析。实际上现在信息也还是有垄断的：虽然表面上是自由地发布、自由地接受的，但终究是谁的钱多，谁就有更大的能力来发布自己的信息。它整合了发布的网络，当然它的发言权就大，声音就高，听到的人多，它的影响就大，所以信息也有霸权。美国现在对比尔・盖茨起诉，说他垄断，这是从技术上来讲。但人们为什么不注意到信息的内容也可以垄断这一事实呢？只要能快，能先入为主，能做到铺天盖地，就会形成一种巨大可怕的力量。大家开始会有些怀疑，慢慢地也就人云亦云了。这就是潜移默化，就是主导媒体、塑造舆论，就是渗透、影响，就是抢占先机。所以谈到国际问题的研究和当前的外交，我觉得信息社会这一点是当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方面是经济的全球化。目前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冲击，对世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冲击。对此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考察：首先，跨国公司、跨国企业的运行超越了国界，跨国公司的总产值现在已经大体上占到了世界总产值的40％。而境外投资的90％、内外贸易的60％也是由跨国公司来进行的。这个新情况说明跨国公司的运作、经营超越了国界。其次，世界市场的容量和范围比以前有空前的扩大。如果20年前每天的世界外汇交易量大概是100亿美元的话， 那么现在每天是15000亿美元。1970年时， 全球的出口量大约占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4％，现在则达到了24％。所以可以看到在世界的范围内，不管是进出口贸易的市场还是外汇交易的市场、投资的市场都大大地扩大了。而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对经济信息资源的推动更为资本和货物在全球的流动创造了条件。另外，经济运作的规则，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许多规范，都趋向于统一。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也使得整个世界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应该说美国率先进入了新经济，它现在在世界经济中明显地处于一种主导的、领先的地位。美国的经济有109个月或者说110个月一直维持着景气的状态，这大体上就是10年。与此同时，欧洲、日本也在加速内部调整，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来争夺新兴市场。一些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也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但是在这个进程中有不少的发展中国家落在了后面，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使他们的国家面临边缘化的危险。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而这种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也会导致政治的不平衡发展，使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受到冲击。第三个方面是宗教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冷战后，宗教、民族问题突出起来。许多热点问题差不多都与宗教、民族问题分不开。我认为宗教、民族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是古已有之的，只是在当前又热起来了。有人这样分析：历史上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在中世纪，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大力向外传播，经常发动圣战；然后基督教组织十字军东征，从欧洲一直打到西亚。这次高潮持续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国家间关系的动荡与战乱。第二次高潮是近代亚非国家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借助本土国教反抗传教的殖民主义者。而现在是第三次。波黑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斗争；科索沃危机的起源是东正教的塞族和穆斯林阿族的斗争。其他如车臣问题、东帝汶问题、斯里兰卡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内战、中东问题、北爱尔兰问题等等的冲突都和宗教背景有关。所以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将来世界上注定会发生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三大宗教、三大文明的冲突。当然，我们难以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宗教问题也好，文明不同也好，如果处理得法是可以妥善解决的。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宗教经常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二是宗教自由经常与人权联系在一起；三是宗教经常与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四是宗教经常与国家的政局、民族的分裂或统一联系在一起；五是宗教的认同往往跨越了国界和民族的界限。这种跨越国界、民族的感情有时起的作用会相当大。宗教的影响是各方面的，我们看到印度教徒会反对美国在印度搞麦当劳快餐店。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国际关系中，当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宗教的矛盾、民族的矛盾往往使得原来得到控制的、得到处理的、得到解决的问题重新爆发，宗教、民族问题会突然变得重要、敏感起来。但宗教问题就像潘多拉盒子，打开容易，关上很难，没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办不到。再加上有的国家以宗教自由、人权等为口号干涉别国内政，也使矛盾更加激化。经济的贫困、政局的不稳也可以成为宗教矛盾的温床。应该说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必然现象，现在经常讲2000年到来了，世界新的第三个千年开始了，这就是从宗教概念上说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当然不止两千年，要长得多。人类的一切事物都会变化，都要经历发生、生长、扩展一直到灭亡这个过程。但是相对于国家来讲，宗教的历史应该说是更长的。所以宗教问题是我们必须注意研究的一个问题。最近教皇对罗马教会两千年间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忏悔，请上帝宽恕。他说罗马教会犯了七大罪状：第一是强迫教徒忏悔；第二是十字军东征并设立宗教裁判所；第三是导致基督教的分裂；第四是敌视犹太教；第五是强行传教；第六是歧视妇女；第七是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教皇承认这七大错误并进行忏悔，这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他并没有提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宗教所起的帮凶作用。他也没有提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主办教会，选出来的神父、主教请梵蒂冈认可，梵蒂冈采取的态度是罚绝，绝对不承认而且还要处罚，处罚到断绝关系。这是梵蒂冈的一个错误，但他们没有提到这一点。当然罗马教会可能不止犯了这些错误，还有其他错误。实际上教皇承认错误的目的是希望保持基督教的统一，加强梵蒂冈的地位。第四个方面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权问题以及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主权是与国家的出现同时产生的，互相尊重主权和主权平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当代世界史中，主权原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联合国时制定的一项基本的国际关系原则。不能认为因为重视人权，这个原则就过时了，就不需要继续坚持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这次联合国召开千年首脑会议，肯定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人权是主要的，国家主权是次要的。应该首先尊重人权，可以不顾国家主权。但如果整个世界都这样做，联合国也这样做的话，那就会天下大乱。联合国的基础就是180多个主权的国家都是平等的成员。 她有宪章，她不能不制定国家之间关系的确定准则，这是天经地义的。当然你可以谈人权问题，可以谈安全问题及其他问题。但是联合国成立的初衷，她的宗旨、章程，她所制定的一些准则，都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的总结。应该说没有这些，就没有二战后半个世纪的和平。谈到人权高于其他原则的问题，我们可以举些例子。首先是科索沃问题，这是以人道主义为名使用武力，结果造成了“人道主义的灾难”，至今没有解决问题。现在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反思。其次是国际贸易问题。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是正常的，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一些规定，大家按照这些规定来进行贸易，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也在积极要求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众议院刚刚通过了的并不是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案，因为这件事不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首肯。刚刚通过的是取消在正常贸易关系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限制。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正常贸易关系一开始叫做最惠国待遇。但实际上这个最惠国待遇并不是一种恩惠。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为进口商品制订的税率应适应于所有国家，不能为不同的国家制定出不同的章程，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税率。那么怎么会出来一个给不给最惠国待遇的问题呢？这个问题的起源是美国国会70年代通过的一项法律，杰克逊・瓦尼克（Jackson―Vanik）法。这个法律最初的目标是苏联，他们要求苏联允许犹太居民自由移民离开苏联，否则美国就不给你最惠国待遇，即可以在贸易中采取歧视措施。那么这个问题怎么会用到中国来了呢？中国没有犹太居民，当然也没有犹太人移民的问题。这就是这项法律的引申：凡是美国不愿意给予正常待遇的国家，他就说你适用于这条法律，就每年审议。中美是1979年建交的，当时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因为中美贸易很少，中美关系较好。后来贸易量越来越大，中美关系方面出现了些摩擦，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美国政府每年总需要向国会提出准备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以一年为限，要求国会审议。通过了就给一年，不通过就不给。实际上每年都能通过，但每年都要有一番争斗。有人主张给，有人主张不给，多年来是每年吵架一次，每年都能通过。克林顿总统执政以后继续这个方针，每年搞一次，每年吵一次，每年都能通过。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正常贸易关系，有两点是中美之间有分歧的。第一个是最惠国待遇的名称，我们说这不是最惠国待遇，中国也不要求什么“最惠”，我们只是要求正常。既然中美间有贸易协定，那么贸易就应该正常。最后，用了七八年时间终于把这个最惠国待遇改名了，原来叫MFN，现在叫NTR。第二个我们主张每年审议是不对的，是不符合正常贸易关系的。所以这次作出了决定要给中国PNTR，就是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在我们看这本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实际上却费了很大劲。应该承认，克林顿总统做了很大努力，把它作为卸任之前最大的外交目标。从另一方面看，美国也是自找麻烦。搞了这么个东西是完全不在理的，要取消它还挺困难，还得做各种各样的动员。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把什么问题都和人权联系起来有很大的危险性。要做贸易还要看你人权怎么样，你这里有犹太人要看你是不是放他们出国。你这里没有犹太人，就要看看别的方面做得怎么样。没有这个问题，还有别的问题，总之可以找出问题来，说我不能和你做贸易。但不做贸易又赚不了钱，所以还要做。然后一年审议一次，每年我给你找点儿麻烦，实际上是他们自找麻烦。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现在费了很大的劲，通过了PNTR，但又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审议中国的人权状况，但又不作为条件，审议归审议，贸易还是照做。这又是新的自找麻烦，类似这样的问题以后还少不了，但是越来越不得人心。下面谈谈台湾问题。从3月18 日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大选中当选到5月20日他发表施政演说整整是两个月。现在台湾的局势究竟如何？应该说民进党人上台使台湾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也使两岸关系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从投票的结果来看，39％的人选了民进党的陈水扁，60％的人没有投他的票。这后一部分人又分为两派，就是国民党候选人的支持者和从国民党分离出来的候选人的支持者，这两部分人加起来投票率是60％。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没有达到半数票的候选人当选为总统。对前一部分选票还应作进一步的分析：民进党在纲领中是明确地提出要搞台独的，但在39％支持陈水扁的选民中，支持这个纲领的大概不过半数。还有半数陈水扁的选民投的票是要反对国民党的“黑金政治”即腐败。在3月18日到5月20日这两个月之间，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再次宣称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从台湾岛内来讲，社会各界也都期待打破僵局，改善两岸的关系。工商界更希望进一步发展两岸的经贸关系。从我们国内来讲，大家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是一贯的。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当选总统实际上准备不足，基础脆弱。所以为缓解内外的压力，他由“明独”转为了“暗独”。出于稳定内部、巩固政权的需要，在两岸关系上采取缓兵之计，以争取喘息的机会。他在讲话中摆出一副和解、善意、务实的姿态，比较明确地提出“四不”的承诺，不宣布台湾独立，不推动“两国论”入宪，不进行统独公投，不改国号，再加上宣布没有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问题，但却拒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他对“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关键问题是既不承认，但也不强硬对抗，采取回避和模糊的态度。在台湾摆出缓和两岸关系的姿态、又拒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时，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在原则立场上不会做任何的退让，同时我们也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陈水扁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我们要对他保持压力；同时我们要采取行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争取国际舆论，争取台湾民心。这就是我们对待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对陈水扁回避“一个中国”原则的真实意图和改善两岸关系的空洞承诺要揭露，对他做出的“四不”的承诺要迫使他落实。同时我们对两岸对话、两岸“三通”等重大问题要提出我们的主张，保持主动。应该说台湾问题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邓小平同志过去说过，解决台湾问题要用“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解决，因为右手力量大一点儿。但实在不行只好用左手即军事力量。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如果说有什么灵活性，那就是我们可以等待。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变，可以有自己一定规模的军队，现行的政策可以不变，可以继续同外国进行贸易、商业与民间交流，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但是这一切必须是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我们总的要求只有一条：是“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邓小平还说过，两岸实现“三通”没有先决条件，“三通”就是说先来往，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增加人民间的了解，这是促进谈判的一种方式。所有国际朋友如果真是要促进中国统一的我们欢迎，但中国统一这件事要由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决定。希望两岸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做这件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我们希望台湾的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邓小平还讲到，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个月就能解决的，需要时间。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是要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邓小平的这些话，现在仍然代表了我们的立场。在我们看来，台湾问题从实质上讲是中美关系问题。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内容主要都是谈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实际上就是干预了中国内政，给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造成了障碍。如果美国国会坚持干涉中国内政，将会使中美关系发生波动。总而言之，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基本的方针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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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探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TUDY NONGYEXINXI TANSUO1999年 第3期 No.3 1999抓基础 明主导 兴龙头 调结构 建基地陈印军文 摘：为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全国农民早日步入小康，文章提出五点建议，一是抓基础，即抓好环境保护与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名、特、优、新品种的选育，市场开拓与产品流通体系建设，以及基层技术服务体系建设；二是确立和培育主导产业；三是激励一批龙头企业的兴起；四是对农业结构进行适时调整；五是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发挥规模效益。关键词：基础 主导产业 龙头企业 结构调整 农产品基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明显提高。然而，随着农产品由过去的全面短缺发展为现在的多数产品相对过剩，农村经济由几年前的快速发展转为缓慢增长，农民步入小康的步伐也随之放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大部分地区的农民而言，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产业。因此，确保农业持续发展是全国农民早日步入小康的基本保障，也是全国人民实现小康和全国社会经济稳定的基本保障。正如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指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如何确保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对此，提出如下建议：一、抓基础(一)抓环境保护与建设，重点抓大气和水污染的综合防治，为发展优质农产品，特别是绿色食品及旅游农业打基础在国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另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大，外向型农业的地位将日趋提高，然而外商对出口产品产地的环境质量非常重视。因为在严重污染的环境条件下，不可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旅游农业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而发展旅游农业必须有良好的环境条件。(二)抓农田基本建设，为发展高产高效农业打基础众所周知，我国人多，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短缺，并且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非农占用导致耕地减少的现象日益突出，只能靠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而提高单产的基础是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当前农田基本建设的重点是坡地梯田化、灌排网络化、防护林网化。(三)抓名、特、优、新品种的选育，为发展多品种特色农业打基础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趋向优质化和多样化。特别是出口创汇产品，往往是名、特、优、新品种占有明显优势。为了开拓市场，我们应充分发挥我国物种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名、特、优、新品种的选育，同时加强新品种的引进筛选。(四)抓市场开拓与产品流通体系建设，为农产品流通畅通无阻打基础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与流通对农业经济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如江苏省如皋市通过抓吴窑山羊市场建设，带动了如皋市羊产业的大发展，从过去的单一养羊卖羊，逐步发展成为养羊业、贩运业、屠宰业、肉食品与毛皮加工业相配套的产业链，扩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门路，促进了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另外，许多地方农产品优势不能转变为商品优势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开拓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政府部门应该把工作的重点从抓农产品生产转向抓市场开拓与流通体系建设。(五)抓基层服务体系建设，为农业稳产高产打基础在各地考察中了解到目前还有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只管一级一级地下达农业生产计划，却不提供技术服务，结果虽然完成了种植任务，却形成不了效益。作为分散的农户，很难掌握各种复杂的生产技术，为此基层政府部门应重视基层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各地实践表明，哪里的基层技术服务体系完善，哪里的农业生产发展就快，就稳定。二、明主导明主导，即确立和培育主导产业，为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奠定基础。主导产业在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部门，不但本身有很高的增长率，而且能带动其它产业增长。根据罗斯托主导产业选择标准，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应把握三个效应：一是回顾效应，即主导部门能带动向自身提供资料的部门发展。如果农产品加工业可以带动果品种植业的发展。二是旁侧效应，即主导部门可以带动周围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可以带动运输业及销售服务行业的发展。三是前瞻效应，即主导部门可以促进新产业形成与发展。根据筱原三代平主导产业理论，在选择主导产业时应考虑二个基准：首先是收入弹性基准，即收入需求弹性越大越好。如粮食的收入需求弹性很小，不宜作为主导产业。其次是生产率上升基准，即生产率上升速度越快越好。生产率上升速度的快慢，一般反映了科技含量的大小，科技含量越高的产业，其发展速度越快。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化，技术进步的作用日显重要。三、兴龙头围绕产品资源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激励一批龙头企业的兴起，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作为一个优秀的龙头企业，不仅是农产品深加工中心，还应该是信息中心、科研中心、服务中心，具有开拓市场、深化加工、提供全程服务的综合功能。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龙头企业，应具备“高、大、强、多”等四大特点，即：一是技术水平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使用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和设备，不断创新，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二是企业规模要大。只有规模大，才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创新。三是企业带动力与辐射力强。企业具有强大的带动力和辐射力，才有可能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兴“龙头”，应采取原有企业改造、扩建和中小企业联合的方式。这样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四、调结构市场需求是变化的，所以结构调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应根据市场需求和当地资源环境优势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适时调整。然而结构调整并非一件简单之事，涉及到农民的传统习惯、经济与技术实力、市场需求与流通等多个方面。所以结构调整应注意：一是因地制宜，因需而宜，不强求一致；二是先典型示范，再面上推广；三是注意项目贮备(包括技术贮备、品种贮备等)，为适应市场变化做准备。当前，大部分地区对项目贮备并不重视，往往是当一种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时，才想到寻求新的结构方案，当新的方案付诸实施时，市场需求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结果结构调整赶不上结构变化。五、建基地围绕主导产业、龙头企业及市场需求，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以发挥规模效益优势。基地建设是主导产业与“龙头”企业发展的基础，只有建立完善的生产基地，才有可能确保质量与数量稳定的农产品原料来源，才有可能确保主导产业与龙头企业的稳定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基地应坚持发挥资源优势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原则。过去，我们在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时，往往仅强调资源优势，结果常常是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市场优势。目前，在一些地方又出现了过分强调市场需求，而忽视资源优势的现象，结果因产品质量问题，或因生产成本高昂而缺乏市场竞争力。因此基地建设应着重做到四点：一是布局区域化。即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围绕主导产业与龙头企业形成与资源特点相适应的区域经济格局。二是经营集约化，使基地的生产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相结合，以提高经营集约化程度，扩大商品批量和商品率。三是服务系列化。四是基地保护法制化。作者单位：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 副研究员、副室主任单位地址：北京 邮政编码：100081收稿日期：1999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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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9 【原文出处】《江西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南昌 【原刊期号】200009 【原刊页号】54～57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论艺术知觉的超越性 【 作 者 】张建永 【作者简介】张建永(1953―)，男。文学硕士，吉首大学副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从事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以及文学创作。 吉首大学 ，湖南吉首 416000【内容提要】在知觉中，知识性认识是知觉最直接了当最普遍的精神现象。但是，这种知觉远远不能完成主体对世界的“艺术化”改造。因而， 在知觉中，主体必须及时消解或弱化知觉中的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超越物质对象自身严密的规律性“陷阱”，摆脱对象知识性结构所可能对主观情感意志等个性化内容产生否定、排斥的强大引力，否则，艺术思维的翅膀就不能凌空腾越。【关 键 词】知觉/思维/知觉霸权主义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0)09－0054-04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在知觉中怎样从“物质性关联”转化为“诗性关联”的关键，在于知觉改造。这种改造不是在知觉形成结论以后，而是在知觉过程之中进行的。知觉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在摄取客观世界的刹那间，就在自身所依存的主体的全部精神内容的参与下，迎遇客体投射过来的信息，并既是客观地同时也是创造性地构成心灵的感受。那些没经科学研究意图和艺术创作欲望支配，每时每刻随意发生的目之所见（视觉）耳之所闻（听觉），舌之所尝（味觉），鼻子所嗅（嗅觉），体之所动（动觉）等感觉基础上形成的知觉，在类别上可称为日常感知觉。对这些日常感知觉再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构成要素中，客观物质属性的映象是最基本的原生状态。如直觉黄果树瀑布的表象收获。这种表象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黄果树瀑布的客观景象。再进一步分析，可发现日常感知觉中含蓄着科学知觉和艺术知觉的基因。它的客观真实性可以发展成为科学知觉，主观选择性又可以发展成为艺术知觉。关键是看知觉主体是以什么样的心理值（莱格所使用的用来衡量分配某一种特殊的心理要素的心理能量的计量尺度）为主导。由于艺术家与科学家的心理值不同，他们从日常感知觉中所获取、所建构的东西就大为不同。一、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的弱化与消解当我们知觉一个对象时，对象的许多信息传入大脑并促成我们对这一对象的了解和把握。这时，一种可称之为知识性的认识随之而展开。因而，知识性认识是知觉又一显著特征。比如法国西南部出土的“蒙特加特指挥棒”，上面所刻绘的海豹、蛇、鲑鱼等形象是动物季节发情的符号。这就是原始人在反复知觉季节变化后，对每次季节转到春天动物就会发情的现象所作的知识性认知结果。知识性认识是知觉直接了当最普遍的精神现象。人在知觉中，能由表及里地进行深入的认识活动。比方说，当天我们看到天边雷声不绝，狂风大作，知觉马上就在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这是大雨将临的迹象。由于知识性认识是知觉最普遍的精神过程，它既为科学思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艺术思维奠定了了解把握认识客体的基础。但是，对艺术思维而言，在知识性认识这一过程中，主体又必须及时消解或弱化知觉中的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超越物质对象自身严密的规律性“陷阱”，摆脱对象知识性结构所可能对主观情感意志等个性化内容产生否定、排斥的强大引力，否则，艺术思维的翅膀就不能凌空腾越。例如，我们身处草原，知觉到草的生长情况，如果，此时，我们的心理值是求解大自然的规律，那么知觉就会对草原一岁一枯荣的现象作知识性认识。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迷恋沉浸在草这类植物的生长规律和生态习性之中，长此以往，我们就会变成生态学家，植物学家。我们对草的知觉模式中，就会塞满草的规律性习性。艺术在这种知觉中便不可能产生。但是如果我们在知觉中，并不迷恋关注草的本质属性，我们在知觉中消解或弱化知性要求，或者穿越它们把主体在草的枯荣与人生的境况，与个人的命运、感悟结合起来，人与草的关系就不再是物质性关联，而是一种诗性关联。在这一基础上，才会产生“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篇。从西方绘画史的发展过程看，知觉在处理人与客体的关联时，有一条越来越明显的在知觉中不断加大对对象作知识性的客观描述手法的超越。具有写实主义开山大师之称的佛罗伦萨的菲力波・布鲁涅列斯奇(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创造的透视理论，对美术有极重要的价值。他利用数学，得出一条线性透视公式：各条线后退会聚于一点之上，在这之上它们仿佛消失掉了。透视理论是三维绘画空间的重要基石。应该说，这是对客观对象在空间中的一种知识性认识。利用这种理论，知觉对象时，对象的各部位在空间中的位置就会如同客观真实一模一样被复制为表象。但即或是受过良好透视理论熏陶的观察主体进行艺术思维时，知觉也依然时时要超越知识性认识，而实现主观要求。美术史家萨拉・柯耐尔认为“布鲁涅列斯奇的透视理论，使早期文艺复兴的美术家能在一个场景内强调对心理上关系的某种意识”。正是这种意识的确立，它时时在消减或弱化着知觉的知性结构和物化属性。在西方美术史的进展中，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要更多地表现或传达主体的认识感受，艺术知觉对客体的物质属性的超越一步步强烈。到当代的莫奈、凡・高、蒙克、高更、马蒂斯、毕加索等艺术家那里，知觉被主观因素自由地驾驭着，以至于以他们的作品中已找不到或很难找到与现实的相同的对应物来。对感知觉的知性结构和物化属性的弱化或消解，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一种特性。特别表现在老庄和道家思维形式之中，庄子提出了几个重要范畴，如“心斋”（《庄子・人世间》）“坐忘”（《大宗师》）“丧我”（《齐物论》）“无己”（《逍遥游》），就极重视对感知觉的知性结构和物化属性的消解。从一般表面意义看，“心斋”、“坐忘”、“丧我”、“无己”好象非但不是强调“人”，强调主体精神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否定“人”并趋向于“物”。其实深研进去，就会发觉“丧我”、“无己”并非是把主体的人消除掉，而是要清除主体中“为物所物”的那部分东西，要排除主体的“物化”功能，使主体对客体的知觉和把握获得一种自由的精神主体性。“绝圣去智”是老子的最高口号，在庄子这儿发扬光大。他强调“丧我”、“无己”就是要“丧”去我之中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一种物利。人只要有物利、就会为“物所物”。“物利”会逼使人在知觉中，过份关注客体的物质规定性，因而知觉也就会为客体的规律、本质所含蓄，最后深深陷入到知识性认识之中而不能超拔出来。比方说，巴尔扎克作品之中的高老头，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在他的观念中，金钱、财产等同于生命，他的知觉自然就“为物所物”。他只关注那些怎么能保证金钱不贬值并不断增值的方法手段。生命本身的意义被金钱异化了。这类人的知觉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建立什么“诗性关联”的，艺术也不可能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长养出来。庄子的“丧我”、“无己”，实为护“我”而有“己”。这就是对知觉物化属性的消解方式。他的“心斋”、“坐忘”的主旨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大宗师》）。其实也就是通过铲除生理欲望，罢黜对世界的知识性认识，从而达到对物化属性的消解，成为“至人”。这种生命哲学极近似于艺术思维，它在知觉领域建构了与客体的“诗性关联”。青源惟信禅师有段著名的语录，揭示了一般日常感知觉和艺术感知觉的巨大差异：老僧三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一次“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一般日常感知觉的结果，是对对象的客观真实的知觉记录。但在主观值大量地投入下，也就是说主体在与山水熟识过程中，个人的人生际遇与这里的山水发生关系，主体心理值趋向把自身的主观情愫投入到对象上去。这里再知觉这山这水时，知觉的“内在图式”发生了变化，主体消解了知觉的知性结构和物化属性（比如山是否是喀斯特地貌等的认识），超越了日常感知觉层面，迅速建构起艺术的知觉世界。所以，此时的“山”“水”不再是一种物质属性的东西，它是承载主体精神情感内容的符号。它所引起的知觉表象就不是在知性结构中产生识别，分析作用的那种表象，而是凝聚着与主体生命历程紧密关联着的人和事以及附着其上的喜怒哀乐等现象。因之，“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次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知觉结果，告诉我们，这种知觉与第一次的全客观描述不同，与第二次纯主观感受也不同，它是在参禅的至境中，将对人生更深层次的体悟，对生命的自然形态，也就是对“禅境”的体悟转化为更高皈依，把“天”“地”“人”紧密地融汇在一起，复归自然之道。因而才“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山这水是自然之道，是生命之貌。青源惟信大师对山水的三次知觉过程，极生动地说明了在消解知觉知性成分和物质属性后，知觉将人与客体的关系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一种“诗性关联”。二、精神主体和人化属性的建构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的消解与精神主体和人化属性的建构是同步进行的。为着分析的需要，专门分开加以阐述。精神主体作为能充分体现主体自由本质的精神能量，能够在较大范围内超越世界的物质性樊篱，冲破各种物质的规定性。它是艺术思维和宗教思维的本质体现。因而，在艺术领域内，思维一旦启动，精神主体类似“内在图式”的功能一样，积极主动甚至是霸气十足地支配着知觉活动。“这一个”主体的全部人生经验和审美态度被投放到知觉之中，使知觉不再是那类“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知识性结构。例如大雁，作为候鸟，对鸟类学家来说，秋去春来是极自然的现象。他们对大雁的知觉绝对排除个人的人生体验，而专注于大雁为生存择地而居的规律。艺术家则不然，他们知觉大雁南来北往的现象时，精神主体将“自我”的人生体验投入进去，消解对象“物”的规定性，以主体全部精神背景建构着这一知觉。于是，大雁那种与人毫不相干的，因气候原因北飞南迁的生存状态被赋予了“人”的意韵，获得了艺术品质。惟其如此，才有李清照“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的人生喟叹。正因为艺术知觉是精神主体对客观事物的“霸权性”干预的结果，客观对象的非艺术性品质才能转化为艺术性品质，才能构成艺术，才能“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萧瑟秋风中的一片落叶，皓首百发中的一根青丝、深刻变革中的冲突，塞外边关的画角……“，生活中的林林总总全都有它们自身存在的理由和它们固的的物质性品质，有它们自己的运动形式和规律，有自己的走向和意义，与艺术本是没有太多的关联。但在精神主体的干预下，经由主体个人的人生体验和审美态度建构起来的知觉观照中，“万物皆备于我”。它们无不被主体赋予全新意义而获得艺术品质。科学知觉中心理能量的投入不能超过对象的规定，否则对象就可能变得“面目全非”。艺术知觉则相反，主体投入的心理能量时时在消解着知觉中的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而且随主体意愿的霸权性投入，对象被扭曲变形……。俄国著名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反常化）。这个很有影响的理论。这一概念的本意是“反常化”，只因什克洛夫斯笔误少写一个字母，而被误读作“陌生化”。什氏的意见是指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不是故事，而是使之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这种东西。他在研究大量的作品后，发现造成“文学性”的主要原因是作家对描写对象采取了一种反常化描写方法。这种方法最主要的作用之一是把取自现实中的各种材料进行变形处理，使之“违背”或“偏离”现实或超越一般感觉，而成为艺术的新的构成元素。“陌生化”理论只是从形式上说明了文学性建构的方法。其实这一方法的本质就是我所确立的“人化思维”。在这一步法中，思维主体的心理能量以绝对优势压制着客观实在能量，思维是“人化”而不是“物化”的。因此，真正的艺术精神，并不是要去实现我们长期奉为圭臬的“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再现事物”，而是在艺术创造中完成自我表现。当然我并不反对人化思维在艺术中再现事物的客观形象，而是反对把“再现事物”作为艺术之所以艺术的必要前提，它不可能成为必要前提，只能是目标之一。否则艺术与科学就没有本质区别了。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感知觉中就投入了较多的主体心理能量，使“陌生化”效果蔓延在整个字里行间。请看：“日炽的阳光……晒着父亲棱岸的肩膀和两只崎岖的大脚”。（《爆炸》）有人认为以棱岸修饰肩，崎岖修饰脚不规范，因而拙劣。其实这正是莫言在感知觉中以主体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对象进行的审美歪曲。从一般感知觉看，脚只有大小之差，无崎岖顺畅之别。但在莫言的主观图式中，投入了父子两辈人的全部艰难的辛酸。他对父亲那两只在土上蹭。石上磨、沙上蹈、水中趟的双脚的认识，早已超越了脚的具体形状。崎岖的人生之路的崎岖性质，被对象化地积淀在他父亲崎岖跋涉的大脚之上。因此，崎岖修饰脚已不是语言学上的修辞学问题，是主体对对象的超越性认识，是主体在个人人生际遇中所体验的主观认识和情感，对对象进行“歪曲”式的“陌生化”处理。“陌生化”作为主体心理能量的一种表现力，本质上就是精神主体和人化思维的一种运作方式。因此，精神主体性和人化属性和人化思维的一种运作方式。因此，精神主体化和人化属性的建构对艺术而言，是必要前提。无此，客观万物就只能冰凉地存在于它们自足的体系之中。精神主体性的“霸权”建构，是改变客观物质属性的关键、经它处理的万象世界就被赋予了“人化”属性。华兹华斯认为：“物象的影响力的来源并非来自固有的物性，亦非来自本身之所使然，而是来自与外物相交往受的外物所感染的智心所赋出的。所以诗……应该由人的灵魂出发，将其创造力传达给外在世界的意象。”那些认为在艺术中将自己完全隐藏起来，或如意象诗人庞德和威廉斯那样，“完全”按自然原状加以描写：“找出明澈的一面，呈露它，不要加以解脱”（庞德）。“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没有随后追加的意念强烈地感应和观看事物，体现实有”（威廉斯）等观点实际上是忽略了诗人（艺术家）与客观世界发生关系时，主体知觉对对象已做过的“人化”处理。这时主体已不自觉地在“解脱”或“先入为主”地感应和观看事物的。西方意象派诗人宣称，他们从中国山水诗中找到一种完全抛弃主观因素，能够揭示出自足自化的客体世界的无穷魅力的方法来，仿佛客观物象本身是艺术，只是将它们拼合过程中，千万要将主体可能进行的侵蚀消除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威廉斯的《楠塔基特》(Nantucket)。透窗的花朵/淡紫与黄/被白色的帷幕改变――/干净的呼息――/午后的阳光――/在玻璃的盘子上/一个玻璃杯壶杯子/倒放、旁边/一根横放的锁匙一和那/全然干净的白色的床表面上看，这的确仿佛是纯客观的描画，仿佛主体心理内容被剔除殆尽。但是稍加领悟和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纯客观”的背后有一双主观投注的视线。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诗的意象。从色彩上讲这首诗给我们一种明亮甚至有点明媚和绚的感觉：紫黄的花朵、白色的帷幕、床、透明的玻璃杯和银色的锁匙，在这些色调上再投上午后的阳光，以此烘映出浅色中的温暖，冷调中的洁净，静态中的漫温。静物的组合构成触发了一种愉快的、开朗的、温馨的心境。这果真就是客体自化自足的奉献吗？我们可以设想几个推论，(1)假如诗人此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处在这些物象之前，他不可能对此产生观注和描写的欲望。(2)就算诗人此时正与所描写的物象之间处于一种“同情”状态，视野中一定还有其他物象（如窗户、桌子等等）被诗人剔除掉了，那么是什么导致诗人“顾此而失彼”呢？(3)可以肯定地说诗人触目所及的色彩中一定还有白色基调之外的色彩，它们都被什么蒸发掉了？如此等等，无不说明了诗人知觉中的主观内容并非沉睡。它们在暗中积极地进行选择，排列和组合。正如萨特所讲：“在原先没有秩序的地方引进程序，并把精神的统一性强加给于物的多样性，于是我就意识到自己生产了它们”。威廉斯的《Nantucket》只能说是以一种纯客观的形式，表现了作者从大千万象世界中摘取一静谧空间来宣喻主体心境的一首意象诗作。主体内容被较深地埋藏在意象的结构之中。大千万象世界只有在精神主体性的烛照中，才能从物质性结构向艺术品质转化。没有这种烛照和建构，淡紫的花、白色的帷幕、午后的阳光，都只在自身的物质性结构中具有意义，它们充其量只是好看的物质而已。但在精神主体性的灌注下，它们就不再只是一种物质、或一种物质的运动状态，它们可能就是一种心境、一种情调、一个故事、一种可以不加名义限定的情感、一种可以煽诱起无限想象力的“物”在艺术的世界里，知觉的霸权主义是艺术思维的本质特征。它以主体的“这一个”的全部精神内容，撞击客观物象的现存结构，使之在知觉这个艺术生成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中，重新描述、组织和诠释了对象。没有这种描述、组织和诠释，“星星就还是那颗星星”，客观对象就只能在自身的本质规定性上，与艺术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收稿日期］200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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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探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TUDY1999年 第1期 No.1 1999发展水稻商品化供秧 探索服务产业化新路陆世源文 摘 介绍水稻发展商品化供秧的形式、做法和效果等。关键词 水稻 供秧 做法 效果锡山市农业服务部门，利用自身优势，抓住育秧改革机遇，积极探索专业育秧、商品化供秧新路。1998年全市有187个村共发展商品化供秧6200公顷，占全市水稻面积的16.9%，比1997年增加2867公顷，提高7.9%。其中杨市镇张华村等29个村实行100%的统一育秧、商品化供秧，彻底解决了家家留种、户户育秧的传统格局。一、供秧形式(一)育秧形式锡山市目前的供秧形式分为旱育秧、抛秧和工厂秧三种。工厂秧由于投资大，供秧面积和发展受到限制。抛秧不仅起秧、运秧方便，而且分秧也方便，抛栽省工、产量高，将逐步成为商品化供秧的主体。(二)供秧类型1.专业队育秧。由村农业综合服务站在开展农技指导，专业植保，机耕、水、肥、药管理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商品化供秧。1998年实行专业队育秧，商品化供秧面积4067公顷，占全市供秧总面积的65.8%。2.农场(大户)育秧。利用规模经营农场的基地、劳力、技术优势，向面上辐射服务。杨市镇张华村五个农场承担了15个自然村60%的商品化供秧任务。港下镇的农场和大户承担了全镇3/4的供秧任务，商品化供秧面积为800公顷。1998年全市农场、大户商品化供秧1823公顷，占供秧总面积的29.6%。3.专业户育秧。村农服人员等在自己承包的粮田上为周围农户育秧。1998年由农户育供商品秧286公顷，占全市商品化供秧总面积的4.6%。二、主要做法(一)加强领导，统一认识发展商品化供秧是时代的要求。必须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商品化供秧的优越性。从而形成一个人人积极参与的良好氛围。港下镇在1995年全面实行责任田规模经营，镇政府抓住机遇，发文规定，各村与农场、大户签订承包合同时，必须把“为农户口粮田育供秧”列入合同条款。1998年山峰村首次商品化供秧面积为67.72公顷，成为张泾镇商品化供秧第一村。(二)调整布局，集中育秧一是秧田标准化。打破自然村的界限，选择单灌单排，能排能灌，地势稍高，土壤肥沃，没有杂草、交通方便的田块，成片落实秧田。农户原有的水育秧田、“百家秧田”调整为农户口粮田或规模经营的责任田。二是秧田基地化。按照旱育秧1∶25、抛秧1∶40的比例留足秧田面积，设立育秧基地。三是育秧规范化。一般一个供秧点担负13.3～20公顷大田的旱育秧供秧任务，抛秧供秧面积可以多一点。根据高产群体质量栽培技术要求，一般按照每公顷抛秧90万苗左右，旱育秧105～120万苗左右。(三)签订合同，规范收费一是村委与农户签订合同，具体由村民组长逐户签订。统一合同模式，承诺“五定一包”，即定品种、形式、数量、时间、价格，包供秧后技术指导。二是村委与育秧农场或专业队等签订合同，明确责、权、利，按照规定的育秧方式和秧大田比例育足适龄壮秧，并按供秧面积育好5%～8%的预备秧，确保供给。村委作为中介服务组织，直到统筹安排，调剂秧苗，解决矛盾，分担供秧商的风险。根据成本核算，有偿服务的原则，以村为单位统一供秧价格。(四)加强培训，提高技术壮秧是高产的前提，是商品化供秧的生命线。市农业局每年春季组织举办水稻新技术培训班，由各镇、材农技骨干和农场场长等参加。各镇则进一步扩大培训面，逐步提高育秧人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严格按育秧操作规程，培育高标准壮秧。三、初见成效(一)培育壮秧，提高秧苗素质担负商品化供秧的育秧成员具有一定的现代科学种田技术水平。对新技术吸收快，政治思想觉悟高，工作责任心强，农技措施到位，育秧的出苗率高，成秧率高，秧苗素质明显好于农户自育秧，深受农户的欢迎。推进了商品化供秧的发展。(二)更新良种，提高种子纯度供秧是统一供种的深层次发展，是农业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统一商品化供秧，有利于统一品种布局，加快良种更新步伐，有利于统一品种布局，加快良种更新步伐，提高种子纯度，良种良法，增产增收。(三)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一是省种子。商品化供秧的旱育秧大田用种量为每公顷45～52.5公斤，比一般农户自育秧省15～30公斤，经过育秧技术的进一步精化，思想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大田用种量还可以减少。查桥镇谈村李建春负责的农场1997～1998年两年旱育秧大田平均用种量为22.8公斤，其中1997年6.8公顷武运粳7号平均用种每公顷为18.75公斤，实收每公顷产量为10440公斤。二是省水电。集中育秧，大大缩小了秧育期间的灌水范围，节省水电费，并且减少“旱包水、水包旱”现象。如杨市镇张华村仅育秧一项节省电费1.2万多元。三是省人工。规模育秧的操作管理工效高。据羊尖镇北里桥等核算，旱育秧平均每公顷大田用工9个工左右，比农户自育秧省6个工左右。(四)成片作业，提高机械效率分户育秧，秧田田块多，面积小做秧田时机耕机耖速度慢，工效低，浪费能源，并且不利于发挥植保机械的作用，影响秧田期的专业植保。集中统一育秧，消灭了秧田和夏熟的插花，机械成片作业，加快了小麦抢收和麦田抢耕进度。(五)拓展服务，提高服务水平村农业综合服务站和农场拓展服务，承担商品化供秧的育秧任务，促使育秧人员刻苦钻研技术，更新知识，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同时，由于商品化供秧，有偿服务，增强了从事农服人员的自身活力，既指导好了培育壮秧，又增加了经济收入。梅村镇梅北村廉其南家庭农场，全家有四个劳动力，1998年旱育秧实供商品秧10公顷，每公顷大田收450元秧款，扣除种子、肥药等物化成本，共获劳动报酬2250元，人均562.50元。四、今后设想(一)转变思想观念农业走向市场，首先要打破计划经济和行政农业的束缚。实行旱育秧和抛秧商品化供秧，要走有偿服务、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之路。(二)组建育秧公司建议市、镇、村三级农业部门通力合作，充分结合，组建育秧集团。市农技站统一负责全市的商品化供秧指导工作，以镇为单位组建育秧公司，村级育秧分公司，建立固定的育秧基地，实行联合经营，增强抗灾能力，降低风险系数，增加秧苗余缺调剂的余地，减少育预备秧的量。从以村为单位育5%～10%的备秧降至以镇为单位统一育3%的备秧，则每公顷大田可降低5%的育秧成本。同时，制订好责任制，签订好合同，明确分工与协作，权力与义务，风险共担。镇育秧公司负责品种布局、技术指导、物资筹备和秧苗调剂等。各分公司负责按合同规定抓好育秧工作等，确保有条不紊。(三)建立市场机制商品化供秧，必须在引入竞争机制，选优淘劣，确保培育适龄壮秧的同时，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市场机制，对供秧商既要有抑制措施，又要有促进手段。签订合同要规范化，收费标准要合理化，管理措施要科学化。一是对育秧成员收取一定的保证金，以利增强育秧成员的责任心。二是对秧盘的回收等统一制订措施，做到有章可循。三是统一核定商品化供秧的价格，实行各个育秧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努力提高管理水平，降低育秧成本。四是提倡跨地区供秧经营。作者单位：陆世源 江苏省锡山市农业局收稿日期：1998年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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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71 【原文出处】咨询与决策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200005 【分 类 号】F61 【分 类 名】财政与税务 【复印期号】200007 【 标 题 】新经济时代的税务对策：管理创新 【 作 者 】周星/山路 【 正 文 】 今年以来，“新经济”一词频繁见诸报端。那么，什么是新经济？前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指出，新经济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而新经济说到底是一个科技进步的问题。当前，我国发展新经济的主要任务：一是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三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新经济的核心是创新。首先是观念的变革和创新；其次是运行模式的创新，包括制度和组织结构等；三是技术创新。而人是进行和保证创新的主体。税务部门是政府组织收入的职能部门，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必须进行管理创新，这是迎接新经济时代到来的实现需要。税务部门的管理创新，能够在现有税源基础上运用知识创新管理，找到增收的合理区间，提高税收效率、降低税收成本，增加国家财力。笔者认为，税务部门迎接新经济时代到来，进行管理创新，可以从三个方面采取对策，稳步推进。一、增加管理的知识含量及智慧资本，构建知识型税务管理进入新的世纪，国家税务部门发展的趋势可能是智慧资本成为税务部门发展的关键，税务部门的知识含量将愈来愈高。税务部门在日趋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中，要积极参与社会竞争，调节好收入分配关系，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推动经济良性运转及社会全面进步，这不仅取决于税务部门投入管理过程中的人、财、物等有形资产，而且更取决于税务研究开发，并以快捷的方式将研究成果融入税务管理的能力。决定税务部门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将从传统的机构、人员数量、税收规模转化为对税务管理知识开发、创新与有效运用的程度，这是税务部门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基本要求。为此，我国税务部门应不断提高管理的知识含量与知识内容，加强知识管理势在必行。知识管理，既是对税收拥有的“智慧资源”进行有效管理的活动，也是对税务管理过程的知识变革与创新。知识管理的目的之一，是为税务部门实现显性税务知识和隐性税务知识的经济价值提供可能的途径。各级税务部门应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进行大量的知识创新，使知识管理与税务运行协调统一，使知识管理成为税务征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税务部门在现有征管水平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虽然税务部门的人力资源总是相对有限的，通过有限的人力资源产生的征管效益也将是有限的，但税务部门能够获得、开发的知识却是无限的，因此知识管理将给税务部门带来源源不断的征管效益，能够推动税务部门征管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二、顺应时代潮流，引进网络经济时代普遍采用的数字化管理数字化管理是指利用计算机、通信、网络、人工智能等技术，量化管理对象与管理行为，实现计划、组织、协调、服务、创新等职能的管理活动与管理方法的总称。税务部门实现数字化管理并不十分遥远，而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数字化管理，将彻底改变税务部门征管方式，传统意义上的税收征管模式将被现代管理方法所取代，电话纳税服务、手机纳税服务、网上纳税服务等远程服务将改变我国税务机关内部的部门、岗位等组织边界。税务部门的数字管理，将具有定量化、智能化、综合化、集成化、系统化的特点。推进数字化管理，要求我国税务部门将内部的知识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及外部纳税人资源数字化，并通过网络进行管理；要求运用量化管理技术来解决税务部门的管理问题。为此，税务部门应将数字化管理列为税务征管战略之一，并建立支持数字化管理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形式。这样，我国税务部门传统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将逐步被“扁平型”的组织形式所取代。各级税务部门还应积极创造有利于数字化管理的税务文化，如良好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征纳友谊、部门形象等。三、重视“税务人”在税务征管中的地位与作用，实行人本管理我国税务部门特别是直接从事征收管理的部门，在税收管理工作中带有较强的行政式管理倾向，重纪律、重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职工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忽视了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与利用。与国外发达地区的税务部门相比，差距首先体现在对税务部门中的“人”如何进行价值判断、是否把人的因素作为管理中事实上的首要因素和本质因素上，即是否推行了“人本管理”。税务部门中的专门人才及其所掌握的税务服务知识与技能，是税务部门智慧资本的重要载体，因而人本管理以及由此调动的税务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是迎接新经济时代到来，税企征纳双方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所在。税务部门的人本管理，应在改善激励制度、改进领导方式、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工作丰富化、加强税务部门与职工及职工之间的沟通和交互作用等方面下功夫。首先建立起“尊重人、爱护人”的机制与氛围，使职工有个融洽、宽松的工作环境；其次应加大人力资源的激励与开发利用力度，对优秀人力采取教育、培养及促进个性的充分发挥等策略；第三，加强税务文化建设，既要着眼于表层的行为文化开展，又要着眼于深层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开发，从而提高税务职工文化素养，优化税务文化氛围，为人本管理创造条件。笔者认为，知识型税务管理，数字化管理以及人本管理等三个方面的协调运作，能够将税务管理创新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更好地服务于新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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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367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904 【原刊页号】47～49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199906 【 标 题 】充分认识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特殊性 【 作 者 】张振宇 【作者简介】中共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广东 广州 510080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1999）04―0047―03一我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经济的性质、特点、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因而对它的态度和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彻底否定、到部分肯定、再到充分肯定的过程。个体、私营经济作为一种政策性经济，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开始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从而需要被改造、被消灭，到承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允许存在，但要加强监督管理，做到兴利除弊，直到党的“十五大”前后，进一步承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鼓励、引导，并放手让其发展。如果我们摒除“左”的思想影响，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不从书本概念或某些条条框框出发，具体分析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情况，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的状况、性质、特点和作用，就会对它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和制订出正确的政策。不可否认，私营经济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通过私人资本、雇佣劳动而实现生产经营的经济。但是，这种私营经济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年代涌现出来的。它受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影响，受到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管理、调控和监督。现阶段的私营经济，是在建国后消灭了私人资本后，又经过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而重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它既不同于我国50年代的民族资本，更不同于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大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私营经济。在企业主构成、资产性质、分配关系和主雇关系等方面，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有着许多质的差别。1、 从他们的资本积累来看：私营企业主原来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他们或是国家干部、职工，或是教育、科技人员，或是农村基层干部、企业管理人员，或是农村专业大户。他们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依靠国家政策，利用自己的知识、技术和创业才能，进行劳动积累，从少到多、日积月累，而使自己的资本和经营规模逐步扩大起来。2、从雇工和主雇关系来看：现阶段私营企业的雇工， 同其它职工一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独立的。他们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受雇的主要原因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多挣收入，学点技术、知识和经营本领，为今后创业取得更多收入创造条件。主雇之间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自由的。被雇时被迫的成分少，自愿的成分多。3、从其利润分配情况看：看了许多调查材料， 发现目前私营企业主普遍地把企业盈利的绝大部分用之于扩大再生产，使之成为社会财富的一部分；那种进行大肆挥霍、高消费的现象很少。其中许多人积极参加社会文化、公益、救灾等光彩事业。因此，我赞同这样一种看法：现阶段作为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私营经济，其资产具有私有和社会所有双重属性，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总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4、从企业主群体的构成来看：如上所述，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私营企业主，原来都是国家干部职工、教师、科技人员、农村基层组织和企业干部等。这些人长期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有很高的爱国心、事业心。其中许多人从事生产经营，是希望以自己的知识、技术和才能，干出一番事业，为社会多作贡献。这是我国社会生活中新生的一个社会群体。其中不少人视自己的资本为社会共同财富。有些人昨天是企业主，今天就成了国家的职工或基层干部。我在调查农村基层建设情况时，在南海、番禺、高明等市就发现不少私营企业主被聘为农村党政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他们用自己的才能、经验，甚至资财，迅速把当地的集体经济、两个文明建设搞起来成为受群众和领导欢迎和称赞的好干部。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非公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国民经济结构中，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迅速上升，现在几乎与公有制经济平起平坐。目前工商业仍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领域，也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领域。据省统计年鉴材料，199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中，公有制工业已下降到占43.2％（其中国有工业只占11.1％），而非公有制工业占到50.8％，其它股份、联营经济占6.1％。在全省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公有制经济占37.6 ％（其中国有商业占21.3％），非公有制经济占46.4％，其它股份、联营经济占15.8％。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广东省经济的微观基础，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促进了国有经济的改革进程，促进了市场竞争和市场机制的建立，调动了各方发展社会经济的热情，加强了全省的经济实力，促成了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但是，进一步剖析非公有制经济时，就会了解到主要是外资和港澳台资占的比重大，私营经济相对来说发展不快、不足。仍以1997年的情况为例，在非公有制工业产值中， 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的工业占了46.4％，个体工业占10.7％，私营工业只占0.5％，简直微不足道。 在非公有制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中，主要是个体商业占36.7％，私营商业只占5.7％。这就说明，通过20年的改革开放，广东的私营经济虽有重大发展，但增长速度不快，与兄弟省市比尚有差距（广东个体、私营户数已从前三年排全国第4位下降到现在的第8位；私营经济年增长率为15％，也低于全国平均增长25％的水平），潜力仍未充分发挥出来。因此，今后应该重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把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作为广东社会经济增创新优势的重要内容之一来抓。三当前，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扫清思想障碍，才能放手发展私营经济。1、当前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是千方百计地迅速把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目前，私营经济以其自身的潜力和条件，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党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增加生产投资，充分利用资源，吸纳就业人口，增加物质产品，增大出口创汇，增强经济实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在当前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大量干部职工下岗，需要解决他们的就业出路和减轻国家负担之时，强调和着力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更有其特殊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2、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历史进步性。 有人总是从消极方面、从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角度去看待私营经济。他们害怕私人资本，特别害怕私人资本的发展壮大。他们没有认识到私营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进步性。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大环境里，只要私营企业的税后利润投资于再生产（国家规定，私营企业的税后利润用于发展生产的部分不得低于50％，而且对这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鼓励其发展生产）。只要私有资产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运行，这种私有资本就成为社会资本。这样，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就会显得次要了，私有的生产资料与公有的生产资料一样，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都在为国家和社会创造财富，共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发展得多，规模扩大，吸纳社会劳动力越多，创造社会的财富越多，缴纳国家的财税越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就越大。3、应当承认， 目前对我国发展私营经济的错误认识和政策上的歧视现象已在逐步减少，但长期来形成的“一大二公”、“左”的观念和由此而来的对私营经济的社会偏见，却不能低估，并且在短时期内也难以消失。由此引发的党政有关部门在制定和掌握政策、措施中，对私营企业的“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现象，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私营经济的发展。表现在私营经济在经营范围、项目、信贷、融资、进出口等方面，或是渠道不通，或是通而不畅；在法律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公有制经济“一视同仁”还相去甚远，从而使许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至今在“挂靠”，戴着“红帽子”而不肯取下。因此，要使私有经济能够放胆地、健康地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有一个新的升华。要摒弃经济建设上的“唯成份论”。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真正实现多种经济成份的共同发展，做到公平竞争，互相促进，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而努力。【责任编辑】谭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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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GTA AUTOMATICA SINICA1999年 第25卷 第2期 Vol.25 No.2 1999非线性控制系统的全局输出调节1)佘 焱 张嗣瀛摘 要 讨论了非线性控制系统的全局输出调节.首先推广精确线性化方法，通过状态反馈和微分同胚将非线性系统的全局输出调节问题，转化为线性系统对非线性系统的跟踪问题.通过提出可解性的概念，得到线性系统对非线性系统全局跟踪的条件，该结果是线性系统结果的推广.在反馈同胚变换全局成立条件下，得到非线性控制系统全局输出调节问题的充分条件，该条件对外部系统只做较弱的可解性假设，在反馈同胚变换局部成立的条件下，可得局部结果.关键词 非线性系统，输出调节，微分同胚.GLOBAL OUTPUT REGULATION FOR NONLINEARCONTROL SYSTEMSSHE Yan(Dept.of Inform. and Contr.Eng.,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ZHANG Siying(Department of Automatic Control,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006)Abstract Global output regulation problems for nonlinear control systems are discussed.First,a state feedback diffeomorphic coordination transformation is introduced to transform the nonlinear system into the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a linear system and a nonlinear exosystem.Then solvability of output regulation is defined to discuss the global output regulation problems of this special control systems.The result is an extension to that of the linear systems.Finally,it is shown that if the exosystem is the solvable and the condition of global exact feedback linearization is satisfied then the global output regulate problem for nonlinear systems is solvable.If only local feedback coordination transformation exits,we can obtain the local results.Key words Nonlinear control systems,output regulation,exact feedback linearization.1 引言输出调节是控制系统设计的一个重要问题.线性系统的输出调节有较圆满的结果［1］，但非线性系统的相应结果则困难得多，所得结果也较弱.主要表现在：1)只讨论了初值在某点邻域的局部输出调节；2)假定了外部系统满足较强的假设［2―6］.近二十年来，非线性控制系统的几何理论［5］取得了重要进展，精确线性化是几何方法的重要内容.文献［6］首次将该方法推广到大系统，本文则通过提出另一推广形式，将非线性控制系统的全局输出调节问题，转化为一类较为特殊的系统的全局输出调节问题，使问题得到明显的简化，所得结果的优点是：结果是全局的，而且对外部系统只需很弱的假设.2 问题的陈述考虑系统(1)(2)(3)其中x∈Rn,w∈Rm,u∈Rp,e∈Rq,f,g,s,h是光滑函数，f(0,0)=0,s(0)=0.系统(1)是需要调节的系统，受到了外部系统(2)的扰动，式(3)是系统(1)与系统(2)之间的输出误差.全局输出调节问题.称系统(1)―(3)的全局输出调节问题可解，如果存在反馈(4)其中k(0,0)=0,k(x,w)光滑，使得1)系统(5)在x=0点全局渐近稳定.2)(x0,w0)∈Rn×Rm,系统(6)(7)的初值为(x0,w0)的解(x(t),w(t))满足(8)3 主要结果记Rn+m上的向量场(9)(10)假设1.1)是0点的非奇异对合分布.2)存在原点某邻域U及形如式(10)的向量场Xn+i(i=1,…，m)，使得Dn+m=是0点的非奇异对合分布.3)dimDn+m(0)=n+m.定理1.假设1成立当且仅当存在光滑反馈及Rn+m中0点的局部微分同胚坐标变换w，使得系统(11)(12)(13)在新坐标下成为(14)(15)(16)其中(17)及(18)如果f(0,0)=0,s(0)=0,则α(0,0)=0.证明.充分性.设α(x,w),β(x,w)和坐标变换w满足定理1要求，令(19)则(20)取Xn+j=Φ-1*(Hn+j),其中Hi=(0,…，0,1,0,…，0)τ.则Φ(Xn+j)=Hn+j,注意到，假设中的条件是反馈不变的，同时Φ巢挥跋炖罾ê旁怂悖所以针对上述向量场可直接验证假设1成立.必要性.由于Di的非奇异性，可以找出n个在0点线性无关的向量场(21)其中使得(22)同时由定理1，是在0点的非奇异对合分布.将C中的向量场依次记为X1，…，Xn，连同Xn+1,…，Xn+m，定义映射：定义了0点邻域的一个局部坐标变换，由Xn+1,…，Xn+m的定义，τ0*,均不改变Rn+m的后m个坐标，从而有(23)其中(F1)0,…，(FN)0分别具有n1,…，nN个分量.因为1,…，N-1,利用(Dj)的结构易知(24)为简单起见，以下有时以F记(F)，Di记(Di),记(FSi)0.不失一般性，可设的前ni列线性无关，即(25)引进局部同胚坐标变换τ1(26)(27)这里由式(24)，(25)，(26)，(27)知τ1的Jorcobian阵形如其中I是m×m阶单位阵，J1是n×n阶矩阵，且J1形如(28)由J1的结构形式可得(29)由J1的定义可知，在((z)1,(w)1)坐标下，τ1*(F)的第N块为(30)由式(29)，完全重复上述讨论，构造局部微分同胚τ2.设经过k次同胚后(F)k的第n-k+1至第N块分量分别为(31)构造τk+1,将式(26)左边的下标1及右边的下标0分别用k+1,k代替，再计算Jk+1,由式(42)知，Jk+1的对角块中的后k+1块均为单位阵，并且同一行没有非零元，因此，立即有(32)再根据τk+1的定义式(26)可知从而式(31)归纳可得.为方便，仍把τN-1所确定坐标记为(z,w),在此坐标下，F有如下形式而因此，在(z,w)坐标下,这里，Q(z,w)是光滑可逆阵.令β(z,w)=Q-1(z,w),α(z,w)=-Q-1(z,w)f1,反馈u=α(z,w)+β(z,w)ν.则所得系统由一能控标准形与联结而成.显然，如果f(0,0)=0,s(0)=0,则α(0,0)=0.定义1.设h(z,w)是Rn×Rm上的函数，称h(z,w)关于z一致连续，ε＞0，w∈Rm,δ＞0，使得，当｜z1-z2｜＜δ，有｜h(z1,w)-h(z2,w)｜＜ε.定义2.称关于h(z,w)是(n1,…，np)阶可解的，其中非负整数n1,…，np满足如果存在C2类向量值函数a0:Rm→Rp,a0(0)=0,使得h(a(w),w)=0,其中向量值函数如下定义(33)定理2.设关于h(Φ-1(z,w))为(n1,…，np)阶可解，h(Φ-1(z,w))关于z一致连续，则系统(14―16)的全局输出调节问题可解，反馈控制律为(34)证明.因为关于h(Φ-1(z,w))为(n1,…，np)阶可解，所以由定义2，存在C2类向量值函数a0:Rm→Rp,a0(0)=0,使得(35)定义向量值函数c:Rm→Rp,(36)显然a(0)=0,c(0)=0(因为s(0)=0,a0(0)=0).由式(33)，(36)，(17)，(18)，有(37)设v=c(w)+K(z-a(w)),其中K是使得A+BK稳定的任意矩阵，系统(14)，(15)成为(38)(39)设w(t),w(0)=w0∈Rm是式(39)的任意解，由式(37)得(40)令z1(t)=a(w(t)),则z1(t)=a(w(t)),z1(0)=a(w0)是闭环系统(38)的解.设(z2(t),w(t))是式(38)，(39)的任意解，且满足初值条件w(0)=w0,z0(0)∈Rn,则当t→∞，有z2(t)→z1(t).因为设q(t)=z2(t)-z1(t),有(41)(42)显然上述系统是渐近稳定的，即当t→∞时，q(t)→0.由式(35)，有所以(43)因为h(Φ-1(z,w))关于z一致连续，当t→∞,e(t)→0时，条件(2)成立.由c(0)=0,a(0)=0,当w=0时，式(38)渐近稳定，条件(1)成立.注1.由式(35)，(37)知，定义2是线性系统输出调节可解性条件的推广.如果h(Φ-1(a(w),w))只与a11，…，ap1有关(实际中并非少见)，则式(18)，(14)仅归结为一组隐函数方程组.定理3.设系统(1)，(3)满足1) 假设1成立，且对应的坐标变换(z,w)=Φ(x,w)在Rn+m上全局成立；2) 关于h(Φ-1(z,w))为(n1,…，np)阶可解；3) h(x(z,w),w)关于z一致连续.则系统(1)，(3)的全局输出调节问题可解，反馈控制律为(44)证明.式(8)的验证是简单的，只需注意(x,w)=Φ-1(z,w)和(43)式.主要是验证式(5)渐近稳定.以下提到式(11)是指将式(34)代入式(11)所得闭环系统.设x(t)是式(5)的任意解，则(x(t),0)是式(11)，(12)的解，(z(t),0)=Φ(x(t),0)是式(38)，(39)的解，从而z(t)是的解.因为(x(t),0)=Φ-1(z(t),0),所以当z(t)→0时，有(z(t),0)→0，从而有(x(t),0)→0，即x(t)→0.注2.显然，如果所得坐标变换是局部的，则系统的局部输出调节问题可解.4 例子例1.考虑以下非线性系统的全局输出调节问题其中是需要跟踪的外部系统.显然已有方法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容易验证上述系统满足假设1.由定理1易得，在反馈及全局坐标变换z3=x3+2x1下，系统变换成为显然w2关于z1-w是(3)阶可解的，且z1-w关于z一致连续，所以原系统的全局输出调节问题可解，且直接可得a1(w)=w,a2(w)=w2,a3(w)=2w3,c(w)=6w4,由定理3反馈控制律可取为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上海交通大学青年基金和辽宁省博士启动基金资助项目.作者简介：佘 焱 生于1968年.1990年武汉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199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并提前攻读博士学位，1995年于武汉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博士学位并入东北大学自动控制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究.1997年评为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目前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为复杂控制系统的相似结构与全息性质、非线性控制系统等.张嗣瀛 见本刊1998，24(2).作者单位：佘 焱 上海交通大学信控系 上海 200030张嗣瀛 东北大学自控系 沈阳 110006参考文献1 Francis B A.The linear multivariable regulator problem.SIAM J.Control & Optim.,1977,15:486―5052 Isidori A,Byrnes C I.Output regulation for nonlinear systems.IEEE Trans.Autom.Control.,1990,35(2):131―1403 Huang J,Rugh W J.On a nonlinear multi-variable servomechanism problem.Automatica,1990,26(6):963―9724 Huang J,Rugh W J.Stabilization on zero-error manifolds and the nonlinear servomechanism problem.IEEE Trans.Autom.Control,1992,37(7):1009―10135 程代展.非线性系统几何理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6 佘焱，张嗣瀛.非线性大系统的分散线性化与分散控制.自动化学报，1998，24(2)：18―25收稿日期 1996-06-10收修改稿日期 199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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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581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38～42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200007 【 标 题 】论我国先富群体消费的社会经济作用 【 作 者 】刘捷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 正 文 】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下一个生产过程的先导。只有适度消费才能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消费是一种在国家引导下，消费方式不断调整、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个体或团体行为。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消费既是人们为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对物质财富的消耗行为，同时，消费又与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与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紧密相连。消费的社会经济作用日益显著。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的宏观背景是，改革开放20年来，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格局急剧向个人倾斜。个人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50.5％迅速上升到1997年的80.9％，而国家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由1978年31.6％急剧下降到1997年的14.1％。（参见李欣欣：《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载《中国经济时报》，1999―07―13。）而在我国巨大的个人收入中，一部分人因为处在经济效益好的行业或从事特殊的职业而占有其中较大的份额，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先富群体。因此，研究先富群体的消费行为的作用、特点以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影响等问题，对启动消费市场、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不说具有重要意义。一、先富群体在我国消费市场中的作用所谓先富群体是相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先富”的标准是动态变化的，而且先富群体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人群组合。但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定义尺度来衡量，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先富群体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先富群体的存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人们的行为道德规范都正在并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不言而喻，我国先富群体对社会消费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先富群体的人数虽少，但人均收入高、人均拥有的财富占社会财富总量的比例更高，同时其财富的增长率高。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为例，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1998年，占城镇居民2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年收入10962元，占2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只有2447元； 最高收入层是最低收入层的4.5倍。占城镇居民的10 ％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比10％的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高5个百分点。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同样存在着比较悬殊的差距，其财富的集中程度高于城镇居民。这就意味着低收入居民不仅在收入数量上与高收入居民有着悬殊的差距，而且其收入增长慢于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53407亿元。高额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成了众商家制订各种营销计划的出发点，成了政府及社会各界启动消费的希望所在。但是，据专家分析，这5. 3万亿元存款中，约有1万亿是“公款私存”，1万亿是农村储蓄。此外的3万亿元中约有一半被20％的城镇高收入户占有，其余一半分散在80 ％的储户中，有20％的低收入家庭户均存款不足万元。（参见杨庆兵：《启动消费的难点在哪里》，载《半月谈》，1999（13）。）当然，在没有实行储蓄实名制之前，要准确统计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个人分布情况是不可能的。但仍有许多研究者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调查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根据近期城镇居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3 ％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储蓄存款的47％，另外97％的中低收入者占有储蓄存款的53％，我国的财富分配呈现出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各占半壁江山的格咀。（参见《启动消费从何入手》，载《中国经济信息网――中经评论》，1999―07―15。）应该指出，启动城乡居民消费所需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人们储蓄中“活”的部分，即扣除掉储蓄人的预期支出之外的部分。对大部分低收入者来说，这种活的部分占其总储蓄量的比例很低甚至为零。对先富群体来说，其财富占有量大，特别是活的部分占其总储蓄量的比例很高，是整个消费市场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另外，先富群体的消费行为对社会其他阶层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先富群体虽然人数少，但他们的消费需求、消费偏好、消费趋势却直接影响我国消费市场的消费结构甚至产业结构。先富群体的消费具有导向作用，他们的吃、穿、住、玩、行等，往往容易引起其他人群的注意和仿效。先富群体往往是新产品特别是高档商品的最初消费者。事实上，正是一些所谓高档商品和一些高消费的娱乐活动，简明地勾画出先富群体与其他人群的界线。比如拥有高档商品房、拥有高档私家车、拥有名贵收藏品、拥有大量价证券等等都是先富者的明显标志（当然，也有一些富有者不愿露富）。比较起其他社会群体，先富群体的消费模式更丰富。由此可见，先富群体在启动消费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二、先富群体的消费倾向西方宏观经济认为，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的心理因素，即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以及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消费倾向影响消费需求、流动偏好以及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影响投资需求。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十分重视消费倾向这一心理因素，认为消费倾向趋低直接导致需求不足，消费倾向的减弱不仅直接导致消费需求的减弱，而且间接导致投资需求的减弱。消费倾向决定于人性的心理特征、社会习惯和社会结构这些不易改变的因素，也就是说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消费在短时期内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收入的变化。我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除了受自身收入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周围人消费行为的影响。也就是说，消费的示范作用对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影响很大。从现实情况来看，消费倾向稳定原理和消费示范作用基本适用于我国先富群体的消费心理。改革开放20年来陆续产生的先富者们中，中老年的富裕者占很大比例。这些人都经历了消费品短缺的年代，即使在许多基本消费品供大于求的今天，虽然他们的部分消费习惯已适应了新的变化，但仍不能消除他们原来节衣缩食消费习惯的心理烙印。并且，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消费方式的影响下，这些人的基本的消费心理正在被强大的社会消费心理所抑制或吸引，他们的正常消费很难与大众消费拉开较大距离。据在中华全国工商联信息中心和零点调查公司在1998年共同所作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先富者的月消费支出水平为3223元，最低支出仅为100元，最高支出额达6万元。其中，月消费水平超过5000元的占14.8％，超过1 万元“奢侈消费群体”仅占8.3％。与过去3年的调查比较，先富者中仍有40％的人的日常消费支出水平只相当于城市居民中的中档消费水平。这表明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先富人士中，除了在“情绪消费”等方面乐于支付超常价格外，日常消费水平仍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如果考虑到消费群体中存在着可观的隐富群这一事实的话，上述结论就更趋于正确，因为在消费环节隐蔽自己的财富必然使他们的消费方式更加大众化。西方经济学在论述消费倾向时利用了一个基本的心理规律，即凯恩斯所说的：无论是从先天人性看还是从具体事实看，有一条心理规律深信不疑，这就是，当收入增加时人们将增加自己的消费，但是，消费的增加总没有收入增加的多。凯恩斯在数学上将这条心理规律用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予以表述。如果应用这一原理进一步考察我国先富群体收入增长与其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即考察先富群体边际消费的变化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先富群体惊人的收入增长速度与先富群体合理消费增长之间的失衡，即先富群体边际消费的锐减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我国当前启动内需的瓶颈所在。根据有关统计，1995年我国居民最高收入户的平均年收入是最低收入户平均年收入的3.7倍， 而最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支出只是最低收入户平均消费支出的2.9倍。 （参见周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分析》，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 ）考虑到近年来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递增速度以及金融资产向高收入群体的集中速度，先富群体的这种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失衡现象已经非常严重。造成当前消费不振的一种通俗解释是：存款多的人已经基本满足住行等消费需求，第一步的消费升级已经完成，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创造出来，故消费倾向趋低，储蓄倾向很高；而存款少的人虽未满足住行等消费需求，但因处于消费积累期，并未形成较高的现实购买力，也不敢轻易大把花钱。政府多次降息启动消费无明显效果，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大体估计先富群体收入增长与消费增长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先富群体消费的合理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合理消费是指公民用于自身合乎社会道德伦理要求、价值取向和制度要求的生存、发展、享受资料的消费，而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败坏社会风气，损害人们正常社会关系，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消费，如腐败关系消费、炫耀型消费、挥霍型消费、奢侈糜烂型消费、封建愚昧型消费等应属于不合理消费。假如我们剔除先富群体的部分不合理消费，如关系消费、集团高消费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先富群体合理消费的增长速度就更为低下。如何鼓励和引导先富群体的正常合理消费，遏制其不合理消费，调整先富群体的边际消费变化，是应当引起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的问题。三、启动先富群体消费的思路启动消费是一种政府行为和消费者个人行为有机结合的产物。当前。解决先富群体消费问题，政府应当为先富群体消费结构的合理升级，在消费引导政策、消费环境净化、消费习惯更新等方面多做文章。对于先富群体应当通过舆论媒体和其他手段促其转变消费习俗，增强更新意识。先富群体消费要加速从数量型向质量型消费转变，形成社会消费的多层次格局。具体建议或对策有：1.增植教育产业，大力开拓教育消费市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先富群体更加希望能满足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据有关调查统计，教育市场是目前城镇居民家庭最舍得花钱的地方，其消费支出比例已超过购房支出，也超过购车支出。特别是先富群体，对于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着更为强烈的愿望，同时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实现这种愿望。但有些人却难以如愿，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体制和有关政策的限制。我国1998年高校毛入学率只有9.1％，而1995 年世界平均水平就有15.5％。现在我国每年高中毕业生300万人，仅有1／3 升入大学。所以，先富群体是中国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的主要争取对象。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一般城市家庭大约愿意负责3.5―5万元，而高收入者们计划负担额则要高出2―3倍，且其中“孩子需要多少就用多少”的人要高出普通城市居民约8―10倍。 （参见李爽：《消费的陷阱》，1版，65页，珠海，珠海出版社。 ）在整个社会都重视子女教育的形势下，先富群体最有经济实力实现其意愿。可见，先事群体在教育消费市场的潜力是相当大的。2.利用政策杠杆，扩大先富群体的消费空间。政府应取消一些抑制消费的过时政策，拓展新的消费领域。中国经济已由短缺走向了相对过剩，但计划经济时代为应付短缺所制定的许多限制消费或惩罚多消费、高消费的许多不合理的收费政策和措施，而今仍在沿用，这对先富群体的消费热情是严重的制约。同时也要注意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合理的问题，使生产适应消费需求，提供多层次的优质商品，弥补先富群体与低收入者之间的消费断层，建立各种适合先富群体需要的消费项目和消费渠道。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在这方面，先富群体同样可以起到示范的作用。3.改革现行的分配制度，新增货币分配向中低收入者倾斜。由于高收入阶层通常是资本所有者（包括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在财富分配方面占有明显优势。政府制订的一些措施在发挥预期目标的同时，也加剧了货币向高收入阶层的流动。由于先富群体消费倾向的稳定性，现在的分配制度使得愿意消费的人无力消费，消费倾向低的人持有的货币还在不断增加。4.鼓励先富群体投身公益事业，实现先富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既定目标。邓小平同志指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多年来，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战略构想已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例如，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为参与主体，以扶贫开发为主旨的“光彩事业”，已走过了5年的历程。5年来全国先后有2669位民营企业家参与光彩事业，实施光彩事业项目3589个，到位资金75亿元，培训人员33万人，安排就业38万人，帮助153 万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中国扶贫史上，光彩事业留下了灿烂的一页。5.遏制先富群体中一些人的不合理消费，净化消费环境。由传统文化中某些糟粕成份的遗传和国外某些消费方式的变异而引发的不合理消费，虽然在某一时期对消费市场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但从长远看，它是孳生在社会再生产上的毒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破坏力很大，应当予以遏制。其中，尤应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系消费。所谓关系消费是为了建立或维持所需的特定社会关系，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资本增殖优势和信息优势而产生的消费行为，这种消费以钱或物的赠与、以高额支出的娱乐等为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或利益。这种消费在先富群体内表现更为明显。说到关系消费，不能不提及权力与财富的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有些人本来就是凭借权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方式获得财富而成为先富者的；而更多的人则是在有了相当数量的财富之后，会千方百计地追求、攫取各种权力用以保护既得利益。这两者的共同目标就是要达到权力和财富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的：它将寻求某种关系垄断――即在一定的区域内或在一定的行业内寻求一种没有监督和制约的特权。有了这种特权就可顺畅地、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例如，闻名全国的湛江走私案中所揭露的问题就生动地说明了如何通过关系消费达到关系垄断。走私分子张猗、李深等为打通湛江海关这个“通道”，1996年至1998年期间用于前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身上的关系消费就达200多万元人民币。由此，在同一期间张猗、李深所办的“湛江技术开发区中正贸易公司”垄断了湛江海关几乎所有的走私报关“业务”，偷逃国家关税达4.2 亿元，成了名震一方的“报关大王”。6.加强先富群体的消费引导。所谓消费引导包括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范畴，即消费政策、消费教育和消费示范。其中消费政策属于最高层次的引导，它调节社会消费与生产在规模、结构及水平方面的动态适应性。这方面一旦出现失误，如过分地压抑社会需求或不恰当地宣传“高消费”，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由此而造成的经济生活的动荡和损失都是巨大的。消费教育属于第二层次引导，它引导消费者在正确的消费观下进行自主的消费行为。要有意识地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诱导消费者进行或不进行某些消费行为。消费示范属于第三层次的引导，即消费者在消费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劳务时的技术方面的引导。比如一日三餐如何配制才符合营养科学的经济实惠的要求；如何对新产品进行正确的使用和保养等，旨在提高消费者素质。总之，扩大消费不单是先富群体的责任，也是全体社会成员的责任。每一位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受益者，都有责任和义务充分重视并尽快提高自己的消费观念并身体力行之，使我国的消费市场繁荣昌盛，使我国的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责任编辑】陈忠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1999年2月27日。2.杨庆兵：《启动消费的难点在哪里》，《半月谈》，1999（13）。3.《启动消费从何入手》，《中国经济信息网――中经评论》1999年7月14日。4.李欣欣：《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7月13日。5.周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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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95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403 【原刊页号】024-034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 作 者 】周来祥 【复印期号】199501 【 标 题 】崇高・丑・荒诞 －－西方近、现代美学和艺术发展的三部曲【 正 文 】 一 丑的升起从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的转折和发展，是以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侵入、扩大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为契机的。具体地说，就是丑的发展导致古典美学的否定和近代美学的产生。我在拙著《论美是和谐》和《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律》（又名《文艺美学原理》）两书中，曾一再说过：美是和谐，丑是不和谐、反和谐。从排斥丑到吸取丑、重视丑；从丑服从美、衬托美，到美衬托丑，丑逐步取得主导的地位，便成为近代美学冲击、代替古典美学的转折点，也成为近代美学发展成熟的主要标志。鲍桑葵在其名著《美学史》中，对丑给予特别的重视，比较详细地评述了丑在近代的发展过程，把丑的发展与近代美学的发展视为同步现象，是颇有见地的。古典美学厌恶丑，排斥丑，反对艺术描绘丑的事物。古典美学也讲到过丑，但古典美学中的丑主要讲的是形式的丑。形式丑也不是得到广泛的运用，大都主要限于强调壮美的事物，而优美的艺术连形式丑也被拒之于门外。当舍斯塔科夫在其《美学范畴论―一系统研究和历史研究尝试》中说：“在古典主义美学中，丑的问题实际上是被否定了”的时候［①］，也不算过分。或者说他说的是符合古典美学的实际的。在西方首先起来批评古典“理想的美”，倡导丑的是启蒙主义思想家和美学家。伏尔泰在批评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时说过：“莎士比亚笔下光彩照人的畸形人给我们带来的快感要比当今的理智、慎重大一千倍”。西班牙埃斯特万・阿特亚加也说：“摹仿所摄取的只是集美丑善恶于一身的远非完美的个人”，他甚至认为：“艺术史的每一页都驳斥了摹仿‘美的自然’的思想”［②］，在近代美学史上，第一个打破丑的禁令而又有深远影响的是莱辛。他的名著《拉奥孔》表面上致力于区别诗与画的界限，实质上是区别古代造型艺术和近代诗歌艺术之间的界限，是区别古代艺术和近代艺术、古典和谐美艺术和近代崇高型艺术的界限。他认为古代艺术主要是造型艺术，它是美的艺术，美的法则是它的最高法则。作为美的艺术，它不肯表现丑，甚至是拒绝和排斥丑的。在当时他认为近代艺术主要是诗歌艺术。近代诗歌艺术主要不是美的艺术，而是真的艺术，它不以美为最高理想，而以真为最高法则。真实的现实，既有美，也有丑，因此丑有权利可以入诗。他说：艺术所描绘的不应该象古典主义主张的那样仅仅是美，更不应该仅仅是理想的美。“艺术在近代占领了这较宽广的领域。人们说，艺术摹仿要扩充到全部可以眼见的自然界，其中美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真实与表情应该是艺术的首要法律；自然本身既然经常要为更高的目的而牺牲美，艺术家也就应该使美隶属于他的一般意图，不能超过真实与表情所允许的限度去追求美。”［③］（重点号是引者加的。）这里的丑可以入诗，有双层含义：一是描写丑的对象；二是根据真的法则，打破古典和谐美的原则，对艺术各元素作不和谐的处理。这后一条具有更本质、更深刻、更长远的意义。因为古代美学虽然拒绝丑，但古代艺术也还是描绘过丑，如鲍桑葵所说：“希腊人尽管生活在理想中，还是有他们的百年怪、独眼巨人、长有马尾马耳的森林之神，合用一眼一牙的三姊妹、女鬼、鸟身人面的女妖、狮头羊身龙尾的吐火兽。他们有一个跛脚的神，并且在他们的悲剧中，描写了最可拍的罪行（如在《俄狄浦斯》和《俄瑞斯特》中）、疯狂（如在《阿雅斯》中）、令人作呕的疾病（在《斐洛克特蒂斯》中），还在他们的悲剧中描写了各种罪恶和不名誉的事情。［④］但这种丑的描写必须包含在整体的和谐之中，以不破坏和谐的美和单纯愉悦为原则。这也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最讨人嫌的动物或死尸的外形，本身是我们所不喜欢看的，在绘成精心绘制的图画以后，却能使我们看到就起快感”［⑤］的原因。偏于摹仿再现的西方艺术，虽然较早的摹仿了丑，但处理的原则却是和谐的，丑经过摹仿的和谐模式而转化为艺术美。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丑的处理原则（不和谐、反和谐的原则）的是莱辛，鲍桑葵称赞他是“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黎明。”［⑥］表面上看来，康德、黑格尔对丑很少论述，这使研究近代美学的人感到迷惑不解。其实，康德、黑格尔已经扩大了美的范围，由狭义的美（古典的和谐美，亦即优美），扩大为广义的美。在康德那里出现了近代崇高、在黑格尔那里出现了浪漫型艺术。在这两个审美范涛中，都已包含了矛盾对立的不和谐的原则，都已包含了丑。这个论述是深刻的，在黑格尔那里是辩证的，虽然是唯心的。随着１９世纪初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美在不断地失去它往日的光彩，丑却在不断的增值。首先是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美、丑对立的原则，鲜明地抬高了丑的地位。他指出：“古代的丑怪还是怯生生的，并且总想躲躲闪闪。可以看出它还没有正式上台，因为它在当时还没有充分显示出其本性。它对自己还一味加以掩饰。半人半羊的神、海神、人鱼都只稍稍有点畸形。司命神、人面鹰身的三妖妇只在外形上丑恶，其本性并不可怕，罪罚女神甚至还很美丽，人们称之为“欧美妮德”，意即“温和”“慈善”。在其他丑怪身上，也都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而在近代则已根本不同，人们已经“感觉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情的美，感觉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诗着眼于既可笑又可怕的事件上”，又说“在近代人的思想里，滑稽丑怪都具有广泛的作用。这无处不在：一方面，它创造了畸形与可怕；另一方面，创造了可笑与滑稽。”他大声急呼：“现在是时候了，一切富有学识的人应该抓住那一条总是把我们称之为美的东西和我们根据偏见称之为丑的东西联结了起来的纽带。缺陷―一至少我们是这样称呼的―一往往是品格的一个命定的、必然的、天赋的条件”。［（７）］他在《巴黎圣母院》中创造了一个外形极丑而心地极美的卡西莫多和外形很美而心灵很丑的侍卫队长的形象，把美与丑鲜明地对立起来，推动了近代审美理想的发展。美、丑对立的原则是浪漫主义者提出的，但把丑摆在突出的位置，甚至象果戈理的《死魂灵》《钦差大臣》等只描写丑、批判丑、嘲讽丑的艺术，却是现实主义创造的，所以现实主义艺术命里注定是批判的。到了十九世纪下半，丑几乎成了德国美学中的主要问题。韦塞继续探索丑的问题，他赞成索尔格的观点，认为同单纯的美相区别，丑是一种要求取代美的地位并推动构成美的各种力量的一种病态但又迷人的东西，他有一种非常关键而又非常重要的发现：“没有丑这一要素，美的具体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８）］一八五三年，罗森克兰兹出版了他的《丑的美学》，这大概是研究“丑”的第一部专著。罗森克兰兹是黑格尔的信徒，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丑“不在美的范围之内”，“但又始终决定于对美的相关性，因而也属美学理论范围之内”，“丑本身是美的否定”，“产生美的那些因素可以倒借为它的对立面，这就是丑。”更重要的是罗森克兰兹把莱辛初步提出的丑的原则予以更明确、详细地论述了。他一方面认为“如果企图把自己局限于单纯的美，它对观念的领悟，就会是表面的”，“艺术不想单单用片面的方式表现理念，它就不能抛开丑。”［（９）］另一方面又强调丑是“美的积极的否定”，“不呈现为美”，又“不失其为丑”，中间又特别突出了对立的形式，认为它是“构成一对矛盾的品质之间的关系”，“适合于说明几种积极的否定（或者说倒错）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就把丑的关系明确的规定为矛盾、对立、不和谐的关系，而与丑形成对立面的美，也就是统一、和谐的关系了。罗森克兰兹虽然较详细地探索了丑，但他仍未突破“丑服从美”的老原则，他仍认为“吸收丑是为了美而不是为丑”，丑只能作为美的衬托物，正如“不谐和者，要以谐和音为前提”，“画家放在丹内依旁边的丑陋的老太婆不可能成为单独一幅画的主题”（除非追求真实的风俗画和人物肖像画），他仍然坚持艺术在表现丑的时候，形式上也需要遵守“美的一般法则，如对称、和谐、比例和富有个性的表现力量等法则。”因为“单用不和谐音，是无法组成音乐的”，这一方面说明他还未完全脱尽古典和谐美的某些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追求对立的崇高艺术（即近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也不能完全抛开和谐。和谐在崇高艺术中虽然未能彻底否定，但随着近代艺术的发展，丑的因素却越来越增多增大了。正象哈特曼所说：愈是否定古典美，愈是向崇高发展，丑的因素也就愈大，或者说：“美越是足以显出特征”，“形式丑也就愈大”。如“划一的重复消失在对称中；单纯的双边对称消失在一幅画的微妙的平衡中；最高度细致的形式据说对于比较奥妙的色彩和谐的注重是不能相容的，流畅的或简单的乐音组合不能满足伟大的音乐家才华迸发时的需要，而在绘画和戏剧中，为了充分揭示注重个性的特征刻画的美，也必须离开人体轮廓（所谓希腊式或雕象式轮廓）的标准的种属规律性，或体面的性格的划一性。”［（１０）］他甚至说：“今天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不但在于丑怎样参与美而且在于美怎样参与丑。”［（１１）］这个变化是一个信号，它标志着美、丑地位的重大变化，标志着崇高美学已发展到临界点，开始向现代主义的丑美学进发了。鲍桑葵在详细的考察了西方近代美学之后，在其《美学史》的结束语中，也敏锐的指出：随着丑的日益增值，“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不协调的现象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刻了。人民的艺术传统陷于中断。”但另一方面人们的“心灵是更加坚强了，自我是更加丰满了”，“即令我们被我们自己制造的丑包围起来，我们也有了更大的和更敏锐的美感。”［（１２）］这也就是说，人们的美感已由单纯的对美（狭义的）的欣赏，扩大为对丑、崇高、悲剧、喜剧等一切审美对象的欣赏了。但是于一八九二年完成《美学史》的鲍桑葵，还未能充分看到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它实质上是资本社会近代艺术的一部分，但是是极端分裂对峙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其向极端化发展的形态），还未见到丑戴上皇冠，成为舞台主角的情景。虽然那时罗丹已经创造了并无美的陪衬的《美丽的欧米哀尔》，但他还是认为“在美与丑的结合中”，“结果总是美得到胜利”。他的信念还是古典的。总之，近代美学史告诉我们，丑是一个近代范畴，它是近代社会、近代精神的产物。如李斯托威尔所说：丑“引起的是一种不安甚至痛苦的感情”，是一种“染上了痛苦色彩的快乐”，“它主要是一种近代精神的产物”［（１３）］。而到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艺术，方成为一种独立的占主导地位的形态，一种最典型，最纯粹的近代形态。在中国，丑角真正出现在舞台上，也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情。明中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市民力量的抬头，近代启蒙思潮和浪漫主义的兴起，美与丑日益尖锐对立，丑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冯沅君先生在《古优解》中说：“丑这个角色”“直到元人作品才出现，它是从‘净’分化出来的，‘净’出自‘参军’，‘参军’又与‘古优’有远缘，这便理清了从‘优’到‘丑’的演变线索。”王国维则断定丑“始于明”，他说：“惟丑之名，虽见《元曲选》，然元以前诸书，绝不经见，或系明人羼入。”［（１４）］又说“元明之后，戏剧之主人翁，以末旦或生旦应之，而主人之中多美鲜恶，下流之归，悉在净丑。由是脚色之分，亦大有表示善恶之意。国朝以后，如孔尚任之《桃花扇》，于描写人物，无所措意。其定角色也，不以品性之善恶，而以气质之阴阳刚柔，故柳敬亭、苏昆生等人物，在此剧中，当在复社诸贤之上，而以丑净扮之，岂不以柳素滑稽，苏颇倔强，自气质上言之当如是也？”［（１５）］王国维的判断可能更为准确。丑的地位日益突出，这已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形式丑向内容丑、本质丑的深化，角色之分开始有“表示善恶之意”，而且“下流之归，悉在净丑”，丑角已不象古优，只是外貌畸形丑陋，而实是善良的聪明的智者那样，现在是不仅外形丑，而扮演的人物也是下流的丑恶之人。二是形式丑与内容日趋尖锐对立，同雨果《巴黎圣母院》奇丑而又善良的卡西莫多一样，我国的《徐九经升官记》《七品芝麻官》中的正面人物，也都是丑扮的。《玉堂春》中的崇公道也近于此。三是更带近代色彩的，就是在对立斗争中具有崇高色彩的人物，需要用不和谐的丑形式予以强调和突出，这可能就是柳敬亭、苏昆生丑扮的原因。他们的“倔强”与“滑稽”，从与和谐美对立来说，是更近于崇高性的。这种“倔强”与“滑稽”，也不只是局限于王国维所说的个人的气质，是具有更多的时代内涵的，这一点是王国维所未能发现的。由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发展的迟缓和软弱，近代崇高观念未获充分发展，丑也未达到在西方近代艺术中的地位，关于丑的理论也不象西方那样系统和深刻。但是丑总是作为历史的必然，在中国这块大地上也有所发展。对奇特的不和谐的艺术的追求，在审美中寻找痛感中的乐趣，这都表现出对古代和谐美的冲击，说明审美理想向丑、向崇高感的倾斜和转移。具有近代浪漫倾向的袁宏道，在评论其弟弟（袁中道）的诗作时曾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流，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则极爱其疵处”［（１６）］。这种“极爱”“疵处”的审美心理，绝不只是个人癖好，而是寻求不和谐的丑的刺激的一种时代风尚。这种风尚在李贽、汤显祖、徐渭等具有浪漫色彩的人物中已逐渐形成一种潮流。比较倾向写实的金圣叹也承袭发展了这一近代美学思潮，鲜明地强调了矛盾、奇特、惊险、恐惧的因素。他对《水浒传》中宋江浔阳江遇险的描绘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节节生奇，层层追险”，“令人一头读，一头吓”。又说：“上文险极，此句快极，不险则不快，险极则快极也。”这种“惊吓”、“骇人”之处，正是其快活之源，在古典的单纯愉悦中已萌动寻求刺激的丑感。《金瓶梅》之所以更具近代色彩，标志之一就是主要描写了丑。正如东吴弄球客为《金瓶梅》作的序言中所说：“借西门庆描写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写世之小丑，诸淫＠①（妇）以描写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丑的增值，美丑的界限被打破了，脂砚斋在评《红楼梦》时提出了描写美中之丑的问题，他说：“可笑近之野史中，满纸羞花闭月，莺啼燕语，殊不知美人方有一陋处，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西子之病，若施于别个不美矣。”（见第二十回批）。当然这里有点说得不准确，如“太真之肥，飞燕之瘦”，并非是她们的美中之陋，相反，倒恰恰是汉、唐时代的一种审美风尚，但关键的问题是他否定了古典的那种追求范本式的理想（写美人，就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绝代佳人），而追求一种美中带丑的平凡的真实的人，这就指出了一种新的真实的描写美丑混杂的现实的美学理想。“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蓬勃发展，新文艺中的不和谐因素日益浓重，丑的问题日益显赫起来，这在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徐志摩说得更为强烈：“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是象坟堆里的夜枭，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１７）］（重点号由引者加）既然是一个杀尽了和谐的不和谐的时代，当然诗人就要唱出不和谐、反和谐的歌，写出不和谐的丑的艺术。二 崇高与丑的独立丑的侵入与增值，导致单一的古典和谐美的裂变和解体，逐步形成丑与美的对立关系及其复杂的组合形态，促使美的形态日益分化和复杂化，崇高、悲剧、喜剧逐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形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近代美学范畴。古典美的一无时期结束了，近代的多元化的时代开始了。夏斯勒说：“丑在本质上可以参与一切美”，是一种“活跃的辩证否定的要素”，由于它的加入，审美兴趣才“被迫去创造形形色色的确定的或富于特征的美。”［（１８）］哈特曼说得更清楚，“在一切美中皆有丑”，丑的介入“也就产生了哀情、喜剧、悲剧和幽默―一美的变异。”［（１９）］近代美学从根本上说，是以丑的介入，形成美丑对立的复杂关系为标志的。这种对立首先导致崇高的出现，导致新起的崇高对古老的和谐的否定，使美（狭义的）和崇高（广义的美）才形成为两大美的历史形态。博克认为丑与崇高有血缘的关系，有部分的一致（参见鲍桑葵《美学史》），莱辛认为丑是使近代诗歌达到“喜剧性和可怖性的手段”。（同上书）谢林说：“美本身的定义同古代艺术的公式，近代艺术和各种理想的艺术的公式不在美本身的定义范围之内。”黑格尔通过古典的艺术探讨了狭义的美（优美），又通过艺术类型的历史演变论述了广义的美。而包括着不和谐的丑的浪漫型艺术与康德论述的崇高，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鲍桑葵在总结了古代美学向近代美学的发展之后，引他人的话说：“如果这种正统的美的排他性不是快要寿终正寝的话，那倒的确是一个问题”，“新的坦佩河谷（希腊一河谷，这里指代替希腊古典美的新的审美对象）可能是神秘的远方的一个不毛之地：人类的灵魂可能发现自己同那些带有人类青年时代所不喜欢的阴暗色彩的外部事物愈来愈和谐”，“一个沼泽地带、一个湖海、一座大山圣洁的崇高风格，按其性质上来说，将同人类当中比较善于思考的人的心境，绝对契合无间”［（２０）］。夏斯勒说得更简洁，丑的参入产生了两种形态，即秀美和崇高。从这一发展线索看，崇高实即美与丑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美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客观地展开为主体的美与客观的丑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在主体内部也展开了某些美与丑的斗争（崇高主体作为上升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常有尚未全面掌握规律即不真的地方，存在着某种主体的善与客体的真的矛盾，这就是主体内部丑的因素），不同的是，客体上的丑还相对强大，而崇高主体的丑只作为某些次要的因素。这种美丑斗争又展现为一个生动的现实过程，一方面是崇高主体，通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克服自身不真的丑，达到真与善的更高的统一；另一方面崇高主体对客观丑的斗争，通过艰难曲折，日益从失败走向胜利。美丑矛盾的相互转化过程，规定着崇高的双重性和过渡性，它既有和谐的美又有不和谐的丑，而且最后又由不和谐导向和谐。这就以无序的激烈的动荡的风格打破了古典和谐艺术的宁静美（它缺乏矛盾对立，更少激烈冲突）。与此相对应，主体的审美感受，也冲破单纯的美的愉悦，而是把美的愉悦和丑的痛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最后由压抑感导向解放感，由痛感导向自由感。总之，崇高艺术虽增加尖锐而深刻矛盾对立因素，但最终还趋向美，还保留着和谐的因素，压抑之中，痛苦之后，还给人以美的愉悦。但近代的丑在日益升值，日益膨涨，崇高中美丑的矛盾结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开始是以美、丑对立，以美为主导，丑是陪衬美的，而且最后趋向总是导向美，否定丑。而当丑发展到占压倒的优势时，情况就发生了剧变。这时丑占上峰，取主导地位，美成了丑的衬托，而且总的趋向变成是肯定丑，否定美，向往彻底的不和谐。沿着这条线走到极端，那便把美全部彻底地驱逐出去，丑成了唯一的上帝，独霸天下。这样丑便扬弃崇高，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在近代美学和近代艺术发展史上，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即丑的美学和丑的艺术的时期。崇高与丑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但两者又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形态。美是和谐，丑是不和谐，反和谐，崇高是美与丑的对立，是和谐与反和谐的组合。美的主体追求是和谐感、愉悦感，如朗读中国古典诗歌，观看梅兰芳的京剧；丑的主体追求是不和谐、反和谐，是刺激，是痛感。如看卡夫卡的《城堡》、加缪的《局外人》。崇高的主体追求是既刺激又愉悦。如看席勒的悲剧《阴谋与爱情》或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古典的美是范本式的美，崇高是特征的美，丑则是混乱的、奇异的、怪诞的、荒廖的。从其发展的关系来看，丑是在崇高中孕育、生长、蜕化而来，是对立的崇高极尽裂变之势，把对立推向极端的产物。所以西方的近代美学实是从崇高美学裂变，演化为丑美学的过程。从其美学本质来看，丑代表了西方近代对立美学的极端形态，是对立美学更纯粹更典型的形态（崇高还包括和谐这样非对立因素，因而不及丑典型）。假若把丑的美学和丑的艺术作为西方近代美学的典型代表、成熟的形态，那么崇高美学和崇高艺术则就成为由古典美到近代丑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一个近代美学发展的中介环节。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分析，崇高强调对立的原则，丑在本质上是反和谐，在对立这一基本原则上，与崇高是共同的，因而总体上它们都属于资本主义近代美学的大范畴（尽管丑和丑的现代主义艺术被西方习惯上称之谓“现代派”）。但丑与崇高又有其不同的特点。首先丑不是象崇高那样只是增加了对立的因素，而是把这种对立的因素推向极端，使矛盾的两面各自达到极端，并以这一端，反对、排斥、否定、摒除另一端。正因为把对立推向极致，排斥任何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因素，因而崇高中的和谐因素也被彻底驱除净尽了。崇高由不和谐转向和谐，而丑则从始到终一直是不和谐、反和谐的。由对立转向和谐的崇高感是由痛感转向愉悦感，是痛感和快感混合的复杂感受。而反和谐的丑感则是追求一种刺激感、痛感。正象有一种变态心理的人，只有虐待他人或鞭鞑自己的痛感才能使自己获得满足。正象崇高型的艺术内部裂变为相互排斥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样，丑艺术更进一步裂变为相互否定的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一个是表现主义，一个是自然主义。表现主义由具象表现主义到抽象表现主义，把浪漫主义的重自我、主体、个性、心理、情感推向摒除客体、对象、共性、认知的因素，只要主体、自我、个性、心理、情感的极端；而自然主义从照相现实主义到超级现实主义，则把现实主义重客体、再现、感性、典型、认知的方面，推向否定摒除主体、自我、情感、意志的因素，而只要客体、再现、逼真、认知的极端。英国斯・斯班特在《现代主义是一个整体观》中说：“现代文学艺术史上的诸多运动（即种种“主义”），均是为了从整体上表现过去与将来的对抗关系而设置的技术纲领”。［（２１）］现代主义并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是一个带有美学性质的概念：“现代主义不时被人用来指二十世纪艺术的一般性趣味。”“一种象浪漫主义一样的通过西方文化影响遍于世界的强大运动”。“现代主义是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新结构相适应的创作方法，是对时间和空间新的处理方式”。这种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不是由一条主线组成的，而是由两条不时相连的大致上相对偶的主线组成的”。因而“在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品中，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在逐渐消失”，“十九世纪所依附的现实和文化的和谐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麦・希鲁特勃莱和詹・麦克法兰在其合著的《现代主义的称谓和性质》［（２２）］中指出：现代主义内部具有自身的矛盾性，包容着向两个极端发展的对立倾向，但这两条线、两种倾向，并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不停的摇摆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出现两种倾向交替发展的状态。在发展中两种倾向相互斗争，彼此消长，互有盛衰。而相对来说，正象主体论是近代哲学的主流一样，表现主义美学比自然主义也具有更大的优势，甚至西方有些人认为现代主义就是“浪漫主义的一种复活”［（２３）］。三 丑与荒诞的变奏荒诞原指西方现代派艺术中的一个戏剧流派，兴起于本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九五三年，贝克特《等待戈多》上演成功，使荒诞戏剧红极一时。最初这一流派还被统称之谓先锋派戏剧，到了一九六一年英国马丁・埃斯林的名著《荒诞派戏剧》一书的问世，荒诞派戏剧的名称才被固定下来，流传开来。我这里所说的荒诞，虽然与荒诞派戏剧有关，但它已远远超出戏剧的范畴，已上升为一个普遍的深刻的重要美学范畴。它不仅包括荒诞派戏剧，而且包括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所有的文学艺术，乃至一切文化现象，是这一时代的美学主潮，是这一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美学范畴。这一点就象悲剧、喜剧由戏剧现象上升为美学范畴一样。丑是对立，不和谐，荒诞与丑具有共同的美学属性。《简明牛津词典》对“荒诞”（absuvd）的定义是：“荒诞：１、（音乐）不和谐。２、缺乏理性或恰当性的和谐（当代用法）。”《企鹅戏剧词典》把荒诞剧的本质“定为人与其环境之间失去和谐后生存的无目的性（荒诞的字面意思是不和谐）。”［（２４）］法国罗贝尔・埃斯卡尔皮在法国《百科全书》“荒诞”一条中说：“荒诞就是常常意识到世界和人类命运的不合理的戏剧性”［（２５）］。丑的这种对立否定着事物矛盾的联系性和统一性，在本质上已有不合理性，不正常性，荒诞则进一步把这种不正常性，不合理性继续向两极发展。丑本来是对立的、不和谐的，但荒诞认为丑的对立还是一般的，还不够极端（艺术中即有人提出了“极端主义”）。它把丑的对立推向了极度不合理、不正常，甚至人妖颠倒，是非、善恶倒置，时空错位，一切因素都荒诞不经、混乱无序，令人不可思议，不能理喻的程度。渡边守章曾说：阿达莫夫荒诞戏剧表现的是“悲剧的极限，这里只有窒息和恐怖的感情”［（２６）］。当然这种荒诞也有它的形成、发展过程，有它的具体不同形态。荒诞艺术的开始，是以传统的理性形式、逻辑形式处理、表现荒诞的（不合理性的）现实、荒诞的人物、荒诞的事件。如加缪的《局外人》，形式是古典式的，他通过一个传统小说的故事，通过小说人物的矛盾纠葛，向读者展示一个荒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偶然的、无意发生的，从莫尔索对母亲死的冷淡，到母亲刚刚葬埋即和玛丽发生性关系，一直到在海边无意地开枪杀死了阿拉伯人，这一切都不是有意为之，都是在不可思议、不可捉摸的荒诞中发生的。在这里作者是理性的，运用的小说叙述形式是理性的，但它叙述的内容是荒诞的，存在着明显的荒诞的非理性的内容与清醒的理性的形式之间的矛盾，即所谓“旧瓶装新酒”。法国莫里斯・布鲁埃兹埃尔曾认为《鼠疫》是一部“矛盾的作品”，其“矛盾有两个方面，一是既认为人类的荒诞处境是宿命的，不可改变的，却又认为人必须勇敢的反抗荒诞，以获得幸福；二是小说的荒诞内容与其载体―一小说形式的传统审美价值之间的不一致性”［（２７）］。这一分析对于《局外人》来说也是适合的，表现了荒诞艺术初期的主要特征。加缪、萨特等存在主义的文学大体属于这个时期。当荒诞艺术发展到成熟期，其标志是用非理性的荒诞的形式，叙述、描绘或展示一个非理性的荒诞的内容。从一方面看，“旧瓶装新酒”换成了“新瓶装新酒”，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的矛盾消解了；从另一方面看，理性的东西被彻底扬弃了，不但内容是非理性的，荒诞的，连形式也是非理性的、荒诞的，这样非理性与理性的分裂更达到彻底极端的形式了。法国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曾说：“要想荒诞就要冲破有条理的叙述结构”［（２８）］。马丁・埃斯林在其《荒诞派戏剧》这一权威性论著中曾认为：生活的无聊和理想的丧失在季洛杜、阿努伊、萨特和加缪这类戏剧家的作品中也有所反映，但他们是用旧的传统规范表现非理性，而荒诞派戏剧都是在寻找更加适当的表现形式。它们打破了所有的规则，抱有特定的信念，使用特有的方法，实即用非理性的方法来表现非理性的内容。他说：“从广泛的意义来说，本书所论及的贝克特、阿达莫夫、尤内斯库、热内及其他剧本家作品的主题，都已在人类的荒诞处境中所感到的抽象的心理苦闷。但荒诞派戏剧不是仅仅根据主题类别来划分的。吉罗杜、阿努依、萨拉克鲁、萨特和加缪本人大部分戏剧家的作品的主题，也同样意识到生活的毫无意义，理想、纯洁和意志的不可避免的贬值。但这些作家与荒诞派作家之间有一点重要区别：他们依靠高度清晰、逻辑严谨的说理来表达他们所意识到的人类处境的荒唐无稽，而荒诞派戏剧则公然放弃理性手段和推理思维来表现他所意识到的人类处境的毫无意义。如果说，萨特或加缪以传统形式表现新的内容，荒诞派戏剧则前进了一步，力求作到它的基本思想和表现形式的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萨特和加缪的戏剧，在表达萨特和加缪的哲理―一这里用的是艺术术语，以有别于哲学术语―一方面还不如荒诞派戏剧表达得那么充分。”马丁・埃斯林又说：“如果加缪说，在我们这个觉醒了的时代，世界终止了理性，那么，他这一争辩是在那些结构严谨、精雕细刻的剧作中，以一位十八世纪的道德家优雅的唯理论和推理方式进行的”，而“荒诞派作家们一直试图凭本能和直觉而不凭自觉的努力来战胜和解决以上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使主题与表现形式统一的不懈努力，使荒诞派戏剧从存在主义戏剧中分离出来”［（２９）］，从而使荒诞艺术走向成熟，达到比较纯粹、比较典型的形态。这可以贝克多的《等待戈多》为代表。当荒诞艺术达到成熟之后，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相对稳定的审美处理方式，这种稳定的审美矛盾结构和处理方式，不只是一种表现方式，而且是一种特定的审美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正象古代的素朴辩证思维产生了古典的和谐美，近代的形而上学思维产生了对立的崇高一样，形而上学的极端形态也产生了丑和荒诞的艺术。这时，对荒诞来说，重要的已不是表现特定的荒诞现实和荒诞内容，而是以荒诞模式处理各种题材。它既可以表现现代，又可表现古代，也可表现未来。它既可以用戏剧来表现，也可用小说来表现，甚至把它推广到各种艺术。法国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曾说“荒诞是理性协调的颠倒。荒诞是按照一种有条理的思维方法从经验的不相容性中引发出来的意识。如果变换思维方法，荒诞即可消失。因此，某些实验在欧几里德体系里是荒诞的，而在非欧几里德几何学里都是完全合理的”［（３０）］。荒诞艺术即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人们用荒诞的模式运用戏剧、小说等各种艺术形式处理各种题材的一种时代的美学潮流。不但荒诞派戏剧，而且黑色幽默小说、超现实主义、新记实小说都展示了它的美学特征，都可以包括在这一美学思潮之中。荒诞艺术的处理态度是冷漠的，它既不同于幽默的“谑而不虐”，善意批评；也不同于讽刺艺术的无情嘲讽，彻底否定。这两种艺术都认为现实中有丑，也有美，他们相信丑必然毁灭，美必然胜利，因而他们的笑是开心的笑，乐观的笑，有希望的笑，有褒贬的笑。而荒诞派则认为现实世界都是丑的，有的说是“一堆垃圾”“一片荒原”（艾略特），有的说是“一个黑洞”，在这里没有美，没有光明，是彻底的丑。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象“西绪弗斯”一样，不断地把巨石推到山上，而一到山顶巨石又滚了下来，他不得不又重新推起，这是一个周而复始永无尽头的怪圈。人类永远陷入这一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结果，没有任何意义的挣扎和困苦之中。人类不能改变这一荒诞的处境，他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因而它既是发出笑声，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笑，一种没有希望、没有褒贬的笑，不置可否的笑。它不同于悲剧，悲剧的基调是悲痛的哭，而它的哭，中间却散布着轻松的调侃的笑，使人哭不出声。它不同于喜剧，喜剧的特点是单纯的笑，而它的笑，却蕴涵着浓重的悲泣，它的笑是残忍的取笑，使你笑不起来。它也不同于悲喜剧，传统的悲喜剧，或者是含泪的笑，或者是带笑的哭，而它却是哭笑不得。就像苏州西园的三面和尚，从这边看是哭相，从那面是笑相，而从正面看却令人哭笑不得。哭也哭不出，笑也笑不起来，就是这样一副困窘的荒诞相。总之，这是一方面从幽默讽刺，另一方面从悲剧、悲喜剧发展而来的混合形式，它是各种因素组合起来的复杂的矛盾结构，而这种矛盾的复杂的因素和结构，又制约着矛盾的复杂的哭笑不得的审美心理和荒诞感受。丑和荒诞（包括丑的艺术和荒诞的艺术）的产生和占据主导地位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极度分裂的结果，这种分裂导致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对峙发展：一方面人文主义从叔本华的意志主义经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弗洛依德的潜意识、下意识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越来越排斥客观的、存在的因素；一方面科学主义从孔德的实证主义，经马赫的经验主义，到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证主义，越来越反对主观，反对人的主体因素。一方面是客体失落了，一方面是主体失落了，而二者的片面极端的发展，其共同倾向是反理性，是极端的对立、混乱和颠倒。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复杂深刻的矛盾及其尖锐斗争，使现实变得越来越混乱无序，变化多端，令人捉摸不定，人们在焦虑、惊慌、困惑、动荡不安的心态中挣扎。人的异化，分裂的极度发展，导致人的心理失衡，导致精神病患者的猛增，有人说精神病是一种世纪病，这倒是一语中的。不少哲学家、诗人、艺术家本人就是精神病患者，荷尔德林、尼采精神失常，梵高自杀。这也正是为什么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所以产生和广为流行的时代原因。在大的范围上也可说丑和荒诞艺术都是精神病态的艺术。当然，丑和荒诞也有区别。丑的艺术是精神健康的人去观察表现精神病人的艺术；而荒诞艺术则是不健康的精神病人的艺术，它以不合逻辑的不合情理的精神病人的心理去观察处理一切，包括去观察正常的精神健康的人和生活。美国Ｗ・Ｍ弗罗霍克说：他们“用不属健康人、而是属于重病患者的观点去分析理解问题”［（３１）］。荒诞对应于后现代主义艺术（廿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正象丑对应于现代主义艺术（十九世纪末至廿世纪初），崇高对应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艺术（十八世纪末一十九世纪中）一样，英国麦・布鲁特勃莱和詹・麦克法兰在其合写的《现代主义的称谓和性质》一文中说：后现代主义中“居于显著地位的是荒诞的创作观、任意的方法论、天花乱坠的杜撰”，同时人们也“用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来谈论那种新的写物主义，这种主义已扩展开来，不仅包括了法国小说，而且包括了德国和美国非虚构小说。在德国和美国，真人真事、对象和历史事件，都被放进大可怀疑的故事脉络中去了。”［（３２）］这些倾向正是上承着丑艺术中表现主义和自然主义两大潮流而又向前发展的。现在资本主义近代美学和近代艺术，已由崇高经丑走到荒诞。崇高、丑、荒诞，是近代美学和艺术发展的三部曲，是其演进的三个阶段，出现的三种审美形态。而这近代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正好是荒诞性的喜剧，这莫非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人类要含笑同过去告别吗？不过他和莫里哀的古典喜剧不同，他已经笑不起来，只好哭笑不得的同近代社会和近代文明诀别了。荒诞艺术把崇高和丑中的对立，推到混乱、颠倒的极致，“物极必反”，对立达到极端之后，必然要出现一个更高的统一，更高的综合，更高的和谐。人类在经过近代崇高、丑、荒诞的对立、动荡、颠倒、无序的痛苦分裂和百般折磨之后，一种向往新的平衡、新的宁静、新的和谐的情感在萌动。后现代主义不但是分裂的极端主义，而且也是对新的和谐的呼唤。美国大・盖洛威在《荒诞的艺术、荒诞的人、荒诞的主人公》一文中说：“加缪的主题（指其《西西弗神话》）是人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面前却不断渴望能有一种统一性；荒诞的人生正是‘由于他的意图和等待他的现实之间所存在着的不协调’而为人所知。”［（３３）］美国伊・哈桑也在《后现代主义问题》一文中说：“作为一种文学发展的模式，后现代主义可以同老一辈先锋派（主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区别开来；也可以同现代主义区别开来。既不象后者那样高傲和超然，也不象前者那样放荡和暴躁，后现代主义为艺术和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调和方式”［（３４）］。这种调和在资本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是一种梦幻，但这不正是对于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新的辩证和谐美的强烈呼唤吗？！新小说派在混乱、无序的表层结构下暗含着一个平衡、有序、和谐的深层结构，这是否是他们审美欲求的一种曲折而又顽强的表现呢？斯潘诺夫在强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差别时，特别提出历史性概念，他指责现代主义是共时的，他的历史性内含着对现代主义的否定和向未来历史的前进。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理想，也许不止于象菲德勒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在《越过界限，填平鸿沟》一文所说的，越过并填平“纯文学”与“俗文学”“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和鸿沟，同时也在趋向于越过和填平主体和客体，非理性与理性，有序与无序，和谐与不和谐的界限与鸿沟，在朦胧中期求着一种新型和谐美的理想。①② 舍斯塔科夫《美学范畴论－－系统研究和历史研究尝试》第１３９、１４０页。③ 莱辛《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８页。④⑤⑥⑧⑨（１０）（１１）（１２）（１８）（１９）（２０）鲍桑葵《美学史》第５１６，７７，２９９，５１１，５１７，５５１，５５３，５９７，５３４，５５２，５９６页。⑦ 参见《雨果论文学》第２２、２３、８４页。（１３）蒋孔阳译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述评》，上海译文出版社，第２３３页。（１４）（１５）《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１９５，１９６页。（１６）《袁中郎全集》卷三。（１７）《毒药》，转引自《走向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５８页。（２１）《现代主义研究》上，第１５７页。（２２）（２３）（３２）（３４）参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上，第２０９－２１５，２４０，２２４，２２５，３２９页。（２４）参见《荒诞・怪诞・滑稽》第４、５页。（２５）（２８）（３０） 参见《喜剧理论在当代世界》，新疆人民出版社，第１７３，１７６页。（２６）《现代剧集解说》，转引自《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第３５６页。（２７）参见《二十世纪小说美学》第２１４、２１５页。（２９）参见《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４７５、４７６页。（３１）《笑的边缘：某些现代小说的怪诞性》，见《喜剧理论在当代世界》第１７７页。（３３）《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下，第６５５页。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女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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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188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研究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15～28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09 【 标 题 】论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 【 作 者 】徐岱 【作者简介】徐岱 浙江大学中文系 【 正 文 】 1.武侠世界的诗性空间从二十世纪的终端回顾百年来的汉语小说创作，“金庸”这个名字日益引人瞩目。但迄今来看，评论家们大多偏重于从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两个维度作出审视，而对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的分析相对显得份量不足。究竟该如何看待金庸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对此金庸自己曾如是说过：“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是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见《诸子百家看金庸》）这段话里有两个关键词：“热闹”和“娱乐”。当然，一般说来，作者的自白是当不得真的。金庸先生的这段话之所以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是因为它同我们实际的阅读体验相吻合。走进金庸世界，雅俗共赏的“热闹”无疑是其最为显著的特色，而这份热闹又显然得益于小说所倚仗的武侠天地，离不开各种快意恩仇的比武场面和笑傲江湖的传奇故事。这意味着要真正深入金庸小说的艺术奥秘之“门道”，不能遗忘了这些作品的“武侠小说”的身份。一般来讲，这也恰是准确评价金庸小说的一个难点所在。因为武侠小说不仅仅是一种体裁形式，它还是一种程式化的文体。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在程式化的故事中，侦探总能侦破案情，英雄总能实现正义，间谍总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或至少能使自己免遭敌人的无所不在的威胁”。（注：见《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第4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事实上，这也是这些文体的作品通常总能以大众文化产品的角色获得世俗社会的成功、而很难在推崇人类创造性作为一个门类的武侠小说无疑也属于这种程式化文体，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被认作为中国式的“西部小说”，所不同的是：西部小说是围绕法制与秩序建设展开的善与恶的较量，武侠小说是围绕着社会道义而进行的复仇与反复仇。如同“西部作品”里的故事可被视为向往法制的居民、反对法制的恶棍和确立维护法制的英雄三方之间的游戏，武侠小说的人物在总体上也可被归为三类，即：好人、坏人、亦好亦坏或时好时坏的怪人。作为小说的结构动机的“元故事”也就是“国仇”、“家仇”和“帮仇”（同门师徒与结义兄弟之间）三种。凡此种种模式化的套路演绎和程式性的叙事框架，无疑有利于使那些怀着相应的期待的读者，沿着驾轻就熟的路途获得一种消遣性的满足；而不宜于象所谓“纯文学”作品那样以一种清醒的姿态面对世界，创造出一个既来自于现实又高于历史的艺术风景。显然，正是看到武侠小说的这种文体特点，著名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先生曾表示：“看看武侠小说作为消遣，应该无可厚非。若有艺术性较高的武侠小说出现，更值得欢迎。但由于武侠小说受到它本身形式的束缚，我对它的艺术性不抱过高期望”。（注：见佟硕之：《金庸梁羽生合论》，伟青书店1980年版。）而追究起来，这也乃是眼下许多从文化评论的立场对诚然，这种对武侠小说“另眼相看”的做法，对于许多武侠作品是相适合的。问题在于武侠小说究竟能否堂堂正正地以“小说”的身份，而非中国文化的普及读本的角色，在艺术家族中踞一席之地？武侠小说的成功之路是否必然“文化”化，舍此就再无别的方法？应该看到，追求武侠小说的艺术地位，这至少是许多优秀武侠小说家的奋斗目标。古龙在他最负盛名的《多情剑客无情剑》的序言里曾写道：“武侠小说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趣味，若能再尽量吸收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岂非也同样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独立的风格，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占一席之地，让别人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让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这种追求在曾花十年时间与其说是修改不如讲是重写自己的全部作品的金庸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新版《笑傲江湖》的后记里表示：“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清楚地表明了他想以一名“小说家”存在的艺术抱负。以此来看，那种认为金庸小说的成就主要在于生动地弘扬中国文化的说法，虽然是想对金庸小说的成功表示一种认同，但同作者本人的意愿相去甚远。有必要予以认真对待的，一是武侠小说艺术品位有无可能首先从理论上予以确立，再是金庸小说实践是否将这种可能予以兑现。从理论上讲，武侠小说获得其艺术自尊的机会无疑是存在的，这个机会存在于构成武侠小说文本主体的传奇中。当然，一般来看，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态，传奇同现代成熟的小说文本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主要关注于一个为我们所熟知的日常世界，追求一种多少具有某些客观性色彩的真实生活的展现。而传奇则始终坚守着其民间文化之根，热衷于披露隐藏于喧嚣世界背后的种种梦幻，关心主体愿望的满足。因此，当小说常常由于其某种纪实性成份而受到政治与经济文化乃至科学的认真对待，成为惩罚或褒奖的对象和经商治家的必修课本时，传奇则总是由于它所要求我们的有一个象孩子在听故事时全力投入的接受心态，和它给予我们的愉悦中有某种“孩子般”的东西，而被拦阻于严肃文化的殿堂之外，成为各种程式化文本的媒体，同民间故事和“儿童文学”一起，在艺术大家族中占据一个边缘而偏僻的角落。武侠小说同传奇故事的结盟是必然的，因为它演义的是身怀绝技的武林超人之间，漂泊江湖快意恩仇的事迹。这样的绝技自然非常人所能，为显示“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的侠客本色而必不可少的血溅四方的场景，不仅在法制已具的现代社会不可能，在纲常初设的古代社会同样也非常态。所以，离开了传奇时空也就无武侠小说的生存之地。但传奇在为武侠小说提供这种方便之际，也使之付出了许多代价。因为同实际生命活动丰富多彩和千变万化相比，主观世界的情结性愿望不仅是相对稳定的，而且许多也显得单调和虚幻。在许多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的郎才女貌情节、有情人或皆成眷属或因情生孽的结局，以及普遍存在的逃避人生实况营造太虚幻境的软弱心态等，在一定意义上便是传奇故事的这种形而上缺陷所致。武侠小说的程式化结构原则，也是传奇故事所依赖的主观心理原型制约下的产物。当这些不适宜在别的社会文化形态中得以显出露水的心理原型，终于在武侠小说这种文体中得以尽兴展示时，它一方面帮助这种文化产品赢得了广泛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似乎也使它们难登大雅之堂。如果传奇文化就是这样一厢情愿的异想天开和一意孤行的逃避现实，那么它同真正的小说艺术，便只能隔岸相望老死不相往来，武侠小说要想货真价实地成为诗性文化的一员这个宿愿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但准确地把握传奇和现实的关系时不能不看到，传奇的异想天开本质上乃是人类想象力的生动展示，它既可以是对实际世界的软弱逃避，也可以是对平凡生活的有力挑战。这使得传奇既能以通俗文学的身份，同诗性文化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也能够作为一门艺术被小说所接受。因为所有的小说的确都包含着两种貌似相悖的冲动：既仿造日常生活又超越现实世界，小说的独特魅力来自于这两种冲动所构成的一种张力。处于这个“张力场”中心的是对人类“可能生活”的发现。因此，虽然并非所有的传奇都是小说，但的确如吉利恩・比尔所言：“所有的小说都有一个方面看上去像传奇”。（注：见吉・比尔：《传奇》，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当然，许多小说严格地讲只具有“传奇性”而并非“传奇故事”。真正体现出传奇对于小说艺术之意义的作品，是象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以及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这样一些作品，在其中充满了象巨人卡冈都亚的坐骑的一泡尿淹死了成千上万的邻国侵略军，和铁杆骑士吉诃德将羊群当作毫无疑问，这是两部充满了游戏味的小说，但时间早已使它们跻身于伟大作品的行列。它们的不同凡响在于通过想象力的空前活跃而使人类生命的自由意志得以尽情释放，最终让精神奏出了它的最强音。因此很显然，它们的成功归根到底是仰仗了传奇时空的背景，是它们所选择的传奇化叙事框架为居住在神秘之国的艺术精灵的出场搭建了一个良好的舞台。对此，亨利・詹姆斯早有认识，他在其《一个美国人》的前言中曾指出：“我所能看到的形象生动的传奇表现出的唯一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它所处理的某种经验事实，即经验被解放了，可以这么说吧：经验获得自由，被解脱出来，摆脱负担，不受我们通常所了解的依附于它的那些条件的限制，很明显，最大的强度就可以这样达到了。”（注：见吉・比尔：《传奇》，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分析起来这无非是在传奇时空中，故事的叙述者拥有纪实式文本所缺乏的“叙事自主权”。尽管我们承认一切艺术都是一种“真实的谎言”，对艺术作品的欣赏总是建立在某种所谓“艺术假定性”的基础上，但认可方式上所存在的差异，也总是制约着艺术家所能进入的叙事领空。各种现实主义小说由于摆出了一种直面日常生活的姿态，使得自己必须多少屈服于纪实化的叙事前提，而无法随心所欲地跟随想象力由此来看，在通常的艺术欣赏与批评活动中，由来已久的对传奇文体的轻视，是没有道理的，重要的是怎么做。具体落实到金庸小说，即便将“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金庸”这句迄今已广为人知的话打个对折，也足以表明金庸先生是一位驾驭武侠这类传奇文体的高手。他的成功当然是由于他所创造的武侠世界不仅“热闹”，而且还有“门道”。但如前所述，不能将这个门道简单地视作为对儒、道、释等中国思想文化的弘扬与传播，和文化与反文化的冲突等。所有这些当然都存在于金庸小说的文本之中，为这些作品的大获全胜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即便如此仍必须看到，这些因素在金庸小说中仍是作者构筑其独特艺术天地、作为材料和手段的“能指”，而非构成其艺术核心内容的诗性的“所指”。任何一位曾被金庸小说所真实地征服过的读者都会明白，金庸小说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它提供给你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这里，精神的解放和生命的高扬高于单纯的思想启蒙，审美兴奋淹没了接受知识的乐趣。所以，金庸小说的“门道”就在“热闹”之中，也即就是热闹本身。换言之，金庸小说的独特在于其较一般武侠作品更为热闹，拥有一种生命的热烈。但这份生命的热烈离开了武侠群雄们热闹的人生景观便无从着落。2.游戏之轻与生命之重 事情还得回到对传奇这类“游戏文本”的文化功能的深入理解上来，如前所述，传奇故事常被纳入“儿童文学”之中，欣赏者需要有一种“准儿童”心态。凡此种种都是由于传奇的自绝于日常世态人生的虚幻化，注定了它具有一种内在的游戏品格，这使传奇只有在明确的“游戏语境”中方能大显身手。或许，这也正是当年已故著名华人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称武侠小说为“成人的童话”的用意所在。问题在于成人毕竟已不同于儿童，他们对待游戏的态度自然也同儿童大异其趣：成人对游戏是“以假为假”，儿童是“以假为真”。在作为旁观者的成人眼光中无足轻重的“儿戏”，对于儿戏的真正主角儿童们自身而言，却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必须认真对待的活动。所以，对惯于“逢场作戏”的成人世界，游戏其实已徒存一种虚拟的形式。真正的游戏存在于儿童的天地，因为只有从他们对待游戏的认真态度中，才能诞生具有真正价值的游戏活动，使我们从中发现游戏的内在意义――生命在一种既无自然束缚也无社会负重的本真状态，为其单纯的存在而感到由衷喜悦。显然，这是一种既“轻”又“重”的状态，轻在于这种状态总是以自由境界的实现为前提的生命的一种自律，欢乐是其不可缺少的内涵；重在于这种状态以生命自身的存在为目的，舍此皆为手只有由此“入门”我们才能触及金庸小说的艺术之“道”。毫无疑问，金庸先生塑造出了一批富有性格魅力的英雄侠士形象，做到了使人物个性化，但终究未能避免这些人物彼此之间的雷同化。孤立地来看一个个都能给人以强烈印象，但合起来却似乎可以视作是多胞兄弟。这种现象在作品中大多作为配角的女性形象上尤为显著。这同作者的才华能力无关，主要是武侠文体所限，因为在注重英雄本色和壮士之气的武侠传奇中，故事的类型是有着较一般生活化小说更多的限定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金庸小说并未因这种文体方面的先天限定而影响其艺术表现力，因为在武侠小说中，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固然重要，别出心裁妙笔生花的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一部武侠小说能否绝处逢生便取决于作品能否如此这般地戴着镣铐跳舞，在有限的人物性格中演绎出让人别开生面的故事。因为对人物性格的生动塑造能为所有优秀小说所分享，但对无与伦比的故事的营造却非传奇文体莫属。金庸小说同样也正是在这里大放光彩。无论是“两剑”、“两雕”，还是“两天”、“两狐”，从《侠客行》、《连城诀》，到《笑傲江湖》、《鹿鼎记》，金庸所创造的武侠世界在总体上要比任何一位武侠小说家的创作，都要来得更为热闹。正是这份热闹不仅使得金庸小说在阅读时让人觉得更“好看”，而且也更有回味，余音缭绕。分析起来，所有这一切说到底都依托于武侠传奇的游戏语境，这个语境对于作者是其想象力起飞的基地，使之能横空出世直上云霄。金庸先生的成功奥秘也就在于他比别的同行具有更到位也更自觉的“游戏意识”，因而更善于举重若轻，更彻底地解构了负载于生命之上的种种一本正经，使武侠传奇这一文体所蕴含着的游戏品格，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开发利用。而他所实际采用的“秘密武器”，便是让传奇文体回归其民间文化之根，重新拥有真正的狂欢精神。因为所有的传奇都具有游戏性，武侠故事更可以被看作为是一种语言文本中的游戏。尽管并非所有的游戏都具有狂欢节般的特征。但如果我们把游戏认可为是生命的一种自律的自我确证，因而承认“游戏的基调是狂喜与热情”（注：均见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那么狂欢便是真正的游戏活动的最后归宿和最高境界，也是游戏狂欢是一种来自于民间社会、最初表现为广场上的庆祝活动的古老文化形态。“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是庆祝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祝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模和禁令。这是真正的民间节日，不断生成、更替和更新的节日。它同一切永恒化、一切完成和终结相敌对。它是面向永远无限的未来的。”（注：均见《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版。）巴赫金在分析拉伯雷作品的美学特点时说的这番话，深刻准确地揭示了这种诞生于民间社会的文化形态，除其外在的社会学因素之外，还有其内在的人类学品格，也即生命以尽兴的方式来实现自我解放，它的突出的参与性和大众性都来自它的这一品格。因为“狂欢节具有宇宙的性质，这是整个世界的一种特殊状态，这是人人参与的世界再生和更新”。（注：均见《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版。）所以，最能体现平等自在的生命乐趣的诙谐，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狂欢文化不可缺少的风格特征；而将生命活力推到极致的激情，乃是构成狂欢文化的核心意识；对社会和自然两方面所有貌似威严不可侵犯的既成权威与规范的反叛和亵渎，则是整个狂欢文化所蕴含的基本思想原则；同时，以对日常生活模态和僵化文明仪式的解构为内涵的怪诞形象这样的风景当然不范囿于民间广场，它也能出现于语言文本，因为狂欢活动的核心是一种狂欢意识。所以，小说家们便能在其虚构世界里单枪匹马地完成百姓大众在实际生活里实现的壮丽景观。拉伯雷的《巨人传》是一个杰出例子。借助于巴赫金独具慧眼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部小说中几乎可以找到所有的狂欢文化要素。概括地看，“饮宴”和“殴打”是这部奇特作品中最为突出的两大事项，也正是作者对这两大事项的狂欢化处理，使这部作品获得了不同凡响的价值。比如在《高康大》的开始部分，为了庆贺主人公高康大的出世，其母让人宰杀了三十六万七千零十四头特别肥壮的牛，因为她特别爱吃牛肠。虽然她丈夫高郎古杰一再嘱咐她要尽量少吃，理由是“谁多吃肠子，就是想吃粪”。但她还是忍不住一口气吃了十六“十宜”约四千七百多公担，再加两桶零六大盆。最后由于吃得太多把包衣弄破了，使高康大钻进她大动脉又通过横膈膜和肩膀，从左耳爬出来。一落地就大声叫喊：“要喝，要喝，要喝！”一顿饭便喝了一万多头奶牛的奶。又比如在小说第四部庞大固埃等来到一个叫“诉讼国”的地方，当地居民的主要谋生之道是挨打。小说写了庞的随行约翰修士挑了一个长酒糟鼻子的人来揍，说好给二十块金币后便“抢起棍子对准红鼻子显然，在这样的场景中，以物质的丰满和食欲的凸张为代表的人的粗鄙的肉体欲望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这一切都是在一种诙谐性氛围下进行的，属于真正的狂欢形态，所以便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成为人类生命本体的欢乐颂，是对我们的生命力量的最高肯定。小说也因此而得以化玩笑为创造，使一个貌似荒诞不经的粗俗故事，拥有了一种不可多得的诗性品质。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在狂欢节的自由自在、不拘形迹的气氛中，甚至连放荡的举止也获得一席之地。”（注：均见《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版。）。因为它的伦理上的叛逆性具有双重指向，即不仅挑战现有的道德礼仪规范，而且还因具有生命解放的作用而对最高的人道法则作出了一种肯定。但归根到底，能否使生命在一种极度的陶醉感中尽兴，这既是狂欢区别于一般游戏的根本品质，也是它能够贯通传奇与小说的最宝贵的诗性内涵。因为即便事情并非如赫伊津哈所说的那样，“无论是神话还是抒情诗，戏剧还是史诗，关于遥远过去的传奇还是现代小说里面，作者的目的总是有意识或无意地创造一种‘陶醉’读者并使其心驰神往的张力。”（注：均见赫伊津哈：《游戏的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至少我们可以认为，这样一个目的必定为那些伟大作从诗学的视点来看，金庸小说之所以不仅能让我们废寝忘食地欣赏它，而且还能十分认真地对待它，同样便在于其中充满上述这种“狂欢精神”。它渗透于作者精心刻划与设计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结构上，集中体现在贯串整个文本篇章的诙谐化叙事氛围中。3.诙谐：通往狂欢之路让我们先来谈谈《鸳鸯刀》。在金庸小说里，这个只有三万七千余字的小说其实整个儿地是一部谐趣小说。虽然诸如比武、恩怨、夺宝这些武侠小说的基本要素它全都具有，而且刀光剑影的打斗场景看起来仍占据这部作品的台面，但实际上这些都不过是作者营造一种诙谐氛围、渲泄一种生命快感的手段。比如小说开头第一句：“四个劲装结束的汉子并肩而立，拦在当路！”这行自成一段的描述扑面而来，立即将我们带入一种高度刺激和紧张的语境。但接下来的情景却令人大出意料，这四个自称是“太岳四侠”的劫镖汉子，原来只是没什么真本事的愣头青。这部小说通篇都是一个大玩笑。比如这四个汉子是因为缺钱而来打劫，却反被冒充穷书生实际上乃富家公子的袁冠南给骗去了仅存的几两碎银子，比如由于长得象一个痨病鬼反被有“铁鞭镇八方”之称的武师周威信认为武功“莫测高深”的“四侠”老大逍遥子，出手点人的穴道总是“失之尺寸，谬以万里”，最后弄得和他对打的少女萧中慧居然动了恻隐之心，而“卖个破绽，让他烟管微微点中自己左腿，只感微微生疼。”且读读小说里的这段描写：“少女喝道：‘痨病鬼，你点的是什么穴？’逍遥子道：‘这是中渎穴，点之腿膝麻痹，四肢软瘫，还不给我束手待缚？’那少女笑道：‘中渎穴不毫无疑问，在金庸世界里，这部小说的艺术份量并不重。它的最大价值在于揭示了金庸小说的“形式诗学”：以诙谐为基本结构手段，以“反武侠”的方式来建构新颖的武侠天地，使得“狂欢精神”因此而成为金庸小说中的一种主旋律。因为《鸳》中的诙谐人物几乎遍布金庸世界的各个角落，类似的诙谐场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比如《书剑恩仇录》里的阿凡提，《碧血剑》里的木桑道人，《笑傲江湖》的“桃谷六仙”，《侠客行》的谢烟客和“狗杂种”石中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笑傲江湖》“老顽童”周伯通，都属标准的诙谐人物。即便为金庸所偏爱的几个主要人物象《神雕侠侣》的杨过，《飞狐外传》的胡斐，《倚天屠龙记》的张元忌，《碧血剑》的袁承志和《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等人，在他们各自的言行之中也具有许多诙谐的因素。因此，金庸小说里常常出现一些能让人开怀大乐的诙谐性情景。比如《飞狐外传》第十六章写胡斐从皇宫里替马春花抢救出两个孩子，跳上一辆骡车逃跑。正为摆脱不了追兵而犯愁时，只觉奇臭冲鼻发觉是一辆粪车，灵机一动，拎起粪桶掷出见效果奇好。因为“这些人都是精选的悍勇武士，刀山枪林吓他们不倒，但大粪桶当头掷来，却是谁也不敢尝一尝这般滋味”。当然，武侠世界的主角是武林高手，比武格杀是主要场景，金庸小说自然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这样的场面不仅大多英气逼人，是豪杰壮士们显露其英雄本色的舞台；而且同样洋溢着诙谐的欢声笑语，给人以真正的狂欢的乐趣。金庸世界中这样的可圈可点之笔不胜枚举。颇具代表性的首先是《笑傲江湖》里的第4回，令狐冲为不让仪琳姑娘受到有“采花大盗”之称的田伯光的欺侮，而出面同田比武。因其时他自身已身负重伤，无力正面与之搏杀，便提出两人皆坐着打斗，自称因每天大便时为赶苍蝇而发明了一套“茅厕剑”，把对手唬得一愣一愣的。再如《侠客行》第九回，石破天同丁不四比武，起因就十分滑稽：石破天天性善良，又不善武功，不愿比。丁不四为了逼他比武以达到要胁其老恋人的目的，只好答应教他。因此石破天就老老实实照样施招，遇丁不四变招便垂下手来准备挨拳，理由是“下面的我不会了。”弄得丁只好在同他对打时“以教过的为限”。但丁不四这样一来不仅无法取胜，反而因担心石破天再次罢斗而渐落下风。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场面：“丁不四危急中灵机一动，双掌倏地上举，掌力向天上送去，石破天便也双掌呼的一声，向上拍出。两人四掌对着天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又如《神雕侠侣》第13回，杨过替众多显然，诙谐对于金庸小说，并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艺术点缀，而是其叙述诗学的一个中心。这是金庸小说之所以显得比一般武侠小说更为热闹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常常给人一种“反武侠”色彩的道理所在。经过诙谐化处理后，不仅作为武侠故事主干的比武打斗失去了原有的嗜血性和刺激感，甚至连作为比武的必然结果的杀人，也不再是对生命的否定。这在金庸小说中格外突出，例如《笑傲江湖》第11回，曾令岳不群夫妇受辱，本领不在令狐冲之下的“剑宗”派代表成不忧，转眼之间被桃谷四仙抓住手脚四肢撕成四块。虽然小说里写“一声惨叫，满地鲜血内脏”。但似乎并没让我们在意，这并非象有的论者引经据典所认为的那样，表现出了文明人身上仍残留着动物性的嗜血欲望，而在于经过作者诙谐性处理后，读者的审美注意力不再象面对纪实文字和现实镜头那样去看待它。正如“在拉伯雷的笔下，鲜血变为美酒，血战惨死变为欢乐的饮宴。”（注：均见《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版。）在这里，死亡同样也转化成了培植生命之花的肥沃土壤。要能体现出这种“转换”的，或许是《书剑恩仇录》第14回尾，描写陈家洛等人被清兵包围于冰天雪原之中，夜幕降临时，香香公主为让大伙有精神抵卸寒流迎战清兵而唱起歌来。有几这种对死亡阴影的驱除与对一切现实理性的嘲弄一样，是狂欢精神的一种体现。在这里，光明战胜一切，节日般的欢快是唯一主宰。所以，巴赫金一再指出，“诙谐的原则作狂欢节仪式的组织原则”（注：均见《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版。），对狂欢精神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没有诙谐也就没有狂欢意识所需要的快感。我们看到，这样的快乐在诙谐场面比比皆是的《鹿鼎记》里最为浓郁。但也因此，这部小说不仅被许多忠实的武侠读者所拒绝，甚至连作者自己在该书的一个版本的后记里也承认，它“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问题主要在故事中的主人公韦小宝，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既无“武”又无“侠”的小无赖。他小时候同人打架从不光明正打，总是用偷袭或耍诡计等“下三滥”手法取胜，而长大后学会的唯一武功，是逃命用的“神行百变”。平生所好是女色，“见了女人便搂搂抱抱、勾勾搭搭。”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全面地来看，韦小宝所真正缺乏的只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英雄气，并不缺乏起码的义气。如第2回写韦小宝躲在树后观看茅十八同一帮官兵对抗。首先想偷偷溜走，但转念又想：“茅大哥当我是好朋友，说过有难同当，有福共享。我若悄悄逃走，可太也不讲义气”。于是 。以此而言，这部作品只是有悖于一般沿袭已久的武侠小说模式，但并没背叛武侠文化通过对侠士形象的塑造而表现出来的张扬道义，抒发人性这一最具价值的本质。所以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新派武侠小说。其最大特色在于以“反武侠”的方式实现了一个大狂欢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借助于韦小宝这个形象的塑造：他的活宝式的言行使这部小说成了一个开大了的玩笑，由此而来的真正的狂欢精神给予了我们无与伦比的艺术享受。具体些来讲：他武功平平，但先做天地会的“香主”，后又成了“总舵主”，统驾着一帮江湖上闻之无不折服惊心的英雄。他出身妓院，是标准的市井无赖之辈，不仅无文化甚至也没受过起码的教化，一口一个“乖乖龙的东猪油炒大葱”，总将“尧舜禹汤”说成是“鸟生鱼汤”；但不仅进了皇宫，而且深得皇帝之心，成了“鹿鼎公”、“大都统”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通吃岛”的岛主。他不懂战略，不会搏击，却不但屡屡逢凶化吉，屡建奇功，大灭了凶狠的罗刹国军队的志气，保卫了江山大业，而且还进一步帮助俄国公主索非亚，使她由囚徒成为“女摄政王”。他“老是记挂着女子，重色轻友”，却入了少林寺成了主持方丈的师弟“晦明法师”。他在台湾不搞政绩，只是不断要钱的赃官；但临走时不仅仅人人正如有的评论文章已指出的，凡此种种有意让尊卑消解，让是非错位、黑白不明的描写，使《鹿》体现了强烈的反文化姿态。（注：见《浙江学刊》1997年第6期卢敦基文。）但还应该进一步看到，这种姿态在小说中其实有一种特别的艺术价值，这就是大大加强了作品的狂欢意味，使整部小说成了叙事者狂欢表演的大舞台。所以，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比武早已成了一种玩耍，而且战争成了真正的游戏。如第47回，写韦小宝从自己小时候因赌品不好曾被人剥下裤子光屁股回家，从此不再敢明目张胆地耍懒，悟出了一条“不怕死的人怕辱”的道理，发明出“韦子兵法”：将靠偷袭伏击捉到的罗刹国守城主将图尔布青脱光衣服牵着他绕城三周后放还，让他“没了威风，以后发号施令就不大灵光了。”又如韦小宝同抓来的几名罗刹国俘虏掷骰子，以“在中国地方，按中国规矩”为由，先是宣布点子小的赢（当他自己的点子数小时），尔后干脆宣布，点子不论大小，都是中国人一方赢，使众多俘虏屈服投降。当清兵久攻雅克城不下，城头罗刹兵高兴得一齐向下射屎时，韦小宝大怒后让人将自己的尿倒在热水里用水龙头喷入城里，自夸为“诸葛亮火烧盘蛇谷，韦小宝尿射鹿鼎山”，又从中得到启发，射冰水入城使全城冰冻，迫使守军投降。最后又以“叫人当我们从《书剑恩仇录》出发，横贯整个金庸世界，可以看到韦小宝的生命基因其实早已播撒于这之前各个人物之中。所以，《鹿》这部小说的出现势所必然，透过它有别于金庸其它小说的故事情节的彻底的游戏性，我们可以看到遍布金庸世界的一以贯之的诙谐氛围和其中所蕴含着的狂欢精神。《鹿》的真正变异只是使游戏语境进一步凸现，从而使狂欢气氛更为浓郁。这就意味着虽然《鹿》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封笔之作，却是我们进入整个金庸世界的最佳入口。因为在这部小说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狂欢精神，实乃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所在。或许金庸先生本人并不自觉，他其实便是凭借着这种精神，成功地对武侠传奇叙事作出了根本性的改造，使这一通俗文体具有了真正的诗性品格。4.作为一种“复调”的金庸小说当然，如同并非所有的节日都能成为狂欢之夜，并非所有的欢声笑语都属于诙谐。如前所述，作为狂欢文化的风格体现的诙谐，有一种内在的严肃性，即对人类生命的解放再生，它的笑声是对人的尊严的恢复，让精神高扬。所以，在真正狂欢的诙谐同一般的搞笑逗乐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与肤浅的区别。金庸小说中的“诙谐”不同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中的“谐趣”，也就在于在它看似随心所欲、无遮无拦的叙述中，蕴含着许多对世态人生的深刻洞悉，具有丰富的思想含量。比如说，《鹿》第23回，少林高手澄观在同毫无武学之道的阿珂姑娘过招时，由于无法将她的毫无章法的乱打架纳入到他所掌握的任何一种高明的流派中去而不知如何应对，结果居然落败。这样的插曲读起来不仅让人乐，更让人思。因为在这里同样不乏对人世间各种似是而非、道貌岸然现象的一种“歪打正着”的挑战。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小说中的主角韦小宝如愿以偿地娶了七位美貌姑娘为妻。当然不能以为金庸先生这是站在男性本位立场在提倡“一夫多妻”制。巴赫金精辟地指出：“诙谐就是贬低化和物质化。”（注：均见《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版。）诙谐不以这种方式，就无法借助于对严肃性的解构，来实现其最大限度地激发我们的生命力的效能所以，不同于所有表面热闹而缺乏回味的庸俗插科打浑，真正的诗性诙谐总是显得比一般的谐趣更为“热闹”，因为它有着内在的“热烈”。这份热烈来自于诙谐现象所蕴含着“人的解放”的精神主旨，以及以此相伴的一种巨大的激情。正是这份激情赋予了诙谐的“笑”与“乐”以巨大的社会能量和生命意义，成为一种狂欢形态。由此也可以解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狂欢”为什么不仅天然地具有一种诗性品格，而且也总是为所有伟大作品所拥有。因为渴望一个永不消失和普天同庆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是人类诗性文化的终极关怀，它需要一种强大的激情为其动力。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屠格涅夫凭这份激情认出了《堂吉诃德》的不同凡响。百年之后，巴赫金又从这部小说的伟大之中，发现了狂欢精神对于诗性文化的重要意义。事实正象他们指出的那样：“塞万提斯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也是由纯狂欢节式的更替和更新的激情所决定的”。（注：均见《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版。）当然，伟大艺术凭这样的激情所构想的充满阳光的天地，从其被现实所照单验收全部兑现的可能性上讲，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意味。但这不仅不是伟大艺术的“阿喀琉斯之踵”，恰恰相反正是它们超越平庸让人永远感动之处。因为如同尼采所因此，如果说扫荡一切严肃面具的诙谐，是狂欢精神的“形”，那么根植于一种理想主义土壤的激情，则是极其不可缺少的“神”。我们之所以将“狂欢”视作金庸小说的艺术核心，也正是由于在金庸世界的诙谐之中，如同拉伯雷的《巨人传》一样，包孕着一股为“人的全面解放”而奋斗的激情。不同的只是，在《巨人传》里这股激情是借助于“肉体诗篇”的展开，通过对“欲”的放纵来表达；而在金庸的笔下，这种激情则是在爱情故事的演义里，通过对“情”的朝圣而释放。三者殊途同归：都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人性的复归。唯其如此，金庸的写作不仅为武侠小说赢得了一份真正的体面和光荣，而且也将现代汉语小说艺术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诚然，《红楼梦》里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金庸小说里我们可以读到对历史人生的许多清醒认识，许多真知灼见常常被作者借故事人物之口，同我们直接照面。比如《笑傲江湖》第30回里，武当派的掌门人冲虚道人对令狐冲所说：“权势这一关，古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是难过。别说做皇帝了，今日武林中所以风波迭起，纷争不已，还不是为了那‘权势’二字”。又如《碧血剑》第19回刘宗敏对袁承志直言：“大王打江山的时候是百姓。今日得了天下，坐了龙廷，便是真命天子了，难道还是老百姓吗？”再如《天龙八部》第43回少林老僧对萧峰说的：“佛由心生，佛即是觉。旁人只能指点，却不能代劳。”凡此种种皆为经验之浓缩，故有一种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思想穿透力。问题是真正的艺术永远以形象“说话”，其诗性所指尽在“不言”之中。金庸小说既非文以载道的工具和思想哲理的超市，同样也不例外，金庸世界的最大魅力在于，它不仅拥有一个建立在表层的故事链上的深刻的思想天地，同时还拥有一个被包裹在深层的主题曲里的真挚的情感空间。这才是金庸先生的“写意大手笔”。毫无疑问，这一笔来之于金庸小说所极力营造的历史大时空和时代大格局，聚焦于各种场面和大气势。但它的灵魂则属于一种生命的让我们再来谈一部中篇小说――《白马啸西风》。在整个金庸作品里，这部小说的评价常常是最低的。有文章曾提到，“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武侠小说的‘招式’与‘套路’来要求这部小说，我们甚至会怀疑这是不是一部合格的武侠小说――书中既无了不得的‘武’，更少真正的‘侠’。（注：陈墨：《金庸小说赏析》第18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事情的确如此。这部小说在文本上的最大特点是“简单的情节”。但无论作者是“有心栽花”还是“无意插柳”，这部小说最大的成功正在于作者因此而表现出了一种“单纯的情感”，是借“武侠小说”之名，结出了“爱情童话”之实。小说写的几对人物关系全建立在爱情上。作品主要描写了汉族少女李文秀对哈萨克少年苏普一厢情愿的恋情，但重点表现的并非爱的自觉，而是它的萌生，一种绝对清澈单纯的少年友谊和伙伴忠诚。这样的发生学背景同时也决定了这份感情成熟时的深沉。因为这不是一般以身相许的肉体上的归宿，而是一种安身立命的灵魂中的寻找，是一个生命倾其所有的意义的全部。这番感情在故事里终因民族矛盾而无处着落，但也唯其如此才成全了它，使它能升华到人性的极致，去到那种神秘的永恒之国。当我们随着小说的进展而渐渐进入到故事中去分享其中人物们的显然，《白》的魅力并不在于写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而是通过这个故事表现了一种充满人性的激情。而它的价值则在于同《鸳鸯刀》一起，分别从主题和形式两方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宣言”。事实上，金庸先生的整个创作可以被看作《鸳》与《白》这两部小说合成后的扩张和强化。许多论者只看到了“诙谐”，便认为“反武侠”是金庸新武侠文本的基本特色；而在著名作家三毛女士眼里，金庸的所有作品又都成了言情之作。这种分歧恰恰说明了金庸小说的“复调”性。因此，对它们的准确解读可以使我们在整个金庸武侠世界里长驱直入直捣黄龙，因为这个世界正是由这种“复调结构”所营造起来的一个狂欢天地。在这个天地里，游戏之“轻”在一个更高水平上再次负起了生命之“重”。在小说中，这份重量集中体现了那些回肠荡气的爱情故事里。无论是《碧》中袁承志与阿九，《书》中陈家洛和香香公主，《飞》里胡斐与程灵素、袁紫衣，《神》中的杨过和小龙女，还是《倚》中的张无忌和赵敏，《笑》中令狐冲与岳灵珊和任盈盈，《天》中萧峰与阿朱等。同小说中热闹无比的江湖之争和江山大业相比，这些悲欢离合之缘才是真正的主角；而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刻骨铭心之情，便是金庸世界最让人留连忘返之所在。比如《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其实一见钟情早已互托终身，但三度相逢三度离异一直未能使这份真情得以明白。直到第26回在经过了无数的风雨曲折之后，才终于有了机会，但却是在面对全真教师徒和蒙古武士的屠刀利剑，生命岌岌可危时。小说写道：“杨过和小龙女在九大高手，无数蒙古武士虎视耽耽之下缠绵互怜，将所有强敌全都视如无物，那才真是旁若无人了。爱到极处，不但粪土王侯，天下的富贵荣华全不放在心上，甚至生死大事也视作等闲”。这一笔之所以精彩绝伦，自然不仅在于它完成了故事中的两位主角的性格，还在于它借这对奇人奇事的故事，道出了一种迷狂的奇情。这种奇情也由于这种迷狂，而较一般的爱恋之情更多一份美感。比如《书剑恩仇录》香香公主喀丝丽出于对少年英雄陈家洛的爱，甚至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彻底放弃这份爱去当乾隆的小妾。小说第14回曾出色地描写过这位绝世佳人的美的征服：“其时朝阳初升，两个迎着日光，控辔徐行。那少女头发上、脸上、手上、衣上都是淡淡的阳光。清军官兵数万对眼光凝望着那少女出神。每个人的心忽然都剧烈跳动起来，不论军官兵士，都沉醉在这绝世丽容的光照之下”。而在临近尾声的第19回，当这个少女带着“无限的凄苦和无限的温柔”对陈家洛说：“你要我做毫无疑问，这样的奇人奇事非人间所有，这样的奇情奇景，更不能为世俗社会所容。它们是金庸凭借着武侠传奇的文体优势，而隆重推出的一种人生理想，存在于同我们的实际现实“此岸”相呼应的“彼岸”，它的虚幻性同它的美丽动人恰成对照。对于这种纯情挚爱而言，作为叙事主题的男女之恋其实仍只是一种借花献佛的手段。这也可以解释，何以在金庸小说里，写得最多也最美的感情并非有情人皆成眷属的故事，而是那些爱的落空，情的错位。在《神雕侠侣》里被作者当成“画外音”的元好问“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既是这些情男痴女们的共同困惑的表达，也是整个金庸武侠世界的一个主旋律。这些故事的悲剧性结局如同海明威《老人与海》中一样，并非出于一种写实主义的必然，而是一种美学的必要：唯此才能让这种奇情在上升到极处之后定格为一种永恒，成为我们生命中一道永远的风景。小说的理想主义本质在于：作者通过对这种迷狂挚情的同样迷狂的赞美使之显得无比美好动人，因而让我们读之难以割舍，愿意跟随着叙事者一起踏上漫漫的朝圣之路。所以，在金庸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一种从前期相对侧重于民族与阶级性，到后期日益聚焦于人类本性这么一种发展。但与其说这个发展以1960年创作的《白马啸西风》为界，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转折；不如讲是既一以贯之又逐渐自觉地，以个体本位取代社会本位的过程。比如即便在金庸武侠创作开端的《书剑恩仇录》里，故事结尾香香公主的香消玉殒，事实上已经对陈家洛以江山大业为重的崇高理由，作出了某种含蓄但有力的解构。叙事者通过让读者对喀丝丽的命运的扼腕叹息表明，陈家洛所牺牲的并非渺小的个人幸福，实是对整个人类奋斗目标的放弃，对生命的真正意义的曲解。这种“个体本位”意识在作者创作《神雕侠侣》时已形成某种自觉。比如作者在该书三联书店版的后记里曾说：“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一定会消，那时候‘爱国’、‘抗敌’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乐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的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这儿的目光所向看起来仍属人之常情，但并非那种满足于一般的男欢女爱的世俗愿望，而具有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的品格，因为它所呼唤的是一常能想到爱默生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最光辉最宏伟的事业就是使个人站立起来。”（注：爱默生：《美国学者》，见《爱默生集》上册，三联书店1993年版。）虽然迄今为止这仍是一个梦，但它毕竟是如此的美好而令人神往。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以“金庸”这个名字命名的武侠世界。在这个天地里，传奇故事成了“人生大写意”，现代小说同古老的神话想象开始重修旧好。这样的努力不但使金庸小说具有了很高的艺术价值，还对当代汉语小说创作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虽然小说总是一些故事，因而正如纳博科夫所言：“我们期望于讲故事的人的是娱乐性，是那种最简单不过的精神上的兴奋。”但我们当然同时也很清楚，这样的一种兴奋只有在它能照亮我们的生命而并非使它麻醉时，才具有真正的力量。神话因此而受到人类诗性文化的永远的尊重，因为它是我们先验理想的家园，也是我们的激情之舟能够扬帆远航的港湾。小说在其发展历程上同传奇的结盟，其实正是为了向神话发出邀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里宣布：“好小说都是好神话”。（注：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第20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问题在于随着科学时代的光临。小说与神话的关系早已恶化。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弗・施莱格尔便曾提出：“现代文学落后于古典文学的所有原因，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因为我们没有神话。”（注：见《德国浪漫主义作品选》第401，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份焦虑如今在中国小说界尤为突出。随着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的但现在，我们终于拥有了金庸，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小说大家在向我们走来。当我们想到“水浒”英雄们因“招安”而走上穷途末路，西门庆因纵欲而命归黄泉，贾宝玉在西风枯叶里淡出红尘，阿Q在大革命的喧哗与骚动中被枪毙，就更会感到充溢于金庸世界中的那种史诗般的气概与理想主义品格之难能可贵。这当然并不是指当代中国小说只有在让武侠英雄们一统天下时才能走向辉煌。而是说我们应该对金庸小说的艺术成就作出足够的肯定与研究，以便为开创现代汉语小说的新局面而提供一种很有价值的参照。又注：本文所引金庸小说，均见三联书店1994年5月版《金庸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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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476 【原文出处】求是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19 【原刊页号】41～44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讲政治”论述的体会 【 作 者 】刘海藩 【作者简介】刘海藩，中央党校副校长 【 正 文 】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一个政党，“不讲政治，离开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政治目标，也就不成其为一个政党了”。重视讲政治，善于从政治上分析和判断形势，从政治上提出和解决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强调讲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江泽民同志指出：“讲政治，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不是什么新问题。从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1996年3月3日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他指出：“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4 页）邓小平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他的理论，总是从政治的高度展开论述。早在1986年，他就强调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江泽民同志作为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深明我们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改革开放的形势与任务，一贯从政治的高度对形势与任务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几年来，他反复强调要讲政治，并从以下几个重要方面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讲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是从国际环境来看，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强调讲政治。当前，国际社会处于一个复杂的变化调整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进入低潮，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更要强调讲政治，以增强我们党和国家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江泽民同志指出：“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二是从国内形势来看，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强调讲政治，为之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此后，江泽民同志在《关于讲政治》中明确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为经济服务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经济建设是搞不好的。”只有讲政治，才能保证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各项政策，把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去，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干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只有讲政治，才能动员、鼓舞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党和国家确定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三是从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的现状来看，必须强调讲政治，才能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应该看到，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和外来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还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这也必然影响到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使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也出现了腐败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多年来，江泽民同志一直把讲政治作为教育全党，特别是教育党的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他又特别强调讲政治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三讲”教育的“核心”内容。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坚持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讲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说我们的政治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具体说来，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命线，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包括“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都不能动摇，忽略了那一方面都不能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学会辩证地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经济同政治的关系，物质文明同精神文明的关系，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这样才能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这是我们讲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讲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讲政治，说到底，就是要把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最大最重要的政治。1994年2月，江泽民同志就指出：“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 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政治问题。这个道理要反复讲，警钟长鸣，务必引起全党同志的高度重视。”在《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并强调把我们党的宗旨落实到“实实在在地为群众办事”，“落实到各项工作中，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身上”。关于讲政治的具体内容，江泽民同志反复指出，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等6个方面。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要善于从政治上正确认识和判断形势”、“要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要自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总起来说，就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领域、哪条战线工作，都要讲政治。”在这次讲话中所强调的与以前论述的6个方面，精神是一致的， 就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治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是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根本问题。江泽民同志《讲话》所强调的第一条，就是“要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并指出：“中央要求‘三讲’教育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即政治方向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政治方向一直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之不懈追求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挫折是难免的。本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形势似乎“岌岌可危”的时候，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同上，第383页）所以， 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鲜明正确的政治观点，是共产党人的灵魂。政治观点是以政治鉴别力与政治敏锐性为基础的。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必须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绝不能单纯地就经济论经济，就业务谈业务。”现在，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推进这个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有许多重大问题必须树立鲜明正确的政治观点。例如：对十五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理解，认真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我们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改变和调整长期计划体制形成的公有经济比例过大的情况，与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不是一回事。又如，我们要积极建设民主政治，但必须严格鉴别并划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界限，警惕并认真清除西方资产阶级鼓吹的“民主”、“自由”、“非党化”、“非政治化”的影响，等等。严格的政治纪律，是统一全党行动的重要保证。当前，讲政治纪律，最根本的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邓小平同志指出：“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1―272 页）严格党的政治纪律，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与领导制度，也是最重要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集中了群众智慧、代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愿和整体利益的，所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据此作出的中央有关决定，全党必须坚决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而且，这种执行，不应当是简单照搬，消极敷衍，而应当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又从全局利益着眼，创造性地加以贯彻。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讲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实践，把讲政治的要求落实到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体现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上，贯彻到党内生活里去。”讲政治不是抽象的，更不能讲空头政治，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讲政治必须是具体的、实际的。江泽民同志在这里强调讲政治要落实，一要落实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二要落实到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内生活上。共产党人讲政治，总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否把精力集中于现代化建设，可以说是检验是否讲政治的试金石。然而，搞建设必须有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了，经济可以持续健康发展，路线不正确，或许可以把经济暂时搞上去，最终必然会垮下来，所以，是埋头搞建设，还是把现代化建设提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也是检验是否讲政治的试金石。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必须牢牢抓住，绝对不能动摇。经济发展需要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和充分的政治条件，否则经济建设也搞不好。”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要抓住“两个基本点”。注意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的素质， 是一项紧迫任务。 江泽民同志在1997年中央委员学习班上讲话时曾经指出，我们的干部队伍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一部分比较适应，一部分不很适应，一部分很不适应。他在《讲话》中又指出：“一些同志身上确实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并举例从理想信念、革命意志、道德品质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说明领导干部亟须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讲政治，就要落实到提高干部素质上来。首先，最重要的是落实到政治水平。一个党的领导干部，要能在前进的道路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的认识、坚定的信念，才能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当前，不论是国际局势还是国内改革发展的形势，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能否做到“无论看待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及时求得解决，不盲目乐观；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坚定胜利的信心，知难而进，不悲观失望；面临挑战的时候，要冷静思考，沉着应付，妥善处理，不头脑发热”。（《讲话》）这就是对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要求。其次，落实到领导能力，主要是领导干部的业务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作为一个治党治国的领导干部，必须是胜任所在岗位的内行、专家，要了解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历史与现状、优势与劣势，明确本职工作的目标、任务、过程及其变化趋势与发展规律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在此基础上，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正确决策，有效组织，进行创造性的领导。在有些领导岗位上，还要成为专业技术方面的专家。第三，落实到思想品德。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讲政治，必然要体现在讲正气上。讲正气，就是要坚持和发扬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与革命气节”，“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培养和弘扬高尚的人格品质”。这里讲的“政治本色”、“革命气节”、“人格品质”，都是对共产党人的思想品德要求，即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做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既要经得起生与死的考验，又要经得起复杂环境与优越生活的考验，能够抵制金钱、权力、“声色犬马”的诱惑，“坚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酒绿灯红’的侵蚀影响面前，一尘不染，正气凛然”。（《讲话》）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讲学习。讲学习当然是全面的学习，但对领导干部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真正按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所要求的：“在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下功夫，在实践中不断坚定自己的信仰、志向，锤炼自己的意志、品质，真正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各级领导班子，则应按江泽民同志《讲话》中指出的：“要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每个领导成员都要按照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又要关心全局，积极参与集体决策”。总之，要通过健全党内生活和制度保证，开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思想斗争，随时纠正“三不讲”现象，切实保障把讲政治落在实处。【责任编辑】陈怀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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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已有７６人死于艾滋病新华社贝尔格莱德５月２３日电南联邦卫生局２３日宣布，南斯拉夫至今共发现１２９名艾滋病患者，其中７６人已死亡。南全国检查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２０００人，但专家们估计，实际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至少已超过４０００人。为防止艾滋病蔓延，南联邦防治艾滋病委员会决定，从今年起，所有１４岁以上的出国工作人员在出国前和回国后都要进行艾滋病检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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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00 【原文出处】天府新论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2000.增刊 【原刊页号】61～66 【分 类 号】F22 【分 类 名】乡镇企业、民营经济 【复印期号】200009 【 标 题 】甲科村的启示――个体私营经济与川西牧区产业升级 【 作 者 】寇学仁/李锦 【作者简介】寇学仁 李锦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 正 文 】 甲科村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红星乡，与甘肃省碌曲县郎木寺乡隔白龙江相望。全村共95户，575人，除1户汉族、1户藏族、几户东乡族、保安族外，均是回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注：本文调查时间为1997年8月。）甲科村旧称甲科寨，历史上就是川、甘、青三省商品交流的必经之处。这里是从松潘出发，到若尔盖阿西后分道的运输古道若夏路（注：若夏路指若尔盖阿西经拉卜楞寺至甘肃临夏、临洮、兰州的道路。）和若临路（注：若临路指若尔盖阿西至甘肃临潭的道路。）的交叉点。这两条古道是川甘青茶马贸易古道，在清朝之前，就有松潘、临潭、夏河、洮州的回汉商人进入这里，用耗牛驮上茶叶、盐巴、百货和宗教民族用品，临时搭上帐蓬，以物易物交换当地藏族的畜产品、药材及土特产品。清末，藏商、寺庙商也开始增多。每年冬季到来，回汉藏商寺庙商就集中在黄胜关外的打更戈，自发地组成茶马互市的帮口会进行交易。然后到若尔盖十二部落、三果洛、阿坝三部落、俄洛三部落、纳尔代二税落以及青海果帐房三部落，还有润坞热贡、保安、甘肃达直部落等地交换畜产品。到第二年6月中旬，又顺此通道到松潘县城进行“皮庄会”交易。农历十月初一前将鹿茸送到灌县药栈，参加灌县的“草庄会”。（注：“皮庄会”交易优良皮毛，“茸庄会”则交易以鹿茸为主的珍稀药材。）1958年，国道213线建成，成为川、甘、青、藏四省相联的大动脉，甲科村的经济优势也更为明显。甲科村的村民大多为祖籍甘肃临夏和临潭的回族，其先辈于清代开始进入这里经商。那时他们用耗牛驮运羊皮羊毛到夏河、临潭，将肉牛赶到松潘，换回面粉和菜油运到牧区，还到成都驮运大茶，用酥油和奶渣、茶到青海换盐……。到清代末年，已有10多户人定居此地，从事以物易物的商业和季节性的驮运。到民国时期，增加为28户。1958年民主改革时，已有30多户、186人定居于此。一、甲科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概况甲科村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1958年前和1982年后两个阶段，前者是缓慢发展阶段，后者是高速发展阶段。1958年以前，甲科村个体经济基本上属于自然发展阶段，发展速度缓慢。这一时期的甲科村民，主要从事以物易物的商业和驮运业，大多数是小商小贩。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丁全喜、张存福、马海彦、敏顺喜四家。丁家是最殷实的，也不过100多头驮牛，每年在阴历4-12月间，约可驮运菜油、面粉2万斤，大茶400包，盐巴2万斤和一些畜产品。张家有驮牛60多头，马家、敏家都是40多头。驮牛经商很艰苦，加上当时社会秩序混乱，还要沿途给寺院喇嘛、牧主、土官老民上保护费，获利也不多。因而有100多头驮牛的丁家，也只是偶尔雇1-2名雇工帮忙，大多数时候还是自己赶牛经商、驮运。1958年民主改革完成后，个体工商业被取缔。甲科村村民在国家组织下转向农牧业生产，一面开荒种植青稞、油菜，一面在人均8亩的草场上放牧。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生活十分困难，村民们都偷偷做点小生意，贩卖面粉和民族用品贴补家用。是全县最穷，资本主义尾巴最厉害的村，历经数次工作组整顿而不绝。1978年以后，随着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县里放宽了对小商小贩的登记范围，放宽了允许上市物资，取消了地区封锁，允许长途贩运，鼓励多渠道经营，甲科村村民渐渐扩大了商业经营的范围。1982年3月包产到组后，他们把70户人家分为9个组，四处去经商，经商情况如下1。表1：甲科村1982年商业、交通运输经营情况经营地点 经营范围 经营工具 经营人员（人）若尔盖县城 服务业 7铁布区国营林场 服务业 5牧场 商业（流动售货 以物易物） 拖拉机 5若尔盖全县 短途运输 拖拉机 35从事商业和贩运，使全村当年的人均收入猛增至140元，比1981年的60.36元增加1倍还多。1982年的收入情况见表2。表2：甲科村1982年收入情况（现价）70户、431人 （单位：元）收入 数额 占总收入比重（％）农业收入 14516.40 16.10牧业收入 23663.41 26.25副业收入 43363.09 48.10其他收入 8609.24 9.55合 计 90152.14 100由此可见，当年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所获收入即占全部收入的48.10%，接近半壁河山。1983年包产到户后，大家纷纷承包原来大队的交通工具从事贩运。加之当时川甘两座寺庙都开始修建，人流量大，村里不少人在自己家里开了小杂货店，收入大大增加。也使人们认识到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巨大市场和良好效益，找到了甲科村发展的路子。1984年，县委、县政府、乡党委、乡政府和红星乡信用社与村民们共同商量，根据当时樟木口岸开放，大批货物要从成都运到樟木，运输能力明显不足的状况，确定了发展长途运输的目标。村里的七、八家人凑了7000元钱买了一台旧的解放牌货车，当年就赚了7000元，成了远近闻名的专业户。1985年，12家人联合到乡信用社贷款14.5万元，购买了4辆东风车搞运输，当年收入达13.3万元，1986年上半年就还清了全部贷款。此后，大家纷纷贷款买车，1987年发展到17台，1992年达到最高峰，有各型东风车42台。甲科村大多数人家成为运输专业户。1992年以后，由于运输市场日益饱和，单纯的交通运输收入下降，运输业进入调整阶段。而畜产品收购和运输的比重增大。同时，甲科村出现了两家私营企业。一家是几户联办的牛羊肉加工厂，因办厂地点电力、水源的制约不久倒闭。另一家建在甘肃临夏州，有暖气锅炉厂、停车厂，目前固定资产达100万元以上。二、甲科村个体私营经济的作用1、富民富县：1983年以前，甲科村是全县最穷的村子，1965年全村集体存款只有0.1元，平均劳动日不到0.2元，很多群众靠贷款买粮食。到1981年，红星乡人均收入已达230.60元，而甲科村仍然只有60.36元，全村普遍缺粮2个月到半年不等，缺衣少穿就更不用说了。自1982年包产到组开始经商跑运输后，甲科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6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1026.27元，完全解决了温饱问题，不少村民达到了小康生活标准。从1992年甲科村的收入情况（见表3）看，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78.63%。可见，甲科村走的是一条从事个体运输和商业致富的道路。表3：甲科村1992年收入情况表（现价）93户、533人 单位：元项目 金额 占总收入比重（％）牧业收入 77618 15.94副业收入 26330 5.41交通运输业收入 304173 62.51商饮业收入 78518 16.14合 计 686639 100该村第一任村长张存福家的巨大变化，更是说明了这一点。张存福一家兄弟姐妹8个，1982年时全家22口人，一年缺粮2个月，缺衣少穿。1982年承包了一台队上的拖拉机跑短途运输，加上做点小生意，当年就给三个弟弟修了房子、还剩下3000元。1983年人均纯收入达到360元，相当于过去五年的农业收入。1988年买了一台东风车，7个月就赚了3.6万元，1996年人均纯收入达到2000元。现在，他与父母子女8口人拥有固定资产40万元，家里的房屋修缮一新，电视、电话、洗衣机、烘干机、录音机、电冰柜、摩托车、汽车一应俱全，其生活水平已达小康。甲科村的村民们守法经营、照章纳税。只有575人的甲科村，在1985年上交国家税金达40万元，此后逐年增长，近几年每年都在65万元左右，占到全县工商税收的21%左右，其第三产业的产值及增长速度居全县第一，毫无疑问是该县的一个经济增长点。2、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生产力。甲科村个体经济的发展积累了一些资金，这些资金流向何方呢？据我们了解，甲科村村民手中的资金有三个流向：一是反哺牧业。甲科村在民主改革时分得4000多亩草场，由于面积不大草场零星而不易利用，牧业生产在甲科村一直处于不太重要地位。现在全村有23户人家从事牧业生产，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1991-1993年间卖了牛羊从事运输。但从1992年开始，又陆续回到牧业生产。敏海明家有600多只羊，1991年卖了羊买2台东风车，赚了钱后，1995年卖了一台车开始发展畜群，现在已有450只羊，剩下的一台东风车也用于放养运草、送奶等杂务，不再跑运输了。马尔布都一家也是在1992年转为牧业。1994年卖了小四轮拖拉机全部买成了羊，现在有羊近300只。这些投资反哺牧业的人家，都很注重科学养畜，防疫、种草、冬青补饲搞得很好，正常年景羊几乎不会死亡。甲科村村民现在的畜种结构中，有羊1450只，牛240头，分别占牲畜总量的85.8%和14.2%，与川西北牧区大牲畜比重占56.9%的畜种结构截然不同，是一种典型的商品经济型牧业，其羊只出栏率也很高。可以说，甲科村的牧业已经发展为商品经济型的牧业，符合农业产业化的需求，代表着川西北牧区牧业发展的方向。二是流向工业，出现明显的工业化倾向。甲科村村民在1992年以后，普遍把目光投向兴办工业。先是几户人联办了牛羊肉加工厂，但由于水、电不配套而倒闭。之后，村民张国林在运输停业后，开办了私营企业。当时他有20万元资金，他除将其中的3万元投入甘肃禄曲县贡巴乡，入股餐饮、旅馆业外，用7万元在临夏与人合办了海涛锅炉厂，生产茶水锅炉、暖气锅炉，现在已有固定资产80万元。余下的资金投入了甘肃夏河县金广洗毛厂，由于他在若尔盖能够赊购羊毛，当年就赚了几十万元。他又将其中的30万元投入临夏州办了一个大型停车场，目前其固定资产已达百万元。在甲科村调查期间，富裕的村民们不断谈到办厂，办地毯厂、办矿泉水厂、办洗毛厂等等，表现出强烈的工业化倾向。但是，这种工业化倾向既有明显的盲目性，也面临严重的阻力。盲目性主要表现为对工业化的市场了解不够，对工业管理不熟悉。阻力则表现为所处区域的条件不足。甲科村地处川西北高原传统牧区，这里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因而劳动力价格昂贵。据了解，在甘肃临夏州搬一车木料上车只花40元，在若尔盖则要360元。同时，甲科村所在地只有一座70千瓦的小电站，无法解决能源问题，工业用水的供给也不足。因此，为甲科村资金的工业 化寻找投资场所和方式，是促成其经济结构转变的关键。三是流入畜产收购、贩运领域。甲科村交通业过去以长途运输为主，现在有一部分转向畜产品收购、贩运一条龙服务。村民们普遍认为，目前牧业发展受草场资源限制，工业找不到路子，长途运输竞争激烈，而依托本地资源优势的畜产品购销则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是本村发展的潜力所在。另外，劳动力从农牧业中转移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指标。甲科村575人中，青壮年劳动力245人，仅有25人从事牧业生产，其他为45人从事交通运输，103人从事商业、服务业，还有72人从事挖药、割草等季节性副业生产。严格算来，应有148人完全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占青壮年劳动力的60.4%。由此可见，甲科村的产业结构正处于一个升级的过程中，传统牧业走向商品化、工业开始萌芽、第三产业发展，这一产业结构升级过程的逐步实现，必将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带动作用。3、加速进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步伐。甲科村村民从事的交通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各族人民进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甲科村交通运输业的运输路线主要有二条，一条是从成都出发，经拉萨至樟木口岸；一条是从成都经若尔盖到西北各省（甘肃、青海、陕西、新疆），这两条运输线贯穿了藏区。运输的物资包括四川的建材、百货、蔬菜、瓜果、木材、皮张、羊毛、奶渣、酥油等和甘肃的煤、面粉、青稞等农产品及其它物资，对于藏区与其他地区的物资交流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甲科村村民利用在当地人熟地熟的优势，形成了畜产品采购、运输、销售一条龙的服务体系。每年从8月开始到次年2月，他们就深入牧民家中采购活牛羊及其他畜产品，运用甘肃临夏的畜产品交易市场出售。若尔盖县的阿西、黑河两大牧场和红星乡、麦哇乡、唐克乡、辖曼乡的牛羊，大多由他们售出、运出。他们还将酥油奶渣卖到西藏农区，将活牛羊卖到成都，真正使草地的千家万户牧民与全国大市场联结起来，加快了他们进入大市场的步伐。随着市场联系的日益紧密，传统的自给型牧业开始静悄悄地发生变化。许多藏族牧民走出草地，出现在商业领域，以藏族为主的铁布区也成立了汽车运输队。甲科村的成功，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千百年来保持着自给型牧业生产方式的人们，推动着人们去熟悉并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运作。三、甲科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启示1、深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是甲科村个体私营经济大发展的土壤。甲科村的村民是以商业驮运为职业的特殊群体，其重商传统非常浓烈，村民们普遍有很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在民改后到1982年间的24年中，农村商品经济一直是批判对象，被视为社会主义尾巴大加限制。就是在限制最严厉的年代，村民们也还是偷偷贩运一点面粉、菜油、小百货、民族用品，成为全县割资本主义尾巴屡割不下的典型。一旦社会环境变化，其商品经济意识立即迸发。甲科村村民的商品意识，在其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甲科村主业从农业转向交通运输业后，在6年时间里，其车队的车型从小四轮、柴油车、旧解放调整到5吨东风、8吨东风，基本上保持了健康发展的趋势。到1993年以后，其交通运输业规模缩小，单车效益并未下降。牧业因畜产品市场广阔，得到加强，并且日益发展为商品型牧业，特别是出现了专种畜草的专业户。目前全村有6户人家全靠种草卖草为生，经济效益很好。村里正在酝酿圈养荷兰奶羊，改良肉羊品种，以提高牧业产出率。商业、服务业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畜产品收购业的壮大，依托丰富的资源，成为他们规划的产业发展方向。工业化倾向强烈，可以说，在市场需求的导向下，他们正积极主动地调整产业结构，以求取得更大的发展。2、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是甲科村个体经营经济大发展的条件。甲科村的发展，首先在于规划好了支柱产业。甲科村的农牧业资源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农业虽然曾开荒1000多亩，但由于当地海拔3000多米，一年基本没有无霜期，农业投入多，产出低，甚至出现过投入一亩地80元，产出只有60元的倒挂现象。牧业则因人均只有8亩草场，不能满足需要。我们仅以以农为主年代中的1967年收入状况（见表4）来分析：表4：甲科村1967年收入状况表（现价）44户、228人 单位：元项目 金额 占总收入比重（％）农业收入 3429.33 11.69牧业收入 5771.16 19.66多种经营收入 20145.83 78.65合 计 29346.32当年的收入中，多种经营收入，即由政府安排的副业收入（如给西北公路段修公路、给若尔盖林业局伐木、烧石灰、挖药等）仍然是甲科村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在1984年，县乡两级政府针对这种情况，联系当时樟木口岸刚刚开放，大量物资从成都到樟木口岸出关，运力十分紧张的现象，提出了运输致富的设想，规划以交通运输业为支柱产业。事实证明，这一支柱产业的选择是正确的。自1984年开始，甲科村交通运输业收入一直占全村总收入的50%以上，在全盛时期达到78.89%，1996年仍然有64.90%。正是交通运输业积累的资金，使该村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其次，红星乡信用社的资金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交通运输业一次性投入大，但红星乡在甲科村起步的关键时刻，于1984年一次贷款14.5万元购东风车4辆，以后又逐年增加，最多时一年达60万元。这些资金有力地保证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速度，保证了车辆的更新换代，使甲科村的支柱产业得以建立并健康发展。甲科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在以牧为主的川西北牧区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农业产业化的过程来看，牧业在经过了靠游牧满足生存需要的第一阶段后，会过渡到多种经营的第二阶段，即其产品不仅要满足生存需要，而且要生产部分面向市场的产品。在这一阶段，畜产品作为商品不断出售、交换，逐渐刺激商品经济观念的发育，最终过渡到完全为市场生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产业化阶段。目前，川西北牧区还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期，也就是商品经济观念和行为的萌芽的培育期。甲科村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对促进当地的社会分区，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培育市场化观念，从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在基础产业处于低水平发展的地区，只有在充分发展个体、联合生产的基础上，实现资本的逐步积聚，才能从根本上产生推动工业化的动力。在以若尔盖县为代表的四川牧区，这样的道路还很长。然而，甲科村的兴起告诉我们，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本身是工业化的一个前奏，是符合一个地区的经济由低向高发展的规律的。因而它具有天然的生命力行，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压制，都不可能消灭它。而只要略加扶持，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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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铁路扩运改造工程全线动工新华社西宁５月１７日电（记者胡西生）经过几年的准备工作，青藏铁路扩运改造工程近日已在全线铺开，计划４年完工。这项工程的投资除青海省自筹６０００多万元外，其余从提高铁路运价中解决。经国务院批准，从今年至１９９３年的４年内，对青藏铁路线哈尔盖至格尔木段实行特殊运价（西藏自治区的进出货物按原运价计算），每吨公里运价由０・０５２２元提高到０・１０元，４年可筹集资金２亿元。近年来，由于柴达木地区工业的发展和进藏物资的增加，青藏铁路运力已显严重不足。尤其是沙害、盐湖溶蚀等病害，影响了铁路正常运行。据有关负责人介绍，青藏铁路扩运改造完工后，哈尔盖至柯柯段运力可由现在的１６０万吨增加到３５０万吨，柯柯至格尔木段运力由１１０万吨增加到２００万吨，对促进青藏两省区民族经济的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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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908 【原文出处】领导科学 【原刊地名】郑州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17-18 【分 类 号】G2 【分 类 名】思想政治教育 【 作 者 】黄伟生 【复印期号】199605 【 标 题 】常用的几种激励方式 【 正 文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人们的思想观念急剧开放和活跃。一些不良思潮，也无时无处不在侵蚀人们的灵魂，削弱人们的斗志，淡化人们的组织观、纪律观和集体观。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作为一个领导者，如何激发人们正确的动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所在系统有效地存在和发展，无疑面临着一个改变过去简单的工作方式、有效实施激励艺术的新课题。激励的方式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笔者认为主要的至少有如下五种类型：一、目标激励。目标明，方向才清。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当人们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行动与目标不断加以对照，知道自己前进的速度和不断缩小达到目标的距离时，他们行动的积极性才会持续和高涨。由于各人的需要、价值观、能力以及外部客观条件的差异，同一个工作目标在不同的个体身上起到的激励作用往往也不相同，要使目标具有吸引力，就必须使目标和组织成员的需要相联系。这就要求领导者经常分析组织成员的需要，使制订的工作目标不仅能对大多数组织成员具有吸引力，而且要使这个目标具有把职工的潜在能力转化为现实能力的功能。工作中，最好能让职工亲自参与讨论和设计目标。当然也可通过“大目标、小步子”的方法来引导职工不断进步，即在完成一个困难较大的目标过程中，先根据具体情况，制订出要求较低的目标，当职工完成这一目标后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并增强自信心时，再制订要求较高的下一个目标，通过若干难度递增的小目标，最终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样，使每一个目标对职工来说都是跳一跳可以够得着的目标。二、物质激励。社会主义市场观念的逐步形成，使得人们更是看重物质利益。因此，作为一名出色的领导者，就要在反对拜金主义的前提下，善于通过满足个人正当物质利益的需求，来调动其完成任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当年拿破仑为了激励部队的高昂士气，慷慨地给立下战功的官兵们以物质奖赏；西方一些国家往往不惜用重金奖赏在国际比赛中为本国争光的体育健儿。当然，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他们知道个人需要的满足和个人需要的实现，必须通过集体利益的实现而实现。这样有助于把他们的需要从较低层次引导到更高层次。三、关怀激励。作为一名领导者，如何同职工们建立起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良好关系，既能让大家服从于你、听从你的指挥，又能让大家感到你和蔼可亲，自觉维护你的权威并与你真诚相待。这与领导对下属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个群体的人们，无论是工作上、学习上，还是生活上，各自也许都有一些不同的难言的苦衷，有些困难很需要得到组织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此时此刻领导者应当及时把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中去，以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献身精神。为此，领导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坚持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排忧解难。领导者在遇到群众住房、子女就业等一些关系到切身利益问题时，一定要以身作则、秉公办事、稳妥处理，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让他们知道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可以给领导反映和交换，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靠闹，而是靠大家相互理解、共同努力。同时，领导者也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合法、合理、合情地满足群众正当的需要，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要提出逐步解决的措施和办法。要真正做到领导心中有群众、群众心中有领导、疾苦之时有领导的帮助、危难之处有领导的身影。只有这样，才能对群众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激起群众为实现工作目标甘愿奋斗的热情。四、表率激励。一个群体靠领导者去组织实施既定的工作目标，然而，领导者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做得怎么样，大家有目共睹、心中有数。如果领导者作风正派、廉洁奉公、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秉公办事、严于律己，那么他将赢得下属的信服和尊敬，他下达的计划、指示则是无声的命令，群众会以高昂的热情去努力拼搏。相反，这个领导就会失去感召力和凝聚力，群众怨声载道、情绪低落，整个单位就会没有生机和活力。甚至造成“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局面，当然更谈不上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了。这就要求领导者真正做到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事，自己首先不去做。领导者作表率的另一个方面是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只有刻苦钻研，才会知识广博；只有孜孜追求，才能业务精深；只有根据客观规律办事、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才能领导群体走向成功，博得群众的敬佩和折服，并以此为榜样，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系”，不断丰富知识面，努力提高业务技能，形成一种勤学苦练、顽强奋进的群体氛围。一个不学无术、孤陋寡闻的领导往往违背客观规律、不讲科学依据，凭想当然办事，乱决策，瞎指挥，给群体和国家造成损失。五、许诺激励。此种激励是领导者通过对某一事项、事件或某个人，根据不同的需要，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进行不同的许愿，以满足下属心理需要，激发出完成工作目标积极性的一种激励方式。许诺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比如提干、晋升、奖励、拨款等等。但无论哪种形式、什么内容的许诺，都应力求公正、准确、适度。所谓公正，指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用科学的标准和态度衡量和要求下属，坚持一视同仁。切忌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念和好恶或凭私下情感，乱开口子，乱给优惠，滥用职权。不公正的许诺只能迎合少数人的心理，而打击多数群众的积极性。所谓准确，指的是领导者给下属许诺的内容和范围都要紧扣“主题”不要离“题”万里，那种张冠李戴、不着边际的许诺，只会激起群众的不满，降低领导声誉。所谓适度，指的是领导者许诺要符合客观事物本身的度，即掌握好分寸，恰到好处，不要凭借权力，不切实际地一路基层，一路许诺，以至难以操作，无法实现。只有当有功者得到应有的奖励，有能者得到应有的提拨，成绩显赫者得到重用，工作落伍者得到惩罚时，领导者的主张才会化为群众努力完成工作目标的自觉行动。当然，许诺还要讲究针对性，不同需要应作出不同许诺。针对性强，实效性才大。除了上述五种激励方式外，还有逆反激励、荣誉激励等其他一些方式，不过一般都超不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大方面。领导者应全面、辩证地看待不同激励方式的不同功效，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单独使用一种，或几种同时使用，以鼓舞人们为现代化建设顽强拼搏的精神。（作者单位：四川省重庆市政府办公厅）责任编辑 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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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15 【原文出处】《新美术（中国美术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200101 【原刊页号】46～57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04 【 标 题 】艺术史与“情境分析”――波普尔的客观理解理论在艺术史研究中的意义 【 作 者 】高士明 【摘 要 题】历史理解的主要目的全在于从假设上去重建一种历史的问题情境。 ――卡尔・波普尔只有通过时间才能征服时间。――T・S・艾略特【 正 文 】 一E・H・贡布里希在结束其《艺术的故事》的导论部分时，论及艺术欣赏中的一种“脑力短路”现象（注：贡氏所说的“脑力短路”是指那种在目录、标签（如伦勃朗的Chiaroscuro明暗对照法）与种种解释中得到满足而大“大胆地到画面中寻幽探胜”的艺术观众和批评家。之所以称之为“短路”，是因为这种“欣赏”很大程度上并未经过艺术品这个“导体”。详见《艺术发展史》P16，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从而揭示了面对一件往昔之作我们时常会陷入的那种矛盾境地：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艺术品原本历史关系的丧失，其本然涵义渐趋隐没，因而我们知之甚少；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似乎知之甚多，我们的脑中被塞满了不同时代的形形色色的阐释，它们为我们戴上一幅幅有色眼镜，以致于使我们沉溺于阐释的海洋，再也不能虚心地面对作品。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这种“短路”现象？如何才能从阐释的海洋中脱身，把握住作品的本然涵义呢？贡布里希认为，这正是艺术史的任务。在我看来，这个任务具体地表现为对艺术作品的理解问题。在历史上，对于此理解问题的探究大致呈现出三种理论倾向。第一种理论认为，对任何一件作品的理解都在于把握从众多的作品中抽离出的那种特有的、共同的本质。这种理论以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为其基础，贡布里希称之为“观相谬误”(the physiognomic fallacy)（注：所谓的“观相谬误”是一种神话，这种神话认为，符号系统，即风格，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向我们发出的集体呼声；此民族、此时代的所有文化现象都是这种呼声的可见之相。）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许多艺术史大师或多或少都持有这种观点，如施纳泽(Carl Schnaase)、布克哈特(J・Buckhardt)、李格尔(A・Riegl)、沃尔夫林(H・Wolfflin)、德沃夏克(M・Dvorak)甚至潘诺夫斯基(E・Panofsky)等（注：关于黑格尔对西方艺术史家的影响，可见贡布里希的《探索文化史》（1969年）和《艺术史之父》（1984年）；另外还可参考MPodro的著作The Critical Historians of Ar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另外，就其从一个超出艺术家本人的阿基米德点（注：“阿基米德点”是追寻某种确定性原则而又无法得出自己的概念的哲学家们所设置的“自在之物”的总称。本文在此指“造型意志”(will-to-form)、“绝对精神”之类的形而上学概念。黑格尔主义者们总是企图用此类概念解释艺术史的发展，对此，潘诺夫斯基指出：“一种纯粹的历史思考，不是根据某个更高等的知识来源，而是从与其他现象的关系中来解释艺术品的现象。”（见其《艺术意志的概念》）“绝对精神”、“造型意志”之类概念的危害不仅因为它是一个错误的、空洞的答案，更在于这种答案阻碍了问题的进一步提出。）对艺术品进行解释而言，许多教条的社会学派艺术史家也属于这一倾向，区别仅在于他们将时代精神换成了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这种倾向的研究总是与艺术反映论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其答案早已预先设定，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历史学家的历史想像力和洞察力。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艺术史界对之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注：最早对黑格尔主义提出批判的艺术史家是一批文艺复兴研究者，他们是瓦尔堡(Aby Warburg)、萨克斯(F・Saxl)、温德(E・Wind)、库尔茨(Otto Kurz)等。他们通过对图像所涉及的主题史、母题史以及其它种种惯例的发掘和考察，推翻了那种基于黑格尔所谓“艺术反映时代精神”的教条的权威学说，证实了古典时期、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复杂联系。他们的发现对于黑格尔主义无疑是沉重的一击。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对黑格尔主义的清理几乎成为艺术史家必须表明的姿态。连与黑格尔主义渊源最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断地对之提出批判，阿诺德・豪泽尔(Anold Hauser)在1954年出版的《艺术史哲学》就被称为“站在支持马克思主义但反黑格尔学派和反历史决定论的立场替艺术史的社会学作的一场辩护”，见John Robert 编辑的《艺术没有历史》（伦敦，1994）的导言部分。）第二种理论尽管没有那么恢宏的历史，却深植于许多研究者的意识之中，它认为理解一件艺术品即洞悉艺术家的内在思想、或者（用一个有争议的词）“意图”。在方法上它往往借助于一种心理移情，其最为完备的样本是科林伍德的“心灵重演说”(re-enactment)。科林伍德认为，“作为理解者的观众”所要做的，就是“力图在自己的心灵中准确地重演艺术家的想像性经验。”（注：见科林伍德《艺术原理》P318，社科出版社，1985年。）这种理论以艺术表现论为前提，其最新版本是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那本颇有些影响的《作为艺术的绘画》(1987)，在此书中，作者宣称对绘画的研究必须是对画家内在心理根据的把握。在阐释学、文艺理论与美学等领域中学者们就这类观点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第三种理论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总是处于艺术与社会的二元张力之中，因而艺术品只有在其原本的历史关系中才能显示出其意义，对艺术品的理解则应诉诸对其所处历史情境的分析。这一理论是从对黑格尔主义艺术史理论的反动之中凸显出来的。在五六十年代，一些优秀的艺术史家们逐渐意识到，黑格尔主义者们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对技术与功能等观念的忽视，而他们的工作正应该从这里开始。于是，艺术传统、习俗惯例、社会制度、赞助人……成为艺术史家们讨论的核心话题。这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艺术史的传统认识。（注：通过对图画再现技巧之传统的研究，贡布里希在其《艺术与错觉》中向人们证实了：不同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呈现出相同或相异的风格，并非因为投射入他们心灵中的某种相同或相异的“精神”，而是在于他们各自拥有特定的传统，选择了不同的图式。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ell)对15世纪文化习俗的分析使我们得以用一种恰当的眼光去欣赏当时的绘画（见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 Century Italy,A Primer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Pictorial Style,Oxford,1972)，而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对于17世纪艺术赞助状况的研究则改变了人们对巴洛克艺术的传统认识（见其Patrons and Painters,A Stud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Italian Ar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he Baroque)……）从事这类研究的艺术史家大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经验主义者，因而很少言及理论。但我认为，这种种对历史情境因素的探论都可以纳入卡尔・波普尔这位哲学家所谓的“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注：贡布里希在其《名利场逻辑：在时尚、风格、趣味的研究中历史决定论的替代理论》、《艺术史与社会科学》以及《秩序感》等著作中相当明确地对波普尔的方法表示认同，并在艺术史中进行了实际演练。而巴克森德尔的整个“历史说明”的观念即来自波普尔，见其《意图的模式：对于图画的历史说明》(Yale University,1988)；而其中“重演的三角模式”就是“情境分析”的艺术史翻版（见下文第三部分）。至于哈斯克尔，众所周知这是一位被认为公开对理论表示厌恶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方法与波普尔理论的关系可见曹意强先生的论文《西方艺术史研究的途径》。）之中。本文的任务就是对“情境分析”作一番理论上的梳理，以显示出它对于艺术史研究的意义。二“情境分析”在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中被首次提出。众所周知，此书以对社会科学中种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的尖锐批判著称，而“情境分析”正是对于它的一种替代理论。在此书第31节中，有一段话贡布里希曾多次引用：“我毫不赞同这些‘精神说’，不赞同它们的唯心论原型和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化身，我跟对它们嗤之以鼻的人看法完全一致。然而我觉得这些精神论至少表明存在着一块真空，存在着一个有待填充的地带，用较有意义的东西去填充它是社会学的任务。例如对传统所造成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及对‘情境逻辑’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注：见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P119，华夏出版社，1987年。）在此，“情境逻辑”指的是特定情境中事件发生的逻辑，而历史理解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出这种逻辑，包括其前因与结果。在1968年的《关于客观精神的理论》以及后来的《历史哲学的多元论》中波普尔又集中地将之论述为一种历史理解的客观理论，以区别于当时颇为盛行的、以“心灵重演”为代表的主观理解说。在波普尔看来，情境分析是指对人的行为所做的某种尝试性的或推测性的说明，这种说明诉诸活动者所处的情境。它不仅提供了一种方法，还暗含了一种历史理解的客观理论；用他本人的话说，“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此行为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注：见卡尔・波普尔《社会科学的逻辑》，收入《通过知识获得解放》，P112，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为此，在方法上，历史学家就要调查该行动由哪些因素引发？受哪些因素影响？又使该情境产生了什么变化？他必须重构行为者所处的历史情境，并以理性的行为模式推测出其可能的关切，从而使此行为成为可理解的，或理性上可以明白的。作为一种历史理解的理论，“情境分析”的客观性首先在于：它不是依据某种理论先行设定答案，再到历史事实中寻找证据（许多黑格尔主义者和某些社会学派的艺术史家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理论而对某些历史事实感兴趣）；它是一种探究，一种从具体材料的调查分析中构建起假说并在不断扩大的材料分析中检验假说的活动。“情境分析”关注的是处于某种特定情境中的个人，而非某个民族、某个时代或某个阶级。因为艺术史家们发现，决定艺术面貌的，并非某种抽象的时代精神，而是生活在过去的那些男男女女，正是他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情境分析力求阐明个人与其情境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情境中的诸种因素是如何促成个人创作的具体性与独特性。在实践中，它将严格奉行阿比・瓦尔堡所时常吟诵的那句话――Derliebe Gott Steckt im Datai”（上帝在于细节），并在由种种细节所构成的特定的历史关系之中把握艺术家的选择与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情境分析”比任何信奉“时代精神”或“造型意志”的史学家所采用的那些方法（注：贡布里希将此类方法称为“解经法”(exegetic method)，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对其答案的信仰之上的，即：“先假设某一文明的所有现象为统一体，把文化的不同成分拿来，例如希腊建筑和希腊哲学，然后设问怎样才能表明他们是同一精神的表现。”（见其《探索文化史》））都更适合艺术史的考察。事实上，正是通过对具体个人的观点与行为的研究，才使“文艺复兴艺术重感官与世俗性”之类的陈辞滥调显示出其荒谬与武断。阿比・瓦尔堡对Francesco Sasserti的研究堪为一例――正是他向我们证实了这位圣三位一体教堂(Santa Trinita)连环湿壁画的委托人对于来世的热情。其次，“情境分析”要求艺术史家“尽可能多地分析情境，使那些最初像是心理因素的东西，如愿望、动机、回忆、联想等，都成为情境因素。把一个怀着这样或那样愿望的人，转化成一个处于追求这样或那样目标的情境的人。把一个有这样或那样回忆和联想的人，变成一个处于用种种理论或者种种信息装备起来的情境的人”。（注：见卡尔・波普尔《社会科学的逻辑》，收入《通过知识获得解放》，P112，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于是，艺术家的意图就不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应被看作他的行为与其情境（包括他本人的其它行为）之间的关系项。因此，艺术史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对种种客观存在的情境因素如赞助人的要求、当时所盛行的社会思潮以及审美趣味、各种传统与习俗、画作所悬挂的位置、画家的生活境遇等等进行分析和推论，而非去重新体验艺术家的内心经验――无论这种经验是某种情感冲动，还是某种心理臆想。然而“情境分析”并非对心理因素漠不关心，相反，心理因素是情境中极为活跃的因子。但“情境分析”关注心理因素的方式却与“心灵重演说”迥然有异。其中的区别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达利因虚荣而自夸”这个陈述对后者来说意味着“他自夸的原因是因其内心突然出现的一种虚荣冲动”；但对于前者而言则应被解释为“达利的自我炫耀符合那个心理学规律，即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情境中，凡是发现一个能赢得别人钦佩和羡慕的机会，他便会去做任何一件他觉得可能获得此类钦佩和羡慕之事（例如写一本自传体的《天才达利的隐秘生活》，并且身着潜水衣发表惊世骇俗的讲演）。”我们看到，“情境分析”确立了一种规律性的行为模式，并将之用作对特殊行为的说明。在此，历史学家需要的并非对无法观察的心理事件进行感应，而是将一个动机包摄在心理学法则、一种情境逻辑之中。（注：在《秩序感》中，贡布里希就在其题为“情境逻辑”的一节中探讨了用竞争意识与厌烦等心理因素取代时代精神以解释装饰中的风格发展的可能性。但实际上，我认为贡氏是将竞争当作一种社会学因素使用。同样的例子可参见其《名利场逻辑》。）因此，历史理解所依靠的不是心灵相通，而是逻辑推理。通过对情境逻辑的分析，历史学家可以确立一种“模式行为”，即处在某一特定情境中的理性的个人为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最佳行为方式。在此，历史学家所依据的不仅是个人的经验，而且是理性――“理性之人”(Homo Sapiens)是对某个“个人”所做的极简规定，对主体是否按理性行事的怀疑将直接导致“理解”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注：对于“人按理性行事”提出质疑就等于说“理解是不可能的”。这种彻底的怀疑尽管提出了一个似乎难以反驳的事实，对我们的讨论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况且，即使是无意识的行为，都还是处于理性的行为传统的基础上。）。“情境分析”相对于黑格尔主义式的“观相谬误”以及“心灵重演”的最根本的优点在于其可批判性。而从根本上说，其客观性也正在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更广泛的客观材料的调查分析来检验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科具有的商业数学知识、高更1896年在巴黎看到的人类学图片展……而对于这两位艺术家在某一时刻的某种心理冲动，某种“心相”，我们却既不能受之如真，又不能弃之如假。三富有实践经验的艺术史家会对上文的论述表示怀疑：很明显，模式行为得以确立，是以对艺术家所处的历史情境的重建和分析为前提的。然而这种重建和分析真的可能成功吗？情境分析何其复杂！它不仅包括绘画材料、赞助人的协约、画家的地位这些明确、实际的因素，还包括种种审美时尚、艺术传统（包括母题史与类型史）、社会思潮等不那么实际的因素；艺术史家不仅要对画家的生活经历了如指掌，而且还要熟悉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不仅要调查与他发生关系的所有同代人，而且要对他可能知道的历史上的一切艺术家有清晰的了解……然而不管艺术史家做出怎样不厌其烦的努力，他都永远无法全面地把握一件作品产生时的历史情境。巴克森德尔曾对19世纪80年代建筑的福斯桥作过一番演示性的背景分析（注：见米歇尔・巴克森德尔的《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说明》，尤其是第15页之后。），在罗列出25条情境因素之后，他意识到这场分析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把它们增加几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从西门子公司的平炉，到苏格兰东西部几家铁路公司的竞争；从70年代人们对工业化未来的那种交织着希望与疑惑的复杂心情，到1884年某天下午设计者本杰明・贝克的一次感冒……这所有的因素似乎都会影响甚至“决定”着这座桥的面貌。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情境因素，我们应如何去筛选？如何判断其重要与次要呢？这个表面看来难以回答的质疑将我们引向波普尔的那句名言：“历史理解的主要目的全在于从假设上重建一种历史的问题情境。”这句话将给我们众多启示，最重要的就是其中隐含着的，将历史对象（科学理论、艺术品）当作对某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观点。正如贡布里希在其著作中所一再强调的，“艺术家像科学家一样工作。其作品不仅作为作品本身而存在，而且代表一定问题的答案”（注：引自《规范与形式》见《艺术与人文科学》P126，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因此，我们所要重构的是“问题情境”，而我们进行重构的目的就是在情境的范围内去发现艺术家的问题（注：“努力发现艺术家的问题”与“重演艺术家的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种可以批判的活动，而后者却隐匿于密尔所谓的“神秘主义的心灵暗相”之中，见《心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逻辑循环：因为我们所要重构的情境是问题的情境，所以上文提出的质疑便迎刃而解――我们根据问题的相关性来筛选、区别和测度情境因素；但是令人尴尬的是，如我们所知，艺术家的问题又需要通过重建艺术家所处的情境才能被发掘出来。巴克森德尔在其《意图的模式》一书中对这个循环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在此书中，他屡屡提及一个“重演的三角”(the trigle of re-enactment)。附图{图}这个看上去颇有些深奥的三角模式（其深奥恐怕主要来自巴氏所涉及的语言学分析）十分明显地基于这样一个波普尔式的理论立场：历史的对象即艺术作品，可以被看作对情境中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并通过重构情境、问题、作为解决方法的作品三者间的关系来理解。在我看来，这个三角模式大致可以简化为：附图{图}三者之中，作品作为视觉对象是已知的和可见的，它就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作为解决方法，它却是模糊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未知的，因为问题并不清楚。问题与作为解决方法的作品与情境因素分别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艺术家的问题由某些情境因素如赞助人的委托直接规定，并且由更多的惯例性因素如“祭坛画”的概念与要求间接规定着。可以说，是情境产生了问题。另一方面，艺术家的解决方法也必然地受到情境因素的限制。比如17世纪意大利是按全身人像的数目给画定价；这就可以决定一幅作品的外貌――若委托人付的钱太少，画家就不得不把场面画得小一点。（注：圭多・雷尼(Guido Reni)的《残杀无辜婴儿》堪为一例。）然而，情境因素对问题的解决来说既是限制，又是基础，它同时为画家的创作提供了可能性。以毕加索1910年秋季至冬季所创作的《卡恩韦勒肖像》为例。这一时期毕加索的问题情境中的几个重要因素包括塞尚所谓“超平面”的手段、非洲雕刻的风行和它的图式化手段，以及他本人1909年开始的大量试验（尤其是1910年春天到秋天他画的另外两幅肖像，分别画Wilhelm Uhde和Ambroise Vollard）。这些因素都是毕加索这幅作品的参照物，为其进一步发展“分析的立体主义”语言奠定了基础。另外，还有一些作为反例的情境因素也不容忽视，包括A.马蒂斯玩弄我们对画面较平的色域的知觉与我们对再现物像的推断之间的摇摆性。B.印象主义记录瞬间知觉的企图以及他们注重色彩、忽略形体的作法。C.他本人早期的一些不成功的尝试如1909年夏季画的《Bust of Man》与该年5月画的《Portait of Manuel Pallares》。在叙述1910年秋季到冬季这段时期毕加索的情境时，我们显然是根据对毕加索艺术问题的某种假定进行筛选的。但我们作出这种假定的依据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依据作品的直证性，也就是它的可感知性。直陈于我们面前的艺术品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对象（这也正是普通历史学与艺术史、科学史的不同之处）；尽管我们与它之间的时间距离给我们戴上了一幅有色眼镜，尽管岁月遮蔽了它的某些部分，尽管历史上对它数不尽的阐释已将它搞得面目全非，只要我们愿意认真地观赏，其直证性依旧存在。但必须指出，作品的直证性只有在与其他（包括在它之前的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与在此前后作者本人的其它作品）作品的比较之中才会显示出意义。对艺术史家来说，这种比较是情境分析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但可以推测出艺术家面对的问题，还可以欣赏他的解决方法。毕加索在创作《卡恩韦勒肖像》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被假定为：A.作为二维平面的绘画与画面所表现的三维物像间的张力。B.形式的复杂性与色彩的极度缩减之间的张力――这一问题自A中产生，具体地说即通过对物像形体的每个局部进行（Frank Rutter戏谑地称之为）“晶体化”处理以及对物像色彩的单一化处理达到对形体的消解（将形体消隐于背景之中）。C.将不同视点之所见溶于一体的可能性，也就是画面虚构的瞬间印象对观察的持续介入之间的张力。现在，情境、问题与解决方案都有了一个答案。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情境分析所提供给我们的永远是一个假设，它还需要检验。检验的方法一方面是依靠三角之间的相互修正，检查一者是否符合其它两者；另一方面是从对情境因素的考古式分析入手，在不断扩大的材料中，一旦发现问题情境中的某项假定与事实不符，就应及时调整，并随即调整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其它假定。三个角之间，始终保持着相互依赖、相互检验和相互修正的关系。然而，在进行考古式的资料分析时，我们往往会陷入一个无穷后推的不确定性之中，即：若我们要核对某一资料，就必须使用某个已确定为真的材料，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被无条件地确定为真。作为佐证的材料同样需要其它材料的佐证。然而对这一困境，我们却有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法――事实上，在史学实践中我们从未真正陷入这一困境，因为我们发现，材料之间的相互佐证（不是两个材料之间，而是在不断增多着的材料之间）具有实质性的论证力量。众多假说如果能客观地相互验证，其中任何一个若能够符合其它所有假说和材料，构成一个可理解的，符合我们理性的叙事，那么这个假说，应该说这些假说便很可能为真――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单独被确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去获得历史情境中的现实材料，因为艺术史是一张相互确定的假说之网，我们获得的知识越多，固定下的结越多，它的确证能力就越强。部分的确定性应被归结到整体的可能性中。（注：设想一下我们是如何确认一位画家如拉斐尔的作品：如果拉斐尔只有一幅作品传世，那么，无论如何我们无法辨识其真假。但如果我们同时找到了一份16世纪初的合同，合同上的要求与这幅作品完全相符，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件作品基本可信。而如果我们又发现在拉斐尔给某位朋友的信中记录了他创作这幅画的一些经过，那么这件作品的可信性便得到了加强。尽管作品、合同、信札都有可能是伪造的，但只要所有的材料都相互吻合，它便极有可能为真，而且相互吻合的材料越多，它作为拉斐尔真迹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这个三角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艺术史的研究呢？巴克森德尔指出两点困难，也即艺术创作活动的两个特征（理解的方法论模式首先取决于对象的类型）。第一，绘画创作是一个过程，因此画家的问题及其对作品的预期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注：巴克森德尔指出：艺术家的意图不是静止的，而是由无数个或隐或显的意图汇集成的一条起伏奔腾的意图河流。因而艺术家关注的问题也是不断变化着的，我们不可能准确无遗地构划出这个过程，但却可以作出大略的假定。见《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说明》P62-65。）第二，与其他行为相比，艺术家受到的委托与指示显然更难以确定，它们不只来自某个具体的赞助人，而且来自历史上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伟大的艺术家，正如T・S・艾略特所说：诗人们总是在为其他诗人而创作（注：引自《什么是经典作品？》，见《艾略特诗学文集》P191，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因此严格说来，我们不可能完全地、准确无误地理解一件艺术品或一位艺术家的行为，模式行为与实际行为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别。因为除了上面所说的两点之处，我也始终无法逃避以下两种因素：画家未必理性行事，而其最为理性的意愿和行为也可能导致意外后果（注：处在情境中的个人，永远无法看清他所处的情境，他不能调查出有可能与其行为发生关系的所有因素，更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预测出其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丢进水中的一块小石子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我们似乎总是无法避免意外的因素对行为的干扰。因此，像科林伍德那种由后果（艺术品）推导出原因（艺术家的思想）的企图注定是失败的（尼采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对形而上学认识论中的这一错误的认识类型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而“情境分析”通过对诸种情境因素的调查与分析，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探明真相，即艺术家的行为是如何招致未期的效果。）。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也正是我们从波普尔那句名言中所学到的另一点）：情境分析所提供给我们的将永远是一个假说。但这并不能够作为指责历史理解的客观性的理由。波普尔本人对这一点曾反复强调，在其《社会科学的逻辑》中，他指出：“对问题情境的各种解释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因此一般都是假的。然而它们却可以有很大的真理量。因为它是可以检验的和可批判的。通过检验和批判，它们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接近真理，即接近历史事实。”“客观性”的对立面不仅是“主观性”，更重要的是诞妄和谬误；事实上，“客观性”仅仅是“真”的一个表达形式，而一切真理都是以假说的形式存在，即使我们已说出了它，我们依然不能毫不怀疑地信奉它为真――它永远都站在被告席上等待审判（注：将这个观点上升为一种知识理论的哲学家是卡尔・波普尔。在其名著《猜测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之中，他令人信服的论证了这种理论，即一方面“不存在终极可靠的知识根源，我们的知识是猜测和意见――doxa而非epistēmē”。另一方面，这些猜测都可以而且必须被批判和证否，而可证否性或可检验性正是划分科学命题与非科学命题的标准。因此知识的可证否性与其客观性是相统一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整理客观证据去批驳、证否我们以及前人的猜测。在这里，波普尔的知识理论与科学进化理论统一起来。）。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Xenophanes)在一首诗中所说：在创世之初，神就不曾向我们昭示世间所有奥秘，只有在时间的历程中通过探索，我们才能更好的知晓。然而那确凿的真理，却从无人辨识，将来亦如是，不论是神亦或我所言之万事。即使偶然有人说出，那终极的真理，他也不会察觉。因为一切不过是猜测编织的蛛网。历史已经证明，一切企图让自己的学说摆脱批判的行为都只能是谬误的产物和产生更多谬误的根源。“情境分析”的客观性正在于其本身所包含的可批判性。四模式行为与实际行为的差别在艺术史中还具有另外的涵义，它推动我们对“历史理解”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一件艺术作品可以被看作对于某个或某些特定艺术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假说早已潜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当我们发明或使用一些风格或形式术语时，我们就已经在不自觉地将研究置于这个假说之上（注：潘诺夫斯基曾对这个问题作出如下论述：如果我们说某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的人物是“塑造性的”，某幅中国画中的人物“有体积而无块面”，那么我们是在把这些人物解释为对同一问题即可概述为“体积单位（实体）对无限延展（空间）”[volumetric units(bodies)to illimited expanse(space)]的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见其《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载于《新美术》1991年第4期。）。然而有意识地运用这个假说却还是这个世纪的事，而且最先使用它的是一群密切关注当代创作的批评家。卡恩韦勒（注：Daniel Henry Kahnweiler，画廊老板、批评家，1907-1912年期间毕加索与勃拉克的主要赞助商。）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一直将毕加索描述成一个奋力解决一切问题的探索者（注：见米歇尔・巴克森德尔的《意图的模式》P68。）。而毕加索本人在1923年所说过的一番话却与之不相一致，面对着对他形形色色的评论，毕加索争辩道：说到现代绘画，我难以理解“探索”一词为何这么重要。我认为在绘画中“探索”毫无意义。“寻找”才对……探索观念常常使绘画步入歧途，使艺术家在苦思冥想中自我迷失。也许这是现代艺术的主要毛病。探索精神毒害了那些没有完全理解现代艺术中所有积极和确定的成分的人，使他们企图画不可见、无法画的东西……不能把我在艺术中所用的几个手法当作是一种演化或通向未知绘画理想的台阶。我所画的一切为现在画的……（注：见米歇尔・巴克森德尔的《意图的模式》P69。）毕加索对批评与理论的反感是众所周知的。作为立体派绘画的开创者，他与勃拉克拒绝参加立体主义者的群体展，并公开鄙视立体主义宣言。他嘲弄批评家说“自然没有脚”，对热衷于理论的让・梅灿热说“别跟司机谈话”……但这次他至少是认真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尽管极其罕见）。他提出了他对艺术创作“本质”的看法，与批评家卡恩韦勒对他的描述迥然不同。作为毕加索的密友和代理商，卡恩韦勒对他的创作过程、创作背景极为熟悉，然而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是如何产生？哪一种更加正确呢？他俩都没有错。因为“问题”对于画家与研究者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绝大多数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对其问题并不清楚。这首先是因为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传统，而真正塑造着我们的意念的传统却往往难以察觉，正如我们在谈天时意识不到汉语的语法规则对我们的规定性。其次是由于艺术家的某些问题是关于直觉（指形式感，表现为画面的视觉意趣）和情感的，本身就不可言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艺术家在创作中解决某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代之以新的问题。旧问题的解决同时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所以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往往是同一个过程，整部艺术发展史就是在向我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毕加索的问题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变异、衍生出其它问题一如形体与背景的关系以及画面的无中心性等等。然而，正如毕加索本人不能完全看清他所处的社会现实情境，他同样也无法清楚地意识到他在艺术史中的上下文；他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艺术传统留给他的问题，从而也就更不可能准确地知道他的作品解决了哪些问题。一切仿佛都包含在其好恶之中。对他来说，前途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需要自己去探索。在这种意义上，正如他所说的――他在寻找；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艺术创作才是创造性的和富有吸引力的。许多艺术家毕生所追求的就是连他自己都无法把握的作品，而且艺术家也往往能够创造出令自己震惊的完美之作。海顿在听到《创世纪》的第一首合奏曲时，流着泪说：“我从未写过这首曲子”（注：这个例子显示了艺术作品的自主性，即：艺术作品虽然是人创造的，但它创立了自己的相互联系，并可以超越它的创造者，而艺术家也正由此而超越自我（见贡布里希的《艺术与自我超越》；另外，T・S・艾略特在其《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也做出了极为精彩的论述）。）。对于研究者（艺术史家或批评家）来说，情形则大不相同。他并不能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去体验其内心欲念――在第二部分我已对这种心理主义的理解观作了批驳，他只能依据一种客观的方式探讨可见的作品序列，并且着重考察一件作品与另一件作品甚至所有其它作品间的差异，在差异中找到问题的发展线索――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持续表演。在他看来，每件作品都不只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一个结局。他在以历史的眼光看一件艺术品。毕加索的任何习惯性行为，在他眼中都是需要分析的有原因的行为；他的意图与其说是出于一种冲动的精神状态，不如说是根源自他的行动与情境之间的作用关系；而艺术作品的意义则在于它与其它作品的差异及其在艺术史中的位置。卡恩韦勒比我们幸运：因为他与毕加索共享他们的文化背景，而我们则不得不将他们凭好恶就能够做出的决定放回到他们的背景中去――在那里，问题和背景结为一体。然而同样是由于这一点，卡恩韦勒又比我们不幸：正如我们对于当代艺术的判断总是非常不确定的，卡恩韦勒也不可能把握毕加索作品的真正意义。只有当它归属于一种封闭的关系，比如说一个艺术史的上下文时，其意义才可能综合全面地被认识到；只有当它脱离了那种由当时情境所产生的现实性、抛开作品与本人之间的实际联系（如利益关系和个人情感）时，其客观的意义才会明确地得以昭显。古希腊人不知道自己是古希腊人。恰恰是时间距离为“历史理解”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毕加索和卡恩韦勒对同一时期创作（毕加索在1906-1912年间的创作）的不同陈述显露了历史理解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史家与艺术家的问题处于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极易被艺术史家们忽视的一个事实。毕加索的问题是某个或某些具体的艺术及操作问题，但艺术史家所要回答的却只有一个纯粹的历史理解的问题，即“什么是毕加索的问题？”这是一个元问题――事实上，只要我们试图解释或理解任何一个理论或命题，甚至像777×111=86247那样平常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在提出一个关于理解的问题；而这总要变成关于问题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注：引自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P18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相应的，艺术史家所要分析的问题情境与艺术家眼中的情境也不相同。正是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与科林伍德显示出最大的也是根本性的差异。我们知道，科林伍德同波普尔一样强调历史学家要进行情境分析，但“情境分析”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中却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形式。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若想理解皇帝的某条法令，仅仅阅读和翻译这条法令的语言是不够的；他必须想像到皇帝试图对付的情境，而且必须像皇帝想到的那样去想像那个情境，必须经历皇帝在决定这个特定事件时经历的心理过程。对情境的想像性重建只是“体验”和“心灵重演”的必不可少的道具。而对波普来说，把行为者所看到的情境和情境本身区分开来却是情境分析的一个重要任务。他认为在历史理解中“重要的不是心灵重现而是情境分析”（注：引自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P18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科林伍德与波普尔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就科林伍德而言，历史理解的道路通向历史人物幽暗的内心世界，这是一条通往迷宫的路，这个迷宫不仅没有出口，而且是不可企及的。就波普尔来说，历史学家所要重构的问题情境不同于艺术家自我认同的情境，所以历史理解并不能重现历史人物的思想过程。“作为历史学家，他必须做的事情不是重演过去的经验，而是整理客观论据来证明或反驳自己推测性的情境分析”（注：引自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P19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反思我们对于过去的即有认识，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不理解，只有误解。因此历史理解同时正是一种清除误解的工作。这是一条猜测与反驳持续交织的道路，因而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只有在这条道路上，艺术史家才真正可能达到瓦萨里这位伟大先行者在几个世纪之前所设立(Giorgio Vasari)的要求：“历史学家不能在对事件单纯的叙述中自我满足，他们必须调查出这些事件是因何成功、因何失败”。（注：引自Vasari's Lives of the ArtistsP41,New York,1946。）五在艺术史界，“情境分析”可能会遭遇来自不同阵营的两种责难。第一种责难将首先来自那些认为艺术品的意义应具有某种开放性的人们，他们认为情境分析显示了一种可笑的还原历史的企图，而这是既不可能又不必要的。在他们看来，艺术史家应抛开对于历史原意的徒劳的探究，真正应做的是对于作品的创造性阐释（注：See Stanley Fish,Is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Communi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Alan Goldman,"Interpreting Art andLiterature,"Journal of Aesthetice and Art Criticism 48(1990):205-214;Robert Kraut,"On Pluralism and Indeterminacy",in Peter A.French,et.al,.Mide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16(1991):209-225.）。然而，首先，认为我们永远禁锢在自己的语言与历史视野中，因而永远不可能理解一件艺术品的本然涵义的观点，是建立在两种错误的假设之上：(1)理解是一种要么全部理解，要么什么都不理解的活动；(2)人不可能超出自己去认识客体，因而人不可能改变自己。然而事实上，我们总是不断地在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认识中改变着我们自身。正如在知识论领域存在着所谓“真理量”一样，在我们的认识活动中，同样存在一种“理解度”――事实上，这个概念在百余年前已由狄尔泰提出。其次，这些非终极性概念的提出并非要使人们放弃探索，转而苟同事实，而是要在对一切终极神话的瓦解之中激发起研究者的勇气和良知，开始一种理性的、具有高度自反性的探索。那些企图将艺术作品纳入新的语境以产生新的可能性的人们，充其量只会提供一些有趣的批评文字，却必然而且已经造成了阐释的混乱和标准的丧失。那种寻求批评的创造性的企图筑基于一种相对主义的意义理论之中，混淆了艺术品意义的层次（注：E・D・Hirsch在其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中对意义的层次进行了划分，即含义与意味(meaning and significance)。）。他们自命为“开放性”、“创造性”的写作中渗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可耻的两种毒素――学术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以及行动上的实用主义。第二种责难来自那些珍爱艺术品的独立价值的人们，他们担忧：过多的原因分析、过多地考虑艺术品形成的情境因素会大大地损害艺术家和创造性，从而贬低艺术品的价值。（注：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申曾以类似的言辞对亨利・托马斯・巴克尔的实证主义史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反驳了那种以外界影响的决定性取消个人价值的作法，对此我完全赞同。但我认为这一类的批判不应针对“情境分析”，原因见下文。）这于这种责难我想澄清两点。首先，情境分析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绝对无意于建立一种“艺术决定于情境”的理论。相反，情境分析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抵抗任何形式的决定论（详见前文）。其次，不管艺术家本人有没有意识到，艺术创作的每一步行为都是有原因的，并且总是与情境因素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这种对原因的探究有助于研究艺术家的创作实况。当艺术史家强调情境因素对艺术创作的限定时，并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使艺术品的创造性和价值贬低；恰恰相反，这种强调愈发显示出艺术家的创造力。例如：提香在《伊莎罗圣母》中将圣母从历来的中心位置移到祈祷者的右方，这个作法向来被认为是一种原始巴洛克式的创新，现在则被证实并不是单纯的“艺术开拓精神”，而是它所处的位置规定了它的形式――祈祷者从会厅走下去时，会看见画是在左面靠墙的祭坛上方。但这一发现并未使提香的创造性消失。画作所处的位置虽然决定了圣母必须放在祈祷者右方，但它却无法决定提香以何种方式将圣母放在右方；符合“圣母在祈祷者右方”这一条件的画面可以有几千种形式，提香创造了或许是最合适的那种。事实上，这种发现也并未让提香的魅力有丝毫减色（对那些珍爱艺术品独立价值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画面的安排(commensurazione)依旧令我们赞叹，而且更让我们赞叹的是他在这种限定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他高超的技巧与对画面非凡的控制能力将情境的限定因素变为一种创造性的视觉意趣；对于一个平庸的画家来说，这无疑是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此，“情境分析”显示出其在艺术史中的真正意义：首先，通过对情境的重建揭示出艺术家的问题及其受到的种种限定，从而恢复人们对于绘画困难的意识――正如往昔的作者所意识到的；唤醒人们对于绘画的惊奇与热情――正如当时的观者所感受到的。其次，在重建艺术家所处的问题情境的过程中，研究者可以通过理性的“模式行为”与实际行为的偏离，显示出创作中的必然因素与或然因素（包括内在于艺术家的非理性因素，以及外在的偶然因素），从而对之进行评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情境分析”又被称为“零点法”(Zoro method)，即以模式行为作零点坐标以衡量实际行为的方法。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艺术史中，“零点法”并不能像在经济学等其它社会科学中那样评判行为的对与错。因为一种非理性的或偶然的动机（在经济与政治学中这常常是错误的渊薮）可能产生超越艺术家本人的赫赫杰作。“情境分析”所要做的，就是使这些事件（包括行为的原因及其后果）的或然性彰显出来，同时去发现艺术家在其情境中思索、行动时的种种可能性，并在对这些未发生的可能性与已发生的历史事实的比照中，显现出行为的确切意义。只有推想出选择时的情境，艺术家在众多可能性中作出的选择才能显示其意义；只有在原本的历史关系中，艺术品才能显示其价值。“一位船长本来能撤离沉船，却留下来坚守在船上，他无疑是位英雄；一个人在酣睡中落水溺死，他也可能勇敢过人，但我们却永远无从知晓”（注：见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序言部分。）。尽管本文一再强调，艺术品的价值与意义只有在原本的历史关系之中才能真正显示出来，但这并不能成为非难价值客观性的理由。我们不能就此宣称过去的艺术对我们已没有任何价值，也不能妄图任意地阐释、评价它们。艺术品的历史相对性不能导致价值的相对主义。事实上，对“情境分析”的那两种责难都根源于这种价值相对主义，即认为艺术品的价值是被给予的而非自在的，后世可以对之任意塑造。然而，正如贡布里希所言：“米开朗基罗并非由于出名人们才称他伟大，他是由于伟大才出名的。不管我们喜欢他与否，他的伟大是我们受命讲述的这个故事中的一个成分。它构成了情境逻辑的一部分，没有它，历史将陷入混乱。”（注：引自《艺术史与社会科学》，见《理想与偶像》P271。）我们处于历史之中，这一事实决定了价值对于我们而言具有一种先在性。我们总是生活在种种预设的价值观中，而这些价值观本身就建立在既有的历史假定之上。因此，每一个审美范畴都同时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能宣称：审美的价值判断必须以历史理解的事实判断作为基础。那种脱离了历史探索的、将往昔之作置入当今视域之中加以批判的企图只是一场言语的幻梦（注：科林伍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中表述了这一观点：“历史学家不仅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错误……最完全的错误莫过于假定，史家之为史家只是确定‘某某人思想着什么’而把决定‘它是否正确’留给他人。一切思维都是批判的思维，因此重演过去的思想的思想也就是在重演之中批判它们。”然而，首先，他如何检验这种批判是否正确适度――如果它同时是一个主观行为的话？其次，“批判”本身是一种意志行为，而在重演中批判显然提供了一种“无意识的批判”，这可能吗？事实上，这种将差异性当作批判性的谬论只会产生不负责任的奇谈怪论以及合法的谎言。这种“批判”与“情境分析”所产生的批判性的差别在于：后者并非价值判断，尽管它为价值判断提供基础；它所作的并非说出对、错，而是通过问题情境的分析揭示出因何对，因何错。），除了一些想当然的阐释之外，不会带来任何东西。这种阐释是与我们所说的“情境分析”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后者是一种探究，是对历史性的抵抗，前者却是对历史性的苟同，因而在方法上是反历史的。采用反历史的方法不会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收益，因为他摆放在自己面前的并不是历史的画卷，而是一面镜子――他从中看到的只会是他自己的面容。然而，正如诗人里尔克(R・M・Rilke)所说：如果你只是接住自己抛出的东西这算不上什么，不过是雕虫小技――只有当你猛然攫住永恒之神以精确计算的摆动以神奇的拱桥般的弧线向你抛来之物这才算得上一种本领――但不是你的本领，而是某个世界的力量。艺术史家只有在对种种谬见的抵制与瓦解中，只有在历史探索的道路上不懈前行时，才能对艺术史的叙述构成真正的批判，因为批判从根本上说意味着澄清与去蔽。（注：在艺术史研究中的“情境分析”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是：破坏任何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目的论和宿命论；将艺术史的“堂皇叙事”――无论是“绝对精神”还是“造型意志”――推上历史的被告席。）在这条无穷无尽的探索之途中，艺术史家推断出的不只是关于历史事实的假说，通过对影响艺术家创作的种种负面因素（如客观上的物质材料限制和主观上的名利场操作）的澄清和剔除，他还可以估测出一件艺术作品的理想化效果，进一步将可能性归还给过去。（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情境分析”对于失败的作品比对成功的杰作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真正可能确信地攫住那永恒之神抛来之物――她抛来的不只是历史的事实，而且是历史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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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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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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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307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80-85 【分 类 号】K91 【分 类 名】中国地理 【 作 者 】刘盛佳 【复印期号】199605 【 标 题 】鄂州市历史地理初步研究［＊］ 【 正 文 】 鄂州市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南岸，市区西与武汉市毗连，东与黄石市相接；南界咸宁市，北与黄州市隔长江相望，是鄂东城市群的组成部分。土地面积1504平方公里，1992年人口95万，其中非农业人口23.2万，是湖北省省辖地级市之一。鄂州市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是鄂东最为悠久的历史文化城市。一、鄂渚、鄂县鄂州市位于长江南岸，此点古今一样。长江自岳阳至九江一段略呈等腰三角形，底边是幕阜山主脉。幕阜山北麓有两条大的长江支流，一是陆水，一是富水；两条支流与长江之间构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其陆水和富水之间，幕阜山脉有两条余脉向北伸延，直抵长江岸边，蛇山和西山便是尾闾，在古代产生了两座城池，一为夏口，今武汉市武昌，一为鄂县，今鄂州市城区。陆水和富水之间的江南地区，是一个山丘与湖泊相间的丘湖地区，由于没有大的河流汇入，与江汉平原的平原湖泊有显著的不同，前者没有太大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水灾的危害相对较小；后者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水灾极为严重，这在古代，是人类生存条件的巨大差异。江汉湖群古代称为云梦，鄂东南湖群称之为鄂渚，顾野王在《舆地志》中所言：“云梦之南为鄂渚”〔1〕。渚，《说文解字》诠为：“水在常山中，丘逢山东入，从水者声”。据此可以理解为湖在山中，山在湖中，这样的景观称之为渚。鄂南湖丘称之为鄂渚，是很贴切的。《尔雅》诠为：“小洲曰渚”，如《诗经・召南・江有汜》中的“江有渚”。故后人将鄂渚诠释为：“《楚辞・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相传在今湖北武汉市黄鹄山旁三百步长江中。隋改郢州（治今武汉市武昌）为鄂州，即因渚而名。世称鄂州为鄂渚。”这是《辞海》中的说法，此说最早见于宋祝穆的《方典胜览》：“鄂渚在江夏黄鹤矶上三百步。”〔2〕如按此说， 《史记・世本》说：“熊渠（当周夷王时）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封中子红为鄂王”，这个“鄂”就与鄂渚无关，屈原：“乘鄂渚而反顾兮”，在江中遇到一块小沙洲就发感慨也说不通，如果把鄂渚理解为鄂南丘湖地区，这里的和平安宁，与纪郢地区的风声鹤唳相比较，就会感慨至深。顾野王“云梦之南为鄂渚”，若鄂渚是江中的小沙洲，则顾野王的说法就是荒谬的；若指江南之湖，就可顺理成章。鄂渚一名至关重要，因为熊红封鄂王之前，这里便是鄂地，“鄂”不自鄂王之封始，熊红是周夷王（前828年以前）时的人， 说明此前这里便已有鄂的称呼，征伐鄂地的扬粤之后，才封为鄂地之王。最早记载释鄂地望的是《九州要记》：“鄂今武昌”〔3〕。 由于《九州要记》为佚书，著者和年代不详，无从考证，但南朝宋裴ｙīｎ＠①在《史记集解》引述了上述内容，应是此前著作。《晋太康地记》以鄂为东鄂。《水经注》认为：“旧樊楚也，《世本》称熊渠封其中子之名某者为鄂王。”〔4〕由此可见，鄂地之渚在此，以渚得名鄂王驻地设此， 秦设鄂县也在此。鄂王城的具体位置，历史上文献记载在一致肯定时，也在具体位置上模糊。肯定的是楚鄂王城在鄂县境内，但在具体位于鄂县的何处，则十分模糊。《名胜志》“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马迹乡”〔5〕。 《名胜志》是引的《九州（要）记》。而鄂王城遗址也在马迹乡，只是位置在县（今城区）西南百二十里，距府城（今武汉市武昌）百八十里。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鄂王城在西北（东南）百八十里。楚王熊渠封中子红于鄂，僭称王居此城，九州记曰今武昌是也，九州记略，今鄂人事鄂王神即遗像也。”〔6〕此马迹乡原属鄂城县，后划入大冶县，今为西畈乡胡彦贵村。鄂王城遗址今位于大冶县西南边界，在金牛镇西南约7公里， 高家河西岸，黄（石）贺（胜桥）公路南侧。地处大冶、鄂州、武昌、咸宁四县市交界处；高家河发源于咸宁市，是大梁子湖地区入注的最大河流。遗址邻近梁子湖（今距约15公里），又是幕阜山脉向北伸延的两支余脉结合部，倚山扼湖，地利人和，是古代城址的理想选择处，直到1949年前，大梁子湖地区以其左近之金牛镇为商贸交通的枢纽，便是证明。鄂王城何时废弃，史无记载。顾祖禹在《方舆纪要》中写道：“史记熊渠当周夷王时，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又封中子红为鄂王，……秦置鄂县，汉因之。”〔7〕这一段似有奥妙，其一，鄂王城、 秦鄂县、汉鄂县似乎皆在一地，也就是吴孙权改汉鄂县为武昌的地方，即今之城区，显然，与上述鄂王城遗址所在不符；其二，今城区，按《水经注》最早的城池是：“城东故城，言汉将灌婴所筑也”，这应是汉鄂县故城。许多历史文献记载：“汉鄂县，属江夏，吴改为武昌，晋太康元年复立鄂州，此县废也。”〔8〕显然秦鄂县城不在今城区， 应在鄂王城遗址或其附近。《方舆纪要》：“鄂城在县西南二里，本楚邑。”后面叙述皆指鄂王城。历史文献正是将汉鄂县与秦鄂县混淆了，方才出现种种错误。从这里似乎可以说明，鄂王城、楚邑、秦鄂县在今鄂王城遗址，汉鄂县、吴王武昌城则在今城区。三国以前，在今岳阳至九江一段以南的今湖北地区，行政上只有鄂县之建制。沙羡县也是汉县，历史文献往往把今武汉市的江南部分，以及武昌、嘉鱼、蒲圻、咸宁等县市归为汉沙羡县的隶属范围，其实直到汉末沙羡县并未逾越长江，沙羡县为汉末刘表镇荆州时改曲陵县置，《水经注》：“沔左有却月城，然亦曰偃月垒，戴监军筑，故曲陵县也，后乃沙羡县治也。”三国吴与魏以长江为界分治，吴沙羡县治今嘉鱼县，后移治于夏口。若此，在岳阳以东的湖北长江以南地区，秦汉时期只有一个建制县鄂存在，相当于吴于黄初二年（221年）所置武昌郡除寻阳、 柴桑二县外的范围。鄂渚在其境内，县名不改，只是治所的迁移，加之原鄂王城和秦鄂县堙失荒废，渐渐被人遗忘。造成鄂王城、秦鄂县城废弃和县治的迁徙，直接的原因是水灾。间接原因是今城区滨江扼湖，地势高亢，无水患之忧，且地近铜绿山矿冶之地，兵械制造，钱币铸制皆可进行，是故徙此。从熊红鄂王城至灌婴筑汉鄂县城，约七百年。二、汉鄂县、吴都武昌城汉置鄂县在今鄂州市城区，但这不是说今城区是灌婴故城开始有城时才出现。此前，就历史记载，《水经注》：“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郦道元注之首句“旧樊楚也”。《路史国名记》有：“帝尧时，有樊仲文国在今武昌樊山”〔9〕。 《名胜志》引《春秋》：“鄂渚樊楚”〔10〕。这里的记载虽不多，却可以说明鄂州市鄂城区的历史相当古老。帝尧时的樊国虽无可考，但《春秋》中的鄂渚、樊楚则有据，加之郦道元的《水经注》注记，起码说明樊楚早于熊红的鄂王之封。樊山位于今城区，北濒长江，西滨长港，南临羊栏湖（今名南湖），仅东面为缓冈漫丘，是古代城堡的理想建筑场所。《画墁集》写道：“鄂州城（今武汉市武昌），即孙权所创，与润州（今江苏镇江）子城，金陵（今南京）覆舟山城，武昌县（今鄂州市城区）吴王城制作一体，皆园山附丽，止开二门，周环不过二、三里。乃知古人为城，欲坚不欲广也。”〔11〕樊山自古为长江锁钥之地，它与对岸黄州赤壁山隔江相对，与今武汉的龟、蛇二山形势相彷佛。对岸今黄州市堵城乃楚国时的邾县故城。可以认为，隔江相对的樊楚，在汉以前已有城址存在，是有其客观环境为基础。樊山之重要，还因樊口更显其彰。《水经注》：“鄂县北，江水右得樊口。”此处樊口扼江湖交汇之口，具交通传输之利，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腹地，又为外部联系提供了条件；樊口湾港深水阔，既是水军良好的训练场所，又是防御上的优良港湾，为这里古城池的建立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汉鄂县城为汉初灌婴所筑，文献记载颇多，且未见争议。其位置在吴王城，依现在的情形看来，其规模不大。孙权于黄初元年（220 ）由公安徙鄂，改鄂县为武昌，徙鄂县于袁山东。袁山东的鄂县城与武昌城并存了很长时间，顾野王《舆地志》认为：“汉旧鄂县，属江夏，吴改为武昌，晋太康元年（280）复立鄂县，此县废也。”〔12 〕吴黄初二年置武昌郡，辖武昌等六县，晋以后武昌县并未废，又同时在此复立鄂县（《晋书・地理志》），也就是说在此地同时存在一郡两县，直到隋平陈后鄂县废入武昌县，结束了两城并立的现象，共历时309年之久。顾野王“此县废也”，不是废，而是并置。吴王城是孙权在黄初二年（221）四月由公安徙此， 同年八月开始筑城。此城并非新筑，而是在灌婴的汉城基础上改建。《元和郡县图志》写道：“孙权故都城，在县东一里余。本汉将灌婴所筑，晋陶侃、桓温为刺史，并理其地。”〔13〕改建的吴王城，城周约二三里，规模与孙权于建安十四年（209）至十六年（211）的驻地丹徒（今镇江），建安十六年后的驻地建业（今南京）以及同时修筑的夏口（今武昌）相当。《寰宇记》：“吴大帝城，魏黄初三年吴主置。城有五门，各以所向为名。西角一门谓之流津，北临大江”。中有宫，名安乐宫，宫城前有御沟，后有庙。宫前有正殿，名太极殿。孙权于黄龙元年（229）称帝于武昌。孙权前后驻此达八年之久，在武昌建都又迁都，这是古今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颇值得注意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 确立了魏、吴、蜀鼎立的局面，曹丕于延康元年（220）称帝，刘备于次年， 孙权于再次年先后建国，长江中游的荆州成为三国的接合部，也是争夺的焦点。武昌作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战略要地，对于孙权巩固长江下游，囊括中游的战略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孙权将丹徙、建业、武昌、夏口作为战略重地，清楚地表明是要凭借长江天险，确保江南半壁的巩固后方，进而东部向淮河流域及其以北拓展；西部据江汉、越南阳向中原进发。东部战略居主导地位，在关键的赤壁之战，孙权的总兵力，达十多万，而投入赤壁之战的兵力只3万，不到总兵力的1/3，就是证明，事实上东部吴军的前线在赤壁战前已推进到淮河一线；西部尽管取得了与刘备战争的胜利――吴蜀彝陵之战（222）， 此战胜利是其称帝的基础，同时又是孙、刘联合抗曹的彻底破裂，蜀国甚至将对吴的仇恨上升到第一位，孙权也与曹魏媾和，实现以汉―江为界的共处局面，武昌、夏口对岸的江北皆为曹魏之地。将国都建在前线，是不合适的。孙皓甘露元年（265）九月又从建业徙都武昌，至宝鼎元年（266）十二月还都建业，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都是这一原因。其次是当时武昌的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分建业之民千家益之。”“甘露元年，归命侯（孙皓）又都之，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陆凯疏曰：武昌土地实危险而瘠确，非王都安国养人之处。且童谣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14〕《水经注》和《元和志》的两则记载，真实地揭示了当时武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作为一国的都城是不相适宜的。虽然作为都城不适宜，孙权在此登基称帝，建筑了豪华的安乐宫，在寒溪之上西山建造了避暑巡宫，江滨建了供竭憩的钓台，在西山还筑起了宏伟的郊坛；还有他步猎于樊山，见一姥问猎何物，答曰得一豹，姥曰何不竖豹尾，寓示天意要他做皇帝，建起了皇权象征的樊姥庙等，都说明他建都武昌，决非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就建筑而言，与魏都许昌、蜀都成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建业相比要落后，但与许昌、成都相较也并不逊色。孙权不想定都而又建都，不想长居而又给人以长治久安于此的印象，恰恰说明孙权政治家、战略家的谋略所在。因为他在中游的武昌、南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六郡组成的吴荆州几乎是半壁江山，由武昌实现总理的作用，在20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仅依靠后都建康是无法实现其统治的，《江表传》所谓：“初，权在武昌欲还都建康，而虑水道溯流三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更何况曹魏荆州尚有南阳、襄阳、江夏为其所有，在下游魏吴的国界是淮河，在夏口以西的国界是汉江；蜀吴的国界是鄂西、川东的山地；只夏口至柴桑一段吴魏国界是长江，因此：“司马懿尝言，东关、夏口，敌之心喉，是也。”〔15〕东关即武昌，夏口即今武汉市武昌。此事李吉甫记述得更详细：“魏明帝问司马懿曰：‘二虏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扼其喉而舂其心。夏口，东关，敌之心喉。若以陆军向皖，引权东下，为水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矣。”〔16〕孙权的忧虑，司马懿的谋略，都说明建都和迁都都是必要的，孙权的用心良苦和谋略过人都体现了出来。孙吴的58年里实际上是两都制，建业是皇都，孙权、孙亮、孙休、孙皓四代吴王坐镇而居；武昌是军政之都，由皇太子和丞相总理。“黄龙元年于此即尊位，还都建业。皇太子登留守武昌，以陆逊辅之。嘉禾元年（232），太子还建业，立皇子奋为齐王。居武昌， 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濒江兵马之地，徙居豫章（今南昌）。”〔17〕为了加强西都武昌的防务，将夏口建为军事重镇。《水经注》：“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元和志》：“州城本夏口城，吴黄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夏口建城后，周瑜、程普、吕蒙、黄盖、鲁淑等先后在此戍守。《方舆纪要》：“孙氏都武昌，非不知危险瘠确，仅恃一水之限也，以江夏迫临江汉，形势险要，特设重镇，以为外援，而武昌退处于后，可从容而图应援耳，名为都武昌，实以保江夏也，未有江夏破而武昌可无事者。”〔18〕吴国双都双城：建业―丹徒，武昌―夏口，是其最大特色。三、鄂渚、武昌、鄂州武汉市武昌和鄂州市同在鄂东长江南岸，直线距离57公里，而且地理形势极为相似，今武昌以蛇山作为基础，依山建城，西南有鲇鱼口水（今名巡司河），江中有鹦鹉洲，洲内有黄鹄湾；对岸汉阳有龟山，汉水在龟山之麓注入长江，是江汉的汇合之口，形势极为险要，武昌、汉阳、汉口号称武汉三镇。今鄂州，城西有西山，是其城市的基础，其西樊口通长港，江中有罗洲，内有樊口大湾；对岸黄州有赤壁山，长江汊流至此合流，是著名的三江之口，鄂城、樊口和对岸黄州成鼎足三镇，形势也极险要，故其地理环境极为相似。六朝以前鄂渚指梁子湖。张之洞《樊口闸坝私议》说：“按《水经注》‘江水又东经邾县故城南，鄂县北，江水右得樊口，江津汇入，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郦注义例，凡遇众水入江之处，必曰江水得某口某水注之，此不言湖注江，而言江入口者，明口内本无水源，因江入其中潴为巨浸，此古来山水自然之形势也，所以分杀江涨者也。《楚辞・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据六朝以前言鄂渚皆指今武昌县，《韩诗内传》曰‘水溢为渚’，然而《楚辞》所云鄂渚，即今樊口内之梁子湖无疑。”〔19〕梁子湖为今湖北省仅次于洪湖的第二大湖泊，湖底平坦，湖岸曲折，多岬湾，有大小湖汊300多个，湖岸线长达636.5公里，湖底高程13.3米，正常控制水位17.8米，平均水深2.44米，是湖北省平均深度和蓄水量最大的湖泊，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分属鄂州市和武昌县。其中东梁子湖属鄂州市，西梁子湖和牛山湖属武昌县。历史上鄂州与大冶交界的保安湖、三山湖，鄂州市内鸭儿湖、杨桩湖，武汉市江南地区和武昌县内鲁湖、东湖、汤孙湖、严西湖、南湖、青菱湖、团墩湖、后石湖、沙湖，武昌县与嘉鱼、咸宁间的界湖如斧头湖，以及嘉鱼、咸宁、蒲圻交界处的西梁湖、蜜泉湖，以及大岩湖、沧湖等，这些湖泊在浅水期间分开，在涨水期彼此联接成为烟波浩淼的大梁子湖；其中斧头湖和西梁湖等历史上也是联成一体，统称西梁子湖，湖泊面积也达300 余平方公里，鄂渚是这些湖泊古代的总称，金口和樊口为大梁子湖与长江相通之口。鄂渚在古代属秦、汉鄂县和后汉、 三国沙羡县， 总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的鄂渚，这是历史上许多学者未曾弄清的问题，以致把本来就是一体的自然地理实体分割开来，混淆不清。鄂，无论是楚鄂国，秦汉鄂县以及隋以后的鄂州，都是因鄂渚而得名，今天湖北省的简称也不例外。在隋以前，鄂是专指今鄂州市，并无歧解；隋平陈，改郢州为鄂州，“鄂”开始与今武汉市武昌发生关系。《太平寰宇记》：“隋平陈，改为鄂州，取鄂渚以为名。”〔20〕而《方典胜览》则把“鄂渚在江夏黄鹤矶上三百步”定义化，从此鄂渚变成江中小沙洲，并定位在今武汉市武昌，甚至武断地说“世称鄂州为鄂渚”。唐建中三年（782）赵景在《鄂州新厅记》所说：“鄂在楚为国，秦为县，吴为江夏郡”〔21〕，这是指今鄂州，而非今武昌。武昌是黄初二年（221）自公安徙鄂，改鄂县为武昌， 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西都。黄初二年，孙权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置武昌郡，为郡治所在。武昌县为汉鄂县所改，《水经注》：“孙权以魏黄初元年中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此为武昌县治。同时鄂县未废，《水经注》写道：“鄂县徙治于袁山东，又以其年立为江夏郡，分建业之民千家以益之”。将《吴志》和《水经注》合在一起，这就是吴武昌既是西都，又是武昌、江夏二郡治，还是武昌、鄂县两县治。这在我国历史上的城镇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说明当时吴国对武昌的特别重视，也表明武昌的规模绝非一般。吴、东晋和六朝时期，也就是从公元222年至589年共计367年， 武昌的地位在当时的荆州，或今日湖北地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顾祖禹在《方舆纪要》中写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汉置江夏郡，刘表镇荆州，以江汉之冲，恐为吴人侵轶，于是增兵置戍，使黄祖守之，孙策破黄祖于沙羡，而霸基始立；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也，于是城夏口，都武昌；武昌者，则今县也，而夏口则今日之武昌也，继孙氏而起者，大都不能改孙氏之辙矣，故重在武昌也。”武汉市武昌也是吴王孙权所建，《水经注》：“鹄山东北对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孙权所筑也。……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亦沙羡县治也。”在三国、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军事重镇和商贸港埠，在《水经注》中甚至未在经文中出现，与涂口（今武昌县金口）、沌口（今武汉市蔡甸区沌口）、武口（今黄陂县沙口）等都是注中出现的地名。吴国初建时，是吴江夏郡沙羡县，沙羡初治涂口，后移治夏口，这是夏口作为行政单位驻地之始，当然黄祖、刘琦为江夏太守都曾迁此，然皆属战争期间临时驻地，非正式治所。东晋侨立汝南郡、县，先治涂口，后治夏口；庾翼（305―345）任荆州刺史，由武昌迁治夏口，后又迁襄阳，五年内三迁其治，故夏口为治时间颇短。南朝宋自安陆移江夏郡治夏口，并置郢州亦驻此，自此至隋，郢州、江夏郡、江夏县、沙羡县并治此，成为与武昌齐名的行政中心。但其地位仍然未超过武昌。三国后，武昌为荆州治所，晋元帝（317―322）时江州自豫章（今江西南昌）移理武昌。王敦（266―324）以镇压杜ｔāｏ＠②起义，升镇东大将军，都督江、荆、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握重兵屯武昌；陶侃（259―334）在王敦之先为荆州刺史，镇武昌，王敦败后再为荆州刺史，后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军事、镇守武昌；咸和九年陶侃死，庾亮（289―340）任征西将军，握重兵镇武昌；亮死后，其弟庾翼继任其职，亦屯武昌。有晋一代，特别是东晋时期，武昌的地位绝不逊于孙吴时期，王敦、陶侃、庾氏兄弟皆是兵权在握的晋代大将军，从王敦两度进攻建康（孙吴建业，今南京）来看，东晋初年武昌实是统帅部的驻地。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武昌的地位下降，渐为郢州（驻夏口）所代替。宋孝建元年（454）分荆州立郢州，治江夏。 夏口自此名称消失，直至清末移于江北，即今汉口。武昌郡受郢州领导，结束了武昌领导夏口一千多年有史可查的历史。而最早的倡议者是何尚之，《宋书・何尚之传》说：“夏口在荆江中心，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巴）陵、天门、竞陵、随五郡为一州，镇在夏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竞陵出道取荆州，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湘州所领十一郡，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通。既分湘州，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属新州，于事为允。上从其议”。何议本不涉及武昌，问题是江州界线东移，武昌郡转属郢州，遂变成上下隶属关系。吴、晋时期，吴领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晋领武昌、柴桑、阳新、沙羡、沙阳、鄂、官陵七县。南朝宋因西部分置江夏郡，两沙析出；东部寻阳郡复置，柴桑析出，武昌郡只领武昌、阳新、鄂三县；齐虽增义宁一县，然为寄治县，无辖地；后又增西陵，亦是江北县寄治江南。隋平陈后，废武昌郡，又废鄂县、西陵等县入武昌县，武昌城降为一般县治。夏口在取代了武昌的历史地位之后，又在名称上取代武昌，先是改郢州为鄂州，孙权改鄂县为武昌，然在武昌始终还有鄂县之设，武昌和鄂县是专指今鄂州，郢州改鄂州后，鄂州和鄂渚均改为今武昌的专指，随着鄂县废入武昌县后，鄂在专指今鄂州长达1400年左右后，为今武昌所完全代替。不仅如此，唐宝历元年（825 ）于鄂州特置武昌军节度使，一直延续到五代和宋朝，元大德五年（1301）改鄂州路为武昌路，明初改路为府，清依明制不改，仍为武昌府，也就是说从825年至1912 年，武昌军、武昌路、武昌府治江夏（今武昌），武昌县治则在今鄂州，在长达1087年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两地共用一个专名――武昌。＊注释：〔1〕〔12〕顾野王：《舆地志》，载《汉唐地理书抄》， 中华书局1961年，第202页。〔2〕祝穆：《方典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4页。〔3〕乐资：《九州要记》，载《汉唐地理书抄》， 中华书局1961年，第136页。〔4〕〔14〕〔17〕王国维：《水经注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02、1102、1102页。〔5〕〔19〕转引自张仲＠③《湖北通志》，中华书局1921年，卷六，第345页，卷四十二，第1202页。〔6〕〔20〕乐史：《太平寰宇记》，光绪十年，卷一百一十二。〔7〕〔1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1956年，第3218、3203页。〔8〕〔9〕〔10〕转引自张仲＠③《湖北通志》，中华书局1921年，卷六，第342页；卷十四，第565页；卷六，第345页。〔11〕〔21〕陈诗：《湖北旧闻录》，武汉出版社1989年， 第690、693页。〔13〕〔15〕〔16〕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二十七，第645、645、645页。责任编辑 沈继成［＊］ 收稿日期：1995―02―20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马加因，左右结构。＠②原字为弓加山加文，左右结构。＠③原字为火加斤，左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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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概论竞技运动与竞技运动文化周爱光(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广州 510631)摘要 通过对竞技运动与竞技运动文化两概念进行考察认为，竞技运动是一个具有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复合体，竞技运动文化只是竞技运动的一部分并受文化目的制约。因此，在理论上应当将两概念严格地区别开来，在实践上应当从竞技运动的社会背景而不是竞技运动文化中去寻求竞技运动中消极现象的原因。关键词 竞技运动 竞技运动文化 概念近年来，在有关竞技运动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中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这就是“竞技运动”(sport)和“竞技运动文化”(sport culture)。由于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所以常常把两概念混同起来。然而，这两个性质不同概念的混淆却已经引起了一些理论上的混乱。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竞技运动中消极现象的原因就在于竞技运动文化本身的竞争性等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以马克思关于“生活的生产”的理论为依据，通过对竞技运动进行构造论和文化论分析，阐明竞技运动与竞技运动文化两概念的区别，并回答上述的理论问题。1 竞技运动的构造论考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的现实存在为出发点，主张人要生存就要通过劳动来创造生活。马克思关于人类基本活动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对竞技运动的分析，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分析竞技运动的构造时，应当首先着眼于竞技运动中现存的两个要素。其一是作为竞技运动主体的人，即竞技运动的实践者和关系者。其二是作为竞技运动客体的文化财产，即运动场、运动器械、运动规则等。但是，仅仅具备了这两个要素还不能说竞技运动就成立了。因为某事物的整体构造包含了那一事物的构成要素和诸要素之间的关系。所以，只有当构成竞技运动的两个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竞技运动才能够成立。然而，在竞技运动中两要素相结合的同时，就必然会产生两种关系。其一是人与运动文化财产的关系，其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本文认为，前者是竞技运动的文化性侧面，后者则是竞技运动的社会性侧面。这就是我们称竞技运动是文化性社会性复合体的理由所在。正如佐伯所说的那样，竞技运动是由竞技运动的文化系统和竞技运动的社会系统所构成的满足人欲求的活动。通过上述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构造论的角度来讲，竞技运动并不直接等于竞技运动文化，竞技运动文化只是构成竞技运动的一部分。2 竞技运动的文化考察2.1 两种文化观明确文化的含义是对竞技运动进行文化论考察的必要条件。在文化论中主要存有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流派。为了比较准确地把握文化概念的含义，让我们来概略地了解一下这两个文化派中的一些代表性观点。文化人类学者林顿说，文化是所学会的行动和行动诸结果的综合体，它的构成要素被某一社会的成员所分有和转达。另一位文化人类学者克拉克豪恩说，把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总体以及各个成员从那一集团中得到的社会遗产，在人类学中叫做文化。被称为机能主义之父的马里诺夫斯奇从文化必须要满足人的欲求的机能主义立场出发主张，文化是手段的实体，是满足基本欲求，即有机体的残存，环境的适应以及生物学意义延续的装置。这样，在文化人类学中把文化理解成为“遗产”、“装置”、“样式”等对象化了的东西，即人类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诸成果。与文化人类学不同，文化哲学学者齐美尔认为通过客观达到主观发展的过程是文化。齐美尔不是把文化看做成客观化了的实体，而是把文化作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把握，他说，文化――这是理解文化本质的关键――是由只有其中的一个要素不能构成文化的两个要素，也就是说，是由主观的灵魂与客观的精神的产物相合流而成立的。齐美尔认为，只有主观与客观的相互结合才能构成文化。他把文化中的人叫做“主观性文化”，把文化中的物叫做“客观性文化”，并主张主观性文化是文化的惟一对象，在文化中起支配作用。齐美尔还把“文化行为”与“目的性行为”区分开来。他认为只有那些有利于人的自我完善的行为才是文化行为。这体现了他文化论中的伦理性格。另一位文化哲学学者卡西拉说：文化是言语活动和道德活动的全体。卡西拉也没有把文化看做是一种对象化了的实体，而是把文化看做成为具有发展变化倾向和活力的人类活动的全体。他认为，在文化中存有“主观性契机”和“客观性契机”，并强调只有这两个契机的“合体”和“融合”才能构成文化。与齐美尔一样，卡西拉强调人是文化过程中惟一的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存在，文化的目的就是人的自我解放和自我完善。2.1 两种文化观的讨论和文化概念的定义综观两种文化观之间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第1，文化人类学把文化作为实体概念把握，而文化哲学则把文化作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概念把握。第2，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中不包含人这一要素，而文化哲学的文化概念中不仅把人作为文化的要素之一，而且还认为人在文化中起支配作用。第3，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中不存在伦理性，而文化哲学则把文化的伦理性作为判断文化与否的标准。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中存在两个弱点。首先，把文化只理解成为客观化了的东西就不可能用相互关联和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说明文化的本质。岩崎认为，那种把文化只看做成是被制作出来的东西的观点不可能脱离把文化作为既成的东西、静止的东西来把握的倾向。他主张应当把文化作为一种创造行为及其成果的过程来把握。其次，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中无视了文化的伦理性格。哲学家逖利黑批判这种无视文化伦理性的观点是文化的世俗化和卑俗化。通过对两种文化观的探讨，本文从文化哲学的立场出发，把文化定义如下：“文化是以人的自我完善为目的的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2.3 竞技运动文化的含义本文根据上述的文化定义把竞技运动文化规定为：以人的自我完善为目的的竞技运动实践者与竞技运动文化财产相互作用的过程。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1，竞技运动文化概念中包含了主观和客观两个要素，竞技运动实践者在竞技运动文化中起主导作用。那种把竞技运动文化财产视为竞技运动文化全体的观点是不妥的。试想，如果没有足球运动员而只有足球和运动场的话，能产生足球运动吗?第2，竞技运动文化不是实体概念而是关系概念。也就是说，竞技运动文化中的两要素不是相互分离独立存在的，而是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的一个统一体，第3，人的自我完善这一文化目的是竞技运动文化成立的必要条件。凡是不符合这一目的的行为不能包含在竞技运动文化的范畴之中。也就是说，不能把竞技运动现实中出现的各种消极现象归因于竞技运动文化本身，而应归因于其社会背景。3 结论竞技运动是一个具有文化性、社会性的复合体，竞技运动文化只是竞技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构造论的角度来讲，不应当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竞技运动文化受人的自我完善这一文化目的的制约，而竞技运动从客观上不受这一文化目的的制约。因此，从文化论的角度来讲，竞技运动与竞技运动文化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不能把两者相互混淆。把竞技运动中的消极现象归因于竞技运动文化本身是不妥的，而应当从竞技运动的社会背景中去寻求原因。1997―06―20收稿责任编辑：马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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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504 【原文出处】电视剧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199504 【原刊页号】042-043 【分 类 号】J8 【分 类 名】电影、电视艺术研究 【 作 者 】解玺璋 【复印期号】199505 【 标 题 】“忠实原著”与“历史真实” ――古典文学题材影视剧中的两个问题【 正 文 】 时下古典文学著作的影视剧改编十分盛行，从几年前红红火火的《红楼梦》、《西游记》，到几个月前刚刚播完炒得火热的《三国演义》，这些确都令人耳目一新，感受到影视剧中一种涌动的新鲜生命力。但并不就说只喜无忧，在欣赏的同时，笔者断断续续产生了一些想法，不妨提出来与大家商榷。首先想到的是对古典文学名著或非名著，改编者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我们经常看到文章介绍此类影视剧时，用了“忠实原著”的说法，或许电视也的确给人一种“忠实原著”的印象，甚至忠实到一字不改。当然，改编者选择何种态度来进行改编是他的权利和自由，外人指手划脚，不免有多管闲事的感觉。而且，把小说改编为电视剧，要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做一番根本转换，说“忠实原著”，恐怕也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完全的忠实产不可能也做不到，更是无意义的。事实上，当改编者把文学作品搬上屏幕时，他们对小说中的情节，细节等等必然有所选择有所加工。但应当看到，不少经改编而成的影视剧（比如《三国演义》）对人物对白的处理是有失误的。如果说不改一字的对白即谓“忠实原著”，我以为这种“忠实”非常不可取。理由是，电视中的人物对白和小说（尤其古典小说）中人物对白绝不能没有区别。前者为偏重于生活化的口语，后者为偏重于美文的书面语。再有，小说以文字叙事，电视则用画面加声音叙事，两种叙事手段不同，方式不同，对节奏的把握要求也不同。这些大约都要影响到“忠实原著”原则的贯彻实行，换言之，“忠实原著”于此二条前是要被打折扣的。当然，任何改编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原著，但恐怕也不能惟原著为是，亦步亦趋，无一句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许多古典作品受历史或表现手段限制，在某些方面当然会不尽如意。如果作品在故事编排上松散拖沓，一经搬上电视，会更突出这个问题。电视剧是剧，它比小说更要求集中、强烈的矛盾和冲突。这一点改编者在改编中不能不考虑到。情节人物上的删繁就简，使之更集中更强烈，可能也是必要的。如果只是人物在屏幕上一晃而过，就不会给观众留下任何印象，并显得零散杂乱、枝蔓横生，明显削弱了作品的整体性。在思想倾向，价值观念，人生理想，道德信仰方面，完全忠实原著，以作者的是非为是非，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更多了。作者的尊奉贬抑自有其道理，但是不是我们也只能跟在他屁股后边走？我看没有必要。古人的“仁”与“义”自有其局限，不加批判地大唱赞歌实不可取，想通过这些东西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众多道德问题也恐怕是不行的。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然要从传统文化中发掘精神资源，但对传统批判继承的原则却不应放弃。而古典文学著作中需要清理的东西何其多，改编者却于此熟视无睹，思之令人惊心动魄。我恰恰在此意义上对“忠实原著”提出质疑。一般说来，人们对改编是否应忠实于原著，或忠实原著的具体含义议论较多。在我看来，可怕的是有人正试图将“忠实原著”提升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有人把“忠实原著”和对待古典文化的态度联系起来，好像不忠实原著即是对传统文化不恭敬不严肃，便是历史虚无主义，便是玩历史，便是“无君无父”。这如果不是一种误解的话，或许竟是一股与现代化相悖的复古思潮？至于说到改编的原则，我自然是主张不忠实于原著的。而这是一个使改编成为艺术创造的前提。看古典文学著作改编的影视剧，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何为“历史真实”？围绕此类影视剧常会有是否“再现历史真实”抑或“违背历史真实”的争论，《唐明皇》、《三国演义》无不如此。记着还曾有人写了很长的文章论证《唐明皇》比《戏说乾隆》更有价值，更应受到观众欢迎。其理由之一即《唐明皇》“再现了历史真实”。但是，历史真实往往是非常靠不住的东西。有时，或者以为自己把握了历史真实，而恰恰是在这一瞬间，历史真实又从手指缝中溜走了。最近看了一出广西的彩调戏，给我许多带有启发性的认识。剧作者在这出名叫《巧妹子》的戏中，用“连心轴”这样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意象符号，重新解释了“君民关系”。我们自然会想到三四十年前广西创作演出的另一出戏《刘三姐》。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对抗”更符合“君民关系”的历史真实呢？还是“连心”更符合历史真实呢？我们还可以罗列许多剧作的名字来说明这个问题，事实上，近几年来，许多人所作的恢复历史真实的努力。真实是想重新确立“正史”的立场，也就是正统皇权的立场。这几乎成了目前历史剧创作的一种倾向。没看过的不敢说，凡是我看过的，无论影视剧，还是舞台剧，在表现皇帝（包括一些有作为的皇后皇太后）的时候，似乎都是毕恭毕敬的态度，给人一种“吾皇万岁万万岁”的感觉。他们不仅在政治军事、创业守成上大有作为，在感情生活上也严肃认真，执着专一。倒是被人不耻的“戏说”，敢用一种揶揄的口吻讲述皇帝的故事。如果真像有人所说，“戏说”是对于历史的不尊重，而我们那些奉皇帝为至尊的电视剧倒是再现了历史真实的话，那么，我们将“五四”以来几代人对中国封建历史的认知置于何地呢？其实，所谓“历史真实”更多的是剧作家们的一种宣传策略。在这里，唯一真实的，是现实对于历史的规范和要求。由此可见，所谓历史，无非是人们根据现实需要而创造的一种文本或话语。极而言之，历史只存在于话语与文本之中。它的真实性（如果它有真实性的话）也仅仅是话语或文本的真实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唐明皇》《三国演义》有真实性，我们也可以认为《戏说乾隆》有真实性。它们的区别仅在于反映了现实需求的不同侧面而已。然而，由于人们对“历史真实”的误解，结果，对真实的追求成了压在编导者心上的巨大负担。谨小慎微、斤斤计较、无一字无来历，这样一种创作心态不可能拍出洒脱、飘逸、旷达、豪放、想象力丰富，而又诙谐幽默的作品。现在不少古典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就有一种“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的感觉。如果是说这种影视剧还有功劳的话，那么，就是在观众中造就了相当一批考据爱好者。这类观众可以精确地说出中国人从哪一年开始用的马蹬，哪一年开始把三脚酒杯换成了无脚酒杯，至于艺术表现倒好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由于媒介的渲染，这种对于真实的要求显然又给编导们增加了新的压力。尽管也有编导津津乐道于这种细节的真实，但无论如何，它们给作品带来的真实性其实是十分有限的。历史并不因为一件道具的真而改变它的不可重复性。说到底，我们在谈论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时候，不应该忽略它通过传媒向大众提供娱乐消费的性质。在这里，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实在比所谓的历史真实更有魅力，也更重要。“一壶浊酒喜想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而，当历史将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再找一点古人的这种潇洒和豪气恐怕已经很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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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5期 Vol.19 No.5 1999氢化锂含氚量变化之数学模型的测定熊海林 陈香萍摘 要 氢化锂含氚量的实际变化与氚的自然衰变规律并不完全一致，为了测定其变化规律，对贮存中的氢化锂含氚量进行了长时间跟踪测量。本文利用实测数据与多项式回归法，结合氚的衰变规律建立了氢化锂含氚量变化的数学模型，此模型在测量点具有很低的预测误差。关键词 氢化锂 氚量 回归模型 数值预测Determination of Variation Mathematic Model of Tritium in LithiumDeuteride-tritideXiong Hailin,Chen XiangpingAbstract The variation rule of Tritium in Lithium deuteride coincides with the naturial Tritium decay incompletely.For determing its rule,the follow-up measurement of the guantity of Tritium in storing Lithium deuteride-tritide has been done for a long time.Using measurement data and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d conbining with Tritium natural decay rule,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variation mathematic model of Tritium in Lithium deuteride-tritide.The model has very small forcasting errors at the measuring points.Key words Lithium deuteride-tritide,Tritium,Regression model,Numerical value forecast引言氢化锂材料的含氚量是确定其能否使用的重要指标，需要准确测量，其变化规律也需准确测定。氚具有放射性，能自发衰变成氦而逐渐减少；但是氢化锂含氚量的实际变化与氚的衰变并不完全一致，无法用氚衰变的规律在理论上准确预测其含氚量的变化。为了从理论上建立氢化锂含氚量变化的数学模型，本文利用近十年的测量数据对其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氚的衰变规律确定了含氚量变化的回归模型。此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用此模型进行数值预测，可以代替实测(或部分实测)。1 氢化锂含氚量变化的特点氢化锂是由LiP,LiD和LiT组成的蓝灰色半透明脆状固体物质，由于氚无论在化合物还是在单质中都具有放射性，能自发衰变，放射出一个β射线后生成3He(氦－3)，从而使得氢化锂中的含氚量不断减少[1](1)式中v为反中微子。氚的衰变服从指数规律，其半衰期为12.26年。若记t＝0时刻的含氚量为Q，t时刻的含氚量为q(t)，则 (2)只要知道了氢化锂中氚的初始含量，就可以利用式(2)的衰变规律在理论上对其任一时刻的含氚量进行预测。但是由于以下原因，氢化锂含氚量的变化规律并不完全与氚的衰变规律一致。①氚的化学性质非常活泼，能与空气中的O2、H2O、CO2等物质发生速度不同的反应，生成锂的氧化物、氢氧化物和碳酸盐，有些反应还会释放出氚气(T2)。为了避免这些反应的发生，氢化锂一般需贮存在纯净的氩气环境中；但是，实际贮存容器中的氩气的纯度并不是100％，总会有一定的杂质，上面这些反应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从而加速了氚的损失。②氢化锂是一种轻材料，老化速度比较明显，时间越长，老化速度越快。在老化过程中，LiT在能量较大的β射线(氚衰变所产生)作用下容易分解，释放出氚气而导致其含氚量的进一步减少：(3)因此，无法直接用式(2)来精确预测氢化锂含氚量的变化。2 氢化锂含氚量变化的实际测量实际贮存中的氢化锂材料的含氚量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测量一次，测量采用“量热法”(氚衰变放射出的β射线能使氢化锂材料发热，且发热功率与其含氚量成正比，测出了发热功率就可计算出含氚量)。典型的测量数据如表1所示。表1 氢化锂含氚量的实测值测量序号iti/年Q(ti)／gq1(ti)／gδ1(ti) ％q2(ti)／gδ2(ti) ％0046.9311.19743.3043.861.2843.861.2822.32239.9941.162.9240.631.6133.24137.1239.085.2837.972.2844.55334.1636.306.2834.470.9055.43331.7834.538.6432.502.2866.31529.9132.859.8430.241.0977.37828.0030.9310.4828.170.5988.68525.0528.7414.7226.013.8399.73622.7027.0619.2023.603.99为了检验其含氚量的变化是否与氚的衰变规律一致，我们先用式(2)采用第一种方法(以首次测量值为基础)从理论上计算每个测量时刻的含氚量，记为q1(ti)(4)式中，q1(ti)的角标i表示第i次测量(i＝0，1，…，n)；Q(t0)为首次测量值。这种以首次测量值为基准计算出来的理论预测值见表1中第四列，其与实测值Q(ti)(表1中第三列)的误差用δ1(ti)表示(5)δ1(ti))列于表1中第五列。从表1中可以看出，用第一种方法计算的理论值总比实测值大，且它们之间的误差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大。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可能是由于首次测量结果Q(t0)不准确而造成的。为了消除首次测量误差的影响，下面再利用第二种方法进行理论计算：用前一次的测量结果作为基准计算本次测量时刻的理论数值，记为q2(ti)(6)并用其与实测值的相对误差(7)来评价，分别列于表1中第六、第七列。从表中的δ2(ti)可以看出，第二种方法计算的理论值还是有一定的误差；但误差基本稳定在一定幅度内，这主要是因为第二种方法所使用的时间间隔基本在一年左右，时间比较短且相同，时间对误差的影响不明显。两方法所得结果显示，理论预测值与实测值之间的误差与预测时间间隔有关，时间间隔越大，误差越大。表1的数据还表明，氚的衰变规律式(2)不适用于计算氢化锂中的含氚量，其含氚量变化的数学模型需重新测定。3 氢化锂含氚量变化的数学模型表1的数据显示，实测值与理论值之间的偏差并不是很大，这说明氢化锂中氚的减少还是以氚的自然衰变为主，其含氚量变化的数学模型可以在氚衰变规律式(2)的基础上增加修正项来建立。下面以首次测量值为基准来建立数学模型。首先来分析式(2)的理论值q(t)与实测值Q(t)(为了叙述方便下面将省去时间ti的角标i)之差d(t)d(t)＝q(t)－Q(t) (8)的变化规律。将表1中的数据代入式(8)中计算，结果列于表2中，d(t)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曲线如图1所示。从表2和图1中可以看出，d(t)与t基本成线性关系，可以给d(t)建立一个线性模型。为了精确起见，本文采用二次多项式来模拟d(t)。令 (9)用回归法求得此多项式的系数为[2](10)在求出系数a1、a2和d(t)之后，就可用理论估计值代替式(8)中的实测值Q(t)而得到含氚量变化的数学模型(11)将表1中测量数据代入式(10)中计算其参数，得a1＝0.5546，a2＝0.0139。为了简化式(11)的记法，再令t0＝0，得到氢化锂中氚量变化的数学模型为(12)图1 d(t)的变化曲线表2 d(t)的变化数据t／年d(t)d(t)／t001.1970.560.4682.3221.170.5043.2411.960.6054.5532.140.4705.4332.750.5066.3152.940.4667.3782.930.3978.6853.690.4259.7484.360.447实际上是根据测量值Q(t)所做出的回归曲线，因而式(11)和(12)也称为回归模型。4 结果分析模型式(12)实际上是在氚的衰变规律式(2)的基础上而建立的。增加修正项d(t)的物理原因主要是，氢化锂中的氚除了因自然衰变而减少外，还有其它原因在导致氚的减少。前面的数据表明，所增加的修正项并不大，这说明通过式(3)的反应而损失的氚，只占总损失的一小部分，氚的自然衰变仍然是氢化锂中氚减少的主要原因。建立的数学模型是否合适可以用F分布显著性检验法[2]检验，这种方法比较严格，也比较复杂，此处只给出检验结果。检验参数见表3所示，经检验，模型的F＝16.7，大于F0.05(2，6)＝5.14，故所建模型是显著的，即是合适的。表3 回归模型显著性检验数据来源离差自由度均方差F值回归375.62187.816.7剩余67.5611.3总和443.18此外也可用其在测量点的预测误差δ(t)(13)来粗略地检验，这种方法比较直观。表4给出了回归模型在测量点上的预测值及其预测误差，从表中可以看出，所建模型的预测误差均在1.5％以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同时也说明，所建模型比较准确地描述了实际含氚量的变化规律。式(12)的模型的效果还可以用其预测误差δ(t)与预测误差δ1(t)(参见表1)之比ρ(t)的分贝值来衡量ρ(t)＝20lg｜δ1(t)／δ(t)｜ (14)其计算结果列于表4中，从表4中可以看出，新建的回归模型效果不错，其误差一般都减少了16～50dB。表4 实测值与模型在测量点的预测值t/年Q(t)／g／gδ(t) ％ρ(t)／dB046.931.19743.3043.22－0.1817.042.32239.9939.95－0.1128.483.24137.1237.430.8316.074.55334.1634.06－0.2827.025.43331.7831.930.4625.486.31529.9129.900.0350.327.37828.0027.60－1.4317.308.68525.0524.97－0.3133.539.73622.7022.981.2323.87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除了第一次需要实测以外，只要贮存条件不变，其余各时刻均可用所建模型进行预测(理论估计)。5 结束语本文利用实测数据建立了可以预测氢化锂含氚量变化的数学模型，用此模型可以精确计算在任意时刻的含氚量，而不必每次都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实测。本文所使用的方法对其它有关衰减量的建模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氢化锂含氚量的变化只与LiT的性质和氚的初始含量有关，而与其中的氕、氘、锂含量无关，因而本文所测定的回归模型具有通用性，其性能并不会因氚的多少而改变，对任何氚浓度氢化锂材料均适用。作者简介：熊海林 31岁 男 工程师作者单位：第二炮兵工程学院研究生二队，陕西省西安市，710025参考文献1 格伦.F.诺尔著,李旭,等译.辐射探测与测量.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882 汪荣鑫.数理统计.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1997-12-05收稿，1998-09-07收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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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4期 Vol.24 No.4 1998针对传感器故障的容错控制问题的数值解法1）赵明旺摘 要 针对状态反馈闭环系统中的传感器故障容错控制 问题，先基于稳定多项式分解导出该容错控制问题状态反馈闭环系统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此基础上，基于相容非线性方程组数值解法，提出具有传感器故障容错控制的状态反馈律 设计方法.还基于数值优化解方法，提出面向闭环系统极点配置的另一状态反馈容错控制律 设计方法.计算机仿真算例表明此方法的有效性.关键词 容错控制，完整性，状态反馈，多项式稳定性，数值算法NUMERICAL METHODS FOR FAULT－TOLERANCECONTROL AGAINST SENSOR FAULTSZHAO MINGWANG(Dept. of Automation, Wuhan Yejin Univ. of Sci.& Tech., Wuhan 430081)Abstract For the fault－tolerance control against sensor faults in linear state feedback systems, 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 that make the closed－loop systems stable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fractionization metho d of the stable polynomials. Then, a designing method of the fault－tolerance st ate feedback law is presented via the numerical solutions to the nonlinear equat ions. Finally, based on the nonlinear optimization technique, another designing method of the fault－tolerance state feedback law for pole placement of the clos ed－loop systems is proposed. Computer simulation examples show the effectivenes s of these fault－tolerance control methods.Key words Fault－tolerance control, integrity, state feedback, poly nomial stability, numerical algorithm.1 引言在工程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存在传感器或执行器故障.这些故障轻的使性能指标下降，严 重的使系统不稳定，甚至崩溃.因此，故障容错控制问题有较强实际背景，一直较受关注［1-5］.传感器或执行器故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信号通道不通(亦称卡死)，其故障模式只有有限的 几个；另一类是信号发生畸变或增益变化，即故障发生在连续变化空间中.第一类故障的容错控制与多重系统同时镇定有一定共性.两者区别在于：容错控制中故障发生在控制环节， 其多重性体现在控制环节中，而同时镇定问题的多重性体现在被控对象模型中.第二类容错控 制问题可 视为一类建模不确定性的鲁棒控制问题，两者区别在于故障模式可能不能视为微小摄动.由于Ricatti方程和Lyapunov稳定性主要针对的是参数空间连续变化的控制问题，因此对故障为离散的第一类容错控制问题而言，文［1-5］利用Ricatti方程和Lyapunov稳定性得到的方法是充分的但不是必要的，并且有较大的保守性.本文讨论对第一类故障状态反馈容错系统设计.由于对该类故障容错控制问题，至今还缺乏 具有充要性的解析性设计方法，因此下面给出的具有充要性的容错控制数值方法是非常有意 义的.利用本文方法再辅之以CAD技术，对实际容错控制系统设计具有现实意义.2 问题描述考虑如下状态能控的SISO线性定常连续系统模型=Ax+Bu. (1)其中x和u分别为n维状态变量和输入，A和B分别适宜维数的系统矩阵和输入矩阵.本文问题是系统(1)是否存在如下同一状态反馈律使闭环系统在传感器故障下均稳定u=-KLx. (2)其中K=［k1 k2 … kn］为反馈向量；L=diag｛l1 l2 … ln｝为故障矩阵，这里li为1或0代表状态变量xi的传感器有或无故障.此时，在状态反馈律(2)下，系统闭环状态方程为=(A-BKL)x. (3)考虑到两个及两个以上传感器同时存在故障的概率较小，下面仅讨论在任一时间最多只有一 个传感器发生故障的容错控制问题.无故障时，故障矩阵L为单位矩阵，并记为L0；当第k个传感器发生故障时，L记为Lk.由线性系统理论可知，若系统(1)的开环特征多项式为sn+α1sn-1+…+αn，则一定存在变换矩阵P，使系统(1)有如下能控标准型表示(4)其中此时，第i种故障模式下状态反馈律可记为u=-KLiP，闭环特征多项式为(5)其中ei,j=ai+［KLiP］n-j+1. (6)本文问题的实质是针对n+1种故障模式L0，L1，…，Ln，设计反馈向量K使n＋1个闭环特征多项式fc,i(s)稳定.由多项式分解可知，稳定的闭环多项式fc,i(s)一定可以表示为(7)其中αi,j和βi,j为非零实数，其个数分别为和n；n和为n/2和(n+1)／2的整数部分，两者之和恰为n .当n为偶数时，n=；否则，n+1=n.将式(7)中的多项式乘积展开，可得(8)其中gi,k为αi,j和βi,j的恒正函数.比较式(5)和式(8)，可归纳出如下定理.定理1. 状态能控的SISO系统(1)在容错状态反馈律(2)下，闭环控制系统稳定的充要条件为非线性方程组F(x)=［Fτ0(K,A0，B0) Fτ1(K,A1，B1) … Fτn(K,An，Bn)］τ=0 (9)有实数解.其中由式(9)知，每种故障模式下方程数为n，方程总数为n(n+1)，而变量x的维数为n(n+2)，即 其方程数小于变量数.本文容错控制的解是否存在取决于方程组(9)是否有解(相容的)，而容错控制律的设计也转化为求解非线性方程组(9).3 容错控制问题的相容非线性方程组数值求解对方程数小于变量数的相容非线性方程，文［6］提出一有效的拟牛顿法.该算法可证明与一般非线性方程组的牛顿法一样为二阶局部收敛.本节讨论利用该算法求解方程组(9)，即求解相应的容错控制问题.在利用该算法时，梯度方向矩阵dF(x)/dx为(10)其中其中pi,j为变换矩阵P的第i行第j列元素；li,j为故障矩阵Li的第j个对角元 素.上述导数dFi／dK可很方便地由式(6)和(9)推得.dFi／dAi和dFi／dBi见文［6］.基于上述梯度方向矩阵dF(x)／dx的表述，利用文［6］的相容非线性组数 值解法可便利地求得容错控制状态反馈向量.4 容错控制问题的非线性优化数值求解上节的容错控制方法得到的只是一个闭环稳定解而已，未考虑闭环响应特性.众所周知，线 性系统的极点能充分反映系统的动态性能，如稳定性、超调量、快速性等.因此，在稳定的基础上同时使容错控制系统闭环极点尽可能配置在指定区域是极有意义的.4.1 面向极点配置的优化数值解设对第i种故障模式，期望的闭环极点为si,1,si,2,…，si,n则期望的闭环特征多项式为fe,i(s)=(s-si,1)(s-si,2)…(s-si,n)=sn+αe,i，1sn-1+…+αe,i,n.因此，根据容错控制问题有解的充要条件(9)，基于极点配置的容错控制优化问题可定义为(11)其中λi为对第i个系统优化的加权系数.优化问题(11)的解不仅能使容错控制闭环系统稳定，而且使闭环多项式尽可能接近期望的特征多项式.引入罚函数，优化问题(11)等价为(12)其中μ为罚函数因子.考虑到优化问题(12)属于非线性度不高的多项式函数优化问题，并且求解该优化函数的二阶偏导矩阵困难，本文采用最速下降法求取其数值解.虽然最速下降法为一阶收敛，但计算机硬件发展迅速，计算速度和时间对一般优化问题已不是应用的关键.利用上节的各种导数表达式，有如下最速下降法求解所需的梯度方向向量，其中 (13)(14)(15)4.2 优化极点位置的容错控制数值解由稳定性理论知，系统稳定即所有极点具有负实部，且越远离虚轴系统的稳定裕量越大.实 际系统在极点配置时，总是通过限制最大负实部为Rmax，最大最小阻尼比为ξmax和ξmin，将极点配置在S平面扇形区域内.基于此，有下面优化闭环系统极点位置的优化问题表示，(16)其中Re(λi,j)和ξi,j分别为第i种故障下，闭环多项式中因子s2+α2i,js＋β2i,j的两个根的最大实部和阻尼比.优化问题(16)属不可微优化问 题，许多优化算法对此无能为力.Powell方法是适用于不可微或求导困难的随机优化方 法.但优化变量较多时，Powell方法的效率将大幅度下降.优化问题(16)的优化变量数 为状态变量数n的二次函数n(n+2)，优化变量较多.因此，传统的Powell方法对此效率 较低.针对与优化问题(16)类似的具有可微约束的不可微优化问题，文［7］提出一具有较 高效率的拟Powell方法.利用该方法，可便利地求解优化问题(16).5 算 例考虑如下开环不稳定系统的容错控制问题算例1.算例2.两算例采用本文方法求解的结果如表1所示.由计算结果知，本文的基于求解相容非线性方 程组和非线性优化的容错控制数值解法具有较高的求解效率，不失为两种有效的求解容错控制问题的实用算法.表1 数值计算结果算例1算例2初始迭代值x0｛－2,－2,1,2,1,2,1,2｝｛－2,－2, －2,1,2,3,1,2,3,…｝非线性方程求解方法反馈向量K［-1.4195 3.7491］［0.7557 1.1833 0.8047］闭环多项式L0：S2＋7.5882s+7.0077L1:S2+4.7491s+2.7491L2：S2+3.8390s+3.2585L0：S3+5.3770s2+8.7035s+4.4591L1：S3＋4.6217s2+5.6808s+0.6808L2：S3＋6.5604s2+13.4368s+9.1925L3：S3＋4.5723s2+6.2893s+2.0450基于极点配置的优化方法期望的闭环多项式反馈向量K［-0.6795 1.7770］［0.5985 －0.2081 0.6413］闭环多项式L0：s2+4.1360s+2.8155L1：s2+2.7770s+0.7770L2：s2+2.3590s+1.0386L0：s3+6.4479s2+13.1505s+8.7490L1：s3+5.8494s2+10.7564s+5.7564L2：s3+6.2398s2+12.3179s+7.9164L3：s3+5.8067s2+11.2267s+6.8252优化极点位置的方法Rmax,ξmax,ξmin－0.5,3,1/3－0.5,3,1/3反馈向量K［-0.6264 2.5061］［1.0225 1.2097 2.6580］闭环多项式L0：s2+4.7589s+3.3853L1：s2+3.5061s+1.5061L2：s2+2.2528s+0.8792L0：s3+6.4708s2+8.7768s+6.2187L1：s3+5.4483s2+4.6869s+1.1064L2：s3+7.6805s2+12.4060s+7.4284L3：s3+3.8127s2+3.4607s+0.90261)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作者单位：武汉冶金科技大学自动化系 430081参考文献1 Shimemura E, Fujta M. A design method for linear state feedback system processing intergrity based on a solution of a Ricatti type equation.Int. J . Control,1985,42(4)：887-8992 Veillette RJ. Reliable linear quadratic state－feedback control. Automatica, 1995,31(1)：137-1433 黄苏南,邵惠鹤.控制系统具有完整性的一种设计方法.控制理论与应用,1993,11(2)：161-1674 倪茂林,吴宏鑫.具有完整性的最优控制系统设计.控制理论与应用,1992,9(3)：245-2495 孙金生,李军,冯缵刚等.鲁棒容错控制系统设计.控制理论与应用,1994,11(3)：376-3806 赵明旺.状态反馈同时镇定的非线性方程数值解.控制理论与应用,1996,13 (5)：376-3807 赵明旺.求解一类不可微优化问题的拟Powell方法.控制与决策,1998,13收稿日期 199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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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航 学 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8年 第3期 No.3 May 1998科技期刊运载火箭液体发动机故障监控系统中的若干问题谭松林 张宝琨(陕西动力机械设计研究所 * 西安 * 710100)摘 要 本文从工程观点出发,对开展运载火箭液体发动机故障监控研究所涉及到的失效模式分析、监控参数选取、故障监控方法和硬件可靠性保证措施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和考虑策略。主题词 液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 失效模式 监控SEVERAL ISSUES ON FAILUREMONITORING CONTROL FOR LIQUIDPROPELLANT ROCKET ENGINE OF LAUNCH VEHICLETan songlin Zhangbaokun(Shaanxi Engine Design Inst * Xi'an * 710100)Abstract From engineering point of view,this paper presents several issues of interest and consideration strategy on failure mode analysis、monitoring control parameter selection of fault monitoring and detecting and hardware possibility assurance for monitoring control study of liquid propellant rocket engine for launchers.Key words Liquid propellant rocket engine Failure mode Monitoring control1 引 言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具有高费用、高风险的特点,质量和工作可靠性是第一位的。提高其可靠性的途径主要有:①对产品本身改进,进行可靠性增长试验研究;②加强产品状态维护;③开展故障监控研究。开展液体火箭发动机故障监控处理方法及系统研究是提高未来运载火箭故障监控水平的需要,液体火箭发动机故障监控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制造过程监控;②地面试车状态监控;③飞行状态监控。其中,制造过程监控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只从工程观点出发,对发动机故障模式及效应影响、监控参数选取、监控方法确立和硬件可靠性保护措施等方面提出若干问题和考虑策略,它是发动机故障监控的重要组成部分。2 故障模式综合分析中应注意的问题对发动机进行失效模式及故障综合分析是开展发动机故障监控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发动机进行关键失效模式分析才能确定待诊断的故障类型、故障传播途径、故障根源、故障严重等级;才能确定关键监控参数、参数测量形式、故障判断标准、改进措施、相关性分析方法;才能确定发动机本身和故障监测系统自身的可靠性改进措施。故障模式及效应分析应建立在过去大量的组件试验、发动机地面试车、飞行试验信息的基础上。发动机故障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缓变故障;一类是突发性故障。故障监控宜放在对突发性故障的防范上。发动机故障分析方法有工程综合分析法、FMEA、FMECA、FTA等多种方法。液体火箭发动机结构复杂,有板壳体、薄壁结构、回转件、密封件、高压容器、精密控制元件、电器元件等,所有组件都不同程度的承受振动、冲击、热负荷的考验。组件及整机表现的故障形式多种多样:有漏火漏液现象;有性能达不到要求的现象;有组件严重结构破坏的现象;甚至有组件爆炸的现象。从组件及整机的研究过程看,故障主要有涡轮泵端面密封泄漏、涡轮叶片断裂、轴承损坏、涡轮进气导管破裂、泵气蚀、泵诱导轮断裂、涡轮叶冠脱落、推力室冷却通道泄漏撕裂、接头泄漏、导管撕裂泄漏、摇摆软管失效、阀门开启(关闭)失效、电缆失效等故障形式。出于故障监控的需要,在进行故障模式分析时应考虑故障的如下特征:*故障是可预报的或不可预报的;*故障在试车中是否能检测而采取应急措施或者根本无法检测的;*故障是功能性的还是操作性的;*故障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故障是引起性能上的衰退还是导致整个系统、子系统灾难性后果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和运载器构成一有机总体,对发动机的性能与状态的判定应考虑诸多因素,建议按图1中的相关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图1 发动机性能与状态的全面分析框图3 监控参数确定的原则与方法监控参数必须作为特征量表征发动机运行状态和性能变化情况。主要监控参数有弹上液位信号、涡轮转速、推力室喷咀前压力、起动阀前压力和增压系统参数。在所有这些参数中,涡轮转速和推力室喷咀前压力最能表征发动机运行状态和性能变化情况,宜作为一类监控参数。对于新型号发动机,还可以将阀门开启角度、涡轮泵轴/径向位移、推力室建压时间等作为主要监控参数。监控参数应具有包容故障信息的能力,监控参数对监控算法应具有强鲁棒性。在确定监控参数时,宜选取那些对故障最敏感、反映最直接的参数。监控参数应具有可监控性。反映发动机内部运行状况的参数很多,但受到结构可靠性和测量技术方面的限制,很多是不具备测量条件的。在开展液体火箭发动机故障监控研究中,监控参数一定要具备可监控性,参数应对发动机性能和状态最直接、最敏感;对故障特性反应快;便于与配套传感器及变换器、数据采集系统等设备及处理软件接口。关键参数应满足总体任务要求。在进行液体火箭发动机地面故障监控系统研究时,应同时兼顾运载器总体要求。发动机状态的监控可以通过许多参数的特性来实现,而各参数对发动机状态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考虑到监控参数不可能太多,因此应该首先选用最能表征发动机状态信息的参数,例如燃烧室压力、主系统流量等。从工程上考虑: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是第一位的,不能因为监控参数的设置对发动机的可靠性有明显影响。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后可以将监控范围扩大。例如前苏联的РД-120发动机测点参数多达44个。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发展燃烧室压力测量和副系统流量的无损测量(如超声波流量测量)。作为地面试车,测量参数允许多一些,现阶段的测量参数有发动机流量、喷咀前压力、启动阀前压力、涡轮泵转速、温度参数、振动参数等。箭上发动机监控参数较少,还可增加推力室和发生器的轴向振动测量及一级舱的泄漏监控等。4 监控方法的选择目前,国内开展发动机监控方法或监控算法方面的研究比较深入,主要方法有红线限幅法,SAFD算法,ARMA模型,人工智能,神经元网络,专家系统和精确模型描述等。这些方法有的已比较成熟,有的离工程应用还有一段距离。国外在发动机方面的监控方法研究远比我们早,且算法类型多,但真正应用于发动机地面试车和飞行试验的监控算法还是遵循简单、可靠、直接的原则。针对我国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拟采用下面几种监控方法:图2 发动机主级监控示意图图3 关系限幅监控示意图图4 逻辑限幅监控示意图a.关键参数红线限幅法(图2)这种方法规定了参数的上下允许限,只要实时采集参数超出此范围,即认为异常。该方法适用于发动机主级工作状态。b.关系限幅法(图3)这种方法规定了一参数(多参数)随另一种参数的变化规律范围。若超出此范围,即认为异常。此方法适用于发动机参数协调性判断。发动机在起动、关机、转级时,各参数随时间的变化都很显著,采用准动态数学回归制定的包络控制线方法与图3相似。c.逻辑限幅法(图4)该方法利用实时采集数据,按某种分析方法进行计算,提取一特性量(阈值),若超出此值,即认为异常。采用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故障的误判率低。至今,地面试车时对参数的监控一直采用经验性极强的红线关机法(方法一),该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过去××试车由于没有进行参数监控就造成了没必要的延时而浪费推进剂)。该方法在信噪比较小时容易发生误判,过去××发动机试车就曾遇到过涡轮泵转速误判而引起误关机的现象。工程上从可靠性,快速性发出考虑,宜采用一些直接的方法。考虑到发动机工作过程十分复杂、响应极快的特点,在主级工作状态优先考虑改进型的红线限幅法,在过渡过程采用准动态数学回归模型,给出合适的包络线进行判别,不打算用描述发动机动态特性的精确模型算法,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方法b对参数间的一致性进行联合判断。另外,发动机的微小泄漏也不能轻视。早期试车经验表明:发动机经常有一些漏火漏液现象,从参数形式上很难发觉,而停车检查又无法发现漏火漏液部位,即有“无名火”一说。这种微漏对性能影响不大,但毕竟是个隐患,潜在的危险是有可能污染一些电气元件,烧毁控制电缆等。因此,国内外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监控研究,主要通过研制一类不影响发动机结构可靠性的高技术传感器来实现。我国高技术传感器水平远不如国外,从实际需要来看,应尽快组织研制泄漏监控的新型传感器。5 硬件的可靠性保证措施考虑国外发动机故障监控技术的发展都是先从地面试验的故障监控开始的,待完善后再用于飞行试验。目前,我们应主要研究用于地面试车的故障监控硬件设备,其中包括较多的测量传感器,信号处理部件,基准信号源和数据通讯接口等。从可靠性角度出发,本系统拟采用以二台通用微机(一台用于冗余备份)和数台单片机为核心构成的主从分布式系统,它集现代控制理论、传感器技术、信号采集与处理技术、微机应用于一体,总体上进行优化;该系统还应具备对测点数据的贮存、查询、打印、图文显示、声像等功能,系统应具备自校正网络,失压保护装置。对于常规传感器,应努力提高其精度,其中包括时滞、重复性、非线性、减小零漂等。同时,硬件中采用多传感器表决方案。系统经大量模拟试验后再用于地面试车考验。关于测量技术,当前应重视燃烧室压力测量研究,超声波流量测量研究,推进剂泄漏监控研究,通过这些研究使发动机的故障监控日臻完善。6 结束语运载火箭发动机故障监控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课题,本文仅提出了故障监控所涉及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和考虑策略。关于仿真、实时验证系统等专题未做讨论,故障监控中的很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开展工作。参考文献1 Michael W.Hawman,Framework for a Space Shuttle Main Engine Health Moniforing system.NASA-CR-1852242 Nemeth E.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for rocket engine.NASA-CR-1852233 谭松林,张宝琨,段增斌.泵压式液体火箭发动机故障诊断系统中值得考虑的几个问题.推进技术,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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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715 【原文出处】宏观经济管理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16～19,41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200003 【 标 题 】１９９９年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及２０００年展望 【 作 者 】方言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国家计委农经司 【 正 文 】 1999年，各地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采取各项措施，努力完成1999年农村经济计划目标。――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总产量仍保持较高水平。1999年，各级政府狠抓了粮食结构调整，压缩南方早籼稻、东北春小麦、南方红麦等市场销路不好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扩大优质稻、优质专用小麦播种面积。全年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6.84亿亩，比上年减少约1500万亩。 其中小麦面积4.35亿亩，比上年减少约1000万亩；稻谷4.69 亿亩，增加160万亩；玉米3.8亿亩，与上年基本持平。预计粮食总产量超过5亿吨，虽比上年减少1000多万吨，仍为历史上第二个丰收年份。――棉花、糖料和烤烟种植面积继续调减，油料、果菜面积扩大。棉花播种面积近5600万亩，比上年减少了约900万亩，是60 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新疆棉田面积基本稳定，黄河流域棉区减少约100多万亩，长江流域棉区调减面积约700万亩。预计产量约390万吨。糖料种植面积约2500多万亩，比上年减少约400万亩。预计产量8600万吨， 比上年减少约1000万吨。油料总播种面积约2.05亿亩，比上年增加1100多万亩。其中夏收油菜籽面积近9600万亩，比上年增加300万亩， “双低”油菜籽种植面积超过3500万亩。预计油菜籽总产量约930万吨，比去年增产140万吨。北方花生产区因旱略有减产。预计油料总产量2400万吨以上，比上年增加150多万吨。蔬菜生产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播种面积比上年增加1500万亩，预计产量4亿吨，比上年增加500万吨。水果种植面积扩大，名优水果比重增加，预计产量5900万吨，比上年增长10％。――养殖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1999年上半年，畜产品价格仍处于低位。生猪价格6月份开始小幅回升， 但养猪仍将处于亏本或接近保本状态。预计1999年肉类总产量将达5850万吨，比上年略有增加；禽蛋产量2200万吨，奶类产量800万吨。水产品生产加大了结构调整力度， 大力发展名特优水产品生产，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有所提高。预计全年水产品产量可达4000万吨，比去年增加100万吨。――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较快，出口生产有所回升。1999年乡镇企业发展主要特点：一是效益与速度同步增长，二是出口生产逐月回升。预计全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可达2.53万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1.7万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4％和10％；出口交货值7200亿元，比去年增长5.1％；从业人员1.23亿人，比上年减少200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接近去年水平。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左右。但是，由于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农村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1.种植业结构调整趋同。各级政府对结构调整缺乏引导，农民对农产品市场茫然，种什么、种多少心中无底，大多按国家制定的保护价的品种、范围作为种植意向。主产区结构调整主要集中在调减早籼稻、棉花、烤烟三个作物，扩大蔬菜、瓜果种植面积。长江流域纷纷调减早稻和棉花，扩种油菜；东北地区玉米面积未能减少，大豆面积继续下滑。由于种植结构调整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导致一些尚有市场潜力的产品价格下跌。2.农产品价格普遍处于低位，农民增收难度大。1996年以来，农产品生产连续丰收，价格不断下跌，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品种之多，价格之低，库存压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1999年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价格继续下跌。上半年，小麦、玉米、稻谷三大品种的国有粮食企业收购综合平均价格同比下降了5.5％，综合平均销售价格下降了9.5％。三种粮食的综合平均集市价格同比下降了11.3％，批发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下降了11.4％。棉花销售价格自1998年4月20 日国家放开棉花供应价格后，就一直下跌，目前新疆销往内地的棉花价格比上年底约下降24％，内地棉花销价下降17％。主产区标准级皮棉每50公斤平均收购价仅398元，同比下降了36％。加上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趋缓，吸纳农村劳力的能力也在减弱，农民难以从二、三产业收入中得到补偿，农民增收缺乏新的增长点。3.农村基层干部抓经济工作的积极性有所下降。由于近几年实行政企分开，乡镇企业改为股份合作制，以及工商、税务、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管理权限上收，一些乡镇政府失去了调控手段和经济利益，光靠财政收入和乡统筹难以支付乡政府的日常开支，中西部省区县乡两级财政普遍出现赤字，一些乡镇财政赤字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县乡两级拖欠干部工资严重，挫伤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2000年农村经济发展预测2000年是“九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回顾“九五”计划的前四年，农业连续丰收，农产品由供给不足到基本平衡有余，从而使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此“九五”时期可以称之为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但农产品的丰富只能代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就农业生产而言，我国现在面临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实现这个转变远比前些年单纯提高产量要艰难得多。一是农业转型中，政府行政干预因素下降，市场因素上升。在农产品短缺时，国家主要依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刺激生产。我国农民收入中近60％的收入来自种植业，提价对增产的效益十分明显。现在农产品充足，以质论价，以市场定价，价格杠杆不在国家而在市场，因此，农民增收由靠国家提价转为靠市场信息引导，实际上是凭农民自己对市场的把握和分析。二是农业生产由依靠物质投入转为依靠科技支撑。过去提高农产品产量主要是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即田间工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以及增加农用生产资料。经过国家长时期的物质投入，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经达到5亿吨，国家投入逐年减少。 优化品种，提高质量，主要取决于科技进步和技术储备是否充足。三是我国面临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国外质优价廉的农产品，国内农产品的在质量、价格、外观等方面均无竞争优势，个别产品生产将面临着萎缩。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主要任务是：继续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农村稳定、农民增收为目标，依靠科技，优化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努力提高乡镇企业经济效益，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纵观1999年农村经济形势，2000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任务，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一）国内市场需求依然不足，农产品供大于求的局面仍得不到改观据了解，尽管各地加大调整结构的力度，主要农产品面积有所下降，但预测产量均居高位。这表明，一方面调整结构没有新举措，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未见大回升，因此库存压力大，价格低迷，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专家分析，虽然中央制定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2000年价格总水平可能停止下滑。但由于我国经济生活中仍存在着一些制约经济增长和市场回升的因素，农产品也受其影响，供大于求的矛盾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好转。（二）农业投入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一是国家新增农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下降。近年来，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国家对农业投入的重点由前几年的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转向改善生存环境、建设生态工程、发展可持续农业方面，如江河防洪、生态、天然林保护工程等，新增农业投资占新增农林水投资总额的比重有所下降。1998年国家增发的1000亿元债券，其中350 亿元用于农林水利及生态工程建设，其中种子工程、动植物防疫体系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20亿元，占总量的2％，占农口总量的5.7％；今年增发600债券，农业项目7.5亿元，不足总量的1.2％。二是地方投入下降。由于近几年增发国债，要求地方资金按中央项目配套，农业债券投资比例小，地方资金也相应减少。三是农民收入增幅趋缓，农户生产性投入明显下降。而当前结构调整、农产品优质化、专用化、多样化需要的农业良种、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新技术储备，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从一定意义上说，农业科研方面的落后，投入的不足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难应付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严峻形势。（三）农民负担有增无减，增收缺乏新来源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一是增加产量，二是国家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近两年由于国家未出台提价政策，养殖、林果业盲目发展，市场疲软，农民收益递减，加上宏观经济形势趋紧，非农收入减少，农民增收缺乏新的来源，已出现增幅回落。但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税金、提留统筹费、社会负担及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等各项费用却在逐年增长。成倍虚报农民收入，多收提留统筹费；巧立名目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运用司法手段收费，强迫农民借款、贷款交税费、集资，集体举债，向农民转嫁债务的现象不断发生。根据农业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2000年农村经济主要目标预测如下：1.粮食：按照近两年粮食生产情况，尽管有一些灾害发生，粮食产量都接近5亿吨，说明目前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上了一个台阶。目前人均粮食占有量为394公斤，库存已达2.3亿吨，粮食市场供大于求。由于粮食生产的特殊性，各地在调整结构中，仍注意保持种植面积的相对稳定，播种面积虽有减少，但不会出现大起大落，预测播种面积16.5亿亩，产量4.9亿吨。2.棉花：1999年度棉花形势仍是供大于求，目前棉花库存275 万吨，加上今年产量，全社会棉花总资源为660万吨。而同期棉花需求量380万吨，其中：纺纱用棉350万吨。根据棉花供求情况，各地将进一步压缩棉花生产，预测棉花种植面积5000万亩，产量为320万吨，比1999年预计有所减少。3.油料：由于1999年油料增幅较大，预测2000油料生产仍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产量在2600万吨。4.糖料：目前食糖积压严重，主产区压缩种植面积，预测产量8600万吨，与1999年预计持平。5.肉类：总产量6000万吨，预计比1999年增长2.2％。 随着中央各项启动市场需求、刺激消费的政策到位，2000年肉类消费将会平稳增长。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农村市场打不开。经过近一二年肉价的大起大落，养猪农户市场意识增强，不会再盲目扩大养猪规模。6.水产品：重点放在优化结构，提高档次。产量4100万吨，比1999年预计增加100万吨，增长2.5％。7.水果：继续淘汰劣质果园，水果面积继续扩大， 预测产量增长5％。乡镇企业增加值2.88万亿元，比1999年预计增长14％。从业人员稳定在1999年1.23亿人的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有关政策建议为保证实现2000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主要目标，要在继续稳定和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的前提下，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按照市场需求变化，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当前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若干意见》，分区域、分行业、分品种研究制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规划，提出具体意见，实行分类指导，把农业结构调整工作引向深入。要组织各级农业部门发布淘汰劣质品种重点推广优质品种的名录，引导农民调整品种结构。要搞好农产品生产信息、价格信息和供求信息的搜集和发布工作，为基层和农民调整农业结构提供信息服务。要抓好农业产业化经营示范项目和示范区建设，扶持一批有市场、有效益、有利益联结机制以及示范作用强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生产基地，促进农业结构调整。2000年粮食生产的调整重点是：继续调减南方早籼稻、小麦及北方春小麦种植面积；东北玉米生产也要根据市场需求有所调减；扩大市场适销对路、相对紧缺的优质小麦、大豆和优质水稻生产，建立高效的农业种植结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发展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自行调减粮食定购任务。压缩棉花种植面积，新疆棉花生产的重点应放在改良品种、提高质量、扩大出口上。长江中下游高产棉区、黄河流域棉区的种植面积要进一步压缩，对非主产区的棉花面积要严格控制。畜牧业生产要适应新的市场形势，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转向以品种、质量、精深加工产品为主，大力调整生产结构，提高产品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二）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认真做好农产品收购工作做好农产品收购和流通工作对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至关重要。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家要加强对主产区粮食价格工作的指导，协助各地做好毗邻地区间粮食价格的协调衔接。各省政府要积极推进农产品优质化工作。有关部门要组织力量，加快制定优质农产品生产技术规程，尽快出台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以改变目前农产品收购重外在质量、轻内在品质的现状。在兼顾国家、农民和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力争在2000年春季，出台小麦、优质小麦、稻谷、优质稻谷、玉米和优质玉米的收购质量标准，实现粮食按质论价和优质优价，促进粮食结构调整。要鼓励加工等用粮企业与农民签订优质品种生产和收购合同，推动优质品种的产业化经营。加强对棉花收购价格的指导，适时发布棉花指导性价格，促使农民缩减棉花播种面积，促进总量平衡，增强国产棉花的竞争力。逐步建立糖料、蚕茧等经济作物收购价格与产品市场价格联动、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价格机制。鲜活农副产品流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各地要积极帮助和组织农民开拓农副产品销售市场。要坚决取消各种非法关卡和收费，为农民和各种运销组织提供方便和服务。（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1999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首次出现减少的趋势，无疑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乡镇企业发展。一是推动乡镇企业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扶持一批有一定规模、有一定技术含量、市场潜力较大、立足当地资源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拉动农业生产，延长产业链，带动农业结构调整。二是要把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中，开辟工业小区，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从而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拉动农村市场。三是贯彻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鼓励东部乡镇企业到西部创业，引导东部乡镇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向中西部转移，促进中西部乡镇企业持续发展，加快中西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四）科教兴农，提高农业竞争力今后农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因而普及、推广现有的科技成果极为很重要。要继续抓好模式化栽培、水稻旱育稀植、精量播种、化肥深施、棉铃虫综合防治、节水灌溉、家畜禽优化饲养、秸杆还田、海淡水高效养殖等关键性的适用农业增产技术的推广，扩大杂交水稻、杂交玉米、配方施肥和地膜覆盖面积。继续实施种子工程，在优化农作物品质上下工夫。要继续搞好品种选育和优良品种的引进，加快品种更换，推广应用适用的高产优质新品种，扩大良种覆盖率。东部沿海发达省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积极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办好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起示范作用。（五）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国家应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除继续对江河堤防、移民建镇、生态环境、退耕还林（草、湖）等项目倾斜外，应增加配合农业结构调整的农业种子工程、动植物保护工程、农业科研教育等项目投资。特别要扶持代表农业技术发展方向的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技术成果转化的示范基地建设，提高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促进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各级地方政府也要集中投资，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并引导农民进行生产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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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5期 Vol.24 No.5 1998非线性系统的PD型迭代学习控制1)孙明轩 黄宝健 张学智关键词 初始条件问题，迭代学习控制，非线性系统.PD-TYPE 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 FORA CLASS OF NONLINEAR SYSTEMSSUN MINGXUAN HUANG BAOJIAN ZHANG XUEZHI(X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i'an 710032)Key words Initial condition problem, 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 nonliear systems.1 引言运用迭代学习控制技术设计控制器时，只需要通过重复操作获得的受控对象的误差或误差导数信号.在这种控制技术中，迭代需从某初始点起进行.初始点指初始状态或初始输出.所谓初始条件是指在每次迭代时，为保证控制系统的收敛性，对系统迭代初始点的重复定位操作所限定的条件.一种常见的初始条件是在每次迭代时，保证迭代初态与期望初态一致［1，2］.但实际的重复定位操作往往会导致迭代初态相对于期望初态产生偏移.目前，在已发表的文献中，没有给出过存在初态偏移情形下D型或PD型非线性迭代学习控制系统的极限轨迹［3，4］.然而，给出其极限轨迹可使人们认识到初态偏移对系统跟踪性能的影响.2 主要结果考虑在重复操作环境中运行的非线性系统k(t)=f(xk(t),t)+B(xk(t),t)uk(t), (1a)yk(t)=g(xk(t),t), (1b)式中t∈［0,T］，下标k记迭代次数；xk(t)∈Rn，uk(t)∈Rr,yk(t)∈Rm分别为系统的状态、控制和输出向量.f:Rn×［0，T］→Rn，B：Rn×［0,T］→Rn×r关于t分段连续，g=［g1，…，gm］T：Rn×［0,T］→Rm关于t,x可微.采用PD型学习律uk+1(t)=uk(t)+Γ(yk(t),t)(k(t)+Lek(t))， (2)式中ek(t)=yd(t)-yk(t),yd(t)为给定的期望轨迹.Γ(.，.)∈Rr×m，L∈Rm×m为增益矩阵.引理1.对于x1,x2∈Rn及t∈［0,T］,存在常数ξi∈［0，1］，i=1,2,…,m，使得引理2.实数序列｛ak｝定义为ak+1≤ρak+bk，k=0，1，2，…，其中，｛bk｝为给定的实数干扰序列.若0≤ρ＜1，且证明.作变换.这样，对于任意的k≥1，有由于0≤ρ＜1，则因此，结合sk的定义，可证得结论.定理1.若由(1)，(2)式描述的迭代学习控制系统满足A1) 对于任意给定的初态x0，yd(t)=yd(t)+e-Lt(g(x0,0)-yd(0))，t∈［0,T］可达；A2) f(.，.)，B(.，.),gt(.，.)，gx(.，.)关于x满足一致全局Lipschitz条件；A3) B(.，.),gx(.，.)在Rn×［0,T］上有界；A4) 存在增益矩阵Γ(.，.)∈Rr×m，使得‖I-Γ(g(x,t),t)gx(x,t)B(x,t)‖∞≤ρ＜1，小(x,t)∈Rn×［0,T］；A5) 系统初态渐近重复limk→∞xk(0)=x°,则limk→∞yk(t)=y*d(t),t∈［0,T］.证明.取一控制输入u*d(t),t∈［0,T］使得系统初态位于x0时的输出为yd(t)，相应的状态记为x*d(t).为了简便，下面略写函数的时间变量t，并记Δu*k(t)=u*d(t)-uk(t),e*k(t)=yd(t)-yk(t),Δx*k(t)=x*d(t)-xk(t).由(1)式、(2)式及引理1知(3)式中ξi∈［0,1］，i=1,2,…，m.计算(3)式两端的λ范数，可得(4)式中，γ=bг(kgt+kgxbd+bgx(kf+kBbud)+bLbgx).其中0＜kh＜∞，h∈｛f,B,gt,gx｝为相应函数的Lipschitz常数，0＜bh＜∞，h∈(B,gx)为相应函数的一致界，下面利用状态方程(1a)，给出关于迭代状态的估计B(xk(τ)，τ)‖∞‖ud(τ)‖∞+‖B(xk(τ)，τ)‖∞‖Δuk(τ)‖∞)dτ.计算上式两端的λ范数，可得(5)式中取λ足够大，使得1-(kf+kBbud)O(λ－1)＞0.将(5)式代入(4)式(6)式中.当选择λ足够大时，ρ＜1蕴涵.因此，由引理2知(7)又由及初始条件A5)知，此即证得证毕.上述定理表明，当选取－L为稳定矩阵时可改善系统的跟踪性能；通过在给定的期望轨迹前拼接一段轨迹，即可实现给定轨迹的跟踪.做到这一点只要求迭代足够多次后保证初始条件是渐近重复的.进一步容易给出以下推论.推论1.若由(1)，(2)式描述的迭代学习控制系统满足假设(A1)―(A4)，并且成立，则系统迭代输出误差一致收敛，即推论2.对于由(1)，(2)式描述的学习控制系统施加D型学习律uk+1(t)=uk(t)+Γ(yk(t),t)k(t),如果该学习控制系统满足假设(A1)―(A4)，则有推论2推广了文献［2］的收敛性结果，这对于机器人控制系统是有实际意义的.3 结论在D型学习律作用下，文中所讨论的非线性系统的迭代输出会收敛于一极限轨迹，它与期望输出轨迹存在一恒定偏差.PD型学习律作用下的极限轨迹表明，通过在学习律中增加P型成份，可有效地减小这种偏差.这一结果是在初态渐近重复的条件下得到的.进一步地，当初始输出满足渐近严格重复时可保证系统迭代输出误差的一致收敛性.它放宽了现有文献中对每一次迭代所要求的一致性初始条件.这种渐近条件使得操作者在线调整初始点以提高跟踪精度的做法在理论上得到保证.因此，采用这种学习律是抑制初始点偏移影响的一种有效手段.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学院电子系 西安 710032)参考文献1 Arimoto S, Kawamura S, Miyazaki F. Bettering operation of robots by learning. J. of Robotic Systems, 1984, 1(2):123_1402 Hauser J. Learning Control for a Class of Nonlinear Systems. In: Proc. of the 26th IEEE Conf. on Decision and Control, Los Angeles, CA. 1987:859―8603 Porter B, Mohamed S S. 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 of partially irregular multivariable plants with initial state shifting. Int. J. of Systems Science, 1991,22(2):229―2354 Lee H S, Bien Z. Study on robustness of 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 with non-zero initial error. Int. J. of Control, 1996,64(3):345―359收稿日期 199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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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15 【原文出处】贵州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贵阳 【原刊期号】200006 【原刊页号】60～64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3 【 标 题 】试论人口文艺 【 作 者 】萧君和 【作者简介】萧君和，广东佛山大学社科研究中心研究员，邮编：528000 【 正 文 】 人口文艺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艺术类型。人口文艺的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乃至人类进步事业是有非常重要作用的。那么，人口文艺的涵义、范围如何？它怎样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怎样才能提高人口文艺创作水平？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点探讨。一有人说：“人口文艺是以人口文化为题材的文学艺术活动。它通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曲艺、电影、电视剧、电视纪录片、广播剧、民间文艺等文艺形式，传播人口文化意识、发展人口文化事业，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注：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编《人口文化论》，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50、180、193―194页。）这种关于人口文艺涵义的说法对吗？不对。 因为这位同志在讲这段话之前，还说过这么一段话：“人口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我过程中，对于人口问题进行不断思考、认识、实践所获得的精神成果和文化成果。”（注：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编《人口文化论》，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50、180、193―194页。）（重点为引者所加）衔接这位同志所说的先后两段话， 人们得到的结论只能是，人口文艺是以“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我过程中，对于人口问题进行不断思考、认识、实践所获得的精神成果和文化成果”为题材的文艺活动。这怎么说得通呢？须知，第一，人口文艺只是以“对于人口问题进行不断思考、认识、实践所获得的精神成果和文化成果”为题材的话，人口文艺创作的路子将会越走越窄；第二，以精神成果和文化成果为题材的说法，实际上是对“社会生活是文艺唯一源泉”这个著名论断的否认。那么，人口文艺的科学涵义应该是什么呢？人口文艺是用形象反映自身生产活动和表达对人自身生产活动的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类型。或者说，人口文艺是对人自身生产活动的形象反映，和关于人自身生产活动的思想感情的表达。理由就是：文艺是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社会实践活动。人自身生产活动，或者说人口生产活动是社会生活活动的一部分，与之相应，作为文艺一个组成部分的人口文艺，当然是对作为社会生活活动一个组成部分的人自身生产活动（或人口生产活动）的形象反映，以及相应的思想感情的形象表达。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再详细说一说。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导致家庭产生的人自身的生产与被称之为“劳动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一样，是人们的直接生活（亦即社会生活）的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简言之，人自身生产活动、人口生产活动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由于文艺是社会生活（亦即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反映，作为文艺一个部分的人口文艺，理所当然地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人自身生产、人口生产的反映。诚然，人口文艺也要表达对包括人口文化意识在内的人自身生产活动的思想感情，但是，根据唯物主义观点，与反映人自身生产活动相比较，这种思想感情的表达是第二位的事情。二既然对人自身生产活动的形象反映，以及关于人自身生产活动的思想感情的形象表达就是人口文艺，那么，以人自身生产活动（或人口生产活动）为题材的文艺都是人口文艺。这就意味着，从时间的角度看问题，人口文艺决不只是现代人的发明，它早就有了。从空间角度看问题，它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好些作品都可以算是人口文艺作品。（一）人口文艺的发生、发展有着久远的历史。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约前496――前406）的《俄狄浦斯王》取材于杂婚的母权制家庭向父权制家庭过渡时期的古老传说，反映了由杂婚制经过血缘家庭（群婚制）、普那路亚婚姻（外婚制群婚型）、对偶家庭（群婚制向个体婚制的过渡）等到一夫一妻制的转化，因而可以视为早期作家创作的人口文艺作品。我国彝族支系阿细人创世史诗《阿细的先基》的第二部分“男女说合成一家”，记录了阿细人婚姻上的独特风俗习惯，真实地反映了阿细先民纯真的爱情；流传于黔东南苗族聚居区的苗族创世史诗《苗族古歌》中的《洪水滔天歌》，通过歌唱“兄妹结婚”，记录了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苗族先民对民族早期婚姻、自身生产的想象和解释，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人口文艺作品。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反映了俄国农权制改革后在社会政治、经济、道德、心理等方面的矛盾，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冷酷，但它通过对安娜悲剧和列文、吉提爱情的描写，体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人口文化思想，（注：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编《人口文化论》，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50、1 80、193―194页。）因而也可以看作是具有人口文艺性质的作品。 通过以上的举例说明，我们完全可以说，人口文艺不是近年来出现的文学艺术类型，它的发生、发展是有着久远历史的。（二）人口文艺的范围是宽广的。彭ｐèｉ＠①云副委员长在第六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人口文化大有可为》中指出：“‘人口文化’的内涵非常宽广，人的一生，从生到死遇到的诸多问题，比如优生、优育、优教、青春期教育、恋爱、婚姻、男女平等、家庭伦理道德、敬老、爱老、养老、扶助残疾、扶贫救困、爱国卫生、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反对吸毒、赌博、卖淫、嫖娼等社会公害……，都涉及‘人口文化’，都有待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注：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编《人口文化论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彭ｐèｉ＠①云副委员长在这里讲的是“人口文化”的内涵，其实作为“人口文化”组成部分的人口文艺的内涵也是如此。这就是说，诸如反映从优生、优育、优教、青春期教育、恋爱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到反对吸毒、赌博、卖淫、嫖娼之类社会公害的与人自身生产活动有关的社会生活，以“人的一生，从生到死遇到的诸多问题”为题材的文艺作品，都是人口文艺作品，或具有人口文艺成分的作品，这就表明，人口文艺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范围是非常宽广的。正因为如此，许多同志认为赵树理的以反对封建观念，争取自由恋爱为题材的《小二黑结婚》，宋丹丹、黄宏表演的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喜剧小品《超生游击队》，以反对吸毒、维护生命为题材的具有强烈警世性的因而获得第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一等奖的电影《白粉妹》，都是优秀的人口文艺作品。必须指出，人口文艺与其他文艺的界限并不都是那么清楚的。许多其他类型的文艺，例如教育题材文艺、科幻题材文艺、建设题材文艺中，也会有人口文艺的成分在内，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析，予以发现。譬如，著名思想家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9――前55年）写的长篇哲理诗《物性论》，就有不少人口文艺成分。如他在《物性论》中一方面主张不能扼杀情欲，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要放纵情欲。因为“疯狂的欲火一天一天地旺盛起来，／而灾难也就一天比一天地增重”，“他们还浪费了他们的精力，因过度用力而亏耗了身体；／还有，他们虚度自己的岁月，／看另一个人的眼色来生活；／他们疏忽了自己的职务，／他们的名誉摇动了，发臭了／同时他们的财产则化为巴比伦的花毡”，这么一来，“维纳斯给予的欢乐，／对于灵魂健康的人们，／比对于那些为爱情而神魂颠倒者，／实在会是更纯净。”（注：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编《人口文化论》，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50、180、193―194页。）这类诗句反映了与人自身生产活动有关的社会生活，教导人们要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显然，这类诗句的存在说明卢克莱修的长篇哲理诗《物性论》具有丰富的人口文艺成分，只要注意分析，就可以把这些人口文艺珍宝发掘出来。三人口文艺与其他题材文艺一样，具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然而，除此之外，人口文艺还拥有一种特殊作用，那就是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文明建设的作用。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作用，是因为文化环境能够影响、作用于人口运动；人口文艺是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能够影响、作用于人口运动。对此，我们有必要作点详细的说明。何谓文化环境？文化环境是指人口聚居的社会空间、范围内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人口聚居的社会空间、范围一般是指的家庭、学校、社区、乃至整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里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因此称之为“社会的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在更广泛的含义上看，主要是指具有某种形态的文化所形成的各种文化形式、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气氛等。包括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在内的文艺，与文化符号（图腾、文字）、风俗习惯、卫生、体育、建筑、雕塑、哲学、道德、伦理、宗教等等一样，都是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注：曹占泉《人口环境论》，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276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自然环境如此，文化环境也如此。人口文艺作为文化环境的一部分，也能影响人、作用人、创造人。解放初期，许多农村青年读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之后，就学习主人公小二黑、小芹勇敢地与封建势力、封建思想作斗争，争取自己自由恋爱，建立文明幸福家庭的正当权利，就是人口文艺影响人、作用人、创造人的例子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观看了黄宏、宋丹丹表演的《超生游击队》之后，更加鄙视违犯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行为，更加自觉地维护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使我国有一个生育方面的文明局面。这，也是人口文艺影响人、作用人、创造人的一个例子。青年们观看了《白粉妹》之类反毒品电影作品之后，更加痛恨毒品、毒贩对人的危害，进而努力学习，争取成为具有科学文化素质的人，这无疑也是人口文艺影响人、作用人、创造人的一个例子。总之，人口文艺作为文化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像一般环境一样影响、作用人口运动，服务于我们的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口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四人口文艺的作用我们论述过了，那么，怎样才能提高人口文艺的创作水平呢？我认为要在广度、深度、精度上下功夫，才有可能提高人口文艺创作的水平。（一）广度：拓宽人口文艺的范围，不能把人口文艺看成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及一些具体政策的图解。诚然，就我国国情而言，计划生育活动是人口文艺要反映的重点内容，但是，不是唯一的内容。宋平同志曾经强调指出过：“一个人从生到死，会面临一系列问题，结婚、生育、孩子教育、家庭和睦、养老保障等等，这些都是人口工作的重要内容。我认为‘人口文化’这个概念应该宣传，计划生育是人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人口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广……”（注：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编《人口文化论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人口文化与计划生育的关系是如此，作为人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口文艺与计划生育的关系也是如此。人口文艺要把反映计划生育活动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但不能局限于此，不能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图解。一旦真的成为计生政策的图解，人口文艺的文艺特质就会变质，人口文艺的文艺特点就会消失，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文艺的异变和死灭。极左路线要求文艺成为政策的图解，使得文艺异变为公式化、概念式、“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东西，以至濒临溃灭，就是不能忘记的前车之鉴。绝对不能把人口文艺当成计划生育政策的图解，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则是要拓宽人口文艺的范围。有人认为人口文艺创作所表现的内容，“应该包括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生、优教、敬老、养老、尊重老人婚姻、爱幼、助残、保护环境和大自然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男女平等、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促进妇女参与政治和经济活动、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婚姻观，也应包括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开展国际交流、加强民族团结、繁荣经济、普及文化教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应包括反腐倡廉、热心公益事业、禁止贩毒吸毒、打击贩黄卖淫、取缔各种流氓团伙和黑社会势力，呼唤真善美、抨击假恶丑，净化人们的心灵、陶冶人们的情操、振奋民族精神、激扬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一系列重要课题”（注：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编《人口文化论》，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50、180、193―194页。）。这种看法是符合拓宽人口文艺范围的要求的。坚持了这种看法，拓宽了人口文艺的范围，人口文艺创作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它的创作水平的提高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证。（二）深度：要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下功夫。我国的人口文艺创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出现了以《小二黑结婚》、《超生游击队》、《白粉妹》等作品为代表的一批力作、佳作。但是，正如有人在评论人口与计划生育题材戏曲创作时所指出的：“在绚丽多姿流光四溢的现实生活面前，就感到不少作品在反映生活和开掘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明显距离。复杂的社会生活经过作家梳理和提纯之后矛盾简单化了。例如要求超生、超育的人们，在‘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面前，其动机、心态，所处的环境及受教育程度等等是千姿百态的。这里既有人的性爱、繁衍等属于个人的生育行为和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矛盾，又有传统的婚育观和封建愚昧的习惯势力的束缚，也有现实农村经济结构中对男劳力的依赖等，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可是在有些戏剧中，往往对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缺乏真实细致的描写，矛盾设置简单化或过于直露，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和感染力。”（注：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编《人口文化论》，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50、180、193―194页。 ）针对这个问题，要提高人口文艺的创作水平就必须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上下功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像毛泽东早就讲过的那样深入生活，深入与人自身生产、人口生产、人类“种的蕃衍”、发展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三）精度：要在艺术感染力的增强上下功夫。人口文艺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类型，早就有了。可是，把它从文艺类型中提出来，加以强调，使人们认识它，还是近年来的事情。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它还属于有着若干不足的新生事物，而艺术感染力的不够强就是若干不足中的一种。也正因为如此，要提高人口文艺的创作水平，就要在增强艺术感染力上下功夫。至于如何增强艺术感染力的问题，由于不是本论题的重点，我们不准备细说，而只是点到为止：要切实认为人口文艺作品是艺术作品，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品，从而，在人口文艺创作中严格地按照艺术规律的要求办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们要说的是：人口文艺是反映人自身生产以及人类“种的蕃衍”的文艺类型，人口文艺创作肩负着引领人类发展的重任，因而，无论怎么强调人口文艺的重要性也不为过。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佩的繁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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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014 【原文出处】当代经济科学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66-70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刘立新 【复印期号】199605 【 标 题 】我国外向型农业发展的思考 【 正 文 】 外向型农业是以广阔的国际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农业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为国家出口创汇的行业。它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在发展外向型农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本文通过对世界市场发展趋势的分析研究，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探讨发展外向型农业的有效途径，以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一、世界外向型农业发展的趋势当今世界一些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科学技术不断革新，技术结构不断升级，多类型、多渠道的贸易流通格局基本形成，呈现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目前发达国家仍居于主导地位。1988～1995年，发达国家农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农产品出口额的70％左右，进口额占世界农产品进口额的75％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占世界出口额和进口额的30％和25％左右。尽管如此，从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具有很大的潜力，1985～1995年仅亚洲地区的农产品贸易增长就在70％以上。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农产品自由贸易问题悬而未决，发达国家对其农产品的巨额贸易补贴，使他们不得不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随着贸易结构的梯度升级，贸易平衡的需要，必然要为发展中国家开放更大的农产品贸易市场，这无疑给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和发展空间。经济最活跃的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若适时调整农业政策，实行农产品价格支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资，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迈进。生产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使农产品出口走向多元化和高值化，使外向型农业发展逐渐向国际化模式靠拢，为本国赚取巨额外汇。（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农产品需求趋于自然化、保健化和方便化。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生产节奏的加快，食物结构的不断改善，使传统的大宗农产品贸易相对稳定，而高值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贸易快速增长。例如：在食品方面，食品中的畜产品、水产品、水果、蔬菜等高档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80年代中期，畜产品、水产品出口额比1970年增长8～9倍，水果出口额也在成倍地增长，潜在需求不断扩大。在穿着方面，天然的棉、麻、毛、丝绸制品的需求量直线上升，而传统的大宗农产品出口额虽有增加，但其出口额占农产口出口总额的比重却有所下降，由70年代的30％降到90年代的20％以下，粮食的潜在需求基本稳定。（三）世界农产品贸易竞争日益激烈。为占领农产品贸易市场，各国都在花大力气创造条件，压倒对方，竞争十分激烈。竞争实力不仅取决于各国的自然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实力、管理水平和技术优势。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不断推出加速农业升级和发展精致农业的方案，以期对农业的保护和引导。如实行对谷物价格的支持政策、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行农村建设计划、社区发展计划、农村环境保护计划等，来加速农业升级；又通过改变经营形态、革新生产技术、提高农产品品质，以促进农业生产科技化、农产品品质高级化，来发展精致农业。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空间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各国为了寻求较大范围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加速了国际农产品区域性、集团化贸易的形成与发展，在这方面，欧共体最具典型意义。为了争夺市场，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采取补贴、关税和非关税等手段，施行贸易保护主义。例如，欧共体的农业补贴是全部农产品总值的一半，1992年美国向农业补贴150 亿美元，美国农场主1／3的收入来自政府的补贴。从国际农产品的贸易情况看，大宗传统农产品贸易平稳，而高值农产品需求不断增长，市场交换范围不断扩大，商品种类日益增多。农产品市场主体多元化，形成了多渠道流通格局，其结果，竞争也自然加剧。二、我国外向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一）我国外向型农业发展的现状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日益趋向于一体化、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从封闭走向开放，并迅速立足于世界经济大循环的经济体系，到1995年底，我国已和世界上22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十多年来， 外向型农业以广阔的国际大市场为导向，以增收创汇为目的，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农业经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1、农产品出口额增长迅速。1980 年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额为88.16亿美元，1990年达219.49亿美元，1993年增加到917.44亿美元，而1994年增至1210.38亿美元，是1980年的13.7倍，是1990年的5.5倍。“七・五”期间利用外资26.5亿美元，相当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115％。进口方面，1994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为392.3亿美元，比1992年还减少0.5亿美元。2、我国与世界各国农业科技交流日益增多。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先后派出大批农业专家和农业技术人员及留学生到美国、日本、荷兰、古巴、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考察学习国外农业。又先后接待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和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农业考察团，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国际农业学术交流会。1980年以来，随着我国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化，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一些农畜、家禽、水果、蔬菜等农作物新品种。实现了部分农牧品种的更新和结构调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推动了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3、以多种形式吸收外资，发展外向型农业。利用无偿援助、 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形式吸收外资，并积极创办农业“三资”企业，从而促进了农业集约化规模经营的形成与发展，使一些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部分农业生产逐步实现农业品种名优化、生产基地化、加工系列化和服务社会化，使农副产品出口由量多值低的初级产品向出口高附加值的加工产品转变。4、援助许多国家发展农业生产。 我国在引进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的同时，不断派出农业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到非洲、南美洲、西亚、东亚、俄罗斯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援助当地发展甘蔗、水稻、茶叶、蔬菜等农业生产项目，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5、初步建立起一批外向型农业基地， 形成较有特色的名优出口产品。到目前为止，由沿海到内地，一批外向型农产品生产基地初步建成。如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陕西、山西等省的苹果生产基地、渤海及东南沿海一带的水产品生产基地，另外，茶、蚕茧、畜产品、家禽、蔬菜、药材等生产基地均初具规模，全国各地不断开发出新的出口创汇产品，这些产品中有些是具有当地特色的名优产品，有些则是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上享有信誉的创汇产品。总之，我国外向型农业的起步和发展，对争取外汇、积累资金、促进农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日益竞争激烈的世界农产品贸易市场上，我国已成为举足轻重的贸易成员国之一。（二）我国外向型农业存在的问题我国外向型农业虽然初具规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1.外向型农业体系不够健全，出口农产品层次较低。从农产品出口的结构看，初级农产品所占比重过大，因技术落后，产品加工单一，外销很难升级；产品更新慢，市场竞争力弱；有些产品的生产、加工不配套，精加工与深加工不足；出口的种类虽多，但生产规模却小而分散，产量相对偏低，不能形成占领国际市场的气候。加之外向型农业的科研、生产、出口脱节，使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偏低，限制了海外市场的开拓。2、外贸出口政策不配套，使国家统一对外政策贯彻不力。 一些外贸企业为了基数外超收，相互争夺货源，一旦某种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畅销走俏，他们在国内则争相抬价抢购，对外国却竞相压价销售，使产品成本大幅度上升。这种作法既没有为农产品生产提供有效的市场导向，又造成出口农产品生产的波动。这种由外贸出口政策不健全所导致的外贸企业的短期化行为，助长了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使国家统一对外政策得不到落实。3、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在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实行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国际贸易保护政策。如日本由80年代中期以来，对农产品的保护程度达到补贴200％，1990年加拿大补贴农产品贸易有27亿加元，欧共体补贴有816.2亿美元。而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农产品低价收购政策，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对外贸易的支持和有效保护不力，致使农产品难以保证稳定的出口。国际市场瞬息万变，价格波动很大，加上国内出口渠道多，竞相压价出口的现象时有发生，所有这些对我国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出口创汇十分不利，使我们在国际贸易发达国家角逐的缝隙中很难开拓出自己稳定的出口贸易市场。4、资金投入不足，大大制约了外向型农业基地的建设。 外向型农业由基础设施、农产品精加工、农产品和加工品的仓储、运输、通讯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到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均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而我国目前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而且分散，大大制约了外向型农业向规模化、系列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应多方面筹集资金，首先进行出口产品基地的建设，并围绕农产品的储运、保鲜、包装、加工转化和综合利用，采取各种形式，推进系列化开发，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实现多层次增值，形成良种应用制度化，实用技术规范化、产品质优名牌化，以提高外向型农业生产基地建设的效益和出口农产品的竞争能力。5、农业科技人才短缺，大批农民文化水平低下。 要建立和发展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现代化外向型农业，就必须有数量充足的农业科技力量和一批懂技术、懂管理、善于根据国际市场信息组织生产的知识型农民，而我国出口的名优产品的产地，相当多一部分处于山区、海岛、高原等偏僻地域，这些地方交通不便，文化落后，许多农民是文盲和半文盲，他们文化程度低，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差，使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受到限制。加之我国农业战线上本来就极其缺乏的科技人员，由于种种原因大批流失，使新产品的开发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步履维艰，产品加工自然难于上档次。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技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农业科技人才和现代管理人才严重匮缺，劳动力素质低下，大大制约了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外向型农业的建设和发展。三、发展我国外向型农业的思考（一）健全外贸出口管理制度与外销政策，加大保护和支持外向型农业的力度。1.建立农产品出口保证基金和开发基金，以支持出口产品的生产，缓解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对我国外向型农业的冲击，支持农产品出口创汇。2.建立完善的国际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和农产品贸易信息中心，以准确及时的信息及市场预测来稳定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数量。3.在大力发展农产品国际贸易时，必须坚持一致对外的原则。为了防止外贸企业和一些农产品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应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行情，适时地制定合理的农产品最低出口和最高进口限价，以保护国家和企业免受经济损失。4.政府对外向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项目应给予扶持和优惠政策，对建立农业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以及农业出口产品基地等，在立项、征地、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以吸引外商带资金、技术、设备和市场来我国兴办现代化农业企业。（二）扩大资金投入渠道，制定出稳定的资金投入政策。投入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应多渠道、多方面地筹集资金，加大投入力度。政府要建立出口创汇的专项资金，扶贫基金等，并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发展农业“三资”企业。在相关的财政、汇率等方面给予外向型农业以优惠和扶持，制定出既符合国际规则，又有利于我国外向型农业发展的汇率政策，改变以往农业创汇较多而留成用汇过少的不合理现象。给创汇企业和地方增加外汇留成比例，调动地方基层企业的出口创汇积极性。（三）建立符合市场运行机制并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外贸体制。我国农产品外销基本上由外贸部门垄断，产销间缺乏内在的利益联系。在科技日益发达、信息快速传递的今天，要单独垄断出口贸易，是难以为继的。况且，在对外贸易中，经济效益的好坏，并不在于独家垄断，而在于出口农产品质量的优劣、掌握信息、预测未来和与各方面协作的本领，在于有效地把握国际市场机遇的能力等等。鉴于此，我们应当打破部门行业界限，尽快组建贸科农、贸工农一体化集团公司，把农业企业推向市场，按照国际市场导向，建立高效益的产、供、销体系，建造外向型农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企业机制，并赋予地方和农业企业更大的进出口自主权。（四）建立一支政企分开、间接调控为主的农产品外贸管理体系。政府主要在农业基本条件改造和市场建设等方面发挥职能和提供配套服务。在政策许可范围内，保证国家税收不流失，企业和农民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应允许中介组织与中介人进行合法的商务活动，以沟通生产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农产品快速转化为商品。同时，要充分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使外销渠道始终保持畅通无阻，以拓展农产品的外向度，使我国农产品处于竞争优势，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五）完善外向型农业的科技投入机制。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信息时代，科技含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对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农业科研、培训、推广体系，在有条件的地方使科研、教学、推广实现一体化。要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选择研究课题。当前主要是在优良品种、病虫害防治、保鲜及精加工等方面加强研究，并注意引进和发展高新技术项目，尽快使科研成果顺利进入外向型农业生产及加工环节。同时要加快农业科技、科普市场的建设，鼓励大批的农业科技人员和现代化管理人员积极投入到多层次、多形式的科技活动和农业企业管理中去。对广大农民开展职业技术培训，增加智力投资，切实办好各种灵活多样的短训班、技术夜校、广播电视学校、职业大学等，大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科技能力，以满足目前快节奏、高起点、高科技含量的外向型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只有如此，才能使外向型农业生机勃勃，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六）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国内市场。我国有12亿人口，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发展外向型农业，不能只顾国际市场的需求而丢弃国内这个主要大市场，而应该首先立足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例如作为特殊战略物资的粮食，对12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是关系着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所以在发展外向型农业的同时，决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必须在不影响粮食生产和保证12亿人口吃饭问题的前提下，发展外向型农业。（作者系陕西财经学院经研所副教授）（责任编辑、校对：权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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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机与应用MICROCOMPUTER & ITS APPLICATIONS2000 No.19 No.1 P.53-54WINDOWS环境下动态设置打印机参数铁治欣 陈奇 俞瑞钊摘 要： 一种动态设置打印机参数的方法。在程序中运用此方法，用户在打印时只需在打印机中放入合适的纸张，而不用考虑打印机的设置。关键词： 打印机 注册表 动态设置1 问题的提出在许多应用系统中，常常需要打印各式各样的票据和报表，它们经常是没有统一的格式，所需的打印纸也就大小不一，有的甚至有专用的格式。因此，如果我们不对打印机的设置进行有效的控制，就要求用户在运行这些系统时不断地更改打印机设置，以适应系统的需要。一般情况下，用户会觉得用这样的软件很麻烦，并且经常会出现错误。一种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对同一台物理打印机在WINDOWS中安装几台逻辑打印机，每台逻辑打印机对应一种票据或报表格式，在打印某一票据或报表时就选择与之对应的逻辑打印机。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每次打印时还要去选择1个逻辑打印机，增加了操作人员的操作步骤。基于此，本文给出了一种比较自动和通用的解决方法。运用此方法开发打印程序，打印时用户只需往打印机中加入适当的纸张即可打印出正确的报表。2 动态设置打印机在WINDOWS 95环境下，与计算机设置有关的信息全部记录在注册表(REGISTRY)中。WINDOWS 95在用到某一设备或程序时，它就到注册表中取出有关这一设备或程序的设置信息。当增加1台设备时，WINDOWS 95就会在注册表中增加相应的项目；当修改某一设备的设置时，WINDOWS 95也会对有关这一设备的注册项目进行修改。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动态修改注册表中的有关打印机设置的信息来达到动态设置打印机的目的。经研究发现，与打印机有关的主要设置有二项，其中第1项为当前默认打印机，其注册表入口为：HKEY＿LOCAL＿MACHINE\Config\0001\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Printers，设置值存放在default项中的字符串，即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注册表的这一分支的default项得到WINDOWS的当前默认打印机。第2项为打印纸设置有关的项目，其注册表入口为：HKEY＿LOCAL＿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Printers\SETPRINTER，其中的SETPRINTER要替换为你所安装的打印机的名字，如Epson LQ－1600K等，这一分支有许多个项，最关键的项(也是与打印纸张设置有关的项)是Default DevMode，此项的设置值为1个二进制串，其中主要的几个参数的偏移地址和意义见表1。表1 打印机参数表设置项目偏移量字节数说明纸张设置0x2F2打印机纸张类型，256为用户自定义纸张，小于256的数值为该打印机能打印的标准纸张的编号，随打印机类型改变。纸张长度0x312当纸张设置为256（即用户自定义纸张）时才有用，意义为要设置的打印纸的长度（以0．1毫米为单位）。纸张宽度0x332当纸张设置为256（即用户自定义纸张）时才有用，意义为要设置的打印纸的宽度（以0.1毫米为单位）。打印方向0x2D20x01-纵向打印，0x02-横向打印。进纸方式0x3920x04-手动送纸，0x08-传纸器。下面我们给出这种动态设置方法在PowerBuilder(PB)中的实现方法。在PB中我们可以定义2个全局函数：gf＿PrnSetting()，gf＿PrnSettingBack()。具体应用时，可以用第1个函数将打印设置为我们需要的状态，并将打印机的原状态保存起来，再用第2个函数将打印机状态恢复。这2个函数的具体实现如下所示。//函数功能：用自定义参数设置打印机//输入参数：al＿Lengn-打印纸长度，al＿Width-打印纸宽度// ai＿PaperSource-进纸方式，ai＿PrintDirection-//打印方向输出参数：ablb＿setvalue-打印机的原参数//返回值：1-成功，0-不成功Gf＿PrnSetting(long al＿Lengh，long al＿Width，int ai＿PaperSource，int ai＿PrintDirection，blob ablb＿setvalue)constant string cls＿valuename＝″Default DevMode″constant uint clu＿pos＿width＝51constant uint clu＿pos＿length＝49constant uint clu＿pos＿papersize＝47constant uint clu＿pos＿papersource＝57constant uint clu＿pos＿printdirection＝45constant uint clu＿usersizepaper＝256blob lb＿value，newvaluestring ls＿key，ls＿printerint li＿retli ret＝RegistryGet(″HKEY＿LOCAL＿MACHINE\Config\0001\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Printers″，′default′，RegString!，ls＿printer)IF li＿ret＜＞1 THENMESSAGEBOX(″系统提示″，″打印机未设置！″，Excla－ mation!)RETURN 0END IFls＿key＝″HKEY＿LOCAL＿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Printers\″＋ls＿printerRegistryGet(is＿key，cls＿valuename，RegBinary！，lb＿value)ablb＿setvalue＝lb＿valuelb＿newvalue＝blobmid(lb＿value，1，clu＿pos＿papersize－1)＋blobmid(lb＿value，clu＿pos＿width＋2)blobedit(lb＿newvalue，clu＿pos＿papersize，clu＿usersizepaper)blobedit(lb＿newvalue，clu＿pos＿length，al＿Length)blobedit(lb＿newvalue，clu＿pos＿width，al＿Width)lb＿value＝lb＿newvaluelb＿newvalue＝blobmid(lb＿value，1，clu＿pos＿papersource－1)＋blobmid(lb＿value，clu＿pos＿papersource＋1)＋＆ blobmid(lb＿value，1，clu＿pos＿printdirec－tion－1)＋blobmid(lb＿value，clu＿pos＿printdi－rection＋1)blobedit(lb＿newvalue，clu＿pos＿papersource，ai＿papersource)blobedit(lb＿newvalue，clu＿pos＿printdirection，ai＿printdirection)ls＿key＝″HKEY＿LOCAL＿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ers\″＋ls＿printerli＿ret＝RegistrySet(ls＿key，cls＿valuename，RegBinary!，lb＿newvalue)IF ii＿r＜＞1 THENMESSAGEBOX(″系统提示″，″打印机设置失败！″，Exclamation！)RETURN 0END IFRETURN 1//函数功能：恢复原打印机设置//输入参数：ablb＿setvalue-打印机原设置串//输出参数：无//返回值：1-成功，0-不成功Gf＿PrnSettingBack(blob ablb＿setvalue)int li＿retstring ls＿printer，ls＿keyconstant string cls＿valuename＝″Default DevMode″li＿ret＝RegistryGet(″HKEY＿LOCAL＿MACHINE\Config\0001\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ers″，′default′，RegString!，ls＿printer)IF li＿ret＜＞1 THENMESSAGEBOX(″系统提示″，″打印机未设置！″， Exclamation!)RETURN 0END IFls＿key＝″HKEY＿LOCAL＿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Printers\″＋ls＿printerli＿ret＝RegistrySet(ls＿key，cls＿valuename，RegBinary!，lb＿newvalue)if li＿ret＜＞1 then return 0return 1本文所提供的程序在1台内装WINDOWS 95操作系统的PentiumⅡ266计算机上用PowerBuilder 6．0和Epson LQ－1600K打印机调试通过，并在我们开发的MRP/ERP系统中得到应用，效果良好。对于其它开发工具及其它打印机型号，其实现方法和上面给出的相类似。铁治欣（杭州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310027）陈奇（杭州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310027）俞瑞钊（杭州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310027）收稿日期：199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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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941 【原文出处】广西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199506 【原刊页号】20-24,111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张爱中 【复印期号】199603 【 标 题 】“农业滞后型”通胀及其相关连的农业投入问题研究 【 正 文 】 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下称通胀）压力逐年加大，国人因此优心忡忡。我国通胀何以持续多年，日益趋重呢？调查分析不难发现，“农业滞后型”通胀（又称“农产品短缺主导型”通胀）是我国通胀的明显特征。而农业基础虚化，农业投入弱化，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和农产品供求矛盾激化则又是其症结所在。这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所告诫的那样―――一、九十年代中国如果出问题，可能出在农业上通胀是个国际性问题，而近年我国通胀是有其自身特殊性的。即通胀与农业、粮食有很大的关连，农产品短缺价扬成为通胀的主导因素。1994年的严重通胀更是这种主导因素的连锁反应，农产品价格急剧爬升成为一系列物价上涨的“带头羊”。1994年以粮食为基础的食品价格上涨35％，在整个物价总涨幅中占60％左右。涨势尤甚的是1994年一至三季度。9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9.2％，粮食上涨62.8％， 油料上涨72.5％，猪肉上涨94.3％，蔬菜上涨55.4％。农产品价格如此高涨，不能不说明我国通胀的特殊性为农业滞后及农产品短缺所致。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长期保持在50％以上，即人们生活消费有50％以上的支出花销在食品方面。因此，以粮食为基础的食品价格上扬幅度无疑是人们感受高通胀的“压力表”。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近年来工业品消费市场与农产品消费市场相比，其价格相对平稳得多，砂工业品市场甚至变为买方市场。国家内贸部曾对543种日用工业品的1994 年下半年供求情况调查发现，供求基本平衡或供过于求的占95.8％，供不应求只占 4.2％；而对128种农副产品调查发现，供不应求的占38％，特别是粮、棉、 油、肉、菜供不应求的占70％。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工业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农业发展滞后，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日趋突出，消费品价格上涨已集中反映到粮、油、肉、菜等农产品方面。近年来，我国通胀由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拉动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其相当大一部分又是向农副产品转移的，以粮食为首的农产品货缺价扬使人们多少认识到农业发展滞后的恶果。一价（粮价）带百价的高物价实际上就是对过去口头重视农业，行动轻视农业的惩罚。提到粮食问题，有不少论说认为我国多年一直保持较好收成，不存在短缺状况，这是只看表象的偏颇。事实并非如此，我国粮食生产和供求潜在的问题历来就十分严峻：其一，九十年代以来，全国粮食总产都徘徊在4.5亿吨与4.4亿吨之间，若按被允许的2％统计误差打折扣， 每年粮产实际还约少900万吨左右，另外， 粮食损耗的增加又使粮食绝对数减少。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由于储藏、运输、加工、制酒、作饲料等等的损耗就高达1.4亿吨左右，相当总产的1/3。其二，近年我国南方诸省粮食生产停滞甚至下滑，以往的“南粮北调”格局已被“北粮南运”所代替，全国的余粮省已由五十年代的21个减至目前的8个。 不少南方省份，特别是东南沿海及西南地区的一些省份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缺粮户”。如广东、福建每年就各需调进50亿公斤粮食。1993年四川省减少13.9亿公斤，连同本来就缺粮的云南、贵州、广西，使西南又成了粮食的较大调进区域。而我国的目前每年粮食除2/3 的常量由农民的生产，生活自我消费外，可上市的商品粮只有1亿多吨左右。 粮食供求趋紧是不言而喻的。其三，我国人口每年约以1500万人的速度递增，并且每年又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农转非”，粮食需求有增无减。另外我国现在每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约有3000万，由此每年也至少增加商品粮消费1500亿公斤。其四，我国人均有粮偏低，用粮难免捉襟见肘。如1992年我国粮食总产达4.4亿吨，似乎远超1984年的总产， 但按人口增加后计算，人均有粮只达377.5公斤，比1984年还少14.5公斤。 我国现在人均有粮比起美国人均有粮的1500多公斤相去甚远，人均量仅是美国的1/4， 如此而比，我们的粮食就不能妄言丰余了。综上可见，我国农业基础尚为薄弱，基础的基础――粮食供求仍是吃紧。这个关系国计民生、四化大业的“瓶颈”问题急待我们抓紧解决。然而现实的“二律背反”，却使我们看到不愿看到的事实――二、农业基础多年被虚化，农业投入逐年受削弱众所周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我国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重要性已被口号、文件、会议说得天衣无缝了，但真正做起来，往往不是扭曲就是躲闪。我国农业是个忍辱负重的母体产业，解放以来为支持哺育工业的发展，农业为之积累大量的资金。仅统计1952年至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农业税，就从农业取走10000多亿元， 而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仅有3000亿元，农业资金积累的2/3，达7000 亿元之多被转移了。本来在解放以后一个时期，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哺育性”资金积累是无可非议的，但时隔二、三十年之后，工业仍未“反哺”农业，并时有以牺牲农业发展、农民利益为代价，换取工业的暂时快速发展，就显得无理而短视了。我们不少地方，不少官员抓农业多停留在“口号农业”、“文件农业”、“会议农业”，自觉或不自觉挤压农业的现象并不鲜见。特别当农业需要拿钱投入时，就躲闪回避，口惠而实不至。从以下我国工农投资比和农业投入逐年下降的数据看，其一，国家投资持续有重工轻农的偏向。有统计资料为证“一五”期工农业的投资比为6∶1；“二五”期为5.3∶1；“调整”期为 2.8∶1；“三五”期为5.2∶1；“四五”期为6.7∶1；“五五”期为5∶1；“六五”期为 8.9∶1；“七五”期为15.7∶1；“八五”期数字虽未披露，但其投资比不会低于“七五”期。由此可见，除“调整”期外，其他各期的工农投资比都趋高。按国际经验测定，人均国民收入处于300至1000 美元阶段的工农投资比应为3.8∶1。我国工农投资比趋大化不能不说明重工轻农和工农失调的偏向。其二，国家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五五”期后逐年下降。“一五”期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下称投）41.83 亿元， 占全国基建总投资（下称占）7.19％； “二五”期投135.71亿元，占11.3％；“三五”期投104.27亿元，占10.7％；“四五”期投173.08亿元，占9.8％；“五五”期投246.08亿元，占10.5％；“六五”期投171.81元，占5％；“七五”期投245.5亿元，占3.3 ％。到了1993 年只占2％；1994年前三季度仅占1.9％。其三， 国家财政支农投入逐年下降且往往不按时到位，地方财政对农业投资也得不到保证。如1994年国家财政预算中有523亿元用于农业投入，但直至当年9月份到位的不足全年预算的50％。另外，不少地方财政的农业投入难以为继，逐年下滑。在我国财政体系中，最困难的是县级财政。全国有2420个县，其中1300个为财政补贴县，占53％。县级财政状况不佳，往往就以种种借口扣减农业投入资金，使本来就少的农业投资得不得到保证。其四，农业信贷投入波动大，本来从支农责任感出发，农行、信用社愿意大力支持农业的。即使在向商业银行转化的今天，农行、信用社也愿转轨不转向，增加农业信贷投入。但由于外在制约因素太多，使农业信贷投入欲增难能，加减不定。一是国家宏观调控对农行、信用社没有实行区别对待的特殊政策，资金规模控制“一刀切”，使农业贷款总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贷款总规模的增长速度。二是国家对农行增加的农业信贷投入往往只批规模，不给资金或虽批资金，但却迟迟不到位。另外，对农行的准备金率、备付金率、再贷款利率没有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使农行的支农资金组织难，使用又不比其他专业银行多。三是对农行、信用社投资周期长、利率低、风险大、收益少的农业信贷经营课税偏高，削弱了农行、信用社增加农业信贷投入的积极性和资金实力。四是农村资金分流严重，农行、信用社支农的资金来源枯竭。特别近年来其他专业银行机构下伸农村吸存；邮政部门在乡镇竞争揽储；农村基金会资金投向他业；加之都市城镇的集资、募股、卖户口、招农工，使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流向工商业。五是农业信贷投入多是农行、信用社唱“独角戏”（农业发展银行刚从农行分离），其他专业银行则很少“入戏”，使增加农业信贷投入渠道单一。六是农业信贷投入被转移用途比比皆是。不少信贷单位受利益驱动，得了农贷不用于农业，随意挪用到工商业、运输业甚至婚丧消费。农业信贷投入名存实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使农行、信用社的农业信贷投入常因形势左右或制约因素困扰而时多时少。其五，农村集体经济的农业投入严重下滑。不少地方农村由于统分经营体制不完善，使集体经济陷入有集体乏经济的困境。有的集体甚至只是剩个桌（办公桌），有个戳（公章）的空壳，因此对农业投入不是微乎甚微就是无能为力。其六，农户的农业投入亦少。由于种养比较利益低，农户经济脆弱，农民负担偏重，农家土地规模过小等等原因，农民缺乏强大的农业投入实力和自觉的农业投入行为，农民的农业投入偏少也就见怪不怪。综上所述，国家、集体、农户对农业投入趋少。农业因此基本建设迟缓，水利库渠失修，生产条件恶化，潜在危机加大。如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所兴建的农业水利库渠，相当一部分因长期失修已不能正常发挥效能。全国的8.4万座水库有1/3左右已老化为病险库；水库容量从八十年代初的4500亿立方米下降到目前的约2000亿立方米，以致农业遭灾情况日趋严重。全国每年受灾和成灾面积已分别从八十年代初期的3500万公顷和1600万公顷增加到1992年的5133.3万公顷和2589.5万公顷。 水土流失面积也从八十年代初期100万平方公里增加到1993年的170万平方公里。 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也因投入少而陷入钱紧、网破、人散的困境，以致农民缺少科教而低效用肥、用水和低效植保、养护。总之，农业投入连年下滑，造成令人忧虑的恶性循环。面对农业告急、通胀压力，我们应有急农业所急，标本兼治农业滞后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何以发展农业呢？还是那个既老又新的论题：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而“三靠”的归结，归终都体现在投入上，因此，极为关键的动议是――三、构建增加农业投入的多元机制，努力实现既增量又增效的农业投入1、全民各界都要从总揽改革、发展、 稳定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加强、保护、支持农业的现实意义。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它作为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为其他产业无法替代。事实说明，经济越发展，全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越大，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越高，而农业又是社会效益甚高、经济效益较低的弱质产业。农业生产本身既受自然风险威胁，又受市场风险制约，。其无论面对经济资源竞争，还是参与商品市场竞争都处于比较软弱和不利的地位。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的起落对国民经济波动影响极大。有史为证，建国后我国每一次经济状况的恶化都首先从农业的恶化开始；而每一次调整、恢复也都以农业发展形势趋好为转折。有关专家曾分析指出，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农业恶化，已使我国三次陷入因农产品供给不足而引起工业化进程停滞的“李嘉图陷井”。我国1988年、1994年的严重通胀，其主导因素归因于农产品短缺和多种食品价格上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业稳，百业稳；农业不稳，百业受损；农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及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2、各级政府要调整政策，矫正偏向；立法规范，界定责任； 正确诱导，构建多元，努力实现既增量又增效的农业投入。其一，国家要强化重农保农政策，矫正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城市化倾向和重工抑农偏向。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确立“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机制，实行工业对农业的资金“反哺”。制定国民经济投资计划必须真正做到像江泽民总书记在1995年2 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所说的：“在计划安排上，切实把农业摆在第一位。资金投放上，首先保证农业的需要。”其二，要立法规范各级政府对农业的投资责任和数额。要确定提高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财政预算内资金，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要考虑压缩非农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使更多的资金向农业倾斜。如1994年国有单位非农基本建设投资约为6168亿元，压缩一个百分点给农业，就可增加农业投入62亿元。而若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压缩一个百分点，就有150亿元之多用于农业。 要界定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农业投入上的事权和财务关系。分税制后，中央应完善对地方农业专项补助资金制度，逐年增加中央对地方返还和补助数额。地方也应在中央补助农业资金的同时，配套相应的资金用于农业，防止讲起来重要，分起来次要，争起来不要的流弊重演。其三，国家应协调加强对支农资金的管理使用。目前我国支农资金管理部门不一，资金使用分散，这是不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国家应对此引起重视，尽快协调改变这种分散管理、分散使用的格局。根据我国的支农特点，支农资金应集中交农行统一管理使用，以利提高支农资金集约经营效果。其四，国家应重视对支农工业的投资，改变支农工业投资占工业总投资份额不断下降，农用工业品价格居高的状况，以求间接增加农业投入的效果。目前我国农业比较利益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药、农机、化肥等农用工业品价格不断攀升，由此造成农业生产成本增大，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和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针对这个情况，国家也应通过对支农工业增加投资，减免税收来提高支农工业的生产能力，并采取国家补贴方法来降低农用工业品的价格。以“一增一减”达到解决支农工业产销矛盾和间接增加农业投入的目的。其五，国家应以行政、经济手段构建增加农业投入的多元机制。我国的农业资金需求，由于以前欠帐多，现在需求大，无疑是个巨额数字。何以解决？单靠一两个渠道筹资只是杯水车薪，加快构建农业投入的多元机制才是最佳选择。据知，目前在农业年度投资总量中，国家和农民投资量占90％，其他社会成员只占10％，可见农业投资还存在巨大的社会潜力。我们应尽快构建包括国家、地方财税、金融保险、世行信贷、外商外资、乡镇集体、农户个人以及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相结合的多元农业投入机制。以国家先导性投入为主体，正确引导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跟踪投入。3、科学建立有利于农业投入的财政金融调控体系， 完善增强农业信贷投入功能，充分发挥国家财政、信贷增加农业投入的主渠道作用。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储备资金、生产资金占用量大，周转慢，世界许多发达国家都对农业信贷实行财政补贴、课税优惠，调控宽松的政策。借鉴外国经验，我们也应建立有利于增加农业投入的财政金融调控体系。（1）调整财税政策，增加财税支农额度。 中央特别是省（区）财政支农支出比例占财政总支出应不少于12％，其中投向粮食应在60％左右；调整农业税差价收入和农业附加，也要将大部分用于农业种养；农业发展基金的50％以上应投向农业粮食生产；可考虑开征粮食消费补偿税，规定区域间粮食调动和行业性用粮征收补偿费，以解决产销的利益矛盾；预算调节基金和乡镇企业“以工补农”资金要向粮食生产倾斜。此外，还应考虑调整农业税政策，建议以土地税和农业收益税的新税制代替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合一的老税制。特别对贫困地区应采用起征点和差别比例税率办法，以减少农业、农民税赋，使其有宽余资金增加农业投入。（2）制订扶持农业信贷的特殊政策，鼓励农行、 农村信用社和其他专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稳定和增加农业信贷投入。农贷是农业投资主要来源，而其利率低，期限长，风险大，使农行的农贷资金易于板结。但以往的宏观调控总把农行与其他专业银行相提并论，采取无区别对待的“一刀切”，因此往往困扰农业信贷投入的投向投量，应借鉴发达国家扶持农业信贷机构和农业信贷投入的经验，制定相应的优惠特殊政策，促使农行以至其他专业银行加大支农力度。其一，国家中央银行在信贷规模和资金分配上要真正向农行，农村信用社倾斜，持续保证农业信贷增长幅度高于全国信贷总规模增长幅度；再适当增加农行基数借款额度，确保中长期农业信贷投入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在下达农村、农业专项贷款时要使配套资金同时到位，以免有计划无资金而造成投入迟缓；在宏观紧缩时期，要对农行、信用社实行区别对等，实行有利于农业信贷投入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增加信贷基金绝对数，提高再贷款额度，增大信贷规模，提高呆帐准备金和利润分成比例，降低准备金率、备付金率和再贷款利率，再紧也不要紧农业信贷，压农行资金。其二，国家财政要有计划拨付一部分财政支农资金为农行的“贴息基金”。因为即使已成立农发行承担大部分政策性业务，但农行还承担相当一部分政策性较强的低息贷款业务。农行为此存贷倒挂，需要贴息保护。另外，税制应考虑农行农贷业务比重大，比较利益低的特点，对其经营实行减免税政策。其三，国家应规定所有金融机构每年信贷支农的比重，当年达不到规定比重的，其差额则交由农行代理投放，不得赖帐。另外对一些重大的农业项目应组织银团贷款，让专业银行共同参与。其三，国家应动议推行农业保险，使农业投入有可靠的后盾。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实施农业保险，尽管他们赔付率高，不可能从农业保险取得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却能在保护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此重视农业的国家都乐于为之，并列入农业法案。我国应有所借鉴，根据本国实际，制定出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法案，使农业收入、农业投入有可靠的保障。（3）农行要正确处理加大支农力度与商业化经营的关系， 化“两难”选择为“两全”抉择，努力增加农业信贷投入。①端正认识，增强增加农业信贷投入责任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银行法》的颁布，决定农行必然向商业银行转化。但由于农业作为市场经济的“瓶颈”产业需要特别保护、扶持；也由于农村、农业的存在和发展是农行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还由于农行商业化经营是个渐进的过程；决定了农行向商业银行转化还须转轨不转向，商化仍支农。目前农行在转轨过程中，要把增加农业投入与扼制“农业滞后型”通胀及其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联系起来，正确处理自我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拓展业务领域与加大支农力度的关系；正确处理自身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使两者有效结合，相互兼顾。事实上，国外一些农业信贷机构既不丢支农业务，又搞好商业化经营，他们两全其美的动作，使自身效益也有上乘表现。我国农行也应同心协力化“两难”选择为“两全”抉择，既不放弃支农，又力图好效益。②实施信贷支农倾斜政策，尽力增加农业信贷投入。其一，各行要坚持新增农业贷款比例要高于新增贷款总规模比例；农业贷款新增贷款幅度要高于其他贷款新增幅度；农业贷款占整个信贷余额比例要保持较平稳的增长，并做到合理安排，优化结构，突出重点，有效投入。其二，向盘活存量要增量，向强化管理要规模，向多元负债要资金。农行要增加农业信贷投入光等、靠、要国家的资金规模不行，要从内部挖潜入手，向盘活存量要增量，即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尽可能使“两呆”贷款的死钱变活钱，从而化为可增量资金。要从强化管理入手，科学调剂规模，合理调度资金，加速资金周转，尽可能满足农业生产资金的需求。要从大力组织资金入手，多渠道、多形式筹措支农资金。全行应注重开发和推广适应城乡特点的新筹资品种，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发展一大批资金雄厚的客户群；采取多种多样的筹资方式，开辟多元多极的支农资金来源。其三，协调“两行一社”（农行、农发行、农信社）资金，统筹使用。即划分范围，又形成合力。农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国家规定的一系列支农政策性贷款；农行主要支持层次较高，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两高一优”（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星火计划”、“丰收计划”项目以及“米袋子”，“菜篮子”、“油瓶子”、“糖罐子”、“果盘子”工程（“五子工程”）的实施，信用社则主要支持一般性农业生产，及时解决一般性农业生产费用需求。当然必要时，“两行一社”可组成银社团贷款，因时因地制宜地支持农业大项目。③全力提高信贷质量和信贷服务，为抑制“农业滞后型”通胀尽职尽责。其一，坚持“两个效益”为尽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支持农业结构和农产品结构的调整，增加对粮食生产基地和城镇农副产品基地的信贷投入，适当集中资金，支持种田能手、养殖大户进行规模经营。其二，提高对“五子工程”信贷投入的科技含量，支持科技推广项目实施，帮助种养良种化及农科新技术的引进普及，促使农产品朝“两高一优”方向发展。其三，支持“五子工程”种养加、产供销相结合的贸工农体系，促使农产品商品化程度高，增殖大。其四，要根据“五子工程”生产的新特点、新情况、新问题，勤调查、早预测，巧安排。信贷部门应深入调查研究，及早科学测算资金需求，尽可能及时调拨安排资金投入。其五，对“五子工程”项目，可有针对性实行“扶优救次”的特殊政策。对生产效益好，积极提留生产流动资金，信用等级高的信贷单位，在其生产资金不足时可优先贷款。对因自然灾害减产失收，难于提留流动资金的信贷单位，可视其实际情况给予照顾、扶助，使其尽快恢复生产和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其六，要做好信贷投入后的跟踪服务，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益。即注意帮助信贷单位科学制定资金使用计划，加强财务核算，实现“双增双节”。另外，要主意为信贷单位提供有效的结算服务和信息咨询，避免盲目生产，加速资金周转，力求农业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大化。（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责任编辑：汪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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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２民事 ０１０２建设 工程 勘察 设计 合同 条例（１９８３ 年 ８月 ８ 日 国务院 发布 ）第 一 条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 合同 法 》 的 有关 规定 ，结合 实行 建设 工程 勘察 设计 合同 制 的 经验 ， 特 制定 本 条例 。第 二 条建设 工程 勘察 设计 合同 是 委托 方 与 承包 方 为 完成 一定 的 勘察 设计 任务 ，明确 相互 权利 义务 关系 的 协议 。第 三 条 建设 工程 勘察 设计 合同 的 双方 必须 具有 法人 地位 。委托 方 是 建设 单位 或 有关 单位 ， 承包 方 是 持有 勘察 设计 证书 的 勘察设计 单位 。第 四 条 建设 工程 勘察 设计 合同 ， 必须 符合 国家 规定 的 基本建设程序 。勘察 合同 ， 由 建设 单位 、 设计 单位 或 有关 单位 提出 委托 ，经 双方 同意 即 可 签订 。设计 合同 ， 须 具有 上级 机关 批准 的 设计 任务 书 方 能 签订 。小型 单项 工程 须 具有 上级 机关 批准 的 文件 方 能 签订 。 如 单独 委托施工图 设计 任务 应 同时 具有 经 有关 部门 批准 的 初步 设计 文件 方 能签订 。第 五 条 勘察 设计 合同 应 具备 以下 主要 条款 ：一 、 建设 工程 名称 、 规模 、 投资额 、 建设 地点 。二 、 委托 方 提供 资料 的 内容 、 技术 要求 及 期限 。承包 方 勘察 的 范围 、 进度 和 质量 ； 设计 的 阶段 、 进度 、质量 和 设计 文件 份 数 。三 、 勘察 、 设计 取 费 的 依据 ， 取 费 标准 及 拨付 办法 。四 、 违约 责任 。第 六 条 勘察 设计 合同 在 当事人 双方 经过 协商 取得 一致 意见 ，由 双方 负责人 或 指定 的 代表 签字 并 加 盖 公章 后 ， 方 为 有效 。第 七 条 按 规定 收取 费用 的 勘察 设计 合同 生效 后 ，委托 方 应 向 承包 方 付 给 定金 。 勘察 设计 合同 履行 后 ， 定金 抵 作 勘察、 设计 费 勘察 任务 的 定金 为 勘察 费 的 ３０％， 设计 任务 的 定金 为估算 的 设计 费 的 ２０％。委托 方 不 履行 合同 的 ， 无权 请求 返还 定金 。 承包 方 不 履行 合同 的应当 双 倍 返还 定金 。第 八 条 一般 建设 工程 （ 特殊 专业 工程 除外 ） 勘察 设计 合同 双方的 责任 是 ：一 、 委托 方１． 向 承包 方 提供 开展 勘察 设计 工作 所 需 的 有关 基础 资料 ，并 对 提供 的 时间 、 进度 与 资料 的 可靠 性 负责 。委托 勘察 工作 的 ， 在 勘察 工作 开展 前 ， 应 提出 勘察 技术 要求 及附图 。委托 初步 设计 的 ， 在 初步 设计 前 ， 应 提供 经过 批准 的 设计 任务书 、 选 厂 报告 ， 以及 原料 （ 或 经过 批准 的 资源 报告 ）、 燃料 、 水 、电 运输 等 方面 的 协议 文件 和 能 满足 初步 设计 要求 的 勘察 资料 、 需要经过 科研 取得 的 技术 资料 。委托 施工图 设计 的 ， 在 施工图 设计 前 ， 应 提供 经过 批准 的 初步设计 文件 和 能 满足 施工图 设计 要求 的 勘察 资料 、 施工 条件 ， 以及 有关设备 的 技术 资料 。２． 在 勘察 设计 人员 进入 现场 作业 或 配合 施工 时 ，应 负责 提供 必要 的 工作 和 生活 条件 。３． 委托 配合 引进 项目 的 设计 任务 ， 从 询 价 、 对外 谈判 、国 内外 技术 考察 直至 建成 投产 的 各 阶段 ， 应 吸收 承担 有关 设计 任务的 单位 参加 。４． 按照 国家 有关 规定 付 给 勘察 设计 费 。 ５． 维护 承包 方 的 勘察 成果 和 设计 文件 ， 不得 擅自 修改 ，不得 转让 给 第 三 方 重复 使用 。二 、 承包 方１． 勘察 单位 应 按照 现行 的 标准 、 规范 、 规程 和 技术 条例 ， 进行工程 测量 、 工程 地质 、 水文 地质 等 勘察 工作 ， 并 按 合同 规定 的 进度 、质量 提交 勘察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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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10卷 第12期 Vol.10 No.12 1999一个计算凸多面体间碰撞点的快速算法王兆其 赵沁平 汪成为摘要 计算两个物体之间的碰撞点是碰撞响应的基础，也是一项系统开销很大的任务.因此，研究碰撞点快速求解算法对碰撞响应的实时性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提出了一个算法，当在虚拟环境中检测到碰撞时，应用此算法可以在碰撞响应之前快速计算出两个物体之间的准确碰撞时间，并能计算出此时两个物体之间的碰撞点.关键词 碰撞点，碰撞响应，碰撞检测，虚拟现实.中图法分类号 TP391A Fast Algorithm to Calculate Collision Point Between Convex PolygonsWANG Zhao-qi1 ZHAO Qin-ping2 WANG Cheng-wei31(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2(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083)3(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General Department PLA Beijing 100034)Abstract Collision point is basic information to physically-based collision response, but collision point finding is a burden task, which make real-time collision response very difficul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give an algorithm to find the very fast collision time and the collision points between two objects represented by convex polygon prior to collision response.Key words Collision point, collision response, collision detection, virtual reality.当在虚拟环境中检测到两个物体碰撞后，进行碰撞响应之前，需要获知以下信息［1］：① 两个物体之间的准确碰撞时间；② 碰撞时两个物体之间的所有碰撞点.在已有的一些方法［2,3］中，常用检测到的碰撞时间作为发生碰撞的时间.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如图1所示，在ti时刻，如图1(a)所示，O1与O2分离；在t′时刻，如图1(b)所示，O1与O2开始接触，其中ti<t′<ti+1；在ti+1时刻，如图1(c)所示，O1与O2之间发生了穿透.即当在ti+1时刻检测到碰撞时，早在t′时刻两个物体之间便发生了碰撞.当碰撞检测的时间步长dt=(ti+1-ti)较大时，得到的碰撞时间误差也会较大，从而引起碰撞点计算结果很不准确.为了提高计算精度，常需要增加碰撞检测次数，这不利于实时碰撞响应的实现.另外，两个物体之间的碰撞点仅在两个物体开始接触时有意义，而当两个物体已经发生穿透时，求解两个物体之间的碰撞点是一个不确定性问题.因此，快速而准确地计算出物体之间的碰撞时间t′，并求解此时物体之间的碰撞点是进行实时碰撞响应的重要内容.图1James K. Hahn的方法［2］是将时间步长dt=(ti+1-ti)取值非常小，并假设dt时间区域内物体的角速度为0.取dt太小则难以满足虚拟环境的实时交互要求.取dt较大时，则不能假设物体的角速度为0.Madhav K. Ponamgi等人通过计算两个物体的最短距离来确定两个物体是否发生了碰撞［3］.当两个多面体的距离为0时，两个物体最早相交.为了保证每次检测到的碰撞物体之间的距离近似为0，我们仍然需要减小时间步长dt，因此会影响碰撞响应的实时性.为了找到准确的碰撞时间与碰撞点，Harmut Keller等人将环境中的物体限制为规则几何体，如立方体、球体等，但这种方法的通用性受到了限制.本文提出了一种计算凸多面体间碰撞时间与碰撞点的快速算法FCPF(fast collision points finding).当检测到虚拟环境中某两个物体间在ti+1时刻发生了碰撞时，FCPF算法可以根据两个物体的速度v1，v2和角速度ω1，ω2快速计算出两物体间最早发生碰撞的时间t′，并找出此时两个物体之间的所有碰撞点.1 计算凸多面体间碰撞点的FCPF算法1.1 基本假设假设O1与O2是虚拟环境中的两个凸多面体，O1与O2在t0时刻不碰撞，而在t1时刻碰撞，且在(t0，t1］内两个物体只发生一次碰撞.设O1与O2中心的线速度分别为v1和v2，角速度分别为ω1和ω2.假设v1，v2，ω1和ω2在(t0，t1］ 时间内均为常向量.1.2 理论基础定义1. 当给一个平面F指定一个法向量n后，这个平面称为有向平面.其法向量所指的一面称为该平面的正面，另一面称为负面.对于多面体的面，我们作如下约定，其法向量均指向多面体的外部.定理1. O1与O2是符合第1.1节中基本假设的两个多面体.设l=P1P2是O1的一条边，F是O2的一个面，l与F在(t0，t1］内相交，则l与F最早相交时刻tc∈(t0，t1］，且最早相交必是下列情形之一，如图2所示.图2(1) l的一个端点Pi与F的内部相交(l不与F的边相交)；(2) l与F的一条边相交于一点P；(3) l与F相交于一线段P1′P2′.定理2. O1与O2是符合第1.1节中基本假设的两个多面体，最早相交时刻为Tc∈(t0，t1］.设l=P1P2是O1的一条边，F是O2的一个面.如果l与F在(t0，t1］内的最早相交时刻为tc，则必有tc≥Tc.若tc>Tc，则：(1) 如果l=P1P2的一个端点Pi（i=1,2）最早在tc时刻与面F相交于F内部，则：〈a〉 当l的另一顶点Pj位于F正面时，则O1在顶点Pi处的其他邻边中必有一条边l′，与F的最早相交时刻tc′<tc；〈b〉 当l的另一顶点Pj位于F负面时，则O2中存在另一个面F′≠F，Pi与F′的最早相交时刻tc′<tc.(2) 如果l最早在tc时刻与F的一条边l′相交于点P，则下列3种情形必有一种成立：〈a〉 O2在P处存在一相邻的面F′≠F，l与F′的最早相交时刻tc′<tc；〈b〉 O1在P处存在一相邻的面F′，l′与F′的最早相交时刻tc′<tc；〈c〉 如果〈a〉与〈b〉都不成立，则l与l′相交于l的一个端点Pi，且l的另一端点Pj在O2于P处所有邻面的负面.此时O2存在一个面F′≠F，Pi与F′的最早相交时刻tc′<tc.(3) 如果l最早于tc时刻与F相交于一条线段P1′P2′，则下列3种情形必有一成立：〈a〉 O2在P1′或P2′处存在一个相邻的面F′，l与F′的最早相交时刻tc′<tc；〈b〉 O2在P1′或P2′存在F的一条边l′，O1在l处存在一个相邻的面F′，l′与F′的最早相交时刻tc′<tc；〈c〉 如果〈a〉与〈b〉都不成立，则必有一交点Pi′是l的端点，如Pi′=P1.存在O2的一个面F′≠F，P1与F′的最早相交时刻tc′<tc.1.3 FCPF算法当检测到虚拟环境中有两个物体之间发生了碰撞时，如果这两个物体分别由凸多面体O1与O2表示，则可以取到一个物体的一条边l与另一个物体的一个面F，设l∈O1，F∈O2，l与F相交.求l与F的最早相交时刻tc及l与F相交的情形.由定理1可知，l与F相交只可能有3种情形.根据每种情形，检测是否有使tc>Tc成立的情形，即是否有tc′<tc，O1与O2在tc′时刻相交.如果没有，则tc即是O1与O2的最早相交时刻Tc.否则，以tc′为新的tc，并寻找更小的tc′.求出Tc后，便可以求出两个多面体间所有相交的点，这些点即为两个多面体间的碰撞点.算法1给出了FCPF算法.算法1. FCPF算法.(1) 初始化：tc=t1+1; ∥取一个比t1大的值R=ψ;∥R 表示碰撞结果.含碰撞类型、碰撞点集等S={〈l,F,O1〉};∥S中存放了尚需检测的情形，初始时为一个已知的边面相交实例(2) 当S为空时，结束；(3) 取出S的第1个元素e；(4) 如果e=〈l,F,O1〉 ∥需求边与面的最早相交时刻求O1中的l与O2中的F相交的最早时刻tc′;如果tc′>tc,转(2);如果tc′=tc,更新R（加入新的碰撞点）,转(2);∥此时无需修改S！∥ tc′<tc,tc=tc′;更新R；∥先清空R，再加入新的碰撞点Case 1: ∥l的端点P1与F相交于F中央（不与F的边相交）如果l的另一端点P2位于F正面L={O1在P1处的边集}；S={〈l,F,O1〉|l∈L};否则：S={〈l,P2,O2〉}Case 2: ∥l与F的一条边l′交于点PΓ2={O2在P处的邻面}；Γ1={O1在P处的邻面}；如果交点P是l的一个顶点P1，且l的另一个顶点P2在P处O2所有邻面负面S′={〈l,P1,O2〉}否则：S′=ψ;S={〈l,F,O1〉|F∈Γ2}∪{〈l′,F,O2〉|F∈Γ1}∪S′;Case 3: ∥l 与F相交于一线段P1′P2′设l与F的边l1相交于点P1′（若P1′是l与F内部的交点，则l1=ψ.此时，设P1′==P1）;l与F的边l2相交于点P2′ （若P2′是l与F内部的交点，则l2=ψ.此时，设P2′==P2）;S1′=(l1==ψ)?{〈l,P1,O2〉}:ψ;S2′=(l2==ψ)?{〈l,P2,O2〉}:ψ;Γ22={O2在P2′处的其他面};Γ21={O2在P1′处的其他面};Γ12={O1在P2′处的其他面};Γ11={O1在P1′处的其他面};S={〈l,F,O1〉｜F∈Γ21∪Γ22}∪{〈l1,F,O2〉｜F∈Γ11}∪{〈l2,F,O2〉｜F∈Γ12}∪S1′∪S2′;(5) 否则∥e=〈l,P,O〉 ∥需求点与多面体的最早相交时刻PO过程：求P与O最早相交时刻tc′及与之相交的多面体面F若tc′<tc，则S={〈l,F,O1〉}∪S;tc=tc′;R=ψ;(6)转（2）.1.4 PO算法在上述FCPF算法中，第(5)步需要求一个多面体（如O1）上的顶点P与另一个多面体O（如O2）的最早相交时刻tc′及O发生相交的面.PO算法是这一过程的详细算法.(1) tmax=tc ∥tc为当前已知的最早相交时刻；(2) 取O2 的一个面F，P在F的正面；(3) 求P在（t0,tmax）时域内与F所在平面的最早相交时刻t′，并求交点P(t′)； ∥P一定与F相交，否则，P不与O2相交；(4) 取L为面F的边集；(5) WHILE L不空取l∈L求l与P(t′)的关系如果P(t′)在l外取F因l而毗邻的面为Ftmax=t′转(3)；(6) END WHILE；(7) P最早与O2的F相交，且相交时刻为t′.2 算法分析FCPF算法中求解l与F的最早相交时刻的过程及PO算法中求解P与F所在平面最早相交时刻的过程可由数值计算完成，且时间复杂性与多面体的复杂性无关.2.1 算法的可终止性(收敛性)在FCPF算法中会生成多个不同的tc，我们将所有这些tc按其产生的顺序为序组成一个序列{tcn}.由FCPF算法的终止条件可知，该算法的可终止性等价于该算法中{tcn}到Tc的收敛性.下面我们证明{tcn}可以在有限步内收敛到Tc.命题1. 对于同一个tc，该算法只检测有限个状态.证明：FCPF是一个循环过程，对于同一个tc，算法所需循环的步骤数是与该tc对应的集合S的元素个数.S的元素个数是一个有限数.当FCPF算法循环时，如果tc不发生变化，则必减少S中的一个元素.因此，对于同一个tc，FCPF算法只需循环有限步.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tc，该算法只检测有限个状态.命题2. {tcn}收敛.证明：设当前tc=ti.由FCPF算法的第（4）步可知，如果tc′<tc，则用tc′替代原来的tc，即生成ti+1.因此，对于所有的i，都有ti>ti+1，即{tcn}单调下降.另外，对于所有的ti，均有ti>t0，即{tcn}有下界t0.所以，{tcn}是一个单调下降且有下界的序列，必收敛.命题3. {tcn}必在有限步内收敛.证明：在FCPF算法中，一个tc是O1（或O2）的一条边l与O2（或O1）的面的最早相交时刻.不同的tc对应于不同的边面对.因此tc的个数不会多于O1与O2之间的边面对数.而O1与O2均为确定的多面体，其边数与面数都是确定的、有限的，所以，O1与O2之间的边面对数也是一个有限数.由此可以知道，tc的个数是有限的，即{tcn}是一个有限序列，其收敛自然在有限步内完成.由以上3个命题可知,{tcn}在有限步内收敛到Tc.2.2 算法的时间复杂性FCPF算法从第（2）～（6）步组成一个循环.整个循环过程是{tcn}到Tc的收敛过程，循环步数是{tcn}到Tc的收敛步数Nt.因为每个tc对应于一个相交的边面对，因此，{tcn}到Tc的收敛步数Nt不会超过已相交的边面对数.设检测到碰撞时，两个碰撞物体O1和O2发生相交的边数与面数分别为n1，m1和n2，m2，则已相交的边面对数不超过（n1×m2+n1×m2）.所以，Nt<（n1×m2+n1×m2）.设n=max(n1,n2)，m=max(m1, m2)，则整个算法在最坏情况下的时间复杂性为O(n×m).一般来说，碰撞检测的时间步长dt=（t1-t0）较小，所以两个物体之间发生相交的边和面自然也很少，因而Nt很小.即使在dt较大时，FCPF算法仍然可以准确地计算出碰撞时间t′及所有碰撞点，而且可以有效地利用凸多面体的特性，使用PO算法加速收敛.3 实现细节FCPF算法中以下两个求解过程可由数值方法完成：（1） 求解O1中一条边AB与O2中一个面F的最早相交时刻；（2） 求解O1的顶点P与O2一个面F的最早相交时刻.假设O1与O2是符合第1.1节中基本假设的两个凸多面体.AB是O1的一条边，F是O2的一个面.3.1 坐标系绝对坐标系：设绝对坐标系的原点为O，3个单位坐标向量分别为：i,j和k.参考坐标系：参考坐标系的原点取O2的重心（仍记为O2）.当ω2=0时，参考坐标系的3个单位向量不变：i′=i，j′=j，k′=k；ω2≠0时，取k′为ω2方向的单位向量，即K′=ω2/｜ω2｜，i′与j′则分别取与k′垂直的两个单位向量，且i′,j′和k′构成右手坐标系.我们用上标（R）表示向量或点在参考坐标系中的表示.如：r(R)，P(R)即为向量和点在参考坐标系中的表示.当ω2=0时，参考坐标系为绝对坐标系的平移坐标系.当ω2≠0时，参考坐标系则为绝对坐标系绕平移轴的旋转坐标系.i′,j′和k′实际上是t的函数，我们记i′t,j′t和k′t为t时刻参考坐标系的3个单位坐标向量.并用i′0,j′0和k′0表示t0时刻参考坐标系的3个单位坐标向量.设：［i′0,j′0, k′0］T=A0［i, j, k］T，其中：(1)3.2 P,AB及F在参考坐标系中的方程多面体O1的顶点P在参考坐标系中的运动方程为(2)A,B两个顶点在参考坐标系中的运动方程分别为(3)(4)线段AB于t时刻所在的直线在参考坐标系中的方程为(5)其中t∈(t0,t1］,u∈［0,1］,取n为O2的面F的法向量，Q为F的一个顶点，则F在参考坐标系中的方程为(6)3.3 AB与F的最早相交时刻AB与F的最早相交时刻即式(5)与式(6)联立式在区间（t0,t1）上使得u∈［0, 1］的最小解t′.3.4 求P与F所在平面的最早相交时刻P在（t0, tmax）内与F所在平面的最早相交时刻t′是式(2)与式(6)联立式在（t0,tmax）内的最小解t′.4 总结本文提出了一种计算凸多面体间碰撞点的快速算法.该算法可以快速求解出首次相碰的两个凸多面体间的精确碰撞时间和碰撞点，完成了基于物理特性的实时碰撞响应的一部分重要内容.本算法还有以下特点：(1) 检测到碰撞时，即使物体之间已发生很深的穿透，本算法仍能计算出物体之间的准确碰撞时间和碰撞点;(2) 当两个物体之间有多个碰撞点时，本算法可以找出所有的碰撞点；(3) 求解碰撞点时，不仅考虑了物体的平移，而且考虑了物体的旋转；(4) 因为一般的多面体都可以分解为若干凸多面体的组合，因此，本算法可以经过适当修改，应用于一般多面体的情形，具有很好的通用性.*本文研究得到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基金和国家科技部“九五”攻关项目基金资助.作者简介：王兆其，1966年生，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虚拟现实.赵沁平，1948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软件，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汪成为，1933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模拟计算机，数字计算机，系统仿真，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本文通讯联系人:王兆其，北京100080,北京2704信箱作者单位：王兆其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北京 100080赵沁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北京 100083汪成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北京 100034E-mail: zqwang@ict.ac.cn参考文献1 王兆其，赵沁平，汪成为.虚拟环境中物体物理特性的表示与处理.计算机研究与发展.1998，35（2）：97～101(Wang Zhao-qi, Zhao Qin-ping, Wang Cheng-wei. Study on representing and handling physical properties of objects in a virtual environment.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98，35（2）：97～101)2 Hahn J K. Realistic animation of rigid bodies. ACM SIGGRAPH, 1988,22(4):299～3083 Lin Ming C. Efficient collision detection for animation and robotics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本文1998-10-14收到原稿,1999-01-11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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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6期 Vol.19 No.6 1999机械手表瞬时日差测试电路分析与改进肖润明 徐晓光目前国内外测试机械手表瞬时日差的仪器有：打点式校表仪和数显式校表仪。其中数显式校表仪的原理是：测出摆轮振动周期Tx，将其与该表摆轮振动周期的标称值To经过公式(To－Tx)／To×86400(s／d)运算得到此手表的瞬时日差。这里就Tx的取得对电路进行分析，并介绍一种改进电路，使原方法更完善更实用。1 测试电路分析机械手表瞬时日差测试是将手表放在微音器上，通过微音器将拾取的摆轮擒纵系统产生的周期性的声音信号变为电信号，再经过放大、整形、封闭、分频、计测等电路获得振动周期或周期整数倍来计算瞬时日差。如图1所示。图 1表音信号是摆轮擒纵系统在摆动时顺时针摆动的撞击和逆时针摆动的撞击交替往复进行而发出的周期性的声音，其周期为两次摆动撞击间隔。表音信号通过图1中各电路后的波形见图2。设图2中I～I′是以摆轮顺时针摆动撞击为起止点，其振动周期为Tx1，Ⅱ～Ⅱ′是以逆时针摆动撞击为起止点，其振动周期为Tx2，图2中，T1是顺时针摆动的一个节拍时间，T2是逆时针摆动的一个节拍时间，两节拍为一振动周期，T1＋T2＝Tx1，T2＋T′1＝Tx2。对于机械手表的摆动存在下面4种情况：1)Tx1}＝Tx2＝To；T1＝T2＝T′1＝T′2＝To／2，此情况属于理想表的摆动。2)Tx1＝Tx2；(即有T1＝T′1,T2＝T′2)；但T1≠T2，此表属于较稳的表，也是常见的表。3)Tx2≠Tx1；Tx1；Tx1和Tx2只有一个稳定(这类表实际走时还是稳定的)。4)Tx1≠Tx2；Tx1和Tx2都不稳定(这类表是不稳定的表)。图 2对于1)、2)、4)三种情况的表，采用图1中不含虚线部分的电路(即本单位原仪器的电路)就可准确测出其瞬时日差，并判断其优劣。对于情况3)，因原计测电路为上升沿触发，则图2中测得的时间为Tx1。由于表音信号是一顺一逆地交替进行，测到的周期是随机的，也可能是顺时针为起止点的摆动周期，也可能是逆时针为起止点的摆动周期。就会造成有时测到Tx1，而下次开机再测又可能测到Tx2，即数据有时是这个值，有时是那个值，这样就难以下结论。另一方面，我们拾取的机械表音信号，是由机械手表摆轮擒纵系统在能量交替中的释放、传冲、跌落三个过程产生的(如图2中a、b、c三个声电波形)。笔者在大量的测试中，许多表的正程和逆程摆动产生的声电波不是完全一样的，有强有弱，有稳有不稳。因此，以Tx1和Tx2计算瞬时日差也不一样，为解决问题3)并下一合理结论，笔者在本所原仪器电路中加一反相控制电路，见图1虚线框内。2 反相控制电路工作原理如图1虚线框的电路，其工作原理见图2中波形图，计测电路为上升沿触发，在反相控制电路上外加一“几 ”脉冲信号，E点信号与D点信号反相，再加一次“几”信号，E点信号与D点信号同相。设这时计测到Tx1，反相后就计测到Tx2，以此类推。通过此方法，可以分别得到以Tx1和Tx2为周期而计算的瞬时日差值。3 结论由于微音器拾取的表音信号是摆轮擒纵系统在顺时针摆动撞击和逆时针摆动撞击时发出的，而且是交替连续进行。按原电路进行测表，分不出两种周期Tx1和Tx2，每次测试时，Tx1、Tx2随机性很大。但将反相控制电路用于原手表瞬时日差测试仪就可先判别Tx1和Tx2是否相同，取出更稳准的Tx值进行瞬时日差计算，这样不仅能给1)、2)、4)三种情况的表下可靠结论，而且也能给情况3)的表下合理的结论。添加此电路的仪器已使用了一年多，完全解决了出现情况3)时,表有可能产生的误判问题。同时将使用此方法的仪器用于手表生产厂家分析手表摆轮擒纵系统顺时针运行情况和逆时针运行情况的差异程度很有帮助，有利于更好地提高机械手表质量,此方法也可用于机械秒表摆轮擒纵系统参数的分析测试。作者简介:肖润明 35岁 男 工程师作者单位:江西东华计量研究所，江西省万载县，3361001998-10-27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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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4214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127 【原刊页号】⑤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复印期号】199802 【 标 题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下） 【 作 者 】马宝珠/于沛/马克ｙáｏ＠①/苏双碧/肖黎/戴逸/瞿林东 【作者简介】（主持人：马宝珠 本刊主编） （特邀学者 按姓氏笔划为序）：（于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克ｙáｏ＠① 北京大学教授）（苏双碧 《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肖黎 《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戴逸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内容提要】○外国史学理论传入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反映，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是同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联系在一 起的。○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留下的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导、对待传统史学、对待外国史学成果以及对待史学与社会关系等重大问题上，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树立良好的学风，营建良好的学术环境，是当前乃至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重要任务，是繁荣史学以至整个学术的重要保证。【 正 文 】 吸收与借鉴主持人：我们已经从纵向上考察了20世纪中国史学同传统史学关系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从横向上作一番考察，看看20世纪中国史学吸收与借鉴了外国史学哪些积极成果、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尤其是外国史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对我们全面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面貌是十分必要的。于 沛：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呼吁开展“史界革命”，其理论武器即是进化论。外国史学理论传入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反映。“五四”运动前后，大批留学生归国，特别是赴欧美留学生归国，将欧美史学理论介绍给中国史学界，使中国学者受到不小的震动，一些学者提出革新中国史学的问题。朱希祖认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蒋梦麟则具体提出通过“改变历史方针”、“扩张历史范围”、“革新教授之法”，“利用西洋近年来教授历史之经验”改变中国史学当时的落后状态。20世纪20至30年代，大批欧美史学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一些名著还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科书。不少中国史学家也撰写了一些史学理论著作，从不同角度汲取了西方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当时在中国史学界较有影响的是美国“新史学派”和德国“兰克学派”。外国史学理论传入中国并引起积极的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这就是“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纵观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线，即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发展、壮大，传统史学的终结和“新史学”的由显而微。“文革”结束后，我国史学界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它作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之一，必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入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和回响，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从未脱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是同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应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马克ｙáｏ＠①：一般认为，20世纪初我国史学开始演变成为近代史学，也开始注意到要研究外国的历史，但对于当时西方史学已开始的引进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概括、揭示规律则注意不够。中国史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政治史。后来，发生了社会史大讨论，提出要对中国历史作大范围的概括，要和外国历史作比较。它促进了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重视，也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在这方面研究不足，只能借用西方的概念，如封建社会农奴劳动为主、地租发展的三个阶段等，使讨论未能深入。而且这一讨论对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派也没有多少影响。解放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界主导地位的确立，世界史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史学家把更多的精力用来研究规律问题，而不是细小事件，中国史的研究情况为之一变，社会分期问题、土地制度、社会阶级、农民战争等成为研究的热点，改变了过去单纯政治史的局面。不过当时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还刚刚起步，外国史的介绍不够深入，未能和中国历史进行很好的比较研究。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有其在各个国家成长的不同土壤，带有自己深厚的文化特色，所以各国的史学都有其特殊性；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它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共性与特性，所以应该有一些共同的概念、范畴、模式，使我们对世界各国的历史作共同的规律性总结，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是历史学的世界性。所以，我们强调世界史的研究应该和中国史的研究紧密结合。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研究世界史所应用的概念、模式、方法，大都出自欧美，而欧美与亚、非、拉美等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使我们的历史研究过分强调各国的独特性，忽视一致性。我想，我们的史学家应力求博通中外，吸收外国史学的长处，并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创造出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为建立真正的世界史体系作出贡献。经验与教训主持人：“述往事，思来者”，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这是我们在世纪之交进行学术总结的目的。20世纪中国史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也遇到了许多复杂的问题。请诸位就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从更深的层面即思想遗产的层面，谈谈有哪些经验教训是应当记取的。戴 逸：在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上，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长期以来存在着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问题。以阶级斗争为纲曾在很长的时间内占据统治地位，农民战争史代替了全部的中国历史。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都是农民战争，而且每个朝代都以农民战争打头。历史人物评价也打上了“左”的烙印，不但帝王将相被打倒，而且杜甫、苏轼这些著名的诗人也被打倒，后来甚至农民起义领袖也都被打倒。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了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反思，作出回答。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马克思主义只能以自己的理论威力争取群众，而不能靠行政命令，不能靠大批判和压服的方法。这是一个教训。所以，面对新形势与新需要，更加努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仍是史学工作者需要解决的一个紧迫任务。苏双碧：我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并不是一回事。在历史研究中，提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必要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三者是统一的。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这三者中特别强调立场，以致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写文章多引几段经典著作，以及多贬斥帝王将相、多赞扬劳动人民，就是站对了立场。这种认识上的偏差，造成史学研究中思想的混乱，并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史学方法论的争论。这是一种理论上的争论，深入下去会有助于解决当时史学界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但这种讨论发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结果被扼杀了。随后，历史研究也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轨道。至“文革”前，历史研究实际上已变成了史学批判，与历史研究有关的《清宫秘史》、《武训传》、《海瑞罢官》相继遭到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篡改，史学已失去生机。“文革”中，历史科学惨遭破坏。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戴 逸：20世纪初，第一代史家叛离传统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五四时期，吴虞、钱玄同等人主张打倒孔家店，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扔到垃圾堆里去，反对传统的态度非常激烈。当时不叛离传统，不坚决地与传统思想划清界限，新文化就建立不起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待五四反传统，指责它应该如何如何。它当然有片面性，但又有合理性，因为传统把人束缚得太厉害了，不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社会就不会进步。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一种学术，都必须从它以往的成果中吸取营养，脱离不开它的根基，无论对传统的超越还是回归，都是一种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是整个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一种表现形式。每一次离异――回归，都经过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表现出历史学的不断进步。这一点，也是今后史学中应注意的问题。于 沛：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传播及中外史学的交融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进化史观，就没有梁启超的新史学；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欧美史学迅速发展，各种新的理论、方法论层出不穷，历史研究的理论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不断出现，这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为了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必须重视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有分析、有深度、较系统的科学研究，而不是长期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或人云亦云的评述上。对外国史学理论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的认识和分析，才能区分其精华和糟粕，从而吸取其有益的内容，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目的不是要贬低中国传统史学，更不是要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恰恰相反，这种研究应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深厚的土壤之中。我们应当在抵制、批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浮躁、炒作、急功近利、标新立异等不良风气的同时，不断提高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同当代中国史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的自觉性，为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肖 黎：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问题上，都有深刻的教训。50年代以来，在很长的时间里，既漠视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又盲目排斥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在全盘接受苏联史学模式时，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在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教条主义的僵化模式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一并接受过来；再加上“左”的思想的干扰，使本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异常狭窄，课题单调老化，研究手段简单化，大大阻碍了中国历史学前进的步伐。“文革”时期，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都被打上“封资修”的标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才迎来了春天。在这个时期里，无论是对外国史学还是传统史学，中国的史学界都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外国史学的理论、方法，既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也不是盲目地排斥、否定；对传统史学既不是全面继承，搞新的“国粹”，也不是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一概否定。因此，中国历史学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一方面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脚踏实地地做好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出版工作，开展对传统史学的优秀传统的研究和继承；另一方面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广泛地介绍、引进外国各种史学流派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马克ｙáｏ＠①：历史学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科学。任何历史学家，无论自觉与否，他的研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现实相联系。但在实际中，这一问题有时被庸俗化了。历史学往往被降低为当前方针、政策的注释者，需要什么就从历史上论证什么。这是不足取的。我们倡导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但要以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为前提。历史与现实不能等同，不能要求历史学家的史学研究、历史学家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完全与现实相一致。更不能只要一发生某种不一致，就判定历史学家的研究是错误的。在尊重事实、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史学就有了更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基础。瞿林东：史学家应当关心社会，并以经世致用作为史学的宗旨。这在中国古代的、近代的史学发展上，本是很明确的一个问题，史学家们对此都有鲜明的认识。可以认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有“为史学而史学”的种种思潮存在，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本质的联系。当然，其间也走过弯路，留下了严重的教训；但史学之关注社会，在总的方向上是不错的，是应当肯定和坚持下去的。可是事物毕竟是复杂的。“文革”结束后，史学界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在批判“影射史学”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出来一种思潮，即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历史；它不应当去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而应同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等等。当然，历史不等于现实，而史学也绝非是现实的注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超越”也好，“距离”也好，似也不无道理。但是，史学的任务，是要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阐述，说明过去，审视现实，观察未来。“彰往而察来”的古训，很深刻地概括了史学的功能，即使在今天，仍没有过时。这是中国史学反映其本质特征的一个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揭示出过去、现实、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这个传统的新发展。因此，史学关注社会，是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人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却无法改变史学的这一本质。我以为，未来的史学发展，当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任何事物总有两个方面。史学关注社会，反映了史学的本质，是完全合理的。不过这种关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史学必须确保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受到损害。史学的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即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史学一旦失去这种品格，那么史学将不成为其史学；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的“关注”，也必将是社会的灾难。史学的健康发展，以至于兴旺发达，需要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史学关注社会及其作用的发挥应有一个“度”的界限，而不是随心所欲的。这个“度”，归根结底，就是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必须是着眼于借鉴和启迪，而不是以历史与现实相比附，更不是以篡改历史来影射现实。这是关系到史学独立品格及其神圣性的关键所在。要重视学风主持人：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学，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在这个话题讨论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希望就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反映越来越强烈的学风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推动学风的改进和史学工作更加健康的发展，迎接21世纪中国历史学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肖 黎：学风问题，从本质上看是思想路线问题。不正视学风，将会影响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近年来，有的把学风不正而出现的种种问题视为唯物史观自身存在的问题，因而在是否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方面发生动摇；有的不能正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因对过去研究中存在的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反感，从重理论轻史料的一个极端走向轻理论重史料的另一个极端；有的因批判了历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使研究课题远离政治，避开现实，欲“回到乾嘉时代”。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它对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乃至生活无疑都会产生强烈的震动。学术研究从来都是淡于名利的工作。然而，在名利驱使下，有的人不再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而是不厌其烦地“炒冷饭”。他们不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窃取他人劳动成果；有的人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做各种所谓翻案文章；有的则打着通俗化的旗号，媚俗逢迎……这些不思进取的平庸与急功近利的浮躁，都是不良学风的表现。尽管这些问题不是主流，但已严重地影响着史学自身建设，干扰着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因此，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于 沛：对待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从现成的结论出发，还是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揭示历史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及特殊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强调：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深刻教训，那种不是把唯物史观看作是发展的理论，而将其现成的结论背得烂熟，教条主义地剪裁史实的作法，曾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失。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他认为，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的论述对走向新世纪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能帮助我们科学地洞察过去，认识现实，预见未来，但是它并没有穷极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历史研究中，强调端正学风就是要彻底摆脱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更加坚定和自觉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唯物史观要注重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样，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不断繁荣与发展，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土下加两个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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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5期 Vol.19 No.5 1999韬磷迁移模型方程的重新推导――兼与《韬磷迁移模型的研究》一文作者商榷左其亭 赵会强 王中根 谈 戈［编者按］ “学报”是广大作者、读者进行学术交流的桥梁.为活跃学术气氛，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尝试着开辟一小块讨论园地，不定期地对一些不尽相同的学术观点展开讨论.希望读者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以达到互相切磋、深入探讨、共同提高的目的.本期发表的左其亭同志一篇来稿，是针对我刊1998年第一期刊登的黄文钰等同志撰写的“韬磷迁移模型的研究”一文所写的讨论稿.摘要 根据物质平衡原理对韬磷迁移模型方程进行推导、旨在与《环境科学学报》1998年1期发表的“韬磷迁移模型的研究”一文的作者进行商榷.关键词 韬；磷迁移模型；重新推导.Rederivation of equation of phosphorus migration model in gehu lake――Also discuss with authors of the paper 《Modeling of phosphorus migration in gehu Lake》ZUO Qiting (Hebei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dan,056038)ZHAO Huiqiang (The Water Conservancy Department of Hebei Province, Shijiazhuang 050011)WANG Zhonggen TAN Ge (Wuhan University of Hydraulic and Elecric Engineering,Wuhan,430072)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matter equilibrium, the model of phosphorus migration in Gehu lake was built in the paper 《Modeling of Phosphorus Migration in Gehu Lake》［1］,and was verified in paper ［1］.But we find problem of equation (1) and (2) in paper [1].And we rederive equation of phosphorus migration model in Gehu Lake.Keywords Gehu Lake,phosphorus migration model, rederivation.《韬磷迁移模型的研究》［1］一文，根据物质平衡原理，建立了韬磷迁移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求解、检验.我们在借鉴该文成果的过程中，发现该文式(1)、式(2)在推导结果上存在问题.本文根据物质平衡原理重新对韬磷迁移模型方程进行推导.1 文［1］中建立的磷迁移模型文［1］分别建立了可溶性磷(TDP)、颗粒磷(PP)、叶绿素a(A1)、水草(A2)和鱼类(A3)等5个生态模型来描述磷在湖体各要素中的动态变化.我们仅讨论其中的第一个式子，即文［1］中式(1).原表达式如下：(1)式中，CTDP――湖水中可溶性磷浓度(mg/L);t――模拟计算的时段(d)；Q1――起始时湖泊的容积(m3)(原文中使用符号Q0;为了与流量符号区别，换成V0为好)；Q1――入湖河道入湖的水量(m3/d);Q2――湖区径流入湖的水量(m3/d);Q3――湖面降水量(m3/d);Q5――湖泊出湖水量(m3/d);CTDP0――起始时湖水中可溶性磷浓度(mg/L);CTDP1――入湖河道水中可溶性磷浓度(mg/L);CTDP2――入湖径流水中可溶性磷浓度(mg/L)；CTDP3――湖面降水中可溶性磷浓度(mg/L)；CTDP5――出湖水中可溶性磷浓度(mg/L)；I1――底泥可溶性磷的释放速率(mg/(m2.d))；S――湖底的面积(m2)；CA1――湖水中Chla的浓度(mg/m3);CA2――湖体中水草现存量(kg/m2)；r1――Chla的增长率(1/d);r2――水草的增长率(1/d);a1p――Chla的含磷量(ppm);a1p――水草的含磷量(ppm);Cpp――湖水中颗粒磷浓度(mg/L)；k1――颗粒磷向可溶性磷的转化系数(1/d);k2――水草从水中吸收磷的系数(%)；T――水温(℃).2 磷迁移模型方程的重新推导根据物质平衡原理，我们只给出可溶性磷(TDP)的模型推导过程.其它模型依此类推.设湖泊水体为一个系统.针对该系统，任何物质(如水份、盐份、可溶性磷等)迁移转化都符合物质平衡原理.针对TDP平衡，有(2)针对水量平衡，有(3)式中，V――湖泊水体体积(m3);QIni――系统第i个途径入湖的水量(m3/d);QOuti――系统第i个途径出湖的水量(m3/d);CIni――系统第i个途径入湖的可溶性磷浓度(mg/L);ΔW――其它途径引起可溶性磷的改变量(g/d)；式(2)、(3)是平衡方程一般式，对任何湖泊都适用.只是对不同的湖泊，式(2)、(3)各项式取值不同而已.针对韬，运用文［1］中成果，式(2)、(3)中几项有如下关系：(4)(5)(6)根据函数求导，又有如下关系式：(7)把以上式(2)、(3)、(4)、(5)、(6)、(7)结合起来，并考虑在有限的时段Δt内(原文［1］取Δt=1(d)，湖泊水体积变化率.于是，可得如下方程式：(8)式(8)是一个微分方程式，再加上初始条件就可以求解.把式(8)式与(1)式相对，文［1］不仅作了不必要的简化，而且，在式(1)中，等式右边第一项分子上面多了一项Q0.CTDP0,此项相对其它项量很大，是绝对不可以忽略和任意添加的项，它对式(1)求解结果起重要作用.然而，对比式(8)，这一项是多余的(此外，两式还较小差异).同样分析认为，文［1］中式(2)也多余一项Q0.CPP0.对于以上分析，我们经过多次认真讨论，同时请教了多位同行专家，才得出如上结论.现与文［1］作者商榷.不妥之处，欢迎文［1］作者及其他同行专家指正.作者单位:左其亭:河北建筑科技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赵会强:河北省水利厅水资源开发中心王中根 谈 戈: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参考文献1 黄文钰，舒金华，吴延根等，韬磷迁移模型的研究.环境科学学报，1998，18(1)：34―382 叶守泽，夏军等.水库水环境模拟预测与评价.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1998-11-18收到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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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业科学HUBEI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8年第6期 总第339期科技期刊土壤―作物体系养分强度和容量施肥法在作物生长发育阶段，肥料没有按人们想象的那样，适时适量按比例供给作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单纯从产量考虑，或者单纯从土壤养分丰缺指标考虑，或者凭经验来确定施肥的数量和比例是不全面的，往往达不到高产施肥的目的。因为目前肥料施入土壤后，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不清楚。所以根据理论计算或者缺什么补什么，或者借用外地经验，往往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根据多年的田间肥料试验认为，必须把作物生长的环境条件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全面考虑这个体系的养分变化规律。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们提出了土壤―作物体系养分强度和容量施肥法。即是根据在作物整个生育期间，体系中养分应达到的库容量和不同时期养分应达到的强度来决定肥料的用量和配比。主要作法就是，在施肥后测定体系中某一时刻的瞬间值。这样就可以得到一组间断的系列数据组。将不同条件下获得的若干组数据组，通过统计分析，就能得到一套在不同条件下高产的标准值。根据它作出的施肥决策就能保证作物在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满足其对养分的需要而获得高产。用这个施肥方法，在我省十堰山区、襄阳岗地、荆门丘陵等不同地区进行初步试验，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测试中心 430064 胡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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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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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68 【原文出处】浙江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12～19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复印期号】199901 【 标 题 】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 作 者 】王逸舟 【作者简介】作者王逸舟，男，195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兼《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副 主编。（北京 100732）【内容提要】本文从生态环境政治切入，论述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大变化。“上篇”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 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下篇”从国际社会的角度，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它们是，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国际国内界限的模糊、全球市民社会的萌芽和国际研究途径的再思索。在作者看来，传统的安全观与主权观在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面前所遭受的冲击与变化，是当代国际政治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关 键 词】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及其制约/国际关系变迁 【 正 文 】 在国际政治学家的讨论中，生态环境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是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本文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例如李少军认为，应当将“生态”与“环境”二者区分开来使用，见他的《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53页， 金城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 ecologicalenvironment ）。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为方便计，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大体上，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1.地理政治关注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 章《地缘政治的观念与现实》（第177页至225页），对西方地理政治学有一个总体的分类介绍与评论，或许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当欧洲行将跨入20世纪之时，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量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转引自《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4页。）在人类即将迈进21 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深远的实际意义。2.生态威胁关注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 ）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重大的但并完全不陌生的研究课题。这里面有两类课题：首先一点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世界上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中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注：Henry Shue, "The Unavoidability of Justice", in THE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ibd,PP373-397.）。第二点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转引自《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69页至171页。）。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暖，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极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制约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赵英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中，详尽描绘了生态战的某些新方式， 可供读者参阅。）。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目标），并没有要求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3.国家主权关注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益。本节仅考察前者，后面（下篇）将专门讨论国际社会的态度。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 ibd, PP45 ～46.）；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 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见《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八章“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关于国际核控制机制的介绍与分析，第373页至375页。）。各国政府、尤其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便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渐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外围”（注：Andrew Hurrell, "International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in Ken Booth andSteve Smith, 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The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P148.）。因此， 所谓“国家主权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主权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像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下篇：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最近一、二十年来，全球主义政治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 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国家主权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与前面提到过的“国家主权关注”不同，这里讲的主权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要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 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 （注：Andrew Hurrel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in Ken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P148.）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 cosmopolitan moral 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本位主义有质的区别。“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主权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 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重肃课题，……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 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A. Hurrell,"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GlobalEnvironment",ibd,PP150～152.）。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地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进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日益受到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弱化的时代。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均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可活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侵割、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的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滥杀，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前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主权观念及其制约”，第60页。）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主权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主权国”（quasi_state）， 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 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 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 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 ）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 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 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 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 形式特点一言难尽。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 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 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 UN 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 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上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的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 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式微后暴露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 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 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 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 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 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 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参见王逸舟：《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东方》1995年第5 期。）。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内涵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 globalist ）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 “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 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Oran Young,"Interdependence 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Journa 124,Autumn 1969,P728.）。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并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责任编辑】王立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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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4 1999环境监测全过程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况 昶 程声通 谢 卫 苏保林 高诚铁 郑兴毅摘要 考察了环境监测日常业务流程并将其划分为7个步骤，分析了数据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技术方案，推荐了实现全过程管理的技术关键，给出了厦门市环境监测全过程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实例.该系统已经用于生成环境质量报告书要求的各类报表，管理污染源信息和生成各类地理图形，效果良好.关键词 环境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全过程管理.Resarch on development of full process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KUANG Chang,CHENG Shengtong,XIE Wei, SU Baolin(Dept.of Environ.Eng.,Tsinghua Univ.,Beijing,100084)GAO Chengtie,ZHENG Xingyi (Xiamen Envior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Xiamen,361004)Abstract The full process of management in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EMS) was investigated, routine taske of EMS were divided into seven steps and the data flow throughout the full process was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the technological scheme is put forward, and the resolution to critical issues inv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ull Process MIS is recommended. Full Process MIS for Xiame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is presented as an example. Currently the system has been put to a good use for producing reports required by Environmental Quality Report, managing pollution sources information, and forming geographical maps.Keyword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full process management.环境监测站是我国环境保护的最基本单位，其管理制度规范、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明确、日常管理过程涉及的数据处理工作量大，特别适于计算机辅助管理.1 组织机构及其职能环境监测站一般有以下部门：站长室、办公室、业务室、水质室、大气室、仪器室、质控室.各个室的相互关系及职能见图1.2 业务流程分析环境监测站最主要的业务是监测业务，分为常规监测和污染源监测两类.常规监测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质量监测.此业务的特点是定点定期定项目，即监测站要在每年固定的若干个时期，到固定的取样点采样，并进行固定项目的分析.常规监测一般会在《××监测站监测方案》或类似的文本中给出明确的规定.污染源监测包括：污染源单位委托监测；上级或同级环保局指令性监测；污染纠纷仲裁监测；环境监理所、环科所、辖区内下级环保局委托监测和污染事故监测.此类监测的特点是不定期不定点不定项目.图1 环境监测站的组织机构及职能Fig.1 Organizations and functions of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常规监测和污染源监测的共同特点是数据流量大，管理繁琐，周期较长，几乎和所有的科室与人员有关，是典型的全过程管理.其流程可以归纳为如下7大步骤.图2 常规监测和污染源监测的共同业务流程Fig.2 Common business flow of routine monitoring and pollution sources monitoring3 数据需求全过程管理涉及到的数据可以归纳为3类形式：报表、统计图和地图［1―3］.3.1 报表3.1.1 基本情况表 基本情况表包括与环境管理过程有关的基本数据，参见表1.表1 基本情况表Table 1 Tables of fundamental Information基本情况表内容监测项目基本情况表监测项目的代码、分析费和开机费等.常规监测测点基本情况表测点的基本情况，如代码、坐标位置等.委托单位基本情况表委托单位的基本情况，如名称、位置、电话等.收费信息表采样费的信息.用户基本情况表工作人员的代码、名称、权限等.3.1.2 输入数据表 输入数据是指管理过程中从外部录入的数据，参见表2.这些输入数据表的关系如图3.表2 输入数据表Table 2 Tables for data Input名称填写科室所处步骤委托登记单业务室1任务单站长室2采样现场情况记录表监测室3分析记录表监测室4图3 输入数据表之间的关系Fig.3 Relationship among tables for data input一个委托单对应多个任务单，一个任务单对应多个采样记录表，它们之间是非标定联系；一个采样记录表对应多个项目分析表，它们之间是标定联系.3.1.3 输出数据表 各监测室的数据经质控室审核合格后，进行处理，得到输出数据表.常规监测工作要生成环境质量报告书和环境年鉴中要求的报表，以及全国环境监测传输软件要求的环境质量信息.污染源监测工作要生成监测结果报告（包括项目的采样信息和分析信息、污染源监测结果、费用计算等信息）、污染源基本情况汇总表（包括各次委托的监测情况）、污染源监测结果汇总表（包括各个污染源的监测结果）.除了生成与监测结果有关的输出数据表，还要进行工作量和产值统计.这是属于监测站内部管理的内容.工作量包括采样次数和各种项目的监测次数.产值是指包括采样费、分析费、仪器费和管理费等在内的所有费用.此数据对内用于统计各人和各室产值，对外用于向委托单位收费.各室统计本室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和产值.业务室统计全站的工作量和产值.3.2 统计图按类型可以分为：线状图（包括折线图）、柱状图、百分位图等.3.3 地图由于环境信息反映环境质量的时空特征，故在编写环境质量报告书或发布环境信息时，常常要用地理图形，如监测点布设示意图、SO2浓度分布图、区域环境噪声分布图、道路交通噪声分布图等.这些图形都是基于基础地图的，所用属性数据来自数据表.3.4 数据流程分析对监测站的业务流程进行抽象，把信息的产生、流动、处理、存储和输出联系起来，得出全系统数据流程图，如图4所示：图4 监测站全过程流程图Fig.4 Full process flowchart of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在这张初级流程图中，各项工作被简化为一个简单的数据处理过程.为清楚起见，其中省略了工作量和产值的统计以及传输报表的生成.4 监测站全过程管理系统的技术方案4.1 方案分析近年流行于管理信息系统领域的Client/Server 体系结构也比较适合于环境监测站的业务管理.这种体系结构通过网络连接服务器和客户机.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在服务器上运行.用户通过客户机发送数据查询、修改等命令；服务器负责处理，并将结果通过网络回送给客户机.4.2 技术方案网络：监测站管理系统的物理基础是站内的局域网，现阶段建设成交换式10 BASE-T以太网比较合适.它费用低，速率带宽能满足要求，维护简单，容易升级到100 BASE-T.服务器：可以使用工作站或微机服务器，操作系统视使用的硬件而定，工作站使用UNIX操作系统，微机服务器使用Windows NT Server.服务器上运行的DBMS有多种选择，如Sybase、Microsoft SQL Server、Oracle、Informix等.客户机：486或586微机.操作系统用Microsoft Windows 3.x或Windows 95.网络协议使用TCP/IP或NetBEUI.客户机软件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提供对数据库的访问、查询及维护更新功能，另一部分即GIS系统，用于生成表达环境信息的地图.全站的网络系统可用图5简要表示.图5 监测站局域网示意图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Local Area Network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4.3 开发工具数据库开发可以使用DBMS提供的工具，但为提高开放性，选用通用工具比较合适.这类工具很多，如数据库设计可以用ERwin/ERX、PowerDesignor等，前端开发可以用PowerBuilder、Delphi、Visual Basic等.GIS 工具有MapInfo、ArcView等.4.4 支持全过程管理的技术关键要支持全过程管理，就要在数据库的表中加入表示该表所处管理步骤的信息，称为状态信息.在运行程序时动态地更改状态信息，以识别管理过程.表3给出了推荐的状态定义.表3 全过程管理的状态定义Table 3 Status definition of full process management代码名称所在表取值阶段含义备注项目状态任务单5算得结果但室主任未签字6室主任签字但质控室未签字7质控室签字，完成某一个项目的测量委托登记单01委托单中无此项目项目未分配避免出现空值2项目已分配已分配的项目不能再分配任务状态任务单3未采样一个任务对应一次采样4采好样，但至少存在一个样品的一个项目未得到最终测量结果 这意味着至少有一个样品，该样品至少有一个项目处于以下状态之一：1.未分析测量；2.状态5；3.状态6.8对应该次任务的所有样品的所有项目得到最终测量结果所有样品的所有项目均得到分析结果，即处于状态7委托状态委托登记单012未进行任务分解任务分解不完全进行了任务分解，但未完成任务一次委托对应多个任务其中至少有一个任务处于以下状态之一：1.状态3；2.状态49全部任务已经采样，并得到全部最终结果所有任务处于状态810结果已经通知委托单位，并已经收费5 厦门市环境监测站全过程管理系统开发厦门市环境监测站是国家大气、海洋、地表水、噪声网络站之一.按照监测站的日常业务，开发了常规监测和污染源监测两套系统.常规监测管理系统共有88张表格，1079列，48个关系，包含7个模块.污染源监测管理系统共有66张表格，1304列，58个关系，包含10个模块.以上两系统共用一个用户管理模块，用于增删用户、修改用户口令以及设置用户权限.除此之外，还使用MapInfo 4.0开发了GIS系统，该系统使用ODBC通过网络访问DBMS上的环境质量和污染源信息，再结合本地的空间信息，生成常见地图，直接为编写环境质量报告书和监测年鉴服务.该系统自1994年开始设计，1996年陆续投入使用.边开发、边修改、边应用、边提高，有效地支持了厦门市环境监测站的日常管理，减轻了工作人员负担.现在，该系统已经用于生成环境质量报告书要求的各类报表，管理污染源信息，和生成各类地理图形，效果良好.6 展望1.若监测仪器有数字形式的输入/输出接口，如RS－232接口等，则可以考虑将管理系统与监测仪器相连，通过系统控制仪器进行监测分析并自动读入分析结果.2.开发专家系统（ES）与本系统结合，使其能够自动有选择地生成文本，并将统计数据、统计图和地理图形嵌入文本中，从而获得环境质量报告书和环境年鉴的原型.3.数据库服务器与Web服务器连接，在Internet或Intranet上发布监测结果.现阶段Internet/Intranet在我国发展迅猛，但数据源却很匮乏.环境监测站拥有大量环境信息，可以抽取其中可以公开的部分，放在Internet上发布.若无条件或暂时还不适于接入Internet，可以在监测站内部建立Intranet，将管理全过程的各环节的信息在Intranet上发布.参加系统分析工作的还有金勤献、高朗.参见系统开发的还有傅宁、李晟、苏京、李丹.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作者单位:况 昶 程声通 谢 卫 苏保林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北京 100084)高诚铁 郑兴毅 (厦门市环境监测站，厦门 361004)参考文献1 环境质量报告书编写大纲.国家环境保护局.19912 环境质量报告书编写技术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局.19913 环境监测年鉴编写技术规定.国家环境保护局.19911997-12-12收到原稿1998-06-17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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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五省区小春粮食作物可增产３・５亿公斤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５日电（记者鹿永建、王言彬）从我国南方海南、广东、广西、福建、云南五省区传出喜讯，今年这些地方的小春粮食作物丰收在望，可比去年增产３・５亿公斤。目前，最早进入夏季的海南，农民已基本收完了地里的小春粮食作物，广东、广西、福建、云南等地正处于小春粮食作物收获季节。关于这五省区小春粮食作物可稳获增产的信息已陆续传到农业部农情信息处：广东省小春粮食作物产量可比去年提高三成，增产１・３亿公斤；云南省可增产１・８亿公斤；福建省可增产０・３５亿公斤；海南和广西两地比去年略有增产。去冬以来，作为农业升温的具体措施，我国大搞南方农闲田开发，并在资金、物资、技术上加以支持。今年，这五省区除广西外，小春粮食作物种植面积都有增加，其中广东省的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１００万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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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888 【原文出处】晋阳学刊 【原刊地名】太原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57-62 【分 类 号】B6 【分 类 名】外国哲学与哲学史 【 作 者 】潘伟杰/胡华忠 【复印期号】199610 【 标 题 】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分析：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 【 正 文 】 反观西方政治哲学2500余年的发展史，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冲突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中心脉络。政治哲学的逻辑冲突是社会混乱和冲突的反映，因为：“创立政治理论的兴趣的特殊之处在于想使人们采取行动，去改变他们认为是恶劣的环境”。〔1 〕价值合理性主导了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近代的发展。而19世纪开始了工具合理性的挑战，20世纪工具合理性取代了价值合理主义在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政治哲学家一反过去囿于政治原则的规范分析，试图回避价值判断，把政治哲学予以科学主义的阐释。如果说，19世纪以前价值合理主义主导政治哲学的发展所带的结论是：“政治理论联系实际政治的观点是政治理论继续生存的条件。”〔2〕那么， 工具合理主义同样遭到了理论自身、社会现实和人类历史的批判。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冲突的本意在于：政治哲学无法将两者成功地结合起来。一政治哲学的创新是人类社会本身正在经历艰难困苦时期的征兆，它是一种信仰而反映对社会的理解和安排。在几乎长达2500余年的西方政治哲学史上，价值合理性首先占据主导地位，这段历史一直从古希腊延续到19世纪上半叶。价值合理性主导的政治哲学的简单表征就是：政治哲学围绕价值规范伸展，通过对诸如正义、秩序、民主、自由、政体原则等的价值规范的分析来演绎政治哲学的发展逻辑，研究方法主要是抽象演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哲学史一般为人们划分为三个时期，古希腊伦理世界观时期、中世纪神学世界观时期、近现代的法学世界观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点：价值规范的创新与诠释主要是逻辑。工具合理性只具有潜在市场。1.古希腊伦理世界观（大约公元前375－325年）。这个时期主要出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一历史阶段，“希腊城邦从文化上的领导地位跌落下来，这肯定是古代世界主要的精神大动荡。”〔3 〕反映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主要是通过他们对政治原则的规范分析来拯救古希腊和构建政治秩序。无论是柏拉图的正义观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论，都体现了他们在历史动荡时期对价值规范的诠释和安排。各司其职是正义（柏拉图），平等是正义，人天生要过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都是政治哲学的价值规约。2.中世纪神学世界观时期。哲学、政治学，法学无不成为神学的“婢女”与“分枝”。“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4 〕政治原则的哲学分析完全以神学的形式来体现，整个社会都是上帝创造的，“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5〕中世纪政治哲学借助于神学来安排人们的价值追求。 “社会共同幸福的存在”（阿奎那）本身就代表了古希腊以来政治哲学价值合理性的认同。到了近代，社会共同意志的存在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起点。3.近现代法学世界观时期。1640年－1690年的半个世纪基本上奠定了该时期政治哲学的大厦。它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社会理性的重大发展时期。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稍后还有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再后就是美国潘恩的《常识》等，构成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主流。在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这一历史跨度内，西方政治哲学家主要以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对国家和政治制度进行价值合理主义规范的逻辑分析。他们的契约说以“社会共同意志的存在”为前提来组织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天赋人权”深刻反映了西方社会变革时期的政治规范。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把这种权力解释为“自我保存”，洛克在《政府论》中则把它解释为“生命、自由、健康和财产”。孟德斯鸠、卢梭、潘恩等也都在其政治思想中高扬对人权的价值合理主义的诠释。社会契约同样反映了社会变迁时期政治哲学家的价值合理主义的逻辑对社会循序的哲学建构。霍布斯认为，人们为了摆脱“一切人对一切人社会战争”的那种自然状态，在自然法的指导下，经过契约，把所有的人的自然权利交给一个主权者，这样便建立了国家。霍布斯进而认为：“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没有这一条自然法，信约就会无用，徒具虚文，而所有的人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也会仍然存在，我们也就会仍然处在战争状态。”〔6 〕霍布斯依然是以价值合理主义为基点来诠释政治哲学的，但是霍布斯的“战争状态。”〔6〕霍布斯依然是以价值合理主义为基点来诠释政治哲学的，但是霍布斯的“战争状态”却具有经验主义的色彩，因此他的研究方法有经验思维的基础。洛克说，为了弥补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人们根据自然法的命令（价值合理主义的安排和启示）订立契约，将自由行动和单独惩罚的两种权利交给了社会，使社会具有公共权力于是国家就从政治规约中产生了。卢梭是最典型的契约论者，他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卷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表白“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性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地政权原则。在这一研究中，我将努力把权利所许可的和利益所要求的结合在一起，以便使正义与功利二者不致有所分歧。”。〔7 〕卢梭道出了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困惑，即如何把政治原则的规范分析与政治过程的经验分析结合起来。但卢梭能如愿吗？卢梭确实从人类实际情况着眼。但他在政治哲学的前提认定和研究方法上依然强调价值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的至善主义导致他的民主理论只能在小国里实现。卢梭的民主原则在事实判断（工具合理性）面前碰壁。到了美国的潘恩就提出：“当民主国家的人口增长和领土扩大之后，这种简单的直接民主制形式就行不通了”，“代议制政府的特点就是心平气和地按照多数决定一切问题。”〔8〕多数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而且是分辨政治是非的最高仲裁人，这从民主制角度体现了政治哲学中的价值合理主义的设计。虽然洛克提出有限政府论，以使少数人同样得到保护，这种民主更多地是关心自由，但是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批判了这种古典民主理论。熊彼特以工具合理主义的眼光批判古典民主理论的价值合理性。“反映在古典学说中的民主的意识形态是以人类行为和生命价值的合理主义图式的基础的。”〔9〕共同意志和共同幸福为前提的古典民主理论的脆弱性就在于此。可见，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偏重于理性思维的认识方式，试图描述世界的全面形象，即从整体性的观点描述世界。它意味着对待人类生存环境的一种取向，洋溢着鲜明而又强烈的价值学特色。政治哲学作为社会冲突和混乱时期的政治设计，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在其间的冲突是历史的观照。从西方政治哲学自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中，在社会形态的更替季节，政治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价值规范的引导，以指导人们的信仰转换。在社会形态的维护时期，政治哲学关键在于把政治原则的规范建构获得工具合理性的支持。19世纪下半叶西方政治哲学开始了这种尝试。约翰・密尔是开拓这一领域的典型代表。他的理论着重于在实际政治生活和制度中如何运用自由主义原则。他的政治观点主要不在于提出政治理论的抽象原则。而在于论证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他把自由主义理想原则演绎为现实生活中的放任主义、不干涉原则。密尔明确认为绝对的个人自由只有少数天才能享有。或者说，比别人有较多个性的人才最配享有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密尔的代议民主理论同样是以现实的政治生活来解构和建构的。他看到了多数意志的弊端，从提高代议民主制的质量着眼提出了复票制和选举权限制。“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10〕这种政府必须获得实际政治生活的支持，是密尔的政治哲学的逻辑。但密尔在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走得太远，致使其对政治原则的规范分析偏向了功利主义色彩。密尔的政治哲学代表了西方政治哲学在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平衡的逻辑转换。二古希腊直至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政治哲学是以价值合理性为主导的认识逻辑，也就是说，政治原则的价值创新是该时期政治哲学的发展逻辑。19世纪下半叶是工具合理性向价值合理性挑战的插曲。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天平转向工具合理主义。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转换的主要原因在于：1.现代世界总体格局的演化。垄断的形成是世界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化，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1〕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生存支点就变为维护现实社会的政治合法性。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政治哲学的影响就是：反思西方政治原则与规范的合理性。弗洛姆的“人死了”代表着西方政治哲学中自由的困惑。崇尚自由的人们却在现实生活中逃避自由是对自由的价值极大疑问。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的诞生开始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严重阻碍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合理性的发展。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规范的创新受阻是工具合理主义上升的重要契机。2.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我们所处的基本困境是由现代自然科学的胜利所造成的。”〔12〕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知识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西方政治哲学试图回避价值判断。不仅对政治过程进行经验分析（这是20世纪的成功），而且对政治原则也进行所谓的科学的解构（这是20世纪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利奥・斯特劳斯自称是“毫不夸张”地断言：“今天政治哲学不复存在，只有某些超度亡魂式的工作――历史研究或者以往被看作无关紧要的和不难令人信服的异议的课题是例外。”在同样的环境下，A・科班发出了“政治理论”衰落的哀叹。这些说法之所以产生， 应该说是因为实证主义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实证主义是一种向人们提供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知识的哲学，它催发了经验主义政治科学的生存。经验主义政治科学的建立（在西欧）和发展（在美国），使政治哲学被贬低为只有分析哲学的意义和功能，这是政治哲学被看作无有的东西而走向“衰亡”的原因。3.西方政治哲学的困惑。主要体现在浪漫主义的兴起和非理性主义的泛滥，两者是相关的。浪漫主义是一个“否认理性的能力和要求，依靠信心、直觉、情感及情绪的反理智运动。”〔13〕浪漫主义的根可追溯到某些早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在启蒙时代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以浪漫主义的姿态批判了理性，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对价值合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批判。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持自然给我们安排的简朴、单纯、孤独的生活方式，我们几乎能够完全免去这些不幸。如果自然曾经注定了我们是健康的人，我几乎敢于断言，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一种状态，而沉思的人乃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14〕浪漫主义到了20世纪则以极端反理性的面目出现。这在尼采身上得到完整体现，“坚决主张‘理性’就是埋葬生命的危险的暴力！”〔15〕非理性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对人性把握的转向。19世纪以前人是理性动物是西方政治哲学价值创新的前提。非理性主义的泛滥直接导致价值理性的失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杜威的实用哲学、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非理性主义的代表。它们表现为对人的本能的过分尊重或极端颂扬，对人的自由无拘无束的发挥，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直觉的把握和实用的分析。如果说：“浪漫主义者的共同维系在于，忠实于情感而不忠实于理性。”〔16〕那么，非理性主义从根本上抛弃了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价值理性传统，推动了西方政治哲学的直觉阐释，提高了政治过程经验分析的地位。“只要人们认为有可能达到某种标准和价值并按照这些价值构想出未来的政治秩序，就足以激起人们对过去的政治思想进行创造性的检验，但一旦得出结论说，一切价值是个人或团体偏爱的表现，并说这些偏爱又反过来反映个人或团体的生活经验，那么这种积极研究价值的动力似乎就消失了。”〔17〕这是西方政治哲学在20世纪的困境。这个困境的中心在于，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历史性失调。事实证明，构建一种无规范因素的政治哲学的尝试似乎注定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在于，对政治事件的任何注释都将触及对参与者的行为和动机的解释，而这种解释都诉诸一种颇有争议的有关人类需要和动机的一般观点，进而会具有规范性含义。其次，“研究工作者一旦回避自己作为价值建立者和分析者的作用，就不容易识别那些社会上要求检验人类生活的关键性问题。”〔18〕政治哲学具有强烈的价值学特色，政治哲学家的社会使命就在于不断建构和创新政治生活的价值规范，以指导人们的行为，安排社会的秩序。西方政治哲学的工具合理主义逻辑的贫困是价值的贫困。但是20世纪政治哲学在分析方法上的创新、研究领域中拓展的尝试都是值得肯定的。“那种想把所有政治哲学都降为政治学的打算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研究政治学的哲学家都必须象政治家意识到的那样，任何想要扩大政治学的范围及其运用的尝试都值得进行的。”〔19〕在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的逻辑冲突中，走向两者中任一极端都将引起政治哲学的生存危机。三密尔在19世纪下半叶曾对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价值规范（自由、民主等）与现实政治生活（功利主义）之间进行协调性尝试，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逻辑从价值合理性向工具合理主义转向的阶段。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是工具合理主义主导政治哲学的发展。但20世纪同样存在着寻求价值合理主义与工具合理主义之间新的阿基米德点的探索，其主要表现为：在相邻的学科相结合（政治――法学，政治――伦理等）的基础上对政治哲学的传统命题进行富有成效的探索。应该提到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年）一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们的著作，如H・马尔库基的《单向度的人》（1964年）等。 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有机统一体出发，把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解释为阶级冲突的反映，这显然具有强烈的工具合理主义的色彩。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成功之处在于：把资本主义政治生活解释为现实的阶级冲突的反映与反对资本主义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践观结合在了一起。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统一论，认为经济――政治――文化遵循不同的中轴原理。但丹尼尔・贝尔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焦点：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的矛盾同样是在政治哲学的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冲突的定位。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H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理论上同样反映了试图对传统政治哲学命题的新开拓。他把政治与伦理相结合，认为：“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能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的合理性。”〔20〕任何社会批判理论含有这样一个价值合理性为前提：“人类生活是值得过的。或者可能是和应当是值得过的。这个判断是一切理智努力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的前提，否定它（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就是否定理论本身。”〔21〕社会批判理论的抽象拒绝把事实的给定领域当作有效性的最后根据。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和梦想》一书中宣称，以往所有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如柏拉图、霍布斯、卢梭等都对当时的政治现实作出了回答。因而毫不奇怪，罗尔斯对我们公共生活所遵守的原则所作的深刻分析正是由于这些原则受到严重破坏的缘故。罗尔斯把政治学与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相结合，“强调研究实质性道德观念的中心地位”〔22〕试图继承西方契约论传统，建构代替功利主义而阐发的有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直觉主义不是建设性的，至善主义是不能接受的。”〔23〕罗尔斯的正义两原则（自由优先原则与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原则）其实就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进行平衡所得出的结论。我们的结论是：西方政治哲学在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的平衡是历史性的平衡，即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之间的平衡不是平均占有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空间，当然两者的平衡拒绝任何走向极端的尝试。政治哲学是任何时代、任何时期都是不可能少的，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约翰・普拉梅纳茨所言，人们需要政治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世界上安身立命。其次，政治理论联系实际政治的观点是政治理论继续生存的条件。“尽管政治理论往往主要关心价值，可是如果我们不承认在实践中它确实取决于政治关系的起初论述的话，我们对政治理论的性质就会陷入严重的误解。”〔24〕同时，“任何单一的价值，不论是自由还是正义。如果被看作是绝对的和压倒一切的，并且被严格运用的话，就能导致极端。”〔25〕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再是试图凌驾于政治科学之上或取代政治科学的“思辨结构”。政治哲学如果不是同政治科学的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势必退化为枯燥无味的和贫乏的思辨。但也不能用坚持彻底的经验主义和宣称哲学毫无用处的实证主义偏见来理解政治哲学。我们时代的政治哲学应是向实践和政治活动开放，又向科学开放的一种认识和评价活动。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哲学中必须介入科学和实践，同时又是向科学信息和实践制约开放的，它无论在科学抑或实践中都具有普遍性。（作者：潘伟杰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胡华忠 复旦大学哲学系 200437）[责任编辑 张育铭]＊注释：〔1〕〔2〕〔3〕〔12〕〔17〕〔19〕〔24〕〔美〕詹姆斯・A・吉尔德、文森特、V・瑟斯比著《现代政治思想》（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13页、第370页、第12页、第322页、第388－389页、第264页、第382页。〔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00页〔5〕阿奎那政治著作选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9页。〔6〕〔英〕霍布斯著《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85年版）第108－109页。〔7〕〔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页。〔8〕《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5页。〔9〕〔美〕熊彼特著《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1页。〔10〕〔英〕密尔著《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43页。〔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82页。〔13〕〔16〕〔美〕爱・麦・伯恩斯著《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8页。〔14〕〔法〕卢梭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9页。〔15〕〔德〕尼采著《权力意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1页。〔18〕〔德〕弗洛姆著《对自由的恐惧》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20〕〔21〕〔美〕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第2页。〔22〕〔23〕〔美〕罗尔斯著《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第49页。〔28〕〔美〕尼丹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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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总统委员会发布国旗、国徽、国歌法令新华社萨那５月２２日电统一的也门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利赫今天就国家的国旗、国徽、正式的政府图章、国歌及也门国庆日发布四项法令。据也门通讯社报道，国旗由三色构成，从下至上依次为红、白、黑。共和国正式印章带有一只雄鹰、象征着人民的权力，雄鹰下面写有“也门共和国”字样。印章上画有马里卜大水坝和作为也门特产的咖啡树作为背景。新的也门共和国国歌即将在官方和民间场合演奏，这个新国歌是由埃及诗人阿卜杜拉・瓦哈比创作的。第四项法令宣布每年５月２２日作为也门共和国国庆日，同时也被定为正式休假日。阿拉伯也门和民主也门今天正式宣布合并为也门共和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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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研究APPLICATION RESEARCH OF COMPUTERS2000 Vol.17 No.2 P.99-101基于网络的地下管线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王莹 史浩山 范磊摘 要 介绍了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设计思路和具体的实现。对于不同级别的用户和接入方式，提供了方便的使用方法，给出了保障系统安全工作的认证与日志记录体系。它的特点是继承了传统GIS系统的优点，同时充分利用了计算机网络的优势，提高了系统的可扩展性与利用率。关键词 地理信息系统 Internet/Intranet WWW B/S ActiveX1 引言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是以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和描述整个或部分地球表面与地理分布有关的空间数据的信息系统。GIS系统目前已发展成一门集计算机科学、地理学、测绘遥感学、环境科学、空间科学、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为一体的新兴边缘学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以GIS为核心的处理空间信息的技术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数据信息的加工方式，它与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相结合的3S技术将对具有空间分布特征的各类信息的处理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Internet即国际互联网是一个连接世界各地不同计算机系统的全球性网络系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网络系统。WWW(World Wide Web)是建立在Internet上以超文本传输协议为基础，能够提供各种Internet服务的信息浏览系统。将GIS构筑于Internet之上将会使信息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由于运行于Internet 的GIS一般都是运行于WWW上，故又常称为Web GIS。我们的项目是为某大型企业开发的综合管线管理系统，是GIS系统的一种应用。在长期的建设过程中，许多大型企业，架设了纵横交错的管线系统。长期以来，这些管线的管理一直依靠人工绘图，不仅效率低而且差错多。GIS系统的使用可以极大地提高管理的效率与质量，实现无纸管理，并方便各种信息的查询。整个系统采用C/S结构，由服务器方和八个业务子系统组成，同时也支持浏览器，即Web GIS。2 系统结构2.1 系统的网络结构这套GIS系统构筑于计算机网络之上，支持局域网与广域网的各种网络接入。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用户，可以有不同的使用权限与使用方式。系统的核心用户，包括管理员以及企业内部的相关部门，采用C/S模式的管理体系。系统有一个文件服务器，负责存储与管理所有的图形信息以及相关数据库。系统用户则通过应用软件使用这些信息，包括各种查询以及对数据的维护。系统的周边用户则采用B/S模式，采用这种模式有利于降低用户成本，扩大用户数量，提高系统的利用率。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与 Internet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用户可以通过WWW浏览器访问网络信息，所以当系统支持浏览器后，可极大地提高信息的使用效率。通过Internet上网的任何用户，只要经过授权，均可以使用这套系统。系统典型的结构图如图1所示。图1 系统网络结构图2.2 系统的协议与软件结构网络通信协议的选用对系统互连性和数据传输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采用在Internet上应用最广泛、最成熟的TCP/IP协议。在系统中无论是局域网内部，还是广域网都使用统一的通信协议，以提高系统的通用性与可扩展性。在系统内部，系统用户需要访问文件服务器上的图形文件，使用了文件传输协议(FTP)，该协议允许经过授权的用户上传以及下载文件。采用C/S模式，在客户端安装系统的使用软件，用户可以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各种操作。对于外围用户，由于采用B/S模式，所以要提供WWW服务器。外围用户使用通用的浏览器，访问系统资源，通常采用超文本连接协议(HTTP)。系统的软件结构也是围绕着这两种用户进行设计，包括系统用户使用的核心软件，以及为外围用户设计的服务器软件。对于GIS系统，包括地理信息与属性信息两大部分数据，这些数据都存放于数据服务器上。由于地理信息的多样性、复杂性，所以形成的图形也是多样的、复杂的。因此图形采用的是文件形式进行存储，而属性信息由于比较规则，采用SQL Server数据库进行存储。通过软件将两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对于WWW服务器，则采用ActiveX技术为外围用户提供服务。在服务器端，通过ASP开发环境可以动态形成页面，供外围用户浏览。2.3 系统的安全结构网络技术给用户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对于本系统的两种用户，也要采用相应的安全措施。系统设有管理员负责整个系统的维护工作，包括数据维护以及用户授权。对于系统用户，采用集中的统一管理，经过系统管理员授权的用户才能进入系统进行操作。同时对用户进行分级管理，不同级别的用户可以进行操作的权限也不相同。另外，对所有的操作建立系统日志，任何进入访问系统的事件将会被自动记录，依此来对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控，同时进行责任追查。对于外围用户，采用分类的方法进行管理。对于一些开放的信息，所有访问Internet的用户均可进行浏览，而进一步的数据则需经过授权。这一认证过程由WWW服务器完成。3 系统软件设计3.1 系统核心软件设计作为一套GIS系统，要给用户提供一套完整、方便的图形化的操作界面。以图形的方式将地理信息显示出来，同时将各种属性信息有机地组织起来，与地理信息进行关联。在软件设计上，针对不同的使用方式设计出不同的子系统如图2所示。图2 子系统分析其中的图档管理子系统是核心部分。它包括图形的输入、输出、编辑、修改、叠加、拼接、漫游以及属性数据的录入与组织。由于GIS系统采用矢量化的图形，所以图形的录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采用的输入方式是以扫描仪录入栅格图形作为背景图，在此基础上使用鼠标录入矢量图形。图形的组织采用了分层的方式，用户可以将不同的内容分为不同的层，显示时可以自由选择所需的层次，由系统自动完成叠加。在此引入工程文件的概念。工程文件用来将同属某一区域的所有层次的图形组织起来。如将厂区的所有图形作为一个工程，同时将某一车间的所有图形作为另一工程。这样图形的组织就非常有序，可以更有效地进行信息的查询。系统同时支持工程的跳转，如在上述的例子中，用户正在浏览厂区总貌，当他需要某一车间的细节时，只需点击相应的车间，系统将会自动跳转到车间所在的工程。在图档管理中还可以进行属性数据的录入与浏览。用户选中某个图元后，即会弹出相应的属性信息，如果具有修改的权限，则他还可以进行修改。系统将会自动建立图形与属性数据的映射关系。其它的业务子系统根据用户的种类进行划分，比如电力部门的用户将使用电力子系统。根据需要，可以屏蔽掉其他子系统的多余信息，方便用户使用。3.2 WWW服务器软件设计为了使外围用户可以通过Internet访问相关资源，必须设计相应的WWW服务器端软件，我们采用的是ActiveX技术与ASP语言环境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开发出可以访问文件服务器内容的一组ActiveX控件，将其嵌入ASP环境中，从而给用户提供动态的HTML页面。远端就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本系统。系统的工作流图如图3所示。图3 WWW服务器端软件设计3.3 安全认证软件设计这部分内容对系统安全起决定性作用，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而是融入到整个系统的各个环节，起到既方便合法用户的使用，又能防止非法侵入的功能。它包括服务器端的中心数据库、系统管理员使用的管理软件和对系统事件自动记录的系统日志，还包括为系统核心用户和外围用户设计的身份确认软件。系统的工作过程如图4所示。图4 系统的安全体系4 系统的具体实现4.1 鼠标事件响应整套系统的核心部分是一套与属性数据相关联的作图界面。用户的所有操作均可在图形界面上直观地完成。这就要求尽可能地为用户的使用提供方便。由于用户主要依靠鼠标进行操作，所以对鼠标消息的响应要精心安排，合理设置左右键的功能。比如在作图时，当用户单击鼠标左键时有可能是想进行画图，也有可能是要结束当前图元的绘制，还可能是要选中图元进行修改或是设置属性数据。所以必须针对用户的不同意图作出不同的反映。图5描述了鼠标左键的响应过程。再结合用户对工具条的操作，以及鼠标右键的操作就可以设计出完善的响应功能。图5 响应过程4.2 坐标的映射关系在GIS系统中，图形信息要能反映实际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要建立图形文件与实际地理坐标的映射关系。在这种映射中有三个坐标需要处理。首先是现实的地理坐标，它反映了实际的地理位置；其次是计算机中的屏幕坐标，屏幕是人机交流的界面，屏幕坐标直接将图形位置展现在用户面前；最后在前两种坐标之间还有一个图形文件的逻辑坐标。由于计算机屏幕的尺寸都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同时展现在一个屏幕上。而又要求能够将完整的图形输入计算机，所以就要使用图形文件的逻辑坐标。图形文件将整幅的地图存储起来，同时建立起与实际坐标的比例关系。屏幕则根据用户的需要截取相应的部分进行显示，从而完成三种坐标的映射过程。在操作中，用户录入图形时，系统自动完成屏幕坐标与逻辑坐标的转换过程。当一幅图输入后，用户可以选择图上的几个关键点输入地理坐标，此时系统就可根据这些点的坐标，建立实际的地理坐标与逻辑坐标的对应关系。4.3 复合图元的生成由于经常要使用一些特定的作图符号，如阀门、变压器等，因此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一个复合图元的生成工具。当用户使用此工具作出某一复合图元后，就可在以后作图中进行使用。此图元也为矢量化的图元，可以随其它图形进行统一处理，如进行放缩、拼接等，比使用栅格图形更为方便。5 小结随着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诸多的方便。GIS系统的应用可以将人们从繁杂、低效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本文所设计的GIS系统将传统的GIS技术与网络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Web GIS系统，更加有效地利用了系统资源。本文介绍的网络GIS系统已经提供给某大型企业进行试运行。王莹（西北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西安 710072）史浩山（西北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西安 710072）范磊（西北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西安 710072）参考文献1，ActiveX WebSite. http://www.microsoft.com/2，MapGuide WebSite,ESRI. http://168.160.184.10/periodical/jsjyyyj/jsjy2000/0002/www.esri.com/3，MSDN Library Visual Studio 6.0. 19974，Michael J.Young, Mastering Microsoft Visual C++ 4, 1997收稿日期：1999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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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502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911 【原刊页号】11～15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0003 【 标 题 】中观经济风险及其应对策略刍议 【 作 者 】张曾芳/张龙平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南京政治学院 【 正 文 】 一、中观经济及其特点中观经济是相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来说的，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以国民经济总量为考察对象，包括国民经济的生产总值、增长与波动、总的产出水平、总的物价变动、总的就业状况等；微观经济研究的是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经济个量为考察对象，包括企业的生产经营、家庭的收入支出、市场中某类产品的数量与价格状况等。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经济现象，比如说区域（城市）经济、部门经济、行业经济等，它是国民经济活动在某一特定地域或部门行业的展开，它们构成国民经济的重要的子系统，但它毕竟不等于整个国民经济，不能归之于宏观经济领域；同时，区域（城市）、部门和行业又是一个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包含了各类部门、产业、企业和众多居民的“五脏俱全”的复杂体系。因此，这些经济现象也无法归于微观经济领域之中，而必须归于介于微观与宏观经济领域之间的特殊经济领域――中观经济领域之中。中观经济学以特定区域、产业或部门的经济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大量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复杂经济关系为具体研究内容的基础经济学。中观经济既不同于宏观经济的总量运行，也不同于微观经济的个量运行，它由国民经济总量在特定空间和部门行业的细化以及无数经济个量在特定空间和部门行业的聚合而形成的，既受制于国民经济宏观运行态势而趋其大势，又得益于其内部各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中观聚合而形成独特优势，从而具有其独特的中观色彩：1.经济体制的依赖性。中观经济运行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经济运行的体制环境方面。中观经济对国民经济计划、财政和税收体制有较大的依赖性。当国民经济的计划、财政和税收处于高度集中管理体制之下时，中观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大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中观经济运行的一切指标都是国民经济运行成比例性的缩小和细化，中观经济没有任何优势和特点可言；但是，在“分灶吃饭”的分权体制下，地区、城市、部门和行业等中观主体在经济上有相当的自主权，是宏观的总量经济与微观的个量经济之间的承接点，其生长和发育取决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双向运动中所凝结的中观体制环境。毫无疑问，在分权趋势明显、地方权力较大的经济体制变革态势下，中观经济主体形成中观特色和中观优势具有更多的可能性。2.经济运行的独立性。中观经济是以特定的空间为组织形式，地区、城市、部门和行业等中观经济主体具有多种经济成份，其内容门类众多、设施齐备，在性质上和运动形式上是一种地域性行业性的综合经济，这使得中观经济运行具有自成一体的自我扩张职能。各个区域、城市和行业作为经济主体，其行为的动机在于本地区、部门的中观利益，经济行为的取向具有明确的界限，这使中观经济运行具有一种与国民经济运行“分裂割据”的离心趋向。3.经济要素的集聚性。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或有限性，经济要素不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匀分布，因此，经济运行以经济要素在一定时间和空间的集中为前提，中观经济就是在一定地域内或部门行业内的经济要素密集为基础而形成的。聚集性是中观经济的优点和特点，聚集性往往伴随着高效性，它便于形成专业化的经济协作并形成新的生产力，聚集的协作能够产生大大优于分散劳动的经济效益，这使得城市经济、行业经济等中观经济形态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和中心。中观经济的聚集性，表明中观经济的社会化和集约化，表明劳动力、生产工具、资金等生产要素的集中和生产生活服务设施的集中。中观经济的这种聚集性是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要素按经济运行的规模要求和经济原则在一定地域和行业的具体附载，它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必然要求，它使得经济运行成本最小化和产出最大化成为现实。但是，中观经济的聚集性也有其负面效应，这是因为，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的各种矛盾在时空上是分散的，矛盾暴发总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序列展开，但中观经济的聚集性特征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矛盾的主要承担者，因此，聚集在给中观经济带来高效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生产中各种潜在的磨擦和矛盾集中到中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来，从而使得中观经济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二、中观经济风险及其生成1.经济风险一般。经济风险是经济活动中足以导致预期目标与预期结果发生背离的各种破坏性因素的总和。经济风险是一种客观经济现象，其产生与人类经济活动中种种不确定性因素密切相关。经济风险与经济安全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函数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经济安全的直接度量。一般经济风险的生成有两类基本的途径：其一是市场机制的内生性风险，即是与市场机制运行本身有关的风险生长机制。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以后，市场机制成为经济运行的基础机制，商品生产的内在动力来源于生产者本身对物质利益的追逐，生产者消费越来越多地需要依靠市场交换来实现，市场的作用不断扩大，同时生产也越来越多地需要分工协作，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的各个环节上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风险也随之发育起来。所有的内生经济风险都可以从市场机制中找到产生的根源，市场经济具有独立性、平等性、开放性，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经济活动结果的不确定性，从而构成了经济风险的内生性土壤。其二是市场机制外的外生性风险，即市场外部多种超经济因素的诱发、传导和作用所引起的风险。在能够引发经济风险的各类风险因素中，除了市场机制本身的运行特点之外，还有许多因素是超乎经济逻辑之外、远非经济手段本身所能解释和控制的，如天灾人祸、战争、动乱等。外生机制与经济运行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当经济运行面临着国际政治经济的种种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时，经济风险的外生机制会把无数外来的风险强制传导到经济运行中来，从而构成难以控制的外生经济风险。2.中观经济风险。按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大小，经济风险可分为宏观经济风险、中观经济风险和微观经济风险。城市经济的危机、行业经济的危机、大型企业集团的危机等等，都是中观经济风险的表现形态，它是一定地域和行业内各类微观风险因素经过中观聚合过程而形成的对经济运行的中观制约。作为一种中观形态的经济风险，中观经济风险的成因更为复杂，它可以是微观经济风险的共振和放大、也可能是国内外宏观经济风险的分解和缩影，从而形成了中观经济风险特有的生长路径、作用方式和运行机理：一方面，国内外宏观经济风险在中观领域的分解和附载可以形成中观经济风险。在当代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中观经济领域内的货币等主要经济资本与外部宏观经济活动的联系日益密切，中观经济行为早已冲出地区和行业范围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它在给中观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使中观经济运行对外部经济形势的依赖性增大，外部经济风险的传递也变得更为迅猛，中观经济主体所负担的义务和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中观外部的宏观经济风险有：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产生的经济风险。国际经济中贸易赤字的不确定性、石油和非石油初级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务的不确定性，是引发各种经济风险的导火索。此外，在政治方面，一国政治形势的动荡也会影响某一特定国家的债权损失，由此引发连锁反应，也会影响到世界经济形势的稳定。二是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产生的宏观经济风险。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投资规模过大、财政赤字过大、全国性通货膨胀的兴起等，都会造成中观经济运行的外部经济风险。中观经济活动直接表现为货币资金在城市、行业、部门等中观主体之内或之间的筹集和运用，外部宏观经济风险正是借助中观经济主体的外向经济运动而迅速传导进中观经济体系之中并立即对中观经济运行造成影响，从而将宏观的经济风险分解和细化为中观形态的城市、部门或行业经济风险，中观经济风险由此而形成。另一方面，微观经济主体的风险行为共振和放大可以形成中观经济风险。经济风险的形成具有一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扩散过程，其根源在于微观经济风险元的存在。经济生活中一个个运行不稳定的微观经济主体构成了城市的微观风险元，在一定的限度内，这种微观风险由各类生产企业和单位自行承担，对中观经济的稳健运行影响微小。但是，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蝴蝶效应”使微观经济风险元有一种自我扩散的放大机制，当微观的经济风险元之规模和数量呈扩散性状态运动时，经济中观运行的风险不可避免地产生。比如，企业是城市经济活动的主体，相对于城市经济仅是一个微观单位，但是，企业的经济联系广、个体行为的社会波及面大，其个体的风险行为具有很强的连带效应。一般来说，分散的、单个的微观经济风险不会影响到中观经济的整体运行；但是，由于个体行为之间的从众效应以及经济主体行为之间的关联效应，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微观经济风险有一种潜在的共振和放大机制，在某些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微观经济风险可能共振放大为影响一个城市或行业经济运行的中观经济风险。当大批的企业因为类似的原因相互影响而面临破产的风险时，承担风险的就不仅是企业而是一级政府或一个行业部门，中观经济主体不可避免地要成为风险的承担者。如果不采取及时有效的调控措施，中观经济风险的扩散可能诱发宏观的国家经济风险，从而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三、中观经济风险的应对策略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中观经济逐步驶入稳健运行的快车道，中观经济的规模和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开放城市、经济特区、支柱性行业等中观经济主体的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中坚力量。近年来，全球经济运行转入需求牵制的过剩经济时期，国内外宏观经济风险因素跌宕起伏，中观经济形态内的风险因素也在不断积累，城市、行业等中观经济主体内的金融大案接二连三，案值动辄几十亿上百亿，涉及众多投资者，造成巨大的经济窟窿，严重影响到中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重视和解决中观经济风险问题已经十分迫切，其应对之策主要可从预警和调控两方面考虑：1.科学设置监测指标，准确判断中观警度，适时预警中观经济风险中观经济预警是指通过对一系列具可测性、可控性和关联性的中观经济运行指标不间断地监测分析形成中观经济风险度判断，并根据不同的风险程度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中观经济预警是宏观经济预警与微观经济风险规避行为的中观结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大致包括以下步骤和内容：设置风险指标。经济活动的数量特征都是通过指标的数值变化反映出来的，经济指标是经济变动的指示器。不同的指标代表不同的经济变量，指标的变化及其组合，意味着经济运行轨迹和状态的变化。科学的监测指标必须能够充分反映国民经济运行和景气波动的基本态势，反映社会经济活动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的实际状况，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反映能力，且指标之间相互分工、相互配合并有较强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可以满足中观经济调控不同方向、不同时间、不同力度的需要。它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投资风险指标，包括投资产业密集度、项目的地区密集度、货币供求平衡度指标等；生产风险指标，含产品数量指标、产品质量指标、成本利润指标等；营销风险指标，含存货指标、定货指标、资金回笼指标等；分配风险指标，包括利税指标、工资分配指标、积累指标等；金融风险指标，包括货币供给量，现金收入，现金支出，连续负债率，债务拖欠率，呆帐率，坏帐率，金融犯罪额及增长率等；企业风险指标，含累计负债额与企业资本金比重，债务增长率，资产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利润增长率，利润回收率等；市场风险指标，包括企业库存量及增长率，商业库存量及增长率，流通费用额及增长率，销售收入额及增长率，生产供应额及增长率，订货总额及增长率，合同毁约率等等。判断中观警度。明确中观经济运行的评测指标后，就应该不间断地对这些指标进行跟踪监测，并将监测结果与国民经济运行的同期相关指标进行对比，通过结合中观经济主体的发展规划和功能定位就可划定经济运行的风险区间从而得出当前中观经济运行的警度判断。一般的经济风险警度可以考虑分为五个等级，即无警警度、轻警警度、中警警度、重警警度、巨警警度。这五种警度分别与风险元指标数量变化和区间对应，因此相应地有无警警限、轻警警限、中警警限、重警警限和巨警警限。其中，无警警限和巨警警限的设置十分关键，它是中观经济运行的“安全区”和“禁飞区”的界定，必须做到准确客观。轻警警度、重警警度分别与中观经济运行的偏冷、偏热、过冷、过热状态的有关指标相对应，中警警度则与偏冷、偏热向过冷、过热运行状态过渡的有关指标相对应。确定中观经济警度的一般方法是，根据当前经济监测所得到的中观经济指标，对影响中观经济风险元变动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然后进行不同时期的对比研究，最后结合预警者的直觉、经验以及其他专家学者的推算估计进行确定。2.合理组合调控手段，准确把握调控力度，适度调节中观经济运行中观经济主体的调控手段与其拥有的经济权力有直接的关系。当中央权力较多地下放给中观经济主体（如特区城市、开放城市、特定部门或行业）或微观经济主体（如企业）时，中观主体拥有更多更有力的调控手段；相反，当中央权力集中回收时，中观经济主体拥有的经济调控手段就会受到限制。目前，中观经济主体可以动用的调控手段有五大类：一是财政手段，如地区和城市政府的财政预算、税收、财政投资、财政补贴、转移支付、政府购买、公债等；二是计划手段，如城市政府、行业部门的年度规划、工作计划等；三是法制手段，如地方政府和行业部门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范性文件对中观经济活动的规制；四是行政手段，即各类中观经济主体通过行政机构、运用行政方法来直接控制经济的活动；五是思想手段，通过媒体或特定的宣传方式传播国家政策、法令、社会意见和正确观点，教育和激发人们的自觉性和能动性来改善和优化人们的经济行为动机与方式。中观调控的不同手段具有不同的力度特征，不同的手段组合就会产生不同的调控合力，这种力度大小没有绝对精确的数量表示。但是，不同调控手段及其组合形成的力度还是有相对的大小之分、强弱之别的。把握这种力度是选择和组合各种中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前提。过犹不及或不痛不痒都表示中观经济调控的力度把握出现了偏差，力度偏差会造成调控手段资源的浪费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经济运行的无序，从而起到“帮忙不成反添乱”、“吃力不讨好”的负面效应，为此，中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必须符合中观运行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必须与中观经济运行中的风险状况即中观经济警度状况相适应，这是中观经济调控适度和高效的必要前提。当中观经济运行处于无警警度时，中观主体在核实有关运行指标后，可以保持“谨慎的乐观”，这时候，“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论断是成立的，地区（城市）、行业和部门管理机构可以也应当充任中观经济运行的“守夜人”角色，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麻痹大意，在维修市场机器运行、美化“踢球场”环境设施、完善市场游戏规则的同时，各类中观主体还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以随时应付“不时之虞”，防止超经济逻辑之外的非常因素给中观经济运行带来新的风险。当中观经济运行处于轻警警度时或中警警度时，表示经济运行处于偏冷、偏热阶段或正向过冷、过热过渡的阶段，中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缺口，调控这个缺口应把握相应的力度并选择总量或结构两个着力点。与这种警度相适应，中观经济调控应选择力度偏弱偏轻的调控手段进行组合。比如，在城市总需求相对不足，市场比较疲软、结构有所重复的情况下，可以选用公债筹资、政府投资、财政补贴、产业政策宣传、舆论引导等手段对中观经济手段进行有限度的微调。在城市总需求相对过旺时，城市政府可以采以紧缩性财政预算，部分地方税率提高、舆论引导等手段进行微调。当中观经济运行处于重警警度时，它表示中观经济运行的总量缺口已经扩大到严重地步，经济运行正处于过冷或过热的严重状态，中观经济正常运行的秩序已经被打断，与这种重度警度相适应，中观经济调控应考虑选取力度偏强偏重的手段进行组合。比如，为抑制总需求过旺或总需求的严重不足，除运用微调措施手段之外，可以选用扩大指令性计划、调整地税结构、直接的行政干预、强大的思想教育和舆论宣传攻势等偏重的调控手段形成强有力的调控合力，以期将中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较为严重的偏差在较短时间内扭转过来。当中观经济运行处于巨警警度时，它表示中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非常的经济干扰因素，并达到了足以导致中观经济运行整体中断的可怕程度。例如，抢购风潮、挤兑风潮、集体投机、骚乱活动、集体腐败、自然灾害、重大金融犯罪行为等。这时候，中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若干经济联系环节会非常中断，供求缺口十分巨大。在这种警度状态下，一般的经济调控措施难以奏效，需要有快、准、狠、力度很强、很重，并能立竿见影的调控手段组合形成强大经济稳定力量。这时候，大范围的计划管制、行政直接干预、针对性的行政规章和决定、重税重罚、政治组织手段显得十分必要。同时，启动地方立法程序，运用法制手段设置相应的经济“禁飞区”惩前毖后也是十分必要的。【责任编辑】吴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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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097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7 【原刊页号】16～21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199908 【 标 题 】科索沃战争所带来的国际政治思考 【 作 者 】李义虎 【作者简介】李义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政系系主任。 （北京 邮编：100871） 【内容提要】科索沃战争已超出地区热点问题的范围而带来了国际关系结构、地缘政治的转折性变动。北约新战略概念的推行，说明单极化已 开始阻断多极化趋势。大陆心脏地带出现“黑洞”，边缘地带的东西两向因出现军事同盟强化（即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而对大陆心脏地带形成压迫之势。国际政治将加速变化，超过国内问题的变化速度。目前局势说明，国际社会要恢复多极化进程，必须首先看到多极化制约不了单极，对付单极的方法只能是以两极体制的合理构建重新配置国际力量的资源，然后才能拉动多极化再度布局的杠杆。恢复两极体制的实质，是恢复大三角关系格局，削弱美国的战略地位，以使中国外交获得充分的回旋余地。【关 键 词】国际关系结构/地缘政治/单极/多极化/两极 【 正 文 】 正当科索沃局势处于政治解决和发动地面战争彼此较劲的胶着状态时，发生了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的恶性事件。对于该事件，现在各方有三种看法即“蓄意”、“误炸”和“阴谋”。但实际上此事件连同整个科索沃战争已经超出了对单个事件性质评判的层次，而必须回归于国际战略高度上加以认识。因为结盟的美国和北约对不结盟的南斯拉夫不宣而战，已经动摇了国际关系的基础，践踏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改变了人们熟悉的战争形态，葬送了已有的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成果，甚至破坏了国际社会建立新秩序的努力。事实证明，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要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彻底改变和翻转国际关系的基本哲学、甚至基本概念。而在它们怀有私利的哲学和概念之下，西方强权国家已经开始为它们设计的“世界新秩序”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并试图通过强制方式将这些规则推向国际政治的实践。因此，我们必须从国际关系结构、地缘政治布局及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考察科索沃战争可能给21世纪国际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一、科索沃战争和北约的新战略概念在政治意义上，北约对南联盟的空袭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名对南斯拉夫境内军事和非军事目标进行轰炸，企图通过强制迫使米洛舍维奇屈服。其标志是北约中断“朗布依埃进程”和放弃政治解决的任何可能性。第二阶段北约则转向自己新战略的实施和推广，其标志是在这一阶段北约各国首脑聚会华盛顿制定了所谓“北约的新战略”，扩大了北约组织的行动范围和功能，完全推翻了该组织曾经承诺过的将自己从“军事政治组织”改造为“政治军事组织”的诺言。特别是第二阶段对北约新战略概念的试验，说明北约对自己的行动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已经超出了针对南联盟的单一目标而升级到制造“战略先例”的层次。也就是，其一是要以空袭南联盟试验俄罗斯的反应能力，其二是试验中国在整个危机过程中的反应限度。总之，其战略目的是要扫除北约东扩道路和扩大行动范围方面的所有障碍。显然，美国正在科索沃试验它的“新理论”，并要将这种试验的结果融入国际关系结构的构建之中。因此科索沃问题已经超越了地区性问题的界限，也就是说它不再是所谓的地区热点问题。这与海湾战争的性质相比更为明显，海湾战争的影响只达到地区性的范围（海湾和中东地区），并因其由美国这个强悍的单极带着脆弱的多极化打起了多国部队的战争而受制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现状的约束；而科索沃问题则是一个对世界全局有影响的问题，因为它已把中俄两个大国牵扯其内，并首次成为摆脱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约束的单极世界霸权的实验场。科索沃问题也已超过所谓“政治解决”的意义，而直接带来了国际关系整体结构的震荡和改组。因此，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北约的下一步要干什么？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因为它自身的逻辑已隐含其中。北约的新战略概念及其推行对国际新秩序前景的挑战巨大，问题的实质是应该由谁来建立这种新的秩序，新秩序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因此，一方面，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首先表现为争夺新秩序主控权的斗争；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新秩序游戏规则制定权力的争夺上。当善良的人们以为要由大家一起、也就是要在多极化结构的基础上来共同建立国际新秩序时，美国早就谋划要由自己主宰、也就是在单极结构的基础上干这件事了。北约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肆意妄为，正是单极世界制定国际社会新游戏规则的开场戏。还有更深的东西必须加以揭露。很可能的是，克林顿、布莱尔之辈已有了一套新的思维，国家主权、甚至人权都已不再是他们考虑国际关系的基础性概念，他们早在密室里设计了另外一些概念和逻辑。众所周知，克林顿和布莱尔热衷于所谓“第三条道路”，已经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秘构了统一战线。而从美国和英国不按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及战争法办事等大大超越常规的做法上，可以看出它们要把这些东西提前送入历史博物馆。“人权高于主权”，只是他们新理论的第一招。这个原则一旦流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间公认的国家主权权威就将失去功能。再接下去，让北约凌驾于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之上，全面接收国际军事安全问题，则会成为它们在行动上的第一招。这个事实一旦成立，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作用就将被“最小化”。21世纪国际关系的面貌很可能会使我们出乎意料，大跌眼镜。我们不认识它，但又必须接受它。人们会看到，侵略者的外衣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说辞越来越动听；霸权的逻辑会强悍得带着“替天行道”的肆意特征。表面现象将掩盖住问题的实质。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警觉，我们就会打破麻木意识而忽然抓住问题的实质：原来在人权、主权这两个基本概念之外，还有一个实质性的概念，那就是霸权。而它实际上就是所谓北约新战略概念的核心，用单极世界建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体制。二、国际关系结构失衡、地缘政治震荡和国际国内问题倒位科索沃战争及其北约新战略的推行已经对国际关系结构、地缘政治及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关系这三个最敏感的领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1.国际关系结构遭到冲击：单极至上、多极化逆转如果再深入分析北约新战略概念及其在科索沃地区的试验，我们就会看到人们所熟悉的国际关系结构已经遭到冷战后以来最大的冲击，美国和北约已经在按照它们的意志着手改组国际秩序，这种改组的核心是重构以西方占据绝对优势的国际关系结构，排挤俄罗斯和中国两个东方大国，并阻止和切断中俄战略联合以便逐次整肃实行各个击破。质言之，就是要使单极化更加强化，在结构层次上构筑真正的单极世界。美国的战略意图显然是先领导欧洲，再领导世界，并从欧洲到世界扩大单极体制。从国际体制角度讲，现在的世界存在着单极化超越多极化的总特征，多极化并没有形成自己有力的格局态势并且显然受到单极化的严重束缚。这主要在于：第一，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高居其他所有大国之上；同时它又拥有北约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军事政治集团，高居其他所有国际和地区组织之上（例如，在欧洲已经排斥了欧安会、欧洲联盟及其他泛欧性安排；在全球范围已经排斥了联合国和安理会（注：关于冷战后重新构筑中的欧洲格局，国内有关学者还提出了三个板块结构的说法。参见张蕴岭主编：《欧洲剧变与世界格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94页。）。这是单极化格局的基础成分和结构性动因。第二，自进入后冷战时代后，只有美国经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其他西方大国如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经济没有出现增长。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打击了日本，科索沃战争直接打击了欧元。因此美国仍然具有领导西方军事政治同盟的物质基础（美国在国际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考虑显然与它在国际经济战略上的考虑有关。索罗斯被称为美国的民族英雄绝非偶然）。第三，国际关系结构受到严重的冲击，直接表现在多极化结构的软弱无力。过去人们对多极化的期望值过高，但多极化并不是说几声“不”就能建立起来的，它的形成要靠实力和意志。现在，多极化制约不了单极化，相反“单极至上”要阻断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甚至颇有扼杀于萌芽状态的劲头。多极化受到阻断反映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北约是单极的有效载体，它握有战争机器和具备灵活的干预手段；拥有185 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则是多极化的脆弱体现，它只能充当表决机器。从科索沃危机的进程看，北约凌驾于联合国之上，说明单极已经开始压倒多极化。北约撇开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和秘书长，说明联合国在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上已经失去作用，也说明多极化结构已被耗散。第四，单极已经收拢了多极化中的若干“极”（如德国、法国和英国）。从美欧关系看，美国在1989年提出、在90年代进一步强化的新大西洋主义已经排挤了欧洲人的欧洲主义和欧洲个性。这方面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欧洲大国中以反美为个性色彩的法国由于结束了从戴高乐到德斯坦一直执行的独立自主反美外交，而转向了从密特朗到希拉克的亲美外交。这是欧洲汇集于单极的显著表现。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则表明日本也将被收拢于单极之内。人们原先所指望的多极化，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来多极化中的欧洲大国和日本本来就带有两极的特点，现在又带有被单极束缚的特点，即被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体系束缚的特点。第五，从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演变看，冷战后美国保守主义和理想主义盛行。保守主义强调美国的实力和政治军事优势；理想主义强调美国价值观上的优越感。它们排斥了在美国国内颇有市场的孤立主义和新孤立主义思潮，使得国际干涉主义和世界主义盛行并直接渗透到美国精英和民众的意识中。这二者的相加和膨胀，必然在国际政治和美国对外政策领域得到体现，美国冷战后的国家战略已经定位在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这是美国极力要建立单极世界的思想基础。（注：参见俞正梁等著：《大国战略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单极化走向极端必然导致世界霸权，因为做这种事的成本很低。一旦在地缘政治结构和国际关系格局方面部署完毕，单极世界对于美国来说将是一件不太费事的事情。国际舆论常说，没有权力的制约，没有其他力量中心的制衡，就会产生权力的腐败。在单极世界，美国搞的是国际权力的腐败，或者说是国际极权主义。它将以美国一家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各国之上。于是，很清楚，美国要以单极结构为框架、以西方价值观为内容，以“人道主义干涉”等新干预方式为主要手段，确立他们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即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带有排他性的世界秩序。因此，问题的实质是：（1）对于国际社会来讲， 现在并不仅仅要防止所谓“无政府状态下的强权政治”，而是要防止单极至上的世界帝国霸权。（2 ）西方对东方国家的战略进攻已从和平演变战略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直接实施霸权的阶段。在政治单极至上、武器系统万能、经济贸易壁垒等结构性联系下，美国要为所欲为，对东方国家施加世界霸权的战略意图。事态的发展已经表明，国际关系格局已经发生某种带有重大转折性的变动，观察国际形势不能再用简单的、单一层次的多极化来思考问题了。而且，对于目前脆弱的多极化来说，如果不采取有力的结构性措施，很可能自己就要被“化”掉了。因此，我们必须对国际格局有清醒的认识，这个世界是单极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谋求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已经受到来自单极霸权的严重挑战。2.地缘政治：大陆心脏地带出现黑洞，边缘地带同盟强化科索沃局势和北约新战略的推行，不但使国际关系基本结构失衡，也已经带来了地缘政治同样重大的变迁。首先，欧亚大陆的地缘形势值得给予特别关注。北约原来的公约规定该组织只能在成员国范围内采取行动，从地缘政治意义上讲这种行动被严格限制在欧洲部分地区的范围。而北约新战略已经突破了原来的盟约限制（即只能在成员国范围内采取行动）和联合国宪章的权威规定（即只有安理会才有权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北约自行决定可以在“地区之外”执行任务及其该组织功能的扩大，必然带来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变动。因此，问题的焦点是：北约东扩是从西欧伸展到中东欧和东南欧的推进过程；而北约新战略的实施更使其行动范围从欧洲伸展到欧洲以外。这就是说，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仅限于欧洲的地区性质，其东扩过程和采取行动的范围要伸展到整个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即包括中国。对于中国的战略选择来讲，如果北约东扩和所采取行动的范围仅限于欧洲，那是地区性层次的问题，只对俄罗斯产生影响而与中国无关，因为它把战略边界推进到头也只是俄罗斯国土的边界。但如果北约行动范围伸展到欧亚大陆，问题的性质就是全球性的，那对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且相当致命。现在，伴随着北约东扩和新战略的推行，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即在从西向东的一条长线上，已开始形成一条联动性很强的战略线，对地缘政治全局影响极大，很可能再次导致发生政治地震并对各国战略选择产生致命的影响。俄罗斯、中国和若干地区性强国都集中在这条战略线上，它们分别从该战略线的东、西两头和侧翼受到挤压。其次，说东西两向在战略上有高度的联动性，一是在于东西两大地缘焦点已经互有呼应和联系之势，这就是西边的北约东扩和东边的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彼此可以产生共振效应。北约东扩是单极展开的过程，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也是单极组合的过程（有人说在亚太地区美国也在着手建立“小北约”，指的就是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和TMD系统）。二者均突破了双边性质，而到达了多边战略界限，属于一种战略格局的再分布。这种再分布说明，边缘地带所出现的军事同盟强化的严重事态，已经置大陆心脏地带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非结盟形态于极难应付的境地。两相对比就会看清，边缘地带和大陆心脏地带之间的结构已经失衡。无可否认，北约东扩不是孤立进行的过程，它也对欧亚大陆东西两侧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也不是孤立进行的过程，它从边缘地带的东向呼应着西向的北约同盟强化所造成的地缘政治效应。有人把科索沃问题说成是欧洲的“周边事态”，并非没有道理。二是在于东西两向都有若干严重影响国际局势的热点问题：西向有南斯拉夫、伊拉克的先例；东向便有中国面临的三大焦点问题，即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这些焦点问题，或者已经成为、或者有可能成为单极世界推行霸权战略的着力点，而进一步强化单极世界主宰变动的地缘政治连锁效应。结合东西两向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动，人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新型国家战略显然是要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布局，这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所说，美国应该实行“欧亚地缘战略”。（注：关于美国地缘战略的有关设计，可参见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而与此吻合，美国克林顿政府的战略已经定位于两洋战略，即同时可以打两场战争。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美国一旦建成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就在手中握有了一把无人可以攻破的“盾”，而北约东扩和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又使它手上握有了不止一把可以随意攻击他人的“矛”。这将为其推行单极霸权目标提供攻守兼备的利剑，它甚至可以寻机深入欧亚大陆的腹地，对欧亚大陆上的某些大国实行分化肢解的手术，以造成对单极世界特别是美国最为有利的地缘格局。美国的两洋战略也将有可能再度推行以科索沃为先例的单方面施加意志的“绝对战争”。更加严重的是，同东西两向边缘地带出现军事政治同盟强化的进程相比，大陆心脏地带则出现了布热津斯基所说的“黑洞”，（注：［美］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5页。 ）即战略联合态势的空心化局面。布热津斯基所说欧亚大陆出现“黑洞”，当初指的是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沦为二流强国，但现在地缘政治结构上的进一步失衡则更超出了苏联解体带来震荡的效应。可以说，原来出现的“黑洞”，现在变得更大了。因为，在东西两向边缘地带所出现的军事政治同盟强化的进程，对大陆心脏地带已构成由外向内的包围态势和压迫之感。事实还说明，从地缘政治角度讲，两极格局瓦解和雅尔塔体制消失，并不证明东西方关系问题已经获得彻底的解决。相反，东西方关系中的矛盾仍然存在且明显尖锐，瓜分和争夺东西方关系中的地缘政治遗产的斗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并带有互有得失、反复较量的特征。对于东西方关系的调整，美国试图以北约东扩和美日战略关系的加强来全面完成。中俄则只有加强战略合作关系才能共同抗拒不利态势的出现，改变地缘政治的改组格局。因为，这也很明显，大陆心脏地带所内聚形成的穿透力极强，对周围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绝不可小视。中俄这两个处于大陆心脏地带的较弱强国的联合，足以对付超级强国美国和它所领导的边缘地带的同盟。3.国际政治正在加速变化，将超过国内问题的变化速度从现在起到下世纪20年开外，国际政治会加速发展变化，其变化的进度和强度都会超过国内问题，其结果必然是国际问题解决的紧迫性超过国内问题解决的紧迫性。80年代进入国际缓和时期以后，所谓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的互动过程加强，但那只是这种互动过程所经历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标志是国内问题解决的紧迫性超过国际问题解决的紧迫性，各国包括一些大国都注重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如经济发展、改革问题及社会关系的调整。这带来了一些大国从以往的外部势力范围的收缩。现在，这种过程已经开始进入其第二个阶段，主要标志是国际问题解决的紧迫性超过国内问题解决的紧迫性。主要是因为单极世界要加速改变现存国际体制，而确立它占优势地位的国际秩序，大国特别是拥有联盟或集团的大国开始进行排他性的单方面安排，并且要抢先制定出国际关系的新“游戏规则”以使后来者就范。其他国家包括一些没有结盟的大国，只能对此作出适应性的战略调整，开始把战略重点放到改善自己外部环境和摆脱孤立上面来，同时被迫反对以霸权行径单独制定“游戏规则”。因此，无论是对于前者还是后者，注重国际问题的解决，在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下具备迅速调整自己战略位置的能力，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种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重要性的换位，必须成为我们判断国际形势的一个基点，并要以此为基础重新考虑对外战略。如果漠视这一点，我们有可能犯极大的错误。三、中国的战略调整势在必行国际关系基本结构和地缘政治态势的改变及国际问题重要性超越国内问题的趋势，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面临的处境和位置，必须重新思考中国的最大国家利益是什么。第一，我们必须有判断；第二，我们必须作出选择。一句话，对中国外交要进行反思，而且必须以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来进行这种反思。要全方位地通盘思考我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不能仅仅限于对外交政策的适应性的被动调整上。否则，在未来不久形势再次骤变时，我们可能会束手无策。从冷战后国际社会所发生的各种事态来看，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边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今，美国和北约东扩战略所带来的战略效果实际上已经到达东亚地区。如上所述，美国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加上北约东扩、美日安保体制扩大化这三个事情是有联系的，它们已经对欧亚大陆两翼同时形成威胁，并已经形成建立单极霸权的国际关系结构和地缘政治的基础。冷战后所发生的一切已经严重冲撞了国际关系结构，今后会越来越多地威胁到中国。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历史性的机会就隐含在这种大变动之中，选择已经包含在判断之中。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由于多极化制约不了单极，相反单极阻断了多极化的趋势。对付单极世界的方法已不是多极化，而是恢复两极体制，即单极之外的力量中心和潜在力量中心的战略联合。在目前特定的时刻，只有恢复两极体制，才能恢复和保持国际关系结构的均衡和稳定。由于在单极至上涵盖多极化的混合模式下，美国要乘机用单极扼杀多极化；所以，单极之外的较弱的强国只能用两极对付单极。当然，对付单极霸权并不缺乏外部的国际资源和实力，因为国际政治现在并没有走进死胡同，其他潜在的力量中心仍然存在。问题在于如何合理组合这些国际资源和潜在力量中心。我们还需明白，恢复两极体制，实际上是在保存多极化中的合理成分，因为多极化中的合理成分存在于单极之外而非单极之内。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国际关系的平等和均衡及推行人道主义，不能建立在单极格局的基础上，这种格局只能带来战争、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和“人道主义灾难”。换句话说，真正的和平与发展必须建立在经由平等的两极过渡体制而构建的未来长期稳定的多极体制的基础之上。（注：关于国际体制的稳定性作用，包括两极和多极体制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华尔兹和戴维・辛格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现在，我们应该结合冷战后国际社会发生的重大变迁，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加以认识。）恢复两极体制仍有我们不会放心的地方，因为这种两极是什么样的两极体制也很重要。恢复两极体制重点在于恢复大三角关系。战后历史曾经表明，大三角关系是多极化进程中的重要催化因素；在形态上，它是两个弱者对付一个强者的均衡结构。目前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是中俄两个较弱的强国对付超级强国美国的三角。只有恢复了大三角，中国外交才能具有较好的回旋余地，正如70年代那样。同时恢复两极体制和大三角关系，这是最终恢复多极化的最主要方法，是倒转和阻断单极化的最有效的或者说是唯一的办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新的两极体制应该是松散的有弹性的两极体制，而不是严密的两极体制。同时，构筑大三角关系在于对美国摆出有效的造势和布局，削弱美国的战略地位。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在上述二者之间建立合理的有效关联，完全可以采取“政经分离”的原则，分别对待和有效处理国际政治安全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政经分离”原则是指：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其重点是以全面强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来解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能仅仅限于双边关系范畴，而应以“新安全模式”扩展到多边关系领域。当然，双方可以就此交换战略利益；中国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其重点是解决我国的改革开放问题。双方的关系虽然会在双边和多边范畴交叉进行，但重点只能以发展双边关系为主。而且双方交换的只是彼此所需的经济利益。现在，国际关系结构是多层次的和复合型的，实际上战后以来国际关系结构即是如此（两极覆盖多极化）。这就决定了中国外交不能是单向度的、平面的，而必须是多层次的、复合型的和立体的。最后，考虑到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互动过程已进入第二阶段，在有力推进经济建设以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应格外注重以外交增加国家力量。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结构大变动的时期，如果一个国家的力量并不足以应付力量失衡的动荡和冲击，它完全可以通过发挥外交的作用加强自己的力量份额和改善自己在国际上的处境。发挥外交的作用，包括使用多种外交的方法。①资料来源：《参考消息》，1999年5月5日。【责任编辑】刘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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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634 【原文出处】《电视剧》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60～62 【分 类 号】J8 【分 类 名】影视艺术 【复印期号】200103 【 标 题 】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概说 【 作 者 】李传华 【 正 文 】 我国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在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对文艺学理论建构的系统性、精密性和应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在电视文艺理论界有识之士的热忱呼吁和积极努力下，电视剧艺术学学科体系正在辛劳学人们的汗水浇灌下扎实而有效地建构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学科建构的观念问题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它所具有的方法论色彩对于学科内容的树立和深化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导向作用，也是理论成果质量能否得到保证的试金石。在这方面，诸方家已做了不少精到而周详的阐述，为研究者们贡献了不菲的理论营养。本文亦试图就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问题做些有益的探讨，希望能为电视剧文艺理论建设环境的丰富提供必要的参考价值。一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二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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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业科学HUBEI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8年第6期 总第339期科技期刊土壤―作物体系养分强度和容量施肥法在作物生长发育阶段，肥料没有按人们想象的那样，适时适量按比例供给作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单纯从产量考虑，或者单纯从土壤养分丰缺指标考虑，或者凭经验来确定施肥的数量和比例是不全面的，往往达不到高产施肥的目的。因为目前肥料施入土壤后，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不清楚。所以根据理论计算或者缺什么补什么，或者借用外地经验，往往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根据多年的田间肥料试验认为，必须把作物生长的环境条件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全面考虑这个体系的养分变化规律。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们提出了土壤―作物体系养分强度和容量施肥法。即是根据在作物整个生育期间，体系中养分应达到的库容量和不同时期养分应达到的强度来决定肥料的用量和配比。主要作法就是，在施肥后测定体系中某一时刻的瞬间值。这样就可以得到一组间断的系列数据组。将不同条件下获得的若干组数据组，通过统计分析，就能得到一套在不同条件下高产的标准值。根据它作出的施肥决策就能保证作物在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满足其对养分的需要而获得高产。用这个施肥方法，在我省十堰山区、襄阳岗地、荆门丘陵等不同地区进行初步试验，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测试中心 430064 胡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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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数据采集系统中的噪声及抗干扰指标问题梁志国啊∨费羝罩摇±罱宇 李 滨摘 要 采用一种新的干扰模型表述方法来评价数据采集系统的抗干扰指标，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仿真及实际测量结果均证实了其良好的重复性和优良的分辨力。关键词 数据采集系统 噪声 干扰 评价 模型Problems about Noise and Anti-interference Indexes of Data Acquisition SystemLiang Zhiguo Ou Yang Puzhong Li Jinyu Li binAbstract In this paper,a new presenting method of interference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anti-interference index of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is adopted.Using this method,we have got a better result.The simulation and practical measurement result have all proved its very good repeatability and excellent resolution.Key words Data acquisition system,Noise,Interference,Evaluation,Model由于数据采集系统大多用于电气环境比较恶劣的工业现场，所以其噪声和抗干扰指标较多，噪声指标主要为量化噪声(对大信号测量)或随机噪声(对微弱信号测量)，包括开路噪声、短路噪声、匹配噪声等；干扰指标则涉及通道共模抑制比、通道间串扰和通道隔离度等。这方面的内容和技术很多，但无论是随机噪声评价，还是干扰特性的评价则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地将微弱的噪声或干扰信息确切可靠地描述出来。这个问题解决了，才可能获得恰当的噪声水平、合理的共模抑制比以及合适的通道间隔离度等抗干扰指标。噪声和干扰虽然有某种共同点，也存在特别明显的不同之处，实践证明，那种将噪声及干扰的评价均视为噪声评价的提法是不太确切的。本文将对以往的抗干扰指标的评价方法及特点,在数据采集系统抗干扰特性评价方面应用后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并针对随机噪声描述上的特点，寻求一种比较稳定的噪声和干扰的评价方法，并将其应用到数据采集系统抗干扰特性评价上。1 测量系统中抗干扰指标的评价方法数据采集系统噪声和干扰的评价及其指标的选取中，人们通常最为关心下述几方面问题：①有效描述噪声和干扰的水平及其水平的微小变化,以便于同一类及不同种设备之间噪声和干扰特性的横向比较。②评价结果具有良好的重复性。③评价结果受数据序列长度、量化因素等外界影响最小，即限定条件最少。目前测量系统抗干扰指标评价中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类：1)峰峰值读取法。给被评价的测量设备加载模拟干扰信号，然后将被干扰设备测量通道的干扰测量结果的峰峰值读取出来，该“峰峰值”作为被测量设备受所加载的“干扰信号”的“测量值”，由此“测量值”和“干扰信号”的幅度比，获得相应的抗干扰指标，如共模抑制比、通道隔离度等。这一种方法的优点是操作简单易行，而缺点是结果随机性较大，重复性差，只适于粗略估计，不能称为精确的严格评价。2)线性模型化方法。这一方法是为了克服上一种方法的随机干扰单值读取的随意性而发展起来的，使用总体平均效果来反推干扰“测量值”的峰峰值，然后用上述“峰峰值读取法”相同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这一方法的优点是克服了上述方法中峰峰值读取中的随机性较大的问题，有较好的重复性;但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干扰在测量设备中是线性传递的假设上的，即“直流干扰信号”仅造成“直流干扰效果”，“交流干扰源”仅造成“交流干扰效果”。这在很多情况下是正确的结论，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是不完全准确的。上述两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均存在较明显的局限和不足，这在数据采集系统的抗干扰特性评价中表现尤为突出；因此，迫切需要使用新的干扰噪声评价模型，以进行数据采集系统抗干扰特性的精确评价。2 数据采集系统中干扰的特点数据采集系统是一种线性测量系统，这是就其输入输出的宏观传输特性而言，在其量化误差量级的信号幅度上，则表现为具有典型量化特征的非线性传递特征。各类干扰在其设计和制作技术上，均是受到严格抑制和禁止的，因而其幅度一般都较小，其路径比较复杂，其传递特性也有很多表现为非线性特性，并不完全是“直流干扰信号”仅造成“直流干扰效果”和“交流干扰信号”仅造成“交流干扰效果”的线性化模型方式。每一种干扰源，均可能同时造成“直流干扰效果”和“交流干扰效果”。另外，每一个数据采集系统，均有本机噪声，这并不是干扰源所带来的效果，任何干扰的测量结果，均有本机噪声的作用含在其中；而任何干扰的精确评价方法和过程，均应将上述本机噪声的效果去除才为合理。同时考虑了“干扰源”造成的“直流干扰效果”、“交流干扰效果”和“本机噪声”剔除的抗干扰指标的算法和模型，才能算是较全面、完善和精确的模型。3 随机噪声的特征及描述人们面临的测量过程中，大部分噪声均具有随机性，其幅度随时间无规律变化，很难确定其“最大峰值”，也根本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最大峰值”，通常，只能确定其幅度值在某一范围内的概率，因而用“最大峰值”评价噪声时，具有单值的随机性；很多时候评价结果的重复性较差，任何两次评价结果，都有可能具有较大的变化。但其均值、平均功率和有效值，则具有统计性、平均特征和确定性;因此，使用均值和反映其功率的有效值或标准差来衡量噪声特性和水平，比用“最大峰值”来评价噪声应具有更好的确定性、更好的重复性,也更具优越性。尤其是人们不可能无限期地测量下去，只能用有限长的噪声取样序列来描述其特性，更是如此。通常，人们评价噪声均使用有限长的采样序列，因此，序列越长，获得更大的“噪声最大峰值”的概率将变大，因而用“最大峰值”评价噪声时，获得更大“噪声”的结果可能性变大。即：数据序列长度将对“最大峰值”评价噪声的结果有影响。但数据序列长度足够长以后，其长度的变化，对使用反映其功率的有效值或标准差来衡量噪声的评价结果，将没有明显的影响。另外，在数字化测量过程中，测量结果均具有量化特征，而噪声与信号相比，其幅度通常是微弱的。因而，当噪声及其幅度变化量小于最小量化阶梯(1 LSB)时，用噪声峰值来评价噪声，这样的变化可能仅反映在具有某一量化数据个数出现的几率上，而噪声量化后的“最大峰值”则不变化，因而无法确切评价和分辨噪声及其幅度变化;但是，使用反映其功率的有效值或标准差来衡量噪声水平，在这里可望获得更确切的结论，具有更好的分辨能力。对模拟零均值正态噪声经量化后的峰值、有效值描述方法的仿真，完全验证了上述分析与结论。这里，噪声最大值、最小值和极差联合描述的是噪声的峰值信息，噪声的标准差描述的是其幅度有效值，即能量信息，噪声均值与理论均值的比较，反映的是描述噪声序列的数据个数是否足够长了。通过仿真试验，用计算机生成零均值且标准差可变的正态噪声，和经过量化后的噪声序列xi(i＝1，…，n)，仿真数据采集系统测量中的噪声。对该噪声序列的均值、最高峰值、最低谷值、极差和标准差进行运算处理：均值标准差最大峰值最低谷值极差假设该噪声是有效值幅度为EA＝100mV的正弦交流共模干扰信号造成，则有额定共模抑制比使用实测噪声序列极差算出的共模抑制比使用实测噪声标准差算出的共模抑制比详细情况见表1～表3。其中，量程为－100～100mV;噪声标准差s0为1mV;A／D位数为12bits从表1来看，噪声峰值、标准差、极差和均值均有离散性;但是，对评价噪声比较重要的峰值与标准差(有效值)两者比较起来，噪声标准差的重复性要好得多，可高一个数量级以上。因而由其运算获得的抗干扰指标也具有良好的重复性;而极差的离散性则较大，由其获得的抗干扰指标的重复性不十分理想。从表2可知，噪声序列的采集数据个数对噪声的峰值影响较大，数据个数增多，其它不变的情况下，噪表1 量化后正态噪声的极值、均值、极差和标准差的重复特性最大值最小值极差均值噪声标准差实测值抑制比共模抑制比共模抑制比XmaxXminλxsC0C0C04.053-4.4438.469-0.010870.95524030.4540.404.443-4.3468.789-0.0059710.96384030.1540.323.809-3.5647.3730.025460.94684031.6840.473.076-3.4186.4940.0075950.96764032.7840.292.979-3.8096.788-0.012220.91374032.3940.782.686-3.1255.8110.060750.94354033.7440.513.369-3.1256.4940.024410.96164032.7840.342.832-2.8325.664-0.056830.91374033.9740.783.076-3.0276.1030.026240.97234033.3240.242.783-4.1996.982-0.045380.98294032.1540.153.076-2.8325.9080.021330.93444033.6040.59表二次 量化后正态噪声的极值、均值、极差和标准差随数据个数变化的特征数据个数最大值最小值极差均值噪声标准差实测值抑制比共模抑制比共模抑制比nXmaxXmaxλxsC0C1C2502.148-1.9534.101-0.033200.92904036.7740.641002.490-2.2954.7850.0029301.0104035.4339.912002.734-2.9795.713-0.025031.0014033.8939.993003.027-4.0047.0310.0052970.92934032.0940.644003.369-2.8816.250-0.025410.93004033.1140.635003.320-2.6866.006-0.11200.95294033.4640.426002.881-40046.8850.037421.0014033.2739.997003.027-2.9796.0060.039540.95954033.4640.368003.320-2.8326.1520.004870.94764033.2540.479003.076-3.5166.592-0.012150.95864032.6540.3710003.418-3.3696.787-0.026660.94274032.4040.5150003.906-3.5167.422-0.0036620.95264031.6240.4290003.857-3.8097.6660.0058700.95604031.3440.3999994.248-3.8098.057-0.0047000.95654030.9140.39表三 量化后正态噪声的极值、均值、极差和标准差噪声标准变化的变化情况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极差均值噪声标准差实测值抑制比共模抑制比共模抑制比S0XmaxXmaxλxsC0C1C20.024400.09766-0.09770.1952-0.00010280.0274772.2563.2171.220.026840.09766-0.09770.19539.822E-050.0288071.4263.2170.810.029280.09766-0.09770.19530.00035120.0307470.6763.2170.250.031720.09766-0.14650.2442-0.00064360.0319369.9761.2869.920.034160.1465-0.14650.2930-0.00035720.0330569.3359.6969.920.036600.1465-0.14650.29300.00037620.0388868.7359.6968.210.039040.1465-0.14650.2930-0.00011260.0411568.7359.6967.710.041480.1465-0.14650.29309.807E-050.0426268.1759.6967.410.043920.1465-0.19530.3418-0.00023080.0450167.6458.3566.930.046360.1465-0.19530.34180.00064540.0465567.1558.3566.640.048800.1953-0.19530.39060.00070580.0480966.6857.1966.360.051240.1953-0.19530.3906-0.00097030.0500466.2357.1966.010.056120.2441-0.24410.48820.00032810.0560965.8155.2665.020.058560.2441-0.19530.43940.00011760.0594265.0256.1764.520.061000.2441-0.24410.48824.908E-060.0601564.6555.2664.42声峰值也将增大，而噪声标准差在数据个数足够多(例如n＝100)以后，基本不受数据个数的影响。从表3来看，噪声序列的标准差变化对噪声的峰值影响较大，当其它条件不变，仅噪声序列的标准差在量化台阶的1 LSB内微小变化时，因为量化效应，噪声峰值可能不变化，因而，噪声序列的峰值此时具有较差的分辨力；而噪声序列的标准差却可以分辨出远小于1 LSB的噪声有效值的微小变化，具有更高的分辨力。由其获得的抗干扰指标也具有更高的分辨力。未量化前的正态噪声除了没有量化特征，其它特征与量化后的基本相同(仿真结果略)。由上述仿真结果，不难得出下述结论：用噪声序列的标准差描述噪声，比用噪声序列的峰值来描述噪声，具有更好的重复性、更高的分辨力，以及对数据个数的要求更低。因而，在数字序列输出的测量仪器评价中，采用噪声序列的标准差描述噪声，比传统的模拟式测量仪器中通常使用的峰值评价法更为优越。由于干扰具有随机噪声特征，所以，使用标准差描述干扰，并进而用于计算抗干扰指标，比起使用峰值或极差，具有更精确的特点。无论是重复性，还是分辨力，都更优越。4 数据采集系统中抗干扰特性的评价综合上述数据采集系统中干扰及噪声的特点，以及随机噪声的特征及描述状况，经过总结分析并实际测试验证，获得如下较好的数据采集系统的抗干扰指标的评价方法：以共模抑制比评价为例，设系统增益为G，使共模信号为0，测量记录数据采集系统通道的本底噪声采集数据x0i(i＝1，…。n)；加载共模信号，其幅度有效值EA，测量记录通道的干扰采集数据xAi(i＝1，…，n)；按下式计算出通道的共模抑制比CMRR：其它干扰，如通道隔离度、串模抑制比等的测量过程和处理原则，均可参照共模抑制比来进行。即，首先确定干扰源不存在时，测量获得被评价设备的本机噪声方差和均值；存在干扰源以后，获得的干扰测量值序列经剔除本机噪声的均值和方差的影响，得到的认为是干扰造成的变化的有效值，该有效值作为干扰测量值，用于评价计算抗干扰指标，可获得优良的效果。在一种数据采集系统HP54501A上，通过评价其通道隔离度指标，完全验证了上述分析结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文所述的噪声和干扰模型，仅是数据采集系统干扰模型的一种，随着该项研究的深入，将会出现更好的干扰和噪声描述模型。作者简介:34岁 男 高级工程师作者单位:梁志国啊∨费羝罩摇±罱宇 李 滨 (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北京市，100095)参考文献1 王述杭.数据采集系统鉴定规范(草案).测控专业委员会.19842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工业标准HB6489―91,地面计算机测控系统输入输出子系统性能鉴定要求和方法.19913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技术规范.JJG1048―95,数据采集系统校准规范.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19954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器具检定规程.JJG315―83,直流数字电压表.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1984收稿日期:1998-03-17修改日期:1998-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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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6期 Vol.35 No.6 1999对竞技运动概念的再认识周爱光摘要：我国体育理论界一般将竞技运动理解为高水平的竞技，本文通过对竞技运动概念的发展演变、本质属性和划分的研究，对竞技运动进行重新认识，并把其解释成为是一种具有规则性、娱乐性、竞争性、挑战性以及不确定性的身体活动，进而指出高水平的竞技运动只是竞技运动的诸类型之一。关键词：竞技运动∥理论∥内涵Re-recogni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Zhou AiguangAbstract:Generally,the sport is explained as the high level competition in the theoretical circle of our country.In this paper,through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attributes and divis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sport,the competitive sport was re-understood and defined as a physical activity with the attributes of regulation,pleasure,competition or challenge,and uncertainty.Thus points out that high level competition is only part of sport.Key words:sport∥theory∥intension1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目的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理论界一般把竞技运动概念解释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人体在体格、身体能力、心理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比赛”。在这种观点的导向作用下，直到今天，只要一提到竞技运动，人们就会认为这是指以“夺标”、“争冠”为目的的高水平竞技运动。然而，这种对竞技运动概念的传统解释是不妥的。也许有的学者认为，上述的竞技运动概念已经是“约定俗成”，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但是，“约定俗成”的东西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同时，竞技运动的概念问题也不是主观上能够回避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竞技运动本身生存和发展的实践问题。如果把竞技运动只规定成高水平的竞技运动，那么，“大众竞技运动”和“学校竞技运动”等也就势必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空间。此外，竞技运动的传统解释也无法对我国以及世界各国业已蓬勃兴起的大众竞技运动的现实给予科学地说明，并与国际上对竞技运动概念的一般性解释相距甚远。本文研究的目的旨在通过对竞技运动概念的重新认识，正确把握竞技运动概念的本质内涵，科学地定位高水平竞技运动。2 研究方法通过对“竞技运动”一词发展演变的研究，在弄清其本义的基础上，从游戏论的视角把竞技运动概念的本质属性，运用逻辑学的划分方法对竞技运动的类型进行划分并规定高水平竞技运动的位置。3 竞技运动一词发展演变的历史性回顾竞技运动(sport)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deportare。deportare是由具有“分离”含义的接头词de和具有“搬运”含义的动词portare构成的合成词，主要表示物理性的“搬运”、“输送”、“空间的位移”和“分离”等等。后来，deportare一词传入法国，在古代法语中被标记为deportare，其含义是“情绪转移”、“使高兴”、“使愉快”、“玩”、“忍耐”等等。这样，与表现为物理性搬运和空间位移的拉丁语deportare相比，古代法语的desportare更表现为人内心状态的移动、变化和转移。15世纪英语中的desporte是在继承古代法语desporter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经过disport以及sporte的演变，从17世纪开始以今天的用语sport固定下来。然而，15世纪英语中disport、sporte概念的基本含义主要是描述人内心世界的变化，即从劳动、义务和拘束中解脱出去，转移自己的情绪，游玩开心，并不意味着伴有激烈的身体活动。到了16世纪，disport、sporte概念中的身体活动逐渐开始占有一定的位置，即具有了通过户外的身体活动和游戏来转移情绪、消遣娱乐的含义。17世纪的sport概念在16世纪disport、sporte概念的基础上，与狩猎、钓鱼等以获得某种东西为目的的闲暇活动产生了密切联系。18世纪的sport具有了赌博、炫耀、比赛等含义，胜负开始在sport中占有了明显的地位。19世纪的sport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sport已成为伴有竞争和剧烈运动的身体活动了。1896年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的第1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竞赛项目已经有了田径、游泳、举重、体操、射击和击剑等，使sport概念具有了大规模有组织的竞赛活动的含义。20世纪初提出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使现代竞技运动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竞争性和组织性，并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密切结合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竞技运动”一词的发展演变告诉我们，竞技运动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并随着其新内涵的不断增加使之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多义性概念。这一点可以从英国、日本和我国具有代表性的辞典中明显地反映出来。《牛津英语辞典》中对竞技运动的解释是：①有趣、②娱乐、③戏谑、④玩笑、⑤活动、⑥游戏、⑦消遣、⑧各种野外运动(如打猎、钓鱼、射击、骑马等)、⑨各种体育活动(如赛跑、跳高、跳远等)……。日本辞典《广辞苑》中对竞技运动的规定是：“从田径、棒球、网球、游泳、划船到登山、狩猎等一切含有游泳、竞争和锻炼要素的身体运动的总称。”我国的《辞海》中对竞技运动的解释是：“具有竞赛特点和较高技术要求的运动项目的通称。有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排球、网球、乒乓球……。”英、日、中3国关于竞技运动概念的一般性解释反映了这一概念的多义性。但是，这些解释多是从表层，而并没有从深层对竞技运动概念的本质属性进行分析。4 竞技运动概念的本质属性竞技运动概念的多义性造成了学术观点的多样化。今天，这一问题仍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尽管如此，竞技运动起源于游戏并带有游戏的本质属性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德国体育学者笛姆(K.Diem)认为，“从广义上来说，竞技运动就是游戏，从狭义上来说，竞技运动是有组织的身体性游戏。”美国体育学者托马斯(C.E.Thomas)说：“竞技运动具有游戏的要素，但在规则、组织性和对结果的评价等方面却超出了游戏的范畴。”日本体育学者今村浩明主张，“竞技运动在广义上与游戏同义，狭义上是游戏的诸形式之一。”笛姆等人的理论为我们认识竞技运动的本质属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正是在对诸学说进行分析、考察、汲取诸学说共同点的基础上，对竞技运动概念定义如下：竞技运动是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及挑战性、娱乐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体(身体性)活动。5 竞技运动的划分及高水平竞技运动的定位划分是“揭示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按一定标准把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分成若干小类”。通过划分我们可以对事物的外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总体性认识。根据逻辑学中的划分规则，我们可以对竞技运动进行划分：1) 根据工作性质，可分为“业余竞技运动”和“职业竞技运动”。2) 根据活动目的，可分为“娱乐竞技运动”、“康复竞技运动”、“健身竞技运动”、“夺标竞技运动”等。3) 根据活动场所，可分为“工厂竞技运动”、“农村竞技运动”、“机关竞技运动”、“学校竞技运动”、“军队竞技运动”等。4) 根据年龄阶段，可分为“中老年人竞技运动”、“青壮年竞技运动”、“少年儿童竞技运动”、“幼儿竞技运动”等。5) 根据身体(主要是指躯体)状况，可分为“普通人竞技运动”和“残疾人竞技运动”。6) 根据运动水平，可分为“大众竞技运动”和“选手竞技运动”等。竞技运动的划分，还可以根据其它标准继续划分下去，然而，这种无限划分并没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之所以对竞技运动进行划分，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对竞技运动概念的外延有一个总体性认识。上述的划分清楚地告诉我们，高水平的竞技运动只不过是竞技运动诸类型之一。如果把这种高水平的竞技运动(一般是指“职业竞技运动”、“夺标竞技运动”和“选手竞技运动”)看成竞技运动的全部，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各种类型的竞技运动中都存有竞技运动的诸本质属性，但是，这些属性在不同类型的竞技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度则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娱乐竞技运动”和“大众竞技运动”中，娱乐性就表现得突出；而在“职业竞技运动”和“夺标竞技运动”中，竞争性就表现得明显。然而，某一属性表现程度的强弱与这一属性的有无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决不能将两者混同起来。6 结论虽然现代竞技运动概念的含义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演变而来，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内涵，但是，无论怎样变化，竞技运动始终是一种身体活动，并具有规则性、娱乐性、竞争性及挑战性和不确定性的本质属性。同时，根据逻辑学的划分标准可以把竞技运动划分成各种类型，而高水平的竞技运动只是其中之一。因此，那种把竞技运动仅仅局限在挖掘人的运动潜力、追求人的生理极限的高水平的运动训练和比赛之内的观点是不妥的。这种观点不仅不能正确、客观地反映竞技运动的本质属性，还会直接威胁竞技运动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作者简介：周爱光，男，1956年出生，博士、副教授。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广州 510613)参考文献1 张芳杰主编.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152 新村出编.广辞苑.日本：岩波出版社，1992：19393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46784 笛姆(Karl Diem).福冈孝行译.竞技运动的本质与基础.日本：政法大学出版局，1974：315 托马斯(C.E.Thomas).大桥道雄等译.竞技运动哲学.日本：不昧堂出版社，1992：206 今村浩明.竞技运动文化与人类.影山健等编.国民竞技运动文化.日本：大修馆出版社，1979：287 豪伊金格(Huizinga,J).高桥英夫译.人类文与游戏.日本：中央公论出版社，1963：588 凯洛易(Caillois,R).清水几多郎等译.游戏与人类.日本：岩波出版社，1970：39 威斯(Weiss,P).片冈晓夫译.竞技运动的哲学思考.日本：不昧堂出版社，1985：14510 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541(收稿日期：1998-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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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146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67-69 【分 类 号】D3 【分 类 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作 者 】张锡恩 【复印期号】199703 【 标 题 】从社会道德的蜕变看苏联东欧的演变 ――对两位国际“政治明星”观点的评析【 正 文 】 几年前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曾经使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关于苏东国家演变的原因，人们已经从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了很多研究，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国内学界和其他各界重视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在苏东国家遭受“大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在高度集权制度下的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严重畸变，它否定和破坏了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新的社会道德文化。对于这一问题，西方资产阶级的政论家们却以他们特有的政治嗅觉而注意到了，苏东国家的“改革者”们，则由于亲临其境而切身感受到了。1992年年中，即苏联解体后不久，曾担任过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他的新著《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表述了这样一种见解：(1)共产主义的号召力较之其他政治思潮确实“是更为复杂和更能吸引人”的，这主要是由于它继承了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智慧遗产”，“向那些被工业化初期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颠沛流离和贫富不均吓怕了的人伸出援助之手”；(2)共产主义的确为其未来的理想社会规划了一个“表面上”是“理性的蓝图”，但在苏联东欧国家的实践过程中却“被推到非理性的程度”，它的政治实践“损害”和“败坏”了它在道德上的主张，它“把道德准则降为政治手段”，而追求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政治手段的实施，如“通过提倡互有戒心和群众告发”等，曾经有效地煽动起大规模的疯狂告密，并造成大规模的死亡和极其严重的道德后果；(3)共产党的官僚们习惯于“具有破坏性的逃避现实”，表现出“司空见惯的伪善”，在他们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计划落空时，照样宣布“确已实现”，这种肆无忌惮的弄虚作假严重腐蚀了社会的道德风尚；(4)“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沦丧”，“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使这个制度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强大”，但这种“全面控制的努力实际上却生产了一台自我毁灭的机器”。一方面，它使广泛的社会各界人士被迫“采取一种道德上具有破坏性和人际关系上令人生畏的行为方式。甚至最亲密的友好关系……都免不了有致命的恐惧，害怕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可能会被揭发”，其结果是“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成为这种制度“自杀性动力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在丧失了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之后，就使其本身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物质发展上的作为，“而这恰恰是这种制度运作弱点之所在”，因为它摧垮了人的道德精神，曲解了人的创造力和获取财富之间的休戚与共的关系，切断了创造力和自我利益之间密切结合的渠道。在布热津斯基看来，“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资本主义击败共产主义可以说靠的是：前者在物质水准上比后者略胜一筹，从而否定了后者在道德上的唯我独尊”，当人们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性的物质上的满足之时，“开初把一些人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的道德上的热情最终消失了”；同时，共产主义由于“在道德上的唯我独尊”，不能吸纳当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而资本主义则由于“已针对和适应某些社会主义关切的问题作为它本身的政策”，而获得了新的发展；(5)“损坏、削弱以至最终使共产主义丧失其活力的原因，并不是民主的某种宏伟的和完整的思想”，而是“日积月累的和往往是细小的日常生活里的挫折”，如经常接触到的是蛮横的既不讲理又不顾简单常识的政府工作人员，官方的口号和现实之间的自相矛盾，官僚主义者对人的任意屈辱和非人待遇，平民百姓连最基本用品都有令人啼笑皆非的短缺与领导人的极少掩饰的豪华生活气派之间的强烈对比，等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年久日深地逐步落到这种境遇：促使既作为一种制度，又作为一种学说的共产主义，发生突如其来的和令人惊异的和平方式的向心聚爆”，从而“最终敲响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丧钟。”[1]很明显，布热津斯基关于共产主义敲响“历史性丧钟”的断言，反应了他作为资产阶级政客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仇恨和主观愿望，他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道德风尚及其相关问题的评述，也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偏见。但是，公正地说，他关于这些国家的道德价值观念被严重扭曲、社会道德风尚被严重腐蚀并成为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遭受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他从反面提醒我们，前苏东国家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惨痛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的，一个国家的社会道德风尚如何，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从反面提醒我们注意这个问题的还有前苏东国家的“改革者”。其中戈尔巴乔夫在苏东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如人们所说的使他成为“历史的罪人”，但他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则可以说是对前苏东国家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严重畸变这一现实的一种扭曲反映或“矫枉过正”。在戈尔巴乔夫的论著《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改革与新思维》，以及苏共28大所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中，都反复论述了这样的观点：(1)社会主义就是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人在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物质、精神和道德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概念中的主要东西是“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吸收俄罗斯伟大文化的先进的人道主义传统”；“党的社会理想包含了人道主义原则以及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和社会公正的追求”。(2)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现实之间、人道主义理想同实践之间的越来越大的脱节”，从而“阉割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人道主义本质”。其具体表现是：其一，“我们对人类多少世纪以来的许多成就的意义显然考虑不够”，从而阻碍了我们吸收当代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而资本主义则在与社会主义的长期共存竞争中“接受社会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经验的大量因素”，从而“能够具有更大的力量，也能够适应时代的挑战”；其二，“我们过去把真正的民主和形式上的民主对立起来”，使“社会主义思想越来越紧密接近专制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制度”，而在官僚专制制度下，“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任何最没有人性的手段都被证明是对的。‘政治的合理性’正式被置于‘形式上的法制’之上，这就使政治失去道德基础。践踏了人类道德和公正的准则和原则，专制的官僚主义制度努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顽固地在社会意识中灌输‘特殊的’有别于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行为的准则”；其三，“多年来作为行政命令体制核心的党本身已经发生严重变形。过分集中制和压制批评意见的现象在党内关系中严重存在。一些党的领导人思想上和道德上的腐化堕落”极其严重，并引发了许多消极现象：为所欲为、官官相护、纪律松弛、违法乱纪、弄虚作假、贪污受贿、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某些工作人员辜负了信任和委托，滥用权力，压制批评，中饱私囊，等等；其四，这种腐化堕落，使“思想和道德价值”被“磨损”，“宣扬成绩――真的和假的成绩的做法占了上风”，“虚张声势和大讲排场”；“政治上的奉承，大量授予奖章、称号和滥发奖金的做法，往往取代了对人及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社会自我感觉的真正关心。……一切都企图用冠冕堂皇的活动和宣传声势、在中央以及地方上庆祝种种记念日的办法来加以掩饰。日常的现实世界和被粉饰的太平世界越来越发生矛盾”；“在科学方面，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评价和推断却成为只能加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学术理论讨论“遭到阉割”，许多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成果”都成为“粗制滥造，形式主义，无谓的空谈”；其五，这种“把现实说成‘没有问题’的做法起了不好的作用：造成了言行不一，产生了社会消极性和对提出的口号的不信任。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号召的东西，对讲坛上讲的东西，对报纸上和教学书中说的东西，就开始不那么信任了。社会道德开始堕落，在革命的英勇时期……锻造出来的人和人彼此同心同德的伟大感情削弱了”，久而久之，“人民对期待已经失去信心”；其六，“具有实践经验、正义感、布尔什维克原则性的人，都……不安地指出了道德堕落，革命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受到侵蚀。”“人们对于在十月革命和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中产生的伟大价值观念遭到践踏日益感到迷惑不解和愤慨。所有诚实的人都痛心和难过地看到，人们……对社会事务漠不关心、精神不振和怀疑一切，它们不太尊重劳动，不择手段地想发财致富”，等等。(3)因此，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使社会结构“人道主义化”，要“彻底实行人文标准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居先的原则”，等等；戈尔巴乔夫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并特别强调要“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强调“为了改造我们的社会，我们要依靠……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智慧和道德潜力”；苏共28大则声明，“改革政策的实质在于，从官僚专制制度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2]。诚如历史已证明的那样，戈尔巴乔夫非但没有使苏联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且使社会主义在苏联遭到惨痛的失败并使苏联解体。他对苏联社会道德状况的评述，或许有偏颇之处，但客观地说，他提出的所谓“人道主义”的改革纲领，正是苏联国内社会道德严重堕落的一种“反证”；他看到了苏联“整个社会大厦”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苏联的社会道德发生严重畸变并危及到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则不能不说是正确的。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布热津斯基作为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顽固的反共斗士，与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总书记和社会主义“改革家”所述及的苏东国家的社会道德状况，以及对其发生严重畸变的原因的分析，却令人惊异地“大体相同”。他们所共同述及的苏东国家社会道德发生衰变的主要原因和流程是：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想与社会政治实践严重脱节；高度集中、封闭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既窒息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削弱了培育良好道德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又引发了政治腐败，挫伤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摧垮了社会思想道德的政治保障机制；同时，僵化的思想观念和封闭的国际环境，又截断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文化与当代世界文明优秀成果融汇交流的渠道；这种条件和文化环境，必然使人们的价值观念遭到严重侵蚀和扭曲，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和伟大理想追求；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风尚严重堕落、衰变。当改革大潮涌来的时候，这些国家又因历史积弊太深而“矫枉过正”或用力过猛，在已经没有社会道德力量支撑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挫败就不是奇怪的了。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社会道德状况与社会主义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自然，无论是布热津斯基关于共产主义已经遭受历史性“大失败”的主观臆断，还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脱离社会主义，都不能改变世界历史的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在苏东国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20世纪共产主义篇章的结束”；相反，正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空前挫折和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却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实践，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架，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迅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如此，目前，在历经一场巨大历史灾难而顽强生存下来的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其他国家，绝大多数也都汲取了前苏联等国家的教训，大力改革经济政治体制，探索出一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符合当代世界文明共同发展趋势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注释：[1]参见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45―51、66―73页。[2]参见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山东省新闻出版局1992年4月内部版第18―43页；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7―21页；苏共28大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69―72、79―80页。〔作者简介〕张锡恩，山东大学国际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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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1208 【 版 号 】1 【 标 题 】交通部门调配车船增加运力 【 作 者 】鹿永建 【 正 文 】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７日电 （记者鹿永建）根据客流调查和预测，１９９７年春运期间全国公路、水路春运客流量将达１５．３亿人次，比上年略有增加，为此交通部将采取措施做好１９９７年春运期间民工疏运工作。据了解，１９９７年春运期间公路、水路跨省民工运送量将达２４００万人次。为准备好充足运力，除正常运行的几十万辆客车和４０万个班次外，全国交通部门还计划投放机动运力３．５万辆大客车，进出川１８０艘客船、１０万个客位，专门用于民工疏运，车船运力都有所增加。为维护春运期间良好的运输秩序，对民工相对集中的地区，仍然实行由交通部统一发放春运证的办法，合理调配运力。要严厉打击无证经营、哄抬运价、私自售票、倒卖客源等不法行为，保证运输市场正常秩序。为确保安全，交通部要求对所有参加运输的车、船进行检查，对技术条件不合格的坚决停止运行，严禁超载，并配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车匪路霸等刑事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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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ENVIRONMENTAL TECHNOLOGY1999年 第17卷 第6期 Vol.17 No.6 1999高原环境用机电产品专题交流讨论会议纪要1999年10月19日～21日，在昆明召开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环境技术专业委员会年会期间，围绕我国重大工程项目进藏铁路的建设组织了11 篇论文的学术交流，并与机械工业环境技术研究中心（METRC）共同邀请了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技术质量处贾建华处长、总装备部工程兵上海军代室王观彬主任、上海内燃机股份有限公司总设计师魏善镇 以及昆明地区机电产品生产厂和云南省电力试验研究所等代表参加。贾建华处长就《进藏铁路的建设实施及对机电设备的要求》作了专题报告，王观彬主任就机电设备在高原环境的使用情况作了专题发言，内容丰富、精彩，与会代表均感到极大的兴趣。会议期间就进藏铁路建设如何研究解决机电设备在高原环境的环境适应性和可靠性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取得如下一致意见；1．青藏铁路是我国三代领导人所期盼的，也是西藏240万人民的心愿，它对发展西藏和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国家资源、增强国防建设和民族团结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青藏铁路建设全线长1100km，处于2832m以上海拔高度，其中930km 的路程处于海拔4000m以上。唐古拉山口海拔最高达5072m，且有500km的冻土地带。各类设备需经受低气压、低温、大风沙、高温差、强太阳辐照的严酷环境因素的影响，而铁路建设中，自格尔木到拉萨，中间不设机务段，车站间的距离长 ，牵引机车头将从格尔木直接运行到拉萨，因此各类机电产品运行的环境条件十分严酷，维护困难，产品必须保证具有高度的可靠性。3. 青藏铁路建设涉及面广，科研攻关和产品研制开发必须大力协同，实现产、学、研和使用部门密切合作，科研工作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必须避免重复。4．按前期的调查表明，各类机电产品在高原运行，受环境的影响各不相同，如电站的继电保护装置尤其是微机控制的此类装置运行情况基本良好；而有的产品如柴油机、工程机械等，出力严重下降，运行中大量冒黑烟，可靠性也显著受影响。因此必须仔细调查分析高原环境对各类机电产品的影响，有所区别的提出措施，并且应在当前新形势、新技术、新的运行体制的基础上开展工作。5. 应加强高原环境机电产品的标准或规范的研究和制订，形成明确的标准体系，使产品的选型、开发研制、攻关、检验有依据。本项工作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调查分析后组织进行，METRC将组织有关单位尽快提出标准体系，广泛征求意见后，积极争取、有关领导部门支持下早日实施。6. 有关科研、标准或规范和产品攻关等基础研究工作的费用除争取科技部等有关领导部门支持外，还应积极争取愿意开发高原环境用机电产品的企业积极支持。通过本次会议，与会代表进一步明确了进藏铁路的重要意义和机电产品攻关目标要求，收获很大，今后要积极加强协作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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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425 【 版 号 】5 【 标 题 】世界通史重编工作启动 【 作 者 】天沛 【 正 文 】 本报讯 日前，一批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世界史专家聚会北京，共商编写一部新的世界通史。４０年代周谷城先生著３卷本《世界通史》，６０年代周一良、吴于廑主编多卷本《世界通史》，曾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研究取得许多新的进展，需要及时作一总结。一些专家认为：世界史不能只讲政治史，对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人口、环境、婚姻、家庭、民俗、社会心态等往往是一个时代最多姿多彩的部分，抽掉这些通史就只剩下一个个干瘪枯燥的历史事件；世界史不应是国别史的简单相加，要从文明演进的高度作出宏观概括；通史不仅可作为高校教材，也应成为面向大众的文化读物，使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世界文明主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系统的了解。广东人民出版社投资４００多万元，出版２０卷、１２００万字的《世界大通史》。据了解，该书仅商定基本框架和编写手册就耗时一年，每个章节后面将标明作者、编者姓名，每位作者的工作量不得超过１０万字，以保证质量，全书将于１９９８年出齐。 （天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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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医学专科学校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占领校园阵地(4)内容: 新华社南京５月４日电（记者黄彩虹）海军医学专科学校坚持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占领校园阵地，教育广大学员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日前海军在所属高等院校推广了他们的经验。这个学校负责培养海军军医、护士、司药等各类医务干部。近４年来，学校党委始终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作为校园的主旋律，不断提高学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腐蚀、反渗透的能力。１９８８年，代表着两种改革观的电视片《警醒后的奋起》和《河殇》同时在社会上出现，冲击了校园。学校党委认为，《河殇》宣扬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决定在全校停止收看《河殇》，用歌颂改革的《警醒后的奋起》作为学员的思想教育片，组织全校师生观看。同时，学校党委还作出部署，针对《河殇》宣扬的“全盘西化”和社会上出现的“改革失败”等奇谈怪论，组织学员利用假期进行“夸夸我的家乡好”、“我看改革这十年”征文和演讲活动。全校学员在假期普遍开展社会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开学后纷纷召开演讲会、报告会，并陆续开办了《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等业余系列讲座２０多期，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思潮对学校的影响。海军医学专科学校党委还组织学员积极开展艺术之春、群众歌咏、校内广播、影剧书评、体育比赛、教员之家、文艺晚会等多种形式的思想文化活动，并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学员的分辨能力，在理论上提高学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鉴赏能力，培养他们正确的审美能力。学校专门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美学理论”、“中外美学比较”、“艺术欣赏”等系列讲座，并组织专题讲座，提高学员对社会各种文化思潮的认识能力。学校党委还要求学员在校期间必读２０篇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引导学员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文化修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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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951 【原文出处】足球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50821 【原刊页号】⑿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 作 者 】柳伊人 【复印期号】199509 【 标 题 】１９９４年的绿茵天骄――美国新闻界评选的世界明星队 【 正 文 】 最近，美国报纸和体育记者推举出1994年世界足球全明星队和教练员，一些在美国世界杯大赛上表现突出的超级明星榜上有名＊ ＊ ＊守门员：比利时的米歇尔・普雷德奥姆如果没有老将普雷德奥姆把守城池，比利时队很可能在世界杯第一轮比赛中就被淘汰出局。在比利时队战胜非洲劲旅摩洛哥队和险胜实力强大的荷兰队时，普雷德奥姆的出色表现是比利时队致胜的关键因素。但在比利时队对德国队的比赛中，普雷德奥姆也暴露出年纪较大的缺点，在不到半场时间里连失三球，实为比利时队和普雷德奥姆之憾事。美国新闻界也有一些人认为瑞典的门将托马斯・拉维利可与普雷德奥姆一争高下。后卫：意大利队的防守队员保罗・马尔迪尼在美国世界杯大赛上，马尔迪尼上场时间超过参赛的任何运动员，共计690分钟（前三场比赛270分钟，与尼日利亚队比赛120分钟，与西班牙队比赛90分钟，与保加利亚队比赛90分钟，与巴西队比赛120分钟）。在意大利队老将弗朗哥・巴雷西受伤不能上场之后，26岁的马尔迪尼坐镇后卫，两翼和中间防守同样技术熟练，能力强劲。后卫：巴西队的尤尔金霍由于巴西队后防、中场和前锋三条线配合默契，该队实际并不存在单纯的中场，全攻全守打法配套合理。现年已30岁的尤尔金霍右翼防守出色，同时又是巴西队发动攻击的一部大机器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齿轮。后卫：意大利的亚历桑德罗・科斯塔库塔像马尔迪尼一样，科斯塔库塔在后卫线上的出色防守，扼制了对方多次进攻，使意大利队在比赛中丢球甚少。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28岁的防守中坚由于黄牌加身而未能在决赛时出场。后卫：美国队的阿莱克斯・拉拉斯美国足球界人士提醒人们不要以为把拉拉斯推举进世界明星队属于象征性做法。在世界杯大赛上，拉拉斯挡住了世界上一批超级前锋的球，如巴西队的罗马里奥、瑞士队的查普伊萨特和哥伦比亚队的阿斯普里拉。在美国世界杯大赛结束不到一周，欧洲的三支一流职业球队――意大利的帕多瓦队、英格兰的考文垂队和德国的波鸿队――都要求拉拉斯加盟。结果24岁的拉拉斯选择了意大利的帕多瓦队。中场：罗马尼亚队的乔治・哈吉从美国世界杯大赛及欧洲和拉美足球大赛的情况来看，世界足坛上能起指挥和调度作用的优秀中场队员十分缺乏。因此，现年29岁的哈吉显露出他坐镇中场的本事。哈吉是位现代型的中场队员，不仅防守积极，而且头球和脚下功夫同样到家，能为队友提供炮弹，并且自己也常常破门得分。中场：阿根廷队的费尔南多・雷东多由于马拉多纳服用违禁药物，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大赛上只踢了四场比赛，而且阿根廷的主力加布里埃尔・巴蒂斯图塔名气太大，因此雷东多在比赛中不显山、不露水。可是，足球行家们认为，25岁的雷东多的足球天才被人们低估了。雷东多踢球努力，技艺高超，已成为阿根廷队的主力中场和进攻的组织者，今后前途不可限量。中场、前锋：保加利亚队的赫里斯托・斯托伊奇科夫这位保加利亚球星以他在世界杯赛上和西班牙巴塞罗那队的表现向全世界球迷证明，他踢中场和前锋同样好，为足球场上最危险的“杀手”。他在世界杯大赛上攻进6球便可证明他的“杀手”本事高超。然而，这位28岁的超级球星在足球场上不时作出一些古怪行动，并且脾气不好，已引起球迷们的注意。前锋：巴西队的罗马里奥从最近一些世界大赛上可以看出，罗马里奥的风格有所改变，他不再在锋线上“死等”，而是进入中场抢球，给对方构成的危险更大。这位28岁的“进球机器”在世界杯大赛中进了5球，获得世界杯大赛最佳球员称号名副其实。前锋：意大利队的罗伯托・巴乔在世界杯大赛上，罗伯托・巴乔成了意大利队的救星，在4场比赛中进了5个胜负攸关、力挽狂澜的球。无奈天公不作美，这位27岁的意大利名将由于肌肉有伤，在与巴西队决赛中表现平平，并射失点球，使意大利队痛失第四次荣获世界杯的机会。前锋：德国队的克林斯曼在1994年世界杯大赛上可以看出，克林斯曼能够不停顿地进攻，连续得分，是德国队前锋线上的“致命武器”。他在世界杯大赛上共进5球，而他最大的失望是德国队以1:2负于保加利亚，失去了夺冠和进入前三名的机会。教练：意大利队的阿里戈・萨基尽管有时萨基的行动看上去“手忙脚乱”，但在关键时刻，他头脑冷静，出奇兵转败为胜，不失主帅风度。然而，在几场反败为胜之后，萨基率领的意大利队在世界杯大赛上“气数已尽”，终于败落在巴西人脚下。但萨基“世界第一教练”的英名仍然四处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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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112 【原文出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903 【原刊页号】21～30 【分 类 号】F7 【分 类 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199905 【 标 题 】上海经济发展五十年的理论思考 【 作 者 】杨建文 【作者简介】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正 文 】 50年前，上海解放了，全国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千年文明古国的历史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半个世纪的路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加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朝气和活力。上海，它的过去曾经是近现代中国沧桑巨变的一个缩影，反映出中华民族在屈辱中奋起的斗争精神；它的今天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个标志，折射出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历史进程。50年上海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轨迹，表现为三次重大的转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中国过渡时期经济的转变，从过渡时期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变，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对这一历史轨迹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主要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了解，进一步提高我们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自觉性。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中国过渡时期经济的历史性转变近代上海崛起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出于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需要，利用商品和火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上海作为《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被西方列强作为抢占中国市场的桥头堡，作为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主要场所。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的强行进入，一方面冲击了上海和我国东南沿海的传统手工业和民族经济；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的开拓和西方生产经营方式的进入，又为近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这样，就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种二元结构的状态：现代部门（以现代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为基础的城市工业部门）与传统部门（基于传统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的乡村农业部门）的同时并存。前者在相当程度上是西方殖民政策的产物，受制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利益和全球战略；后者仍然为本土的传统势力所控制，保留着原先的封建剥削关系。上海在这个二元经济结构中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它一方面较快地接收了西方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且逐渐具备了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等等近现代城市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经济发展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操纵，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上海，作为旧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中的现代一极，集中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和发展特点：第一，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得到畸形发展。旧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贸易是其中最主要的支柱产业，贸易中心和国际贸易口岸是最主要的城市功能。据历史资料显示，上海的批发商业曾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进出口总额占四分之三以上。物流产生了对资金流的需求，上海在贸易中心和国际贸易口岸的基础上相应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当时，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大银行总行几乎都设在上海，就连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也占了全国的五分之四以上。此外，上海还拥有全国最大的黄金市场和股票市场。然而问题在于，无论进出口贸易还是外汇资金融通，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操纵和控制。例如，外商洋行经营的贸易占了总额的五分之二，外商银行经营的进口和出口押汇都占总额的一半以上。第二，产业资本相对落后，而且发展不平衡。甲午战争后西方国家开始直接开设工厂，外国资本在上海工业资本总额中的比重一度占到五分之三以上，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也相继集中于上海，致使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发展。旧上海的产品产量在全国占有很大比重，工厂总数、产业工人和工业产值都要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西方国家资本输出的目的有两个：其一是抢占中国消费品市场，其二是就地加工原材料再出口。所以外资工厂主要集中在轻纺工业。即使办了一些重工业，也主要投资于与外国商品倾销有关的轮船航运，以及船舶修造厂。官僚资本主要办了一些具有军事性质的重工业，民族资本则因重工业投资多、回收期长、技术要求高等原因而无法进入。因此，旧上海的工业门类虽然齐全，但内部结构很不平衡。纺织、面粉、卷烟、造纸、橡胶、皮革、肥皂、火柴等八大行业，占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三以上。机械制造业却十分薄弱，根本无法为中国工业化提供成套设备。第三，市场秩序十分混乱，经济基础非常脆弱。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经济结构是一种畸形的结构，市场经济是一种畸形的形态。由政治强权和经济实力双重支撑着的外国资本，不仅操纵上海的金融、进出口贸易、航运、码头、仓库、房地产等业，而且对上海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外汇市场有着很大的影响。官僚资本依靠国家政权对国民经济进行垄断，肆意巧取豪夺。民族资本艰难地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受压迫、受打击的命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开放外汇市场实行“盯住的低汇率政策”，导致外贸入超激增，国内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打击。后来出于内战需要大量增发了通货，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形成了“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积，囤积不如投机”的局面。接着又强制实行所谓的“币值改革”和“限价法”，把工商各业的金银外币和外贸商品掠夺一空。民族工商业元气大伤，无力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解放前夕，外商资本收缩转移，官僚资本大量卷逃，民族资本已经衰败，上海的经济陷入了严重困难的状态之中。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人民革命的成功使中华民族获得了新生，国民党统治结束了，帝国主义逃跑了，政权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它不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和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产业，它的发展必须服从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需要和战略考虑。解放后，人民政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果断地对上海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先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我们最初的国营经济；接着通过扶持民族工商业，使上海的工业生产走出了谷底；随后马上通过取缔金融投机，使得国家银行掌握了上海金融市场的主动权；当投机风潮骤起的时候，政府通过多方努力，坚决稳定“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的物价，国营经济最终取得了商品市场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上海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阶段，也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首要经济任务是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等条件成熟和基础巩固以后，再对社会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49年3 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当务之急，是这一时期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那么，就必须形成能适应和促进这一特殊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此，我国过渡时期所经历的时间尽管短暂，但却出现了一些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特征和体制特征。这些特征归纳起来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保证共产党以及国营经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领导地位；其二是允许保留私有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允许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对社会生产发挥调节作用。这两个方面可以构成一个统一体，过渡时期经济就是这个统一体的表现形式。过渡时期经济的主要特征为了使上海解放初期的国民经济能够迅速地得以恢复和发展，上海解放初坚决地落实了中央的两个正确决定：第一个是1950年2月中央财经会议作出的“统一财经”决定。 据此，上海采取了三个措施：其一是加强了整理税收的工作，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其二是在中央统一部署和指挥下，组织了空前规模的粮食、棉纱、棉布等物资大调运；其三是建立了贸易金库，实施现金管理和转帐制度，大量吸收存款，回笼货币，稳定通货。这样，不仅奠定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而且很快就使上海的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开始趋向正常。第二个是1950年6 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调整工商业”决定。据此，上海通过扩大加工订货、调整价格和经营范围、调整税收、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等五个方面的措施，在不断壮大国营经济的同时，注意发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进而因势利导地逐步将之引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经过统一财经和调整工商业，上海的过渡时期经济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它基本上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个要素是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上海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对其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相结合的政策，使之在国营经济领导下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可以增加生产和帮助流通，可以帮助解决就业问题，对人民有好处。第二个要素是实行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自由生产并存的经济管理体制。具体地讲，对国营企业和老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按隶属关系集中管理，生产统一安排，物资统购统销，财政统收统支；对私营工商业中的主要企业和主要产品，实行间接计划，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和控制批发环节，使之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对小型企业和小商品随行就市，实行市场调节。第三个要素是在管理工作中注意运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注意发挥价格、税收、利息等经济杠杆的作用，因而对上海整体经济活动既能灵活调节，又能有效控制。二、从过渡时期经济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转变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提出恢复国民经济毕竟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性任务，1952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后，立即需要考虑一个如何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问题。那么，当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概括起来讲有两点：其一是经济基础十分落后，产业革命尚未完成，迫切需要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其二是新生政权需要巩固，尤其是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了我国边界以后，迅速奠定自己的国防工业以及迅速发展作为国防工业基础的重工业，成为关系到新生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这两条合起来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中国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带动经济起飞，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有了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必要性。重工业作为一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资源占用量和消耗量大，建设周期和投资回收期长，对技术具有一定的要求。但当时中国所具的特征恰好最不利于重工业的发展：资金资源十分稀缺，外援非常有限，国内资源的动员能力又较弱，难以筹集重工业建设和经济起飞所需的初始资金。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虽把重点放在建设新工业基地（如“一五”时期新建了156个重点项目）上，但它的规模和速度受到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条件的限制，因而转过来必须充分利用类似上海那样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原有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直接引起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化。新的发展战略和新的结构特征，又进一步要求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发生新的变化，以与之相适应。在“战略―结构―体制”三者的互动关系中，上海的经济地位、城市功能、产业结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同时也导致了上海继过渡时期经济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以后，再度出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取代过渡经济的历史性进化。工业化背景下上海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的变化为了服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起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历史重任，甚至需要改变原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直接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1953年我国进入了“一五”建设时期，为了落实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国家要求上海在发展轻纺工业的同时，努力发展重工业，尤其是机电工业，以支援全国的工业化建设。于是，上海的机电工业率先发展了起来，钢铁工业随机电工业发展的需要而得到发展，建材工业由于基本建设的扩大而得到发展，化学工业出于为轻纺工业服务而得到发展。纺轻重在全市工业结构中的产值比重，分别从1949年的62.4％∶24 ％∶13.6％，变化为1956年的38.4％∶31.8％∶29.8％。三年“大跃进”时期，上海多次提高钢产量指标，实际增长速度甚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高。为了支持“元帅升帐”，电力工业、机械工业、建筑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也都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与此同时，半导体等新兴工业也开始起步，产业结构有所提升。结果，重工业产值比重上升到56.3％，轻纺工业产值比重下降到43.7％。经过了60年代初期的“调整、充实、 巩固、 提高”， 经过了工业的第三次大改组， 直到1978年，上海重工业比重仍达50％以上。有统计资料说，70年代末上海一天的钢产量相当于解放前3年的总和，一年的造船量超过了解放前80年的总和。上海还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有统计资料表明，上海的财政收入占了全国的六分之一以上，其中的87％上缴了国库，上缴税利总量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其他一些领域的贡献也很突出，例如，上海的商业部门调往全国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调拨量的45％；上海的工业部门向全国各地输送的技术人员和技术职工超过100多万人；上海的出口总值占全国的25％以上， 为国家换取了大量急需的外汇。如此贡献，对于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来说，是应该的，同时又是困难的。上海一无能源，二无原料，原本无发展重工业的条件。再加上由于上海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前线”，因而国家长期不考虑对上海进行大量的投资。据统计，在建国后的30年时间内，国家对上海的基本建设投资仅占全国总量的3.6％。那么， 上海的发展资金和上缴税利只能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挖潜革新，提高效率和效益；其二是挤压消费，提高积累率。据统计，1976年上海的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到了26.6％。生产设备也严重老化，属于50、60年代的占50―60％，属于70年代的只有5％。而要维护这两点， 则必须有相应的体制支撑和制度保证，那就是严格的计划控制和计划管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特征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提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如前所述，当时的重工业发展任务十分紧迫，但我们又受到经济资源非常有限和极为稀缺的限制。要在较短的时期里，以较快的速度实现这一非常紧迫的任务，确实具有很大的困难。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某种机制（包括采取一系列政策）来达到两重目的：其一是压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成本，其中包括人为地压低利率、汇率、资本品价格、生活必需品价格和劳动者工资；其二是将极为有限的同时相对价格又被扭曲的资源要素，在较短的时期里迅速投入到被政府置于优先发展目标的少数关键性生产部门（如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动力工业和采矿业等）中。显然，市场的自发调节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原始积累还得借助于超经济强制）。那么，谁能行使这个职责呢？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机构”尚未形成，于是只能通过现有的国家机器，使其身兼两职：除了作为专政工具外，还必须行使其经济职能，用行政手段抑制市场作用，通过计划手段强制统一分配资源要素和集中管理经济活动。与此相应，国家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实行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农业部门的集体化，以此构筑重工业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以保证经济剩余能够集中到重工业部门。由于上海在实施我国发展战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所处的重要地位，它必然成为计划经济体制控制和调节的重要地区。计划经济体制对上海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中央政府始终奉行着“全国保上海”的方针。为什么要“保”？主要是因为上海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无论从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强）、财政收入（占全国六分之一强）、出口总值（占全国四分之一强），还是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值1.5倍以上）、 工业百元固定产值实现利润（为全国平均数的4倍）等，都位于全国前茅。 其中无论那一块的下降，都会给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即使在“文革”动乱期间，稳定上海仍然是不可动摇的方针之一。那么，如何“保”上海呢？尽管国家直接投资很少，但在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被严重扭曲的情况下，在能源、动力、消费品都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仍保证对上海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和农副产品供应。从这个角度讲，上海在改革开放前30年内所得到的发展以及所作出的贡献，都是全国支持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对上海实施了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在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的经济运行出现了四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目标和指标的单一性，无论地方还是企业都以迅速增加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为经济目标，第三产业不仅未能发展，而且迅速萎缩；第二是决策和管理的集中性，除消费选择以外的一切经济活动，几乎全部受制于上级部门或听命于中央；第三是调节手段的直接性和强制性，经济活动必须无选择地服从于计划指令和管理指令，企业丧失生产经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第四是组织机构的等级性和垂直性，全面实施了多层计划控制和部门计划管理。这样的经济管理体制，在保证上海经济正常运行的同时，也使上海经济丧失了活力和创新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控制，在上海的企业和个人中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那就是循规蹈矩，安于现状。这种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对于上海的改革开放是不利的。三、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传统体制下的社会经济矛盾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长期累积的社会经济矛盾呈现出越来越尖锐的状态。其中最根本的矛盾表现在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第一个矛盾是，整个社会的投入增长率呈现出迅速提高的趋势，而产出增长却相对缓慢。据统计，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一五”时期的19亿元、“二五”时期的56亿元，发展到“四五”时期的96亿元和“五五”时期的151亿元。其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占有比重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然而与此同时，上海的产出增长率却出现了相对缓慢的趋势。经济增长率低于投资增长率，净产值增长率低于总产值增长率，劳动生产率低于产值增长率。到了70年代末，上海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比50―60年代下降了一半以上。除了政治原因和技术原因以外，导致这一趋势的制度原因大致上是：第一，企业过度占有和无偿占有大量固定资产，必然会影响这些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第二，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不仅是由于新增生产能力的形成，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陈旧机器的继续使用；第三，集权管理的指令性质以及物质利益的普遍忽视，限制、压抑和挫伤了劳动者和生产集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四，企业之间没有竞争，企业内部又没有能够有力促进革新改造的物质刺激；第五，部门所有制的垂直管理，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影响了横向协作、分工和联合。第二个矛盾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并未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提高，相反，在一个较长时期里一直得不到明显改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恶化。从理论上讲，社会为达到一定增长速度所需要投入的生产基金、物质资料和劳动力越多，用于满足社会非物质生产需要的手段就越少。在生产资源投入增长率高于社会产品增长率的情况下，群众的消费需求就必然会受到某种相对的（甚至在一定期间可能是绝对的）限制。上海的情况就是如此， 据统计， 70 年代末， 上海人均年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590美元，但城市住房紧张，人均居住面积仅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房、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91.8万户， 占全市总户数的60％左右；交通日益拥挤， “城市病”日趋严重， 市区建筑密度高达56％，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仅1.57平方米；三废污染严重，人均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这不仅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违背，而且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由于上海原有的经济基础较好，必须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承担其他地方难以承担的历史重任，发挥常态情况下难以发挥的作用。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支撑了上海这种类型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再生产出不利于发展的因素，不断地破坏着进一步增长的基础。换句话说，它一方面再生产出越来越高的投资需求、劳动力需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却同时造成了逐渐下降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和不断加剧的生产结构失衡状况。结果导致资金积累与资金浪费并存，物质需要与物质短缺同步增长。在传统计划体制内部不仅无法根治这些矛盾，而且随着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上述矛盾和冲突就越来越尖锐和激化。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再获新生7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新的增长方式和新的管理体制的内在需要已经非常强烈，传统体制造成的社会经济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实行变革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已经同时具备。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顺应历史的潮流，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改革开放就不仅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且完全有可能成为实际现实进程。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确定以后，转型路径选择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安徽农民闯出一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道路，广东人民依靠对外开放迅速改变了发展面貌，财政包干后形成的区域竞争格局给上海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压力，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性选择。1984年9月， 上海召开了2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集中探讨了事关上海进一步发展的六个重大问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最优战略目标、城市功能定位、管理体制改革、特殊经济政策、战略步骤部署），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六个方针（对国内外都开放，广泛引进先进技术，采取逆向发展新技术，发展第三产业和为全国服务，逐步改造老市区与积极建设新市区相结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次年2 月，国务院批转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要求上海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开路先锋的作用，力争在本世纪末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然而，在整个80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上海始终处于后卫位置，尽管取得了不少进步，仍未能摆脱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急剧下降的局面。直到1990年4月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又提出希望上海建成“一龙头、三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战略目标，上海才开始担当起前锋的脚色；走出了改造振兴的新步伐。上海经济发展的四个要点我们在本文前面已经强调，战略、结构、体制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存在着有机的互动关系。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和战略目标选择，服从于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局。城市功能定位和战略目标确定以后，就产生了对经济结构进行新调整以及对经济体制进行新设计的客观要求。上海80年代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包括金融业和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发展落后于以加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发展；在第二产业内部，除了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以外，还存在着新兴产业发展落后于传统产业发展。而传统产业（如纺织工业、机电工业等）的发展，则由于国家放弃了统购包销政策，而陷于原材料和市场的双重制约之中。这一结构若不改变，则不仅不利于上海自身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协调发展。再进一步，如何调整经济结构呢？答案是改革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改变过去那种由政府充当资源配置主体的状况，让企业拥有经营自主权和积极性，同时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体制。也就是说，上海只有在两个根本性转变结合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上海跨世纪的发展战略目标。上海在近20年的改革、改造和振兴的过程中，概括地讲，主要是抓住了结构调整、企业改革、市场完善和浦东开发四个要点。第一，产业结构通过调整趋向合理。上海在80年代就开始感受到原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到了90年代，抓住时机加快了调整步伐，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效。这不仅仅表现为主动地实施了对传统产业的转移和改造，大力发展了第三产业，从而相当程度上减缓了再就业的压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注重了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高科技成果转化和实现产业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和现代化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上海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积极调整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发展方针。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功能转换、社会事业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具体做法上采取“退二进三”（通过调整和搬迁，逐步减少第二产业的用地，腾出工业用地发展第三产业）的方式，从而使第三产业、六大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电话成套设备制造业、钢铁工业、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工业、家用电器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成为上海经济新的增长点。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直接感受到来自大洋彼岸新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从而加快了高科技产业化的进程，产值从1992年的120 亿元发展到1997年的853亿元。 作为中国目前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最为雄厚的地区之一，上海理所当然地应该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中作出较大贡献。更何况1998年上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8 万元，根据当年汇率计算，已突破3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分类标准判断，上海已经从下中等收入阶段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与此相应，增长方式应该从以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为发展重心的重化工前期阶段，转向以机械电子等加工组装工业为发展重心的重化工后期阶段，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为上海下世纪初进入以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高新技术为发展重心的后工业化阶段打下基础。第二，国有企业不断探索改革新路。产业升级离不开富有创新活力的企业，因为企业既是投资的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如何才能具有活力，唯一的途径是进行改革。上海是我国国有企业最集中、过去计划体制最完备的地区之一，因而企业改革的难度也就最大。反过来讲，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成功，那么，对于上海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乃至对全国的带动作用）也就更大。上海的企业改革曾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0年）主要是通过放权让利，相应改善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同时，实行优化劳动组合，推行厂长负责制，进行股份制、产权有偿转让等方面的探索。第二阶段（1991―1994年）主要是开展以转换企业机制为目标的多种形式改革尝试，重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先后提出放开经营、大办三资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完善承包制等四种途径，以及仿“三资”企业机制、利税分流、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全员劳动合同制等四个层次改革的设想。第三阶段（1994年至今）主要是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本要求，立足于整体搞活国有经济，推进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改革。现在，上海已经逐步探索出了一整套促进国有企业发展的方法。其中包括国有企业增资减债“六个一块”的措施；企业形成“五大机制”和实现“五个加强”的改革思路；将政府主管局改制为控股公司或集团公司，从而使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机构改革；确立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投资主体，形成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的框架；对大企业进行跨行业的资本重组联合，为壮大支柱产业和发展规模经济打下了基础；将小企业下放到区县，为小企业改革发展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多兼并，少破产”的原则，在政府推动下，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国有资产存量流动。第三，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上海抓紧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不仅出于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重塑上海中心城市功能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先行是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思路。上海90年代的经济迅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据测算，1992年以来上海金融业增加值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金融工具和金融品种层出不穷，金融服务功能趋于完善。目前上海已有外资金融机构200多家， 全国性和地方性股份制银行纷纷驻足上海，光大、民生、华夏、福建兴业、广东发展等银行纷至沓来。目前上海已有中资银行、保险公司、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30多家金融机构和2700多家营业网点，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以及代表处300多家，一个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已经形成。 除了金融市场外，商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以及市场中介组织也都得到了较快的发育和完善。初步形成沟通国内外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和交汇枢纽，成为两个市场的连接点，现代大市场体系，发挥了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集散、生产、管理、服务和创新功能。第四，开发浦东新区。90年代初中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是出于全国一盘棋的考虑，但同时直接给上海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9年以来， 上海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的指示，借鉴国内外开发区的成功经验，推进新区建设。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20％左右，大大高于上海全市的平均水平，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的总量达上海全市的三分之一左右。上海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区，使之成为21世纪上海的象征。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将形成联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枢纽，为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奠定基础，并将充分发挥带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改革开放使上海这座老城市重新焕发了青春和活力，1998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46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格计算， 比解放初期增长了53.3倍。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地位，将在201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经济中心城市的水平；形成由“主城―辅城―效区城市―集镇”组成的“多心、多层、组团式”的城市形态网络，并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共同组成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基本形成国内外广泛经济联系的开放格局，成为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连接点；完成“企业―市场―社会―政府”四位一体的整体配套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上海市场配置资源的中心作用，基本形成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建成三港（以浦东国际机场为主体的国际航空港、以集装箱运输为主体的深水港、以信息资源网络化为主体的国际信息港），建成现代化的城市综合交通、公用设施、环境保护、抗灾防灾等基础设施系统；基本形成促进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体系，以及人与自然较为和谐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共同进步。四、面对新形势，构建新高地，增创新优势今天，在即将跨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中国发展的内外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出现了历史性变革，经济全球化呈加速发展之势。一方面，它有助于生产要素流向发展中国家，促成新兴资本市场的崛起；另一方面，它可能导致市场破坏力量的膨胀，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巨大的压力。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大大增强了综合国力，为今后的继续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任务还很艰巨，世界形势新变化造成的挑战十分严峻。中国必须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现代化的步伐，才能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世纪之交，也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各种严峻的挑战，如何在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进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呢？对此，上海市委市府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设想是抢占新的战略制高点。从产业发展角度讲，战略制高点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进一步充分发展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早日奠定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其二是加紧促进高科技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构建工业新高地，增创上海新优势”。新优势基于新高地之上，新高地取决于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离不开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归根到底，还是必须坚持推进以两个根本性转变为核心的双重转型。新形势下的上海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将具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经过了50年的艰苦努力，上海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还是从产业结构来看，上海与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相似系数已达到0.95左右，大致上相当于韩国1990年和日本1970年水平。在这样的重要转折期，我们要认真总结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上海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历史经验，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励精图治，埋头苦干，让上海这颗社会主义的东方明珠，在中国的崛起中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责任编辑】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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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820 【原文出处】戏曲艺术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12-16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 作 者 】吴戈 【复印期号】199707 【 标 题 】京剧形成的标志与程长庚的历史作用 【 正 文 】 一般说，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是艺人起主导作用的。一个戏曲剧种的兴衰，除了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关键在于有无伟大的表演艺术家、艺术革新家和经营管理家的涌现。在一个新剧种的形成过程中，尤其是这样。我们已知，程长庚约于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左右入京，参加著名的三庆徽班演戏。约在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前后接任该班领班；不久，又成为精忠庙首，直到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去世，主持北京剧坛三十余年。三庆班主和精忠庙首的职务（特别是又加六品顶戴），为他才能的充分发挥和声名的迅速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京剧发展史上，担任同样职务的，并不是仅程长庚一人，其他人都没有取得像他如此巨大的全方位成就和长盛不衰的显赫声名。可见，他的才、艺、德在当时是出类拔萃、无与伦比的。他集表演艺术家、艺术革新家和经营管理家于一身，为京剧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因此，作为道光末至光绪初北京剧坛的代表人物，他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是勿庸置疑的。现在的分歧是，程长庚究竟是“徽班领袖”，还是“京剧鼻祖”？也就是说，程长庚时代京剧有没有形成？这就牵涉到如何判断徽剧、汉剧与京剧的区别问题。一众所周知，京剧是在徽剧（徽调）、汉剧（楚调）基础上，吸收融合了京腔（弋腔）、秦腔（梆子）、昆剧等的精华发展衍变而成的。所用声腔不同，是区别我国板腔体剧种最主要的标志，因此，我们主要应该结合程长庚时代北京徽班的情况，对京剧与徽剧、汉剧的声腔进行对比考察。所谓声腔，包括基本唱调（曲调）、伴奏乐器、舞台语音三个方面。一切板腔体剧种，多由几个最常用的基本唱调以及若干辅助性唱调所组成。最常用的基本唱调，决定了该剧种的性质和特点。京剧最常用的基本唱调是西皮、二簧及其反调，如果这是京剧独有的，那么，只要确定西皮、二簧何时形成并相互结合，京剧的形成年代也就迎刃而解了。现在的问题是，京剧的前身徽剧、汉剧最常用的基本唱调也是西皮、二簧，如何确定从徽剧、汉剧到京剧的嬗变呢？以前，大家都说，京剧在声腔上是皮、簧合流或徽、汉合流的结果。这种论点，是认定早期徽剧（徽调）以唱二簧为主、汉剧（楚调）以唱西皮为主作为前提的，而且还认定在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三庆徽班入京之前没有合流，而是在此以后，汉调艺人王洪贵、李六等人入京才皮、簧合流的。现在已有大量资料证明，无论徽、汉，都早在三庆徽班入京之前就皮、簧合流了。所以，以唱皮、簧为主和皮、簧合流来划分京剧与徽剧、汉剧的区别，已经说不通，也就不能以此作为京剧形成的标志。那么，京剧与徽剧、汉剧在唱调上是否就无任何区别了呢？也不是。第一，京剧所用唱调经过一定的筛选，使西皮、二簧及其反调占绝对的优势。例如徽剧所用唱调包括青阳腔、徽调、昆曲、花腔小调等；徽调又包括西皮、二簧、吹腔、拨子、四平腔、昆弋腔等唱调。其所用唱调是非常混杂的。虽然在这众多唱调中，徽剧也不是不分主次，平分秋色，但除西皮、二簧外，吹腔、拨子也占很大的比重。可以说，西皮、二簧、吹腔、拨子，都是徽剧的基本唱调。京剧中虽还有吹腔、南梆子（梆子的衍变），但与昆曲、四平调等一样，已降到极次要的地位，不是京剧的主要唱调了。这种变化，在程长庚时代是已经完成了的。据张秀莲同志统计，见于记载的程长庚所演剧目共３４出，其中程扮演角色所用唱调，西皮、二簧及其反调占２９出。除了《庆唐虞》一出不知所用唱调外，唱昆曲、唢呐二簧的仅各两出。［①］唱调众多，诸腔杂奏，虽能适应不同层次观众的需要，争得更多的观众，但不分主次、平分秋色，也会失去或削弱作为独立剧种的特色，是不利于剧种的发展提高的。所以，生命力强、演出繁荣的剧种，所用唱调总是数量较少、相当集中的。第二、京剧所唱西皮、二簧，旋律、板式更为丰富，演唱技巧更高，因而也更加动听。总的说，徽、汉剧多流传民间，所唱的西皮、二簧较为质朴平直，旋律性不强，板式也还不很丰富，演唱多凭演员的嗓音条件而定，不大讲究技巧。入京的徽班艺人，皆徽、汉之佼佼者，且徽班入京已历四、五十年，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直到道光二十五年前，给观众的感觉，还是“时尚簧腔喊如雷。”［②］然而，此后不久，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咸、同之交，徽人程长庚、楚人余三胜，于湖广调中精求所以调声运气之法，一唱三叹，听之使人荡气娱神，世称京二簧。”［③］尽管程长庚、张二奎的唱腔，仍以宏亮平直为特点，不尚花腔，但程之唱念“字眼清楚，极抑扬吞吐之妙。乱弹唱乙字调，穿云裂石，余音绕梁，而高亢之中又别具沉雄之致。”［④］他用“脑后音”演唱，“当其唱之初各能如意，变化无穷者也。”［⑤］张二奎则“仪表既英伟，而喉音嘹亮，又复高唱入云。张剧西皮为多，板眼极迟缓，宗之者目为奎派。……大抵奎派以腔调平稳、嗓音宽大为大宗。”［⑥］他“唱工博大光昌，气象堂皇，有书卷气，实为一袍带生之完材。”［⑦］与他们同时代的王九龄，“喉音清脆，如初炙簧，如新调舌，能令听者心旷神怡，”［⑧］“其声皎洁不含渣滓，若晴空秋月，气韵特长，天衣无缝，”以致程、余都说“论唱我辈不如荣斋。”［⑨］尤其是余三胜“老生中之不祧祖也。其唱以花腔著名，融合徽、汉，加以昆、渝之调，抑扬婉转，推陈出新。其唱以西皮为最佳”，“而二簧反调，亦由其创制者为多，如今所盛传之《李陵碑》、《牧羊圈》、《乌盆记》诸剧皆是也。”［⑩］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咸丰、同治间，不仅唱腔的旋律性大为提高，而且非常讲究演唱技巧了。徽二簧（包括西皮，实为皮簧）已发展为“京二簧”。当然，其中还有王洪贵、李六等汉调艺人的功劳。据说，汉调皮簧的板式本来比徽调皮簧丰富，他们加入徽班演戏后，“以善新声称于时”，［①①］对京剧唱腔的发展成熟，丰富皮簧板式，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徽班名伶演戏的黄金时代，多在道光末至同治初这段时间。这时徽班艺人所唱的西皮、二簧，除反西皮外，均已形成完整的成套板式，如《四郎探母》、《击鼓骂曹》等戏中的西皮，有导板、原板、慢板、二六、流水、快板、散板等；《李陵碑》等戏中的反二簧，有导板、散板、原板、慢板等。应该说，在程长庚时代，京剧的基本唱调已基本发展成熟，其音乐色调与徽调、汉调大不一样了。这种同一唱调旋律的繁简、板式的多寡、演唱技巧的高低，似乎是皮、簧合流以后从初级向高级的发展，只有量变而无质变。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不同的基本唱调，固然有质的区别，是区别不同剧种的明显标志；同一唱调不同旋律、板式和演唱技巧，也会产生很不同的音乐色彩，是会发生质变的。因此，同样是区别不同剧种的重要标志。明代魏良辅改革前后的昆山腔，就是唱调旋律、演唱技巧的变化而发生了质变，由质朴粗疏的民间声腔变为婉折细腻的文人水磨调，只是改革后的昆山腔没有改称另一种声腔而已。京剧形成前后的皮簧已有很大的不同，在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北京的皮簧戏传入上海后，却被上海观众称为“京戏”，能与南方徽班所唱皮簧戏（实为改革前之皮簧）鲜明地区别开来了。主要伴奏乐器的变化，也是区别不同剧种的重要标志。因为同一唱调用不同的乐器伴奏，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音乐色彩，如用唢呐伴奏的二簧，就变成另一种唱调，称为“唢呐二簧”或“老二簧”。据说北京徽班所唱的皮簧，原来是用双笛伴奏的，后来，由四喜班的王晓韶首先废除双笛，改用胡琴伴奏。［①②］又说，北京徽班所唱的皮簧，原来就用胡琴伴奏，嘉庆登基之初，因太上皇乾隆尚在，为避“二皇”讳，下令改用双笛伴奏，直到同治元年，穆宗自己会唱戏，觉得用双笛不能发展腔调，才下令恢复用胡琴。［①③］这是前辈艺人的口传，具体细节、时间上可能会有出入，但曾用双笛伴奏，不会是子虚乌有。用双笛伴奏的皮簧，听起来肯定是与用胡琴伴奏的皮簧完全不同的。总之，不管是否曾用双笛伴奏，时间多长，后来都仍用胡琴作为主要伴奏乐器了。用笛子伴奏与用胡琴伴奏，唱调音色、韵味会完全不同，但是，同样用胡琴伴奏，由于制作材料和胡琴构造不同，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音色、韵味。徽剧和京剧都是用胡琴伴奏的，但所用胡琴很不一样，徽剧胡琴称徽胡，京剧胡琴称京胡，这两个剧种至今仍在，看过徽戏和京戏的人都会明白，这是区别徽剧与京剧的标志之一。除了确实从嘉庆初至同治初这么长的时间里，北京皮簧是用双笛伴奏的，到同治元年才恢复用京胡伴奏外，至迟在同治六年（１８６７）之前，独具特色的北京皮簧已经形成，也就是京剧已经形成。一般地说，剧种实际形成的时间要比剧种名称出现的时间早得多，至少是先有实后有名，如果迟到光绪末年（１９０８），才形成京剧，却早在同治六年的上海就出现“京戏”名称，无论如何说不通。二所用语音也是区别我国不同戏曲剧种的重要标志。我国汉族地区的戏曲剧种，都是用汉语演唱的。有一些是基本唱调、方言语言都不同而形成不同剧种的，这类剧种的数量比较多。但是，也有一些基本唱调相同，仅仅因方言语音不同而形成不同声腔或剧种的；还有少数剧种在发展衍变过程中，基本唱调完全变了，只因方言语音未变，却没有成为另一种剧种（如越剧）。可见方言语音对剧种性质影响有多大！基本唱调相同、方言语音不同而使剧种性质发生变化的，又可分为两类不同情况：一类是形成同一剧种的不同支派，如各路昆剧、高腔、乱弹、滩簧等皆是。只是现在大都已改称为剧种了，只有昆剧的苏昆、北昆、湘昆以及高腔的四川高腔、安徽岳西高腔、浙江的西安高腔等少数，仍作为同一剧种的不同支派看待。另一类是确实形成了不同的声腔或剧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徽剧、汉剧和京剧。徽班初入京时，所唱皮簧，安徽籍艺人用安徽方言，被称为“徽音”；湖北籍艺人用湖北方言，被称为“鄂音”或“楚音”。后来时间长了，特别是经历了几代演员以后，就逐渐改用北京的舞台语言演唱了。王梦生《梨园佳话》说：“苏班之后，徽班乃铮铮于时。班中上流，大抵徽人居十之七；鄂人间有，不及徽人之多也。其初至京，皆操土语，长子孙后变而为京音，与京师土人无异。”陈彦衡《旧剧丛谈》又说：“徽、汉两派唱白纯用方言乡语，北京之皮簧平仄阴阳、尖团清浊分别甚清，颇有昆曲家法。”杨文武同志以为，所谓“徽音”，实际上是安徽安庆府一带的语音，古属楚地；所谓“楚音”，实际上是湖北黄州府一带的语音。安庆、黄州分属两省，但互相毗连，同属一方言语系。［①④］我以为，这是很有道理的。《旧剧丛谈》亦说，北京皮簧“派别虽多，不外徽、汉两种，其实出于一源。故梨园老伶，念字多本楚音，而于阴阳平分别尤为清晰，大抵阴平高呼，阳平低出，为皮簧之通例。”一般地说，一个剧种所用语音的根本改变，需要有较长的历史衍变过程。其情况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意识地不得已而改变的。一些戏班从剧种发源地流播到外地安营扎寨以后，为保持原剧种的所用语音，当艺人需要更新换代时，起初都要到家乡去招聘幼伶学艺。但是，后来由于路途遥远，或经济困难等原因，无力招聘家乡幼伶，只好在当地招聘。这些幼伶不会讲业师家乡方言，全靠业师调教，但难以纯粹，时间一长，隔了几代，就自然而然地用当地语音演唱了。另一类是有意识地争取当地观众，使他们能完全听懂，以谋求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主动改变剧种语音的。这种情况，到艺人需要更新换代时，就不必非要去家乡招聘幼伶不可，即使家乡招的幼伶，也要教以客地的语音了。后一类情况，剧种舞台语音根本改变所需的时间，就要比前一种情况短得多。我以为徽班的北京化，很可能是后一种情况。虽然不可能在乾隆五十五年，三庆徽班初入京时，就会立即意识到要改用京音演唱以适应北京观众，但恐怕不会是不得已而被迫改变的。从高朗亭率三庆徽班初入京，至程长庚入京任班主，其间已经历五十五年。从有记载的三庆班主情况看，至少已经历了高朗亭、陈金彩、程长庚三代。京剧舞台语音，是湖广音（楚音）与北京音的结合，包括“四声”、“清浊”、“上口”、“尖团”、“十三辙”等几个方面。由于没有音响资料留存下来，我们无法断定程长庚时代是否已基本完成这种转变，但从保存至今的程长庚、张二奎演唱的唱词看，至少是已经形成京剧“十三辙”了。王梦生《梨园佳话》中记载了一段故事：“余一日扮一君主，銮卫出场，例有内官四人，执戟前导，到场分半左右立，适其人荒莽，前一队已分立，后队竟误投一方，成为左三右一之势，余出顾怒视以目，不觉。不得已，乃唱引后，忽增‘摇板’一，唱云：‘这壁一个那壁三（京音读曰‘撒’，平声，在‘花麻’韵），还需孤王把他拉。唱毕索其一以右之。”程为安徽人，张为北京人，余为湖北人，念字口音皆北京化了。但是，同在《梨园佳话》中，王梦生又说：“老班（按指程）专唱生戏，声调绝高，其时纯用徽音。”（按：重点号为本文作者所加）我以为此说不可信，即使今日之京剧所用语音也不用纯京音的，在三庆徽班入京五十年后，还用纯徽音演唱，绝对不可能。我们还要看到，要北京徽班的绝大多数艺人都意识到要改用京音演唱，以适应北京的观众比较难，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当用京音演唱皮簧的风气形成以后，无论安徽人、湖北人，要用京音演唱是并不很难的。戏曲艺人大都具有掌握不同方言语音的能力，徽班艺人又经过长期演唱昆乱各种不同声腔的锻炼，本来能根据需要而用不同方言语音演唱。“文革”中几乎全国各地方剧种都被迫改唱京剧“样板戏”。就我所见浙江的各地方剧种的演员，大部分都能做到，完全适应不了的只是极少数。不过演京剧时，唱念不免略带浙江土音，不很纯正而已。三还有一些标准，不是对任何剧种、任何时候都适用，但对京剧形成初期是适用的，主要是相互关连的顶梁演员和剧目题材。在高朗亭率三庆班入京之后至程长庚入京之前，北京徽班的顶梁演员都是旦角，所演剧目也都是以旦角为主的戏。但是，程长庚入京以后，情况就变了，从以旦角为主变为以老生为主，剧目也变为以表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为主了。因为顶梁演员往往是戏班的领班，所以，原多以旦角任班主的戏班，此后则变为多以老生任戏班班主了。如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雄踞北京的三庆、四喜等七大名班，除大景和一班由花脸任班主外，其他六班，三庆的程长庚、春台的余三胜、四喜的张二奎、和春的王洪贵、嵩祝的张如林、新兴金钰的薛印轩，均由老生名伶任班主。同样，据道光二十五年刊印的《都门纪略》记载，以上七班共有演出剧目八十余出，其中以老生为主的剧目有《文昭关》、《让成都》、《法门寺》等四十余出，约占一半以上。这是北京徽班的很大变化，也是从徽剧、汉剧发展衍变为京剧的重要标志。说这个标准不适合任何剧种、任何时候，只适合从道光末至民国初的京剧，是因为不是一切剧种自始至终都各自突出某一种角色行当，即使京剧在梅兰芳等四大名旦涌现以后，就改变了老生执京剧牛耳的局面了。从现存的徽剧、汉剧资料看，它们也不是只以旦角为主的剧种，而是以生、旦为主的剧种；其演出剧目的主流，也不是以旦角为主的玩笑戏，而是以表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绿林好汉为主的，不过，其中多穿插男女情爱，故与一般的才子佳人戏有异。原因就是徽剧、汉剧的发源（或发祥）地，处于中国南北的结合部，声腔上是南北合流（西皮、拨子为北，二簧、吹腔为南）的结果，而在角色、剧本体制上则更多地继承了南戏、传奇的传统，所以，徽剧、汉剧以全本大戏为多，生活小戏仅居其次。徽班入京之初，多演以旦角为主的生活小戏，如《思凡》、《思春》、《花鼓》等，那是自花部兴盛以来北京的风气使然。京剧形成之初的大部分演出剧目是从徽剧、汉剧以及梆子中吸收改编的，同时，也新编了一批剧目，如《三国演义》、《五彩舆》、《雁门关》等连台本戏。但是，不管怎么说，北京剧坛的不良风气，是从道光初开始由徽班改变的。嘉、道间，北京的文人、富商的兴趣，虽然已转到乱弹（皮簧）上来，但仍欣赏徽班名角主演的折子戏，而不喜欢新编大本戏、连台戏（当时被称为‘轴子’）。他们看完折子戏，等轴子戏一开场，便纷纷离开剧场归去，所谓“轴子刚开便套车，”［①⑥］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他们为了争取不同层次的观众，新戏、老戏、连台戏、折子戏都演。应该指出的是，在一批新编剧目中，程长庚聘请卢胜奎编写的三十六本《三国演义》是最好的，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如《群英会》等至今仍盛演不衰。综上所述，我以为在程长庚时代，京剧已经形成。其中，程长庚实际上起了领导、组织、榜样、号召的领袖作用，以他为代表，称其为“京剧创始人”，是当之无愧的。明清时代，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徽班进京以后，在声腔上主要继承徽调、汉调的皮簧唱调而加以改造，同时吸收融化昆曲、京腔、梆子等唱念技巧和表演艺术，提高自己的艺术品位，形成崭新的剧种；从民间戏曲变成市民戏曲，是所以能在北京安家落户，进而成为剧坛霸主的根本原因。其中所用语音的北京化，是获得北京各阶层群众赞赏的关键。因为一个剧种要在客地立足、发展、落户，首先必须使当地观众能听懂。民国以后，北京官话被确定为国语，从而为它推向全国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终于使它成为近代戏曲的代表性剧种，被称为“国剧”。京剧又形成于我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的鸦片战争时期，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因此，改变剧目上以男女情爱为主要内容、表演上以玩笑黄色为显著特色的剧坛风气，代之以爱国爱民、反抗侵略的英雄题材，刚健沉雄、天风海涛的浩气正气，又是人心所向，时代需要。任何一种艺术，总是与时代同步前进、与人民心心相印，才有巨大的生命力。所以，京剧剧目的政治化，能借古喻今、鼓舞斗志，又是清末民初能进一步发展繁荣的根本原因。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都值得今天振兴戏曲、再创辉煌时借鉴。注：① ①④见《论坛歌台唱剧种》第１５２―１５４页；第２３８―２３９页。②杨静亭《都门杂咏》。③叶德辉《重刊秦云撷英小谱・序》。④ ⑧倦游逸叟《梨园旧话》。⑤ ⑦波多野乾一《京剧二百年之历史》。⑥ ⑩天柱外史氏《皖优谱・生谱》。⑨徐慕云《梨园旧事》。①①粟海庵居士《燕台鸿爪集》。①②徐慕云《中国戏剧史》。①③齐如山《胡琴与双笛》。①⑤王梦生《梨园佳话》。①⑥张次溪辑《北平梨园竹枝词荟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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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研究与发展JOURNAL OF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1999 Vol.36 No.7 P.870-875用户访问模式数据挖掘的模型与算法研究周斌 吴泉源 高洪奎摘 要：从大量顾客日志数据中挖掘有意义的用户访问模式及相关的潜在顾客群，是现代企业发展电子商务战略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文中基于E-OEM模型，提出并研究了综合考虑服务器的应用逻辑设计、页面拓扑结构及用户的浏览路径等多个数据源的用户访问模式及潜在顾客群的挖掘算法，并以实验证明该模型和算法的有效性.关键词：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用户访问模式，电子商务分类号：TP311.13ON MODEL AND ALGORITHMS FOR MININGUSER ACCESS PATTERNSZHOU Bin（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WU Quan-Yuan（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GAO Hong-Kui（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Abstract：It is important for the modern enterprises to have the ability of discovering useful user access pattern and corresponding potential customers from large volume of user access logs, so that they can benefit from their electronic commerce strategies.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lgorithm for mining user access patterns and corresponding potential customers, which are based on E-OEM model to integrate application logic, server topology, and user browse path. Experiments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both the model and the algorithm.Key words：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user access pattern, E-business▲1 引言WWW（world wide web）技术的日渐成熟，使基于这一技术的应用以惊人的速度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从教育、科研机构间的信息与服务的交流与共享，公司、企业内部分布协同工作的管理到传统商务模式向电子商务的转型，从而使人类交互信息不可避免地电子化和海量化.以Web服务器日志为例，某些Web热点的日志数据正以每天数十兆的速度增长.从这些大量数据中发现有用的、重要的知识（包括模式、规则、可视化结构等），是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简称DMKD）［1］的又一重要研究和应用领域.DMKD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是商业中对条码机数据（bar code）的分析，其目的是发现顾客购物规律，为商场的商业决策提供支持.人类生活的电子化、信息化以及商业及竞争的国际化，使DMKD技术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并进一步发展，已成为数据库、信息决策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1］.基于Web服务器日志数据的DMKD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以电子商务为应用背景，讨论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如模式、规则形式简单、可用性不理想等，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2 相关工作从研究目标的角度，已有的基于Web服务器日志数据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类：（1）以分析系统性能为目标；（2）以改进系统设计为目标；（3）以理解用户意图为目标.由于各目标针对的功能不同，采取的主要技术也不同.以分析系统性能为目标的研究，主要是从统计学的角度，对日志数据项进行多种简单的统计，如频繁访问页、单位时间访问数、访问数据量随时间分布图等.目前已有的绝大多数商用及免费的Web日志分析工具（web log analyzer）［2］都属此类.这些工具的使用者一般是Web服务器管理者（如Web master）；Web服务器的设计与建设的主要复杂性是它必须随着设计者及用户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Perkowitz在文献［3］中研究了如何以日志数据为依据，对Web服务器的组织和表现形式进行自动或半自动调整，提出了adaptive web site的概念.这一概念虽然是从人机交互和软件Agent领域提出的，但是它在技术手段上却很大程度上与DMKD交叉和重叠；Chen在文献［4］中提出了路径游历模式（path traversal pattern）的发现算法.算法从Web服务器日志中找出频繁的用户浏览路径.此外，将数据仓库及OLAP技术用于日志分析系统的建立，也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5］.上述工作都能从大量的Web日志数据中找出一定的模式和规则，但是目前的研究结果还存在不足.其中，发现的模式、规则的可用性不理想是主要问题之一.这一方面体现在模式、规则中的领域信息不够，不易用户理解.举例来说，算法可以发现如下模式：对于页面 A，B，C，D，存在一条频繁访问路径<A, B, C, D>.更进一步的信息，如该路径包含的用户特征、对应的潜在顾客群等，都依赖于用户的进一步分析；另一方面体现在由算法对数据的过于敏感（overfit）而导致的模式粒度过小而数量过多.3 用户访问模式数据挖掘的模型与算法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以电子商务（E-business）中网上购物（net marketing）为应用背景的.商家在Web上建立自己的在线商品目录（online catalog），顾客（即用户）通过浏览器可以浏览商品目录、实现网上订购甚至网上支付等.用户与商家的Web服务器间交互的过程信息（包括用户的登录信息、用户的浏览记录）以及用户的个人简要信息等，都能以日志文件或顾客数据库的形式存在.从中找出规律性，对商家的市场销售是至关重要的.本文考虑这样一个特定问题：如何从大量顾客数据及日志数据中，挖掘出有意义的用户访问模式及相关的潜在顾客群.这样的知识将有助于商家制定促销策略.3.1 E-OEM数据模型OEM（object exchange model）模型是一种描述半结构化数据的数据模型［6］.为了能够从数据中挖掘出更有意义的知识，我们综合考虑服务器的应用逻辑设计、页面拓扑结构及用户的浏览路径等多个数据源和领域知识.为此，我们提出扩展的OEM模型E-OEM（extended OEM），用来描述本文讨论的问题.定义1. 对象O由对象标识id(O)和对象值val(O)组成.id(O)在对象空间中唯一标识对象O.对象值val(O)可以有以下两种形式：（1） 原子形式.val(O)={l1:d1, …, lm:dm}，其中，li是属性，di是基本数据类型的属性值，i=0,1,…,m；（2） 引用形式.val(O)={l1:id(O1), …, ln: id(On)}，其中，lj是属性，Oj是对象，id(Oj)是Oj的对象引用，j=0，1，…，n.定义2. 令Oi是对象，li是属性，i=0，1，…，n，若有(li:id(Oi))∈val(Oi-1)对所有i=0，1，…，n都成立，则称p=<O0, l1, O1, …, ln, On>为长度为n的路径（n≥0），称p源于对象O0终止于对象On，称Oi含于路径p中或路径p包含Oi.E-OEM也可以用带标号的有向图表示.图中的结点是对象标识.对于val(O)中每一对象引用(li:id(Oi))，在图中都有一条带标号li的有向边(O, Oi)与之对应.如果图中有环，则称该E-OEM图有环.在Web上的很多文档的OEM图都有环.图1给出一个E-OEM图的例子.图中的各非叶结点代表着定义1中对象，它们可以是某个Web页面或基于Web的应用.p=<A, cast, C, actor, D, name, E>是一条源于A止于E、长度为3的路径，简记为ACDE.对象C和D都含于路径p中.图1 E-OEM图的例子定义3. Web站点上所有用户可访问的、功能独立的对象（包括文档对象、应用对象①）构成对象空间.对象空间中所有对象都由E-OEM模型描述，我们在此基础上构造反映对象空间中各对象的基本信息，作为领域知识指导数据挖掘过程.3.2 应用领域相关问题本节基于上节所述的E-OEM数据模型，阐述几个领域相关问题.3.2.1 对象基本信息获取文档对象及应用对象的对象标识都定义为其URL（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的函数，函数值在对象空间中唯一.此外，我们还获取对象的如下基本信息.(1) 元信息.对于文档对象，包括URL、文件大小、最近修改时间等；对于应用对象，记录其CGI程序名；(2) 拓扑信息.包括在对象空间中引用它及它引用/生成的对象的对象标识；(3) 一般信息.对于文档对象，包括对象中若干属性名及属性值；对于应用对象，我们记录CGI程序的有效参数组合，作为其功能描述.3.2.2 事务的标定由于所有用户在服务器上的浏览情况被统一登记在日志表中，由此在数据挖掘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用户与商家间事务（transaction）的标定.定义4. 设N为自然数集，t(Oi)∈N为对象Oi的访问时刻，c(Oi)∈N为对象Oi的用户标识，p=<O0, l1, O1, …, ln, On>为长度为n的路径.若p满足条件：（1） c(Oi)=c(Oj),i,j=0，1，…，n；（2） t(Oi)≤t(Oj),0≤i≤j≤n，则称p为用户c的一条访问路径.定义5. 设T是用户c的访问路径的集合，对于任意对象Oi、Oi+1含于路径p1，任意对象Oj 含于路径p2，p1, p2∈T且p1≠p2，若如下条件成立：（1） t(Oi+1)-t(Oi)≤max_time； （2） |t(Oi)-t(Oj)|＞max_time，则称T为用户c的一次事务，其中max_time为自定义的最大时间间隔.定义5基于页面浏览时间来标定事务.在实现中，我们还考虑了最短路径原则（过滤长度过小的路径）.事务数据库记录顾客与商家的所有事务信息，其中关于浏览路径的数据项可直接从Web服务器日志扩展得到.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事务数据库D分成两部分：正事务数据库D+和负事务数据库D-.D+中包含所有与商家成交的顾客事务；D-包含浏览但未成交事务.一般情况下，D-远大于D+［7］.3.3 算 法顾客的购物模式及潜在顾客群可以有多种表示形式和方法.本文中，顾客的购物模式表示为访问模式（文中以大写字母表示）.它由一次事务中的多个频繁访问路径（文中以小写字母表示）构成；在此基础上，潜在顾客群定义为基于频繁访问模式的用户群.定义6. 对于给定正事务数据库D+、用户自定义最小支持度min_sup∈［0, 1］，如果访问模式P=<p1－p2…－pk>满足条件：在D+中至少有min_sup×|D+|个用户的事务集包含模式P，则称P为顾客的频繁访问模式，其中，|D+|表示D+中的用户数.定义7. 对于给定负事务数据库D-，顾客频繁访问模式集{P1, P2, …, Pk}及模式相似关系R(D-,Pi)，等价类Ci∈(D-/R(D-,Pi)) 称为D-中的第i个潜在顾客群，i=l,l+1,…,k.3.3.1 频繁访问模式发现算法频繁访问模式的发现与频繁序列模式的发现［8］有相似之处，但很重要的不同在于顾客在Web服务器上的浏览过程带有多种不确定性，如浏览器的本地Cache、用户的主观随意性等.这些不确定性导致不同用户的访问模式总体相似而细节不同.例如，图1中的模式<AB－CDE－FG>与<AB－CDFG>可认为是相似的.如果使用序列模式发现算法，会使算法对数据过于敏感，导致发现的模式数量剧增、可用性不好.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访问模式发现算法中引入路径相似度.对于路径p1=<O10,l11,O11,…,l1m,O1m>及p2=<O20,l21,O21,…,l2n,O2n>，定义为路径p1与p2的相似度.若sim_path(p1, p2)大于自定义阈值min_sim∈［0, 1］，则称p1与p2满足路径相似关系.由于候选项集（或序列）很多且有大量重复前缀，用Hash树方法来存储和检索频繁项集（或序列），是很多关联规则（或序列模式）发现算法的共性［9］.我们的算法也用类似的方法表示和检索频繁访问模式.在对事务数据库的扫描过程中建立和调整Hash树，扫描完成后基于Hash树计算各模式的支持度，得出频繁模式.Hash树的结构如图2所示.图2 频繁访问模式的Hash树表示在实现中，我们采用两层Hash树将访问模式散转到不同的匹配树中.这样一方面避免匹配树过宽，加速匹配过程，另一方面有利于将数据分块并行处理.匹配树的结点是相似度测定函数，边上的标号代表路径.算法工作过程大致如下：当新模式到达树根时，测定函数计算该模式的第一个路径与下层各边标号上的路径的相似度.若相似度小于min_sim，则创建一个新的子结点及对应边，边上的标号为新模式的第一个路径，子结点计数器置1；否则，取相似度最大的子结点作为下降结点，当前结点计数器增1.新模式删除第一个路径并下降至下层结点，测定函数计算新模式当前路径与其下层结点的路径相似度，重复该过程直至新模式为空.各结点对应的访问模式由从树根到该结点的各边标号依次标定，访问模式的支持度是当前结点计数器与根结点计数器之比.3.3.2 潜在顾客群发现算法一般地，潜在顾客群的发现都可以描述为负事务数据库D-的分类（classification）或聚类（clustering）过程.本文采用K-Means［10］聚类算法计算D-在给定模式相似关系下的划分.初始的K个聚类中心可以是频繁访问模式发现算法的结果，也可以由业务人员指定.模式相似关系是基于路径相似关系给出的.对于模式P1=<p11－p12…－p1n>及P2=<p21－ p22…－p2n>，定义Sim_pattern(P1, P2)= |{pi|sim_path(pi1, pi2)≥min_sim}|/n为模式P1和P2的相似度，若Sim_Pattern(P1, P2)大于自定义阈值MIN_SIM∈［0, 1］，则称P1与P2满足模式相似关系.算法描述如下.输入：事务数据库D-、初始聚类中心{P1,P2,…,Pk}、最小模式相似度MIN_SIM.输出：聚类C1,C2,…，Cn.算法：Ci:={Pi}, i=1,2,…,k;foreach P in D-s=Sim_pattern(P, Pj):=maxi Sim_pattern(P, Pi), i=1,2,…,k;if s＞MIN_SIM thenCj:=Cj∪P;return Ci,i=1,2,…,k.4 性能模拟与分析为了对算法的性能作出评估，我们在Pentium 266/64M RAM/Windows 95/MS Visual C++ 5.0环境下进行了如下模拟实验：（1）以预先给定的5个访问模式为基础，采用Markov链模型，按表1所示参数，分别生成大小为5000和50000的D+和D-；（2）将访问模式发现算法作用于D+，调整min_sim，考察算法的时间开销；（3）将潜在顾客群发现算法作用于D-，调整min_sim，考察算法的分类正确率.图3和图4分别给出实验结果.表1 实验数据生成参数D+D-平均路径长度 3平均路径长度 3平均模式长度 3平均模式长度 3Markov状态转移概率 0.95Markov状态转移概率 0.90顾客数 200顾客数 2000图3 算法时间开销图4 算法分类正确率由图3可知，（1）算法运行时间长于相应的序列模式挖掘算法.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考虑了相似路径的概念，导致搜索空间增大；（2）算法运行时间随路径相似度近似线性增长.图4中算法的分类正确率最大可达66％.它说明算法的有效性.5 结束语从大量顾客数据、日志数据中挖掘出有意义的用户访问模式及相关的潜在顾客群，对于实行电子商务战略的商家的商业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E-OEM模型，提出了综合考虑服务器的应用逻辑设计、页面拓扑结构及用户的浏览路径等多个数据源的用户访问模式及潜在顾客群的挖掘算法，实验证明算法是有效性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包括：（1）将算法运用于真实数据并作相应优化；（2）将用户访问模式算法扩展到不同抽象层次上.■①目前，我们只考虑CGI应用.基金项目：本课题得到国家“八六三”高科技基金资助.作者简介：周斌，男，1971年6月生，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吴泉源，男，1942年2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智能软件与分布 计算.高洪奎，男，1942年6月生，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库、智能软件.作者单位：周斌（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 长沙 410073）吴泉源（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 长沙 410073）高洪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 长沙 410073）参考文献：：［1］Fayyad U M, Piatetski-Shapiro G, Smith P. From data mining to knowledge discovery: An overview. In: Fayyad U M, Piatetsky-Shapiro G, Smith P, Uthurusamy R eds, Advances i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Boston: AAAI/MIT Press, 1996, 1～34［2］http://www.uu.se/Software/Analyzers/Access-analyzers.html［3］Perkowitz M, Etzioni O. Adaptive web sites: An AI challenge. In: IJCAI'97, Japan, 1997. 233～240［4］Chen M S, Park J S, Yu P S. Data mining for path traversal patterns in a Web environment. In: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tributed Computing Systems, Hongkong, 1996, 385～392［5］Zaiane O R, Xin M, Han J W. Discovering Web access patterns and trends by applying OLAP and data mining technology on web logs. Simon-Fraser University, Tech Rep: 1997［6］Nestorov W, Ullman J, Wiener J, Chawathe S. Representative objects: concise representations of semistructured hierarchical data. In: ICDE'97. Birmingham, 1997. 220～227［7］Ling C X, Li C. Data mining for direct marketing: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KDD '98, 1998［8］Srikant R, Vu W, Agrawal R.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with item constrains. IBM Almaden Research Center, Tech Rep: 97-056, 1997［9］Park J S, Chen M, Yu P S. An effective hash based algorithm for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In: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Data, Caliform, 1995［10］Hartigan J. Clustering Algorithms. New York: John Wiley & Suns Inc, 1975收稿日期：1998-10-06修稿日期：1999-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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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Computer",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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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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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339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136～142 【分 类 号】F11 【分 类 名】理论经济学 【复印期号】199906 【 标 题 】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 【 作 者 】黄乾 【作者简介】黄乾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博士生 邮编 300071 【 正 文 】 自从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最早把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以来，西方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研究。但由于各学者研究的角度、涉及的范围和理论基础等各不相同，因此形成了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各种观点、理论和模型，至今没有形成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口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尽管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以马尔萨斯1978年发表《人口原理》为标志）已经持续了二百余年，派别林立、观点各异，但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影响的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马尔萨斯人口经济模型；凯恩斯（J・M・Keynes）、汉森（A・H・Hansen）的“停滞理论”；科尔（A・J・coale）、胡佛（E・M・Hoover）和莱宾斯坦（H・Leibenstein）的人口经济起飞理论；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卢卡斯（R・Lucas）等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关注的永恒主题之一，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回顾和总结前人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借鉴其合理内容，无疑对于深入思考和研究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过程1.马尔萨斯人口经济模型首先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作出全面系统研究的学者是马尔萨斯。他于1798年匿名发表了《人口原理》，在这部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并引起世人持久争论的著作里，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即人们通常所称的“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或“低水平均衡陷阱”。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中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贫困；第二，如果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因素，那么如何通过调节人口消除贫困。马尔萨斯认为：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是“自然法则”，即人口有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在人口增长不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将按几何级数1、2、4、8、16……的比率增加，而与此同时食物的供给由于土地肥力递减和边际劳动力收益递减，将按1、2、3、4、5 ……的算术级数比率增加，这样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不平衡，生活资料的供给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随着人口增长，人均生活资料趋于下降，同时人口的增长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而劳动力供给增加导致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下降，进而其购买力也下降，因而人口只能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甚至贫困的状态，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使人们陷于低水平均衡陷阱。由此马尔萨斯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负的反馈效应，经济发展可能会刺激人口增长，而人口增长却会阻碍经济发展。既然“自然法则”是贫困的原因，那么要消除贫困就必须抑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趋于平衡，而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分为“积极抑制”和“消极抑制”。马尔萨斯人口经济理论是收入和入口增长两个变量相互作用的动态模式，其主要贡献在于在经济学领域里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人口问题，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模型。2.停滞理论本世纪30年代，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凯恩斯、汉森从人口角度分析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走出危机困境的措施，这就是著名的“停滞理论”。“停滞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人口增长减慢是经济发展的阻力，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刺激因素和动力。凯恩斯认为，资本和资本形成速度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资本有效需求的决定因素是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人口增长从上升转变到下降或静止时，如果人口的生活水平没有足够大的提高，就会导致对资本的有效需求减少，引致有效需求不足。而且若人口减少长期延续下去，会使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因此，人口增长的下降是“有效需求”不足和投资动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刺激有效需求的途径是快速增长的人口而不是慢速增长的人口。同时凯恩斯强调，虽然人口增长趋于减少或静态可以逃避“马尔萨斯的恶魔P”（过剩人口魔鬼）的威胁， 但是由于人口增长的下降所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失业和长期停滞，所以又遭遇到“马尔萨斯的魔鬼U”（失业的魔鬼），而且后者比前者威胁更大。 随后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将凯恩斯的思想发展为长期停滞论。汉森认为，经济进步的因素有三个：发明，新领土和新资源的发现和开发，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的减慢是导致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一个不断下降的人口或停滞的人口，使人口趋于老龄化，这样对个人劳务需求增多而对密集型投资的产品需求较少，从而会以各种方式减少对投资的刺激，如消费支出减少，更新资本的需求下降，资本的边际效用率低等。而人口增长能刺激消费和投资，促使资本形成。凯恩斯和汉森的分析表明，在劳动力和资本闲置的情况下，资本的需求上升将对整个经济起刺激作用，并促进收入的提高，人口快速增长比缓慢增长更能刺激资本的需求。在经济萧条时期高度工业化国家只要投资的预期利润上升，就会提高对闲置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利用，从而提高平均产出。凯恩斯和汉森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分析了人口减少的经济后果。3.人口――经济起飞理论“二战”以后，长期处于殖民奴役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获得民族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现实问题是发展经济，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口迅猛增加对经济起飞的压力。同时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需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因此在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理论的需要和现实的需要，许多经济学家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上来，开始研究人口因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总称为人口――经济起飞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是A・J・科尔，E・M ・胡佛和H ・莱宾斯坦。1958年科尔和胡佛出版了《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一书。科尔和胡佛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的影响：①人口规模；②人口增长速度；③人口年龄构成。在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大量的资本投资，较快的人口增长并不能引起更大的资本投资。当资本供给是无弹性的时候，高人口增长率使投资投向于物质设备，从而阻止了人均资本的增长；同时高人口增长率使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型状态，社会需要抚养的非生产年龄人口增多，导致资本供给和资本积累减少。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人口迅速增长对经济发展有严重的负作用。科尔和胡佛还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印度经济发展的数学模型，并用高、中、低三种生育率模式预测未来印度人均收入的变化。结果是，30年后，在高出生率假定下的印度的人均收入将比低出生率假定下的人均收入低40％。1957年H・莱宾斯坦出版了《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一书。 在该书中莱宾斯坦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分析了人口增长是怎样成为经济发展阻碍因素的。莱宾斯坦用人均收入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人均收入的增长同人口增长的关系是，起初人均收入随人口规模的增长有所提高，但随着人口规模的继续扩大，人均收入将又下降到生存均衡点，并必然导致陷入马尔萨斯所说的贫困的恶性循环困境中。为了摆脱贫困恶性循环，促进经济起飞，发展中国家需要有克服发展抑制因素的努力，即临界最小努力（critical minimum effort）。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摆脱最低生存水平所需的最小努力也将逐渐增大。4.增长极限理论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一书，该书是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发展状况研究计划的第一个报告，麦多斯在该报告中建立了一个世界模型，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主要因素，即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麦多斯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因素都是按指数增长的，即按一定的百分比增长。这五个因素是相互影响的，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将会给全人类带来灾难。因为人口增长引起粮食需求的增长，粮食生产的增加需要资本的增长，更多的资本需要更多的资源，废弃的资源变为污染，污染又影响人口和粮食的增长，这是一个连续的反馈环路。如果任其恶性循环下去，必将导致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和“世界末日”的来临。为了使世界经济体系免于突然的和不能控制的崩溃，就要抑制人口和工业资本的急剧增加。使人口和经济基本保持稳定，实现人口和经济的零增长。一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相等，使每年的出生人数等于该年预计的死亡人数；二是投资率和折旧率相等，从而使工业资本保持不变。如果这两种对立力量保持平衡，也就达到了全球均衡状态。5.可持续发展理论进入80年代，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四大问题。为了正确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于是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应运而生。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著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在对人类过去发展模式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首先强调发展，但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相互协调的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包含两个层次含义：第一个层次是发展，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础；第二个层次是发展的持续性，包括自然持续性发展、经济持续性发展和社会持续性发展。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6.新经济增长理论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更多从人力资本角度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罗默、卢卡斯、贝克尔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认为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它投入要素的收益，从而总的规模收益递增。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高，反之亦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是两者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卢卡斯的《经济发展的机制》（1988），贝克尔的《人力资本、 生育率和经济增长》（1990）、罗森兹威格的《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和证据》（1990），都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卢卡斯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了整个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贝克尔微观模型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一种经济可能处于两种均衡，在低水平的均衡上人力资本很少，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停滞状态，在高水平的均衡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或保持持续增长，经济也处于长期稳定的增长状态。罗森兹威格认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或提高生育率引起的相对成本和回报的变化会相应地使父母改变对家庭规模、每个孩子人力资本水平的决策。二、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演变的特点我们已经简要回顾了西方学者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认识的演变过程，从中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1.从研究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转向研究人口的各种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马尔萨斯分析了人口规模增长与食物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人口过剩是必然的，人口增长会阻碍经济发展，并形成一个“劣性均衡陷阱”。凯恩斯、汉森分析了人口规模减少对投资（资本需求和资本形成）和储蓄的不利影响，得出了一个乐观结论：人口增长率下降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人口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发展。马尔萨斯、凯恩斯、汉森等从人口总量角度分析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此有的学者把他们的理论称为“总人口理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仅仅体现在人口总量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此继马尔萨斯和凯恩斯之后，人们不仅研究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且从多个角度研究两者关系。科尔和胡佛从人口规模、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口的年龄构成三个方面分析了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的影响。卢卡斯、贝克尔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从人口质量（人力资本）分析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从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地域范围看，经历了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再到全球的演变。马尔萨斯和凯恩斯研究对象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前者分析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这种“生存型”经济里，人口增长过快，而资本不足，这样造成需求过大，供给不足，从而导致贫困和失业。凯恩斯分析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这种“富裕型”经济里，人口和资本的状态刚好与“生存型”经济相反，即人口太少，而资本太多。人口太少造成需求不足，资本大量闲置，从而也导致贫困和失业。因此马尔萨斯和凯恩斯分析了发达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造成贫困和失业的不同原因。科尔，胡佛和莱宾斯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科尔和胡佛认为，凯恩斯和汉森分析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是看不到的，凯恩斯的分析只适用于那些投资的障碍是缺乏投资的动力（即凯恩斯所称的资本边际效率低）的地区，而不适用于投资资本缺乏的地区。在发展中国家，即使资本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发展的障碍，但是快速的人口增长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刺激因素，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较大规模的人口能转为较高的消费支出或较高的资本报酬，快速的人口增长对消费和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非常小，同时也减少了资本数量。莱宾斯坦则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从低均衡状态走向经济发展道路需要较好的人口条件，过快的人口增长将使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低均衡状态。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理论开始从全球角度考虑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从一个增长的经济如何向全球均衡的经济过渡的问题，从而使人们注意到全球的发展。真正从全球角度考虑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发展的总目标，要实现这一总目标，必须采取全球共同的联合行动。因此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从全球角度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3.从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到作为内生变量。在经济学中，人口和人口增长率长期被作为外生变量来加以处理，凯恩斯和汉森的人口经济理论没有把人口变量纳入经济体系内部作为内生变量，而只是将人口放在外生变量的地位上，凯恩斯认为人口增长是需求扩张的条件，需求的扩张又能扩大资本，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汉森则认为人口增加可以增大劳动供给，通过产业工人人均资本的增加来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从而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二战后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口迅猛增长，要把人口作为已知条件或外生变量而排斥在经济体系之外已经不可能，因此继凯恩斯、汉森之后的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再仅仅是外生变量，而是能够置于经济体系中加以说明的内生变量，要研究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必须把人口作为积极的内生变量。莱宾斯坦人口经济起飞理论开始尝试通过分析人口增长与临界最小努力的相应关系而将人口变量纳入经济体系内部作为内生变量。在他的理论中，人口增长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函数，作为内生变量的人口增长率是使经济能否从低均衡状态走向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内生化，即将传统增长理论中作为外生变量处理的一些因素放到增长模型里作为内生变量来研究。它不仅将技术、企业的知识、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外部门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和技术转让，而且将人口和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加以处理。因此新经济增长理论也被称为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4.从研究人口与物质资本相互关系转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60年代以前的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本的作用，认为资本存量的规模，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快慢，是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人口增长与资本的相互关系上。马尔萨斯看到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人口增长与工资基金增长速度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工人贫困和失业。凯恩斯和汉森则看到人口增长过慢对资本形成的负面影响，人口增长速度慢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导致资本供给大于资本需求，使大量资本处于闲置状态，从而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而人口增长是刺激高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对资本投资（资本深化和资本扩张）起重要刺激作用，从而促进经济恢复。科尔和胡佛在分析人口与经济关系时更多关注的也是物质资本，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使每个工人的平均资本下降，导致平均产出下降，同时消费基金增加，储蓄减少，资本积累减少，从而使经济发展速度较慢。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人们认识到，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除了物质资本外，更起决定性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因此人们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到关注人口、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贝克尔等人建立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可以假定两个稳定的均衡，一个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但缺乏人力资本积累，一个是低生育率但具有较大的人力资本增长，这两个均衡的经济发展情况存在巨大差异。三、关于我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思考西方学者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都是西方和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实际。尽管这些理论有其不足之处，但对于我们认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西方人口经济关系理论表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在不同的经济条件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人口对经济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有时起促进作用，有时起阻碍作用，而且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也存在巨大差异。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人口规律认识不够和人口政策的失误，我国人口迅猛增加，人口规模过大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之一，控制人口增长成为紧迫问题，因此70年代以来我国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目的在于迅速降低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但是人口增长率大幅度急剧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等“代价问题”，由此引发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不良经济后果。显而易见，人口增长必须控制，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对人口高增长的现实不利影响和生育率急剧下降的长期负效应加以权衡。因此现实人口问题的解决，既要考虑其短期效应，也要考虑其长期效应。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人口基数大，素质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因此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系统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五大子系统，可持续发展是五大要素的协调平衡发展。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我国人口规模大，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随着我国人口问题的转型，人口数量问题已逐步解决，但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老龄化）、人口分布等问题日渐突出，因此我们必须摆脱唯人口数量问题的观念，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待和解决人口问题，进一步控制人口，改善人口结构和分布，提高人口质量，从而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压力，逐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长期协调发展。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对于解决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发展的问题也具有启示性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已不是物质资本，而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生育率，这对于减轻未来的人口压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现有人口，特别是现有数量大、素质低的劳动力已经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压力。只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将数量庞大的低素质劳动力由沉重的包袱变为宝贵的财富，才能将人口压力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要解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人力资本投资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责任编辑】陈义平 【参考文献】 ①李建民《两个世纪的人口论争》，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学术研讨会论文，1998。②Coale,A.J.and E.M. Hoover( 1958)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③Hansen,A.,Progress and Declining Popul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1939.④Keynes,J.M.,Sme Economic Conesquence of a DecliningPopulation,Eugenics Review,April,1937.⑤Leibenstein,H.,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New York,1957.⑥Meadows,D.H.,D.L.Meadows,J.Randers,and W.W.Behrens(1972)The Limits to Growth.New York:Univers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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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通报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1999年 第19卷 第1期 No.1 Vol.19 1999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发技术初探陆鼎言摘 要 该文综述了浙江省小流域治理的现状，并结合湖州地区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发的实践，对小流域治理的类型、必须遵循的原则、有关治理标准、配套技术以及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讨论。中图分类号：S157.2关键词： 小流域 综合开发 治理原则 治理标准 配套技术An Approach on Techniques of Comprehensive Harness andDevelopment in Small WatershedLu Dingyan(Huzhou Water Conservancy and Farm Machinery Administration Bureau,H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313000, PRC)Abstract The currient situation of long-term comprehensive harness and development at small watershed of Zhejiang province are summaried. Combining the practice of small watershed development of Huzhou region, the types, the principle, the developoment standards, and the necessary techniques etc.comprehensive harness are discussed.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comprehensive harness at small watersheds in the province are analysied.Keywords: small watershed; comprehensive harness; principle; developoment standard; necessary techniques小流域通常是指二、三级支流以下，以分水岭和下游河道出口断面为界，集水面积在100km2以下的相对独立和封闭的自然汇水区域。浙江省山丘地区约有小流域2 000多条，其河道的主要水力特性是：(1) 源短流急、河床比降大；(2) 水位暴涨暴落；(3) 汛期高水位时洪水主流趋向河槽中部，低水位时主流紧贴河岸，因此极易造成凹岸冲刷、凸岸淤积；(4) 上游若无控蓄建筑物，河流容易复归故道。由于岩土性质、植被条件等方面原因，特别是人类过度的生产经济活动：围溪造田、陡坡垦荒、全垦造林、采矿、能源、交通、城镇建设等所造成的人为加速侵蚀以及水力侵蚀和风蚀，极易产生水土流失，崩岗、滑坡、泥石流、水石流、土壤退化、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生产能力下降、河床抬高、防洪堤溃决等灾难性后果。全国第4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水土流失区开展了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开发，通过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耕作措施相结合，十多年来，全国先后开展治理的小流域有1×104多条，总面积达5×105 km2多；其中：浙江省开展综合治理开发的小流域就有100多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1 500km2，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和各有关地区均加大了小流域治理的力度，不少市、县还积累创造了一整套责、权、利统一，治、管、用结合和联户、联村以及企业、大户进山连片承包治理开发小流域，走出了一条与生态农业、开发区建设、交通建设、林业基地建设、水利农业园区建设、供水和小水电建设相结合的新路子，从而使浙江省小流域治理出现了一个新的飞跃。近几年，丽水地区开展综合治理的小流域就有26条，湖州地区有12条，全省被列入省级治理试点的小流域有7条。经过综合治理，湖州地区小流域的水土流失已得到有效的控制，水土流失总面积从1991年前的667.66km2下降到312.5km2，全市70多条小流域已有70%得到治理，林地面积也从建国初期的96 500hm2上升到152852 hm2，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4.3%。1 治理原则根据“八五”《全国水土保持规划纲要》，全国共分为七大区，即：西北黄土地区、北方土石山区、东北漫岗区、南方红黄壤丘陵区、南方石质山区（包括石灰岩地区）、风沙区和平原区，因此在开展小流域治理时必须根据浙江省的实际，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综合治理。根据笔者在丽水和湖州地区多年从事小流域治理的体会，小流域治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 治山与治水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国内外无数成功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即：“治水重在治山”，只有通过水利建设和植树种草形成“树固土，土蓄水，水养树（草）”。才能真正实现生态、经济的良性循环。今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除雨量过于集中外，森林植被受到严重破坏，也是一个主要原因。(2) 与市场经济、小流域经济相结合的原则。即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经济为杠杆，效益为中心”，并在确保经济效益和小流域内水利条件与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生态、社会三个效益的同步增长，真正把治理与开发，保护与利用，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3) 因地制宜和适时、适地、适度的原则。面对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对于坡度25°以下宜农荒地的开发是不可避免的。根据湖州市水利农机局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共同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天目山地区景观综合研究与小流域综合治理优化模式的研究》和风车口小流域建立的14个不同坡度和不同作物利用方式的土壤侵蚀小区观测资料表明：“造成土壤侵蚀的主要因素是土地利用方式，降水则是激发因素。”由于浙江省位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植被的破坏，将造成土壤侵蚀量10～100倍的增长。”因此，小流域宜农荒地的开发利用，必须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土壤、不同坡度和立地条件，因地制宜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耕作措施。适时就是指25°以下宜农荒地的开发，在时间上必须避开汛期和雨季，以防因集中暴雨，造成坡面土壤的加速流失。适地是指必须根据不同立地条件、土层深度和岩石裸露情况，选择适宜的树种、草种和作物组合，做到适地适种。对于坡度25°以上的陡坡和岩石裸露地区应以退耕还林和封山育林为主并严禁全垦造林；对于坡度25°以下的低丘缓坡应按3～5a一遇24h暴雨标准修建排水沟、截流沟和具有反坡的水平梯地；对于一时无法修建水平带的低丘缓坡也应采取分区块状造林和开挖鱼鳞坑造林。同时，应大力推广有机肥上山和地膜覆盖等土地改良和覆盖种植措施，以培育地力和减少水土流失。适度是指为大幅度地提高小流域的经济效益和土地产出，必需将一些虽有生态水保效益的自然植被，如：疏林灌丛，改造成为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生态效益的经济植被和乔灌草、林果草、笋瓜草等立体生物群落，这也是实践小流域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但开发强度必须适度，即：使水土流失量A（即侵蚀模数）控制在500t/(km2.a)以下。(4) 在工程措施上，必须实行“上拦中疏下泄“的原则，即：在小流域主要干支流上修建既能蓄水又能拦土的山塘水库；在中游治理涧滩，修建堰坝、丁坝、机井、沿山渠道（撇洪渠）和防洪堤，在下游拓浚河道，修建护岸、节制闸和排涝泵站。在有重度侵蚀的沟涧修建谷坊。不过，江南丘陵山区由于暴雨集中，雨量较大，加上拦沙谷坊和淤地坝防洪标准低，拦蓄容量又极其有限，因而极易淤堵和冲毁。目前除个别小流域和局部地区外，现已很少采用，取而代之的是防洪标准更高，拦水保土效果更好的梯级山塘，水库和堰坝。湖州市综合治理卓有成效的一些小流域，均是在干支流上建有控蓄工程和对河道溪涧整治有序的水库小流域。其好处是：不仅能充分发挥水库山塘拦水保土的工程效益，而且还能以水库为依托并充分发挥水库在水域环境、水面、水体、水能、水热（水温分层）、小气候、景观、水土资源和水活氧富、病少污轻、水质优良等综合优势，大力发展小水电，供水和经济效益高的笋、果、瓜、茶和名贵水产品的养殖，做到以短养长，长短结合，同时还可以将拦蓄工程（梯级式库塘）和水保工程、蓄水工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为山丘区的提灌喷灌和自流灌溉提供充沛的水源。(5) 必须符合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的原则，即充分运用水利、林业、渔业、农业、旅游、环保等多学科的综合手段，将整个小流域按照生态经济和系统工程原理及其功能要求，将其分解为若干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系统，真正做到水、农、工、商、游合理布局，山、水、田、林、路统一安排，农、林、牧、副、渔综合开发，以期取得最佳的综合效益。(6) 必须贯彻“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预防为主，讲究实效“和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关系的原则。2 治理类型根据浙江省和湖州地区的实践来看，全省小流域治理已从以往单一措施，分散治理和只注重工程措施或生态效益，逐步走向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相结合，典型示范与科技、教育相结合，治山治水和城镇防洪相结合，河道整治与控蓄工程、小水电、供水、砂石料开发相结合，科学造地与交通、开发区、水利农业园区相结合的新路子。浙江省小流域治理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型。2.1 生态经济综合治理开发型其主要特点是：以水库小流域为综合治理单元，将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耕作措施，生态农业与开发农业、观光农业、创汇农业、特色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原水利部钱正英部长在1987年5月31日全国水利电力系统渔业工作会议上指出：“浙江省湖州市郊区综合开发水库，建立库区良性的生态系统，这个经验可能是开发水库的一个方向，就是以水库渔业带动保持水土，在库区开发林牧业“。其典型代表有湖州市菱湖区埭溪镇的风车口水库小流域、龙山港小流域，湖州市城区的陆家庄小流域、妙西港小流域，德清县三桥镇的杨文坞水库小流域（跃武溪）等，即：通过上游兴建水库（控制工程）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开发，农、林、牧、副、渔全面配套，上述一批小流域均呈现粮丰林茂，猪欢鱼跃的兴旺局面。如陆家庄小流域通过连续11 a的综合治理开发，先后除险加固陆家庄（1.05×106 m3）、麦家坞（5.4×105 m3）2座水库，并新建了福坞水库一期工程（一期规模：坝高15m，总库容1.52×105 m3，最终规模为总库容3.2×10m3 ，兴利库容2.5×105 m3），蓄水1.022×105 m3 的王坞大塘水库和蓄水6.8×104 m3的虎口水库,新建机井2座,饮水井3座,机耕路3条(全长5km),排灌机埠16座,总装机251kW,拓浚河道3条，计2 315m,改建阻水桥1座,新建堰坝4处35m。衬砌三面光渠道3.2km，营建水保林200hm2，开荒造地66.6hm2，同时还在流域上片肇村实施了“31305”工程，即要求到2000年，人均拥有670m2笋竹两用林，670m2果树，670m2用材林和330m2菜园，330m2茶园，330m2桑地，该工程全部完成后，仅此一项人均收入即可增加4 500元，经过1991年至1997年连续开发治理，该村已建成杉木林36.6hm2，国外松21.33hm2，笋竹两用林43.33hm2，果树26.67hm2，菜园、茶园各14.67hm2，桑园10hm2，从均收入也从1985年的376元和1992年的651元上升到1997年的3 084元，75%以上农户盖上了新房，现已成为湖州市区闻名遐迩的瓜果基地，蔬菜基地和粮桑基地。最近又在整治河道并计划从1998年到2000年再新建26.67hm2青梅，26.67hm2笋竹，26.67hm2银杏，200hm2国外松基地。通过连续治理，小流域内的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了飞速发展，1996年度流域内3个行政村639户，2 251人，201.33hm2水田，共产粮1 984.52t，油菜籽207.08t,蔬菜318.75t,瓜类1871.75t,水果295.6t,茶叶10.4t,笋528.1t,出售猪羊1 540头,分别比1993年增长59.83%,263.07%,54.28%,42.88%,12.4%,142.99%,706.14%和18.74%,出售蚕茧24.63t,全流域人均收入从治理前的380元上升到1997年的2 897元,即增长6.58倍,充分显示了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发和科技下乡、水利扶贫的巨大威力（见表1）1997年全流域粮食总产进一步上升到2 208.4t，水果上升到556t。流域内1.7km2水土流失面积进一步得到控制与改善，土壤侵蚀模数稳定在500t/(km2.a) 以下，森林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到51%以上，小流域上片的防洪、抗旱能力已达到20a一遇标准。风车口水库小流域通过连续14a的治理开发已经成为山青水秀风光宜人的避暑胜地，现已开始进行水利旅游开发。上述2条小流域均已通过浙江省科委及省环保、农业等有关部门验收并被命名为省级生态农业示范基地，陆家庄小流域也被列为省7个综合治理开发的试点小流域之一。表1 陆家庄小流域人均收入增长情况 元/人村 名1985199219931994199519961997肇村3766519211333192324653084潘村39891813241842202222752818五星村38274710371481178019502789小流域平均3828411159148420542179.72897注： 本资料均引自南埠乡统计办公室统计年报2.2 矿区综合治理开发型浙江省山丘地区有大量的煤矿、铅锌矿、建筑石矿、膨胀土矿，为解决矿区开发水土流失和水质、粉尘、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长兴县煤山镇合溪北涧小流域走出了一条河道整治与土地平整，溪滩造地与绿化造林，涧滩治理与开发区、路堤建设和灭治钉螺相结合的新路子。在煤山镇政府的重视和县水利部门支持下，1990年以来已结合涧滩治理和采取人机结合，造地100hm2多，兴建砌石护岸20.1km，库塘清淤13处，计9×104m3 ，修建堰坝16座，计640m。并计划治理开发荒山、荒坡、滩地1 333.3hm2，去冬今春该乡投资50万元兴建了一座占地3.33hm2的银杏公园，并开始着手兴建666.67hm2银杏基地，现首期103.33hm2银杏实验基地已经建成，并种下优质银杏2.02万株，近几年该镇共先后投入资金480多万元，并使原来山秃河弯，钉螺密布的穷山沟，逐步建成工农一体，交通发达，企业兴旺的建材、银杏和林果基地。2.3 城镇防洪型其主要代表有景宁县鹤溪小流域，龙泉县安仁溪小流域、富阳县大源溪小流域、安吉县递铺溪小流域和山河港（浒溪）小流域。该类型主要位于山区城镇，其特点是结合城镇防洪、供水和河道清障，修建高标准防洪堤和堰坝等水利设施，通过“路堤结合、渠堤结合”河道拓浚整治和局部截弯取直，改善了山区城镇和集镇的防洪条件，同时结合河堤绿化，修建公园和在上游封山育林，修建谷坊和山塘水库，以改善小流域的生态环境和防洪条件。3 关于治理工程若干问题的探讨3.1 拦水建筑物3.1.1 库塘 为有效地治理小流域内的洪、涝、渍、旱，必须在小流域的主干和支流上修建一定数量的控蓄建筑物（库塘堰坝），以起到拦水保土和时空调节的作用，其设计标准应按《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标准》（山区、丘陵部分）SDJ12-78执行。如：陆家庄小流域就根据治理工作需要先后在其干支流上兴建了小（一）型水库1座、小（二）型水库3座、小（三）型水库1座和山塘十几座；风车口小流域，除在上游兴建小（二）型水库1座外，还在其主要支流王坟坞、老虎山、香樟岭和水库下游兴建梯级式山塘8座，不仅有效地增加了蓄水和削减洪峰的能力，而且由于其设计标准和拦水保土能力远远高于谷坊和淤地坝，因此已成为湖州地区小流域的主要治理手段之一。3.1.2 堰坝 堰坝通常有4个作用：(1) 抬高水位、引水灌田；(2) 壅水保土；(3) 可以充分利用回归水，提高水的利用系数；(4) 消能保堤：由于山溪性河道，纵坡大，通过修建拦水堰可以降低水力坡降，减少下游河槽冲刷，因此应作为小流域治理的重要工程措施来抓，其布置形式除常见的一字式（正堰）外，也可采取“斜式”、“拱式”、“折线式”和“迷宫式“布置。如：埭溪小流域月映桥村的苦竹坝段其河床宽度仅24m，而上游集水面积却达160km2多 ，过去采取正堰“一”字式布置，极易冲毁，后改为折线式直角布置，堰宽从24m增为96m，单宽流量减少了3/4，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工程安全，堰坝的堰型一般均以实用堰为主，结合发电的还可采用活动堰、橡胶坝，其溢流段应设置排水孔，以减少扬压力；对于含沙量较高的河段还需设冲砂堰等。为减少河床冲刷和水力坡降，堰高一般不宜超过2m，否则下游就要营建消能设施，这也就是李冰父子所说的“低作堰”的道理。3.2 拦水和治导建筑物3.2.1 短丁坝 目前浙江省山丘地区大多开展以河道整治为主的小流域治理，而河道整治又主要以修筑防洪堤和河道清淤拓浚为主。为使洪水主流归槽并减少护岸工程基础的冲刷，对于开阔河床的河弯地段可适当修建一定数量的短丁坝群（俗称乌龟坝），并在河道凸岸前淤积的沙滩开挖引流水槽，以调整水流并减少对护岸堤脚的冲刷。这也是李冰父子所说的“深淘滩”。小流域河道相对狭窄，故其短丁坝长度一般仅为3～5m，间距为坝长的6～8倍。3.2.2 消力槛 对于纵坡较大和河床狭窄的地段，或堰坝上下游水位差超过2m的河段，为降低水力坡降，减少洪水对护岸基础的冲刷，可在堰坝下游和纵坡≥5%的河段每隔10～30m，修建一座顶宽为0.5m，基础深为1m，高度比基础底脚略高的小型砼消力槛，就可起到多级消能和防冲作用。湖州市菱湖区梅峰乡太平桥河段过去修建护岸工程，基本上是年冲年修并危及溪边村舍房屋，80年代后期在水利技术人员指导下，在最易冲刷的100m多长的河段上修建了3级消力槛，迄今上述河段护岸工程全部完好无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3.2.3 防洪堤与溢流坝 “农业学大寨”时期，部分山区为了扩大耕地，盲目进行围滩造地和人为束窄河床，如遇超标准洪水，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并引起堤决田毁的惨剧。80年代中期浙江省水利厅曾系统总结了嵊县、新昌小流域治理工程的经验与教训，并得出了3条结论，即：小流域河道治理的标准宜低不宜高，即山区农田防洪标准一般应按3～5a一遇暴雨标准设计，村庄防洪标准可按10a一遇暴雨标准设计，城镇和主要工矿企业可按20a一遇暴雨标准治理；山区性河流的整治应该因势就弯而不宜大规模地进行截弯取直，以免减少洪水调蓄面积和引起河流复归故道；防洪堤宜适地开口而不能全线封闭,即:在适当地段预留口子以供洪水及时渲泄。对此,我们曾于1983年、1984年洪水后,协助指导埭溪镇在下沈港北岸滞洪区修建了带有泄水底涵的4座滚水坝和9座排灌两用机埠，如遇超过5a一遇洪水,滞洪区既自行滞洪，水退时如下游河水位低于滚水坝高程时，滚水坝即自行溢洪，同时泄水底涵和排涝机埠均可相继开启排水。通过设置滚水坝不仅可以大大减轻全线设防的压力，而且可以通过提高标准，重点设防，真正做到“漫顶不垮坝，防冲不防淹”。上述工程迄今均运行正常。作者单位：陆鼎言（浙江省湖州市水利农机局.湖州市.313000）收稿日期：199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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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SPOTS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6期 No.6 Vol.18 1998科技期刊帆船运动创伤流行病学研究任素春1) 任玉衡2) 田得祥3) 史和福2) 胡跃林3)敖英芳3) 崔国庆3) 王建英2) 朱莉莉2)1) (北京体工大队医务室，北京 100050) 2)(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3) (北京医科大学运医所)对国家队和山东队的25名帆船运动员进行了运动创伤的调查，其中男16名，女9名；平均年龄22岁；专业训练年限平均4.36年，运动寿命平均5.80年；国际健将3名，健将2名，一级7名。被调查的25人中，伤18人，患病率为72%，男13名，占81.25%，女5名，占55.56%；其中慢性损伤22人次，占61.11%，急转慢性损伤7人次，占19.44%，急性损伤7人次，占19.44%。腰骶棘肌的慢性损伤居首位，患病率为44%，第2位是髌腱腱围炎，患病率为20%，第3位是胸腰椎压缩骨折，患病率为8%，其次是腰骶关节慢性损伤等11种，患病率各4%。专项训练时致伤22人次，占31.43%，身体训练时致伤6人次，占8.57%，整理活动，业余活动及日常生活致伤1人次，分占1.43%。专项训练中因天气因素(包括气温低，湿度高，风力大)致伤占52.86%。运动创伤治疗效果不佳，或根本得不到系统治疗，调查结果为治疗无效的占20.93%，加重的占18.61%，未治疗的占25.58%，好转50%以下占18.61%，明显好转仅占16.28%。帆船运动既是技能性项目，又是力量和耐力性项目，该项目是通过正确的操帆动作来完成，包括拉帆和压舷的过程，帆船行进需要风力，逆风向行驶时，呈之字型路线行进，转向时运动员要压舷并不时换位，风力太大时运动员必须手操帆绳，脚蹬船舷，整个身体悬挂在船外，以克服风的阻力保持方向，为了保持帆船的稳定性，运动员必须在弯腰屈膝位进行换位，屈膝90度是髌腱的着力角，此时腰肌，骶棘肌和髌腱是受力的重点部位，因此这些部位是易伤的部位，这与创伤患病率的统计数据一致。帆船运动训练需在海面上进行，风力、温度、湿度的变化很大，每天持续训练十多小时，如果运动员自我保护不好，很容易造成风寒湿侵袭，导致伤病的加重，恢复困难。另外帆船运动创伤得不到系统的治疗也会导致慢性损伤的积累，而影响正常的训练。根据帆船运动创伤发生的原因和特点，为了防止专项训练时受伤，首先应该加强针对专项训练特点的身体训练，使动作结构，用力方向，参与肌群及工作方式、时间、强度和关节角度等尽量与专项运动趋于一致，使身体训练更据针对性。根据帆船运动创伤大多为慢性损伤，与恢复治疗不及时，创伤积累有关。医务工作者应该建立系统、规范的恢复治疗措施，保障运动员肌肉的疲劳及时消除。根据不同病情，为运动员做有效的手法按摩治疗、电针治疗、理疗、热疗以及蒸气浴、中药外敷熏洗等治疗，形成制度，每天坚持，使运动员身心都得到全面的恢复，从而有效地防止运动创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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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6期 Vol.35 No.6 1999对我国青少年女子跳远二级运动员身体训练水平检查与评定的初步研究李春生 董广新摘要：本文通过逐步回归分析运动员身体训练的评价模型，制定出运动员身体训练综合发展水平、身体训练发展均衡程度及综合发展水平与运动成绩对应程度的评价方法和标准，作为综合评定我国基层青少年女子跳远运动员身体训练水平的参考依据。关键词：青少年∥女子∥跳远∥身体训练∥检查∥评定A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Fitness Training of Young FemaleClass Two Long JumperLi Chunsheng,Dong GuangxinAbstract: 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valuation model of long jumper's fitness training, this paper set up anevaluation method and standard for their fitness developing level and its'correla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This c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itness training evaluation of young long jumper in the country.Keys words:adolescent∥female∥long jump∥fitness training∥examination∥evaluation我国女子跳远项目在亚洲一直具有较大的优势，但与世界水平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为了缩小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就必须加强青少年女子跳远后备力量的培养。我国女子跳远后备力量现状如何，如何客观地检查与评价她们目前的身体训练水平，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1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1.1 研究对象第1轮：二级运动员52人，年龄18.02±1.98岁、训练年限3.05±1.61年、身高164.60±3.98 cm、体重53.07±4.24 kg、运动成绩5.51±0.18 m。第2轮：二级运动员42人，年龄17.67±1.89岁、训练年限3.35±1.65年、身高165.37±3.18 cm、体重53.96±3.82 kg、运动成绩5.58±0.21 m。1.2 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调查访问法，观察测试法、数理统计法、测量评价法。所有数据的运算均在IBM-486计算机上进行，辅助性计算和验证工作由CASIOFX-38OP计算器完成。1993年对52名二级运动员身体训练各项指标进行测试，分别建立评价模型的基础上，1997年又对42名二级运动员身体训练各项指标进行第2轮测试，对所建立的评价模型和标准进行检验，最后确定我国青少年女子二级运动员身体训练水平的模型和标准。2 结果与分析2.1 评价指标的确定和评价模型的建立2.1.1 评价指标的确定在调查访问专家和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初拟了与跳远成绩相关的42个指标，然后用问卷调查法函调全国体育院校和运动队的79位专家、教授，以指标与成绩密切程度为原则，对初选的42个指标取优得到一些价值的指标(问卷回收55份，回收率为72.5%)。然后，对专家挑选的结果进行聚类分析，挑选同一类指标中相关系数较高且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作为最后的测试指标。最后，对所测试的指标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对贡献不大的指标逐次剔除，得到最终的评价指标并建立评价模型。二级运动员的评价指标分别为：30 m跑、20 s肋木悬垂举腿，负重半蹲／体重、4步助跑起跳腿5级单足跳。2.1.2 评价模型的建立根据逐步回归的结果建立评价模型。二级运动员评价模型为：y2=4.3641-0.2505x2+0.0298x5+0.1621x9+0.0975x13x2――30 m加速跑； x5――20 s肋木悬垂举腿；x9――负重半蹲／体重；x13――4步肋跑起跳腿5级单足跳。经对方程的检验，F=379.4729、r=0.9849、Sy值0.0328、r2=0.9700，均达到非常显著性水平(p＜0.01)。以上模型稳定可靠，可以作为评价运动员的身体训练水平，预测运动成绩和对训练过程调控的依据。2.2 制订身体训练水平的评定方法和标准根据统计学标准分公式及标准百分数公式可以制定出我国青少年女子跳远运动员二级的每个评价指标和运动成绩的标准分和标准百分，以对各指标的发展程度进行评价(表1、表2)。表 1 我国青少年女子跳远二级运动员标准分数表标准分数标准(%)评 价 指 标30 m加速跑20 s肋木悬垂举腿负重半蹲／体重4步助跑起跳腿5级单足跳跳远成绩ZT(s)(T)(m)(m)(m)2.51003.73152.9516.785.962.4983.742.9316.695.942.3963.762.9016.605.922.2943.772.8816.525.902.1923.792.8616.435.882.0903.802.8316.345.861.9883.822.8116.255.851.8863.83142.7816.175.831.7843.852.7616.085.811.6823.862.7415.995.791.5803.882.7115.905.771.4783.892.6915.825.751.3763.912.6715.735.741.2743.922.6415.645.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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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4期 Vol.24 No.4 1998多元齐次多项式定号性判别方法苗原 李春文摘 要 研究了多元齐次多项式的定号性.利用齐次多项式 的 特殊性以及计算机的高速运算能力，构造了一个数值判别算法，并证明了这一算法在概率意 义上的正确性.这一算法已经被编程实现应用于三元，四元齐次多项式定号性的判别中.这一 算法还可以在构造李亚普诺夫函数时获得应用.关键词 非线性，多项式，定号性，算法.DEFINITENESS OF MULTI－VARIABLE HOMOGENEOUS POLYNOMIALMIAO YUAN(Computer Dept.,Tsinghua Univ.,Beijing 100084)LI CHUNWEN(Automation Dept.,Tsinghua Univ.,Beijing 10008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definiteness of multi－variable homogeneous polynomials.Based on the special character of homogeneous polynomial s and ability of modern computers,a digital algorithm was designed to judge the definiteness of homogeneous polynomials.It was also proved that this numeric met hod is correct in the sense of probability.The algorithm was programmed for judg ing stability of homogeneous polynomials of three and four variables,and it has a lot of value for finding Lyapunov functions in stability judgment of nonlinear systems.Key words Polynomials,definiteness,algorithm,nonlinear systems.1 引言李亚普诺夫函数不仅是重要的判稳工具，还与使系统镇定的控制律［1，2］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丰富的理论结果［3，4］与难以见到的实用算法形成了巨大反差，随机给出一个含奇异部分的非线性系统，要对其构造李亚普诺夫函数，进而判定其稳定性一般都是十分困难的.本文与文［5，6］则是从理论分析与算法相结合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当然，要建立构造李亚普诺夫函数的算法也有很大难度.文［5］给出的结果使得构造李亚普诺夫函数的约束减少了一半，即只要求V(x)导数定号.文［6］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光滑系统的李亚普诺夫函数的构造等价于多项式系统的李亚普诺夫函数的构造，从而多项式的定号性判据成为核心问题.文［7］中给出了2元齐次多项式正定判别准则的算法，并对随机产生的40个奇异非线性系统，均顺利地找到了相应的李亚普诺夫函数，初步证明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在本文中将对多元齐次多项式给出一定号性判别算法，并用于稳定性分析.2 主要结果考虑多项式函数的正定问题.由于P(x)是齐次多项式，P(x)在单位球内的性质将代表它在整个Rn上的性质.定理1. P(x)正定当且仅当P(x)在｛x｜‖x‖=r,r＞0｝上正定.证明. 对P(x)采用极坐标表示，令l=‖x‖,x1=lcosθ1,x 2=lcosθ2,…，xn-1=lcosθn-1,xn=lcosθn, (1)其中 cosθ21+cos2θ2+…+cos2θn=1,则 (2)显然P(x)正定当且仅当也即P(x)正定当且仅当P(x)在｛x｜‖x‖=r,r＞0｝上正定.证毕.定理2. P(x)正定，当且仅当令Sr=｛x｜‖x‖=r,r＞0｝.在定理1和定理2的基础上，可以利用数值算法求取P(x) 在Sr上的最小值，通过最小值的符号来判定P(x)的正定性.这是一个超球面上的全局优化问题，需要区分全局极小和局部极小.定理3. 令V=｛x｜P(x)=c,c为一常数，x∈Sr｝，若V连通，则视V为一个点，则P(x)在Sr上的局部极小点只有有限个.从单位超球Sr的任一点出发，求其局部极小点，我们已有软件包可以实现.随机变动初始点，即可求得一系列局部极小点.随初始点的增加，求得全部局部极小点的概率是趋于1的.设Sr被分成k个区域｛D1,…，Dk｝，每个区域中有一个局部极小点，且区域中任一点均有下降至该极小点的下降曲线.Si为Di的面积.命题1. 随机撒取K个初始点，利用数值算法求取P(x)在Sr上的最小值，通过最小值的符号来判定P(x)的正定性，产生错误的概率不超过由此可知,故上述方法在概率意义上是可靠的.算法：1)取r=1,Sr=S1=｛x｜‖x‖=1｝，设定总次数 K，m=1；2)随机产生初始点x0；3)由 x0出发，求取局部极小点的值 f0；4)若f0＜0，则P(x)不正定，转第7步；5)若到达 K次，m=K,则P(x)至少以概率正定转第7步；6)m=m+1,转第2步；7)结束.3 例子为便于验证，举2维的例子.以下将多项式按x的降幂排列，为记述方便，只列出系数，如1 2 3-4 5即x4+2x3y+3x2y2-4xy3+5y4.对多项式P(x,y)=0.8063 0.9848 1.0384 1.365 0.7663，在S1上进行上述搜索，得到2个局部极小点x=-0.66 y=0.75 P=0.5769，x=0.66 y=-0.75 P=0.5769.P(x)在Sr上的图像如图1所示.说明搜索结果是正确的，由于极小值为0.5769，从而P(x ,y)是正定的.P(x,y)的图象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P(x,y)是正定的，说明搜索正确.图1图2事实上，对系统1=F［1］=-0.325-0.215-0.155-0.235，1=F［2］=0.045-0.235-0.185-0.455，选 V=-1.3-0.86-0.62＜0，则 DV=0.8063 0.9848 1.0384 1.365 0.7663＞0，因而系统是渐近稳定的.4 结论与讨论本文给出了多元齐次多项式定号性的一个数值判别算法，这一算法可以在非线性系统稳定 性判别中构造李亚普诺夫函数时获得应用.本文与文［7］的方法差别在于文［7］的正定判别方法是一种解析的方法，而本文方法正确的概率趋于1.本文的方法比文［7］适用范围更大.算法研究与理论研究的思路有很大差异.在算法中，求解方程获得表达式常常是不现实的，过大的计算量也是没有意义的.文［7］的方法尽管可以在理论上推广到n维一般情形的方法，但在算法上是不现实的.作者单位：苗原(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北京 100084)李春文(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北京 100084)参考文献1 Lin Y,Sontag E D.A universal formula for stabilization with bounded controls.System & Control Letters,1991,16(6):393-3972 Sontag E D.A universal construction of Artstein's theorem on nonlinear stab ilization,System & Control Letters,1989,13(2):117-12 33 黄琳，于年才，王龙.李亚普诺夫方法的发展与历史性成就.自动化学报，1993，19(5)：587-5944 舒仲周，王照林.运动稳定性的研究进展和趋势.力学进展，1993，23：424-4315 Li Chunwen,Miao Yuan,Miao Qinghai.A method to judge the stability of dynamical system.In:Proceeding of YAC'95 IFAC,Beijing,1995.Pergamon press,101-1066 苗原，李春文，胡世文.二维齐次高阶奇异系统的稳定性判别算法.控制理论与应用，1997，14(3)：430-4337 苗原，李春文.由李亚普诺夫函数导数的 Taylor 级数的部分和判定级数本身的定号性.见：中国控制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435-438收稿日期 199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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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753 【原文出处】中国高等教育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10-13 【分 类 号】G4 【分 类 名】高等教育 【 作 者 】朱新均 【复印期号】199604 【 标 题 】大力加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 【 正 文 】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不懈地加强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面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这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特别是高校德育工作和爱国主义教育指明了方向。下面就如何加强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问题，讲几点意见。一、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情况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对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为此下发过一系列重要文件。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精神，国家教委先后发出过一系列的通知。各地教育部门和各高等学校认真贯彻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教委的有关文件精神，从本地和本校的实际出发，组织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北京、天津、上海、四川、湖北、江苏、浙江、青海、河北、江西、山西、海南等省市分别在开展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组织召开了爱国主义经验交流会、现场会、研讨会、座谈会；制定了本地区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细则或方案，确定和建立了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树立了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先进典型。山西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大连舰艇学院等高校结合本校的实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新疆大学、南昌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山医科大学、吉林工学院、内蒙古工业大学、南开大学、海南师范学院、绍兴师专等高校党委也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们结合学校实际，生动活泼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制定有关规章意见，使爱国主义教育规范化、制度化、经常化。总之，各地教育部门和各高等学校在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列入学校教育的计划，并摆到领导重要议事日程；(2)教职员工积极参与、党政工团齐抓共管，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题中之义，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3)重大节庆日、纪念日教育和平日教育相结合，课内外结合、校内外配合，充分发挥各科教学和各项活动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功能和作用；(4)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使爱国主义教育经常化、制度化；(5)强化措施，保证投入，切实保证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开展。由于各级领导的认识到位，思路明确，措施落实，以及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近几年来高等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各省市和高校普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宣传教育，并采取切实措施确保投入，使高校爱国主义教育逐步落到实处。出现了“领导主动关心爱国主义教育，教师积极参与爱国主义教育，学生乐于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可喜局面。爱国主义成为推动广大学生好学上进的重要力量。高校涌现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爱民模范”、“学雷锋标兵”、“见义勇为典范”和献身国防、献身教育、放弃优越条件自愿到条件艰苦的贫困山区扎根落户的先进人物；出现了一种“以爱国为荣，以媚外为辱”，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言行、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的风气；一批爱国学者、学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在国外发愤学习，学成按期回国，用所学本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青年学生效法的榜样。据了解，目前高校申请入党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众多学生参加了党章学习小组、马列学习小组或业余党校的学习；毕业时自愿要求到边远地区工作的同学也呈增长趋势，今年已有数十名学生踏上孔繁森同志工作过的西藏高原。由于工作力度的差别，以及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发展也不平衡，还存在一些亟待加强和改进的地方。首先是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有的工作停留在一般性的号召上，甚至未能按照有关精神认真部署，出现工作不落实的情况。其次是教育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有的工作有时带有随意性，出现时强时弱、时紧时松的现象，缺乏深入细致的教育。第三是条件、保障还不能很好适应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有些地方由于经费紧张和业务课程负担重等原因，不能从人、财、物乃至时间方面保证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不仅基地建设、设施建设不落实，甚至连起码的图书音像资料也很难配齐。第四是对新形势下爱国主义教育研究不够，紧密联系实际不够，针对性不强，新办法不多，缺乏有效的手段和途径，工作难以深入，效果不够显著。这些情况和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整体效果，妨碍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深化。二、提高认识，紧密结合高校德育的根本任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高校德育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学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高校德育的根本任务之一。在当今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它们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广义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总是通过具体的民族、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而实现的。中华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我们民族整体在近现代国际国内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它集中地凝结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民族共识。我们国家的现代化，我们民族的振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这是在当代历史条件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必然要求和目标指向，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使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升华到新的时代高度，获得崭新的性质，发挥巨大的作用。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必要条件和具体表现。坚持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还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这不仅是因为爱国主义本身就是主权国家对外交往的产物和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且因为改革开放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一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必由之路。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也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贯穿在各种人际社会关系之中，并且实际地体现为各种具体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把祖国的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放在第一位，就是集体主义在处理个人同本民族、国家的关系中重要的道德规范。它表明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总是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文化环境的制约并融合于其中的。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和自然、文化环境经过世代的传递和积累，就构成了祖国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人们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人们对自己祖国和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总是首先通过对自身所在集体，对国家的关心和奉献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主义不仅没有失去往日的光彩，相反，由于它成功地处理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新时期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三、遵循目标，进一步明确大学生爱国的基本要求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层次性。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爱国的标准和要求是不同的。当代大学生是跨世纪的一代，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使命。根据高校德育目标，他们不仅要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爱国者，而且要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1)献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爱国主义事业的核心，大学生爱国，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自觉维护稳定大局，珍惜发展机遇，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作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为此，当代大学生爱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生命线。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实现腾飞的加速器。决不能把爱国主义与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更不能把爱国主义与抱残守缺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改革，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开放的环境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2)维护祖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尊严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一个民族要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否则就将永远受制于人，成为别国的附庸。当前，国际敌对势力图谋分裂中国，在中国统一的问题上制造种种麻烦，国内包括台湾岛内也有极少数人玩弄“两个中国”的把戏，甚至有人主张“受三百年殖民统治而发展中国”。这种可耻行径和洋奴哲学理所当然要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批判。大学生爱国，必须努力维护祖国的独立、主权和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必须努力维护祖国的荣誉和尊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和人格，与各种有损国格、人格的错误行径作坚决的斗争。(3)要把祖国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当代大学生爱国，必须学会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与国家的关系，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要把祖国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表现。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并不排斥和否定个人利益。相反，国家要保障和维护个人利益。但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应当以国家利益为重。爱国的大学生应当坚决反对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各种腐败现象，同一切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去捍卫祖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那种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大利，一味强调自我设计、自我发展，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一切向钱看，甚至借口“科学无国界，爱国无先后”而对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视而不见的人，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4)从现在做起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但爱国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爱国决不是将来的事情。当代大学生爱国，必须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努力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四、整体规划，使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高校德育的全过程确定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要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高校的发展实际，由古及今，史论结合，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爱国主义觉悟建立在科学的理论根基之上。二是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教育。提高大学生对当代中国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的认识。三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学生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为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中，认识祖国的伟大，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和盲目排外主义。四是国情教育。从中国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人口、政治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纵向、横向比较教育，增强爱国主义责任感。五是校史校情教育。利用校训、校歌以及学校的光荣传统和巨大发展，校友的先进模范事迹教育学生爱国爱校。此外，还要进行民主和法制教育、国防和国家安全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教育等等。在教育途径上，各高等学校要充分利用大学校园这一特定的文化传递空间，把爱国主义教育有机地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形成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课内课外紧密结合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网络和途径。一是把课堂作为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渠道和基本环节，充分发挥各科教学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使大学生在掌握文化知识的同时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是主渠道，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选修课以及专业课、专业基础课都应加强和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二是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营造爱国主义教育氛围，对大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爱国主义教育。党团组织和学生会、班委会和学生社团是大学生课外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各高等学校应充分发挥它们在课外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支持它们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科技、体育活动，特别是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思想教育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接触社会、联系实际，向人民群众学习，经受实际锻炼，增进对祖国和人民感情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直观、最生动的方式。各高等学校应进一步重视并组织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五、狠抓落实，把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引向深入加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领导是关键。教育部门和学校党政领导要亲自部署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定期研究爱国主义教育问题。爱国主义教育是学校人才培养的大事，不仅党委部门要抓，行政部门也要抓，必须齐抓共管。要坚持省市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亲自抓计划、抓落实，使本地区、本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深入人心。加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制度是保证。地方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要在认真研究本地区、本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和完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细则或教学大纲，定期对各校各部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进行检查指导，推广典型经验，使爱国主义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加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教师是主力。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全体教职员工，特别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教师不仅自己要认真钻研业务、增加爱国主义方面的知识和修养，在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而且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作坚定的爱国者。要强调教育者先受教育，明确提出教师爱国的基本要求，使教师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真正成为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主力军。加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投入是保障。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教育活动，不仅要有科学、丰富的教育内容，还必须有生动有效的形式与之相呼应，有现代化的教育手段相配合，有特定的环境和空间相烘托，形成教育的综合效应。这就要求要有一定的经费和条件保障。目前，高等学校经费是比较紧张，但还是应当努力通过列入计划和积极筹措等措施保证爱国主义教育经费的落实。还应从实际出发，通过共建等多种形式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参观访问，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本文是国家教委党组成员朱新均同志1995年11月6日在全国高校爱国主义经验交流暨研讨会上的讲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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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86 【原文出处】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006 【原刊页号】58～61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0012 【 标 题 】网络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方略 【 作 者 】赵家俊 【作者简介】赵家俊 天津财经学院经济信息系 天津 300222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络的发展令人瞩目。网络技术正迅速地改变着传统国际经济的内容、方式和组织机制，逐渐 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网络经济。本文论述了网络的主要特征，提出了在我国发展网络经济的途径以及相关模式。【英文摘要】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es with eachpassing day in the modern world,and the development o f Intern-et also focuses of world attention.The technology of networkchanges the contents,pattern and organization system of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s,so a new form of economics-net-work economics is formed gradually.In this article,Ideal withthe main features of network economics,present the way of dev-eloping network economics in our country and related models.【关 键 词】网络经济/知识型产品/发展途径/发展模式Network Economics/Intellectual Product/Developing Way/Develop-ing Model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当前，世界上诸多经济学家在谈论着数字化经济和网络经济问题，并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探讨着未来的资本――信息。网络经济是借助网络化、数字化技术而开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活动，它通过全球互联网络(Internet)加快信息的传递和交流，极大地降低了经济与社会活动的成本，提高了社会运作效率和企业经济效益。网络经济一经出现，就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它正风靡全球，迅速地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进程。而在此进程中，许多传统领域所涉及的内容、方式和组织机制，都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自然资源的重要作用正让位于信息资源，实物资源的重要作用正让位于知识和人才资源。这股浪潮猛烈地冲击着我国企业的经营发展，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机遇，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将融入国际经济的网络化、信息化轨道，借此而获得快速发展。因此，探讨网络经济的特征及我国的发展方略，对于我们建立网络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一、网络经济的特征知识化是网络经济的首要特征。网络经济中企业所提供的实物及服务产品是知识型产品。知识型产品是指这样的产品：它能对信息进行筛选和编码，以使顾客使用得更加有效。其典型特征是与用户交互、按用户意愿提供服务，并能适应环境变化。由于用户的要求在不断改变，知识型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相对短暂。经济的规模化是网络经济的又一突出特征。网络经济是信息革命的产物，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时空观念，为产品或服务的共享提供了可能。企业所提供的知识型产品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性，即产品的成本结构相当特殊：初始投资花费的固定成本很高，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追加的变动成本很小。例如，开发一个复杂的软件系统需要巨额成本，而多制作一张存有此系统的光盘所追加的成本却微乎其微。因此，产品的平均成本呈递减之势，而又不存在最低点。其结果很可能是一家企业在本地区、本行业成为唯一的某种产品的供应者。网络中的知识型产品与网络上的服务产品消耗互不排斥，这是网络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当网络中增加一个新用户的时候，它并不影响原来网络上的用户使用网络，并且网络服务产品提供商的追加成本却几乎为零。这种消费特性使得极少数供应商就能满足市场的全部需求。外部正效应是网络的另一个特征。这种特征有时也称为边际效应递增。例如，如果网络上只有一个用户，那么这个网络是没有使用价值的，因为他不能与任何一个人沟通。当某个网站多了一位访问者时，这不仅不会影响该网络上的其他访问者，反而提高了网络的使用效能，因为它增加了一个新的沟通对象。显然，对新增加的这位消费者来说，它所得到的效用比在此之前的其他用户更大，从而该网站对新用户更有吸引力。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本来访问人数就少的网站的竞争力，导致了“强者越强”的马太效应。可发挥换制成本与锁定效应是网络经济的又一显著特征。网络经济中某一商品或服务的使用者换用替代产品，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一是购买、装配新产品的代价，但更多的是知识的学习成本。因此，用户一般是不愿意更换旧产品的。然而，当政府限定使用某种标准产品、或用户使用的不是社会上流行的产品的时候，就不得不将使用的原有产品替换下来。这样，对用户来说就需要付出“换制成本”，而由政府限定使用的产品或社会上已经流行的产品就具备了“锁定用户”的特性。因此，“换制成本”与“锁定用户”特征说明了两个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前者指顾客的付出，后者则指服务商的收益。因特网正在改变企业的竞争范围，因而使得竞争领域模糊，即有时候用户并不知道究竟在跟谁竞争。这是网络经济的又一特征。例如，微软公司把免费的浏览器IE装入视窗系统，从而使依赖网络浏览的网景公司难以生存。微软公司由于垄断了基本操作平台市场，这就使它在浏览器的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上述特征反映出网络经济中的“赢家通吃”效应，即胜者获取全部，败者一无所有。前两个特征为赢家通吃现象的供给因素，而后两个特征则为赢家通吃现象的需求因素。网络经济的存在是以网络交易费用的低廉为基础的。正如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一样，网络交易比市场交易节约了更多的交易费用。信息资源同物质资源具有“互补效应”：市场主体进入信息网络后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对信息的收集、处理、加工和分析工作，因而使两者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信息网络化可以让市场主体及时掌握最新信息，有助于改变依靠经验和预测的事前决策方式，转为依靠学习和适应的即时决策方式，从而产生了“学习效应”。二、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途径事实表明，认识上的滞后是影响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而认识滞后的根本原因则源于观念落后、反应迟钝。在信息时代，如果我们不能适应高速度、高强度、全方位的市场竞争形势，就有被淘汰的危险。我们认为，应该通过以下途径来发展我国的网络经济。第一，要通过各种方式大力提高国民素质，转变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非如此，就不可能全面、快速地发展网络经济。历史事实证明，任何一次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无不依赖于领导者的关键作用。因此，一个有能力、有魄力、无私无畏、勇于创新开拓、敢做敢为的坚强的领导集体便成为成功的首要条件。时代呼唤英雄，而英雄亦可创造一个时代。我们今天需要的不仅是大批的科技人才，而且还需要大批开拓类型的管理者、实干家。第二，必须顺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潮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在发达国家，互联网上的信息流已经改变了业务流程，而业务流程则改变了原来的组织结构，并从而改变了管理模式，产生了一套全新的制度。我们决不可以固守传统观念和做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络诱发了西方大企业的又一轮“组织创新”浪潮。传统的U型结构（直线―职能制）和M型结构（事业部制）虽然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新的趋势是组织扁平化、团队化、团队网络化和虚拟化，还有所谓敏捷制造、动态联盟、企业战略网络、商业生态环境等。这不仅给我们的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同时也给其他企业（乃至事业单位、党政部门）实行网络化生产经营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经验。我们当然不能完全照抄别人的组织管理模式，但决不可以借口国情依然故我，更不允许以价格高昂的现代化设备来进行旧有的管理操作。要知道，因特网的高速发展加快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利用因特网的电子商务的发展，将会给企业和个人带来巨大影响；等待人们的未来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竞争社会，我们将被投入到名副其实的“高度竞争”潮流，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第三，从国营企业特别是从经济实力雄厚、技术力量强大的大型国有企业着手，组织强大的攻坚力量，拿下实现网络化的制高点。首先建立起以Intranet网络为依托的现代化管理系统和管理制度，并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期里开发出自己的核心功能；其次，在现代化组织管理以及如何创立企业自己的核心功能两个方面要创造成功范例，以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再次，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迅速发展信息化产业。因为世界网络经济发展的形势和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要求已不允许经过极其漫长的岁月缓慢地建立起自己的网络经济体系。第四，国家、企业都必须制定激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建立起国家激励企业、企业激励员工的技术创新激励体制。从不同角度采取一系列强化技术创新的措施。技术创新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观，是发展生产力的动力源泉，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增长点，应把充满活力的技术创新看作是经济繁荣的动力。问题是什么是技术创新，如何才能激励员工不断创新。实践证明，技术创新首先是观念创新。发明不一定是创新，发明者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将发明转化为社会经济活动，并且发挥了显著经济效益，此项发明才能被认定为创新。因此创新的第一要求就是和市场结合，而技术含量的高低则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市场在不断变化，创新的成果都是暂时的。只有在别人否定你以前自己先否定自己，自己不断地“打倒”自己，才能永远不被别人否定和打倒。第五，加强资金的科学管理。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钱一定要花在最需要的地方上。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要严格发放、管理，对科研成果必须要有准确的界定。奖励和惩罚得当才能起到促进作用；反过来说，发了许多奖金却见不到于国于民有何效益，倒是助长了一些不良心理和不良现象的发生。这些东西并非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正视这些和解决这些问题。今天，国家投资的大型项目依然是国营单位，如果没有一套科学的、并且能付诸实践的管理机制，很可能使巨资付之东流，而实现网络化则成为空话。三、我国发展网络经济的策略笔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世界若干著名企业发展网络经济的成功实例，在此基础上，兹根据我国的现状提出若干适于我国发展网络经济的基本策略。1.基于Intranet的管理信息系统基于Intranet的管理信息系统，是通过防火墙连入Internet网络，使企业、单位与外部世界完全沟通的一种网络模式。它要求按照现代化管理的需要，重组信息在Intranet网上的流向，并根据信息的流向重构组织结构，从而将管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借鉴许多成功的经验。2.组织结构重构策略组织管理结构重构是根据信息流程进行改造而形成的，其特点是：组织扁平化，无中间层次。高层领导在互联网时代所实行的是扁平化管理，不通过分层就可以彼此间协调。因此要求每个个体不是在分层结构里协调，而是自己就要有协调的功能。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一个个体就相当于一个全息的子因素，可以和周边元素实现自由组织、自我协调、自我融合。过去没有这种元素，就只靠金字塔似的整个系统进行协调。在工业时代，通常存在制造能力不足的情况，管理问题是管理的核心问题，而领导问题则是管理之外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领导的成分在管理中膨胀。由于信息可以充分获得，领导可以对市场直接进行反映和决策，并在形式多变的情况下判断方向，操纵企业的生死存亡。现在企业大批量生产的工业特征正在衰退，管理操作相对处于次要位置。领导者要从具体的事务性操作跃升到战略目标的管理，就不能不采取组织结构重构这一策略。3.先发优势策略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灵魂。在网络经济的环境下，不仅需要创新，还需要“抢滩”。赢家通吃现象说明的是一种结果，而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这种结果是如何形成的。混沌理论认为，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一开始小小的领先，可能变成日后大幅度地领先，从而占据优势位置。然而企业竞争的均衡经常是不稳定的。任何时刻都可能有一个微小力量在开始孕育，逐渐发挥其巨大影响。一次均衡被打破，先发优势便明显地表现出来。哈梅尔(Cary Hamel)和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认为，培育产业先发优势是实现产业领先的重要策略之一。4.培养核心能力策略鉴于赢家通吃现象的存在，要想在网络经济时代有所作为，就必须选定目标，努力成为自己所在领域中的佼佼者。为达此目的，在发展网络经济的征途上，企业必须选择培养核心能力的策略。而该策略要求企业要追求专而精，根据自己的有利条件找准市场定位，在小范围内选择自己的专攻领域，谋求专业化的发展方式。趋向专业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取向；同样，在网络经济中，没有专业能力的企业就会无法生存。因此，为了取得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企业常把知识和技术依赖性强的高增值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把低增值部门虚拟化。所谓虚拟化是指业务外包，即将价值链上的薄弱环节外包给世界上最好的专业公司去做，而又不会把企业与客户分开。事实表明，最成功的专业公司或企业，都是把主力技能留给自己来做的。在这里，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起着关键作用，在没有认清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之前，从外包中获得利润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都是让公司尽可能简化，以全力贯注于强过竞争对手的领域。在企业竞争领域日益模糊的网络经济中，“你无我有”才是真正的竞争优势。5.标杆管理和大规模定制策略所谓标杆管理，是指这样一种策略：在同行中选择自己学习的榜样，即树立标杆，以此发现别人的优势，尽可能使自己也获得这样的优势；同时寻找自己企业的劣势，尽可能消除这种劣势，或将其转化为优势。在实施这一策略时，必须注意：由于网络时代的竞争领域已趋于模糊，标杆管理的参照企业选择范围要广泛一些；另一方面，网络经济时代的竞争远远不止于现存企业之间的竞争，应该着眼于来自生产替代产品或提供替代服务的公司的竞争，以及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因此，企业要有预测能力。只有这样，标杆管理策略的实施方能收到预期效果。大规模定制策略的选择，乃基于这样的事实：大规模定制可能成为下半个世纪企业的组织原则。如同大批量生产是本世纪企业的发展原则一半，这两种发展原则是水火不容的，后者支配着“一对多”的关系，而前者则要求企业不断与消费者对话；大批量生产成本效益高，而大规模定制却是一种可以减少库存的灵活制造技术。大规模定制相对于大批量生产有两大优势：它满足了顾客的要求，充分利用了新的先进技术。互联网使公司快捷地将在线订货单上的数据传送到工厂车间，加强了制造者与销售者的直接联系。最重要的是，互联网可使公司企业很方便地同每位顾客进行一对一对话，能够确切了解他们的爱好并作出反应。反过来，互联网也常常是顾客了解公司的快捷途径，通过互联网，他们可以尽快地知道哪家公司能提供最令其满意的产品。可以说，这种大规模定制策略是未来企业广泛采用的管理策略之一。【参考文献】 [1]纪玉山：《网络经济的崛起》，载《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5期．[2]陈守明：《网络经济中的赢家通吃现象与企业对策》，载《外国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11期．[3]陈明杰：《什么是知识型企业》，载《中国经济导报》1999年第3期．[4]张瑞敏：《创新―海尔文化的灵魂》，载《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1999年第11期．[5]马文：《数字化定制经济》，载《工业企业管理》1999年第7期．[6]庄玉良：《企业信息化建设新思路：基于BPR的MIS开发战略》，载《中国软科学》1999年第4期．[7]陈晓剑、周良冬：《外包的意义及实现形式》，载《中国软科学》1999年第5期．[8]杨有玉：《电子商务：前景光明》，载《经济问题》199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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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学报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1999年 第19卷 第1期 Vol.19 No.1 1999硫对IN718合金蠕变性能的影响宋洪伟 郭守仁 胡壮麒摘要： 研究了常规和掺杂0.02wt%硫的IN718合金的蠕变行为。结果表明，硫降低IN718合金的蠕变抗力，使表观蠕变激活能由678.5kJ/mol减小到634.8kJ/mol。计算表明，硫的危害主要来源于其对晶界扩散的促进作用。关键词： IN718合金； 硫； 蠕变； 晶界扩散中图分类号： TG1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5-5053(1999)01-0013-04Effect of sulfur on creep behavior of IN718 alloySONG Hong-wei GUO Shou-ren HU Zhuang-qi(Institute of Metal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yang 110015, China)Abstract： The effect of sulfur on the creep behavior of IN718 alloy has been investigated.The results show that sulfur decreases the creep resistance of IN718 alloy.Increasing sulfur content to 0.02wt% causes a reduction of the aparent creep activation energy from 678.5kJ/mol to 634.8kJ/mol.The harmful effect mainly arises from the enhanced diffusion along grain boundary by sulfur.Key words: IN718 alloy； sulfur； creep； grain boundary diffusion硫一直是高温合金中公认的有害元素之一［1］。事实上，有关硫对工业高温合金影响的系统研究只是从70年代才真正开始［1］。最近，有一系列文献报告了有关硫对IN718合金影响的新的研究结果［2～5］。本文重点研究了常规和掺杂0.02wt%硫的IN718合金的蠕变行为。有关这2个合金持久性能的试验结果已经在文献［5］中做了详细报告。1 试验方法1.1 试验材料的准备2种试验合金取自同一工业IN718母合金，并经真空熔炼成每个重10kg的锭。其中标号为M的试验合金不掺杂任何元素(残余硫含量为0.002wt%)，标号为dS的合金只掺杂0.02wt%硫；2种合金的残余磷含量都是0.003wt%。试验合金经1110℃×10h均匀化处理后，在1100℃锻造成截面为35mm×35mm的棒料，再在1100℃轧制成φ16mm的棒材。蠕变试棒均经过标准热处理：965℃×1h空冷，720℃×8h炉冷(50℃/h)至620℃×8h空冷。有关试验材料制备的详细描述参阅文献［5］。1.2 蠕变试验蠕变试样的原始截面直径为8mm，原始计算长度为100mm。采用3支热电偶控温，另外接出3支热电偶进行温度监测。所有试验均进行至蠕变第3阶段。2 试验结果图1a和b分别给出了不同试验应力和温度下2种合金的稳态蠕变速率。显然，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dS的稳态蠕变速率总是高于M。由此可见，掺杂硫对IN718合金的蠕变性能有害，但这种危害并不十分显著，这与文献［5］的持久试验结果基本一致。图1 稳态蠕变速率对试验应力(a)和对温度(b)的依赖关系Fig.1 Stress (a) and temperature (b) dependence of steady-state creep rate,where creep rate in (b) has been normalized by a factor of μb/kT一般地，稳态蠕变速率符合如下的Dorn方程［6］(1)式中：σ是应力，n是应力指数，D=D0exp(-Q/RT)是晶格扩散系数，D0是频率因子，Q是扩散激活能(即表观蠕变激活能)，μ是剪切模量，b是Burgers矢量，k是Boltzmann常数，T是绝对温度，A是一个无量纲常数，取μ=90190-30T(单位为MPa)，b=0.249nm，分别对图1a和b的数据进行线性拟合，结果列于表1。由表1可见，在试验误差范围内，硫对应力指数n没有明显影响。硫的作用主要集中于表观蠕变激活能Q：掺杂0.02wt%硫使Q值由678.5kJ/mol减小到634.8kJ/mol，从而降低了IN718合金的蠕变抗力。表1 按公式(1)确定的蠕变参数Table 1 Creep parameter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Dorn equation(1)AlloynQ/(kJ.mol-1)M6.21681.0dS6.23634.83 讨 论尽管硫的具体作用机制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硫的作用与某种晶界效应有关［1～5］。Auger分析已经证实，硫偏聚于IN718合金的晶界［7］。然而，前面的计算所依据的Dorn方程(1)并未直接包含晶界参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应用本文导出的多晶体蠕变宏观方程［8］：=(1+β gb)g (2)式中：是多晶体总的宏观稳态蠕变速率，β是与试验温度和应力无关的材料常数(称为晶内-晶界交互作用系数)，g和εb分别是晶内和晶界的平均稳态蠕变速率，二者都具有Dorn方程(1)的形式，即(3)式中：d和p分别是晶粒直径和晶粒尺寸指数，其余参数的意义与Dorn方程(1)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各个材料参数要加下标g或gb以注明晶内或晶界。为了简化计算，假设：就稳态蠕变而言，硫只影响IN718合金的晶界扩散系数Dgb，而对晶内扩散系数Dg和应力指数ng以及晶界应力指数ngb都没有影响。令p=0，μg=μgb=90190-30T(单位为MPa)，利用一个非线性最小二乘法程序，用式(3)拟合本文图1所示的蠕变数据，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见，掺杂硫使晶界扩散激活能Qgb有所减小。根据式(2)和(3)，晶界扩散激活能的降低将促进晶界滑动，从而导致试样总的宏观蠕变速率的提高。文献［5］提出的硫促进IN718合金晶界氧化机制可以用硫对晶界扩散的影响来解释。在空气中进行持久试验时，自表面沿晶界侵入的氧受晶界扩散的控制，硫因促进晶界扩散而促进试样表面晶界的氧化，从而损害了IN718合金的持久性能。表2 按公式(2)和(3)确定的蠕变参数Table 2 Creep parameter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equation (2) and (3)AlloyngngbQg/(kJ.mol-1)Qgb/(kJ.mol-1)MdS4.52.0415.02276.1239.34 结 论(1)硫降低IN718合金的蠕变抗力，掺杂0.02wt%硫使表观蠕变激活能由678.5kJ/mol减小到634.8kJ/mol。(2)计算表明，硫的危害主要来源于其对晶界扩散的促进作用掺杂0.02wt%硫使晶界扩散激活能由276.1kJ/mol减小为239.3kJ/mol。作者简介： 宋洪伟(1962-)， 男，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沈阳 110015参考文献：［1］Holt R T,Wallace W.Impurities and trace elements in nickel-base superalloys.IntMet Rev,1976(21):1～24［2］Xie X S,Liu X B,Hu Y H,et al.The role of phosphorus and sulfur in Inconel718.In:Kissinger R D,Deye D J, Anton D L,et al， ed.Superalloys 1996.TMS,Warrendale,PA,1996,599［3］Hu Z Q,Sun W R,Guo S R.Effect of P,S and Si on the solidification,segregation,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in Fe-Ni base superalloy.Acta Metall Sinica,English Letters,1996(9):443～452［4］Guo S R,Sun W R,Lu D Z，et al.Effect of minor elements on microstructure and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IN 718 alloy.In:Loria E A，ed.Superalloys 718,625,706and Various Derivatives.TMS,Warrendale,PA，1997,521～530［5］宋洪伟，郭守仁，卢德忠等.掺杂硫对IN718合金的影响.金属学报，1999，35(3)：281～284［6］Mukherjee A K,Bird J E,Dorn J E.Experimental correlations for high-temperaturecreep.Trans ASM,1969(62):155～179［7］Thompson R G,Koopman M C,King B H.Grain boundary chemistry of alloy 718-typealloys.In:Loria E A， ed.Superalloys 718,625 and VariousDerivatives.TMS,Warrendale,PA,1991.53～70［8］Song H W,Gou S R,Hu Z Q. Equation for non-diffusion creep of polycrystals.Submitted to Mater Sci Eng A,1999,A252收稿日期： 199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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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335 【原文出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石家庄 【原刊期号】199504 【原刊页号】36-43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陈洪 【复印期号】199602 【 标 题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 正 文 】 摘要 本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有三种倾向：文化心理、历史逻辑和语言意象。就性质而言，文化心理和语言意象两种研究倾向主要属于研究内容方面的拓宽与深化，其区别在于：前者是以文学为中心指向“外部”世界的研究，后者是从“外部”世界指向文学“内部”的研究。而历史逻辑的研究倾向则主要属于研究方法方面的转换。笔者以为，文学史研究革新质的突破点在于历史观、哲学观的更新，亦即思维方式的更新；未来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在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新思路。关键词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文学史研究 基本走向 倾向＊ ＊ ＊从1904年林传甲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问世迄今，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历程已沿续了近一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思想意识闸门的开启、“重写文学史”热潮的涌动，中国文学史研究革新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于是，这种革新的未来走向问题，便成了本世纪末文学界，特别是古代文学界，所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我们看来，文学史研究革新质的突破点在于历史观、哲学观的更新，亦即思维方式的更新；未来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在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新思路。一有论者认为，本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有三种倾向：文化心理、历史逻辑和语言意象。〔1〕就性质而言， 文化心理和语言意象两种研究倾向主要属于研究内容方面的拓宽与深化，其区别在于：前者是以文学为中心指向“外部”世界的研究，后者从“外部”世界指向文学“内部”的研究。而历史逻辑（即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倾向则主要属于研究方法方面的转换。在中国当前古代文学史研究的状况下，方法的转换更具有深远的历史革新意义。从文化或心理角度切入文学史的做法，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2〕前一句话强调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后一句话的意思可以用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的说法解喻：“文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3〕至于孔子的《诗》可以“兴、观、群、怨”说（王化政教），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以及由荀子开启的“文以载道”说，亦可以视为广义的文化批评。不过中国古代文人“陋于知人心”罢了。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文化”一词的涵义是十分丰富的，它涉及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说文学史是文化史，实际上已经包括了通常所说的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各种文学史研究方法。我国学术界用“文化心理”一词来概括某种研究倾向，其用意是可以理解的：一是为了区别于单纯的社会学、心理学或历史学研究方法，二是为了强调文化学总体研究方法中的心理学分枝。这种研究倾向的实质，是为了丰富文学史研究的内容，把文学史研究从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这一点作为文学史研究内容方面的发展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仅仅如此，则意义也就不大了。值得说明的是，王钟陵教授在《文学史新方法论》中所阐述的文化心理路径同勃兰兑斯的理论有深刻而重要的区别，同时下流行的做法也有显见的不同。例如从民族思维发展的角度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演变，就敏锐地抓住了文化――心理与文学史之间根本性的内在联系。语言意象的文学史研究倾向实亦有其“本源”。中国古代的章句之学，是由字到句再到章以至篇的文本细读，它包含着现代意义上的语言意象批评方法，只是在外在理论形态上有所不同。语言意象文学批评的近源应当是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文本细读原则而来的，其着眼点在文学的“内部研究”。用这种方法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是其长，而将之用于文学史的剖析则是其短。因此，用语言意象批评建构的文学史模式是不完整的，它只能揭示一些共时性的文学现象的意义，而无力于揭示一些历史性的文学史现象的本质。在实践中，这种批评方法并没能树立起成功的文学史典范著作。严格说来，语言意象批评只是与文学作品密切相关的理论，而不是与文学史相关的理论。要注意区别的是，新批评的语言意象分析方法与欧洲大陆所谓的“语言诗学”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探讨语言结构、功能、意义等的文论，后者是将语言视为“存在的家园”的文论，二者不相侔。因此，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心理研究倾向虽然在文学史内容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并不具备革新的意义。语言意象研究倾向由于过份地关注文学的“内部”关系，因而成了一种封闭式的研究方法，从而失去了建构文学史模式的品格。当韦勒克、沃伦提出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性的“透视主义”文学史观时，他们其实已经超脱出新批评理论原则的樊篱（参见《文学理论》第十九章）。文化心理研究方法所建立的文学史与文化的关系是岛屿与海洋式的相互显隐关系：岛屿既突出于浩瀚的大海之上，又植根于深邃的大海之底；语言意象研究倾向所建立的则是冰山与海洋式的相互映衬关系：冰山漂浮于海面，却没有根基。比较起来，岛屿的前景显然是乐观于冰山。尽管如此，在实质上，两种倾向都是在进化论文学史观和实证方法基础上（如丹纳、勃兰兑斯那样），对文学史研究内容、范围方面进行加宽拓深的的一种“改良”，其路径在中外都是传统的，了无新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评价，这类文学史著作的增加是数量的增多，而不是质量的改变。关于此点，无须在此费舌去从我国近十年来涌现的一批文学史新著中一一指认了，相信有识者自能领会。于是，在中国文学史学未来前景中，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倾向便格外令人瞩目了。在这方面，王钟陵教授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先锋代表。他以其震憾整个文学界的《中国中古诗歌史》巨著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突破，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革新的道路上树起了一座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正如傅璇琮、钟元凯所评：“从学术上说，王钟陵的这本书表现了重建科学的文学史观的严肃企向和尝试。”“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一旦问世，一个新的参照座标就出现了，以往所有的成果都会在这个座标上或升或降地变换原先的位置。”〔4〕科学的进步往往依赖于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崭新理论的产生。王钟陵先生关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文学史观，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揭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未来基本走向的（本文重心不是谈其实践成就）。二文学史是具有历史品格的学科，它既要求撰写者具备“观千剑而晓器”的卓越的文学审美能力，又要求拥有“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闳大的历史眼光。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王钟陵先生正是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上来创立其云外高瞩的文学史观的。“历史真实的两重存在性”原理，是王钟陵教授贯彻其“（文学）史的研究就是理论的创造”之原则的重要支撑点之一。〔5 〕在他看来，历史首先存在于过去的时空之中，这是历史的第一重存在，是它的客观的、原初的存在。这种存在已经消失在历史那日益增厚的层累之中了。然而，书籍、文物以及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中仍然留存着过去的印迹。真实的历史往往依赖于人们对这些存留的理解来复现，因此历史便又获得了第二重存在，即它存在于人们的理解之中。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两重存在不是指哲学最高范畴“存在与思维”的存在，而是作为一般“有”意义上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在使用“存在”概念时，在不同场合就具有着这两种用法。列宁说：“在物质之外，在每一个人所熟悉的‘物理的’外部世界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但谈到意识时列宁又说：“说不论思想或物质都是‘现实的’，即存在着的，这是对的。”同时他也赞同狄慈根的一个观点：“精神和物质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都是存在着的。”〔6 〕如果从列宁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存在”含义去理解“两重存在性”，就不会产生“历史真实怎么会存在于人们理解之中”的疑问了，就不会执著于“存在就是物质”的片面提法了。区分历史真实性具有两重存在性的意义在于端正对历史认识的态度。在认识过程中，客观的、原初的第一重存在是目标，主观的第二重存在是途径。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文学界只看到并执著于历史的第一重存在，没有认识到历史的第一重存在是必须通过历史的第二重存在而被认识的，于是在研究工作中虚想出一个与任何认识主体都毫无关系的绝对客观的历史真实来，并极力排斥研究者的主观创造性。这是对历史真实的极大误解。另一方面，由于现象学、存在主义、接受美学、解释学等西方思潮的东渐，我国一些学者又片面地强调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性，从而导致了另一种极端倾向的抬头。在主、客观，主、客体之间，仿佛悬着一根极其难走的钢丝绳。历史真实的两重性存在原理，是一种消除主客观、主客体对立的历史哲学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历史的第一重存在要求对文学史作“原生态式的把握”，历史的第二重存在则要求对文学史作“逻辑”的把握。在研究阶段中，二者可以有所侧重，但在整个过程中，二者是不可偏废的，即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客观性是通过逐步接近而困难地达到的”。〔7 〕所谓“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是一种从时、空、质上逼近历史第一重存在的具体方法。其主要内涵有三：（一）作为一种致知取向方式，它意在尽量浑泯主、客体之间的畛域。换句话说，它要求文学史家在撰述过程中，主体的心灵与客体的对象相互生成、相互浑融，达到“神与物游”的境界，而非“纯客观”的自我。（二）要求从复杂的时间，空间变化上去把握文学史巨系统运动发展的多样性、曲折性、无序性和随机性等等。（三）要在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中去把握文学史运动的具体环节和总体进程，即一方面要对材料作精细的爬梳、整理，作考古式、乾嘉朴学的发掘和复原，一方面把具体的材料进一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中归纳、提炼出逻辑的概念、范畴，进行辩证地批评。〔8〕所谓逻辑的把握，是指侧重于历史存在的第二重的把握，是用“科学的逻辑结构”叙述文学史运动的方法。这一新思路旨在将原生态式的把握与科学的逻辑叙述结构结合起来，以臻历史感性与逻辑理性有机统一的高境。这种统一性在于：一方面运用一系列概念、范畴和命题对对象所包含的各种矛盾的形式、发展进行辩证地叙述、整体性地考察；另一方面这些概念、范畴和命题的形成，是来自于对大量历史事实进行逐级抽象、高度概括的结果，而不是仅仅靠大脑作纯思辨推演的结果。换句话讲，统一是在“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以至“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与“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9〕的两个过程中实现的。因此，这样的统一是由高度抽象而达到的云外高瞻的理论视点与丰富的流露着活泼泼生机的原生态感性具象有机结合的统一。概念、范畴抽象、规定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然而也是易于理解的。关于此点，《中国中古诗歌史》已作了十分成功的演示，在此不用冗言。而抽象规定的具体再现的过程，则是更为艰难的，故极易遭人误解。这里试根据《文学新方法论》第四、第五章有关论述作些个人的理解说明。王钟陵教授所主张的“新逻辑学”思路的建立，首先是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的批判和吸取。肯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用辩证逻辑方法叙述历史运动的规律性，是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两大贡献。但是，由于黑格尔的整个学说是建立在“绝对理念”这一最高范畴基础上的，因而他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缺陷以至于致命的错误。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上，黑格尔视历史的发展为逻辑理念的显现，因而常常用先验的逻辑次序去剪裁历史；黑格尔的逻辑次序，是由一组矛盾沿着正、反、合一个单线方向，有着绝对目的地展开的，所以他的历史发展观具有螺旋式上升性、目的性、单线性的死板特征，忽视了历史发展的非永恒向上性，非绝对目的性、非单线性等特殊、偶然、随机的方面。王教授的新逻辑学则在充分肯定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又强调了历史矛盾的多组存在（而非一组），从而对黑格尔的逻辑次序作出了改造，得出了历史矛盾的辩证发展同时具有偶然性、随机性、无序性等特征，使逻辑符合于历史而不是象黑格尔的那种头足倒置。其次，“新逻辑学”思路亦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逻辑方法中汲取了更多的营养，同时也注意将之发展成适应于历史领域研究的逻辑学方法。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恩格斯曾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作过较为集中的阐述。他说：“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逻辑方法，不是单纯的历史、逻辑方法，而是指历史与逻辑统一的两种方法：前者指从历史出发的统一，后者指从逻辑出发的统一。然而，许多论者只看到了这段话里的从逻辑出发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却忽视了隐含在其中的从历史出发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更没有看到这两种方法的差别。从逻辑出发的统一，是共时性的统一，是将历史考察纳入共时性的逻辑分析模式中的统一。这种统一的重心所在正如恩格斯所说：“采用这种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象。”〔11〕这种统一的共时性在于，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12〕这是说范畴的安排是从逻辑结构出发的，而不是从历史顺序出发的。因此，列宁在谈“哲学上的‘圆圈’”时说：“人物的年表是否一定需要呢？不！”（《谈谈辩证法问题》）从历史出发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一种历史性的统一，是按照历史历时性的先后顺序来展开逻辑结构的统一。上文说过，逻辑学的研究方法有两个过程：从完整的表象中蒸发出抽象的规定的过程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过程。前者适用于任何一个研究对象。而后者作为叙述方法，则应该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比如探讨文学史中的某一现象，不妨采用将历时性考察化入共时性逻辑分析的研究方式；而要写一部纵向性的文学史著作，则应当采用从历史的先后次序来展开逻辑的研究方式。从历史出发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研究方式，是王钟陵先生在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过程中，受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启发而创立的新逻辑学思路。根据这一思路，不是逻辑显现为历史（如黑格尔所说），或历史验证了逻辑（如恩格斯所说），而是逻辑说明了历史，历史展现了逻辑。这一思路是以“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中所说的新历史发展观为基础的。它承认历史中具有逻辑结构，但否认这种逻辑结构的预成性、目的性、单线性；它要求从历史事物的内在矛盾性中寻求辩证逻辑的发展进程，但不是片面地强调矛盾的某一方面，因而它具有着时空并包并相互转化、必然与偶然相统一、多线性与随机性相交融的特征，具有着活泼泼的历史感性与睿智的逻辑理性交相辉映的光彩！在西方学术史上，发源于古希腊的形式逻辑具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康德、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开始接触到感性的内容。然而真正将逻辑形式与感性内容相结合的，当始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现代逻辑实证主义虽以反对形而上学为鹄的，却走上了愈来愈纯思辨的道路，逻辑形式分析的对象萎缩得只剩下语言了。在传统形式逻辑中发展而来的数理逻辑、关系逻辑等，亦只剩下形式的空壳。从西方逻辑学发展的基本背景中，我们不难悟出王钟陵先生为什么要从“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学思路出发，来建立其“文学史新方法论”的原因了。三我们之所以认为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方式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基本方向，主要原因有二：它切合了中国文学史研究学科的发展需要，切合了中华民族思维完善的发展需要。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3〕新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总体情况而言，目前一些文学史著作所采用的方法是历史的、艺术的分析方法。在中国悠久的史官文化和朴实的乾嘉治学传统的影响下，文学史著作会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史”。姜书阁先生《骈文史论》著述大意在于：“述二千年骈体文学之起源、发展与夫演变、衰亡之迹，并于历代各家各派之观点、主张及其创实绩，略以已意有所评论”（自《序》）、郭预衡先生说他在《中国散文史》一书中意在避开作品评论、赏析的角度，“从史的发展论述中国散文的特征”（《序言》）。这类文学史著作都高度重视材料的整理，注重对文体、流派、主题等史迹的勾勒，带有中国史书“实录”的传统色彩。近几年来，由于对庸俗社会学方法的厌弃，文学史著作开始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努力运用艺术审美的方法。曹道衡、沈玉成合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亦意在将南北朝文学作为特定文化背景中一个组成部分看待，加强对作品审美价值的估价（《前言》）。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则想从士人心态的角度来揭示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和美学特征。但这类史著中的多数常常只是就作品而谈作品，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因而还不具备审美的品格。历史与艺术分析（个别达到审美）的方法主要属于感性的叙述、判断、实证，在文学史学科发展上没有根本性的前进意义（如前文所说）。而与历史、审美相结合的逻辑学方式，在中外文学史研究领域甚至人文不科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先进性。西方文学史著述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法国是中心”。20世纪迄今，“文学史研究在各国伴随着理论的活泼而发展”。〔14〕以丹纳、朗松、勃兰兑斯为代表的文学史及其著作，主要特征是把文学史作为文化史的一个部分或作为民族精神史来写，方法上与进化论、实证主义、心理学联系紧密。进入本世纪以来，文学史研究逐步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由民族文学史转向比较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出现向文学史内部掘深和向文学史外部范围拓宽的两大趋势。韦勒克、沃伦的“透视主义”文学史观认为要综合历史地把握文学史、要整体地考察变化中的文学历程，代表了“文学内部研究”的倾向。自50年代起苏联伊瓦肖娃著的多卷本《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鲍戈斯洛夫斯基的三卷本《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和80年代苏联集体编写的六卷本《苏联多民族文学史》和多卷本《世界文学史》等，都反映出总体史、比较史、世界史的“文学外部研究”（横向的）倾向。另外，被称为“文学史革命性文献”的尧斯的读者文学史观（文载《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中译本），则独树一帜。上述诸文学史观的发展其实都不出历史与艺术分析（或审美）两大范围，所不同的是研究方向、重心有所变化而已，虽然它们所依据的哲学观、美学各有不同。黑格尔天才地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引入了西方艺术史研究的领域，但遗憾的是，这种新的思路并没有引起西方文学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与西方现代哲学、文论（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走向分析、非理性的大趋势应有关。中国文学史研究在经历了历史与艺术分析两大阶段的长期徘徊之后，终于由《中国中古诗歌史》开启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新方向。此后，陶尔夫、刘敬圻合著的《南宋文学史》也尝试运用逻辑的方法分析南宋词史的矛盾发展、变化。钱志熙认为文学史研究在审美、历史之上运有逻辑方法，作出“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还处于前逻辑方法”的阶段的结论。〔15〕不过他所说的逻辑方法是文学实现其自身本质过程的研究方法，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思路无缘。韩经太认为“没有新历史观与哲学观的自觉，就很难在文学史建构的思路上取得质的飞跃”〔16〕这种感悟是对的，但过于笼统了。在哲学界，我们有幸看到了冯契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发展史》，不过冯先生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所说的共时性的统一。客观地说，我们难以再例举出其他运用或要求运用逻辑学方法的论著、论文了。但是，学科前进的方向不是由数量决定的，而是由质量决定的。人人都习惯、熟悉的方法，决不是有发展前途的新方法。在中国，逻辑的运用是具有改变人文学科方法论意义的方法革命，而不是内容的“改良”（这不是不要内容）。或许科学哲学的一些观点能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史学科需要逻辑学方法问题作深入思考。在一些科学哲学家看来，科学进步、知识增长的模式主要有三：一是逻辑实证主义者赖欣巴哈的“静态积累”模式（参观《科学哲学的兴起》），二是批判理论主义者波普尔的“动态不断革命”模式（参见《科学发现的逻辑》），三是历史主义者库恩的“阶段革命和不断革命相结合”模式（也称“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交替”模式，参见《科学革命的结构》）。至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进化与退化竞争模式，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方法论模式，夏皮尔的科学实在模式等等，都是前种图式的演变而已。比较而言，赖欣巴哈和波普尔注意到了科学发展的量变与质变、静态与动态的问题，但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还是库恩。库恩用“范式”的有、无和变化为标准来划分学科为“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是极富启发意义的。在我们看来，王钟陵教授用“历史真实的两重性存在”原理、“整体性”原则、“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和“历史性的历史与逻辑统一”思路等创立的“文学史新方法论”，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研究科学“范式”的诞生，预示着中国文学史学一场“革命”的到来。虽然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是多元的，但能在实践与理论上建立“范式”的，毕竟因为时代的限制而寥若晨星。某一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自然以有“范式”的研究方法为其前景，但它并不排斥多样化的尝试。中国文化目前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文学史学科是需要“阶段革命”还是“不断革命”（量变与质变），确是发人深省的。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学史研究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为其未来的基本方向，决定于中西方民族思维特点和其发展趋势上的差异性、互补性。东、西方思维的特点一般被认为：西方属于抽象的、逻辑的、理性的类型，东方（以中、印为主）属于整体的、直觉的、经验的类型。这在前几年文化热的大讨论中已达成共识。但在考察东、西方以思维方式完善为基础的文化发展趋向时，人们常常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近百年来我们一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无逻辑、无语法这些基本特点当作我们的最大弱点和不足而力图加以克服的（文言文改造为白话，主要即是加强了汉语的逻辑功能），而与此同时，欧陆人文科学、哲学却恰恰在反向而行，把西方文化重逻辑、重语法的特点看作他们的最大束缚和弊端力图加以克服”的。〔17〕西方所谓“语言哲学”是一种弱化、消除语言逻辑功能的非形而上学、非逻辑的哲学，是一种以语言为其家园的哲学。这是本世纪以来席卷西方人文各学科的普遍思潮。其实思维方式的优劣、利弊都是相对而言的，西方的逻辑、抽象并非一定是理性主义的痼疾，东方的非理性的直觉亦不必是保护自己以至拯救西方文化的万应良药。透过东西文化反向而行的表象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向对方逆向转变的实质是思维方式自觉或不自觉的融合。思想的交流是一个重新理解的过程，具有增殖性，不象货币那样等值交换。换句话说，思想及思维方式一经交流就不再是自己的原来了，而往往是交流双方原来底色的调合、融合。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东西方思维具有互补性，双方通力合作将可以产生一种崭新的、更加广阔而同时又意识到自己局限性的理论，以及一种崭新的、建立在更牢靠基础上的直觉。从这样的背景来展望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便可以看到它在世界文化相互“整合”中朝逻辑、理性迈进的必然性了。（责任编辑 刘德兴）注：〔1〕《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漳州文学史观讨论纪要”〔2〕《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引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昂利・拜尔编《方法・批评及文学史》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4〕《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5〕《中国中古诗歌史・前言》，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6〕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7〕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8〕参见《文学史新方法论》第78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9〕〔10〕〔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122、15、110页〔13〕同上第1卷第10页〔14〕杨洪承《文学史的沉思》第30―32页，南海出版公司1993年〔15〕《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审美・历史・逻辑》〔16〕《江海学刊》1994年第6期， 《关于文学史学问题的几点感言》〔17〕甘阳《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中译本代序，三联书店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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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1161 【原文出处】鲁迅研究月刊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11～22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09 【 标 题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二） 【 作 者 】王富仁/柳凤九 【作者简介】〔中〕王富仁 〔韩〕柳凤九 【 正 文 】 4二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产生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绝大多数新文学的作家把自己的目光专注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描写和对自我现实苦闷的宣泄。作家们似乎刚从睡梦中醒来，睁眼看来，现实社会中到处是小说的素材，到处是诗的清泉，历史的记忆被现实的感受冲淡了，排挤了。除了在戏剧中还不得不到历史中去借用那些更完整的故事之外，诗歌和小说都被现实的热情占领了。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热情的引导下，现代历史小说几乎是在无人觉察的情况下又默默地生长起来。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现代小说的两个缔造者：鲁迅和郁达夫的创作实践中。众所周知，鲁迅是在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新文化运动中走上文坛的。他始终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中国国民性的解剖上。但是，中国的国民性并不仅仅、甚至也不主要是由现代的中国人一手造成的，它是中国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中国历史畸形发展的产物。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一篇现实题材的小说，但它揭露的却不仅仅是现实，不仅仅是现实社会个别人的罪恶，同时也是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文化传统：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舔。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在这些引语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在鲁迅所关注的层次上，是没有历史和现实的严格区别的。历史是发展的，但对于一个民族，乃至对于人类的整个历史，并不是在所有的层面上都有发展和变化的。在这没有发展变化的层面上，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对现实的解剖就是对历史的的解剖，对历史的解剖同样也是对现实的解剖。二者的不同是表现形式上的，是具体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具体的语言表达形式和人际关系的交际形式，具体的人文环境和物质生活环境上的。不难看出，正是在这里，发生着现实题材小说和历史题材小说相互过渡的广阔空间。关键仅仅在于，作者有没有需要与可能，把现实层面上的解剖转移到历史层面上去。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意识到，鲁迅作为一个具有了新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感受到的“历史的压迫”。鲁迅的新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不是在历史的典籍里获得的，不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内部形成的，虽然我们经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没有多少根据的。鲁迅的新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中形成的，是他在新的基础上思考中华民族的现实出路的过程中积垒起来的，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的文化背景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启发后发生的。但也正头来研究历史，研究文化，整理国故，提倡学术。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不是自己改造了历史，而是自己被历史所改造；不是自己占有了传统文化，而是自己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占有。因为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和文化，仍是中国古代人对中国古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书写。这里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过往的中国历史都是被中国古代人依照自己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所选择、所记述下来的，仅仅由这些被书写下来的事实自身，是不可能构成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只有在现实文化环境中才能产生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他对中国古代的历史事实掌握得越多，在这样一个范围中获得的“合理性”越充分，他就越是更深地陷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牢笼中去，越是更远地离开自己原有的初衷。在前的梁启超，在后的胡适，都走了这么一条文化的道路。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并不仅仅是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记述的那些人和那些事组成的，他们所记述的仅仅是这个浑融的整体中的枝枝节节，是在他们眼里的事实，而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则是无限复杂的。这样一个活的浑融的整体，不是由被记述的事实像排积木一样排列起来的，而是通过现实的人对现实社会、现实的人与人关系的感受和理解，借助历史事实的帮助，在想象中被重新我们认为，只要意识到这一点，鲁迅的第一篇现代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补天》）的产生就不是那么奇怪的了。谁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缔造者？谁是中国文化的创始人？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脉何在？是什么维系着中华民族绵延至今而未曾断绝？是为中华民族的现实出路而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创造活动的中国人，还是死抱着过时的教条对进行各种创造活动的中国人评头品足、挖苦嘲弄、嘁嘁喳喳的“国粹派”？这个现实的问题只有到远古人类创生期的历史源头处去观察和思考，而远古人类创生期的情景，也只有在现实人的艺术想象中才能得到本质真实的浮现。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女娲的形象才获得了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补天》取材于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是不是历史小说？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换一种问法：中国的历史应从哪里说起，中华民族的文化应以什么为本。西方的历史是从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中披露出的人的生存和演变状况说起的，乃至基督教文化也是从上帝造人说起的。只有在一个民族产生的远古时代，才能发现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本是什么？在那时，还没有我们后来人所说的文化，更没有后来人为人类社会制定的“道统”。创造一个民族的不是这些，而是人的生命，人的自然的生命力，人的本能的创造力量。有了这种自然的生命力和本能的创造力量，才有人，才有人的生存和发展，也才有了一个民族称为“文化”的东西。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为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发挥人的自然生命力和本能创造力量的，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为了自己的文化的；应该用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一个民族的自然生命力和本能创造力量的丰啬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而不应当用一个民族的文化规范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扼杀它的自然生命力和本能的创造力量。这是一个简单到不到再简单的真理。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中，中国的历史却成了一个没有“头”的历史。儒家史学是为了为政治统治者治国安邦提供政治经验的，女娲的创造是伟大壮丽的，中华民族的存在也是伟大壮丽的。正是由于中华民族有着这种自然生命力的基础和本能创造性的力量，它才绵延至今，没有被任何毁灭自己的力量所毁灭。但是，这却不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全部。如若如此，中华民族就不会落到鲁迅那时那种衰败、萎靡的历史困境中去。也就是说，鲁迅在这里不能仅仅演义中国古代女娲造人补天的这个神话故事。不论这个故事在古代的典籍中是怎样写的，但女娲的自然生命力和本能创造力量却没有得到顺利的传承，它被后来被称为“文化”的东西所亵渎了，所窒息了。鲁迅的艺术想象的空间必然大于这个独立的神话故事，他需要把国粹派所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东西全部纳入到与女娲的关系中来表现来描写。在这时，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道教文化和几千年间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势力，都被提交到中华民族的母亲女娲的形象之前来，并以它们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意义，衡量着它们的真价值。儒家文化到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什么？它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创造的。它仅仅寻求现实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为政治统治者的长治久安制定的一套人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是约束人的自然生命力、压抑中华民族的本能创造力量的。它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不肖子孙”，是术的构成，也必须在历史家记述和发掘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鲁迅的《补天》于1922年12月1日在北京《晨报四周纪念增刊》上发表，题名《不周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新型的历史小说。正像田仲济、孙昌熙两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所说：“如果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的话，那么，歌颂创造精神的《补天》则是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历史小说。《补天》同《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样，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并表明中国历史小说艺术发生的根本变革，为现代历史小说发展奠定了基石。因此可以毫无掩饰地说，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伟大的开创者和革新者。”（注：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55-456页。）《补天》之后，鲁迅在二十年代又发表了《奔月》、《铸剑》两篇历史小说。如果说《补天》是中华民族的创始者的悲剧，《奔月》则是中华民族的英雄的悲剧。英雄，只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人，但英雄精神却不能只为少数英雄所有。如果在一个民族里，只有少数的英雄才具有英雄的精神，而多数社会群众只沉沦在狭隘自私的生活里，那么，这少数的英雄就会白白为周围的人所牺牲：他的英雄行为起到的是满足其他人狭隘私利的作用，他的英雄精神则使他成为被人利用和欺骗的对象。羿是一个曾经射落九日、拯民于水火的英雄，嫦娥因为像羿这样的英雄能使她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而嫁给羿，逢蒙则因为学了羿的箭法可以出人头地而拜羿为师。他们自身都是毫无英雄的精神气质的人，都不想同羿一道从事创造性的劳动而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但是，英雄的业绩总是一时的，在更多的情况下，他只能像平常的人一样从事日常的劳动，在这时，嫦娥因得不到原来舒适的生活而不满于羿，结果偷吃不老药而独自奔月，逢蒙也因羿的名声影响他出人头地而企图用暗箭杀害羿。这是一个有英雄但却没有普遍的英雄精神的民族，多少英雄都被它白白的牺牲了，而到头来它仍然只能败于金、败于元、败于满、败于帝国主义侵略者。《铸剑》之后，鲁迅暂时中止了历史小说的创作，直到三十年代中期他才又补写了《理水》、《采薇》、《出关》、《非攻》、《起死》五篇历史小说，同二十年代的三篇合成一册，出版了他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后期五篇，虽然具体写于三十年代，但作为历史小说的一种类型，则是在二十年代就形成的。他在三十年代所继续的，仍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整体解剖。《理水》中的禹，是同女娲、羿、眉间尺、宴之敖者同一历史家族中的人物，是一个具有实践意志和革新精神的政治家，他领导人们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治理洪水，但包围着他的，却是一批腐败的官僚、鼓簧弄舌的文人和愚昧无知的灾民。在他未成功时，周围人歧视他、讥笑他，而成功之后，又用歌功颂德把他孤立起来。其余的四篇，表现的都是思想家型的人物。《非攻》中的墨子，体现了鲁迅对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理想。他的知识，不是一种谈玄说理的空话，而是为人类的和平、社会的进步服务的知识。墨子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同时也为此而辛苦奔波，切实思考。《采薇》中的伯夷、叔齐则是无力抗争，只以消极避世保全个人名誉的典型。《出关》中同时出现了中国古代两个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一个是老子，一个是孔子，他们都对社会人生的矛盾有着尖锐的认当我们把鲁迅的八篇历史小说综合起来观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中国古代一部完整的文化史和精神史。在这部历史上，有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的象征，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人物。在这里，有中华民族的创始者女娲的形象，她用自己本能的创造力量创造了中华民族，也为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有像羿这样的英雄人物，他用自己的超凡脱俗的技能为中华民族消灾除难，进行着诚实的劳动；有眉间尺和宴之敖者，他们是中华民族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的象征，用“吾与汝偕亡”的意志抗拒着残暴统治者的压迫；有禹，他是一个具有实践精神和革新精神的政治家，起着组织社会与大自然斗争的社会作用；有为社会的和平进行不倦斗争、用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社会的知识分子墨翟。但是，中华民族却没有把他们的精神转化为自己的整体精神，而把他们置于了极难发挥自己创造才能的困窘境地。在这里，作为他们的精神的消蚀力量出现的有下列几种人物：一是专制暴虐、争权夺利的统治者；二是谈玄说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漠不关心的知识分子；三是自私庸俗、愚昧的社会群众。《铸剑》中的大王是个专制暴君，是社会仇恨的制造者；《补天》中的共工、颛与社会无涉，也与文化无关，只是社会的旁观者，历史的界外人，关心的是个人眼前的实利，自己一己的命运，像一盘散沙，不相粘连。以上三部分人，充斥了中国社会上、中、下三层，从春秋战国贯穿到宋元明清，将中国脊梁式的人物分割包围，蚕食着他们的创造成果，磨损着他们的奋斗精神。灾难来时由中国脊梁式的人物去顶，灾难之后故态复萌，继续着原来的历史，重整昔日的文化。中国历史就这样进一步，退两步，径一周三，蹒跚了两千余年，蹒跚出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鲁迅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不是古今历史家用事实记述下来的“历史”。仅就事实，鲁迅用的只是历史家记录下的事实的一鳞半爪，即使这一鳞半爪，也未必是历史家所认可的确凿的历史资料。但就其历史的立体性和完整性，又是历史家的“历史”所无法达到的。从来的历史家，记述的都是历史的更为辉煌的一面，都是那些在历史的表层活动着的事件和人物，并且往往是脱离开它们的广泛联系之后的孤立的事件和人物。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在真实的历史中，辉煌的东西只是历史的偶然，平凡的才是历史的本体；在历史的表层上演的戏剧，是在历史的深层酝酿而成的，所有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是在自己的关系中产生和发展，它们的真正意义是在这关系中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比起鲁迅所写的“历史”来，所有历史家的“历史”都是残缺不全的。这残缺不全的历史需要补足。一般的历史小说家用的是在现实体验的基础上虚构出的历史人物和情节，而鲁迅，除此之外还直接运用了现实的体验，现代的事实，这就形成了《故事新编》的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的表现手法。必须看到，这种古今的交融，并没有歪曲了历史，也没有歪曲了现实的人物，因为在鲁迅所表现的层面上，原本是无所谓古与今的差别的。鲁迅的《故事新编》不仅是中国历史小说史上的一块丰碑，即使在世界的历史小说史上也应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的这种地位，我们可以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概括出来，即它实际是世界历史小说史上第一部现代主义的历史小说集。鲁迅之能率先把历史小说这一题材带向现代主义高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在先的西方历史小说家，主要是为了表现他们之前的一个时代的事件、人物或风俗，因而他们的表现都不是对历史的概括的、抽象的、整体性的表现，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文坛的鲁迅，产生的是综合地、抽象地、整体地表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企图，这使他能够超越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激情表现和现实主义历史小说的细节的真实描绘而走向现代主义高度哲理性概括和广义象征的表现中去。二、西方的历史小说家是在认同历史的基础上开始历史小说的创作的，而鲁迅更是在反抗历史的压迫、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进行批判的意图下走上历史小说的创作的。因此，他笔下的历史画面更是荒诞的、乖谬的乃至滑稽的，而这恰恰是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感受和态度。鲁迅的历史小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是以文化解剖为目的的，我们可以把他的历史小说称之为文化解剖型的历史小说。5稍后于鲁迅的《补天》，郁达夫在1923年2月《创造》季刊1卷4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历史小说《采石矶》。严格说来，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是由鲁迅、郁达夫两人共同开创的。作为小说家，鲁迅和郁达夫几乎是同时代的，但作为文化倾向和思想倾向，他们则分属于两代人。鲁迅属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发动者。这个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为宗旨的。但在鲁迅这代人眼里，新旧文化和新旧道德都是更带有整体的社会的性质，它们不是仅仅由哪一个人负责的问题，也与一个人的自身品质和动机的良否没有直接的关系。鲁迅也讽刺地表现了老子、孔子、庄子这样一些传统文化的代表者，但我们绝对不认为他笔下的这些人是品质低下的小人，即使像嫦娥、逢蒙这样的人物，也主要根源于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道德的问题更是一种文化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品质的问题。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继起的，是一代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在这时，新文化、新道德、新文学在名义上已经获得了胜利，他们实际上成了新文化、新道德、新文学的实践者，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把这些概念具体化、细碎化了。如果说鲁迅的历史小说在艺术把握的方式上更是由整体返向具体，由概括走向分析，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整体思考中具体刻画一个个个别的人物典型，而后来的青年作家则更偏向于由具体走向整体，由分析走向概括，把实感中的一个个个别的人物上升到典型概括的高度。这在异军突起的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确而具体。郭沫若在谈到郁达夫《采石矶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适竟然以最不公平的态度而向我们侧击。……但经他这一激刺，倒也值得感谢，使达夫产生了一篇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即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这篇东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也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冒昧了。（注：郭沫若：《历史人物・郁达夫》。）正像郭沫若所说，郁达夫的这篇历史小说是有感而发的，是在与胡适的论争中产生的。如果从文化分析的角度，胡适与郁达夫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和新进的社会派青年作家之间的矛盾。胡适的崇高的学术地位，使新进的、情感脆弱的青年知识分子感到压抑，积郁成苦闷，郁达夫的《采石矶》抒发的就是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苦闷、忧郁的心情。这个矛盾，不仅仅是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而且是自从有了知识分子以来就已经存在着的矛盾了。文化，是社会交流的手段；文学艺术，是社会情感的交流手段。每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都是在与社会交流的情感情绪需要的基础上从事创作活动的。他们需要进入到社会的交流市场上去，需要读者和评论家的认可。肯定使他们感到喜悦，否定使他们感到压抑。越是情感脆弱、感受锐敏的青年作家愈是如此。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说的“觅知音”的问题。但是，文化界又是有矛盾的，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审美倾向，也是有一个时代共同认可的学术规范和文学规范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青年作家在社会文化交流市场上，往往获得的不都是赞扬和肯定，而同时也有否定和贬责。这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交流欲望是一种压抑，特别是在这种否定和郁达夫和清代诗人黄仲则在身世和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黄仲则三岁丧父，郁达夫也是三岁丧父。两个人都属于感情丰富而意志力相对薄弱，才情横溢而理性相对欠缺的那种性格类型。在中学时，郁达夫就爱读黄仲则的诗，1922年左右在安庆教学时又细读了两遍黄仲则的《两当轩全集》。郁达夫说：“把那《全集》细读了两遍之后，觉得感动得我最深的，于许多啼饥号寒的诗句之外，还是他的落落寡合的态度，和他那一生潦倒后短命的死”，“所以在那时候，曾以黄仲则为主人公，而写过一篇《采石矶》的小说。”（注：郁达夫：《断残集・关于黄仲则》。）由于郁达夫和黄仲则性格和处境上的相同或相似，由于郁达夫写的是当时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采石矶》作为一篇抒情小说和历史小说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黎锦明曾说：“没有达夫的心性，我相信此篇在无论何人手中都不能写出来的，此篇特点是从那精炼的文字中表示一种单纯的情感。”（注：黎锦明：《达夫的三时期》。《达夫评传》，现代书局1932年版。）作为一篇抒情小说，郁达夫抒发了自己的苦闷和悒郁；作为一篇历史小说，郁达夫表现了像黄仲则这样的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感受和心理特征，而这些心理特征单靠古代诗文是不可能像现代抒情小说这样表现得细腻委曲但是，像郁达夫、黄仲则这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人生态度上也有一个天然的弱点，即往往把社会文化的矛盾个人化、道德品质化。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主要是儒家的道德文化，它把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分歧和矛盾都纳入到人的道德品质上来理解、来把握，这就把人对人、人对社会的认识简单化、狭隘化了。人的道德品质确实在人的社会历史及其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却不是任何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差异都是由道德品质引起的。它只在社会矛盾的固有基础上发挥作用。一个现实主义者和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矛盾，是不一定因为其中之一的道德品质上的恶劣而产生的，在固有的文化权威与青年新近作家之间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实际上，在历史上的黄仲则和戴东原之间与在现实中的郁达夫和胡适之间，存在的都主要是不同层次上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并不能仅仅用戴东原和胡适的个人道德品质来说明。但在不惯于社会分析而惯于道德谴责的中国社会上，黄仲则、郁达夫这类富有才情的青年文学家自然极易受到社会权威的道德上的贬责，但他们自己也往往用同样的方式对待社会上的权威人物。这对他们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文学创作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他们往往明于知己而暗于知人，对人的判断囿于一时与个人的关系；在文“历史”，在历史的小说中，是作者和读者的一个共同的话题，它是借助于作者和读者都知道的大量历史事实展开艺术的想象的。作者可以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独立的艺术表现，但这也必须在他们与其它历史事实的新的联系中予以实现。鲁迅对老子的艺术表现并不等同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他做出的历史评价，但在鲁迅的新的人物关系的表现中，读者并不认为是不可能的、不真实的。这不同于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主观的道德谴责，而在郁达夫对戴东原的表现中，则更多是这种道德谴责的言词：他们的目的，总不外乎一个翰林学士的衔头，我劝他们还是去参注酷吏传的好，将来束带立于朝，由礼部而吏部，或领理藩院，或拜内阁大学士的时候，倒好照样去做……这种引申，无法与人们已知的戴东原的事实相串联，唤起读者的更丰富的想象，从而把这个人物塑造成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与此相反，戴东原的历史性存在反而会破坏郁达夫的艺术表现，使人产生对整个小说情感表现的幻灭感。历史小说不能囿于古代历史家的历史记述，但却不能忽略它们的积极参与，否则历史小说就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了。历史是需要超越也能超越的。历史一旦成了历史，就成了人们能够对之作出客观观照的对象。黄仲则与戴东原的关系，在黄仲则那里是没有最终完成的，黄仲则只能囿于自己的立场感受二者的关系，但到了郁达夫这里，二者的关系已经成为历史，是可以进行超越性观照的客观对象，而郁达夫只是简单地返回到了黄仲则的视点上，它就不属于“历史”的性质的了。因此，作为一篇历史小说，《采石矶》的历史感是不强的。它更是一篇现实的抒情小说。郁达夫写出了《采石矶》之后，就没有继续写作历史小说，说明他对历史的表现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只是到了十年之后，他才又写了《碧浪湖的秋夜》，表现的仍是他与中国古代文人相同的生活趣味，其现代性质较之《采石矶》更加淡薄。真正对历史的表现有浓厚兴趣的创造社作家是郭沫若。他一生除写了大量历史剧之外，也以历史为题材创作小说，他的历史小说，在二十年代颇重文化主题，三十年代更重政治主题，但不论何种主题，他都是通过对历史人物主观动机和道德品质的表现来实现的。因而我们把他的历史小说和郁达夫的历史小说合称为个人道德表现型的历史小说。郁达夫的历史小说是抒情性的，郭沫若的历史小说是写实性的。郭沫若自己曾说：“我是利用我的科学的知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我始终是写实主义者。”（注：郭沫若：《豕蹄・序》。）但是，郭沫若和郁达夫在当时的文化界上，又都属于与过往的学术文化权威有矛盾的新锐青年作家之列，都是更多从个人道德品质上来感受自己与周围社会的矛盾和分歧的作家。如前所述，这类作家的特点是长于知己而暗于知人，强于主观抒情而弱于客观描写。不能不说，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郁达夫更发挥了这类作家的长处，而郭沫若则更暴露了这类作家的短处。郁达夫和郭沫若都重视心理描写，但郁达夫写的是自己，故而挥洒自如却不失其真实性，郭沫若写的是不同于自己的别的类型的人物，故常常脱离开人物性格的自身逻辑，用自己的心理代替作品人物的心理。或无意间美化了他笔下的人物，或无意间将复杂的人物单纯化了。例如他写秦始皇的“忏悔心理”说：“我自己完全是一位有残疾的不值半文钱的庸人，我全靠我父亲的本领得到了秦人的基业，才做到了皇帝。”（注：郭沫若：《秦始皇将死》。）历史上的秦始皇肯定是比历史家记述中的秦始皇更加复杂得多的人物，他的内心世界更是如此，但不论如何复杂他也不会产生自己是郁达夫的历史小说缺乏对历史的超越感，往往把自己等同于历史上的一个人物，也用这一个人物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世界。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则努力于对历史的超越，他不但努力超越个别的历史人物，还要超越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事实记述。这就是他所说的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但是，他的超越不同于鲁迅的超越。鲁迅更立于整个历史的高度，从对历史的思考入手，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在完全不同的关系中进行表现，从而超越了历史家对他们的历史记述。但郭沫若超越历史的办法往往仅从历史的记述出发，企图对历史的记述作出新的解释，达到对历史记述的超越。但在这里，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矛盾，即历史小说家对历史的超越必须接受历史记述者本人主观意图的制约，不能走到与历史记述者本人的意图迥然不同的方向上去。如若如此，“历史”就不再支持历史小说家，而是起到反抗历史小说家的作用，使其无法获得超出于自身描写的更丰富的意蕴和更自由的联想。鲁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表现是很自由的，但对他所采用的历史记述自身的意蕴，则是极为忠实的，不论是女娲、羿、墨子、禹、老子、孔子、伯夷、叔齐，都没有根本改变历史记述者的根本精神意图。我们感到，他们还是历史家记述的那些人物，只不过鲁规定的，荀子不会把孟子想象成一个色情狂和宗教狂的畸形结合体，《吕氏春秋》的作者们不会认为孔子是一个虚伪多疑、领袖欲极强的人，所以郭沫若的解释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反而会被认为牵强附会，影响了对小说的接受。在这里，还有一个在什么样的层面上超越历史人物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是在中国社会思想的高度进行的，新的历史条件使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有理由说，把孔子、孟子当作无所不知的圣人、用他们的思想规约整个社会的思想，已经是不合时宜也根本不可能的了。但这绝对并不意味着，即使在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上、孔子、孟子也是毫无可取的。这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企图丑化孔子、孟子的个人道德品质而达到对他们的超越是不可能的。历史小说，归根到底只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历史”在历史小说中，只是一种创造艺术幻象的形式，是在历史的背景上、依靠作者和读者头脑中储存的历史的形象创造一种全新的艺术幻象的方式。而就小说的创作目的而言，则完全是现实的，是为现代的读者而创作、而欣赏的。所以，历史小说总与现实社会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纯粹为历史的是历史家而不是小说家。郭沫若把自己的历史小说称为历史讽谕小说，并说“讽谕的性质本是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的”。（注：郭沫若：《豕蹄・序》。）应该说，这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种可行的路向。但是，不论古今以一种什么形式联系起来，作为小说，作为艺术，都要更重“神似”而不能仅仅注重“形似”。中国现当代盛行一种影射文学和影射史学，这种“影射”就是仅仅注重形似的结果。影射的两端是单纯的，固定的，不是相互发明、彼此丰富的，形成的是一种古今之间的极简单的联系。只有神似，才会产生更广泛的联想，古今相互发明，使古人和今人、古事和今事都以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如果说形似只是古、今两者之中都存在着一个相同的点，神似则是古、今两者都包括在一个相同的圆里。鲁迅《奔月》中的逢蒙和高长虹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神似。二者在表现形式上极不小说中，古与今的联系还更多地停留在形似的基础上，带有明显的简单影射的特征。有时他用秦始皇影射蒋介石，有时又用项羽影射蒋介石，实际上，这三者在其典型意义上甚少共同之处，无法在艺术的感受上将这三个不同的人物联系起来，因而在人物刻画上就显得简单粗糙，没有耐人咀嚼的艺术况味。真正体现郭沫若历史小说最高水平的，实际上仍然是与郁达夫《采石矶》有相近特征、带有明显个人表现性质的作品。《漆园吏游梁》（原名《琬雏》）、《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虽然在写法上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但庄子、司马迁、贾谊这些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实际与郭沫若在当时社会上的处境极为接近，在人生感受和思想感情上都有更多的相同特征。显而易见，这几篇作品，较之《柱下史入关》（原名《函谷关》、《楚霸王自杀》，对历史人物的表现都没有有意做全新的创造，基本忠实地遵守了历史上对这些人物的记述和评价，但也没有其余几篇的那些过于牵强之处。这里的原因是明显的，即从春秋末期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以来，一直到郭沫若所处的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异常尴尬的处境之中。文化即经产生，知识分子阶层即经存在，一种独立的文化价值标准在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中就是相对明确的，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使知识分子的文化价值的实现方式始终主要是政治的，是通过为现实政权的服务而获得其价值的具体实现的。这不但严重规约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使其带有明显的畸形的性质，而且也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始终带着严重的精神创伤。在郭沫若的历史小说里，描写的就是其中比较典型文化、政治官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中意识中国文化的命运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这是一个怪圈，他的一生也只能在这个怪圈中旋转。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的历史小说创作在数量上很少，除上述鲁迅的三篇（《补天》、《奔月》、《铸剑》）、郁达夫的一篇（《采石矶》）郭沫若的两篇（《漆园吏游梁》、《柱下史入关》）之外，现在搜集到的还有冯至的《仲尼之将丧》，王独清的《子畏于匡》和废名的《石勒的杀人》。虽然如此，二十年代的历史小说创作还是相当重要且成就显著的。它不但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产生，而且鲁迅的文化解剖型的历史小说和郁达夫、郭沫若的个人道德表现型的历史小说都产生于这个时期，鲁迅和郭沫若这两个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有代表性的作家都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历史小说的创作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艺术风格。而鲁迅的文化解剖型的历史小说则代表着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水平和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对世界历史小说的独立贡献，其中最优秀的三篇，都创作于这一时期。在总体艺术风格上，二十年代的历史小说家，不论是鲁迅，还是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废名，都表现着对固有历史记述的超越态度，他们都不那么迷信历史和历史人物，都把历史和历史人物当做过去时代的现实人物来理解、来把握、来描写、来表现；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们都更重视历史小说的现实主义，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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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71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研究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406 【原刊页号】17-26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 作 者 】周宪 【复印期号】199503 【 标 题 】当前的文化困境与艺术家的角色认同危机 【 正 文 】 （周宪 南京大学）近十多年来，当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再次奏响了现代化的号角时，一切都面临着深刻的转变与挑战。历史一再表明，每当社会发生巨大变迁时，其文化冲击所带来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每一个敏于历史感和自我意识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一点。眼下，文化圈内普遍谈论着种种危机，乐观主义论调有之，悲观主义言论亦有之。在审美文化领域内，最最明显的也许莫过于作为文化生产主体的艺术家们所体悟到的角色认同危机了。角色、话语生产者与文化体制社会－文化象一出戏剧，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社会－文化的变迁，首先会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引起变化，进而导致行为方式的变化。这里，我想从社会学上常用的角色理论角度来探究当前文化的转变，最终说明当前的文化矛盾及其内在根源。显然，角色概念源出于戏剧表演范畴，一出戏剧中有不同的人物、行动及相互关系，这就构成了所谓戏剧角色。美国社会学家米德最先把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用以描述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人对自我形象的意识。后经帕森斯和高夫曼等人的拓展，角色变成了一个普遍适用的范畴，泛指社会体制中个体由其地位、职业或身份所决定了的综合行为模式。这些模式象戏剧表演规则一样，既是被社会所规定的，又是为人们所期待的。后期角色理论强调角色与体制的关系，如帕森斯认为，社会的平衡是以不同的角色各尽其职地完成自己的责任与权利而实现的，换言之，我们可以引申说，当原有的社会均衡被打破时，或者说新的体制取代旧的体制时，角色的责任与权利便会发生“混乱”。这可以进一步结合着高夫曼的理论予以说明。高夫曼发现，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常会出现“角色混乱”，亦即当个体扮演多个角色时，如同时是军官与父亲，便会造成混乱。典型的例子象美国影片《音乐之声》中的冯・恰克上校，以军人治军的方式来管教孩子。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另一种角色冲突，即随着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个体深感自己旧的角色已经演尽，而新的角色又难以适应时所产生的角色冲突。结合着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认同危机”概念，可以更好地描述这一角色冲突。埃里克森认为，个体心理发展的第五阶段（12～20岁）会出现所谓的认同危机（又译同一性危机），即个体不断把自己的感觉与他人的评价加以比较，从而获得或无法获得自我形象概念。通俗地说，认同危机就是对自我形象的怀疑：我是什么人？该干什么？正是在此，角色与认同联系起来了，可作如下表述：所谓的角色混乱乃是一种认同危机，是人们对自己应扮演如何角色的困惑与质疑。这种困惑与怀疑往往出现在社会－文化体制的转变过程中。用这个分析参照系来透视当前的文化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导致的艺术家的角色认同危机，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假定艺术家在特写的文化体制或情境中扮演着被规定了的某种角色，这种角色的规定性体现为一系列的角色规范，依据这些规范的行为才被认为是人们所期待的和合理的。在传统的政治导向封闭文化体制内，角色规范呈现为艺术家作为话语的生产者，必须遵循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的准则，其行为的规定性或社会期待是为大众生产具有正确的伦理观和高度审美价值的审美文化产品。简而言之，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在审美文化活动中处于相对的核心地位，有某种不可推诿的启蒙民众和批判社会不公正的权利与责任。许多老一辈艺术家终生捍卫着这种角色，并在其话语生产的实践中恪守这类高尚的角色权利与责任，并将这一传统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文学的种种“流派”，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新写实主义”等，都鸣响着这种角色规范所要求的严肃主题，干预现实，反思历史与人生，启蒙民众，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旋律。然而，晚近几年来，具体地说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文化体制正从过去的政治导向封闭体系转向经济导向的开放体系，审美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被推向市场，集权式的“中央计划体系”已被严重削弱。在这样一个面临深刻变革的过渡期或转型期，旧的话语生产“游戏规则”虽未完全消失，却遇到新的“游戏规则”的严峻挑战。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阶段或情境恰似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所说的anomie，亦即规范缺失、不确定或混乱的文化情境。如前所述，角色认同及其角色行为是由特定体制所构成的文化情境所决定的，人们是通过情境的规定来评价、解释社会文化背景并选择合适的态度与行为。当新旧体制转化时，情境的变化相应地引起了艺术家对自己固有角色的困惑与怀疑。一个值得注意的普遍现象是，艺术家们深切地体验到自己传统的角色行为在新的市场化审美文化中已有点“过时”了，他们感受到某种新的文化情境对传统角色的剥夺，感受到由此而引发的困惑和焦虑所导致的精神“创伤”。换言之，假定传统的艺术家角色是X，而新的文化情境却要求另一种Y角色，这便形成了本文着重研讨的艺术家角色认同危机。往深处说，这乃是文化合法性的危机，亦即一种传统的表现性的雅文化在中国转向工业社会、大众社会和消费社会过程中的合法性危机，亦即一种传统的表现性的雅文化在中国转向工业社会、大众社会和消费社会过程中的合法性危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大众消费文化合法性的确立与形成，后者以其强有力的攻击性和渗透力，无情地吞噬了前者的种种规范和价值，消解了传统的艺术家角色，并强迫他们去生产大众消费文化的权力话语。角色身份的危机：被剥夺感艺术家是诗的话语的生产者，这是确凿无疑的。但需要追问的是，他们是唯一的生产者还是合作者？换个问法，他们是主角呢还是次要的配角？这个追问也许有点迂腐，其实却深刻地体现了艺术家们在当前中国文化中角色身份的危机。先让我们来作出两点假定：第一、从话语活动或行为的模式来看，传统的文化是一个由话语生产者(sender)──文本(text)──接收者(receiver)构成的简单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作为话语生产者的艺术家无疑占据着中心地位，他们与其受众的关系一般说来是较为单纯和直接的。正是由于这种直接关系，所以，艺术家才有某种“优越感”，也自然而然地滋长了一种批判反思社会并启蒙民众的角色责任。即是说，传统的艺术家角色，作为唯一的话语生产者，有权或有责任以审美的方式表现这个世界，并告知和启悟大众该如何认识这个世界。这里，大众是被动的、次要的接受者，而艺术家则是主导的优越的话语“施予者”。尽管在传统文化中他们也要受到种种外部制约，诸如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以及相应的伦理规范，但总的看来，艺术家的角色身份无疑是一个有着相对自由和主动选择的创造者。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随着以经济导向的开放文化体制的逐步形成，特别是教育的普及和现代消费社会大众的形成，以及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传统的带有贵族精英色彩的艺术家角色光环黯然褪色了。新的话语模式使得艺术家从主导角色变成了与受众平等的合作角色，任何文本的实现最终都必须经由欣赏者的接受或具体化为前提。于是，新型的艺术家－受众关系不再是前者写什么后者看什么，而是越来越带有后者要什么制约前者写什么的趋向。传统的艺术家角色受到了严重削弱，优越感似乎已不复存在。如果说传统的话语模式中艺术家是中心角色的话，那么，新的正在形成的话语模式中，受众似乎越俎代庖地变成了中心角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艺术家有某种被剥夺感，他们从原来所占据的至尊地位跌落下来，相当程度受到现代消费大众趣味与时尚的左右。有人认为，这种新的艺术家－受众关系是艺术之功能回到其本来应有的位置的“复归”，是艺术家返回到自身角色的过程，换言之，角色的转换本该如此，因为过去我们的艺术其功能被不恰当地人为扩大了，它成了解答生活之谜指点迷津而又无所不包的文化行为，因而艺术家也被人为地笼罩在至尊的光环之中。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却不完全正确。因为艺术的功能决不是单一的，也不只限于仅仅为大众提供娱乐性的消费。更进一步，我们不能因此而推论说，是消费制约生产，消费需求在先，满足这一需求的生产在后。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应该说，一方面消费生产着生产，另一方面，生产又生产出消费。倘若我们只是片面地强调前一方面，无异于取消艺术家的任何角色权利与责任，使之沦为受大众趣味乃至庸趣摆布的亦步亦趋者。这正是新的艺术家－受众关系所隐藏的潜在危险之一，也是艺术家被剥夺感所导致的角色身份危机之焦虑的内在原因。第二，艺术家－受众的新型关系的确立，又是与一个更为深广的文化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从传统的“指令性”文化生产转向“市场调节”的文化生产。我们知道，文化的市场化是达到生产与消费平衡的必然途径，这其中除了审美文化的生产力和消费需求而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流通与传播。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分工的专业化与细密性，与此相一致的一个当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专事于流通传播过程的各种中介角色的形成。在古典文化中，由于缺乏广大的文化市场化及其机制，艺术家往往身兼生产者与传播者双重角色，比如以寄食制形成寓居贵族门下的艺术家，或以口头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民间说书艺人等。在过去几十年中封闭的政治导向文化体制中，虽存在诸种流通传播渠道，但由于文化的集中管理以及工具主义的观念影响，再加上尚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市场，各中介环节充其量只不过是服务于狭隘政治－伦理目标的操作环节。换句话说，在传统文化体制内，艺术家是中心角色，流通与传播是环绕他们而建立起来的，当然最终服务于政治－伦理目的。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系的胚胎发育，消费社会和大众社会诸种面貌初见端倪，新的文化体制正趋初步形成。这种文化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是开放的、多元的和经济导向的。商品化及其交换原则和效益原则已不再是物质生产所特有的，它已渗透进精神生产领域。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新的文化体制形成过程中，一个代表了其体制性力量的审美文化“中间人”已初步形成。他们也许是各种民间的“中间人”，如书商、画商、表演艺术的“穴头”，独立制片人，也可能是各种官方文化机构中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诸如编辑、导演、制片人、表演艺术团体管理人员、美术馆或影院等文化设施的负责人等。从表面上看，这些人有着千差万别，民间的与官方的有所不同，搞文学的与搞影视的迥然异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属于文化专业分工的产物，专事于文化市场的传播与流通。正基于这一点，我以为“中间人”已经构成了一个文化市场化过程中相对独立的和强有力的体制性力量，他们在中国当前的文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往好里说，中间人既是艺术家的代言人，又是广大艺术受众的代言人，他们在审美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调节方面有其不可或缺的职能；往坏里说，中间人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集团”，典型地代表了市场导向和大众消费的新文化形态的体制性力量，因为他们可以“垄断”市场，塑造消费者的趣味与时尚，甚至左右艺术家的生产活动。如此来看，传统文化体制内艺术家的中心角色，已无可挽回地在新文化体制内让位于中间人之核心角色。至少可以这么说，艺术家为中心或为唯一生产者的传统格局和一统天下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间人与艺术家平分天下的新局面。这必然引起艺术家的被剥夺感，从而导致他们的角色认同危机。前面曾论及新的话语模式中受众的导向作用，深入的思考表明，这种导向是经由中间人的体制化职能而实现的。即是说，消费者对艺术家生产活动的干预与制约，最终是通过中间人的功能而起作用的。在此，我们不妨把新的话语模式修正为如下图式：（附图 {图}）依据这个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中间人借助其特殊的中介职能，控制着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从某种意义上说，中间人对话语生产行为的介入，实际上瓜分了许多原本属于艺术家传统角色的权利与责任。这就导致了某种新的文化生产体系的出现。在这一体系中，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和效益原则在暗中起作用，举文学为例，什么样的作品能投放市场并吸引消费大众，写什么和怎么写，从题材到风格，都不再纯然属于作家的个人事务，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中间人角色的权利与责任。作家感到自己已被中间人的中心角色挤到了边缘角色，从唯一的生产者转变为次要的配角，变成为流水作业式的生产线中的一个环节。如此一来，艺术生产“异化”了，艺术家至多只是其产品名义上的生产者，更有甚者，他们时常不得不违心地创作以符合中间人的“选择”及其市场的消费时尚，或戴着不属于他自己的面具出现在消费大众面前。如果说在传统的政治导向封闭文化体制中，艺术家的话语生产行为要受到狭隘的政治工具主义及其文化“官僚”的控制的话，那么，在新的经济导向的开放文化体制中，他们的生产行为则受到流行的消费享乐主义及其体制化力量代表的中间人的控制。艺术家目前的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恶化了，褪变为“来样加工”或媚悦大众的艺匠。这是被剥夺感所引起的角色身份认同危机的又一含义。角色地位的危机：相对贫困无数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体制的革命，而体制的变化必然导致各阶层和集团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重新排列组合。帕森斯通过研究发现，任何社会都是由相应的体制或系统构成的，而某种体制的均衡状态是该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环节，均衡在帕森斯的表述中，亦即每个人都知道他被社会期待着扮演什么角色，而且这种期待总是恒常的始终如一的。他把这种均衡状态描述为社会化或社会控制，角色扮演者正是通过社会化“学会”了与其角色相关的期待。虽然帕森斯所设想的这种完美均衡状态的社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但他指出的角色与体制之间关系的说明却是一个分析角度。我们可以反过来推论，即当人们的角色变化时，它反映了社会体制的变迁，而角色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是角色地位，因为体制的转型必然导致各阶层和集团地位的沉浮，正是地位的变化才直接导致角色认同的危机。所谓角色地位，按照社会学上经典的区分，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维向（马克斯・韦伯）。经济地位的高下与其他两个方面密切相关。这里，我想提出另一种区分模式，即思想地位与社会地位的二维结构，我把后者看作是包含经典三分法中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的综合范畴。在我看来，角色的思想地位与社会地位两者既有可能是相应统一的，亦有可能是分离的。一般说来，传统文人的这两种地位是相对一致的，这就构成了传统艺术家的角色认同或期待。历史地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士绅）阶层的角色地位是完整统一的。一方面，士大夫阶层有其相对独立的文化和人格典范，即所谓君子人格；另一方面，他们既有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面，又有与之若即若离的一面，前者有可能使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或文化霸权的阐释者，后者使之有可能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与批判。总的看来，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士大夫阶层一般总是保持着他们特有的思想地位与社会地位相对优越的状态，即使鸦片战争中国进入现代以来，除去文革十年极端畸形的文化条件外，平心而论，作为文人的艺术家基本上是维持着两种地位的统一。虽然说所谓的“忧患意识”历来是中国文人的禀性，但这种“忧患”与其说是内在的自身角色忧患，不如说是对国家、民族和民众命运的忧患。如上所述，自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各种体制的改革，使整个社会各阶层和集团的地位都面临着大调整。在这个大调整中，我们不难察觉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艺术家们或文人们或文化精英们思想地位与社会地位的严重分离。在思想领域，由于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文化传统，由于其深厚的历史感与职业意识，使之深感反思批判社会，唤起民众和传播新观念的责任；但在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地位（尤其是经济状况）却每况愈下，变得越来越糟了。尽管他们仍自恋式地保持着思想上的某种优越性，但其社会地位的优越却荡然无存，生计变成了一种操劳与纷扰。这突出地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与社会其他阶层的经济收入增长相比，文人的收入降低了。且不说那些先富起来的“新中产阶级”，即使与效益较好或经营有方的普通劳动者相比，文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仍有明显下降的趋势。第二，即使从文化领域内部来看，写严肃作品的不如写通俗之作的，写书的不如倒书卖书的，写剧本的不如搞表演的，作曲的不如演唱的，表演的不如组织表演的，等等。换言之，有思想的有艺术创造才能的，不如善于经营的。一言以蔽之，在当前文化中艺术家整体说来出现了相对贫困化。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你越是恪守优秀的艺术标准和思想的深刻性，也就越没有“出路”，越发相对贫困。经济学家们往往喜欢从社会分配体制上来解释这种现象，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由于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这种相对贫困化。言外之意是，只要做到公平分配，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但在我看来，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恐怕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需要探究。当文化转向市场导向的体制时，文化市场上起决定作用的规律乃是供求关系与交换原则，交换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供求的存在。这就带来了双重矛盾：一是艺术家所生产的产品是否有“市场需求”，这决定了其产品能否顺利地实现交换；二是价值的冲突，即经济学上的等价交换原则并不适用于文化产品的交换，审美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悖离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这就导致了审美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冲突：具有商业价值的粗俗之作会占据广大市场，而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作品却无人问津。虽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乐观地假定，具有审美价值的杰作最终必然受大众青睐并实现其价值，但事实却是，在一个商业气息渐浓的社会中，在一个消费享乐主义意识膨胀开来而大众趣味又普遍“堕落”的文化中，这个乐观的估计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会灵验。由此，我们便涉及到一个看来值得深省的问题：这种艺术家思想－社会地位严重分离所导致的角色认同危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一种可能的后果是：由于这种角色地位分离的日益加剧，引起了艺术家们角色认同危机的恶性循环。社会－经济地位的每况愈下，最终瓦解了艺术精英，从而遏止了审美文化的生产力。因为很显然，思想的自由必须有必要的物质前提，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对贫困化，也许会导致思想的贫困化。据报载，最近中国作协的统计表明，其为数众多的会员中“下海”的不足5%，这个实证的数据似乎给令人灰心的文化界一线希望的曙光。但在我看来，这个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无法度量艺术家角色地位分离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也不能反映角色认同危机所造成的观念畸变和创造力的水平，它更不能说明在新的文化体制形成过程中，角色地位的危机所潜藏的长远影响。第二种可能的结果是：艺术家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现实文化困境，向市场化的文化及其交换原则低头，抛弃自身的传统信念与价值标准，彻底地脱胎换骨，走上一条媚悦大众的道路。与第一种结果相比，第二种似乎更危险也更可怕，因为它自觉地把思想的权利拱手转让给市场，最终也就彻底消灭了富有批判性和创造力的文化角色，进而为现代大众社会的大众趣味鸣锣开道，为消费社会的商业文化霸权推波助澜。当然，也许还有第三种可能，即，既不放弃自己思想的权利，又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奋斗，最终艰难地走出角色危机的阴影，并形成新的角色。这如何可能，尚不得而知，至多只能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假定。不过，有一点需要申明：应坚决反对那种自命清高的文人甘于清贫的过时观念，更要批判那种清贫才是创作好作品的前提的说法。我认为，在一个人权意识日益高涨的现代文明中，争取必要的社会－经济地位乃是保障基本生存权的头等大事，而争取基本的生存权才能保障思想的权利！角色责任的危机・价值观冲突角色体现为由特定情境及地位所规定了的行为方式，特定的角色其行为又呈现出该角色的责任与权力。任何出色的角色扮演者，都是对其角色责任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期待有着自我意识的人。更进一步，无冲突的角色扮演实际上就是其扮演者关于自身责任的自我意识，与情境的规定和社会期待基本一致；反之，角色的冲突状态和认同危机则表明关于角色责任的自我意识与情境规定和社会期待相抵触。即扮演者按其自我理解该如此，而情境和期待却从外部要求扮演者这样那样，这就导致了一种行为的二难选择困境，进而构成了行为主体的内心困惑。面对新的文化情境的艺术家们，今天正面临着这样的角色认同危机。从本质上看，所谓的角色责任乃是一个价值论范畴。即是说，艺术家的角色责任是一种价值的选择与评判，亦即他深谙某种行为比另一些行为对社会和文化更有价值，或者说，他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是具有积极的肯定价值，什么具有消极的否定价值。由此来看，角色责任的认同危机，也就可以表述成价值观或价值评判标准的冲突。在一个社会－文化面临深刻转变的过渡时期，在一个商业文化霸权无孔不入、消费享乐主义日益膨胀的时期，艺术家们必然会引起这种价值观的冲突。说白了，这种冲突就是传统文化的优秀标准与大众消费文化新规范的内在冲突。在我看来，中国艺术家们所面临的这种角色责任的认同危机，有两种形态。首先，这种冲突反映在艺术家的内在价值观与外部文化情境和社会期待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这种内外价值取向的冲突最典型地反映在艺术家的趣味判断与中间人及大众趣味判断的尖锐对立上。换言之，被艺术家所看重的具有优秀水准的艺术作品，不被市场化的大众消费文化所接纳，艺术家的价值观与现存文化情境及大众趣味抵牾不和；反之，大众消费文化中流行的时尚和趣味，艺术家又不耻于为伍。在这种艺术家内在价值判断与外部文化情境的价值取向的冲突中，前者深切地感悟到外部文化环境的巨大压力。其次，由于这种外部压力的作用，更具体的是由于中间人的支配，消费大众趣味的制约，艺术家角色身份危机的被剥感和角色地位危机的相对贫困化，将进一步导致艺术家内在的价值冲突。即是说，在无所不在的大众消费文化霸权的强大压力面前，在雅文化市场日渐萎缩而形成边缘文化，而大众消费文化以其固有的攻击性和渗透性占据了主流文化的严峻局面下，艺术家们对自己传统上所恪守不移的优秀价值开始产生动摇和怀疑，对过去奉为圭臬的艺术信念是否还合时宜产生了疑问。前一种形态的冲突，体现为艺术家的自我期待与外部文化情境的社会期待的严重对立。一方面，从文化传统中孕育出来的艺术家卓越的楷模与原型，即那种具有批判社会、唤起民众并坚持优秀文化标准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角色形象，仍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期待而留存于艺术家心中，仍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与诱惑力。那些具有自觉历史感和自我意识的艺术家们，深知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所在，并立志成为或期待着自己成为这一价值的捍卫者。但另一方面，新的以经济导向的开放文化体制的逐步形成，中国转向大众消费社会那不可抗拒的步伐，以及大众消费文化的需求和趣味转向，以其强有力的逻辑一步步压抑着艺术家的自我期待，甚至迫使他们依从就范。说得夸张些，这一强大的外部文化压力，有一种迫使艺术家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沦为媚悦大众的“雇佣艺匠”倾向。较之于前者，后一种形态的冲突更危险，因为它引起了艺术家的内心困惑和怀疑。即是说，外部压力导致了艺术家思想观念的混乱，他们过去奉为楷模并引以为自豪的东西，那些曾作为评价文化乃至自我行为的根源，已不再是坚定不疑的了，而是产生了动摇。从心理学上看，此乃费斯廷格所说的“认知不和谐”状态。它表明作为话语生产者的艺术家内心两种彼此对立的认知元素的冲突。一方面，他深感做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角色责任；另一方面，他那被剥夺和相对贫困的现实处境，又使那种走媚悦大众的“雇佣艺匠”道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认知不协调的程度是与认知要素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成正比的，某些认知要素与主体越是利害悠关，其认知冲突程度便愈加严重。显而易见，角色责任所体现的价值观，对艺术家来说来是最重要的认知要素，因为这关系到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行为。就此推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当前中国面临深刻变革的文化困境中，艺术家们所产生的“认知冲突”是异常严重的，它已在艺术家心中造成了严重的焦虑、浮躁和挫折感。这突出地反映在一种二难选择的困境中：要么你仍恪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角色，并身体力行地去尽其角色职责，但你有可能进一步被剥夺或愈加相对贫困；要么你干脆成为媚悦大众的“雇佣艺匠”，这也许会改变被剥夺及相对贫困状态，但却会招致良知的惩罚。从中国文化近几年的发展趋向上看，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到艺术家角色认同危机所导致的种种消极后果，有一个严肃文化日趋式微而大众消费文化日益扩大的趋势。在这个趋势面前，文化人们似乎无能为力地采取了某种退却策略，一步步地放弃思想的权利和优秀的价值标准，转而向大众消费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文化逻辑低头。从“王朔现象”到“《废都》现象”即是一个表征。有的学者敏锐地指出，自新时期文学以来，作家的角色一再变化，即从民众的代言人褪变为情绪的渲泄者，进而转变为琐屑小事的记录员。下一个角色如何，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激情的衰褪，想象力的衰落。批判性的减褪，也许还会继续下去，亦即传统的人文精神会面临挑战。有人曾提出过一个一般的发展模式，从权威主义转向地位尊严的丧失，再转向退却主义，最终达到创新精神。从处于当前文化困境中的中国艺术家之角色认同危机来看，确实有一个权威主义→地位尊严的丧失→退却主义三部曲，但后来者是否属于创新精神，我们却不必妄加推断。孙子曰：“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但愿中国文化的未来不是衰落而是复兴。新体制及其新角色的可能性当前中国文化的困境以及艺术家们所遭遇的角色认同危机，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普遍的角色认同危机是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所带来的必然产物，是从封闭的政治导向文化体制向开放的经济导向文化体制过渡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在新的文化条件下艺术家所面临的一次空前的生存危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似乎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且不说席勒、黑格尔的预言，即使从十九世纪末以来，许多敏锐的西方思想家都悲叹地慨叹过这种艺术的生存危机。斯宾格勒认为西方艺术自文艺复兴以降就已没落了，到了现代只是挽歌式的最后一幕了；齐梅尔则坚持认为，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和拜物主义的盛行，已使西方面临着深刻的“文化悲剧”；奥尔特加指出，现代大众的兴起，个体的平均化和文化的同质化，一方面造就了以庸趣为特征的大众消费文化，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注定无法流行的先锋派……有趣的是，在这种种悲观的估计面前，西方的雅文化（以现代主义为代表）非但没有消亡，而且坚定的生存下来了，它与大众消费文化并存。照美国学者麦克唐纳的看法，西方雅文化面对大众文化的侵蚀而采取的有效策略是从正面对抗中退却出来，只维护严肃艺术家们能活动的生存空间，进而构成一种新的文化划分。德国美学家阿多诺干脆为这种策略大声喝彩，并极力主张真正的艺术乃是自在自为的，是自恋的艺术，它拒绝进入交流和接受领域。对中国艺术家来说，要采取这种自恋式的策略几乎是不可能的。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进入了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按照权威学者詹姆逊的看法，“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是消解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鸿沟，艺术从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变成为大众消费品。西方文化近一百年由雅俗分立到两者合流的历史轨迹，对于我们透视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耐人寻味的。反观中国文化晚近的发展，有一个趋势似乎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将不可阻挡地转向市场经济，随之而来的是市场化的文化，或市场导向的文化新体制的形成与完善。基于这样一种趋势分析，需要追问的是：在这种新的文化格局中艺术家将扮演如何角色？换一种问法，即艺术家如何走出当前角色认同危机而找到新的角色认同？眼下，文学艺术界漫延着种种困惑与迷茫，人们急于想知道未来的格局及艺术家的角色定位。有人把当前的困境怪罪于大众的背弃，如作家韩少功愤懑不平地说道：“作家们曾虔诚捍卫和竭力唤醒的人民，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庸众，他们无情地抛弃了作家，转过背去向搔首弄姿的三四流歌星热烈鼓掌。”这种怨天忧人式的愤慨激情多于理性，无助于深刻理解艺术家当前的危机。相比之下，另一种看法似乎更加清醒和现实，如作家梁晓声所说：“不要以为作家被冷落是件坏事，也不要指望文稿竞价是绝对的良策。文学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原本的位置就应该是一种夹缝式的位置。”这种所谓“夹缝式的位置”是不是新的文化格局中艺术家的新角色位置呢？答案是发人深省的。对艺术家未来角色的思考，有两个问题值得辨析。其一，中国艺术家们当前所遭遇的严重角色认同危机，亦即过去与现在处境的巨大反差，是否与中国文化的某种特殊性密切相关？如今清醒的文化人们喜欢自嘲地谈论又回到了“应有的”或“原本的”位置，这种说法意味着过去他们曾有过许多或一些“不应有的”或“非原本的”位置。特别是在政治导向的封闭文化体制中，文人扮演着复杂的双重角色，既是政治说教的工具，又是民众的“精神导师”。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空前的“文化饥馑”反思过去和把握现在的迫切要求，以及一次又一次“轰动效应”的作用，使文化人们俨然成了“圣人”，艺术的功能被片面地夸大了，艺术家们也笼罩在神圣的光环之中。从如此至高至尊的位置跌落下来，其角色认同的危机之严重程度可想而知。其二，从趋势上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乃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伴随着这个长远趋势，文化的市场化范围和深度亦会发展，在新的经济导向的文化体制中，大众文化必然占据主流文化的航道，而通常所说的雅文化自然被挤到边缘文化的地位上。从功能主义观点看，社会的变迁总是对各种人类活动的重新划分和各阶层或集团的重新组合，某些人类活动被认为比其他活动更重要、更迫切，而体制的调整正是服务于这样的功能主义目标。经济活动成了当前最核心的活动，诚如现在流行的说法所表明的那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则在文化领域的渗透，便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经济导向和市场化的文化体制。在这种体制内，由于供求关系及其交换原则的作用，大众文化自然而然地成为主流文化，因为它具体体现了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无法抗拒的文化霸权，它能迅速地实现交换价值并迎合大众。基于这一认识，从事雅文化劳作的艺术家们便不可避免地处于边缘位置，或如梁晓声所言，一种“夹缝式的位置”。最后，我想着重谈谈职业与角色的关系，并由这种关系来透视艺术家新角色的可能性。过去几十年中，我们特殊的政治文化体制造就一大批靠国家俸禄的专业作家艺术家队伍，这无疑在培育大批艺术家群体方面有重要作用。作为这种体制的产物，专业作家或艺术家作为一种职业，乃是某种地位、名誉和成就的标志，它代表了一种文化的选择，以致于许多人朝思暮想有朝一日成为专业作家或艺术家，跨入这类不必为生计操心而专拿国家俸禄专事于艺术创作的精英群体。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职业角色是有缺陷的，它增强了艺术家们的依赖性，削弱了其独立性。当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新体制的渐趋形成时，随着不少其他阶层的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相对富裕起来时，专业作家和艺术家们那种依赖国家俸禄的社会－经济地位却显得相对贫困了。倘若有一天国家不再供养一大批这样的“专业”艺术家（这也许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情况会怎样呢？一种可能的消极后果是“断奶”后他们惨死在襁褓中；另一种可能的积极后果是“断奶”成为艺术家成长壮大的内在动力。我想，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在各种阶层或集团地位沉浮消长的合理调整中，艺术家们迟早会面临这样的选择。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假设：在未来的文化体制中，明智的艺术家将彻底地完成从依赖国家俸禄向自由职业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阵痛、饥饿乃至挣扎。从根本上说，这不但不会使艺术家们变得更软弱和更具依附性，反而会使他们愈加成熟、坚定和独立，使他们从吃“皇粮”者演变成自食其力者。自由职业不但赋予艺术家们对自己生存状态负责的使命感，而且为他们更深入地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提供更广阔的自由探索空间。可以预见，在未来文化中，文化精英们的许多“特权”将会不断地被剥夺，自由职业终将取而代之。清醒意识到这一趋势的文化人，将会率先走出角色认同危机的阴影，找寻到他们的新角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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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205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21-33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 作 者 】叶险明/李润海 【复印期号】199702 【 标 题 】关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条件和机遇的世界历史思考 【 正 文 】 摘要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都普遍面临共同的世界历史难题的困扰，并与各自特有的难题紧密纠缠在一起。正确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关系，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是中国解决世界难题的必要历史条件。创造上述条件，及时抓住和利用世界历史机遇，就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关键词 后发型现代化国家 世界历史难题 世界历史条件 世界历史机遇＊ ＊ ＊在当代，历史正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史”转变，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重大社会变迁都正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整个世界历史变化发展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跨世纪社会发展战略必须立足于“世界历史”。我们应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考察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条件和机遇，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同志“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思想，以便为我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少走弯路，提供一条可供选择的研究思路。一、世界历史难题与世界历史条件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其间充满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综观当今世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包括已现代化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其发展道路是极为坎坷的。他们或是在艰难的发展中把握住了新生的机会，从而最终实现现代化；或是在艰难的发展中沉沦；或是“现代化受挫”；或是在艰难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成效；或是还没有完全将脚步踏在现代化的起点上。正是鉴于这种状况，美国社会学家布莱克说：“必须认识到，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１）］这一看法不无道理。不过，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能够获得布莱克所说的“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恐怕只能是少数。因为，在资本关系还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抑或说在先行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世界历史的轴心地位的时代，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重合）都普遍面临着共同的世界历史难题的困扰，即：可以借鉴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或经验），但又容易受其限制（或妨碍）；很难直接地把传统的物质积累和技术工艺用于现代化建设，故易于被迫接受一种基于先行现代化国家（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由于必然要经历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领域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因此，一方面他们以往那种协调控制的深层基础很可能被现代化进程所破坏，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在自己从未需要过、也很难支撑的规模上进行协调和控制。这种世界历史难题也同样困扰着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我国近２０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由于我们在现代化的前期阶段较好地解决（不是最终解决）了上述世界历史难题，把各种破坏现代化建设因素所产生的负效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故能够较顺利地完成跨世纪发展战略的第一个预期目标，但是，我们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这就意味着我们将会继续面临着上述世界历史难题的困扰。以上我们简述了“世界历史难题”的一般。然而，由于国情不同，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同时还面临着各自特有的难题的困扰。因此，在实际的现代化的过程中，“世界历史难题”的一般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各自特有的难题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这就使得解决世界历史难题的复杂程度是语言文字所难以描述的。就我国而言，仅庞大的人口基数及其过快增长［（２）］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这两大历史包袱，就足以使解决世界历史难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当然，在解决世界历史难题、最终实现现代化方面，我国也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历史悠久，文化统一，其文化凝聚力和生存延续力的深度是实现现代化的根基；具有比较有威信、有凝聚力的社会主义中央政府，从而获得了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它能够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社会各种资源能力和力量，为特定的社会发展目标服务；已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具有令人羡慕的巨大的国内市场，并享有大国的规模经济效益，等等。但是，这种优势既不会直接转化为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具体步骤，也不会直接转化为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世界历史条件。在世界现代化史上，无力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原有优势的效应被抵消，致使最终丧失实现现代化基本条件的国家，是并不少见的。因此，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成功与失败的最重要的区别，并不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化的主体能否不断地形成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那么，社会主义中国在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否能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从而最终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以为，在这里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是意义不大的，重要的是作具体的分析。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社会主义中国要能够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具备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不过，在这里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把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视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意味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吞没”了各个民族或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恰恰相反，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保持着它们各自确定的民族或国家“形式”。其二，不能把“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简单地理解为一定的外部条件，也不能把它视为脱离一定的现代化主体的选择活动而“自生”的条件。“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是指，在置身于世界现代化过程的社会主义中国正确的选择活动中形成的使他能够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从而最终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在这里，“能力”、“正确的选择活动”与“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是一回事。我们以为，正确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有效地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是社会主义中国能够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所必须具备的主要的世界历史条件。（一）正确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或国家，其经济发展必然是开放型的。综观现代各国经济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外开放型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大体上有三种：初级产品加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这三种经济发展模式是现代开放型经济的三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形态。初级产品加工模式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初级形态。进口替代模式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更高一级形态。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和竞争力，一国经济才可能直接地、较有成效地进入世界市场，抑或说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三种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在时间上是继起的，而且在空间上是并存的，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便更是如此了。我国各地区、各部门发展极不平衡，情况十分复杂。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总体状况以及各地区、各部门（或各行业）的实际，吸取这三种模式各自的长处，逐步地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内部的“互补性”来增强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的应变能力。这里所讲的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就各地区而言，在经济比较落后地区以逐步实施初级产品加工模式为主，在经济有了相当程度发展（与落后地区相比）地区以逐步实施进口替代模式为主，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以逐步实施出口导向模式为主；就各部门（或各行业）而言，在一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非基础性、非支柱性、非带头性”的部门（或行业）以逐步实施初级产品加工模式为主，在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还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性、支柱性、带头性”部门（或行业）以逐步实施进口替代模式为主，在具有国际竞争力水平的“基础性、支柱性、带头性”和“非基础性、非支柱性、非带头性”的部门（或行业）以逐步实施出口导向模式为主；就国家整体而言，既要合理地提高出口初级产品的价值和有效地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又要鼓励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为此，就必须并行不悖地实施上述三种模式，最大限度地整合它们各自的长处，并在这种整合中把这三种模式的负效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以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想不受已现代化国家发展模式的束缚，超越依附关系，就必须正确制定和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二）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自主不是纯粹的“内因”行为。就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言，自主是对发展的主动权的把握，是吸取、消化各国长处的一种能力，它标示着开放的主体对内外因协同作用效应的最优化整合。确认了什么是自主，对外源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从广义上看，外源是指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对其某个构成部分的作用和影响所产生的效应。自主与外源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一方面，只有通过外源，才能增强发展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发展的自主性程度又规定了外源的范围。如果在实践中不能正确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外源就有可能转变成为一种外部控制和压迫力量，自主就有可能转变成为“自负”或自我封闭。在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方面，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既要开放，又不能依赖外国；既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又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既不能急功近利，又不能妄自菲薄；既不能“全面出击”，又必须形成局部优势，迎头赶上。这可以说是处理自主与外源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但问题的关键是：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把走自己的路与借鉴别国经验有机地统一起来。走自己的路是“自主”最为本质的方面，而借鉴别国经验则是“外源”由以实现的主体形式。因此，能否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能否在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自主与外源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别国经验可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是别国已经得出的经验（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经验）；二是别国正在得出的经验；三是别国如何在总结已经得出和正在得出的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今后的战略走向。别国经验对于我国具有“先期实验”的意义。只有将别国经验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如何借鉴的问题。“借鉴”是一种辩证的批判，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照搬”或“全盘引进”。“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３）］辩证的借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把握自己现在和未来命运的能力。可见，辩证的借鉴与走自己的路应当是有机统一的。那么，如何在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的过程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子来呢？众所周知，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有的学者称之为“传统现代化道路”）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以对资源特别是非再生性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４）］一是以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换言之，对资源高消耗的生产体系和对生活资料高消费的生活体系，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由以依托的两大支柱（而这两大支柱又是建立在世界性的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的）。的确，这种现代化模式在广义的技术方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种由历史上形成的少数发达国家占有国际资源的特殊格局所决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其总体上不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５）］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都没有条件（故而也不可能）象少数发达国家那样，实现高消耗资源生产型和高消费生活型的物质现代化。因此，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所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６）］只有立足于走自己的路才能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而只有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才能正确地确定走自己的路的世界历史基础。从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趋势的角度上看，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只有一条道路可走：从以ＧＮＰ增长为主要目标转向以保证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目标（当然，实现现代化需要人均产值和个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它决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观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我们决不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盲目攀比），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规模，转向追求全面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惟其如此，才能把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逐步地建立起：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适用技术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的制约机制；物质生产（或物质文明）与精神生产（或精神文明）的协调机制。从而真正地使自然、经济、社会、个人协调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所走的（或所要走的）这条现代化道路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在人均ＧＮＰ比较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人均消耗资源量比较少的情况下，使现代化的综合指标（包括经济、政治、资源、环境、人口、家庭、教育、科技、文体、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社会活动参与等类别，上千个指标）达到更高的层次。走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符合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世界现代化史表明，少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总体上是以危害世界大多数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环境为基础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发展即使对他们本民族或国家来说也是难以为继的。当然，我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在这方面，目前我们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并不会动摇我们走这条道路的决心。因为，摆在我们前面的严峻状况是：如果沿着以高消耗资源生产型和高消费生活型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的路子走下去，那么，到了下个世纪的中叶（即便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４０００美元），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就快要达到其极限了。这不仅会给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灾难，而且还会给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灾难。由上可见，只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才有可能在现代化的实践中把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与走自己的路有机统一起来（也就是把自主与外源有机统一起来）。这具体表现为：借鉴别国经验，而又不为别国经验所束缚；在吸取别国成功经验的同时，又能打破别国成功经验的局限性，走自己的路，从而使自己最终成为站在世界历史发展前列的民族。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和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真正成为引导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只有到那时，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因素与优秀历史传统因素、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振兴，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能真正实现高度统一。这也说明，不能仅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三）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资本关系还在整个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资本还在现代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各个环节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中展开的。因此，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就不能不涉及到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问题。与以充满着垄断、掠夺和各种不平等关系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相比较，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坚持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关系，一切国家平等地参与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各国有权自由选择经济制度；建立各国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根据通货膨胀的总价格浮动制，把价格指数具体化，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经营战略不得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性；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资本要对优先实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计划予以合作；联合国要为建立和扩大平等协调的国际关系而努力，等等。［（７）］至少从目前来看，要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必须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对外开入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是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从而也是他们增强其发展的自主性的必由之路。但要使这成为现实，就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主权。具体地说，不能因举借外债而丧失经济主权；不能因引进先进技术而接受不合理的政治条件；不能因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而忍受超额剥削；不能为保住在一定时期内暂时的经贸利益而丧失领土、领海主权。只有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主权，才谈得上在对外开放中自主地发展经济，从而也才能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８）］其二，坚持“和平共处”与反对霸权主义的关系。“和平共处”是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其它方面的内容都是这一核心的逻辑展开。然而，“和平共处”并不是无原则的相处。现代国际生活表明：少数发达国家总是要利用各种时机对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霸权主义、技术霸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以干涉和控制这些国家的内外经济政策，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强行纳入他们的经济发展轨道。因此，和平共处的实现必然是同反对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９）］只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发展中国家才能在国际经济循环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经济利益（特别是根本的、长远的经济利益），从而也才能增强和扩展国际经济生活中的稳定因素。当然，不仅要敢于反霸，而且要善于反霸。从国家的经济活动的角度上看，善于反霸由以实现的基础是：在对外经济方面，正确实施多边贸易战略。正确实施多边贸易战略使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整体上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做到：形成一定局部力量对比中的优势，以获取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在一些领域处于被动状态时，可以跳到外线“作战”，利用霸权主义国家在国内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难，联合有关力量，攻击其薄弱环节，迫使其减轻对自己的压力，从而也使“和平共处”的制衡力量获得发展。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只要世界历史时代还是资本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必须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彻底胜利为前提。但是，为建立上述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无疑是有助于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压迫、控制，争取发展中的经济自主，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性质，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性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三重特性（它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应责无旁贷地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这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不相矛盾）。也只有在为上述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过程中，我国才能在对外开放中趋利避害，最终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四）保持社会稳定世界现代化史表明，在现代化的起飞阶段（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起飞阶段），由于历史上长期积累的各种限制因素的结合体被打破，各种类型的心理失落现象急剧增加，以及国际环境中动荡因素的影响，故各类社会不稳定因素被激发出来。而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容易会因改革的设计、部署及其具体实施上的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盲目推进（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协调）等错误，演变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如果控制不了的话）进而发展成全局性的社会动乱。这对社会主义中国也不例外。创造和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中国现代化起飞阶段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应当慎重地选择社会改革方式，实施渐进改革，以此促进长治久安，在长期稳定中求得发展，逐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比较顺利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最终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邓小平同志讲，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因此，对社会稳定的研究是关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条件的世界历史思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稳定”标示着社会良性运动与协调发展的状态。其内涵是指社会机体能够协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社会运行处于有条不紊的整合状态。其外延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社会秩序和人心等方面的稳定。它表现为：政通人和、民心安定，社会成员各司其职，社会没有巨大纠纷、冲突、危机，法律、道德、习俗能比较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如果一个国家，其内部长期动荡不安，就难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更不要说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了。同时，对于一个原本开放的国家来说，其内部的不稳定往往易于导致他在外部受制于人。就目前我国而言，稳定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但也存在着较多的不稳定的因素，如腐败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严重侵蚀，分配不公，就业不足和人口超量流动，社会分层和收入差别的急剧扩大，各地区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新旧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某些道德滑坡，以及落实政策中的缺口和民主表达障碍的存在，等等。当然，这些不稳定因素还没有引发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任其发展，就有可能汇聚成为可怕的洪流，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不安。这必然会极大地损害甚至中断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应当加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战略研究。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稳定。要保证经济稳定，就必须做到：其一，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长期在整体上保持社会总需求不超过总供给，建设规模和消费不超过国力和生产能力，以使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坚持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这本身就能实现最快的增长速度，最好的经济效益。其二，对于处于现代化起飞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特别要注意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原则，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使国家整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尽可能地使全体人民都有相对均等的机会来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其三，满足基本需要，提高生活质量，把消灭绝对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状况与开发人力资源紧密地结合起来。联合国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不断减少生活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作为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这是有道理的。因此，在未来的５０多年内，在满足基本需要方面，我国应把重点放在：近期内解决目前尚处于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的６５００万人口的温饱问题；为将要新增加的３亿多人口提供和创造就业机会；为大约３．２亿老年人提供基本的赡养资金和社会保障，至少应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同时，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生活质量。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一论断，丝毫不意味着仅抓经济稳定，就能确保整个社会的稳定。保持和加强我们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应从这一系统工程的整体来看待稳定工作的各个环节。实际上，稳定工作的其他环节出了问题，经济稳定就难以保证。稳定工作千头万绪，但我们认为，除了抓紧上述经济稳定的具体工作外，至少目前还应从解决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着手：（１）经济组合的有序化，就业结构改革的协调化，特别是社会发展的配套化（忽略社会发展的配套化，片面地强调经济、技术、国防等方面的硬性发展指标，而不重视政治、文化、精神文明等方面的软性指标，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与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动荡，而长期的社会动荡又必然会阻碍经济增长。这是一种恶性循环）。（２）保障社会发育与社会控制的同步发展。例如，在改革经济体制时，应同时注意行政、法律、道德等社会控制手段的改革。（３）加紧制度建设。这里所讲的“制度”不是指社会基本制度，而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规范和有序管理。从制度的角度上看，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是以人格为保障的结构形式。制度建设既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环节，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４）切实可行的规范教育。（５）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良性功能（指造成良好舆论，发挥其监督环境、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总之，只有保持和维护我们社会的稳定，才能够积极地、富有成效地参与国际交往，并在其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自身。当然，在中国造就和保持社会的稳定，其复杂性程度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说，要统治象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协调各种集团的关系，取得进步而不产生社会和思想的动乱，困难是很大的，对于哪怕最灵活、最明智的领导人都是一个考验。但是，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特有优势，切切实实地努力做好各项稳定工作，在世界现代化的大川中，中国这艘社会主义的巨轮就能够乘风破浪，驶向并达到预定的目标。（五）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这与保持和加强社会的稳定是属于同一序的问题，不过在这里所要侧重探讨的是，中央政府在社会稳定和现代化中的作用。世界上大多数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其现代化发展的初期（甚至到中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严重问题的困扰：软政权化。意指，因政府行政指令贯彻能力的衰退、行政实施效率的低下以及法律规则被任意破坏而引起的一种综合现象。其主要表现是：社会成员各自运用自己掌握的某种稀缺资源如权力（包括“职业”权力）和金钱等等，在违反和抵制法律规则的基础上，为一已的私利进行交换；对法规的遵守与解释的松弛性和随意性；各种腐败行为间的互诱性。与软政权化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体现着“分利化”倾向的分利集团。分利集团往往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和政治资源，阻碍技术的进步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并通过权钱交易来降低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益。分利集团是现代化发育过程中的“肿瘤”，具有投机性、排他性和封闭性。例如，南亚的种姓和种族集团、宗教团体，和以这些集团和团体为后盾的院外集团均属于分利集团。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也是互为因果的。分利集团一旦形成，它必然利用自己垄断的各种资源和手段非法获得既得利益，从而进一步导致软政权化。一旦这种恶循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便会中断，或陷入发展的陷井。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社会和个人缺乏自主性。为了实现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发展社会内源性活力及各种资源，调动社会与个人的利益机制。因此，传统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一开始推行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放松对社会与个人的控制（也称“放权让利”），以鼓励个人与社会的自主发展。但问题也会接踵而来：当随着“放权让利”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各类规范很快失效之时，新的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规范却没有在社会内部找到（或没有完全找到）由以运作的“支撑点”，因为，传统社会内部原先并不存在以市场和契约来进行资源配置的机制，从而也不存在整合那些刚从国家的直接控制和支配中脱离出来的社会个体与群体。这样，“软政权化”现象便产生了。与此同时，一些拥有传统资源的势力（如地方政府、宗法家长、行会、有特权的个人等等）便趁机利用自己的权势，截留国家下放的权力，并借此来获取经济资源和其他各种利益，从而形成“地方割据”、“行业割据”、“企业割据”等等。目前在我国，类似于“软政权化”和“分利化”的现象已经发展到不能不加以重视的程度。例如，中央政府的指令有时在某些地区难以贯彻，国有财产的大量流失，国家财政拮据已影响到政府对社会生活的整合能力和行政能力，某些地区的“父母”官们已腐败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宗族械斗、黑社会团伙、灰色社会群体在一定的范围内相继出现，等等。至少我国的现代化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中央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放权让利”是对的，但中央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却不能因此而削弱，恰恰相反，应当得到加强（这主要指在社会整合、稳定社会和发展战略宏观指导方面的能力应得到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是改革、现代化和追求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包括有效地控制人口总数，保护整个民族生存的自然基础，为持续发展创造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全面设计、组织，调节各阶层、各集团之间冲突和矛盾，协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平衡，等等。特别是在我国市场机制和契约性的社会纽带发育尚不成熟的条件下，中央政府的作用更应得到加强。这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应保持充分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并有效地利用这种资源来强化指令贯彻的机制。这也是克服或限制“软政权化”和“分利化”现象的最根本的手段。目前我们所实施的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一最根本的手段展开的。其基本内容是：以改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计划体制，以及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为契机，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保持经济发展的基本平衡，引导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内源性的规范力量才能得以有序发展（从而也才能富有成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和世界市场竞争，而不至于陷于依附关系）。当然，克服或限制“软政权化”和“分利化现象，决不能仅从经济方面着手，这涉及政治、文化、民主与法制建设等一系列的问题。但这两种现象的根子则在经济领域，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把更多的“重药”下在“根子”上，则是无可质疑的。综上所述，正确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建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而斗争，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这５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主要的世界历史条件。二、面临的世界历史机遇与挑战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条件”与“机遇”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故有时我们可以把“条件”和“机遇”作为相互重合的范畴来加以使用。但细微观之，这两者之间的界限还是相对确定的：“条件”主要是就一定的行为主体而言的，一定“条件”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而一定“机遇”的产生则主要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所处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矛盾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发展状况。虽然一定“机遇”的产生不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但是否能抓住和利用一定的机遇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与“条件”相比，“机遇”具有更大程度上的易变性和易失性）。对于一定的行为主体来说，他的一定的预定活动目标的实现，既需要一定的条件，也需要一定的机遇。进而言之，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而且也需要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是否出现了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中国是否能抓住和利用一定的历史机遇，直接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是延缓还是加速，也可以说，直接决定了中国是否能比较顺利地基本实现现代化。关于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机遇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即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曾错过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石油等资源性产品比较廉价、国际市场空前发展的良好时机。而当中国开始对外开放时，国际市场已分割完毕，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又使他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同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四次长波的下波期（始于１９７３―１９７５年世界经济危机，延续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故从外部刺激中国经济起飞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上述观点从机遇的角度看到了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不利“情境”，从而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艰难性和曲折性，这是当肯定的，但有些失之片面。既要看到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不利的“情境”，又要看到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有利的“情境”。不利的“情境”与有利的“情境”（这里所讲的有利的“情境”即是指“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往往是并存的或互为因果的。我们认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今天，虽然不利的“情境”的确存在，但“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也正在向中国的现代化迎面走来。１．战后建立的以美国经济地位和影响为中心、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标志的世界经济体系，由于７０年代初期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和动荡而解体。经过７０―８０年代的大动荡、大分裂阶段，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大调整的过程，其时间肯定要持续到下个世纪初。在大调整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调整的目标定在经济政策、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上，而发展中国家则把调整目标定在协调内向与外向、国营与私营、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外延与内涵的关系上，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个国家的调整目标也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实际上，世界经济大调整的过程也是具有不同性质和方向的改革并存发展的世界历史过程）。目前处于调整过程的世界经济，其一体化发展出现了两种相互联系的态势：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均衡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浪潮日益高涨，由此逐步构成了世界经济多极格局（世界经济结构的基础单位不断由单个国家转变为地区或国家集团）。可以断言，“多极”、“块式”、“网络”将是世界经济结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基本形式。二是，跨国公司的全盛发展，不仅形成了以跨国投资、生产、贸易、技术和人员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不断扩增的国际经济活动领域，而且使跨国公司本身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的主要角色和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这两种态势使多极协调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也使国际协调在多层次上展开）。处于大调整阶段的世界经济及其一体化发展的态势为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有利“情境”，具体地说：有利于中国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多边贸易战略；有利于中国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利于中国在技术方面辩证地借鉴别国改革和现代化经验，从而也有利于中国在改革和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过程中走出一条自主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同时还有利于中国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富有成效的斗争。２．自８０年代以来，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进入了间歇阶段（这个阶段将持续到下个世纪初），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吸取、消化、创造性地运用原有的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时间。由于科技革命周期律的作用，于４０年代末兴起的现代科技革命的高潮已过，能够左右经济发展的科技革命成果的推动力在减弱，而许多新的科学技术还处于研究或初步应用阶段，一时还难以成为带动整个经济（指世界范围）高速发展的因素。虽然现在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努力研究开发新技术，并利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但并没有由此形成发展世界经济的强大动力。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真正开发且实用的新技术并不多。在本世纪下半叶，诸如生物工程、宇航工业、海洋工程、新能源工程等虽有一定的发展，但还仅处在草创期，难以出现重大突破，也难以大量、广泛地运用实际生产过程中。近年来，有许多国家的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发展很快，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还不足以弥补传统产业部门生产率下降所带来的损失，更不能左右整个经济的发展，且运用于这些新兴部门的科学技术大都源于４０―５０年代科学所取得的突破性的发展。随着与这些新兴部门相关的技术群进入发展的“饱和期”，突破性的变革将难以出现。对于将传统的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革命并举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现代科技革命的这种间歇阶段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它给予了社会主义中国吸取、消化、创造性地运用原有的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在技术经济方面追赶发达国家的世界历史时间。抓住并充分利用这种世界历史时间，社会主义中国就有可能在现科技革命第二次高潮到来之时站在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的起跑线上。这样，有利于社会主义中国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向更高的目标奋进。３．世界经济的调整和现代科技革命的间歇使世界产业结构发生变动（如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等），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经济、扩大出口、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利时机。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曾抓住了这种时机，进行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例如，韩国以电子、汽车行业为主，走以“科技为基础的质量出口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对于有发展前途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精密化学、精密机械、计算机、航空等）注重技术引进和吸收，而对生物工程、信息等新兴高技术产业则努力参加零部件生产，以获取技术，有计划地重点开发。再如，新加坡把产业发展的重点转向了电脑、生物工程和信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现在，仅生产电脑及其有关软件、附件、器材的企业就有数百家。与此同时，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也发展得非常快。我国也应进一步抓住这种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其基本内容是：初级产品加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构成完整的工业化增长体系；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为方向，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相融合，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此推动整个产品结构走向工业化和高附加值化。实际上，紧紧抓住上述时机不放，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且也有利于我国结合整个产业的调整来协调自身的地区经济布局。４．经过３０年左右的酝酿，目前亚太经济圈正在形成之中，这有利于带动身处这一地区的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因为，中国经济与亚太各国经济、特别是东亚各国经济之间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互补性。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特别是东亚经济奇迹般的腾飞，使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例如，近年来，我国平均每年约有２／３的出口和１／２的进口是在亚太地区进行的。这既说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正在不断提高，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共识），又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亚太经济合作。当然，目前中国参与亚太产业分工的层次还不高，与日本、新加坡等国相比，基本上处于垂直分工状态；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相比，基本上处于水平分工状态。因此，我们要积极参加亚太地区各层次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在普遍扩大与各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与东亚、东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这两个地区在下个世纪有可能率先形成次区域性的有形经济圈）。进而言之，对于我们来说，当务之急的是：全力促进东亚、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开发印支市场，通过成功的次区域性合作来进一步提高我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进而提高我国在整个世界中的经济地位。５．通过十几年的改革，稳定的、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近年来，西方国家为了使其经济发展真正走出低谷，竞相到中国投资。国外有一位资深的经济权威对此有感而发道：“２０多年前，我是不会鼓励商人们到中国投资的。但现在我会说――如果你要短暂的利益话，请到美洲及欧洲去，如果你要烧伤自己的手指的话，请到前社会主义地区（指现在的独联体、东欧地区――引者注）去，如果你要长期的利益的话，请到中国去。”［（１０）］当然，中国这一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是不能任人随意开发的。开发中国市场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为此，我们应起码注意两点：其一，以市场调节资本的输入。在国际上，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具有“互替性”，如当某种商品的国际流动受阻时，该商品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便起而代之。因此，我国在引进外资时，应有计划地阻止某些商品的流入，以迫使外方用生产这些商品的生产要素的流入来代替（或迫使对方采取投资优惠政策）。其二，根据产业结构的具体情况，有计划地开放市场。我们引进外资，不能仅限于满足国内建设或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而且还应从引进竞争、促进国内产品升级换代的战略高度来安排。对还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产业坚决实施保护，而对具备了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产业则要逐步取消保护，推向国际市场。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市场优势，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求得经济的自主发展。６．国际关系在总体上走向缓和。虽然当今世界仍旧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和平与发展正日益明显地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理解，故不赘述。上述这６个方面的机遇是互相联系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世界历史机遇。但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机遇也可以转化为风险。例如，由于旧的国际分工（二次世界大战后表现为“世界城市型”地区与农矿业低技术加工以及污染工业的物质资料生产地区间的国际分工）所使然，世界经济的调整和现代科技革命发展的间歇也同时具有扩大世界经济两极分化的作用，使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其表现之一是：在“调整”和“间歇”阶段，发达国家将一部分制造业（往往是污染工业、夕阳工业、劳动密集型工业中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对另一部分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以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发展新兴工业和改造传统工业的优势都在发达国家一边，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难以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目前日本在亚太地区所推行的“雁行模式”的劳动分工体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再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以集团化为基础展开和推进的，而区域集团首先汇集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并且这种区域性集团随着其内部联合程度的加深而愈来愈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由于能够运用的经济手段有限，故非但不一定能够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获得多大益处，而且还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受到损害。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上述风险同样也威胁着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认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要及时、充分地利用世界历史发展的今天所提供的机遇，并将其风险转化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除了应注意上文所论及的问题（见本文第一部分）外，还要重视在实践中处理好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一方面，要及时利用由于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劳动成本上升而给我们提供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占领发达国家这部分产品市场的机会，并根据世界市场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需求，采取独立的政策机制和灵活多变的经营战略，以在竞争日趋加剧的世界经济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又要根据世界市场的发展趋势，加速我国产品结构的全面调整，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增强我国参加世界范围经济竞争的实力，并进而不断优化我国的贸易结构。其次，应努力改变目前我国企业力量分散、多头对外和小商贩式的经营管理方式，集中力量建设企业集团和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开发拳头产品，学习国际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以直接、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再次，进一步研究和熟悉现代世界经济活动的方式和规律，协调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同世界经济的关系，为加入区域集团创造良好的内部条件。这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最后，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中逐步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我们不仅应当继续保持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还应当努力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市场多元化应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一个基本战略。同时，我们必须从质量上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开放的程度：既要继续发展对外商品贸易，又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展开多方面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不仅要参与简单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型的国际交换，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扩大经济联系的领域，以直接参与国际生产体系的各个环节的运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我国资源配置的状况，并使有限的贸易投入到全球范围效益最高的方面去，以促进国民经济的优化，最终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综上所述，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上看，虽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困难重重，但是，只要具备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并及时抓住和善于利用世界历史机遇，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从而最终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一旦到那时，世界现代化史的新时代也就来临了。注：（１） Ｇ・Ｅ・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８页。（２） 随着人口的恒性运动，中国将在下个世纪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进入人口的三大高峰：总人口数下限达１５亿；劳动年龄人口达１０亿（在下个世纪２０年代）；老年人口达３．２亿。这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也罕见的。如果按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将在下个世纪形成超大规模、并行膨胀的总人口群、劳动年龄人口群和老年人口群。这是一种灾难，其后果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生活条件受到严重威胁，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了。（３）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２页。（４） 例如，美国占世界人口１／２０弱，却耗费了１／５的世界能源，近１／３的世界矿物资源。（５） 从工业能源方面看，１９８５年中国人口占世界２２％，能源生产占世界能源生产的９％，能源消耗占世界总量的８．４％，人均能源消费量０．７３３吨标准煤，不仅远低于欧美、日本等国，而且也低于世界人均消费水平（１．８７５吨标准煤）。再从农业资源方面看，中国主要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也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特别是水、土、森林、草地等资源极为紧缺。目前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占有量继续下降仍是基本趋势。据预测，到２０００年，中国人均耕地下降２６．５％，人均有林地下降６％，人均草地下降８．５％，人均河川径流量下降５．４％。全国进入水资源危机初期，局部地区和多数城市将进入水资源危机的中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人为因素造成的。（６）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２２页。（７） 参见Ｅ・拉斯格，Ｔ・库茨多：《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前景》，纽约，１９８０年；Ｗ・Ｒ・克林：《国际秩序的政策选择：一种经济分析》，纽约，１９７９年。（８） 布莱克把“创造一个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化领袖获得权力的转变”的三个标准之一，是有道理的（参见：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１０３―１０４页）。（９）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１５６页。（１０）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７日《光明日报》。（作者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 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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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机与应用WEIXINGJI YU YINGYONG2000 Vol.19 No.5 P.40-41邮政图像的预处理李源陈淑珍摘要：为实现邮局给据函件的自动抄登及自动化管理，提出了“给据函件投递原迹登单系统”，着重讨论了函件图像的预处理问题。关键词：给据函件 函件图像 彩色模型 模板邮政是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是大众的信息命脉之一，实现邮政管理信息化和自动化是当务之急。目前我国大多数邮局的业务处理和数据管理还停留在手工水平上，这大大制约了邮件处理的水平和效率。为改善目前邮局人工抄登给据函件，人工管理抄登数据的现状，本项目组开发了“给据函件投递原迹登单系统”。1 开发背景邮政处理中，每一个邮局都需要处理给据函件。给据函件指挂号信件、邮包、保价函件等在收寄时出具收据、处理时进行登记、投递时要求收件人签收的函件。给据函件的管理较平常函件更严格，操作流程更复杂，责任更重大。给据函件的投递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核对需要投递的给据函件的数目是否正确，然后按区域抄登每一封给据函件，抄登过程中需要抄登函件的号码、函件的收寄局、函件的收件人地址和姓名，抄登完毕后将抄登的登单交给投递员进行投递。给据函件的投递部分要解决函件的地址、姓名、条码的抄写问题，这个问题用单片机开发是难以解决的（代码的复杂性和速度都达不到），用微机开发也要解决复杂的图像处理和图像理解问题。现有的系统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们要么将这个部分空了出来，要么就要求操作员用汉字录入的方式录入地址、姓名、条码，但汉字录入比较慢、容易出错，所以现有系统在给据函件的投递处理上是一个空白。本系统正是针对目前给据函件投递登单需要人工抄登函件的地址、姓名、条码以及查询十分不方便的情况，综合运用图像处理的方法实现给据函件的抄登的自动化处理，提高了登记处理的速度和正确率，极大地改善了人工抄登、人工管理抄登数据的现状。本系统采用彩色摄像机和视频捕获卡作为图像的输入设备，从价格因素考虑，本系统只能采用一般分辨率的摄像机作为图像输入设备，这样会导致图像降质严重，所以本系统需对函件图像进行预处理去除邮编区域对后继图像处理的影响。2 函件图像中邮政编码的去除挂快函件图像中，邮政编码区域的位置在人眼看来，都呈现红色，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征将这些区域辨识并去除。处理步骤如下：（1）RGB到HSV模型的转换用计算机来处理彩色信息，必须能够用定量的方法来描述彩色信息，即建立彩色模型。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和侧重角度，可将彩色模型大体分为3类：色度学彩色模型、工业彩色模型、视觉彩色模型。一般来说，色度学彩色模型，如XYZ，UCS彩色模型，偏重于纯理论和计算方面，因而有时称为计算模型。而工业彩色模型，如RGB，CMY，YIQ彩色模型，主要用于电视传输及彩色重现等实际应用场合，侧重于用实际的方法来复现彩色的可行性。而视觉彩色模型，如HSI，HLS，HSV彩色模型，则侧重于用与人的视觉相吻合的亮度、色调和饱和度来描述色彩信息。不同的彩色模型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合，这些模型都可以通过数学方法来相互转换。我们采用24位真彩格式将彩色摄像机的输入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这样较易得到图像中每个像素的RGB分量，每个分量占用1个字节。但采用RGB彩色模型不易于将图像中的色彩区分，如由于信封背景色的影响和信封规格的不同，对于不同信封图像上的邮政编码边框，经常呈现橘红、深红等深浅不同的颜色，其RGB分量差别也比效大，且对于黄色信封而言，邮政编码边框的RGB分量与背景的RGB分量十分接近，采用RGB彩色模型，很难直接检测出邮政编码区域。分析原因，RGB彩色模型是从硬件的角度提出的，并不能很好地与人眼的视觉特性相匹配。人眼的色彩知觉主要包括3个要素，即色调、饱和度和亮度。在本应用中，我们用计算机模拟人眼对信封图像进行一定程度的分割与识别，采用视觉彩色模型比较合适。我们选用HSV（Hue，saturation，value）彩色模型，这是一个6棱椎模型，如图1所示。具体的转换关系可参阅文献［1］。图1 HSV模型示意图将图像数据从RGB空间转化到HSV空间，色调分量H作为1个独立通道信号被提取出来，不再受与色调信号无关分量（如光照强度）的影响。具体检测中，H分量在1个固定的范围内，即0＜H＜32，我们可利用这个特征将邮政编码区域检测出来。（2）在H空间运用模板增强图像模板在图像处理中发挥着灵活多样的作用。随着选择的模板不同，可实现图像去噪、边缘检测、模板匹配、图像增强等多种功能。其中，如何根据实际应用场合选择合适的模板，就成了模板应用的关键。在本系统中，为检测出邮政编码红色边框，需在H参数空间中确定1个阈值，这里我们选定阈值为32，如果H值小于等于32，我们则认为该点色调属于红色区，而对于H值大于32的点，我们则不予考虑，对于图3中的原始信封图像，在末经过模板处理之前，在H空间中以32为阈值，经过二值化后的图像如图4所示。由于字迹中经常含有红色成分，使字迹与邮政编码边框混淆。考虑到邮政编码边框具有水平或垂直的特征，我们构造了如图2所示的归一化模板，此模板将对图像色调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予以增强。图2 归一化模板（3）连通域分析对于在H空间以32为阈值进行二值化后的图像数据，为进一步将邮政编码边框和单位地址从杂散红色信号中分离，我们采用连通域分析方法。一般来说，邮政编码边框和单位地址对应于区域较大的连通域。邻域采用四连通邻域，即和（x，y）相邻的像素为（x＋1，y）、（x－1，y）、（x，y＋1）和（x，y－1），如果1个像素和它的邻域的灰度相同，则认为它们是属于同一连通区域，而被聚合到1个连通域中，反之则认为是属于另1个区域。将这种聚合过程反复迭代进行，直到图像中的每1个像素都被遍历为止。以这种方法，我们遍历整幅图像，将其分为各个不同的连通域，并标以不同的标号。根据各个连通域的大小、区域范围、前景点的个数的统计，我们可以判别出图像中有无邮政编码及邮政编码的具体位置。一旦发现邮政编码边框和单位地址，我们就将这个区域范围（Mind＜x＜MaxX，Miny＜y＜MaxY）内的图像从原图像中切除，排除了其对后续处理的影响。3 邮政函件图像处理中的应用以下为上述处理方法在一封函件图像运用的具体示例。原始文件图像如图3。图3 原始信封图像模板处理后的信封版面如图4。图4 模板处理后的信封版面去除邮政编码区域和右下角单位地址区域后的信封版面如图5。图5 去除邮政编码和右下角地址后的信封版面本系统作为面向邮政局日常工作业务的实用邮政给据函件处理系统，己在一些中小邮局试行使用，函件图像预处理效果和速度令人满意。李源（武汉大学电信学院430072）陈淑珍（武汉大学电信学院430072）参考文献［1］Robinson G．Color edge detection．Opt．Eng．，1997；（16）［2］Shiozak A．Edge extraction using entropy operator． Computer Vision，Graphics and Image Processing，1986［3］陈武凡，鲁贤庆．彩色图像边缘检测的新算法-广义模糊 算子法．中国科学，1995；（2）收稿日期：199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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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反政府武装中止交出武器新华社马那瓜５月１８日电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今天宣布无限期地中止交出武器和遣散部队的工作。这一决定是在尼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加莱亚诺签署的一项６点声明中宣布的。声明说，由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采取报复态度”，国内不安定的气氛加剧，公民的安全得不到保证，有关协定没有得到履行。根据尼总统查莫罗夫人本月６日同反政府武装签署的协定，该组织的一万多名成员应从５月８日起交出武器并解散部队。反政府武装至迟到６月１０日应全部解散，政府也应向被遣散的人员提供生命安全和生活的保障。据尼政府提供的数字，在上述协定签署后的１０天之中，集中在５个安全区的１・４万名反政府武装分子中只有１０００人交出了武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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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sports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5期 No.5 Vol.18 1998科技期刊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内容、方法及训练控制的研究唐建军(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摘要 通过文献资料分析，对兵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系统化提出一个理论框架，供教练员在训练中参考。研究结果表明：能量供应特征、各种素质的主次关系和练习方法的专项化是确定训练内容的依据。而练习方法的专项化，是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负荷控制准确和有效的前提。关键词 乒乓球 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训练内容和方法乒乓球竞赛日趋激烈，对运动员专项身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对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内容确定的依据和练习方法的专项化程度及其在实施过程中对运动负荷的控制进行研究，目的在于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对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系统化提出一个理论框架，供教练员在训练中参考。1 研究方法(1)文献法：查阅有关论文43篇。(2)分析法：对训练内容和方法进行分析和归纳。2 结果与讨论2.1 确定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内容的依据确定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内容的依据有3个方面：一是根据乒乓球运动员机体能量代谢的特点来确定。金斯*特林格尔(西德，1989)在一项对竞技乒乓球运动员的能量代谢研究中指出：竞技乒乓球运动是一项强度平均值较低的耐力性负荷。随着负荷持续时间的增加，运动员依靠脂肪供能的比重就越大，乒乓球运动总的负荷强度较低不是因为负荷的时间短所致，而是由于休息――中等负荷――短暂的大强度负荷不断变化的结果。日本学者油座信男等人(1983)关于优秀乒乓球运动员比赛时间、空间的特性和机体生理负担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心率数看比赛中运动员的生理负担量，相当于最大心率的71%～86%，推测实际相互对打时生理负担量要更高。从对打中的时间分析，可以判定优秀男选手比赛时相互对打是几秒钟内爆发性的无氧代谢的激烈运动，其中包括比赛时拣球等小休息在内的长时间反复的耐久力的运动。刘洵等人(1986)关于乒乓球运动员某些技术运动和一局比赛的能量消耗的研究结果表明：乒乓球运动是一项中等强度的有氧代谢为主的运动。根据乒乓球运动的能量代谢特点，训练内容应选择较低或中等负荷强度――短暂的大强度负荷的练习内容，并在练习的强度和量的安排或不同练习内容的组合上体现出来。二是根据乒乓球运动项目的特点来确定。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乒乓球运动员应首先发展专项速度素质和灵敏素质(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1960)。其依据是，在乒乓球比赛中，判断――反应――起动――移动――摆臂等要快速。这就要求乒乓球运动员有良好的专项速度素质和灵敏素质。而专项力量训练对提高神经系统兴奋与抑制过程的强度有帮助，它有助于发展专项速度素质。其次，是要相应发展专项耐力素质。依据是，在实践方面，正式比赛9～10天，越到比赛后期，越紧张激烈，因而对耐力的要求也高；在理论方面，乒乓球运动所需的耐力，是一种强度经常转换并与速度和灵敏密切结合的专门性耐力。由此可以认为：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内容按其重要程度可分为：专项速度素质、专项灵敏素质、专项力量(爆发力)素质以及专项耐力素质。三是根据乒乓球运动主要技术动作特点来确定。乒乓球运动技术动作主要有：正手技术动作――拉、冲、打、挑、搓 (削)等，反手技术动作――拉、打、冲、拨(推)、搓(削)等，以及与之配合的各种步法移动。要很好地完成这些技术动作，就必需具备良好的专项速度、灵敏、力量以及耐力素质。要使专项速度、力量等素质真正符合每一项技术动作的需要，就必须注意所选用的专项身体训练内容的动作结构、肌肉用力形式要尽量与之相似。乒乓球技术动作肌肉用力的顺序是，从人体总重心的近端始发用力到远端用力终止。只有这样才能使专项素质练习发挥实际效果，才能更好地促使技术的提高。2.2 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的方法在使用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繁多的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变成一个符合乒乓球专项身体训练规律，符合乒乓球运动实际情况，有序且有明确针对性的练习体系。在确定专项身体训练内容的3个方面的前提下，可以对以往的练习方法按照技术动作的解剖学、生理学和乒乓球技术动作本身进行分类，对同一素质练习方法中不同的内容进行专项化程度的区分，以便于教练员在方法选择上目的性更明确。在专项化训练程度区分中，本文运用了专项基础身体素质训练和专项身体素质训练两个不同的专项化程度的概念。所谓专项基础身体素质训练，是指该素质练习方法在专项身体素质上能紧密围绕专项需要，为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水平的提高提供最直接的帮助。而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则是由乒乓球技术动作和战术要求构成的专门性素质练习。根据这两个不同概念可以对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进行划分，见表1。表1 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的专项化程度区分表类别专项基础身体素质训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灵敏素质1. 原地足前部快速交替听(看)信号向同侧或异侧跨步1. 运用各种步法接抛向不同方向的乒乓球2. 侧身躲闪乒乓球2. 看手势做步法移动并做出相应动作3. 听或看信号做出蹲下、跳起或转体动作3. 多球练习中的不定点摆速4. 8字侧身跑4. 两个持拍相互击接旋转球5. 十字快速交换跳5. 球台上两球对击游戏6. 抛球转体360°接球6. 交叉步侧向跑7. 闭眼做各种动作，然后检查是否正确7. 推一侧一扑手步法练习8. 快速、不同要求跳绳8. 左右摆速挥拍练习9. 多球推挡侧身攻练习速度素质1. 原地快速摆臂1. 快速挥拍练习2. 30 m冲刺跑2. 沿球台滑步练习3. 10 m滑步、交叉步综合运用折返练习3. 捡放多球练习4. 左、右跨跳练习4. 多球快速左右摆速练习力量素质1. 哑铃屈臂1. 持重拍挥臂练习2. 中等重量的杠铃撑推2.持瓶转手腕练习3. 轻重量前臂旋转练习3.腿手绑沙袋训练4. 仰卧侧起练习4.多球发力扣杀球练习5. 轻负重左、右跨跳练习耐力1.跳绳1.连续杀高球练习素质2.长跑2.多球训练2.3 运动负荷的控制2.3.1 运动负荷的专项性。运动负荷的专项性是指负荷要与运动员所参加的、与自己水平相称的比赛要求相符合。根据研究结果和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的实践经验，在专项身体素质训练中，可以运用休息――中等负荷――短暂大强度负荷不断交替的方式进行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的安排。2.3.2 练习强度。练习强度决定能量供应性质，改变练习强度，就可以改变能量供应的方式。在乒乓球专项身体训练中，可以通过练习时的心率大致确定该练习对何种能量供应系统产生作用。见表2。表2 按强度区分的训练负荷的特征强度区训练目的身体反应心率(次/分)血乳酸(mM/L)1 (恢复性的)促进恢复过程100～1202～32 (保持性的)保持已达到的有氧能力水平140～1503～43 (发展性的)提高有氧能力，提高长时间工作的专项耐力165～1754～84 (短跑的)提高非乳酸性无氧能力，改善速度能力――2.3.3 持续时间。为了提高非乳酸无氧能力，可采用短时间(5～10 s)极限强度的练习。为了提高有氧能力，练习的持续时间可以长达数小时，即在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中，某些技术练习方法或整堂训练课从运动负荷量安排的角度来看，本身就可以作为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来进行安排。2.3.4 间歇时间。在乒乓球专项身体训练中，一般可以根据心率指标来安排间歇的持续时间。在工作能力最低时心率最高，工作能力的恢复，一般和心率的恢复是一致的。改变间歇的持续时间，可以发展各种不同的专项身体素质，见表3。表3 45 s以下的各种练习间歇的持续时间对训练效果的影响间歇完成距离的速度%训练效果缩短的80～96主要发展专项耐力不充分的88～96同时发展专项耐力与速度能力充分的88～96主要发展速度能力延长的92～96主要发展速度能力3 结束语3.1 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内容的确定，涉及到专项素质的3方面问题，即能量供应特征、各种素质的主次关系和素质练习方法的专项化。它们对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专项化程度的区分和在实施过程中的控制起着理论指导作用。3.2 练习方法专项化程度区分的目的在于，廓清众多专项练习方法的类型，用专项基础身体素质训练和专项身体素质训练两个概念进行归类，以便于在实践中有效地选用。3.3 练习方法的负荷控制是对练习方法在实施过程中科学有效的把握，只有正确控制运动负荷，才能使各专项身体素质的训练起到应有作用。4 主要参考文献1 普拉托诺夫.运动训练的理论和方法.武汉体育学院，19842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练学专业委员会.中国运动训练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3 田麦久，等.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1997-12-01收稿，1998-03-06修回 责任编辑：尹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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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4210 【原文出处】齐鲁学刊 【原刊地名】曲阜 【原刊期号】199705 【原刊页号】66～72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复印期号】199801 【 标 题 】陆贾的历史意识及其文化意义 【 作 者 】张秋升 【内容提要】陆贾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意识，可惜一向为研究者所忽略。本文主要通过陆贾的著作《新语》对此进行阐明与分析，指出陆贾 不但关注历史、研究历史、撰写历史，而且对历史的价值及其实现有独到认识。本文重点探讨了陆贾心目中的历史规律――道德仁义支配着历史的变化。以往人们往往低估了陆贾对汉初文化建设的贡献，实际上，单就其历史意识而言，他不但改变了秦人鄙弃历史的态度和历史无用论的认识，而且为儒学及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契机，陆贾同时也开辟了秦史研究之先河，并定下秦史研究的基调。【 正 文 】 陆贾生活于风云变幻的秦汉之际，亲身经历过亡秦灭项、诛吕保刘等重大历史事变。他曾跟随高祖平定天下，汉兴，两次出使南越，使尉伦臣服汉朝。高祖去世后，他使陈平、周勃合力，并为他们出谋划策，平定了吕氏叛乱，保住了刘姓江山。陆贾与当时的其他草莽大臣不同，他文化素养很高、学识渊博，常常称说《诗》《书》，著有《新语》和《楚汉春秋》，为汉初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陆贾非常重视历史文化，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意识，但迄今为止，还无人对此进行过系统阐明与分析，这无疑是陆贾研究甚至文化史研究中的不足之处。一陆贾传世的文字主要有《新语》十二篇和《楚汉春秋》佚文五十条（据王利器《新语校注》附录二《〈楚汉春秋〉佚文》，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从中我们足可洞悉陆贾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意识。陆贾对历史的深切关注是其历史意识的第一个重要体现。他著作《新语》的目的和出发点，就是研究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利汉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对于这段话，人们一直注意的是逆取顺守的政治论点，而忽略了下面接着提出的历史论据或历史经验教训的支持，以及由此而导出的最高统治者汉高祖对历史的兴趣和关注。很明显，研究历史、总结历史上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是《新语》的宗旨。《新语》的著述的确是以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从该书涉及的历史人物看，据笔者统计，具名姓号者就有８０人，围绕这些人物而展开的历史事件的文字量又相当大。此书的体例与先集诸子之书大体相类，重视历史、以史论政、托古言今的特色也相当明显，同时由于作者亲身经历了秦亡楚败汉兴的历史大变动，这使他不但对历史的认识在许多地方较诸子深刻而新颖，单就其涉及的史事时限看，上可至观天察地定人道的先圣，下延至尚刑而亡的秦二世（《新语・道基》，下引《新语》只注篇名），时限的拉长容纳了更多的历史内容，增大了探索并抽象历史规律的可能性。总之，《新语》虽然沿袭了先秦诸子的著述形式，但历史知识非常丰富，历史视野更为广阔，其深切关注历史的特点是极为显著的。这一特点也早为前人所注意。陆贾时时称说《诗》《书》、并在《新语》中多次提到“五经”，他肯定吸收了儒家典籍中的历史知识；“陆贾之学盖出于荀子”（王利器《新语校注・前言》）的观点颇有说服力；“（陆）贾兼通《三传》”（刘师培《左＠①集・左氏学行于西汉考》）之说也很有道理；陆贾亲历秦汉之际的历史事变，耳闻亲见的事定然不少，有些被引用在了《新语》中，有些则写进了《楚汉春秋》。可以说，其历史知识既有源于书本的，也有源于亲身经历和口头传说的。陆贾不但深切地关注历史、通晓历史、探索研究历史，而且还亲自撰写历史，《楚汉春秋》就是他撰写的一部史书。《汉书，司马迁传》云：“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艺文志》进一步指明：“《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并将它与百三十篇的《太史公》并列。《文心雕龙・史传》云：“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解《史记集解序》中“述《楚汉春秋》”一语时，更明确指出；“汉太中大夫陆贾所撰，记项氏与高祖初起及说惠、文间事。”对照《楚汉春秋》全部佚文，其内容与司马贞所言正相符合，而且全部佚文均为记事说明之文，未有一句议论性质的。如果《楚汉春秋》是一部议论之书，哪怕如诸子之类的书，不流传下来一句非记事说明之语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楚汉春秋》是陆贾撰述的他那个时代的现当代史。《楚汉春秋》的许多内容当被司马迁采入了《史记》，史载：“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汉书・司马迁传》）一个“述”，一个“接”，透露出史公对《楚汉春秋》的继承、采用与接续。因此，秦亡楚败汉兴的这段历史得以传世，陆贾之功当不可灭。《楚汉春秋》的成书肯定晚于《新语》，因为《新语》著于高祖在世之时，而此书则记事达于汉文帝之时。这说明陆贾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也在日益自觉。对于历史的价值及其实现，陆贾也有自己的认识。事实上，在陆贾对答高祖的那段话中，就已蕴含着历史对现实有重要作用的思想。他还认识到历史“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至德》），《春秋》就是一部具有“追治去事，以正来世”（《本行》）的历史价值的书。这种鉴戒史观在先秦时已相当流行。但陆贾在此问题上的独特认识或认识的深化在于他对今古位置的摆放。他强调重古不能忘今，今比古更重要，“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术事》），这正是对荀子“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荀于・性恶》）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基于此，他批评那种“以为自古传之者为重，而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近，甘于所闻”（《术事》）的崇古态度和做法，认识到是“今”使“古”的价值得以实现与发挥。陆贾注重历史但并非沉古不化，所以说陆贾不但继承并发展了先秦人的鉴戒史观，而且比后世迂腐者一切向古人看齐、舍今取古、仿古摹古的态度与做法也要高明，这也正体现了汉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重现实、讲实用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那么，历史价值怎样实现呢？陆贾最关键的回答是：从历史中找出古今相同、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用于指导现实的行为。陆贾说：“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术事》）这首先不是历史不变论，因为陆贾在《新语》中多处表达了历史变化的观点，如在《道基》篇中讲历史由先圣到后圣的变化等等。陆贾认为古今有相同的、不变的东西，变化的历史中有不变者。比如《春秋》一书中就蕴含着这种东西：“《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术事》）它不只在春秋时有效，而且同样适用于今之为政者，陆贾将这种东西称为“道”。正因为“道”之古今相同，所以陆贾的结论是“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至要而有成”（《术事》），“道”距今世久远与否无关，关键是这个“道”必须“至要”（即根本）而“有成”（即历史实践证明有效），所以《春秋》虽未言及五帝三王，但同样蕴含着与五帝三王以及今天一样的“道”。二那么，陆贾心目中的“道”即历史规律是什么呢？历史规律是历史意识中系统化理论化的部分，也是陆贾历史意识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固然，古人没有“历史规律”一词，但我们的研究又须以今天成熟态的“历史规律”概念为参照。历史规律无疑必须具有客观必然性和普遍重复性的特点，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问题上逐渐形成的共识。陆贾探索到的至要而有成的“道”即历史规律是：道德仁义决定着历史的变化。我们之所以将其界定为历史规律，并不仅仅是因为在《新语》中陆贾最多次数地强调了道德仁义，更重要的是他将道德仁义放在了贯穿古今的根本法则的地位。陆贾对“道”之特性的界定是：“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则无不能，故谓之道。”（《慎微》）“道”首先是“人之所行”，由人的行为所体现，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它不是外在于人类的东西，而是存在于人的行为活动之中；其次，“道”之“无不能”说明了“道”之作用的必然性和普适性。那么，“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本行》），道德仁义是“道”之具体，因为道德仁义符合“道”亦即历史规律的条件与要求：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离宫商，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术事》）这一段话是就道德而言的，而在陆贾看来，道德与仁义是二而一的东西。他说：“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道基》）又说：“义者德之以，履之者圣也。”（《文选》应吉甫《晋武帝华林园集诗》注引《新语》）可见，仁义是道德的纪与经，是圣人之学，而执行遵循它的又可为圣。仁义与道德一样也是古今相同的法则，其作用也与道德一样：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后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德仁为固，仗义而强，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道基》）分析这两段材料，我们会发现：从客观必然性来说，不论是古之尧舜桀纣，还是后世的周公秦二世，只要避循了道德仁义就会得到符瑞、福、固、强、寿，而背之者必得祸殃、凶、危、昏、亡，这一点并不因主体的意志而改变，也不因时间之今古和地域之东夷西羌而失效；从普遍重复性而言，道德仁义是“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万世”“古今”云云，从历时态上深刻而确切地指明了道德仁义的适古适今的普遍有效性，同时也包含其效应的重复有效性，它对古之尧舜桀纣和后世的周公秦二世是平等的、无偏袒的，是重复有效的。更可贵的是，陆贾还从历史横断面的各种关系上，亦即从共时态上指明了这一规律的普遍有效性：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曾、闵以仁成大孝，伯姬以义建至贞，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乡党以仁恂恂，朝廷以义便便。（《道基》）这样，他便在道德仁义和历史变化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客观必然的联系，这种客观性不因主体是尧舜或桀纣而改变，恰恰相反，遵之者为圣，失之者为愚；同时，这一联系是跨越时空而固定下来的，是适合于古今、君臣百官与百姓以及乡党和朝廷的普遍的、多次重复有效的联系，这就是陆贾心目中的历史规律。陆贾力图用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历史规律的正确性，一再强调“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仗义而强”（《道基》）的观点。他对答高祖时指出：秦亡于“任刑法不变”，假如他“行仁义，法先圣”则可长久，在这里，他是把刑法看作了仁义的对立物而批评任刑法的做法的。在《道基》篇中，他也说：“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这些都深刻地指明，秦亡于尚刑罚而不行仁义，而这一结论的形成，应是陆贾依据自己最切身的感受而得来。对仁义的呼唤不止是下层百姓的心声，也是上层统治者的要求。所以，不论从情感倾向上、还是从理性反思上，陆贾必然要推祟仁义而贬斥刑罚。也许，正是由于秦亡的深刻教训，他找到了仁义并泛化开来，推向过去与未来，将其提升为古今万世不变的人的行为的根本法则。无论如何，秦史尤其是秦的灭亡史应是陆贾确立历史规律的最坚实的事实基础和最直接的思想动因。在《道基》篇中，陆贾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先圣、中圣、后圣三个阶段。先圣为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而创造了各种器物，其治理后期出现了奸邪佚乱，皋陶立狱制罪，从而转入中圣定礼义、兴学校的创造制度文明时期，其治理后期又出现纲纪衰废的现象，于是后圣定五经、明六艺，纂修篇章，设音乐、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创造了精神文明。先圣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中圣和后圣解决的是人类内部的矛盾。人们通常认为，这一段关于人类社会起源与发展的描述体现了陆贾的历史进化观和圣人史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人们往往忽略了陆贾在此问题上的独特认识。实 际上，陆贾是将这种进化的历史最终归本于仁义的。他认为，是圣人依仁义创造了各种文明，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在这一大段人类进化的描述之后，陆贾这样总结道：“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所谓统物通变，即考察天地人事，据具体情况而因时变化创造，实际上是对圣人们创造历史行为的一种表述，而圣人们的目的是治情性，他们的行为所展示的正是仁义，这也是支配他们行为的法则。仁义贯穿于三圣的历史，虽然圣人们“通变”，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遵循仁义的法则，都取得了成功，推进了历史。在这里，历史的进化看似由圣人所推动，实则是仁义法则通过圣人发挥着作用，因为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仁义是千古不变的，而圣人是因为行仁义才成为圣人、具有不确定性，这样，圣人史观便最终归结为道德史观。另外，陆贾对答高祖时将“行仁义”与“法先圣”并称并列，也侧证圣人的行为正是仁义的做法。接“治情性、显仁义”一语之后，即在《道基》的下半篇，陆贾又大谈仁义，对仁义与历史变化的关系作了理性的阐发，进一步证明了仁义支配历史变化的观点：“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陆贾确立这一历史规律，不但以历史事实作证明，而且以天道定人道的哲学理论为依托。陆贾继承了以天道定人道这一古老悠久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以此断定和证明了作为人道的仁义是法天地而来的。他说：“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道基》。“后圣”指孔子，依王利器《新语校注》）而五经的内容无非“仁义”二字：《鹿鸣》以仁求其群，《关睢》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道基》）那么，后圣孔子定五经的依据是什么呢？陆贾认为是天道，“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从而达到了“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高度（《道基》），这与陆贾的“事不生于法度，道不本于天地，可言而不可行，可听而不可传也，可口玩而不可大用”（《怀虑》）的思想认识是一致的。可见，仁义本天道而来。上面巳指出，陆贾认为“道”乃“人之所行”，他没有到人的活动之外去寻找“道”，而是将历史规律与人的主体活动统一起来。道德仁义支配历史变化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在陆贾看来，不过指明了这一规律无非是历史铸造的、人的意志打不破的一种因果法则。这一法则是人活动的结果并被认识了的，人可以遵循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陆贾对历史规律的体认应该说已深入到这―步了。陆贾对于历史规律的这一认识与历史宿命论不同，比如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看似逻辑性强、历史哲学味很浓，但它是纯粹自然的逻辑对历史的一种附加，一种先定次序在历史中的投射，在这一历史哲学中找不到人的影子，看不到人的活动和自主力量，因而是一种宿命论。而陆贾则不同，他虽然以天道定人道，认为仁义本诸天地，但仁义毕竟是人的行为法则，这便给人的自主活动留下了余地，而这一规律也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显现出来并同时显示出其对人的活动的必然制约。“道者，人之所行也”，“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一再表明了道德仁义是用于“治”和“行”的。“君明于德，可以及于远，臣笃于义，可以至于大。何以言之？昔汤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于五帝三王，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于身；存亡之道、成败之事，一起于善行。”（《明诫》）诸如齐桓公、楚平王、秦始皇等人的悲剧无不“取之于身而巳”（《无为》）。所以说：“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明诫》）。人的自主活动不遵循道德仁义就要受到惩罚。另外，陆贾每当言及道德仁义之时，常有“君子”“圣人”等字眼相伴而出现，如前所引“君子握道”、“据德”，再如“圣人怀仁仗义……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道基》），“圣人居高处上，以仁义为巢”（《辅政》）等等，在陆贾看来，人在规律面前可以而且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虽然他心目中的人主要指杰出人物。陆贾找到真正的历史规律了吗？在今人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不是道德仁义支配着历史的变化，而是在历史的变化中道德仁义也在变化，道德仁义被更深层的东西所支配。在其《新语》中，陆贾谈论和研究的历史仍然是片断的，即便是进行了“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研究的司马迁，不也同样未能找到真正的历史规律吗？同时，陆贾著作《新语》又被强烈的价值观念所驱使，这使他在认识历史时必然带有鲜明的目的性，从而也干扰了他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他著作《新语》主要是解决如何守天下的问题，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这使《新语》主要关注和谈论这方面的内容。比如，他虽然意识到历史有逆取顺守之分，但他对秦取天下几乎只字不提，而大谈秦如何未守住天下。守天下必不能尚武重刑，故而道德仁义凸现出来，并被陆贾提升为古今不变的法则。对于秦取天下是否是实行道德仁义的结果，他有意地回避了，这暴露了其学说的缺陷。然而，他力图从纷繁的历史表象背后析离出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现实的努力却是可佳可取的，这体现着理性在历史认识领域里的进步。三陆贾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意识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首先，改变了秦人对古今关系的态度和认识。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特别是秦王朝建立以后，上层统治者普遍认为历史不值得效法、对现实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认为古害今，他们大多对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了鄙弃或超越的态度。当然，秦人并非不注重历史，他们也十分注重把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秦纪》就是秦人的史书（《史记・六国年表序》），但记载历史的目的似乎不是作为借鉴或应用，而只是将祖先辉煌的业绩写于书、甚至刻于石，流传下去，使人产生自豪感而已。他们一再强调不要法古师古：“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商君书・更法》）；“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韩非子・五蠹》），所以，当秦王朝建立，淳于越指出事不师古不能长久时，李斯则以“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为理论依据，指出：“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并由此将此思想推向极端，“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今”，“道古以害今”（《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历史无用论在秦朝统治者的上层所以能占上风，应是鄙弃历史、强调变动的法家路线在秦朝统一的实践中处处奏效、节节胜利的结果，他们一再强调的是今天的正确性。因而，秦始皇君臣认定其事业乃“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超越全部历史的气慨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重视历史、学习借鉴历史的儒家在这样的时代必然要落个书被焚人被坑的下场。余英时曾说：“历史文化传统对他们而言是没有真实意义的。”（见《道统与政统之间》，载《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这句论断虽不无偏颇，但就秦人对古今关系的态度和认识而言，无疑是正确的。汉高祖原本也不注重历史之用，但他却重视自身的经验：“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史记・高祖本纪》）这使其重视历史具备了心理可能。而统一后的秦始皇则不同，他只将自己的成功武断地归结为“赖宗庙之灵”（《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了事，并不过多地加以思考。后来，惊醒于陆贾逆取顺守的精僻论断和秦不法先圣而灭亡的教训，为国家长久之计，高祖便对秦以及更久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让陆贾研究历史、探索王朝的兴衰成败，表现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切关注，这标志着最高统治者开始向历史学习。在秦至汉初最高统治者对古今关系的态度和认识的转变中，陆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次，谈论关注研究历史成为儒学甚至文化复兴的契机。对于出身平民的汉初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当下切身的利益。陆贾说称《诗》《书》未被接受，便从高祖切身利益处发问：还守不守天下？这便把最高统治者的兴趣由关心切身利益引向对守天下经验教训的总结。而当高祖要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他却大谈《诗》《书》等儒家经典中的道德仁义，并将其提高到历史根本法则的高度，这又将高祖由重史引向重儒。重史法先圣与重儒进而尊儒成了二而一的问题。《新语》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而每奏一篇，朝堂之上的这些草莽英豪便受到一次儒家思想的沐浴和文化的薰陶。如同叔孙通以朝仪打动高祖一样，陆贾通过谈史说服了高祖，他们都切准了最高统治者实用的脉博，采用了巧妙的办法，使骂儒溺儒冠的高祖终于“以太牢祠孔子”（《汉书・高祖纪》），并自我反省道：“吾遭乱世，遭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自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古文苑》卷十《汉高祖手chi太子》）这表明他对儒学与文化的重视。陆贾与叔孙通的做法可谓异曲而同工。再次，开秦史研究之先河，并定下了秦史研究的基调。人们往往只知道有洋洋洒洒，气势恢宏的《过秦论》，却忽略了陆贾才是历史上第一位研究秦史者；只注意到了贾谊秦亡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千古著名论断，岂不知陆贾在对答高祖时和《新语》一书中就已批判了秦的不行仁义并指出历史有逆取顺守之分。陆贾对秦失天下归结为三点：一是尚刑罚而不行仁义；二是用人上的错误，如任用李斯、赵高，这两点前边均已涉及；三是生活骄奢靡丽：“秦始皇骄奢靡丽，为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无为》这三点均被贾谊吸收到《过秦论》里。贾谊是在陆贾研究的基础上，将陆贾的思想清晰化、丰富化罢了，他只不过增添了少许未作理性审判的秦取天下的描述，而秦亡于仁义不施的观点，取与守不同术的思想都直接来源于陆贾。贾谊与陆贾同为太中大夫在朝为官。贾谊亲受陆贾的教诲是很有可能的。自此之后，“‘过秦’‘剧秦’遂为两汉政论中老生常谈。严（可均）氏所录，即有贾山《至言》、晃错《贤良文学对策》，严安《上书言世务》，吾丘寿王《骠骑论功论》，刘向《谏营昌陵疏》等，不一而足。……汉之于秦，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也。’”（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全汉文》卷十六，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不止在两汉政论中，在两汉思想家的其他著作中，尤其是在史著中，秦史之探究比比皆是，但其基本认识几乎都未超出陆贾和贾谊的范围和高度，因此，陆贾对秦史研究的开创之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文中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今下加西下加（鱼去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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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通报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7 1999由洪水引发的对水土保持工作的思考王明同， 张国林摘 要 “96.8”洪水中，河北省邯郸市的水土保持设施发挥了巨大的防洪减灾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该市水土保持工作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分析了水土保持设施水毁的原因，指出水土保持作为相对独立于林业与水利之外的综合性防护体系，对根治江河源头洪水具有重要作用，进而，从总体布局、技术措施、运行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今后水土保持工作改进意见。关 键 词： 水土保持 防洪减灾 原因分析 技术措施文章编号：1000-288X(1999)04-0059-04 文件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S157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rom Flood Controland Damage ReductionWANG Ming-tong， ZHANG Guo-lin(Rural Electricity and Water Resources Office of Handan City, Handan City, Hebei Province 056001, PRC)Abstrac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rojec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the damage caused by floods in the flood of “96.8”. At the same time, many problems i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xist in Handan prefecture were discovered. Based on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water destruction, It is food tha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independent from forestry and water conservancy, was considered to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harnessing the flood in river source areas permanently.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or the future are presented from the aspect of comprehensive planning, technology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Keyword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lood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 cause analysis;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 measures1 区域概况和洪水特点邯郸市位于河北省南部，太行山东麓，总面积12047km2，西部为山丘区，面积4395.81 km2，东部为漳河及黄河冲积平原。多年平均降雨量565.3mm，其中6-9月为427.3mm，占全年总降雨量的75.6%，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建国以来，共修建各类水库80座，总库容1.53×109 m3，其中，大型水库2座，中型水库4座，小型水库74座。在支流沟道建有塘坝、谷坊、护坝、水池、水窖等小型拦蓄工程5×104余处，大部分坡地改成了水平梯田和水平沟。西部山区主要行洪河道有漳河、滏阳河、名河。东部平原有10条行洪河道和17条排水渠道及2个蓄滞洪区。1996年8月上旬，受8号台风外围影响，邯郸市西部山区遭受了特大暴雨的袭击，8月3日、4日连降暴雨，涉县、武安和峰峰矿区降雨在300mm以上，暴雨中心在涉县郝赵高达439mm。暴雨中心降雨强度超过100a一遇，面雨量亦超过50a一遇。暴雨形成的洪涝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1×109元，受灾人口2.552×106人，山洪冲走、淹死及房倒压死159人，冲光冲毁土地1.97×104 hm2。对这次洪涝灾害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分析成因，探讨对策，对今后水土保持设施在防洪减灾中发挥更大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邯郸市暴雨洪水的基本特点是源短流急，峰高量大，尾闾不畅。1996年8月上旬，暴雨洪水从西部山区形成最大洪峰至最大洪峰到达东部平原边界仅用了4h，可见其来势之迅猛，并且最大洪峰流量达12135m3/s，超过1963年洪峰流量,排历史第1位。据水文测报“96.8”暴雨西部山丘区产生的径流总量在2.0×109 m3以上，而邯郸市东部平原行洪河道仅能防御10a一遇的洪水，确保不决堤的行洪能力仅3000m3/s左右，因此，在西部山区尽可能多的拦蓄洪水是邯郸市当前防洪减灾的重要一环。2 洪水中水保设施毁坏情况及成因分析据统计,在这次洪水中,6个山区县(市、区)共毁坏塘坝75座、谷坊坝5005道、护坝118 440m、梯田2744.5hm2、沟坝地845hm2、水池60个、水窖5423眼、渠道4600m、盘山公路300m、经济林1965.3hm2、用材林1092.2hm2、防护林2154hm2。水土保持设施遭水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 水土保持设施标准偏低。不仅是设计标准低,施工标准也不高,加上年久失修,因而抗洪能力较差。(2) 森林覆盖程度较低。目前,邯郸市山丘区森林覆被率仅为10.4%,绝大部分山体植被稀疏,坡陡沟密,故产流快,汇流急,一旦遭遇特殊降雨过程,即形成洪涝灾害。(3) 水保林种比例失调。近年来,一些地方受眼前利益驱动,盲目发展经济林,而忽视了防护林的种植,造成林种比例失调,群体防护功能降低。(4) 盲目从事生产建设。连年干旱使一些人早已将洪水危害置之脑后,而盲目地从事生产建设,一些村在行洪滩地围堰造田,更有甚者,则将房屋建在主河槽。3 水土保持减灾作用3.1 林草植被固土护坡,涵养水源,对暴雨起到了“整存零取”的作用常社川小流域现有林地2722hm2,林木覆盖度达64.3%,林草面积占宜林宜草面积的90.6%,其植被程度在全市居首位。乔灌混交的林木,枝叶重迭,树冠相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暴雨对坡面的冲击。灾后调查显示,该流域坡面基本无冲刷痕迹,经推算,其拦沙保土能力达9.1×103 t,每年可减少向下游水库输送泥沙5346m3,延长了水库寿命。同时,林草植被还依靠其盘根错节的根系穿透土层,给地表径流入渗打开了通道,据测算,其林木涵养水源能力达3.338×106 m3,相当于一次拦蓄195mm的降雨量。由于森林植被将地表径流转变为地下径流,从而改变了洪水过程,压低了洪峰,使洪水过程变得平缓。据调查对比,常社川小流域大部分沟道,在“96.8”暴雨5d后仍基流不断,而相邻的列江小流域,因植被度低,则在暴雨第2d就全部断流。显而易见,林草植被的固土护坡,涵养水源功能是巨大的。3.2 小水工程,拦截径流,蓄水滞洪,将暴雨最大限度地控制在坡面磁县东大沟小流域利用汇水集中的山洼、坡沟、路角挖水洞或打水窖,并顺势开挖引水沟,将坡面水洞、水窖贯通起来。在村庄院落周围则结合农村生活用地规划,兴修水洞、水窖,以拦蓄村庄、房坡、道路上产生的径流,这样自上而下地构成坡面径流拦蓄系统。据统计,东大沟现有水窖1548眼、水洞12个,总蓄水能力可达1.18×105 m3,150mm暴雨径流不下坡。在该次洪水中,有50%以上的径流被拦蓄利用,不仅发挥了蓄水滞洪功效,还可解决来年抗旱点种、人畜饮水问题。群众称其作用为:一饮水,二点种,三种菜,四造林,防汛 抗旱见奇功。3.3 坝系工程,拦沙淤地,削减洪峰,将山洪危险化解在沟口常社川小流域在其63条支毛沟共布设谷坊坝1780道,用以固定侵蚀基点,防止沟底下切,制止沟岸扩张,拦蓄固体径流,减轻石洪危害。主沟则布设小水库1座、塘坝9座，目的是蓄水灌溉,削减洪峰。从而构成较为完整的坝系工程。坝系工程拦、蓄、缓、排紧密结合,大大削减了洪峰,收到了泥沙不下山,清水缓出川的良好效果。据常王庄水土保持观测站观测,常社川小流域在该次洪水中,减沙效率达80%以上,削峰效率达90%以上,均超过部颁拦蓄标准。洪灾现场,我们看到具有完整坝系的常社川、门道川小流域大部分谷坊已淤平,泥沙、砾石被拦蓄在支沟里,而没有布设谷坊工程的列江小流域,则在沟口冲出大量砾石,抬高了河床,降低了河道的行洪能力。在交通设施水毁方面,未治理的列江小流域公路全线冲毁 ,直接损失达1.2×107元,而已治理的常社川小流域公路只是局部冲毁, 直接经济损失2.0×106元,现已基本修复。3.4 护坝工程,固定河床,束水归槽,减轻了山洪对村庄滩地的威胁林草植被、小水工程和坝系工程是针对水土流失的原因而设计，护坝工程则是针对水土流失的结果而设计的，是危害形成后的一种被动防御方式。门道川小流域近年来对主河道进行系统整治,对弯曲段进行裁弯取直,保证了行洪畅通。在护坝布局上,则采用顺坝、丁坝、格坝有机结合,做到固定河床,束水归槽,治滩造田,扩大耕地。1996年洪水中,门道川小流域护坝工程,发挥了输通、消能功能,将水流控制在设定的河槽里,保障了小流域内348.4hm2耕地,2372户村民的安全渡汛,减少直接经济损失3.45×106元,而对居民生命财产的保护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则难以估量。“96.8”中，水土保持设施经受了严峻考验,发挥了显著的防洪减灾作用。4 灾后启示及今后改进措施“96.8”洪水表明,邯郸市中低山石灰岩区普遍存在山洪冲蚀的危险,而中低山片麻岩、闪长岩区则极有可能形成泥石流侵蚀,其它地方则程度不同地存在面状侵蚀,因此,水土流失现象在邯郸市山丘区具有普遍性。“96.8”洪水还表明,林业不等于水土保持,即使植被很好的地方,也不能完全避免发生山洪侵蚀,水利也不等于水土保持,单纯的沟道治理,甚至可引发泥石流侵蚀。作为相对独立于林业与水利之外的综合性防护体系,水土保持对控制江河源头的洪水危害,具有治本作用。当然,现行的水土保持防治工作在许多方面也需要改进。(1) 治滩造田应留取足够行洪断面。该次洪水中,由于一些地方挤占河道垫地,使河道行洪断面减小,影响了行洪能力,使河滩耕地全部冲毁,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即使按现行20a一遇的防洪标准进行断面设计,也很难抵御类似1996年的特大洪水。因此,今后在河滩筑坝垫地时要首先保证行洪需要,建议按50a一遇的洪水标准进行断面设计,且主要河段按100a一遇校核或采用复式断面。(2) 护坝工程应提高防冲能力。洪水汇流到主沟道,往往具有很大的冲击力,该次洪水也暴露出邯郸市的护坝工程是水土保持防护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修筑护坝工程必须提高其防洪能力。首先应确定合理的治理导线,尽量做到顺直河道弯度，缓和洪水流向;其次,在村庄段、弯曲段应使用浆砌石,并加宽坝体横断面；再次,对非关键性河段的干砌石护坝迎水面应顺流布设防冲林,与护坝互补。利用上述措施从整体上提高护坝的防洪抗冲能力。(3) 谷坊坝系应设置骨干工程。以往邯郸市在谷坊坝的设计施工中,仅考虑了拦沙能力,而忽略了其抗冲能力,使一些沟道谷坊在本次洪水中毁坏相当严重。因此,建议在今后修建谷坊坝体系时,应设置骨干工程,其中,主沟道骨干工程应加大坝高,提高容量,使其在正常年份作为塘坝蓄水灌溉,在非常时期,起拦碴坝作用;支毛沟骨干工程可采用普通坝高,但应使用桨砌石,并尽量做成拱形坝,这样就能大大提高谷坊坝系的整体抗洪标准。(4) 梯田工程应规划排水设施。缺少排水设施,是水平梯田水毁的重要原因。今后在进行梯田规划时,应设计排水防冲设施。排水沟断面应能排泄20～50a一遇设计洪水。做到标准以内洪水就地拦蓄,超标准洪水留有出路。(5) 生物措施配置应兼顾生态经济效益。洪水提醒人们,盲目地过多发展经济林,未必能带来理想的经济效益,适当比例的防护林对经济林具有保护作用。因此,在进行水土保持林种配置时,应生态经济效益兼顾,经济林发展应以提高品质和单产为出发点,一般经济林所占比例以掌握在30%左右为宜。总之,“96.8”洪水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通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洪水灾害是可以减轻或避免的。作者单位：王明同， 张国林 （河北省邯郸市农电水利局， 邯郸市 056001）参 考 文 献1 牛尚科，冯米元，等．邯郸市“96.8”洪水成因分析及防洪减灾对策．河北水利水电技术.1998(3)：20-222 黄云峰．邯郸市西部山区“96.8”暴雨洪水调查分析.河北水利水电技术.1998(3)：49-51收稿日期：1999-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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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2期 No.2 Vol.18 1998科技期刊高效聚合氯化铝的电化学合成研究*路光杰 曲久辉 汤鸿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文 摘 研究了一种新的聚合氯化铝的制备方法―电化学合成法。该法以金属铝为阳极，AlCl3水溶液为电解液，采取低电压、大电流工作方式。确定了影响有效铝聚合形态的电化学和溶液化学因素，成功制备出碱化度B=2.4，有效絮凝成分Alb含量70%以上的优质聚合氯化铝液体产品。水处理絮凝实验结果证明，电解法制备的聚合铝的絮凝效果明显优于普通聚合铝和絮凝剂。关键词 聚合氯化铝 电化学合成 絮凝Study on the electrochemical production of highly effective polyaluminum chloride.Lu Guangjie，Qu Jiuhui，Tang Hongxiao(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quatic Chemistry,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2):140～143Abstract― A new method was studied for the electrochemical production of highly effective polyaluminum chloride (PAC).In the experiment,it used four aluminum sheets as anodes, four iron sheets as cathodes and AlCl3 solution as electrolyte. The proper electrolysis condition was found to be in low voltage and high current intensity. Some important factors of electrochemistry and solution chemistry e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Al13 were also determined. The liquid product of PAC with basicity B(OH/Al) of 2.4 and Alb more than 70% of the total aluminum was successfully prepared. The results of the coagulation-flocculation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PAC prepared by electrochemical process(E-PAC) i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commercial PAC and other conventional coagulants in removing the suspended particles and fulvic acid from water.Key words:polyaluminum chloride electrochemical production flocculation研究表明〔1,2〕，聚合铝的高效絮凝作用主要是由于其中的有效成分，一种被称为Al13的羟基铝聚合态Al13O4(OH)7＋24或Alb的作用，它实际上是一定控制条件下铝离子的水解-聚合-沉淀过程的动力学中间产物。因此，采取有效途径获得高含量Al13聚合形态往往是聚合氯化铝研究与制备的主要目标。目前工业化生产聚合铝的方法主要有：以铝或含铝矿物(包括铝灰、粘土矿或煤矸石提炼出的三氧化二铝等)为原料及以铝酸钠或氢氧化铝为原料的化学酸溶法，以三氯化铝为原料的中和法，电渗析法和热分解法等。这些方法的主要缺点是生产过程不易控制，因而产品质量不够稳定，碱化度一般在1.2～1.5之间，主要有效絮凝成分Alb（Al13聚合态)含量较低。同时，人们也对聚合铝的电化学合成进行了一定程度和范围的研究与实践 ,但是这些研究仍然没有突破传统的絮凝剂的概念和实质，因而不能有力地推动絮凝剂的电化学合成技术的研究和进展。本文将以新的絮凝观为基础，研究通过控制最佳的电量和化学参数,找到具有高碱化度和高Al13聚合形态含量的聚合氯化铝的电解合成方法，探讨影响有效铝聚合形态生成的电化学和溶液化学条件，并将对电解制备的聚合氯化铝产品的絮凝效能进行评价。1 原理与方法1.1 聚合氯化铝的电合成原理在含有一定量电解液(如氯化铝溶液)和至少一个金属阳极(如金属铝)的电化学反应器中通以直流电，即可能发生以下的电化学反应： 阳极：Al - 3e→Al3+ Eo=-1.706V (1)也可能发生析出氧气或氯气的副反应：阴极：2H+ + 2e→H2 Eo=0V (2)在阳极，只要控制其电位在氧气的析出电位以下，就不可能析出氧气或氯气；在阴极只要使其电位保持一定便总是氢气析出。所以，在特定电化学反应器中，当控制一定条件使铝阳极逐渐溶解，氢气逐渐析出，从而创造有利于反应(3)进行的条件：Al + H2O＋ AlCl3→Alm(OH)nCl(3m-n) + H2 ↑(3)Alm(OH)nCl(3m-n)继续水解为Al(OH)3。因此，适当控制电解过程的溶液和电化学条件，即可控制铝溶出和OH-生成速度，进而控制如下铝离子的水解－聚合－沉淀过程：Al3+→Ala→Alb→Alc→Al(OH)3↓(4)使其最大限度地停留在Al13(Alb)阶段，获得高质量聚合铝产品。1.2 高效聚合氯化铝的电解制备方法1.2.1 电化学反应器特性 聚合氯化铝合成的电化学反应器箱式有机玻璃槽(6×185×150×230 mm),电源采用GCA12-16A型硅整流稳压电源。阳极为100×120×1mm含量为99%的金属铝板，阴极为100×120×1mm的铁板。以分析纯AlCl3*6H2O溶液为电解液。为增加溶液传质、减少浓差极化，电解时采用78-1A型强磁力搅拌器搅拌。此反应器电极间距小，结构简单，时空利用率高，使用方便。1.2.2 制备及分析方法 在电化学反应器中，选取一定浓度、一定体积的AlCl3水溶液，取电极间距1.5cm，极板液面下面积为100×100mm2，根据该条件下的极化曲线确定合理的电流密度。欲在设计时间内制备期望碱化度的聚合铝，可计算出通过电解槽的电流强度及电解时间。在搅拌状态下按确定的电化学参数进行电解制备。以精密酸度计监测pH值变化。分别在刚刚停止电解和制备液陈化24 h后以Al-Ferron逐时络合比色法〔3〕用BECKMAN DU-650分析聚合铝形态。2 结果与讨论2.1 聚合铝电解制备液的主要形态按图1所示的电化学反应系统用2.6 L 0.05M AlCl3作电解液进行电解制备，设计碱化度B=2.2。实验中发现，电解制备过程中阴极上有大量气泡产生，阳极表面逐渐被侵蚀。随着电解时间的增加，溶液逐步浑浊，电解结束时溶液为灰色悬浊液体，底部有少量灰色沉淀。电解结束后，立即取样分析电解液的总铝含量和Alb含量。电解液静止12～24 h后，沉淀消失，溶液为稳定、透明的聚合氯化铝液体产品，此时再取样分析电解液的总铝含量和Alb含量，见表1。图1 不同加碱过程中的铝水解聚合的反应历程Fig.1 Simple scheme of reaction pathways in Al solutionby different ways of base additionR1：加碱速度 R2：低聚体的生成速度R3：Al(OH)-４的生成速度 R4：A13的生成速度表1 电解法制备液中聚合铝的形态分布Table 1 Distribution of Al species in the product preparedby electrolysis method电解制备液 总铝浓度AlTB AlaAlbAlc放置时间(h)(mol/L) (%)(%)(%)00.222.4620.3066.8812.82240.222.4716.9971.7012.82可见，经过一定时间的电解，电解液中总铝浓度AlT增加了3～4倍，碱化度约为2.4，有效絮凝成分Alb含量达到67％左右。电解制备经24h陈化后，Alb含量上升到71%，而Ala形态有所减少，在电解液中占优势的形态是Al13聚合态。按照设计，电解液中碱化度应为2.2，但由于电流效率大于100%，最后产品比预计的碱化度要高。在实验室中和法制备PAC的过程中〔4〕，聚合铝形成的最后化学组成取决于加碱量和加碱方式。加碱方式有最快和最慢两种极端方式 ，即一次加碱法和微量加碱法。不同加碱方式制备聚合铝溶液其反应历程也不相同，见图1〔4〕。电解制备聚合铝实际就是一个在含Al3+的溶液中逐渐加碱的过程，所不同的是OH- 通过电化学反应生成并直接进入溶液体系。因此,OH-生成量取决于电解槽的通电量，加碱方式应该属于微量加碱法,加碱速度介于一次加碱和微量加碱法之间并正比于电流强度，因此，渐生OH-与部分新生成和原液中Al3+的电化学与溶液化学的反应应视为发生在电解液中的水解-聚合-沉淀作用〔4〕，从聚合铝Al13的生成历程看，Al(OH)4-是Al13形态形成的一个前驱物〔5～7〕。在电解过程中，OH-、Al3+是从布满整个溶液中的电极板表面均匀地产生的，所以认为，由于存在着H2O + e →1/2H2 + OH- 反应，在金属铝和溶液界面附近的pH值比溶液本体高，Al(OH)4- 较容易形成。总之，电化学加碱法能形成更多的铝离子和OH－之间的接触界面并产生更多的Al(OH)4-以作为Al13 Keggin结构〔7〕的结晶核心。在低B值时，由于电化学加碱方式和强力搅拌作用，OH-在溶液中分布得非常均匀，因而溶液中产生的不均匀界面pH值差较小，生成的Al(OH)4-很少，反应取决于R2，生成物主要是低聚物态，如Al2、Al7等〔8～10〕,在高B值时，随B值增大而溶液pH值增加，不均匀界面pH值差增大，导致Al(OH)4-的生成量增加，反应取决于R3，造成有利于Al13形成的条件，从而导致Al13形态以相当快的速度迅速增加〔5〕。在碱化度过高的情况下因不均匀界面pH值差值过大，生成很多Al(OH)4-，造成Al13的Aloct形态数量严重不足〔20〕，Al13很难形成，而只能形成Al(OH)3 am溶胶。图2可以证明这个推断。图2的过程是采用2.6L 0.1M AlCl3作电解液进行电解制备，定时取样分析过程中铝形态变化。电解开始以后，随着溶液碱化度的提高，Alb含量逐渐增加，Ala含量逐渐降低。在电解7～8h(实测碱化度B=2.4左右)，Alb含量达到最大，接近80%。此后，随电解时间延长，Alb含量开始下降，Ala含量也进一步降低，而Alc的含量不断增加，在溶液中沉积物开始明显增多，这与文献〔4〕基本一致。由于电解时间正比于加碱量，所以电解时间存在一个最佳值，这个最佳值就是按照碱化度B=2.2左右设计的电解时间，实际上由于电流效率大于100%，照此时间结束电解后，其碱化度一般能够达到2.4左右。图2 聚合铝的形态与电解时间的变化关系曲线Fig.2 Distribution of Al species as a functionof the electrolytic time按照MINEQL模式计算程序模拟计算的一次加碱法和微量加碱法制备的聚合铝溶液中的水解形态分布〔4,9〕来看，一次加碱法在B=2.2时，Alb含量达到最高，为65％～70%；微量加碱法在碱化度B=2.5时，Alb含量达到最高，超过90%。这是因为一次加碱法在B >2.2 时，固－液界面的沉淀溶解－聚合反应已经达到平衡状态，导致凝胶沉淀物含量剧增；而微量加碱法的水解沉淀反应则在B>2.5 时才明显出现。所以电解法制备的聚合铝溶液中，Alb含量最高达到近80%，对应的碱化度为2.4。在加碱量一定的条件下，聚合铝水溶液中Al13聚合形态的含量取决于加碱方式，由于电化学加碱速度介于一次加碱法和微量加碱法之间，所以其产品溶液中Al13含量应该在微量加碱法和一次加碱法之间，表2中3种方法所得产品的数据对比可证实这一点〔3,4〕。2.2 电解法制备聚合铝的水处理絮凝效果为检验电解法制备聚合铝的水处理性能，采用对市售PAC(唐山东昌公司出品)电解法制备的聚合铝(以下简称E-PAC)、三氯化铝(AlCl3)和硫酸铝(Al2(SO4)3*18H2O)进行絮凝性能对比试验，试验方法见文献〔11〕，结果见图3，图4。表2 电解法与实验室制备的聚合铝形态对比Table 2 Comparison of speciation in PAC solutionsprepared by different approaches聚合铝来源总铝浓度AlT碱化度BAla AlbAlc(mol/L) (%)(%)(%)一次加碱法 0.1002.5 15.3655.3829.26微量加碱法 0.100 2.5 12.48 82.85 4.67电解法 0.225 2.47 16.99 71.7 11.30图3 不同絮凝剂对水中浊度的去除对比(投加量均为10-5mol/L Al)Fig.3 Comparison of removal efficiency for turbiditywith various coagulants at the same doseof 10-5 mol/L Al图4 不同絮凝剂对水中富里酸的去除效果对比(投加量均为10-5mol/L Al)Fig.4 Comparison of removal efficiency for fulvic acidwith various coagulants at the same dose of 10-5 mol/L Al实验结果表明，在同样的药剂投加量下，电解法制备的E-PAC在絮凝过程中对浊度和富里酸的去除率均高于其它絮凝剂。经分析，市售聚合铝的Alb含量只有51.5%，B=1.5；硫酸铝和三氯化铝溶液Alb含量在20%以下；而E-PAC的Alb含量达到70%以上，B=2.4。有文献认为〔3〕，Alb基本上等同于Al13，即Al13O4(OH)7+24，它具有很高的电荷和较高的分子量，即使在很低的投药量下，也具有很强的电中和与吸附架桥能力。E-PAC与其它水处理药剂相比，由于含有更多的高电荷、高分子量、稳定的Al13形态，投加后可以立即发挥很强的凝聚作用〔18〕，从而表现出优异的除浊性能。3 结论3.1 在所研究的制备条件下，电解生成聚合铝产物中Alb含量可高达70%～80%，碱化度B＝2.4。与同类产品相比，电解制备的聚合铝絮凝效能优异，对水中悬浮物和腐殖质具有良好的去除效果。3.2 有关电解制备聚合絮凝剂的机理和作用过程正在进一步研究中。参考文献1 栾兆坤.环境科学学报，1992，12 (2)：129～1372 Tang Hongxiao.J.Environmental Sciences,1995,7(2):204～2113 冯 利. 环境化学，1993,12 (5)：373～3794 栾兆坤. 环境科学学报, 1995, 15(1)：39～475 Bertsch P M. Soil Sci. Soc. AM，J.1987,51:825～8306 Bertsch P M，et al. Soil Sci. Soc. AM，J.1986,50:1449～14567 Bottero J Y， et al. J.Colloid Inter. Sci.,1987,117(1):47～558 Letterman R D. Water Research, 1990, 24(8):941～9489 John E Van Benschoten. Water Research, 1990,24(12):1519～152610 John E Van Benschoten. Water Research, 1990,24(12):1527～153511 栾兆坤.聚合铝絮凝动态过程的研究.见：水体颗粒物和难降解有机物的特性及控制技术原理有机论文集.北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1995.48～55作者简介路光杰 男，1964年12月生。硕士、讲师。现为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博士研究生。1989年以来一直从事工业给水与废水处理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论文7篇。收稿日期：1997-03-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957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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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112 【 版 号 】2 【 标 题 】一卡在手 跨行使用 ＩＣ卡在海南面世 【 作 者 】鲍洪俊 【 正 文 】 本报海口１月１１日电 记者鲍洪俊报道：新年之初，正式启动两年多时间的海南金融电子化工程喜传捷报。国内第一张能够跨行使用、标准统一的金融ＩＣ卡，８日开始在海南向社会发行。ＩＣ卡是英文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集成电路卡的缩写。一家银行发行一种信用卡，各银行重复投资读卡器，相互之间不能通用，给持卡人和商店造成了许多不便。由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和交通银行海南分行联合发行的具有各行标志和符合统一标准的ＩＣ卡，可以联网通用，持卡人可以凭卡前往省内各行的指定网点存取款，也可以去商店购物消费，不必授权，在卡内存款数额内没有消费金额限制，也不用其它证件。为促进海南银行ＩＣ卡的推广使用，海南省政府制定颁布了《海南经济特区银行ＩＣ卡管理规定》。这部我国第一部关于银行ＩＣ卡的地方性法规，有力推进了ＩＣ卡及其读写器的发行布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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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669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3 【原刊页号】143～154,159 【分 类 号】F7 【分 类 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近年来台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概况（之二） 【标题注释】本文以近五年来在台湾出版的期刊、会议论文为取材范围，尤其以台湾本地学者所发表的论文为主，学位论文的介绍则视行文需 要，斟酌叙述。部份论文虽然常被归入社会史范畴，但由于其论述涉及经济层面，笔者仍然酌加简介。应该说明的是，五年来的研究论著极多，不可能篇篇述及，因此文中所列诸篇，皆经筛选排入。笔者也尽量持平介绍各篇论文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评议，则留待专家为之。【 作 者 】谢美娥 【作者简介】谢美娥：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助理。 【 正 文 】 在近代工业的研究中，王树槐以建设委员会档案为主，以电厂为单位，展开一系列的电业研究。王氏研究的电厂包括上海、镇江、南京、江西九江等地，其研究取径自我定位为企业史个案研究，多著重内部经营情形以及政府的角色。个案之中，南京的首都电厂为建设委员会的经营事业之一，其余电厂或自清末的官办改为商办，或为民间自设经营。（注：南京首都电厂的研究见《首都电厂的成长，1928―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991.6）：293―334。）其《上海浦东电气公司的发展，1919―1937》、《上海闸北水电厂商办的争执，1920―1924》、《上海翔华电气公司，1923―1937》及《上海华商电气公司的发展，1904―1937》四文，说明电厂经营顺利者，或在于企业主的专业能力、管理长才、洞见当地未来的发展潜力（如浦东公司的童世亨、翔华公司的陈保钦），或在于企业资金雄厚、政府的协助（如华商公司、闸北公司）。至于政府的态度，以翔华公司从激烈的竞争中争取设立的例子来看，省署与省以下的基层机关团体立场互异，中央政府则多居中妥协。但整体而言，中央及地方政府对电厂经营仍以协助为主，如华商公司改商办及扩充营业区，为配合地区需求，政府少有阻碍。（注：此四篇论文依序见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89―132、25（1996.6）：167―212； 《郭廷以先生九秩诞辰纪念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上册，页157―182；《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581―603。）上海以外，王树槐《江苏省第一家民营电气事业――镇江大照电气公司（1904―1937）》，说明大照电气公司由于镇江市经济日渐衰落而未能发展。（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4（1995.6）：517―571。）而《九江庐映电灯公司：自营与政府的整理（1917 ―1937）》，则说明电厂因经营困难，一度由建设委员会接管， 至步上正轨后再归原公司经营。此个案显示早期大多数电气事业面临资金筹措及人才缺乏的情形下，政府角色的重要性。（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137―184。）其他工业方面，何思眯《近代中国卷烟工业之发展（一九一二―一九三七）》概述卷烟工业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从外资色彩鲜明到华资崛起的演变过程。（注：《国史馆馆刊》20（1996.6）：95 ―114。）程玉凤《从技术转移看“资源委员会”的人才培养――以“三一会派”为例》，肯定1930年代派员赴美学习电工、电力、机械等工业技术的人才对中国工业发展的贡献。（注：《国史馆馆刊》20（1996. 6 ）：139 ―175。）（四）赋役、租税与财政这方面的文章，有探讨官方对城市工商业者（行户）的强制性买卖（临时性的税）和行会上供的弊端，如黄纯怡《试论宋代的科率》、《略论宋神宗时期之免行钱》，叙述宋代科率制度的实施、流弊、政府的改革，以及对行会实行以钱代役的始末。（注：《试论宋代的科率》见《兴大历史学报》5（1995.6）：97―114；《略论宋神宗时期之免行钱》见《兴大历史学报》4（1994.5）：41―54。 ）也有以手工业物料及流通的成品为主，如罗丽馨《明代的手工业税》，依课税机构、方法、税额分别详陈，税额方面由于史料缺乏，只能根据部分钞关及门摊税（近似营业税）略作推估。（注：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相关主题可参照罗氏近年专著《十六、十七世纪手工业的生产发展》（台北县新庄市：稻禾出版社，1997年），对当时手工业部门的制造、流通情形言之甚详。）宋惠中《晚清湖南的商业税与商业网络――以厘金资料为中心的讨论》，除了检讨厘金数字作为反映通过贸易量的可能限制之外，从厘金局卡的设置区位来看，反映湖南省内贸易网络的建构仍以便利的水系为主。（注：《史原》20（1997.5）：363―401。）王良行《1929年中国国定税则性质之数量分析》，从进口税率、税额及进口物量三方面，分析1929年国定税则的真正功能。根据他的分析，该项税则确有保护民族工业的功能，而非如经济学界所说的只是增加税收功能而已。（注：《近代史研究》1995.4：209―248，此文又收入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中。）财政方面，政府的盐专卖制度和盐法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情形，及其如何影响地方财政，向为研究重心。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描述两广盐政的发展始末、差异、亦即广东一直实行商运商销的钞法，广西则是经过官卖与钞法反覆更迭之后，确立官卖的稳固地位。梁氏认为，南宋中期以后两广形成广东抑卖盐钞、广西官卖抑配的现象，使得两地的盐法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其实已近乎官卖。（注：《大陆杂志》88.1（1994.1）：7―19、88.2（1994.2）：14―27、88.3（1994.3）：15―27。）两广之外， 区域盐政的讨论还可参考梁庚尧《南宋四川的引盐法》及许世融《井盐对宋代四川地区国防、财计、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影响》二文。这两篇文章都讨论盐利与四川财政的关系，前者侧重军事因素和政府介入盐的生产管制，后者偏重盐利的广泛用途。据梁氏所述，南宋初年四川因负担对金战役经费以致财政生困，中央政府以四川盐利作为经费来源，实行引盐法，亦即经由对盐商征课而将私井纳入管制，以增加课入的纾困办法。结果，井户和盐商的境遇因政府偏于以课利为标的而趋于恶化。政府虽曾致力改善这种现象，但当对外战事再发带来财政压力时，政府的政策仍是课入优先。在许世融的文章中，强调四川盐课收入在岁计、边防、养士的多方贡献，并叙述北宋政府从处理与盐有关的族群或社会冲突事件中，逐渐发展出一套“以盐笼番”政策，以宋政府所掌控的经济资源作为交易，换取边境和平。（注：梁庚尧文见《台大历史学报》20（1996.11）：501―536。 许世融文见《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6（1994.9）：107―127，有关川盐的细部研究，可再参许氏硕士论文《宋代川盐的生产管理运销及其对社会经济之影响》（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92年）。）梁庚尧《南宋四川的引盐法》提及财政策略的调整与对外战役的关系，这在郑ｌｉáｎｇ＠①生《东南沿海地区倭乱对明朝财赋所造成的影响》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探讨。郑氏讨论16世纪中期明廷对东南沿海寇乱的因应措施，包括在灾区减税粮及停征，以及实施额外提编、加派以增税收。但是后一项措施却未随倭乱平息而取消，反而使某些职官增加贪渎机会。（注：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盐专卖历史悠久，至20世纪前半期，其商业利益仍是政府独占事业中重要的一项。何思眯《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一九四一――一九四五）》一书，对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各项专卖事业有完整的描述。为因应战争支出，挽救战时财政赤字及通货膨胀，强化统制经济的政策遂成为当时之需，措施之一即为开办专卖事业。据何氏所述，实施盐、菸、食糖、火柴专卖的前三年，专卖收入迭年有增，基本上已达到财政收入的目的。（注：此书为著者据其同一题名博士论文（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3年）修改而成，由“国史馆”于1997年出版。）财政问题当中，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也是学者研究的主要课题。据何汉威《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的研究，清末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都对其辖下的财政管理失去有效的监控能力，与过去学界所提的两种论调（督抚专政说――中央集权体制瓦解，督抚权力膨胀：中央权力的旁落和督抚专政程度皆未如想像中的大）有所差异。他认为中央政府虽仍保有政治及行政权力，但无法准确掌握各省财政讯息，督抚的财权则在财税征收过程中受吏属制约，这种情形在与税入最相关的厘局、盐务和常关等重要机构里都可看到。因此，刚毅、铁良南巡之事，实可视为中央向各省硬性摊派的一个环节，清政府仅著重短期的财政扩张，无长远的财政体系管理。（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8.1（1997.3）：55―113。）另外，为了理解一个大帝国如何掌握及分配全国性经济资源，必须利用数据性史料。对这方面的史料，赖建诚在《〈万历会计录〉初探》文中举《万历会计录》做资料性的解析。此书内容为记载明万历年间政府田赋、盐茶钱法、商杂税的收入，以及官僚俸禄、各镇军饷额、宗藩禄粮及皇室开支等支出。著者认为，对于理解明朝经济结构的变迁而言，此书的贡献不如《会典》、《实录》。但《会记录》中各行政层级的收支细况极为详细，可用以分析经济资源分布不均度。至于书中盐茶钞三项资料皆是沿革事例，助益不大。（注：《汉学研究》12. 2（1994.12）：137―156。）（五）货币、金融、物价传统中国实行银钱平行复本位制，银、铜的供给除了中国本地所产以外，境外银、铜输入量的变化如何对境内货币流通产生影响，尤其值得注意。关于银的供给，16世纪以降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情形，全汉升曾有多篇论文详论。其近作《明清间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估计》采取法国学者索鲁（Pierre Chaunu）的估计， 认为新大陆发现后美洲白银出口量中约有1／3透过不同的路线流入中国。（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3（1995.9）：679―691。）至于铜的供给，据刘序枫《清乾隆年间洋铜的进口与流通问题》的估计，自1684年海禁开放后，日本铜的年输入量约300―400公斤，1696至1710年达到最高输入量400―700万斤， 其后日本两度限制铜的输出量， 至乾隆末年降至140―150万斤左右。文中讨论的官定办铜额的改变、滇铜的增产，以及1739年乾隆的铜政改革，都与日本限制铜的输出量有关。（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国内货币流通方面， 主要的问题是钱币私铸现象。郑永昌《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以私钱收买政策为中心》，说明私钱流通之所以严重，实与制钱供给不足、官钱减重有关。而乾隆朝官方面对此况的态度，先是容忍弛禁，之后转为查禁收卖，其查禁收买政策的推行规模，较前代更为扩大。（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5（1997.6 ）：235―286。）以上诸文多就传统货币制度的运行而言，至于传统货币的改弦更张和现代金融组织的设立，要晚到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但是这期间的改革过程波折，问题丛繁，受政治及军事因素的影响极深。卓遵宏《甲午战争与清季货币金融改革（1894―1900）》认为，甲午一役中国战败、巨额赔款及借外债所引起的耻辱，刺激了当时货币金融体制的改革。此际货币改革主要是沿承张之洞购置机器仿铸西式银元的方式进行，金融改革则模仿西人兴建新式银行。然而两者皆因著眼于财政困窘，以筹款为利，形成货币制度混乱、滥发钞票的局面。（注：《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595―639。）卓氏另文《中国货币金融改造与抗日备战（1932―1937）》，以1935年法币政策顺利实施、建立中央银行及组织政府银行团等务的改造，视为抗日备战的基石。（注：见《国史馆馆刊》复刊20（1996.6）：115―138，此文以《中国货币金融改造与抗日准备（1932―1937）》为题收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页476―500。）法币政策实施之后，衍生了交易上的大小票问题（民间使用小面额法币交易，大面额钞票反而须折价行使）。林美莉《抗战时期法币的大小票问题：通货发行与物价上涨史实的一个观察》一文，即陈述形成此种问题的因素、国民政府的因应措施，以及不同政权之间的货币战争，认为不能单纯的以货币银行学中的货币数量学说，解释这时期的大小票现象。（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9（1998.6）：223―248。）金融业方面，近年论文多以金融政治的关系作为主要的讨论核心。例如许鼎彦《中国、交通银行与帝制运动》及《交通系与民初的内国公债（1914―1916）》二文，都是叙述民国初年梁士诒及其所领导的交通系，利用各种金融业务的便利为袁世凯政府筹款。其中，利用中国、交通银行超额发行纸币，引发1916年的中交停兑风潮；1914至1916年发行的三次公债，意在资金取得，未能朝健全金融体制的方向努力等等，都显示当时官僚支配金融组织的运作，作为角逐政治势力的手段。（注：许鼎彦二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7（1995.9）：243―257、28（1996.9）：333―347。）中国金融业发展初期，缺乏合理法制规范和正常经济秩序，前述许、李文中提及的政商关系，在许文堂《中法实业银行的政治与人事纠葛（1913―1925）》所述中法实业银行的创设及经营历程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特征。（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8（1996.9）：307―332。）此外，在金融文献的研究部份，毛知砺《抗战前十年的〈银行周报〉与〈钱业月报〉》，以上海地区扮演银行、钱庄喉舌的这两份专业期刊为主，希望从期刊批露的讯息中了解抗战前十年的财经、金融改革及变迁。（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5（1998）：259―311。）物价史领域，台湾的经济史研究者较少触及。不过，还是有文章讨论物价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例如，王业健《十九世纪前期物价下落与太平天国革命》，以及王良行、陈修平合著的《清乾隆朝田赋蠲缓措施与米价的互动关系：以台湾为例（1738―1786）》（王、陈合著一文，容于后节“台湾经济史研究回顾”中介绍）。王业键对于学界解释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发生的二种学说（人口危机说、社会两极化说）有所质疑，他另辟蹊径，论证19世纪上半期由于银价升腾和物价低落，造成市场收缩、经济萧条，及对农民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冲击。也就是说，农产品由于缺乏弹性，价格下跌程度较其他物品尤为严重，农民为了维生而必须出卖的农产品无形中相对地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显然是降低了。另一方面，因为经济收缩，蚕桑、纺纱、短工雇佣机会等副业收入随之减少。同时，以银为征收单位的赋税额即使未增，农民的负担也形同增加。这些冲击对市场依赖性较高的长江下游地区而言，其不利影响较其他地区更甚，而太平天国政权能在此区得势，与此有关。（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59―284。）（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西方的经济史研究受益于其完备的经济学理论及方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则不然，但这不表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与西方相近或中国自身特有的经济学理。因而，藉西方经济理论，以他山之石赋予中国经济思想现代意涵的研究方法，实可一试。这方面的研究，总论性的文章，如侯家驹《从西周到汉初经济制度暨思想之演变》，其主要架构是以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阶段为座标，做为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参考架构，并比较中西之间的异同，归纳其历史规律。他认为中国从西周到汉初的经济制度与思想发展，类似欧洲5 世纪到18世纪的演变，其规律都是由封建时代自给自足式的庄园经济，经过重商、重农主义及自由经济思想的萌生，以至发展成资本主义。在他看来战国至汉初所谓的“大同派的儒家经济思想”，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平准书”中所述观点，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论自由经济者若合符节，中国的资本主义即萌芽于这一时期（后因汉武帝实行统制经济而夭折，明中叶曾昙花一现再度萌芽，至20世纪台湾才真正出现资本主义）。（注：《汉学研究》12（1994.12）：81 ―119。）其次，关于经济发展观点与道德论的关系和分殊方面，林丽月《陆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藉明人陆楫《禁奢辨》思想的探讨，认为学界使用“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为架构的研究取径，有时易于将历史上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或学说予以孤立，强调应该纳入当时的学术思想脉络中来看，以及重视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关联性。她认为陆楫崇奢观的务实倾向，与当时其他儒士一样，都是从观察社会经济现况形成其经世理论，而且在源流上继承了《管子・侈靡篇》“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治生”思想，也不脱《孟子》和《晏子春秋》的立论范畴。（注：《新史学》5.1（1994.3）：131―153。 ）陈国栋对于林文加以回应，在《有关陆楫〈崇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学理问题――跨学门的意见》中，他引介相关的经济学学理，诠释陆楫反禁奢思想。例如：由凯恩斯首先提出的“节俭的矛盾性”（pardox of thrift），导引出消费不足（或过度）与国民就业的关系，解释陆楫的崇奢观，即是“奢侈（浪费）有助于人民生计”。意即：个别家庭尚俭虽有助于财产累积，但此论未必能符合整体社会的经济情况，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有效需要较强，消费活动活跃，工商发达，提供奢华劳务者可得到雇用机会，人民可就业，不应禁奢；经济落后地区有效需要不足，人民难以奢侈，工商服务业不发达，无奢侈之虑。（注：《新史学》5.2（1994. 6）：159―179。）可见引介西方的经济学原理解释中国经济思想，不失为了解中国经济史议题的一个取径。与陈国栋类似，林满红在《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争议中的社会理论》一文中表示，19世纪前半期的经世学者――“道德派”和“务实派”对当时货币危机（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论辩，近似于凯恩斯学派和哈耶克学派之间的论战。“道德派”论者包括王鎏、梁章钜、吴嘉宾等人，倾向国家统制，以货币发行权象征国家权力的伸张。“务实派”论者，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包世臣及冯桂芬等人皆是，较留意市场力量的正面作用。双方论证其货币主张时，皆各自援引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成功事例佐证，显示中国传统原即存在自由及统制两派的经济思潮。（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161 ―203。）在近代企业管理思想及制度方面，郑润培《从汉阳铁厂看清末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就郑观应整顿汉阳铁厂时期的华匠与洋匠管理问题加以探讨，认为官督商办企业发展迟缓与厂务管理混乱有关。著者认为，汉阳铁厂呈现的管理问题在于：（1 ）官督商办制度使工厂形成官商两套管理系统，主要管理阶层互不统属，事权不一，且华匠与洋匠的管理各有主管；（2）技术极其倚赖洋匠， 但优渥条件招来的洋匠工作表现不佳，不但职位不称、彼此工作亦不协调，甚至挟其技术评估能力变相拥有用人的行政权力。（注：《东吴文史学报》12（1994.3 ）：107―124。）就郑润培一文所示，官督商办制度影响企业内部管理作业的正常化，但是近代新式企业的营运所遭遇的问题，尚不只内部管理作业方面。根据刘文宾《清末民初的企业管理思想》及《近代中国的企业管理及其演变》二文的研究，政府长期以来以商为末业的价值观，使清末新式企业的营运发展缺乏正当性。他认为对清末企业经营产生最大阻碍的是传统的抑商观念，这使得当时的企业集团多半着手于克服不利企业经营的外部因素，至于企业内部的协调与控制，要到1920、1930年代才真正成为企管制度变革的核心课题。对于百余年来企管制度的演变，刘文宾以企业组织、人事管理及财务管理三类管理要素进行分析。企业组织方面，科层化色彩逐渐加深，包括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发展，以及人事、研发部门的成立。人事管理方面，渐在身分关系取向的传统用人方式之中，带入客观的考核选任程度，对职工素质的提升也有所努力；但企业经营者对低层职工倾向运用控制与惩罚的威权式管理，对中上层干部则倾向敬重与信任的人性管理。至于财务管理，恒为中国企管制度发展中较弱的一环，举凡新式会计制度的推广、成本会计的运用及预算制度，都晚至1920年代才成为革新要务。（注：这二篇文章分别见《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77―115、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53―397。 其《近代中国企业管理思想与制度的演变（1860―1949）》（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有更完整的叙述。）其他以商人或企业家的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为主的论文，尚有毛知砺《张嘉＠②经营中国银行的理念与作风》，举1920至1930年代成功的个案，阐述企业家的经营睿智。（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177―199。）不过，在企业经营理念之外的其他观念，事实上会影响企业主的经营决策。李达嘉在《国权与商利――晚清上海商人的民族意识》中，以晚清诸多外力侵逼时期为背景，探讨上海商人的民族意识与其商务利润考量的关系。他认为商人民族意识的勃兴，除表现在投资新式企业之外，对抵制美货运动、回收利权运动的展开，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参与或面对抗争时，常采取较为务实的考量，在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利用同乡同业组织、商人社群中的绅商领导体制、运用与外人的关系和外国领事交涉等和平手段，是他们务实性格之下的权衡策略。（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85―320。）前述刘文宾著作中曾提到传统的抑商观念阻碍近代企业的经营，与抑商近似的观念尚有贱商、反商，大都是相对于重农观念而发。不过，产生贬抑商人或商业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其阶段上的差异。据陈国栋《春秋战国与秦汉时代的“贱商”、“反商”思想》的研究，追溯对商人特加贬抑或轻视的观念源头时，可以发现贱商思想要到中古时期才彻底发生，更早之前的情形迥不相同。在东汉结束以前，贱商、反商言论自“农战”、“四民分业”这两大思想主流滋生而出，但都是限制商人这类人群的数目，非将商人整体排斥于社会以外。同时，商人与士、农、工其他分业同为正业，四民皆有本业、末业之别，商人并未受到全面的歧视。也就是说，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贱商、反商思想未成为普遍的问题。（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1―35。）虽然如此，李达嘉《晚清的重商思想与重商政策》认为，1895年以前的中国，盛行农本商末的四民论和重农抑商观念，直至晚清商战论出现，衍生了重商思想，四民论和抑商观念才产生变化。不过，此时的重商思想在意义上有新的意涵，它包括：强调与外国通商的不可避免和重要性，而非针对国内贸易的商务行为；强调商人角色在近代国家社会中的重要。因此应该扭转传统的轻商态度，对商人加以保护和奖励，并将商人的地位自四民之末提升上来；强调农、工矿业的重要，振兴实业。这股重商思想流行的结果，促使清廷展开振兴工商业的措施，并落实为政府的具体政策。（注：该篇论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内研讨会论文（1994年9月）， 摘要见《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9版。）清末商战观念兴起，重商思想抬头，这种思潮又对清朝政府自开通商口岸以求存续的思想有所影响。张建俅《清末自开商埠思想与政策的形成》，探讨1898年清廷主动开放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和江苏吴淞等商埠的思想背景。他认为开埠与三方面的背景有关，来自以夷制夷思想所衍生的均势思想（列强在华均势则中国可以保祚）、重商思想下的开放通商口岸有利说以及主权意识的提升。这种自开商埠对外贸易，不设租界，与条约口岸的开埠性质不同，是清朝政府面对列强瓜分危机时的一种新的应对方式。（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79―110。）自从清末朝野意识到为图富强而开办新式工商企业以来，重商思想和工业化时潮，直至本世纪30年代依然兴盛。然而1930年代经济恐慌深化时间，农村的凋弊和城乡明显的差距引起当时人的注意，重农言论随之兴起。李宇平《从发展策略看一九三○年代中国重农说的兴起（1931―1935）》即是针对这种现象，将当时提出锐意拯救农村经济的言论，分为货币论者与贸易论者两类，阐述其经济主张。前者以吸引外资为首，主张导引资金下乡致力生产（发展需从国外进口产品的产业）以形成民族资本，纾解乡间通货紧缩、资金不足的困境。后者主张出口扩张，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保护关税、统制贸易）改善贸易条件，强调农业工业化、发展轻工业。这两类言论致力的手段不同，但都强调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与保守份子反都市、反工业化的重农观点迥异。（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6（1998.6）：199―233。）（七）其他除了以上各类范畴的研究之外，尚有部份论文著重整体经济现象变动因素的讨论，或以研究私部门的财货分配为主，或探究经济史料的利用价值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关于整体经济现象的部分，讨论的断限，一为18世纪乾隆时期，一为1930年代。林满红《与岸本教授论清乾隆年间的经济》，系重申其旧作《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中的基本论点，同时也是针对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评论此一旧作的意见所作的答覆。林氏与岸本对汪辉祖的记述，对乾隆朝物价变动、经济景气趋势有不同的意见。林满红以1775年将乾隆朝分为该年之前的A 期与之后的B期，考察人口及货币因素在这两期的变动。她推论A期是经济困难期，货币供给和农业成长皆不及人口成长，因此每人所得减少，人口压力使得粮价腾贵（非民生物资的价格未涨）。B期则是经济繁荣期，货币供给增加，促进农业生产，农业成长较人口增加快速，人均所得增加，此期物价全面上涨但民生充裕。（注：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其《与岸本教授论清乾隆年间的经济》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235―252。 ）岸本美绪的质疑在于：（1）1775年的分期根据不清楚；（2）物价动向并非A 期只民生物资特别昂贵，B期物价全面上涨；（3）货币、人口、农业生产量之间的变化，除了对安南、缅甸的银输入期认知错误、人口数据有问题、农业产量难以估计之外，无法推证这三项变数都呈上扬趋势的情形下，何者上升率较高。（注：岸本美绪：《评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一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223―234。）至于1930年代的经济现象，李宇平著有多篇论文，都环绕在这一时期，李氏尤其对中国的经济恐慌问题多所铺陈，诸如恐慌的发生原因、表征及当时言论界的因应策略等等，皆巨细靡遗。就她《一九三○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对中国经济之冲击（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及《一九三○年代中国经济恐慌的若干现象（1931―1935）》二文的归纳，30年代中国经济恐慌的发生，是在农村经济恐慌（国内因素）的基础之上，加上世界经济恐慌漫延而入（外力的冲击），内外两因素交互作用，由农村而至工商、金融界，演变成全面性的经济危机。此中尤以白银流向通商口岸继而外流现象引起时人注意，当时农村金融恶化、通货收缩、物价下跌、莫不与此有关。（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315―347、25（1997.6）：71―118。）李宇平尚有《恐慌之救济与法币政策的形成（1932―1935）――货币改革说与贸易平衡说的对立与消长》、《一九三○年代中国的救济经济恐慌说（1931―1935）》及《一九三○年代中国城乡问题的思想渊源――所得全面低减说与所得分配不均说的争议》三文，皆叙述30年代言论界针对此一经济危机提出的救济之策。著者将这些言论区别为货币论、贸易论及马克思主义三类。对于解释经济危机的发展方面，这三类言论分别从通货收缩、国际贸易收支逆差、生产关系矛盾角度出发。在因应对策方面，货币论者主张白银征税与管理货币，贸易论者主张开税保护与贸易统制，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抵制帝国主义的农产品倾销与通货战争。不过，随着经济恐慌加深，三派言论最后却一致呼吁采行法币政策。（注：这三篇论文依序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167―174、27（1997.61：231―272、24（1995.6）：605―652。）有关私部门的财货分配方面，赖惠敏《清代皇族的家族结构与财产分配》，认为皇族的家族结构特质，诸如：设宗人府为皇族的专管单位和经营族中庶务的族长、同财分居形态、族中的祭祀权与公共财产管理权依地位尊卑而定等项，在在都影响皇族的财产分配原则。其原则包括按地位尊卑（是否承继爵位）、嫡庶身分、长幼顺序分配家财，寡妇及孤女亦能分得财产。不过，闲散宗室家族与平民类似，以均分财产为原则。皇族这种分产制度不但造成强房与弱支，也使其间的贫富悬殊问题更为严重。（注：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67―95，及赖著《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页227―264。） （未完待续）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木右加梁＠②原字为王右加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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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学报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DD3单晶高温合金拉伸蠕变各向异性魏朋义 杨治国 程晓鸣 钟振刚 李 骋 刘世中摘要： 研究了镍基单晶高温合金DD3（001），（011），（111）取向光滑圆拉伸试样在760℃，850℃，950℃典型应力条件下的拉伸蠕变特征。试验发现，在较高蠕变应力水平时，DD3单晶合金具有明显且复杂的拉伸蠕变各向异性,且蠕变变形率及其对应力增加的敏感性的强弱顺序会随温度变化而发生变化。这归因于该合金的成分特征、蠕变应力、晶体取向决定的蠕变主滑移系类型（八面体、立方及二者混合）及位错移动动力学特点的不同。关键词： 蠕变各向异性； 单晶高温合金； 晶体取向中图分类号： TG1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053(1999)03-0007-06Tensile creep anisotropy of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DD3WEI Peng-yi1 YANG Zhi-guo2 CHENG Xiao-ming2ZHONG Zhen-gang1 LI Cheng1 LIU Shi-Zhong1(1.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Beijing 100095， China； 2.Institute No.608 of Chinese Aeronau-tical Industry Company, Hunan Zhuzhou 412002, China)Abstract： Tensile creep anisotropy feature of Ni-base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DD3 with (001),(011),(111) in orientation were investigated under typical conditions(760～950℃,200～800MPa). It was found there is complex and strong creep anisotropy for DD3 under those conditions, such as: the value order of steady creep rate, sensitivity to creep stress and dependence on crystal orientation of this alloy alternate with temperature increasing. Those were due to different crystal slipping(cubic octahedral and combination of them)，dislocation movement model and dynamics during those different creep processing, which is determined by composition, ratio between creep stress and tensile strength and crystal orientation of this alloy.Key words: creep anisotropy；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crystal orientation先进飞机涡轮发动机叶片选用具有性能各向异性的单晶高温合金，充分发挥了该类材料(001)方向的性能优势，大大提高了发动机效率.但精确了解单晶高温合金的这种特性,是设计预测叶片使用寿命等的前提和基础。实际叶片使用中叶身具有明显的拉伸蠕变特征,对此国外航空材料研究界十分关注［1～6］。我国第一个镍基单晶高温合金DD3为我国某新型发动机一级叶片选材,为配合该型号的动强度计算、寿命预测、失效分析等，本文首次系统研究该合金的中高温蠕变各向异性特征。1 试验技术采用合格DD3单晶合金，在ZGD-1真空感应快速定向凝固炉中利用籽晶法制备35mm×15mm×230mm，分别沿（001），（011），（111）晶体学方向取向(取向偏离度小于5度)的单晶试板，试板经1250℃×4hA.C.+870℃×32hA.C.热处理并制备测距25mm、测试段直径5mm紧凑光滑圆拉伸蠕变试样。在蠕变试验设备（计算机辅助采集数据）条件下进行蠕变试验。具体试验条件示于表1。表1 DD3单晶合金蠕变各向异性试验条件*Table 1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f creep anisotropy of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DD3Temperature/℃\Orientation（001）（011）（111）MPa760700～800450～550700～800850425～525375～475425～525950200～300175～275200～300*Stress interval is 25MPa,3～5 time tests under every condition.2 试验结果2.1 试样的基本组织状态金相分析表明，所制试板铸态及热处理后的冶金状态符合实际对叶片的要求。具体组织参数如表2所示。表2 DD3单晶试板基本状态Table 2 Basic microstructure feature of single crystal samples of DD3 alloyPrimaryspacing/μmOrientationdeviation/°Rest fraction of eutecticand primary γ′ phaseafter solid solution/％Size of γ′in aged alloy/μmMicrostructuralsituation290～3102～5＜0.50.4～0.45Up to standard2.2 蠕变试验结果试验测试的典型蠕变曲线特征如图1～3所示。蠕变第二阶段的蠕变速率与试验温度、应力、试样取向的关系如图4。试验发现，就总体而言，对于DD3合金:（1）同其他单晶高温合金一样,当温度及晶体取向一定时，应力增加特别是应力大于某临界值时蠕变第二阶段明显加速变短。在应力与晶体取向一致时，蠕变温度增加蠕变速率增加；(2）在相同温度及相近应力范围内，不同取向试样的第二蠕变阶段蠕变速率绝对值及其对蠕变应力增加的敏感性序列会发生变化，具体各温度的这种顺序由强到弱依次为：950℃(001)→ (011) →(111)，850℃（011）→（001）→（111），760℃（111）→（001）(图4)。值得注意的是，温度及应力对蠕变速率影响极大,即（111）方向在760℃蠕变速率比（001）大20％到100％，但在850℃比（001）小5～18倍,在950℃比（001）小2～5倍。而（011）蠕变速率在850℃比（001）稍小，在950℃却比（001）小1.5～11倍；（3）初步统计，当同温度同取向蠕变应力数值小于拉伸强度的40～50%时,该合金100h拉伸蠕变量小于0.5%，即蠕变速率小于0.005%/h；（4）在760℃该合金蠕变第一阶段蠕变速率增加明显比其他温度快，且在（011）方向，760℃， 500～550MPa应力条件下，蠕变第一阶段前存在明显孕育期，且随应力增加蠕变孕育及第一阶段变化途径不同而稳态蠕变的绝对蠕变量数值接近。而在其他温度及取向，试样蠕变第一阶段不明显，即与第二阶段融合呈较平坦曲线。3 实验结果分析单晶高温合金拉伸蠕变各向异性受温度、应力状态、合金(包括微量元素)成分、组织尺度特别是沉淀相特征、晶体取向的综合作用交互影响。在本质上取决于立方或/和八面体滑移系在实际蠕变变形中的参与程度。就合金成分而言，对于高温蠕变，含高Mo低Co以强化γ为主的高温合金，其滑移系限于八面体滑移系为主,呈明显的蠕变各向异性。而以富Re，W，Ta强化γ′相的高温合金及金属间化合物则存在立方滑移系与八面体滑移系共同作用,因而蠕变各向异性较弱。对特定合金，蠕变条件（温度、应力）决定的应力积累程度直接影响实际两类滑移系在蠕变过程的参与程度，从而影响合金蠕变各向异性特征。且低温蠕变比高温蠕变对条件变化更敏感、复杂，因为不同温度下八面体滑移启动的临界剪切应力及各取向条件下的八面体与立方体的临界剪切应力的比率不恒定，因而蠕变对晶体取向及应力方式（拉伸或压缩）较敏感，DD3单晶合金同时含有中等含量的Mo，W，Co，这就决定了其蠕变各向异性的复杂性。就温度作用而言，对（001）方向，在峰值温度（760℃)以下开动的主要是{111}〈110〉八面体滑移系，在760℃以上随温度增加，六面体滑移系开始开动逐渐增加，并在1000℃以下两种滑移系均开动。因此该合金950℃（111)方向相对（001）蠕变各向异性不强。而850℃以下（111）相对于（001）蠕变各向异性较显著，但由于应力增加会加强对立方滑移系的启动和参加量，因而使（111）相对于（001）在同温度下随蠕变应力增加蠕变各向异性相对弱化。而760℃因以八面体滑移系为主，（001）方向蠕变比（111）稍强。实际取向偏离度差别可能影响滑移系启动，特别是滑移面的转动角度和能耗水平，因而取向或取向偏离度对蠕变各向异性有一定影响，其主要决定蠕变孕育、蠕变速率和蠕变速率变化方式的不同。图1 不同条件下（001）取向试样的圆拉伸典型蠕变曲线Fig.1 Typical tensile creep-curves of samples with orientation of(001)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a)760℃,700～800MPa；(b)850℃，425～525MPa；(c)950℃,200～300MPa图2 不同条件下(011)取向试样的圆拉伸典型蠕变曲线Fig.2 Typical tensile creep-curves of samples with orientation of(011)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a） 760℃,450～550MPa；（b） 850℃,375～475MPa；（c） 950℃,175～275MPa图3 不同条件下（111）取向试样的圆拉伸典型蠕变曲线Fig.3 Typical tensile creep-curves of samples with orientation of(111)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a) 760℃,700～800MPa；(b) 850℃,425～525MPa；(c) 950℃,200～300MPa图4 不同温度及取向试样的拉伸蠕变第二阶段蠕变速率对照Fig.4 Comparison of tensile creep rate of secondary creep-phase ofsamples with various orientations at temperatures(a) 760℃；(b) 850℃；(c) 950℃4 结 论本实验条件下，特别是高应力水平时，DD3单晶合金具有明显的拉伸蠕变各向异性。不同温度下，（001），（011），（111）三方向蠕变各向异性特点及蠕变变形率与对应力增加的敏感性的强弱顺序会发生变化。蠕变各阶段的具体特征与该合金的成分特点、蠕变应力、晶体取向相关，这些因素决定了不同蠕变条件下蠕变开动主滑移系类型（八面体、立方及二者混合三类型）、位错移动动力学特点。该合金不同温度的蠕变各向异性对以非（001）方向提供了可能。作者简介： 魏朋义(1966-)， 男， 工学博士， 研究员， 现从事单晶高温合金研制作者单位：魏朋义、钟振刚、李骋、刘世中：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北京 100095；杨治国、程晓鸣：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第608研究所， 湖南 株洲 412002参考文献：［1］ SHAH D M,CETEL A.Creep anisotropy in nickel base γ,γ′ and γ/γ′superalloy.In:CETEL A D,et al,ed.Superalloy 1996.1996.273［2］ SASS V,SIEBOEGE D R,DNOCBLOCH C,et al.Anisotropy creep behavior of anickel-based superalloy compared with nickel solid solution and singlecrystal.In:EARTHMAN J C,et al，ed.Creep and fracture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and structure.1997.687［3］ HENDERSON P J,LINDBLOM J,LINDE L.Creep of single crystal Ni-base superalloyin thick and thin-section forms.In:EARTHMAN J C,et al,ed.Creep and fracture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and structure.1997.697［4］ MACKAY R A,MAYER R D.The influence of orientation on the stress ruptureproperties of nickel-based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Metall Trans,1982,13A:1747［5］ SASS V,GLATIEL U,FELLER-KNEIPMEIER M.Creep anisotropy in the monocrystalnickel-base superalloy.In:KISSINGER R D,et al,ed.Superalloy 1996.1996.283［6］ HOPGOODAND A A,MARTIN J W.The creep behavior of nickel-base single crystalsuperalloy.Mater Sci Eng,1986,82:27场∈崭迦掌冢 1998-12-22； 修订日期： 199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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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AEROSPACE SHANGHAI2001 Vol.18 No.1 P.31-34,38地球静止轨道空间碎片的处置朱毅麟摘 要：介绍国际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地球静止轨道(GEO)空间碎片问题的研究结果和碎片处置的建议。主要内容包括：GEO与GEO环的概念、GEO上物体现状、GEO空间碎片处置的基本原则和8条具体处置措施建议。该建议已于2000年2月提交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科技小组委员会第37届会议。关键词：地球静止轨道；空间碎片；空间碎片缓减；空间碎片处置；弃星轨道分类号：V52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630（2001）01－0031－04The Disposal of Geostationary Orbit Space DebrisZHU Yi-lin（Beijing Institute of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Beijing 100086, China）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oposal on the disposal of Geostationary orbit (GEO) space debris recommended by the Inter-Agency Space Debris Coordination Committee (IADC), which has been submitted to the 37th session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1 Subcommittee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 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concepts of GEO and GEO ring, the situation of GEO objects, the strategy for GEO disposal and the specific measures for disposal of GEO space debris.Keywords：Geostationary orbit; Space debris; Mitigation of space debris; Disposal of space debris; Disposal orbit作者简介：朱毅麟（1934-），男，研究员，研究领域：航天器系统工程。作者单位：朱毅麟（北京空间科技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86）参考文献：［1］IADC. Space debris issues in the geostationary orbit and the geostationary transter orbits[C]. Presentation to UNCOPUOS S&T Subcommittee, Vienna, Feb. 7～18, 2000.［2］Flury W. Agenda item 9: Space debris[C]. Presentation to UNCOPUOS S&T Subcommittee, Vienna, Feb. 7～l8, 2000.［3］Johnson N L. Use and monitoring of the geosynchronous orbit by the United States[C]. Presentation to UNCOPUOS S&T Subcommittee, Vienna, Feb. 7～18. 2000.［4］Klinkrad, H. ESA space debris mitigation handbook[M]. Release 1.0, ESA/ESOC, TOS-GMA,Feb.19, 1999.收稿日期：2000年4月17日出版日期：200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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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4期 Vol.24 No.4 1998动力锅炉燃烧系统的模糊控制策略1)刘向杰 柴天佑 刘红波摘 要 基于模糊控制策略给出了锅炉系统新的控制方法.工业锅炉的主要动态特性包括非线性、非最小相位特征、不稳定性、时滞和负荷干扰，采用传统控制方法难以实施有效控制.运用GPE(Gaussian partition with evenly spaced midpoints)模糊控制系统对锅炉对象的主汽压 进行了仿真研究和时实控制，模糊控制器能够克服许多干扰因素，产生了良好的控制效果，最后给出了模糊控制同传统方法的比较结果.关键词 模糊控制，锅炉，干扰.FUZZY LOGIC STRATEGY FOR BOILER CONTROLLIU XIANGJIE(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085)CHAI TIANYOU LIU HONGBO(Research Center of Automati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006)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stea m generation control system of drum boiler using fuzzy control strategy.The majo r dynamics of a boiler include nonlinearities nonminimum phase behavior,instabil ities,time delays,and load disturbances.Traditional control strategy could not o ffer satisfactory result.A special subclass of fuzzy inference systems,called th e GPE(Gaussian partition with evenly spaced midpoints) systems,is used to contro l the steam boiler system.The fuzzy logic controller has been tested in the real plant and good results have been obtained.A comparison with conventional contro l approaches widely used in the plant is performed.Key words Fuzzy control,boiler,steam pressure,disturbance.1 引言电厂锅炉燃烧产生的高压蒸汽用以驱动汽轮机发电.虽然锅炉模型结构随具体对象不同而不 同，但燃烧控制系统目标主要是在不断变化条件下克服干扰因素，将主汽压维持在规定的范围内 .该目的是通过调整燃料给煤量来实现的.动力锅炉的精确数学模型难以建立，而粗略模型也 只能由一系列分布参数系统描述［1］.因而采用常规固定参数PI控制器难以获得良好的控制效果.本文运用模糊控制策略控制复杂的动力锅炉对象，从而获得了良好的控制效果.2 动力锅炉汽机系统的描述本文研究的内容是模糊逻辑控制方法在国内某大型发电厂的锅炉燃烧系统中的应用问题.该 厂现有的火电单元机组都是200MW燃煤单元机组，制粉系统采用中间储仓式，磨煤机为 钢球磨煤机.锅炉为单汽包自然循环锅炉，额定蒸发量为670t/h，最终过热汽压为14.2MPa(2060PSI).三相汽轮机驱动两极50Hz发电机.燃料煤由运煤滑差电机送入炉内，空气由送风机送入.控制阀调节入水量.循环泵驱动炉体水循环系统.正常运行的锅炉燃烧系统需使出口的主蒸汽压力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主蒸汽压力参数非常 重要，它代表着锅炉的能量储存.采用传统的控制方法对锅炉实施控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困难：1)系统存在严重耦合.例如：燃料量的变化对其它几个回路都产生影响.2)煤种及煤质的变化给系统代来了不确定性.3)给煤量的变化到主汽压的变化回路存在时滞.4)发电厂的发电设备高压性能而导致许多测量信号存在噪声.5)每天24小时锅炉运行的设定值不断变化以使得锅炉能够在优化状态下运行.其它困难还包括：非最小相位行为、汽包动态的不稳定性、传感器噪声、系统非线性、饱和 非线性等.控制系统的主要功能分为跟踪和校正两大部分.对象的机理建模采用文［1］的手段，运用模糊控制对锅炉燃烧系统的主汽压回路实施有效的控制.3 模糊控制器在工业锅炉燃烧系统中的应用3.1 模糊控制器的设计过程由于正态分布隶属函数能够体现人的直觉推理方式，应用于实时控制中的模糊控制器也往往 采用正态分布的隶属函数［2，3］.本文的系统采用正态分布的隶属函数进行 模糊化，称之为GPE(Gaussian partition with evenly spaced midpoints)系统.类似于TPE系统［4，5］，正态分布隶属函数形状相同，对称于其中心值，且两相临隶属函数中心值间距离相等.(图1).图1 输入量的隶属函数(e和Δe）正态分布隶属函数(1)使得仅在区间(αi-1,αi+1)隶属度值μAi(x)≠0。αi为隶属函 数μAi(x)的中心值.点αi是μAi(x)中唯一的隶属度值为1的点.这可保证其同三角形隶属函数一样，同一时刻仅四规则有效.本文的线性推理规则表示为：IF error is Ej and rate is Rj THEN output is U(i+j).Ei代表着一个误差模糊集，Rj代表着一个误差变化率模糊集，U(i+j)代表着一个输出量模糊集.设NVL，NL，NM，NS，NVS，NZ，Z分别表示语言变量的负很大、负大、负中、负小、负很小、负零、零.PVL，PL，PM，PS，PVS，PZ分别表示语言变量的正很大、正大、正中、正小、正很小、正零.全部规则列于表1.表1 模糊控制规则ECE ΔUNLNM NSZPSPMPLNLNVLNLNMNSNVSNZZNMNLNMNSNVSNZZPZNSNMNSNVSNZZPZPVSZNSNVSNZZPZPVSPSPSNVSNZZPZPVSPSPMPMNZZPZPVSPSPMPLPLZPZPVSPSPMPLPVL控制输出量的隶属函数为(2)控制输出量由非线性的加权平均判决法得出(3)控制系统框图如图2所示.主汽压误差及误差变化率为模糊控制器的输入.模糊控制器的输出 为增量形式的控制信号.实发功率信号P0和反映给粉量的总风量A0作为引入的前馈信号引入以消除外部干扰.图2 主汽压模糊控制系统3.2 仿真设计基于表1，图1中输入变量e和Δe的中心值选为［±6,±4,±2,0］，Δu的中心值选为［±15,±12.5,±10,±7.5,±5,±2.5,0］.这些值的选择是基于先前的控制经验. 采用非线性模型的仿真结果如图3所示.该结果显示了较大的超调量.从锅炉主汽压的控制要求来看，主要目的是要实现低超调.于是降低Δu的中心值为［±12,±10,±8,±6,±4,±2,0］,仿真结果较为满意(图3).该组参数用于主汽压回路的控制.图3 模糊控制器的不同设计方案下的仿真结果3.3 实施结果上述控制策略用于现场实际对象，图4显示某日阶跃响应运行情况.可以看出，尽管现场运行 存在很大干扰，主汽压仍然显示了良好的跟踪效果.图4 实时控制结果在以上规则基础上，我们增加规则如下：如果误差较小，则输出量模糊集的论域及相应中心值降低一些，这可在系统接近稳态时降低 系统的超调量.如果误差较大，则输出量模糊集的论域及相应中心值增大一些，这在系统处于过渡过程中可 加快系统的响应速度.如果基本完成过渡过程后，仍存在误差，则“输出量”Δ=Δu+φ,其中100，以增加积分功能，消除偏差.3.4 同其它控制方法的比较对于复杂的难以建立精确数学模型的对象，模糊控制器的控制性能优于常规控制器，这是将 其应用于工业锅炉控制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现场的负荷变化及煤种煤质的变化不可能在不同时间产生绝对相同情况，因而很难在现场对两种控制方法进行比较.本文基于非线性分布参数模型将模糊控制器同固定参数PI控制器的控制效果进行仿真比较，结果示于图5.由仿真结果看，固定参数PI控制器对于固定工况的控制效果较好，但在工况变化时，控制效果变差.而模糊控制器能够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图5 模糊控制器同固定参数PI控制器的控制效果比较4 结论本文设计了GPE模糊控制系统，并将其应用于锅炉主汽压的控制.该过程的主要特征是强干扰及动态变化.模糊控制器能够克服许多干扰因素，显示了强鲁棒性并产生了良好的控制效果.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作者单位：刘向杰(电力部电力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5)柴天佑 刘红波(东北大学自动化研究中心 沈阳 110006)参考文献1 Gordon Pellegrinetti,Joseph Bentsman.Nonlinear Control Oriented Boiler Modeling－A Benchmark Problem for Controller Design.IEEE Trans.Control Systems Technology,1996,4(1):57-642 Keigo Watanabe et al.A Fuzzy－Gaussian Neural Net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obile Robot Control.IEEE Trans.Control Systems Technology,1996,4(2):193-199.3 Mauer G F.A Fuzzy Logic Controller for an ABS Braking System.IEEE Trans.Fuzzy Systems,1995,3(4):381-3884 Sudkamp R J,Hammel H.Interpolation,completion,and learning fuzzy rules.IEEE Trans,Syst.,Man,Cybern,1994,24(2):332-3425 刘向杰，柴天佑.三维模糊控制器的研究.自动化学报，1998，24(2) ：230-235收稿日期 1996-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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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124 【 版 号 】10 【 标 题 】为雅文化升温添柴 ――东方出版社重版一批现代学术名著 【 作 者 】祝华新 【 正 文 】 （本报记者祝华新）新年伊始，郭沫若《十批判书》等一批民国时期的著名学术著作带着一缕淡淡的墨香，以简体横排的新版本走下印刷机。这就是东方出版社献给莘莘学子的新年礼物―――“民国学术经典文库”。解放后，一些出版社曾经重印或影印过民国时期部分学术著作，但较为零碎，未成系统，而且旧版的繁体竖排给当代中青年读者带来诸多不便。该文库从《民国时期总书目》的十余万种中文图书中精选出３１种著作，展示了民国时期在思想史、历史、文学史等方面的重要学术成果。学术再上层楼的阶梯东西文化大规模碰撞导致的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演变，自晚清开始，辛亥革命后才取得长足的进展。二三十年代的学界可谓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百舸争流。正如著名学者张岱年在总序中所言：“当时许多学者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作风，考据比较精审；也有些学者对于宋明理学有较多的了解，对于深邃的义理有较深的体会；同时，许多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西方的治学方法，致力于中西学术的会通与融合，因而达到了学术研究的较高水平。”收入文库的作者中，有些是今人非常熟悉的，如梁启超、蔡元培、鲁迅、陈寅恪、陶行知、阿英、郑振铎等。但熟悉中又有点陌生，比如很多人知道蔡和森的名字，但未必了解这位中共早期理论家还著有一本《社会进化史》，在严复鼓吹的达尔文主义基础上初步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有些作者连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都没听说过，有些著作即使在北京图书馆也查不到。比如《晚明思想史论》的作者嵇文甫解放后曾出任河南省副省长，后来又主动辞职到郑州大学当一名教书匠。可叹这段学苑佳话早已湮没在岁月的深处。这批学人大都有国学的扎实根基，又周游列国，饱经欧风美雨的栉沐，学贯中西、学通古今。而且有不少像梁启超这样的人由学术而从政，最后再返回学界，对国情自有一番独到的体察。文库主编、东方出版社社长薛德震断言：“民国学术尽管有历史的局限性，甚至谬误，但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当代学人登上新高峰的阶梯。出版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文化积累，这套书的目的就是为今人推荐一些有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历史遗产。”文库的选题别出心裁，独具慧眼。文学史类丛没有收入那种从先秦散文一直写到明清小说的通史类著作，而是按文学体裁来划分，选中《乐府文学史》、《词曲史》、《诗史》、《中国散文史》、《中国纯文学史纲》、《中国俗文学史》等专著。思想史类丛摒弃了“文革”时期以唯物、唯心之争甚至是儒法斗争为主线的简单化做法，而选择断代史，如《先秦政治思想史》、《汉代学术史略》、《魏晋的自然主义》、《理学纲要》、《两宋思想述评》、《晚清思想史论》等。历史类丛既不是通史、断代史，也不是纪传史，而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领域史。如《中国民族史》、《中国风俗史》、《中国伦理学史》、《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中国教育改造》等。这种编选方法旨在为重新审视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点，使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从某些陈说的皮相之见深入到实证的科学的研究之中。为合法版权而奔波文库的作者已全部谢世，但文库的编辑们并没有因此而忽略新版的合法授权。《中国骈文史》作者卢前下落不明。他们从现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另一位民国学人吴梅的弟子那里得知卢前６０年代逝世于南京，就往南京打了三四十个长途电话。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介绍说有人写过卢前传，不巧的是作者到苏州改稿去了。好不容易在苏州找到传记作者，这才了解到卢前身后的情况。卢前有５个子女，但他们手头都没有一点父亲的著作资料，最后是大女儿作主，授权出版。“国学”研究毋忘“五四”传统曾经有人鉴于每次考古大发现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某一段历史，而发出这样的惊叹：“中国地下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文库副主编姜渭渔的心头则别有一番感受：“中国地上的宝贝更多，需要我们发掘整理。我们在世纪末遇到的很多问题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有人作过探究。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中不少热门话题其实是炒‘五四’时期的冷饭，而且某些议论未必有‘五四’大师精当。”雅文化的回升成为９０年代中期引人注目的现象。新一轮“文化热”对８０年代的“学风空疏”作出深刻反省，注重对文化典籍的研读而不是泛泛的中西文化之论，这是可喜的进步。但我们毕竟不能用中古乃至远古时期的“国学”来取代现代文化，不能无视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新的文化传统，不能排斥中国文化母体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的文明因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总投资近２００万元的文库是东方出版社继成功推出《东方书林之旅》之后又一引导文化消费的得意之作。在年前的郑州订货会上，他们只凭一纸书目简介就赢得１０００套的订数。深圳一家个体书店的老板张口就要５００套。贵州两位大学生开办的书店也各要１００套。更有京城十几家大学书店闻风而动要求进货。薛德震满怀信心地说：“文库第一版的印数都近８０００册，我们有着良好的市场基础，这套书绝不会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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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径轧管机工程动工新华社武汉５月８日电（记者方政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直径１７０毫米大口径轧管机工程，近日在湖北黄石大冶钢厂动工。这项工程建成后它生产的大口径无缝钢管将填补国内空白。直径１７０毫米大口径轧管机工程项目总投资４・４７亿元，其主体设备从联邦德国引进。这项工程投产后，将主要生产高精度厚壁轴承钢管和采煤用压支架管及其它高精度机械加工用合金无缝钢液管，设计能力为年产１０万吨。★★ 新华社电讯稿数据库 检索命中 44375 篇, 显示第 686 篇。 ★★(1)文件名及行数、汉字数: F0508.20;2 ss024008.bfn 210 4420(2)发稿日期,时间: 1990-05-08 12:35:41 (liu 900910;08:32:52.49)(3)标题:中国“魔针”使各国客商着魔(4)内容: 新华社北京５月９日电一种名为“魔针”的微型医疗器械刚刚问世，就以它独特的魔力，使越来越多的用户和客商着魔。去年１２月，它刚刚荣获第３８届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金奖，最近又在春季广交会上成为最热门的产品，共有１１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订货１７０万美元。人们称它是：“口袋里的医院”。“魔针”是由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宁波有限公司开发研制成功的。它来源于神奇的中医耳针技术与现代电子技术的巧妙结合。它以中医耳针经络原理为基础，采用最新电子耳膜专利技术，可实现自动选穴，自己诊治。经北京、陕西、上海等十余家大、中型医院的大量临床试验，“魔针”第一代产品对诊治人体各种内脏及神经系统的疾病，对运动性软组织扭伤、挫伤、肩周炎、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有显著疗效。瑞士发明协会主席小便失禁两年，经过“魔针”治疗，三天即告痊愈；比利时一名工程师，用“魔针”医好了麻痹二年的胳膊。“魔针”形如烟盒大小，携带、治疗极其方便，不论妇儒老幼，都可应付自如，且无任何负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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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2期我国发展体育经纪人的对策研究马 铁（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61）黄文卉 张 立 石 磊 林显鹏摘要：体育经纪人作为体育市场发展的行为主体之一，为活跃体育市场，开发体育商业价值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社会重大转型时期，建立和完善体育经纪人的管理体制和制度、法规，对促进我国体育经纪人的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和社会调查，就体育经纪人的基本理论，国外体育经纪人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我国体育经纪人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景等开展研究，并对建立我国体育经纪人的管理体系、法规体系、培训体系等提出可行性建议。提出体育行业经纪人应由国家体育总局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管理，国家体育总局的管理应分为总局、项目管理中心、具体操作部门3个层次，抓住资格审定和注册、行纪过程的管理和监督以及教育和培训等主要环节，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关键词：体育∥管理∥经纪人∥理论∥法规∥中国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gents in ChinaMa Tie, Huang Wenhui, Zhang Li, Shi Lei, Lin XianpengAbstract：Sports agents as mediators in sports business and markets have played important roles for the promotion of sports competitions and players' conversion. Along with the reform of sports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of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establish the sports agents system. Based on documents research and a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the basic theory, management systems and measures, present situation of sports agents in and out of China were discussed and suggestions for establishment of sports agents systems of administration,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ere put forward. It is suggested that together with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dministration organs,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on three levels: the governmental State Sport General Administration, the national sports associations, and the concerned sports organs and institutions.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were also discussed.Key words：administration∥sports∥agent∥theory∥policy∥China1 选题依据随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的不断深入，体育经济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体育经纪人作为体育市场发展的行为主体之一，直接参与体育比赛、体育经济活动及运动员流动等，为活跃体育市场，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做了大量的创造性工作，对挖掘体育自身潜力，开发体育商业价值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我国的体育产业起步较晚，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为我国体育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条件，同时，也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未曾有过的新事物和新问题。尤其是随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的进程，体育经纪人开始出现，它既活跃了体育市场，其管理问题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对体育经纪人这一事物的发展缺乏理性研究，对其发展规律缺乏清晰认识，其发展尚未走上正轨。体育经纪人的活动也引发了不少负面影响，如经纪活动效果不佳或效益低下、发生违法乱纪甚至腐败现象等。因此，在我国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社会重大转型时期，对体育经纪人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等实际问题开展研究，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和法规，为体育经纪人的发展和经纪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化的社会环境，对充分发挥体育经纪人的作用，使其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得以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2 研究内容与方法2.1 研究内容本文就体育经纪人的基本理论，如概念、类别、作用等，国外体育经纪人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经验教训，我国体育经纪人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景等开展研究，并对建立我国体育经纪人的管理体系、法规体系、培训体系等提出建议。2.2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方法。3 体育经纪人的概念和类别3.1 体育经纪人概念的界定与分析受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对“经纪人”的界定各有差异。但总体上说，其内涵主要包括以获取佣金为目的；充当委托人与第3人间的订约媒介或为委托人提供与第3人订约的机会；保证委托合同的实施等。目前，我国在体育经纪人概念上尚无一个科学、统一和权威的定义。本研究在参照国外体育经纪人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试得出“体育经纪人”的定义为：以获取佣金为目的，与体育相关人员及组织签订委托合同，充当委托人与第3人间有关职业运动、体育竞赛的订约媒介，或为委托人提供通过体育获益机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经纪组织。3.2 体育经纪人的类别与形式从组织形式上分，体育经纪人可分为：个体经纪人，即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登记从事经纪业务的自然人；经纪人事务所，即具有经纪资格证书的个人合伙从事经纪业务；经纪公司，即依据《公司法》成立的从事经纪业务的企业法人。从客户性质上分，有运动员经纪活动、体育组织经纪人、体育比赛经纪人等。3.3 体育经纪活动的内容经纪体育比赛：体育比赛和体育表演的筹划和推广，包括电视转播权、广告代理、特许使用权开发等；代理运动员：代理运动员比赛合同、转会谈判，帮助运动员管理日常事务、财务收支、运动员形象开发等；帮助解决纠纷：参与解决体育活动中出现的经济、法律等方面的问题，或提供咨询等。4 国外体育经纪人管理制度4.1 体育经纪人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体育经纪人最初是随着职业体育的发展而出现的；――体育市场的需求使体育经纪人成为不可缺少的交易中介并得以迅速发展；――体育商业化成为促使体育经纪活动繁荣的重要因素。4.2 体育经纪人发展的几个趋势――由全面委托向单项委托代理发展；――从代理运动员向组织赛事发展；――从行业竞争向规范化管理发展；――从国内运作向跨国运作发展。4.3 体育经纪人的管理体制4.3.1 国际体育组织对体育经纪人的管理单项体育组织管理：国际足联设立了专门的经纪人管理部门，对全行业进行宏观管理和指导。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本项目经纪人管理条例，包括对所属各国家协会的经纪人管理提出要求，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负责中介国际间运动员转会和比赛事务的经纪人的管理，包括明确经纪人、运动员和俱乐部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实施监督和裁决等。但国际足联不具体颁发经纪人执照，从事国际转会和比赛经纪事务的经纪人必须经各国家协会批准获得执照后,到国际足联注册并获得国际足联许可证。目前，国际足联批准的经纪人已达200多人，分布在44个国家和地区。体育经纪人行业协会管理：国际田径经纪人联合会则是相对松散的经纪人自律性的国际管理组织，它在组织上独立于国际田联，但实际上与国际田联和各国田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也制定了有关的管理条例和制约监督机制，进行资格审定，但对经纪人的约束力不及国际足联，有待更多国家田协的承认和合作。该组织目前已有60余名田径经纪人注册。网球的情况与此类似。4.3.2 各国对体育经纪人的管理政府机构管理：在美国，体育经纪人的管理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政府，主要是州政府；二是社会团体，包括运动员工会（职业体育）、大学生体联（业余体育）等。无论是政府或社会团体，均是依靠多年形成的市场机制，以法律手段为主，对体育经纪人进行调控和管理。美国目前已有24个州制定了体育经纪人管理条例，并指定了“相应的注册管理机构”，主要有劳工会、行业管理部门、州政府专门秘书处和立法委员会法律办公室。在欧洲，不少国家的民法和商法中对经纪人都有专门的论述，一些国家还制定了专门的经纪人法。有些国家在重新修改的体育法中增加了针对体育经纪人的有关条款，如1992年修改的法国《体育法》，就增加了有关体育经纪人的规定。一些国家的《劳工法》和《反垄断法》往往对体育经纪活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法院也经常出面处理这方面的纠纷。体育组织管理：国家体育组织或单项协会对从事本行业（项目）经纪活动的经纪人实施直接或间接的管理，如美国全国橄榄球、篮球、棒球等运动员工会相继推出体育经纪人管理条例。英国、意大利等一些国家的足球协会根据国际足联有关规定，建立了国内经纪人队伍，制定了具有约束力的经纪人管理条例，批准足球经纪人名单，成立了专门的经纪人事务委员会负责具体事务。4.4 体育经纪人的管理制度和内容4.4.1 资格审定制度经纪人从业资格通常根据申请人的自然条件和专业知识与能力两方面进行考察。一般说来，对申请体育经纪人的自然条件要求并不十分严格，但须通过特定的经纪人行业考试。考试或考察的内容主要有申请人对该项目及其管理规定的熟悉程度、对有关法律的掌握和运用以及为委托人提供咨询服务的能力等。通过考试后，还要经过管理部门的资格审定。4.4.2 注册登记制度申请人经资格认定后，须到相应的体育组织或经纪人联合会注册，并交纳注册费，美国的注册费从50～1,000美元不等，有些还实行年审和年缴费制度。4.4.3 保证金制度在申请注册的同时，申请人通常还要在注册机构指定的银行存入一定数额的保证金，经纪人一旦违约，将以其保证金作为罚款。国际足联规定的保证金数额为20万瑞士法郎，国际田联约为1万美元，意大利足协规定7,000万里拉，英格兰足协为3万英镑，美国从2.5万～10万美元不等。4.4.4 合同管理制度为保障经纪人和委托人双方的合法权益，体育经纪人在实施代理前必须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将责、权、利以合同的形式确定下来，以得到法律保护。4.4.5 佣金制度1.按比例收费。一般来说，代理运动员进行劳资谈判的佣金比例较低，通常在0.5%～5%（美国为3%～5％）；负责运动员的财务管理一般收取总额的5％；比赛奖金提取10％；进行运动员名字及其形象商业开发的佣金比例较高，足球经纪人在这方面的佣金可达15%，田径经纪人是25%～30%，网球经纪人是20%～25%。2.按时间收费。采取类似律师的作法，收费以小时计算。3.综合收费。将比例收费与时间收费结合起来计算的收费方式。4.固定收费。不计谈判耗费的时间及合同款数额，按事先谈好的费用收取费用。4.4.6 仲裁制度出现各种争议和纠纷时，通常是请有关机构进行调解和仲裁。运动员工会、体育组织的仲裁机构或体育法庭都可成为最终仲裁者。4.4.7 违规处罚制度对体育经纪人的违法行为，轻者有通报批评、经济制裁，重者要取消成员资格、责令停业甚至吊销执照、给予刑事处罚等。4.4.8 培训制度许多体育组织和经纪人联合会在举行经纪资格考试前，要组织申请人进行相应的培训。比利时、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都有培养体育经纪人的高等院校，法国的贝尔纳大学和荷兰的欧洲体育管理学院还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经纪人专业，课程设置分基础课程、学位课程和实践操作3个层次，十分规范。5 我国体育经纪人现状调查5.1 体育经纪人发展的基本状况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体育经纪人数量不多，且多以各类公司的形式存在，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较发达、体育市场较好的大城市。公司法人是我国现有体育经纪人的主要组织形式，但多以兼营的形式从事活动，如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咨询公司等。也有一些真正以体育经纪业务为主的公司，但为数不多，如1997年10月由原著名跳高运动员朱建华成立的希望国际体育经纪有限公司，还有此后不久成立的广东鸿天体育经纪有限公司等。个体经纪活动，特别是运动员转会的经纪、代理，目前也已出现，但很少且不规范，多数只起到“帮忙联系”的作用。目前国内尚未开始颁发个体体育经纪人执照。引人注目的是打入国内体育界的国外专业经纪公司，如篮球甲A联赛的推广商国际管理集团，以及曾协助创办CNBA和全国排球联赛的香港精英公司等。国内从事体育经纪业务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只有少数人持有经纪人资格证书。目前体育经纪活动的范围还很有限。5.2 调查结果分析在对“我国建立体育经纪人制度”的态度调查中，除1人选择“还应该等待一段时间”外，其余被调查者对“中国现在应该建立体育经纪人制度”表示赞同。在“您认为最理想的体育经纪人管理方式”中，总体意见是在国家工商局的必要监督之下，由国家体育总局和各项目协会共同管理体育赛事经纪人，由各协会分别管理运动员经纪人，从而形成分类、分级的体育经纪人管理体制。在“体育经纪人是否应通过专门的资格考试才能获取营业执照？”问题中，80%以上的人认为考试是必须的。在问到“经纪人代理运动员的形式”时，运动管理中心的态度十分明确，即目前运动员是国家出资培养的，其成绩的获得离不开国家的投入。运动管理中心应不同程度地参与体育经纪人与运动员的接触，这也体现了中国特色。各方人士还从不同角度对完善我国体育经纪人制度提出了看法：国家体育总局机关的管理人员普遍认为，体育经纪人应由国家体育总局以行业主管的身份统一管理，并制定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尤其对考试和发证严格把关。国家体育总局各运动管理中心作为管理者并不想一手管理，一手经营，而是把自身定位在制定政策和法规上。由此，对运动员体育经纪人的管理权应归属运动管理中心（协会）。俱乐部及运动队的管理者大部分对体育经纪活动持肯定态度。他们建议运动管理中心适当放权，在体育产业的开发和经营中多运用市场手段，减少行政命令和干预，给经纪活动以足够、合法的生存空间。企业家和投资商认为，目前中国缺少资信度高的体育经纪人，但从发展的角度和市场运行规律看，体育经纪人的作用不可替代。5.3 存在的主要问题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发展水平低；现行的体育体制在某些方面不适应；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且缺少培训制度。6 建立我国体育经纪人制度的对策6.1 建立体育经纪人制度的必要性体育经纪人制度的建立可以保护公平竞争；沟通买卖双方，联络市场主体；改进主体决策；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开发体育无形资产；增进国际交流，促进体育发展。6.2 建立我国体育经纪人制度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我国体育市场中存在着巨大的买卖双方潜力，交易主体正在增加，各种阻碍正在减少，这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经纪人制度极为有利，构成了推动我国体育经纪人产生与发展的主要社会条件和动因。90年代以来，我国竞技运动水平迅速提高，世界冠军和高水平运动员不断涌现。中国的体育资源丰富，有很高的可开发度。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日益增强的购买力和庞大的人口基数，形成了极具潜力的买方市场。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人们对经纪人及其活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的认可和接受为体育经纪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随着大众体育辐射力的增强，企业、商家、媒介纷纷进驻体育市场，积极投资，给中国体育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以运动项目为核心的各项体育改革措施纷纷出台，为体育经纪人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有着特殊的国情和体制，建立体育经纪人制度还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文化的实际发展水平。6.3 建立体育经纪人制度的对策6.3.1 建立体育经纪人制度应遵循的原则建立体育经纪人制度应遵循鼓励发展的原则；市场规律的原则；“抓管放行”的原则；重点推进的原则。6.3.2 我国体育经纪人的管理体系和机构根据我国即将出台的《经纪人法》（草案第2稿），关于经纪活动的监督管理，第七条规定，从事经纪活动，要接受国家有关机构的管理和监督；第八条规定，经纪人可以组织经纪人协会，进行自律管理。此处所说的“国家有关机构”是指“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第四十八条）和“各行业经纪人的主管单位”（第五十条）。据此，体育行业的经纪人和经纪活动应当由国家体育管理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管理。在条件适当时，还可成立体育经纪人行业协会协助管理。当然，国家体育总局对体育经纪人的管理应分层次、分职权分别进行。主要应分为总局（职能部门）、运动管理中心和具体操作部门3个层次。对体育经纪人主要进行资格审定管理、行纪过程的法规管理、行纪行为的监督管理以及经纪人的教育和培训。国家体育总局（职能部门）从宏观上全面负责体育行业经纪人的管理，包括：组织制定和推行有关政策法规；在目前体育经纪人行业刚刚兴起，管理尚不十分规范的情况下，直接或授权有关下属部门负责体育经纪人的资格认定和签发体育经纪人资格证书；指定体育经纪人培训和考试部门并指导培训和考试的实施；委托有关部门对体育经纪活动进行监督和对出现的纠纷进行仲裁；成立有关组织，如体育经纪人协会；对各项目管理中心的体育经纪人工作进行统筹管理和协调等。运动管理中心是国家体育总局对本项目经纪人和经纪活动实施管理的授权部门，负责对本项目经纪人活动的全面管理，承担总局委托的具体工作和职能，包括：制定本项目经纪人管理制度和规章，特别是对运动员转会、代理、形象开发以及本项目无形资产代理开发等制定出明确管理规定和办法；条件成熟时，审批和签发本项目经纪人资格证书；组织本项目经纪人的教育、培训和考核；对行业经纪人的行纪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保护公平竞争；创造条件开发培育经纪人市场，推动本项目经纪人事业的发展等。运动管理中心的职能和责任应随着体育经纪人制度的不断完善而逐渐扩大，直至承担起初期国家体育总局的部分职能。具体操作部门受体育总局或运动管理中心委托，由教育或培训单位、法律或仲裁机构、信息部门以及体育经纪人协会等进行体育经纪人的培训和考试、经纪纠纷的仲裁、自律性规章制度的制定、信息的收集和交流等工作。在适当条件下，参照国际惯例建立全国体育经纪人协会，建立起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共同提高、共同发展的良性行业自律管理机制。体育经纪人和经纪公司的营业执照获取、登记管理、行纪检查则应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并接受税务、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由此形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业务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行政事业单位及司法、物价、审计等各类监管机构职责明确、互为衔接的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6.3.3 建立和完善法规体系根据体育行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体育行业经纪人管理法规和规章制度，制定《体育经纪人管理条例》，特别是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具体内容应包括：体育经纪人的资格条件、认定程序、批准机构和权限、注册管理；体育经纪人的活动允许范围和禁止行为；体育经纪合同的规范管理和合同范本；体育经纪人的收费和佣金规定；体育经纪人的法律责任、监督管理和纠纷的解决；体育经纪人社团组织（体育经纪人协会等）的管理规定等。6.3.4 我国体育经纪人的管理措施和制度――制定体育经纪人发展的近、远期策略和政策。――明确体育经纪人的资格认定和登记注册程序。――建立科学的体育经纪人培训和考核体制。――建立专门人才培育机制。――建立科学的体育经纪人监督管理机制。――疏通信息交流渠道。――深入开展理论研究从而带动实践水平的提高。本文为国家体育总局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获1998年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优秀论文奖。第1作者：马铁，男，1952年3月出生，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体育科技主要参考文献1 Martin J.Greenberg. Sports Law Practice. Michie Law Publishers，19962 Arthur T.Jonson et al. Government and Sport. Rowman & Allanheld Publishers，19963 Italian Football Association Internal Regulations Governing Players' Agents，19974 A. Powers. The Need to Regulate Sports Agents. Marquette Sports Law Journal Fall，1994: 253～2765 黄文卉，等.对美国体育经纪人制度的研究－兼论我国建立体育经纪人制度的对策，19986 经纪人管理办法.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57 石磊.欧洲的体育经纪人制度及其管理特点，19988 《经纪人法草案》（第二稿），19969 国际足联运动员经纪人管理条例，199710 王新生，等.体育经纪人的兴起及其管理刍议.内蒙古体育科技，1998（3）(收稿日期： 199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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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30 【原文出处】城市问题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7～11 【分 类 号】F107 【分 类 名】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复印期号】199903 【 标 题 】城市聚集经济的结构演变及其现实性分析 【 作 者 】封岩 【作者简介】封岩 作者单位：首都经贸大学经济系 【 正 文 】 聚集(Agglomeration)是城市经济的突出特征。聚集不仅是系统要素的一种特征性组织结构，也是系统进化的特征性演变过程。一般系统进化理论将这种过程称为会聚(Convergence)[1]。它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趋向于联锁，超越原有组织层次的功能复杂性优化极点(Optima)，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系统，并且有选择地“忽视”下层系统的动态细节。在经济上，聚集（或聚集经济）可以理解为经济要素和相关经济活动处于相对密集的状态，它对应于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密集型空间组织与资源配置结构。在动态意义上，聚集意味着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不断向数量、规模相对固定的资源集中，某些经济活动趋向（新的）同步化、关联化的演变过程。进化选择了一定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聚集，同时也选择了其它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走向相反的组织结构――分散。聚集经济规定了一个特定的系统特征边界，决定了对应于该边界的经济系统在高于（下层）微观经济要素和活动的组织层次上运行。城市恰恰是处于这一层次的特定经济系统。对聚集经济问题的讨论所应关注的一个方面是微观经济要素和活动的聚集对经济在更高系统层次上的结构化的影响。预见到这种影响以及聚集经济可能发生的结构和功能的演变，则无疑能够引导微观经济要素和活动进行更有效率的模式选择。一、城市聚集经济的一般特征城市经济的存在基础和特征与聚集密切相关，而经济外在化则是城市中各种经济要素、经济活动的相关性与结构性产生的重要机制。沃纳・赫希指出：“把城市看作外在化因素众多、地价高度影响选址决策的地方，这种观点应当成为分析许多城市经济问题的基础……所有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经常以外在化因素为重点，这是一种特别有用的城市观点。”[2]经济外在化(Externality)又称为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或外部经济效应，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应，而这种效应并没有通过货币或市场交易反映出来。”[3]拉尔夫・维特对外在化含义的描述则更加具体：“家庭、公共机构或企业对其它家庭、公共机构或企业的活动在市场以外施加影响。也就是说，外在化因素是不同于买者与卖者之间关系的相关关系。”[2]假定两个企业X和Y，分别生产或提供x,y两种商品或服务。企业投入的生产要素简化为C。若y的产出不仅取决于企业投入的要素C[,y]，而且受到来自x商品或服务产出的影响，则企业X对企业Y存在一种溢出效应。在这种情况下，y的生产函数为y=f(C[,y];x)＠①f/＠①x，是企业X对企业Y的边际生产率。若＠①f/＠①x>0，企业X的经济活动对企业Y的溢出效应是积极的或者说存在外部经济效益。同理，若x的生产函数中加入了y的影响x=g(C[,x];y)且＠①g/＠①y>0，则企业Y的经济活动对企业C也存在外部经济效益。这种相互的外部经济效益能够使相关的企业、非营利机构不仅在空间区位上实现集中，而且在经济活动和行为方面寻求建立有利于双方的同步性与关联性的结构――经济过程的聚集。家庭的消费行为也同样存在经济的外在化。假定两个家庭A和B，q[,1],q[,2],…,q[,n]为家庭消费的n种物品的数量。当B家庭的（可能源于某些消费）消费效用U[,B]直接进入A家庭的效用函数时，A家庭的消费效用函数则为U[,A]=u[,A](q[,1],q[,2],…,q[,n];U[,B])当＠①U[,A]/＠①U[,B]>0时，A能够因B的消费行为而获得好处，而并不需要向B支付任何费用。对于企业、家庭和非营利机构来说，聚集产生的外部经济效益，意味着成本的节约和效率的提高。这是聚集经济结构和过程存在的微观经济基础。外在化同样存在使经济要素、经济活动趋向分散的机制。若存在＠①f/＠①x，＠①U[,A]/＠①U[,B]的值<0，则意味着经济外在化的作用是消极的。因此，经济外在化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可以分为导致经济要素、经济活动趋向关联、同步和集中化的凝聚力以及导致经济要素、经济活动相关性降低、彼此排斥和空间分散的离散力。我们可以将这个初步的结论与城市“磁力”的概念联系起来。在经济意义上，城市规模是由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聚集与分散过程所决定的系统数量性、空间性边界，它对应着外在化因素在城市中产生的一系列功能性结果，即包括城市公共经济在内的城市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以人口这种经济要素为例，城市（人口）规模取决于城市经济中与居住和就业利益相关的外在化因素的影响。积极的外在化因素降低居住和就业的成本，导致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当人口的进入使城市经济达到一定的规模，城市经济中的外在化因素将会向不利于人口居住和就业的方向转变，拥挤、过度就业竞争所产生的消极外在化因素将使城市中的人口拒绝新的人口的进入，并最终导致城市人口的迁出。城市的公共经济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和企业聚集所形成的商业环境同样具有降低企业总成本的外部经济效益，吸引企业向城市聚集。而企业的聚集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消极经济外在化导致企业成本的提高。城市中的企业拒绝外部企业的迁入，甚至被迫通过迁出市区以降低成本。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公共性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特征。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进入城市的选择本身就能以“免费搭车”的方式得到经济外在化的好处。这决定了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公共服务无法依靠纯粹的市场竞争机制获得私人资本的投资，从而成为城市政府经营和投资干预的必然领域。正如P・A・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著作中援引A・林肯的话所表述的那样：“政府的合法目标是，为人民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而这些靠个人的努力是完全做不到的或无法做得那样好的。”[3]二、城市聚集经济结构的演变聚集经济结构来自于微观经济机制和经济过程，但又反过来导致微观经济机制的改变，正是这种系统反馈运动使新的聚集经济的系统结构得以不断地产生。在宏观的时间尺度与系统层次上，城市聚集经济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两个系统自组织进化阶段。1.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城市聚集经济结构最早的城市即雏形城市产生于农业创建阶段的园艺社会。初级农业使定居生活方式成为必然的社会经济要求，村落应运而生并且成为广泛分布的社会经济组织。耕地能够相对稳定、充足地供给农产品决定了一部分劳动力能够脱离农业从事早期的手工业和商业。村落向城堡的演变以及固定商品交易地的形成，导致了雏形城市的出现。雏形城市聚集了商人和初级手工业者以及市场和非农业经济活动，同时对农业活动和村落存在寄生性的直接依赖，因而其聚集经济结构还残留和渗透着村落农业经济的因素。犁耕和轮作技术结束了土地休耕方式，以及人工灌溉工程等关键性生产技术的变革，使土地单位产出率大大提高，耕地面积扩大，传统农业确立了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城市经济在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环境中，得到了相对稳定和独立的发展，成为非农业经济的“容器”。这一阶段城市聚集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集中了依靠掌握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特权的阶层、富裕人口、政府官僚机构，通过赋税和行政力量聚集大量财富，从而形成了稳定的、超过乡村消费能力和水平的庞大的消费市场。市场必然吸引手工业、初级制造业和商贸活动的聚集。(2)城市的军事防卫和扩张是人口、财富和利益集团聚集的需要。军事作为一种积极的外在化经济因素体现在安全方面，它促使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向城市聚集。(3)城市地理位置以及城市通过武力扩张和行政控制建立起来的交通网络，对于长途贸易、商品交易和依靠外来原料的初级制造业来说，意味着交通便利导致更低运输成本的外部经济效益。(4)城市中非农业人口的聚居、稳定的商贸活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流动人口，为服务业的出现创造了市场需求和规模经济的门槛。衣食住行、运输仓储、医疗和商业信用等作为独立的经济活动在城市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5)商业、手工业和初级制造业在城市中的聚集刺激同业间的技术更新和对先进技术的接受，城市中的教育机构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知识积累，而市场则为技术传播和交流创造机会。这些都是积极的经济外在化因素。规模化市政基础设施的出现，突出体现了这一阶段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正是由于城市所聚集的非农业经济人口和行业达到了建设基础设施的经济门槛，最初主要满足于特权阶层需要的基础设施，才具备了实现规模化建设和更广泛人群的福利目标的可能性。商业贸易活动的聚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商业活动的基础不是直接生产物品而是连接产出和需求、弥合产品和资源的时空差异。城市聚集商贸活动，必然导致城市经济依赖开放性的市场环境、资源流通渠道、交通运输技术乃至于金融活动和手段。而这些对于传统自然农业经济来说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但却是城市聚集经济存在和进一步发展演变的重要的结构性基础。2.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城市聚集经济结构工业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市场配置资源、企业化的经济组织方式、经济活动规模化与普遍的相关性，以及主导技术对非再生物质能源环境的全面依赖，城市及其所聚集的产业在重要性方面取代了乡村和农业。伴随工业化的大规模城市化，使城市经济在总量和结构上都成为社会经济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工业社会的城市聚集了社会经济中绝大部分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以及相关的众多经济活动，聚集了超过半数的家庭和消费人群，聚集了绝大多数的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聚集了最新的技术创新和科学成果。工业化使城市聚集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经济活动，而且也使城市聚集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摆脱了以传统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环境，城市的聚集在地理区位方面，转向了对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等主导产业经济所依赖的物质能源环境和市场。这种演变特别表现在早期工业城市的兴起与传统农业经济下发达的大城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地理区位上的一致性。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环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改变了城市聚集经济形成机制和结构特征：(1)绝大部分产业主导技术以高耗能和集中化的能量转换利用为前提。面对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集中开采、转换和输送，相关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高度的空间集中、时间过程同步的行为组织方式和运转方式才能达到效率的目的。(2)经济活动依赖于直接掌握和运用实物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的普遍性特点，使距离和时间成为影响成本的重要因素。相关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无疑能够降低运输成本，而建立一定程度的时间同步关系则能够降低等待、搜寻活动的成本。(3)高度专业化和分工细化，强调经济活动间的协作，同时也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寻求空间聚集和经营活动的同步，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和获取信息的成本，这对于金融、保险、咨询等服务性经济活动更为突出。降低机构和经济活动间的交易成本还依赖于规范合作、交易的法律制度和机构，而城市为其实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与规模经济的基础。(4)经济要素、经济活动的聚集及其规模化，为建设大规模基础设施创造了必要的规模经济门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因此得到不断的发展和改善，所产生出的聚集经济效益又吸引更大规模经济要素和活动的聚集。(5)扩大经营规模以追求企业和机构内部的潜在规模经济，导致了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以及对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的密集型投入。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聚集，使基于城市土地价值含量的土地边际生产力提高，从而导致地价的上升。在其它生产要素可替代城市用地的经济技术限度内，企业必然在土地上最大限度地进行密集型投入。在越靠近城市中心的区位，市场租金越高，要素的聚集度也越高。(6)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对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至关重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聚集、厂家与消费人群聚集的经济环境，为技术成果提供了众多的商业化机会和条件，同时有效地刺激和推动了技术创新，而且为技术发明所依赖的基础研究、技术推广所依赖的教育，提供了必要的规模经济的门槛。(7)自由就业人口大量的聚居和迁入、公共生活基础设施和教育设施条件，使厂家大大降低了选择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成本。(8)大量的就业机会、基础设施、福利制度、教育、卫生、治安、社区服务等使家庭能够享受到与城市聚集和规模相关的种种好处。居住向城市中心集中的选址决策，通常是在可支配收入的约束下，通过靠近城市中心的居住选址，寻求在节约交通和房价支出与获得居住及其它消费效用满足方面的利益最大化。以工业化经济为基础的城市聚集经济结构具有突出的空间密集性和时间过程同步性的特点。这种聚集经济结构能够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产生规模经济、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使供给与需求充分邻近市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公共经济部门发展等等，从而产生最大的外部经济效益。基于聚集和外在化因素所形成的广泛和强大的“磁力”，城市“容器”的内容和规模在工业化经济环境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聚集”对于城市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利剑”。在以工业化经济为基础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规模决定了经济要素和活动聚集的经济合理性。然而合理的经济原则通过非限制性的市场机制可能驱使聚集在过程和规模上超限度地加剧，其结果是将城市经济系统推向丧失长远整体利益的死角。为我们所熟知的城市环境质量恶化、城市中心衰退、拥挤产生高成本和失业等等正说明了这一点。依靠内燃机技术、电力输配技术、通讯技术以及公路航空航运网络等工业化技术的更新，城市聚集经济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扩展。城市发展的群体化、组团化、巨型化、郊区化和多中心的趋势说明了聚集经济结构经历的这种演变。而这些事实同样说明聚集对城市不利的影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和转移。依靠上述工业化经济范畴内的技术更新根除城市中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过度聚集所产生的种种弊端，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物质能量集中开发、转化、传输必须尽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集中利用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决定了聚集导致的经济外在化的性质和数量性、规模性的界限――分散只有在这个界限内才是经济合理的，相对于集中，分散必然是昂贵的。三、城市聚集经济结构演变的现实性探讨城市经济是一个开放系统，相对稳定的聚集经济结构是它处于宏观结构有序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而城市聚集经济结构的演变是城市经济系统从一种旧的有序结构经历混沌达到新的有序结构的进化过程。对一个城市聚集经济结构来说，经济要素的输入、技术创新、产业活动和经济运行方式更新等，即动态意义的聚集经济，都可以认为是来自其系统特征性边界以外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动，即“负熵”流，它不仅能够维持城市经济有序结构的稳定，而且能够推动城市经济达到新的有序结构。城市始终聚集着最先进的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的成果，聚集着大量具有创新冲动和资质的人力资源，成为“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得以扩散的沃土”[4]。城市聚集经济结构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和每一个阶段性系统有序状态的确立，都发端于城市经济所依赖的物质能源环境、主导产业、基础性技术、生产组织方式和主要经济要素的变化，发端于广义技术的重大突破。因此可以说聚集使城市经济成功地孕育了推动自身结构变革的重要因素。著名系统进化理论家E・拉兹洛(Ervin Laszlo)认为，“在显而易见的历史总趋势后面的驱动力是技术的进步……一项技术革新不仅仅是工具的发明，而且是想象力的伸展和常识的改变。重大的技术突破总是造成超越自然的自然，而且把反常事情变成了正常的事情，把难以想象的事情变成了普普通通的事情。它还对人的价值和习惯作法提出挑战，并且动摇已经确立下来的制度的基础。”[1]从开放系统进化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根本上改变工业社会城市由于过度聚集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必须依靠城市经济所依赖的物质能源环境、主导技术、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组织运行原则等一系列基础性经济变量的根本性变革。近20年中产生于城市科研、教育机构和大企业集团的一系列高新技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基因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开发技术和环境技术），不仅推动了产业经济类型的创新，而且正在为城市和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构造一个新的物质能源环境的框架和可供选择的经济运行方式。在正在形成的新的物质能源环境中，社会经济活动的物质能量来源变得多样化，而对非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正在摆脱传统工业经济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特点。技术进步使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核聚变能等正在成为具有生命力的商业化能源。可以预见的是城市经济将移植到具有分散化、多元化特点的物质能源基础上。产业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的聚集，不仅取决于所依赖的物质能源环境，而且受到空间性成本（地价和运输）和时间性成本（等待、搜寻和利息）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新技术条件下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不断发展的计算机技术、数字通讯技术正在实现广泛的信息数字化和计算机网络化。这种变化已渗透到产业活动和消费活动各个环节和经济要素内部（经济要素信息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而非实物形式的交流，能够满足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相关性的需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仍然通过市场，而市场则越来越依靠数字化信息和网络，信息趋于完全化使均衡过程的成本得以降低；同时经济要素的信息化和知识化使产业活动逐步摆脱以往对实物资本、货币资本和一般人力资本的过分依赖，形成对知识和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依赖。这种转变无疑降低了经济要素聚集对空间集中方式的需要。其次，与高速运输技术不同的是信息数字化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不仅使时空距离相对缩短，而且市场信息趋于完全化在本质上减少了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对运输和出行的需求总量和对速度的要求。基于时间和空间聚集所产生的外在化因素正在被基于信息密度和传输速度的外在化因素所替代。在另一方面，随着环保产业技术和环保能源技术的推广和商业化，产业主导技术将能够避免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技术弱点。污染这种传统产业技术必然产生的消极外在化因素得到了根本的控制，而环境治理只能是收费污染的被动状况也将得到根本的改善。潜在但可能是符合规律的演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基本的、趋势性的思考方向，认识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将会对城市聚集经济结构产生的重大影响：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散会比集中产生更多的外部经济效益，知识流量和存量的经济重要性超过对实物经济要素的直接掌握，经济活动中的智力密集支配物质资源与资本密集地等等。而城市经济将会伴随着与直接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分离，向信息中心、知识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和资本市场中心的方向演变。【责任编辑】黄士正 【参考文献】 1 ［美］E・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2 ［美］沃纳・赫希：《城市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 P.A.Samuelson and W.D.Nordhaus Economics.13th Edition.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89,Page 770.4 ［美］保罗・贝罗克著，肖勤福等译：《城市与经济发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5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6 Alan W.Evans.Urban Economics.Basil Blackwell Book Company,1985.7 ［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历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e顺时针转18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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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208 【 版 号 】7 【 标 题 】美国影视四处碰壁 【 作 者 】周锡生 【 正 文 】 美国贸易代表坎特近来忙得不亦乐乎，因为美国新闻、影视界不断有人向他告状，说他们的文化娱乐产品出口受阻，要求他出面同外国打官司，以免他们的产品遭到国外越来越严重的抵制。在美国的出口产品中，文化娱乐产品虽然不如军火、电脑等数额巨大，但它们的触角遍布世界各地，影响不可低估。美国的文化输出包括各种影视音响制品、报纸杂志、广播电视节目，其中的主项为好莱坞制作的各种电影、电视剧以及流行音乐激光唱片和录音带等。外国文化市场是美国各大影业公司赖以生存的支柱之一。好莱坞的一些影业公司投入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拍摄的所谓巨片在美国国内观众也并不多，只能依靠国外市场来收回成本或赚取利润。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良莠并存，但无不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和思想信念。然而，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并极力加以保护。在此背景下，美国文化娱乐产品输出四处碰壁也就在所难免。据《华盛顿时报》日前报道，最近美国文化娱乐产品的输出受到来自欧洲盟国和北美邻国的双重打击。欧洲联盟在上周决定，加强对欧盟成员国进口美国好莱坞影视制品实行的限额制。欧洲文化大国法国在抵制和限制美国文化娱乐产品方面一马当先。它不仅严格控制好莱坞影视制品流入法国、规定法国的电视和广播节目至少有４０％的时间要使用法语，而且不断鼓动西欧其它国家抵制美国的文化娱乐产品。据报道，欧盟上周的决定就是在法国进行了整整一年的艰苦游说后作出的。最使好莱坞影业公司头疼的是，法国硬性规定其全国４５００家影院所放映的影片中，好莱坞影片最多只能占１／４。好莱坞影业公司担心长此下去会影响到美国影片对整个欧洲的出口，最近专门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控告，声称法国的上述做法严重违反了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和传统，要求法方尽快取消这些“歧视性限制”。几乎与此同时，加拿大同美国几家乡村音乐电台、电视台及广播节目制作公司的争吵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美国Ｗ卫星通信集团下属的“乡村音乐电视台”抱怨说，它们进行了整整９年的艰苦努力才打入加拿大市场，没想到加拿大无线电－电视通信委员会在１９９５年底突然作出决定，宣布将美国“乡村音乐电视台”逐出加拿大，理由是加拿大的“新乡村电视网”将昼夜播出加拿大自己的乡村音乐节目。按加拿大法律规定，凡与加拿大本国的文化娱乐业有冲突的外国公司必须退出。美国Ｗ卫星通信集团不得不恳求坎特出面“伸张正义”。目前，美国同欧盟和加拿大的文化娱乐产品输出纠纷似乎已不囿于贸易的范畴。正如加拿大无线电－电视通信委员会主席斯派塞所说，加拿大抵制美国的文化产品输出不光出于保护某种工业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捍卫一种民族传统。加拿大驻美大使雷蒙德・克雷蒂安也说：“我们更多地把它看作是一个涉及到我们的特性、价值和差异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要保护的是加拿大文化。”（新华社华盛顿２月５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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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390 【原文出处】《中外军事影视》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9 【原刊页号】22～23 【分 类 号】J8 【分 类 名】影视艺术 【复印期号】200106 【 标 题 】一少二多――电影《紫日》的艺术手法评析 【 作 者 】胡妍 【 正 文 】 电影《紫日》是冯小宁又一部关于战争题材的影片。和冯小宁以往战争题材的影片相比，他在这部影片中着重对人性进行诠释，其艺术特色主要有三：其一是对白少。战争的残酷与人的求生本能使每个人内心在交战，整部影片充满了敌我矛盾和人性的斗争，而这些通过语言是难以表达清楚的。过多地运用语言要么会显得苍白无力，要么则易流于空洞说教。另外，三个主要人物杨玉福、娜佳和秋叶子分别是中国人、苏联人和日本人，在语言上他们是互不沟通的，因此他们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表情和动作来进行。即便是后面杨玉福发现秋叶子会说中国话之后，几个主要场面还是通过行动来表现，而不用对白。例如在废弃的鬼子兵营一场戏：杨玉福发现娜佳举起双手，呆立不动――杨走下车来，看见秋叶子端枪对着娜佳――杨朝秋叶子走近――秋叶子痛哭失声，终于丢下了枪――娜佳赶紧跑过去拾起枪，对准秋叶子扣动了扳机，却发现没有子弹――杨从怀里掏出子弹，扔在了地上。整场戏极富戏剧性，通过人物的一举一动，使观众经历了由惊诧到紧张到释怀的心理变化，若用对白反而显得多余了。其二是特写镜头多。特写镜头在影片中比重相当大。用大特写拍人物的脸，就把人物从周围的环境中强调出来，使观众看到他们内心细微的情感变化，并把人物某一瞬间的心灵信息传达给了观众。以日本女孩秋叶子为例：她被俘后，将杨玉福等带到了地雷阵中，这时有一个秋叶子的脸部大特写，当时的她因受日本法西斯的毒害，眼里充满仇恨和残忍。在大森林里，娜佳和杨玉福准备杀秋叶子时，又是一个秋叶子的脸部大特写，这时的她带有恐惧和哀求。杨玉福给她松绑后，虽然秋叶子的表情没有多大变化，但恰恰又是大特写使我们看到了秋叶子内心的惊讶和疑惑，她开始对以前所受的法西斯教育产生了怀疑。最终促使秋叶子态度的转变，是在下大雨时，杨玉福脱下身上仅有的一件褂子遮在了秋叶子的头上。又是一个大特写揭示了这一虽细小但充满了善意的举动温暖了秋叶子的心，使她意识到杨玉福这个中国人是好人，不该敌视。然而秋叶子醒悟了，许多受毒害的日本人却还执迷不悟，秋叶子最后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此时，她的脸部大特写、她的眼睛告诉了观众她的困惑和抱恨，她对生活的无限留恋。影片通过大特写，刻画了秋叶子作为战争牺牲品的同时又是一个忏悔角色的形象，使美丽与残酷在观众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其三是善于运用移动镜头营造气氛。例如杨玉福回忆母亲被杀一场戏：日本士兵举着刺刀，战战兢兢地向杨母走去――顺着刺刀，镜头移向了被绑在柱子上的杨母和杨，杨母面带蔑视，杨在向日本军官哀求着――镜头又移向了日本军官，他大声怒骂士兵，喝斥他赶快执行命令――士兵哭喊着，举枪猛刺，一刀又一刀――镜头又滑向了杨，杨在咆哮，在怒吼。镜头在人物之间移动，并使用了特写，将人物的面部表情分别突出在前景，加以夸张，营造了一种悲惨、恐怖的气氛。再如救掉进泥沼的秋叶子一场戏：镜头由杨玉福移向娜佳又移向秋叶子，再从秋叶子移向娜佳又移向杨玉福，救不救秋叶子？拿到了枪的秋叶子会不会开枪？片刻之间，每个人由生至死，由死至生转了一个轮回，最终人的求生欲望战胜了战争的残酷，秋叶子被救了上来。一场颇具悬念的戏至此也使紧张的观众松弛下来。三种艺术手法的运用，使影片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虽然影片是用慢节奏表现，但丝毫不显得沉闷、累赘，自始至终都吸引住观众，并且看后使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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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13卷 第2期科技期刊应用新型紊流模型对压气机叶栅通道紊流流场进行数值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 玲唱场÷窖蔷【摘要】 采用3种紊流模型来封闭N-S方程，它们分别是标准的K-ε两方程模型；发展的隐式K-ε两方程模型和基于RNG方法的紊流模型。与标准的K-ε两方程模型相比，发展的K-ε两方程模型通过在紊流耗散率方程中增加一项，来说明若干时间尺度，以提高对壁面附近流动的预测能力；基于RNG方法的紊流模型在紊流耗散率方程中增加一项R，能较好地体现大剪切率所产生的强烈的各向异性效应及非平衡效应。应用3种紊流模型对三维压气机叶栅通道紊流流动进行数值分析，并与实验数据比较，结果表明，采用后两种紊流模型计算得到的值与实验数据更接近。 主题词： 紊流 粘性流动 数值模拟 压气机分类号： V231.31 控制方程对全三维定常不可压N-S方程进行无量纲化，得：其中：μ=μt+μ1，S为源项。紊流模型：(1)标准的K-ε两方程紊流模型［1］无量纲化后的形式为：紊流粘性系数：μt=ρCμK2Re/ε紊流模型常数：Cμ=0.09，αk=1.0，αε=0.769，C1=1.44，C2=1.92(2)发展的K-ε两方程紊流模型［2，3］在紊流耗散ε方程中多加一项：C3G(ε/K)Q。其中Q=min(3,G/ρε)，紊流模型常数不变，C3取0.25。(3)基于RNG方法的紊流模型与标准的K-ε模型的主要区别是：(1)其方程中的常数并非用经验方法确定，而是利用RNG理论推导出的精确值。各常数取值为：C1=1.42，C2=1.68，α=1.39。(2)ε方程中有一附加项R，代表着平均应变率对ε的影响。R=｛［Cμη3(1-η/η0)］／(1+βη3)｝（ε2/K）式中：η=K/ε是无量纲应变或平均流时间尺度与紊流时间尺度之比，η0=4.38，β=0.015，Cμ=0.0845，。在低雷诺数区域，如壁面附近，RNG模型不需要象通常的高雷诺数紊流那样求助壁面函数。紊流粘性系数公式适应于全部雷诺数范围。2 数值计算和结果分析在数值离散方面，采用了在非交错网格上的SIMPLE算法，并解决了压力振荡问题。边界条件：进口处给定进口边界上所有的流动参数分布，Kin=0.03U2in，εin=K1.55in/L，固壁处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采用标准紊流模型和发展了的紊流模型在靠近壁面处应用壁面函数加以处理，出口边界处所有参数均按导数条件给出。周期边界采用周期性边界条件。图1 计算网格与测量点位置分别采用上面描述的3种紊流模型对NGTE 10C4/30C50［4］叶栅进行计算。叶型安装角为-15°，展弦比1.0，流动雷诺数为400000。几何形状与测量点位置如图1。图2为叶中截面的压力系数Cp沿着叶片弦长的分布。用3种紊流模型计算得到的Cp值与实验值吻合得很好，但采用发展的K-ε模型和RNG紊流模型对壁面附近的预测精度更高些。标准的K-ε模型的计算结果低于实验点较多，误差由叶片的前缘到尾缘最大值为20%。图2 压力系数分布 图3 在测点1处轴向速度分布图 图4 在测点2处轴向速度分布图 图3为在44%弦长测点1处的主流速度分布图，图4为在88%弦长测点2处的轴向速度分布图，从两图中可以看到在远离壁面处，利用3种紊流模型计算得到的值与实验值相差无几，只是在近壁区，虽然借助于壁面函数，标准的K-ε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实验值仍有差别，最大误差到达15%，说明标准K-ε模型不具备预测壁面流动的能力。而采用发展的K-ε模型和RNG紊流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与实验值吻合得很好。图5 在测点1处周向速度分布图 图6 在测点2处周向速度分布图图5为在44%弦长测点1处的周向速度分布图，图6为在88%弦长测点2处的周向速度分布图。从两图中可以看到发展的K-ε模型和RNG紊流模型较之标准K-ε模型更好地预测了端壁附面层的迂回的流动，而且转折点的峰值计算得很准确，这进一步说明了发展的K-ε模型和RNG紊流模型对近壁区的流动有很好的预测能力，而且对高雷诺数区的流动模拟得也很准确。而采用标准的K-ε模型计算所得结果表明二次流不明显，转折点的峰值偏小，误差20%，端壁区复杂的流动现象没有准确地模拟出来3 结 论(1)本文分别用标准的K-ε模型，发展的K-ε模型和RNG紊流模型对三维压气机叶栅通道紊流流场进行数值分析，结果表明，采用后两种紊流模型对端壁区流动的预估有很大改进，而且与实验值吻合得很好。(2)发展的K-ε模型和RNG紊流模型既能够很准确地预测近壁区的流动情况，又能兼顾高雷诺数区域的流动，因此特别适用于风扇和压气机的三维流动计算。(3)RNG紊流模型中不包含任何经验常数和可调节的参数，其模型常数是利用RNG理论精确地推导出来的，因而是通用的，不需要针对特定的问题进行调整和修正。(4)RNG紊流模型适用于各种雷诺数范围，它可以考虑固壁和界面的影响而无须求助于壁面函数。女 27岁 博士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407教研室参 考 文 献1 Lauder B E,Spalding D B.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TurbulentFlow.Comput.Methods in Applied Mech and Eng.,1974,4(1):269-2892 Chen Y S,Kim S W.Computation of Turbulent Flows Using an Extended K-ε Turbulent Closure Model.NASA-CR-179204,19873 Tuber M G,Jennions I K.An Investigation of Turbulent Modelling in Transonic Fan Including a Novel Implementation of an Implicit K-ε Turbulence Model.ASME 92-GT-3084 Flot R,Papalilou K.Couches Limites et Effects D'Estremities Dans Les Turbomachines.Metraflu,Contract,D.R.M.E.73/373,1975（责任编辑 魏星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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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4期 VOL.4 No.17 1999根菜类肉质根形成的生理障碍梁 毅根菜类肉质根的分叉、弯曲、开裂及空心等生理障碍是根菜类生产常见现象，严重影响了根菜类的产量与品质，因此认识根菜类肉质根产生生理障碍的原因，并掌握其克服方法，在理论与实践上有着重要意义。1 分叉与弯曲的形成与控制肉质根的分叉和弯曲是由于肉质根在发育中，四列侧根(胡萝卜、美国防风等)或两列侧根(萝卜、甜菜等)在特殊条件下膨大，导致直根分叉形成两条或三四条，整个直根分叉弯曲成为畸形，直接影响其商品性。导致肉质根分叉弯曲的主要因素有：种子陈旧，生活力弱或胚根受到破坏，易产生分叉与弯曲的肉质根；土壤耕层太浅，质地粗糙或有石块、坚硬的残根等阻碍肉质根的生长，产生分叉；施入未腐熟有机肥，由于未腐熟有机肥继续发酵从而引起肉质根分叉；地下害虫咬断直根后也引起分叉；移栽的根菜类如大头菜，由于移栽容易先端折断，引起异常的叉根。因此为了防止肉质根的分叉与弯曲，要尽量用新种子，在耕层深厚的沙质壤土中播种，同时要施入腐熟有机肥，防治地下害虫，移栽时避免损伤直根。2 开裂的形成与控制肉质根开裂不仅影响其商品质量，也影响其贮藏性，容易腐烂。肉质根开裂有纵向与横向，也有在根头部放射状开裂。开裂逐渐引起肉质根木质化，并在开裂处产生周皮层。一般情况下，开裂多发生在直根生长后期，收获过迟开裂较多。开裂主要由于供水不均匀，土壤含水量前期多后期干燥，或前期干燥而后期多湿，或者忽干忽湿，都易引起开裂。因此防止裂根的有效措施就是在肉质根形成期间供水均匀，避免忽干忽湿。3 空心的形成与防止空心又称糠心，是根菜类蔬菜常见的生理病，它不仅使肉质根重量减轻，而且使各种营养品质降低，影响到加工、食用与贮藏性。空心主要发生在肉质根形成的中后期与贮藏期，木质部的一些薄壁细胞由于输导组织对水分和养分的长途运输发生困难所致。最初表现为组织衰老，内含物逐渐减少，薄壁细胞处于饥饿状态，开始出现气泡同时产生细胞间隙，最后形成空心现象。空心受许多因素影响。首先与品种有关，一般肉质根致密的小型品种不易空心，而肉质疏松的大型品种易空心。其次空心与环境条件有关，一般昼夜温均高，同化产物大量消耗，容易空心；肉质根形成期间光照不足，同化物减少，茎叶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发生空心。第三，栽培技术也与空心有关，肉质根膨大期间供水不匀，或前期多水而后期干燥都易空心；肉质根膨大初期施肥过多，根膨大过快容易产生空心现象；种植密度也会影响到空心，密度过小时，植株生长旺盛，肉质根膨大快易产生空心；播期过早也易产生空心。第四，先期抽薹也是引起空心的原因之一。由于抽薹，营养向地上部转移，肉质根缺乏营养而出现空心。生产上要针对上述原因注意加强管理防止出现空心。另外，也可用叶面喷肥或激素来防止空心，据研究喷尿素效果较好。4 直根白锈现象与粗糙度形成白锈现象主要指萝卜肉质根周皮层脱落的组织，这些组织一层层鳞片状脱落，因不含色素而成为白色。表面粗糙也多发生在萝卜上，在不良生长条件下，尤其是生长期的延长，叶片脱落后，表面形成粗糙度，在根颈处更明显。表面粗糙与白锈现象与品种及播期关系较大。因此不过早播种与选用生长期短的品种可以减少白锈现象与形成粗糙度。5 肉质根的辣味、苦味肉质根辣味是由于高温、干旱、肥水不足、病虫危害等原因造成，肉质根未充分膨大使肉质根内产生过量辣芥油(C3H5CH5)造成的。苦味多是由于施氮肥多，肉质根内产生一种含氮碱性化物――苦瓜素造成。生产上应根据发生原因进行防治，如采取适当推迟秋播时间等以避免辣味、苦味的产生。作者单位:(北京蔬菜研究中心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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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学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9年 第2期 No.2 1999陀螺仪温度试验与建模研究徐丽娜 邓正隆 张广莹 诸一江 吕锡仁摘 要 本文阐述了陀螺仪温度试验系统的结构和特点,用该系统进行了某型陀螺仪的温度速率与位置试验,并在试验基础上建立了陀螺仪静态温度模型,由补偿研究证实了所建模型的工程实用性。主题词 陀螺漂移 温度试验 误差模型 系统辨识TEMPERATURE TEST ANDMODELING RESEARCH OF GYROSCOPEXu Lina Deng Zhenglong Zhang Guangying(Department of Control Engineering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150001)Zhu Yijiang Lü Xiren(Beijing Automatic Control Institute.Beijing.100074)Abstract The structure and features of a gyroscope's temperature test system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Using the system,rate and position test about gyro temperature character has been carried out.On the base of the test,a static model of gyro temperature features has been studied and its practicability of project has been proved by compensate study.Key words Gyro draft Temperature test Modeling of error System identification1 引 言陀螺仪是决定惯性系统精度的核心部件,由于对温度敏感度大,温度漂移成为其主要的误差源之一,进行温度控制或温度漂移补偿是解决此问题的途径。此外,在要求快速启动的应用场合,有的陀螺仪因启动后需较长的热稳定过程,不能满足使用要求,若采用陀螺启动温度模型,即可实现快速启动。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建立陀螺仪温度漂移模型。为此,我们设计、研制和组建了“陀螺仪温度试验系统”,应用此系统对某型陀螺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静态建模研究。所建模型为陀螺仪温度漂移补偿,为解决快速启动问题提供了依据,而且也为诊断陀螺仪的缺陷提供了信息。2 温度试验系统我们研制的陀螺仪温度试验系统见图1,主要由以下五部分组成:(1)高低温试验箱及控制系统为进行单陀螺及多陀螺温度试验,研制了两套高低温试验箱,可以分别安装在试验转台上,解决了隔热问题,并且箱体对被测陀螺无电磁干扰。控制系统使箱体内温度控制范围在-40℃～+80℃,温度均匀度与波动均达到了十分之几度数量级。(2)试验转台及控制系统由计算机控制的试验转台,可进行0～±200°/s范围内的速率试验,并能以角秒级的定位精度进行位置试验。(3)被测陀螺系统本系统包括陀螺仪、力反馈放大器、监视器等部分。(4)数据采集及处理系统本系统包括计算机、可程控仪器、接口及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在计算机控制下,可进行试验数据的自动采集和处理。(5)气源系统本系统是转台主轴气浮轴承及温度控制所需要的。图1 陀螺仪温度试验系统框图由上述温度试验系统,可进行-40℃～+80℃单陀螺及多陀螺仪温度速率及温度位置试验,系统的各项技术指标可保证试验所需精度要求。我们用该系统对某型无温控速率积分陀螺仪进行了温度范围为t=-40℃～+60℃,温度间隔Δt=10℃的两种试验。(1)温度速率试验速度范围取ω=±1°/s～±200°/s十挡速率,在每一试验温度、试验速率下,采样陀螺内热敏电阻阻值、力矩器电流在采样电阻R上的电压降,各取20个点数据,并取均值。(2)温度位置试验进行六位置试验,每一试验温度、试验位置上采样20个点数据(与上同),取均值。3 建模研究对应于被测陀螺,并考虑工程实用性,采用了如下简化的陀螺仪静态漂移误差模型:SF(t)I(t)=Df(t)+Di(t)ai+Ds(t)as+ωs+e(t) (1)式中：SF(t)――在温度t时的刻度系数,°/h.mA;I(t)――在温度t时力矩器电流采样均值,mA;ai,as――分别为沿陀螺仪输入轴、自转轴的加速度,用重力加速度g表示;Df(t)――在温度t时,与加速度无关的漂移系数,°/h;Di(t),Ds(t)――分别为在温度t时,沿输入轴、自转轴与加速度有关的漂移系数,°/h.g;ωs――陀螺仪壳体绕输入轴相对惯性空间的角速度,°/h;e(t)――在温度t时,陀螺仪随机漂移率,°/h。在温度速率及温度位置试验数据求得SF(t)、Df(t)、Di(t)、Ds(t)之后,对上述四个系数随温度变化的模型结构和参数进行辨识,即为建模过程。这里我们采用了回归算法进行建模。用回归算法建模,步骤如下:(1)陀螺仪内部温度求取由热敏电阻R-t特性表,进行由R求陀螺内部绝对温度t的拟合计算:(2)为提高拟合精度,采用了分段拟合法,见图2。图2 t=f (R)拟合特性在-40℃～0℃范围内,参数为B00～B03,拟合误差用标准差S1表示,计算结果为S1=0.015938℃。在0℃～+60℃范围内,参数为B10～B13,拟合误差S2=0.007603℃。在-40℃～+60℃范围内,拟合误差St=0.011675℃。(2)刻度系数SF (t)的求取为得到较高精度的SF(t),必须用温度速率试验求取。在每一试验温度下,进行正、反转各十挡速度试验,由下式求SF(t):(3)SFi(t)=［SFi(t)++SFi(t)-］ (4)式中:SFi(t)、ωi(t)、Ii(t)――分别表示在温度t、速度i时的刻度系数、转台速率、力矩器电流均值;I0(t)――速率为0时,力矩器电流均值;+、-――转台正、反转。实测后,由式(3)、(4)计算结果。在每一试验温度下取十挡速率,求得之SFi(t)的标准差均在千分之一以下,因此简化试验,只选择±30°/s之速率,求取SF(t)。(3)漂移系数求取由六位置试验数据可得:SF(t)=2ωecosφ/［I2(t)-I1(t)］ (5)Df(t)=SF(t)［I1(t)+I2(t)］ (6)Di(t)=SF(t)［I5(t)-I3(t)］+ωesinφ (7)Ds(t)=SF(t)［I6(t)-I4(t)］ (8)式中：φ――表示温度试验所在地的纬度;ωe――地球自转角速度。将速率试验求得之SF(t)代入式(6)～(8),求得陀螺仪漂移系数。(4)建模由两种温度试验得到了-40℃～+60℃范围内的SF(t)、Df(t)、Di(t)、Ds(t)的采样值。考虑到工程实用性,用一元线性回归算法分别用一段及多段法进行参数辨识,建立陀螺刻度系数与漂移系数的静态温度模型:SF(t)=A0SF+A1SFt+eSF(t) (9)Df(t)=A0f+A1ft+ef(t) (10)Di(t)=A0i+A1it+ei(t) (11)Ds(t)=A0s+A1st+es(t) (12)用分段法所建模型的精度比一段法高,下表以被测的某型速率积分陀螺其中之一为例,进行一段与两段建模结果之比较。一段-40℃～+60℃两段-40℃～0℃0℃～+60℃SSF0.005390.001760.00367SSF/A0SF0.000580.000190.00039Sf/A0f0.27340.10140.1119表中:SSF:刻度系数SF(t)的拟合标准差,°/h*mA;Sf:与加速度无关的漂移Df(t)的拟合标准差,°/h。由上可知,用回归法建模,经过由R→t,及由t→［SF(t),Df(t),Di(t),Ds(t)］的两次拟合计算,因此,总的拟合误差由两部分组成。设四个参数总的拟合误差分别为:StSF,Stf,Sti,Sts。以一段法为例,算式为:(13)(14)(15)(16)取St与表中SSF数据,则StSF=0.01169。4 结束语用所组建的陀螺仪温度试验系统对某型陀螺仪进行了多个陀螺的温度试验,在取得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建立了陀螺刻度系数与漂移系数的静态温度模型,已用于温度补偿研究,证实了其工程实用性。同时,由温度试验结果也可发现不同温度段陀螺仪的性能差异,可为陀螺仪设计和研制者分析提供依据。作者单位：徐丽娜 邓正隆 张广莹(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工程系.哈尔滨.150001)；诸一江 吕锡仁(北京自动控制研究所.北京.100074)参考文献1 W G.Denhard.Inertial Component testing:Philosophy and Methods.Technivision Services Slough,England,19702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天工业部标准,QJ1079-86.陀螺仪主要精度指标和测试方法,1986收稿日期:1997年3月3日,修回日期:1998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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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155 【原文出处】珠江经济 【原刊期号】199912 【分 类 号】F512 【分 类 名】市场营销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注意力经济与概念营销 【 作 者 】肖光恩 【 正 文 】 “注意力经济”这一概念是迈克尔・戈德海伯在199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注意力购买者》（AttentionShoppers）的文章中提出来的。 戈德海伯指出，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中，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对人来说，信息已经不再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而是相对的过剩，稀缺的资源是人的注意力。因此，目前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其实质就是“注意力经济”。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最重要的资源不是传统意义的货币资本，也不是信息本身，而是注意力，注意力是“虚拟经济的硬通货”。在信息爆炸和产品丰富的信息社会中，好酒也怕巷子长，如何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这种稀缺的商业资源，便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而概念营销就是企业叩响成功之门的一种捷径。概念营销指的是企业以某种有形或无形的产品为依托，借助现代化的传媒技术，以捕获消费者的注意力为中心，以企业、企业产品或其主要经营者为对象制造热点事件或新闻，创造新奇概念，从而进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赋予企业或产品以丰富想象内涵或特定的品味和社会定位，迅速取得市场份额，实现资产的快速增值，取得该行业的丰厚利润。概念营销是90年代新兴的一种营销方式，其产生有其深刻社会经济背景。首先，随着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信息资源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业资源，作为信息传播的传媒也就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消费和生活，传媒有时甚至可以左右人们的选择，因此，传媒的作用是强大的，企业都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营销工具。其次，由于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社会产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大多数产品已经由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同时，在国际市场国内化和国内市场国际化的今天，各个行业的产品互相取长避短，其产品的差异性日趋缩小，特别是信息产品如数字化产品，其自制生产的成本几乎为零，产品可以大规模批量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的注意力已经成为厂商一种重要的稀缺的商业资源，厂商如何做到“万绿丛中一点红”如何捕获这种注意力已经成为企业竞争的焦点，也是事关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在未来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社会中，消费者对厂商的注意力及忠诚度已经是衡量企业成功的标准之一。最后，随着行业分工的精细化和深度化的发展，人们对专业以外知识的最新发展也很难学习掌握，行业与行业在信息知识方面就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按照信息经济学的原理，解决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信息披露，即其中的一方主动把信号传递给对方，一般都是卖方比买方拥有更多有关产品的信息，因此，都是由卖方通过产品赠送、样品展示、广告宣传、质量保证书等方式发送信号，其中最有效的信号是消费者的良好评价，而吸引消费者对其产品的注意是培养消费者对其忠诚的基础，所以，概念营销便应运而生。概念营销一旦获得成功，其取得的经济效益往往是无法估量的，美国的Amazon是一个每年亏损几百万美元并且至少在2001年无望获利的电子书店，然而， 其资本市场价值却高达100 亿美元以上， 同样的还有Yahoo，其目前的市值高达433亿美元，Amazon只不过是提出了领导未来潮流网上电子商务的概念，Yahoo 也只是提出一个最快捷方便的网址目录概念，人们注意的只是其未来的价值，目前购买的只是一种“概念”产品。在中国也有某些概念被炒作得价值飞涨， “伟哥”便是一例。 从1998年6月12日，国内的传媒把“伟哥（Viagra）炒得热火朝天， 报道“伟哥”的杂志有360家，报纸有1800多家， 据估计中文“伟哥”两字的无形资产价值高达7亿人民币， 于是国内企业纷纷抢注中文“伟哥”，1999年2月3日，飞龙公司生产的“伟哥开泰胶囊”一上市，其产品就脱销，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现金6000万元（尽管1999年4 月14日国家药监局发出《关于查处劣药伟哥开泰胶囊的通知》，据查“伟哥开泰胶囊”就是飞龙公司当年生产的“延生护保胶囊”），其实中文“伟哥”只是一个有丰富想象力的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美国辉瑞公司制造Viagra本身。对于实物经济来说，“概念”营销在一些消费品如保健品、化妆品中容易获得成功，因为保健品、化妆品等消费品一般都具有效用不可测性、效用的滞后性和消费的奢侈性，消费者一般很难从实物商品上去辨别其使用价值的差别，更多的是考虑商品的品味、形象、潮流、时代感或“概念”所赋予产品的丰富的想象和其社会定位，于是企业便可以利用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媒体的权威性和上述产品的特殊，进行“概念”营销，迅速取得市场的成功。“概念”营销的关键是获得消费者持续的注意力，如果企业完全脱离其产品和其提供的服务，仅仅搞一些文字游戏和一些虚假的新闻来追求其轰动的效应，借此来捕获消费者的注意力，其最终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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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4 1999氯唑磷在土壤中的降解性能与移动性研究石利利 朱忠林 单正军 蔡道基摘要 在实验室与野外田间状态下，研究了氯唑磷农药在砂土、砂壤土及粘壤土中的降解特性，降解速率依次为：砂壤土>粘壤土>矿土；其降解半衰期分别为47.2、59.8和67.3d.测定了氯唑磷农药在上述3种土壤中的淋溶移动性能，其淋溶移动速率次序为砂土>砂壤土>粘壤土；试验区地下水中均检测到氯唑磷农药残留，证实氯唑磷农药对地下水有污染影响.关键词 氯唑磷；土壤；降解；移动性；地下水.Studies on the mobility and degradation chracteristics of isazophos pesticide in soilsSHI Lili,ZHU Zhonglin,SHAN Zhengjun,CAI Daoji(Nan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NEPA,Nanjing 210042)Abstract The mobility and degradation of Isazophos in different texture soils were studied in laboratory and open field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gradation rate of Isazophos in soil was in the order:sandy loam soil>clay loam soil>sandy soil,and half\|time of Isazophos degradation in the three different soils were 47.2 days,59.8 days and 67.3 days,respectively.The mobility of Isazophos in the three different soils was studied by soil column elution metho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aching ability of Isazophos was found in the order:sandy soil>sandy loam soil>clay loam soil.The mobility of Isazophos was similar to the mobility of pesticide Alachor,and the groundwater pollution of Isazophos maybe happened.The results of open field tests showed that Isazophos has been identified in the groundwater under test areas.It is verified that the groundwater pollution of Isazophos has been happened.Keywords Isazophos,soil,degradation,mobility,groundwater.氯唑磷农药(商品名：米乐尔)是瑞士汽巴-嘉基有限公司于1973年开发的广谱、内吸、杀虫、杀线虫剂，已在世界29个国家作为杀虫、杀线虫剂登记，国际上广泛用于大田作物、经济作物、牧草等的虫害防治.本文根据《化学农药环境安全评价试验准则》的要求，在实验室与野外田间状态下，研究了氯唑磷在不同土壤中的降解与迁移规律，为氯唑磷农药的登记及其对地下水的安全性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1 试验材料与方法1.1 供试材料供试农药：氯唑磷，由瑞士汽巴-嘉基有限公司提供，纯度>99.9%.供试土壤：砂土、砂壤土、粘壤土均采自浙江省义乌市，经风干、研磨、过20目筛后备用.其主要理化特性为：砂土pH 5.10，有机质0.86%，代换量8.42meq/100g;砂壤土pH 5.38，有机质1.25%，代换量12.51meq/100g；粘壤土pH 5.52，有机质1.59%，代换量13.97meq/100g.试剂：丙酮、石油醚均为分析纯.1.2 试验方法1.2.1 氯唑磷在土壤和水体中的残留测定方法 准确称取0.0500g氯唑磷标准品于100mL容量瓶中，用重蒸石油醚定容至刻度，得500mg/L的氯唑磷标准贮备溶液.氯唑磷标准工作溶液由氯唑磷标准贮备溶液用重蒸石油醚稀释制得.水体中氯唑磷残留测定：100mL水样于150mL分液漏斗中，各加50mL石油醚萃取二次，合并二次萃取液，转入K-D浓缩器上浓缩至近干，N2吹干后，石油醚定容，供HP5890气相色谱仪测定.色谱条件：NP检测器；液膜厚度为0.63μm的甲基硅酮固定液，长10m，内径0.53mm的毛细管柱；气体流速：N2 54.0mL/min,H2 3.0mL/min,air 60mL/min;测定温度：汽化室250℃，柱温160℃，检测器温度300℃.土壤中氯唑磷残留测定：准确称取25.00g土样于200mL具塞三角瓶中，各加30mL丙酮，恒温振荡1h后，离心，过滤，合并二次提取液，置K-D浓缩器上除去丙酮至近干，加入100mL蒸馏水，下同水体氯唑磷测定.1.2.2 氯唑磷在土壤中的降解 设置砂土、砂壤土、粘壤土各一组，每组10个，每个称25.00g土于100mL具塞三角瓶中，加入一定量的氯唑磷农药标准工作溶液，待溶剂挥发尽后将土样充分混匀，加入重蒸水，调节土壤含水量约为饱和含水量的60%，用棉塞塞紧瓶口，置于20℃恒温培养箱，定期取样，分析测定土壤中氯唑磷农药的含量.1.2.3 氯唑磷在土壤中的移动 将上述土壤分别装入三组内径为32mm的塑料管中，土柱高60cm，每组各二根.柱内土壤用蒸馏水预饱和，再加5mg氯唑磷农药于10g上述土壤中混匀，待溶剂挥发尽后置于土柱上层，再在土表覆一层玻璃棉，每日加入30mL(相当于37.3mm的降水量)的蒸馏水淋溶，收集并记录淋出水量，测定淋出水和最终土柱层(每10cm土柱为一层)中的农药含量.另设一组柱高为1m的塑料管，内装砂土进行淋溶试验，试验步骤同上.2 结果和讨论2.1 氯唑磷在土壤中的降解试验在室内20℃条件下测定了氯唑磷在砂土、砂壤土与粘壤土三种供试土壤中的降解情况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因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土壤质地不同，氯唑磷的降解速率在砂壤土中最快，粘壤土中次之，砂土中最慢，其降解半衰期分别为47.2d\,59.8d\,67.3d.在此，氯唑磷的土壤降解特性与粘壤土、砂壤土的理化性质间的递变规律不相一致，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根据国外的调查结果［1，2，3］，在地下水中有检出的农药品种，其在土壤中的降解半衰期大多在10―60d之间，与其相比，氯唑磷属于土壤降解半衰期较长的品种，有可能造成对地下水的影响.表1 氯唑磷在三种供试土壤中的降解Table 1 Degradation of isazophos in soils取样时间，d0371424365065砂土，mg/kg4.073.813.573.413.202.772.661.95砂壤土,mg/kg4.703.743.172.652.622.421.711.60粘壤土,mg/kg4.454.143.352.962.702.292.221.81砂土：lnC＝1.390-0.0103t (r＝0.9793,n=8,T1/2=67.3d)砂壤土：lnC=1.346-0.0147t (r＝0.9768,n=8,T1/2=47.2d)粘壤土：lnC＝1.318-0.0116t (r=0.9600,n=8,T1/2=59.8d)2.2 氯唑磷在土壤中的移动室内实验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氯唑磷在3种供试土壤中的淋溶速率次序为：砂土>砂壤土>粘壤土，因随土壤质地变粘，土壤对农药的吸附性增大，农药在土柱中的吸附量增加.在60cm的砂土柱中，经过360mL水淋洗后，氯唑磷在土柱中的总残留量占添加量的41.8%，最大浓度深度为50―60cm，淋出水中占43.71%；在60cm砂壤土柱和粘壤土柱中，经390mL水淋洗后，氯唑磷在各土柱中的总残留量分别占添加量的53.17%、55.84%，最大浓度深度均为40―50cm，淋出水中分别占27.46%、26.70%.表2 氯唑磷在不同土壤中的移动Table 2 Data of isazophos mobility in soils土层，cm砂土砂壤土粘壤土μg%μg%μg%0―1011.50.2325.50.5173.01.4610―2021.50.43113.52.27144.02.8820―3028.50.57234.54.69281.05.6230―40173.53.47539.010.78748.014.9640―50675.013.141011.020.22823.016.4650―601198.023.96735.014.70723.014.46淋出水2185.543.711373.027.461335.026.70丁4275.585.514031.580.634127.082.54淋溶试验所用塑料管内径为3.2cm(截面积8.04cm2)；淋洗水量：砂土柱为360mL(相当于444.4mm降水量)；其它柱为390mL(相当于481.4mm降水量).在1m砂土柱中的淋溶试验中，氯唑磷的淋溶深度(指最大浓度)为60―70cm，其在表层0―10cm有检出，与农药甲草胺(拉索)移动速率相当［4］.农药在土壤中的移动强度与农药的水溶性成正比，而与其土壤吸附常数成反比［5］.与甲草胺类同，氯唑磷农药具有对地下水污染的潜在可能性.2.3 田间试验为进一步研究氯唑磷对地下水的影响，在浙江省义乌市选择了3块土壤类型分别为砂土、砂壤土、粘壤土的甘蔗种植区进行了田间试验，试验点面积均为10000m2(1ha)，结果表明，施药(药量以有效成分计为1.8kg/ha)后一个月，在试验区观测井(井深2.5m)水中检测到了氯唑磷农药的残留，浓度为0.38―1.10μg/L间.试验区气象资料显示，施药前当地下了一场大雨，雨量为155.2mm，故施药时试验区土壤中的水分含量已经饱和，施药后，一直不断地下小到中雨，其中下了三场中到大雨，致使所施的氯唑磷农药在试验区土层中向下淋溶.2个月后，井水中氯唑磷残留浓度为1.53―2.15μg/L间.故在试验区的土壤、水文、气候条件下，尽管氯唑磷农药在地下水中的残留量极低，但氯唑磷已经淋溶移动到地下水层中.3 结论氯唑磷农药的水溶性大(常温下，在水中的溶解度为150mg/L)，毒性高(对大鼠的急性经口毒性LD50为40―60mg/kg)，对使用地区的地下水具有污染的风险性.作者单位:(国家环境保护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南京 210042)参考文献1 Hallberg G R.Pesticide pollution of groundwater in the humid United States.Agriculture,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1989,26(4):299―3682 Leistra M,Boesten JJTI.Pesticide contamination of groundwater in Wesern Europe.Agriculture,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1989,26(4):369―3893 Holden P W.Pesticide and groundwater quality issues and problems in four states.National Academy Press.Washington DC.,1986.1244 单正军、朱忠林等.涕灭威等三种农药在土壤中的移动性.农村生态环境，1994，10(4)：30―335 单正军等.甲基异柳磷等四种农药在土壤中的吸附特性.见：国家环境保护局有毒化学品管理办公室等编.有毒化学品研究与管理技术.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119―1241997-12-17收到原稿1998-06-25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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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研究与发展JOURNAL OF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1999年 第36卷 第9期 Vol.36 No.9 1999概念指导的关联规则的挖掘程继华 施鹏飞摘 要 关联规则是数据依赖关系的有效描述方法，是知识发现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缺少挖掘的针对性，挖掘速度慢，挖掘结果难于理解，挖掘结果的数量巨大，需要进行大量的筛选以便抽取出有用规则.文中提出了将概念融入挖掘过程中，提高挖掘的效率和挖掘的针对性的方法，给出了概念指导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CGARM和大数据库中概念的交互式生成方法.算法CGARM是对基于分类的挖掘算法的拓展.实验结果表明，算法CGARM提高了挖掘结果的有趣性，挖掘速率比传统的多层次关联规则挖掘算法Cumulate快一倍.关键词 知识发现，数据挖掘，关联规则，概念中图法分类号 TP18； TP311.13CONCEPT-GUIDED ASSOCIATION RULES MININGCHENG Ji－Hua and SHI Peng－Fei(Institute of Image Processing & Pattern Recognitio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Abstract Association rules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describing the dependency relations in data, and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knowledge discovery. Traditional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methods lack of focus on the results, and the procedure is slow. Those algorithms express the regularities with low level primitive data, and the mining association results ar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Furthermore, the desirable knowledge must be filtered out from huge results in a post－processing step. A method for integrating concepts into the mining procedures to improve the interestingness of results and speeding up mining procedures is proposed, and the method for deriving concepts interactively in large database is proposed, a concept－guided association rules mining algorithm CGARM is given in the paper here. CGARM extends taxonomies－based mining methods. Experiments show the execution speed of CGARM is about twice as faster as the traditional mining algorithm Cumulate, and the interestingness of results are also improved.Key words knowledge discovery, data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concept1 引言关联规则是数据间依赖关系的描述，是知识发现研究的重要内容［1，2］.信息系统S定义为四元组：(U，A，V，f)，U是对象集合，A={a1,a2…,ap}是属性集合，V=V1∪V2…∪Vp是属性的值域集合，f:U×A→V定义对象的属性值［3］.通常，属性是可分类的，数据的分类层次(hierarchies)表示了自底向上的概括(generalization)和自顶向下的特殊化(specification)［2，4］.基于分类层次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主要包括：算法Cumulate和Stratify［4］，算法MLT2L1［2］，以及Srikant［5］提出的利用布尔表达限定规则中项目的出现(指定关联规则的形式)提高挖掘针对性的算法.基于分类的方法仅适用于单个属性有清晰分类层次的应用.许多应用中，需要根据在多个对象属性上的逻辑表达式所表示的概念，进行数据的概括［6］.例如老年高级知识分子，是年龄、职称两个属性上的逻辑表达式(年龄>60 AND职称=高级职称)构成的概念.用概念表达数据间的关系，符合人的思维方式，更易于理解.本文研究了利用概念对挖掘的结果进行限定、提高挖掘针对性的方法.提出了概念指导的关联规则的挖掘算法CGARM(concept guided association rules mining).算法CGARM是基于分类方法的拓展，提高了挖掘的效率和结果的有趣性(interestingness).本文还提出了大数据库中概念的交互式生成方法.2 关联规则的挖掘问题记录表示为{id,〈(a1，v1),(a2，v2),…,(ap，vp)〉}，其中id为记录标识号，全局唯一，ai∈A是属性，vi是属性ai的值(i=1,2…,p).全体记录的集合记为D.定义1. 条件表达式递归定义为① ai∈A,wi∈Vi,θ∈{=,≠,＞,≥,＜,≤}是二元操作符，aiθwi称为条件式.② c1，c2是条件表达式，c1ANDc2，c1ORc2,NOTc1为条件表达式.定义2. 概念递归定义为① 若ai∈A是属性，ci为条件表达式，则(ai,ci)为概念.② 若T1，T2为概念，则T1∧T2为概念，其中∧表示逻辑“与”.定义3. 模式P定义为T1∧T2…∧Tk，Ti(i=1,2,…,k)是概念.称模式P包含概念Ti，记为Ti∈P.称模式P的长度为i,记为|P|=i.定义4. 模式P=T1∧T2…∧Tk，模式Q=Tl1∧Tl2…∧Tlm，若Tln∈Q，有Tln∈P，则称模式Q为模式P的子模式，记为Q◇P.模式P中，不包含在模式Q中的概念组成的模式记为P－Q.定义5. 给定模式P，Q和P的子模式S，若S是Q的子模式，称模式(P－S)∧Q为模式P可概括的.模式P可概括的模式的集合称为P的可概括集合，记为.定义6. 模式P=T1∧T2…∧Tk，记录t={id,〈(a1，v1),(a2，v2),…,(ap，vp)〉},若(ai,ci)∈P，将条件表达式ci中ai用vi替换后，条件表达式ci为“真”，称t支持P.模式P在数据库D中的支持率，关联规则AB的可信度为挖掘有效关联规则，定义最小支持率σmin和上可信度ψmin.若σ(P/D)>σmin,称模式P是频繁的［2］，长度为i的频繁模式集合记为Li，记L=∪kLk.挖掘关联规则即是找出满足：σ(A∩B/D)>σmin,Ψ(AB/D)>ψmin的规则AB.对于不同的应用环境和挖掘任务，对挖掘的知识有不同的针对性.期望出现在挖掘结果中的概念，称为有价值的.定义7. 若规则T1∧T2…∧TiTi+1…∧Tk为有趣的(interestingess)［7］，模式T1∧T2…∧Tk称为可用的，即可用的模式能够导出有趣的规则.称为集合L中模式的可用率.Agrawal给出了由频繁模式求解关联规则的方法［1］.本文着重讨论概念指导的频繁模式的求解.3 概念指导的关联规则的挖掘3.1 概念的生成数据挖掘的研究对象是巨大的数据.由于数据量巨大、噪声的存在和数据的不完整等原因，传统的概念产生方法不能适应数据挖掘的要求.我们提出了一种交互式的概念产生方法.在D上随机抽取出子集合ΔD，给定门限T，在ΔD上挖掘满足最小支持率T的频繁模式集合LΔ=∪kLk，从LΔ中抽取出有价值的模式，构造概念集合.概念的产生过程为：首先将L1中有价值的模式定义为概念，形成概念集合S1；对LΔ中的模式进行概念抽象：若LΔ中的模式P的子模式是S1中的概念，将P中的子模式用S1中的概念替换，并将替换后的模式包含在LΔ中；再将L2中有价值的模式定义为概念，形成概念集合S2，…；最后形成概念集合ConceptSet=∪kSk.算法1.Concep_Dterive(概念生成算法)Input: 数据库D，门限TOutput： 概念集合ConceptSet从数据库D中随机抽取子集合ΔD在ΔD上挖掘满足最小支持率T的频繁模式集合LΔ=∪kLkj=1While j<=k Do｛将Lj中有价值的模式定义为概念，生成Sjn=jWhile n<=k DO｛For every P∈LΔ DoIf P的子模式是Sj中的概念Q Then将P中的子模式用概念Q替换，并放入LΔ中n=n+1｝j=j+1｝ConceptSet=∪kSk3.2 挖掘算法CGARM首先，我们给出模式P的可概括模式集合的求解算法：算法2. ALLG(模式P的可概括集合的求解算法)：Input: 模式P，概念集合ConceptSetOutput： P的可概括模式集合={}For every概念Q∈ConceptSet DoIf P的子模式S是Q的子模式 Then=+{(P-S)∧Q}为提高模式P的可概括集合的求解速度，根据属性和条件表达式对(aj,cj)中的属性aj的字典序，对概念集合ConceptSet中的概念进行排序.算法3. CGARM(概念指导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Input: 概念集合ConceptSet，数据库D，最小支持率σmin，最小可信度ψmin.Output： 关联规则集合ARC1＝｛（Aj,Cj）|龈拍Q∈ConceptSet,(Aj,Cj)∈Q｝k=1While Ck<>NIL Do｛={}For every P∈Ck Do=+ALLG(P，ConceptSet)Gk={X|X∈Ck,|X|=k}访问D，计算Ck∪Gk中模式的支持率Lk={X|X∈Ck∪Gk,σ(X/D)>σmin}Ck={X∧Y|∈Lk-1,Y∈Lk-1,|X∧Y=k|，并且Q◇(X∧Y)，若|Q|=k-1,Q∈Lk-1}k=k+1｝L=∪kLkL_C={P∈L|Q◇R,Q∈ConceptSet}关联规则集合算法3先计算与概念集合ConceptSet中概念有关的、长度为1的候选频繁模式集合C1和C1的可概括集合G1，然后访问数据库D，求出长度为1的频繁模式集合L1；由L1构造长度为2的候选频繁模式集合C2，求C2的可概括集合G2，访问D，求长度2的频繁模式L2；……；最后求出频繁模式集合L=∪kLk，去掉L中不包含ConceptSet中概念的模式，得到与概念相关的频繁模式集合LC，最后求出关联规则集合AR.4 算法CGARM性能分析算法CGARM对概念集合ConceptSet限定的模式集合进行挖掘，减少了冗余运算和无用模式的数量，提高了效率，节省了存储空间.挖掘结果用概念的形式表示，易于理解.在Pentium 133/8M，Windows 3.11的环境下，利用算法CGARM对计算机等级考试数据库进行了分析，并与算法Cumulate进行了比较.实验结果如下：数据库中，记录包含32个属性，考生各题目的成绩按照A，B，C，D划分，年龄划分为14岁以下，14～18岁，19～35岁，36～45岁，45岁以上.对考生的成绩、年龄、所在城市和职业进行分类，分类层次=4.从考生成绩数据库中抽取出4K个记录，门限T=3%，利用算法Concept_Derive进行交互式的概念的生成，获得概念集合ConceptSet. ConceptSet中包含22个概念，人工补充3个概念到ConceptSet中，共获得25个概念，涉及考生所在的省份，职业、学历、性别、年龄等属性.例如，概念(kq,kq="上海")AND(dj,dj=3)表示上海的3级考生，概念(dj,dj=2)AND (dj,dj=3)表示上海的3级考生，概念(dj,dj=2) AND (xl,xl="中专以上")AND(nl,nl=36～45)表示中专学历、35～45岁的2级考生.图1给出了在分类层次为4，概念个数为25，σmin=15%的条件下，算法CGARM和算法Cumulate挖掘的结果的可用率与记录个数的关系.算法CGARM挖掘结果的可用率大大高于算法Cumulate.图1 算法CGARM和算法Cumulate的挖掘结果的可用率和记录数的关系图2给出了记录个数=60K，概念个数=25的条件下，算法CGARM的执行时间与最小支持率的关系；图3给出了在分类层次=4，概念个数=25,σmin=5%的条件下，算法CGARM和算法Cumulate的执行时间与记录个数的关系.算法CGARM挖掘速率大约比算法Cumulate快一倍.此外，算法CGARM的执行时间的上升大大小于记录个数的增加.图2 算法CGARM的执行时间与最小支持率的关系图3 算法CGARM和算法Cumulate的执行时间与记录数目的关系5 结论本文提出了概念指导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CGARM，将表示背景知识的概念融入挖掘过程中，提高挖掘的针对性和挖掘结果的有趣性.实验表明，概念指导的挖掘方法与基于分类的方法相比，提高了挖掘的速度，挖掘结果的可用率，算法CGARM挖掘速度比传统的多层次关联规则挖掘算法Cumulate快一倍.注：本课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69575012).作者简介：程继华，男，1964年生，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数据库和数据可视化技术.施鹏飞，男，1939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图像处理、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智能技术与系统等.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研究所 上海 200030参考文献1 Agrawal R, Srikant R. Fast algorithms for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IBM Almaden Research Center, Tech Rep: RJ9839, 19942 Han J, Fu Y. Discovery of multiple－level association rules from large databases. In: Proc of 1995 Very Large Databases, Zurich, 1995. 420～4313 Pawlak Z, Orlowska E. Expressive power of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Man－Machine Studies, 1989, 30: 273～2854 Srikant R, Agrawal R. Mining generalized association rules. In: Proc of 1995 Very Large Databases, Zurich, 1995. 3～145 Srikant R, Vu Q, Agrawal R.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with item constraints. In: Proc of the 3th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California, 1997. 67～736 Dhar V, Tuzhilin A. Abstract－driven pattern discovery in databases. IEEE Tra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1993, 5(6): 926～9387 Fayyad U, Piatesky－shapiro G, Smyth P. From data mining to knowledge discovery: An overviews. In: Fayyad M, Piatetsky－Shapiro G, Smyth P eds. Advances i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MA: The MIT Press, 1996. 1～34原稿收到日期：1997-11-25；修改稿收到日期：1998-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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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SPORT SCIENCE1999年 第1期 No.1 1999我国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合理知能结构研究何丽华1994年6月《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正式实施，其直接影响《全民健身计划》的顺利实施，而知识和能力成为衡量其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研究试图建立起我国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知能结构的模式，为各高校合理设置社会体育专业课程，建立有效的培养途径提供客观的理论依据，并为有关决策部门决策提供备选方案和参考依据。运用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得出结论：1，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是在全面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和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制度》这一新形势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作为较高级别的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质量高低直接影响《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及目标实现。2，我国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由从事体育工作多年、大专以上学历的体委干部组成，主要由组织管理型和技能指导型两种类型组成，以业余、兼职为主，专职所占比例较少。3，我国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知识结构主要由专业基础知识、公共基础知识、组织管理知识、政策理论知识组成。4，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能力结构主要由3个层次组成，即组织管理，锻炼指导，独立工作的核心能力；语言表达，开拓创新，社会交往，分析与解决问题、教学训练的基本能力；科研能力，外语翻译能力。提出相应建议：1，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各界层力量，加快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步伐。2，以体委部门与体育院校相结合进行培养为主渠道，做到培养途径多元化。3，结合各地实际，采用脱产培训和在职学习相结合，系统学习和分段学习相结合等培养方式，突出灵活性。4，根据不同培训对象，在培训内容、方法上突出针对性。作者单位：何丽华(深圳市体育发展中心群体处，深圳 518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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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774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199706 【原刊页号】147～153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03 【 标 题 】文化语境与艺术阐释 【 作 者 】施旭升 【作者简介】施旭升，1964年生，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文化语境构成艺术阐释的一个意义场。艺术阐释正是在文化语境的整体性制约、符号性规范、功能性约定中寻求艺术的意义。作者 、文本及接受者也正是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作为相关一体的因素而进入艺术阐释，并体现出各自的性质和使命。而且，从文化语境的历史变迁中还不难把握艺术阐释的历史转换。艺术史上，就因文化语境的推移而历经艺术阐释的主体性转换和本体性转换。从而，在多元的文化语境中确立真正民主的、开放的艺术阐释模式应是艺术意义生成的有效途径。【 正 文 】 一毋庸置疑，艺术作为对世界的审美掌握是在关于艺术文本的不断的审美阐释中体现出对人生的终极发问的。艺术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发问中得以实现。而且这种发问没有终极答案，从而说明了对艺术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的审美阐释何以会绵绵不绝、永无休止。问题是，艺术阐释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是“作者”、“文本”？还是“接受者”？抑或是与三者密切相关的“世界”？美国批评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曾提出他著名的艺术“四要素”的理论，即作者、文本、接受者及世界四者，且以文本为中心分别指向其他三者而构成一个平面三角形的艺术座标系。在这个艺术座标系中正是由于各侧重一端而形成了以往的“摹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客观说”诸种艺术批评学说〔1〕。确如艾布拉姆斯所言，长期以来， 艺术的阐释批评往往各有所倚、各有侧重，多是围绕作者、文本、接受者或世界作传记学、文献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考索。虽然诸如此类的批评学说和阐释方式都各有其艺术合理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必要的和行之有效的，但其批评视界的局限却在根本上难以避免，以至于往往造成某种短视效应或者意义的遮蔽；走向极端便不仅与艺术本体无涉，而且容易导致一种反艺术倾向的出现。中国历史上的汉儒说诗、索隐派红学，中国当代和前苏联的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批评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批评的消解等均为其例。实际上，寻找一种超然的艺术阐释的决定性因素也许是徒劳的，而基于艺术与文化的密切关联，设定一种融合作者、文本、接受者及“世界”诸视界的新的批评立场则可能更为现实和有效。正如艺术创造在对人生价值的追问中离不开具体的文化约定，作为一种人生意义的寻求，艺术阐释也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语境〔2〕。 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类形式的体现，本身就是一个意义的世界。它既是人类寻求人生意义的起点，又是人类获取生存意义的归宿。艺术正是以其特殊的话语方式参与了这个意义世界的建构。作为艺术主体，无论作者和接受者总是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以艺术的特殊话语方式与世界对话；艺术文本也就是这一“对话”的产物。唯其如此，文化语境作为艺术阐释和批评的融合视界的设定就不是偶然的；文化语境之于艺术阐释也就不是可以人为选择或任意取舍的外在物。或者说，正是文化语境构成了艺术阐释的一个意义场；它作为一种符号性、结构性的功能整体现实地规定和限制着艺术意义生成的方式和途径。具体说来，文化语境之于艺术阐释的规定和限制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文化语境的整体性制约。文化，一般意义上显然不只是指涉某种单纯的物质或精神现象，而是关乎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人类生活的全息图景。早在1871年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中就把“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惯在内的复合整体。”并且，从此这种对于文化的整体性认识便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处于文化整体中的艺术并非作为单一的文化因子、而是作为文化的“自我镜象”（卡冈语）在从创作到鉴赏的整个艺术流程中体现出与文化的不解之缘。艺术之于文化，并非个别之于一般、局部之于整体的关系，而是在艺术的独特样式中包孕了文化的全部基因。从而，艺术阐释受文化的整体性制约就不仅仅意味着必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对于文本意义进行阐释，虽然这是首要的和必需的，而且同时艺术阐释本身就是作为文化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映照出并进而丰富了这个意义的世界；更重要的，艺术阐释本质上还应是文化精神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阐释以其对文化精义的开掘、人文精神的召唤、人格理想的张扬而体现出它的文化使命感和归属感。其二是文化语境的符号性规范。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离不开一定的符号形式的体现。恩斯特・卡西尔甚至认为与其把人称为“理性的动物”，还不如称为“符号的动物”。人的本质即表现为能够自觉地运用符号来创造文化，或者说，正是符号形式的创造体现了“人不断地解放自身的历程”〔3〕。在这个意义上， 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的类形式的体现与符号的特性密切相关。符号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符号的特性制约着具体文化行为的方式和效应，影响着文化创造与传播的形式与途径，体现着文化生成演变的规律和特征。因而，在符号论的视野中，文化语境之于艺术阐释，一方面，意味着艺术作品的“本文结构”必须置于特定的上下文关系中来理解，另一方面，在其本体性上，艺术阐释还应该通过对艺术符号的生命形式的揭示以印证主体对生活的独特发现。艺术文本不是孤立的符号结构，而是在传统与现实的语境中约定俗成的；而且，艺术符号的建构毕竟不止是艺术传达的手段和技巧的问题，而且还关涉到文化传统的认同、文化精神的表征。同样，艺术阐释也就不能仅止于在文本结构的层次上寻绎艺术符号自身的规则，而且还必须进一步揭示艺术符号建构中的文化精神的内蕴、文化传统的深致。艺术符号的规则成为艺术阐释批评用以沟通作者与接受者的必要的前提，成为艺术文本在其表达、传播以至交流反馈中得以现实化和具体化的有效的中介和桥梁。其三是文化语境的功能性约定。文化的功能性，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解释，即意味着“经常性的满足需要”。这里主要是指满足个体的自然需求之外的多方面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同时也包括满足基于个体之上的维系社会平衡、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需求。这种功能性实质上体现出了文化的特定的价值取向及实现价值的方式和途径。不同的文化类型正是以其自身的价值取舍的标准及其独特的实现价值的方式和途径而衍生出不同的文化行为。从而，具体文化语境中的艺术阐释就不能不服从于文化整体的功能性约定而表现出自己的价值取向，不能不以揭示人生要义、满足人生需求特别是审美需求为旨趣而径达自己的价值目标。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艺术阐释显然不只是就文本而解释文本，而必然在理解文本意义的基础上指向更深一层的人生意义的探求。也就是通过文本的解读而除去日常生活的遮蔽、展示人生的真实永恒的“存在”。文化语境赋予艺术阐释以丰富的规定性，赋予它以具体切实的“此在”。而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作为人的当下状态及其诸种可能性的“此在”，正是通往“存在”的必由之路。于是，从文化语境的功能性约定来看，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艺术阐释就总是体现为从具体丰富的“此在”出发，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向度上向人生“存在”的永恒的趋近，体现为审美意义的永远的生成和审美价值的无限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追求不变的审美评价的艺术阐释是不存在的；无关社会痛痒、与个体精神需求和社会整体需要无涉的艺术批评更是不应该的。即使如现象学批评标榜所谓通过“现象学”还原和价值“悬设”以求客观地描述纯粹的审美经验，不仅实际上做不到，观念上也不免偏狭。二显然，艾布拉姆斯关于艺术四要素的平面三角形的座标系忽略了一个更根本的要素，即文化。可以说，正是文化为这个座标系提供了另一个维度而使其成为立体的。作者、文本、接受者乃至“世界”无不是在与文化的深切关联中进入艺术过程的，无不是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得以相互沟通而构成一个彼此相关的艺术阐释的意义源。因而，也只有从文化语境的立场出发，才可能真正理解作者、文本及接受者在艺术阐释中特有的性质和使命。先谈作者。对于作者，以往的艺术阐释曾经怀有深深的敬畏。在那里，作者是文本信息的唯一发出者、能够控制意义的生成。作者不在场，势必造成文本意义的无所归属。因而，“作者”的阐释权威的地位不容怀疑。这种以作者为中心的阐释往往造成这样一种情形：一切以作者的意图为准，艺术文本以外的作者的日记、言论、书信、问答录及生平轶事材料比文本自身更重要，阐释也便只是对于作者原意的把握和修复。然而，艺术阐释中作者的意图是否可靠？修复作者的原意是否可能？关于作者的文献是否可信？也就是说，作者在艺术阐释中的权威地位是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对此，我们需要重新加以检视。确实，没有作者就不会有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者与他的作品（文本）之间存在着血缘上的亲合关系。而文本一旦诞生，作者与文本之间的脐带即被剪断。作者所拥有的，不是对于文本的阐释特权，而只是引导人们进入文本的一种方式；作者所能提供的，不是附加于文本的任何外在的东西，而是文本所赖以产生的文化语境。因而，并非所有关于作者的文献都有同等的价值，而只有构成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的那一部分才是更有意义的；并且，由于其中还难免掺杂着作者或他人有意无意的伪饰，所以，某种程度上文献学的考证也是必要的。但尽管如此，却并不意味着能够对作者原意进行全面修复，并且从根本上说这种修复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人们可以根据有关文献读解出作者的意向性，并且据此进一步获得作者比较明晰的意图，甚至就是作者自己曾经表述过的或经作者本人追认过的。然而即便如此，也仍不足以使其成为文本意义的主宰。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从有关作者文献中读解出的或经作者于创作前后表述、追认过的“作者意图”与作者创作之顷构成其内在的欲望和冲动的“创作意图”并非一码事。前者为理性归纳的产物，是经理性过滤之后的外在的东西。后者则是作者倾于艺术表现的一种内在的感性欲望，甚至往往是“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在文献学意义上所能够“修复”的只能是前者，不可能是后者。恰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正如所有的修复一样，鉴于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对原来条件的重建乃是一项无效的工作。被重建的从疏异化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4 〕另一方面，“作者意图”之能否在文本中充分实现也很成问题。作者以明晰的创作意图左右创作进程未必能产生好的作品，往往是“理胜乎情”；而优秀艺术作品却总是“形象大于思想”。创作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灵感突发现象，也足以说明创作行为既是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说明作者意图之于文本并非唯一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不可能在文本中得以充分的实现，文本的意义总是要超越它的作者。所以，艺术阐释中，如马克思所言，“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与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5〕次谈文本。“文本”显然不是一个关于艺术作品的已成的概念。从最初指涉一个相对固定的艺术客体到英美“新批评”兴起以后用来表征艺术作品的自足独立、有机一体的意义世界，“文本”的概念内涵在不断地增生。在“新批评”看来，文本构成了作品的艺术本体，意义即体现在文本之内，无须外求；文本是由结构和肌质所构成，不同的文本就是在不同的结构和肌质的组合中各自独立的意义整体。如果说，这种结构与肌质二元的“文本”观强调的是内在的自足性，那么，结构主义的“文本”概念所强调的则是存在于具体作品之外的“结构”原则。在他们看来，文本的意义更主要的取决于外在的抽象的结构模式；具体文本只是偶然的、现象的，结构模式才是深层的、必然的、本质的。于是，不仅作者无所作为，文本也是可有可无的。艺术阐释不过是为了验证某种结构模式的普遍性而已。事实上，艺术阐释中无论是文本崇拜（文本中心论）还是取消文本（结构中心论），无疑都是偏颇的。文本从来就不是一个自在之物，不是一个给定的客体。它在作者的创作活动中孕育诞生，是作者处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心灵创造物，所以从一开始就带有作者的主观意向性。在文本脱离作者，以一定的结构形式定型以后，它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稳定的自足的话语系统，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一种公共消费对象而向接受者敞开，呈现为一种开放的、动态的意义空间。这里，与其说文本依赖于某种外在的结构模式获取意义，还不如说是文本自身呈现为一种“召唤结构”。它蕴含着作者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主观意向性、又引发着新的文化语境中意义生成的多种可能性。尧斯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地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6 〕文本既体现为一定的物质结构形态，同时又是超物质性的；文本随历史同在，意义随语境而生；文本向着各个时代的接受者开放。从而，在与精神传统、现实生活、意识形态以及前后文本所构成的自身历史的不可隔绝的关联中，在文化语境不断地嬗递中，文本阐释呈现出一条绵绵不绝的、不断地走向当代的意义之流。再次谈接受者。显然，文本的意义只有在接受者那里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但长期以来，由于对作者的迷信和对文本的崇拜，接受者并未能真正进入“阐释的循环”，或者至多是被动的“聆听”，而不是主动地参与“对话”。艺术的阐释批评往往是围绕文本、作者、世界三者进行，甚至只是在作者与文本之间搞互文阐释，一方面由作者意图寻求文本意义，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以文本意义印证作者意图。接受主体的“缺席”导致文本意义无从体现，以致少数批评家包揽了社会的声音，造成一种非法的阐释特权和“统一性”的假象。接受美学兴起，接受者在艺术阐释中的主体性才得以被确认。在接受美学看来，接受者构成了艺术过程的一个至关紧要的环节。作者所创作的作品仅仅是“第一文本”，当它没有进入接受者的视野、尚未成为审美接受的对象时，它不过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只有经过接受者的感悟、赏评、再创造，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即“第二文本”，它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文本的意义来自作者的创造和接受者的再创造。作者赋予作品某种潜在的功能，构成文本的“召唤结构”，使文本充满着“空白”和“不确定性”，而这些只有经过接受者的参与和再创造才能得以填充和实现。接受者之所以具有如此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在于接受者具有一种“前理解”或“期待视野”。这种前理解不仅不可能被消除或加以“悬设”，相反乃是艺术接受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以接受者的“前理解”为中心的阐释观，对于“作者意图”说和“文本中心”说显然有一种纠偏补阙的意义，但如果为强调接受者而有意贬抑作者与文本，则又不免走上另一个极端。更重要的是，艺术阐释中作者、文本与接受者之间不是相互割裂、各自“独语”，而是三者相互联系、三位一体。作者、文本之于接受者，不是简单的施受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接受者以其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前理解”参与这种对话，以积极的姿态去选择并重构对象，以达到一种“视界融合”。并且，随着历史的变迁，接受者还会从新的文化语境出发，以新的人文精神、审美趣味与过去的文本对话、获得新的理解，从而使文本摆脱某种凝固的意义，永远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接受者不是文本的可有可无的被动的消费者，而是文本意义生成的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艺术阐释的历史性正体现在作者、文本与一代又一代接受者的对话之中。通过这种不断的对话，艺术阐释才汇成无尽的意义之流，艺术文本才真正获得它永久的艺术生命。总之，艺术阐释不是单向度的零碎的意义的呈现，并非单一性地受制于作者、文本或接受者，而是多层面、多维度的意义的开掘、扬弃与澄明。从共时态上看，“作者――文本――接受者”一体化，与一般世界状况相联系构成一个大的阐释语境，文化在其中起着一种整体性、符号性、功能性的联结作用。唯其如此，艺术阐释才不致于在各种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的挤压下成为意义的碎片。从历时态上看，阐释语境的转换往往是新的意义生成的契机。作者与接受者之间往往因语境的转换而造成一定的历史距离，使得接受者即使面对同一文本，也因历史距离的不同而有全新的理解。从而，文化语境的推移，一方面在批评操作的意义上，带动了艺术文本意义的不断增生，形成某一文本的阐释史；另一方面在艺术整体演进的意义上，开掘出一条艺术史的长河。或者也可以说，艺术史不单单是关于作者、文本或接受者的历史，而且也是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艺术的阐释史。不断嬗递的文化语境构成了艺术史长河的河床，而且对于艺术文本，特别是经典文本的批评阐释便构成其中奔涌不息的意义之流。三由此，从文化语境的变迁中我们便不难把握艺术阐释的几个关键性的历史转换以及阐释模式本身的发展变化。艺术史上，摹仿性艺术源于人类重构自我现实存在的需要，透露出人类把握、认识、控制和驾驭外在自然的意愿。因而，摹仿论的阐释观主张从文本与自然的关系来评判文本的价值和意义，认为文本应该摹仿对象的“本来的样子”或“应该有的样子”。叙事视角往往是全知全能式的；叙述者像无所不知的上帝。为使世界的本来的面目得以呈现，叙述中竭力隐瞒叙述主体，掩盖各种叙述和约定的痕迹，仿佛文本是自动生成的。于是便有了绘画艺术中的“透视律”，戏剧艺术中的“三一律”，以及文学中许多仿真性技巧的运用。这在古典主义文化语境中成为一种通行的规则，并且成为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为推进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奉行的“自然化”方式的有力依据。亦如罗兰・巴尔特所指出的，“我们的社会尽最大的努力消除编码痕迹，用数不清的方法使叙述显得自然，使叙述成为自然条件的结果。”〔7〕于是， 艺术只能被用来揭示“实在”，艺术的最高目标是“真实”；文本是世界的客观再现，为了“真实”，作者尽可能地遗失自己，谨防主观的侵入。读解文本，实际上只是读解文本所反映的对象世界。这种客观主义的阐释观的缺陷是很明显的。正如艾布拉姆斯所指出的，它“客观上使人将兴趣集中于作品的题材及其在现实中的种种原型之上，而相对忽视了艺术传统的决定性影响，忽视了单一艺术作品的内在要求，忽视了作者的个性”。并且促使人们只是“追求艺术与其应当反映的事物之间的某种一致性。”〔8〕随着文化语境的推移，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崛起，艺术成为一种作者内心世界的自我表白的话语。文本是作者“自我”存在的直接现实，是作者心灵的物化形态。作者的“自我”似乎压倒一切，无所不在。作者意图的体现异常明显，甚至涵盖、统摄着文本意义的生成。取代摹仿性艺术所创造的“实在”的世界的，是表现性艺术营构出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世界。与此相应，艺术阐释成功地实现了一次主体性转换。新的阐释模式在操作策略上，一改过去突出客观“实在”、放逐作者的做法而竭力张扬主体，设定作者的“在场”，以统摄文本的意义。在作者的名下，文本意义似乎有了权威的归属。然而，一种新的危险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假作者之名，只是为了使虚幻的意义获得某种合法的身份，以至确立某种强制的“真理性”。福柯发现了这种设置的权力意图，他指出：“人们要求作者证明那些置于他名下的诸文本的统一性，要求作者来揭示或者至少证实那些贯穿在他们文本中的隐含意义，要求作者来把文本同他本人的人生经验以及产生文本的真实历史联系起来。实质上作者所扮演的乃是这样一个角色，使那个人的迷惑的虚构语言具有某种统一性和连贯性，并使其同现实发生联系。”〔9 〕不言而喻，作者的设置只是一种“虚构”，甚至只是为了达到某种主观目的的一厢情愿；并且它不免剥夺了接受主体的释义权，压制了文本意义增生的可能性，其结果便是新的专制的产生。历史进入20世纪，怀疑主义盛行，非理性主义思潮泛滥；上帝死了，古典人文精神处于蜕变之中。心理学的发展，特别是精神分析学的产生揭穿了人的神圣的光环。语言学的革命重构了人文学科的基础。“语言”成为临驾于“人”之上的东西，或者说，“人”变成了生活在“语言”牢笼里无法自主的可怜虫。生存符号化，“自我”陷入一连串的语言碎片之中。于是，艺术也没有了主体性，没有了终极价值，没有深度，只是一味地追求平面化、游戏化。与摹仿性艺术追求逼真感、消除叙述痕迹相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艺术更多地倾向于展示叙述痕迹，玩弄叙事圈套，使文本制作化、拼盘化。露迹化的艺术处理打碎了“虚幻的真实”，文本成为能指的游戏，不再与现实发生联系。叙述主体也不再具有对文本的支配权，以至文本不再是审美的对象，人、人性、美都远离了艺术。在这种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中，艺术阐释不再以“揭示”真理的面目出现，只是为了某种假设而成为一种策略、一种设计。在“为艺术而艺术”、“回到物自体”的口号下，形成对文本的本体崇拜，或者说，艺术阐释实现了一次本体性的转换。俄国形式主义研究“文学性”、原型批评寻找神话原型、英美新批评专事文本的语义分析、结构主义竭力探索文本的深度模式，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即在于以文本阐释为中心，放逐了作者与世界，远离了对文本审美意义的开掘，只不过通过文本阐释诱使人们投入到话语的游戏之中，并进而形成文本的权力秩序；甚至和意识形态相结合，构筑起一个个没有主体自由创造的话语壁垒。正是针对这种情形，解构主义将文本看作是没有底盘的游戏，没有动机，没有目的，只有能指的自由滑动，主张瓦解中心，抛弃所指，解构文本权威。接受美学也是基于对文本权威的反叛，而将立足点转向接受者方面，强调接受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诸如此类是否又意味着艺术阐释模式将面临着一次新的转换呢？要之，一种艺术阐释模式往往根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艺术阐释模式的转换也有赖于文化语境的新变。多元的民主的艺术阐释空间的拓展更离不开文化语境的交流兼容。所以，只有造就常新的、开放的、宽容的、多层面与多向度的文化语境，艺术才会还其活泼的自由之身，艺术意义才会有青春不老的生命，艺术阐释批评才可能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注释：〔1〕〔8〕参见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47页。〔2〕本文关于“文化”概念及其特征、 艺术与文化的关系的论述，请参阅拙文《艺术创造的文化通约》，《文史哲》1996年第3期。〔3〕E・卡西尔《人论》，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页。〔4〕H・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219页。〔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页。〔6〕《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26页。〔7〕罗兰・巴尔特《叙述分析导论》， 转引自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29页。〔9〕转引自徐贲《人文科学的批判哲学》， 《文化：世界与中国》第五辑。【责任编辑】庄锡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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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信 息 探 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Research1998年 第2期科技期刊改进和完善农民负担的办法中共四川省犍为县委政策研究室 周玉容四川省犍为县农业局 杨玉国文 摘：分析了犍为县农民负担摊提的现状，提出按产业和经济收入负担的办法，并进一步阐述了按产业和经济收入负担的主要做法、有关政策措施，同时指出了在今后工作中应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关键词：农民负担 产业和经济收入 摊提 办法一、犍为县农民负担摊提的现状(一)定项限额、总量控制，为稳定农村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农民负担是指农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订购任务外，依照法律、法规所承担的村提留、乡镇统筹费及劳务，是农民应尽的义务。农民负担的计提按《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第八条规定：农民应承担的集体提留和乡镇统筹费总额，以乡镇为单位，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承包耕地的农民按其承包耕地的面积或者劳动力向其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缴纳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根据上述规定，从1993年起，我县农民负担实行“定项限额，总量控制，一定三年不变”的原则，1993～1995年三年来的农民负担，被严格控制在农村人均纯收入的5%之内。1993年，全县农村人均负担23.27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3.98%；1994年人均负担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4.04%；1995年，人均负担25.29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4.33%。以上政策的制定，规范了全县的负担计提和负担管理办法，在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稳定农村社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二)负担不公，不利于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过去，我县农民负担的费用，基本上是按人口或承包耕地的面积分摊的。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的比重迅速加大，按人口或承包耕地的面积分摊农民负担的办法，将会导致高收入、低负担或根本没有负担。以玉津镇为例，1995年人均纯收入850元(1990年不变价)，其中农业占65%，第二、三产业占35%，而1995年的农民负担，是以每份耕地15.45元征收的，这样，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就没有承担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用。现行的按人口或承包耕地面积承担负担，在二、三产业发达的乡镇，是不能真实地反映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就必然会出现低收入、高负担，高收入、低负担或不负担的问题。这种情况不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改进和完善负担，实行负担分流(一)实行负担分流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主要按农民从事的产业和经济收入承担；承包耕地的农民按其承包耕地面积或者劳动力向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缴纳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经营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业的，应在税后按经营所在地规定的提取比例，缴纳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也明确规定：集体提留和乡镇统筹费主要按农民经济收入分摊。以上两个《条例》，为我们改进和完善农民负担的摊提办法，实行按农民所从事的产业和经济收入分流摊提，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二)实行按产业和经济收入负担的好处1.有利于实现公平负担。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二、三产业迅速崛起，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个体工商和运输等行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业人员剧增。农民收入构成中，二、三产业的比重大幅度攀升，家庭经营、村社集体经营、联户经营、乡镇企业四个层次的比重变化很大，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已下降40%～50%，而从事农业大田生产的农户，其年收入增值幅度基本保持在3%～4%左右，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差异将进一步拉大，如不改革现行的按人口或承包耕地面积分摊负担的办法，必然会出现高收入的农民低负担或不负担，低收入的农民多负担或全负担，造成农民负担的不公平。推行按产业和经济收入负担，有利于实现农民公平负担。2.有利于保护种田农民的积极性。由于目前人口增、耕地减、人们生活得到逐步改善，所以，粮食问题成为农村工作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除了保护耕地，增加投入，最重要的就是保护种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行按产业和经济收入负担，就是要把种田农民的负担减轻，从事二、三产业的人依法负担，让种田的农民搞好生产，真正感到负担公平。3.有利于农村各业协调发展。在我国，第一产业是基础。农村改革及二、三产业大发展，并不是以牺牲第一产业为代价，而是发展二、三产业促进第一产业发展。如果不抓好第一产业，二、三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因此，推行按产业和经济收入负担，减轻第一产业的负担，才能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4.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收取农民负担费用，是多年来乡镇领导和基层干部十分繁重的工作，每年都要组织力量去催交催收。但因负担不公，农民抵触情绪大，常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农民怨声载道，基层干部也很受委屈。推行按产业和经济收入负担，不但做到了公平负担，使得依法收取负担的产业多了，收取的路子广了，而且使矛盾得到了不断化解，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5.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犍为县是农业大县，8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稳定了，全县就有了稳定的基础。推行按产业和经济收入负担，既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又减轻了第一产业负担。农村各业依法公平负担，能够实现足额上缴，保障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可见，推行按产业和经济收入负担，是一举多得的有效措施。(三)按产业和经济收入负担的主要做法1.按产业和经济收入负担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指导思想是以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为准则，按照农民从事的产业和经济收入合理分摊农民负担，减轻种田农民的负担，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基本原则是总额控制，分业摊提，相对稳定，依法负担。即在严格控制农民负担不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5%的条件下，以乡镇为单位，制定负担的总量和比例，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农民负担预算方案和按产业及经济收入分摊负担的方案。在分摊负担方法上，采取“稳住一头”、“放活一头”的方法，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负担三年不变，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负担随经济增长同比例增加。2.分摊负担的范围、标准和提取方法。分摊负担的范围是以乡镇为单位，在本乡镇从事各产业的农民以及在乡镇企业、农村集体企业务工的所有人员。“农转非”后仍承包耕地的人员，要承担部分负担。分摊负担的标准和提取方法是根据农民从事的产业、收入状况及农民务工情况，本着“先粗后细，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法，制定各业摊提负担的标准和提取办法。制定标准时要特别注意“适度”，必须考虑承担费用的农民的承受能力，同时注意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分摊负担标准和提取方法如下：(1)在国营企业、乡镇企业、村集体企业务工一年以上的农村人员，每人每月分摊负担2.00元，由企业管理部门在发放的工资中代扣，上交乡镇农经站管理。(2)私人企业(以工商登记为准)每年除分摊给企业法人100元外，每增加一个雇工，再分摊10元／人・年，由工商部门代为征收。(3)运输车辆：三轮车每年分摊10～20元，机动车每吨位每年分摊40元，由交通管理部门代为征收。(4)从事个体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农户(以工商登记为准)，每年分摊50元，由工商部门代为征收。(5)承包管理建筑、修建业的(以城建局颁发的施工证为准)，每一施工证每年分摊100元，由城建部门代为征收。(6)农村招聘的干部、民办教师、乡镇“五大员”，每人每年分摊50元，由乡镇财政所发放工资时代为征收。(7)农民纯收入构成中，乡镇、村级企业收入占有重要比重。乡镇、村两级企业，根据经营规模分摊。年产值在2～20万元的，年分摊50～500元；年产值在21～50万元的，年分摊600～1000元，年产值在50万元以上的，年分摊1000～5000元，由企业管理部门代为征收。以上征收，实行条块结合、部门配合的办法，并以乡镇为单位造具花名册，交有关部门代为征收。各代为征收部门在代为征收负担时，必须使用由乡镇政府签章，由农业局制定的“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专用收据，否则，农民有权拒交。从事农业大田生产的农民负担，按大小春40∶60的比例，于当年6月、10月底分两次征收；从事二、三产业农民分摊的负担，每年11月底前交清。(四)按产业和经济收入分摊负担的有关政策措施。农民负担按产业摊提，是我县农民负担提取办法的改进，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由于涉及面较大、政策性较强，为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出了农民负担按产业分流的如下几项措施：1.全县各乡镇在不超过5%前提下确定的提取比例和总量，从1996年起实行农民种田承担的费用三年不变，农民按二、三产业承担的村提留和乡镇统筹费一年一定。2.二、三产业较薄弱的乡镇，可以继续实行按人口或耕地承担农民负担的办法，但是这些地方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第二、三产业和集体经济，逐步做到按产业和经济收入承担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用。3.对收入水平低的革命军人、伤残军人、失去劳动力的复员退伍军人和特别困难户，经村代表大会讨论，报乡镇人民政府审定，可适当减免村提留和乡统筹费。4.严格执行农民负担法定审核程序和坚持预、决算制度。农民负担预算方案和按产业分摊负担的方案，须由乡镇人民政府拟定，报县农业局审核，交乡镇人代会审议通过后执行。未经以上程序批准的预算方案视为无效，不得计算到户。5.坚持统一管理。无论是村提留还是乡统筹费用，均属农村集体资金，必须按规定的财务管理制度，统一由乡镇农经站管理并监督使用，坚持“收、支”两条线，先提后用，专款专用，按比例分配，凭据报销。三、有关问题与探讨1996年我县已有10个乡镇进行了按农民从事的产业和经济收入承担费用的实践，占乡镇数的1／3。分流到二、三产业的负担55.4万元，人均分流2.40元，占人均负担的7.58%，减轻了种田农民的负担。但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1.实行农民负担分流已为农民群众所接受，今后应加大力度，力争在一至两年内在全县普及，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逐步增大二、三产业负担的比重。2.从长远看应建立健全按产业承担负担的制度，做到“分摊到位，征收足额，管理有序”。3.实行按产业承担负担后，需要有关部门的协助收取。县级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有关部门协助收取农民负担费用，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应由乡镇政府统筹安排，委托有关部门负责或协助收取农民负担费用。4.应当历史地看待按人口和耕地数分摊农民负担。因为目前，我县一些边远乡镇二、三产业薄弱，除了种养业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产业。对这些地方应积极帮助他们因地制宜发展二、三产业，在此基础上，逐步做到按产业分摊提留和乡镇统筹费用。收稿日期：1997年1月27日 杨玉国为高级农艺师、局长 周玉容为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作者单位邮政编码：6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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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430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 【原刊地名】开封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85～92 【分 类 号】D423 【分 类 名】妇女研究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 【英文标题】Th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Woman's Rights of Britain in the 19[th] CenturyPAN Ying-hua(Department of Histo ry,Zhejiang Education Institute,Hangzhou,Zhejiang,310012,China)【 作 者 】潘迎华 【作者简介】潘迎华(1961-)，女，浙江仙居县人，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世界近代史研究。 浙江教育学院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12【内容提要】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是19世纪英国历史的主旋律。在工业化的浪潮中，许多妇女走向社会，走进劳动力市场，成为独立的雇佣劳动 者，从而扩大了眼界，增强了独立意识。在社会政治民主化运动中，她们接受自由主义思想，参与党派活动、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斗争，甚至独立开展争取妇女选举权、与男性平等的经济权和社会立法权运动，向社会显示自身的实力，不仅改变了轻视妇女的传统社会立法，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且有力地推进了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英文摘要】Industria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re the main melody of British history in the 19th century.Dur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many British women went to society,joinned the workforce in the labour market and became independent wage earner.They expanded their sight and built up their sense of independence.In the movement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women accepted liberal ideas and took part in party politics,and in Chartist movement and Anti-Corn Laws.They fought independently for suffrage,the equal economic right and social legislative power.Not only did they change the traditional legislation that belittled women to improve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but also advanced greatly the democratization in Britain.【关 键 词】女权运动/政治民主化/妇女地位/自由主义the movement of women's rights/th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feminine status /liberalism【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D445.9(561)=4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0)04-0085-0819世纪，英国的工业化与政治民主化为妇女冲破传统的束缚，走向社会，赢得独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妇女借助文明进步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改革，争取自身权利，不仅为20世纪妇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推动了英国政治变革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一就法律与道德规范而言，在工业化以前，英国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正如当时有人描写的那样：“男人耕田地，女人守锅台。男人佩刀剑，女人掌针线。男人有头脑，女人有心地。男人发号令，女人愿听命。”（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陈叔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她们在家服从父兄，出嫁依附于丈夫，丈夫既是主宰者又是保护人。所以，妇女完全没有财产权、订立契约权和离婚权。勃兰克斯顿有句名言：“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丈夫。”因此，妇女的生活中心就是男人与家庭，“女人要取悦于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密且愉悦”（注：苏珊・艾丽丝・沃特肯斯著：《女性主义》，陈侃如译，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工业化开始之后，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中上层阶级认为，工作是社会上的竞争和拚搏，而家庭是一个罪恶、丑陋和致命性竞争的避难所，也是一座围着墙壁的花园。女性是营造与维护这一美好环境的天使。妇女的主要责任是管理家政、相夫教子。但是，19世纪的一些公共立法却给予妇女较多的经济权。有关法律规定：第一，丈夫有责任为妇女提供生活保障。第二，妻子可以充当丈夫经济上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在一些小型的地方法院，妻子可以代替丈夫上法庭。如在1849年波士顿郡的165个案例中，由妻子代替丈夫作为原告的就有15个（注：《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1853年妇女财产法明确规定丈夫有责任为妻子提供适合于身份地位的消费，不管他们是否生活在一起。1858年宫廷法院曾判决这样一起案件：一妇女趁丈夫不在家时，拍卖了家内物品，到伯明翰买了新的住处。她丈夫为此告发拍卖商。但法院判决：妻子的此举如同她拿了丈夫的钱去购买食品一样，是无罪的（注：《历史杂志》(The Historical Journal)，剑桥大学，1996年第3期，第703-722页。）。这些法律条文为妇女维护经济权利、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利益、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尤其是工业化的实现，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摧毁家庭经济，大量的女性走进劳动力市场。1855-1860年，东部、西部、西南部的劳动者家庭的女孩12-13岁就已外出谋生（注：K.D.M.斯奈尔：《劳苦人编年史》(K.D.M.Snell,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剑桥1985年版，第326页。）。1851年，英国女性人口为1065.9万人，其中参加工作的有283.2万人，她们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采矿、金属、帮佣、造纸、印刷、食品等行业，职业妇女约占全国劳动者总数的30%。1881年，就业女子达3885万人。1888年，女工约占工业劳动力的1/4，占全体工会会员的1/8（注：B.R.米切尔：《英国历史统计摘要》(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剑桥1962年版，第60页；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E.H.Hunt,British Labour History 1815-1914.)，伦敦，1973年，第20、256页。）。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为她们开展女权运动提供良好的基础。首先，妇女从原来的家庭无酬劳动者变成拥有独立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如兰开夏地区，因为工厂劳动，女孩子在16-25岁期间能够为自己积聚100英镑左右的嫁妆钱（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这在客观上为妇女摆脱依附地位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妇女扩大了社会交往，工厂、雇主、同事、社会构成了她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就在这新生活的大舞台上她们开阔了视野，认识到自身利益与阶级的利益，并使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成为可能。据杰克斯统计：1886年女工会会员在棉织业中有30100人，丝织业中有4500人，成衣业中有1300人，1858-1884年，英国有3.8万个工会组织，其中一半是女工（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8、300页。）。这正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因此，珀金说：“妇女走出家庭，也就是把她们从空气、阳光、空间、思想感情受拘束、受限制中解放出来，并形成守时、服从、机敏、巧妙、能干、集中精力的习惯，刺激她们好好工作，锻炼她们与人共事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训练她们自尊自强的勇气。”（注：H.珀金：《现代英国社会起源》(H.Perkin,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第157页。）更重要的是，妇女们的权利意识也开始增长。由于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思想的发展、成熟，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逐步实现，这就给女权运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19世纪是英国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从分离逐步走向统一的时期。打破贵族垄断国家政坛的局面，建立民主化的政治模式，这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共同的目标。因此，自由主义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主潮，民主与改革是其主要内容。在理论上，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自由主义不断充实新的内容。19世纪初期，它主张抛开一切约束，废除对工业和贸易的过渡限制，实行经济上的放任主义，扩大政治上的选举权，完善代议制政府。到19世纪中后期，工业社会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劳资纠纷、贫困、失业等问题。穆勒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更多地论证政治自由问题，使自由主义体系趋于成熟。穆勒认为，政治自由的真正论据是它能够让公共问题得到自由的讨论，有权参与政治决定，具有道德、信念并承担使之发挥作用的责任，这是产生有理性的人类的重要途径（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0页。）。他的《论自由》主张真正宽容大度的公众舆论，这样一种公众舆论重视观点的不同，把要求一致意见的数量加以限制，而且欢迎提出新观念作为新发现的源泉。自由主义强调政府必须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完善民主与法律制度。以工人激进主义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的民主思想，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框架。政权决定产权是它的理论基础。工人领袖们认为争取政治权利是消灭贫困的途径。因此，在宪章运动中，他们把争取男子普选权、参政权作为工人维护自身经济权利的有效手段。哈尼说：“我们要求普选权，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注：沈汉、刘新成：《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在社会政治领域，由于工业化加快信息传递，19世纪的政治文化向下深入到劳动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它以多种组织、报刊、俱乐部、政治集会及议会请愿为主要标志。各阶层都成立各种政治改革组织，如“伯明翰政治同盟”、“伦敦通讯协会”、“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人民之友社”以及后来的“宪章派协会”等组织。各种组织都拥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报刊阵地，其中著名的有《一便士报》、《纪事晨报》、《太阳报》、《反雅各宾报》、《贫民卫报》、《黑矮人》等杂志。全国报刊种类在1760-1806年间增加了35%，报纸印花税票从1760年的900万张上升到1837年的3900万张，外省报刊1780年50种，1809年超过100种，1830年达150种（注：D.李德：《新闻与人民1790-1850》(D.Read,Press and People)，剑桥1984年版，第107页。）。1824年取消结社法之后，各种政治组织迅速增加，如1888年，工会会员75万人（注：E.H.享特：《不列颠劳工史》，第25页。）。各种报刊、各种组织网络把拥有共同利益者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民主思想通过这些网络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中去，使英国逐步完成民主改革。1832-1884年的三次议会改革，使英国不断向普选制迈进。1884年，选民人数达450万，当时英国人口不到4000万。如果不计妇女和21岁以下的男性人口，在成年男子中有选举权的已占大多数（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45页。）。而选举权的扩大意味着院外选民力量的扩大，这有利于完善大众参政机制，并增强了政治的开放性，密切了党派与选民的关系。另一方面，经过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在国家各级政权机构中都取得了统治权。在下院中，1865年，土地利益的代表为436人，工商业、金融利益代表545人，1900年土地所有者代表占23%，而工商业代表上升到77%（注：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刘山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50页。）。在市镇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掌权更早。如：在罗奇代尔和索尔福德市参议会中，工业资产阶级占据的议席1856年为52.5%，1890年高达80.35%；在布莱克本和博尔顿，他们获得过40届市长职位中的25届以上（注：李宏图：《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与社会政治现代化模式》，载《世界历史》1992年第2期。）。工业资产阶级执政标志着英国结束了政治统治权与经济统治权相互分离状态，贵族政治彻底让位给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国家最终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在客观上为女权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个体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如何对待人口总数占一半的女性人口是自由主义理论家与国家政治民主化事业所无法回避的现实。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民主主义活动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在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妇女权利辩护》中批判卢梭重男轻女的妇女观，否认女性在理性和理智方面的能力低于男性；认为男女两性的道德水准是相同的，都可以对品德做出自由的理性选择；主张男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就业权、政治权，两性只有在价值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两性权利的平等。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断成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得到发展。约翰・穆勒在《妇女选举权的授予》、《代议制政府》中为两性政治平等的原则辩护。”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他论证两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是妇女处于屈从地位、不能真正获取自由的根源。他说：“当法律向一个天平投入如此巨大的重量，自由的条件也不大可能是最公正时；当调整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其中一人被宣称给予一切，另一人除了当前者正在享乐时以外，不仅一无所有，而且在最沉重的道德和宗教的义务下，对任何过分的压迫都不去反抗时，自由也就没有多少价值。”（注：约翰・穆勒著：《妇女的屈从地位》，汪溪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3页。）他同样提出只有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妇女才能真正享有自由权，妇女参政权是保障自身权利的主要手段。作为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候选人，他在讲演中特别强调妇女选举权问题，并在下院为争取妇女选举权不断努力。1867年他把妇女选举权要求写进议会改革修正案。在穆勒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公民自主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深入人心，男女政治平等的思想已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然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只是一般自由主义原则的简单扩张，片面地强调两性平等，忽略了性别社会角色的差异和两性生理区别。它的理性观念是男性实践的结果，其核心仍是男性观念，仍旧以男人的规范为标准，要求女性变得像男性一样，忽略了女性品质所特有的价值、女性群体的利益与群体的力量。这需要女性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提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张并付诸行动。二19世纪英国妇女在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在大众参政、社会民主改革这一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以各种形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开展女权主义运动，争取自身的解放，向社会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加快了政治民主化步伐。第一，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和党派活动。上层阶级妇女一直是国家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某个政治家崛起的靠山。如达令顿子爵的女儿，她的整个生命都为辉格党的政治而工作，帕麦斯顿公爵把她介绍给外宾时，称呼她是“参谋部的领袖”。同样，据渥尔波介绍，托利党在威斯敏斯特竞选时，一位不知名的妇女在宾馆窗口向选民发表演说，帮助托利党在竞选中获胜（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41页。）。19世纪下半期，政党政治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领导者，她们组织各种组织，积极参与政党政治。1883年，保守党妇女成立“报春花协会”，1885年协会的人数只有11366人，1899年即达到100万人。实际上，该组织成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俱乐部，许多有权势的人也加入该组织（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77页。）。1887年自由党妇女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合会组织组成“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其中包括40个协会，共10000名成员。 1890年该组织有133个协会、51300名成员，1888-1898年迅速发展：1893年达到369个协会、75000人，1895年初达到82000人（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L.L.Shiman,Woman and Leade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纽约1992年版，第197页。）。保守党、自由党领导人的家眷成为这些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如W.E.格拉斯顿夫人、达令顿夫人、艾伯第伯爵夫人等。这些妇女组织都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成立之初就有三个目标：一是促使国家政府中沿用自由党成员；二是促进政府颁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立法；三是通过会议、演讲等手段推行政治教育。地方组织是联合会真正的活动中心，有些组织还补充了交不起会费的工人妇女。结果，无论是“报春花协会”，还是“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组织，都是两党联系选民的桥梁。她们挨家挨户送发小册子，与户主谈话，在公共讲坛进行演说，宣传党的纲领，扩大党的影响，帮助党魁上台执政。尤其是议会对竞选经费作了限制之后，这些妇女组织在大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报春花协会”的活动深入到各乡村，是保守党的重要竞选工具。第二，争取妇女选举权，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达到男女平等。工人妇女接受了工人激进主义关于政权决定产权的理论，把本阶级及自身的屈从地位归咎于政治上的无权。她们指出：“国家政权机构掌握在中上层阶级少数人手中，而占全国数十万人口的工人却被排斥在宪法之外，他们的愿望从来就无人过问，他们的利益被统治集团诈骗去了。”（注：马＠①：《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她们积极投入到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的宪章运动中去。纽卡斯尔妇女组织了“纽卡斯尔妇女政治同盟”，向全国发出呼吁：“女同胞们：请你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帮助我们的父兄与丈夫，使他们和我们都从政治、肉体及精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注：马＠①：《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设菲尔德、格拉斯哥、爱丁堡和利兹等地也出现类似组织。这些组织主张不分性别，人人都有选举权，并且把妇女选举权写进宪章。妇女通过散发传单、组织签名、直接参加示威游行等多种方式推动宪章运动的发展。L.L.西蒙说：“如果没有妇女的支持，男宪章主义者不能在全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97页。）19世纪下半期，随着议会民主制的不断完善，妇女选举权问题更加受到女权运动的重视。1851年，设菲尔德的劳动妇女率先成立“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并在协会的宣言中说：“在这个国家里，妇女的声音尤其没有被听到，她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在一个民族，文明开化的最大试金石是妇女获得尊重及她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妇女在这个国家里负有重要的使命，我们在设菲尔德的好朋友证明她们能担当起这一使命。”兰开夏郡的纺织女工还于1900年组织请愿运动，要求妇女选举权，第二年，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29359人。（注：马＠①：《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女权运动在自由主义理论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上，对把妇女作为家庭人口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认为公民自治权高于一切，国家最大的责任是保障人人平等的公民权。妇女领袖巴特勒提出国家只有立即通过法律给妇女选举权，才能保障妇女公民权。在实践上，“妇女治安协会”把妇女选举权、已婚妇女财产法、妇女教育权利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全国妇女自由联合会”中的激进派认为妇女选举权是所有改革的基础，妇女立即获得选举权有助于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针对保守党议员艾伯特・劳力茨提交的只允许把选举权给单身妇女的议案，她们与温和派分道扬镳，创办《妇女通报者》杂志，宣传自己的改革思想，鼓动妇女姐妹们继续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在1892年的年会上，她们战胜温和派，使赞成妇女选举权的提案得以通过。她们还把是否赞成妇女选举权作为能否加入协会的条件，所有的分支机构在与官方联系的提案中，都陈述支持妇女选举权问题。她们的行动给议会和政党造成很大的压力。19世纪末，议会对此进行多次讨论，自由党领袖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并在1905年的大选中接受了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提案。不可否认，20世纪妇女选举权的获得与19世纪妇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第三，积极参与并推动国家的政治民主改革。19世纪初期，各地妇女开始组织各类组织，参与以争取议会改革为中心的激进主义运动。1819年圣彼得广场的政治民主改革集会中，一群已婚妇女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许多妇女被捕，11个被害人中有两人是妇女（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39页。）。此后，曼彻斯特成立妇女改革协会，很快汇集了上千人。不久，类似组织遍布英国北部，她们的首要目标是国家政治的民主改革，其次才是性问题。工人妇女还为激进主义领袖提供活动场所，传播民主思想。在反奴隶制运动中，全国各地妇女组织如“伯明翰反奴隶制协会”等各种组织，开展反奴隶制斗争，把反奴隶制斗争推向高潮，她们以“天赋人权”为武器，批判奴隶制的残酷、灭绝人性，并从女性角度论证奴隶制的不合理，迫使英国政府于1833年废除属国的奴隶制。在反谷物法斗争中，妇女采取义卖、募捐等方式，为反谷物法同盟提供经济帮助。1845年伦敦义卖活动中，参加者近万人，集资2.5万英镑。更重要的是，通过义卖活动，把反谷物法运动扩大到城市各阶层（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这有力地支持了反谷物法斗争，使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取得彻底胜利，从而也推进了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三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道德堕落、酗酒、环境污染、卖淫、童工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为19世纪英国政府、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女权运动把解决社会问题与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利用或变更立法，以维护自身的权益。戒酒运动是19世纪妇女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并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行动。1829年，第一个戒酒团体成立。 19世纪30-50年代，各种各样独立的妇女戒酒协会在北方地区纷纷建立，参加者主要是工厂妇女。60年代之后，随着中上层妇女的加入，戒酒运动有了大的发展。1876年产生了全国性的戒酒协会，总部设在伦敦，目标是促进戒酒工作，铲除酒贸易。据不完全统计，1880年全国已有136个妇女戒酒协会，1900年已达1111个分支机构，10万成员（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这些分支机构伸入到偏远的农村和繁华的城市，把不列颠妇女联系在一起。该组织在全国组织大量的示威游行、请愿等活动，还创办杂志，涌现出许多如C.L.贝尔福这样的女作家，她们用自己的作品影响社会。19世纪90年代，戒酒协会的活动与妇女选举权问题结合在一起，该协会成为自由党的官方论坛。这些运动不仅培养妇女演讲能力和组织能力，为日后的妇女运动造就一大批领导人才，也动员了大量妇女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因此，L.L.西蒙说：“不列颠妇女戒酒协会对于更伟大的妇女运动来说，不但在于它培养了许多领袖人物，而且在于它让大量的妇女参加了公共民主事业和公共团体。”（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169页。）维多利亚时期，卖淫现象非常严重，已被公认为当时“最大的社会公害”。男人可以寻花问柳，而所谓“堕落的女人”便成为“牺牲品”。1864年政府通过《传染病法》，规定11个军队和港口市镇（后来增加到18个）的妇女都被作为卖淫可能者，由警察登记，任何到公共娱乐场所与不同男人在一起的妇女都必须登记。1866年又通过第二个《传染病法案》，允许警察在没有真实证据的前提下，逮捕任何被怀疑卖淫的妇女，把她带到治安法官那里。治安法官可以让她做任何检查，并把她当作卖淫妇女来登记；一旦发现她传染上性病，就予以监禁三个月，后来扩大到九个月。一支特殊的警察队伍不受地方政府的限制，强制这一法律的执行。官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妇女为了物质利益去出卖自己的肉体，妇女有责任对这一社会犯罪行为负责，而男人仅仅满足本能需要，任何男人都不必对此负责。针对如此歧视妇女的法案，全国各地的妇女掀起反抗运动。约瑟芬・巴特勒领导组织了“社会纯洁同盟”，妇女活动家鲍托为此投入全部的家产和精力。她奔走3700公里，在99个会议和大型的集会上发表演说，鼓动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注：L.L.西蒙：《19世纪英国妇女和领袖》，第53页。）。运动中，涌现出大量的像鲍托这样的社会活动家，产生统一的领导机构――“全国妇女协会”。女权主义者借用并超越自由主义理论。她们强调在法律面前，不分性别、不分阶级一律平等。同时，她们又把保护女权与维护国家公民权联系在一起，认为反传染病法就是维护公民权的斗争。激进主义者已开始研究政体机构权力扩散问题，提出保留个人意见、个人自由是社会物质进步的前提，并对国家行政管理惯例、国家现有的法律制度提出批评，如：军队问题、私生子的扶养问题等，把废除《传染病法》与铲除国家暴政联系在一起。妇女反传染病法运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英国妇女运动史上是妇女第一次专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它在19世纪70-80年代的女权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角度论证男女平等，使公民平等观念深入人心。2.对医学界的男人抱以怀疑，动摇了对政府立法机构的信任。3.她们从中明白一个事实：男人的选举权和政治权力不能真正保护妇女的利益，只有根据妇女自身的利益开展政治活动，才能真正使妇女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只有妇女在政治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国家的义务工作网才能扮演一个永久监督国家的公民自由权是否被侵害的角色。巴特勒提出，非成年人与女性的个人自治只能在男性价值和国家机构重建之后才能实现。因为改革后的议会不能保证女性的权益及女性的个人自治权，国家还是受专制主义的威胁。所以，政府只有进一步扩大民主，保证所有公民的自治权，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此影响下，19世纪70-80年代，许多妇女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争取妇女选举权及其他事务中去，把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事业推向新的高潮。在斗争过程中，妇女增强了独立意识，开始以实际行动向不利于自身的法律制度挑战，向男性国家机器挑战，以挣脱妇女的屈从地位。“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领导人艾尔玛提出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财产权、对儿童的监护权、道德自治权及已婚妇女生活自主权、妇女的选举权等。卡罗琳勇敢地走上法庭，向维护男性特权的传统法律宣战，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迫使议会于1839年通过《幼儿监护法》。该法规定母亲可以监护7岁以下的儿童。1875年，议会正式批准《婚姻及离婚法》，使离婚合法化，妇女也有权提出离婚。1853年通过《妇女财产法》。1870年通过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已婚妇女财产法》，该法规定：“已婚妇女因从事任何职业、工作或手工艺，或者因独自经营而得到的工资收入，她因凭藉文学、艺术或科学技术获得的现金和财产，以及用这类工资、收入、现金或财产投资所得全部利息，都应被视为和确认是她独自拥有和处理的财产。”（注：D.C.道格拉斯：《英国历史文献》(D.C.Dougla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第11卷，伦敦1956年版，第537页。该法保证妇女拥有财产权，使妇女可以不依靠丈夫的荫护而生活。一群独立的有产者妇女开始出现在经济领域。如A.E.贝尔成为成功的股票经纪人。这不仅为她们日后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打下基础，也为妇女进行政治、宗教活动打下基础。同时，在争取经济、法律平等权的过程中，她们进一步认识到政治权利的作用，更加重视民主政治与妇女选举权问题，许多人因此成为女权主义者。四上述可见，19世纪英国的政治民主化与女权运动是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进行的：政治民主化是女权运动的前提，并给女权运动打上深深的烙印；而女权运动的开展则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第一，19世纪英国由政治俱乐部、党派、宣传媒介组成的大众参政的政治氛围，使妇女运动具有广泛性。各阶层妇女都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并通过各种妇女组织和报刊，形成群众性的妇女论坛，尤其是19世纪最后20年，妇女组织迅速发展，有关妇女问题的杂志激增。妇女杂志与妇女组织相结合，推动大众政治的发展，使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把目光从家庭投向整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自身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再孤独，不再微不足道，许多妇女勇敢地向传统挑战。第二，19世纪自由主义不断发展、成熟，民主与改革这一政治主旋律使女权运动积极追求民主、平等。她们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工人激进主义的民主思想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开展活动。一位当代的解释者指出，19世纪70年代，整个妇女运动是如此被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吸引，对把妇女作为家庭再生产动物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争取自由、平等权成为19世纪女权运动的主题，无论是参与社会政治改革，还是着手解决社会问题，从宪章运动到19世纪末的各妇女组织的活动，最终都涉及到妇女的民主平等权问题。在具体行动中，她们力图通过争取妇女选举权达到与男性平等，摆脱受奴役的社会地位，并把妇女民主权问题延伸到社会立法、政治机构的民主改革等问题中。因为，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的是温和的渐变，所以，从表现形式上，当时的英国妇女运动表现出温和性、渐进性。第三，19世纪英国议会民主制、政党政治的形成、成熟，使女权运动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政党政治的形成，院外政治势力对党派的成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妇女占人口一半，是一支不可忽视、可利用的力量，政党把女权运动作为政治斗争、派别斗争的一个筹码。他们利用领导运动的中上层妇女来影响或控制女权运动。因此，女权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制约，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组织或党派活动的外延和补充。党派的政治目标也是妇女组织的主要目标，扩大党的影响、争取选民的支持是妇女组织的主要任务。但在行动纲领上，这些组织都提出妇女问题，有时甚至把妇女问题作为主要目标，并在运动中给政府、党派造成社会压力，迫使党派对她们作出让步。这样，妇女运动既推动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也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改变了男性社会的偏见。整个19世纪，她们在政治、法律、家庭、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妇女财产法的通过，正是女权运动的重大突破。许多妇女已冲破家庭的樊篱，活跃在各个领域。妇女不再是家庭的奴隶，开始成为社会独立的人，开始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毋庸置疑，19世纪妇女运动是20世纪妇女解放的起点。【收稿日期】1998-10-25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女右加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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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9年 第14卷 第3期 Vol.14 No.3 1999SQP方法在航空发动机加速过程控制中的应用研究陈光明 樊丁【摘要】 本文研究了采用非线性规划方法中的序列二次规划最优化方法解决涡轮风扇发动机加速过程的最优控制问题。在研究中，考虑了发动机加速过程中的压气机喘振边界、涡轮最高温度限制、转子最高转速限制、燃烧富油熄火限制等各种约束条件，以及执行机构的惯性、延迟等机械特性。仿真结果表明：应用序列二次规划法进行加速最优控制是可行的，发动机在加速过程中能准确地沿着各约束边界进行加速，从而充分发挥了发动机的潜力，大大地改善了发动机的加速性。 主题词：航空发动机 非线性规划 最优化 控制分类号：V233.751APPLICATION OF SQP TO ACCELERATION CONTROL OF TURBOFAN ENGINEChen Guangming(China National Aero-Technology Import and Export Corporation)Fan Ding（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ABSTRACT The optimal control for turbofan engine acceleration control has been investigated.The optimal method used in this paper is Sequential Quadratic Programming(SQP),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methods for solving nonlinear constrained problem.Many limits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 acceleration have been studied such as compressor surge margin,overtemperature limit,overspeed limit,rich extinction in combustor,the maximum fuel flow and limit of the actuator property.The results of simulation show that SQP method is suitable and feasible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aero-engine acceleration control;the engine potentialities ar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and the engine acceleration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greatly.Key Words Nonlinear programming Optimazation Control1 引 言现代高性能的航空发动机在加速过程中，除供油量外，还有尾喷口喉部面积，涡扇发动机风扇导流叶片可变角度，高压压气机前几级静止叶片的角度等控制作用量。另一方面，在发动机的加速过程中还存在着的许多约束（如喘振，超温，超转及富油熄火等），限制了控制作用量的变化速率及幅度。为了使发动机能够尽可能快地加速，理想的情况是使发动机（在一定的裕度下）沿着这些约束的边界进行加速，这样的加速过程即是最优的。由于上述各控制作用量间的相互耦合及各约束边界和发动机这一被控对象自身的特性将随发动机的工作及飞行状态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使最优加速控制的难度更大。我们可将航空发动机加速控制设计问题，看做是一个非线性动态规划问题。目前，序列二次规划法（Sequen6ial Quadratic Programming）成为公认的当今求解光滑的非线性规划问题的最优秀方法之一。该方法的突出特点是：具有良好的全局收敛性和局部超一次收敛性，迭代次数少，并具有很强的沿约束边界进行搜索的能力。因此，对于解决像航空发动机加速优化控制这样优化变量少、约束条件也不多的优化问题是非常适宜的。2 SQP方法在航空发动机加速过程控制中的应用2.1 基本理论典型的非线性规划问题可表示成如下形式：min f(x) ； s.t. hi(x)=0 (i=1，2，…，me) ； gi(x)≥0 (i=me+1，…，m) (1)其中：目标函数f(x)，约束函数gi(x)和hi(x)，均为定义于Rn中的二阶连续可微函数。根据序列二次规划方法的设想，将求解式(1)转换为求解一系列二次规划问题，为确保｛x(0)，…，x(k)｝向问题(1)的能行点接近，目标函数也一定逐步下降。可进一步将求x(k+1)的二次规划问题改为求搜索方向的二次规划问题。这样可以得到如下形式的二次规划：(2)并通过步长的选取，使由：xk+1＝xk+ak+1.zk+1 (3)获得的迭代点序列｛x(0)，…，x(k)｝能向(1)的最优解逼近。最后，只要能够确定正定矩阵序列｛Bk｝和序列｛ak｝，问题(1)就可以得到解决。这里我们采用了如下形式的公式来更新矩阵Bk。(4)其中：其中：β为大于零的常数，一般取0.1≤β≤0.2。至此，在理论上保证了其局部收敛性。采用如下形式的罚函数进行一维搜索，即可保证其全局收敛性。(5)其中：E=｛1，2，…，me｝；K=｛me+1，…，m｝；r是罚因子且大于零，方括号中的项表示可行性程度。若是可行点，则此项值为零，随着x远离可行域，它将取得更大的值。罚因子r的确定方法：设zk是问题(3)的K-T点，λk和μk是相应的Lagrange乘子，则对于上式定义的罚函数F(x,r)，且有F(xk+α.zk,r)在r=0处可微，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zk)T.Bk.zk＞0；r＞max｛｜λi｜，｜μj｜，i∈E，j∈K｝则zk是罚函数(5)在xk处的下降方向。即：F′(xk+α.zk,r)｜α=0＜0根据这个定理，沿zk方向对罚函数进行一维搜索，就可以找到满足F(xk+akzk)＜F(xk)的步长ak。于是，由式(3)得到下一迭代点。2.2 具体应用我们选择的指标函数是：加速时间最短及保持涡轮温度为最大允许值（以充分发挥发动机的潜力）等两项。选择的约束函数为：加速过程中压气机不喘振、燃烧室不富油熄火、发动机转子不超转等三项（涡轮温度不超温这项约束已包含在第二项指标函数中了）。而在仿真研究中，考虑到工程实际中发动机燃油系统存在惯性、滞后以及输出极限的限制，又增加了最大供油量增加和减少速率限制，最大供油量限制等三个约束条件，同理还增加了尾喷口面积的最大、最小极限和尾喷口面积变化速率限制这三项约束。所以仿真研究时的指标函数为两项，约束函数为九项。3 仿真结果及结论3.1 序列二次规划法边界搜索能力的检验仅为检验沿相应约束边界的搜索能力，所以相应的约束曲线随意给定，但低于正常情况所允许的值。同时，放松了其它无关约束条件，以确保所研究的约束起作用。为节省篇幅，仿真曲线仅给出了相关的一条。各图中的细实线为给定约束。加速区间为高压转子转速从11775 r/min到16000 r/min。温度边界 加速过程中，涡轮温度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图1 涡轮前涡度变化曲线喘振边界 加速过程中，高压压气机压比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图2 高压压气机压比随空气流量变化曲线富油边界 加速过程中，油气比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图3 油气比变化曲线最高转子转速边界 降低最高转子转速nhmax至15500 r/min，而加速终点仍为16000 r/min仿真得到供油量、高、低压转子转速的变化曲线如图4～6所示。图4 供油量变化曲线图5 高压转子转速变化曲线图6 低压转子转速变化曲线这些曲线充分地说明序列二次规划法具有很强的沿边界搜索能力。3.2 双变量全加速过程寻优控制标准大气条件下从地面慢车状态到非加力最大状态的全加速过程寻优控制仿真曲线如图7～图10所示。仿真指标函数及约束如2.2所述。从图中可以看出，加速初期，供油量为一直线，这是受到最大供油量增加速率约束的结果。由于供油量的迅速增加，油气比约束先产生作图7 供油量变化曲线图8 高压转子转速变化曲线图9 尾喷口变化曲线图10 涡轮前温度变化曲线用紧接着喘振约束也产生了作用，它们使供油量增幅变缓。另一方面，保持涡轮温度为最大允许值这一指标函数，使涡轮温度处于最大值附近。加速后期，转速趋向希望值，涡轮温度开始下降，这时尾喷口面积减小，以使涡轮温度保持较大值。全加速过程只用4秒左右时间即完成，与该发动机在原控制器作用下相比，加速过程明显变快（原发动机全加速过程6秒左右）。3.3 结 论(1)序列二次规划法迭代次数少，收敛速度快（在386/40微机上仿真4秒的寻优加速控制过程，在没有对屏幕及硬盘操作的情况下，计算时间为25秒钟左右），具有全局收敛性以及很强的沿边界搜索的能力，比较适于解决航空发动机加速过程控制这样的问题。(2)使用序列二次规划算法寻优发动机的加速过程，可以在保证发动机安全性的前下，显著改善发动机的加速性。作者简介：陈光明衬小27岁 硕士 工程师 中航技国际支持公司 100010作者单位：陈光明 (中航技国际支持公司)樊丁 (西北工业大学)参考文献1 Skire C A，Dehoff R L,Hall W E.Design Evaluation and Test of the F100 Turbinefan Engine System Control.Inc 19802 Junxiang Liang,Bruce K W.Constrained Nonlinear Optimal Jet Engine Acceleration Control.AIAA-88-3178 19881998年8月收稿；1998年12月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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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1期 Vol.24 No.1 1998多变量时滞系统Dahlin控制器的设计张卫东 孙优贤 许晓鸣摘 要 在现代鲁棒控制理论基础上，提出一种多变量Dahlin控制器多目标优化设计方法.利用线性分解变换，多变量Dahlin控制器设计问题被转化为标准的H∞优化问题，通过对标准的H∞优化问题求解得到了最终的控制器.它同时具有时滞补偿，解耦和控制的作用.与已有的方法相比，该方法不但直观，而且兼顾了系统的性能和鲁棒性.关键词 Dahlin控制器，多变量系统，时滞系统，鲁棒控制.MULTIVARIABLE DAHLIN CONTROLLER DESIGNZHANG WEIDONG SUN YOUXIAN(National Laboratory of Industrial Control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rocess Control of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XU XIAOMING(Department of Automatic Contro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30)Abstract The well-known Dahlin controller for scalar control systems is extended to the control of a class of multivariable control systems with time delays. The problem of multivariable Dahlin controller design is converted to a standard H∞ optimization problem. By solving the H∞ optimization problem, we obtain the multivariable Dahlin controller.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method, the new one provides both good performance and robustness.Key words Dahlin controller, robustness, time-delay, multivariable control system.1 引言Dahlin控制器［1］是一种用于大纯滞后控制对象的数字控制器，最初是由IBM公司的Dahlin在1968年提出的，与此同时Higham［2］也提出了类似的方法.这类方法的优点是控制器的设计过程非常简单，控制系统具有很好鲁棒性.因此Dahlin控制器成为一类典型的控制方法［3－6］.Astrom［7］定性地指出Dahlin控制器是一种Smith预估器［8］型的控制器，我们则证明了Dahlin控制器在本质上与采用H2最优方法设计的次最优Smith预估器是等价的［9］，从而揭示了Dahlin控制器能够有效地用于大纯滞后对象控制的原因.然而，以往的工作都是针对单变量的情况进行研究的，多变量Dahlin控制器的研究一直毫无进展.直到最近，Teng等［10］才将Dahlin控制器推广到多变量的情形.但是Teng等的工作仅仅考虑了标称情况的设计，没有考虑到系统的鲁棒性问题.另外，这种方法只适用于具有相等时滞的对象，对不等时滞的对象是采用凑齐的办法来解决的，在凑齐时小的时滞被人为地延长了，因而引入了很大的保守性.本文提出一种多变量时滞系统Dahlin控制器多目标优化设计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将Dahlin控制器的设计问题转化为标准的H∞优化问题，通过对标准的H∞优化问题求解得到最终的控制器.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将控制器的求解和系统稳定裕度优化综合起来考虑，从而同时保证了系统的性能和鲁棒性.与Teng等的方法相比，本文方法还具有直观的优点.本文提出的设计方法是在连续域中进行的，当控制对象具有相同时滞时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当控制对象具有不同时滞时，采用了逼近的办法处理.2 单变量Dahlin控制器的设计方法考虑一个单变量单位反馈控制回路，其中C(z)是控制器，G(z)是控制对象，那么系统的闭环传递函数为(1)若T(z)是已知的，则控制器的综合公式为(2)式中的T(z)应当这样选择，它必须使控制器是物理上可实现的，因此算法中不能包含有预估作用的项.对一阶惯性加纯滞后控制对象(3)式中Ts是采样周期，N是在过程纯滞后中的采样周期数.Dahlin控制器规定闭环控制系统的传递函数为(4)如果表示在复频域中就是(5)其中λ＞0，θ=NTs.由此得到控制器为(6)式中的λ是在现场根据试验选择的可调参数，它可以用于调整系统的性能和鲁棒性.3 多变量Dahlin控制器的设计考虑多变量单位反馈系统.假设G(s)∈R(s)m×n表示稳定的控制对象，C(s)∈R(s)m×n表示控制器，G(s)和C(s)中的元素具有如下的形式：［G(s)］ij=gij(s)e-θijs, (7)［C(s)］ij=cij(s). (8)这里gij(s), cij(s)∈R(s), θij≥0, i,j=1,2,…，n.3.1 鲁棒稳定性分析设Δ(s)为一关于G(s)的加性摄动，并且Δ(s)满足1) G(s)与G(s)+Δ(s)在开右半平面具有相同数目的极点.2) (Δ(jω))≤(ω), ω≥0.这里为大于零的实函数.在标称情况下，如果存在一个C(s)使整个闭环系统是内稳定的，则称C(s)能够镇定G(s).引理1［11］ (Youla参数化定理).在上述系统中，如果G(s)的稳定的，则所有镇定G(s)的控制器的集合为｛C(s):C(s)=Q(s)(I-G(s)Q(s))-1, Q(s)∈RH∞， det(I-G(∞)Q(∞))≠0｝.在过程控制中Q(s)也称作内模控制器，可以用内模结构方便地实现.因此系统的灵敏度函数可以写作S(s)=(I+G(s)C(s))-1=I-G(s)Q(s) , (9)余灵敏度函数可以写作T(s)=G(s)C(s)(I+G(s)C(s))-1=G(s)Q(s). (10)定义 R(s)=C(s)(I+G(s)C(s))-1,则系统的加性稳定性优化问题可以表示为(11)式中W1(s)是权函数.稳定性优化保证了具有加性摄动Δ(s)的系统具有尽可能好的鲁棒性.引理2［11］ 考虑上面的系统，如果标称系统是内稳定的，那么具有加性摄动Δ(s)的系统是内稳定的，当且仅当由于时滞的存在使得上式的处理非常困难，为此对控制对象进行Hadamard分解G(s)=G0(s).*EG(s) . (12)式中［G0(s)］ij=gij, ［EG(s)］ij=e-θijs.由此可以构造一个无时滞系统，系统的控制对象为G0(s),控制器为C0(s)=Q(s)(I-G0(s)Q(s))-1 . (13)这样选择控制器是因为若存在一个Q(s)∈RH∞, 使得C(s)能够镇定G(s)，则Q(s)必能使上述的C0(s)镇定G0(s)，那么系统的灵敏度函数和余灵敏度函数分别为S0(s)=I-G0(s)Q(s), T0(s)=G0(s)Q(s) .考虑到R0(s)=C0(s)(I+G0(s)C0(s))-1=Q(s)=R(s),所以我们可以将时滞系统稳定裕度优化问题转化为一个如下的非时滞系统稳定裕度优化问题(14)3.2 系统性能优化下面考虑系统性能优化问题.设计步骤与单变量Dahlin控制器设计方法是类似的.首先，给定一个合适的系统闭环传递函数Td(s)，由于希望多变量系统是解耦的，因此Td(s)应是个对角矩阵Td(s)=diag{td11(s)e-θd11s,td22(s)e-θd22s,…,tdnn(s)e-θdnns}. (15)这里tdii(s)∈R(s), i=1,2，…，n.那么控制器的设计问题就是使系统的闭环传递函数等于Td(s).遗憾的是在一般情况下这点是无法做到的，我们只能要求系统的闭环传递函数尽量逼近Td(s)，即在整个频带上进行这种逼近可能很困难，而且会引入大的保守性.一个合理的办法是引入权函数W2(s)使得系统闭环传递函数在一定的频带上逼近Td(s)，即(16)这是一个模型匹配问题.一个自然的想法是把它也化为等价的无时滞系统的性能问题，当控制对象具有相同时滞时，对Td(s)做Hadamard分解Td(s)=Td0(s).*Ed(s). (17)这里Td0(s)=diag{td11(s), td22(s),…, tdnn(s)}, Ed(s)=e-θdsI, θd=θd11=θd22=…θdnn.则有‖W2(s)(T(s)-Td(s))‖∞=‖W2(s)(T0(s)-Td0(s))‖∞ . (18)不仅如此，在后边的讨论中我们还会看到，对这类对象可以进行精确的模型匹配，使系统达到完全的解耦.遗憾的是对一般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比较满意的方法.从工程实际的角度出发，可以采用足够高精度的有理函数逼近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可以在文献［12，13］中找到，这主要是基于如下的理由.首先，对工程实际而言G(s)中的元素通常是一阶或二阶加纯滞后的传递函数，这些传递函数本身就是经过近似得到的，因而做适当的近似处理是允许的.其次，实际的控制对象总是存在着不确定性，与此相比有理函数逼近带来的误差是很小的.因此在问题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之前，这不失为是一个较好的折衷办法，它比Teng等的方法的保守性要小的多.采用有理函数逼近必须在系统的标称性能上作出一定的让步，但由于对系统的稳定裕度进行了优化，所以本文的方法与以往的简单地采用有理函数逼近的方法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点可以在后边的设计实例中看到.由(14)式和(23)式可以得到多变量Dahlin控制器设计目标为(19)在多变量的情形下求解Dahlin控制器，将系统的稳定性考虑进去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当T(s)不能很好地逼近Td(s)时，我们希望闭环系统仍然是稳定的； 另一方面，当控制对象的参数发生摄动时，我们要求系统要有足够大的稳定裕度.如果只考虑模型匹配指标会使闭环系统具有非常差的鲁棒性［14］.4 H∞多目标优化问题求解4.1 控制对象具有相等时滞的情况当控制对象具有相等时滞时，多变量Dahlin控制器的设计目标变为(20)因为T0(s)=G0(s)Q(s)，若G0(s)是可逆的，取Q(s)=G0(s)-1Td0(s)就可以达到性能的完全匹配，这时闭环系统是精确解耦的.这个结论与Teng等在离散域中得到的结论是等价的，但是从模型匹配的角度来看非常直观，无需繁琐的证明.在考虑到系统的不确定性时，可以使用下边介绍的方法设计控制器.4.2 控制对象具有不等时滞的情况当控制对象具有不等时滞时，可采用足够高精度的有理函数逼近的办法来解决(如Pade近似).为求解H∞多目标优化问题，首先把它等价为一个标准的H∞优化问题.考虑广义控制对象(21)它关于C(s)的下线性分解变换(LFT)为令因为所以得到广义控制对象为(22)如果各传递函数的实现为(23)则所以P(s)的一个实现为(24)其中A∈Rp×p； B1∈Rp×m1; B2∈Rp×m2; C1∈Rp1×p; C2∈Rp2×p; D11, D12, D21, D22有相应的阶次.它们分别表示如下：标准的H∞优化问题的求解过程就是要寻找一个控制器C(s)，使满足条件(25)这里γ＞0是个常数.目前已经发展了一类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有如下的算法：1) 对给定的问题确定权函数W1(s), W2(s)和期望的系统闭环传递函数Td(s)；2) 选择适当大的初始值赋给γ；3) 求广义控制对象的平衡实现以获得较好的数值条件；4) 对广义对象H∞优化问题求解；5) 如果解不存在，增加γ，返回3)；6) 对控制器实施必要的降价，结束.在本文中我们采用Glover和Doyle［15］提出的2-Riccati方程方法解决标准的H∞优化问题.其优点在于算法简单，计算量小，可以得到较低阶次的控制器.5 设计实例考虑一个造纸机定量水分控制系统.在生产78g防粘原纸时，按文献［16］中的方法建立的系统模型为(26)选择权函数为W1(s)是个高通滤波器，主要用于强调系统的高频不确定性，它将闭环系统的带宽限制在0.1rad/s. W2(s)是个低通滤波器，给出了适当的模型匹配要求.在低频段希望设计的闭环系统传递函数尽量接近希望的闭环系统传递函数，因此它的增益很高(图1).取希望的闭环系统传递函数为(27)图1 设计要求(权函数)当λ1和λ2趋向于零时就达到了完美控制.在实际中完美控制是做不到的，这里取λ1=λ2=5.按以上要求设计的闭环控制系统的回路特性如图2所示.由于得到的控制器具有12个状态，考虑到工程上的可实现性，需要对控制器进行降阶，降阶后的控制器为图2 灵敏度函数和余灵敏度函数其中n11(s)=15.8436s3+909.6482s2+309.9057s+0.0947,n21(s)=1.9703s3+97.1894s2-122.3365s-1.0486,n12(s)=4.6130s3+310.4975s2+46.7891s-1.0199,n22(s)=20.5378s3-4515.6190s2-1585.4215s+0.1126,d(s)=s4+272.2374s3+12278.096s2+4.6842s+0.0268.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控制器降价前后系统的响应只有些微小的差别.现在假设控制对象发生了摄动，其时滞同时增加了25%，时间常数同时减少了20%， 这时系统仍能保持较好的响应(图3和图4).图3 摄动系统定量阶跃响应图4 摄动系统定量阶跃响应对控制对象中的纯滞后项采用有理逼近后，有另外一种方法也可以求取控制器，即令Q(s)=G(s)-1Td(s)，这种直接设计的控制器对系统的不确定性会很敏感.图5给出了两种方法设计的系统的稳定裕度，虽然它们都能满足给定的鲁棒性设计要求，但是本文提出的方法在高频段具有非常大的稳定裕度，这使控制器对系统的高频不确定性很不敏感，控制器本身的降阶也能取得较好的结果.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只将鲁棒性设计要求修改为(47)图5 加性稳定性裕度比较那么直接方法设计的控制系统已不能满足要求(图6).图6 修改后的加性稳定性裕度6 结论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给出了一种从优化系统闭环传递函数出发设计控制器的新方法，而不是象以往的那样从最优干扰抑制入手求解控制器.H∞理论应用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得到的控制器阶次过高，得先降阶再付诸实施，可是降阶算法只是设法逼近原来的控制器，却无法知道它对最终的控制效果究竟会造成什么影响，又是什么原因(如零极点位置)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7］.本文的方法避开了这个的问题，从优化系统的高频稳定裕度入手，使控制器降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文中以一个实际的控制对象为例进行了设计，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和国家“九五”攻关项目资助.作者简介：张卫东 男，1967年生于黑龙江.199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科仪系，1992年在浙大电机系获硕士学位，1993年至1996年在浙大工业控制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6月开始博士后研究工作.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近50篇.研究方向为过程控制理论、鲁棒控制理论及其应用.孙优贤 男，教授，博士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研究所所长，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1984年至1987年获德国洪堡奖学金.长期从事过程控制理论和应用、鲁棒控制理论及应用、H∞控制理论及应用、容错控制理论及应用，以及造纸过程的模型化和计算机控制研究.获各类科技进步奖18项.许晓鸣 男，教授，博士导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副院长.德国洪堡奖学金获得者.长期从事电气自动化、过程控制理论、鲁棒控制理论及应用和计算机网络研究，承担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获各类科技进步奖3项.作者单位：张卫东 孙优贤 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业控制研究所 杭州 310027许晓鸣 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 上海 200030参考文献［1］ Dahlin 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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