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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404 【原文出处】《战略与管理》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39～46 【分 类 号】D6 【分 类 名】中国外交 【复印期号】200106 【 标 题 】试析中美政治文化张力――从科索沃危机谈起 【 作 者 】萧功秦 【作者简介】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 正 文 】 1999年春发生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事件，引发了中国的抗美民族主义浪潮，这一事件不但对于中美关系产生重大的冲击，而且由它所引发的中国新民族主义很可能成为一种持续的重要政治因素，对21世纪前期中国的政治选择与国际战略发生深远影响。本文试图从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固有矛盾、中美两国的政治文化差异、南斯拉夫局势引发的中美之间的信任危机这些基本因素出发，进而研究中国新的民族主义的特点，以及中美政治文化差异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影响。科索沃危机虽然已经过去将近两年，通过这一事件来考察中美关系中一些基本因素，对于理性地认识21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走向与中美关系未来的变化趋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上的温和派与强硬派要理解这一事件的远因，就必须考察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中固有矛盾的复杂性。就美国方面而言，在对华态度上存在着强硬派与温和派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前者看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性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都会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与美国国家利益构成挑战与冲击，这种政治思量无疑会刺激美国强硬派“非我族类”的政治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强大与发展只能使中国更“仇视美国”，而不会变得“更像美国”。这是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士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遏制主义”战略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稳定，以及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对美国实业家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又使美国对华温和派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温和派认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合作伙伴，并在与中国进行广泛深入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影响中国社会、经济、观念与思想的变化，其最终结果不但可以使中国发挥维持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的伙伴的作用，甚至有可能使未来中国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相当一些美国人认为，这种“接触”的办法，从长远来说，无论是对美国的实际商业利益，对于国际形势的稳定，还是对于美国实现其道德理想主义的目标，都是有利的。强硬的“遏制论”与温和的“接触论”，始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中此起彼伏。一般而言，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总统与行政当局基于现实考虑，一般受“接触论”较大影响，相对而言，意见领袖、国会与新闻界人士中，美国传统的民主理想主义价值观相当强有力，在这些人士中，“遏制论”则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中国在对美关系问题上，在精英阶层也同样存在着强硬派与温和派两种声音。强硬派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坚持左的原教旨意识形态左派人士，“反和平演变论”是其思想基础。他们力求采取强硬态度来抗衡美国的影响。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这种观点立场已经在公众中渐渐失去其政治支撑点，它在中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政治生活中已经不具有重要影响。主张强硬论的另一类人士，则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对中国未来政治更具持续的影响力。他们主张对美态度强硬与他们所理解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安全观有关。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国家，也是唯一能对中国的利益与安全构成威胁与挑战的国家。对美国保持警惕是中国国家利益所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民间自发的反美民族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但由于这种自发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失控，或被利用来进行超越政府控制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动员，后来便不再被官方鼓励和纵容。在中美矛盾没有出现激化的情况下，这种自发的反美民族主义思潮也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批评。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以后，民间知识分子与官方知识分子都纷纷著文对亨廷顿预言中西文明之间的必然冲突的观点予以批驳。这足以说明知识分子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确实还普遍对美国抱有温和的态度。应该指出的是，构成对美强硬立场这两种政治类型或势力之间，并不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更具体地说，大部分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价值上根本不认同左派人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他们只是对美国以人权干预别国事务，有可能对中国的民族生存条件构成威胁抱有高度的警惕。1989年以后，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仍然是对美温和派。改革中得益的主流知识分子与新兴中产阶级在对西方关系上也属于务实的温和派。他们显然认识到，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在经济上与美国合作以及与西方和平共处，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步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就政治方面而言，邓小平思想的核心是放弃意识形态冷战与攻势，以避免刺激美国同样以冷战思维来与中国对抗，而这种对抗必然使尚没有强大起来的中国处于被动应付的劣势。这一“务实―合作”的温和政策的双赢战略，在1998年以前取得相当的成功。中美贸易的成倍增长，也鼓励了美国“接触论”的对华关系战略与政策，在美国公众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支持。自邓后时期以来，基本上继承了邓小平的温和方针。至1998年中期，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的温和势力都在本国占上风，双方在互动与磨合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渐学会相互克制与合作。当1998年6月克林顿访问中国大陆时，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时期，克林顿的讲话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可视为克林顿的“接触政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成功，中国也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宣布准备签署联合国的两项人权公约。作为回报，克林顿公开许诺他对台湾问题的“三不主义”，这同样被中国人理解为中国采取对美国的温和外交政策的一大胜利。美国“接触论”也在美国广大公众与政界甚得人心。虽然，中美之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没有具体明确的内涵，但这种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中美双方对对方的温和方针成为两国外交的主流倾向。是时，可以说是自1989年之后中美关系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只要没有信任危机，以上种种不稳定因素虽然会使中美关系不断受到挑战，但却基本上不会使双方温和的关系发生重大的逆转。一般而言，中美关系中确实存在着通过相互合作达到利益互补与双赢的真实动力。虽然这种以务实互利为基础的互动过程，使双方的对峙完全化解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没有发生重大的国际事件，中美之间的上述矛盾可以得到有效地控制。二．中美关系中的政治文化矛盾科索沃危机本身与中国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具体的关联，甚至与美国的直接具体利益关系也并不大。然而，恰恰是这场发生在欧洲巴尔干地区的区域冲突，却使业已改善的中美关系急转直下陷入一场巨大危机，其原因何在？单纯的现实国家利益分析不能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必须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另一个更深层的领域，即政治文化与政治观念领域。这里指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即一个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对政治的反应态度模式以及支配人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政治思维定势。对于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民族在某一特定情况下会如此看问题，会如此作出判断并采取政治行动。事实上，前面所述中美之间近20年来的渐进温和化趋势，是在双方政治文化差异受到掩蔽的情况下，单纯由于利益上的相互吸引而形成的。中美双边关系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那就是双方的政治文化差异。而发生在1998年的巴尔干危机，则使这种原来就存在的政治文化与理念差异以超乎寻常的方式突显出来。中美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表现在，就美国一方而言，美国政治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以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或“人权原教旨主义”，美国的民族性中存在着强烈的新教文化因素。这种政治文化源远流长。从白种人的负担到以自由民主的理念与理想来“解救全人类”。这种人权自由干预主义对于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来说确实是出于真诚，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少数富人对外扩张的自私的贪欲。这种美国政治文化十分特殊，其中有自以为是的堂吉诃德式的救世热情，以自由人权为基础的道德优越感，一种希望其他民族分享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普世价值的道德信念，但又对别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无知而又自信。美国对国际事务采取干预主义的倾向，既与美国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有关，也与这种美国价值有密切关联。而冷战结束以后，制约美国国际行为的另一极的消失，美国国力的空前膨胀，都使这种新干预主义得以在世界事务中长驱直入，更使这种政治文化中的人权观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就中国一方而言，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又存在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一个是强烈的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倾向，与其他民族相比，这种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种深层的“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更具体地说，中国人对国际局势可能造成的对中国利益的损害，保持着一种相当强烈的敏感，一种直接的、即时的对近代民族苦难的联想与追忆，并很容易经由这种联想的“受害意识”与“危机意识”而形成群体性的激烈的反应。由于西方人没有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体验，因而往往对此种心理难以理解。一般而言，第三世界的国家知识分子与发达国家知识分子相比，对本国过去受强权欺凌的历史，记忆十分深刻，并对西方有一种高度的敏感与不信任心理，均与此种心态有关。其次，是主权高于人权的价值观。中国近代以来是一个不断由于被迫失去主权而遭受外族侵凌的国家，这就使中国人对“主权”保持着高度珍视的社会价值理念。“没有主权就无所谓人权”的观念之所以被中国当代政治家与相当一些知识分子接受，正是以中国人的近代历史感受为基础的。另外，中国人中的这种集体人权观又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强烈的集权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对人们深层的影响力有关。中国人近代的苦痛的历史经验使之对“主权”还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理解，那就是主权被化约为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权”。人们认为，体现国家利益的“集体人权”远高于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体人权。这种政治文化就使中国人很容易从美国以个体人权为本位的国际干预中，激发起民族受难经历的历史联想。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中国还存在着分离主义势力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的威胁问题；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台湾独立问题，西藏独立问题与新疆民族分离主义，这些在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看来都是威胁中国内部统一的“心腹之患”。而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化中的“大一统”价值取向，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生死相关的不可妥协的原则问题。这样，美国受人权原则在国际事务中作出的选择与干预行动，就会十分容易引发中国人对自身心腹之患的担忧，并激活中国人深层的“受害者意识”。综而言之，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着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中美执政层共有的务实政治理念与政策可以掩盖但不能消除两种文化的差异与矛盾。当某种国际矛盾出现时，这种政治文化差异就会显性化，中美人士将会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文化来对这种国际冲突与事态作出根本不同的解读，从而引发严重的信任危机，形成与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中国一方面所作出的反应，则又会被美国的“原教旨”道德理想主义的强硬派势力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日渐强大起来的“专制中国”对西方人权理想与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加强美国原先已经存在的“遏制论”思潮。一旦出现这种对峙，由于中国与美国相比，在国力上处于弱势，这就使中国方面往往以相当激烈的、乃至强烈扩大声势的方式来作出反应。以此来警告美国不要越出双方之间形成的界线。而美国则对中国人这种极其微妙的政治心理不甚理解，对中国的此种激烈反应模式又会作出同样强硬的反应。潜在的矛盾极易引发公开的冲突。三．科索沃事件与中美信任危机的形成南斯拉夫危机出现，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并形成十年以来中美关系上最严重的危机，正是这一信任危机的特定情势下，不幸出现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事件，从而导致了中美之间严重的对峙。下面，本文将对这一互动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北约东扩与亚洲的TMD计划是引起中美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两件事情之间本身未必有内在的联系，但处于这两个联盟势力之间的中国，就会自然产生一种被包围的疑虑，产生一种仿佛受到南北两面“钳形攻势”的无形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之所以挥之不去，是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世界格局毕竟离冷战时代并不长远。如果西方人批评中国战略家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带有“冷战思维”，反过来，中国战略家也完全有理由回应：如何证明你们的北约东扩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新月形战略部署与中国无关？人们甚至进而可以认为TMD不但是出于冷战思维，而且还是出于冷战行动。应该说，中国自中美建交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出现的。在这种气氛下，南斯拉夫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科索沃危机局势的干预，则使这种中美关系进一步蒙上阴影。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历来就存在着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铁托逝世以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矛盾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恶性膨胀。科索沃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引起北约各国的深深忧虑。西欧各国视这一地区为欧洲安全所系，力求通过强烈的政治或军事干预来阻止事态的扩大。但他们本身缺乏足够的力量与领导核心。在北约的要求下，美国与北约各国则开始对南斯拉夫问题进行军事干预。应该承认，中国相当一些人士在对欧洲新出现的形势进行判断时，更多地是从北约与美国军事干预的先例可能对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产生的影响来考虑问题，人们更担心的是，如果美国可以以此为理由干预南国内政，那么他们也会以同样理由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事实上，美国自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理应对世界上的秩序稳定负有更大道义上的责任。一位美国学者曾分析指出，克林顿之所以积极干预科索沃危机，与他当年没有有效阻止卢旺达种族屠杀的悲剧而深感后悔有关。中国人之所以反应强烈，首先因为北约与美国抛开联合国直接干预南斯拉夫内政，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潜在的危害。使中国在安理会的位置与权利受到严重的忽略甚至严重的轻慢。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受到直接的损害。在中国看来，中国原先可以通过联合国中享有的否决权来维护自己的主权与利益，失去了联合国这道屏障，中国则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其次，北约以人权高于主权的道义理由来对国际事务进行干预，就会使人自然联想到，将来中国一旦因为中央政府打击台独势力、西藏与新疆、内蒙的独立努力，是不是会同样受到“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势力越过联合国来进行军事干预与战争制裁？中国对此类问题的担忧还在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决不会是一个孤立事件，从现今国际的大趋势来看，由于冷战结束，美国与西方势力不再受到另一极的制约，而使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力量失去平衡，天平将会不断向不利于中国的方面倾斜。中国的一些战略家的判断是，第一，美国与西方国家推行北约“全球化”的战略逐步成形，北约已经在中东欧、东南欧扩展了势力，下一步很可能在北非、中东或者中亚继续挺进。其次，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宗教问题本来就极为复杂，这种矛盾冲突本来就会因为冷战结束而更为强化，而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论”又可以为干预这种国际冲突提供了“人道”上的理由，并在这一理由下去谋求西方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国接受美国干预这一事实而不加反对，北约与美国对南斯拉夫的干预所提供的先例，将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军事干预行动，本身与中国问题无关，然而，却使中国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并使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要表现出最强硬的反对姿态，以阻止美国染指中国内部事务。美国与北约越是轰炸，就越引起中国“唇亡齿寒”意识，就越在舆论宣传上加大支持南斯拉夫抗美宣传的力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所提到的历来主张对美强硬的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在科索沃事件出现以后，其表现比政府更为强烈。民众对科索沃的复杂问题往往只能作简单化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以后激烈的反美情绪也有重要影响。四．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态与中国的反应正是在这种信任危机背景下，出现了1999年5月7日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对于这一突发事件，中国方面必须在短时间内作出判断并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而这一事件是在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严重的信任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不对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事态作出强烈的反应是不符合中国民族利益的。人们普遍认为，这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五七轰炸事件发生以后，中国不少有影响的政治分析家与学者均认为轰炸大使馆是美国有关当局背着北约策划的阴谋。中国人迅速地作出反应。美国轰炸中国使馆激活了隐藏于中国人内心深入的强烈的历史受害意识与危机感，5月9日，在全国各大城市发生了广泛的抗议美国悍然轰炸中国使馆的正义示威游行。以实际行动来保护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民众在示威活动中反应强烈，存在着非理性的、不可控的危险。亲自感受过当年民间自发运动的后果的政治高层，很快就意识到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不加控制，就有走向极端化的趋势，这会使政府对外开放的既定国策受到严重消极影响。中国方面的温和派学者与专家们意识到，民族主义这把火很可能引火烧身或者会使人去饮鸩止渴，对于追求政治稳定的政治家而言，这种机会主义的做法实在更具危险性。温和的理性的声音就越来越受到重视。大体上看，我们可以把这种温和的观点概括如下：一、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有的学者认为，首先，美国参加科索沃战争目标是“为了对付欧元崛起可能对美元构成威胁，并不是冲着中国来的。”其次，这场战事并不是在中国家门口，中国也无力阻止这场战争，中国目前最大的利益是超然于这场战争之外，中国充基量只是美国在未来的潜在对手。第三，在现阶段，由于美俄、美欧之间矛盾更为尖锐，美国目前并不想与中国搞坏关系，而且美国与中国之间在经济上是最具互补性的伙伴。切不可因小失大，使中国与俄国军事联盟，在世界性战争中成为当事国。二、对世界格局的判断。有的学者指出，美国一霸独强的局面已经是既成事实，其他力量中心对其进行制约的力量仍然有效地存在。美国虽然主导了整个科索沃战争过程，但它分别在做出轰炸决定以前、实施轰炸以前、以及在联合国通过政治解决方案以前这三个阶段，先后与欧洲大国、俄国、中国进行了磋商。美国对单独进行干预行为较为谨慎。由此可见，世界多极化仍然是基本趋势。基于以上两点得出的结论就应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领导人作出的两个基本判断仍然有效，一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有可能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时期来致力于国内建设；二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三、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目标差距并没有使两国失去共同利益。具体地说，一方面，美国要称霸世界，而中国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世界强国，而美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这两个国家的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并没有使两国之间失去共同利益。这表现在双方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其他方面的合作。用一位权威学者的话来说，“又有斗争、又有磨擦、又有合作与协调的这一格局并没有打破。”不同的只是中美之间的利益反差比过去更为尖锐。“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中美之间的暂时冷却好象不可避免。”四、中国不应作出过激的反应。中国与南斯拉夫不是同一档次的国家，中国无论从国家地位、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战略目标上，都是南斯拉夫不可比的。中美之间的力量实力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中国有更强的实力与自信来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过激的反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五、坚持改革开放，发展自己是最好的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只要真正强大起来了，美国拿中国就没有办法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就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中国人一方面要从科索沃危机中看到不利因素与严峻形势，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有利条件，增强紧迫感，保持冷静，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强国梦，是当务之急。六、以反对霸权为中国外交最高目标不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他们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客观实力上看，仅凭中国自己的力量难以消除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因此，在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上，中国应将有限的力量集中在与自己国家利益直接有关的问题上（指的是台湾问题）。不宜投入过多的精力到与中国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上去（指的是南斯拉夫民族冲突问题。）我们不能当国际反霸的领导。邓小平“不要当头”的外交思想目前仍然适用。以上这些谈话与文章中概括出来的观点，大体上反映了有影响的学者中的主流观点。中国政府从5月10日以后，一方面积极动员各种舆论批判美国的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则开始逐渐控制自发的民间反美民族主义。美国总统克林顿则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在各种场合对中国作出了七次以上的公开道歉，来主动修补中美关系，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使中国人意识到，美国对华态度并没有发生不利于中国的根本性的戏剧性变化。五．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激进化走向美机轰炸中国使馆是在1999年中美信任危机形成以后出现的事件。由于这一事件的突发性，中国人做出了强烈反应，具有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为了捍卫祖国尊严，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最强烈的抗议。民族主义浪潮以人们未曾意料的激烈方式在中国大陆兴起。这种激进刚愤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以下这几个特点，这些特点相结合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为封闭型的极端民族主义。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有警惕西方危害中国利益企图的积极的方面，然而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就往往成为支配人们对复杂问题作情绪化的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图解，并以此为基础的理解，以主观上的“危机感”作为对国际局势进行判断的根据。由于中国政府的理性与克制态度，此种自发的民族主义尚没有进一步发展。然而，今后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由于中美关系存在着潜在的不信任因素，由于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情绪已经形成，由于民族主义毕竟有其固有的引诱力，这些因素的结合，这种新民族主义通过上下相激的方式而走向激进化与极端化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刚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通过两种方式进而走向“闭关锁国论”。一种方式是，在刚性互动过程中，出于挨打的自卫反应，在受到强势对手压力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在缺乏有效的出击手段的情况下，自然会以自我封锁信息与经济交往的手段来实现“弱者”的自卫。另一种方式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文化中，极左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以闭关锁国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闭关自守的“自力更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八事件以后，据作者所了解，一些内省的中层官员与民众中就有不少人认为，“政府对北约轰炸的反应过于软弱。”他们甚至认为，“当下的当政者由于过于有求于美国，”因而失去了毛泽东对美国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战斗精神”。极端排外者们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所以不怕封锁。封锁十年二十年，中国就真正强大起来了。”这种小农式思想观念中实际上恰恰潜含着激活“自卫―锁国论”的传统机制。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这是因为，在建国以来的中国意识形态资源中，在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思维定势中，左派话语提供了大量现成的以封闭方式来申张强硬立场的推理方式、政治概念与口号。极左思潮与民族主义这两者之间相互结合的逻辑机制是，既然你把对方视为邪恶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对外开放就在逻辑上被视为接受“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就是自觉地接受“国际上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根据这一逻辑，为了避免被国际阶级敌人“腐蚀”，就必须以左的思想支配下的封闭自守来抗击“和平演变”。而这种闭关自守与信息封锁，产生的愚昧、落后与盲目，又进而成为极左思潮得以不断滋生的肥沃土壤。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美国强硬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的态度的反弹，并使美国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这种情况就会形成双方互动过程中的非理性的往往是机会主义者的强硬派得势，使双方务实的温和派受困。反过来将使任何理性解决问题的机会的出现可能性更为渺茫。在这种双方“鹰鹰相激，鸽鸽受困”恶性互动过程中，诉之于极端民族主义话语而如虎添翼的两国保守的人士，则可以渔翁得利。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与保持国际友好关系的外交格局，将因此而受到威胁。而美国的西方价值的原教旨主义者则会进一步为遏制中国制造理由。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去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不少前苏联国家，都存在着民族主义与反对经济改革的机会主义者结合，形成阻碍经济改革的政治势力。从近年来国际上民族主义的煽情作用往往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的大量事实来看，凡是煽起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好结果。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饱受西方侵害，从来就不缺乏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温床。如果亢奋的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并走向极端化，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左倾主义发家史，重演于本世纪初的中国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这是因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文化遗产中，有太多的东西已经成为中国人集体潜意识的构成部分，并将如同幽灵一样支配着国人，支配着具有大言高论的清流文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另一方面，一个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矛盾的复杂性与尖锐性，使人们需要太多的渠道来加以宣泄，而刚愤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则无疑为非理性的宣泄提供了最为“安全”的突破口。极端民族主义引向闭关锁国的历史选择，老左派的进一步死灰复燃，均有可能使这个历史上不幸的民族再次失去现代化方向，因为“救亡”的符号将高于一切，无论是真救亡还是假救亡，都足以摧毁一切启蒙。并经由这种对启蒙、开放与稳健的理性思维的摧毁，进而走向反文明经验的非理性主义。对于中国这个有着民众中的义和团排外情绪与保守顽冥权贵结合的政治传统的民族，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六．结语从科索沃危机引发的中美关系的一场深刻危机，显示了中美双方政治文化上重大差异与张力，在特殊条件下对事态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如前所述，美国以个人主义的新教文化为基础的“人权原教旨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集体本位论与集体人权观的冲突，会不断地加大双方互动过程中的裂痕。中国人很容易从美国以个体人权为本位的国际干预中，激发起民族受难经历的历史联想与心理深层的“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在这种互信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在中国受到突然冲击时，便会形成群体性的激烈的反应。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方面对中国人这种极其微妙的政治心理不甚理解，中国方面所作出的强烈反应，则又会被美国的“原教旨”道德理想主义的强硬派势力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日渐强大起来的“专制中国”对西方人权理想与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加强美国原先已经存在的主张对中国强硬的“遏制论”思潮，对中国的此种激烈反应模式又会作出同样强硬的反应。潜在的矛盾极易引发公开的冲突。从科索沃危机中美关系的互动过程可以看到，在没有发生重大国际事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温和对外对策，与美国坚持的务实的对华外交政策的温和派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中国务实的执政层对激进民族主义可能对政治稳定的冲击存在着警惕、担忧与防范，这些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向极端发展。然而，在面对重大国际事态的情况下，由于美国与中国之间客观上存在的政治文化差异，并在一定条件下会引发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一旦形成，就会使双方持强硬立场的人们产生互激性反应。鹰鹰互动进一步强化双方的对立。问题就会相当复杂多变。可以断言，在二十一世纪前期，中美双方的政治文化因素与彼此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将会继续对两国关系产生重大持久的影响。自小布什上台主政以来，美国以对华政策的强硬派又进一步崛起，布什以亲日本为基础的新亚洲外交政策，坚持发展反导弹防御系统NMD，无疑将升高华盛顿与北京的严重紧张对立关系；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中美互信关系受到挑战的条件下，中美政治文化因素之间的张力，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两国关系产生新的重大影响？中美关系是出现良性互动还是恶性循环？这无疑值得的中美学者与政治学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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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产在望不等于丰收在握国务院希望各地再接再厉夺取夏粮丰收(4)内容: 新华社济南５月２３日电（记者业华玉）国务院副秘书长李昌安今天在全国“三夏”现场会议上说，丰产在望不等于丰收在握，国务院希望各地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一定要再接再厉，加强小麦后期管理，切实做好抵抗各种自然灾害的思想和物资准备，坚决夺取夏粮丰收，为国家政治、经济稳定作出贡献。李昌安受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委托赶来德州市参加会议，并代表国务院向与会的各位代表和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干部、科技人员和农民表示慰问。李昌安说，当前制约夏粮最终丰收的因素还很多，前几天黄淮地区降了暴雨，病虫害发展很快，一些地方小麦大片倒伏。麦收前的半个月内，干热风、病虫害、洪涝风雹和倒伏、青枯这几种灾害随时都可能影响收成。国务院希望各地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在麦收前这段关键时期，要切切实实做好工作，万不可功亏一篑。在谈到与会代表反映强烈的“卖粮难”问题时，李昌安说，“卖粮难”问题的出现绝对不是供大于求，而是产后一些环节上的障碍因素造成的。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夏收到来之前，国务院已专门开会研究夏粮收购问题，并决定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收购，以切实把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粮食收起来。同时，也希望各地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都要齐心协力，顾全大局，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农业部长何康主持了今天的会议。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也在会上讲了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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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526 【原文出处】农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219 【原刊页号】⑶ 【分 类 号】F22 【分 类 名】乡镇企业与农场管理 【 作 者 】刘少雄 【复印期号】199703 【 标 题 】乡镇企业与农业良性互动关系的特征分析 【 正 文 】 发展乡镇企业是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实现农村经济起飞、早日奔小康目标的主要途径，因而，各地都在大力投入乡镇企业建设之中。实践证明大部分地方兴办乡镇企业确实收到了明显的实效，但也有不成功的，然而，大凡成功者都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正确处理好当地的农业与乡镇企业的协调发展，从而使这两者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关系。农业与乡镇企业的良性互动关系实质就是优化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动态结构，这是加速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农业与乡镇企业的良性互动关系作一些研究。所谓乡镇企业与农业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指乡镇企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反过来也可以推动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在彼此发展的基础上再去促进相互间的推动效应，从而形成互补互动的关系，最终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以带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的良性互动关系总的说来具有以下的特征：（一）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是以乡镇企业和农业各自都有发展的互利互补关系为前提条件。农业虽说需要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推动，但农业的发展是不能完全和长期依赖乡镇企业的，如果农业的发展仅靠乡镇企业和其他产业的支援，那么，农业的潜力就不可能被充分的挖掘出来；同样，乡镇企业虽说脱胎于农业，它的原料、设备的投资等大部分来自于农业，但是，它的发展也是不可以长期依赖于农业的发展，否则将会更大地增加农民的负担，只有两者都能得到发展，才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的基础，才不致于导致农村经济的片面性和单一性，才能更有效地对各种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使之达到优化配置，把人口向土地要效益扩展为人口向空间要效益。（二）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是一个长期作用的过程，这一良性互动最终将导致乡镇企业与农业的分离。因为，乡镇企业和农业各自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取得的，它们都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又在彼此的发展的过程中总有一些不科学的地方需要去研究，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需要进行调整，因此，这种在彼此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乡镇企业和农业的良性互动关系也会从不合理到合理，也有一个长时期的调整、适应，再调整、再适应的过程。当乡镇企业和农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乡镇企业和农业的联系除了将各种生产要素作为商品互相交换的市场联系之外，就再没有过多的非等价交换性的各种负面影响，各种资源可以在乡镇企业和农业之间自由的流动，最终导致一个地区的农业无法满足本地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使得乡镇企业已脱离原有意义上的依托本地农业的特性，成为跨地区、跨行业的新兴部门。产业结构也将随着乡镇企业和农业的发展，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进行自我调整，使农村的产业结构更为合理化、科学化。（三）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是以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为基础，同时，它又是农村经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基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的发展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样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就在于加大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运用，只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乘数效应，才能使农业和乡镇企业在较短的时期内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而科学技术在农业和乡镇企业中的广泛应用，正好可以使农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因此，科学技术在农业和乡镇企业中的运用是农村经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前提和基础。（四）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具有很大的风险性。一是，乡镇企业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农业和农村中的积累资金，乡镇企业的兴办必然会导致农业资金投入量的相对减少，如果乡镇企业与农业之间的这种良性关系处理不好，兴办乡镇企业有可能削弱农业的生产，拖累农村经济，使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甚至会导致农村中一部分人暴富，一部分人却还不能脱贫；二是，乡镇企业的产品直接输入市场，由于价格机制、市场竞争等原因，使得乡镇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比直接的农业产品的价格更不稳定些。因为，乡镇企业如果是加工农产品，那么，它既要承担市场对农产品的风险，又要承担市场对工业品的风险，因此，乡镇企业的产品的价格受市场的影响大些，相应的风险性也更大。所以，在注意到这种良性互动的同时，一定要注重市场、环境及其它各种因素的分析，如果对这些因素分析不够，就有可能致使良性互动关系被破坏，这样，将不仅导致乡镇企业产品的积压，利益的下降，甚至有可能出现生产的萎缩。通过对乡镇企业和农业良性互动关系特性的分析可知：一、乡镇企业和农业之间并不是相排斥的关系，那种轻农业重乡镇企业和放弃农业生产专门去追求乡镇企业发展的思想要扭转，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一定要考虑到优化其产品结构，为日后农村经济更好的发展创造好的条件，切不可只顾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导致农村产业结构的恶化；二、必须加大科学技术在乡镇企业和农业中的运用力度，充分挖掘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潜力，增加物化劳动，减少活劳动，降低成本，使农业生产形成规模，使乡镇企业顺利的向现代化公司过渡；三、必须保证资金在乡镇企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中的合理分配，提高农村现有资金整体的有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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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机与应用MICROCOMPUTER & ITS APPLICATIONS2000 Vol.19 No.6 P.25-28从体系结构论Windows NT和Novell IntranetWare的安全性策略彭红摘要：从体系结构的角度分析了Windows NT和IntranetWare在网络客户机、网络文件服务器和网络企业级应用服务器方面的安全结构和特性。关键词：体系结构 安全性 Windows NT IntranetWare 网络平台随着Internet技术的迅速发展，基于Internet和Intranet的计算环境也在不断增多，选择一个网络平台时有许多较迫切的要求需要考虑。因此，当今网络操作系统平台不仅应提供文件和打印资源共享，而且要有同后台应用服务器相互作用的前台应用主机以及具有可伸缩性、可靠性、高性能和安全性的工作站服务。尽管安全性仅是在选择Intranet平台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但它却日益重要。Windows NT4.0和Novell IntranetWare 4.11是目前较流行和使用较广泛的网络操作平台。本文从体系结构入手，分析Windows NT和IntranetWare操作系统的安全性体系和特性。1 体系结构1.1 Windows NTWindows NT是一个多用途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它除文件和打印机共享服务外，还提供应用和通信服务。Windows NT服务器和Windows NT工作站具有相同的安全体系结构和一组类似的安全特征，如图1所示。因此，基于Windows NT工作站和服务器的网络是一个对等网络，一般来说，服务器上有效的功能对客户机同样有效。图1 Windows NT网络体系结构Windows NT提供全分布式安全模式，在此模式下，每个用户或进程必须验证，且每个对象能够使用访问控制进行自身保护。Windows NT核心确保仅允许通过验证的用户能使用自己所具有的权力和特权来访问对象，应用程序使用Windows NT提供的安全服务完成认证访问。用户无论是获得本地资源还是远程资源的访问，验证和存取控制均为无缝的和透明的。类似地，工作站和服务器端均能审核系统事件。1.2 IntranetWare如图2所示，IntranetWare体系结构是一个明确的客户机／服务器模式，即客户端向服务器发出请求，服务器完成这些请求后对客户机返回结果。IntranetWare的设计思想是客户机和服务器均作为物理上独立的机器。执行这种体系结构时，应用程序典型地运行在客户机上，而服务器允许这些应用安全地共享文件和打印机资源，服务器上并不运行应用程序。因此，该结构非常适合需要多个客户共享文件和打印机资源的模式。图2 IntranetWare体系结构由于IntranetWare仅在服务器而不在客户工作站上运行，因此，服务器提供的功能通常与客户机上的不一样，客户端所具有的安全性功能将依赖于所选择的客户工作站。2 网络客户工作站体系结构典型的客户平台上运行的应用需要共享网络中由服务器控制的数据和资源，这些应用需要相互保护并能保护自身的数据，因此，安全核心必须与这些应用隔开以预防错误或蓄意的程序破坏操作系统或攻击安全机制。此外，客户机有责任通过接收用户的口令来识别和认证用户，并使用该口令登录到工作站和服务器上，当客户机存储口令并将其传送到服务器时，应保护它免遭破坏。为了检测或恢复非法入侵，管理员应能够审核客户机上包括诸如启动和停止进程等事件的所有活动的能力，因为网络攻击很少仅攻击1个网络组件。为了把与攻击有关的事件拼合在一起，管理员应能复验所有组件的审核跟踪，这就要求每个网络组件的审核跟踪具有一致性。事实上，客户工作站需要多用途操作系统的所有功能和整套安全机制。2.1 Windows NT实际上，Windows NT工作站使用与Windows NT服务器一样的平台和软件。因此，它提供一组相似的安全性能，即用户在获得对系统资源的任何访问之前需被识别和认证，其后访问资源则通过访问控制表来控制。此控制表指出了那些用户可以访问那些对象以及是什么类型的访问，每次访问是可审核的，且审核记录总包含唯一的用户标识。Windows NT工作站允许非授权应用运行而不破坏操作系统或其它应用软件。这是因为程序被限制在仅能访问自己的地址空间，且不能获得对操作系统或其它应用的数据或代码进行处理的权限。操作系统位于应用程序不能进入的单独执行域中，当应用需要调用操作系统服务时，它使用明确的程序设计界面发出请求，这些界面允许操作系统控制用户对系统服务的接收访问。Windows NT工作站也需要与服务器进行安全通信，安全通道功能由分布式安全组件目标模型和安全Socket层提供。2.2 IntranetWareIntranetWare是一个不包括客户软件的服务器操作系统，Novell公司也没提供客户操作系统。因此，IntranetWare网络集成商有责任选择或开发一个合适的安全客户软件。Novell公司已公布了选择设计一个安全客户的报告。设计自己的安全工作站软件与IntranetWare网络通信是一件较困难的事，因为按以前的规定，工作站应能完成用户验证、保护口令、提供有关客户资源的访问控制、保护核心安全、预防应用程序相互干扰和完成审核。在Novell发布的白皮书中，介绍了几种可选择的体系结构，一些是基于降低工作站自身的安全性功能，而另一些则是把专用硬件添加到工作站中，还有一种方法建议通过修改Intel体系结构来使工作站安全可靠。3 文件服务器体系结构文件服务器允许客户工作站上应用程序共享服务器控制的文件和打印机资源，为此，它要求能用完全访问控制系统保护这些资源，同时也要求是一个能检测和跟踪企图入侵系统的审核设备。由于验证用户的口令通常存储在服务器上，因此，当服务器上存储的口令通过通信线路传送时，也应能提供保护以防网络攻击。以下简述一个文件服务器的关键性安全要求，并从二个平台的角度对每种要求进行描述。3.1 认 证3.1.1 Windows NTWindows NT使用加密技术保护服务器上传送和存储的口令，它总是要求认证用户。NT服务器能配置成限制网络连接，也能设置为限制用户使用专门的帐号、在指定时间里登录；NT引入安全注意顺序(对登录处理的信任路径)的概念，从而确保了特洛伊木马形式的黑客渗透。基于NT的系统能被锁住，使得用户不能从控制台关机。为取消启动时选择操作系统，引导顺序也能设置为总是从硬盘启动。3.1.2 IntranetWareIntranetWare口令也使用加密技术进行保护，但它不要求用户在服务器控制台上识别或认证，因此，访问IntranetWare服务器控制台的任何用户均可发命令，这意味着IntranetWare服务器需要的物理保护比Windows NT那样的认证服务器要多得多，因为控制台命令可用来重新配置服务器、禁止网络连接或完全关闭网络。IntranetWare也能设置成限制用户使用专门的帐号和工作站在特定的时间里登录。3.2 存取控制3.2.1 Windows NTWindows NT通过对象服务器控制提供存取控制，用户能指定其它用户或用户组读、写或修改系统对象。在Windows NT中，每个受保护的对象由相同类型的结构来描述，对象的存取使用相同的存取控制机制。这种方法具有高可靠性，且存取所有受保护的对象均使用独立的存取控制机制来实现。3.2.2 IntranetWareIntranetWare也通过对象服务器控制来提供存取控制，用户能指定其它用户或用户组读、写或修改对象。IntranetWare存在二种主要类型的对象――NetWare或Novell目录服务对象和文件系统对象，每种对象使用不同的存取控制机制来控制存取，这种方法结构上不太可靠。3.3 审 核3.3.1 Windows NTWindows NT的审核记录在客户机和服务器中是一样的，并能在任何客户端或服务器上使用基于GUI的事件查看器在本地浏览审核记录，存取审核记录由DAC存取控制表机制控制。3.3.2 IntranetWare尽管Windows NT和IntranetWare都需要物理保护，但由于服务器控制台完全依赖物理保护而使IntranetWare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能够获得控制台物理存取的任何人均可发出任何控制台命令而无需认证，所以，审核系统不能记录发出命令的每个用户。IntranetWare中处理IntranetWare服务器的审核跟踪没有基于服务器的工具，因此审核器使用基于客户机的工具（例如AUDITCON）来代替，以便查看审核跟踪和显示所选择的审核事件。AUDITCON工具是基于命令行的，要求具有专门的命令知识，所以管理员的培训要比基于GUI工具的培训要求高得多。IntranetWare中存取审核记录由任意的存取控制表机制来控制。3.4 安全性分区3.4.1 Windows NTWindows NT把操作系统放在核心方式执行域中，用户在用户方式下运行，用户软件不能获得对核心方式的存取。3.4.2 IntranetWare由于IntranetWare中用户应用程序在客户机而非服务器上运行，因此服务器操作系统实际上已被划分成二个完全独立的系统。IntranetWare文件服务体系结构用牺牲灵活性来最大限度地增加保护措施，因为多个用户（例如Web服务器）共享的后台应用程序不能安全地在服务器上运行。4 企业级应用服务器体系结构应用服务器体系结构包括下列特性：(1)通过执行和实施安全性分区来保护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2)使用分级控制，尽可能少地把操作系统特权分配给用户，以便让风险降到最低。(3)应用开发者使用开发工具把现有操作系统的安全性功能加入到应用中以扩展受托边界。4.1 安全性分区许多最有效的电脑黑客渗透是把可执行代码插入到目标系统中实现的，例如特洛伊木马、病毒或蠕虫，一旦它们在服务器上运行，攻击代码经常能获取足够多的特权来存取口令、敏感数据，甚至降低整个系统的性能。因此，服务器操作系统应具有通过实施安全分区来保护自身及其它应用以免遭错误或恶意程序破坏的能力。4.1.1 Windows NTWindows NT体系结构把系统划分成2个独立的地址空间――核心空间和用户空间。应用程序在用户空间运行，不能直接访问核心空间的数据或代码，所有用户请求通过定义明确的界面汇集到操作系统。如果由于出错而使应用中断，则操作系统不会受到影响，程序不能破坏操作系统或其它应用程序。口令和其它敏感数据仅在受保护的核心空间维护。4.1.2 IntranetWare尽管IntranetWare在作为一个文件服务器时提供了较好的安全性(因为应用程序仅运行在客户工作站上)，但作为安全的企业级服务器是不可取的，这并不因为安全机制不合适，而是传统的体系结构没考虑到主机应用。IntranetWare最大的问题是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共享相同的地址空间，而事实上应用程序并不一定打算在服务器上运行，与Windows NT不同，IntranetWare上的主机应用程序可作为设备驱动器进行查看，因此，本质上，它们变成了操作系统的一部分，其明显的含义是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具有完全相同的权限。安全分区的缺陷意味着恶意的程序能破坏或入侵系统处理的任何安全机制，从而损害系统试图保护的数据。相同原因，应用程序易受其它应用的攻击，因为所有应用程序共享相同的地址空间。基于此情况，国际计算机安全中心在对照C2级安全性要求评估IntranetWare 4.11后，发布了限制性声明，即“Netware 4.11服务器不包含和不支持不信任的软件”，因此，IntranetWare仅满足服务器上不运行应用时的C2级安全性要求。4.2 特权控制安全系统的一个重要设计目标是要为给定的应用程序提供有限的操作系统特权，即限制特权。这个概念以Unix系统中的root特权这样的反例来说明，即具有root特权的用户或程序能完成特许硬件指令、修改任何地址空间、访问和修改任何有效文件以及在系统上做任何事情，但程序几乎很少需要这么多的权限。因此，限制应用所带特权的系统在执行时更安全且不致于滥用和出错。而对于在系统上运行且无受限特权的应用程序，为了完成它们要求的活动，经常给予多余的许可，这样的环境经常导致特权滥用。4.2.1 Windows NTWindows NT通过下列机制实现特权限制：(1)划分核心和用户域，在用户域有限的地址空间中运行应用程序。(2)应用程序能在特定的用户帐号下运行，在此情况下，仅仅该帐号所具有的权限对程序有效。(3)特权允许应用程序使用一个特殊用户或组的特权运行，用户或组特权能由系统管理员控制。(4)安全模式允许应用程序模仿客户机访问服务器上的资源，这个特性确保了应用只具有特殊客户的特权和权力。这些操作系统特性通过应用程序所拥有的系统特权来提供分级控制，因此，一个应用程序仅需获得完成自己功能所需要的特权，从而避免了恶意程序导致的破坏。4.2.2 IntranetWareIntranetWare没有受限特权的任何概念，因为文件服务器体系结构不允许划分服务器上的特权，所有处理有相同的特权且访问相同的指令，这意味着即使最简单的应用程序也有全部核心特权。4.3 可扩充性1台应用服务器是作为诸如Web和数据库服务器的各种企业级应用的主机，它应该提供前面所描述的全部操作系统服务和安全性功能。作为企业级服务器还应为软件开发者把服务器功能集成到应用中提供相应机制，这对安全性尤为重要。因为应用程序的安全性功能越多，它们结合得就越紧密，从这方面来讲，安全性将遍及整个系统，而不仅仅在底层操作系统上。当应用程序在所有地方使用评估操作系统机制即受限安全性机制时，系统集成商可获得较高层次的保证，而开发者把已存在的机制结合到应用程序代码中实际上就扩展了安全性范围。此外，当应用程序使用操作系统的安全性输出特性时，操作系统中央管理能确保执行一个有效的安全性策略。4.3.1 Windows NT当在Intranet或Internet上开发应用程序时，重要的一点是操作系统应尽可能多地提供程序所需要的安全性功能。在这方面，NT操作系统能提供已评估、测试和已证明可正常工作的一组统一的安全性功能。Windows NT的输出服务可提供扩展性、灵活性和统一性，软件开发者能调用API来完成用户认证、对目标的访问控制检查和与其它服务器进行通信的安全性认证，把此安全性功能集成到应用程序中的能力使得安全性解决方案更健壮、更透彻，开发者不需要产生它们自己的安全性机制。Windows NT中对软件开发者有效的一些安全机制包括：SSPI(Security Support Provider Interface)、GINA(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and Authentication)、认证RPC、访问控制和密码系统服务等。4.3.2 IntranetWareIntranetWare向运行应用程序的客户端提供服务，因此，安全性服务不提供给服务器上的应用程序。5 结束语IntranetWare对文件和打印服务器要求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安全解决方案，但在企业级网络环境中，由于文件服务器体系结构没有变而受到限制；同时，由于IntranetWare要求独立的安全客户工作站、服务器上无力支持后台应用的安全性主机以及整个安全模式缺乏统一性而使其对于非常注重安全性的企业级网络平台很不适宜。Windows NT不仅提供了安全的文件和打印服务，还提供了1组对Windows NT工作站和服务器均有效的统一的安全特性和1套包括把密码功能与应用程序结合起来的安全性功能，因此，对等体系结构的灵活性、认证、审核、安全性分区和管理能力，使得Windows NT成为安全性网络环境的极佳解决方案。从NCSC完成的目前通用评估结果来看，Windows NT将是唯一提供了全部C2级安全性的网络系统，这些特性使得Windows NT成为现代企业级网络的可选平台。彭红（武汉中南财经大学网络中心430064）1999-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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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机与应用MICROCOMPUTER & ITS APPLICATIONS2000 Vol.19 No.4 P.10-11Matlab和Visual C++接口中编译环境的配置李江红 田涛摘 要： Ｍａｔｌａｂ语言以及Ｍａｔｌａｂ和Ｃ接口的３种方式，分析了采用接口方式ｃ时，Ｍａｔｌａｂ和Ｖｉｓｕａｌ Ｃ＋＋接口在各种编译方式下编译环境的设置方法，为用户扩展Ｍａｔｌａｂ的应用范围、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关键词： Ｍａｔｌａｂ语言 Ｖｉｓｕａｌ Ｃ＋＋接口Matlab是美国MathWorks公司推出的一种以矩阵为基本编程单位的高效数值计算语言，是一个集科学计算、图像处理、声音处理于一体的高度集成系统。Matlab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Windows图形界面设计方法，使用户能够在利用其强大数值计算功能的同时设计出友好的图形界面。在编程效率、可读性、可移植性和可扩充性上，Matlab远远优于其它高级编程语言。由于利用Matlab能够设计出功能强大、界面优美、性能稳定的高质量程序，它受到了越来越多用户的欢迎，成为了当今国际上最流行的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的软件。然而作为一种以解释方式运行的高级计算机语言，Matlab程序的执行效率较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MathWorks公司提供了Matlab和C的接口，通过接口，用户就能在C程序中调用Matlab中的函数，从而实现既能拥有Matlab强大的数值计算功能又能享受高度执行效率的愿望[2]。MathWorks公司提供的Matlab和C的接口方式共有3种：(1)将Matlab程序编译成MEX文件、C或C＋＋文件；(2)在C、C＋＋程序中利用Matlab Engine调用Matlab函数；(3)在C、C＋＋程序中利用Matlab C Math Library或Matlab C＋＋ Math Library调用Matlab函数。其中通过方式(1)、(2)生成的程序只有在安装了Matlab系统上才能正常运行，而由方式(3)生成的程序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它能够以独立执行程序的形式运行，即使在客户没有安装Matlab系统下。方式(3)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利用Matlab中丰富的图形句柄处理函数，但是对于Visual C＋＋等开发工具而言，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方式(3)是实现功能和效率兼顾的最好接口方法。因此通过Matlab和C＋＋的接口，用户就可以编写C＋＋源程序，在程序中调用Matlab中的函数。但是要想顺利地将C＋＋源程序编译成可执行程序，只有在正确地设置C＋＋的编译环境后才能完成。笔者在基于Visual C＋＋开发一个计算机监控系统的过程中，为了利用Matlab提供的强大数值计算和处理功能，通过接口方式(3)调用了Matlab C＋＋ Math Library中的函数。下面就以Visual C＋＋ 6．0为例对编译环境的设置方法进行详细介绍。1 Matlab和Visual C＋＋接口中编译环境的配置对于通过接口方式（3）调用Matlab C＋＋ Math Library中函数的Visual C＋＋源程序，将它编译成可执行程序共有2种方法。一种是命令行形式，另一种是通过Visual C＋＋集成开发环境，下面针对这2种方式分别介绍它们的编译环境配置。为方便起见，设待编译的C＋＋源程序文件为FileName．cpp；MATLAB是系统安装Matlab的目录，该目录的特征是它的子目录bin中至少含有matlab．exe、medit．exe、mbuild．exe等文件。1．命令行方式在DOS环境下，命令mbuild FileName．cpp将把FileName．cpp编译成可执行文件FileName．exe。但是在编译之前必须通过命令mbuild －setup正确地配置编译环境参数。系统在执行mbuild －setup的过程中将向用户提出一些问题，用户必须根据自己具体的情况作出相应的答复。但是目前Matlab只支持对Visual C＋＋ 4．2，Visual C＋＋ 5．0通过mbuild －setup配置编译环境参数，而且一些用户在配置过程中可能因为不理解系统的提示而作出错误的选择，从而为正确配置编译环境参数带来一些困难。实际上通过命令mbuild －setup配置的编译环境参数保留在目录MATLAB中的compopts．bat文件中。只要用户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设置该文件General parameters中的环境变量MSVC＿ROOT，MSVCDir和MSDevDir，就能不依赖mbuild －setup也能正确地配置编译环境。MSVC＿ROOT是系统安装Visual C＋＋目录的路径，该目录的特征是VC（对于Visual C＋＋4．2、5．0）或VC98（对于Visual C＋＋ 6．0）是它的子目录；MSVCDir是Visual C＋＋应用程序所在目录的路径，该目录的特征是其上级目录的路径就是MSVC＿ROOT，并且至少包含bin、include、lib、mfc等子目录。对于Visual C＋＋ 4．2、5．0它是VC；对于Visual C＋＋ 6．0它是VC98；MSDevDir是Visual C＋＋开发环境所在目录的路径，该目录的特征为gallary、template等是它的子目录。对于Visual C＋＋ 4．2、5．0它是SharedIDE；对于Visual C＋＋ 6．0它是Common＼MSDev98。实际上只要根据各个目录的特征就能正确配置这3个环境变量。例如对于Visual C＋＋ 6．0，笔者用notepad．exe打开compopts．bat后将上述3个环境变量设置为：set MSVC＿ROOT＝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set MSVCDir＝％MSVC＿ROOT％＼VC98set MSDevDir＝％MSVC＿ROOT％＼Common＼MSDev98其中的E：＼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是安装Visual C＋＋目录的路径。2．Visual C＋＋集成开发环境用命令行mbuild FileName．cpp编译执行程序具有速度快的优点，但是调试程序却极不方便。用Visual C＋＋集成开发环境编译、调试程序则没有这样的不便。因此集成开发环境常是首选的编译和调试应用程序的工具，而由mbuild －setup配置的编译环境在集成开发环境中没有任何作用，编译环境的配置只能在集成开发环境中完成。在集成开发环境中正式配置编译环境之前，首先必须完成Matlab中动态链接库的导入工作。在MATLAB＼extern＼include中存在libmx．def、libmatlb．def、libmmfile．def等定义文件，若在DOS环境中对它们执行命令：lib／def：文件名．def／out：文件名．lib ／machine：ix86将获得libmx．lib、libmatlb．lib、libmmfile．lib等新文件。再将这3个新文件拷贝到目录MATLAB＼extern＼lib中即可。下面以安装在E：＼Matlab＼的Matlab为例，介绍集成开发环境中编译环境配置的几个步骤。读者在配置时应根据自己的情况作相应的处理。（1）设置Matlab中头文件（．h）及动态链接库文件（．dll）的路径，由集成开发环境中菜单Tools→Options→Directories。在Directories的Show directories for栏中首先选择Include files，再在Directories栏中分别加入：E：＼Matlab＼extern＼include和E：＼Matlab＼extern＼include＼cpp；然后在Show directories for栏中选择Library files，再在Directories栏中分别加入E：＼Matlab＼bin、E：＼Matlab＼extern＼lib。（2）定义预处理宏MSVC、MSWIND。由集成开发环境中菜单Project→Settings…→C／C＋＋。在C／C＋＋的Category栏中选择Preprocessor，然后在出现的Preprocessor definition栏中加入MSVC、MSWIND。（3）设置运行时动态链接库。由集成开发环境中菜单Project→Settings…→C／C＋＋。在C／C＋＋的Category栏中选择Code Generation，然后在出现的Use run－time library栏中选择Multithreaded DLL。（4）在完成（1）、（2）、（3）之后，就可以建立WorkSpace了。不过在源程序中必须加上＃include“matlab．hpp”，并且在编译程序之前把libmx．lib、libmatlb．lib、libmatpm．lib和libmmfile．lib等文件添加到WorkSpace。方法是由集成开发环境中菜单Project→Add to Project→Files…。再在出现的Insert Files to Project对话框中从目录E：＼Matlab＼extern＼lib中选择上述文件后按OK键。2 总结在完成编译环境的配置后，就能将C＋＋源程序成功地编译成可执行程序了。为了使读者能够自己发现并解决编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下面介绍几条经验。（1）如果系统报告找不到文件，一般是path设置的问题。解决的方法是首先利用Windows的查找功能找到相应文件，再把该文件所在的目录加入到path。（2）编译过程中出现Link 2001号错误。产生该类错误的一般原因是没有把所需的形如*．lib的链接库文件加入到WorkSpace中。由于报告错误的同时给出了不能解析的函数名，因此应该根据函数名确定相应的lib文件。方法是利用Visual C＋＋所带的DumpBin．exe函数[3]，在DOS下执行命令：dumpbin／exports 文件名．dll ／out 用户文件．txt其中的dll文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选取。执行该命令后，用notepad．exe打开用户文件查看里面是否含有不能解析函数的名称。如果有，则在系统中查找和dll文件名称相同但文件类型为lib的文件，找到后将其加入WorkSpace即可。如果用户文件不含不能解析函数的名称，则再尝试其它dll文件。李江红(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Ａ９７０３２２０００３０)田涛(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Ａ９７０３２２０００３０)参考文献１，薛定宇．控制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ＭＡＴＬＡＢ语言及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ＭＡＴＬＡＢ Ｃ＋＋ Ｍａｔ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Ｕｓ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Ｔｈｅ Ｍａｔｈ－Ｗｏｒｋｓ Ｉｎｃ，１９９８３，Ｒｉｃｈｔｅｒ 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收稿日期：１９９９－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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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期 No.1 1999薄膜膜系计算的计算机程序设计马 前摘 要 根据膜堆的特征矩阵，求出单层膜的光学导纳，在单层膜的基础上，进行层层递推，叠加起来，求出膜堆的等效导纳，计算振幅反射系数，最后求出整个膜系的反射率、透射率。关键词 膜堆特征矩阵 振幅反射系数 光学导纳 反射率 透射率Computer Program Design of Calibrating Film System of Thin FilmMa QianAbstract The optical admittance of a single-layer film is derived from the characteristic matrix of the film pile.Based on the single-layer,recurring layer by layer,supercomposing one by one,deriving the equivalent admittance of the film pile and calculating the reflect coefficient of the amplitude,the reflectivity and transmissivity of hte whole film system is derived at last.Key words Characteristic matrix of film pile,Reflect coeffient of the amplitude,Optical admittance,Reflectivity,Transmissivity薄膜膜系是指由不同的材料的膜层与基底所构成的整体。当一束光入射到膜层的表面时，在每一层膜的表面，光都对它们发生作用。人们利用不同的材料沉积在不同的基底上，从而改变这种基底的物理化学性质。从光学的角度看来，改变沉积材料、基底材料和膜层的厚度，是一种改变材料光学性质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正是运用了这一方法来满足各种不同的透射率和反射率的要求。为了达到某种反射率和透射率，怎样确定沉积材料及厚度，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技术要求各不相同，如果对于每项技术要求都通过实验来确定膜系，无疑是人力物力的浪费。直接通过检测来了解膜层的光学性质是一种直观的手段,但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它不能反映出沉积过程中，各膜层之间叠加起来光学性质是怎样发生变化的，而且可靠性及准确性均不高。因为在实际操作中，来自于设备、仪表、环境及操作经验等因素的影响较多。单靠测量值往往不能反映出人为及环境产生的误差影响。在理论上，利用薄膜光学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任何层数薄膜的反射率及透射率。光波是一种电磁波，光波在界面上反映出的光学性质，是通过电磁波在介质中传播的普遍性质推导而来的。由麦克斯韦方程推导出光波入射到两个光学性质不同的介质界面上时，入射波、反射波及透射波的电矢量分别为E(i)＝E(i)0exp(i(ω(i)t－2πn0／λ.(Xsinθ0＋Zcosθ0)))E(r)＝E(r)0exp(i(ω(r)t－2πn0／λ.(αrX＋βrY＋γrZ)))E(t)＝E(t)1exp(i(ω(t)t－2πno／λ.(αtX＋βtY＋γtZ)))菲涅尔把电失量分解为振动方向平行于入射面与垂直于入射面的两个分量，即P分量和S分量两个方向的偏振光。实际上，光波在薄膜上的形状，是光波在分层介质的各个界面上菲涅尔系数相互叠加的结果。利用边界条件的连续性，考虑到相位因子，推导出光束在具有两种不同偏振状态的反射光和透射光能量公式E(r)0P＝E(r)0S＝E(t)1P＝E(t)1S＝(n0cosθt－n1cosθi)／(n1cosθi＋n0cosθt).E(i)0P(n0cosθi－n1cosθt)／(n0cosθi＋n1cosθt).E(i)0S2n1cosθi／(n1cosθi＋n0cosθt).E(i)0P2n0cosθi／(n0cosθi＋n1cosθt).E(i)0S单层膜的反射率公式为R＝r.r*＝(r21＋r22＋r1r2cos2δ)／(1＋r21r22＋2r1r2cos2δ)其中菲涅尔系数为r1＝ηP1＝ηS1＝r2＝η2＝ηS2＝(η0－η1)／(η0＋η1)n0／cosθin0.cosθi(η1－η2)／(η1＋η2)n1／cosθin1.cosθi把菲涅尔系数带入反射率公式得到R＝((η0－η2)2cos2δ1＋(η0η2／η1－η1)2.sin2δ1)／((η0＋η2)2cos2δ1＋(η0η2／η1－η1)2sin2δ1)其中位相差δ＝2π／λ.ndcosθi可见单层反射率、透射率取决于入射介质折射率、膜层材料折射率、基底材料折射率、入射角、膜层厚度、光波长及膜层数。两层以上的光学薄膜为多层膜，计算方法可以在单层膜的基础上加以推广，进行层层递推，求出整体膜系的计算结果。利用菲涅尔系数矩阵法来计算多层膜的分光特性，它的膜堆特征矩阵表示为膜堆的光学导纳Y为Y＝C／B＝(η2cosδ1＋iη1sinδ1)／(cosδ1＋iη2／(η1sinδ1))反射系数： r＝(η0－Y)／(η0＋Y)反射率： R＝r.r*透射率： T＝1－R计算程序是根据膜堆的特征矩阵基本公式编写的，求出一层界面上的等效导纳Y，再求出振幅反射系数，叠加起来，最后求出整个膜系的反射率。程序框图如图1所示。图1中,n0―入射介质(空气)折射率；ni―材料折射率，i＝1,…,K；θ0―空气中入射角；θi―各层介质中入射角，i＝1,…,K。图 1计算程序的使用，给计算薄膜的反射率和透射率带来了很大方便。随机给定七个参数，即,材料的高折射率、低折射率、基底折射率、膜层厚度、入射波长、入射角度、膜层数。从运算结果就可以看出反射率和透射率值。使用结果表明，理论值和实际测量值大约相差1％～5％;原因主要是操作控制和环境因素造成的，尽可能地排除各种因素带来的误差影响，提高操作的精度，使实际测量结果和理论值更加接近。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先把不同层数膜系的反射率和透射值算出来。在工作中，需要确定某一膜系时，查阅一下便能知道用什么材料、镀多少层合适。例如：有一要求镀反射、透射比为中性的分光镜，查出用硫化锌、氟化镁两种材料，镀四层合适，每层厚度为1／4波长。镀完后测试的结果，理想情况下和理论值差不多(考虑到玻璃吸收)；但有时出入比较大，原因是操作过程中误差影响造成的。主要是仪器、仪表的精度，施加电压、电流是否合适，材料纯度，工件表面清洁度，观察仪表读数的准确性，关闭挡板的速度等等。如果是棱镜，光束入射时要考虑角度。通过薄膜的光学计算来反映它的光学性质，是一种精确可靠的方法。它既能反映任何材料、任何层数的膜层相互叠加的结果，了解各层膜之间的变化规律，又能对实际操作起到一个从理论上指导和验证的作用。如果工艺操作中出现误差，马上能够显露出来;如果测量结果和理论值有一定的差距，在确定使用什么材料，镀多少层时，修改工艺方便，速度快，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精度，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保证产品更加可靠和完善。参考文献[1] 光学薄膜编写组.光学薄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2] (英)麦克劳德 H A著,周九林、尹树百译.光学薄膜技术.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7442 女 高级工程师 读者服务卡索引号:115作者单位: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北京市，1000951998-01-07收稿,1998-06-02收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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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行为规范教程》首期师资培训班在石家庄举行(4)内容: 新华社石家庄５月７日电（记者薛满堂、人民日报记者陈国琦）今天，为期１０天的我国《公务员行为规范教程》首期师资培训班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这次师资培训班是国家人事部为在我国推行公务员制度创造条件而举办的第一个师资培训班。来自华北、东北、西北等省、市、自治区和部分国家机关的人事教育部门的干部参加了这次培训班。国家人事部要求，通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开展行为规范的培训工作，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使各级各类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在政治行为、廉政行为、业务行为、保密行为、职业道德、语言行为、仪表举止、交际行为等方面逐步达到规范化的要求，以树立国家公务人员的良好形象。国家人事部副部长蒋冠庄在会上要求，全国各级人事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组织力量，认真搞好培训，提高公务人员的行政素质，卓有成效地履行职责，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经济等各项事业的稳步前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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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671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4 【原刊页号】139～155 【分 类 号】F7 【分 类 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近年来台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概况（续）（之二） 【 作 者 】谢美娥 【 正 文 】 以工业化的转换历程来看，有学者认为台湾现代工业的发展始自糖业，与日本、大陆发端于纺织业的事实相较，其本质相同，都是从转换旧普遍的旧式工业为新式工业开始。这是叶淑贞《台湾工业产出结构的演变：1912―1990》所强调的论点。该文又提到，日本统治时期工业产出结构变动缓慢，偏重轻工业或消费财工业。1930年代中期，台湾的工业几乎只是砂糖一业。但是与日本相比，台湾业相对于纺织业更具比较利益。基于此，叶淑贞认为，总督府发展新式糖业而未扶植纺织业的政策，不应视为殖民政策的缘故。（注：所谓工业化的转换历程，系就工业产出结构的演变来看，其特色为：工业化初期多呈现轻工业或消费财工业较重的形态，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这两个部门的比重不断下降，而重工业或资本财工业的比重则持续上升，乃至呈现偏重重工业或资本财工业形态。此外，许多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多从纺织业进入工业化道路，见《经济论文丛刊》24.2（1996）:227―274。至于纺织业， 台湾不产棉亦不产石油，日本统治时期的纺织业没有什么发展，所见只有以麻纤维为主的制品，见林忠正，《台湾近百年的产业发展――以纺织业为例》，《台湾近百年史论文集》，（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6年），页469―504，本编另题名为《台湾纺织工业发展政策之研究》，刊于《台湾风物》45.3（1995.9）:121―172。）在新式工业方面，日本统治时期的电力事业（含电灯）有相当的发展。电灯推广之初，用电价格比日本各大城市便宜，整个日治时期电灯的普及率也高达35―40％。吴政宪《繁星点点――近代台湾电灯发展初探》、《日据时期台湾的电力建设（1895―1945）》及《“油灯、瓦斯灯、电灯”――近代台湾照明工具之变迁（1860―1920）》三文，叙述极详。据其研究，电力建设虽始于刘铭传推行洋务新政之时，但落实电力建设则是从日治时期开始。日本统治初期总督府公营电力的供电能力有限，部分地区开放民营。1919年“国策会社”性质的台湾电力式会社（今台电前身）成立，资本最雄厚，技术亦最成熟，逐渐合并其他电业公司。此外，从供电结构来看，日治前期供电以商业、官厅、米、糖、水利灌溉等对象为主，后期因应战争的整备，改以金属工业，军需工业为主，其电力规划与应用实跟随日本国内的需要而调整。（注：《台湾历史学会通讯》7（1989.9）:21―32，《台湾风物》46.3（1996.9）:219―254、48.4（1998.12）:51―90、49.1（1999.3）:17―50。此三文皆为著者硕士论文《日据时期台湾的电灯发展（1895―1945）》（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的一部分。另外，对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的研究，林炳炎著有《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发展史》（台北：台湾电力株式会社资料中心，1997年）专门讨论，书评见《台湾历史学会通讯》5（1997.9）:60―68。）最后关于日治时期的工业政策，可参考许松根《台湾的工业政策：日治篇》。许氏分1902至1937年期间为第一阶段，工业政策先是振兴糖业，再则是开发日月潭水力发电。1938年起为第二阶段，工业政策以配合日本南进国策国主，发展军需工业。著者认为，由于糖业多为日本财团所投资，多数台湾人未得到好处。而日月潭水力发电对台湾工业的贡献，也只能就1934―1937年间加以论断。其第一发电所于1934年完成后，确实带给台湾一些新现象，即新兴的耗电工业（金属工业、矿业）出现、新的日本财阀来台等。至于第二阶段因南进政策带来的新兴工业，因战争所需而起也因二次大战的结束而终了。就各产业产量言，1937年以后有巨幅增加，但只维持到一九四一年。在终战前一、二年，各产业皆处于减产状态。（注：“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讨论文，第8601号，1997年6月。）（五）税务、物价、金融税务方面，连瑞枝、壮英章《从一张古契谈清代台湾基层税收组织的运作》，系根据一纸1824年新竹北埔姜家的契约文书内容，籍以掌握胥吏制度下有关税收组织的讯息。该份契约显示，淡水厅署衙门中粮总一职的运作是采业户（殷户）分股认购制。业户共同投资合购粮总一职，共同管理及承担风险（垦户抗粮而正供杂粮征收不足）。股东利润则来自正供杂粮厘余分配、地方摊派金的减免，以及其他名目的规费等等。粮总是官方以合法方式将税收风险分摊给各地殷户，但股东们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不是官僚体系中的伦理关系。（注：《台湾风物》46.1（1996.3）:181―202。）物价史方面，王世庆曾对清代米价加以注意。近年王良行、陈修平合著的《清乾隆朝田赋蠲缓措施与米价的互动关系：以台湾为例（1738―1786）》一文，系利用王业键“清代粮价的统计分析与历史考察”研究计划搜集的粮价资料所做的分析。由于著者观察到清乾隆时期田赋蠲缓措施在次数及规模上都远超历朝皇帝，为中国财政史上的特殊现象，因此尝试以台湾为例，探讨米价波动是否构成蠲缓措施的原因之一，也探讨蠲缓措施对米价的影响。著者认为，米价上涨与乾隆朝对台湾实施田赋蠲缓（包括灾蠲及赐复）的关系密切，而大部分的蠲缓策实行之后，也产生了抑制米价上涨的效果。（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金融方面，日本统治时期已经建立近代化的金融体系，并且留下丰富的金融统计资料，可支持经济学家以西方的经济学原理做实证研究。吴聪敏《台湾的名目利率与物价膨胀率：1907―11986》， 旨在以日治时期和战后资料验证Fisher效果。按吴聪敏所述，Fisher效果是指“当借贷市场上套利机会殆尽之后，名目利率大约等于预期实质利率与预期物价膨胀率之和。”他发现，假设预期实质利率不变，则日治时期资料所示与Fisher效果不一致。（注：吴聪敏文中使用的1899―1960年名目利率，为台湾银行对一般商业银行的放款利率，1961年以后采用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行率。《经济论文丛刊》23.4（1995 ）:419 ―444。）（六）商业组织、经济发展指标商业组织方面，清代台湾有类似同业公会的“郊”，为传统的商工团体。也以同地商工业者组成的超业际实业团体，则是日籍商工业者所引入，并逐渐取代“郊”，称为商工会，相当于中国的商会。赵ｙòｕ＠①志《台、日实业家与台湾总督府的分合关系（一八九五―一九三七）――以商工会为中心之探讨》、《日据时期台湾的商工会与商业经营手法的革新（1895―1937）――以“拍卖”、“广告”技术为例》提到，商工会的引入对日人在台的商权竞争较台人劣势，并冀以商工会向殖民政府争取特权打击台商有关。不过，日人商工会的成立及总督府的差别特遇，反使台人仿效设立商工会与日人商战的意识觉醒。无论日、台商工会和总督府之间的分合关系如何，商工会组织的革新和现代商业经营术的推广，富含许多刺激资本主义成长的因子，如致力经营合理化、重视精确数量的观念、勤俭诚信精神、企业形象的追求等等。（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267―313、《史耘》1（1995.9）:181―244。 此二文成为著者硕士论文《日据时期台湾商工会的发展（1895―1938）》（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5年）的部分章节。）超业际实业团体之外，以个别企业体的发展史切入，目前有谢国兴《企业发展与台湾经验――台南帮的个案研究》一书，以发源于本世纪20、30年代的台南市侯、吴两家布行，及其发展至今的企业集团（由统一企业、台南纺织、太子建设等数十家公司组成）为研究对象。著者从乡土认同、资本累积方式、由商而工而多角化经营、企业内部组织与人际网络、以及政商关系等方面，探讨台南帮如何由一个传统商号演变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集团。（注：谢国兴：《企业发展与台湾经验――台南帮的个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谢国兴，《当代台湾企业发展史研究的回顾》、《企业发展与台湾经验：一个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分别见于《台湾史研究一百年：回顾与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页285 ―30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331―351。）此外，国民所得（或国民生产毛额）是研究总体经济活动重要的指标，但一九五○年以前国内生产毛额的资料不完整，需赖估计。邢慕寰、吴聪敏、李登辉都曾估计过，刑氏估1929―1944年期间，吴估1910―1950年期间，李所估为1911―1940年。 此外， 日人沟口敏行则是估计1903―1938年间的国民支用毛额（gross national expenditures ）。（注：吴聪敏：《1910至1950年台湾地区国内生产毛额之估计》，《经济论文丛刊》19.2（1991）:127―175。）近年郭逢耀、崔洲英、 钟静宜等人合著的《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九年台湾地区国内生产毛额之推估》，认为吴聪敏所估期间太长，部分时期资料缺漏，又再次处理这个问题，并以1930年代跨日本统治时期、光复复建期和国民政府迁台期的经济变动为焦点。他们认为， 1937 年平均实质国内生产毛额折算新台币约为1977元，之后下降，至一九四五年为679元，战后则逐年增加 1951年为1493元。（注：《经济论文丛刊》25.2（1997）:207―276。）三、专题研究计划（一）“清代粮价的统计分析与历史考察”台北故宫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在的清代粮价单，以及北京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清代后期粮价钞档，为20世纪以前中国史上最可靠的官方统计资料。虽然以这批材料为主的粮价史研究，已有不少的国内外学者参与其中，但对这批资料进行全面性的搜集和研究的学者当中，以王业键最具资历。他所主持的“清代粮价的统计分析与历史考察”研究计划，便是奠基于他20年来长期累积的成果，并结合其他经济史及统计学者共同执行。此计划从1996年起，即有系统的将台北故宫和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粮价资料输入电脑。1998年更与北京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签约，将清代后期（1820―1910）粮价钞档8000余件陆续键入电脑，企望未来二年内能将清代粮价资料库建立起来，提供学界使用。该计划也对这些量化资料作选择性的统计分析，观察粮价长期变动趋势、周期性、季节性，及各地区的粮价差异情形。此外，粮食供需的历史研究也是该计划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可藉以了解影响粮价变动的主要因素，如农作物分布与轮作制度、气候变迁、人口增长、货币数量、以及米粮贸易组织与信用等等。目前这个计划尚持续进行中，但已获致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值得一提。在粮价统计分析方面，已研发一套“清代粮价统计分析之专家系统”，为一可提供填补遗漏值及分析粮价时间数列的系统化程式。并完成相关研究论文二篇：《清代苏州府粮价资料之统计分析》与《清代粮价之时间序列模型》。（注：陈仁义、王业键、胡翠华：《清代苏州府粮价资料之统计分析》（将刊于《经济论文》，1999年）；胡翠华：《清代粮价之时间序列模型》，嘉义县“国立”中正大学数理统计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年。）在粮食供需的系列研究方面，首先完成《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十八世纪中国的轮作制度》与《十八世纪中国各省粮食丰啬图及粮食运输路线图》。（注：《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见本文“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一节；另有王业键、谢美娥、黄翔瑜：《十八世纪中国的轮作制度》，见《中国史学》8 （日本：东京中国史学会，即将出版）。）这就是生产部门最基本的土地利用状况所做的分析，丰啬图及粮食运输路线图皆以府为单位，分省图示，将来可结合各省粮价变动趋势作综合研究。另外还完成有关粮价与气候变迁、东南沿海四省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仓储数量与分布、田赋蠲缓措施与粮价关系的研究论文，分别考察清代气候周期、自然灾害与粮价变动的关系，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之间的市场关系性，常平仓储额的地理分布、储额变动及其与人口增减的关系，以及乾隆时期田赋蠲缓与台湾粮价的互动等主题。（注：有四篇论文：王业键、黄莹珏合著二篇，即《清代中国气候周期变迁、自然灾害、与粮价的一个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及《清中叶东南沿海的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将刊于第70本（1999年）；王良行、陈修平：《清乾隆朝田赋蠲缓措施与米价的互动关系：以台湾为例（1738―1786）》，见本文“二、台湾台湾史研究回顾”一节；以及《十八世纪中国的仓储政策与数量分布》，未刊。）该计划还编成《中国各省人口统计，1749―1850》，是根据清代各朝宫中档各省陈报的人口数，及梁方仲、严中平搜集的人口资料集编而成，时间及内容较梁、严二人更为完整丰富。近期拟对梁方仲1820年各府州中可疑的人口及面积数据作必要的修正，重建各地区的人口密度。此外，以此研究计划资料为基础，至1998年为止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计有四篇。（注：这四篇硕士论文中，统计分析和历史研究各有二篇。除了上文提到的胡翠华之外，其余三篇分别为：林志哲：《以EM法则来解决时间序列资料遗漏问题之研究》（嘉义县“国立”中正大学数理统计研究所，1996年）、黄翔瑜：《十八世纪山东省粮食作物与轮作制度的分布》（嘉义县“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谢美娥：《清代前期湖北的人口、商业化与农业经济变迁》（嘉义县“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而王业键与Ramon H. Myers 合作撰写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九卷中“Economic Life,1644―1800”一文，则吸取了一部分王业键的粮价研究成果，将于2000年问世。由于粮价变动按阳历观察较为准确，且为了方便国际学术界利用这批粮价资料，该计划附带开发了“两千年中西历转换”资料库，开放给需要者使用。（注：网站地址为http://www.sinica.edu.tw/ftms/luso.htm. ）未来二年内，此计划还将进一步对粮食流通与市场，如各省粮食供给丰啬粮食运输、米粮业组织及信用的部分撰成专文。（二）“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始于1994年9月， 为台湾“中央研究院”整合院内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跨所合作的大型主题计划，由李远哲院长发起，先后由张光直、萧新煌担任总主持人。以东南亚区域为空间范围，研究方向包括南岛语族的历史，东南亚区域的语言、宗教、文化，脱离殖民统治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东南亚华人与当地族群的互动关系等等。此计划每年均有十几个支计划分头进行，同时也奖助博士后研究及博、硕士论文的撰写，并出版《东南亚区域研究通讯》、“东南亚研究论文系列”、以及研究书目。《通讯》是以提供国内外东南亚研究概况，介绍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机构、人物、出版品等讯息为主，已出版六期。“论文系列”则是各项支计划研究成果的呈现，目前已刊行24篇论文。（注：有关“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各项讯息皆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网站上看到，“东南亚研究论文系列”各篇论文也全文刊于网站，网址为http://www.sinica.edu.tw/～proseaw3/。）此项计划之中，有二个支计划皆以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为主轴，分别是陈慈玉主持的“日本南进政策下台湾与东南亚的贸易和资源分配”、林满红主持的“日治时期台商的东南亚经贸活动”。前者已完成研究报告《初论日本南进政策下台湾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一文，主要是环绕日本“南进论”性质由庶民性渐转为具体化国策，20―30年代台湾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可从两种层面的发展来观察，一为东南亚（尤其是爪哇）成为台湾茶叶（主要是包种茶）的主要市场，一为东南亚的矿源陆续输入台湾以配合本地电力资源，发展台湾的工业化。（注：PROSEV Occasional Paper,No.1（Dec.1997）.）相对于陈慈玉讨论日本政府政策主要货物的进出口所进行的研究，林满红较注意大商人所代表的商人族群，在台湾与东南亚经贸活动中的角色。后者已完成《印尼华商、台商与日本政府之间：日治初期台商的东南亚经贸活动（1895―1919）》一文，从出口台湾包种茶的商人（尤其是郭春秧）为对象，考察日本统治初期台湾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网络中，印尼华商、台商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林满红认为，台湾包种茶输出东南亚（尤指印尼）的商人中，日本籍的印尼华商人不但居于领衔地位，而且对台商经商东南亚也具有先导作用，同时日本政府的“南进”政策很大部分也是仰赖这群华商在东南亚建立的商业网络和成就而得以发展。（注：PROSEV Occasional Paper,No.1（Dec.1997）. 此文亦题名《华南、台商与日本政府之间：日治初期台商的东南亚经贸活动》，刊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三）东北亚区域研究计划与“东南亚区域研究计划”相对的另一个亚洲区域研究，为“中央研究院”1998年开始执行的“东北亚区域研究计划”，也是跨所合作的大型研究计划。该计划研究的空间范畴含盖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及蒙古、西伯利亚、日本、朝鲜半岛及琉球群岛等相关地域，著重东北亚区域内各地区的关系、比较或亚洲统合研究。目前六个支计划中，有三个涉及经济史，包括李宇平主持的“日本与华北经济萧条（1930―1935）――一九三○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对东北亚经贸圈的冲击”，林满红主持的“亚太经济中台湾、香港之间的竞合关系――日治台湾时期之经验”，以及陈慈玉主持的“日本殖民时代台湾与朝鲜之矿业发展比较研究”。除了李宇平之外，后二个支计划都是与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经济史关系甚密的跨区域研究。（四）“台湾资本主义扩张及经济发展之长期趋势研究”这是由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所、社科所与台史所10余位研究人员共同合作的集体计划，以探究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本质，及台湾与东亚、东南亚之间的经济关系为目标，堪称为1998年台湾经济史研究中最庞大的研究计划，该计划包含三大研究范围：（1）成长、 发展与分配，（2）资本扩张与区域间经济关系，（3）造船、航远与贸易。第一项研究范围旨在观察台湾近百年的经济发展与结构变迁，其分支计划探讨的课题，包括农业、工业政策对农业、工业发展的影响，茶叶发展与台湾在地资本的关系，台湾的地方金融政策与地主资本累积的变迁，战后台湾经济成长的分析及影响因素，产业发展与所得分配等等。（注：研究人员方面，战后台湾的经济成长及决定因素由胡胜正、陈明郎提纲，朱云鹏处理台湾产业发展与所得分配，皆是战后时期；傅祖坛和许松根分别担任农业及工业的研究，曹永和以茶业为主，黄绍恒则讨论地主资本累积的延续与变迁，讨论的时程或自1860年、或自1895年起。）第二项研究范围实以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1936―1946）为研究核心，以台拓在台湾的农垦、移民、军需工业、工矿业，以及在中国华南、海南岛、东南亚等地的海外事业为范围。研究台拓的岛内事业，主要探讨台湾的农业开发与台湾工业化的关系、资本主义在台湾发展的特质。研究台拓的海外事业，主在考察日本资本主义与海外投资的关系，探讨国际区域间的经济往来。（注：台拓的开垦及栽培事业由王世庆研究，台拓的工矿投资事业及其与台湾工业化的关系由张炎宪研究，朱德兰处理农业移民事业与军需工业的部分，台拓在华南的经营（福大公司）在海南岛的事业分别由刘序枫及钟淑敏研究，周婉窈则是对台湾总督府的“南方调查”做总体评估。）第三项研究范围包括台湾船业的发展以及近百年的航运与贸易变迁，将从政府航贸易政策着手，检讨台湾在战前及战后的航运网络，及其在东亚经济区域所扮演的角色。（注：蔡采秀以台湾船业的发展为题进行研究，航运与贸易则分日治时期与战后二个分支计划，由刘素芬和汤熙勇各自主持。）经济史研究不单是历史学者的专务，更需要具有丰富经济学素养的研究人员投入，尤其是以可靠的数据和经济学理论奠基的研究，可以处理历史学者较少触及的经济史议题。“中央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向来对战后台湾经济多所深入，对于战前的部分鲜少涉略。然而在这个集体计划中，有关台湾近百年的农业和工业的分支计划则是由经济学者担任。这一方面是因为战前的量化资料可用，尤其是台大经济系执行1950年以前的资料库之建立和研究已行之有年。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学者的学术关怀所使然，亦即关注台湾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和连贯性，其研究成果令人期待。（注：战前或日治时期统计资料极为丰富，日本学者较早著手整理为工具书，如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出版的《日本帝国领有期台湾关系统计资料目录》（1985年）。近年台大经济系吴聪敏、叶淑贞、刘莺钏等人也编有《日本时代台湾经济统计文献目录》一书，1995年由该系出版。“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更有“台湾研究网路化”计划，建立台湾研究书目资料库。其中与经济史有关的，已有“台湾地权与租佃关系研究书目资料库”，可由网络检索http://twstudy.sinica.edu.tw/twstudy/land。）四、研讨会（一）“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1998年11月24―25日，约有三十余篇财政史论文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财政与近代历史”研讨会中宣读。会议议题包罗甚广，每个议题均有二篇以上的论文发表。讨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部分，有厦门大学戴一峰的《财政管理体制的结构性危机：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新论》，及福建师大刘慧宇的《论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制度的演变》两篇文章。戴一峰所谓的“新论”，意在肯定清末新政中的财政体制改革，亦即推行中央地方分税制、预算决算制，其意义在于步向财政管理体制的近代化。至于刘慧宇一文，以评断1927―1949期间国民政府统一国税、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遐以标准等务为主，认为此时期的财政划分制度仍具集权特色。以清代票商为研究对象者，有张惠信《由清季货币的使用论山西票商的兴衰》及宋惠中《票商与晚清财政》二文。张惠信所论山西票商的衰落理由，与向来归因于其与清政府财政关系紧密的解释大为不同。他认为山西票商的兴盛主要是依赖银两币值的区域差异，从中赚取汇差利益及期差利益而来。但是晚清币制改革（废两改元）渐具成效，使票号的汇差利益流失，加上大清银行和各省官银钱局加入原由票号独占的汇兑市场，票号逐渐失去生存空间终至瓦解。宋惠中着重票号业务与官方财政运作体系之间的连系关系。这种连系以清朝的解协饷制度由官解改商汇程序为基础，并表现在票商承汇京饷、协饷，乃至借款的汇兑业务上，以及票商于地方政府财政拮据时予以代垫饷款。著者把各省关在官款汇兑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视为各省与票号关系疏密的地域差异，划为“交汇型”（多在沿海省关）、“收汇型”（多属内地省份）及关系疏远者三类。至于票号是否代理公库，他认为所代理者仅止于土税局、厘局，非国库或藩库。会中并有数篇关于战时财政的论文，皆以抗战时期或其前一阶段为背景。包括苏云峰《从扩张至收缩：抗战前湖北的政局与财政》、陈淑铢《蒋经国与新赣南财政政策》、刘熙明《抗战时期的伪军财源》、林美莉《战时利得税的制定与实施》及侯坤宏《抗战时期的财政控案》。苏云峰比较湖北自北洋军阀、武汉政府至国民政府统治三阶段的财政情形，认为前二阶段财政支出皆为军事目标而采扩张政策，至国民政府时期才转紧缩，同时湖北财政的现代化，亦自1933年张群主持省政及贾士毅改革财政开始。陈淑铢一文，主在分析1939―1949年间蒋经国在赣南实行自治财政的利弊得失。据她所述，蒋经国自粤系军人手中收回钨矿、交通等财权，及特允赣南支用盐税的特权，为其实施“新政”的重要经费来源。但是更多的建设附加捐，以及利用无偿的民力劳役进行建设事业等务，则受人非议。刘熙明探讨降日军队的财源，认为主要来自南京汪政权、日军及自筹三方面。其中，由日军直接组建或建制的降日军才由日方供给财源，关内降日军队概由汪政权提供，而自辟财源方式包括自设商行或工厂、设卡抽税、向地方摊派强索及抢劫等，皆延承民国以来的模式。林美莉、侯坤宏皆讨论战时财税问题，前者检讨国民政府基于解决财政危机，进而仿效英、日Excess Warprofits Tax， 实施“战时利得税”的始末与利弊；后者以财税诉讼案件为中心，归纳控案成因和类型，呈现当时政府机关的贪脏枉法及法制缺失面。此外，以民间团体的财源筹措为主的研究，亦纳入会议的子议题之中，包括庄吉发《清代秘密社会的财政体系》及邱丽娟《来生富贵：清乾嘉道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的经费来源与流向――以华北地区为例》。庄吉发一文说明秘密会党中的财产为会内弟兄共有且平均分配，会员各持一定分额的股票，立合同载明权利义务，属合股组织。秘密宗教教产则近似族长制管理，全由教主或总当家支配，教徒不能过问，为集权化管理。邱丽娟的文章进一步说明秘密宗教的起教动机与经济诱因的关系，教费多来自教徒依各色名目献纳累积而成，教费规模少者数两至数十两，多者连数千至数万两。教费的支配有教首自利型和福利型二种，多半私用，或谋一家温饱、购地建屋、经营铺业，甚至捐纳为官。会中还发表一篇探讨中日贸易的论文：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见本文“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以及林满红《财经考量与国民健康之间：晚清的土产鸦片论议（1820―1906）》。林氏从处理晚清言论界对土产鸦片严禁及驰禁两论的互竞过程中发现，直到1874年中央政府表明驰禁并“寓禁于征”，两造言论的关怀焦点皆非鸦片对国民健康的影响，而是财经考量。1875年到禁烟运动的发生，双方的言论内容才都包含了鸦片毒害观念。林氏认为，双方言论之所以含纳烟毒说，实际上是受在中国的西方人士言论宣传所影响，伴随著渐趋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关怀，而有后来的十年禁烟。在台湾财政方面的论文也有数篇发表，如王良行、陈修平的《清朝隆朝田赋蠲缓措施与米价的互动关系：以台湾为例（1738―1786）》（见“台湾经济史研究回顾”物价史部份的介绍）、许世融《台湾的地方财政（1921―1942）》、黄克武《日治时期沙山的地方财政》、以及朱志谋《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再组：日本占领时期台湾自来水事业与财政补助》等四篇。（注：沙山即今彰化县芳苑乡，自1920年设庄。朱志谋文章，为其硕士论文《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再组――以日领时期台湾自来水事业为中心的探讨》（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的一部分。）无论是透过财政制度或自来水事业的兴办，许、黄、朱三文基本上都想要探讨殖民政府的统治力如何深入基层，如何使地方人民与“现代国家”相连结。许世融、黄克武皆称，1920年地方行政制度调整以后，地方财政制度随之确立。亦即州（厅）、市（郡）、街（庄）的层级制度确定，各级地方政府开始财政收支的运作，税收除上缴国库之外，开始拥有可存留地方的税源。这与1920年以前地方不能自有财源，而且绝大部分依赖总督府补助的情形大为不同，许世融称之为“更具独立财政的性格”时期。据他研究，地方政府的岁出入趋势可以一九三○年分界，前期岁入类以“税收入”为主，岁出项以教育支出恒占三分之一以上；后期岁入类以“税外收入”比例增大，岁出项仍是教育支出居首，但公共建设、交通建设、产业开发、社会政策等项支出大幅成长。（注：“税收入”包含地租、所得税、营业税、矿业税、户税等储土地及每户生产额为课税基准的各税，“税外收入”包括财产收入、使用费、手续费、公债、上级补助款等项收入。）1920年所调整的州厅市街庄制，黄克武称为“现代国家体制中的地方制度”的出现。自此后庄级（乡镇层级）财政体系于焉建立，地方财政的管理更渗透到下层，殖民政府从“数字化的管理”对每户、每一个个人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庄民纳新式的税、受教育、透过庄协议会的选择参与地方政治、参加新式结社活动等，显示现代公民所具有的一些特质已开始出现。著者称此种发展为“从清朝统治之下的帝国臣民转移到现代民主体制之下国家公民的重要步骤”。随着1920年台湾地方财政体系的建立，地方政府有独立的财政权，可依地方需求实施建设，自来水事业的兴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逢勃发展。按朱志谋所论，1920年以前的自来水建设经费全赖国库支出，由总督府统筹工事。建设点的考量主要是依统治的迫切性而开设自来水系统，例如淡水和基隆两港是因军事和商业的立即需求，台北是因为全台统治中心，纵贯铁路沿线的大中型都市则是因位居各该地的行政中枢和货物集散地。此外，为奖励日人移民东部，自来水设施的兴建成为改善移民村环境的要件之一。1920年以后，自街庄级以上的地方政府均有自有财源兴筑自来水设备及自营，计至1942年为止新筑的自来水厂共123个。 虽然如此，这时期经费倚赖国库补助的比例仍高达70％之谱。著者认为，这是台湾自来水副业发展初期的一大特色，与日本本国最初由民间力量主导的发展不同。而且国家势力藉自来水事业由大城市扩至中小城市都市而延伸，籍个人饮水来源和习惯的改变，转移居民对聚落的依赖为对政府的依赖，象征国家权力的扩张。（注：黄克武和朱志谋所关注的焦点，都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家支配角色的扩张，同样的论调亦见郭云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嘉南大圳”（1920―1945）》，嘉义县民雄乡：“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年）。）（二）“台湾长期经济统计国际研讨会”在台湾大学经济系任教的学者，如吴聪敏、古慧雯、叶淑贞、刘莺钏等人，是经济学者投入经济史研究最有成绩的一个学群。他们尤其致力于日本统治时期台湾经济史的研究，其成果日昭。近年来，台湾的经济学者将原本局限于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兴趣，向上延伸至日本统治时期，除了学术界本土化热潮的影响之外，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庞大经济调查及统计资料逐渐为人发掘和整理，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诱因。不过，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史，尚须将统计资料以经济理论为纲加以整理，计算或推估重要的经济指标，如国民所得、物价及工资指数、人口及劳动资料、货币、金融及国际收支变数等等，才能进一步探究经济史议题。关于这方面的努力，可以从1998年10月中旬台湾大学经济系举办的“台湾长期经济统计国际研讨会”发表的几篇论文看出来。此研讨会为台大经济系与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共襄举办，也可视为一桥大学“亚洲长期经济统计”相关系列中台湾地区的成果展示。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曾以编纂《长期经济统计》一书著名，该书被誉为“新经济史学家”以经济理论及统计分析研究经济现象而推估、编辑的长期统计资料钜册。（注：《长期经济统计》系196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对1868年以来各项经济统计资料所做的推计与分析，做主要是提供近代日本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全书十四册。叶淑贞：《开启台湾经济史研究的契机――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傅戈及诺斯谈起》，《经济前瞻》9.1:168―169。）研讨会论文包括张清溪、刘莺钏的《日治时期台湾非农部门的个人所得分配》，叶淑贞的《台日贸易物价统计：1897―1942 》， 吴聪敏的《1895 年前后台湾的产出、 工资与物价》，Noriyuki Nojima的《台湾贸易ぞ一タベ一ス》，还有沟口敏行、 尾高煌之助、Osamu Saito、Kelly B.Olds等学者发表有关GDP、外贸、工资、福利等方面的统计资料讨论，时间断限更有上溯至19世纪中期者。五、经济史研究讨论会近二、三年除了大型研究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以外，经济史研究学者也有一个跨单位的学术社群成立。为了让研究机构与各大学院校的经济史学者能有机会齐聚一堂，共同切磋、交换研究心得，王业键与刘翠溶发起组织“经济史研究讨论会”。该会自1996年12月起，每月举行二次，自由参加，是一个不限定讨论主题的开放式讨论会。讨论会迄今已进行了50余次，参与的成员除了“中央研究院”各所的经济史研究人员之外，也包括台大、清大、暨南、中兴、中正、东吴等大学的历史系及经济系教授。举凡个人已完成或未完成的论文，或是初步的研究构思，都可在会中提出讨论，藉以抛砖引玉。近二年来曾在会中讨论的经济史议题包括：（1）商人与商业， 如广东洋行行商（陈国栋）、日治时期的台商及华商与政府（林满红）、《夷坚志》中的商人旅行风险（梁庚尧）；（2）工矿业， 如日本对华煤矿投资（陈慈玉）、百年来的台湾工业（许松根）；（3 ）农业及农村经济，如明清江南农村生活水平（潘敏德）、台湾农田水利（刘素芬）；（4）市镇与城市史， 如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及性质的再检讨（范毅军）、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刘石吉）；（5）财政史， 如清乾隆朝皇室财政收支（赖惠敏）；（5）物价史， 如清代粮价资料库的建立与统计分析（王业键）；（6）企业史， 如近代企业管理制度（刘文宝）、台湾的企业（谢国兴）；（7）环境史（刘翠溶）；以及（8）税则、地租，如一九二九年税则性质的数量（分析）王良行、日治时期台湾的地租水平（叶淑贞）等等。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社的左部右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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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Computer",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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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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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体育科学ZHEJIANG SPORTS SCIENCE1999年 第21卷 第3期 Vol.21 No.3 1999对在体育教育改革中实现体育愉悦性的探讨李越苹，刘占捷，毛振明摘要：本文从对体育愉悦性的认识，特别是对我国“快乐体育”、基本特征进行了讨论，提出深化“快乐体育”理论，推进体育实践的课题。关键词：体育；快乐；体育实践；素质教育中图分类号：G807.4 文献标识码：ADiscussion on realizing happy PE in reform of PE teachingLI Yue-ping,LIU Zhan-jie,MAO Zhen-ming(Department of PE,Beijing teachers' colleges of PE,Beijing 100088,China)Abstract：The article discussed on the recognition of happiness of PE,especially the “happy PE” in our country and basic specificity of it,and put foreword the problems of deepening into the theory of “happy PE” and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PE.Key words：PE;happiness;practice of PE;quality teaching1 前 言自60年代以来，“终身体育”成为世界体育教育的关键词，标志着以学校为重点的体育与人的终身体育相连结，而将学校体育与终身体育相连结的重要目标和方法论就是“对人从事体育的志向的培养”。参加体育志向的形成离不开人们对从事体育的良好体验的记忆和情感的积累，而这恰恰是体育研究和实践的弱点，因此体育教育家们开始探讨游戏与人的本性，游戏的不同类型与运动体验，游戏与竞技和与体育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并开始探索将锻炼式体育(也被称为生物式体育、手段论体育等)向娱乐性发展性体育(也称为三维体育、内容论体育)的方向上转化：德国率先把体育课的名称改为“运动课”(Sports education)，日本也在70年代出现了“快乐体育”的称谓。这种变化正好出现在我国教育和体育改革刚开始之时(70年代末期)，因此这种思想随着对外交流的各种渠道迅速传入中国，与中国的快乐体育思潮汇成一流。2 对“快乐体育”体现体育愉悦特征的讨论各国快乐体育理论大都产生在一个相近的年代和相同的社会背景之下，虽然它们有着不同的理论根据与实践方法，但却有着大致相同的指导思想，因此，这些快乐体育还是有一些可以归纳出的共同特征：2.1 在教学目标方面，从单纯的增强体质和传授技能转向注重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这一点也是当前整个体育教改的总体方向和趋势。但是，由于该体育理论采取了“快乐”这样一个心理状态的名称，因此在这方面就有更清晰的问题意识，而这一目标的定位也使得快乐体育不会主要以生物的效应和指标来评价体育教学效果，故容易摆脱“锻炼式”的体育教学模式。2.2 提供因材施教和全体性的原则。由于“快乐”和“成功”都是个人的情感体验的范畴，是建立在每个学生个体的体育教学中的收获与体验上的，因此众多的“快乐体育”都很注意让学生能在不同的水平上从事学习和运动，在不同的水平上获得愉悦感和成功感，在目标上不强求一律，在内容上尽可能的容忍选择，在方法上灵活多样，在评价上以过程评价、学生相互评价和小群体组内评价为主，在具体的教学形态上大多采用“小组学习法”。2.3 在教学内容上主张摆脱“纯竞技式体育”教材模式，提倡新兴的运动项目。但是，在这一方面由于有国家对教材的统一布局，因此各个快乐体育的作法不太一样，有的是以补充教材的形式加进一些新兴项目来填充、置换单调的内容(如广东、江苏“218群体”的快乐体育)，有的是将现行的运动项目进行改造、变形(如四川重庆的快乐体育、北京和四川的成功体育)，而日本的快乐体育则是对原有的内容进行新的归类和认识，从运动特性(也称“从学生看的特性、从运动乐趣上看的特性”)去重新看待教材，组织材料。虽然各个流派的教材改造方法各不相同，但重视在从内容体系上重新构建体育教学，摆脱竞技式、成人化、锻炼式的体育教育内容体系的目标和意图是一致的。2.4 提倡教学中具有快乐的气氛，形成一个和谐的教学场景是众多快乐体育的另一个共同点。在这方面各家也有不同的方法，在低年级有游戏化教学的方法，情景式教学的方法，在高年级有小组学习方法，探究式学习方法等。但是，要指出的是有些快乐体育理论在强调了“欢快”的同时，并没有解释体育中存在一些痛苦、压抑场景与“快乐”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引起一些误解和异议的原因所在。2.5 强调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和积极性。因为快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自主性的发挥与否，而且快乐也是积极性的动力，因此众多的“快乐体育”都强调学生的主动性、主体性和积极性。当然，有的流派对何为自主性的认识浅湿一些，有的认识则更成熟一些，各自采用的调动学生自主性的方法也多种多样，甚至舒服“让学生任意去活动”、“任意选内容”这样有偏颇性的认识和方法。但是，应该看到这些是支流，从总体上将把强调自主性作为运动乐趣体验的前提这一点，“快乐体育”是先进的，也是正确的。2.6 重视学生的“懂”和“理解”。应该说，对于这一点，不是每个“快乐体育”的流派都能意识到的，但是由于体育的快乐离不开对原理的发现和掌握的乐趣，因此在推进“快乐体育”教学时，客观上对这一点是无法忽视的(高年级学段特别如此)，通过教学使学生“既懂又会”也是在体现体育教学愉悦性同时面临的课题。当然，快乐体育理论会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点。比如日本“快乐体育”的学者在听取了重庆的“快乐体育”的解释后认为：日本的“快乐体育”更重视从教材特性的开发和让学生体验这些特性来体验运动中固有的乐趣，而重庆的“快乐体育”则是重视在每一节课中营造良好的氛围来让学生体验上体育课的乐趣。(注：1996年第四届中日学校体育研讨会上松田惠示的发言)。类似这样的不同点存在于很多方面，但在体育活动中追求身心的愉悦是一致的。3 深化“快乐体育”理论，推进快乐体育实践的课题“快乐体育”从出现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人们对“快乐体育”带给学生身心的愉悦作用也经历了不断认识的历程：从积极的一方面讲，是由比较盲目地接受到不断深入探讨和研究，再到具体环节的构建；从消极的一方面讲，是从怀疑到批判再到重新认识和不同程度的承认。“快乐体育”则经历了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其它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教学流派，并在素质教育和教改的新的浪潮中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应该看到在体育教育改革中实现体育愉悦性依然面临着许多课题和工作：3.1 对体育乐趣的进一步讨论。关于这一点，欧美的游戏理论有着比较系统的研究，但那些研究是以学校体育以外的游戏为研究对象的，而体育学习的乐趣和参加运动的乐趣有哪些区别，相互之间关系怎样，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各个教材(运动项目)的乐趣结构是怎样的，对其体验的规律和机制如何，这些研究对于体育教材的重新构建，对于用体育理论的原理去进行“教材化”的工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是“快乐体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3.2 把握学生“厌学”状况和“快乐体育”效果之间的关系。解决学生的厌学问题，使学生愉快地参加到体育教学中来，是快乐体育的第一意识的第一步工作，但是如果不能准确地把握学生厌学的原因和状况，并从中把握“快乐体育”实施与解决厌学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的。从更深一层讲，“快乐体育。是否与终身参加体育有内在联系，是要与人从事运动的深层的乐趣的想象中把握的。如果只是在教学氛围上宽松一些，教学态度温和一些，让学生选一选，甚至让学生“自由自在”，这样对“乐趣”的浮浅的理解，会歪曲“快乐体育”本意，得到的也就只会是浅显短暂的效果。3.3 深入研究和正确处理“快乐与痛苦”“失败与成功”之间的辩证关系。由于把“快乐体育”的“忧乐”作为标榜，就很容易造成追求乐趣而排斥痛苦的思维定式(研究者和旁观者都是如此)，而在体育运动和体育教学的实际中，恰恰是痛苦和欢乐并存，成功与失败同在，而且往往是失败后的成功更宝贵，痛苦后的欢乐更感人。但是，痛苦过了头欢乐就受到压抑；以失败为结束，成功很难再来，这里有一个很微妙的辩证关系，在具体实施上也要有个“度”的把握，特别是再具体到每个人，就更是有一个需要下大力气去探索的难题(当然这个问题，如果可以解决不仅对体育教学改革，就是对人的成长教育都有重大意义)。3.4 具体研究方法的开发。人可以从多种方面获得乐趣，也可以在各个方面上遭受失败和痛苦，在许多的教学环节上，如教材安排、目标的设立、分组、规则、进度的选定、器材的改造、教师的态度、教学环境与氛围等方面，都会因为安排的恰当与否给学生以不同的心理感受。因此“快乐体育”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必须在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上加以开发和改良。要有自己的教学模式(教学过程的结构)和一整套教学方法，才能把“快乐体育”的精神落实到每个教学环节和学生学习的每一分钟里，让学生无时无刻不在体验学习和运动的乐趣。应该说，我国的诸多“快乐体育”实践中都有这方面的研究但都不够深入，在这方面，日本“快乐体育”的“目标式教学过程”研究和“小集团教学法”的开发不失为很好的典范。3.5 教学评价的方法的完善。用客观的生理技能指标来评价体育课效果虽有局限性和不合逻辑之处，但毕竟直观和可操作，而以学生的心理感受的强弱来评价体育课却受到评价直接性不强的限制。虽然在国外有了一些对“好课”、“从学生态度来评价体育课”、“学生对话频数”的方法来评价体育课的新的评价方法的尝试，也有从态度的变化来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方法，但这些方法既有自身完善的问题，也有在我国引进和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改造的问题。总之我们还没有一个能完全取代现有的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体系，这一点是“快乐体育”面临的又一个重要的课题。作者简介：李越苹(1965-)，女，北京体育师范学院讲师.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师范学院 体育系， 北京 100088参考文献：［1］ 毛振明，等.“快乐体育问题”的专题研讨［J］.中国学校体育，1996，(6).［2］ 刘志海.对“成功体育”的认识与实践［J］.中国学校体育，1996，(5).［3］ 潘从龙.体育、娱乐与娱乐体育［J］.武汉体育学报，1995，(4)［4］ 王则珊.终身体育［M］.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4.责任编辑：黄一飞收稿日期：199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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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学生运动会闭幕新华社比利时布鲁日５月２７日电（记者孙维佳）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历时６天，２６日在此间落下帷幕。中国队成绩优异，在参加的３个项目比赛中共获１３枚金牌，并打破运动会纪录８项次和创造运动会纪录２项次。本届运动会由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设田径、游泳、体操、艺术体操和帆板５个项目。由３３名运动员组成的中国队只参加了田径、游泳和艺术体操三个项目的比赛，共获奖牌２９枚，其中金牌１３枚，银牌９枚，铜牌７枚。此外，获第四名的有４人，第五名３人，第六名５人。本届运动会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共有３２个国家的１５９０多名运动员参加。此次赴赛的中国代表队也是历届中国派出人数最多的团队。其中，以上海中学生运动员为主的游泳队表现出色，５人打破和创造运动会纪录７项次，王燕雯（女）、蔡萍（女）和邱洁明各得两枚金牌。获得两枚金牌的还有来自山东的张军，他取得了男子跳远和三级跳远冠军。国际中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拉姆斯先生特地向记者表示，他不仅为中国队的优异成绩而骄傲，而且为中国队员有教养、守纪律和讲礼貌的作风而骄傲。在昨天最后几个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军以１５米７２的成绩，获得男子三级跳远冠军；倪燕获女子铅球亚军，成绩为１７米４８；艺术体操选手刘宁和张雪颖分别获球操和棒操第二名。此外，郑春华以１６米５４获女子铅球第三名，郑雪萍以１米７９获女子跳高第三名，王娜获艺术体操球操第三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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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环境INDUSTRY AND ENVIRONMENT1999年 第21卷 第1-2期 Vol.21 No.1-2 1999BHP新西兰钢材公司削减CO2排放的志愿协议Steve HolehouseManager Process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BHP New Zealand Steel, Private Bag 92121,Auckland,New Zealand1994年7月，环境部长代表新西兰政府宣布了要实施的一揽子措施，以确保该国能兑现它对它在1993年批准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的承诺.与钢铁制造等能源密集型工业特别有关的是开展关于CO2削减的志愿协议的建议.1995年2月，公布了建立与报道志愿协议的技术指导准则.这些是一个政府牵头的工作组的结果，该组包括工业界和部门代表以及能效与节能局及其它政府部委的工作人员.1995年9月，BHP新西兰钢材公司总经理和8家其它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及代表新西兰主要工业部门的行业团体，与能源部签署了它们的志愿协议.BHP新西兰钢材公司的协议代表一种要采取行动来限制其CO2排放的高层次公开与志愿承诺.新西兰志愿协议的内容概要地说，志愿协议就是要描述公司或部门边界，确认一个基准年，以绝对量或每单位产出量概述到2000年要实现的CO2排放量削减，和确认每年要报告什么信息，以便跟踪进展.对于BHP新西兰钢材公司及其它有机会利用废物发电的公司，采取了一种跨边界思路，以便能把发电行业中其它地方发生的CO2排放量削减记入贷方.对于新西兰钢材公司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增加来自我们的煤基直接还原工艺废气的发电量不会减少我们的CO2实际现场排放量，但会减少新西兰其它地方一座燃煤或燃气电站的发电量，从而减少其CO2排放量.新西兰发电系统有一大部分为水力发电，还有一个较小部分为热力发电.1990年，新西兰电力的平均CO2排放因子是140t CO2／GWh，但热力发电部分的排放因子是624t CO2／GWh.一般来说，新西兰的电力需求变化全部由热电站满足.因此，人们同意，志愿协议中基准年1990年电力排放量要以平均CO2因子来计算，但1990年以后电力的增减全部以边际排放率624t CO2／GWh来计算.为了鼓励增加废物发电量或通过能效措施减少电力使用量，这种方法论至关重要.BHP新西兰钢材公司经营要点如工艺图(图1)所示，新西兰钢材公司的制铁是一种独特的和革新性的直接还原工艺，能把当地的黑铁砂(钛磁铁矿，含铁58%)和次烟煤转化成铁水.从此往后(钒渣提取后)，用来炼钢、浇铸板坯和轧制扁平产品的工艺是较常用的.近年来，加进KOBM转炉的废旧钢铁添加百分率已经显著增加.板坯产量典型地是每年65-70万吨.熔炉渣用风冷却，并破碎成一系列副产品.由于是采用低硫和低灰分煤的低温直接还原工艺，并将废气流充分燃烧用于发电，因而，NOX、SOX和复杂烃类的排放可忽略不计.窑炉尾气中的能量是提高该工艺能源效率的单一最大机会.志愿协议概要该公司是新西兰最大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者之一.它的现场排放多达新西兰排放总量的大约6%.所排二氧化碳的大约90%来自制铁工艺中还原铁砂用的煤炭，能源费用是工厂直接费用与管理费用总和的大约30%.在志愿协议中，经商定，CO2排放量要从1990年的2.705t CO2／吨板坯降低到1999／2000年的2.488t CO2／吨板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新西兰钢材公司着手开展下列活动：◆实施窑炉废气发电项目，即一个大约投资1亿新西兰元的项目，其中，利用4座回转窑的废热通过1个1×70MW涡轮交流发电机组发电.这个项目是BHP董事局于1994年12月批准的，但须完成详细的工程与供应商报价.这个项目是我们因减少新西兰热力发电量而削减CO2排放量的基础.4台废热锅炉均于1998年1月首次向涡轮机供给蒸汽，电力产量平均为49MW.◆通过使用同步制造技术和提高装置稳定性，使镀铁水平降低到3.5万吨／年.当炼钢工序不能加工来自熔炉的铁水时，便发生镀铁.之所以削减CO2排放量，是因为凝固的铁必须用电力或者氧气和焦炭才能重新熔融.近12个月来，镀铁已经达到2万吨以下.◆使转窑所产生含铁材料的倾倒水平从其产量的3.1%降低到2.0%.直接还原窑的废物因在工艺中生成副产物而发生，或当转窑因下游延误或故障而停车和启动时发生.目前还无法将废物回收并使之返回工艺中.转窑废物百分率事实上是工艺产率的一个指标.它直接影响煤炭用量，从而影响每生产一吨铁的CO2排放量.◆在轧机的板坯再加热炉上安装一台废热锅炉，以供应迄今为止一直由铁厂多段炉锅炉供应的现场蒸汽.这样做的效果是最大限度提高可用来发电的铁厂蒸汽量.这个装置于1996年6月投入运转.◆一般小步骤能效项目，例如：●改善熔炉气在公司现有废热发电流程中的使用；●改善天燃气在带钢热轧机上板坯再加热炉中的使用；●主要在风机和泵上使用可变速传动装置和叶轮变化；表1 志愿协议中设定的目标和迄今为止的进展CO2源吨CO2／吨铸板坯199095／9696／9797／98YTD1998年1月1999／2000志愿协议目标异地排放输入电力0.2080.2600.2420.044-0.073-0.098现场排放煤炭2.2612.1362.1952.0482.1812.358天燃气0.2000.1670.1800.2080.1720.162电极0.0140.0110.0110.0090.0090.012焦炭0.0090.0180.0310.0510.0360.014石灰石0.0050.0310.0330.0260.0240.033柴油0.0080.0070.0070.0060.0050.007合计2.7052.6302.6992.3922.3542.488YTD=当年至撰稿日图1 炼铁与炼钢●带钢热轧机上轧辊冷却与除垢优化.削减CO2排放的进展表1显示志愿协议中设定的目标和迄今为止的进展.现场工艺从炼铁直至钢产品的全部CO2排放均已列入板坯吨位.对于产品混合物或1990年以来安装的附加设备未作调整.1990历年后的报告期系指6月1日至5月31日的12个月.这些数字显示，在我们的1997／1998年就已经达到了2000年目标.这主要是由于1997年7月转窑废气发电装置涡轮启动和所有4台转窑废热锅炉先后投产，它们被改造成现有装置.4个锅炉均于1998年1月首次输送蒸汽.利用1990年以后的边际变化率对异地电力部门CO2排放量的统计机制，意味着该因子为负值.就煤炭使用量而言，也已经做出了重大贡献.2000年目标事实上考虑到煤炭排放量会增加，因为设想有工艺变化.1990年，在熔炉中添加了商业性烧制的石灰来控制渣的化学性质，但逐渐发现更有效而经济的是通过传递带把石灰石加进窑中.起初，这需要额外的煤炭作为焙烧燃料，但在料堆上使石灰石与煤炭掺合加之使铁砂的铁含量提高1%的试验，证实可以削减额外煤炭的用量.1998年，由于需要燃气或支撑燃烧器来确保燃烧稳定性的新窑锅炉的升温，天然气使用量一直是高的.因此，天然气的总CO2因子将难以达到，尽管板坯再加热炉及其它厂区用户做出了良好的努力.由于废旧钢铁添加率增加，焦炭用量将比预期的高.1998年焦炭用量尤其高，因为当在为期10周的一段时间内板坏生产靠高比例使用废旧钢铁来维持时对熔炉进行了重大换衬.然而，提高废旧钢铁进料率降低了CO2总排放量.迄今为止的进展表明，1995年设定的目标事实上将能被超过.这些项目不仅削减了新西兰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而且也节省了异地的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并减少了与其使用相联系的很多其它环境影响.这些项目也已经改善了我们的生产成本.这家钢厂目前能自给自足的电力多达60%.结 语BHP新西兰钢材公司已经证实，通过名符其实的志愿承诺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思路是可行的.连同BHP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其它经营一起，BHP新西兰钢材公司仍然承诺要研究和实施经济上可行的机会，以通过能源效率改善和更好地利用资源来削减其所有工艺和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BHP公司已经实现了降低在其大多数澳大利亚经营活动中每单位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例如，在澳大利亚温室挑战计划之下BHP公司项目的净影响，估计到2000年为每年大约800万吨(CO2当量)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一削减量将是以30亿澳元的总投资开展约40个项目的结果.BHP公司相信，志愿协议优于强制性控制.志愿协议提供了鼓励措施来评议削减所有温室气体和不断提高其工艺效率的经济上可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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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726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国外社会科学情况）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200002 【原刊页号】14～16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06 【 标 题 】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后发优势 【 作 者 】李勃 【作者简介】李勃，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97级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比以往更加显著。发展中国 家应当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经济现代化。【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 【 正 文 】 一当代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经济活动向全球化方向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人员交往等，使得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整体。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因素，是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尤其是80年代以来卫星通讯、传真技术、微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国际互联网络的开通，使得各国的经济交往日益国际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被纳入到统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注：参见李晓、张显吉：“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刍议”，《世界经济》，1994年第4期。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1.世界贸易迅猛发展。1950年世界商品贸易额只有610亿美元， 发展到1996年，世界商品贸易额高达53982亿美元。如果加上服务贸易，1996年世界贸易总额为66890亿美元。（注：世界银行：《1998／99 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随着贸易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贸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联系世界各国经济的重要纽带。2.资本和劳务的国际流动速度不断加快，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迅速扩大，进一步深化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一体化程度。从国际直接投资来看，196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仅680亿美元。到1996年，国际直接投资额发展到32330亿美元。从国际间接投资来看， 国际融资净额1990年为5150亿美元，到1997年国际融资净额达到8650亿美元。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迅速扩大，成为联系世界各国经济的另一重要纽带。3.世界经济的高科技化和信息国际化。8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据统计， 世界技术交易量已由1979 年的14万件增加到了1996年的32万件，其中电子信息技术市场扩大尤其迅猛，全球信息产业产值目前已超过2000亿美元，信息产业即将超过传统产业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产业。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已形成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技术和信息作为生产要素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获得外来技术和信息已成为各国产业结构升级、参与国际分工和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技术和信息通过国际互联网络的跨国传播把各国经济紧密地沟通和连结起来，对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扩大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各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就没有生产要素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二战后相继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大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东欧和前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纷纷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轨道，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不同制度和不同层次国家的共同体制，真正形成了世界性的、无所不包的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性基础。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全面、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涌起，反映了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场深刻的，牵涉到整个世界的大变革，大大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经济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后发优势比以往更加显著。二在研究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格申克龙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曾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的重视。所谓后发优势，是指经济落后的后发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所拥有的由后发国地位所致的特殊优势；并且这种优势既不是先进国家所同样能够拥有的，也不是后发达国家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这一理论证明，工业化过程具有极大的弹性和多样性，缺乏某些先进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时所具备的“前提条件”可能并不影响工业化进程。考察历史记录，人们不能不对落后国家在解决其工业化发展的特殊问题时所表现的机敏、创新和灵活留下深刻印象。（注：参见格申克龙“对现代化前提条件概念的反思”，见《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171―19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落后国家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后发优势，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后发优势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1.后发国家正因其落后，所以与先进国家相比，它们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已消耗掉的自然资源较少，存量相对丰富。此外，后发国家可以引进先进国家大量的过剩资金，以弥补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稀缺。充足的资金与后发国家充足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的起飞能够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先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初期阶段所难以具备的。2.后发国家可以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与装备。后发国家通过直接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不仅可以替代有关技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开发，使工业技术进步过程大大加快，并避免有关风险，而且事实上也完全可能使其相对于先进国家的经验来说，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开始工业化进程。3.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汲取其失败的教训。后发国家可以从先进国家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诸如发展战略、资金积累、人力资源开发、技术进步、发展对外贸易等方面乃至于整个经济发展模式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当中获取必要的参照和借鉴，以增强自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特有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4.对经济落后和寻求工业化发展的强烈的社会意识。这种后发优势的成因，一方面源于后发国家自身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及对维护和增进本国利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先进国家的经验刺激和启示的结果。这种意识所体现的后发优势则在于，在尚不具备众多工业化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激发起后发国家寻求替代物的努力和创造力，并藉此在一个看似相当缺乏工业化条件的国家迅速地引导全社会资源投入工业化进程，从而由这种社会意识替代孕育工业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后发国家的落后程度越大，这种意识及其功效也就越显著。三自世界工业化进程开始以来，后发优势就开始在后发工业化国家中形成并发挥作用。任何事物所处的特定环境，从来就是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基本变量。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是有很大差异的。1.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随着商品贸易、劳务和资本的国际流动规模的迅速扩大，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将凸显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低廉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使更多的投资从发达国家转而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将有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形成方面的先天不足，加快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推动其经济迅速起飞。2.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新兴产业在发达国家的迅速崛起，促进了技术和信息国际流动的迅速增加，这就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发达国家先进和适用技术、设备的选择。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全球梯度转移的机会，加快自己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和升级，尽快完成工业化的进程。3.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可以参考和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发育和运行的成熟经验，而且可以广泛比较、借鉴和总结新兴市场化国家的不同经验与教训，结合本国国情，在比较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理性的选择，建立起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4.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随着世界经济高科技化和信息国际化的发展，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正在迅速向信息时代的后工业社会过渡。这对于大多数至今还远未实现工业化目标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差距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这种巨大差距必将比以往更能唤起发展中国家民众的落后意识和忧患意识，驱使它们充分挖掘各自所具有的社会、人文和政治因素方面的种种后发潜力，加快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实行传统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全方位的发展战略，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经济现代化。四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其他各种内外条件差异很大，因此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同一时期都能充分发挥这些后发优势。而且，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不仅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而且，随着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越来越多，它们彼此之间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激烈的竞争必然导致不同国家之间的优胜劣汰。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只能有一部分竞争力强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迅速赶超发达国家，而其他竞争力弱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依旧会比较缓慢。因此，具体到每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关键就取决于自己。首先，要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少走弯路，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应结合自身不同情况，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劳动力价格低廉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扩大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积极引进外资，从而积累经济建设的经验和进一步发展的资金，然后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优化。第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可以用对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开发利用的差别来说明，进入现代增长阶段的时间越晚，可利用的技术和社会知识存量越大，与发达国家相比的经济劣势就越大。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地发挥其后发优势，就必须积极地开发世界知识和技术的存量，并且要提高利用效率。因此，发展中国家首先要重视对适用技术的选择。1975年印度提出“适用技术”引人注目。“适用技术”指既满足引进国为了经济发展的技术需要，又考虑引进国生产要素的现状、市场规模、文化社会环境、目前技术状态等因素，而使引进技术的最终效果最大的那类技术。一般来说，引进技术的选择应考虑经济原则、技术进步关联作用和技术推广可能性标准等。其次，是对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开发利用方式的选择。开发利用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的载体很多，其途径可能是外资的带入，也可能是人才的带入。这里特别要指出智力的引进问题。发展中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技能的人才流向西方发达国家被称为智力外流。从一方面说这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流失，但从另一方面说，流入发达国家的人才在国外经过人力资本投资学成新技术后回国服务，便成为引入利用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的载体，其利用效率也是最高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应积极鼓励并疏导人才的国际间流动。最后，是现代教育的普及。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其论文集《经济增长与农业》中指出，教育是增加人们未来收益的一种手段，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对生产性才能、技巧和其他有用的能力以及知识进步的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分享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必要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是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培养一大批能够吸收、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劳动者，二是提高人力资源的比例。第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具有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的政府，是实现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保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当调动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把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转化成民众的一种强大的动力，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尽快建立起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能够促进经济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其他各种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通过制度进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责任编辑】施学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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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579 【原文出处】前沿 【原刊地名】呼和浩特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20～22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6 【 标 题 】试论邓小平发展农业战略思想 【 作 者 】高靖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内蒙古党校 【 正 文 】 党的十五大指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长期任务。邓小平十分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以农业为基础的战略思想，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邓小平发展农业战略思想，对于加深中国国情的认识及自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农业在发展国民经济和现代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农业是根本邓小平多次强调农业在发展国民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地位。他在1962年指出：“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1〕邓小平精辟的论断， 深刻地说明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搞不好，工业化很难上去，人民生活也提不高，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就会落空。邓小平在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的同时，特别指出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但是我国农业生产并不稳定，80％的人搞饭吃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粮食生产还严重地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指出：“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2〕邓小平十分中肯地告诫人们，90年代经济上要出问题， 就可能出在农业上。农业主要是粮食。邓小平提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二○○○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3〕如果中国这个12 亿人口的大国依靠国际粮食市场，我们将在政治上受制于人，也将是很危险的事情。（二）工农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实的基础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农业支援工业，才能发展工业。邓小平指出：“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4〕1.工业支援农业，是工业的重大任务。邓小平认为，“为农业需要服务的工业生产不能减弱”。〔5 〕要解决这些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应该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2.工业支援农业要解决的问题。农民的吃、穿、用的问题，是工业支援农业首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穿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从工业方面慢慢加以解决。“如果把维尼伦厂建立起来，就可以减轻棉花供应的压力，还可以和农民搞一些交换。有了交换，就可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6〕邓小平认为，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 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为了发展农村科学技术，城市工业支援农业。（三）农村和农民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村和农民问题对中国的社会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7 〕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1.农民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农民提供了大量的粮食、棉花、油料等，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同时，农村又是轻工业和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就当前国内状况来看，农业依然是国家经济的主体部分，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汲取了大量资金，为中国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我国形成了稳定健全的工农业生产体系。2.中国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中国农民是中国20年改革开放政策最坚定的拥护者。经过20年改革开放，中国广大农村形成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格局；粮食产量连续登上两个台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农民人均纯收入成倍地增长，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也是我国政治稳定的最根本原因。二、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怎样保证我国农业持续稳定地发展，邓小平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8〕（一）靠政策搞活农村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首先从农村改革开放付诸实施。1.我国改革所以从农村开始，是因为我国农业落后，吃饭问题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9 〕解决吃饭问题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农村的生产力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左”的思想倾向的干扰，造成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大大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0〕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把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作为制定党在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邓小平指出：“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11〕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农村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非常成功的。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和发展是尊重农民群众首创精神的突出表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邓小平坚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原则，他多次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己的创造。1980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中提到：“凡是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12〕特别是《通知》提到一些边远山区和贫穷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13〕包产到户，联产计酬迅速向全国发展。1982年中央政治局通过《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并肯定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4〕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实行。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这是我们所坚持的基本原则。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集体经济不巩固，根本原因是农村生产力水平太低。因此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唯一途径，是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正如邓小平指出：“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15〕包产到户、联产计酬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使农村生产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这就为巩固农村集体经济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二）依靠科学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邓小平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巨大推动作用，靠科学技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1.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对农业的作用。现代农业是在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农业的科学化就是把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和管理。农业科学的不断发展，促使整个农业生产不断地提高水平。邓小平常常告诫人们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他强调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6〕邓小平进一步分析到“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17〕2.科技兴农、首先要增产粮食。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绝不能把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寄托在别人身上。转变粮食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加快科技兴粮的步伐，走高产、优质、高效、低耗的路子。3.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邓小平指出的：“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18〕按照国家、省、地三个层次，以国家和地方投入为主，在现有农业科研院所和科研机构，保持一支精干的队伍，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究、重大应用技术研究。三、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就是在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三化”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19〕（一）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方式，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和目标。20年来，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开始就以市场为取向，在不断摒弃旧的体制的同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其特征是：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农村千百万农户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使农村的资源和市场化迅速提高。农村经济成份逐步多样化，既有农村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也有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多种多样的市场主体。2.逐步建立健全了农村市场经济体系。放开了农产品的经营和价格，逐步扩大市场对农产品的调节。尽快形成以市场定价为主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发展和健全粮食市场体制。3.逐步探索和建立农业的宏观调控体系。农业的特殊地位和产业特性，决定了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对农业予以保护和支持。（二）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我国农业经济的特点，是底子薄，人口多，农产品需求量大，耕地面积小。农业现代化资金不能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那样去剥夺农民，使农民破产，进入城市当产业后备军，我们用于农业的资金主要靠农业内部积累的办法。农村劳动力就地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亦工亦农。1.农业的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走集约型的经营方式。发展集约型农业，需要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发展农用工业，提高农业的有机构成。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刺激社会资金向农业流动，使农民的收入和农业的积累不断提高。2.实行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可以使农业生产各个环结紧密相连，形成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3.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农业实现现代化，必须有各种服务组织为农业提供服务。要从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发展多种多样的服务组织。（三）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1.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进入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势头。据统计，1993年农民人均收入净增部分的60％以上来自乡镇企业，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收入的80％以上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2.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我国农村工业化走出了一条新路，成为打破我国城乡经济结构的物质力量。3.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远景。乡镇企业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不用国家投资，农民用自己的积累搞工业建设，这是中国农村工业革命的一个伟大奇迹。按照十几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预测，到本世纪末，我国乡镇企业产值将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85％以上，这样，从总体上讲，相当多的农民，将成为农村工人。城市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和农村以中小乡镇企业为主的工业化同时并行，将是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四）走农村城镇化的道路农村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阶段的根本标志。1.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工业化发展异常迅速，中国农村城镇化的速度也随之加快。乡镇企业大都集中在小城镇，为农村小城镇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2.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小城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条件。在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农村文化教育、体育、卫生、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等各项事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乡镇企业把现代文明注入了农村小城镇，促进了农民知识化、专业化，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造就一支素质较高的产业大军。3.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小城镇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使我国小城镇带有更多的城市化的性质。特别是人民政府又调整了政策，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促进我国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注释：〔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2页。〔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90页。〔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23页。〔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页。〔5〕《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6页。〔6〕《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26页。〔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5页。〔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页。〔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页。〔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55页。〔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页。〔1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81―82页。〔1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84页。〔1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616页。〔1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5页。〔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7页。〔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5页。〔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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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试论高校体育师资队伍建设高 起(哈尔滨理工大学体育部，哈尔滨 150080)摘要 搞好高校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是提高高校体育教育水平的关键。必须加强师资队伍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教育，搞好师资队伍建设的规范化管理和运行机制改革，抓住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提高两个中心环节。关键词 学校体育 师资 教学 科学研究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培养合格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新的历史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实现这一方针，必须加大改革力度，采取有力措施，使高等教育的体育教育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体育师资素质水平与人才培养素质要求相一致。1 加强师资队伍的思想素质教育教师的整体素质首先要从教师的思想素质教育入手。有了坚强的思想基础，才能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树立为党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精神，培养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党支部为核心，强化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培养非党积极分子为骨干力量，做好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使教师深知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使每位教师都能及时地得到党组织的帮助和教育。江泽民总书记指出：“要针对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加强和改进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课教育。”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首先武装自己，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也要先塑造自己，这是师资队伍建设的根本。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规范化管理和运行机制改革强化考核制度。教学质量与效果的提高关键在教师，在于教师的言传身教，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首要抓好教师书写教案规范化，备课、看课制度化，教法研究经常化。这是教师必须遵守的教学常规，达到有备无患，取长补短，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对教师进行量化管理，建立教学质量评估细则，坚持岗位培训，对教师每一个单元教学进行考核(包括理论考试，主要考教法)促进教师钻研业务，提高自身素质，哈尔滨理工大学体育部称为“平时大练兵，课前大比武”，对教师的示范动作逐位进行录像考核，由部领导组成学术专家组进行打分，达不到良好以上的教师，不许授课，待提高达到良好后方可授课。考核结果与评职、评优等挂钩，并存入微机个人业务档案。严格考核起到了三个作用：(1)检查作用。检查了教师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情况，检查了教师教法实施与教学质量。(2)激励作用。激励优秀者继续在实践教学中努力，促进了基本称职的教师迎头赶上。(3)聘任工作的依据。适应形势，加大教师管理机制的改革。教师管理工作规范化、法制化，是搞好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必须完善一套比较系统管理制度，如教师考勤制度、教学管理制度、教学质量评估细则、教师奖励制度、教师惩罚制度、教师聘任制度、部、室领导责任制度等。3 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是深化改革的两个中心环节教学质量的提高关键在教师。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以提高教师队伍水平和自身素质为前提。体育课教学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提高教学质量与效果是教学的基本方面。教学内容与教法则决定施教质量，要以内容充实、教学严谨达到良好的效果。使学生在体育课教学中获得知识，增强体质，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手段，养成自我锻炼能力和习惯，使身体素质能适应21世纪科技和体育发展的需要。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实施是深化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可以通过教学法研究、观摩课、听课等形式，使体育教学不断更新教学方法去主宰教学全过程，创造条件启发引导学生开展积极的思维活动，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授之以学习和锻炼方法。心理学家认为：“兴趣和爱好是活动的动力和兴趣产生的基础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教育学生树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以充沛的精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建设和保卫祖国的自我意识，以调动其锻炼身体的兴趣，培养锻炼身体的能力和习惯。在教学中以丰富的内容和新颖的方法，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会学生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技术和技能达到自我锻炼，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以传授型教育向全民素质型、智能型和体能型教育转化的新型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实施，既可提高学生体育意志和能力，又增进身心健康，也培养了锻炼方法和习惯，从而为终身提高生活和生命质量奠定了基础。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标志。科研成果是教师整体素质水平的体现，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经验总结和升华。必须紧紧围绕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环节，使我们的科研工作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向获奖者颁发奖金。鼓励发表论文。1995年至1996年度教师在国内外发表论文76篇，其中在国际上发表论文8篇，在全国范围内发表论文13篇，在省级发表论文36篇，主编、副主编书6本，平均每位教师发表论文2.5篇。在省科研课题立《面向21世纪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模式研究》1项。学科建设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龙头，是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一个显著标志。必须从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和学科带头人抓起，重点抓好中青年教师培养与建设工作。全校共有36名体育教师，其中教授3名，副教授6名，讲师15名，助教12名。建立教师考核指标体系，加强对教师的选拔使用、考核和激励，制定在职攻读研究生制度，鼓励青年教师上进求实，提高青年教师层次。1996年2名青年教师报考了北体与沈体硕士研究生，使青年教师茁壮成长。1996年有1名40岁以下教师晋升了教授，成为学科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使中青年教师得到了培养和发展，1995年有1名青年教师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先进个人；2名青年教师被评为学校跨世纪人才；4名获刘恩嘉奖学金；1名教师在全省体育教师理论考试中获个人第2名、省高校团体总分第2名；1名1996年评为省青年教师；学校被评为《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全国先进学校，学校奖励5万元。使学科建设上一个新台阶，中青年教师逐步成为龙头的骨干力量，完成了新老交替，形成跨世纪学科带头人队伍，使学科建设初见规模。面向21世纪，加速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领导班子要有超前意识和战略胆识。在抓教师的整体素质提高的同时，又要注重学术带头人的发现与培养，使师资队伍与建设有法可依，才能赢得高质量的师资队伍迅速成长，才能适应21世纪体育教育发展需要。1997-03-20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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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13卷 第2期科技期刊阻尼器―滑动轴承―转子系统的非谐调运动及突跳特性分析西安交通大学 张家忠唱场⌒砬煊唷≈Ｌ生【摘要】 挤压油膜阻尼器―滑动轴承―柔性转子系统是一类强的非线性动力系统，其中包含一些复杂的非线性现象，文中主要对系统的非谐调运动、突跳行为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表明：系统存在二次Hopf分岔，并导致准周期运动；存在重复的倍周期分岔，导致次谐运动；突跳是鞍―结分岔产生的结果。 主题词： 轴承 转子 非线性系统 稳定性分类号： O3281 引 言由于油膜力是一类强非线性力,使得系统包含一些复杂的非线性现象:亚异步振动、跳跃、油膜涡动等,而采用线性理论,其机理将得不到解释，需要应用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分岔等理论对其进行分析［1］。对于SFD中突跳问题的研究，在具有滚动轴承支承的转子系统中已有一些研究结果［2］，并且都仅限于同心型挤压油膜阻尼器的协调圆响应。本文直接对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生鞍―结分岔、倍周期分岔、二次Hopf分岔时系统的动力特性。2 力学模型为理论分析方便，取单盘Jeffcott柔性转子系统图1 力学模型进行分析，建立图1所示的力学模型。同时为研究问题方便，运动方程采用无量纲形式：其中：1x＝prcosψ１＋ptsinψ１ 1y＝prsinψ１－ptcosψ１2x＝－frcosψ２＋ftsinψ２ 2y＝－frsinψ２－ftcosψ２c１和c２分别为轴承、阻尼器的半径间隙，pr，pt，fr和ft分别为轴承及阻尼器中的油膜力。对于轴承，其油膜力采用长轴承、“π”油膜假设得到,而阻尼器由于其周向开有油槽，其油膜力采用短轴承、“π”油膜假设得到［1］：并将运动方程表示在状态空间中，并用“′”表示变量关于τ的求导。（1）3 基本理论3．1 不动点分岔理论本文主要对如下的非自治动力系统进行分析,研究其周期解的稳定性:＝f(x,t,μ）， （x,t,μ）∈（Rn，R，R）（2）具有:f(x,t＋T，μ）＝f(x,t,μ）对流的闭轨问题的研究,可以化为对其Poincarè映射中不动点问题的研究，常见的不动点分岔有三种类型［3］,可以很容易将其应用到周期解的稳定性分析中。3．2 Poincarè映射中不动点的确定对于由式(13)描述的周期性非自治动力系统,采用Poincaré映射法对其离散,并采用文献［1］中的迭代方法确定Poincarè截面上的不动点,而不动点的稳定性,可以由［x（T）／x（0）］的特征根确定,并可以采用下列方法求解:（3）方程(2)与(3)同时联合求解，可求出t＝T时的矩阵［x／x（0）］，进而求出其特征根。4 数值分析4．1 次谐运动分析对柔性转子系统进行分析,各参数取下列值：σ１＝0.41 ， σ２＝0.057 ， β＝0.143 ， α＝1.924 ， k１＝1054.69 ， k２＝93.41 ， d１＝14.09 ， γ１＝13.33 ， γ２＝1.39。当转速在0～4540r/min范围内时，系统有稳定的周期解，而当转速增大为4552.792 r/min时，［x（T）／x（0）］有一特征根等于－1，系统发生倍周期分岔,图2为转速为4600 r/min条件下,轴颈中心的运动轨迹,为稳定的倍周期运动(原周期解失稳),将转速继续增大为4760 r/min时,原稳定的倍周期运动失稳,再次发生倍周期分岔,分岔出一稳定的四倍周期运动,图3为转速在4780 r/min时,轴颈中心的运动轨迹,为稳定的四倍周期运动。图4为转速在4000～4800 r/min范围内,轴颈中心的运动分岔图，由图看出在转速约为4550 r/min时发生倍周期分岔，而在转速约为4760 r/min时，再次发生倍周期分岔。图2 轴颈中心运动轨迹 图3 轴颈中心运动轨迹图4 轴颈中心运动分岔图 图5 轴颈中心运动轨迹由以上分析表明,由于系统的一系列倍周期分岔,导致系统出现次谐运动。4.2 准周期运动分析将系统的参数调整为下列值:σ１＝2.00 ， σ２＝6.05 ， β＝0.04 ， α＝1.35 ， k１＝4939.22，图6 Poincarè截面上轴颈中心运动轨迹k２＝60.14 ， d１＝6.65 ， γ１＝17.00 ， γ２＝0.80 ，系统将发生准周期分岔。当转速在0～3800 r/min范围内时,系统有稳定的周期运动,而当转速增大到3780.324 r/min时,有一对其模为1的复共轭特征根,系统将产生准周期运动,图5为转速为3790 r/min时轴颈中心的运动轨迹,图6为其Poincarè截面上的运动轨迹,为一闭合的曲线,表明此时系统的运动是由两个频率ω１和ω２构成的组合振动,并且ω１／ω２是一无理数。在非线性转子动力系统中,由于不平衡量增大等原因,容易引起准周期运动,转子将发生非谐调涡动。4．3 突跳行为分析将系统的参数调整为下列数值σ１＝0.426 ， σ２＝0.108 ， β＝0.143 ， α＝1.76 ， k１＝1186.3 ， k２＝105.48 ， d１＝11.1 ， γ１＝14.35 ， γ２＝1.29 ，系统将发生鞍―结分岔。在转速为0～3120 r/min范围内,系统有稳定的周期解,当转速继续增大为3120.423 r/min时,有一特征根等于1,系统将发生鞍―结分岔,图7为轴承体中心的偏心矩ε２随转速的变化情况(ε２为Poincarè截面上的值),在此转速点,周期解跳到另一解分支,同时ε２的值也有大的变化,此即非线性振动系统中的跳跃现象。图7 升速过程中偏心矩ε２随转速的变化 图8 降速过程中偏心矩ε２随转速的变化在降速过程中,当转速为3334.326 r/min时,同样有一特征根等于1,图8为轴承体中心偏心矩ε2随转速的变化情况。在升速及降速过程中,两鞍-结分岔点的转速不同。由于系统的非线性原因,在一些非线性动力系统中,将有多个周期解共存的现象,并且系统对初值条件极敏感,不同的初值条件,将对应不同的周期解分支。根据前面的分析,在降速过程中,当转速小于3120.423 r/min时,还应有另外一个鞍―结分岔点,系统将表现出双突跳、滞后特性,并有一光滑曲线连接两分岔点,这条曲线不稳定［8］,不能由直接积分法求出,需应用伪弧长延拓等方法确定。5 结 论SFD是一强的非线性元件，与具有滑动轴承支承的转子系统组成一强非线性动力系统，其中含有一些复杂的非线性现象：突跳、非谐调涡动等，由于其减振的有效性，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现象的机理进行分析研究。其中的突跳现象是系统发生鞍―结(极限点)分岔的结果，次谐运动是系统发生了一系列倍周期分岔产生的,准周期运动则是由于发生二次Hopf分岔引起的。男 29 博士 讲师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机泵研究中心参 考 文 献1 张家忠．挤压油膜阻尼器―滑动轴承―刚性转子系统的稳定性及分岔行为．应用力学学报,1996,13(4):35-402 孟光．非线性柔性转子―同心型挤压油膜阻尼器系统稳态及双稳态响应的稳定性分析．航空学报,1990,11(7): 333-3403 陆启韶.分岔与奇异性.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4 Thomas S. Parker. Practical Numerical Algorithms for Chaotic Systems. New York: Spring-Verlag, 1989（责任编辑 王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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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160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11 【 标 题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时间处理艺术 【英文标题】The Art of Disposal of Time Element in the Historical Roman-c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JI De-jun 1,HONG Zh e-xiong 2(1.Chinese Depart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05, China;2.The Editorial Office of Zhongshan UniversityJournal, Guang-zhou 510275, China)【 作 者 】纪德君/洪哲雄 【作者简介】纪德君(1966-)，安徽长丰人，广州大学副教授；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5；洪哲雄(1945-)，广东潮阳人，中 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中山大学 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 510275【内容提要】在时序变位方面，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虽以顺叙为主，但也常用倒叙和预叙，采用倒叙和预叙，常伴随大量的诠释性、评论性干预。 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史传、说唱乃至传统天命观念等的影响分不开的。在时间变形方面，成功的演义小说都擅长于“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长久”，并爱将笔墨集中在那些野史、传说色彩比较浓的部分，致使叙事跌宕有致，引人入胜，具有鲜明的民族叙事风格。【英文摘要】In terms of time sequence, although historical romanc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mostly narrated in chr onologi-cal order, yet flashback and flashforward are often employed, with a great deal of explanatory and commentary interventions. The formation of such a feature is indispensable with the ef-fects of historical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huo Changand e-ven the idea of destiny. In respect of time variation, histor-ical romances are all good at "knowing where to play downand where to touch up" and fond of focusing on unauthorized histo-ry as well as sections with strong flavor of legend, thusmak-ing the novels delightfully intricate, fascinating and distin-ctive of national narrative style.【关 键 词】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叙事时间/历史时间Ming and Qing dynasties/historical romances/time of narration/historical time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4-0114-07法国叙事学家兹维坦・托多罗夫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1]这就是说，叙事时间乃是对故事时间的一种变形，没有这种变形，叙述就难以进行。因此，为了深入、细致地把握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艺术特征，从中汲取丰富的叙事艺术养料，以裨于当今的历史文学创作，有必要对其处理、加工历史故事时间的艺术方式作一些具体的探讨。一、叙事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参差变位历史演义小说主要是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来叙述人事之变更和朝代之兴衰的，特别是当作家强调历史演义之信实性时，他还会在每卷卷首有意标明所叙史事的年代起讫，而且在叙述的过程中对一些重大事件、著名战役、主要人物之生卒等，也常会标出真实的具体年月。例如嘉靖本《三国演义》中就有六十多处标明纪元朝号，《唐书志传演义》有四十余处，《西汉通俗演义》有二十四处，《东西晋演义》标出的纪元年月竟有四百五十余处，《樵史演义》有一百余处，《北史演义》则有近四十处。这些演义小说所记年月与正史记载大多相符，给人貌似历史的真实幻觉。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明演义是一种通俗信史，而只能说这是作者用以加强叙述信实性的一种策略，因为我们只要对照史书一读，即可随时发现演义叙事时间对历史时间的种种移位变形。如毛宗岗批读《三国演义》时即云：《三国》一书，有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之妙品也。如吕布取曹豹之女本在未夺徐州之前，却于困下邳时叙之。管宁割席分坐本在华歆未仕之前，却于破壁取后时叙之。吴夫人梦月本在将生孙策之前，却于临终遗命时叙之。武侯求黄氏为配本在未出草庐之前，却诸葛瞻死难时叙之。诸如此类亦指不胜屈。”（《读三国志法》）毛氏在此所言多可视为倒叙。在其他演义中，倒叙自亦屡见不鲜。如果我们对演义中的倒叙略作辨析，则可看到其倒叙方式是比较丰富的。比如在某一重要人物出场时，述说此人的过去，即是较为典型的一种。这种倒叙既可使读者对此人之过去及品性有一个初步认识，同时又可以为此人以后的行动提供一种内在的性格依据，如上举华歆的例子即是。不用说，这种倒叙是受了史传的影响。如杜纲所云：“凡忠义之士，智勇之臣，功在社稷者，书中必追溯其先代，详载其轶事，暗用作传法也。”（《南史演义凡例》）有时叙事者则在人物死时作些回述。如《三国》写杨修被杀即是。杨本为曹之重要僚属，但曹却一怒杀之，似与情理相悖，故叙事人一连回述了六个故事，揭示其因，这样就使本不易在顺序中安插的一些琐事串成了一体，集中地表现了杨修的恃才放旷与不识时务。在演义中还常会出现一些“如天外奇峰，横插入来”的情节，接下来便是一段倒叙，交代此事的来龙去脉。如《女仙外史》第四回：“请问济宁与蒲台相隔着三四百里，林公子小小年纪如何知道有个才女与他八字相仿的呢？其中却有自然而然引导之人……”。这样在读者莫名惊诧之际回叙一番，不仅可以增加读者对叙事的兴趣，而且还可以省却不少冗笔。故陈奕禧评曰：“文法倒行，如逆流之水，波涛冲激，姿态尤奇。此非故作险笔，盖有势不容已者。……若使顺序而出，则必加以点缀，施之藻采。”（第四回回末评）在演义中还常有不少补叙，实际上也是一种倒叙。如《北史演义》第十五卷：“你道宇文弟兄何以在葛荣手下为将？盖自武川杀了卫可狐……”许宝善评道：“补叙得井井有条，前后线索一丝不乱。”第三十一卷：“你道高王何以如此？先是王在东府……”许评：“补叙前事，为广选美女之由。”第四十一卷写高澄“无端”被杖，娄妃惊曰：“澄儿何罪而王杖之？”王叹曰：“……”许评：“借此一问，正好补叙世子在京所做事情。”第四十四卷写：“你道蠕蠕公主若何身故？先是……”许评：“借高王用间，正好补叙西事，牵连无迹。”可见这种补叙对于情节之转换过接与前后之关联照应等，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情节线索发生了交叉，叙事人无法将它们同时叙出时，这时他便常会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先叙一事，再叙另一事。如《北史演义》第七卷写胡后荒淫失政，导致六镇叛乱，叙事人即先叙破六韩拔陵一处反形，再叙他处。第三十五～三十六卷写高欢征讨刘蠡升与高澄私通郑娥。这两件事本同时发生，叙事人则先叙高澄私通，次叙高欢征讨，再叙高澄受责，章法井然，一丝不紊。故许评：“作书最易顾此失彼，看他将内外事相间而叙，何等细腻，何等周匝！”有时，叙事人为了追求情节之连贯性与完整性，也会将本来在时间上犬牙交错的众多事情分割开来，移前挪后，进行重新缀合。例如春秋列国时期，大大小小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即颇错综繁杂，往往一年就发生好多起事。如果叙事人按史实编年顺序，逐一将它们叙出，不惟头绪纷繁，而且前后无法衔接、贯串。因此，叙事人为了使读者对一国之兴衰，大致能够“察其本末，原始要终”，就将本事时间加以分割、缀辑，先用数则或十数则叙郑国事，接着叙齐国事，再往下才叙楚晋秦诸国事，尽量减少头绪，提清线索，使观者不致茫然困惑。这也就是余象斗在《春秋列国志》序中所说的“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不过，这一做法却受到了冯梦龙的讥讽，认为“旧志叙事，或前后颠倒，不可胜举”（《新列国志凡例》）。可是，冯氏似也同样难免将本事时间“前后颠倒”。如小说第六十五回，始叙周灵王二十三年（实为二十四年）齐国崔杼杀君，继以是年吴王诸樊伐楚，承以卫人二易其君，而转叙卫晋结怨、晋楚盟约、卫国内讧，才又接续崔杼乱政后的情况。这就将本来是立体化的故事时间转换成了一种轮流接替的线性时间。非如是，则叙事人很难措手。所以，有丰富创作经验的晚清历史小说家吴沃尧曾说：“其叙事处或稍有参差先后者，取顺笔势，不得已也。”（《两晋演义》第一回回评）除此而外，叙事人为了保持叙述线性，还经常把倒叙用直接引语转述表现，这样时序变位造成的混乱就更少了。如《三国》第四十一则，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提到上一年征张绣时士兵途中饥渴，他使用了望梅止渴之计。这种倒述，由曹操口中说出，有自夸味，但却巧妙无痕，自然生动，也省了叙事人的指点说明。又如《英烈传》第八回郭光卿向朱元璋说他如何起兵，第九回宋濂向孙炎讲述章溢、叶琛出生异迹和才情人品，第四十回李文忠向朱汇报攻打张士诚经过，第五十八回承差向朱禀告傅友德大败元兵之事等等，也都是借用人物之口来倒述的。这种倒述既可避免叙述之烦杂、拖沓，突出故事主线；同时又可使行文虚实相生，参差变换，各个入妙。由以上这些论析也可看出，演义中的倒述，并不是有意要破坏顺叙，更多的时候倒是为了维持一种叙述的线性。正因如此，叙事人才常会在倒叙时出面，用“先说”、“先是”、“初”、“原来”、“你道如何如何”、“话分两头，先说……”等具有“确认性”与“方向性”意义在套语来提清故事线索，以免读者淆乱。这与西方小说惯用倒叙制造悬念，抓住读者，是不大相同的。如近代翻译家林纾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翻译《块肉余生述》第五章时就说：“外国文法往往抽后来之事预言，故令读者突兀惊怪，此其用笔之不同者也。余所译书，微将前后移易，以便观者。”但是林纾好像并未意识到西方小说与我国古代小说“用笔之不同”的根源，乃在于它们秉承了不同的叙事传统：西方小说是从史诗发展而来的，史诗在处理故事时间时即常用大幅度的倒叙和追叙，通过主人公边回忆边叙述的方式来讲述其经历（如《荷马史诗》），这种处理时间的技巧经过理论家的总结和小说家的承袭，便逐渐成为一种传统的叙事经验；而我国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则是从史传衍生而出的，所以其叙事就特别注重以时间的记载为线索，“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顺叙历史的发展，叙事人只有在交代事件的起因或人物的来历时，才用倒叙或补叙。此外，它还直接蒙受了宋元说话艺术的滋育，自觉采用向“听众”宣讲的方式来敷陈历史人物，因此为了便于讲说，同时也为了更便于“听众”理解、接受，叙事人就必然要尽量地减少时序倒错，维持一种线性叙述。如果势不容已，或为了获得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而必须采用倒叙，则常要附加解说。所以，历史演义在运用倒叙方面所呈现的一些特点，是与史传、说话的深刻影响分不开的，它更多地着眼于“听众”的接受效应。除了倒叙，历史演义还常用预叙来处理故事时间，表达某种叙事题旨。比较常见的是许多演义开头所有的一段寓言式楔子。如《英烈传》首回写元顺帝梦一红衣人“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执扫帚，将蝼蚁毒蜂尽皆扫尽”；《续英烈传》写朱元璋与刘基参破天机，预先替建文帝准备度牒、僧衣，以为其避祸全身之计；《ｔáｏ＠①杌闲评》写朱工部治水，火焚蛇穴，导致妖蛇投胎报复；《铁冠图》写铁冠道人向朱元璋作歌、献图，预示大明国运等等，都是将整个故事的结局率先提破。因此，它们对于整个故事情节有一种先声夺人的控摄权，体现了作者对所叙历史人事的一种认识和把握。有时，这种预叙则穿插于故事情节之中，以异兆、占卜、相命、谶语等方式出现。如《南宋志传》写崔庆寿、韩素梅、王奇、赵思忠等数见赵匡胤头现金龙、红光闪闪；苗光异卜算赵之命相贵不可言，但此去有二十日血光之灾；郭威将死，其本相“黄龙”一现于澶州城下兴风作浪，遭赵箭射；二现于汴京戏龙楼内露牙展爪，为赵棒击，等等，都是寓言式的预述。又如《北史演义》第七卷写高欢与尉景等入沃野田猎遇仙妇指点前程；第二十七卷写乙弗氏梦高欢、宇文泰将要豆剖魏之江山，宇文泰算命，姚金花梦金龙据腹等，也都是将后来发生之事提前暗示一番。至于大将将死，必有先兆，在演义中更是屡见不鲜。这些寓言式预述所寓含的旨义，无非就是天命有归、天道无常等宿命或命定观念，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强调天命在国家兴亡、人事变幻上的不可抗拒，借以巩固某种道德天条的力量和权威，诚如《隋炀帝艳史》第十六回开首诗所吟：“君莫悼，国家兴亡皆有兆。举头不独乾象垂，一草一木能先告。君莫疑，国家成败自有时。不必蓍龟与四体，一禽一鱼皆前知。”这种命定论，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荒谬的，但是它以预述方式出现在小说开头或行文之中，也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即它可以提示故事的来源及衍变的脉络，操纵着情节的发展，以及预设情节之走向等。如许宝善即指出，这些预述“看去皆似闲文，其实一一为后半部张本。前后关锁，极灵极幻”，实为“行文三昧”（《北史演义》第二十七卷卷末评）。在演义中还有一种指点评论性预述。例如《隋史遗文》第三回：“上天自要兴唐灭隋，自藏下一干亡杨广的杀手，辅李渊的功臣。不惟在沙场上一刀一枪，开他的基业，还在无心遇合处，救他的阽危。这英雄是谁？姓秦名琼，字叔宝……”《樵史演义》第五回：“从此朝朝商量，夜夜算计。恰好有汪文言一件事，他们肯轻轻的放过那些正人君子么？”《ｔáｏ＠①杌闲评》第二十一回：“这就是他日害东林的祸基，亦是天道要一班阉奴来颠倒社稷。此是后话。”这类预述往往在后文都有具体的叙述以为回应，因此它们自然也就有了控摄叙事线索，突出叙事主旨的功能。至于演义小说每回结尾，也常用预述来提示下回所叙的内容。如《西汉通俗演义》第八十二回末：“张良遂起身向韩信、李左车前秘密道了数句言语，使诸将心志懈怠，八千子弟自然离散。但不知其言还是如何，下回便见。”《北史演义》第十七卷末：“那知大恶既盈，显报将至。管教：掀天事业俄成梦，盖世威权化作灰。且待下回分剖。”这种预述式结尾，几成一种定式。总起来看，预述在演义中频繁出现，从叙事意图上讲，主要是为了表现一种宿命或命定的历史意识，以裨于劝惩教化；从叙事效果上讲，这些预叙则通过回答“故事的结局将如何”及“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满足了部分缺乏耐心的读者的好奇心，同时也制造了一种新的悬念――“这一结局是如何取得的？下一步将怎样发生？”这种悬念自然是要由顺叙来解决，因此读者借助预叙又增强了对顺叙的兴趣；再从叙事功能上讲，这些预叙不仅具有提摄、遥控叙事线索的作用，并且还常能帮助叙事人解决令其挠头的“分叉”问题，迅速处理掉那些无关大局的故事线索、事件或人物，使顺叙专注于最重要的内容。例如《大宋中兴演义》的叙事人用几句话即打发了抗金失败而退隐的姚平仲（第三则）及出使金国的洪皓的结局（第二十五则），这就像削去了树干上的枝杈，从而使主干更显突出了。于此也可看出，预叙虽是对故事时间的一种变位，但有时它反倒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叙述的线性。这大概也是演义常用预述的一个原因吧。二、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疏密张弛如果叙事人在叙述历史人事时有意变换叙事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的比例尺度，那么叙述就会出现疏密张弛，呈现出某种带有规律性的叙事节奏。如南宋人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即这样来描述彼时讲史平话变换时间节奏来讲述历史人事的技巧：“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长久。”明清时的演义评点家们则常爱用急与缓、忙与闲、刚与柔、热与冷、浓与淡等方面的对比效应来形容演义小说的叙事节奏及其韵律感。如毛宗岗即借用绘画色彩的浓淡来作譬喻：“《三国》一书，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画家之法，于山与树之远者，则轻之淡之，不然，林麓迢遥，峰峦层叠，岂能于尺幅之中一一而尽绘之乎？作文亦犹是也。”（《读三国志法》）这里谈的实际上就是《三国》时间节奏的快慢疾徐。可以说，绝大多数演义小说的叙事节奏基本上都是由轻描淡写的概述和浓墨重彩的场景反复交替构成的。概述一般用来走马观花地扫视那些不值得花费多少篇幅的故事时间区域，因此出现在此区域内的事件相对来说也就比较稀疏。例如演义小说的开头，通常都要以极简短的概述来溯源。如《英烈传》即从三皇五帝说起，用几百字导入所叙之本事――元朝失政，农民起义。《西汉通俗演义》则从战国时赵国虏秦皇孙异人说起，纵掠84年历史，然后才进入本题。一些人物传记体演义则大都从传主祖籍家世和出生说起，而且还常有明确的地点、日期以与历史相验证。如《于少保萃忠传》即是。至于演义小说的结尾，也无一例外地采用概述，如《英烈传》的末三回即概述了朱元璋登基后12年的历史，《于少保萃忠传》（七十回本）后八回则简述了少保在冤案昭雪后近一百三十年内屡受旌表的情况。这种追本溯源式的开场和顺流入海式的结尾，不仅可以理顺历史的脉络，避免起局突兀，收场匆忙，保持叙事链条的完整性，而且还使叙述稳稳地锚定在了历史语境上，从而增强了叙述的历史感和信实性。除此而外，概述则常用作正文中场景之前的铺垫或两个场景之间的过渡，所谓“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如《西汉通俗演义》第十回写刘邦起事，先概述秦朝君昏臣佞，导致烽烟四起；次约叙刘邦出生及壮年行迹，接着是一段场景（刘邦娶妻），这以后又是约叙（刘邦送徒夫至骊山），接场景（芒砀山斩蛇），再接约叙（四方归附），再接场景（袭杀沛令）。因此，叙事就显得张弛有致，波澜起伏。与概述相对，场景在演义中一般则多用于一些能见出作者叙事旨趣的戏剧性情节关目，所谓“热闹处敷演得越长久”。但是就现存演义对“热闹处”敷演的效果来看，这些所谓的“热闹处”，却多半令人生厌。其所以如此，盖因叙事者为了突出其心目中的英雄，或为了以戏剧性取悦读者，过于频繁地描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场面，诸如攻城劫寨、出奇设伏、争锋厮杀、布阵斗法等，犹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而在“放法”上又都大同小异，看多看久，又岂能不厌！所以毛宗岗说：“每见他书所纪劫寨之事，不过‘杀入寨中，并无一人，情知中计，望后便走’等语耳。层层叠叠，数见不鲜。”（《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总评）又说：“每到遇伏兵处，便是一声炮响，一彪军出，文法旧矣。”（第九十九回夹评）查书云说：“余观诸小说，欲大败之，必先与之以小胜，竟成故套。”（《女仙外史》第三十四回回末评）刘廷玑也说：“余尝观历代演义诸书，凡攻城拔国，覆军破垒，皆出定算之中，而不能变易于定算之外。”（《女仙外史》第三十五回回末评）李卓吾甚至还指摘《三国演义》场景描写之陋处，说：“读《三国志演义》到此等去处，真如嚼蜡，淡然无味。阵法兵机，都是说了又说，无异今日秀才文字也。”（第一百一十回回末评）又说：“读演义至此，惟有打盹而已。何也？只因前面都已说过，不过改换姓名，重叠敷衍云耳，真可厌也。”（第一百一十二回回末评）因此，高明一点的作家就比较注意省俭笔墨，将之留供一些重要场合使用。如《三国演义》所写大小战争约有四百场，但真正浓墨重彩、肆笔渲染的却只有官渡、赤壁、彝陵等几个大战役，以及一些相对次要的战役，如讨董卓、灭吕布、败袁术、定张绣、破刘备、占荆州、取蜀川、定关西、战汉中、夺襄樊、擒孟获、出祁山等，这些精彩、热闹的战役依次分置在五、九、三十～三十一、四十～四十二、四十三～五十、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二～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七十～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六、八十一～八十四、八十七～九十、九十四～一百零四等回中，便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浪峰，而其他各回则作为波谷，通过粗陈梗概式的略述来承递、过接这些浪峰，于是全书便显得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张弛相间、节奏分明，具有一种新奇、强烈的艺术效果。诚如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所言：“节奏在小说中的作用是……凭它那美妙的盈亏圆缺使我们心中充满了惊奇、新鲜感和希望。”[2]当然，如果叙事人仅将浓墨重彩涂染在一些重要的战争场面之上，而不追求内容、节奏的变换，那么这样的节奏有时也仍然会让人觉得单调和腻烦。所以，精明的叙事人在龙争虎斗、雷轰电激的战争场景之间又别出心裁地穿插了一些花明草媚、温柔旖旎的场景，以“舒其气而杀其势”，务使行文节奏不致单一、滞闷。如叶朗先生就曾据此总结说：“叙事的冷热相济，壮美和优美的连接……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适应欣赏者的美感心理的特点。”[3]对此，毛宗岗曾作过生动的描述和揭示。他说：“《三国》一书，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如正叙黄巾扰乱，忽有何后、董后两宫争论一段文字；正叙催、汜猖狂，忽有吕布送女、严氏恋夫一段文字；正叙冀州厮杀，忽有袁谭失妻、曹丕纳妇一段文字；正叙赤壁鏖兵，忽有曹操欲取二乔一段文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人但知《三国》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应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读三国志法》）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在交替运用场景、概叙，以营造适合于读者审美心理的叙事节奏、韵律方面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并未被大部分演义小说很好地继承，只有《隋唐演义》、《北史演义》等少数作品能得其余绪并有所发展。如《北史演义》在运用场景、调配文武场次方面，就有别具匠心之处。“书中大小数十余战，或斗智，或角力，移形换步，各各不同”（《北史演义凡例》）。而重笔渲染者，则惟有败拔陵、破葛荣，以及沙苑、邙山、玉璧等数战而已，且“每写一番苦争恶战，死亡交迫，阅者方惊魂动魄，忽接入闺房燕昵，儿女情长琐事以间之，浓淡相配，断续无痕，总不使行文有一直笔”（《北史演义凡例》）。如小说四～六卷写高欢与昭君私恋、订婚，胡后逼幸清和王；十三卷写胡后思念杨白花；十七卷写高欢纳金娥；二十一卷写高欢遇桐花；二十五卷写高欢逼娶尔朱后；三十四～三十六卷写高欢娶郑娥，高澄私之；四十卷写永宝通金婉等等，皆笔香墨艳，曲折详尽，夹杂于金戈铁马、争斗杀伐的场景之中，也确能产生一种刚柔相济、动静相生的美感效应，使读者于悲壮激越的旋律中时而能听到舒缓悠扬的协奏，有效地避免了大部分演义滥用战争场景而导致的刚柔不济、张弛失调的窒息感和僵硬感，增强了演义的抒情意蕴和审美娱乐功能。除此而外，演义小说在运用场景方面还呈现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特点，即笔墨多半集中在那些取材于平话和传说、传奇色彩和市井气息比较浓的部分。如《残唐五代史演义》共六十回，可写李存孝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业绩就占了二十六回，这是全书叙速最慢也最精彩的部分；《西汉通俗演义》写韩信弃楚投汉、筑坛拜将、暗度陈仓、悉定三秦等经历，在史书中不过寥寥数句，约两个月的时间，但演义却整整敷演了二十个回目；《南宋志传》写赵匡胤在市井民间济困扶危、行侠仗义等传奇故事，不见于史书，显系据民间传说敷演，但这部分却用了十个回目，占全书的1/5。凡此，都显示了叙事人对主人公的极度偏爱。《ｔáｏ＠①杌闲评》则耐人寻味地将场景集中在魏忠贤入宫前的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涯上，笔触中时蕴细微的怜惜，也许叙事人是想从人物生活的社会时代环境及其命运播迁中寻索人物由善转恶的种种矛盾动因。至于其他的一些历史演义，其平话、传说色彩浓的部分，也多用场景。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而最早发现这一规律的是鲁迅。他在评论《五代史平话》时曾说：“全书叙述，繁简颇不同，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丽，证以诗歌，又杂浑词，以博笑噱。”[4]夏志清在评论《隋史遗文》时，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说：“第一至四十五回，实际上是一部秦叔宝演义，文笔不慌不忙，引人入胜，在结构上有‘长篇小说’的规模。四十六回开始转入正史，以李世民为中心，交代的大事太多，叙事不免急促起来。”他们两人都没有将这两部小说在叙述事件之疏密、叙述速度之快慢方面所呈现的规律普遍化，但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历史演义都如此。之所以会如此，大概是因讲史、传说乃市人揣摩古人古事，“勇于变古”之所为，故以讲史、传说为基础的叙述，就自然要比一味泥史尚实的叙述更多描绘、皴染的成分，而其叙述的速度自然也就相对要慢一些。不过，从根本上讲，叙述事件之疏密，叙述速度之快慢，乃至叙述情调之冷热、叙述色彩之浓淡等，都无一例外地要受制于叙事人的立场、观点、爱憎和意愿等主观因素。这里不妨再以《三国》中的“当阳之战”为例，来简略分析一下叙事人是怎样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向去成功地调配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比例尺度的。据历史记载，这场战斗的胜利者是曹操，惨败者是刘备，刘备只在败逃中获得了局部自卫性的小胜。作为演义小说的叙事人，对于这一众所周知的史实，是不能随意变更或掩盖其真相的，但是他又不愿正视、实叙之。于是，他便在叙事的时间节奏上巧作文章：一方面只是蜻蜒点水、意到笔随地匆匆勾勒刘备走新野、弃樊城、败当阳、奔夏口等大败，另一方面则精雕细刻、极尽夸张地徐徐描绘了“赵子龙单骑救主”、“张翼德大闹长板桥”等大败中的“小胜”；而从叙事的情调上看，他则以高度同情的笔调虚写了大败，同时又以热烈兴奋的心情实写了“小胜”。从叙事的色彩上看，他也是淡抹轻写了大败，浓描重绘了“小胜”，从而构成了一幅淡抹浓描相映生辉的战争风云图，使“小胜”在“大败”这个背景的烘托下显得格外灿烂夺目，而刘备部下虎胆英雄神勇无敌的战斗雄姿，也因此变得更加光芒四射，其整体效果，则在读者印象中把“大败”淹没在“小胜之中，好像最后胜利的还是刘备这一方。由此可见，客观的历史事件经过叙事人主观的简化压缩和拉长延宕的变形处理之后，就产生了与历史事件本身价值大相径庭的另一种价值――审美价值。这是历史价值与文学审美价值的错位，而直接导致这一错位的内在动力，却正是叙事人的主观情感与思想倾向。综而言之，历史演义小说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参差变位与疏密张弛，都是有一定的特点和规律的。通过寻绎这些特点和规律，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叙事人对所叙历史人事的理解把握、轻重权衡和审美评价，而且还可以从叙事人对两种时间次序及比例的成功调度中获得种种有益的艺术启迪。诸如“横云断岭，横桥锁溪”、“添丝补锦，移针匀绣”、“隔年下种，先时伏著”、“急脉缓受，忙中偷闲”、“笙箫夹鼓，琴瑟间钟”等处理时间的多种艺术技巧，无疑都是颇有借鉴价值的。［收稿日期］ 2000-09-15【参考文献】 [1] 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94．[2] 卢伯克．小说美学经典三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338．[3]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152．[4] 鲁迅全集（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4．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木加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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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探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TUDY NONGYEXINXI TANSUO1999年 第3期 No.3 1999建设农业信息网 服务广东农业广东省农业厅信息中心文 摘：回顾了十年来广东省农业信息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即各级领导要把农业信息服务当作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首要任务来抓；要加强宣传发动，大力发展网员单位，不断扩充直接服务对象；要突出广东特色，努力开发信息资源，不断充实网上信息内容。关键词：广东 农业信息工作 体会一、争取领导支持，积极开展农业信息工作十多年来，我省的农业信息工作一直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我厅的信息工作一直由厅一把手亲自抓，将抓好信息工作列入厅党组的重要的议事日程，对农业信息工作做到有研究、有部署和抓落实。我省每年都要召开2至3次农业信息工作会议，每次厅主要领导都到会讲话，总结、表彰和进一步部署全省及厅机关的农业信息工作。每年举办1～2期农业信息干部培训班，现已先后举办13期，培训各级农业信息干部700多人，成为我省农业信息队伍的骨干力量。此外，每年还开展一次农业信息学术研讨会。目前，一个初具规模的农业信息体系已在全省形成。在此基础上，近几年我们还着重在计算机及其网络应用上强化培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由于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我厅政务信息工作多年来在省直机关保持先进行列，自1988年起，连续11年被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评为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自1996年起，我省的农情信息工作也居全国前列，连续3年受到了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的表彰和奖励。二、建设好省级平台和“广东农业信息网”1996年广东省初步建成了厅机关的局域网，开发了基于DOS平台的信息管理和办公应用软件，实现了与地级市农业局的点对点通讯，从此我省的农情信息工作开始在计算机网络上进行。1998年6月，成功安装省级Windows平台，并于1998年8月正式开通了“广东农业信息网”，开始为我省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国内外、省内外的适时农业信息网上服务。这一举措得到了省领导的高度评价，省内各大新闻媒体竟相报导，在我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机关、农业企业、涉农单位和种养大户，纷纷要求加入“广东农业信息网”。为方便用户上网，我们在提供原有的10条中继线直接拨入的基础上，1999年4月，又与广东省数据通信局合作，以DDN入网方式，正式将“广东农业信息网”接入了169互联网络，使基层的广大用户能通过拨打本地电话上网查询，大大降低了上网费用，上网率明显提高。三、几点体会我们在应用省级平台、建设“广东农业信息网”中，主要有如下几点体会：(一)各级领导要把加强农业信息服务当作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首要任务来抓，高度重视和支持“广东农业信息网”省委常委、副省长欧广源，已连续几年批示拨专款近200万元支持“广东农业信息网”的建设，并在多次全省性的各种大型会议上对“广东农业信息网”予以肯定和赞扬，赞扬“广东农业信息网”的信息种类多，信息量大，信息及时准确。他要求加快我省的农业信息化进程，并勉励省厅要充分发挥“广东农业信息网”的服务功能，大力发展网员单位，做好农业信息服务工作。我厅主要领导也通过各种会议、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搞好“广东农业信息网”建设，占领省农业信息服务的制高点，达到引导和调控全省农业生产，发展“三高”农业，振兴农村经济，指导和帮助农民增产增收的目的，推动我省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二)加强宣传发动，大力发展网员单位，不断扩充直接服务对象首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宣传发动工作。1998年9～10月间，我厅信息中心组织有关人员，先后到全省21个地级市和部分县开展“广东农业信息网”巡回演示活动，印发了上万份网络介绍及上网的有关资料，得到了各地党委、政府及有关农业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我厅还在全省21个地级市农业局、畜牧局设立了“广东农业信息网”工作站，厅领导亲自下达任务，要求全省在短期内发展1000户网员单位，并将任务分解到各市工作站，同时要求各市、县农业局，畜牧局无条件入网，强制应用网络技术成果。目前，“广东农业信息网”的远程直接用户已有600多户。(三)突出广东特色，努力开发信息资源，不断充实网上信息内容我们在厅内配置了100多个局域网用户终端，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带头上网并依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各个处(室、总站)等都指定专门人员，负责组织和发布本部门的信息。对地级市农业局，我们也专门召开了工作会议做出部署，要求各地的信息交流、汇报等都要上网，要将全省农业部门的职能、工作情况、效果等反映到网上。在网上我们开设了广东农业、市县动态、农情调度、信息快报、统计年报等栏目及有关专题信息，最近，我们又在全省设立了29个信息直报点(其中种植业13个、畜牧业16个)，要求各直报点定期将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及有关信息发送到网上，逐步建立起我省的农副产品价格监控体系和信息服务体系。此外，我们正在与省直其他单位合作，共同开发和利用本省农业信息资源。(四)以建设和推广应用“广东农业信息网”为契机，推进全省的农业信息化进程“广东农业信息网”开通以来，得到了全省各地、各单位和各部门的热烈响应，有的市、县政府和农业部门采取对等或按一定比例的投资办法，拨出了一定专款，扶持“广东农业信息网”的用户购机和上网等，加快了广东省农业信息网络的建设和应用进程。作者单位：广东省农业厅信息中心单位地址：广州 邮政编码：510500收稿日期：1999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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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564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411 【原刊页号】031-032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 作 者 】楚天舒 【复印期号】199501 【 标 题 】法国汉学界三部重要历史著作简介 【 正 文 】 法国汉学研究有着很久的传统，并先后产生过一批杰出的汉学家如傅尔蒙、雷慕沙、儒莲等，对世界“中国学”研究影响甚巨。今天法国的汉学研究在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ecques Gernet）、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等人的推动下，继承传统、向前迈进，取得了许多令人注目的新成果。限于条件，笔者不可能一一介绍这些新成果，仅就在国外所见到的三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一简单介绍以飨读者。一、贯穿古今的中国通史－－《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一书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著的一部大部头中国通史著作。作者谢和耐（法兰西学院教授）是我们熟知的著名学者，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５－－１０世纪的寺院经济》、《蒙古人入侵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和《中国和基督教》先后被译成中文，为中国史学界所瞩目。《中国社会》一书是作者所著的一部中国通史著作。该书曾于１９７２年出版，随后被译成英、德、意、葡等多种文字，在西方汉学界很有影响。目前新版的《中国世界》一书是作者在原有版本上增补中国当代历史内容后于１９９０年出版的版本。翻开《中国社会》一书，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宏大的篇幅和丰富的内容，该书近七百页，所述历史从远古时代一直到本世纪８０年代末，将上下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完整地纳入一书之中，“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谓一部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作为一个外国学者能够如此系统而全面地阐述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十分难能可贵。其次该书的特点是它的学术性。作者本身是法国乃至西方汉学界最为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许多方面（如佛教史、社会史、经济史、敦煌学、基督教等）均有非常精深的研究，该书是作者长年深入研究的总结和结晶。该书大量吸取了西方汉学研究的成果，同时又尽可能参考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最后该书的特点还表现在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上。作为一个“外国人看中国”，作者无论在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还是在评价历史事件的准则与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上均有自己的特点，这一点可以从该书的篇目上看出来。全书共分十一卷，分别为“从古代王权到中央集权制国家”（公元前１７－３世纪）、“中国集权制国家的发展、演变和衰落”（公元前２－公元２世纪）、“中世纪”（公元３－６世纪）、“从中世纪到近代”（７－１０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１１－１３世纪）、“从各汉化帝国到蒙古人的入主中原”（１１－１４世纪）、“专制君主与宦官的统治”（１４－１７世纪）、“家长式独裁统治”（１７－１８世纪）、“从衰落到被奴役”（１９世纪）、“灾难中的中国”（２０世纪上半叶）、“历史的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之，该书是一部重要的中国通史著作，对于我们深入开展整个中国历史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二、清史研究专著－－《１８世纪的中国官僚体制与荒政》该书是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清代官僚制度与荒政的著作。对于作者魏丕信，国内史学界可能知道得较少。实际上魏丕信和谢和耐均属法兰西学院教授，同是法国当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魏丕信主要从事清代历史尤其官僚体制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极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如《近代以前中国的国家机器和经济基础》、《中国的饥荒》、《清代谷物之储存（１６４４－１９１１）》等等，其中《１８世纪中国的官僚体制与荒政》一书影响较大，堪称代表作。《官僚体制与荒政》一书主要围绕清政府在赈灾救荒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展开论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国饥荒概述”，内容包括自然灾害及其直接影响、人口的迁徙、社会的不稳定等。第二部分为“官僚体制的干预”，内容包括清代官僚体制本身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如官僚机构内部的联系与人事问题等）、清代的荒政管理与赈灾救荒状况、生产潜力的保存和重建等。第三部分为“结论与展望”，内容主要为清政府经济措施的演变、赈灾区的划分以及１８、１９世纪中国荒政概述。由于作者对清代官僚体制和荒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多种专题史籍和大量的地方志），因而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注意和参考。三、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综合研究成果－－《欧洲文化在中国：１７、１８世纪中西科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该书为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４日至１７日法兰西学院雨果基金会所举办的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于１９９３年出版，作为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论文集第３４集。论文集共汇集十二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１７、１８世纪西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引发的中西文化大交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论文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讨论。首先是“在华耶稣会士与中国的基督徒”。论文有苏彻尔的《从韩霖的＜铎书＞看明末的‘乡约’》、拉克勒的《形象派者马若瑟及其＜遗迹＞一书》、杜丁克《明代后期的基督教信徒张赓是否为景教基督徒后裔》及黄一农《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星占术数的态度》。这类文章对西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中国信徒的皈依以及传教士对中国星占术数的态度进行了论述。第二个主题为“欧洲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介绍与演变”。这方面的文章有恩杰弗莱特的《欧几里得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其在欧洲的发展状况》、马辛尼《１７世纪耶稣会士的著作和遗产与地理学、数学及科学术语在１９世纪的中国》、詹嘉玲《１７、１８世纪中国文人眼中的传统科学（数学）与欧洲科技》。这类文章对传教士介绍的地理学、数学以及中国文人的态度进行了探讨。第三个主题为“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东西方时空观”，论文有穆盖特的《南怀仁与西方地理学》、迪伯的《南怀仁的地理著述、世界地图与世界面貌的改变》、马若安《１７、１８世纪中文天文、数学著作中的空间和时间》、谢和耐《中、欧文化交流中的时空观及科学与宗教》、德罗绘《西画在中国的微弱影响》。这些文章主要探讨了西方地理学、绘画在中国的传播及东西方文明相遇时双方的时空观及其在科技中的运用。除了这些论文外，谢和耐所写的前言对上述主要文章进行了介绍与评价。由于论文的作者大多在科技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如德罗绘在法兰西学院从事图像学和艺术史研究、马若安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从事中国天文与数学史研究、黄一龙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天文学专业并获博士学位），有的还是法国当代负有盛名的汉学家，因而该书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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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367 【原文出处】《南方经济》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001 【分 类 号】F62 【分 类 名】金融与保险 【复印期号】200004 【 标 题 】低利率政策的经济效果分析――关于降息的负效用探讨 【 作 者 】胡月晓 【 正 文 】 自1999年6月1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又一次调低存款利率水平，这是中国自1996年5月以来的第七次连续降息。8月，财政部决定开征利息税，其对存款的影响无异于又再次降息。这一切表明，中国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刺激需求，奉行了一条低利率的经济、金融政策。但这一低利率的政策，能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添薪加火，却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一、低利率的效用分析1.金融抑制当实物部门随着经济活动的开展，不断提出各种形式的资金需求时，金融部门必须努力适应和满足这些需要，从而使实物领域中的各种经济活动得以正常开展。同时金融部门又有着自身的特殊利益需求，其对信贷资金的投放离不开风险与效益协调的原则。金融部门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实物部门的资金需求，满足哪一类实物部门的资金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央行货币政策的控制，其中包括利率政策。由于银行等金融部门在经营中遵循着“流动性、效益性和安全性”的传统“三性”原则，由于存在着借款人的“逆向风险选择”和“激励效应”，在不同的利率水平和政策安排下，银行在对项目安排和借款人选择上有着不同的风险偏好，如下图所示：附图{图}图中纵轴“π”表示银行的预期收益水平，横轴r表示银行的贷款利率，R[,1]、R[,2]、R[,3]分别表示不同风险项目下的银行收益曲线。其中R[,1]为安全项目收益曲线，R[,3]为最有风险的项目收益曲线，R[,2]居中。上图表明，借款人投资项目在预期收益上由低至高向上排列着三种独特的风险类型――R[,1]、R[,2]和R[,3]。R[,1]有着充分的附属担保，安全性高，该类借款人能够支付的最大利率为r[,1]。在超过r[,1]的利率水平时，由于借款人的逆向风险选择（或激励效应），银行将选择R[,2]曲线作为自己的经营项目曲线。曲线R[,2]包含了借款人可得到的较高预期收益的风险较大的项目。R[,2]位于R[,1]之下，原因在于激励效应和逆向风险选择；利率越高，较安全的不喜欢违约的借款人将退出申请人的队伍，而较喜欢冒风险的借款人将出来接受银行挑选；利率越高，借款人越是有改变自己项目性质、使之更具风险性的倾向；所以，银行资本收益率的增长慢于贷款利率的增长。在银行的最高利润率出现在贷款利率r[,2]时，随着利率的进一步增长，借款人的逆向风险选择，将足以使银行的边际利润率为负，足以抵消利率的进一步增长。由于银行的最高收益出现的R[,2]曲线上，R[,3]类的借款人将得不到银行等金融部门的资金支持，尽管该类项目上有着最大效益的投资项目，但潜在违约损失的风险过大。因此，不用任何官方利率上限，银行的行为天生就是保守的，当政府通过不必要的制定更低的利率上限来“抑制”天生保守的金融系统时，如若利率低于r[,1]，这就将诱使银行将贷款转而贷给相对安全但却效益较低的R[,1]类借款人上，经济中处于较高回报区域的两类借款人将被排除在外。从提高资金效益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上说，如果利率被硬性地定在防止过度的逆向风险选择所需的水平之下，则金融抑制就会发生，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效益就会受损。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当中，国有大企业由于其和政府间的“隐合约”关系和其拥有的可提供充分担保的资产，在利率低于r[,1]）时，正处在R[,1]曲线上，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相比（处于R[,2]曲线上），明显处于优势，因此可以优先获得银行贷款。这样就极易造成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局面。因此，低利率政策既不利于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也不利于提高银行等金融部门的收益水平，亦与我国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初衷相违背。2.投资行为短期化降息的一个最大目的就是将过多的储蓄导向投资和消费，以期提高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多样化金融资产存在的情况下，利率的降低，将迫使人们调整自己的金融资产结构，通过减少储蓄，增加股票、债券等各种直接和间接证券持有量，增加消费或直接投资等达到一个新的金融资产构造平衡状态。经过这样的调整之后，一般来讲，全社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会增加，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但是，居民将储蓄用于购买初级证券和直接投资只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的替代。这样，除非降息能较大幅度地拉动消费的增加，否则，降息对变储蓄为有效需求的作用就不大。然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储蓄对于向下的“刚性”非常高。据浙江省城市经济调查队在1999年对全省城镇居民消费意向的调查，城镇居民存钱的最大动机是防意外急需；排在前4位的超过50%以上比例的储蓄动机分别是：防意外急需(65.8%)，女子教育(64.2%)，养老(56.2%)和防病(51.8%)。拿利息的动机仅排在11位，选择比例也仅为8%。可见，降息对居民的消费情况影响不大。然而，降息使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替代的结果，是使投资的结构和行为方式发生变化。储蓄减少，使得资金的投放决定权由银行转移到家庭和企业。一般来说，银行等金融部门相对于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来说，更注重于长期的稳定发展和持续增长。资金投放权的分散，必然导致社会长期性投资资金缺乏，短期性投资资金过剩，进而诱使企业进行分散、小型和低效的投资。因此，可以说，降息是以牺牲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利益来换取短期的繁荣。在储蓄和投资相分离的条件下，投资形式比储蓄形式更能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为了避免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投资短视行为，有两种措施可供选择。其一，减缓企业和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提高政府收入比重，或通过措施提高政府对资金运用的支配程度；一般来讲，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相对于经济中的其它成分而言，对长期战略发展的重视程度更高一些。其二，建立非货币的，专门从事于长期性投资开发的金融机构，以吸引企业和家庭的分散投入，变分散、小型和低效的投资为集中、大型和高效的投资。但在这一措施完成之前，降息引起的投资结构和投资行为短期化现象将不可避免。二、最优利率区间和经济发展的初步探讨从第一部分的图示可知，利率的最优区间落在r[,1]和r[,2]之间。当官定利率上限超过r[,2]时，遵循“三性”原则经营的银行会自动将利率限定在r[,2]上。低于r[,2]的任何法定利率上限，银行都将被迫将其利率上限“钉”在其上面。若法定利率低于r[,1]时，银行的收益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活动性都将受到损害。虽然目前的低利率水平是否已落在(r[,1]、r[,2])之外，还有待以后发展的进一步确认，但连续低迷的景气至少表明，目前的利率已落在接近r[,1]的地方，应该提高一些才有助于激发经济活力。以上情况说明，从发展和提高银行等金融部门的盈利角度看，利率存在着一个最优区间。从居民持有货币的动机看，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在于货币的边际报酬。这个报酬就是货币的内含存款利率，人们可以从持有价格不固定的其他一些资产可能蒙受损失和费用的基础上，计算出该“内含”存款利率的大小。货币（储蓄）凭借其内含存款利率，成为人们多样化的资产组合或平衡中的一种。现实生活中，实际表现出来的名义利率和内含存款利率并不一定相等。当名义利率低于内含存款利率时，人们就感觉到自己福利受损，但整个社会安排如此，人们只能忍受由此而产生的精神上的不愉快！由低利率引起的另一通常现象是强迫储蓄(forced savig)。在中国目前金融证券资产的空间分布极为不均的情况下，这一现象极易出现。例如，对于大城市居民来说，通过证券交易得到非货币的金融资产的现象相当普遍，但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获得证券等非货币的金融资产则相当困难。再加上经济结构的缺陷，市场上适销对路产品的缺乏，于是被迫储蓄现象就出现了。这种非自愿的储蓄表明居民手中持有的货币超过了交易中的货币需求，表明实例中存在着货币过剩(Monetary overhang)现象，表明社会中存在着抑制型通货膨胀。利率的过低还常常诱使生产资料需求和投资的扩大，把用来用于制造消费品的生产要素转用于制造资本财货，从而势必引起消费品产量的相对减少和价格上涨。这时，对货币收入不变和货币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消费品的价格上涨速度的广大消费者来说，他们将因消费品价格的过度上涨和昂贵而非自愿地减少他们的消费，因利率下降而引起的投资膨胀所形成的新的实物资本（厂房、设备、商店等）就是由这种“强迫储蓄”提供的。这一现象的社会表现就是市场繁荣，但物价昂贵，满足人们需要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却很少。因此，从投资的意义上说，强迫储蓄所引致的投资是不能增加经济效率的。要改变目前这一状况，办法之一就是改变目前的低利率状况。否则，长期照此路径发展的结果，就是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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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051 【原文出处】文艺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412 【原刊页号】⑶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王一桃 【复印期号】199605 【 标 题 】香港历史的见证 ――读刘以鬯的《岛与半岛》【 正 文 】 在香港当代小说家之中，刘以鬯是埋头于实验的一位。不管是什么题材，一到他手里就会化作构思奇特、风格不凡的作品。即使在小说理论中还未曾出现其品种的名目，他也勇于创新，勇于尝试。在本书的“后记”中，他谈道：“对于我，写这部小说只是另一次尝试，可能走入一头不通的小巷；也可能找到了一条通往大道的小径。不过即使走入一头不通的小巷，我也不会灰心。尝试既是学习的基本形式，重复的尝试会增加成功动作。”这部小说就尝试通过小人物的平凡事来展现1973年至1975年香港的经济衰退和股市风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人物是虚构的，历史却是真实的，通过艺术真实表现生活真实，正是这部小说的意图，且看作者如何“让虚构穿上真实的外衣吧”！一《岛与半岛》是一部反映1973年至1975年香港社会生活的小说。“岛”就是“香港岛”，“半岛”就是“九龙半岛”，合起来就是整个香港地区。对于香港来说，1973年至1975年这几个年头，和所有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样，正是经济衰退十分严重的时期，处境极为困难。特别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下，香港经济发生了巨大的波动，出口市场萎缩，工厂开工不足，小厂更是纷纷倒闭，失业现象非常严重。据当时香港官方资料显示：“1974 年实质出口额减少百分之七”，加上从1973年起，股票市场大幅度下泻，跌去市值七成以上，而金融业和房地产也相应吹起一片淡风，弄得整个社会人心惶惶。香港政府出版的1976年年报回顾1975年时，引用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1874年是贸易衰退到可怕程度的一年，本港不少大商行都陷于财政困难”，而“目前的情况正像历史重演”。当时的工商署署长也披露了到1975年底时，“本港经济毫无增长将近整整两年了。”然而，更为严重的是政府部门的贪污舞弊和社会上的暴力罪案不仅“使香港在全世界的人面前丢尽了脸”，而且使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岛与半岛》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写出来的。这部小说究竟应怎样归类，连作者也说不上来。它既不是姚雪垠或高阳笔下的“历史小说”，也不是六十年代出现在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小说”，当然更不会是七十年末期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纪实小说”。它有人物，但没有复杂的故事和曲折的情节，故称不上“情节小说”。作者只不过想通过虚构的平凡人和平凡事来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使这段历史真实化成艺术真实，使这个社会生活成为艺术画卷。作者正是“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将浓厚的地方色彩涂在历史性的社会现实上”，完成他的“历史注释小说”的。三年不平凡的时间，贯串在整部小说中，“香港节”过去又是圣诞节，阳历新年过去又是农历新年，如此反复循环，成了小说的纵向结构。而主人公沙凡及其家人和亲友悲欢生死则和社会历史背景组成小说的模式结构：从股市风暴到金融危机，从经济衰退到市场萧条，从贪污舞弊到打家劫舍，从当局制水到求天下雨，从拼命挣扎到彻底沉没……无不令人感同身受。整篇小说时空交错，于平凡中见不平凡。二写这类小说难度大，作者要通过平凡人的遭遇来反映不平凡的历史，要通过平淡无奇的故事来体现风起云涌的社会生活，就必须有相当的艺术功力，否则就无法吸引读者，甚至令人不忍卒读。刘以鬯说他的实验是否成功仍是一个未知数，需要读者来检验，最后才能下结论。根据笔者个人阅读情形来看，从开卷到掩卷，竟能一口气读完而深受其感染，纵然它并不以情节的曲折取胜，不以故事的复杂引人。那么，究竟这本小说的魅力在哪里呢？我想，首先是作者深谙艺术的辩证法：因小见大，从平凡表现不平凡。沙凡一家及其亲友都是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但他们都被大时代汹涌的澎湃的经济大潮淹没了。先是他的朋友一个个被股市风暴卷走，再就是他的儿子和太太先后遇劫，最后连他自己的那份工作也保不住了。这个如恒河沙数那么众多而又那么渺小的人物，竟落到如此悲惨的田地而令人为他们洒下同情之泪。推而广之，整个香港社会的惨剧更是令人怵目惊心了。其次，是作者深谙小说的叙述法：时而叙述人物的故事，时而表现人物的感受，两者互相补充，互相配合。读者时而和沙凡及其他人物一起为股市下泻、为通货膨胀、为治安恶劣、为当局制水、为生活带着苦恼，时而又通过传媒报道为整个世界、整个香港出现的种种阴暗面而忧愁。这里一波未平，那边一波又起，个人和社会，小我和大我，紧紧连在一起，试想，如果没有这种互补的叙述法，就很难取得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三人物是小说的要素之一。《岛与半岛》的中心人物是沙凡。由沙凡写到他的一家（沙太、沙勇和沙娟），再扩展到他的社会关系，透过主人公在这几个不平凡的年头的生活、工作以及其周围一群人的际遇、关系和感受来反映整个社会的危机。平时一直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沙凡在股市大泻而自顾不暇的情况下仍一而再、再而三地接济自己的亲朋，希望能使他们度过难关，转危为安，但最后仍无济于事；而在经济持续衰退，公司不断裁员时，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不得不忍痛向上司送了四五百元的大礼，谁知上司丝毫不考虑到他为公司创下的业绩，到头来仍免不了被无情解雇的厄运。沙凡的遭遇如此，其他亲朋的际遇更是可想而知。沙太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在通货膨胀、百物腾贵的年代里，只能本能地在柴米油盐上精打细算，由于“未雨绸缪”而大量买进高价的冒牌厕纸；由于在制水期储存用水而购买过多的胶桶最后全当垃圾处理；总之，和香港所有的主妇一样，气急败坏的她这些年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在这种不景气的社会中，年轻人所受的影响和压力也不小。沙勇“勇”则“勇”矣，仍“勇”不过拦路打劫的劫匪，敌不过社会上的各种钉子，相反，却受不良文化习俗和风气的影响，做出了不雅和反常的事情来，以致引起全家人的惊慌失措。纯洁而天真的沙娟虽有父母呵护，仍忧心冲冲。第六章的梦境可视为她所感受的生活曲折之反映：那是香港一场极其可怕的地震，一家四口因此而仓皇逃窜。待到奔至山腰回头一望时，只见“山下的高楼大厦，在地震中，纷纷倒坍……连地壳也裂开了。”而“房屋、车子、树木、畜生……同时跌入裂开的缝隙”――那是一个“可怕的深渊”、“所有的生物跌入深渊后必会死亡”！“极目所至”，除了一片废墟，便是“一片大火”。不能说这篇小说完全没有一点情节，但它是以人物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来贯串全篇的。一方面，是人物在特定的时间和社会生活空间中的具体活动，其中自然有喜怒哀乐；一方面，则是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通过传媒在人物思维中的反映，其中已经经过作者的选择和概括。前者，推动了事件的进展，例如在股市风暴中一个个市民如何被绑成“大闸蟹”，如何倾家荡产，甚至走投无路一死了之；在制水期间一个个如何等待台风、期望雨水；在公司大减价时一个个市民如何去凑热闹，买便宜货，以致得不偿失；在经济衰退中资深的职员如何被公司无情解雇；年轻的“生手”如何碰得一鼻子灰……后者，突出了时代的特征，具体体现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如何令到香港经济衰退，如何严重影响到几百万市民的衣食住行，再加上天灾人祸，如何令整个香港人心惶惶，寸步难行，毫无安全感。致使生活在这蕞尔之地的人有的被劫，有的被杀，有的精神受到刺激，有的身体受到创伤，……这几年的经济危机，其影响波及到各个方面：股市、金融、地产、贸易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有谁能超然物外呢？《岛与半岛》描绘的正是这一全面的历史长卷。将现代主义的技法很巧妙而又自然地运用到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创作之中，是刘以鬯实验小说的一大贡献。一部小说，结构简单，故事平凡，情节既不错综复杂而又缺乏内聚力却又令人一口气将它读完，其奥秘就在于此。小说一开头，作者就以反讽的手法极力渲染“香港节”的热闹气氛，这正好和经济衰退期的萧条情景形成一大对比，接着写到人们在这一非常年月中所承受的种种压力，或以意识流手法，或以心理描写，或以各种幻觉和感受来展现，其中还以大量的排比、叠词、反问和呼告，来增强环境气氛和感情色彩，使人心弦震动，呼吸紧张，欲罢不能，非一口气追下去不可。而将故事的叙述和媒体的印象互相交叉，使之相辅相成，也使小说充满了节奏感。在语言上，《岛与半岛》确有其魅力。它既有一般小说的叙述语言，又有和一般小说不同的语言，其中有诗的语言、散文诗的语言、戏剧文学的语言和哲学乃至宗教的语言。读者读到这些不同凡响的艺术语言，就像在欣赏一首隽永的诗，品味一篇绝妙的美文，咀嚼一席精彩的对话，恭听一则哲人或宗教的格言。总之，读这样的小说，简直是一种，不，多种的艺术享受。何况，它给人的又是极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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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209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专家学者的论述摘编（对思想政治工作几个重大问题的思考――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体会） 【 正 文 】 第一、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地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变革正在走向完善。时代需要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顺应和反映时代要求，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挑战正是发展的契机，思想政治工作要面对现实，迎接挑战。（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处于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变革时期，适应时代，这是我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二）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要看到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新旧体制、新旧观念的转换，必然要引起人们的思维方法、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特别是利益驱动机制的强化，社会分配收入的差距，使人们面临兴奋与困惑、喜悦与不满伴生。（三）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性质所决定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摆正自己的位置，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特有的作用，才能充分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要齐抓共管；思想教育必须融于法规道德与岗位责任规范之中，100%人的思想问题要100%的人做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讲质量讲效益，使之有人去做，认真去做，自觉去做。（四）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社会一般矛盾不具有对抗性。这些矛盾解决的方法是化解，而不是激化，是协调而不是添乱，是理顺而不是不理。思想政治工作不要干预个人的私事，不要总是教训别人，不要总是把人们的精神弄得很紧张，把人们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这样会获得相反的效果。（五）当前人民内部一般不具有对抗性矛盾的新特点：一是复杂性，具体表现为四个多样化，即：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二是群体性，这些矛盾大多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涉及面广，群体性明显，易于引起具有相同利害关系人的共鸣，进而形成群体行为。三是危险性，涉及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群体出现，如果失去警觉麻痹大意、政策失误、处理不当，也会使之激化；在少数人的煽动下酿成局部范围的群众性事件乃至严重的社会冲突，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四是艰难性，新形势下的这些矛盾是社会各种力量作用的反映，是社会变革、体制转换、利益调整、思想变动背景下，诱发因素和抑制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处理起来难度大大加大。轻视、忽视、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普遍现象，当前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说假话、说一套做一套的不良现象。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行为。两代领导核心，对“一场风波”和“一次事件”都向全党提出了忠告：该清醒了，该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了。要正确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能随心所欲地拔高和夸大，也不能主观武断地贬低和否认。要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得出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第二、思想领域阵地没有空白，思想政治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最根本的是坚持与巩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切记指导思想多元化，会造成人心混乱、灾难无穷。第三、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群众工作，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其中，一定要入情入理，才能入脑入心。因此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带着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把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坚持平等对话，有针对性地回答群众在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疑虑，宣传党的方针，解释各种政策，理顺各种关系，沟通双方思想，在大的问题上求得共识，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种好的民主形式，充分体现了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有利于社会安定。思想政治工作要弘扬“真、善、美”，使广大群众感到“亲切美好”。科学是“真”，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真理。民主是“善”，思想政治工作的宗旨要与人为善。艺术是“美”，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要通过具有艺术的魅力来表现。第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去奋斗。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们从事劳动的基本动力；解决思想问题要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关心群众生活，给群众以温暖是最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尊重物质利益原则同时还要大力提倡奉献精神。第五、投入产出一般说来两者是成正比例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增加投入，要增加产出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就要随着社会发展，适当增加投入，按新时期的要求“着眼于建设”。一是要加强政策投入。二是要加强人才的投入。三是要加强经济的投入。四是要加强感情的投入。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一切着眼于建设”。一是加强思想建设。二是加强理论建设。三是要加强队伍建设。四是要加强制度建设。第六、思想政治工作是“引导思想，规范行为”的工作，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但也必须靠政策和制度的导向，纪律和法律的约束。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柔性导向融于政策、制度、纪律、法现和岗位责任的硬性规定之中，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第七、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做表率，要在“立行”和“立言”上多下功夫，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努力做到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从干部队伍实际情况看，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与其说重点是群众，还不如说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第一，做表率是我们党的宗旨所决定的。第二，做表率是思想政治工作性质决定的。第三，做表率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对这支队伍的最基本要求：一是爱专业、懂马列、会管理、有坚定的信念、有献身精神；二是要有较高的素质，在工作中能够运用理论学术、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成果，提高工作效能。思想政治工作者至少具备：德能正其身；才能胜其职；笔能成其文；言能明其意。由于领导干部所处的地位、掌握的权力，如果他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总是不能及时加以解决，危害性更大。在某种意义上还要把领导干部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重点。第八、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工团各部门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体制，努力创新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吸引力、说服力和渗透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覆盖全社会，不留空白，不留盲区，思想问题无人不有、无时不有、无处不有；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无人不做、无时不做、无处不做。各级领导干部实行“一岗双责”，党政一把手是思想政治工作第一责任人。健全运行机制，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摘自《北京日报》，2000.7.24.⑨，刘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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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423 【原文出处】现代哲学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67～69,99 【分 类 号】B1 【分 类 名】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199909 【 标 题 】浅谈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文环境 【 作 者 】陈春花/欧亚菲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 正 文 】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飞速发展，全球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生产和产业的发展。人类社会将随着信息技术等科学技术的发展步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这正如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所言：“信息的作用正改变经济的性质。”但决不仅仅是经济性质的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及其他行为方式甚至人的价值原则等人文环境都要围绕最有利于知识生产潜力的开掘――人的创新能力的最大限度发挥而进行空前和深刻的改造。这种人文环境不仅仅是知识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特征。那么，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文环境？本文首先剖析了工业经济时代人文环境的决定因素，并由此指出了由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原则决定的人文环境内容，最后提出了实现这一人文环境的步骤。一、工业经济时代的人文环境的决定因素在工业社会，人类尽管获得了关于自然的有效知识，并赖此建立起了一个工业文明的社会，但却迷失了自我，丧失了内在灵性。正如席勒所看到的那样，随着机器技术的发展，工厂制度的建立，工业文明把人束缚在机器系统孤零零的断片上，机器的轮盘使人丧失了生存的和谐与青春的激情，人类在埋头寻找知识的根据，并努力向外部世界攫取时，却不问人生意义的根据。人类并没有在技术进步中丰富着生命的内涵。现代社会大量的运输与通讯工具，住、吃、穿的各种商品，造成了一种愈来愈舒适的生活标准，使人变成了只追求物质的人，丧失了追求精神的自由；而娱乐与新闻事业的产品，则加强了对人们心理的控制与操纵，使人把社会的强制当成了个人的自由，丧失了批判的思维能力。为什么在人对自然获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人却成了自己的创造力的囚徒呢？弗洛姆认为，这是因为技术的非人道化发展的结果。人类在追逐科学的过程中，获得了驾驭自然的知识却丧失了关于人文主义精神、生命价值的知识；获得了技术与物质的价值，却丧失了喜悦与悲伤等层次的情感体炼能力。在弗洛姆看来，技术系统的两大原则规定与控制了工业社会的运作规则，从而决定了工业文明的基调。第一原则就是，“凡是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如果我们能克隆羊，我们就应该去克隆人，即使它可能毁灭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能登上火星，就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探查，而不管地球上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如果不管一种技术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只要有能力就去作，那么就会造成对自然资源、人类资源的极大的破坏，结果是自然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生态报复来最终爆炸人类，并导致人类精神家园的破坏。第二个原则就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在该原则下，生产越多越好，消费越多越好，而不管消费者的需求、自然资源的稀缺；人们用各种方式去追求量的增加，却不管质的改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不平衡，人类生存的手段变成了生存的目标。工业社会在两个原则的驱动下，迫使人也成为被动的机器，不再与世界发生积极的联系，人的创造能力被极大的扼杀。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切支零破碎的为追求最大效益的技术、管理变革都无法真正激发人的创造性，没有对前人的批判、没有追求真理的精神自由，哪里会有创造性？二、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原则及其决定的人文环境内容当人类进入知识社会，人类经济发展的水平、质量从根本取决于知识的生产能力、知识的积聚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对各种知识的综合运用的能力等。在这种情况下，机器不再是万能的工具；只有人，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有这种能力。这样追求精神自由，追求灵性的人文环境建设重新得到重视。从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社会生产的原则决定了社会文明，因而，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文环境必定是适应于知识社会的生产原则，同时，这种人文环境也会促进知识社会的发展，两者相互协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从社会的发展情况来看，可以认为知识社会生产的原则是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创新、灵活应变原则。第一个原则，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知识经济是促进人与自然可协调发展的经济。工业经济在“凡是技术能够做的事情都应该做”的原则指导下，单一地、尽可能地利用自然资源，以获得最大利润，而不考虑或极少考虑环境效应、生态效益。而知识经济则产生在多种自然资源耗竭、环境危机日益加重的时代。它把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使人类重又认识人与自然之间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人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不独立于或高于其它部分，每一机体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第二个原则，创新与灵活应变原则。在工业经济时代利用规模经济追求最大效率产出原则。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思维方式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走向多义性，从线性走向非线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从可逆性走向不可逆性，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从定律性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也就是说，人类终于由量的确定走向质的改善。因而，知识经济在创新与灵活应变原则下去指导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言而喻，人的创造性重新得到认同，人类开始积极、建设性地运用他们的能力。知识社会的两大生产原则决定了知识社会的人文环境内容具有以下特点：1.以高素质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承载者，知识经济的开拓和发展中具有关键的、主力的作用。俗话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那么知识分子的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在知识经济时代就尤显重要。一般而言，思想境界的提升与知识的拥用量成正比，人们利用知识提高理论修养，丰富审美情趣，并发展对全社会的人文关怀、终极关怀。但勿容置疑，也出现了许多利用高科技犯罪的知识分子。目前众多活跃的网上黑客利用INTERNET网所进行的网上犯罪令人防不胜防。例如，如果敌人能把一个计算机病毒藏进“WIMEX”， 即“全球军事指挥和控制计算机系统”中去，到时，只要激活这个病毒，干扰反弹道导道系统，带有核弹头的导弹就能如入无人之境一般通过反导弹屏障打到你的国土上。2.以明确的行为价值取向为指引。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人的行为。因而，当务之急是尽快形成能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价值批判标准。这样才能在知识社会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消除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3.以良好的合作意识为基础。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将团队学习作为修炼之一。而这种团队学习就是以合作为前提的。彼得・圣吉指出，当一个团队更能整体搭配时，就会汇聚出共同的方向，调和个别力量，而使力量的抵消或浪费减至最小，发展出一种共鸣或综效，就像凝聚成束的激光，而非分散的自然光；它具有目的一致性及共同愿景，并且了解如何彼此截长补短。目前企业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变成了开放式蜘蛛网结构，这种结构的核心就是共担职责，共享回报。那么宏观化的企业――社会若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同样必须以合作为基础。但问题是，这能做到吗？如果要达到这些目的，该采取哪些措施呢？弗洛姆认为“我们的社会中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改变的，它激励并促进了人的成长和活力，而不是去损害他；它激活个人，而不是使他变得被动与接受；也就是说，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三、实现该种人文环境应采取的措施1.变革传统的教育方式。整个20世纪，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很好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目标作保证，不仅危及人类的精神生活，甚至可能从根本上危及人类的生存。这种危机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以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为根据的教育观念的弊端”。由于这种教育观念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人们只有去追求有实利知识和技术，成为知识和技术的奴隶。因此，应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使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体系，形成正确的人文导向，即21世纪的知识分子不仅关心科学技术而且关心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存在，对科学扬“善”避“恶”。知识经济社会更强调合作，只有使人的命运，规则的命运和所处集体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候，才能爆发出巨大的潜力，因而目前的素质教育要求道德素质与智力素质并重。2.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历史不能割断，文化有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不能离开传统文化。我们的教育引导对策必须把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摆到应有的位置上。因为传统文化的合理思想千百年来不仅已经积淀成了我们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体现为我们民族群体的情感倾向与心理定势，而且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联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适应了知识社会的生产原则―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而，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找到传统与现代化接轨的契合点，为市场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道德条件和文化价值机制，为我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奠定人文环境。3.建立、健全社会创新激励机制。江泽民主席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而其中的核心就是创新激励机制，通过激励机制的形成能保证全民族创新精神的形成。美国克林顿政府，从第一次竞选提出了兴建信息高速公路、振兴美国经济到1993年的NI计划、1994年的GII，再到1996年的电信法，1997 年又提出网络贸易不增加新的税种，把网络建成“免税区”，这是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去激励创新，是社会创新激励机制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方式。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美国紧紧抓住了新技术革命的机遇，推动了数字化信息革命进程，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因而，我国必须以高层建瓴的气概对待知识经济，依靠社会创新激励机制，为全民族创新精神的形成奠定人文环境。【责任编辑】吴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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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ENVIRONMENTAL TECHNOLOGY1999年 第17卷 第6期 Vol.17 No.6 1999气候试验箱的加湿方法陈谋义中图分类号：TB 24 文献标识码： A1 气候试验箱常用的几种加湿方法。1.1 蒸汽加湿法：分电热管或电极加湿及高压蒸汽喷雾加湿；1.2 水喷雾加湿法：分超声波式、离心喷雾式和水泵喷淋式；1.3 表面蒸发加湿法，用浅水盘加湿各种加湿方法的特性见表1。表1 加湿特性表加湿方式蒸汽加湿法表面蒸发加湿法备注电热管(或电极)加湿高压蒸汽喷雾加湿浅水盘加湿加湿原理通过电加热水，使水槽内产生蒸汽，蒸汽通过喷雾管进入湿热箱，对箱内空气进行加湿。从蒸汽锅炉内出来的高于大气压的蒸汽进行减压后喷入湿热箱中进行加湿。湿热箱中气流通过箱内的浅水盘表面，此温度等于水面温度的饱和空气边界区进行湿热交换。当边界区内蒸汽分子浓度大于流过的气流的水蒸汽分子浓度，则为加湿，反之则为降湿。加湿性状饱和蒸汽干燥蒸汽饱和蒸汽饱和蒸汽湿空气中焓湿图上变化方向浅水盘加湿，在不同的水温下可有不同的ε热湿比方向线。曲线为100%R*H线加湿能力(kg/h)2～6410～160较小加湿效率(%)100100100给水有效利用率(%)35～90 100控制方式ON-OFF控制可可可比例控制可可可响应性较慢快较快加湿清洁度好好好耗电量(W/kg)约750/约750空气的温湿度变化等温增湿等温增湿温、湿度可增可减加湿方式水喷雾加湿法备注超声波式离心喷雾水泵喷淋加湿原理在加湿器底部安装超声振子，向水中发射超声波，使水在常温下直接雾化，雾由湿热箱中的风机产生的气流送入箱中，进行加湿。用高速旋转风机，将水从水槽内吸出，利用离心力将水滴甩出成为极细的水粒，送入湿热箱中，与空气进行热交换，吸收热量而蒸发加湿。由小型泵将水加压从喷嘴向气流中喷雾，水粒子与气流进行热交换，吸收空气中的热量而汽化变成蒸汽，进行加湿。加湿性状水微粒子水微粒子水微粒子湿空气中焓湿图上变化方向加湿能力(kg/h)0.4～18较小6～250加湿效率(%)80～100较低25～50给水有效利用率(%)80～100较低30～50控制方式ON-OFF控制可可可比例控制可不可不可响应性较快较快较快加湿清洁度好较好较好耗电量(W/kg)80～100 20空气的温湿度变化降温增湿降温增湿降温增湿2 加湿方法的比较。2.1 蒸汽加湿法：利用气候试验箱外的热源，如电热管、电极对水槽内的水进行加热而产生蒸汽，然后蒸汽进入气候箱中，使箱内的空气加湿。箱中的湿空气在未加湿前焓值为i=1.005t+d(2500+1.84t) (1)式中：i ―― 为1kg干空气的湿空气的焓(kJ/kg干空气)t ―― 湿空气的温度(℃)d ―― 湿空气的含湿量(kg/kg干空气)1.005 ―― 空气的定压比热(kJ/kg.℃)2500 ―― 0℃时水的气化潜热(kJ/kg)1.84 ―― 水蒸汽的定压比热(kJ/kg.℃)蒸汽进入箱中后，显然，箱内湿空气的含湿量d和焓i都将增加。将i看作d的函数则由(1)△i=△d(2500+1.84t)则 (2)ε称为热湿比，表示湿空气状态变化的方向和特徵。如蒸汽喷入箱内前，箱内湿空气的温度为40℃，则其等温的热湿比方向线即斜率为ε=2500+1.84×40=2574。如果喷入箱内的蒸汽温度为100℃，则ε′=2500+1.84×100=2684。由于ε′与ε相差只有4.3%，所以，可以认为与40℃时的等温线近似平行，故蒸汽加湿方式基本上为等温加湿过程。一般不会引起箱内温度升高。但是，在湿热箱低温高湿情况下，由于加入的蒸汽与空气未充分混合，或与箱壁接触而出现局部冷凝，则不仅使加入的蒸汽量减少，而且还放出热量使箱内湿空气温度上升；加上前述的ε′＞ε，所以并非等温的加湿过程，箱内温度会有所升高。蒸汽加湿如用电热加湿，分开启式和密闭式。开式响应性较慢，常有滞后现象，故湿度波动较大，但结构简单可靠。闭式蒸汽压力大于大气压，在0.1～0.3MPa之间，无滞后，但需配有减压阀、电磁阀、泄水管等，结构复杂，多用于大型人工气候室中。开式多用于中小型湿热箱中。四达试验仪器厂过去生产的湿热箱用的是开式电加热蒸汽加湿。2.2 浅水盘加湿2.2.1 空气与水面直接接触的热湿交换原理：当空气经过敞开的水面时，与水表面发生热湿交换。按其水温不同，可能仅发生显热交换；也可能既有显热交换，又能湿交换，同时还有潜热交换。显热交换是空气与水之间存在温差，因导热、对流和辐射作用而换热，而潜热交换是空气中的水蒸汽蒸发(或凝结)而吸收(或放出)汽化潜热的结果。总热交换量为显热交换量与潜热交换量的代数和。空气与水面直接接触时，在贴近水面上，由于水分子作不规则运动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温度等于水面温度的饱和空气边界层，且其水蒸汽分子的浓度或水汽分压力取决于边界层的饱和空气温度。如边界层的温度高于其上空气的温度，则由边界层向空气传热；反之则由空气向边界层传热。如边界层内水蒸汽分子浓度大于其上空气的水蒸汽分子浓度(即边界层的水蒸汽分压力大于空气的水蒸汽分压力)，则空气中的水蒸汽分子数将增加；反之则将减少。前者称为“蒸发”，后者称为“冷凝”。在蒸发过程中，边界层中减少了的水汽分子由水面跃出的水分子补充；在冷凝过程中，边界层中过多的水汽分子将回到水面。由此可见，空气与水之间的显热交换取决于边界层与其上方空气之间的温差，而湿交换及由此而引起的潜热交换取决于二者之间水蒸汽分子的浓度差或分压力差。图 1当空气与水面dF(m2)上接触时，显热交换量是：dQx=α(tb-t)dF(W)式中：α ―― 空气与水表面的显热换热系数(W/m2.℃)t ―― 水面上空气温度(℃)tb ―― 边界层的空气温度(℃) 可视为等于水温tw。湿交换量是：dW=β(Pqb-Qq)dF (kg/s)式中：β――空气与水表面之间按水汽分压力差计算的湿交换系数(kg/N*S)Pqb――边界层的水汽分压力(Pa)Pq――水面上空气的水汽分压力(Pa)dW也可用含湿量差表示，即：dW=σ(db-d)dF (kg/s)式中：σ ―― 空气与水表面间按含湿量差计算的湿交换系数 (kg/m2.s)db ―― 边界层空气的含湿量(kg/kg干空气)d ―― 水面上空气的含湿量(kg/kg干空气)潜热交换量：dQq=r.dW=r σ(db-d)dF(w)式中：r ―― 温度为tb时水的汽化潜热(J/kg)总热交换量：dQz=［α(tb-t)+r.σ(db-d)］dF (w) (3)2.2.2 空气与水接触时的状态变化过程。状态为A的空气流经水面时，不同的水温将产生不同的变化过程，热湿比ε的方向会有很大的变化，见表2：表2 空气与水接触时各种过程的特点过程线水温特点△t(或△Qx)△d(或△Qq)△i(或△Qz)过程名称状态变化过程线图A-1tw＜tl---减湿冷却A-2tw=tl-0-等湿冷却A-3t1＜tw＜ts-+-减焓加湿冷却A-4tw=ts-+0等焓加湿冷却A-5ts＜tw＜tl-++增焓加湿A-6tw=t0++等温加湿A-7tw＞t+++增温加湿t：干球温度， ts：湿球温度 tl：露点温度 tw：水温 “-”减少 “+”增加 “0”不增不减由表2，可以看出，不同的水温可对流经水面的空气加湿或减湿，增温或降温等不同的变化。A-2过程：水温等于露点温度与空气直接接触，由于d=db，所以dW=0，空气的含湿量不变，但由于t＞tb，所以有显热交换，空气向水面传热而温度下降。A-6过程：水温等于干球温度与空气直接接触，由于t=tb，所以空气的显热量不变，但由于d＜db，空气将被加湿。此外，A-1为减湿降温，A-7为加湿升温。故在气候试验箱中，可用浅水盘加湿的方式对箱内的空气进行加湿、减湿、升温、降温处理。浅水盘加湿不仅在湿热箱中常用，而且在霉菌试验箱中(CO2培养箱也有采用)，由于美军标规定“不应直接把新鲜蒸汽喷入试验箱的工作空间，因为这可能给试样和微生物的活性带来有害的影响”，也多采用。2.3 水喷雾加湿法超声波加湿、离心喷雾加湿及水泵喷淋加湿，其加湿的原理是相同的。在各种环境试验设备中，常用于人工气候箱、植物生长箱(室)中。一般，由于水温低于室温，故经过喷淋处理后的空气为降温增湿过程。如果改变水温，则箱(室)内空气的温湿度变化也将像浅水盘加湿一样，有各种变化。超声波加湿器、离心喷雾加湿器一般均应直接置于试验箱的工作室内，其周围环境温度不宜超过40℃，湿度不宜超过95%R*H，故不宜在湿热箱中采用，而常用于植物生长箱中。水泵喷淋的加湿能力大，但加湿效率低，常用于大型植物生长室中。六十年代的湿热箱也有用水泵喷淋加湿的，如重庆试验设备厂生产的CS301型调温调湿箱。3 浅水盘加湿用于湿热箱的有关问题3.1 浅水盘加湿的结构如图示，在湿热箱中，水盘一般置于箱底部的后面或侧面的空调室内，箱内空气经过水表面而得到加湿。在水盘面积已确定后，加湿量的大小主要与水温相关，水温愈高加湿量愈大。图 21.水盘 2.气流3.水位控制器4.冷却管5.溢流管6.电磁阀7.加热管在高低温交变湿热箱中，由于要作低温试验，此时电磁阀6开启，可将水盘中水全部排出。当需作低湿试验时，可分流一部分氟利昂在冷却管4中蒸发吸热，将水温冷却到空气的露点温度以下，则空气的湿度将逐渐减少。重庆四达实验仪器厂已经采用此种结构，达到了较好的效果。3.2 浅水盘表面散湿量WW=β(Pqb-Pq)F (kg/s) (4)式中：Pqb ―― 相应于水表面温度下的饱和空气的水蒸汽分压力 PαPq ―― 空气中水蒸汽分压力(指试验箱内空气)(Pα)F ―― 水盘表面积(m2)β ―― 蒸发系数(kg/N.s)β=(α+0.00363V)×10-5B ―― 标准大气压即101325(Pα)B′ ―― 当地实际大气压(Pα)α ―― 不同水温下的扩散系数(kg/N.s)在其上空气温度为20～30℃时其值见表3υ ―― 流经水面的空气流速(m/s)表 3水温℃＜30405060708090100α(kg/N.s)0.00460.00580.00690.00770.00880.00960.01060.0125浅水盘加热管的加热功率可按下式计算：N=W(iq-ctw) (kw) (5)式中：W ―― 蒸汽发生器量(kg/s)iq ―― 蒸汽的焓(kJ/kg)iq=2500+1.84tt ―― 蒸汽的温度(℃)tw ―― 进水温度(℃)C ―― 水的比热。C=4.187(kJ/kg.℃)3.3 湿热箱用浅水盘加湿的设计原则从公式(4)可以看出，由于为一常量，故蒸汽发生量即加湿能力的大小取决于蒸发系数β，分压力差(Pqb-Pq)，及水盘表面积F。故设计时应考虑以下几点：3.3.1 在湿热箱有效设置水盘处，尽量加大水盘表面积F；3.3.2 在试验方法允许的情况下，提高水面上的风速，以增大蒸发系数β。例如，当水温40℃，风速1m/s变为2.5m/s，其β值的变化,可见风速从1m/s提高到2.5m/s,β′=1.58β，这样，蒸发量就提高了58%；3.3.3 增大分压力差(Pqb-Pb)也能增大加湿量W。但是，只有提高水盘中水的温度才能提高Pqb，增加分压力差。水温过高，甚至需要达到90℃以上，则此时的浅水盘加湿的优点已不存在，其加湿已与蒸汽加湿相同，而且与蒸汽加湿相比还多了一个重要缺陷，即箱内空气将得到水的显热量而升温，加湿过程成为升温加湿。在处于恒温恒湿阶段的湿热箱中，不希望在加湿的同时加入过多的热量，这样将有产生温度控制不住而发生超温的危险。尤其对没有制冷部件的恒温恒湿箱，用浅水盘加湿更需精心设计。3.3.4 减少湿热箱在恒温恒湿阶段的需湿量。在恒温状态下，加热量大小取决于湿热箱围护结构等的漏热多少，减少漏热就可以减少加热量。与加热一样，在恒湿状态下，减少箱内水蒸汽的冷凝和泄漏，就可以减少加湿量，从而可降低水温，使之成为等温加湿或甚至降温加湿过程，使设备在恒温恒湿阶段，不会因加湿而超温。3.4 浅水盘降湿前面已经说明，当水盘中水的温度低于湿热箱中空气的露点温度时，就可以除去空气中部份含湿量，使空气的相对湿度降低，如欲使箱内空气恒定在30℃20%R*H，其露点温度为4℃，只要将水温降至4℃以下，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无其它情况，就可能将箱内原来的湿度逐渐降到20%R*H。水盘中冷却管的制冷功率，应按除湿量计量。以上讨论的加湿方法，只要应用得当，均可在气候试验箱中使用，得到满意的结果。不过，对中、小型气候试验箱，采用浅水盘加湿，结构较简单、可靠、无噪声。如果需要的话，还可降湿。确为一种较好的方法。作者简介：陈谋义，教授级高工，原中国实验室仪器学会付理事长。作者单位：陈谋义 (重庆万达仪器有限公司， 重庆 400020)收稿日期： 1999-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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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864 【原文出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199502 【原刊页号】31-32 【分 类 号】G2 【分 类 名】思想政治教育 【 作 者 】黄雅燕/穆大伟 【复印期号】199510 【 标 题 】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批评手段 【 正 文 】 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中，批评手段和表扬手段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成功的、有效的批评好比一剂良方，能使种种疑难病症得以解决，从而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树立良好的风气。因此，正确地开展批评，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有效的武器，对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一、批评要讲究艺术性批评是说服人的艺术。通过言语，包括诱导、劝说、批评，使人心服。说而不服则是说明批评者的功夫不到家。由于批评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人的思想又是变化不定的，所发生的错误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被批评的人的错误不会是千篇一律的，其性质和程度也是复杂多样的。这样多种的原因，无疑给批评者预示了不能简单化的要求，那种无论碰什么错误问题，都不分青红皂白地猛训或动辄火冒三丈地给予处罚，其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批评的艺术就在于能适当对待这纷繁复杂的错误表现，多角度、多方面地把握各种错误带来的难度，能采用不同的方式有效地处理不同性质的错误，以获最佳的教育效果。对于多种错误问题，批评应因事而宜，有的应采取公开批评，晓以大义，教育大多数；有的应个别教育，耐心诱导；对一般性的错误与严重性的错误要有定性之分。同时，批评要因人而异，对于被批评者应根据其不同的性格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实施。对惰性心理，依赖性心理强者要进行触动性批评；对脾气躁，肝火盛者应采取商讨式批评；对自尊心强者进行渐进性批评；对自觉性差、盲目性大，易于感化者进行参照式批评；对于善于思考、性格内向者进行提醒式批评；此外，批评的方式还有发问式，提问式、及时式等等。总之，对于所犯的错误进行分类和犯错误的人进行心理素质、性格差异的区别，施于不同的方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批评的艺术就是批评的策略，是符合心理科学的正确方法。二、实施批评过程中的忌讳1.忌急躁 在现实中，听到或看到群体中发生什么问题，不作调查分析，轻信只言片语，凭主观臆断，一孔之见，即随意急于实施批评，其结果是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正确的方法应是听到反映或发现什么问题，先应认真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把问题的经过及其原因了解清楚，然后再决定是否给予批评，采取何种批评方式，并选择批评的适应时机和场合。在进行批评时，要心平气和，态度严肃而又宽容。切忌偏听偏信，主观武断。2.忌扩展 批评一定要实事求是，既不缩小也不扩大，以事实为根据，不可在批评时把客观事实夸大，或有意加重错误的性质甚至无限上纲。这种情况的批评不仅不会被接受，反而会引起反感，产生逆反心理，不但达不到预期目的，甚至会酿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3.忌偏见 在实施批评过程中，均不可抱有偏见或成见去对待人和事，只凭一两件事，一两句话即把批评对象看偏、看死，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人是具有复杂思维的动物，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特别是对待处在心理生长时期的青年是忌持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态度。从青年人的心理特点讲，都希望得到领导的尊重和信任，渴望得到社会和群体领导的肯定。因此，要肯定优点，并允许批评的对象有申辩以帮助自己弄清真相，从而消除主观成见，树立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的信心。4.忌压制 压制只会加大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之间的感情距离，增加被批评对象戒备感。受批评者与批评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同样拥有尊严。批评者只有以平等的身份对待被批评者，才会消除被批评者的心理隔阂，才能勾通思想感情，才会使被批评者信赖，才能打开思想闸门，真正体现晓之以理，以理服人的思想工作方法。5.忌畏怕 批评要触动人的痛处，揭人的短处，总是使人不舒服的。在工作中，有的同志怕得罪人，不敢对错误进行批评，不敢运用批评的武器，对错误进行斗争，对青年人的错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怂恿姑息。批评的目的是为纠正错误。批评只要真诚，以心换心，方法得当，不仅不会得罪人，被批评者反而会对自己成长过程中得到的帮助表示感激。当然，批评是十分严肃的事，必须要有高度责任感，原则性，批评者要出于公心，出发点和动机不良者是不能正确开展批评的，私心过重是不敢开展批评的。三、批评要注重效果批评的实质是经过精辟的分析，严密的逻辑论证使受批评者认识缺点和错误，从而在行动上得到纠正，思想认识上得到提高，批评后的效果检验着批评工作的成败。批评的效果有正、负、无三种。1.正效果即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批评的目的，批评者发出的信息被被批评者接受，触动了思想，放下了包袱，充分调动了积极性，并以新的姿态去努力改造自己的行为主体和客观世界。2.负效果是与批评的目的反方面发展，批评者的信息传递给被批评者后，非但不能引起思想行为朝积极方向转化，反而出现了对峙、不满、反感，甚至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越滑越远，甚至孤注一掷。3.无效果是批评的信息未被被批评者接受，无动无衷，使行为保持原有状态。这几种情况在现实都是存在的。在思想教育中施行批评时，应力争正效果，防止负效果，避免无效果。只有当批评是负责而不是应付的，是严肃而不是敷衍的，是正确的而不是乱来的，批评才能真正有好的效果。我们党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对正确开展批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原则。例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表扬与批评相结合的方法；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的原则；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态度…等等。要使批评有理、有度、有效，我们在实施批评时就应当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遵循这些原则。总之，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运用批评这一手段时，一定要确立重效果的观点，要围绕提高效果开展工作，切实改变不顾教育效果这一长期存在的痼疾，使批评这一教育手段真正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威力。（作者单位：哈尔滨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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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672 【原文出处】戏曲艺术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25-30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 作 者 】黄蜚秋 【复印期号】199607 【 标 题 】京剧“男旦”与戏曲艺术的发展 【 正 文 】 在京剧发展的历史上，本无“男旦”这个名称，过去通常称为名旦，自从女演员扮演旦角以后，女演员扮旦角称为“坤旦”。为了区别“坤旦”，因此男演员扮旦角就称之为“乾旦”。总之，近来人所称之“男旦”系指男人扮演女角而言。不过男演员扮演老旦、彩旦不属本文所论述之范围。“男旦”由来已久，从戏曲发展史上来看，远在宋代“参军戏”，（我国的戏曲之形成，约始于此时就已有了“男旦”）在此以前，古代宫廷宴乐也有女子（歌姬）歌舞，直到唐代有梨园戏时，女子也仅仅是参加歌舞，从不粉墨登场参加演戏。宋代以后，元曲、明代杂剧、传奇剧……等，粉墨登场者，皆由男演员扮演女角色，此后产生出来的各种地方戏，亦皆由男演员扮演旦角。古代女子在台上只准许弹唱歌舞，不能粉墨登场演戏文，因为古代封建思想严重、男尊女卑，在戏文中常有身份高贵的神佛仙圣与帝王的出现，加之宫廷民间经常演唱神戏、庙会戏、庆祝戏，决不容许女子登场亵渎“神灵”，这样沿袭了近千年，也就相因成习，流传下来。至于在我国舞台上“女旦”的出现则始于清末，清末著名男旦田际云首办科班培育女弟子，组班演唱时称之谓“髦儿班”，剧中生旦净丑角色皆由女演员扮演。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演戏，直到民国初年才有男女同台合演之例。从近代中国戏曲发展史实来看，男旦在舞台上的地位是暄赫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代代不断地涌现。如乾隆年间进京的秦腔花旦魏长生，就是当时极负盛名，风靡一时的男旦。此后乾隆五十五年进京的三庆班（徽班）为首者就是男旦高朗亭。之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进京的徽班不下数十个班社，而某些大班社的旦角人数多至百余人，尽皆男旦，人才济济，不乏技艺高超之人。除三庆班的高朗亭外，有四喜班的丁春喜（梅卿），嵩竹班的林韵香，皆系极负盛名之“男旦”。正由于各班社的“男旦”人数之多，竞尚新声，百花争妍，艺苑姿容，日新月异，各为菊部增瑞光而添异彩。经历年来的创造积累，展示了出色的艳舞蜚声，作为后世之楷模。自乾隆末年以来，召徽班入宫演戏，内廷供奉，若干年来，“皮黄剧”在艺事上发展神速，加上文人墨客、参与研习，竟将来自民间的地方剧种徽剧等变为雅俗共赏之戏曲，尤其重视字正腔圆，曲调新奇而高雅。舞态悦目而赏心，阳春白雪，格高艺绝。京剧从宫廷走出来与群众见面，得泥土之滋润，根牢而果实。使京剧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其中不少男旦，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胡喜禄、时小福、梅巧玲、金紫云、陈德霖、路三宝、田桂凤、田际云、侯俊山（老十三旦）、阎岚秋（九阵风）、王蕙芳、郭际湘、王瑶卿、冯子和、林颦卿以及后来之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和徐碧云、黄桂秋、筱翠花、赵桐珊（芙蓉草）等等，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对于京剧旦角艺术继承传统，培育新苗，改革创新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男旦的表演技艺论述：于今健在的老观众尚可记忆犹新，陈老夫子（德霖）七十高龄时已然鸡皮鹤发，依然粉墨登台，而嗓子仍宛如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他的嗓音乃系青衣旦之标准音，贵在脆而不散、不浮、不爆，颇有力度。他在唱工方面的特点是高亢、（调门达到正宫调）嘹亮、清越、刚劲、字清、腔圆、气足。吐字一丝不苟，稳健质朴，重视功力，不务纤巧，犹如柳公权之楷书，刚劲有力，笔锋犀利，墨清笔秀，格调新奇，炉火纯清，出神入化，真是“梅操松节高风劲，白雪阳春格调奇”。他的唱法为后学树立了良好的楷模，足以为唱青衣者之师法。故梅尚两派之基础受乃师衣钵之深厚。号称“通天教主”的王瑶卿，戏路极广，戏学渊博，无论青衣、衣衫、花旦、刀马，皆为擅长，由于他的艺术魅力及其创新精神，如在化装上和唱腔上的创新，创造了熔青衣花旦刀马旦为一炉的“花衫”行当，从而彻底扭转了历史上以生角为主的局面，为京剧的发展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王瑶卿晚年致力于教学，以严格、高要求着手，因材施教、提携后进，四大名旦以及不少著名演员都受过他的薰陶教益，尤其是他能根据演员本身条件和特点设计唱腔的唱法，并能根据剧情创制新腔，在唱腔的创新改革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唱腔是标志每一个剧种的主旋律与特色的。如四大名旦各自艺术风格、流派的形成，在他的辅导下起到了莫大的扶助作用。全国解放后，王瑶卿还为新编历史剧编创了大量悦耳的唱腔，如《柳荫记》、《白蛇传》等剧的新腔皆出自他手。大大地开阔了京剧声腔之领域，丰富了京剧的音乐曲谱，成为创新的范例。男旦不仅是对京剧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对其它地方剧种也有着推动与影响，其功绩不可磨灭。举世闻名的艺术大师梅兰芳以毕生的精力对京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在编演剧目方面，不拘于旧传统，开创新剧目之先例；在演唱上敢于变革，创制新声，使舞台形象焕然一新。他首先将京剧引上国际舞台，博誉欧美，使我国民族艺术在国际上闪放异彩，提高了我国民族艺术的国际地位。特别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我国民族戏剧的表演体系成为世界戏剧表演三大体系之一，这一伟大的创举，都是与梅兰芳毕生致力于京剧艺术实践的功绩分不开的。由于他的天赋极佳，无论是嗓音、身材扮相都是难能可贵的，可称全才，无瑕可击。他的表演，从扮装、唱腔、身段各个方面都大胆地创新改革，塑造了古代妇女优美的形象，尤其是他塑造的天女，神女的形象更为出色，他在舞台实践中扮演角色时，弦张而不满，力趋中和，新颖而大方，不温不火；自然而圆畅，不僵不浮。他在唱、念、做、表、舞的方面创造的经验，极为可贵，如在唱工上遵循乃师陈德霖之规范，在字正腔圆基础上巧变新声，腔新调丽，曲清韵厚，在表演方面，尤重形体姿态美，每对镜审度，一丝不苟。单就手的造型，他即以兰花为范，创造了百余种的指法（手型），其余在舞蹈方面，他曾创造了《别姬》一剧的剑舞，《散花》一剧的绸舞，《奔月》一剧中水袖舞和花镰舞，《西施》一剧的翎子舞，以及《廉锦枫》一剧的海底刺蚌舞等等。梅兰芳艺术，在旦角造型美方面为京剧创造了光辉的典范。成为我国戏曲遗产中宝贵的财富。由于梅兰芳在旦角艺术上创立流派、独树一帜，也就促进旦角其他流派如程、尚、荀、黄等流派的创立和发展，在新剧目的编写方面，也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纷纷脱颖而出，将京剧引入一个百花齐放的新局面。程砚秋由于嗓音天赋较差，倒仓后的嗓音闷乍、晦涩，带有鬼音，行家都认为“不可造就”，而他却以惊人的毅力根据自己嗓音的特点，创造了大量丰富优美的唱腔（即著名的程腔），娓娓动听，韵厚味足。他歌唱时的口劲、吐字、使腔、行韵、气口都有独创之处。高如裂帛，响遏行云，急如江河，细若游丝，忽断忽续，如泣如诉，通过音乐形象塑造悲剧中的妇女尤为出色。京剧界有句俗语叫“无旦不宗程”，可见程腔影响之大。尚小云，天生一副铁嗓钢喉，唱法悉遵陈德霖，嗓音宽亮，刚健磊落，颇见功力。他在台上极为认真，特别擅长刀马，善于塑造历史中的巾帼英雄形象，他所演的《汉明妃》，“出塞”一场用趟马的各种身段，通过艺术夸张的手法，把胡马秋风塞北的荒凉景象描摹得淋漓尽致，尤其是他的圆场功，是在冰上练出来的，可见他忠于艺术的程度。号称表情圣手的荀慧生，虽然倒仓后嗓子较差，但他的唱腔柔和圆润、纤巧细致，音域开阔，善于运用装饰音、滑音、半音等，而创造了独特的荀腔。最为可贵的是含情而唱；善于借声腔抒发喜怒哀乐之情，他的艺术特点是一个“柔”字，（但柔而有骨），唱念做表，无不贯穿一个“柔”字。情如丝缕，缠绵不断，态如弱柳，跌宕多姿。他善演悲喜剧，尤其善演花旦，描摹天真无邪的小姑娘的声容笑貌极为神似。在前辈男旦中，还有一个筱翠花（于连泉），嗓子很差，采用大嗓唱念，并无不和谐之感，足见其艺术魅力。他专攻花旦，特别扮演“刺杀旦”尤为拿手，其做工、表情、武功、跌扑，皆臻至境。他所塑造的泼辣或不正派的妇女，举止神态，维妙维肖，十分逼真，观者叹绝。所谓“比女人还女人”，而且是位出神入化最为古典的美人。他随便一个眼神，一个手指头的动作，台下观众连眼皮也不舍移动一下。男旦的魅力，竟到如此的佳境。与梅兰芳齐名的曾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欧阳予倩，也曾风靡一时，当时有“南欧北梅”之称，他的演技精湛，表演细腻，大胆创新，致力于改革，不遗余力。民国初年就上演过时装（现代）戏，编演了不少新剧，为京剧的创新改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除擅长京剧外，兼长话剧电影双栖，贡献卓著。此外，还有“五大名旦”之一的徐碧云，以及自成一家的黄派创始人黄桂秋（号称“江南第一旦”），再有“南方四大名旦”的刘筱衡、小杨月楼，赵君玉，黄玉麟，皆有专长、各有千秋，姑不一一赘述。后一辈的名旦有：“四小名旦”的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等等。四十年代后期，北京“四小名旦”为张君秋、杨荣环、许翰英、陈永玲。他们都享有盛誉，在艺术上俱各有专长。李世芳人称“小梅兰芳”，不幸早年夭逝。毛世来系筱翠花的传人。许翰英宗荀慧生，有神似之处，而宋德珠则擅长刀马，武艺绝伦。自成一家的张君秋，天赋一副好嗓子，他根据自己的特点，以尚派、梅派唱法为基础，在唱腔上吸取王（瑶卿）、程等流派之长，突破程式，大胆创新，形成独特的张派唱腔，优美动听，大方新颖，倍受群众喜爱。他歌唱时，拖腔刚劲有力，气足韵厚，耍腔时灵活婉转，新颖花巧，繁简急缓，安排适当，抑扬顿挫，恰到好处。除却唱做以外，男旦在武功上的创造，也是可贵的。例如：驰名全球的京剧武旦打出手（十杆枪打出手），也是男旦创造出来的，那时凡是唱文戏（青衣戏）一般都不踩跷，花旦戏则要踩跷，尤其是武旦，一定要绑硬跷。凡是演武旦的，都要练就几套过硬的本领，几乎每出武旦戏都要上高台，在三（或二）张桌子上面“前扑”翻下。这动作难度很大，因为绑上硬跷，从三张桌子上翻下来，稍一不慎，脚脖子就有折断的危险。武旦戏中，还要打十杆枪出手，著名武旦阎岚秋（九阵风）的出手是驰名的，他的弟子宋德珠，功力极佳。一次我看他演出《金山寺》，绑着硬跷打十杆枪出手，他的下手已将一杆枪扔出舞台边沿以外，（可能是故意弄险），已经临到了观众席池座的上空，这时，他一双脚站在台口，一支脚抬起将已经飞出舞台的枪杆子钩了回来，由下手接住，接着锣鼓起“四击头”，他跃起双脚，落下时偷步，前脚踮地，后脚在后抬起，跷底朝上站立亮相，如泥塑一般，纹丝不动，稳而惊险，观众叹绝。以上所谈仅及男旦所创造的艺术成果之万一，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近百年来男旦所创造的艺术是极其丰富多采的，通过男旦的艺术创造，提高了旦角的舞台地位。男旦的艺术创造已如上述。然而男旦是否应该存在和发展？这是多少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远在解放前，已有了不培养男旦的趋势，如北平、上海、中华三所戏校不培养男旦。解放后，竟有人公开地提出：“男旦不能扮女角色”的口号，理由是：男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旧社会里遗留下的怪现象，现在新社会里，男女可以同台了，何必要让男的扮女的呢？女角色让女子来扮演不是更逼真、艺术效果更好吗？再者，代表“先进”艺术的最接近生活的电影和话剧，从来就没有男扮女装的，京剧里为什么还要保留着这男扮女装“落后”的“陈迹”呢？以上这种论调，乍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系出自某些个人偏见。恕我冒昧地说一句：持此偏见者，并不透彻了解京剧艺术。京剧怎能与电影、话剧等同起来呢？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演体系。京剧在艺术派系上是属于“写意派”的范畴的（尽管京剧在表演方面也有写实之处，但总的倾向还是写意的），而电影、话剧则是写实的。更有人提出京剧要向话剧学习，特别要学习话剧的写实的表演方法；还曾有人主张废除京剧旦角贴片子、梳大头、吊眉、废除水袖。生角扮戏则废除甩发、髯口（长须），废除勾脸、白鼻子，甚至于废除圆场、台步，在唱的声腔方面，废除小嗓，念白废除上韵（韵白），布景则用“三堵墙”式的话剧装制等等，这是否写实的表演方法要比写意的先进呢？如果照这样来搞京剧“现代戏”，那就必然的在服饰化装、布景、表演方面都象话剧，所不同者，加上几段“中不中、西不西”的唱而已。如果这样的“话剧加唱”是京剧发展的方向，那么让男演员在“现代戏”中以生活原型扮演女角，肯定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即便让女演员以生活原型来扮演女角也不会给予人们“美”的感受。我们不能为了迁就“男旦”或迁就京剧固有的艺术程式叫“现代戏”上的女角穿上古装，但也不能认为“现代戏”中，台上的扮装与生活的原型一般无二就引以为满足了，无论如何在戏曲舞台上的艺术形象应该高于生活。舞台上的人物形象应该能在各方面表现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灵魂的美与丑。所以我认为在“现代戏”中将生活原型（包括扮装、表演、念白等）搬上舞台并不意味着继承了民族戏曲艺术的传统。这是一种在艺术加工上粗制滥造的表现。因此，在继承的问题上未能得到真正彻底解决时，也就不能武断地得出“男旦”没有前途的结论。另外，京剧演员和话剧演员从事艺术活动的目的各有不同，话剧演员在表演时力求人物的真实，力求与角色的统一，因此男演员要做到与女角色在写实生活上的统一是有困难的；而京剧演员在演戏时，其目的不仅仅在于表现角色的“真实”，而主要是在于显示表现角色“真实”的艺术才能。演员是进行一次以“真实”为基础、以“善”与“美”为要求的艺术活动，也可以说：演员演戏是对角色作一次艺术性的描绘，演员是否成功？在于他认识角色的深度，以及他描绘角色“真善美”的程度。这种描绘角色的本领是与演员的艺术造诣有关的。“男旦”在认识角色和艺术造诣方面并不逊色于“坤旦”。因此男演员扮演女角色是可行的：京剧演员演戏，等于向观众展示艺术才能的表演活动。有如绘画一样，女画家能画“仕女”，男画家同样也能画“仕女”，所不同者，画像系用笔墨丹青来描绘“仕女”，而演员则用自己的形体来描绘“仕女”罢了。男演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何况根据戏曲传统的规则：所画的“仕女”不是“写实”画，而是“写意”画，更确切地说：是近似“图案画”，或“漫画”等，从历史上看，在近百年来的京剧发展史中，涌现出不少出类拔萃的男旦。男旦虽然在生理条件上不是女人，但能演好旦角，并且在艺术上创造奇迹，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京剧旦角的唱、念、做，打等表演形式都是男演员创造出来的，故而能适合男演员在艺术上的发挥。事实证明，京剧史上的各大流派俱是男演员所谛造，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而女演员所谓“坤角”，则在后，在师承方面却要向男旦学习。因此这一套艺术形式未必尽然适合女演员，或者说：女演员向男旦学习，未必尽能获取男旦之所长，其中有何差距，值得探讨！京剧的表演形式，是以“叙述性”原则，具有“说唱”艺术的特点，演员犹如“说书者”的身份一样，系现身说法。说书的艺术在说唱过程中也可学着书中人物的口吻装男扮女，正如同苏州评弹一样，演唱弹词的下手在说书过程中通常表叙女角，上手往往叙述男旦，如果按照京剧“男不演女，女不演男”的行政禁止的话，在评弹界也不许男同志唱下手，女同志唱上手，甚至于在美术界的男同志不许画女人，女同志不许画男人，岂不成了笑话？！京剧的改革和发展不能丢掉传统的继承。男旦为戏曲传统创造不少宝贵之财富，丢掉男旦也就谈不到继承。鉴于历史上男旦对京剧艺术具有很大的贡献，放弃发展男旦也就在某些方面停滞了京剧艺术的继承和发展，势必有损于京剧之精华。何况，男旦在从事艺术上是拥有不少优越条件的：一、男旦具有优越的嗓音。由于京剧中的旦角，系用小嗓演唱，这种小嗓与女高音的用嗓近似，此种嗓音系一种声腔造型美，悦耳动听，增加了角色的美感。而男演员的声带发音部分音域较宽，肺活量大而底气足，共振体容量大、在运气行腔时应付裕如，而使嗓音宏亮具有较好的音色、更利于达到内刚外柔的度曲要求，而符合于传统的旦行声腔审美原则。这一点从四大名旦所创的各种流派唱法中得到了证实。此外，男旦在嗓音方面（因为是“小嗓”）不受生体上“发育期”及“更年期”的影响，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经久（数十年）而不衰。二、男旦在体力方面有利于胜任繁重的舞台工作。且男旦从事艺术生活时间较长。如老伶公陈德霖的舞台生涯至六七十岁，嗓音仍然嘹亮，梅兰芳也从事舞台有五十多年。男旦在长期的舞台艺术实践中，便于积累经验，在艺术上攀登高峰，尤其在武功方面，男旦所练出的绝技也是比较过硬的，可惜的是近年来，许多绝技也就随着男旦的退出舞台（不培养而造成的后继无人）而销声匿迹了。三、男旦在艺术创造方面是比较认真、审慎而细致的。正由于自己是男性，所以在塑造女角色时，对于“女性”（角色）思想感情的变化、以及形态上的一颦一笑都要求做到维妙维肖，力求神似，而力避“自然主义”，因此在表演艺术上，男旦需要在摹拟女人方面付出艰巨的脑力和体力的劳动，在艺术表演方法上则更符合于戏曲表演的法则，在舞台上能专心致志地时刻不忘自己是在演戏――描摹女人而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因此不易陷入“自然主义”的泥沼。此外，由于社会环境、生活条件的关系，激励了男旦从事于终生演艺的志气，锲而不舍地促使男旦在艺术上力求上进的等等有利因素，也是男旦在艺术上获得成就的原因，其它也就不必多赘了。总之，男旦是京剧“旦行”表演艺术的首创者，他推动了京剧的蓬勃发展，在京剧发展史上起着划时代的作用。它为京剧表演艺术创造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它的存在与否关系到京剧的艺术价值的提高，关系到优良传统和各种旦角流派的继承。由于长期以来杜绝了对男旦的培养途径，如今男旦所剩者寥寥无几，所幸健在者年已古稀，然而仅管年事已高，老艺术家仍在舞台上备受群众的欢迎，如前两年也正是京剧极不景气时，各剧院（团）上演，卖座率之惨，以致停演，而杨荣环来京，演出于工人俱乐部，场场爆满；又如沈福存在吉祥戏院演出，排队买票的观众竟远远排至东安市场的拐弯处，真可谓万人空巷，他先后数次来京演出，其盛况不衰。由此可见男旦之魅力，更说明了男旦艺术之价值。有人以“男旦不能演现代戏”为由而主张不发展男旦。殊不知在京剧史上首演“现代戏”者全系男旦，如冯子和演《茶花女》，梅兰芳演《邓霞姑》、《童女斩蛇》、《宦海潮》、《一缕麻》尚小云演的《麾登伽女》等以及解放后张君秋演的《秋瑾》、《年年有余》，《沙家浜》的阿庆嫂等等。固然，以上所演的一些“现代戏”未必全成熟。男旦之所以在演“现代戏”方面，有些不调和的地方，责任是在戏的形式而不在于人。然而男旦不能演“现代戏”中的女角，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男人不能演象“话剧加唱”那样的现代戏这倒是事实。综上所述，我认为发展男旦，培养男旦，使男旦这朵“奇花”盛开于艺苑之中，还是值得考虑推行的一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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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7-493 【原文出处】国际观察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39～43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200012 【 标 题 】太空权论 ――地缘政治的新高点【 作 者 】信强 【作者简介】信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上海 邮编：200437 【内容提要】科技发展使人类活动空间由陆地扩展到海洋、大气层，每次活动区域的扩展都引起地缘政治观念的变革，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 应运而生。当代航天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外空成为又一新的维度空间，外空在军事、经济、社会领域的价值逐渐彰显，对外空的争夺和控制将成为影响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太空的领导权就意味着地球上的领导权。为此笔者提出“太空权论”这一全新的地缘政治观点并对之加以论述。【关 键 词】地缘政治/科技/外层空间/太空权论 【 正 文 】 一、太空权论众所周知，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人类的活动范围由最先囿于大陆宽广的平原，然后由山地扩展到广阔无垠的万里海疆，又从海洋扩展到大气层空间，再从大气层空间到太空，其间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人类活动范围每一次扩大，都是不同时期科技创新结下的硕果。历史上，远洋航海技术的兴起，导致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辟和近代科学的一系列成就，开始了“全球文明”的时代。海洋资源、海上交通要道、重要岛屿的战略地位与对国家实力的影响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海权论应运而生。认为控制重要海道与岛屿，是一国权力的来源与关键。但随着内燃机车的出现，大陆铁路、公路交通网的形成，使人们重新关注陆地，麦金德的陆权论正体现了这一科技进步对人们地缘政治观念的巨大影响。20世纪初航空器的发明，空中航线的开辟，制空权对于国家安全与权力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意大利人杜黑极富前瞻性地提出了“空权论”的主张，认为未来战争中谁能夺取空中优势，谁就能获得战争的主动权，维护国家安全。尽管当时许多人认为这纯属痴人呓语，但无数的战例雄辩地证明了“空权论”的正确性。随着二战结束后冷战序幕的拉开，美、苏将巨额的资金、资源投入到了空前的军备竞赛中去，军事上的需求导致一系列科技难题被突破。随着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入太空，预示着一个新纪元的到来。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载入航天的实现，空间站的建造，月球遨游与考察，深空探测的开展，使人类走出地球，飞向太空，开辟了继陆地、海洋、大气层之后人类第四个生存空间，开创了崭新的“空间时代”！这是人类科技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上一个飞跃。它与从一个大陆航海到另一个大陆，与从地球表面升入大气层的航空相比，是一个质的飞跃。航天技术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观，使人们第一次认识到，地球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和一切物质财富之源的断言已显过时。宇宙空间以其无穷无尽的宝贵资源吸引着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召唤着人们去竞相开发和利用它。在改变时空的条件下，任何高科技一旦与载入航天技术相结合，将释放出不可限量的功能与效率，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巅峰。信息时代科技革命的浪潮势不可当地席卷全球，也正是科技革命使人类登上了“太空”这一新的地缘制高点，进而深刻改变了地缘政治的要素结构。“太空”又称“外层空间”、“空间”，在我国亦称之为“天”，意指大气层以外的空间区域。与19世纪和20世纪工业社会对电力和石油的依赖相似，空间能力正显现出对信息社会的无可替代的价值，而且在未来必将变得更加重要。对太空的占领与控制，太空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成为一国国力强盛的主要源泉，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对此，许多具有战略远见的人士提出了“国际空间主权”的概念。一向领风气之先的美国在预测其未来战略环境时认为，“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对空间资源的依赖性将日益增强，空间已成为国家利益之所在。……美国必须保护其在空间的利益和投入，以保证空间行动的自由”。（注：王景泉：《国外军用天基信息网发展分析》，《卫星应用》，1998年第4 期。）美国航天司令部首席司令豪威尔・M・埃斯蒂斯上将指出， “从作战人员到政策制定者都在强调，国防部和政府都要重视空间发展问题的时期已经来到，……我们必须要有缜密的计划和足够的物质资源来保障我们能够自由进入空间和使用空间”。1998年4月7日完成的名为“长期规划”的美国航天司令部空间发展计划，突出强调了“空间控制能力”，即“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具有进入太空并在太空自由行动的能力，同时阻止敌对国家拥有这样的能力”。 （注： Benjamin S ・ Lambeth,Technology and Air War,November 1996,Vol.79.No.11. ）随着空间的重要性为世人所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加入到了开发太空的竞赛中。笔者认为：在未来的空间时代里，谁能够占领太空，拥有太空优势，谁就能够掌握未来国家权力的源泉。太空的领导权就意味着地球上的领导权，笔者将其称之为“太空权论”或“天权论”。下面，笔者将从未来国家军事安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三个方面，详细论述太空控制的重要性与作用。1.军事安全高科技的发展使传统的金戈铁马，坚船利炮的战争形式向数字化形式转变，军事信息技术和信息化的武器装备，特别是高技术侦察监视系统、指挥控制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使得军队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全方位的机动能力、远程战区外精确打击能力、全面防护能力和一体化指挥控制能力出现了质的飞跃。作战样式呈现出非接触性、非线性的特征，战场界限趋于模糊，战争节奏加快，进程明显缩短，作战方式由传统的陆、海、空三军协同转变为陆、海、空、天、电磁一体化的联合作战。信息成为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以比敌人更快的速度获取、传输、处理和利用信息，成功地建立战场信息优势，形成信息空间的“非对等透明”，促使“非对称战”的出现，成为现代战争争夺的焦点，在战争中取胜的先决条件。而太空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夺取信息权，建立战场信息系统，保持信息优势方面具有其他手段所无法企及的优势。由于其他设施只能配置在本国领土上，而滞留在轨道上的航天器则根据国际外层空间法享有超越国界的权利，因此利用天基系统可以最有效地对全球备战情况进行不间断的监视，能及时发现敌方发动的导弹和空间袭击，并能确保及时发出警报和对部队实施指挥，而其他设施则只能望“天”兴叹。在近10年来实战和军事演习中，无论是遂行保障己方获取与传递信息的任务，还是阻断敌方获取信息，主要都是通过活动于太空中的作战平台及传感器进行的。随着航天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以及军事应用的不断增加，外层空间将成为地球上军事对抗和战争的前沿，在任何地区和任何方式的冲突中，没有航天系统甚至军事航天力量的参与，就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各经济、军事大国为谋求在未来高技术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均已开始了争夺制天权的斗争。目前，世界上已有21个国家在为本国安全利益积极开发外层空间，发展自己的军事天基系统，谋求占据开发和利用太空的领先地位，以确保在未来的太空战争中掌握主动权。太空战场将是今后长时期人类进行战争的“制高点”。“空间给战争增加了第四维”，它将左右未来战争的总方向。（注：陈茂良：《未来战争中的航天器》，《国际太空》，1998年第6期。 ）在谈及空间对未来高技术战争日益增大的重要性时，美国国防部长科恩明确指出，“将来空间力量将与今天的海上力量、空中力量一样变得同样重要，作为作战媒介，空间的控制与利用将帮助美国在一个军事作战领域建立并保持优势地位，而建立这样的优势，对于在危机和冲突中取胜是至关重要的”。（注：黄志澄：《从南联盟战场看军用卫星系统的发展》，《卫星应用》， 1999年第3期。）实践证明，以应用卫星为主的航天系统在军事侦察、通信、打击、导航定位、预警、反导、军事指挥、后勤保障、军事气象等诸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代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未来战争中更将成为决定胜负的举足轻重的因素。控制太空这一新的战略制高点是取得战争主动权的关键。太空战场也许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第一个战场，甚至是唯一的战场。太空争夺的胜利者将无可置疑的成为战争的胜利者！2.经济领域太空并非只是兵家用武之地。神秘的太空对人类来说，又是上苍留下的福祉。随着冷战结束，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经济力量是未来决定国家力量的关键因素，以经济、科技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将取代传统的军备竞赛，成为国力的消长之源。在当前这个全球经济日益依赖于信息和信息处理的时代，随着各国的经济从以工业化为主导向以信息为主导的转变，信息的快速获取、集成、传输成为财富生成的源泉。经济信息化、社会信息化已日益明显，以通信卫星为主干的航天通信系统作为人类获取、传输信息的重要手段，可实现全球高频段、高速率、小延迟、大容量宽段、低成本的无缝隙通信，形成名副其实的空间信息高速公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对信息获取和传输的需求，得到了广泛的青睐。（注：庞之浩：《小卫星发展如日中天》，《解放军报》，1999年11月17日。）如美国斥巨资建立的“天基信息网”，便计划成为军、民、商三用综合系统，充分利用天基系统可不受约束和限制地获取全球信息的优势，增强全球信息获取能力，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更强大的动力。在1998年4 月公布的《美国航天司令部长期规划――2020年设想》报告中，美国空军计划制订者提到如今在地球轨道上共有3000多颗卫星承担着大量的国防和民用任务，其中50％均属于商业性卫星。密布空中的通信卫星、导航定位卫星、气象卫星、地球观测卫星、地球资源卫星、科学实验卫星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蓬勃兴起的空间商业正以全球规模迅速增长。空间的军用、民用、商用正逐渐汇聚。现今美国空间投资已超过1,000亿美元。 在未来的5年，预计美国和世界其他航天大国的空间投资将达到5,000亿美元。在此期间，全球至少将发射1,000―5,000颗卫星，其中大多数为商业卫星系统。为把握空间发展的黄金时期，全球有1,100 家大公司正在研制、生产和经营空间系统。美国空间工业正以每年20％的速度急剧增长。空间商业的总收入已超过军事空间的费用，越来越多的民用任务正在向空间转移，以便更快、更好、更有效地完成任务。（注：吴国兴：《21世纪美国载人航天发展战略》，《国际太空》，1998年第8期。 ）据经济学家研究表明，每年美国对航天局的投资可以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新技术发明方面给国民经济带来大约6至10倍的回报， 很少有其他商业活动能拥有如此高的回报率。（注：Otto Kreisher,The Move intoSpace, Air Force,April 1999,Vol.82,No.4.）根据美国对本国空间工业化和空间商业化活动的预测，到2000年，美国空间民用项目的年度总收入可达到650亿美元，年度税收高达130亿美元，收益极为可观。3.社会领域游弋于外太空的诸多航天器不仅可成为军事力量的倍增器，而且是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同时，一切科技的进步、工业的发展都是以人为本，归根到底是为人与社会服务的。空间的开发，深空的探测，载人航天的发展，最终将扩大人类知识领域，提高人类的健康和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繁荣进步、人民生活的安康福祉作出巨大贡献，在不远的将来这种贡献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和突出。航天科技和航天工业的发展，使人类得以脱离地球，逍遥漫步于茫茫宇宙空间。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对各个国家现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均具有巨大价值，而且有利于解决困扰人类的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人口爆炸等问题。从现今科技水平和可预见的未来看，这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只有通过开放地球，扩大人类生存空间来解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巨大的空间站将成为移动的太空城，月球和火星将成为另一个“地球村”。放眼未来，航天技术，尤其是载人航天的发展可能关系到人类的进化和未来：如失重环境可影响到人类的身体结构和生理功能，使手脚出现新的分工，永久性在空间生活和工作的人类将建立新的社会……。未来的太空城将成为在宇宙中漂泊的“自由世界”，人类作为“宇宙公民”之一，将去寻访地外生命和文明。总之，空间时代将把人类文明推向一个令前人无法企及的高峰，开创一个崭新的“空间文明时代”。二、太空争夺太空在军事、经济、科技、社会各个领域巨大的作用和价值已日益引起各国的关注，美、苏早在冷战时期便开始了在太空的争夺。为了实现航天技术与武装力量的有效结合，美苏自80年代起便相继建立了航天司令部，把军用航天系统纳入了正规的军事编制序列，形成了第四支部队，即“天军”，并不断加强军事航天力量的建设及其在常规战争中的应用。美国军事航天力量于1985年正式组建。同年，美国防部建立联合航天司令部，负责指挥调动美国所有的军用航天系统、空间监视系统和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以支持美国部队的军事任务。俄国国防部也于1993年正式组建军事航天部队。它作为俄武装力量的特殊军种，由最高统帅部管理控制。按总参谋部的计划，军事航天力量将用于保障武装力量的作战，以及进行宇宙空间的对抗。在民用、商业领域， 外层空间的巨大作用也吸引了人们的目光。1989年7月20日在“阿波罗”登月20周年的纪念会上， 布什总统提出了“重返月球，登上火星”的倡议，美国宇航局制定了新的重返月球计划，宣布将分“无人探测、送机器人上月球、航天员飞上月球”三个阶段建立月球基地。苏联则长期致力于开发与利用月球氦―3能源的研究。 欧洲航天局也制定了一项月球计划，最终目标是要在月球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和利用月球资源。欧洲、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巴西等国都被吸引到“国际空间站”的建设中去，希望能从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自1957年至1998年的41年间，全球共进行了3,976 次成功的航天发射，入轨航天器共计5,134件。 目前的外空早已不是当日的美苏两强独霸，而是群雄并起，逐鹿太空。据统计，目前已成功发射和拥有自己的在轨航天器的国家与组织已多达39个。（注：《全球发射成功的航天器统计》，《湖北航天》，1999年第4期。 ）载人航天尽管仍暂时由美国和俄罗斯垄断，但随着中国“神舟”号一飞冲天，不久的将来，必将出现三国鼎立、竞逞风流的局面。寂静浩瀚的太空并不是一片和平安宁的净土，相反却始终隐藏着森然的杀气。美俄均已认识到：如同1920年至1930年间空中力量走过的历程一样，即航空力量的作用由初始的战斗支援（例如通信与侦查）发展到空中格斗最终成为一支战略力量。与此相类似，空间力量也将从初期主要用于支援作战，而最终向空间战方向发展。（注：王景泉、梁巍：《国外军用天基信息网发展分析》，《卫星应用》，1998年第4期。 ）因此两国均已自60年代起便开始着手研究以星球大战为代表的反卫星武器与天基作战系统。如早期提出的利用太空核爆摧毁敌方卫星，以及应用陆基、天基、空基激光武器摧毁敌方卫星的仪器或整个卫星平台，使敌方指挥、侦察、通信系统瘫痪。1994年10月11日，美国首次激光反卫星的真实试验成功，震惊了世界。（注：《美国陆军激光反卫星试验及初步分析》，《中国航天》，1998年第8期。）其他诸如杀手卫星、 诱饵卫星、欺骗卫星、自杀卫星等专用于太空战的卫星武器也已游弋于太空，待机而动。载人航天器的发射及太空行走的实现，则使空间战出现了飞跃。绰号为“截击机”的苏联“联盟二型”宇宙飞船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巡查和消灭敌人的卫星。在发现敌方卫星之后，飞船驶近，以同速与卫星并行，由一名宇航员走出飞船将之摧毁或捕获。美国航天飞机则性能更为优越，除可作为运输工具和短期空间试验平台外，还可作为在空中发射、部署通信、导航、侦察的军用卫星，在轨道上维修卫星和把卫星带回地面。因此可轻易地攻击或捕获敌方卫星，它还具有进行空间救生、支援、作战指挥、发射轨道武器、导弹防卫和进攻等多种用途，是名副其实的“星战斗士”。而空间站由于可常年驻留空中，可成为多用途的空军基地，甚至是太空兵营，它是理想的空间侦察、预警、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中心。作为未来的空间工厂，可用于发射、部署卫星；作为太空武器的试验基地和后勤基地以及空间作战指挥中心，其潜力不可估量。美国已在研究由天基作战平台上以核导弹、高功率微波武器、电磁轨道炮等天基武器系统直接实施对地攻击。寂静的太空可能有一天将会成为烽火连天的战场。（注：John. T・ Correll, ARoadmap. for Space,Air Force,March 1999,Vol.82,No.3.）结束语从50年代起，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哪个国家能第一个成功地建立永久性宇宙空间站，它迟早就能控制整个地球。（注：俞亮：《太空争夺战》，《世界军事》，1999年第7期。 ）雄心勃勃的约翰・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满怀信心地提出了“新边疆”的口号。他指出：“人们又一次生活在一个充满发现的时代，宇宙空间是我们无法估量的新边疆。”纵观历史，人类从地心说的认识水平发展到日心说理论，其间是1000多年的时间，但是在20世纪不到100年的时间里， 人类从千百年来赖以休养生息的陆地和海洋飞上天空，并最终摆脱地球的引力，走向了亘古寂寥的宇宙空间，去探索茫茫宇宙的无尽宝藏。信息革命的兴起，宇航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的认识能力又实现了一次飞跃，作为人类活动的第四维空间领域，外层空间对于国家的军事安全、经济增长、社会的稳定繁荣以及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已显露出其他维度空间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价值。谁能获得并保持制太空权，成功地保卫自己的“天疆”，谁就能获取未来战场上的最大优势。正如首倡空权论的著名军事理论家杜黑所指出的，“胜利总是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的人微笑。在这个战争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谁敢于先走新路，谁就能获得新战争手段克服旧的手段而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注：彭训厚：《二战后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对战争的重大影响》，《军事历史》，1999年第5期。）同样，和平利用空间已成为各国成功解决工农业发展、能源、通讯、环保等领域诸多问题的一把金钥匙，空间工业化与商业化将使空间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国家权力地理因素也将由来自陆、海、空、天四维区域的权力源来填补。并且随着人类航天技术的发展，太空权的占有将成为其中最关键的核心，它将影响甚至决定其他因素有可能起的作用，或增强，或削弱，甚至使之彻底失去意义。人们的主权观念也将由传统的领陆、领海、领空和领天主权组成，一国的疆域将包括其陆疆、海疆、空疆和天疆。维护国家的太空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人们有理由相信，正在成为21世纪最具活力、最有前途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之一的航天科技将使外太空的军用、民用、商用价值进一步彰显，引导越来越多的国家向开发外层空间资源更新、更高、更尖端的领域进军。让我们衷心希望人类在探索太空资源方面取得的成就能成为全人类的财富，为全人类所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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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119 【 版 号 】11 【 标 题 】两岸同根 共襄盛举 【 作 者 】文台 【 正 文 】 江泽民总书记于去年春节前夕发表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一远见卓识成为发展两岸文化交流的推动力。一年来，两岸关系虽阴影笼罩，但文化交流方兴未艾。去年的两岸文化交流在持续稳定中求品位，在健康有序里显效益，交流项目和人次创两岸文化交流的最高纪录。截至年底，两岸交流项目共计２７２项，其中赴台１９８项，来访７４项。交流总人数３０４６人次，其中赴台１８８４人次，来访１１６２人次。１９９５年两岸文化交流的主要特点是：民族色彩浓厚的民族艺术项目最受欢迎。《孔府四千年文物展》不仅吸引了台湾高层人士，也受到广大民众、在校学生的青睐。校方专门组织学生集体购票入场参观，并当场布置作文题当作教学内容，使学生上了一次生动的校外课。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在岛内能产生如此大的震撼，不能不说明两岸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２０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演出团集海内外众多名家于一团，以其精湛的音乐魅力倾倒台湾观众，特别是在演出《黄河大合唱》时，台上台下齐声引吭高歌，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福建漳州歌仔戏团以特有的语言优势，深入乡村、学校，受到民众的欢迎，许多承办单位纷纷表示，这么好的剧团明年还将邀请来台演出。山西绛州鼓乐团的演出，风格独特，气势磅礴，台湾观众甚至同行无不为之折服。交流领域拓宽，交流步子加大。去年赴台的除音乐、舞蹈、美术、戏曲、戏剧外，杂技、皮影、木偶等民间艺术开始增多。交流层面广，从中直院团扩至省市县的艺术团体，交流人员中有专家、学者、学生、工人、农民、教师等。文化交流的层次也有提高。台湾海基会文教参访团的来访，祖国大陆美术馆长访问团访台，以及两岸文物交流团的互访，将两岸交流层次大大提高。两岸交流形式由演出、展览、讲学、学术交流扩展至合拍节目、校际交流、求学等，尤其是书画交流日益增多。两岸文化交流如此频繁、密切，既加深了解，又增进同胞情谊。率台湾青少年戏剧访问团来访的牛川海先生感慨万分地说，通过参观访问，更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今后要多来看看，多来学习。积极推动两岸青少年交流。年内赴台进行文化交流的有桂林小桂花艺术团、南昌市少年宫艺术团、中央乐团女子及少年合唱团、京津沪少年京剧团等。台湾来访的有，高雄前金中学来中央民族乐团举办冬季音乐营活动，台北青少年戏剧演出团来中央戏剧学院交流演出等等，共３４４人次，占来祖国大陆交流总人数的３０％。两岸文物交流发展很快，１９９５年交流达１７７人次，引人注目的是两岸文博界的高层互访揭开了文物交流的新篇章。两岸故宫的交流已经起步，我杨新副院长赴台参加台北故宫庆典活动并作学术讲演。去年台湾文物来展的有《清现雅集精品展》、《古越阁青铜器展》、《日月坊海外遗珍展》等。学术交流势头不减，校际交流形成一定规模。１９９５年赴台讲学的有４２项、７３人次，分别占总数的２３％和４％。中央民族乐团演奏员何建国应台湾省立交响乐团邀请，赴台讲授辅导打击乐近一年，效果良好。北京市戏校和台湾复兴剧校已形成合作关系，分批派遣１４名教师赴台执教，颇受欢迎。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今年我们要继续发展两岸文化交流的好势头，两岸文化艺术界人士要共同努力，共襄文化交流盛举，再创中华文化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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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525 【原文出处】理论与现代化 【原刊地名】津 【原刊期号】199610 【原刊页号】3-6 【分 类 号】D1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研究 【 作 者 】赵美玲 【复印期号】199612 【 标 题 】正确处理经济政治关系发挥社会主义综合威力 纪念邓小平视察天津谈话发表１０周年【 正 文 】 内容提要 新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关系问题，是事关改革全局和方向的重大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的辩证关系，意义十分重大。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经济政治关系，发挥社会主义综合威力，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关键词 新时期 经济 政治 综合威力＊ ＊ ＊社会主义国家搞改革开放，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这是近2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新的历史时期，始终高度重视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在1986年视察天津时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6页。 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卷次和页码）重温这一谈话，深入学习新时期邓小平关于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当前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一）离开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但是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这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优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贯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从政治的高度认识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是邓小平正确处理新时期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特征。邓小平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如此，首先，它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进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它比资本主义能够更加迅速地发展生产力，更加公正合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二卷，第251页）。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的深层根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生产力的不发达，经济的不发达。社会主义面临许多挑战，但最基本最深刻的挑战，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及经济状况之间的矛盾与不协调。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主要靠发展生产力和经济，赢得这一挑战，关键也是要靠发展经济。从这一观点出发，邓小平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二卷，第128 页）其次，社会主义一切目标的实现，都要建立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的不断满足，要靠发展经济来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需要经济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只能建立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再次，社会主义道路能否坚持，最根本的也取决于能否迅速地发展经济。半个世纪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说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最根本的是经济的较量。政治较量要以经济实力作后盾。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巩固自己的历史地位，必须靠经济的迅速发展。当前，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中国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最根本的是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始终高度重视经济建设，使国家经济有了举世公认的发展。有了这个基础，才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高度重视政治，高度重视经济与政治的统一，是新时期邓小平处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显著特点。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每到关键时刻和重大转折关头，他总是在政治上为全党指明方向。每当出现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每当出现影响安定团结的因素，他都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处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之所以要讲政治，其必要性和目标取向在于：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政治，要集中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政治要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新时期政治的核心是政权，要维护社会主义政权，维护执政党的领导地位。邓小平曾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上邪路了。如果我们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削弱了，党的领导权削弱了，我们的改革也是不成功的。第二，新时期的政治，要为经济建设提供理想的发展环境，创造良好的条件，发挥好政治的保障、服务、促进作用。经济建设目标的实现，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强的政治保证。要运用政治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综合威力，同时克服一切不利于经济迅速发展的因素，特别是要排除一切干扰经济健康发展甚至偏离正确方向的因素。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讲政治，是国内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产生和泛滥土壤的情况下，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讲政治。加强政治建设，能够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一个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形成统一的意志和行动。第三，讲政治，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全党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必须适应这一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特别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必须要有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否则就没有战斗力，就无法担当领导现代化的重任。而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的成熟的政党，就必须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巩固和提高自己。第四，新时期政治的落脚点，就是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群众利益。就是要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成果为人民共同享有，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始终以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赞成不赞成、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正确处理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既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需要，也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检验。我们必须学习和掌握辩证法，坚持经济政治两手抓。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不重视政治，就不是按照辩证法办事，就违背了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不是一个政治成熟、经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政治，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其根本保证。为此，邓小平要求全党在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时，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1.必须全面理解和把握党的基本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新时期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最集中地表现在发展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问题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及我党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基本主张。因为它不仅规定了党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以及完成这一任务的基本途径和手段，而且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一个稳定的战略格局，强有力地担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们牢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抓住了正确处理新时期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关键，就不会在大的方面、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犯错误。实践证明，能否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执政党、对广大领导干部都是一个考验。我们有些人在坚持“一个中心”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视“两个基本点”，特别是忽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基本点，忘记在把握这四条基本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纪律中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另外，有些人在坚持“两个基本点”的时候，也容易出现离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根本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偏颇。在新时期，邓小平一再强调，只埋头经济工作不问政治不行，单纯强调政治不搞改革开放、不加速发展经济，也不能巩固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2.必须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反对一手硬一手软。邓小平关于两手抓的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指导思想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强调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性。他指出，搞现代化，必须两手抓，绝不能单打一，否则就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上去了才是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搞改革，搞现代化，决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3.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12亿人口的大国搞改革，不讲稳定、不讲秩序、不讲纪律、不讲统一不行。要运用一切政治手段维护稳定。同时，稳定又必须建立在发展的基础之上，没有经济的发展，政治不能实现稳定，社会不能真正安定。改革既是为了更快的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地稳定。必须把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起来，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三者的关系问题。4.从实际出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在改革开放时期，“左”和右的一个重要症结和共同表现，是背离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正确认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左”的东西，主要是在指导思想上，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思想僵化，不从事物的本质看问题，用陈旧过时的甚至片面错误的标准衡量是非。而右的东西则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想把中国的改革引导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搞全盘西化，甚至搞动乱。克服“左”和右的错误，要从实际出发，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5.在改革开放时期，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关键在党，执政党必须善于领导新时期的经济和政治。首先，必须善于领导现代经济建设工作。一是要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始终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面，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和处理经济问题。二是要善于掌握经济规律，运用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此，必须培养造就一大批懂经济、会经营、善管理的干部，培养一大批善于领导改革开放的领导干部。其次，要善于领导新时期的政治，妥善处理新时期出现的各种政治问题。新时期的问题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执政党必须高瞻远瞩，见微知著，统揽全局，兼顾四方，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成熟性。为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要在复杂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使各项政治工作为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马列教学部责任编辑 张其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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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084 【原文出处】文艺争鸣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8-27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 作 者 】钱竞/孟繁华/闻力 【复印期号】199606 【 标 题 】“文学艺术消闲功能”笔谈（之二） 【 正 文 】 “文艺消闲功能”断想我们如今不得不加以探讨的，仍然是一些很大的诸如“人文精神”、“理想主义”这样的题目。因此，在95文坛论争十分火爆的时刻，对“文艺的消闲性与精神文明”的讨论，感到颇为意外，亦有过这等论题不足为道的想法。然而，真正参加了研讨活动而受到启发之后，想法顿时有所不同了。其一，文化上的消闲，是当今社会的实际需要，并不因为有人忽视就能够取消这个话题所蕴含的价值意义；其二，消闲性的话题，实际上是有待探讨而又有所争论的，它实际上关系到“民间文化空间”急剧增长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广袤的空间里，文学家、艺术家如何可以更有作为？显然又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说穿了这波及到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是否具有语言力量支配权的问题（在今天，可能还要附加一个图象影象力量支配权的问题）。简而言之，所谓“消闲功能”也可以看成一种隐蔽话语。在它背后矗立的，则是民间文化空间与话语权这两大课题。文艺界的有识之士没有理由去忽略不计这类问题。关于消闲功能与民间文化空间的关系，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及闲暇增多与文化空间扩展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至少，在大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初步消除了温饱的忧虑之后，尤其自1995年5月1日城市实行五天工作制之后，相当多的人相对地有钱了也有闲了。这个由时间与金钱所支撑的生活空间，在广泛的定义上当然可以视为“文化空间”。尤其应该看到的是，在中国所发生的转轨或者叫转型，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体制从计划化转变为市场化，而且恰恰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机制在深广而持续地发生作用，也使得文化领域出现了市场行为的渗透，出现了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在文化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也同样在削减甚至是在损毁文化领域的计划原则。当出版界、新闻界抑或电影界把赢利原则放在第一位而指导自身行为的时候，行政当局的指令性调控就会渐渐失去效力。理由很简单，文化上的行政性指令并不能保证文化企业的利润，而财政收入的拮据也导致了行政当局干预能力的萎缩。换句话说，文化企业不再能像以往那样由国库中汲取财力的时候，势必将目光移向新的财源，而这就只能是那些由掌握着所谓“经济选票”的文化消费大众所构成的文化市场。也正是因为以上所描述的这种缓慢的、渐进的、层累式的转变，才导致了民间文化空间的诞生和成长。我想，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完全可以由文化市场的调查专家用数字来加以证实。据说，目前国内已经拥有千余家报纸和几百家出版社，相当多的报纸要办好周末版以吸引更多的读者，而出版界则不得不忙于推出畅销书以赢得更多的营业收入。其直接结果，就是对知识与趣味的有效需求大为增长。可以说，最近两年人们已经多少体验感受到了这一有效需求增长的趋势，而且完全可以断言，大众对知识与趣味的有效需求目前仅处于起步阶段，至于今后的大幅度增长则是无庸置疑的大趋势。单是采用经济学术语来描述中国社会生活的这一重大转变是远远不够的。我想说，这甚至可以看成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意味深长的一个在深层次上的重要转变。如果回过头去看看历史，也许会了解得更为透彻。从远处说，中国的古代经济基本上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周而复始，循环运作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导致的是对知识文化的需求严重不足，农民依靠的基本上是老天爷的恩赐，能够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交上租子，吃饱饭，已经是难得的太平日子了，何复他求？从近处说，但凡在过去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深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土地上种什么与怎样种都是由政府层层下达指令。收获本来就不多，分到农民手里的也就至多是聊以糊口，维持生存，还谈什么对科学和文化的渴求？倘若有一点余力能供得起子女上学，也主要是为了改变个人身份，获得城市户口和一份不靠天公的稳定收入贴补家庭，根本谈不上为了发展生产与改善自身素质而产生什么知识需求。这当然不是说农民根本不需要知识，而是说这种需求受到了传统生产方式及计划体制的压抑而不能形成有效需求。至于城市居民尤其是体力劳动者情况要略好于农民，但是为低下的收入和繁重的家务所累，能够产生的知识与趣味需求也就只能是一个相当狭小的空间。令人欣慰的是，上述的一切都已渐渐化入历史的年轮，极有可能不至重演。那么，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亿万人规模的有效知识需求的时刻，难道不是一次告别愚昧，告别落后的伟大转变？从知识的有效需求的增长到文化空间的扩展中，我们依稀可见的，不正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么？不可否认的是，近几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对“边缘化”的感叹，被错误地解释为知识分子自身的“自我放逐”，被片面地解释为政府行为的失当。似乎只要知识分子能够自我振作，似乎只要政府能够拨付更多的款项去资助文化教育，社会科学研究，就能够解除人文知识分子的困扰。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十足的皮相之见。当然我并不赞成若干文学家、艺术家的颓丧或失落感，更不赞成某些人的精神上随意的放纵或自戕。我同样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有效地约束住腐败现象，避免乃至杜绝公款吃喝、追求豪华享受的倾向，而节约下大笔被贪占的费用投入在文化、教育和卫生保健事业上。这一切都不消说得，那并不是难以解说的复杂道理。然而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人文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正在悄悄发生的重大转变是否真正有所洞察？是否对这样的转变做好了心理的、知识的和能力的准备？在这样一篇短论中，显然没有可能把逻辑上理应涉及的论题全方位展开，而只能就一两个话题有所侧重地予以叙述。如果联系到所谓知识和趣味的有效需求而言，那么就理应继续探讨知识和趣味的有效供给问题。而在讨论这一有效供给问题之前，还不得不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功能问题有所涉及。我想不需要太多的论证就可以看到，传统的知识分子角色在中国长期的历史中一直是与官本位体制紧密相联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之所以有可能忧这忧那，就是因为人文知识分子在古代充当了官们的主体与官们的预备队。士大夫恰恰处于君和民之间，成为强有力的联系纽带。就士大夫阶级的人力来源而言，可以说出自于布衣，出自于平民；而就其角色和功能定位而言，士大夫的利益立场是更靠近君权的，甚至可以说是处于权力中心的位置，拥有得自君授的行政权和文化领导权。自清末民初起，士大夫的传统角色才多少有所变化。独立的由知识分子担任的自由职业者明显增加。他们不依靠政府的俸禄就可以生存。记得季羡林先生回忆过他几十年收入变化。比较而言还是他大学毕业后到山东当中学教员的薪水最丰，大约是180 块大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但中止了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化的过程，而且清一色的官本位干部体制与计划经济为依存地支撑着共和国大厦，也使得知识分子被官本位等级化了，个人经济收入也基本上国库化了。对知识的需求是由国家计划下达，而知识的供给则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和普遍需求不足的双重约束。我想说，丧失了经济自主权的知识分子，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之内，生存权尚处于受控状态，怎么谈得上其他的言论和出版自由？除了俯首贴耳地接受无穷尽的“思想改造”之外，也只有规规矩矩当好齿轮和螺丝钉，老实扮演领导上规定的角色这一条路可走。否则，就是自绝于人民，成为专政的对象或准对象。而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领会了领导意图，凭借其知识库存而写出了什么过后又不合乎领导口味的东西，也同样可以招来大祸。例如吴晗的写作《海瑞罢官》就是明显的一例。没有经济自主权的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说也就不可能真正拥有文化领导权或是话语控制权。剩下的就只有配合与不配合的选择以及积极配合还是消极配合的差异。试图分离文化领导权的想法，绝对是一厢情愿的白日梦。无数有知识、有才华的专家学者，一旦纳入体制之内，就再无个性可言。周扬晚年的忏悔，应当得到的，不只是对他个人悲剧的理解，更应当看清楚“周扬现象”背后的体制原因，那绝不是个人的道德品质状况所可以调节冲淡的。如果把话题再拉回到现实中来，就应该看到，当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民间文化空间，当人民群众第一次拥有了闲暇和闲暇支配权的时候，也正是人文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功能的时刻。当前的问题，远不是文人墨客坐在书斋里玄想的那样顺利和美好。这个活生生的广袤的民间文化空间，同样不是桃花源，乌托邦。在这个空间里存在着一个市场机制。只有真正懂得而不是凭空想象人民群众对知识和趣味的有效需求，才谈得上真正进入这个空间，并且可能有文化的或话语的领导权。在这个方面，王朔以及类似于王朔的年轻一代文人可能远为敏感也远为实际。在许多人还处于迷茫或是沉默状态的时候，王朔们就制作出了《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因此赢得了观众，也赢得了声名与金钱。在最近几年的影视圈里，恰恰是王朔们取得了相当份额的文化领导权。而且，从至少是北方文化圈甚至是市民文化圈里，从王朔式语言的流行规模和渗透程度来看，也只能坦然承认他们甚至拥有了话语的支配权。在这里我想要提醒读者的是，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我要百般推崇王朔。恰恰相反，对王朔们惯于嘲弄知识分子，乐于向弱者开刀，并继续鼓吹“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类蒙昧主义论调的行为，当然只能是断然拒斥。然而曲折迂回反复论证的是，今天的人又知识分子又要重新学习社会，真正理解并且熟练掌握这个文化空间的市场机制奥秘。说得彻底一点，这才是人文知识分子追寻自身价值的唯一通衢。现实的希望，是在民间文化空间中寻找到自身的立足之地；未来的希望，则可能是在中国的教育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在中国的有效知识需求更进一步大扩展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只有在人文知识分子学会了独立思考，而双足又真正踩实大地的时候，知识分子长久以来与民众相结合的难题才可能迎刃而解。＊ ＊ ＊“消闲文学”及意识形态守护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与“消闲文学”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前者是对文学艺术功能观的一种表达，是对文学艺术现状和在新的历史处境下，对传统文艺功能观进行纠正的努力，承认并明示文艺功能的多样性，后者是文学艺术的一种类型，它在实践的层面突出了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性，并逐步形成的一种专供人们消闲娱乐的文学艺术品类。因此，二者又有密切的关系。从文化生产的意义上说，“消闲文学”是完成了的文化制品，它通过市场流通而实现消费；对文学艺术消闲娱乐功能的阐发，则是“消闲文学”的意识形态，它通过理论话语的形式表达阐发者的认识和态度，无论对其批判还是支持，都将成为“消闲文学”不可忽略的再生产条件，甚至是重要的再生产条件。一般说来，这一文艺品类的再生产条件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既然它是文化制品，要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它就必然要受到市场机制即经济规律的制约，出版者和文化制作人必须关注市场，并遵循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消费欲望，在有效的供求关系中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然而，文化制品是满足消费者精神需要的特殊产品，这是它与一般物质生产的最大区别，这一区别便造成了文化制作人对文化消费市场把握的相对困难。为了突破流通的障碍，文化制作人往往要偏离商业伦理或规则，以非正当的方式抢占文化消费市场。“消闲文学”品格的下跌，实际上是被商业利益之手控制的。消闲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更主要的体现于对其实践的看法上。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消闲文学”的肯定，使这一文化品类的生产获得了合法性，生产者不必再怀有冒险的恐惧，它有了意识形态依据并得到守护，不必担心是否允许生产，而是考虑如何生产。因此，意识形态便成了消闲文学天然而有力的守护神。而现在的问题是，在一般的理论上肯定消闲文学的合法性已毫无意义，它以自为的形式在民间已发展多年，并成为普通人文化消费的主要对象，大众传媒中的大部分内容几乎都与消闲相关，它从民间悄然走向国家权威传媒，便是不作宣告的认同。作为既成事实，没有人会愚蠢地否认消闲文学的合法性，它走向市场，成为特殊的流通商品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市场的淘汰或选择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对这一文化品类生产的制约，它的调适功能从积极的方面考虑，将会促使消闲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在竞争中形成它健康发展的内在机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意识形态对消闲文学负有必然的守护义务，对其无保留的肯定姿态，其理论的欺诈性是经不起检讨的。对消闲文学无条件的、抽象的肯定，是一种临时性的立场和占有话语支配权的策略。从前一角度考虑，它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也就是说，针对近百年来，将文学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夸大文学的社会功能并逐渐使文学演化为政治意识形态形象诠释的工具，成为精神统治的一种形式的史实，来重新肯定文学艺术的消闲性，使文学艺术的功能从单一恢复多样这一立场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一层面上我们与守护者们并没有冲突。问题在于，当这一肯定成为唯一的解释并占有至尊位置时，则不能不令人产生疑虑。将文学的娱乐功能放逐于文学艺术之外是错误的，同样，当我们肯定这一功能的合理性并要求强化它的同时，又忽视了它对意义世界的关注，忽视了对人的心灵浸润和提升，忽视了对现实矛盾的揭示和批判，同样也是错误的。如果说文学功能是多样的，那么，消闲性同样不具有支配和优先地位，对它的强调目的在于纠正历史对文学功能观理解的偏差，以及造成的后果，它并不意味着对消闲文学无条件的认同和捍卫。因此，强调消闲文学合理性是一种临时性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文化消费市场现状和消闲文学的制作实践时，我们同其意识形态守护者的冲突更无法调合。在我看来，流行于文化消费市场的文化制品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言情和武侠作品。80年代末期，港台文化以“反哺”的形式进入大陆，从邓丽君抚慰式的轻歌，到琼瑶、三毛、席慕蓉，加上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等，“软硬兼施”地使大陆读者成为俘虏，这是纯粹的消闲性的东西，这类作品至今畅销不衰，《廊桥遗梦》以及禾林小说的再度风行，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构；二是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第三世界公民的政治敏感性是难以消除的，作为“集体书记”，人们对政治历史将怀有永久的兴趣，从曾国藩、蒋介石，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宫廷秘事、政治黑幕，读者并非要从中寻找什么，而大多出于普通人对神秘人物和事件了解的兴趣，这一过程是个巨大的“世俗化”过程，神秘人物的神秘性消失了，他们成了普通人可以随意谈论的对象，这里的消闲性是意味深长的。对上述作品没有必要过多议论，它的文化定位就是普通民众，用丹尼尔的话说，这类作品就是想办法让大伙高兴，它们拥有自己的读者和市场，市场原则在不同程度上有效地实现了自我调适。但是，商业利益之手既然从一个方面控制操纵了文化市场，就必然会出现假消闲娱乐名义制作的文化赝品甚至是文化垃圾：东方奇观、街头数术、神秘文化、宿命论、性与暴力等等同时大行其道，它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对此缺乏有效的批评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失败。因此，我们不可能对文化消费市场和消闲文学的现状持无条件的赞同。另一方面，守护消闲文学的意识形态隐含着一个不易察觉的文化策略，在“世俗关怀”、“打破等级制度”等能指的背后，他们预先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强大的“多数”的依托，并且暗示他们在为谁或者什么辩护。揭示其话语的掩饰性，他们要表白的无非是说，他们是在为大众代言，为大众要求的合理性代言。这仿佛是一个不战自胜的神话性策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回望20世纪历史，我们有幸无数次地与革命相逢，同时相逢的还有持续出演的动人景观：每次革命的来临，总有呼喊大众的声音响起，于是，“大众”一词便成了20世纪历史叙述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历史的改写者和参与者们愿意以“大众”的名义发言，这个复数概念的神性地位便赋予了历史英雄不容置疑的合法性。于是，对大众的膜拜便成了20世纪革命者和思想界最大的时尚。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知识分子一改五四时代的启蒙角色，他们必须卑微地向大众学习，大众由启蒙对象变成了信仰对象，这一想象关系成了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生活、思想的支点，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则是自身独立精神地位的丧失和精神空间的陷落。20世纪转瞬到了晚秋，但“大众情怀”并未中断，新的代言人再次热情地扑向“大众”仍然以为找到了“大众”就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和发言的立场。然而，面对今天的现实处境，我们不禁对“大众”这一概念产生了深切的质询和疑虑，“谁是今日的大众”？这一概念的内涵已日趋不明，它原先隐含的政治内容在今天已经失去，它日益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因此，在世纪之交，以“多数”的守护人姿态对“大众”再度情有独钟，无论是出于自我救赎还是出于话语策略，它都仅仅成了一次没有对象的献媚，没有回应的呼救，不被接纳的妥协和一次无人喝彩的东方唐・吉诃德式的拙劣出演，一次失效的、不会达到期许的一厢情愿的白日梦。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成为潮流的话语策略，无意中形成的都是一股“新民粹主义”思想取向，一种新的“大众”膜拜的热潮。但“大众”早已散去，那想象的关系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代言人”们兴致盎然的相互致意和单调的掌声。＊ ＊ ＊面对现实 着眼未来――“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与精神文明”研讨会纪要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使文学艺术的整体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学艺术的功能也越发超出了我们原有的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的生产――消费形成了新的机制，这就是人们惯常所说的“转型”期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如何认识这一新的形势，对此做出怎样的回应、持有怎样的态度，是文学艺术工作者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在本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的资助下，于1995年12月7 日在京召开了“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与精神文明”研讨会，北京及外地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文学批评家、新闻界人士5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杜书瀛先生主持了会议，他说，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文学艺术来说，其消闲娱乐功能越来越突出，人们拥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度，他们对文艺的要求越来越挑剔，文艺要适应这一变化，就必须重视“消闲娱乐”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适应了这一变化，但问题也随之产生。文化娱乐涉及千家万户、男女老幼，更与道德教化和社会安定相关，但长期以来理论界缺少系统研究和说明。今天请大家来，就如何看待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怎样的关系，如何提高消闲活动的文化含量和品位等问题展开讨论和交流。会议就上述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普遍认为：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本是不争的事实，它是现实的需要。对这一功能的认同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表现，从理论上说，文艺本来就具有这一功能。但是，以往对这一问题重视不够，更缺乏深入认真的研究。有人进一步阐释说，文学艺术的功能是变动的，但主要功能是补偿功能。20世纪的文艺主要是意识形态功能，90年代后，这一功能才逐渐淡化并转化、演化为人与人的亲和，因此文艺满足人们的娱乐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人认为：结合当前社会转型、世俗化趋势，文学艺术的消闲娱乐功能进一步获得了合法性。过去“教”重于“乐”，“乐”从属于“教”，“乐”没有合法性，世俗化趋势时代，“乐”有了独立的价值意义，乐与教分离了。今天应打破教与乐的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一等级关系的背后是与社会等级相勾连的，寓教于乐隐含着权力运作机制。社会的世俗化打破了等级关系，并有解构“神圣”的功能。解构了“教”与“乐”的等级关系，也就解构了“教”的神圣性，同时也解构了政治权力的神圣性。文艺的消闲功能的意义也就在此。在充分肯定文艺消闲功能的同时，也有人从理论和现实层面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消闲娱乐作品要有史感，要着眼于未来，要注意其艺术品位，市场经济的到来拓展了文化空间，“日常生活”概念提到了文艺理论面前，文学艺术的部分功能要与日常生活相匹配，要纠正单一的“教化”功能观，承认消闲的合理性，但不能将消闲娱乐同教化对立起来，这不是今天应采取的立场和方法。事实上，社会许多深层矛盾远没被揭示，不能从“意识形态”一步转到“好莱坞”，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正常的，“纯消闲”并不可取。同时有人认为；从过去的说教中解脱出来，承认人民有广泛的需要是进步，但今天面临的问题不是说“消闲”受到了阻挠，或者“教”抬头，而是今天的“消闲”有滑坡和误区，是如何提高其美学品位的问题。因此，对大众文化市场不应一味地迎合，读者就是“上帝”的说法值得考虑，“上帝”的神话应该破除。还有人对“大众文化”一词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概念在中国有极大的理论欺诈性，它的背后在历次讨论中总有不同的语义指涉，而它本身很少被认真关怀过，结合大众文化市场及其消费，对文学艺术的“奇观”神话作了批判，认为文学艺术的娱乐性也应体现出它对人性的关怀，体现出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意愿。对文艺的消闲娱乐性和文化消费市场，与会者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文艺的娱乐作用在以往曾是受压抑的，消闲娱乐似乎只是有闲者（有钱人）的事情，对消闲娱乐的合法性总是或多或少心存疑虑；因此，对文艺的消闲娱乐性问题，重视不够，强调不够。也有人指出，文艺的娱乐作用在过去被压抑了，事实不是这样。娱乐功能与经济发展有关，业余时间要求娱乐一下完全应该，但把娱性功能强调到极端就走到另一面了。现在的通俗文艺、娱乐性文化的不健康倾向是不能忽视的，性与暴力的过分张扬必须引起注意。文艺的消闲特征被强调的同时，也必须强调其格调，有人可以“玩文学”，但不能将其当作普遍的东西，调侃“伪崇高”、“伪神圣”，不能连真崇高，真神圣也一起调侃，有人连鲁迅也调侃。文学要发展、延续，就要有人文精神。许多同志同意这样的分析，并认为文学艺术的消闲功能已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同时更是实践问题，它之所以被提出来，显然与实践中的问题密切相关。文艺走向市场，注意了娱性功能，但它是不是在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我们应该坚持的东西，有些不入流的、末流的东西大量流入文化市场并受到推崇是不正常的。因此有的同志指出，商品社会制造了消费者是“上帝”的神话，是一个欺骗性的话语，是民众崇拜在新时期的反映。把大众打扮成“上帝”，目的都是要掏空他们的钱袋。群众趣味不是天然合理的，同样要经受分析，文学艺术家、批评家要有自己的判断识别能力，要坚持自己的职守。还有人对大众传媒中多种话语支配的现象作了分析。认为这一现象混淆了传播者的声音，传媒本身也是存有问题的。权力话语相互交替，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声音偶尔被表达，而占支配性地位的是新权力话语，它的象征就是金钱。值得注意的是，流行的时尚很可能变成民间信仰，知识分子在关怀现实的同时也充满了困惑。与会者在许多问题上持有共识，比如对文艺消闲娱乐功能的肯定，对现实文化市场的忧虑，对文学艺术工作者职守的坚持和知识分子文化批判功能的认同等等，使会议对部分论题的研讨得以深入。与会者提出的部分问题，由于时间原因未来得及展开或深入，但它同样给人以启发，并将受到关注，特别是对大众文化市场的判断和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虽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关注，但它不是通过一次研讨就能解决的。总之，会议表达了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对文化现状的深切思考和关怀，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的热情和介入意识，会议始终充满了积极的、友善的、多音齐鸣、众声喧哗的气氛，它是一次高层次的、有理论深度并与文艺现实密切结合的会议。它的另一特点是，参与者不仅仅是文学理论工作者，同时还有艺术家，曲艺研究、影视研究、舞蹈研究工作者等。多领域、多学科的交流、融汇，不仅使大家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同时从不同角度谈论问题也具有相互启发的意义。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杜书瀛、童庆炳、贺兴安、姜昆、陶东风、许明、朱寨、孟繁华、毛崇杰、王学泰、贾德臣、隆萌培、栾勋、钱中文、郭铁成、罗筠筠、钱竞、林薇、雪汉青、牛宏宝、汤学智、党圣元、黎湘萍、张炯、董乃斌、何西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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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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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Transport",
"Military",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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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Computer",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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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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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078 【原文出处】中国戏剧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12 【原刊页号】42～45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复印期号】199802 【 标 题 】豫剧艺术的当代走向 【 作 者 】谭静波 【 正 文 】 戏曲艺术在多种艺术的竞争时代，必须确立和调整自己的艺术走向，充分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才能在新世纪中再创新的辉煌。作为戏曲家族中的大剧种豫剧，在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变革中，为张扬本剧种独特的艺术魅力，脚踏实地进行了一番有意义的探索和实践，这种走向使古老的豫剧艺术崭露出一种“当代”色彩。一、用新程式更新旧程式豫剧艺术的当代走向第一表现在用新程式更新旧程式方面。程式化是戏曲形式的总体特征，它体现于戏曲的文学、音乐、表演、舞台美术等各个部门。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衍变，戏曲艺术的各个门类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程式系统，即音乐有板式、曲牌、锣鼓经；表演有唱、做、念、打，上下场和各类舞台调度等等；舞台美术有化妆的脸谱，服装的穿戴规制，道具的配套，景物装置的组合等等。传统戏曲的程式美曾达到相当的高度。然而，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那些以往生成的诸多审美形态，在变动不居的时代精神和审美观念的严峻审视下，却要接受一次又一次的严格选择。在现代社会生活、现代人的心态和审美趣味面前，原有的程式或者显得陈旧，或者显得单调，或者现出繁琐，或者现出苍白，或者显得欠缺。因之，更新旧程式，创造新程式，已成为建构现代戏曲的一个必然。这一时期，豫剧对戏曲程式的更新一是对传统程式的再创造。如传统的“滑步”，在《大祭桩》黄桂英“赶路”一折，被改造成能滑数米远的“ｃī＠①滑步”，俯冲度大，节奏感强，有力地展示了主人公切切赶路，不畏艰难的精神。而在《凤冠梦》和《香囊记》中，为表现男主人公踉跄奔跑中悲恸欲绝之状，又以双腿跪步ｃī＠①滑，大幅度朝后卧躺的动势，将ｃī＠①滑步做了进一步改造。由此可见，ｃī＠①滑步不仅可以作为人物赶奔之中的新程式保留下来，还可以在ｃī＠①滑的基本动势上，根据不同人物，不同情境做出不同形态的新处理，由此也再度体现了戏曲表演程式的泛用性和自由性。又如《司文郎》中宋九郎丈长水袖的撒、抛、甩、穿，改变了传统水袖功的陈年老谱，让水袖随着揭示人物情感的力度而延伸，随着人物情感的变化幅度而变化。与此相同的例子尚可举出许多，如《青蛇传》中小青的“枪绞刀”、“抛鞘套剑”，《唐知县审诰命》和《香囊记》中的“抬轿”、“坐轿”，《飞夺泸定桥》中的“高台旋子”和转体两周的“云里前扑”等等，这些都是对旧程式的更新与超越。豫剧对戏曲程式的更新二是对新程式的创造。对程式的全新创造是现代戏中一个重要而又棘手的课题。传统戏曲程式是对古代人物行为动作的摹仿和提炼，而现代戏曲面临的则是现代人和现代生活，许多程式必须从零开始。例如“骑自行车”，五十年代，继湖南花鼓戏《张四快》首次把这一动作形式搬上舞台之后，七十年代，豫剧《红小兵》便以多样化的虚拟表演将“骑车”程式展现在河南戏曲舞台上，创造了“骗腿上车步”、“起跳步”、“左右插花步”、“过岗步”、“左右单腿蹬车步”等新的骑自行车程式组合。八十年代，骑自行车这一虚拟动作程式在现代戏中已被普遍运用，而豫剧《风流女人》又以骑车带人的双人舞蹈把这一程式发展得更加完美。这类程式的创造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从生活中提炼的新程式动作还有《黑娃还妻》等戏中的“担挑子”，《风流女人》中的“背人”，《岗九醒酒》中的“拉锯”，《桃花、桐花、南瓜花》中的“缠毛线”，《儿大不由爹》中的“老太太上楼”等等，这些程式均达到了生活感和形式美的统一。还有一类新创的程式是借鉴了民间舞、现代舞、芭蕾舞等舞蹈元素的。无论现代戏还是新编古代戏都不乏其例。如像螺旋一样双膝轮番着地拧动而行进的“跪转”，持枪跨马时的“腾空大跳”、“腾空拧叉”、“腾马转身”，小心翼翼探路时的“吸腿侧步”等等，这些动作既可为现代的红军、解放军、民兵等人物所用，又可为古代的生角、旦角所用。同时，舞蹈基因的挺拔度、伸展度，又使这类程式更含现代之美韵。在迪斯科、太空舞、霹雳舞进入戏曲舞台之后，还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神话剧《女儿国》中的驿官、八戒、琵琶精，《司文郎》中的妖魔鬼怪，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迪斯科之类的舞姿，这一动作类型，不是作为人物行为方式而存在的内容，而是成了一种与戏曲做功融为一体的“行当程式”。二、强化人物塑造的真实性豫剧在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对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中，不仅对传统的戏曲程式进行了革新和创造，同时在人物塑造中也强化了性格的真实性。豫剧艺术在很大的成份上是农民艺术，因而在人物塑造上也往往用农民的眼光、心理去着色，使它具有强烈的农民化色彩。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民的审美眼光、审美心理也在改变，他们对于以往传统豫剧中那些脱离人物身份，过分“农民化”的人物也失去了兴趣，因而，豫剧的编导们在豫剧现代化的进程中，就必须要使他们的人物身份、个性、行为方式向生活的真实性靠近。所以，豫剧《包青天》中的包拯，就不再是传统豫剧中那个问罢官司饿得慌，跳到锅台上，蘸着辣椒吃窝窝的头脑简单、行动粗莽的包拯，而是威严沉稳、胸有城府、接近实际生活的龙图阁大学士，人物的内心世界亦展示得准确、细致，人物的行为动作组织得规则、有序。如“捆美”一场戏，过去包拯与陈士美见面，往往像斗架的公鸡，一见就吵，一吵就炸，违背生活逻辑，如今演来却是外抑内扬，静中有动，进退有度，一步步走向顶头。人物的表现从“村野”走向了“雅俗共赏”，从“无序”走向了“规范”。传统的戏曲人物性格塑造的基本方法来自于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式，来自于大而化之的农业化生产方式，而这种思维具有极强的经验性，虽从现实生活出发，但包含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它不精确，不细致，具有模糊性。由此产生了戏曲人物的写意特点。夸张、变形，与生活中的人物有相当的差异，具有较多的理想成分等等，久而久之，形成了人物塑造的程式化、类型化。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精确化的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加之西方写实艺术的传入和影视艺术的普及，人们对“形似”的要求在增加，那种夸张、变形幅度较大，与生活实际面貌相差太远的形象越来越难引起观众的兴趣，因此，强调生活感，淡化程式感亦成为豫剧编导艺术家们强化人物塑造真实性的又一追求。豫剧《风流才子》在表现唐伯虎爱秋香的情感发展线上，编、导、演展示出来的是一种不矫饰、不做作，自然天成的和谐美。舞台上，我们看到的是演员的思维巧妙地溶于角色之中，编导的提示不露痕迹地化为人物，表演动作既在程式中，又无程式感，不论是唐伯虎洞庭湖畔遇秋香“惊艳”时的痴情、憨态，还是卖身华府试秋香时充满风趣的戏谑，无论是书房伴读观秋香时如痴如醉的叹、赞、品、研，还是花园会秋香时一片肝胆的倾吐肺腑，人物的情感充满内在的活力，人物的韵致无雕琢，无修饰，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化工”之境，情亦自然，意亦自然！现代戏《石头梦》在对真实感与程式感的“浓”、“淡”处理上也有独到之处。剧中，为表现王跑给妻子逗乐时那想入非非的愚直模样，在〔流水板〕的唱段中，人物那乐不可支的情感步步递进，层层奔放，唱到“肥牛壮马槽头拴，从此摔掉要饭碗，王跑我一步登上天”时，演员猛然扔掉身上的旧褂子，甩掉双脚的破鞋子，让其飞越头顶而坠地，这夸张变形的戏曲化动作与人物那得意忘形的狂喜浑成一体，强烈的生活真实感冲淡了唱舞中的程式感，使得观众为他那“梦幻般的天真举动”而生发出悲哀的笑。此外，如“偷石经”、“抢石头”时的打斗，王跑的“倒硬人”，其技巧动作与剧情、人物三者巧妙合一，真切地表现了规定情境中的人和事，虽为导演苦心经营，却是不见导演之斧凿痕迹的“无法之法”。三、深化主题意蕴豫剧艺术的当代走向第三表现在在强化舞台演出形式的同时深化主题意蕴方面。形式是内容的载体，形式也是揭示内容的必要条件。八十年代以来，豫剧在舞台演出形式方面的革新十分显著，戏戏有招，花样翻新，从而构成了新时期豫剧在舞台上五彩缤纷、繁花似锦的局面。然而，他们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对于形式美的个性追求，他们在为“内容”寻找形式的外衣时，更加注重了形式本身的意蕴，注重了形式对主题内涵的反作用，在强化舞台演出形式的同时深化主题意蕴。豫剧新编古装戏《春秋出了个姜小白》，编导没有按照传统的叙事格局去演绎故事，找到了对象与主体相对应的明晰的形式感，从而有力地承载和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春》剧通过齐国二公子姜小白（后为齐桓公）消仇化怨、广罗人才、推行仁政、强国固邦，终成一代圣明君王的故事，揭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主题思想。为了把哲理、情感、形象、事件统一在一起，编导设置了司命主簿这一形象，让他在整场戏中穿插、解说，忽儿浩浩阳世，忽儿幽幽阴间，时而传达天命，时而这天命又因人世而改变，以独特的间离效果把“人定胜天”的古代哲理转化为现代人生的感慨。在全剧的舞台框架上，以黑底幕为基调，用简洁、粗犷的大块面、粗线条色彩作衬景来变幻时空，将横贯舞台的大台阶作为历史人物造型构图的行动支点，以威严、凝重的舞台空间来展示威严、凝重的主题意蕴。第三场，当小白与公子纠集两路兵马挺进临淄之时，舞台上展现出车轮隆隆、狼烟滚滚、马蹄达达的恢宏画面。管仲暗箭伤小白一段，形式表现更是不凡，只见碧血闪电划破长空，红光铺地，雷声炸顶，兵将舞红绫，小白卧血泊……血色斑斑中迎来了一代英君的登基大典。这一非同凡响的结构形态，注入了编导鲜明的主观情感和理念，它象征姜小白顶乱而立、血洒春秋、扭转乾坤、大业辉煌的主题意念。四、寻找深层的戏曲化豫剧艺术的当代走向第四表现在强化艺术个性方面寻找深层的戏曲化。随着历史脚步的进展，戏曲现代戏在戏曲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显赫。然而，现代戏毕竟是戏曲家族中的新一代，它的个性一直在形成、发展中。所谓现代戏的个性，根本的一点就是戏曲化手段和现代生活的完美统一问题。八十年代末期，许多现代戏剧目打破了以往“话剧加唱”的模式，普遍注重了舞台表演的动态美、舞蹈美、写意美、夸张美。但对这些手法的运用往往是局部的，单一的，大多数还停留在戏曲化的浅层阶段。九十年代以来，不少现代戏剧目更加注重深层的戏曲化。所谓深层的戏曲化也就是本质上的戏曲化。本质上的戏曲化不单单是在现代舞台的框架里边这儿加一个筋斗，那儿添一段舞蹈，而是从它的整体创作中渗透着戏曲艺术的美学精神，这种美学精神是和谐而统一的，是流淌在戏曲创作的每一个手段、每个语汇体内的生命和血液。豫剧《红果，红了》，编导是从传神写意、形神兼备、创造意境意象等根本问题上走向戏曲化的。剧中“春花酒店”的猜枚，驼叙突然挺直了腰板等戏的处理，显然不是生活物象的再现，而是人物精神的表现。小菊和珍珍上山采红果一场戏，用比喻、联想、寓言等手法把二人的心情和山上的景物连在一体，“红果甜，青果酸，为什么滋味不一般？……”“接好的绳子有疙瘩，接好的树枝留伤疤……”巧妙的比喻透着微妙的思绪，口中唱的是眼前的花草、树木，但抒发的却是各自内心的感情，加上生动可感、形象化的舞动表演，情中有境，境中有情，营造了意境、意象，体现了戏曲最本质的美学精神，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戏曲化。五、追求舞台样式的多元性变革的时代，发展的社会，生活变得五光十色。八九十年代的豫剧现代戏也显得题材多样，主题多样。为了表现这多样的题材，多样的主题，豫剧编导们突破了五六十年代豫剧现代戏那种较为朴实的写实、具象、再现的单一格局，在舞台样式的选择上展示出一种纷繁多彩的景观。豫剧现代戏《都市风铃声》是一台反映中原商贸城都市生活的现代戏，近在咫尺的商战大潮，活生生的商城人，充满了“写实”的诱惑。舞台设计在物质造型上利用萤光材料的吊挂和可变性平台等硬件变幻组合，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充盈着活力的“写实”的环境。大幕一启，高楼林立，霓虹闪烁，广告如林，人流如潮，一个现代化的商贸城豁然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一张办公桌，一纸公文，一个电话，使你感到大战在即；那咄咄逼人的谈判，那为献身事业而产生的情感危机，使你感到商战的主人公就在我们身边奔波……真实的表演，写实的环境，显示了商战大潮中新的人格力量和新的价值观念，展现了经济转型期新型企业家的胆略和气魄。豫剧现代戏《市井人生》选择的是虚实相间的舞台样式。该剧描写的是一个由劳改释放人员变成先进工商户的典型人物的真实历程。这出戏既有一波三折的跌宕情势，又有触动肺腑的心理冲突，戏剧节奏快，生活容量大，于是编导择用了影视的叙事格局，无场次的结构，融再现与表现为一体。那以中性管状框架和暴露灯光构成的诗意性场景，在中间幕条的隔离下有机地融入到时空交错、虚实相间的戏剧世界中，使全剧二十八节戏剧性行为构成了自然、流畅的节奏形态，真实地显示了两个生意场上冤家对头一次又一次的激烈冲撞，生动地再现了商品经济大潮中一个新生者人性复归的艰苦历程。六、重视人物的心理开掘在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人们的审美发生了许多变化，观众已不再满足于对戏曲情节的真实和故事的完整的演释，人们乐意欣赏那些具有丰富内涵的心理戏，从而品味人物那些复杂的情感。这是一种审美的趋内性，也是戏剧欣赏的高层次。为了顺应现代观众这一审美趋势，豫剧的编导亦在人物复杂心理的开掘上作出了努力，着重表现特定情境下人物的情绪和心态，充分调动多种艺术手段，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在探索精神世界的领域里做了新的尝试。豫剧《司文郎》是一出新编《聊斋》戏，通过主人公司文郎仕途之中生死阴阳的两界轮回，表现了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态。编导没有把精力放在追求事件的完整上，而注重开掘司文郎的内心世界。让人物以鬼魂和活人两重人格、男人和女人双重性别出现，进行心理的考问，灵魂的自白，舞台空间成为的人物心理流动空间，灯光色彩成为人物变幻的心理色彩，以丰富的内心视象展示了人物复杂深刻的心理内涵。豫剧现代戏《蚂蜂庄的姑爷》是一出时代特征鲜明的通俗生活喜剧，通过税务员冯二宝与蚂蜂庄的群众和亲人从对立到融洽的感情变化，表现了党群关系的复归和税务工作者的酸、甜、苦、辣。该剧并未强调事件的必然性，突出的是人物心灵对话的自由性：时而是大宝与桃花纯朴而憨厚的恋情对话，时而是大宝与二宝酸楚而情深的兄弟对话，时而是二定与岳母娘既妥协又斗争的争执对话，时而是二宝自己问自己、自己审自己的内心对话……这些多层次的心灵“对话”产生了多层次的心灵碰撞，从多层次的心灵碰撞中闪现出一代新人的高尚情操。以上几个方面的艺术走向，为豫剧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对人物心理的开掘，亦是包括豫剧在内的戏曲艺术的发展走向。戏曲创作者应该在这一方面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戏曲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与观众的审美心理走向相对应。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足加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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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又有２６个镇区取消军管新华社仰光５月２６日电据缅甸国家电视台报道，缅甸国家治安建设委员会２６日发布命令，取消在仰光和缅甸中部地区２６个镇区的军事管制。报道说，取消上述地区的军事管制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法律和秩序状况已有所改善。这是缅甸国家治安建设委员会第１２次宣布在部分地区取消军管的命令。缅甸全国迄今已有１６４个镇区取消了军管，只有４个镇区仍处于军管之中。缅甸是１９８９年７月开始在部分地区实行军管的。缅甸国家治安建设委员会计划在５月２７日举行的大选前，全部取消军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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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9年 第14卷 第1期 VOL.14 No.1 1999第四代战斗机推进系统循环参数优化研究王如根摘要：本文对有和没有超音速巡航任务段的第四代战斗机推进系统的循环参数进行了最优化计算，分析了超音速巡航距离、发动机全寿命费用和部件效率对发动机最优循环参数选取的影响。结果表明宜采用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而且不考虑费用时涡轮前温度取值越高越好，考虑费用时则有最大值；提高发动机部件效率对循环参数取值影响较大，而且使飞机性能提高较多。主题词：航空发动机 循环 参数 优化分类号：V231RESEARCH ON OPTIMIZATIONOF CYCLE PARAMETERS FOR ATF PROPULSIONWang Rugen（1st Dept. Air Force Engineering College,Xi'an 710038）ABSTRACT The cycle parameters of ATF propulsion with or without supersonic cruise missions have been optimized respectively and compared.And the effects of supersonic cruise range,engine life cycle cost and engine part efficiencie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engine cycle parameters have been researched.The results show that a turbofan engine with a small bypass ratio must be installed,and a suitable turbine entry temperature is obtained by optimization with life cycle cost.The enhancement of the engine part efficiencies has influence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ycle and the aircraft markedly raises the aircraft performance.The afterburner temperature must be taken very high due to the limit of the engine maximum diameter.Key Words Aircraft engines Cycle Parameters Optimization1 推进系统循环参数最优化方法第四代战斗机对推进系统的主要要求是在不加力超音速巡航和大过载机动作战时具有足够大的推力和推力转向能力。本文根据其战技指标的要求，结合国情，应用我国航空发动机全寿命费用估算模型，对推进系统循环参数进行了多目标最优化分析。本文是在飞机设计参数固定的条件下对推进系统循环参数进行最优化计算，具体方法和计算步骤简要说明如下：(1)给定飞机特性数据（如升阻特性、起飞总重、载油量等数据）；输入发动机各部件通用特性；选取飞行任务剖面并组合外挂方案；选择进、排气形式；确定发动机循环参数的取值范围。(2)按正交LATIN方原理产生N组发动机循环参数设计方案。对每一组方案：计算发动机飞行特性、装机特性和重量尺寸，修正飞机起飞总重；计算飞机飞行性能，并进行飞行任务分析和发动机全寿命费用分析。(3)对计算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建立飞行性能和全寿命费用与发动机循环参数的关系。(4)构造最优化目标函数，进行参数最优化计算和敏感性分析。2 超音速巡航要求对循环参数的影响第四代战斗机要求具有不加力超音速巡航能力，对推进系统循环参数的选取有很大不同，本文分别对有、无不加力超音速巡航要求的发动机循环参数进行了最优化计算，见表1。在优化计算中，取飞行任务剖面为具有不加力超音速巡航段的空中优势剖面，如图1所示，其中在有利高度作超音速巡航。如无特殊说明，本文均取超音速巡航航程为150 km。当无超音速巡航要求时，取超音速巡航航程为0 km。对有和没有超音速巡航段两种情况，构造的参数最优化目标函数均有如下形式：图1 空中优势飞行任务剖面minf()=0.5SEP+0.5(1)表1 发动机最佳循环参数选择循环参数无超音巡航段有超音巡航段涡轮前总温总空气流量涵道比总增压比风扇压比加力温度1900.00 K125.45 kg/s0.40328.044.0002100 K1900.00 K124.55 kg/s0.27925.8604.2722004.80 K并满足约束条件：1800 K≤涡轮前总温≤1900 K ， 2000 K≤加力温度≤2100 K ，0.1≤涵道比≤0.5 ， 118 kg/s≤总空气流量≤129 kg/s ， 20≤总增压比≤30 ，发动机最大内径 De，max≤1.001 m ， …… ， 起飞、着落滑跑距离≤600 m其中，＝｛涡轮前总温，加力温度，涵道比，总空气流量，总增压比｝为参加优化的发动机循环参数集；SEP=260/SEP，SEP为飞行高度5 km、发动机加力状态时的飞机单位剩余功率；=1400／R半径，R半径为飞机作战半径，通过对图1进行飞行任务分析得到；De,max为发动机最大内径，取进口截面和加力燃烧室截面直径的最大值，即De,max=max(De,1，De,7)，将发动机最大内径作为约束条件是为了保证飞机外形不变。从表1可知，两者的发动机涡轮前燃气温度总是取上限，但当有超音速巡航要求时，发动机涵道比显著减小，使飞机进行不加力超音速巡航飞行时有足够大的推力。3 超音速巡航距离对循环参数的影响由于飞机在超音速巡航时燃料消耗比亚音速巡航时大，因此超音速巡航距离将影响发动表2 超音速巡航距离L对最佳循环参数的影响循环参数L=50 kmL=150 km涡轮前总温总空气流量涵道比总增压比风扇压比加力温度1900.00 K127.53 kg/s0.30826.594.2092011.90 K1900.00 K124.55 kg/s0.27925.8604.2722004.80 K机最佳循环参数的选取。表2给出了按图1所示的飞行任务剖面，分别取超音速突防距离为50公里和150公里时发动机最佳循环参数优化结果的对比。从表2可以看出，超音速巡航距离对发动机空气流量和涵道比有一定影响，当超音速巡航距离较短时，超音速巡航段的耗油量相对减少，空气流量和涵道比增加虽然对超音速巡航不利，但对亚音速巡航有利。4 寿命周期费用对循环参数的影响在现代飞机设计中，对飞机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越来越复杂，因此设计、制造和使用费用也越来越高。如果在设计参数选取时不考虑费用，在型号发展过程中就会造成极大的困难，甚至可能导致发展计划中途流产。因此，本文对发动机全寿命费用进行了估算［3］，并将费用作为一项优化指标。此时最优化目标函数按(2)式计算，由此得出的优化结果如表3所示。minf()=/3+/3+/3(2)其中，，，和约束条件的定义与(1)式相同，LCC=LCC/115，LCC为发动机全寿命费表3 费用对最佳循环参数的影响循环参数考虑费用项不考虑费用项涡轮前总温总空气流量涵道比总增压比风扇压比加力温度1898.10 K127.36 kg/s0.30726.4004.2072017.10 K1900.00 K124.55 kg/s0.27925.8604.2722004.80 K用。比较表1～3的优化结果可见：当不考虑费用时，涡轮前燃气温度均为上限值，且扩大上限范围后其值继续增大；当考虑费用因素时，涡轮前燃气温度并非越高越好。另外，由于飞机主要航段为亚音速飞行，为了减少燃料费用，增大航程，优化所得的涵道比也比不考虑费用因素时为大。5 部件效率对循环参数的影响发动机性能总是随着部件效率提高而提高，因此部件效率对发动机最佳循环参数的选取表4 部件效率对发动机最佳循环参数的影响循环参数部件效率取统计值部件效率较高涡轮前总温总空气流量涵道比总增压比风扇压比加力温度1900.00 K124.550 kg/s0.27925.8604.2722004.800 K1900.00 K121.040 kg/s0.41524.9503.9762053.300 K有影响。本文取两种不同的部件效率进行了优化计算，见表4。计算时均按图1的飞行任务剖面和方程(1)的目标函数，第一种情况的部件效率取现有发动机的统计值，第二种情况则取较高的部件效率。当部件效率较高时，同样为满足不加力超音速巡航的要求，涵道比可以更大些，空气流量可以更小些，加力温度可以更高些，这有利于减小巡航飞行时的耗油率，并保证飞机在加力状态具有高机动性，并且能增大飞机作战半径10％。6 结 论综合表1～4的优化计算结果可得：为了使飞机具有不加力超音速巡航能力，宜采用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同时要求选取很高的涡轮前燃气温度，但考虑费用因素时，涡轮前燃气温度应根据具体情况优化选取；此外，在进行发动机各部件设计时，应尽可能采用提高部件效率的设计方案，以便适当增加发动机的涵道比，从而增大飞机作战半径，并减小发动机的寿命周期费用。通过计算还发现：因发动机最大内径的限制，发动机加力温度取值不宜太高。作者简介：王如根 男 36岁 副教授 西安空军工程学院航空机械工程系 710038作者单位： 空军工程学院参考文献［1］ 王如根．热循环参数对发动机性能和费用的影响．航空动力学报，1992，7(3):232-134［2］ 陈大光等．发动机最佳循环参数的一体化选择研究．HK84091［3］ 王如根等．航空发动机全寿命费用预测模型研究．空军工程学院学报，1992,12(3):15-19［4］ Mattingly J D,Heiser W H,Daley D H.Aircraft Engine Design.AIAA,1987收稿：1998年3月修稿：1998年6月责任编辑：王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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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0 【原文出处】经济学家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12～19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0005 【 标 题 】推动经济回升的宏观扩张性政策取向 【英文标题】Option of Macro Expansionary Plicies to Promote EconomicRecoveryHONG Yin-XingNan Jing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93,China【 作 者 】洪银兴 【作者简介】洪银兴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210093 【摘 要 题】从整体上说我国目前经济下滑的势头已经基本止住，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推动经济回升。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 我国经济可能在停滞阶段停留较长的时间。因此，在这个阶段所确定的宏观政策就不能仅仅继续已有的阻止下滑的扩张性政策，有必要采用推动经济回升进入新的景气阶段的扩张性政策。按此要求，宏观扩张性政策的调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扩大内需必须同结构调整结合,并逐步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2)扩大内需的主体必须由政府转向企业和居民。(3)政府的扩张性政策靠扩大政府需求还是减税。(4)扩大内需是突出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5)扩大投资需求是突出基础设施投资还是技术改造投资。【英文摘要】Generally speaking,China's economic decline trend is basicallycontrolled,while we are still unable to promote ec onomic recovery.If effective macro adjustment measures are not taken promptly,the economy could stay sluggish for a long time.So in thecurrent period,macroeconomic expansionary policies should notonly aim at controlling economic decline,but also promotingeconomic recovery.The adjustment of macro policies concernsthese following aspects:(1)Combine demand expansion withstructural readjustment and gradually intensify the later.(2)The responsibility to expand domestic demand should shiftfrom thegovernment to enterprises and residents.(3) What dothe governmental expansionary policies mean:expand governmentdemand or reduce taxes?(4)Which is more important in domesticdemand expansion:consumption or investment?(5)Should expandinginvestment demand be focused 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rinnovation investment?【关 键 词】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宏观扩张性政策investment demand/consumption demand/macro expansionary policy 【 正 文 】 中国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0)01-0012-08研究已有的宏观扩张性政策效果需要区分所处的经济波动阶段。经济不景气阶段可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增长率下滑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经济止跌回升阶段。据我的观察，我国目前的经济正在进入第二个阶段，但迄今推动经济回升的力量不足。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宏观调控措施，我国经济可能在停滞阶段停留较长的时间。这是我们不愿见到的。因此，在这个阶段所确定的宏观政策就不能仅仅继续已有的阻止下滑的扩张性政策，有必要采用推动经济回升进入新的景气阶段的扩张性政策。本文重点考察在推动经济由停滞转向回升阶段拉动企业和居民需求的政策和体制安排。一、以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作用方向的宏观政策取向我国过去的经济长期处于严重的供给不足状态，因此，推动经济增长的着重点在增加供给（即所谓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近年来，面对由于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经济衰退的压力，推动经济增长的着重点自然转到需求调节上来。现在需要在理论上作出解释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着重点转向需求调节是长期性的政策选择还是短期性的政策选择，供给调节在今后还有没有地位。在说明推动经济增长的着重点的转变时，有必要将各种主要说明因素的作用作出区分，特别是准确地区分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和实行推动经济增长的宏观扩张需求政策的不同作用。现有的一些论著只是从我国由卖方市场转到买方市场的角度说明从需求方面推动增长的必要性。我们认为这是不准确的。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属于体制性特征。由卖方市场转到买方市场反映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作为体制性特征，这种转变只是说明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由供给约束转到市场需求约束。它可以说明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长期任务，但不能说明近年来出现的市场需求的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因而也不能成为政府实行扩张性需求政策的说明因素。科尔内在分析短缺经济时指出，不能用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过度需求”概念来描述短缺经济这种制度，因为在这种体制中，短缺现象是长期的。依此类推，同样也不能用总量需求不足这个宏观经济学概念来描述买方市场这种体制性状态。如果把这一概念用到宏观方面，那就和经济萧条、经济危机分不清楚，妨碍我们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从景气分析角度看，1998年以来的市场需求下降反映我国正处于经济不景气阶段。最明显的特点是1998年的出口增长率由1997年的20.9%陡降到0.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幅由1997年的10.2%陡降到6.8%，与此相联系，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8.8%降到7.8%。价格总水平截至1999年7月连续22个月的负增长。这种经济不景气的主要说明因素是宏观总需求的下降，其现实表现为通货紧缩。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是以对付这种总需求严重下降为目标的。将总需求下降同买方市场形成相区别十分必要，其意义在于：首先，不能把所有的供过于求状况都归结为买方市场。宏观需求的紧缩也可能产生市场的供过于求。当前所出现的宏观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产品严重积压问题不属于买方市场的问题。因此解决宏观不平衡问题不是要改变买方市场格局，企图以克服买方市场的途径克服宏观不均衡问题，不但不可能有效地解决总需求下降问题，还可能导致旧体制的复归。其次，对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可以明确地区分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买方市场作为一种体制特征，对经济增长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而通货紧缩和信贷萎缩等问题属于短期的宏观总量失衡问题。它不是体制性的，不会在长期起作用。因此，当前政府推行的扩大需求的政策属于短期性政策选择，尽管这个政策在实际中持续的时间并不短。以上区分还说明：在我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买方市场的特征将越来越明显，推动经济增长的着重点将长期转向需求方面，但不能把实现经济增长的着重点放在政府推行的需求政策上。这就是说，从需求方面推动增长有多种路径，政府只是在宏观总需求下降时才需要出来推行扩张性需求政策，而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则是长期的。在用转向买方市场来说明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必要性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所进入的买方市场基础很脆弱：一方面我们是在人均GDP水平，也就是供给水平还不高的条件下进入买方市场的；另一方面买方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而我国目前尚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形成。这意味着买方市场的属性尚不完全，经济行为者受需求约束的程度不如在完全的买方市场中那么强烈。这些会给当前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和强度打上不完全买方市场的烙印。首先，既然我国是在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进入买方市场的，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有个增加供给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所出现的供给大于需求的问题，不在于供给太多，而在于需求不足。不是供给没有上升空间，而是现有的与整个收入水平相关的需求给供给增加提供的空间太狭窄。因此，当前和今后的宏观调控不是减少供给，而是通过增加收入和扩大需求来为增长提供更大的空间。从这一意义上说，扩大需求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宏观总量不均衡问题，也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路径。其次，既然买方市场不完全，推动经济增长就不能单纯依靠需求调节，从供给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就不可忽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供给调节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宏观经济学提供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的公式，供给调节的重要方面是通过减税减费的途径增加厂商的经营收入从而调动其增加供给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家增加供给能力的主要路径是调整产业结构并使之不断升级。在发展中国家，结构性矛盾突出，结构转换的难度大，即使转向了市场经济，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需求的自发调节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平衡和产业结构升级。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可少的。以上两个方面的供给调节同从需求方面推动增长可以一致起来。一方面，以增加厂商收入为内容的供给政策反过来会成为扩大需求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要靠投资和消费需求结构来调节。因此，调节供给结构的产业政策应该在政府的需求及政府的需求管理中得到贯彻。所有这些表明，从需求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必须贯彻调节供给的目标。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体转变及政府的减税政策推动根据宏观经济学关于三部门经济的分析，经济活动的主体有三个：厂商、居民和政府。这三个主体进入GDP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从各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明确各自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对我们当前的研究特别重要。就政府作用来说。在经济循环中，一般的情况是，由景气阶段转向不景气阶段可以说是市场的强制，而从不景气转向景气则要依靠政府的积极作用。就像我国现阶段，政府推行扩张性政策拉动需求是必不可少的。现在需要研究的是政府拉动需求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如何放到最大。必须明确，政府不仅仅是作为独立的要素发挥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对厂商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起积极的推动作用。政府在拉动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应该是后者。在GDP的总需求结构中，厂商的需求和居民的需求是其主体部分。这意味着，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需求再大，如果没有厂商和居民的积极响应，仍然不可能拉动得起经济增长。只有把厂商和居民的需求拉动起来，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由不景气到景气的转变。特别是在改革以来政府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相对明显下降，而企业和居民掌握的国民收入相对明显上升的经济结构中，更是如此。宏观经济学用乘数效应来说明政府需求扩大所带来的国民收入成倍增加的效应。这是有条件的，其基础是不仅存在着尚未“充分就业”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扩大需求政策能够得到厂商和居民的积极响应。我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只是在经济处于亢奋阶段时政府扩大需求的政策能够得到厂商和居民的积极响应，但由此产生的不是国民收入增长的乘数效应，而是总需求膨胀的乘数效应。而在经济处于不景气时，厂商和居民对政府扩大需求政策的响应程度很低，这就使政府扩大需求的政策不能产生乘数效应。即使是如此，政府也不能丧失拉动厂商和居民需求的信心，放弃拉动厂商和居民需求的努力。原因很简单，光靠政府单枪匹马是不可能推动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学中有挤出效应理论，该理论说明政府投资会挤出私人投资。在我国目前厂商和居民的需求都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投资还谈不上有这种挤出效应，但它起了替代效应。实际情况是，政府无法替代企业和居民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主体作用。厂商和居民在经济不景气阶段的需求不足的状况不能说明他们在经济波动的不同阶段上对拉动经济增长不起作用。厂商和居民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对减缓经济衰退和推动经济复苏起着决定性作用。各个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实践都表明，经济由不景气转向景气归根到底都是由厂商和居民的需求扩大推动的。有人认为当前拉动需求的重点应是消费需求，原因是较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更易拉动，对增长的拉动力，消费需求较投资需求更大。我认为这种断言有片面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对拉动经济增长都是重要的，但在不同的阶段拉动需求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侧重点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需求，应该依所处的景气阶段而定。经济不景气可具体分为两个相连的阶段：一是经济下滑阶段，二是经济止滑后的停滞和开始转向复苏的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拉动消费需求是侧重点，在后一个阶段，侧重点要转向拉动投资需求。在经济由景气骤然转向不景气时，首先受打击的是厂商，其产品迅速在市场上形成积压，在当时的结构中拉动投资需求无疑会进一步加重积压，投资的边际收益明显下降。这时拉动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止跌起着明显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在前一阶段特别强调拉动消费需求是完全准确的，尽管没有将消费需求足够地拉动起来。而在经济增长率止跌后，经济由不景气转向复苏并最终进入景气阶段，基本上是由厂商扩大投资推动的。在不景气阶段生产要素价格处于最低点，设备更新和投资的机会成本也最低。因此这个阶段成为大规模投资和设备更新的起点，恰恰是这种经济行为带动了经济复苏。而且，这个阶段也是结构调整的极好机会。原因是前一阶段的经济衰退本身已经暴露出了结构性问题，需要压缩的长线部门和新的经济成长阶段、成长部门也开始显露。这就可能提出结构调整的方向，结构调整便成为投资需求的重要拉动因素。种种迹象表明，东南亚国家经济止跌回升，这种状况不仅可推动我国产品外需的扩大，还可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我国厂商的投资信心。正因为如此，在现阶段，继续拉动消费需求是必要的，但重点需要转向拉动厂商的投资需求，其拉动效应可能要比拉动消费需求所产生的增长效应更强。从宏观政策取向分析，我国现行的调控政策基本上是为政府作为拉动需求的主体而设计的，即政府发行国债，政府扩大投资和购买。现在要使企业和居民成为拉动增长的主体，宏观调控政策就要作适当调整。 根据以上分析，要使企业和居民成为现阶段扩大需求的主体，特别是要以扩大投资需求作为侧重点，政府需要进一步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就是减税。对于税收调控手段缺乏的地方政府来说相应的调控手段是减费。现在企业负担不仅仅是银行利息负担，税收负担也很重，因而严重缺乏投资能力，也没有投资积极性。实行有效的减税政策，不仅可增强厂商的投资能力，提高投资积极性，还可通过与减税相配套的有效的税收政策趁势调整结构。三、居民收入弹性分析和对居民需求的分层次拉动面对经济衰退的压力，许多地方试图以扩大消费品消费作为拉动需求的着重点，但是收效甚微。这种调控措施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居民的消费结构和居民的需求能力及相应的需求缺乏结构性分析。就居民的消费品需求来说，明显的结构性矛盾是：有消费能力的在一般消费品基本满足后没有扩大消费需求的愿望，对消费品有消费愿望的低收入阶层没有消费能力。统计分析表明，不同收入阶层对政府需求调控政策反应不一与各自的需求弹性不同相关。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对收入的弹性是由高到低的次序，而这三个阶层的投资需求对收入的弹性是由低到高的次序。既然不同收入阶层的需求对收入变动有不同的反应，就不能采取同一种调节方式来拉动需求。例如，统一增加收入不可能拉动所有居民的消费需求。这就提出了对不同收入阶层分层次调节的要求。1.拉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品需求目前我国处于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是农民、城市失业和下岗职工，这是人数较多的阶层。在这一阶层中，特别是农民，虽然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其对基本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消费需求对收入的弹性最大，收入的每一单位提高都可能产生较大的消费需求。因此拉动消费品消费需求的重点应该是这个阶层。在城市拉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品消费需求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适当放慢企业下岗速度，加快再就业速度；二是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拉动农民消费品消费需求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着力提高农民收入；二是克服农村消费的产业瓶颈。2.拉动中等收入阶层的住房和服务性消费需求处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是城市居民。调查分析发现，这部分居民消费需求有两个特征：一是对消费品的需求较为稳定。原因是在城市居民那里基本上完成了由新三件（彩电、冰箱、洗衣机）替代老三件（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的消费结构的升级。这部分居民对家用电器之类消费品的需求主要是出于更新换代的需要，但需要有一种刺激（例如搬进新居）。进一步分析发现，消费结构的再次升级即进入购买住宅和轿车阶段存在着断层。从居民现有的购买力看，要实现对住宅和轿车的需求，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储蓄，由此居民储蓄趋向提高。二是消费重点转移，由消费品消费转向非消费品消费，包括教育消费、服务消费、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城市将启动居民消费需求的重点放在启动消费品需求上必然是事与愿违。企图以扩大消费品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可能。针对中等收入阶层投资和消费需求的特点，拉动其需求特别要强调以下两方面：一是拉动住房消费需求。在基本消费品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后，住房需求恐怕是目前大部分中等收入居民的第一需求。而且，刺激起住房消费需求还可能拉动起装璜、装饰品和家用电器等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因此拉动居民住房消费需求可以说是当前拉动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环节。二是拉动居民教育消费需求。中等收入居民在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后，开始重视发展方面的消费，特别是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现在扩大居民教育消费需求的困难主要在于：教育资源供给不足，满足居民教育消费的机会受到很大限制。换句话说，现在其他消费都是处于买方市场，只有教育消费还是处于卖方市场。教育只要有供给，就有消费需求。因此，拉动居民教育消费需求的主要途径是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教育资源的供给不应只靠政府，还要靠现有的教育机构挖掘潜力；不仅要加大政府的教育投资，还要积极鼓励多方面的民间投资。3.拉动高收入阶层的投资需求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对收入的弹性最低。这个阶层居民固然有追求豪华生活方式的需求，但其消费需求弹性不会像前两个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那么敏感。因此拉动消费需求不能指望这个阶层。其扩大消费需求的潜力同中等收入阶层相同之处在于舍得在接受教育（本人及子女）方面的投资。居民不仅有消费需求，也有投资需求。因此，对居民不只是要拉动其消费需求，还要拉动其投资需求。统计分析表明，较其他阶层，高收入者投资需求对收入的弹性最高。因此拉动这个阶层需求的途径除了与中等收入阶层一样，为其接受教育投资提供更多的机会以外，最主要的是扩大其投资需求，一方面提供更多的投资空间，创造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要为其扩大投资提供激励机制。四、以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为导向拉动企业需求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经济进入危机阶段后，经济的调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危机前的经济高涨所潜伏下来的结构性矛盾在危机阶段强制地进行调整；二是技术结构的调整。经济进入危机阶段，更提供了进行技术结构调整并进而推进产业升级的机会。我国没有出现像东南亚国家那样的危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自身的原因，我国目前的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低谷阶段，或者说是不景气阶段。这个阶段面临的任务是：一方面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推动经济复苏并转向景气阶段；另一方面加大经济调整的力度，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解决在这个经济周期中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尽量不把结构性矛盾带到下一个经济周期，而且通过经济调整，为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增长培植后劲。因此当前拉动企业需求的投资需求不能孤立，必须同结构调整结合进行。1.充分拉动企业的技术改造投资需求前一时期经济下滑未见底，市场前景不明，厂商投资信心不足，因而投资需求不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经济下滑已经到达谷底，经济复苏的曙光开始显现，这时企业理应恢复信心，扩大投资需求。这是实现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而在现实中，企业的投资信心并没有恢复，投资需求没有明显扩大。这种状况不及时扭转，经济停滞的时间会继续延长。因此，拉动企业投资需求是当务之急。从1998年以来，面对经济衰退的压力，政府推行的扩大内需的政策的主要方面是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这对阻止经济增长率下滑起了重要作用。现在面对的宏观调控目标是推动止跌后的经济回升，要使企业成为扩大投资需求的主体，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力似嫌不足。原因是，从产业部门的关联度考察，基础设施投资所形成的前向联系较强，但后向联系较弱。拉动广大企业的投资需求主要靠后向联系长的投资项目带动。前一阶段，政府扩大投资需求的政策没有得到企业的积极响应，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基于这种考虑，当前扩大投资需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需求，主要领域是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是企业需求，主要领域是技术改造的投资。后一个领域的投资需求将越来越重要。根据经济周期理论，技术改造的机会主要不在景气阶段，而在不景气阶段。经济繁荣期给厂商提供开足马力生产的信息，面对市场的刺激，企业无暇顾及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个时期进行改造和更新所需要的要素价格昂贵，还在于生产停顿下来进行改造和更新的机会成本太大。进入不景气阶段后，企业间的生存竞争加剧，形成技术改造的压力；市场疲软，为技术改造而暂时缩小生产规模的机会成本小；生产要素价格便宜。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又是下一个周期的物质基础。这种大规模的新投资无疑是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经济才可能走出危机，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拉动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需求的必要性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第一，现在的企业的技术水准普遍偏低，跟不上技术进步的步伐，因此技术改造的市场很大。第二，从投资项目的关联度看，无论是前向联系还是后向联系都很长，就是说，技术改造的投资较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部门的拉动作用强得多。第三，基础设施投资许多企业实际上是插不上手的，技术改造投资几乎所有企业都有机会。因此，政府拉动投资需求的重点转向技术改造投资，有可能得到企业的普遍响应。拉动企业技术改造需要得到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减税和减费。主要包括：降低以至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实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设备投资实行抵免所得税的政策；在清理各项企业收费的基础上，取消各种影响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积极性的行政性收费；对企业必要的技术改造贷款项目，政府提供贴息。货币政策主体现在对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2.将扩大的投资需求纳入结构调整的轨道由当前所处的经济不景气阶段的经济运行目标决定，扩大投资需求和结构调整必须结合在一起。就是说，扩大的投资需求必须纳入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轨道。我们当前所要拉动的投资需求应该是结构性的，拉动的需求必须是有效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充分依靠市场力量压缩长线部门淘汰落后企业。一些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严重的长线部门，一些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部门，在不景气阶段遇到严重的市场实现困难。这是迫使这些部门压缩生产能力的市场强制。在这样一些部门中的企业不是扩大需求的问题，而是依据市场调节的方向进行结构调整的问题，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企业退出这些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部门。企业结构调整也是这样，不景气阶段市场缩小后，企业间的竞争加剧了，随之而来的是企业重组。这正是市场力量强制地进行优胜劣汰调整，由此实现企业结构的优化。显然，拉动企业需求作为宏观调控措施应该与市场作用方向相一致。需要拉动投资需求的应该是有发展前景的部门和优势企业，而不是应该压缩的长线部门和需要淘汰的企业，尤其需要支持和扶持由优势企业发动的企业重组。这种结构性拉动需求的目标是，尽可能不把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低效率落后企业带到新的增长周期。其次，在制造业部门积极培植新的产业生长点。现在我国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这只是指现有的制造业产品不能适合目前市场的需要，决不意味着消费者对制造业产品没有新的需求。制造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培植新的产业生长点，使之成为推动下一个经济周期增长的基础。产业生长点的选择主要有如下路径：一是在现有产业部门中选择和培植优势产品。选择标准包括：有市场前景，有较高科技含量，在上个增长周期中具有较大消费潜力。二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第三，重视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投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消费服务业投资。当前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消费品的消费需求趋向稳定，居民增加的消费需求将逐步转向住房消费、教育和发展方面的消费、与提高生活质量相关的服务消费。当前的居民消费需求拉不动也同服务产业发展滞后相关。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不能仅仅限于制造业结构，应该是更大范围的调整，特别是要使住宅业、教育产业、交通通讯业和包括旅游、服务在内的第三产业有较大的发展。许多陷入困境的制造业企业也可以从转向服务业中找到生路。二是生产服务业投资。这里的主要机会是高科技服务业投资。我国目前生产性服务业部门落后，不仅落后在数量上，还落后在其技术水准上。特别是知识密集的金融、通讯、信息、商贸、咨询等中介性服务部门发展极为缓慢。因此，当前拉动投资需求不仅是要使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还要积极推动其高科技和高知识化。第四，积极利用国外资源推动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我国过去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开放型经济。现在这个推动力我们不但不能轻易放弃，还要继续利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我国制造业进入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技术改造的技术标准应该定位在国际最新技术上。这种技术固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开发，但在目前的价格水平下，开发成本不见得比引进低，更何况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个时间问题。特别是我国的企业在生产替代进口品时更需要采用国际先进技术。二是引入国外高科技产业。依据产业升级的目标，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是发展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固然包含国内企业将国内的高科技成果产业化，但不能排斥积极引进国外高科技产业。我国开放型经济基础极好的地区，引进外资不能停留在利用资金上，引进高科技产业应成为开放型经济的重点。其中不仅包括高科技的制造业，还应该包括高科技的服务业。与此相应，利用外资的鼓励政策应作适当调整。收稿日期：1999-09-28【责任编辑】刘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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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4期 Vol.24 No.4 1998使用多控制器结构的可靠镇定张国山 柴天佑 顾兴源摘 要 采用因子化方法研究了具有强镇定被控对象的可靠镇定问题.证明了几种可靠镇定问题定义之间的等价关系，并表征了可靠控制器的结构. 给出了对于任意给定的控制器，存在另一个控制器使其共同解决可靠镇定问题的充要条件，该条件提供了一种选择可靠控制器的方法.关键词 可靠控制系统，因子化方法，可靠镇定，强镇定，控制器的设计.RELIABLE STABILIZATION USING MULTI-CONTROLLER CONFIGURATIONSZHANG GUOSHAN CHAI TIA NYOU GU XINGYUAN(Research Center of Autom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6)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reliable stabilization problem(RSP) of strongly stabilizable plants is studied by using a factorization approach.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RSP is proved, and the structure of reliable controllers is characterized.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is given that, for any given controller, there exists another controller such that they together solve the RSP. This condition provides a method for selecting reliable controllers.Key words Reliable control system, factorization approach, reliable stabilization, strong stabilization, controller's design.1 引言可靠镇定问题(RSP)是指找到两个控制器，当它们同时控制(镇定)一个对象时，系统保持稳定；而当其中一个控制器出现故障后，系统仍能保持稳定.本文在图1所示的单位反馈控制系统S(P，C)的基础上，研究了具有被动冗余(passive redundance)的可靠控制系统S(P，C1,C2)，如图2所示.Vidyasagar等［1-2］研究了该系统，给出了RSP的两种新定义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Minto and Ravi［3］证明了S(P ，C 1，C2)有解的充要条件是P是强镇定的(即存在稳定的控制器镇定P)；Gundes［4］给出了可靠控制器的设计方法及其解控制器对的参数化表示.但是，迄今这个问题的 研究结果是不完善的，许多问题未获解决.图1 单位反馈控制系统：S(P，C)图2 可靠控制系统：S(P，C1,C2)本文得到如下一些结果：证明了Vidyasagar提出的几种RSP的定义之间的等价关系；给出了对任意给定的控制器C1，存在控制器C2，使得(C1，C2)共同解决RSP的充要条件.2 基本知识与问题描述设R为实系数有理分式的集合，S为稳定的有理分式的集合，M(R)，M(S)分别表示其元素属于 R，S的矩阵集合，U(S)表示其元素属于S的单模阵(unimodular matrices)的集合，即U(S)=｛U：U∈M(S)，U-1∈M(S)｝.设P∈M(R)是给定的被控对象，且P=ND-1=-1，这里(N，D)，(，)∈M(S)是P的右互质分解和左互质分解.我们称C镇定P或(P，C)是稳定的，当且仅当图1中从u=［u′1u′2］′到y= ［y′1y′2］′的传递函数阵Hyu(P，C)是稳定的.设S(P)表示所有镇定P的控制器C的集合，选择矩阵Y，X，，∈M(S)且｜Y｜≠0,｜｜≠0使得YD+XN=I，则S(P)能被表示为［1］由于(Y-R)-1(X+R)=(+DQ)(-NQ)-1当且仅当R=Q，因此，为讨论方便如果Ci∈S(P),不失一般性，我们总设Ci=Y-1iXi=i-1i，这里，Yi=Y-Ri,与Yi≠0，i≠0，则(Yi,Xi,i,i)，(i=1，2)，总满足Bezout恒等式［1］(1)注意(1)式左端两个矩阵交换等式仍成立，这样(1)式代表八个等式.M.Vidyasagar提出的几种RSP［1，2］定义如下：RSP 1. 对于系统S(P，C1，C2)，找到两个控制器C1与C2，使得C1，C2∈S(P),且图2所示可靠控制系统S(P，C1，C2)是内部稳定的，即从u=[u′1u′2u′3′]到y=[y′1y′2y′3]′的传递函数阵Hyu(P,C1,C2)是稳定的.由于Hyu(P，C1，C2)表示式较复杂，本文不直接使用它，故略去.RSP 2. 对于给定的对象P，找到两个控制器C1与C2 ，使得(i).C1,C2∈S(P); (ii).C1+C2∈S(P);如果Ci=Y-1iXi=i-ii，且(Yi,Xi,I,i)(i=1,2)满足(1)式，则(iii).Y1,Y2右互质； (iv).Y1,Y2左互质.RSP 3. 对于给定的对象P，找到一对控制器(C1, C2)使得(i).C1∈S(P); (ii).C2∈S(P)∩S(P1),这里P1=P(I+C1P)-1.RSP 2中前三个条件由文献［2］给出，本文增加了最后一个条件(iv)；文献［2］中RSP3被称为修改的可靠镇定问题；文献［3］证明RSP1有解的充分必要条件为P是强镇定的；文献［4］进一步给出RSP1的解控制器对(C1,C2)的设计方法及参数化表示.3 主要结果引理1.设C1，C2∈S(P)满足(1)式，且设Y3:=(Y-11+Y-12-D)-1, X3:=Y3(Y-11X1+Y-12X2), (2)则C1+C2∈S(P)充分必要条件是Y3，X3∈M(S).证明.必要性.因为C1+C2∈S(P)，则一定存在3,3∈M(S)，使得-133=Y-11X1+Y-12X2且3D+3N=I；因此-13=D+-133N=D+(Y-11X1+Y-12X2)N=(Y-11+Y-12-D)，从(2)式得3=Y3,3=X3.充分性.容易验证Y3D+X3N=I，再由Y3，X3∈M(S)得Y-13X3∈S(P)，即C1+C2∈S(P).□引理1对于后面的研究极其有意义.为讨论方便，设Δ21：=Y1+Y2-Y2DY1，Δ12:=Y1+Y2-Y1DY2.则由(2)式得Y3=Y2Δ-112Y1=Y1Δ-121Y2.引理2.设C1，C2∈S(P)满足(1)式，再设P1=P(I+C1P)-1.则C2∈S(P1)的充分必要条件是Δ21∈U(S)，即Y1+Y2-Y2DY1∈U(S). (3)证明.从(1)式，有P1=NY1,则C2∈S(P1)的充分必要条件是Y2+X2NY1=Y1+Y2-Y2DY1∈U(S).□比较RSP3与引理2知，RSP3有解的充要条件是(3)式成立.引理3［4］. 设C1，C2∈S(P)满足(1)式，则 (C1，C2)是RSP1的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是Δ21∈U(S)，或Δ12 ∈U(S).定理1.几种可靠镇定问题：RSP1，RSP2，RSP3 是等价的，即他们同时有解或无解，且解集相等.证明.引入集合Si(P):=｛(C1,C2)｜Cj∈S(P),j=1,2.且(C1，C2)是RSP(i)的解｝，i=1，2，3.则只需证明S1(P)=S2(P)=S3(P).设C1，C2满足(1)式，首先注意到无论(C1，C2)属于任意Si(P)，皆有C1,C2, C1+C2∈S(P).从引理2与引理3容易得，(C1，C2)∈S1(P)等价于(C1，C2)∈S3(P)，且都等价于(3)式成立.因此也得Y1与Y2左互质而且右互质，即(C1，C2)∈S2(P).下面只需证明S2(P)S1(P).对于(C1，C2)∈S2(P)，由引理1知，Y3 ∈M(S)且Y1+Y2-Y2DY1=Y2Y-13Y1∈M(S)，这时可以分解Y3为Y1的左因子与Y2的右因子的积.不失一般性，设Y3=Y11Y22，Y2=FlY22及Y1=Y11Fr，这里Y11，Y22，Fl，Fr∈M(S)皆为非奇异方阵，则有Y11Fr+FlY22-FlY22DY11Fr=FlFr. (4)注意(4)式的两边皆等于Y1+Y2-Y2DY1.从(4)式知Fl是Y11Fr=Y1的左因子，因此Fl是Y1与Y2的左公因子，但Y1与Y2是左互质的，因此Fl∈U(S)，同理Fr∈U(S).所以Y1+Y2-Y2DY1∈U(S),(C1,C2)∈S1(P).从而S2(P)S1(P).□注1. 定理1是文献［2］中提出的尚未解决的问题的回答.注2. S1(P)=S2(P)=S3(P)≠(空集)的充分必要条件是P是强镇定的.注3.RSP3中的C1与C2是对称的，即如果(C1，C2)是RSP3的解，则(C2，C1)是RSP3的对偶问题的解：(i'). C2∈S(P); (ii'). C1∈S(P)∩S(P2),P2=P(I+C2P)-1注4 .RSP3中的(iii)，(iv)式可以用下面两条件取代：(iii').1,2是右互质的： (iv').1,2是左互质的.三种等价的RSP：RSP1，RSP2，RSP3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RSP的解C1，C2与被控 对象P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控制器的可靠设计及控制器的可靠分解问题具有启发意义.根 据定理1，下面将RSP1，RSP2，RSP3统一记为RSP.推论1.设P是强镇定的，C1，C2∈S(P)满足(1)式，如 果C1(或C2)是稳定的，则C1+C2∈S(P)的充分必要条件(C1，C2)是RSP的解.推论1证明从略.文献［2，4］中证明，对任意稳定的控制器C1∈S(P)∩M(S)，总存在C2∈S(P)，使得(C1，C2)是RSP的解.但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不稳定的控制器C1∈S(P)，是否总存在C2∈S(P)，使得(C1，C2)是RSP的解?回答是否定的，下面定理 2即回答这个问题，为此先给出一个引理.引理4.设P=NrD-1Nl，这是(Nr,D)是右互质的，(D，Nl)是左互质的.则P是强镇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Q∈M(S)，使得D+NlQNr∈U(S).定理2.如果P是强镇定的，设P=ND-1，D+XN=I，且=N.对于给定的控制器C1=Y-11X1=1-11∈S(P)满足(1)式，则存在C2∈S(P)，使得(C1，C2)是RSP的解的充分必要条件N((I+X1N)Y1)-1X1N是强镇定的.证明.由于(C1，C2)是RSP的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是(3)式成立.不妨设Y2=Y1+QN，则Δ12=(I+X1N)Y1+X1NQN，再由引理4，Δ12∈U(S)的充分必 要条件是N((I+X1N)Y1)-1X1N，是强镇定的.□在定理2中，当C1稳定，即Y1=I时，显然N((I+X1N)Y1)-1X1N是强镇定的. 因此，文献［2］的结果是本定理的特例.推论2.如果P是稳定的，则对任意控制器C1∈S(P),总存在C2∈S(P)，使得(C1，C2)是RSP的解.证明设D=I，N=P，这时S(P)=｛(I-QP)-1Q：I-QP≠0,Q∈M(S)｝.另 设Y1=I-Q1P，X1=Q1，则：=N((I+X1N)Y1)-1X1N=(I-PQ1PQ1)-1PQ1P对任意Q1都是强镇定的.再由定理2知，对任意C1∈S(P)，都存在C2∈S(P)，使得(C1，C2)是RSP的解.□4 结论本文对P是强镇定的被控对象的可靠镇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证明了几种可靠镇定问题 定义之间的等价关系，给出了对于任意给定的控制器，存在另一个控制器，使其共同解决可 靠镇定问题的充要条件.由于几乎所有的被控对象都满足强镇定这一条件［1］，所 以本文结果具有一般意义.在本文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研究控制器的可靠分解问题［5 ］.本文结果也为某些定量问题的研究，如调节，跟踪，最优化，灵敏度最小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中青年专项基金资助课题.2)张国山现工作于空军后勤学院数学教研室，徐州221000.作者单位：东北大学自动化研究中心 沈阳 110006参考文献1 Vidyasagar M. Control System Synthesis: A Factorization Approach. Cam bridge, MA: MIT. Press, 19852 Vidyasagar M, Viswanadham N. Reliable stabilization using a multi-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Automatica. 1985,21(5):599-6023 Minto K D, Ravi R. New results on the multi-controller scheme for the reliab le control of linear plants. Proc. American Control conference, 1991, 615-6 194 Gundes A N. Reliable stabilization of linear plants using a two-controller c onfiguration. Systems & Control Letters, 1994,23:297-3045 Gundes A N. Reliable control using two controllers. Proc. 31st IEEE Conf. on Decision and control, 1992:445-446收稿日期 1995-09-29 收到修改稿日期 19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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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12期 Vol.35 No.12 1999关于我国女子篮球甲级队后卫队员的智力与智力结构的研究刘志民摘要：本文以韦氏成人智力量表为测试工具对我国甲级女篮后卫(n=55)为实验组，中、前锋(n=38)为对照组，定量地研究了智力、智力结构与篮球运动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技术水平的篮球队员具有不同水平的智力结构，我国甲级女篮运动技能运用中必备的智力结构四要素为：“注意集中，记忆”，“视动协调”、“言语理解，推理”，和“空间知觉组织”，而“视动协调”，“空间知觉组织”与运动技能关系极为密切，运动技能水平 高，“视动协调”，“空间知觉组织”能力发展快。韦氏量表中排图、积木和相似性测验所反映的智力因素是影响我国甲级女篮后卫运动技能的最重要智力因素。关键词：智力∥智力结构∥篮球∥女子∥甲级队∥后卫∥中国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Structureand the Athletic Ability of Chinese Women Basketball PlayersLiu ZhiminAbstract:Intelligence is very important to all people, especially for basketball player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exams the I.Q. and 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 of Chinese women basketball players in league A. The result shows that basketball players have an unique structure of intelligence which differs from the points of view of other psychologists. The athletic ability of the basketball players increased with the ability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vision and action as well as space perception.Key words:intelligence∥intellectual structure∥basketball∥women∥league A∥backward players∥China1 前言现代高水平篮球比赛紧张、激烈、复杂、多变，运动员要在转瞬即逝的短暂时间内迅速而合理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反应，要在千变万化的条件情况下牢牢地把握住行动方向，这就不能不对运动员，尤其是高水平运动员的智力、智力结构提出很高的要求。“智力是个人有目的、思维合理、应付环境有效聚集的或全面的才能”。所以称全面，是因为人的行为是以整体性为特征；所以称聚集，是因为它由诸因素或能力构成(韦克斯勒，1978)。现代篮球日趋向高速度、高空优势、高度技巧和高强度对抗方向发展，运动员在技战术、身体形态、素质等方面的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利用，各强队在上述诸方面的差异日趋缩小和接近。因此，在势均力敌、难分伯仲的高水平比赛中，智力的高低便成了左右胜负的关键了。美国专家认为，“现代篮球比赛的取胜60%靠脑子，40%靠其它”。“两强相遇勇者胜，两勇相遇智者胜”指的都是智力。随着认知心理学、人口智能和言语理解等研究的发展和社会对专门人才的需要，出现了许多对专门技能和特殊能力的研究。要了解某一行业的专家如何成为专家，就必须了解专家的认知结构，并分析从初学者到专家的转变过程。但要想更好地了解专门技能的性质和获得技能的学习过程就需要有评定能力发展水平的技术，这是智力测验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后卫是篮球队的核心，后卫不仅要能坚决贯彻教练战术意图，审时度势，掌握节奏，寻找战机，而且要随时注意比赛发展变化，发现并及时解决问题，用自己切实而有效的行动带动全队，确保水平的发挥。而上述行动通常与后卫的合理思维，应付环境有效的聚集的才能紧密相联的，没有高水平的智力，后卫无法胜任如此艰巨的工作。由此可见，对后卫智力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我国篮球后卫的智力现状和结构，同时也有助于选拔在智力上具有高起点优势的后卫并丰富有关智力研究的理论。2 研究对象与方法2.1 研究对象实验组：以国家队、江苏队等12支甲级队女篮后卫为对象，共计55人，为目前国内最高水平的后卫。实验组同时又分成健将级后卫和非健将后卫两组。对照组：分别选取江苏、上海等12支甲级队的中、前锋，共计38人。2.2 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专家经验评定法、智力量表测定法、数理统计法等。2.3 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本研究采用韦克斯勒编制，我国龚耀先教授主持修订的“韦低成人智力量表”(WAIS-RC)为智力测试的主要工具。韦氏量表由语言量表和操作量表的11项分测验构成，为国际心理学界公认的较好量表。表 1 本研究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基本情况文化程度人数平均年龄训练年限本科大专高中初中小学后卫组5521.89.21622260中、前锋2820.16.50192533 研究结果3.1 各组在11项分测验方面的差异3.1.1 健将后卫与非健将后卫的差异从表2可见，健将与非健将在X10的差异达非常显著性水平(p＜0.01)；在X6、X8、X9达显著性水平(p＜0.05)，即健将在上述4项分测验比非健将占有优势，其中在反映空间智觉组织能力的X10占有明显优势。11项分测验的得分均值除X5外，健将后卫都高于非健将后卫。表 2 韦氏量表测试统计一览表X1X2X3X4X5X6X7X8X9X10X11健将组S9.502.027.922.259.752.459.422.2516.422.149.002.3514.921.6111.332.2913.751.8814.331.6511.001.15非健将S93.201.957.192.658.722.528.702.1516.602.667.512.1814.581.869.881.9912.331.7911.222.8910.631.70t0.450.851.240.990.222.020.562.122.413.730.70p＞0.05＞0.05＞0.050.05＞0.05＜0.05＞0.05＜0.05＜0.01＜0.053.1.2 健将后卫与中、前锋的差异从表3可见，健将后卫在X4、X10两项占明显优势(p＜0.01)，在X6～X9，4项中也优于中、前锋(p＜0.05)表 3 韦氏量表测试后卫与中、前锋比较一览表X1X2X3X4X5X6X7X8X9X10X11健将组S9.502.027.922.259.752.459.422.2516.422.149.002.3514.921.6111.332.2913.751.8814.331.6511.001.15非健将S8.631.387.582.738.422.487.471.63153.892.857.322.4413.661.859.322.73612.132.3610.313.5410.791.72t1.650.381.592.760.572.062.192.272.123.730.39p＞0.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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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127 【原文出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原刊地名】长沙 【原刊期号】199505 【原刊页号】042-049 【分 类 号】K3 【分 类 名】中国近代史 【 作 者 】徐泰来 【复印期号】199512 【 标 题 】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 正 文 】 摘要 本文较为全面、客观、公正地分析评价了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洋务运动、外交活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是非功过，重新确立了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指出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关键词 曾国藩 镇压太平天国 洋务运动 天津教案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争议甚大的历史人物。但这正说明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令人争议的重大作用并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以为，要认明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首先要认明曾国藩所处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历史任务是什么？为了实现其历史任务，历史提供的条件又是什么？总之，不能拿一把超时空的尺子来衡量一个具体时代的具体个人。要看其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充当什么角色，于历史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然后才能确定其人的历史地位。曾国藩生于清朝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年），死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代，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６２年的时期里，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时期，是中西文化大冲突和大交汇的时期，是封建社会全面衰败和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产生的时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炽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未有之“奇变”、“巨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任务，一是资本主义近代化，一是捍卫民族独立；或者说，一是反封，一是反帝。这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时期，曾国藩经历了鸦片战争，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了洋务运动，处理了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中的表现和作用，同实现此两个历史任务的关系，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一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多方面的，即使在一个事件一个运动中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不同的色彩，在处于不同时代的后人眼里其意义也会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曾国藩。所以，称曾国藩为“中兴勋臣冠”者有之，颂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者有之；骂曾国藩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汉奸”、“卖国贼”、“刽子手”、“反动头子”者有之；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者亦有之。我以为，这些说法不能说都完全没有道理，没有依据，但是要明确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必须把曾国藩置于孕育着他的时代，把他同他的时代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分析历史给他提供的任务及实现其任务的历史条件，他能作什么，不能作什么。把曾国藩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联系起来，他究竟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确定其是进步，还是反动。把曾国藩置于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矛盾之中，视其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定其爱国或卖国之功过。在国家问题上，希望议者有个共识：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既不是汉族之国，也不是满族之国，而是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之国。我们说的捍卫民族利益，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的单独利益。这不仅是照顾某个民族的情绪问题，而是要承认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大家庭已存在两百多年的事实。下面，我们按照曾国藩走上历史舞台进行活动的顺序，分析其几个重大的历史活动及其作用。一、镇压太平天国之功过曾国藩的一生，前３０年是读书和求取功名阶段。１８４０年授翰林院检讨后，开始了仕宦生涯，但政绩平平，谈不上有什么历史性活动，只是“自正其心以维世道”，追求做一个“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做京官前１２年，也主要还是个人完善时期，只是在做京官的最后两年才开始了企图影响中国历史的活动。他面对国内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不能再空议什么“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了，他一连向朝廷上疏，甚至惹怒咸丰帝，咸丰帝将其奏“ｚｕó＠①诸地”，“欲罪之”，但他仍犯颜上奏《备陈民民间疾苦疏》一折，其忧国忧民之心可见矣。正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曾国藩走上了为清廷练兵镇压太平天国的道路。曾国藩接到协办团练的寄谕时，丁忧未了，还犹豫了一阵子，但上路以后却毫不动摇地用了１１年的时间，将太平军镇压下去。功耶？罪耶？言罪者说：曾国藩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而曾国藩效忠的清王朝，则是代表着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没落势力，集封建社会后期腐败贪暴之大成，并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一再屈辱求和，其大方向是反动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所以，曾国藩罪莫大焉。言功者则说：“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应当肯定。最近，我收到李时岳教授的一封信。他指出：要公正地评价曾国藩，首先要公正地评价太平天国。而对太平天国，“首先，要洗去涂饰的民主铅华，诸如洪秀全发动起义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民族平等’思想，《天朝田亩制度》的‘耕者有其田’的实质，‘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政策，乡官制度的‘民主萌芽’等等。其要害在于似乎农民可以自己解放自己。其次，要指出农民战争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破坏。充分肯定太平天国的‘破坏’作用，逐杀清朝官吏，掠夺地主富豪，扫荡佛寺文庙，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大破坏，松动了板结的封建秩序。但是，农民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权，从而真正解放自己。第三，要说明后期天京政权是个腐败的封建王朝。杨韦内讧，后起诸王自相残杀，剩下一个天王一味迷信，朝政紊乱，贿赂公行，圣库制度已经破坏，诸王均拥有巨资，奢侈糜烂。社会残破，民不聊生。最后，自然会得出太平天国没有前途的结论。推翻清廷的目标，自北伐失败后，领导集团即不再提起，偏安一隅为形势所不容许，从而只剩下被平息的唯一出路。两个封建政权旷日持久的对峙，不仅使广大群众饱尝战乱之苦，而且会造成殖民主义者觊觎的机会。迅速恢复统一与和平，从而集中力量从事近代化建设，是历史的迫切要求。胜利的一方自然属于能够顺应世界潮流的那一方。容闳从天京转到曾国藩幕府，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历史的选择。”［（１）］对此，我甚为赞同。太平天国的历史功过究竟如何呢？这要从理论和事实的结合上来说明。首先，从功绩方面看，我认为太平天国的功绩有三条。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正如前提李时岳教授说的，它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松动了板结的封建秩序。清朝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中央集权大大削弱。这就有利于新的政治经济的因素的产生。如中央集权的削弱，即部分权力下移，地方督抚则有可能利用这些权力来推动近代化。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洪仁ｇāｎ＠②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和交通业。虽然它只是部分人心中的蓝图，但至少也反映一种趋向，而且太平军在吴淞、苏州等地建立了工厂。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冲击着中国，在太平天国里也激起了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的涟漪。太平天国的近代化趋向对当时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有影响的。曾国藩的核心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后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杀”。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一百多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国的这些功绩必须肯定，抹杀这些功绩是不对的。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也不能把曾国藩的罪过扩大化。曾国藩作为清政府的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但是，湘军攻破南京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２）］。镇压农民军要不要如此残忍，这就有主帅的个人因素起作用。太平天国除了有上述功绩之外，也有它的过失。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方面。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太平军在定都前，使农民从地主那里夺回了一些土地，在某些地方小自耕农有所增加。但是，自耕农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农民的解放，因为自耕农的增加只是强化了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耕农的增多，不是对同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形式的冲击，而是使这种生产形式的分解延缓下来，有利于巩固封建制度。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人联名上奏天王，并经天王洪秀全批准，决定施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意味着太平天国承认并接受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太平天国仍然把农民束缚在封建地主剥削制度之下。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统治。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说：洪秀全“当起义驻军桂平石头脚时，就立了十五个后宫。到东乡建国，就增立三十六个后宫。到建都天京，再增立八十八个后宫。他在建国时，就立他的儿子洪天贵为幼主，继承皇位。同时颁布的《幼学诗》，其《朝廷》说‘生杀由天子’。《君道》说：‘王独操威柄’。《夫道》说：‘夫道本子刚’。《妻道》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在广西永安州时，就定凡打江山有功的累代世袭的制度。洪秀全还有他那一套神天家庭的说法。封建主义加上神权主义，便形成了太平天国的特权主义，在农民政权中，造成了它的特权阶层。洪秀全天王就踞特权的顶巅。天京事变后，他破坏军师负责制，要主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专制独裁，破坏了农民民主。洪秀全执政，立法无章，大纲紊乱，措置乖方。他改太平天国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要把太平天国成为他父子公孙一家的天下，以致人心离散，国家灭亡”［（３）］。太平天国不仅延续着专制统治的黑暗，且有发展。如李秀成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萧有和”。萧有和当时年仅１０岁，但给他的权力是“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为什么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因为萧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这就难怪冯友兰先生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４）］所谓“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并不意味着农民得到了多少政治自由。第三，太平天国也没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不管有的人如何赞扬《天朝田亩制度》，它也确实表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是，它提供给历史的“不过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欢呼为“农民伟大的节日”，但是，由于它实行“物物归上主”，连农民小生产者少得可怜的一点土地和财物，也宣布收归天王（或天父所有），所以，有的学者指出，“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找不出一条资料可以证明当时人民群众曾经如何拥护过《天朝田亩制度》。”［（５）］这种平均主义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它“并不是为着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却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营的水平上的。因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６）］。第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正是抓住了太平天国“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事实，大肆声讨。正如梁启超指出：“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他们那种残忍的破坏手段，本已给国民留下莫大恶感，加以宗教招牌，贾怨益甚”［（７）］。范文澜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也指出太平天国这一文化政策的失败。有的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如果说，两个政权，清王朝与太平天国都是封建政权，我认为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巩固哪一个也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上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同情。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士兵又何尝不是源于农民呢？所以只能看政权的性质。这样一个标榜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封建主义加神权主义的专制腐败政权，如果统一了中国，难道能比腐败的清王朝好吗？谁好谁坏这要由历史来选择。正如李时岳教授说的：“容闳从天京转到曾国藩幕府，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是假曾国藩来实现的。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二、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韧者现在，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的反动的运动的学者，已经不多了。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在清廷朝野动议购买西方轮船镇压太平军之初，曾国藩就提出了“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其永远之利”的主张。强调资夷力助剿只是目前的权宜之计，长远的目标是自强、御侮。有的学者将“永远之利”解释为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不承认其指自强御侮。这一点，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咸丰十一年五月开始购买洋船之议时，曾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８）］。这里说的很明白，把自强御侮、夺英法之所恃放在首要地位。曾国藩在同治元年的一个奏折中又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９）］在这些史实面前，研究洋务运动的专家姜铎先生在《略论曾国藩其人》的文章里，自我批评说，他过去在《江南造船厂厂史》中曾说：“曾国藩在这里所指的‘永远之利’，绝不是什么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永远之利，而只是梦想通过洋枪洋炮和洋船等所谓军事实力，使清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使自己的势力得以发展罢了”。“今天看来，这样说法未免简单化了。平心而论，曾国藩所指的‘永远之利’，虽也包括巩固清王朝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在内，但是否同样也包括‘自强’和‘御侮’的意图在内呢？或者进一步推测，是否已经意识到通过向西方学习造炮制船，兴办近代工业，将会促进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了呢？按照当时曾国藩的思想状况和洋务运动的实施结果来看，是可以作这样理解的”。曾国藩自己就多次指出：发展洋务，“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１０）］。其求强御侮的目的，十分明确而强烈。曾国藩正是将这一“中国自强之本”的宗旨付诸实践的。（１）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这个军工厂虽然一开始仍是一个手工作坊，但是它是以手工和现有的物质条件制造近代的船炮。创办之初，曾国藩就组织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徐寿、华ｈéｎｇ＠③芳等人试造轮船。他们终于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虽然这只轮船造得还不甚得法，行驶迟钝，但是它宣告中国的江河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自造的轮船行驶。难怪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１１）］这种充满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语言，难道不是宣告我中华民族的近代化运动已胜利起航吗！（２）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手工制造近代船炮。他在安庆试办军工时，就议“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似可渐图自强之计”［（１２）］。１８６３年，曾国藩选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１８６５年，容闳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３）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１３）］。它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母厂，在它的带动、示范和支援下，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开平煤行、漠河金矿等等，都是在江南制造局支援下创办起来的。它们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４）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局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基地，而且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１８６６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这些书籍不仅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书籍入门的。江南制造局一创办，还附设了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１８７２年，曾国藩还采纳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此举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近代化，以及新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５）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的近代海军虽然还未形成，但近代海军的发展壮大，他是有谋画之功的。建立近代海军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验缺乏，困难重重，但曾国藩不怕风险，勇于任事，从轮船的制造，到海军的建制，从水兵的招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以后海军的发展基本上是按曾国藩制订的蓝图进行的。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时提出在吴淞、天津和南澳建立三支外海水师的设想，当即就得到曾国藩的赞同和支持”［（１４）］。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信中称这是“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属体大思精”［（１５）］。曾国藩对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由于中国军事的逐渐近代化才使中国在三十余年内免除了像鸦片战争一样使用大刀长矛的败绩，才出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镇南关大捷、甲午海战那样壮烈的场面。有的人只看重英雄邓世昌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殊不知光有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成就――军事近代化，岂能出现如此海战的场面。水师的帆船能打出这种场面吗？据中外一些军事专家评论，中国黄海大战打了个平局。殊不知中国军事近代化也是那些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物质表现，也是军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支援前线赶制洋枪洋炮洋船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物质化。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韧、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再看看由曾国藩发起、创导和实际推动的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就更能感到曾国藩对中国历史作出的重大贡献。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我在拙著《洋务运动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出版）一书中已作了全面的分析与评价，在此不赘。三、曾国藩在外事问题处理上的是非曾国藩晚年与三大外事问题的处理有关。此三大外事是：“借夷兵助剿”，阿思本舰队事件，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外事的处理上，是功是过，是卖国还是爱国，学者们亦争论甚大。关于借夷兵助剿问题，最先是因宁绍道台张景渠勾结英法侵略军攻打太平军而提出，始作俑者并非曾国藩，而当借夷兵助剿问题提出以后，曾国藩向清廷反复上奏表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１６）］；而且他在书札中还表示更忧虑“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１７）］。这里可看出他对“媚夷”者的痛恨之情。所以，他认为：“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１８）］。由于曾国藩等人坚决反对借夷兵助剿，清廷最后只得作罢说：“借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终咸丰朝，未能实行。史实明摆着，在借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关于阿思本舰队事件。１８６１年，曾国藩确曾向清廷上奏购置外国船炮，目的是要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廷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代办七艘兵船。而英国侵略者借机成立一个什么“中英舰队”，用６００名英国官兵水手，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而且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其目的如英国学者季南指出的，“对英国说来，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所以，这一恶毒计划自然遭到曾国藩的激烈反对，他写信给总理衙门，强硬地说，如果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他又强调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１９）］，其祸患无穷。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在曾国藩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只好将舰队遣散掉，“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奥斯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的水师提督”［（２０）］。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的阴谋被彻底粉碎，这无疑是曾国藩的干预之功。那末，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曾国藩的功过又如何呢？我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对事件本身和有关方面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大家都承认，天津教案的处理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屈辱的外交。大家也承认这是由于中国的当事者都抱定“力保和局”宗旨的结果。那末，根据当时中国国情这个“力保和局”的宗旨对不对？当时，客观上讲，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捻军起义之后，不仅封建制度、封建统治全面衰败，而且人民穷困，国力贫弱，刚开始的洋务运动还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力量来对付一次新的战争。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复宝ｙúｎ＠④的信中说：“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持，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故奏牍信函，屡持此论”，主张力保和局，曾国藩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如果像奕ｘｕāｎ＠⑤、李如松等顽固派那样，要“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２１）］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在一时之内可能毁得痛快，戮得痛快，但天津教案的局面尚不好收拾，那因新的毁戮造成的战争局面又如何收拾呢？当权者不能不考虑“西林教案”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线的教训。中国有句俗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学者们发议论容易，因为他可不受实际利害关系的约束，但是实事中的当权者要受实际利害关系的约束，每走一步都要看实际能否走得通，利弊如何？当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等七国联衔向清政府抗议，并集结军舰于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法国海军司令扬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当然，不能排斥此中多威胁的成分，但英法侵略者是做得出来的，已有历史教训在前。此时中国并无阻扼英法侵略者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实力。江苏巡抚丁日昌就此说：“现在沿江沿海所设防兵，如长江外海，水师船只不过舢板广艇之类。若在江海陡遇风涛，兵勇即颠簸不能站立，何况于战？其制造局新造轮船，合江、闽二省不过四、五号，身小力薄；以捕海盗则有余，以御外海则不足”。当时，曾国藩处两难境地，“反复筹思，殊无良策”，“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须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的、痛恨“媚夷”的、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来说，也是不甘心的。但是，形势决定曾国藩只能在“衅不自我开”，保持和局的前提下，尽力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对此，我们不能苛求于曾国藩。在强敌压境，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和牺牲，暂时向敌人作出让步，甚至接受屈辱性的城下之盟，以图将来的复兴与雪耻，在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历史事例。例如，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在德帝国主义的强大进攻面前，“为了使疲惫不堪的、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作了莫大的牺牲”［（２２）］，不惜接受割地赔款的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事例。作为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与长期国内战争破坏的中国，当时“力保和局”无疑是较为明智的抉择。所以说，对曾国藩，史学家应充分分析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起因和性质的认识，是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的。他在对天津教案处理总结的奏折中说：“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ｙàｎ＠⑥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至”。［（２３）］他肯定了教案“曲在洋人”，肯定天津人民“义愤所激”的正义性。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也有能力正确地分析形势，权衡力量，不为流俗影响，采取正确的方针，使国家免受新的战祸，这一点，他也做到了。他在给彭玉麟的一封信中也说得很实际：“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胜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敌一国，未必能防各国；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所以他坚持力保和局。但在如何力保和局上，他与崇厚有所不同。在办案之初，他颇受崇厚影响，退让太多。在办案过程中，曾国藩逐渐认识到：“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２４）］因而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他在家书中说：法人“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２５）］。可见，他对洋人的让步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同时，他也作好了万一和谈破裂就决心一战的充分准备。他在上奏朝廷作好开战部署的同时，并函请李鸿章“万一事急……统率所部由秦入燕”，令湘军九千余人赴沧州“略资防御”，建议清廷实力防守各重要海口，以配合他的谈判。他向清廷表示：“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平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态”［（２６）］。很明显，曾国藩的力保和局与清廷的力保和局是不可同等看待的。由于这种区别，曾国藩棘手难办。所以，天津教案并未在他手中了结。但也不应讳言曾国藩在处理此案中的过失。据有的同志说，其主要过错有二：一是“办理过柔”，曾氏屈从法国人的压力与朝廷旨意，将天津府县地方官交刑部革职治罪，并将无辜义民２０人处死抵命。连他自己也痛心地说：“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２７）］。可见他颇有自知之明。二是未利用教案发生一个月后爆发的普法战争的有利形势，以减少中国的损失。这与他“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以及当时信息传递不快有关。［（２８）］我认为，这两条过错是成立的。权衡曾国藩在天津教案处理上的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功大于过。我们评价曾国藩历史功过的同时；不妨多正视一下近代中国战祸的结局。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中国不改变落后状态，就要挨打，打则失败，历史已证明，要不挨打，就要忍得起因打失败而造成的屈辱，力保和局，卧薪尝胆，加紧近代化，加紧建设，从而达到雪国耻、兴民族的目的。曾国藩在文学、理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在清代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在治学、治家方面都有可垂范后世的贡献，在治军方面也取得了影响后人数代的成就。连毛泽东也说：“独服曾文正公”。这些都为人所共知，不必多说。总之，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他的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的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他的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收稿日期：１９９５―３―２５ 作者单位：湘谭大学哲学系 职称：教授（１）李时岳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３日给徐泰来的信。（２）转引自《社会科学》１９８９年第２期姜铎：《略论曾国藩其人》。（３）《浙江学刊》１９８７年第３期罗尔纲：《〈太平天国人物〉序》（４）《新观察》１９８９年第７期《早春――访冯友兰教授》。（５）《中国历史学年鉴》１９８２年第４９８页。（６）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１日《人民日报》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７）《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１２２页。（８）《洋务运动》（２）第２６６页。（９）《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一。（１０）（２４）（２５）（２７）《曾国藩全集・家书》第１３４６、１３７６、１３７６、１４７５页。（１１）《曾文正公集・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第３３页。（１２）（１９）汪世荣编：《曾国藩未刊信稿》第２５０、１７７页。（１３）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南造船厂史》第２５页。（１４）《求索》１９８６年第６期喻盘庚：《曾国藩办洋务初探》。（１５）（１７）《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三，卷十九。（２０）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４５６页。（２１）（２３）《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７３、７６卷。（２２）《列宁选集》第三卷４３６页。（２８）《曾国藩研究文集》：许山河《论曾国藩与天津教案》。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臣幼＠②原字王加干＠③原字艹加衡＠④原字均下加金＠⑤原字讠加擐去＠⑥原字火加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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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德国科学家用气球探测极地平流层云颗粒用携载在地球上的四极质谱仪在19.13km2高空上有可能第一次对极地平流层云(PSCs)颗粒作定量化学分析.PSCs只在极低温度下生成,它提供表面进行非均相反应,是极地平流层臭氧破坏的关键所在.德国海德尔堡的Max Planck核物理研究所大气物理部主任Konrak Mauersberger和他的合作者开发了一种收集和分析系统,可在不改变物相和组成情况下把颗粒送入质谱仪[Science 283,968(1996)].他们于1998年1月在瑞典Kiruna上空的PSCs层进行试验,确认PSCs颗粒含有相当数量的凝结水和硝酸.但他们发现水与硝酸之比大于以前认为的PSCs仅由固态二水合硝酸或三水合硝酸组成.PSCs颗粒似乎是超冷却的水、硝酸和硫酸的溶液.已知有几种类型的PSCs,研究人员说:“需要有更多的测量工作以便为微物理和大气模式提供广泛的实验支持”.江 刚 摘自《Chem.& Eng.News》,Feburary 15,5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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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研究RSEARCH OF ENUIRONMENTAL SCIENCES1999年 第12卷 第1期 Vol 12 No.1 1999水库水源水生物陶粒滤池预处理中试研究吴为中 王占生摘 要 针对受污染的某水库水源水进行中试规模的生物陶粒滤池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生物陶粒滤池预处理能全面净化水源水的水质。在气水比为0.75～1∶1，水力负荷为4～6 m3／(m2。h)条件下，对NH+4－N，NO-2－N和CODMn的去除率分别为89%～97.5%，97.5%～99％,20%～35%；对藻类的去除率为60.1%～84.3%。关键词 生物预处理 除藻 生物陶粒滤池Pilot-Scale Bio-ceramic Filter for Reservoir Source WaterPretreatment in Southern ChinaWU Weizhong WANG Zhansheng(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Abstract A pilot－scale bio－ceramic filter (BF) for polluted source water from a reservoir in southern China is conducted. It is shown that the source water quality can be greatly improved by BF pretreatment. The removal rate of NH+4－N,NO-2－N and CODMn is 89%～97.5%,97.5%～99%,20% ～ 35%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removal rate of algae is from 60.1% to 84.3% when the range of gas/water ratio is 0.75～1 to 1 and the hydraulic loading is 4～6 m3／(m2。h).Keywords Biological pretreatment; Algae removal; Bio-ceramic filter.饮用水水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与健康。工业的发展，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城市人口的膨胀，引起城市工业与生活用水的大量增加，相应的污染排放量也在逐年增加。由于水源普遍受到污染，导致饮用水水质的不断恶化。如何改善饮用水水质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在给水处理中引入生物氧化预处理，已成为微污染水源水处理的技术发展方向和有效的手段之一［1］。生物陶粒滤池是一种以陶粒为生物载体的生物膜接触氧化水处理新技术。陶粒具有粗糙表面，并具有一定的内部孔隙，适宜于微生物的附着、固定和生长，是较理想的生物载体。陶粒比表面积大，能获得较高的生物量，因而具有较强的生物氧化能力；另外，陶粒作为颗粒填料，具有物理过滤作用。生物陶粒技术，针对实际生产需要，曾应用于北京水源六厂、山西大同册田水库、绍兴青甸湖、蚌埠段准河等受污染的水源水的生物预处理研究［2］。1997年8月到1998年3月，针对南方某水库水源水，进行了中试规模的水处理工艺流程研究。重点研究了不同工况条件下，生物陶粒滤池的净水效果，为生产性应用提供了合适的工程设计参数。1 生物陶粒滤池中试试验概况1.1 生物陶粒滤池试验装置(见图1)图1 生物陶粒滤池结构示意图a.规格：平面尺寸0.87 m×0.87 m，高度4.4 m，钢结构。b.填料参数：页岩陶粒，粒径2～5 mm，比表面积3.99 m2／g，堆积容重725 g/L，孔隙率48.4%，填充厚度2 000 mm，总体积1.514 m3。c.设计处理规模：流量3 m3/h，滤速4 m/h，气水比1∶1。d.承托层内设置穿孔曝气管，底部安装长柄头布气、布水，用于气水反冲洗生物滤池。1.2 生物陶粒滤池运行工况实验期间生物陶粒滤池的实验工况见表1。气水比范围为0.6～1.2∶1，滤速范围为4～8 m/h。表1 生物陶粒滤池试验运行工况工况序号试验日期水流量(m3/h)气水比滤速(m/h)水温(℃)11997 08 04～08 1210 08～10 153.01∶14.025～30211 10～12 053.01∶14.020～25312 06～12 143.00.75∶14.017～20412 15～12 233.61.2∶14.817～1851998 01 05～01 154.20.8∶15.519～21601 16～02 183.01∶14.013.8～18.5702 19～02 2303 02～03 074.50.75∶16.017～20802 24～03 013.01∶14.017～19903 07～03 116.00.6∶18.0191003 12～04 023.01∶14.018～22.52 试验结果与讨论2.1 生物陶粒滤池的挂膜启动特点生物陶粒滤池采用自然挂膜方式，挂膜时气水比为1.3∶1，水滤速为3.0 m/h。生物处理装置挂膜成熟的标志，一般由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的去除率来进行判断，当去除率分别稳定在65%，15%以上时，即认为挂膜成功。从试验期间生物陶粒滤池进出水中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的水质监测数据看，在水温为25～30 ℃时，仅用13 d的时间，就完成了生物陶粒滤池的启动挂膜过程。肉眼观察，生物陶粒表面无明显生物膜，但在显微镜下，可看到陶粒表面周围有不连续的生物膜(菌胶团为主体)存在。2.2 生物陶粒滤池对水源水质的净化效果对不同工况条件时段生物陶粒滤池的进水、出水及其去除率进行统计，采用柱形组合图来表示。2.2.1 对氨氮、亚硝酸盐氮的去除效果生物陶粒池对氨氮、亚硝酸盐氮的净化效果非常好且很稳定，见图2，3。试验期间，该水库水源水中氨氮的浓度范围为0.63～3.94 mg/L，亚硝酸盐氮浓度范围为0.090～0.559 mg/L，生物陶粒池出水中氨氮、亚硝酸盐氮的含量一般分别降为0.25,0.01 mg/L以下。从实验数据分析，水温、滤速(4～6 m/h)、气水比对氨氮、亚硝酸盐氮的去除效果均无明显影响。在不同工况条件下，氨氮的平均去除率范围为89%～97％，亚硝酸盐氮为97.5%～99％。当滤速增至8 m/h时，氨氮、亚硝酸盐氮的去除效果有所下降(见图2工况9)，但平均去除率仍分别维持在85%和80%以上。图2 生物陶粒池对氨氮的净化效果图3 生物陶粒池对亚硝酸盐氮的净化效果2.2.2 对有机物(CODMn)的去除效果不同工况下运行的结果(见图4)表明：在4～6 m/h滤速范围，生物陶粒滤池的滤速、气水比的变化对CODMn的净化效果影响不明显，但不同水温条件下对CODMn的净化效果有一定差异。在滤速为4 m/h、气水比为1∶1的工况条件下，水温在20～30℃范围，CODMn的平均去除率达30%以上；水温为13.7～18℃时，CODMn的平均去除率为20%以上。同水温时，当滤速提高到8 m/h时，CODMn的平均去除率从21.7%降到14.8%。图4 生物陶粒池对CODMn的净化效果2.2.3 对藻类的去除生物陶粒滤池的除藻效果随水源水中藻类的优势种群的结构变化而变化，气候的变化，常引起藻负荷及种群结构发生改变。藻的种类不同，因而各种藻细胞的大小、形状及产生的胞外有机物量便有差别。这些因素影响到生物膜对藻体的作用效果。藻的大小形状直接影响到原生动物的捕食、生物填料的机械截留。从国内外文献与实验运行过程的观察，生物预处理对蓝藻、硅藻、裸藻等的去除率较高，对绿藻的去除率较低。该水库水源水中，绿藻门一直为优势藻种群之一。实验期间，藻类数量级绝大多数为106水平，水在4～6 m/h滤速、气水比0.75～1∶1的各工况下，生物陶粒滤池对藻的平均去除率为60.7%～84.3%，水温、气水比、滤速对生物陶粒滤池的除藻效果未见明显影响(图5)。图5 生物陶粒池对藻类的去除效果2.2.4 对浊度的去除效果生物陶粒滤池对浊度有较为稳定的去除效果，如图6所示。实验期间水源水浊度一般在10 NTU以下，各工况条件下对浊度的平均去除率为57.5%～69.0%，平均去除率在60%左右。气水比、水温、滤速的变化对除浊效果影响很小。生物陶粒滤池依靠粒状滤料的机械截留作用和表面生物膜的絮凝作用对水中悬浮物质和胶体颗粒予以去除。图6 生物陶粒池对浊度的去除效果2.2.5 对色度的去除效果实验期间，水源水的色度范围为20～30度，各工况条件下，生物陶粒滤池对色度的平均去除率范围为35.5%～60.3%(图7)。水源水中色度的构成，一般分为溶解性色度和非溶解性色度。非溶解性色度主要由浮游生物如藻类等产生，这部分色度的去除与藻类等的去除效果有关；溶解性色度一般为天然有机物如腐植质、无机显色离子(如铁、锰)以及人工合成染料等。生成色度的天然有机物，大多分子量为104～105，所形成的颗粒为亲水性胶体，这些大分子有机物不易被生物降解。对形成色度有影响的无机金属离子如铁、锰等通过生物氧化作用与生物陶粒填料的机械截留作用而被有效去除。图7 生物陶粒池对色度的去除效果2.2.6 对嗅阈值的控制以富营养化或呈现富营养化趋势的水库水为水源的自来水厂，在某些季节会遇到水的臭味问题。产生的异味主要为生物臭，主要由某些藻类(如蓝藻)、放线菌等产生。致臭物质以非溶解态存在于生物细胞内或以溶解态存在于水中。生物处理对嗅阈值(TON)的控制，一方面借助对生物细胞的去除，控制非溶解态的部分；另一方面依靠生物膜的氧化作用，将溶解性致臭物质部分氧化掉。水库水源水的TON值与水温的关系密切，当水温在25℃以上时，TON值为20～30；当水温在20℃以下时，TON值为8～15。但水温对生物陶粒滤池TON的去除效果无明显影响，同时滤速、气水比影响也不明显。不同工况条件下，生物陶粒滤池对TON的平均去除率为40.5%～53.3%(如图8所示)。图8 生物陶粒池对嗅阈值的去除效果2.2.7 对锰的去除效果该水库锰的背景值较高，实验期间，水库水中锰含量范围为0.09～0.86 mg/L。生物陶粒滤池对锰的平均去除率在70%左右，出水含量经常在分析检出限(0.05 mg/L)以下。滤速、气水比、水温对锰的去除效果的影响均不明显。生物氧化对锰有较好的去除率(见图9)。图9 生物陶粒池对锰的去除效果2.3 生物陶粒滤池的适宜运行参数在该市的气候条件下，全年最低水温也在10℃以上，故生物预处理技术在本地区的应用基本不受季节的限制。生物陶粒滤池的滤速越小，基建投资越大。在考察生物陶粒滤池的运行参数时，滤速起点定在4 m/h，同时气水比范围选定为0.6～1.2∶1。2.3.1 水力负荷(滤速)滤速在4～6 m/h范围时，水力负荷的变化，生物陶粒滤池对高锰酸盐指数、氨氮、亚硝酸盐氮、浊度等的净化效果无明显影响，且生物陶粒滤池对水源水质的变化有较强的耐受冲击能力，能维持其稳定的净化效果。沿陶粒填料不同高度处水样水质分析结果表明，生物陶粒滤池的生物氧化作用主要集中在上层(0～80 cm)，而中下层填料主要发挥过滤作用。滤速提高，有机物、氨氮、亚硝酸盐氮等的负荷量随之增加，但有机异养菌、硝化菌等微生物可供利用的营养物也增加，其生长繁殖速度加快，生物氧化作用区域向下扩展，生物陶粒滤池的生物总量增加，整个滤床层的利用率得到提高，从而保证了去除效果的稳定性。2.3.2 曝气强度(气水比)在一定曝气强度范围内的气水比的变化，对生物陶粒滤池的净化效果影响不明显。溶解氧是生物处理的一个重要控制参数。国内外文献报道，生物处理出水保持DO>2.0 mg/L，就能满足生物体对溶解氧的需要。水库水源水经较长距离管道(约16 km)送至实验现场，原水溶解氧一般在0.6 mg/L以下。因此，生物预处理池中溶解氧主要由曝气充氧提供。在实验工况选用的气水比范围(0.6～1.2∶1)以及对应的滤速范围(4～8 m/h)，池上部水的溶解氧均在4 mg/L以上，而生物陶粒滤池底部出水溶解氧值更高(另受水压增溶)。即在所有选定的工况条件下，溶解氧已不是生物陶粒滤池的影响因子。从近8个月的运转情况看，采用1 mm的微孔穿孔管曝气，是可行的。2.3.3 生物陶粒滤池的反冲洗与反冲周期生物陶粒滤池在运行过程中，悬浮物、胶体颗粒通过生物絮凝与填料的筛滤作用不断地被截留，陶粒上生物膜不断地增殖，使上层陶粒填料空隙率减少，水头损失增加，并进一步出现布气不均匀的现象。由此带来的影响可能有：积累截留的悬浮物等附着在上层陶粒生物膜表面以及填料层局部出现溶解氧供应不足，会影响生物氧化作用效果；集中于池内某处的过大的曝气量剧烈扰动填料层，可能造成固定填料床层某种程度上的穿透。经过近8个月的下向流生物陶粒滤池运转实践，可得出：在气水比为0.75～1∶1，滤速为4～6 m/h时，反冲洗周期为5～7 d；提高水力负荷，或原水浊度升高，反冲洗周期缩短。采用气水联合反冲洗，试验得到的适宜反冲洗强度范围分别定为:气10～20 L/(m2。s)，水10～15 L/(m2。s)。生物陶粒滤池的反冲洗周期的确定依据：①出现布气不均匀的现象；②水头损失在1 000 mm左右；③水质净化效果有急剧下降的趋势。其中布气的不均匀现象是最直接的判断依据。3 结论a.生物陶粒滤池直接利用微污染水源水，采用充氧自然挂膜方式，在水温为25～30℃时，只用了13 d就基本完成了启动挂膜过程。挂膜速度快是其典型特征之一。b.在气水比为0.75～1∶1、滤速为4～6 m/h时，生物陶粒滤池能稳定、有效地全面净化该水库水源水的水质。主要表现在①对NH+4－N，NO-2－N的去除效果非常好，平均去除率分别为89%～96.5%,97.5%～99%。②对有机物(CODMn)的去除效果稳定，但随水温变化，有一定的差异。当水温为20～30℃，平均去除率为35%左右；在14～20℃，平均去除率为19.3%～29.3%。③对浊度的平均去除率为57.5%～69％。④对藻的平均去除率为60.1%～84.3%。⑤对色度平均去除率为35.5%～60.3%。⑥对嗅阈值的平均去除率为40.5%～53.3%。⑦对锰的去除率在70%左右，出水经常为检出下限 以下。c.生物陶粒滤池的推荐工艺参数：水力负荷为4～6 m/h(滤速)；气水比为0.75～1∶1;反冲周期为5～7 d。反冲洗耗水量约占产水量的0.7%～1.4%，生物陶粒滤池采可用1 mm穿孔管曝气。d.生物陶粒滤池特殊性表现为：一是在水厂的高程布置上，要考虑水头损失(0.5～1.0 m)；二是需要进行反冲洗操作，运行管理稍复杂。维持生物陶粒滤池稳定、高效的水质净化效果，其关键在于对反冲洗周期的把握。当出现布气不均匀现象时，应及时进行反冲洗操作。生物陶粒滤池的运行管理与砂滤池相类似，而反冲洗周期要长。借鉴砂滤池成熟的运行经验，还可考虑引入自动化调控系统，生物陶粒滤池的工程应用是完全可行的。第一作者：男，1963年生，博士研究生*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96－909－03－01)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北京 100084参考文献1 邓志光.生物处理在给排水处理中的应用.中国给排水，1991，7(5)：41.2 刘文君，王占生.淮河(蚌埠段)饮用水源水生物接触氧化预处理生产性试验.环境科学，1997，18(1)：22.收稿日期：1998－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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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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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o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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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442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133～139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09 【 标 题 】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史论 【 作 者 】高翔 【作者简介】高翔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沈阳 邮编：110031 【内容提要】明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时期。随着文坛对封建主义文学敦厚礼义色彩的摒弃，市井人物开始走入文学作品中并成为人物形 象描写的主体，个性与人性得以充分张扬。由此，明代早期和中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缘情特征，进入晚期，文论家们则相对更成熟地进行着文艺生态规律的某些探讨，进而形成了一代有特色的文艺生态学思想体系。【 正 文 】 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达到鼎盛而在明清时期走向衰退和没落。在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的同时，顺应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因素艰难而曲折地开始在中国萌发并不断增长，商品经济得到新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也必然引起文艺美学观念的变化。明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文学解放思潮的出现。这种思潮，一反旧的传统文学观念，摒弃封建主义文学的敦厚礼义色彩，鼓吹自由的市民意识，使市井人物开始走入文学作品中，并成为文人创作中歌颂的重要对象。张扬人性的觉醒与个性的解放，追求与时代相扣合的美学风格与观念，成为新的文学潮流。而西方新学的输入，又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进步与发展。在这种情势下，明代的文论家们，于总结前人文学理论中纷繁学说与博杂体系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和创造，力图建立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文艺美学体系。又由于时代呈现着复杂的矛盾、激烈的斗争和日益下滑的态势，促使文论家们对文学做开放性与多维性的社会学思考，令文艺生态学思想获得了新的发展。对社会自然外物与创作主体内在情感关系的思考，是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出发点。祝允明、李梦阳、王廷相、谢榛、王世贞等人的文艺生态学思想，都显示了这一特征。揭开明代文艺思想史册，最先走入我们视野的，是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祝允明。“身与事接”是他的主要论点之一，祝允明在《送蔡子华还关中序》中这样写道：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尸居巩遁之人，虽口泰华，而目不离檐栋，彼公私之憧憧，则寅燕酉越，川岳盈怀，境之生乎事也。至于蛮烟塞雪，在官辙者聂聂尔，若单行孤旅，骑岭峤而舟江湖者，其逸乐之味充然而不穷也，情不自境出耶？情不自已，则丹青以张，宫商以宣，往往有俟于才。夫韵人之为者，是故以情之钟耳，抑其自得之处，其能以人之牙颊而尽哉。（注：祝允明：《送蔡子华还关中序》，《枝山文集》卷二。）在《姜公尚自别余乐说》中又说：情从事生，事有向背，而心有爱憎，由是欣戚形焉。事表而情里也。（注：祝允明：《姜公尚自别余乐说》，《枝山文集》卷二。）祝允明的话，很有辩证的意味。他首先认定，“身与事接而境生”。外在事物或使人欣喜，或令人悲戚，而形于面色，这就强调了人对外界环境与事物的某种有赖性；“境与身接而情生”，则表明美感亦当“自境出”。但是，文艺创作不仅仅以此为唯一必备的条件，而又“往往有俟于才”。创作者只有具备了创作才能，又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出某种感情，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祝允明的这一文艺生态学思想主张，无疑是放射着唯物主义之光的卓见。与祝允明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李梦阳，也十分看重文艺创作中的艺术情感，主张要表现发自作者内心的真情。而且他对艺术情感与客观外物关系的认识，也与祝允明有相似之处。李梦阳认为：情者，动乎遇者也。幽岩寂滨，旷野深林，百卉既痱，乃有缟焉之英媚枯缀疏，横斜ｑīｎ＠①崎清浅之区，则何遇之不动矣？是故雪益之色，动色则雪；风阐之香，动香则风；日助之颜，动颜则日；云增之韵，动韵则云；月之与神，动神则月。故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遇而发者也。梅月者，遇乎月者也。遇乎月则见之目怡，聆之耳悦，嗅之鼻安。口之为吟，手之为诗。诗不言月，月为之色；诗不言梅，梅之为馨。何也？契者，会乎心者也。会由乎动，动由乎遇，然未有不情者也。……身修而弗庸，独立而端行，于是有梅之嗜。耀而当夜，清而严冬，于是有月之吟。故天下无不根之萌，而子无不根之情，忧乐潜之中而后感触应之外。故遇者因乎情，诗者形乎遇。（注：李梦阳：《梅月先生诗序》，《空同集》卷五十。）李梦阳在这里十分鲜明地道出了“诗者，感物造端者也”（注：李梦阳：《秦君饯送诗序》。）的意义。面对“幽岩寂滨，旷野深林”之壮美景色，焉有不动情者。然而，遇物动情，只是创作过程之始，随之便“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遇而发者也”。同时，“耀而当夜，清而严冬”与创作者的“月之吟”，“身修而弗庸，独立而端行”的品德与创作者的“梅之嗜”，在李梦阳看来，都有着某种必然性和因果关系。物→情→文，是李梦阳对文艺创作活动走向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李梦阳在《结肠操谱序》中做了进一步的展示：“天下有殊理之事，无非情之音。何也？理之言，常也，或激之乖，则幻化弗则，《易》曰‘游魂为变’是也。乃其为音也，则发之情而生之心者也。《记》曰：‘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求形焉。’是也。”这里，李梦阳将文艺创作与理论探讨进行了对比，从而得出前者是“感物而动”、“乃其为音也”的结论，这一观点，与先秦时期音乐美学著作《乐记》中的“物感”说是大体一致的。总体说来，李梦阳这里所言之“物”，大致还是指自然界的一景一物，对宏观自然与文艺之关系的思考，尚有所欠。当然，李梦阳是在表述文艺创作过程时说明“物”在文艺创作流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揭示了“物”在创作中的使动作用，而且指出了创作过程中“动遇”结合的反复性特征，不乏新颖之处。而且，李梦阳对文艺创作与地域之关系也曾有所思考，尽管这种思考在当时看来并不显深刻。例如，他在《题东庄饯诗后》中说：“夫既东西南北人也，于其分不有怅离思合者乎？于是筵于庭，祖于道，觞于郊，嬉于园，不有缱绻踟蹰者乎？斯之谓情也。情动则言形，比之音而诗生矣。”（注：李梦阳：《题东庄饯诗后》，《空同集》卷五十八。）在《题明远楼诗后》曰：“情以地殊，音由感发者也。”（注：李梦阳：《题明远楼诗后》，《空同集》卷五十八。）李梦阳意识到了不同地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情愫，其为此所动，发而为诗。但他对文学作品因地域不同所显示出的差异却研究不多，所论自然显得肤浅了一些。倒是明代的其他一些学者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补充。以李东阳为例。他认为：“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言，秦、晋、吴、赵、闽、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别，彼此不相入。此可见天地间气机所动，发为音声，随时与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然则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注：李东阳：《麓堂诗话》。）又说：“世殊地异而人不同，故曹、豳、郑、卫，各自为风，汉唐与宋之律，代不相若，而亦自为盛衰。”（注：李东阳：《赤城诗集序》，《怀麓堂集》卷四。）表明了地域、时代对文体与声调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李梦阳在考察文艺创作与外物关系的同时，自然地对艺术与社会关系有所思研。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襄予有内之丧，亲睹厥异。伤焉，惊焉，吟焉，永焉，于是援笔而布辞。疏卤荒鄙之音，聊泄愤愤闷闷汶汶焉。”（注：李梦阳：《琴操谱序》。）李梦阳在这里阐述的是作家创作的过程。由于“内之丧”的刺激而伤、惊，又由这种伤、惊之情产生吟、咏的创作欲望，终而诉诸笔端。社会事件对作家产生创作的驱动力，促使他通过援笔布辞以宣泄情感，李梦阳所揭示的这种创作活动现象，显然具有社会生态学的内涵与意义。当然，李梦阳以情为枢展开的艺术理论阐述，一定程度上拘制了他的文艺生态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所论也极为有限，将这时代其他文论家的这方面言论列录如下，其可与李梦阳所言相得益彰。胡翰认为：“诗系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辞义不同，由世而异。”（注：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序》，《皇明文衡》，卷三十八。）高＠②指出：“文章与时高下，与代终始。”（注：高＠②：《五言古诗叙目》，卷二十二。）王ｙī＠③则提出，从“词翰细事”中“可观世变”（注：王ｙī＠③：《书徐文贞公诗后》，《王忠文公集》卷十七。）。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即认为文事之兴衰率随时代之变迁。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显示了比李梦阳更为开阔的视阈。与李梦阳同为明代“前七子”的王廷相，其文艺生态学思想同样贯穿着情感的主线，与李梦阳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他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心理学家，所持感知论是其文艺生态学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基础：“故神者在外之灵，见闻在外之资，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不能索而知之”，“人心与造化之体皆然。使无外感，何有于动？故动者，缘外而起者也。”（注：王廷相：《雅述上篇》。）倘无与客观外界相接触，没有对世事的“实历”，即使圣哲也无以为知。人的思维、情感盖“缘外而起”。王廷相的这种唯物主义的心理学理论，融渗在他的艺术审美情感论中，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生态论的蕴味。在他看来，情感是人在外界事物的刺激下产生的，所谓“憎爱哀乐，外感之迹”，“喜怒者，由外触者也”（注：王廷相：《雅述上篇》。）。但是，情感又不仅仅是人对外物的简单反映。王廷相指出：喜怒哀乐，其理在物；所以喜怒哀乐，其情在我，合内外而一之道也。在物者感我之机，在我者应物之实。不可执以为物，亦不可执以为我，故内外合而言之，方为道真。（注：王廷相：《雅述上篇》。）大千世界，人的各种状况不同，心理素质、接受状态有异，因此对外界的体验也不尽一致。情感的产生，既有外物影响作为前提，又有自我感应条件相作用，“合内外而一之道也”，即应当为主客观相统一。也就是说，人的知觉运动产生情感，而人产生情感也须具备产生情感的主观素质，其才成为可能。王廷相的观点，显然更符合艺术思列为明代“后七子”的谢榛、王世贞，生活在明代中期，其文艺生态学思想同样表现出缘情特征。谢氏认为：“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若索，不易得也。”又说：“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凡登高致思，则神交古人，穷乎遐迩，系乎忧乐。此相因偶然，著形于绝迹，振响于无声也。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观则同于外，感则异于内，当自用其力，使内外如一，出入此心而无间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法无崖矣。”（注：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谢榛认为作诗的奥妙在于特定的时空之引发，这无疑是特别强调和重视了诗歌创作的社会与自然外物的影响。同时，他也认识到，在关乎诗歌创作的景与情两者间，它们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即所谓“孤不自成”，“两不相背”。诗歌作品是作家观于外而感于内的成果。谢榛把客观外物视为作诗“媒介”，将由外界感刺而来的情感目为诗之胚胎和魂魄，是十分恰当的，是其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形象概括和归纳。谢榛对文艺的生态学思考，还表现在外在环境与作家审美心理相互关系方面。其曰：“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蕴乎内，著乎外，其隐见异同，人莫之辩也。熟读初唐、盛唐诗家所作，有雄深如大海奔涛，秀拔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唇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注：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外在环境的影响，构成了作家特定的审美心理（养气），而这种不同的审美心理，也就决定了作家作品的独特风格。谢榛以唐诗为例所论证的这一观点，展示了东方生态诗学的特有魅力。也许，谢榛的这样一段话更令人回味：“作诗譬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曲米为料，酿成则醇味如一。善饮者历历尝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镇江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做乎不同故尔。”（注：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这一比喻说明，作家受外在环境影响所得不同的创作赋性，使作品的“醇味”必然殊异。谢榛所言各地方风味之酒，既是虚言指喻，又有实义含藏，展示出谢氏的文学地域意识。王世贞是“后七子”的理论代表，其诗学具有以情论诗的特征。虽然也主张“感物而动”、“形之于声”，如其曰：“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其精神发于协气，而天地之和应焉；其精神发于噫气，而天地之变悉焉。”（注：王世贞：《金台十八子诗选序》，《四部稿》卷五十六。）但其落脚点更为切近文学本体。他说：“自楚、蜀以至中原、山川莽苍浑浑，江左雅秀郁郁，咏歌描写须各极其致。吾辈篇什既富，又需穷态极变，光景常新。”（注：王世贞：《与徐子与书》，《ｙǎｎ＠④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八。）可以见出，王世贞对自然的观察，远比他的同时代人视境更为阔大。作家置身于这样的外在环境中，在接受自然作用的同时，还要更多地从中引发出富有新意的创作。这是王世贞的独到之处。然而，王世贞的高远见解，更表现在关于南北曲的论述中。他对南曲北曲的不同风格做了这样的分析：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韵。此吾论曲三昧语。（注：王世贞：《曲藻》。）王世贞以地域角度观察北曲和南曲，从字词用调、情感表征、板弦运用、演奏方式、气度强弱等多方面，对南北曲因地域不同而形成的风格，做了相当中肯、颇具才情的论述，在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领域中是最具特色的。在明代，堪称文艺生态学思想大家者，当为思想家、文论家李贽。在他的艺术理论中，童心说是最著名并为人们所熟知的主张。童心者，真心也。李贽认为艺术应表现人的“童心”，表明了市民阶层要求思想和个性解放的呼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史上有重大意义。在关于童心说的表述中，李贽指出：“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注：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在李贽看来，人的“童心”的失却，童要的一点是“有闻见从耳目而入”，“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闻见和道理“主于其内”便造成了“童心失”。李贽这里所言“闻见”与“道理”，虽然并非指耳目所能感知的一切外物，和目力所及的一切识见，但李贽仍是指认其为某种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即对人产生影响的人为设定之虚假社会环境。这就使李贽童心说这一重要美学论说，内含了社会生态学的意义。基于“满场是假”的社会环境，李贽提出“发愤著书”说，其成为其文艺生态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他说：“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注：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卷三。）李贽所论，揭示出社会事件的刺激对作者进行创作有巨大的激励作用。他还曾这样说道：“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注：李贽：《杂说》，《焚书》卷三。）这里，李贽指出了社会环境对艺术创作影响的两种形态。其一是“蓄极积久”的影响。客观社会的各种事物，对作者的思想与心灵日积月累地产生作用。这是一种量的堆积。其二是见景生情的触发。经年积累于心之物，必然届时造成“势不能遏”的倾吐之状。然而这种宣泄，必以某一种社会物状为媒介，得到触发后方能尽情倾泻，乃至“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注：李贽：《杂说》，《焚书》卷三。）。李贽的蓄愤成诗说，细腻深刻地描述了社会环境影响文艺创作的基本点和过程，比起他前辈的同类观点，显得更为透彻、精炼和全面。与“发愤著书”说相联系的，是“感时”说。就文艺生态学的题旨而论，后者有更鲜明的直指性。李贽说：“文非感发已，或出自家经画康济，千古易者，皆是无病呻吟，不能工。”（注：李贽：《复焦漪园》，《续焚书》卷一。）所谓“感时”，即作家对所置身的社会环境的感受，从这种感受中孕育而成文旨，点示了社会人文背景对文学创作的前提作用。那么，李贽“感时”说的蕴义何在呢？我们且看他这样一段话：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注：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李氏此言意在批评当时文坛盛行一时的复古文学思想。但从中却表露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文艺生态学观念，即文学作品的样式与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的；新的社会，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必然有反映和表现它的作品产生。而这些被称誉为“古今至文”的作品，又作为人文环境的组成部分去影响此后一代又一代的作李贽就此又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分析。他认为，《水浒传》便是作者“感时”之作。有那样的“时”，必然有反映那样的“时”的作品：“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致驯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注：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卷三。）《水浒传》的作者正是面对宋明以来这样一个黑暗、腐朽、多难的社会态势，感而发之，执笔为著的。文撰至此，很容易令人想起李贽同时代人怀林的与其相类的言论。他从对《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切入，做了更为详深的阐发：“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妇人，然后以扬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然后以卢俊义之贾氏、李固实之。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注：怀林：《卷首・〈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怀林认为，《水浒传》中的各类人物虽系作者“捏造”，但确是社会生活中“先有”，若非如此，作者即使倾尽心血、闭门苦思，也是写不出来的。这就极其鲜明地指出了现实环境对小说创作的重大作用，是对李贽所论的更明确具体的补充。深受李贽影响的公安派，其文论具有鲜明的生态学特色。这一流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是当时文坛主张趋时的新派人物，因而理论上极力强调时代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时道既变，文以因之”，便是他提出的著名论点。他说：“古不可优，后不可劣，若使今日执笔，机轴尤为不同。何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之日文而已矣。”（注：袁宏道：《与江进之书》。）在他看来，“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注：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古今相异，时代有别。而世运既变，则“文随时转”。当今之人“事今日之事”，也必“文今之日文”。因此，“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厚不可以优劣论也。”（注：袁宏道：《叙小修诗》。）袁氏的《雪涛阁集序》，在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堪称重要之作。此文提出了若干重要论点。其一，他认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妍媸之质，不逐目而逐时。”这也就是说，文章不是凭空而降，而是由古自今随社会历史发展演变而形成，因此，文章品格的高低，也就为时代情势所决定。袁宏道在这里指出文章批评的价值尺度受社会时代所制约，而绝非取决于纯粹的个人好恶。而他批评拟古主义“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注：袁宏道：《诸大家时文序》。）之说，又表明了文艺批评要知世论文的意向。其二，袁宏道认为：“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这就揭示了文之变化的某种规律。诗文的章法、风格必然经历由兴起、流盛、衰敝进而被一新的章法、风格所替代之过程。而新的章法与风格仍然会经受由盛而衰的历程。在这种由世运变化所引起的诗文演变的交互更迭的历史改革中，新的风格与章法当在“矫枉过正”中确立。这是确有见地之论。此外，袁宏道对地域与文学之关系，亦有思考与论析。他指出：“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他认为地区不同而导致民风有异，由此造成了楚地诗风的独特性。这种分析显示了文艺生态学的新颖视角。袁宏道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在这一领域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对世运与诗文关系的思考和有关规律的总结归纳，具有极高的价值，若将袁宏道视为继刘勰之后对“时变文因”说论述得最为充分者，并非过誉之辞。总观明代文坛，在其论著中表达出文艺生态学思想的文论家，还不仅仅只限于上述文论家。袁宏道之弟袁中道，对其兄的“时变文因”说持赞同态度，认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一方面，他感到“诗莫盛于唐”，其“览之有色，扣之有声，嗅之若有香，相去千余年之久，常如发硎之刃、新披之萼”（注：袁中道：《宋元诗序》。），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唐诗固有高格，但宋诗亦有“精采不可磨灭处，自当与唐并存于天地之间”，所谓一代有一代之风格。而这种不同，皆因时所致，“有气行乎其间”（注：袁中道：《宋元诗序》。）。从而由文之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将致变原因觅见，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比宏道所论更加细腻深入。李维桢指出：“格由时降而适于其时者善，体由代异而适于其体者善。”（注：李维桢：《亦适编序》，《大泌山房文集》卷二十一。）胡应麟认为：“四言不能不变而五言，古风不能不变而近体，势也，亦时也。”“诗之体以代变也”，“诗之格以代降也”（注：胡应麟：《诗薮》。）。冯时可言道：“西汉简质而醇，东京新艳而薄，时之变也。”（注：冯时可：《雨航杂录・两汉文章》。）屠隆论曰：“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汉文典厚，唐文俊亮，宋文质木，元文轻佻，斯声以代变者也。”（注：屠隆：《诗文》，《鸿苞节录》卷六。）比较一致地表明了时世对文学体制、风格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此时的文论家，对地域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与前述的李梦阳、王世贞、袁宏道等也有一致的看法。唐顺之说：“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而先王律之以中声者。”（注：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荆川先生文集》卷十。）屠隆说：“周风美盛，则《关睢》、《大雅》；郑、卫风淫，则《桑中》、《溱洧》；秦风雄劲，则《东邻》、《驷＠⑤》；陈、曹风奢，则《宛丘》、《蜉游》；燕、赵尚气，则荆、高悲歌；楚人多怨，则屈骚凄愤。斯声以俗称。”（注：屠隆：《鸿苞集》卷十八。）王骥德说：“剧之与戏，南北故自异体”，“北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方工字句，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句字，故以色泽胜”（注：王骥德：《曲律》。）。许学夷说：“诗文与风俗相为盛衰”（注：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一。）。他们认为民风民俗对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这无疑大大丰富了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内涵。至于晚明黄宗羲所持诗原本论――人在“天道之显晦，人事之治否，世变之污隆，物理之盛衰”的环境中，“推荡磨励”，必有不平，发而为诗（注：黄宗羲：《朱人远墓志铭》。），基本上是昌黎所论及明代李贽“发愤著书”说的复述，已显得新意无多了。至此，中国古代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历史，开始步入自己的最后一个朝代。【责任编辑】薛勤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山下加钦＠②原字木加秉＠③原字礻加韦＠④原字合下加廾＠⑤原字马加（哉字中口换成呈并去掉上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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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524 【原文出处】《美苑（鲁迅美术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103 【原刊页号】5～7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地域意识与当代艺术 【 作 者 】马钦忠 【 正 文 】 近一百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几乎达到了人们所可能想象的任何方面。甚至在20世纪初年，人们还以为是梦想的东西，在20世纪的历史行进过程一一梦想成真。在迈进21世纪之门，互联网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的新的生存方式，几乎没有人可以说自己能准确地想象出下一个十年的发展的可能性。想象的、梦幻的与真实的之间的距离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近在咫尺。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坚守什么地域文化、民族资源，似乎显得过于老套。但不论我们的联络方式和媒介手段，乃至智慧的运行方式把人类的地域差异消除到没有丝毫的不同，人们仍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域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依然是人们想象的动力和燃料，是人们使之增值的“文化资本”。互联网是人类对话、沟通、传递的“平台”，而地域的文化资源才可能提供公共空间中的文化价值的增值要素，所以说是“文化资本”。我所提倡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是从对当代艺术的创造的增值角度，从当代人类生存的生态意义，从人的成长的多元的价值观的方面来思考它的形态和特征。一、民族艺术的提法及面临的问题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都不是自然的生态特征的要素组合，甚至可以说，在象征层面或符号层面所体现出的民族价值观具有更本质的意义，因为这个层面上的民族价值观以及与之相应的符号系统和象征意义是积淀在人们的精神里的集体意象，它是长期的社会建构和文化传递所衍生出来的自我认同的“想象主体”。从这个方面说，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是不可避免的。但明确地说，以互联网和卫星传输所构成的国际的交流的公共空间的语境之中，我不主张“民族艺术”――宽泛一点地说――“民族文化”的提法。理由是：这种提法在下述几个方面局限了民族文化以及民族艺术的价值观转化为本土方法论去审视当代国际文化走向的开阔空间。附图{图}其一，“民族艺术”的提法，伴随着旅游大众化和平民化，“民族艺术”、“民族文化”真正地成了人们旅游的猎奇内容，是人们观光异国情调、边寨风情、海疆风貌的基本节目，加之推出的各种各样的带有原始色彩的手工艺品。这其中所传递的民族文化精神的浓度是非常低的，这就好比向西方人谈中国菜和用筷子以及中国杂技是一样的。在跨进21世纪之时，再用这样肤浅的视界看待民族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其二，从图像特征的识别上看，民族艺术主要体现为乡土情节和装饰趣味。必须明确，本土艺术虽然与民族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指向及内涵是不同的。本土艺术是从当代国际文化交流的空间和对话的实质上去看待和思考区域文化发展的价值走向，而民族艺术是从地域的既成的审美惯例去重复和改制特定地域的图式倾向。从这种图式与特定地域的人们的生存的联系上，我们可以表述为乡土情节和装饰趣味，诸如西北的剪纸和云南的少数民族风情，都是我们常常举证的民族艺术的典型的例证。其实，从文化的价值增值和文化参与上说，它们已失去了对当代文化的符号重建的活力，仅仅只是一种沿袭的图式，一种寄寓了特定宽泛的社会团体期望价值的表达方式。当然，假如我们把这种图式作为一种要素，作为一种民族的图式标识，去参与到当代国际文化空间的建构中去，那么，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本土艺术。其三，民族艺术的提法多偏于历史性，从我国民族艺术的整理、提炼、改造的方面着手，而本土是偏重于国际公共空间中的对话，偏重于在对话中的身份与价值的确立，因而展示自身的异城风情是无足轻重的，提出自身的对当代国际文化中的焦点问题的区域化的解决方案是核心问题。这正是我不主张民族艺术的提法，而主张本土艺术这一提法的理由，即本土是我们的价值基础和前提，参与并积极建构归入国际化潮流的当代艺术是目的；或者，亦可说，这便是当代形态的“民族艺术”。二、地域意识与本土艺术我不主张“民族艺术”的提法，并不是否认民族艺术的存在，更不是否认民族艺术的发展。在很长的时期以内，不论科学是如何彻底地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的观念形态，人们生存的现实基础，必然还是体现为民族的以及国家实体的具体存在方式之中。因此，民族的、国家的身份属性，是不可避免的。附图{图}差猜・裴皮亚（泰国）：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布上油画・200×510cm） 1999不仅如此，这种“属性”还是我们进入交流和文化融合的前提。每一特殊属性才组成这个世界的多元化的一极。这便是当代文化交流中经常涉及的地域意识问题。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拥有国际大家庭中有主见、有实力、能承担自身的国际角色的物质条件和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立足本土，把地域价值的公共属性放大成为全球的视域。后殖民文化的著名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一书里这样说：“地域意识与人类的生存是不可分割的。无法想象当代国际空间的交流和文化借取之中，没有地域分别和各自不同的地域文化的民族自身的想象的符号化及传统根源，当代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地域问题不是一笔历史或地理遗产，而看作一项工程，用来创造和建构进行政治思考及知识生产的新语境。”（第39页）我们所说的本土艺术，正是从当代国际交流的过程中用来创造和建构知识生产及艺术创造的新的语境的基础；它只可能是我们所生存的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的民族土壤。因此，在我看来，地域意识的信心，不是对民族身份的策略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使用，而是本土的自身理想的价值重构，把身份的地缘化与国际化的多元价值最大限度的统一。所以，地域意识不是民族意识，但民族是它的根基，是它的价值论前提。只有这个意义上的艺术才是深蕴着本土文化规定性的艺术，也才是可以进入国际公共空间、有实质性内容的本土艺术。不要看轻这个前提规定。在此，我们要注意两种现象：一种是农耕式的艺术知识分子的艺术价值取向，另一种是买办艺术知识分子的艺术价值取向。所谓农耕式的艺术知识分子，有浓厚的书斋情结，崇尚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的民族自恋式的知识生产方式，把自己的工作看得无比神圣和纯粹，把自己小天地里的一块颜色、一根线条的探索扩展为全世界的命脉。我不是批评这种个人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的不妨害他人的自塑生活都是应该尊重的，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但作为进入公共交流空间的文化产品就不应该是个人的自言自语，而是一个面向所有人的“可能性”的对话和开启的基点，促进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更深入的交流和理解。这样才不是生命资源的乱砍乱伐。而买办艺术知识分子是处在殖民地及后殖民状态之下，第三世界的艺术家以及策划人和批评家所易犯的民族自卑症。这个问题往往掩盖在普遍性以及国际化的背景之下。在实质上，谁拥有“国际化”以及“普遍性”的命名权及发布权，这是由相应的经济主导的权力现实所决定的，而这种“国际化”和“普遍性”也往往带有适应这种强势经济区域的扩张和延伸的需要的现实特征。我们不可否认，强势经济区域在科技、管理、教育、文化发展的历史浓度等等方面的确有许多先进的科学的东西，而这方面的特征所形成的心理优势落在第三世界艺术家及批评家看待自身民族的文化趋势和取向上，便形成了这种买办知识分子的心态。站在所谓“国际化”、“普遍性”的立场上，去扭曲和压制本土艺术的自身发展趋势，把强势区域的潮流更替，当成自身的价值判断标准，同时又把自身塑造成为超越于自身的民族的优势公民，充当着强势区域文化的义务代言人（关于这方面，我曾有专论探讨，见《美术界》98年第1期，此处不赘）。必须明确的是，我并不反对对任何区域的文化交流以及介绍各个方面的专家的具体工作。我主要是指文化价值判断方面的立场问题。我们不可避免地总是处于权力中心与边缘的境况，这是一个必然会产生的现实的国际问题。但是，同时也不应该忘记，中心的权力话语的“普遍性”和“国际化”一旦落实到具体的社会承担者，依然体现为民族的及国家的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那么“普遍性”及“国际化”也便必然是强势区域的权力话语的体现形式。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地域意识在本土艺术价值的体现方面，也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者可以说，本土艺术在进入国际对话，尤其是对权力话语提出自身的价值论基础，从而确立自身的实质性意义，具有着核心的作用。它从根本上决定，本土艺术是从我们的生命血液和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基因中生长出来的当代人生存模式的可能性之一。三、当代艺术的地域性价值不要以为互联网和卫星传输所构筑的交通方式，会把地域的差异消灭得无影无踪，更不要以为“地球村”的概念可以把人们挤到同一个广场举行同一个问题的演讲。恰恰相反，对话渠道的畅通和人们从同一平台上起步的“对话”，将需要每一个对话者都必须“有话可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取决于这样两个前提，即生命感受的不可复制性和地域性价值的历史资源；二者的融合所形成的每个地域的文化资本是我们创造当代文化价值的“母语”。也可以说，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地域性的差异不仅存在，而且还是人们创造国际文化交流空间的兴奋点的资源和激发素。一方面，地域性的价值是某一区域的人们经过漫长年代的文化积淀，形成的他们对生命的特殊态度和价值观。每一种生命的内涵都是另一种生命内涵的补充，从而组成多元多极的区域化生存区间；另一方面，这种区间不是分割的，更不是封闭的，而是把独特的生存态度开发为可以进入公共交流和对话的当代文化形式。所以，当代艺术的地域性不是区域性，而是以区域性为基点的国际性的交流方式。当代艺术的地域性更不仅仅是民族性，它是民族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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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8年5月第18卷第5期科技期刊南方土壤酸沉降敏感性研究*Ⅵ.固相组成与酸缓冲性能仇荣亮 张云霓 莫大伦(中山大学环境科学系，广州 510275)摘要 通过连续提取方法研究了土壤固相组成对酸沉降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土壤质子缓冲反应的类型不同，因此缓冲容量及缓冲强度等指标也有较大差异.有机质对酸缓冲反应存在双重影响，取决于土壤原始pH值及盐基组成状态，活性氧化物酸性水解是低pH条件下重要的质子缓冲反应，而晶态氧化物也参与了缓冲反应，但受制于活化反应速率.除了土壤固相组成、种类和含量外，各组成之间的结合方式和相互作用也是影响酸缓冲性能的重要原因.关键词 土壤敏感性；酸沉降；固相组成.SENSITIVITY OF SOIL TO ACID DEPOSITION IN SOUTH CHINAⅥ. SOIL SOLID COMPONENTS AND ACID BUFFERING CAPACITYQiu Rongliang, Zhang Yunni, Mo Dalun(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Zhongsh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ABSTRACT The effects of soil solid components on soil sensitive to acid deposition were studied by sequential extraction method.The soil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main acid deposition region in south China including red soils,latored soils,latosoils,yellow soils (ferrallisols),rendzinas,red limestone soils,coastal solonchak and vertisol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cid buffering capacity and acid buffering intensity differ greatly among soils studied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types of proton buffering reactions.Two kinds of effects of organic matter revealed depend on soil original pH and exchangeable cation composition.The hydrolysis of the activated oxides was a very important proton buffering reaction at low pH.The crystalline oxides also took part in the buffering reactions,but restricted by the rate of activation reactions of oxides.Meanwhile,the interaction and combination of soil solid components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on soil acid buffering capacity.Keywords soil sensitivity,acid deposition,soil solid components.土壤对酸雨的敏感性研究至今尚缺乏统一完善的指标评价体系，国内对长江以南土壤酸沉降敏感性也存在不同看法［1］.我国南方主要酸沉降区大面积分布的铁铝土及铁硅铝土，其CEC及BSP易随环境条件而改变，并不能作为衡量敏感性的主要指标［2］，同时土壤各种组成在不同pH阶段均可能参与质子缓冲反应［3］，因此土壤固相组成特性应是土壤缓冲性差异的根源，也是对南方土壤敏感性评价分歧的本质所在［1］.本文尝试从土壤固相组成的连续提取来研究土壤中各组分对缓冲性能的贡献，旨在进一步探讨土壤酸沉降敏感性机制.1 材料和方法1.1 样品采集及其理化性状表1 供试土样环境条件及其理化性状Table 1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s编号土壤类型采样点母质pH值有机质g/kg粘粒，g/kgCEC，cmol/kg游离Fe，g/kg游离Mn，g/kg活性Fe，g/kg活性Mn，g/kg粘土矿物含量(%)MnotKaoIIIi1.4nm矿物石英1红壤广东韶关森林公园第四纪红土4.2643.88526.4411.2091.210.325.250.07055.517.317.69.52赤红壤广东广州白云山花岗岩4.239.86340.115.2447.730.201.880.04077.91.85.94.43黄色砖红壤海南琼海花岗岩5.0626.74220.243.5422.770.091.830.23056.823.64.315.34黄壤四川重庆南山公园砂页岩4.124.63204.4910.7732.811.380.620.04055.832.0012.25滨海盐土广东汕头龙湖区滨海冲积物8.554.5524.7227.847.250.372.120.11023.635.329.511.86黄色石灰土贵州贵阳花溪公园第四纪冲积物7.6434.26439.3134.0555.872.139.001.04024.619.244.411.87红色石灰土广西柳州鱼峰公园石灰岩7.9822.67320.8432.10334.831.444.390.641.643.536.518.308变性土广西百色第三纪页岩8.1637.70631.8053.8453.431.964.361.7750.919.919.39.90样品主要采集自我国南方主要酸雨沉降区，并根据课题需要，采集了其它主要土壤类型，以期得出较为全面合理的结论.样品采集及基本性质见表1.1.2 样品制备通过选择性去除土壤固相组分后，共制得5组土样.首先取A组(原样)样品加30%H2O2反复处理至无反应后，加热去除多余H2O2，得B组土样(去有机质)；分别取A、B组土样一份，加入0.2mol/L的H2C2O4-(NH4)2C2O4(pH=3，水土比=25/1)，遮光振荡2h，离心分离后得C组土样(去活性氧化物)和D组土样(去有机质+活性氧化物)；再取D组土样，加入0.2mol/L的H2C2O4-(NH4)2C2O4+Vc溶液(pH=3，水土比=25/1)，遮光振荡2h，离心分离得E组土样.B、C、D、E组土样先用去离子水洗涤，再加入1mol/L CaCl2溶液振荡1h，制成钙饱和土壤，再反复离心水洗至无Cl-为止，土样低温烘干，磨细过20目筛，即得到各组实验样品.1.3 土壤酸缓冲能力的测定取各组样品10g置于50mL小烧杯中，加无CO2去离子水25mL，测定原始pH值后，用0.1mol/L H2SO4溶液调整悬浮液pH至3.0，放置24h后测其pH回升值，再用H2SO4回滴使悬浮液pH回降至3.0，重复上述步骤，直至24h后pH回升差值＜0.15单位为止，记录每次悬浮液pH回升值、历次消耗酸量Qx、,累积加酸量Q及实验持续时间.2 结果和讨论2.1 表观缓冲能力由表2和图1可见，变性土和石灰土(No.8、,No.6、,No.7)的累积加酸量远高于其它土壤，表明其具备较大的酸表观缓冲容量.这类土壤原始pH值较高，土壤盐基交换离子含量丰富，CEC值及粘粒含量均远高于地带性土壤.变性土和石灰土Q值的差异主要由于前者粘土矿物组成以蒙脱石为主，粘粒含量高达631.80g/kg,因此缓冲能力和交换点位均大于以伊利石或1.4nm矿物(主要为蛭石)为主的石灰土.同时这两类土壤的酸缓冲强度指标Q/ΔpH也高图1 A组土壤累积酸量Q随时间变化动态Fig.1 Changes in accumulative volume of sulfate acid with time in original soil Sample (Group A)于其它土壤，Q1/Q值均大于0.5，表明该类土壤质子缓冲反应是以反应速度快的碳酸钙平衡反应和盐基离子交换反应为主，缓冲能力强，但易于达到平衡.滨海盐土尽管粘粒含量低，但由于原始pH高，土壤中有较多的中碱性盐存在，故缓冲容量Q仅次于石灰土和变性土，但其Q/ΔpH值较低，同时Q1/Q值高达0.77，显然其质子缓冲主要通过土壤中的中碱性盐的中和反应，很快便可达到平衡.地带性铁铝土纲系列Q值均较低，其中以长期遭受酸雨危害，土壤砂性较强的重庆黄壤最为明显，仅为1.05mL,但这类土壤Q1/Q值均低于0.50，土壤缓冲过程以反应速度相对缓慢的氧化物酸性水解为主，比较而言，交换盐基离子所起缓冲作用不大，因此难以迅速达到平衡，土壤缓冲容量与持久能力主要取决于土壤氧化物的种类与数量.显然，由于不同土壤缓冲反应类型的差异，并不能单从酸缓冲曲线［2］对酸缓冲能力进行全面的评价，表观缓冲体系也必须考虑时间因素.表2 不同处理土样酸缓冲能力Table 2 Acid buffering capacity of soils treated differently土壤号及类型A组B组C组D组E组Q,mLmLQ,mLmLQ,mLmLQ,mLmLQ,mLmLNo.1红壤2.322.070.414.163.360.212.532.270.38No.2赤红壤2.061.860.272.911.850.221.921.210.362.801.510.262.481.250.33No.3砖红壤3.711.890.277.002.780.192.090.830.562.580.640.501.310.650.61No.4黄壤1.050.970.502.031.200.341.330.760.531.750.830.441.390.790.49No.5滨海盐土9.201.670.777.921.400.694.690.810.834.240.740.731.670.300.87No.6黄色石灰土15.603.460.5410.113.080.413.072.060.443.862.040.332.671.630.27No.7红色石灰土18.493.310.5116.503.610.383.861.690.43No.8变性土55.9211.030.7345.779.360.739.902.910.272.2 有机质对缓冲作用的影响由表2可见，pH值高于7.0的偏碱性土壤由于含丰富的盐基离子，有机质多以Ca-腐殖质结合态存在，有机质去除后，大量可缓冲外源H+的有机交换体消失，土壤缓冲容量下降，同时缓冲强度因子Q/ΔpH也随之下降.这种现象在No.6、,No.7和No.8中表现最为明显，而No.5缓冲容量的减少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碱性盐类在样品处理过程中减少的缘故.地带性的铁铝土由于BSP值较低，有机质的去除使土壤酸性物质相对减少，即降低了土壤总ANC的数量［4］，同时有机物质的去除使得很多粘土矿物或氧化物交换点位得以暴露，成为外源质子新的缓冲源，因此缓冲容量及缓冲强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图2 B、D、E组累积酸量比较Fig.2 Comparison of accumulative volume of sulfate acid in group B,D and E由图2可见，较原样相比，有机质的去除使pH回升值＜0.15单位的历时都有程度不同的延长，这是由于有机质表面巨大，且均可看作外表面，因此缓冲反应可以较快地达到平衡，去除有机质后一方面增加了内表面的相对比例，另一方面低pH条件下氧化物的缓冲反应速度也远低于有机物质，使得土壤溶液pH值稳定时间均有程度不同的提高.这个特点从Q1/Q值程度不一的降低可得到较好的反映.2.3 氧化物对土壤缓冲能力的影响Ulrich认为［3］,pH低于4.2后，土壤中的氧化物均可能通过水解反应参与质子缓冲反应.由图2可见，与B组相比，D组土壤的酸缓冲容量(QD)均低于B组酸缓冲容量，活性氧化物含量越高差异越明显，说明氧化物在低pH条件下确是质子缓冲的重要反应.但由于土壤固相组成及其联结方式的复杂性，同时化学浸提可能对有机胶体和无机胶体产生活化作用，如改变以可变电荷为主的铁铝土纲土壤的表面电荷类型或离子吸附特点，处理后暴露的胶体表面成为质子新的缓冲源等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连续提取实验结果的专一性解释.从保持有机胶体，直接去除活性氧化物的C组实验结果看，部分土壤的缓冲容量值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略有增加，这在长期遭受酸雨危害的铁铝土中尤为明显，其原因一则因为其活性氧化物含量低于其它土壤(No.4)，或氧化物与酸沉降的SO2-4形成桥键结合态，影响了缓冲能力，另一方面，去除活性物质相反可“解放”部分被氧化物束缚的物质或有机质，增加吸附交换点位，而使其缓冲时间及容量略有增加.E组与B组及D组比较，可以反应出游离态氧化物或晶态氧化物对土壤缓冲能力的影响.从图2可以看出QD均略高于QE，表明晶态氧化物被去除后，土壤所能承受的总酸量减少.晶态氧化物对土壤缓冲能力具备一定的正效应，这种正效应一方面来自晶态氧化物低pH条件下水解作用的增强，另一方面，作为包裹态的晶态氧化物被去除后，土壤交换点位增加也是重要原因.但是D组与E组两条曲线很接近，表明晶态氧化物对缓冲能力的影响主要受制于活化反应的速度，氧化物活化度越小，则QD与QE的差异越不明显.因此晶态氧化物对酸缓冲反应的贡献应从更长的时间周期去研究，与粘土矿物相同，应是土壤酸次级缓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4 结论1. 土壤的缓冲能力与其固相组成有关，不同组成的土壤对质子缓冲的主要反应类型不同，变性土和石灰土尚处于碳酸盐和盐基离子交换缓冲范围，其缓冲容量和缓冲强度指标均较高，易于达到平衡状态.铁铝土壤中氧化物酸性水解是缓冲质子的重要反应，尽管缓冲容量相对较小，但缓冲持久能力较强.2. 有机质对质子缓冲反应的影响取决于有机质的存在状态，如果土壤盐基含量高，CEC大，pH值处于碱性范围，则有机质是重要的质子缓冲源.但对酸性铁铝土而言，去除有机质使土壤总ANC减少，且增加了矿物质的交换点位，缓冲容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3. 活性氧化物在低pH条件下的水解是重要的质子缓冲反应，氧化物活化度大，活性氧化物含量高的土壤在去除活性氧化物后，缓冲容量明显下降.相较而言，晶态氧化物对土壤表观缓冲体系的贡献不大，其缓冲能力主要受制于活化反应的速度，因此，与粘土矿物组成相同，晶态氧化物酸缓冲反应需经历更长的时间周期，应是土壤次级缓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 除了土壤固相组成、种类和含量外，各组成分之间的联结方式和相互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去除某一组分后对结果的专一性解释，同时化学浸提所导致的土壤胶体活化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精确度.参考文献1 仇荣亮，吴 箐.酸雨及土壤对酸雨敏感性的研究进展.现代土壤科学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4：747―7502 王敬华，张效年，于天仁.华南红壤对酸雨敏感性的研究.土壤学报，1994，31(4)：348―3543 Ulrich B.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component of siol acidification.Z Pflanzenernnahr Bodenk，1986，149:702―7124 Norton S A,Lindgerg S E,Page A L(eds.) Acid deposition (Volume 3):Siols,aquatic processes and lake acidification.Springer-Verlag,19895 刘全友.模拟酸雨对森林土壤风化影响的研究.环境科学学报，1993,13(1)：32―376 廖柏寒，李长生.土壤对酸沉降缓冲机制探讨.环境科学，1989,10(1)：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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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外长会议通过巴勒斯坦问题决议草案新华社开罗５月２４日电据埃及中东通讯社报道，阿拉伯外长会议２３日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以色列争端决议草案，强调面对以色列的侵略和扩张阴谋，必须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决议草案是在２３日夜间结束的阿拉伯外长会议的秘密会议上通过的。草案强调阿拉伯国家全面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斗争。这份草案将提交给５月２８日在巴格达举行的阿拉伯紧急首脑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犹太人移民问题，决议草案反对向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移民，并指出这是对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新的侵犯，是对阿拉伯民族安全的严重威胁。决议草案要求结束苏联犹太人移居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它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决议草案呼吁世界所有国家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援助和贷款并停止为被占领土的移民定居提供便利条件。草案强调，应当举行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平会议，支持以巴勒斯坦和平倡议为基础的全面解决中东问题方案。决议草案还谴责美国国会关于把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决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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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5期 Vol.24 No.5 1998离散非线性时变系统开闭环PI型迭代学习控制律及其收敛性皮道映 孙优贤摘 要 对于具有重复运动性质的对象，迭代学习控制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方法.针对一类离散非线性时变系统在有限时域上的精确轨迹跟踪问题，提出了一种开闭环PI型迭代学习控制律.这种迭代律同时利用系统当前的跟踪误差和前次迭代控制的跟踪误差修正控制作用.给出了所提出的学习控制律收敛的充分必要条件，并采用归纳法进行了证明.最后用仿真结果对收敛条件进行了验证.关键词 迭代学习控制，非线性时变系统，收敛性.AN OPEN-CLOSED-LOOP PI-TYPE ITERATIVE LEARNINGCONTROL SCHEME FOR DISCRETE NONLINEAR TIME-VARYING SYSTEMS AND ITS CONVERGENCEPI DAOYING SUN YOUXIAN(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Industrial Control Technology,Institute ofIndustrial Process Control,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Abstract 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he control of processes that are repetitive in nature.In this paper,an open-closed-loop PI-type 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 scheme for the precise tracking control of a class of discrete nonlinear time-varying systems over a finite time interval is presented.The scheme updates control input with tracking errors of both current and last iterations simultaneously.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 which guarantee the convergence of the scheme are given and then proved with inductive method.Finally,the conditions are verified with simulation results.Key words Iterative learning control,nonlinear time-varying system,convergence.1 引言由于迭代学习控制简单有效，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1－3］.本文研究如下具有重复运动性质的离散非线性时变系统(1)式中xk(i),uk(i),yk(i)分别为系统第k次运行时在i时刻的状态值、输入值和输出值；f，g，D为具有适当维数的矩阵或矩阵函数.要求系统在时间区间［0,N］上跟踪期望输出yd(i)，所提出的开闭环PI型迭代学习控制律为(2)式中Lj(i)为系统在i时刻的学习系数矩阵；δyk(i)=yd(i)-yk(i)为系统跟踪误差；α为开闭环结合系数.本文给出并证明了系统(1)，(2)收敛的充要条件.2 开闭环PI型迭代学习控制的收敛性定理1.设被控系统(1)在时间区间［0，N］中的任一时刻i均满足下列条件1)f，g连续；2)存在理想控制ud(i)使得系统的状态和输出为期望值xd(i),yd(i)且ud(i)唯一；3)每次重复运行时的初始状态误差｛δxk(0)｝k≥0为一收敛到零的序列；4)矩阵〔1+(1-α)L0(i)D(i)〕是可逆的(其中：I为适当维数的单位阵)；5)Lj(i)有界(j∈［1,i］).则对任意初始控制u0(i)，系统(1)，(2)收敛的充分条件为ρ(〔I+(1-α)L0(i)D(i)〕-1〔I-αL0(i)D(i)〕)＜1, i∈［0,N］ (3)式中ρ(.)表示谱半径.收敛的必要条件为ρ(〔I+(1-α)L0(0)D(0)〕-1〔I-αL0(0)D(0)〕)＜1. (4)证明.先证明充分性，定义辅助函数［1］(5)由条件1)有(6)令δxk(i)=xd(i)-xk(i),δuk(i)=ud(i)-uk(i)，根据式(1)，(2)，(5)及条件4)可得δxk(i+1)=f1(i,δxk(i),δuk(i)), (7)δyk(i)=g1(i,δxk(i))+D(i)δuk(i), (8)(9)用归纳法证明学习控制收敛.当i取集合［0］中的任一元素，即i=0时，由式(6)，(9)，条件2)，条件3)，条件5)及文献［1］中引理3.7不难推得(10)设当i取集合［0，1，…,m］中的任一元素时开闭环PI型学习控制是收敛的.即(11)则当i取集合［0,…,m,m+1］中的任一元素时，要证明开闭环PI型学习控制是收敛的，只需证i=m+1时开闭环PI型学习控制是收敛的即可.由式(6，7，11)有(12)由式(6)，(9)，(11)，(12)、条件5)及文献［1］引理3.7可推得(13)由式(12)，(13)及条件2)有(14)由式(10)，(11)，(14)可知开闭环PI型学习控制是收敛的.充分性得证.再证必要性.用反证法，设系统(1)，(2)收敛且式(4)不成立.由条件1)，取学习控制的理想初态情况δxk(0)=0 (k=0,1,2,…),由式(6)，(9)有δuk+1(0)=(〔I+(1-α)L0(0)D(0)〕-1〔I-αL0(0)D(0)〕)k+1δu0(0). (15)因式(4)不成立，故靓u0(0)≠0使得δuk+1(0)≠0(k≥0),这与假设学习控制收敛矛盾.注.根据文献［1］的研究结果，在ρ(.)较小时系统收敛速度较快.因此应选择合适的α值，在满足定理条件4)的前提下使ρ(.)的值尽可能小.3 开闭环PI型迭代学习控制仿真设被控非线性时变对象的动态方程为要求在t∈［0,8］内跟踪期望输出取由于ρ(〔I+L0(i)D〕-1)=2.291＞1,ρ(I-L0(i)D)=2.4365＞1，故单独采用开环或闭环PI型学习控制时系统都将是发散的；而ρ(〔I+(1-α)L0(i)D〕-1〔I-αL0(i)D〕)=0.471＜1，因此采用开闭环PI型学习控制时系统将是收敛的，仿真结果(图1)表明系统经过7次迭代学习控制后达到跟踪目的.图2给出了参数α变为-0.3后的仿真曲线，此时ρ(〔I+(1-α)L0(i)D〕-1〔I-αL0(i)D〕)=0.656,系统经过30次迭代控制后达到跟踪目的.这些仿真结果证实了前一节理论判断的正确性.图1 α=-0.48时每次迭代的跟踪误差绝对值总和变化曲线图2 α=-0.3时每次迭代的跟踪误差绝对值总和变化曲线4 结论容易看出，文献［1］的定理4.3，4.7，4.13，4.15和文献［2］的定理1均为本文定理1的特例.理论分析和仿真结果表明：开闭环PI型迭代学习控制律的收敛条件与状态方程的具体形式无关；在矩阵Lj(i)(j≠0)有界的条件下学习控制收敛与否与这些矩阵元素值的大小无关；参数α对学习控制收敛的速度有直接的影响.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业控制技术研究所 杭州 310027)参考文献1 林辉.迭代学习控制理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安：西北工业大学自动控制系，19922 皮道映，孙优贤.离散非线性系统开闭环P型迭代学习控制律及其收敛性.控制理论与应用，1997，14(2)：157-1613 Heinzinger G et al.Stability of learning control with disturbances and uncertain initial conditions.IEEE Trans.Autom.Control,1992,AC-37(1):110-114收稿日期 1996-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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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23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114～122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200004 【 标 题 】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 作 者 】刘树成 【作者简介】刘树成，194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近年来，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的大背景下，“软着陆”之后的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但经济增长 率已连续几年呈下滑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正处在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和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三大转换的交叠重合使经济回升的难度明显加大。作者认为，经过这一轮重大调整，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与波动将可能出现“缓起缓落”与“长起短落”的新态势。【关 键 词】经济增长与波动/“谷―谷”法/三大转换/微波化 【 正 文 】 一、改革前后中国经济波动的比较经济的周期波动，既不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现象，也不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范畴，亦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独具的特征。正如马克思指出，它是“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4页。）就一般商品经济来说， 卖与买的时空对立，即供与求的时空脱节，只是包含了经济周期性地发生危机或波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133页。）在经济周期波动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中，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关系就是现代机器大工业逐步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力量。现代机器大工业的特点在于，它使生产规模具有巨大的、突然跳跃式的膨胀力和收缩力。而这种膨胀力和收缩力在农业、牧业及工场手工业为主的社会中是不具有的。因为农业、牧业和工场手工业，其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比较缓慢。特别是农牧业，其生产过程的周期较长，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可能像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那样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大规模地、突然跳跃式地膨胀和收缩。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产生了现代的经济周期波动。当然，经济体制、经济总量规模、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一系列经济体系的内在因素，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重大的科技进步、国际经济动荡、严重自然灾害等一系列外在的冲击因素，都会给经济周期波动带来影响，使每一轮波动或不同时期的波动具有不同的特点。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没有两个经济周期是完全一样的。但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不是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但可以看得出它们属于同一家族。”（注：〔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之后，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入工业化历程，由此也开始了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社会生产的扩张与收缩、一起一伏的相互交替运动。中国经济的波动，以GDP增长率为代表，从1953 ―1998年的46年中，按照“谷―谷”法划分，共经历了如下9轮波动（见图1和表1 （注：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1 轮波动：1953―1957年，历时5年；第2轮波动：1958―1962年，历时5年；第3轮波动：1963―1968年，历时6年；第4轮波动：1969―1972年，历时4 年；第5轮波动：1973―1976年，历时4年；第6轮波动：1977―1981 年，历时5年；第7轮波动：1982―1986年，历时5 年； 第8轮波动：1987―1990年，历时4年；第9轮波动：1991―1998年，历时8年（其中， 在第1轮和第5轮波动中，包含有两个较小的波动；因1999年尚未过完，本文的考察均截止到1998年）。表1.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波动序号 年份 GDP增长率(%) 波动序号 年份 GDP增长率(%)1953 15.6 1977 7.61954 4.2 1978 11.71 1955 6.8 6 1979 7.61956 15.0 1980 7.81957 5.1 1981 5.21958 21.3 1982 9.11959 8.8 1983 10.92 1960 -0.3 7 1984 15.21961 -27.3 1985 13.51962 -5.6 1986 8.81963 10.2 1987 11.61964 18.3 8 1988 11.33 1965 17.0 1989 4.11966 10.7 1990 3.81967 -5.71968 -4.1 1991 9.21992 14.21969 16.9 1993 13.54 1970 19.4 9 1994 12.61971 7.0 1995 10.51972 3.8 1996 9.61997 8.81973 7.9 1998 7.85 1974 2.31975 8.71976 -1.6附图{图}图1.中国经济增长率的9轮波动（1953―1998年）以上第1―8轮波动，平均每轮波动的时期长度为4.75年，而第9 轮波动期为8年，这一问题我们暂且存而不论。现在，先让我们以1978 年为界（见图2）， 考察一下改革前后中国经济波动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附图{图}图2.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1953―1998年）1.峰位。这是指每轮波动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轮波动的高度，亦即每轮波动中经济扩张的强度。但如果峰位过高，扩张过强，往往会导致其后的波谷过深；而如果峰位过低，扩张微弱，则表明经济增长乏力。每轮波动内的峰位均以适度为好。改革前共有5 轮半波动，其平均峰位即各波峰年份（1956、1958、1964、1970、1975、1978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为15.7％（见图2中最上方的水平虚线）； 改革后共有3轮半波动，其平均峰位（1984、1987、1992年）为13.7％，比改革前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说明， 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盲目扩张性。2.谷位。这是指每轮波动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轮波动的深度，亦即每轮波动中经济收缩的力度。谷位的状况也称作波动的性质。波动的性质有两类：如果谷位为负，即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GDP出现绝对量的下降，称作古典型波动；如果谷位为正， 即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正值，则称为增长型波动。改革前的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改革后均转变为增长型。改革前的平均谷位，即各波谷年份（1957、1961、1967、1972、1976年）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为-5.1％（见图2 中最下方的水平虚线）； 改革后的平均谷位（1981、1986、 1990、1998年）为6.4％，比改革前上升了11.5个百分点。 改革前后相比较，谷位的上升极为显著。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3.平均位势。这是指每轮波动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它表明每轮波动总和的经济增长水平。改革前的1953―1978年，GDP 年均增长率为6.1％（见图2中位于中间的水平虚线）；改革后的1979―1998年为9.7％，比改革前上升了3.6个百分点。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4.波幅。这是指每轮波动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幅度。它表明每轮波动中高低起伏的剧烈程度。波幅可分为上升期波幅与下落期波幅。上升期波幅是指前一轮波谷与本轮波峰之间的离差；下落期波幅是指本轮波峰与本轮波谷之间的离差。改革前的上升期波幅平均为19.3个百分点，改革后为7.7个百分点，减少了11.6个百分点； 改革前的下落期波幅平均为21.7个百分点，改革后为6.8个百分点，减少了14.9 个百分点。改革前后相比较，波幅的减小极为明显。这说明，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稳定性。二、第9轮波动：三大转换的交叠重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第9轮波动。其波动的时间长度为8年， 比前8轮的波动期均长，长在经济增长率的下落期由过去的平均2.5年， 延长至6年。在这一轮波动中，1991―1992年为上升期，1993―1998 年为下落期。其中，1993―1996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注：参见刘国光、刘树成《论“软着陆”》，1997年1月7日《人民日报》。）随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又呈现出了新的特点，这就是：其一，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的世界大背景下，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既没有出现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严重的负增长，也没有重蹈我国历次波动中经常出现的“大起大落”的覆辙；其二，经济增长率虽仍处于较高的位势（7％以上）， 但已出现了连续几年的下滑。那么，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继续下滑，或者说，为什么“软着陆”之后经济增长率的启动和回升难度加大？这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除了东亚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动荡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等国际因素的影响以外，就国内因素来看，归纳起来，可以这样说，我国经济运行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这三者交叠重合的时期，或者说是体制背景转换、增长态势转换、市场环境转换这三大转换交叠重合的时期。（一）体制转轨的深化期经济的波动在向上转折时与向下转折时即启动时和刹车时具有不对称的特点。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体制转轨初期，是“启动容易刹车难”；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有了实质性的深化，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则是“刹车容易启动难”。为什么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和体制转轨初期“启动容易刹车难”？这主要是因为资金约束软化。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初，投资为“财政主导型”，并且财政资金的使用是无偿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初步改革，国有企业实行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拨改贷”和流动资金的“全额信贷”，投资转为“金融主导型”。但银行资金名义上是有偿使用的，而实际上则是“借钱可以不还”，即银行担当了“二财政”或“准财政”的角色，投资由过去的“吃财政的大锅饭”转向“吃银行的大锅饭”。这样，每当经济需要启动时，只要一注入资金，一放松银根，各地区、各部门、各国有企业都会争先恐后地去争夺资金，经济一启就动。而当需要刹车时，各地区、各部门、各国有企业都不愿意立即罢手，惟恐先刹车者吃亏。整个经济的高速扩张，直到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急刹车。这就是说，在原有体制下，资金的闸门易开不易关。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的启动看，每次启动伊始，经济增长率在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非常大。1954―1992年，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年份共17年（见表1）。在这17年中，经济增长率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在3个百分点以下的年份，即微幅上升的年份，只有4年， 占全部经济增长率上升年份的24％；而经济增长率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在3个百分点及其以上的年份，多达13年，占76％，这其中，经济增长率年度之间的上升跳跃在5 个百分点及其以上的年份，即强幅上升的年份，就有9年， 占全部经济增长率上升年份的53％。这就形成了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盲目扩张冲动和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为什么在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刹车容易启动难”？美国著名的研究经济波动问题的学者哈伯勒曾指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不对称特点。他说：“通过银行方面的限制信用，总是可以使扩张由此停顿、收缩过程由此开始的。但是单单凭了使信用代价低廉和供给额充裕的办法，却不一定能使收缩迅速遏止。……由此可见，在高潮转折点与低潮转折点之间，存在着某种参差情况，对向上转折进行解释时所采取的方式，跟对向下转折时所采取的，应有所不同。”（注：〔美〕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对周期运动的理论分析》，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6页。）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 之所以“刹车容易启动难”，主要是因为资金约束硬化，一是借钱必须要还，二是投资必须考虑赢利。当经济波动处于波谷阶段时，投资前景不被看好，不论是银行放贷还是企业借款，都必然要谨慎行事。而当经济扩张需要刹车时，企业和银行都惟恐刹车不及而吃亏。这就是说，在市场机制下，资金的闸门易关不易开。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在“软着陆”的过程中和“软着陆”之后，特别是受东亚金融危机的警示，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速深化，由此，使资金约束由软变硬。资金约束的硬化，一方面，消除了长期以来投资饥渴和盲目扩张冲动的体制基础，对于抑制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具有深远的、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时还不适应的情况。这包括三个方面的不适应：（1）企业的不适应。 一是企业吃惯了“财政的大锅饭”和“银行的大锅饭”，一时还不适应“借钱必须要还”的硬约束；二是国有企业的历史债务包袱很沉重，一时还不能做到轻装上阵；三是，企业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效益、风险责任相对应的激励机制，企业作为独立的投资主体尚未成熟。加之经济增长率的连续下滑和通货紧缩，使投资缺乏赢利的好前景，企业出现“惜借”的倾向。 （2）银行的不适应。一是银行当惯了不负盈亏的“出纳”，尚未形成积极主动地去追寻和判断哪些投资项目能赢利的能力；二是银行亦有沉重的不良债权的包袱；三是银行也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效益、风险责任相对应的激励机制，银行作为商业性的经营主体也尚未成熟，加之投资的前景不被看好，使银行出现“惜贷”的倾向。（3 ）资本市场还处在发育的过程中，远未成熟，因而使直接融资渠道还很狭窄。综合以上分析，本来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情况下就存在着“刹车容易启动难”的不对称特点，加之我国的资金约束刚刚开始硬化，这次“软着陆”之后的启动是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特别是金融领域改革有了实质性的深化、但整个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的背景下的第一次启动，各方面都需要一个适应与完善的过程，这就更加大了启动的难度。由此，我们所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单靠降低利率和放松银根的手段，或由财政力撑整个的启动，都是难以奏效的。要使经济稳健地回升，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微观主体的成熟。这其中，特别是要激活社会与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激活中小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二）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改革前的1953―1978年的26 年里， 为6.1％；改革后，1979―1990年的12年中，高达9％；1991 年到“软着陆”成功之前的1995年，即“八五”时期，更高达12％；1979―1998年这20年中，为9.7％。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我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必然会逐渐累积下来某些经济结构的失衡，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的失衡，即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失衡。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主要是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资本形成与最终消费各自所占的比重，即资本形成率与最终消费率的比例关系。这一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能否顺畅运行的最基本、最综合的比例关系，是比其他的结构问题（如供给面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需求面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等）层次更高或更具基础性的结构问题。（注：参见王洛林、刘树成、刘溶沧《进一步启动经济应着眼于提高最终消费率》，1999年3月10日《经济参考报》；《论如何进一步启动经济》， 《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在投资效益为一定的情况下， 长期而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依托着高的资本形成率，相对应的就是低的最终消费率。如果资本形成率过高，而最终消费率过低，则会引起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的失衡，造成消费市场相对狭小，从而使投资失去目标，整个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运行。图3给出了我国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的 1952―1996年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净出口和误差率三条曲线（注：资料来源：按1952年不变价的计算，使用了最终消费指数和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这两个指数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从中我们看到，最终消费率从1981―1996年呈现下降趋势，在1981年为61.2％，1996年下降为51.4％，下降了9.8个百分点。需要说明的是， 在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中最终消费的绝对额是在不断扩大的，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是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相对份额的缩小。 与此相对应的是， 1981 ―1996年，资本形成率平均高达41％，特别是1993、1994、1995年，更分别高达42％、43％和45％。图4和图5给出了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所绘出的1962―1996年中国、韩国、泰国、日本的总消费率（含统计误差率）、国内总投资率曲线（注：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信息网。）。与我们的周边国家相比，韩国和泰国的总消费率也是长期呈下降的趋势，而它们的总投资率也长期呈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我国和韩国、泰国一样，同属于“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模式。但是韩国的总消费率在1988年降到61％之后，逐渐有了一个上升趋势；泰国的总消费率在1991年下降到64％之后，也保持了一个平稳的态势；而我国的总消费率却一直下降到1996年的56％，这在世界各国已属极低的总消费率了。根据世界银行所列出的有关国家的资料，1996年，总消费率最低的是新加坡（49.5％），我国略高于新加坡，而低于马来西亚（58.1％）、泰国（64.7％）、韩国（65.8％）、印度尼西亚（66.8％）。日本曾在1965―1970年呈现出“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增长态势，这期间，日本的国内总投资率由31.88％上升到39.02％，总消费率由66.72％下降到59.7％。 但随后其国内总投资率呈下降趋势，总消费率呈上升趋势。附图{图}图3.中国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净出口率曲线附图{图}图4.各国总消费率附图{图}图5.各国国内总投资率为了恢复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的正常比例关系，就需要有一个调整过程。在调整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会暂时降低一些，但会为今后的稳健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个调整过程中，要求提高投资效益，控制和降低资本形成率（注意：不是降低投资绝对额），提高最终消费率，以打开国内消费市场，为投资的复苏创造空间。由此，我们可得到的政策启示是：为了提高最终消费率，一方面，要从收入角度入手，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要从支出角度入手，尽快建立有利于降低居民支出预期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激活现有的储蓄。（三）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也必然使综合国力大为增强。我国基本改变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商品短缺状况，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区域性的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局面，这是一项具有根本性、历史性意义的重大转变。所谓“阶段性”的供大于求是指， 一方面， 我国人均GDP 尚处于800美元左右的世界低收入国家水平， 这时的供大于求还只是低收入阶段上的买方市场；另一方面，当前的供大于求是在居民现有和预期收入水平以及现有和预期支出水平上，仅在一般的“吃、穿、用”消费达到阶段性饱和的情况下出现的；再一方面，当前的供大于求是在经济波动处于波谷阶段时出现的。所谓“结构性”的供大于求是指，一方面，当前的供大于求是由于在过去高速增长过程中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因而一部分生产能力出现过剩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在“吃、穿、用”本身由低档次向高档次的升级中，在由“吃、穿、用”低层次向“住、行”高层次的升级中，在由商品性消费向服务性消费的升级中，以及在由一般性产品向高质量、多品种、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升级中，供给结构的变化还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不适应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还远远未达到全面的供大于求的状况。所谓“区域性”的供大于求是指，适合于在城镇使用的一般性消费品虽然出现了饱和现象，但适合于在农村使用的一般性消费品还由于农民收入的限制以及供给方面、服务方面的诸多原因尚没有被满足。阶段性买方市场的形成，给经济的启动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再像过去严重短缺条件下那样高，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则要求由数量型扩张转向质量型、效益型提高。由此，我们得到的政策启示是：要想在供给面有所突破，就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与知识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同时，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上升但尚未达到一个更高、更富裕水平的阶段，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既可推进经济增长、又可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三、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与波动的态势如上所述，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重大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还有一些长期性的重要因素尚未发生变化，或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是：（1 ）基本发展因素。目前，我国人均GDP水平仍很低，仍属低收入国家， 我国经济的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之中。（2 ）城乡二元结构与就业因素。到目前，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推进得较快，而城市化进程则推进得较慢，大量劳动力还附着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很突出。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和城镇下岗职工的增多，给经济增长既带来了压力，又带来了动力。（3）地域因素。我国地域辽阔，有着巨大的、潜在的国内市场，产业结构的梯度推移有着广阔的空间。以上这些因素，是促使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叶仍能保持一个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所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的根本指导思想，以改革促发展，在发展中进行调整，靠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在发展的总前提下，未来几年内，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有可能出现一种微波化的新态势，即“缓起缓落”、“长起短落”。在1953― 1990年的前8次波动中，波动的轨迹总起来说还表现为“大起大落”和“短起短落”。“大起大落”是指在波动的空间幅度方面，峰位很高，谷位很低，改革之后的1981、1990年的两次波谷，其谷位仍然偏低（分别为5.2％和3.8％）；“短起短落”是指在波动的时间长度方面，上升期很短，下落期亦很短。而在1991―1998年的第9轮波动中， 波动轨迹有新变化。一是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变为“大起缓落”，峰位仍很高，但谷位已上升；二是由过去的“短起短落”变为“短起长落”，上升期很短，下落期延长。总结我国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借鉴各国的经验教训，在跨世纪的未来几年中，我国经济的增长与波动应努力实现一个新的良好轨迹：一是由过去的“大起大落”和“大起缓落”转变为“缓起缓落”，使过去那种峰谷反差鲜明、年度间起伏很大的波动，变形为峰谷模糊、年度间起伏较小的波动；二是由过去的“短起短落”和“短起长落”转变为“长起短落”，使景气上升期延长，下落期缩短。我们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波动出现了微波化的新趋势。二战后，在美国经济波动的历程中，已出现过三次较长的景气繁荣期。第一次是1961年2月―1969年12月，历时106个月（8.8年）；第二次是1982年11月―1990年7月，历时92个月（7.7 年）； 第三次是1991年4月―1999年10月，已历时103个月（8.6年）， 目前仍保持着一定的增长态势。特别是后两次景气繁荣期，中间只相隔了很短的几个月，连续起来看，这两次景气繁荣期从1982年11月―1999年10月，共延续了17年。根据美国学者史蒂文・韦伯（Steven Weber）的分析（注：〔美〕 Steven Weber:"The End of the Business Cycle? ", ForeignAffairs, July/August,1997.），美国经济的微波化主要得益于当代经济的6个因素的变化：一是生产的全球化。 它使供求之间的联系跨越了国界，而在全球范围内连通起来。二是金融的全球化。它使资本跨国流动，使资金来源更加多样化。三是就业性质的变化。在就业的产业分布上，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在就业方式上，由终身性就业向时段性就业转变。从而，减缓了就业的波动。四是政府政策的变化，即更有力地推行了市场自由化的政策。五是世界新兴市场的迅速发展。亚洲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六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创新，大大加快了信息传输的速度，提高了信息的质量，使企业的经营决策更加科学化；特别是先进的信息技术系统使企业建立起严密的供给链，将产品的供给和市场需求更加紧密地衔接起来，大大减少了供求在时空上的脱节，减少了库存变化对整个生产的冲击。当然，经济波动的微波化并不等于经济运行将会进入无波动状态。当美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处于二战后的第一次长期景气繁荣时，曾经流行过一本书，名叫《经济周期过时了吗？》，作者的观点是肯定的。然而，接踵而来的便是1970年、1974―1975年、1980年、1982年的4 次经济衰退。在20世纪90年代的这次长期景气繁荣中，史蒂文・韦伯又以《经济周期结束了吗？》为题撰写文章，然而，他的回答并不是说经济的周期波动已不复存在，而是说将趋向微波化。这一结论是可信的，而且未来中国的经济波动也将印证这一点。【责任编辑】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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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外长重申反对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新华社波恩５月４日电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今天在这里重申，苏联反对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成员，主张德国统一与全欧安全体系的建设同时进行。谢瓦尔德纳泽今天上午抵达这里，参加明日在这里举行的第一次美、苏、英、法和两德六国外长讨论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会议。他抵达后对此间第一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说，统一后的德国归属于一个军事联盟将“意味着危及欧洲的稳定”。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寻找一种“折衷办法”。谢瓦尔德纳泽预计，六国外长第一次会晤不会作出“最终决定”，各方将阐述自己的立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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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将提高食品零售价格新华社布拉格５月２４日电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政府价格局负责人德沃夏克２４日宣布，从今年７月９日起，捷克斯洛伐克全国食品的零售价格将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四点六。面粉、肉和牛奶，分别提高百分之三十一，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五十一。德沃夏克说，为了弥补提价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政府决定从７月１日起，对居民实行一定的补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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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8年4月第18卷第4期科技期刊粉煤灰混凝剂的性能研究于衍真 李国忠 傅兴华 戴宝刚(山东建筑材料工业学院，济南 250022)关键词 混凝；粉煤灰；工业废水.PROPERTIES OF FLY ASH COAGULANTYu Yanzhen, Li Guozhong, Fu Xinghua, Dai Baogang(Shandong Institute of Building Materials, Jinan 250022)ABSTRACT The surfacer microstructure of fly ash coagulant, which was converted from fly ash by treatment of acid, was studied using SEM. The adsorption property of the coagulant and the coagulation mechanism of fly ash coagulant from industrial wastewater were investigated.Keywords coagulation, fly ash, industrial wastewater.当前水污染问题已遍及世界各地，特别是城市和工业区附近的水体污染尤为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城市人口密度大、生活废水多以外，主要是来自工业废水的污染.一般城市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占整个废水量的30%―60%，随着各类工业的发展，工业废水排放量还将不断上升.粉煤灰是火力发电厂燃煤粉锅炉排出的废渣.我国电力以燃煤为主，每年约有近亿t粉煤灰排放，其中少部分(20%―30%)用于建筑、交通、土壤改良等方面，其余的大部分堆积废弃，这不仅占用了大量土地，而且严重污染了环境.如何将粉煤灰综合利用，是当今环境科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表1 粉煤灰化学组成Table 1 Chemical of composition of fly ash化学成分SiO2Al2O3Fe2O3CaOMgOSO3烧失量质量分数，%57.9025.207.152.681.330.405.83表2 废水水质Table 2 Quality of the wastewaterCOD,mg/LSS,mg/L透光率(T400nm)，%pH造纸废水1310.5704.30.0410.0制革废水964.31168.50.79.1粉煤灰是具有一定活性的球状细小颗粒，对于水中杂质具有较好的吸附性能.利用粉煤灰对工业废水进行处理可谓以废治废，且处理废水费用低、效果好，这已得到有关科技界的广泛重视.利用粉煤灰对废水处理已有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4］.本文对粉煤灰进行处理后，进行了表面特征、吸附性能及对工业废水处理效果的初步研究.1 实验1.1 实验用材料实验用粉煤灰取自济南电厂，其主要化学组成如表1.实验用废水分别取自济南造纸总厂和济南制革厂，废水水质状况如表2.实验用盐酸、硫酸、FeCl3,Al2(SO4)3购自化工商店.1.2 实验方法将粉煤灰在烘箱内烘干，过325目、170目和80目筛，对废水进行吸附性能实验.实验方法是取废水400mL，加入经筛分的粉煤灰20g，搅拌4h，测定粉煤灰对废水中杂质的吸附量.将100g干粉煤灰分别加入到400mL的盐酸(浓度为2mol/L)、硫酸(浓度为2mol/L)及硫酸(浓度1mol/L)与盐酸(浓度1mol/L)混合液中，在室温下搅拌20min,滤出液体并对滤出液中铁、铝、硅含量进行分析.将滤出的粉煤灰烘干，并用HIACHIs-2500电子显微镜进行颗粒表面观察.用酸处理粉煤灰得到的混合物即粉煤灰混凝剂对工业废水进行处理，处理方法是取500mL废水放入烧杯内，加入适量混凝剂并使pH值调至中性，搅拌5min，倒入800mL量筒静置30min，观察上清液高度.测定废水的固体悬浮物除去率、COD除去率、色度除去率等.并与FeCl3混凝剂、Al2(SO4)3混凝剂的处理结果相对比.2 实验结果及分析2.1 对粉煤灰的处理结果与分析利用不同细度的粉煤灰对工业废水中杂质进行吸附，吸附性能实验结果如表3.表3 粉煤灰细度对吸附性能的影响Table 3 Effect of size of fly ash on its adsorption property粉煤灰细度过325目筛过170目筛过80目筛原状粉煤灰吸附量，mg/g29211622表4 铁、铝、硅在酸中的浸出率Table 4 Rate of draw-off Fe,Al,Si in the acids质量分数2mol/L盐酸2mol/L硫酸1mol/L硫酸+1mol/L盐酸浸出铁，%1.360.561.18浸出铝，%1.962.632.44浸出硅，%1.180.821.08实验表明，颗粒较小的粉煤灰对工业废水中杂质的吸附能力较强，325目粉煤灰的吸附能力比80目粉煤灰的吸附能力高出81.3%.因此粉煤灰做废水混凝剂时应尽量选用粒度较小的细灰.粉煤灰在盐酸、硫酸及硫酸与盐酸混合液中的铁、铝、硅浸出量测定结果见表4.图1 未经处理的粉煤灰颗粒表面Fig.1 Surface of fly ashparticulate without acid treatment is not treated图2 经酸处理后的粉煤灰颗粒表面Fig.2 Surface of fly ash particulate withacid treatment实验表明，盐酸对粉煤灰中铁的浸出效果较好，硫酸对粉煤灰中铝的浸出效果较好.因此我们采用1mol/L盐酸与1mol/L硫酸混合处理粉煤灰.制得的混凝剂，铁、铝、硅均有较高的含量.酸处理后的粉煤灰，表面状况有比较大的变化，电子显微镜照片说明了这一点.未经酸处理的粉煤灰颗粒，其表面比较光滑致密(图1).经酸处理后的粉煤灰颗粒表面变得粗糙，许多颗粒表面出现了孔洞(图2).从废水处理的吸附理论来讲，吸附剂的比表面积越大，吸附效果越好.酸处理的结果增加了颗粒的比表面积，因此可增加粉煤灰颗粒的吸附能力.2.2 对废水的处理结果与分析用酸处理粉煤灰制得的混凝剂分别对造纸废水及制革废水进行混凝实验，处理结果见表5.粉煤灰混凝剂与Al2(SO4)3,FeCl3混凝剂的混凝结果对比见表6.表5 粉煤灰混凝剂对工业废水的处理效果Table 5 Effect of fly ash coagulant on the industrial wastewaterSS去除率，%COD去除率，%色度去除率，%ABCABCABC造纸废水88.989.390.263.664.369.796.296.598.6制革废水90.290.291.064.264.969.996.397.098.9注：A表示用2mol/L盐酸处理粉煤灰得到的混凝剂；B表示用2mol/L硫酸处理粉煤灰得到的混凝剂；C表示用1mol/L盐酸、1mol/L硫酸共同处理粉煤灰得到的混凝剂表6 各种混凝剂对废水的处理结果Table 6 Effect of various kinds of coagulant on the wastewaterSS去除率，%COD去除率，%色度去除率，%abcabcabc造纸废水75.372.490.262.261.869.794.393.598.6制革废水84.481.291.063.362.869.995.493.698.9注：a表示Al2(SO4)3混凝剂，b表示FeCl3混凝剂，c表示粉煤灰混凝剂C.在处理同一种废水时，应保证起混凝作用的主要成份Al,Fe的当量一致图3 上清液高度测定结果1.Al2(SO4)3混凝剂2.FeCl3混凝剂3.酸处理的粉煤灰混凝剂CFig.3 Determination of supernatant altitude由表5看出，混凝剂C对废水的处理效果明显优于混凝剂A和混凝剂B的处理效果.单一硫酸浸渍的粉煤灰，铝浸出量较高；单一盐酸浸渍的粉煤灰铁、硅浸出量较高.二种酸混合后浸渍的粉煤灰铝、铁、硅浸出量均较高(表4).在混凝过程中更易形成高聚络合物.特别从粉煤灰中溶出的活性硅酸，对混凝过程的助凝起较大的作用.由表6可以看出粉煤灰混凝剂的效果明显优于单一硫酸铝混凝剂和单一氯化铁混凝剂.与Al2(SO4)3混凝剂和FeCl3混凝剂相比，粉煤灰混凝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粉煤灰混凝剂可以释放出大量的Al3+,Fe3+正离子.有效降低或消除水中悬浮胶粒的ζ电位，使其脱稳.同时，粉煤灰颗粒经酸处理后，表面形成了许多凹槽和孔洞，能吸附这些脱稳胶粒.第二、粉煤灰混凝剂中含有Al2(SO4)3,FeCl3,AlCl3,Fe2(SO4)3,FeSO4,H2SiO3等多种成分的混凝物质.特别硅酸凝胶的存在，对悬浮颗粒能进行网捕，起到了有利于混凝的吸附架桥作用.另外，粉煤灰混凝剂中的水解物质水解可形成许多复杂的多核络合物，这些络合物不断缩聚反应，逐渐形成了高分子聚合物，随着缩聚反应的不断进行，聚合物的电荷不断升高，这更有利于吸附废水中悬浮的胶体杂质.第三、在混凝搅拌过程中，粉煤灰悬浮于不断产生络合物的废水当中，由于粉煤灰的吸附性，使许多络合物和高分子聚合物将粉煤灰颗粒包裹在中间，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悬浮体.当停止搅拌时，这些包含有粉煤灰颗粒的悬浮体由于容重较大会迅速的沉降，因而提高了混凝的速度.废水处理的上清液高度测量结果如图3.3 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利用酸处理的粉煤灰作为混凝剂对工业废水进行处理，其处理工艺流程如图4.图4 工业废水处理工艺流程Fig.4 Technological process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此工艺流程中主要设备是粉煤灰酸处理设备、搅拌混凝设备与沉淀池，工艺比较简单，设备投资少.参考文献1 吕瑶姣等.粉煤灰表面改性的研究.环境科学，1992，13(4)：452 刘国光等.粉煤灰吸附性能的研究.环境科学研究,1994，7(5)：623 马艳然等.粉煤灰处理含氟废水.水处理技术，1993，19(6)：3554 黄彩海等.粉煤灰基混凝剂的制备及应用研究.环境科学，1995，16(2)：475 王宝贞等.水污染控制工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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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学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9年 第1期 No.1 1999SiCf+p/LY12复合材料口盖板的制备与结构刚度杨德明 潘进 卓钺 万红 费肖卿 尹新方 盛祖铭 钟馥卿 孙继桐摘 要 介绍了利用净成型液相压渗工艺制备的SiC纤维与SiC颗粒混杂增强铝合金复合材料仪器舱口盖板。利用自行设计的热外压装置,考察了口盖板在室温和400℃下外压时的刚度变化情况。结果表明SiCf+p/LY12复合材料口盖板的室温结构刚度比LY12铝合金口盖板提高约50%,400℃下复合材料口盖板的结构刚度比LY12铝合金口盖板提高约80%。主题词 SiC束丝纤维 SiC颗粒 混杂增强 LY12铝合金 外压试验PREPARATION AND STRUCTURAL STIFFNESSOF HYBRID SiC REINFORCED ALUMINUMCOMPOSITE HATCH COVER PLATEYang Deming Pan Jin Zhuo Yue Wan Hong Fei Xiaoqing Yin Xinfang(Dept.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Chemistry,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410073)Sheng Zuming Zhong Fuqing Sun Jitong(Systems Engineering Institute,China Academy of Launch-vehicle Technology．Beijing．100076)Abstract A composite hatch cover plate of aluminum alloy reinforced with SiC fiber and particulate,preparing by a self-sealed liquid pressure infiltration process,has been introduced.By using an external hot pressure test apparatus,the structural stiffness of the hatch cover plate has been eveluated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400℃,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osite plate had an increase of 50% in stiffness comparing with aluminum alloy plate.At 400℃,the stiffness of composite plate increased about 80% more than that of aluminum alloy plate.Key words SiC fiber SiC particulate LY12 aluminum alloy Hatch cover plate External hot pressure test1 引言飞行器仪器舱操作孔的盖板(以下称口盖板)外形类似中国传统的瓦片,其弧形型面是直径大于1m、锥角15°锥面的一部分,母线长160mm,厚度2.13±0.15mm。使用时要求具有较高的比刚度,能在400℃下工作。为发挥连续纤维增强铝复合材料在高温性能方面的优势,利用国防科大多年来研究束丝碳化硅纤维增强铝预制丝［1］、板材及构件［2］的技术基础,并结合口盖板承受外压载荷这一工作条件,采用SiCf+p/LY12复合材料研制了该口盖板,并用热外压试验考核该口盖板0～0.05MPa的结构刚度。2 SiCf+p/LY12复合材料口盖板的制备2.1 材料所用增强剂有两类,一是束丝SiC纤维,系日本碳公司生产的Nicalon纤维,平均直径14μm,每束500根,单丝强度2.5GPa,模量180GPa。二是SiC颗粒,由郑州磨料磨具研究所生产,粒度2.5μm。基体材料采用LY12铝合金。2.2 自密封净成型液相压渗工艺制备口盖板2.2.1 铺层:利用束丝纤维的连续性,首先以一框架为依托进行纤维缠绕铺层,每层纤维缠绕时的纤维束间距及纤维层数预先通过计算作出设计,以控制纤维的体积分数,采用8层对称正交铺层,通过交替改变缠绕时的旋转轴来实现。缠绕毕,放入真空炉中去胶。2.2.2 混杂:纤维坯料置入已配制好的SiC颗粒+聚乙烯醇溶液浆料中,以使SiC颗粒均匀地渗入SiC纤维束内部。待充分浸渍后取出坯料,干燥后得到SiCf+p柔性预制件。2.2.3 组装:将预制件及压渗胎膜组装在一特制的压渗装置内,其中包含上下弧形垫板,柔性预制件、铝合金板(基体材料)和自适应密封垫等。2.2.4 压渗:加热压渗胎膜,使其中的铝合金板溶化,然后转入315t油压机下在敞开式模具内加压,让溶化的铝迅速渗入到SiCf+p预制件中。其特点是在数秒内液态铝与SiCf+p复合并凝固成一整体。待凝固后卸压,取出制成的弧形薄板,最后经线切割和钻孔得到口盖板样品。本工艺的关键在于一专门设计的自适应密封垫。在压头下降的过程中,压头压紧密封垫后,垫圈内部的液铝迅速建立起压力并往纤维束中浸渗。压头继续下降并完成浸渗后密封垫内压力迅速上升,超过了密封垫所能提供的密封压力,使多余的铝液被挤出圈外,待样品达到所需的厚度时,密封能力增强,铝液在压力下结晶,即得成品。本工艺综合了挤压铸造和真空液相压渗两种工艺的优点,通过自适应密封垫的使用,实现了在简单的敞开式模具上获得净成型压渗,简化了模具的加工过程。为了与复合材料口盖板的结构刚度作对比,还加工制作了同样厚度的LY12铝合金口盖板。3 口盖板外压试验3.1 外压试验设备与方法该试验在专门设计的热外压试验装置上实施,该装置的结构和组成如图1所示,其要点是设计一胎具,使胎具内表面与口盖板的凸面侧形成一密封空腔,在其中充压,并测量型面中心点(或附近其它位置)的法向位移。来自压力及位移传感器的信号经过动态电阻应变仪,转换成0～5V直流信号,经A/D转换送于计算机。采用自行设计的12位A/D转换器和自行编制的测试软件,可以得到压力-位移(P-L)曲线,该曲线的斜率可描述口盖板的结构刚度。大量测试曲线的分析表明,在P＜0.1MPa段,P-L曲线近似呈线性关系。根据设计部门的要求,对P=0～0.05MPa段的压力、位移采样值进行线性拟合,拟合直线的斜率K定义为表征口盖板结构刚度的指标。图1 仪器舱口盖板热外压试验装置示意图3.2 复合材料口盖板的室温刚度图2为SiCf+p/LY12复合材料和LY12铝合金口盖板的P-L曲线,复合材料的平均斜率和铝合金的平均斜率分别为0.326MPa/mm和0.213MPa/mm,前者为后者的1.53倍,显然复合材料的结构刚度得到明显提高。另外,两种口盖板的K值变差系数(即标准差与平均值之比)分别为4.6%和6.1%,数值接近,说明就刚度指标而言,两种口盖板的分散性并无显著差别。图2 SiCf+p/LY12及LY12口盖板的压力-位移曲线在混杂增强的情况下,复合材料构件的金相组织如图3b所示。与图3a非混杂复合材料的金相组织相对比,可以看出,由于纤维被颗粒所隔开,分布更均匀,从而消除了纤维相互接触时易于萌生和扩展裂纹的隐患。另外基体也因一定体积分数颗粒的加入增加了新的强化效果。Towata等人［3］利用挤压铸造法制备了SiC纤维与SiC颗粒混杂增强铝复合材料。力学性能测试结果表明,混杂增强的复合材料与单纯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相比,纵向抗拉强度提高约70%,横向模量增加20%。其原因被认为是纤维相互接触的情况得以避免,以及基体得以增强之故。图3 SiCf/LY12(a)与SiCf+p/LY12(b)复合材料的金相组织受力分析认为,口盖板受外压时,控制结构刚度的主要因素为材料的弹性模量,在相同工艺条件下制得的SiCf+p/LY12复合材料单向板材,测得纵向弹性模量为145GPa,横向弹性模量为118GPa,而LY12铝合金的弹性模量仅有70GPa。这一数据可对金属基复合材料口盖板结构刚度的提高作出半定量的解释。3.3 复合材料口盖板400℃下的结构刚度SiCf+p/LY12盖板和LY12口盖板在约400℃时的热外压试验结果如图4所示,复合材料口盖的变形规律与室温时相似,P-L曲线上没有拐点,而铝合金口盖板存在P-L曲线斜率由大到小再到大的过程。口盖板热外压时,凸面受压,板的四周受到约束。随着压力的加大,凸面曲率渐渐变小,口盖板逐渐变为水平状,此时构件内的应力迅速增大(应力与外压力的比值加大),容易超过屈服应力而产生塑性变形。LY12铝合金400℃下的强度由400～500MPa降至40MPa左右［4］,所以曲率减小后材料产生屈服,出现P-L曲线上的平缓段,曲率反转后,受约束的口盖板处于压力加工中的拉伸状态,应力与外压力的比值减小,因而P-L曲线的斜率复又增大。对SiCf+p/LY12复合材料而言,400℃下仍主要以纤维承载为主,没有明显的强度损失,P-L曲线与室温大体相同,显示了连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在高温下的优势。低载荷阶段(0～0.5MPa),口盖板由于面内受压,结构刚度应主要取决于材料的弹性模量。计算结果表明,复合材料口盖板400℃下的结构刚度(平均K值)是室温的0.78倍,下降22%,而LY12铝合金口盖板400℃下的结构刚度仅为室温的0.65倍,损失达35%,两者相比,复合材料口盖板的结构刚度约为LY12铝合金口盖板的1.8倍。混杂增强复合材料可视为连续纤维增强的SiCp/Al复合材料,其弹性模量是纤维和颗粒增强铝基体共同贡献的结果,设纤维模量180～200GPa,纤维体积分数30%,颗粒/铝部分的模量90GPa,400℃时纤维模量不变,后者模量降至65GPa［5］,以这种观点由混合物定则可以估算SiCf+p/LY12的模量由120GPa降至105GPa左右,损失约15%。而铝合金的模量则由70GPa降至54GPa［4］,下降达23%,所以两种口盖板400℃下的结构刚度变化与该温度下材料自身的模量下降比例是相当的。图4 SiCf+p/LY12和LY12口盖板400℃下的压力-位移曲线4 结论本研究开发的净成型液相压渗工艺,能成功地制备出SiC纤维和颗粒混杂增强复合材料仪器舱口盖板,它利用了预制件的柔曲性和纤维的强度,通过自适应密封垫的使用,实现了在敞开式模具内的净成形压渗,可适用于束丝纤维增强铝复合材料构件的制备。利用自行设计的热外压试验装置,可客观地描述口盖板的热外压变形过程。试验结果表明SiC纤维与SiC颗粒混杂增强铝合金复合材料口盖板的室温结构刚度比LY12铝合金提高约50%。400℃下复合材料口盖板的刚度比LY12铝合金提高约80%,说明该复合材料口盖板在高温下更具优势。作者单位：杨德明 潘进 卓钺 万红 费肖卿 尹新方 (国防科技大学材料工程与应用化学系．长沙．410073)盛祖铭 钟馥卿 孙继桐(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北京．100076)参考文献[1]Yang D M,Yin X F,Pan J.Continuous yarn fiber reinforced aluminium composites prepared by ultrasonic liquid infiltration method.J of Materials Science Letter,1993,12:252[2]魏克泰,杨德明,赵恂,姜冀湘.热压SiC/Al复合材料强度及强度保留率.见:第六届全国复合材料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1990,2:45[3]Towata S,Yamada S.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luminum alloy composites with hybrid reinforcements of continuous fiber and whisker or particulate.In:Composites'86:Recent Advance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Kawata K.et al Ed.,Proc.Japan-U.S.CCM-Ⅲ,1986,Tokyo:497[4]王祝堂等译,L.F.蒙多尔福著.铝合金的组织与性能.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88[5]吴运学,张涛.SiCp/LY12复合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力学性能和断口特征.见:第六届全国复合材料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1990,2:68收稿日期:1996年6月3日,修回日期:1997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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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721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84～87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812 【 标 题 】探索新的研究中国的方法论（注：本文摘译自宇野重昭、天儿慧编《20世纪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5月第3次印刷） 一书。宇野重昭系日本成蹊大学校长，日本著名的中共党史研究家。本文原题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国际契机和内在发展论》，现标题为译者所加。）【 作 者 】宇野重昭 【作者简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 北京 100091 【 译 者 】张会才 【 正 文 】 一、国际契机的意义及其限度1、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国际契机考察近现代中国时，抛开西方冲击（Western Impact）这样的国际契机是无法论述其历史的。实际上，它对中国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首先，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当权者认识到，只有以军事为中心的近代化才是中国图存之路。继而来自外国的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冲击，令中国人痛感到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欧，比传统的中国“优越”。中国继续以中华思想美化自己的传统已经不可能了。近邻日本的迅速转变，对中国的冲击更大。效仿欧美实行近代化的日本，特别优先继承了西欧近代化的军事侧面，加之日本大肆宣扬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联合意识，这种冲击已超过欧美对中国的影响。日本的侵略大陆政策在历史上和思想上对中国的冲击之大，超出我们日本人的想象。那么，与鸦片战争后的“西方冲击”和三、四十年代日本的侵略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的冷战对中国的影响如何呢？正值中国业已作为国民国家初步开始自我形成的时候，美国的巨大军事压力和苏联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势，使中国受到更深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深化，同时反复地变换着形式。在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时代，国际影响正从中国的城市向农村深入。当然，60年代末以后世界的政治经济变动巨大，开放的中国确实被卷入其旋涡之中。可以说那是以抗日战争时期那种抵抗方式无法阻止的巨大的物质、金钱和信息的潮流。国际冲击的力量现在正撼动着中国的经济社会。2、改变国内状况的国际契机那么，鸦片战争以来这种国际冲击的力量是怎样改变中国国内状况的呢？首先，鸦片战争以及不平等条约体制的形成，给中国的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进而，受基督教影响的太平天国，由于它否定传统的儒教和孔子的价值，所以给统治基础以冲击。于是，与清朝共有危机感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等汉人官僚为了支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体制，实现同治中兴，掀起了学习外国军事和经济的洋务运动。这对于一直在传统的中华思想下固守的中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近代化的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是复杂而曲折的。进入清末的某个阶段后，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和有限的议会制民主，在中国的革新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层看来，似乎是一种模式。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之后，才出现试图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形势。这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因为戊戌政变和义和团等事件而中断，但是，其后运动中的某些内容由试图起死回生的清朝作为不可避免的手段继承下来。结果是，废止选择精英的固定化科举考试，成立作为实质性的地方议会的谘议局。如果没有日本和西欧的影响，这些新事态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领导人对日本的过高评价中，也有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过于袒护日本政策中害人害己的方面。例如，孙文把日本明治维新的志士们的气概和有关亚洲主义的言论当作中国革命的榜样。然而，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背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逐渐地加重了军国主义色彩。满铁的成立，单方面合并韩国，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在凡尔塞会议上强行继承原德国的在华权益等等，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日本抱有的幻想破灭了。孙文虽然对日本还残存期待，但是已逐渐远离日本转向对弱小民族表示好意的苏联，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蒋介石也迫不得已地体验到了同样的失望。尽管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学基础，很尊敬日本人。不赞同苏联介入中国的蒋介石尽量取悦于日本，处心积虑地让日本的统治者理解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然而，日本接二连三地出兵中国山东，使蒋的良好期待破灭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蒋对日本军人政治家彻底失望了。尽管如此，以扩大权利和消灭共产党为目标的蒋介石，继续采取“安内攘外”这种优先统一国家的方针，企图暂时避免同日本的直接对抗。但是，日本扩大“满洲国”、分离华北工作和卢沟桥事变激起了中国高涨的抗日形势。这终于突破了蒋的统帅能力，此时他的方针对控制局势变得十分有限。当然，如果从他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和统一国家这一以自己的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学角度来看，蒋介石历来的对日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如果考虑中国因外压而发生了形势的变化，已经进入民族意识对社会发挥着重大影响的时代的话，那么显然蒋介石是在逆潮流而动。抗日运动给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站在民族战争前列者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这一结果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交锋中的不败地位。而且，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战后内战中的连战连捷的胜利，成功地统一了全中国。在这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当时的国际契机也给中国的历史以决定性的影响。1949年实现了完全自主独立的新中国，置身于冷战这一国际环境中进行着国家建设。美苏冷战超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当初的预料，建设国民国家尚处在途中的中国不得不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面对国际新事态。对于经济上落后，又因长期内战和抗日战争国土荒废的中国来说，这是残酷的考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层的危机感超出了当时的客观实际，这也不无道理，可是，其结果是悲剧性的。当中国以过分的危机感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时，围绕中国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中国走一条从大跃进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结果，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性地落后于国际社会。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1978年末邓小平举起的经济改革、开放的旗帜适应了世界的潮流。这显然来得过于晚了，于是新路线为实现富国目标不得不经常冒着“过热”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往往犯走过头的错误，每到一定时期必须进行一次自我修正。即便是在比较稳定的时期，这种波浪式发展，也在中国政治中扎下了根。因而，可以说现在中国的发展仍处在国际环境的强大影响之下。3、对以国际契机为中心的历史观提出异议那么，基本上以外来的国际契机为中心描绘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史是否妥当呢？关于这一点，从根本上提出疑问的是科恩的《中国历史的发现》一书（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按照科恩的看法，以往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过分地以欧美的价值观描绘历史。从欧美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来讲，中国的近代无疑是从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开始。而且，欧美人在论述中国的变化和发展时，往往把对欧美人有意义的东西作为认识的对象。从这种观点出发，宛如把适应欧美的侧面当作中国历史的中心来论述。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史是作为“西方冲击”和中国对其“反应”的历史来描述的。事实上，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的自律性，就这样被全盘否定了。而且，欧美学者在论述中国的“传统”和“近代化”时，常把“传统”当作落后的、封建的东西。说起“近代化”就是工业化和民主化所象征的那样，成了积极性和尊重个人价值的源泉。其近代化的模式，尽管没有明说就是欧美式的，但已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在这里，中国始终是被动的，欧美才是解放中国“潜在能力”的历史的主体。那么，符合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呢？那是以中国自身内在发展的东西为基准观察中国的研究方法，是更重视分析不管有无外来冲击中国依然持续发展的因素的研究方法。具体地讲，是把下述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即人口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扩大，知识的传播，起领导作用的一切社会阶层和社会类型的发展过程，中国独特的统治结构及其合法化的逻辑变迁等。如果站在内在发展论立场上，那么权力斗争这些东西逐渐被相对化，普通民众成为历史的主体。笔者很早就对把欧美式近代化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抱有怀疑，我调查了作为近代化恶果的公害的现实及其社会影响。1984年以来多次参加中国农村的调查，这也是因为想最终追求内在式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笔者与科恩的基本想法是一致的，但同时也对他的研究方法提出不少疑问。就是说，在具体地弄清地域的特殊性之后，怎样将其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内在性的东西与外向性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内在发展与外来冲击之间是如何相互触发的？等等。从同时重视中国的内在发展和对其基础带来冲击的国际契机这一观点出发，应该如何具体地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呢？二、以内在发展论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1、毛泽东和“战时共产主义”的继续自1937年开始历时8年的日中战争， 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民族性格。长期的抵抗战，理所当然地提高了现实主义政策的比重。在中国共产党内讲现实主义，是指排除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做法，那意味着重视民族因素。从民族的利益出发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主要部分。于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代表性文章也都着力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民族性格。然而，关于对这个时期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评价，却存在着完全对立的两种见解。一种见解是在中国的民族革命中体现了马列主义的普遍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主的体现，中国共产党试图进行社会改革的减租减息运动，试图将共产党员在政权中所占的比例限制在三分之一以内的三三制、共产党军队官兵自力更生从事生产的大生产运动等，得到了高度的评价。而且，马克思主义的重视人民的理论被认为已发展成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彻底的群众路线。另一种见解则认为当今中国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已有表现。据此观点，毛泽东的小农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成为批判之的。他忌避社会分工的思维方式，将军事与工业、农业进而将知识、文学、艺术一体化，追求建成“小社会”的梦想，这种乌托邦思想不是把重点放在制度或法制建设上，而是放在以毛泽东为顶点的人治上的组织，这些思想都受到了批判。也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其说是中国式民主的象征，莫如说那不过是为了动员群众的政治策略而已。从重视内在发展论的笔者立场来说，哪一种见解都有合理的一面。按照笔者的看法，马列主义本来给中国政治和社会只是带来了表层上的影响，却使传统的东西适应时代要求得到革新和复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中国的传统极其顽强，例如尊重家庭、重视群体、以精英为中心的政治观等，其内容常有少许改变，但在一、二百年这样短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变化。处在长期战争年代，很容易产生集体主义的战时或兵营共产主义。因为中国深感处于危机的状况下，所以更不厌其烦地追求平均主义，一直采取留恋井冈山根据地时代的现货供给制的思考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毛泽东来说，危机状况也还在继续。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迅速崩溃，这大大超出毛泽东等人的预料。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立即陷入同国民党的内战危机之中。同时又加上对核武器的恐怖，使中国对前途的预测极为困难。在好不容易组织近代国家，确定各领域框架的时候，从美苏两国中择其一为盟友的课题已迫在眉睫。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特意采取了“对苏一边倒”政策，这决定了其后中国的发展方向。2、从大跃进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50年代中期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虽已效仿苏联制定了宪法，但从制度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国家体制尚未巩固。朝鲜战争的结果，使中国没有实现统一台湾的既定目标，国民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收复台湾，就没有完成真正的统一。就是说，从国家的角度也好，从民族的角度也好，中国是一个不完整的国民国家。中国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受到了国际上的重压。美苏生产核武器的竞争在五、六十年代达到最高峰，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政策进一步强化。此时，作为靠山的苏联，置台湾的现状于不顾开始实行对美接触政策。这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意识形态上的危机，也是安全保障上的危机。中国一方面开始了中苏论战，另一方面推行大跃进政策。今天看来，那是异乎寻常的方针，这也需要从这种国际关系的视角来考察。当然，这种过激的政策与内在发展论是不相称的。在这个时期中国又以人民公社的名义，尝试着将家庭解体，禁止农民搞副业。这象征性地说明了政策的勉强性。大跃进政策尤其是乌托邦式的东西。这种政策被采纳，是因为有毛泽东的强有力的指导。干部也好，中央的官僚机构也好，都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特别是包括专家在内的官僚机构，在大跃进期间，即便发现政策中有问题，也不能对其进行阻止。因为革命成功后的10年，毛泽东的权威已达到超凡魅力的阶段，他站在中国的传统与无产阶级最高领导人的形象相结合的人治的顶峰。毛泽东的超凡魅力和他对革命理念及发展生产抱有的信心，使改变跃进政策变得困难了。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尝试的失败，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毛泽东在1962年所做的自我批评也只不过是在革命中国的传统中养成的一种走过场而已。60年代初的“调整”政策使中国经济好转，但刘少奇“三自一包”政策被认为是牺牲了革命理念，给毛泽东的梦想泼冷水。美国利用中苏对立，开始军事介入越南，这煽动了中国领导人的危机意识，带来了以继续革命摆脱危机的主观主义。这样，以毛泽东为中心的革命中的革命开始了，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采取了极其革命的形态，同时又极具中国的方式。红卫兵虽然打破了传统，但是“专制的传统却复活了”。点燃那种巨大能量的是毛泽东及其身边集团，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开始不久便超出毛泽东的意图而无法控制了。3、现阶段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方式有些异样。“文化大革命”期间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林彪，由于窥视国家主席的位置而迅速丧失影响。红卫兵所代表的过激的群众运动也几乎消失，只是组织还残存着。尽管如此，1969年后革命高潮时期的激情并未散去。使中国共产党持续保持紧迫感的，应该是主观上的国际危机意识。特别是从珍宝岛事件上看到的中苏正规部队的直接冲突，与中国国内政治的紧张相结合，中苏战争的可能性有了现实感。于是，中国果断改变外交政策，采取对美接近外交和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新外交策略。从中国领导人的主观上讲，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也是迫不得已。1978年以后掌握领导权的邓小平的权力机构，是在这样的中国政治社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以人治为中心的，通过政治、道义和思想进行指导，以有能力的精英集团辅佐“最高领导人”等的政治模式，基本上一样。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也有若干变化。至少符合时代的气氛，按照法制和民主实行统治被提出来，1982年宪法在条文中明确规定当权者和组织的职权范围。在“革命”的意义变得无内容以来，依靠意识形态的统制力大幅度减弱了。这样，巩固了政治体制的中国，开始执行经济改革和开放经济的政策。这一新政策把长期被压抑的中国民众的能量施放了出来。在农村，以生产责任制为开端引进市场原理，使市场、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飞速发展。奖励企业自主权措施使农民企业家、工厂厂长等自下成长起来的重要人物辈出。这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原则上都是自力实现的。政府的工作已转向提出基本方针、选拔有希望的样板加以宣传，进行必要的融资和制定具体法律。从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在取得成功，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同时，贫富差别、地区差别扩大了，犯罪增加了，人生观混乱了。人口的增加也是不断的威胁，耕地的减少和环境的恶化已成为现实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机关尚未整顿，无法有效地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的影响也正在增大。外国的资本、设备、技术和专家正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渗透。乡镇企业也正急速地向外向型转换。人们的意识也正从沿海城市开始逐渐转变。这种现象使政府的控制力相对减弱了。按照内在发展论的观点，应该如何观察最近的中国呢？首先，外国的资本、设备、技术大量涌入中国决不是件坏事。内在发展论并不是孤立主义，更欢迎外来的智慧和刺激。传统的东西只有经过革新获得新生才有希望。但是，以自主、自立、自力为基础却是绝对的条件。从原则上讲，人们的意识在变化是有希望的表现。当然，家庭意识、集体主义、亲戚关系等在50年或100年里不可能消失。当然， 外来知识的冲击将改变其内容。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外国的影响下，经济改革一步步前进是中国所希望的，经济改革本身可以促进政治改革，这是没有疑义的。【责任编辑】高远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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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611 【原文出处】东北亚论坛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30～34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199811 【 标 题 】金正日时代 （注：见《引导21世纪的伟大领袖》，1998年2月21日《劳动新闻》。）朝鲜政治经济前景展望【 作 者 】任明 【作者简介】讲师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朝鲜韩国研究所 吉林省长春市130023 【内容提要】1997年10月8日， 金正日终于继任其父亲金日成的职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这是朝鲜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金日成 时代的结束和金正日时代的正式开始。金正日时代，朝鲜将以“红旗思想”为指导思想，在对其体制不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前提下，积极调整对内、对外政策，使朝鲜逐步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寻找一条富民强国之路。【关 键 词】红旗思想/金正日时代/朝鲜式社会主义 【 正 文 】 1997年10月8日， 一直被朝鲜人民称之为“亲爱的指导者”的金正日，在为祭奠其父亲金日成而设立的“三年守孝期”期满的3个月后，终于正式继任朝鲜的最高职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这是朝鲜劳动党和朝鲜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1945年朝鲜解放以来，近半个世纪的金日成时代的彻底结束和其长子金正日时代的正式开始。金日成逝世以来，金正日在没有其父亲金日成辅佐的情况下单独领导的朝鲜党和国家将如何发展？金正日时代，朝鲜会不会走出一条对内实行体制改革、对外扩大开放之路？面向21世纪的朝鲜前景到底如何？以上这些问题都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本文将探索的问题。本文根据金日成逝世以来，金正日领导朝鲜的情况分析，对朝鲜未来发展前景做一浅略的展望。一、 信仰方面：金正日的“红旗思想”将取代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成为朝鲜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众所周知，60年代以来，朝鲜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金日成倡导的“主体思想”，它的核心内容是政治上的自主、经济上的自立和国防上的自卫，在朝鲜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金日成逝世后，朝鲜不可能总是靠旧的思想来解决新时期面临的各种问题，为此，1995年8月以来，朝鲜就大力宣传“红旗思想”， 指出：“我所主张的‘红旗思想’是在任何环境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自力更生精神。”（注：《高举红旗》， 1993年8月23日朝鲜《劳动新闻》社论；）关于“红旗思想”的本质，1997年1月1日发表的朝鲜党报、军报、青年报的共同社论明确指出：“‘红旗思想’的本质是对领导者的绝对崇拜心，是要同领导者一生生死与共的对领袖绝对崇拜、绝对拥护之精神”。1997年3月17日， 朝鲜的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在《南山的松树将永远绿下去》这篇文章中指出“金亨稷、金日成、金正日是‘万景台的三大伟人’”，并指出：“金日成把金亨稷的‘志远’之意发展成‘主体思想’，金正日将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发展成‘红旗思想’”。可见，金正日的“红旗思想”将逐步取代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成为新时期朝鲜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二、政治方面：为确保金正日的领导地位， 朝鲜将继续宣传金日成永生化论，并掀起一股比过去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对后继领袖金正日的“崇拜热”1994年7月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82岁高龄的金日成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自1945年朝鲜光复以来的50年中。金日成始终是朝鲜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在朝鲜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金日成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朝鲜人民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整个国家处在一个无限哀悼金日成的非常时期。为使朝鲜人民化悲痛为力量，朝鲜劳动党提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口号，并提出：“领袖就是我们党，我们党就是金正日同志”的等式，强调了金日成、金正日和朝鲜劳动党的同等性。朝鲜为了把朝鲜人民对金日成的崇拜转移到金正日那里，强调指出：“领袖（金日成）的将军（金正日）形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而将军以领袖形象引导我们走向胜利”。这样，朝鲜决定把安置金日成遗体的锦绣山纪念宫殿称之为“主体的最高圣地”、金日成的灵堂称之为“太阳象”，决定永远保存金日成遗体，并树立起92米高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永生塔”。1997年7月8日，朝鲜还决定以金日成诞辰的1912年作为元年，制定出“主体年号”，并规定4月15日即金日成的诞辰日为“太阳节”。同时，各大报纸、电视台等新闻媒介大力宣传金正日的伟大之处，在朝鲜的各个机关和公共场所张贴金正日像，万寿台艺术团、血海歌舞团等创作“金正日将军之歌”、“朝鲜将军”等歌颂金正日的文艺作品，1998年2月17日平壤市1万名青少年表演了名为《金正日将军之歌》的大型团体操，从而掀起了一股规模空前的对后继领袖金正日的“崇拜热”。预计，金正日时代，朝鲜对金正日的歌颂将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持续进行下去。三、经济方面：鉴于目前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 朝鲜将原定1994～1996年3年期间的缓冲期改为1994～1998 年或以后更长时间的缓冲期朝鲜在5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达36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和掠夺，以及朝鲜战争的严重破坏，工业瘫痪，农业荒芜，粮食严重不足，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朝鲜中央采取的措施是：集中国内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用行政命令、发挥人民群众主动性、创造性的手段来进行全国的经济建设。而这一举措，在刚刚停战后的特殊环境下，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绩， 1960年朝鲜的GNP仅为46亿美元，人均GNP为438美元，但到1975年分别增长为158亿美元和994美元（注：〔韩〕延河清著：《北韩的经济政策与运用》，1986年，第23页；），15年间分别增长243％和126％。这样，截至1975年，朝鲜的GNP 和人均GNP 一直超过韩国，到70年代末，朝鲜已建设成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比较发达的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进入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朝鲜的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越来越抑制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加之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经济开发战略，使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朝鲜经济出现停滞局面，最终朝鲜中央不得不公开承认，1987～1993年期间的第3个七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均未能完成。朝鲜在1993年12 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6届21次会议上决定，将1994～1996年3年期间定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缓冲期，并推出实行农业第一主义、轻工业第一主义和贸易第一主义的“三个第一主义”的经济结构调整方针。但是，由于朝鲜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国内必须彻底进行体制改革和调整内外政策的必要性，加之过去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援助的减少和连续3 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等原因，目前，朝鲜的国民经济又一次遇到严重困难。据韩国国土统一院报道，进入90年代以来，朝鲜经济一直出现负增长，特别是金日成逝世后，由于能源和外汇不足，工厂开工率只达20％～30％，外债总额高达118亿美元， 朝鲜不得不求助于韩国及国际社会的粮食等其他经济援助以勉强维持现状。按正常情况，从1997年起，朝鲜应实施一个新的发展国民经济的长远计划，然而，直到目前，朝鲜中央还未推出一个新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目标，预计，朝鲜自1994年开始的缓冲期，将在以后继续实施一段时期。四、社会方面：为确保中央到地方的绝对稳定， 朝鲜除对军队建设予以高度重视外，还将继续清除“动摇”分子，打击“犯罪”分子朝鲜十分清楚，一个社会的绝对稳定是该国家长期发展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除高度重视军队建设外，还将以对领袖的绝对忠诚作为首要条件选拨和使用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并坚决镇压“动摇、犯罪”分子。近年来，随着朝鲜人民也逐渐了解到西方国家的文明程度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朝鲜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他们纷纷希望朝鲜走出一条改革、开放和富民强国之路。然而，朝鲜不仅没能摆脱目前国内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反而，其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而朝鲜劳动党只是强调目前朝鲜经济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援助的减少和遭受 3年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上。（注：朝鲜在1993年12月8 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6届21次会议后发表的公报称， 由于“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主义遭到挫折……世界社会主义市场崩溃了……三七计划许多重要指标未能完成。”另外，1998年1月1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的社论也强调目前朝鲜经济遇到困难的原因还在于连续3年遭受自然灾害； ）金正日上台后，在进行人事调整时，强调朝鲜将坚决清除“动摇分子”，以确保中央到地方的绝对稳定。另外，由于目前朝鲜的粮荒和经济衰退导致经济和刑事犯罪剧增，为此，朝鲜更加重视严惩各类刑事和经济犯罪，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五、 体制方面：吸取国际上苏东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瓦解的教训，朝鲜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将坚定不移地走“朝鲜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入9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朝鲜非常不利，苏联解体，东欧诸国纷纷倒向西方，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国内也产生了对“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怀疑，认为目前朝鲜社会主义体制是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的根本障碍。鉴于此种情况，金正日于金日成逝世以后连续发表与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思想有关的文章、著作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就是金正日于1994年11月1日和1997年6月19日发表的“社会主义科学”一文和“关于在革命和建设中固守主体性和民族性的几个问题”这两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金正日指出：“当前社会主义因机会主义者的捣乱，走出一条相当艰难之路，但由于金日成主席开创的主体社会主义理论因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必定取得最终胜利”，“为粉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妄图进行支配的阴谋，使人民大众的自主事业，即社会主义事业有力向前推进，就必须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坚持自主性，发挥自主性。”“在民族自主的原则下，按自己的方式进行革命和建设是固守自主性和民族性的最基本要求”，“喜欢别人的样式，并喜欢模仿他人的习惯绝不是什么负责民族命运的主人翁式的态度”。可见，金正日上台后，朝鲜推行任何形式的体制改革的可能性都是微小的，因为朝鲜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集团主义和个人主义看成是相互矛盾和相互排斥的不能共存的东西，就象金正日自己所说的那样：“对我千万不要抱以任何希望，无论过去多少年我还是彻头彻尾按照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式的领导我国的革命和建设。”（注：《正日峰的红雪花》，1997年2月18日朝鲜《平壤广播》； ）金正日领导者的政治同金日成主席时代的政治在一个水平线上，连0.001毫米距离都不存在（注：《光荣的朝鲜劳动党》， 1997年10月4日朝鲜《平壤广播》评论，1997年10月4～10日第351号朝鲜《周间北韩动向》；），“宁可吃上野菜粥，也要固守社会主义。”（注：1997年1月1日，朝鲜党报、会报、青年报的共同社论；）但是，朝鲜也似乎明白；要想尽快恢复国内经济，单靠“思想战”、“速度战”等的“革命军人精神”、“苦难的强行军”、“最后突击战”是行不通的，必须对过去高度集中的且僵化而低效的管理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有鉴于此，近几年，朝鲜也在农村试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把过去“作业班责任制”改为规模小得多的“分组责任制”，规定每分组完成下达任务之后，剩余部分归分组成员自己所有和分配，允许私人开荒耕作，扩大农民市场，促进商品流通等，而这些举措是有利于朝鲜农村经济发展的，当然也有利于朝鲜人民生活改善和整个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朝鲜过分考虑改革所带来的副作用，预计在未来几年内是不可能实行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的。六、政策方面：迫于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 朝鲜在对其体制不实行改革的前提下，对外将奉行更加灵活、更加主动的有限开放政策，对内将进一步推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首先，从朝鲜对外开放情况看，截至80年代中期，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朝鲜采取经济封锁政策，朝鲜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与前苏联，中国、东欧诸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开始，朝鲜从这些国家获得一些数目不小的经济援助，后来发展到开展对外贸易（主要是易货贸易）及其它形式的合作、交流，但并不多。随着中国、苏联等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朝鲜作为试验，于1984年颁布了“合资经营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甚微。进入90年代，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主持的图们江区域开发计划吸引了朝鲜，1991年11月，朝鲜宣布将罗津、先锋这两个面积为621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自由经济贸易区。其后， 朝鲜还颁布诸如《外国人企业法》、《自由经济贸易地带法》、《外汇管理法》等相关法规，并采取了在中俄边境开办自由集贸市场，利用各种渠道牵线搭桥等积极措施。据悉，截至1993年底，朝鲜与外商在自由经济贸易区签署的协议已达144项，总金额约4.5亿美元（注：《北韩经济论》韩国法文社，第227页；）。金日成逝世后， 朝鲜的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特别是朝美之间达成核框架协议之后，朝鲜的对外开放事业更出现了积极主动的迹象。近年来，朝鲜已将开放区从最初的罗津、先锋这两个地区扩大到南浦、元山、海州、新浦等沿海城市。预计，朝鲜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有可能采取更加主动、更加灵活的措施，将同美、日等西方国家改善经济关系，并通过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积极引进外资，以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其次，从朝鲜产业结构政策的调整情况看，朝鲜在1993年提出了农业、轻工业和贸易第一主义的“三个第一主义”经济发展战略，这一点显然带有调整产业结构政策的味道。50年代中期以来，朝鲜一直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经济开发战略，这在朝鲜半岛分成两半、东西方冷战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截至70年代，由于朝鲜政府对轻工业和农业也没有忽视，这两个部门的发展和重工业的发展并不失调。但是，进入70年代后，由于朝鲜政府对国防工业的支出剧增，重工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轻工业和农业发展严重滞后，造成轻工业品、粮食和副食品严重紧缺的状况。为此，朝鲜于1993年提出上述“缓冲新经济战略”，而这一举措是有利于朝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由上可见，朝鲜基于近年来严峻的经济形势所迫，对国内外经济政策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应当说，这些调整还在试行阶段，其速度也非常缓慢，但毕竟已起动。预计，今后朝鲜在经济政策上更加采取积极而灵活的措施，以寻找摆脱目前经济困境的出路。七、外交方面：为摆脱国际上极其孤立的局面， 朝鲜将把同美、日改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对韩国将采取封锁、务实政策50～60年代，由于东西方冷战，朝鲜半岛处于紧张、对峙状态，朝鲜根据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主体外交原则”，只同前苏联、中国、东欧诸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友好往来。进入70年代，随着国际上由对抗转变到对话，朝鲜也根据政经分离的原则，积极发展同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并同尊重朝鲜主权的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往来，但从没有跟美国发生任何关系，因为“美帝国主义强占南朝鲜和它所推行的侵略政策，是我们民族一切不幸的根源，是阻挠朝鲜统一的根本障碍。”（注：《朝鲜是一个整体》，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进入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东国家不是解体，就是走向西化，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以背叛“社会主义”为由跟原苏联等国家降低或中断一切关系，接着，因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只看重经济利益，朝鲜也开始同这些国家拉开距离。与此同时，朝鲜同美国的关系，因核开发问题再度紧张起来，美国指责朝鲜在平安北道宁边郡研制核武器，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进行严格检查。朝鲜当然坚决否认其指责，并于1993年3月宣布朝鲜进入“准战时状态”。 已有一定进展的朝鲜同日本的建交谈判也于1992年因日本的战争赔偿金、绑架日本妇女等问题告以中断。朝鲜处于国际上最孤立的境地。严酷的现实，不得不使朝鲜改变过去以意识形态为标准的主体外交，逐步转向以民族利益为标准的务实外交，1994年10月21日，在中国等国际社会的多方努力下，朝鲜同美国终于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朝鲜核开发问题的框架协议”，这项协议的签署，对改善朝美关系起了关键性作用。预计，今后朝美之间将主要围绕该协议的具体落实和经济交流问题做出努力。另外，朝日关系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例如，1994年日本神户地区发生地震后，朝鲜政府立即给日本政府发出慰问电，并向朝鲜人总联合会赠款100 万美元，向日本红十字会赠款20万美元，日本也发表“对朝鲜的粮食支援计划”等，预计，在不远的将来，朝鲜必然会同日本进行关于两国建交问题的谈判。然而，朝鲜同韩国的关系，自1991年12月签署《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以来，一直处于冷淡状态。1993年朝美关系再度紧张时，韩国政府持兴奋态度，暗中高兴，而1994年7 月金日成去世时，韩国的金泳三政府未给朝鲜政府发出慰问电，并在三八线上增设武装部队等，引起朝鲜政府的强烈不满。1994年底，朝美签订核框架协议之后，朝鲜认识到解决核问题以及解决半岛统一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并不是韩国，这样，朝鲜就对韩国采取不理睬的态度，特别是韩国总统金泳三于1995年提出“四方会谈”的建议，同意为朝鲜拿出70％以上建设轻水核反应堆的费用后，直到1997年底朝鲜仍不同意与韩国进行对话。这使韩国十分恼火，尤其是1996年9月，朝鲜制造出潜水艇事件之后，朝韩两国人民甚至对半岛的和平统一失去了希望。预计，自1997年底开始的“四方会谈”也解决不了任何实质性问题，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朝韩关系仍将处于时而缓和、时而紧张的不稳定状态。总之，金正日时代的朝鲜，在政治和体制上，预计不会有任何大的变动，仍然奉行金日成时代朝鲜所实施的“朝鲜式社会主义”和对领袖的崇拜等，但在经济及外交方面，朝鲜肯定会推行一条务实的、灵活的政策措施，在国内绝对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将从目前国内各种困境中解脱出来，走出富民强国之路。【责任编辑】李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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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173 【原文出处】戏剧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004-022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 作 者 】谭霈生 【复印期号】199510 【 标 题 】中国当代历史剧与史剧观（中） 主题词 戏剧理论・当代史剧研究二十世纪戏剧再评价【 正 文 】 〔上接１９９３年第４期（上）〕一 关于《武则天》《武则天》写成于１９６０年，是郭沫若的又一部“翻案戏”。根据剧作家自己的表白，此剧受胎于游览洛阳龙门石窟的感受。经过翻查大量历史资料，参照此前别人写过的同题材剧本的经验教训，逐步完成构思，写成后又经反复修改。但是，它却是一部失败之作。这部历史剧的失败，不仅进一步表明藉助戏剧舞台为某一历史人物“翻案”的史学家立场是不可取的，也标示着中国历史剧创作在某种观念的指导下可能导致的后果。武则天是一位复杂的、充满内在矛盾的历史人物。历代史学家文学家对她的评价并不一致。唐代以后，人们对她的非议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指责她杀害宗室重臣，是一个“阴狠毒辣”的暴君；二是骂她是“秽乱春宫”的“淫妪”。宋代的洪迈和明代的李贽却赞扬她是“明君”、“圣后”。由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很多文学作品尊崇前一种评价，致使这位政治家被描绘成“约定俗成”的否定性形象。１９３７年，剧作家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问世。在剧本的《序言》中申明：“在写作《武则天》这剧本的时候，我只集中一点来描写：便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也就是男性中心的社会下，一个女性的反抗与挣扎。”“在写作过程中，武则天这人物，在我的心目中，不过是封建社会下的一个较强的变态女子，她企图以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夺取政权，终因无深邃的政治思想，致不能突破传统的封建努力而失败罢了！”［（１）］显而易见，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宋之的是站在一个新的立场、从新的视角重新观照这一历史人物的经历。在今天看来，剧作家当然有权利从自己选定的角度塑造武则天的形象，并对这一历史人物作出自己的艺术解释，我们也只能根据他对这一构想进行艺术体现的成功度判断这一作品的价值。郭沫若对宋之的的《武则天》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作者是想替武则天翻案，但他却从男女关系上去翻，并明显地受了英国奥斯卡・王尔德的《沙乐美》的影响，让武则天以女性来玩弄男性。这，似乎是在翻倒案了。”［（２）］在我看来，宋之的并没有藉助历史剧作品为武则天翻案的动机，他只是按照自己的解释塑造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而且，这部历史剧与王尔德的《沙乐美》也并无实质上的共同性，它的主旨也不能归之为肯定“以女性玩弄男性”。在郭沫若看来，武则天首先是一位政治家，因而，要为她翻案，只能选定政治斗争的角度。对同一历史人物，不同的作家选取不同的视角，自然是合理的。郭沫若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把武则天塑造成一个政治家的形象，这样，我们也就应该从这一角度去评价它的得与失。历史学家吴晗对武则天的历史功绩有几句概括性的评价：“武则天当权前后的五十年间，生产发展了，土地开发了，人口增加了，疆土开扩了，文化提高了，和外国也有了广泛的交流。而且开元时代的主要政治家都是武则天时代培养的。”这范围广泛的治绩，都可能成为史学家记述的对象，而剧作家则需要从中选取具有戏剧表现可能性的素材。郭沫若试图通过武则天平定叛乱、粉碎篡位阴谋的斗争历程，表现她作为政治家的胆识、才干和气魄。而且，他只写了武则天六十岁前后的六年――她最成熟的年代，并以徐敬业叛变这一事件选择人物、构建情节。徐敬业在公元６８４年在扬州起兵反武，后为大将李存孝击溃，并被其部下杀死。剧中选择的另一人物裴炎，曾受高宗遗诏辅佐中宗，又与武则天定策废中宗、立睿宗，后因谋反被杀死于公元６８４年。这些人和事都有史实根据。郭沫若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把武则天粉碎这叛乱阴谋的斗争作为情节的实体内容，并对几个重要人物进行自己的解释。在剧本中，裴炎是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野心家，而骆宾王则是一个追逐名利、鼠目寸光的文人。他们在剧本中不仅是武则天的政敌，也是品格上的对比。剧作家通过武则天平定叛乱的斗争历程，通过与裴炎、骆宾王的对比，也通过上官婉儿等被镇压者的家属对武则天从仇恨到归顺的转变，通过武则天对她们的态度，把女主人公塑造成一个理想化的政治家的形象。与剧作家在同一时期的另一部历史剧《蔡文姬》相比较，《武则天》在题材、风格上都有不同的特点。《蔡文姬》情节的实体内容侧重于女主人公感情升华的历程，而外在行动则不那么丰富有力；《武则天》从第一幕就让女主人公置身于与叛逆者的正面冲突之中，外部情节则显得更为曲折紧张。《蔡文姬》靠感情的激流冲击、感染观众，而《武则天》则充满了政治性的议论，正象导演焦菊隐（该剧初演的执导者）所说：“每个人物都需要把自己的政治见解说出来，而政治见解是作家不能通过行为的刻划或内心的描写来表现的，只有使人物从自己口中说出来。”［（３）］《蔡文姬》有时可以凭藉内在感情矛盾生发的感染力，弥补缺乏行动外在力度的弱点，《武则天》则由于大量的政治性议论压倒了情节自身的紧张度。自然，政治感情也可以汇聚成激情，而郭沫若的诗人气质往往使人物政治性的议论也饱含着激情。可是，由于政治自身的本质，使得政治感情所能激起的共鸣具有更大的时空制约性，剧本并未能超越这种限度。除此，《武则天》在塑造女主人公形象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值得研讨。这部历史剧所以失败，根本原因也在于此。１．关于历史的可能性有人曾经批评这部历史剧把女主人公过于理想化了，郭沫若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是：“翻案何妨敷粉多”！剧作家对其塑造的正面主人公敷粉美化，并不应一般地加以反对。问题仍然在于：经过美化的人物，其思想、行为是否具有历史的可能性。在剧本中，直接体现这种要求的正在于人物的行为及其动机。郭沫若从多方面叙述武则天“特殊的政治措施”，如“大开告密之门”，选拔人才“不拘资历”、“不问门第”，重视农桑，维护均田制，等等；而且，还把她塑造成一个“不爱身而爱百姓”、“受到人民拥护”的理想君王。她坚持“外举不避怨”的用人原则，把上官婉儿收在身边，也是为了“使有本领的人都能够为天下的老百姓做点事”。剧作家为了给“理想的君王”寻找依据，以此作为人物自身的内在基础，并以她曾提出“劝农桑、落赋徭”等“建言”作为史料依据。然而，某些史实根据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要认真讨论这类问题，不能回避历史观念。尽管武则天出身寒微，但她毕竟是一位君王。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她首先要维护的是封建社会的总体秩序，包括封建等级及政治上的层层从属关系。她可能对这种总体结构进行调剂，以缓和矛盾求得社会的稳定，但不可能去打破这种总体秩序。她可能提出改变封建等级的政治主张，而封建统治者所信奉的经典教义，是把各种变革主张只限定在传统的内部变化，而不能超越这一限度。武则天提出“劝农桑、落赋徭”这一建言，作为一种治国的政策，可能有利于“百姓”的生计，其目的也在于求得政权的巩固。武则天也可能发表“不爱身而爱百姓”之类的宣言，然而，如果剧作家把它看作是她处理政事、广罗人才的真正动机，那就未免过于理想化了。我决不是否定武则天政治主张的开明和治国业绩的卓越，这里要研讨的只在于，武则天作为唐代最高统治者，她的思想、行为是否具有历史的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剧本确实有把现代政治家的美德强加给古代君王的倾向。２．关于道德批判剧作家在引述史料时强调指出：“上元元年（公元６７４年），武后的建言十二事，见《新唐书・后妃列传》。）其中第三条是：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停止征战，代之以道德感化，这当然也是一种政治主张。在某个时期，某种意义上，这种主张也可能有利于国家的建设和民众的安定。然而，剧作家却把“以道德化天下”渗透于武则天的多种政治行为之中，要把“道德”的评语作为武则天与政敌之间品格的对比度，如武则天是“光明正大”的，而她的政敌，则是搞“阴谋诡计”。有的研究家从史料的片面性否定裴炎是野心家、阴谋家这一断言，对此，我们可以不去评说。有人则认为：武、裴之间的斗争只是封建统治者内部的权力之争，而所有封建统治者都是靠阴谋和权术维护其统治，因此，把武、裴斗争解释成搞光明正大还是搞阴谋诡计的对立，是把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现代化了。这种批评固然符合阶级分析的原则，却也不免失于片面。我们并不能断言，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不可能是光明正大的，同时，把政治斗争中的策略手段一律看成是阴谋和权术，更不免过于简单。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在评价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的言行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主体的目的和行为的历史效果。主体的任何社会活动都包含着个人的动机、活动的方式（包括策略手段），等等。列宁说过：“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４）］个人进行社会活动的目的与社会潜在需要的契合度，个人活动在具体时空中所包容的历史发展的可能性，这是保证活动得到成功的基本条件。除此以外，对实现既定目的所采取的策略手段，也是十分重要的。历史的评价不等于道德的评价。用抽象的道德准则去评价政治家的策略手段是否“光明正大”，本来就是不适当的。至少，这已经是用非政治的抽象原则去评价政治家的政治行为。这种评价原则，与其说是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评判古人，倒不如说是没有摆脱中国儒家文化的规范。中国封建社会的价值观，是以一套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统治者都想把自己塑造成道德行为的榜样，同时又把政敌的行为非道德化。武则天与裴炎之间的政治斗争，在裴炎的心目中，自己的行为都是道德化的，而武则天的行为则是违反道德规范的。反之亦然。正如马克思所说：“从道德高尚的庸人方面来说是道德的，从他的敌人来说是不道德的。”［（５）］宋代以后，很多人都曾从道德观念的角度攻击武则天。所谓“秽乱春宫”，是对其伦理行为的攻讦――这是“道学家”们攻击女性惯用的方法；所谓滥杀“皇亲宗室、重臣元老”，也属于此类。郭沫若为她敷粉翻案，力排成见，从根本上否定了“秽乱春宫”的恶名，又宏扬她在政治斗争中“光明正大”的品格及其道德感化力量，可谓是以道德上的肯定来排除道德上的攻击。问题并不在于武则天和其他人物有哪些主张和行为，更重要的则是剧作家对这些行为的解释，或者说，在于他所塑造的形象的实体性意义。上官婉儿可能由于感悟到裴炎行为的不道德以及武则天的道德力量而臣服于后者，她也可能把道德价值看得高于一切；但是，剧作家却不应囿于这种观念去评判武则天与裴炎之间的是非功过，不应以此作为塑造武则天形象的根基。值得注意的是，以封建道德观念作为评价历史人物行为的尺度，在中国史学界曾经是一种普遍性的倾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史学的桎梏。郭沫若在《武则天》一剧中，并未能摆脱这种桎梏。至此，我们的批评仍然滞留于评价历史人物的观念问题，也就是，对剧本的再评价仍然没有超越史学观念的范畴。这种批评当然是不完整的。当我们对剧中主人公的形象进行艺术分析时，却会发现，正是这种观念，连同剧作家为武则天“翻案”的意图以及与此有关的创作动机，影响到形象塑造的成功度。在这部历史剧中，武则天刚刚出场，就置身于一个尖锐、复杂的情境之中：裴炎、骆宾王与太子贤共谋政变计划，宫廷已是杀机四伏；上官婉儿对武则天怀有杀父之仇，武则天毅然把她留在身边，但叛乱者却把她作为实施计划的引线……这一情境规定了主人公行动的方向和范围，使之有可能集中表现一位政治家的胆识、才干、气魄，从而实现剧作家“翻案”的意图。然而，针对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而言，行动本身的丰富性和力度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内心生活的深度与广度。在《武则天》中，剧作家的着眼点是多方面展示主人公的政治作为，正如他自己所说：“武后有好些特殊的政治措施，我在剧本里，差不多都提到了。”然而，无论是具有相当广度的政治主张、政治行为和治国业绩，还是在平定叛乱中表现出的胆识、才干和气魄，尽管可能实现“翻案”的史学目的，但却未能支撑起一个意义深邃的感性形象。主人公的内心生活仍显得过于封闭，过于浅浮。如果说，郭沫若以前创造的历史剧中的主人公形象，诸如聂政、聂＠①、屈原、婵娟等等，都曾以主体的内在激情汇集成较强的艺术感染力；那么，武则天这一形象的内在激情却被梗塞了，而表现出的却是被理性化了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原则。针对为历史人物“翻案”的意图，《武则天》的力度要超过《蔡文姬》（为曹操翻案），但作为艺术作品的感染力却不如后者。原因何在？就在《武则天》诞生前两年，郭沫若自己曾经说过：“历史题材，古典的东西，在解放前可以起到‘借古喻今’的作用，因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都是悲剧的，好人是不可能在旧社会里好好活下去的。”“今天写古典的题材可能有困难。”这里已经表露出创作主体对自己的某种约束，对历史剧创作增添一重顾虑。在５０―６０年代，历史剧创作所谓“借古喻今”的传统，已被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之中，面对这一要求，剧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需要调整自己的立脚点，因而面临不少新的问题。《棠棣之花》和《屈原》等剧目都有“借古喻今”的明确意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剧作家一方面敢于正视历史人物与历史环境的对立，一方面又敢于把创作主体对现实环境的惯怒之情直接熔铸于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形成一股澎湃的激情。在《蔡文姬》中，这种激情已经转化为一种歌颂太平盛世的情调，然而，该剧在表现女主人公从离夫抛子这一情境激发出的内心痛苦时，却仍然有一种感情的冲击力。如果说，这种情感力量来源于剧作家在历史人物身上注入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对现实社会的情感体验，那么，在转入为曹操翻案的主题时，主体的情感体验已被理性的解释所取代，因而失去了真正的感染力。在《武则天》中，剧作家遵循为政治服务这一原则对处理题材的方向进行选择，造就成歌颂性的正剧，而被歌颂的对象，也变成了主体所肯定的某些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的化身。说得更明确些，剧作家把主人公置于精心构想的情境中，只是为了通过一些行动表现一位政治家某些理想化的品格，而把其行动的动机仅仅归之为这些既定的抽象化的品格，因而使其内心生活失去了应有的历史的具体性和规定性。如果说，人的需要是人的本性，那么，人的本性则是历史的生成，而且，它总是借助个性生命得到具体呈现。自我实现也是人的一种需要。武则天与政敌的斗争，广泛而卓绝的治国业绩，“以道德化天下”的宣言，可以都包含看自我实现的动机。如果是这样，在公元７世纪的唐代，武则天作为一个现实的人，她的这一切作为都应源于内在生命活动，而把内在生命变成意志和意识的复杂过程，又必然受历史时代的制约。然而，在剧本中，武则天的完整的内在生命运动却被剧作家所宏扬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净化了，而其意志和意识又被现代化了。正因为如此，这一历史人物就失去了应有的感性的丰富性的具体性，而成为一个观念的化身。二 《胆剑篇》与《王昭君》在中国戏剧文学的发展中，曹禺有着特殊的贡献。在青年时期，他曾以《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等为创作的起点，显示出超众的才华，并把中国戏剧文学推向世界水准。在５０年代，由于人所尽知的原因，他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心态写出的《明朗的天》，不仅已失“大家”风范，而且全然失败。到６０年代初，他转向历史题材。《胆剑篇》和《王昭君》这两部历史剧的问世相隔１７年之久，尽管在中国当代历史剧创作中，它们仍称得上是佼佼者，然而，两者各有致命的弱点，表现出创作主体的内在矛盾。６０年代初，中国处于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在１９６１年前后，以春秋时代吴越战争为素材的历史剧（大部分是戏曲剧目）竟达百部之多，它们的作者大都怀着同样的意图：借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激励当代人奋发图强。由于剧作者简单化地理解“古为今用”的创作原则，往往把当代的思想意识、现行的方针、经济措施等直接塞充古代的故事。茅盾曾经对这类剧目的纯主观表现方式进行概括性的描述：越王勾践不但象我们的下放干部那样从事农业劳动，与人民“四同”，而且还有今天我们所理解的“以农业为基础”的观念；越国不但大兴水利，大搞农业，而且还大炼钢铁，还请了外国专家帮助铸造武器，改良农具；越勾践不但自己卧薪尝胆，而且还搞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偷工减料）运动；那时的越国不但有妥协（对吴国）分子，有恐吴病者，而且他们的言论还极象现代的修正主义者；越王勾践的十年教训居然贯串着今天我们所说的“劳武结合”的政策。诸如此类的描写（或者说它们是艺术虚构），大多数的剧本都未能尽免，不过分量有轻有重而已。［（６）］可以看出，黑格尔曾经批评过的“纯主观的表现方式”，在这批历史剧作品中已被发挥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１９６１年夏，由曹禺执笔，并有梅阡、于是之参加创作的《胆剑篇》问世，同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在取材于勾践卧薪尝胆故事的历史剧作品中，这是当时出现的唯一的话剧，更是享誉最高的一部。与这一时期同类素材的众多作品相比较，《胆剑篇》不仅有着更为深广的历史内容，人物的形象有着更大的力度，也具有更多的戏剧性。比如，这部剧作的主旨虽然也在于宏扬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精神，由于这种精神渗透于更坚实的历史实体生活之中，渗透于勾践等人物具体、丰富的行动之中，因而就更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和感染力。在这部历史剧中，勾践的复国行为被置于一个更开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吴国由强转弱、由胜转败，越国则由弱转强、由败转胜，两者强烈对比，不仅赋予勾践卧薪尝胆的行为以更切实的意义，同时也渗透着另一历史教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当然，如果《胆剑篇》只限于一般性地表现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如果只是借助被加工的历史事件传达这些观念，那么，这部作品所能超越于其它同类剧目的，也只是思想的容量；或者说，这部历史剧也只是把“古为今用”的原则纳入“为政治服务”这一方针时，与同类剧目相比较，也只是创作主体的思想视野稍为开阔而已。曹禺早期的戏剧创作，是以个性生命的深度著称的，他正是藉助这一优长，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现实主义的主将，使其早期作品已经达到世界的水准。《明朗的天》的失败，表明他在力求适应“为政治服务”这一方针的要求时，已经丢弃了自己的优长。在《胆剑篇》中，他似乎是在竭力寻求两者的合一，力求把人物投回到其所生存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环境中去，把握其心理的内在矛盾性和复杂性。然而，这部历史剧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剧作家对性格把握的才力，有些人物，如范蠡、夫差、伍子胥等等，确实不失性格的活力；然而，象勾践这一主要人物的形象，却显得单薄，缺少内在的力度。周恩来总理看过《胆剑篇》的演出之后，曾经指出：“《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受到感动。作者好象受到某种束缚，是新的现代迷信所造成的。”（《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如说“束缚”，这部剧作中的表现乃是多方位的，而最集中的表现却在于勾践形象的塑造。在《胆剑篇》中，情节始于越国在对吴战争中惨败，城镇被烧光抢光，残暴的吴军在杀人掠夺，越国君臣被俘作为人质，勾践在被押送吴都之前正在辞别祖庙……之后，在吴都，他又饱尝非人的凌辱。越国人民苦斗三年用无数珠宝换取了夫差释放的诏令，勾践回国之后，面对敌国的高压榨取，国家内部的严重困难，又开始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痛苦历程。剧作家在剧本的开端部分就把勾践置于一个极限的情境之中，在剧情发展中，又不断引入新的矛盾，确实为勾践内在的复杂性、丰富性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且，有不少场面，对勾践的内在矛盾，诸如复国的意志与君王的自尊的矛盾，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等等，都有相当生动的展现。可是，看得出来，剧作家在表现勾践性格内在的复杂性时，显得并不是得心应手，其笔墨并未能挥洒得开。在全剧的总体构思中，剧作家所虚构的另一人物苦成，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常常跳出来与勾践的形象分庭抗礼，争夺空间。有人认为：“作者似乎很怕过分突出越王而削弱甚至抹煞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于是从第三幕起加强了对苦成老人的描写。结果，笔力分散，影响到对勾践思想性格的进一步开掘，而苦成的个性也不鲜明，缺乏特色。”［（７）］我个人认为，周恩来所指出的“新的现代迷信”的影响，也恰恰是指这种历史观的束缚。勾践本来是剧作家把握历史生活、全剧总体构思的中心，剧作家在研究史料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时，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生态和心态，有着较为深切的体验。在第一、二幕间，剧作家把勾践置于极限的情境之中，表现他在非人的凌辱中磨ｌì＠②复仇的意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展现的性格内在的矛盾性，不仅是生动自然的，而且也不失历史的内在可能性。然而，所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观念，却在滞塞着剧作家对历史生活的深切体验，而把全剧的主旨转嫁给虚构的苦成，并让他成为表达上述观念的载体。在第三幕以后，勾践个性制约的行动线索已经断裂，他的原发性的心理矛盾也被“帝王的局限”这一观念所取代。与此同时，他又为那个观念的载体――苦成安排必要的行动线索和众多场面，让它去推动剧情的发展，甚至主宰着主人公勾践的行动。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剧本的几个致命伤：其一，把“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与个别统治者的地位和作用对立起来，由于强调前者而贬低或否定后者，作为一种历史观，未必是正确的。仅就一部剧作而言，剧作家所选取的历史事件有其潜在的本质，有其内在的逻辑，而主人公在事件中的地位及其自身的需要和意志、意识，也都有内在的必然性。象吴越战争这样复杂的历史事件，也是如此。有些剧作家当然可以在这一背景下选择象苦成这样的人物作为剧本的主人公，却也需要把这一人物置于一个适当的地位，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历史的实体性意义。然而，针对《胆剑篇》而言，剧作家既然已经选择勾践作为全剧的主人公，则应该紧紧抓住这一人物的心理和行动的逻辑，并以它作为情节的主导线索，以此去实现原初的意图。事实上，当剧作家按照既定的观念把苦成置于主导地位时，勾践已经退居陪衬地位，主人公原初的性格的活力已经消融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观念之中了。苦成这一人物是虚构的。历史剧中的主人公可以是虚构的，但是，这种虚构的人物也应该具有历史的内在可能性和时代的具体性。苦成作为既定历史观念生成的人物，他的种种英雄行为，特别是他对勾践发生的重大影响，则超越了这种可能性和具体性。在这里，剧本受到双重的损伤；主人公勾践原有的生命力失去了，而观念化的苦成又不能为全剧的形象体系增添活力。其二，在戏剧创作中，曹禺以精于结构著称。《雷雨》、《日出》和《北京人》等，尽管它们的外在风格形态和结构方式各具特色，但是，全剧结构的完整性和内在统一性，都是无可挑剔。然而，《胆剑篇》却失去了这种完整性和统一性。著名诗人、评论家张光年在谈到这出戏的弱点时曾经指出：“剧本的第三幕，写了越国的大旱，吴兵的填井，群众的饥饿，求雨，越王的运米，赈饥，看重写了群众拒绝吃吴米，苦成指责越王饮鸩止渴，主张“非自耕者不食”，总之在‘米’字做了一大篇文章。固然群众求雨的场面，越王祈雨的台词，是动人的，但是我怀疑这幕戏可能是全剧中的败笔。”“比起第一、二幕，第三幕是缺乏戏剧性的。虽然许多事情以米为线索而贯串起来，但是求雨、运米、填井、谏米、迁都、献剑……，仍然显得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没有溶为一体，扭成一根绳，形成真正戏剧性的情节。看戏的时候，观众容易看出某一段文章正在说明某一个问题。”［（８）］如果说，在第一、二两幕中，主人公勾践身系越国的命运，他置身于极限的情境之中，其内在的矛盾和诸多事件扭结在一起，牵引着剧情的进程；那么，到了第三幕，为什么诸多新的事件却不能“溶为一体”，变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究其原因，当然并非在于剧作家结构技巧上的失控，曹禺在这方面的才力是不容怀疑的。戏剧创作的规律之一是：剧本的外在结构应与题材的内在素质相统一，前者受制于后者，这是结构具有统一性的前提。针对戏剧作品而言，题材的主体在于人物。如果是，在第一、二两幕，主人公勾践是自满自足的，到第三幕却失去了这种活力，变成“帝王局限性”这一观念的载体，题材的主体已经转移到苦成身上，而苦成自身又难以支撑起结构的大厦。由于人物的支撑力已经失去，事件本身就升居独立的地位。历史剧《王昭君》写成于１９７８年，是曹禺在新时期创作的一部新作，也是新时期历史剧的开篇之作。曹禺自己透露，此剧的构思始于６０年代初，中间经过“十年动乱”的打击，在长期搁笔后，完稿于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前后历经２０来年的时间，应该说是一部颇费心血的作品。然而，剧作家把它奉献出来时，却并不令人满意。曹禺认为：“写历史剧，要忠于历史事实，忠于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还要有‘剧’。如果没有戏剧性，别人就会打瞌睡，这个‘剧’字，就难了。”［（９）］实际上，对这位才华超众、经验丰富的剧作家说来，通过对历史素材的剪载、加工，写出“剧”来，并非难事。与《胆剑篇》相比较，《王昭君》也并不缺少戏剧性的场面，特别是它的第一幕，堪称精彩的好戏。在汉宫侧院，森森的宫墙隔断了春天，隔断了人世。１９岁的王昭君倚着廊柱，默默地望着池塘。她入选进宫已有三年，每天盼着皇帝宣召，一千多个失望的日子，使她那颗充满青春活力的心已飞向宫墙之外，但是，那里又是一个茫茫的未知世界……她情不自禁地唱着情歌“长相知”，难以抑制作为人的欲求，却又要重复地聆听姜夫人关于“德言工容”之类的礼教。孙美人出场及其悲惨的结局，是剧作家精心安排的她也是１９岁入宫，被先皇帝封为“美人”，如今已经６０岁了。四十多年间，天天做着奉召侍寝的梦，无法忍受的失望，把她压疯了。在疯癫中，她滞留在早已逝去的大好年华，那颗心仍在幻想着皇帝的召唤。忽然，她接到了皇帝的宣召，却是要她去陵墓里陪伴已成僵尸的先皇帝。孙美人在后宫侧室度过的四十多个凄凉的岁月，以及她的悲惨结局，给年轻的王昭君提供了一个启示，坚定了她闯出宫墙的决心。她不顾姜夫人的劝阻，宁愿舍弃“王美人”的封号，奉旨为单于阏氏备选，准备远去匈奴。与人的生活相隔绝的高高的宫墙，孙美人变态疯癫的言行，不仅造成一种氛围，一种情调，而且为主人公提供了具体的情境。在曹禺的剧本中，情境就是动机。王昭君那种压抑在内心的悲怨，那种潜在的欲求，对人的生活的向往，与情境是契合的。而这幕戏的戏剧性也正在于人物心理与情境的契合度。可是，当戏剧内容进入请命出塞的行动时，主体的动机却有大幅度的升华。如果说，在戏剧作品中，人物行动的动机乃是人格的凝聚，是个性生命的集中体现，那么，始于第二幕，王昭君的形象也离开了原初的轨迹。王昭君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史料中关于她的记载甚少。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中有关于出塞和亲的记述：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个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市之。昭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史料记载的简略，却为创作主体的艺术想象留下更大的空间。表现昭君出塞和亲这一故事的诗词、戏曲剧本甚多，而创作主体又都是根据自己的解释处理这一素材，塑造成不同的形象。曹禺认为：过去“关于王昭君的诗（包括李白、杜甫那样的大诗人的）、戏曲、小说、传说中的王昭君的形象，是一个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妇女。”“我要写一个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剧。王昭君是一个笑嘻嘻的而不是哭哭啼啼的王昭君，一个促进民族团结的王昭君”。［（１０）］剧作家有权按照自己的解释去塑造历史人物的形象，他甚至有权不考虑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他们不必“忠实于历史的真实”，而是忠于“人类灵魂、人类心灵的真实，忠实于诗情的真实”。［（１１）］所谓“诗情的真实”，则源出于主体的灵感和想象力，它只属于剧作家自己。曹禺当然可以力排成见，把她处理成是“笑嘻嘻”地出塞和亲，甚至也可以为她“敷粉翻案”，让她去完成促进民族团结的使命。所谓“笑嘻嘻的”，并非仅指人物的外在特征，而应指她选择的行为乃是自愿自觉的，而行动的结果又是符合自己的夙愿。在第一幕，剧作家已经为王昭君应召备选提供了动机：无法抑制的对人的生活的追求，不愿把青春埋葬在宫墙之内，抓住时机“堂堂正正地出去”。正象她自己所说：这里有过孙美人，永远不会有王美人的！在第二幕，当她出现在汉元帝和呼韩邪单于面前时，我们所看到的还是那个王昭君：我淡淡装，天然样，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她虽是“丰容靓饰。光彩照人，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但面对便殿上那种庄肃沉静的场面，在一场文武审视的目光下，却“忍不下心在发抖”。她鼓励自己克制住内心的惶惑不安，以从容不迫的姿态把定自己的前程。在这里，王昭君的形象还是合乎自然的。可是，当这样一个王昭君突然自觉地、主动地承担起“促进民族团结”的使命时，合乎天性的自然却逐渐消失……在例行的拜见仪式之后，汉元帝要王昭君为单于演唱“鹿鸣”之曲，它是元帝的御作。然而，她却唱了一首情歌《长相知》。这一举措震惊了满朝文武。送亲侯王龙斥责她侮慢圣听，姜夫人以为她要被杀头了……可是，王昭君却胸有成竹，意态自若，面对汉元帝发表了一段辩词：陛下，礼发于诚，声发于心，行出于义。天生圣人都是本着“义”和“诚”的大道理治理天下的。于今，汉匈一家，情同兄弟，弟兄之间，不就是要长命相知，天地长久吗？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长相知，长不断，难道陛下和单于不想“长相知”吗？难道单于和陛下不要“长不断”吗？长相知啊！长相知！这岂是区区的男女之情，碌碌的儿女之意哉！这段雄辩之词，使汉元帝龙颜大悦，呼韩邪连声赞赏，全朝上下也欢快起来。突然，鸡鹿寨送来羽书，那里突遭匈奴骑兵的袭击抢劫。汉元帝马上引用“不相疑，才能长相知”的歌词，以此为＠③，化解了一场民族纠纷。把一首儿女情歌升华为寄寓汉匈友谊的主题，这是剧作家赋予王昭君的一个重要行动。有人把《长相知》看作是全剧的主旋律，并非没有道理。在剧作家的总体构思中，《长相知》主题的升华，也正体现着王昭君性格基调的升华。在第一幕，王昭君已经透露了对这首民歌的感受：她的父亲和母亲新婚不到一个月，就到边寨守边去了。后，生下了她。父亲一去不归，母亲天天盼、夜夜盼，睁大眼睛，望着北边，抱着小昭君，低低地唱“长相知”。父亲死在边疆，让人带回一封信，表述促成汉匈长期友好的心愿……母亲唱《长相知》是寄托思夫之情，这是王昭君对这首民歌的具体感受，而继承父亲的遗愿则是她潜藏的志向。那么，当姜夫人给她讨来一个“美人”的封号时，她却毅然选择出塞和亲的生活之路，究竟是从孙美人的悲惨命运获得了启示，还是源发于潜藏的志向？或者是两者的合一？不管怎么说，在自述中对《长相知》的感受，在第一幕她情不自禁地唱起这首歌，也都难与“促进民族团结”的政治抱负建立起情感的必然联系。如说“升华”，这里也并非是情感的升华，而是观念对情感的僭越。或许，王昭君从到掖庭令处报名请行之后，已经在构想出塞后的作为，然而，无论是呼韩邪单于，还是匈奴龙庭的局面，对她说来，还都是陌生的未知世界；在这种心境下，“促进民族团结”的自觉意志何以如此坚定不移、纯净无它？面对一个失调的形象，我们又不能不追寻剧作家的自觉意志。塑造“一个促进民族团结的王昭君”乃是剧作家为本剧拟定的一个先行的命题，它既是全剧的主题，也是主人公形象的骨架。针对艺术创作而言，剧作家在构思之初为剧本先拟定一个命题，这并非是明智的。所谓“命题”，乃是一个观念，观念先定，人物形象往往会被纳入它的逻辑线路之内，其自身的生命则可能受到扼制。在剧本中，王昭君的行动被分解为两条相互矛盾的线路：一是按照人物内在可能性引发的行动线，这是一个感性的世界，它使形象获得生命的活力；二是按照既定观念安排的行动线，这是一个理性逻辑演化的世界，它说明观念却又被观念所约束。第一条行动线始于第一幕由后宫环境以及孙美人的结局构置成的情境，在第二幕以后，则时断时续，常常被第二条线所扼制。王昭君奉旨出塞和亲进入匈奴龙庭，很快就置身于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左将军温敦乃是呼韩邪前妻玉人阏氏的弟弟，他阴险狠毒、深藏野心，欲谋取单于的宝座。他利用送亲侯王龙诬陷呼韩邪有反汉的计划，离间汉天子与呼韩邪的关系；他又连续制造事端，派人在小王子婴鹿的食物中下毒，打碎玉人阏氏的雕象，嫁祸王昭君。匈奴龙庭内部的政治斗争，是以破坏与维护汉匈团结为焦点的，也确实给奉旨和亲的王昭君造成了困难。由于温敦阴谋嫁祸，引起呼韩邪猜疑，把晋庙的时间推迟了。有人说，在后三幕戏中，呼韩邪与王昭君的爱情关系，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下曲折地发展，深化了全剧的主题。或许，剧作家的意图原本于此。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呼韩邪与温敦之间的政治斗争，并非只是为主人公爱情关系提供的背景，它由表现“民族团结”这一观念推导出来，一经展开，必然就要依照自身的逻辑成为实实在在的情节内容，而把王昭君与呼韩邪之间的爱情关系推到从属地位。第三幕表现温敦与王龙、温敦与休勒的密谋，作为这场政治斗争的开端。在政治斗争发展的空隙，有王昭君与呼韩邪面对玉人阏氏塑象相互沟通情感的一场戏。在这里，一个年青的汉家姑娘，奉旨和亲来到匈奴龙庭，这里的一切，包括她已视为终生伴侣的呼韩邪，对她都是陌生的。奉旨和亲，固然出于自愿，但是，对爱情的渴望，却依然是未知。民族心理、习俗的差异，年龄和地位的隔离，呼韩邪对前妻玉人阏氏的怀念，使她感到情感交流倍加困难：单于啊，你原来和我是远隔万里的，长安叫我近在你身边。如今，就在你身边了，为什么你对我，又象是远隔万里？然而，她凭着自己的天性，向对方开启心扉，倾诉对爱的渴望，凭着那颗比月亮还亮的女人的心，打动了呼韩邪，播下了爱情的种子。以披着月色的草原为背景，一对新婚夫妇消除隔膜，倾诉真情，使场面洋溢着深沉的诗情。我们曾经在《雷雨》、《北京人》以及改编剧目《家》中，感受到这种源于内心的诗情，在《王昭君》的这个场面中，我们欣喜地发现，这位剧作家的灵感藉助王昭君的形象复活了。然而，在第三、四、五幕戏里，这却是仅有的一个动人的场面。此后，正面展开的政治斗争，把主人公置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同时，也把她推到了陪衬地位。尽管剧作家把她置于政治斗争的焦点，然而，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她除了忍受不白之冤以外，已不能有任何作为。呼韩邪由于误信温敦的间离，推迟了晋庙的时间，把昭君冷落一旁。刚刚与呼韩邪确立的情感知己关系，很快就被间离了。对王昭君说来，一生的命运均系于此，所承受的打击可想而知。可是，王昭君与呼韩邪之间的关系是由政治斗争而被间离，其实质又源于误会，她除了等待真相揭开、误会消除之外，已无能为力。而且，一旦温敦的阴谋败露，误会消除了，已经确立的关系也必然立即恢复。到第五幕，当呼韩邪终于了解到温敦的真面目时，他马上又投入王昭君的怀抱。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丈夫的悔恨和妻子的抚慰：呼韩邪 ……（十分痛苦）背信弃义是插在我背上的一把尖刀！而我回过头来，拿刀的人，就是我亲手带大，又十分相信的温敦！王昭君 （无限同情地）我明白，单于。不要太难过了，不要让这一片乌云挡住了你心里的太阳吧！（抚慰地）单于，我看你太累了，你躺一躺吧。呼韩邪 我是累了。我要躺一躺，我要你坐在我的身边。给我唱一支歌吧。于是，她又唱起了那首《长相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施恶者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最终失败，维护汉匈团结的意志获得胜利，而且，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是，王昭君的形象呢？在第三幕那个最动人的场面之后，她并没有为我们展现出更丰富的内容。作为一位现实主义剧作家，曹禺极力反对从观念出发的创作方法。然而，在《王昭君》这部历史剧的创作中，他却有意无意地实践了这种创作方法。关于王昭君的史料甚少，这固然给剧作家的创作造成了困难。然而，如果我们并不把史实依据作为创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尺度，那么，不沉迷于浩瀚的史料，却可以使剧作家自由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曹禺并不缺乏艺术的想象力。例如，第一幕中虚构的孙美人的形象，把古代后宫生活定性化为具体的情境；在第三幕，王昭君与呼韩邪沟通情感构成的诗化场面，等等，都表明剧作家可以凭藉艺术的想象进入特定情境中人物内在世界的深层，并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戏剧化。然而，针对这部作品的总体而言，塑造“一个促进民族团结的王昭君”这一观念，却把剧作家的艺术想象力束缚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为完成“民族团结”的既定主题，剧作家不得不沿着政治斗争的线索铺陈情节，而王昭君则只能被置于一旁。有人认为，这部历史剧的弱点在于王昭君的形象过于“理想化”。但我认为，所谓“理想化”，如果意指创作主体把理想熔铸于历史人物的形象，一般地说，也并非一定成为艺术上的缺陷。针对这部剧作而言，剧作家的失误主要在于“观念化”，亦即让一个历史人物去负载一个先行的观念，从而使作品的内在意义单一化、浮浅化了。正如我们在对《胆剑篇》的批评中已经指出的，这部历史剧再一次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即使象曹禺这样才华超众的剧作家，一旦步入从观念出发的创作路子，他原有的艺术创造力也难于施展。写到这里，不禁又想起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对艺术创作的一个论断，他说：当诗人不由自主地遵循他的想象的瞬间闪烁而写作的时候，他是有德行的，他是一个诗人；可是，只要他一给自己设定目标，提出课题，他就已经是哲学家、思想家、道德家，对我就失去了魔力，不再能魅惑我，如果兼有真实的才能和可赞美的目标，就使我怜惜……［（１２）］不过，如果我们熟悉曹禺创作这两部剧作的历史环境，那么，在针对具体作品进行批评的时候，并不会对这位剧作家本人过于苛求，因为，历史剧创作中的这类失误，乃是代时代受过。对此类失误进行反思，也只是期望不再重复这样的失误。三、陈白尘的《大风歌》陈白尘是国内有名的历史剧作家，早在３０―４０年代，他就曾写过《墙头马上》、《汾河湾》、《虞姬》、《王昭君》、《金田村》、《石达开的末路》、《大渡河》等十多部规模不同的历史剧作品。《大风歌》是“十年动乱”后的一部新作，写于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在１９７９年发表于《剧本》月刊，同年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１９８２年４月５日，陈白尘在谈到这部历史剧的创作过程时说：从全国解放以来，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个剧作者，近三十年中没有认真地写过一个话剧剧本。重新激起创作热情的，是六年前的今天，即天安门的“四・五”运动。那是十年浩劫即将结束、国家民族即将复兴的信号。但这股热情还不能找到突破口，因为当时我自己还被钉在耻辱柱上不能抬头……１９７７年７月，我初步有了一个靠边站的位置，就不管别人给不给任务，在那蒸笼般的斗室里便“自我突破”起来，于九・一八纪念日写出《大风歌》的初稿。当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不禁手舞足蹈，觉得自己突然年轻了，或者说觉得自己“复活”了。这种欢喜是无法形容的，是近五十年写作生活中从未有过的大欢喜。这也许是自我陶醉吧，但我并未醉倒。又经过两个月改出了第二稿和第三稿……这时它的题名还叫《陈平与周勃》。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作了第四次修改……我才决定改名为《大风歌》。此后，在１９７８年４月至１０月之间，又相继进行三次修改，在第七次修改后才为定稿本。［（１３）］从剧作家的自述可以看到，从动手写这个剧本到最后定稿，其中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前后七易其稿，确实是一部精心之作。历史剧《大风歌》演出之后，在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召开的座谈会上，史学界、文学界、戏剧界人士普遍给予很高的赞誉，在报刊上发表的剧评中，也充分肯定了剧作家“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和“巧妙构思”，认为这部剧作历史地、具体地、真实地表现出历史上一场错综复杂、波澜起伏和惊心动魄的夺权派与反夺权派的斗争，用艺术的手段批判了破坏统一、制造分裂的野心家、阴谋家吕雉，并称它为一部大气磅礴的出色的历史剧。时过不久，针对这部历史剧却展开了一场争论。１９８０年，《戏剧界》第３期发表谢愚的《评历史剧＜大风歌＞的主题思想》一文，作者尖锐指出《大风歌》写的是吕刘之争，功过是非均以姓氏划分，只要维护刘氏江山，就冠以当然正确之辞，只要姓吕，便定以乱臣贼子之罪。剧作家只着眼于扬刘贬吕，因而就回避了历史上对吕雉的全面评价，而仅仅取出吕雉的宫廷琐闻来大加痛斥，从而宣扬了封建正统思想并通过对陈平、周勃的评价，宣扬了封建忠君思想。［（１４）］同年，《文学评论》又发表顾小霓、鲁立平的文章，对《大风歌》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观提出质疑。该文着重指出：剧作家以汉高祖死前的“白马之盟”作为准绳，把剧中人物简单地划分为旗帜鲜明的两大阵营，热情肯定正统拥刘的集团，而置以吕雉为首的吕氏集团于十恶不赦的敌方。作者引述史料，对吕雉和刘邦的功过是非作出评价，认为刘邦称帝以后，用猜忌筑起一座顽固的城堡，把自己禁锢在权势的高墙之内。而在吕后临朝称制期间，社会安定，生产力得到发展，她未曾杀过一位大臣。作者认为，《大风歌》并未能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钥匙，于黑洞洞的历史长廊中去寻找真实的东西，反而标榜打着正统的幌子的拥刘派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并把他们和吕氏集团的斗争，表现为加强团结，反对分裂的正义的斗争，这是剧作家强加于历史的一厢情愿的说法。［（１５）］同年，《江苏戏曲》和《戏剧界》又分别发表仲岳和吴绳武的两篇文章，对前述二文提出不同的看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大风歌》的思想内容进行解析。仲岳认为：搞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篡权阴谋、破坏统一者必然失败，这才是《大风歌》的主题思想。［（１６）］吴绳武认为：《大风歌》具有普遍意义的富于哲理性的主题是，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长治久安的统一政治局面，粉碎一场将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分裂汉室江山的阴谋，不仅需要个人的斗争智慧和勇气，还需要将相之间的戮力同心的坚强团结。［（１７）］不难看出，针对《大风歌》展开的这场争论，主要是围绕对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的评价。争论双方的不同见解，也涉及到如何评价发生在汉代宫廷内部的一场政治斗争，如何评价刘邦、吕雉、陈平、周勃等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同时也涉及到评价者所遵循的历史观念。如果说，对《大风歌》主题思想的不同的解释，自有是否贴切之分，那么，上述不同的评价，却又源出于评价者本人观照政治斗争的视角以及各自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对此，无需一一说明。如说历史的真实，我的看法则是：剧作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选择和处理，并不应屈从于历史的真实，问题只在于，他藉灵感为我们展示的这场政治斗争，是否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确实，在剧本所展示的这场政治斗争中，一方是以吕雉为首的吕氏家族，另一方则是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反吕集团。两大阵营不仅壁垒分明，而且，是非已有定论。对政治斗争的双方判定是非，必须持有明确的标准，为斗争确立特定的性质。如说这场斗争的性质在于反对分裂、维护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似乎并不贴切。吕氏家族虽欲争得皇权，也并非意在分裂，而是要求统一于吕氏；周勃、陈平坚持不懈地反吕，其本意也在于汉室江山的统一。如说周、陈反吕意在避免“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似乎也缺少根据。在剧本所展示的这场斗争的进程中，尽管有１５年的时间跨度，由始至终并未涉及朝政得失、经济兴衰之类的治国方针，而是把意义限定为皇权归属本身。如说吕雉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因而是非正义的，周、陈反吕自然是正义之举；那么，在整个斗争过程中，周勃、陈平又何尝均是“光明正大”？用这类道德概念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似乎也不是剧作家的本意……认真审视剧作家在表现这场政治斗争时的倾向（倾向是鲜明的），其是非界限恰恰在于皇权归属本身。剧情始于汉高帝刘邦逝世。剧本一再提示，刘邦在卧病之时曾有两个举措：派周勃、陈平去斩杀樊哙、征伐卢绾，立下诏书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据说，这些举措都是为防止吕雉篡夺帝位。身为皇后的吕雉为控制局势，把病重的刘邦迁出戚夫人所居未央宫，移驾长乐宫。刘邦的爱姬戚夫人虽知刘邦有改立赵王为太子的意向，却未见诏书，只有等待陈平回朝实施计划。刘邦驾崩，吕雉获取改立太子的帛书，当即焚毁，一面派心腹把戚夫人囚于永巷，一面派专使宣赵王如意回朝，以除后患。陈平回朝，由于不知有改立太子的遗诏，为解国内无君之忧，扶太子刘盈登基，吕雉则为太后。自此，吕氏家族聚集吕雉周围，企图扶吕灭刘，夺取皇权。周勃回朝后，与陈平等重臣合谋，实施除吕扶刘的计划。两大阵营的较量日益尖锐化。吕雉临朝称制以后，自认时机成熟，对吕氏成员逐一封王；周勃、陈平等则齐心合力，诛杀诸吕，扶代王刘恒继位。在两军对峙的严峻时刻，为争得北军将士归顺，周勃登台高呼：“朝廷，究竟是刘氏之朝廷，还是吕氏之朝廷？”这一口号不仅说服北军倒戈，也指明了这场政治斗争的性质。然而，周勃提出的问题固然尖锐至极，却未必能为争斗双方判定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一般地说，刘邦的子孙固然可以执掌皇权，吕氏如取而代之，未必就是大逆不道。周勃、陈平固然可以誓死捍卫刘氏江山，使之永不改姓。然而，如说这就是“正义”，却未免失于武断。不过，在剧本中，周勃、陈平的自觉意志却有一个根据，这就是“白马之盟”。它不仅成为周勃、陈平等反吕阵营团结战斗的共同意志，也是他们号令天下的旗帜，更是讨伐吕氏家族的有力武器。据此，所谓“白马之盟”乃是统领全剧的灵魂所在。在所中，两大阵营的正面较量，在第五幕才全面展开。在第十六场，刘盈病逝，吕雉临朝称制，与众大臣共议朝政。吕雉追从先帝按功行封的惯例，确认先帝所封诸侯，并宣告：诸侯子孙，承继侯位，代代相传，以至于万世。继之，对刘盈在位时的有功之臣，亦一一封侯。可是，当审食其奏请晋封吕氏先人为王时，却引发一场舌枪唇剑。右丞相王陵跃身而起，向审食其问罪：王陵 你可曾参与白马之盟？高皇帝当年与大臣杀白马而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异姓封王，有背高皇帝盟誓。然而，审食其及吕氏家族自有说词：审食其 高皇帝白马之盟，是为防止异姓称王，造反作乱。而太皇太后先考吕公，非他姓可比。……吕产 我吕氏先人与高皇帝共平天下。功盖天地。吕雉的夙愿未偿，当众痛哭。陈平却不慌不忙地向吕雉进言：“高祖皇帝当年设白马之盟，禁止异姓封王，其意在于永固一统江山，避免分裂之祸。所以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先朝老臣都曾参与白马之盟，是断断不能违背！臣陈平受高皇帝知遇之恩，誓死遵守盟约，刘氏以外，谁敢封王，臣决与天下共诛之！至于陛下，当年既未参加白马之盟。今日又临朝称制，是否遵守白马之盟，全在陛下自行决断……”这番话虽然貌似助吕雉一臂之力，却内藏杀机。其本意是：吕雉身居皇位，尽可违背高皇帝的盟誓，封异姓为王，但他却誓死捍卫盟誓，对刘氏之外封王者，保留“与天下共诛之”的权力。周勃深知陈平进言的用意，两人已心心相印。但吕雉却借阶而下，宣布追封已故父兄为王。事后，周勃与陈平握手言欢，共谋讨吕大计。陈平断言”诸吕封王之时，便是吕氏灭亡之日！”于是，陆贾提议：“我等既都有除吕安刘，巩固一统之志，便应乘此良机，歃血为盟。”遵循高皇帝遗言：“能安刘氏天下者，必周勃也！”众臣共推周勃为盟主，并把恢复刘氏江山作为结盟的总纲。在第六幕，吕雉逼死刘氏三王，着手进行吕氏封王的计划，但不久即病逝。待吕雉死后，陈平、周勃开始行动，诸吕被诛，在大获全胜之时，全朝文武和全军将士齐声欢呼。周勃、陈平当众宣告：诸吕之乱已平，江山重归一统，足以告慰高皇帝在天之灵！恳请诸位大臣同去高庙，叩求高皇帝在天之灵，保佑中国猛士如云，守卫四方，保佑汉室江山，永垂一统！“白马之盟”乃高皇帝的遗诏。刘邦在位之时，曾以此为由，斩杀韩信、彭越等开国功臣。刘邦逝世以后，周勃、陈平唯一的作为乃在于誓守先帝遗诏，把王位还归刘姓。如说“正义”，针对周勃与陈平而言，也只在于忠君――亦即忠于先帝。尽管剧作家为吕雉铺陈诸种罪名，如秽乱宫闱，对戚夫人施行最残酷的谋害，使之成为“人彘”，等等。然而，给予她的最大的罪名则在于背离先帝的“白马之盟”。也可以说，周勃、陈平与吕雉的斗争集中于对先帝盟誓的态度，忠于它，则是正义者，则是维护天下一统者，背离它，则是非正主者，则是破坏统一局面的分裂主义者。请问：这里所遵循的究竟是什么标准？如说这是一种历史观念，那么，它乃是封建时代历代帝王的正统观念。刘邦兵入咸阳时可以夺取异姓的江山为刘氏所有，然而，在他登基之后，却不准异姓为王，确保刘氏永继帝业。这乃是封建帝王的逻辑。司马迁撰写《史记》固然未能超越这种观念，那只是古代历史学家的局限；可是，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我们的历史剧作家竟然对这种封建正统观念固守不疑，岂不令人遗憾！如说这里在施行一种政治批判，它所遵循的乃是某种政治原则，那么，剧本中虽然也时时引用一些政治术语，如“巩固一统江山，免于分裂之祸”等，其实，只不过是周勃、陈平反吕集团为自己绣刺的一面旗帜，怎能说刘氏掌权就是“一统江山”，而吕氏当政则是“分裂之祸”？所谓“政治批判”，当以政绩为据。在剧本中，无论是吕雉及其党羽，还是周勃、陈平及其盟员，似乎把全部精力都付诸“扶吕灭刘”或“扶刘灭吕”这场斗争，全都谈不上任何政绩作为。何况，政治批判并非是历史的批判。如说这里所遵循的乃是一种道德批判，剧本中确实为吕雉罗织了不少道德上的污点，如秽乱宫廷、对戚夫人施行残暴、毒死赵王等等。然而，所有这些都难据以对一位政治家进行评价。何况，在剧作家的笔下，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可以被网织诸多此类罪名，但此剧的主旨并非于此。封建帝王的正统观念，似是而非的政治批判，并非关于主旨的道德批判，汇合成历史剧《大风歌》的价值取向。然而，这一切，对２０世纪的当代观念又有什么启示意义？如说此剧的创作契机在于“四・五”运动，是这场现实政治斗争激发起创作热情，而这种创作热情把剧作家导向汉代吕雉与周勃、陈平之间的一场政治斗争；那么，剧作家在处理古代的政治斗争时，自然要寄托着主体对现实政治斗争的认识。然而，如前所述，由于剧作家对吕氏与周、陈之间政治斗争的解释，已失去实体性的意义，因之，主体所寄托的政治情感与政治观念出必然落空。有人说，剧中的“白马之盟”影射着现时的某一政治口号，剧中的吕雉则影射着曾为中华民族造成灾难的某个现代的阴谋家、野心家。虽说这种解释并非没有根据，但是，我们对此也只能表示遗憾，类似的影射均属风马牛不相及。除此，《大风歌》中艺术形象的塑造也是失败的。我们无需以历史上吕雉、周勃、陈平等人物的真实面目作为依据，因为，这种“依据”对历史剧创作并无意义。仅就剧中所塑造的形象自身而论，支撑这些形象骨架的乃是剧作家对人物的是非评判，一旦评判的标准出了问题，形象也就失去了支撑，很难塑造成功。且不说人物形象的观念化、概念化，针对此剧而言，无论是吕雉，还是周勃、陈平，都象是失去骨架的泥塑。对此，无须逐一剖析。四、一部引起争议的历史剧――《吴王金戈越王剑》１９８２年，诗人白桦献出了他的新编历史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作虽然也取材于“吴越春秋”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与《胆剑篇》等同类题材的历史剧相比较，它却被赋予一种新的政治内容。这部剧作发表和演出后，成为一部有争议的作品，而争议的焦点恰恰在于剧作的政治主题。剧作的情节以勾践君臣被释放归国为开端。勾践拘吴三年，尝尽了亡国的耻辱，他希望前来迎接的是旌旗仪仗、管弦钟磬以及焚香顶礼的百姓；可是，他所看到的只是一艘小渔船，一辆小驴车，老臣文种并未下令让百姓来迎接他们的国王和王后。勾践责问文种：“你还记得臣民对君王应有的敬畏吗？”“你还记得君王应有有礼仪吗？”这时，范蠡挺身而出：范蠡 勾践！勾践 （意外地）你……范蠡 勾践，你还记得亡国的耻辱吗？勾践 （吞吞吐吐地）勾践……不……不敢忘！范蠡 （加重语气）勾践：你还记得亡国的耻辱吗？勾践 （清晰地）勾践不敢忘。（勾践颓然地向小舟走去。）范蠡 大王，请留步。在踏上故土之前，请允许微臣向您斗胆一问。勾践 请问，范蠡。范蠡 大王回国之后是急于得到君王的威仪、享受和权柄，还是要首先得到民心？勾践 范大夫，这很重要吗？范蠡 至关重要，如果大王想恢复越国的版图，洗雪耻辱，最终完成霸业，而又不能首先取得民心，一切将成为不可能。勾践 明白了。我要取悦于民。……紧接着，范蠡、文种，王后轮流向勾践申明富国强兵，报仇雪耻的途径，嘱咐他要“有一颗仁人之心，有血有肉，有亡国之痛，有骨肉之亲，有同胞之爱……”百姓自发的欢迎和拥戴，感动了勾践，他激动地跪拜二臣，称他们为“恩人”、“良师”。在这里，一个亡国之君的生态与心态已有初步展现，并以此为主人公的形象确立了基调，这也正是全剧的基调。后面的几场戏是完全按照这一基调处理的。在第二场，勾践出现在水乡小村的农民中间，他向老农更孟表示：“我和你一样，是一个人，是一个越国人，有一颗越国人的心。”兵士伯武透露说：“勾践回越以后，不是自己种的谷米不吃，不是王后织布做的衣裳不穿。”勾践也当众宣称：“如果我不耕田，哪知道种田人的辛苦；王后不织布，哪儿知道织布姑娘的劳累。我的王子如果不当兵，我和王后哪知道全国士兵的父母思念儿子的心情呢？”我们当然可以把勾践在特定环境中的言行归之为“取悦于民”的动机。不过，也就在这里，当勾践刚刚出现在百姓面前，更孟并不相信这就是他们的国君：更孟 ……越王？一国之君，两腿黄泥，粗麻布衣襟；胡子拉碴，不干不净，语不压众，貌不惊人，活脱一个流浪汉……越王？你的王冠呢？你的禁卫军、你的嫔妃、你的武将文臣、你的车辇呢？……这位老农民的诘问，触发了勾践抑制的欲望：勾践 （自语地叹息）是呀！一国之君，如果没有前护后拥，没有仪仗、嫔妃、侍从、武将、文臣，竟会无人相信我就是勾践！一个村夫就敢于对我如此不敬，而我还要克制、容忍，多可笑！原来我是王位的附庸，王冠和宝座的陪衬。有人认为：这段对话把勾践“不无卑劣的心灵活动提高到了人性觉醒的高度”，“当他在感受了人之常情之后，认识到王权对人性的扭曲，人被异化为权力的附庸。”如果是这样，我们所看到的难道是在雷电交加的荒原里与命运搏斗的李尔？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失去权力的李尔在叫花子般的境地中，确实复苏了被权力腐蚀的人性。然而，在白桦的笔下，勾践虽饱尝亡国之耻，如今却已复王位。为富国强兵的所作所为，只源于“取悦于民”的动机和复仇雪耻的目的，又何谈“人性的觉醒”！老农民的诘问只是触发了被压抑着的权力欲，又哪里谈得上是“认识到王权对人性的扭曲”！这部剧作所着力表达的既然是政治主题，或者说，只是要藉勾践之身表达一种政治观念，那么，所谓“人性的觉醒”岂有容身之地！在前两场，勾践只是一个君王，说到底，他只是一个处于困境中的君王，虽然可以舍弃武将文臣前呼后拥的威仪，可以舍弃嫔妃、车辇的豪华排场，甚至可以两腿黄泥、粗麻衣襟，然而，这一切统统只是权宜之计，又何尝真正复苏为“一个人”！马克思说过：“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它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１８）］使人不成其为人，作为一个事实，不仅体现为勾践的人格构成，也体现为更孟这类“百姓”们的心灵构成。如果说，更孟面对形貌“异化”了的勾践发出的诘问体现了后者，那么，勾践面对诘问而触发的内心独白，也是前者的印证。我所以针对上述评论进行一番议论，旨在说明，所谓“人性觉醒”之类的意义，与此剧无关。尽管如此，如果剧作家能够沿着在第二场开辟的线路深入发掘勾践的心灵历程，这部历史剧也可能有着更大的深度。虽然勾践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完成“王权对人性的扭曲”、“人被异化为权力的附庸”等等理性的觉醒，但是，剧作家却可能对这一历史人物的人格构建进行人性的剖析。令人遗憾的是，白桦写这部历史剧的动机，却滞留于表达一种政治观念，而勾践只不过是传达这一观念的载体。在此之后，尽管勾践所统治的越国有了变化（富国强兵的进程），而勾践的内心却只滞留于初定的矛盾内容：一方面是为复仇雪耻必须“克己”，另一方面则是对王权种种的渴求，实质上并无发展。在第四场，勾践面对将献给夫差的美女，旧性复发，一定要追回西施。范蠡又提醒他勿忘“亡国的耻辱”他又克制住萌发的欲望。在第五场，勾践统领大军讨吴，出征之前，他一面激励将士的斗志，一面对文种，范蠡表白：“日后如若有负于二位贤大夫，（砍断一棵小树）这棵树就是寡人。上有皇天，天日昭昭；下有后土，大地沉沉……”在第六场，讨吴大获全胜，夫差惨死。勾践面对烟尘迷漫的姑苏台，立即令文种按照吴宫规模督建，并征选吴越两国的三百美女以备享用，他“真情”地呼喊：“过去了！十年的屈辱，十年的苦行，十年的等待，十年的忍气吞声。过去了！一切都成为昨日的阴云，……”得胜回朝之后，囚禁王后，赐死文种，拒见百姓，而他自己却开始了酒色的迷醉……即使是赞赏这部剧作的评论家，也不能不指出后两场戏“有太直、太露之嫌”，而且认为：“要急切地说出自己的意念，而来不及细致地熔铸艺术形象，是白桦同志创作中的一个弱点。”［（１９）］这一批评是公允的。剧作却自辩说：“我写最后两场戏里的勾践那样快就恢复了君王的本来面目，并非江郎才尽，‘粗制滥造’，草草收场；这既是历史真实，又是命题使然。”如说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只怕是未必妥贴；要说是“命题使然”，却也准确。所谓“命题”，也就是指剧作家的创作目的，这一目的既不在于忠实于“历史真实”，也不在于塑造一个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真实的勾践，而是在于借用一段历史故事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剧作家的一段自白：我写这个戏，着力想写一个真实的勾践，历史上的勾践。他在复国后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变”，用“变”来看勾践是现代化的目光。勾践本来就是国君，国破之后，要么就是死，要么就是忍辱求生而徐图起复。“卑事夫差”，“其身亲为夫差前马”，被释回国后，“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不良”。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一直在克己的痛苦之中。灭吴之后，“宫女如花满春殿”是正常现象。如说勾践是国君，乃是千真万确。如说所有国君均为勾践，却未必如此。剧作家申明要写一个“真实的勾践”，却只能是有生命的个体，而不应是一个完全符合剧作家为“国君”构想的图式。历史上“真实的勾践”究竟是什么样子，尽管有史料可供参照，但是，如把他塑造成艺术形象，却需要剧作家凭藉艺术想象去完成。历史剧作家有权按照自己的解释去塑造艺术形象，但是，他的解释却应该是以塑造有生命的个体为归宿，而不应是按照主观框定的关于“国君”的图式去翻铸。应该说，如以剧作家构想的图式为尺度，剧中的勾践并未走样，实际上，这一人物也只能被看作是这一图式的简单复现。如说剧作家写的勾践确实有“太直、太露之嫌”［（２０）］，也并非只表现在六、七两场，而是贯串全剧的带有根本性的倾向。与勾践的形象相比较，剧作家塑造的范蠡的形象，乃是同一倾向的另一种表现。这一人物是被理想化了，而对范蠡形象的理想化与勾践形象的图式化，其目的均在于借以阐明既定的政治主题。针对范蠡而言，从他与勾践一起被释归吴开始，对勾践作为君王的本质已有清醒的认识。当文种希望勾践“得民望于永久”之时，他却认为：“一国之君能够在坎坷之后取悦于民，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第四场，他对文种表示：“我太了解大王了，正所谓了如指掌。因为我既看见过峨冠博带的、高贵的大王，也看见过衣不遮体、骨瘦如柴的、卑贱的大王。”剧作家并没有表现范蠡这种清醒的认识从何而来，我们也可以不必追究。事实上，他既然认识到勾践作为一个国君不变的本性，当然也就可以预见到复国后自己的命运。尽管如此，他仍然为勾践复国日夜奔忙，对外联络齐、晋、楚三国，对内为勾践广施德政、屯粮备战，可谓事必躬亲，不遗余力。究竟是热衷于“效忠”却忘记了自己的预见，还是虽未忘预见却置自己的命运于不顾？对此，也不必追究。不过，在剧作家看来，勾践的所作所为只在于“施展自己的才识胆略”，并认为这是当时的“风尚”。范蠡“自我实现”的动机固然如此坚定，却也曾为情欲所扰动，但他自己却申明：“在我身上如果把理性比做大海的话，柔情只是一颗可怜的露珠，瞬息之间即可消亡……”他与西施姑娘一见钟情，在那瞬间柔情闪露，但很快却被“理性”所克制，为实现复国大计，毫不犹豫地把西施送给夫差。如果说，勾践在亡国之耻中在克制自己的权力欲，那么，范蠡所克制的却是自己的柔情。针对后者而言，这种克制乃是“自我牺牲”，乃是“崇高”，实际上，这只是献身精神的一个烘托。讨吴获胜之时，在战争的硝烟尚未消散的姑苏台上，勾践忽然本性复发，而范蠡却立即激流勇退，要与西施一起隐身于湖光山色之中，去共享爱之柔情。在同样的环境中，勾践与范蠡的两种心境，两种选择，并非仅仅是形象塑造中的对照，而是为了从两个方面阐明一个完整的政治教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吴王夫差在越军重围之中将这几句教训书之竹简射赠文种，之后，勾践把伍子胥奉夫差之命自刎所用的宝剑赐给文种，正是为了表现这条政治教训是有历史循环往复的“必然性”。在这一意义上，范蠡与文种则成为强烈的对比。前者在功成名就时匆忙地飘然遁去，故能逃脱这一逻辑；而后者虽然也预感到“有粉身碎骨的危险”，却又幻想着勾践“不会忘怀沉痛的十年”，其归宿却是以死印证了这条逻辑。白桦是一位诗人，他认为：古今中外的优秀剧作家都是：“在舞台上写诗”，“既然是写诗，就要有作者的感情，有喜悦，有愤怒，有忧虑。”如说“感情”，这部历史剧的核心乃是抒发一种政治感情。这种感情选择勾践作为宣泄的对象，又寄托于范蠡的言行之中，同时又在范蠡与文种不同命运的强烈对比之中强化这种感情。我并不想评判剧作表现的这条政治教训是否是有历史循环往复的必然性。问题在于：在历史剧中，创作主体抒发某种政治感情的动机愈强烈、愈顽强，对历史生活观照的视野也就愈狭窄。当主体的政治感情凝定为一个简单的观念并被确立为剧作的主题时，它就会演化限定人物行动的图式，而历史生活内在的丰富性、历史人物生命活动的内在逻辑，都会受损于这些现成的图式。在此剧中，勾践在第二场与更孟会见之初，由于更孟不肯承认他是国君而在内心激起的波澜，尽管谈不上什么“人性的觉醒”，但毕竟还是为这一历史人物的心灵活动提供了一条引线；然而，在此后几场戏里并未能沿着这条内在矛盾的线路开掘下去，而是按照既定的图式，让勾践匆忙地度过富国强兵的艰难历程，一下子跳到了胜利后的本性复发。再如范蠡，有人把他在剧中的放海归隐看作是剧作家对“道德自我完善”的抽象肯定，实际上，如果范蠡真的是在求取道德自我完善，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一方面“施展自己的才识胆略”求取富国强兵的前景，一方面又认识到“敌国灭，谋臣亡”这条逻辑的必然性；一方面不得不效忠于勾践，一方面对勾践的“国君”的本性又了如指掌；一方面对西施一见钟情，一方面又要把她送进夫差的淫窟……诸如此类的矛盾已可望构建起复杂的生命运动，可是，剧作家并未能充分展示这种心灵的历程。实际上，在多种矛盾闪现的关头，这一人物都是用“大海般的理性”淹没了“露珠般的柔性”……如说这部历史剧为表现主体先定的观念确有“太直、太露之嫌”，那么，针对剧中人物而言，观念化则导致历史的具体性和内在可能性的丧失。《吴王金戈越王剑》诞生于１９８３年，在这一时期，已经不再把“为政治服务”作为文艺创作普遍性的指导方针。然而，在部分剧作家中间，从五十年代确定下的这条方针，仍然在桎梏着主体的思维方式。历史剧“古为今用”的原则，一旦纳入这一思维模式，或者会走入借用古代人物、事件为现实的某项政治任务进行宣传的狭窄胡同，或者会成为借用古人古事抒发个人政治感情、传达个人政治见解的主观化倾向。这两种倾向表面上是对立的，实质上却是殊途同归。主体的政治感情、个人的政治见解是否是有社会价值，是一回事；而历史剧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它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前者。这里所讨论的乃是后者。注释：（１）引自《宋之的剧作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一卷，第１４１―１４２页。（２）见《我怎样写＜武则天＞》，１９６２年７月８日《人民日报》。（３）引自《焦菊隐戏剧论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第１４３页。（４）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第１３９页。（５）见《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３２９页。（６）引自《关于历史和历史剧》，《文学评论》，１９６１年第６期。（７）引自《中国当代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册，第３７９―３８０页。（８）引自《＜胆剑篇＞枝谈》，见《戏剧报》１９６２年第１期。（９）参见《王昭君》，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２９年版，第１９２页。（１０）引自《王昭君》，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１９４页。（１１）引自《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第３０３页。（１２）引自《别林斯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第２３页。（１３）陈白尘：《从＜大风歌＞演出本谈起》，见《星火》１９８２年第７期。（１４）参见《评历史剧＜大风歌＞的主题思想》，载《戏剧界》，１９８０年第３期。（１５）参见顾小霓、曾立平《＜大风歌＞读后》，载《文学评论》，１９８０年第６期。（１６）参见仲岳：《为＜大风歌＞的主题思想辨》，载《江苏戏曲》，１９８０年第１０期。（１７）参见吴绳武《为＜大风歌＞的主题思想辨》，载《戏剧界》，１９８０年第１２期。（１８）马克思：《德法年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４１４页。（１９）引自《戏剧报》１９８３年第５期。（２０）引自《戏剧报》，１９８３年第９期。（未完待续）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火加火下加一下加女＠②原字石加厉＠③原字钅加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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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GTA AUTOMATICA SINICA1999年 第25卷 第2期 Vol.25 No.2 1999磁浮列车悬浮系统的串级控制1)李云钢 常文森摘 要 为了消除磁浮列车的轨道共振，必须设计鲁棒性较强的悬浮控制系统.将悬浮控制系统分解为电流环和悬浮子控制系统两个串行、解耦的子系统来考虑，并应用H∞控制理论设计了电流环控制器，用时域法设计了悬浮子系统的控制器，给出了所设计的控制器在一个单转向架磁浮列车上的悬浮试验结果.关键词 磁浮列车，串级，电流环，H∞控制.CASCADE CONTROL OF AN EMS MAGLEV VEHICLE'SLEVITATION CONTROL SYSTEMLI Yungang CHANG Wensen(Depart. of Automatic Control, Changsh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Abstract To eliminate guideway resonance vibration in an EMS maglev vehicle system, a robust levitation controller should be designed. This paper divides a maglev control system into two serial-connected de-coupled sub-systems:current loop sub-system and levitation subsystem. H∞ control theory is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current loop controller while the time-domain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the levitation controller. Testing results of the designed controllers for a whole size single bogie EMS maglev vehicle is given.Key words EMS maglev vehicle, cascade control, current loop, H∞ control.1 引言常导吸力型磁浮列车的悬浮控制技术已相当成熟，特别是在结构上采用磁轮或模块等控制概念，十分巧妙地实现了多个电磁铁的悬浮控制之间的解耦，以致于由多个电磁铁共同悬浮的磁浮列车特性，主要取决于单个电磁铁(简称单铁)的控制特性.因此单铁控制系统的设计就变得十分关键了.如何使单铁控制系统有较满意的特性及较好的鲁棒性，至今仍是磁浮列车控制界比较关心的热点.特别是在我国这一工作还刚刚起步，这个问题的顺利解决将会十分有力地促进磁浮列车技术在我国的发展.目前进行单铁的悬浮控制系统设计主要采用状态反馈法［1］.用这种方法，电磁铁的电流作为状态变量之一引入系统，和悬浮间隙以及电磁铁的加速度信号等一起起作用；因此，电流信号和其它信号之间会产生耦合，对电流的控制也不灵活、不方便.对电流信号的处理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首先通过强电流反馈改善电磁铁的响应时间，然后采用频域法设计悬浮控制器；采用这种方法时，电流反馈的强度不易选择，较小时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较大时系统又会产生自激振荡.应用于磁浮列车，上述方法设计出来的悬浮控制器对参数的精度要求高，不便于优化，悬浮系统的稳定裕度小，磁浮列车和轨道之间容易出现共振.针对单铁悬浮控制系统，提出串级设计的思想，将它分解为电流环和悬浮子系统两个子系统来考虑.电流环是悬浮子系统的执行环节，其设计要求是输出电流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尽快跟踪悬浮控制器的输出电压，从而保证在设计悬浮控制器时，电流环可以看作一个比例环节，这样，便于设计鲁棒性很强的悬浮控制器.本文采用H∞理论设计电流环控制器，采用经典控制理论的时域方法设计悬浮控制器，实现由8个电磁铁共同悬浮的全尺寸单转向架磁浮列车的悬浮，并对系统的性能进行测试.2 单铁悬浮模型及串级设计方案设计悬浮系统时考虑图1所示的单铁悬浮模型.有关的符号如下：图1 单铁悬浮模型μ0为真空中的磁导率；g为重力加速度；m为悬浮体质量；A为有效磁极面积；N为电磁铁线圈匝数；R0为电磁铁线圈电阻；u为控制电压；I为电磁铁线圈中的电流；Fm为电磁铁提供的电磁力；Fd为干扰力；δ为电磁铁和轨道之间的间隙.忽略导磁体的磁阻，可以得到悬浮电磁铁的电压-电流方程(1)不考虑轨道的不规则性、轨道形变以及轨道的振动，则悬浮体的位移和悬浮间隙是一致的，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可得悬浮体的动力学方程为(2)其中电磁力与悬浮间隙以及电磁铁线圈中的电流的关系为(3)通常情况下，可以将方程(1―3)或者它们线性化之后的结果作为模型，进行悬浮控制器的设计.本文提出的串级设计方案是：从方程(1)出发设计电流环控制器，使得控制之后的闭环系统在一定的频带内可以简化为(4)并从方程(2―4)出发，设计悬浮控制器.3 H∞电流环设计与分析考察方程(1)，记则被控对象可以表示为P(s)都是变化的.假设R的变化范围为0.4―1.0Ω，L(t)的变化范围为0.1―0.5H，分析表明，对象P(s)可由如下的不确定性模型描述(5a,5b)(5c,5d)选择图2所示的控制器C1(s),C2(s)，并选择性能权为(6)图2 电流环控制系统其中a是待定参数，T1的选择与悬浮系统的频带有关.悬浮系统的能耗当控制系统的频带时达到最小［2］，设计时取δ0=0.010m，可得ω0≈44.3.闭环电流环在此频带内应近似为比例环节，因此应取1/T1＞10ω0.本文取T1=0.001.根据H∞控制器的设计算法可得，使问题可解的a的最大值为0.782，而当a=0.782时，可得模型匹配问题的容许解Q(s)以及相应的控制器为(7)(8a,8b)其中式(7)中的τ=∞，取τ足够大即可.将所得到的控制器C1(s)和C2(s)作用于系统P(s)，并让R(t),L(t)取不同的值，可以得到闭环系统的频率特性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R(t),L(t)在±20%的摄动范围内，电流环闭环系统的频带为1 000左右(角频率)；频带内的跟踪衰减小于3dB，并在一定的频率范围内具有较好的线性度.图3 电流环控制系统的频率特性注 0：标称对象R=R0,L=L01:R=0.8R0,L=0.8L0 2:R=0.8R0,L=1.2L03:R=1.2R0,L=0.8L0 4:R=1.2R0,L=1.2L04 悬浮控制器的设计和实验结果根据式(3)可得，在额定悬浮点δ0稳定悬浮时的电流记Δδ=δ-δ0,ΔI=I-I0，Δu=u-u0.考虑到方程(4)，有(9)将式(3)在(δ0，I0)处进行Taylor展开，取一次近似，得(10)其中，将式(9)，(10)代入式(2)，并注意到得(11)选取控制器为(12)那么闭环系统为(13)根据式(13)可知，闭环系统的特征频率ωn和阻尼ξ满足(14a)(14b)由式(14)可知，引进加速度反馈相当于减小了ωn，即压缩了系统的频带，从而可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但加速度信号本身也会带来干扰，因此，KA不宜太大.本文取本文的电磁铁参数为N=320, A=0.84×0.028m2；设计时，悬浮质量的取值介于空载和满载之间，取m=500kg.将参数代入式(14)，可得悬浮控制器为本文采用4套悬浮控制器和电流环组成的串行控制系统，对由8个电磁铁支撑的全尺寸单转向架磁浮列车实施悬浮控制.实验表明，该转向架在空载3 500kg至满载6 500kg的范围内，都能在静态条件下稳定悬浮以及在轨道上低速运行，克服了磁浮列车中极其容易出现的轨道共振现象.测试表明，静态稳定悬浮时，悬浮间隙的波动小于±0.01×10-3m.图4给出了实测的静态稳定悬浮条件下间隙信号的频谱.分析和测试表明，图4中的几个尖峰频率点分别是：1.8Hz是系统中积分器的特征频率；4.8Hz是悬浮系统的特征频率；17Hz是磁转向架中二次减震系统的固有频率；53Hz是电流环的特征频率.可见，电流环的特征频率和悬浮系统的特征频率相差10倍以上，达到了设计要求.图4 磁转向架静态悬浮条件下间隙信号的频谱5 结论本文提出的磁浮列车悬浮控制系统的串行设计方案大大降低了悬浮控制系统的设计和调试难度.应用H∞控制理论设计的电流环，很好地补偿了电磁铁的电感引起的大延迟，使串行设计方案得以实现.实验结果表明，系统的稳定裕度大，鲁棒稳定性强.1)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资助项目作者简介：李云钢 29岁，博士.现为国防科技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磁悬浮列车控制理论.常文森 64岁，现为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磁悬浮列车控制理论及机器人技术.作者单位：长沙工学院自动控制系 长沙 410073参考文献1 Sinha P K. Electromagnetic suspension: dynamics and control. ,London, United Kingdom：Peter Peregrinus ltd.，1987, 53―572 Gottzein, Brock K H, Schneider E, Pfefferl J. Control aspects of a tracked magnetic levitation high speed test vehicle. Automatica 1977,13(3):205―223收稿日期 1996-10-11收修改稿日期 199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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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146 【原文出处】体育文史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50-52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 作 者 】成田十次郎 【复印期号】199605 【 标 题 】谈谈德国的“体育”概念明确化趋势 【 正 文 】 日本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以来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其间，经过前辈们和与我同时代的同仁们的不懈努力，以及其他学科领域有志于体育科研的朋友们的大力协作，体育科学这门新学问已跻身于神圣的科学殿堂。其学术会议具有重要的地位，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院校遍布日本全国，担任体育教师的人和其他学科的教师一样，有资格坐上大学校长的交椅，从事着开创性的工作。凡此种种，现在都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而竞技体育运动也随着终生教育和终生体育的兴起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虽然战后日本社会环境安定，人们轻视体育的偏见逐渐消除，体育科学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体育科学正面临着学科重组以及淘汰陈旧内容，增补新鲜内容这一时代的到来。如果我们不能高瞻远瞩，克服重重困难，从自身的角度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以适应时代变化和社会需求，那么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便难以存续下去。这是目前我的一种忧虑。为什么我怀有这样一种忧虑感呢？其原因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解释和说明。但在本文中，我仅从一个多年从事体育史研究的学者的立场出发，就德国自近代以来有关“体育”这一概念的多种意见及其论争进行回顾，以期透过历史的变迁发现可资借鉴的东西，并针对体育科学体系中的学科重组问题提出个人的一点设想。1.古茨姆斯的“体育”概念在近代德国体育史上，明确提出“体育”这一概念的早期人物应当首推古茨姆斯。他的代表作《青少年的体育》一书有一个副标题，名为《身体运动的实践》，书中提出了有关身体教育的重要改良主张。古茨姆斯所使用的“体育”、“身体运动”和“身体教育”等名词术语，不但体现了近代体育的实质，也对后世如何使用“体育”这个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启迪作用。古茨姆斯认为要实现身体教育的目标，就必须依靠由身体运动而引发的身体训练，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体育的功效。因此，具有教育性质的身体运动乃是体育，这正是古茨姆斯“体育”概念的本意。我认为他提出这个概念，也是针对德国著名教育家比约姆当时有关教育诸问题所作的一种应答。工业革命以后，近代市民阶层出现并渴望接受新形式的教育，而体育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作为市民教育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登上了历史舞台。2.杨氏的“体育”概念众所周知，杨氏在论述中剔除了古茨姆斯以希腊语语源为所本的“体育”概念，采用了以德语语源为所本的“体育”概念。日本奈良女子大学的山本先生认为，杨氏“体育”概念的含义较广，是指以掌握运动形式为主的国民教育。作为一种语言表述，杨氏“体育”概念被当时拥有100万会员，号称世界上最大的身体运动组织的德国体育俱乐部所使用，而且在19世纪几乎成为德国体育界独一无二的专用语。不过接近20世纪时，德国体育界也出现了新动向，这就是“身体运动”和“娱乐活动”等概念的传入。3.“体育”、“娱乐活动”与“身体运动”三概念并存为了促进青少年户外身体活动的发展，1882年普鲁士教育大臣哥斯拉推行一项法令，即所谓“哥斯拉法令”，旨在加快户外运动的推广进程。1891年著名政治家冯・欣肯多尔夫发起创设了“振兴民族与青少年娱乐活动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被称为“德意志奥林匹克运动之父的格普哈尔托（1861―1921）主张以“体育”、“娱乐活动”和“身体运动”为手段，增进国民健康，为社会作贡献，并于1895年首次在德国举办了“身体运动博览会”。它的全称是“身体运动、娱乐活动与体育博览会”。格普哈尔托试图让体育、身体运动与娱乐活动协调发展，但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不过他仍然创设了一个名为“身体运动、娱乐与体育联合会”的组织。成立该组织的目的有三：其一，向国民宣传身体运动的重要性；其二，促进身体运动、娱乐活动与体育的发展；其三，加强国际国内的交流与合作。格普哈尔托当时为了迎合持反对意见的人，暂时将体育与娱乐等同在一起，而将这两者与身体运动对立起来。不料首届现代奥运会举行以后，这种对立的趋势更加显著并且日渐复杂化，他因而最终未能实现三者协调发展的意愿。由此可见，接近20世纪时，体育领域中概念表述不统一的现象甚为突出。4.“身体运动”与“体育”两概念混用从1900年前后开始的一段时期，产生了混用“身体运动”和“体育”两概念的状况。 杂志名称被多次更改是反映这种状况的典型例证。1882年创刊的《体育》月刊，在1921年被更名为《体育・竞技・游戏》，稍后在1925年改称《身体运动》，而到了1933年再度更名为《身体运动与体育》。另一个能够刻画这种混杂状况的例证是组织机构命名不统一。1917年创设了“德意志帝国身体运动委员会”，1920年开办了“德意志体育大学”，分别使用两个不同的概念表述。于是，国际上的著名学者于1928年汇聚在柏林，成立了一个名为“体育科学学会”的组织。这时候可以考虑将“体育”、“娱乐”和“身体运动”统一起来采用“体育”这一个概念表述了。而在20年代以后，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懂得了从事体育活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如何界定“体育”概念也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H・阿尔托罗克于1925 年首次以体育工作者的身份荣登德意志联合大学的教授席位，他的这一资格被定名为“身体运动教育学教授”。从20年代后半段开始，体育在大学里面是否应占有一席之地成了学术论争的一个主要话题。这场论争依然围绕着“体育”、“身体运动”和“竞技运动”等概念在进行。譬如说，1928年有人发出疑问，身体运动科学是否存在？1933年有人问，竞技运动科学是否存在？1935年有人认为，既然体育可以成为一门学科，那么它的学科范畴在哪里？等等。这些质疑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到二战后的一段时期，人们使用“体育”一词有多种表述方法，既有源出于德语的，又有源出于希腊语的强调身体教育性质的，还有以“身体运动”指代“体育”的。但虽然如此，把它们总括起来用“体育”一个词表示人的全面发展的构想可以说已经存在了。5.称“体育科学”或其他有关建构体育科学体系的论争大约出现在二战以前的二、三十年代。问题的焦点自然离不开如何界定“体育”这个概念。当时有三种提法，称“体育科学”，或“体育教育科学”，或“身体运动科学”。众说纷纭，不一而终，而争论的结果却不得不留待战后商定。50年代开始的论争仍然是关于战后大学应否设立体育教授席位的问题。这就是说，争论涉及到了大学应否承认体育是一门学问了。战前关于概念如何界定的争论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奥地利的格罗尔、雷克拉、费兹，前西德的迪厄姆、格鲁佩，前东德的艾尔巴奇、沃内贝格尔，荷兰的沃尔，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特拉内等学者都加入进来，展开了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学术论争。我之所以认为这场论争意义深远，是因为学者们已经看到体育科学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领域而存在。斯特拉内在1962年指出，把涉及体育的诸多理论方法归总，建构一个独立的科学体系是很有必要的。艾尔巴奇在1968年也认为，有关身体运动诸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身体运动科学化的问题。6.“身体运动科学”是独立的科学领域在日本和在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有关“体育”一词的概念理解实际上已比较清楚，只是使用时存在着与“身体运动”或“娱乐活动”等概念易混淆的现象。而在德国，大约从70年代以后，上述几个概念的界定和使用已经比较分明，这个过程姑且不予赘述。值得引起关注的是，自70年代前后德国体育界出现了一种新动向，构筑“身体运动科学”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该体系以运动学理论和训练学理论为中心，它有别于体育科学体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领域。我认为，这实质上是与教育学紧密相关的体育科学向作为社会科学中一个独立分支的身体运动科学的一种转变。一旦概念的认识和使用明确后，我们就处在了各自学科领域有可能独立发展的时代。我认为构筑新的科学体系很有必要，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开创性的工作，我们必须把握住时机进行大胆尝试。7.关于新科学体系的设想首先我们应当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体育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难道仅仅只有一个以增进健康为旨归的核心吗？我们目前正面临着身体运动发展迅速和终生从事身体运动时代的到来，何尝不可以将身体运动置于体育文化的核心地位，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构筑新的科学体系呢？我的设想是将涉及身体运动诸项目的理论方法以及其他知识作为该体系的主干，左右配以相关学科和有待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课题（见图表）。比较而言，有待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课题较重要。这个设想与德国哈格博士的设想不谋而合，而他却没有相关学科的研究课题这个组成部份。我的这个设想显然还不够成熟，但我想它与从前的体育科学体系有所不同，仅供有识者参考并请多多指教。身体运动科学的知识构图（附图 {图}）8.日本的现状和展望针对我的设想，有人提出质疑，有人持不同意见，进而展开了讨论，通过讨论，可以看到日本体育学术界存在以下4种观点。其一，教育领域中相对独立的“体育”和“体育科学”，今后应当与现在一样，仍然是学术探讨的对象。其二，应当把“体育”和“体育科学”的概念外延扩大，内中包容着“身体运动”和“身体运动学”，继而展开学术探讨。其三，应当把教育领域中相对独立的“体育”和“体育科学”与已经成为独立领域的“身体运动”和“身体运动学”分开，分别进行学术探讨。其四，应当在已成为独立领域的“身体运动”和“身体运动学”里面吸收“体育”和“体育科学”的成份，下设“身体运动教育”和“身体运动教育学”，然后围绕“身体运动”和“身体运动科学”这个独立领域进行学术探讨。由此可见，日本体育学术界对有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莫衷一是。我个人认为，作为教育领域的一个分支的“体育”，要包容作为独立领域的“身体运动”是很困难的，因此第二种观点应当抛弃，而第一、三、四种观点可以考虑。当我们面临着终生身体运动时代到来之际，尤其应当考虑第三和第四种观点，进行深入地探讨。聂啸虎译＊ ＊ ＊编者注：本文是日本筑波大学体育科学系体育史研究室教授、教育学博士成田十次郎先生在1995年10月4日至6日日本体育学会第46次大会上参加“体育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专题讨论会时的讲演稿概要。原文载于日本《体育の科学》杂志第45卷第9号。 译文者现在成田先生的研究室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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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42 【原文出处】《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西宁 【原刊期号】200101 【原刊页号】81～86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7 【 标 题 】艺术起源“游戏说”检讨 【英文标题】An Analysis of the Assumption that Art Originates from PlayGAO Yu(College of Humanities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 sity Hangzhou 321004,China)【 作 者 】高玉 【作者简介】高玉(1964- )，男，湖北荆门人，华中师大文学院在读博士，浙江师大人文学院教师。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21004【内容提要】康德关于艺术和游戏的自由本质论奠定了艺术起源游戏说的理论基础。席勒首先提出游戏，但理论极其简约。过去我们对游戏说的 否定并没有击中游戏说的内核。朱光潜游戏说研究富有成果，但仍然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游戏说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英文摘要】Kant's free essentialism about art and play form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blay assumption that art originat es from play. Schiller put forward play assumption originally but it was a very simple theory and our negation towards play assumption in the past didn't shot its nudeus. Zhu Guang-qian's research about play assumption, although it was fruitful, didn't solved the radical problem. Play assumption has its own incredible difficulty.【关 键 词】游戏说/艺术起源/怀疑Play assumption/the origin of art/suspicion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01)01-0081-06关于艺术的起源，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艺术的起源以艺术的本质为前提，几乎有多少关于艺术的定义，就有多少关于艺术的起源的学说。游戏说正是来源于“艺术作为自由活动的游戏本质”这一关于艺术的基本定性。所以，游戏说虽然是席勒首先提出来的，但理论基础却在康德那里。康德是在把艺术和手工艺进行比较的时候涉及到游戏问题的，他说：“艺术还有别于手工艺，艺术是自由的，手工艺也可以叫做挣报酬的艺术。人们把艺术看作仿佛是一种游戏，这是本身就愉快的一件事情，达到了这一点，就算是符合目的；手工艺却是一种劳动（工作），这是本身就不愉快（痛苦）的一种事情，只有通过它的效果（例如报酬），它才有些吸引力，因而它是被强迫的。”[1]在康德看来，艺术的本质是自由的活动，游戏的本质也是自由的活动，因此，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康德“把诗看成‘想象力的自由游戏’，把音乐和‘颜色艺术’列入所谓‘感觉游戏的艺术’。”[2]游戏作为自由活动，它是纯粹的，它可以给人带来多种感觉上的满足：“满足感仿佛总是人的整个生命得到进展的一种感觉，因而也是身体舒畅或健康的感觉”。“各种感觉常在变化的自由游戏经常是满足感的来源，因而它促成健康的感觉。”[3]康德无意研究游戏问题，他是为了说明艺术的自由本质才把艺术和游戏进行比较的。他丝毫没有艺术起源于游戏的意思。但即使这样，康德对后来的游戏说的影响仍然很大，因为游戏说的根本理由就是艺术和游戏在本质上都是自由的这一基本观点。最早提出艺术起源游戏说的是德国剧作家、美学家席勒，席勒在他的著名的《审美教育书简》中首先申明他对美和艺术的“看法大多是以康德的原则为依据”[4]，所以，席勒所提出的“游戏说”实际上是对康德的艺术自由本质在起源方面的具体演绎。席勒认为，古希腊的人是完整的人，现代人则是分裂的，分裂的人有两种冲动――感性冲动即物质冲动和理性冲动即形式冲动，“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活，它要占有，要享受，被官能所控制，是被动的，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是自然人。理性冲动的对象是形象，它要的是秩序和法则，受思想和意志的支配，是主动的，处于这种状况的人是理性的人。但这两种冲动各自都有强迫性，不能直接结合。若使这两种冲动能以结合，人从自然人走向理性人，中间必须架起一座桥梁，这桥梁是审美教育，让艺术充当使人健康、具有美的心灵和人性的教师。”[5]而艺术的本质就是游戏。所以，艺术作为游戏对人具有美的净化作用，“把任性、轻浮和粗野从他们的娱乐中排出出去，从而使你也就能够不知不觉地把这一切从他们的行动中，最终从他们的意向中驱除出去了。”并从而使人变得高尚、伟大和精神丰富。“当心情与观点相结合时，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失去了它的严肃性，因为它变小了；当心情与感觉相遇合时，一切必然的东西都放弃了它的严肃性，因为它变得轻松了。”“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使人的人生双重天性一下子发挥出来。”“如果一个人在为满足他的游戏冲动而走的路上去寻求他的美的理想，那是绝不会错的。”“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完全是人。”[6]关于游戏的发生，下而这段话经常被人引用：“当然，自然赋予无理性动物的也多于它们的最低需求，并在它们那阴暗的动物生活中撇下一线自由的微光，狮子在不为饥饿所迫，又没有别的野兽向它挑战的时候，它闲着不用的精力就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对象；它那雄壮的吼声响彻沙漠，在这无目的消耗中，它那旺盛的精力在自我享受。昆虫在太阳光下飞来飞去，自得其乐；是我们听到的鸟儿发出的悦耳的啼鸣，也肯定不是欲求的呼声。无可否认，在这些动作中有自由，但不是摆脱了所有需求的自由，而是摆脱了某种特定的、某种外在的需要的自由。如果动物活动的推动力是缺乏，它是在工作；如果这种推动力是力的丰富，就是说，是剩余在刺激它行动，它就是在游戏。”一句话，游戏产生于精力过剩，甚至没有灵魂的自然如树木也有游戏，席勒称之为“物质游戏”和“动物身体器官运动的游戏”。“人的想象力也有自己的自由运动和物质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它与形象不发生关系，只是为有自主性和不受束缚的快乐”，这种游戏不受形式的干预，属于人的动物生活。“等到想象力试用一种自由形式的时候，物质性的游戏就最终飞跃到审美游戏了”。但是，从物质游戏到审美游戏以及审美游戏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显然有一个发展过程，“审美游戏冲动在它最初的试探中几乎认不出来，因为感性冲动以其我行我素的习性和粗野的欲求不断地进行干预，”“当形式从外部，即通过人的住所、家庭用具、服装逐渐向人接近的时候，形式也终于开始占有了人本身，起初只是改变人的外表，最后也改变人的内心。为了取乐而做的那种没有规则的跳跃变成舞蹈，没有一定姿式的手势变成优美和谐的哑语，为表现感受的那种混乱的声音进一步发展，开始有了节拍，转变成为歌声。”[7]席勒的“游戏说”显然还是极简约的，它没有任何哪怕是不可靠的实证材料，纯粹只是理论上的，而且理论上也极不充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则在《心理学原理》第二卷第九篇第九章《美感》中，对席勒的精力过剩说进行了新的发挥阐述：“在下等动物那里，机体的一切力量都消耗在实现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职能上面。下等动物只知道功利活动，但是在动物的发展的较高阶段上，事情就不是如此了。在这里不是一切力量都被功利活动所吞没。由于较高的营养，机体中积聚着一些要求出路的剩余力量，所以当动物游戏的时候，它正是服从了这个要求。游戏是力量的一种非自然的练习。”“游戏的主要特征是：它对于维持生活所必须的活动过程没有直接的帮助。游戏者的活动并不追求一定的功利目的。……可是同一个猫在追逐地板上滚动着的线团的时候，除了游戏所给予的快乐之外，什么东西也得不到。”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斯宾塞的“游戏说”，笔者见到的最直接的中译资料就是普列汉诺夫的简单介绍，所以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从“诚然，在游戏中所得到各种器官的练习，对于游戏者个人以及最后对于整个氏族，都是有用的。”[8]等语来看，斯宾塞并不否认游戏的练习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谷鲁斯的“练习说”不过是斯宾塞的理论的旧题新作。德国美学家谷鲁斯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游戏问题，他在《动物的游戏》和《人类的游戏》两本专著中，并不同意斯宾塞的理论（他把它叫做席勒――斯宾塞的理论），“依据格鲁斯意见，游戏是过剩的力量的表现的这个看法，并不完全为事实所证明。小狗互相游戏，直到筋疲力尽，可是经过短暂的休息，便又游戏起来，这一点儿休息不会使它们的力量过剩，而只是刚好使它们可以把游戏恢复起来。儿童的情形也是这样的情形，例如，他们即使因长时间的游戏而非常疲乏，可是只要一开始游戏，他们就立刻忘记了疲劳。他们无须休息相长的时间，也无须积聚剩余的力量……力量过剩不是游戏的必要条件，而只是对它极其有利的条件。”[9]谷鲁斯反对格罗塞的“非自然练习说”，“他以为游戏并非无目的的活动，实在是生命工作的准备。游戏的目的就是要把工作所要用的活动预先练习娴熟，所以游戏的形式随动物种类而差异。小猫戏纸团，是练习将来捕鼠；女孩抱木偶，是练习将来做母亲。游戏就是学习，幼稚期是游戏期也是学习期。……游戏是根据一种普遍的本能而对于某种特殊的技艺预加练习。”[10]关于谷鲁斯的游戏说，我们能知道的大致就是这些，不知道他是否讨论过艺术与游戏之间的关系？谷鲁斯晚年又提出“发散说”，但动物的游戏与人类的游戏是否有区别？儿童的游戏与后来的成人的游戏究竟是什么关系？不得而知。在西方，讨论游戏说的人比较多，其中格罗塞和康拉德・朗格的观点对于艺术起源研究来说是值得重视的。格罗塞说：“介乎实际活动和审美活动之间的，是游戏的过渡形式。游戏和艺术的不同之处，就因为它和实际活动一样，常常追求一种外在目的，而游戏和实际活动的区别，却因为它本身也含有愉快的情感；只有艺术是仅仅注重活动的本身，而毫不注重无关紧要的外在目的。我们如果要一目了然于实际活动、游戏活动和艺术活动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帮一点忙，就是用直线来表示实际活动，用曲线来表示游戏，用圆圈来表示艺术。”[11]康拉德・朗格“认为艺术是幻觉游戏的一种形式，无论是游戏或艺术都包含着幻觉的成分，因此在这点上艺术和游戏是相同的。他认为每一种游戏都有某种艺术形式与之相应，例如，听觉的游戏之与音乐；视觉的游戏之与装饰；运动的游戏之与舞蹈；戏剧的游戏之与戏剧；看图的游戏之与绘画；玩偶的游戏之与雕塑；构造的游戏之与建筑；故事的游戏之与史诗等等。”[12]此外，玛克斯・德索和普列汉诺夫对游戏也有论述。玛克斯・德索说：“美学理论常常追踪到儿童的游戏中去，藉以解释艺术特征。这种回归的目的是要在普遍的人类才能中去找到那种试图进行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的非常使人迷乱的事件的根源，要从根本和普遍的人生特质中获取艺术感。”[13]德索对艺术和游戏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它们的相同与不同，但没有在起源意义上得出什么具体的结论。德索的总的结论是“艺术从许多个源头汲取营养”，游戏也应该是其源头之一。普列汉诺夫没有具体研究游戏的内容以及游戏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他是在批评毕歇尔、斯宾塞、谷鲁斯等人的游戏先于劳动的观点时提出“劳动先于游戏”这一观点的。从论证逻辑来看，普列汉诺夫似乎并不否认游戏对艺术的发生具有直接的作用，但他认为游戏来源于劳动。对于艺术起源的“游戏说”，过去持否定意见的一直比较多，其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力过剩说”不能解释为什么动物和儿童以及艺术家会精疲力竭地去从事游戏和艺术活动，这就是谷鲁斯批评斯宾塞的理由之一。第二，“精力过剩说”太笼统，朱光潜说：“‘精力过剩说’我们立刻就可以把它抛开。这并不是因为它错误，是因为它太笼统。一切活动都是精力的表现，不但游戏和艺术是如此，实际生活的工作亦莫不然。”[14]第三，按照“练习说”，艺术家在青少年时期就应该是游戏的热烈爱好者。“但从总体上看，情况并非如此，虽然有些活泼淘气的年青人自然也喜欢快乐的游戏。一旦这些孩子们懂得了艺术，他们倾向于给它们以极关切的注意。”[15]贝多芬、莫扎特以及黑伯尔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第四，“游戏说也有着明显的缺点。这就是突出表现为偏重于从生物学和生理学的意义来看待游戏（艺术），而忽视了其社会意义。”[16]这在中国文艺理论界可以说是普遍的看法。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批评对于其针对性的具体观点来说，的确很有道理，但它们都没有能真正冲击到游戏说的内核。真正构成游戏说的内核的是康德建立的艺术与游戏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一基础以及席勒所描述的物质游戏向审美游戏的发生过程。至于游戏是如何起源的，这应该是另外一个课题。所以，从建设意义上说，认真研究游戏的本质以及从发生学意义上研究游戏与艺术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前者是论证这一课题的可行性，后者则是研究这一课题可能的具体结果。下面，我们就着重讨论这两个问题。对于游戏以及游戏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朱光潜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文艺心理学》（1931年）第十二章“艺术的起源与游戏”和《谈美》（1932年）的第九章“‘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艺术与游戏”就是其研究的结果。其结论是：游戏和艺术有四个最重要的类似点：一、它们都是意象的客观化，都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另创意造世界。二、在意造世界时它们都兼用创造和模仿，一方面要沾挂现实，一方面又要超脱现实。三、它们对于意造世界的态度都是‘佯信’，都把物我的分别暂时忘去。四、它们都是无实用目的的自由活动，而这种自由活动都是要跳脱平凡而求新奇，跳脱‘有限’而求‘无限’，都是要用活动本身所伴着的快感，来排解呆板现实所生的苦闷。”[17]游戏与艺术有三个重要的异点：“一、艺术都带有社会性，而游戏却不带社会性。”“二、游戏没有社会性，只顾把所欣赏的意象‘表现’出来；艺术有社会性，还要进一步把这种意象传达于天下后世，所以游戏不必有作品而艺术则必有作品，”“三、艺术家既然要借作品‘传达’他的情思给旁人，使旁人也能同赏共乐，便不能不研究‘传达’所必须的技巧。”[18]艺术与游戏的关系，朱光潜的最后结论是：“艺术和游戏都要在实际生活的紧迫中发生自由活动，都是为着享受幻想世界的情趣和创造幻想世界的快慰，于是把意象加以客观化，成为具体的情境，这就是所谓‘表现’。不过纯粹的游戏缺乏社会性，而艺术则有社会性，它的要务不仅在‘表现’而尤在‘传达’。这个新要素加入，于是把原来游戏的很粗疏的幻想的活动完全变过。原来只要有表现，现在这种表现还须具有美形式。我们可以说，艺术冲动是由游戏冲动发展而来的，不过艺术的活动却在游戏的活动之上下进一步的功夫。游戏杂有金砂，无所取择；艺术则要从砂中炼出纯金来。”[19]对于朱光潜的游戏理论，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朱光潜所说的“游戏”主要限于儿童的游戏，他关于游戏的特征主要是从研究儿童而来，所以，他所归纳出来的游戏的特征实际上是儿童游戏的特征。但是，游戏显然不是一个“元”概念，有各种各样的游戏，不同的游戏其特征是不同的，每一种类的游戏都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并显示出其内在的独特结构。有动物的游戏、野蛮人的游戏、原始初民的游戏，还有现代儿童的游戏等。对于艺术起源研究来说，这些游戏的作用显然是不同的。动物的游戏特别是类人动物如猴子、猩猩的游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还处于动物时期的游戏状况，这种游戏相当于席勒所说的“物质游戏”，是人和动物的共同本能。动物的游戏本质可以通过研究现代动物最终得出结论。“精力过剩说”和“练习说”主要在动物的游戏这一层次上有意义。原始初民即文明人的祖先的游戏对于艺术起源研究最有价值，把它和动物的游戏进行比较就基本上可以勾勒出艺术作为游戏的发生过程。但这类资料已伴随着人类童年的逝去而永远地消失了。我们不排除现代考古材料中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祖先的游戏的遗存物，但问题是一旦转入对考古材料的考辩和分析，那就意味着陷入了更大的混乱和麻烦。所以，要从这里得到什么肯定的结论，那是极困难的。倒是野蛮人的游戏材料比较充分，也比较容易研究清楚。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详细论证过的，野蛮人并不等于原始人，自然，现代原始部族的游戏也并不等于作为文明人祖先的原始初民的游戏，它最多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而现代儿童的游戏和野蛮人的游戏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从艺术起源的角度来看，朱光潜对游戏以及游戏与艺术关系的研究，其意义是很有限的。第二，朱光潜先生在把游戏与艺术进行比较的时候，他虽然没有专门对艺术进行规范，但他的“艺术”是指文明人的艺术却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认为，把游戏与现代艺术进行比较以便确定二者在本质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这对于艺术起源研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朱光潜先生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即；既然游戏和艺术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而二者在时间上又是先后关系，那么，它们之间具有渊源关系也是可能的，这就证明了从游戏的发生学角度去研究艺术的起源具有可行性。但是，从发生学角度来说，现代艺术材料对于艺术起源研究显然不具有根本意义。现代艺术是从原始艺术演变而来的，但原始艺术与现代艺术又有本质的区别，原始艺术并不具备现代艺术的种种特征，我们现在把它们当作艺术并进行欣赏，但它们在产生时并不具备现代艺术的品格……总之，有关原始艺术的种种特征充分说明，我们现在称之为原始艺术的东西，最初可能恰恰就是游戏；原始艺术与游戏之间的差别可能远远小于现代艺术与游戏之间的差别……把游戏和原始艺术进行比较并研究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才是艺术起源研究的关键，才是最重要的，而这恰恰是朱光潜先生没有去做的。第三，正是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所以我们认为朱光潜先生把游戏和艺术进行的比较是极粗糙的，不全面的，他仅仅只是把现代的儿童的游戏和现代艺术进行了比较，不论是他说的相同点还是不同点，都是在一定限度内的。第四，也正是因为第三个原因，我们认为朱光潜关于游戏的研究是富有成果的，具有建设意义，但在艺术起源课题上，由于他没有击中要害，所以并没有真正解决游戏与艺术起源的问题。他最初的目标是：“我们纵然否认艺术就是游戏，艺术起源于游戏仍是一个可能的假设。要断定这个假设能否成立，我们须作较精密的分析，看艺术和游戏接近的地方在哪里，由游戏中可否演出艺术来，假如可能，再看演进的次第如何，艺术超过游戏的地方在哪里。”[20]由于材料和方法本身的限制，他只是部分地达到了目标，对于艺术起源研究中最关键的“由游戏中可演出艺术来”以及“演进的次第如何”这两个问题，他没有研究，也无从研究。他虽然也有一些具体的结论如“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游戏之中就含有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21]以及我们上面所引的总的结论，但这仅仅只是些命题，没有充分的实证材料和论证。就笔者所见，在现代西方，对游戏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且有影响的是德国哲学家、美学家伽达默尔在他著名的《真理与方法》中用了很多篇幅来讨论游戏问题，他认为游戏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游戏活动具有主体性特征：“然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从康德和席勒所使用的主体意义上去揭示这个概念，”“对于游戏活动者来说游戏并不是某种严肃活动，而且，正由于此，人们才进行游戏。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去寻找游戏概念的规定。单纯属游戏的东西并不是严肃的，而游戏活动则具有一种达到严肃事物的特有的本质关联，这不仅仅由于在游戏活动中游戏具有其目的，正象亚里士多德说，这是由‘消除紧张’而产生的。更重要的是，在游戏活动本身中已投入了一种独特的甚而是神圣的严肃。”[22]二、游戏就是游戏活动者的自我表现。“游戏实际上就被限制在表现自我上，因而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自我表现，而自我表现则是自然的一种万有存在体，”“游戏在某种杰出的意义上就是自我表现。”“游戏的‘含义’实际上并不在于这个目的的实现之中，宁可说，游戏任务中的作假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表现自身的游戏活动。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仅仅是由于游戏活动始终是一种表现活动，人的游戏才能在表现活动本身中发现游戏的任务。”“一般看来，游戏并没有为某个人而表现，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指向观赏者，尽管就其本质来看，游戏就是表现活动，尽管游戏活动者是在游戏中表现自身的。”[23]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深受康德的主体论思想影响，他这里实际上是在康德的“艺术的本质即游戏”的基础上讨论游戏问题的。但从文章的本质来看，他所说的游戏还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他并不是先验地从艺术的本质会演绎游戏的本质，而是根据游戏事实去研究游戏。不过他归纳出来的游戏的特征恰恰符合艺术的本质特征，这在逻辑上就是说：游戏的结构和艺术的结构是同一的，但游戏更简单、个体化，所以可能是艺术之先，即伽达默尔所说的“艺术的蓝本”。这就论证了从游戏去研究艺术起源的可行性。但伽达默尔的游戏理论对艺术起源研究最有意义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他的“转化”理论。转化则是指，某些东西一下子作为整体而成了一个其它的东西，这其它的东西作为转化成的东西，就成了其真正的存在，相对于这种存在，它当时的存在就不再存在了。”“我所说的向创造物的转化是指，人的游戏于其中真正地成为艺术的转化。只有通过这种转化，游戏才赢得了其它的观念性，以致游戏就被视为与创造物同一的东西，并能被理解。”[24]对于伽达默尔的“游戏理论”，笔者特别需要申明的是，大概是其本身深奥难懂的缘故，我虽然反复阅读，仔细斟酌，对其意义及逻辑仍不甚明了，所以不敢随便进行概括和归纳，更不敢妄加评论，俟以后有机会更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对于艺术起源的游戏说，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从理论上说，“游戏说”具有很坚实的理由。艺术活动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它也可能来源于一种与艺术活动完全相异的活动，但它最可能来源于一种与艺术活动相近的活动。而在远古各种活动中，与艺术最相近的活动就是游戏活动。无论是在内在结构上还是在复合功能上，艺术与游戏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在时间上它们恰恰又是先后顺序，因此，艺术就极有可能是从游戏中来的。我们不能肯定艺术绝对起源于游戏，但某些艺术或某些艺术的因素起源于游戏，却是很难否认的。为什么早期的艺术重象征、重表现，这可以用游戏进行解释，因为游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假定性”。关于游戏说的积极的因素，我们没有什么新的话可说。我们的问题主要是另一角度的。第二，我们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从理论上是说得通的，至少，从游戏的角度去研究艺术起源不失为一条重要的途径。关于游戏说，至今为止，最富有建设性的成果是席勒关于物质游戏向审美游戏的转化，朱光潜先生的艺术与游戏的比较以及伽达默尔的“转化理论”，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成果都是初步的、简单的。他们没有对游戏作更深入的研究；没有区分各种不同的游戏以及它们对艺术的作用；没有对游戏过程的研究。因此对游戏的本质的概括是不全面的。他们也没有对艺术的过程以及游戏与各个阶段艺术的关系进行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艺术是作为笼统的概念而出现的。所以，最初人类的游戏是什么样的？一般性的游戏是如何向艺术性的游戏转化的？最初的艺术是什么样的？等等，这问题都还缺乏研究。因此，某种意义上说，至今为止的关于游戏说的观点都还只是假说，都是理论的，缺乏实证。但困难也恰恰在这里，由于时间的遥远，考古学、民俗学的缺陷和行为主义的材料本身还需要证明，这些问题恐怕永远不能实证，因而游戏说可能永远不能得到彻底研究。［收稿日期］2000-05-15【参考文献】 [1][2][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4][6][7]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5]冯至．审美教育书简：中译本序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8][9]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10][14][17][19][20]朱光潜．文艺心理学[A]．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11]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2]朱狄．艺术的起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3][15]玛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16]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史前艺术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18][21]朱光潜．谈美[A]．朱光潜美文学集：第一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22][23][24]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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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会见日本客人渡边美智雄新华社北京５月３日电（记者杨国强）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众议员、自民党前政调会长渡边美智雄一行。李鹏对渡边美智雄等日本朋友关心中日关系表示感谢。他说，中日关系非同一般，两国关系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为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作出努力。他希望两国关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渡边美智雄说，９年前，他曾以大藏大臣的身份访华，９年后重返中国，看到中国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对中国当前稳定的局势感到高兴。渡边美智雄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一直是好的，近一年来出现了一些困难。他希望通过努力尽快推动日中关系恢复正常。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李鹏应客人的要求，介绍了他最近访问苏联的情况。他说，“这次访问是成功的。去年五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我这次访问苏联就是为开辟未来所采取的步骤”。李鹏指出，中苏双方都希望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中苏两国经济有一定的互补性，今后经济合作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他说，中国不想孤立自己，也不想把已经打开的大门关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友好相处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策。他说：“我们同样愿意在此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关系。”他说，“我们当前遇到一些暂时困难，但这并不是我们历史上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我们站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对此我充满信心。”上午，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也会见了渡边美智雄一行。吴学谦说：“最近，日本政治家来访增多，这是好事。我们欢迎更多的日本客人来访”。渡边说，日中关系很重要，为了亚洲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日中两国必须友好合作下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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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525 【原文出处】《文艺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705 【原刊页号】④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关于“艺术与科学”――《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理论研讨会纪要 【 正 文 】 杭 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由清华大学主办、我院承办的《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已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艺术与科学的关系的探讨，不仅是我们此次展览的命题，而且也是全人类发展需要探索的重要主题之一，因此我们希望此论题能够在学术层面得到更深入的探讨，从而为未来社会发展积累充分的思想资源。鉴于此，我们举办了这次由知名批评家参加的小型理论研讨会，希望各位踊跃发言。（以下以发言先后为序）张凤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我院主办的这次《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展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对此，我代表学院向各位理论家的支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艺术与科学这个命题的讨论早已有之，但在我国举办如此大规模的作品展与研讨会，这是第一次。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今后还应继续发展。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立足于教育，因此研究艺术与科学这个命题是要重点考虑怎样培养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我觉得理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旗帜，是实践的指导。我们希望能得到理论家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王明旨（清华大学副校长、美术学院院长）：非常高兴众位美术理论家来参加这次研讨，实际上这次“艺术与科学”的讨论还刚刚起步，希望将来能与众兄弟院校共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院提出这个大的理想化的主题与多年的学科设置和专业基础有关，并入清华大学后，我们处处感到了清华大学对交叉性的综合学科的重视。科学本身同艺术一样是广泛而生动的，这是二者结合的基础。这次的展品偏重于美术、造型艺术和科技之间，从小的切入点来探讨大的课题。展品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部分表达了艺术家内心对科学的理解，另一部分是科学家通过艺术表达的科学成果，第三部分是与科学技术结合的艺术设计作品。可以说，介入科学是艺术永恒的命题，也是新时代的艺术家了解生活的不可回避的问题，艺术教育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次展览虽然只是初步探讨，并非十分完善和理想，但毕竟是正式的起步，我们希望诸位能从理论上提出批评和指导，以利于这项工作的深入发展。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刚才王院长介绍了主办的宗旨、构想，使我们对这次活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认为这次展览是21世纪初大型的社会文化活动，展览热烈，观众情绪高涨，接受度和欣喜度均超过以往。其意义在于：第一，它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多年教育积累的必然结果。第二，它完成了20世纪中国本应完成的命题，非常具有价值。既完成了公众多年的夙愿，又是引导新世纪对该命题关注的起点，体现了学院领导班子的前瞻性和战略性。观众通过展览，不仅学到科学知识，而且看到了艺术创造，这种艺术的、文化的营养是社会大众所需要的。第三，展品多以视觉传达形式出现，是最广泛的视觉传达发射体，形式前所未有，体现了当代文化传播手段。总之，作为一个展览，能够基于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层面，并具有相当的文化前瞻性、当代性是其它展览少有的。但是，对具体命题的艺术化创作，在艺术与科学原理上的思考还有待提高。程大利（中国美术出版集团副总编辑）：上个世纪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与“艺术与科学”一样，是一种文化理想，具有指向性。看了这个展览，我首先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展览，是一个经过精心准备的有理性思考的展览，清华大学提出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具有长远意义。另外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即艺术不应该仅是科学的注脚，科学也不应仅是艺术的拐杖。去年《中国文化报》有一个讨论，讨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可惜它浅尝辄止；科学使人认识物质世界，但科学的高度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问题，艺术使人认识美，它的最大功能应是净化人、抒发人类的情感，二者的结合是人类的理想，如果结合得好了，人类就进步了。今天艺术教育最失败的地方是忽略了情感教育，艺术教育的问题是培养真正的人。长期以来，理工科学生的艺术素质薄弱是我国教育界的突出问题之一，大大限制了科学的发展。应该看到，科学本身也是美的，量子物理、纳米世界都是美的，科学与艺术是两翼，缺一不可，没有人文指向的科学的发展是多么可怕。因此，这次展览是个创举，在对年轻科学家的培养方面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如果我们真正弄清了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林 木（四川大学艺术系教授）：我注意到这次“艺术与科学”研讨会发言的构成人主要是科学家、画家，思维导向主要是自然科学。可以说，20世纪人们对科学的强调非常突出。值得注意的是，“五四”的两面旗帜“民主”和“科学”在当时的美术界是对立的。他们张扬人性、民主、生命意识，反对科学的写实主义，这种对立很奇怪。科学主义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观较为关注，它利用科学的权威做与科学无关的事，在20世纪较为普遍，这是应该注意的问题。我认为，人文科学应在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中产生重要的作用。人们对科学的宏观与微观的思考演化为哲学、宗教、历史的思考，反过来形成对艺术的引导。这次展览的作品，不少很新颖，但也有很多只是对科学进行了图解，比较牵强，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岛 子（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教授）：我认为这次“艺术与科学”大展开启了21世纪艺术教育的思路和框架。1998年我到川美任教以来，深刻地感到了美术学科缺少科学性，即国家教委的学科目录与社会需求有很大的矛盾，美术学的分类既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在我国，人文科学的范围界定还有待研究。我们应关注学科内部的科学问题。21世纪的素质教育应包括哪些内容呢？我注意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开设了社会学课程，这一点值得学习。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需要融合。21世纪我们学院的建设者任务将会十分艰巨，因为高科技的信息时代对教学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它所带来的知识传承问题，使人文学者回归到前现代的角色，即成为世界意义的守护者和阐释者。水天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和“艺术与科学理论研讨会”是近年国内美术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活动。展览与研讨会都有许多使人耳目一新的内容，打破了艺术活动只着眼于艺术圈之内的局限，开辟了美术教学、美术实践、美术理论与姐妹学科交流借鉴的局面，为中国美术引来一股清风。对于艺术的发展来说，它的意义是在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政治、艺术与个人感情……之外，引导人们注视一条新的思路，尝试一种新的艺术活动方式，走出新的艺术通道。这是一条有生气、有活力的通道，它的价值不会在其它通道之下。对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来说，“艺术与科学”还可以成为一个长期发展目标，成为学术和办学风格上的一种理想。当我们说“高雅艺术”的时候，往往联想起传统的、古老的文化情趣。实际上艺术与科学也可以达到一种高雅的文化情趣；当我们说“先锋艺术”的时候，往往联想起对社会生活的反讽和对个人处境的焦虑，实际上艺术与科学、科学与人的复杂关系，也应该成为艺术创作上的“先锋问题”。展览会的作品多，中国美术馆的场地小，这使展出效果不够理想。除了展出场馆条件的限制外，从艺术水平或者展览会的主题看，如果将一些可有可无的作品删减（如果减去四分之一），展览的整体水准就会明显提升。作品的评奖结果也值得进一步讨论，有些获奖作品并不具有艺术或者科学思想方面的创造性，有些作品甚至不能代表作者原有的艺术水平。在题材和作品的人文精神方面，宜作周密的考量，例如科学研究和科技运用的伦理问题，这已是全球性的不容回避的话题。从展览作品和研讨会发言看，这是一次称颂科学与艺术的集会，大家主要着眼于两者的光明面，而忽视了它们目前发展的问题。在观察角度上，国内艺术家和学者偏向于称颂历史，回顾往昔的辉煌，在思路上习惯于绪论、概说式的“宏大叙事”，缺少国外艺术家和学者那种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这已经成为中国美术理论界的流弊。丁 宁（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我想谈以下几点：第一，艺术的发展要进入公众领域。可以说，这次展览引起了久违的关注，它打破了近年美术领域的圈子化，使得艺术进入了公众的精神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会逐渐彰显出来。第二，这次展览把“艺术与科学”作为主题阐述是90年代以来美术界的高峰事件，可以改变当代美术的专家化思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重要的启示作用。第三，展览提出了艺术教育的新方向，有助于改变对纯艺术的过分倚重。艺术要走向现实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的成分。第四，这是一次美术活动国际性的探索。希望今后能继续进行下去。第五，展览的不足在于对研究的前沿情况把握不够，新思路不足。刘龙庭（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这次展览的命题是社会大发展的产物。展览既具有前瞻性、开创性，又具有总结性、启示性，对公众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央工艺美院虽然并入清华大学的时间并不长，但贡献很大。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与艺术毕竟不同，在强调联系时，也有区别。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需要继续深入讨论下去。在当前中国科学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人文科学也并不先进，希望清华美院继续张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取得更大的发展。吕品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花了如此大的力气和声势，用展览和研讨会的形式提出“艺术与科学”这样一个命题，是具有历史性的、前瞻性的。但对中国来讲，历史性这一块确实是中国的问题，因为西方对“艺术与科学”的关注在20世纪就大量地展开了。而中国在20世纪还并未真正地意识到这样一种关系，并把它作为一个命题提出来。因此，这个命题的前瞻性我认为是国际性的，全球性的。不仅是中国人，整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在关注这样一对关系。在我看来，不管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两个概念都是西方式的。甚至把它作为一种关系问题摆出来，也是一种西方式的思想。在这种思想贯穿着一种形而上学的传统，从古希腊到今天信息时代的二进位制语言，这中间是有着深刻联系的。但实际上西方这种思想从一开始就包含一种矛盾。一方面，它把人解释成一种自由的存在，具有无限发展性、丰富性、非专门化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它在解释自然、探索自然时，又把这个世界理解为有一个最终的终极时代。在自然科学上要探讨物质的终极时代，在人文科学上要探讨体现、反映这种终极时代的真理。因此，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在西方人看来是一回事，本质上它有一种大科学思想。由此，矛盾从一开始便产生了。在古典时代，这样一种矛盾是不明显的，文艺复兴后，随着西方对人的强调，所谓人文主义崛起后，必然就会把这种矛盾带出来。对世界认识的问题和人对自己本身认识的问题矛盾重重。这种矛盾导致科学与艺术从原有的混沌状态分裂出来，并产生科学与艺术。而在今天大谈科学与艺术，它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现在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力图改变我们现在对世界认识和把握的矛盾状态。20世纪上半叶，人类对科学、现代文明是持一种乐观的态度的，中叶以后，这样一种状态发生了变化，科学所带来的一些现实问题迫使我们去回头反思，这是由生存环境引发的一种物质性问题。只有这些物质性的问题才能在科学时代打动这些被科学思想所占领、控制的人群。由此，科学与艺术作为一种关系命题暴露出来。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说，提出这样一个前瞻性的命题，是非常有价值的。从展览来说，我感觉有三种类型的作品：1.把科学思想、科学知识加以阐释、介绍，实际上带有一定程度的科学色彩。而在当下，它又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2.表现现代科技或用现代科技来辅助制作的作品，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着现代科技的力量。3.在科学的条件下，强调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强调人的现实体验的作品。实际上，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的角度看，这一部分作品更有价值。如果在以后还将继续进行展开讨论，我认为更应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因为在让人生存得更幸福、更好的目标上，无论科学还是艺术，它们都是统一的。邵大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这次展览社会反响很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虽然也有不少缺点，当总的来说还是很不错的。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谈不清楚，已经有很多的讨论，李政道先生已经是第三次提出这个问题，这次是最重要的一次，并且是最大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他主要强调智慧和情感，艺术也是，科学也是，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讲得很对。而且李政道先生讲的是科学、自然科学而不是讲技术。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发展到现在，包括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关系，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片面性，但又有合理性，前面有人说到的命题的公众性，它带有普遍性，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听说浙江美术学院曾经请哲学家去讲课，讲得很好，但是有的艺术家发问：你懂笔墨吗？这很可笑，哲学家讲的是普遍性的东西，艺术家问的问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哲学家谈的是普遍性的东西，艺术家谈的是个别性的东西。这个普遍性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就要落后。个别性的东西也要关注，例如民族化，但是要在普遍性的原则下。科学与艺术不管以何种形式发展，这个命题的提出都带有一定前沿性，它也一定会推动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它们的结合一定会产生新的东西。西 川（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刚才各位的发言已经把我想到的一些问题差不多都谈到了，活动成功的地方我就不重复了。我没参加清华的讨论会，因此，只根据展览谈我当时产生的几个印象。一，这是一个美术学院所做的跟科学有关系的展览，而不是科学院做的跟艺术有关系的展览。因此，艺术很显然地呈现一种向科学靠拢的姿态。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把一些存在于现代艺术之中的现代观念介绍给大家。另外，艺术本身显得不自然，由于艺术与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对称比例，似乎艺术观念落后于科学的观念。同时，通过这样一个展览，使艺术本身表现出来的科学似乎已经落后当代科学所达到的水准。因为当代科学的技术层面，它所达到的形而上的层面都已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二，作品不看标示牌，基本上能猜测出是哪国人所做，尤其是中国人的作品更为明显。为什么会如此？这里面实际上存在一个观念置换的过程，中国人的作品不是以科学精神来指导，而是把科学与艺术的空间概念置换成古代与现代的时间概念。三，科学本身在其现代研究中已经实现了科学本身的转身。比如物理学走到核物理学，最后变成对社会生活的破坏，这种科学转身所引起的当代科学对伦理学所产生的挑战，事实上在这个展览中很少涉及，这个展览基本上是艺术向科学靠拢，艺术为科学唱赞歌。科学本身所包含的那些复杂命题、转身、悖论基本上艺术家没有触及到。四，在科学与艺术这样一个大题目下，还可以分列一些小题目进行。张晓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我最早介入“艺术与科学”这个主题是作为撰稿人为这个展览搞一个专题片，一共五集，我写第一集，介绍艺术与科学的历史关系及发展脉落，并由此引发一些问题。艺术与科学本身一样，最早的艺术家就是科学家，直到近代科学产生以后，才出现一些问题，艺术与科学正式分离。展览有不足也有价值的地方。1.展品可减掉三分之一，一些作品与主题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质量平庸。另外，700件作品使得展厅太拥挤，展览效果不是太好。2.这次展览是一个开端，是一个仪式。但进入仪式后，它对科学、科学本身的一些问题，对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反思不够，艺术与科学共同作用产生力量，并带来震撼的作品太少。意义：尽管有些不足，但其成绩、价值、意义仍远远超过不足。1.通过这个展览，它表明艺术不是点缀、美化，也不是装饰，它是一种生存方式、思维方式，而这种方式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展示给人们。2.这个展览完成后，全国美展与它的距离至少有10年以上的差距。另外，它对美术馆本身也是一种讽刺，装置、影像艺术等等都纳入了这次展览之中。3.这个展览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象征意义。而在中国的美术界、教育界跨入21世纪时，这样一个展览至少表现出一种和西方各国同步的文化姿态。因为这个课题也是同时期西方关注的课题，在国内也从未提出过，它的解决程度不管如何，其象征意义必定是深远的。出席研讨会的还有：刘巨德副院长、包林教授、陈瑞林副教授、尚刚副教授等。（田君、海军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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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夫负于新秀塞莱什新华社波恩５月２０日电世界女子网坛头号种子施特菲・格拉夫今天在西柏林举行的第八十三届联邦德国国际网球赛决赛中，以０：２（４：６、３：６）负于美籍南斯拉夫选手莫尼卡・塞莱什。塞莱什获得冠军。格拉夫是当前世界最佳女子网球选手，近两年来一直主宰世界女子网坛。此前，她在国际比赛中已连胜６６场。她在今天的比赛后对记者承认，她今天“打得不好”，“没有节奏，球多次出界，控制不力”。她表示要认真准备，参加即将在巴黎举行的大奖赛。此前，１６岁的塞莱什在罗马国际网球公开赛中曾战胜了世界女子网球二号种子纳夫拉蒂洛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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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URBAN ENVIRONMENT & URBAN ECOLOGY1999年 第12卷 第6期 Vol.12 No.6 1999制革废水综合处理技术研究卢学强 唐运平 隋 峰 张金鸿摘要：通过对一个制革厂废水的分析和对不同工段废水处理工艺实验研究，根据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物化与生化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一种优化的以高效生化处理为主的综合处理工艺。关键词：含硫废水；废铬液；综合工艺中图分类号：X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264(1999)06-0022-03Study on Integrated Treatment Technology for Tannery WastewaterLU Xue-qiang，TANG Yun-ping，SUI Feng，ZHANG Jin-hong(Tianjin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Tianjin 300191)Abstract：Through the sample analysis of a tannery wastewater and the research on process experiment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from various workshop,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 of “physicalchemical+biological”and “separate+concentrated”,an optimized integrated process based on high-efficient biological treatment is proposed.Key words：sulfur containing wastewater； waste chrome liquor； integrated process1 引言制革工艺一般包括脱脂、浸灰脱毛、软化、鞣制、染色加工、干燥、整饰等几个工段，它实际上只能将1/5的畜皮转化为可出售的皮革，其余则成为污染物质或副产品，加工过程中需要添加多种化学品，从而使得排出废水中含有多种污染组分和有毒物质。总之，制革废水的成分相当复杂，含有酸、碱、盐、染料、单宁、硫化物、Cr、糖、氨氮、油脂等多种污染物质。制革废水的处理也是目前工业废水处理的难点与焦点之一［1，2］。本文结合一制革厂废水处理实践就制革废水综合处理技术进行了探讨，通过研究提出了一种比常规制革废水处理工艺相对简化的工艺流程。2 工艺实验2.1 水质特征制革废水水质特征见表1。表1 水质特征 mg/LpHTCrCODSSS2－BOD废铬液4.2-4.52318-32392150含硫废水14 18 281 960-1090综合废水8-1348.2-63.8921-223512001.8-13012912.2 废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及要求设计日处理水量3000 t，其中含硫废水100 t/d，废铬液60 t/d。出水水质达到国家颁布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二级标准。即出水水质达到：pH为6-9、TCr为1.5 mg/L、COD为300 mg/L、SS为200 mg/L、S2－=1.0 mg/L2.3 实验与讨论根据物化与生化相结合、分散与集中处理相结合的原则，工艺实验分别从含硫废水及废铬液先单独处理去除具有生物毒性S和Cr，再进行综合生化处理。2.3.1 含硫废水处理实验a.实验装置与材料：曝气机、锰盐催化剂、储水槽。b.实验方法：以采自硫碱车间水样为实验水样，投加催化剂后，按一定气水比进行曝气，分别在0 min、60 min、120 min、180 min、240 min时刻进行取样，然后用HACH公司DR2000分光光度计测定水样中的硫含量。c.结果与讨论：经测定，在0 min、60 min、120 min、180 min、240 min，经催化氧化后硫浓度为：960 mg/L、15 mg/L、8 mg/L、3 mg/L、和0.05 mg/L，达到出水排放标准。对于制革厂含硫废水的处理，目前主要的处理方法有催化氧化法、化学混凝法和酸化法。由于含硫废水中的硫浓度及碱度较高，因而混凝剂及酸的用量较大，运行费用较高，而催化氧化方法是一种相对廉价的方法。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经过催化氧化后硫化物浓度大大降低，所加催化剂药剂费仅每吨水3分钱，远远低于混凝剂费用。2.3.2 废铬液处理实验a.实验装置与材料：六联搅拌器、Ca(OH)2、NaOH、PAMb.实验方法：以采自鞣革车间的废铬液为实验水样，分别以Ca(OH)2、NaOH为中和剂，以PAM为助凝剂利用正交实验法进行处理实验，处理后水样经过滤，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水样中Cr含量。c.结果与讨论：由表2实验结果可以看出，Ca(OH)2和NaOH均能使废铬液处理达标，Ca(OH)2较为低廉，但泥量相对较大，不利于回用，采用NaOH为处理药剂，进行中和处理，而后再进行酸化回用。表2 废铬液处理实验结果中和剂处理前铬处理后铬去除率(%)泥量Ca(OH)22318 mg/L0.058 mg/L＞99.9较大NaOH2318 mg/L0.221 mg/L＞99.9较少废铬液的处理回收利用主要有直接回用法，碱沉酸化法及高分子混凝澄清法，其中直接回用法由于杂质较多，往往会影响皮革鞣制的品质，而高分子混凝澄清法是其一种改进方法，长期使用对皮革鞣制的品质可能造成一定影响。而碱沉酸化法是一种相对成熟的工艺方法，被意大利等发达国家所采用，本研究就此对该方法也进行了探讨，但对皮革性能的影响大小正在研究之中。2.3.3 综合废水处理实验对于制革废水的综合废水，常用的方法是经沉淀后再走“气浮+生化”的路子，为此分别进行了沉淀和生化实验。a.沉淀实验取采自某制革公司总排污口废水，置于2000 mL量筒之中，分别在0 h、2 h、4 h、6 h、8 h吸取水样，分析其COD含量。实验结果见表3。表3 沉淀实验结果T(h)0 h2 h4 h6 h8 hCOD18141562152012681142去除率(%)014163037由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制革废水中含有大量的碎肉、碎皮屑、血污、泥沙等悬浮性物质，通过8 h沉淀可达40%的COD去除率。b.生化实验取所采综合废水水样，经适当处理后，加入经由制革废水驯化的优势菌种接种的活性污泥及高效可移动生物填料，调节BOD∶N∶P比到100∶5∶1左右，先在F/M为0.3 /d负荷下运行，随着驯化的进行，逐步提高投加率直到可以按满负荷处理废水。通过一个月的运行实验，稳定运行后结果如表4。通过以上实验可以看到，该制革综合废水，利用特有的生化处理工艺便可达到排放标准，尤其对于生化段选育了特殊的制革废水处理菌株辅之于特殊的生物填料，通过兼有活性污泥法及生物接触氧化法两者优点的高效复合生物反应器处理，从而使COD去除率高达80%以上，出水优于一般的活性污泥法以及生物接触氧化法，进而确保了处理出水的达标排放。表4 生化处理试验数据(CODcrmg/L)日期进水出水去除率%98.10.20920129.38698.10.2258972.787.798.10.2359068.788.498.10.26827.6110.986.698.10.27827.6134.683.798.10.28700122.782.598.10.29815.8130.784.098.10.3069610085.698.10.31526.79582.098.11.285175.291.298.11.386013084.998.11.4893.2146.283.698.11.5890168.681.198.11.1087013484.6平均71311585.13 方案设计在国外制革行业如日本、意大利等［3］相对更注重节水和清洁生产方面，如实行冷藏法降盐、色诺保毛脱毛法节硫、二氧化碳脱灰法降氨氮、少铬鞣制及FelidermCS高效吸收法和白湿皮技术等减铬。在处理技术方面，国外一般均采用利用物化法进行废铬液与含硫废水的前处理，然后利用生化法对综合废水进行处理，一般采用活性污泥法，有些加有稳定塘进行三级处理。国内方法与其存在着一定差异，如个别工艺不对含硫废水及废铬液进行前处理，另外一个较大差异是国内绝大多数工程对综合废水生化前加有气浮处理装置［1，4］。根据工艺实验结果并结合国内外流行工艺提出该公司制革废水处理工艺方案(见图1)。工艺方案技术经济指标见表5。表5 工艺方案技术经济指标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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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研究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01 Vol.14 No.3 P.24-28广州市I/M计划升级及其在机动车NOx减排中的效果邵敏 张远航 孙永福摘 要：以广州市为例，系统地讨论了机动车污染控制中的检查维护计划(I/M)。评估了广州市现行的I/M计划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问题，针对广州市NOx污染控制目标，提出了广州市I/M计划升级的技术考虑，并对建议的两种加载I/M计划ASM和IM240进行了初步的费用效果分析。关键词：检查维护计划；机动车；污染控制；费效分析分类号：X32.0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929(2001)03-0024-05The Upgrade of I/M System in Guangzhou and Its Effects in Vehicular NOx Emission AbatementAbstract：Taking Guangzhou for the case study, this paper discussed systematically I/M system for vehicular emission control. The effect and problems of current I/M system in Guangzhou were assessed.Aiming at the air quality target of NOx in Guangzhou,two loaded test I/M systems,namely,ASM and IM240 were suggested.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these two upgraded I/M systems was analyzed.Keywords：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system (I/M); vehicular; pollution control; cost-effective analysis作者简介：孙永福(1956-)，男，北京市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作者单位：邵敏（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北京 100871）张远航（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北京 100871）孙永宝福（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北京 100871）参考文献：［1］Zhang Yuanhang,Shao Kesheng,Tang Xiaoyan,et al.The study of urban photochemical smog pollution in China [J].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1998:34(2～3):392～400.［2］谢绍东.广州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研究[R].北京大学博士后工作报告.北京：北京大学,1998.47～512.［3］F Asif,S W Christopher,P W Michael.Air pollution from motor vehicles,standards and technologies for controlling emissions [J].Washington:The World Bank,1996.［4］William M Pidgeon,Daniel J Sampson,Paul H Burbage IV.Evaluation of a four-mode steady-state test with acceleration simulation modes as an alternativ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test for enhanced I/M programs[J].Michigan:EPA-AA-AQAB-93-01,1993.［5］U S EPA.EPA I/M Briefing Book: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to know about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J].Washington:EPA-AA-EPSD-IM-94-1226,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Office of Air and Radiation Washington,D.C.1995.［6］Acceleration simulation mode test procedures,emission standards,quality control requirements,and equipment specifications――Technical Guidance[J].Michigan:EPA-AA-RSPD-IM-96-2,1996.［7］High-tech I/M test procedures,emission standards,quality control requirements,and equipment specifications:IM240 and functional evaporative system tests――Revised Technical Guidance[J].Michigan:EPA-AA-RSPD-IM-96-1,1996.［8］IM240 & evaporation technical guidance [J].Michigan:EPA420-R-00-007,2000.［9］Thomas C Austin,Larry Sherwood.Development of improved loaded-mode test procedures for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programs [J].Government/Industry Meeting and Exposition,Washington,DC,1989.［10］[10[J]] Weaver C S,L M Chan.Analysis of CARB ASM and IM240 Data,memorandum,engine,fuel and emissions engineering [J].California:Inc.Sacramento,1994.［11］[11[J]] Rob Lee,Joanna Pedley,Christine Hobbs.Fuel quality on heavy duty diesel emissions:A literature review [J].International Fall Fuels and Lubricants Meeting and Exposition San Francisco,California:October,1998.［12］[12[J]] Michael P Walsh.Motor vehicle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An urban challenge [J].Washington:consultant report,1995.105～151.［13］[13[J]] Chan L,M Reale.Emissions factors generated from MOBILE5a.Engine,Fuel,and Emissions Engineering [J].Califonia:Sacramento Inc.,1994.收稿日期：2000年11月10日出版日期：2001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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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689 【原文出处】北京党史研究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0～13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811 【 标 题 】一场批判 三种声音 ――试析1954年对《文艺报》的批评【 作 者 】于风政 【作者简介】于风政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 100088 【 正 文 】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了对红学家俞平伯的批判。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形成了党外批判俞平伯、党内批评《文艺报》的紧张形势。对于批判俞平伯，党内外众口一辞，而对《文艺报》的批判，则有不同的声音。对《文艺报》的批评，时间不长，声势很大，影响深远。重新认识当年批评《文艺报》时的不同思想倾向，对于理解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曲折历程，是有意义的。一、批评《文艺报》的三种声音对《文艺报》的批评，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然而，这一运动的特定背景和文艺界的复杂情况，却使其间充斥着一些很不相同的声音。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批示、批语、信件，《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文章，《文艺报》刊载了“青年宫会议”（注：1954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扩大的联席会议，先后开了8次大会。会议在北京青年剧院楼上的青年宫召开，故称“青年宫会议”。）的主要发言摘要，《文艺报》召开的外省市在京作家座谈会发言摘要，该刊编发的大量读者来信摘要，等等，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至少有三种声音。第一种声音，当然是毛泽东的声音。毛泽东对《文艺报》的批评，有着非常集中、非常明确的指向，这就是批评《文艺报》容忍和保护资产阶级思想，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打击“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他在10月16日致刘少奇等28人的党内信件中，批评《文艺报》“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压制‘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向资产阶级作家“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投降（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575页。）。这封信当时没有发表。公开地、完整地转达毛泽东上述观点的，是由江青授意、袁水拍执笔、经毛泽东阅改并指令发表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这篇文章批评《文艺报》“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屈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态度”（注：《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8日。）。毛泽东阅改这篇文章时，在原文批评《文艺报》粗暴否定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的一段文字后面加写了：“《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589页。）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文艺报》的两大错误，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既然容忍和保护资产阶级思想，就必然打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也就是说，《文艺报》犯的是“右”的错误。第二种声音，是胡风的声音。他的矛头所向是党对整个文艺的领导工作。在“青年宫会议”上，胡风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他以《文艺报》第一、二卷发表的评论文章为依据，从四个方面论证了《文艺报》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他认为，《文艺报》创刊之初即向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投降；《文艺报》很早就“对于进步的作家、对于小人物”采取了打击的态度，1950年对阿垅的批评可为例证；在《文艺报》批评工作中，“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占着支配的地位”。胡风不但批评了《文艺报》，而且批评了《人民日报》；不但批评了冯雪峰、蔡仪、黄药眠、陈涌等人，也点名批评了周扬、袁水拍。他认为《文艺报》和冯雪峰的“失败”，是“我们战线的失败”。第三种声音，是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声音。许多作家、艺人、《文艺报》读者，猛烈地抨击了《文艺报》宣传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理论，坚持“粗暴的骂倒一切、横扫一切”的文艺批评，因而严重阻碍文艺事业发展的错误。作家刘大海说：“很多读者都认为《文艺报》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好像它永远是正确的，所以有人就把《文艺报》叫做‘一生正确’。要是周围同志中谁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别人就把他叫做《文艺报》。”（注：《文艺报》1954年第22号第9页。）类似的批评言论非常之多，言辞激烈、尖锐。显然，这三种声音是十分不同的。毛泽东批评的是《文艺报》向“资产阶级唯心论”投降并因而打击新生力量的“右”的错误。文艺工作者批评的是《文艺报》以错误的文艺理论和审判官式的粗暴批评压制创作自由、批评自由的“左”的错误。胡风批评的则是党的整个文艺领导工作。以往对批评《文艺报》事件的研究，显然忽视了文艺工作者一方面的声音，对胡风的观点也缺乏完全正确的理解。二、为什么会有三种声音在批评《文艺报》的过程中，之所以会有三种声音，而不是一种声音，从主观方面来说，是因为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观察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想通过批评《文艺报》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从客观上来说，《文艺报》的表现的确为这三种声音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依据，也就是说，它们都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领袖，极端重视意识形态的改造。建国后，他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文艺整风运动，支持对陶行知等教育界著名人物的批判，都是为了改造旧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绝对领导地位。然而，这些运动都没有有力地触及旧的意识形态的深层和核心――由胡适思想长期统治着的学术领域（不仅仅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1952年夏季以后，鉴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对文学艺术和教育事业造成的严重影响，党不得不有限度地调整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使意识形态领域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毛泽东从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战略高度观察问题，不能容忍这种状况。他需要找到一个契机和缺口，打破“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一统天下，于是找到了《文艺报》和红学研究。尽管冯雪峰对批判《文艺报》始料不及，事后也想不通，说是“有苦说不出，低头挨闷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注：史索、万家骥：《冯雪峰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517页。）。但是，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说冯雪峰主编时期的《文艺报》放弃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大概是不冤枉的。1952年2月，冯雪峰接任《文艺报》主编。同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发表社论，引人注目地提出要开展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资产阶级倾向与反对“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重点是强调后一个方面。这是有限度调整文艺政策的信号。冯雪峰立即行动起来，迅速而显著地调整《文艺报》的编辑方针。先是在稍前即已发起的“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中公开批判公式化、概念化。文艺整风结束后，又开辟了“对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批评”专栏，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抨击。1953年夏天，他在一些讲话和为第二次全国文代会起草的工作报告草稿（未被采用）中，尖锐地批评了党的文艺工作，认为建国后“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主观主义思想支配了我们创作的领导”（注：《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496页。），亦即“左”的错误占据了党的文艺工作的主导地位。1953年9、10月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把反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粗暴批评作为主要的倾向来讨论。这样，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作用，在1952年秋季至1954年10月的两年间，《文艺报》的面貌有了相当的改变，粗暴批评大为减少，对“资产阶级思想”所谓批判则几乎绝了迹。这在1954年群众对《文艺报》的批评中可以得到反映。当时许多人认为，近两年来，特别是第二次文代会以后，《文艺报》的评论文章越来越少，“战斗性”不强，变得“消极”了。毛泽东对《文艺报》的批评，是借题发挥，但不是无中生有。文艺工作者批评《文艺报》的目的是反对教条主义束缚，争取创作自由和批评自由，争取作家与批评家的平等地位。他们的不满，主要是针对《文艺报》由丁玲、陈企霞、萧殷主编时期和冯雪峰接手初期。《文艺报》1954年22号和23、24号合刊发表的批评《文艺报》的材料约10万字，其中批评者列举的作为《文艺报》粗暴批评例证的文章有30多篇，绝大多数是1952年秋季以前发表的。《文艺报》第22期刊发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陈亦洁的文章《论批评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举了4篇文章，其中3篇刊于1951年以前，1篇刊于1952年3月。的确，早期《文艺报》的形象是“凶凶狠狠”、令人生畏的。建国不久，文艺界出现了一股教条主义的思想潮流，报刊上的粗暴批评泛滥成灾。冯雪峰接手时，正值“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整风运动的高潮。由于政治空气和惯性作用，更由于文艺界领导人和《文艺报》并未深刻认识过去的偏差和错误，因此，1952年秋季特别是第二次文代会后，粗暴批评少了，但并未绝迹，1954年初还发生过若干不恰当地批评李准小说一类的问题。这样，群众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对“左”的倾向和不满，借毛泽东批评《文艺报》之机倾泻而出。胡风在“青年宫会议上”上发起“进攻”，是许多人没有料到的。胡风是一位有独立思想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有显著的差别，加上文艺界长期的宗派纷争，建国前屡遭批评，建国后倍受冷落，动辄得咎。1952年下半年，中宣部召开4次座谈会，批评他的文艺思想。《文艺报》1953年第2号、第3号，发表了中宣部指定何其芳、林默涵撰写的批胡文章。胡风不接受批评，1954年7月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状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直陈对建国后文艺工作的看法。他的意见当然不被接受。《文艺报》问题发生后，胡风显然认为，《文艺报》的问题和文艺工作者对“左”的倾向的强烈不满，验证了他对建国以来文艺状况的判断，为他的文艺思想提供了实践的佐证，因此才非常“激动”地发表了无所顾忌的“攻击性”言论，企图否定建国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用自己的文艺理论影响整个文艺工作。一场批判、三种声音这种情形的出现，除了人们的地位、意图和观察《文艺报》问题的视角不同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将毛泽东指出的《文艺报》相互联系的两大“错误”分割开来，避开《文艺报》“容忍和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错误，而借“压制新生力量”问题大加发挥。二是袁水拍的文章把“否定”李准小说作为《文艺报》打击“新生力量”的例证，对批评《文艺报》的舆论方向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误导作用，因为文艺工作者认为那是粗暴批评的典型。三、为什么转向批判胡风对《文艺报》的批评，自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文章开始，到12月8日周扬在“青年宫会议”上发表毛泽东审阅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总结报告结束，只持续了40天，次年1月便草草收场。骤然而起的，是对胡风的批判。形势的发展，似乎偏离了毛泽东原定的主题与方向，因为当初并无立即批判胡风的打算，而且无论如何，胡风的思想是很难归入胡适一派的。按照传统的说法，斗争指向的急剧改变，直接起因是胡风的“进攻”。这有道理，但不全面。应该说，批评《文艺报》期间文艺工作者对“左”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的激烈批评，也是导致运动转向的客观原因之一，因为批评《文艺报》期间，文艺工作者对“左”的倾向的批评，具有十分严重的性质。第一，《文艺报》是“以指导文艺思想为主要任务”的刊物，是“文艺思想战线的司令部”，名义上隶属全国文联，由作协主席团代为指导，实际上领导它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另一方面，按照党的文艺理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通过文艺批评实现的。严重地批评《文艺报》和批评家，无异于批评党的领导。第二，人们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公式化、概念化和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人们已经认识到，粗暴批评是现象，其要害在于宣传“无冲突论”等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前，文艺界的领导人总把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责任归罪于作家。如周扬说，作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是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原因”（注：周扬：《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53年第19号第9页。）。现在作家们说：“公式化、概念化的主要原因在批评！”周扬说，粗暴批评之所以发生，一是批评的态度不对，二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一些教条、公式出发。现在作家们说：“不是态度和方法不对，他们根本就在自觉地宣传和提倡错误的文艺理论！”这就实际上提出了系统清理教条主义文艺理论的要求。第三，人们公开要求文艺界领导对《文艺报》的错误承担责任。刘白羽说，从《文艺报》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也不能不谈到领导的责任和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作为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全国文联有没有领导呢？作为研究、批评文学问题的刊物，作家协会主席团有没有领导呢？……我觉得这不是简单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整个文艺界汲取教训，改变作风的问题。”（注：《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第16页。）他们明明知道文联、作协领导不了《文艺报》，但除了胡风，没人敢公开批评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所以，批评文联、作协的真正用意是批评周扬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就在文艺工作者把本来对《文艺报》“右”的错误的批评变成对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讨伐的时候，胡风加入了“进攻”的行列。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直接导致了运动的转向。胡风的武器和策略是批评庸俗社会学。他的批评显得非常有力，因为他把群众对粗暴批评和公式化、概念化的一般批评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认为，统治着文艺批评的，是庸俗社会学。庸俗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是不从实际出发，不是凭着原则的引导去理解实际，而是用原则代替了实际，从固定的观念出发，甚至是从零乱的观念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或者政策的词句去审判作品”。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各样的，或者叫做公式化概念化，或者叫做‘无冲突论’（虚伪的所谓‘乐观主义’），或者叫做教条主义，或者叫做反历史主义，或者是仅仅从表面现象看‘社会意义’的客观主义，等等”。庸俗社会学是粗暴批评的根源。“五年来，我们文艺上的有生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压制，我们的文学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们的青年作者，一切有进步倾向、有革命要求、忠实地拥护革命政权的爱国的作家们，包括绝对大多数的年纪大的作家在内，都是愿意写出好的作品来，都是愿意从实际出发，一步一步向前走，一面劳动一面改造自己的。但我们文艺战线反而消沉了。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这种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和批评，以及以它为武器的一套做法从内部把文艺实践拖得不死不活，使我们感到苦恼，更使青年作者们感到苦恼的。”（注：《文艺报》1953年第19号第10页。）胡风的发言有片面、过激甚至错误之处，但是，不能不承认，他对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的批评，较之其他批评者，是更为深刻、有力的。尽管这时的胡风已被视为文艺界的“异端”，许多青年并不很了解他，他的言论对饱受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批评之苦的青年人，还是极有影响的。党看到了这一点。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中说：“他的许多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根本的分歧的，不管是在对《红楼梦》的评价上，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上或是在对《文艺报》的批评上。胡风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有些人也是这样地看他。”（注：《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第16页。）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为了避免文艺工作者为胡风所“误导”、为他所“利用”，避免这两种力量合二为一形成对党的文艺方针的威胁，彻底割除胡风这个文艺界的“毒瘤”，才迅速结束了对《文艺报》和俞平伯的批判，立即转向对胡风的讨伐。1954年，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胡风对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的批评，本来可以成为纠正错误偏向，使新中国的文艺事业顺利发展的契机。由于不能正视现实，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的批评，不能容忍文艺理论的多样化，以及“宁左毋右”心理的影响，失去这个机会，使得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在批判胡风运动中更加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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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73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90～94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07 【 标 题 】唐传奇叙事视角艺术及其叙事文体的独立 【英文标题】The Art of Narrative Viewpoint of Tang's Legend andthe Independence of Its Style Nanji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作 者 】刘天振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 中文系，江苏南京 210093 刘天振（1968-），男，山东巨野人，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内容提要】唐传奇叙事文体的独立与其极富灵性的视角操作艺术存在密切关系。传奇作者们通过采取全知叙事框架下的局部限知叙述、第三人 称和第一人称限知叙述、以及多视角的交叉与转换等叙事谋略，使传奇文本在叙事话语、叙事结构及叙事的时间、节奏等方面都超越了母体史传，发育成独具小说审美品格的叙事文体。唐传奇叙事艺术成就的获得，既吸纳了中国传统叙事艺术如史传、六朝志怪的营养，也借鉴了国外叙事艺术，如印度的佛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经验。【英文摘要】The independence of the narrative style of Tang's legend has much to do with its extremely flexible are of v iewpoint.By adopting new narrative techniques including limitednarration under omniscient frame, the limited narration ofthe first person and the third person, intersection and shiftof different viewpoints, the authors make the legend'stexttranscend its origin historical biography and grew up to thenarrative style with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of fictionin many aspects such as narrative discourse, narrativestructure, narrative time and rhythm, and so on.Theachievements of Tang's legend can be attributed not only toits absorbing Chinese traditional narrative experience, butalso to its adopting foreign narrative art, such as Buddhismliterature and folk literature of India.【关 键 词】唐人传奇/叙事角度/文体独立 Tang's legend/narrative viewpoint/independence of style【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发展史就是一个个体现精神个体的文体的嬗变史。我们评价某类新出现的文学作品的文学史意义，不仅要看其思想意蕴方面是否闪烁着创新精神，还须视其文体形式对于文学史的发展有无做出独创性贡献。我们欲评判一种新型小说样式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不能仅据其思想价值的高低，还要视其文体学意义如何。小说文体是指小说叙事的语言形态、结构形态、表述形态诸要素的有机统一，是指小说的体式和类型。作为最具典型性的叙事文学样式，中国古典小说从寄生于其它文学样式之中，到走向文体个性的成熟和独立，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而在推动小说文体独立进程的诸种内在要素中，叙述形态的变革无疑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叙述形态主要体现在叙述人的口吻、叙述的视角、叙述的方式等。其中叙述视角又是一个核心枢纽问题。叙述视角是指一部作品观察、反映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珀西・卢柏克在其《小说技巧论》中认为小说技巧中，全部复杂的方法问题，都从属于视点――即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问题。在叙述行为中，视角艺术堪称是各种叙事谋略中至为不落痕迹，而又极有渗透力的文体建构艺术，视角的单调与灵活，往往意味着文本生命是枯寂还是鲜活。视角艺术的功能在于它不仅能展示一种独特的视境、审美趣味和描写色彩，更重要的是，充满艺术灵性的视角操作可以带来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及叙事时间、节奏等一系列新变，并最终导致叙事文体的变异和革新。在中国小说史上，我们之所以说唐人传奇标志了我国古典小说的真正成熟，就是主要指其具有创体意义而言的。其建构文本的最重要谋略之一就是作者们善于通过极富灵性的视角操作，制造变幻多姿的叙事模式，使文本叙事风貌在话语、结构及时空等诸方面焕发出独具小说审美魅力的奇幻色彩。一唐传奇的叙事视角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全知叙事中的局部限知叙述。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唐传奇中采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叙述方式，甚至包括那些最优秀的作品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如《李娃传》、《莺莺传》等。这些作品从表面体制上看很像史著中的人物传记，但在全知叙事的大框架下其具体叙述方式又不同于史传。史传叙述中心一般是从正面对传主人物生平事迹进行叙述，其叙述层次整体上是单一的，其文本基本上是由外在式全知叙述者话语所构成的。而“叙述婉转、文辞华艳”的唐传奇则不然，即使这些表面看来完全采用史家笔法写成的作品，其叙述者形态和叙述层次都已发生了内在变化。这些作品一般不从传主正面写起，而偏从与传主有密切关系的次要人物写起，即把这个次要人物作为视点角色，置于故事前台，而将传主放在故事后台，采取视点人物的局部限知叙述，将其性格面目若隐若现地刻画出来。《李娃传》的主要情节就是从与李娃有恋爱关系的荥阳生的角度叙述出来的，而李娃的主要事迹及情感历程则大半是通过荥阳生的限知视点展示出来的。如荥阳生于平康里鸣珂曲初遇李娃，二人即眉目传情、互瞩有意。分别后，就只叙荥阳生如何为求通李娃而悉心准备的过程，而对李娃别后思念荥阳生的情景则旁置不叙。当荥阳生造访李娃而扣其门时，开门的侍儿一见来客竟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这就唤起读者发挥想象去填补由于故意限知叙述而留下的艺术空白；当荥阳生资财仆马荡尽时，鸨母与李娃合谋设“掉包计”甩掉荥阳生的紧张过程则是纯从蒙在鼓里的当事人荥阳生的视点叙出的。此后，又详细叙述了荥阳生遭父毒打、沦落街头、沿街乞讨的情景，而对李娃的下落则没有交代。一直到荥阳生乞讨至李娃门前，二人重逢，李娃才又跃入了故事的前台。同样，元稹《莺莺传》中的莺莺形象之所以能在接受者心中唤起一种回味无穷的神秘美感，也与作者有意采取次要人物张生视点进行局部限知叙述有关。这种在全知叙述大框架下，看似无意实有意的局部限知叙述，隐喻着小说文本的叙述层次开始发生内在变化。如果我们把这类作品的外在叙述者本文看作叙述的第一层次，那么，其中采取人物聚焦的局部限知叙述则可看作叙述的第二层次。第二层次的限知叙述不仅可使聚焦对象更精致、逼真、其阅读效果更耐人寻味，而且，由两种叙述层次的交错与互渗所产生的内在审美张力标识了小说文本虚构创造能力的大大提高，体现出小说叙述主体的自觉意识的明显增强。2. 第三人称限知视角。这类作品除简短的篇首、篇尾属外在式叙述者话语外，文本主体是由人物聚焦的限知视角叙述出来的。即叙述者和故事中一个人物的视角的重合的。叙述信息严格局限于这个视角人物的感知范围之内。可以李朝威《柳毅传》为代表。这篇小说叙述落第书生柳毅替龙女传书至洞庭龙宫，最终几经曲折与龙女结为连理的故事。全文自篇首“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念乡人有客于泾阳者，遂往告别”以下，叙述视角便立即受到限制，将感知角度由全知叙述者转移给了柳毅。全文故事基本上守住柳毅视角叙述出来，如龙女在婆家所受虐待，是由她向柳毅道出来的；钱塘君与泾川龙王的恶战是从柳毅听到的钱塘君与洞庭君的对话中描绘出来的。一直到故事结尾处，全知叙述者才又站出来发表了一番道德议论。另外，如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李复言《杜子春》、薛用弱《李清传》、皇甫氏《崔慎思》、裴ｘíｎｇ＠①《传奇》中《崔炜》篇等作品都是采用这种叙事谋略的成功范例。这种叙述方式使故事情节在知与不知、表象与真象、暗示与揭破的层递演进中，始终刺激着接受者的审美心理，使其处于一种与文本积极交流的活跃状态。采用内聚焦、人物视点叙事，所引起的文本风貌的变化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空间因素的凸现。由于采用限知叙述，叙述信息就只能限于人物的见闻感受，主要是人物视境中的环境、人物、背景等，而不能像全知叙事中那样，叙述者可以直接介人故事世界，追述交代，或发表评论。这样，叙述中概要成分大大减少，环境、背景描写的比重比全知叙事作品明显增加了，其细腻传神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如《补江总白猿传》中对欧阳纥率兵寻妻时所见山间景色的描写：又旬余，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度。绝＠②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扪萝引＠③，而陟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东向石门，有妇人数十，帔服鲜泽，嬉游歌笑，出入其中。另如《柳毅传》中对洞庭龙宫的描写也非常精彩。这都是前代叙事文体所未曾企及的艺术胜境。小说叙事要创造逼真的“第二自然”，没有足够的艺术空间也就不能充分承载叙述者的精细刻画和逼真描摹。因此，空间意识的增强是小说家主体意识自觉的又一重要标志。与上述特点相联系，由于环境、背景描写成分的增加，势必引发叙事时速和节奏的放慢。史传叙事的大跨度、高时速运行是与其叙事目的直接相连的，叙事时间的高速运行，容易给人一种时代兴衰、人生起落的历史倏忽感，唤起人们灵魂深处对历史、人生的哲学思索。而小说叙事的目的则是通过想象虚构创造独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艺术境界，即描绘、创造比生活真实更逼真的场景、事件过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要完成这一艺术任务，史传叙事的高时速运行显然力有不逮。离开了叙事时速的放慢放这个必要条件，叙述者的自由幻想和主观投入就失去了依托。3.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在这类作品中，聚焦者、行为者、叙述者身份相同，它们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以“余”、“仆”作为故事中一个角色，直接进入故事中一个角色，直接进入故事虚拟世界，即“余”或“仆”是叙述者和经验者的统一体。这类作品可以《游仙窟》、《周秦行记》、《秦梦记》、等为代表。《游仙窟》是直接用第一人称写成的骈体小说，叙述“仆”奉使河源、西行赴职途中，于断崖碧潭处，探风流仙窟、遇仙女五嫂、十娘，并与十娘一夜风流、又瞬息别离的故事。全文情节发展、场景转换基本上没有越出“仆”的视境。用“仆”的行踪作为行文线索，用“仆”的角色化话语构成文本整体，使这篇小说在唐传奇早期作品中呈现出颖异的叙事风貌。《周秦行记》中，第一人称角色化话语的运用更加纯粹和熟练。这类作品不仅使接受者产生一种逼真的临境效果，而且叙事情境中往往充溢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字里行间焕发出搏击人心的感染力量。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事不仅能展示独特的外在世界，更便于从内视角展示人物心理的流变、情感的波动，使文本带上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文学色彩。同时，行文的线索始终与人物的行踪和思维相重合，让人物乘坐命运之舟在仿佛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漂流，无论前面遇上的是激流险滩，还是碧水静潭，时间之流仿佛凝止，空间转换则不断带给接受者新的审美刺激和享受。4.全知视角与人物限知视角的交叉与转换。实际上，这是唐传奇叙述主体为制造文本内部审美张力所最惯使用的一种叙事策略。我们可以沈即济《任氏传》为例进行分析。这是一篇带有崭新时代色彩的人狐恋题材的传奇小说，全文通过落拓公子郑六与狐女任氏之间奇艳哀婉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妖艳纯情的狐女形象，结尾发出了对人间真情的呼唤。这篇小说所以产生强烈的感染效果，其原因之一即是叙述主体灵活地进行了叙述视角的调整与转换。叙述者在篇首简单地交代了男女主人翁的身份之后，便迅速将叙述视角转移给了郑六。从“天宝九年夏六月，ｙíｎ＠④与郑子偕行于安这陌中”，一直到“ｙíｎ＠④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何丽之绝也。’”这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郑六两逢任氏、并决定税屋而居的过程，都是采取郑六的视角。而后文叙任氏与韦ｙíｎ＠④、郑六之间的恩怨故事，一直到篇尾，则又还原为全知视角。这种叙事角度的转换，不仅可以在文本深层结构层面造成两种叙事情境、两种叙述情调的对比，而且可以调整接受者与故事世界的审美距离，使接受者时而随人物视角沉浸于虚拟的故事情境中，产生身临其境的审美幻觉，时而又随叙述者跳出故事层面，去俯瞰个故事跳出故事层面，去俯瞰整个故事和其中所有人物命运的发展。这种临境与间离效果的交替产生和接受者审美心理的张驰互换，大大强化了接受者和文本之间互动交流的张力关系。5.多种视角的传递转换。这类作品可以李复言《续玄怪录・张佐》为代表。这篇小说在内容意趣方面虽无什么特别价值，但其叙事艺术却独放异彩。它的叙述视角先后转换了四次。只篇首“开元中，前进士张佐尝为叔父言”一句是作者视角a，随即将视角转移给了人物张佐b，张佐讲述了结识老叟申宗并请其赐言以广见闻的经过，于是视角又转给了申宗c，申宗追叙了早年随军从征时，请占梦者释梦， 并向其请教长寿术的经过于是下文叙述视角又转换给了占梦者d， 占梦者讲述了申宗前生遭遇的奇异经历，这一部分占了全文内容的四分之三。这样，通过叙述角度a→b→c→d的轮流转换，就给人以渐入幽深，目不暇给之感。这种有意使叙述层次复杂化的叙事谋略，就把现实的时空逻辑给彻底解构了，在这个艺术世界中，凡人仙道可以对话，仙道不仅可以穿越时间隧道，洞达前生事迹，而且可与出自自己耳朵中高约二三寸的小人交往，更可以被邀进小人耳中的兜玄国去经历一次荣辱盛衰的人生体验。因此，叙述主体已完全摆脱了史家观念和笔法的羁约，而纯粹采用小说艺术思维，去自由营造小说独具审美魅力的艺术世界了。此类作品还可举出《古镜记》、《惠照》等。这种同一文本中叙述主体将话语权切割、分配给不同叙述者的现象，昭示了小说叙事观念的一次重要飞跃，并引发小说叙事模式的一次重大革新。由多个叙述者轮流发言，就瓦解了由作者――全知叙述者一统文本的垄断局面；由多个叙述者所共同营造的文本虚拟世界也就宣告了唐前传统叙事文学所试图营造的现实“真实”世界的土崩瓦解。《张佐》这类作品所有意追求的只是一种虚拟的“逼真”艺术世界。这个世界是自足的，它压根就拒绝现实的真实，鄙弃现实的时空逻辑，但它既五光十色，又异常逼真，足以令人如临其境、溺而忘返。叙事角度的灵活转换更是推动了小说叙事结构的一次深刻的革命。全知叙事作品的结构多严格遵守自然时序和事件因果逻辑，是一种封闭式线性模式，而《张佐》这类作品的结构则呈现出接力赛式的一环紧扣一环、既可层递无穷，又能收放自如的开放型活性的形态。这种结构不仅能使文本故事再生性大大增强，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无限提高了小说文本虚拟真实的能力。而且叙述主体还有意借用其它辅助手段，如伏笔照应、借具体事物作行文线索等增强结构有机体的内在凝聚力，表现出强烈的结构意识。法国文学批评家茨・托多罗夫说：“只有从结构的层次上才能描绘文学的演进。”[1]（p39）这种可以无限激发文本审美张力的动态性结构的出现，是唐传奇文体独立的又一显著标志。当然，唐传奇叙事视角艺术并非止于上述几种，另外我们还可概括出第一人称限知叙事与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相混合的方式，如李公佐《谢小娥传》；还有堪称为纯客观叙事的范例，如薛用弱《贾人妻》，通过俗人眼睛展示“异人”奇行等等。这个问题还有待方家做进一步探讨。二唐传奇叙事艺术的创新是在继承其母体如史传文学、六朝志怪小说叙事艺术基础上来进行的。唐传奇最重要的文学渊源是史传文学，史传叙事虽总体上采取全知视角，但某些作品的局部描写却采取了限知视角，使这些叙述片断不仅细致精彩，而且委婉曲折、耐人寻味。如《左传》“庄公十年”叙写著名的长勺之战的作战经过时，就采取了曹刿的限知视角。从曹刿与庄公的论辩，他在战场上指挥作战，一直到他揭示获胜的原因，使整个过程给人以清晰的层次感。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史记》等史著中找到一些限知叙事的精彩片断。唐传奇中的某些作品在全知叙事的总框架下又实施局部的限知叙述，显然继了史传叙事的这一技法。唐传奇的另一个文学渊源是六朝志怪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中指出：“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不仅从题材方面讲，唐传奇与六朝志怪有明显继承关系，如沈既济《枕中记》之于刘义庆《幽明录・焦湖庙祝》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叙事方式上。唐传奇有意从六朝志怪中吸取营养，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六朝志怪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叙事，如《幽明录・黄原》、《搜神记・赵公明参佐》等。《幽明录・黄原》写黄原遇仙，就自始至终扣紧了黄原的视点开展叙述，从黄原开门见青犬，垂夕见鹿，到随犬入仙境、遇众仙女、与妙音成婚，明日分别，皆是黄原视野之内的事情。而在唐传奇中，不仅出现了如《补江总白猿传》、《杜子春》等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叙事的作品，而且还创造出如《游仙窟》、《周秦行记》、《秦梦记》等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事的篇什，从而使这些作品在叙事话语、叙事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使传奇文本的审美境界发生了质的飞跃。唐传奇叙事艺术成就的获得不仅得益于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丰活土壤，同时还从异域文化、文学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尤其是中亚、南亚的民间文学和印度的佛典文学，它们那崭新的叙述方式和文体特征无疑激发了中土唐传奇作者的艺术创新灵感。在唐代，中华文化对异域文化是敞开胸怀广纳博取的。唐代更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其重要标征之一是唐人翻译佛教原典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越了前代。在汉魏六朝大量传译经典的基础上，玄奘又整理、重译了般若类经典，系统传译了瑜伽派经典。实际上，至唐代，佛教原典的译介已基本齐备。[2]（p85）当然，从佛教原典译成汉文的不仅是其内容和义理，同时还有其文体形式。唐代知识分子崇佛向佛蔚然成风，其意识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并表现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之中。汪辟疆先生说：“唐代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3]（p39）汪先生这里所说还只是就唐代文学的思想内容方面而言的。不仅如此，就小说创作来说，唐传奇作品从佛典中吸收的还有其新鲜颖异的传道叙说方式，即其叙述方式、结构组织方式等。佛典最善于借用故事、民间传说、神话、寓言等，以形象、譬如方式向僧俗受众宣传抽象玄妙的佛理。而佛典在讲说这些故事过程中，其叙述角度的转换是极为平常的事。这些佛典故事在叙述方式上有两个不同于中土叙事文学的特征，一是善于用一个人物行踪串起诸多故事和场景。如《华严经》中最后一会《入法界品》，写一个家资巨富的善财童子因受文殊菩萨点化，到各地巡访问菩萨道，他先后寻访了五十三位“善知识”，其中有国王、长者、医师、船夫、外道、菩萨、淫女等。虽然故事的人物、场景频繁转换，虽然故事的规模宏阔、内容浩繁，但却能统一于善财童子一人的行踪线索，和他的始终如一、契而不舍的追求佛教真谛的精神。因而整体故事结构仍能给人以纲举目张、浑如一体的感觉。在唐传奇中，像《古镜记》用一件具体事物串连众多故事的写法，甚至如《柳毅传》、《续玄怪录・杜子春》、《玄怪录・张佐》等以人物视点转移为线索组织结构的方法，都可以使人想到佛典故事结构全文的独特思路。中国后代小说如《西游记》、《老残游记》等的艺术构思也可以从上述唐传奇作品中找到精神渊源。佛典故事叙述方式上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每当两个以上的人物会集一处讨论经义时，往往轮流发言，各抒已见，这样同一文本中就出现了叙述角度频繁转换，多种叙述声音并存的局面。如《六度集经》中著名的“盲人摸象”故事。故事的总叙述者首先讲述了众比丘入城求食，途中入异学梵志讲堂、遇诸梵志自共争经，又转相怨谤的情境，众比丘便向佛去请教答案。接下来故事叙述角度转给了佛，佛讲述了盲人摸象的故事，借以阐明理解经义切忌片面的道理。而这两个不同叙述者在讲述故事时，都没有搞“一言堂”，前者叙述梵志争论经义，共列举了五种不同声音；后者叙瞽人摸象之后的感受，更依次让持足者、持尾者、持尾本者、持腹者、持胁者、持背者、持头者、持牙者、持鼻者等十种不同声音轮流发言。这种走马灯似的角度转换艺术，一旦通过佛经及其它渠道被吸纳、融进中土叙事艺术精神，定会对中国传统的叙事思维模式产生巨大的冲击和消解作用。而同时，传统叙事文体正是由于汲取了异域叙事艺术的新因子，才孕育出独具小说审美特质的新文体――唐传奇。*[收稿日期] 2000－03－22【参考文献】 [1]胡经之，等。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3]汪辟疆。唐人小说[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钅右加刑＠②原字为山右加严＠③原字为纟右加亘＠④原辽为山右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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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学报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物理性质吴洁华 李包顺 郭景坤摘要： 研究了AlN引入量和温度对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和热导率的影响，并对影响SiO2-AlN复合材料抗热震性的诸因素做了分析。结果表明，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随温度的提高而增加；在同一温度下，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在400℃以上随AlN引入量的增加而增加。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扩散率和热导率随热压温度的提高而增加。SiO2-AlN复合材料的临界淬冷温度在600℃左右。关键词： 石英； 氮化铝； 复合材料； 热膨胀系数； 热导率； 抗热震性中图分类号： V25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053(1999)03-0037-06Investigation on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of SiO2-AlN compositesWU Jie-hua LI Bao-shun GUO Jing-kun(Shanghai Institute of Cera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50, China)Abstract：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of SiO2-AlN composites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and the content of AlN particles were investigated.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rmal shock resistance of SiO2-AlN composites was also studi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of SiO2-AlN composites increased with temperature;while in the same temperature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increased with the content of AlN particles above 400℃.Thermal diffusivity and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SiO2-AlN composites increased with hot-pressing temperature.Retained flexural strength of SiO2-AlN composites decreased abruptly when temperature difference was above 600℃ because of the heavy mismatch of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between SiO2 matrix and AlN particles.Key words: silica; aluminium nitride; composite;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thermal conductivity; thermal shock resistance随着探索航空航天领域的深入，天线窗复合材料的研究引起了科技工作者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传统的天线窗材料，如熔融浇铸石英，尽管有着优秀的介电性能和抗热震性，但因为其较低的机械性能，难以满足某些苛刻工况(如5Mach以上)的要求。根据复相陶瓷原则，在颗粒增韧陶瓷基复合材料中，第二相高弹性模量颗粒的引入及基体与第二相颗粒热膨胀系数不匹配所致的残余应力场的协同作用将使得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有所提高［1］。作者在SiO2基体中引入第二相AlN，结果发现，SiO2-AlN复合材料的抗弯强度和断裂韧度提高到200MPa和2.96MPa.m1/2［2］，这说明，第二相AlN对SiO2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补强增韧是显著的。SiO2-AlN复合材料在微波频率9.375GHz下的介电常数和介电损耗分别是4.02和6×10-3［3］，基本达到天线窗材料对介电性能的要求［4］。表1是SiO2和AlN的物理性质。可以发现，两者的热膨胀系数和热导率差别较大，无疑这将影响到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物理性质。本文以热压烧结SiO2-AlN复合材料为对象，研究了AlN引入量和温度对SiO2-AlN复合材料热膨胀系数和热导率的影响，并对影响SiO2-AlN复合材料抗热震性的诸因素做了分析，为改进其抗热冲击能力提供了根据。1 实 验以SiO2石英砂和自蔓延法(SHS)制备的AlN粉为原料，SiO2石英砂经X-射线荧光(XRF)分析SiO2含量为99.98%；AlN粉预先做抗水化处理。将SiO2石英砂和AlN粉分别按90～10(体积百分比，下同)，80～20，70～30的比例配料，以无水乙醇为介质，球磨混合24h，混合料干燥后过120目筛，将筛下物装于模具中，在一定温度下热压烧结，热压温度为1250℃，1300℃和1350℃，保温压力20MPa，保温时间30min，热压气氛为纯Ar气。表1 SiO2和AlN的物理性质Table 1 Physical properties of pure SiO2 and AlNPropertiesSiO2AlNDensity/g.cm-32.23.3Specific heat/J.(g.k)-10.8410.736Young modulus/GPa72274Thermal conductivity/W.(m.K)-11.95320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10-6K-10.54.5采用顶杆热膨胀法测试试样的热膨胀系数，试样尺寸为4mm×4mm×30mm，升温速率为5℃.min-1。使用周期热流法测试复合材料表面方向的热扩散率，试样尺寸为16mm×4mm×0.3mm，然后利用以下公式计算复合材料的热导率［5］：λ=α.Cp.ρ (1)式中λ为热导率，α为面向热扩散率，Cp为比热容，ρ为密度。Cp根据复合材料热容加和性原则由SiO2和AlN的比热容计算得到。ρ用排水法测试。将SiO2-AlN复合材料加工成尺寸为2.5mm×5mm×30mm的试样，将试样在马弗炉中加热至600℃，800℃和1000℃，保温30min，然后投入到流动冷水中淬冷，试样烘干后在Instron-1195材料试验机上用三点抗弯法测试复合材料的抗弯强度。用JEM-200CXJ透射电镜观察复合材料的显微结构。2 结果与讨论2.1 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学性能根据两相复合材料热膨胀系数的Turner表达式［6］：(2)式中：α，V和E分别指热膨胀系数、体积分数和弹性模量，下标p，m分别指第二相颗粒和基体，因为AlN的热膨胀系数比SiO2的大，可以预测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随AlN引入量的增加而增加。图1是不同AlN引入量的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随温度变化关系。可以发现，对于同一AlN引入量的复合材料，热膨胀系数随温度的提高而增加；对于不同AlN引入量的复合材料，当温度在400℃以上时，热膨胀系数随AlN引入量的增加而增加，这与式(2)所预测的结果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较低的温度时，热膨胀系数并不是随AlN引入量的增加而增加，而是先下降然后上升，400℃以上温度时，随AlN引入量的增加，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才逐渐增加。复合材料由于第二相在物理化学性质上有别于基体，因而第二相的引入将影响到复合材料的烧结过程，包括坯体内气孔的排除和致密化过程。结果随AlN引入量的增加，复合材料的相对密度下降，复合材料中存在一定的气孔［2］；此外，因为SiO2基体和第二相AlN的热膨胀系数差别较大，复合材料在从热压温度向室温冷却过程中，因为残余应力的生成易在复合材料内引发微裂纹(图2)。当再加热时，一定量的气孔和微裂纹趋于弥合，而在低温下表现出随AlN引入量的增加，热膨胀系数下降，但对于30vol%AlN-SiO2复合材料而言，因为AlN引入量较大，正如Turner表达式所预测的，热膨胀系数增加明显，所以AlN引入量为30vol%的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比AlN引入量为20vol%的略大，但又比AlN引入量为10vol%的要小。当再继续提高温度时，由于微裂纹已基本弥合，而气孔率的影响作用趋于减弱，所以热膨胀系数随AlN引入量的增加而增加。图1 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 图2 SiO2-AlN复合材料的TEM照片随温度的变化关系 Fig.2 TEM micrograph of SiO-AlNFig.1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of composites showing microcrackSiO2-AlN composites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图3和图4分别是不同AlN引入量的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扩散率和热导率随热压温度的变化关系，其中图4中数据是根据式(1)由图3中数据计算得到的。可以发现，随热压温度的提高，复合材料的热扩散率和热导率增加，这是因为随热压温度的提高，复合材料的致密度得以提高的缘故。而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导率接近于玻璃质基体的热导率，是因为复合材料以SiO2为连续相，高热导率AlN弥散性地分布其中的缘故。根据两相复合材料热导率表达式［6］：(3)式中：λ为复合材料的热导率，λc和λd分别为连续相和分散相的热导率，Vd为分散相的体积分数。比较SiO2和AlN的热导率(表1)，AlN的热导率比SiO2要大得多，所以式(3)可以简化为：λλc［(1+2Vd)/(1-Vd)］ (4)根据上式计算得20vol%AlN-SiO2和30vol%AlN-SiO2复合材料的热导率分别为3.412W/(m.K)和4.457W/(m.K)。实验值与之相比较小，其原因是复合材料中存在一定的微裂纹，导致热导率的降低［7］。图3 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扩散率随热 图4 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导率随压温度的变化关系 热压温度的变化关系Fig.3 Thermal diffusivity of SiO2-AlN - Fig.4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SiO2-AlNcomposites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composites as a function of temperature图5 SiO2-AlN复合材料经受热冲击后抗弯强度随淬冷温度的变化关系Fig.5 Flexural strength of SiO2-AlN composites as a function ofquenching temperature2.2 SiO2-AlN复合材料的抗热震性图5是1350℃下热压烧结的SiO2-AlN复合材料经受热冲击前后抗弯强度随淬冷温度的变化关系。可以发现，未经受热冲击前，AlN引入量为30vol%的复合材料因高弹性模量第二相颗粒的引入以及残余应力场的协同作用力学性能有较大提高［2］。当经受热冲击后，随热冲击温度区间的增加，复合材料的抗弯强度趋于下降。当ΔT=0～600℃时，抗弯强度衰减幅度小且缓慢；当ΔΤ＞600℃时，抗弯强度迅速下降。可以估计，SiO2-AlN复合材料的临界淬冷温度在600℃左右，较之SiO2基体材料，抗热震性有所下降。复合材料的抗热震性是其力学性能和热学性能的综合表现，且与热应力有很大关系。当从高温淬冷至室温时，由于复合材料表面内外的温度梯度使得收缩不一致而导致在复合材料内生成热应力［5］：(5)式中：σ为热应力，E为弹性模量，μ为泊松比，α为热膨胀系数，ΔΤ为温差。假如σ=σf，即热应力恰好达到材料的极限抗弯强度，则材料将被破坏。代入式(4)，则得：(6)上式指出了物性参数对复合材料抗热震性的影响。注意到SiO2-AlN复合材料以SiO2为连续相，可以假设复合材料的物性参数为SiO2基体的物性参数并取值μ=0.16，E=72GPa，则近似计算得ΔΤmax=638℃(表2)。可以发现，计算结果与实验值基本一致。而且式(5)也反映了随AlN引入量的增加，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增加，使得复合材料所能经受的临界淬冷温度下降。表2 SiO2-AlN复合材料抗热震性分析Table 2 Analysis of thermal shock resistance of SiO2-AlN compositesSampleμE/GPaα/×10-6K-1σ/MPaΔTmax/℃30vol%AlN-SiO20.16723164［2］638根据式(4)和式(5)可知，影响复合材料抗热震性的因素如下：1)提高SiO2-AlN复合材料的抗弯强度σf，使σf/E提高。这意味着提高复合材料的柔韧性，可以吸收较多的弹性应变能；2)减小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α。在同一温差下，α小的材料生成的热应力小；3)提高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导率λ。λ大的材料易于缓解材料内热应力的聚集。显然这将有助于提高SiO2-AlN复合材料的抗热震性。3 结 论(1)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随温度的提高而增加；在同一温度下，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与AlN的含量有关，400℃以上，热膨胀系数随AlN引入量的增加而增加，400℃以下，热膨胀系数随AlN引入量的变化较复杂。(2)SiO2-AlN复合材料的热扩散率和热导率随热压温度的提高而增加，由于以SiO2为连续相复合材料的热导率接近于玻璃质基体的热导率。(3)SiO2-AlN复合材料的临界淬冷温度在600℃左右。提高复合材料的柔韧性和热导率、减小热膨胀系数有助于提高复合材料的抗热震性。作者简介： 吴洁华(1972-)， 男， 博士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上海 200050参考文献：［1］ 江东亮，郭景坤.复相陶瓷.硅酸盐学报，1991，19：258［2］ WU Jie-hua,LI Bao-shun,GUO Jing-kun.The influences of addition of AlNparticles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iO2 matrix composites doped with AlNparticles.materials letters(in press)［3］ 吴洁华，李包顺，黄校先等.SiO2-AlN复合材料的介电性能.功能材料与器件学报(待发表)［4］ BARTA J,MANELA M.Si3N4 and Si2N2O for high performance.Mater Sci & Eng,1985,71:265［5］ 奚同庚.无机材料热物性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6］ KINGERY W D,BOWEN H K,UHLMANN D R.Introduction to ceramics.John Wiley & SonsInc.1976［7］ SIEBENECK H J,HASSELMAN D P H.Effect of microcracking on the thermaldiffusivity of Fe2TiO5.J Am Ceram Soc,1976,59:241收稿日期： 1999-03-22； 修订日期： 1999-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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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总理建议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新华社曼谷５月４日电泰国总理府副发言人巴通说，差猜・春哈旺总理建议泰国日本高级军事官员就本地区形势举行会晤，主要是商讨美军如果从菲律宾撤出后的本地区形势。巴通说，差猜总理是３日在国会会见正在这里访问的日本防卫厅长官石川要三时提出上述建议的。会见时，差猜还说，如果可能，他希望泰国和日本在南中国海举行一次联合海军事演习。对此，石川要三表示，日本因受宪法的约束，很难与泰国举行联合军演习，但日本可同泰国搞联合军事培训。石川要三还答应把差猜的建议转达给海部首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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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033 【原文出处】《中国文化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619 【原刊页号】③ 【分 类 号】J8 【分 类 名】影视艺术 【复印期号】200104 【 标 题 】颂光辉历程 写风流人物――庆祝建党八十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评介 【 作 者 】梁鸿鹰 【 正 文 】 为迎接建党80周年，中宣部等六部门于近期隆重推出40个重点献礼文艺项目，包括电影、电视剧、舞台艺术、文学等4个门类，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80年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表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业绩，歌颂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无私奉献精神，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的可喜景象，唱响主旋律，体现多样化，展现了近年来文艺创作进一步繁荣的态势，为建党8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积极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之作鼓舞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献礼作品数量之多，思想内涵之丰厚，艺术水平之高，成为鲜明的亮点。描写中国共产党建党和早期发展的电视剧《日出东方》（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以及据此写成的长篇小说，以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杰出人物为线索，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政治、文化界的历史风云，塑造了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的形象，思想内容之深刻、艺术呈现之丰满，均为近年少见。电影《毛泽东在1925》（潇湘电影制片厂）突现了革命领袖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革命气魄。长篇电视连续剧《长征》（中央电视台）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和红军战士不怕牺牲的革命豪情。电影《毛泽东与斯诺》（长春电影制片厂）采用独特的视角，歌颂转战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人，反映了革命领袖的人格魅力。电视剧《少奇同志》（人民日报华闻影视中心、中央电视台）描写的是抗战胜利后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的一段革命历程，在具体的情境中展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的品德。话剧《风驰瑶岗》（合肥歌舞团、安徽话剧团）以邓小平1949年亲临安徽瑶岗指挥“渡江战役”为素材，歌颂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解放全中国的丰功伟绩。电影《走出西柏坡》（上海电影制片厂）以1949年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为背景，通过对毛泽东的警卫员等一批军队干部接管天津某煤矿曲折过程的描写，表现了我党领袖对建立新中国和国家经济建设的深沉思考，艺术地阐发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将工作重点转向城市，以及务必保持谦虚谨慎、警惕糖衣炮弹的思想。长篇报告文学《协商建国》（郝在今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丰富翔实的素材，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肝胆相照，共同创建新中国的历程，歌颂了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大型纪录片《国庆纪事》（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精选新中国成立50年来重大国庆庆典精彩镜头和画面，回顾革命建设的辉煌成就，很好地展现了三代领导集体、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和亿万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这些作品所构成的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的完整画卷，既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鼓舞亿万人民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资源。热情反映现实生活，着力唱响“三好”献礼影片《彩练当空舞》（峨眉电影制片厂等）以某国有大型彩电企业走出困境为素材，着力表现该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抓住机遇，善于拉动市场经济杠杆，以优质彩电击破外国品牌的垄断，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得到进一步发展，揭示了当今国企面临的普遍问题，展现了改革的光明前景。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电视剧《今天是个好日子》（辽宁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央电视台）、电影《巧凤》（长春电影制片厂等）和长篇小说《好爹好娘》（侯钰鑫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从不同角度表现了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克服重重困难，维护农民利益，脱贫致富，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业绩。都市题材电影《月圆今宵》（天津电影制片厂等）从城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因为有爱》（深圳电影制片厂）选取特区“青年志愿者”活动这一角度，充分展现了都市青年崭新的精神风貌。军旅作家王宏甲的报告文学《智慧风暴》（新华出版社）是第一部描写中国当代知识经济在中关村、北大崛起的力作，它深刻揭示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的世界性迁徒，讴歌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变革中含辛茹苦、卧薪尝胆的奉献精神。长篇小说《至高利益》（周梅森著，作家出版社）、电视剧《忠诚》（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不回避当前社会存在的矛盾，善于在多重矛盾纠葛中表现党组织代表群众利益，发展经济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努力。《大雪无痕》等反腐败题材作品，着重突出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成效。这些现实题材的作品，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映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建设、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展现改革攻坚的光明前景，反映人民创作历史的潮流，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和改革开放好。突现共产党员的人格光彩献礼作品着力于共产党员形象的塑造，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中国京剧院根据同名歌剧改编的京剧《江姐》，通过江姐这样一个形象的塑造，歌颂了无数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前赴后继的业绩；电视剧《三月雪》（吉林电视台、吉林电视剧制作中心）集中描写女党员刘云带着12岁的女儿来到日寇活动猖獗的小山村，发展组织、打击敌人，最后为保护群众牺牲在三月雪树下，编导者对她身上所具有的不屈不挠、机智勇敢精神进行了深入开掘。表现我党创建广播事业的电视剧《号角》（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通过对有着不同生活经历和家庭背景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过程的着力描写，反映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理想对青年人格和精神境界的塑造，歌颂了共产党人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各条战线涌现出大批模范党员，体现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献礼作品对他们的形象塑造也独具特色。根据高原医生呈登云先进事迹创作的电视剧《帕米尔医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和电影《真心》（天山电影制片厂等），通过对吴登云40年扎根边疆的动人事迹，热情歌颂了新时期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公家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通过对主人公带领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描写，塑造了共产党员一心为群众着想、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感人形象。长篇小说《英雄时代》着力塑造史天伟这一代表新世纪共产党员优秀品格的形象，写出了人民群众对信仰的坚守、对丑恶的抗争和对美好未来的希冀。努力实现艺术创造的新飞跃这些文艺献礼作品讴歌党的光辉历程，表现党的领导集体的巨大贡献，宣传党的建设成就，弘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实践意义，在总体气质上较好地体现了万众一心跟党走，举国一致求发展的昂扬基调，历史意蕴深厚，时代特色鲜明，艺术表现出色。献礼作品首先是题材内容和表现领域丰富广泛。既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重大现实题材之作，也有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作品。从党的历史看，党的80年重要的历史阶段、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和风彩，都有作品表现；从表现领域看，基层党的建设、企业改革、国防现代化、科教兴国、农村脱贫致富、民族团结、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创建、军民共建、维护和平等等，题材和内容分布非常丰富广泛。其次是风格、流派、样式绚丽多姿，呈现百花盛开的局面。献礼作品的艺术呈现、表现方法、风格样式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电视剧《日出东方》《长征》《鹰击长空》气势宏大庄严，电影《巧凤》《月圆今宵》《因为有爱》则欢快抒情，充满诗情画意，电视剧《今天是个好日子》轻松活泼，努力追求面向和贴近普通百姓表现风格。电视剧《帕米尔医生》以朴素的创作手法表现共产党员一心为人民，在无私奉献中体现人生价值的高尚情怀，感人至深。即使相近的题材内容和艺术样式，也由于表现角度、手法的不同体现出不同的风格。上海歌舞团的舞剧《闪闪的红星》用亦歌亦舞剧的形式，将宏大的主题叙说和个性化人物塑造完美地结合起来。总政话剧团的《桃花谣》用音乐话剧的形式，描写新四军英雄斗争历史和军民情谊，巧妙地融写实、表现和虚拟于一体，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裘山山的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深情回顾一对将军夫妇在革命战争年代抚养6个来自不同家庭子女的曲折经历，反映两代人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冲突，作者在进行艺术处理时，大量运用闪回和倒叙的手法，写实与浪漫结合，着力显示严酷中的伟大、鄙俗中的崇高，深入挖掘人物的灵魂，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力。项小米的长篇小说《英雄无语》（作家出版社）主要描写白色恐怖的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的经历，但在艺术处理上善于将素材所具有的奇特和惊险，融入作家对革命历史的沉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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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ENVIRONMENTAL TECHNOLOGY1999年 第17卷 第5期 Vol.17 No.5 1999高原环境条件及其对机电产品的影响刘奎芳, 毛海荣摘要： 介绍我国高海拔环境条件，包括气压、气温、太阳辐射、冻土、沙尘、积雪等并有环境参数值。同时介绍高原环境条件对机电产品的影响，而主要是低气压对机械设备的影响等。主题词： 高海拔； 环境条件； 机电产品中图分类号： TB 1 文献标识码：A1 前言全世界海拔2000m以上的陆地面积达198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中国。我国海拔1000m以上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60％左右，2000m以上的面积约占33％，3000m以上的面积占16％， 这些地区有着丰富的资源急待开发。 青藏铁路二期工程也即将修建， 了解高海拔地区的环境条件及其对机电设备的影响，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过去，对高海拔环境条件及其对电工产品的影响进行过一些研究并制订出相应的标准，而高海拔对机械产品的影响方面很少考虑。调查表明，高海拔对机械产品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为提高产品的质量，使其更适合高海拔环境条件可靠使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2 高原气候的特点及有关气候参数高原气候的特点是气压低、年平均气温低、日温差大、太阳辐射强度大等。2.1 气压气压与海拔关系密切。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空气依附在地球周围并形成大气压。空气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具有一定的质量，离地球表面越远（即海拔越高），气压越低。在同一高度上的大气压又随地理纬度的增加而降低，在1km～5km 范围内，递减率一般为10kPa/km。随着海拔的增加，大气压力下降，空气稀薄，空气中含氧量也随之减少。表1列出不同海拔高度大气压及含氧量。表1 不同海拔高度大气压及含氧量海拔高度m010002000300040005000年平均气压kPa101.590.079.570.061.554.0含氧量g/m3(20℃）323.0280.5253.4223.4196.4172.1从表1看出，在5000m处的空气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空气含氧量的53％。2.2 气温气温是距离地面1.5m高度处测得的空气温度。大气对流层的最大特点是气温随海拔的升高而降低。在自由大气中，平均海拔每增加100m，气温降低0.65℃，实际上对流层各高度的递减率是不同的。2.2.1 高海拔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000m以内，一般为30℃～40℃之间， 最高气温的最低值出现在青藏高原，大都在30℃以内，甚至不到20℃。2.2.2 最高日平均气温是各年记录中每天平均气温的最高值，取多年平均值。最高日平均气温大约每升高100m，气温下降0.5℃。1km～5km最高日平均气温分别为30℃、25℃、20℃、15℃、10℃。2.2.3 年平均气温的最低值出现在地势最高的青藏高原西北部，1km～5km年平均气温分别为20℃、15℃、10℃、5℃、0℃。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年平均温度随之下降。2.2.4 最大气温日较差的大小与纬度、云量、海陆分布、地势、地表性质、海拔高度和季节等因素有关。据统计，年最大气温日变化的多年平均值一般都在20℃～30℃之间。2.2.5 最低温度主要取决于纬度和海拔高度。对于同纬度地区来说，海拔较高的地方，最低温度是比较低的，如盐池处于1349m，最低温度为-28.5℃，而处于同纬度的大柴旦，海拔3174m，最低温度为-33.6℃。2.3 太阳直接辐射最大强度地球上气候不同的根本原因就是太阳辐射，太阳辐射的强度决定地理纬度。但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太阳光线通过大气的厚度、空气密度，水汽和悬浮物质都相应减少，太阳光透过度愈大，到达地面的辐射较强，由于夏季和冬季气温相差较大，夏季气温较高，因此，太阳辐射的数据是统计夏季6～8三个月太阳直接辐射最大强度值。1km～5km太阳直接辐射最大强度分别为1011、1064、1118、1171、1225（W/m2）。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海拔的增加，太阳直接辐射强度增大。海拔高度增加1000m，太阳直接辐射强度约增加54W/m2。2.4 冻土 我国多年冻土主要分布在大小兴安岭、西部高山及青藏高原等地。东北冻土区的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虽然海拔不高，但由于纬度高，又受西伯利亚高压空气影响，成为我国最寒冷的自然区。西部冻土区，虽然部分纬度较低，但均属高山高原地区，地势高亢，深居内陆，属高寒气候。其共同特点是年平均气温低，冻结期长。青藏高原地区一般冻土层厚度均在25m～120m甚至达到175m。2.5 沙尘 西北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沙尘也是相当严重的。西北地区的风沙日（能见度只有10km)在24d～68d。 风暴日（能见度只有1km）在10d～22d。沙尘的大小和风速密切相关，随着风速的增大，刮起沙尘颗粒的直径也愈大。2.6 积雪 青藏高原四周环山，受帕米尔、喀喇昆仑、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等的屏障作用，北冰洋、大平洋、印度洋的气候很难对高原内部的气候有显著影响，因而这里的气候干冷、降雨稀少，尤以藏北高原更甚。那里年最大积雪不到10cm。中国最大的积雪出现在新疆和东北。阿尔泰山、天山、喜马拉雅山、祁连山和西南横断山脉是中国多雪的山地，大部分地区积雪分布均表现出明显的随海拔增高而增厚的规律性。3 高原环境对机电产品的影响3.1 低气压的影响3.1.1 内燃机的燃烧恶化、功率显著下降，油耗增加。内燃机工作容积是固定的，由于空气密度随海拔变化，进入发动机气缸的空气充量也发生变化。对自然吸气的柴油机，若油泵的供油量不变，则进入气缸的燃油得不到充分燃烧，使排烟变浓，排温升高，燃烧室零件过热，导致功率下降，经济指标变坏。根据现场测试表明，海拔每升高1000m， 内燃机出力平均下降9％～13％，油耗增加6％左右。在海拔2700m的龙羊峡水电站工地，有工程机械和运输机械420辆， 功率损失达37％。国产装载机，只能在海拔2800m的工地上勉强使用， 在海拔3300m的工地上不能使用。某厂生产的ZL30装载机在海拔3000m的工地作业时，铲斗的举升能力减少50％；某厂生产的CX-80机车， 在西宁地区能拉3节50吨的货车，但到海拔3173m的锡铁山只能勉强拉2节。3.1.2 内燃机冷却系统工作条件恶化随着海拔高度增加，大气压力下降，冷却水沸点也随之降低，不同海拔的水的沸点见表2。表2 不同海拔高度水的沸点海拔高度(m)01000200030004000冷却水沸点(℃)10096.693.390.086.9从表2可以看出，海拔每升高1000m，水的沸点下降3.3℃左右。据高原地区工作的司机反映，内燃机，尤其是柴油机，冷却水经常“开锅”，解决的办法是停机冷却或放去热水，添加冷却水，前者误工误时，后者，因高原地区水源缺，水质差而存在矛盾。由于高原空气密度减少，虽然冷却风扇的体积流量不变，但重量流量却大为降低了，海拔每升高1000m，重量风量下降8％， 实际上降低了风扇的冷却效果和冷却水箱的散热效果。而内燃机由于高原燃烧不良， 排温升高，零件热负荷增加，如散热不良会使工作不正常，特别是冷却发动机， 其最大功率受热负荷的限制， 当冷却强度不足时， 排温剧增， 热负荷过高， 甚至产生拉缸现象。以上两点，对于起重机、汽车起重机、施工机械、载重汽车、打桩机械等以柴油机、内燃机为动力的机械产品均存在着这样的问题。3.1.3 空气压缩机排气温度增高由于海拔高度的升高，大气压力降低使重量排气量减少，其数值为海拔每升高1000m，平均减少11%～12％，而容积排气量也随海拔升高而减少， 海拔每升高1000m，平均减少2％～3％。由此而造成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 压缩机的排气温度增高。3.1.4 影响低压电器的分断能力由于海拔升高，空气密度降低，空气散热能力减弱，当触头在分断电流时，介质恢复强度降低，电弧较难熄灭，容易引起电弧重燃，因而燃弧时间延长，触头寿命缩短。高原空气稀薄，散热能力减弱，热继电器动作时间缩短。3.1.5 高压电机电晕起始电压降低由于高原空气稀薄，分子间的距离加大，离子的自由行程加大，因而起晕电压降低。如处于高海拔地区的桥头电厂5#发电机组(2.5万kW，6.3kV），当电压升到1.7kV时开始听到放电声音，电压升到2.5kV 时开始见到电晕火花， 电压升到3.6kV时就看到很严重的电晕现象，在6.3kV额定电压下， 电晕更严重并有臭氧气味。此外，低气压会使高压电瓷外绝缘强度降低；影响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对直流电机换向和电刷磨损造成影响。3.2 低温对机电产品运行的影响3.2.1 内燃机冷起动困难低温是高原气候的一个特点，随着海拔升高，气温呈线性下降，青藏高原的最低气温一般都在－30℃以下，内燃机的低温起动问题与平原寒冷地区基本相似，但加上高原地区的缺氧和低气压使内燃机的着火起动性能较平原差。3.2.2 影响蓄电池的工作性能因低温使硫酸电解液粘度增大，负极活性物质早期钝化，影响电解液在极板内的扩散速度，使铅蓄电池基本电化学反应在缺乏电解液的情况下，只能在极板的表面不完全地进行。所以，铅蓄电池的容量及起动放电性能随温度的降低而降低。3.2.3 影响电机的起动性能低温对电机的散热有利，但对小型电机的起动有一定的影响。由于气温低使润滑脂稠度增大或凝固冻结，引起静态阻力矩增加，使起动变得困难。当润滑脂低温冻结后，丧失润滑能力，起动时与轴承磨擦发出尖哨声，加速轴承磨损。3.2.4 对仪器仪表性能的影响由于低温、昼夜温差大，使仪表中的线性元件特性发生线性变化，测试仪表（包括压力表、液压表、流量计等）普遍存在精度降低、重复性差、零点漂移严重。3.2.5 对材料性能的影响据反映，在低温下沥青绝缘胶有开裂现象，到潮湿时影响绝缘性能，绝缘材料的机械性能有所降低，明显变硬变脆。橡胶、丁苯基天然橡胶电缆护套在－30℃下易折、易剥裂。对油料的选择也要慎重，现有的低凝液压油的粘度指数尚偏低，虽然其凝点在－40℃以下，但作为液压系统传递扭矩的介质来说，在凝点以上十几度已无良好的流动性，不能适应于低温地区工作的要求。橡胶密封件经低温试验表明，随着温度的下降，其硬度、扯断强度及伸长率三项机械性能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3.3 太阳辐射对高原机电产品的影响3.3.1 影响塑料的机械性能日光对有机材料的损害大小，除与其化学键能大小等因素有关外，与其分子键的密度大小也有关。热固性塑料分子键呈网状结构，密度相对较大，因此光化裂解作用对其机械性能影响较小，而对热塑性的机械性能影响较大。3.3.2 对油漆涂层的影响高原地区日照强裂，温差变化大，会加速油漆涂层的老化和龟裂。据分析，油漆涂层的光老化是光氧老化，其速度不仅和太阳光的辐射强度和辐射量总量有关，也和大气中的水份、氧气、温度、湿度都有关。虽然高原地区的太阳辐射强度和总量比较大，但气候干燥、空气稀薄、温度低、大气中的水份、含氧量和温度等没有湿热带高，所以高原气候对油漆涂层的影响没有湿热带强烈。3.3.3 对电机运行的影响高原地区户外用的电机，由于运行时发热，加之太阳的直接照射，按理会超过温升限度，但从调查中反映，电机过热现象不明显，这是由于高原地区常年温度较低，对温升有一定的抵消作用，故反映问题不大。3.4 冻土对机电产品的影响3.4.1 对打桩机及钻孔机的影响在高原多年冻土地区打桩时，因冻结的土较坚硬，一般不先钻孔而用打桩机直接把予制桩打入冻土层是较困难的。如在青海清水河畔海拔4470m的冻土地带施工中， 该地区多年冻土中夹有融层，钻孔中发生严重坍孔现象。施工季节正在七月下旬，该处又为高温冻土，其地温为-0.5℃～-1℃，当严重坍孔会因大量地表泥水进入孔内，使孔壁多年冻土融化，使孔底冻土融化。此外，由于冻土较坚硬，钻头硬质合金片的磨损及钻杆钻头叶的磨损要严重得多。而且钻孔机消耗功率也增加。3.4.2 对通讯电缆的影响冻土的冻结和融化而引起的土层冻胀隆起，开裂和融沉，对埋在地下的电缆弯曲拉伸影响很大，有可能将铅电缆拉断。据调查中反映，冻土层中最低温度一般不会低于－16℃，因而在敷设电缆时，在电缆周围填300×300mm含盐砂介质中，一方面可以使电缆处于不冻状态，另一方面在冻胀隆起、开裂的情况下，可以对冻层作较大的相对位移，从而可以减少在电缆上的张力。3.5 沙尘对机械产品运行的影响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风沙是比较大的，高原地区干旱少雨，地面植被少，加上大风，沙尘对内燃机（包括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机械、打桩机、载重汽车、装载机等)的危害很明显。用户反映，空气滤清器在高原地区使用很快会堵塞，渗漏进气缸的沙尘加速了发动机运动部件的磨损。旋风式纸质滤清器，按说明书规定每50小时保养一次，但在龙羊峡工地，1～2小时就会积满尘埃，一个班次需清理空滤器，拍打纸质滤芯两次。沙尘对电机轴承、低压电器触头、开关等均有不同程度影响，这里从略。4 结束语我国高海拔地区面积宽广，由于受各方面条件限制，那里的工农业发展比较缓慢，目前交通工具仍以汽车运输为主，而在高原地区使用的柴油机及内燃机功率损失相当严重，因此研究机械产品功率恢复技术有其重要意义。西藏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那里有重要的矿产资源，为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尽快建设西藏的铁路运输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可喜的是，国家已下决心把铁路从青海格尔木继续延伸至西藏拉萨，而且计划在云南开通入藏的滇藏铁路。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高原地区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在制订有关标准时，由于欧洲地区高海拔地区很少， 其标准只考虑在3000m以下。目前，我们根据国内情况， 已制订了《机械工业产品高原环境条件》及《机械工业产品环境技术要求 高原环境用》两份标准。为设计、生产适合高海拔地区使用的机电产品提供了依据。这对提高机电产品的可靠性具有重要的价值，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作者简介：刘奎芳（1938-）男，广东大埔人，高级工程师。作者单位：（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 广州 510302）参考文献：［1］ 电工产品高海拔环境条件［S］．昆明电器科学研究所［2］ 机械工业产品环境适应性调查报告． 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等． 1992．收稿日期： 199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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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期 No.1 1999渐开线齿面和齿线倾斜角参数的新国家(乌克兰)长度单位标准王信化摘 要 说明使用干涉测量方法复制齿线标准的原理。分析它的实验计量结果；介绍新的检定系统。关键词 标准 齿面 齿线倾角 检定系统New National(Ukraine) Length Unit Standard of Parameters of Evolute Flank ofTooth and Toothed Portion Dip AngleWang Xinhua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reproducing the standard with interference measuring method is presented,the test metrology result has been analyzed and the new calibration system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Key words Standard,Flank of tooth,Toothed portion dip angle,Calibration system精密的渐开线齿轮啮合(эзз)在各种机械和仪表、仪器中得到广泛应用。эзз的工作质量在许多方面决定于其几何参数的制造精度，首先是渐开线面和轮齿倾斜角的制造精度。因此在эзз的几何参数测量方面建立和保持必须的标准、基准是计量保证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解体以后，齿轮测量技术的标准量具基准留在俄罗斯境内。在渐开线计量方面新一代量具，特别是以配置计算机的坐标测量机为基础的精密测量设备的出现，成为建立эзз几何参数测量系统的前提。乌克兰哈尔科夫“计量学”科学生产联合公司(ГНПО)1995年已拟定出渐开线齿面和齿线倾斜角参数的新国家专业标准，利用它首次复制出齿轮一个最重要参数――齿螺旋线的测量标准。此前已存在的国家专业标准和国家检定系统图ГОСТ8.181―76保证了齿轮渐开面测量参数的统一，其保证测量范围：基圆半径37～150 mm；展开角0°～35°；齿形测量的不连续性通过的展开角3°；具有的均方偏差为0.25 μm,允许的系统误差为0.15 μm。原有标准保证了齿轮制造和使用的需要;但是一等标准量具，特别是从德、意、瑞、美、日等国进口的标准量具，由于结构品种的改变导致在以往标准上检定它们比较困难。此外，齿轮另外一个重要参数，即齿线倾斜角，以前是由倾斜角原始量具保证的，而原始的倾斜角量具则靠原民主德国ACMB标准量具检定。两个德国统一后ACMB标准量具已不复存在。因此“计量学”科学生产联合公司1992年着手建立保证齿轮两个参数量值统一的新一代标准，对能够检定一切规格的渐开线量具(эМ)、齿线倾斜角量具(МУН)及标准齿轮，靠减小齿距不连续度来提高测量精度，并将测量结果按ISO1328的要求表示出来。在极坐标系中，齿线倾斜角和渐开线齿面参数的长度单位的复制方法奠定了新标准工作的基础。在此系中，渐开线齿面各参数满足ρ＝ro式中，ρ为展开长度；ro为基圆半径；为展开角。齿线倾斜角各参数有关系式h＝Ψrd／tgφ式中，h为齿线倾斜角的渐开线圆柱的高度；rd为分度圆直径；φ为齿线倾斜角；ψ为中心角(测量渐开线圆柱高度时量规转动的角度)。虽然эМ和МУН的各参数关系式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主要的，即通过渐开线展开长度(渐开线圆柱高度)和量规转动角的测量可以确定这些参数。标准由下列部分组成:渐开线展开长度和齿宽的测量部件；转动角(渐开线展开角)测量部件；量规定位和旋转部件；来自展开长度测量部件的信号接收系统；渐开面和齿线倾斜角的成套标准量具，以及测量结果的采集和处理的整套程序。标准的结构系统图如图1所示。图1 标准的结构原理系统图(乌克兰)1―角度量块组；2―检测仪表(AK)；3―过滤吸收器；4―前置放大器；5―脉冲形成器；6―转换器；7―频率计；8―电子计算机；9―中央操作站；10―He-Ne激光器；11―分光器；12―测量部件；13―量具；14―光学显示器；15―电传动装置；16―供电部件；17―环形光发生器；18―国家供电网；19―操作台为了实现渐开线展开长度的高精度测量,常采用光干涉测量法。渐开线展开长度测量的干涉计光学原理图如图2所示，它包括带发散光束的He-Ne激光器7，该发散光束经过光圈6被聚光镜5聚光，经准直棱镜准直后，投射到分光镜3上。其中一束光射到的参考反光镜13上，另一束光通过可偏转反射镜1、14、10射到紧固在测量滑动座12并与测量头8刚性连接的反光镜11上。由参考反光镜和与测量头刚性连接的反光镜反射回的光束相互干涉。受光器2复制出这个干涉图。将获得的信号经过必要地处理后送到干涉部分。为了测量渐开线的展开角(МУН的回转角)要利用与量具同步转动的环形光学发生器(КОГ)。КОГ所发生的光脉冲按照测量段上光学指示器的信号来计算。КОГ输出端的脉冲数量N按照下式确定N＝4Sα／(λL)式中，S为包括КОГ光束行程的断面面积；α为回转角；λ为КОГ的工作波长；L为КОГ周边长度。由于КОГ物理和光学特性，其输出端的脉冲数不是常数。这使得测量角度和КОГ的标定过程中的角度周期值显得不相同。КОГ标定与测量角度同步的方法可以消除这些困难。标准的研究是以下面方式实现的：对标准的各个元件的组成误差进行理论分析，并在其分析基础上确定总的误差，按照预先确定的检定系统，在多次测量基础上完成单位复制总误差的实验检定，用已制定的和原有的在1994～1996年参加过国际检定的标准，比较渐开线量具的测量结果。在确定理论组成误差时，曾对标准的基本零件和部件；КОГ;渐开线展开长度和圆柱宽度的测量部件；量规在顶尖上的安装部件；基圆调整半径的部件；脉冲形成、变化和计算系统；温度误差等进行了分析。考虑到组成误差中的每一误差都是独立的或关系很弱的量，而且组成误差的数量相当大，故可以认为，这些组成误差的总和的量将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为了查清随时间变化的误差，采用了专用量规的多次测量方法。同时考虑了基圆半径的测量范围及齿线倾斜角，按基圆半径为37.970、16.165、150.025 mm的渐开线量规和分度圆直径为100 mm时左、右向倾斜角为0.15°和30°的齿线倾斜角量规对标准的误差作了实验评估。正如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的结果所表明的，在30次独立测量下，测量结果的均方偏差不超过0.25 μm，图2 干涉计光学原理图1、14、10―反光镜；2―受光器；3―分光镜；4―准直透镜；5―聚光镜；6―光圈；7―He-Ne激光器；8―测量头；9―被测轮齿；11―反光镜；12―测量滑动座,13-参考反光镜渐开线面未超过允许系统误差0.15 μm，齿线倾斜角参数的长度单位复制未超过允许系统误差0.5 μm。开发国家新标准后,从根本上修改了检定系统。在制定新标准(量具)的检定系统时，把中等模数和小模数齿轮的渐开线齿面参数的一切量具统一在一个检定系统中，在检定系统中也统一了齿线倾斜角的参数量规。在新检定系统中，作为一等量具除有渐开线量具之外，也首次包括了齿线倾斜角量规和标准齿轮。后者既可用作渐开线量规，也可用作齿线倾斜角量规。直接测量方法是新检定系统的测量单位传递的主要方法。检定系统的置信概率等于0.99。标准和标准量具、工作量具的误差额定值,根据现在生效的校准文件的要求传递。总之，现已开发出的国家专业标准和检定系统可以保证ГОСТ1643―81、ISO1328所规定的基圆半径范围内渐开线齿面和齿线倾斜角参数的测量统一。63岁 男 高级工程师 读者服务卡索引号： 119作者单位：太原重型机器设计研究所，山西省太原市，030024参考文献АСТАШЕНКОВ А И,ГАфАНОВИЦ Т Я．Нов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талон едйницы длины для парамвтров эволъвентных поверхностейи угла наклона динии эуъа．Измерителъная техника,1997,(9)1998-01-24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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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4期 Vol.24 No.4 1998城市高速公路交通控制综述王亦兵 韩曾晋 贺国光摘 要 该文综述城市高速公路交通建模与控制.首先考察各种高速公路交通流模型，着重分析宏观流体模型，然后讨论主要的城市高速公路交通控制模式和相关控制理论研究方法，最后就城市高速公路交通控制研究的发展提出几点看法.关键词 城市高速公路，非线性大系统，宏观流体模型，匝道控制，路 由控制，集成控制，最优控制，分散控制，递阶控制，智能控制.A SURVEY ON URBAN FREEWAY TRAFFIC CONTROLWANG YIBING HAN ZENGJIN(Dept of Automation,Tsinghua Univ.,Beijing 100084)HE GUOGUANG(Institute of systems Science,Tianjin Univ.,Tianjin 300072)Abstract Urban freeway traffic modeling and control are surv eyed in this paper. First, a variety of freeway traffic flow models are addresse d,with emphasis on the macroscopic hydrodynamic models. Then, we discu ss the major control measures taken in urban freeway traffic and the correspondi ng research methods. Finally, some comments are made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some perspectives are given for the future study.Key words Urban freeway,nonlinear large－scale systems, macros copic hydrodynamic models, on－ramp metering, routing control,integrated control , optimal control, decentralized control,hierarchical control,intelligent control.1 引言在发达国家，高速公路不仅是连接城市的重要纽带，而且是市内交通的重要载体.城市高速 公路交通系统是包含人-车-路交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只有将这类系统视为服从某种确定或随机规律的非线性大系统，利用自动控制、计算机和通信的理论与技术将其转化成可控的优化运行系统，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系统的性能.高速公路交通建模与控制研究在五十年代始于美国，目前世界许多大城市都建有完善的高速公路交通控制系统.本文考察高速公路交通流建模.高速公路交通流模型分为确定模型和随机模型.确定模型有宏观流体模型和微观跟驰模型；随机模型有排队模型和离散时间点过程模型.本文主要讨论宏观流体模型，因为它是真正面向控制的模型.宏观流体模型将高速公路交通流看作准流体，从流体力学角度考察交通流运动变化的整体规律.该模型主要包括连续性方程和车流动态速度－密度关系.其中，连续性方程是一个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动态速－密关系是一个启发式方程.宏观模型既可以用来解决优化问题，也可以用来解决控制问题.另外，本文还将讨论高速公路网络交通建模和城市交通系统的集成建模.本文研究城市高速公路交通控制问题.按交通工程的观点，它们是入口匝道控制、网络路由控制 和集成交通控制.按控制的观点，它们涉及数学规划、最优控制、随机控制、分散控制、递阶控制、递阶智能控制、模糊逻辑、神经元网络、模式识别等多种研究方法.此外，也有人尝试自校正控制、离散事件动态系统等方法.2 宏观高速公路交通流模型2.1 连续性方程高速公路交通流具有流动、波动、激波、压缩和扩散等流体属性.宏观流体模型近似将高速 公路交通流 视为连续流体，即将流量、速度、密度等集聚变量［1,2］看作时间和空间的连续函 数.宏观模型 研究车流运动的整体规律.按流体力学的观点，高速公路交通流是沿高速公路轴向运动的一 维非定常流，它满足输运方程和连续性方程(守恒方程)q(x,t)=v(x,t).ρ(x,t), (1)(2)其中ρ代表密度，q代表流量，v代表速度，x代表空间，t代表时间.若高速公路段有出入口匝道，则连续性方程应为(3)其中f(t)代表入匝流与出匝流之差.定理［3］．若一维流体系统(1),(2)满足如下函数关系q=q(ρ,x), (4)则该系统存在动力波，且ρ沿特征系统(5)为常量，其中c(ρ,x)代表波速.动力波的这种性质仅取决于连续性方程.交通动力波本质上是非线性的，连续性方程揭示了它的传播规律.另外，若车流密度小 于临界密度，则动力波沿交通流正向传播，交通流处于稳定态，运行通畅；反之，动力波沿 交通流逆向传播，交通流处于不稳定态，将出现拥堵［1,3-5］.连续性方程是非线 性 双曲方程，其Cauchy问题的古典解在有限时间内将出现断裂，力学上称之为激波(shockwave).就 高速公路交通流而言，不同速度的动力波相遇会产生激波，破坏车流速度和密度的时空连续 性.连锁追尾事故中的车辆碰撞点就相当于激波波阵面，它随时间逆交通流运动.高速公路瓶颈路段的车辆拥挤与消散、信号灯交叉路口的车辆排队与消散都伴随有激波现象.交通激波通过不断吸收连续动力波来改变自身强度.如果交通流在流场中均匀分布，一般不会形成激波.即使出现激波，随着动力波的速度逐渐趋于一致，激波也会因无动力波可供吸收而衰减，车流也相应趋于稳态［3］.但由于车流不可能非常均匀，所以激波总是存在.激波与扰动是影响车流稳定性的重要因素，而车流的不稳定性又往往表现为车流拥堵.因此，提高均匀性和消除扰动源是清除车流拥堵的一个重要途径.2.2 速度-密度关系车流速度随密度上升而单调下降.这明显区别于一般流体，守恒方程不能充分解释这种现象 ［6,7］.研究表明，不存在唯一的速度－密度关系，每条速－密曲线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8］.May曾提出一个通用的均匀各向同性(homogeneous)条件下的稳态速度－密度关系［9］(6)其中，νf是自由流的速度，ρjam是堵塞密度，l和m是模型参数.文［1, 2］曾利用包含该公式的宏观模型设计高速公路入口匝道控制器.目前广泛采用的动态速度－密度关系是Payne于1971年提出的［6,10］.他认为，下游车流密度的变化经一定延时将影响上游车流的速度.于是(7)式中νe(ρ)是稳态速度－密度关系，γ是期望指数，τ是延迟时间.后来，papageorgiou等人又对(7)式作了种种改进［11，12］.2.3 宏观模型宏观模型包括质量输运方程(1)、连续性方程(2)或(3)和动态速度-密度关系.宏观模型种类 繁多，其差 异主要体现在动态速－密关系上［11,12］.高速公路交通控制主要采用Payne和Papag eorgiou等人的宏观模型［1,2,4,6,10,13］.为便于使用，研究者多将宏观模型转化成差分形式.空间步长Δ一般为500m，时间步长T为10-30s.Δ选取过大会导致车流的局域异质化.T选取过大，系统很难跟踪车流的动态变化.Δ和T选取过小会使集聚变量丧失物理意义.此外，差分格式选取不当会使计算失稳或不收敛［14］.下文提到的宏观模型均指其差分形式.常用的差分模型有静态和动态之分［1,2，4，6］，文［15］证明动态模型的参数是局域可辨识的.文［16］则将动态模型的参数辨识问题转化成一个非线性参数优化问题. 巴黎市区高速公路的实测数据表明动态模型能较精确地表征均匀稳态交通流的特性［13 ］.洛杉矶高速公路的交通数据表明，如果高速公路沿途不存在过多的出入口匝道、瓶颈或 车道数陡减(lane drop)等情况，动态模型的描述能力较强；反之，效果会受到影响 ［17］.文［6,17］提出若干改进方法.静态模型连同若干约束条件和一个恰当的性能指标构成静态优化问题［18］.入口匝 道的多段 配时控制律、匝道调节器的标称设定点都可以通过求解静态优化问题得到.动态模型则既可 用于求解动态优化问题，也可用于设计匝道反馈控制器，第四节对此有详述.另外，动态模 型还可用于估计车流状态(速度、密度)，判别交通模式(自由、饱和、拥堵等)，检测交通事 故.将出入口匝道间的高速公路段分成N片，每片长约500m.出于费用的考虑，通常只 在首尾两片埋设车辆检测器.那么，如何根据首尾片信息得到中间片信息自然构成一个车流 状态估计问题［19］.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匝道控制器的设计以及拥堵判别和 事故 检测的质量.按信号处理的观点，拥堵判别和事故检测属于多假设检验或模式识别问题 ［19,20］.增广Kalman滤波［21］、模糊逻辑［22-25］和神经网络 ［23-26］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常用方法.3 其它模型随机模型包括排队模型和离散时间点过程模型.有人利用排队模型考察安全汇聚和拥挤分流 问题［27,28］，也有人利用点过程模型估计高速公路交通流的状态 ［29,30］.关 于随机模型可详见文［12］.Prigogine从非平衡统计力学的角度提出Boltzman 模型，探讨车流从自由态到稠密态乃至拥堵态的跃迁过程［31］.文［32］最早注意 到 高速公路交通流中的混沌现象.文［33］从突变论角度探讨交通流建模.文［34］将高 速公 路交通拥挤视为“自组织过程”.文［35］研究城市交通系统的元胞自动机模型.文［36］ 利用 宏观模型描述高速公路交通流的常规性态，同时将拥挤、入口匝道排队饱和及交通事故等突 发事件视为离散事件.另外，第五节将讨论高速公路网络交通建模.第六节将讨论集成交通 建模.目前欧美正在积极研制智能交通系统(ITS)，其中的自动高速公路系统(AHS) 与控制 界关系密切.AHS将给现有交通模式带来革命性的飞跃.有兴趣的读者请详见文［37，38 ］及其参考文献.4 干线匝道控制4.1 基本问题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包括高速公路交通系统和受交叉口信号灯调节的区域交通系统,二者通过 出入 口匝道耦合在一起(国内的城市高速公路建设刚刚起步).高速公路对出行者的吸引力很大,但 大批车辆的涌入不仅会造成常发性交通拥挤，还可能导致突发性交通拥挤［1,2,39，40 ］.入口匝 道控制是解决这类问题的有效途径，即根据高速公路主线流状况和入匝需求控制高速公路的 入匝流量 ，优化系统性能(出于安全考虑，很少使用出口匝道控制).实施匝道控制的前提是匝道上游 的车流量 小于上下游通行能力.匝道控制能够提高高峰期主线流量和车速，缩短旅行时间，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车流扰动并减少交通事故.静态匝道控制采用静态模型，多归结为线性规划问题， 适于解决常发性交通拥挤［18］；动态匝道控制采用动态模型，多为最优控制或智能 控制问题 ，用于解决突发性交通拥挤.动态匝道控制问题可定义成如下形式的最优控制问题［1, 2］.问题1．在允许控制域中选择入匝调节律，在满足某些模型约 束和物理/技术约束的条件下，使高速公路交通系统的某一性能指标在给定的时间域上达到 最优.其中：1) 模型的状态变量是车流密度ρ、速度ν和入匝排队长l，控制变量是入匝调节律γ.2) 约束条件有通行能力约束、调节约束、排队约束和限速约束等.通行能力约束体现了匝道 控制的基本观点：将主线流密度限制在临界密度的负邻域内，既充分利用通行能力，又保证车流的稳定性.调节约束和入匝需求d、采样间隔T、最大允许排队长lmax、实时排队长l及匝道调节律γ的允许域有关［2］：(8)3) 匝道控制的性能指标有系统旅行时间、系统入匝量、系统旅程和标称点偏差等［1,39,40］.系统旅行时间最小意味着主线拥堵和入匝排队引起的延误最小，该指标有利于短途出行者.事实上，匝道控制隐含着将主线流的部分旅行延误转化成各入匝口少数车辆的排队延误.有人证明稳态条件下系统旅行时间最小等价于相同时段内系统总入匝量最大 .另外，给定时段内系统旅程最大意味着通行能力的利用率最大.该指标有利于长途出行者.4.2 非线性开环最优控制问题1可具体写成如下形式的非线性最优控制问题.问题2.给定动态变量x(k)(速度、密度及入 匝排队长)的初值和 慢变扰动z(k)的先验或预测信息，确定一个最优控制序列(匝道调节律)u*(k)，使满足约束条件H［x(k),u(k),z(k)］≥0 (9)的系统x(k+1)=f［x(k),u(k),z(k),ξ(k)］ (10)的性能指标(11)最优.(10)代表宏观离散模型.(11)代表某个性能指标，如文［2,41］选择旅行时间作为性能指标，文［42,43］采用关于标称点偏差的二次型性能指标.问题2的闭环解析解(Hamilton－Jacobi－Bellman方程的显式解)仅对某些特殊问题存在，而该问题的开环解只能通过 解两点边值问题(TPBVP)得到.由于计算量、收敛性与奇异弧等方面的原因，求解TPBVP有许多困难.因此，问题2大多采用递阶分解优化方法求解，如文［42］采用关联预估等四种分解优化方法求解，文［43］则利用改进的共态预估法将问题2的求解过程转化成一组低维无约 束子问题的 序贯迭代过程，并给出收敛性证明.文［44］从动力波的角度考察交通事故，将拥堵清除问 题定义 成时间最优控制问题.Zhang通过基于动力波方向的差分模型，利用极大值原理讨论问题2的 旅行时间最小形式［41］.4.3 线性二次型反馈控制开环解对外扰相当敏感.若能通过求解问题2(或其静态形式)，或通过交通观测得到系统的标称点(车流速度、密度和入匝调节律的标称值)［1,2,45,46］，并对问题2作如下简化，则可得到一个线性二次型问题.由此，我们可以设计LQ匝道控制器.1) 将状态方程(10)在标称点线性化，得到关于状态偏差和控制增量的线性状态方程Δx(k+1)=AΔx(k)+BΔu(k). (12)A，B是标称点的函数.A是一个非对称对角带阵，其非对角项代表相邻路段间交通状况的相互影响.B阵也有特殊结构.A阵可能有非负实部的特征根(这或许与高速公路交通流的不稳定性有关)，但［A,B］必须是可镇定的［46］.2) 去掉不等式约束，3) 定义二次型性能指标(13)设计LQ反馈控制器需要求解Riccati方程，计算量大，实时性仍然难以保证.由于A，B 阵结构 的特殊性，通过Riccati方程求得的反馈增益阵具有交迭结构［46,47］，这表明入匝调节律主要取决于相应及邻近路段的实时车流状态.于是，研究者考虑设计分散次最优匝道控制器.文［46］将原系统分解成若干个结构交迭的子系统，分别求得各子系统的LQ反馈控制律，再利用交迭方法重构原系统的次最优反馈控制律，并通过求解Lyapunov矩阵方程得到性能退化的测度.文［47］指出，采用具有交迭信息集的分散控制结构能够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考虑到广泛存在的随机干扰与建模误差，文［48］进一步将匝道控制问题定义成一个分散LQG问题.由于分离定理和线性最优反馈控制律不适用于分散控制，该文设法将该问题转化成一个非线性参数优化问题，并用改进的Davidon－Fletcher－Powell算法求解.LQ型匝道控制器是局部感应控制器，其控制律仅受附近区段车流状态的影响.ALINEA［49］是这类控制器中有代表性的一种.它是Papageorgiou等人在墨尼黑技术大学研制的，目前已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及美国城市应用，效果良好［50,51］.4.4 分层递阶控制测试与仿真表明，在强扰作用下基于线性化模型的LQ匝道控制器的鲁棒性不够理想，难以镇定系统.为此，Papageorgiou［1,2］设计了递阶匝道控制系统，试图将开环优化的计算 可行性与闭 环控制的鲁棒性及分散控制的可靠性结合起来.该递阶结构包括适应层、优化层和控制层. 优化层根据实时交通信息在线计算简化的问题2，为控制层提供标称点.控制层负责将系统 状态和匝道调节率保持在标称点的邻域内，抑制适度随机扰动与模型误差的影响.具体实现 时，多 采用前述交迭分解方法设计分散次最优控制器.为增强系统的鲁棒性，弥补模型简化带来的 负面影响，系统在优化层上加设适应层，通过慢扰跟踪和模式识别决定是否启动在线优化.4.5 递阶智能控制Saridis的递阶智能交通控制系统包括组织级、协调级和控制级［52,53］.控 制级负责 ：1)从交通检测信息中提取特征向量，识别交通模式，并发送至协调级.2)接收来自协调级 的协调向量及交通预测信息.3)实时选择恰当的数学模型和性能指标，在线确定匝道控制律 .协调级负责：1)通过在线自学习确定各控制器的协调向量.2)向控制级发送协调向量与慢 扰预报信息.3)接受组织级的命令.组织级是系统和管理者的中介.4.4节的递阶控制器的 性能强烈依赖于优化结果，一旦优化结果失真，控制器就会失效.Saridis则建议赋予现场 匝道控制器更强的适应能力与自主能力，并引入人的智能.Saridis没有给出具体算法和应 用实例.4.6 模糊控制与神经元网络控制模糊逻辑用于交通控制已有很长的历史.Pappis和Mamdani于七十年代设计的路口信号灯模 糊控制器是模糊控制的一个范例［54］.八十年代，Sasaki［55］和Chen ［56］ 曾研究孤立匝道口的模糊控制.迄今为止，有关多路口或多匝道口模糊控制的文献还很少 (这种研究恰恰是更有意义的).有经验的交警或匝道管理员可以熟练地完成孤立路口或匝道 口的灯色控制，但他们很难处理地域跨度很大的多路口或多匝道口的协同控制问题，因为他 们不具备有关知识与经验.目前，在交通工程中模糊逻辑多用于解决拥堵判别、事故检测及 交通建模等问题［22-25］.八十年代随着人工神经元网络研究热潮的兴起，人们发现在各种可能的近似函数中，神经元 网络具有很强的非线性近似能力.文［57,58］利用N个串级神经元网络实现一个反馈控制函 数 ，文［59］利用类似方法设计匝道控制器.文［60］则尝试利用神经元网络去逼近匝道反馈 控制 律中的非线性项.仿真表明，在强扰作用下神经元网络方法优于一般方法.利用神经元网络 设计匝道控制器很有新意.5 网络路由控制5.1 问题与模型在现有交通模式下，出行者在出行前对起点－终点对(OD对)间任何一条可行路径上的实时交 通状况 及未来演化趋势知之甚少，出行中也难以根据实时交通状况灵活更换路径，以最小的费用抵 达终点.交通需求与供给的失配使路网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严重时导致拥堵.路由控制是 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即在某一性能指标最优的意义下，为路网车辆分配最优路径，实 现路网通行能力和交通需求的空间匹配(匝道控制和路口信号灯控制旨在实现道路通行能力 和交通需求的时间匹配).这主要是通过设置在高速公路网络节点上游附近的可变信息标志( VMS)实现的.如果路由控制是群体(collective)方式的，即控制系统不能明确识别个体车辆 ，则控制信号只能是二值化的.若信号0表示无分流，则信号1表示全部分流.如果路由控制 是个体(individual)方式的，即控制系统与个体车辆可以通过GPS和车内导航系统进行双向 通讯( 这将在ITS中成为现实)，则系统可以实现更为柔性的路由控制，控制信号可在［0，1］上取 值(即指定部分车辆分流).Papageorgiou［61］和Messmer［62,63］研究了路 由控 制的基本框架.路由控制涉及四个关键问题： 1)网络模型、2)最优交通分配准则、3)控制 信息的切换频率及网络流稳定性、4)出行者的服从率.网络交通控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 题，这主要表现为不确定的网络扰动、系统的大规模性和非线性、离散的控制输入和严格的 变量约束等.宏观高速公路网络流模型由结点模型、混合率模型和线段模型组成［61,62］.前两个 模型主要是利用汇流因子和分流因子刻划不同终点的子流在同一结点处的分布，而线段模型 则完全是宏观流体模型.整个模型可写作x(k+1)=f［x(k)，βν(k)，z(k)］. (14)其中x(k)包括全部路段的速度和密度，控制输入βν(k )代表全部VMS信息，z(k)包含交通需求、各分叉点的标称分流率和预测服从率，而实际分流率变成内模变量.5.2 路由控制路由控制实质上是用控制语言定义的动态交通分配问题，它分为系统最优问题和用户最优问 题［64,65］.这方面的中文评述见文［66］的第十三章及文［67］.文［61-63］ 在网络旅行时间最短意义下讨论系统最优问题.研究表明：1)路由控制可以显著减少全局旅 行时间.2)控制信号(分流率)在充分大的时段上未必会趋于一个稳态最优解，而是常常表现 出某种振荡倾向，即路由控制器以较高的频率轮流指定某分叉点下游路径中的一条或几条为 最优路径.3)在性能指标中增加罚函数项有助于消除振荡.4)系统最优控制保证系统的全局 旅行时间最短，但同时也会引导少数出行者进入非最短时间路径.这势必引起出行者的反感 ，甚至拒不接受路径诱导，降低系统的可控性.文［68］专门讨论服从率对路由控制的影响 .在自动高速公路系统(AHS)中个体服从率将达到100%.在动态用户最优条件下，任何时刻任何OD对上的已用路径的旅行费用相等且不大于未用路径 的旅行费用.任何出行者都不可能通过单方面改换路径来进一步降低旅行费用.从控制角度 看，用户最优问题就是根据实时交通检测信息确定模型(14)的控制输入，使系统输出y(k)=F［x(k)，βν(k)］. (15)在满足切换约束的情况下接近于零［61］.系统最优问题和用户最优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非线性最优控制问题.由于模型的非线性、高阶 性以及约束条件的特异性，问题不易求解.文［63,69］考虑利用可行方向法或约束梯度法 求解.文［61,62］针对线性化的网络模型，尝试利用Bang－Bang控制解决用户最优问题， 利用LQ，LQI方法解决系统最优问题.文［70］利用神经元网络实现路由控制.仿真表明， 对于简单的高速公路网可以实现鲁棒性良好的神经元路由控制器，但控制器泛化能力较弱( 只能针对特定路网).若路网结构比较复杂，控制器的稳定性和鲁棒性尚不尽人意.路由控 制的实例不多.最近，研究者采用基于简单反馈思想的启发式方法，在丹麦的Aalborg市实 现了近似用户最优条件下的路由控制，效果良好［71］.6 集成交通控制大多数交通控制研究不是侧重于高速公路匝道控制器的优化设计，便是偏重于区域交通信号 的配时调节.一般很少考虑两个系统的协调.结果，尽管匝道控制改善了高速系统的性能，但入匝排队或入匝分流也往往会给慢速系统带来许多的负面影响.有时高速干道出现交通拥挤，但慢速干道却存在过剩的通行能力.因此，有必要研究集成交通控制.集成交通控制大多针对理想的通道系统(corridor system).它既包括高速干道，也包括区域交通系统中与该高速干道具有相同OD特征的一条或几条慢速干道.Payne根据Wardrop网络均衡原理研究入匝排队 对通道系统的影响.他通过动态规划给出一种稳态入匝分配策略，使远途出行者优先入匝［72］.文［73］将匝道口和交叉路口的集成控制问题定义成基于存储－转发(store －and－forward)模型的最优控制问题.文［74］综合已有研究方法，从系统最优角度讨论 集成交通控制系统设计.文［75］实地考察匝道控制对整个通道系统的影响.最近，研究者以 英 国Glasgow市的M8通道为背景，通过仿真定量评估匝道控制、路由控制和路口信号灯控制的 集成效果［76］，该研究表明合理运用集成控制可以显著减少通道旅行时间.文［77 ］则将匝道控制和路由控制的集成归结为一个非线性非凸两级规划问题.这实际上是系统管 理者与出行者之间的一个Stackelberg博弈问题.该问题很难求解.文［78］提出一种有效的启发式算法.7 几点评述众所周知，鲁棒控制和自适应控制可以用来消除模型不确定性，随机最优控制可以用来消除 环境不确定性.高速公路交通问题同时包含这两种不确定性，其最优解一般无法实现［ 79］.但目前的研究却基本上囿于最优控制和大系统控制的范畴.自适应控制、鲁棒控制 和预测控制在交通系统中几乎没有得到应用.黄小原［80］尝试设计环城高速公路的 自校正控制器，想法是很好的.另外，对于高速公路交通系统这样的强非线性系统，基于严 格数学模型的控制方法有局限性，智能控制方法也值得尝试.1) 鲁棒性与实时性递阶匝道控制代表目前匝道控制研究的最高水准，但这种控制策略仍不能严格保证闭环系统 的稳定 性和鲁棒性.宏观模型是一个非线性分布参数模型，模型的离散化、线性化及简化处理使交 通流的波动(甚至混沌等尚不明晰的交通流性态)成为系统的未建模动态，同时也使计算优化 点相对失真.另外，线性化模型仅能在标称点的邻域内再现高速公路交通流的动态特性.我 们并没有充分理由相信上述简化或线性化系统一定对扰动构成标称系统.测试表明，一旦出 现强 扰，递阶控制系统的控制层即告失效.这时再由适应层启动优化计算，重新调节控制器就显 得过于机械，实时性很难保证.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递阶控制结构的“先天不足” ［81］.我们认为，应在控制层设计鲁棒控制器，使系统能适应大多数扰动情况，尽量避免在线优化 .现行的匝道控制器设计主要依据最优控制理论，性能指标的选择过于苛刻、笼统.事实上 ，交通控制不同于飞行器控制，出行者在出行中不知道也不追求车流的最优状态，但他们却 能感知“满意状态”的存在，而且出行者对于车流扰动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交通控 制更应该是一种“满意控制”，它与鲁棒控制有着天然的联系.其次，寻找快速优化算法解 决实时计算瓶颈，如借鉴预测控制中滚动优化的思想.最近已有人在做这样的尝试［45 ］.2) 智能控制模糊控制、神经元网络控制、自学习控制［82］可能是解决本文问题的有效途径.模 糊逻辑和神经元网络都不依赖于精确的数学模型，都兼有逻辑推理和数值计算的功能，都有 较强的非线性函数近似能力.本文讨论的对象是强非线性的，而且与之有关的许多概念具有 模糊性，如交通状况(畅通、饱和、拥挤和堵塞等)、延误长短、排队长短、流量大小、车流 稳定性、网络均衡等.目前，利用模糊逻辑和神经元网络研究非线性系统建模和控制的文献 已有很多，可以充分借鉴.针对高速公路交通系统，文［83］讨论基于神经元网络的高速公 路交通流建模，文［84］ 尝试利用神经元网络判别高速公路交通流的稳定性.文［85］讨论高速公路交通流的模糊建 模，并尝试利用模糊神经元控制器实现高速车流的限速控制.文［59，60］利用神经元网络 设计入口匝道控制器，文［70］利用神经元网络设计路由控制器.这些都是全新的尝试.8 结束语城市高速公路交通流和城市区域交通流差别较大，本文主要针对前者(关于城市区域交通控 制见文［82,86-88］).城市高速公路交通流与常见的市间高速公路交通流差别不大，对于 后者，本文内容也完全适用.但一般只有城市高速公路才迫切需要本文意义上的控制.国家规划在“九五”期间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要逐步建成快速路系统(目前国内也称 城市高速公路为快速路，以区别于市间高速公路).目前上海已建成内环线快速路和相应的交 通监控系统.北京外围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高速立交体系.国外经验表明，单凭兴建城市高速 公路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如果不能在城市交通网络中很好地预测、分 配、调度和控制车流，整个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同样会出现严重的“肠梗阻”.因此，应对城 市高速公路交通建模和控制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国内已有少量研究成果发表［12 ，18，37，80，89，90］.交通控制是交通工程与控制工程相结合的产物.自1993年起，国际交通运输领域的权威刊物 --Transportation Research开始增版题为“新兴技术”的C卷，集中反映控制等信息技术 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于1997年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智能交 通系统(ITS)大会.另外，近年的美国控制会议、IEEE控制与决策年会和IFAC世界大会均设 有交通运输专题.这些都充分说明，随着交通事业的蓬勃发展，控制学科将日益发挥重要的 作用.致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黄海军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系统所万百 五教授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本文受益良多，作者深表谢意！作者简介：王亦兵 1968年生.199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系，1993年毕业于重庆大学自动化系(硕士)，199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博士).研究兴趣：非线性系统、自动高速公路系统、城市交通控制.韩曾晋1932年生.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气工程系，现为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自适应控制、智能控制、混合动态系统、电力传动系统.发表论文近80篇.贺国光1942年生.1964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现为天津大学系统所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以来主要从事自适应控制、交通系统工程、城市交通控制系统研究，发表论文50余篇.作者单位：王亦兵 韩曾晋(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北京 100084)贺国光(天津大学系统所 天津 300072)参考文献1 Papageorgio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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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要求阿拉伯紧急首脑会议对以色列屠杀事件采取措施(4)内容: 新华社突尼斯５月２１日电在以色列士兵星期日屠杀巴勒斯坦人事件发生后，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今天要求即将举行的阿拉伯紧急首脑会议对此事件采取措施。阿拉法特对蒙特卡洛电台发表谈话时指出，“阿拉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要求紧急首脑会议采取具体措施，而不是仅仅通过一些声明。巴勒斯坦国外交部长法鲁克・卡杜米今天在前往巴格达途经罗马时说：“我们要求联合国在被占领土上派驻观察员”。巴勒斯坦“法塔赫”领导人就这次屠杀事件对巴林《天天报》发表谈话说，这一事件“会导致各种可能性”，在被占领土，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巴勒斯坦人采取任何行动。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总书记哈巴什星期一在大马士革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立即举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在加强巴勒斯坦人民起义斗争的基础上制订新的政策，以迫使以色列接受巴勒斯坦的要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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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2期VOL.19 NO.2 19994-氨基联苯与人体血红蛋白体外加合反应及加合物测定的研究*秦 涛 赵立新 徐晓白**摘要 研究了人体血红蛋白(Hb)与4-氨基联苯(4-ABP)加合物的测定方法.考察加合物的分离条件及定量测定加合物的精确度.研究人体血红蛋白的体外加合产物的生成量与反应时间的关系.体外实验结果发现，在37℃恒温条件下，12h之内，4-ABP与Hb加合物的生成速率为126pg/(mg.h).关键词 人体血红蛋白；4-氨基联苯；血红蛋白加合物.In vitro adduct formation of hemoglobin with 4-amino-biophenylQIN Tao, ZHAO Lixin, XU Xiaobai(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Abstract Reliable determination method for 4-aminobiphenyl adduct with human hemoglobin in vitro was developed. The sepa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adduct from low molecule weight ingredients and the precision of quantity inspection for the adduct were examined. Adduct reaction of 4-aminobinbenyl to hemoglobin occurred direct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adduct analysis.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 rate of 4-ABP binding to Hb in vitro is 126 pg/(mg(Hb).h) within 12 hours at 37℃.Keywords human hemoglobin, 4-aminobiphenyl, hemoglobin adduct.芳香胺类化合物是化学致癌剂之一［1，2］.早在五六十年代就有报道，接触芳香胺类化合物的人中患膀胱癌的发病率高达12%―16%［3，4］.4-氨基联苯对人和动物的致癌作用已有明确证据.经过大量动物实验研究确证了有些癌症的流行病学调查结论，提供了深入研究的实验方式，从以往测定环境中化学致癌剂的含量估计生物体的接触水平，发展到直接检测化学致癌剂与生物受体结合的产物［5―8］.用血红蛋白与化学致癌剂的加合物的检测结果说明这些污染物经过生物代谢或激活后可以产生癌症的毒作用效果，有利于从分子水平探讨致癌机理，同时也更加有效地预测和评价环境致癌物的危险性.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研究资料证明，除生产车间接触4-氨基联苯的操作工人是暴露于这种污染物的主要人群之外，为数更多的是那些吸烟者.吸烟人群的心脑血管疾病、肺癌、膀胱癌、乳腺癌的发病率明显高于非吸烟人群.香烟烟雾中含有多种有害健康的物质，4-氨基联苯就是这些有害物质之一.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吸烟者的血红蛋白与4-氨基联苯的加合物水平普遍高于不吸烟者.鉴于国内外对4-氨基联苯的血红蛋白加合反应速率的研究报道尚少，我们采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检测法，对4-氨基联苯这一典型致癌物与血红蛋白形成加合物的结合速率进行了研究，即了解4-氨基联苯与血红蛋白直接作用的效果，以便提供较为客观的生物监测指标作为评价个体接触水平成为可能.1 实验材料和方法1.1 试剂4-氨基联苯、血红蛋白标准品及定量分析试剂均为Sigma公司产品.D21 mm透析管为华美生物工程公司产品.人血红蛋白标准液来自北京广安门医院.正己烷(北京化工厂)作为萃取溶剂，使用前精密蒸馏，经气相色谱鉴定无杂质峰.其它试剂如三甲胺、七氟丁酸酐、氢氧化氨等均为分析纯和优级纯.蒸馏水作为空白试样在与样品处理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检测不出4 氨基联苯.重蒸去离子水作为透析用水.1.2 血红蛋白含量的测定测定采用氰化高铁蛋白法［8，9］，751G分光光度计(上海分析仪器厂)，钨灯稳压电源，狭缝0.06 mm，波长540 nm,光径1.0 cm.取20 μL经过透析分离的血红蛋白样品加到5.0 mL Drabkin's试剂中充分混合，静置5min，以Drabkin's试剂为空白测定吸光度，进行定量.1.3 4-氨基联苯的GC-ECD测定外标定量法：Varian 3700气相色谱仪，63Ni源ECD检测器.CR-3A色谱处理机(Shimadzu).SE-54毛细管色谱柱(40 m×0.25 mm,北京石油科学研究院制).高纯氮气作载气，初始温度50℃，升温速率4℃/min,至280℃终止.以不分流方式进样1 μL.1.4 样品处理1.4.1 加合反应条件 取相同量4-氨基联苯100μg,加入5 mL蒸馏水和44 mg人血红蛋白混合均匀后，在37℃恒温水浴中，保温时间分别为0、3、6、9、12 h，每个时间点有3个平行样品.1.4.2 血红蛋白加合物的透析分离 将反应后的血红蛋白溶液转移到截留分子量为20000的透析管中，在5L的重蒸去离子水中透析65 h以上，换水4次.每个容器中的透析管不超过6个，透析温度为4℃.1.4.3 血红蛋白加合物的测定 水解前取20 μL的样品，测定血红蛋白含量.在碱性条件下水解血红蛋白及其加合物(用10mol/L NaOH将透析后的样品调至pH11，在室温下放置3―4 h).色谱分析的样品前处理是用15 mL正己烷萃取水解或未水解的经过透析的样品中的4-氨基联苯，萃取两次的有机相合并在一起，经过七氟丁酸酐衍生化［10，11］并经过除水处理后，收集到小试管中，浓缩至适当浓度，进行气相色谱分析［12］.1.4.4 反应速率的数据处理 经加合反应处理后测得的4-氨基联苯与血红蛋白加合物的生成量均为同一反应时间点上的3个样品的平均值，经线性回归处理，得到加合物生成量与反应时间的关系曲线.2 结果和讨论2.1 血红蛋白加合物测定方法的灵敏度和可靠性加合物含量的测定包括血红蛋白总量和加合在加合物上的母体化合物的测定.从这两项分析的标准曲线的测定结果得知，用分光光度计分析血红蛋白，在0―180 mg/mL的范围内有较好的线性关系；而GC-ECD响应与4-氨基联苯含量在0―8000pg范围之间的线性关系也令人满意.经多次重复测定所获得的线性相关系数的平均值均大于0.99(表1、表2).若取样量为10 mL，分析样被浓缩至20μL，并以100 mg(血红蛋白)/mL(人血)计算，本方法的最低检测限和最低检测浓度分别为7 pg和0.14 pg/mg(血红蛋白).表1 吸光值与血红蛋白浓度的关系Table 1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orptivityand concentration of hemoglobin实验次数abr10.03040.02360.999920.02790.03180.999930.02650.05680.999840.02940.07740.999550.0317-0.00070.999760.02980.00060.999770.03480.00011.0000平均值0.03010.02710.9998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为：Y=aX+b (n=5)表2 GC-ECD响应值与4-氨基联苯的衍生物浓度的关系Table 2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d on GC-ECD and concentration of 4-ABP-HFBA derivative实验次数abr10.90200.60000.996420.9675-3.16000.996631.1831-1.12000.998841.2749-3.51400.994551.2628-6.18440.992461.00480.16000.999171.4389-1.56590.996681.38490.53000.999391.32820.89900.9909101.94890.72520.9969平均值1.2696-1.31700.9962标准曲线的方程为：Y=aX+b (n=6)图1 人血红蛋白水溶液和水中4-氨基联苯的透析曲线Fig.1 4-ABP remained in water or in human hemoglobin solu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dialysis图2 4-氨基联苯在人血红蛋白水溶液中加合物生成量的时间曲线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dadduct of 4-ABP-Hb and reactio time2.2 分离4-氨基联苯和血红蛋白加合物的条件控制利用透析方法分离小分子化合物的去除率主要取决于透析时间以及透析容器的容积.本实验在相同容器条件下，测定不同时间的透析去除率，以水作为血红蛋白的参照物，得知在每12―18 h换水一次的条件下，约60 h可以使游离的、未形成加合物的4-氨基联苯去除到本方法的最低检测水平以下.而在相同透析条件下，测到的血红蛋白加合物含量经60 h以上透析分离的测定结果趋于一个恒定值(图1).因此，透析分离4-氨基联苯的条件控制在65 h以上，共换水4次，确保大分子加合物与游离的4-ABP充分分离.2.3不同反应时间加合物生成量的测定图2为上述处理方法得到的4-氨基联苯与血红蛋白加合物生成量的测定结果与反应时间的相关图.可以看出，4-氨基联苯与人血红蛋白的结合能力相当强，反应时间为0 h的样品仍可测到加合物的原因在于透析过程仍有4-氨基联苯与人血红蛋白作用的可能.当4-氨基联苯的直接反应量在100 μg时，人血红蛋白的用量一定的条件下，所形成的加合物的平均值与作用时间呈线性关系.其平均速率为126 pg/(mg.h).3 结 论1.本实验结果是在生物体外，采用从人体红血球分离得到的血红蛋白作为加合反应底物的实验得到的测定结果.它明确反映出4-氨基联苯在所择特定条件下，能与人体血红蛋白结合形成大分子加合物.其生成量与4-氨基联苯的接触量和作用时间呈线性相关性.至于生物体内的实验结果，我们将另文报导.2.本实验结果说明，未经代谢活化的4-氨基联苯也可以直接与血红蛋白结合.当然，更确切地反映化学致癌物的危险性的接触和效应的评价还应该是以生物体内所产生的生物标记为基础作为毒理学研究的生物监测指标.本项研究得到金祖亮研究员和储少岗博士的热情指导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获得中国科学院基础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基金部分资助 ** 联系人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 100085)参考文献[1] Perera F P, Mauer J, Santella R M et al. Biologic markers in risk assessment for environmental carcinogens.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991, 90:247―254[2] Sabbioni G. Hemoglobin binding of arylamines and nitroarenees: Molecular dosimetry and quantitative structure__activity relationships.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994,102:61―67[3] Case R A M. Tumors of the urinary bladder in workmen engage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use of certain dye stuff intermediates in the British chemical industry. Br J Ind Med, 1954,11:75―104[4] Mancusco T F. Cohort Studies of workers exposed to betanaphthlamine and benzidine. J Occup Med, 1967,9:277―285[5] Skipper P L, Obiedzinski M W, Tannenbaum S R Miller et al. Identification on the major serum albumin adduct formed by 4-aminobiphenyl in vivo in rats. Cancer Res, 1985,45:5122―5127[6] Wilson P M, Que Hee S S, Fronies J R. Determination of hemoglobin adduct levels of the carcinogen 2,4-diaminotoluene using gas chromatography electron impact positive-ion mass spectrometry. J Chromatogr B Biomed Appl, 1995,667(1):166―172[7] Green L C, Skipper P L, Tursky R J et al. In vivo disimetry of 4-aminobiphenyl in rats via a cysteine adduct in hemoglobin. Cancer Res, 1984,44:4254―4259[8] Van Kamppen E J, Zijistra W G. Standardization of hemoglobinometry. II. The hemoglobincyanide method. Clin Chim Acta, 1961,6:538[9] Rice E W. Rapid determination of total hemoglobin as hemoglobin cyanide in blood containing carboxyhemoglobin. Clin Chim Acta, 1967,18:89[10] 马明生，徐晓白.还原-衍生化高分辨气相色谱法测定复杂样品中痕量硝基多环芳烃(NO2-PAH)的研究.环境科学学报，1993，14(3)：374―379[11] Bakthavachalam J, Annan R S, Beland F A et al. Selection of electrophoric derivatives of 1-aminopyrene and 2-aminofluorene for determination by gas chromatography with electron-capture negative-ion mass spectrometry. J Chromatogr, 1990,500:373―386[12] Skipper P L, Bryant M S, Tannenbaum S R et al. Analytical methods for assessing exposure to 4-aminobiphenyl based on protein adduct formation. J Occup Med, 1986,28:643―6461997-07-04收到原稿 1997-12-11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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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608 【原文出处】中国教育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317 【原刊页号】⑶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 作 者 】刘坚 【复印期号】199604 【 标 题 】《望江亭》与张派艺术 【 正 文 】 京剧《望江亭》是张君秋先生中年时编演的剧目，是张派艺术的经典作品之一。这出戏以其清醇典雅且又闪动着喜剧情调的风格韵致，展现了张君秋先生那端庄凝重、流畅舒展的表演艺术特色，舞台演出极具光彩，多年来常演不衰，享誉海内外。《望江亭》的故事，见于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著名杂剧《望江亭中秋切ｋｕàｉ＠①旦》。1959年君秋老师与剧作家王雁合作，根据川剧《谭记儿》的演出本，并参考了关汉卿的原著整理改编而成。剧中的唱腔则主要由君秋老师设计创造。剧情描述：宋代，聪慧貌美的学士夫人谭记儿，不幸夫君早亡，又受到太尉杨戬之子杨衙内的无理纠缠，遂避居在清安观，每日为观主白道姑抄写经卷。白道姑的侄儿白士中，得中进士官授潭州太守，赴任途中探望姑母，与谭记儿在清安观邂逅。二人一见钟情互生爱慕，经白道姑巧妙撮合，有情人终成眷属同赴潭州。杨衙内闻知心生忌恨，乃与其父定下毒计，假造圣旨一道，并私带尚方宝剑直奔潭州，欲以“贪恋酒色荒怠政务”的罪名缉杀白士中，强夺谭记儿。消息传来，白士中焦虑万分束手无策，谭记儿却临危镇定：“相公不必多忧虑，退敌之策有为妻。”她扮做渔妇，巧施妙计，在望江亭内将杨衙内用酒灌醉，机智地调换了假圣旨及尚方剑。次日，杨衙内气势汹汹地闯入潭州府衙，正欲宣旨施威，才发觉阴谋败露。谭记儿出堂，痛责其无耻的恶行。白士中以假冒钦差的罪名将杨衙内捕拿收监。戏的结构精巧紧凑，人物形象清新鲜明。重点场次清安观邂逅定情含蓄而不失浪漫，望江亭与恶徒巧妙周旋紧张却趣味浓浓，加之张派那独具韵味、令人倾倒的华美唱腔，整出戏如诗似画，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戏中的主角谭记儿由青衣应工扮演，白士中、白道姑、杨衙内分别由小生、老旦、小花脸应工扮演。当年与张君秋先生合作演出的三位前辈艺术家是：小生刘雪涛、老旦耿世华、小花脸郭元祥。可谓红花绿叶交相辉映，堪为后学者的典范。谭记儿的艺术形象，在京剧中有着明确的流派属性。如同《锁麟囊》中薛湘灵的艺术形象属程（砚秋），《红娘》中红娘的艺术形象属荀（慧生）一样，《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属张。这是京剧流派的一个特色，是京剧前辈艺术家重独创，重个性，重风格，重戏德的传统。几十年来，君秋老师为这出戏，特别是为谭记儿艺术形象的塑造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谭记儿的重场戏有两段，一段是清安观巧遇白士中，一段是望江亭智赚杨衙内。清安观的戏是谭记儿第一次出场，君秋老师在这里使用了平展舒缓的四平调：“独守空帏暗长叹，芳心寂寞有谁怜！孀居愁苦泪洗面，为避狂徒到此间。”这至哀至柔、清凄幽婉的四句唱，正是谭记儿此时此刻情感境况的真实写照。唱段的末句用了个稍稍高挑的短腔，于平缓中顺势轻轻一扬，生动地点示出了这位青年孀妇愁闷忧烦，却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绪。白士中的突然出现，撩乱了谭记儿的寂寞芳心。面对举止文雅、风度翩翩的一位至诚君子和白道姑的热情牵线，孀居三载备受辛酸的她，真个是怦然心动、意惹情牵了。“我本当允婚事穿红举案，羞答答我怎好当面交谈？”但她也深知，“今日里若将这红绳剪断，岂不是错过了美满的良缘。”谭记儿到底是胸含文采的学士夫人，想出了用藏头诗表白心愿的妙法――“且看他可领会这诗内的隐言。”诗头所藏的四字是：愿随君去，士中对以：当不负卿。二人终于喜结连理比翼双飞。而串联这段戏的，就是观众十分熟悉的“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扰乱”的南梆子唱腔。这段著名的南梆子是君秋老师在传统南梆子声腔的基础上革新创造出来的。整段唱清俏婉转，纤巧细腻，一波三折，声情交融，准确生动地表现了谭记儿在见到白士中后“好―似我夫死后生还”，心潮涌动的情感波涛和微妙复杂的内心活动。尤其是传神般地刻画出了她对白士中内在倾心爱慕的喜悦和外在持重端庄的羞涩情态。当唱到“羞得我低下头手弄罗衫”时，人物那透视心态、维妙维肖的表演，总要激起观众的满堂喝彩声。张派艺术以唱为主塑造舞台形象无疑是一个极为突出的特色。同时，君秋老师大方洒脱、舒展自如和尤重眼神运用的做工表演，也在智赚杨衙内一段戏中得到了精彩的展现。谭记儿为救夫难巧扮渔妇，身披蓑衣，划一叶小舟来到杨衙内泊船的望江亭。此时的杨衙内得意洋洋，正欲寻一佳人陪其消遣。谭记儿虚与周旋，通过送鱼、劝酒、索诗、假意允婚，弄得杨衙内神魂颠倒，终于智赚得手胜利而归。这段戏内紧外弛，颇具趣味。君秋老师以流畅自然的念白和传情入微的眼神变化，着意地表现了谭记儿的磊落沉稳、机敏聪慧；展示了谭记儿的胆大心细、善于应变、不温不火、不俗不艳，恰到好处，令人叫绝。张君秋先生是杰出的艺术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宗师。在今天的京剧舞台上，张门弟子成绩斐然。其中的皎皎者如薛亚萍、杨淑蕊、王蓉蓉、张萍等扮演的谭记儿，均颇得乃师的风韵。＊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鱼加会，左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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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探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TUDY1999年 第1期 No.1 1999论农技推广信息化建设的重点熊 华文 摘 在对农技推广信息化建设的可能性、必要性进行论述的前提下，提出了建设的重点及对策措施。关键词 农技推广 信息化 专家系统 电子网信息是对客观事物存在形式及其运动状态的描述。农业技术是信息的一个方面。农技推广的每项活动，都是信息工作的一个环节。在信息革命的浪潮席卷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今天，农技推广信息化是跟上时代步伐，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有效途径，也是改善农技推广手段，实现农技推广现代化的现实选择。一、农技推广信息化的可能性农技推广在农业科技成果的供体、载体、受体及其所处环境等构成要素中，处在联结科研单位与农业生产者的中介位置上。其职能是将农业新技术有选择地传递给农业生产者，让科技成果、适用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质就是农业科技信息的传输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农技推广信息化已成为农技推广事业发展的必然。一是随着市场农业的发展，农技推广行为逐步走向市场化，农民成为市场的主体，对科技的取舍有更大的自主权。二是科技成果大量涌现，农业信息与日俱增，选择余地增加。三是农业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对科技的需求不再限于具体技术的掌握，而在于新的科技信息的获得，即从“学”技术走向“捞”技术。四是信息科学及其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构筑、英特网计划的实施、多媒体技术的普及等，使农技推广信息化有了硬件上的保障和软件上的支持。五是政府信息引导职能的确定，使信息化建设有了组织保障和法律法规保障。二、农技推广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农技推广信息化就是农技推广过程成为利用传统方式与现代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相结合的手段来传播农业新技术的过程。是改善工作手段、实现科学决策、加强双向服务，在机构改革中强化农技推广服务工作、发展新时期农技推广事业的重要举措。这一过程的实现，将对农技推广产生积极影响，成为信息农业乃至信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一是极大地缩短农技推广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节约时间和劳力，减少工作量，降低工作强度和推广成本，提高推广的社会效益和部门效益。二是减少推广环节，使农业科技成果直接与生产者见面，缩短推广周期，加快传递速度。三是扩大受益面积，提高信息资源共享率和科技成果普及应用率。四是拓展推广者的活动范围，延伸大脑，丰富知识，增加创新时间，提高农技推广的高、新、精水平。三、农技推广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农业技术推广就是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把农业技术普及应用于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活动。只有适应本地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能与本地传统技术有机结合的技术才能作为信息进行传输。因此建立专家系统，保证信息本身的质量是农技推广信息化的第一个重点。再就是建设电子网，加强载体建设；并与大众媒介衔接，形成一个立体的、多层面的传输网，提高信息传输速度与传输效率。(一)建立专家系统，保证信息质量一是广泛搜集信息，丰富信息资源。搜集范围包括科技动态、市场供求、生产趋向、政策导向、防灾抗灾等。方式有调查、试验、检测等直接搜集，阅读、会议、收视收看、交换、购买等间接搜集。二是建立专家系统，搞好立项论证、分析整理、入库上网工作，建立必要的电子图书馆、科技数据库等，防止农技推广简单化，把农技推广当作可有可无的中介或“二传手”。与此同时要建好试验示范基地，搞好技术的区域适应性试验，鉴定筛选可在当地推广的技术，摸清技术参数与生长规律，对技术进行组装配套，通过技术嫁接、移植和重组，解决好与当地传统技术相衔接的问题，建立科学的农技推广信息工作流程(见图1)，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先进性、可行性。图1 农技推广信息工作流程图三是抓好信息传输质量的管理，防止“信息污染”，提高及时性，保证有足够的可灵活取用的精、准、新、实信息。(二)建立电子网络，加强传输速度农技推广信息网络的建设要按照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狭义到广义、从初级到高级的原则逐步发展，并采用相应的联结形式。其中电子网的建设是农技推广信息网络建设的高级阶段，也是信息网络建设的重点。第一步，配齐计算机及其配套的复印机、电子印刷机等设备，搞好硬件装备，做到信息的搜集、加工、编排、印刷一体化。第二步，联网。配齐传真机、多媒体等联网设备及各类软件，实行局域网、城域网、广域网的同步建设(见图2)。同时要加强电子信息网络的运行控制，制定技术标准，完善管理制度，做到标准规范、开放互联、安全可靠、服务高效。图2 农技推广电子网络示意图(三)建立综合网络，提高传输效率将专业电子网与邮电网、广播网、电视网等大众传播媒介衔接起来，以及通过咨询访问、发布会、现场指导等形式把农业技术传递到千家万户，建成适应新世纪发展要求的农技推广信息综合网络(见图3)。要加强领导，统筹协调，搞好总体规划；增加投入，拿出专项资金用于网络的建设与完善配套；搞好人才培养，大力普及电脑基本知识与网络技术，形成合理的信息分析员、管理员、操作员结构。积极开展信息的有偿服务，把信息化与实业化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实现基础装备现代化、系统建设网络化、传输方式多元化、服务内容多样化、推广行业产业化的农技推广信息化“五化”目标。图3 农技推广信息化综合网络示意图作者单位：熊 华 湖北省应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收稿日期：1998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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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81 【原文出处】吉首大学学报 【原刊期号】200103 【原刊页号】85～91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11 【 标 题 】艺术思维形成、分袂与独行 【英文标题】On the Formation, Spar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ArtisticThinking ZHANG Jian-yong(Jishou 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 作 者 】张建永 【作者简介】张建永，吉首大学，湖南 吉首 416000 张建永（1953―），男，湖南麻阳人，吉首大学教授，主要研究艺术思维。【内容提要】原始人类的心理欲求是思维的生成温床，前语言和前思维一同孕育其中。心理欲求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历史空间中，催生了科学思维 ，在解决情感问题的精神空间中，发展了艺术思维。【英文摘要】The psychological desires of the primitive men are thecradle of thinking,in which prelanguage and prethin king arebred. It is these psychological desires in the historicalspace for survival that bring the scientific thinking intobeing,and it is again these psychological desires in thespirtual space for emotional gratification that help shape anddevelop the artistic thinking.【关 键 词】心理欲求/思维/科学思维/艺术思维 psychological desire / thinking / scientific thinking /artistic thinking【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B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 （2001）03―0085―08在美感启动前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意识也正向“思维”层次进化。但早期的思维活动仍处在混沌、模糊、非逻辑的状态之中。此时，人类在精神层面对客观世界的反响、回应，大多物化在石器、洞穴壁画、岩画、陶器、图腾甚至纹身、神话之中。这些精神的反响和回应，只是当时原始人类巨大、丰富的心理内容的极少部分。那些转瞬即逝的心灵感受，那些还未找到一定逻辑框架作为载体的，没有文字加以记述的东西，恒久地沉潜在历史的残灰余烬中。但好在精神的物化形态在文字出现之前，已被凝结在原始人类为生存、为征服世界所创作的各种“作品”中。一笔一画，一个造型，一次涂抹都可能隐藏着极有价值的索解密码。至今，已有许多先贤圣哲和当今有识之士做过出色的“解密”。我认为，要探索艺术思维的形成，还要从思维即原始人类那种初级的准思维的形成开始。一、思维发生途径按严格意义来界定“思维”，人类文化学家所确认的“原始思维”便不成立。根据现行定义，思维是对客观对象深远区层实现穿透性反应的物质活动。原始人的思维远达不到这种水平。但是，原始人又的确能用大脑来处理、应对这个未知世界。他们肯定有一种类似思维的能力。这种能力虽不能对物质的深远区层做穿透性反应，但可以在直观、具体、形象感觉的初级水平上，贴近、感应、摹仿对象，甚至能表层地、局部地掌握对象。这是思维形成前的中间过渡状态。要称思维的话，也只能界定为准思维。准思维的内涵是指原始人可在条件反射、本能选择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脑的初级功能基础上处理各种信息，因而它是具体的，本能逻辑的。就“具体”而言，一些人类学家从现存原始部落土著人的语言中，发现由于他们的脑功能对对象无法实现“穿透性反应”，完不成抽象，事物的抽象概念建立不起来，因而，在他们的概念中，只有具体的名称。对这种现象，列维―布留尔称之为“心象―概念”。比方说，卢舍人（Lushei）对“鹿”始终未建立起一个一般概念，只有雄鹿、雌鹿、大鹿、小鹿……他们用20多个词称呼“篓篮”，10多个词称呼“蚁”。原始人在感觉阈限基础上直观命名客体，虽然思维程度不高，但毕竟启动了思维。思维的工具是概念，思维只有在概念的基础上才能运演。原始人的实名词虽还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概念，但毕竟终于可把万千世界以实名词锁定。由于实名词不是概念，是具体形象，因而，原始人的脑运演就是形象的取舍、选择、叠加、重合和认定。在这一系列操作过程中，有一种“本能逻辑”的脑功能起着主导作用。是它在上述脑功能运演中主导着方向，指导着选择，驱动着欲求。本能逻辑与现行的逻辑思维有天壤之别。它不是理性的思考，它是原始人在条件反射、本能选择的生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惯性。由于原始人无法对客体的深远区层做穿透性反应，它只关注当下的具象，具象背后的未知世界作为一种诱惑，构成原始人神秘的直观认识欲望。处于幽瞑之中的原始人以这种脑功能打理他们的世界，他们把万千世界的万千之形作为脑运演的工具。这种准思维就是“具象的抽象”。思维在运演中始终粘带着形象，在形象的叠加、重合、排列、选择中，本能逻辑导引着每一次“思考”。要搞清楚思维发生过程，有一个语言问题不能不一同加以分析。许多语言学家包括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在语言和思维孰先孰后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有的认为语言先于思维。“有了语言才促使动物的直观、具体的感性思维飞跃到人所特有的抽象、概念思维”。［1 ］有的则说“恩格斯明确指出劳动在语言之先，而劳动不能没有思维，可见，思维先于劳动”。［2］这些观点最大误区在于， 他们所使用的“思维”和“语言”是现在意义上的概念，是成熟的范畴。而劳动到思维之间，思维与语言之间那种逐渐成型和互为生成的动态历程被忽略了。我认为，劳动到思维有一个中间状态，恩格斯已经触碰到这个中间状态。“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密切地互相结合起来，……这些正在形成的人中，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3］（P510―512）我认为“有些什么非说不可”是中间状态的标志，是语言和思维登场的伟大序曲。语言和思维都不可能陡然发生，一定有一个胚胎期。这个时期，我界定为“心理欲求期”，语言和思维都必定孕育其中。心理欲求是所有动物在生存中形成的条件反射，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动力。如追逐猎物以解决饥饿，寻找水源以解决饥渴。在猿的劳动向人的劳动转化的伟大历史情境中，逐渐发展着并复杂化的劳动和社会将类人猿较为单纯的心理欲求不断丰富和增强，不断提高和扩张。从心理欲求的一般简单直线追求，发展到复杂的曲线追求。例如，虎对鹿的扑杀，鹿是唯一的目的。这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原始人对猎物的扑杀就不同。它要打磨锐利的石头，这就增加了一个目的，还要召集更多的同类，又多了一个目的……复杂的曲线的目的使心理欲求的层次、方向、力度更加“人”化。包含多重目的的心理欲求使简单的动作表情已难以达到目的。这时，应该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心理状态才得以产生。正是在这里，语言和思维接受胚胎并萌芽。因而心理欲求是前语言或前思维。它既是没有概念化的语言，也没有概念化的思维。换句话讲，这里只有混沌的模糊指向模糊的音节声响和意念或意向，这些意念或意向低于潜意识水平。因此，混沌的心理欲求是思维和语言的原始形态，是最本质的“元语言”。心理欲求、语言、思维这三种东西在原始人那里原本是一个整体。欲求包括着相关的音节和相关的意念。音节是欲求的外在表现，意念是欲求的内在有序化。附图{图}心理欲求至少可描述为两个层次。1.条件反射式心理欲求是动物最原初的生理反应形式，它表明原始人在原始生理需求的驱动下所表现出的心理走向。走向明显地包含着一定的内容，例如想吃、想喝等。这种既不是语言也不是思维的心理欲求却包含着“语言”和“思维”的功能，它们正处在行将喷礴而出的心理酝酿期。2.超条件反射式心理欲求是劳动复杂化的产物。它表明原始人的大脑中那些“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东西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符号化，而且内容已开始从直接关乎生存的窄小的目的中超拔出来，欲求在更高的层面中建构起复杂的意念运演方式。“有些什么非说不可”肯定包含着两层意思：“有些什么”是指大脑中那些逐渐明晰和强烈的心理欲求，它指向性明确，内涵丰富，脑运演的方式、速度、范围、层次都大大提高，逐渐具有了“思维”的性质。“非说不可”便是指逐渐明晰和强烈的心理欲求不再心甘情愿蜗居黑暗的心室，而处于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中。“说”这个动词再好不过地表明心理欲求―意念在语言和思维两个范畴中寻找到了突破口。“语言”和“思维”几乎是同时也是相辅相成地加速着原始人的演进。心理欲求的外在表现至少存在着几种形式：面部语言―思维、手势语言―思维和有声语言―思维阶段。这几种形式有的是单独出现，有的是同时出现。根据达尔文、赫里胥等人类学家的观察，在动物群特别是灵长类之中，都存在上述三种情况。面部语言―思维是心理欲求最原始的外在表现。面部肌肉的自然抽动在开始只是本能表现，随着心理欲求的复杂化，开始含有一定的指义性，它是相对心理内容较为稳定地牵动着某些肌肉的外在表现，这种面部语言有它固定的内容，是同类可以“读懂”的“语言”。可以说，包含相对固定意义的面部肌肉运动，是心理那个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思维”掠过脸上的形式，它一方面可供“阅读”和“倾听”，另一方面已外在地告诉我们，思维正形成在伟大征途中，可明显感到心理欲求有一种冲破自身框架的强烈愿望。手势语言―思维也许与面部语言―思维同时产生，也许晚于其后。但在层次上要高于它，是对前者的超越。如果说前者只是心理欲求对肌肉浅层拉动，那么，后者则是更丰富的心理内容对更好的表达方式的积极寻求。列维―布留尔在界定原始语言时说的话有助于对手势语言―思维的理解：它们不去描写感知着的主体所获得的印象，而去描写客体在空间中的形状、轮廓、位置、运动、动作方式，一句话，描写那种能够感知和描绘的东西。这些语言力求把它们想要表现的可画和可塑的因素结合起来。［4］（P150―151）“不去描写感知着的主体所获得的印象”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印象”在前思维阶段不够成熟，它还没有“语言”和“思维”来承载，因而支离破碎无法站稳。二是印象是心理感知，远比空间外形模仿难得多。在语言和思维还没有成熟阶段万难做到。但是形状、轮廓、位置、运动、动作作为空间中的外形是可模仿和描述的。因而，这种模仿外形的语言在原始人那里首先发展起来了，而手势语言则最能达到这种效果。我估计，这种状态的语言方式一定持续较长的历史时段。在这种方式中，思维能力也一定有长足进展。至少在思考客体在空间的形状、轮廓、位置、运动、动作等方面，心理欲求向思维升华，提高脑的空间思考能力。可以肯定地说，与手势语言阶段相适应的思维深度、难度、广度都大大不同于面部语言阶段的思维。斯宾塞和纪林对处于原始阶段的落后民族的语言进行考查，发现很多人是不说话的。“她们借助手指，或者更正确的说，借助胳膊和手彼此之间进行着十分活跃的谈话”。［4］在马萨伊人（Masai）、印第安人以及很多原始土著人那里手势语言都很发达。甚至在现代人的语言表达方式中，都十分明显的存在着这种原始痕迹，人们在语言表达不够尽意时，常常借助手势帮助才达到预期效果。由于喉头的进化原因和心理欲求的简单化所致，动物和原始人的声音在原发阶段肯定是单音节的，在后来的发展中，心理欲求的丰富化和喉头肌肉的发达，某个情绪驱动所产生的内驱力无意中创造了某个长音或几个相连音节，并且被固定为某些意义的外在声音形式时，语言的雏形便形成了。此时，意念便与相对应的声音发生联系，获得了物质载体。在这一基础上，语言和思维才开始双双登场，其生成图式如下。附图{图}当心理欲求在较高层次上借助它所孕育的语言和思维展开时，晦暗未明的意念就逐渐地被语言和思维所占领，反过来说，语言和思维本身就是意念，或者说它们构成了部分的意念。在这里，思维将承担完成心理欲求的全部指令。当我们在逻辑上将心理欲求作为语言、思维的生长温床时，实际上还连带出了思维的“功能”问题。正是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触及到人类历史上各种不同类型的思维方式之所以形成的奥秘。我们对“心理欲求”这把解密钥匙的描述是：由于前思维和前语言是在心理欲求的胚胎中形成，欲求作为一种心理动力它必然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这就必然促使前思维和前语言围绕生存而展开，因而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成了前思维和前语言首先发展起来的功能。但是它在解决生存问题的同时，欲求的受阻、压抑、实现、畅扬和新一轮欲求的召唤都深深地形成了原始人类急于宣泄和表达的不可遏制的心理动力。于是两种不同发展方向的心理动力在同一个精神襁褓中互相生成，互相砥励，最终各自沿自己独立的逻辑力量所形成的精神抛弧线分道扬镳。二、思维分袂遗迹艺术思维究竟是怎样从思维中分离走出来并特立独行的？它与科学思维分袂的契机在何处？在具体分析这一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将原始思维（前思维和思维）运演的基本形态进行定性。由于原始思维一方面是在大千万象世界中形成的，因而它首先开发出来的能力是对有形世界能够作出反应的形式感，万物的形式被记忆而固化，被摹仿而升华，思维在形象的框架中运演。在这个阶段，原始思维运演的方式是形象的感性把握。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思维是在生存的心理欲求驱动下形成的，因而为了认识世界，解决问题，必然要开发出“抽象”能力。当然，这种抽象层次较低，它以一事物的具象特征为某类事物的概括性指称，来把握世界的更多更深的内容。对这一阶段的思维特性，我称之为具象的抽象把握。它是原始人在表象剥离的基础上，思维纵深发展到某个阶段上的成果。在这个阶段，思维对对象还不能作深远区层的反应，它只能借助具象的排列、叠加等方法，艰难地探索这个世界。1.以形象的感性方式宣喻内心原始精神的物化形态不仅表现出探索世界的思维趋向，同时还蕴藏着丰富的心理内容。狩猎的紧张，追逐的欢快，群居的适意，离散的孤独，逃亡的恐惧……无不在它们的心理激起千头万绪。这些东西蓄积心里，必然构成脑运演的动力，潜在地规范着思维的形态。手在劳动中进化，脑在手的进化中加速进化。本能驱使手按需要运动，手的肌肉，筋骨的运动刺激着脑神经进化发展。因此，只有手的运动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动作思维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确认的。由于动作与思维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之中，动作与思维常常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手的动作不仅是用来完成一次攀援、一次搏斗，还用来表达情绪，传达信息。手势语言是语言的前奏。它关注客体在空间的形状、轮廓、位置、运动以及情绪、意念的表达。原始人思维运行的轨迹大多已不可考察。能够给我们提供研究的东西主要集中在可见的雕塑、岩画、彩陶等历史遗迹上。我将尝试在其中提取线条、造型和动作三个物化形态进行分析，描述思维在形象的感性形式这个载体上的运演方式。（1）线条――情绪意念的旋律考察原始人的线条史，主要是从岩画、彩陶等方面入手。从线条的历时性看，它既经历了稚拙―熟练的过程，也经历了自然形态―情绪化形态的演变。应该说，最能经典表现情绪和意念的是彩陶纹饰。我认为彩陶纹饰的发生学历程在于，它可能起源于陶器产生之前，而不是骤然间与陶器同时发生。万千世界那些物象的外形及边缘，因为多彩的变化，引起了原始人的注意，边缘作为“线”刻印在它们的脑海里。自然界中那些风生水起、电闪雷鸣、走蛇脱兔、奔鹿跃马、婀娜柔条、纤巧叶纹……作为自然表象深深刻印在原始人的脑海里，当这些表象与心理的绝对阈限和差别阈限形成稳定的关系时，心理的快适感和那些什么巫术的、生殖的、季节变化的等等精神内容结合在一起，形成强大的驱动力，使原始人极有兴趣地把物象的外形及边缘记录下来。因而可以说，形的边缘―线条与心理快适从建立关系发展到成为记录心理变化的抽象的坐标示意曲线。这一点，从壁画、岩画中飞舞的线条中可以见出一斑来。在原始物化形态的发展史上，线条经过原始抽象―具象―抽象三个阶段的演进。在原始抽象阶段，线条是稚拙和生涩的，它企图完整地把握对象，但心智和技巧都不足以担当完成这项任务。这些线条虽然独立，但它不自律，其着力点旨在对对象的描述，完成的是对象交给的任务。在具象阶段，线条几乎丧失了自身的地位，它只是用自己的组合方式来创造一个完整的形象，当这一形象诞生后，线条则被它们所异化。只有第二抽象时代来临，线条才获得完全的独立自主。它不再是为了别人，它的意义就在自身。线条的成熟最集中地表现在几何纹饰之中。假如说，在具象时代，线条上潜藏着原始人一定的情绪意念还需要在形的结构中生成的话，那么，第二抽象水平的线条已经能够比较独立地表现人的精神情感内容了。在几何纹饰中，以“蛙”纹最为典型。它不仅多而且是很多纹饰的由来。许多纹饰都可看成它的亚种。“蛙”纹比较多地集中在仰韶文化、马厂文化的彩陶中。“蛙”的形象发展过程比较明显。一开始，是比较具象的描绘，然后“形”逐渐蜕化成线条，形成类似“蛙”的几何纹饰。汉族先民对“蛙”的兴趣产生较早。闻一多先生在《天问释天》中对之进行了研究，他说：“传说之起，谅以蟾蜍为最先”，蟾蜍是几何蛙纹原初起点。考察原始人为何对此有如此巨大兴趣，可从甲骨文向上溯源。因为甲骨文是线条和概念的凝固形态，它潜藏着形和线的演变密码。刘志基先生在《综论汉字文化》一书中，对“孕”字与“蛙”的联系作了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孕’字古文从‘肉’从‘黾’，附图{图}这样一来，“孕”与“蛙”就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它们联系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意义在生殖崇拜。性的快感和繁衍的伟大意义使汉先民对有可能引起这方面联想的任何事物都产生兴趣。而“蛙”的如同孕妇的肚腹和强旺的繁殖力很有可能引起先民的关注。青海柳湾出土的蛙纹裸女陶器，就十分生动地一方面将关乎生殖的乳房和阴部刻意作了夸张的表现；一方面，在裸女身上刻画出蛙腹纹和蛙肢纹。两者的联系显然不是偶然和随意，《金瓶梅》称阴户为“蛙口”也许可作为一个佐证。在许多少数民族原始文化那里，都有蛙为始祖的现象。这样一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论，在彩陶中倍受关注的蛙纹，在它从具象的框架中蜕化而成为几何纹饰后，相对稳定的蛙形线条就积淀着原始人类的情绪和意念，它在斜线折线以及各种变化中，传达着与此相关的快适感，像巫术招魂一样，在它的创造和“观赏”中达到宣泄情感和意念的目的。在马家窑文化中，彩陶的纹饰以放射式为基本特征。有的像一石击水而产生的环形纹路，有的像太阳光芒的放射状态。与蛙纹不同的是，放射式纹路的动感极强，是在不稳定中对稳定的趋同。原始人在极其困难的生存条件下，心理欲求是总是在纷乱复杂的关系中追求着稳定、安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放射式纹路又还有一种扩展的特性，它无疑正好吻合着原始人的情感意绪。动静结合在线条的起落之间。由此，我认为，线条的上下起伏，峰回路转的运演轨迹就是原始人的情绪和意念的运演轨迹，它隐晦的潜藏着精神的密码，是心动的外在旋律。在文字的演变历史中，可以更清晰的看到这一点。那些横、竖、撇、捺、钩、点、顿等等，都是精神内容通过线条在空间的延展。情绪的激越、凝止、畅扬、收敛、欢愉、悲哀、宏放、拘谨等都能得到抽象的表现。线潜藏着人类无限丰富的心史。（2）造型――情绪意念的舞蹈假如说思维的形式感在线条中表现得还不够充分的话，那么，造型则是最能代表思维形式感的物化形态。那些丰乳肥臀的女性浮雕、劲健壮硕的奔鹿走马、狞厉威猛的青铜器皿都一定掺和着人的主观内容，是情绪意念的舞蹈。欧洲奥瑞纳文化中的妇女雕像能比较直露地表现克罗马农人的情绪意念。考古学家把它们称为“维娜斯”。估计它们是母系社会的偶像。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雕像有一个明显的特征：特别强调和渲染的是乳房、阴部、臀部、腹部和大腿；特别被忽略的是头部、脸部。被视线关注的是与“性”、“生殖”等密切相关的事物，可见这些静态的雕像潜藏着动态的精神内容。克罗马农人在晶体滑石、象牙和骨头上用尖器刻出它们的时候，心理一定流动着某些快适感，一定有着包括巫术在内的情绪意念的创造性精神运演。旧石器时代的绘画，作品都承载着各种不同类型的情感和意念。他们在奔牛和跑鹿身上刻下了许多痕迹，深深浅浅的划痕凝聚着原始人类的心理欲求和企望成功的情绪意念。这些洞穴壁画中的动物几乎都被刻画成那种健壮威猛的形象。对生命力的企望、信赖以及颂扬讴歌成了原始人类的精神主旋律。那些勾画出力量的线条和形式就是凝固了的情绪之舞、意念之蹈。到了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造型经历了由简到繁，由“活泼愉快走向沉重神秘”的过程。陶器向青铜器迈进，不仅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标志着情绪意念这种精神内容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它不仅可以在质地较软的材料上纵横驰骋，还可以在质地较硬的材料上演绎原始人类丰富的情感世界。鼎钺是中国夏、商、周时代的产物。鼎主要用作祭祀宴饮，是王权的象征。钺则是一种兵器。当我们的目光从岩画、壁画、陶器这些较为流畅的线条移向深沉狞厉的青铜器时，心不能不为之一震。蕴藏其中的情绪意念告诉我们，先民创造形式的能力已经能走出对山岩石壁的依赖，能够独立的“铸”一个金属器物传情颂志。最具代表性的司母戊鼎、人面纹铜方鼎、杜岭方鼎经典地展示了三代先民的精神风貌。从器物的功能看，鼎本是用于饮食的器物，但在长期的蒸牺、煮牲、祭祖、敬天的活动中，渐渐演化成“通天地”的神器。被先民提升创造而出的尊贵意义，使“鼎”从饮食器物的世俗地位超拔出来，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在这时，“鼎”的物质性本质已让位于精神性本质。这种让位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形大体重。司母戊鼎高133厘米，重875 公斤。 杜岭方鼎高100厘米，口纵60.8厘米，口横62.5厘米。如此巨大的器物， 早已丧失了蒸牺煮牲的功能，只能是一种国家政权象征的器物。商代亚丑铜钺长32.7厘米，刃宽34.5厘米。如此庞大的兵器也无实战意义。物体的大与重在心理上往往能造成一种压抑感，使拥有它的可以据此而增添凛凛威风，相反则倍感惶恐压抑。它的体积重量的文化意义，物理世界的定律无法诠释，只能在精神世界里找到它的意义指归。第二，狰狞严厉。鼎的四周都饰有各种类型的纹路。这些纹路增添了威严神秘之感。商代的亚丑铜钺，竟是一张人面。怒睁的大眼，露出牙齿的大嘴仿佛要吃人一般。特别给人刺激和威吓的是鼎身上浇铸的那些自然界没有的动物形象。例如亦羊亦牛的饕餮纹，亦蜥亦蛇的蟠虬纹，以及风鸟纹、怪鸟纹、龙纹等。这些饰纹组合在青铜器皿上，给视觉以巨大的冲击力。它完成的不是人在客观世界中要解决的生存问题一这类问题无须夸张、虚构，需要的是对对象的真实性的把握，而是服务于精神的张扬、夸饰、宣泄。形大体重、狰狞严厉的形式感便被古代先民从自然界选择而来，加以变形、夸张并创造出来。在历史演进中，原始人类和先民的前思维和思维中，以形象的感性方式进行脑运演的定势一旦分化出来并固化为一种常态，主体对世界的观照方式，就是在对象中寻找能够为我的情感驱遣意念所用，能够表达宣泄我的主观情感意志的格式塔结构对应物。这种思维视界突破对象客观规定性，把人的欲望、情感、意志以及本质力量对象化到客体之上，把“我”的内容扩张到一切对象之中。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为艺术思维的觉醒并特立独行铺平了道路。2.以具象的抽象方式认识世界在前思维和思维的原始状态中，以形象的感性方式反映客观世界仅是一个类别，由于心理欲求是前思维的胚胎，因此，前思维之中必然还潜藏着应对客观矛盾并要解决它的意念趋向。这样一来，那种必须深入到对象矛盾和规律中，并真实而不虚构，准确而不歪曲的思考便应运而生。脑的这一运演方式与形象的感性方式决然不同，它考虑的是主体对对象的顺应，并由此去把握这个客观世界。（1）原始绘画中的思维抽象。 马沙克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壁画和器物做过深入的分析。他认为那些“作品”不是起源于其他目的，而是对季节的周期性，果实成熟的周期性，性成熟的周期性所作的记录。这种说法或许更具本原性。因为“食”是生命的保证，“性”是生命的延续，季节则是“食”的获得，“性”的激发的美妙时光。每个发情季节对生命的触动和煽诱一定极强烈地打动、震撼着一切原始心态。这种生命层次的需求对现代人讲只是基本需求之一，属马斯洛所界定的人的五大需求中的最低需求。但对原始人讲，则是根本甚至是最高的唯一需求。因之，这种需求必然作为动机由潜意识向思维升华。这种对事物规律性的记忆将逐渐地生成一种思维方式，即认知性的思维方式。在法国莱斯・埃齐斯（Les Eyzies）附近布兰查德（Blanchard ）遗址出土了一块小饰板。它制作于公元前28000年。 在显微镜的观察下，饰板上有69个记号，组成24组。每组由一到七个单位构成。所有小点共同组成S形状。马沙克认为这是月份的记录。它们覆盖了21／4个月。这些狩猎者直观月亮的阴晴圆缺，感受时间岁月的流逝变迁，把生命中有价值的时刻记述于月亮盈虚消涨的直观描绘中。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观察替代了表达，记述替代了描绘。如蒙特加特指挥棒上的海豹、蛇、鲑鱼的图像明显记述了春天来临与性萌动的关系一样，季节和性紧密相连的关系或规律，在无数次重复刻划中被发现。于是总有一天，这种偶然的发现会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并向科学迈进。这些生动的“创作”，不论被解释成性符号，季节符号、还是萨满信仰、图腾崇拜，它们总是饱含原始人对客观世界的某些特征、样式、周期性的反映。这些反映在思维层次上构筑了脑功能运演的某些特性。比方说，对事物特征长期观注，必然形成一种观察力。它是科学研究，艺术再现极重要的思维功能。列维―斯特劳斯说的“艺术存在于科学知识和神话思想或巫术思想的半途之中”这句话，正说明了前思维的混沌性和可以向多个方向发展的无限张力。拉斯柯（Lascaux ）洞穴中一只著名的雄鹿壁画形象，就充分体现了原始人的观察力。它头顶着两只硕大的犄角，头向前倾斜，微张的嘴表现出求偶时的急切心情。其准确性不让现代人。动物在秋季迸发的性冲动，一定引发了原始人势不可当的激情。时间与性事被直观牢牢的粘合在一起，特征激活了规律性认识能力。詹姆士・弗雷泽深谙其理，他说：“并没有什么泾渭分明的界线把巫术与我们的科学思维方式分裂开来。巫术，虽然就其手段而言是想象的和幻想的，然而就其目的而言也是科学的。”这种说法不仅指巫术，还包括其他一切原始形态。可以说，原始人在前思维阶段已迫切地想探索、了解、掌握他们所处的未知世界。在史前岩画中，也可看到同样的现象。 云南沧源第1地点5区狩猎演练图，木栅捉猴图，在记述生活场景时， 记述了狩猎的某些规律和方法。巫术中，原始心态神秘而难测。但无论怎样，那些仪式、动作、符咒都表述了原始人希图通过对神秘力量的敬畏、娱悦来接近、了解、把握它们。（2）巫术神话中的思维抽象。 “观物取象”是《周易》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最能体现“具象的抽象”的思维方式。八卦的思维方式是“观物取象”，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较抽象的概念概括了先民意识中代表大千万象世界的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具体事物。万物被“具象的抽象”组成了附图{图}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咸而万物化生”。所谓“二气”即阴阳两气。咸卦是艮上兑下，艮是少男，兑是少女。女在男上，即阴在阳上。原本应是阳气在上阴气在下，现变成阴上而阳下，两气要归位，必然形成相冲而感应。万物从天地感应中化生而出。宇宙生成的深奥规律被八卦这种中国式巫术智慧形象加以诠释。神话作为口传历史表明原始思维已进入到相当高度。各种物质现象的性质已被生动的形象、故事所描述。在芬―乌戈尔语绪诸民族的神话中，宇宙的起源是神从原初瀛海之底获取土壤，以此造大地和大地上一切有益者，神的弟弟则以藏在口中的土造山峦及一切有害者。纵观世界的神话，无论其内容，形式怎么不同，都显示了他们追根溯源的精神，表明他们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和企望解决问题的强烈兴趣，但他们的思维只能以“形”来解释世界，只能在“具象的抽象”的脑的运演系统中来把握认识他们的世界。（3）语言文字中的思维抽象。在语言和文字的发生中， 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原始人的前思维，怎样从“形”的原始状态褪变并经过一定的概括，以抽象的形象来把握客观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即具象的抽象。比如汉字“山”、“日”、“月”、“水”，它们是典型的象形文字，它们与具体物象的相似性明显地展示出它们是如何从山、日、月、水的具体形象中变化而来的思维痕迹，“形”思维的发展痕迹十分明显。象形文字既是文字发展的活化石，也是思维发展的活化石，因为，文字的任何发展阶段都是思维的发展结果。在世界各国文字中，汉字的造字思维最能体现前思维怎样从形象的具体描绘中超拔出来的伟大过程。这是迄今为止记述人类思维运演形式的最完整的精神材料。目前，记述文字发展的最早材料是殷商甲骨文。它的造字方法中有一种基本造字法―独素造字法，是前思维对客观世界进行概括的最初过程。根据李圃先生所说，独素字“多为事物直觉形象的线条化，或以线条化了的形象直接表词（音和义），或以线条化了的形象间接表词（音和义）。”［7］可以概括地说独素字大都是象形字或独体形意字。 比如说，“首”字，附图{图}从字体的变化中可以看出：（1）事物的形是造字的基本依据。 思维是“随物赋形”的，这是具象阶段。（2）一旦象形字被造出来了，这些字就渐渐从原初的具体所指上升到类的概括，这就是抽象阶段。整个思维流程形成了“具象的抽象”思维方式。如果说独素造字思维的具象力度大于抽象力度的话，那么，合素造字就更能体现超越具象的抽象能力。附图{图}这一思维跃进在人类历史上虽然悄无声息，但其伟大意义不让人类到太空的巨大跨越。具体来讲，这种跨越表示思维运演方式挣脱了“形”的控制，开始将“形”蒸发掉，在具象的抽象基础上可以不再以“形”作为造字的唯一依据，而另辟蹊径，在形的渐次隐退中，开发出新字来。我认为，具象的抽象思维方式是通过对形的类的抽象达到对事物的客观真实的认识。虽然在神话、岩画、壁画、彩陶、青铜器、文字等方面，这种客观真实能达到什么程度值得怀疑，但毕竟思维中那种穷究事物本质的逻辑惯性得到培育和催生。形象的感性形式和具象的抽象形式在原始人类的心理欲求催生中，逐渐演化成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收稿日期：2001―08―03【参考文献】 ［1］李济生．浅谈语言与思维的关系［J］．兰州大学学报，1986，（3）．［2］思维不一定需要以语言为外壳［J］．心理学探新，1980，（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刘志基．综论汉字文化［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6］李圃．甲骨文文字学［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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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172 【原文出处】鲁迅研究月刊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6 【原刊页号】31～38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09 【 标 题 】布莱希特和鲁迅 ――思想与艺术的比较（摘要）【 作 者 】梁展 【作者简介】梁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九六博三班 邮编 100015 【 正 文 】 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和鲁迅(1881-1936)是活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闻名世界的两位思想家和作家。青年布莱希特以其独特的“史诗剧或叙述体戏剧(Episches Theater)”和“陌生化或间离效果(Verfremdungseffekt)”理论反叛传统的，即亚里斯多德式的，以“共鸣(Einfühlung)”和“净化(Katharsis)”为主要艺术工具的西方戏剧，使戏剧成为社会批判的有效艺术形式。而鲁迅则以揭示病症，促人“反省”的小说和“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创作使艺术肩负着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使命。尽管他们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环境存在很大差异，但他们都从各自的思想出发点上，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探索，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取了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并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投入到了反法西斯文学潮流中去。他们都主张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功用，迫使观众（读者）对社会现状进行理性思考，从而激发他们变革社会，改造Volkstümlichkeit（民族性或国民性）的愿望和意志。因此，鲁迅和布莱希特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方面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尽管他们终生没有任何接触。本文尝试从他们各自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态度入手，讨论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和鲁迅小说所表现的思想和艺术的差异和一致，进而揭示这相似的艺术形式的一、中国传统戏剧：快乐的发现和清醒的批判1935年2-4月，梅兰芳在苏联的访问演出引起了布莱希特的极大兴趣，鲁迅也恰好在梅兰芳苏联之行的前夕卷入了一场有关此事的文坛纠纷。这是我们今天得以了解两位思想家和作家艺术趣味的良好契机。1.布莱希特1935年春的苏联之行及对梅兰芳京剧表演方式的初步观察。布莱希特对中国传统戏剧（京剧）的真正接触是在1935年苏联之行中。（注：有关布莱希特此行详情，Vgl.Werner Mittenzwei:Das Lebendes BertlotBrecht oder Der Umgang mit den Weltrtseln(Berlin-Weimar:Aufbau-Verlag,1986)Bd.1,SS.540-546.事实上，1925年布莱希特在柏林就观看了根据元曲李景道同名戏曲Klabund编剧，莱茵哈特(Max Reinhardt)导演的《灰阑记》，Vgl.Reinhold Grimm:Bertolt Brecht und Weltliteratur(Nürnberg,1961),S.19.）他的苏方接等待人特莱杰亚考夫(Sergej Michailowitsch Tretjakow)也是梅兰芳访问演出的组织者。（注：有关梅兰芳1935年访苏详细情况，请参阅王长发、刘华（编）《梅兰芳年表》（未定稿），收入《梅兰芳艺术评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也可参看许姬传《许姬传艺坛漫录》（中华书局，1997），页165-168，以及王长发、刘华《梅兰芳年谱》（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4），页126-130。）在莫斯科，布莱希特抱病观看了梅兰芳《打渔杀家》以及他的台下表演并参加了以梅兰芳为主题的座谈会。（注：W.Mittenzwei(1986),Bd.1.S.544.有关这次讨论会情况及发言记录请参阅由拉尔斯・布莱堡整理，梅绍武译《论京剧和梅兰芳表演艺术――1935年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讨论2.鲁迅1934年对梅兰芳访苏的反应和对京剧艺术的态度。1934年10月，国内文坛对梅兰芳出访苏联有两种反应，一派认为梅氏艺术之所以受苏联之邀是迎合了苏联正在流行的“象征主义”艺术思潮，而梅兰芳的表演将是“国粹的发扬”；一派认为梅兰芳的传统京剧是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因此对此加以嘲讽。对前者，鲁迅反对京剧是所谓“象征主义”或“象征手法”的观点，在他看来，京剧脸谱和手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经过“夸大化”和“漫画化”而形成的类似但并非象征手法的东西，并且将随着舞台、观众和时代的变化而失去存在的价值。（注：《鲁讯全集》第6卷页134。）对于后者，鲁迅批判了这些试图超越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苏联文艺政策的歪曲。（注：《鲁讯全集》第5卷页582-583。）在《略论梅兰芳及其它（下）》中，鲁迅评价梅兰芳的艺术本是“俗人的宠儿”，但这种民间艺术却为士大夫们雅化，“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已经趋于没落而为梅氏所不知。（注：《鲁讯全集》第5卷页579-580。）3.布莱希特对京剧表演艺术“陌生化”因素的合理想象和吸收。梅兰芳京剧不能为无产阶级戏剧直接所用是1935年参加座谈会的戏剧家们的共识。但布莱希特看重的是它的艺术特征。就是说，他从中看到了“力求唤醒觉悟，而不是魅惑”的新型戏剧可以借鉴的表演技巧。他并且坦然承认，他和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在德国无产阶级戏剧实验中已经开始应用京剧中的“面具（脸谱）”、“姿态示意”、“舞台装置”等等艺术手段，这一新型戏剧被他们称为“史诗剧或叙述体戏剧”。（注：《梅兰芳艺术评论集》，页732。）“史诗”(Epik)概念来源于古希腊语epós，亦即“言说”、“报告”、“讲述”之意，而形容词“史诗的”(episch)是指某种合乎此类特征的基本内在结构（注：Wolf Gewehr:Epik,Handlextion zur Lite-raturwissenschaft,Hrsg.vonDiether Krywalski (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1978)Bd.1,SS.116-117.）。皮斯卡托正是在叙述因素的意义上使用“史诗剧”这一术语的。20年代初期，皮斯卡托在他的戏剧实验中，就运用电影、幻灯等现代艺术手段于舞台，拓展了戏剧的表演空间以及对于大众的宣传和教育作用。（注：ErwinPiscator:"über Grundlagen und Aufgaben des proletari-schen Theater",In Manifeste und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Liter-atur1918/1933,Hrsg.von Antonkaes(Stuttgart:J.B.Metzlersc-he Verlagbuchhandluug,1983)SS.417-418.）他的“政治戏剧”(Der piscatorsche Versuch)给予布莱希特很大启发。他们之间曾保持过3年之长的合作。在布莱希特看来，皮斯卡托尝试(Der Piscatorische Ve-rsuch)是从戏剧(Theater)方面进行的“史诗剧”尝试，它与恩格尔(ErichEngel)导演的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Coriolan)从戏剧(Drama)方面的“史诗剧”尝试不同。（注：Bertolt Brec质即不再诸诉情绪，而应更多地诉诸理性。（注：GW,Bd.15.S.132.）因此，上述对观众的要求是“史诗剧”所追求的重要艺术目标之一。1930年前后，布莱希特开始了一段教育剧的实验时期。他认为“戏剧实验”是对世界的把握，或者说是对“事件”的把握。它促使演员既成为剧中人物，又要成为把握人物、事件、世界的观众，既是剧中人，又是受教育者。（注：W.Mittenzwei(1986)Bd.1.S.341.）教育剧的概念“原则上不需要观众”，（注：GW.Bd.17,S.1024.）表演者是戏剧舞台的重心，既表演行动者，又表演观察者。因此，布莱希特在1935年第一次观看京剧表演之时，除了对观众的“旁观”态度的观察之外，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梅兰芳所谓“观察自身”(Sich-selber-Zusehen)的表演方式之上，而对特莱杰亚考夫对于中国戏剧宣扬“忠诚和谦恭”的批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后者关于中国戏剧形式上“有意识地使意味深长的部分直扣观众”的说法也许深深地影响了布莱希特，以致使他把“旁观”的态度误认为是观众理性思考的前提条件。（注：特莱杰亚考夫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是一位远东专家，《怒吼吧，中国》(Brülle,China!)的作者。1930年，当他访问柏林上演《怒》剧时，布曾撰文分析其艺术方式并为其辩护。1931年，特氏再次访问关于这一概念或术语产生的历史，格里木(Reinhold Grimm)教授做了很细致的考察。但我根据上引1935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讨论会上的发言内容发现，1933年（即他的第一次苏联之行）以后，布莱希特已经在试用“陌生化”这个术语了。（注：《梅兰芳艺术评论集》，页734。格里木(Grimm)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英国学者魏勒特(John Willett)的观点，认为1936年之后"Verfremdungseffekt"才出现。案：魏勒特是根据布氏在193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打印稿上的铅笔记载：“1935年春梅兰芳一行人在莫斯科进行表演，这篇文章即缘此而作”就断定"Verfrem-dungseffekt"直接产生在1935年梅兰芳表演之后，是不确的，See,John Willett:The Theatre of Bertolt Brecht.A study from eightaspe-cts.(London:Methuen,1959),P.178.格里木教授文章参看张黎编：《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科版，1984），页206。另他又在另一篇文章里把"Verfremdungseffekt"思想端倪追溯到布莱希特发现俄文"Ostra-nenie"（尖锐化）的1933年之前的"befremdend""befremdich"两词那里，Vgl.Reinhold Grimm:"Brechts Dramen-und Theatertheorie",In Brechts Drame:neue Interpretation,Hrsg.von Walter Hinderer(Stuttgart:Reclam,1984),S.24.）这说明在观看梅4.布莱希特和鲁迅对中国戏剧的批判。布莱希特说：“中国艺术家从魔术的符录里取得他的陌生化效果。”（注：GW,Bd.16,S.627.）演员只表现神秘，而不向观众揭示谜底，这暴露出一种“非科学”的认识自然或世界的原始方式，即缺乏对事件的理性思考。这也是鲁迅对中国旧戏批判的起点。A.对“看戏心态”的批判是鲁迅一生的思想主题。所谓“看戏心态”是指戏剧观众不以情感、思考介入戏剧内容的纯“鉴赏”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戏剧的嘈杂场面妨碍了观众的投入。而内容上的假象、“梦境”又使他们不容易相信。久而久之，造成了中国民众“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的观念（注：《鲁讯全集》第1卷页186-187。），对一切都不认真加以对待和“事不关己”的冷漠、麻木的国民性。在他看来，中国戏剧传统造成了“无操守”的观众（民众）。（注：《鲁讯全集》第6卷页131。）这同布莱希特批判“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无立场’”是相一致的。思想家鲁迅对民众的“无操守”的“看戏心态”表现出极大的悲愤和幻灭。（注：《鲁讯全集》第4卷页21、24。）他在著名的“幻灯事件”和小说《示众》里描绘了这样的“看客”。后来，鲁迅在题为《复仇》的散文诗中对此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他借“复仇”的方式将自身与周围的看客分离出来，形成了自身的批判立场。B.“恐惧”(Frucht)、“同情”(Mitleid)、“共鸣”(Einfühlung)、“净化”(Katharsis)是亚里斯多德式戏剧的主要艺术工具(Organ)。在古希腊文化中“同情”与“命运”紧密相连。亚氏甚至把同情定义为人当“他人的厄运逼进时”的情绪反应。（注：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第八章，页89。）赫拉克里特把命运视作“自然规律的一致性”。（注：文德尔斑(Wilhelm Windelband)：《哲学史教程》(Lehrbuch der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商务印书馆，1987）罗达仁译，下册，页55-56。）古希腊悲剧表达的观念是人类对命运的臣服。但“史诗剧”要把“同情”置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语境中来具体分析并指出命运是为人类所造就、掌握和改变的东西。（注：Gw,Bd.16.S.679.）鲁迅也认为“运命”是人事后的解释（注：《鲁讯全集》第6卷页131。），和布莱希特一样，他断言所谓命运是可山人类意志加以改变的。在《三分钱歌剧》里，“同情”被表现为资本，鲁迅也曾说过“惯用同情一类美好言辞作为‘放债’资本”的话。（注：《鲁讯全集》第3卷页498-500。）在《铸剑》中，他借人物之口指出“仗义”、“同情”之类是“受到污辱的名称”。（注：《鲁讯全集》第2卷页425。）可见，“同情”的C.对马克思的同期接受及运用：布莱希特和鲁迅几乎都是在1926年接近并学习马克思学说的。这一年的十月，布莱希特集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投入《资本论》的研究之中。（注：Vgl.W.Mittenzwei(1986),Bd.1,S.343.）马克思的“异化”观被认为是“陌生化理论”最直接的来源。“史诗剧”的社会批判立场及历史化手段的哲学根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甚至布莱希特有关戏剧是生产资料的说法也受到马克思生产力学说的影响。而鲁迅则在与创造社的争论中逐渐借马克思思想来解释社会并认识到了政治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那种“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的品格，最终使他们的艺术成为批判的武器。D.把反对“同情”的价值观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精神结合起来运用到艺术创作中去，就是布莱希特的“史诗剧”和鲁迅那种为读者开启“反省之路”的小说创作。“史诗剧”的反叛意义在于阻止“完全转换”(restlos Wandelung)即演员完全化为舞台上的人物，破坏“共鸣”(Einfühlung)以唤醒观众的批判能力，使观众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Haltung)。（注：Vgl.GW,Bd.15,S.377.）服务于这一目的，“叙述体戏剧”要求表现事件产生的原因和其中隐含的矛盾（注：Vgl.GW,Bd.15,S.278.），并运用能够产生“陌生化”效果的手段使事件表现出一种新奇的、令人惊愕的面目。鲁迅也多次强调他的创作“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注：《鲁讯全集》第4卷页512。）布莱希特的戏剧利用歌曲、木牌、语言及角色互串来防止观众完全投入剧情，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亦“杂取”种种类型，以期读者不要将他误认为是“我”或某一特定的人，这也是“叙述体戏剧”那种“不表现个人，而表现集体和大众(Mass)”的艺术理想。此外，鲁迅一再强调不希望自己小说的读者受到作者情绪的感染：“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注：《鲁讯全集》第11卷页471。）因此他力求与读者保持某种适当的距离：“凡E.布莱希特和鲁迅出于相似的艺术趣味都看重大众戏剧或民间戏剧(Volksstück)的艺术样式。《潘蒂拉和他的男仆马狄》就混合了民间戏剧的多种形态，造成了高雅与通俗、风格化和现实主义相间的艺术效果。在布莱希特看来，民间戏剧放弃了统一的、惯穿的寓言而成为松散相连的“速写”(skech)（注：Vgl.GW.Bd.17,S.1163.），并使全剧建立在一个特定的观点（即“立场”）之上（注：Ebenda,S.1163.），在这个意义上，它类似皮斯卡托的“史诗剧”所尝试的结构方式。在戏剧实践中，布莱希特甚至尝试给民间戏剧增添一些现实主义成份将之改造为一种新型戏剧。同样，鲁迅对于幼年所看到的绍兴目连戏久久不能释怀。这种戏剧“描写人情世故”亲切、情节简单、表演随意，并且以“活无常”等半鬼半人的形象作为人间正义裁判官的象征，它深深地打动了鲁迅。（注：参看《社戏》、《五猖会》、《无常》。）这甚至影响了他始终以民间戏剧的艺术标准来评判梅兰芳京剧艺术的行为。此外，布莱希特还学习吸收了日本民间戏剧“能剧”、“花道”和“歌舞伎”的传统艺术技巧。（注：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日］河竹登志夫：《剧场与观众》（节译），收入《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戏剧美学卷》（页392-398）。）作为留日学生的鲁迅也对二、“陌生化或间离”理论与鲁迅小说的“叙述表演”。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理论要点在于增加戏剧的叙述因素，其手段则是制造“陌生化效果”。在哲学层面上，“陌生化”要求认识主体与客体保持一定距离，在黑格尔的认识论里就是要求主体的自我反思，那么作为反思对象的“自我”与主体是一种疏离的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异化(Entfremdung)观念。（注：参见Reinhold Grimm:"Brechts Dramen-und Theatertheorie"In,Walter Hinderer(Hrsg.1984),S.22.）“间离”的效用在于使事件以一种陌生的方式被描述，并且完全以这种方式被把握。（注：GW,Bd.15,S.364.）鲁迅小说本身作为叙述文体也具有“史诗剧”的“间离”效果，其“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带有表演的性质，正如布莱希特在《街景》(Strassszene)中所描述的那位街头讲故事者一样，我把它称为“叙述表演”。1.鲁迅小说第一人称叙述和“陌生化效果”的创造。布莱希特曾建议剧作家采取第三人称写作的技巧来创造“陌生化”效果。（注：GW,Bd.15,S.344.）在他看来，第一人称叙述容易使观众进入剧情并产生幻觉。而鲁迅小说中的大多数叙述者“我”则具有多重的结构。首先，“我”并非作者自身，其次“我”不仅是叙述他人行为或事件的完成者，而且也是他人（即剧中主要人物）的行为或事件的观察者或参预者。在艺术效果上，“我”实际已经承担了比第三人称叙述者更多的功能，它造成了叙述者、人物和读者间程度各异的距离感。A.《狂人日记》、《孔乙己》和《祝福》中“我”离人物的距离最远。《狂人日记》中“我”以那短文言序中报告佚事的态度，说明了“狂人”的发疯、清醒的经过；《孔乙己》中，“我”以小酒倌的身份像经历一件趣闻趣事一样，叙述了旧知识分子孔乙己没落之路；《祝福》中的“我”则以一个转变中的知识分子的冷漠态度“参预”了乡村妇女祥林嫂的自我毁灭的过程。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代表着作者并不认同或反对的立场来看待故事中所发生的一切，使其具有明显的反讽意味。作者借对叙述者的态度描述，把评判的权力交给读者，逼迫读者采取反思的立场。B.《在酒楼上》、《孤独者》中，“我”切近人物。“我”与吕纬甫在故乡的不期而遇，激起了后者的感伤和忧愁。“我”作为询问者和倾听者，好像也受到了感染并给予了同情。《孤独者》中，“我”目睹了魏连殳的几桩苦事，心里不免为他感到忧伤。但在这两篇小说的结尾部分，“我”忽然都从沉重中解脱出来，变得异常轻松（《祸福》中的“我”也是这样）。（注：参看《鲁迅全集》第2卷页34：“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页108：“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另还可参看《祝福》的结尾。）对此，西方学者赫特斯认为是“代表在那失望的梦、顽强的不能忘却的记忆、异己的生活都被驱开以后的净化的瞬间”。（注：赫特斯：《雪中盛开的花》，《中国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三期）。）而我认为，这一轻松的瞬间恰恰是作者理性的设计和安排，它在故事行将结束之际忽然把读者从叙述者的叙述行为里拉了出来。本来读者和“我”同处于“沉重”的情绪状态之中，但“我”的瞬间变化有效地避免了读者与叙述者的认同，起到很好的“间离效果”。而“我”对魏连殳和“我”对吕纬甫的同情被限制到叙述过程之中。布莱希特“史诗剧”并不排斥情绪，而是把情C.《一件小事》和《伤逝》中的叙述者“我”虽然本身就是事件的参预者，但“我”的痛苦自责则把自己推为被评价的对象，同样达到了“陌生化或间离效果”。《三角钱歌剧》中尖刀麦基和波莉在幕间歌曲中反躬自评，与此手法是相一致的。2.第三人称叙述造成的惊讶的艺术效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里，布莱希特让“大胆妈妈”拉着货车和孩子们走过了漫长的“三十年战争”而始终未使她认识到战争的危害，相反，她永远沉迷在“靠战争发财”的梦里。这出戏所表现的事件虽然平凡，但却使观众惊奇：大胆妈妈为何始终没有任何改变？鲁迅的《阿Q正传》与此十分相似，它在使我们惊奇之余，产生了惶惑和疑问：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阿Q为何也没有一丝改变呢？这立即使我们对革命本质发生质疑。鲁迅的阿Q是“杂取种种”制成的模型（“国民性”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大胆妈妈”还是“阿Q”，作为人格形象他们在作品里都是恒定不变的，这是与两位作家的变革立场相左的。因此，这里运用的是一种以创造“陌生化效果”为目标的“非自然”的表现方式。（注：Vgl.GW,Bd.17,S.1150.）而《阿Q正传》读者的惶恐、危惧心理则能够逼迫他们对自身进行批判和改变，这正是“史诗剧”要求观众采取的理性思索的立场。类似的“陌生化”手段还表现在《示众》那里。鲁迅把一群街头看客的神态表现得如此令人惊奇，不能不使我们关注、愤怒，进而思索这种怪诞的现象本身。3.通过历史化达到“陌生化或间离效果”。“历史化”是“史诗剧”取得“陌生化效果”的重要手段。希莱希特说，“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曾经发生过的，并同特定时代相联系的事件。人们在历史事件当中的行为并非是人性的、不变的，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为历史进程所检验并是能够检验的行为而被投入到从后来的时代的观点的批判当中。持续的发展使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件对我们来说陌生起来。”（注：GW,Bd.15,S.347.）作为一种“陌生化”技巧，“历史化”首先应当把事件表现为“历史事件”，即在历史的流程中透视事件的本质、性质、原因，其次在于以一种当今的观念对这些事件进行评判，并以一种寓言的方式来关怀、回答现时代的问题。布莱希特把“大胆妈妈”的故事推向了遥远的“三十年战争”，借此呼吁人们警惕法西斯战争的危险。伽利略对科学的背叛发生在科学诞生的黎明，这事件阐明了科学的纯研究态度对社会产生的恶果，又一次回应了现时代的种种危机。（注：参阅恩斯特・舒马赫(Enst Schmach)：《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是怎样通过历史化达到陌生化的》，收入张黎编《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鲁迅的《故事新编》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对现实问题通过历史“陌生化”的尝试。（注：陈A.将时代现象拉回原始的神话时空中去，反衬它的无价值性。《补天》把人类的历史推向生命起源的年代。生命是伟大而粗野的，但人类却又发明了种种毁灭生命的手段：战争和摧残人性的封建思想。这篇小说做于1922年11月，就在上个月（10月）鲁迅写下了《兔和猫》，借家养的黑猫残酷地吞食了年幼的小兔的故事，发出了“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的感叹。（注：《鲁迅全集》第1卷页552～553。）女娲用紫藤飞速“抡”泥造人的颛顼、共工用暴力争夺天下的情节以一种历史隐喻的方式将发生在世俗世界里的事件在神话结构中“陌生化”了。更不用说将那汪静之的批评者化为了“古衣冠”的小丈夫，作为封建思想的代表者，它同样具有生命毁灭者的寓意。《补天》原被收入《呐喊》从侧面证实了作者寄予它的深刻现实意义。《奔月》把高长虹等曾受过鲁迅沤心沥血的帮助的青年对他的背叛借嫦娥、逢蒙对后羿的利用和谋害“历史化”、“陌生化”地表现出来。鲁迅又一次悲叹生命的无端浪费和损失。B.将时代问题纳入具体历史情境之中，寻求真正的合乎历史发展的答案。《理水》里的“文化山”影射1932年北京“文化城”事件。而潘光旦的人种学研究和顾颉刚的“古史辨”讨论也被拉入“文化山”上。（注：《鲁讯全集》第2卷页387-388。）在鲁迅看来，潘、顾两位学者纯粹的学术研究没有真正的社会价值，反倒起着延误、阻碍历史发展的作用。《理水》向现代中国提出的问题是要保存传统文化，还是寻求变革；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还是将它导入实践。这关涉到现代中国的两次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之争和“科玄论战”，是有关中国现代性方案的设计问题。将这些抽象的问题以“历史化”的手段、技巧加以“陌生化”，势必引起我们深刻的思索。C.将古老的观念置回历史，揭示其后果，并给予现代的评价。《出关》中，面对孔子虔诚的问学，老子出言甚微，而“大而无当”，讲学则亦无人能懂，终于没落而骑牛出关。《出关》宣告了传统的、思辨哲学的终结，呼唤哲学和思想的实践精神。作者借关尹喜之口说出了自己的评价。（注：《鲁讯全集》第13卷页318。）有意思的是，一位叫邱振铎的读者却从《出关》里读出了“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感觉着读者是会堕人孤独和悲哀中去，跟着我们的作者。”（注：《鲁讯全集》第13卷页312。）这种“自况”的“曲解”说立即遭到鲁迅的否认，可见，“陌生化效果”是作者刻意的艺术追求。4.除了以上三种主要的“陌生化”手法之外，鲁迅还运用了“文体”（《狂人日记》“序”和“正文”，《采薇》中的诗歌）、“语言”（如《理水》中的“古貌林！”、“好杜有图！”）以及“情节中断”（《幸福的家庭》）等技巧同样收到了良好的“间离效果”。三、思想、战斗和文学的乌托邦（暂缺）1.改造“民族性”或“国民性”的思想；2.文学的战斗品格；3.作为乌托邦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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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常规军备谈判第７轮会谈开始新华社维也纳５月１４日电由北约和华约２３个成员国参加的欧洲常规军备谈判第７轮会谈，今天下午在这里开始。据参加谈判的代表透露，这一轮会谈的任务相当艰巨，长达４００页的协议草案迄今只通过８页。双方除在战斗机最高限额、尤其是防空截击机限额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外，在削减兵力问题上也不一致。苏联代表曾非正式提出把两大军事集团驻中欧总兵力限制在７０万人。这就是说，只把苏、美两国驻中欧兵力都限制在１９・５万人还不够，还要限制两个德国的兵力和北约其他成员国在中欧的驻军人数。北约方面对此迄今未明确表态。另外，此间观察家认为，华约和北约对统一后的德国的归属问题意见不一，也是影响维也纳常规裁军谈判进度的重要因素。据透露，代表们决心在今年内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以便为计划中的欧安会首脑会议铺平道路。据报道，西德外长根舍今天在波恩指出，这一轮会谈是维也纳常规裁军谈判的“关键性的一轮会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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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1999年 第28卷 第6期 Vol.28 No.6 1999一类柔性制造系统的鲁棒性牛玉刚 杨成梧 赵建丛摘 要：针对一类柔性制造系统――Flow-Shop系统，本文讨论了当系统直接参数发生摄动时，对系统周期稳态性能的影响，给出了系统稳态性能对直接参数摄动不敏感的鲁棒性条件．关键词：柔性制造系统，参数摄动，瓶颈资源，鲁棒性中图分类号：TP13 文献标识码：AA CLASS OF FLEXBLE MANUFACTURING SYSTEM ROBUSTNESSNIU Yu-gang1 YANG Cheng-wu1 ZHAO Jian-cong2(1.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2. Hebe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Abstract: Aiming at a class of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s described by Max-algebr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 concerning the effect of direct parameter perturbations on the asymptotical performance, and proposes the insensitive robustness conditions of the systems stable performance towards the direct parameter perturbations.Key words: FMS, Parameter Perturbation, Bottleneck Resource, Robustness1 引言在极大代数意义下，一类柔性制造系统――Flow-Shop系统可以被表示为“线性”系统，其动态运行是否稳定依赖于系统矩阵特征值λ是否存在，而特征值的大小等于系统稳定运行时的平均周期．一般而言，在实际生产中，由于各种实际因素（如刀具的钝化、工件料质的差异、机器运行特性的改变等）的出现，使资源输入时间、机床加工时间等参数可能产生摄动，从而有可能引起λ的摄动．文献[1]、[2]研究了M发生摄动时对特征值λ的影响，并给出了鲁棒性条件．然而在实际系统中，人们更希望当系统本身的一些参数发生摄动时，能直接从这些摄动本身判断系统动态性能的变化，而不是以这些参数摄动引起的M的摄动情况间接判断系统动态性能的变化．因此，本文讨论了系统的直接参数（即资源输入时间和机床加工时间等）的摄动对系统稳态性能的影响，并给出了鲁棒性条件．2 资源输入时间发生摄动时系统稳态的鲁棒性文[3]利用极大代数，将一类柔性制造系统当作“线性”系统，建立了如下状态空间模型：(1)y(k)=Cx(k) (2)当系统重复生产时，存在反馈：u(k+1)=Gy(k)这时y(k)=CA*BGy(k-1) (3)此即系统的动态模型．记M=CA*BG为系统矩阵，其特征值λ表征系统大批量生产时的稳态生产效率．因此，通常将λ作为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当参数发生摄动时，主要考察λ是否变化．记ρ(λ)|-λ|，为参数发生摄动时系统矩阵的特征值．下面考虑m×n型Flow-Shop系统资源输入时间发生摄动时系统稳态性能的鲁棒性．记Mi0为瓶颈机床，Ti0为Mi0加工n种工件的时间，Mi(1≤i≤m, i≠i0)为非瓶颈机床，Ti(1≤i≤m, i≠i0)为Mi加工n种工件的时间；φj0为瓶颈托盘（运送工件Pj0）的一次运行时间（即Pj0经过m台机床的加工时间），φj0(1≤j≤n, j≠j0)为非瓶颈托盘（运送工件Pj）的一次运行时间（即j0的加工时间）．命题1 当初始输入u(o)发生摄动时，这种摄动只可能改变系统的瞬态过程和系统的宏观周期，而ρ(λ)≡0，（宏观周期指系统进入稳态后同一运行状态重复相同形态的时间）．证明 当u(0)发生摄动时，由矩阵C, A*, B, G的求法可知，它们并不发生摄动，而 M=CA*BG，故M不发生摄动，因此，ρ(λ)≡0．下面举例说明u(0)发生摄动时系统的瞬态过程和宏观周期发生变化的情况．例1 3×3型Flow-Shop系统，加工时间矩阵为：在单位反馈时，知λ=9.5．当u(0)=(0,0,0,0,0,0)T时，运行过程为：kx1x2x3x4x5x6x71010363721011912161216319201922252226429302831353135可看出系统的宏观周期为19，周期阶数为2（λ=9.5）．当(0)=(0,3,3.5,0.5,3.5,3)T时，运行过程为：kx1x2x3x4x5x6x713.54.5369.56102131412.515.51915.519.5322.523.5222528.525294323331.534.53834.538.5可看出系统的宏观周期变为9.5(=λ)．命题2 当某批工件的输入u(k0)发生摄动时，只要对k>k0仍满足u(k)=GY(k-1)，则这种摄动只可能改变系统的瞬态过程和宏观周期，而ρ(λ)≡0．证明 当u(k0)发生摄动时，只要将k<k0的过程视为暂态，而将k>k0视为新的运行过程，将u(k0)视为这个新过程的初始输入，则由命题1即得本命题结论．定理1 若反馈阵G(=ding(g1, g2,… gn+1,…, gn+m))的元素gi(i=n+1,…,n+m), gj(j=1,2,…,n)发生摄动Δgi和Δgj．(1) 当系统的瓶颈机床被充分利用时，若Ti+gi+Δgi≤Ti0+gi0 (i=n+1,…,n+m)φj+gj+Δgj≤Ti0+gi0 (j=1,2,…,n)成立，则ρ(λ)≡0．(2) 当系统的瓶颈机床未被充分利用时，若Ti+gi+Δgi≤φj0+gj0 (i=n+1,…,n+m)φj+gj+Δgj≤φj0+gj0 (j=1,2,…,n)且Δgj0=0成立，则ρ(λ)≡0．证明 (1) 由Ti+gi+Δgi≤Ti0+gi0,令i=i0 则得:Δgi0≤0，而Δgi≥0（i=1,2,…,m）（因机床的再投入时间只可能发生延迟，即发生增摄动），所以,Δgi0=0，即对应于瓶颈机床的元素gi0不发生摄动．又因M=CA*BG中，CA*B的对角线元素为（φ1, φ2, …,φn, T1, T2，…，Tm）, 而由Mi0被充分利用知，G的（对角线）元素中，gi0与CA*B的关键回路相对应，gi(i=n+1,…,n+m,i≠i0)和(j=n+1,…,n)分别与CA*B的非关键回路相对应．由此知，当Δgi(i=n+1,…,n+m)和Δgj(j=1,…,n) 满足定理条件时，CA*BG的关键回路及其权重和未发生摄动，其它非关键回路摄动后其权重和未大于关键回路的权重和，故 CA*BG的关键回路未改变．于是由λ的定义知λ未发生摄动，故ρ(λ)≡0．(2) 与(1)证明类似．略定理2 若各批资源的再输入时间u(k)(k≥1)均发生摄动，有(1) 当瓶颈机床被充分利用时，只要：Δui(k)≤(Ti0-Ti)+(gi0-gi) (i=n+1,…,n+m)Δuj(k)≤(Ti0-φj)+(gi0-gj) (j=1,2,…,n)成立，则ρ(λ)≡0．(2) 当瓶颈机床未被充分利用时，只要Δui(k)≤(φj0-Ti)+(gj0-gi) (i=n+1,…,n+m)Δuj(k)≤(φj0-φj)+(gj0-gj) (j=1,2,…,n)且Δuj0(k)=0成立，则ρ(λ)≡0．证明 (1) 由定理1(1)知，当Δgi和Δgj满足：Δgi≤(Ti0-Ti)+(gi0-gi) (i=n+1,…,n+m)Δgj(k)≤(Ti0-φj)+(gi0-gj) (j=1,2,…,n)时，ρ(λ)≡0．又由u(k)=Gy(k-1) (其中u(k)=(u1(k), u2(k), … , un+m(k))T, G=diag(g1, g2, …, gn+m), y(k-1)=(y1(k-1), y2(k-1),…, yn+m(k-1))T, 此处矩阵乘法是在极大代数意义下)，知ui(k)=gi+yi(k-1)i(k)=gi+Δgi+yi(k-1) (i=n+1,…,n+m)uj(k)=gj+yj(k-1)j(k)=gj+Δgj+yj(k-1) (j=1,2,…,n)于是，有Δui(k)=i(k)-ui(k)=Δgi (i=n+1,…,n+m)Δuj(k)=j(k)-uj(k)=Δgj (j=1,2,…,n)从而定理结论成立．(2)与(1) 证明类似，略．3 机床加工时间发生摄动时系统稳态的鲁棒性引理[4]为使系统的瓶颈机床利用率为1，各种工件所需配备的最少托盘数Nj(j=1,2,…,n)满足：(j=1,2,…,n）.对m×n型Flow-Shop系统，下面定理给出了如何在加工时间发生摄动时判断λ的变化．因为在实际生产中，机床加工时间一般只可能发生增摄动，故下面只考虑增摄动的情况．设tij(i=1,2,…,m;j=1,2,…,n) 为第i台机床加工工件Pj的时间．定理3 若系统的瓶颈机床被充分利用，则：(1) 当非瓶颈机床Mi(i=1,2,…,m, i≠i0)的加工时间Ti发生摄动ΔTi(=Δti1 +ti2 + … +tin)(i=1,2,…,m) 时，只要：Ti+ΔTi≤Ti0 (i=1,2,…,m, i≠i0)，且：Δtij＜Ti0(j=1,2,…,n) ，则ρ(λ)≡0．(2) 当瓶颈机床Mi0的加工时间发生摄动时，ρ(λ)≠0．证明 (1) 因为瓶颈机床Mi0被充分利用，所以系统的稳态周期λ= Ti0由Ti+ΔTi≤Ti0知，非瓶颈机床Mi的加工时间发生摄动后，未改变系统的瓶颈机床，即Mi0仍为系统的瓶颈机床．由Δtij＜Ti0得：利用引理可得：即于是可知，摄动后Ti0仍被充分利用，故即ρ(λ)≡0．(2) 首先给出下面的不等式：由上面不等式知：i) 当 （j=1,2,…,n）时，有利用引理得故当瓶颈机床Mi0的加工时间发生摄动时，各种工件的托盘数仍能保证瓶颈机床Ti0被充分利用，所以, 由此得ρ(λ)=ΔTi0≠0．ii) 当（j=1,2,…,n）时，由Δti0j＜ΔTi0得，于是与(1)证明类似可知,，所以ρ(λ)=ΔTi0≠0．定理4 若系统的瓶颈机床未被充分利用，则当系统的机床Mi（i=1,2,…,m）的加工时间发生摄动ΔTi(=Δti1 +Δti2 + … +Δtin)时，若：则ρ(λ)≡0．（其中wj0为Pj0已配备的托盘数，由Mi0未被充分利用知，wj0＜Nj0,Nj0为Pj0的最小托盘数）．证明 因为系统的瓶颈机床Mi0未被充分利用，于是，对Flow-Shop系统有：．当机床Mi（i=1,2,…,m）的加工时间Ti发生摄动ΔTi时，由Δtij0=0知：.因为Ti+ΔTi≤，所以，(1) 若Ti+ΔTi＜, 则由引理知系统各机床（包括瓶颈机床）仍然未被充分利用，故．(2) 若i (i=1,2,…,m)，使Ti+ΔTi=，则由引理知Mi被充分利用，故．综上可知，当Ti+ΔTi≤，且Δtij0=0时，．故ρ(λ)≡0．作者简介牛玉刚(1963-), 男，讲师，现为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生．研究领域为柔性制造系统，神经网络理论及神经网络控制．杨成梧(1937-)，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复杂系统、高速采样控制，信号处理等．赵建丛(1966-)， 女，讲师．研究领域为复杂系统的建模与控制．作者单位：牛玉刚 杨成梧 南京理工大学 动力学院 210094赵建丛 河北农业大学 基础部 071000参考文献1 王 龙，郑大钟．线性离散事件动态系统的鲁棒性．控制理论与应用，1990，22 王 龙，郑大钟．参数摄动时一类离散事件动态系统的渐近性能估计和鲁棒性条件．控制理论与应用，1989，33 Cohen G, et al. Proc of 22 nd IEEE con. on Decision and Control , 1983, 1039～10444 Hillion H P, Proth J M. IEEE 1989, AC-34(1):3～8收稿日期:199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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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11期 Vol.35 No.11 1999我国体育学院跳高技术教学达标标准与评分方法的研究侯力健 刘景龙 魏亚栋摘要： 本文通过对我国8所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本科学生跳高技术教学达标考核成绩和各院校跳 高教学达标考核标准与评分方法的调查统计和研究分析，提出了我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 本科跳高技术教学达标考核的标准和评分方法。关键词：体育学院∥跳高∥教学∥达标∥评分∥方法The Study on High Jump Technical Teaching Standard and the Method of Grade Assessment in th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Hou Lijian, Liu Jinglong, Wei Yadong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high jump technical teaching standard and grade asses sment in th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grade a ssessment and teaching standard in the high jump classes in the institute of phy sic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Key words: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high jump∥teaching∥grade assessment∥method前言跳高是体育学院田径技术教学的重点项目之一。达标考核是跳高技术教学的重要环节，是评 定学生学习成绩和检查教学效果的主要手段，考核标准与评分方法制定得是否科学、合理是 考 核工作的核心。它直接影响学生学习和训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影响对教学效果的正确评价 和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本文通过对我国8所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本科跳高教学达标成 绩和考核标准的调查统计与研究分析，为我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本科跳高教学达标考核 标准的制定和跳高教学质量的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客观标准。1 研究对象与方法1.1 研究对象北体大、西安、天津、广州、沈阳、武汉、成都、哈尔滨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本科学生4 ，870人，其中男生4，135人，女生735人。1.2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和实践检验法等通过PC机进行统计和处理。2 调查统计与分析2.1 我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本科跳高教学达标标准的统计与分析从调查统计中可以看到，各院校跳高达标标准基本一致，男子满分标准以1.70 m为主，及格标准以1.40 m为主；女子满分标准以1.40 m为主，及格标准以1.15 m为主(表1)。这为我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本科跳高技术教学达标考核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参考。表 1 我国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本科跳高技术教学达标考核标准统计一览表 (单位：m)性别达标标准西安体院天津体院广州体院北京体大沈阳体院成都体院哈尔滨体院武汉体院男子(100分)满分标准1.681.651.701.701.741.751.701.60(60分)及格标准1.321.401.401.351.401.401.3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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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956 【原文出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801 【原刊页号】6～10 【分 类 号】G4 【分 类 名】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199804 【 标 题 】七年制高等医学教育模式研究 【 作 者 】文历阳/罗五金/陆定中/沈继权/彭厚鹏 【作者简介】文历阳 同济医科大学副校长、教授 罗五金 同济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教授陆定中 同济医科大学教授沈继权 同济医科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彭厚鹏 同济医科大学教务处助理研究员本文执笔：沈继权【编 者 按】本项目获1997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编者 【 正 文 】 面对跨世纪的挑战，国家教委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在理顺高等医学教育学制的基础上，决定试办七年制高等医学教育（简称七年制）。七年制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教育观、确立什么样的教育模式？这是试办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济医科大学从1988年起试办七年制高等医学教育，在办学实践中，学校大胆改革，勇于实践，探索出多途径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新模式。这一模式的要点是：强化师生的目标意识，突破传统的教育模式，强调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注重学生整体素质和能力培养。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经专家鉴定，这一模式在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中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一、德育四结合模式德育目标――七年制德育目标是培养学生“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人民医药卫生事业而献身的精神；遵纪守法，艰苦求实，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职业道德”。这一目标强调了七年制学生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强烈的事业心和良好的职业素质。模式特点――为达到德育目标，我校在教育工作中强调四个结合：①理论与实践结合。在进行课堂讲授的同时，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参观基层医疗机构，在实践中体验生活，激发学习热情，增强使命感。社会实践列入教学计划，作为必修环节对待，社会实践论文评定成绩，记入档案。②学科特点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教师在传授业务知识的过程中，结合学科特点对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下疾病流行状况进行对比，用图表、数据和生动事例讲述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③临床教育与医德医风教育结合。临床实习中要求学生参加医护实践，熟悉和了解医护常规，通过与病人接触，了解病情，观察病情，体贴病人的疾苦，培养学生“急病人所急，帮病人所需”的良好职业素质。④生活实际与养成教育结合。针对七年制学生朝气蓬勃、爱好广泛、精力充沛、文化素质较高等特点，组织开展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生动形象、感染力强的活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德育四结合模式”改变了以往德育课程以课堂政治理论教学为主、学生学习兴趣不大、实效性较差的状况。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大大提高了德育课和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是改革德育工作的一种有益尝试。实践效果――截至1996年9月，在220名七年制学生中，有150 余人发挥专业特长，义务为群众咨询、诊疗服务，89人次被评为优秀团员，7人被评为优秀团干，291人次获得奖学金，210 人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其中30人被评为优秀三好生），106人参加了党章学习小组学习，97 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20人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6项社会实践论文获奖。二、学位课程渗透模式培养目标――七年制培养目标明确规定：“七年制是培养达到硕士水平的高级医学专门人才”。国家学位（1993）2号文件规定， 七年制学位课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外语通过六级、基础课和专业课等16门主要课程作为学位课程”。专业基本规范中要求学生获得“比较宽阔的自然科学知识，比较深厚的基础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和一定的实验技能；较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预防医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和中医学的基本知识”。模式特点――七年制教学既要保证达到本科应掌握“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要求，又要求主要课程达到硕士学位课程深度。因此，七年制课程设置强调了学位课程的渗透：一是政治理论与思想教育课程互相渗透；二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课程互相渗透；三是医学基础与临床课程互相渗透；四是本科与硕士学位课程互相渗透。所谓渗透，它既不是现行医学硕士学位课程的单独设置，也不是五年制本科课程学时的简单增加，而是纵向知识难度加深、横向知识口径拓宽。各门课均要求列出加深和拓宽的具体内容，并在实际教育中落实。渗透内容时数达1500余学时，约占总时数的1／3左右。学位课程渗透是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一种新的探索，突破了“公共基础――专业基础――专业课程”和“本科课程―研究生公共课程―学位课程”的传统设置模式，实现了基础与专业课程渗透、本科与硕士学位课程融合的课程体系优化。1995年在接受国家组织的“教学与学位质量授予质量检查”中，专家组对这一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并向兄弟院校推广了这一做法。实践效果――学生反映，这种学位课程渗透模式科学合理，减少了部分学科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本科与硕士学位课程知识的连续性、系统性得到加强，各门课程学习收获较大。教师认为，学位课程渗透模式使课程结构进一步优化，教学中比较容易把握深度和难度，为培养学生的专业发展潜力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它优于现行研究生教育单独设置学位课程的做法。连续三届七年制毕业生与硕士毕业生同堂同卷考试专业基础、专业综合理论及英语三门课程均取得好成绩，且平均分高于硕士生3～5分。三、多形式导师制模式素质目标――七年制基本培养要求中提出：“具有较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较宽阔的自然科学基础，较深厚的医学基础理论，较熟练的专业实践技能；并富有创造精神，具有适应未来国际医学科学技术竞争的基本素质和较大发展潜力”。模式特点――“多形式导师制”与现行研究生教育的科研导师和五年制本科的任课教师均不相同，它主要有三种形式：①导师组。以智囊团的形式对七年制总体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改革等进行全程咨询和指导。②基础导师。基础课教学阶段，每3～4名学生配备1名导师，引导学生正确地学习，了解思想、学习和生活状况， 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给予关心和帮助，指导学生完成基础阶段科研。③临床导师：临床二级学科实习教学阶段，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二级学科的定向实习和科研方向，每1名学生配备1名临床导师，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进行二级学科的临床实习，训练临床工作能力，要求达到初年住院医生的水平，与此同时，结合临床工作和导师研究方向完成一项研究课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恰当配备不同的导师，导师不仅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训练科研能力，而且还要了解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等基本情况，以及专业发展潜力，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在严谨求实的学术氛围中健康成才。这是我校在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的实践中探索的一条新路子。实践效果――实施多形式导师制，进一步完善了七年制培养方案，改革了教学内容和方法。7年间，导师指导学生完成科研课题100余项，每个学生至少发表论文1篇，最多的达4篇。八八、八九两个年级毕业生硕士学位论文通过率达100％，导师认为， 少数学生的学位论文达到了博士论文水平。四、两段式科研训练模式科研训练目标――国家教委颁布的制订七年制教学计划的原则和基本要求中提出：“七年制高等医学教育不应是简单的五年制本科教育修业年限延长和课程门数增加，而应有质的变化。不宜套用现行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而应侧重于培养基础深厚并能从事实际工作的应用型人才”，要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模式特点――所谓“两段式”，就是在基础和临床两个阶段分别安排科研训练。第一阶段（基础阶段）：在第六学期，教学计划内安排6～8周时间，每课题投入1200元，学生3～4人一组在导师指导下，选择所学科目进行科研选题设计、资料检索查新、撰写文献综述以及开题报告等，并进行科研技能操作训练，观察、记录实验结果，进行数据统计，撰写论文。这个阶段主要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科研的一般方法、基本程序、操作规范以及论文撰写格式与要求，重点是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方法和初步科研能力，对论文水平不作更高要求，主要为后期科研打好基础。第二阶段（临床阶段）：第七学年，进入临床二级学科教学阶段，投入时间40周，经费按硕士生标准资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定向实习和研究方向，在导师指导下，结合临床工作和导师科研方向确立科研选题。这个阶段的科研训练要求达到一定水平，不仅操作要求规范，而且研究成果要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并要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和进行答辩，作为学位评定的重要依据。根据不同的教学阶段对七年制学生提出不同的科研训练要求，导师对学生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严格要求，使学生科研能力训练获得成功。这一独创性的模式符合因材施教和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实践效果――通过严格的科研训练，七年制学生掌握了医学科研的基本方法和程序，具备了较强的科研能力和科研素养。先后有30余人参加了省级以上学术会议，其中3 人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用英语宣读论文，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有3人获“全国挑战杯”奖，9人获“省挑战杯”奖，64人获省大学科研成果奖，76人获校级社会实践优秀论文奖。五、临床教学双科并进模式临床教学目标――七年制业务培养目标要求“培养达到医学硕士水平的临床医师”。专业基本规范中要求学生“完成临床医学的基本训练及二级学科定向实习，具有较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较熟练的医疗技能，对临床各科常见病、多发病和一般危急病症能够独立处理”。模式特点――七年制的总体教学安排是，基础与临床的比例为3. 5：3.5，教学时数中至少有25％的课间内容为学生自学。 增加临床技能教学比例，强调实践能力培养。3.5 年时间实行不脱离临床实际工作的临床教学，便于学生早期接触服务对象，增加操作技能训练机会。临床主干学科实行双科并进（第八学期为内科学、儿科学，第九学期为外科学、妇产科学），教师结合病例床边讲解示范，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学生学习重点突出，印象深刻，临床技能提高较快；在此阶段，学生每天有一个单元时间自学，培养了较强的自学能力。“临床教学双科并进模式”改变了传统的“理论―见习―轮回实习―生产实习”的临床教学方法，突出了临床主干学科的重要性，强化了临床基本功的训练，结合病例床边讲课，使学生身临其境，处于准工作状态，不仅使所学理论得到验证，加深理解，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工作责任感。实践效果――我校在两次接受国家检查中，通过对七年制学生的考核，专家组认为，学生临床技能较为熟练，操作规范，综合运用知识能力较强，达到了培养目标的要求，并建议将这种模式移植到五年制本科教学中去。六、体育三结合模式体育目标――七年制基本培养要求指出，学生应“掌握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体魄健全，能够履行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模式特点――实行三个结合：①普及与提高结合。“普及”，要求每个学生都应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锻炼标准；“提高”，在普通达标的基础上，开展专项体育技能训练，使学生掌握1～2项专项体育技术，参加各项竞赛活动，培养拼搏精神及竞争意识。②课内与课外结合。“课内”，配备素质较好的体育师资，严格训练，严格要求；“课外”，组织多种形式的体育锻炼活动，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③体育与卫生结合。体育与卫生保健工作是保证学生健康成长、增强体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我们对每个七年制学生建立了健康档案，定期进行体检登记，分析和了解学生的体质状况，根据存在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结合实际开展“卫生流动红旗”和“文明卫生宿舍”评比活动，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实践效果――七年制学生自觉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较高，学生的体育成绩好，平均成绩及平均达标率高于五年制，共有16人成为学校各类运动队运动员，他们在校级以上运动会或体育比赛中都取得了较好成绩。由七年制学生组成的运动队，多次在校运动会比赛中获得团体前三名。七年制学生体育达标情况见表1。表1 七年制学生体育达标情况年级 总人数 达标人数 达标率%八八 35 31 88.6八九 33 30 90.9九○ 33 32 97.0九一 28 24 85.7九二 30 29 96.7九三 31 30 96.8九四 33 33 100.0实践证明，“体育三结合模式”在培养七年制学生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身、心素质以及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七、“五、七学制”互通模式管理目标――国家颁布的《制订七年制高等医学教育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和基本要求》中指出：“为了保证培养出质量合格的高层次医学专门人才，必须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依据这一要求，我校结合实际制定了《五、七学制互通，优胜劣汰的管理办法》，严格管理，多次筛选。模式特点――引入竞争机制，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拼搏进取精神。同时，根据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明确升降条件，便于实际操作。筛选条件和时间见下图。附图{图}“五、七学制”互通模式图“五、七学制”互通淘汰制模式是教学管理中正确引入竞争机制的改革举措。它以实施不限额淘汰和“阶段成绩总平均分低于全班总平均分减2个标准差者将被淘汰”等作法，被医学教育界誉为“真淘汰制”、“严格淘汰制”。它培养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保证了七年制的教育质量。实践效果――我校从1989年开始严格实施这一管理制度，至今进行了18次淘汰和7次选优，分别有53名七年制学生淘汰至五年制，46 名五年制学生升入七年制。八八级至九三级七年制学生的淘汰率分别为30.6％、19.4％、23.5％、29％、18.8％、20％。从我校八八、八九两个年级毕业分配来看，体现了七年制毕业生具有较高整体素质的优势。用人单位对我校七年制毕业生质量总体评价是：综合素质较高，基础宽厚扎实；计算机及外语水平较高；临床能力、科研能力以及自学能力较强，具备参与21世纪医学科学国际间挑战的素质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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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Kernel (摩!诃!无!量!), 信区: military标 题: 二○○五年视距外空战时代台海上空谁占空优发信站: 日月光华站 (Sat Sep 26 23:51:30 1998) , 转信二○○五年视距外空战时代台海上空谁占空优编者按：本刊在这里摘录了一篇发表于北京出版的通俗军事刊物上代表台湾军方观点的文章，以飨对现代军事技术感兴趣的读者。在这里读者肯定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北京会发表一篇指称中共在二○○五年前无法取得台海上空空中优势的文章；在这里读者还能看到美国人在对台军售方面不怀好意，他即想箝制中共，但又不愿意彻底帮助中国的民主力量。读者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北京的学院派军人反对武力攻台，他们所持的理由是：在二○○五年之前，中共不可能取得攻台作战的军事优势，但他们的意见在共产意识形态的桎酷下无法表达，于是抛出了这篇台湾军事分析家撰写的文章，用以嘲笑中共决策者对现代战争的无知，由此读者亦可窥见共产军内围绕“解放台湾”问题展开的明争暗斗之激烈。至于美国人，读者从台湾军方的叙述中可以再次证实以下的论断：美国的一切政策考量都是从它的国家利益出发的，美国既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共产中国也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民主中国，它希望中国维持分裂以确保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要想实现民主建国的理念，首先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不懈努力，国际援助应该是第二位的，就象台湾自行研制“经国”号战机那样。-------- - ------- - -------- - -------- - --------一、大陆空军远距空战能力* 苏-27对台湾而言，除了苏-27 的空中格斗性能外，最大的威胁来自其航程。由于其高- 低 - 高的作战半径（在大陆本土时以经济高度飞行节省燃料，出海进入台湾防空监测网後低空渗透，返航进入大陆後再高飞）超过一千千米，并且不用挂载副油箱，而能将机上十二个挂架全部用来挂载武器，因此苏-27 可以从台湾防空监测网侦测不到的大陆内陆机场起飞，绕着监测网的边缘从台湾东部或东南部偷袭，在台湾上空滞留一小时以上。或以挂载的八枚中程空空导弹和四枚短程空空导弹持续应付多场空战，为攻击机的到达清除空域，并维持空中优势直到攻击机群离去；或混合挂载对空对地武器，先取得空中优势後转而攻击地面目标，实施战术轰炸与战场阻断；也可以混合挂载反辐射导弹与空空导弹，做防空压制与维持空中优势之用。因此，台湾空军的防空部属势必受到苏-27 可能的迂回攻击的牵制，使其兵力分散到台湾东部空域，削弱了西部濒临大陆第一线战场的预备队数量，而台湾往来太平洋的海军军舰也就不能完全避免遭受其攻击。在现代空战中遂行任务，重要的是能在视距外空战中生存下去。总数约八十架的苏-27SK 是大陆在二 ○○年以前唯一能完成战备的苏-27 系列。该机机载雷达的型号为N-001 ，是大陆空军取得视距外空战能力的始祖。N-001 雷达的视距外空战导引能力较原始，虽然可同时追踪十个目标，但一次只能引导一枚R-27中程空空导弹攻击一个目标。由于早期俄制第四代战斗机机载雷达的俯视能力并不强，或许这也是俄罗斯在其三种第四代战斗机（苏-27 、米格-29 、米格-31 ）上加装红外线侦测器，以强化其追踪低空飞行目标能力的原因。因此，台湾的F-16和“经国”号只要保持在较低空域，借雷达地面杂波的掩护是可以先发制人的。在生存性方面，苏-27SK 上配备有翼端干扰器，而优异的空气动力学性能使其机身虽大，但灵活性却极佳，可以配合电子干扰躲避敌方中程导弹的攻击。在二 ○○年後，大陆空 将陆续装备的二百架歼-11/苏-27SMK和六十架苏-30MK ，则装备了真正有第四代水准的ZHUK-27 雷达，探测距离为向前目标一百千米，後向目标五十五千米，可同时追踪十个目标，并引导R-77导弹攻击其中四个目标。作战能力与台湾的“幻影”2000上装备的RDY 雷达相当。ZHUK雷达的特别之处是其天线可作左右九十度扫描，超过西方雷达的六十度。虽然增加扫描角度，而没有增快扫描速度的做法在飞机的攻击阶段作用不大（在实战时雷达一般只需做左右三十到四十五度扫描，以保持资料更新率），但在与敌机保持侧面方位以躲避敌机雷达侦测时，如果雷达能在六十到九十度范围跟踪敌机，虽不易进行攻击，但至少有助于飞行员判明情况并进行决策。大陆现有的中程空空导弹是R-27，此型导弹的导引方式为中途数据链加惯性导航，末端为半主动雷达制导，是一种先进的引导方式，与最新的AIM-7P相同。大陆还未装备，但势必会装备的主力中程空空导弹是R-77，它特别的栅状尾翼使其运动性能和MICA相当，而较大的导弹发动机又使其射程略超过AMRAAM，而且，俄罗斯还有更引人注目的超远程空空导弹。除了R-27外，大陆仍未放弃自行研制中程空空导弹的努力。早期发展仿制麻雀导弹的PL-10 配备在歼-8上，近年来又发展了PL-11 。由于取得了意大利蝮蛇导弹的单脉冲寻标器技术，其性能应和AIM-7M相当，电子技术上领先但射程较短。在近距离空中格斗中，欧美战斗机则占不到便宜。因为苏-27 上的NSTs-27 头盔瞄准具与R-73导弹配合可以攻击左右六十度以内的目标。在德国F-16与米格-29 的多次模拟空战中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俄制战斗机射角的大幅增加，使其可以在迎面相向或高G 转弯等通常无法攻击的位置进行射击，而且具有九比一的高交换比，即使运动性能优良，无挂载的F-16对抗装上两具副油箱的米格-29 时也无济于事。而高攻角又是苏-27 一项引人注目的性能，使其在不断翻滚後仍能咬住因为空速太低而无力运动的敌机。俄制战斗机的这些特性使西方国家深受震撼，进而开始发展新一代格斗空空导弹的研制。苏-27 几乎融合了所有第四代战斗机的先进技术，但以第五代战斗机技术水准来衡量，其气动力设计也正是其弱点。除了机身太大以外，分离的发动机仓增加了表面积与外表的凹穴，高耸垂直尾翼和暴露出发动机的笔直进气道，以及全部使用金属材料制造的机体，从隐身技术的角度来看就成为最差的示范品。在台湾空军眼中，苏-27 最大的缺点就是因其具有太大的雷达截面积而容易被雷达锁定。* 歼-10歼-10 的原型设计源于以色列“幼狮”战斗机。基本是F-16的机身与JAS-39机翼的混合体。原本“幼狮”的设计是以较大的内部空间来装载较多的燃油，以高强度的机翼来挂载较多的弹药以执行战场阻断任务。但观察家以为大陆空军视夺取制空权为首要任务，故利用前翼及双三角翼取得较好的高速性能以做高速拦截之用。但笔者以为，若执行本土防空，歼-10 的大小还可胜任。但要执行敌境上空夺取制空权的任务，歼-10 的能力则十分有限。由于大陆已经有苏-27 可以执行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因此，大陆可能会采用美国空军的作战模式，即让F-15一类的双发战斗机维持空中优势，让F-16一类的单发战机进行低空轰炸，并在必要时进行自卫空战。尤其是当大陆空军放弃轰-7计划後，已经没有现代攻击机可用，歼-10 的对地攻击能力就更加重要了。在以色列的帮助下，歼-10 是大陆自行研制的第一种脱离第三代战斗机样板的第四代战斗机。从其选择的推力为一万两千两百五十千克的AL-31F发动机可知，其空重应与F-16一群，为七到八吨。由于歼-10 继承了F-16的机身，也就仅有一个小机鼻。原本歼-10 计划使用以色列的FLBLT EL/ELM-2034 雷达，与APG-66技术水准相当，属不具备视距外空战能力的早期俯视雷达。但在俄罗斯提供ZHUK雷达後，大陆已经采用俄制雷达。ZHUK-27 原本是侦测距离在一百千米级的远程雷达，不过，由于歼-10 机鼻不大，其雷达改型重量只有一百八十千克，远远低于歼-8IIM 装备雷达的二百五十千克重量。其侦测距离亦会相应缩短至五十千米左右，但至少应和ZHUK-8一样又同时跟踪八个目标，并攻击其中两个目标的能力。因此，歼-10 基本对空武装应是两枚中程空空导弹和四枚短程空空导弹。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已经完成了可俯仰四十度、左右正负六十度的头盔瞄准具，并搭配PL-9空空导弹，在近距离空战中已有第五代战斗机水准。* 三代半战斗机在冷战尚未结束之前，西方国家处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作出向大陆出售先进战斗机和技术的决定。以至于当初台湾“经国”号的最大假想敌是“幻影”2000。但当时大陆财力有限，没有购买西方国家的先进战斗机，而是以第三代战斗机为基础，改良出三种三代半战斗机，它们分别是：有视距外攻击能力的重型拦截机歼-8II；便宜的轻型战斗机歼-7III ；中程战斗轰炸机轰-7。然而，在大陆大量购进并生产俄制战斗机後，其新一代主战飞机的阵容变为：重型战斗机苏-27 ；轻型战斗机歼-10 ；战斗轰炸机苏-30 。尽管如此，大陆主战机原有的阵容并未消失，而仍旧得到有限的发展。歼-8II基本上是以歼-7为基础，改用两侧进气以空出机首空间安装大型雷达，并采用双发动机以加大机身提高航程的设计发展而来的。在此种设计思想指导下，虽然解决了飞机的航程和安装大型机首雷达的需要，但却付出了机动性低劣的代价。歼-8IIM 是一种改良机型，其安装的ZHUK-8II雷达性能差与ZHUK-27 ，侦测纪录为向前八十千米，向後四十千米，只能同时攻击两个目标。尽管如此，歼-8战斗机终于拥有了全天候俯视能力。机上可挂载R-27或仿制意大利ASPIDE导弹的PL-11 中程空空导弹。头盔瞄准具使其在近战中仍具有威胁性。但是，由于机动性的低劣导致其一旦被敌机或者导弹咬住时就很难摆脱。据悉歼-8IIM 是外销机型，但类似的改良型歼-8III则可能在服役中。歼-7MG，“G ”表示“改”，其重要的改进就是机首装备马可尼公司的雷达，取代原本歼-7M 的雷达。因歼-7机型机首进气锥的限制而无法安装稍大些的雷达，所以该雷达的视角仅有左右二十度，探测距离十五千米，完全没有视距外攻击能力。但其视角已足够支持运用抬头显示器进行空战格斗，且具备多普勒信号处理的俯视能力以支持短程空空导弹和机炮的运用。配备自制的头盔瞄准具以及轻巧的机身，使歼-7MG仍是近距空战中可畏的对手。歼-7MG和其它上千架歼-8II、歼-7系列、歼-6、强-5一样，致命的弱点是没有视距外空战能力。在现代空战中，既使凭借灵活和电子对抗措施设法躲过中程空空导弹的第一波攻击，但不部具备第四代战斗机可以系迅速脱离以回避近距格斗或拉大距离再次以中程空空导弹进行攻击的能力。故中共三代半以前的战斗机在台湾海峡上空没有作战优势。有一种说法是：歼-7可以在空中预警机的指挥下用发射後不管中程空空导弹攻击敌机。但是，尽管预警机与作战机之间的数据链可以为战斗机指示目标的位置，但其频宽却不能支持制导空空导弹所需的高精确度及迅速更新目标位置变化等资料的传输，因此使用价值有限。轰-7曾被认为是台湾空防的恶梦，因为其设计目标是以超音速进行低空突防的轰炸机。对于十年前的台湾空防能力而言，其威胁不言而喻。但台湾在近些年的二代兵力规划中，极为重视超地平线对空监测网的建设和战斗机的俯视俯射能力，因此，轰-7的威胁已不再存在。就现代军用航空技术而言，低空突防和对地攻击所需要的导航、火控等技术设备远比空战装备来得敏感，这对于中共来说是极大的困难。因此，中共已将轰-7用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反舰攻击作战。因为海面平坦，飞机只需较简单的无线电高度表而无需复杂的地形雷达就可以作超低空飞行。平坦的海面反射雷达杂波又远低于陆地，雷达可以很容易地探测到大型舰船，故轰-7可以在台湾空军的作战半径之外，以远程反舰导弹攻击台湾的舰队。二、台湾空军远距离空战能力* “经国”号“经国”号的设计完全是以视距外空战能力为导向，要求装备一具能够多目标接战的俯视雷达，并能挂载先进中程空空导弹。该机雷达型号为APG-67(C)ERR，由于天线尺寸比其原型APG-67大，故在俯视扫描时的侦测距离应比原型雷达的三十到三十六千米远，并有更强的滤除地面杂波的能力。机上的数字式雷达预警器，可以在空中数百具高功率多普勒雷达同时开机的情况下仍能正常工作而不发生饱和阻塞。其新型的激光惯导系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升空准备，从而大大减少了作战准备周期。“经国”号可载两枚台湾自制的“天剑”二型号中程空空导弹。该导弹采取目前只有美俄法等国所掌握的主动雷达加惯性制导技术，使得“经国”号可以在视距外同时攻击两个目标，并在发射导弹後立即脱离战场。此外，还可挂载两到四枚短程空空导弹，由于采用机腹半埋方式挂载导弹，因此飞机能保持较好的机动性和高速拦截能力。在飞机隐身技术方面，如不对飞机进气道中的发动机采取隐蔽措施，暴露在敌方雷达面前的发动机将会是一个很强的反射源，而这正是苏-27 的一大缺陷。“经国”号在设计制造过程中，发动机进气道为在狭窄的机身中躲避主机舱而向上弯曲後才与发动机相接，因此从机身正前方完全看不到发动机，意外地遮蔽了可能出现的强雷达反射源，从而大大降低了飞机正面的雷达反射截面积。而这也正是美国在研究飞机隐身技术时在B-1B上采取的措施，该机修改进气道後的正面雷达反射截面积只有原机的十分之一。与苏-27相比，仅此一点“经国”号就可部分抵消在雷达探测距离方面的劣势。* “幻影”2000-5美国在对台军售中一直提供次等品，如买给台湾的F-16并非其现役的C/D 系列型号，而是早期A/B 系列产品。然而，法国却大大地提供了其空军在下一个世纪也将采用的主力战斗机“幻影”2000-5。这种被称为DASH5 的新机型改进的重点之一是RDY 雷达，以增加对多目标攻击的能力。“幻影”2000-5的七点五吨空重与F-16相当，但是，空战模式设计却是至少挂载两枚中程空空导弹进行视距外拦截，作战能力与F-18一类的中型机相当。而在DASH5 型上，已可挂载四枚中程空空导弹，其空战能力更接近于F-15一类的重型战斗机。与苏-27 相比，“幻影”2000-5虽较小较轻，但法国人以较高的工艺水准制造出了MICA导弹，该弹拥有一具燃烧时间长、推力大且重量轻的导弹发动机，弹重只有俄制R-27R 导弹的百分之四十七，R-77的百分之六十三，以纵列贴身方式挂载在重量只有苏-27 百分之四十五的“幻影”机身上，亦不会影响到其机动性。DYD 雷达的功率及天线口径尽管不如俄制ZHUK雷达，使其仰视距离难以与俄制雷达相比，但RDY 雷达的计算处理能力是美空军现役最好的战斗机雷达APG-70的五倍。这主要是增加了系统频宽以适应信号高脉冲重复率的要求，使雷达在俯视时滤除地面杂波的能力十分强大，因而可以在较远的距离上，从强烈的地面杂波中发现微弱的目标回波，使飞机能在高於敌机的空中位置和导弹的最大射程上先敌发起攻击。相反，功率较大的雷达如果不具备较强的滤除杂波的能力，在俯视时只能受到更强的地面回波干扰，无法在远距离上发现敌机。为此，雷达只能使用仰视的扫描式工作，并仰射导弹进行攻击，此种攻击方式使导弹在上升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燃料，因而无法达到应有的最大射程。RDY 雷达的侦测距离一直为法国军方所保密，据推测应在一百千米左右，是台湾唯一可以和俄制ZHUK雷达一比高下的战斗机雷达。除此之外，RDY 雷达还有一种特别的战术侦察模式，就是用合成孔径技术在远距离上全天候制作高解析地形图，可以用来侦察监视大陆机场的部署情况。“幻影”2000-5的干扰系统配制有雷达预警系统、有源电子干扰系统和诱饵施放系统，并通过机内传输界面使各系统间可以互相传输信息资料，被称为台湾战斗机中唯一内置干扰配器配置的豪华阵容。此外，“幻影”2000-5还可以挂载电子战荚舱，在左右翼尖有备用的雷达预警天线，垂尾上有分别对地面及空中来袭导弹进行干扰的干扰器，而在机首部还设有专门侦测现代主动雷达加惯导空空导弹在飞行过程中所传输信号的天线。尽管“幻影”2000-5基于其原型设计已无法采取隐身技术，但是，由于机上装备了最先进的电子系统，所以，在未来台湾海峡上空的视距外空战中，该机将具有较高的生存能力。* F-16在美国空军中F-16通常被用来进行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只是在较轻的视距外空空导弹AMRAAM开发成功後，才被美国空军更多地用于制空作战。台湾二十年来一直求购F-16，以作为其空防的主战飞机，而美国则担心F-16的对地攻击能力太强，其结果便是派生处有C/D 型的空战能力，但却只有A/B 型攻击能力的售台F-16。美国售台F-16的设计重点是APG-66V3雷达。由于原先F-16只配被短程空空导弹，故APG-66雷达不具备制导半主动雷达导引空空导弹的能力。V3型雷达加装了连续波发生器以导引“麻雀”导弹，并将雷达侦测距离提高到六十千米左右，以适应视距外空战的需要。此外，该机还装备了改良自F-22的电脑，以及和美国现役F-16相同的电子战装备。美国售台F-16最受指责之处，就是缺乏AIM-120 对空导弹而只有“麻雀”导弹，并只能采用阻力很大的翼下外挂方式，与“经国”号和“幻影”2000-5比较起来简直一无是处。现代空战中。在视距外攻击地方高价值高性能的作战飞机以迟缓敌方的进攻，应是首要任务。因此，台湾仍需向美国争取购买AMRAAM空空导弹。三、二○○五年台海上空谁占空优？在对台军事布署上，大陆占据着战略和地理上的优势，台湾只能全力防守。就各方主战飞机而言，台湾空军的飞机都首先追求一个共同点：视距外导弹攻击能力，其次才是机动性。而台空军飞机最大的缺陷是没有偏轴格斗攻击的能力。在大陆已经自制或外购头盔瞄准具，并计划采购数千枚能够偏离轴线攻击的导弹的情况下，为躲避空中格斗，台湾空军的AIM-7M导弹攻击精度将会降低。而在近距空中格斗中，台湾的主战飞机并无优势。大陆空军的飞机设计较多样化。除了视距外空战能力外，还有高攻角及偏轴攻击能力。虽然苏-27 和歼-8的通病是雷达截面积大，在视距外作战中处于劣势，且笨重的歼-8和没有高性能雷达的歼-7在视距外空战中难以生存，但是，在现有飞机上开发偏轴攻击能力，这一做法比台湾空军有远见。台湾空军现役各型飞机的最大弱点是格斗性能差，这也是西方国家现役飞机的通病，故西方国家都在进行积极的改良。在决定飞机格斗性能的重要系统 ---- 头盔瞄准具方面，目前俄罗斯的技术比西方领先十年，它可以控制机上导弹及火控系统。但是，在进行攻击时机上火控系统和导弹得到的资料却不能反馈给头盔瞄准具。目前，西方国家正在开发的是技术上更加先进的头盔显示器，它可以显示被攻击目标的信息及飞机状态，飞行员不用离开视线去看仪表板即可进行“头向外”的空战操作，而不是“抬头”空战操作。因此，在临界视距作战时，雷达可以指示飞行员应该往哪里看以便尽早发现目标，从而取得空战的主动权。法国已经为“幻影”2000发展了TOPSIGHT系统，而F-16有较成熟的以色列系统或更加先进的美国系统(JHMS)可用。在空中预警机方面，台湾的E-2T是世界一流机种。大陆目前最可能的预警机计划是以俄罗斯的伊尔-76 加装以色列的相控阵雷达。在後勤供应方面，台湾空军主战飞机种类不多，来源却各不相同。重要的零部件供应来自三家不同的公司，且不能互换使用，致使後勤作业复杂化。大陆的新型作战飞机种类多，但重要的零部件来源只有俄罗斯一家，互换性强。因此，在战争中後勤作业相对较简单。在二○○五年以前，台湾肯定可以拥有一百九十架先进的第四代战斗机：“经国”号和“幻影”2000-5，以及一百五十架虽落伍，但可以升级的F-16。此间大陆夺取空中优势的机种可达一百二十架较落伍的苏-27SK 、几十架歼-8III 、一百架左右先进的歼-11 。这些机种和数量明显不足以对台作战。因此，问题的关键是需要生产多少歼-10 来祢补不足。如果要达到决定性的对台空中优势，至少需要生产二百架以上，而歼-10 在一九九七年试飞，至少也要到二 ○○年才能大量生产。在同时进行歼-11 的生产情况下，歼-10 能否达到每年四十架的生产速度尚值得怀疑。因此，就台湾而言，台湾海峡上的空中优势尚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摘录自北京出版一九九八年五月号舰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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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计算机情报检索技术浅谈王 涛摘 要 文章对计算机情报检索技术中的方法及应用作了叙述。指出了文献检索中将会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给出了检索实例和结论。关键词 计算机 情报检索技术 情报检索Superficial View of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chnique of A ComputerWang TaoAbstract The procedur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chnique at a computer are detailed in the article.The problems which will be met in the document retrieval are pointed out and the methods of solving them are given.The retrieval example and the conclusion are given.Key words Computer,Information retrieval technique,Information retrieval引言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电子网络技术，在情报储存、加工、检索、传递等方面的应用越来越普及，极大地提高了情报服务工作效率并降低了漏检率和误检率。情报部门利用计算机进行科技文献检索已成为计算机应用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1 计算机情报检索的方法1.1 选择数据库这是根据用户的情报要求和检索课题的具体内容来确定的。对普查型的课题选择的数据库尽量要全；对攻关型的课题选择的数据库尽量要专；而对探索型的课题尽可能要新。查找方式有主题范围查找和主题词查找。1.2 确定检索词可反映主题内容的检索词(单元词或多元词，规范词或自由词)，即确定、说明各种概念意义的检索单元，这直接关系到检索语句的切题与匹配，是检索策略制定中的关键一环。这里所说切题，是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各学科术语；合理应用标引多元词和表达较深内涵的下位词；对检索词进行字段(field)限定、词序和相对位置限定、范围限定、加权限定、组面限定；要注意不同数据库中近义词的区别；用专指性高的检索代码等办法来提高检索词的切题性。所说匹配是指计算机只识别与数据库索引文献中的索引单元完全或部分一致的检索词，所以检索词在切题的基础上还必须要求进行匹配。一般采用规范词匹配，如美国国防文献中心叙词表<DDC Retrieval and Index Terminology>；联机匹配用上机查询数据库中有关的索引单元及其在数据库中出现的频率,以选出合适的检索词。1.3 编写检索式检索式又称检索提问式，是将检索词经过组配形成的检索语句。通常使用两种算符：1)逻辑算符，又称布尔算符。它表明了检索词之间的逻辑关系，AND或()(逻辑与)、OR或(＋)(逻辑或)和NOT或(－)(逻辑非)。A and B既包括概念A又包括概念B，使用逻辑与可缩小检索范围，减少命中文献；A or B表示包括概念A、B之一或同时包括A、B两概念，使用or可扩大检索范围，增加命中文献；A not B表示包括概念A但不包括B，用not逻辑非称符也可缩小检索范围，减少命中文献。2)截词算符，就是在一个检索词的词干后或词中可能变化的字位处截断，加上截断符号(?)，它可解决一个检索词的单、复数问题，词干同词尾不同问题和英美拼写差异问题，从而减少检索词的数量，以减少输入步骤，简化检索程序，扩大查找范围。2 计算机情报检索的应用为了保障用户情报需求，使计算机检索人员提高检索效率，以便能准确地检索出符合用户需求的文献，达到全、新、准的效果，绘制出计算机检索流程图。流程图分为四个主要步骤(见图1)：图 12.1 编写正式提问单和建立用户提问档将用户的提问编写成检索式，检索式要简单到能输入计算机检索，但又能全面地反应用户的需求。2.2 用户提问档同文献数据库相匹配经计算机进行处理、变换、比较与逻辑运算，找出切合用户需求的文献记录。2.3 存盘打印输出将检索到的文献记录，根据用户的要求由计算机进行编辑输出。@2.4 评价用户对检索出的文献目录进行检查与评价，看是否查全、查准，以便检索人员修改检索式或改选文献库。这是一个反馈过程，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计算机检索流程图所示。在检索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检索策略的制定和检索策略的分析。检索策略的制定。它包括怎样选择合适的数据库、选择与确定每个检索项、如何组配好符合自己题意的检索逻辑表达式等方面的问题。要根据科技人员的需要制定，因此检索人员一定要对检索课题的检索需要了解的比较清楚。最好的方法是检索人员与专业人员(用户)结合起来，共同讨论分析检索课题的实质、关键所在，选出合适的检索项，列出恰如其份、符合题意的检索表达式。检索策略的分析(主题分析)。它是情报检索工作中的灵魂，分析主题准确与否就完全决定了你能否真正做到既不漏检、又不面宽的检索到你需要查找的资料。它有两条原则：1)分析主题获得的是反映文献(或提问)主要内容的概念的组面，不是文献篇名字面的罗列和堆砌。也就是说在选择主题词和组配检索逻辑式时，不要犯字面上组配的错误，要用概念组配。2)选择主题词时，有专指性主题说明的概念，就要用它来标引或查找，不能用上位词(广义词)来组配，同样也不能用下位词(狭义词)来替代。3 实际运用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1)检索课题比较笼统。解决的办法是检索人员可针对选择检索项需要，向用户提出启发性问题，如课题的目的?想解决什么问题?完成什么任务?关键词是什么?所查课题的名称和实际需要内容是否一致?用户已选主题词的来源，所选检索词是否符合本专业(行业)的惯用名称，从专业的角度看是否还有同义词、反义词、相关词、缩写词等。2)对课题的检索要求限制得过细、过严或过宽或面面俱到都是不适当的,但就专业人员而言似乎无可非议。正因需要，才来求助于检索人员的。当然希望检索到完全符合自己要求的文献，但客观现实不全如此巧合，绝大部分情况是从查出的文献中获得一定的参考、启发和借鉴;因此要求得过严、过细往往会使大量原来对用户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献漏检了(被检索条件排斥掉了)。3)编制检索策略时，没有周密考虑多种方案。检索中随机应变和随机调整能力差，既影响检索效果又增加检索费用支出(占机时费)。4 检索实例从接到用户情报要求开始，按检索方法及应用，先把查找的课题分成若干概念，每个概念被看成为一块积木，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检索词来描述，然后每一块作为一个独立小课题进行查找(逻辑或)，最后将所有各块积木组合起来(逻辑与)查找而得到所需的结果。当然整个过程都是按计算机检索流程图所示进行的。如检索课题“低温湿度标准”。用户原选取的主题词和逻辑式如下：low temperature10295篇humidity10797篇standard?76534篇1×3193篇1×2×30篇所得文献为0，是不是数据库中没有这方面的文献呢?回答是否定的。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主要出在第二个主题词humidity上。因为在这一课题这一概念上，“humidity”“湿度”并不是代表这一概念的唯一的词。它还有一组同义词，它们应包括moisture和wet。而原用户疏忽了这一点，只取其中之一，挂一漏万，以致造成上述后果。针对上述情况，采取了补救方法。其修改后的检索情况如下：low temperatnre10295篇humidity10797篇moisture12675篇wet12025篇standard?76534篇1×(2＋3＋4)307篇(2＋3＋4)×51166篇1×5193篇1×(2＋3＋4)×53篇事实证明，用上述逻辑式所得结果，用户是十分满意的。5 结论计算机情报检索可大大提高基层情报人员的检索手段。因计算机检索服务范围广、速度快、效率高且适应性强。检索人员重视检索策略的制定和分析，把握好检索策略分析的两条原则，就能够降低漏检率和误检率，提高查全率和查准率。作者简介：43岁 男 工程师作者单位：王 涛 (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北京市，100095)收稿日期：1998-12-28修改日期：199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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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开发出天然富硒茶新华社西安５月１２日电（记者杨润本、李勇）陕西省开发出的天然富硒茶最近通过鉴定。从而为低硒和缺硒地区的人们带来了福音。硒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与缺硒有关的人类疾病有癌症、克山病、大骨节病、高血压等４０多种。目前已知缺硒地带遍及世界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大陆共有１５个省约１亿人居住在低硒和缺硒地带，面临着缺硒的威胁。地处秦巴山区的陕西省紫阳县，是中国发现的第２个高硒区。这里出产的茶叶，外形圆直紧细，肥壮匀整，叶实白毫显露，汤色翠绿清亮，入口鲜爽。据称，从唐代开始就是历代宫廷贡品。专家们科学测定后认为，紫阳茶叶的含硒量居全国之首，比其他普通茶叶的含硒量高２０倍。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沈治平等十几位茶学、营养学及医学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紫阳富硒茶自然品质好，无污染，有益成份丰富，是具有广阔前景的天然保健品，这种茶叶特别对人体缺硒补充有益，并具有一定的防癌、抑癌、抗衰老作用，为国内首次通过审定的富硒茶，饮用此茶是一种符合中国人习惯，简便易行而无副作用的补硒方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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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3139 【原文出处】甘肃理论学刊 【原刊期号】199801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804 【 标 题 】论周恩来在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中的历史贡献 【 作 者 】秦生 【 正 文 】 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在中国革命处于历史性转折时经历了严峻考验而形成的，是在同党内“左”右倾错误进行激烈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以其远见卓识和对革命正确领导的伟大成就赢得全党拥戴和公认的。周恩来是党的卓越领导人，是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处于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他在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历史作用，作出了其他人物所不可取代的历史性贡献。回顾和考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决然同“左”倾错误决裂，实现了由改变“左”倾错误领导到确立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正确领导的顺利“转承”。他力荐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和走上党和红军的直接领导岗位，真诚维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并初步形成领导集体。他深刻总结历史经验，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促进了全党认识的统一，使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在党的七大正式形成。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周恩来为之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周恩来说毛泽东“是我们的一面旗帜”，而他自己正是科学认识、自觉高举、真诚维护这面旗帜的走在革命队伍最前列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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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MISSILES AND SPACE VEHICLES1999年 第2期 No.2 1999控制系统冗余测试技术严殿启摘要 论述了对复杂控制系统实施冗余测试的必要性、冗余测试的故障定位可靠度和决策可靠度、冗余测试系统的设计原则、冗余测试系统设计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最后简要介绍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冗余测试系统的设计及应用情况。主题词 冗余技术，可靠性，测试技术。Redundant Test and Measurement Techniqueof Control SystemYan Dianqi(Beijing Aerospace Automatic Control Institute,100854)Abstract The necessity of redundant test and measurement to complex control system, the reliability of fault location and decision of redundant test and measurement, and the principle and key techniques of redundant test and measurement system design are described.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 perfect redundant test and measurement system are briefly introduc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Key Words Redundancy techniques, Reliability, Measuring technique.1 控制系统采用冗余测试技术的必要性1.1 冗余测试技术及冗余测试系统概念一个被测系统在一次通电运行测试中，能够同时独立地取得两套以上的测试结果数据的方法称为冗余测试方法，实现冗余测试方法的技术，称为冗余测试技术。它严格区别于用重复测试的方式取得两套以上测试数据的概念，其本质区别就在于“同时取得”和“不同时取得”。要作到同时独立地取得两套以上的测试结果数据，就必须有两套以上的独立测试系统。在实际工程中，将这些测试系统又区分为主测系统和冗余测试系统。这是因为一个测试发射控制系统往往不需要全功能冗余措施。其中的发控部分主要由机电元件构成，可以采取局部冗余技术得到足够的可靠性，以避免系统过分庞大复杂。而对于测试部分，采用局部冗余反而比较困难，而采用系统冗余技术却比较容易实现。一般把控制系统具有供电状态控制、装订、激励、复位和测试数据采集、处理、判读、分析等全部测试与发控功能的“测试发射控制系统”称为主测系统；而对于只是具有数据采集、记录、处理分析和判读等测试功能的第2或第3系统，称为冗余测试系统，简称冗余系统。实际上，对于一般的运载火箭或导弹控制系统等复杂系统，采用一套冗余系统就足够了。因此，如不特别说明，冗余系统就指第2系统。1.2 复杂系统采用冗余测试技术的必要性和优越性系统测试的基本目的有二：一是当系统的功能及性能参数都正常时，对系统能够作出可靠的肯定的判定决策；二是当系统不正常时，及时发现系统故障及其系统级部位的确定，以利于采取进一步的分析与解决措施。要可靠地完成这两项基本任务，对一个复杂系统来说，由于下述的原因，采用冗余测试技术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是运载火箭还是武器控制系统，如果测试中发生误判将隐患带上天，就会导致飞行失败，其损失都是巨大的。这就是说它将价值昂贵的卫星毁于一旦，或者贻误宝贵的战机。因此，对于系统测试结果的判决和飞行数据装订后的校验结论等，只经过一个单一测试系统的处理和识别，人们感到还不够放心。只有经过另一种途径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人们才感到确切无疑了。这种工作，在没有其它手段的情况下，只好采用人工复校和复验的笨重方式完成，而人容易受自身和环境的干扰，可靠性是比较差的。而且，对于大量的数据，也无法满足速度方面的要求，尤其是对武器系统。可见，在测试工程中，为了迅速可靠地对正常状态的受测系统作出正常判断和决策，迫切需要一个第2系统，它应能够在主测系统进行测试的同时，对被测系统的同一个输出信息实施数据采集、处理、自动判读，最后给出独立的结果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便可以依据“3／3”准则，作出被测系统正常的判定决策（以下简称决策）。后面将从理论上证明，这样作出的决策，其可靠度是很高的。所谓“3／3”准则，是指当主测系统判读的结果数据、冗余系统判读的结果数据与被测参数的设计值这三者相符合（在允许偏差内）时，则认为该参数正常。当测试中发生故障时，首要的任务是确定系统级故障部位，即首先要弄清故障原因是在被测系统还是在测试系统。为此，在没有冗余系统情况下，就必须用重复测试方法来复现故障，而且为了辨别故障部位，往往需利用其他测试工具（如通用仪表）来测量“故障”参数。如果故障是由元器件的永久失效引起的常驻型故障，通过重新测试能够复现故障现象，再通过必要的分析、试验，也可以弄清故障部位。但是很明显，这必须以较多的附加试验为代价，要以增加系统寿命的损耗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消耗为代价。这对一些寿命有限的元部件来说，例如平台、伺服机构等，有时是难以承受的。如果故障现象是由于某些不稳定原因或者某种潜在状态引起的非常驻型故障，那么，即使付出了上述代价，也不一定能复现故障现象，也就无法确定故障的原因和部位，使测试工作陷入困境。有时不得不进行“守株待兔”式的大量重复试验来复现故障，还是复现不出来。这样就只能根据分析推断的“原因”或薄弱环节，采取针对性不强的所谓“综合治理”措施，付出更加重大的代价。然而对一个火箭控制系统这样的复杂系统来说，往往同一个故障现象造成的原因却不相同。其中有一些，通过分析推断是可以认识到的。而有一些很隐蔽的原因却不一定能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在诸多的治理措施中就有可能没有针对着这种未被认识的原因的措施。如果这个未被认识的原因是引起故障的主要原因，这就留下了隐患，是十分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冗余测试技术的优越性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因为冗余测试技术不同于重复测试，也不需要重复测试，而是在主测系统进行测试操作的过程中，完全实时地采集同一个被测参数的数据，并独立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和判读而得出结果数据的。一旦发生了故障现象，特别是非常驻型故障，不必去做复现试验便可以相当可靠地实现系统级故障定位。一般认为：当主测系统与冗余系统测试的结果数据一致，但与被测参数的设计值不一致(超差）时，故障原因应发生在被测系统；当主测系统的测试结果与被测参数的设计值一致(在允许偏差内），而冗余测试系统的测试结果与被测参数的设计值不相符(超差）时，认为故障原因在冗余系统；当主测系统的测试结果与被测参数的设计值不符，而冗余系统的测试结果与被测参数的设计值相符时，则认为故障原因应在主测系统。以上故障定位(以下简称定位）原则，也称为“1／3”准则。实践证明，冗余测试技术对于实现系统级的故障定位，特别是对于一个复杂系统常见的非常驻型故障的定位、分析，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非它莫属。当组成系统的整机或整件的输入、输出均设置了测试点并具有可判的测试数据时，具有冗余测试系统的“1／3”定位准则对整机（整件）级故障定位显然也是有效的。控制系统的大多数整机和部分整件是具备了这种条件的。后面分析表明，按“1／3”准则进行故障定位有相当高的可靠度。因此，采用冗余测试技术对于提高系统的维修性和飞行可靠性具有显著效果。当然，对于一个简单的测试对象，例如一个轴的直径，所用的测试工具是简单可靠的，一把卡尺就行了，构不成一个测试系统。采用冗余测试技术显然没有必要。但对于运载火箭或导弹控制系统这样的复杂测试对象则完全不同。许多测试项目综合性很高，往往有多个仪器、几个分系统、甚至全火箭(导弹）所有各个大系统均参加。有些项目，测试运行时间很长，例如加速度计当量测试、仿真飞行测试、总检查测试等，这类测试项目在运载火箭或武器系统中的阵地测试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测试速度，缩短发射准备时间。而一些非常驻型故障主要也是在这些类型的测试状态中发生。如果不采用冗余测试技术，一旦发生了故障，特别是非常驻型故障将很难定位，更谈不上快速维修。为了复现故障和分析故障付出的代价就更为巨大。因此，在全系统甚至全火箭各大系统协同运行的综合性测试状态越来越成为主要测试状态的情况下，采用冗余测试技术也就更加需要。2 具有冗余系统时的决策和定位的可靠性分析冗余测试方法的优越性，概括地说就是提高了决策和故障定位的可靠性。究竟提高了多少?这是人们在权衡工程方案时所必须了解的。本章将通过讨论有关可靠度定性评估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2.1 单一测试系统的决策和定位可靠度定性评估模型为了对比分析，在讨论具有冗余系统的测试系统的决策可靠度和定位可靠度的定性评估模型之前，首先来讨论单一测试系统的决策可靠度和定位可靠度定性评估模型问题。2.1.1 单一测试系统的决策可靠度定性评估模型单一测试系统的决策准则是，当测试结果数据与被测参数的设计值相符时，则认为系统正常。与“3／3”准则类似，可称为“2／2”准则。其可靠度表达式可以写为P1j=1-α1j(1)式中 P1j――单一测试系统决策可靠度；α1j――单一测试系统错误决策概率。所谓错误决策，是指被测参数实际上不合格，而测试的结果却是合格的。指挥员根据合格的数据进行判定，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按照这种结论去决定下一步行动，即“错误决策”。造成决策错误，必然有3个独立随机事件同时发生：a) 被测系统发生了故障，引起某被测参数超差，设其发生概率为γ1；b) 测试系统发生了故障(含数据处理和判读错误），不能反映被测参数的实际结果，设其发生概率为γ2；c) 测试系统故障的效果与被测系统故障的效果刚好在数量上互为补偿，设其发生概率为γ3。这3个独立随机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就是α1j。α1j＝γ1γ2γ3作为定性评估，只讨论γ1=γ2=γ3=γ这种特殊情况，这时有α1j=γ3代入式（1）得P1j=1-γ3(2)P=1-γ，由于γ＜＜1，所以，γ3＜＜γ。因此有P1j＞P。可见，单一测试系统的决策可靠度高于测试系统本身的可靠度，也高于被测系统的可靠度，其错误决策的概率与系统本身发生故障的概率比较为三阶小。2.1.2 单一测试系统的定位可靠度关于单一测试系统的定位可靠度，在1．2节里已经说明了，当测试发现不正常时，不能指出故障原因发生在哪个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故障定位与掷一只硬币一样，哪一面朝上的概率均为常数0.5。因此，单一测试系统的定位可靠度为P10≡0.5(3)式中 P10――单一测试系统的定位可靠度。2.2 具有冗余系统时测试系统的决策可靠度和定位可靠度定性评估模型2.2.1 决策可靠度定性评估模型具有冗余系统时，按“3／3”准则决策，设发生错误决策的概率为α2j，它实际上就是下列各独立随机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a) 被测系统有故障，使被测参数实际上不合格，其发生概率为γ1；b) 主测系统发生故障，不能正确地测得被测参数值，其发生概率为γ2；c) 主测系统的故障效果与被测系统的故障效果恰好互为补偿，其发生概率为γ3；d) 冗余系统由于自身发生故障而不能正确地测出被测参数的实际值，其发生概率为γ4；e) 冗余系统故障后果与被测系统故障后果恰好互为补偿，设其发生的概率为γ5。于是，α2j=γ1γ2γ3γ4γ5设γ1=γ2=γ3=γ4=γ5=γ，则有(4)式中 P2j――具有冗余系统的测试系统的决策可靠度。可见，具有冗余系统的测试系统决策可靠度要高于单一测试系统的决策可靠度。其错误决策的概率相对于系统本身的故障概率为五阶小。当γ＝0.1时其可靠度要高两个9，即：P1j=1-γ3=0.999P2j=1-γ5=0.999 992.2.2 具有冗余系统的测试系统定位可靠度定性评估模型具有冗余系统的测试系统的定位可靠度模型同样可以从分析错误定位事件发生的概率α2d得到。α2d是下列各种同时发生的独立随机事件的概率之和：a）当有下列独立随机事件同时发生时，发生错误定位：1) 被测系统由于自身的故障导致被测参数实际上不合格，其概率为γ1；2) 主测系统由于自身的故障不能正常地测出被测参数的实际值，其概率为γ2；3) 主测系统故障效果和被测系统的故障效果恰好与互相补偿，其概率为γ3；4) 冗余系统无故障，正确地测出了被测参数的实际值，其概率为P（冗余系统的可靠度）。此种情况下，按“1／ 3”准则进行故障定位，显然会错误地把故障原因发生的部位定在冗余系统，当然是错误的定位。b）当下列独立随机事件同时发生时，也发生错误定位：1) 被测系统发生故障，使被测参数的实际值不合格，其概率为γ1；2) 冗余系统发生了故障，不能正确地测出被测参数的实际值，其概率为γ4；3) 冗余系统的故障效果与被测系统故障效果恰为互相补偿，其概率为γ5；4) 主测系统无故障，正确地测出了被测参数的实际值，其概率为P（主测系统的可靠度）。此种情况下，按“1／3”准则定位，就会误认为故障原因发生的部位是主测系统，属错误定位。c）当下列独立随机事件同时发生时，又发生错误定位：1) 被测系统无故障，其被测参数是合格的，其概率为P（被测系统的可靠度）；2) 主测系统发生了故障，不能正确地测出被测参数的实际值，其概率为γ2；3) 冗余系统发生了故障，不能正确地测出被测参数的实际值，其概率为γ4；4) 主测系统的故障效果和冗余系统的故障效果相同，即二者的测试结果相符，设其概率为γ6。在此种情况下，按“1／3”准则，会将故障部位误定到被测系统。以上3种情况，只要有一种发生，就会发生误定位，它们之间是或的关系，所以误定位的概率α2d应为3种事件发生概率之和，为讨论简单，设以上3种事件是两两相反而不相容的，于是α2d＝γ1γ2γ3P＋γ1γ4γ5P＋γ2γ4γ6P仍然设γ1=γ2=……=γ6=γ，代入上式整理得α2d=3Pγ3，则P2d=1-α2d=1-3Pγ3(5)式中 P2d――具有冗余系统的测试系统定位可靠度。当取P=0.9，γ＝0.1时，由式（5）可得P2d＝0.997 3可见，具有冗余系统时，其故障定位可靠度是相当高的。如果说从决策可靠度来比较，冗余测试技术的效果还不十分突出的话，那么从故障定位的可靠度来比较，采用冗余测试技术的效果就非常突出。这是采用冗余测试技术最有吸引力的特点，是用其它方法所不能取代的，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3 冗余系统设计的一般原则冗余测试系统的设计，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3.1 独立性冗余测试系统方案设计，必须充分注意其独立性。所谓独立性，是指相对于主测系统而言，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均应采用完全独立的方案。在线路、元器件、软件等方面均不要与主测系统相同。由不同的研制单位来承担冗余系统的研制和生产，对于保证这种独立性无疑是一个有效措施。只有保持冗余系统的独立性，才能避免同一种故障因素或薄弱环节同时存在于主测系统和冗余系统，而使两个系统发生故障的事件不具有独立随机的性质。如果不是独立随机事件，在第2节中所建立的可靠度评估模型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在可靠性方面就很难分析清楚了。不难设想，采用一个与主测系统方案相同、故障因素相同、薄弱环节相同、软硬件相同、设计单位和生产厂家相同的冗余系统，必然会使两系统同时发生同样性质的故障概率变得相对的高。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了冗余系统，决策和定位可靠性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有时是很难判断的。因此，冗余系统相对于主测系统，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独立性。3.2 高可靠性在建立可靠性模型时，为了简单，假设了冗余系统与主测系统的可靠度是相同的。而在实际设计中，冗余系统要采用可靠性更高的方案。为此，所选用的方案必须简单、技术成熟、容易实现、稳妥可靠。如果方案很复杂，增加设备很多，技术上又不成熟，就有可能自身的故障率很高，使总的可靠性提高不大，甚至下降，反而弄巧成拙。在允许范围内，可以放弃一点精度要求，而达到高可靠。3.3 互补性对于冗余系统功能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到与主测系统的互补性。例如点测与连续记录的互补，打印与显示的互补，参数的模拟量表示与数字量表示的互补等等。这在本质上也是提高两个系统彼此保持更高的独立性的一个方面。提高互补性，也就提高了决策的可靠性或定位的可靠性，同时也提高了测试系统的总体功能。4 采用冗余系统时必须解决的技术关键问题上面提到的4项原则也是技术问题，必须在设计中始终注意贯彻，但还不是具体的技术关键问题。要使冗余系统能够实现在主测系统测试的同时对同一个数据进行采集、处理，互不影响各自的可靠性，特别是当一个系统出了故障时也不影响另一个系统的正常工作，必须具体解决好以下3个技术关键问题。4.1 实现数据录取接口双系统并联工作要实现两个系统同时采集到同一个被测数据，有关数据录取接口必须以某种方式实现并联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两系统同时录取到同一个被测参数数据。必须强调，任何用分时的方式送数或接收数据的方法用于两个测试系统接口线路，都是在实质上违背并联工作要求的。因为它违背了同时采集到同一个数据的原则。4.2 必须解决冗余系统与主测系统的同步操作问题并联工作方式的接口只提供了信息通路，要具体实现两个系统同时采集到同一个数据，还必须解决两个系统的同步操作问题，关键是同时录取的技术。因为实现了接口并联工作方式，“同时送”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采集到被测数据以后的处理和识别等工作，两个系统要独立进行。解决两个系统同步操作问题，可以用硬件技术，也可以用软件技术。但不管用哪种技术都必须防止破坏两系统的独立性，必须防止造成两系统或某一个局部的“串联”的工作方式。否则，就违背了独立原则，就会降低可靠性。在这方面，通过软件实现同步，具有较多的优越性，实现起来也比较容易。4.3 必须有效地消除两系统输入接口软、硬件的故障公害所谓故障公害，是指本系统出现故障后，不但危害本系统，还危害其他系统。例如，由于冗余系统输入接口出现了短路模式故障，烧坏被测系统输出接口或者严重衰减了主测系统的输入信号。这样，由于冗余系统这一故障，就损坏了被测系统或者导致主测系统也不能正常完成测试任务。这种现象，就叫作故障公害现象。这种故障原因称为公共故障原因。若存在这种公共故障原因，就在实际上破坏了独立性原则。公共故障原因越多，可靠性就越低，以至于用冗余系统后，可靠性较单一测试系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都很难权衡。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对并联接口的软硬件进行深入的失效模式、后果、危害度分析(FMECA），针对着每个可以形成公共故障原因的故障模式，采取有效防止措施。这一工作，对于冗余系统和主测系统，都必须严格而全面地进行。当然，要对每个故障模式都作到完全消除公共故障原因，有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要降低公共故障原因发生概率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对上述短路模式的例子，若在线路上采取串联措施之后（当然要保证各系统之间的匹配协调性）就可以将其发生的概率降为二阶小。因为只有两个串联的元件同时短路才形成公共故障原因。5 冗余测试系统实例图1 冗余测试系统实例原理方块图作为实例，本章对图1所示的冗余测试系统的方案、功能以及应用情况进行简要介绍。5.1 方案概述该冗余测试系统的设计严格地贯彻了冗余测试系统设计的3项基本原则。根据被测参数的性质，系统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中对于数字量、脉冲、时间、开关指令性参数的测试或校验功能，合理地与箭载计算机单元测试和飞行软件生成验收用的箭机仿真测控系统进行了一体化设计。在硬件方面仅增加了时序指令输入接口和箭／地通讯接口切换电路(数字量接口)。在软件方面，按照系统设计的要求进行了一体化开发，形成了兼顾单元测试和支持全部系统冗余测试的完整的应用软件系统。接口切换电路的功能是当主测系统在发射前发生故障而又不允许进行维修或更换的紧急情况下，它可以将原接于主测系统的地／箭通讯的箭机输入接口切换到冗余系统的地／箭通讯输出接口，同时切断主测系统的箭／地输入接口。此种状态下，冗余系统可对箭机实施装订、校验和测试等独立操作。与主测系统的发控手动操作相配合，形成一个应急备保发射状态，在不断电情况下，继续完成发射勤务。这一种功能对于提高发射可靠性具有重大意义。接口切换装置的第2个功能是，当冗余系统一旦发生公共故障原因（尽管发生的概率已二阶小）或者在故障分析过程中为了某种需要时，切断冗余接口。这是消除公共故障原因的备用措施，只有在发射前的紧急情况下或为了验证某种分析或定位结论时才使用。时序和时串指令输入接口采用直接并联的方式。它具有消除开关指令在接通或断开时的“振颤效应”的功能。同时，按系统设计的要求在各路接口中均设置了最低响应阈值。它相当于指令电压设计值的下限值。接口若能够响应时序指令，就意味着该时序指令电压幅值高于设计值下限，就是合格的。这是为了简化系统、缓解计算机在采样和处理速度方面的矛盾，使得采用PC机作为冗余系统主机的方案得以实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可靠性。这一部分测试参数、数据繁多，数据处理和分析、识别、校验任务繁重，是冗余测试的最重要部分。但由于与箭载计算机的单元测试飞行软件的生成验收以及备保发射任务作了一体化的统一考虑，使得专为冗余测试所增加的软、硬件，特别是硬件设备很少。所有这一部分硬件均由箭载计算机研制单位承担具体研制任务，从根本上保证了在线路设计、元器件选型、软件设计等各个方面都与主测系统保持着很好的独立性。冗余监测系统的第2部分是针对着姿态控制系统（以下称姿控系统）功能参数与电源系统主要参数的冗余测试任务设计的。该火箭姿控系统是模拟量连续控制系统，其主要功能与性能参数均为电压、电流等模拟量形式，在飞行过程中也是以连续变化的曲线形式运行的。电源参数在性质上完全类似，只不过它是一个变化率为0的连续的模拟量，是连续变化的模拟量曲线的特例。从根本上分析，对这部分参数的测试，不仅是对个别数据点的测试，也应该包括对连续曲线形状及一些特征参数的测试，如过渡过程参数及波形。但是主测系统对这些模拟量参数却只能进行个别数据点的测试。根据互补性原则和可靠性原则，这一部分的基本测试设备选用连续记录设备，采用了高可靠的笔录仪群方案。图1中的模拟量接口的功能主要是将交流信号转换为直流信号。各级速率陀螺马达启动电流和交流二次电源电压信号就是通过它变换成笔录仪可记录的直流信号的。其它直流电压信号均采取直接并联的方式。5.2 实例冗余测试系统的功能实例冗余测试系统虽然设备很少，但功能很强。它可以在制导系统的各种测分系统和总检查测试状态下，对所有制导系统参数，包括各秒节点和关机点的数字量数据、时序（含关机）时间数据、时序指令数据、箭机功能数据、平台加速度计性能数据等上万个数据进行采集、存贮、处理分析与识别判读。在发射时，对于通过主测系统或者冗余系统向箭机装订的飞行数据进行冗余校验或在备保发射时完成单一系统工作状态下的装订校验，保证装到箭机中的飞行数据的正确性。模拟量参数测试部分可以对姿控系统的33个功能参数、制导系统的两路导引信号、时序系统的两路时序脉冲信号、供电系统的3个电池组的电压、姿控系统基准激磁电压以及5个速率陀螺马达电流进行记录。此外，在备保发射状态下，与主测系统中的手动发控设备相配合，对控制系统的所有设计功能进行检查，如上所述内容均可在单一系统状态下（备保）完成。也就是临时组成一个单一系统状态的手动与自动相结合的测试发射控制系统，应急性地完成发射任务。实际上，这种备保发射状态也可以扩大应用到测试，但其效果不同于备保发射。备保发射的效果是完成应急发射任务，而应用于测试时，其目的是完成故障分析与定位任务，可根据实际需要选定测试项目和状态。这是本冗余测试系统的特殊功能。5.3 实例冗余测试系统的应用情况该冗余测试系统在实际应用中显示了它的重要作用和明显效果。依据“1／3”定位准则，曾经对于速度陀螺马达不启动故障，启动时间变长问题（这是一种非常难复现的非常驻型故障），一次定位到整机，经返厂检查，证明定位正确。也曾经在总检查Ⅱ测试中发现时序指令信号没有发出的故障，一次定位到地面传输电缆，经检查证明，传输电缆的接点分配与箭上输出插头的接点分配不一致，造成无输出。没有经过系统试验，就完成了定位工作，节省了时间和设备寿命。更引人注意的是，在等效器验收地面设备时，曾经发生过冗余监测系统收不到时序指令，而主测系统是正常的情况。依据“1／3”定位准则，初步定位当然是冗余测试系统有故障。但经过检查又没有问题，发生了误定位。根据误定位的条件――被测系统有故障使被测参数实际上不合格；主测系统有故障使之不能客观地测出被测参数的实际值；主测系统故障效应与被测系统故障效应互补；冗余系统功能正常，测出了故障参数的实际值。在已经验证了最后一条之后，去验证前3条时，完全符合。结果发现了两个非常隐蔽的问题――部件等效器时序指令输出阻抗不等效，将输出的时序指令衰减得很小，只能输出8 V信号，，致使冗余系统不能录取；主测系统时序指令接口阈值设置不符合要求，比要求值低很多，低于被衰减了的信号值，只有6 V门槛电平，主系统仍可录取到。两个问题的效应互为补偿，致使主测系统误判为合格。这一现象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采用冗余测试技术后，依据“1／3”定位准则发生误定位这一通常被认为是采用冗余测试技术的有害方面，实际上正是它的有益的一个特殊功能，这种功能可以发现深层隐蔽问题。因为没有冗余测试系统，就没有这种误判，就发现不了这一类问题，就要在被测系统和测试系统均存在着故障或隐患的情况下进行测试发射，甚至飞行，这是很危险的。应用该冗余测试系统，使繁重的测试结果判读和紧张的飞行数据装订校验工作由人工参与变为全自动化，采用“3／3”决策准则，可靠而快捷。总之，该冗余测试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已经完成过多次测试发射任务，在许多决策与定位过程中，从未发生过错误。已经在决策和定位两个方面显示了巨大作用，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证明了冗余测试技术是一项值得进一步完善、发展和应用的重要工程技术。作者单位：严殿启(北京航天自动控制研究所，100854)参考文献[1] 冉隆燧. 运载火箭测试发射工程学. 宇航出版社, 1989-05.[2] Nancey R Mann, Ray E Schafer, Nozer D Singrur Walla. Method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libility and life data.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4.收稿日期：199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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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293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605 【原刊页号】63-69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徐祥临 【复印期号】199612 【 标 题 】“农业基础论”剖析――兼谈“口号农业”的原因 【 正 文 】 多次从各种会议、报刊上听到或看到这样的报怨：我国的农业问题几乎年年都讲，农业是基础的道理人人皆知，但是直到目前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不牢固，“口惠而实不至”，云云。至于原因，一般都离不开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等等。总而言之，除个别场合外，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国关于农业的认识问题已经解决了，而只是出于利益考虑实际措施不到位。笔者以为，这种认识本身是不符合逻辑的。如果关于农业的认识问题真的解决了，实际措施一年两年不到位有情可原，三年五年不到位亦可理解，但几个五年计划下来后仍不到位，则是不可思议的。况且，对于经济问题，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如果不能从利益关系上讲清问题，能算是讲清楚了吗？能算是认识问题已经解决了吗？所以，本文仍然从认识问题上谈谈“口号农业”的原因。有人会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下简称“农业基础论”）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还有什么认识问题好谈呢？笔者对此诘问不以为然。难道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认识就不能怀疑吗？对此，任何一位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人都知道该怎样回答。本文就是要对已被奉为信条的“农业基础论”提出质疑，企盼学术界就此展开讨论。本文动笔前，笔者曾向一位先生提出过否定“农业基础论”的看法。这位先生说：否定恐怕很难，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嘛。好吧！本文的论证就从“天”和“基础”这两个概念谈起。人所共知，“天”的方位在上，而“基础”的方位在下。本该在上部的又如何被置于底部呢？难道这不是认识上颠倒吗？一个颠倒了认识能是正确的认识吗？“民以食为天”何欤？“衣食足则知荣辱、仓禀实则知礼节”之谓也。衣食足否，仓禀实否，乃经济问题，具体地说是农业问题。而荣辱知否，礼节知否，则不是经济问题，乃社会问题。故尔，“民以食为天”阐述的是农业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而“基础”一词在《辞海》中的释意有三种：①把建筑物、机器设备等的荷重传递给地基的结构。②泛指事物发展的根本点或起点。如物质基础、基础知识等。③特指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那么，“农业基础论”中的“基础”属上述哪种含义呢？笔者认为，不可能是③，应当是①，是对①的借喻，亦即把国民经济比喻成建筑物，农业是基础结构。就象人们谈农业时常说的那样，“农业这个基础打的愈牢固，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愈有保证”等等。但笔者预料在本文刊出后招来的批判中，可能有人认为是②。在此只想提醒认为是②的学者注意，此含义中“根本点或起点”以及定语“事物发展”两个词，后面将指出在“农业基础论”中如此理解“基础”一词的错误。按本文对“基础”一词的理解，“农业基础论”换言之即成了“农业是承受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压力的产业部门。”难道事实不正是如此吗？长期以来，农业（农村集体和农户）被方方面面无偿平调了多少人财物已无法统计，用“数目不小”来描述总不为过；农村劳动力对于城里的用工需求来说，真可谓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工业部门创造不出那么多效益搞积累，便通过政权的力量长期把农产品价格压低，从农业中搞积累。总而言之，“农业基础论”就是要求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受压的地位当确定无疑。综上所述，“民以食为天”与“农业基础论”是两个含义完全相反的命题。用前者来证明后者不啻逻辑上的混乱。遗憾的是这一混乱的时日真是太久太久。当然，“农业基础论”还可用其他道理加以证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至今仍被从官方到民间普遍接受，自然是有原因的。第一、“农业基础论”是我国独有的理论表述。一本八十年代使用比较广泛的农业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规律，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认识和利用的情况是不同的。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世界，农业的发展，是在自由竞争和经济危机的条件下进行的，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和利用它。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黑体字为本文所加），国家才有可能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及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客观规律的要求，自觉地不断地调整农业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关系和发展速度，促进农业的发展。”〔1〕在这里， 教科书把对“农业基础论”认同与否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显然是把经济规律意识形态化了。但我们由此可知，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中没有“农业基础论”这一命题或类似的表述。关于这一点，多翻阅几本西方农业经济学教科书便可知晓。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也没有象我国这样的明确表述。所以，“农业基础论”是我国独有的。倒不是西方没说的我们说了就必定错误，但在同一经济问题上认识不同，也总该思考一下为什么。第二、“农业基础论”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旧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可以找到的农业经济学教科书在讲解“农业基础论”这一所谓的规律时，都无一例外地要讲到“农业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资金及劳力的重要来源”〔2〕这层意思。 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应包括原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该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战略两个方面。“一五”时期我国基本上照搬了原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它要求一切经济成份、经济部门、经济单位、经济行为都要服从国家的意志。这种体制特征表现在我国农业方面，就是实行了几十年的统购统销制度。这一制度是为落后的农业国高速度地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服务的，具体地说是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服务的。据匡算，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实行30年，国家通过低价收购农产品从农村中集了6000亿元资金。〔3〕应该说这是“农业基础论”对实践的唯一贡献。第三、对经济工作的经验性描述。农业经济教科书及其他关于农业的文字材料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实践表明，凡是农业获得大丰收，则次年的财政收入工业生产都有显著增长，反之则进展迟缓，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4〕显然， 这不能算是经济学上的论证，只能算是工作经验总结。五十年代的中国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5 〕农业的丰欠同整个国民经济状况休戚相关。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上，准确地表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严格地说用“基础”一词是不够的，至少是“主体”要比“基础”更确切些。但是，若从党和政府领导经济工作的角度讲，农业是大头，抓经济要先抓好农业，如同造房子要先打地基一样。因而讲农业是基础也未尝不可，或许比讲主体更生动形象，更能体现工作的程序性。正如毛泽东要求的那样，按农轻重的次序按排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把这个次序规定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原则和方法，〔6 〕是对苏联按重轻农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错误的纠正。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表现了我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的提高。但若以此就认为是发现了一条经济规律，那么这条规律除当时的中国之外，其适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从本质上说，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归根到底还是为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服务的。它“并不是要改变投资的重点，重点仍然是重工业，重工业的投资比重仍然可以大于农业和轻工业。”〔7 〕但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可以避免超过农业所能负担的限度，防止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显然，这并没有改变农业要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实质。第四、把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当作经济规律。毛泽东继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以后，1962年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为内容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8 〕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同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原则和方法相比，无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更有普遍的指导性，说明农业在经济工作中被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从此以后，本来是被当做经济发展方针提出的“农业为基础”，就被理论工作者当做经济规律奉为经典了。按《辞海》的释义，“方针”是“国家、政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达到一定目标而确定的指导原则。”照此解释，“以农业为基础”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性。而且是当时党为达到一定目标而确定的，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尽管这一方针提出时是完全正确的，但说它是规律，则是同规律必备的客观性相违背的。即使说它反映了客观实际，也仍然不过是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罢了。按照权威的解释：“以农业为基础，就是一方面要求切实加强农业、加快农业的发展速度，使之与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相适应；另一方面要求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可靠基础上，不能脱离农业，超过农业能够负担的限度。”〔9〕第五、对马克思关于农业的几段论述牵强附会的解释。在笔者查阅过的资料中，“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完整表述最早见于1960年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该决议在最末一段开头写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继续跃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可见“农业基础论”命题的出现带有强烈的“跃进”时代色彩。然而，作为经济规律被普遍信奉，则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被人们引用马克思的话，加以证明其正确性之后。在阐述“农业基础论”的教科书或经济学辞典中，常引用的马克思语录有：（1）“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是一切社会的基础。”〔10〕（2）“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 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资本发展的基础。”〔11〕如果认真阅读马克思这些论述的前后文，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这些话都是在评价重农学派时讲的。在这里马克思所用“基础”一词的含义，我们只能按“基础”含义②，即事物发展的起点来理解。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农业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历史顺序上是先于工业的。马克思这里的思想同现代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基本吻合，讲的是社会分工的一般发展规律。在语录中“基础”一词前面的定语“一切社会”或“资本发展”， 含义明显不同于“国民经济”，前两者的外延要比后者宽泛得多。“国民经济指的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总体。”〔12〕“农业基础论”实际上讲的是历史截面上（不是历史长河中）农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是要求在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上先安排农业，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比例失调，其实质是工业从农业中积累资金。如果有人硬是以为“农业基础论”中的“基础”同马克思所讲的“基础”同属于含义②，那么请问，这种属于一般社会经济发展史方面的常识，怎能直接套用到现实经济领导工作中呢？这里笔者还要提醒人们，马克思在（2）中做了明确的“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的限制， 并没有讲是全部农业发展史。把“农业基础论”说成是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规律，显然是过于武断了。第六、缺乏经济学味道的粗糙论证。农业经济学教科书和政治经济学辞典在宣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切社会形态的普遍规律”〔13〕之后，便从原始社会一直论证到当今时代，全然不考虑连手工业也包含在农业之内的历史阶段上，除了农业自身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产业部门建立在农业这个“基础”之上呢？生存与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层次问题。而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则纯粹是较低层次的经济问题。农业与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什么关系，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是什么关系。如同一位经济学教授，可以透彻地讲解供求规律，并不能证明他可以当好一名商人一样。人们还常常以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市场、劳动力等理由证明“农业基础论”，似乎农业具备这些功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在以分工协作、商品交换为基本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上，哪个产业部门不能为其他产业部门提供些什么呢？如果非要用“基础”这个词表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农业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命题当是成立的。因为有了现代工业提供的物质技术装备，才能出现以外能量投入为基础特征的现代化农业。综上所述，“农业基础论”只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从农业中积累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旧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表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业基础论”的客观依据已不复存在。那么，为什么农业不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呢？首先，是由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性质决定的。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农业是弱质产业（或称农业的弱质性）”的提法普遍被人们所接受。关于农业的弱质性，已有学者做过比较充分的阐述。〔14〕笔者认为，农业的弱质性最根本点在于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需求价格弹性太小。〔15〕农产品供求关系稍微出现偏差，就会对市场造成很大冲击。供给量稍有过剩，价格便急剧下跌，造成谷贱伤农，农民有时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伤害农业的元气；供给量稍有不足，价格便猛烈上涨，虽然农民可以大幅度增加收入（有人调侃地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减产），却会严重地伤害消费者的利益，特别是低收入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市场经济体制下根据农业弱质性决定的基本政策取向是保护农业。这同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农业基础论”采取的剥夺农业的基本政策取向截然相反。其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从70―80％下降到20％，甚至是10％以下，其地位和作用仍不发生变化的看法，是不合罗辑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通过交换被抽象为价值关系。由于恩格尔定律〔16〕的存在，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下降必然从价值量上表现出来。随着所占份额的下降，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趋于微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例如，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徘徊不前，但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一五”时期那种国民经济随农业波动的景观已不复存在。这对于农业的发展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它表明农业已有条件从非农产业得到支持，至少可以不再承受来自非农产业的压力。可是，“农业基础论”至今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方面说明思维惯性之巨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市场经济观念在人们头脑中仍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市场经济主要以价值量为尺度衡量经济增长。由于农业部门（不包括关联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特别是表现在人均国民收入及财政收入等硬指标上――的贡献比较小，有时从投入产出方面分析甚至起负作用，所以从纯粹经济的角度看，农业必然得不到重视。而“农业基础论”完全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评价农业的地位和作用的。且不论其剥夺农业的本质要求，单从就经济谈农业的思维方式，也不可能为决策者提出重视农业的充分理由。所以各级政府都很清楚，靠抓农业推动经济增长是事倍功半，受累不讨好。若论“口号农业”的原因就在于此，其余并无玄而又玄的道理。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在商品经济中任何商品都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价值只表明不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满足社会消费需求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以价值量为衡量尺度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农业的贡献虽然缩小了，但农产品以其使用价值满足社会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的作用并没有丝毫改变。“民以食为天”的古训之所以至今仍是正确的，今后也不会错，是因为在自给自足的时代受重视的是农产品的使用价值，而在今天乃至今后，农产品的使用价值还会同样受到重视。古代人一日三餐，现代人依然一日三餐。所以市场经济中农业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它对价值量增长的贡献，而在于农产品的使用价值既不可或缺又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它决定了农业既是个古老的产业，又是个永恒的产业。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弱质性及其满足社会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重要性，决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应是处于受重压的基础地位，而应是处于受到保护的地位。在很多国家中，农业政策主要不是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而是作为社会政策制定的。农产品实现了稳定供给，社会稳定就有了基本保证。因此，保护农业应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如果否定了“农业基础论”，那么什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呢？换言之，哪些产业是对国民经济起支撑作用的产业呢？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这些产业包括能源、交通运输、通讯、水利、原材料工业等。这些产业同农业相比，有以下不同的特点：1.从产出方面看，农业只同每个家庭生活及一部分轻工行业相关。而基础产业则同所有行业（包括上层建筑部门），所有家庭相关。两者相比，社会对基础产业具有更普遍的需求。2.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微弱变化都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剧烈变化，而基础产业供求关系一定限度内的变化，则几乎不会引起价格波动。3.社会对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实际供应量较大程度（如±10―20％）的波动承受能力很差，农业的超前增长――表现在农产品剩余，对其他产业没有促进作用，滞后――表现在农产品不足，又可以引起社会动荡及政局不稳。而基础产业产品（服务）供给量较大程度的变化（如±10―20％），对社会造成的冲击比较小，有冲击时也容易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解。基础产业超前增长时，可以促进其他部门增长，并且是其他部门增长的前提；基础产业滞后时不过是在经济上引起“瓶颈”效应，不易引起社会动荡及政局不稳。4.农业无法进行垄断经营。 即使象美国那样以大农场经营为特征的国家，任何一个农业经营单位对市场的影响都微乎其微，即农业处于完全市场竞争状态，企业垄断与国家垄断都难以奏效，而农业经营单位又很容易受到市场冲击。所以，国家只能进行政策引导，给予一定程度的保护。而基础产业比较适合于大规模经营，容易形成垄断，国家易于控制。市场经济体制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为我们重新认识农业，提供了新的视角。希冀本文在重新认识农业的讨论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注释：〔1 〕全国十二所综合性大学编写组编：《中国农业经济学》（修订本）第19―2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闫志壮、吕大洲主编：《农业经济学》第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3〕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农民、市场和制度创新》， 《经济研究》杂志，1987年第1期。〔4〕同注释2，第3页。〔5〕1952年的财政收入183.7亿元，来自工业的为62.24亿元。 其中轻工业42.39亿元，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值占87.5％。 资料来源：高小蒙、向宁著《中国农业价格政策分析》第1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6〕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下册，第218―219页，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7〕同注释6，第219页。〔8〕〔9〕同注释6，第215页。〔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3页。〔12〕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3〕同注释1，第17页。〔14〕可参考郑大豪教授的论文：《农业弱质性的成因、影响和对策》，刊载于《农村社会经济学刊》，1995年第3期。〔15〕需求价格弹性是用以衡量价格下降或上升一定比率所引起的需求量增加或减少的比率的。通常是用价格变动百分之一（分母），需求量变了百分之几（分子）来表示。如小麦的需求价格弹性是－0.03。即意味着小麦价格上升100％，需求量只减少3％，反之亦成立。〔16〕研究有关家庭食品开支与家庭收入的比例关系的定律，由德国经济学家恩格尔提出。恩格尔的研究表明，家庭收入越少，在食品上的开支占收入的比重越大，反之越小。这样，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用于食品的开支所占比例趋于缩小，从而导致农业部门同其他部门相比增长缓慢。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责任编辑：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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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721 【原文出处】ｌｉàｏ＠①望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18 【原刊页号】54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06 【 标 题 】世界经济增速加快风险仍存 【 作 者 】李长久 【 正 文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最近预测， 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从1998年的2.5％和1999年的3.3％提高到4.2％。 今年可能是近几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最好的年头。但仍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和风险。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多数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只有少数国家经济继续较快增长。从1999年开始，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和金融状况明显改善，世界经济出现“百花齐放”的良好形势，特别是占世界总产值70％左右的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或普遍好转。IMF预计，今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1％提高到3.6％，其中：美国经济增长率将从4.2％上升到4.4％， 欧盟中欧元区11国经济平均增长率将从2.3％上升到3.2％，日本经济增长率将从0.3％提高到0.9％。20世纪90年代相继爆发的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巨大打击、经济增长速度大大放慢。去年以来，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强劲复苏。IMF预计，今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8％提高到5.4％，亚洲经济增长率将从6.0％上升到6.2％， 金融危机“重灾区”韩国经济增长率将从10.5％回落到7％，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和泰国经济增长率将从3％提高到5％，中国经济增长率继7.1 ％之后仍将保持在7％的较高水平。非洲经济增长率将从2.5％提高到4％以上， 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率将从0.1％上升到4％。90年代对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来说是“失去的10年”，多数国家经济大幅度滑坡。IMF认为， 去年俄罗斯的宏观经济表现比预期有“实质性的好转”，经济增长率达到3.2％， 但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建立在提高能源价格和控制进口的基础之上，是难以持久的，预计今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将回落到1.5％，而俄政府预计仍为3％。维也纳比较经济学研究所的统计显示，直到1999年第一季度，东欧经济仍处于低迷状态，但从第二季度起出现了亮点。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好转，1999年全球贸易额达6.95万亿美元，货物贸易额和服务贸易额分别比上年增加4.5％和2％。WTO预计， 今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将比去年增加6.5％。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形势普遍好转、增长速度加快的主要原因：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已见成效。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认真整顿金融秩序，清理和解决不良债权，建立健全金融管理和监控机制，使亚太地区经济出现了显著的回升势头。近年来欧盟成员国采取了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总的财政状况比预计的要好。今年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去年的0.6％降至0.4％，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从去年的67.2 ％降至2001 年的62.6％。欧盟委员会认为，欧盟经济具备了加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二，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美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结构大调整进展很快、成效显著，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108个月，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增长期， 迄今增势不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从计算机时代进入数字信息技术时代，开始了另一个“技术创新拉动经济发展”的周期，整个周期将持续10到15年，而现在才开始了二至三年。欧盟委员会今年4月11 日发表的经济预测报告认为，欧盟执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经济结构进行了改革，使经济增长的内部环境好转。欧盟15国领导人决定，争取10年后在欧洲建成“世界上最有竞争力、最有活力的经济”，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亚洲有能力抓住“新经济”的机遇，亚洲拥有大量勤劳的企业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曾取得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而亚洲过去的经验也显示它能够调整本身的发展方向。从发展趋势看，将逐步形成以北美、欧盟和亚洲三足鼎立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世界经济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仍然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和风险主要有：一是一些关键货币的汇率与有关国家的中期经济走势不协调，如美元对欧元的强势，美国与日本和欧盟的贸易不平衡等，都可能引起资本流动和汇率的破坏性变动，从而影响世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二是全球范围的股票市值太高，特别是美国股市泡沫已相当严重。最近美国股市大跌，如果过高的股市资产价格得到纠正，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三是贫富差距继续拉大。IMF指出，世界上有20 ％人口（12亿到13亿）目前每天的生活费用仅为或者不足1美元。 许多国家的人均收入在减少。“其结果是，整个世界带着有史以来最悬殊的贫富差距进入了21世纪”。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必须帮助缩小贫富差距，否则这个问题不仅影响世界经济持续发展，而且将影响国际社会的稳定。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目右加僚的右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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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650 【原文出处】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原刊地名】呼和浩特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37-47 【分 类 号】K91 【分 类 名】中国地理 【 作 者 】钱云 【复印期号】199712 【 标 题 】历史时期新疆绿洲的演变和发展 【 正 文 】 （钱云 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系、乌鲁木齐，830000）提要本文根据历史时期的丰富资料，论述了新疆天山南北绿洲的变迁与当时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的深刻影响。关键词：新疆、绿洲、演变＊ ＊ ＊1 促使新疆绿洲演变的因素和发展趋势1.1 人类社会前产生的天然绿洲新疆的干旱环境和特殊的地貌框架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历史年代演变而成的，早在侏罗纪（约1.35―1.80亿年前）新疆曾有过比较湿润的气候，在这年代形成的丰富煤炭和白垩纪早期形成的恐龙化石可以得到证实。从白垩纪（7000万年前）开始到早三纪（2500万年前）新疆气候已经开始向干旱发展。在第三纪晚期到第四纪初期（距今约二、三百万年前）新疆的气候变得更干燥，到中更新世晚期，距今几十万年，青藏高原和新疆其他山体已上升到相当高度，对水汽的阻滞作用越加增强，致使新疆出现大片荒漠，另一方面在盆地四周产生较多降水，形成一些发源在高山的大河，河流流出山口后，在盆地内构成稠密的水网和众多的湖泊，平原地区的荒漠生态系统，受到地表水、地下水浸灌后和光热资源结合，向非荒漠生态系统演变，例如天山、昆仑山的山谷和塔里木盆地边缘所形成的天然胡杨林绿洲。人类未出现之前已有天然绿洲存在，它是在干旱地区特定的气候、地貌、水文、土壤等自然因素综合影响下产生的。1.2 人类社会的发展积极推进绿洲的演变中国北方原始人奠定了新疆古绿洲的基础。塞人和匈奴对新疆古绿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新疆屯垦史》作者方英楷引用考古专家的观点和成果后，他认为五万年前，中国北方的原始人已在新疆生活，使用旧石器，是开发新疆最早的居民。哈密七角井的文化遗址，是新疆细石器文化的典型代表。此外，在哈密的三道岭、吐鲁番的阿斯塔那、雅乐湖，天山北麓的木垒、奇台、吉木萨乐、乌鲁木齐的柴窝堡，伊犁河谷，天山南麓的焉耆、库车、巴楚、阿尔金山和昆仑山北麓的罗布泊洼地，且未、民丰、于阗、皮山等绿洲地带，都先后发现细石器遗址〔1〕。表明一万年前的新疆人，已在天山南北和昆仑山前山一带。开辟绿洲和自然作斗争。新疆经济地理学者陈汝国曾深入过楼兰地区作过考察，他提出七千年前罗布泊西部古楼兰地区的原始人，已经使石刀、石斧、石镰、石箭等磨制石器，开始经营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种植了原产我国北方的粟谷农作物，驯养了狗、猪、牛等家畜。〔2〕古书上记载，西王母耒朝……献白环玉块，“舜时，西王母献玉管乐器”说明西域四千年前的西域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和中原已有友好交往。考古人员发现，四千年前天山南北和昆仑山北麓的绿洲地区，已经种植小麦，新疆是我国最早种植小麦、大麦等西方农作物地区。塞人（操印欧语的部落）依持青铜武器进入新疆是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事，〔1〕根据新疆考古学者王炳华考古发现，当时的塞人已使用青铜工具进行农业生产。新疆塞人的农业居民，还把原产西亚、中亚和非洲的小麦、大麦、胡豆、碗豆、芝麻、胡罗卜、黄瓜、波菜、芹菜、葡萄、核桃、无花果、石榴等农作物带到新疆种植〔2〕。在新疆首次出现了白种人和黄种人的融合。公元前十九世纪，新疆南疆已有塞人文化〔3〕公元前十四世纪末和十三世纪，塞人已进入新疆南东部，从东天山北麓的巴里坤盐池、伊吾的军马场、奎苏石人子等地。东天山南麓的哈密五堡、四堡的出土文物中，可见到铜斧、铜刀、彩陶器、石磨、麦子、糜子、毛织品、木车轮等物，佐证当时的哈密塞人已过着定居生活，农业、牧业和手工业已达到一定水平。并和内地有了经济交流〔1〕，1980年在伊犁的尼勒克县的园头山谷和奴拉塞山沟中，发现两座古铜矿遗址，说明公元前七世纪、伊犁塞人已经开采和冶炼铜矿〔1〕，对开发伊犁河谷绿洲起到积极作用。公元前五世纪新疆塞人在南疆绿洲建立起一批城郭国家，开始进入奴隶社会〔1〕。公元前四世纪亚欧大陆丝绸之路的贸易已经兴起〔12〕。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官中收藏不少“昆仑之玉”新疆塞人和内地已有经济交往。塞人在新疆生活一千九百多年〔1〕从石器时代发展到青铜时代，由母系氏族公社进入公系氏族公社，由母系氏族公社到奴隶社会，他们为新疆古绿洲的产生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公元前176年，以畜牧业为主，活动在内蒙古地区的匈奴人进犯新疆征服塔里木盆地内许多绿洲小国，准噶尔盆地也成了匈奴主要游牧之地，匈奴对新疆人民实行残酷压迫，强迫各地交纳繁重赋税，马畜和毛织品，并要定期送人质，对绿洲农业生产起到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匈奴人进占新疆，是继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塞人征服新疆后，第二次出现了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大融合〔1〕。加强了人民交流，对新疆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均起到推动作用。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我国版图的确定均有积极历史意义。1.3 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绿洲在外延方面有突破性发展。绿洲是干旱地区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相结合的综合体。原始的自然属性被社会属性所叠加，形成双重性的绿洲景观。其产生和发展虽受到自然环境的严格限制，但促使其重大扩展，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巨大作用。有人类社会以来，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在这数千至上万年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由石器时代经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其生产力经过漫长的变化，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十分缓慢。从原始中国人、塞人、匈奴人世代繁衍并和当地的新疆人、中原人融合成我们的祖先，经西汉到清末，人类在绿洲上经历了从守猎―游牧―牧农结合―以种植农业为主的绿洲经济演变。都是以粗放的农牧经济为主体。非农经济成分，如手工业作坊、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仅仅处于萌芽状态而且均是人工操作，必须依附农牧生产而生存。所有的劳动力都从事农牧业生产，家庭农牧业是社会中基本单位。全部的产品均被分配消费掉，这种自给自足的绿洲自然经济处于简单再生产，这种经济非常封闭、非常分散、非常单一，发展十分滞缓。只有随着人口的逐渐增长，绿洲的面积也逐步扩大。从西汉到满清末期的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西域地区和屯垦，生产力低下，经不起历次战火的摧残，几经风雨沧桑，几度兴衰，不论在耕地规模上，人口规模上，进展均很缓慢。《汉书．西域传》记载新疆当时的总人口123万（包括百姓和士兵，其中乌孙国的63万人，有相当一部分分居住在今中亚一带）屯田50万亩。到1911年，新疆总人口216万人耕地1055万亩。从1911年到1949年新疆总人口增加到433万人，耕地增加到1815万亩。民国年间，新疆政局动荡，军阀政权变更频繁，屯垦衰落，还不如清朝后期，1949年实际耕地面积仅565万亩。1995年新疆总人口增加到1600万人，耕地增加到5762万亩。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人口增加100万左右，农田增加数百万亩（西汉时无正确统计数字）。民国成立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38年中，人口和耕地均增长2倍左右，新中国建立后的46年里，人口增长近4倍，耕地增长近3倍。估计1949年的绿洲面积2.25万km[2,]，现在绿洲面积已增加到约7万km[2,]，比解放初增长3倍。从上述简单数字中可看出，不同社会制度支配着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产方式支配着绿洲不同发展速度。绿洲得到较大的发展，应该说从电力时代开始。有突破性的发展，是在1954年12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以后，拥有职工97万人，总人口214万人，十个农业师，一个工程建设师，一个工交局，三个农场管理局，艰苦创业，屯垦戌边，开垦农田1392万亩，开僻了大片绿洲，大部分从风沙地、盐碱地中开发出来，为新疆绿洲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绿洲地处干旱环境，水资源极珍惜，河流的改道，风沙的侵袭，盐碱的威胁。对绿洲的演变所产生的严厉限制作用不可低估。绿洲的衰落，从自然环境上看，常常是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是风沙盐碱侵吞绿洲的外围、灌渠、防风林、草场、道路被淹没，使绿洲缩小。二是绿洲内部水量递减，土地退化，生物产量降低，居民生活下降。这些自然灾害的产生，也和人类生产方式的变更，利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合理程度都存密切关系。1.4 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绿洲在内涵方面起了质的变化。新疆绿洲在地貌上具有高度封闭性，在地域上具有高度分散性，在生态上具有高度脆弱性，在经济上容易造成严重单一性，千百年来发展滞缓。绿洲经济的发展，经历着不同阶段。(1)初级阶段的前期，大致是古绿洲时期，同时也是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由狩猎向游牧、由游牧向半农半牧过渡。是以牧业生产及主体的自给自足牧业经济为特征，十分粗放利用绿洲的自然资源。如汉时塔里木盆地东部的鄯善（今若羌附近）若羌，子合（叶城中部，天山北麓的乌孙）（今伊犁、吉尔吉斯）车师后国（今吉木萨尔）等都是牧业部落或国家。吐鲁番盆地的交河、南昌是半农半牧的国家，塔里木北部的龟兹（今库车）南部的精绝（今民丰北部）才是务农为主。游牧之子是庐帐居“逐水草”务农之民往往孤家独居，封闭性极强，彼此信息高度隔绝。(2)初级阶段的后期，大致是古绿洲演变成老绿洲的前期。已全面进入铁器时代。由半农半牧向农业过渡，种植业逐步占主要地位。出现家庭手工业作坊和专业手工业作坊，集镇开始形成，货易交换普遍存在。商品经济开始萌芽。后来人口增加，建设水利工程，提高垦殖指数，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种植业已大超过畜牧业，同时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在唐代，高昌已发展成昌盛的城邦。塔里木盆地的龟兹、疏勒、于田已是西域著名镇。(3)中间阶段初期大致是老绿洲后时期，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民初。我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已进入了电器时代，深刻影响到新疆，现代化机械，现代化交通工具已进入新疆，高度封闭逐渐打破，手工业、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从绿洲种植业中明显分离出来，绿洲城市开始形成。(4)中间阶段后期，老绿洲向新绿洲过渡，或新绿洲开创时期。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绿洲进入由传统农业向新型产业过渡的新时期，解放后迅速发展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信息，电力的普及，机械化的实现，智力资源不断输入，资金大量投入，使绿洲之间，绿洲和外界之间的空间距离大为缩短，绿洲出现一批中小城，非农人口不断上升，除农业绿洲外，还形成工矿绿洲和城市绿洲。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初具规模，绿洲的资源优势逐步变成经济优势。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分散走向集聚，由粗放走向集约，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农林走向城市，绿洲经济开始在内涵上引起质的变化。(5)高级阶段，以新型产业为主导的新绿洲全面发展时期，同时进入了电子时代主要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是我国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开始。发达的沿海和繁荣的内地，必然要求有一个昌盛而稳定的西部，整个国力才能富强，在历史上已得到证明，振兴绿洲经济，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亚欧大陆桥于1990年修通，在新疆境内横贯天山南北，重振丝路东联西出的雄风。随着今后南疆铁路的建成，南疆光缆通讯工程的建设，绿洲之间，绿洲和外地之间的空间距离将大大缩短，将新疆带向全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给新疆绿洲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机遇。绿洲的封闭型，半封闭型转变为全开放型。第二产业，特别第三产业已迅速赶上或超过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日益提高。绿洲经济综合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强化绿洲城市的综合职能，经济上聚散效应大大加强。城市绿洲将成为绿洲经济的主体。非农人口比重超过农业人口，城市流动人口，暂住人口猛增。在区域布局上天山北麓产业密集地带已形成，综合开发深度得到加强，经济上从成长型走向成熟型。带动塔里木盆地绿洲和准噶尔盆地绿洲的两翼，从经济开发型走向经济成长型。建成绿洲区内的粮食、棉花、糖料和牧业基础。同时在荒漠区内建立石油、原盐生产基地。在山区建立煤炭基地，有色金属开采冶炼基地。众多基地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结合成绿洲经济有机整体。政府决策机构开始着手研究区域规划，流域规划和城市规划，对绿洲进行国土整治，提出如何合理利用干旱地区的自然资源，控制绿洲和人口，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调协地区的经济，使绿洲经济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绿洲区外的软资源和绿洲区内的硬资源迅速结合，加快绿洲从资源开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过渡到资源转换型的经济模式；从资源简单利用和粗加工过渡到资源综合利用和深加工；计划产品经济过渡到市场商品经济。天山北麓的产业密集地带―绿洲经济综合开发区将是连结我国沿海、内地和中亚、东欧、西欧之间纽带。率先走向世界，加速带动整个天山南北，新疆绿洲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2 影响新疆绿洲演变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东西方黄、白种人的大融合，社会制度的演进，历代王朝屯垦戌边的壮举，中原朝廷捍卫丝路畅通的斗争，历史上残酷战争的征伐，都是推进或制约绿洲演变的重大历史事件。新疆绿洲的演变历史是一部新疆各族人民和严酷自然环境作斗争的历史，是一部历代各族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和历代王朝的仁人志士保家卫国的历史。2.1 历代封建王朝屯垦制度的建立，屯垦规模的扩大，对古绿洲的演变和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新疆屯田开创时期是在公元前六十年，汉武帝在车师（今吐鲁番）建立西域都护府，天山南北从此进入我们祖国的版图。西汉统一新疆后（当时称西域）为巩固边疆，捍卫各族人民、加强对匈奴的政治，军事斗争，建立完整的屯垦制度。同时从内地引进铁器农具，耕牛技术和井渠工程，公元前105年到公元8年在天山南北屯垦，西域屯戌士兵有2万人，最多时达2.5万人。以每人平均垦地20亩推算，西汉时在新疆共屯田40多万亩，生产粮食40多万石〔1〕，保证了驻军用粮。西汉时的屯垦主要放在天山以南，当时有十个垦区，其中天山南麓有七个垦区，阿尔金山北麓有三个垦区。东汉初，匈奴、北匈奴又几度侵占新疆，公元74年东汉在车师重建西域都护府（公元91年迁龟兹）戌以尉校，西域长史、伊吾屯官，又几度兴起屯垦，延续120多年，以军屯为主，犯屯为次，有屯军五千人，开农田10万亩〔1〕主要是在东疆地区扩展了伊吾、高昌和楼兰三块绿洲。《汉书．西域传》中所列当时新疆的45国、昆仑北麓16国、天山南麓16国、天山北麓13国，实际上就是稳定屯垦造就了45块较大的绿洲（其中乌孙国范围大部分在今中亚），人口共123万（百姓和军队）。新疆屯田中断时期是三世纪上叶至六世纪下叶（公元220年至580年），属魏晋十六国北朝时代。中原内地常处于割据战乱，政局动荡，难以集中力量来巩固边防，新疆的屯垦只是局部进行。主要在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塔里木盆地的楼兰（四世纪初已衰亡）、尼雅等绿洲，屯军常有二、三千人。屯田规模也小〔1〕。新疆屯田再度发展时期，隋朝（公元581―618）短促，主要在七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初，我国进入了封建史上强盛的唐朝（公元618―907年），随着内地经济上繁荣，政治上稳定，驱逐西突厥，平叛诸小国，重新统一西域。唐朝为了巩固边疆，防御外敌，平息叛乱，将新疆的屯田再次推向高潮，时间长达161年（公元630―791年），屯田官兵多达5万人，还有百姓和犯人。垦耕农田50万亩。以及伊吾（今巴里坤附近）、轮台（乌鲁木齐南郊）、清海（石河子附近）、碎叶（今吉尔吉斯的托克马克等垦区）。天山南麓以龟兹（今库车附近）为中心，以及西州（今吐鲁番以东30多公里处），焉耆、乌垒（今轮台）、疏勒（今喀什附近）于阗（今和田）等垦区〔1〕。垦田主要集中在塔里木盆地，大大促进了南疆城郭之国绿洲的发展。唐代安西都护府管辖著名四镇，即龟兹、疏勒、于田和碎叶。前三镇在塔里木盆地。〔2〕。新疆屯田至公元十世纪到公元十三世纪，由于时局动乱，地方割据而进入时断时兴时期；这时正值北宋、南宋时代，中原内地进入了我国历史上第三次的分裂割据局面。连年烽火，经济萧条，国力衰落，无暇西顾，新疆屯垦处于低谷，这时期内高昌回鹘国（公元840―1209年，回鹘古称之“丁零”“敕勒”是今维吾尔族的前身），由游牧转为定居，由畜牧转为农业，在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种植五谷，瓜果，回鹘对吐鲁番盆地和焉耆盆地，渭干河流域绿洲的开发是起到重大作用。元朝的屯垦完全服从于战争的需要，规模大、分布广，但屯垦时间短暂(1278―1298)，屡遭战乱，收效不大。屯垦地点仅限在别失八里（吉木萨尔）哈密力（哈密）曲先（库车）可失哈几（哈什）斡端（和田）等地。14世纪至17世纪(1368―1644)进入明朝国力薄弱，经济衰败，无力西顾，新疆又处于分裂，屯田也处于中断。满清政府掀起大规模的屯垦。特别是公元1759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巩固边防，防御沙俄，新疆驻军三万人为解决大批军粮，在新疆展开了空前的屯垦高潮，主要分布在三大垦区，二十四个地方，东疆地区主要是巴里坤、哈密、吐鲁番三地。北疆地区是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乌苏、精河、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尔泰等十三地。南疆地区是：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和田等八地并在伊犁地区先后建有伊犁九城。清初到清末的300多年，在新疆改变了自古以来，以天山为农牧界的局面，农垦使北疆的绿洲有了很快拓宽，同时南疆的绿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山北之“行国”，山南之“居国”的差异也逐渐消失。当时新疆屯丁有12.67万人，还有旗屯、民屯、商屯、回屯。总人口48万多人，总开垦耕地300多万亩。奠定了老绿洲的格局，清朝消亡时(1911)年，新疆有耕地1055万亩，总人口216万人，大大推动了天山南北绿洲农业的发展。综上所述，二千年来，主要是西汉，唐代、清朝前期三个时代，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对新疆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从而改变了原来生产方式，提高了对水土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对新疆绿洲的发展起关键性作用。2.2 丝绸之路的贯通，促进了新疆绿洲之间、绿洲和内地、中亚之间，以及在经济、贸易、文化上的交流，加速了绿洲的演变和发展。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已经沟通。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希腊语即丝绸之意。这丝绸之路在秦汉时被匈奴人切断，并控制了西域，严重干扰了广大西域地区的安宁。汉武帝为了彻底打败匈奴，迫切要联合西域各国，对匈奴进行东西夹击，这条地跨亚欧两洲行程一万四千多里的丝绸之路，东起国都长安，沿渭水西行，经陈仑（宝鸡东）金城（兰州），穿越河西走廊的武威（凉州）张掖（甘州）酒泉（肃州）等绿洲到敦煌（沙州）再分南北两路。南路出阳关，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经鄯善（若羌）、且未，精绝（民丰境内）、圩弥（于田境内）于阗、莎车等绿洲，越过葱岭到大月氏，安息（伊朗），西至大秦（古罗马帝国）。北路由敦煌向西北出玉门关，穿越伊吾（哈密），车师（吐鲁番）焉耆三大绿洲，（东晋前因车师之路常受阻，以经楼兰之路为主道，四世纪初楼兰消亡后，高昌政局稳定，转移到北部经哈密盆地、吐鲁番盆地和焉耆盆地为主道）沿天山南麓西经乌垒（轮台策云乡），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疏勒（喀什）等绿洲。然后翻越葱岭，经大月氏、或大宛、康居、安息直至大秦〔1〕，这丝绸古道，后经魏、晋、隋到唐代，在经济和文化上空前繁荣，在天山以北又开辟另一条新路，沿天山北麓的庭州（吉木萨尔）轮台（米泉），张保守提（昌吉）石漆河、（精河）、弓月城（霍城西北）沿伊丽河（伊犁河）向西到碎叶城（吉尔吉斯托克马克城），然后再西经坦罗斯（江布尔）波斯、大食、君土坦丁堡到罗马，威尼斯〔3〕。这三条丝绸之路之所以能沟通东西方，实际上就是依靠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内一些盆地边缘及准噶盆地南缘的一些绿洲的支撑。汉唐为了确保这条国际商道的畅通，在沿途绿洲上实行驻军戍边，屯垦生产，大大促进了绿洲农业的发展。史载，丝绸路上是“村庄相望，桑麻盈野”自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道上“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中使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4〕不少胡商汉贾、官吏、僧徒、将士的驼队、马帮秩序井然频频穿梭于道上。公元73年，东汉王朝起用当时不惑之年的班超，出使西域北国，班超驱逐匈奴，疏通丝路，捍卫绿洲诸小国，到古稀之岁回中原朝廷复命。其子班勇继承父志，到西域戍边卫国，成为历史佳话，东汉永平四年，（公元61年）之后，且未、精绝等小国被鄯善国所兼并，在尼雅等地发现的七百多枚祛卢文书的资料中可知，当时疆域辽阔的鄯善王国有着完善的驿传制度。各绿洲都有向导和护卫，自鄯善到且未、舍凯、尼雅连续传送，向导、护卫和借给使者用的骆驼到各绿洲均要调换。使者的粮和用水都由各绿洲供给。由于接应汉使很辛苦，向导和护卫给之谷物，小麦粉，紫苜蓿作为报酬，有时还可得到双重报酬。楼兰古国是西域诸绿洲小国和中原长安联系的一个交通枢纽。这里发现大量的汉文，ｑū＠①户文，粟特文的术简和文书，精美丝织品，艺术品及贵霜钱币。ｑū＠①卢文是古代印度北部地区使用的文字，现已绝迹〔5〕，公元3―4世纪在塔里木盆地广泛传播，印度古文化和中原汉文化早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公元前一世纪受匈奴追杀的大月氏从河西走廊西迁到中亚，建立贵霜王朝，仍耒往於西域和中原间。古代中亚栗特人是善于经商的民族，贵霜钱币和栗特文书的在楼兰出现，说明丝绸之路在促进古绿洲之间和古绿洲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活动，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原的养蚕、掘井、炼铁、犁地等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域，西域的伊犁马，胡桃、胡麻、大蒜、石榴、葡萄等，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内地。值得一提的是“回鹘”经商对丝绸的贡献。回鹘不仅勤于屯垦务农，勇于捍卫疆土，还善于经商。由于回鹘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唐代实行丝绸―马匹贸易的优惠政策，使回鹘人大大得益，促使回鹘建立起规模浩荡的商队，保镖或友帮军队护送，在使节、将领统率下，保镖、车夫、马夫、后勤分工明确，沿途均有食宿安顿，晓行夜宿，昼夜兼程，向中原进发。西州回鹘派出的使团少则30―50人，多则400人，除负有外交使命外，还兼营贸易。将西域和西方的马匹、玉石、布料、羚羊角、香料、琥珀、大象等输运到长安，朝廷出高价收购，折算成铜钱，回鹘又将货款折成丝绢，茶叶、瓷器、银具、海味等装上马邦驼队带回新疆，从中获取重利。唐代时，贸易十分繁荣，新疆运往内地的马匹最多一次可达10万余匹，1匹马可换40匹绢正如唐代诗人张籍描绘成“无数铃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此外，丝绸路上还有金城（兰州）的茶马互书。茶叶和大黄贸易也兴盛一时，清代，每年从内地调入新疆的茶叶都在数十万公斤。大黄是以食肉为主的游牧民族不可缺少的清热解毒药剂，有时也达十多万公斤调运到西域。回鹘还利用丝绸之路和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国家广泛开展贸易活动。丝绸之路的贸易给新疆古绿洲带来了中原、中亚的政治、经济、技术的各方面的信息，促使新疆古绿洲在文化艺术上繁荣。西方和中亚的音乐、舞蹈，绘画艺术在西域古绿洲上得到弘扬传播，从不少千佛洞的壁画中可得到证实，如敦煌莫高窟的千佛洞，吐鲁番火焰山中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於6―14世纪开凿）拜城木扎特河的克尔千佛洞（於3―4世纪开凿），这些著名的艺术珍宝，象征着我国干旱地区古代的烂灿文明，均荟萃在丝绸之道上的绿洲王国，成了今天举世文明的古迹胜地。2.3 战争兵灾导致一些古老绿洲衰落。干旱荒漠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自身容量有限，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处在自给自足简单再生产的农牧经济，人口稀少，汉魏时整个塔里木盆地才二、三十万人口〔4〕。经不起较重大的天灾人祸，塔里木盆地南部著名的尼雅（精绝）古国古绿洲，其废弃的原因，有多种说法，近来据考古材料证实，尼雅聚落内林木繁茂、渠网交错，出土文物中还不少信函，积存的粮食，生活用品等，这说明当时尼雅的自然环境并没有恶化到无法生存的地步，只不过是突然降临的灾难导致了尼雅绿洲废弃。经解读当地出土的简牍得知，当时尼雅人确实面临着外族入侵的强大军事压力〔6〕又如东汉时，且未精绝等国均自立，后并入鄯善，当时苏毗人对鄯善国威协很大，当苏毗人（藏族祖先的分支）入侵且未，舍凯，尼雅时，各绿洲的居民逃入沙漠深处。又如吐鲁番盆地内著名的高昌古国，唐朝时西州的州府设在高昌，又下设五个县，到天宝年间人口已增至五万人，是西城的一个繁荣之地，1279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与围攻高昌的蒙古贵族海都和都哇发生了长达几十年的相互征战，大批蒙古军队驻扎在高昌地区，战火连绵不断，平息都哇之乱后，历史上存在了1334年的高昌城被毁于战火，从此一厥不振。到元末清初已完全荒芜。交河故城在明朝时也相继废弃，明洪武吏部员外郎陈诚出使西域在交河凭吊时，城池已荒废。元代的别失八里（即唐代的北庭或庭州）是蒙古中央政权统治新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公元1298蒙古贵族海都和都哇叛军再次攻占别失八里和天山南北，元朝军政官员全部撤出新疆，元在别失八里的屯田全遭破坏〔1〕。西域历来是祖国之边疆，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联合地带，东西方宗教，文化的结合部，是各民族积极活动的大舞台，创造了干旱地区的人类文明。由于战争，当时处在简单再生产的农牧经济，经受战争破坏后，很难有恢复能力，导至不少绿洲的衰落与迁移。3 塔里木盆地绿洲和准噶尔盆地绿洲的迁移和演变3.1 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哈（密）盆地绿洲的迁移和演变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古绿洲，有一部分位於冲积扇扇缘，还有不少古绿洲是人类利用原始河道的自然灌溉，分布在河流中下游平原或下游的干三角洲上，如尼雅河下游的精绝，克里雅河下游的喀拉墩，安迪尔河下游的古安迪尔，车尔臣河上游的古且未，孔雀河下游的楼兰。这些著名的绿洲古国均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部和东部，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无力兴修较大的水利工程。而在中下游沿河两岸和下游三角洲，地形平坦，土层细厚，水网发育，河流下切不深，为人工疏导引水灌溉创造了条件。三角洲光热条件好，并受到周期性洪水浸溢，可冲淋土壤表层的盐分，土壤盐渍不严重，有机质含量较高，植被繁茂对防风沙，对农垦和放牧均有利。据“前汉书”统计，当时塔里木盆地总人口二十三万人，农业活动少，灌溉面积不大，用水有限，地区间不会发生争水矛盾，上游之水可以大量流到下游，使中下游的古绿洲用水得以保证。汉王朝为巩固边防，增加人口加强屯垦，灌溉面积增多，上游冲积扇扇缘的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加大了上游地区的用水量必然影响到中下游。加上塔里木盆地内河流径流在年内分配十分不均，塔里木南部的一些河流，3―5月的径流量除车尔臣河27.5%以外，其余的9条河流的径流均在5.6―13%之间，而春天的用水量一般占40%〔4〕，这就加剧了用水矛盾。径流量的季节占有比例，千百年来变化不大。《大唐西域记》和《新疆国志》记载，在唐时和清末，和田河和塔里木河曾出现过季节断流，为了争得水源，就将水利工程不断向上游推进。随着制铁器技术和耕牛技术以及水利工程技术不断传入新疆。生产力得到提高，生产方式不断更新，人为控制河水成为可能，开始开发靠近河口，水源稳定，自然灾害少，水土光热结合得较好的洪冲积扇扇缘绿洲，於是绿洲也随之由中下游移到中上游一带，下游的绿洲也随之放弃。有的是出自于政治，经济和自然条件多种原因。例如楼兰，在鼎盛时期是丝绸路上的要津，当时罗布泊水面阔广，土地肥沃，居民从事渔猎，畜牧，种植，常驻屯田士兵一万多人，最多时达一万五千人，直到魏晋时仍是西域“积栗百万，威服外国”重要屯戍基地〔1〕，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绿洲王国。自汉王朝对匈奴斗争取得胜利，从东汉到魏晋，高昌的政局已稳定，中央政府加强了对高昌的经营〔4〕，到东晋时楼兰中继站的地位已由高昌取代，经济上逐渐萧条削弱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上当时孔雀河改道，风沙加剧，土壤盐碱加重农业生产日益萎缩。楼兰昌盛时期每人每日供应粮食是黑栗一斗二升，随后减到一斗，八升甚至六升水源紧缺，粮食匮乏，大约在四世纪初最终衰亡。塔里木盆地内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串状古老绿洲，其分布的基本格局在汉代已初步确定，丝绸之路的南道基本上也是稳定的，依靠这些绿洲及时补充给养维持这条交通线。这些位於大河出口冲积扇扇缘的较大的绿洲，在历史上其位置未作大的变动，一直到清朝路线变化甚少，说明从古绿洲到老绿洲，其基本位置变化不大，在放弃下游绿洲的同时，上游的面积不断扩大。塔里木河流经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北缘，两岸生长大片胡杨林，绵延300多公里（现已大片枯死），形成了原始天然绿色走廊，在其北部发源在天山的阿克苏河，渭干河，迪那河，孔雀河的三角洲上，也出现过不少绿洲。曾辉煌一时的龟兹古国（今库车），当时有人口八万一千人，屯兵二万一千人，是塔里木盆地中最强盛的国家，唐玄奘去印度时，于629年路经龟兹，在木扎特河―渭干河谷内伽蓝比比皆是。僧徒数千人，佛教盛行，香火不绝。姑墨古国（阿克苏）有人口二万四千人，屯兵四千人〔1〕均是西域大国，百姓主要从事种植，从塔北的古城分布位置来看也均在河流的下游，而且都在塔里木河以北，离上中游不远，由于地势低平加之塔河的顶托，地下水位不断升高，易遭盐碱化。以及其他原因，这些古绿洲淹没在荒滩白草之中。上中游沿岸或冲积扇扇缘，风沙较小，坡度较大，土壤颗粒较粗，引水和排水均较容易，农田随之水利工程上移，老绿洲都分布在河谷中上游或冲积扇部分。丝绸之路北道西段的绿洲位置变化也不大，总在塔里木河之北和天山南麓之间移动。塔里木盆地古老绿洲的变迁，真实反映了历史上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兴衰，早在秦末汉初，在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出现过不少以农业为主的城邦小国，也有以“放牧，渔猎，种植兼营的绿洲”如楼兰古国。据“新疆屯垦史”按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昆仑山北麓有鄯善等十六国，有人口十一万多人，屯兵二万三千八百多人，天山南麓有龟兹等十六国，人口近二十万人。屯兵，四万四千人，塔里木盆地三十二国，实际上是三十二块较大的绿洲，共有百姓和军队三十七万八千人，比前汉书统计增加近十五万人。大多数是务农为主的城邦之国。吐鲁番―哈密盆地的古绿洲，西汉时，主要在交河（吐鲁番市西）屯兵二千人，高昌（吐鲁番市东）屯兵二千人，防止匈奴进犯，确保丝路畅通，东汉时屯垦重点在东疆，伊吾（哈密四堡）屯兵一千人，柳中（鄯善鲁克沁），高昌（吐鲁番三堡）各屯兵500人。这些东疆绿洲开垦已具有一定规模。东晋时楼兰古绿洲已衰落。高昌的战略位置日益重要。公元628年唐玄奘去印度时，路经高昌，高昌王鞠文泰和他结为兄弟，鞠氏高昌是个以汉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绿洲古国。以农业为主兼营蓄牧，居民种植棉、麻、桑、枣、葡萄、蔬菜等。专业手工作坊有纺织、制革、冶金制陶、榨油、酿葡萄酒等。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比内地要早好几年”。后西突厥勾结鞠文泰分裂西域，唐太宗於640年灭鞠氏高昌〔8〕。唐代集中力量经营高昌绿洲，作为唐王朝统一西域的前进基地，加强屯垦戍边。曾一度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后迁龟兹）公元658年，又改设西州都护府，在五块较大的绿洲下设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等五县，唐初有人口三万人，到天宝年间增至近五万人。西州高昌屯军五千人，宋代出使西域使者王延德到高昌时，回鹘王阿萨兰汉在北庭山中接见他，曾记载：“地多马，王、王后、太子各养马牧於平川中、弥互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可见在平原绿洲经营的同时，山区从事牧业。吐鲁番―哈密盆地内的一些古老绿洲，都分布在河流的下游，依靠河水和泉水发展起来。绿洲的兴衰主要受丝绸之路交通线的转移和战火焚烧，人为因素占主导地位。东疆地区河流短促，是新疆最干旱地区之一，形成的绿洲并不宽广，不像塔里木盆地边缘的一些古绿洲，因受引水工程的迁移而且在其基础上扩展成老绿洲，由于滨河或傍河口而建的交河、高昌毁于元末明初，吐鲁番的行政中心才移到不再傍河的地方（现吐鲁番市）由于河水少，人口多，可能导至坎儿井的开凿兴起和推广，导至水量增加，耕地扩大，促使古绿洲进一步扩大成老绿洲。高昌、交河绿洲另一特点是农牧兼营，平原，山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塔坦克木盆地古老绿洲的分布，因受人口数量变化，生产力高低和自然河道摆动的影响，通常从河流的下游或三角洲处上移到河流的中游或冲积扇扇缘处。延续性较差，一般呈斑点状分布在广大荒漠之中，很少连片成带。塔里木南部更为显著。也有一部分古老绿洲都在冲积扇扇缘地带延伸发展起来。古绿洲的消亡，塔里木东部多於西部。塔里木南部古绿洲的消失，除人为因素外，风沙侵袭是重要因素。塔里木北部古老绿洲的废弃，大都受盐碱威迫。由历代屯田，居民历来从事半农半牧，或农垦种植为主，自古以来称之为“居国”。3.2 准噶尔盆地和伊犁谷地绿洲的迁移和演变。天山以北的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过游牧生活，古时称之“行国”，受当地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历代王朝对天山以北采取不同防卫政策的影响，绿洲农业开发得晚。天山以北的绿洲主要集中在天山北麓和伊犁谷地。西汉时的屯垦，在西域有十二个垦区，天山北麓只有眩雷（今伊犁河谷）和赤谷（今中亚伊塞克湖东南）二个垦区〔1〕，魏晋时，中原内乱，无暇西顾仅在天山以南保留楼兰、高昌、尼雅等三地，在天山以北无举措。到唐代，中原国力强盛，重新统一西域，严防西突厥，开始顾及北疆，天山以南设安西都护府，（公元640从高昌迁龟兹）公元702年在天山以北设北庭都护府，人口一万二千人。749年已有耕地10万亩，是北疆最大屯田中心〔1〕。此外，先后四十年中，在伊吾（巴里坤附近屯军三千人），轮台（乌鲁木齐南郊）清海（石河子附近）各屯兵一千人，田万亩。这是开发天山北麓绿洲农业的一个重大举措，天山北麓的古老绿洲就在这时形成。对发展准噶尔盆地，发展新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清政府平定准噶尔汗国，於1759年重新统一新疆。在天山南北建立了完整的军事机构和屯垦组织，南路以喀什噶尔为中心，中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驻军一万一千人，北路以伊犁为中心，驻军一万四千人（是新疆最大军事基地）〔1〕开始将防卫的力量放到天山以北，这重大政策，促使天山北麓屯田，农业开发的大发展，改变了自古以天山为农牧界线的局面，天山以北绿洲的形成扩大和屯垦从南疆向北疆推进是一致的。木垒、奇台、济木萨、阜康、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乌苏、昌河等地都进行农业，天山北麓老绿洲基础的奠定大约在清朝前期，到清后期，乌鲁木齐和其他北疆地区均经历了继续发展，大破坏和复兴三个时期。伊犁河谷绿洲的开发同样是出于政治、经济因素。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出于抗击匈奴、捍卫西域、与当时西域第一大国乌孙和亲结盟，驻军数百於伊犁河谷屯田，发展农业，筹集军粮，乌孙之疆土包括整个伊犁河流域，北至巴尔喀什湖、南至楚河流域，其大部分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和吉尔斯坦共和国境内，都城在赤谷（吉尔吉斯的托克马克市）。当时有12万户63万人口，乌孙是牧业经济，很少进行绿洲农业的开发。唐时虽大举屯田还不及西顾伊犁。元朝曾一度驻军一千人到赤里里（伊犁）屯田，伊犁的农业开发形成一定规模，还是在满清前期，在当地驻军一万四千人，加上马料，粮和饲料必须在本地屯田解决。当时，在伊犁有兵屯、旗屯、犯屯、回屯、人数约20多万，屯田63万亩〔1〕。满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沙俄的防范，阻止其东侵，於1764年从盛京抽调锡伯官兵4030人西迁伊犁〔9〕锡伯族从此在伊犁河谷屯垦戍边，抗击沙俄，发展农业，付出自己的智慧和心血，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是锡伯族的西迁节。1840年―1845年，布彦泰任伊犁将军，在伊犁掀起第二次大规模的屯垦高潮，开荒38万亩，1864年新疆暴发反清起义，肖开特趁机煽动民族仇杀，杀满汉二万多人，伊犁九城毁于战火，陷于沙俄统治，农田大片荒芜，屯垦遭到毁灭性破坏，伊犁绿洲农业生产淹淹一息。1876―1878年，左宗棠消灭阿古柏匪帮，收复南北疆大片土地。1880年，他决心收复伊犁，时年69岁，令人抬着棺材，到哈密后准备和沙俄决一死战。1882年收复伊犁，但签订的伊犁条约中规定一年内允许伊犁人民迁往俄国。1882―1883年将七万多伊犁人民劫持到俄国。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七。伊犁仅剩下三万多人。〔1〕直到解放初的六、七十年中，人口才增加到43万余人。伊犁河谷绿洲的兴衰，完全是由于戍边屯田和战争，民族仇杀交替出现所造成的。准噶尔盆地南缘形成许多小绿洲，起初是零星点状，再发展成小块，连成大片，天山以北的降水条件比天山以南要好，绿洲间距小，新绿洲，老绿洲，古绿洲之间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强，老绿洲和新绿洲大部分在古绿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山北麓从乌鲁木齐到乌苏间的若干个洪冲积扇扇缘绿洲已连成带状。天山南北两地在社会人文条件与自然条件都存在很大差异，在绿洲的演变和发展上也各不相同，对此，樊自立先生提出过系统的看法，他认为塔里木盆地绿洲的演变，经历着三个阶段：1. 以人就水阶段（生产力十分低下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期晋魏以前）；2. 以水就人阶段（冶铁、耕牛、水利技术引进新疆后，晋魏至解放前）；3. 以水就地阶段（解放后至今）。准噶尔盆地绿洲，经历着：1.以牧为主阶段；2.半农半牧阶段；3.以农为主阶段。其观点是符合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绿洲的演变规律。参考文献〔1〕方英楷，新疆屯垦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2〕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3〕张子桢主编，中国地理知识，中国青处出版社，1982年。〔4〕中科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考察队，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年。〔5〕王宋春，在神秘的罗布泊和楼兰地区考察，地理知识1981年11期。〔6〕王炳华，人类活动导致塔克拉马干沙漠环境变迁。〔7〕奚国全，交河故域话春秋，地理知识，1983年9期。〔8〕吴震、ｑū＠②氏高昌，新疆日报，1981年3月29日。〔9〕袁澎，漫话锡伯族“西迁节”，新疆师范大学校刊，1990年5月31日。HISTORICAL CHANGES OF XINJIANG OASEOian Yu(Deptment of Geography,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AbstracAccording to plentiful data in historial stages,thepaperexpounds the changes of the oases and the effects of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activitiesKey Words:Xinjiang,oasis,change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亻加去＠②原字麦加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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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81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905 【原刊页号】15～19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 【复印期号】199907 【 标 题 】把握二十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线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改革开放”研讨会综述【 作 者 】黄烨菁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 正 文 】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于我们中国的开放进程、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究竟将带来那些影响，同时我国对此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这些都是关系到我国和上海今后经济改革进程的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因而也就成为上海经济学界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理论热点。就这些问题，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经济学会、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普及研究会于1999年1月18日、19 日两天举行了“经济全球与我国改革开放”研讨会，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市体改研究所、市计委、市经委等单位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围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经济全球化与外经贸发展和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开放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从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现状以及经济改革开放的整体战略各个角度，对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构成的机遇、挑战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从理论高度对我国今后的对策提出了建议。一、经济全球化成为二十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线与会者一致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由浅入深的客观发展过程，自二战后在世界各国全面展开，进入90年代后又出现了加速的发展的势头，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它的体制是开放型的经济体制，带来的结果是经济运行机制的一体化，另外经济全球化具有正反两方面标志，正面的标志是WTO 的有效运行，而反面标志则是经济危机在各国之间的传递。经济全球化在内容上表现为贸易自由化、生产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三个主要方面，进一步分析，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关键阶段，但同时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性和金融活动变动的剧烈性，金融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障碍最大的一个领域。今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是国际贸易在WTO基础上进一步法制化， 生产一体化在跨国公司的活动走向深层次，金融全球化则继续寻求制度保障。有专家从政治经济角度对经济全球化提出了深刻的见解，指出经济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带来的是国家在经济层面上的分隔弱化，但这决不意味着对民族国家的否定和民族利益的抹杀，经济全球化非但不会削弱民族利益，而且将有助于民族利益的强化，它是民族国家为了增强经济实力而采取的一个途径。以欧洲联盟为例，尽管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到货币一体化的阶段，在国家主权让渡上的实践活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民族国家仍是欧盟最基本的细胞，民族国家利益仍是各国竭力维护的。经济全球化是二战后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趋势，但不能否认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运动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其中，可以看到民族国家为争取、维护自身的利益，首先着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立，这一方式成为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更实际、更容易实现的一种国际经济联系的选择。这一发展趋势究竟给世界带来稳定的因素还是不稳定的因素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上，专家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负面效应主要来源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缺乏类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性约束，区域经济一体化到目前为止还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因而具备包括利益分配在内的明确的游戏规则，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践都反映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超越市场自发力量而显示出来的严格的制度性因素。而全球化进程完全是在市场力量下展开，由于缺少国家主权这一层面的制度性约束而很难形成严密的监管和协调体系，很容易导致以往资本主义一国主权范围内的经济弊病在全球范围内以放大形式表现出来，由此而带来的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均衡的破坏。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对这一现状没有相应的国家政策的情况下应该推迟自身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否则将是弊大于利的。而有的专家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增长源泉，80年代新兴工业国开放进程的巨大成果是举世公认的，对我国而言，金融全球化将有利于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并在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过程中满足我国的金融活动的需要，从中长期看，金融全球化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国际化的一个契机。虽然一年多前发生的东亚经济危机给这些国家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使一些国家的经济出现倒退的迹象，但这决非经济全球化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必然结果，而是这些国家在开放进程中没有做好相应的制度建设而造成的不利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必然的，只要经济制度和政策与开放活动相协调，金融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即便在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如果处理得当，金融危机也有可能不演变成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所以，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借助金融全球化的力量加速金融深化的进程。在这一问题上专家强调，必须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防范危机的再次发生。二、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遇和挑战专家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自本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推进的发展势头，同时中国也经历着一场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的变革。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的必然趋势，我们在有关研究中确立的中心应该是这一趋势要求是怎样一种经济运行状态，包括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落实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以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为战略定位的出发点。首先，在战略思想上，必须坚持有所不为才能更好有所为的基本原则。对于重点的选择必须兼顾自身具备优势的可能涉及全人类的产业和知识经济时代所要求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新兴产业。其次，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现状而带来的严峻的就业问题，现阶段的政策应该是既要发展劳动密集性产品为主的一般加工工业，又要大力发展以提供社会服务为主要功能的第三产业，创造一种提高社会软环境质量的“体内循环”式的就业渠道。从产业结构看，要尽快达成以效率和效益为核心的合理的产业结构。第三，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构建上，中国应首先保证与世界各国通行的惯例相协调，同时根据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各阶段的经济运行机制，当前的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是调整政府在经济运行中角色，政府在市场中主要担负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职能。根据这些要求，在具体的经济体制设计与改革推进中，应该格外关注以下问题：首先，构筑一个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基本形式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其次，让企业成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独立主体。第三，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推动和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不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它通过经济、制度、法律的手段间接地引导和调控国家的意志、民族的利益、重大经济结构的调整。目前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转变政府的职能、推进政府机构的改革、调整政府管理方式。这将是一场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方方面面的非常复杂而艰巨的重大改革。在探讨经济全球化对上海经济改革的影响时，有专家认为，在未来上海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生产的全球化将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这主要是由跨国公司企业行为所推进的，面对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上海要做的应对工作还有待完善，首先，从总体的技术水平看，与国际水平相比，上海已经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在上海已经确立的六大支柱产业中，知识含量大多不高，高新技术产业的总体竞争力不容乐观。因此当前面临的是第二次“工业化”的挑战。其次，上海应积极选择主导产业，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相比，具有更鲜明的前向与后向的相关带动性，这是不同于支柱产业的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前有这一潜力是信息产业、通讯产业和交通运输产业。第三，培育一支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在这方面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是不现实的，适当的宏观指导完全有必要。在有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上，专家对当前的现状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有专家指出，经济全球化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市场经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最基本的准则就是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的阻碍来源于一系列的矛盾，包括效益、公平孰先孰后，政府权力在国有企业中的作用如何调整，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的选择是采取上级任命还是按公司法的程序进行，对经营者的约束是靠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出售小企业是厂长优先还是公开拍卖，这些问题不解决，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三、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和上海外经贸发展在这一领域问题的探讨中， 专家们都首先将目光放在中国加入WTO的问题上，加入WTO之后，中国是否能获得预期的利益。 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专家们对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专家认为面临世界经济增长下降的环境，中国今后加入WTO 的道路将由于对方要价更高而更加艰难，综观中国20年来的开放进程，可以总结为是一个从主动开放到被动开放的发展里程，一开始由于看到我国与世界的差距，主动地采取有限度地开放的经济政策，而一旦进入了加入WTO的谈判进程后，我们就必须按照对方的要求来一项一项， 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去实现直至符合要求，这一过程中包含了相当大的被动因素，因此这一转变对开放进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更深层次的变化是从开放政策到开放型经济的质的变化，开放政策指有选择地从局部出发考虑对外开放，如经济运行中局部环节的开放或者表现为地区不平衡的局部开放战略属于开放政策，而开放型经济指的是整个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相对于封闭型经济而言的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是长期的开放政策积累起来的一个阶段性质变，我国现在已经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开放型经济，这意味着原先那种以个别地区或个别产业为对象的开放进程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前实践过的经济特区的和某些层次的，某些产业的特殊政策等手段在加入WTO之后将再也无法继续实施。今后在开放进程的原则是对内保持整个经济体制的一致性和对外坚持国民待遇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从这个体制的立场上来考虑开放而不是局部性的政策。WTO对我国而言是开放进程迈上一个新阶段的契机。从加入WTO看，我国在国际化进程下一步的任务，首先是市场安排的长期化，过去我们在市场安排上大多是短期的措施，类似于走一步看一步， 而在加入WTO之后，我们面临的是要交出一张开放进程的明确时间表，这要求我们必须对此作长期的有总体规划性的安排和打算。其次，国际分工地位的调整，这是我们以前研究加入WTO 之后在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实质性的因素，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要的问题有劳动密集性产品出口扩张的可能性还有多大， 以前某些为刺激劳动密集性产品出口而采取的方式在加入WTO之后将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出口的空间将越来越小， 再来看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其中消费品将受到发达国家的挑战，而资本品的制造业相对一些更不发达的国家而言具有优势，这将成为我国国际分工地位转变的方向，对于这种调整而言，理想化的定位是高新技术产业，但事实上这往往是在中国的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的地位，而不是真正意义上我国在这一领域中的分工地位。第三，政府经济的变化。在我国政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政府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现在运用出口许可证、进口配额等一些出口激励政策的手段上，还包括把出口作为经增长的目标之一，原先我国在出口中取得的巨大成果离不开政府在其中起到的巨大作用，而加入WTO之后，这些手段将无法继续通行， 政府在对外经济中作用的弱化是我国加入WTO后不得不面临的一个事实。 另一项有重大影响的开放进程是金融市场的开放，从市场角度来看，这个次序是从银行到保险再到资本市场，这一开放进程是与商品市场平行的，但却缓慢，复杂得多。在从经济全球化谈到中国外贸总体的特点时，专家认为目前的特征是跨国公司的投资越来越超越国际贸易，成为在世界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经济活动，直接的原因就是跨国公司打算更充分地占有东道国的市场，所以国际贸易由于跨国投资的发展而相对弱化，因此从世界经济总体上来考虑我国贸易发展的特点，就是贸易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将相对降低。排除全球的总体发展趋势，单纯地看我国外贸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由政府来激励外贸的作法将被企业自主地发展外贸的机制所取代，这就要求整个经营机制进行转变，使之与国际标准相一致。其次，从外贸成果看，经常项目顺差的维持将愈来愈困难， 加入WTO之后，我国出口的条件改善不大，进口限制将大大减少，同时政府对出口的某些激励措施将受到限制，因此外贸收支的净利益的前景将不容乐观。从经济项目的利润汇出这一内容来看，近几年来，在我国的跨国公司的利润由于我国政府的一再鼓励而较少汇出转而用于再投资，如果今后正常汇回母国的话，对经常项目也构成很大的压力。第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是我们发展基本战略思想，但这一进程既有经营体制上的困难，又有金融体制上的困难。目前我们看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不慢，原因在这一领域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形成，而不是以国内资本为主体，这也就意味着这一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GDP而言是作出了贡献， 但企业的利益却更多地属于跨国公司本身，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利益的流失。不仅如此，这还涉及到市场占有的问题，由于在这一新产业领域外国跨国公司首先进入市场，使后来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困难。第四，民族工业概念的淡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民族工业这一概念已经很难找到确切的标准进行严格的界定了。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价值判断，部分才是一个经济实证问题。将这一认识联系到我国的信息产业。从情理上将我们自然希望这一前沿产业成为我国的民族工业，但这一产业也将成为我国加入WTO之后受冲击最大的一个产业，将这一市场开放之后， 虽然表面上看我们失去了这一部民族工业，但却有助于电脑的普及，和个人、企业使用信息成本的降低，因而这将大大推进全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使我国加速进入信息化社会，更快地获取信息革命的成果，所以从总体利益来看我们放弃这一产业将换来一个社会，赢得一场革命。专家们在讨论经济经济全球化对上海今后的经济地位的问题上，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上海今后将怎样定位自身的地位，是继续走大型工业城市的道路，还是重点发展国际经贸、金融的功能，从当前的国际条件看，后一条道路是对上海更加有利，不能因为这些经济活动不属于实际生产性活动而抑制它的发展。今后上海将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大城市，既有原先计划经济形成的工业基础，又有在开放条件下作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的城市功能。除此之外，在贸易结构上的发展趋势是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的比重要超过制造业产品出口之比重，这也是符合上海作为国际性经贸、金融城市的要求，从上海目前的现状看，有的专家对未来贸易竞争力表示出一定的忧虑。有的专家通过与香港的对比，认为上海与香港一样存在这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现有的结构、成本条件和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下，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究竟还有多大的空间，香港经济结构不经合理，制造业转移到内地，贸易金融作为主导产业由于东亚经济危机的冲击在逐步收缩，资金流量减少，而在高科技领域香港基于一个商业化城市的基础又没有能力来与发达国家竞争，因此它在国际分工的优势正逐步丧失。而上海也有类似的问题，第二产业成本与内地相比，优势越来越小，大部分产品的成本既不是国内最低也不是国际最低，而在高科技产业上也没有很突出的优势，因此上海在国际分工中的前景是令人担忧的，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针对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专家们既肯定对我国的积极意义，也对其中的不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从近几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来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样集中地进入一个国家是无论是世界历史上还是中国历史上都是从未出现过的，因此，国内几乎每个企业都面临国际竞争的挑战，这意味着不同于原先国际竞争本地化态势的形成。国际竞争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国内企业与外国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二是外国跨国公司之间竞争，三是国内不同所有制、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可见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国际竞争局面日趋复杂，另一方面，我国对跨国公司投资方面，要积极防范其不利的因素，包括跨国公司生产中产生的污染、通过转移价格减少东道国利益。另外，在具体的产品定价上也应注意保持本国的利益，在一些工业产品的定价上，我国国内价格竟然要高于这一产品在跨国公司母公司的定价，这不仅使产品在国际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而且使生产中的利益大量被跨国公司获取。专家们在上海未来发展战略的构建问题上赞同市政府提出的思路，即走两种开放的道路，既要对内开放又要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开拓国内市场的需求。在谈到上海发展高科技的战略时，有专家认为，鉴于高科技产业初始投资较高的特性和国内市场不成熟的现状，可以借助类似于政府集权的特有的优势来进行投资。【责任编辑】褚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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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简讯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１日电外事简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１１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主席克劳德・阿欣率领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国友协代表团。代表团是应中国对外友协的邀请前来访华的，目的是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和目前中国国内形势。代表团还将访问杭州、上海、桂林、广州和深圳等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上将１１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设宴欢迎泰国国防部次长万猜・朗达军上将和夫人一行。万猜上将一行应我国国防部的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于１０日到达北京。以中共中央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群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友好参观团１１日下午乘飞机离京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友好访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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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096 【原文出处】教育财会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200002 【分 类 号】F101 【分 类 名】财务与会计 【复印期号】200008 【 标 题 】知识经济对会计的挑战 【 作 者 】刘光益 【 正 文 】 世纪之交，当我们伫立于历史长河中眺望未来时，我们清晰地看到：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滚滚浪潮正以无比巨大的力量将人类带进辉煌的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的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恐怕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受时代的影响。本文试图对知识经济时代会计面临的挑战进行探索性考察。一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当今世界的一种新的经济类型，是富有生命力的经济。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经合组织（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其中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报告把人类迄今创造的所有知识分为四大形态：即事实知识（ Know ―what）、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人力知识（Know―who）。据估计， 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在《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中，总结90年代以来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与趋势，提出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及其作用地位，用统计数字具体说明了知识经济体系中的重大要素，包括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开发，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与构成，以及劳动力的技能素质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知识经济对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产业在GNP 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微软的崛起，对美国的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发生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若把微软作为一个国家看待，其总市值目前在全球经济中排第九位，超过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其革命性的影响可见一斑。OECD认为，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1.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在1993年，全部OECD国家的工商业科研开发有将近2／3的经费是用在高科技产业上。高科技产业也占据了工商业R＆D投入的大多数经费。在那些对高技术的高风险投资小心行事的国家，自80年代后期以来也把服务业研究经费的1／4或更多的比例花在高技术的R＆D上。2.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信息和通信设备部门与行业的投资中，金融、长途电信及零售业等方面的服务业占了巨大的比例，在美英高达75％以上。3.服务业在知识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80年代，OECD净增6500万个工作岗位中，95％是由服务业提供的。由于高新技术的不断出现，新型产业群，如电脑、通信、航空航天等产业迅速崛起，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4.人力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由于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变成了以知识为基础，并以知识为增长驱动力，以先进技术和最新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力就成了决定性的要素。二知识经济不但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但渗透到自然科学中，而且也渗透到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中。会计作为人类把握社会经济信息、了解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门应用学科在当代也面临着知识经济的挑战。具体来说，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1.无形资产成为会计核算的核心内容。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重，尤其在高新技术领域，衡量企业价值的主要标志不以物质资源为主，而是以无形资产为主。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其品牌的无形资产往往大的惊人，如美国可口可乐商标价值为359.5亿美元，柯达为100.2亿美元，万宝路的老板曾声称，如果其公司遭受火灾，凭借其巨大的品牌无形资产就可再建一个万宝路。在这样的情形下，企业拥有的无形资产如专利权、版权、商标权、专营权、土地使用权、商誉等都将正式纳入会计系统进行管理和核算。传统会计系统中确认的无形资产有两类，一是外购无形资产，自创无形资产不作为资产在帐面上反映，二是特定类型的无形资产，如专利权、著作权、特许经营权、土地使用权、外购商誉等，而像商标权、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通常不作反映。这样一方面使企业的无形资产不能得到全面的体现，另一方面财务报表中没有无形资产的详细项目，既不利于全面衡量企业的真正价值，又不利于投资人了解无形资产的构成以及科研投入和技术含量。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全面来临，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企业自创的无形资产将会正式纳入财务报表。特别是为盘活存量资源，企业间将会产生重组、购并，如何科学地客观地评价企业的全部资产，编制出合理的财务报表，对传统会计是一个挑战。2.知识会计将成为会计中的新兴课题。人力的技能和素质是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由此可见知识经济时代最大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人力资源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要素，对企业的发展和成长以及价值增加的贡献已有目共睹。客观上，这也为会计注入了新鲜血液。在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为资源的经济社会里，人才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人才智力资源的成本、价值的确认、计量和记录，以收益和权益的分配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源会计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和研究，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力资源成本和人力资源价值的两大人力资源会计模式。但是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人力资源会计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是一切生产要素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科技的进步源于人的智慧和创新，但是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未能反映出人的智慧与创新能力和产出价值的计价等问题；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虽然充分计量了人力资源的价值，避免了人们低估企业价值的不足，但由于没有以实际成本为基础，因而无法与传统的财务会计融为一体，而只能作为管理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两种会计模式都无法从根本上调动作为知识载体的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当然不是单凭会计变革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变革的核心问题是人才智力资源的产权归属和界定，但是会计在这场变革中应主动适应，积极参与。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会计理论应突破传统的理论和方法，顺应时代的发展，积极探索建立以智力资本为中心的知识会计。目前我们也说不上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但至少是会计理论和方法的革新，是人力资源成本和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的结合，是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融合。三知识经济对会计的挑战还包括对财会人员的挑战。传统意义上财务人员就是帐房先生，管好收支，平衡了帐目就是称职的工作人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我国会计体制提出全新的挑战，财会人员的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除了要有专业知识、电算会计知识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外，我们认为尚需强化以下几种意识。1.全球意识。知识经济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全球化。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已大大缩短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时空，信息产业是促使世界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先导产业和主导产业。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全球卫星通讯的实现和互联网的建成，对以人工系统为基础而构筑起来的现有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将是一次洗礼。信息技术催化了财务会计的创新，因此财务人员要具有胸怀自己的职业，放眼世界各地的全球意识。2.创新意识。现代高科技与社会的互动促成了人类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化，作为记载经济活动过程信息流的财会人员要及时捕捉瞬息万变社会中的新现象，准确反映其成本与价值，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效率，因此要有创新意识。3.通才意识。社会是复杂多变的。随着分工越来越细化，交易品种越来越多，一些原本是属于一个会计科目的内容可能分裂为两个乃至多个，一些原本不计成本没有确认价值的东西现在发生了变化。而且企业的兼并、重组，破产实施过程中的成本计量、价值测定，尤其是收购过程中被收购方的反收购行为隐藏的信息风险、市场风险、高估无形资产价值等，不但要求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还要求有相关知识，因此财务人员要树立通才意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加入WTO，走出家门，就进入国际市场， 市场风险更大，一个企业（公司）的存亡盛衰与其财务人员素质的高低成正相关关系，因此，财务人员要时刻树立全球意识、创新意识和发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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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490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57～62 【分 类 号】J4 【分 类 名】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08 【 标 题 】论“春秋竞怜判歌”的艺术表现――《万叶集》第一卷第十六首歌的研究与欣赏 【 作 者 】肖霞 【作者简介】肖霞(1963-)，女，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内容提要】《万叶集》是日本第一部纯文学的和歌总集，其作者之一额田王是万叶初期的女歌人。她的歌受到中国汉诗文审美艺术的影响，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和歌由记、纪歌谣向正规和歌类型转变的最初形态。从她身上可窥见到过渡时期歌人所具有的古代性和现代性的交融。【关 键 词】万叶集/春秋竞怜/额田王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1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1)02-0057-06和歌是日本韵文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是短歌、长歌、片歌、旋头歌等几种相近歌体的总称，其中最流行的是短歌。《万叶集》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纯文学的和歌总集，结构宏大，作者广泛，可以说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著名的歌人有额田王、柿本人麻吕、山上忆良、山部赤人、坂上郎女、大伴家持等。《万叶集》共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629-686)是和歌的诞生时期；第二期(687-709)是长歌定型的时期；第三期(710-733)是和歌反映深刻的思索、丰富的内涵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第四期(734-759)是以大伴家持为首的歌人创作的和歌走向抒情性和内省性的时期。一、额田王与“春秋竞怜判歌”额田王（生卒不详），是万叶初期（第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人，曾服务于齐明、天智、天武天皇，并与天智（中大兄）、天武（大海人皇子）天皇保持浪漫的三角恋爱关系。作为宫廷代作歌人，以巫女和祭祀采女的身份活跃于宫廷。在她的一生中共作长歌3首，短歌9首，歌中充分反映了她所具有的传统的巫女性、咒术性和宫廷性。她的和歌渗透着大陆文化的熏陶，体现着她所具有的大陆文学素养。从《万叶集》第八首“熟田津”歌所表现出来的男性气概，到第16首“春秋竞怜判歌”以及第十首（下近江时作歌），从构思到技巧，都能看到她所受到的汉文学的影响。她在第16首歌和第20首歌中所运用的美学手法“风流”、“风雅”、“优美”以及“虚幻”，为以坂上郎女为代表的女性歌人所继承，并直接影响到平安时代的女流文学作家――清少纳言、紫式部，其抒情性和她从中国古代诗歌中学得的反复和对偶表现，被后代的作家所继承。她的代作歌人，宫廷歌人的性质成为第二期的歌圣――柿本人麻吕的先哲。她是日本和歌史上第一位闪光的女性歌人。“春秋竞怜判歌”是额田王的第一首长歌，是“天皇诏内大臣藤原朝臣竞怜春山万花之艳，秋山千叶之彩时额田王以歌判之之歌”。其歌词如下：附图{图}译成汉语：寒冬今已去，阳春遂重还；百鸟久未鸣，而今妙音啭；百花久未放，于兹乃盛开；惜乎山路密，欲入采摘难；惜乎芳草深，名艳不可攀；转思三秋时，红叶可取玩；枝头青翠色，流连任赏观；为有此般恨，吾心爱秋山[2](P19-20)。题词中的天皇是指天智天皇，内大臣是服务于宫廷的臣首，藤原朝臣是指藤原镰足。镰足被授于内大臣之位，并被赐于藤原之姓，是在天智天皇御薨的前几天，即天智八年（669年）十月十五日。万花之艳是指花之美丽，千叶之彩是指红叶之美。竞怜是对以上两者争其优劣，即所谓的春秋之争，文艺上的游戏。二、创作背景这首歌的创作，是在近江迁都之后。近江迁都是在667年3月19日，即中大兄皇子在朝鲜半岛的白村江战败之后的第四年，都城从大和迁至近江的志贺。第二年，中大兄在近江的大津宫正式即立，为天智天皇。为了摆脱战败后的危机，再一次沿用大化改新的新政路线，充实国力，出现了太平盛世。这与当时作歌的背景正好相符。此歌是在迁都之后的某一雅宴上，天智天皇身居高座，召集群臣，左为元老藤原镰足，右为宫中侍女，天皇将春山万花之艳与秋山千叶之彩哪个更有情趣这一命题通过镰足问群臣，群臣纷纷以汉诗论争，迟迟不能决断，最后，额田王以和歌加以判之。天智天皇在位期间，颁布了近江令。近江朝前后，以大化改新、近江令、飞鸟净御原令为中心，就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开始了大规模的唐风摄取、移植运动。朝廷要求贵族、官僚熟习汉文学，积极摄取大陆文化。当时，宫廷文风昌盛，出现了所谓的近江朝文化开花时期。当时的各路官僚竞相入学匠之门，努力钻研汉学。不久，近江朝设置“大学寮”。《怀风藻》序文中这样写道：“逮乎圣德太子、设爵分官、肇制礼义。然而专崇释教、未遑篇章。乃至淡海先帝之受命也。恢开帝业、弘阐皇献。道格乾坤、功光宇宙。既而以为、调风化俗、莫尚于文、润德化身、孰先于学。建庠序、征茂才、定五礼、兴百度。”[3](P201)当时汉文学空前盛行，作为经世之学，其教科书可推为《周易》、《周礼》、《尚书》、《毛诗》、《春秋左氏传》、《论语》等。通过学习汉文学，并逐渐发展到对作诗、作文的倾倒。这样，作为男性文学的汉诗文逐渐压倒和歌，如《怀风藻》序文所述：于是，三阶平焕、四海殷昌、旒纩无为、严廊多暇。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醴之游。当此之际，宸翰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但百篇。但时经乱离，悉从煨烬。”[3])P201)近江朝前后的文学，是以朝廷为中心展开的，大友皇子、河岛皇子、大津皇子等大约有十一首留世。主要有：大友皇子《侍宴》、大津皇子《春苑宴》（属宴席之诗）、大津皇子《游猎》、葛野王《春日玩莺梅》（诗会中伴有美酒）。以上诗文都可证明《怀风藻》的“开置醴之游”之句。此外，还有大友皇子《述怀》、大津皇子《述志》、释智藏《秋日志》，这些都属于抒发作者内心情怀的一类诗，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诗歌是“述怀”。与此相类似的诗题在中国有六朝以来的《咏怀》，例如阮籍的《咏怀诗十九首》，就特别有名。除此之外，还有北周庾信的《和张侍中述怀》、晋人张载的《述怀诗》、支遁的《述怀诗三首》、初唐有魏征的诗、唐太宗的《还陕述怀》等。关于“述怀”一词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到日本的不得详知，但《庾信集》（大日本古文书三，天平二十年条）传到日本可追溯到近江朝[4](P59)。三、“感物兴情”的创作艺术这首和歌中值得注意的是开头的部分，“春天一到，以前飞走的鸟回来开始鸣叫了，并且一度谢了的花又开了……”，首先提到“鸟”与“花”，并将其作为一对加以歌咏。在万叶初期的额田王时代以及再往前追溯的记、纪歌谣里虽有关于花、鸟的表现，但没有将“花”、“鸟”作为对子加以歌咏的事实，可以说，最早将花、鸟放在一起歌咏的，应从额田王的这首歌起。当然，其后还有很多。这首歌是在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歌诵风流的自然观的作品，但是，这种自然观在日本并非自然产生的。在原来以农业为主的日本，自然与生活密切相关，人们将天地，山川作为神灵崇拜，为预祝丰收，往往拜伏其前进行祈祷和祭祀。那时，还没有将自然当作美的对象进行欣赏的余裕。但这首歌却是将自然从生活中分离出来，以余裕之心进行鉴赏的。额田王把中国优美的季节感固定在和歌之中，这反映了和歌从口承的歌谣，向富有个性的艺术发展的端倪。这是因为大化改革以来，社会制度急剧变革，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宫廷贵族产生了更多的余情玩味生活与自然，当然，更应引起重视的是，其背后有来自中国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的影响。在这首和歌中，“花”是什么花，“鸟”是什么鸟？都未加细说。但从句首的“冬ごもり春さり来水ば来看，梅花的可能性较大。梅花以其凌寒独放、先报春回的坚贞品格，以其素雅不艳、温馨不浓的幽姿逸韵，历来深受中日两国文人的喜爱和推崇，吟咏梅花的古典诗作不仅数量繁多，而且不乏名篇佳作。在中国，早在公元前几百年的《诗经》中便有五处咏梅，汉代的乐府横吹曲中也有《梅花落》。但梅花真正成为观赏对象，则是进入六朝之后。据池田彦胜考证，梅花传到日本应在奈良朝之前，即由初期遣唐使连同大陆文化一起带回日本的。从此，欣赏和厚爱梅花的文艺思潮也随之在上层贵族官僚中间传播开来。进入万叶时代，咏梅的和歌显著增多，以至达到“梅”几乎成了“花”的代名词的程度。《万叶集》中涉及到的植物约有160种，歌1548首，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基中ｑｉū＠①花最多，有173首，梅花次之，100余首。及至《古今集》问世，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艺术风尚的变化，梅花之花坛翘楚地位才渐被樱花诗而代之。但尽管如此，在“四季歌”的咏花之作里（共134首），咏梅诗仍有24首（樱花为71首）。小岛宪之举出了僧人释智藏（近江朝――持统朝）的“玩花莺”一诗：求友莺树嫣，含香花丛笑。另有一首葛野王的诗：素梅开素靥，娇莺弄娇声。从中可看出，诗中所提到的“莺”是指“黄莺”。笔者认为将“花”、“鸟”作为一种具有何种性格的事物加以表现，这是遵从了日本人自古以来的思维方式。日本人认为，花、鸟是富有生命力的物种，是显示旺盛的生命力的吉兆。有关花、鸟的表现，虽在更早的记、纪歌谣里已经出现，但将二者组合在一起吟咏的花、鸟诗，绘在一起的花、鸟画或以花鸟为题材的诗还没有出现，而在当时中国的六朝、初唐，以花、鸟作诗、作画的风气已十分盛行。在这首歌中，额田王特意以花、鸟成对入歌，来表现万物复杂，春意盎然的景象，使人从中感受到春天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和喜悦。这无疑是受了中国花、鸟诗的影响。六朝、初唐的花鸟诗以及受其影响的汉诗集《怀风藻》的花鸟诗，特点在于把花鸟作为美的直观对象、客观的景物来加以歌咏。《万叶集》中，把花鸟当作客观景物来歌咏的“花鸟歌”，其真正开始创作是在第四期大伴家持的作品中。例如《万叶集》第5卷第824首歌：梅花飘散落，痛惜岂无声。我苑竹林里，黄莺正乱鸣。第834首：梅花今日盛，百鸟又争鸣。鸣声诚可恋，春至一阳生[5]。我们从这首歌中看出，当时的宫廷官人对汉诗文的吸收和掌握程度，即他们已初步具有汉诗那种把花鸟一起吟咏的知识，或者说就春秋优劣各抒情怀的男性官人们所作的汉诗中，已经有了把花、鸟一起歌咏的内容。《万叶集》中出现的“鸟”，往往指莺、杜鹃、大雁等。但是到了万叶后期，其咏物歌中的花、鸟组合几乎固定下来。起初，梅与莺代表春天，后来除了原有的寓意以外，莺啼梅枝往往用来表现恋爱带来的苦闷、寂寞和无奈之情，柑桔与杜鹃代表夏天，ｑｉū＠①花与大雁代表秋天。虽然代表的季节不同，固定在一起后的寓意不同，但在万叶初期都被当作具有生命力的物神看待。四、“吾心爱秋山”的审美取向从歌的内容来看，额田王先迎合赞美春光的贵族们的口味，“百鸟音啭”、“百花盛开”。但是作者的目的在于扬秋，继而写道春光再美也有缺陷，“山路密而采摘难”，“芳草深而不可攀”。秋天的景色则不然，“红叶可取玩”，“青翠任赏观”，最后得出结论“吾心爱秋山”。额田王之所以采取这种“肯定――否定――肯定”的形式作歌，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喜春尚秋的审美意识日本列岛，自古以来，气候湿润，四季分明。生活在这里的日本人对自然万物充满了厚爱，对季节变化关注有加。他们认为，自然中的山、水、草、木皆有灵性，人们对此只有敬畏和崇拜，丝毫不能有贬抑、扬弃之分。关于春、秋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日本最古老的书面文学《古事记》中。《古事记》中的《应神天皇记》，是一个神婚传说。在这个传说中，春山之霞壮夫凭借其母缝制的、后变为藤花的衣服、弓矢，获得娘子的信任而终成其婚。其兄秋山之冰壮夫则因毁约而受到惩罚。春山之霞壮夫温厚善良的品行，得到了象征春天的藤花所具有的神灵的帮助。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冬春季节交替这一自然规律的不可逆转性。同时，也反映了日本人渴望春天，向往万物生长、藤花遍野的自然景色的喜春心态。其后，这种喜好一直延续下来，逐渐成为民族的审美意识。例如，在平安时代的小说《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将代表春天的藤壶、紫上作为第一等的女性描写，而将喜好秋天的中宫作为第二等、第三等的人物塑造。春天万物复苏、鲜花盛开，使人充满生机。作为稻荷农业国的日本，春天又意味着播种插秧，是充满希望的季节。因此，喜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额田王之所以选择秋天，从其所处的时代来看，无疑是受到了中国悲秋意识的影响。中国的魏晋时代是一个伤感的时代，外物的变易枯荣常常能引发士人各种各样的人生悲感，他们往往把这种触发的过程用一个“兴”字来表达，如“感物兴情”、“感物兴思”、“感物兴哀”等。钟嵘认为诗情既然由自然与社会中的外物所感发，在表达时就应当以“穷情写物”的效应达到“滋味”的艺术美感，也就是陆机所说的“悲情触物感，沈思郁绵绵”。面对萧瑟的秋风，中国诗人“感物兴哀”，形成中国古代文学悲秋的主题。《诗经・小雅・四月》有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矣，爰其适归？”由秋天的肃杀，联想到兵荒马乱，无处栖身。屈赋《抽思》明确写道：“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汉乐府《古歌》云：“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中其十一有云：“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②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悲秋的咏叹调，在中国文学史上汇起巨大的和声，回响不绝。正如日本学者村上哲见所指出的那样：“悲秋的感情原来是《楚辞》以来直到六朝及唐诗中始终存在的主题。”这一主题确实贯穿着几乎整个中国文学史[6]P(25-26)。冈崎义惠在《古代日本的文艺》中指出；古事记的春秋两神之争，“属三韩系统的传说”，从风土记中春秋对比来看，多受中国注重对偶的文艺表现的影响。这对大伴家持等后期歌人无常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7]。小岛宪之则指出：对春秋以个人思考判其优劣，而肯定“秋”的额田王无疑带有中国的色调。《文选》中潘安仁的“秋兴赋”以及更早一些的楚辞（宋玉“九辩”）等的构思给她很大的影响。“黄叶をば取りてぞしのふ”一句，不是一边浮现出树叶凋落的悲哀，一边描写的吗？[4](p62)笔者认为，到齐明、天智年间，由政府派往中国的遣唐使已有五批，并有唐朝使者刘德高东渡日本，在大批唐经汉籍运往日本的同时，中国传统的诗学理论，以及六朝盛行的“缘情绮靡”的文风也随之传入日本。于是，才有了额田王的悲秋意识与“感物兴哀”对“滋味”的艺术追求。再加上歌作者额田王自身生活中的恩恩怨怨和人生流转，能够“しのふ”、“ｔàｎ＠③く”的秋天，更使她思绪万千，悲凉有余，从而在最后表明了自己的艺术情趣。由此可见，“しのふ”、“ｔàｎ＠③くく”二动词在这首和歌中的妙用和所承载的艺术价值。（二）物情交融的艺术意象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春天是天地间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河川山岳阳气勃发，草木复苏，鲜花盛开，标志着一年的开始。古代日本人也将山河中升起的云、烟看作是苏醒的大自然之气息，当作春天的象征歌咏。鸟，特别是春天飞来的候鸟，具有灵性和咒术，与春天长出的花草一样不知从何地而来，飞翔在天地间，富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了增强生命力，古代日本人要到山间去欣赏花卉、红叶，到河畔、水池边去观赏水禽。宫廷设有“养鸟部”、“鸟取部”，并有“养鸟人”饲养、管理。因此，才有“花见”、“月见”的说法。“见る”（看）这一行为，在古代并非指单纯的感观，而是通过“看”与生命、灵魂有关的动植物从而达到强化生命力的目的。另一方面，观赏者通过“看”所产生的心理状况与被看到的动植物所具有的灵性相结合，或是调和悲哀、生气等狂燥的内心，或是使沉滞的内心浮动起来，产生新的精神。按照古代日本人的思维，不仅观赏花卉、草木以及水中游动的水禽，是一种游乐（ァ附图{图}ビ）行为，而且饮食、歌舞等的行为也是一种游乐，旨在行为过程中通过实实在在的自我解放，感情的高昂达到强化生命力的目的。如“生御调能玩物”、“弄是鹄遂得言语”等。“弄”、“玩”都是“看着玩赏”之意，即天皇通过看国造奉献的白马、白鹄而获取生命力。植物中，经过漫漫冬季春天复苏的树木，如树大叶茂的橡树、山毛榉木以及富有强烈色彩的山茶花等都被当作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神树。另外，梅花、柑桔、杜鹃、ｑｉū＠①花、红叶等自古以来就被认为带有吉兆、咒术的性格。如以下二首歌所咏的那样：(1)国见歌（卷1.2）大和有群山，群山固不少；天之香具山，登临众山小；一登香具山，全国资远眺；平原满炊烟，海上多鸥鸟；美哉大和国，国土真窈窕。[5](2)杂歌（卷13.3222）三诸山崔嵬，人人瞩目哉；山麓何所有，马醉木花开；山巅何所有，山茶开出来；丽山引心目，如对泣婴孩；[5]以上两首和歌分别是以“群飞的水鸟”与“袅袅的炊烟”，盛开的马醉木花和山茶花当作富有生命力的吉兆，歌颂国土的富饶。联系额田王的这首和歌，可以看出，人们通过“看”（观赏）春花、秋叶能够获取生命力，然而，由于山路密采摘难，芳草深不可攀，春花最终不能不给人留下遗憾。而三秋时不仅青翠任观赏，而且红叶还可取玩。这就是说，秋天人们不仅可以“看”，而且还可以将红叶折到手中，仔细品味。这样，一方面能够使存在于植物中的灵性，径直地移到人身上来，更大限度地获取生命力，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触“物”促发感动，使人产生情趣，产生“物哀”（喜怒哀乐之相），从而达到物心合一。所以，额田王在最后潇洒地得出结论：“为有此般恨，吾心爱秋山。”五、“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的表现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刘勰认为，对偶有着无可置疑的合理性：“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8](p83)。自然之物皆有对应的双方，故“丽辞”是合乎“神理”的。对于对偶这一表现手法，额田王有意识地将其运用到和歌的创作之中。记、纪歌谣与万叶初期的长歌相对来说比较短，具有大体相等的长度，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古代咒术歌的传统，具有言灵特征。当时，长歌多采用对句的形式，和歌中的对句，比汉诗文的对句包括的范围大，也更加灵活。冈部政裕将万叶长歌的对偶归纳为四种：短对、长对、连对、并对[9]。它反映了汉诗文影响日本之前万叶和歌的固有实态。从初期万叶长歌到壬申之乱前的长歌，总共8首，包括到持统初年（除了人麻吕之外）共11首，从中可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1)初期万叶长歌全都运用对偶的形式，而且在每首歌的总句数中，对偶所占的比例非常大。(2)它所使用的对偶与汉诗文意义上的对偶不能相等。即是说，它们只不过是反复和替换说法。如在第16首和歌中，第7-10句是单纯的替换。(3)这些和歌都是四句一组，二句成一单位，并构成对偶。在记、纪歌谣中，10句以上的和歌约占80%，长歌较多。第13卷中长歌的80%含有对偶，但几乎都是替换和反复。除了几首例外，大部分是短对。可以说，替换是对偶的原初形态。折口信夫认为，可以将“对偶”的使用看作是“神灵附体狂舞时的语言”，是非日常语言的表现形式之一。在非日常语言中，不管是否意识到，目的都是对重要部分的强调。柳田国男认为：“原来像诗歌那样需倾注力量的语言，屡次使用对偶是东方文艺的一大特色。其中，充满艺术性格的抒情歌是最显著的。每遇什么大事时，如果不进行两次稍微改变说法的反复就心神不安，即使像太阳那样独有的对象，在加以赞美时，必定排有两种说法。”[10](P6)这来自歌谣的母体是人神交融的盛大场面。以记、纪歌谣、初期万叶长歌的反复、替换为特征的对偶，与受汉诗文影响之后的以整齐美为特征的对偶具有本质的不同。其原来的形式是在口诵水平上强调重要的部分或是表现全体，它在受到汉诗文的影响的同时，逐渐向着自觉对偶的文学表现形式发展。如本首歌，从其结构来看，是由三组对偶句构成：(1)百鸟久未鸣，而今妙音啭；百花久未放，于兹乃盛开；(2)惜乎山路密，欲入采摘难；惜乎芳草深，名艳不可攀；(3)转思三秋时，红叶可取玩；枝头青翠色，流连任赏观；从以上三组对偶中可以看出，同一动词的多次重复，如“取る”出现了三次；“见る”出现了两次；“取る”与“置く”又是反义词。中西进认为：“此歌将春秋两季分段描写，最后得出结论，属典型的复式长歌；因这种形式在记、纪歌谣中没有出现，可看作是新体的长歌。”[7](P142)这种运用对偶与反复的写作技巧与汉诗的写法非常相近。例如，初唐遣唐僧释辩正的“在唐忆本乡”一诗：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远游劳远国，长恨长安。葛野王的“春日莺玩梅”一诗：素梅开素靥，娇莺弄娇声[4](p61)。这些都暗含着对汉诗文的模仿、学习，并在和歌创作中灵活运用。如她的另一首佳作“额田王思近江天皇作歌”（卷4、488首）：怀念人难逢，待君一片情；吾门帘幌动，缓缓送秋风[11](p13-14)。镜王女作歌（卷4、489首）：期待秋风至，亦为堪羡事；风如同待人，何许悲叹之[11](p14)。由此可见，反复已成为近江朝文学的特色之一。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六朝文学的影响以及在“诗”与“歌”的交流期间，“诗”向“歌”的流变过程和二者的交融情况，从而总结出近江朝文学的特色。我们从这首歌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季节感，可以断定它是日本有关季节的最早的汉诗模仿。其中，歌中触及的春秋出现在柿本人麻吕的歌（《万叶集》卷1,38首）中：青垣山上神，贡物非渔猎；春来插鲜花，秋来插红叶[5]。“春花秋叶”的条文最早出现在常陆风土记的筑波岳条中。《晋书・四夷倭人》中有如下记载：“不知正岁四节，但计秋收之时以为年纪”。《魏志・倭人传》裴松之注中也如此写道：“魏略曰，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以为年纪。”如果这些记载属实的话，春秋意识无疑来自农耕生活之中。而中国的季节观同样起源于“春耕秋收”的农耕生活，可以看作是其文雅情趣产生的基础。在近江朝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额田王首先将其运用于和歌创作之中。由此看来，额田王仍处于中国文雅的创始期，是试将中国文雅情趣运用于和歌创作的第一位歌人。总之，额田王作为从记、纪歌谣到万叶和歌过渡时期的宫廷女歌人，在她身上存在着混沌的古代性和现代性。她第一次将春秋两季作为审美对象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开创了超越现实生活的风雅世界和以歌对诗的体裁。她积极地吸收中国文化，并运用于和歌的创作，开辟了以“物”知“哀”的审美意识，这些都为日本古代文学理念的产生和后世歌人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她在日本上古文学史乃至整个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轻估的。【参考文献】 [1]ｗā＠④田空穗．万叶集评释：第1卷[M]．东京：东京堂出版．[2]彭恩华．日本和歌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3]谷馨．额田王[M]．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4]小岛宪之．近江朝の文学―诗和歌[A]．万叶集Ⅲ（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C]．东京：有精堂，1997.[5]杨烈译．万叶集（上、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6]关森胜夫，陆坚．日本俳句与中国诗歌[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7]中西进．万叶集の比较文学研究[M]．日本：樱枫社．1963.[8]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冈部政裕．万叶长歌考说[M]．日本：风间书房，1970.[10]大田幸惠．“对偶”论序说――记纪歌谣及初期万叶长歌的“对偶”[A]．国语国文学，1978,(55-54).[11]李芒译．万叶集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艹下加秋＠②原字木加巳＠③原字叹繁体＠④原字穴下加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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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1期 Vol.17 No.1 199935份亲本材料产量性状的分析田立平 郭仁峻 尹峻玉对小麦亲本资源进行调查分析并做出正确的评价是有效地利用亲本资源，使其优良的遗传性状在后代得到充分表现的关键，是小麦育种工作的基础。为此，1997～1998年对35份小麦不同类型亲本材料在高肥水下产量及其构成三要素、株高及其构成进行调查分析，以便正确评价、使用亲本资源，为今后小麦高产品种选育和亲本选配提供依据。本文只就产量性状进行总结。1 材料与方法试验以35个不同类型亲本(表1)为试验材料。随机区组设计，3次重复。两行区，行长2.5m，行距30cm，株距2.9cm，折合基本苗7.7万/亩。1997年9月28日播种。表1 不同类型亲本材料产量及产量构成因素材料名称位次亩产(kg)经济系数穗粒数千粒重(g)穗粒重(g)亩穗数(万)株高(cm)京冬8号1493 .60.5033.451.61.828.187.3093白粒京冬82475.10.4433.149.9<td align="center"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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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116 【原文出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54～60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10 【 标 题 】发现与重估：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论析 【英文标题】Discovery and Reassessment:An Analysis of the Art ofChinese Classical Narrative PoetryWANG Rong(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llege of Shaanxi NormalUniversity,710062 Xi'an,Shaanxi,China)【 作 者 】王荣 【作者简介】王荣(1954-)，男，陕西蓝田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内容提要】对中国现代叙事诗艺术发展以至叙事文学的学术研究，是建立在对于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传统及理论遗产的考察发现及价值重估之 上的。中国古典叙事诗作品有三种基本叙事结构模式。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纪事或感事型的叙事模式，质实的叙事诗论及美学原则，是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及叙事美学与西方叙事诗学及创作的最根本差异。作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典叙事诗对20世纪中国叙事诗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创造性转移，提供了必需的内在发展动因和基本的嬗变途径。【英文摘要】It is on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discovery andreassessment of the tradition and the theory of art of Chine se classical narrative poetry that the art of Chinese modernnarrative poetry gains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narrativeliterature develops academic studies.Diligent studies showthat Chinese classical narrative poems have three modes ofnarrative structure:realistic spirit of writing,reporting orimpressionistic narrative mode and simple narrative poeticsand aesthetical principle,which make the art and narrativeaesthetics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essentially differ from Western narrative poetics and writing of narrative poetry.As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narrative literature,the art andaesthetics of Chinese classicalnarrative poetry provide anecessary inner dynamic drive for development and a basic path for transmutation.【关 键 词】中国古典叙事诗/叙事美学/叙事模式Chinese classical narrative poetry/narrative aesthetics/narrative mode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1)02-0054-07众所周知，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也同样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历史[1](P82)。和任何的所谓“传统”与“遗产”一样，它们都是由当代人选择与诠释才存在的，只不过这种选择与诠释，并非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行为，相反，“历史的过程得由价值来判断，而价值本身却又是从历史中取得的”[2](P296)。因此，当我们研究中国叙事诗文学类型的发展历史，以及中国叙事文学美学理论的演变过程时，才有了能够从前所未有的艺术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悠久的叙事诗艺术发展过程，进行历史观照与价值评判的契机与可能，并由此而达到不仅仅是阐释其历史，发现其嬗变与转化的轨迹及其内在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审美发现与价值重构中，探寻并实现在当代学术背景下对叙事诗文学类型发展演变的研究目的。1在中国古典叙事诗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的，就是古代诗人们那种直面现实人生，以反映民生疾苦为己任的叙事诗审美意识，以及自觉地将自己的创作纳入一定的社会政治联系之中，力图由此而表现一定的历史深度与力度的创作目的。正是有了这种主体对现实的审美体验和历史的理解，才构成了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传统与西方古典叙事诗艺术的鲜明差异，即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与主题追求。从《诗经》中“赋”的“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到汉魏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3]（班固《汉书・艺文志》），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就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叙事类诗歌创作的基本态度与美学原则之一。唐代的新乐府叙事诗创作，更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4]（白居易《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的创作口号，将“欲见之者易谕”，“欲闻之者深戒”，“使采之者传信”，“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等[4]（白居易《新乐府序》），作为创作的美学规范，从而不仅促成了唐代乐府歌行体叙事诗创作的繁荣，而且以较为完整的理论形式，为古典叙事诗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确立了遵循的实践方式与准则，并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叙事诗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到1915年新文学运动酝酿之际，胡适还推崇它为“可作实际派文学家宣告主义之檄文读也”[5]（胡适《读白居易〈与元九书〉》）。肇始于唐代[6]（孟綮《本事诗・高逸第3》），形成于宋代的“诗史”观[6]（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可以说是古典叙事诗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集中体现。尽管“以韵语纪时事”的表现方法，有可能抑制诗歌叙事功能的发挥，但是古代叙事诗人们，“于当世治乱成败得失之故，风俗贞淫奢俭之源流，史所不及纪，与忌讳而不敢纪者，往往见之于诗”的诗歌创作，记述社会历史的重大事件，揭露贪官污吏的横行霸道，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表现出了和古典抒情诗“温柔敦厚”诗教规范迥然相异的美学风格，并由此而使“诗史”成为中国古典诗论及批评中一个特定的美学范畴。历代叙事诗创作中，杜甫、白居易、吴梅村、黄遵宪等作家的叙事诗作品，也往往因其具有“一代诗史”的美学特征，被视为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的典范性作品。“愤时忧国”的创作精神与心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7]（余成教《石园诗话》卷1）的审美意识，是古代叙事诗人对历史进行反省，对现实进行思考的结果。同时，这也使古典叙事诗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凝聚了沉重深厚的历史感，并产生了大量具有历史重负的作品。宋元以后到明清之际，随着社会政治的交替变迁，尤其是民族矛盾斗争的加剧，反映亡国乱世人民哀思的叙事诗创作，也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除了乐府歌行体外，诸宫调、套数及杂剧、传奇体剧诗创作，不只是在体式篇幅方面，还在审美意识方面，都使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及精神在古典叙事诗艺术中，展示出了一种更为自由舒畅的艺术创造力。从赵令畴到董解元，杜仁杰等到刘时中、归庄，再从关汉卿到孔尚任，其作品中所包含的社会批判精神和反讽意味，以及“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恨”的创作意旨[8]（孔尚任《桃花扇小引》），显示出了这不仅是一个最有可能出现史诗并确实产生了大量史诗性叙事诗作品的时期[9]（霍松林《西厢记汇编・序》），而且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历史性实现的重要发展阶段。同样，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决定了古典叙事诗艺术的主题追求以及其中所体现的人文理想及价值理念。民本思想与英明政治，人道期待与盛世渴望，作为中国古典叙事诗创作中的重要母题，既成为各时期作家们对当下存在的追问，以及对这种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探寻，同时，又给这些作品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与艺术特征。首先，对于现实生存状态的急切关注，不仅使古典叙事诗创作题材上注重于“征实”性，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显示出叙事主题的政治性和功利性，以及“质实”的风格特征。在古典叙事诗的艺术源头和叙事主题滥觞的《诗经》中，从《大雅》中《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诗史”对君主权威的解释，到《颂》诗中《ｂì＠①宫》、《玄鸟》、《长发》、《商颂》等“史诗”对君权的神化，使古代叙事诗创作中的现实生活主题，更多注意的是切近事件、问题的思考与探讨。由《沔水》、《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等对于时局的忧虑和对统治者的劝谏，开始产生了叙事主题中的政治“兴亡”意识，一直到吴伟业的《临淮老妓行》、《楚两生行》、《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圆圆曲》等作品，无不体现出政治“兴亡”主题的深化。不过，相比之下，最能展现出古代中国“民本”政治理想的叙事主题，还是古典叙事诗中表现“征夫”、“孤儿”，以及民生艰难、战乱内容的作品。从《诗经》中的《东山》、《击鼓》、《鸨羽》等作品中的“征夫怨”，到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将“征夫”、“孤儿”、战乱等与社会贫困联系在一起，成为唐代杜甫、白居易、聂夷中，以至后代乐府歌行体叙事诗创作的主要叙事主题，并构成了古典叙事诗艺术中最具“质实”美学风格特征的作品。其次，情爱主题，应当说是古典叙事诗中最富艺术魅力，也最能超越世俗价值观，并更具人道理想内容的叙事主题。对此，古代叙事诗作家们似乎施展了历史给予他们尽可能的创造力，在各自的作品中倾注着生命的渴望与理想，表现着生存的认识与向往。如《诗经》中的《野有死ｑúｎ＠②》、《静女》、《女曰鸡鸣》、《野有蔓草》、《鸡鸣》等，毫无顾忌地表达了对情爱与性爱的价值肯定；《日月》、《终风》、《谷风》等“弃妇诗”，以及《氓》中“始乱终弃”的故事，到汉魏乐府的《塘上行》、《上山采蘼芜》、繁钦的《定情诗》等，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叙事主题模式。相比之下，《诗经》中的《行露》，汉魏乐府中的《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将情爱置之于社会关系之中进行全方位的表现，实现了情爱主题与忠贞、神圣等人类道德价值的认同。随后出现的《木兰诗》和傅玄的《秋胡行》，左延年的《秦女休行》，李白的《东海有勇妇》等，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叙事主题。因此，在唐以后的古代叙事诗创作中，就能轻易地发现情爱主题对叙事诗，以至叙事文学艺术及其美学风格产生的巨大作用与影响。总之，和西方古代史诗、叙事诗艺术相比，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及其主题追求，虽说缺少了“普遍性”的哲理性思考与探究，但多了现实问题的历史批判和真实观照；虽说注意到了叙事诗的社会功能及要求，但抑制了叙事主题的艺术发挥与创新。所以，在总体美学风格方面，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的神话性、传奇性、宏大性不占主导特征。相映之下，征实性、纪事性、质实性则构成其主要的艺术特征，并由此而对中国古典叙事诗的文体结构模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由于叙事艺术的“叙事虚构性”本质，决定了“情节”在其形式结构中的美学功能，并因此而和抒情诗的意象形式结构在文体类型上区分开来。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叙事诗作为一种专门的文学类型，却从未能由其他文类中独立出来[10]（王国维《文学小言十四》）。中国古典诗歌的类型“含混”，叙事诗论的零散以及抒情诗学传统的影响与作用，都使得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形式及结构模式等，具有了多元范式的倾向，并作为一种创作规范及艺术传统，被各个时期的叙事诗创作在结构形式、叙述体式与话语，以至审美趣味等方面承继下来。其中，古代叙事诗作品中显示出来的三类基本结构模式，就典型地体现出了古代作家们的这种审美趣味和形式美学观。一是纪事型叙事结构模式。即作品是以事件发生发展的时空顺序展开叙述的。所谓“以韵语纪时事”也。这种叙事结构产生的美学功能，侧重的是“征实”，追求的是“诗”史。如《诗经・大雅》中的《生民》等作品。它们不仅是“诗”史的文学源头，也是中国古典叙事诗纪事型结构模式的雏形。此后，随着“诗史”审美观的形成与扩展，这种“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6]（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的纪事结构形式，成为古代叙事诗创作中，用以反映社会重大事件，记录乱世民生疾苦的主要艺术形式。从曹操的《蒿里行》到杜甫的《兵车行》及白居易、元稹等人的作品，再到清代的吴伟业、王士祯、张维屏等作家的长篇叙事诗作，都成为纪事型叙事结构的典范作品。二是感事型的叙事结构模式。其重要特征是强调作者主体情感反应及价值评判对于叙事过程的介入，所谓“抒情与叙事的结合”也。这种将主体情感体验与价值评判凌驾于叙事之上，而不是将其“隐藏”于故事情节关系的叙述之中，并极力通过抒发感想与议论来推进叙述进程的文体结构形式，成为乐府歌行体叙事诗的基本形式结构。其中，以客观全景式叙述出现的作品，往往是通过“场面”的描写，造成一种“情境”，然后“卒章显其志”[4]（白居易《新乐府序》）。同时，古代作家们为了消解因这种叙事结构所产生的篇幅拘紧与短小的局限，往往采用“场面”叠加或联章组诗的方式[11](P318)，来实现作品形式结构具有的宏大感、壮伟感等叙事美学功能。从汉魏乐府到唐代新乐府运动，这种叙事结构模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并有了理论上的自觉。“辞质”、“言直”、“事核”、“体顺”，确立了这种结构的形式规范及美学基础[4]（白居易《新乐府序》），成为历代诗人，尤其是处于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的爱国诗人用以反映现实，表达政治理想与愿望的一种常见的叙事诗结构形式。三是情节型叙事结构模式。这也是中国古代叙事诗作品中最具艺术意味的形式。由于叙事虚构性的“情节”成为艺术结构的中心，所以使这种叙事结构出现了诸如“对话体”、“自言体”、“代言体”等不同的叙事角度和方式，从而不仅丰富发展了叙事诗的表现手法，而且使叙事诗艺术形式功能得以实现，并打开了叙事诗体裁多元发展的道路（如剧诗、寓言诗的产生出现）。将《诗经》中的长篇叙事性诗歌《ｂì＠①宫》和《大雅》或《颂》中那些“诗史”性的作品相比，由于史实的夸张产生了叙事诗艺术上必须的“虚构性”，因而具有了“史诗”性的美学功能。汉魏以后，《孔雀东南飞》的出现，标志着这种情节型叙事结构模式的成熟。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宋元以后的诸宫调、套数体叙事诗，杂剧、传奇体剧诗作品，都是以这种叙事结构形式发展起来的，并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叙事诗结构形式中最值得珍视的艺术遗产之一。除此之外，体现在这三类叙事结构模式中的叙述体式与文本结构方式，作为古典叙事诗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也值得给予充分的关注与评析。如上所述，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乐府歌行体式，由于其灵活不拘的句法韵律，从而能够在古代诗歌严格的句法、格律等形式要求中脱颖而出，以适应叙事诗叙述“动作”，表现“性格”等形式要求。正所谓“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格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12]（许学夷《诗源辨体》卷18）。可见，乐府歌行体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典叙事诗文体结构形式的典范，也是自有其内在原因的。相反，消解了这种文体结构形式的特长与优势，就可能带来艺术创作方面的问题。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吴伟业的《圆圆曲》等长篇叙事诗作品，就因其“使典过繁，翻致腻滞”，“往往意为词累”的“典雅”化倾向，受到同时代及后代作家的批评[7]（赵翼《瓯北诗话》卷10）。并且，也逐渐使明末清初以后的文人长篇叙事诗创作，走向叙述话语与文体形式“典故本事”的偏向。应当说，近代以后的叙事诗文体形式变革，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在对此不满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仅从黄遵宪等人的叙事性诗作及“新体诗”理论中，就可以清楚地发现。另外，同样在古代歌诗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曲体”，也正是由于其文体结构形式方面的相对自由与舒展，宋元以后，逐渐成为诸宫调、散套体叙事诗的典范文本结构形式。它所具有的多种叙事视点和角度，配合以长短句产生的从容，加上通俗化的叙述语言，使其成为古代叙事诗文体中独具“反讽”、“夸张”美学功能的文本结构形式。同时，又对杂剧、传奇体剧诗的文本结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及作用。正如清代孔尚任所讲的那样：“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8]（孔尚任《桃花扇小引》）此语道尽了中国古代剧诗文体形式与诗歌、史传等叙事文体形式的内在联系。3中国古代文论的“泛文学”观及抒情文学传统，体现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就是没有形成完整的、有体系的叙事诗论及“叙事诗”文学类型概念[10]（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所以，尽管在古代诗论中常会出现诸如“纪事诗”、“叙事长篇”、“长诗”等类似的诗歌批评术语，但直到20世纪初，章太炎还用“裨诗”、“乐诗”来指称那些“述小说者也”的叙事诗作品。[13]（章太炎《ｑｉú＠③书重订本・正名杂义》）不过，从史诗、叙事诗文学类型的起源来看，似乎中西文学在最初时是有着相同的审美意识的。有多位著名学者研究证明，中国最早的“诗言志”概念中，就包含有“记忆”、“记录”、“回忆”等意思在内[14]（朱自清《诗言志辩》）。而有趣的是，古希腊史诗、叙事诗女神喀利奥帕，就是记忆女神漠湿摩绪涅和宙斯的女儿。而“记忆”，又是叙事诗作家主要的创作心理特征。“在记忆中，时间的以及空间的间隔始终保持着。遥远的事变成当前，乃至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因此也就站在我们的对面，并且作为另一个奇妙的，更伟大的世界”[15](P73)。可见，“记忆”中包含的美学因素，构成了叙事诗学的基本内容。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叙事诗”作为文学类型概念，在中国文论及诗论中的演变与含义，进行一番整理，来探寻古代叙事诗论与古典诗学的内在联系，并在和西方叙事诗论的比较参照中，理解并认识其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理论，特别是叙事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意义。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叙”为“次第也”；“事”为“职也”。又《国语・晋语三》与《礼・大学》的解释，分别为“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15](P317)和“物有本末，事有终始”[16]，都有“叙说、记述”以及“事件、事实”的意思。而“叙事”两词一起出现在古代文史著作中，则多为“记述事实”，“把事情前后经过记载下来”的含义。如《文心雕龙》中，刘勰明确地注意到了“叙事”作为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在写作中的形式价值及意义。所以，他称蔡邕的碑文和潘岳的哀辞文，“叙事也该而要”[17]（刘勰《诔碑第十二》），“情调悲苦，叙事如传”[17]（《哀吊第十三》）。然而，将“叙事”归于一定的美学范畴进行理论阐述，则是由中国古代“史传”文论开始的。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专章阐述了“叙事”在史传文学中的美学功能。他认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在经过一番认真地论述之后，又提出了“华逝而实存，渣去而渖在”的“尚简”；“省字约文，事溢于外”，“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的“用晦”，“虚设不可”的“妄饰”等叙事规范及原则，以及“直纪其才行”；“唯书其事迹”；“因言语而可知”；“假赞论而自见”的叙事方法与技巧[18]（刘知几《史通・叙事》）。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这种从最初就形成的“尚简”、“用晦”、“妄饰”等质实性叙事美学原则，不仅对中国史传文学、古代小说创作，尤其对中国古典叙事诗创作及其理论，都产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诗论家关于叙事诗的论述中，探讨并追寻古代叙事诗论的演变轨迹。一是通过对诗的“叙事”理论认识，强调“事”在诗的叙事中的独立作用。所谓“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诗亦史也，故事必有据，如可形诸咏叹”，以及“是故每叙一事，务使后人如稔其故；每述一事，务使后人如值其时，历其地，诗至此方可称工，方可信其必传于后”[7]（冒春荣《葚园诗话》卷4）等观点，都是从“纪实”、“有据”的角度，将诗的叙事，视为用诗的艺术形式对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或事实的确切记述。即所谓“以韵语纪时事也”。于是，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诗史”叙事美学观，也就与西方以亚里斯多德为开端的叙事文学及叙事诗理论，在叙事诗“虚构性情节”与“历史性事件”这些关键艺术问题上，出现了根本的不同。因为，在亚里斯多德看来，史诗、叙事诗和“诗史”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们是否使用了“韵文”，而在于前者是通过“创造情节”，表现“普遍性”的艺术，后者则是“叙述个别的事”的历史[19]。或如20世纪初中国作家所理解的，“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其事者谓之裨史，此二者并纪事之书，而难言之理则隐寓焉”。注意到了艺术与历史之区别，就在于其存在着“隐寓”的“虚构性”这种“难言之理”[10]（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看来，美学上对诗的“叙事”的不同理解，也使中西方叙事文论及创作，包括叙事诗论与创作，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不尽相同的艺术发展之路。所以，与西方文学中的史诗、叙事诗艺术相比，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虽然缺少了“史诗”性的宏阔壮美，但却未失“诗史”性的历史参与及质实细致。二是关于“叙事”的诗的探讨，突出“情”在“叙事”的诗中的艺术地位。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叙事诗论中，关于“缘事而发”，“情义为主”，“事形为末”，以及“叙事即伏议论之根，议论必顾叙事之母，或叙事而含议论，议论而兼叙事，或以议论为叙事，叙事为议论”[7]（朱庭珍《筱园诗话》卷1）的“感事”观，无不是从“抒情”的美学趣味出发，要求“诗者述事以寄情”。并且，也正是由于这种抒情文学传统的巨大影响，因而使得古代叙事诗创作对“叙事情节”的形式功能，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漠视。于是，在中国古代叙事诗论中，较多的是“叙事”的诗论及“感事”的诗论。这和西方叙事诗论“摹仿动作”，“只宜于叙述动作”[18]，而对叙事文学，包括叙事诗情节形式功能的强调不同。从而决定了中国古代叙事文论中关注“叙述”方式的理论趋向。三是对于叙事诗的形式结构上，注重形式的变化与章法的转换。可以看到，和西方叙事诗论从叙事结构形式入手，对“情节”的“长度”和“完整”，以及由此产生的“单一结构”、“双重结构”[19]的研究不同，中国古代叙事诗论对于形式结构的关注，讨论最集中的还是叙述手法或称之为“起承转合”的章法。即所谓长篇叙事诗须“大开大阖，忽断忽连，参差错综，端倪莫测”，或“贵有操纵，忌章法散漫”，“通体有大提挚，大结束，大转换，逐段中又自有小提挚，小结束，小转换”[7]（乔亿《剑溪说诗》卷下），以避免纪事的平铺直述，僵滞呆板。因此，中国古代史传文学中的各种叙述方法，逐渐为诗的“叙事”和“叙事”的诗所汲取。所谓“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若诉”[6]（王世贞《艺苑卮言》卷2）的美学追求，典型地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叙事文论以及叙事诗论在审美趣味和形式结构方面的艺术自觉与期待。黑格尔有关中国史诗、叙事诗问题的研究及论断，能够给我们些许的启示及参照。他的“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的结论，依据目前发现的许多少数民族及汉族口传史诗作品来看，事实上是难以成立的。但是，他所提出的，认为影响中国史诗、叙事诗艺术成就的两个重要原因，即所谓的“散文性”的“观照方式”和“不适宜艺术表现”的“宗教观点”[20](P98)，确不失深刻。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国古代叙事诗作家们对现实的全身心注视，以及艺术创作本身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都会左右以至限制作家形成“神话”的，也即“虚构”的艺术想象及创造。这样，质实的美学规范及原则，纪事型与感事型的叙事模式，也就必然地成为了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理论及叙事诗论的基本理论走向及风貌。总而言之，中国古典叙事诗艺术在创作精神与叙述方式，以及叙事诗论等方面所提供的丰富遗产与传统，既为20世纪中国叙事诗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创造性转移孕育了必需的艺术条件和内在动因，确立了基本的创作方向和美学规范，同时，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叙事诗创作，以及对古典叙事诗艺术传统的发现与重估，特别是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理论及叙事诗论的美学研究及重构，打开了广阔的理论空间与可能。收稿日期：2000-10-15【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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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704 【 版 号 】8 【 标 题 】摩托罗拉为奥运采访提供器材 【 正 文 】 本报讯 中国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宣布，为改善采访本届奥运会的中国记者的工作条件，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将为中国奥运记者团和中国奥委会新闻委员会提供部分通讯器材。这次摩托罗拉向采访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中国记者提供了５０部移动电话和５０部可以及时得到各赛场信息的寻呼机，这些器材获得“第２６届奥运会中国体育记者团专用通讯器材”称号。本次采访亚特兰大奥运会的４４家新闻单位在奥运会期间，均可借用一部摩托罗拉的移动电话和寻呼机。同时，该公司向中国奥委会新闻委员会赞助了部分通讯器材，作为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度中国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专用通讯器材。该公司还将资助中国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举办的“摩托罗拉奥运热线”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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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发现增加体液可促进体内毒物排出新华社莫斯科５月２２日电苏联医学家认为，用增加体液的办法，可以促进体内有毒物质的排出，从而使人免遭因环境污染而中毒。由于环境污染，各种有毒物质进入体内，虽然它们的数量没有达到危险的限度，但是多种有毒物质的相互作用，却会造成人体慢性中毒。人体内的废物通过血液循环和淋巴系统排出，细小的废物直接进入血液，大的进入淋巴液，最后流到淋巴结。人体清理废物的过程是在体液中或借助体液进行的。所以增加体液的流动，可促使有毒物质的排出。据苏联新闻社报道，苏联卫生部临床淋巴学中心通过实验和临床试用，已找到了两种药剂。一种是用于肾病和脑水肿的甘露醇，它可在引导体液和排除体液的组织间形成渗透压，从而把细胞组织间的体液挤出，于是增加了淋巴液。另一种是通过使用溶解血栓的“捷里林”来减少体液的浓度，这同样有助于体液流速的加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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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6期 Vol.23 No.6 1997具有超稳定结构的鲁棒自适应控制器马孜 范俭 柴天佑摘要 针对结构和参数未知的非线性系统，提出了一种具有神经网络的超稳定鲁棒自适应控制器. 控制器基于一阶线性模型，采用Popov超稳定理论设计，其建模误差由BP网在线辨识，辨识结果在前馈补偿器中加以补偿，有效地实现了鲁棒自适应控制. 文中还给出了仿真结果.关键词 神经网络， 超稳定性，鲁棒性， 自适应控制.A ROBUST ADAPTIVE CONTROLLER WITHHYPERSTABLE CONSTRUCTIONMA ZI FAN JIAN CHAI TIANYOU(Research Center of Autom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6)Abstract A robust adaptive controller with hyperstable construction is presented for nonlinear systems with unknown parameters and structure. The Popov hyperstable therom is used to design the controller. The modeling error is on-line identified by a BP network. The identified results are taken as a compensatory signal so that the uncertainties of the system are effectively overcome and the robust adaptive control results are obtained. Simulation results are also given.Key words Neural network, hyperstability, robustness, adaptive control.1 引言近年来，采用基于Lyapunov理论和Popov超稳定理论的控制器已逐渐渗透到一些有价值的应用背景之中［1，2］. 由于在算法设计中没有考虑建模误差的存在及影响，限制了算法的广泛应用. 自从Rohrs［3］提出了自适应控制的鲁棒性问题以来，一些鲁棒自适应方案相继提出［4－6］，这些方案都需要一些不真实的假设. 另外，在算法稳定鲁棒性提高的同时其性能指标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本文将人工神经网络引入算法设计，利用它来辨识系统存在的建模误差，并将其结果引入前馈补偿器进行补偿， 以达到消除系统不稳定性对系统的不良影响和提高系统鲁棒性的目的.2 控制器设计被控对象由模型y(t)=fs[y(t-1),…,y(t-ny);u(t-1),…,u(t-nu)] (1)描述，式中fs:Rny+nu→Rn为复杂的非线性映射.假设fs对时间的变化率小于参数辨识算法的收敛率，(1)式可由等价模型y(t)=ay(t-1)+bu(t-1)+N(t) (2)来描述，其中N(t)为等价线性模型与对象模型间的建模误差函数.引入一阶差分算子Δ，将(2)式改为y(t)=ay(t-1)+bu(t)-bΔu(t)+N(t). (3)令bΔu(t)=b′Δu(t-1)［2］，于是式(3)式演化为y(t)=ay(t-1)+bu(t)-b′Δu(t-1)+N(t). (4)设r(t)为系统的参考输入， 定义跟踪误差和控制器的输出分别为e(t)=r(t)-y(t)， u(t)=Kp(t)e(t)+uf(t). (5)，(6)其中 uf(t)=K1(t)r(t)+K2(t)r(t-1)+K3(t)Δu(t-1)+K4(t)(t). (7)(6)式中Kp(t)为比例控制增益；(7)式中(t)为辨识的建模误差. 将(4)，(7)和(6)式代入(5)式， 得(1+bKp(t))e(t)=ae(t-1)-w(t), (8)式中 w(t)=-(1-bK1(t))r(t)+(a+bK2(t))r(t-1)-(b′-bK3(t))Δu(t-1)+(1+bK4(t))(t). (9)根据Popov超稳定判据，若使系统渐近超稳定，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 前向通道脉冲传递函数严格正实；(2) 反馈通道满足Popov积分不等式(10)由(8)式可得前向通道的传递函数为(11)当 Kp(t)＞(a-1)/b, (12)则可保证前向通道脉冲传递函数严格正实. 选择前馈补偿自适应律为(13)式中 [1(i),2(i),3(i),4(i)]=[γ(i),γ(i-1),Δu(i-1),(i)];λ1,λ2,λ3,λ4为任意正实数，采用仿真优化方法确定，以提高动态性能. L按下式选取(14)令(t)=k(t)+θc,k(t)为前馈自适应可调参数，θc为常数，且(0)， 则有如下关系［1］(15)将(9)式和(13)式代入(11)式，并利用上式，可得(16)式中 [θ1,θ2,θ3,θ4]=[-1/b,a/b,-b′/b,1/b];由此可见， 按(12)式选取比例增益Kp(t),按(13)式确定自适应律，可以保证系统渐近超稳定.用BP网作为建模误差估计器，网络共三层：输入层一个节点；隐层包括m个Sigmoid神经元；输出层一个Sigmoid神经元. 其输入信号I=[y(t),y(t-1),…;u(t-1),u(t-2),…;(t),(t-1),…], (17)其中 . (18)网络教师的信号是建模误差y(t)-(t). 网络隐层的输入(19)经过Sigmoui激发函数的作用，可获得隐层输出(20)输出层的总输入和输出分别为(21)(22)其中Wjp,βj和Wij,βj分别是输入与隐层和隐层与输出层间的权值和阈值. 它们分别按下式校正Wjp(t+1)=Wjp(t)+ηjpδiOp(t), (23)Wij(t+1)=Wij(t)+ηijδjIi(t), (24)βj(t+1)=βj(t)+λjδj, βi(t+1)=βi(t)+λiβi. (25)，(26)各单元的训练误差由下式获得(27)，(28)3 自适应控制算法等价系统模型(2)可以用下式表示y(t)=x(t-1)Tθ+N(t), (29)其中x(t-1)T=[-y(t-1) u(t-1)], θ=[a b]T. (30)本算法按如下步骤执行.为了保证BP网的收敛性，在运行之前进行预训练，当收敛到一定程度时投入下面的运算.1) 检测系统的输出y(t)，并建立等价系统参数辨识方程数据向量.2) 采用如下辨识算法辨识线性模型参数(31)其中 v(t)=y(t)-x(t-1)T(t-1). (32)如果 r(t-1)λmaxP′(t-1)≤K, 0＜k＜∞, (33)其中 r(t-1)=r(t-2)[1+x(t-1)TP(t-2)x(t-1)], r(t-1)＜0, (34)则 P(t-1)=P′(t-1). (35)其中P(t-1)＞0; (36)否则 (37)在上述方程中，λmaxP′(t-1)是P′(t-1)的特征值.3) 计算(t+1),在每个采样周期训练s次.4) 根据参考输入和系统输出计算跟踪误差.5) 根据参数估计值确定Kp(t)，并确定L.6) 由(13)式计算可调参数K1(t),K2(t),K3(t)和K4(t).7) 由(6)式计算控制输入u(t)，施加受控对象.4 仿真结果仿真实验针对如下非线性模型仿真中，L=8,m=9,η=0.025,S=2. 系统的跟踪曲线如图1所示. 由于系统有较强的鲁棒性，获得了稳定的控制结果和满意的跟踪特性. 图2给出了建模误差N(t)和辨识曲线(t). 图3和图4分别是参数a,b估计值的收敛曲线和控制输入曲线.图1 参考输入w(t)和输出y(t) 图2 建模误差N(t)及辨识值(t)图3 系统参数估计收敛曲线 图4 控制输入曲线5 结论本文提出的算法解决了以下问题：(1) 适用于一类复杂的非线性系统；(2) 在系统存在未建模动态情况下具有较强的鲁棒性；(3) 算法不仅简单，而且克服了常规自校正算法中计算控制器参数时由病态方程引起的系统失控问题.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作者单位：东北大学自动化研究中心 沈阳 110006参考文献[1] Tomizuka M et al.Synchronization of two motion control axes under adaptive feedforward control.Trans.of the ASME,1992,114(6):196-203.[2] 冯国楠，于睿.一类微处理机控制最优自适应转台伺服系统. 自动化学报，1989，15(3)：193-199.[3] Rohrs C E et al.Robustness of adaptive control algorithms in the presence of unmodelled dynamics.In:Proc.21st IEEE CDC, 1982,3-11.[4] Preterson B B, Nanendra K S. Bounded adaptive control.IEEE Trans. Autom. Control, 1982,AC-27(6):1161-1168.[5] Ioannou P A, Kokotoive P V. Adaptive system with reduced models. New York:Spring-Verlag, 1983.[6] Parlag L. Robustness of model reference adaptive control. In:Proc 3rd Yale Workshop on Application Adaptive System Theory, 1983.收稿日期 1995-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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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报导，1991年4月升空，重达17吨，造价为十几亿美元的最大的人造卫星康普顿珈玛射线观察卫星，原计划还将在太空轨道上工作8-10年，但去年12月6日发现该卫星上三台定位陀螺仪中的一台陀螺仪突然停止工作，假如一旦还有一台陀螺仪也发生故障，那这颗卫星将失去控制，在太空轨道上飘流。为避免这一后果，美国宇航局正考虑利用卫星上500公斤燃料使这颗卫星返回大气层，在地球坠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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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五个专题小组第三次会议结束新华社杭州５月９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五个专题小组第三次会议今天在杭州结束。在４日开始举行的这次会议上，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系专题小组、居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专题小组、政治体制专题小组、文化与社会事务专题小组和经济专题小组，分别召开了各自的第三次会议。会议上，委员们根据“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和中葡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阐明的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政策，广泛交换意见，讨论了澳门各界对起草基本法条文的具体意见。在起草各章的原则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对某些具体问题，委员们认为仍需听取澳门各界意见，作深入调查研究后进一步讨论磋商。在这次会议上，各专题小组通过了本组向今年６月份将在北京召开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这次会议后，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将进入具体草拟条文阶段。据了解，今年年底前，有些章节可以拟出初步的条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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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2968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4 【原刊页号】66～74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复印期号】199804 【 标 题 】法国的历史教学 【 作 者 】唐阳平/刘传德 【内容提要】法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也是一个重视历史教育的国家，其历史课的设置由来已久，发展至今已成为人文学科的核心课程。法国历 史教学强调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世界的过去、现在并放眼未来；注重学生比较、辨别能力、历史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培养，形成一定的历史观，同时也要求掌握一定的历史基础知识；讲究学科互助，在将历史课置于人文、社会学科的广泛背景中加以考察的同时，又强调从历史的角度加深对其他学科的理解。法国历史教学的模式，在法语地区乃至国际上曾长期占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欧洲国家的典型代表。其课程设置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关 键 词】法国/历史教学 【 正 文 】 早在远古时代法国土地上就有人居住，他们在大约公元前一千年左右进入铁器时代，铁器时代后期克尔特人侵入高卢（法国前身），公元前1世纪时高卢建立了许多城邦，后被罗马征服，受奴隶制统治达500多年。4世纪后期高卢北部被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征服并于481年建立法兰克王国，从此进入封建社会。其后的各个王朝不断扩张。2 世纪时传入法国的基督教在4、5世纪时占据统治地位，对法国影响至深。 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儿子三分帝国，其中西法兰克王国在987 年改名为法兰西王国，成为法国的雏形。15世纪末、16世纪初，法国各民族融合成为统一的法兰西民族。18世纪末，波旁王朝统治者路易十六当政时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引发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此后，法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曲曲折折，主要经历如下几个历史时期：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年至1794年7月）、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年至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1814年至1930年）、七月王朝（1830年至1848年）、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948年至1852年）、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年至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1年至1940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1944年至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58年至今）。法国的教育也是与其历史发展相联系的，其历史教育也不例外，在其发展中充满种种斗争和变革。一、法国历史课程的设置及其沿革（古代、近代部分）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七艺”（指七门课程即：文法、修辞、哲学、天文、音乐、几何、算术。）仅仅作为神学的奴仆存在。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经许多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的艰苦努力才促使“七艺”转为人文学科，并新增了历史和道德哲学课，“七艺”中的文法科分化为文法、文学和历史。从此历史课程作为一门新兴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人文学科出现，成为人文思想的一面旗帜，在其发展过程中充满各种派别的斗争，其内容和形式也随时代发展不断变革。法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以布德（Guillqume Budé，1468―1540）为代表，他推崇人文科学，要求人人阅读古代著作（包括历史著作）。而16世纪闪耀在法国的两位现实主义教育思想家则明确提出了历史教育的重要意义：一位是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1494―1553），他在其长篇教育名著《巨人传》中为主人公开设了历史课，用主人公的转变论证了历史对教育资产阶级新人的重要意义；另一位是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atigue，1533―1592），他认为历史可作为主要的阅读材料，学生须学习历史，以“熟悉历史许多全盛时代的最可尊敬的人。”17 世纪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的创始人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将知识分为历史、诗歌、 哲学三大类，其中历史包括自然史、政治史、教会史和学术史，这种分类对整个欧洲历史学科地位的提高，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学科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由于绝大多数人文主义教育家脱离了广大群众，其教育思想仅停留在酝酿阶段，教育实践也处于实验摸索状态，使得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教育状态并没有因之发生根本性转变。正当文艺复兴运动的高潮阶段，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为争夺教民，天主教、新教都空前重视教育，在争夺教育权的过程中围绕教育目标、内容、方法等展开激烈斗争。新教各派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人文主义教育重视人文学科的思想。宗教改革运动的最早发起人德国马丁・路德神学教授（Martin Luther，1483―1546）就提倡史地的学习，路德派的小学除基本的读写算能力外还兼重史地，并在一些中学开设了历史。这种思想影响到其他新教派别。而在当时的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主教，90％的居民忠于天主教会，新教徒只占10％，不断受到天主教会迫害。新旧两派不断争斗，爆发了宗教战争即胡格诺战争（1562―1594），战争结束后新教取得了一些地位。这种争斗也体现在教育上。新教在教育上取法英、德等国新教经验，开设一些人文课程吸引学生。17世纪，詹森派在法国的信徒开办的学校就重视历史等人文学科的教学，但该类学校在天主教会的残酷迫害下只开办20余年便被封闭；另一新教团体“耶稣基督圣乐会（orate-rio）”于1611年成立，它开办的学校引进不少近代学科， 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其中历史课尤其注重法国史的学习。这个团体一直活动到大革命时期。18世纪以前，法国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主要是耶稣会中学和文科中学，传授拉丁语和“七艺”）和高等教育由天主教会控制，坚持神学至上立场，经院气氛十分浓厚，引起新教和世俗力量的反击。在贝鲁赫（Cardimal de Berulle）的倡导下， 法国全国建立许多大学、高级中学，强调历史等人文学科的教学。18世纪，法国驱逐耶稣会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拉夏洛泰（La.chalotais，1701―1785）在其《国家教育论》（1763年）中要求加强本国语和本国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等科学知识的学习。这促成了教育实际化倾向的形成，反映了17世纪以来新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对实际知识需求的增长。在新教派别不断斗争的压力和后来大革命的影响下，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的促使下，耶稣会学院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为了吸引青年，争取教民，于1832年也开设了历史等人文学科和一些自然学科。在教学法中特别注重历史人物、历史典故、民俗风情以促进学生理解。17、18世纪，欧洲社会风起云涌、变革不断、自然科学迅速兴起，各种新的社会文化涌现，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世俗教育风行宫廷教育方式来培养资产阶级所需新人。而法国宫廷教育堪称其典型。这种宫廷教育重视史地、法律、政治及一些自然学科。法国著名教育家弗・乃隆（Fénlon，1651―1715 ）在担任布尔戈蒂公爵（路易十四的孙子，王位继承人）的教师时，充分利用近代学科来改造学生，（他写了《死者对话录》论述历史的片断以唤起学生对历史的了解和兴趣）结果他将布尔蒂公爵由一个自私暴躁的人改造为一个正直而聪明的人。但是这种宫廷教育只是上层贵族的教育，对当时一般的下层百姓影响甚微，不及教会教育那么普及。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革命政府取缔了所有社会团体（包括教会团体），否认所有社会团体所办学校的合法性，改由政府重新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创办新学校。大革命前期（前10年）的历届政府都对教育充满热情，曾提出过不少于25个教育法案和教育计划，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全贯彻执行，却为法国由封建教育制度向近代教育制度的转变铺平了道路。应当注意到历史等人文学科受到重视是符合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目标的。如1792年孔多塞法案（Condorcet Law ）将本国历史置于突出地位。革命政府还根据1795年10月通过的多诺法（Daunou Law）创立了中心学校，分为三级，其中第一级（12―14岁）开设了自然历史课，但由于这种学校的课程深度更偏向高等学校课程，不适合12岁小学刚毕业的学生水平。这引发了1806年拿破仑改革教育，设立帝国大学（最高教育行政机构），下辖各级学校。1808年帝国大学又重新安排课程，在国立中学、市立中学开设历史，一些私立学校也开设此课。从此历史课程在法国全境以法定形式正式设立，延续至今。在其以后的发展中还经历了多次变革。由于1802年拿破仑将天主教改造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精神工具，教会重新参与教育，继续着争夺教育权的斗争。1833年基佐教育法（Guizot Law of Education ）规定在高等小学开设历史。1881、1882年费里（J.Ferry，1832―1893 ）主持制定教育法规定在初等小学开设史地课。从此法国的中小学都开设了历史课。19世纪末，法国教育逐渐实现世俗化，并向普及化发展。二、二战后法国历史教学的变革二战后直到本世纪80、90年代，法国教育为适应实现教育民主、平等、普及的挑战而不断改革，历史教学也顺应此潮流进行了多次的演变。（一）、1945年初至70年代初的改革二战中法国蒙受亡国的耻辱，人们痛定思痛，追寻教训，因而在战后特别重视历史教学。进行了多项实验和革新，使历史教学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1、教学方法的革新①、活动教学法的采用二战结束后，新教育复兴，为了试验郎之万（Paul Langevin ）―瓦隆（Henri Wallon）的“教育改革计划”，建立了800 个新的实验班和试点中学。在史学家莫诺（Mondo，G．）推动下创办的这些“新班级”采用积极教学法和新教育的教学法，取代了以往强制、僵化的教学法，并提倡活动教学法，以激励学习兴趣，历史课要求充分利用当地的档案馆和博物馆来组织一些活动，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原始的历史资料，并鼓励学生对史料进行评述，阐明自己的观点。这种方法可以充分利用地方上的人力物力，不需额外投入，并能对学生进行具体生动的教育和实际锻炼，有利于学习者形成一定的历史观。虽然“郎之万―瓦隆”教育改革计划因政治原因而流产，但历史活动教学法却保留了下来。②、学科合作化倾向在上述“新班级”的实验中，还设立了教师评议会，对包括历史在内的各门课程进行协调，贯彻新教育教学法以兴趣为中心的原则，使各门学科之间密切配合、相互合作、相互渗透，共同为学生的发展服务。③、“研究―行动”活动60年代是法国教育思想“大动荡”时期，教育学研究行动联合会等学术团体相当活跃，他们经常聚集教师交流教学经验、讨论学校生活，探讨新的教学模式。1966年，勒格朗（Legrand，L．）根据“实验点”的改革，在中小学开展一系列教学实验，小学、中学和国立中学在某个学科和某个领域进行改革，开始通过概括来控制这些改革――为今后的行动创造条件，并得出研究的主攻方向。这样，“研究――行动”教育研究模型得以建立。设于马尔利勒鲁瓦的路易、吕米埃尔初级中学在该实验中获得了成功，而被视为未来学校的典范，它从1966年至1976年间进行了为期10年的研究，成立了历史教学讨论会，负责以下几项研究工作：a.依据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用观点、概念、事实和词汇几个等级对法国和世界历史进行划分。并力图建立历史与其他学科的联系。b.将历史知识编成教学卡片运用于教学。c.清查已有历史教学用品并弥补不足，便于生产适合历史教学的教学用品。④、60年代末实行合科教学法从1969年起，小学各年级打破分科教学法，实行新的合科教学法，即课时三分制教学法。6小时基础教育，包括法语、数学；6小时启蒙教育，包括历史、地理、手工、公民教育、艺术；6小时体育教育。 合科教学法是针对分科教学法过于刻板、分割的弊端提出的，旨在引起学生对周围事物的兴趣，培养学生观察和发现能力，以提高教学效果。但实践中暴露出了这种教学法的弊端：合科使包括历史在内的一些学科的教学被削弱，学科内知识的联系性与系统性也被打乱，导致小学生文化水平普遍下降。这些弊端逐渐被人们认识，并在80年代的一系列改革中逐渐得以克服。合科教学法亦被取消。70年代初法国还兴起“积极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并引入各种现代视听教材，使传授知识变得不再重要，这引起70至80年代教学质量的下降。2、教学资料的收集和使用①、二战后，在法国高级中学里一般都开辟有“史地自修室”保存和积累有较多资料供教师使用。此外，艺术方面宣扬法兰西精神的“招贴画”大量涌现，历史人物肖像画也用于布置中学教室，以随时唤起学生的历史意识。②、利用媒体收集资料a.电视：将实地收集的可靠资料（主要是历史雕塑建筑方面的专题）编制成电视教学节目，由国家电视台播放。b.拍摄一批彩色历史电影短片（8毫米规格）供教学使用。c.印刷精美的教学卡供教师使用。③、1966年建立并开放历史教学数据库。④、1976年9月， 当时实施历史教学法的圣地马尔里初级中学建立了一个资料中心供自由查阅。后来这种方法得到推广。3、出现新的教学组织方案将历史教学组织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历史资料提供给所有同龄学生。并在手段上借助大众传媒；第二阶段：开展小组活动讨论这些历史资料，学生们互相交流看法，这种方式有利于诱发学生兴趣。第三阶段，学生自己总结、归纳已讨论过的知识内容，并通过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二战后法国史学界中的年鉴派逐渐占主流地位，对法国历史教学有一定影响。（二）、富尔改革和哈比改革中削弱历史课的倾向及80年代对这种倾向的更正。这些年来，在法国中小学各学科课程改革中历史课出现的反复最大，“后遗症”也最为严重。历史课在法国历来受到重视。但60年代广泛的学生运动促使学校加强了思想教育，人文学科被认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负有重要责任，历史作为法国人文学科的核心课程被指责为脱离现实，回避社会面临的危机。历史课不可避免面临改革。1968年埃德加・富尔（Edgar Jean Faure）任教育部长期间，曾提出削减历史课内容，主张历史课与其他人文科学结合，面向现实，采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分析方法。在随后的改革中，历史与其他学科综合，并降为选修课，加强了其政治思想性。1975年哈比（Rene Haby ）任教育部长后对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改革。1977年哈比改革定稿，其中历史课程变动如下：小学预备班：基础知识仅限于传授最近发生的事，重视利用资料（明信片、报纸、杂志等），鼓励学生调查了解城市与村庄。提倡活动教学法。六年级：继续以周围环境，人文景观为学习重点，了解地形地貌与气候，以及古地中海的文明、农业或文字的演变等。每节课从55分钟减至50分钟。教师在小学历史教学中强调一种所谓“主题教学”，每次课以讲述一个历史事件为主，涉及到其他知识，但仍按年代教学，以确保历史的连续性。初级中学：将以前分科的人文课程如历史、地理、经济、公民综合为“实验科学”及“经济与人文科学”两门课程。结果导致历史的延续性被打破，年代界标消失。学生进入高中后为应付考试又采用传统的强记，不利于学生历史能力的提高，并使初中时采用的活动法、视听法难以适应而遭淘汰。哈比课程改革虽然使初中课程形成统一整齐的结构，并在史地课程计划中增添了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初步知识。但其带来的问题更为明显：教学内容陈旧、抽象、不成体系，忽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生只学到零散的历史知识；教材偏难，学生难以接受；小学、初中、高中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差，导致学生年代观念淡漠，难以形成系统完整的历史观；教学方法死板，学生独立思考不够；而沉重的学习负担又使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人们对此表示不安并投以极大关注，有不少史学家如弗尔南・布罗代尔严厉批评哈比改革中不重视历史教育的做法，提出恢复单独开设历史课，增加历史课时，恢复编年史，加强基础知识和能力培养。连密特朗（Mitterrand，F．）总统也强调“轻史害国”。 于是80年代初历史教学又恢复了编年史和史地方法论。1982年12月勒格朗（Legrand，L．）在其改革成果《为建立民主的初中而斗争（Pouranco-llége démocratigue）》中建议六、五年级开人文科学课程（每周3 小时），四、三年级除开人文科学（3课时／周）外， 还开设人文科学加强课作为选修课。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代替原来的历史、地理、经济、公民教育课和实验科学，重视跨学科教学，抛弃以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转而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他的大部分建议被教育部长萨瓦里（Savary，A．）接受并付诸实施。1983年12 月高中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题为“21世纪前夕的高中及其教育”的高中改革报告。1984年4月，小学委员会又提交了题为“小学的全国咨询与思考”的小学改革报告。随后，法国议会于1985年1月和1989年7月分别颁布了“分权法”和“教育方向指导法”。国民教育部还组织了全国性的思考日，发动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对教育改革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教育改革在民众支持下不断深入。1985年教育部长谢苇纳芒（Chevenement，J.-P.）推动又一次中小学教育改革。教育内容与方法都得以革新，基础教学得到加强。废止了1969年实行的三分制教学法，重新分科，史地恢复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国的历史课往往与地理结合）。促进了历史教学内容与方法的现代化。1985年4月23日法国国民教育部公布全国小学新教学计划。 史地合并作为小学七门独立课程之一，要求学生能判断自己所处时代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教学采用编年史，注重阐明法国史与世界史上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同年9月正式实施，课时安排为：11年级每周1课时，10、 9、8、7年级每周2课时〔1〕。（见表一）1985年10月公布初中改革计划。1986年秋季开始在六年级实施。87、88、89陆续在五、四、三年级实施〔2〕。“历史、地理、 经济”作为一门课要求学生懂得当代世界的主要方面和重大问题，熟悉历史发展的主要阶段和主要几个世界文明，掌握16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史。法国史则要求深入学习相继建立的几个法兰西共和国。课时安排为所有年级每周2.5课时。（详见表二）1985年11月12日公布高中改革计划。基本精神为调整教学结构，分科推迟到高中第二学年（一年级），二年级则作为共同基础学习阶段。为此全国试办了开有五门共同必修课（史地为其中一门，与公民教育一起为每周5课时）的二年级。 要求教师在学生刚入学时总结初中学过的历史知识，然后在此基础上深入学习。法国史的学习安排如下：二年级用1／3学时学习法国大革命的起因，2／3 学时学习大革命和1890 年前19世纪历史，而古代史主要注重“自由的历史与国家的建立”、“科学的技术与劳动的发展”两个问题；一年级和结业班〔3 〕则可分组教学；因而在历史课上要求达到的水平也因组而异。一年级主要学习从共和国的使命和19世纪末至1945年的历史；结业班学习从1945年至今的历史。而世界史的学习要求各组都应达到了解当今世界的水平，但各组各有侧重。人文学科组侧重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而自然学科组侧重经济和社会史。要求高中生了解历史发展的几个阶段及阶段间的联系，以及对未来的启示。尤其应了解当今世界。要求学生形成批判精神，对历史产生兴趣。除普高外，各技术教育渠道也开设一些普通学科，毕业时要求学生在史地课程上与普高学生一样取得“中学生毕业证书”。这次改革强调历史教学采用多学科接近法，即历史课不仅面向古今法国和外国文明，还要面向艺术史、科学技术史。文学课程和科学课程中也引入历史知识，多科互进。这次改革的目的在于在增强基础知识的同时，加强学生“观察、分析、解释和批判”的能力。但高中的改革并不太成功。1986年英诺里（Monory，K．）出任教育部长， 他继续了前任的初中改革，但对高中却另行改革，不久在学生运动中即被推翻。1987年他又作了新改革，却更趋同前任了。三、法国历史教学的现状法国实行中央集权制，教育目标、教学大纲、课程计划、教材均由国民教育部统一制订。法国统治者十分重视发挥历史教育为法国政治、经济服务的工具作用。其具体实施办法如下：（一）、历史教学目标及教学大纲法国历史教学目标特别注重民主意识的教育与学生能力的培养。这可用以下的初中历史教学大纲加以说明。初中历史教学大纲：史地教学要满足学生对于他们周围世界的好奇心、培养他们对于与他们有关的过去和现在的相互联系的感情。不要改变每个学科的特殊的内容，强调历史和地理的教学是协调统一的，目的是给予学生有限而准确的知识、获得知识的方式和更好地了解世界的方式，在社会中应起的作用；要能使学生懂得人面对自然和历史的挑战结果，并创造人民间充分对话的条件；对多种多样生活环境和文明的了解，有助于学生思维，进行比较，培养批判能力，了解不同文化的世界。此外，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也注重学生清理、分析、综合、对比能力的培养。（二）、教学内容及教学组织形式小学从预备班起便开设史地课，从学习周围环境，风土人情开始逐渐扩大学习范围，尤其重视人物史和建筑史；初中同时学习法国史和世界史，按年代顺序从史前直到现代，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历史教学阶段；高中除第一学年外实行分组教学，学习法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第二学年后，各组学习内容侧重点不同。技术学校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掌握作为主科的技术课程。从中小学教学内容编排可以看出，初中和高中都学习了完整的法国史、世界史，实行了两次循环。只是高中在初中基础上依各组重点不同在不同水平上进一步学习而已。最近几年法国重新审订了初高中历史教学大纲，重点强调有关当代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科技史等方面内容。现行历史课教学为22课时／周，属世界之最。法国史教学依据学生的认识心理规律和教学的基本任务来组织教学。提倡小组讨论，近年来也实行能力分组。提倡学生课外自学。（三）、历史教材法国的历史教材由国民教育部委派专门机构负责编写，根据教学大纲、年级特点用不同教学方法和手段编写出几种不同教材，由学校任课教师，校长商定后采用其中一种。法国的历史教材内容鲜明，重点突出，图文并茂，并附有许多补充史料和参考资料（小说、杂志、电影、录相、电视剧等）。法国每年还出版发行多种普及性和专业性的历史书籍、杂志，以帮助了解史实。（四）、教学方法法国经历多次教学法改革，常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因而如今的法国历史教学提倡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并鼓励学生课外在生活中学习历史。讲授法重新得到肯定，并结合采用活动教学法、小组活动、讨论法、观察法、模拟游戏与角色扮演等等方法。为增广学生历史知识、培养智能技巧、历史情感和历史意识以及历史想象力和历史理解力，教学方法的研究仍在继续。（五）、教学手段对黑板、挂图进行了改进，广泛使用投影机、电影、电视、无线电广播、教学机器和计算机等现代化设施，使学生如身临其境，增强历史的真实感，也便于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六）、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和面向未来的伟大目标二战以前法国的历史课极力渲染法兰西民族精神，而近年教材采用本国史与外国史合编的形式，将本民族的发展置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洪流之中。改变过去以本国历史发展为主线的作法，而以促进世界大同为指导思想。法国史学界积极提倡史学研究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其主旨在于促进年青一代立足历史、放眼世界，开拓未来新生活。纵观二战后法国历史教学改革，经历过多次反复。法国史学家加斯东・米亚拉雷与让・维亚尔主编的《世界教育史（1945年至今）》（张人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作了如下评论：头30年是富有生命力的阶段，出现一系列与教育史上的主要思潮有联系的革新，而后是一潭死水，接着便是衰退，80年代又出现新转折。这一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可以看出，比较头30年来说，70年代法国史学界主流――年鉴派对历史教学的影响更为明显。年鉴派的一些主张得到很多人支持。如：史学家们拓宽了研究领域，费贝尔（Lucien Febvre ）倡导“整体历史”，探讨诸如经济、科技、社会和心理史等多科内容；“主题历史”有取代记叙体历史的趋势，传统的编年史被推翻。这些主张对哈比改革无疑是一种推动。哈比改革旨在培养学生能力、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减轻学生负担，因而采用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历史教学以视听为主，几乎没有文字，老师以让学生记笔记为耻。这次改革完全抛弃了以往教学重视基础、学习系统历史知识的作法，认为以往的讲授法是僵化、死板的方法，应予完全否定。然而哈比改革的实施又使事情走上另一个极端，结果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学生既未能学到知识，也没有形成能力。不少史学家认为这次改革是一次倒退。80年代一系列改革力图纠正70年代的错误。然而其“后遗症”却是一时难以消除的。联系到中国当前的教育改革，我们应当以此为鉴。知识和能力孰重孰轻的问题要全面考虑，关键的问题是在教学中如何才能做到两者兼顾。如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在中国是一个热点问题。法国历史教学改革的历程在这一问题上给我们的启示是：要重视素质教育，但不要顾此失彼，不要走极端。现在值得研究的是，如何取二者之长，并巧妙地在教育实践中实施。附：表一 1985年4月23日起实施的法国小学历史课时计划表年级 预备阶段 基础阶段 中级阶段周课时 十一年级 十年级 九年级 八年级 七年级课程史地 1 2 2 2 2表二：1986年至1990年法国初中历史课时演变表年度年级 1986至1987学年 1987至1988学年周课时 六 五 四 三 六 五 四 三课程历史、地理、经济 2.5 2.5 2.53 3 3 3 3公民教育 1 1 1年度年级 1988至1989学年 1989至1990学年周课时 六 五 四 三 六 五 四 三课程历史、地理、经济 2.5 2.5 2.5 2.5 2.5 2.5 2.53公民教育 1 1 1 1 1 1 1注：自1989年起在六年级实施新课时计划，即“历史、地理、经济”和“公民教育”作为两门课安排，周课时分别为2.5课时和1课时。在此之前这两门课合为一门，周课时为3课时。1987 年起在五年级也实施新课时计划，以此类推，至1989年起，初中各年级均实施新课时计划。又：现行二年级历史课是每周5课时。表三：法国一年级（自1987年起）、结业班（自1988年起）史地课课时计划表组别 A[,1]组 A[,2]组 A[,3]组 B[,1]组 B[,2]组 C[,1]组周课时年级一年级 5 4 5 5 4 4结业班 5 4 5 4 3 3组别 C[,2]组 C[,3]组周课时年级一年级 3 2结业班 3 2注：A[,1]组以文学、人文科学为主；A[,2]组以文学和人际交流为主；A[,3]组为文学和艺术组；B[,1]组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组；B[,2] 组为数学和经济学组；C[,1]组为数学和物理学；C[,2]组为数学和生物学；C[,3]组为数学和技术学。注释：〔1〕法国实施“五、四、三”普通学校学制，年级为逆数的， 小学5年的第1学年为11年级，后顺序排列为10、9、8、7年级。〔2〕六年级为法国初中第一学年，五、四、三年级为初中二、 三、四学年。〔3〕系指高中的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二年级指高中第一学年。作者注。【参考文献】 1.《历史教学论纲要》 崔粲主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2.《法国教育改革》 瞿葆奎主编 张人杰选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版3.《历史教育方法论》 宁裕先等主编 广西师大出版社1992 年3月第1版4.“介绍法国中小学的历史教学” 范玉清 《历史教学》1980年第3期5.“中学历史教材改革的新思考―从中外历史教育目标的比较看中国历史教材改革的趋势” 余桂元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3年第11期（总第1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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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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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228 【原文出处】东岳论丛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199806 【原刊页号】62～65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复印期号】199902 【 标 题 】再论生态政治 【 作 者 】刘京希 【作者简介】刘京希，250100 济南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目前国内学术界多把生态政治视为自然生态环境与政治的互动，而且又视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这是欠全面的。在 内涵上，应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应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从而使政治理论能够以生态化的眼光审视、处理政治及其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寻求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规律及其最佳效果。【关 键 词】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生态政治 【 正 文 】 笔者曾就生态政治理论的提出、生态政治的层次、生态政治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的关系、生态政治与斗争政治的关系、生态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撰文，阐述了生态政治由政治体系内生态、政治――社会生态、政治――社会――自然生态三个层次所组成的观点，并认为，生态政治是在新的视角上对民主政治的补充、完善和发展（注：刘京希：《生态政治论》，《学习与探索》1995第3期。）。 在新的思考的基础上，笔者拟就生态政治理论的提出、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生态政治的“内生态”和生态政治的“外生态”等问题再行论述，以就教方家。一、生态政治理论的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了以冷战为特征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期。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先导下，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了新的峰巅。尤其是在西方，以田园情调为特征的旧的农业文明所展现的那种人――社会――自然相互依赖、协调共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工业大机器的轰鸣声中渐渐隐去。工业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二次浪潮，不断冲击着人对自然环境相依赖的纽带，自然是人类之母的观念渐为“机器塑造一切”的意识所取代。由于工业文明通过大机器和流水线，彻底摧毁了传统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而使得人们由对神秘的大自然的崇拜转向了对大机器的膜拜。人类对工业文明狂热崇拜的后果之一，就是人类远离了自然，剥离了自然之于人类的母体关系，把自然推向了人类文明的对立面，从而使人类由对自然的依赖转向了对自然的征服。安泰离开了大地。“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们产生了人类已经摆脱了自然的制约的幻觉，从而形成与生态环境的敌对或漠视状态，造成了今天生态意识薄弱的结果。”（注：申曙光：《生态文明及其理论与现实基础》，《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由生态意识的淡漠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对垒和大战，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又带来了人类生存的危机。世界人口的骤增，土地资源的锐减和退化，森林资源的枯竭，水资源的污染，大气臭氧层的破坏，全球的温室效应，等等，直接而全面地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对这样一种由工业文明所导致的始料不及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和人类生存危机，国际上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倡导以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改善人类生存状况为目的的绿色思想。罗马俱乐部认为，由于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新的技术革命不但没有给社会带来进步，反而使社会面临着种种危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技术的轻率运用，导致了人口爆炸、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鉴于此，罗马俱乐部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和悲观，认为人类社会误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歧途。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生存的危机，同样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4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人类环境会议”，会议发表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注：转引自龚建华：《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概念》，《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6年第3期。）这标志着社会发展的环境生态意识在世界范围的觉醒。此后，环境生态意识和绿色思想开始走出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的关系范围，逐渐向着更广更深的领域拓展。如由初始阶段单纯的对环境保护观念的倡导，向着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向发展，向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相谐调的方向拓展，向着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方向深化。进而，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由绿色和平组织所提出的环境生态化的要求，日益转型为一个政治性问题，由是，生态意识和生态思维进入了政治领域，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联姻，遂形成了生态政治理论。“从广义生态政治的角度看，生态政治理论无疑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绿色革命运动及其理论代言人，基于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从生态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阐明的全新的绿色政治思维。这种绿色政治思维，把政治――社会――自然看作一个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巨型系统，自觉地把政治放到一个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内的广阔的大背景中，对其理论和行为的正负效应进行多重的、宏观的考察，因此，这是一种自觉的、宏观的生态政治理论。”（注：刘京希：《生态政治论》，《学习与探索》1995第3 期。）这种生态政治理论，主张建立一种“符合生态的分散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模式”（注：熊家学、刘光明：《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与发展态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4年第2 期。），强调社会民主、政治民主和权力分散，追求公民不分种族和性别的自由与平等。这样，绿色思想通过与政治理论的互联，逐渐演变出生态政治理论。二、我所理解的生态政治理论及其研究对象目前，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散见于书刊的著文，对于生态政治的理解，也多是把生态政治仅仅理解为自然生态环境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而且这种生态政治又是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该种政治价值观认为，自然生态环境是目的，而政治是维持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手段和工具。“生态政治学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论，针对人类面临的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危机状态为主的各种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寻求战略层次的根本性、长远性解决。”（注：刘在平：《面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政治思维――生态政治学》，《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要保持好自然生态，我们不仅需要伦理观念的支撑和人类价值观念的更新，还需要法律、政策等强制性的手段。……现在，生态活动已不仅是个经济和技术问题，也是一个包含着政策主张与选择的政治问题。”（注：郇庆治：《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简言之，该种生态政治观认为，生态政治就是重视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政治。而笔者所理解的生态政治理论与之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对上述观点的否定，而是以上述观点为基础，对生态政治理论在内涵和外延上进行了新的阐释和推展。在内涵上，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注：刘京希：《生态政治论》，《学习与探索》1995第3期。 ）。之所以把生态意识引入政治观念和政治过程之中，并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新的阐释和推展，是因为生态政治是现代文明政治，体现着时代政治的特征。围绕政治而展开的生态政治理论所强调的，就是政治的生态化。而政治的生态化意味着，政治过程不再象中国传统的“家政治”那样，局限于政治系统内部的利益纷争。政治生态化把政治推向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乃至自然领域，使传统政治向着把社会、自然乃至宇宙吸纳于其广阔视域的现代政治转化，使“小政治”向着“大政治”转化，从而使政治行为者（无论是决策者还是行政者）以大局观的、生态化的眼光来审视、处理政治及其与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寻求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规律及其最佳效果。所以说，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的是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运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注：刘京希：《生态政治新论》，《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4期。）。它认为，经济、政治、 文化各自分家的“拼盘式”传统社会正日益向着经济、政治、文化相互揉和的“融合式”社会演变。当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巨型生态系统，社会的政治思想、政治过程及其结果，往往受到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自然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和牵制。一个政治群体，在它从事任何政治行为前，都须首先考虑其行为对其他政治群体、社会群体、经济群体、文化群体的正负影响及其反应，影响与反应的正负，决定着该政治群体的政治行为的成功与否。生态政治理论正是试图辨清政治体系内部诸亚体系间的关系，政治运行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政治运行主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一政治体系之所以制订这样的政策，而不是制订另样的政策，除了政治主体本身的原因外，就其与客体和环境的关系而言，究竟是何种因素在起作用。而且，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政治体系与外在环境越来越密不可分的关系，就使得生态政治理论不仅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等的生态关系，而且还要研究政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因为政治软科学认为，在政治与科学技术联姻从而使得政治日趋规则化、信息化和技术化的状态下，建立一套处理公共事务的规则和程序，比起选举谁人来作国家领导人更为重要；还要研究一国政治与世界政治的生态关系，因为在信息化时代，庞大的地球正在“缩小”为“地球村”；还要研究一国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因为信息时代经济过程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渗透，世界经济的日趋一体化，使得各国政治的运转发生了政经一体化的质变；等等。三、生态政治的矛盾法则矛盾，乃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产生矛盾、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的。没有矛盾，没有因矛盾的解决而释放出的、给予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没有矛盾各方及其相互激荡，社会即归于一统和沉寂，从而失去生机和进步的原动力。这种在表象上看来没有矛盾的社会虽可称之为稳定的社会，但却是静态的、无发展的、消极稳定的社会，其所谓稳定，是以牺牲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所谓稳定一般也是在政权机器对社会的强力作用下，通过对社会矛盾的压制而不是解决而达成的，因而易打破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团体的序列结构，破坏社会结构的生态平衡，使社会矛盾在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假性稳定的表象下加速积聚，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破坏性解决，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极大伤害。鉴于此，我们认为，社会和平发展时期的生态政治，必须以矛盾为其法则。生态政治的矛盾法则认为，社会要发展，政治要进步，就必须承认矛盾，直面矛盾，以有利于社会的综合发展为准则，既致力于解决矛盾，又注重对社会政治生态的维护，从而使社会发展所需的内在资源不被破坏，并使社会获得永续发展的持久动力。这就是说，把矛盾作为生态政治的法则，必须注意选择社会和平发展时期解决矛盾的正确方式和恰当时机。解决矛盾的方式和时机选择不当，会给社会发展造成意想不到的破坏。在社会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比较容易把握。一般说来，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是平和的，是通过对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变革而完成的。但对于社会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矛盾的解决时机的选择，则比较不那么容易把握。在社会和平发展时期，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对于社会的矛盾冲突及其解决，必须遵循社会弹性原则。因为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是有一定的弹性限度的。当社会矛盾的发展远未接近或达到其弹性限度的临界阀值的时候，就急于求得矛盾的解决，往往会破坏因社会矛盾的发展而积蓄的社会变革的“张力”，使社会处于稳定有余，活力不足的状态；而当社会矛盾的发展已临近或达到其弹性限度的临界阀值的时候，如仍无动于衷，不着手通过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的调整而求得矛盾的解决，矛盾冲突就会转化为突发性的社会失序和混乱，从而危及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任一社会形态，其政治系统内部的矛盾冲突，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矛盾冲突，政治系统通过社会系统而与自然系统的矛盾冲突，都有相应的弹性限度，超过此一限度，本来有利于社会综合发展的矛盾冲突，就会转化为对社会综合发展造成破坏的社会失序和混乱，这就是矛盾冲突的社会弹性原则。而从生态政治的角度看，社会弹性原则，也就是社会（政治）生态原则。因为社会弹性原则所遵循和维护的，就是社会发展在矛盾、激荡中的有序和协调，而这也正是生态政治所努力追求的。生态政治的矛盾法则，在现代国际政治关系中也有所体现。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化的矛盾激荡中的互相借鉴、求同存异和革新、发展。“100多年的历史， 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相互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象了。”（注：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73―374页。）由此可见，生态政治的矛盾法则， 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相适应的，它促使国际社会在各种力量既相互激荡又和谐共处中共同走向发展与进步。尽管人们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承认两股力量在相互激荡中互为借鉴、共同发展的现实，但事实却是这种走向正日趋明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合理成分的借鉴，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合理成分的应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福利政策的合理成分的汲取，和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学习，是这种趋向的典型反映。坚持生态政治的矛盾法则，指的是在维护社会政治生态的前提下，在恰当的时机通过适当的方式解决矛盾，而不是指人为地制造和激化矛盾，这是需要特为说明的。【责任编辑】赵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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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7-315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1127 【原刊页号】③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012 【 标 题 】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讨班提出，在实践中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 作 者 】朱思雄 【 正 文 】 本报讯 记者朱思雄报道：由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举办的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讨班11月25日上午在京举行开班仪式。中宣部副部长刘鹏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贯彻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就要认真分析和研究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实践中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次研讨班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交流国有企业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研讨新世纪的思想政治工作，推进企业改革和发展。参加这次研讨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区大中型企业的党委书记、宣传干部、政研会干部100多人。研讨班聘请首都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专家、学者，就学习贯彻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当前国际形势、国内经济形势和国企改革等问题讲了课。刘鹏在讲话中指出，江泽民同志在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报告，是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纲领性文件，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强保证，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物质基础，日益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群众基础。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落实“三个代表”要求，自觉地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紧密结合经济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实际工作中去。坚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把工作的着眼点放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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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2期 No.2 1999含氰废水深井注入技术的可行性研究黄晓梅摘要：利用大庆油田特殊的地质构造,将氰化物浓度0.05mg/L的含氰废水注入油田边水构造.通过储层砂体吸附和渗透率损害实验,证明储层对氰化物有吸附作用,不同平衡浓度下砂体的静态吸附量为4.88μg/g,动态吸附量为2.837μg/g,氰化物不堵塞地层.根据注入井与注入井、注入井与采油井之间距离的不同,共布设8种注入方案.设计注入井的注入量为210m3/d,采油井的产液量为105m3/d,以采油井采出氰化物浓度0.05mg/L为限定值,基于动态吸附实验结果和边水对氰化物的稀释作用,应用聚合物驱油模型计算最佳的注入方案.该方案为注入井之间的间距1.0km,注入井与采油井之间的间距为2.5km,注入年限为54年.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庆油田实施含氰废水的深井注入是可行的,既达到处理含氰废水的目的,又利用含氰废水驱替原油,具有实用价值和推广作用.关键词：大庆油田；含氰废水；深井注入；技术论证中图分类号：X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923(1999)02-0185-04The feasibility study on deep well injection to cyanide containing wastewater.HUANG Xiao-mei(Daqing Oilfield Construction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Daqing 163712,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1999,19(2)：185～188Abstract：This study takes advantage of the special geological structure in Daqing oil field. The cyanide containing wastewater with concentration 0.05mg/L is injected into the edge water of oil field.With sand adsorption and permeability tests in the store formation,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tore formation adsorbs the cyanide. The sand adsorption quantity is 4.88μg/g in different static balance concentrations and 2.837μg/g in the dynamic state. The cyanide does not block store 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stances between the injection wells and between the injection and the extraction wells,eight injection projects are designed. The injection quantity designed is 210m3/d；the extraction quantity designed is 105m3/d；and the extraction limitation is controlled to 0.05mg/L.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dynamic adsorption test and the dilution of the cyanide in the edge water, the optimum injection project is calculated with the polymer drive mode of this profect,the distance between injection wells is 1.0km,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injection and the extraction wells is 2.5km, and the injection length is 54 years. The research results demonstrate it is feasible to carry out the deep well injection of the cyanide containing wastewater in Daqing oil field. In this manner,both the purpose of disposal of cyanide containing wastewater and driving the oil with it are attained.It has high practical value to put into use and popularize.Key words：Daqing oilfield；cyanide containing wastewater；deep well injection；technological demonstration在大庆油田宏伟化工区1999年将产生169×104m3/a、2004年将产生226×104m3/a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96)二级标准的含氰废水.由于大庆油田位于松花江上游,致使化工废水的排水出路受到很大限制,为此大庆石油管理局开展了《含氰废水深井注入技术的可行性研究》专项课题.该课题引用美国相关的标准和技术[1],利用油田开发和采用含油污水注入技术的原理,用含氰废水驱替原油[2].1 含氰废水深井注入的工艺流程设计从生产装置排出的含氰废水经过含氰污水处理场处理后使氰化物的浓度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96)中的二级标准0.5mg/L后的含氰废水,再进入油田注水深度处理场,使其达到高渗透油层的注水指标后,注入到油田西部过渡带边水处[3].过渡带上的采油井作为含氰废水的排出口,从采油井采出后的氰化物浓度确保小于0.05mg/L(该界限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的三极标准,即以人体健康基准为依据,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及工业农业用水).采出后的超低浓度含氰废水进入油田含油污水处理系统进一步稀释后回注.2 大庆油田实施含氰废水深井注入的区域和注入层选择大庆油田宏伟化工区位于大庆油田西部地区,为了保证注入方便,能量损失小,以最小投资实现含氰废水的深井注入,选择大庆油田西部油水过渡带及其毗邻地区作为注入区域,该地区边水分布面积和体积都很大,达两千多平方公里.与其它储层相比,葡一组地层沙体发育较好,分布面积较大,储层渗透性较好,厚度比较大,作为含氰废水深井注入的注入层,其顶面埋藏深度在1200～1470m.葡一组可射孔层段(含河道砂岩层段)的地层厚度为40～75m左右(按照距西部过渡带第一排采油井2.5km处计算).在葡一组地层中,西部的葡23层沙体宽度最大可达10km,自过渡带外边界向西可扩出3～4km.厚度10m以上,有效渗透率0.9μm2,并与油田内部砂体连为一体,该层作为含氰废水注入的首选层.3 步井方案的优选和注入时间预测3.1 吸附和渗透率损害实验为了解储层对有害物质氰化物是否有吸附作用,通过用葡I23层砂体做静、动态吸附实验.3.2 布井方案的优选3.2.1 布井原则 注入井氰化物注入浓度为0.5mg/L,采油井采出氰化物浓度限定值为0.05mg/L.注入井注入量为210m3/d,采油井产液量为105m3/d(采油井之间的距离为300m).砂体对氰化物的动态吸附量为2.8μg/g.距过渡带采油实验结果表明,储层对氰化物的吸附量比较大,砂体静态吸附量为4.88μg/g,动态吸附量为2.837μg/g,说明深井注入过程中通过吸附作用可降低氰化物的浓度.静态吸附实验结果见表1.表1 静态吸附实验Table 1 The static adsorption test序号平衡浓度（mg/L）吸附量（μg/g）10.020.1720.171.4030.374.8640.744.8851.144.88动态吸附实验条件为:岩心长6cm,直径为2.5cm,重量72.33g,实验温度45℃(模拟地层温度),注入浓度为1.337mg/L,采出浓度为0.516 mg/L,动态吸附量2.837μg/g.渗透率损害值Dk＝废水驱渗透率/标准盐水驱渗透率.评价标准:Dk≥1.0,无损害；1.0＞Dk≥0.7,弱损害；0.7＞Dk≥0.3,中等损害；Dk≤0.3,强损害.实验结果表明,用0.5mg/L的含氰废水驱替,渗透率损害值Dk大于1.0,即向岩层中注入0.5 mg/L的含氰废水,对储层的渗透率没有损害,含氰废水不会堵塞葡23地 层.渗透率损害实验结果见表2.表2 渗透率损害实验结果Table 2 The results of permeability damage tests岩化号空气渗透率（10-3μm2）孔隙度（10-3μm2）标准盐水驱渗透率（10-3μm2）废水驱渗透率（10-3μm2）Dk11098.832.14131.6135.61.0321394.832.0780.9485.231.05井125m为油层,大于125m的为水层.注入与采出保持压力平衡,注、采比为1.0.注入井排与采油井排距离分别为1.0,1.5,2.0和2.5km,注入井井距为0.5,1.0km.既4种排距、2种井距共8种注入方案,布井方案见表3所示.表3 布井方案Table 3 Well alocation projects距离方案1方案2方案3方案4方案5方案6方案7方案8注与采井距(km)1.01.01.51.52.02.02.52.5注入井井距(km)1.00.51.00.51.00.51.00.53.2.2 布井方案的优选利用聚合物驱油模型找出最佳的步井方案.聚合物驱油数值模拟软件是用于聚合物驱油过程研究聚合物驱油效果预测的一个大型软件.该软件较全面地考虑了聚合物驱油机理,在本次预测含氰废水注入问题上主要利用了聚合物驱油模型中吸附、稀释和分子的扩散功能.聚合物驱油模型在描述物质吸附时,采用Langmuir等温吸附曲线来进行描述.具体数学公式为:式中:为某物质的吸附浓度(w%)；c为某物质的平衡浓度(w%)；a和b为常数,该常数根据室内测得的参数回归得出.由于流体的运动, 将对某一物质的浓度产生稀释作用,其具体是按溶剂水的质量进行加权平均求得具体的浓度.另外, 由于存在浓度上的差异, 将导致分子的扩散, 也就是高浓度向低浓度的扩散.根据8种布井方案,对葡23层分别计算了每种方案过渡带生产井采出浓度随注入时间的变化.具体计算结果见表4.方案7注水井距1.0km, 注入与采出井距2.5km,注入的有效时间最长,可达到54年.表4 氰化物采出浓度随时间变化汇总Table 4 The cyanide extraction concentration changes as the injection time goes方案1方案2方案3方案4方案5方案6方案7方案8时间(a)浓度(mg/L)时间(a)浓度(mg/L)时间(a)浓度(mg/L)时间(a)浓度(mg/L)时间(a)浓度(mg/L)时间(a)浓度(mg/L)时间(a)浓度(mg/L)时间(a)浓度(mg/L)9060180100280150380200100.00170.001230.007110.001340.007160.001480.014210.001110.00380.006240.011120.002350.010170.002490.017220.002120.00690.020250.016130.006360.013180.005500.022230.003130.011100.046260.022140.015370.017190.010510.027240.006140.018110.082270.029150.030380.022200.019520.032250.011150.027120.123280.038160.052390.028210.031530.039260.019160.039130.158290.047170.079400.035220.049540.045270.030170.052140.182300.058180.108410.043230.069550.053280.044180.067150.227310.070190.136420.051240.092560.061290.0613.3 注入的含氰废水对地层水置换作用分析由渗流原理可知,当润湿相驱替润湿相时,不但驱替效率高,而且波及体积大,废水驱替地层水即是如此.方案7设计注入井到采出井的距离为2.5km,注入井井距1.0km,设计注入井30口,即注入井排长30km,按化工装置有效运行寿命40年计算,可满足226×104m3/a含氰废水40年的注入量,注入首选层葡23层砂体平均厚度13.75m,为安全起见,厚度按10m计,平均有效孔隙度0.28,则注入区域内的孔隙体积为2.1×108m3.40年含氰废水的累积注入量为0.904×108m3,显然,如果废水驱替地层水是活塞式的,那么到40年时含氰废水可完全存留于地下,方案7计算表明,38年时地面尚见不到含氰废水,两者是比较一致的.事实上,由于储层的非均质性,储层在纵向上渗透能力存在着差异,有的差异甚至很大,表现在纵向上渗透率级差相差几倍到几十倍.正是由于储层非均质性的影响,因此在废水注入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单层突进,确切地说也会出现纵向上废水推进的不均衡性,即纵向上的波及效率要降低,但废水与地层水的置换作用还是存在的.大庆油田注水开发30多年的实践表明,在非均质性严重的条件下,非润湿相驱替润湿相,油层纵向扫及系数可达80%以上,若采出井出现废水时,纵向扫及系数达50%,计算孔隙体积为1.05×108m3,在这种情况下,40年内也不会发生含氰废水出露地面的情况.4 含氰废水深井注入井身结构的设计为了保证地下水源不受废水污染,井身结构设计为表层套管+技术套管+注入层套管.表层套管采用33.97cm的钢管,下到饮用水层260m以下40～50m,即300m左右.技术套管采用24.45cm钢管,下入深度为注入层以上30～50m.注入层套管采用既抗含硫腐蚀又具有高强度的13.97cm的无缝钢管.固井时所有套管外的水泥返至地面.5 监测为确保含氰废水的顺利注入并防止污染地下水,实施注入时需要对注入井、采油井进行监测,并在注入井与采油井之间打观测井.注入井监测参数有注入速率、注入体积、注入压力、环形空间的压力、注入液温度、pH值、相对密度、氰化物的浓度、悬浮物浓度；采油井监测参数为氰化物的浓度；观测井监测饮用水层中氰化物的浓度、不同地层砂体中氰化物的浓度、氰化物的输送距离.6 结论结合大庆油气藏的特殊地质构造,利用边水驱油机理,将含氰废水注入油田过渡带边水处,达到处理含氰废水和用含氰废水驱替原油的目的.实施注入时,为了确保含氰废水的顺利注入并防止污染地下水,需要打观测井,并对注入井、采油井和观测井进行监测.研究结果达到了含氰废水的地面零排放,避免了对地面水环境的污染,具有广泛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我国其它地区在地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从事有毒、有害废水深井的注入研究提供了借鉴作用.作者单位：黄晓梅（大庆油田建设设计研究院,黑龙江 大庆163712）作者简介：黄晓梅(1961-),女,黑龙江双鸭山人,大庆油田建设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环境化学硕士学位,主要从事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科学研究和环境工程设计工作.主持研究课题“大庆油田开发建设对水环境的影响”获1997年大庆石油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榆树林油田开发建设环境影响评价”获黑龙江省优秀环境评价报告书.发表论文10余篇.收稿日期：1998-05-08参考文献：[1]US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S].1995.87-47.[2]克磊骆夫 阿 波.油田科学开发原理 [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56.[3]麦斯盖特M.采油物理原理 [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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