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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1466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合肥 【原刊期号】200002 【原刊页号】7～13 【分 类 号】B6 【分 类 名】外国哲学 【复印期号】200006 【 标 题 】智者运动与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兴起 【 作 者 】陈义平 【作者简介】陈义平，安徽大学 党办，安徽 合肥 230039 陈义平（1967―），男，安徽全椒人，安徽大学党办讲师，吉林大学在职博士生。【内容提要】本文从arete：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本真观照， 语言和逻各斯：公共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以及physis与nomos 之争：对社会政治生活 的本源探讨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智者运动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指出其在西方社会政治哲学史上的开创性意义和深远影响。【关 键 词】智者运动/社会政治哲学/德性/语言与逻各斯/自然论与约定论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B50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 ―5019（2000）02―0007―07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在雅典和其他城邦陆续出现了一批自称为“智者（sophistes）”的职业教师。现在知道姓名的至少有20多个， 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在前后100多年里， 他们活跃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各城邦，发表关于社会和人、伦理和政治、真理和价值等一系列问题的新见解。同时收费授徒，传授关于辩论、修辞的技巧以及有关城邦治理和家政管理的知识。其所思所讲的问题涉及哲学、政治、伦理、法律、宗教、教育、社会学等各个领域，促进了哲学、宗教、伦理观念的变革和语言学、教育学等新学科的形成，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最早发生的一次启蒙运动和人本主义思潮。这场意义深远的智者运动，试图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确立新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等，因而成为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发端。一、Arete（德性）：对社会政治生活本真的观照从神转向人，从自然转向社会，是早期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实现这一转折，有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从荷马、赫西俄德到早期自然哲学家把人们之间的伦理规范和习俗看成像人体构造和性格差异一样是自然生成的。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用解释自然的原理解释社会伦理规范。真正实现由对人和社会的自然属性的认识转向对人和社会的社会属性的认识的，当自智者运动始。这主要表现在：西方社会思想史常以普罗泰戈拉为创始人，认为他第一次把人所处的环境区分为自然与社会，并把社会作为独立的认识对象加以研究。波普尔指出，“社会科学的开端至少应追溯到普罗泰戈拉的诞生”，因为“他认识到有必要区分人类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环境，即他们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注：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常把智者运动“教人成为良好公民的政治的艺术”看作是希腊古典政治思想（特别是民主思想及其价值）的启蒙宣传，K ・罗德称普罗泰戈拉是“民主的国家思想的第一个大理论家和代表人物”（注：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1―92页。）。在西方哲学史上，将智者运动看作是从自然哲学转向人的哲学的开端，转向获得实践生活的技能的启蒙教育时代。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时期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政治科学和有益于人类美德的问题”（注：亚里士多德：《动物的结构》，642a28―29，转引自《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文德尔班认为，以智者为标志，希腊哲学和科学“走上了人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和意志力”（注：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7页。）。总之，伴随着智者运动，以社会政治生活为基本观照对象的社会政治哲学应运而生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集中体现了智者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哲学关怀。普罗泰戈拉在这里所讲的“人（anthropos ）”指的是整个人类或一般意义上的人，而非指一个个的个人。冈珀茨在《希腊思想家》中指出，“‘人是尺度’是对认识论的一大贡献。但是同对象整体（totality of object）相对应的‘人’显然不是指个体，而是指整个人类”（注：有关这一命题在历史上的各种诠释，详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6―264页。）。 事实的真理之所以可能被认识，是因为人（用他的感觉和意识）是这些事物相对的和易变的存在的真正尺度。万物在人（作为普遍的人、万物尺度的主体）看来，本来就是各式各样的，而不是因为不同个体的人的认识水平不同和认识能力不等才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可以说，普罗泰戈拉天才地猜测到了作为个体的人与普遍的人之间的哲学差异。“关于这一点，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320―323）中所述的普罗泰戈拉对人类的出现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所作的神话解释，最能说明问题。”（注：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页。）普罗泰戈拉正是从这样的哲学观点出发，审视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宗教，他认为，传统观念认为作为万物标准和尺度的是神的原则，而不是人的原则，这是令人怀疑的，“关于神，我们是不知道的。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形状”。（注：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8页。）关于道德和法律，他认为，政治美德（如正义、理性、笃信宗教等），以及城邦本身及其法律，都属于以人为尺度的事物。这里，我们主要讨论政治美德。按照普罗泰戈拉对人类社会起源所作的神话解释，普罗米修斯把赫费司图斯使用火的本领和智慧女神雅典娜制造技艺的本领赠给人类，而宙斯则把共同生活（即城邦生活）的本领（相互尊重和正义）赠给人类的每一个人，这种共同生活的本领就叫politiken technen （政治的技艺）或politiken sophian（政治的智慧），这种技艺和智慧统称arete。arete在希腊文中原指事物的特长、用处和功能， 在描绘人的品性、特长和才能时也用这个词。人如果失去了arete就不成其为人。 到了智者时期，勇敢、dike（正义和公平）等被认为是最大的arete， 此时人们对arete已从指称人的天然本性和功能转向人的社会本性， 转向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品德和优点。从伦理的角度，智者已提炼出大量制约人和人、人和城邦关系的规范；从人的才能角度，他们已涉及管理城邦及处理城邦之间关系的能力和知识等。在智者这里，arete 具有品德和才能两方面含义，我们统称它们为政治美德或德性。普罗泰戈拉在原则上承认了一切人的平等，即认为智慧和美德同是人人都能获得的。他借助宙斯的话说，“（把政治方面的技艺和美德）分给所有的人，让他们每人都有一份，如果像制造技艺一样仅仅少数人拥有这种arete，城邦就绝不可能存在。 ”（注：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20C―322D、318E―319A，转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6―138页。）他将政治上的arete 解释为：“在处理人事上持谨慎态度，用最好的方式管理家务和城邦事务，以便在公共事务上成为最有力的发言人和活动家”（注：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320C―322D、318E―319A，转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6―138页。）。所以最有政治arete 的人也就是最有才能和品德治理城邦的人。普罗泰戈拉将arete（德性）视作人的本质的展现。 我们需要把这个“德性”与现代人所称“德性”的意义区分开来，而将arete 理解为一个事物的本质功能，事物的本质行为所指向的东西，事物实现其本质的活动（注：洪涛，《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普罗泰戈拉把从事城邦公共政治生活视为人的本质活动，因为这能使每个人的arete能够充分显现， 他的这一思想是深刻的。至此，我们已可清晰地理解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在社会政治哲学中的实质含义。我们知道，当时希腊城邦的精神世界有一个重要特征是：那些组成城邦的公民，不论他们的出身、地位和职务有多么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同类人”。人的这种相同的类本质，是城邦统一的基础，靠正义和相互尊重联系在一起，结合成一个共同体。所有参与国家事务的人都被视作普罗泰戈拉所称的“人”，即具有相同本质的人，同样可以通过传授而获得政治美德的人。这一点被后来者以更抽象的方式定义为“平等人”。arete能够传授以及人与人在政治社会中本质上是平等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治理城邦的才能和品德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获得，那些门第和身份不高的自由民就有理由为自己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作辩护；而那些出身显贵的贵族如果没有获得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才能新品德，同样有理由遭到淘汰。可见，隐藏在这些思想背后的乃是一场反传统的斗争，是一场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斗争。普罗泰戈拉之后的智者，从德性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生活方式问题的回答走向了两个方面。一是以高尔吉亚为代表。由于高尔吉亚在哲学上片面地坚持本体论的虚无主义和认识论的不可知论，因而他在美德问题上认为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的美德，他认为有各式各样的美德，“在每个职业上和每个年龄上，我们每个人都对每一件事有自己的美德”（注：柏拉图：《美诺篇》，72A，转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亚里士多德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像高尔吉亚这些人把美德加以分类，并对每一类美德及其个性加以界说，是非常正确的”（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5，8，1259b27，转引自《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美德的个性化，表明由普罗泰戈拉所赞赏的公共的、反映人的共同本质的美德正明显地向个人的主体德性过渡，从而使城邦生活的基础，城邦成员在伦理、政治和宗教问题上传统一致的观点受到极大冲击。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篇》中对这种个人主义道德观进行了批驳。可以看出，以高尔吉亚为代表的智者以追求现实利益作为人生目的，以满足个人欲望和利益作为道德的自然法则，不承认有稳定的社会整体道德原则，这种道德观在反对传统束缚、发挥个人才能方面起过积极作用，是推动当时民主制发展的动力；但它也刺激个人为满足私欲争权夺利，使社会道德沦丧，同时也为当时希腊城邦以强凌弱的霸权政治提供道德论证。一是以普罗第科为代表。他认为，美德是人生的最高善行，美德不仅对于个别人来说，而且对于所有人和人类来说，是唯一能够达到真正愉快而幸福的生活的正确的、但又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他在《十字路口上的赫拉克勒斯》一文中，以寓言的形式发挥了这一思想（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Ⅱ，Ⅰ，21―34，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50页。）。他认为，政治统治应着眼于弘扬知识和道德，使灵魂向善，这样才能挽救希腊社会和雅典城邦的衰落。这一点，对苏格拉底主张道德政治论很有启发。二、语言和逻各斯：公共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智者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相比较，后者认为，从本质上来说，最好的生活是真正哲学家的生活，“他同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生活在一起，在社会边缘上充当一个无害的寄生者”（注：施特劳斯、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0页。），生活的乐趣在于思考和知识的乐趣。而智者却认为，最好的生活，或最快乐的生活，可以通过勇敢地献身于城邦的公共生活、致力于对公众意见及哲学观点的政治上负责任的考察而获得。他们这种献身和考察公共生活的主要方式就是：用言说来体现逻各斯的力量，达到教育的目的。智者自称是paideuein anthropous（教人的教师）。雅典民主政治迫切需要演说、辩论、修辞、诉讼等方面的能力，要求懂得更多有关政治、伦理方面的知识。这种需要造就了智者这批特殊教师。他们不仅沿袭荷马以来吟游诗人的活动方式，以广场和城邦这一公共活动场所为居所，而且浸润了吟游诗人活动的本质，即用语言再现人的本质力量。只不过吟游诗人运用语言是再现人与神相交往，而智者用语言再现的是人的世俗的权力，且语言在此已成为人们公共政治生活的一种主要方式。古希腊的独特性在于国家政权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即古代城邦的建立。城邦出现伊始，广场中央必有神庙和公共之火，是城邦政治空间和统治权的象征。广场的本质在于它的被照亮以及向其中心的祭火汇聚。公共之火象征着中心的权力与城邦各家各户的距离都相等，意味着这是个公共的、平等的空间。这种空间表现的是世俗权力的显现。对神的怀疑和世俗化，对人的高扬，使得神性（hieros）与世俗性（hosios）昭然对立。尽管仍有占卜、祭祀等仪式，但这种宗教程序只构成公共生活的形式背景，而不再是公共生活的内在动力。这个时候，公共生活的内在动力就是城邦的世俗精神。这一世俗精神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前文所述的组成城邦的公民在政治上具有相同性，都是“同类人”。第二个特征就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都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城邦意味着公共领域的出现，“这种公开化的要求使全部行为、程序和知识逐渐回到社会集团的手中，置于全体人的目光之下。”（注：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9页。）以前属于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逐渐向全体平民开放，知识、价值和思想技巧在变为公共文化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被带到公共广场上去接受公众的评议。“从此，讨论、辩论和论战就成了思想和政治的游戏规则”（注：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9页。）。这就引出了城邦世俗精神的第三个特征，话语成为城邦政治生活的工具，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希腊人曾把话语的这种威力塑造成一个神，即说服力之神“皮托”（peitho）。这种话语要求说话者像面对法官一样面对听众，最后由听众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在论辩双方之间选出胜者。以前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出来，通过论战来解决。这样，政治和逻各斯就有了密切联系。城邦世俗精神的这三种特征在智者运动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尤其是话语的威力在智者那里已登峰造极，一跃而成为城邦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成为个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本质力量的显现。政治和逻各斯的关系已不仅仅表现在政治艺术主要就是操纵语言的艺术，而且表现在话语就是关键性的社会政治权力，就是主导性的社会政治生活。逻各斯在传统的希腊思想中，曾经被认作是对神意的显现，是为世界万物奠定基础的永恒本原。自从赫拉克利特将Logos 当作哲学术语使用后，它又成了衡量万物的尺度。逻各斯本来含有言说的意思，但赫拉克利特把与本原无关的言说，称为“意见”，把使本原呈现出来的言说才称为真正的“逻各斯”。逻各斯是“一”，而“意见”是“多”，逻各斯是公共的，是公民之间进行交往和言谈的共同基础。到了智者，逻各斯又有重大发展，Logos包含三层意思：一是语言的形式方面， 包括正确措词和表达技巧等，二是思维方法和思维形式，三是语言所表述的思想内容，包括公式、定义、原理、规则等。无论是一句话、一席话还是一篇演说，之所以能起作用，征服人心，实际上是这三个方面共同起了作用。运用Logos说服别人或驳倒对方，比起以前用神话、 诗歌去感动听众，无疑是一大进步。另外，这时的Logos中已含有推理的意思，对促进思维科学的形成也创造了条件。对逻各斯、修辞术的丰富和发展，使语言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力量和地位也得到极大提高。如果可以说“智者首先是用修辞学敲开哲学的大门，开辟了社会哲学、语言哲学和思维科学等等领域的研究”（注：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那么也可以说， 智者用修辞学和语言哲学也传输了他们的政治理念以及社会、伦理和法律思想。以上是从整体上分析了智者运动对作为公共政治生活主要方式的语言和逻各斯的理解，智者的两个主要代表高尔吉亚和普罗泰戈拉还对语言或论辩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力量有过精辟论述。高尔吉亚着重从两个方面论证了语言在探求伦理、正义和真理等方面的巨大功用。一是他在《海伦颂》中说，“语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以微小到不可见的方式达到最神奇的效果。”它既能使“灵魂中的感情得到安慰、说服和心旷神怡”，也能使“灵魂迷误和心灵受骗”。二是他在《为帕拉墨得辩护》中说，论辩只有诉诸正义和真理，澄清事实和真相，才是正当的，也才能最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注：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普罗泰戈拉则通过对论辩术的研究，深刻地表达对城邦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的理解。他认为，任何命题都有两个相反的论断，论辩的目的和主要技艺就是如何使弱的论证变为强有力论证，从而获胜。这种论辩技艺在普罗泰戈拉时代成为一种时髦，直接反映了当时城邦民主政体的流弊，那些顺从民意而为民众拥戴的政治领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擅长用言语操纵民意、利用民众力量的大师。修昔底德对言论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主要方式有过记载：“……许多城邦的党派领袖们有似乎可以使人佩服的政纲，……虽然双方都没有正义的动机，但是那些能够发表动人的言论，以证明他们一些可耻的行为是正当的人，更受到赞扬。”（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38―239页。）普罗泰戈拉倡导的这种论辩术到了后期智者那里，逐渐演变成智者塞拉西马柯的“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的理论，这也是当时城邦政治状态的真实描写。此时，战争使全希腊的政治秩序陷入极度混乱，霸主们公然宣扬弱肉强食就是“正义”和“公道”，赤裸裸地奉行霸权政治原则。这样，言论辩论中的强力原则就演变成政治争斗中的功利主义原则和强权政治哲学（注：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页。）。三、Physis（自然）和nomos （约定）之争：对社会政治生活本源的探讨智者之前，古希腊早期的自然法思想有一个从神性自然说到人与自然和谐说的演变。到德谟克利特时，他在其原子论的世界观中把自然的东西与人为的东西相协调起来，进而在阐述社会政治、法律和道德问题时，总是试图使这些人为的东西与天然的东西、自然的正义和真理相适应。他认为，符合自然就是伦理、政治和立法的正义的标准。智者继承了这些自然法思想，但抛弃了其中神性的和自然哲学的成分，把思想的对象看作是人以及人所在的社会政治、伦理和宗教等领域。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从对诸神的礼拜，直到在自由人与奴隶，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差别，所有这些制度和传统风俗习惯是否以自然（physis）为基础？并因此就是神圣不可侵犯，还是能够变更和改进？”（注：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这就提出了著名的physis―nomos问题。到了智者时代， 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physis与nomos的分离和对立。这时，nomos的含义有：“风俗习惯，传统惯例，伦理规范，成文法律，各种协议、条约、契约和章程。它同physis的区别是：第一，nomos是人们自己约定的， 不是自然本性形成的，因而它仅对协议各方有效，而不是像physis那样普遍适用。第二，它是由外在的主体――人制定的，不是自然本身派生的内在规定。第三，它本身不会生长变化，需要通过人作出变更，例如修改法律制定新法规等。”（注：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智者运动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分出两个对立阵营，赞成nomos 的以普罗泰戈拉、克里底亚、吕西亚斯为代表的主要观点有：城邦法律是靠nomos形成的，nomos是保障人身安全、提高人的生活和维持城邦秩序的手段。普罗泰戈拉认为，人的自保的本性（physis）要求共同聚居建立城邦，但必须把正义、相互尊重和法律等nomos作为内在的基础。 克里底亚认为，个人的身体和个性、一个民族的性格和特性都是physis，本性有好也有坏，一个人要变得品学兼优，除了有好的法律和道德来约束外，更重要的是靠学习和锻炼，靠后天的刻苦努力。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已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城邦法律制度，并形成了适应城邦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伦理规范。希波战争后，各种同盟条约以及城邦内部协议和契约的签订，使人们看到法律制度、伦理规范在城邦生活中的重要性，因而赞赏nomos。 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各种法律制度和协议契约遭到践踏，人们的道德标准、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急剧变化，因而在智者中出现了两种对立倾向：一种是维护nomos 和正义， 指责破坏nomos 和正义的言行。 另一种就是赞成physis，而为nomos唱挽歌。反对nomos的高尔吉亚等认为， 语言和情欲的力量以及弱者服从强者，都是必然的无法选择的。希庇亚、安提丰等认为，既然合乎physis的行为是正当的无可指责的，那么与此相违背的伦理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和法律就是应当变更或废弃的，至少不能说是尽善尽美的。安提丰还认为，法律和正义是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法律是自然的桎梏，是束缚人的自由的，是不义的。因为，法律总是人为地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力量防止犯罪和打击犯罪。卡利克勒认为，法律是由于大多数弱者的需要才制定的，目的是限制强者，他说，“人们发明nomos， 用它改造我们中的强者和优秀分子，从年轻时开始就像驯狮子一样驯服他们，诱惑他们就范，成为驯服的奴隶，还宣称什么他们必须同意平等的原则，说这就是正义和公平！”这场关于physis―nomos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柏拉图时代， 其意义是深远的。对于赞成nomos的人来说，城邦、法律、风俗习惯、 伦理规范，乃至语言、名称和神都是人自己按照人的本性、需要、利益来创造的，人自己就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这样以往的自然哲学就终结了，一种将人的利益、需要、价值置于首位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也就产生了。对于反对nomos的人来说，人的本性（自然）包括情欲、 利益和统治权力的欲望、强者的倾向等，这些都是合乎正义的；不同种族、民族和国家的人的本性是一样的，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就产生了以反nomos 为理论基础的社会平等学说和反奴隶制言论，进一步冲击了等级观念，后来斯多亚学派直接继承发展为新世界主义；在要求推翻传统的法律、伦理规范和一切生活准则，重新制定“符合physis―nomos”的同时， 赋予纵欲、强权、追逐权力和财富以合理又合法的形式，直接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至4世纪中叶希腊各邦的僭主、寡头和蛊惑者们的生活理想――追求权力、荣誉和财富，为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的确立提供了哲学基础。智者运动的思想是矛盾的，突出表现在：对人的类的理解和感觉主义、相对主义的理解，对社会起源的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之争，对语言诉求真理和正义与诉求强权两种功用之分，等等。智者思想的复杂性，对后来的社会政治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政治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政治生活方式问题，目的是为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从哲学上提供辩护或批判。智者运动分别从社会政治生活的本真、公共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社会政治生活的本源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社会政治哲学探讨。涅尔谢相茨认为，“他们的理论观点（首先是对于自然与法律、国家―法律现象中的自然之物与人为之物、力量与权利、正义与法律、道德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各种看法），被古代的、中世纪的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加以利用。各种派别的成文法或自然法观点的现代拥护者，视权利就是力量的信徒，或认为个人权利不可转让的卫士等等，都把智者当作自己的古代先驱。”（注：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11页。）策勒尔说， 智者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城邦和家庭现存的权威。它所提出的问题超过了它所解决的问题。”（注：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对智者运动的理解，既要有前期智者与后期智者之分，又要有本来面目的智者与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所阐释的智者之分。有理由相信，智者运动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将随着对智者运动历史资料的不断发掘和现代人们对社会政治哲学的更深理解，历久而弥新。收稿日期：1999―12―29【责任编辑】林一哲 【参考文献】 [1]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M］.第一、二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992年版.[2]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M］.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3]施特劳斯，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M］.（上、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M］（十卷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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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6571 【原文出处】东南亚纵横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45-49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 作 者 】肖立国 【复印期号】199701 【 标 题 】李光耀政治艺术管窥 【 正 文 】 李光耀自１９５９年担任第一任新加坡总理开始，３５年来一直矢志于新加坡的现代化建设，成功地使新加坡从一个破旧、简陋的港口，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甚至连水都要进口的小岛，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新兴工业化国家。３５年中，新加坡经济平均每年增长８．４％，至１９９５年按人均收入计算成了世界上第九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人均收入为２２３００美元，超过英国和新西兰［①］。李领导新加坡人民创造了奇迹，这一点举世公认。然而李在新加坡成功的秘密何在？至今为止学术界尚缺乏必要的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本文认为，李在新加坡成功的秘密，主要不在于他发现了新的政治规律，提出了全新的政治思想，而在于他善于驾驭政治规律，掌握了高超的政治艺术。因为，严格地讲，李不能被说成是一位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哲学家，他没有提出全新的科学概念或理论，更谈不上自成体系。他的政治思维中，理论色彩不如政策色彩浓厚，与其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出色、精明的政治家更贴切。所谓政治艺术，它是指政治家通过对政治规律的深刻体验和自如运用，而表现出来的具有审美意义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活动。李的政治艺术突出表现在：他为新加坡的现代化发展巧妙地构筑了符合新加坡国情的现代政治文化；精心地设置了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理智地作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新加坡生存、发展与繁荣的灵活而又精明的政治决策。一、李光耀的政治艺术，体现在政治文化上则是巧妙地实现了中西文化的和谐交融这是就宏观的或深层次的意义而言的。政治文化上，李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善于吸收利用古今中外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能巧妙地选择中西两种文化精华，加以适度揉合，并且与新加坡的特殊国情相结合，创立了有利于新加坡现代化发展的政治文化。本文之所以把李的政治思维说成是艺术，首先就是因为李所构筑的新加坡式政治文化，确实能给人以美的感受。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照搬东、西方的文化传统，李对东方、西方文化的吸收利用完全是适用性的。李并不赞成全面西化，也从未提出全面东方化。李善于根据本国具体国情，在东西方文化中找出最适合新加坡发展的具体部分，并加以适度揉合或改铸。具体地说，首先李选择了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的主要基础，这是考虑到新加坡多元性的社会特征。其次，李并未忘记新加坡社会７６％以上是华人这一特殊国情，因而在他构筑新加坡政治文化的时候，也有选择地吸取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华。大体上，李注意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性建设方面，以西方的一套为基础，再按照新加坡的特性作适当改铸；而在人的完善如人伦道德、社会和谐等领域，则倾向于东方文化传统。其目的是想在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中建设一个面向现代化的民主法制国家，最终形成既含容了两种文化精华，又超越这两者的新加坡式政治文化。但是，李并不照搬西方文化的现成模式。如新加坡的议会制度并不照搬英国的两院制，而是采用一院制；政党竞争上实行一党独大而不是英国式的两党制。同时，李也从未单纯出于文化的原因或仅仅为了与西方人相区别，而盲目地遵循孔子的教义。相反，他对儒家智慧的吸收完全是适用性的，有选择的。即使是一样的词语也赋予新的解释。如李提倡的“忠”，并不是像孔子主张忠于君主那样要求新加坡人忠于某个领导人，而是忠于国家，尽心尽意为国家服务，要具有国民意识，即对新加坡的归属和效忠意识、国家利益至上意识、集体精神。李在新加坡构筑的具有东西方交融特色的政治文化，贯穿于李政治艺术的一切具体方面。二、李光耀的政治艺术，体现在中观层次即基本政治制度上，则是精心地设置并实现了议会民主与精英政府的和谐统一首先，李坚持在新加坡实行议会民主，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一党独大。李在思想信念上，首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认为，每一个公民必须有权根据他自己的意愿选出一个政府；新加坡独立后，基于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应继续存在，但必须根据新加坡的需要作适当修改；对所有重大问题都要坚持民主和公开讨论、投票表决。因此，李执政后，坚持在新加坡实行议会民主、政党竞争等基本民主制度；始终把人民自由选举看作是对他及人民行动党的一种定期的强有力的鞭策和监督。由于采用一党独大的政党竞争制度而不是西方式的两党制、多党制，新加坡的民主制度曾一度被某些人所怀疑。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新加坡的一党独大并不背离民主原则，完全不同于一党专制。因为，在新加坡，第一，其他政治派别也有组织政党的自由；第二：各种政党可以参加竞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是由其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所决定的，而不是靠宪法垄断或其他垄断形式获得的；第三，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有可能随着各党派政治力量的变化而变化。过去３０多年中，新加坡共举行过８次大选，每次大选都有几个政党参与竞争，人民行动党每次都获胜，这只能说明该党深得人民拥护。正是这种坚持民主基础上的一党独大制，集中地闪现了李的政治艺术光辉。新加坡的成功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议会民主功不可设。议会民主为新加坡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这一点过去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同处东南亚，许多国家政治腐败成风，独有新加坡享有“清廉先生”的美誉，最重要是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基本的民主制度。因为，民主的制约是最强有力的制约。其次，李坚持认为，新加坡政府一定要由精英组成，实行精英治国。李信仰民主，也信仰智力。李并不认为所有的人在智力上是相同的，也不认为所有的人在所有方面应受平等对待。只有在法律、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在李看来，有创见、有才能的人，有资格比那些无此天赋的人应得到较高的报酬和地位。为此，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让平凡人治国同样能治理好的论调。他强调治理国家不能像在新加坡广播局拍戏一样，拍不好，重新来。“如果你叫一名普通的新加坡人治理我们的国家，内阁由普通的新加坡人组成，这就是我们的末日。”［②］在智力方面，李特别强调受教育的重要性。他所说的智力，首先是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他指出：“的确，赫鲁晓夫从来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也没有。……但是，你们对于这些事，如果听之任之，那么你们是在把你们自己的生命和命运当儿戏”，“即使像赫鲁晓夫那样肆无忌惮的一个人，如果经过一个系统的培训过程，懂得了历史必须和人类经验必须提供的所有基本准则，然后再接受领导权，那就会好得多。”［③］李信仰智力，同时也强调品德的重要性。李指出：“世界上为数惊人的有高度知识的人，对他们同胞的幸福，一点也没有贡献。有一种还无法确知的，或者更可以说不可估量的质量，叫做‘品德’，加上了你的智力，或者知识，或者训练，那就会对领导有利。”［④］因此，李十分推崇中国古代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认为治国者必须是正人君子，“只有那些有能力，有献身精神，而又正直的君子，才有资格为新加坡人服务。”［⑤］在品德上，李非常推崇中华传统美德，提倡把儒家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新加坡国民的行动准则。尤其强调廉洁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政府廉洁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生存，关系到社会能否正常运作。因此，李从执政之日起，就把实现和保持政府廉洁作为其从政的基本目标和宗旨。李本人多年来也一直处心积虑地防止新加坡的廉洁政治受到破坏。总之，李认为的精英就是指那些既有非凡智力同时又有高尚品德的人，新加坡政府尤其是高层领导应由这样的人来组成。李常常自豪地向人们夸耀，在他周围集中了新加坡第一流的人才，这些精英人物在最上层约有二百人，在基层约有二千人，他们掌握了新加坡的前途和命运，假使你一击而消灭这些人，就可以摧毁整个新加坡［⑥］。再则，更重要的是，李在新加坡实现了议会民主与精英政府的和谐统一。议会民主或精英治国，孤立地看都不是李在新加坡首创。前者来自于近代西方，后者则更古老，孔子的圣人治国是最典型的代表。然而民主与精英有机结合，统一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之中，则是李在新加坡独创，属于李的艺术杰作。中国古代虽然提倡圣人治国，也确曾实行科举选才，但却一直排斥民主，精英与民主不能共存。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产生靠世袭靠血缘关系，不受人民监督制约。因而，国家机关中常常是昏君当道、奸臣横行、腐败丛生。因此，中国古代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精英政府。近代西方，虽然建立起了基本民主制度，但由于一味追求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不太愿意承认人的天资有差异、智力品德有高低，因而往往反对精英治国，代之以平民政府主张。精英与民主也难以兼容。由于反对精英治国，选民在选举中对候选人的要求，并不首先考虑其德才是否兼优，而首先考虑其能否代表各自一己私利，因而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人员，往往是一味迎合民众心理、没有原则主见、首鼠两端的庸俗政客。以至无才无德、品质低劣之徒也充斥其间。因此，西方社会也无法实现精英治国，无法保证政府的高效和廉洁。只有李光耀在新加坡坚持实行民主与精英的和谐统一。李并不认为民主与精英不可兼容，因而如前所述，李在新加坡建立起了基本的民主制度，同时坚持实践精英治国主张，实现了中西文化精华在基本政治制度上的和谐统一。李的高明之处在于，新加坡实行精英治国，不仅不违背民主原则，相反更利于民主、更利于公正。因为，第一，李的精英政府是建立在民主选举基础之上的。它不像某些人所提倡的专家治国论那样否定大众参与和个人自由。新加坡的精英能否参政，最终由新加坡全体人民选举决定。第二，李并没有违背法律、机会上人人平等原则。李的精英治国，强调根据知识才能和品德因素来分配政治职位和社会地位，而知识和品德不能先天遗传，又不能后天继承。在教育高度普及和民主化的新加坡，知识才能和品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自身的努力。因此，在精英治国的新加坡，机会更均等，社会更开放。实践上，李在选举过程中向人民呼吁，在选举谁的问题上，不仅要看他能否代表人民说话，而要看他本人是否德才兼优，决不能让平庸之辈和政客进入国家机关。这样，新加坡的民主选举，基本上能保证精英人物入选政府。从而实现了精英与民主的和谐统一。正是由于新加坡政府长期由精英人物所组成，因而也就保证了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和高效。也正是由于新加坡长期由精英人物所领导，因而能够制定出一系列的有关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英明决策。这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也突出地体现了李的高超政治艺术特色。三、李光耀的政治艺术，体现在政治决策上，具有理智、灵活与精明等特点这是就微观层次而言的，政治决策上，李不是靠感情用事，而是凭理智思考，为新加坡的生存与繁荣作出了一系列的灵活、精明的政治决策。在种族和谐、人口控制、对外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李的决策都相当精明，表现了其高超的政治艺术。首先，李为新加坡精心制定了多元种族和睦共处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新加坡的种族问题。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同时又是一个移民社会而且历史很短，各种族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种族问题极其敏感。因此，李上台执政后，一直认为对新加坡生存的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殖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是种族主义。所以，种族问题一度是李决策关注的首要问题。在处理种族问题上，世界有两种主要模式，即多元种族主义和单元种族主义。新加坡人口中华人口占７６％，李本人是华裔，从感情上看，李有理由在新加坡推行“华人至上”即单元种族主义。但是，李清醒地分析了两种模式在世界上的典型代表：前者以瑞士为典型，意味着多元种族和睦共处，意味着独立、稳定和繁荣；后一种以巴勒斯坦为代表，意味着各种族尖锐对立，意味着战争和灾难。同时，李提醒人们：新加坡是在东南亚地区，它的南北有两个伊斯兰大国。单元种族主义将引起国内其他种族的强烈反应，还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并授人以搞“第三个中国”的口实。因此，他断言：“如果你要一个中国沙文主义，那么失败是肯定的。新加坡必然会孤立。”［⑦］因此，李决意在新加坡选择实行多元种族主义模式，视多元种族和睦共处是新加坡独立建国的不二法门，也是新加坡生存繁荣之道。为了在新加坡促进种族和谐，李采取了多种有效措施：首先，建国伊始，政府就宣布马来文、华文、泰米尔文和英文为四种官方语言，具有同等地位；其次，政府出资大力创办混合学校，让各民族的学童一起上学、活动，增进相互了解、相互认同；第三，政府在住房方面，要求每所住宅要有不同种族的人共同居住，防止种族隔绝；第四，鉴于新马关系特殊；李赞成给马来人在教育和就业方面以特殊照顾，帮助他们提高地位；第五，官方对传播媒介实行审查，取缔任何会引起种族和宗教冲突的报道；等等。这样，李在新加坡成功地实现了种族和谐，为世界其他多种族国家和平解决种族问题树立了又一光辉榜样。其次，在人口问题上，李不搞一刀切，及时地为新加坡制定了灵活有效的人口控制政策。１９５９年李刚执政时，新加坡的人口增长率是创世界纪录的，每年接近４％。李执政后马上认识到了在新加坡进行人口控制的重要性，并把这看作是东南亚国家所要解决的７个重要问题中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他指出，现代的科学已经阻止了疾病和时疫的蔓延，各种灾害很少发生。适应千百年以前条件的那些旧的文化模式和家庭价值观念应当彻底改变。过去，一个人的妻子儿女越多，他的地位越高，妻子儿女就像汽车一样，是地位高低的象征。在一个周期性的瘟疫、灾害经常大批毁灭人类的时代里，人口这样的增长是有意义的。但是，在一个比较富裕而公共卫生水平又高的社会里，同样的传统习惯会导致人口惊人的增长，从而会对经济增长、维持生活水平问题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李执政伊始便决心控制新加坡的人口增长。在如何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上，李并不搞一刀切，而是针对不同的家庭采用不同的灵活政策，并巧妙地将其与国民教育、国民素质的提高联系起来。李注意到，发达国家有一个显著的趋势，那就是受过较多教育的同那些受过教育少的比起来，家庭成员要少得多。如果这种趋势按其必然结果发展下去，人口的素质就要下降。新加坡要避免这种趋势的发展。李并不否认后天教育对个人智能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相信心理和身体的许多特征属于遗传。基于此种想法，新加坡政府鼓励知识夫妇早生育、多生育，以弥补新加坡人才资源缺乏的事实。李认为，那些受过较好教育的父母，一般都会自愿限制家庭人口的数量，而不会生育太多的孩子。因为，他们都已经懂得，他们子女的前途决定于他们能否照顾孩子的健康和教育。因此，对他们的问题不是抑制而是鼓励多生育。而对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夫妇，则叫她们最好节制，生育孩子决不要超过两个。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担负培养更多孩子的责任。由于缺乏教育，他们常常认识不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一般不会自觉限制生育，常常不负责任地生育过多的孩子。对他们必须采取抑制性措施。为此，新加坡政府制定相应政策，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助和教育资助，帮助他们提高地位，条件是其妻子生育不能超过两个孩子。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低收入家庭背上抚育过多孩子的负担。由于李及时地制定并推行灵活的人口控制政策，新加坡至今没有出现许多亚洲国家所面对的令人头痛的人口爆炸问题。其人口增长率由１９５９年的４％下降到现在的１．４％，远低于其他亚洲国家人口增长水平。在人口问题上，表明李更精明、更有先见之明。最后，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上，李也表现出相当的理智和精明。李执政后，为了新加坡的生存与繁荣，精心制定了和平中立、睦邻广交的基本外交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在国际上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在大国之间保持中立、不结盟；周旋于大国之间，以求均衡；区域间合纵连横；优先发展与马来西亚、印尼两个邻国的良好关系。李把国际社会比作海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李认识到，根据国力，新加坡是不折不扣的虾米，生存能力相对较弱。新加坡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要存在下去，必须有广大的朋友而没有仇敌。因此，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应致力于在大国间建立均势，和平、中立和不结盟，与所有尊重自己生存权利的国家交朋友，实现政治经济外交多元化。同时，又鉴于新加坡在地理上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接触非常密切，在自然资源方面也高度依赖他们，在种族方面更是生活在马来人的海洋之中，且国内的种族问题又与对两国的外交关系纠缠在一起，因此这两个国家对新加坡的生存、繁荣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李主张应把新加坡与这两个国家的睦邻关系放在优先位置。实践上，李奉行全方位的睦邻广交方针，不仅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建交，而且同时与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国家友好建交。６０年代，鉴于周边国家担心新加坡成为“第三中国”，李虽然没有与中国正式建交，但却积极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使新加坡成为中国除香港之外的最大海外外汇来源 。尤其在处理与前宗主国、侵略者英、日的关系上，李充分表现了其精明娴熟的外交艺术。对英关系上，李首先领导新加坡人民用和平的方式赢得了独立，避免了其他国家暴力革命付出的高昂代价；其次，李在获得独立的同时，就开始奉行对外自由开放政策，防止了许多国家闭关锁国带来的不良后果。李在建国之初，并没有视外国资本为本国人民之邪恶将其扫地出门。相反，李清醒地认识到，当政权掌握在本国人民手中的时候，对外开放不仅不会危害本国利益，相反会促进本国人民的繁荣幸福。李认识到，新加坡独立后，英国对新加坡的经济仍然是重要的。比如，英国在新加坡的巨大海空军基地，曾为新加坡提供过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５以上。由于李继续参加英联邦且与英国保持一种相互谅解关系，英国规模宏大的贸易公司和银行仍把它们的总部保留在新加坡。同时，英国决定免费移交它在新马两国的防务设施，英国在赠送海军基地和三个皇家机场之外，并提供１．２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新加坡从中得益非浅。在处理英殖民者留下的语言遗产上，李也相当理智。他说，在他读到尼赫鲁的话“在我想到我不能力像讲英语那样讲我的祖国语言时，我哭了”，他的感情受到了强烈的憾动。从情感上看，他完全有理由将华语定为新加坡的唯一官方语言。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新加坡实行四种官方语言，并把重点仍放在英语，英语是政府、法庭、商业和大学通用语。因为他清醒地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全世界的科学技术都是通过英语这个媒介而展开的。在对日关系上，血债问题曾一度是困扰李的重要问题。日军入侵新加坡时，屠杀了众多的新加坡居民。李的一个内弟被日军枪杀，自己也差一点被日军屠杀。新加坡独立后，许多人强烈要求向日本人讨还血债，开展与日本不合作运动。从感情上看，李有理由痛恨日本人，拒绝与日本交往。但是，李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理智。一方面，李大力支持某些反日运动，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对新加坡人作出应有的赔偿；另一方面，李又清醒地认识到，新加坡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实现工业化，要是李参与了日益扩大的反日鼓动，他就有可能毁掉日本协助新加坡工业化的前景。因为，当时新加坡能引进的最廉价的专门技术和管理技术几乎全来自日本。因此，他提出“让我们和平地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吧。”由于李的清醒和理智，新加坡不仅得到了日本应有的赔偿，同时又廉价地引进了日本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促进了本国的迅速工业化。李在处理与前宗主国、侵略国的关系上，比许多国家领导人更理智、更精明。李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是卓有成效的。他的政治艺术，他的治国有方，举世瞩目。正如香港《亚洲周刊》的罗伯特・伍德罗在１９８４年１１月所说，如果诺贝尔奖设最佳领导人奖的话，李一定是得主，而且不可能只得奖一次。又如英国记者亚历克斯・乔西所指出，李光耀用民主来产生一个国家和发展一个国家，“那是谁也未曾做到过的事。”［⑧］李在新加坡的成功启示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需要政治家掌握高超的政治艺术。政治家首先必须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并且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为本国发展选择和重构先进的政治文化，以此作为本国发展的政治指导思想。其次，必须为本国建立健全民主高效的基本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而有一批德才兼优的精英来领导，则是国家迅速发展的关键。此外，政治家决策一定要避免感情用事，一定要清醒、理智、灵活、精明，要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尤其是就民族和谐、人口控制、改革开放、对外关系等重要问题，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正如李光耀所指出，治理国家不能像拍戏一样，拍不好重新来，不能摸着石头过河，瞎折腾，否则总有一天会超出界限，把整个国家搞跨。李在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有益的启示，很值得人们更深入地研究。注释：①路透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２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７日。②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４０年政论选》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第３版，第５１８页。③ ④ ⑥ ⑦ ⑧阿列克斯・乔西著：《李光耀》，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１―８２页；第８６页；第３１５―３１６页；第２６５页；第２６４页。⑤新加坡《联合早报》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９日。【作者单位 广西师大政治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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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4205 【原文出处】哲学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11 【原刊页号】70～73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复印期号】199801 【 标 题 】略论中国古代历史观的发展 【 作 者 】周桂钿 【作者简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王生平 【 正 文 】 摆在中国思想史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问题是：中国古代的历史观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唯物史观但近代以来又能通过“进化论”的中介一跃而接受唯物史观？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也有所涉及，但我总觉得不仅语焉未详，而且多从典籍出发，拈出几条“引文”就来“证明”唯物史观是古代历史观的发展，似乎太轻率了。因为考察历史观的发展，不能仅从观念、文本出发，而应以历史、实践为出发点。而且，我感到，就是从文本出发的也往往是没有弄明白它的本来含义、体系结构、前后变迁。因此，我认为首先弄清楚古代历史观是什么，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要解答“为什么”的问题，首先要知道“是什么”。因此，本文就围绕着“是什么”来讲中国古代历史观，至于“为什么”暂没能力解答，只好挂一漏万略说几句，详细展开，以待来日。一、天命史观从《尚书》等古代典籍中可以看出，天命论产生于远古时代，夏、商、周三代都很流行。当时人们对历史的发展，比较注重统治者的变更，而天命论者认为统治者的变更是由天命决定的。《论语・尧曰》载：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舜对禹也这么说。统治者的更替是由天决定的，天还有赏罚功能。《尚书・甘誓》说是夏启去征讨有扈氏，宣布有扈氏有罪行，所以，“天用剿绝其命”。天要消灭有扈氏。商汤要消灭夏桀时，也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汤誓》）周武王要进攻殷纣王时，也是代表上天去征讨的。殷纣王当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我不是有天命吗？后来，周朝统治者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德，就是使人民得到好处，受到人民拥护。谁对人民有贡献，天就让谁当王。简单地说，当时人们认为整个人类社会是统治者决定的，而谁当统治者，则是天命决定的。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天命史观。天是决定者，命是必然性，天命论是二者的结合。二、五德史观周代就有了五行学说。春秋时代，就有了五行相胜（又称相克）的说法。即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这是循环相胜的。战国时代的邹衍把五行相胜说运用于解释历史，认为每个朝代都秉承了五行之德中的一德，后一朝就秉承另一德，因此取胜而代之。《文选・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李善注：“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木胜土，夏代虞；金胜木，殷灭夏；火胜金，周灭殷。后来，秦灭周，克火者水，秦始皇自认为秉承水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金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这一段话把水德的特点都说了。一年的开始定于十月，服色旗帜尚黑色，数尚六，法令严厉。这就是所谓“改正朔，易服色”。五德终始说影响很大。邹衍只说到虞舜，以为虞舜得土德。《吕氏春秋・应同》认为黄帝也是得土德，土色黄，故称“黄帝”。又用五行相生说来解释历史。黄帝得土德，土生金，黄帝之后的少昊金天氏以金德王，金生水，颛顼高阳氏以水德王，水生木，帝喾高辛氏以木德王。木生火，帝尧陶唐氏以火德王，火生土，虞舜以土德王。虞舜之前，邹衍之后的人按五行相生又编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从黄帝土德到虞舜土德，正好一个相生周期。后人按五行相生的关系再向前推，黄帝土德，生土者火，黄帝之前的炎帝得火德。生火者木，太昊庖牺氏以木德王。女娲氏不符合五德的顺序，被排除在外。最上推到天皇本德，地皇火德。虞舜以上用五行相生去解释，后代仍用五行相胜去解释。例如，宋朝“定国运以火德王”（《宋史・太祖纪》），胜火者水，元朝以水德王；克水者土，明朝以土德王，色尚黄，明故宫里多黄色。胜土者木，清朝以木德王，色尚青，故有青龙旗。后代皇帝下诏书，都称“奉天承运”，就是奉天命，承德运的意思。邹衍五德终始说是以五行之德循环替代来解释历史，故称为“五德史观”。三、圣人史观圣人被认为是有最崇高的道德和最高明的智慧的伟大人物，他们创制某种器物、某种文化、某种制度，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特殊贡献。这种思想先见于《周易・系辞传》。《系辞上》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备物，立成器，都是指创制某种器物。这些器物的使用，给天下人带来便利。这是圣人的大贡献。《系辞下》说包牺氏经过观察、联想、研究，创造了八卦。以后的聪明人炎帝、黄帝、尧、舜等都在八卦思想指导下，创制了各种有利于人民的东西，如交通运输用的舟楫、服牛乘马、打猎用的弧矢、加工粮食用的杵臼、住宅宫室以及文化交流用的书契。西汉初年思想家陆贾在《新语・道基》中说，历史的发展，是圣人造成的。他把圣人分为三个时期：先圣包括从伏牺、炎黄、尧舜禹到他们的臣子，首先创造了物质文明。中圣主要包括商汤、文王、武王、周公，他们制订了礼乐制度，建立了教育的体制。后圣指孔子，“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都是圣人创建的。。唐代的韩愈说：“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他认为有一个治理社会的道，这个道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传承下来的。孟子以后没有人传，要由韩愈自已来传了。历代圣人承传着同一个治世之道，规定着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圣人之道，社会就没有光明，悠久历史就成了漫漫长夜。魏晋时代，有人说：“六经为太阳，不学为长夜”。（嵇康：《难自然好学论》引）六经经孔子整理加工，对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贡献。这两句话在提倡学文化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圣人史观。总之，在历史上，杰出人物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无视民众的力量，显然是片面的。杰出人物要遵循天道（物理），顺应人心，才能发挥作用，建功立业。孤立的人物，无论是谁，都将一事无成。四、理势史观历史为什么这样发展？古人不明白，就说是“命”。决定的。孔子：“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这个“命”，指神秘的客观必然性。这种神秘的客观必然性，还可以表述为“时”、“数”等，王充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有些思想家对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春秋时代的政治思想家管仲提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禀。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当政者要发展生产，积累财富，根据是财富能吸引人口，留住人才，能提高精神文明。战国后期的政治思想家韩非根据人口增加、财富减少的事实来分析历史的变迁：“上古之世……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后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韩非子・五蠹》）从人口与财富的增减来分析世俗的变化，圣人要根据世俗的变化进行不同的治理。韩非子把世俗变化概括为三句话：“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同上）他认为在争于气力的当今之世，就应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加强法制，令行禁止。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认为古代实行封建制是客观形势的要求，并不是圣人的意愿。“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秦始皇改封建为郡县，也是符合客观需要的，因此从汉至唐，郡县制颇为盛行。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继承了柳宗元关于“势”的说法，认为这“势”中有理，提出理势史观。他认为“势因理成”，“离理无势”。（《读四书大全说》卷九）理是法则、规律、道理，势是形势、趋势。这两方面决定历史的发展，它们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理势史观是反对天命史观的，也是反对圣人史观的。但是，理是什么内容，势因何而成，都没有具体的、详细的论述。五、民生史观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的因素是复杂的，少数杰出人物（如圣贤）与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是必须注意的两个方面。注意少数杰出人物的作用，就陷入圣人史观（英雄史观）的偏见。只讲百姓的作用，也不符合历史实际。西周统治者认为民与天命是紧密相联的，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引《泰誓》语）在天命论盛行的时候，把民与天命联系，当然是重视民的表现。民为国本，民为君本，已经成为明智统治者的共识。战国时代的孟子从《泰誓》的话中引申出“民为贵”并作了简单论证。孟子说：得到天子的赏识，至多当诸候；得到诸侯的赏识，至多当大夫；如果能得到平民的拥护，那么，就会当天子，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由此可见，民为贵，君为轻。西汉前期年轻的思想家贾谊总结秦亡的教训，写了千古名篇《过秦论》，反思历史，提出了民本主义，认为在政治上，“民无不为本”，“夫民者，万世之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新书・大政》）敢于欺压民的，敢与民为敌的，不论他多么有实力，也都要身财名裂。贾谊发展了孟子的思想，民贵在何处？贵在一切政治的基础，无不为本。唐代柳宗元在民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他认为吏是由民提供的物质资料进行生活的，应该为民办一些职权范围内的实事，正像仆役拿了工钱，要为主人做事那样。官吏兢兢业业为人民办事，才是称职的仆役。如果当官的拿了人民给的俸禄，不好好为人民办事，还要贪污受贿，人民当然不满意。如果一人家雇了一个仆役，这个仆役拿了工钱，不干活，还要偷主人家的财物，那么，主人一定大怒，把他赶走。官吏是人民的仆役，现在叫“公仆”。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思想家能提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中国古代对于人民是主人的最早论述。孙中山结合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文化，提出民生史观。他认为：“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民生指“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这些都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９卷）。中国古代重视人民。如果不明白重视人民什么，这仍然是一句空话。首先重视人民的生命，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就是指珍惜人民的生命。为了人民生活，就要解决衣食等生活资料问题。管子说：“衣食足而知荣辱”。王充说：天下大乱，是由于人民造反，盗贼众多，人民为什么造反，是由于“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论衡・治期篇》）丰收了，人民重礼义，社会也就安定了。因此，社会治乱是由生产决定的。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生产，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因为民以食为天。重视农业生产，就不能在农忙时动用农业劳力，不能误农时。“使民以时”成为一项政治原则。“灾年不修旧”就是从此派生出来的。可见，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总结上面，可以看出，天命史观强调外在的主宰，五德史观主张不断的循环，圣人史观是英雄史观的中国说法。理势史观初步涉及了社会发展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但由于“理”后来在宋儒那里变为了德性即所谓“天理”的心性本体，又折回去了。民生史观虽然重视了“物质文明”，但撇开了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尤其是阶级、集团的利益矛盾，仍具有空泛而抽象的性质。所谓人是“心之器”、国家是“人之积”，政治是“人群心性之现象”就反映了其苍白肤浅的一面。上述这些是很难发展出唯物史观的。至于中国后来为什么经过“进化论”的中介接受了唯物史观，如本文开头所说，不拟在此展开。但我的大致看法是，一是中国社会的发展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抉择关头，而以往的作为观察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观，也包括“进化论”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实践呼唤着新的历史观的到来；二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实际成功的范例、理论更新的榜样；三、加之五四运动以来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和先进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给中国人民接受唯物史观打下了思想基础；四、经过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实践探索，经验总结，社会主义已逐步走出了空想的怪圈向科学的王国迈进。这四大因素的交织、联结、运动、变化和发展，终于扬弃了旧的历史观，迎来了唯物史观。从此，中国走上了光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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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925 【原文出处】人文杂志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95-101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 【 作 者 】黄德宽/常森 【复印期号】199608 【 标 题 】历史性：汉字阐释的原则 【 正 文 】 （安徽大学 黄德宽 常森）程树德《说文稽古篇・凡例》云：“《说文》为汉人所作，其中字义，可以发见汉以前之逸史、制度、风俗者不少，亦断代为史之一种”。〔1〕事实的确如此。《尔雅》之后， 最能从小学上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著作，首推许慎的《说文解字》〔2〕。 但是在以汉字阐释为立足点来证说古代“逸史”、“制度”、“风俗”的时候，必须要排除主观随意性，必须要追溯汉字与汉文化在特定历史层面上的客观、真实的联系。甲骨文“乘”字像人张足立于木上，故或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乘”字便反映了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禽兽虫蛇的史实；篆文“炙”字像肉在火上，意为炮肉，故或谓：上古之世，人民茹毛饮血，“食果ｌｕǒ＠①ｂàｎｇ＠②蛤， 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炙”字便反映了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史实。如果这种申说能够成立，那么它必须具有下列历史、逻辑前提：或者二字的构形产生于“构木为巢”、“火化腥臊”的历史背景之中，或者二字的构形反映了古人对这一段历史的记忆。然而，前者无以得到古典文献与考古发掘的必要证明；后者则显然有乖于常情常理：当登高于树、炙肉于火成为一种平凡、普通的日常经验的时候，人们不会舍弃自身熟悉的经验，而去追寻日渐遥远、日渐陌生的“历史”。汉字是伴随历史发展而次第产生并逐步完成的符号系统，它天生具有历史层次性。然而，当汉字作为一种系统、完整的文化遗存留传后世的时候，人们已几乎无法再现其中暗含的、井然分明的历史层次。许慎释“贝”云：“贝，海介虫也，……象形；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说文》六下）。许慎寥寥数语，几乎可以充当古代货币演变史的提要。《盐铁论・错币》云：“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大约夏人已用海贝作商品交易的媒介。殷商时期，海贝依然充当商品交换的等价物。但真贝产于南洋，似乎须经南太平洋系人种传入，得之甚为不易，故殷人后来尝改用ｙáｏ＠③制、骨制、铜制之贝〔3〕。周代有泉（即钱），而未尝废贝。至秦，“珠玉、龟贝、 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4〕。新莽尝一度发行钱、金、银、龟、贝、布六种新币，几二十八品，时称“宝货”〔5〕。贝用作商品等价物对古代社会生活的影响至深至巨。这一点明显地表现于汉字构形之中：买卖以贝为媒介，故“贸、赎、贾、ｙúｅ＠④、贩、买、购”等字取义于“贝”，故表示物类价值高低的“贵、贱”等字取义于“贝”，故表示商品交易赢余的“赢、赖”等字取义于“贝”，故表示人之贫富的“赈、贫”等字取义于“贝”，故表示财物、蓄积的“货、贿、贤、贮”等字亦取义于“贝”。另外，借债用贝，故“贷、ｈｕò＠⑤、赊、贳”诸字取焉；抵押用贝，故“赘、质”诸字取焉”；送礼、庆贺用贝，故“贺、ｊī＠⑥、赠、赂、赞、ｐǒ＠⑦”诸字取焉；缴租、纳税用贝，故“贡、赋、富诸字取焉；赏赐用贝，故“赏、赐、赣、赉”诸字取焉；赎罪、求卜用贝，故“赀、ｓｈǔ＠⑧”二字取焉；贝为人之大欲，故“贪”字取焉〔6〕。对于这一组汉字，《说文》只能告诉人们“贝”字产生于诸字之先；它根本没有展示其间存在的复杂历史层次。像《说文》（或某些以《说文》证说有关史实的著论）那样，将该组汉字及其反映的社会现象笼统地归属于“古者”或“古代”，显然不科学、不严密。因为“古今”乃一相对的、没有定指的概念，所谓“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7〕。贝用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历夏、商、周三代。至两汉尚有余绪。可人们却没有确证，“贝”以及与“贝”有关的一系列汉字究竟产生于哪一具体的历史阶段；没有确证在这些汉字之中，“贝”字究竟是海贝的象形，还是殷商时期曾一度流行的ｙáｏ＠③、骨贝或铜贝的象形〔8〕。在这一方面，传统文字学的重大弊端不在于它不能再现汉字发生的历史层次，而在于它根本无意于再现这种层次。商代已成熟的汉字与它在后世的流变，以及两汉以来日益丰富的汉字阐释等，或被用来证说三皇时期的“史实”，如“构木为巢”、“火化腥臊”；或被用来证说有关五帝时期的神话，如汉儒王育以为“无”之古文奇字像“天屈西北”〔9〕。 人们曾用汉字“图解”过几乎每一个时期的历史――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尚未得到认真反思的惊人的事实。许慎《说文》用殷商时期便已存在的汉字来图解春秋战国时期定型的阴阳五行观念，这不可接受，却可以理解。匪夷所思者，乃汉字早期构形竟至被附会于某些欧美风俗，如有人用“一火不点三烟”来穿凿籀文“灾”字〔10〕。仿佛汉字产生于一种纵贯古今、横跨中外的巨大时空背景之中。迄今为止，传统文字学理论无意于遏制这种现代神话的产生。汉字的历史层次性绝不是一种主观的认定。它在一条历时性轴线上呈现着汉字与汉文化之间固有的、不容分割的联系。汉字发生的上限尚未探明，但它成熟于商代却是一个基本的历史――文化事实。当然，汉字的历史层次并不以朝代的更替为表征，而以汉字发生的早晚与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深刻变异为标志。随意将汉字安置于三皇时期、五帝时期或夏、商、周、春秋、战国的做法，不仅不能彰明汉字的层次，而且适足以掩盖这种层次。就《说文》言，将汉字自觉不自觉地置于同一历史层面上时常淹没或淡化传统观念中的根本性的变异。考察一下《说文》中能够反映古代宗教意识的内容，便可以明晰地看出这一点。许慎释“巫”云：“巫，巫觋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古者巫咸初作巫”〔11〕；释“觋”云：“觋，能斋肃事神明也，……从巫从见”（《说文》五上）。徐锴解释“觋”字从见的原因说：觋“能见神也”〔12〕。巫觋能同神明进行视觉、听觉的交流，这是先人一种极为古老的观念，《国语・楚语》即云：“……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的职能，主要在于沟通神、人关系，将神明的意志传达于世间。清儒王夫之云：“楚俗尚鬼，巫或降神，神附于巫而传语焉”〔13〕；这与《国语》明神降于巫觋的说法完全一致。可以说，在歌舞婆娑的事神活动中，巫常常一身二任，他首先是巫，其次又可代表神〔14〕。巫之事神，其来有自。论者或以为黄帝、帝尧以及夏、春秋之时均有巫名咸〔15〕。《山海经・大荒西经》之“灵山十巫”迳以巫咸为首。看来，许慎所谓“初作巫”的巫咸似不会迟于夏代。殷商时期，稽考神明意志的最为普遍的途径则是占卜。据甲骨文记载，商人的一切行事如祭、告、征伐、田猎、行止、年、雨、霁、瘳、梦、命、旬等，几乎无所不卜〔16〕。占卜的主要程序是：在龟甲或兽骨的背面（间有在正面者）钻出一个个圆孔，有时兼凿出一只只长槽；灼炙孔横以使龟甲爆裂；然后视正面角质的坼纹来确定吉凶休咎。占卜的主要目的在于决疑。许慎认为：“卜”像灼龟之形；“ｙáｏ＠⑨”指龟甲因灼炙而出现的裂纹，其中“兆”字即裂纹之象形；“卟，贞，占，ｓｈàｏ＠⑩”诸字则意指占问或卜问（《说文》三下）。占卜乃“所以卟之于先君，考之于神明”〔17〕的途径。卜者普遍认为，神灵或人鬼可以用龟甲、兽骨上或纵或横的裂纹来传达自己的意愿。因而，占卜的结果决定着先民的基本现实抉择。《尚书・洪范》记载：禹兴，天予之洪范九畴，其七“明用稽疑”即指卜龟与占筮。自此而下，从卜而行者史不绝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齐懿仲卜妻完，《赵世家》载赵衰卜事公子重耳，《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卜游徙等，都是极为典型的例子。许慎以这种经验事实为背景，阐释了“用”字的特有意蕴和构形：“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说文》三下）：就是说，“用”字的构形包含着占卜而可，方能施行的意思。南唐徐锴深知许慎之意，有“先人不违卜”云云〔18〕。宗教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是“神”或“上帝”，宗教哲学中的核心理论则是神或上帝的性质以及神或上帝与世界、与人类的关系〔19〕。巫觋降神跟占卜稽疑虽有表形上的巨大差异，但却内含明显一致的神――人关系：神或上帝，乃与人类对立的异物；两种活动固可呈显神灵的意志，但活动的主体却永远不能真正与神灵合而为一。因此，我们可以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将上述汉字或它们所积淀的两种文化现象归于同一历史层面。遗憾的是，许慎对另一组汉字的解释，却突然使这一历史层面涵盖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异质宗教观念。许慎《说文》云：“ｓｈēｎ＠①①，神也，从人身声”（八上）。“ｓｈēｎ＠①①”为“神”意而字从人，这显然暗示二者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弥合其分际。许慎之意正在于此。在他眼中，“ｓｈēｎ＠①①”既是神的世俗化、人化，又是人的神圣化、神化；其内涵与“仙”最近。仙者，人“长生仙去”也。《说文》“同牵条属，共理相贯”（《说文叙》）〔20〕，将“ｓｈēｎ＠①①、仙”二字编排在一起〔21〕。许慎释“真”又云：“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L；八， 所乘载也”（《说文》八上）。这一解释，再一次反映了许慎人神相通的观念。“人神相通”实产生于战国，盛行于两汉，乃汉末道教思想的起源。先秦思想家庄子及其后学较早地给予世人升天成仙的许诺：“……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22〕。庄子学派所说的“神人”、“真人”、“至人”、“圣人”，都是“知之登假于道”者，都是“神”化之“人”；庄子认为古之ｘī＠①②韦氏、伏羲氏、黄帝、颛顼、彭祖、傅说等莫不以得“道”而变为神仙灵明〔23〕。逮止秦皇汉武，得道成仙的观念进一步世俗化。世人可不必汲汲以求“登假于道”，只须服用某种药物便可以“修成正果”，故始皇、武帝孜孜以求“不死之药”，希图“服食求神仙”〔24〕。汉武帝竟至感慨：“吾诚得如黄帝（成仙而登天），吾视去妻子，如脱ｌì＠①③耳”〔25〕。羽化成仙、变形成仙的观念，至此可谓盛极。《抱朴子・对俗》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在后世出土的两汉画像石中，“身生羽翼”的仙人触目皆是〔26〕。如果许慎对“ｓｈēｎ＠①①”、“仙”、“真”诸字的解释正确无误，那么三字理应产生于战国宗教观念转型以后，这样，三字便不可能与“巫、觋、占、卜”等字处于同一层面。如果“ｓｈēｎ＠①①、仙、真”与“巫、觋、占、卜”等字同处一个层面，那么许慎对这一组字的解释肯定只是历史的误会。许慎既无意于分界两组汉字，又无意于分界两段历史；许慎既泯灭了汉字的历史层次，又泯灭了汉文化的历史层次。汉字的历史层次与汉字跟汉文化的历史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证明、互相界定。对前者的无知，可以使人们在汉字与汉文化之间乱点鸳鸯谱。对后者的无知，同样可以使人们随意将汉字许诺给自三皇、五帝直至春秋、战国的传说或历史。汉字研究无疑应当恢复汉字与汉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结。这实际上是汉字研究的必然的方向。只是在这条路上，人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困难之一，汉字（尤其是早期汉字）之形、义、音本身都是需要证明的东西。近百年来，人们已从十数万片甲骨刻辞中整理出四千多个形体符号不同的汉字，其中可以准确辨识的仅一千余。而且，人们对这批有限的一千多个汉字多半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譬如，人们知道甲骨文“一、二、三、四”是积画记数字，却不知道四个字为何采取这种构形方式，不知道这四种概念的最早起源与经验背景。困难之二是，迄今为止，出土最早而且最完整的汉语言符号系统甲骨文已经呈现出相当成熟的体态，其中一部分已可纳入“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这一对应体系中。但人们对前甲骨文阶段（尤其是发生阶段）的汉字蒙昧无知，无法重建它与甲骨文之间的对应关系。困难之三是，人们几乎无以完全呈现汉字本身固有的历史层次：或者说，人们几乎无法将汉字重新安置在它们所由产生、具有“编年”意义的历史背景上。从许慎《说文解字》开始，传统文字学对汉字的研究主要是共时性研究；它相对缺乏趋向历时性研究的努力。共时性研究所关注的是既定汉字系统内部的种种关系，历时性研究所关注的则是处于形成状态的汉字系统的变化与发展。六书理论基本上是共时性研究的结果；汉字形体演变的理论虽以历时观照为主，但它直到今天仍主要是对汉字发展的一种残缺不全的描述而非“解释”。就科学的目的来说，“解释”不是指有关理由的争辩，而是指对规则的阐明〔27〕。困难之四在于，传统文字学并没有为汉字的发生学研究提供充分准备和必要的基础。有关汉字发生的“鸟兽足迹说”经不起实证的考验，“书画同源说”、“书源于画说”等实际上是对汉字发生问题的回避或搁置。然而，汉字发生问题却是汉字科学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一旦求得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其它所有重要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没有哪一种研究可比科学揭示汉字的发生更能彰明汉字的本质属性和价值。遗憾的是，人们几乎不能肯定日后的汉字研究可以上溯到一些确定无疑、具有典型发生学意义、处于原生历史层次的“汉字字原”。困难之五在于，由于历史――文化的断裂与流失，相伴于汉字产生与发展、变化的漫长历史――文化背景存在着很多混沌不明的领域；因此，文化本身也需要证明。殷商以上的文化尤其缺乏物化的表现形态。司马迁博览经传古籍，博览“金匮石室”之书，集数代文化之大成，并历游长江中下游、淮河、黄河流域乃至巴、蜀之地；但他却无奈地感慨：“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28〕，“书缺有间矣”〔29〕。无情的历史使最为重要的东西成了最缺乏的东西；蒙昧不明的夏商文化，正是汉字发生发展的最重要的母体。幸而“书”、“记”只是文化的外在表征。文化的实质则在于它因标志人类存在而获得的顽强生命力，它“是历史的幽灵，是社会的魂魄；他存在于典籍，也存在于人民的生活之中；他有他的物质性，也有他的精神性。能够用火烧掉的只是他的物质形象，至于文化的精神则不是人间任何暴力所能消灭的”〔30〕。在正常的情况下，文化代代相嗣不绝。每一个个体成员的社会化过程都是个体在不同程度上认同群体文化模式的过程：“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31〕。文化的这种特征使人们有幸可以跨越遥远的历史间隔，找到自己的“生命之根”。另外，原始民族〔32〕面对类似的社会、自然问题，往往形成类似的思维、行为方式和观念。因而，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成果。《诗・鹤鸣》有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文化学理论常常能使我们豁然明白古代某些文化现象的意义。《吕氏春秋・顺民篇》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于是翦其发，“ｍｕó＠①④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33〕；《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ｊｉǎｎ＠①⑤其蚤，沉之于河以祝于神”， 《尚书・金滕》记载同一件事，而云周公“自以为功”，亦即自以为质、自以为牺牲。这里显然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为何商汤、周公剪发、断爪以祭，而典籍却每每称之自以为牺牲呢？原始文化研究的诸多成果使我们明白：断爪、剪发这类看似平常的行为对先民的灵魂具有强大的震撼力。英国最著名的文化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1854―1941 ）经过深入研究，将巫术活动分为模仿巫术与感染巫术两类。感染巫术（又称接触巫术）基于原始思维中的这样一种原则：凡接触过的事物，在脱离接触以后仍可继续发挥作用；只要对其中一物施加影响，便必然会影响到另一物。澳洲土著部族在为青年人举行成人礼时，常常要打掉他们的一只或几只门牙，并且认为这些门牙必须妥为保管，否则就会使它的主人陷入巨大的危险：连蚂蚁在上面爬都会使他的牙痛。澳洲土人还认为，只要在人的脚印上放置玻璃、尖石、骨头或木炭，便可以使这人变成瘸子。新南威尔士的土人也坚信：只要在动物足印上撒下热的木炭，便可以使它热得喘不过气来〔34〕。这种文化学背景，可以显示商汤、周公剪发、断爪的深层意义，可以说明古人何以将这种行为视作“以身为牺牲”。最能使先人惊恐的，不是永恒沉默的宇宙，而是永恒沉默的终极存在，万能的神。把断爪沉于河中，便意味着将自己整个生命授于河神〔35〕。由此可见，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不仅有待于对古典文献、考古发掘等的深入理解，而且有待于对文化学成果的深刻领会、把握和运用。对文化的反思，说到底是对一个民族自身的反思。与此相关，汉字研究的实践与理论不惟必须向汉文化开放，而且必须向世界文化开放。困难之六在于，建立在汉字与汉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有力的证明。与其无力地表达，不如沉默；与其阐释某字却不能排除其它不同的认知结果，不如不予阐释。困难之七，在于汉字与汉文化关系的历史层累。古文字中的“一、二、三、四”何以作“―、＝、≡、觥蹦兀抗沫若先生认为，古文“一、二、三、四”本为手指的象形〔36〕。这种说法颇有见地。丰富的文化学材料证明，原始民族并没有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的数的观念。甲骨文“一、二、三、四”像手指之形，计数便是建立事物与一只、两只、三只、四只手指之间的对应。认定从“一”到“十”的数目在同时产生并不科学。在非常多的原始民族中间，用于数的单独名称常常只有“一”和“二”，间或有“三”；超过这几个数时，人们便说“许多、很多、太多”，或者将“三”说成“二、一”，将“四”说成“二、二”等。澳大利亚土人计数实为建立事物跟身体诸多部位的联系：从左手小指始，次无名指，中指，食指，拇指，再转腕，肘，腋，肩，上锁骨窝，胸廓，接下去按相反方向从右上锁骨窝数到右手懈，可计数到21；然后再用脚趾，又可计数到10。英属新几内亚人计数时也用过类似的方法〔37〕。可以肯定地说，甲骨文“一、二、三、四”反映的最早文化内涵，乃字形对手指的表征〔38〕。随着历史的发展，“一”字抽象为纯粹的数目之始。这是“一”字与传统文化的第二层关系。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赋予“一”字更多的内涵。《老子・十四章》，《管子・法法》、《内业》、《韩非子・扬权》、《吕览・论人》、《君守》、《淮南子・精神》、《原道》、《诠言》等，或以之指“无敌”、“无双”、“混而为一”、为“万物之本”的“道”，或以之指“气质未分”、化成万物的“元气”或“太和之精气”。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紧密相联，显示了“一”字与传统文化的第三层关系。汉儒高诱注《淮南子・坠形训》“天一，地二，人三”云：“一，阳；二，阴也”；《大戴礼记・易本命》云：“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一”指阳、指天、指日，这是它与传统文化的第四层关系。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便处于这种缓慢的层累过程中。这一过程有时与词义的自然引申一致，有时则只是历史――文化的硬性给予〔39〕。天干、地支用字脱离其原初内涵而演化为阴阳流转的表征，是后者的典型例证。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层累过程有其根本的方向，即由具体到抽象，由非理性或原始、朴素到理性或文明、科学。第一种方向可以用“一”字与汉文化的上述层累关系来证明。第二种方向则可以用某些表征动物、植物的汉字吐故纳新、日益获得科学内涵的过程来证明。同一草木、同一鸟兽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会被赋予截然不同的含义。这种现象不是由知识的多少所致，而是由不同文化层面的异质内容造成。《说文》释“萑”尝云：“萑，鸱属，从丫，有毛角，所鸣其民有ｆú＠①⑥”（四上）。《说文》的解释显然不科学。但就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而言，它却比任何有关萑鸟的科学认知更真实。萑似鸱ｘｉāｏ＠①⑦而小，头部有角状的羽毛，鸟纲，鸱ｘｉāｏ＠①⑦科，为猫头鹰的一种。古人以猫头鹰为不祥之鸟。汉儒贾谊因ｌú＠①⑧鸟集于舍而有“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的感慨〔40〕。ｌú＠①⑧鸟，即俗之猫头鹰。《说苑・谈丛》有寓言“枭将东徙”，云：“乡人皆恶我鸣， 以故东徙”； 枭即ｘｉāｏ＠①⑦，亦猫头鹰也。晋・张华《博物志》则云：“鸺ｌｉú＠①⑨一名鸱鸺，昼目无所见，夜则目至明；人截爪甲弃露地，此鸟夜至人家拾取爪，分别视之，则知有吉凶，凶者辄便鸣，其家有殃”〔41〕；鸺ｌｉú＠①⑨与萑鸟同属鸱ｘｉāｏ＠①⑦科。《说文》揭示了萑鸟与古代民俗的特殊关系。与对萑鸟的科学知识相比，这种关系无疑产生于更早的历史――文化层面；一如视鲸为哺乳动物的科学观念比以鲸为鱼的观念产生于更早的历史――文化层面一样。汉字阐释必须清醒地剥落层层的历史沉积，以追索汉字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最初关系，唯这种关系具有发生学意义；唯这种关系能显示汉字构形的功能与内涵，显示汉字的价值与实质。这是汉字阐释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应该明确的方向。 （责任编辑：黄伟）＊注释：〔1〕程树德《说文稽古篇》第3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2〕胡奇光《中国小学史》第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3〕参阅罗振玉《殷墟古器物图录・附说》； 以及翦伯赞《先秦史》第187―1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4〕《汉书・食货志》。〔英〕崔瑞德、 鲁惟一主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第75―7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翦伯赞《秦汉史》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5〕翦伯赞《秦汉史》第228页。〔6〕参阅《说文》六下“贝”部。 不能否认“贝”在有些汉字之中可能只是某种性质的表征，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此文不论。〔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94页“谊”字条，上海书店1992 年版。〔8〕罗振玉《殷墟古器物图录・附说》云ｙáｏ＠③制、骨制、 铜制之贝，“状与真贝”不异。书中图录之真贝与ｙáｏ＠③制之贝俱出土于殷墟。众所周知，殷墟还出土了迄今为止发现最早而又最成熟的汉字――甲骨文。这种考古学上的发现，实在发人深思。〔9〕关于“无”字的解释可以参阅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第248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10〕《新民晚报》1993年12月22日第十一版姚志卫《中国也有点烟习惯》一文云：美国人有一种习惯，即点烟至第三人，须将火柴熄灭，再重新划燃；中国早就有这种习惯，繁体“ｈｕǒ＠②⑩”字（实为籀文之变）的形象是“三人合一火”，意谓点烟三人就会有灾。是为不祥，故常以为忌讳。〔11〕大徐本“巫觋也”作“祝也”，段注改。〔12〕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第90页。〔13〕王夫之《楚辞通释・离骚》释文。〔14〕参阅钱钟书《管锥编》（二）第598―600页《九歌》（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15〕参阅程树德《说文稽古篇》第18页。〔16〕参阅翦伯赞《先秦史》第2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7〕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第62页“用”字条。〔18〕《说文解字系传》第62页“用”字条。许慎对“用”字的解释也许并不准确，但“用”字与占卜的密切关系似乎可由刻辞中的用辞证明。甲版卜兆旁边除刻写卜辞外，间或还刻用辞，如“用”、“不用”、“兹不用”、“兹勿用”等。大约商人并非每卜必“用”。参阅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第91―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9〕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概览》第3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0〕“同牵条属”段注本作“同条牵属”，此依大徐本。〔21〕《说文》“ｓｈēｎ＠①①，神也”，段注云：“按‘神’当作‘身’，声之误也。……《玉篇》曰：‘ｓｈēｎ＠①①，妊身也’。……‘身’者，古字；‘ｓｈēｎ＠①①’者，今字，一说许之‘神也’盖许所据古义，今不可详”；段注《说文》“ｈｕǒ＠②⑩，庙ｈｕǒ＠②⑩穆，父为ｈｕǒ＠②⑩，南面，子为穆，北面”云：“……且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考妣则字当从鬼、从示，从人何居？当删去”（《说文注》第383页）。 段注实未得许ｚｈǐ＠②①。许意人神、人鬼、鬼神在某种情形下可以弥合为一。《说文》将“ｈｕǒ＠②⑩、ｓｈēｎ＠①①、仙”先后相次，盖有深意焉：《说文》以“ｋúｉ＠②②”为神、以“ｇǔｉ＠②③”为鬼（九上）亦可作为旁证。〔22〕《庄子・天地》。〔23〕《庄子・大宗师》。〔24〕《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25〕《史记・孝武本纪》。〔26〕参阅王建中、闪修山《南阳两汉画像石》图版185，198， 199，244，248，253，254，262，264，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27〕参阅〔美〕菲利普・巴格比《文化：历史的投影》第15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8〕《史记・三代世表》。〔29〕《史记・五帝本纪》。〔30〕翦伯赞《秦汉史》第81页。〔31〕〔美〕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第2页， 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32〕文化学意义上的“原始民族”并不等同于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的民族。〔33〕ｍｕó＠①④其手”当为“ｍｕó＠①④其手”，形近而误。《论衡・感虚篇》径作“丽”。ｍｕó＠①④、丽音近而通，亦剪割之义。〔34〕参阅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第51―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27页，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35〕巫术心理对汉字发生的影响极为深远，此文不能申论。〔36〕参阅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第115页―134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37 〕更为丰富的材料可以参阅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175―187页。〔38〕由儿童的认知心理常常可以推知人类童年时期各种观念的发生。儿童借助手指计数在今天依然是随处可见的经验事实。〔39〕这意味着由那些表示复杂哲学概念的汉字的构形和本意，“多半无法引申出哲学思想的全豹”。杜维明在揭示儒学研究的语言文字障碍时几乎触及到这一规律。杜文《有关“儒学研究”的几重障碍》见于杜著《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一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40〕贾谊《ｆú＠①⑥鸟赋》，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41〕此为《博物志》逸文，见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丛书集成新编》（四三）第74页。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艹加瓜加瓜上下结构＠②原字为虫加奉左右结构＠③原字为王加兆左右结构＠④原字为帝去巾加八加贝上下结构＠⑤原字为弋加贝上下结构＠⑥原字为赍的繁体字＠⑦原字为贝加皮左右结构＠⑧原字为贝加疋左右结构＠⑨原字为兆加卜左右结构＠⑩原字为召加卜左右结构＠①①原字为亻加身左右结构＠①②原字为犭加希左右结构＠①③原字为足加丽左右结构＠①④原字为磨加阝左右结构＠①⑤原字为扌加前左右结构＠①⑥原字为服加鸟左右结构＠①⑦原字为号加鸟左右结构＠①⑧原字为留加鸟左右结构＠①⑨原字为巛加火上下结构＠②⑩原字为亻加召左右结构＠②①原字为忄加旨左右结构＠②②原字为鬼加由左右结构＠②③原字为礻加鬼左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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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企业 管理 体制 与 生产 经营０６０１１９８７ 年 ７月 ２８ 日国务院 全民所有制 工业 交通 企业 设备 管理 条例（１９８７ 年 ７月 ２８ 日 国务院 发布 ）第 一 章 总 则第 一 条 为 加强 设备 管理 ， 提高 生产 技术 装备 水平 和 经济 效益 ，保证 安全 生产 和 设备 正常 运行 ， 特 制定 本 条例 。第 二 条 本 条例 适用 于 全民所有制 工业 交通 企业 （ 以下 简称 企业 ）的 全部 生产 设备 的 管理 。第 三 条 企业 的 设备 管理 应当 依靠 技术 进步 、 促进 生产 发展 和预防 为 主 ， 坚持 设计 、 制造 与 使用 相 结合 ， 维护 与 计划 检修 相 结合， 修理 、 改造 与 更新 相 结合 ， 专业 管理 与 群众 管理 相 结合 ， 技术管理 与 经济 管理 相 结合 的 原则 。第 四 条 企业 设备 管理 的 主要 任务 ， 是 对 设备 进行 综合 管理 ，保持 设备 完好 ， 不断 改善 和 提高 企业 技术 装备 素质 ， 充分 发挥 设备 的 效能 ，取得 良好 的 投资 效益 。第 五 条 各 级 企业 管理 部门 应当 按照 分级 管理 的 原则 ，负责 对 企业 设备 管理 工作 进行 业务 指导 和 监督 检查 。第 六 条 国家 鼓励 设备 管理 和 检修 工作 的 社会化 、 专业化 协作 ，支持 对 设备 管理 和 维修 技术 的 科学 研究 工作 。第 七 条 企业 应当 积极 采用 先进 的 设备 管理 方法 和 维修 技术 ，采用 以 设备 状态 监测 为 基础 的 设备 维修 方法 ， 不断 提高 设备 管理 和维修 技术 现代化 水平 。第 八 条 企业 设备 管理 的 主要 经济 、 技术 考核 指标 ， 应当 列入厂长 任期 责任 目标 。第 二 章 国务院 有关 部门 和 地方 经济委员会 在 设备 管理 工作 中的 职责第 九 条 国家 经济 委员会 在 设备 管理 工作 中 的 主要 职责 是 ：（ 一 ） 贯彻 执行 国家 有关 设备 管理 的 方针 、 政策 和 法规 ，制定 有关 设备 管理 的 规章 ；（ 二 ） 负责 设备 管理 的 监督 检查 和 组织 协调 等 综合 工作 ；（ 三 ） 组织 交流 和 推广 设备 管理 工作 的 先进 经验 。第 十 条 国务院 工业 交通 各 部门 在 设备 管理 工作 中 的 主要 职责 是一 ） 贯彻 执行 国家 有关 设备 管理 的 方针 、 政策 和 法规 ，根据 分级 管理 的 原则 ， 制定 本 行业 设备 管理 的 规划 和 规章 ；（ 二 ） 组织 行业 的 设备 检修 专业化 协作 ；（ 三 ） 监督 检查 和 组织 协调 本 行业 企业 的 设备 管理 工作 ；（ 四 ） 组织 交流 和 推广 设备 管理 的 先进 方法 和 检修 新 技术 ；（ 五 ） 组织 设备 管理 人员 的 业务 培训 工作 。第 十 一 条 各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人民 政府 经济 委员会 （或 计划经济 委员会 ） 在 设备 管理 工作 中 的 主要 职责 是 ：（ 一 ） 贯彻 执行 国家 有关 设备 管理 的 方针 、 政策 和 法规 ，制定 本 地区 设备 管理 的 规章 、 制度 ；（ 二 ） 负责 本 地区 设备 管理 工作 的 组织 领导 、 监督 检查 和协调 服务 ；（ 三 ） 组织 地区性 的 设备 检修 专业化 协作 ， 推动 检修 社会化和 通用 配件 商品化 工作 ；（ 四 ） 组织 本 地区 设备 管理 的 经验 交流 、 职工 的 业务 培训 ，为 企业 的 设备 管理 提供 信息 和 咨询 服务 。第 三 章 设备 的 规划 、 选购 及 安装 调试第 十 二 条 企业 必须 做 好 设备 的 规划 、 选型 、 购置 （ 或设计 、 制造 ） 及 安装 调试 等 管理 工作 。 企业 购置 重要 生产 设备 ， 应当 进行技术 经济 论证 ，并 按照 有关 规定 上报 审批 。 企业 购置 设备 ，应当 由 企业 设备 管理 机构 或 设备 管理 人员 提出 有关 设备 的可靠性 和 有利 于 设备 维修 等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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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2000 Vol.26 No.1 P.85-89一类不稳定时滞过程的最优抗干扰控制张卫东 许晓鸣 孙优贤摘 要 针对不稳定时滞过程的干扰抑制问题提出一种新的设计方法,通过有理逼近的方法推导出了控制器参数的设计公式,给出了判断系统稳定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并在仿真研究中将本文提出的设计方法与其他设计方法进行了对比.关键词 不稳定过程,时滞系统,最优控制,干扰抑制.OPTIMAL DISTURBANCE REJECTION FOR A CLASS OF UNSTABLE PROCESSESZHANG Weidong XU Xiaoming(Department of Automation,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0)SUN Youxian(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rocess Control of Zhejiang University,National Laboratory of Industrial Control Technology,Hangzhou 310027)Abstract In this paper,a new design method for the controlof a class of unstable processes is developed. A rational approxiation is used for the design.Explicit formulas are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of optimal disturbance rejection, and a 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stability is provided.A simulation study demonstrates the validity of the new method.Key words Unstable process,time delay system,optimal control,disturbance rejection1 引言大多数化工过程的动态特性都是稳定的,可以用一阶惯性加纯滞后的模型来描述.对这类过程已经发展了许多有效的控制方法,譬如PID控制器和Smith预估器等.不稳定的动态特性通常只出现在少数的工业过程中［1］,这类对象的控制是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文献［2］通过引入辅助系统提出一种修正的Smith预估器,文献［3］讨论了P和PI控制器的最优裕度设计问题,由于最优裕度设计是通过数值方法实现的,比较麻烦,所以文献［4］又在此基础上推导了P和PI控制器的设计公式,并且给出了PI控制器设计的稳定条件.本文受文献［5］启发,在鲁棒控制理论和最优控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最优干扰抑制设计方法.首先,采用有理函数逼近纯滞后,将时滞系统控制问题转化为非时滞系统控制问题.然后,对不稳定控制对象进行互质分解,给出控制器的参数化形式.最后,通过对最优干扰抑制问题的求解获得控制器的参数.针对有理近似引入的误差,文中还讨论了控制系统的稳定性问题,给出了判定系统稳定性的充分必要条件.与其他设计方法相比,本文方法的突出优点在于控制器的设计过程是解析的,给出了控制器参数的设计公式.2 系统稳定性本文考虑的不稳定时滞过程由以下模型描述：(1)就过程控制而言,此模型已足以描述大多数的不稳定过程.采用有理函数逼近纯滞后,有式中n是个足够大的非负整数.引入符号Φ代表一族稳定正则实有理的函数，做G(s)的互质分解(2)使满足如下方程ИN(s)X(s)+M(s)Y(s)=1 , X(s),Y(s)∈Φ，И容易得到(3)对简单的情况可以直接求出X(s)和Y(s).对复杂的情况可采用如下的方法:1)用映射s=(1-η)／η将G(s)变换成G(η),写成互质多项式的比2)利用Euclid算法［7］求多项式x(η)和y(η)，使得n(η)x(η)+m(η)y(η)=1；3)再用映射η=1／(s+1)将n(η),m(η),x(η)和y(η)变换成N(s),M(s),X(s)和Y(s).引理1［7］. 假定G(s)=N(s)／M(s)是Φ中的互质分解,X(s)和Y(s)是Φ中的两个函数且满足N(s)X(s)+M(s)Y(s)=1,那么使反馈系统达到内稳定的所有控制器C的集合为(4)设控制对象的模型是精确的,将有理近似引入的误差视作一种不确定性,则系统的乘性不确定性界为(5)引理2［7］. 假定控制系统的闭环传递函数是T(s),系统的乘性不确定性界是L(ω),则控制器C能保证闭环系统鲁棒稳定性的充分必要条件是ИАT(s)L(ω)‖∞<1. (6)3 最优控制器设计设系统的控制器是C,容易求出系统的灵敏度函数为(7)则最优干扰抑制问题可以表示为(8)式中的W(s)是权函数,其选取的原则可参考［7］.由于在过程控制中,控制器大都是针对单位阶跃输入设计的,所以可以取W(s)=1／s.因此有另一方面,系统的渐进跟踪特性要求(9)也就是要求Y-N(s)Q(s)有一零点在s=0,即所以所有稳定的Q的集合为(10)在此约束下因为Y(s)(s+1)n+1-Y(0)中必包含因子s,所以欲使‖W(s)S(s)‖2最小化,只需令由此得到最优的Q(s)为最优控制器在实际控制系统中无法实现,为此引入一个低通滤波器使Q(s)变成(11)式中的λ是滤波器参数,可以作为控制器的可调参数.λ与系统性能有着单调的关系,当λ趋向于零时控制系统趋向于最优,干扰抑制能力最强;当λ增大时,系统性能变差,鲁棒性增强.容易得到，当n=0时的控制器为(12)(13)这是一个PI控制器.因此系统的闭环传递函数为(14)根据引理2就可以得到系统的稳定范围.类似地,可以求出n=1时,(15)(16)这个控制器的形式就比较复杂了.更大的n会导致更复杂的控制器,这对过程控制已无多大的意义了.4 仿真研究考虑文献［3］和［4］采用过的控制对象(17)即K=1,τ=1,θ=0.5.文献［3］给出的参数是P=1.36,I=6.94.文献［4］给出的参数是P=1.45,I=10.94.采用本文提出的控制器,当n=0时,系统不确定性(有理近似误差)较大,要求取大一些的λ,λ=8;当n=1时,系统不确定性较小,取λ=0.8.相应的控制器参数由式(13)和(16)得到.它们的给定值响应和干扰响应表示在图1中.可以看到,文献［3］给出的方法(D-O法)无论是给定值响应还是干扰响应都比较差.本文n=0的方法与文献［4］的方法(V-C法)相比,给定值响应较差,但是干扰抑制能力要强得多.n=1的方法无论是给定值响应,还是干扰抑制能力均非常理想.从系统响应来看,本文n=0方法的振荡比较厉害,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得到的是次最优控制器;另一方面,当n=0时,系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能否进一步改善控制效果呢?根据经典的控制理论可知,降低控制器的增益将有助于减少系统闭环响应的振荡,为此将PI控制器修正为(18)式中的α是修正系数.研究发现,当α=0.75时,闭环系统具有较好的响应.图2中给出了λ取不同值时闭环系统的响应,可以看到好的给定值响应是以牺牲干扰抑制能力来获得的,尽管如此,修正方法仍具有相对较好的干扰抑制能力.图1 控制系统的响应图2 修正控制系统的响应5 结论在本文中,我们将鲁棒控制理论和最优控制理论应用到不稳定时滞系统的设计中,针对系统的干扰抑制问题解析地得到了镇定控制器,该控制器在低阶时表现为PI控制器的形式.文中还讨论了控制系统的稳定性问题,给出了判断系统稳定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在仿真研究中,本文提出的控制器与其他文献中给出的两种控制器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控制器确实具有比较好的干扰抑制能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9804007)和上海市科技启明星计划(99QD14012)资助项目.张卫东 男,1967年生于黑龙江.1996年在浙大工业控制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目前是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65篇.研究方向为过程控制理论、鲁棒控制理论及其应用和现场总线.许晓鸣 男,教授,博士导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德国洪堡奖学金获得者.长期从事电气自动化、鲁棒控制理论及应用和计算机网络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获科技进步奖3项.孙优贤 男,教授,博士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过程控制、鲁棒控制理论及应用、容错控制理论及应用研究,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著作10本,获科技进步奖18项.张卫东（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 上海 200030）许晓鸣（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 上海 200030）孙优贤（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研究所 工业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杭州 310027）参考文献1，蒋慰孙,俞金寿.过程控制工程,北京:烃加工出版社,19882，De Paor A M.A modified smith predictor and controller for unstable processes with time delay,Int. J. Control,1985,41(4):1025～10363，De Paor A M, O'malley M.Controllers of zieglernichols type for unstable process with time delay,Int. J. Control,1989,49(4):1273～12844，Venkatashankar V, Chidambaram M.Design of P and PI controllers for unstable first order plus time delay systems,Int. J. Control,1994,60(1):137～1445，张卫东,孙优贤.大纯滞后对象的H2次最优控制.控制理论与应用,1996,13(4):496～4996，Doyle J C, Francis B A, Tannenbaum A R.Feedback Control Theory.NY: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2收稿日期 1997-08-05 收修改稿日期 1999-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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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4期 Vol.23 No.4 1997不确定奇异摄动系统的变结构控制设计与稳定性分析1)岳东 刘永清 许世范摘 要 对一类不确定奇异摄动系统给出一个变结构控制设计方法，并分析了滑动模的动态品质.最后给出一设计实例.关键词 奇异摄动系统，变结构控制，Lyapunov 函数，滑动模.DESIGN OF VARIABLE STRUCTURE CONTROL ANDSTABILITY ANALYSIS FOR SINGULARLY PERTURBEDUNCERTAIN SYSTEMSYUE DONG(College of Information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221008)LIU YONGQING(South China Univeris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XU SHIFAN(College of Information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221008)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problem of robust control for uncertain singular perturbation systems.By introducing state transformation and using the variabale structure systems method,a new design method of variable structure control is proposed,which not only possesses good robustness,but also imposes less restriction on the control than references did.Key words Singularly perturbed systems,variable structrue control,Lyapunov function,sliding mode.1 引言确定性奇异摄动系统镇定控制的研究工作已有不少［1，2］.然而，实际系统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如建模误差与外来干扰等不确定因素，在此情况下，再利用以往控制，一般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为此，人们提出了若干鲁棒控制器的设计方法［3―5］.文［4］中研究了一类不确定奇异摄动系统，给出一复合型鲁棒控制.但文［4］中仅研究了不确定因素在慢变子系统出现的情形.文［3］在文［4］的基础上对一类更广泛的奇异摄动系统给出了鲁棒控制设计，所给控制可保证系统的最终有界.文［5］中利用奇异摄动理论给出一复合型变结构控制，并研究了滑动模的到达.然而，文［5］中并未讨论当不确定项出现时系统的变化.另外还需要假设切换频率高于快变子系统的变化频率.本文研究了一类不确定奇异摄动系统，给出一种较简单的变结构控制设计方法，并详细分析了滑动模的动态品质.最后给出一设计实例.2 准备工作考虑如下不确定奇异摄动系统=A11x+A12z+B1u+f1(t,x,z),(1)这里 x∈Rn,z∈Rm 是状态向量；u∈Rp 是控制向量；ε＞0 是奇异摄动参数；fi(t,x,z)表示参数摄动与外干扰；Aij(i,j=1,2),Bi(i=1,2)是具有适当维数的常数阵.假设1.A22可逆且(A22,B2)可控.假设2. 可控.假设3.存在 q(t,x,z)使 fi(t,x,z)(i=1,2)可表示为fi(t,x,z)=Biq(t,x,z)(2)且q (t,x,z)满足‖q(t,x,z)‖≤ρ1+ρ2‖x‖+ρ3‖z‖(3)3 控制的设计由假设2知，存在矩阵 K1 使(A11+A12A21)+(A12+B1)K1 是稳定的.因此取控制 u为u=K1x+v,(4)代入(1)得=(A11+B1K1)x+A12z+B1v+B1q(t,x,z),(5)令 η=z-(A21+B2K1)x,则有(6)1(6)2这里=(A11+A12A21)+(A12B2+B1)K1 是稳定阵，(ε)=-ε(A21+B2K2)［x+A12η+B1v+B1q(t,x,z)］.以下将对控制量v进行综合，这里利用(6)2给出一个变结构控制设计.由假设1知，存在非奇异变换［6］使(6)2 化为如下形式(7)1(7)2这里 ,且 可逆.构造切换函数 s=Cη=C1η1+C2η2,这里 C2 可逆. 不妨设 C2=I，则s=Cη=C1η1+η2,(8)这里 C=［C1 I］T-1.定理1.若系统的滑动模运动实现，则存在充分小的ε*(ε* 的估计在附录中给出)，当ε∈(0,ε*］时，滑动模方程解最终有界，且满足‖x‖≤O(ε3/2),‖z‖≤O(ε),这里 O(ε)表示与ε同阶.证明.略以上研究了滑动模的动态品质，下面进一步研究滑动模的到达问题.为此要给出控制 v的设计.本文将采用变结构控制.取 Q=εsTs，则设计控制 v 为(9)则(10)利用(9)，(10)可得因此只要取1，4，3 满足1＞ρ1‖CB2‖+ε*θ1+θ0，4＞ρ4‖CB2‖+ε*θ2+Q0,3＞ρ3‖CB2‖+ε*θ3+θ0，则有＜-θ0｜s｜, θ0＞0.由此可推知［6］，在控制(4)，(9)作用下，滑动模是可达的.4 例子考虑如下系统这里 ε=0.1，扰动量 q(t)=5cos(t).取η1=z1+x,η2=z2，且构造切换函数为 s=2η1+η2.设计控制 u 为 u=-2η1-3η2-10sgn(s)=-2x-2z1-3z2-sgn(s).仿真中取初始值为x(0)=2,z1(0)=3,z2(0)=5,横坐标表示时间 t，纵坐标表示的变化如图1所示.图15 结论对不确定奇异摄动系统本文给出一个变结构控制设计，所给控制在ε充分小时可保证闭环系统解是最终有界的，且此界与ε同阶.这一点在文献［3］中是无法保证的，由于本文在变结构控制 v的设计时仅利用了系统(7)2，因此设计的控制较文献［5］中简单.本文详细分析了滑动模运动的动态品质，得到了比较细致的结果，从而证明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另外，本文结果同时表明，奇异摄动参数 ε 越小(大于零)，所保证的闭环系统解收敛于零的精度越高.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博士后基金资助.作者单位：岳东 中国矿业大学信电学院 徐州 221008刘永清 华南理工大学自动化系 广州 510641许世范 中国矿业大学信电学院 徐州 221008参考文献［1］ 许可康.控制系统中的奇异摄动.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2］ Kokotovic PV et al..Singular perturbation methods in control:analysis and design.Academic Press,London,1986.［3］ Coless M et al.New results on composite control of singularly perturbed uncertain linear systems.Automatica,1993,29(2):387―400.［4］ Garofalo F.Composite control of singularly perturbed uncertain systems with slow nonlinearities.Int.J.Control,1988,48:1979―1991.［5］ Heck B S.Sliding-mode control of singularly perturbed systems.Int.J.Control,1991,53(4):985―1001.［6］ 高为炳.变结构控制理论基础.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收稿日期 1995-04-10附录 A设 Fi(i=1,2,4)已知且λ1，λ2，d 都已选定.考虑下列两方程ζ1ε2+ζ2ε-ζ3＜0，(A1)η1ε2+η2ε-η3＜0.(A2)这里由(A1)可解得(A3)由(A2)解得(A4)令ε*=min(),则易知，当ε∈(0,ε*］时定理1结论成立.以下是估计 ε* 的步骤：1＞.选取 β＜1，从而确定;2＞.估计 Fi(i=1,2,3,4);3＞.选取 λ1，λ2，d 使 ζ3＞0,ζ3＞0;4＞.按(A3)，(A4)计算 ;5＞.取 ε*=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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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9年 第14卷 第3期 Vol.14 No.3 1999双圆弧齿轮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状况分析*武宝林 邵家辉 孟惠荣【摘要】 基于圆弧齿轮的啮合传动原理，提出了研究双圆弧齿轮传动的各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状况的动态分析计算方法并编制了相应的计算程序。实际分析计算了各主要影响因素对双圆弧齿轮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状况的影响情况。 主题词：圆弧齿轮 接触面 动力学分类号：TH132.41INVESTIGATION ON LOAD DISTRIBUTIONS AMONG CONTACT BEARINGS OF DOUBLE CIRCULAR ARC HELICAL GEARSWu Baolin and Shao Jiahui（Gear Research Institute,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Meng Huiro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ABSTRACT A dynamic analysis approach is provided to investigate the load distributions among contact bearings of double circular arc helical gears and a computer program is worked out for calculating the load distributions.The dependences of load distribution variation on the main factors are analyzed through a series of parametric studies.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variation of the rotational speed of the gears has no effect on the load distribution factor in conventional range of rotational speed;However,the load distribution factor can be reduced by decreasing the contact ratio,increasing the transmitted torque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gear accuracy;the load distribution factor has a peak which changes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helix angle at the same transmitted torque and contact ratio.Key Words Wildbaber-Novikov gears Load distribution Dynamics1 前 言圆弧齿轮作为轴向共轭、点接触齿轮传动，它只有轴向重合度，而无端面重合度。为了使用时有较多的接触迹同时参与啮合，则需增大轴向重合度。所以，圆弧齿轮的齿宽一般都比较宽。而在实际传动过程中，由于齿轮制造和装配误差、轮齿和轴系受载变形和轮齿综合啮合刚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齿轮所传递的实际载荷并不能在各接触迹之间均匀分配。为此，在双圆弧齿轮的强度计算中，引入一个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K1来考虑这种影响。目前由于理论研究水平和实验条件的制约，双圆弧齿轮强度计算中的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K1是参照渐开线齿轮的齿向载荷分布系数Kβ再加以必要的经验修正而得到的［1］。并且双圆弧齿轮的接触迹之间的载荷分配状况还涉及到齿轮的跑合、修形、润滑的计算等重要方面。因此，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由于工作过程中齿轮的制造安装误差、运转速度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齿轮之间总的实际相互作用力偏离名义上的相互作用力，这种实际相互作用力并不能均匀分配于相啮合轮齿上的各个接触迹之间，所以研究双圆弧齿轮的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状况也应该从动态状况出发。本文提出了研究双圆弧齿轮各接触迹之间载荷分配状况的动态计算分析方法，并编制了相应的软件。通过改变齿轮的设计参数、所传递的静载荷以及齿轮精度等，分析计算了七组不同齿轮设计参数下，双圆弧齿轮的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K1的变化情况。2 双圆弧齿轮的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及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双圆弧齿轮的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可定义为：(1)影响双圆弧齿轮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的主要因素有：（1）轮齿啮合刚度；（2）齿轮所承受的载荷；（3）齿宽；（4）螺旋角误差、齿距误差、轴线平行度误差、螺旋线波度误差等；（5）小齿轮轴的扭转变形等。在上述的主要影响因素中，螺旋线波度误差在齿轮未跑合和跑合初期，对圆弧齿轮接触迹间的载荷分配有直接影响，但经过良好跑合后则可消除它的影响。小齿轮轴的扭转变形相当于增大或减小了螺旋角误差；而螺旋角误差和轴向齿距误差是相互依存的。可见，在实际的计算分析过程中，上述误差项目并不需要全部考虑。因此，本文只考虑轴向齿距误差△fpx、周向齿距误差△fpt、轴线平行度误差△fx及△fy等三项误差对双圆弧齿轮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状况的影响。在计算过程中选择它们的误差量时全部按相应精度等级下的极限偏差来选取，且按照文献［3，4］所提出的方法均将其转化为传动误差后，代入动力学方程求解［2］。3 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的计算方法及程序实现根据圆弧齿轮啮合点处的齿面法向变形δni与轮齿沿啮合线方向的相对振动位移x和传动误差ei(t)的关系，当某一瞬时t有n对接触迹参与啮合时，在啮合平面内轮齿的法线方向上，各相啮合的接触迹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可表示为［2］：fi(t)＝kni(t)［x-ei(t)］ sinβg＞0 (i=1,n) (2)则在t瞬时各相啮合的接触迹之间总的相互作用力可表示为：(3)式中：βg为齿轮在啮合平面内的螺旋角；kni(t)为t瞬时轮齿的单齿对法向啮合刚度。上述的fi(t)和F(t)的变化周期均为齿轮的啮合周期Tz。为此，将一个啮合周期相应分为m个时间步长△t，在文献［2］计算得到每个啮合瞬间j（j=1，m+1）时啮合振动稳态解的位移x的基础上，再计算各接触迹之间的相互作用力fij(t)(i=1，n)以及相啮合轮齿之间总的作用力Fj(t)；然后将各接触迹之间的作用力fij(t)进行比较，得到该瞬时所有参与啮合的接触迹中最大的作用力。最后根据式（1）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的定义，求出该瞬时j的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K1j(t)。以此类推，当计算完一个啮合周期后，则得到m个时间步长△t的m+1个K1j(t)。对这m+1个K1j(t)进行比较，得出在该工况下双圆弧齿轮的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在理论计算过程中，考虑重合度影响时，在j瞬时轮齿之间总的相互作用力Fj(t)如何平均分配到各接触迹上，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由双圆弧齿轮的重合度εβ计算公式：εβ＝με+△ε (4)式中：με为重合度εβ的整数部分；△ε为εβ的尾数部分。当△ε=0或△ε不大时，在双圆弧齿轮的啮合过程中，多数时间有2με个完整的接触迹在承受载荷。这时，在凸、凹齿啮合线上各个接触迹上所受的平均作用力为：fjm(t)＝Fj(t)／2με (5)当△ε较大时，由于受重合度尾数部分△ε的影响，同时参与啮合的接触迹数目除了上述的2με个完整的接触迹外，还存在随啮合时间变化的数目不等的不完整接触迹。且由于弹性变形的影响，这些不完整的接触迹的承载面积随啮合时间发生变化。尽管在啮合刚度计算中，已考虑了这种不完整接触迹对刚度的影响［2］，但为了计算各接触迹之间的平均载荷分配而考虑同时参与啮合的接触迹数目时，这些不完整接触迹数也是不容忽视的。文献［5］引入了接触迹系数K△ε来考虑重合度尾数△ε所导致的接触迹数目变化对双圆弧齿轮承载能力的影响。由此，可得同时参与啮合的各接触迹在j瞬时所承受的平均作用力为：fjm(t)＝Fj(t)／（2με+K△ε） (6)4 螺旋角、重合度、静载荷等对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计算双圆弧齿轮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状况的原理和方法，我们编制了相应的计算软件。应用该软件通过对七组不同参数的GB12759-91型其传动进行计算来研究双圆弧齿轮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状况的变化情况。计算齿轮参数为：中心距a=150 mm，模数mn=4 mm，传动比i=1.0，其它参数如表1。表1 计算齿轮参数齿轮编号1234567螺旋角齿数z2/z116°15′35″36/3621°02′22″35/3524°57′05″34/3428°21′27″33/3331°25′26″32/3234°14′32″31/3136°52′12″30/304.1 螺旋角对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的影响当保持齿轮传动的重合度εβ=1.5、精度7级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对表1齿轮参数的计算来研究螺旋角和输入扭矩T1变化对双圆弧齿轮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K1的影响。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通过分析发现，在相同的精度和重合度下，（1）螺旋角相同时，载荷增大，K1的值降低是比较明显的。（2）载荷相同时，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K1随螺旋角的增大呈单峰状变化趋势。当螺旋角较小时，K1值随螺旋角的增大而增大；尔后随着螺旋角的进一步增大，K1值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图1 螺旋角对K1的影响4.2 重合度（齿宽）、静载荷对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的影响在保持计算齿轮其它几何参数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改变重合度来分别研究齿轮的精度、所传递的静载荷等变化对双圆弧齿轮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K1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只给出了第一组计算齿轮参数下的相关计算结果。图2是当输入扭矩T1为600 N.m，齿轮精度为6～8级时，重合度和齿轮精度变化对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K1的影响曲线；图3是保持齿轮精度为7级，而输入扭矩T1分别为400 N.m，600 N.m及800 N.m时，重合度和所传递的扭矩变化对其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K1的影响情况。对本文的七组不同参数齿轮的计算结果表明：（1）相同精度和载荷下，随着重合度（齿宽）的增大，齿轮的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K1的值是增大的。（2）在重合度（齿宽）和载荷相同时，齿轮精度越低，导致接触迹之间的载荷分配愈不均匀，从而使得K1值上升。（3）在相同的重合度、精度下，增大齿轮传递的静载荷有利于各接触迹之间载荷的均匀分配，使得K1值下降。图2 重合度、精度对K1的影响图3 重合度、静载荷对K1的影响最后，在保持输入扭矩、齿轮精度不变时，通过分别改变齿轮转速、重合度和螺旋角来分析齿轮运转速度的变化对其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K1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常规转速范围内，齿轮运转速度的高低对接触迹间的载荷分配状况几乎没有影响，即对K1没有影响。5 结 论本文提出了研究双圆弧齿轮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状况的动态计算分析方法，并编制了相应的计算机软件。其中考虑了齿轮的制造和安装误差、轮齿的受力变形和动态啮合力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影响双圆弧齿轮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K1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计算发现：（1）在载荷一定时，相同精度下，随着齿宽（重合度）的增大，双圆弧齿轮的接触迹间载荷分配系数K1也随之增大。（2）在其它条件不变时，齿轮的精度越低，导致参与啮合的各接触迹之间的载荷分配愈不均匀，从而使得K1值增大。（3）增大齿轮所传递的静载荷，有利于接触迹之间载荷的均匀分配，使得K1值下降。（4）在常规转速范围内，齿轮运行速度的变化对K1的值没有影响。*本文系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及山西省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961020）作者简介：武宝林 男 36岁 博士 副教授 山西省太原市太原理工大学(北区)齿轮研究所 030024作者单位：武宝林 邵家辉 (太原理工大学)孟惠荣 (中国矿业大学)参考文献1 GB/T13799-92.双圆弧圆柱齿轮承载能力计算方法.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32 Wu Baolin,et al.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n Meshing Vibration of W-N Gearing.Proc.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nical Transmissions and Mechanisms,Tianjin,China,1997:668-6713 武宝林.双圆弧齿轮振动特性的理论和试验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19974 Litvin F L,et al.Computerized Design and Generation of Low-Noise Helical Gears with Modified Surface Topology.ASME,J.of Mechanical Design,1995,117(2):254-2615 陈荣增等.双圆弧齿轮的接触迹系数K△ε和齿端系数KEnd.齿轮，1989,13(1):1-9,331998年10月收稿；1998年12月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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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668 【原文出处】当代财经 【原刊地名】南昌 【原刊期号】199504 【原刊页号】029-032 【分 类 号】F61 【分 类 名】财政与税务 【 作 者 】周永强/肖条根/陈永忠 【复印期号】199507 【 标 题 】分税制对农业发展基金的影响及对策 【 正 文 】 内容提要：作者就实施分税制对农业发展基金的影响从四个方面作了细致分析，并根据农业发展具体情况提出了开征耕地占用税附加等政策建议。１９８８年中央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业的投入力度，使农业投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国务院专门发布了“关于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增加农业投入的通知”。在通知中规定了农业发展基金的来源渠道，主要包括：耕地占用税收入；从预算调节基金提出１０％部分；乡镇企业税收中比上年实际增加部分中的大部分；农林特产税的大部分；农村个体工商户及农村私营企业征收的税额比上年增加部分中的大部分等。但是从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中央对财税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将原先的财政包干体制改变为分税制，这样势必对原先规定的农业发展基金的来源渠道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办法产生深刻的影响。那么，究竟分税制将对农业发展基金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面对这种新形势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已成为广大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本文想就此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索。一、分税制对农业发展基金的影响我们知道，为了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对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国务院决定从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实行新的税收体制――分税制。这项税制改革，对大部分税种进行了调整，并增设了一些新税种，也取消、停征了部分税种，使原有的３２个税种简并为１８个税种，形成了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相辅的流转税制度。这次税制改革的力度大，范围广，改变了按不同所有制设置税种税率的办法，进一步强化了税收刚性，充分体现了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要求，与历次改革相比，是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改革。此次税制改革，影响之大，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它对各个方面产生着深刻影响，同样，也将对农业发展基金的建立与管理产生深刻影响。由于农业发展基金的大部分来源渠道均与税收有关，税制的变革对农业发展基金的影响自然在所难免。影响之一：耕地占用税的分税办法将使地方筹集的农业发展基金大大增加，而中央集中的农业发展基金将相应减少。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前，耕地占用税可谓是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１９８９年１月１日前耕地占用税５０％归中央，５０％归地方并明确指出用于农业发展基金；１９８９年１月１日后，耕地占用税又由“五五”分成调整为“倒三七”比例分成，即中央３０％，地方７０％，中央让出的２０个百分点全部留给县，省地两级不得截留。１９９４年１月１日后，新税制将耕地占用税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成为一项地方税种，与此相适应从耕地占用税这一渠道建立起来的农业发展基金全部归属于地方，而且，随着各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地耕地占用税收入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引发了地方征集的农业发展基金也将在原来基础上有较大幅度的增加，相反地中央从这一渠道征集农业发展基金也将相应消失。可见，由于耕地占用税的改制，导致了地方征集农业发展基金的能力增强，而相应减少了中央农业发展基金的征集渠道。影响之二：由于流转税和所得税制的改革，将引起从乡镇企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中这两个渠道征集农业发展基金的中央与地方结构上的变化。原有农业发展基金的征集办法之一，是将乡镇企业税收比上年实际增加部分中的大部分，及农村个体工商户和农村私营企业征收的税收比上年增加的大部分，用于农业发展基金。但在这几项税收中原以产品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改为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且新税制规定增值税７５％归中央，２５％归地方。因此，农村企业税收收入中较为稳定的增值税部分地方所能掌握的财力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中央所掌握的财力将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就所得税而言，新税制规定中央企业所得税归属于中央，地方企业所得税归属于地方，由此看来农村企业所得税收入由地方掌握，但是农村各类企业都面临着这样一种状况：一是自然条件较差；二是技术力量薄弱；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农村企业所得税能否比上年增长实为未知数，地方要想在这方面征集更多的农业发展基金并非易事。由此可见，由于推行分税制，原先从农村企业税收中较上年增长部分用于农业发展基金这一渠道，对地方而言，难以有较大的作为。在农村各类企业所得税较少的情况下，它将可能引起地方在这两个渠道征集农业发展基金的大幅度下降，相反地，由于农村企业税收中较为稳定的增值税部分大部分归属于中央，因此，中央在此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农业发展基金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所以说，以农村税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农业发展基金，将会引起地方和中央结构上的变化。影响之三：随着农林特产税的取消，及农业特产税的建立，对农业发展基金的影响，将可能导致如下三种结果：一是若随着农林特产税的取消，而又未从这一渠道建立起相应的农业发展基金筹集办法，将可能导致从这一渠道征集的农业发展基金为零；二是若以农业特产税中原有农林特产税部分作为农业发展基金的来源，预计农业发展基金将不会有太大变化；三是若以现有农业特产税作为农业发展基金的来源，将可能导致农业发展基金在这一渠道上的大幅度增加。新农业特产税由原来农林特产税及农林水产品税合并而成。农业特产税的税率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减轻农民负担，二是稳定财政收入，因此其税率在原有的农林特产税率和产品税率基础上不会有大的变化。由此可见，这一渠道筹集农业发展基金，关键在于政策的取向问题。由于现在农业发展基金筹集办法未作出统一规定，因此，它将可能导致各地出现上述三种作法，从而出现上述三种不同的结果。影响之四：随着国有企业预算调节基金的停征，原有从国家预算调节基金中提出１０％建立农业发展基金这一渠道将会有较大数额的变化。随着新税制的推行，为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中央对国有企业停征了“两金”。因此，原由中央财政集中的这部分农业发展基金也就相应消失，但由于城镇和农村集体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仍然要求交纳“两金”，这样对地方来说，从这一渠道上征集农业发展基金预计变化不大，而且随着地方预算外资金的增加，地方从这一渠道上征集的农业发展基金可能会有所增加。以上分析了新税制对农业发展基金的影响，尽管上述只是一种粗浅的认识，但是从中我们也可得出如下几点启示：１．针对分税制对农业发展基金筹集渠道的影响，为了保证农业投入有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必须重新构建农业发展基金的筹集办法。它已成为当前我们加强农业发展基金筹集与管理的当务之急。２．分税制划分了中央税种、地方税种和中央地方共享税种，使得中央和地方都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与此相适应，建立农业发展基金的分级管理制度也迫在眉睫。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农业发展基金的建立单靠中央和地方的有限财力，已远远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它应该形成一种全社会的共同投入机制。那么，究竟如何重新构建农业发展基金筹集与管理办法，使之更能适应分税制的要求，逐步形成新税制下的农业发展基金运行机制呢？二、分税制下农业发展基金筹集与管理的几点设想根据上述对农业发展基金来源渠道的粗略分析，我们认为，分税制下农业发展基金筹集与管理的总体思路是：在规范和改造现有较为稳定的农业发展基金来源渠道的基础上，拓宽其他来源渠道，逐步形成一种全社会的共同投入机制，并建立起中央和地方的分级管理制度。１．强化耕地占用税征管工作，开征耕地占用税附加，纳入农业发展基金渠道。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在分税制条件下，耕地占用税仍然是农业发展基金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是，耕地占用税的增长，也意味着耕地占用多，耕地开垦任务重，对农业发展基金的需求也就大，因此，强化耕地占用税这一征管渠道也就在所必然。同时，从目前各地的做法看，耕地占用税有偏低的趋向，因此，建议开征耕地占用税附加，并将其全部纳入农业发展基金渠道，以应耕地开垦之需。２．规范农业特产税来源渠道，将其大部分纳入农业发展基金。农业特产税的增长，意味着我国农业多种经营的发展，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农业发展的要求，应予以积极倡导。因为：（１）若随着农林特产税的归并，而相应取消从这一渠道建立农业发展基金，显然是不符合中央加大农业投入力度的总体要求。（２）若沿用原有农林特产税的基数征集农业发展基金，一方面造成今后实际操作的难度，另一方面，也难以保证农业发展基金的稳步增长。因此，我们认为，应以每年农业特产税的规模提取大部分的比例用于农业发展基金。这种做法一是今后实际操作简便；二是随着农业特产税的增长，农业发展基金也能随之增长；三是尽管以农业特产税征集农业发展基金的基数扩大，农业发展基金有所增加，但由于其他渠道的消失或减少，这一渠道农业发展基金的增加，可不致于影响农业发展基金总量上的减少。因此，将农业特产税的大部分纳入农业发展基金是一种较为切实可行的做法。３．将乡镇企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总额中的一定比例用于农业发展基金，强化这一渠道筹集农业发展基金的刚性。基于上述分析，农村各类企业的税收中，由于较为稳定的收入――增值税部分，大部分归属于中央，地方税收中所能掌握的数额相对较小，且这类地方税收又不稳定，若继续沿用原有“比上年增加的部分”用于农业发展基金的办法，将可能导致农业发展基金从这一资金筹集渠道消失。因为这类税收已纳入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地方财政拮据，能否将其用于农业发展基金实属可疑。二是“比上年增加部分的大部分”用于农业发展基金的规定伸缩性太大，这一部分税收能否比上年增加，特别是地方所掌握的部分能否比上年增加纯属未知数。若继续沿用原有农业发展基金征集办法，将可能导致农业发展基金在这一渠道上数额的大减甚至消失。因此，我们认为，按农村企业税收总额的一定比例征集农业发展基金势在必行。４．稳定预算调节基金１０％用于农业发展基金。随着分税制的进一步推行，地方机动财力将可能日益增多，预算调节基金的征集对地方来说影响不大，因此，稳定从这一渠道征集农业发展基金的潜力较大，对地方而言，这部分农业发展基金可望稳定增长。５．跳出农业小圈圈，变革单纯从农业收入中建立农业发展基金的做法，拓展农业以外的农业发展基金来源渠道，形成全社会共同投入农业的机制。这一方面可从如下几点加以考虑：（１）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业，应以一定形式将因农产品价格低廉而流入该产业的高额利润返还一部分用于农业发展基金。（２）雇用农民工的城市国营、集体、私营及个体企业，可按用工人数的一定标准收取农业发展基金。（３）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一定比例征集农业发展基金。６．完善管理办法，建立分税制下中央和地方的农业发展基金管理网络。由于分税的推行，中央和地方划分了税种，都有其固定的收入来源。因此，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应在各自收入的基础上建立起农业发展基金，使农业发展基金形成上下结合，左右逢源的管理网络。中央的农业发展基金用于事关全局的大江大河治理、大型水利设施及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和农业开发。因为大江大河的治理、水利建设、水土保持及农业开发，单靠某个省区有时是难以做到的，它还需要有中央的统筹安排和大力支持。地方所建立起来的农业发展基金用于地方重点农业开发任务，以及中央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上下结合的农业发展基金网络，也才有可能保证大型农业开发任务的完成。（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学院农经系）责任编辑：胡援成 责任校对：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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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研究RSEARCH OF ENUIRONMENTAL SCIENCES1999年 第12卷 第1期 Vol 12 No.1 1999饮用水超净化过滤装置该发明主要技术特征：①采用超高温活性膜(改性ACF)为过滤介质，具有碳和膜的双重过滤效果，在工艺方面有一整套装置，结构简单，节省投资，运行成本低廉，使用寿命理想，净化效果高。②对有机污染物群的净化率可达到98%以上，对细菌净率可达到99%。并可以根据设计要求实现饮用水4个零：浊度为0、色度为0、细菌病毒为0、有机和无机污染物为0。它可以使用在：家庭、集体食堂、宾馆酒楼的饮用水和食用水的净化需要；可将五、六类水源直接制出最优质、全面达标的自来水；可将现有制不出合格自来水厂改造成为超净化水厂、不报废；可使高级宾馆、高级住宅小区、医院等实现超净供水。发明人或设计人：张志贤摘自《环境保护专利选编》(1985～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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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MISSILES AND SPACE VEHICLES1999年 第4期 No.4 1999一类总体方案支持模糊决策系统的研究李赣湘 赵民 王万军 于国斌摘要 提出了一种总体方案论证与设计支持模糊决策系统。运用模糊决策准则实现对众多论证、设计目标进行分析和综合，最终得出对多方案的科学、客观的评价，从而为方案论证、总体设计提供方案选择支持决策。主题词 方案论证，系统设计，模糊决策。A Fuzzy Decision System on System Proposa1 SupportLi Ganxiang Zhao Min Wang Wanjun Yu Guobin(Beijing Institute of Astronautica1 Systems Engineering，Beijing, 100076)Abstract A fuzzy decision system for system demonstration and design support is presented． The analysis and synthesis for many verifications and design aims are realized by using fuzzy decision criterion， so the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for multi-proposal is obtained， and proposal choice support decision for proposal reseach and system design is provided.Key Words Proposal research ， System design ， Fuzzy decision.1 前 言决策支持系统和综合评价问题在经济决策、项目选择和评估、武器装备型号选择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1～3］。以往方法大都未能很好地考虑存在于这类问题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并且要求给出权重，但由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本质上的模糊性，因此，仅仅用一个固定的权重值来代表偏好程度难以反映实际情况。其次，由于在许多实际问题中，评价指标与属性值本身就是非量化指标，再加之人为给定时的主观判断以及信息的不完全性等，因此，模糊性总是客观存在的。总体设计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依据给定技术指标的要求，经过多方案的比较，最后确定总体设计方案。本文针对一类总体方案设计所涉及的复杂的多准则、多目标决策问题，深入研究系统化的决策评价机制，完成具有核心功能的、通用的、实用性较好的多准则、多目标的决策评价工具。它包括评价指标模型的建立与管理、模糊决策、决策评价的一致性检验与分析、评价结果的综合，其目的是为系统总体的方案设计与优化提供决策支持。2 框架组成及其特点总体方案支持模糊决策系统基于知识库、数据库、方法库和模型库，在模糊知识处理工具的基础上，提供总体方案论证阶段的决策支持工具。方案支持系统在结构上包括4个层次，即应用层、决策层、管理层和信息源层，其组成结构如图1所示。各层次包含的功能模块分别为：图1 多准则、多目标评价系统结构图a) 应用层。应用层主要包含图形用户界面，是决策者和系统联系的中介，允许决策者参与决策评价过程，同时把决策过程中的信息提供给决策者，保证系统的透明性，支持决策过程。b) 决策层。决策层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包括的功能模块为：控制协调机构、决策问题分解、评价模型、模糊决策、评价分析等。各模块的功能主要为：1) 控制协调机构：负责整个系统各功能模块间的系统与控制。2) 决策问题分解：根据不同的决策问题对其分解，以便进行模型及方法的分配。3) 评价模型：综合考虑复杂的决策问题所涉及的诸多因素，根据不同的目标及准则按层次关系和隶属关系将其分解成与决策过程有关的评价指标体系，形成多目标、多准则的评价模型。4) 模糊决策与评价分析：按决策模型进行模糊决策。评价的过程实际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针对评价模型，相应于各个目标，利用模糊关系对准则的评价指标赋权重；二是对待决策的相对于各个指标的设计方案的评价值以指标模型为框架进行综合评价与排序。c) 管理层。管理层负责建立、管理、应用决策过程中所需的数据库、模型库、方法库等。d) 信息源层。信息源层包括决策系统所需的信息源，即：1) 数据库：存储决策过程所需的数据；2) 模型库：存储决策过程所需的模型。3 模糊决策3.1 模糊关系方程对产品进行设计，首先把所设计的产品功能要求分解为一系列的子功能和约束，并分别作为一个模糊集合加以定义，即：Gi∈F（Xi）为模糊子功能，Gj∈F（Yj）为模糊约束，i=1,2,…，n，j=1,2,…，m。模糊关系方程有两种形式：B=RΦA；B=RφA，y∈Y。这里Φ和φ分别由下式定义：(1)(2)式中 A∈F（X）,B∈F（X），R∈F（X×Y），X,Y为有限空间。操作符定义为Φ：［0,1］2→［0，1］，即aΦ0＝0，aΦ(bΦc）=（aΦb)Φc,如果bc,则aΦbuΦc,aΦb=φ(a,b),a,b,c∈［0，1］。同样，φ：［0，1］2→［0，1］，φ(a,b)aφ b=sup｛c∈［0，1］∶aφ cb｝。3.2 模糊决策原理当产品设计的子功能和约束被定义在同一空间时，决策D是所有对象的交集，则决策D的运算关系为(3)对决策影响程度大的因素，ai，βj的取值高。当产品设计的子功能和约束被定义不在同一空间时，则存在一种转换关系f∶X×Y→Z,此种情况下的模糊决策由下式确定：(4)3.3 模糊关系R的确定在总体设计的模糊决策过程中，决策与影响因素之间是以模糊关系R来联系的，假设影响因素为二元结构，即O1={G1,C1},O2={G2,C2},则有：(5)(6)相应的模糊决策由下列两式决定：(7)(8)决策时，需具备所要求的模糊子功能、约束和对产品原始状态的决策描述，由此可得模糊数据Gk1,Gk2,Ck1,Ck2,D(k),k=1,2,…，q,则满足式(7)的模糊关系R计算式为(9)满足式(8)的模糊关系R计算式为(10)4 系统实现多准则、多目标的评价方法和实现如图2所示。在现有决策评价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实用的、综合性的适用于多准则、多目标的模糊决策评价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以评价模型为框架，实现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绝对与相对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一方面，对指标体系赋重要性权值，另一方面，对方案确定的指标的评价值依指标体系模型进行综合评价与排序。此外，系统对所作的评价进行一致性检验与分析，其评价的最终结果将对决策者提供决策支持。图2 多准则、多目标模糊决策系统流程图指标权重分配是指同一指标下各个子指标间通过其重要程度的比较进行的。这里对指标建立模糊集合F={μ1/相同，μ2/稍重要，μ3／明显重要，μ4／强烈重要，μ5／极端重要，μ6/稍次要，μ7／明显次要，μ8／强烈次要，μ9／极端次要}，其中μi(i=1,2,…，9)为由专家评议打分后给模糊集合中每一元素赋予隶属函数，在此基础上根据模糊推理规则进行推理，对子指标逐步进行比较。然后利用人机智能接口获取领域知识专家的模糊知识，由模糊规则进行推理，通过控制机构，借助于图形库、数据库等完成设计弹产品的辅助决策功能。5 结 论模糊决策支持系统的总体结构是各模块的有机集成，以系统地解决总体方案设计辅助决策中的有关问题；在常规决策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利用模糊决策原理，对领域专家知识给出科学和客观的评价准则；各模块是独立的应用模块，它既可单独运行，又可被集成系统或被其它模块调用。作者单位：(北京宇航系统工程设计部，北京，100076）参考文献1 任守榘，刘祖照，刘文煌，张蕾.先进制造系统的决策模式及其决策支持系统.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8，18(6):1～62 李书涛.决策支持系统原理与技术.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3 宣家骥.多目标决策.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4 汪培庄.模糊集合论及其应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5 陈晓剑，梁梁.系统评价方法与应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收稿日期：199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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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2期 No.2 1999不确定推理的支持度周青 鞠实儿摘要 在引进的不确定性支持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不确定推理的一个可操作模型.定义了不确定推理的概念,引进了不确定推理的支持度,讨论了它们的初步性质.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经典的二值逻辑的基础上的,因而具有较牢固的基础.最后是该方法与当今流行方法的比较.关键词 假定解,证据,知识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支持度.中图法分类号 TP18Supporting Degree of Uncertain ReasoningZHOU Qing1 JU Shi-er2Abstract A new and operatable model of uncertain reasoning is provided which is based on the supporting degree of uncertainty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basic concepts are precisely defined, the supporting degree of uncertainty of a proposition is introduced, some basic properties are discussed. All of these are done by means of the classic logic, and hence have a solid found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the presented method with other traditional methods.Key words Hypothesis, evidence, corpus of knowledge, uncertainty, supporting degree of uncertainty.本文讨论不确定推理的概念及其支持度.确定推理的研究是基于经典的二值逻辑,因而具有相当牢固的基础.而不确定推理的研究却是另一种情形.很明显的是,不确定推理的基础比确定推理的基础要弱得多.到目前为止,甚至还没有获得人们普遍接受的基础［1］.本文将对不确定推理的基础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个不确定推理的可计算模型.我们认为下述问题对不确定推理来说是基本的问题:(1) 如何正确地、定性地刻画一个命题的不确定性？(2) 如何适当地度量一个命题的不确定性？要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看看当我们有不确定问题时应当怎样做.假定P是要解决的问题,h是一个有关P的解的命题,称为假定解.我们的任务是要确定h是否为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很显然,我们需要一些有关P的知识,我们用K来表示有关的知识集合.于是K是个公式的集合,其中的公式都被认为是真.现在,如果h或h可以由K推导而得,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完全地解决了,所以,h是确定的;否则,h就是不确定的.当h是不确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变为:是否有进一步的方法来确定h是否为真.专家们常用以下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1) 尽可能地收集证据(今后我们把证据集记为E);(2) 试图由E∪K推导h或h,如果(2)成功,问题就解决了.否则,(3) 在E∪K的前提下度量h为真的可能性.下述例子说明我们是怎样确定h为真的可能性(或称对h的相信程度)的.例:假定我们在调查一个谋杀案,并且有知识集:(1) 若x是凶手,则x在一定时间内在案发现场.(2) 若x是凶手,则x有犯罪动机.(3) 若x是凶手,则x有谋杀凶器.经过调查发现如下证据:张三曾在案发期间到过案发现场,并有谋杀动机,李四有和谋杀凶器十分类似的武器.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张三比李四更有可能是凶手.这一例子说明,K∪{h}和K∪E的相同推论越多,我们就越相信h为真,这对h也同样成立.我们将形式地刻画这一过程,并提出一种确定相信h为真的程度的方法.这些都将以传统的二值逻辑为基础来完成.1 不确定性和证据设h是命题,K是知识集.我们假定K是协调的,并且K中的公式都被接受为真,如逻辑公理、某一领域的基本定律等等.显然,如果Kh,h就被认为是真;如果kh,则h就被认为是假;否则,h就不能由K确定,即h的真值是不确定的.于是,命题的不确定性可以形式地定义如下.定义1. 命题h是不能由K确定的,如果h在以K中的公式作公理的逻辑系统中是不可判定的(即h和h都不是该系统的定理).用模型论的术语,命题h的不确定性可以等价地表达如下.我们有形式语言L和一个L的公式集K,其中K被称为是知识集.为着某种目的,我们希望知道L的某一命题h是否为真,而我们又不能由K推导出h或h.由于h独立于K,根据完全性定理,K有许多模型,h在其中的一些模型中为真,而在另一些模型中为假.在K的模型中我们知道有一个是我们所需要的.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哪个模型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h的不确定性可以语义地定义如下.定义2. 命题h是不能由K确定的,如果我们无法确定K的哪个模型是我们所需要的.定义1和2说明,命题的不确定性是推理系统的特征,所以,我们可用传统的二值逻辑来描述不确定推理.为了确定h的真值,我们在K中加进一个命题集合E.对于我们的目的,我们相信E中的命题都为真.然后,我们试图用K∪E来推导h或h.我们把集合E称为证据集.如果K∪Eh或K∪Eh,h就是确定的;否则,h还是不确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证据定义如下.定义3. 如果命题集合E中的命题都被认为为真,则称E是K中对h的证据集合.如果K∪Eh或K∪E h,则称E是K中对h的完备证据集合;否则,E是不完备的.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我们对证据在语法上仅要求它是命题,它们的主要特征在于它们在语义中为真.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定义3等价于:所谓的证据集E是一些在我们希望的模型中为真的命题集合,我们希望用它们来确定h在该模型中的真值.如果E是完备的,就能确定我们所想要的模型,否则,h还是不确定的.在E是不完备的情形下,我们需要估价相信h为真的强度.这里我们引进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K∪Eh,h的所有逻辑推论在K∪E的所有模型中为真;如果K∪E h,没有h的逻辑推论在K∪E的模型中为真.如果h在K∪E中是不可判定的,一些h的逻辑推论在K∪E的某些模型中为真,而h的另一些逻辑推论在K∪E的另一些模型中为假.于是,很自然地,如果E在K中的逻辑推论也是h在K中的逻辑推论,则这些推论对h提供正支持;如果E在K中的逻辑推论也是h在K中的逻辑推论,则这些推论对h提供正支持,即对h提供负支持;如果E在K中的逻辑推论既非h的逻辑推论也非h的逻辑推论,则这些推论对h是无关的.显然,E对h提供的正(负)支持的推论越多,E对h的支持度(原始意义上,形式定义将在下节中给出)就越高(低).同样明显的是,我们不必考虑那些与h无关的证据.由此,正支持h的证据数量和负支持h的证据数量的比就有意义了.下节将形式地把这一想法表述(文献［2］曾对类似的想法作过简短的叙述)出来.2 假定解的支持度我们将使用如下记号:L: 只有有穷个谓词的一阶语言.我们还假定L只有有穷模型(因为在AI中只需考虑有穷多个谓词和有穷模型,我们作出如此假定.对于无穷的情形,只需对文内的定义作少许修改即可);K: L的一个公式集,语义上称为知识集;E: L的一个闭公式集,语义上称为证据集;h: L的一个闭公式,语义上称为假定解,我们假定h和h都不是K∪E的逻辑推论;设X是L的任一公式集,A是L的公式,我们用XA表示A是X的逻辑推论.我们假定K∪E是协调的.设A,B是L的闭公式.如果KAB,则称A和B是等价的,记作A～B.显然,～是L的闭公式集上的等价关系.因为L只有有穷多个谓词和有穷模型,因而,L也就只有有穷多个无变元项,所以,只有有穷多个等价类.我们用S表示这些等价类的集合.定义4. 设X,Y是L的公式集,我们定义CX={U∈S: 存在A∈U使X A},DX,Y=CX-CY,BK,E,h=DK∪{h},K∩DK∪E,K,TK,E,h=｜BK,E,h｜/｜BK,E,h∪BK,E, h｜.TK,E,h称为K和E对h的支持度.在本节中因为K和E都是固定的,所以,我们使用Bh和Th,而不用BK,E,h和TK,E,h,以简化书写.以下是一些关于对较复杂的公式A如何求TA的结果.引理1. Bh∩Bh=.证明:如果A∈Bh∩Bh,由定义,A∈CK∪{h}且A∈CK∪{h},即存在p∈A,K∪{h}p且K∪{h}p.根据演绎定理,K∨h→p且K∨h→p.于是,K p.所以,A∈CK,即ADK∪{h},k,因此,ABh.矛盾 □定理1. Th=1-Th.证明:由引理1,｜Bh∩Bh｜=0.由集合论的结果,｜Bh∪Bh｜=｜Bh｜+｜Bh｜-｜Bh∩Bh｜,所以,｜Bh∪Bh｜=｜Bh｜+｜Bh｜.于是,Th+Th=｜Bh｜/｜Bh∪Bh｜+｜Bh｜/｜Bh∪Bh｜=(｜Bh｜+｜Bh｜)/｜Bh∪Bh｜=1. □引理2. Bh∩Bg=Bh&g.证明:设p∈A,我们有A∈Bh∩Bg当且仅当h→p且g→p,由经典逻辑的结果,当且仅当h&g→p.所以,Bh∩Bg=Bh&g. □引理3. ｜Bh∪Bg｜=｜Bh｜+｜Bg｜-｜Bh&g｜.证明:因为｜Bh∪Bg｜=｜Bh｜+｜Bg｜-｜Bh∩Bh｜,根据引理2,｜Bh∪Bg｜=｜Bh｜+｜Bg｜-｜Bh&g｜. □定理2. Th∨g=(｜Bh｜+｜Bg｜-｜Bh∩Bg｜)/(｜Bh｜+｜Bg｜-｜Bh∩Bg｜+｜Bh∩Bg｜).证明:由定义Th∨g=｜Bh∨g｜/｜Bh∨g∪Bh∨g｜=｜Bh∨g｜/｜Bh∨g∪Bh&g｜, (*)证明｜Bh∨g｜=｜Bh∪Bg｜.为此,我们需要证明h→p或者g→p,则h∨g→p.而这可以由经典逻辑直接得出.由此,根据引理3,｜Bh∪Bg｜=｜Bh｜+｜Bg｜-｜Bh&g｜.同时,根据引理2,｜Bh∩Bg｜=｜Bh&g｜及｜Bh∩Bg｜=｜Bh&g｜.把这些等式代入(*)式中相应的项,即得定理. □因为假定了只有有穷多个谓词和有穷多个无变元项,我们不需要量词.由此,根据定理1和2,对于任何公式A,对A中出现的所有原子公式p,只要知道了Bp,我们就能够求得TA.3 比 较本节将主要讨论本文所定义的不确定支持度和不确定的概率测度的关系.在AI研究中,概率论在不确定推理中有广泛的应用,人们提出了各种基于概率的不确定性测度［3］.我们首先证明这些基于概率的测度方法是可以用本文提出的支持度来表示的.为此,我们并不需要对各种不同的概率测度一一进行考察,而只需证明概率是能够由支持度来表示的就行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各种基于概率的不确定性测度方法就自然地可以由本文提出的支持度来表示了.在概率论中,事件P将会发生的概率是这样计算的:如果在n次实验中P发生了k次,则事件P在第(n+1)次实验中发生的概率是k/n.以下定理说明,这是可以由不确定性支持度来表示的.定理3. 概率是能够由不确定性支持度表示的.证明:设L是只有一个一元谓词符号p的一阶语言,为了定义知识集K,我们首先定义K1={p′(k)→p′(k)∨p′(m):1≤k,m≤n+1,p′是p或p′是p},K2={A∨B→B∨A:A,B是L中的公式},然后令K＝K1∪K2.我们只用一条推理规则:对于L中的一切公式A和B,A→B语义上,p(k)表示P在第k次实验中发生,而p(k)表示P在第k次实验中不发生.证据集E中含有p′(k),其中k=1,...,n,p′是p还是p根据P是否在第k次实验中发生而定.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定p(n+1)的概率.显然,CK∪E={［p′(k)∨p′(m)］:p′(k)∈E,1≤k≤n,1≤m≤n+1},其中［A］表示公式A的等价类.根据CX,DX,Y和BK,E,h的定义,BK,E,p(n+1)={［p(k)∨p(n+1)］:p(k)∈E},而BK,E,p(n+1)={［p(k)∨p(n+1)］:p(k)∈E}.所以,TK,E,p(n+1)=k/n,其中k是P在n次实验中发生的次数.显然,TK,E,p(n+1)正是p(n+1)的概率. □根据不确定性支持度的定义不难看出,如果证据集D是由在证据集E中加进一些和h有相同推论的命题,则TK,D,h＞TK,E,h.但这并不表明不确定性的支持度和概率测度总是能够保持相同的大小关系.当证据集E中的命题除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的逻辑推论的时候,很容易看出不确定性的支持度和概率测度是能够保持相同的大小关系的.事实上,定理3的证明给出了利用支持度来计算不确定的概率测度的方法.但是,在较复杂的情形中一般来说就不行了.例如,如果一个证据集E有7个命题,其中5个从概率上正支持h,其他的两个从概率上负支持h;假定｜BK,E,h｜=5,｜BK,E,h｜=3,则TK,E,h=5/8,而概率测度PK,E,h=5/7.现在,设DE是个证据集,使得｜D-E｜=3,而且D-E中的一个命题有5个和h一样的逻辑推论,而其他两个命题各有一个和h一样的逻辑推论.于是,TK,D,h=7/15＜5/8=TK,E,h,而概率测度PK,D,h=7/10＞5/7=PK,E,h.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两种方法中哪一个较合理？为了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假定知识集K中有个公式p→q,其中p和q不等价,并且p∈E&qE.在概率测度中,q对h和h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然而,在本文引进的不确定性支持度中,q对h或h提供部分的支持.所以,实际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考虑假定解和证据的逻辑推论？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引言的例子中,我们能够认为张三和李四不是谋杀嫌疑人吗？显然不能.对于Carnap的逻辑方法［4］,其公式是m*(E&h)/m*(E),其中m*(X)是对命题集合X的一种依赖于L的加权测度.我们可以把知识集K看作是此系统的公理集.但是,假定解h和证据E的逻辑推论在这里仍然没有任何意义.于是,上段所述的问题在这里仍然存在.另外,这种方法预先假定系统中的每个谓词和假定解有某种联系.在实际工作中这是个十分强的假定.因为我们通常无法预先知道哪些证据和假定解有关.而在本文中引进的方法并不需要这一假定,因为我们取BK,E,h=DK∪{h},K∩DK∪E,K,这就去掉了所有和h无关的公式.最后,在Carnap的方法中的加权m*是由语言L来决定的,而非由系统确定,而我们的方法除经典逻辑之外无需事先假定任何东西.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由于以经典逻辑作为考虑的起点,本文所引进的方法和人的不确定推理比较类似,因而具有较牢固的逻辑基础.它不仅在适用于概率测度的简单情形的不确定推理中能和概率测度一样有效,在概率测度无法进行的复杂情形的不确定推理中,它也能够有效地工作.因此,本文所引进的方法是有意义的.本文研究得到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基金资助.作者介绍：周青,1952年生,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数理逻辑,理论计算机科学.鞠实儿,1953年生,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逻辑学,人工智能.本文通讯联系人:周青，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软件研究所作者单位：周 青 中山大学软件研究所 广州 510275鞠实儿 中山大学哲学系 广州 510275参考文献［1］Kyburg K. Why do we need foundation for modeling uncertainties?. In: Ambrosio D, Smets, Bonissone eds.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Uncertainty in AI. San Mateo, California: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1991. 438～442［2］鞠实儿.三种信念悖论的消除.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17(2):9～14(Ju Shi-er. The dissolution of three believe paradoxes.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1995,17(2):9～14)［3］Kanal L N, Lemmer J F. Uncertainty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1～509［4］Carnap R. Logic Foundation of Probabi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0本文1997-09-15收到原稿,1998-02-25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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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音乐艺术片《大山的奉献》首映式在京举行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４日电歌颂革命历史胜地井冈山的电视音乐艺术片《大山的奉献》首映式今天在京举行。《大山的奉献》以朴实写意的风格，取风光与人文、现实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采用国内一批音乐界名家创作的歌曲，讴歌了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和江西人民的奉献精神。电视片由江西新余电视台、江西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文艺部联合摄制。余秋里、王首道等在江西工作过的老同志观看了这部电视片。他们赞扬这部电视片在思想、艺术上都堪称较为优秀的作品，对发扬井岗山精神和优良的革命传统起到促进作用。首映式由中共新余市委、市政府主办。这部电视片将于５月３０日晚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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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29 【原文出处】云梦学刊：社科版 【原刊地名】岳阳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28-35 【分 类 号】G1 【分 类 名】教育学 【 作 者 】燕国材 【复印期号】199612 【 标 题 】论中国当代教育发展的轨迹 【 正 文 】 摘要：中国当代教育发展有一个轨迹：这就是从偏重双基，即掌握基础知识与形成基本技能，发展到强调智力，即发展智力与培养能力，再发展到重视非智力因素，即把非智力因素与智力结合起来，最后发展到培养素质，即加强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素质水平。关键词：双基 智力 非智力因素 素质教育＊ ＊ ＊中国当代教育的发展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它究竟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呢？是不是可以找出其发展的轨迹呢？根据我的观察和分析，我国当代教育发展有一条轨迹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从偏重双基，即掌握基础知识与形成基本技术技能，发展到强调智力，即发展智力与培养能力，再发展到重视非智力因素，即把非智力与智力因素结合起来，最后发展到培养素质，即加强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水平。当然，中国教育发展的轨迹可能还不止这一条，实际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分析。我在此处所提出的这一条轨迹，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概括的。一、偏重双基，即掌握基础知识与形成基本技能这是我国当代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为时约30年（1949―1979）。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就是偏重知识的掌握与技能的形成。现从意义、内涵与特点三方面作些分析。（一）意义建国以后，我国实行“一边倒”，即全面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作为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之一的教育更不能例外。五十年代初期，随着前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翻译传播，我国便一直按照凯洛夫的教育思想来改造与建设自己的学校教育。当时，凯洛夫《教育学》提出的“以系统的科学的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这一口号，便逐步深深地在我国学校教育中扎下根来。当时，教师、学生和家长形成的共识是，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基本（甚至是唯一）任务，就是学会知识和技能，教师的任务也就是教会学生完成这一任务。嗣后，又在“以系统的科学的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掌握“双基”的要求。所谓双基，一是基础知识，一是基本技能。双基要求的提出，使教育发展的这一阶段的任务进一步具体化。并提出，“掌握知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掌握知识，意思就是要明了提供给他们学习的教材”。[1]它包括观念的形成与概念的获得。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掌握一定的技能和技巧。“技能就是一个人的自觉地遵守一定的要求、完成所需要的动作的能力。”[2]“所谓技巧是指由于多次练习而获得自动性质的动作。”[3]还认识到，掌握知识是形成技能的基础，而技能则是知识的运用，亦即运用知识于实际以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一阶段的学校教育，偏重双基确实是十分突出的。当时，曾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其“智育第一”的思想颇为明显，无怪乎有一个时期曾受到批评。虽然如此，但在偏重双基思想的指导下，也确实培养出了一些双基基础扎实的青少年，为其以后成才创设了一项必要的条件。（二）内涵偏重双基阶段的学校教育，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条途径。课堂教学是学生掌握双基的唯一途径。它不只是传授知识的手段，同时也是形成技能、技巧的场所。正如凯洛夫《教育学》所说：“学生掌握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所规定的知识、技能和技巧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的。”[4]而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与发展分离，则可能是这一阶段片面强调课堂教学的两个主要问题。两种方法。课堂教学所运用的方法似乎很多，但最基本的是两种：一是讲授，一是练习。在课堂上，教师总是一讲到底，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写，学生抄；教师问，学生答。学生则有做不完的作业，不但课堂上做，还要布置很多的家庭作业：题海战术，一题多解。三项要求。对知识本身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但我以为，其中主要的是三项：(1)思想性。主要指知识必须符合马列主义观点与社会主义要求。(2)系统性。这是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反动。(3)科学性。这也是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对立的。众所周知，杜威从其“儿童中心主义”与“有用的就是真理”这两个基本观点出发，让儿童凭兴趣学习一些零零碎碎的经验，使所学的知识缺乏应有的系统性与科学生。可见“以系统的科学的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这一口号，在反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方面是一个进步。四个环节。为了让学生有效地掌握知识和形成技能，把教学过程划分为四个环节：感知环节，即通过各种感知以获得大量的感性知识。理解环节，即通过想象、思维把感性知识加工提炼为理性知识。巩固环节，即通过记忆把所获得的知识保存在头脑中，以备不时之需。应用环节，即运用知识于实际并主要通过练习以形成相应的技能与技巧。这四个环节是以人的认识活动的特点与规律为依据的。五大原则。在偏重双基的这个阶段，教学中一直贯彻着五大教学原则。这就是：(1)自觉性原则。让学生认识到学习某种知识的意义，从而积极地认真负责地进行学习。(2)直观性原则。运用各种各样的直观教具（挂图、标本、模型等）帮助学生获得丰富的感性知识。(3)系统性原则。教师根据连贯性顺序分配教材，并按照严谨的逻辑联系讲授科学的基本知识。(4)巩固性原则。要把讲授的知识“长期地保存在学生的头脑里”，“每门学科的基本教材都需要特别加以牢记”。[5](5)量力性原则。亦称可接受性原则。要求教学“必须符合学生的年龄与他们的一般发展水平，这样，才能使学生自觉地、巩固地把知识掌握起来”。[6]（三）特点在偏重双基的约30年的过程中，显示出一系列的特点很值得注意。主要的有如下几个方面：1.十分重视教学大纲、教科学的编写与运用。教科书是严格按照教学大纲来编写的。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都必须紧扣教材，甚至认为教科书是法律，必须切实遵守。2.强调教学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课外活动、校外活动成了课堂教学的延续或补充。3.严格规定了上课的步骤，这就是：组织教学，复习提问，讲授新课，巩固复习，布置家庭作业；而且每一个步聚的完成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一般不容改变，形式主义相当突出。4.把考试作为评估（检查）教学质量与学习效果的唯一手段。久而久之，学生成了应付考试的机器，以致形成一种有害的“应试教育”。5.忽视对学生的智力与能力的培养；虽然也提出过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要求，但未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只是把它视为掌握双基的副产物。6.不断地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以致这个问题的存在状况是：由来已久，屡禁不止，于今为烈。7.过分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甚至认为教师的话就是命令，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也提出过激发学生掌握双基的自觉性、积极性的问题，但结果流于形式。二、强调智力，即发展智力与培养能力这是我国当代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为时约4年（1978―1982）。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就是强调智力的发展与能力的培养。现也从意义、内涵与特点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一）意义1976年粉碎了倒行逆施的四人帮；1977年恢复高考，使学校教育恢复正常；大约1978年开始，我国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接触到了国外教育改革的信息。原来早在五十年代中期，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已不再偏重知识的传授，而是提出了发展学生智力的任务。例如，当时美国教育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发展不发展学生的智力，这关系到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今后能不能在世界上生存下去的大问题。请看，他们是把发展智力问题提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的。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美国还掀起了一股以布鲁纳为代表的教育改革浪潮；这股浪潮的主要点有二，即结构课程与发现法，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有效地发展学生的智力。国外重视发展智力的这股教育改革浪潮，对我国教育界产生的巨大的冲击力。它使我们认识到了过去30年只重知识不重智力的片面性与危害性，于是也逐步地开展了以发展智力为主要任务的教育改革。例如，卢仲衡的自学辅导教学、冯忠良的结构――定向教学、黎世法的六单元异步教学等教育改革，都是为了在有效掌握知识技能的过程中去发展学生的智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智力的这个短短4年的过程中，我国教育界认识到了知识技能、智力、能力之间的关系，并注意到了不要因强调智力的发展，而忽视对知识技能的掌握。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明确提出了教育改革的12字方针，即加强基础，发展智能，培养能力。这个方针明显地抛弃了过去单打一的形而上学，体现了三者有机结合的辩证法，从而使我国的教育改革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二）内涵我国教育在转入强调智力的发展阶段之后，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智力的涵义及其与能力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按照我的分析，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前苏联的观点。它主张能力包含智力；能力是个总概念，由一般能力与特殊能力构成，这一般能力便是智力，可见智力是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西方的观点。它主张智力包含能力；智力是个总概念，由种种不同的能力构成，这无论智力因素说还是智力结构说都莫不如此主张。如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创建智力三维结构论，甚至认为智力是由150种能力所组成的。三是中国的观点。它主张智力与能力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是自孔子、孟子、荀子以来的一种传统的智力观。在我国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中，上述三种智力理论对教育改革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实践的结果，中国的智力观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因为广教育实际工作者都逐步认识到，如果按照前苏联的智力观来进行教改，就会忽视对学生智力的发展；反之，如果根据西方的智力观来指导教改，则又会忽视对学生能力地培养；只有以中国的智力观为指导，才会做到在重视发展学生智力的同时，也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同样，在重视培养学生能力的同时，也注意发展学生的智力，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国的智力观认为，智力属于认识活动的范畴，它是保证人们成功地进行认识活动的一系列稳定心理特点的综合；能力属于实际活动范畴，它是保证人们进行实际活动的一系列稳定心理特点的综合。这是智力与能力的一项最根本的区别。与此相联系，二者尚有这么一些区别：智力由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与注意力等五种基本因素组成，并以思维力为核心组成为完整结构；而能力则由定向能力、组织能力、适应能力、实际操作能力与创造能力等五种基本因素组成，创造能力是其完整结构的核心。智力与知识相联系，知识是发展智力的基础，但它不就是智力本身；而能力则与技能相联系，技能是培养能力的基础，但它也不就是能力本身；智力是先天因素多，后天因素少；而能力则是先天因素少，后天因素多。智力与能力虽有如上的四大区别，但其联系却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可以归结为：智力是能力的内部基础，能力是智力的外部表现。据此，在学校教育中，就应当通过发展智力去促进能力的提高，通过培养能力去促进智力的发展。我国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就正是以如此的中国智力观为指导来进行教育改革的，因此，中国的智力观点实际上也就是这一教育发展阶段的全部内涵。（三）特点强调智力发展与能力培养这一阶段虽仅有短短的4年，但其显示出来的一些特点，也很值得我们关注与吸取。1.从一开始就注意保留了前一发展阶段重视双基的一些好的传统，没有因强调发展智力而忽视知识技能的传授。这充分地反映在如前所述的当时提出的教改方针上，即加强基础，发展智力，培养能力。2.重视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我国教育界接受了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所倡导的潜能观，并把它与我国古代儒家的性善论与良知良能说（其实，这也是潜能观）结合起来，从而认为，教育就是要创设必要的条件，使学生的智力潜能得以充分开发出来。3.在发展智力与培养能力的同时，特别重视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第一发展阶段是让学生学会知识技能，这一阶段则是要让学生会学知识技能。从学会到会学的这一转变具有极大的教育价值与心理意义，而发展智力、掌握学习方法则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4.把发展智力作为教学的一项独立目的与任务，不再让它从属于知识技能的掌握之中。认识到脱离双基去发展智力固然不对，但以掌握知识来代替智力发展也是错误的；其正确的关系是掌握双基是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前提或基础，而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则是掌握双基的条件或手段。5.重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认识到片面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有偏颇的，必须把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结合起来。6.重视课外活动，把它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不再作为课堂教学的延续，让学生在其中比较充分而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三、重视非智力因素，即把非智力因素与智力结合起来这是我国当代教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为时约7年(1983―1989)。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就是重视培养非智力因素。兹从意义、内涵与特点三个方面作些评析。（一）意义在强调发展智力的第二个教育发展阶段中，客观现实向教育界提出了两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即：一个智力水平很高的学生，能不能保证他一定学习得很好？一个聪明绝顶、才华出众的青少年，能不能保证他将来一定能够成才？现实的回答是：不一定。不仅如此，而且还有不少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些聪明的学生，如果只依仗自己聪明，而别的方面却未得到相应的培养与提高，那么，这些学生就可能学习不好、将来也难以成才；不但如此，他们中的个别人还可能走上邪路（这就应上了我国的一句古话：“聪明反被聪明误。”）有鉴及此，于1983年初，我便首次公开在国内提出了非智力因素的问题，[7]1985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结合论的学习理论。[8]非智力因素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它不胫而走，很快就波及到全国各地，不少中小学校还自觉地采用非智力因素的有关见解来进行教育改革。如上海市闸北区第八中学的“成功教育”改革，上海市黄浦区的“非智力心理因素的发展与教育综合实验”，山东省文登市七里中学的“走科研之路，抓非智培养，促素质教育”的改革实验等等，都取得了不少的成效。[9]几年来，经过广大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非智力因素概念已深入人心，并已形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前面说过，第二个阶段提出的教改方针是，加强基础，发展智力，培养能力。发展到第三阶段，这个12字的教改方针，便逐步为15字教改方针所替代。这15字方针是：加强基础，发展智力，培养非智力因素。这里有两点还须说明一下：发展智力包含培养能力在内，因为如前所述智力是能力的基础，能力是智力的表现，二者紧密相联，难以分割，此其一；从广义看，人的政治品质、思想品质、道德品质都包含在非智力因素概念之内，此其二。据此，完全可以说，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这15字方针所概括的三条，只要这三条都得到了有效的贯彻，那么，我国的教育质量便可以大大地获得提高。（二）内涵重视非智力因素的这个教育发展阶段，是以非智力因素与智力结合为基本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生于世，担负两大任务，一是认识客观世界。这反映在人的心理上，便有认识活动；人的认识活动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系列的稳定心理特点，便构成智力因素。一是改造客观世界。这体现在人的心理上，便有意向活动；人的意向活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会逐渐形成一系列的稳定心理特点，便构成非智力因素。从逻辑学角度看，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是同一属概念下的两个对立的矛盾概念，前者是正概念，后者是负概念，其属概念为心理因素。前面说过，非智力因素已形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理论。作为一种教育理论，它是由三条核心思想与五对十个命题组成的。现略作说明如下：1.三条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如下的三个“一”：一个目的。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主体积极性。第一句话是前提，第二句话是目标，第三句话是手段。意即重视非智力因素的目的，就是在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采用调动学生主体积极性的手段，以达到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目标。一条假设。一般地说，人的智力水平是差不多的，但非智力因素水平却往往差别很大。就是说，除掉超常与低常者外，80%以上的人属于中常者，其智力水平差别不大。换句话说，凡是进入中小学校能进行正常学习的学生，他们智力在中等水平以上，是差不多的，而他们非智力因素水平却可能有较大的差别。一个公式。在其他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A=f(I.N)。这里的第一句话指客观条件，可用"E"来代表；"A"为成就、成功；"f"即函数关系；"I"代表智力；"N"代表非智力因素。这个公式的基本意思是，假定"E"大体一样，那么，一个学生学习的成功，是由"I"与"N"来共同决定的。2.五对十个命题。这是从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区别和联系的角度来立论的。兹分述如下：第一对命题：智力因素对教学起直接作用，非智力因素起间接作用。就是说，在教学中，学生总是通过智力活动亦即观察、记忆、想象、思维、注意等而掌握知识、形成技能的；非智力因素如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只能支持智力活动而间接地帮助学生更有效地获得知识和技能。第二对命题：智力因素构成教学过程的心理结构，非智力因素则构成心理条件。这是第一个命题的具体化。正因为智力对教学起直接作用，所以它的结构也就是教学过程的心理结构。又正因为非智力因素对教学起间接作用，所以它只能作为教学的支持性条件而起作用。教学中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结合，也就是内在心理结构与外在心理条件的结合。第三对命题：智力因素属于教学的执行――操作系统，非智力因素则属于教学的动力――调节系统。这又是第二个命题的具体化。正因为智力是教学的内在心理结构，所以它就直接地发挥着执行操作的功能。又正因为非智力因素是教学的外在心理条件，所以它就只能间接地发挥着动力调节的作用。教学中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结合，也就是执行操作功能与动力调节作用的结合。第四对命题：智力因素本身没有积极性，非智力因素才有积极性。就是说，只有当非智力因素参加到智力活动中去之后，如对观察的观象、记忆的材料有了浓厚的兴趣；乐意展开想象的翅膀、开动脑筋去思考问题；碰到了困难障碍，决心以坚强的意志加以克服；有远大的学习动机、独立的学习性格、强烈的学习责任心等支持学习，智力活动才会有积极性。因此，在教学中，必须通过激发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积极性，去引发智力的积极性，最后达到调动学生全部心理活动的积极性。第五对命题：智力活动指导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主导智力活动。就是说，智力活动可以认识真理、把握规律，所以它对非智力因素具有指导作用；非智力因素是智力因素以外的所有心理因素的总称，它是人格的基本成分，所以对智力活动具有支配作用。重视非智力因素的这第三个教育发展阶段，便是按照上述非智力因素与智力的关系和联系的特点来按排教育和教学工作的。（三）特点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以重视非智力因素为核心的我国当代教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明显地有如下的一系列特点：1.也是从一开始就注意吸收了前一发展阶段的好东西，即没有因重视非智力因素，而忽视智力的发展与能力的培养，乃至于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形成。这充分反映在前面提及的这一阶段教育改革的15字方针上，即加强基础，发展智力，培养非智力因素。2.把非智力因素引入教学工作，完善教学理论，转变教学观念，改革教学的目的、内容、原则与方法。3.把非智力因素引入德育工作，加强世界观教育，更新德育观念，明确德育目标，规范德育内容，改革德育的原则和方法。4.重视对学生的心理教育（包括心理辅导、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并认识到学生的心理问题主要反映在非智力因素上，因而注意通过抓非智力因素去加强心理教育，以提高心理素质，促进心理健康。5.确立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从而提出了主体性与成功性两大教育、教学原则，使我国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四、培养素质，即加强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素质这是我国当代教育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约自1990年开始。这一阶段的主要倾向，就是提出了加强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要求。现亦从意义、内涵、特点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意义八十年代中，我国便断断续续地提出了培养劳动者素质、提高民族素质、提高国民素质等要求。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透辟地论述了教育对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重大意义，民族素质的提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作用，并且还明确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必须大力加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加强素质教育的问题，即要求“增强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的素质教育”。总之，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提高全民族素质则又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念，一种教育思想，一种伟大的教育战略。素质和素质教育提出之后，有人大不以为然。认为素质是心理学的一个专门概念，本指人们与生俱来感知器官、运动器官、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在结构上、机能上的一系列特点而言，现在却如此这般地予以扩大化，很不规范。又认为现在这个教育那个教育提得过多过滥，素质教育亦在其列。我的看法是，任何科学概念都很难一下子就趋于规范化，它往往有一个发展过程。现在人们都在大讲特讲这种素质那种素质，如果死抱住心理学所规范的素质概念不放，那就无法自圆其说，也无法沟通思想。其实，心理学所讲的素质是自然素质，而人们还有由后天习得的种种素质。可见素质概念的扩大化，并非违背实际的“人为”，而是合乎科学的必然。至于素质教育的提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我看来，凡是讲培养、发展、提高什么，就可以讲什么教育；现在既然讲提高民族素质、培养学生素质，就当然要讲素质教育。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素质教育的提出，除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外，其直接的“导火线”是对“应试教育”的反动。可以说，我国的“应试教育”不只是当代教育发展的头一个阶段才形成的，而应当说是我国科举制的直接因袭与继承。正因为它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虽然经受了强调智力和重视非智力因素两个发展阶段的冲击，但仍未能取得应有的削弱实效，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据此，一些有识之士便提出了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主张，企图一鼓作气，把“应试教育”的思想与体制摧垮！但遗憾的是，经过“八五”期间五年的教育改革，“应试教育”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任重而道远，愿在“九五”期间，上下一致，能把“应试教育”彻底摧垮，使素质教育成为21世纪我国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二）内涵培养素质与加强素质教育的提出，给我国以往40年三个阶段的教育发展，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并将其推进着“更上一层楼”。就是说，素质这个概念与知识技能、智力能力、非智力因素等不是平列的，而是一个上位概念，可以把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都包括在自己的内涵之中。这也就是说，在这培养素质的第四个教育发展阶段中，是要把前三个阶段的教育任务都承担起来，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丰富素质的内涵，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在以往的三个教育发展阶段中，我国一直是以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为指导的。在这第四个发展阶段中，又提出了加强素质教育的要求。那么，这二者是否矛盾呢？其关系又如何？在我看来，这二者非但不矛盾，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的。概括地说就是，素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具体落实，而全而发展教育则是素质教育的基本途径。具体地说就是，素质教育回答了全面发展什么？全面发展学生的素质，言简意赅，便于把握。全面发展教育解决了素质教育的途径或手段，即通过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甚至还可以加上心理教育）诸方面去培养学生的素质。在以往的三个教育发展阶段中，我国还包含有个性教育的内容。那么，这素质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关系如何呢？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说，发展个性就是发展素质，反之亦然。有人以为，素质教育着重共同性，对学生有统一的要求；而个性教育则着重差别性，对学生强调因材施教、个别对待，从而把二者对立起来。我以为这是不正确的。其实，个性教育不光讲差别性，也讲共同性；而素质教育也不光讲共同性，也讲差别性。从这个意义说，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具体地说。狭义的个性指心理特点而言，广义的个性则包含个体的一切特点；这样，从前者看，个性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方面，从后者看，个性教育与素质教育是一回事。总之，提高素质就能发展个性，发展个性亦能提高素质。综上所述，素质教育可以统括一切，无论掌握知识技能，发展智力能力，培养非智力因素，以及贯彻全面发展教育，实施个性教育等等，都可以包容在素质教育之内。可见，加强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素质，这应当是我国教育界高擎的改革大旗！（三）特点我国当代教育发展的这一阶段有很多明显的特点，兹择要分述如次：1.这一阶段是以前三阶段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基础的，它既是前阶段的概括与总结，又是前三个阶段的充实与发展。正如前面所说，素质的概念，在包容知识技能、智力能力、非智力因素的同时，还增加了新的内容。据此，这一阶段的教改方针可表述为，加强基础，发展智力，培养非智力因素，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2.在八十年代中，我国逐渐形成了教育人本论。其基本精神就是尊重、关心、理解与相信每个学生。素质教育既然以培养学生的素质为目的，所以就必然地与教育人本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3.在八十年代中，我国还逐渐形成了学生主体论。其基本精神是，学生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唯一主体，教师则始终处于客体的地位，用以反对双主体论，更好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素质教育是以培养学生的素质为根本目的，所以它必然要与学生主体论结合起来。4.在八十年代中，心理内化论逐渐受到了教育界的重视。其基本精神是，把外部的客体东西转化为内部的主体的东西。学生的素质是由外部的客体的东西转化而来的，没有这种转化，就不会有什么素质，所以加强素质教育，就必须自觉地接受心理内化论的支持与指导。5.在素质教育中，特别重视心理素质的培养与提高。认为心理素质是素质结构的核心，通过培养心理素质，可以推动素质全面提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心理素质既是素质教育的目的，更是素质教育的手段。注释：[1][2][3][4][5][6]凯洛夫《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31页、143页、144页、150页、156页、157页。[7]《应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光明日报》1983年2月11日。[8]《一种新的学习理论的探索》。《文汇报》1985年9月23日。[9]参见燕国材主编《非智力因素的理论、实证与实践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453页。（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李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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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683 【原文出处】艺术百家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6-14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 作 者 】刘彦君 【复印期号】199608 【 标 题 】梅兰芳历史地位的确立 【 正 文 】 梅兰芳作为中国京剧艺术暨中国戏曲艺术的大师，其历史地位的确立依赖于各种内在和外在的条件，并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如果说列诸“四大名旦”之首是他地位确立的一个表面象征，那么旦角的取代老生领衔则是其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如果说善于继承发展是他成功的秘诀，那么对于文化人的倚重则是他开辟艺术新天地的动力；如果说赢得国际性声誉是他得以成为梨园领袖的条件，那么人格的完善则是他作为大师的必要前提。梅兰芳的成功，首先当然取决于他在艺术上的创造，但又决非仅仅如此，探讨其中的原因，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理论命题。一，从“四大名旦”的评选说起梅兰芳艺术地位的确立，似乎应该从他被评为“四大名旦”之一，并居于其首开始。让我们就从这里说起。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顺天时报》在第五版上刊登了一则“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启事。启事说，为鼓吹新剧，奖励艺员，举行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在投票规定中，注明名伶为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徐碧云五人，要求从这五人所演新剧目中选出最佳者各一出。选举历时一月。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顺天时报》披露了选举结果。据统计，共收到选票１６，１５０张。梅兰芳当选剧目为《太真外传》，得票总计１，７７４张。尚小云当选剧目为《摩登迦女》，得票总计６，６２８张。荀慧生当选剧目为《丹青引》，得票总计１，２５４张。程砚秋当选剧目为《红拂传》，得票总计４，７８５张。徐碧云当选剧目为《绿珠》，得票总计１，７０９张。因为五大名伶皆为旦角演员，故而又称“五大名旦”。这五人中间，徐碧云较早地离开了舞台，之后，观众中就流传着“四大名旦”的名字了。尽管这次梅兰芳的新戏得分只居第三位，但因为梅兰芳年龄稍长，得名最早，而就其整体艺术造诣来说，他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还是最重的。因而，在许多场合里，当人们指称“四大名旦”时，四人的排名顺序，总是梅兰芳在第一位，而其他三位则时有不同。例如一种排法是“梅荀尚程”，但有人马上就提出反对。一九二八年第二期的《戏剧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舒舍予”的文章，题目为《梅荀尚程之我见》，文中说：“此名次，系就四伶年龄之长幼而定。若以享名先后为序，则应为‘梅尚荀程’，倘就今日之声誉而论，而‘程’非特不能在‘荀’下，且宜居‘尚’之上矣。”一九三一年，为庆祝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的杜氏祠堂落成，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通力合作演出《四五花洞》，长城唱片公司老板张啸林就为之专门灌制了一张唱片，这张唱片被人们誉为“四大名旦”合作的精品，风靡一时，广为流传。从此，“四大名旦”的称谓便为世人所公认了。而他们分别所创立的梅派、程派、荀派、尚派，更是成为京剧园地中的奇葩，长开不谢；吸收着一代又一代的演员和观众。这次民间选举活动，不仅确立了“四大名旦”的称谓，而且标志着中国京剧的表演艺术来到了它的转折时期。京剧在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奋斗之后，这时已走向成熟和鼎盛。而随着观众心理与社会风气的转换，在此之前数十年一直独领风骚的老生，已无法独霸剧坛盟主的地位，逐渐让位于后起的旦角。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旦角表演艺术迅速发展起来，在舞台上活跃的名旦除了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徐碧云外，享名者在北方还有黄咏霓、于连泉、王惠芳、朱琴心等人；在南方则有欧阳玉倩、赵君玉、刘筱衡、黄玉鳞、小杨月楼、黄桂秋等人。他们在表演上各具所长，各自拥有自己的观众。不过，影响最大者，还要数梅、程、荀、尚“四大名旦”了。“四大名旦”的脱颖而出，标志着这种转折来到了临界点，从此以后，旦角确立了它在京剧中的统治地位。一九三一年，又有《戏剧月刊》举办了一次关于“四大名旦”的有奖征文活动。在参评的７０余篇文章中，有三篇因言论持平，文笔精练而列为魁首，文章发表在《戏剧月刊》一九三一年的第三卷第四期上。三篇文章所据标准不同，对每位艺术家的评价不同，除梅兰芳外，对其他人的排列顺序也不同，但，在有一点上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梅兰芳应列为“四大名旦”之首。这次评选正式确立了梅兰芳在“四大名旦”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十年来，梅兰芳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力向上攀登着，终于走到了今天，走到了他艺术生涯的颠峰时期。梅兰芳已经享誉大江南北，成为梨园内外公认的伶界大王。二，青衣行的崛起“四大名旦”的取代老生、乘时而起，梅兰芳的成为梨园界翘楚，确立了他的历史地位，这有时代风气变化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戏曲自身发展规律的促成，因而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戏剧界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京剧自它诞生以来，长期是由老生行执牛耳的。从形成期的“老生三鼎甲”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到成熟期的“新老生三鼎甲”谭鑫培、孙菊先、汪桂芬，代表了京剧表演艺术的水准，其它行当的表演尽管也都各有所长，但无法与之抗衡。到了梅兰芳的时代，京剧却成为旦角的天下，其它行当都成为旦角的附庸。梅兰芳的脚步，与整个京剧艺术的发展节律正好同步。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造就。正如张肖伧在《戏剧月刊》上的入选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在老生衰落、后继乏人的情况下，“畹华乘时崛起，称雄菊部，乃执伶界之牛耳，国内观者亦群焉，注目于梅伶一身。诚所谓时令造成梅兰芳，亦梅兰芳所以造成今日梨园之新局也。畹华十余年，悉心努力制作新剧，率以旦角为主，而厕生净丑末于绿叶扶持之列。畹华旦角之声价，更十倍于昔。”有人说，梅兰芳是天纵的骄子。这话说得不错，梅兰芳确实赶上了京剧史上的颠峰时代，而这时京剧恰恰完成了由老生行领衔向青衣行领衔的过渡，因而梅兰芳得以旦角而独领风骚。许姬传先生曾从观众成份的变化这一角度，对于当时的社会欣赏心理重点从老生向青衣转移作出解释。他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曾有一段这样的按语：“民国以后，大批的女看客涌进了戏馆，就引起了整个戏剧界急剧的变化。过去是老生武生占着优势，因为男看客听戏的经验，已经有他的悠久的历史，对于老生和武生的艺术，很普遍的能够加以批判和欣赏。女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自然比较外行，无非来看个热闹，那就一定先要拣漂亮的看。象谭鑫培这样一个干瘪老头儿，要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看了是不会对他发生兴趣的。所以旦的一行，就成了她们爱看的对象。不到几年工夫，青衣拥有了大量的观众，一跃而居于戏剧界里差不离的领导的地位，后来参加的这一大批新观众也有一点促成的力量的。”［①］自然，这种解释是远不足以说明问题实质的，还应该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在。我们知道，地方戏曲兴起以前的明传奇演出，表演以生旦联袂为主，穿插净丑的调剂，而生旦都不以做工而以唱工取胜，讲究唱腔的一波三折、悠扬婉转。进入地方戏时代以后，普通百姓不满足于舞台上文诌诌而拖沓无休的干唱式表演，他们要看干脆利落的做工、唯妙唯肖的表演和动作模拟，甚至惊险火爆的武打格斗。地方戏的剧目内容从生旦悲欢离合转向历史征战演义，表演从重唱转向唱做并重。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由于京剧的大量剧目主角都是由老生应工的，老生行便一枝独翘，成为梨园的领衔。在演出经营活动中，老生又多兼任戏班的领班，更由于清宫委任的统管北京梨园行事宜的精忠庙首，也由老生承担，如程长庚、谭鑫培之类，老生行便义不容辞地成为京剧的统领。此时的青衣，满足于抱着肚子干唱，只能在舞台上成为老生的陪衬。然而，到了民国时期，老生常演的剧目已经成为熟套，技艺也极难重新超越，人们逐渐对之感觉平淡了。正在这时，包括梅兰芳在内的一批旦角演员开始了他们的创新，他们在京剧旦角表演艺术长期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开始进行整合的工作，把青衣的唱工和花旦、刀马旦的做工结合起来，开辟出旦行表演的新路子，同时借助观众喜新好奇的心理，大量编演新戏，利用当时受西方影响纷纷建立的新式剧场的灯光和设备，使舞美设计焕然一新，吸引了社会的注意力。于是，以往作为老生陪衬物的女主角――青衣，便在舞台上压倒了老生，成为京剧舞台上新的领衔。追溯起来，这种变化开始于青衣行的王瑶卿。王瑶卿是皮黄“后三鼎甲”活动的后期，一位青衣行当内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承前，是说他从著名前代青衣陈德霖那里，继承了昆曲经二百年的历史而积累下的丰厚学养；启后，则是说他开启了后来的梅兰芳变革青衣行当的历史先河。在和当时的皮黄元老――大艺术家谭鑫培多年同台演出的过程中，王瑶卿将谭最重要的艺术品质之一――极强的创造性，潜移默化地学到了手。他立志改革青衣戏路，率先注意吸收了花旦行当里的表情与动作，大大丰富了青衣的演技。他对皮黄青衣行当的最大贡献，是改革了传统青衣“抱着肚子傻唱”的沿袭模式，兼顾了表情身段，把青衣、花旦和刀马旦的表演有机地统一为一体，创造了花衫这一新的旦角行当，被戏曲理论家徐凌霄先生在《京师老伶工近况》中誉之为“非青衣、非花旦、卓然自成一宗”。可惜王瑶卿正当壮年时，嗓子坏了，因而他常常为没能最终改变传统青衣的表演方法而感到遗憾。梅兰芳在学艺时，已经受到王瑶卿的濡染，并且直接从他那里得到了好处。梅兰芳因为伯父梅雨田的关系，与王瑶卿兄弟相称，向他学了《儿女英雄传》、《二本虹霓关》等戏，平时也常向他请教。王瑶卿研磨的《玉堂春》新腔，经琴师梅雨田传给梅兰芳，梅兰芳曾登台唱红。因而梅兰芳只要再进一步，就摘到了青衣改革的鲜桃。梅兰芳得天独厚。三，移步不换形的改革规律然而，当时的旦角成百上千，何以独独梅兰芳一人能臻于极顶呢？这里，自然有着属于梅兰芳个体――主观追求方面的原因。优秀而卓绝的天赋，深厚而博大的才性，温柔而敦厚的修养，都曾在梅兰芳的成长过程中起到它们独特而不可取代的作用，然而，最重要的，则是艺术生活中的梅兰芳在继承中求发展的创造精神。青衣、花旦、贴旦、闺门旦、刀马旦等行当类型，已经从他开始，有机而自然地结为一个整体了。无论是唱，是念，是做，是打，梅兰芳都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他的唱工力求切合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而不过分追求腔调的新奇，所以显得腔圆字正，明快大方；他的做工以细腻熨贴、恰合身分见长；他的道白感情饱满，柔和而响亮；他的武工，不但步法严整，节奏准确，姿态优美，而且透示出一种内在的含蓄……梅兰芳对于青衣行当的改革，出于他对戏曲艺术规律本能的理解，总是遵循着一条原则，那就是在继承传统手法的基础上，通过渐变的方式，慢慢改变舞台上的表演程式与习惯动作，既有规范可循，又不因循守旧，既是对前辈优长的认真师承，又处处体现出自己的独到创新，这样，随着一点一滴，长年累月的渐近，就使舞台面貌逐渐变更，自己的风格日益明显，而又在不知不觉当中把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期待心理引导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个原则虽然不是什么新东西，以住成功的、建立起自己流派和特长的戏曲艺术家，他们的经验都离不开这一原则，但梅兰芳把它上升到了理性的自觉，一生都在为之而奋斗，因此他稳固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成功的路，特别是在他生命的后期，面对强大的政治干扰，仍然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不懈、身体力行，这就是他的艺术良知在起作用了。梅兰芳后来把他贯彻一生的这一原则准确清晰地概括为：“移步不换形”。正是这种谨慎小心，在继承中求发展的创造精神，使梅兰芳在师承方面，将陈德霖的刚健和王瑶卿的柔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刚柔兼济的风格；在演技方面，集唱、念、做、舞于一身，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完善了花衫行的创造；在剧目方面，既演京剧、昆曲等传统老戏，又演“老戏装的”、“时装的”、以及“古装的”新戏，但在实践中他很快纠正了不顾自身特点上新剧目的盲目，停止了对当时被人视为时髦的时装戏的演出。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梅兰芳最大程度上赢得了他的观众，成为整个京剧的代表人物。与梅兰芳合作多年的徐兰沅对此深有体会，他说梅兰芳的艺术是“曲高和众”，因为它“平易近人”，简单易学。当然，真正学好也不容易，可谓“易学难精”了。［②］让我们来看看梅兰芳自己对于上述各个问题的理解。在总结编演时装戏的经验教训时，梅兰芳说：“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由于内容和形式的矛盾，在艺术处理上受到局限……、吊眉眼、贴片子、长水袖、宽大的服装……一举一动，都要跟着音乐节奏，作出舞蹈身段，从规定的程式中表现剧中人的生活。时装戏一切都缩小了，于是缓慢的唱腔就不好安排，很自然地变成话多唱少。一些成套的锣鼓点、曲牌，使用起来，也显得生硬，甚至起‘叫头’的锣鼓点都用不上。在大段对白进行中，有时只能停止打击乐。而演员离开音乐，手、眼、身、法、步和语气都要自己控制节奏。创造角色时，必须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各种类型人物的习惯语言、动作，加工组织成‘有规则的自由动作’，才能保持京剧的风格。”［③］这是从长期舞台实践中得出的认识。梅兰芳不是反对上演现代内容戏，而是认为不应草率地让未经研磨的传统京剧手段去勉强表现现代生活，这样只会对京剧的艺术性有所挫伤，因而他毅然停止时装戏的演出，把精力集中到古装歌舞戏的创作上来，获取了大的成功。梅兰芳也曾用非常平实的语言将他渐近创造的精神总结为具体的改革原则。他是这样说的：“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有它千百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也就更得慎重，改要改得天衣无缝，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来，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得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④］在其自传《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梅兰芳也曾述说过他在这方面的甘苦。“我这四十年来，哪一天不是想在艺术上有所改进呢？而且又何尝不希望一下子就能改得尽善尽美呢？可是事实与经验告诉了我，这里面是天然存在着它的步骤的。”［⑤］梅兰芳所尊重的，正是这种千百年的传统和天然的步骤，即戏曲发展的内在规律。基于此，他在《梅兰芳文集》中讲，他“不喜欢把一个流传很久而观众已经很熟悉的老戏，一下子就大刀阔斧地改得面目全非，让观众看了不象那出戏。这样做，观众是不容易接受的。”即使是一个面部化妆的改革，也“首先必须考虑到戏曲传统风格的问题。”［⑥］梅兰芳还谈到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心中要有自己明确的度数把握，他反对“矫枉过正”的做法，认为那样只会错误地引导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但却对戏曲艺术本身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他说：“演员在表演时都知道，要通过歌唱舞蹈来传达角色的感情，至于如何做得恰到好处，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往往不是过头，便是不足。这两种毛病看着好象一样，实际大有区别。拿我的经验来说，情愿由不足走上去，不愿过了头返回来。因为把戏演过头的危险性很大，久而久之，你就会被台下的掌声所陶醉，只能向这条歪路挺进，那就愈走愈远回不来了。”［⑦］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梅兰芳在天津进行短期演出期间，接受了天津《进步日报》（前身即《大公报》）记者的专访。他第一次提出了自己对于京剧改革“移步不换形”的主张。他说：“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有几千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就更得慎重些。改要改得天衣无缝，让人家看不出一点痕迹来，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得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⑧］对于戏曲规律的把握和终身履行不二，是梅兰芳成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四、与文化人的优化结合天生丽质、扎实的基本功、正确的继承改革态度是梅兰芳成功的内在条件，而他获得在戏曲创作和艺术理论上的精进则依靠一批文化人朋友帮助的外部条件。与文化人的优化结合使梅兰芳一生受益无穷，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批人的帮助，梅兰芳的历史地位就要重写。出于他艺术的感召力，也由于他天性的温良敦厚，梅兰芳结交了许多文化人朋友，他的书房“缀玉轩”一直就是众多朋友开展艺术交流活动的中心。经常出入这里的文人名士，有留日学者冯耿光、吴震修，留德学者齐如山，许伯明，舒石父，李释戡，李师曾，著名诗人罗瘿公，画家王梦白等人。这些文人名士们凑到一起，以各自的修养和学识互相丰富和充实，他们谈诗赏画，证史论经，在梅兰芳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向他们学习艺术知识，培养和陶冶自己的文化情操，他们帮助他解决艺术上的各种疑问，甚至帮助他编剧和组织新戏的演出。以后又有留美学者张彭春，与齐如山一道，在梅兰芳获得国际名声方面助力甚多。他还结识了画家吴昌硕、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汪蔼士、陈半丁、齐白石、徐悲鸿等人，从他们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艺术情操和灵感。梅兰芳结识的最重要的文化人朋友是齐如山，可以说，没有齐如山，就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梅兰芳。齐如山出生于河北高阳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博习经史。对当时流行于家乡的昆弋、高腔、梆子等地方戏曲也十分喜爱。十九岁进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毕业后留学西欧，涉猎外国戏剧。辛亥革命后回国任京师大学堂和北平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后经营商业，曾多次去西欧德、法、英、奥各国游历，对西欧歌剧和话剧都颇有研究。回国后，因对盛行于舞台上的旧皮黄不满意，遂产生了对之进行研究和改革的兴趣。从写信帮助梅兰芳改造《汾河湾》表演开始，一百多封信源源不断地寄到了梅兰芳手上。通过这些信件，齐如山介入了梅兰芳的艺术生活，辅助了他的艺术创造。梅兰芳则逐渐革除了传统舞台上青衣表演的一些陈规陋习，开辟了一块青衣行当的崭新天地，并以此确立了自己在旦角表演中的特殊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他从此结识了一位出身、修养、眼界都完全不同于自己，而自己又须臾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齐如山先生，由此而终生受益。齐如山的到来使一再成功的梅兰芳如虎添翼。齐如山的信件，不仅使他在表演方面大获其益，更为重要的是，激发了他进一步改革旧戏的决心和信心。在齐如山对舞台形象和表演的具体指点下，梅兰芳在青衣的身段、动作、表情方面，进行了诸多的突破和革新。这时，台下观众们的脑筋、眼光和欣赏焦点，已在这两个人台上台下的密切合作中，被不知不觉地改换了。“听戏”变成了“看戏”，“只用耳朵”变成了“耳眼并用”。以后，齐如山先后帮助梅兰芳编排了《牢狱鸳鸯》《嫦娥奔月》《黛玉葬花》《木兰从军》《西施》《太真外传》等新戏，在梅兰芳的艺术生涯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文化人接触，这一世界对梅兰芳在艺术追求上的最大启示是：演戏，不能仅仅满足于把老师教的那些唱腔、身段在舞台上表现出来。一个演员，首先要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他所扮演的人物，他所要表现的剧情，才有获得更大成功的可能。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梅兰芳曾深有体会地说过：“从前教戏的，只教唱、念、做、打，从来没有听说过解释词意的一回事。学戏的也只是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唱，好比猪八戒吃人参果，吃上去也不晓得是什么味。我看出这一个重要的关键，是先要懂得曲文的意思。但是凭我在文字上这一点浅薄的基础，是不够了解它的。这个地方我又要感谢我的几位老朋友了。我一生在艺术方面的进展，得到外界朋友这种帮助的地方实在多得数不清。”［⑨］梅兰芳在与文化人结合中得到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好处，是世界眼光的打开和走向世界舞台。在这一问题上，对他帮助最大的还是齐如山，另外还有教授张彭春的贡献。梅兰芳得天独厚地得到了如许多的文化人的帮助，这首先是时代为他打开了大门。以往的历史中，戏曲艺人都是不能与文人平起平坐的，明代藩王朱权说演员都是为了体现我等文人们的创作情怀而在舞台上从事“奴隶之役”的［⑩］，即使是晚清皮黄巨擘谭鑫培，也只不过被文士们称作“小友”而已。梅兰芳所处的时代，已是“五四”倡导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的时代，人们尤其已经从西方视演员为艺术家的观念中得到了反省，因而梅兰芳才有可能平交文化人。其次，文化人对于艺人的态度也改变了。自古以来，文人对于戏子通常只是赞誉声色，品评容貌，少有从技艺上对之进行帮助的。梅兰芳所接触的这些文化人，尤其一些留学西方的学者，他们的平等意识和知识结构都已今非昔比，使他们得以对梅兰芳进行了多方面的帮助。梅兰芳历史地位的确立确实离不开他们的助力。五、国际性声誉的建立在四大名旦当中，梅兰芳自有其独到的艺术造诣和贡献，能够与其他三人相颉颃而并立。然而使他独立翘出、声望益盛、最终竟然成为中国京剧艺术的集大成者和代表性象征的，则是他在走向世界戏剧舞台之后所获得的更大范围内的观众和同行的首肯，及其以此而赢得的国际性声誉。一九一九年，梅兰芳在齐如山的帮助和促成下，赴日本演出，这是中国戏曲著名演员首次出国演出，赢得了日本各界的广泛欢迎。一九二二年，梅兰芳又赴香港演出。在港督、市政官员以及港议会会员等高层观众的热心推荐下，一些前来看戏的西方人士逐渐增多。赴日本和香港的演出成功，是梅兰芳建立国际性声誉的开始。以后，梅兰芳又先后赴美国和苏联演出，把中国戏曲推上西方舞台，而将这一势能推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把中国戏曲推向西方的问题上，梅兰芳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两点：一，扭转了欧美人士对于中国戏曲的传统鄙视态度。二，赢得了西方理论界对于中国戏曲的赞赏。特别是后者，确立了中国戏曲的国际声誉。通过梅兰芳在美国和苏联的演出，西方戏剧界正式接触到中国戏曲的精华部分，为他们确立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正确认识提供了前提。很多西方戏剧家、研究者和艺术评论家在梅兰芳的精湛表演中，发现了一种古老而又新奇的东方剧种――京剧。这种戏剧形式，不仅向他们展示着它那别具一格的民族风貌，而且成为他们反观自身戏剧的一个横向坐标和参照系。他们被深深地震撼了。西方评论家惊喜地发现，中国京剧所拥有的优势――传统和历史，可以为西方戏剧的渊源――古希腊戏剧，以及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作出深刻而形象的诠释。美国的戏剧评论家和研究者们，还从中国京剧的演出中惊讶地发现了极其“现代”的戏剧手法。由此美国理论界意识到，不能再用西方戏剧理论领域中的一些惯用名词或术语来界定中国戏剧的本质和原则了。因为它具有自己悠久的传统和独立的艺术发展轨迹。评论家斯达克・扬还认为，不应该用西方文艺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来评价中国戏曲这样一种艺术。西方戏剧家的评价，为我们映衬出了梅兰芳和中国戏曲在西方理论背景中的明确位置，耐人寻味。梅兰芳在莫斯科演出期间，几乎当时世界上所有称得上伟大的戏剧家都在那里，并且都观看了他的演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丹钦柯、泰依洛夫、爱森斯坦等苏联戏剧家之外，还有当时正在莫斯科的戈登・克雷、布莱希特、皮斯卡托等。尽管其中的一些人没有参加这个座谈会，但他们都各自留下了自己接触中国戏剧时产生的印象――有的通过文章，有的通过书信。梅兰芳的艺术给他们带去了东方的清新信息，刺激了西方舞台上的现代改革，其中突出的例子即对于布莱希特“史诗戏剧”的深刻影响。梅兰芳从此驰名世界，成为世界承认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并获得美国波摩那学院和南加州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得到了一名演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作为京剧艺术的集大成者，梅兰芳成了这门民族艺术的杰出代表，从而也成为中国戏曲的象征。六、人格的完善以上从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两方面谈了梅兰芳历史地位确立的前提。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梅兰芳在人格完善方面所达到境界，为成就一位大师提供了充分的准备。生活中的梅兰芳有良好的“戏德”，受到同行的交口赞誉，这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虽然一辈子不搀搅社会政治，但却有着极其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立场，这一立场不是对于哪一党哪一派的附和，而是通过自己独立的观察与思索得出结论，然后便永远身体力行，哪怕由此遭到灾祸也在所不辞。在这方面最具有说服力的，便是他在抗战八年期间，蓄须明志，拒不为敌伪演出的高尚气节了。其间虽然敌伪政权通过各种手段对之反复进行威胁利诱，梅兰芳从来没有屈从过。长期停演，生活失去保障，他只好以画笔为生。对于梅兰芳这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民族气节，人们给予人无限的敬仰和崇高的评价。《自由西报》的记者说他“一直实行着个人的抗战”。著名画家和作家丰子恺在一篇怀念梅兰芳的文章中感叹：“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的‘优伶’有几人欤？”他说，假如当时有个未卜先知的仙人，事先通知梅先生，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一定投降了，于是梅先生蓄须抗战，忍受暂时困苦，以博爱国荣名，那当然很容易。但当时并无仙人通知，中原又是寇焰冲天，梅先生能把国家兴亡负之于肩，“试问：非有威武不能屈之大无畏精神，盍克臻此？”［①①］丰先生的评价道出了人们的心声。梅兰芳做出的另外一次正确政治抉择是在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前夕。当时国民党政府开始向台湾逃亡，大官僚、大资本家、大地主们也纷纷追随前往，而一些文化界、艺术界的名流，也出于各种原因，想方设法离国而去。当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频频劝诱梅兰芳离开大陆，和他们一道逃往台湾时，共产党也及时地向梅兰芳伸出了欢迎的双手。在含泪送走了好友齐如山等人之后，梅兰芳做出决定：留下！梅兰芳的决定完全是出自一个艺人对于社会的良心所做出的，他后来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时说的话，可以解释他的政治选择：“辛亥革命、北伐成功，对我个人并不发生关系……我看他们（指反动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和善良人士绝不一样……”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看到蒋介石政权的贪污黑暗日甚一日，认为这个集团必定要倒台……”“到了一九四九年，平津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势如破竹，这时我看清楚了，解救中国的真正力量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①②］实际上，梅兰芳在此之前的一些行动，已经表现出了他的政治倾向。一九四六年，梅兰芳曾经拒绝为访问国民党的美国马歇尔元帅演出――他怎么能为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致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刽子手效劳呢？梅兰芳当面回绝了蒋介石，并连夜离开了南京。甚至一直到了１９５６年梅兰芳访日演出时，台湾当局仍然没有停止对梅兰芳的策反活动，派人印发假《人民日报》中伤造谣，梅兰芳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坚定地表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家，谁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从日本经香港返回时，飞机飞过台湾上空，梅兰芳对姜妙香说：“如果他们迫降，我就‘殉’了。”姜妙香答应道：“我也跟着，我也跟着。”［①③］梅兰芳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人格洁度。在梅兰芳生命的晚年，他又有一次机会证明了自己政治人格的完善，这就是如何对待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尽管他自己没有受到冲击，可是，周围的朋友，一些正直无私的朋友，一些从二十年代起就追求和参加革命的朋友，一些从来就是把心交给党、交给社会主义祖国的朋友，一些和他一样，几乎在舞台上演了一辈子戏的朋友，却一个个地危在旦夕。怎样才能妥善而又巧妙地保护他们，使他们免于这种不应有的伤害呢？而那大量的优秀戏曲剧目，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也不能允许人信口开河地作贱！于是，八月二十八日，梅兰芳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谈谈不演坏戏和反右派斗争问题》。这位从来不喜欢参与政治的艺术家，不得不起来捍卫自己的良知和人格了。他首先指出，坏戏是不能演的，然而他说：“我所说的不演坏戏，和不适当的清规戒律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还是要反对那些清规戒律的。过去，我们吃了它的亏，特别是使传统节目的上演、整理、改编和挖掘工作，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有很多位参加戏曲工作的新文艺工作者，对传统剧目不够了解。常常用框框去套具体的作品，套不上就大杀大砍，不仔细地去分析它的具体内容，这样做，就容易产生有害的清规戒律。”在人们最为敏感的“反右派斗争”问题上，梅兰芳这样公开地进行反批评，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量。他甚至还以梨园泰斗的身份，代表全体戏曲界宣布：“我们多半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社会的痛苦，我们亲眼见过，也亲身经历过，用不着我来细说。自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艺人才得到真正的解放，戏曲艺术才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言外之意，难道戏曲艺人会是右派吗？这是梅兰芳作出的最后一次政治抗争，它给梅兰芳的人格画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人格的完善虽然与艺术造诣是两码事，但如果没有这种完善的道义精神，没有这种对于理念的献身精神，梅兰芳就仅只是一个好的艺人，一个在艺术上有建树的人，而不是包融广博地覆海涵的大师。梅兰芳用他的艺术和生活实践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人格价值，从而真正奠定了他在中国戏曲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注释：①③⑦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４，２９９，１７５页。④徐兰沅：《略谈梅派艺术的“神”、“味”、“美”》，《梅兰芳艺术评伦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１７页。⑤⑥⑩梅兰芳：《移步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进步日报》（天津），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３日。⑧梅兰芳：《赣湘鄂旅行演出手记》，《梅兰芳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１１０页。⑨梅兰芳：《谈不演坏戏和反右派斗争问题》，《梅兰芳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１１５页。⑩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三册，第２４页。①①萧长华：《畹华的高尚品格》，《梅兰芳艺术评论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２０页。①②转引自晏甬：《梅兰芳艺术生活的道路》，《梅兰芳艺术评论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８２页。①③笔者于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７日采访马少波先生，据其所言。马少波当时陪同梅兰芳访日，任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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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62 【原文出处】中国改革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2 【分 类 号】F101 【分 类 名】财务与会计 【复印期号】200006 【 标 题 】股份制商业集团的财务分配战略 【 作 者 】周航 【 正 文 】 股分制商业企业集团在其组建和成长的阶段中，经历了经营环境从兴旺繁荣到低迷萎缩的剧烈变迁。一些商业企业集团公司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演变为股份制商业集团公司，经过几年强劲的发展之后，遭遇了外国大零售商的严峻挑战，加之通货紧缩、消费低迷的持续影响，大型零售商业公司数量严重过剩、价格竞争策略使用过度的强烈冲击，1995年以后我国买方市场的局面形成，以及我国商业从迅速成长期进入了低速发展的成熟期，都对股份制商业企业集团的经营环境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两年来通货紧缩、消费低迷的经济状态，使商业集团公司的销售收入一直徘徊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而商业集团公司早期管理力量薄弱、管理效率低下的状况，过快的投资扩张速度，导致了负债高、固定资产多的现实，增大了集团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使得集团公司在经营杠杆、财务杠杆效应的作用之下，利润的变动率远高于销售的变动率、普通股每股收益的变动率又远高于利润的变动率。这种现象的日趋严重又造成集团公司在销售萎缩之后，利润及普通股的每股收益发生迅速下降。在变迁了的经营背景之下，我国的股份制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应及时、积极地进行经营战略及相应的财务战略的重新选择和彻底调整，以确保公司的价值不降低、股东的财富不减少。为适应新的经营环境、为谋求集团公司发展的新能源、新动力，股份制商业集团公司必须采取集约型的经营战略，充分考虑买方市场的性质，努力适应成熟行业的经营特点，在集团公司经营战略的设计和制定中，力求降低资金成本、经营成本和服务成本，使集团的价值活动产生尽可能多的溢价，以保持和提高集团公司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实力。集约型的财务战略股份制商业集团公司集约化经营战略的实施，要求有综合控制集团公司全部价值活动的财务管理的有力支持和密切配合，要求集团公司在相应的财务战略中实行资金的集约运营、低成本筹措和高效益使用。股份制商业集团公司的财务战略从属于集团的经营战备，根植于集团公司的理财环境，决定于集团公司全局的和长远的需要。财务战略支撑着集团公司理财的基本框架，决定着集团公司资源配置的取向和效率，是集团公司经营方针和经营战略成功实施的基础与保证。根据变化后的股份制商业集团公司的经营环境与经营战略，顺应经济周期的变化过程和商业行业的发展阶段，综合考虑集团公司财务活动的各种相关因素，以及集团公司财务资源的数量、质量与分布状态，股份制商业集团公司应选择以提高经济效益和扩大权益资金为核心的财务战略，确立与经济运行周期相配合的投资标准、压缩管理费用、放弃次要财务利益，全力实现集团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财务战略目标，并且在其财务战略的指导下，通过有效的财务调节对集团公司有限的财务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通过财务控制对财务活动作出正确的判断与评价，通过财务分析与决策对财务方案、财务目标、财务利益和风险进行取舍与平衡，形成财务资源集约化管理的局势。财务分配战略及其理论依据对于股份制商业集团而言，公司的财务战略尤以分配战略对其财务关系、财务活动以及财务目标的影响最为深刻、最为显著。财务分配战略是股份制商业集团公司财务战略的重要组成，它对于规范集团公司的财务行为、协调集团公司与各方面的财务关系意义重大。财务分配战略从根本上决定着集团公司资金的来源和渠道，决定着集团公司资金的使用与配置，从而决定着集团公司财务管理的效益与效率。股份制商业集团公司的财务分配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既受到有关法律、契约的限制，又受到集团公司资产的变现能力、集团公司筹资、投资的需求与能力的影响，同时又受到集团公司盈利的稳定性以及股东意愿的制约。财务效益战略还同集团公司的发展阶段、集团公司的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由于股份制商业集团公司在初创时期与扩张时期，采用的是单纯的数量扩张方式，表现出短期内高速增长的特征，而当集团公司的经营战略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时，其经济增长方式也必须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这种转变要求加强财务战略的设计与管理，通过集团公司筹资、投资以及利润分配一系列整体财务战略的实施，抵制高投入、低效益的资源耗费型的粗放经营战略倾向。这种转变要求加大财务创新的力度，通过分配战略抑制集团公司负债规模扩大和投资欲望扩张的冲动，以增加权益资本、降低集团公司的负债比率，实现集团合理的财务资源的配置和资本结构。虽然股利政策的类型多样、股利政策理论多种，但无论是选择剩余股利政策、还是稳定增长的股利政策，无论是依据股利相关理论、还是股利无关理论，都必须从支持集团公司价值最大、股东财富最大的财务目标的实现的角度出发，进行集团公司财务分配战略的设计和制定。由于集团公司的财务分配战略直接影响集团公司的资本结构、从而影响集团公司的总价值，故可从权衡模型出发，结合融资无差别点模型和不对称信息理论，探索和寻求股份制商业集团公司财务分配战略制定的数量依据。在考虑减税收益、代理成本和财务拮据成本的条件下，公司负债经营与不负债经营的价值最大化关系，可利用权衡模型表示如下：公司价值[,负债]＝公司价值[,不负债]＋减税收益－代理成本－财务拮据成本财务拮据成本是公司一旦陷入财务困境所要承担的各种成本和费用，代理成本则是公司处理所有者与管理者、股东与债权人等各种代理关系所耗费的一切成本和费用。由于负债筹资可以带来相应的减税收益，故资本结构中应有一定数量的负债，但另一方面财务拮据成本与代理成本又限制着负债筹资方式的使用，超过临界点这些成本就会抵消负债的减税利益。权衡模型提供了确定集团公司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资本结构的基本途径。在变迁了的经营环境中股份制商业集团公司的代理成本、财务拮据成本相对于减税收益偏高，故集团公司应缩小负债规模。又由于集团公司在资金规模、借入资金利息率、销售成本率、销售税率不变的情况下，融资无差别点的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是确定的，但集团公司相对萎缩的销售收入和下降的经营利润，有可能低于集团公司融资无差别点的临界值，因而只有减少负债、扩大自有资金的比例，才能接近使股东财富、公司价值趋于相对最大化的资本结构。另外销售收入的减少引起本来可以作为红利分给股东的自由现金流量的减少，因而限制了向股东支付股利的数量。而这种情形下，集团公司为偿还原来举债的本息，也必须更有效地使用其由于少支付股利而积存下来的可任意支配的自由现金流量，因此减少股利支付的分配战略将提高集团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由于公司理财环境的信息不对称性，即公司的经理人员总是比普通的投资者掌握更多的、更真实的、更准确的公司经营与发展的信息，因此股份制商业集团公司的财务分配战略以及相应的股利政策，应根据其未来的经营需要和投资机会，根据预期的现金流量来制定，而非直接地考虑股东们的意愿。为满足资金集约化运营的需要，为适应前述的商业企业集团的经营环境，必须调整原来的财务风险偏高的资金结构，制定建立在降低负债保持筹资储备能力基础之上的，追求集团价值最大化的财务分配战略。根据不对称信息理论，为了提高公司价值，应当提高公司自有资本的比重，降低负债比率，增强自我筹资能力。由于使用留用利润的成本比筹措外部权益、债务资金的成本更低廉，权益资本筹措的顺序理应优先考虑集团公司的内部资金来源，即留用利润，因此股份制商业集团公司可采用不分股利或支付股票股利的股利支付方式，并且将大部分的留用利润转为经营资金，提高股本比重、降低负债比率，以紧缩型的财务分配战略配合集约型的资金运营模式和集约型的经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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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2000 Vol.11 No.3 P.342-345多Agent系统的几种规范生成机制王一川 石纯一摘要 HCR(highest cumulative reward)是多agent系统中的一种规范生成机制,但在该机制下，系统的规范不能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文章建立了规范的定义,分析了规范的稳定性,给出了用于规范生成的HAR(highest average reward)和HRR(highest recent reward)机制,适于规范的演化,并比HCR机制有更好的收敛速度.关键词 多agent系统,协调,规范,突现行为,演化.中图法分类号 TP18Strategy-Selection Rules for Developing Conventions in Multi-Agent SystemWANG Yi-chuan SHI Chun-yi(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Abstract Highest cumulative reward (HCR) is a rule for developing conventions in multi-agent systems.But it will keep system maintaining an emerged convention from evolving to more rational ones while conditions of system are developing.In this paper,the notion of conventions is defined,and the stability of them is analyzed.Furthermore,two rules called highest average reward (HAR) and highest recent reward (HRR) are introduced.They both guarantee the evolving process of stable conventions,and the convergence rate of them is better than that of HCR.Key words Multi-Agent system,coordination,convention,emergent behavior,evolution.行为规范是agent协调机制的一种.Agent在交互时,根据行为规范在多个可能的行为之间直接作出选择,从而减少通信和协调开销.行为规范可以由设计者事先规定,也可以在某种机制的约束下由系统在运行中生成［1,2］.后者又可分为两类,一类由中央控制结点来确定行为规范,另一类不存在中央控制的特权结点.各agent地位平等,在交互过程中逐渐生成规范,具有灵活、实现简单等优点.下面的分析只针对后一类.MAS中的规范有生成、稳定和演化等过程,前者涉及行为策略的传播和行为的传播,后两者与系统达到规范状态后的变化有关.规范形成后,当某些agent为获得更高的短期收益而违反规范时,遵循规范的其他agent收益发生变化,此时，规范可能表现出保持稳定、产生波动或者解体的变化,这是规范的稳定过程.与之相似,当系统中未知行为被发现,使得系统中出现更优的行为策略时,规范向新行为策略的转化是规范的演化过程.规范的生成过程从局部来看,也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此外,采用规范的目的是在保证优化的同时减少协调开销,因而要求最终在全局范围内agent行为策略相同［3,4］是不必要的.以往提出的规范生成机制可分为价值机制［3,5,6］和其他机制［7］,两者都未能考虑到规范的稳定过程和演化过程.文献［3］在对策论的框架下定义了社会规范,用HCR(highest cumulative reward)机制来保证在各种情形下生成有效的规范,agent以历次交互中的各行为策略的累积收益为选择行为的依据.HCR机制的缺点是不利于演化,同时，agent必须预先知道行为策略集.文献［6］在HCR的基础上研究了agent交互的局部性和权威性对于规范生成结果的影响,以及在树型或层次型组织结构下规范的生成过程.这种方式仍有HCR机制的缺陷,并且组织结构中不同层次的agent计算能力由设计者预先设定,不能在动态过程中保证其合理性.文献［7］利用模仿机制研究了agent规范生成过程与收敛性、收敛速度有关的几个参数.Agent记录每次交互时对方的行为策略,并根据历史信息来选择当前策略,其缺点是系统只会收敛到初始概率较高的策略.文献［5］研究了行为策略的传播过程,并比较了不同的传播方式的效率和可行性,但未涉及agent个体对行为策略的评价和取舍过程.1 规范的定义我们先给出几个必要的概念：E=（e1,e2,...,en）,其中ei是给定的第i个agent交互时所处的场景,ei与ej(i≠j)可能是相等的；C为E中所有不同元素构成的集合；A=｛a1,a2,...,ap｝为交互中可选行为集；F=｛f1,f2,...,fq｝为行为策略集,其中fi：C→A.效用函数u：An→Rn,u(αi1,αi2,...,αin)=(ui1,ui2,...,uin),其中uij为参与交互的agent在场景ej下实施行为αij得到的收益；总效用函数U：An→R,U(αi1,αi2,...,αin)=ui1+ui2 +...+uin.F上等价关系“≈”,fi≈fjU(fi(e1),fi(e2),...,fi(en))=U(fj(e1),fj(e2),...,fj(en)),由此得到F集上的一个划分｛F1,F2,...,Fs｝,不妨设其系统效用依次递增.定义F集上相容子集Fc：对任意fi1,fi2,...,fin∈Fc,有U(fi1(e1),fi2(e2),...,fin(en))≡UFc,UFc为一常数.显然,相容集中各f等价.令F上所有相容集的集合为FC.定义规范：Conv∈FC,即规范是F上任一相容子集,相容性用以保证行为策略间不发生冲突.如果Conv是最优等价集上的相容子集,则称该规范是全局优化规范.假定agent在交互中机会均等,则在一次遵循规范Conv的交互前,agent对自身收益的期望为eu=UConvn,此时全局优化的规范也满足agent的个体利益.为了分析规范的稳定性,我们定义行为策略f对相容集Fc的优超：若存在k∈［1,n］,fj1,fj2,...,fjn∈Fc,f∈F,有u(fj1(e1),fj2(e2),...,fjn(en))=(uj1,uj2,...,ujn),u(fj1(e1),fj2(e2),...,f(ek),...,fjn(en))=(uj1′,uj2′,...,ujk′,...,ujn′),且U(fj1(e1),fj2(e2),...,f(ek),...,fjn(en))<UFc和ujk′>ujk,即实施行为策略f的agent在损害整体收益的同时增加自身收益,此时称f优超相容集Fc.若对于某相容集F不存在这样的f,则Fc是稳定的；若存在某个f,对任意fj1,fj2,...,fjn∈Fc都有U(fj1(e1),fj2(e2),...,f(ek),...,fjn(en))<UFc和ujk′>ujk成立,则Fc是不稳定的；其他的情形介于稳定和不稳定之间,并可根据被优超的情况定义其稳定程度.显然,相容集在稳定性上优于其真子集.2 HAR和HRR算法HCR机制不能够满足演化的要求,因而在基于传播的规范生成过程中不能保证收敛.我们给出HAR(highest average reward)和HRR(highest recent reword)机制来消除累积效应,适合于规范的收敛和演化.HAR以历史信息中各行为策略的平均收益作为选择当前行为策略的依据,用平均值来替代HCR中的累积值.HRR在累计历史信息时利用归一化后的加权系数,给予越近发生的收益以越高的权值,由于归一化而消除了HCR的累积效应.但对于潜在规范不稳定的情形,HAR和HRR也不能使系统收敛到规范.下面给出算法HAR和HRR.设C={e1,e2,...,em},A={a1,a2,...,aq},并假设agent初始时知道所有可行行为.算法1.HAR定义收益数组reward［m］［q］,用来累积在某场景下采用某行为的收益；当前策略curStr［m］,用于记录当前策略中m场景下所对应的行为;交互次数数组times［m］［q］,用于记录在某场景下采用某行为的次数.(1) 初始化reward［m］［q］所有元素值设为某较大值,使得在各场景下不同的行为都有机会被执行.curStr［m］随机初始化为［1,q］区间上的任意值.times［m］［q］各元素初始化为某正常数.其直观含义为agent对自身判断的信任程度.(2) 每次交互,执行以下几步：(a) 根据当前场景ei,得到当前策略下的对应行为acurStr［i］；(b) 执行行为acurStr［i］,得到收益 cur－u；(c) reward［i］［curStr［m］］增加 cur－u;times［i］［curStr［m］］增1；(d) 如果cur－u<reward［i］［curStr［m］］times［i］［curStr［m］］,则重新选择在场景ei下应采取的行为aj,使得对任意k∈［1,q］,有reward［i］［j］times［i］［j］≥reward［i］［k］／times［i］［k］；令curStr［i］=j.算法2.HRR定义收益数组reward［m］［q］用于记录累积加权收益；当前策略curStr［m］含义同算法HAR；取定weight∈［0,1］为加权比.(1) 初始化reward［m］［q］所有元素值设为某较大值,使得在各场景下不同的行为都有机会被执行.curStr［m］随机初始化为［1,q］区间上的任意值.(2) 每次交互,执行以下几步：(a) 根据当前场景ei,得到当前策略下的对应行为acurStr［i］；(b) 执行行为acurStr［i］,得到收益 cur－u；(c) reward［i］［curStr［m］］= reward［i］［curStr［m］］×weight+cur－u×(1-weight)；(d) 如果cur－u<reward［i］［curStr［m］］,则重新选择在场景ei下应采取的行为aj,使得任意k∈［1,q］,有reward［i］［j］≥reward［i］［k］；令curStr［i］=j.3 实验分析3.1 实验说明实验背景由100个agent组成,agent两两随机交互,用于检验行为规范生成机制的收敛性和演化性.收敛的标准是连续1 000次交互中按规范进行的次数大于950次,并以其最早出现的时刻为收敛时刻.每个实验限定交互次数为8 000次,各做1 000回.实验1.正值收益情形下各机制的收敛性E=(e1,e1)；A={a1,a2}；u(a1,a1)=u(a2,a2)=(4,4),u(a2,a1)=u(a1,a2)=(1,1)；F={f1,f2},f1(e1)=a1,f2(e1)=a2.初始时每个agent知道全部两种行为.HRR中取weight=0.8.实验2.不同初始概率下各机制的收敛性E=(e1,e1)；A={a1,a2}；u(a1,a1)=(4,4),u(a2,a2)=(1,1),u(a2,a1)=u(a1,a2)=(-1,-1)；F={f1,f2},f1(e1)=a1,f2(e1)=a2.初始时每个agent只知道一种策略,该策略是f1的概率，为P,agent在交互中相互传播策略.当P较小时,系统向f1的收敛过程也是一个规范演化的过程.HRR中取weight=0.8.HCR中已知而未尝试的行为策略在选择时有优先权.3.2 实验结果在实验1中，HAR和HRR算法在1 000回中全部收敛,而HCR算法均不能收敛.实验2的结果见表1,表中内容为在标定交互次数内1 000回测试所收敛的回数.可以看出,当P不同时,HCR的收敛性的变化很大,P越大，收敛性越好.HAR和HRR算法对不同的P都有很好的收敛性.Table 1表11 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HCR P=1/2997999999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HCR P=1/3650778811820830831834836HCR P=1/4178284328345357363365367HCR P=1/6929353838404040HCR P=1/2500000000HAR P=1/2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HAR P=1/25954976976976976976976976HRR P=1/2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HRR P=1/259779779779779779779779773.3 结果分析当agent知道效用函数所确立的映射时,可以将整个收益的计算平移到零值左右,此时,HCR机制仍可能起作用.但在实际情况中,agent很难预先知道由系统决定的效用函数,实验1的意义就在于指出HCR机制对agent认知能力的这种要求,而HAR和HRR机制没有这个限制.实验2中,HCR机制的收敛性与P值有关,P越大,收敛性越好；P值较小时,初始策略为f2的agent能够在互相交互中积累足够的收益来阻碍f1的再次被选取,同时也使当前策略为f1的agent互相交互的可能性减少.4 结 语本文以无冲突为基点建立了多场景下规范的一般模型,通过分析规范的生成过程,给出了两种基于价值选择的规范生成机制,并通过分析实验比较了几种机制在简单情形下的收敛性.本文没有讨论agent对于场景的识别而假定agent内在具备识别场景的能力,但在一些情形下,场景的识别与行为的收益有关,和规范的生成互相影响,使得规范的生成过程更加复杂.实验中不存在优超行为策略,因而没有检验规范生成机制的稳定性.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69773026,69733020)资助.王一川,1973年生,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分布式人工智能.石纯一,1935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应用基础.王一川(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北京 100084)石纯一(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北京 100084)参考文献1，Ephrati E,Pollack M E,Ur S.Deriving multi-agent coordination through filtering strategies.In:Mellish C S ed.Proceedings of the 14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 1.San Mateo,CA: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1995.679～6852，Goldman C V,Rosenschein J S.Emergent coordin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cooperative state-changing rules.In:Proceedings of the 12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 1.Cambridge,MA:MIT Press,1994.408～4133，Shoham Y,Tennenholtz M.On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conventions:modeling,analysis,and simulations.Artificial Intelligence,1997,94(1～2):139～1664，Tennenholtz M.On stable social laws and qualitative equilibria.Artificial Intelligence,1998,102(1):1～205，Luo Yi.Agent model and solving method in multi-agent system ［Ph.D.Thesis］.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1996(罗翊.多Agent系统中Agent模型和求解方法［博士学位论文］.北京:清华大学,1996)6，Kittock J E.The impact of locality and authority on emergent conventions:initial observations.In:Proceedings of the 12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 1.Cambridge,MA:MIT Press,1994.420～4257，Walker A,Wooldridge M.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of conventions in multi-agent systems.In:Lesser V,Gasser L eds.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Agent Systems.Cambridge,MA:MIT Press,1995.384～389收稿日期：1998-12-01修稿日期：199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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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5期 Vol.35 No.5 1999对我国篮球运动成绩下滑的调查与分析罗加冰摘要：近年来，我国篮球运动成绩严重下滑，为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专家量化评定法，筛选出造成我国篮球运动成绩下滑的8大因素，并对此进行了分析讨论。关键词：中国∥篮球∥成绩∥因素分析An Analysis on the Performance Decline ofChinese Basketball PlayerLuo JiabingAbstract: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basketball players has sharply declined in recent years.This paper therefore listed 8 factors to account for such a striking decline by applying questionnaires and expert quantitative survey and succeedingly makes some furthe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Key words: China∥basketball∥performance∥factor analysis1 选题依据1997年，中国国家男、女篮球队均从亚洲冠军跌至第3名，男队失掉参加第13届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的机会，国家青年队在亚洲及世界比赛中成绩也不理想。中国篮球运动成绩出现大滑坡的严重局面。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因素是什么?目前国内篮球运动业内人士及篮球爱好者都在充分关注，都在进行思考和总结。为此，本文试图运用专家调查法与量化评定及因素分析法探讨其存在的主要问题。2 研究方法2.1 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中国篮球界20名专家、教授(包括香港、台湾)。调查方法：第1轮问卷调查采取设计表格和调查内容，邀请专家、教授根据自己的经验与认识，对造成中国篮球运动成绩下滑的诸因素进行筛选并下评语。第2轮调查将第1轮调查结果再反馈给其中12名专家、教授，同样根据自己的经验与认识，采用5级评分方法(即：影响最大为1分，较大为0.75分，一般为0.50分，较小为0.25分，最小为0分)对造成中国篮球运动成绩下滑的诸因素进行量化评定。2.2 观察法观察对象：第19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录像。1997～1998全国男子篮球甲A联赛。观察方法：临场观察统计、技术录像分析。2.3 文献研究法阅读法：精读有关中、外篮球业内人士(文件、报道、讲话、述评、著作、论文)对造成中国篮球运动成绩下滑诸因素的评论、分析与建议。资料整理法：将研究内容整理、分类、分档，进行分析比较。3 研究结果与分析第1轮问卷调查结果，专家们从诸因素中筛选出8大因素认为是造成中国篮球运动成绩下滑的主要因素(表1)。表 1 造成中国篮球运动成绩下滑的8大因素及专家对各因素支持率比较一览表选拔制度后备人才体制问题球队管理敬业精神教练水平训练水平竞赛体制支持率(人)4713181615186%2035659080759030第2轮问卷调查结果，专家们对造成中国篮球运动成绩下滑的8大因素按其影响的大小进行量化评定。从表1、表2中反映出，专家们一致认为，造成中国篮球运动成绩下滑的主要因素集中在8个方面，而球队管理不严和训练水平下降被列为造成中国篮球运动成绩下滑的首要因素，专家对该观点支持率占90%。专家量化评定球队管理为0.833，训练水平为0.750。在问卷调查的评语中，专家们针对中国篮球队及各俱乐部队管理不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过去，在运动队总讲“三分训练，七分管理”，本文作者对此却持不同观点。现代篮球运动发展趋势证明，球队管理与训练水平的重要地位应该是同等的，这一认识与专家调查结果基本吻合。目前，国内制定的球队管理条例不细、不严，在执行中也有偏差。有些运动员不珍惜自己在国家队打球的荣誉，名气大了，脾气也大了，不服从管理，自以为是，搞特殊化，不尊重教练，有时与队友或者教练矛盾激化，想走就走。这些都是球队管理不严和教育不够的结果。八一男篮之所以能够长期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其球队管理在全国是最严的，训练质量在全国是很高的，运动员们都非常珍惜在八一队打球的机会，平时训练努力、自觉。八一男篮在联赛中能获冠军，靠的是严格的管理，优良的传统，好的作风。表 2 专家对造成中国篮球运动成绩下滑的8大因素量化评定比较一览表选拔制度后备人才体制问题球队管理敬业精神教练水平训练水平竞赛体制X100.250.7510.750.750.750.25X20.250.500.500.75110.750.25X30.250.500.500.750.750.5010X400.250.500.750.500.500.500.25X50.250.250.500.750.500.250.500.25X600.250.5010.250.7510.25X70.250.250.750.750.750.500.500.25X800.250.500.750.750.750.750X900.250.750.750.7510.500.25X100.2500.5010.500.7510X110.250.250.500.7510.5010.25X1200.250.75110.500.750.25合计1.503.257.00108.507.509.602.25平均0.1250.2710.5830.8330.7080.6250.7500.187训练水平下降也是造成中国篮球运动成绩下滑的首要因素，在训练中坚持“从难、从严、从实际出发和大运动量训练”不够。目前，我国各俱乐部队乃至国家队训练课显得松散，强度、难度和数量上不去，训练手段的针对性不够。如何针对未来的对手并进行实战训练是关键。第12届亚运会中国女篮以73∶103负于韩国队，输球的关键在于教练员对韩国女篮打法及整体实力了解不够，更谈不上针对性训练。另外，由于俱乐部商业意识加强，一般俱乐部球员的月工资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篮球运动员收入丰厚了，但吃苦耐劳和拼搏精神下降了，训练中对练防守不感兴趣，如果是身体训练课，那更是怨声载道和敷衍了事。要知道，当代篮球运动临场对抗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身体对抗，运动员没有力量，没有速度，没有拼命精神和必胜信心，在身体对抗中只能失败。在篮球训练中，身体训练才是真正最教育人、最锻炼人和最发展人的。从表1、表2中还反映出，运动员的敬业精神和教练水平专家支持率分别占80%和75%，专家量化评定为0.708和0.625。过去，球队一输球责任全在教练员，这种意识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显然对教练员是不公平的。本研究结果得出，职业球员打球时敬业精神太差，不良习惯并长期积累是造成中国篮球运动成绩下滑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程度居第3位。这一结果应该引起中国篮球运动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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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机与应用MICROCOMPUTER & ITS APPLICATIONS1999年 第18卷 第1期 Vol.18 No.1 1999VB和AUTOCAD for Windows 之间的DDE通信程远国 成军农 王俊摘要：在Visual Basic和AutoCAD之间建立DDE通信的方法和步骤，并结合实例进行了说明。关键词：Visual Basic语言 AutoCAD绘图软件 动态数据交换(DDE)AutoCAD for Windows 软件是国内比较流行的CAD软件，VB是Windows环境下主要的应用开发工具之一。VB和AutoCAD都支持强有力的DDE功能，用VB编写具有DDE功能的程序来控制AutoCAD，既能与AutoCAD交换各种复杂的数据结构，又能向AutoCAD发送命令，有利于提高开发效率，缩短开发周期。本文结合实例介绍了用VB开发AutoCAD的途径和方法。1 VB和AutoCAD之间的DDE通信1.1 DDE简介DDE即动态数据交换(dynamic data exchange)，是指Windows环境下应用程序间进行实时数据交换和通信。其中提出交换请求的1方称为客户程序(Client Application)，对交换请求作出反应或提供服务的1方称为服务程序(Server Application)。2个应用程序之间进行动态数据交换，实际上是在它们之间建立了1条数据通道。服务程序和客户程序之间的数据传递有“热链接”和“冷链接”2种方式。所谓“热链接”是指源数据改变后，自动对客户程序使用的相关数据进行修改，而无需客户程序提出更新数据的要求。“冷链接”是指源数据改变后，只有在客户程序提出更新数据的要求后才更改客户程序所使用的数据。笔者将VB作为服务程序，把AutoCAD作为客户程序，由VB发出AutoCAD能够使用的命令，然后，通过冷链接的方式将绘图命令作为1批数据发送到AutoCAD中去。AutoCAD接受数据后，就正常地执行数据中包含的命令，从而达到控制AutoCAD的目的。1.2 VB中使用DDE的方法和步骤(1)通过链接控件建立VB和AutoCAD之间的链接关系。VB中能和其他Windows应用程序建立DDE通道的控件有文本框、标签和图片框。通过设置这些控件的如下属性值来建立和AutoCAD的链接关系。LinkMode属性用来建立DDE的链接方式，其值可设置为：“0-None”(缺省)：没有DDE交互；“1-Hot”：热链接；“2-Cold”：冷链接。LinkTopic属性值确定客户程序名和通信主题，格式为：服务器应用程序名｜标题对于AutoCAD r14，即为：autocad.r14.ddc｜system。(2)执行上述控件的LinkExecute方法进行DDE通信。(3)设置控件的LinkMode属性为0来关闭DDE链接。2 实例1.在VB环境下启动1个新工程，建立1个新窗体，其控件属性如表1所示。其中文本框txtLinkCAD用于向AutoCAD发送命令。表1 窗体内的控件属性描述控件类型属性属性值控件类型属性属性值文本框NametxtLinkCAD命令按钮NameCmdDeleteTextTextl Caption删除命令按钮NamecmdLinkCAD命令按钮NameCmdEmdCaption建立链接 Caption结束命令按钮NamecmdLineCaption直线2.编写如下代码：Private Sub cmdDeleteClick()`向AutoCAD发送“删除”命令txtLinkCAD.LinkExecute“erase"+Chr(13)End SubPrivate Sub cmdEndClick()`关闭已经建立的DDE链接，结束程序运行txtLinkCAD.LinkMode=0‘置LinkMode的属性值为0，以清‘除DDE链接End SubPrivate Sub cmdLineClick()`向AutoCAD发出“直线”命令，chr(13)代表回车键txtLinkExecute“line"+Chr(13)End SubPrivate Sub cmdLinkCADClick(Index As Integer)`设定用于DDE通信的主题，用于通知AutoCAD由谁来提‘供数据，“AutoCAD.r14.dde"为应用程序名，“system"为通‘信的主题txtLinkCAD.LinkTopic=“autocad.r14.dde｜systcm"‘LinkMode属性用于建立链接，LinkMode=2表示以冷链接‘模式激活DDE通道txtLinkCAD.LineMode=2End Sub3.程序运行程序在中文Windows95、VB5.0中文企业版、AutoCAD R14环境下通过。注意在运行前，一定要先加载AutoCAD。单击“建立链接”按钮，完成VB应用程序和AutoCAD间DDE通道的建立。单击“直线”和“删除”按钮，VB应用程序向AutoCAD发送“直线”和“删除”命令，单击“结束”按钮，关闭已建立的DDE通道，结束程序运行。3 结论1997年5月，AutoDesk公司推出了AutoCAD R14版本，它提供的ActiveX Automation编程技术，标志着AutoCAD 2次开发技术取得了历史性的转折。ActiveX Automation是面向对象的编程接口，它使用了OLE的Automation技术，AutoCAD被登录为1个其他Windows应用程序可以操作的对象，用户可以访问AutoCAD所有的图形对象和非图形对象，可以使用多种Windows95编程语言如VB，VC＋＋，Delphi等来进行2次开发。笔者用VB5.0通过AutoCAD R14的ActiveX Automation技术开发了1个完整的矿井通风图形处理系统，体会是：在传送标准AutoCAD命令(例如“Modify”)菜单下的图形编辑命令、“Drawing”菜单下实体绘制命令(如直线、弧线等)时，使用DDE反而更方便(尽管它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技术)，但在操纵图形实体如获取实体数据(控制点坐标、颜色、图层、线型等)等方面则不如使用ActiveX Automation技术，将它们结合使用会大大提高开发效率。作者单位：徐州中国矿业大学通风与安全实验室(221008)参考文献1 林启隆.Visual Basic for Windows程序设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2 Craing J C.Microsoft Visual Basic 4.0开发人员指南，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97(收稿日期：1998-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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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05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津 【原刊期号】199903 【原刊页号】12～17,65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复印期号】199908 【 标 题 】论３０年代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 【 作 者 】张健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1000875 【内容提要】30年代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当时的现实主义剧作家采取了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模式，以求达到主体性和客观 性、倾向性和写实性的统一。其中一种更偏重于主体性和倾向性，另一种则更注重客观性和写实性。这两种创作模式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最终推动了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拓展和深化。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的形成，是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30年代话剧艺术的精髓。【关 键 词】中国话剧/艺术精神/现实主义 【 正 文 】 在中国话剧史上，30年代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中国话剧正是在这一时期明显走向成熟的。就此而言，30年代的话剧艺术精神对于中国话剧后来的走向和命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就30年代中国话剧艺术精神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现实主义：30年代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就总体而言，30年代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十年”里，尽管现实主义思想在新文化界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影响，但这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为人生”或“直面人生”的时代要求而为人们所认识和拥护的，至于它在戏剧上作为一种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创作原则，似乎还很少有人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与实践。因此，正如孙庆升先生所指出的：五四时期实际上是“浪漫主义戏剧的黄金时代”；就创作实绩而言，田汉的抒情剧和郭沫若的历史剧似乎可以表明，当时浪漫主义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甚至超过现实主义戏剧”。（注：参见孙庆升：《中国现代戏剧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进入第二个“十年”以后，上述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30年代开始，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逐步进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在30年代，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具体理解或许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仅仅把它当作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原则，而且还将其与一系列的具体创作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促进了现实主义在30年代话剧艺术中明显拓展和不断深化。中国现实主义文艺在这种拓展和深化中，不仅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而且很快在中国现代戏剧的历史舞台上占据了中心的位置。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界从救亡图强的热切愿望出发，高度张扬了关注现实、认识现实、批判现实以至最终改造现实的精神，从而逐渐使其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潮。这也就是说，从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伊始，现实主义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强大的思想基础。然而，这种思想上的优势在第一个“十年”里却未能于话剧艺术本身充分地体现出来，究其原因，有以下两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其一，关系到中国传统戏剧的艺术精神问题。中国古代，关于文艺的审美教育作用，固然有“兴”、“观”、“群”、“怨”之说，但是，“兴”毕竟是第一位的，而且还是其它三者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一点上，《乐记》的主导思想与其完全相合。《乐记》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艺术美学专著，在实质上是我国古代艺术精神在其奠基阶段的全面总结。全书的核心就在一个“情”字。书中固然还有“象成”之说，但“象成”的目的在于“饰喜”，可见表达情感仍是其主要方面。当然，《乐记》并不主张绝对意义上的“表情”，而主张以道制欲、以礼节情。但是，这种礼乐之说显然是以艺术的本质在于“表情”这样一种基本认识为其理论前提的。中国传统戏曲与诗词的联系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古代戏剧注重主观表现的艺术取向。中国古典戏剧中当然也会包含着反映现实的社会内容，但其最擅长的显然是正面抒写主体对于美好事物和理想社会的精神希冀与企盼。故事情节上的陈陈相因、艺术表现上的程式化、永无休止的大团圆，从许多方面证明了古典戏曲在反映现实上的欠缺。当古代戏剧的上述特点最终被内化到戏剧思维层面的时候，它势必会对现实主义戏剧在中国的发展构成一种强大的文化制约力。同浪漫主义戏剧相比，中国的现实主义戏剧为什么在五四时期会出现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我们由此可以得到部分的解释。其二，涉及到现实主义戏剧的自身特点。现实主义戏剧最注重的是艺术表现上的客观性。一般来说，它并不排斥作家的主观情感和理性认识，但是强调这一切必须通过客观的描写现实表现出来。这样，现实主义戏剧在传达主体精神的时候，必然要通过细致的艺术情节和细节，并且要将剧作者对生活、人物、事件的评价和激情自然而然地熔铸于典型场景中去。因此，它的成熟显然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更长的时间。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发现现实主义戏剧发展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好主体性和客观性、倾向性和写实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这一点也正是始终困扰着30年代现实主义剧作家的主要问题。1929年，欧阳予倩曾经表示：“要把写实的范围，扩充大了，庶几灵肉得以一致，换句话说，就是要使现实和灵感互相照应互相证明。灵的描写，和肉的描写，本不是不能一致的。我们赞同的写实主义，就是这样。”（注：欧阳予倩：《今日写实主义》，《戏剧》第1 卷第2期（1929年7月）。）这种对于“灵肉得以一致”的“写实主义”的追求，正是30年代现实主义戏剧渴求主体性和客观性、倾向性和写实性相统一的另一种表达。从这一点出发，30年代的现实主义剧作家采取了两种最基本的创作模式，以求最终达到主体性和客观性、倾向性和写实性的统一。其中一种更偏重于主体性和倾向性，另一种则更注重客观性和写实性。这两种创作模式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影响，最终推动了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拓展和深化。现实主义戏剧的两种基本创作模式30年代的左翼戏剧家们，经常使用的是第一种创作模式。他们虽然也主张社会现实描写的真实性，但是更热衷于追求描写的正确性，强调主体在反映或表现过程中的革命立场和前卫眼光。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能择取那些关系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的社会性或政治性的主题，注意题材的拓展，反映出现代中国在社会激变期的真实。这些作品不仅为中国的现代戏剧提供了恢宏的社会背景，而且也赋予其一种强悍有力的社会功能系统。他们的作品在总体上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戏剧艺术既然不可避免地要和外部世界建立起广泛的社会联系，并且在这些联系中对社会生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实际影响，那么它就完全应该义无反顾地介入这种联系，积极主动地推进社会的变革和进步；而在一个惟有奋斗和抗争才能赢得民族生存和社会解放的特殊的历史年代中，情况尤其应当如此。田汉参加“左联”后的戏剧创作和洪深的《农村三部曲》正是这一模式的代表性作品。1930年以后，随着政治上的左转，田汉的剧作逐渐具有了革命现实主义的特色。作家在力求客观真实地处理阶级斗争和民族题材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创作主体倾向性的表达。《乱钟》是田汉3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剧本描写了东北大学爱国学生在“九・一八”之夜的英勇行为。该剧在上海首演时，恰逢“一・二八”之夜。当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的炮声打响的时候，正在观剧的两千多名华侨学生像剧中人那样冲到了操场，召开了抗敌誓师大会。在这里，生活和艺术、现实的真实描写和主体倾向的充分表达融成了一体，显示出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的巨大力量。为了努力做到倾向性和真实性的统一，田汉此期的作品较多地运用了对比的方法。其实，这也是当时许多左翼剧作家经常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在这些两元或多元的对比中，一般总有一方更明显地代表了剧作家的主体倾向，而另外的一方或几方则更明显地具有真实性或客观性的色彩。在《战友》、《雪中的行商》、《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水银灯下》、《回春之曲》等剧中，田汉以瞎了双眼但仍然念念不忘抗战的大学生、从沦陷区漂泊而来的行商、由东北流亡到南方的女教师、负伤后来沪的义勇军战士和爱国华侨为一方，同国民党统治之下的贪图安逸、抗日情绪日见消沉的社会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们在这种极大的反差中，深化对于现实的认识、激发爱国的热情。这些作品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同时也起到了改造现实的审美教育作用。洪深的《农村三部曲》是中国话剧史上最早的比较成功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状况和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系列作品。《五奎桥》描写了农民与地主豪绅之间的斗争；《香稻米》透视了江南农村的破产；《青龙潭》表现了广大农民在天灾与人祸双重打击下的躁动不安的复杂心态。尽管这几部作品带有某种社会分析的色彩，尽管有的论者将它们说成是“与动的现实主义相对立的一种机械的现实主义”（注：张庚：《洪深与〈农村三部曲〉》，《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6年8 月）。）的作品，但是《农村三部曲》毕竟真实地描绘了一幅中国二三十年代农村社会的全息画卷。作家进步的社会立场使作品真切地反映出中国农村潜在的革命形势，这是农村进一步变革的历史依据。作家对于客观真实性的自我要求，使作品没有夸大农民觉悟的程度，它们在描写农民自发反抗的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愚昧和迷信。因此，《农村三部曲》应当被视为30年代现实主义戏剧的一个重要的收获。第二种模式的代表性作品是曹禺和李健吾的剧作，以及欧阳予倩在广东戏研所期间创作的一些剧本。这些作品表现出了作家对于真实描写的不懈追求。其中，我们很难找到那种直接意义上的创作主体的代言者形象。作家们尽其可能地将自己的倾向性隐含在作品的结构方式、情节的进展和形象的塑造当中。他们的主体性更多地体现在艺术的审美创造方面，这使他们的作品在批判现实的过程中，同时也具备了更为明显的认知和审美的功能。欧阳予倩的六景剧《国粹》就是这方面很有研究价值的一篇作品。全剧并无统一的情节，而是凭借着多种对比关系将六个人生片段联缀而成。作品的真正意蕴则深植在“平行蒙太奇”、“对比蒙太奇”、“隐喻蒙太奇”和“时间蒙太奇”式的间架之中。它们最主要的逻辑结构就是对比。应当指出，这里的对比同上文提到的第一种模式中的对比有所不同。由于在这里找不到那种可以自足地代表作家主观倾向性的一方，因此，作品的最终结论只有到对比的“关系”当中去寻找，这样自然也就加强了作品的认知因素。《国粹》正是靠着这种近乎冷峻的对比力量透视出社会现实的本质，同时又在潜移默化之中表达了作家本人对于时代和人生的真知灼见。剧中的一景写一位绅士老爷花了500元钱买了位年轻的姨太太。 通过老爷对小妾的家训，使人意识到传统礼教的自相矛盾、虚假和荒谬。正在此时，一群“妇女解放运动者”前来讨伐纳妾者。老爷在这群“女志士”中偶然认出黄四家的五姨太，结果闹得啼笑皆非。二景写老爷和黄四会晤，借后者的自白告诉人们，所谓妇女解放运动者不过是些经过豪绅训练的姨太太，白天出外搞运动拿津贴，晚上回家仍给人作妾。三景写富室小姐与人斗富不过而和母亲发生的口角。四景写穷人家因贫困和高利贷的煎迫不得不卖女为婢。五景写沦为奴婢的穷女在主人家受到那位刚被买进的姨太太的虐待。六景写的是在“禁止贩卖人口”、“打倒蓄妾蓄婢”标语下发生的一幕惨剧：婢女和母亲私下相见，却被警察作为拐犯和逃犯当场拿获，押往区警察局。《国粹》的篇幅并不长，但是由于作家成功地创造出了一种新颖的戏剧形式，在短小的篇幅里却包含了相对丰富、真实的社会内容。蓄婢养妾封建陋习的残酷性、产生和维系这一恶俗陋习的社会根源、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实质及其统治初期的历史特点，在这里都被一一地揭示出来。特别是在一、五两景的比照中，对于被压迫者同时又是压迫者的揭示，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作品在反映现实方面的深度。在《国粹》中，我们还发现了欧阳予倩现实主义作品的另外一个特点，即作家时常将自己对于人生真谛和人类命运的认真思考与深切感受，熔铸到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和批判现实的艺术表达中。作家在《国粹》中借剧中人之口所发出的“我总觉得人待人不应当那样”的深沉感喟，使他的许多作品流淌着一种人性的热流，从而增强了其现实主义的艺术感染力。而曹禺和李健吾的创作实践则表明，这种对于人的生活及命运的关注正是第二种模式的现实主义戏剧赖以发展和深化的重要支点。人性的真实作为中国30年代的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剧作家，李健吾始终认为：“艺术是社会的反映”，“文学是人生的写照”，“艺术和人生虽二犹一”。这也正是其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但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文艺与人生“虽一犹二”的另外一个方面，他说：“艺术来自人生，不就是人生。”（注：《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73页。）任何一种艺术的提高， 都是从意识到艺术与人生的区别开始的，现实主义艺术同样不能例外。在他看来，作家面对的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变化不居的表象世界，尽管形态纷呈，但却无不出于同一的原质。文艺创作应当追索和表现的就是这种“多”中之“一”。这里的“一”具体包含了两个内容：宇宙人生的真实和深广的人性。从前一内容出发，作家强调了精神活动的重要性。因为，过去的理想孕育了今天的现实，今天的理想又孕育了明天的现实，所以只有在精神――理想的意义上才能把握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无限发展的真实。从后一内容出发，作家表达了对于人的关注。他认为现代人已进入了“人的世界”，因为他们“发见了一个庄严的观念，一种真实的存在，那真正指挥行动，降祸赐福，支配命运的――不是神鬼，而是人自己”（注：参见《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第44―45页。）。因此，人――真实而鲜活的人――应当成为文艺作品描写的中心。而从这两点出发，李健吾一方面强调了主体精神活动在文艺创作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了主体在认识一切观察一切过程中的自我克制。他希望艺术家们能够“具有丰盈的自觉，体会一己的狭隘，希冀远大的造诣”（注：《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第238页。），他盛赞创作中的“无我格”， 甚至说：“无我是一种力的征记。”（注：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394页。）关于现实主义作家的极致，李健吾有两个比喻：其一，他们应当像“吸水机”，汲取一切，然后喷向太阳，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颜色；其二，他们的精神应当像海，不仅一望无垠，而且纯洁到从星星一直照进海底（注：参见拙著《幽默行旅与讽刺之门――中国现代喜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362页。）。不能说李健吾完全做到了这两点，但它们毕竟反映出了作家在艺术上的真诚追求。无须讳言，这种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使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的主潮，但是另一方面又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与真实。李健吾戏剧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特征主要是通过对于人性复杂而真实的描写来实现的。在这方面，《这不过是春天》中厅长夫人的塑造很能说明问题。作为一位在浮华世界生活了十年的贵妇人，人们对于厅长夫人的第一印象是她的任性。她需要虚荣，但虚荣有时又令她厌烦；她可以怫然而去，然而旋即又会嘻笑而返。她任凭情绪的变换在自己的世界里上下翻滚。她对堂姐说：“告诉我，你怎么那么拿得稳自己？”说明她渴望把持住自己，但却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在作家看来，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她一直未能真正认识她自己，她是一个不能把握自我――离开了自己的人。旧日情人冯允平的闯入，把她带回了十年前的学生时代。尘封心底的记忆重新浮上了意识的表层。这个意味着初恋、青春和纯真的久已逝去的时代，对于她有如回归故乡的温馨，她发现了一个与她今天的生活迥然不同的世界。作为一面明镜，它让她从中照见了自己，在照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和“隐痛的另一面”的同时，也让她意识到人之所以为人应有的“意味”。应当注意一下厅长夫人在得出这种认识之前和之后的变化：在这之前，她对自己以外的世界毫无兴趣，“把人全看做填路的石子儿”；而在这之后，她不仅产生了想要了解别人的愿望，而且还抑制着内心的感伤，成全了别人的事业。李健吾中学时代曾经爱过一位漂亮的女生。上清华以后，那位女生便和他中断了来往，这使他一度非常痛苦。冯允平和厅长夫人离别的时间与作家同初恋情人分手的时间大致相同，如果这一点并非偶然，那么厅长夫人的原型很可能就是这位“女生”（注：参见徐士瑚：《李健吾的一生》，《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 但我们在剧中却很难找见那种失恋后痛苦的印记，作家向人们展示的却是一种细腻而复杂的人性最终的优美。这或许就是李健吾所向往的“无我格”。正是这种“无我格”促使作家不但代《以身作则》中的主人公――一位顽固的道学家――向读者谢罪，而且还坦诚地道出：他自己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反应，“竟难指实属于嘲笑或者同情”（注：参见李健吾：《以身作则・后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74年版。）。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村长之家》中的村长、《梁允达》中的梁允达、《十三年》中的黄天利、《新学究》中的康如水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通过上述人物的形象系列，作家生动地描写了发生在人性深层的善恶斗争，从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反映出了人性的真实。诗化的现实主义关于“人”，曹禺曾经这样说过：“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于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注：《曹禺全集》第5卷，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这段话虽然写于80年代，但却是作家整个创作道路的一个总结，同时也道出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之所以能够产生出如此巨大的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的一个“秘诀”。他的《雷雨》表现了作家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剧本描写了那么多不该发生的偶然，但是这些偶然在剧中却又都一一必然地发生了。蘩漪为了获得新的生命，最终得到的却是精神上的死灭；周萍为了走出自己的心狱，最终却导致了自己的死亡；周朴园几十年来一直勉力维持的体面家庭只消一个雷雨之夜便毁于一旦；侍萍30年来一直远避周家，但在30年之后却又鬼使神差般来到了周宅；这位不幸的女人生怕女儿会重蹈自己的覆辙，但四凤却偏偏真的走上了母亲当年的老路。这些必然发生的偶然最终造成了四人的死亡（算上鲁贵）、两人的疯狂、一人的不知去向。作品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写出宇宙和人生极端冷酷残忍的一面。在注重写人及其命运这一点上，曹禺和李健吾是一致的，但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两人又不尽相同。李健吾作品中的人物关系相对要单纯些，而曹禺作品里的人物关系要复杂得多。所谓命运，实际上是指人在多重关系尤其是社会关系当中的位置问题。曹禺的作品由于更加注意在复杂关系中写出人的命运，因而它们在现实主义艺术领域自然也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也就是作家为什么会认为“让我们好好地去写人，因而也就自然地反映出社会的各个侧面，一代一代历史与文化的进程”（注：《曹禺全集》第5卷，第81页。）的原因。 曹禺创作《雷雨》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由于他将人类命运的问题放到了具体的复杂的“关系”当中去描写，结果在实际上表现出了对于中国封建家庭和旧社会的本质认识与强烈否定。《日出》是曹禺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这部作品都体现了作家决心探求一次新路的超越精神。如果说，曹禺在《雷雨》中主要是想站在宇宙和自然的高度去审视社会人的命运，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那么，他在《日出》里则是就社会自身的角度去探究和思考社会人的命运，结果他在描写陈白露等人悲剧命运的过程中势必要摄入更为丰富的社会内容。在这部作品里，由于《雷雨》式的情节推进主线被四幕中的每一个循环所依次阻遏和中断，结果造成了戏剧空间的明显扩展，从而使全剧构成了一个社会两个世界。作品通过陈白露和翠喜、小东西这两类不幸女性生活境遇的描写，将“鬼”样人们生活的“天堂”同“可怜的动物”遭受煎迫的“地狱”互为对照，以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展示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生世相，揭示了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掊击了金钱制度对于整个社会的毒化，同时也表达出人们对于光明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曹禺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充满激情的现实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与李健吾也是不同的。李健吾说：“我站在旁边看，但是我难得进去参加，我没有社会生活。 ”（注：李健吾：《黄花・跋》， 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而曹禺却说：“我不会如心理学者立在一旁，静观小儿的举止，也不能如试验室的生物学家，运用理智的刀来支解分析青蛙的生命。”（注：《曹禺全集》第5卷，第13页。 ）对于“无我格”的强调，使作家的内在情愫在李健吾的作品中处于一种半抑制的状态，他的戏剧因而时常带有某种淡淡的感伤。李健吾希望在戏剧作品里能够掀起“深厚的人性的波澜”，但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却是曹禺。因为曹禺并不摈弃自身的内在感情。他在创作《雷雨》的过程中感到“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注：《曹禺全集》第5卷，第14页。 ）在推动着他。关于《日出》的创作，他说：“然而情感的活动，终久按捺不住了。怀着一腔愤懑，我还是把它写出来。”（注：《曹禺全集》第5卷， 第26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曹禺戏剧集・论戏剧》中“活动”为“激动”，见该书第373页）。）应当说， 这种激情同反映社会人生的真实并不矛盾，因为这种激情恰恰来自作家对于社会人生本相的真诚认识。无论是《雷雨》还是《日出》，作家对于他所要描写的生活都有着较长时间的积累，他不仅要求自己用脑去认识它们，而且要求自己用心去感悟它们。曹禺的创作激情正是靠着这种认识和感悟的助力燃烧起来的，并且达到了诗化的高度。现实主义的真实在这里被表现为一种诗化的真实，情与理、艺术与生活，在这种诗化的真实的基础上达成了完美的统一。大体言之，曹禺的这种诗化现实主义至少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极为重视情与理、思想内容与审美形式的和谐，强调创作主体对于现实题材的诗意提炼和醇化。正如田本相先生指出的：作家在《雷雨》中，把自己对于时代的真切感受和对于现实的强烈激情同自然界的雷雨的形象交织起来，使雷雨般的热情和雷雨的形象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统摄全剧的中心意象，从而奠定了全剧的基调。这种基调不仅决定了整个戏剧的氛围，而且内化到整个戏剧的冲突中，最终保证了作品诗的品位。（注：关于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问题，请参阅田本相：《曹禺的现实主义戏剧艺术及其地位和影响》，见田本相、刘家鸣主编：《中外学者论曹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其次，在描写人及其命运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探索人性和人的灵魂，揭示出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由此反映出社会现实的本质真实。蘩漪和陈白露的形象塑造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再次，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注意发掘和表现现实中的诗意和理想的因素。在这方面，作家对于周冲和方达生两个形象的刻画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通过前者可以说明理想在现实中的毁灭，通过后者以暗示出对于光明的追求，通过两者联系可以说明人类理想的强韧。最后，是诗意的语言。在一定的戏剧情境中，通过抒情性的诗意的语言去完成特定的性格的刻画，如周冲和陈白露的部分台词。曹禺的作品使话剧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魅力、引人入胜的戏剧样式，从而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成熟期的到来。他的诗化现实主义的形成，是3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戏剧所取得的重大收获，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30年代话剧艺术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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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2期 Vol.17 No.2 1999杂种小麦的研究现状与光温敏二系法赵昌平 王 新 张风廷 叶志杰 戴惠君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在半个世纪的工作基础上，近年来发展迅速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此，1997年8月“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墨西哥)将小麦杂种优势利用列入今后大幅度提高小麦产量的二个主要途径之一，正加速研究。199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杂交小麦研讨会”(Fir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Hybrid Wheat)表明，国内外学者已对我国首创的二系杂交小麦研究引起高度重视。同时，1997年以美国孟山都(Monsanto)公司和杜邦(Dupont)公司为代表的国外组织大量投资中国的杂交小麦市场，我国的部分重点科研院所也开始进入杂种小麦走向生产的“中试”阶段。杂种小麦在近期应用于大面积生产不仅有可能，而且迫在眉睫。1 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的方法及其比较概括前人的研究，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的主要途径有：“三系法”(利用核不育或核质互作不育)、“化杀法”(利用化学杀雄技术)和“二系法”(利用光温敏不育)。1.1 “三系法”的研究与利用1951年Kihara首次发现小麦雄性不育系标志着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的开始；1962年Wilson和Ross培育出T型不育系，首次实现“三系”配套；1979年Mukai、1987年杨天章、何蓓如等育成K、V型不育系，并三系配套；60～80年代，北京农业大学系统组织全国T型“三系”研究；1997年澳大利亚利用“三系”法使5个杂交小麦组合注册；而我国“三系”杂交小麦研究在近30年的研究基础上，在小面积生产中也开始应用，但总体上尚未真正突破生产应用关。“三系”法的优点在理论上讲，由于制种过程中母本雄性不育度高，其制种纯度高，但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三系”杂种小麦由于不育系与保持系除了雄性育性差异外，其他形态特征一致，不育系繁殖时很难区别，也很容易引起混杂，加之不育系难于繁殖及恢复系筛选因受严格的恢、保关系限制，使杂种小麦新组合选择往往落后于常规育种，从而限制了“三系”法的实际应用进程。1.2 化学杀雄方法的研究与应用1953年Hoagland和1960年Chopra等用马来酰肼处理小麦获得雄性不育株；1984年英国壳牌公司生产出“WL84811”化杀剂；1990年美国杜邦公司推出“KMS-1”(均三嗪二胴)化杀剂；1991年法国HYBRINOVA公司生产出“SC2053”化杀剂；1994年刘植义、张爱民利用乙烯利先后配制了化杀剂；1995年美国孟山都公司生产出“GENESIS”化杀剂；至今世界各国已研制出数以百计的化学杂交杀雄剂。从实际应用情况看，以美国、法国、阿根廷等国利用较好，而我国由于前期对新型化杀剂及其应用技术的研究不足，实际应用面积很小。通过化学杀雄技术利用小麦杂种优势的显著优点是亲本选择自由，制种简便，二代可利用，但也由于该项技术在其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制种成本高，药物对品种有专一性及具有不同程度残毒，制种纯度难以保证，加之该方面的关键专利技术主要掌握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中等因素，我国运用化学杀雄技术利用小麦杂种优势也受到较大限制。1.3 “二系法”的研究与应用自1981年石松明首先发现光温敏不育水稻以来，我国在两系杂交水稻、小麦、高粱、油菜等作物研究和应用方面显著领先于世界各国，尤其为小麦杂种优势利用提供了新途径。1992年，何觉民等首次在湖南报道育成光温敏雄性不育小麦(ES3、ES4、ES5等)；1992年谭昌华等于重庆、赵凤梧等于河北也报道育成光温敏不育小麦(C86S、C49S，91-1等)；1994年赵昌平等于北京首先报道育成一批冬性小麦光温敏不育系(ZP35、ZP49、ZP100、ZP145、组1、组2、组3等)。光温敏二系法同以上两种方法相比，除在不育性的稳定性，制种纯度方面尚需进一步提高外，其显著的优点为免除了不育系的异交繁种，摆脱了核质互作雄性不育利用中的诸多困难，并具有恢复源广，易筛选强优组合，加之制种成本降低等特点，同“三系法”和“化杀法”相比具有显著的优势，近年来发展极为迅速，目前已越来越引起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重视(The Proceedings of 1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Hybrid Wheat,Beijing,1998.12)。2 光温敏二系杂种小麦的理论与应用2.1 理论基础鉴于植物光温敏雄性不育性状受遗传、生态条件的综合影响，不育遗传基因的表达取决于生态环境条件(温度、光照、水分、营养等)是否适宜，通过环境条件的改变可以调控植物的雄性育性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据此，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组，在全面分析和总结本研究组和前人有关工作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小麦雄性育性的相对性原理”，即是：小麦雄性育性作为其雄性器官发育状况的最终表现，几乎贯穿小麦生长发育过程中幼穗分化至开花受精的整个过程，可以认为该阶段的任何代谢受阻或不协调(包括遗传的或生理的)均会造成小麦雄性不育。由于小麦雄性器官的发育持续时间长，其发育过程所依赖的遗传控制基因可以是单个、二个和多个，但绝大多数表现为多基因控制，从而使雄性育性多呈现广泛的数量性遗传。核不育、核质互作不育(T型、V型、K型、MS2等)、光温敏型不育和常规品种，实际上都是小麦雄性育性在其基因与环境互作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即小麦雄性育性表现都是相对的。据此表明可以在遗传基因与生长环境互作的基础上，通过环境条件的改变，实现小麦雄性器官的完全不育或完全可育，达到生产杂交种的目的。调控的途径包括：生长时空调节、化学药剂控制、栽培措施调控、物理手段等方法。该原理较好地为小麦两系法杂种优势的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2.2 应用效果1993～1998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组根据以上原理和方法，通过与湖南农业大学和中国农科院等单位的密切合作，在北方冬麦区首次选育出各类冬性小麦光温敏雄性不育系50余份，其中农艺性状优良、育性转换稳定并已进入大群体测优或小规模制种的小麦光温敏不育系20份。由不同生长时空生态性试验结果证明，所选不育系中短日低温型不育系45份，长日高温型不育系5份。同时，还累计获得各类小麦光温敏雄性不育性资源3000多份。1996～1998年，通过对所选光温敏不育系所进行的大群体测优试验，小麦光温敏两系杂种小麦存在着明显的杂种优势，约有10%的组合产量超亲优势大于20%；产量性状中杂种优势的表现与父母本的遗传基础关系密切，一般表现出千粒重的杂种优势较强，其次是穗粒数优势，分蘖成穗优势平均较弱。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杂种小麦的组合选配中，以不同生态类型区域间的小麦材料所配组合杂种优势较强，尤其是冬春性小麦材料间的杂交组合。2.3 “二系”杂交小麦研究与应用中应该考虑的几个问题制繁种的大生态区观点：通过生态条件的大范围调整，筛选不育系的稳定不育区间和育性基本恢复的自繁区间。光敏型雄性不育的优先原则：由于温度在年度间存在着较大的波动性，而同生态区小麦生长期间的光周期变化在年度间相对保持稳定，因此在光温敏不育系的选择过程中应以光敏型为主加以选择。父母本趋同性原则：因“二系”杂种小麦在制种过程中很难保证杂交种纯度达到98%以上，故在杂交小麦新组合的选育过程中可通过尽量选择父母本农艺性状差异较小的，即使在杂交种中出现一定量的父母本材料也可达到不影响杂交种产量和长相的程度。制种中花粉高效利用原则：通过栽培技术措施来提高父本花粉传授过程中的高效利用率，即以提高单位花粉的授粉率为目标增加杂种小麦的制种产量。用种区的恢复原则：对杂交种的应用可以通过恢复区原则来解决两系杂交小麦的恢复度问题。化控辅助利用原则：可以通过化杀药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合理使用来调控杂种小麦制种过程中的不育系的自交结实和花期不育等问题。作者单位：赵昌平 张风廷 叶志杰 戴惠君（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100089）王新（安徽阜阳市颖泉区种子公司）参考文献[1] 赵昌平等. 光温敏两系杂交小麦研究进展. 第一届国际杂交小麦研 究会大会宣读论文，北京，1998[2] 石明松. 晚粳自然两用系选育及应用初报. 湖北农业科学，1981，(7)：1～3[3] 袁隆平. 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设想. 杂交水稻，1987，(1)：1～3[4] 何觉民等. 两系杂交小麦研究(1). 湖南农业科学，1992，(5)：1～3[5] 傅廷栋. 中国油菜杂种优势利用研究概况. 作物研究，1990，4(3)：1～4[6] 钱存鸣等. 早熟小麦后期发育特性研究(1). 作物学报，1986，12(3)：188～193[7] 刘雄伦等. 两系杂交小麦的温光生态类型研究.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特刊)，1997，23[8] 高田宽之. Japan J Breed, 1993,43:107～112[9] Tetstuo Satake, Male Sterility Coursed by Cooling Treatment at the Vong Micro spore Stage in Rice Plants. JPN J Crop Sci, 1991,60(4):52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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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MISSILES AND SPACE VEHICLES1999年 第4期 No.4 1999CZ-3A系列运载火箭(续)龙乐豪摘要 CZ-3A系列运载火箭，是指由长征三号甲（CZ-3A）及其发展型长征三号乙（CZ-3B) 和长征三号丙（CZ-3C）3种火箭组成的大型火箭群体。主要用于发射地球同步转移轨道（GTO ）有效载荷，也可用于近地轨道（LEO）、太阳同步轨道（SSO ）以及飞往月球与火星等深空探测有效载荷的发射。该系列火箭是目前中国运载能力最大的系列火箭，也是中国跨世纪的商业应用发射的大型主力火箭。主题词 重型运载火箭,商用运载火箭，+ CZ-3A,+ CZ-3B,+ CZ-3C。LM-3A Launch Vehicle SeriesLong Lehao(China Academy of Launch Vehicle Technology,Beijing,100076)Abstract LM-3A launch vehicle series is a large rocket group, which consists of LM-3A,its evolution rockets, LM-3B and LM-3C. It is mainly used to launch GTO payload. The LEO payload, SSO payload as well as payloads flying to the moon and Mars can also be launched.It is the rocket series with the largest carrying capacity in China at present and the main large commercial rocket series to 21st century.Key Words Heavy lift launch vehicle, Commercial launch vehicle,+ CZ-3A,+ CZ-3B,+ CZ-3C.2.3 运载能力CZ-3A系列火箭应用于不同轨道发射时，其运载能力不同，详见图3～11。图6～11所表示的是对应于星罩分体吊装与三级制导关机状态下的运载能力。如果星罩采用整体吊装状态，则对应的运载能力要下降100 kg。当采用最小剩余量关机方式时，3种火箭的运载能力均相应地增加100 kg。图3 CZ-3A GTO运载能力图4 CZ-3A SSO运载能力 图5 CZ-3A地球逃逸轨道运载能力图6 CZ-3B GTO运载能力 图7 CZ-3B SSO运载能力图8 CZ-3B地球逃逸轨道运载能力 图9 CZ-3C GTO运载能力图10 CZ-3C SSO运载能力 图11 CZ-3C地球逃逸轨道运载能力2.4 飞行结果CZ-3A系列火箭，从1994年2月起到1998年7月止，共发射了8次，将8颗不同的应用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其中有中国生产的空间环境探测卫星、模拟试验卫星各1颗，DFH-3通信卫星2颗，另外4颗均为外国设计制造的大容量通信卫星，详见表4。表4 CZ-3A系列火箭发射记录卫星火箭卫星用户卫星制造商发射轨道卫星质量kg发射日期结果i/(°)hp/kmha/kmSJ-4KF-1CZ-3ACASTCALTCASTCALT28.528.520020036 19336 1933961 3421994-02-08成功DFH-3CZ-3A中国广播卫星公司CAST28.520036 1932 232.41994-11-30成功Intelsat-ⅤⅡACZ-3BIntelsatSS/L(美)24.520035 7864 593.71996-02-15失败DFH-3(第2颗)CZ-3A中国广播卫星公司CAST28.520036 1932 266.61997-05-12成功MabuhayCZ-3B菲律宾卫星公司SS/L(美)24.520047 9243 775.11997-08-20成功APSTARⅡRCZ-3B亚太卫星公司SS/L(美)24.520047 9243 746.71997-10-17成功CHINA-STAR-1CZ-3B中国东方卫星公司LMOC24.520085 0002 916.81998-05-30成功SINOSAT-1CZ-3B鑫诺卫星公司AS(法)19.060035 7862 832.21998-07-18成功实际飞行结果表明，CZ-3A、CZ-3B的各种性能已经达到以至优于原设计值，现列举如下：a) 入轨精度。卫星的实际入轨精度远远高于设计值，这表明制导系统实际的方法误差与工具误差都比预计的小得多。各次发射的入轨精度列于表5。表5 CZ-3A与CZ-3B的入轨精度表参数CZ-3ACZ-3B实际偏差允许偏差F2偏差F3偏差F4偏差F5偏差F1F2F3实际允许实际允许实际允许实际允许轨道倾角i/(°)0.1080.05-0.022±0.210.071±0.212-0.008±0.2120.005±0.368-0.001±0.24近地点幅角ω/(°)0.226-0.035-0.144±0.60-0.04±0.2560.011±0.256-0.010±0.3840.049±0.337近地点高度hp/km3.394.3811.86±301.3±31.91.150±31.91.527±22.7820.039±33.42远地点高度ha/km60.68-3.70-58.53±120-1604.7(*)±383.8-1.490±383.816.108±1509.2-0.610±450.9注：表中F1表示该火箭第1次飞行，F2表示第2次飞行，其余类推；*表示该值超出设计值，是因为三级推进剂利用系统故障，但卫星仍被送入超同步转移轨道。b) 最大摆角。在各次飞行中，各级发动机的实际摆角也很小，表明姿态控制系统有足够的控制力，各次飞行中各飞行工作段发动机实际最大摆角数值列于表6。表6 最大摆角实际值 (°)飞行时段理论值一级±10二级±58.5三级一次±4三级二次±4CZ-3AF1δ1-2.18-7.451.151.42δ2-2.577.38-0.84-0.44δ3-1.695.920.970.47δ4-2.16-8.08-0.63-0.87F2δ11.80-7.080.911.35δ23.20-10.660.800.53δ31.294.100.700.43δ42.388.771.101.1F3δ1-2.18-12.440.910.86δ2-1.32-7.020.290.34δ3-1.79-9.570.720.27δ4-1.18-6.340.690.78CZ-3BF2δ12.05-6.900.501.12δ2-3.33-8.790.550.55δ31.577.940.750.70δ44.497.720.901.35F3δ15.08-8.640.421.65δ22.61-5.72-0.51-0.60δ3-3.998.880.650.47δ41.96-8.07-0.64-1.21F4δ12.89-6.600.41-0.17δ22.92-9.190.38-0.64δ32.92-9.530.840.21δ42.5413.400.61-0.19F5δ12.02-7.020.701.32δ22.08-7.020.480.76δ32.24-7.190.780.33δ41.98-6.270.721.07c) 最大姿态角偏差。历次飞行中，火箭的姿态角远小于设计值，表明火箭飞行平稳，姿态控制系统性能良好。历次飞行中理论与实际的最大偏差值列于表7。表7 最大姿态角偏差飞行时段偏航角最大偏差Δψ/(°)俯仰角最大偏差Δφ/(°)滚动角最大偏差Δγ/(°)实际理论实际理论实际理论CZ-3ACZ-3BCZ-3ACZ-3BCZ-3ACZ-3B一级1.584.66±102.18-5.26±102.983.78±10二级0.703.80±153.163.75±151.34-2.39±10三级一次1.483.21±122.261.4±122.992.34±10滑行1.232.2±124.39-1.91±12-1.412.06±10三级二次0.70-5.18±12-2.50-2.36±122.461.88±10d) 运载能力。根据历次飞行中实测的三级液氢液氧剩余量，扣除其中应留的安全余量后，将剩下的部分用尽，并换算到标准GTO，则可得出各次飞行中火箭实际达到的运载能力，详见表8。表8 运载能力表型号CZ-3ACZ-3B飞行次数F1F2F3F2F3F4F5运载能力/kg2 6692 6372 7205 0805 1005 1625 204推进剂利用系统工作状态正常调节正常调节正常调节错误调节不调节，搭载试验正常调节正常调节e) 力学环境。历次飞行中，实测星箭界面处的低频振动、噪声等力学环境表明：星箭界面处的纵向、横向低频振动载荷耦合分析结果可以覆盖遥测结果，遥测结果与耦合分析结果的变化趋势相同，而且两者的主要峰值频率也相接近。这里不再作全面介绍，仅列举了CZ-3B发射MABUHAY等卫星时的部分数据，详见图12～16。APSTAR-2R/CZ-3B SINOSAT/CZ-3B图12 一二级分离后星箭界面轴向低频振动的遥测结果与载荷耦合分析结果CHINASTAR-1/CZ-3B图13 MDP状态星箭界面横向低频振动的遥测结果与载荷耦合分析MABUHAY/CZ-3B图14 MDP状态星箭界面横向低频振动的遥测结果与载荷耦合分析图15 CZ-3B Y2～Y5跨音速段星罩内噪声的遥测结果与相应的ICD要求图16 CZ-3B Y2～Y5起飞段星罩内噪声的遥测结果与相应的ICD要求2.5 主要特点从技术方面看，CZ-3A系列火箭有以下主要特点：a) 充分地实现了模块化、系列化以及整体优化设计，相互间的继承性很好，共用性强，这为本系列火箭良好的可靠性、经济性奠定了重要基础。b) 技术新、性能先进。由于设计目标高，为了达到火箭的总体技术性能指标，在设计与制造过程中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其中重要的有100余项，属于重要技术创新的有22项，属于重大关键技术的有4项。该系列火箭的总体技术性能比较先进，我们曾经将CZ-3A和CZ-3B分别与世界上同类9种火箭从9个重要方面进行了性能比较，结果是CZ-3A有3项列第1名（类），有2项第2名，2项第4名，2项第5名；而CZ-3B 的结果则是两项第1名（类），3项第2名，2项第3名，1项第4名，1项第5 名。可见， CZ-3A和CZ-3B 都在同类大型运载火箭中处于中上以至前列的位次。c) 难度大。CZ-3A系列火箭的长细比是目前我国运载火箭中最大的，其中CZ-3B 、CZ-3C的长细比已高达16.6，列世界大型运载火箭的第2位，这使得姿态控制系统的设计难度很大。另外，冷氦增压技术与螺旋管束式大喷管的成型焊接技术，也均属当今世界航天领域内难度较高的技术。d) 运载能力大。该系列3种火箭CZ-3A、CZ-3C和CZ-3B在地球同步转移轨道上的运载能力分别为2.6 t，3.8 t，5.1 t, 按国际上的一种分类方法，CZ-3A与CZ-3C、CZ-3B分别属于大型、重型运载火箭。e) 入轨精度高。表5列出的数据表明,CZ-3A系列火箭的入轨精度与阿里安、宇宙神系列火箭的入轨精度相当，同属世界一流水平。f) 适应性强。既可以一箭单星也可以一箭双星以至多星发射；既可以用于标准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发射，也可以用于超同步转移轨道或低倾角同步转移轨道发射，在飞行中还可以侧向变轨、多次起旋、消旋、调姿与定向等。星罩还有分体吊装与整体吊装两种状态。可以较灵活地满足卫星用户的多种不同使用要求。g) 经济性能好。由于精心设计与严密的工程管理，火箭的研制经费与成本大为减少，因而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3 前景展望CZ-3A系列火箭，经过7次成功的飞行，已经证明其设计方案正确、性能优良、产品质量趋于稳定。但作为一种有前途的商用火箭，还必须不断完善其可靠性设计，严格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以求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和发射成功率。该系列火箭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对设计稍加改进，就可以派生出性能更好的运载火箭。例如：在CZ-3B一级增加2个和现在完全相同的助推器，或将其现有的4个助推器加长1倍，其余部分基本不变，则可以形成标准GTO运载能力达6.5 t～7.0 t的新型火箭，这将进一步增强长征火箭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的竞争能力。CZ-3A系列运载火箭的前景看好。作者简介：本文作者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长征三号甲、乙、丙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作者单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北京，100076)收稿日期：199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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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840 【原文出处】经济译文 【原刊地名】南昌 【原刊期号】199605 【原刊页号】71-76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萨瓦斯・斯多姆/曹军/孙谦 【复印期号】199702 【 标 题 】印度农业在长期发展战略中的作用 【 正 文 】 （（印）萨瓦斯・斯多姆（Servaas Stormn）著 曹军译 孙谦校）在印度，就农业在长期发展战略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争议。本文运用实证分析法对其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证，得出了旨在摆正农业位置的结论。一、模型的方法在印度，占国内投资总额约半数的公共投资的任何变动都将导致各种商品、经济部门、社会经济团体等发生大量的反应，其中有一些由于涉及的效应的复杂性和多种平衡关系的存在而很难预测。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多部门模型以期抓住印度混合的开放型经济的基本结构特征，并定性地规定农业和工业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便充分估计公共投资变动的中期效果。这一模型建立在由泰勒、撒卡和拉特索发展的静态模型以及１９９０年拉特索发展动态学说的基础上。整个模型由与动态、暂时调整模型相联系的静态和期内调整模型所组成。在每一期间，调整的幅度受到多方面的限制：①不可转换部门的资本存量和既定数目的耕作面积、灌溉面积以及农作物面积的固定分配；②非农业部门不完善的名义工资率指数；③对最终产品进出口的既定限制。在各期之间，资本的积累，非农业部门工资率的变动、耕作面积的扩大，由于农业投资引起的灌溉面积的变动以及农作物面积的重新分配等因素，均为调整提供了一定的弹性。模型的生产方面，被分成九个部门，其中五个是农业的：（１）大米；（２）小麦；（３）由粗糙的谷物、豆类构成的其他食物；（４）商业性农作物，包括种植物如茶、咖啡、糖、橡胶、棉花纤维以及其主要用作出口和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部门的中间投入品；（５）其他农业（畜牧业、渔业和林业）。在非农业部门，对各种服务业（第９部门）和制造业进行了划分。制造业又分为化肥（第６部门）以及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货物（第７部门），这两个部门为农业扩张的需要提供投资物品；消费品部门（第８部门）与农业密切相关，并且通过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部门来加以运作。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内部，无需划分注册和未注册的生产单位。此模型建立在混合经济的条件之下，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国家直接控制仅占经济的一部分，而且，对工业部门公共投资的绝大部分都是集中进行的。在农业方面，公共投资显示了重要的、积极的外在性，并相当程度地增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国家对私营部门施加的影响，主要是间接地通过政策工具的使用如税收、补贴及可获得最低限度的支持价格等影响私人决策的办法来实现的。这个模型过去曾用来跟踪印度第七个六年计划，用不同变量的模拟值来描述印度经济可能选择的参照途径。在外生变量（政策）的变化预先给定的基础上，该模型用模拟试验的结果同参照途径进行对比，以期能洞察政策变动的效应和受私营部门行为决定的各种限制。用此方法，大多数政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量化。该模型的结果如何，关键取决于在分析过程中所遵循的各种假设，这些假设常常隐含于模型之中。因此，在深入讨论使用该模型所得出的结果前，我们首先给出对本模型的模拟结果有重大影响的三条假设：首先，这一模型反映了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结构不对称性。为此，最关键的假设条件就是农业和工业部门对超额需求情况将作出不同的反应。具体说来，就是农业价格对农产品市场的变化能做出迅速的调整，而工业部门则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将通过产量调整来达到供需平衡。其次，本模型假定出口和最终产品的进口由外生变量所决定，而对起补贴作用的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则由内生变量所决定，即取决于工业部门的生产水平。最后，本模型还假定投资和储蓄的事后相等是由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所引致的。二、模拟的过程在深入讨论模拟试验前，根据１９５２年巴哈瑞描述的发展战略特征，来重新讨论印度农业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是很有益的。巴哈瑞认为：对发展战略中农业和工业哪个优先的讨论，归根结底就是讨论两部门中任一方的行为是否要受制于另一方的所作所为。这意味着如果农业部门的行为不受工业部门的限制，或者工业部门的行为随农业部门的行为变化而内生地进行调整的话，则可证明查克拉瓦堤提出的“农业优先”战略的正确性。同样，另一方面，政府如果采用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战略，则该战略就或明或暗地假定农业部门多少要随着工业化的需要而内生地进行调整。如果不能进行这种调整，工业化进程将陷入困境。从这一角度看，印度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的适宜性取决于这一假定的可行性：即农业部门是否会对工业化内生地作出相应调整。正是基于上述框架背景，我们做了四次试验来评估“农业优先”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印度经济增长的中期影响。它们是：①为了评估一项成功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对国内经济（特别是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的影响，在试验ＥＬＩ中，我们让非农业部门出口的增长率大幅度上升。②在试验ＲＰＩＩ中，我们的目的是找出公共投资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后可能产生的含义。③试验ＡＴＦＩ旨在通过增加公共投资（这项投资来源于经济资源从农业部门的流出――相对于直接税）来加速工业的增长。④上述这些试验的结果将与试验ＡＬＩ的结果相比较，后者采用的是“农业优先”投资战略。四次试验的结果列示在表１和表２中。注意：在下列的讨论中，实验的结果将与参照数（ＲＲ）相对比。（附图 {图}）（附图 {图}）（附图 {图}）（附图 {图}）１．在试验ＥＬＩ（出口主导型工业化）中，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性的货物以及消费品和服务业的实际出口增长率，从参照数的年均１０％增至年均１２％。出口需求的增长，非农业部门生产和收入的增加，导致以农业半成品需求的迅猛增长。农业供给相对地缺乏弹性使农产品价格上升，由此驱动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及非农业部门工资和价格指数也依次攀升。因此，ＥＩＬ是膨胀性的。非农业部门出口的增长间接地刺激了农作物的生产，理由有两点：①与化肥相关的农作物价格上涨导致化肥投入的增加；②农业贸易的发展和私人农业投资的增加，可导致中期灌溉净面积和耕作密度的增加。两方面原因都使得农作物产量增加。农作物价格和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收入的增加，均对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和收入产生“第二轮”刺激。事实上，出口需求增加的影响不断膨胀，按要素成本计算的年均ＧＤＰ的实际增长率从参照数的５．２％升至５．４％。但是，在下此结论时，切记在模型中假定世界市场上与价格变化有关的国内通货膨胀率不会影响实际的出口增长。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国内通货膨胀的相对上升对实际的出口增长会产生负面影响的话，则ＥＬＩ的膨胀作用将会相对减弱。最后，对ＥＬＩ的两种效应值得提一下。①非农业部门出口的增长将导致收入在非农业工资收入者和农业收入者之间进行重新分配，重新分配的数额占按要素成本计算的ＧＤＰ中的比例，从参照数的年均３１．９％增至年均３２．２％。②它也会导致国际收支平衡的重大改善，即国外储蓄在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年均ＧＤＰ中的份额，在参照数中的２．１％降至ＥＬＩ中的１．８％。在初始投资水平下，这种效应将迅速导致通货膨胀。２．在试验ＲＰＩＩ（公共投资的重新分配）中，我们减少了２０％的农业公共投资，并把这部分投资重新分配到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性的货物部门。从中期来看，农业部门公共投资的减少（随后，私人农业投资也会减少）将导致净灌溉面积、耕作密度和农作物产量水平的降低。农作物产量的下降引起农作物价格上涨，由此使得消费价格指数和（非指数化）非农业部门名义工资率上升。这两项因素提高了非农业部门产品的补贴价格。农产品价格上涨还迫使消费者在农产品上花费得更多（这些农产品相对缺乏价格弹性），而在非农产品上花费得较少。随之而来的说，对非农产品的最终需求将会减少。由于农作物产量的下降，农业部门对来自于工业部门的中间投入产品的需求也会降低，从而使国内市场对非农业产品的需求进一步缩减。结果，非农产出减少，实际工资和补贴收入也将相应下降。非农业部门收入降低，转移了农作物价格上涨的压力，最终致使试验ＲＰＩＩ仅仅在边际意义上才是膨胀性的。由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每年增长７．７％。农作物产量和非农产出的下降使得对工业公共投资重新分配的减少。按市价计算的ＧＤＰ年实际增长率从参照数的５．７％降至５．５％。最后，由于ＲＰＩＩ（直接或间接地，减少了税收收入和通胀引起的对食品和进出口补贴部分的更高支出，ＲＰＩＩ对政府预算所起的作用是负效应的。３．在试验ＡＴＦＩ（农业资助工业化）中，对农业收入的直接税率从参照数的０％上升至２．５％，因农业直接税率上升而增加的税收收入，部分被用于增加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性的货物的公共投资。ＡＴＦＩ的瞬间效应是双重的：①直接税的增加减少了可支配的农业收入，引起农业劳动者最终需求的减少；②公共投资的增加提高了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性的货物生产上的设备利用和生产能力，导致（多步骤地）非农业部门收入的增长。因此，由于试验ＡＴＦＩ，收入和有效需求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间将得到重新分配。给定边际预算份额的初始数（如农业品的农业劳动者的边际预算份额高于非农业品；非农业品的非农业消费者的边际预算份额高于农业品），这种收入的重新分配将导致对农产品需求的下降和对非农产品需求的上升。结果，农产品价格下跌，非农业设备利用率上升。农产品价格的下跌，消费价格指数的降低，将导致非农业部门的名义工资下降。因此，试验ＡＴＦＩ是非膨胀性的。从中期来看，以下两点解释了为什么农产品价格的降低将会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①与化肥投入相关的农作物价格下降和化肥使用减少，会引起产出水平的下降；②农业贸易条件的恶化和私人农业投资需求的减少，将会导致净灌溉面积和耕作密度的降低。农作物产量和价格的下降，降低了实际农业收入，导致非农业产品国内市场规模缩减以及会对非农业收入起负作用。但是，就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性的货物生产部门来说，其公共投资的增加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总能抵消由此产生的这种对非农业部门收入的负效应。结果，非农业产出和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开始提高。实际上，在ＡＴＦＩ下，投资战略的巨大变动对以市场价格计算的ＧＤＰ实际增长率的影响是很温和的，但却是一种积极的影响。实际农业收入的下降对实际ＧＤＰ增长的影响是有限度的。ＡＴＦＩ有利于非农业部门的工资收入者。按要素成本计算的ＧＤＰ的份额从参照数的３７．３％增至３７．６％，ＧＤＰ中农业收入的份额开始下降。在ＡＴＦＩ下，因价格下跌引起的对食品和出口补贴这部分支出的减少以及从直接税中增加的收入，均对政府预算具有积极的影响。４．在试验ＡＬＩ（农业主导型工业化）中，农业公共投资年均增长２０％，而对基础性的、中间性的和资本性的货物部门的公共投资，在第七个六年计划期内年均降低２０％。ＡＬＩ的影响是农产品价格微有下降。在总公共支出的某一固定水平上，这种细微下降全部归咎于耕作密度增加而引起的农作物生产增长率的提高。耕作密度的提高取决于公共和私人农业投资增加而扩大的净灌溉面积，因公共投资的增加会引起私人农业投资的增加。与需求相关的农业供给的增加导致农业价格下跌（在补贴价格支持方案下），这并不否定因产出增加而产生的收入效益。因此，农作物产量增加提高了农业收入，增加了（中间性的和最终的）农业劳动者的需求，导致非农业生产和收入的增加。这意味着其增加了工业部门对农业商品的最终需求，以及由于国家资助而增加的灌溉面积使农业有能力对更快的工业化进程作出“平滑的”调整；这与以工业主导型发展战略为特征的试验ＥＬＩ和ＲＰＩＩ下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试验ＡＬＩ是强增长性的。在第七个六年计划期间年均ＧＤＰ实际增长率为６．０％。随着模型中所有收入群实际收入增长率的提高，试验ＡＬ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而不象早期“工业优先”试验中对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因此，采用“农业优先”策略，就公共投资的分配来说，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将会同等受益。最后指出，农业投资增加使国内总投资占ＧＤＰ的份额增加。为筹集这部分增加的投资额，就必须通过净公共储蓄来增加储蓄额，这部分在ＧＤＰ中的份额从参照数的年－２．３％上升到年－２．１％。政府预算状况的改善是多重因素结合的产物，包括实际ＧＤＰ增加引起的从直接税和间接税收入中增加的收入及因价格下跌使食品和出口补贴支出的减少。三、结论本模型的结果表明：在印度，由于不考虑农业和工业的相互依存性，而提出的那些支持工业增长的政策建议，最终将被证明是失败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动对需求的影响。需求大于供给将导致过高的农业价格，从而会限制国内非农业商品市场的规模，原因在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将迫使消费者在农产品上花费更多。过低的农业价格同样会减少对非农业商品的需求，原因在于低价格会导致低水平的农业产出和农业收入，进而导致农业部门对工业半成品和产成品的低水平的需求。对农产品供需调整的不对称性使农业部门作为限制性部门而表现为明显的分界性的特征。给定特定的需求结构，非农业部门生产的增长即刻导致对农业半成品和最终产品的需求增加，而作为供给方的农业部门，为生产能力的扩张而对资源和投资所进行的重新分配的调整，须要很长时间才能生效。在用政策进行干预时，若不考虑农业供需调整速度的不对称性，则决不会产生理想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的工业化仅能说是农业主导型的，这是１９８７年查克拉瓦堤已经讨论过的问题。我认为这里所采用的方法有利于澄清农业――工业失衡的原委。对印度最近在政策制定中一些主要的方向性变动的背景来说，做出这个政策性的结论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结论还须在某些主要方面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因为得出它们是基于一个假设，即对农业增长的最终限制仅仅取决于农业基础结构的有效性和可得性，（特别表现在农业灌溉方面），而相对忽视了制度性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虽然，对制度性因素如何影响农业增长而进行检验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有理由相信，把这一因素加进本模型将会进一步充实本文的主要结论。而且，虽然在灌溉上缺乏足够的公共投资可能不是农业发展的唯一限制，但它一定是主要的限制条件。译自《剑桥经济学杂志》１９９５年（译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责任编辑 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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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华站精华区--------------------------------------------------------------------------------发信人: zephyr (蓦然回首), 信区: physics标 题: 银 河 系 估 算 可 能 偏 大发信站: 日月光华站 (Fri Apr 3 20:18:23 1998) , 转信椟杈萦⒐皇家天文学会新闻公报介绍，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天文学家经过最新研究认为，银河系的规模可能比人们原先认为的要小。椟杼煳难Ъ以缇椭道，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位置靠近边缘，以近似圆形的轨道围绕银河系的中心运转。因此估计出太阳系与银河系中心的距离，就可大致测算出银河系的半径及尺寸。关于太阳系与银河系中心的距离有多种估算，被认为比较“精确”的说法是大约2．8万光年。南安普顿大学的莫里菲尔德博士和欧林博士的最新推算则认为，这一距离应为2．3万光年左右。两位天文学家是根据对实际观测到的银河系中恒星的移动数据得出这一结论的。他们认为，银河系只能是这种规模，恒星的很多运动情况才能得到解释，原先对银河系规模的估计可能偏大。椟杌始姨煳难Щ嶂赋觯由于宇宙中的很多天体的规模都是以银河系的规模作为基准的，因此如果说银河系的规模比原先认为的要小，那么意味着其它天体甚至整个宇宙的规模可能都被估计过大。如果莫里菲尔德和欧林的理论能够成立，那么宇宙的真正规模可能比原先估计的要小15％左右。--※ 来源:・日月光华站 bbs.fudan.edu.cn・[FROM: 202.120.240.34]--------------------------------------------------------------------------------*[日月光华站] [全部讨论区列表] [分类讨论区列表] [精华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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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1102 【 版 号 】6 【 标 题 】坚持辩证思维 警觉形而上学 【 作 者 】梁国英 【 正 文 】 内容提要：要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排除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保证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具体地了解当前形而上学的某些表现形式，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其危害性。坚持唯物辩证法，排除形而上学，必须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使其在广大干部的指导思想上牢牢扎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要分清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是非界限，及时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事实证明，只有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全面地而不是局部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相互脱节地、发展运动地而不是孤立静止地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得到贯彻落实，这正是我们重视探讨警觉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倾向的目的之所在。一、提倡辩证思维，减少主观片面形而上学是把自然界的事物、人类社会的进步、思维发展的过程孤立起来，割断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６０―６１页）简言之，形而上学把世界一切的事物看成彼此孤立和不变的。按其思想实质讲，这种思想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其表现在思想、理论领域是教条主义，表现在思维方法上是主观主义，表现在实际工作中是形式主义等等。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伴之以排除形而上学为内容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的思想教育运动，都伴之以科学理论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生动地表明，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有效地排除形而上学，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就发展，反之，就会发生曲折，遭受损失。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曾经排除了教条主义等各种表现形式的形而上学，克服了主观、片面、孤立、静止的思想路线，成功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动力、对象与道路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在战胜形而上学思想的曲折中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坚决地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促进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建立和形成，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立于科学的唯物史观基石之上。如破除了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观，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经济构架；破除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排斥的观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破除了平均主义的观念，确立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观念，有效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这些思想理论建树都深刻地反映在《邓小平文选》的著作中。经验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新的条件下，排除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倾向是有必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部内涵。这与割裂两个基本点的内在联系为特征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截然对立的。当前，我们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放松了对重大工作的落实，如把“两个文明”建设分割开，当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松懈精神文明与政治思想工作，强调精神文明时又弱化经济工作等等。出现这种倾向渊源于缺乏辩证的思维方法，不理解两个文明建设互为条件、互为促进的辩证关系。当前，我们必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用于指导在新形势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主要是如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如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市场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等。总之，警觉形而上学，说到底是提倡辩证思维，减少主观片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不断排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干扰，才能使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坚持下去，得以贯彻落实。二、形而上学新的表现形式的评析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始终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不断地顽固地表现出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除了对中央大政方针认识上的片面性之外，还表现在诸多方面，笔者略作揭示，以供深入研究。有的人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了狭隘私利的价值目标。正是在这种片面的思想方法的支配下，人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受到严重扭曲，义和利被对立起来，错误地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作为一种行为准则。从思想方法而言，这种心态是把自我孤立地封闭在一个私欲的小天地里，忘却人类的前途、祖国的命运以及个人生命的真正价值。显然，以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看待人生价值，就容易走上唯心主义。有的领导者把决策建立在不可靠性的信息基础上，轻率拍板决策。在决策的实施过程中，又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贯彻之，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这样就使一些贯彻落实决策的工作变成了无效的活动。在此种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支配下，有的干部在工作中的短期行为和形式主义屡见不鲜。一些地方选拔使用干部，不是看本质、看主流，仍然受到论资排辈、求全责备和凭个人好恶等陈旧落后观念的束缚。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考查干部只看上升“数字指标”，对缺点、错误视而不见的用人现象，助长了个别干部说假话的不良作风。甚至“跑官要官的人还不少，买官卖官的也有”。江泽民同志严肃批评了这种现象。在经济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有的领导重会议部署，轻检查落实；处理问题，愿意实行“一刀切”、“一个模子”的规定，不愿意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一说加速经济发展，有的领导不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仍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模式，热衷于铺新摊子，而不重视资本积累与内涵发展，更不考虑结构效益与可持续性发展，重复建设，效益低下，结果是欲速不达。总之，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表现在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从宏观层面看，既有关系全局的问题，又有长远的问题；从微观层面看，有个人思想方法、世界观方面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表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体了解当前这些形而上学思想的表现形式，有助于我们深刻地了解其危害性，认识到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重要意义。三、大力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宣传教育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违反客观事物运动、发展规律的思维方式，作为科学世界观的对立物，在人类认识史上产生很早。那么，形而上学思想为何能在我们改革开放的今天继续有市场呢？以笔者看来，其主要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教育普及的力度不足，相当一部分人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把握不了唯物辩证法，为形而上学客观上提供了阵地。二是在旧的经济体制、管理体制运作下所产生的负作用力还没有完全消除，致使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有滋生的社会条件。三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忽视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一些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私欲膨胀，走上了极端，不能正确地理解与认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利益关系，这也是不能坚持辩证思维、走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坚持唯物辩证法，排除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倾向，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全民，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并运用于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就要加强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教育。因此，我们要认真研读邓小平理论。在他的著作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始终，充分体现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还要重视学习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这篇重要报告，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的带全局性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楷本，是我们战胜形而上学的思想武器。我们还要选学、精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以此深化、强化我们的辩证思维，增强排除形而上学思想的理论修养。同时，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同志屡次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８３９页）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还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否则就要产生唯心主义，“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同上，上册第５１―５２页）通过向实践作调查，就能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这样，就可以使人们能够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出正确的结论，有可能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可以断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面前，形而上学思想将无地自容。总而言之，我们应当大力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教育，把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掌握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去贯彻、去落实，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广大干部的指导思想上牢牢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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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5期 No.5 Vol.18 1998科技期刊全球难降解有机污染物谈判困难重重上周二各国政府官员向新闻界通报需要有一项全球性条约停止12种难降解有机污染物(POPs)的生产以及谈判人员面临的挑战。为在全球范围控制这类物质，约120个国家的代表将在6月底聚会蒙特利尔，开始协商一项在全世界范围停止生产和使用该12种化合物的国际条约。这些化合物是多氯联苯(PCBs)、六氯苯、二类、呋喃类、DDT、毒杀芬、氯丹、七氯、氯甲桥茶、异狄氏剂和灭蚁灵。国际POPs谈判不止一次进行。在今年4月，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商定一项议定书，决定要停止15种POPs的生产，除12种在蒙特利尔考虑的以外，还有十氯铜、六溴联苯和多环芳烃。但是，只有工业化国家参与这些谈判。国务院负责环境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Rale Pomerance说，需要有一项全球性协议，因为这12种POPs通过空气、水、迁移物种、生物积累在动物组织中，并在世界范围内进入食物链。EPA负责预防、杀虫剂和有毒物质的局长助理Lynn R.Goldman说，几乎所有生物体内都有一些该12种中的POPs。Goldman说，就POPs进行全球协商比UN/ECE协商更为艰难。分歧之一是工业化国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停用12种POPs(俄罗斯除外)，俄承认仍在生产和使用PCBs，用于变压器。但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广泛生产和使用POPs，Pomerance说，结果是“停用POPs将需要技术援助和资金”。另一个障碍是现有POPs的处置，发展中国家缺少现代化废物处置设施。Goldman说，运送有害废物的巴塞尔公约和POPs公约将要就此事进行协调。预计到2000年将会有一项关于POPs的全球性条约问世。江 年 摘自《Chem.＆ Eng.News》,June 8,11～12(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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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AEROSPACE SHANGHAI2001 Vol.18 No.1 P.2-6小卫星故障诊断与处理技术廖明宏 吴翔虎 程光明摘 要：介绍一种简单有效的故障诊断及处理技术。它将小卫星的故障分为分系统级、系统级和系统外部级三种，并由星务管理软件处理系统级故障。在每个循环周期都对遥测参数进行采集和监测，当故障发生时，根据故障的优先级，选择并恢复具有最高优先级的故障。该技术在某小卫星中应用，能有效满足系统控制周期的限制和系统可靠性要求。关键词：小卫星；可靠性；故障检测；故障隔离；故障恢复分类号：V47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630（2001）01－0002－05Fault Detection Isolation and Recovery for the Small SatelliteLIAO Ming-hong（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China）WU Xiang-hu（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China）CHENG Guang-ming（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China）Abstract：A simple but effective fault diagnosis and processing technique is introduced. The failures of small satellite ar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sub-system level, system level and outside system level, and the failures in system level are processed by housekeeping software. The telemetric parameters are sampled and monitored in each control cycle. When failure occurred, only the highest priority failure is selected and recovered. This technique is applied in small satellite, and satisfies the limitation of control cycle and reliability requirement of system.Keywords：Small satellite; Reliability; Fault detection; Fault isolation; Fault recovery基金项目：得到国家高技术航天领域863-2基金资助（863-2-5-1-8）作者简介：廖明宏（1966-），男，博士/副教授，研究领域：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并行分布式处理；吴翔虎（1968-），男，硕士/讲师，研究领域：操作系统；程光明（1971-），男，博士生，研究领域：嵌入式系统。作者单位：廖明宏（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吴翔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程光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参考文献：［1］Paules G, Luther M.NASA's earth science program-Increasing science opportunity and payoff though small satellites[C]. 2nd Int.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Astronautics, Berlin, April 1999.［2］税世鹏.新世纪初军用卫星技术及市场发展评析[J].国际太空,2000,（5）.［3］何慧婉.小卫星的发展应用与前景[C].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探测专业委员会第九次学术会议论文集,重庆,1986.11.［4］蔡开元.安全关键软件的可靠性评估[C].98'航天高技术青年学术讨论会,黄山,1998. 8.收稿日期：2000年6月29日修稿日期：2000年9月18日出版日期：200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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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522 【原文出处】《装饰》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3 【原刊页号】4～6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比翼连理――探听艺术与科学相呼应 【英文标题】A Couple Pairing off Wing to Wing――Inquire about Art and Science Echoing Each Other 【 作 者 】吴冠中 【作者简介】吴冠中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 正 文 】 科学揭示宇宙物质之一切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深层奥秘。揭秘工作，其艰苦、欢乐当相似。我中学时代在浙江大学高工学电机科，后改行学艺，觉得拐了一百八十度的弯，从此分道扬镳，与科学永不相干了。近几年听李政道教授多次谈论科学与艺术的相互影响，促使我反思在艺术实践中的甘苦，感情的甘苦，而这些甘苦正是剖析艺术中科学性的原始资料。有关这方面的探索和感受，我曾发表过一些短文，引起不少争议，在此我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教于科学家和艺术家。一、错觉法国浪漫派大师热里柯(GRICAULT1791-1824)的“赛马”早已成为世界名画，人们赞扬那奔腾的马的英姿。然而照相发达后，摄影师拍摄了奔跑的马的连续镜头，发现热里柯奔跑的马的姿势不符合真实。画家笔底的马的两条前腿合力冲向前方或一同缩回，而拍摄出来的真实情况却是一伸一缩的。画家错了，但其作品予人的感受之魅力并不因此而消失。当看到桂林山水重重叠叠，其倒影连绵不绝，我淹没在山与影联袂挥写的线之波浪中了。拿出相机连续拍摄数十张，冲洗出来，张张一目了然，却都只记录了有限的山石与倒影，或近大远小的乏味图像，比之我的感受中的迷人胜影，可说面目全非了。我所见的前山后山、近山远山、山高山低，彼此间俯昂招呼，秋波往返，早就超越了透视学的规律。往往，小小远山，其体形神态分外活跃，她毫不谦逊地奔向眼前来，而近处傻乎乎的山石不得不让步。这“活跃”，这“让步”，显然是作者眼里、作者情怀中的活跃与让步，于是不同作者的所见及其不同的情怀营造了不同的画面。绘画与摄影分道扬镳了。其后，摄影也进入了艺术领域，作者竭力将主观意识输入机器，命令机器，虐待机器，机器成了作者的奴才。也可以说，摄影师想引诱机器出错觉。画家写生时的激情往往由错觉引发，同时，也由于敏感与激情才引发错觉。并非人人都放任错觉，有人所见，一是一，十是十，同照相机镜头反映的真实感很接近，而与艺术的升华无缘。从艺六十余年，写生六十余年，我深深感到“错觉”是绘画之母，“错觉”唤醒了作者的情窦，透露了作者品位的倾向及其素质。儿童画的动人之处正是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天真的直觉感知。直觉包含了错觉。所谓视而不见，因一味着眼于自己偏爱的形象，陶醉了，便不及其余。“情人眼里出西施”“六宫粉黛无颜色”，别人看来是带偏见，但艺术中的偏见与偏爱，却是创作的酒曲。陈老莲的人物倔傲、周ｆǎｎｇ＠①的侍女丰满、杰克梅蒂骨瘦如柴的结构、莫迪里阿尼倾斜脖子的惑人韵致――统统都是作者的自我感受，源于直觉中的错觉。据说现在学画的年轻人大都不爱写生了，方便的照相机替代了写生的艰苦。我欣羡时代的前进，也用相机辅助过写生，但在拍回的一大堆照片素材中，往往选不出有用的资料，甚至全部作废，反不如寥寥数笔的速写对创作有助。因高质量的速写之诞生是通过了错觉、综合、扬弃等等创作历程，其实已是作品的胚胎了。我期望绘画工作者仍用大量功夫写生，只有身处大自然中，才能发生千变万化的错觉，画对已定型的照片，感受已很少回旋余地。错觉，是被感情驱使而呈现之真形，是艺术之神灵。但别忘了打假，由于缺乏基本功，根本掌握不准形象，自诩变形，错觉被利用作伪劣假冒的幌子。“对称”被公认为是美的一种因素，我国传统艺术处理中更大量运用对称手法。但对称中却隐藏着错觉，即对称而并非绝对对称才能体现美。弘仁(1610-1664)一幅名作山水基本运用了几何对称手法，李政道教授将这幅作品劈为左右各半，将右半边的正、反面合拼成一幅镜象组合，这回绝对地对称了，但证实这样便失去了艺术魅力。李政道教授大概是揭开了科学中对称含不对称的秘密而联系到艺术中的共性原理。错觉的科学性，应是艺术中感情的科学因素。二、艺与技石涛（1642－约1718）十分重视自己的感觉，竭力主张每次依据不同的感受创造相适应的绘画技法，这就是他所谓“一画之法”的基本观点。别人批评他的画没有古人笔墨，他拒绝将古人的须眉长到自己的脸面上，凡主张创新的人们都引用他的名言：笔墨当随时代。他珍视艺术的整体效果，画面的局部绝对服从全局的需求，他大胆用拖泥带水皴、邋遢透明点，有意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万点恶墨图”。艺术规律没有国界，不分古今，只是人们认识规律有早晚，有过程，有深浅。威尼斯画家弗洛内兹(VERONESE 1528-1588)以色彩绚丽闻名，有一次面对着雨后泥泞的人行道，他说：我可以用这泥浆色调表现一个金发少女。他阐明了一个真理：绘画中色彩之美诞生于色与色的相互关系中。某一块色彩孤立看也许是脏的，但它被组建在一幅杰作中时，则任何艳丽的色彩都无法替代其功能。同样，点、线、面、笔墨、笔触等等技法优劣的标准，都不能脱离具体作品来作孤立的品评。缘此，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笔墨等于零”，强调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笔墨、宣纸或绢、国画颜料，其材质具独特的优点，同时有极大的局限，难于铺覆巨大面积。我自己长期探索用点、线、面、黑、白、灰及红、黄、绿有限数种元素来构成千变万化的画面，展拓画幅，在点、线的疏密组合中体现空间效应。我有不少作品题名“春如线”“点、线迎春”，都缘于想凭这些有限元素的错综组合来抒写无限情怀。不意，物理学中复杂性对简单性正是一个新课题，自然中许多极复杂的现象却由最简单的因素构成。就因那次复杂性对简单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李政道教授选了我这方面的一幅作品用作招贴画，令我听到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呼应。最近在清华大学生物研究所看微观世界，那些细菌、病菌、蛋白等等各类原始生命状貌被放大后映在屏幕上，千姿百态，繁杂而具结构规律，仿佛是出人意外的现代抽象艺术大展，大都很美，远胜于装腔作势的蹩脚美展。讲解的生物学教授们也感到很美，他们发现了深藏于科学内核的艺术世界，引起他们捕捉、分析科学中艺术身影的欲望。看完细菌、病毒等形象，大家有同感：美诞生于生命，诞生于生长，诞生于运动，诞生于发展。舞蹈和体育之美主要体现在运动。艺术创作之激情就因身心都已处于运动之中，“醉后挥毫”早就是中国传统中的经验之谈。激情中创作的作品必然铭记了作者心跳的烙印，所以从笔触、笔墨之中能够按到作者的脉搏，从其人的书法或绘画中可感受到此人的品位，这躲不过心电图的测试。我们看到的病毒包括癌症、艾滋病等诸多恶症，单看它们活跃之美，并不能认识其恶毒的本质。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我们为之提倡，但实际上，这三位一体的典型并不多，美的并不一定是善的，剧恶的艳花岂止罂粟，这当是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课题了。新的艺术情思催生出新的艺术样式，新的艺术技法。但材质、科技等等的迅速发展却又启示了新的艺术技法，甚至促进了艺术大革新，这个严酷的现实冲击不是死抱着祖宗的家传秘方者们所能抵挡的。技、艺之间，相互促进，但此艺此技必然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我写过一篇短文“夕阳与晨曦”，谈到夕阳与晨曦的氛围易混淆，然而人生的晨曦与夕阳却是那么分明，会有人错认青春与迟暮吗？由此感受我作了一幅画，画面乌黑的天空中有月亮的各种身影：满月、月半、月如钩――想暗示时间流逝之轨迹。处处闪烁着星星，但画面最下边却显露出半轮红日，谁也无法确认她是夕阳或晨曦。李政道教授见此画后，谈到屈原在“天问”中已发现地球是圆的，这促使我将此画改作成“天问”，以参加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自己并写了画外话：月亮嬗变脸，多姿多态。千里共婵娟，千里外的月亮倒都是同一面貌。夕阳矣晨曦，今天的晨曦本是昨天的夕阳，原来只有一个太阳。夜郎自大，我们先以为太阳绕着地球转，其实地球一向绕着太阳转。李政道教授发现屈原在“天问”中已感知地球是圆的，椭圆的。屈原推理：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隔隈多有，谁知其数――就是说假定天空的形状是半球，若地是平的，天地交接处必将充满奇怪的边边角角。因此，地和天必不能互相交接，两者必须都是圆的，天像蛋壳，地像蛋黄（其间没有蛋白），各自都能独立地转动，这天地的转动间当构成无尽美妙的图画。三、诗画恩怨大漠孤烟直，表现大漠空无所有，只须一线横跨画面；无风，孤烟上升，形成一道纵直线。长河落日圆，长河是一道弯弯的长曲线，落日是一个圆圈。王维这两句诗书写大漠有苍茫、浩瀚且华丽，发挥了形式美中直与曲的对照魅力。苏东坡品味出王维的诗中画和画中诗，但王维的画上却从不题诗，诗不是画的注脚，画不是诗的插图。后世在画面上直接题诗了，所谓诗画相得益彰，但，从何处相得？她们难得彼此知己，相逢对饮千杯少？遗憾多数情况却是同床异梦，话不投机半句多。画上题诗绝不等于画中有诗，甚至是诗画相悖，媒约婚烟，彼此缺乏了解，谈不上水乳交融的爱情。贾岛以苦吟闻名，他的诗中潜藏着形式美感，他之苦吟也许苦于极难找到诗与画的交汇点。他的推敲之苦成了后人钻研艺术的一盏明灯。鸟宿池边树，鸟宿，是收缩的形象，近似一个圆圈；僧推月下门，推开门是一道线状的展开，展开的线状与收缩的圈状是形象对比，是绘画之美。僧敲月下门，敲门出声响，则联想到鸟宿悄无声，是动与静的对照，属音乐之美的范畴了。故推之敲之的问题是采用绘画美还是音乐美的选择，贾岛自己当时也许并未意识到这种区别，因而为之彷徨，推敲。诗、书、画三绝是传统中追求的目标，三绝结合在同一幅画中更属综合型的艺术珍品，但这样的珍品实属凤毛麟角。其反面，倒是画上乱题诗，诗情非画意，或误导了画境。画面题跋中也是精辟之论不多，废话不少。绘画是分割和利用平面的科学，画中任何一块面积都价值连城，不可轻易浪费。马蒂斯说画面上没有可有可无的部分，如不起积极作用，必起破坏作用。故传统绘画中的空白部分亦系整体构成中的组成因素，所谓计白当墨。如果要题诗，这诗和题诗的面积都早设计在整体布局中，而习惯性的为补白而题诗、题款，都缘于画面已铸成缺陷。不依赖文字的阐释，造型本身的诗和意境如何表达，这是美术家的专业，这个专业里的科学性须待更深的挖掘。德国的莱辛(LESSING 1729-1781)通过对雕刻“拉奥孔”和诗歌“拉奥孔”的比较，明确前者属空间构成，后者系时间节律。我感到这亦是对画与诗作出的血淋淋的解剖。结语人类生活在科学与艺术中，这两者的关系本来是和谐一体的，典型的例子是达・芬奇。徐霞客是文学家？科学家？都是。隋代李春建造的赵州桥是科学创举，更是艺术杰作。梁思成先生讲中国建筑史时，曾猜测河底里可能还有另一半拱形建筑，与水上的拱形合成一个鸡蛋，因而这个椭圆结构特别坚固。梁先生的这一思考本身就十分引人入胜。据科学家们说当他们掌握大量客观素材后，往往会突然觉察其间的特殊规律，一朝明语，因而发现新的科学论据，这情况正如艺术家一时灵感的喷发，其实都缘于长期积累，一朝呈现，证明了真理的普遍性。不如从什么时候起，艺术与科学逐步远离，对峙，尤其在中国，两者间几乎河水不犯井水，老死不相往来。错了，变了，新世纪的门前科学和艺术将发现谁也离不开谁。印象派在美术史上创造了划时代的辉煌业绩，正缘于发现了色彩中的科学性；塞尚奠定了近代造型艺术的基石，当获益于几何学的普及。模仿不是创造，而创造离不开科学，其实创造本身便属于科学范畴。中国几百年来科学落后，影响到艺术停滞不前，甚至不进则退。传统画家中像石涛、八大山人、虚谷等等，才华和悟性极高，但缺乏社会生活中的科学温床，其创造性未能获得更翻天覆地的发挥。这次艺术与科学的国际作品展及研讨会是盛大的联姻佳节，新生代将远比父母辈更壮健，智商更上层楼。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日右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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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102 【 版 号 】5 【 标 题 】上海高校普遍开设邓小平理论课程 【 作 者 】郭礼华/王辛 【 正 文 】 新华社上海一月一日电（郭礼华、王辛）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七学年，上海市四十六所高校将普遍开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程。近几年来，上海市在全市高校中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了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的教书育人工作。去年上半年，市教卫党委提出从一九九五年秋季起，各校要把邓小平理论作为主干课程，并以独立形态开设此课。到目前，已有三十四所学校开设了『邓小平理论』必修课，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改革与实践中探索新思路，初步形成了特色。上海高校开设邓小平理论课程，受到大学生的欢迎。复旦大学对九四级一千名学生作了问卷调查，其中九百七十七名学生学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后，普遍认为这是一门『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学习后『获益匪浅』。华东理工大学在每学期由学生对各课程进行无记名投票测试中，这一课程的得分一直居全校公共课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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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荒坪电站完成初步设计新华社杭州５月１４日电（记者许京龙）我国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初步设计报告”，经全国有关专家评审，今天在这里获得通过。这个装机容量为１８０万千瓦的抽水蓄能电站将建在浙江北部的安吉县境内。它的初步设计工作由能源部、水利部的华东勘测设计院继１９８６年完成可行性报告之后承担的。在初步设计过程中，根据需要，又进一步作了大量的地质勘察工作和有关的试验、分析和研究。现在的初步设计进行了优化设计，比之可行性阶段，在工程量减少情况下，发电效益增加四分之一。抽水蓄能电站是一种新型电站。它建有相当落差的上水库和下水库，当电网负荷“低谷”时，利用剩余电能把下水库的水抽到上水库来；当用电高峰到来时，则放水发电。这种电站提高了电网运行的平稳性和可靠性，从而也为用户提供了“优质电”。它主要担负对电网的“调峰”、“填谷”以及一旦出现紧急事故时提供备用电等任务。这种电站，对于以火力发电为主、又缺乏“调峰”手段和能力的华东电网，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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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66 【原文出处】改革 【原刊地名】重庆 【原刊期号】199503 【原刊页号】097-105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胡舒立 【复印期号】199508 【 标 题 】基点与突破 ――’９５“农业热”背后的不同思路【 正 文 】 （本刊特约记者 胡舒立）对于关心中国农业改革进程和命运的人来说，１９９５年或许有些好兆头：２月２４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推出一系列事先经过最高决策层专门讨论、酝酿多时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３月１０日，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粮食、棉花、化肥工作会议，提出深化粮棉化购销体制改革的任务和具体部署；在３月上中旬举行的全国人大和政协全体会议上，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了代表和委员们讨论最多、议论最热烈的话题；而３月下旬，联合国开发总署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召开，上百名海内外专家学者聚会琼岛海口……在季节相交、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农业好象一下子成了中国大地上的主旋律。“重视农业要动真格的”，“不搞口头农业”，“自己养活自己”，“抢机遇、兴农业”，各种生动而且铿锵的标题和文章在报纸杂志上跳动，在广播电视中回响。就在这些听过多年的口号被一遍遍重复的时候，那些关注着中国农业改革的海内外经济学家和中国各级政府农村工作专家们进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重视农业该从何处下手？中国农村究竟在呼唤什么？仔细观察便可以看到，在躁动着的中国“农业热”背后，其实存在着对于如何解决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不同思路。而这种分歧的意义，可能不仅仅是限于农业本身了……农业生产：西线无战事中国农业生产的现实能力是可以支持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而中国农业生产能力的中长期提高，则有赖于市场经济制度的持续激励。任何时候都不要倒着往回走。其实，重视农业、关心农业是多少年的呼吁，多少年的盼望了。问题是怎么关心，怎么重视。这一次好象有些不一样，是真下决心了。然而在此过程中，某些舆论有意无意地给公众带来这样一种印象：中国粮食不够吃了，中国发生了农业危机，这才是重提重视农业的根本原因。不然，为什么前年底和去年春夏之交，粮价会两次大幅上扬呢？这不正说明供不应求的事实吗？不然，为什么那个美国专家，叫莱斯特・布朗的，会提出到下个世纪上半叶“谁来养活中国”的世纪性疑虑呢？――据说，到那时中国的粮食将有３．７亿吨的缺口，吃掉整个世界犹嫌不足。不然，为什么国内有些媒体陡然间把粮食供给“自力更生”的口号叫得那么响，把对于粮食的“忧患意识”提得那么高呢？不然，为什么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文，声称中国由于农业生产不足甚至面临“重新集体化”的“历史性选择”呢？［①］谁都明白，中国只有占世界７％的耕地，却有着占世界２２％的人口。人口还在增长；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耕地必然有所减少。所以，如果我们即将面临粮食的巨大短缺，那中国农业发展的路子到底该怎么走，市场经济的取向是否救得了农业乃至中国经济，就真得重新琢磨一番了……所以，在粮食危机的报警声中，人们可以听到许多似曾相识的主张和建议……不过，许多专事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并不同意这种估计。他们说，虽然海外有些评论在中国的粮食供给问题上危言耸听，但如果我们真的把中国的农业问题理解成能不能吃饱饭的问题，以为循着老路子去增加部分产量就是“重视农业”，那么出发点就找错了！日前，在海口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上，记者曾经与许多海内外经济学家和农业专家进行了交谈。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一直处于增长中。就是增长最慢的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８年，增长率也达到了４．１％。而１９９３年是中国历史上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总产量达到４．６亿吨，人均粮食为３７０公斤；１９９４年虽然出现减产，但降幅仅２．６％，仍然是正常范围。从几年的平均走势看，粮食生产仍是长势。新近出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说，根据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农业增长能保持３％或高于人口增长率１个百分点就可以维持基本需求。事实上，中国的粮食这些年来也一直保持了基本自给。中国当然有理由利用国际市场，这些年也确实从国外进口了一部分粮食，但主要是为了调剂余缺，平抑粮价，这部分的比例目前还是很小的，仅在３％左右。而且直到去年仍是出口大于进口的状况。中国农业技术落后，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农业生产在近中期并无危机可言。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的官员段志煌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前一个时期，由于那位布朗先生的惊人之语，海外媒体很是鼓噪了一番，在美国农业部也引起了高度关注。他的局长几次要求他和同事们再次对中国农业生产情况做出分析。可他和其他两位同事的结论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中国的农业生产在最近１０年内不会出现大的短缺。他们还认为，中国粮食生产的潜力还很大，所以如果农业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进程顺利推进，中国农业的长期前景也是光明的。海外大可不必为下世纪谁来养活中国１６亿人而庸人自扰。对于我国农产品市场供求平衡的现状，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候选人周其仁提供了一个分析。周其仁８０年代曾长期从事我国农村经济政策的研究，最近几年又多次回国，在东北、华北、华东进行过实地调查。根据他的看法，中国农产品的供求问题可以做几层区分：一是农民自己生产自己消费部分，可以说农产品的供求基本不成问题，而这部分人就已经占了中国人口的８０％左右。现在，落后地方的农民吃得比过去好了，发达地区农民的营养丰富。温饱不足的贫困人口总数在减少，且那是多年问题，并不曾在近两年变得格外尖锐。二是由农民生产、集镇和小城镇居民消费部分。这部分直接由市场调节，也未出现大的问题。事实上，农产品供求问题比较大的主要是农民生产以后，由大中城市居民消费的这一块。即使在这一块中，仍可分为两部分。其中面向市场、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有足够的需求，农民生产和供给的积极性都很高。因此，农产品供应问题比较大的，主要集中在由农民生产，而由城市中低收入消费的那部分农产品上。由于这部分利润比较薄，因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较低；而城市收入水平比较低的阶层在消费上并没有很大弹性，所以供求矛盾有些突出。此外，一些低效益的国有企业要以低价农产品做原料，也会遇到供应不足的困难。当然就是这一部分，仍然有个周期性。前两年粮、棉等基本农产品还卖不动，还过剩，只是在宏观景气变化的情况下，供不应求几年才轮上一回。以周其仁之见，当前供求不平衡问题主要集中在向大中城市供应基本食品和原料这一个环节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一是提高城市对基本农产品的真实购买力，二是大刀阔斧地改革农副产品的流通体制，以求节约交易费用。很显然，中国农业生产的现实能力，是可以支持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而中国农业生产能力的中长期提高，有赖于市场经济制度的持续激励。所以，专家学者们特别警告说，如果从错误的形势估计出发，认为市场化已经过了头，只能加紧行政控制才能保障供给，甚至以为当前农业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规模太小，并且要急急忙忙去合并农户生产，那可真要闹得城乡都不安宁，一定会危害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大局。无论如何不能倒着往回走。粮食市场化：“捉放曹”幕后现在我们面对的其实是技术落后、体制先进的农业和技术先进、体制落后的城市大工业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不能让农业体制上的先进性停下来。纵使找准了问题，仍然需要寻求突破。在８０年代，中国农村靠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充分显出了改革的威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９０年代的今天，中国农民想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回答很简单：公平交易！农民要求不多，只希望他们能够面对一个等价交换自己产品的市场。然而，他们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个公平市场。在记者最近接触采访的十多位各省市农村工作领导干部中，实现基本农产品的市场化是相当突出的呼声。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吴ｒóｎｇ愧倬退担毫甘车母母镏飨咧荒苁恰笆谐∪∠颉薄５蹦昱┐甯母铮土地搞了个“包公案”，相当成功；可如今改革统购统销制度成了“捉放曹”，反反复复，宏观政策举棋不定，阻碍了城乡流通。到现在，粮食价格还在搞“双轨制”。农民说了，“双轨制”是“捣鬼制”。为什么还要让这种“捣鬼制”继续下去呢？中国最有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也提出：要想保护农民的比较利益，首先就要把农民从过去的统购统销制度下逐步解放出来。不改变低价收购政策，不改变价格机制，就谈不上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现在维持低价收购的成本太高，远远超过了收益，已经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了。谈起放开市场和稳定粮价的关系，林毅夫讲得更直率。他说，由于近几年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现在号召各地通过抓“米袋子”、落实粮食播种面积等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过，既然价格波动并不是农业生产滑坡造成的，所以增加粮食生产也未必能稳定市场粮价，即使成功也将产生副作用。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抓“米袋子”，必将增加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降低农民收入；同时，也减少了沿海对中部产粮区的粮食需求，致使中部产粮区的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因此，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粮食大市场。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市场的范围越大，各地产需余缺互补的可能性越大，市场价格的波动就越小。不在建立统一大市场上下气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甚至头疼医脚、脚疼医头，方向就找错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的粮食迈向市场的进程，的确经历了太多的反复，太多的踌躇。最近的一次改革是从１９９３年初开始的，全国多数地区相继宣布取消粮食合同定购，大多数城镇也取消了粮食平价供应，彻底放开了粮食收购和销售价格。同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行“保量定价”的办法，即原有的定购数量不变，价格随行就市。但１９９３年底全国粮价大幅度上涨，国家仍继续实行合同定购粮由中央统一定价的办法。到１９９４年夏秋后，粮棉等基本农产品价格再次大幅攀升，成为全国通货膨胀中最为突出的现象。中央政府不得已继续要求国有粮食部门销售基本口粮挂牌限价，并强调粮商和用粮单位不得直接到农村收购粮食。在这种背景下，全国有３５个大中城市恢复了基本口粮凭票供应制度。不少地方关闭了粮食市场，搞地区封锁，有些地方甚至不得不动用民兵强行购粮；而一些国有粮食部门利用粮食差价异地倒卖，凭垄断地位牟取暴利，以至个别地方粮食部门在购齐粮食后，竞然得以给县领导赠送轿车、奖励一次新、马、泰旅游。寻租现象蔓延，党群关系恶化，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不进反退，代价沉重。当然，中国的粮食市场化在今年又有了某种进步。与去年中央政府通过国有粮食部门统一掌握粮源的做法不同，今年实行的省长负责制减少了征购量，强调了各省市可以利用省内市场、省际市场以至国际市场实现农产品的供求平衡。不久前朱ｒóｎｇ愧倩副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云南代表团的小组会上特别强调了今年政策的这个新要求。不过，专家学者们在略感欣慰的同时又指出，省长负责制还包含着另一种可能性，即各地区单纯依赖行政命令，层层下压收购任务，封锁区际贸易。怎样力求各省真的能象中央负责同志期望得那样朝市场方向走，不往封锁市场上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多年从事中国农村经济政策研究的农业经济学家陈锡文提出，有实现粮食市场化的过程中，有两个具体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一是如何把对全体城镇居民的补贴改为定向补贴低收入层；二是如何解决国有粮食部门３６０万人及供销社系统７００多万人的既得利益问题。否则，理论推演再合理，实践中也难以推进。粮食市场化进进退退就在所难免。这样的看法言之有理，人们的具体建议设想也有许多，还涉及增加土地税、改进征购方式等等。其中，一些专家着重表述了加速推进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迫切性。他们提出，现在从事粮食流通的有两类组织，一类是个体户，活力足够，但组织太小；另一类就是国有粮食部门，组织庞大，却又缺乏活力，都不能节约大规模农产品贸易的交易费用。因此，在农产品流通这个领域，应该加快国有粮食部门的体制改革，加大非国有部门的比重，从根本上改变“官商”主宰粮食大购销的局面。随着一批面向市场的、有充分激励机制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大型农产品综合企业的兴起，粮食市场化就会走上轨道，农产品的供给就会更加平稳。为了把这些操作层的改革措施尽快推出来，专家学者们特别强调了必须从根本上有一个认识的转变，亦即扭转经济政策中的“城市偏向”。就象吴ｒóｎｇ愧偎档模骸芭┟袷鞘敉米拥模把毛拉光了也不叫；城里人是属羊的，拉拉毛就叫起来了。所以一旦经济出了点问题就让农民一家做牺牲。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思维习惯必须变过来。”周其仁这样概括：“农民不愿意多生产市场效率低的农产品，恰恰表明我国农业部分在体制上的先进性。现在我们面对的其实是技术落后、体制先进的农业和技术先进、体制落后的城市大工业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不应该让农业体制上的先进性停下来，转回去，而应该让落后的城市部门改革跟上来。如果这个线路调得通，中国农业持续技术进步才是有希望的。”中国人都谈得温和，外国人就比较尖锐了。记者采访了国际上极富盛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前美国政府农业顾问弗农・拉坦教授。他就说：“要想解决中国农业的问题，先得结束对于农民的歧视。政府从中国农民那里买粮食，应当和从加利福尼亚的农民那里买粮食付一样的钱。你们为什么要歧视自己的农民呢？”中国农民已经奉献得太多了。现在必须停止歧视，推进市场。这就是弗农・拉坦的建议。农业投入：重心在何处中国要想前进，想发展，有两个东西是绕不过去的。一是市场，二是财产保护。一旦有了这种政策和制度环境的“投入”，才能指望农民在土地上长线投资。’９５“农业热”，一篇重要的文章就做在农业投入上。从今年２月开始，中国媒体开始相继报道各地加大农业投入的数字；至３月召开人代会，国务委员陈锦华正式宣布，在今年新增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中，用于水利、农业和支农工业的将占４０％；人代会结束后，各个省重新掂量财政支出的盘子，又在农业的一端加上了大小不等的新砝码。恐怕谁都会肯定农业投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确，这些年来中国的农业投入太少了。然而，农业投入依靠谁来进行？看法却是大相径庭。当然一种思路是主要依靠政府；另一种就是主要依靠农民了。算术的方法有时是很达意的。一些农业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们提出：根据多年计算，农业资金投入大体上６０％靠农户，２０％靠地方和社区经济，２０％来自政府。因此，他们说，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入不足是事实，必须力争逐年有所增加。但主要还是得靠农民。而指望农民投资，就必须有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让人家愿意把钱和汗水花在土地的远期收益上。山东阳明县委书记盖国强就对记者讲了这样一个例子：过去人家都是一置田，二置房，可现在我们那里的农民有了钱先盖房，先想着给儿子娶媳妇。据统计，仅去年一年全县农民在盖新房上就花了５０００万元钱，而财政能拿出来支农的每年仅几百万元钱。很显然，政府的农业投入只是小头，大头还在农民一方。政府这个小头应投在农民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情，例如，大中型水利设施（这些年来有些地方这类设施破坏严重，是令人担忧的）上。比如弗农・拉坦就对记者说，农民在进入市场后，政府还得帮一把，就是把钱用在农村教育、农业技术推进和农田基本建设上。而增加农业投入的关键，是政府用自己的政策和制度“投入”，带动农民投入的大头。要是缺乏良好的长期投资预期，农民是不肯增加农业投入的。当然，指望农民愿意对土地长期投资不能单靠口头号召。而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也绝不能是一句空话。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有关专家学者都认为，为了确保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应当是把农民的财产权力，首先是土地长期使用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起来。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国际经验早已表明，唯有长期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和有效的土地市场，才能刺激农民投资土地，进而提高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因此，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是农村高速发展和稳定的基本保证。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华盛顿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罗伊・普罗斯特曼等三位学者有很深入的研究。从１９８７年以来，这三位学者多番远渡重洋，在中国农村进行了四轮实证研究，对农民进行了１７３次深入访问调查，与３５０多个农户进行了交谈。在他们独立选择农户调查过程中，没有一个当地官员陪同。根据这样的调查，他们发现，中国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确刺激了农民耕作实践的改善，这些改善包括抓紧农时、勤于除草、选用良种、精施化肥、管好现有水源等。不过这些改善都属于年度性的，农民做这些改善是因为他们当年立即可以获益。他们的调查也发现，中国农民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一样，需要长期的土地稳定来刺激长远土地投入，为下一次农业的大发展准备条件。这些投入包括：改善排灌设施、修建梯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等。农民之所以现在不愿意做这些投入，是因为并不知道其持有的土地期限是否能长到充分回收投资。根据他们的调查，每七个中国农民就有六个表示，如果能拥有永久土地使用权，就愿意作重大的长远土地投入。不久前，三学者中的为首者罗伊・普罗斯特曼教授在从中国出发到俄罗斯进行实地调查之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位美国著名的比较土地制度专家告诉记者，经过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他们已经针对中国的现状提出了四组解决方案，包括：１）在保持土地公有的同时，给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２）废除土地分配随人口而变化的做法，允许有限制的“有偿转让”作为调节机制。３）对耕地的农转非进行限制。４）树立法制观念，建立整套与农村土地制度有关的规定和程序。此外，他们还认为，农村土地公有权的所有者应当明确到生产队一级。究竟该给农民多长时间的土地使用权？给权过程该如何操作？眼下中国许多专家学者们还在进行具体研讨。不过，农民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予以解决，却是多数人的一致意见。他们说，当年包产到户一包１５年，说是１５年不变，其实年年有变；去年又再签３０年，却搞得无声无息，农民心里还是不踏实。所以，现在谈加强农业投入，谈了千遍万遍，不如把重心放在政策和制度环境的“投入”上，进而用立法的形式，把长期的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此外，农民的其他财产权力，例如经营权、出售权，也必须用法律的方式明确起来。这样，中国获得农业发展后劲才算有了制度保证。看起来，中国农业要想前进，要想发展，有两个东西是绕不过去的。一是市场，二是财产保护。在财产权利上含含糊糊，又怎么能指望农民在土地上长线投资呢？劳动力转移：挑战在眼前关心中国农业，就得关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如果不解决这个出路问题，将压力长期留在农村，结果农村不安定，城市也安定不了。在关乎中国农业发展前景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最富挑战性也最为关键的，这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有一种看法是近来潜移默化，成了点小气候的，就是觉得在目前我国的工农业发展水平上，对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当加以限制。在这里，对于城市吸纳能力的担忧、对于社会秩序稳定的焦虑都是很充足的理由，而且还有一种解释是很有些“经济学”宏观平衡考虑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加大农产品的机会成本，进而带来粮价的提高。所以，从当前稳定粮价和降低农业成本的需要出发，也要尽可能把农民留在土地上。骄傲地持有户口本的城里人，这一两年来多多少少都感觉到了“民工潮”的无序性带来的打扰，而且很有些人对于吃平价粮、和农民不一样的日子有着某种怀念。所以，上述看法用不着大肆声张，用不着慷慨激昂，就因其广阔的利益基础不胫而走，有了一些市场。那只去年很忽闪了一阵的“第三只眼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瞪起来，怒斥农民流动为动乱之源，力主将其禁锢于土地的。不过，如果以为’９５“农业热”恰恰可以支持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只要看得广些也看得远些就应当明白，占中国８０％的农民的力量，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力量。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都必须尊重。而且，中国的发达进步，与众多剩余劳动力另辟战场，一定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因此，重视中国农业，绝不意味着把农民捆缚在土地上。关心中国农业，就得关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去向。在这方面，学者专家们的表述最为精当也最为理性。集５０年观察研究中国当代农村经济之经验心得，８１岁的杜润生说：中国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至少有６０％左右，太少了不行。只有这个６０％转移之后，资源配置才会比较合理，才能不断更新资源利用方式，才能实现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如果矛盾不解决，推到农村，就会提高农村贫困化程度。结果农村不安定，城市也安定不了。农民办了一批乡镇企业，吸收了１亿多劳动力就业，但现在看还不足以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因此在杜老看来，到本世纪末，农村劳动力剩余量大约会增加到两亿左右。转移这部分劳动力是个大工程。转移就业解决得好，丰富劳动力就变为优势资源，反之，会变成国家发展进步的巨大制约因素。所以，对此事必须有个总体规划，现在就积极地做起来。其实，劳动力转移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宏观平衡的实利也是显著的。按国家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迟福林的看法，虽然现在全国经济仍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当务之急，但工业开工不足在某些地方已经相当严重，前几年经济疲软的情形更是记忆犹新。这种市场疲软和开工不足，就是与农民收入增长过于缓慢，国内市场扩张乏力而导致的需求不足相联系的。因此，为了防止国民经济出现“滞”“胀”并存的局面，就必须对于农民转移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予以足够的重视。当然，转移上亿剩余劳动力，实非易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劳动力的转移是和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城市工商业改革没有大的进步，劳动力的转移就必然困难重重，中国的农业也就会是一盘死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敬琏谈到，８０年代中期，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吸收了１亿多劳动力，这是近年来中国的最大一次劳动力转移。正是当时国民经济的货币化为这次转移创造了外部条件。因为过去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实物经济，流通中的货币量很小。改革开放以后，交易中的货币需要量大量增加，部分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充当活跃的交易媒体，等于多出一笔钱而不至引起通胀。这笔多余的货币大约有七八千亿，其中一部分以贷款形式进入乡镇企业，支持了乡镇企业的兴起，解决了农村部分劳动力的就业。农业生产由此也进入了良性循环。１９８８年以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速度大大减慢。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而城市工商业改革缓慢，效率低下，不可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致使农村劳动力存量越来越大，农村经济也只能处于恶性循环之中。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加速城市工商业的改革。目前担任着中国国土研究会会长的杜润生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战略设想，总体来说是四句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城市比重，发展经济总量，开辟就业门路”。以杜老之见，中国劳动力的资源优势至今未能很好发挥。而农村几亿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仍停留在１９７８年１∶２．８１的水平上，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内市场的扩张。因此，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既要考虑提高技术等级、参与国际竞争，又要寻找机会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创造新的需求。能够兼顾两方面的就是第三产业，因此要把发展第三产业做为解决中国特殊问题的注意点。中国就业结构改变缓慢，又是和城市比重过低和城市结构功能欠佳直接联系的。中国的城市人口至今只占国民总人口的２６％，所以杜老提出，中国应当改变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限制城市人口迁移的方针，发展出一批新的城市来。在城市中又要实行大、中、小配套，要有几个大城市成为国际中转中心，其余的城市有的以制造业为主，有的以第三产业为主。同时，使现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梯度转移，推动后进地区发展。杜老说，这样，就为改革户籍制度，发育劳动市场，扩充就业规模和分流人口迁移创造了前提条件。事实上，在地方，在农村，这一切已经慢慢做起来了。比如沿江沿海的城市群落，比如温州郊区的农民造城……人们在想，眼下正在升温的“农业热”，能不能把这种有助于农民生存环境改善、有助于国家安定繁荣的事业再推上一把呢？结语：向前走，莫回头’９５年格外垂青农业，农业要说的话就很多很多。更具体、更专业的还有规模经营的选择，还有扩大农田播种面积的利弊，还有农业科技发展的道路与侧重等等。不过，当记者把对于各种问题的争议汇集到一起的时候，看到的仍然是分野清晰的两种思路。想起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第１６个年头，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规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中国人已经走上了改革不归路。不过，对于“农业是基础”的这块基础产业怎么发展，怎么建立，我们真的想明白了吗？对于明天那个市场经济中的中国农村，我们真的看清楚了吗？对于１３亿中国人，农民和非农民的中国人，该怎么走向未来，我们真的完全弄懂了吗？中国的经济其实并不承认两个完全无关的系统。旧体制的构架里，低价农产品、贫困农村人支撑着低工资、低消费的城市工业化；新体制的创建中，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奠起了全局性改革的两块基石。中国的改革再往前走，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乡下人和城里人便在相互提携、纠缠、促进和牵制。何去何从，一定也还是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今年“农业热”的兴起，好象只有一条路是走得通的，那就是继续深化城市和农村中的关键性改革。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思维框架里，是不会有出路的。向前走，莫回头。下注：① 华尔街日报１９９５年３月１０日文：《养活大众》（FEEDI NGTHEMASS,BYJOSEPHKAHN）。此文摘要曾在纽约时报等美国主要报纸转载。４月６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华盛顿大学农村发展所教授罗伊・普罗斯特曼等三人致该报编辑的一封信，表示了不同意见，特别提出集体经济体制下的“规模经营”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字库未存字注释：愧僭字 金右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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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汇价由升转跌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２日电美元对西方其它主要货币的比价１１日大幅度下跌，在伦敦外汇市场上美元对日元的比价由一天前的１：１５７．１０跌到１：１５２．８３，跌幅达４．２７日元。西方金融界人士认为，美元汇价由升转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同日公布的４月份批发价格下降百分之零点六表明，美国经济增长放慢，通货膨胀压力减弱，美国可能采取降低利率措施，因而使美元失去吸引力。但美元汇价的前景总的说来仍是捉摸不定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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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695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4～8 【分 类 号】A3 【分 类 名】邓小平理论研究 【复印期号】199804 【 标 题 】试析邓小平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 【 作 者 】朱荣英 【作者简介】作者 朱荣英 河南大学马列德育部讲师 开封市 475001 【 正 文 】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继承了列宁提出的“要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1 〕的教诲，善于从“政治角度”〔2〕考察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 逐渐形成了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观。探析邓小平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正确理解和处理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及其辩证关系，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向深层发展，将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一）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在新时期继承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的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的思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意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4〕。 因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怎样利用新的政治统治所取得的各种有利条件，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就成为新的革命任务。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高度的政治鉴别力，善于从政治高度考察中国的经济问题。他认为，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即如何建设、巩固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5〕。 因而要求我们对经济要坚持首先从政治角度去看，不能把经济问题只看成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早在1975年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就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要首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认为，这是当前的政治“大局”，“全党要多讲”〔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他通过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动新格局的高瞻远瞩，及时地提醒我们，认为我们国家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党的政治工作的重点要有相应的转移。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他更鲜明地指出，“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7〕。 强调要把经济建设看成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认为它怎样解决，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而，新时期的政治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对于它要死扭住不放，即使打世界大战，等打完以后还要搞建设。还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我们的政治路线和总路线，“总路线还不是最大的政治？”〔8 〕这既表明邓小平的政治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也表明他是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二）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扎根于我们的最大实际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认为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实际”〔9〕。 邓小平同志领导党中央把经济建设视为“最大的政治”，也是根据这一最大的实际而提出的科学论断。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中予以确认的、尤其是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再次重申并予以强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时代特征与民族特点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辩证性的集中体现。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高起点的社会主义。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自然不可能完全具备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它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也有很大不同。它的低起点状况决定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能不去完成资本主义已完成的内容。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主要是指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跨越，但其生产力的历史积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超越；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和完成的东西，并非都是姓“资”的，生产力的历史积累可以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中进行。否则，如果认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历史积累就可以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接进入高起点的社会主义，这是“左”；而如果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完成的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完成与实现，这是右。“左”和右都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的超越和偏离。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是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讲，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它必须经历长期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最大的政治，否则将会犯“左”或右的政治错误。（三）考察经济问题的这一政治角度，立足于解决我们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仅仅“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0〕，即要研究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形式。毛泽东由于没有找到或者说没有能够准确地把握基本矛盾在我国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一味求公、求纯，在政权的巩固上片面夸大阶级斗争的作用，阶级斗争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或者说最大的政治。邓小平同志继承前人又突破常规，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把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中那些最本质的方面，敏锐地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中国并非表现在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相反，而是表现在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因而，他再三教导我们，“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11〕。要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必须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解决怎样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问题。在现阶段，这集中体现在如何处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上。这样，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以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解决这个矛盾和任务当然也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四）考察经济问题的这一政治角度，基于对国内外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就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讲，当苏联政权刚刚建立，出于特殊需要，当时在经济上采取了通过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有化”而向社会化过渡的所有制形式。这对于巩固新生政权是必需的，也是行之有效的。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将之固守为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显然就不妥当了。列宁及时地觉察到了：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是行不通的，必须采用“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的“间接迂回”的办法来搞建设〔12〕。也就是后来提出的要把资本主义作为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加以利用并加快生产力发展的论断。这种调整和改革既继承了马克思设想的要“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以加快经济发展〔13〕的观点，也是符合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的，而且短短几年内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斯大林及其以后的领导人，却放弃了这种必要的“迂回”，对社会主义建设急于求成、求纯，这集中表现在中央集权的、单一计划的模式上。在几十年的建设实践中，尽管历届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并走向实际，调子也越来越低，但是，始终教条式地理解马恩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一般原则，没有找到适合俄国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形式，更没有把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作为最大的政治来看待，所以始终没有走出一条具有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建国之初毛泽东正确分析国情，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把新民主主义作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由于没有经验，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毛泽东带领全党及时总结了建国初期的经验教训，论述了发展经济的十个方面的关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为此，党的“八大”制定了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遗憾的是，以后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反而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口号取而代之，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偏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大大促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计划的经济模式，使阶级斗争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这种空头政治几乎断送了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同志领导党和人民果断地纠正了这种错误，吸取了国内外经济建设的教训，从而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到政治角度来看待，使面临崩溃边缘的社会主义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五）考察经济问题的这一政治角度的基本点邓小平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点：1.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建设是政治的根本内容和中心任务，正确的政治领导归根到底要落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上，不能抽出政治所包含的丰富的经济内容，而把它搞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对于社会主义政治来说，经济永远是基础和决定性的因素，因而，社会主义政治、政治领导必须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2.正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的目的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社会的经济问题，在于更好地组织、调整、巩固与发展社会的经济活动，因而，经济建设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对之视而不见，就是有意无意地淡化政治。不仅如此，经济建设还成为当前“最大的”、“压倒一切的”政治，这是因为经济建设的成败，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着社会主义政治的巩固与发展，关系着国家与民族的安危。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上不去，综合国力得不到提高，一切都无从谈起。3.经济建设虽然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但又不能以经济代替政治。政治和经济不能等同看待，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因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一定要讲政治。因为，要做好经济这方面的工作，必须是在保证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错误的前提下进行的，必须首先做好政治工作才能做好经济工作。邓小平认为，这是“治理国家的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14〕。因而，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要加强正确的政治领导，以保证经济建设的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坚决防止只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政治原则、立场和方向的错误倾向。4.在当代中国，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加强阶级斗争的政治功能，但由于阶级斗争在当代无论从总的趋势上或者性质和特点上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社会主义政治已有了全新的历史任务，即维护和组织经济建设。即使在某些条件下，阶级斗争还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政治的形式，但它归根到底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进行的。因此，到什么时候都必须讲政治，但决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的政治。5.无产阶级的政治，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都表现在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上。政治是为了实现满足人民利益的一种手段。因而社会主义政治、政治领导的根本宗旨就是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的物质利益，把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为此，就要坚定地树立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治信念，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否则，就会亡党亡国。而且，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政治代表和维护了人民的“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15〕，因而它所具有的巨大的能动作用和勃勃生机，就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这样，在新时期就更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牢固地树立公仆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人。另外，邓小平同志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一国两制”的构想，对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分析等等，也属于他的新时期政治角度的基本内容。（六）考察经济问题的这一政治角度的特点邓小平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原则同中国特定的经济问题相统一的政治眼光，具有许多突出而鲜明的特征：其一，鲜明的实践性品格。邓小平的政治角度，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原则分析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政治视角，从这种特定的视角考察问题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既来自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所以，邓小平的这个政治角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般说来，理论或一般原则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必须通过可操作的实践性观念这种中介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原则，正如列宁所说，至多只能提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16〕。因而，它的高度的抽象性，决定了它不能以纯粹原有的形态直接应用于具体的经济问题，必须找到能够把一般原则和具体问题相接纳、渗透、融合的中介形式，才能使它的指导作用发挥出来。邓小平的政治观就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把一般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可运行的具体措施、办法、程序与途径的实践性观念。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其二，突出的务实性风格。邓小平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所显示的务实性风格，为我们树立了优良的学风。邓小平用马克思的一般原则在考察经济问题时，既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又着眼于我们正在解决的实际问题，即着眼于当前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很少空谈，也很少用实例去迎合一般原则的抽象论证，大多都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时所提出的指导意见、方针、办法、具体措施等，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在字里行间充满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处处洋溢着求真、务实的优良学风，这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统一于当代中国的实践中，并使之不断发展和完善。其三，这一政治角度还具有创造性、发展性、预见性、开放性等特征。由上可见，探析邓小平考察经济问题的政治角度，对于我们学习“十五大”精神，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旗帜作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一政治角度，是理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与经济的切入口。只有从这一政治角度出发，才能深刻体会到：我们在现阶段为什么要采取和执行这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执行这种路线、方针和政策，不仅不是离马克思主义远了，而是更加贴近马克思主义了；不仅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反而使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更加兴旺发达了。这一政治角度，作为一条轴线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中，是邓小平考察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高度浓缩，只有把握住这条轴线，才能真正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注释：〔1〕《列宁选集》，第4卷，408页，1995。〔2〕〔4〕〔5〕〔11〕〔14〕《邓小平文选》，第3卷，77、 116、354、237、124页。〔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9页。〔6〕〔7〕〔8〕〔10〕〔15〕《邓小平文选》，第2卷，4、194、249、182、163页。〔9〕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列宁全集》，第42卷，181页。〔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38页。〔16〕参看《列宁全集》，第24卷。【责任编辑】石本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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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2000 Vol.11 No.2 P.240-250电子商务安全协议及其非单调动态逻辑验证陈庆锋 白硕 王驹 张师超 隋立颖摘 要：该文介绍了SET(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的付费业务流程,对NDL(non-monotomic dynamic logic)的逻辑框架进行了扩展,即针对SET协议,增加了新的公理,重新给出积累规则的定义.在此基础上,用对SET中的几个重要的范例进行的逻辑验证,说明了NDL在验证电子商务协议上的重要性,并初步提出了积累规则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关键词：信息安全,逻辑验证,电子商务,注册,付费.分类号：TP309The 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Protocol and Its Logical Verification with Non-Monotomic Dynamic LogicCHEN Qing-feng BAI Shuo Sui Li-ying(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lligent Computing Systems Beijing 100080)CHEN Qing-feng ZHANG Shi-chao(Department of Mathemetics Computer Scienc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WANG Ju(Institute of Softwa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ayment process of SET(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protocol,and extends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NDL to fit the purpose of logical verification of SET.This means to add some new axioms about SET protocols and redefine some given inference rules.Based on these,the logical verification for key fragments of SET protocol is given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NDL and its extensions in E-commerce.Topic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Rule of Accumulation” are also proposed.Key words：Information security,logical verification,electronic commerce,registration,payment.▲随着Internet国际互联网的日趋流行,它已经渗透到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在金融、教学、科研上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互联网上传播信息量的增加,如何保证网上信息传播的安全成了人们日益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电子商务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最密切,它的安全性问题就成了最敏感的领域.实际上,电子商务对传统金融业的冲击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任何组织和个人只要在互联网上建立一个WWW站点地址,就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购物和付费,可以说,Internet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因为电子商务的重要性,为了提供一种安全、有效的购物方式,世界上的几大公司,如IBM,Microsoft,Netscape,RSA,SAIC,Terisa和Versign共同制定了SET(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s)电子商务安全协议［1,2］.以往对安全协议的验证有很多手段,一种是用常规的方法,对协议进行实际攻击,另一种是从表面上进行直观检测.但是,前者必须在系统已经建立之后才能检测出它的错误;后者由于检测手段不够严密,难免有疏漏之处.形式化逻辑方法的出现,使得我们可以在安全协议付诸实施之前,用一种严密可靠的方法对它的安全性质进行验证,正是由于它的严密性,使它成为信息安全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众多的验证逻辑,如BAN［3］,GNY［4］,AUTLOG［5］中,要么没有监听者,要么过于复杂,要么过于简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Kailar［6］提出的方法比较明确地针对安全协议中的“责任性”,他所建立的框架保证任何一方一旦做了某个动作,用逻辑的方法就能够证明,使他对所做过的动作无法抵赖.而在文献［7］中提出的NDL(non-monotomic dynamic logic)验证逻辑,引入了通信安全问题上的动态性(dynamic)和非单调性(non-monotonic)两种概念,使它更加符合SET协议中电子商务的特征,也为我们对SET协议进行逻辑验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的第1节是SET协议简介.第2节对NDL进行了扩展.第3节是对SET中的几个范例的验证.第4节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积累规则的符号表示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1 SET的付费业务流程简介SET的付费业务处理［1,2］主要由持卡人注册、商家注册、购买请求付费认证、付费获得这几个部分组成.1.1 持卡人注册持卡人C向商家发送SET消息之前,必须向证书授权当局CA(certificate authorities)注册,同时为了能向CA发送SET消息,持卡人必须知道CA的数据交换公钥,它由CA的数据交换公钥证书提供.当持卡人要求CA的数据交换公钥证书时,处理过程开始.具体步骤如下:.持卡人软件(1) 持卡人向证书授权当局CA发出初始化请求..证书授权当局(2) 证书授权当局收到初始化请求.(3) 证书授权当局产生初始化回答,并产生初始化回答的消息文摘,然后用证书授权当局CA的签名私钥加密该消息文摘,得到初始化回答消息的数字签名.(4) 证书授权当局向持卡人发送初始化回答、初始化回答消息的数字签名、CA的签名公钥证书和CA的数据交换公钥证书..持卡人软件(5) 持卡人收到初始化回答,并通过PKI(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信任树,即沿着信任链直到树根,逐级验证CA证书的合法性.(6) 持卡人通过比较用CA的签名公钥解开CA签名得到的结果和收到的初始化回答消息产生的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CA签名的合法性.(7) 持卡人输入他的帐号.(8) 持卡人软件产生注册表请求.(9) 持卡人软件用一个随机产生的单钥k1加密注册表请求消息,并用CA的数据交换公钥加密k1与持卡人的帐号,形成数字信封.(10) 持卡人软件将所产生的消息发送给CA..证书授权当局(11) CA用他的数据交换私钥解出持卡人的单钥k1及帐号,然后用k1解出注册表请求.(12) CA用帐号的前6～11位来识别持卡人的金融机构,并选定合适的注册表.CA产生注册表的消息文摘,然后用CA的签名私钥加密,得到注册表的数字签名.(13) CA向持卡人发送注册表和他的签名公钥证书..持卡人软件(14) 持卡人软件收到注册表,然后通过PKI信任树验证CA签名证书的合法性.(15) 持卡人软件通过比较用CA签名公钥解开CA签名所得到的结果和自己产生的所收到的注册表消息的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CA签名的合法性.(16) 持卡人软件产生一对签名密钥.(17) 持卡人完成注册表(向注册表填信息,例如持卡人名称、届满日期、帐单地址及其他一些被金融机构用来辨别是否有效的持卡人的信息).(18) 持卡人软件产生包含输入注册表信息的证书请求.(19) 持卡人软件将证书请求、持卡人的签名公钥和一个新产生的单钥k2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消息,然后用持卡人的签名私钥对它签名.(20) 持卡人软件用一个随机产生的单钥k3加密第(19)步产生的结果,并用CA的数据交换公钥加密k3与持卡人的帐户信息,形成数字信封.(21) 持卡人软件将所产生的消息发送给CA..证书授权当局(22) CA用他的数据交换私钥解出k3与持卡人帐号,然后用k3解出证书请求.(23) CA通过比较用持卡人的签名公钥解开持卡人签名得到的结果和自己产生的所收到消息的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持卡人签名的合法性.(24) CA用持卡人的帐户信息和从注册表得到的信息验证证书请求的合法性.(25) 基于第(24)步的验证,CA产生持卡人签名公钥证书,并用CA的签名私钥对它签名.(26) CA产生证书回答,并用CA的签名私钥对它作数字签名.(27) CA用从持卡人请求得到k2的加密第(26)步时所产生的消息.(28) CA将加密的证书回答、持卡人的签名公钥证书和CA的签名公钥一起发送给持卡人..持卡人软件(29) 持卡人软件通过PKI树验证CA的签名公钥证书和持卡人的签名公钥证书的合法性.(30) 持卡人软件用第(19)步存储的k2解出回答.(31) 持卡人软件通过比较用CA的签名公钥解开CA签名得到的结果和回答消息新产生的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CA签名的合法性.(32) 持卡人软件为将来的电子交易存储签名公钥证书和从回答得到的相关信息.1.2 商家注册为了能从持卡人收到SET付费指令或能通过付费网关处理SET业务,商家M必须先向证书授权当局CA注册.同时,为了向CA发送SET消息,商家必须知道CA的数据交换公钥,它由CA的数据交换公钥证书提供.此外,商家还需要从商家金融机构得到注册表.当商家软件要求CA的数据交换公钥证书和适合自己的注册表时,注册过程开始.具体步骤如下:.商家软件(1) 商家软件向CA发出初始化请求..证书授权当局(2) CA收到初始化请求.(3) CA选定合适的注册表,产生注册表的消息文摘,然后用CA的签名私钥加密,产生数字签名.(4) CA向商家发送注册表、CA的签名公钥证书和数据交换公钥证书..商家软件(5) 商家软件收到注册表,并通过PKI验证CA的证书的合法性.(6) 商家软件通过比较用CA的签名公钥解开CA签名得到的结果和收到的注册表消息新产生的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CA签名的合法性.(7) 商家软件产生两对密钥,一对为其签名密钥,另一对为其数据交换密钥.(8) 商家完成注册表(例如姓名、地址、身份证号等).(9) 商家软件产生证书请求.(10) 商家软件将证书请求、商家产生的签名公钥和数据交换公钥一起形成一个消息,然后用商家的签名私钥加密该消息的消息文摘得到数字签名.(11) 商家软件用一个随机产生的单钥k1加密第(10)步产生的消息.然后用CA的数据交换公钥加密k1和商家的帐户数据形成数字信封.(12) 商家软件向CA发送加密的证书请求消息..证书授权当局(13) CA用自己的数据交换私钥解出k1和商家的帐户数据,然后用k1解出证书请求消息.(14) CA通过比较用商家的签名公钥解开商家签名得到的结果和证书请求消息新产生的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商家签名的合法性.(15) CA用商家的帐户信息和注册表上的信息来确认证书请求的合法性.(16) 基于上述验证,CA用自己的签名私钥对CA产生的商家证书签名.(17) CA产生证书回答,并用自己的签名私钥对它作数字签名.(18) CA向商家发送回答..商家软件(19) 商家软件通过PKI树验证收到的证书的合法性.(20) 商家软件通过比较用CA的签名公钥解开CA签名得到的结果和回答消息新产生的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CA签名的合法性.(21) 商家软件为将来的电子交易存储证书和从回答得到的消息.1.3 购买请求当持卡人已完成浏览、选择和定货后,SET协议才起作用.为了向商家发送SET消息,持卡人必须知道付费网关P的数据交换密钥.当持卡人软件要求付费网关的数据交换公钥证书时,SET的订购处理开始.持卡人发出的消息表明,在交易中将使用哪一种付费卡品牌.具体步骤如下:.持卡人软件(1) 持卡人完成浏览和选购.(2) 持卡人软件向商家发送初始化请求..商家软件(3) 商家软件收到初始化请求.(4) 商家软件产生回答,并用商家的签名私钥加密回答的消息文摘,产生回答的数字签名.(5) 商家软件向持卡人发送回答,商家的签名公钥证书和付费网关P的数据交换公钥证书..持卡人软件(6) 持卡人软件收到初始化回答,并通过PKI树验证商家和付费网关证书的合法性.(7) 持卡人软件通过比较用商家签名公钥解开商家签名得到的结果和回答消息新产生的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商家签名的合法性.(8) 持卡人软件用从浏览和选购阶段得到的信息产生订购信息OI(order information).(9) 持卡人软件完成付费指令PI(payment instruction).(10) 持卡人软件用自己的签名私钥产生OI和PI的双重签名.(11) 持卡人软件用一个随机产生的单钥k1加密PI的双重签名.然后将k1与持卡人的帐户信息一起,用付费网关的数据交换公钥加密,形成数字信封.(12) 持卡人软件向商家发送OI、加密后的PI、双重签名和持卡人的签名证书..商家软件(13) 商家软件通过PKI树验证持卡人证书的合法性.(14) 商家软件用持卡人签名公钥解开OI的双重签名,通过比较得到的结果和OI及PI的消息文摘连接后得到的消息新产生的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OI上双重签名的合法性.(15) 商家M处理请求(包括将付费指令PI提交付费网关P认证).(16) 商家软件产生包含有商家签名证书的购买回答,然后用商家的签名私钥对它作数字签名.(17) 商家软件向持卡人传送购买回答和他自己的签名公钥证书.(18) 若业务被认证,商家履行持卡人的业务要求(例如,发货)..持卡人软件(19) 持卡人软件通过PKI树验证商家签名的合法性.(20) 持卡人软件通过比较用商家的签名公钥解开商家签名得到的结果和购买回答消息新产生的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商家签名的合法性.(21) 持卡人软件存储购买回答.1.4 付费认证当处理持卡人的定货时,商家将认证该项业务.具体步骤如下:.商家软件(1) 商家软件产生认证请求.(2) 商家软件用自己的签名私钥加密认证请求的消息文摘,产生认证请求的数字签名.(3) 商家软件用一个随机产生的单钥k2加密认证请求和其数字签名.然后用付费网关的数据交换公钥加密k2,形成数字信封.(4) 商家软件将加密的认证请求及数字签名、从持卡人的购买请求得到的加密的PI、持卡人的签名公钥证书和商家的证书传送给付费网关..付费网关(5) 付费网关用PKI树验证商家证书的合法性.(6) 付费网关用自己的数据交换私钥解出k2,并用k2解出认证请求.(7) 付费网关通过比较用商家签名公钥解开商家签名得到的结果和认证请求消息新产生的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商家签名的合法性.(8) 付费网关用PKI树验证持卡人的签名公钥证书的合法性.(9) 付费网关用自己的数据交换私钥解出k1和持卡人的帐户信息.然后用k1解出PI.(10) 付费网关利用持卡人的签名公钥验证持卡人在PI上的双重签名的合法性.(11) 付费网关确认商家的认证请求与持卡人的付费指令PI之间的一致性.(12) 付费网关通过金融网把认证请求传给持卡人的金融机构.(13) 付费网关产生认证回答,然后用付费网关的签名私钥加密认证回答的消息文摘,得到认证回答消息的数字签名.(14) 付费网关用一个新的随机产生的单钥k3加密认证回答.然后用商家的数据交换公钥加密k3和持卡人的帐户信息,形成数字信封.(15) 付费网关产生获得令牌（CapToken）,用付费网关的签名私钥加密获得令牌的消息文摘,得到数字签名.(16) 付费网关用一个新的随机产生的单钥k4加密获得令牌.然后用付费网关的数据交换公钥加密k4跟持卡人的帐户信息,形成数字信封.(17) 付费网关向商家传送认证回答..商家软件(18) 商家软件用PKI树验证付费网关签名公钥证书的合法性.(19) 商家软件用商家的数据交换私钥解出k3,然后用k3解出认证回答.(20) 商家软件通过比较用付费网关的签名公钥解开付费网关签名得到结果和认证回答消息新产生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付费网关签名的合法性.(21) 商家软件为以后的获得处理而存储加密的获得令牌和信封.(22) 商家完成购买请求处理.1.5 付费获得当完成持卡人的定货处理后,商家将请求付费.具体步骤如下:.商家软件(1) 商家软件产生获得请求.(2) 商家软件在获得请求中加入商家的证书,并用商家的签名私钥加密获得请求的消息文摘,产生数字签名.(3) 商家软件用一个随机产生的单钥k5加密获得请求,然后用付费网关的数据交换公钥加密k5,形成数字信封.(4) 商家软件向付费网关传送加密的获得请求和以前从认证回答存储的加密的获得令牌及商家的证书..付费网关(5) 付费网关用PKI树验证商家证书的合法性.(6) 付费网关用自己的数据交换私钥解出k5,然后用k5解出获得请求.(7) 付费网关通过比较用商家签名公钥解开商家签名得到的结果和获得请求消息新产生的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商家签名的合法性.(8) 付费网关用自己的数据交换私钥解出k4,然后用k4解出获得令牌.(9) 付费网关确认商家的获得请求和获得令牌之间的一致性.(10) 付费网关通过一个金融网向持卡人的金融机构发送获得请求.(11) 付费网关产生获得回答信息,包括付费网关的签名证书,并用付费网关的签名私钥加密获得回答消息的消息文摘,产生数字签名.(12) 付费网关用一个新的随机产生的单钥k6加密获得回答,然后用商家的数据交换公钥加密k6.(13) 付费网关向商家发送加密的获得回答..商家软件(14) 商家软件用PKI树验证付费网关证书的合法性.(15) 商家软件用自己的数据交换私钥解出k6,然后用k6解出获得回答.(16) 商家软件通过比较用付费网关的签名公钥解开付费网关签名得到的结果和获得回答消息新产生的消息文摘是否一致,来验证付费网关签名的合法性.(17) 为了与请求者收到的付费保持一致,商家软件存储获得回答.上面给出了SET协议的5个付费流程的介绍,为了对SET进行逻辑验证,必须扩展NDL的公理系统和积累规则.下面,我们将扩充NDL的公理及重新定义积累规则.2 NDL逻辑系统的扩展2.1 扩展的动作在文献［7］的NDL框架的基础上,结合SET安全协议的具体内容,我们在NDL系统里扩充一个基本动作:验证(verify)和合法性(legal).动作Verify的作用是,当参与方收到其他参与方发来的证书时,要通过树状链结构PKI对证书的合法性逐级进行验证,为了能够更好地表示这一认证过程,在扩展的公理中引入了这个动作,其中x为动作执行者,Cert为要验证的证书,〈CA,X2,...,Xn-1,root〉为PKI树的各级证书授权当局.动作Legal(CA,CerReq)表示CA验证注册表请求合法性这个过程,CA是动作的执行者.Verify(x,Cert,〈CA1,CA2,...,CARoot〉) x沿PKI逐级验证由CA1发出的证书Cert的合法性.此动作仅在Know(x,Spb(CARoot))和Know(x,Cert)同时成立时才可以做.Legal(CA,CertReq) CA验证注册表请求的合法性.2.2 扩展的谓词在文献［1］的NDL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一个IsVerified谓词.IsVerified(x,CA,Cert) 当x作完动作Verify后,若证明证书Cert是合法的,则IsVerified(x,Cert,CA)的值为真,否则为假.其真假值依赖于动作Verify的成功与否,即依赖于证书Cert的合法与否（其值不能由我们决定,是开放的).CA是发放Cert的证书授权机构.2.3 扩展的公理（1)加密公理1-1 Know(x,m)∧Know(x,k)→Know(x,E(m,k))1-2 Know(x,m)∧Know(x,Kpb(y))→Know(x,S(m,Kpb(y)))(2) 密钥分配公理2-1 Know(x,Kpv(x))2-2 Know(x,Spv(x))2-3 Know(x,Spb(x))2-4 Know(x,Kpb(x))2-5 Know(x,Spb(CARoot))2-6 Know(x,Kpb(CARoot))(3) 解密公理3-1 Know(x,k)∧Know(x,E(m,k)→Know(x,m)3-2 Know(x,Kpv(y))∧Know(x,S(m,Kpb(y)))→Know(x,m)(4) 签名公理4-1 Know(x,m)→Know(x,H(m))4-2 Know(x,m)∧Know(x,Spv(y))→Know(x,S(H(m),Spv(y)))(5) 认证公理5-1 Know(x,m)∧Know(x,S(H(m),Spv(y)))∧Know(x,Spb(y))→Auth(x,y,m)5-2 Know(x,m)∧Auth(x,y,H(m))→Auth(x,y,m)(6) 分合公理6-1 Know(x,〈m1,...,mn〉)Know(x,m1)∧...∧Know(x,mn)6-2 Auth(x,y,〈m1,...,mn〉)→Auth(x,y,m1)∧...∧Auth(x,y,mn)(7) PKI公理7-1 IsVerified(x,CA,CertS(y))→Auth(x,CA,〈y,Spb(y)〉)7-2 IsVerified(x,CA,CertK(y))→Auth(x,CA,〈y,Kpb(y)〉)在这里,CA指的是发放CertS或CertK给y的那个CA.以上公理是在NDL框架的基础上结合SET安全协议的具体内容对NDL公理系统的扩充,在稍后的范例验证中我们将会看到它的应用.2.4 规则的扩展2.4.1 新增的规则在文献［7］中提出的NDL框架的基础上,结合SET安全协议的具体内容,我们还需对NDL规则系统进行如下的扩充,新增加一条验证规则:(R-7) PKI验证规则Verify(x,Cert,〈CA,...,CARoot〉)IsVerified(x,CA,Cert)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IsVerified(x,CA,Cert)成立与否是依赖于动作Verify的结果的,而只有当(Know x,Cert)和Know(x,Spb(CARoot))同时成立时,才有可能做动作Verify,且此规则仅适用于Verify验证成功的情况.2.4.2 积累规则的扩展在文献［7］中提到的积累规则只适用于在SET业务处理过程中,不更换密钥并且对消息有“记忆“功能的情况.但是,在实际业务中,密钥是允许修改的,而且对某些消息可能没有“记忆“功能,为了能够满足在电子商务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在本文中,我们扩展了积累规则.在电子商务中,SET协议最可能发生改变的是密钥k,Spb(x),Spv(x),Kpb(x),Kpv(x).对于〈Spv(x),Spb(x)〉与〈Kpv(x),Kpb(x)〉,它们分别是同时产生的签名密钥对和数据交换密钥对,因此,更改其中的任何一个,另一个也会发生改变.除了密钥可能会发生改变外,某些消息也会发生改变,总的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3种情况:(1) k,〈Spb(x),Spv(x)〉,〈Kpb(x),Kpv(x)〉中有改变,但有“记忆”功能.(2) k,〈Spb(x),Spv(x)〉,〈Kpb(x),Kpv(x)〉都不改变,但没有“记忆”功能.(3) k,〈Spb(x),Spv(x)〉,〈Kpb(x),Kpv(x)〉中有改变,且没有“记忆”功能.(1)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x随机产生密钥k,〈Spb(x),Spv(x)〉或〈Kpb(x),Kpv(x)〉,但相应地让y知道k,Spb(x)或Kpb(x).由于有“记忆”功能,其他消息仍然存在,因此,文献［7］中的积累规则仍然起作用.另一种是在执行过程中,x自己单方面更改了密钥,但没有让y知道.这时候,y对原来密钥的知识已经“作废”,积累规则不再起作用.根据上面两种情况,可以相应地得到以下两条规则.(R-3-1) 积累规则1在整个动作发生的过程中,x改变密钥,且让对方知道.那么已证明成立的结论经过动作Generate(x,newkey)后仍然成立.其中newkey为k,Spb(x),Kpb(x)中的任何一个.注意,Spv(x)和Kpv(x)不能让y知道.(R-3-2) 积累规则2x改变了密钥,但没让y知道,那么原来成立的结论Q,现在可以非单调地说,经过动作Generate(x,newkey)后,Q不成立.(2)是密钥没有改变,但是实体在整个协议执行过程中对某些消息没有“记忆”功能.(R-3-3) 积累规则3m′为几个消息的集合,即〈m1,m2,...,mn〉.x随机产生新消息m,且m与原来产生的消息m′一致,没有发生变化,则经过动作Generate(x,m)后,Q仍然成立.(R-3-4) 积累规则4x产生新消息m,但是m与原来产生的消息m′不一致,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可以非单调地说,经过动作Generate(x,m)后,Q不成立.(3)是密钥改变,且实体在协议执行过程中对消息没有记忆功能.它可以分为以下4种情况:(R-3-5) 积累规则5在协议执行过程中,x改变密钥,且让y知道发生改变的密钥.同时,x新产生的消息m与原来的消息m′保持一致,则经过动作Generate(x,newkey)。Generate(x,m)后,Q仍然成立.(R-3-6) 积累规则6在协议执行过程中,x改变密钥,且让y知道发生改变的密钥.但是,x新产生的消息m与原来的消息m′不一致,则可以非单调地说,经过动作Generate(x,newkey)。Generate(x,m)后,Q不成立.(R-3-7) 积累规则7在协议执行过程中,x改变密钥,但是不让y知道.x新产生的消息m与原来的消息m′保持一致,则可以非单调地说,经过动作Generate(x,newkey)。Generate(x,m)后,Q不成立.(R-3-8) 积累规则8在协议执行过程中,x改变密钥,但不让y知道.且x新产生的消息m与原来的消息m′不一致,则可以非单调地说,经过动作Generate(x,newkey)。Generate(x,m)后,Q不成立.扩展后的积累规则,综合考虑了电子商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但必须指出,对于规则中的一些符号的描述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像密钥的表示符号,只要对象x被指定后,它似乎不再发生改变,实际上它随着时间的变化也在不断地改变.因此,如果要使规则的定义更加准确,必须对现有的符号系统进行改进,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3 SET协议验证示例3.1 SET协议的片段的验证示例下面,我们将用“持卡人注册”和“商家注册”阶段中的两个例子来说明扩展后的NDL逻辑框架在SET协议验证上的应用.例1:已知P={Know(C,Spb(CARoot)),Know(C,Kpb(CARoot))},α=Generate(CA,InitRes)。Send(CA,C,Sign(CA,InitRes))Send(CA,C,CertS(CA))。Send(CA,C,CertK(CA))Verify(C,CertS(CA),〈X2,...,Xn-1,root〉)Verify(C,CertK(CA),〈X2,...,Xn-1,root〉),Q={Auth(C,X2,〈CA,Spb(CA)〉);Auth(C,X2,〈CA,Kpb(CA)〉)}.求证:PαQ证明:(1) Know(C,Spb(CARoot)) ［前提］(2) Know(C,Kpb(CARoot)) ［前提］(3) Generate(CA,InitRes) ［动作］(4) Know(CA,InitRes) (3)［R-2］(5) Know(CA,Spv(CA)) ［2-2］(6) Know(CA,S(H(InitRes),Spv(CA))) (4)(5)［4-2］(7) Know(CA,〈InitRes,S(H(InitRes),Spv(CA))〉) (4)(6)［6-1］(8) Know(CA,Sign(CA,InitRes)) (7)［定义］(9) Send(CA,C,Sign(CA,InitRes)) ［动作］(10) Send(CA,C,CertS(CA)) ［动作］(11) Send(CA,C,CertK(CA)) ［动作］(12) Know(C,Sign(CA,InitRes)) (9)［R-1］(13) Know(C,CertS(CA)) (10)［R-1］(14) Know(C,CertK(CA)) (11)［R-1］(15) Verify(C,CertS(CA),〈X2,...,Xn-1,CARoot〉) (1)(13)［动作］/*如果检验失败,C没有在PKI树中找到root,则持卡人停止注册.*/(16) IsVerified(C,X2,CertS(CA)) (15)［R-6］(17) Auth(C,X2,〈CA,Spb(CA)〉) (16)［7-1］(18) Verify(C,CertS(CA),〈X2,...,Xn-1,CARoot〉) (1)(14)［动作］/*如果检验失败,C没有在PKI树中找到root,则持卡人停止注册.*/(19) IsVerified(C,X2,CertK(CA)) (18)［R-6］(20) Auth(C,X2,〈CA,Kpb(CA)〉) (19)［7-1］/*CA,X2,...,Xn-1,CARoot为PKI树的各级证书授权当局.*/式(18)和(20)即所要证明的结果. □例2:已知P={Know(M,Acct(M)),Know(M,Sign(M,〈CertReq,Spb(M),Kpb(M)〉)),Know(CA,Spb(M)),Know(M,Kpb(CA))},α=Generate(M,k1)。Send(M,CA,E(Sign(M,〈CertReq,Spb(M),Kpb(M)〉),k1))Send(M,CA,S(〈Acct(M),k1〉,Kpb(CA)))。Legal(CA,CerReq),Q={Auth(CA,M,〈CertReq,Spb(M),Kpb(M)〉)}.求证:PαQ证明:(1) Know(M,Acct(M)) ［前提］(2) Know(M,Sign(M,〈CertReq,Spb(M),Kpb(M)〉)) ［前提］(3) Know(CA,Spb(M)) ［前提］(4) Generate(M,k1) ［动作］(5) Know(M,k1) (4)［R-2］(6) Know(M,E(Sign(M,〈CertReq,Spb(M),Kpb(M)〉),k1)) (2)(5)［1-1］(7) Know(M,〈Acct(M),k1〉) (1)(5)［6-1］(8) Know(M,Kpb(CA)) ［前提］(9) Know(M,S(〈Acct(M),k1〉,Kpb(CA))) (7)(8)［1-2］(10) Send(M,CA,E(Sign(M,〈CertReq,Spb(M),Kpb(M)〉),k1)) ［动作］(11) Send(M,CA,S(〈Acct(M),k1〉,Kpb(CA))) ［动作］(12) Know(CA,E(Sign(M,〈CertReq,Spb(M),Kpb(M)〉),k1)) (10)［R-1］(13) Know(CA,S(〈Acct(M),k1〉,Kpb(CA))) (11)［R-1］(14) Know(CA,Kpv(CA)) ［2-1］(15) Know(CA,〈Acct(M),k1〉) (13)(14)［3-2］(16) Know(CA,Acct(M)) (15)［6-1］(17) Know(CA,k1) (15)［6-1］(18) Know(CA,Sign(M,〈CertReq,Spb(M),Kpb(M)〉)) (12)(17)［3-1］(19) Auth(CA,M,〈CertReq,Spb(M),Kpb(M)〉) (3)(16)［定理2］(20) Know(CA,CertReq) (18)［定义］(21) Legal(CA,CerReq) ［动作］/*CA用已知的商家的信息检验CertReq中的注册表的合法性.*/(19)式即为所要证明的结果. □第1个例子属于“持卡人注册”阶段,第2个例子属于“商家注册”阶段.在第1个范例证明中,都使用了动作Verify(x,Cert,〈CA,X2,...,Xn-1,root〉),因为接收方在验证发送方传给自己的证书时,要通过树状链结构PKI对证书的合法性逐级进行验证,为了能够更好地表示这一认证过程,在扩展的公理中引入了这个动作,其中x为动作执行者,Cert为要验证的证书,〈CA,X2,...,Xn-1,root〉为PKI树的各级证书授权当局.动作Legal(CA,CerReq)表示CA验证注册表请求合法性这个过程,CA是动作的执行者.从上面3个范例的验证可以看出,不引入这些符号,要表示这两个动作是非常困难的事,而用简洁的符号来表示这些复杂且难以描述的动作,就使人很容易理解.3.2 验证逻辑的Prolog程序实现由于逻辑推导所涉及的东西大多是符号和规则,此推理过程若要由人来完成,则无论在人力上,还是在时间上均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但逻辑推理具有易在机器上验证的特点,因此我们编制了基于NDL逻辑框架的Prolog“安全协议验证系统”,其规则系统即为NDL的公理和规则,用户可以根据增加的需要输入前提,来达到验证安全协议是否存在漏洞的目的.4 结束语上面介绍了SET协议的付费业务流程,对NDL的公理系统和积累规则进行了扩展,并用3个例子的验证来说明NDL在验证安全协议上的应用.可以看出,扩展后的NDL逻辑框架能对相当大一部分安全协议的安全性进行验证,对于每种安全协议,只要在现有的逻辑系统的基础上稍加扩充,就可以用来对很多问题进行证明.但是应该看到,对于如何用符号准确地表示密钥和消息的变化,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主要介绍SET协议的内容和NDL逻辑框架的扩展.只是用SET中几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NDL的应用,并没有给出SET付费业务流程的完整的验证过程,对此也需要另文进行研究.在上面3个例子的证明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SET协议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对SET进行全面的验证之后,我们将会指出SET中的一些漏洞,并探讨它的解决方法.■基金项目：本文研究得到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基金(No.863-306-ZD-10-02)资助.作者简介：陈庆锋,1971年生,助理工程师,主要研究领域这信息安全,电子商务.白硕,1956年生,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学,Internet/Intranet应用软件.王驹,1950年生,博士,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数理逻辑,计算机理论.张师超,1962年生,博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数据库技术.隋立颖,女,1973年生,硕士,主要研究领域为Internet/Intranet应用软件,计算机理论.作者单位：陈庆锋(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 北京 100080)陈庆锋(广西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桂林 541004)白硕(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 北京 100080)王驹(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北京 100080)张师超(广西师范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 桂林 541004)隋立颖(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 北京 100080)参考文献：［1］SET 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 Specification.Book 1:Business Description Version 1.0.May 31,1997［2］SET 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 Specification.Book 2:Programmer's Guide Version 1.0.May 31,1997［3］Burrows M,Abadi M,Needham R.A logic of authentication.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 System,1990,8(1):18～36［4］Abadi M,Tuttle M.A semantics for a logic of authentication.In:Proceedings of the 10th Annual ACM Symposium on Principles of Distributed Computing.Montreal:ACM Press,1991.201～216［5］Kessler V,Wedel C.AUTLOG――an advanced logic of authentication.In:Wernered B ed.Proceedings of the 7th IEEE Computer Security Foundations Workshop.Los Alamitors,CA:IEEE Computer Society Press,1994.90～99［6］Kailar R.Accountability in electronic commerce protocols.Proceedings of the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1996,22(5):313～328［7］Bai Shuo,Sui Li-ying,Chen Qing-feng et al.Authentication logic for secure protocols.Journal of Software,2000,11(2):213～221（白硕,隋立颖,陈庆锋等.安全协议的验证逻辑.软件学报,2000,11(2):213～221)收稿日期：2998-04-03修稿日期：1999-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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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研究APPLICATION RESERCH OF COMPUTERS2000 Vol.17 No.1 P.109-110，108用GAL器件实现数据的单线传输石振华 许丹 石新智摘 要 介绍利用现场可编程逻辑器件GAL，生成地址译码器、数据选择器、数据分配器，然后用这些器件设计一个单线数据传输电路，给出设计数据和调试程序。关键词 GAL16V8 地址译码器 数据选择器 数据分配器 单线数据传输1 引言在高频地波雷达中，收发无线阵离控制中心有一定的距离，为了实现对天线系统的控制，同时又想节约大量的电缆，需要将控制指令、数据单线传送。图1是一个用可编程逻辑器件GAL组成的单线数据传送方框图。由图可知，在发送端，将并行数据变成串行数据传送，在接收端再将串行数据转变成并行数据输出，然后再进行处理。GAL器件是一种高性能、高可靠性的理想的PLD产品。由于它具有设计灵活，使用方便，成本低，并且可以加密等优点，使得GAL器件在许多电子产品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1,2,3]，得到了广大用户的青睐。本文介绍用GAL16V8设计一个单线数据传输电路。2 电路设计GAL芯片选用GAL16V8，管脚分配是：2～9脚固定输入；12～14，17～19脚既可作输出，又可作输入；15～16脚只能作输出；引脚1和11根据不同应用，可以是脉冲CLK和三态控制OE的专用输入端。2.1 发送端并―串转换的设计发送端并―串转换选用1片GAL16V8。地址译码器用计数器担任，并―串转换用八选一数据选择器完成。计数器状态表1所示。根据状态表可写出逻辑表达式如下：八选一数据选择器的真值表如表2所示。表 1 计数器状态表输入脉冲输出Y3Y2Y100001001201030114100510161107111表 2 8 : 1数据选择器真值表输入地址码输出Y3Y2Y1Aout000A0001A1010A2011A3100A4101A5110A6111A7由表2得逻辑表达式如下：由于GAL16V8工作在寄存器模式，在该模式下，用于组合逻辑输出的引脚所对应的OLMC最多只能使用7个乘积项，无法实现上式的8个乘积项逻辑表达式，为此，我们把它变换成下面的形式。我们把计数器和八选一数据选择器编程并固化在一片GAL16V8芯片中。具体源程序如下所示。pld16v8designed by xu90-9-1998pindefclk a0 a1 a2 a3 a4 a5 a6 a7 gndoe y1 y2 y3 bout cout aout nc nc vccequationy1:=/y1y2:=/y1*y2+yl*/y2y3:=/y1*y2*y3+y1*/y2*y3+y1*y2*/y3+/y1*/y2*y3bout=/y1*/y2*/y3*a0+yl*/y2*/y3*a1+/y1*y2*/y3*a2+y1 *y2*/y3*a3cout=/y1*/y2*y3*a4+yl*/y2*y3*a5+/yl*y2*y3*a6+y1*y2*y3*a7aput=bout*/y3+cout*y3aout.oe=vccbout.oe=vcccout.oe=vccend2.2 接收端串―并转换的设计2.2.1 数据分配器的设计发送端的GAL16V8把数据从并行输入变成串行输出，并传送到接收端，接收端需要把串行输入变为并行输出，这就涉及到如何把公共数据线上的数据按要求传送到不同的数据输出端，即对数据如何进行分配，因此需要设计一个1:8数据分配器。1:8数据分配器真值表如表3所示。表 3 1 : 8数据分配器地址码输出Y3Y2Y1Aout000B0001B1010B2011B3100B4101B5110B6111B7由真值表可写出源程序如下。c:\XU>tppe x2.1stpld16v8designed by xu09-9-1998pindefnc aout y1 y2 y3 nc nc nc nc gndnc b0 b1 b2 b3 b4 b5 b6 b7 vccequationb0=/y3*/y2*/yl*aout;b1=/y3*/y2*yl*aout;b2=/y3*y2*/yl*aout;b3=/y3*y2*yl*aout;b4=y3*/y2*/yl*aout;b5=y3*/y2*/yl*aout;b6=y3*y2*/yl*aout;b7=y3*y2*yl*aout;end2.2.2 地址译码器的设计在前面并―串转换的设计中，已经介绍了地址译码器的原理。这里由于串―并转换电路占用了8个输出端，因此无法把地址译码器设计在同一片GAL16V8中，所以再用一块GAL芯片专门作地址译码器(多余的脚可作其它用)。源程序如下所示。pld16v8designed by xu09-9-1998pindefclk nc nc nc nc nc nc nc nc gndnc yl y2 y3 nc nc nc nc nc vccyl:=/y1y2:=/y1*y2+yl*/y2y3:=/yl*y2*y3+y1*/y2*y3+yl*y2*/y3+/yl*/y2*y3equationend3 调试及防干扰处理源程序设计完成后，就可上机调试，首先用GAL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包进行模拟调试。限于篇幅，这里只给出并―串转换的调试波形图。如图2所示。图2 并―串转换波形图模拟正确无误后，就将编译后的FPM文件固化在GAL芯片中。上述两个步骤完成后，电路设计已完成，最后可安装电路，连线进行现场综合调试。在现场调测时，串―串转换是放在由16根中馈天线构成的天线阵内，每根天线馈入200瓦高频功率。为了使系统能正常工作，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①直流电源进线加了3节低通滤波器，防止高频从电源进入，加一节双T网络，如图3所示，消除50Hz工频干扰。图3 双T网络滤波器该网络的频率特性为：当时，②利用光电耦合使传输电缆处于浮置状态，如图4所示。图4 传输线的光耦浮置这样做有如下几点好处：(1)由于没有公共地线，有效的消除了各逻辑电路的电流流经公共地线所产生的噪声电压相互干扰。(2)干扰噪声虽有较大的电压幅度，但能量小，只能形成微弱电流，而光耦输入部分的发光二极管是在电流状态下工作的，因此可以抑制这种窄脉冲干扰。③合理的设计屏蔽装置。经上述处理后，系统进入正常运转。国家863计划818-01-02课题资助石振华（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武汉 430072）许丹（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武汉 430072）石新智（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武汉 430072）参考文献1，孙涵芳, 徐爱卿. 可编程逻辑器件PAL和GAL.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1990.22，杨 宾, 毛俊华, 白荣光. 同步地址信号发生器的设计实现. 计算机应用研究, 1999.4 p44～473，赵元平. 采用GAL器件的电子密码锁. 电子报, 1995. 09. 25. No.37 P294收稿日期：199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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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信 息 探 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Research1998年 第2期科技期刊以色列的园艺事业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 王 鸣一、以色列农业的“白色革命”―现代化大规模温室以色列人民在寸草不生的干旱贫瘠的沙漠上建立了大片大片的绿洲，依靠综合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取得了“绿色革命”的辉煌成就。“白色革命”是“绿色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更高级、更集约化形式。在以色列驱车穿过沙漠地带，在公路两侧会不时看到成片成片的反射着灿烂阳光的白色设施群，这就是现代化的、大规模温室(或塑料大棚)环境控制“农田”。每幢人工气候调控的温室或大棚的面积因结构及作物而不同，一般多在0.2公顷左右。大棚(或温室)内空间宽敞，设施现代化。棚架为金属支架，棚高6米左右，顶部小拱相连，拱间有排水槽，顶部及四周全采用无滴膜，棚壁装有排风扇，有的棚壁下部悬吊2～3排装满清水的园柱形塑料袋，用以降温。地表有暖气、暖水管道及供水设施。棚顶装有活动遮阳幕布，可由计算机根据指令自动控制开启。以色列还研制了世界领先的利用阳光对农田进行消毒的特殊透光型塑料薄膜(已引入我国山东、河南)，和能够自然腐蚀的生物塑料薄膜。棚内放养蜜峰(biobee)，传授花粉。棚内种植作物以蔬菜、花卉、瓜类为主。蔬菜、花卉实行宽窄带种植，窄带上种2行作物，若种蔬菜，每公顷1800株左右，每株留2枝，植株根部有供水胶管，两侧有温水管道供热。宽带为人行道，架设有双排钢管，为采收时推车轨道。棚内温度、湿度、灌水、肥料供应全部实现计算机自动调控。养鱼也实行大棚养殖，由微机控制棚内水温、投料及各种条件。由于实施无公害种植，产品品质特优，约有1／3出口。此种“农田”，当年投入较多，一般每公顷投入15万美元。暖棚养鱼投入更高，达75万美元。年纯收入相应也高，种蔬菜、瓜果、花卉，每公顷纯收入22.5～37.5万美元，养鱼纯收入为75～112.5万美元。大棚蔬菜无公害种植是其重要特征，播前或移栽前实行太阳能土壤消毒(以色列的太阳能使用十分普及)。利用防虫网或低残毒农药防虫，部分地段采用无土栽培以减少病虫害，从而保护了产品内在质量与外在质量结合，实现畅销，达到高投入、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的目的。与设施园艺的迅速而大规律的发展相配合，以色列的现代化工厂化育苗事业也应运而生，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优良品种的选育，优质种子和种苗的生产、供应，为温室以及大田生产的高产、高效益、优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处介绍一个育苗中心的工作，可以从中窥见以色列在这一领域的水平和成就。在黎以边界以色列一方约200米处，座落着一个美丽的建筑群，这就是以色列著名的拉汉育苗中心。有200多名优秀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专家在此从事着生物工程研究及现代化工厂化的种苗生产和技术咨询服务工作。该中心由组织培养实验室、温室及苗圃组成，通过组织培养可以去除病毒，并对优质原种“外植体”进行快速微体繁殖，组织培养在封闭式的实验室进行，获得组培试管苗后移植到育苗温室或大棚中，该育苗中心从事香蕉组培苗的大量生产已有20年的历史。此种技术不但保证了母代的全部优良种性、遗传纯度和出苗的整齐一致性，并可人工控制其开花期和收获期，以适应市场的需求。以色列的温室大棚主要用来生产园艺作物尤其是花卉、蔬菜和瓜类。二、以色列的园艺生产以色列的园艺事业极为发达，已成为以色列农业的骨干产业和支柱，在出口创汇中更居重要地位。70年代以前，以色列曾努力争取农产品自给，但由于受到水土资源的限制，各种农产品仍需大量进口。70年代后，以色列根据本国资源配置情况，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减少了对土地资源要求较多的粮食作物，改种和增加对土地资源要求较少，但对技术要求高、产值高的园艺作物，即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蔬菜、水果和花卉，让宝贵的土地资源发挥最大经济效益。到80年代后期，以色列的农产品自给率已达95%，需要进口的只有粮食、糖、油等，而蔬菜、水果和花卉等高价值产品不但自给有余，而且还有一半以上出口创汇。目前，以色列每年农产品出口创汇额除用于进口农产品外，还净赚上亿美元。以色列虽然土地贫瘠，水资源缺乏，但却有充足的阳光和温暖的冬季，这非常有利于温室的反季节蔬菜、瓜类和花卉的生产，一些花卉专业户，收入相当可观，多的一年可收入一、二十万美元。以色列的花卉、蔬菜、果树园艺全面发达先进，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番茄和甜椒育种及生产。以色列的蔬菜育种家选育出了许多番茄和甜椒的超级品种，在市场上有许多番茄的单果重达500克以上，番茄的单产30年来由每公顷32吨提高到63吨，若采用滴灌可达80吨，茄子可达70吨；甜椒单瓜重200克以上的很多，且果肉厚、耐贮运。以色列的番茄、辣(甜)椒等蔬菜品种已全部实现了一代杂种化，而且番茄和辣椒均由雄性不育系生产，种子质优但价格昂贵，例如番茄一代杂种，使用雄性不育系生产的种子每公斤1000美元，使用人工去雄授粉生产的种子每公斤2000～3000美元，较我国的番茄种子贵30～60倍，但由于高产、优质、抗病、耐贮运，在国际市场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以色列的果品生产也极发达，尤其是各种热带、亚热带水果如柑桔、香蕉、番木瓜、棕枣、仙人掌科植物等等，其中尤以柑桔最为著称。30年来，以色列的柑桔年生产值从1亿美元增加到4亿美元，其蔬菜产值由3000万美元增加到5亿美元。花卉由1000万美元增加到2亿美元。以色列不但盛产各种亚热带、热带果品，而且一些原产北方的落叶果树如苹果、梨、桃、李樱桃、甜柿、弥猴桃等也栽培良好。由于冬季温度高，不能满足桃的“需寒量”(Chilling requirement)要求，为此创造了一种“容器栽培”(Container culture)技术，他们将矮化盆栽的桃树栽在窖中进行低温处理，以人工满足需寒量要求。收稿日期：1996年9月15日 作者为教授 作者单位地址：陕西省西安市 邮政编码：7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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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4期 Vol.35 No.4 1999利用模糊数学对足球停球教学训练的评定赵厚华 陆仲元摘要：利用模糊数学理论，可以把影响足球停球技术的诸多因素看成一个集合体，科学地确定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停球技术做出定量化的分析，对停球技术教学训练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足球∥基本技术∥停球∥模糊教学Evaluation of Football Trap Teaching with Fuzzy TheoryZhao Houhua Lu ZhongyuanAbstract： Following Fuzzy theory, the various factor that affecting ball trap technique can be treated as a set. Scientifically defining relation among these factors and quantitative analyzing the technique is meaningful to the teaching and training.Key words: football∥basic technique∥trap∥Fuzzy theory停球技术是足球技术中的主要技术之一，它是指运动员有目的地利用身体的合理部位触球，改变球的运动方向、力量，使球处于需要的控制范围之内。随着足球运动的飞速发展，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比赛中要求运动员能熟练地掌握停球技术，才能适应现代足球运动的需要。因此，有关停球方面的教学训练，历来受到足坛的重视。停球技术包括脚内侧、脚外侧、脚底、小腿、大腿、腹部、胸部等部位的停球，还有象停地滚球、低空球、直线球、弧线球、过顶球、反弹球等。从运动生物力学的观点来讲，停球的实质是通过快速运动的球对肌体的碰撞，完成肌体对球的动量的接收，完成这种多项因素影响的能量接收时，同时参与了人体较为高级的运动形式。例如，在动作过程中，视觉信号刺激传递的神经系统必定也参与了控制，这给停球技术的教学训练带来更为复杂的课题。怎样更科学地选择教学训练方法，有的放矢地解决教学训练中出现的问题，提高训练效果，是教师和教练员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本文以沈阳体育学院足球普修课为对象，以模糊数学为基础，探讨停球教学训练中的定量化分析，为足球教学、训练提供参考。1 模糊数学的基本含意总述人类对宇宙中客观现象的认识大致分为3大类，即清晰的确定现象、清晰的不确定现象(随机性)和模糊现象。对于经典教学，主要确定的是第1种现象。近来年对随机现象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随机数学分支，但在物质世界中存在的大量现象中，模糊现象仍占有很大的比例。模糊现象与随机现象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涉及不属于的变化过程，与随机现象相比，模糊性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机制则有很重要的作用。准确地运用模糊性，将改变许多长期保持的观念和立场，从而建立一种以人文、力学系统为指导的新框架。对于停球技术教学评定，从客观上讲，许多是模糊的。多数是主观认为的好与坏。停球技术是身体内部机制和外部球体机械运动的综合，制约条件多，以往在动作经典教学研究这种问题时，往往忽视了某些相对次要或者不被人们重视的因素，因而得到的结论具有相似性。随着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对于这种近似现象也不可忽略，需要客观地研究这一类模糊现象，而模糊数学正是对此提供了一些方法，特别是对一些技术动作复杂、影响因素繁多的运动技术，更得用模糊数学的观点去探讨、分析。模糊数学中的最基本概念是模糊集合，它是集合的推广。普遍集合的隶属函数只取0和1两个值。也就是说，一个变通集合a对于其论域上的元素只有两种状态，或属于这个集合a，或不属于这个集合a。这种强制分割，在客观现象，尤其是科学领域中有时是不允许的，而模糊数学恰恰客观地解决了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一个模糊集合a对于其论域中的元素具有多种情况，其论域中的元素也可以有不同状态。2 足球停球技术训练中模糊数的定量化评定停球技术的影响因素较多，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把这些影响因素看成是一个具有某种特定属性对象的集合体。把集合体所含有的个体看成是若干因素。这些因素包含支撑脚站立、前迎、后撤、上提、下拉、触球、协调性、随球移动等。我们用大写字母A表示该集合，各个因素D与集合的关系可以用下列形式表示：d∈A A=｛d1，d2，d3，……，dn｝在普通集合论中，特征函数的值取0和1，也就是说，特征函数与集合｛0，1｝相对立。在描述一个模糊集合时，我们可以在普通集合的基础上，把特征函数的取值范围扩大到在｛0，1｝区间连续取值，我们就能借助于教学这一工具来定量描述模糊集合。如果所集合A映射到［0，1］这个连续区间内，就会有一个t(≤t≤1)与全集合中的因素对应，记作：t：A→［0，1］。当我们要去评定某一事物或几处事物与已设的集合之间的相关程度时，就把这个相关量记作R，而把各个事物看成另一集合B。例如：提高停球技术的因素是｛B1，B2，B3，……，Bn｝，则应有：B=｛B1，B2，B3，……，Bn｝。其中，B1为停地滚球、B2为停反弹球、B3为扩胸停球、B4为缩胸停球、B5为大腿停球、B6为腹部停球、B7为停下旋球、B8为停低平球、B9为头部停球。根据已知的集合A与所要判定的事物的模糊相关程度，将A的因素，列入横行B的因素列入竖行(表1)。依据在停球教学中对各种练习方法的经验和体会，判定各种练习方法与各个影响停球因素之间的关系。例如，停地滚球与选位有关，即在对应栏中填入1，腹部停球与身体后撤有关则填0。依次进行判断，并在表1相应栏中填入确定值1或否定值0。表 1 足球停球技术相关表选位支撑脚站位前迎后撤上提上拉下拉<td 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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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396 【原文出处】厂长经理日报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20001005 【分 类 号】F62 【分 类 名】金融与保险 【复印期号】200012 【 标 题 】正说反说新经济 【 作 者 】杜汉 【 正 文 】 新经济、互联网进入中国后，大力为新经济呐喊，视之为中国经济主角的有之；给一哄而起的网络狂潮狠泼凉水者有之；主张“戒急勿躁”，新旧经济共荣者有之。对此，我们相信读者亦有自己的主张。观点之一：新经济 绝对的机遇在以网络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批真诚的拥戴者。他们大声为新经济的到来鼓与呼，对新经济具有极高的评价和期盼。他们当中有人认为，新经济是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质的变化，以为新经济是“直接经济”；也有人说新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注意力”经济；甚至有人提出新经济就是一种“虚拟经济”，等等。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说，网络对中国绝对是机遇，今天忽略了网络经济，与世界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发展新经济是中国赶超欧美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据了解，印度的工业基础不如中国，可是它正在创造奇迹：信息技术产业持续增长，企业的经营情况良好；以技术人员为主的工资上浮带动了消费，扩大了内需，出口也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印度2000年度（2000年4月―2001年3月）的国内总产值将增长7％～8％，10年来首次超过中国。新经济的另一个例证是韩国，它是亚洲地区首先从金融风暴中复苏过来的国家，这部分的成绩应归功于其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与将新经济指责为“泡沫”的学者相反，以厉以宁为代表的学者们大力赞美：新经济的实质是信息化和全球化；网络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是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增大信息量、各种资源可有效利用，降低了风险。此外，如下的论点我们也耳熟能详：新经济将以锐不可当的势头蓬勃发展，世界将因此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化时代正在步入最后的发展历程，网络社会已显现雏形；新经济不是稍纵即逝的时髦，而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经济市场运作模式，是我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主流的必然选择。互联网打破了地域界限，正迅速演变成全球经济活动统一的新平台和神经系统，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了“主流”社会日益融入网络空间、“主流”经济越来越多地网络化的趋势。国内外都有专家指出，也许用不了多久，在国际上，“要么电子商务，要么无商可务”就会成为现实。面对新经济代表的某些经济运行的方式，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这些新经济的鼓吹者预言：新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流。他们呼吁，中国战略将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中国经济的发展须“以信息为主导”。他们认为，中国乃至亚洲虽然在传统产业方面与欧美相比还很落后，但这并不是中国或亚洲就可以不发展新经济的理由。新浪网首席运营官茅道林以新浪网的发展历程为例，指出在中国完全有条件发展新经济。他说：“中国工业化还设有完成，传统产业落后于欧美，这是事实；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状况也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企业能很快地调头转型，没有像西方那样庞大的工业巨人所背负的沉重包袱，它们走向互联网反而更容易一些。在中国发展新经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网络企业和传统企业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竞争关系。”观点之二：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织网在国人对网络经济充满了期待，跃跃欲试的时候，背后响起了警告：各国国情不一，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吴敬莲认为，新经济固然在美国迅速创造了奇迹。但是，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具备像发达国家那样的条件，“攀比”的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以高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在中国“八”字还没一撇呢。许多学者与吴敬莲共鸣。他们认为，爆炒新经济和网络股使它的泡沫膨胀，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利小弊大。中国欠发达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意味着近期内新经济不会在中国成为现实。因为，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水平不仅仅是一个投资问题，而和人均国民收入密切相关。在中国投资的重点应该是传统的技术产业，如电信业和计算机软硬件，而不是那些网络公司。信息技术的主要作用是改善传统经济部门的效率。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说，以“比较优势”的观点对待新经济，主张在战略设计上要按我们自身的条件作出选择，不要对发达国家流行的新经济“盲目跟风”。关系国家命运的经济发展上，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有为。我国经济发展层次较低，容易使人产生急躁情绪。但是，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拔苗助长要不得。在新经济的发展上，也应该重视比较优势。这批学者们忧心忡忡地表示：要警惕不强调真抓实干，而是爆炒“高科技”、“新经济”的行为。观点之三：新、旧经济 共享蓝天对新经济发展的以上两种观点，经济学家又提出新观点：新经济和旧经济可以是同时并存，新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旧经济的衰落，新经济与旧经济各有优势。从长远来看，它们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但是，在我国，以网络为代表的新经济要成为国家经济的主体，尚为时过早。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樊纲用新芽和枝干的比喻来说明新旧经济的关系。他指出，新经济需在旧经济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在樊纲们看来，就中国来讲，旧经济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现在传统经济对中国的边际生产力要比新经济大。目前在中国，传统产业比新兴产业更有作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现在的确是新兴产业在带动经济的增长，比如美国，每年带动经济增长近3个百分点。 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只满足于2％～3％的增长，那么，更多的增长量从哪里来？显然还得靠传统产业的增长。他们呼吁，在市场需求已经日益重要的今天，我们决不能采取一种放弃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需求的发展战略，把这块肥大的市场让给别人。与此同时，他们并不对新经济大肆挞伐。他们也坚决主张，中国不能闭关自守，要大力发展新经济。尤其是随着传统产业的资本过剩、生产过剩，我国的某些传统优势正在弱化。在当前全球技术不断进步、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环境下，我们理应不失时机地对自身的经济结构加以调整和升级，发展新经济。新经济要尽快挤掉泡沫，扎稳根基。传统产业要加速创新，搭上互联网这趟快车。新经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上帝一时心血来潮拿泥巴捏出来的；旧经济要生存要发展也必须不断更新。它们长在同一棵树上，要共享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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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1期 Vol.24 No.1 1998一类挠性航天器大角度快速机动的模型跟踪控制李 勇 吴宏鑫摘 要 研究一类构形为中心刚体带挠性梁的航天器的平面大角度快速机动控制问题.推导了系统的非线性无穷维模型，设计了一种只利用中心刚体旋转角和角速度测量数据的模型跟踪控制方案，基于无穷维空间的 LaSalle不变原理，证明了相应闭环系统的渐近稳定性，并给出了物理实验结果验证所设计的控制算法的有效性.关键词 挠性航天器，大角度机动，模型跟踪控制.MODEL FOLLOWING CONTROL FOR LARGE ANGLE RAPIDMANEUVERING OF A FLEXIBLE SPACECRAFTLI YONG WU HONGXIN(Beijing Institute of Control Engineering,Beijing 100080)Abstract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control for planar,large angle rapid slew maneuvering of a flexible spacecraft,consisting of a rigid central body and a flexible beam.A nonlinear infinite 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system is derived.By using the measurements of the attitude angle of the rigid central body and its velocity only,a kind of model following control law is presented.Based upon the LaSalle's invariance principle in infinite dimensional spaces,it is shown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rol algorithm results in asymptotic stability of the closed-loop system.Som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presented,showing the effectness of the designed control algorithm.Key words Flexible spacecraft,large angle rapid maneuvering,model following control.1 引言新一代航天器一般带有挠性部件，这类航天器姿态机动时，其动力学模型本质上是一非线性无穷维系统.以往的大量研究一般考虑机动角度较小或机动速率较慢的情形，常用的方法中，一种是用线性有穷维模型近似无穷维模型，然后运用集中参数控制系统理论，设计各种控制方案［1―3］；另一种是基于系统近似的线性无穷维模型，设计控制方案［4，5］(Morgül在文［6］中建立系统模型时也忽略了部分难以分析的非线性项).而对于大角度快速机动情形，系统模型中的非线性项不能忽略，从而有必要研究基于系统本质非线性无穷维模型的控制方案的设计问题.本文研究一类构形为中心刚体带挠性梁的航天器的平面大角度快速机动控制问题，推导了系统的非线性无穷维模型，设计了一种模型跟踪控制方案，证明了相应的闭环系统的渐近稳定性，同时给出物理实验结果，以验证所设计的控制算法的有效性.2 动力学模型与控制目的考虑图1所示的挠性多体航天器，它由中心刚体 R 和固连在刚体 R 上的长度为 l 的均匀挠性梁 E 构成.设刚体 R 的转动惯量为 Jm,质心为 O，其质量远大于挠性梁的质量，刚体R被限定只能绕通过 O 点的垂直轴旋转运动；挠性梁 E 在水平面内运动.设(O，e1,e2,e3)是以 O 为原点，以e1轴为垂直轴的惯性正交坐标系N，e1,e2,e3为单位向量；(O，b1,b2,b3)是以 O 为原点，b1 轴与 e1 轴重合的固连在刚体上的正交坐标系B，b1,b2,b3 为单位向量，b2 轴方向与梁未变形时的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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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抓产品质量开拓国际市场七六零厂电视出口形势看好(4)内容: 新华社郑州５月１２日电（通讯员徐彦军）河南省唯一的电视机生产厂家――国营７６０厂面对国内家电市场疲软的情况，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今年头四个月出口电视机１・５万台。拥有３５００多人的７６０厂是我国电子行业一家骨干企业，主要生产电视机和大型通讯设备，其年产值占河南省电子行业年产值的五分之一。这家工厂生产的美乐牌电视机曾在我国家电行业评比中多次获奖。去年以来，国内家电市场销售疲软，７６０厂立即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他们狠抓质量关，严守交货期，电视机出口很快打开了局面。去年以来，７６０厂生产的美乐牌电视机已在１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落户，仅下半年的订货成交额就达２００多万美元。据介绍，７６０厂今年将出口电视机５万多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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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赞成召开阿首脑会议新华社开罗５月１日电据埃及中东通讯社报道，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今天对埃及记者说，埃及同意召开阿拉伯首脑会议，但是希望在确定开会日期之前认真研究会议的议事日程。目前，在有２２个国家参加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中，至少已有１５个成员国赞成召开阿拉伯首脑会议，以便阿拉伯国家共同研究大批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面临的其它问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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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32 【原文出处】深圳特区报 【原刊期号】20001016 【原刊页号】(11) 【分 类 号】F14 【分 类 名】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200011 【 标 题 】深圳如何应对新经济 【 作 者 】吴奕新 【作者简介】吴奕新，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博士 【 正 文 】 深圳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新经济的发展1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发展趋势，被称作“新经济”时代。一般意义上的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7 大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具有低通胀、低失业、低财政赤字基础上的高经济增长的特点。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与新经济的发展，引发起人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使人类享受到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一系列实惠。当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发展新经济看作是对传统经济的一场深刻革命，都在加快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促进新经济的发展，把发展新经济作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摆脱过剩经济困扰，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预见，21世纪将是一个数字化信息时代，世界将形成一个没有边界的信息空间，人们将用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生产、贸易、消费和进行其它社会活动。知识创新与科技创新不断推进，信息资源与物质资源互为运用，物质生产与知识生产相融合，信息网络技术与传统经济相结合，将形成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圳如何利用新经济更好地发展深圳，跟上新经济时代的步伐，使深圳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深圳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紧迫课题。目前，深圳已初步建立起由十大体系构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拥有坚实的经济综合实力，良好的法制基础和投资环境，精简高效的政府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迅速发展的信息产业和高新科技产业，较强的捕捉、吸收、消化世界经济科技和信息的能力，这是深圳迎接新经济时代，加快发展新经济的优势和基础。但必须看到，这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较，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网络科技、金融监管、企业管理与资本市场营运、教育与人才培养、法制与文化建设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要实现到2005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1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30年左右赶上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必须跟紧新经济时代发展的步伐，高度重视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加速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在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工业化水平，改造传统产业，以信息化推动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快“科技兴市”的实施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深圳未来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新经济的发展。深圳走向新经济时代的五种对策2（一）解放思想，培育新经济时代的观念和意识新经济时代要求要有新观念、新思路与新方法。即必须要实现观念的转变、思路的转变、方法的转变。因此，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真正确立起以科技创新为推动力的新的经济发展观，强化新经济时代的战略意义，在全民中培育和确立起与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一系列观念和意识。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意识、信息意识、高科技意识、人才意识、创新意识等意识。（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科技进步和创新的程度，决定新经济发展的程度。深圳未来的发展有赖于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因此，增创深圳发展新优势，关键在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强调高技术向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新兴产业的成长。同时，必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一是采取有效的措施，强化企业在科技进步中的主体作用，大力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二是加强企业科技管理，加快企业技术服务机构建设，提高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创新；三是加强企业与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沟通与合作，加快先进科技成果特别是高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有效带动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崛起。（三）加快信息产业建设，提高信息产业化水平数字信息化正在使世界成为一个没有边界的信息空间，网络技术可以为传统企业提供全新的技术手段，网络科技将对传统产业经济的增长起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深圳信息化建设的进程，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中的应用，及时制定配套信息产业特别是网络经济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安全措施等，加快信息产业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信息产业化的水平。（四）改革机构，建立一个精简高效的政府深圳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精简高效的政府。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有责任、也有条件率先在国内建立一个精简高效的政府。当务之急，必须按照市场化发展的要求，果敢地进行政府机构改革，通过机构的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的职能。并在这一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一个规范的网上政府运作体系，通过网络建立公众参政议政渠道，增进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了解和沟通，以适应新经济时代发展的需要。（五）培育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业化发展随着新经济的迅猛发展，未来的社会将从物质社会逐步发展为文化社会。它将主要通过处理信息进行物质生产，社会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竞争又互补发展的关系。因此加大力度培育文化市场，并通过网络科技去发展和丰富广播影视、音像书刊、文化艺术等多种传媒形式，弘扬民族文化、融合中西优秀文化，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化产业，将会成为深圳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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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058 【原文出处】外交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15-21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 作 者 】余科杰 【复印期号】199708 【 标 题 】新中国对港战略方针的历史考察 【 正 文 】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英国侵略者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即１８４２年中英《南京条约》、１８６０年《北京条约》和１８９８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护现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８０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之前，中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方针。其核心就是在反对三个不平等条约，坚持对香港地区拥有全部主权的前提之下，“暂时不动香港”，以便争取政治上、外交上的战略主动，并充分发挥香港的“窗口”和“桥梁”作用，为国内建设服务。因此“暂时不动香港”的战略决策，通常又被概括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本文拟对这一方针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作初步考察，并作出适当评价。一关于香港前途问题，周恩来曾指出，“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对于这一战略决策，尽管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尚未发现中共中央的正式声明，但根据相关材料，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一决策由模糊到清晰的大致过程。早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中共中央驻香港发言人乔冠华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的采访谈到中英关系和香港问题时说，“英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的中立政策和对在香港的中共党员的善意倾向，很受中央赞赏。英国当局不允许香港被用着反对中国政府的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希望这一政策在共产党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上台组织成立政府之后，能继续保持下去”。［①］这段话显然是以英国继续统治香港为前提的，明确地暗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革命胜利之际将不会收回香港的意图。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其中虽然没有直接谈到香港问题，但实际上为处理香港问题提供了原则立场和指导方针，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②］香港问题作为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当然也是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香港问题属于哪一类问题呢？显然是属于“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更不可急于去解决”。到１９４９年２月初，毛泽东在接见斯大林代表米高扬，向他阐释新中国的内外政策时，明确了中共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③］至此，中共中央关于“暂时不动香港”的战略意图已清晰可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传递“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图。１９４９年春夏之际，香港两家进步报纸《文汇报》和《大公报》发表社论，阐释对香港前途的看法。２月９日，《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评中指出：“从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现实态度看，他们似乎对香港的安全问题更表关切，本月２日和３日，英国国防大臣亚历山大，殖民地部大臣琼斯，海军大臣贺尔，都有关于如何防卫香港的明确表示。仿佛他们远处伦敦者所闻到的中国火药味，还比我们置身香港者更为敏感。但我们终不能了解此种‘敏感’的现实价值到底有多大？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问题决不至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２月１７日，《大公报》发表《乐观香港前途》的社评，针对英国朝野对香港前途的担忧，指出，“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象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中英间显然还有些悬案如九龙城问题等未解决，只要彼此谅解，以友好态度处理，并不足以阻碍双方的邦交。英国对于中国旧政权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有所企图，予以支持，在中国人民的脑子里没有大不快的印象。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凡以平等友善与中国相交的国家，只有受到欢迎。无论什么国家总不会关大门不与外国往还的。”“英国人只要懂得与全中国的人民做朋友，放大眼光与新中国交好，那就绝对乐观”。５月６日，《文汇报》在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社论中说：“香港正遇着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这需要英国和香港当局的努力，一方面站在平等的立场来重建外交关系，一方面认清在远东美英利益的分歧，摆脱美蒋挑拨离间，如果英国政治家不善于把握时机，机会将稍纵即逝”。在这期间，《文汇报》还先后发表《香港需要与解放区通商》（２月９日），《香港用不着警悟》（５月２１日），《何东爵士在英谈话：香港地区安全》（５月３１日）等社论和特别报道。６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６月１３日香港当局无理搜查著名中国共产党人方方住宅的报道中说：“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在香港的中国民主人士一样，从来没打算在香港制造什么‘暴行’……”。实际上，中共中央在其正式对外宣传和政策宣言中，也从未提到要解放香港的问题。３月１５日，新华社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事评论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④］９月２日，新华社在《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中又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⑤］从新华社这两次评论和社论中可见，一方面强调人民解放军要解放属于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绝不容许任何一寸土地留在新中国统治之外，另一方面又未把香港“包括”在内，这显然不是文字上的疏漏，而是中共中央对香港问题战略用意的表露。事实也如此，１０月１４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之后，１７日在向深圳进军的过程中，却“令人惊讶”地在距香港边界２５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取代正规军的是负责治安的人民公安部队。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中央“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进一步发展成为处理香港问题的基本路线和长期指导方针。通过对我国领导人有关讲话指示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方针始终是明确的、稳定的，即使在受到国内外严重干扰时，也是坚持不变的。在我国领导人中，对香港问题关注最多的是周恩来。１９５１年春，周恩来对当时的新华社社长黄作梅等人就香港政策作出指示，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里，英国和美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美英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就成了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点。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ｌｉàｏ＠①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前沿阵地”。［⑥］显然，周恩来是把香港问题作为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环节和利用香港为国内建设服务的重要措施来考虑的。５０年代，周恩来多次就香港问题发表谈话，作出指示，进一步阐明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主张和原则立场。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强调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重申在收回主权之前，维持香港现状，“为我所用”。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日，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指出，“香港的居民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⑦］后来又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但收回主权要等待时机，时机不成熟，我们“不要去谈”。同时，中国内地“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护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⑧］第二，反对把香港作为颠覆新中国的基地。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初，周恩来在会见以私人身份访问北京的香港总督葛量洪时，针对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利用香港反对中国的情况，提出三项要求：（１）香港不得用于外国反华势力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如美国的第七舰队；（２）香港政府阻止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颠覆活动；（３）香港政府保证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官员的安全。［⑨］第三，提出了对香港实行有别于内地的特殊政策，不容许内地的政治运动波及香港，影响香港的社会安定。１９５７年４月，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的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⑩］周恩来关于香港问题的思考无疑是毛泽东有关主张的直接反映。１９５０年１月６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２９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胡阶森（英临时代办）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香港问题。”［①①］１９５７年，毛泽东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出发，提出香港不同于大陆，对香港应采取特殊政策。１９５９年，毛泽东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指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为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同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①②］进入６０年代，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关于香港问题的既定方针受到很大干扰，但中央始终坚持既定方针不变。１９６０年，中共中央在总结了过去１０年对港澳工作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１９６３年初，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就中共的港澳政策提出非难，指责中国“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对此中国共产党于３月８日公开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①③］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也公然嘲笑中国的港澳政策。他们指责中国不仅未能把英国人赶出香港，而且还在香港与英、美资本合作，共同剥削劳动人民。１９６４年９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青年论坛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主要就是要在亚洲扫除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殖民地的存在，故意使中国代表难堪。中国代表对此居心不良的决议断然拒绝。９月２５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批评苏联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了中国主权。［①④］与此同时，为了真正做到维持香港现状不变，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共中央一方面规定了对香港实行有别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尊重香港资本主义的现实，不允许去破坏它。另一方面以优惠价格大量供应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等。即使在６０年代初中国经济困难时期，这种供应也源源不断。周恩来为此曾多次指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①⑤］比如对香港的淡水供应，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周恩来曾特别指示：“向港澳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等六个要点。［①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１９６５年春天，一项大大缓解香港地区长期缺少饮用水的石马河供水工程竣工，质优价廉的淡水源源不断地流向香港。其他商品都是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向香港供应的，７０年代初向香港提供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价格低５０％以上，原料低约３０％，服装低约２５％。这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１９６６年８月，“文化大革命”爆发，随即波及香港，中共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既定方针受到很大冲击。从１９６７年５月到年底，香港群众在国内炙热的政治气候感染下，在左派组织和舆论的推动鼓舞下，以５月６日香港新浦岗人工塑胶厂发生的一起劳资纠纷为导火线，几次掀起以香港工人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群众运动，群众到处张贴反英标语，呼喊反英口号。香港的斗争得到了国内的声援和支持。６月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除了一些严厉措辞外，还有一句令港英政府胆战心惊的话：“香港的爱国者要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８月２１日，北京举行群众大会，有人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号。当时中央领导层中的一些左倾极端分子甚至扬言要出兵香港。［①⑦］８月２２日，红卫兵放火焚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中英关系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在香港问题上仍然是很理智的。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周恩来针对“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的问题指出，文化大革命并不意味着要解放香港。对于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周恩来坚决主张予以限制。当时有人提出运送４００名训练有素的红卫兵到香港开展活动，被周恩来坚决拒绝。［①⑧］周恩来的这些做法是与毛泽东的态度一致的。１９６７年９月初，毛泽东下令禁止暴力斗争。此后，香港反英活动明显减少。年底，香港事态基本恢复正常。此间，由内地供港的水、食物、原料等从未中断过。进入７０年代，随着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改善和香港新界“租约”（即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期满的日趋临近，中国领导人在继续坚持对香港问题的既定方针的同时，开始明确提出解决香港主权问题。当时，联合国把香港、澳门列入反殖民宣言所适用的殖民地地区名单中。这样，香港、澳门就有可能在国际干预下，或走向独立，或“国际共管”。１９７２年３月８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指出“香港、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①⑨］同年１１月８日，第２７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澳门的立场和要求，排除了其他国家（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香港问题的可能性，避免了香港问题的复杂化。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客人路易斯・海伦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现在两国存在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英国自然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参加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政府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②⑩］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５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在北京访问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希思时，一方面表示香港作为英国统治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至少目前如此。另一方面又表示，香港在１９９７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曾侧面谈及香港问题，暗示说：香港问题将在更适当的时候解决。［②①］也就是在１９７４年，周恩来在病中重申对香港采取特殊政策，并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这样，我国领导人不仅明确了收回香港的时间表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还提出了保留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设想，成为“一国两制”方针的逻辑起点。三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作出“暂时不动香港”的战略决策，随即进一步发展为处理香港问题的长期指导方针，主要是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需要多方面因素，把香港问题作为新中国国际斗争战略部署的重要环节和与西方世界保持联系的“国际通道”，发挥香港的“窗口”和“桥梁”作用，为国内建设服务的战略高度来考虑的。从新中国成立到８０年代初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际环境总的来讲是于中国不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竭力推动对华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面对严峻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坚持“利用矛盾、打开缺口、为我所用”的斗争策略，谋求国际环境的改善。英美矛盾和香港问题就是可资利用的矛盾和缺口。关于这点，前文引述周恩来在１９５１年春对原新华社社长黄作梅的指示中已作了精辟的阐述，勿需赘言。需要指出的是，把香港继续留在英国人手中，等于我们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周恩来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中国内地的经贸往来，取决于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态度。这不仅表现在香港“４０％的贸易额是同中国进行的”，“是英国商品运往中国内地巨大的潜在市场的主要渠道”，而且香港所需食品、原材料、淡水等重要物资主要依靠内地供应。中国实际上掐着“香港的生命线”。英国人曾预言：“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可能愿意暂时使香港继续成为英国操心的对象”。［②②］事实证明，在英国对华关系中，香港问题始终是英国考虑问题的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而成为英国“操心的对象”。因此，“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既打击了美国，又牵制了英国，无愧为具有战略眼光的外交大手笔。从打破经济封锁和利用香港服务内地看，香港作为“世界转口贸易中心之一”和英国在远东的“商品橱窗”，如前所述，其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同中国内地的经贸联系来维持的。因此英国“不愿意拖着香港、新加坡等贸易中心一道强行（对华）实施贸易控制”。香港问题的存在就为新中国打破经济封锁，为新中国架起通向西方世界的“桥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条件。到６０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西方发达国家，香港作为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窗口”和“桥梁”，在打破西方禁运、服务国内建设方面进一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内地通过设在香港的公司企业，不仅把中国产品转销到东南亚等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而且在西方对华禁运的情况下组织从西方国家进口国内经济建设急需的技术设备、半制成品、原料粮食等重要物资。另一方面，内地通过与香港密切的经济活动，获得巨大收益。一是通过内地在香港参与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如开办银行、保险公司、房地产和投资公司、航运和旅游公司以及饭店、广告机构等，获得收益，如１９７６年，内地从这些投资中的收益达３亿美元。二是通过与香港的贸易顺差，赚取外汇，维持同西方国家的贸易。从１９６６到１９７６年，中国对外贸易转向西方国家后，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出口远落后于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存在很大逆差。但是对香港的贸易则保持巨大顺差。正是由于对香港贸易顺差的存在，除个别年代外，中国对外贸易都出现顺差。对香港的贸易顺差所盈余的外汇成了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贸易的关键。正如陈云在１９７４年８月１４日一次谈话中所说：“港澳是我们目前现汇收入占第一位的地区，也就是进口成套设备和器材所需外汇的重要来源。”［②③］这里所说对港澳的贸易主要指对香港的贸易，所占比重为９７％，对澳门的贸易只占３％。保留香港作为“国际通道”，也包含着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保持必要警惕和采取预防措施的战略思考。新中国成立后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其前提是不能牺牲中国的独立自主。“保留香港，是为了向苏联表示可以得到别的援助来源，以帮助恢复战争蹂躏的中国经济，以加强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实力”。［②④］６０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在苏联对华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把贸易重点转向西方，成功地从西方取得经济建设所需的战略物资和技术设备，这与香港问题的存在是分不开的。这也正是６０年代初苏联无理指责中国的港澳政策的根本原因。此外，把香港继续留在英国手中，不排除还有避免香港问题复杂化的深谋远虑。１９４９年，面对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大局初定的形势，英国出于保持在香港的特权和利益，提出了“国际共管”这一曾一度占了上风的重要议案。早在１９４７年，英外交部便研究过香港国际共管的可能性。１９４９年５月９日，部分内阁大臣又提出，香港不可能长期地作为英国殖民地，应该严肃地考虑给予香港国际港地位的可能性。８月２９日的内阁会议认为，应该进一步考虑在不久的将来对香港实行某种形式的国际共管的可能性。［②⑤］如果“国际共管”香港图谋实现，那么香港问题将不再是中英之间的事，无疑为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设置了巨大障碍。可见让英国继续统治香港，把香港问题局限于中英之间，对彻底消除“国际共管”的可能性，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之所以“暂时不动香港”，维持香港现状，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考虑，而非实际能力所不及。有人认为新中国所以能容忍香港的存在，是因为没有接管这一地区的实际能力，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１９４９年面对可能失去香港的危险，港英政府的确策划了“香港保卫战”，英在香港的兵力由原来的５千增到约３万人。英官员吹嘘说，“共产党人面临的这种火力将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甚至“有人估计，他们要攻占香港，将付出一百万人伤亡的代价”。这些“虚张声势”的鼓噪，不过是“为了使这个殖民地的非共产党人安下心来。”［②⑥］英国人自己心里很清楚，如果“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②⑦］至于建国以后，由于“香港的生命线”掐在中国手中，“只要一抖这条生命线，不需一兵一卒，一刀一枪，香港就会乖乖来降”。中国没有必要在香港问题上显示武力。注释① ⑨ ①④ ①⑧ 奇云・灵尔（Kevin Lane）：《主权与现状：中国对香港政策的历史根源》（英文版），第８０、７４、６５―６６、７７页。② ④ ⑤ 《中共中央文件集》，第１４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５１４、５９９、７０８页。③ 《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第３８０页。⑥ 金尧如：《保持香港现状和地位――毛主席周总理的战略思想》，见《香港经济日报》，１９９３年７月２日，第１０版。⑦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第８３页。⑧ ⑩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第３５５、３５４页。①① 《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５２９页。①② ①③ ①⑤ 《２０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２４５―２４８页。①⑥ ②① 《告别港英》，中国社会出版社，第５５、３９、９６１页。①⑦ 晓晨：《从新中国对港政策说起》，见《今日港澳》，１９９４年，第１０期。①⑨ 《香港问题文件选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７页。②⑩ 《泰晤士报》，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２３日。②② ②⑦ 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６０、５７页。②③ 《陈云文选》，第３卷，第２２８页。②④ 史深良著：《香港政制纵横谈》，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３８页。②⑤ 《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２期，第１８８页。②⑥ 卡尔・兰金：《兰金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３７页。＊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目加僚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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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567 【原文出处】《文汇报》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10414 【原刊页号】⑩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交响曲――读长篇小说《台湾风云》 【 作 者 】杨志今 【 正 文 】 面对《台湾风云》这样一部题材重大，立意高远，容量宏厚的作品，用有限的篇幅，做全面而深入的评说与分析是困难的。这里仅从一个初读者的角度，写下几点粗浅的感受。1、在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的结合上独辟蹊径。小说围绕两岸统一这样一个敏感而重大的主题，进行全方位的艺术描绘和把握，这对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来说，的确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选择。纵观这部作品，我们高兴地看到，作者阎延文在总结和借鉴同类题材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艰辛的艺术探索，寻找到了一条将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进行艺术化还原的独特路子。她一方面将1840年至1895年间有关台湾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如琅峤事件、台湾建省、天津条约、兴台改革、马关奇耻等都正面纳入情节之中；另一方面，避开对事件细枝末节的详尽描摹，在大量占有和钻研史料的基础上，注重营造历史场景、历史氛围的真实性，注重刻画活跃于这一历史大舞台上各色人等性格、情感和命运的真实性，从而把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想象力有机统一起来。如第九章《斐亭风流》中，通过赛诗会浪漫氛围及以丘逢甲为代表的众举子情感的刻画，即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交相辉映的动人乐章。作者用饱蘸激情的笔，通过波澜起伏的情节，用艺术激活了历史，激活了人物，历史在这里也获得了更加本质的真实。2、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显示了作者洞悉世事人生的目力和才华。作者总是让其主人公们在历史的血雨腥风与波谲云诡中经受考验，使他们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之上。小说开始不久，就把丘氏家族祖孙三代推上与大陆乡民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危难境地。此后，丘逢甲形象的塑造，刘铭传形象的刻画等，均置于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加以完成。他们的命运沉浮、性格变迁无不同台湾的命运、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鲜明印记。充沛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两岸无法分割的血脉亲情，始终是贯穿人物命运和情节起伏的精神主线。作品中众多靓丽可爱，又可敬可亲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尤见功力。而这一类形象恰是史料中少见甚至没有的。因此最能体现作者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据作者说，该剧中所有女性形象都是虚构的，她试图借虚构反映历史。现在看，作品不仅成功刻画了倩云、荷妹、碧怡、梦嫦等一批颇具艺术魅力的女性形象，也因了这一批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使这样一部充满阳刚之气、交织着血色火光的宏大历史交响，呈现出若干段情景交融，丰富感人的华彩段落。也使得这部有大气派的作品，在结构和内涵上更加急缓相宜，开合自如，韵味十足。此外，作品对光绪帝在割台前后的痛苦选择，陈鸣鹤在重大人生选择面前的痛苦选择等开掘得深刻细腻，试图在异常复杂的层面上，揭示出经受严酷的社会历史风暴击打后，作为个体生命所能承受的极限，从而丰富了读者对人物多角度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人性深度。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用心灵感受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撼人心魄的某些本质特征。3、独特文化视角的切入，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台湾风云》描绘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众多历史人物，作者调动和运用了多种表现方法，其中一个独特的切入方式就是文化视角。通过这一视角，作者举重若轻地从繁杂的历史烟尘中，选取了那些最具历史文化内涵、最具民族文化精神的人物和事件，艺术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这一视角，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深藏于《台湾风云》内里的最激越、最富生命力的民族文化的脉搏跳动。它是流淌于两岸人民心中生生不息的情感与力量之源，是同血缘一样无法分离、无法割断的生命纽带，是我们民族永恒的精神家园。主人公丘逢甲正是传承这一文化血脉的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是一位既能体现这一文化因子，又能贯穿各阶层、各领域的文化人，是书中众多文化人的灵魂。无论是面对国家、民族的荣辱，还是自我情爱的取舍，在他身上，集中表现了源于民族文化的最优秀的品格，迸发出民族文化最美丽的光彩。同时，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又赋予了丘逢甲等人以独特的精神内涵，使这类形象所代表和呼唤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样一群浸透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无疑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力度和艺术表现力度。4、在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统一中，寻找与当代读者的精神共鸣点。对历史题材创作来说，能否自觉地将时代精神贯注其中，是能否引发当代读者阅读兴味的关键所在。《台湾风云》的作者正是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她深知站在新世纪起跑线上的中国人，均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最需要的就是满载崇高、正义、理想、良知的英雄主义。因此，作者通过一群性格迥异的男女英雄形象的塑造，把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有机地融为一体，在较深层次上，找到了与当代读者的精神共鸣点。主人公丘逢甲，在仕途与人生的苦旅中，经历了一系列坎坷磨难，但在爱国主义情感滋润下长成的一身英雄主义傲骨却从未变软过。同读者常见的英雄有所不同，他是一位富有中国文化气息的儒雅型英雄。在他身上，蕴含着作者自觉的当代追求和人文关怀。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群痛苦的英雄，失败的英雄，也就成了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化英雄。对于丘逢甲、徐骧们来说，在个人方面，他们背负着情与义冲突的重荷，而痛苦地选择了义；在外部世界，他们要在个人情感与民族利益之间做出抉择，又决然地舍小我而为国家为民族赴汤蹈火。这种冲突的艺术揭示，就将他们个人命运的悲壮赋予了更为深广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在这里，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不屈的英雄主义壮举，不是一种空洞的呼喊，不是人物的外在标签，而是通过惨烈的情节，人物情感和命运的内在冲突自然展示出来的。这为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如何更好地表现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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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水长流》歌舞演唱会在京举行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１日电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４８周年，陕西省歌舞剧院今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举行《延河水长流》歌舞演唱会。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前身是１９４０年成立于延安的西北文艺工作团，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他们创作演出了大量享有盛誉的优秀剧节目，曾出访世界上３６个国家和地区。在今晚的演唱会上，冯健雪、屈仲如等著名歌唱家演唱了一批富有陕西民歌特色的优秀歌曲，抒发了对黄河、黄土地的恋情，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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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705 【原文出处】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504 【原刊页号】074-081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 作 者 】朱卫斌 【复印期号】199512 【 标 题 】历史学：科学还是艺术？ 【 正 文 】 〔摘要〕 １９世纪以前的史学实践表明了史学科学化与艺术化两种不同的学科倾向。随着科学概念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确立，从１９世纪开始，西方史学界展开了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争论。或认为其为艺术，或相信其为科学，或主张两者兼而有之。我的观点是：就学科个性而言，历史学是一门科学，遵循着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引出规律的研究途径；就表现形式而言，艺术对史学有重大影响。〔关键词〕 历史学 科学 艺术 克罗齐 布瑞 屈维廉 罗素历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象自然科学那样具有严密的科学性，还是象文学艺术那样，属于反映社会生活的人文学科，或者是兼有科学与艺术的特点呢？这种对史学学科性质的定位问题，关系到对历史学本质的探讨，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一、近代以前史学实践的两种倾向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即表示了科学化与艺术化两种倾向。中国自古就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表明文学对史学影响之巨。西方神话中，历史女神克莱奥即是一位缪斯，一位文艺女神。一般认为，神话、传说、史诗是史学的蛹体。它们都含有大量虚构的、非真实的成分，都经过了人们的艺术加工，虽然都或多或少地蕴含着历史的真实内核，但都谈不上是史学，仍然属于文学艺术范畴。可见，史学脱胎于文学艺术，当属无疑。但是，史学一经从文学中分离，立即表现出自己的学科个性，即求真精神。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４８４～４２４年）为撰《历史》一书，曾花费十年时间到处游历，为的是搜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而对于有疑义的资料，则率直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４６０～３９６年）为了真实地记录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对所搜集到的史料进行严格的批判，初步提出了史料批判与考证方法。司马迁为留信史于后人，竟忍辱受“宫刑”，秉笔直书，为我们留下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史学的这种求真精神，显然是崇尚形象思维注重虚构、想象、夸张的文学艺术所不具备的。史学追求真实的特性表明了史学科学化的倾向。然而，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决定了史学不可能摆脱艺术加于它的影响。历史在时间上的单向度性及空间上的不可接近性决定了历史不可能重复的特点。这给我们认识历史带来了很大困难。今天的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历史的残留物（所谓史料）来了解历史。而这些残留物与活生生的历史实体相比，何异于九牛一毛！当我们利用这些残留物试图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时，总是感到很多历史细节付之阙如。这样，在现有资料的框架内进行合理想象、猜测构筑历史空间的做法往往被历史学家所采用。司马迁没有亲赴鸿门宴现场，但整个场面的描写却绘声绘色，扣人心弦，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这显然与司马迁的艺术处理分不开。这表明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借助于形象思维方式即艺术思维方式。此其一。历史学在社会功能方面也与艺术有相同之处。它可以教育心灵、启迪心智。所谓“警戒史学”实际上就是旨在发挥史学惩恶劝善的功能。而科学一般只在于提供真理，提供知识，不对人的行为作道德评判。正因为史学具有教育功能、借鉴功能，塔西陀（Tacitus，约５５～１２０年）的史著才成了“惩罚暴君的鞭子”（普希金语），司马光的著作方名之为《资治通鉴》。史学的教育、借鉴功能大大助长了史学艺术化的倾向。英国现代史家柯林武德曾指责塔西陀，说他为了达到弃恶扬善的目的，“系统地歪曲了历史”，“应该容许怀疑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历史学家”。［（１）］这种说法虽然偏激，但也道出了艺术方式对史学的巨大影响。此其二。近代科学概念诞生以前的史学实践表明：一方面，史学意在弄清历史事实和过程的真相，重在求真；另一方面，史学又试图扮演道德仲裁者的角色，竭力以自己的成果去影响人们的行为，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滑向艺术的营垒。事实上，这两种倾向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往往同时存在于各种史著中，只是侧重方向不同而已。近代以前，史学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间并未发生史学学科性质的争论。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也只是在近代科学概念提出之后才出现的事。二、史学学科性质的提出自１５世纪下半叶以来，自然科学在西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天文学、数学、物理学领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取得许多重大成果与发现，自然科学领域首先确立了近代科学的概念。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相比，历史学的发展则显得迟缓、沉闷。当１７世纪伽利略、牛顿等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取得重大科学发现时，史学却在宗教博学派史学的低谷中徘徊。史学所孜孜以求的只是发掘、整理资料，或服务于宗教倾轧，或服务于政治斗争。史学还不能为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哪怕是一点科学的解释。因此，英国著名学者培根（Francis Bacon，１５６１～１６２６年）在进行学术分类时，认为史学是基于人类的记忆而研究过去的一种学问，它在本质上是对这种记忆的描述、记载，因而史学与科学不同。它不能采用观察、实验、推理的方法来处理历史资料。培根的观点反映了那个时代史学与自然科学发展上的差距。１９世纪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学科分化加剧，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的学科。电的发现与应用，生物进化理论的确立与传播，标志着科学在自然研究领域的巨大成功。自然科学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也给古老的历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历史学究竟能否成为科学？１９世纪是历史学走向科学化的关键时期。所谓史学的科学与艺术之争，也正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三、１９世纪西方史学实践的艺术倾向与科学倾向１９世纪在西方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客观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先后冲击着史学领域，造成了各种史学思想汹涌激荡、史学流派纷呈迭起的局面。史学实践的艺术倾向与科学倾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示。１９世纪以艺术来要求史学的当首推英国史家马考莱（Thomas B. Macaulay，１８００～１８９５年）。他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詹姆士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他写这部书的目的完全是出于为当政的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即辉格党人的利益服务的。这部作品的最出色之处在于作者以生动的文学笔调讴歌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马考莱认为，写历史的目的就是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所以，他的著作谈不上是什么学术研究。他的史学实践表明他完全把史学当成了一门艺术。他认为，历史著作应当是诗意和哲学的合成品，也就是说，要把艺术的想像力与对历史的理性认识结合起来。然而，他的所谓对历史的理性认识不是建立在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而是出于自己的主观认识，出于有利于辉格党统治的偏见。他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历史根本无规律可循。任何人都可以从历史资料库里抽取对自己有用的材料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的渣滓”［（２）］，历史是一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你可以把她装扮成你喜欢的任何样子。所以，马考莱从不在意历史资料的真伪，却十分注重写作技巧。他的著作一问世，其销量竟超过了文学家司各脱的小说和诗歌，成了仕女梳装台上最时髦的读物。可见，在马考莱那里，史学纯粹是一门艺术，恰当小说、诗歌、历史剧一样。马克思曾就此指出：“为了讨好辉格党与资产阶级，马考莱伪造了英国历史”［（３）］。与马考莱同时代的另两位英国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１７９５～１８８１年）、弗劳德（James A. Froude，１８１８～１８９４年）也是把史学当成一门艺术的。卡莱尔是“英雄崇拜”论的鼓吹者，写过不少历史著作。与马考莱一样，卡莱尔也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无客观规律可循，历史只不过是由一幅幅生动图画组成的历史场景。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些图画进行描绘。卡莱尔的作品以文学描写见长，但史料却经不起推敲，为了维护自己的偏见或说明某个观点，他有时甚至不惜歪曲史料、捏造事实。比如，他为了把克伦威尔塑造成一个英雄，一个“伟大而诚实的人”，首先勒定了一个充满主观偏见的框架，然后搜寻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见解。当有些材料不利于自己的观点时，他即弃而不用或加以歪曲。所以有人说，卡莱尔对许多事件的歪曲可能会使克伦威尔本人也感到困惑和惊奇。卡莱尔的这种做法其根源即在于：在他看来，历史研究是一门不折不扣的艺术，一门适应现实需要的艺术。在这方面，弗劳德深受卡莱尔的影响。弗劳德正是在读了卡莱尔的作品后，慕其文章风格而弃文从史的。弗劳德也写过不少史学作品，但人们认为他更多的是个文学家而不是史学家。他主张历史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因为所谓历史事实不过是“孩子们的一匣子字母片，我们爱把它们拼成什么字就能拼成什么字”［（４）］。在他看来，历史就是戏剧，是为了教育今人，知往鉴来。所以他的书里史料错误俯拾皆是，偏见、臆断随处可见。上述三人都把史学当作一种艺术，一种服务于现实需要的艺术。就在同一个世纪，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先后崛起于欧洲。它们不但把史学当作科学来研究，而且明确地宣称史学是一门科学。客观主义史学以兰克学派为代表。兰克（Lccpold Von Ranke，１７９５～１８８５年）是１９世纪蜚声国际史坛的史学家，他的一整套治史理论和方法培养了许多弟子，以他为中心形成了兰克学派。兰克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所谓“客观主义”，用兰克自己的话说，就是“如实直书”，在书中“消灭自我”。也就是说，历史学欲成其为科学，必先消灭史学家的主观偏见，消灭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功利目的。史学家只需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历史事实加以纯客观的叙述，就会求得历史事实的真相。那么，客观历史事实又怎么得来呢？只有通过“科学方法”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才能得到。兰克治史的“科学方法”也即史料批判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是：史学研究必须搜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这些资料要进行严格的鉴别、辨析，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务必使史学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兰克的代表作《教皇史》即浸透了他的“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这部三卷本的巨著引用了大量经过批判处理的第一手资料，史料扎实、准确。而且，兰克作为路德派新教徒，却能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地描述新教徒的敌人――罗马教皇的历史。他为此曾自夸道，人们无法从这部书里判断出作者是教皇的朋友还是敌人。在兰克学派那里，历史学是被作为科学来研究的，其科学性在于客观地叙述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对史料的批判方法的运用。且不说史学家能否客观地叙述历史，即使可能，也与我们今天历史科学的要求差距很大。实际上，兰克史学中只有史料批判方法具有科学的性质。而兰克史学本身还远不是科学的历史学，但它却是历史学科学化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环。与客观主义史学相比，实证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又前进了一步。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孔德（Comte，１７９８～１８５７年）。孔德认为，科学研究须以“实证的”事实为前提条件。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同样存在“实证的”事实。科学的任务即在于发现这些“实证的”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即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他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也可作出象几何学结论那样可靠的结论来”［（５）］。但可惜的是，孔德本人并没有以实证主义思想写出一部历史著作来。真正把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用于历史研究的是法国学者泰恩（Tainc，１８２８～１８９３年）和英国史家巴克尔（Henry Buckle，１８２１～１８６１年）。泰恩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精通自然科学，同时也是个历史学家。他在１８６３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一书中认为，历史学可以借助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历史学与心理学、动物学一样，是一门科学，其目的即在于发现一般规律。与泰恩相比，巴克尔在实证主义史学的探索道路上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在其所著《英国文明史》一书中，巴克尔明确指出历史学的任务在于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只有揭示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学才能上升为科学。巴克尔提出，对人类历史起决定作用的规律主要有两类：自然规律和精神规律。自然规律指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制约，精神规律则是道德和知识对人类的支配作用。在这两类规律里，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规律。尽管巴克尔的观点存在缺限，但他明确提出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它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究，并作出了大胆的尝试，加速了史学科学化的进程。四、史学学科性质的科学与艺术之争史学踌躇满志地跨进科学的门槛之后，却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一是哲学领域相对主义思潮的兴起导致了人们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怀疑，分析的历史哲学因而提出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至少不能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二是从艺术角度对历史学科性质的诘难，即认为历史学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我们这里谈的是科学与艺术之争。最先从艺术的角度对“科学的”历史学发难的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c，１８６６～１９５２年）。１８９３年他写出题为《纳入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学》的论文，从根本上否认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他认为，“历史学只有一个责任，即叙述事实”，叙述单独的、互不联系的个体事实。而对个体的描述恰恰是艺术的天职。人类历史的发展根本无规律可言，实证主义史学企图寻求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努力是徒劳的。克罗齐认为，历史学甚至连“描述性的科学”也算不上。因为，历史学既然是描述性的，不是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就谈不上是什么科学。这就否定了兰克学派“科学的”历史学的概念。历史学既然不是科学，那它是什么呢？克罗齐认为，历史学是一门艺术，但又不止于艺术。因为，艺术是对可能的事的表述和描绘，而史学则只限于对已经发生的事加以描述。所以，史学是一门研究过去真实的艺术。［（６）］克罗齐此论一出，即受到欧洲史学界特别是德国、英国学者的批判，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１９０３年，英国史学家布瑞（J. B. Bury，１８６１～１９２７年）在就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钦定教授的就职演说中，作了题为《历史科学》的演说，提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对兰克史学的辩护。所谓“不多”，即是说历史学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此外无他；所谓“不少”，即是说，依据兰克的批判方法已足以写出真实可靠客观的历史［（７）］。布瑞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哲学家罗素（B. Russell，１８７２～１９７０年）和史学家屈维廉（George M. Trevelyan，１８７６～１９６２年）的批判。１９１３年，屈维廉发表《克莱奥――一位缪斯》，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在屈维廉看来，历史学既没有自然科学的实用价值，也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演绎出普遍适用的因果规律来。历史学的价值不在于其科学性，而在于它的教育功能。历史学之所以不能概括出普遍规律，原因在于其研究对象是千万个不同的心灵，历史学家不可能在这些心灵间找出共性。所以，“在历史业务的最重要的方面，历史（学）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演绎，而是一种对于最可能的概括的想象的猜测”。这实际上等于否认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屈维廉进一步剖析道，历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即科学的、想象的或推测的和文学的。史学家在积累资料和鉴别整理资料过程中，是遵循着一套科学方法的，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是科学。史家在经整理过的史料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出推测和概括，但其结果并不就是历史规律。最后，史学家用文学形式把上述两个步骤的结果表达出来，这显然是关于叙述的艺术。所以，历史学的艺术特征一方面表现在它对人类心智的教育类似于其它艺术，另一方面在于其叙述纯粹是一种艺术形式。［（８）］罗素的看法与屈维廉相似。他否认历史学可以成为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历史学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或人文的科学，而“文化的终极价值乃是要提出善恶的标准来，而这却是科学本身所无法提供的”［（９）］。更何况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材料上、方法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罗素并不否认历史学同时具有科学的性质。他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历史学是科学决定于下列两个方面：从弄清历史事实这方面来说，历史学无疑是一门科学；从寻找历史事实因果规律这方面来说，罗素认为，这种可能性只存在于相当有限的范围之内。即便真的存在这类规律，其普遍适用性也令人怀疑。至于史学是艺术方面，他认为史学家撰史必须有激情，有文采，这样才能写出有趣味的史学作品。所以，罗素特别强调撰史技巧，认为正是撰史技巧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艺术。五、史学是科学而非艺术我国史学界自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统治地位后，从未有人怀疑过历史学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科学是同义语。然而，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已有学者呼吁必须注意历史学的艺术特征，主张只有将科学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完美的史学作品［（１０）］。甚至有学者干脆把历史学视为“科学与人文学的统一”［（１１）］，或者主张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１２）］，实际上是认为史学具有科学与艺术的两重特性。那么，史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呢？这个问题的解答显然需要我们弄清“科学”一词的确切含义。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拉丁文中“科学”一词的本义是知识、学问的意思；但自近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以来，“科学”一词已被赋予新的含义，在自然科学领域，它是指在观察、实验所得到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归纳、分析、综合、推理等理性方法得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内在规律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可以反复多次经过经验的验证。通过上述过程形成的知识体系即是科学。所以，判断某门学科是否科学，主要看它是否能在事实材料的基础上依据科学方法来探讨事物、现象间的本质联系。以上述科学定义反观兰克史学与实证史学，我们发现它们都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兰克史学否认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把“客观地”陈述历史事实以及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考证史科的方法称为科学，显然与科学的历史学相差甚远；实证史学虽然提出在“实证的”事实的基础上探求历史发展的因果联系，但却否认在经验的、“实证的”事实之外存在着事实，且所采取的方法也过于简单化，几乎是将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照搬到史学领域，因而也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而且这两个史学流派绝对排斥艺术的做法，显然漠视了艺术作用于史学的事实。我认为，在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上，必须在肯定史学科学性的前提下，承认艺术对史学的巨大影响。就学科个性而言，历史学是科学而非艺术。历史学是科学的特性决定于两个方面。首先，与自然科学一样，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同样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实在性是任何科学得以存在的首要前提。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虽是渗透着人的主观思维活动的社会历史，但它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属于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客观实在性。这种客观实在性与生物学所研究的动物、植物，物理学所研究的力、电、热等自然现象一样，具有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存在的特点，都是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自然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即是通过实验、观察得到经验事实，这与史学研究首先确定事实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尽管两者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和方法有很大差异。第二，科学研究的目的不能仅仅停留在确定事实并描述事实这一层面上，它必须揭示事物、现象间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事物、现象发展运动的规律。自然科学如此，历史学也同样如此。如果史学研究仅仅满足于对客观历史进行描述，那它充其量也只是历史事实的简单堆积，是一堆杂乱无章、互不联系的事实。这样的历史学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学，而只是史料学。西方的兰克学派、中国的乾嘉考据学其研究层次即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所以，历史学必须在确定客观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找到客观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而这就是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正是这一任务，使得历史学得以确立自己的科学地位。所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尽管存在差异，但在科学性这一点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多次称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１３）］。肯定史学是科学，并不排斥艺术对史学的巨大作用。首先，历史学离不开文字的表述，史学研究成果欲为人知，必借助文字形成书籍流布传播。文字的表述方式即是一门艺术。历史编纂学就是研究著史艺术的一门学科。历史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各种著史体裁和体例，以适应表达不同史学内容的需要。史学内容的科学性与表达形式的艺术性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撼人心魄的史学佳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科学的内容，其表达形式都是一门艺术，自然科学也不例外，只是艺术本身也存在程度上的高下而已。其次，史学研究在规律的论证上虽主要采取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等科学认识方式，但在对个别事物的描述上却离不开形象思维，即艺术思维方式。如描写战争场面，刻划人物心理显然不是归纳、推理所能解决问题的。它必须依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描述。由于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艺术思维方式在这里显然非常重要。上述观点与主张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观点截然不同。把史学既视为科学又视为艺术必然导致史学学科性质上的模糊，最终使史学丧失作为一门学科继续存在的资格。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肯定史学科学性的前提下，承认艺术对史学编纂、史学描述的巨大作用。这里，史学的艺术倾向显然是以不损害史学的科学性为先决条件的，因而，也可以这样说，史学的内容是科学的，其表现形式是艺术的。只有认识了史学的上述特性，我们才能在史学实践中把史学的科学性及其表现形式的艺术性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写出既具有科学价值又具有感人艺术魅力的作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史学实践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杰出的榜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中，通过对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状况、心理、力量的分析，揭示了这个特定时期法国阶级斗争演变的规律，指出路易・波拿巴这个庸人发动政变并最终皇袍加身成功的原因。马克思在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时，显然是运用了法则归纳式和科学的演绎方法，逻辑推理严密，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马克思当时并预言，一旦路易・波拿巴皇袍加身，则拿破仑一世的铜像就会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果然，在马克思作出这个预言后的９个月，路易・波拿巴皇袍加身，再过１８年，巴黎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拆毁了旺多姆圆柱，推倒了拿破仓一世的铜像。由此可见，科学研究给马克思的著作带来了惊人的洞察力与预见力。但同时，马克思的这部作品又体现了高度的艺术性。马克思对路易・波拿巴的个人经历、性格、心理特征以及他发动政变的经过，采取了个别描述式的研究，语言生动、准确，描绘了一幅幅动人的历史图画。谁会否认马克思的这部作品不同时是一篇艺术杰作呢？〔责任编辑：赵洪艳〕注：（１）（６）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１６～２２０页。（２） 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０５页。（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３０３页注１２０。（４） 转引自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０３页。（５） 科恩：《１９世纪至２０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４页。（７） 参阅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５９页。（８） 屈维廉：《克莱奥――一位缪斯》，见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７５～１９８页。（９） 罗素：《论历史》，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译序第１１页。（１０） 朱本源：《漫谈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载《中学历史教学参考》１９８６年第３期。（１１） 李洪岩：《历史学：科学与人文学的统一》，载《江汉论坛》１９９３年第２期。（１２） 李桂海：《历史学家也要有艺术家的创新精神》，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３期。（１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７５页；恩格斯《自然辩证法》，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８７～１８８页。本文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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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农业大学学报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1999年 第30卷 第2期 Vol.30 No.2 1999大蒜茎尖组培苗的检测张明厚 魏培文 朱俊华 张俊华摘要 从市售阿城紫皮蒜生长的叶片经PEC沉淀差速离心提纯，获得复合病毒制剂，得率为4.90 mm(100 g)-1叶。电镜观察病毒粒体为长度550～800 nm的线状物，经抗血清测定主要为洋葱黄矮病毒(OYDV)和大蒜潜隐病毒(GLV)。用复合病毒制剂免疫制备的抗血清效价为1024～2048。OYDV抗血清检测茎尖脱毒组培苗，脱毒率为50%左右，用GLV抗血清检测，脱毒率为95%～97%，复合病毒抗血清检测结果与OYDV相同。证明复合病毒抗血清可用于组培苗的检测。组培脱毒大蒜在田间种植1年后发病率为50%，3年后达80%。茎尖组培脱毒率不高。需用抗血清逐株检测挑选，淘汰病苗，才能获得健康无毒的大蒜群体。关 键 词 大蒜病毒病，组培脱毒苗，检测，洋葱黄矮病毒(OYDV)，大蒜潜隐病毒(GLV)中图分类号 S633.4 文献标识码ADETECTION OF VIRUS ON TISSUE-CULTURALGARLIC SEEDLINGSZhang Minghou， Wei PeiwenZhu Juhhua， Zhang Junhua(Department of Plant Pathology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150030 PRC)ABSTRACTComplex virus preparation was obtained by purification through sedimentation with PEG and differential centrifugation from diseased laeves of purple garlic bulbs bought in markets of Acounty,Heilongjiang Province.4.90 mg complex viruses were purified from 100g deseased garlic leaves.All virus particles were flexous rods with 550～800 nm in length.OYDV and GLV were two major viruses which were identified by antiserum test. Antiserum against complex virus with titer of 1024～2048 was prepared.Rate of OYDV free tissue-cultural seedlings was ablut 50%.Rate of GLV-free tissue-cultural seedlings was 95%～97%,when detected with ther antisera.The result of testing with complex antiserum was the same as with OYDV antiserum.This indicated that using complex antiserum to detect tissue-cultural gralic seedlings was also reliable and could be used for virus-free garlic production.When tissue-cultural garlic seedling were planted in field,disease incidence was 50% after one year 80% after 3 years.As rate of virus-free seedlings from tissue-culture was rather low,detection of viruses by testing with antiserum was very necessary in order to avoid diseased seedlings occurring in fields.KEY WORDS：garlic virus diseases,tissue-cultural virus-free seedings,detection OYDV.GLV0 前 言黑龙江省是我国主要的大蒜产区，阿城、宁安等地大蒜栽培面积很大，质优味美，载誉国内外。据我们调查当前我省栽培的大蒜，普遍严重退化，蒜头小，发病株率100%，对农民和地方经济造成很大损失，目前正采取茎尖组培方法脱毒，以便培育无毒大蒜，重新获得优质高产的大蒜。由于组培脱毒产果达不到100%，经茎尖培养的苗必须逐株用抗血清检测挑选，才能获得完全无毒的大蒜群体。而抗血清检测又需要首先明确我省大蒜主要病毒病的种类，并制备抗血清，才能有的放矢的检测汰除病苗。我们通过寄主范围、传播方式、抗血清反应及电镜观察粒体形态等常规鉴定，已查明我省大蒜主要病毒的种类〔1〕，并试验了检测组培苗的有效方法，以便在生产中应用，本文是关于组培苗检测方法的报道。1 材料与方法1.1 材料1.1.1 检测植株 东北农大蔬菜园艺系经茎尖组织培养的大蒜再生小苗，及1992～1995年在试验站田间繁殖的组培大蒜植株。1.1.2 抗血清 复合大蒜病毒抗血清为本组自制的。OYDV及GLV抗血清分别为日本Dr.Fukami,M及台湾Dr.Deng,T.C.提供的。1.2 病毒提纯用阿城紫皮大蒜种植温室中，长出叶片后观察记录叶部症状及发病率，收集大蒜病叶1550 g，按下列流程提取病毒复合制剂。图1 病毒复合制剂提纯流程Fig.1 The procedures of purification提纯病毒制剂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波长260 nm测定OD值，计算其浓度，用电镜观察病毒粒体形态。1.3 抗血清制备选健康公兔，免疫注射前从耳静脉采血一次，取血清作为对照。免疫用复合病毒制剂2 mL，加等量不完全佐剂，乳化后肌肉注射兔左右臀部。每周免疫一次，连续免疫4次。第4次免疫后三周有血，每7 d采血一次，测其效价。1.4 茎尖组培大蒜带毒检测用间接酶标抗体测定法(ELISA)检测，酶标抗体为辣根过氧化物酶羊抗兔IgG(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毒研究所)正对照为温室繁殖的病苗，负对照为多次检测无毒的组培苗。OD值大于负对照的2.50倍者为阳性反应。2 结果与分析2.1 症状阿城紫皮蒜的叶片呈明显花叶，即黄色腿绿条纹或条斑(图2)，严重时叶扭曲捻卷，叶尖干枯，植株矮缩，鳞茎退化变小(图2)。市售阿城紫皮蒜发病率100%，在阿城田间调查及哈市温室调查蒜苗发病率也为100%。2.2 病毒提纯和抗血清制备1550 g病叶提纯后得病毒复合制剂8 mL，稀释10倍液经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OD值高峰在257 nm处，峰值为2.666(图3)。电镜观察全部粒体均为线状，未见其它形状粒体。粒体长度为550～800 nm，在马铃薯Y病毒组及康乃馨潜隐病毒组粒体的长度范围内〔2，3〕。根据我们对黑龙江省大蒜病毒病的调查和病原鉴定〔1〕，全部大蒜病毒病均系复合侵染，其中最主要的病毒有两种，洋葱黄矮病毒(OYDV)及大蒜潜隐病毒(GLV，又称亚实基隆葱潜隐病毒大蒜株系SLV―G)，两者都是线状病毒，其形状和长度与提纯的复合病毒是一致的。提纯的复合病毒制剂，按PVY及CLY两病毒组的紫外吸收系数2.80〔2，3〕计算病毒浓度，提纯病毒的得率为4.90 mg.mL-1。制备的抗血清效价为1024～2048。2.3 茎尖脱毒组培大蒜苗带毒检测用复合病毒抗血清及日本和台湾提供的OYDV和GLV抗血清分别测定茎尖脱毒组培苗的带毒情况，结果(表1)表明，茎尖组培对OYDV的脱毒率不高，仅有50%左右，但对GLV的脱毒效率则很高(95%～97%)，复合病毒抗血清的检测结果与OYDV抗血清一致的。可见用复合病毒抗血清检测组培再生苗的结果是可靠的，能检出含任一种病毒的组培苗。茎尖脱毒组培大蒜苗如不经过抗血清检测严格挑选，在田间种植又不采取防病措施，仍然会迅速退化(表2)。组培苗当年发病率为30%，3年后可达80%。如将OD值为负对照+2.0的低毒株计算在内，田间种植3年的发病率也达到100%。表1 茎尖脱毒大蒜组培苗带毒检测Table1 Detection of virus on tissue-cultural garlic seedling抗血清(Antiserum)带毒苗(株)(Virus seedling)无毒苗(株)(Virus-freeseedling)检测株数(Count ofTesting garlic)脱毒率(%)(Rate)复合病毒抗血清(Complex virusesantiserum)198228764715859.6048.10OYDV(日本)708515855.50GLV(日本)415415897.50GLV(台湾)815015894.90*为两次用复合病毒抗血清测得的结果表2 茎尖脱毒组培大蒜田间繁殖植株的发病率Table2 Incidence in the field planting from tissue-cultural seedling田间种植时间(年)Time of plantingin fields(year)病株数(Count ofDiseased)检测株数(Count ofTesting garlic)发病率(%)(Incidence)3162080213206511020562月(Month)31030*用混合病毒抗血清定图2 大蒜病苗症状Fig.2 Symptoms of virus seedlings图3 大蒜混合病毒曲线Fig.3 Absorption curve of purified garlic complex viruses3 讨 论大蒜是以鳞茎无性繁殖的蔬菜，病毒可通过鳞茎传至后代，使病毒发病率逐年增加，直到100%。与此同时，感染病毒的种类也可能增加。致使大蒜普遍感染多种病毒。人们曾采用挑选大植株或大蒜头种植的方法防止退化，但收效不大。近来普遍采用茎尖脱毒的方法，培育无毒蒜。许多地方用此方法获得很理想的效果，但也有些地方未能取得满意的效果。其原因是对于不同的病毒，脱毒效果不同，含有脱毒效果差的病毒，不经过抗血清挑选剔除近半数的病苗，是不可能控制退化的。我们的试验结果指出，黑龙江省大蒜所含的两种主要病毒之一OYDV，茎尖脱毒率很低，而它的为害性最大，茎尖组培对LGV的脱毒率很高，但它的为害性不及OYDV。为了保证播种材料不带病毒，特别是OYDV，组培苗必须逐一检测，否则将大大降低组培脱毒的效益。大蒜两种主要病毒在田间以蚜虫非持久性方式传播，蔓延很快。黑龙江省大蒜4月初种植，8月收获。田间蚜虫发生始于6月中旬左右，7月中达高峰。蚜虫发生时期大蒜虽已过最感病为害最大的苗期，但仍然能被侵染而带有较低浓度的病毒。作为商品大蒜，含低浓度的病毒对产量影响不大，但种蒜即使带毒量低也可成为田间毒源。根据我们的研究，与OYDV同属马铃薯Y病毒组的大豆花叶病毒(SMV)，在蚜虫发生中等程度的年份，种子带毒率不超过0.10%，才能控制当年SMV的为害〔4〕，莴苣花叶病毒的防治要求种子带毒不超过0.30%。茎尖脱毒大蒜带毒率50%，显然不能控制大田病毒的蔓延为害。大蒜病毒病基本都是复合侵染，其主要病毒的寄主范围很窄，如OYDV只限于葱科，常规方法难以找到能分离纯化OYDV的过滤寄主。因此我国目前还未能制出OYDV的单一抗血清。本试验证明用复合病毒制备的抗血清检测和挑选无毒组培苗是可靠的，它的制备也较简单，成本低，可在生产中推广应用。GLV抗血清虽已能制作，但GLC的为害性不及OYDV大，而且组培脱毒效率高，因而用GLV抗血清检测的意义不大。作者简介：张明厚，女，70岁，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植保系植物病理教研室教授。作者单位：张明厚 魏培文 张俊华 (东北农业大学 植物病理系 哈尔滨 150030)朱俊华 现在山东农业大学植保系参考文献〔1〕 朱俊华，张明厚.黑龙江省大蒜病毒病的鉴定.(东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 Koenig,R.Dcarlavirus group CMI/AAB descriptions of plant viruses 1982(259):4〔3〕 Bos,L. Onion yellow dwarf virus CMI/AAB Description of plant viruses 1976(158):4〔4〕 郭井泉.控制大豆花叶病毒危害的种子带毒率临界水平.东北农学院学报，1992，23(3)：220～225收稿日期：1997-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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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2期 No.2 1999城市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评价及案例马小明 过孝民 田大庆 高 莉摘要：基于城市发展测度演变的分析,明确真实储蓄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标的经济学含义和政策意义；并针对世界银行在地区真实储蓄测算方法上的不足,重点探讨在真实储蓄测算中如何考虑城市开放性、资源折旧、环境污染损失评估计算的界定问题.文中还以烟台市为试点城市,利用真实储蓄及相关指标评价了该市不同发展时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关键词：城市；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评价；真实储蓄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923(1999)02-0127-06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ppraisal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A Xiao-ming GUO Xiao-min TIAN Da-qingGAO Li(1.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2.Planning and Financial Department,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35,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1999,19(2)：127～132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urban development measuring methods at different time,the economic meaning and policy signification of genuine saving was expatiated on as an integrated appraisal indicator for monitoring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relative issues about impact of urban openness , time and space range determination on calculation of resource economic depreciation and environment pollution loss within genuine saving,and also apprais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vel of Yantai City for different years using genuine saving and interrelated indicator .Key words：urban；sustainable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ppraisal；genuine saving近1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快,城市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特别是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健康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不但要保持城市发展的速度,更应该注重提高城市发展的质量,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如何评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城市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已成为城市管理者和研究人员日益关注的重要问题.1 城市发展测度的演变60年代前,人们通常把经济的发展当作发展的全部,以经济增长来涵盖发展, 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成为测度发展的唯一性指标.60年代以后,出现了人口拥挤、交通阻塞、城市服务短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城市发展观开始转向“发展目标的社会化”.城市用地与农业用地的矛盾、环境恶化促使各国开始探索城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对策,开始认识到GNP的增长只能反映经济增长,而不能反映财富的公平分配状况、社会的福利水平等问题.为全面衡量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首先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社会指标体系,随后相关的研究在美国、OECD、日本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广泛展开[1].比较著名的有UNDP提出的“人文发展指数”等.80年代初期,经济的迅速增长给全球环境造成了严重危机,威胁到人类未来的发展,迫使人们对发展观进行反思.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的发展模式倍受推崇,“可持续发展城市”开始成为城市决策者的追求目标,可持续发展理论成为衡量城市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价的指导思想.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的推动、各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的研究与应用得到广泛开展.从指标的特点和主体上看,主要是在三种类型和两个层面上展开.三种类型是指菜单型、主题型和综合型指标构建方法；两个层面是指国家和地区两级.世界银行开发的真实储蓄为目前最为科学的可用于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综合指标之一.2 可持续发展的测度指标―真实储蓄2.1 真实储蓄的经济学含义传统的GNP或GDP虽然包括了各种不同经济部门的生产和服务的收益及人造资本的折旧,但忽视了经济活动的环境外部效应及自然资本的折旧.资源本身的租金,即作为资产的经济收益,只是被看作资源部门的经营性盈余间接地计入国民帐户.因为资源的经济折旧没有体现在净国民财富的计算中,其结果往往是该地区的某种自然资源处在不断的耗竭中,而该地区的净国民财富却不受影响,甚至在不断增长.所以传统GDP指标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很可能过高地估计了真实收入,不能用于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与测度.1972年,美国经济学家W. Nordhaus和Tobin提出“经济福利尺度”概念,试图通过对GNP的修正得到经济福利指标.英国伦敦大学环境经济学家D.W.Pearce和他的同事定义可持续发展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福利持续增长[2,3].从该定义出发,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判据:“总资本存量的非递减是可持续性的必要前提,即只有当全部资本的存量随时间保持一定增长的时候,这种发展途径才可能是可持续的”.Pearce将资本重新分为3种:人造资本:机器,厂房,道路等；人力资本:知识,技能等；自然资本:土地肥力,森林,渔业资源,环境净化能力,石油,煤,臭氧层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世界银行于1995年进一步提出了衡量国家财富的新方法.世界银行负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副行长Serageldin指出:“可持续性就是给予子孙后代和我们一样多的甚至更多的人均财富”[4,5].该方法属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范畴,通过对宏观经济指标的一些修正,用货币度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资本存量(或人均资本存量)的变化,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去阐明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以此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基于自然资源和环境资产的消耗都属于资产折旧,也应该纳入到国民经济核算中这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核心思想,进一步提出真实储蓄的概念[6]：真实储蓄=总储蓄-人造资本折旧-自然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损失真实储蓄作为一个用于监测地区或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变化的流量指标,其政策含义是:持续负增长最终必将导致国民财富的减少. Hamilton博士提出了“储蓄准则”:真实储蓄随时间的变化率大于等于零,才有可能保持国民的可持续消费水平[6-8].真实储蓄重点说明的是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各种资本的数量变动,强调的是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其核心是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真实储蓄的大小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反映了可用于未来的持续消费能力.它不但包括人造资本的变动,还包括了自然资源存量的变化和环境质量的变化影响的自然资产的变动,可以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经济综合评价指标.2.2 真实储蓄的政策指导意义真实储蓄是一个衡量弱可持续性的尺度,假设资本的投资存在可替代性,这并不损害真实储蓄丰富的政策含义.弱可持续性标准的满足是强可持续性(每种资本总量不减少)的必要条件.真实储蓄把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2.2.1 真实储蓄通过重新定义资产的概念,指出为了保证国民财富的总量不变,就必须对资源和环境的用户成本进行重新投资.2.2.2 在储蓄转化成资本过程中,人造资本投资不是增加产出的唯一方式.环境污染治理、替代资源的开发、优化管理等都将导致可持续性收入的增加.2.2.3 真实储蓄强调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把经常性教育经费按消费处理,广义真实储蓄则把该项作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2.2.4 真实储蓄为环境经济政策评价提供了建模和分析的手段.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污染物的排放水平,进而影响到真实储蓄,其数值的增减量可为产业的调整方向提供依据.3 城市开放系统中真实储蓄测算的相关问题城市是高度开放的系统,生产需要从外部输入能量和物质；产品需要消费市场；产生的废物需要内部处理或运送到系统外,利用其它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消除其不良影响.城市的开放程度一般是与经济水平和自身资源拥有量相联系的,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开放程度越高,自身的资源拥有量越短缺,要求的开放程度也越高.真实储蓄测算的关键是评估资源用户成本和环境资产价值变动.评估资源耗竭以资源储量在使用周期内所产生的全部租金(定义为经济利润:净经营盈余减去产品资产的“常规”收益)的现值来衡量[9,10],污染损失以污染的社会成本来估算.3.1 资源流城市的经济水平越高,对资源的需求量越大,即消费量越大,资源的流动强度和规模越大.同时,当城市本身拥有的资源量越有限,即城市本身的供应量或生产量越少,需要从域外调入的资源就越多.真实储蓄中资源耗竭的核算应该以城市的生产量为准则,即只要是自己城市中开采的资源,其经济折旧必须自己承担.该核算规则将促使资源输出的城市加强对自己资源的优化管理,约束它们的开采行为.优化管理的有效手段是征收合理水平的资源税,如果税收过高,不能刺激生产者,开采量与储量的比率将小于最优开采的比率,使资源开采达不到最优水平.如果税收偏低,将会刺激生产者过多地开采,获得超额的净租金,造成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利用.3.2 城市污染物的越境转移城市污染物越境问题很普遍,如：大气污染物的长距离输送,固体废物的转移等.不同的污染物造成的域外影响程度和范围都会不同.域外影响的外部性应该纳入本城市的真实储蓄核算中,即只要是自己城市造成的污染,不管是影响在境内还是境外,都应该纳入本城市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中.同理,界定时间维上的外部性也应该纳入本核算期内,即只要是当期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不管其影响发生在当年,还是对未来的长期影响,都应该纳入本期的真实储蓄核算中.4 案例研究4.1 烟台市概况烟台市是我国新兴的中等城市,地处山东半岛中部,全市土地面积为13506km2,其中市区面积为834km2.烟台市1995年大气污染物浓度总体水平接近国家二级标准,个别地区略有超出,与1990年相比略有好转.大气污染物按污染负荷系数大小排列,依次为降尘、TSP、SO2和NOx.水污染主要为近海海域石油类污染及地下水污染.虽然近海石油类污染近几年来在逐步好转,但1995年莱州海域（太平湾）、龙口海域（龙口湾）和套子湾等年平均浓度超标.地下水主要污染物为总硬度和硝酸盐氮,尤其是总硬度超标普遍严重,平均值以1991年为最高.固体废物产生量以工业固体废物为主,1990年、1995年分别为325、324万t,其中,尾矿、粉煤灰占工业固体废物总量的80%以上. 工业固体废物采取填埋、焚烧和堆积尾矿坝及粉煤灰场等处理和处置措施,1995年,处理率为15.5%,处置率为23.98%,综合利用率为50.05%.4.2 烟台市环境污染损失本文选取1990年和1995年两年的数据进行评估和比较分析.评估的范围为全市整个行政区划范围,包括5个区、1个县和7个县级市.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烟台市统计年鉴、烟台市环境质量报告等统计资料,参数主要引自烟台市市区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评估、烟台市土地资源核算、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估算[11]等资料.用社会成本计算的环境污染损失如表1.污染物域外影响只计算了CO2温室效应,其它要素作了省略.表1 环 境 污 染 损 失 总 表 (万元/a)Table 1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osses项 目污染损失值占总损失的比例**(%)占GDP比例 (%)1990年 1995年1990年1995年1995年*1990年1995年大气污染损失（AD）19381.349953.5534969.4134.6138.121.300.87人体健康的影响（ADH）8551.5113611.659528.15844.1227.250.580.24农业的影响（ADA）2466.1915542.4810879.7412.7231.110.170.27材料的影响（ADM）3788.346002.5624201.79319.5512.020.260.10衣物清洁的影响（ADY）3244.678591.2136013.84916.7417.200.220.15车辆清洗的影响（ADC）608.5732698.8751889.2133.145.400.040.05突发事故的影响（ADT）21.422.8215.9740.110.050.000.00CO2温室效应（ADB）700.6383483.9382438.7563.626.970.050.06水污染损失（WD）33641.175718.7153003.160.0857.792.301.41海水养殖的影响（WDC）27254.358991.4241293.9981.0277.911.831.02工业的影响（WDI）6365.8416694.4411686.1118.9222.050.430.29海滨景观损失（WDS）568.7775246.9843672.8891.696.930.040.09突发事故的影响（WDT）20.932.8522.9950.060.040.000.00固体废物损失（SD）2974.475355.5323748.8725.314.090.200.09占地（SD1）2974.475308.633716.04110099.120.200.09突发事故的影响（SD2）46.9016132.831130.000.880.000.00环境污染总损失（D3）55996.9131027.891719.45100 100 3.77 2.28注:*表示以1990年为基年的不变价格 **AD、WD和SD是指占总损失D3的百分比,其它为分项比例,即占相应损失分项AD、WD和SD的百分比由表1可见,1995年与1990年相比,环境污染总损失绝对值上升,占GDP比例下降,其中大气、水和固体废物损失占GDP的比例都有所下降.这说明虽然环境污染损失有所增加,但是小于GDP的增长.4.3 资源经济折旧的测算资源经济折旧的测算主要考虑了耕地、园地和水资源的机会成本. 采用霍特林规则的净价格法计算的资源折旧见表2.表2 烟台市真实储蓄及其相关指标的测算结果（亿元/a）Table 2 Genuine saving and relevant index of Yantai City名 称当年价格计算值占GDP比例(%)1990年1995年1995年*变化率(%)1990年1995年变化率(%)GDP (Y)148.53575.70402.99171.321001000.00总消费(C)73.00243.76170.63133.7449.1542.34-6.81总投资(I)49.70250.95175.67253.4533.4643.5910.13货物和服务净出口(X-M)25.8380.9956.69119.5017.3914.07-3.32固定资产折旧(D1)5.8761.9043.33638.393.9510.756.80土地资源经济折旧(D21)29.5843.9432.058.3519.917.63-12.3缺水的经济损失(D22)1.394.092.86106.220.940.71-0.22环境污染损失(D3)6.9917.2012.0472.234.712.99-1.72经常性教育开支(E)1.644.242.9780.871.110.74-0.37净国内生产总值(NDP)142.66513.80359.66152.1196.0589.25-6.80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NDP)106.09452.66315.57197.4671.4378.637.20总储蓄(GDS)75.53331.94232.36207.6450.8557.666.81净储蓄(NDS)69.66270.04189.03171.3646.9046.910.01真实储蓄1(ESg)64.06256.94179.86180.7643.1344.631.50真实储蓄2(RSg)38.69222.01154.12298.3226.0538.5612.51真实储蓄3(Sg)33.09208.90144.94338.0122.2836.2914.01广义国内总投资(EDI)51.34255.19178.64247.9334.5744.339.76广义真实储蓄(EGS)34.73213.15149.20329.5623.3937.0213.64注:* 以1995年为基年的不变价格4.4 烟台市真实储蓄率的测算为突出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对真实储蓄的影响,以GDP作为测算烟台市真实储蓄的起点,真实储蓄1是指扣除环境污染损失(D3)后的真实储蓄；真实储蓄2是指扣除土地资源经济折旧和缺水损失(D21+D22)后的真实储蓄；真实储蓄3是指扣除D21+D22和D3后的真实储蓄.变化率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从表2可见,烟台市的真实储蓄3(Sg)较高,且1995年与1990年相比有大幅度增加,从1990年的33.09亿元上升到1995年的144.94亿元.其占GDP的比例也由22.28%上升到36.29%,上升了14.01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的投资,则其广义真实储蓄(EGS)上升13.64个百分点.Sg与ESg和RSg的增长速度都较快,并大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是因为D3和D21、D22占GDP比例都有所下降,特别是D21下降了12.3个百分点.RSg比ESg绝对值要小,说明资源经济折旧的作用大于环境污染的作用.1995年与1990年相比Sg增长率为338.01%,净储蓄增长率只有171.36%,Sg占GDP的比例增加了14.01个百分点,净储蓄占GDP的比例却仅增加了0.01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固定资产折旧的比率上升很快,为638.39%,并且D21+D22和D3占GDP的比例下降,这说明烟台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了保护环境,使环境恶化的速度远远小于经济发展的程度.这也说明Sg比净储蓄更能真实地反映环境和资源方面的变化.总储蓄的增长率为207.64%,小于Sg增长率,但是大于净储蓄的增长率.这主要是因为总储蓄只反映GDP和消费的关系,没有考虑固定资产折旧和环境因素.gNDP的增长率仅为197.46%,远小于Sg的增长率338.01%,再次说明gNDP不灵敏,而Sg能较灵敏地反映环境和资源价值的变化,是一个性能较好的可持续发展综合性评价指标.4.5 综合评价以真实储蓄3 (Sg)为综合性评价指标,烟台市真实储蓄由1990年的33.09亿元上升到1995年的144.94亿元.占GDP的比例也从22.28%上升到36.29%.此外,gNDP、人均GDP、国内总投资等宏观经济指标都有较大的增长.这说明烟台市的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可持续的,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使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得到适度的控制,保证了未来发展的潜力.从烟台市废气、废水的万元产值排放量,原煤、水等的万元产值消费量来看,烟台市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污染治理率都有很大提高.但是,从绝对值上看,烟台市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总排放量、土地资源经济折旧和环境污染损失都有所增加,这说明烟台市的经济发展隐含着一定的资本替代,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以经济产出的高速率增长来弥补环境和资源损耗代价的现象.所以,烟台市有必要继续加强环境污染和资源方面的投资,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证烟台市的可持续发展.5 结论5.1 现有环境指标体系及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远远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监测的需要,不能体现环境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不能为政策制定提供简单、明确的可持续发展度的信息.5.2 真实储蓄是一个可用于监测地区或国家可持续发展度的综合指标,其政策含义是持续负增长最终必将导致国民财富的减少,要保持可持续性,真实储蓄必须要大于零.5.3 环境污染损失和资源经济折旧的评估是真实储蓄测算中的重要内容. 城市是一类特殊的经济系统,在城市真实储蓄的测算中要考虑城市的开放性问题.资源损耗的计算范围是在城市范围内开采的资源,环境污染损失是指城市范围内产生的污染物对域内和域外造成的影响.5.4 烟台市1995年真实储蓄占GDP的比例由1990年的22.28%上升到36.29%,这说明烟台市的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可持续的,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使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得到了适度的控制,保证了未来发展的潜力.作者单位：马小明 田大庆 高 莉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北京 100871作者简介：马小明(1962-),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环境规划管理、GIS与遥感应用研究.先后完成桂林、南昌、济南等城市环境规划、全国森林病虫害网络信息系统等项目.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项.发表论文20余篇.过孝民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规划与财务司,北京 100035收稿日期：1998-08-31参考文献：[1]何建章.中国社会指标理论与实践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2]Pearce D W, Atkinson G.Capital theor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 indicator of weaksustainability [J]. Ecological Economics,1993,(8):103~ 108.[3]Pearce D W, Warford J J. World without end: economics,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4]World Bank.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progress: a report on work in progress [M].Washington D.C., 1995.[5]Serageldin I. Sustainability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first steps in an on going journey [M].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monographs series No.5.World Bank.1996.[6]John Dixon,et al.Expanding the measure of wealth: 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monographs series No.17.World Bank,1997.[7]Hamilton K. Green adjustments to GDP [J].Resources Policy, 1994,3:155- 168.[8]Hamilton K, Atkinson G. Air pollution and green accounts [J]. Energy Policy, 1996,24(7):675- 684.[9]Hamilton K. Unpalatable choices: valuing subsoil assets [R]. World Bank, 1996.[10]Hamilton K. Greening the national accounts: valuation issues and policy uses [R].World Bank, 1996.[11]过孝民,张慧勤.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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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管理工作条例》(4)内容: 新华社北京５月４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最近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管理工作条例》。《武器装备管理工作条例》共９章６６条，包括总则、职责与分工、申请与补充、动用与封存、保管和维修、转级与退役、报废、技术革新、奖励与惩戒、附则、附录等。它根据现行装备管理体制，以军区、军兵种等部队为基本对象，以综合性工作的基本环节为主线，对武器装备管理工作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规范。不仅规范了武器装备从申请补充到退役报废的一系列具体工作过程，而且对武器装备管理的主管机关、基本任务、原则、指导思想、各类人员的职责、技术革新、奖励与惩戒的基本内容和条件等都作了规定。此外，还对一些概念进行了解释，将武器装备管理科学化、制度化、经常化标准列为附录。《武器装备管理工作条例》的制定和颁发，是中央军委对加强我军新时期武器装备建设的一项重要决策。历史上，我军制定过不少武器装备管理法规，所产生的作用是积极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难于统一规范全军武器装备管理工作。同时，在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之后，对装备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装备管理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有一个适应新形势，能统率全军武器装备管理工作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军事法规。这个《条例》的颁发，对于做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武器装备管理工作，保证部队战斗力的生成和发展，提高我军履行根本职能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日前联合发出通知，对学习贯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管理工作条例》进行了具体部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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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7期 Vol.35 No.7 1999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中介组织规范问题的思考陈 平 孙庆祝 王志宏摘要：体育中介组织是我国体育走向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完善、规范我国的体育中介组织对我国体育中介行为走向正规化、法制化影响重大。我国的体育中介组织亟待解决下列问题：健全法律、法规，统一规划布置；正确认识政府组织与体育中介组织的关系，加速体育中介组织的归位；强化自律机制，促使体育中介组织规范化运营；参照国际标准，构建我国体育中介管理体制；政府在政策上、财力上给予适当的扶持。关键词：市场经济∥中介组织∥体育∥管理Consideration for Regularizing Sports Agent Organizationin Market Economy in ChinaChen Ping, Sun Qingzhu, Wang ZhihongAbstract:The sports agent is an inevitable outcome when economy changed from planned model into a market one in China. There is a necessity to regularize sports agent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is paper try to explore following respects about regularizing sports agent: 1) Reinforcing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unify administration, 2) Properly understa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agent organizations to put the agent into a appropriate position, 3) Setting up 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by referring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4) Providing policy and finance support from governmentKey words: market economy∥ agent∥sport∥management我国体育迈向市场经济的步伐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完善体育产业中的各种组织，作为体育走向市场的重要前提和形式保证已刻不容缓地摆在全国体育工作者面前。体育中介组织作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事物正在由潜层浮出水面，并且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体育商业操作规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明确体育中介组织的涵义及职能、正确定位我国的体育中介组织已成为其中介职能有效开展的重要保证。1 体育中介组织的涵义体育中介组织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体育管理的需要，从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中逐步分离出来的专门为其它体育产业实体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特殊的独立经济组织。1.1 体育中介组织是为体育市场中交易各方提供媒介服务的组织体育中介组织作为体育交易活动的媒介，以其拥有的专业知识、信息及其交易工具，为体育市场中的交易活动服务，协调交易主体各方面的关系，减少交易中的摩擦，提高体育市场的运行效益。1.2 体育中介组织是独立的法人组织体育中介组织是独立于体育市场交易主体之外的组织，由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取得从业资格，并在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其活动受法律保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它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而不受任何其它组织的直接控制，它与客户无任何财务利益和其它利害关系，完全独立于客户而存在。1.3 体育中介组织具有独特的经营风格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体育中介组织在市场中充当体育交易各方的中介，它追求的是社会宏观效益的最大化。体育中介组织的职能有别于政府的职能，政府是借助于行政机制从事活动，而体育中介组织一般不具有政府的行政强制性，它依靠自律机制开展业务。也就是说，它实行自我约束，自主经营，自我发展。2 体育中介组织的组织形式按照中介组织在交易中的地位来说，体育中介组织可分为微观组织和中观组织两种形式。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体育实体、体育实体与体育实体的微观交易活动提供中介服务的组织属于微观体育中介组织，它包括各种要素(运动员、运动技术、信息、体育场馆、资金等)中介机构、体育经纪公司、体育广告中介组织等；为政府与其它体育主体交易活动提供中介服务的组织属于中观体育中介组织，如各种运动项目协会(联合会)、体育仲裁机构等。按照公益程度的不同，体育中介组织可以分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和社团法人3种形式。属于企业法人的体育中介组织有各类要素中介组织、体育各项目经纪人组织、体育广告公司等；属于事业法人的体育中介组织有体育仲裁机构、兴奋剂检测机构等；属于社团法人的体育中介组织有各种运动项目协会(联合会)等。3 体育中介组织的职能体育中介组织的职能集中表现为“中介”，它能有效地提高体育市场的运作效率。这种中介职能具体表现为要素中介和主体中介。3.1 要素中介体育中介组织通过经纪、代理或设立交易所、要素市场的方式，将分散的对教练员、运动员、运动技术、资金、体育场(馆)等体育要素的供和求相对集中起来，进行撮合和沟通，将分散的信息加以集中，更有利于促进体育人、财、物各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体育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3.2 主体中体育中介组织的活动就是在体育市场交易三大主体(个人、体育实体、政府组织)之间提供中介服务，协调三者(三者相互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是具有强制行使行政权力的机构，基本职能是提供法律和程序，在约束软化的情况下这种权力很可能使其行为扩张，造成对其它体育市场主体组织的不当干预。在政府组织与其它主体间介入体育中介组织这一媒体，能有效地协调体育政府部门与其它体育主体间的关系，使政府部门摆脱大量事务性工作，提高管理层次和宏观调控能力。同时，体育中介组织通过各种中介服务协调个人、体育实体和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和纠纷进而向政府部门反馈，提出建议，协助政府部门制定更适合体育发展的政策和法律，促进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4 我国体育中介组织的非规范问题分析4.1 体育中介组织的定位不准确按照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体育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部门与体育实体之间的、独立的特殊组织。这就是说，体育中介组织既不应隶属于某一体育行政部门，也不应隶属于某一体育实体组织。体育中介组织的独立性，是其能客观、公正、真实地执行体育中介职能的必要保证。我国的体育中介组织相当一部分是由政府职能部门组建，或是在原机构转轨时从政府职能部门分离出来的，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甚至是变异的政府职能部门。一些体育中介组织还承担着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管理职能，行政化倾向严重。这些体育中介组织在思想上、观念上、工作作风上仍然沿袭原有政府机构的一套办法，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些都严重制约着体育中介组织职能的发挥。4.2 体育中介组织的服务意识淡薄体育中介组织不同于一般性的经营组织，它是以服务为主的特殊体育组织。体育中介组织的首要职能就是服务，要强化服务意识，努力发挥社会效益才能切实提高经济效益。目前，一些体育中介组织服务意识淡薄，在局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在处理问题时难以保持中立立场，背离了体育中介组织“客观、公正”的服务宗旨，影响了体育中介组织的声誉。4.3 体育中介组织的自律机制差由于我国体育中介组织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规划和部署，目标不够明确，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约束机制不甚完善，体育中介组织内部及行业内部的自律机制也缺乏强硬的法律依据和行政性的管理操作规范，没有建立起自我约束的自律机制。由于中介组织的约束不利，体育竞赛中出现的“假球、黑哨”等非道德行为已严重挫伤了群众对体育的感情。5 对规范发展我国体育中介组织的几点思考体育中介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不规范现象与我国体育管理体制转轨时期的现状和体育市场发育条件有关。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深化改革，加速体育市场的培育，为规范发展体育中介组织提供条件和环境。要把发展体育中介组织当作促进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确立体育市场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内容来抓。5.1 健全法律、法规，统一规划布局在目前的体育市场发育水平下，我国体育中介组织的发育离不开政府的统一规划和领导，政府应把发展体育中介组织当成培育体育市场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一要健全法律、法规，将体育中介组织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各种体育中介组织的性质、职能、任务、宗旨、服务内容、经营形式、组织形式等。二是政府根据我国体育发展战略和体育中介组织的现状，确定统一的体育中介组织的发展规划，引导体育中介组织的发展与体育市场规模、市场结构及体育产业结构相适应，并强化某些薄弱环节，如体育经纪人机构、体育资产评估机构、体育人才交流机构等，促进体育中介组织在结构、规模、布局上的合理性。5.2 正确认识政府组织与体育中介组织的关系，加速体育中介组织的归位由于体育中介组织的“中介性”主要反映在政府与体育实体组织关系的沟通上，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体育中介组织的关系，已成为我国体育中介组织规范发展的主要矛盾。应当认识到，政府应主要从事体育工作的宏观管理，微观管理主要是体育实体的行为，这是社会主义体育市场运行的根本内容。而政府与体育实体这两个层次之间的跨度很大，这就需要一个中间层次来承上启下，这个中间层次就是体育中介组织。这三个层次的相互联系和有机结合，构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整个体育市场运行系统。政府的宏观调控信号，一方面通过体育市场直接到达体育实体，一方面还需要通过体育中介组织实现有组织的传递与推行。尤其是在我国体育市场机制尚未健全，市场秩序不甚规范的状况下，更需要发挥体育中介组织的服务与监督作用，使政府的宏观调控得到有效的实施。体育中介组织要发挥中观管理的职能，必须理清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加速其职能的归位。第一，对一些承担部分中介职能的体育实体性组织，能够实行职能分离的坚决分开，难以分开的应促其向政府部门归位，条件暂不具备、分开有困难的，要制定具体措施来创造条件促使其归位。第二，对那些由政府职能部门转变而来的体育中介组织，应坚决与政府脱钩，在行政隶属关系和利益关系上彻底割断与政府的联系，使其成为真正独立的中介性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使体育中介组织最终归位。5.3 强化自律机制，促使体育中介组织运营规范化首先，应当研究与借鉴国外体育中介组织管理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体育中介组织的日常活动能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次，应当严格考核各类体育中介组织的从业资格，体育中介组织的主体确认应有严格的信誉、资产、专业技能和组织程序等方面的限定，对此应比一般性的经营组织有更高、更严的标准和要求。最后，要加强和完善监督和管理，对违犯规章制度的体育中介组织，必须依法严厉查处。5.4 参照国际标准，构建我国体育中介管理体制体育中介组织在服务于我国体育的同时，还承担着对外开展商业活动的职能。因此，体育中介组织的建立必须符合国际惯例。目前，我国出现的几次国际商业活动中的失误(如引进“假冒”外国大牌球队、北京国际拳击赛夭折等)都与不懂国际惯例、操作不规范有关。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国际中介操作规程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体育中介管理办法。5.5 政府在政策上、财力上对体育中介组织予以适当的扶持体育中介组织是以服务为主的特殊性组织，提供的服务属于准公共品的范畴。由于有些中介组织(尤其是事业型中介组织、社团型中介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国家对此类体育中介组织发展应给予扶持，对于那些通过自身经营可以直接带来较丰厚收入的中介组织(如体育经纪人组织)则可以通过适当政策引导其健康发展。在体育中介组织的发展初期，政府应根据体育中介组织的不同特点，在政策上、财力上给予适当扶持，在工商、金融、税收、奖励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促其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建立、完善我国的体育中介组织。本文为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作者简介：陈平，男，1972年11月出生，硕士；孙庆祝，男，教授，硕士生导师。作者单位：陈 平 孙庆祝(曲阜师范大学体育系，曲阜 273165)王志宏 (山东电力专科学校，济南 250002)参考文献1 伍绍祖.正确对待机构改革，再创中国体育辉煌.体育科学，1998(4)2 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3 郑源镐.呼唤中国的体育经纪人.解放日报，1998-03-184 王新生.体育经纪人的兴起及其管理刍议.体育函授通讯，1998(2)5 邵淑月.对培育体育市场，促进体育产业化发展的思考.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5(3)6 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6(收稿日期：199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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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998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中国经济发展要求农业走国际化道路 【 作 者 】黄悦 【作者简介】中共宜春地委党校副教授 江西宜春 336000 【内容提要】中国加入WTO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但是，机遇多于挑战。中国进入WTO后，可以充分发挥比较经济优势的作用，利用国际国内两个 市场功能来抵进经济发展。【关 键 词】世界贸易组织/比较优势/粮食自给率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 （1999）10―00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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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6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36-40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 作 者 】孙军 【复印期号】199604 【 标 题 】略论赵翼的历史哲学 【 正 文 】 赵翼（1727―1814）以考史见长，曾被列入乾嘉历史考据学派。其代表史著《廿二史札记》除了对以往正史进行考订外，“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随著之。 ”〔1〕在以“稽古右文”为首任的乾嘉学风之下，提倡“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但当考其典制史实”，〔2 〕轻视“史家以褒贬自任”，而“惟有实事求是”，〔3〕因而赵翼仅以诗人闻世。 但他那种“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和“历历兴衰史册陈，古今方病辄相寻”〔4〕的思想仅几十年后便受到了梁启超等人的肯定， 并由此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廿二史札记》甚至被视为学史者必读之书。行世的《瓯北全集》中，历史著作有《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其中《廿二史札记》成书最晚，且有关史论基本都集中于此书中，可以说里面的思想特别是历史哲学，是赵翼的成熟之论。一般人都认为赵翼是就事论事，思想不成系统，且缺乏针砭时弊之论，我们既不必苛求古人，同时也要体会到赵翼深层次的思想内涵。有关他史著中的历史哲学基本可概括如下：一、“天命”――“气运”观赵翼认为历史由上天昭示其变化，通过“气”的运动来显现，而传统的“天人感应说”未必不可不信，否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5〕他未从整体上对历史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楚的表述， 事实上任何旧史观都不可能对历史发展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因而在对重大复杂或者琐小偶然的历史现象解释，赵翼陷入不可捉摸的“天命”、“气运”之中。他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从春秋战国形势分析起，指出当时徒步为相，白身为将，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秦统一后，暴政弃仁，“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而这种变化的最后关键是在七国之乱后，汉中央收回诸侯王除吏之权，“于是三代世卿世侯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岂非天哉。”〔6〕除了用冥冥之中的主宰――“天”来解释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动外，赵翼以“气运”作为其演变的动力。“气运”论又这样说道：“国家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则不然……盖汉之盛在西京，至元成之间，气运已渐衰。故成帝无子而哀帝入继，哀帝无子而平帝入继，平帝无子而王莽立孺子婴，班固所谓国统三绝也……晋南渡后，多幼主嗣位。宋南渡后，亦多外藩入继，皆气运使然，非人力所能也。”〔7〕“气运”有盛衰，非人力所能及，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赵翼未给予说明，显然他认为是人们惯常谈论的一个概念。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气”的概念或许有些差异，但主要焦点则是“理”“气”关系的争论上，“天生阴阳之气”是哲学家们赞同的基本观点之一。戴震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中以“气”作为世界的本原（以“道”作为世界万物的基本规律），而章学诚也说得很明白，他说：“阳变阴合，循环而不穷者，天地之气化也。”〔8〕“阳变阴合”，就是气的运动变化，就是“气化”或“气运”。与他们差不多同时代的赵翼把这种应用于自然哲学的概念嫁接到历史中来，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他的“地气”观。“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此后，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西不能制东、东不能制西的对抗期之后，通过洛阳汴梁的过渡，东北之气积而益固，至有金元明清四朝的王天下，“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9〕尽管其中有金仅拥有天下之半，明实起于东南、定都于北京等不可细究之处，且作为都城所在，牵涉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因素，因而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但这仍不失为赵翼精心构建之历史变动格局，具有了一定的理论说明力。在“天命”、“气运”二者之间，赵翼认为“天命”在先，是无形的，之所以有“气运”，皆由天所昭示，再由有形可觉之自然、社会变动表现出来，所谓“兴王之运，山川效灵也。”〔10〕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他的史论中体味到。而且他认为即使儒家传统的“仁义道德”也次于“天命”，受“天”制约：“盖兴王之运，所谓气盛而之物大小毕浮，故恣其所为，而不至倾覆。始知三代以下，国之兴亡，全系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无道者失天下也。”〔11〕在这一点上，由于他的历史观所限，不得不消极对待自己的文化信仰与复杂的历史变化之间的背离之处。同样，在“天命”与“人力”之间，赵翼认为“人力”虽不能逆“天意”，但可使之“易速”。在他的当代史著《皇朝武功纪盛》中，赵翼多次表达了这一思想。如“平定三逆述略”中说：三逆初反时，“几于东西南北，在在鼎沸”，而终一一削平，“后之论者，但仰神功圣烈之巍巍，谓有天授非人力可及”，而赵翼认为这与清政府采取的大度对待降将、专力渠魁、信满人不用汉人等措施有极大的关系〔12〕。在“平定准噶尔述略”中他形象地说明道：“事机可乘，即天也。可乘而即乘之，即《易》所谓‘先天弗违，后天而奉’，是以成功若此之易也。”〔13〕在赵翼历史观下运行的一个社会法则是“天道观”。“天道”在孔子那里就是“天命”，孔子自称“五十知天命”，又说“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14〕赵翼是这样理解“天道”的，他说：“以女色起者，仍以女色失。所谓君以此始，亦以此终者，得不谓非天道好远之昭然可见哉。”〔15〕这是对唐女祸现象的评价，而在对“金元二朝待宋后厚薄不同”的评论则是：由于金太过而元宽松，“然则金源后裔，存者有几。而元顺帝逐归沙漠后，子孙犹雄长于边外数百年。君子观于此，不能不信天道之有征也。”〔16〕这里的“天道”，仍离不开传统的赏善罚淫、主吉凶祸福之意，这恐怕是赵翼在他的“天命”――“气运”历史观下开出的一帖“良药”吧。然而赵翼对社会运行提出的更重要的法则是他的“势”观，这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二、社会发展――“势之必然”在贯穿整个历史方面，赵翼借助了“天命”、“气运”，而赵翼史学上更为重大的贡献――正如后人一直赞誉的――在于通过“科学方法”治史，归纳出政治、经济、社会等典章制度通则，比较其中得失，解释其发展原理。“赵翼能超越孤立繁琐事实之上以观望，自其中归纳出社会史与制度史之通则，此类通则，则近代史家所诚图建立者也。”〔17〕这类通则，用赵翼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势”。“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18〕这就是说，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对自然界的认识不足，因而人们比较相信天命，敬天畏天，随着社会发展，人事变动日益繁复，人在与天的联系方面开始疏远，事天不如事人，人的份量加重，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纵的方面来评论历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得失，使赵翼的史论突破了很大一部分就事论事的局限，使读者的眼光也往往能突破时空的限制去领悟历史。例如他针对汉初大封同姓诸侯王之后中央在下放给他们的置官权上的变化，提出“盖法制先疏阔而后渐严，亦事势之必然也。”〔19〕他又针对汉自董偃事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不讳私夫，提出这是一种“上行下效”的“势”。〔20〕而汉诸王荒乱又由于分封过早，各霸一方，“居势”所致。〔21〕这种“势”观渗透到赵翼所论社会各个侧面，又常常用“时势”、“事势”来表达，赋予它实事求是的意蕴之后，评价历史时往往具有辩证的效果。其中赵翼对“九品中正制”的论述可以作为代表，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制，承汉以来察举孝廉之乡论遗风，起初确实达到了不涉及门第世爵，选拔品行端正之官的目的。但由于这种选举之权寄于下，“全以意为轻重”，日久生弊是必然的，以致发展到计资定品，惟以居位为重，率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之势。“然魏晋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人，各自顾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22〕这一段有史有论，把九品中正制的利弊溶入它本身的发展之中，恐怕其达到的历史高度已超出他“势观”的范围了。如果说顾炎武已经注意到了时代风俗的殊异，那么赵翼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他用“势”来解开时代风尚殊异之谜。如他说：“汉末党禁，虽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修、朱并之告讦，……然其所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23〕《廿二史札记》中这样的例子还有“东汉尚名节”（卷五）、“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卷十九）、五代的杀人劫财风（卷二十二）、“元季风雅相尚”（卷三十）、“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卷三十五）等等，读上一遍，尽知一时一世风气之渊源，而慨叹赵翼论史手段之高明。由于赵翼坚持这种“时势”观，并逐乾嘉反宋学之流，故极力反对书生的“义理”之论。他认为“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24〕因为“义理之论，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由此他陷入了漩涡之中，他说：“宋遭金人之害‘虏二帝，陷中原，为臣子者，固当日夜以复仇雪耻为念，此义理之说也。然以屡败积弱之余，当百战方张之寇，风鹤方惊，盗贼满野，金兵南下，航海犹惧其追。幸而饱掠北归，不复南牧，诸将得以剿抚寇贼，措设军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时，即长驱北指，使强敌畏威，还土疆而归帝后，虽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这又是他的“时势”之论。也许他的本意并不是为投降派寻口实，而是审时度势，通过和议来争取时间。因而他说“按宋南渡后，亦未尝无可乘之机”，一个是在岳飞等取得偃城、朱仙镇大捷后，一个是在金亮瓜洲被杀、世宗初帝之时，而最终未能把握机会，致于亡国。〔25〕恐怕这并不是用“天意所以分南北”所能服人的。如果用他这种“时势之论”，同样可生出“书生误人家国”的史例来，难怪有人贬之为“汉奸哲学”。〔26〕这里的关键恰在于他对于“时势”的误解和投降主和派对“义理”的辱没。反对空言“义理”的同时，赵翼用他的“势”观给许多历史事件作出了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如评价武则天，既论及她纳谏知人，政治清明一面，又指出她的荒淫残忍之处，没有历史的眼光，用“牝鸡无晨”的传统眼光是不会得出此种结论的。同样，赵翼对宦官在历史上的作用、王安石的青苗法、金推排物力之制（通检制）、明初政治得失的评价等等也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必须指出，赵翼的“势之必然”说，虽然在探讨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上有其合理的内涵，但在本质上不可能真正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民心所愿”推动历史的进程中国古代，儒家传统强调“仁政爱民”，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包涵了一些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容。而赵翼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立场出发，也比较关心人民的生活疾苦，反对一切虐民之政，强调“民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封建统治者要实行“仁道”，获得民心，才会取得稳固的统治。从西汉到王莽再到东汉的统治转换历史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王莽乘便窃位，导致时代改易，但西汉统治者的深仁厚泽，被于人者深，故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愿，故易为力也。”〔27〕而如何不失民心，赵翼似乎更注意在法律上要宽松，即要“仁厚”。历代刑罚是他论史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主旨则在于揭露滥刑之害民，反对使国家成为“一胥吏之天下。”如“武帝时刑罚之滥”、“五代滥刑”是直接予以披露，明代的严刑以及秦桧文字狱、明代文字狱，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清代的滥。如果有人以赵翼就事论事来否认其中的影射功能，他肯定无法理解《廿二史札记》中几处插入的“民生于是时，何其幸也”之类的话。另外赵翼认为要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体恤民生民情，这样才能给人民以一舒适的生存环境。他在地方任职期间，身体力行：“余在镇安，别无惠民处，惟去其病民者一二事而已。”〔28〕他本人记载下来的政绩虽不多，但从他自广西去任后，当地百姓千里送去万民衣这一事来推断，他的惠民之处不在少数。这种“惠民”思想在他史论中是屡见不鲜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赵翼的“民心”思想，有着儒家宣扬的“民为邦本”和清初诸儒提倡“经世致用”的双重烙印。顾炎武要求“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29〕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日知录》，而赵翼则以《廿二史札记》去“比顾亭林《日知录》”，〔30〕并进一步突破了顾炎武等人针对宋明理学而提出以学术活动来“明道救世”的束缚，更多的是从民众的角度去揭露封建统治下的阴暗面，促使统治阶级反省，最终达到以学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目的。如他通过对明史的研究，说了这样一些值得注意的话：“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食，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31〕又说由于明万历间对诸税监的纵容，以致“诸税监益骄，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激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痛已遍天下矣。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32〕正由于明末封建统治者虐民之处甚多，所以到处爆发农民起义，而最终由农民起义军推翻了明朝政权，这一点赵翼是不能回避的，他列举出那么多条“流贼”事件，并如实记载了福建邓茂七因抗租外之馈而反、广东董萧养的先降后反、文安刘六等人因抵制向官府行贿而反，皆属官逼民反，包含于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而他对于“纵囚”的肯定与欣赏，似乎只要封建统治者爱惜民众，体恤民情，即便是囚犯，也能变成“信民”，社会就会稳定，生产就会发展。尽管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面，“于前代弊政，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孙星衍语）；在启示人们寻找“古今方病”的同时，却不能抛弃社会上层的优越感去深化这种“民心”思想。“天命”史观既限制了他的“势”观的发展，也使他这种“封建政治家的民心”缺乏十九世纪应有的生气，为乾嘉时代的史论留下许多缺憾。综上，赵翼能从“天命”中引申出“气运”历史观，提出社会发展乃“势之必然”，开出重视“民心”的“古方”，反映了乾嘉时代学者治学的“由虚及实”倾向。戴震提出“道实体论”，所谓“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33〕并针对理学家的“以理杀人”而提出“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34〕的观点，阮元甚至把前人提出的“太极”、“乾坤”、“道理”等哲学范畴都还原为有形有质的实体，章学诚更在“事势”、“时势”之外提出“理势”等等。赵翼能在乾嘉沉闷的考史风中，通过对以往正史的考察，折射出当时所能达及的部分历史哲学高度，应该引起我们读赵翼史论时的注意。＊注释：〔1〕《廿二史札记・小引》〔2〕《十七史商榷・序》〔3〕《廿二史考异・序》〔4〕《瓯北全集》卷四十一、四十二〔5〕《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儒言灾异”〔6〕同上书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7〕同上书卷四“东汉诸帝多不永年”〔8〕《文史通义》内篇三“质性”〔9〕《廿二史札记》卷二十“长安地”〔10〕同上书卷三十“元初用兵多有天助”〔11〕同上卷三十“元世祖嗜利黩武”〔12〕见《皇朝武功纪盛》之“平定三逆述略”〔13〕同上书之“平定准噶尔述略”〔14〕见《论语》“为政”篇、“季氏”篇〔15〕《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女祸”〔16〕同上书卷三十“金元二朝待宋后厚薄不同”〔17〕转引自杜维运著《请代史学与史家》P379〔18〕《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儒言灾异”〔19〕同上书卷二“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20〕同上卷三“汉公主不讳私夫”〔21〕同上卷“汉诸王荒乱”〔22〕以上一段参见同上书卷八“九品中正”一条〔23〕同上书卷五“党禁之起”〔24〕同上卷三十五“明末书生误国”〔25〕以上俱见同上书卷二十六“和议”一条〔26〕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27〕《廿二史札记》卷三“王莽时起兵者皆称汉后”〔28〕《檐曝杂记》卷三“镇安仓谷、田照二事”〔29〕《与潘次耕札》〔30〕《廿二史札记・小引》〔31〕同上书卷三十四“明乡官虐民之害”〔32〕同上书卷三十五“万历中矿税之害”〔33〕《孟子字义之疏证》卷中〔34〕《与某书》，见《戴震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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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627 【原文出处】《齐鲁学刊》 【原刊地名】曲阜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140～144 【分 类 号】D1 【分 类 名】社会主义论丛 【复印期号】200106 【 标 题 】民主政治建设：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 【英文标题】Construc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m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CHANG Gui-xiang(Ec onomic and Law and Politics Department,Qufu Normal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 作 者 】常桂祥 【作者简介】常桂祥(1962- )男，山东寿光人，曲阜师范大学经济法政系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 经济法政系，山东 曲阜 273165 【内容提要】任何形式的政治都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政治发展受到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必然形成政治发展模式的多 样性。各个国家只有从本国国情出发，才能正确确定政治发展的目标和主题。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主题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依据深深植根于我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之中。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民主政治建设只能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英文摘要】Any form of politics will develop continuously with thedevelopment of society.A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isin fluenced by such factors as history,society and culture,themodel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will inevitably diversify.Every country must depend on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todefine the aim and them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The aim andtheme of Chines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to establish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s,whichdeeply rooted in our country's actuality.Our country's basicnational conditions determin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democratic politics can only be a gradual accumulative process.【关 键 词】政治发展/民主政治/主题political development/democratic politics/theme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1)02-0140-05任何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一个如何进一步发展政治的问题。然而，政治发展不是抽象的，而是必须以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基础，并会受到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如何根据社会现实环境和发展条件，确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的目标和主题，对于保持政治稳定，促进政治的健康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及确立依据当代西方的政治发展研究，从理论框架来看主要有三种分析模式，分别运用了体系功能方法、社会进程方法、比较历史方法[1](P222-223)。这些模式和方法，虽然重点各异，分析框架和具体结论亦有很大差别，但由于其基本宗旨都是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利益服务的，因而从总体上讲，它们又显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即在适用范围上，将政治发展限定于发展中国家；在评价标准上，把西方政治模式视为理想模式。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模式的研究，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直接地或间接地描述为早先西方国家经历过的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变迁的限定逻辑的重演。为了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方向和目标，西方政治学者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将当代西方国家政治体系模式业已具备的特征进行了理想化的概括。派伊提出了平等、能力、分化三条标准；阿尔蒙德举出了输入功能、转换功能、输出功能三个参量；亨廷顿列出了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凝聚性四大指标。按照他们的逻辑，用上述标准、参量、指标衡量西方政治制度无疑是完备的、成熟的，而用这些衡量坐标去对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断定那里的政治是不发展的、传统的。因此西方政治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理想模式的设计应以西方政治体系为蓝本或参照系。与西方政治学者的政治发展观相对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认为，政治发展是人类自国家产生以来，政治形态不断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前进、上升的历史演进过程，就同发展是社会存在的根本属性一样，发展亦是政治存在的根本属性。在此意义上，政治发展是普遍的，发展贯穿于任何社会政治史的始终。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只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暂时的、必然会被新政治制度所取代的阶段，它既不是人类所有民族均必须经过的政治发展阶段，更不是今天一切发展中国家必须仿效的政治发展典范，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样，亦面临着政治发展问题。西方政治学者立足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价值观，将政治发展定位于发展中国家，同时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视为发展中国家应追求的终极目标，这是狭隘和片面的：一是以西方为中心，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抽象为一种永恒的东西，并赋予它普遍性；二是否认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民族性、历史性以及由此所决定而形成的政治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三是否认政治发展是一种普遍现象，是政治存在的根本属性，从而有意识地把西方发达国家置于政治发展范畴之外。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不仅有着不同的经济状况，而且有着不同的制度框架、历史传统、民族构成、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如果不顾自己的国情盲目照搬别国的政治体系是注定要失败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西方学者和政治家试图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的政治体系及其原则，并未在这些国家建立起来，喧闹一时的“民主实验”因“水土不服”而难以生根，不是中途夭折，就是名存实亡。世界政治演展到现代，民主化已成为难以逆转的取向，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来说，现代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应该是努力追求的目标。但应正视各自的传统，以传统为基础，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实际的政治发展之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现实国情来确定政治发展的目标和主题。党的十五大对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总目标，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并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主题加以确立的依据，深深植根于我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之中。现在我国正处于以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过渡是我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因为唯有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方能建立起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体制。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面提升了社会发展的质量，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依托，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多元利益格局和多元利益主体，客观上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培育了积极、活跃的政治参与主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保证了社会中各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富有自主性和灵活性，因而有利于调动广大经济主体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家还可以通过法律、法令、政策以及其他调控手段，有效地推动和保障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当前，在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政治要求，都与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密切相关。如果不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要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利益分化作出恰当的整合，对社会结构变动发生的矛盾作出及时反应和正确处理，从而适度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实现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动态政治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无论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来说，还是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来讲，民主政治建设都应成为我国当前政治发展的主题。二、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民主政治之所以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是因为民主作为目的，是政治价值的最高体现；民主作为手段，是社会资源尤其是政治资源公平分配的有效机制，是政治权威最可靠的合法性基础，也是有效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保持政治效率持续有效的重要方式。因此，自从古希腊人用民主这一概念来表达“人民的权力”或“多数人的统治”的政治形式开始，历代的仁人志士就为实现民主理想而不懈的努力，从而促进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开明和进步。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把民主看作是一种国家政体。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观，认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2](P280)，“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3](P201)。民主作为“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领域，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相联系的，它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其形式亦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虽然从形式上看，民主政治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原则，但是民主政治在特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制约下所获得的实质内容又有着重大区别，并在历史发展中表现为不同的类型。作为一种政权组织形式的民主，最早出现于奴隶社会，其典型模式是古希腊雅典共和国。这种政体形式上奉行主权在民原则，但是在雅典共和国内真正享有公民权的仅是奴隶主和自由民，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则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无任何民主权利可言。因此，奴隶社会的民主制实质上只是少数统治者的特权。在古希腊雅典共和国的民主制消失之后，欧洲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专制统治。新兴的资产阶级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口号为旗帜，经过艰苦奋斗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尽管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4](P38)，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存在着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分裂。在形式上，资本主义民主具有全民性，然而政治上“一人一票”的平等却掩盖不了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内的不平等地位，从而造成法律赋予他们的民主权利被资本的有无或多寡的实际不平等所限制和抵消。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空前地推动了民主的发展，为建设高度完善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虽然社会主义民主尚未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但它在本质上“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3](P606)。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对民主问题给予高度重视。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把“争得民主”作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任务提了出来[5](P293)。列宁曾说过：“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6](P16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把加强民主建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和伟大目标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他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上，深刻阐明了发展民主对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7](P168)。具有高度完善的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政治上的体现，民主政治所蕴含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目标。现代民主政治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包括：第一，主权在民原则。主权在民是主权在君的对立物，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基础。人民只有拥有主权，才能谈得上当家作主，否则，民主将无从谈起。主权在民原则一般都通过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因此几乎在所有具有宪法的国家中，其宪法都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方式规定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我国宪法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二，人权保障原则。人权是人之作为人依其自然的和社会的本质属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内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维护人权和不断改善人权状况，是由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国家的根本目标之一，因此党的十五大强调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法治原则。民主政治是天生的法治政治。近现代历史表明，民主政治与法治存在着极为密切的伴生关系。一方面，法治意味着民主的扩张，是保障民主政治持续化和有序化的最强有力工具，“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2](P71)。唯有法治，才能支撑民主的秩序，实现人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宰地位。另一方面，没有牢固的民主制度结构，亦很难有真实的法治。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会使法律的制定有广泛的代表性，才会使民众对立法和执法实施有效的监督。这既提高了法律的质量，又能促使法律的有效执行，从而促进了法治社会的实现。总之，“法治支持民主，民主也兼容法治”[8](P259)，二者相辅相成。第四，公开化原则。这是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公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列宁指出：“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9](P417)因为，公民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是难以对国家事务发表有益见解的，这就会影响到政治体系对决策资源的提取范围，易导致决策失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基本任务就是促进和完善民主政治，而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决策、行政执行，尤其是公共政策这类事关重大的政治资源，其制定、执行、反馈等环节以公开的方式和程序进行，应该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内涵。从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可以看出，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当将其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高度来认识。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20世纪，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和胜利，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把民主作为一种必须尊重的基本价值。新中国诞生之初就把人民当家作主视为基本的政治理念和治国纲领，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民主化进程，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离人民群众的政治期望，尚有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应当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视野出发，严肃而认真地思考我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切实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亦必须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统治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东方大国和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是无法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那种把西方民主模式视为政治发展的最高典范并试图移植到我国来的臆想，无论其出于何种动机都是不科学的，皆将因脱离国情而不可能实现。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的特殊属性、超大规模社会的现实状况，必须做到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民主化，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之路。首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民主政治的扩展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和保障。政治是以一定的经济状况为基础的上层建筑，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观念形态，进而影响到民主政治建设。马克思曾经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P32)民主政治建设需要经济发展来提供物质保障。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最深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加快了我国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冲垮和铲除了小农自然经济这个封建专制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能为人们享受现代民主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手段，使民主政治能够在深度与广度上展开。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水平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步骤。其次，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根本上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人民民主的主要途径和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行这一制度并充分发挥它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标志和保障。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着重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和完善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当今时代，政党政治成为国家政治权力运作的主轴。综观世界各国，近代以来的一切民主政治，都是由不同的时代条件和阶级状况所决定的有组织的力量或政党领导的。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各地区发展又很不平衡。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没有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力的坚强领导核心是不行的。任何对当代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探索，都必须正视共产党在中国持续执政的事实。应当注意的是，党对人大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其主要途径是：党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正确分析和把握国家形势，适时地为人大指明政治方向；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向人大推荐国家政权机关的重要干部人选，由人大进行抉择等等。为了确保人大的各项职权切实变成具体的实施行为，必须使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走向科学化、法制化和程序化。二是加强人大制度的自身建设。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和政治体制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加强人大制度的自身建设应主要完成三个方面的任务：(1)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以便更好地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和保证人民代表的质量，使代表密切与选民的联系，接受选民的监督。(2)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确保权力依法行使。为提高人大的监督效能，重点要抓好对国家机关工作的咨询活动和对国家机关干部的述职评议活动，并使之程序化、法律化。(3)建立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保证人民和人民代表的意见得到正确、及时的集中和反映，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促使人大制度的潜能得以释放，最终转化为现实的功效。再次，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政治素养和科学文化水平，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强大的内驱力。建设高度的民主政治，体制问题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还是人的因素。因为人是民主政治的主体，主体的民主素质和文化水平是衡量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列宁曾针对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指出，在原则上苏维埃实行了极高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11](P150)。列宁的分析亦切中我们的时弊。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现代民主意识从总体上讲均不高，这不可避免地制约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12](P200)，人民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就很难接受民主政治教育，无法参与国家的民主管理，亦难以正确认识和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的强弱，与教育程度有密切关系。因此要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只有使人民掌握国家政治管理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形成一种关心民主政治发展的良好意识和氛围，懂得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时，民主政治才能由理想变为现实。回首民主的发展历史，放眼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就会发现，只有依据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才能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同样必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相适应。亨廷顿在回答“什么影响着政治发展”问题时指出，一个社会所处的阶段是影响该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之一。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文化状况相互配合、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文化状况，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必定是深远的，它决定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能是一个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决不能采取激进跳跃式的发展模式。收稿日期：2000-03-01【参考文献】 [1]曾繁正等．西方政治学[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董郁玉等编．政治中国[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9]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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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638 【原文出处】求实 【原刊地名】南昌 【原刊期号】199703 【原刊页号】21-22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199704 【 标 题 】政党与政治 【 作 者 】王晓春/聂爱平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 本校、省社科院 【 正 文 】 自从世界产生政党以来，政党就与政治密不可分，以致在政治学中形成了“政党政治”的概念。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一个政党围绕着所要实现的政治纲领而确立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的总和。无产阶级政党讲的是无产阶级政治，用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方法认识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政党讲的则是资产阶级政治，它要用资产阶级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改造世界。任何超阶级、超政治的政党是不存在的。政党与政治密切联系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为着阶级的政治目标共同奋斗的政治集团。无论是实行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的政党，也无论有的政党如何标榜其全民性、超阶级性，政党都有一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政治背景，都代表着阶级或阶层的根本政治利益。政党就是搞政治的，它因政治斗争而产生，为政治斗争而发展，它是本阶级开展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政党政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党政治更是进入了一个高潮。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政党存在，另一方面，当代各重大政治斗争都由政党所操纵。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反法西斯的世界战争，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一次生死较量，它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民主觉醒和民族觉醒，导致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出现，由此而推动了第三世界政党政治的兴起。据不完全统计，在１２８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二战以后成立的政党就有３６９个。在这些国家，不仅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是由政党来领导，而且在取得国家独立后，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也是由取得执政权力的政党来领导的。列宁指出：“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①]二战以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了高度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使当代西方政党状况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复杂异常的国际社会政治斗争现象。在这些政党中，有的纲领明确、组织严密；有的纲领模糊，组织松散；有的只是集合了一些乌合之众，进行政治角逐；还有的开始代表进步势力，后来逐步蜕化等等，真可谓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美国总统大选实际上就是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两大党派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英国首相的选举，其实质是工党、保守党的党魁们的政治格斗；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两党的角逐构成以色列政坛斗争的主要内容；日本首相的频繁更换就是日本自民党与其它党的党阀们走马灯式的更替；西欧绿党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己任，但其真正的政治目的则是占领欧洲议会讲坛，等等。能够真正彻底改造社会，怀有崇高政治目标，不谋求一党一阶级私利的党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它们在获得政权和建设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因而无产阶级政党有着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二战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无产阶级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当前，多数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执政的国家里，大力开展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这是当代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希望所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阶级的分化和竞争的加剧，政党政治今后仍将会成为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普遍的社会政治现象，政党政治的作用也越来越被政治家们所重视。西方一著名资产阶级政治家公开指出，最终对历史起作用的是政治，而非武器。他主张开辟“政治战场”，投入大量资金和现代技术用于意识形态的竞争。当代世界各政党都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不自觉地把政治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作为肩负着时代重任，领导十二亿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讲政治更是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与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它是世界最大的政党，也是最有前途的无产阶级政党。它遵照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处理与世界其他政党关系的四项准则，与各无产阶级政党、工人党以及广大爱好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其他政党有着广泛、友好的联系，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中国共产党既有一般政党政治的特点，同时又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创立了一系列完整的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江泽民同志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②]具体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具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政党纲领：我党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党的最高政治纲领，也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部署，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纲领，其核心就是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摆在首要位置。“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③]当前，我们讲政治，关键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政党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我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这是由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我党政治方向、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的集中体现。所以，江泽民同志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师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政治问题，从根本上说，主要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④]政党制度：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处理与其他民主党派关系的一个成功创造。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实践，这一政党制度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土壤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时期，这一制度将愈来愈发挥出重大作用，日益显示出这种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巨大生命力和优越性。政党监督：包括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在党内，我党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和纪律检查等一系列制度；在党外，我党制定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以及各种民主监督制度。这些监督制度，构成我国政党政治的重要内容。江泽民同志指出，讲政治就要“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同时要拓宽党内外监督渠道，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⑤]讲政治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具体要求。第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至少要在以上几个方面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这样，才能把讲政治落在实处，使党的干部队伍的总体政治素质上一个新台阶。注释：[①]《列宁全集》第１２卷，１９８７年人民出版社中文第２版，第１２页。[②]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③]《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９４页。[④][⑤]《人民日报》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７日＊【责任编辑】刘成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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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探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TUDY1999年 第1期 No.1 1999办好农技“小”报 促进农技推广席日锋 王冬梅 尤守仁文 摘 介绍了办好《如皋农业科技》报的五点体会：(一)增强意识是前提；(二)领导重视是关键；(三)健全制度是基础；(四)服务“三农”是目的；(五)提高质量是保证。关键词 农技小报 农技推广《如皋农业科技》报创办至今，常年发行量五万份左右，最多时达7.8万余份，入户率一般在14%左右。《如皋农业科技》报在为农民提供信息、普及推广农业适用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对发展农业生产、致富农民、繁荣农村经济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回顾15年发展历程，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一、增强意识是前提一是大力宣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我们紧紧围绕科技进步大做文章，始终瞄准科技含量高的农业开发项目和技术措施，通过《如皋农业科技》报大力宣传。如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两旱一水”多元多熟耕作体系，《如皋农业科技》报通过剖析如皋土壤特点，介绍了“麦/玉米-稻”能充分利用太阳能、提高复种指数，能兼顾粮食与饲料、用地与养地、高产与稳产的优点，使之迅速推广，为确保我市农业持续发展并长期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上打下基础。1997年“麦/玉米-稻”吨粮高产栽培技术推广获农业部丰收计划二等奖，“多元多熟轻型高效种植制及其配套技术的推广”获江苏省人民政府第二届农业科技成果推广三等奖。二是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意识。《如皋农业科技》报作为“农技二传手”，在先进适用的农业科学技术与广大农民之间起到了纽带作用。仅1998年通过《如皋农业科技》报进行重点推广的项目就有：种子统供及良种推广、“两旱一水”全程轻型高效栽培技术的推广、苗床专用肥的开发应用、多效硅肥在禾本科作物上的推广应用等17项，为将农业科技实力转化成经济实力作出了贡献。二、领导重视是关键历届市委、市政府抓农业的领导同志对《如皋农业科技》报都十分重视和关心，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对新形势下如何办好报纸提出了具体要求，对该报在发展如皋农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寄予厚望。他们有的挥毫为《如皋农业科技》报题写刊头，有的为报纸撰写文章。如优化种植业结构、耕作制度调整等大动作，市领导通过《如皋农业科技》报的传递，将政府的意见、要求，传达到广大农户；同时，小报又将农民的迫切要求及时反馈上来。《如皋农业科技》报真正起到了连接市委、市政府和农村基层的桥梁作用。作为《如皋农业科技》报的主管部门，如皋市农业局对这项工作也十分重视。一是列入领导的议事日程，明确一名副局长负责该报日常工作；二是抽调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和文字功底的农技人员具体办报，以确保报纸质量；三是指定乡镇农技推广站站长为该报发行员，负责所在乡镇的发行工作，并抓好读报、用报，较好地发挥了小报的作用。三、健全制度是基础《如皋农业科技》报主要通过乡(镇)、村、组农技推广网络的渠道发行。为了使“小”报在我市农技推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如皋农业科技》报的工作制度。一是激励、约束制度。将《如皋农业科技》报的发行工作列入农业局对乡镇农技站的岗位目标考核内容，每年进行考核评比。二是稿件预约制度。年初对全年“小”报用稿进行统筹安排，及早组织，力争把最新的农业适用技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农民。三是读报用报制度。采用召开读者座谈会和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广泛向读者征求意见，再通过“小”报将相应的技术和信息传递给农民。办报人员也经常深入农村作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总结推广种植、养殖大户的经验和做法，使小报起到了典型引路作用。四、服务“三农”是目的多年来，《如皋农业科技》报一直坚持“为农村服务，为当地当前农业生产服务，为农民致富服务”的办报宗旨，在农村深化改革中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一是政策传递及时准确，将中央政策直接同农民见面。二是增强了法制观念，举办法律、条例的专题宣传活动，普及法律知识。三是传授农业科学技术，介绍致富经验。带动一大批农民脱贫致富。四是促进了农民素质的提高。通过宣传法律法规和普及农业适用技术，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综合素质。五是提供信息服务。通过发布农资信息、农产品市场信息以及特种种植、养殖信息，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提高了农产品商品率、土地产出率和农业经济效益。五、提高质量是保证首先，狠抓办报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一方面，组织他们认真学习一系列农业法律、法规、政策，提高思想素质；另一方面，鼓励工作人员以多种形式提高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小”报的编排质量。其次是注重提高报纸的内在质量。一是区域性。立足如皋，将经过试验、示范证明适合如皋特点可以推广的技术措施介绍给广大农民；二是时效性。针对农事活动季节性强的特点，介绍的技术措施能在生产应用前同读者见面；三是可读性。选用短小精悍的文章，做到图文并茂，使农民看后易掌握；四是综合性。利用中缝刊用一些生活小窍门、保健知识、小笑话等，以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作者单位：席日锋 王冬梅 尤守仁 江苏省如皋市农业局收稿日期 199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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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107 【原文出处】钟山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95～200,194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11 【 标 题 】后殖民主义的历史语境与当代问题 【 作 者 】王岳川 【 正 文 】 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尽管不是一个风靡一时的话题，但起码也是得到多方关注而众说纷纭的问题。不管是赛义德充满歧义的“东方主义”，还是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的具有解构或女权色彩的后殖民文化理论，或者是亨廷顿引发论战的“文明冲突论”，都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或者多极化的世界。当代世界文化已经不可能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在后冷战时代，民族文化的差异整合性将取代西化式的现代化的普遍文化理论。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学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文本分析的对象，而是上升为一种泛化的文化理论，并直观当代跨国语境中的东西方文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殖民主义文学确乎可以对当代相当复杂的文化现象作出某种文化阐释，也可以透过现代化的帷幕看到，文化身份问题已经成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范式。事实上，近年来东方国家之间十分明显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已经显露出来，甚至已然落入核军备竞赛的怪圈中。这无疑表明，人类在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之时，在肯定自身文化价值之时，还需学会协调国际关系和将“文明冲突”减少到最低程度。作为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后殖民主义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民族文化、文化身份等新问题。如果说，殖民主义主要是对经济、政治、军事和国家的主权上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强调对文化、知识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如何在经济、政治方面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获得自身的独立和发展，成为后殖民理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这方面，本世纪初期的两位理论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法农的“民族文化”理论，对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面对后殖民主义文化政治理论和文学理论，我们的研究只有深入到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后殖民文论与二十世纪权力话语的微妙关系，并进而把握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的文化话语分析意向，才能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中获得清晰的阐释话语，从而对当代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第三世界文学的阐释框架问题，以及民族文化差异和互补问题，作出有深度的回答。一 “文化领导权”与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理论受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文化领导权”理论影响很大。同时，弗朗茨・法农的民族歧视与文化殖民理论，对后殖民主义的广泛兴起有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葛兰西是意大利的著名思想家。他在二十世纪初叶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权力和控制抱有特殊的警惕性。他将西方国家机器描绘成一条外围的壕堑，其身后具有一个由堡垒和“阵地”组成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控制着本国的工人和其他从属的阶级，而且还以赤裸裸的暴力统治着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所以，这种“专制统治”不仅使一个集团或一个阶级的领导权和特权地位成为不证自明的，而且现实社会形态从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社会习惯和价值标准，都已然成为专制统治的基础（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Notebooks, New York:International, 1971）。在世纪之初，葛兰西就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直接导致工人阶级的苦难和现实社会制度的不平等。也就是说，它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的方式，剥夺其他阶级、民族和群体生活的可能性，剥夺他们生活的权力和其在历史中的合法性地位，同时，通过文化生活表达出对人的思想形式的控制。因此，资本主义通过对文化制度的大规模的网络（如学校、教会、政党、报纸、传播媒介和民间社团）控制，而操纵着整个社会，使其不断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合为一。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网络不断地宣传支持现存生产方式的文化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形成资本主义的霸权局面，甚至形成一种“总体国家”的神话。这种资产阶级的力量，一方面体现在暴力或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另一方面产生出一种为少数权力、利益服务的习惯性意义体系，从而使他们的统治看起来并非是赤裸裸的暴力，而似乎具有了可接受的现实合法性。如何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如何从他们所设定的普遍事物的合法性背后认清这种专制统治的真面目，并加以抵制与揭露，进而用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理想来取代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成为葛兰西思考的中心问题。“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洞悉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认同”作为权力的两种方式以后提出的。“统治”即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法院等实现的，而“认同”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关系，也就是一种领导权的施行。如果说，“统治”是以强硬的、武力压服的方式出现，那么，“认同”则是对主导价值观念的趋近，它具有一种社会、道德、语言的制度化形式，而非暴力的形式。领导权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们形成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甚至在文化观和价值论上达到整合，统一在某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强化文化方面的舆论宣传，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已经成为“领导权”的思想意识和宣传手段的集中体现。如果它没有发展包括全部领导权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充分的、具有坚实地基的市民社会，那么，一个国家可能是不完整的国家。“领导权”始终是在历史联合体中诞生的，它显现出对本阶级的完整的领导话语权方式。如果未能形成这种完整的领导权，那么，其统治将不能持久，而迟早要被一种更新的力量，一种新的领导权所取代。统治的直接形式逐渐转换为隐晦的、文化道德的、知识的、精神方面的领导权的过程，表明了权力已经不断由军事、政治的冲突，转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磨擦，实现着现代权力关系的转换。正是在这一点上，葛兰西揭示了现代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对于异族或异端思想和其他阶层、阶级控制的新的形式，即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的领导权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和表面的意见一致，对于他者加以合法性控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其意识形态一旦失效，其统治也必趋于瓦解。因此，社会的解体始终是因领导权的得失而出现。当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政治从整体上处于虚弱状态时，其文化领导权的瓦解将指日可待。领导权除了上述的“知识”、“精神”和“文化”的领导权以外，还包括“思想意识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思想意识领导权主要通过知识和道德的领导，使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在各种权力的束缚中，从思想意识方面使它成为统治者的附庸，被统治者所把握。而政治领导权企图通过对社会集团联合体的文化道德的控制制约，使其逐渐丧失自身的独立不倚的精神，而成为另一统治集团的文化政治附庸，最终达到对其控制和瓦解分化的目的。在葛兰西看来，在西欧，要想取得革命运动的成功，就必须通过长期的和复杂的“阵地战”，来反对资产阶级领导权。这种阵地战的目标，就是创造一种新的领导权机构来取代旧的领导权机构，而知识分子则在这种取代中发挥着使文化合法化，使每个人都容易接近和理解文化，并使其统治普遍化的独特的政治功能。所以，知识分子是领导权结构的动力，他们通过文化，即书籍、杂志、教堂、讲坛和现代传媒反复制作和推出一种思想价值准则和信仰，通过现代的传播渠道，通过控制和操纵普遍接受的词语、符号和情感，在被压迫的一方的意识中，牢固地确立起对生活的批判态度。而真正的劳动者则需要产生并反映这种客观需要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事实上，葛兰西强调了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的几种不同形态，即暴力性的“统治”的方式和较温和的关于“领导权”的方式，而其“领导权”又可以分为思想意识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通过这种权力话语的分析，葛兰西为现代殖民主义的分析及其“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分析，确定了一种分析的模式和基本的思维向度。这一点对当代的后殖民论者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启发作用，并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中不断体现出来。当然，从事殖民主义甚至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分析的理论先驱，还有著名的诗人、哲学家法农。其诗歌美学思想与其文化政治思想紧密相关。二 民族歧视中文化身份的书写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作为一个诗人、 人道主义者和现代思想家，不仅对近现代殖民主义造成的黑人的心灵创伤及社会破裂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和分析，而且在自己的诗歌中对所有遭受西方统治、文化侵略和种族歧视而默默无言的受害者而呐喊。他非常明确地意识到，殖民主义是一种掩盖在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与文化霸权的掠夺下出现的，为现代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服务的文化心理的政治压迫模式（Frantz Fanon, For the Af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这一分析意向模式，无疑是近年出现的“黑人批评”、“少数话语”、“边缘批评”等后殖民视域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先声。在其重要著作《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中，法农认为， 黑人具有自觉和半自觉的面对现代社会种族歧视的心理痛苦，因此，黑人男女切身地感受和体验到了种族歧视及其罪恶。殖民主义无疑助长了这种种族歧视，因为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殖民地由白人移民和一些贸易公司进行土地和资源的控制开发，它不断地从政治和精神方面对所属国加以霸权式的控制，并不断毁坏他们本土所存在的社会关系，使黑人灵魂深处产生一种无可排解的自卑情结和一种劣等民族的痛苦，从而使得被扭曲的黑人心灵之上再叠加上更大的灾难，即使其大量生育而保证奴隶资源永不枯竭，使黑人成为没有文化地位，没有心性陶冶，也没有自主的民族自尊的所谓“原始野人”。这种殖民权力合理化，掩盖了黑人存在的合法性，使其在一种温情脉脉的资本渗透的面纱中，加深着种族歧视的鸿沟，加强了殖民制度的法规和结构。通过严格的社会分化制度，将黑人和白人分成了下等人和上等人，并将“宗主国”理想化。不仅奴役、买卖和控制黑人，还使黑人接受其所控制的文化教育，加以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心灵的置换术，使黑人从精神到肉体都服从于他者所希望的那种意识塑形，在心灵上烙上被殖民的痛苦的烙印，从而为其种族主义和民族歧视作了“文化殖民”的铺垫。在这种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的方式下，黑人无疑变成了劣等民族，变成了自我羞辱和灵魂痛苦挣扎的一群，他们为获得白人的另眼相看，挣脱自己劣等民族的枷锁而挤入上等社会，抹去自己与生俱来的黑色身份的耻辱，就在无意中对自己的肤色面貌产生厌恶憎恨，从而在灵与肉上都处于一种自卑和自毁的可悲处境。由于身患白血病，法农36岁时即英年早逝。在去世前不久，他写出了重要的著作《地球上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在此书中， 他对非洲民族资本主义剥削非洲民族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成为寄生的阶级加以了尖锐的批判，并对殖民主义和遭受殖民统治的民族及其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这些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组成非洲民族主义的政治派别，其开始是爱国的进步力量，但很快就蜕变为黑人贵族行使领导权的工具。所以，民族主义政党是坚持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而且是懦弱的，因而，必须把他们从资产阶级中争取过来。也就是说，他强调了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黑人只有通过自己的觉醒，才可能发现自己不幸的命运，只有通过民族解放，才可能使自己真正获得自己命运转折的契机，只有通过自己的文学之笔和自己的金属般的声音，才能将自己的最为内在的痛苦、最为深切的压抑、最为炽热的希望呼号倾泻出来。这一点值得相当的注意，即法农认为的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主体”，既不是所谓的工人阶级或西方无产阶级，也不是第三世界的民族无产阶级，因为他们都在殖民主义时期享受着高工资的待遇和一定的特权，因而他们都依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法农强调，在“第三世界”，真正革命的阶级是“贫苦农民”，他们才是“地球上承受苦难的人”。所以，革命应从这里寻求突破口，依靠农民的主体力量去进行自己的斗争。那些无家可归的赤贫的农民，那些流氓无产者一旦觉醒，其革命行动迅速地深入到城市中去。他们将这种爱国主义的行动净化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国家，并以带有乡村气息的文学艺术作品揭示这个冷酷社会的不合理性。第三世界的革命，对战胜资本主义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暴力，只有那些由人民所运用，并且由一些人民的领导者组织和宣传的暴力，才会使得群众理解社会真理，并给他们以理解真理的钥匙”（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p.118）。因为，只有考虑到暴力成为一种净化、解放和革命的必要手段，才可能使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的心理和物质上的脆弱性彻底解除，才可以通过暴力的对抗的斗争使集体的精神净化。只有“使用暴力”，才可能使革命者团结成真正的行动者的共同体，才可能使非洲的黑人摆脱其自卑情结，摆脱其失望和无能的散沙状态，从而使非洲黑人文化传统获得某种民族自豪感，并在强硬的殖民制度中去治疗自我的精神创伤。当然，每一个新的国家，必须通过现实主义的政治行动来建立，而不是在感情上陷入“文化的神话”，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具有坚定不移的思想的明确性、组织的严密性和斗争的持续性，这样才有可能使穷苦人拯救他们自身。欧洲文明究竟是谁创造的？法农强调，“欧洲事实上是第三世界创造出来的”（The Wretched of Earth, p.81）。 殖民者所写的历史并非其所掠夺的那个国家的历史，而是宗主国对臣属国的掠夺、侵犯和使他国人民受冻挨饿的历史。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剥夺当地人作人的权力，同时又使西方文化显得日益合法化。“因此，欧洲人不断地大谈人类，他们宣称其最关心人类的福利，事实上，我们知道为他们的所谓胜利，人类遭受了数不清的苦难。”（The Wretched of Earth,p.251 ）这种批判无疑是触目惊心的。可以认为，法农的研究，尤其是对“民族文化”的强调，使其对殖民主义的文化和种族主义的文学具有相当的警惕性。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争取民族解放，但他的诗人气质的激情浪漫，使其仍然没有说清在这种民族解放之后，“文化”将怎样获得自己的自主地位和独立精神，以及在这种反抗西方传统的斗争中，如何获得自己真正的力量。所以，法农的研究一方面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为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创了新视域。但是，面对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的“第三世界”，如何找到自己新的文化个性，如何创造自己的一代新人，如何在反抗西方的同时，又学习西方，并超越西方，显然，这是法农尚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也许，法农的意义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提出这些现代问题。在文化话语维度上，葛兰西“文化理论”建设已经提出对殖民主义抱有警惕性及其“文化领导权”的几个层面，即军事控制、经济控制、思想政治控制和文化理论控制，从而为反抗这种殖民主义文化、思想和制度提供了一个参照点。而法农则从现代民族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进行现实的和文学的反抗斗争的可行性，在对殖民主义的压迫结构加以淋漓尽致的揭露中，提出反抗这种殖民统治的主体是贫苦的“农民”，是处于边缘的“黑人”，只有斗争和塑造新的文化，才可能使第三世界文化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而获得自己的新生。这一点，对其后的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当代后殖民主义者的反思，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或理论的至高点。可以说，没有“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民族身份”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和文学在世纪末获得这样长足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三 面对“西方”权力话语的“东方”文学后殖民主义理论尽管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兴起，并经过葛兰西、法农的理论梳理和现实总结。但就其理论走向自觉和总体成熟而言，当以赛义德（Edward W. Said 1935―）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和《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 ）出版为标志。正是介入政治、参与社会、强调历史的意向性，使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社会、历史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点在《东方主义》中得到彻底鲜明的体现。 甚至可以说， 这两部“后殖民主义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的代表作，标明赛义德从纯文学方向扩展出去，而走向广阔的“文学与社会”研究，并进入到对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当代理论审视中。在赛义德之后， 最重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 Spivak）、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等。斯皮瓦克将女权主义理论、阿尔都赛理论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整合在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中，从而成为一位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而霍米・巴巴则张扬第三世界文化理论，注重符号学与文化学层面的后殖民批评，并将自己的研究从非洲文学转到印度次大陆上来。这样文学就不再是关于文本的意义分析的文学，而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和文明冲突走向的路标，成为当代人对文化歧视、民族歧视、身份歧视、语言歧视的格外敏感的文化表征。同样，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 ）等人的著作《帝国反击：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也加强了后殖民研究的阵营。他们强调所谓“混成”（hybridization）， 即本土传统通过这一形式与帝国残存相结合，以一种语言创设出一种新的后殖民表述方式。于是，在西方的权力话语中，“东方”以其文化的变异性使其文化一统性和普遍性的企图落空。新马克思主义者九十年代除了关注后现代问题以外，也汇入后殖民批评思潮中。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自己的文学理论中融进了对后殖民性的反省，使其政治批评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具有了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美国的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 近来不断撰文谈论后殖民主义问题。他前些年的第三世界文化研究，在遭到诸多批评的同时，也为后殖民批评注入了活力。他坚持认为，“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他从“后冷战”世界形势出发，试图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即中心与边缘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把握并展望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并力求寻觅到后殖民氛围中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契机。因此，应该说，如何在这种文化强权的阴影中，获得自身文化的再认识和面对挑战的新视域和新策略，变得殊为重要。总之，在后殖民理论研究中，关于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阐释焦虑、文化殖民与语言殖民、跨文化经验与历史记忆等问题，都与后殖民语境中的“主体文化身份认同”和“主体地位与处境”紧密相关。不妨说，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不少第三世界的文化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以一种跨世纪的眼光对民族精神和人类文化远景加以深度思考，积极参加这场深入广泛的国际性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讨论，探讨后殖民主义问题和前景，检视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弄清“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分析仇外敌外情绪与传统流失的失语尴尬处境，寻找到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如何面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核心问题，为自我的文化和文学身份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加以定位。使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作家和理论家逐层审理之中，变得日益清晰起来。后殖民主义文艺理论是当代的重要话语，是其社会文化理论的文本解读的新方式。我们通过这种新方式的分析，将会超越单纯的文本解读和作者分析，而深入到当代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去，使文论研究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话语。进入后现代后殖民文化时期，阶级、国家、民族、性别、文化资本、跨国资本、知识话语、权力运作等概念和批评方法必然要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当代话语。我们呼唤真正的理论批判，正是这一批判精神，使文化整体意识在现时代的片面发展消解之中重申整体意识的重要性成为可能。秉有这种批判精神，意味着我们将直面后殖民主义文论，并对其根本片面性加以学理上的审视和价值层面的批判。在我看来，尽管后殖民主义确实在某些方面对于当代的文化研究有重大的新理论新思维的突破作用，但是，它也存在其自身的理论盲点：首先，它在其具有诱惑力的话语的效应中，却又不期然地具有了历史性上的狭隘对立斗争模式的文化保守性，即它在强调文化冲突的同时，也使不同群体之间的观点很难得到消逝冲突之后的问题解决。其次，它将冲突、斗争、政治、意识形态等作为世纪末的一种新的文化代码，有可能使冷战思维得以进一步扩充。它忽略了最重要的国际社会的某些共同特性，往往以非常私人的、个体的具有差异性的东西，去完全地全盘地否定具有某些统一的普遍性的东西，这就有可能使世界在诸多话语领域逐渐丧失一些合法的、平等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从而使“冲突”“斗争”成为后殖民景观中炙手可热的新话语。再次，它强调从前殖民到新殖民，再到后殖民，因此，第三世界的文学往往就成了抗议文学、抵制文学和斗争文学，这样，势必在强调其内容的对立性和精神的冲突性以外，在艺术性和文化的普遍性上受到了内在的伤害。因此，在东方西方、男性女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加以强调强弱的对比，中心和边缘的消解而达到矛盾的化解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思维，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冷战后的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冲突”“斗争”，使得差异性逐渐渗入人们思维的统一认同中呢？这些关键性问题，绝不是可以轻轻滑过的。当然，平心而论，后殖民主义文学确实在创作中提供了重要的想象力和全新的民族精神，甚至也表现了共同传统基础上的群体意识及其理论依据。它使得西方文化乃至西方文学，再也没有足够的权力和活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第三世界了，同时也使得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一切语言游戏的“虚假乐观主义者”（或文学享乐主义者），以及对世界未来充满危机意识的“新悲观主义者”，有了一个重新看世界看世纪看文化的新的基点，并使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命运加以正当的而非游戏的书写成为可能。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发展建设的理论，其健康的发展，取决于一种正当的心态，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这个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一种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一切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欲望和个体差异性；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使我们正确地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曾经被改写的民族文学身份，为被践踏的二十世纪文学尊严恢复名誉。我想说的是，在多元历史和多元权力的世界新形势下，在精英文化和大众传媒中，如何使“第三世界文化”不成为一种“后历史”，如何使东方文化不成为“博物馆文化”，如何使中国九十年代文学不成为跟着西方在“现代性陷阱”中徘徊的游戏文学，确实需要作家和批评家深加反思。尽管，据说“反思”如今已是一个过时的话语。【责任编辑】贾梦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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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6期 Vol.19 No.6 1999热电偶检定系统电测仪器选择的误区潘书军 高欣婷摘要 针对目前热电偶检定行业存在的电测仪器的选择问题，对高精度数字电压表的误差进行了概要分析，从而为广大计量检定人员选择符合规程要求的电测仪器提供了参考。关键词 热电偶检定 电测仪器 选择 检定规程 数字电压表Erroneous Conception of Selecting Electrical Measuring Instrument forThermocouple Calibration SystemPan Shujun,Gao XintingAbstract Regarding with the problem of selecting electrical measuring instrument in thermocouple calibration fields,we generally analyze the error of high precision digital voltmeter (DVM) and provide the technicians the reference of selecting measuring instru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erification regulationsKey words TC calibration,Electrical measuring instrument,Selection,Verification regulation,DVM随着1991年7月1日起1990年国际温标(ITS-90)在全国范围内的施行，有关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计量检定系统的制定、修订工作也同时全面展开。到目前为止，新的《标准热电偶检定规程》及《廉金属热电偶检定规程》都已经正式实施。较之旧规程，其主要技术要求有了很大的变更，其中对于电测仪器的准确度要求也有所提高。以廉金属热电偶检定规程为例，其旧规程《工作用镍铬-镍硅、镍铬-考铜热电偶检定规程》(JJG351-84)规定“准确度不低于0.05级，最小步进值为1 μV的低电势电位差计一套，或具有同等准确度的其它电测设备”，而在1997年3月1日实施的《工作用廉金属热电偶检定规程》(JJG351-96)则规定“低电势直流电位差计一套，准确度不低于0.02级，最小步进值不大于1 μV，或具有同等准确度的其它电测设备”。如此一来，不少从事工业热电偶检定的单位，都必须对其电测仪器进行更新。由于近年来数字电压表(DVM)技术的迅猛发展，加之工业自动化的要求，不少单位都以高精度的数字电压表代替了检定系统中的电位差计，它体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但是，由于在选择“同等准确度”的数字电压表这一点上，不少计量决策人员都走进了一个误区，以致相当数量的在用检定系统的误差分配不符合国家检定规程要求。经笔者的调查，很多单位使用了HP34401A 6位半DVM或Keithly2000 6位半DVM作为其工业检定系统的电测仪器。这两种DVM精度指标相差不多，在其基本量程上都为ppm级，分辨力为0.1 μV(本文中所涉及的数字电压表的精度指标请参照表1。他们普遍认为：如此高精度的DVM足以满足工业检定“0.02级，最小步进值不大于1 μV”的要求。然而，只要作一下误差分析就不难发现，这几种DVM，尽管精度很高，但是仍然不符合规程要求。表 1准确度：±(ppm读数＋ppm量程)型号量程mV分辨力μV年稳定度HP34401A100.0000.150＋35HP34420A100.000000.0140＋4Solartron7071100.000000.0120＋1Solartron7081100.0000000.00113＋0.8Keithly2000100.00000.150＋35Keithly2001200.000000.0137＋6Keithly2002200.0000000.00119＋9现以HP34401ADVM为例，其基本量程100 mV上准确度指标为：±(0.0050％读数＋0.0035％量程)。规程JJG351-96规定，检定一级工业热电偶须用S型一等标准热电偶作为标准，其最高检定点温度的热电势为：10.575 mV，选择数字电压表的最低量程档，测量该点所带来的绝对误差为△＝±(0.0050％×10.575＋0.0035％×100)×103μV＝±4.02875 μV换算成相对误差则为γ＝4.02875／10.575×100％＝0.038％可见，并不能满足0.02％的精度要求。同理可计算出Keithly2000，其测量铜点电势所能达到的精度等级为：γ＝0.038％(100 mV量程)。7位半的DVM铜点测量精度以Keithly2001为例,γ＝0.012％(最小量程档200 mV)，8位半的DVM铜点测量精度以Keithly2002为例，γ＝0.019％(最小量程档200 mV)，计算结果表明,对铜点电势测量精度8位半的Keithly2002比7位半的Keithly2001的精度还要差，原因在于DVM的误差表示形式为△＝±α％Ux±β％Um(1)式中，α为误差的相对项系数；β为误差的绝对项系数；Ux为读数值；Um为满度值(或量值)。由上式可知，DVM的误差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与被测量示值Ux大小有关的项，即α项误差，它包括DVM标准源电压的误差、输入放大器误差、衰减器误差、刻度系数误差、非线性误差等，一般称之为读数误差；另一部分是与Ux无关的项，即β项误差，它是由DVM的量子化误差、、零点漂移、噪声干扰等因素引起的，一般称之为固定项误差或满度误差。所以无论测量的信号值为多大，只要不改变测量量程，所引入的固定误差大小是不变的。当测量信号小于所选量程很多时，固定项误差将成为测量误差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此测量点上，误差指标远远达不到DVM给定的精度。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将式(1)作如下变形γ＝±(α％＋β％Un／Ux)＝±((α＋β)％＋β％(Um／Ux－1))(2)γ为用DVM读数值Ux之比表示的相对误差。由式(2)可得总的相对误差曲线，如图1所示。图1 数字电压表的总误差曲线从图1可以看出，相对误差随Ux的增加而减小。在满量程时，Ux＝Um；此时误差为γmin＝±(α＋β)％在非满量程时，Ux＜Um；当用在1／10量程时，误差为γmax＝±(α＋10β)％即β项误差增大了10倍，此时就不难理解本文开始所提的问题了。要充分利用DVM的准确度，就必须用到满量程，或至少用到满量程的1／3。避免只用到满量程的1／10左右的情况，从而避免出现10 β以上的误差。对于广大计量检定人员来说，一定要走出以DVM的分辨力(或所能显示的位数)为依据选 用电测仪器的误区，必须根据所测量信号的大小，系统所允许的最大误差限来选择合适的DVM。目前一般以HP34401A、Keithly2000等型号的6位半DVM(甚至包括一些7位半DVM)为配置，从事工业一级热电偶检定的单位还请尽快对本系统的不确定度进行重新评估，以免对科研和生产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作者简介:潘书军 25岁 男 助理工程师作者单位: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北京市1066信箱，100095参考文献1 冯占岭、王建军.数字电压表的检定测试技术.北京:中国计量出版社.19982 JJG351-84工作用镍铬-镍硅、镍铬-考铜热电偶检定规程、JJG351-96.工作用廉金属热电偶检定规程1998-10-01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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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探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TUDY NONGYE XINXI TANSUO1999年 第2期 No.2 1999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要坚持六项原则郏宣卿文 摘 总结了土地承包工作过程中的经验，提出了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应坚持30年不变、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稳治活田三权分离、严格控制和管理机动、承包合同管理、依法办事等六项原则。关键词 搞好 土地承包 坚持 基本原则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997］1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和省委、省政府［1997］70号文件《关于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精神，我市第一轮土地承包将陆续到期。据调查统计，1998年前(包括1998年)到期的有533个村，1999年到期的有244个村，2000年到期的有24个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正在展开。这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大、情况复杂，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因此，在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中，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六项原则。一、坚持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原则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核心内容。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中央明确宣布土地承包期在第一轮15年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并把土地承包权落实到户。对已搞过二轮土地承包的地方，凡承包期不到30年的一律延长到30年，并把土地承包权真正落实到户。对于“责任田”的承包权没有落实到农户名下的，一律重新试算，量化到户，并发放农户承包权证，同时，要正确处理好利益关系，保护农户的承包权益。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要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从有利于土地承包政策的长期稳定、有利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充分尊重大多数农民的意愿，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高“一刀切”、“一律化”。按照中央、省有关文件要求，第二轮土地承包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凡是大多数农民认为现有的土地承包办法切实可行、人地矛盾不突出、没有必要进行调整的地方，可以保持原来的承包格局，直接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2.对确因人口增减、耕地被征用等原因造成土地严重不均，大多数农民要求对现有承包田块进行调整的，可以在“大稳定，小调整”的基础上，再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3.在经济发达地区，有条件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原农户承包土地过于零碎分散，影响生产力水平发挥的；开展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实行大规模土地整治地方，需要对农户的土地进行调整的，应当允许。但调整的方案，必须经过全村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2/3以上同意，并报镇(乡)、县(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可以在合理调整的基础上，再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三、坚持“稳制活田，三权分离”的原则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与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并不矛盾。在二三产业发达，大部分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务工经商的农民自愿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转让出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客观要求。各地要按照“坚持条件、积极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规模适度、形式多样、分步推进、逐步提高”的方针，坚持“稳制活田、三权分离”的原则，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建立土地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积极稳妥地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市场化，使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四、坚持严格控制和管理“机动地”的原则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对确因村镇规划、国家建设用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留“机动地”的村，要严格把“机动地”控制在总耕地面积的5%的限额之内。各村留取的“机动地”原则上要相对集中，不宜过于分散。对所留的“机动地”要加强管理，严格规定只准用于解决人地矛盾，规划内的农田基础设施，村镇建设和国家建设用地。“机动地”在被使用之前，应采取公开招标的形式，由农户承包耕作，不得抛荒，严禁被非法侵占或任意改变使用性质。在此，各地要按照村镇总体规划，城乡一体化、农村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想方设法盘活各类存量土地，努力实现耕地的动态平衡。五、坚持强化承包合同管理的原则土地承包合同等档案资料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今后完善土地承包责任制的书面证明。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要切实加强和规范对土地承包合同的管理，各农户要与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建立起有效的承包款上交制度，健全和完善农村积累机制。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权的农户，经乡(镇)人民政府初审，县(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核，核发统一印制的集体土地承包权证，做到一户一证。各地将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等有关资料，以村为单位，立卷归档，永久保管。同时，应将承包合同(副本)和有关资料报乡(镇)、县(市)农业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归档。六、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内，对私自出卖土地、土地征用费用到户、未经审批违章在承包地上建房，或虽经审批超标准建房、在承包田上种植多年生经济作物或取土卖泥、任意改变耕地用途等问题。计划外生产育，以及粮户转移等因素造成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结合各地的实际，认真进行研究，制订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妥善处理加以解决、依法办事，进一步增强土地集体所有的观念，提高保护、珍惜耕地自觉性，促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顺利发展。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岭市农经委 邮政编码：317500收稿日期：199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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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541 【原文出处】哲学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8 【原刊页号】11～16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11 【 标 题 】从东亚金融危机看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四大矛盾问题 【 作 者 】金仁淑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学院经济管理系 【 正 文 】 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远未结束，也不该结束。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世界大背景下，很有新时代的特征。因此，我们应该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角度，看待这次金融危机，从中总结出更深刻的认识，得到更大的启示。笔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东亚地区，但它的深层根源却在世界经济的根本矛盾中，是当代世界经济中存在的四大矛盾的大暴露。这四大矛盾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渗透和互为条件的。现分别就这四大矛盾进行剖析。一、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背离，是当代市场经济中最突出的现象，是滋生各种投机行为的温床和土壤。所谓虚拟经济，是产生于实物经济，又独立于实物经济，以无形为特征的经济形态。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支撑着现代世界经济，就是说，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有着实物经济的迅速发展、分化、整合，而且有以无形状态存在的虚拟经济发挥的巨大作用。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推行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措施，使国际金融市场中外汇等虚拟交易额急剧增加，虚拟经济成了当前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原本以实物经济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虚拟经济，已远远脱离实物经济，两者之间差距日益加大。如1975年前后国际外汇交易中80％为进出口贸易、投资等实物经济所产生的交易，其余20％才是投机性交易。然而，从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金融市场中金融虚拟交易额明显大于实物经济交易额。资料表明，1984年4月国际外汇交易额每日为5900亿美元，1995年4月升至1兆2860 亿美元，1998年4月又上升至1兆8520亿美元。由此可见，国际资本结构由实物经济越来越倾向于外汇等虚拟经济。再加上声势浩大的全球性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不仅改变了国际资本流量的结构，而且也较大地调整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量结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发达国家FDI 的增长，许多民间证券投资和商业银行的贷款等民间资金流量迅速扩大，其中以高利润、高风险为特征的国际短期资金流量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成为90年代后世界经济尤其是东亚国家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实物经济又得不到良性运转时，就无法避免泡沫经济的形成。尤其是当一国经济出现衰退，投资者缺乏信心时，急剧膨胀的国际游资便很快撤离该国，使该国股市、汇市出现激烈的动荡，甚至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1987年10月19日纽约股市的狂跌也是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国际资本结构的变化，即第一次由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相背离所导致的金融危机。而以泰铢对美元汇率的急剧贬值为其开端的前所未有的东亚金融危机则是典型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导致的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经济危机。而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力度失衡，是东亚国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体制性原因。东亚金融危机证明，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必须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对本国币值的高估、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力度的不平衡会导致虚拟经济向泡沫经济的转变，当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出现逆转时，将带来本国汇率急剧贬值、股市大跌、外资大量外逃等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是当前世界经济中仍然存在且不断加重的矛盾之一。因此，如何及时准确地把握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关系的变化，采取防止虚拟经济向泡沫经济转变的正确的对策，乃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二、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矛盾长期以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作用问题一直是西方经济界争论的焦点，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策导向上的区别所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奇迹”的出现就更多地依赖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指导。东亚国家政府制定对外开放政策，大力推动对外贸易，并充分利用80年代以来以产业资本为中心的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为本地区、国家经济迅速腾飞提供了市场、资本和技术，为东亚地区工业化的实现，创造“东亚经济奇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当政府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财政和金融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而且也伸展到微观经济领域，即对“战略性”的工业部门提供政府保护和补贴措施时，违背市场经济原理的过分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就必然造成官商勾结等政治腐败、缺乏理性的裙带关系，并滋生出一批非法既得利益集团。这样，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机制基础和管理知识加以监督的市场开放必然带来经济的灾难，甚至全球金融市场本身的正常运作也可能对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造成破坏性冲击；另一方面，国家干预主义的工业政策也会造成国家的过分牵制和许多“无效投资”，因此，开放和国家干预主义既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也制造了东亚金融危机。毫无疑问，在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经济市场化已成为重要的内容和动力。没有经济的市场化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完全经济自由化，不等于放弃国家的干预。因为世界经济的市场化并不等于市场经济所包含的各种内在缺陷已经不再存在了，恰恰相反，由于市场的规模空前扩大，市场经济的缺陷也将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充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贸易、金融各方面的国际化水平都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中求得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继续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经济协调。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告诫人们，在实行开放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政府更应当发挥作用，以抵制可能的裙带资本家干涉其财政、金融和调控的自主性，对私营部门加以必要的监控，使其增加承担风险的能力，减少其单纯追求利润的行为。不仅如此，在开放资本、金融市场的时候也应根据国情，逐步、分层次地开放门户，以有力地抵御国际游资乘虚而入。总之，经济全球化并不等同于完全自由化，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放弃政府的干预，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未宣布国家干预主义的彻底失败，反而更加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要保持健康、稳定、持久的增长，必须在良好的管理体制下，在政府科学的、有效的干预和调整下运行。三、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异常迅猛，并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极大地推动着贸易自由化、 金融一体化的发展。 这种趋势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中将有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全球经济，国家经济仍占据着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全球化的发展亦是波浪式的，它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亦是不均衡的，尤其是与经济全球化相应的国际性经济规则尚未形成。因此，必须对经济全球化制定出全球性的经济法则和秩序，以便于更加有效地调整经济全球化中所出现的利益的不均等，并防止如东亚金融危机等世界经济的灾难。而当前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秩序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西方国家游戏规则的滞后性。国际经济制度和机制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如亨廷顿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国际机构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实践建立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直到目前， 国际社会上的协调机制，依然以西方为中心和主导，是西方力量的延伸，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和两面性，这种情况在经济全球化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现在，经济全球化已有了空前的发展，各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国际经济制度仍是二战后美国利用其霸主地位所制定的有利于它进行对外扩张的一系列国际经济制度和秩序，其中最主要的是IMF、世界银行、 GATT等。诚然，这些国际经济关系规则的制定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为战后世界经济较快并稳定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东亚各国亦是世界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受益者。然而，在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已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但却没有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所必要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度和秩序的变革与之相适应。除东亚地区进入90年代后未能及时适应世界经济的新形势外，缺乏有效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是爆发危机的重要原因。值得重视的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想方设法把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放在一个依附者的地位，造成严重不平衡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由此导致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不稳定和动荡，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使西方的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得以维持。东亚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的肆虐正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趁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国际经济大趋势，利用明显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滞后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猛烈冲击东亚地区经济而大发横财的典型例子。在分析东亚金融危机成因的诸论中，除了内部诱因外，对外部因素的分析最能被国际上接受的是对冲基金投机论。该理论最初由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提出。他曾猛烈抨击了美国索罗斯等对冲基金的投机行为，认为东亚金融危机实乃西方投机商的阴谋所致。尤其是美国作为对冲基金重要供给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成了元凶。由于对冲基金不受法律规则的限制，其实际情况不明确，且拥有巨额资金，追求超额回报率，因此，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异常活跃，其影响面也日益扩大，甚至动摇了国际金融体制的正常运行。而这又恰恰说明了虽然全球性的金融自由化进展迅速，金融衍生物交易、金融创新活动异常活跃，但与之相适应的全球性金融监管体制却相对滞后，而发展中国家也缺乏相应的防御能力，由此就成了国际短期资金肆意流动狙击的目标。这是伴随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而来的世界经济所面临的矛盾。因此，要想规范对冲基金及国际金融市场，急需对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组织进行改革和调整。同时，各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这些不仅牵涉到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甚至国家主权，而且也会影响到各阶层各集团的不同利益。可见要真正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到均等的利益及稳定的发展并非易事，发展中国家应有高度的敏感，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其次，发展中国家内在监管机制的滞后性。如果说对冲基金的狙击乃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线，那么，东亚国家太多、太快和全方位的经济开放乃是引发危机的重型炸弹。经济全球化要求所有国家开放门户，使资本自由进出入。东亚国家在80年代正是利用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尤其在80年代末，迅捷的、全方位的资本市场开放吸引了巨额的外资，特别是短期贷款和资本净值，由此造成了90年代的经济繁荣和过分投资的泡沫。有时候，外资的数额占到了当地股票市场净值量的75％。（Lim ：《谁的模式失败了？》，《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年第1 期）而国内高速增长的经济和投资又造成国际收支的赤字，为了吸引外资而设置的半固定汇率制，以及巨额的资本流入所带来的被大大高估的汇率进一步使亏损雪上加霜。开放的资本市场和资本―帐户的可转换性也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当时机恰当的时候，这一切完全可能激发外资突然撤退，其结果将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和汇率的大幅贬值。不仅如此，马来西亚等国在没有设立国家性的或集体性的组织控制和调节金融机构，且无专家管理、金融经验匮乏的情况下，成立较多的银行，导致了相互间激烈竞争，从而造成一定规模的“无效投资”；廉价的外资又促使更多的借贷者转向外资，而资本开始越来越多地滚向边际工程，过分的资本供给又必然进一步加剧了一些“无效投资”。不仅如此，开放和私营企业在东亚经济体中所占的过大比重也严重限制了政府控制资本流动的干预能力，政府对私营部门的过分借贷行为控制力极弱，削弱了增税和削减开支的有效性。总之，东亚国家经济全面开放的风险成本极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要求加快资本自由化的压力之下，东亚国家在未能建立银行监管制度和法律基础结构，而宏观经济有效监管机制明显落后的情况下，仓促地开放资本、金融市场，由此引发了空前的金融危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尚缺乏有效管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开放的国际性经济规则的具体体现。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二战以后，为了建立健康、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加强了进一步的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蔓延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加剧，这些矛盾也是引发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的利益的不均等。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各国获得的利益是不平衡的，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尤其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掀起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浪潮，为发达国家巨额的剩余资本寻到了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极大地推动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成了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的重要基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从金融自由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加快了经济发展。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金融自由化方面操之过急，在缺乏现代银行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情况下，金融改革步伐过快，急于同世界金融市场接轨，其结果，给国际游资提供了可乘之机。更为严重的是，危机发生之后，WTO继续要求到1997年12月为止， 包括亚洲各国的70个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向外国企业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市场；OECD也推波助澜地要求向跨国公司保证提供内国民待遇的投资多角协议。同时，韩国、泰国等国为了取得IMF和发达国家的援助， 不得不接受其“建议”，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致使这些国家货币、汇率、股价均大幅度下跌，而美国和日本则乘此良机，对东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兼并和收购。特别是美国充分利用东亚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之机，在危机后至1998年9月，对东亚地区房地产的收购额达100亿美元（《日本经济新闻》1998年12月9日）。如按该地区货币、 股价下跌的结果使美国增加1倍的投资额，美元的实际价值就扩大4倍，如按当时货币计算其投资额竟然扩大至8倍。显然，这种趁火打劫的廉价的收购活动，一方面使美国在短期内攫取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加剧了东亚金融危机。不仅如此，由于IMF实行严厉的监管体制和推行自由化的措施， 使东亚国家又面临着新的社会负担，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完全雇用、贫困等问题极其严重。诚然，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依然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潮流，是任何国家也无法阻挡的趋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无序发展。如果对当前的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仍一味地强调速度，将导致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的矛盾也将愈演愈烈。其次，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金融危机。1997年秋季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是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这不久前人们还津津乐道东亚经济的奇迹，为何突然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其中内因固然重要，但也不可忽视外因的作用。尤其是作为亚洲惟一的经济大国、东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第一投资大国和债权国的日本，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形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即日本把本国的“泡沫经济”及其结果输出到东亚国家。因此，东亚金融危机是“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延伸。众所周知，80年代末日本经济经历了历史上最令人眼花缭乱的股票和房地产投资热。当这种狂热处于巅峰的1990年，东京市中心区皇宫所在的土地的价格相当于整个加利福尼亚洲的价格。由此，日本不仅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国，而且更是东亚各国的重要投资国。然而，进入90年代后，日本国内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跌，银行出现了坏帐和呆帐，导致金融资产下降8万亿美元，“泡沫经济”终于崩溃， 日本经济也陷入了战后以来最长的萧条和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显然，日本银行在国内的良好贷款机会屈指可数，只好转而向东亚国家发放日元贷款。由于日元利率极低，而东亚国家利率较高（典型的是以2 ％低利率借入日元，转换成10％的高利率泰铢），从中赚取差额。与此同时，日本企业也不断扩大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从1986年至1996年，日本在亚洲的私人投资所增加的工业潜力相当于3个法国的工业生产能力。 日本对东亚巨额的贷款和投资也带动了本地区投资热和金融市场自由化，而这种异常的投资高潮遇到政府操之过急的金融市场开放措施时，明显暴露出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因此也成为西方投机商狙击的目标。这种似乎短期内有利于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日本“泡沫经济”的输出，从长期效应来看，使东亚国家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高昂的代价。值得指出的是，当前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并非如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那样直截了当，而是以更隐蔽、更诱人的方式来进行，因此，应更加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警惕。再次，缺乏平等互利的援助。西方经济界和政界许多人认为政府主导型的“东亚经济模式”不同于以自由、民主为代表的“美国经济模式”。当1997年7 月初泰国发生金融危机后随即波及整个东亚，美国却在危机初期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高呼“东亚经济神话”的破灭，没有参加IMF 对泰国的一揽子贷款援助计划。直到1997年10月底，香港特区股市动荡，并冲击美欧股市大幅下挫后，美国才意识到东亚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才开始参与IMF对印尼的金融援助。 由于日本同处东亚，怕危机殃及本国，因此在危机初期比美国更积极参与援助活动，但到后期也出于自身的利益，采取了由积极援助转向放任自流（对日元汇率的贬值未采取措施等）的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显然，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在对东亚国家的援助上并非考虑东亚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的持续平衡增长，而是首先顾及自身的短期利益，因此其援助规模、力度、作用也大打折扣。东亚国家的真正复苏和发展还须依赖本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资本市场机制的进一步改善。综上所述，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所造成的矛盾，也出现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乃是以上四大矛盾的大暴露。而这些矛盾在经济全球化、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更加隐蔽，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而东亚经济的真正复苏及重新起飞，迫切需要缩小和解决以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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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5532 【原文出处】学习与思考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199605 【原刊页号】4-6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 作 者 】李泽民 【复印期号】199606 【 标 题 】讲政治是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关键 【 正 文 】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 李泽民）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如何强调讲政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这是摆在我们领导干部面前亟需研究解决的一个新课题。（一）讲政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势所在，也是我们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一贯思想。当前，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为我们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对于保持清醒头脑，挫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对于更好地经受住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于牢牢把握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对于顺利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重任，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我省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和所面临的形势任务来看，强调讲政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目前我省领导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随着干部的新老交替，有相当一部分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这些同志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也没有参加过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的连“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这段经历都没有。他们的成长发展普遍比较顺利，没有经受过大的挫折，斗争经历、阅历、磨练程度不如老同志丰富。不少同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还不扎实，政治水平、政治素质与作为跨世纪的领导干部所要担当的历史重任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就老一点的同志来说，环境条件变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了，现在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有的同志对党的传统、党的优势淡漠了，产生了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有的同志错误地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从一种倾向走向另一种倾向。因此，在某些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的现象。有的干部说：“政治是空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钞票是实的”，要“抛弃空的，不想远的，抓住硬的，吃牢实的”；有的干部不是“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是“讲潇洒、讲关系、讲义气”；有的干部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忽视学习，政治敏感性不强，以致在一些事关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上认识模糊；有的干部不顾全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干部为了树政绩、图虚名，搞形式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有的干部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互相推诿，互相扯皮；有的干部不讲党性，不讲原则，办事不公，用人不公，封官许愿，拉帮结派；有的干部只讲名利地位，只图个人升迁，甚至跑官要官；有的干部追求享受，贪图安逸，奢侈浪费，忘记公仆形象，甚至同大款、豪富结成酒肉朋友；有的干部严重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为党纪国法所不容，教训十分深刻。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涣散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正视并认真克服这些不良倾向，就必须切实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二）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强调讲政治，就是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所体现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要自觉地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就是要始终胸怀大局，善于从政治上判断形势、认识问题、作出决策，在事关大局、事关根本原则的问题上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就是要牢记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要坚持群众路线，增强群众观点，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产产际出发，讲真话、办实事；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努力提高领导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总之，我们强调讲政治，其根本目的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强调充分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我们讲政治，还要按照江泽民同志最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所强调的，要真正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尤其是要注意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与私有化，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议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作风与腐朽的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极端个人主义、以权谋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与追求享乐、侈奢浪费，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科学管理经验与崇洋媚外，唯物论与唯心论等基本的是非界限。当前我们强调讲政治，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和经济历来是互为一体的，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曾作过这样的论述，他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个阶级如果不能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也不能去发展生产。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基本方针以及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都充分体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如，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允许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同时加强管理监督引导；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同时坚持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有这些，既是经济的要求，又是政治的要求，体现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我们当前强调讲政治，要注意警惕右防止“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所要坚决反对的；但思想僵化，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也会偏离党的基本路线，偏离政治方向，也是我们所要坚决反对的。（三）讲政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理论建设是思想政治建设的灵魂。要继续围绕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深入领会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和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开展学习，当前尤其要结合贯彻五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研究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重大现实问题，创造性地落实中央和省委确定的奋斗目标、指导方针、主要任务和重大措施。还要密切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开展学习，自觉地从科学和理论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注重党性锻炼，牢固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讲政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必须牢固树立党的宗旨，深入进行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教育。群众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的政治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就必须把进行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教育，坚持和发展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放在突出位置，使每一个干部真正懂得，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牢固树立一切为了群众的思想，能否坚持好群众路线、群众观点，不是一般的思想作风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政治问题。从而使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能自觉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谋利益。讲政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必须增强领导干部贯彻执行政治纪律的自觉性。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坚决反对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消极腐败现象。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在政治上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保证中央政令畅通。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准个人和少数人专断。要反对阳奉阴违、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行为。要坚决反对和制止散布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议论，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传谣信谣等一切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讲政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实践表明，对干部放松教育、放松管理、监督不力，不仅难以造就好干部，还有可能使干部身上存在的一些本来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积累成大问题。要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就必须体现到教育、管理和监督的各个环节上去。党委主要领导首先要负起责任来，把班子成员团结好、管理好。要进一步严格党内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坚持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在党内生活中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特别是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并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提高监督的有效性。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组织的教育、管理、监督之下，决不允许自视特殊，不接受监督。（责任编辑 徐力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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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1期 Vol.19 No.1 1999珠江三角洲气溶胶中正构烷烃分布规律、来源及其时空变化*成 玉1 盛国英2 闵育顺2 邵 波3 潘相敏1 陈立民1 傅家谟2摘要 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城市气溶胶中正构烷烃分布可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为前峰型，主要来源于汽车尾气；第二类为后峰型，主要来源于植物蜡；第三类为双峰型，来源于植物蜡、燃料燃烧和尾气.交通易阻塞区为第一类分布，清洁区以第二类分布为主，工业区以第三类为主.同一功能区气溶胶中正构烷烃分布随季节有较明显的变化.关键词 正构烷烃；分布类型；碳优势指数；植物蜡；气溶胶.Distributions and sources of n－alkanes in aerosols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ir changes with seasons and function zonesCHENG Yu1, SHENG Guoying2, MIN Yushun2, SHAO Bo3, PAN Xiangmin1, CHEN Limin1, FU Jiamo2 (1.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2.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stua Yine and coastal Research,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s of n－alkanes in aerosols from major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For the front peak type,its Cmax is C22 or C23 and CPI is approximately 1,mainly with an origin of vehicle exhaust.The behind peak type has a Cmax of C29 or C31 with an origin of plant waxes.The third type is dual distribution.Its Cmax is C25 and C27 or C29 indicating both plant waxes and exhausts or fossil combustion input.The first type appeared in the aerosols collected from traffic zones. The second type usually appeared in cleaning zones and the third type appeared in the rest zone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distributions of n－alkanes in aerosds from the same function zone changed with seasons.Keywords n－alkanes,distribution types,CPI,Plant waxes,aerosols.1 引言较高分子量的正构烷烃广泛分布于气溶胶中［1］.随着分子量的增大，正构烷烃的麻醉性增加.当碳数大于16时，随碳数的进一步增加，正构烷烃不但能损伤皮肤，甚至有产生皮肤癌的危险［2］.所以研究气溶胶中正构烷烃的特征，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人类键康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自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的科学家广泛研究了气溶胶中正构烷烃的组成、含量、来源及在不同大小颗粒上的分布等等［3,4］.我国于八十年代末开始这方面的研究［5,6］然而关于城市不同功能区气溶胶中正构烷烃的分布、空间变化和季节性变化及来源等方面的研究仍比较薄弱.本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城市不同功能区气溶胶中正构烷烃的分布规律、来源、空间和季节性变化进行了研究，讨论了正构烷烃分布规律、正构烷烃的分布与其来源之间的关系，以及正构烷烃时空分布的变化.2 采样与实验2.1 采样使用大流量总悬浮颗粒(TSP)采样器和2500QAT UP型石英滤膜，连续采集样品24 h，采气量为1300―2477 m3.于1994年1月、4月、7月、11月及1995年3月、8月、11月分别在广州、深圳、珠海、香港和澳门等地不同功能区准同步采集40多个气溶胶样品.所用滤膜使用前在450℃条件下灼烧4?h，采集到的样品经恒重和称重后装入处理过的广口瓶中，加入5?mL甲醇［5,7］，防止微生物生长.样品在低于-18℃条件下保存至分析.2.2 标准物质正二十四烷、正二十八烷和正三十烷均为分析纯.建立校正曲线，采用外标法对部分样品定量分析［8］.用正构烷烃定量浓度和相对浓度计算出的CPI值相对比，二者非常接近，故常用相对浓度计算CPI值［4］.2.3 实验将样品剪成细条带状，用二氯甲烷超声抽提气溶胶样品中的可溶有机质.抽滤液过滤、浓缩，经硅胶层析柱分离出饱和烃、多环芳烃、酯类及极性组分.饱和烃组分(主要为正构烷烃，少量异构烷烃和五环三萜类)经GC/FID、GC/MSD分析.分析仪器为HP5890Ⅱ GC/FID、HP 5890Ⅱ GC/HP5972 MSD,ULTRA-1(长25 m，内径0.32 mm，0.17μm涂层)毛细柱［7，9］.GC/FID载气为高纯氮，GC/MSD载气为氦气，检测器300℃，进样口290℃，60℃起始(保持5 min)，4℃/min升至290℃(保持25 min).2.4 空白实验为了检验实验和采样过程中的人为有机污染，做两个空白实验，一个用处理过的石英滤膜，另一个用经恒重和称重过的滤膜，按本研究的实验流程分析.在实验流程中分离出的饱和烃馏份中未检测到正构烷烃，说明实验过程中没有人为的有机污染.恒重和称重过程中仅有痕量C14―C30正构烷烃污染(＜ppt级)，且无奇偶优势，说明这些极微量的正构烷烃是在恒重过程中由微生物形成的.样品中正构烷烃含量较大(ppm级)，故恒重过程中所造成的痕量正构烷烃污染，并不影响样品中正构烷烃的组成与分布［5］.图1 研究区气溶胶正构烷烃分布类型a.前峰型 b.双峰型 c.后峰型Fig.1 Distribution types of n-Alkanes in aerosols from the study area3 结果与讨论3.1 区内气溶胶中正构烷烃分布类型a.ahead peak type b.dual-peak type c.back peak type研究区内气溶胶中正构烷烃组成范围是C12―C37，其中广州为C14―C36，珠海和深圳为C13―C37，香港为C14―C35，澳门为C12―C36.区内气溶胶正构烷烃的分布基本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前峰型、后峰型和双峰型.前峰型以C22或C23为主峰碳，碳优势指数(CPI)为0.9―1.16，CPIwax为1.37―7.20，高碳数部分(C25―C35)相对含量比较低碳数部分低(图1a).广州交通易阻塞区、香港交通区和澳门交通区气溶胶中正构烷烃分布属该种类型.后峰型以C29为主峰碳，C24―C34正构烷烃分布具明显的奇偶优势，且相对含量高于C23以前的正构烷烃(图1c)，CPI为1.26―1.88，CPIwax为25.69―29.81.广州、深圳和澳门各清洁区气溶胶中正构烷烃分布属于该种类型.双峰型以C25和C29为主峰碳，低于C26的正构烷烃分布无明显的奇偶优势，而高于C26的正构烷烃分布有较明显的奇偶优势(图1b)，CPI为1.14―1.26，CPIwax为3.91―10.63.广州工业区和商业区、深圳商业区、珠海工业区、澳门工业区等属该种类型.除以上3种类型外，还可以见到一种过渡型.虽然也属单峰型，但是以C27为主峰碳，具有比较明显的奇偶优势，广州化工区气溶胶中正构烷烃分布属这种类型.3.2 气溶胶中正构烷烃的来源正构烷烃碳优势指数(CPI)是Bray和Evans于1961年提出的概念［10］，定义为(1)被广泛应用于石油有机地球化学研究中，判断石油的来源和各种石油的对比［11］.Simonet等将CPI值用于气溶胶正构烷烃分布特征和来源方面的研究［4,5］，并将CPI重新定义为C10―C35之间奇碳数正构烷烃浓度(或相对浓度)总和与偶碳数正构烷烃浓度(或相对浓度)总和之比值，认为来源于原油的正构烷烃CPI接近于1，而生物成因正构烷烃的CPI则远大于1［4,8］.植物蜡碳数Cn(wax)可用正构烷烃浓度或相对浓度与其相邻两个碳数正构烷烃浓度或相对浓度平均值之差表示［4,8］，即Cn(wax)＝Cn-(Cn+1+Cn-1)/2 (2)其中，当Cn＜0时，则定义Cn＝0.当Cn(wax)浓度分布呈锯齿状时，表示生物来源.交通易阻塞区(图2a)锯齿型植物蜡碳数分布相对较少，说明植物蜡贡献较少.清洁区(图2b)高碳数植物蜡锯齿型分布明显，相对浓度高，说明植物蜡的贡献大.澳门、香港和广州郊外清洁区植被发育很好，其正构烷烃主要来源于高等植物蜡.工业区(图2c)植物蜡的输入介于前两者之间.植物蜡碳优势指数(CPIwax)表示C10―C35之间奇碳数植物蜡相对浓度之总和与偶碳数植物蜡相对浓度之总和的比值［4,8］.当CPIwax为20时，代表典型植物蜡来源正构烷烃分布［9］.该指数也说明了郊外清洁区植物蜡的输入最大.图2 气溶胶中植物蜡组成和分布Fig.2 Compositions and Distributions of plant waxes in aerosols3.3 气溶胶中正构烷烃分布的季节性变化采自同一功能区的气溶胶样品，由于季节性变化和逆温层等气象因素的影响，使得不同季节的气溶胶中正构烷烃分布有比较明显的变化.例如采自广州市麓湖公园(市内清洁区)7月份的气溶胶样品中正构烷烃分布属后峰型，正构烷烃主要来源于植物蜡.广州7月份风力较大，易于污染物的扩散，公园内车辆数和烧烤人数均较少，汽车尾气和燃料燃烧较少.而11月份该点气溶胶中正构烷烃分布属双峰型，广州11月份静风期长，常常存在逆温层，使污染物不易扩散.金秋时节，在公园内烧烤人数聚增，汽车数也增多，另外又受到邻近工业区的影响，使得来源于燃料燃烧的正构烷烃相对浓度增加，造成正构烷烃的分布变成双峰型.4 结论1.珠江三角洲地区气溶胶中正构烷烃分布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前峰型，以C22或C23为主峰碳，碳优势指数(CPI)为0.9―1.16，CPIwax为1.37―7.20.第二种为后峰型，以C29为主峰碳，具明显的奇偶优势，CPI为1.26―1.88，CPIwax为25.69―29.81.第三种为双峰型，以C25和C29为主峰碳，CPI为1.14―1.26，CPIwax为3.91―10.63.2.研究区内不同功能区气溶胶中正构烷烃分布有明显的变化.交通易阻塞区和交通要道气溶胶正构烷烃分布为前峰型，清洁区正构烷烃分布为后峰型，工业区、商业区和港口区正构烷烃分布属双峰型.3.根据CPI和CPIwax等参数的判断，前峰型分布的正构烷烃主要来源于汽车尾气和化石燃料燃烧，后峰型主要来源于植物蜡，双峰型则既有植物蜡的输入，也有尾气和化石燃料燃烧的输入.4.同一地区气溶胶中正构烷烃的分布具有比较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如广州市内清洁区夏季气溶胶中正构烷烃分布为后峰型，而在秋季则为双峰型分布.鸣谢：感谢广州市环境监测中心孙大勇工程师、广州荔湾区环境监测站蔡滇英高级工程师和黄永强工程师、珠海市环境监测站、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王志石教授和澳门气象署等单位和个人在采样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李正悦工程师所做的GC/MSD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9375249)和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第一作者现工作单位为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作者单位：成 玉 潘相敏 陈立民.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上海 200433盛国英 闵育顺 傅家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 510640邵 波33.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参考文献[1] Isidorov V A.Organic chemistry of the Earth′s atmosphere.Springer-Verlap Berlin Heidelberg,1990[2] 堀口博.刘文宗，张凤臣等译.公害与毒物、危险物(有机篇).北京：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8[3] Marty J C， Saliot A. Aerosols in equatorial Atlantic air n-alkanes as a function of particulate size.Nature,1982,298:144―147[4] Simoneit B R T,Mazurek M.Organic matter of the troposphere-Ⅱ.Nature background of biogenic lipid matter in aerosols over the rural western United States.Atmos Environ,1982,16:2139―2159[5] Sheng G,Fu J,Zhang J et al.Preliminary study of extractable organic matter in aerosols from Beijing and Guiyang,China.Diersity of Environmental Biogeo-Chemistry,Developments in Geochemistry,1991,6:77―85.[6] 汤国才，柳庸行.气溶胶中正构烷烃的碳优先指数研究.环境化学，1992，11(6)：21―24[7] 成 玉，盛国英，傅家谟等.大气气溶胶中多环芳烃定量分析.环境化学，1996，15(4)：360―335[8] Simoneit B R T,Cox R E,Standley L J.Organic matter of the troposphere-Ⅳ.Lipids in Hamaltan Aerosols of Nigeria.Atmos Environ,1988,22:938―1004[9] Simoneit B R T,Crisp P T,Mazurek M A et al． Composition of extractable organic matter of aerosols from the Blue Mountains and southeast coast of Australia.Environ International,1991,17:405―419[10] Bray E E,Evans D E.Distributions of n-paraffins as a clue to recognition of source beds.Geochim Cosmochim Acta,1961,22:2―15[11]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有机地球化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1997-03-24收到原稿 1997-11-03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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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5期 Vol.17 No.5 1999水稻僵苗成因及防治对策李 茹 赵桂东 朱海波 周玉梅水稻僵苗主要是指在水稻移栽后10～20天，秧苗发根受阻、蹲苗不长、分蘖少且迟、叶片僵缩、稻株簇立的现象。水稻僵苗可导致水稻生育期推迟5～15天，产量降低10%～30%，严重的减产50%以上，严重影响水稻生产。为明确水稻僵苗成因以便进行有效防治，笔者于1997、1998年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试验，总结如下。1 缺素僵苗1.1 缺锌僵苗缺锌僵苗主要表现为叶片变褐、变窄，叶质变脆，叶脉和叶鞘褪绿甚至变白，植株生长停滞、不分蘖或少分蘖，发新根极少。一般稻株叶片全锌＞20mg/kg属正常；＜20mg/kg属轻度缺锌；＜10mg/kg则表现出严重缺锌。防治对策：在僵苗发生时亩用ZnSO4.7H2O 1.0～1.5kg或ZnO 1.0kg拌土均匀撒施田里。1.2 缺磷僵苗缺磷僵苗的主要特征为：发苗缓慢、植株瘦小、茎、叶均瘦弱且叶片竖立不披，分蘖少，株形紧束呈一柱香型。检测发现：缺磷僵苗叶片全磷的含量＜0.1mg/kg，土壤有效磷含量＜4mg/kg；而正常植株叶片全磷含量＞0.2mg/kg，土壤有效磷含量＞10mg/kg。防治对策：亩施7～10kg磷酸二氨或叶面喷施2%的过磷酸钙水溶液2次，间隔7天。1.3 缺钾僵苗缺钾僵苗的初期症状为叶色暗绿，随后基部老叶叶尖开始发黄并出现大小不等的褐色斑点，进而心叶变黄、生长停滞、株形矮小、分蘖减少。一般土壤交换性钾(K)的含量少于60mg/kg时易发生缺钾僵苗。防治对策：亩用氯化钾5～7.5kg或草木灰200kg可以快速补充土壤中钾的含量，有效防治缺钾造成的僵苗。2 深插僵苗这类僵苗主要表现为秧苗下陷、株形簇立、根系变黑、新根少，返青分蘖迟。当土壤耕层过深、整耙过度，极易深插，造成秧苗深陷，形成僵苗。防治对策：秧苗活棵要脱水露田促发根，以后浅水勤灌，坚持干干湿湿促分蘖，避免灌深水。3 中毒僵苗这类僵苗主要发生在高肥田或土壤中未腐熟的有机肥过多的田块。由于有机质分解产生大量的还原性物质并释放出大量的热量，导致秧苗中毒，根系变黑、变臭，稻株矮小，僵直，生长停滞，不分蘖或少分蘖。防治对策：排水搁田，改善土壤通透性，复水后保持浅水勤搁，并适时补施N、P、K等肥。在以后的生产实践中避免使用过多或未腐熟的有机肥。4 药害僵苗药害僵苗主要发生在碘酰脲类除草剂残留较多的田块，僵苗发生时主要表现为稻株叶色变淡，叶片枯黄，极少分蘖，稻株僵缩。试验表明：当绿磺隆在田间的残留≥0.3mg/kg时，水稻即表现出明显的药害僵苗状，且随着残留水平的提高，稻株僵缩的时间越长，对产量的影响越大。防治对策：以防为主，尽量避免或减少磺酰脲类除草剂的使用。僵苗发生后立即排水，然后用水洗田，尽量降少磺酰脲类除草剂在土壤中的残留量。5 冷害僵苗秧苗移栽后若遇寒潮侵袭或井水灌溉后，由于土温降低，根系活力减弱发育受阻，分蘖减少，下部老叶枯死，秧苗发黄连片发生。防治对策：僵苗发生后立即排水晒田，薄水勤灌结合浅灌勤晒以提高土温。6 碱害僵苗这类僵苗主要发生于土壤pH值较高的田块。pH值高于6.5的土壤中，锌的移动性大受抑制，且随着pH值提高，锌的溶解度越小，活性也随之降低，稻株可吸收利用的锌越少，导致缺锌僵苗；同时，由于土壤pH值过高，稻株体内的离子平衡极易受到破坏，引起一系列不利于植株生长的生理生化反应，加剧僵苗发生。防治对策：在水稻缓秧期匀施生理酸性肥降低土壤总碱度，同时适当补充锌肥(如亩用1kg ZnSO4.7H2O)，以后保持浅水勤灌，前水不接后水，增强土壤通透性，提高土壤中锌的活性。作者单位:江苏徐淮地区淮阴农业科学研究所 2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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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2期VOL.19 NO.2 1999煤矸石-石灰石-纯碱烧结过程研究*刘小波 傅勇坚 肖秋国摘要 从煤矸石中提取氧化铝、并用残渣直接煅烧硅酸盐水泥熟料，同时将废气、废液循环利用，是煤矸石高附加值、低污染资源化综合利用的新工艺.通过对该工艺的煤矸石-石灰石-纯碱烧结过程固相反应历程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烧结过程的反应特点，并讨论了烧结温度和烧结时间对氧化铝提取率的影响.当烧结温度为1040℃、烧结时间为80 min时，氧化铝的提取率可达到最大值85.2%.关键词 煤矸石；烧结过程；氧化铝.Sintering process of coal refuse-lime stone-soda ashLIU Xiaobo,FU Yongjian,XIAO Qiuguo(Department of Chem Eng, Xiangt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411201)Abstract A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of coal refuse resource was proposed.Alumina was extracted from coal refuse and cement clinker was sintered directly from the residue, at the same time,the waste gas and liquid are circulated.The reaction pathway during the sintering process of coal refuselime sone-soda ash was studied.The effects of sintered temperature and time on the extracting rate were discussed.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extracting rate can reach 85.2% at 1040℃ for 80 min.Keywords coal refuse,sintering process,alumina.煤矸石是我国排放量最大的工业废渣，其累计堆积量已经超过30亿t，而且每年还以1.5亿t的速度增长［1］.大量排放的煤矸石污染水质和空气，是影响矿区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近几年来，我国在煤矸石资源化综合利用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2―4］，但普遍存在资源利用不充分、经济效益低下和生产过程中二次污染等问题［5］，开发新的煤矸石利用工艺，仍然是煤矸石综合利用领域关注的热点.从煤矸石中提取氧化铝，并用残渣直接煅烧硅酸盐水泥熟料，同时将废气、废液循环利用的工艺设想提出后［6］，已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作为一种高经济效益、低污染的煤矸石利用工艺，它做到了煤矸石二次资源的充分、合理和综合利用，实现了有害物质的全部转化.煤矸石-石灰石-纯碱烧结过程是该工艺的核心和关键，研究其反应历程、分析过程参数的影响，对降低氧化铝的提取成本、控制残渣的矿物组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 试验原料及工艺试验用煤矸石、石灰石、纯碱的化学组成列于表1.煤矸石、石灰石经粉碎后按CaO与SiO2分子比为2∶1的比例配料，并混合共磨.纯碱的引入比例按Na2O与Al2O3分子比1∶1确定，使之先溶于水，制成浓度为30%的水溶液，再与煤矸石-石灰石粉料混合，形成煤矸石-石灰石-纯碱混合物料.该物料经粒化、干燥后入炉烧结.表1 原料的化学组成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raw materials原料名称质量分数，%SiO2Al2O3Fe2O3CaOMgO其它烧失量煤矸石51.7130.220.902.220.883.4010.67石灰石1.160.320.3852.832.350.3442.62纯 碱Na2CO3含量98.81%物料烧结后粉碎再以清水浸取，经过滤分离出残渣和铝酸钠溶液.在铝酸钠溶液中引入二氧化碳气体，使其碳酸化分解，所得到的氢氧化铝沉淀分离后煅烧即得氧化铝，而碳酸钠溶液可实现循环应用.2 结果与讨论2.1 烧结过程的反应历程煤矸石-石灰石-纯碱烧结过程的固相反应十分复杂，对烧结物料的X射线衍射分析的结果(图1)表明，烧结后的物料中主要矿物为2CaO.SiO2，并有一定量的4CaO.7Fe2O3、CaO.Fe2O3和CaO.Al2O3生成.这说明，煤矸石-石灰石-纯碱烧结过程固相反应的历程如下.图1 烧结物料的XRD谱图Fig.1 XRD pattern of the sintered material首先是煤矸石中高岭石的分解：Al2O3.2SiO2.2H2O Al2O3(无定形)+2SiO2(无定形)+2H2O所产生的无定形Al2O3和无定形SiO2提高了煤矸石参与固相反应的活性.CaCO3的分解使得下列反应顺利进行：Al2O3+Na2CO3Na2O.Al2O3+CO2↑2CaO+S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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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645 【原文出处】衡阳师专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504 【原刊页号】113-115 【分 类 号】G4 【分 类 名】高等教育 【 作 者 】刘定福 【复印期号】199510 【 标 题 】当前高师毕业生就业仍然要服从国家分配 【 正 文 】 提要 高师毕业生在就业走向人才市场的情况下，仍然要服从国家分配。这是由高师生的培养目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紧迫性，以及当前高师毕业生的严重流失等情况决定的。有关部门应因势利导地做好高师毕业生就业前的思想教育工作。关键词 高师毕业生 就业 服从分配＊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给高师毕业生就业注入了新的内容。在毕业生就业走向人才市场的新情况下，给高师毕业生的职业思想和就业观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面对这种就业取向上的新变化，还要不要讲服从分配？如何服从国家分配，愉快地到教育系统就业？这是当今值得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师毕业生就业仍然要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国以来，国家对毕业生一直提出了“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具体要求，成为广大毕业生就业的人生坐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才市场的形成，作为培养中学师资的高师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也不断发生变化，他们中的不少人纷纷涉足人才市场，流向其他系统和行业就业，这样就对中学教师队伍建设带来了严重冲击。面对当前涌动的人才市场，要使高师毕业生到教育系统就业，仍然要强化调控机制，服从国家分配。这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的：从培养目标看，师范性决定了高师毕业生就业必须服从分配。《教育法》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确立了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根本目的和根本指导方针。作为师范院校办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学教师。在教学内容、教学管理、招生计划、毕业分配、师资队伍、图书设备等方面都必须围绕这个目标，这是直接关系到培养出来的人能不能适应中学教学的需要，能不能使毕业生到中学去当一名合格教师，特别是到工作条件最艰苦的乡镇中学和贫困地区去工作。在实行定向招生计划为主的情况下，要保证毕业生原则上回教育系统就业，这里仍然面临着一个服从分配的问题，教师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毕业生必须服从分配，也是高等师范院校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从市场需要看，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紧迫性也决定了高师毕业生就业必须服从分配。《教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这是关系到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的一件大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１９９４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到本世纪末，８５％左右的人口地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入学率为８５％，青壮年非文盲率达９５％。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建立一支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结构合理、职业思想稳定的教师队伍。但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教师极缺，特别是合格的教师更缺。据国家教委师范司有关人士介绍，１９９２年底，初中教师合格率为６０％，高中５３．７％，同时，年龄结构面临断层危机。又从某县教育部门了解到，该县统计５８所乡镇中学，英语教师学历是师专毕业的只有５人。英语教师不但数量少，而且绝大部分不能胜任初中英语教学。上述事实表明，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所需教师和现在教师状况差距很大，与现在师范院校的培养能力相差很大。所以在当今，高师毕业生就业应根据祖国急需，奔赴教育战线，当一名教师。从招生与就业的一体化上看，高师毕业生就业必须服从分配。招生与毕业分配，这是直接关系到高等师范院校培养人才能否与中学需要挂钩的两个环节。从１９８５年开始，高等师范院校招收的学生有公费、自费、委培等多种，但公费生仍然是主体，公费生（含包分配的自费生）仍然是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自费生实行自主择业；委培毕业生按合同就业。这是招生与就业一体化所致。这样做，有效的控制了高师毕业生的流失，提高了他们面向教育系统工作的就业率。在具体操作上，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如想改行与不允许改行的矛盾，挑选好的单位与条件艰苦单位的矛盾，学生和家长要求过高与实际需要的矛盾，用人单位择优与学生实际能力的矛盾等等。据某学校抽样调查，不愿当教师而想改行的占４２．１％，愿意服从分配的占４１．３％。这说明当前毕业生仍然要加强教育，正面引导服从分配。从改行的情况看，高师毕业生的严重流失决定了高师毕业生就业必须服从分配。尽管国家教委反复强调高师毕业生不准改行，原则上回教育系统就业，但近几年流失的现象相当严重。据有关人士介绍，某省１９９３年高师毕业生改行的，本科占３０％，专科占２０％，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在毕业生就业走向人才市场的新情况下，用经济观念审视和评价职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这就使即将从事教师职业的高师毕业生思想上产生波动。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企事业单位用人自主权的确立，也从客观上为高师毕业生的流失提供了条件。教师工资待遇不高，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以及一些农村中学办学条件较差，加剧了高师毕业生的外流。而且，不少人从教观念淡薄，职业思想不牢固，存在着不愿意当教师的心态，纷纷要求改行。若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则不利于中学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不利于提高中学教学质量，加大地区之间基础教育发展速度上的差距，对在校高师生产生不良影响，会导致新的流失。这种严峻情况也决定了高师毕业生不能因强调个人利益而不服从分配。因势利导地做好高师毕业生的毕业就业工作。国家教委《关于做好一九九五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和毕业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指出：根据国家现行规定，１９９５年的毕业生原则上仍由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安排就业，通过“供需见面”和一定范围内“双向选择”的办法落实就业方案。师范类毕业生原则上在教育系统内就业；委托和定向培养的毕业生按合同就业；自费毕业生自主择业；毕业研究生在服务范围内就业。这对各类毕业生的就业原则都作了明确规定，其中师范类毕业生规定在教育系统就业。很显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师范毕业生实行计划分配；就业的主渠道是教育系统，不允许改行；强化定向机制，服从国家分配。根据当前的分配原则和当今毕业生的现状，如何有的放矢地做好毕业生服从分配的工作呢？首先，加强教育，正面引导，提高高师毕业生的职业意识。李鹏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报告中指出：“努力提高教师素质，认真办好各类师范教育，鼓励优秀学生报考师范学校，师范毕业生要乐于从教。”为了提高高师毕业生的职业意识和教师素质，培养他们乐于从教的献身精神，要针对当今毕业生从教意识淡薄，职业思想不牢固和择业变化的新情况，有的放矢地对毕业生进行专业思想教育，热爱教师职业教育，理想前途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在教育形式上，采用普遍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典型引路与社会教育相结合和思想教育与必要的制约措施相结合等方法，使教育真正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通过教育，使他们明确教师工作的价值、意义及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懂得一个人价值的大小，在于他在自己岗位上创造的价值的大小，要使自己有所作为，不能只以钱的多少和待遇的高低作为择业的标准，而应以事业为本。正面引导毕业生正确认识自我，勇于战胜自我，逐步完善自我，学会推销自我，自觉进行心理调适，树立起“做合格大学生”、“当一名光荣人民教师”的正确就业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热爱教师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还要抓好教育中的管理工作，把教育寓于管理之中，制订相应配套措施，使就业规范化。其次，加强就业指导，使毕业生及早了解有关就业的方针、政策，增加心理承受能力。在现阶段，不要认为高师毕业生反正是国家包分配，包当教师，不要搞什么就业指导，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对高师毕业生也必须从入学时抓起，进行教师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指导。要做好如下方面就业指导：教师职业介绍及教师的具备素质与能力的培养；如何适应教师工作；政策咨询；心理咨询等，排除就业前的心理障碍，增加心理承受能力。再次，建立定向机制，强化调控制约功能，引导和促使高师毕业生合理流向。我们讲的定向机制，是指推动高师毕业生去选择教师职业，而又能心情舒畅从事教育工作的驱动力。所谓强化功能，就是对那些不愿服从分配或想改行的毕业生，制订一些相关的配套的规定或法规，在国家计划的宏观调控下，强化管理手段，运用行政、经济等杠杆加以制约，保证毕业生服从安排，愉快到教育战线从教。在政策导向上，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导和倾斜；在管理手段上，强化调控制约功能，把好分配关，严格杜绝高师毕业生流失。另外，要提高素质，主动适应。要使高师毕业生胜任中学教师工作，就必须引导学生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政治活动，教学科研活动和有益的文娱体育活动，在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丰富知识，全面提高自己综合素质（含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身体素质、教师技能素质等）和四个能力（即综合能力、社交能力、应变能力、计算机操作和写作能力），主动适应教师工作。最后，改善条件，提高待遇。要使高师毕业生服从分配，乐于从教，在当前必须采取过硬措施，切实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和政治地位，改善办学条件，为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制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教师职业真正成为崇高的令人羡慕的职业。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那样：“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职业是崇高而又艰辛的，应该受到全党和全社会的尊敬。”为此，要认真贯彻执行《教师法》，深入开展尊师重教的宣传教育，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要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确保教师合法权益。要加大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各级政府在政策导向上向教师倾斜，确保教师队伍的稳定。（作者单位 衡阳师专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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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2期 No.2 1999大气气溶胶化学组成测定得出意外结果大气气溶胶通过吸收和反射阳光后影响地球气候,它也通过为非均相反应提供表面影响大气气相化学,但是大气气溶胶化学组成的测定工作做得较少.最近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Science,282,1664(1998)]的28 000个以上的单个气溶胶颗粒化学组成的测定给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NOAA)在科罗拉多州Boulder的超高层大气物理学实验室的物理学家Daniel M.Murphy与他的合作者一起用装在高空研究飞机上的激光电离质谱仪分析了在5～19km高度收集的颗粒.确认平流层气溶胶颗粒主要包含硫酸和水,但许多颗粒含铁和其它元素,研究人员推测可能来自陨星.在对流层顶发现气溶胶组成有明显变化,对流层上部颗粒包含的有机物常比硫酸盐多.科学家还对发现高空许多颗粒物含有汞感到惊讶.江 年 摘自《Chem.& Eng.News》,November 30,23(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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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617 【原文出处】《求索》 【原刊期号】200006 【原刊页号】86～91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2 【 标 题 】艺术生产关系论 【 作 者 】王少青 【作者简介】王少青(1939-)，男，湖南邵东人，湘潭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理论研究． 湘潭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湘潭 411201【内容提要】艺术生产关系是艺术生产借以实现的社会形式。它与物质生产关系“有共性也有个性，有共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共内涵 十分丰富。研究艺术生产关系的丰富内涵及其历史发展，可以更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更好地为解放和发展艺术生产力及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关 键 词】物质生产关系/艺术生产关系/艺术生产力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JO-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0)06-083-06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艺术生产理论的著作和文章日见其多，取得了一批理论成果。但就笔者所见，这些论著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就是对艺术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常常避而不谈，即使个别作者偶尔谈到，也往往是语焉不详。更有甚者，一些作者在自己的论著中，明白无误地反对精神生产（含艺术生产）中生产关系的存在，特别是根本否认“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存在。他们说：“有一种观点认为，比照对物质生产关系的分析，精神生产关系也包括人们对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人们在精神生产中的地位和精神产品的分配关系，这是不恰当的。分析精神生产关系，必须从精神生产自身的特点出发。就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言，远不象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那样存在一种所有制的关系，更不存在垄断关系。尽管在精神劳动中，有对资料保密的情况，但并不影响和构成精神生产关系的特征。”那么，这里所承认的精神生产关系是什么呢？“一是精神生产和精神生产者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精神交往关系。”这样一来，精神生产关系中的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精神产品分配关系都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有一项，即“精神生产和精神生产者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精神交往关系”一项。而这一项在他们的理解中，其内容也十分贫乏：前者仅仅包括精神生产“是整个社会生产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都将起推动作用”，后者则指精神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精神消费关系”和精神生产者之间的“对话”与“学术交流”关系等。总之，精神生产关系中的许多重要内容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而消失殆尽。精神生产关系（含艺术生产关系，下同）真的如一些人认为的就那么简单贫乏甚至不屑一顾了吗？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关系的论述对精神生产是否适用？今天研究精神生产关系有无现实意义？下面笔者把自己的思考所得写出来以求教于有关作者和方家。为了节省篇幅和集中精力，笔者的论述集中于艺术生产中的生产关系，而较少涉及精神生产其它领域。一 艺术生产关系的存在和内涵我认为，艺术生产（其它精神生产也一样，下同）是否存在生产关系，应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关系看，艺术生产关系受物质生产关系普遍规律的支配和制约。根据唯物史观，艺术与其它精神领域或思想形式一样，它们都是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受到社会的经济基础亦即物质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决定与制约。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是很多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8页。）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在成书于1861～1863年的《剩余价值理论》中说得更明白具体：“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制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因此，“要研究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观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列宁在分析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所使用的方法时说：“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6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都在强调说明：研究艺术生产及其生产关系与其它精神生产形式的生产关系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即必须从其“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去理解。其次，要研究精神生产及其生产关系的特点，必须研究与之相适应并受其制约的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形式，而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范畴来观察”。第三，物质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当然也包括艺术生产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除此而外，艺术生产关系同时还受到“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这些因素归根到底仍然是“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中产生的”。艺术生产关系除受物质生产关系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外，它作为生产的特殊形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特点和内容。这是我们研究艺术生产关系时应注重的另一方面。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虽然并未直接提到艺术生产关系或精神生产关系，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而“艺术生产”概念又主要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并把它作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形式提出来的，作为一定历史形式的现实的特殊生产形式，自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关系是生产的实现形式，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不是现实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资本论》中说到，“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的生产劳动只是生产劳动的抽象，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的一个注释中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绝对不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0页。）这些观点，对于艺术生产是同样适用的。这就告诫我们，艺术生产既是一种生产形式，就必然具有自己的生产关系。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多处使用“思想关系”、“一切关系”、“一切社会关系”等概念，特别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提法，是应该包括艺术生产关系等一切精神生产关系在内的，这是艺术生产关系的独特性。综上所述，艺术生产关系应该是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或精神关系的统一：一方面，艺术生产关系受物质生产关系普遍规律的支配，这是决定艺术生产关系本质的基础和前提，是艺术生产关系的一般性和共性；另一方面，艺术生产关系又属于“思想关系”、“精神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是艺术生产关系的特殊性与个性。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页。）这个原理，对于理解艺术生产关系极其重要。这里，物质生产关系是“一般”，是事物的普遍性和共性；艺术生产关系是“个别”，是事物的特殊性和个性：一方面，艺术生产关系的“个别”一定与物质生产关系的“一般”相联结，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关系的“一般”又只能通过艺术生产关系的“个别”而存在。因此，那种简单的直接用物质生产关系取代艺术生产关系的分析的作法固然不可取，借借口艺术生产的特殊性（其它精神生产也一样）而否定物质生产关系对艺术生产和其它精神生产的普遍适用性，进而根本否认艺术生产关系和其它精神生产关系其中特别是彻底否定“精神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存在，同时又极力淡化或弱化艺术生产关系内容的研究，更是片面的、错误的。二 艺术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生产关系（含艺术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彼此结成的相互关系，其中包括所有制关系，即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及分配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分配关系皆由所有制即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决定。马克思说，分配关系无非是“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前二者包括在生产过程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后者则是前二者分配的结果。马克思说：“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来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加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表面上是社会分配的结果，是社会决定指定他在生产中一定地位上生产，而实际上他在生产中的地位的指定或决定是决定于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生产资料（如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及其货币表现）“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马克思的话，除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该书。）。马克思上述对物质生产关系的分析也完全适合于对艺术生产关系的分析，只是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1.艺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它这个阶级的。”统治者“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99页。）马、恩的论述深刻地揭示出：第一，阶级社会中艺术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统治阶级亦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包括艺术生产资料，他们是自己时代的思想和艺术的生产者和统治者，是思想艺术生产和分配的支配者和调控者；第二，它揭示了阶级社会中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的阶级性以及根源，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包括艺术生产及其产品，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在观念上的表现”和反映，“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第三，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也决定了人们在思想关系中的地位，统治阶级的思想及其艺术表现是占统治地位的，而没有精神生产资料包括艺术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第四，艺术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也决定了艺术产品的分配是由统治阶级来掌握和调节的。在阶级社会中，除了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艺术生产而外，也还有掌握部分艺术生产资料的小私有者或个体艺术家、民间艺人的艺术生产活动存在。由于艺术生产资料既有艺术生产的对象即一切自然、社会、思维形式和前人及别人的精神产品，也有艺术生产工具。而艺术生产的工具又包括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两种，物质形态包括各种物质媒介如文学书法生产的语言文字符号、文房四宝和印刷出版媒介等，绘画雕塑中各种颜料、画布、青铜、大理石等。精神形态的艺术生产工具则包括多种思维方式、创作方法、艺术范式和艺术技法等。从一方面看，艺术生产资料包括相当部分艺术生产对象和艺术生产工具中的语言文字符号、思维方式和创作技法等，它们确实不像物质生产资料那样可以被统治阶级全部垄断，因而历代民间的各种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也能不断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中，艺术生产资料仍然存在所有制即占有关系甚至垄断关系。第一，由于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物质生产资料，因而也被剥夺了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使他们从小成为文盲，这样，也就剥夺了他们从事艺术生产的最基本的艺术生产资料，即剥夺了他们精神形态的生产工具，如使用语言文字符号、阅读欣赏文艺作品掌握艺术方法和技法的机会和权利；同时更剥夺了他们从事艺术生产最低限度的物质形态的生产资料，如纸张笔墨笔。第二，由于被统治阶级被剥夺了艺术生产资料和从事艺术生产的机会，因此他们生产的艺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都有限，并且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和艺术的支配和影响。因此，那种认为精神生产关系（包括艺术生产关系）“不存在一种所有制关系”，也“不影响和构成精神生产关系的特征”的说法是不符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精神生产关系的理论，也不符合客观实际的。2.艺术生产和艺术生产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唯物史观，艺术生产部门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间接而疏远，而与政治法律制度和其它意识形态的关系相对直接而密切。恩格斯说：“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2页。）艺术生产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生产部门对自己的经济基础有着积极的能动的反作用，而这种反作用归根到底是在经济基础的最终支配作用下发生的，并且需经过政治等许多中介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尤为直接而重要。本来，文艺与政治都是上层建筑的部门，从终极意义上二者都是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并为消灭旧的基础和它的上层建筑服务的，但是，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各阶级的经济利益往往是通过政治体现出来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方面，“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是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的外衣下起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4页。）这里说的是哲学，但对文艺同样适用。对于文化（包括文艺）、政治和经济三者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表述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的基本的观点。”（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高度概括总结，又是我们理解艺术生产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年代有文武两个战线和有拿枪杆子和拿笔杆子两个军队；文化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并强调指出：“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注：《毛泽东论文艺》，第34、54页。）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和极端重要性的同时，也对包括艺术生产在内的精神文明给予高度的关注，提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要一起抓，“两手都要硬”。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对于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艺术生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明了方向。其次，关于艺术生产者的地位，既是他们对物质生产资料和艺术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的直接结果，也与统治阶级对艺术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关。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同时又占有艺术生产资料的艺术生产者是统治阶级中那些有艺术修养或附庸风雅的帝王将相和达官贵族，也有一部分是受统治阶级雇佣的艺术生产者。他们是各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艺术的生产者和支配者。这部分人也有种种情况和倾向。“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9页。）当一部分出身或附属于统治阶级的艺术家成为统治阶级的“逆子贰臣”时，他们的地位和命运也随之发生变化，也会不断受到统治阶级的迫害和摧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把艺术家变成受人雇佣的商品生产者，把“自由的精神生产”包括艺术生产变成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劳动分为“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即生产劳动和“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即非生产劳动，“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的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在这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他还说“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例如密尔顿创作的《失乐园》得到五英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或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马克思愤怒地指出：“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原谅的。”马克思在此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扼杀艺术家的天性和能动表现，抹杀艺术生产的特殊内容、性质和艺术品的特殊使用价值，一律把艺术家的劳动变成创造剩余价值和物质财富的手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艺术生产者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物质生产资料和艺术生产资料成了全社会和集体的公共财产，艺术生产者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可以摆脱对资本家的钱袋收买和豢养的依赖而为广大劳动人民进行自由的艺术生产，正如列宁所说：“这个自由不仅是指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是指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是指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文学队伍中来，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年11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艺术生产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爱护和尊重。3.艺术生产中的交往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了广义的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和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四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本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而“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这些论述对我们深入理解艺术生产过程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亦即艺术生产关系也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艺术交往关系，或者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精神交往关系”，是艺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表现为艺术产品的生成和动因，包括艺术生产、分配、交换（流通、传播）和消费或艺术生产者之间和艺术生产者、艺术传播者和艺术消费者之间的交往、联系和互动关系。首先是艺术生产者即艺术生产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这里既包括当代艺术家与前代艺术家即世代艺术家之间的历时性的交往对话关系，也包括同时代不同文化思潮、流派、地域和民族的艺术家共时性的交往关系。与前代艺术家的交往对话关系包括对前代艺术成果的清理鉴别及继承借鉴与创造革新的关系。对前代的艺术遗产不加鉴别的“兼收并蓄”和“全盘接受”是没有的，接着便是借鉴改造。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地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这说明每个时代的艺术生产都是受动和能动的统一：一方面是受动的，它受到前辈艺术家所遗留下来的大量艺术生产资料，包括客观的艺术生产力和主观艺术生产力，如艺术作品艺术经验、范式、传统和审美心理的制约，它预先规定着当代或下一代艺术生产的发展基础和特殊性质；另一方面又是能动的，前代的艺术传统又为新一代艺术生产者的创新所改造和突破，以适应新时代的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和审美需要。这种继承与创新、受动与能动的统一便形成艺术生产发展中的世代联系。艺术生产者的艺术交往关系的另一个表现便是指共时性的不同文艺思潮、文艺流派、地域和民族文艺之间的交往关系，这里既有表现不同意识形态和审美价值取向的文艺之间的对立斗争，又有表现不同艺术风格和地域民族特色的文艺之间的竞赛互补、共进互动的关系。其次是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艺术生产者和艺术消费者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详细地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这些原理对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同样适用。第一，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直接同一性，即每一方就是它的对方，艺术生产就是艺术消费，艺术消费就是艺术生产，这是就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本身讲，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的关系也是如此。第二，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互为中介、互相依存、互相创造转化。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中，“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在对方之外。”所谓“生产媒介着消费”，指艺术生产为艺术消费创造出外在对象及艺术消费方式和新的艺术消费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艺术消费替艺术生产的产品创造艺术消费者，创造了艺术生产的目的，需要动力和艺术生产者的素质，“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都十分重视艺术消费活动在艺术生产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艺术产品的消费和接受主体，是艺术生产的服务对象、目的动力、需要，而且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是艺术创造的唯一源泉。同时，“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他们以自己创造的物质和精神食粮养育了文艺工作者。第三，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差异与对立。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关系是对立统一关系，既对立又统一：是同一性中的差异对立，差异对立中的同一：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尽管有直接同一性，二者互为中介，相互依存，但二者终究是艺术生产过程中两个不同因素，彼此不能等同；同时，二者在艺术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在生产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也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因为“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而“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这就是说，艺术消费作为一个独立活动，既不能与艺术生产并列，也不在艺术生产之外，而只是艺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接受、阅读、批评等艺术消费行为可以影响艺术生产，改变艺术生产面貌，但终究不能代替艺术生产，改变艺术生产本身在整个艺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源头和基础地位。再次，艺术生产与艺术分配、艺术交换（传播、市场）的关系。关于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马克思首先区分了生产条件即生产要素（如生产者、生产资料及其货币表现等）的分配和生产产品即生产成果的分配；其次是“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这点我们在讲艺术生产关系内涵时已讲到，此处不重复。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充分发挥艺术市场对艺术生产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还应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以保证多经济成分、各地区、各品种、各层次的艺术得到合理协调发展，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对艺术的多样化需求。艺术生产与艺术交换即艺术传播、艺术市场的关系，是艺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认为，交换包括劳动活动、劳动能力和劳动产品的交换，而劳动产品的交换又包括劳动产品与劳动产品的直接交换和劳动产品通过货币的交换即流通。交换既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要素，又是生产与消费的中介：“既然交换只是由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间的中间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是作为生产要素包含在生产之中。”并指出，交换的形成发展，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这些论述同样适用于艺术交换即艺术传播与艺术市场。艺术交换作为艺术生产活动的一个要素，其形成发展、水平规模、方式性质等从根本上是由艺术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没有艺术生产及其发展，就没有艺术交换的形成及发展自不待说，同样明显的事实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艺术生产的普遍商品化和雇佣劳动性质，就必然造成艺术活动、能力和产品交换中使用价值即审美价值服从交换价值（资本、货币），从而导致艺术品位的下降乃至失落。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生产由于同时受到社会主义文艺生产规律（如“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等）双重制约，因而具有商品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双重性，从而决定艺术交换（包括艺术传播和艺术市场）在保证社会效益前提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对立统一。综上所述，艺术生产作为人类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三大生产中精神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生产关系是存在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与物质生产关系有共性、有个性，有联系、有区别。我们应该时时注意把握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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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722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3 【原刊页号】038-045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王震亚 【复印期号】199512 【 标 题 】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 ――试论新时期表现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作品【 正 文 】 【内容提要】 新时期，一批有影响的作家曾先后创作了表现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作品。这类作品以家庭为ｌｉàｏ＠①望社会的窗口， 探讨“代沟”形成的原因，勾画社会前行的轨迹，摹写当今时代的风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的心灵。作品紧扣情理冲突，使得两代人形象在相互映照中更为丰满，心灵展示更加充分，具有诱导读者进入审美境界、产生美感效应的特殊审美价值。【关键词】 代际关系 文学现象 形成原因 认识意义 审美价值 全新领域 如果说，父母是从历史走到现实，儿女是从现实走向未来，那么，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两代人之间既有承传、交接关系，又难免要发生碰撞，乃至迸出火花。于是，在新时期，一批有影响的作家被这亲情的交融与心灵的碰撞所吸引，先后创作了大量表现两代人关系的作品。审视这类作品的状貌，研究并探讨这类作品的价值，无疑是有益的。一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先来巡视一下新时期文坛上的这类作品。１９８０年前后，许是“文革”刚刚结束的缘故，反映代际关系的作品多集中于表现两代人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比如《灵魂的搏斗》（吴强）和《两代人》（陈村）；表现曾有过的遭遇给代际关系罩上的浓重阴影，如《玫瑰色的晚餐》（谌容）和《蝴蝶》（王蒙）。此外，也有《愿生活像一朵鲜花》（母国政）与《车间主任和他的儿子》（郑万隆）一类的作品，写许展生、老曹头式的父母与子女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和对立。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晚霞》（周克芹）写老庄与儿子在体制改革试点中围绕办与不办“机制蜂窝煤厂”问题展开的争执；《家教》（叶辛）写倪维宇与梦琳、梦湖等子女在价值观、爱情观、家庭观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诱惑》（齐岸青）写曲柯对父辈的剖析与自审；《结婚一年间》（黄允）写求同存异、寻求理解的新型婆媳关系……。当时的这类作品已涉及生活的多个侧面，且与社会变革的进程同步。进入九十年代，作家关注生活的视点日益分散，涉及生活的范围更趋广泛，题材和艺术表现方法均呈多元化趋势，但仍有不少作品表现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问题。比如：《我是你爸爸》（王朔），对教育子女问题作了别开生面的反思；《醉鼓》（关仁山），写了父子两代鼓王在金钱诱惑面前的不同表现；《被季节困扰的女人》（张黎明），把人伦关系置于正在涌动的股市风潮的背景之上，毫不留情地展示了母爱如何被金钱所腐蚀、异化的惊人一幕；而《预约死亡》（毕淑敏），更令读者的灵魂为之颤栗，震惊于那位“法兰克福小伙子”的所谓孝道。假使我们把视野扩大，就会发现，中外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也都创作过着力反映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作品。在欧洲，有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温莎的风流娘们儿》与《仲夏夜之梦》等剧作，都写到了长幼两代人在婚姻问题上发生的严重冲突。这冲突的背后，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爱情观与封建专制、门阀观念之间的矛盾。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狄更斯的《董贝父子》与亚・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自己人，好算帐》等作品，则是揭示了家庭中两代人之间被金钱扭曲了的“商品化”关系。这种畸形的现象，也恰是１９世纪欧洲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在中国，仅现代文学史上就有大量的作品反映父子两代人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比如《斯人独憔悴》（冰心）、《二马》（老舍）、《春蚕》（茅盾）、《激流三部曲》（巴金）、《小二黑结婚》（赵树理）等，其作者都是文坛上的大家。由此可见，有影响的作家，注意创作表现代际关系问题的作品，并非新时期文学所独有的现象。因此，探索这类作品大量出现的原因，不仅必要，而且有普遍意义。首先，作为创作源泉的生活是决定这类作品大量出现的前提。就社会因素而言，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的，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两代人的生活经历与生活理想必然会有差异。就生理因素而言，代际之间年龄的差距往往会带来思想、性格、观念、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如果说这些差异在进展缓慢、近于停滞的社会里表现得不是特别突出的话，那么到了社会转折的大变革时期，必然会十分鲜明地突现出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是如此，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中国是如此，八十年代的新时期亦是如此。１９８０年，销行全国的《中国青年》杂志率先开展这方面的讨论；此后，各地多有报刊响应；直到１９９１年，《北京日报》还在讨探讨两代人之间缺乏沟通与理解的问题，并为此又一次发起《我该怎么办？》的征文活动。既然代际关系已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突出问题，那么较多地进入作家的视野，也就成为必然的事情。其次，作为创作结晶的作品得到读者承认，也是这类作品大量涌现的一个原因。作家的创作，无一不是一种试图表达某种价值观念的活动。而作品艺术价值的实现（由潜在的价值转化为现实的价值），是需要读者发现并承认的。恰如别林斯基所说：“读者是文学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①］因此，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一经反馈回来，必然要影响到作家的再创作。比如，《家教》发表后受到读者的关注，遂有它的续篇《家庭奏鸣曲》的问世；又有据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家教》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播出。它的播出并获“飞天奖”，表明置身于现实代际关系中的广大读者与观众是承认并关注这类作品的。这必然影响并推动作家去创作更多的这类题材作品。尽管生活提供了创作前提，读者的需求也影响着作家的创作，但最终把生活酿造成作品的是身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他对生活素材的取舍，决定着这类作品的多寡。近十多年里，王蒙写过一系列表现代际关系的作品，如《最宝贵的》、《蝴蝶》、《高原的风》、《坚硬的稀粥》与《活动变人形》等。他之所以执着于此，是与其创作观相关的。他说过：“作家应该有一颗崇高的、火热的、敏锐的心”［②］，“我们搞创作的人，不能回避问题……我们要敢于接触这些东西。要分析，深入研究，力求使作品反映真实生活。”当然，“靠小说直接解决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它可以“在人民心灵上发挥作用”［③］。这是王蒙的心声，亦是谌容、叶辛、周克芹等许多作家面对纷繁的生活，关注并选取代际关系问题作为小说题材的原因。这原因中已包含了这类作品所具有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二自然，作为人们认识和反映现实的一种手段，文学同其它社会意识形态一样，具有重要的认识功能。但着力表现家庭中两代人关系乃至冲突的作品，因其贴近生活而更具多方面的认识意义。多年来，社会各界对于“代沟”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它是怎样形成的？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我们应取何种对策？……对于这些问题，自然有社会学家们去作专门的研究，但新时期取材于此的作品的形象展示，也是有益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的。例如，在姜南的剧本《对话》里，父亲霍乃石“喜欢回想往事”，常“是以幸福甚至……骄傲的心情说起的”。而儿子霍光“更看重眼前和将来”，对长辈“老抖落尿布之类的事”“感到不自在”。显然，这是生理因素在起作用。但对于“代沟”问题来说，两代人社会经历的不同是主要原因。在《愿生活像一朵鲜花》里，许展生之所以看不惯儿女的穿戴，就是因为在他长年工作的偏远县城里，没有人这样打扮；在他的脑海里，常出现样板戏《海港》里韩小强的身影。今天，刚刚离开校门的年轻人，一起步接受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影响。他们的父辈，却是在过去几十年间接受了计划经济的濡染。尽管父辈们也已面对现实，开始转化，但两代人的思想基础不同，必然在市场经济社会化的进程中出现差异。白仲俭的新作《困惑》，恰恰反映了变革时代的这一侧面。当司机的父亲二十几年来一直把着方向盘，领导指到哪儿，就把“车开到哪儿，从没偏离方向”。而儿子从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部机关，上班没两天就“搁了车”，“非要换个合适的单位不可”，声称：“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我就想找适合自身条件的工作。”于是白天在家呆着，晚上去成人夜大授课，钱还不少挣；不久又调了个单位，很快就有了出国的机会。社会的变革，必然要带来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转换，在变化的过程中代际之间无疑会出现新的差异，《困惑》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现状。“困惑”意味着存在问题，而问题的提出，也预示着解决的可能。当然，这类题材的作品，其认识意义还不止于此。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中，菱花曾为反抗父母包办的封建买卖婚姻而痛斥父母“把女儿当东西卖”。三十年后，已是母亲的菱花竟也干出“把女儿当东西卖”的事情。这本不该发生的“轮回”，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在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这种可怕的历史倒退，进而去努力铲除买卖婚姻的根源――经济贫困。与之恰成互补的是陈建功的微型小说《家事》，它主要触及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作品上篇写儿子、儿媳要离婚，老爷子先是莫名惊诧――“有了‘第三者’啦？”待得到否定回答后，不禁“痛心疾首”――“你们说，那到底为什么要离呢？”下篇写父亲要找老伴儿，儿子闻之不觉一楞：“您不是都六十七了吗？”“您的身体挺结实，不是也用不着人伺候吗？”“您的伴儿不是也不少吗――下棋的、溜鸟儿的、票戏的、耍剑的……”在无可奈何之际，冒出一句：“何苦，您这是何苦？”小说结尾，是爷俩儿各回各的房间。情节真够简单的，不就是写两代人在家事问题上的隔膜吗？但且慢，万不可忽略了这千字文后面的潜台词。试想，多少年来，人们不就是这样认定，凡是离婚必因第三者插足吗？试想，多少年来，人们不就是这样认为，老人的晚年生活就是颐养天年吗？而如今，在两代人中，传统观念都已有了某些突破――由此折射出社会的发展状貌，不能不说是小说深一层的意蕴。还有，小说中的两代人虽都能在自身问题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现代观念，却又都在他人的问题上露出了意识深处传统观念的尾巴――由此，揭示出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艰难，使小说意蕴更为丰厚。有人说，家庭是ｌｉàｏ＠①望社会的窗口，我以为然。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内部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实质上乃是社会诸矛盾渗入家庭的结果。因此，只要一部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它就具有以小见大、具体形象地反映时代和社会巨大而深刻变化的功能。当然，文学反映社会绝不是消极、被动的反映。在“代沟”问题较为突出的八十年代，这类作品以其特有的艺术感染力表达了两代人增进交流、加深理解的渴望。请听《对话》中儿子霍光的深情呼唤：“在座的我的同辈们，你能经常地同你的父母对话吗？不，我指的不是‘吃好了吗’‘睡得怎么样？’之类的对话，而是心碰心的对话……我今年二十岁了，大概为了这平等的对话，我期待了二十年，积储了二十年，抑制了二十年，也努力了二十年……”再听父亲霍乃石的心灵感应：“难道，父子缺少对话只是对孩子是一种折磨吗？难道我们就不希望对话吗？不！对我们也同样是一种折磨！”既然人同此心，既然两代人在现实中相逢，负有共同的历史职责，那么相互理解、求同存异、携手并进，也就成为可能。比如《爸爸，我一定回来！》（达理）中的鲁岩和鲁贝贝父女。两代人之间曾有过心灵的隔膜，但是对话、交流、理解填平了“代沟”。虽然曾因不堪父亲的责罚而决然出走的贝贝又要离家去看望外地的奶奶了，但这次临行，她却是无限依恋地喊道：“爸爸，我一定回来！一定的！”由于长时期里我们与现代商品社会隔绝，所以一旦面临经济大潮的冲击，不是人人都能正确对待、迅速适应的。毫无疑问，个人的物质利益应该正视，发财致富亦无可厚非，但物欲、金钱也会刺激起道德沦丧与社会罪恶。的确，近几年来，谈论“代沟”问题的人逐渐减少，但在这减少的背后隐藏着的更可怕的现象――某种程度上的亲情淡化与异化。《醉鼓》中，父亲坦荡正直，视名声为生命。儿子却无时不渴望着赚更多的钱。为此，他瞒着父亲，在父亲视为圣物的木鼓上贴广告，并把放着木鼓的渔船租给暴发户大富贵当赌场。父亲发现了赌博，请公安人员抓了赌。事后，他又发现木鼓已被捅破，里面藏着赌徒的４万元赃款。儿子劝父亲同意与张富贵对半分，父亲大怒：“告诉大富贵那狗日的，俺没见过一分钱！”儿子儿媳想：“爹的钱，不就是咱的钱么！”立时“百般恭维老人，嘴巴抹了蜜”。哪知一错眼珠没盯住，父亲把钱全去交给了公安局。于是，“冷屋冷灶”，儿媳不给公公生了火做饭；第二天一早，儿子又紧随媳妇去了娘家，听任村民胡说鼓王暗自扣下两万块钱，全不管孤老无依的父亲如何窝心上火，闷坐于海滩。如果说，巴尔扎克的贡献是以他的巨著《人间喜剧》让我们看清金钱是如何“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④］，那么，我们也应该感谢至今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敏锐观察力的作家，他们正以呕心沥血的创作，向沉浮于商海钱潮中的人们敲响警钟。在上述作品中，作者是努力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变化着的社会和因之而生的种种社会心理，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评价。对那些反映旧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的传统观念，他们坚决予以否定；对于那些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的社会意识，他们则热情地予以肯定。这些渗透着作家人生理想、意志情感的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心灵，并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增强整体的精神素质。三一般而言，人们对艺术的需求表现为审美需要和认识需要的统一。新时期表现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作品恰能满足读者的这一需求。它不仅是人们ｌｉàｏ＠①望社会的一个窗口，同时也因其具备充分的美学特性，能诱导读者进入审美境界产生美感愉悦而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其一，家庭内部的两代人，因血缘关系而有感情上的紧密联系，即使处于隔膜、对立乃至冲突状态中，仍有一种撕不开扯不断理不清的亲情。这是人类的至性至情，它真挚、深沉、丰富，使作品易于产生撼人心魄的感染力，激发出读者移情的快感。比如在《诱惑》中，母亲本已为儿子曲柯联系好了参军事宜。但是，身为老干部的父亲却大发雷霆，说儿子应带头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经风雨、见世面。他不仅堵塞了儿子参军的门路，而且亲自为儿子下乡代办了户口迁出手续。其实他又何尝舍得儿子远行呢？小说写他在儿子行前“显得格外忙碌，在我面前转来转去，找些话头说，又不时地往我的旅行袋里塞些牙膏、香皂、手电筒、毛巾、点心、罐头，好不容易装好了，一会儿又全部抖落出来，数点一番，又去拿些咸蛋、酱菜。一边装着，一边絮絮叨叨地对我说，那地方是山区，水田，活重，挑担多，初时不要急，干活要慢慢适应……”然而儿子并不领情，出于伤心与气愤，临行，把父亲为他精心准备的东西一古脑儿都从旅行袋中掀出来，“一丁点儿也没带”。当运送知青的车队开出市区时，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路边，一个高高的身躯在翘首望着每辆驶过的汽车，他手里提着个大网袋，那里面的东西是我弃留在家的，网袋有些沉重，他也拎得过久了，以至于身子都是倾斜的。汽车驶出了市区，都加快了速度，每每驶过，便扬起一股黄尘，扑打在他的脸上，身上，他也不动，只是望。这里，黄尘中的父亲形象，多么像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啊！俗话说，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这真切地写出了人间真情――父爱，这样的作品怎能不让人动容呢。其二，正因为在这些作品中同一个家庭的两代人既有思想上的尖锐冲突，又有感情上的种种联系，二者纠结在一起，因此，矛盾冲突更加复杂化――矛盾着的双方在其内心深处还要自我冲突（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这就更易引人入胜。因为，随着冲突的发展与演变，读者的心理必然要经历一个既紧张又复杂的过程：他要去追踪曲折离奇的情节变幻，他要去体验起伏跌宕的情感变化，他还要去探索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显然，这种心理过程是能带来审美愉悦的。《被季节困扰的女人》（张黎明）发表于１９９４年。小说中，孤身女人吴小尤与女儿相依为命。她爱女儿，否则，在与丈夫决裂时就准备死；否则，就不会“没日没夜”地抄股票，以便有足够的财力给女儿买２０多元港币一双的袜子，花两万元为女儿装修卧室，作为女儿１２岁生日的礼物。女儿也曾爱过妈妈，渴望过妈妈的爱：在睡前，听妈妈讲童话故事；生病了，得到妈妈亲切的照顾……。但这一切都没有了，她失望了，出走了，留下一张纸条：“……你不再是我的妈妈，我亦不再是你的女儿。”作为妈妈，吴小尤急于去找女儿女儿，可是她“两条腿莫名其妙仍在客厅里打圈圈”，原来“午时已到，新闻报告后就是股市行情”。终于出门，站在三叉路口，哪知“两条腿又犯不听指挥的毛病，三步并作两步”直奔证券营业部。但是人在股市，其内心深处又何尝放得下出走的女儿呢？回想当年，“一天到处拼命赚钱，骨头散了架”，晚上仍要站在女儿小床前，“想亲又怕吵醒”女儿……。如此走神，１０几分钟里亏损了近七万，禁不住“恨得直咬牙……唉！女儿没有了可以生，我还年轻。钱一丢就不会回头了”！然而，真能割舍女儿吗？当派出所通知，要她去辨认一具无名女童的尸体时，她“再也撑不起自己这副皮囊，烂麻袋般双腿一跪，倒在真实的面前……”这就是作者笔下的母亲，写她爱女儿，却爱得那样偏狭；写她炒股赚钱，又是那样的疯狂。不必怀疑她炒股的初衷是为了“让我的女儿领略全部的爱”，所以她无法接受女儿的宣判：“我不再是她的妈？她不再是我的女儿？可笑！……我没头没脑像只苍蝇在股市这大粪坑里飞出飞进，不就是为了爱吗？我不相信有哪一个当妈的比我更懂得爱。”但无情的事实是，她的初衷早已被金钱所异化，钱物不是也不可能替代母爱。她的可悲之处就在于，越要证明她的爱，就越不顾一切地赚钱，其结果恰恰是更加疏远了女儿，背离了初衷。作品有意使人物的灵魂在理智与感情的搏斗和动机与效果相悖的困境中经受煎熬，而读者心理也因此经历了一个紧张、复杂的过程――这种心理过程能满足很多读者喜欢欣赏复杂美的需要。其三，马克思曾指出：“人不仅要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⑤］高尔基也说过：人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对生活、对人、对某一件事的主观态度。这种发现自己、肯定自己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鉴赏文学作品。在上述作品中，两代人之间的种种关系都通过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来反映的。对于这类生活，同时代的读者是十分熟悉的，有些人甚至就有着作品中主人公的类似经历。所谓发现与肯定，便是读者在阅读这类作品时，从作品所展开的情节中看到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人生遭际。家长们看了《我是你爸爸》后会有人与马林生认同的，因为他们的儿女也不听话，自己为儿女的一片苦衷常常得不到理解。有人看了《家教》后会与倪维宇产生同感的，因为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子女的终身大事，却总是遭到抵制。同样，儿女们也会有人视霍光、梦琳、曲柯为知己的。他们像霍光一样，怕父亲“那张问号加惊叹号的脸和那带着家长尊严的教训的口吻……渴望父子间的爱和精神的默契”。他们为梦琳说出了自己想说而未能说出来的话――世界上“最最残忍的，莫过于要以个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爱情观、家庭观，甚至自己的一切都强加于别人，强加于自己的子女”――而产生深得我心的快感。回顾历史，从子君（鲁迅《伤逝》）到小芹（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她们不乏反封建的勇气，却不可能说出如此锐利的话来。由此也可看出，中国社会在几十年间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妇女解放、思想解放，早已不是一句空话。当然，梦琳的话还是说得尖刻了些，但若因此能使父辈受到震动，进而反思历来被人们视为义务、习俗和道德的东西是否都有道理，都合时宜，未尝不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希望子一代在与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起审视和批评父辈时，应当像曲柯那样，不忘自审。在自审中，尊重历史，理解父辈，关爱父辈。鲁迅说过：“是弹琴人么，别人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生器么，别人也须是发生器，才会共鸣。”［⑥］显然，读这类题材的作品，无不使生活在各种代际关系中的读者产生无尽的联想与强烈的共鸣。其四，列宁曾指出：“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⑦］如果把这种关系或趋向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既能表现事物的本来特征，又能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因此，恩格斯曾说：对比是对“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⑧］的好办法。在表现代际冲突的作品中，两代人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因此，他们的思想、性格、情感特征容易在近距离、多侧面的相互映照、衬托中表现得更鲜明、更强烈，从而给人以巨大的震憾。王蒙的《高原的风》颇有代表性。身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宗朝义分到了大小两套房子。在兴奋之余，“又总是小有不安”。因为，“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们生活得还太艰难啊！”于是，他提出把那个小单元借给本校住房最困难的老师住。对此，儿子龙龙的态度是：“您住上好房子不是偷的不是抢的不是靠溜须拍马打小报告弄来的。为什么烧包？”宗朝义上起课来，已进入化境，连北京来的视导员听完他的课以后也提不出一条改进建议。可是，他反而“心情沉重”，因为“幸福在于希望”，“他难于超越他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理想和精神的追求是非常重要的，革命的口号能使我们热血沸腾。”而儿子却是：“我讨厌一切口号。我不相信一切口号。我需要摩托车、空调和录像机……有了摩托车以后还想要汽车。”在父亲的眼里，儿子是个谜。“他读老子、读康德、读中药学和雨果。用不屑的口气谈论局长的报告与大获好评的小说。听黑人的招魂曲却不接受父亲多次向他推荐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眼神里流露着轻狂、忧愁和怀疑。”而儿子却我行我素，突然向双亲宣布：他与原先的女朋友吹了，要与小李结婚。尽管原来的女朋友“年轻、漂亮、家境好、性格好”，而小李却比他大四岁，家境贫寒，插队时还生过一个孩子。母亲提醒儿子：“不但要慎重地考虑现在，而且要考虑未来。而且不能不考虑你原来的女朋友，在道义上，感情上，各方面你应该对人家负什么样的责任。”父亲也发出质问：“她究竟有什么不好？”儿子的回答是：“我对不起她。”“她没有什么不好。她一切都顺着我……也能满足您们――未来的公公婆婆的一切要求。”“而小李什么也不能。她却能改变我整个的生活……您连我都不了解，就更不能了解小李。”这里，两代人的价值观、爱情观、家庭观上的差异，鲜明地对比了出来，使彼此的形象塑造都得到加强。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在《儿女情》（茹志鹃）、《结婚一年间》、《职责》（陈中冀）等作品中，田井与蒯池，茹云与路璐，罗大山与郭路生，也都是母子、婆媳、翁婿两两对立地出现，双方的性格在相互撞击中迸出火花，在对比中愈加鲜明，进而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也许，现在就对新时期表现家庭内部代际关系作品的价值作出全部的估价，还为时过早，但仅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已不难看出，一部描写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作品，在形象地透视时代与社会的变化及展示人们的内心世界上，在满足读者各方面、多层次的审美需求上，有着别样题材的作品不易起到的特殊作用。社会是不断发展的，近年来安乐死问题的提出，使生活中的代际关系问题更加复杂化。尽管是新课题，但仍有反应敏锐的作家用文学的形式予以表现。发表于１９９４年的《预约死亡》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小说中，一位８０多岁患皮肤癌的老人被送进了临终关怀医院。“他的肢体像蜂窝一般烂着，腐败的气息把他周围几十平方米的地域熏得像停尸房。”其儿子对院长说：“让他安乐了得了”，“找点抑制呼吸抑制心跳的药面泡在滴瓶里，不就什么事都了结了吗？”女院长没有答应。且不说这位儿子的这种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冷酷令她愤怒，即使安乐死的要求是出自那位老人，她也不能答应。因为“安乐死需要群体意识，当群体还没有用法律的形式把规则固定下来，做了就是犯规。”不过，撇开这篇小说不谈，安乐死问题确已摆在了人们面前。当一位身患绝症的老人为了免除难以忍受的剧痛而要求安乐死时，那些真心孝敬老人的儿女们该怎么办呢？势必陷于理智与亲情冲突的旋涡之中。由此生发开去，对于刚刚出生且无治愈可能的先天畸形儿，又该如何？还有已经出现的试管婴儿，其引发的代际伦理难题也是十分尖锐的……。面对这样一个交织着理性与情感、历史传统与现代精神、几乎关联人类文化各个方面的全新领域，毕淑敏已经涉足了，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作家也将加入进来，创作表现家庭中两代人新矛盾与新关系的作品，因为这里是开掘人类心灵世界的沃土。注释：①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②王蒙：《谈短篇小说的创作技巧》③王蒙：《短篇小说创作三题》④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⑤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⑥鲁迅：《热风・“圣武”》⑦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⑧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目加僚去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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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Computer Applications1999年 第19卷 第7期 Vol.19 No.7 1999Solaris 系统动态链接库的建立及其程序设计接口曹广华 袁子龙 李鹏举摘 要 建立用户自己的动态链接库、使用动态链接程序设计接口是大型、高质量程序设计的一项重要技术。Solaris操作系统为其应用程序提供了很好的动态链接环境。本文对Solaris 系统动态链接库的建立方法、使用动态链接程序设计接口函数进行了讨论。关键词 动态链接，动态链接库，动态链接接口函数动态链接技术是计算机系统软件的一项重要技术，它采用动态代码共享技术，不但使整个系统资源得到有效使用，而且增强了应用程序的通用性、稳定性和可扩展性。在现代UNIX操作系统中，系统软件和大型应用软件都采用动态链接技术。本文以Sun工作站使用的Solaris操作系统为例分析其动态链接环境、动态链接库的建立及其使用方法。1 Solaris 的动态链接环境Sun工作站使用的Solaris操作系统(UNIX)为其应用程序提供了很好的动态链接环境［1］。通过系统提供的链接程序(link editor)、共享函数库(shared library)和运行时链接器(runtime linker)，我们可以方便地建立和运行动态可执行程序。1.1 Solaris系统的函数库Solaris操作系统在/usr/lib目录中提供各种函数库，包括各种静态库（lib<name>.a）和各种动态链接共享库（lib<name>.so），这些函数库作为缺省值在编译程序时被系统链接程序链接，根据不同情况生成静态链接或动态链接可执行程序。动态链接可执行程序在运行时还要由系统运行时链接程序动态调用所需要的动态链接共享库［1］。1.2 Solaris系统的链接程序Solaris系统的链接程序ld本质上是一个动态链接程序，即系统对目标码进行链接时，优先选择动态链接库。例如，如果系统在/usr/lib目录中同时存在静态数学函数库libm.a和动态数学函数库libm.so，则命令%cc prog.c -o prog -lm自动链接libm.so，生成动态链接可执行程序。在程序编译过程中，可以采用不同的选项控制系统链接程序的执行，从而得到静态链接可执行程序、动态链接可执行程序［2］或共享函数库。1.3 Solaris系统的运行时链接程序Solaris系统提供的运行时链接器是ld.so，它在动态可执行程序运行时被启动，以选择合适的共享库，控制动态可执行程序的运行［1］。2 建立动态链接库采用动态链接技术设计程序时，除了使用系统提供的标准动态链接库之外，建立用户自己的动态链接库、使用动态链接程序设计接口设计程序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技术。Solaris系统提供的编译程序、链接程序、共享函数库和运行时链接程序为用户使用其标准动态链接库提供了支持，同时也允许用户自己建立动态链接库。Solaris1.x（SunOS4.1.x）和Solaris2.x（SunOS5.x）的链接程序通过生成PIC码(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使动态链接码作到最大限度的共享。PIC码不用修改就可用于任何进程地址中，这样就减少了进程对内存空间的要求和I/O请求，在代码共享的同时提高了系统运行效率［3］。下面我们以C语言为例，说明在Solaris系统中建立动态链接库的方法。2.1 Solaris1.x中动态链接库的建立设需要建库的C语言子程序为f1.c、f2.c、…、fn.c（注意，这些程序中不包含main函数且各源程序文件中没有外部参考全局变量），要建立的动态链接库的名称为mylib，根据UNIX系统函数库的命名规则［1］，要建立的动态链接库的文件名为libmylib.so，建库的步骤和命令如下：* 生成PIC格式的目标码：% cc -pic -c *.c* 将PIC目标码链接成动态链接库：% ld -o libmylib.so.1.1 -assert pure-text *.o* 使用符号链接生成所需要的动态链接库文件：% ln -s libmylib.so.1.1 libmylib.soSolaris1.x生成动态链接库时，版本信息需要一个主号(major)和辅号(minor)，即文件名libmylib.so.1.1的版本号“1.1”中，前一个“1”为主号，后一个“1”为辅号，Solaris2.x中只使用主号。2.2 Solaris2.x中动态链接库的建立设需要建库的C语言子程序为f1.c、f2.c、…、fn.c，要建立的动态链接库的文件名为libmylib.so，在Solaris2.x系统中建库的步骤和命令如下：* 生成PIC格式的目标码：% cc -K PIC -c *.c* 将PIC目标码链接成动态链接库：% ld -o libmylib.so.1 -G -z text *.o* 使用符号链接生成所需要的动态链接库文件：% ln -s libmylib.so.1 libmylib.soSolaris2.x生成动态链接库时，可以使用-h选项记录版本信息。例如，下面的命令将版本号“libfoo.so.1”记录在了libfoo.so.1共享函数库中：% cc -K PIC -h libfoo.so.1 -o libfoo.so.1 f1.c f2.c f3.c这样，使用libfoo.so.1的程序在运行时首先链接该共享库。例如，下面的编译命令% cc -o prog prog.c -Ldir -lfoo使用了libfoo.so.1库，prog程序在运行时自动链接该共享库，即使/usr/lib中的libfoo.so符号链接指向了新版本的libfoo.so.2，这样就保证了依赖于libfoo.so.1程序的正常运行。2.3 新建动态链接库的使用新建的动态链接库可以放到/usr/lib目录中作为标准附加库使用［1］，也可以单独放到其它目录中使用。例如，新建的libmylib.so（可以是符号链接）放到/usr/lib目录中时，使用该库时编译命令如下：% cc prog.c -o prog -lmylib此时的动态链接库为标准附加库。如果新建的libmylib.so放到/home/lib目录中，使用该库时的编译命令如下：% cc prog.c -o prog -L/home/lib -lmylib此时的函数库没有在标准目录位置，编译时应使用-L选项指明其所在位置，运行时应设置LD_LIBRARY_PATH环境变量指明该共享库的位置［1］。3 动态链接程序设计接口Solaris系统提供动态链接程序设计接口函数直接使用动态链接函数库中的函数，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2］。接口函数包括建立动态链接dlopen()、返回共享码地址dlsym()、关闭动态链接dlclose()和动态链接错误处理dlerror()四个函数。下面举例说明他们的用法。设pnum()是当前目录中动态链接函数库libtest.so.1中的函数，其内容如下：/* libtest.so.1中 */#include <stdio.h>...void pnum(int num){printf("num=%d\n",num);}...使用动态链接程序接口函数调用pnum()库函数的程序如下：#include <stdio.h>#include <dlfcn.h> /* 必需包含该头文件 */main(){void *open_handle, /*库句柄*/(*access_handle)(); /*函数句柄*//*装入共享库，获得库句柄 */open_handle=dlopen("./libtest.so.1",RTLD_LAZY);if(open_handle==NULL){printf("dlopen failed: %s\n",dlerror());exit(1);}/*获得pnum函数的句柄 */access_handle=(void(*)())dlsym(open_handle,"pnum");if(access_handle==NULL){printf("dlsym failed: %s\n",dlerror());exit(1);}/* 使用函数句柄调用pnum函数 */(*access_handle)(10);/* 关闭共享库，程序结束*/if(dlclose(open_handle)!=0){printf("dlclose failed: %s\n",dlerror());exit(1);}}该程序非常简单，主函数main直接调用共享库中的pnum函数打印输出一个整数10。程序中的说明行详细说明了接口函数的使用方法。4 结束语建立和使用动态链接函数库是现代程序设计的重要技术，它对提高程序的灵活性和高效性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对于大型应用程序的设计尤其重要，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曹广华 讲师。主要研究方向：UNIX系统、分布式数据采集系统。作者单位：曹广华 袁子龙 李鹏举（大庆石油学院勘探系 黑龙江．安达151400）参考文献［1］ 曹广华. Solaris 系统的动态链接环境与使用. 中国计算机报（光盘Info CD），1998；(4)［2］ SunSoft, Inc.SunOS5.5 Linker and Libraries Manual,Mountain View，1996［3］ Sun Microsystems Inc.SunOS5.5 Online Manual, 1995收稿日期:199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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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1期 Vol.23 No.1 1997基于多通道分解与匹配的笔迹鉴别研究刘成林 刘迎建 戴汝为摘 要 笔迹鉴别是通过分析手写字符的书写风格来判断书写人身份的一门技术.笔迹鉴别的关键步骤是提取反映书写风格的笔迹特征.笔迹特征包括笔划位置、方向、搭配关系等，它们可以通过图像多通道分解提取和表达出来.本文提出一种用于笔迹鉴别的二值图像多通道分解方法，利用字符的笔划方向性先进行方向分解，然后对每个方向的子图像进行频带分解.用分解后的采样信号值作为笔迹特征，用特征匹配方法进行书写人识别，得到了很好的实验结果.关键词 笔迹鉴别，笔迹特征，多通道分解，方向分解，频带分解，特征匹配，书写人识别.WRITER IDENTIFICATION BY MULTICHANNELDECOMPOSITION AND MATCHINGLIU CHENGLIN LIU YINGJIAN DAI RUWEI(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Abstract By writer identification (WI), the writer of a handwritten document is detected by analyzing the writing style. The crucial stage in WI is the extraction of individual features which reflect the writing style. There are many informative individual features, in which are the stroke position, direction, and the collocation. Some features can be represented simutaneously by multichannel decomposition (MCD) of images. In this paper, a MCD approach of binary images for WI is presented. The image is decomposed into directional subimages according to strokes direction, and then each subimage is further decomposed into several frequency bands. Finally, the sampled values of subband images are used as individual features for WI. Promising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writer recognition experiments by feature matching.Key words Writer identification, individual features, multichannel decomposition, directional decomposition, frequency band decomposition, feature matching, writer recognition.1 前言笔迹鉴别(Writer Identfication, WI)［1］是通过分析和比较手写笔迹的书写风格来判断书写人身份的一门科学和技术.笔迹鉴别的方法根据所考察的对象和提取的特征可分为两大类［1，2］：文本独立(text independent)方法和文本依存(text dependent)方法.文本独立方法从大量字符集提取与字符类别无关的特征，如布局、字符大致形态等.文本依存方法从检验笔迹和参考笔迹中选择相同的单字(称为特征字)进行比较.与文本独立方法相比，文本依存方法可以对字符形状和书写风格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可以得到更高的鉴别率和可靠性.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文本依存笔迹鉴别方法，是通过对字符图像进行多通道分解和匹配得到的笔迹特征距离度量.计算机笔迹鉴别的研究进行了30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提出了很多方法［1］.笔迹鉴别的文本独立方法主要有变换法(谱分析法)、自相关法、游程直方图法、笔段直方图法等.文本依存方法主要有标准模板变形法［3］、线段高阶相关法［2］、弧模式频率法［4］、方向指数直方图法［4］、笔划匹配法［5］等.但是总的说来，目前计算机笔迹鉴别水平还不是太高，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计算机笔迹鉴别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笔迹鉴别工作的自动化，因此在研究中必须针对应用背景，考虑方法和手段的实用性.与传统的模式识别问题不同的是，笔迹鉴别所考虑的书写人和所利用的字符类别是不定的，因此不能进行离线学习，这就对特征提取和比较判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迹鉴别的过程是对检验笔迹和多个嫌疑人的参考笔迹进行比较，找出书写风格最相似者判定为检验笔迹的书写人.为了得到可靠的鉴别结果，计算机笔迹鉴别的一种可行的方案是：将检验笔迹与所有参考笔迹进行比较，计算笔迹特征相似度，然后按相似度大小对嫌疑人进行排队，判定相似度最大者为检验笔迹书写人，或保留部分相似度较大的嫌疑人作为重点嫌疑对象，然后再由人工专家进行分析认定.比较两份笔迹时，先找出检验笔迹和参考笔迹中的相同字(特征字)，计算特征字的相似度，然后结合多个特征字的相似度得到整个笔迹之间的相似度.特征字的比较是一个匹配过程，通过匹配计算相似度或距离.为了便于结合多特征字的信息，不同类别的特征字比较结果(相似度或距离)应归一化(值域与字符类别无关).本文提出一种新的特征字比较方法，基本思想是先对检验字符和参考字符图像分别进行多通道(方向、频带)分解，以子带图像的采样值作为笔迹特征，然后计算特征之间的距离，根据此距离进行书写人识别.字符图像的多通道分解是分方向分解和频带分解两步分别进行的，具有物理意义明确，计算速度快等特点.2 多通道分解的基本思想手写字符的笔划位置、笔划方向和搭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笔迹特征，通过对字符图像进行多通道分解(Multichannel Decomposition, MCD)，这三个方面的特征都可以被提取和表示出来.笔划之间的搭配关系可以看做是一种纹理特性，对应一定的频谱分布.MCD将信号分解成不同频带的子信号，从而不同频谱的信号有不同的分解结果.MCD的频带选择具有方向性，而空间频率方向又和字符笔划方向有一定对应关系，因此不同笔划方向的字符图像具有不同的分解结果.MCD在空间域和空间频域同时具有分辨能力，因此笔划位置信息也在分解后的子图像中反映出来.在文献中已有用纹理分析方法提取字符的笔划搭配特征进行笔迹鉴别的报道，如文献［2］的线段高阶相关法和文献［6］的游程直方向图法，但这些方法提取的特征都是全局的，笔划方向特征也没有显式表达，因而鉴别能力不够.文献［5，6］的方向指数直方图法(Directional Index Histogram, DIH)显式利用了笔划方向信息，但没有进行频带分解.本文提出的方法同时对字符图像进行方向和频带分解，而且利用了笔划位置信息，相当于一种空间域/空间频域联合表示［7］.信号的多通道分解和表示有很多种方法，常用的如DOG表示［7，8］、Gabor变换和小波变换［9－11］等.DOG表示是一种传统的信号多通道分解方法，通过不同带宽的低通滤波器之差得到带通滤波器，它的不足是没有方向选择性.Gabor变换和小波变换可以同时具有频率和方向选择性，是近年来很受重视的信号分析方法.基于多通道分解或类似思想的信号分析方法已在字符识别、签名验证等领域得到了成功的应用［12，13］，虽然Gabor变换和小波变换的数学基础比较成熟，在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中也取得了成功的应用，但运算太大.对于字符图像的处理，运算量是可以大大减少的.我们在笔迹鉴别中的多通道分解是采用方向分解与DOG分解相结合的方法.DOG滤波器是各向同性的，不过我们可以在频带分解之前利用笔划的方向性对字符图像进行方向分解，然后再对每个方向的子图像进行频带分解.这样，最后的分解结果具有频带和方向选择性.这种分解方法利用了字符图像的特点，相对于Gabor变换和小波变换而言，大大减少了计算量.图像多通道分解的结果不是尺寸不变的，因此在字符图象的分解之前要进行尺寸归一化.在笔迹鉴别中，字符图象的归一化要求保持形状不变，即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比例因子相同.归一化后的点阵大小是64×64.3 字符图像方向分解方向指数直方图法(DIH)［4］是一种利用轮廓点的方向进行模板匹配的识别方法，在字符识别和笔迹鉴别中都得到了成功的应用.DIH只利用了笔划轮廓点信息，这样可以克服笔划厚度对特征值的影响.但是，只利用轮廓点信息得到的局部笔划方向和频谱分布都不太稳定，因此我们需要同时对轮廓点和非轮廓点进行方向分解.字符图像的方向分解过程是：对所有前景点(笔划点)，根据其局部笔划方向赋予一个方向值(水平、左对角、垂直、右对角，分别用0、1、2、3表示)，然后把四个方向的笔划点分别分配到对应的方向子图像中去.轮廓点的分解可以沿用DIH的方法，根据轮廓点与相邻轮廓点的关系赋予方向值，具体方法如下.轮廓点是至少有一个4-邻域点为0的前景点.当轮廓点只有一个4-邻域点为0时(如图1(a)所示)，该点的笔划方向等于为0的4-邻域点方向的垂直方向.当轮廓点有两个4-邻域点为0时，若为0的两个4-邻域点相对(如图1(b)所示)，笔划方向等于它们连线的垂直方向；若为0的两个4-邻域点相邻(如图1(c)所示)，笔划方向等于它们连线的方向.当轮廓点有三个4-邻域点为0时(如图1(d)所示)，该点的笔划方向等于不为0的4-邻域点方向的垂直方向.轮廓点的四个4-邻域点都为0时，可看做是噪声点，不予考虑.图1 轮廓点邻域结构(X可为1或0)对于非轮廓点(内部点)，其笔划方向的确定是先找出与该点距离最近的背景点，以该背景点与内部点连线方向(量化到四个值)的垂直方向作为笔划方向.寻找内部点的最近背景点的任务可用距离变换来完成，因此计算量是很小的.这里采用的距离变换是符号欧氏距离变换(Signed Euclidean Distance Tranform, SEDT)［14］，它可以给出最近背景点相对当前黑点的相对坐标，从而可以得到最近背景点的位置，由两点之间的相对坐标可以计算连线的方向.为节省篇幅，SEDT的具体方法这里不做介绍.得到每个内部点的最近背景点相对坐标(LX,LY)后，两点间连线的方向角的正切(1)得到方向角θ的量化值(2)最后，内部点的笔划方向(连线的垂直方向)等于(3)得到所有笔划点的方向后，字符图像f(x,y)方向分解的结果是(k=0,1,2,3对应四个方向)(4)4 频带分解：滤波和采样方向分解后，对每个子图像进行低通滤波和带通滤波.低通滤波器采用圆对称的Gauss滤波，其脉冲响应函数是(5)滤波过程是图像信号与脉冲响应函数的卷积.Gauss滤波器的频率转移函数为(6)其中 σu＝1／2πσx.Gauss滤波器的带宽与σu成正比，与尺度σx成反比.由两个不同带宽的低通滤波器相减，可以得到带通滤波器(DOG)(7)其中，尺度 σ1＜ σ2，一般满足 σ2=2σ1 或 σ2=σ1［8］.在我们的实验中用了三个不同带宽的低通滤波器对子图像进行滤波，取两个带通信号和一个低通信号(最低频)用于笔迹鉴别.带通信号是对两个低通信号相减得到的.按照图像采样定理［15］，信号的采样频率应大于或等于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这就是说，对于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最高频率umax和vmax，采样频率满足fx≥2umax, fy≥2vmax. (8)我们使采样频率等于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而低频信号的带宽可近似地以低通滤波器的带宽来代替.但是Gauss滤波器是无限冲激响应滤波器(IIR)，因此其带宽的计算也是近似的，是包含信号大部分能量的频带.经过计算，我们发现以σu作为低频信号的带宽比较合适［16］.滤波器的参数与信号的采样周期之间也有一定关系.设采样周期为ts，则采样频率为 fs=1/ts,fs与带宽σu之间存在关系 fs＝2σu，而σu=,因此可以得到低通滤波器的参数σx=ts/π (9)在实验中，三个低通滤波器对应的采样周期分别是8，16和32，由(9)式得到它们的尺度分别是σ1 =2.546,σ2=5.093和σ3=10.186,它们的脉冲响应函数分别表示为 g1(x,y)，g2(x,y)和g3(x,y)，经过低通滤波的图像分别表示为 f1(x,y)， f2(x,y)和f3(x,y).f1(x,y)的采样点是字符图像中8×8个子区域的中心.f2(x,y)的采样点应是4×4个子区域的中心，但由于要计算低通滤波输出之差 f1(x,y)-f2(x,y)，对那些与 f1(x,y)相同的64个采样点同样需要计算f2(x,y)的值. f3(x,y)的采样点应是2×2个子区域的中心，同样也要计算8×8个点的值.考虑字符在k方向上的子图像 f(k)(x,y)，k=0,1,2,3,经过低通滤波分别得到不同频带的低通信号f(k)1(x,y)，f(k)2(x,y)和f(k)3(x,y).对每个方向的信号进行频带分解：f(k)1b(x,y)＝f(k)1(x,y)－f(k)2(x,y)， (10)f(k)2b(x,y)＝f(k)2(x,y)－f(k)3(x,y). (11)f(k)1b(x,y)，f(k)2b(x,y)和f(k)3(x,y)各有8×8个值，对f(k)2b(x,y)进行区域平均得到4×4个采样值，对f(k)3(x,y)进行区域平均得到2×2个采样值.这些值对字符的黑点数归一化(以消除笔划厚度的影响)后作为笔迹鉴别的特征.特征的总维数是4×(64+16+4)=336，高、中、低三个频带分别有256、64和16个值，按顺序排成特征矢量f.5 特征匹配的距离度量计算两个字符笔迹特征之间的距离，既要考虑单个频带特征的距离，又要将不同频带的距离结合起来.将三个频带的距离结合起来时应考虑不同频带对模式可分性的贡献.但是，对于不同的字符，信号不同频带所占比例相差很大，因而对鉴别所起的作用也很不一样.比如，简单字符低频分量多，鉴别时主要是低频部分起作用，而复杂字符的高频分量多，鉴别时中频和高频部分作用也比较大.因此，在结合不同频带的距离时，只能以频带信号所占比重对距离进行加权.对于两个字符的特征矢量f1和 f2，计算距离度量如(12)式，该距离考虑了不同频带信号能量对鉴别所做贡献的大小，并且是对字符归一化的.(12)中频和低频信号的采样值分别乘以倍数4和16，因为它们的采样点数只有高频信号采样点数的1/4和1/16.实验证明，这种距离度量是比较稳定的.6 实验结果为了对上面介绍的特征字比较方法进行检验，进行了基于单字比较的书写人识别实验.实验的样本是从20个人书写的笔迹文本中挑选出来的重复频率较高的特征字，这样的字有25类.对于每个类别特征字的多个样本，选一个作为参考样本，其余均作为检验样本.将检验样本与20个人的参考样本比较，计算距离度量，按距离从小到大进行排队，找出与检验样本书写特征最相似的书写人(包括前五位候选).单字的笔迹鉴别正确率是有限的，为了检验多个特征字组合的鉴别效果，我们分别结合5个、10个、15个和20个特征字的距离度量进行书写人识别.结合的距离度量等于多个特征字距离的平均值.基于单个字和多个字结合的鉴别结果如表1所示.作为对比，表1还给出了方向指数直方图法(DIH)的实验结果，该结果是用同样的实验过程和样本得到的.表1 基于单个字和多特征字结合的书写人识别率(%)方法字数识别率二候选三候选四候选五候选MCD1510152059.4095.8499.8410010071.4198.1210010010078.7498.8810010010082.9499.4410010010086.4499.64100100100DIH1510152054.8791.9699.1699.7210068.3896.8099.8010010075.7998.3699.9210010080.3399.1699.9210010083.9599.6099.96100100DIH是迄今国外文献中介绍的笔迹鉴别方法中效果最好的一种，我们提出的MCD方法得到的结果又比DIH提高了很多，这从表1可以看出.用单个特征字进行书写人识别时，DIH的识别率是54.87%，前五候选正确率83.95%，而MCD的识别率达到了59.40%，前五侯选正确率86.44%.多特征字结合时，MCD的结果也好得多，10个字结合时前二候选正确率就达到了100%，15个字结合时第一候选达100%，而DIH达到同样结果需要多5个特征字.7 结束语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文本依存笔迹鉴别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分别对检验字和参考字的图像进行多通道分解，用分解后子图像的采样值作为笔迹特征，计算特征字之间的距离.字符图像的多通道分解是分方向分解和频带分解两步进行的，计算量较小.距离度量是对不同频带特征距离的组合，而且对不同类别的特征字距离度量是归一化的.基于单特征字和多字结合的书写人识别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新方法的鉴别性能是非常好的，识别率明显高于方向指数直方图法.多特征字结合的书写人识别率之高说明这种方法已达到实用水平.作者简介：刘成林 1967年出生，1989年于武汉大学获学士学位，1992年和1995年分别于北京工业大学和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模式识别、人工智能、信号处理、文字识别等.刘迎建 男，1953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进入南京通信工程学院计算机系学习.1982年毕业后到总参通信部工作，1987年被破格录取为中科院自动化所在职博士生.现任中科院自动化所副研究员、文字识别实验室主任、中自汉王科技公司总经理.主要从事手写汉字识别研究和高科技产业工作，曾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等多项奖励，发表论文20多篇并有多项专利.戴汝为 云南昆明人，1933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从事自动控制、模式识别、人工智能、智能控制及思维科学的研究.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技术科学学部副主任、国家攀登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国家自然基金委学科评议成员及负责人、中国加拿大环境与资源保护中心专家主任等职，并受聘于清华大学、汕头大学等三十余所高校任教授、兼职教授.长期担任国内外学术杂志主编，已培养硕士生、博士生40余名.近年来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的直接指导下，在某些交叉性科学的前沿领域共同进行合作研究.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北京 100080参考文献［1］ Plamondon R, Lorrete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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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6695 【原文出处】现代国际关系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2-6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 作 者 】杨明杰/王在邦 【复印期号】199604 【 标 题 】国际政治形势回顾与展望 【 正 文 】 一、1995年回顾1995年正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50周年，世界各国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性年份里，从回顾历史中寻求启示，调整政策，更加着眼未来，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流同强权政治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国际关系在许多方面经历着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一）全球多边高层外交活跃，和平与发展的势头明显增强。通过联合国50周年纪念大会、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第11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等一系列世界性和区域性大会，各国领导人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共同规划新世界，在诸多领域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和平、发展、平等与正义的宗旨再次得到肯定；核不扩散机制进一步强化；区域及跨区域经济合作更加深入、具体、务实；维护独立自主的原则更加深入人心，少数大国颐指气使、强加于人的作法日益不得人心，发展中国家对新形势下强权政治的认识、抵制进一步加强。（二）大国关系经历深层次调整，一超与多强的矛盾突出。美国“一超”的优越感与危机感同时增强，试图主宰世界的气势有所上升；俄罗斯的大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增强，维护其传统势力范围的姿态趋硬；英、法和德、日谋求发挥其大国作用的力度也明显加大。大国外交既注重国际格局的现实，又着眼于在未来格局中谋求有利定位，一超与多强的战略目标相互抵触，未来大国关系的基本框架在现实碰撞中开始调整：美国力图削弱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引起俄强烈反弹，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理想色彩淡化，一度被掩盖的战略对手态势再趋明朗；美国对华战略以接触为名、行遏制之实，两国关系基本框架经受一次大幅度颠簸；美日、美欧关系经过不同程度摩擦与调整后，彼此间就维护现存同盟关系开始达成新的共识；美压俄抑中，促使中俄两国共同利益增多，建设性伙伴关系进入巩固、充实和拓展的新阶段；中国与欧盟各国的关系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和发展。其他大国政策调整中对中国的考虑明显增多。（三）西方国家遭受内部政治社会问题的强烈冲击，原苏联、东欧地区左翼力量明显上升。东亚经济模式影响扩大。美国、日本、法国等国恶性恐怖案件触目惊心；美国政府与国会间的预算危机导致部分联邦政府部门两度关闭；西欧政坛丑闻不断，传统政党威信大跌；日本政界共识减少，桥本新政权维系联合的纽带脆弱；等等。这表明西方国家执政当局根基普遍薄弱，运作机制的弊端充分显露，政治、社会和种族矛盾大幅上升。同时，左派力量在原苏东国家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前苏东地区27个国家中，中、左派已在23个国家中执政；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波兰总统，波兰政治的瓦文萨时代结束；俄罗斯共产党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中国稳定、改革和发展的成功道路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不断增长。（四）重大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取得显著成果， 大国对地区冲突的介入程度明显加深。波黑三方在巴黎正式签署全面和平协议，历时近4年的波黑战火基本平息；巴以达成并开始实施第二阶段巴勒斯坦自治协议，叙以和谈得以恢复，中东和平进程取得又一重大阶段性成果；朝美核框架协议中轻水反应堆问题解决，朝鲜半岛局势继续缓和；俄罗斯―车臣与纳―卡冲突得到控制。与此同时，一些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卷入地区冲突的程度加深，彼此间的矛盾进一步展现，致使地区问题国际化、大国化，增添了热点问题的复杂性，如波黑问题受大国矛盾与西方强权干涉的影响，多次出现反复。（五）中国外交工作刚柔相济，有力地回应了外部势力的挑战。中国综合国力继续发展，对现存国际力量结构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中国威胁”论继续泛滥，“遏制中国”论有所抬头，外部势力在台湾、香港和西藏等问题上，对我制造了诸多麻烦。我外交工作遇险不惊，沉着对应。通过高层互访，扩大了友好队伍，改善了周边环境，遏制了“台独外交”的势头，促进了对外经贸发展，增强了我国国际影响。二、1996年展望1996年将是又一承前启后的重要年头。世界正式跨入战后第二个50年发展时期，各国将更加冷静地着手解决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并可望取得一系列具体成果。受美俄等国大选进程牵动，国际关系将在现存基本框架下发生不同程度的微调与起伏。（一）美俄日等国选举年政局复杂多变，执政当局根基薄弱。美国大选前景不明。克林顿决意谋求蝉联，共和党可能推出多尔与之一争高下。美国经济势头迄今未减，短期内衰退的可能性不大；共和党求胜心切，旗帜早打，在选民中的威信下降；克林顿“外交低能”形象有所改观。因而，目前竞选形势总体上对克林顿略为有利。然而，经济复苏带来的实惠与大多数选民的期望相去甚远；相当一部分选民对两党政治失去信心，持票待观，游离票源很大；民主党内临战失和，倒戈现象严重。克林顿的竞选地位仍相当脆弱。鉴此，共和党将继续利用国会为克林顿政府制造麻烦，奋力一搏：一是在预算问题上保持压力；二是利用白水事件大做文章，多尔将白水事件与水门事件相提并论，并公开声称白水事件将成为选举中的一个问题；三是在外交领域相机发难。竞选双方旗鼓相当，斗争将异常激烈。俄政局变数很大。杜马选举将从两方面牵动俄政局发展。一是内阁构成的中性色彩增强。俄共成为杜马第一大党并力求联合中左派力量以形成杜马中最大政治派别，将推动叶利钦更加倚重切尔诺梅尔金，以继续其改革方针，防止俄共重新掌权；现政府从确保政策连续性出发，已经并将继续更换某些内阁成员，设法减少政府与杜马间的对立。二是在6月总统选举中，俄政治势力的天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向右回摆。杜马左倾化趋势加强，将推动民主派力量寻求重新整合；由于农业党和公众大会在杜马选举中失利，中左派力量的联合也面临诸多困难，久加诺夫和列别德在总统选举中对叶利钦的威胁减弱。这种形势可能促使叶利钦在2月份正式宣布谋求竞选连任。然而， 由于健康状况和改革成效不佳，叶利钦也可能与切尔诺梅尔金同时参选，并可能在大选临近时主动退出，以确保切尔诺梅尔金为首的民主派获胜。日本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加剧，自民与新进两党对峙局面趋于明朗。村山辞职，桥本龙太郎继任首相，三党联合政权中的自民党色彩更加浓厚。然而，由于社会党和新党魁党首脑无意留任于新内阁，执政三党联盟失和，桥本政权基础薄弱。小泽一郎出任新进党党首，并以举党一致地夺取政权为己任，更对现政权构成严峻挑战。自民与新进两党对峙局面实际上已经形成。近期，双方将围绕是否解散众院、提前举行大选展开一场角逐。桥本将尽可能推迟解散众院举行大选，以维持自民党主导的三党联合执政体制。另一方面，以村山辞职为契机，小泽问鼎心切，舆论也主张尽快取信于民。自民党与新进党将在年内展开一场生死较量，桥本内阁危机四伏，仍然难以摆脱过渡政权的阴影。（二）现存国际格局变幅不大，新型大国关系的磨合过程有惊无险。美俄关系：俄对外政策大权操在政府与总统手中，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上升会促使大国主义进一步抬头，但对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不大；俄目前实力有限，难以承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激烈对抗；选民关注的焦点在于恢复秩序与改善生活等国内问题。因此，总统选举前，当局将谨慎维护其大国利益，不时在有关问题上稍做姿态以免中左派借题发挥，但对美政策不会进行大幅调整；反对派总统候选人为扩大选民基础并为当选后的政策做铺垫，也不可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摆出过分好斗的姿态。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已明确表示，他热爱和平，西方根本不必害怕他及俄共的“镰刀锤子”图案。〔1〕鉴于俄中左派力量上升， 总统选举形势微妙，叶利钦等民主派候选人面临严峻挑战，美仍将在北约东扩和波黑等问题上保持克制，以避免过分刺激俄大国主义情绪，防止中左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影响进一步扩大。因此，美俄关系的摩擦将暂时趋于淡化。美欧日关系：美国将谋求进一步理顺与欧、日的同盟关系，维护其在同盟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欧洲，美国将着力落实马德里欧美首脑会议签署的《跨大西洋新纲要》和《欧美共同行动计划》，维持彼此间合作，避免在竞争中相互伤害，巩固其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对日本，美将借克林顿4月访日之机，签署日美安全保障宣言， 设法缓和冲绳事件引起的反美情绪，并企图在所谓的“中国因素”问题上谋求共识，巩固新的日美安全同盟体系。另一方面，欧日谋求自主外交和独立防务的力度将有所加大。其中，日本将在新的日美安全保障体系下加速其大国化进程，扎扎实实地增强其防卫努力，进一步提升其武器装备水平。日已确定1996年度防卫费用比上年度增长2.58％。欧盟政府间会议将在谋求共同外交与防务政策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法国外长德沙雷特已明确表示，法国不打算接受一个被美国统治的单极世界；法国防部长米永则主张西欧联盟建立一个欧洲参谋部，使大西洋联盟建立在“两个平等的支柱”之上。法德两国将成立联合公司，在军事卫星和导弹领域开始具体合作。此外，美欧日将围绕区域合作问题展开新的竞争。欧盟通过欧亚首脑会议，加快参与东亚地区经济的步伐，将使美欧日三方角逐亚太地区的态势更趋明朗；欧盟逐步实施东扩、南下战略，美国在中东欧、地中海和北非地区进一步面临被排挤的危险，因而将被迫做出某种反应，特别是加大对北非的外交力度。欧日加紧对拉美地区的渗透，美国在“后院”的独占地位进一步受到挑战。美欧日三方在现存关系框架下展开新的竞争，将使美国在维护其领导地位过程中遇到更多的麻烦。（三）核不扩散机制进一步强化，新军备竞赛的危险令人担忧。全面核禁试条约（CTBT）的谈判进入最后较量阶段并可望于年内签署。去年通过的核不扩散条约（NPT）原则和目标宣言明确规定，不迟于1996年结束关于CTBT谈判，美英法德日五国也于去年10月中旬达成非正式协议，主张在今年4月上旬以前实质上结束该条约谈判并在9月签署。因此，要求加快条约谈判的压力将明显加大。但条约文本中尚有1200处政治和技术方面的分歧有待解决，条约能否按美国提出的时间表如期达成，令人怀疑。CTBT的签署标志着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进一步加强。但是，NPT和CTBT本身的局限性以及核查技术水平的不平等， 将使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效力大打折扣。NPT只阻止无核国家研制、 获取核武器，却不阻止有核国家拥有、改进甚至使用核武器；CTBT也只禁止核试验，而不禁止维护核优势及使用核武器；核查对技术强国有利，发达国家可借此获取军事、经济情报，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国家机密构成新的威胁；特别是美国业已宣布将于今年开始进行一系列“亚临界核试验”，力求超越CTBT的约束，确保能够在计算机上设计新的核弹头，维持其核优势。因此，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该问题上的旧矛盾难以解决，而且可能出现新的矛盾。同时，随着美日韩等国或地区加紧发展反导弹防御系统，新军备竞赛的危险令人担忧。美参议院已通过决议，要求美应在2003年以前建立一批反导弹基地，并规定1996财政年度拨款30亿美元用于发展反导弹防御系统。美俄于1995年12月6 日就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达成协议，解除了对高速导弹防御系统的限制。日本用于反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经费将从1995年的20万美元猛增至470万美元。 美韩将继续在朝鲜半岛部署“爱国者”导弹，台湾将于年初派员赴美，商谈购买美战区反导弹防御系统。美日等发展反导弹防御系统，谋求新的战略优势，无疑将损害中等核国家战略核力量的有效威慑能力，破坏现存战略稳定性，诱发新军备竞赛，干扰国际裁军与军控进程。（四）重大热点的政治解决继续加快，个别地区可能有所反复或出现新的冲突。中东和平进程继续有所进展，但某些问题最终解决的前景不容乐观。随着拉宾遇刺和佩雷斯继任，以色列外交的拉宾时代宣告结束，佩雷斯将以其特有的风格加快中东和平进程。以色列可望完成从约旦河西岸撤军，塔巴协议中规定的其他具体内容也将逐步得到全面落实。此外，以色列准备在戈兰高地问题上向叙利亚做出重大让步，同时谋求与美国达成一项防务公约，由美国为其提供预警和防务支持，以缓和国内舆论的压力；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已明确表示，如果以色列在谈判中进一步采取灵活态度，叙将支持加快中东和平进程；克里斯托弗最近在中东进行的穿梭外交，说明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力度也明显加大。种种迹象表明，叙以和谈有可能在年内取得某种进展，并推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谈判进程出现转机。另一方面，随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诸如耶路撒冷归属和巴勒斯坦政治地位等具体问题将更加引人注目，其最终解决的难度依然很大。波黑重建任重道远，有关各方介入步伐可能加快。波黑冲突各方签署和平协议、波黑塞族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及北约接替联合国维和部队使命后，波黑和平进程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维和与重建问题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一是西方设计的波黑国家形态能否正常运作令人怀疑。根据协议，波黑将形成“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和三支军队”的特殊结构。由于穆、塞、克三大民族间的积怨甚深，波黑国家内部缺乏凝聚力，三方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和睦相处。二是北约维和使命极具风险。波黑塞族公决拒绝代顿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北约拒不接受联合国波黑维和受挫的教训，继续奉行以武力强制实施和平的政策，特别是美国与土耳其就加强波黑穆族军队达成协议，继续偏袒穆族，可能招致塞族报复，从而引发波黑战火重燃。克林顿很可能继索马里之后，在喀尔巴阡山再摔一个大跟头。三是美欧俄将围绕波黑重建与维和问题展开新的争夺。美国冒险出兵波黑，旨在加紧实施其巴尔干战略，暗中推动北约东扩以巩固其在欧洲安全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扩大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欧盟也将力求主导波黑政治经济重建工作，这可能导致美欧争执进一步加深；东欧地区原华约诸国参加波黑维和以加强与北约联系，可能强化北约东扩战略，从而使俄罗斯在北约东扩问题上面临更加难以应付的局面。再一方面，阿富汗内战可能出现扩大化趋势，印巴在克什米尔的争端可能升级。（五）“遏制中国”论受到诸多牵制，中国总体外交环境将继续有所改善。美国总统选举可能引起新的对华政策大辩论，“遏制中国”论再泛及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短期行为将导致两国关系再次出现颠簸。然而，由于中美在战略上拥有诸多共同利益，双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亚太各国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已取得明显共识，“遏制中国”论难成气候，中美关系仍将保持交往不停、摩擦不断、斗而不破、合作共存的基本特征。中国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将稳步改善与加强。其中，中俄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叶利钦访华将使两国关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日本少壮派力量上升，对华姿态可能趋于强硬，但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大方向难以逆转。在核试验问题上，中国将保持应有的克制并在CTBT签署后停止试验，日本则表示不将核试验与日元贷款联系在一起。中欧、中印和中越关系稳步发展，合作面将有所扩大，中国与拉美地区主要国家的伙伴关系也将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注释：〔1〕路透社莫斯科1995年12月17日英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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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811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159-166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俞玄穆 【复印期号】199707 【 标 题 】白朴散曲的艺术风格与历史地位 【 正 文 】 （〔韩国〕 俞玄穆）元代著名的杂剧作家大都兼擅散曲，白朴即是一例。关于他的散曲的艺术成就，有些论者甚至认为高于其杂剧。例如，梁乙真指出：白朴的散曲“颇俊逸有神，而小令尤为清秀。当我们读他的剧曲时，每为他华美婉妍的辞句所感动，但一读到他的散曲，则知其中更包含着豪放、俊爽、秀美诸点，其成就却高出其剧曲之上。”（《元明散曲小史》第一章）蒋伯潜也认为“白朴的散曲较其剧曲更佳”（《词曲》第五章）。这些看法或许是仅就曲词而言，有取其一点之病，但白朴散曲的确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却是不争的事实。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艺术风格与历史地位问题略陈管见。一、白朴散曲的风格与流派在散曲学史上，对于白朴散曲的风格及所属流派的解释与划分是分歧最大，争论最多的。明初著名曲学家朱权最先对白朴的风格作出概括：“白仁甫之词，如鹏搏九霄。风骨磊块，词源滂沛，若大鹏之起北溟，奋翼凌乎九宵，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太和正音谱》）。这分明是说白朴之曲气势磅礴，笔力雄健，应该划入高旷豪放一派。后来何良俊又认为“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曲论》）。简淡即简要平淡，或简明清淡，与朱说相去已远。照此则应把白曲归入本色质实一流。近代著名散学大师任讷则明确标榜白朴为“豪放之尤者”。（《散曲概论》卷二）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第一章则针锋相对，把白朴划入清丽派。陆侃如、冯沅君评论说：“虽也有以豪放名的散曲，如《劝饮》、《渔父词》诸作，但究以俊爽秀美者为多。”（《中国诗史》７５１页）郑振铎也说：“他的散曲，俊逸有神，小令尤为清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十九章）赵景深曾著文《辨白朴非豪放派》，指出：“我对于后二书的论断（指陆冯与郑氏之说）有大部分的同意，而对于前一书的论断（指任讷之说）则持反面的意见。任中敏所辑元四家散曲，其中白朴有小令三十六首，套数四首，倘若仔细分析每一首散曲，则可以算作豪放派的，除了陆、冯所举的《劝饮》和《渔夫词》外，也只有［庆东原］第一首，［阳春曲］《知己》第四首（这曲子，陆、冯且以为‘似豪放而实深婉’），《佳人脸上黑痣》和《对景》各一首，一共只有九首，还不到全部散曲的四分之一。所以因这极少数的豪放散曲而断定白朴为豪放派，是极不妥的。其余三十一首都可以归入清丽一派。任氏或者是受了王国维的暗示，我想。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说，“‘仁甫似苏东坡’，也是同样不恰当的。即以戏曲而论，白朴传世之作《梧桐雨》、《墙头马上》等也都属于清丽派而不属于豪放派。”《转引自谭正璧《元曲六大家传略》）。赵景深把前人的说法综合在一起，进行了辨析，认定白朴当属清丽派，而不能属于豪放派。一个存曲仅三十多首的白朴，对于其风格的把握和流派的归属竟然会引起如此多的争论，甚至有不少意见互相对立，水火不容，其根本原因何在呢？这里首先关涉到对风格与流派的认识与理解，若仔细加以寻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从客观上说，任何一位大作家的风格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必然是一个多样化的存在。白朴散曲就是如此，既有许多豪放旷达之作，如《劝饮》，也有不少深婉绵丽的作品，在客观上就是一个复杂丰富甚至相反相成或多样互补的统一存在。把他划入任何一派都可据其相反风格的作品予以反证。２．从主观上说，风格本来就是抽象的，而且是相对的，带有见仁见智的性质。评价者着眼点不同，参照物不一，都可以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散曲学史上对任何一位大作家的风格评论几乎都没有取得过一致的看法。如关汉卿，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说他“造语妖娇，却如小女临杯”，象少女一样腼腆；而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又说他“如琼宴醉客”，言其放纵恣肆。白朴的情况更是如此。风格论者的个人主观的成分太多，是造成分歧的一个原因。３．以往元代散曲的流派划分还缺乏科学性，经不起推敲，划分的标准也欠明确，如把元散曲从总体上分为豪放、清丽两派，本身就存在着问题。事实上豪放多指的是内容精神，所以，那些隐逸避世的作品，往往被归于豪放派。而清丽则偏重于语言风格，凡讲究词藻文采，用语华丽的多视为清丽派。这二者有交叉之处。豪放曲既可出之以本色爽利之语，也可以清词丽句加以表现；反之，文采华丽之语既可以用来表达婉约细腻的情感，也同样可以表现放达超越的思想。二者并不矛盾，不在同一逻辑的平面上。在元人散曲中这种互相交叉的情况是常见的，体现在白朴身上也是如此。４．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对于风格的把握与表述都须使用形容词，而形容词本身的特点之一是它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不能够作为定性定量分析。同一个术语，不同的人使用，可以产生很大差异，甚至可能是指相反的东西；而不同的术语却可能是指同一个现象。许多纷争往往是由语言误会引起的。如果不先行对所用术语、概念进行界定说明，使风格论仅仅停留在粗糙的肤浅的直觉印象阶段，那么这种风格论就是非科学的，没有什么意义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有关风格理论的几条原则和方法，作为白朴散曲风格研究的前提或基础。１．风格具有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层次性特征。风格的共性与一般性构成流派，形成流派风格，使一个作家群体在审美上呈现出一种统一的表征；这叫流派风格。此为风格的第一层含义。风格的个别性质特殊性则构成作家独有的个人的艺术表征，是作家个人的气质、性格、生活经验和文化素质的综合反映，也是这个作家与同流派其他作家的区别所在。这是风格的第二层含义，也是最为根本的意义。这种作家独有的，与他人不一样的艺术表征，才是我们研究把握的作家风格。捕捉、把握作家的个性风格必须从流派的划分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在比较中加以确定，这是必要的步骤。２．风格具有多样性，又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统一性和稳定性构成主要风格或代表风格，捕捉、把握作家的个性风格，必须以其多数作品为根据，而不能随便拿出任何一首作品去代表作家的风格，例如，苏东坡是历代学者公认的有名的豪放派词人，一提起苏东坡，我们就会想起他的“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名句，其实他也有不少婉约的作品，而其主要风格，则应当是以豪放为代表的。问题的关键是，抓住了作家的主要风格，并不等于把握了作家的全部，还必须注意那些次要风格的作品。这样才能达到对一个作家全貌的认识。３．就元散曲来说，因其题材范围较窄，不像诗词那样内容丰富，所以风格主要是通过语言层面呈现着。我们倾向把元散曲从总体上分为文采派和本色派的意见，而不取豪放派和清丽派的二分法。因为这对概念不甚科学。和豪放相对的应当是婉约、深婉，而不应是清丽。清丽的内容不一定是婉约，清丽的对立面应是俚俗朴实。４．所谓文采派指语言表现上反映出来的讲究词采和文雅的一种审美观。这派作家的作品中虽然也偶有使用谐俗、俚质的口语化篇章和句子，那是散曲文体出身于市井通俗歌曲的遗留。但就其整体上而言，则文人化、诗词化的痕迹和色彩较为浓厚。其作品的意境、意象都与诗词相近，语言也采用文言的传统书面语，喜用典故；即使采用一些浅俗的白话，也多是白话书面语，而少用俚俗的方言口语。与此相对，本色派崇尚散曲本来的谐俗朴俚风味，往往出之于口语方言，多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不喜作文词藻饰。即使用典，也是常见的著名的故事，而且表达的很明确。本色派的作品一般是世俗的市井的色彩比较浓厚。关汉卿的散曲可以作为代表。根据以上四条原则，我们把白朴的散曲划入与本色派相对的文采派，是不应该有疑问的。白朴的存世散曲除了个别俚俗之作，大部分都带有向诗词复归的文人化、雅化倾向，这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特别是关汉卿、卢挚的散曲相比较，这个特点更加醒目。但是，在文采派作家中白朴还有区别于他人的个性风格，这一点只有把他与同流派的其他代表作家进行比较才能凸现出来。如果把白朴与马致远的清劲老健相比较，白朴散曲则显出清秀雅丽之美；如果与张可久的骚雅典丽相比较，白朴则又显出尽管讲究文采藻饰而仍不失清水芙蓉的自然秀丽的风貌。据此，我们认为以“清秀雅丽”作为白朴散曲的基本风格比较切合实际。下面从白朴散曲的几个显著艺术特征的分析入手进行印证。１．意境创造上的特色。意境的第一要素是画面。白朴散曲景物描写的成分所占比重较大。不管是纯粹的写实作品还是其他主题的景物描写，都带有鲜明的画面感和完整的意境美。试举白朴的［越调・天净沙］《秋》与相传为马致远的同调《秋思》进行比较：孤村落残日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白、马两曲都写的是秋景，都富有浓郁的诗情、画意，但风格不同，白曲清丽明秀，客观描写的成分较多，体现出保持一定距离的静观默识的审美态度，所写多为静态景物。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就是把传统诗词分为“有我之境” 与“无我之境”。他认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属“无我之境”，“感时花贱泪，恨别鸟惊心”，属“有我之境”。依照王国维的这种划分，白朴散曲所表达的这种意境，应当属于“无我之境”，是一种远距离欣赏的意境；而马曲意境则显得苍凉凄迷，带有浓厚主观情绪化的成分，曲中意象多为动态景物，照王国维的划分应当属于“有我之境”。诗词意境的营造，富有诗情画意，是白曲作为文采派的一个显著特征；注重客观画面的不动声色的描绘，保持着与审美对象的一定距离，则又使他与同一流派的另一大家马致远区别开来。“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别，在于作者感情表达的直露与含蓄，“无我之境”，并非无我，而是作者与景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感情表达较为淡泊、含蓄、客观而已。“有我之境”也并非只是在写作者，就是直抒胸臆，只是客观景物主观化、情绪化的程度较高、较明显而已。２．喜用颜色语、直接诉诸人的视觉以唤起美感。上举小令《秋》中“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两句，用了“青”、“绿”、“白”、“红”、“黄”等五个颜色词，就是典型例子。白朴的着色描写，终是前期元曲文采派的轻描淡写，如果再加藻饰涂抹，就不能是清丽静秀，而变成了张可久的骚雅典丽了。再举［双调・沈醉东风］《渔夫》为例：黄芦岸白苹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此曲写渔夫生活的自由自在，“黄”、“绿”、“红”、“白”等颜色词的使用，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传达出自然山水的美和投入其中的愉悦快乐，给人一种向往之感。在元代散曲大量的写景作品中，使用颜色词以状自然山水或田园风光，应当说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像白朴散曲这样使用频率如此之高，如此之丰富，却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与本色派的作品相比较，这个特点立刻就会凸现出来。试以卢挚的一首同调牌的相类题材的小令比较：卦绝壁松枯倒倚，落残霞孤鹜齐飞。四围不尽山，一望无穷水。散西风满天秋意，夜静云帆月影低，载我在潇湘画里。这一幅“潇湘山水”画同样给人以美感，但不是靠色彩的渲染藻绘，而是纯用白描，通过勾勒景物的神态，以唤起欣赏者的想像，而不像白曲那样偏重视觉效果。对白曲清秀明丽的美感印象，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其中大量色彩词产生的视觉效果而引发。３．用典较多。白朴现存散曲中虽然没有一首咏史或怀古作品，但不少曲子中都喜使用历史典故。大多都用得合谐自然，隐而不露，丰富了作品思想的内涵。如［寄生草］《饮》中入世和出世的历史典型屈原和陶潜，看似随手拈来，信口而出，其实这是他从曲题出发，所选择的两个与酒有关系的历史人物。屈原曾说过“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的话，陶渊明诗中多写饮酒。选择这两个名典入曲，与曲题非常切合。可见是经过精心筛选提炼过的。又如，《渔夫》中“刎颈交”和“忘机友”的典故，用得也很精彩。“刎颈交”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的是赵国蔺相如和廉颇“将相和”的故事，后世遂成为生死朋友的代称。或说此处用的是另一历史故事：春秋战国时代，楚人伍子胥因父、兄皆被楚平王所害，伍子胥连夜逃离楚国，过江时遇一渔夫相助，渔夫为使伍子胥无后顾之忧，义而自杀。但是“刎颈交”与“忘机友”相对，不管是哪一个故事，都带有政治关系的色彩。“忘机友”源出《列子・黄帝篇》：“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为无为；齐智之所知，则浅矣。”鸥鹭忘机，就是没有害人或防人之机心，是道家所崇尚的“物我两忘”的精神。这里与“刎颈交”相对，表现了渔夫的自然无为，即人和大自然的和谐相处，而远离尘俗、远离人世争夺的自由自在。些精彩典故的引用，大大丰富了曲子的思想内涵。当然，由于白朴的散曲用典比较频繁，有的地方也难免牵强拼凑之弊。但需要指出的是，其用典不管是成功的，还是牵强的，都会给以通俗为特征的散曲输入雅化的因子，将其拉向诗词化的轨道。４．借用、化用诗词成句。用前人诗词成句与用典有所不同，用典又称用事，应当有故事情节。用句则不同，不一定有故事。仅将其３２首小令中化用或借用前人诗词成句或句意的句子罗列如下：忘忧草，含笑花。 丁谓《山居》诗：“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 张升《离亭燕》词：“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则待强簪花，又恐旁人笑。 苏轼《吉祥寺赏牡丹》诗：“年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裂石穿云 苏轼《李季吹笛》诗序：“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梅花惊作黄昏雪。人静也， 李白《黄鹤楼闻笛》：“黄鹤楼中吹玉笛，江一声吹落江楼月。 城五月落梅花。”芦花岸上对兰舟，哀弦恰 用白居易《琵琶行》诗意。似愁人消瘦，泪盈眸，江州司马别离后。一曲西风几断肠。 冯延巳《鹊踏枝》：“阳关一曲断千肠。”花朝月夜，个中唯有杜韦 韦应物《杜司空席上赠妓诗》“高髻云鬟宫样娘。 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刘郎错认风前柳。 苏轼《鹧鸪天》：“娇后眼，舞时腰，刘郎几度欲魂消。”听落叶西风渭水。 贾岛《忆江上吴处士》：“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六幅罗裙宽褪，玉腕上钏 晏殊《生查子》：“今春玉钏宽，昨夜罗裙儿松。 皱。”秋水共长天一色。 王勃《滕王阁序》句。闲袖手，贫杀也风流。 上句即苏轼《沁园春》：“袖手何妨闲处看”意，下句用元好问《阮郎归》：“诗家贫杀也风流” 语。今朝有酒今朝醉。 权审绝句：“今宵有酒今宵醉”（一题罗隐《自遣》）。且尽樽前有限杯。 杜甫《绝句漫兴九首》：“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回头沧海又尘飞，日月疾， 杜牧《寄许浑》：“水流沧海疾，人到白头稀。”白发故人稀。轻拈斑管书心事，细折银 晏几道《留春令》：“手捻红笺寄人书，写笺写恨词。 无限伤心事。”；史达祖《花心动》：“待拈银管书春恨”。笑将红袖遮银烛。 施肩吾《观美人》：“爱将红袖遮娇笑”。句式相类。黄芦岸白苹渡口，绿杨堤 赵长卿《夜行船》词：“红蓼滩头，绿杨堤外。”红蓼滩头。 下三句衍化史浩《渔夫》舞曲：“绿烟堤畔，鸥鹭忘机为主伴”意。总计有２２处２７句，借用或化用前人成句，说明多数曲子都有摹仿诗词的句子。白曲诗词化痕迹是明显的。５．格律严谨白朴被周德清列为元曲四大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他的散曲格律严谨，比较规范，可以悬为“定格”、“范式”，即样板曲。周德清把白朴的［仙吕・寄生草］《饮》小令列在“定格”四十首曲子之首，作为样板之中的样板（在通常的情况下，正格应放在首位），评曰：“命意，造语，下字俱好。最是‘陶’字属阳，协音；若以‘渊明’字，则‘渊’字唱作‘元’字：盖‘渊’字属阴。‘有甚’二字上、去声，‘尽说’二字去、上声，更妙。‘虹霓志’。‘陶潜’是务头也。”又［双调・沈醉东风］《渔夫》亦列于“定格”中，评曰：“妙在‘杨’字属阳，以起其音，取务头；‘杀’字上声，以转其音；至下‘户’字去声，以承其音。仅在此一句，承上接下。末句收之。‘刎颈’二字，若得上去声尤妙；‘万’字若得上声，更妙。”朱权所编第一部北曲谱《太和正音谱》，收白朴曲十七调为标准曲式，其中选自剧套九支，套曲七支，小令一支；［小石调・恼煞人］套数全套揽入。上述两位元明曲律专家的评价是具有权威性的。由以上几条，我们可以认定白朴散曲的主导风格或基本风格是清丽秀雅，是作家艺术特征或个性所在。需要说明的是，如上所述，我们认为，任何一位伟大作家的风格都是一个多样化的存在，因此，在作出上述结论时，我们没有忽略白朴散曲中那些或旷达豪放或俚俗质朴之作。正是由于这些作品，形成了白朴散曲文质互补、雅俗兼济的审美格局，促进了我们对白朴散曲美学风格的全面把握和理解。二、白朴在散曲史上的地位白朴从周德清以来就被奉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从来的曲论家大都以此为定论。但白朴在散曲发展史上究竟处于何等具体地位，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周德清《中原音韵》关于四大家的排名次序是“关郑白马”，白朴列第三位，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曲论》则变为“马郑关白”，列白为第四；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附评虽改四大家为“王马郑白”，仍抑白朴为第四。明人排名已包括了杂剧，此不论。元人曲论家中还有非四大家系统的排名。朱经《青楼集序》列举三人为杜散人、白兰谷、关己斋；杨维桢《沈氏今乐府补序》所列“一代词伯”为杨（朝英）、卢（挚）、滕（玉霄）、李（溉之）、冯（子振）、贯（云石）、马（致远）、白（朴），抑白朴为最末。朱经大约是从金遗民的角度出发而定序，杨维桢或以传曲数量的多少为据。今人散曲史著作一般都以大德四年（公元１３００年）为界把元人散曲分为前后两期，而将白朴置于前期，这就彻底把白朴淹没在关、马、卢等存曲较多的众大家之中了。要确定白朴在散曲史上的实际地位，不仅仅根据传存作品的多少和艺术成就的高低，更为重要的是应看其在史的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因此，首先解决元代散曲史的科学分期是关键的一步。对散曲史的划分素有三分法和二分法两种。三分法最早是钟嗣成在《录鬼簿》中提出，他以杂剧创作为主，把元曲家按辈份大致划分为“前辈已死”、“方今已亡”、“方今”三期，而把白朴列入“前辈已死”范围之中。王国维根据钟嗣成划分的三期，在《宋元戏曲考》中明确提出三分法，即蒙古时代、一统时代和至正时代。具体为：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后，至至元一统之初。《录鬼簿》卷上所录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中如马致远、尚仲贤、戴善甫，均为江浙行省务官，姚守中为平江路吏，李文蔚为江州路瑞昌县尹，赵天锡为镇江府判，张寿卿为浙江省掾史，皆在至元一统之后。侯正卿亦曾游杭州，然《录鬼簿》均谓之前辈名公才人，与汉卿无别，或其游宦江浙，为晚年之事矣。）其人皆北方人也。二、一统时代：则自至元后至至顺后至元间，《录鬼簿》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与余相知或不相知者”是也。其人则南方为多；否则北人而侨寓南方者也。三、至正时代：《录鬼簿》所谓“方今才人”是也。钟嗣成、王国维的三分法，主要是依据杂剧创作。郑振铎又根据钟、王的划分方法，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首次提出散曲的三分法：第一期：１２０１年――１３００年；第二期：１３００――１３６１年；第三期：１３６１――１４２２年，白朴被列于第一期。最早的二分法则始于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以１３００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从散曲的开场至大德间，相当于钟嗣成《录鬼簿》上［前代名公］的时代；以关汉卿、马致远为主。第二期从大德间至元末，相当于《录鬼簿》作者钟嗣成的时代，以张可久、杨朝英为主。后来的散曲史或文学史著作多取梁氏二分法。这种分期方法虽然简单明了，但却掩盖住了不少事实，如金末散曲作家元好问、杜仁杰、商道等金遗民都是白朴的父师辈，散曲创作要早于白朴，或者说是白朴的前驱。如果按照上述划分方法，就无法把他们与白朴关汉卿等第二代作家区别开来，反映不出元曲发展变化的具体阶段性。因此我们主张分四期。也可以说是四分法。第一期：可以说是散曲的初始期，时间大约可以定在金末元初，从金章宗泰和元年到元世祖中统元年，即公元１２０１―１２６０左右。其代表人物有元好问、杨果、杜仁杰、史天泽等。这些人，都是白朴的父师辈。其特点是：１．他们都是金朝遗民，是由金入元的文人。２．他们都是“名公”，社会地位较高，以诗词创作为主，写散曲只是出自偶而为之的雅兴，但却是第一批登上曲坛的文人。３．他们都只作散曲而不作杂剧。初始期的散曲创作尚处于尝试性的未开展的不自觉的阶段。第二期：可以说是散曲的发展繁荣时期，也是散曲创作的黄金时期。时间大约在中统元年到大德末年，公元１２６０―１３０７年。其代表人物是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卢挚等。他们一般多为“才人”，即没有功名官位或官职不高的沦落文士，而且都把新兴的元曲作为创作专业，杂剧与散曲兼攻，各种流派均已形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昌盛局面，产生了大量优秀作品，许多散曲名篇都写于此期。第三期：是散曲的变化时期，自大德末年至杨朝英的《太平乐府》编成，时间大约在１３０７年――１３５１年，这个时期，钟嗣成的《录鬼簿》完成，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一书刊行。这三个人分别是曲选、曲史和曲韵的理论家兼作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乔吉、张可久、贯云石、徐再思等。他们都是南方人，其散曲创作的特点是重格律、尚典雅，散曲的词化现象非常明显，像关汉卿、马致远作品的那种爽朗活泼的生气，已不多见。第四期：是元散曲走向衰亡的时期，自１３５２年至明初的永乐年间。这一时期的作家基本上多为《录鬼簿续编》中的人物，属于元末明初的散曲家。若此四期合乎元代散曲创作的历史进程，那么白朴散曲的实际历史地位就可以确定了。白朴是第二期头一个登上曲坛的文人作家，这时元散曲的尝试准备期已过，进入了正式创作期，他上承元好问、杨果等，下启马致远、卢挚、张可久、乔吉等，不但起了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而且对于词采派的形成起了推动、促进作用，可以说词采派成熟于白朴之后。他在词采、格律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对后来乔、张骚雅派的滥觞，起了转变风气的重要作用。他与关汉卿同时登上曲坛，双水并流，两峰对峙，各自代表一派，关汉卿是本色派，白朴是文采派，在思想内容题材风格方面无不给元散曲以影响。隐逸、情爱、写景成为元散曲的三大主题，在白朴散曲中已经初具格局。因此，白朴散曲在元散曲中虽然数量不是最多的，却是散曲发展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理应得到实际的重视和评价。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中文系责任编辑：毕万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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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4期 No.4 1998科技期刊弹性―多孔挤压油膜阻尼支承在发动机上的应用研究周 明* * 李其汉 赵福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摘要】 根据某核心机转子支承系统动力特性的理论分析结果，为其设计了弹性支承和多孔质挤压油膜阻尼器(PSFD)，以调整其临界转速并控制振动。将弹性支承和PSFD安装在该核心机上进行试车的结果表明，理论计算与试验结果吻合得很好，临界转速调整到了预期值，阻尼器的减振效果显著。 主题词： 转子 弹性支座 油膜 阻尼器分类号： V231.961 前 言新型多孔质挤压油膜阻尼器(PSFD)是北航405教研室在SFD基础上研制、开发的更有效的阻尼器。研究表明，与SFD比较，它可以降低油膜刚度的高度非线性并提供相对更大的阻尼，既能保留SFD原有的突出优点，又可克服因不平衡量大导致油膜刚度高度非线性，易出现双稳态、临界转速过不去（“锁死”）以及非协调进动的缺点［1，2］。某核心机原转子支承结构，在工作转速范围内有两阶临界转速出现，一阶为8700 r/min左右，二阶为15200 r/min左右，后者很接近最大工作转速。为了确保安全可靠地试车运行，必须调整其临界转速和减振，为此根据其支座刚度和临界转速计算值，设计了弹性支承，以调整临界转速；根据稳态不平衡响应计算结果，设计了PSFD，以控制转子系统振动。地面台架试车表明，弹性支承加PSFD取得了预期效果，首次在发动机上获得了成功应用。2 某核心机的转子动力特性2．1 转子支承刚度和临界转速计算支承刚度是影响转子动力特性的重要因素，改变支承刚度是调整转子临界转速的有效途径。本文用有限元素法计算了前支承刚度［3］，其后支承刚度取所设计的弹性支承刚度。本文用常规传递矩阵法和子结构传递矩阵法［3］计算了某核心机多种支承刚度下转子―支承系统的临界转速。当前支点刚度为0.686×108 N/m，后支点刚度为1.57×108 N/m时， 一阶临界转速8580 r/min，二价临界转速15126 r/nim，三阶64424 r/min；当前支点刚度为0.686N/m，后支点刚度为0.098×108 N/m（即加弹性支承后）时，其一阶临界转速3087 r/min，二阶临界转速11236 r/min，三阶临界转速64365 r/min。2．2 带油膜阻尼器的转子稳态不平稳响应本文采用动坐标系复数平面上的传递矩阵法［3］，计算了某核心机的稳态不平稳响应。与传统的动坐标系传递矩阵法相比，它的突出特点是可以很方便地同时考虑多个位置和方向的不平衡力和多个油膜阻尼器。分别计算了某核心机后支点未带弹性支座和SFD的稳态不平衡响应，后支点带弹性支座加SFD和加PSFD转子的稳态不平稳响应，以此考察转子支承系统对不平衡力的敏感性，从而获得油膜阻尼器参数的最佳匹配。表1 SFD和PSFD的响应对比转速(r/min)1050011000170001800019000SFD（ε）0.2900.9390.9500.3500.9460.9610.4440.8880.9250.3520.9080.9280.2980.9200.929PSFD（ε）0.3050.3620.4510.3550.312表1是油膜参数相同情况下SFD和PSFD的响应对比。在不平衡量较大(500 g*cm)时，SFD的响应出现了3个解，说明此时产生了非线性双稳态响应；而在同样情况下PSFD仍然只有一个解，未出现非线性响应。分析表明，由于PSFD较好地改善了油膜刚度的非线性特性，ε扩大到0.8左右也不致出现非线性的双稳态跳跃现象［2］。显然，PSFD比SFD能适应更大的不平衡量，从而扩大了挤压油膜阻尼器的适用范围。3 弹性支承加PSFD在某核心机上的应用研究3．1 未装弹性支承加PSFD的试车结果某核心机在地面台上进行了未装弹性支承和PSFD的试车，图1和图2分别为压气机机图1 压气机水平位置(a)和垂直位置(b)振动指示值曲线图2 涡轮水平位置(a)和垂直位置(b)振动指示值曲线匣及涡轮机匣处水平和垂直位置的某几次试车的振动指示值曲线。由图可以看出，在转子最大工作转速范围内出现了一阶临界转速，其值为8700 r/min左右；从过临界转速的振动指示值看出，压气机和涡轮水平方向的振动值比垂直方向大，压气机无论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振动值都比涡轮小。涡轮水平方向的振动值最大，达到8 g左右。从试车情况看，转子过临界转速时对加速性很敏感，必须很快通过，否则将会产生很大的振动。根据计算分析和转子系统的地面台架模态试验以及试车时传感器不同位置之间的传递函数分析得到，该转子系统的一阶临界转速为8700 r/min左右，二阶为15200 r/min左右，三阶大于60000 r/min。3．2 安装了弹性支承和PSFD的试车结果某核心机的二阶临界转速正好在发动机最大转速附近，因此，采用弹性支承和挤压油膜阻图3 鼠笼条式弹支 图4 多孔质油膜环尼器调整临界转速和减振，以保证工作的可靠性是十分必要的。根据调整临界转速的要求和发动机的具体结构，设计了如图3所示的鼠笼条式弹性支座。根据稳态不平稳响应计算得出的油膜参数，设计了如图4所示的多孔质油膜环。其后支点弹性支座刚度0.098×108～0.294×108 N/m，阻尼油膜间隙半径比设计为2～3‰是适宜的。图5 两次试验压气机处振动指示值曲线将弹性支座（刚度为0.098×108N/m）和PSFD（油膜间隙比为3‰）安装于该核心机后支座上，在地面台上进行了试车。从涡轮与压气机水平位置振幅响应的传递函数图可以看到，在0～300 Hz内有两个振幅峰值点，分别位于3000 r/min和11200 r/min处，且在两峰值点处相位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表明，核心机转子系统后支点加弹性支承后有效地调整了转子系统的临界转速， 其一阶由原来的8700 r/min调整到3000 r/min左右，二阶由原来的15200 r/min调到11200 r/min左右，与理论计算值（一阶3087 r/min，二阶11236 r/min）非常一致。图5和图6分别表示两次试车中压气机及涡轮机匣处的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振动值指示曲线。由图可以看出，加了弹性支承和PSFD后，压气机和涡轮水平及垂直方向的振动值峰值均显著下降。其中，压气机水平和垂直方向的振动值均比涡轮大，这是因为，弹性支承和PSFD加在后支点处，对涡轮的减振效果更好。图6 两次试验涡轮处振动指示值曲线从试车情况看，核心机过临界转速时振动峰值很小。通过一阶临界转速(3000 r/min)时，由于转速低，不平衡力小，没有出现明显的振动峰值；即使在缓慢地通过二阶临界转速(11200 r/min)时，压气机水平方向最大的振动峰值也未超过3 g。这表明，弹性支承和PSFD吸收耗散了振动能量，不仅使转子系统振动减小，而且使转子加速度敏感性大大降低，起到了很好的减振作用。结论 本文所述理论计算是准确的，用弹性支座调整临界转速简便易行，研制的多孔质挤压油膜阻尼器减振效果显著，设计的弹性支座和PSFD在某核心机上的调频和减振效果突出。PSFD作为一种新型的挤压油膜阻尼器，首次在实际发动机上获得成功应用。参 考 文 献1 晏砺堂等．结构系统动力特性分析．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92 张世平．高速旋转机械新型阻尼器：［博士学位论文］．19893 周明．某核心机转子动力特性分析及弹性支承和PSFD设计：［硕士学位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3（责任编辑 王震华）1997年12月收稿；1998年3月收到修改稿。* *男 34岁 博士 高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405教研室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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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SPORT SCIENCE1999年 第1期 No.1 1999现代篮球运动员选材刍议陶光中在人类学中，较为流行的人体体型分类法是根据人体来自胚胎的内、中、外胚层的组织成分所占的比例将人的体型分为内胚层型、外胚层型和中胚层型。内胚层型以脂肪成分占优势，四肢短粗，肌肉无力，也称肥胖型；外胚层型以皮肤和神经组织占相对优势，身材修长，肌肉纤细，又称细长型；中胚层型骨骼与肌肉组织占优势，身高超过平均值，全身发育均衡，四肢粗壮，骨骼粗大肌肉发达，运动能力强，因此也称运动员型。根据身体成分正确评价运动员的体型类型对于许多运动项目的选材都具有重要意义。早期的篮球被人们视之为没有身体接触的文明运动，要求运动员主动避免身体接触。这样运动员的灵活性就十分重要，而力量性意义不大。因此接近外胚层型体型的人很适宜于早期篮球运动。至今，在我国竞争水平低、对抗性不强的青少年篮球比赛中瘦长人仍易有较好表现，在选材时往往容易受人青睐。然而激烈的时空争夺及由此而导致的带有动量的身体接触成为现代篮球运动的特点，篮球进入了一个不仅需要长人而且需要强人的时代。强人的特征包括：身体质量好，肌肉发达力量好，静有更好的稳定性，动有更大的动量；无氧供能能力好，保证比赛中连续大强度运动和承担大负荷训练。这些都有赖于肌肉组织充实度高，即肌纤维先天数量多。生理学实验证实，训练只能使肌纤维横径增加，而不能使其数量增多。外胚层型者由于肌纤维数量少的先天不足，身体质量、肌肉力量、肌能物质储备量必然受到较大局限，因此训练发展潜力小。1987年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根据(体重+胸围)/身高指数将上海市18岁学生分为粗壮型、匀称型、瘦长型3类体型，对其速度、力量、跳跃、耐力、灵敏五项身体素质及心肺功能、营养、健康水平等体能状况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3种体型的学生之间体能状况存在着显著差异。上述诸类数据及体质综合评价总分均值都表明：男女学生中都是粗壮型优于匀称型，匀称型优于瘦长型，差异都有显著意义。显然普通人群中体重大，身体横向发育良好的粗壮型更接近中胚层型体型，体质好，肌肉组织充实度高，力量基础好，运动机能最佳。经调查，现在许多省级篮球教练员认为运动员质量差、力量差；有半数的运动员亦认为自己身体再壮些、体重再大些更有利于打篮球。然而在基层早期选材中，传统篮球的选材意识仍占很大比例，被调查的基层教练教师中有1/3认为篮球运动员的理想身材首先是修长型，其次是匀称型；有一半人认为首选是匀称型，其次是修长型或粗壮型；只有1/6的人把粗壮型作为首选。早期选材对进入我国竞技篮球训练圈的人群的质量影响较大，偏重选长而忽视选强，注重灵活性忽视力量素质发展潜力的早期选材趋向是“豆芽菜”现象产生的土壤。建议有关职能部门关注早期选材趋向，推行长与强并重的选材理论。作者单位：陶光中(河北师大体育系，石家庄 05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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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595 【原文出处】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开封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57～61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6 【 标 题 】论股份合作与农业微观产权制度的改革 【 作 者 】张艺萍 【作者简介】作者：张艺萍，河南农业大学讲师，郑州450000 【内容提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土地产权关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致使农业的微观基础存在着一些继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要保证农业的快速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农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股份合作：农业微观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选择。【 正 文 】 一、现实的呼唤：农业微观产权制度亟待改革农业经济改革必须构造一个良好的微观体制作为推动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农业经营体制不能得到进一步地健全与理顺，不能成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坚实微观基础，那么无论农村市场体系和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多么健全，最终也都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就目前农村土地制度而言，土地产权关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模糊，土地所有权、收益权和管理处置权缺乏人格化的主体，土地市场主体不完全，土地流转缺乏完整的利益保障，因而土地市场就难以形成，同时依靠间接的经济手段来调节土地等生产经营要素的宏观调控措施也会失灵。再比如，农业流通及服务组织的产权关系也存在着不明晰与虚置问题，没有从根本上与农民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当国家通过这些组织给农民各种优惠时，很容易被其截留，而当市场或宏观环境发生波动时，又容易被人为地转移。这样使得宏观调控作用被人为地放大或缩小，从而影响到宏观调控各项政策作用的发挥。因此，农业微观体制的改革是今后一个时期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微观体制改革的中心是产权制度改革。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目的在于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此，一要增加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提高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二要使农业资源利用率提高者能够预期到不断增加的收益，并使资源利用者的行为受到一定的约束。目前农业生产的要素市场尚未建立，要素流转（尤其是土地流转）制度尚不健全，农民的生产大都处于一种规模过于狭小并且细碎化的经营状态之中。一些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的要素配置组合会选择不同的农业科技。土地等农业资源配置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势必限制一些新技术，特别是一些机械技术、配套改造性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另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确立了农户家庭生产经营的地位，但集体所有制下以土地为主的产权关系的模糊状况并未完全改变，在产权变动和产权管理上未能充分体现农民作为集体一员所应具有的作用，同时作为产权主体者的个人利益很难得到体现。这样由于缺乏稳定地承认和保护产权的制度，资源利用者缺乏必要的产权约束，因而资源的利用就会出现短期化行为，甚至出现破坏性使用。所以只有通过体制的转变，尤其是农业微观产权制度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促进传统的自给半自给农业向市场农业转变，是90年代后期我国农业发展的又一重要目标。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是以市场为导向，在优化农业资源配置的前提下，提高农业资源的整体效益。这就要求改变以往那种对农业的狭隘认识，将农业扩展为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农科教，以及农业与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也就是要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市场化和企业化。而现实农业微观经营形式、组织制度和管理方式显然与之有较大差距。如果在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户与公司、农户与基地、农户与市场、农户与其他服务组织联合的过程中，不注重从制度建设，从产权明晰、管理科学和政企分开等角度来规范，农户有重新被剥夺的危险。因为在一个产权制度不合理，农民对其所占有的产权不能享受充分利益的情况下，农民只能处于一种依附地位。一旦出现磨擦，与农民联合的另一方就会凭借其特殊地位而规避风险，获取高额利益，而农民对此却无所适从。只有实行产权上的联合，才能实现利益上的共享。总之，在促进农业两个根本转变，推进农业产业化改革的进程中，必须重视农业微观基础建设，找出一种既适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又符合市场经济要求，既能保护农民利益，又能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微观产权制度和经营体制。二、股份合作：农业微观产权制度改革的理性选择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的一些不彻底性逐步显露出来，其中农业微观产权制度的痼疾未被彻底根治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一，就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来说，主要是产权主体模糊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变，土地产权界定不清。按照有关法律，农村土地属集体所有。现实生活中，一是许多地区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这样土地所有权失去了实际的载体，使用权下放至农户，处置权上升为国家，占有权留置于集体，集体对土地只表现为法律上的占有与事实上的部分收益权――集体提留。二是即使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但是作为集体经济的一个成员如何在价值上体现它所拥有的那一份产权，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即农民不清楚自己在集体财产（主要是土地及其附属物）中所占有的份额，同时当户籍关系发生变化时，他所拥有的那份所有权随之被取消，而另一些人生来即拥有所有权。不仅如此，土地使用权也存在界定不清的问题，农户作为土地的承包经营者，只有种植权，而不具有转让、抵押、继承等权利，法人产权空缺。同时农户的种植是以完成承包任务为前提的，稳定性差，且受到行政的多方干预，农户很难独立地行使自己的经营权利。与所有权和使用权界定不清相对应，土地的管理权和收益权也存在着模糊和被侵蚀的问题。集体或国家对土地的监督管理、权益保护、整治开发、控制占有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基础，围绕土地发生的纠纷屡见不鲜、层出不穷。而当土地撂荒、粗放经营，受到污染破坏时则无人制止。农民收益被侵蚀问题近年来日益严重，无数个“上级”以种种理由对农民进行各种名目的摊派，农民负担重不堪言，这是公开的侵权行为；而“隐性”的要么是国家强行以较低的价格征得土地进行开发，要么是集体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私自将土地出卖，自己从中得到好处，这些也都极大地侵蚀了农民利益。第二，就部门经济组织而言，目前主要有两大块，一是组建时就是国家的现在仍然采取官办、事业化经营的，如各种农技、农机、畜牧兽医、植保等机构；二是组建时属于集体所有、合作经营，但后来逐步转化为官办官营的，如供销社、信用社等经济组织。无论是哪一类，目前这些组织都处在一个发展的“三岔路口”，要么单纯地执行国家政策，成为政府组织的一个部分，要么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个经济组织，要么兼顾两头，既执行国家的农业政策，保护农民利益，又要考虑到自身利益、积累和发展等问题。显然第三种方案是这类组织今后发展的唯一出路。然而目前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组织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思想的影响，在产权制度上普遍存在着产权不清晰等症结，即属于国家的财产有多少，属于农民个人的财产有多少，属于社员的财产有多少，如何保证国家和个人财产的增值，国家和个人产权主体通过何种方式正确地行使其权力等问题尚未弄清。这些症结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组织盈利了各个产权主体并未获得自己的那一份，因而组织的发展不是靠经济利益而是靠政策的优惠及主管者职位的升迁来驱动的。同时由于农民并不是这些组织的产权主体之一，或者说这种主体身份并没有明确地量化和体现出来，所以这些组织也很难同农民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坑农、害农、骗农现象时有发生。第三，就农业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和“公司＋农户”形式而言，由于在创立初期这些组织强调的是经营上的联合，即强调在产品销售、种源提供、技术服务、资金支持等方面的相互补充和配套，强调用经济合同来联结相互间的关系，而忽视产权上的相互融合、相互交叉，所以从整体上讲，它不能称之为实体型组织，而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同时由于各种资产（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不能科学地量化、界定清晰，因而也带来诸如利益分配、规模扩大中的一些问题，影响其进一步的发展。再者，要使“公司＋农户”中的农户不致于处于一种被公司剥夺的地步，必须对公司的各种行为加以约束，而由农户行使的产权约束则是最根本和最有效的，但目前这种约束的作用却十分微弱。农业微观经营体制尤其是其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羁绊，而股份合作本身固有的优越性，使得它成为农业微观产权制度改革的首选形式。其理论依据在于：第一，股份合作首先要界定清晰的产权关系，并使产权主体人格化。农业股份合作中的各种资产包括土地都要股份化，并量化到具体的自然人。规定资产所有者和使用者各自的责权利。每一个股东在股份合作项目中有多少股份，得多少收益，看得见、算得清、拿得到，这样就为市场农业的运作塑造了一个良好的产权制度。第二，由于有了一个清晰的具有人格化特征的产权制度做保障，农业生产经营的各种要素包括土地、劳力、资金、技术、设备等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而为农业生产要素流转机制的建立，为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了必要条件。第三，由于有了一个明晰的产权关系，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同其资产营运效率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资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也因而得到增强。第四，由于整个资产产权主体都得以人格化，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法人经营主体和财产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农业就会从根本上摆脱原来那种行政农业的羁绊，摆脱那种“人人都伸手，遇事无人管”的局面。与此同时，农业实行股份合作制目前条件也已成熟。第一，农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并不否定家庭经营，因而也不否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的存在。家庭经营是一种经营形式，而股份合作制是一种产权制度。股份合作制既可由家庭经营形式来实现，也可以由合作、合伙经营来实现，经营单位可大可小。不仅如此，从各地的实践情况看，农业股份合作制的实施一方面使农民的应得收益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又通过兴办和开发一些项目，解决一家一户难以克服的困难，增强集体统一经营的功能。同时又由于股份合作制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使得一些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供销部门和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与农民联合，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拉长了农业生产链条，拓宽了农业生产领域，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再者，由于股份合作制的运行要求实行财务公开、决策民主等现代化企业制度，因而对于促进整个农业微观经营机制的转换，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农业微观产权关系不明确、经营规模狭小、对新科技的吸纳能力不足、农业生产投资积累后劲不足等因素已严重地制约着农业的持续发展，各方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已成为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第三，市场农业要求农业生产经营的一切资源和要素都由市场来配置，目前农业生产要素市场不健全，要素流通不畅。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逐步弱化，土地生产经营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这就为农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提供了可能。三、促进农业股份合作制健康发展的若干建议目前农业股份合作制种类很多，从所处行业看，既有种植业生产、林业生产、畜牧业生产和渔业生产等股份合作制，也有农田水利、农机服务、供销和资金服务等股份合作制；从形式上看，既有户户合股、村户合股、村村合股，也有村与企业合股、户与企业合股、村户与其他部门合股；从作法上看，既有以土地等资产存量为主的股份合作，也有以资源开发等增量资产为主的股份合作，还有二者结合型的股份合作；从主体上看，既有社区型和企业型，也有联户型。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不同，因而发展呈多样化趋势，但是从政策方面讲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指导。（一）正确对待股份合作在农业微观产权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农业股份合作制是农业微观产权制度上的一次重大改革。相对以往变动而言，它在产权关系人格化、产权主体多元化、产权界定明确化方面的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也必须看到股份合作并不是农业微观产权制度改造的唯一形式，比如在开发农业资源方面，山西吕梁地区创造的拍卖、租赁制；在农业承包生产中，一些地方创造的转包与委托经营制；在农业科技服务领域，一些地方实行的经科教结合规模化集团承包制；在农机服务上的划大为小、单独核算、责权利有机统一的承包制，无疑也都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因此，只能靠实践来证明哪种体制最为适宜，过早地结论显然不符合我国农业的实际。另一方面，单一的集体化经营已给农村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今后的发展也只能走多元化的道路。（二）处理好多样化发展与规范化管理的关系渴望用一个产权模式来对整个农业股份合作制进行统一，不太现实。但是也须看到，有一些事情在农业股份合作制实施中应该予以规范和统一。其具体表现为：第一，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界定。首先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界定，因为这一块产权关系理顺了，其他集体财产就可以此为据。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这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体现。为此可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货币化、数量化并体现到现有集体的符合规定的（比如多大年龄以上，非超生者，在社区内居住多少年以上者）成员身上。对这一所有权（或者叫占有权）应该实行不能继承和转让的原则。正常死亡或转移出社区者，应由集体收回。对于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即现实已经明确到户的承包经营权，则应明确允许其入股、转让、抵押和有条件地继承。这样做，既考虑到我国农村经营政策和法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考虑到了农民的心理及农业生产投资的长期性，不失为一种稳妥的方案，对此，应予以规范化。其次，对于属于集体的其他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财产，均可按此方式来处理；对于为农业提供产前、产后服务的供销、资金和技术服务组织，其建立初期就是农民入股建成的，对此应按复利折算到原有农民手中。这些组织的新增资产及运用应按照股份合作制的法则进行。只有这样才能使其成员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第二，集体股的设置。对此有多种观点，各方争论不一。笔者认为必须保持部分集体股。所谓保持了集体股等于又增加了一块模糊资产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借鉴国有资产管理的经验，我们认为关键在于使集体股或集体财产的主体人格化，即要由具体的人来代表集体股或集体资产。集体资产的增殖、流失都应与这个代表的利益、地位、荣誉挂起钩来。第三，资产评估。全部用会计事务所来评估整个农业集体资产显然不太现实，但没有准确的资产评估，不仅会造成大批集体财产的流失，而且还会使合理的产权分配丧失依据。为此，各地在确立评估组织和机构上可以有所不同，但在评估程序和方法上必须统一，按照一个标准进行。同时加强复评和抽查监督，使评估工作走上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第四，组织管理。股份合作组织的内部组织管理也要规范化。要处理好“新三会”与原有集体组织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加强监督、约束及民主管理成份，强调农业生产和经营也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资产经营管理制度和法则。第五，分配制度。利益分配是产权关系的重要体现，分配制度是产权制度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农业股份合作组织在理顺按劳分配关系时必须坚持兼顾公平的原则，即股息如何确定、基建投资比例如何确定等问题必须规范化。（三）充分发挥引导与示范作用尽管农业股份合作在产权构造上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推行的时候，只能按照农民的意愿，通过引导与示范，循序渐进地进行。为此，应遵循这样几个原则：第一，先增量后存量。从目前全国农业股份合作的实行情况看，其在农业资源开发上应用得较为成功。由于大多数开发资源不涉及原有承包土地的再分配，操作起来简单，不容易引起农民心理上过大的震动。待增量农业资源股份合作实行后农民尝到了“甜头”，看到了股份合作的优越性，再对农业存量尤其是原有承包土地进行产权改革，风险和代价都会比较小。第二，先“两头”后“一般”。即可先在农村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进行。发达地区由于农村二、三产业已经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力，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弱，土地经营的机会成本较大；贫困落后的地区大都资源丰富，人均占有量较大，划出一部分先搞股份合作条件较为有利。第三，先林、牧、渔业后种植业。前者涉及面有限，大多数产品的重要性相对较小，改革起来风险不大。同时由于这类产品生产周期相对较长，生产风险较大，实行股份合作后有利于其投资强度的增大和风险的分散规避。（四）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经营环境首先要加强对市场机制的培育。从目前来看，不是农产品放得过开了，也不是市场发育步伐太快了，而是相反。例如，目前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放开，各级与各种类型农产品市场的建立也已初见端倪，然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建构却步履维艰，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形成及运行机制未能真正发挥作用。为此应尽快建立土地、资金、技术、劳力等各级、各类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完善要素市场的各种制度、规则和条例，使其与整个市场农业相配套。其次要搞好绿色证书工作。农业股份合作为以土地为主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及农业微观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了制度保障，但要素流动集聚后能否带来高效率和好效果，则是关系其成败的关键。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使要素流向那些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能手”手里。为此应大力推行绿色证书制度，从根本上减少或杜绝要素流向上的偏差。再者要处理好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目标和对象。补贴对象应是生产者而不应是消费者，同时形式应是多样的，既对生产者直接补贴――提供的产品越多享受的补贴越多，也对生产者进行间接补贴――集聚的生产要素越多享受的补贴越多。信贷规模应与销售额呈正比，而利率与其成反比，即信贷状况与市场资源配置优化相联系，实行灵活的政策。在税收上，改革农税计征方式，实行差别税率，资源开发与正常农业生产有区别。不同农产品之间有区别，不同资源占用之间有区别。在投资上，建立农业风险保障基金，对生产要素集聚规模比较大的农业生产者实行自然灾害、作物品种改良、收入等多种保险，以规避其风险。【责任编辑】王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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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对沿海岛屿进行综合考察新华社厦门５月２１日电（通讯员余深光、记者蔡国烟）福建省开始在沿海一带进行海岛资源综合调查活动。近几天，科学考察船陆续从厦门扬帆起程。福建是个多海岛的省份。全省面积在５０００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共有１２００多个，约占全国岛屿总数的五分之一。岛屿岸线总长１７００多公里，仅次于浙江省，居全国第二位。福建海岛周围海域拥有丰富的水乡资源、风能和潮汐能。有些海岛的玻璃砂，石材等资源蕴藏量很大。据悉，开展这项调查，是为了加快福建海岛及其周围海域的水产，能源等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保护环境和实施科学管理海岛提供科学依据。调查计划在５年内完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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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外向型发展前景看好新华社北京５月３日电（记者黄威）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建立近两年，依靠本地智力密集的优势和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外商来这里办企业。到目前为止，来试验区申办合资企业的有１００多家，已经领取营业执照的有４２家。试验区采取“引进来，打出去”的方针，积极推动新技术企业外向型发展。一年多来，试验区向国外派出３８０个科技团组，参加各种国际技术交易会、展示会、帮助企业了解国际市场行情。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还在美国、日本及东欧、东南亚等地建立２０多个分支机构，努力把产品打向国际市场。龙兴公司推出的乳腺癌测试仪，去年底在西德举办的新技术展示会上一鸣惊人，以比国外同类产品功能超出近百项的优势，得到了美国、联邦德国、新加坡等外商的青睐，一下子就签订了３５００万美元的合同。并与联邦德国有关厂家共同建立了电脑红外线乳腺癌测试仪生产基地。公司投入技术股份占百分之六十，是目前国内合资企业中技术入股比例最高的企业。据了解，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以技术入股的占百分之五十。已开业生产的企业，大部分产品已销往国内外市场。少数正在筹建的企业也按预期计划进展顺利。中日合资的索泰克公司开发出的各型中外文文字处理机，受到用户欢迎。去年，这家公司人均创产值１１２万元，人均创利６万元，创造了北京生产性合资企业人均效益最高纪录。据统计，试验区去年出口创汇３４３０万美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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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呼吁南非所有反种族隔离力量加强团结新华社罗安达５月１３日电（记者李福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副主席纳尔逊・曼德拉今天在这里呼吁南非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加强团结。曼德拉是在即将结束对安哥拉为期４天的访问时，在这里的总统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这番话的。曼德拉说，南非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应该团结起来，消除分歧。他说，非国大内部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团结。非国大几乎同南非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力量都进行了谈判。曼德拉在谈到他这次对安哥拉的访问时说，他对安哥拉的访问是积极的。他指出，安哥拉人民对南非政权的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的经验，对非国大十分宝贵，特别是目前非国大正在同南非当局进入谈判阶段。安哥拉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必须继续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以迫使它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他说：“我们认为，不应匆忙采取减少或撤消对南非经济制裁的步骤。”多斯桑托斯还说：“我们同非国大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取得了极为积极的成果。”访问期间，曼德拉同执政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安哥拉人民议会把最高勋章“阿戈什蒂纽・内图勋章”授予了曼德拉。曼德拉已于今天离开这里前往尼日利亚访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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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622 【原文出处】教育研究与实验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45-51 【分 类 号】G1 【分 类 名】教育学 【 作 者 】冯建华 【复印期号】199609 【 标 题 】因材施教新论――ＭＩ理论及其教育学意义 【 正 文 】 （冯建华 美国南佐治亚大学）因材施教作为一条重要的教育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是教育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研究和讨论的焦点之一。因材施教原则要求教育者深入了解学生，研究学生，熟悉每个学生的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但对于究竟如何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尤其是智力和学习能力方面的差异，并针对个别差异进行有效的教育，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将主要讨论MI理论及其教育意义，为我国教育工作者更深入地理解和贯彻因材施教提供一条新的思路。一MI理论即多重智力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豪瓦德・葛德纳博士根据他及其同事多年来对人类潜能的研究，于1983年提出的一种关于智力及其性质和结构的新理论[1]，对传统的智力理论提出了挑战，并立即在教育界产生了反响。十多年来，围绕着MI理论所进行的各种理论和实际研究在美国众多关于教育和心理学的学术著作期刊和会议上占有十分可观的份量，就连美国最具权威的ERIC教育资料库几年前也将“多重智力(MI)”列为一个单独的项目进行编码。有的学校甚至就是以MI理论为基础而建立的[2]。MI理论可以说已成为美国目前教育改革运动中一个家喻户晓的时髦用语。MI理论究竟是什么？它与传统的智力理论有什么不同？有何教育意义？长期以来，在什么是智力，智力是由什么构成，智力怎样发展，如何测量智力，以及怎样有效地开发和培养学生的智力等一系列理论和应用问题上，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教育心理学家、哲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迄今尚无统一的界说，归纳起来，关于智力的定义大致有如下几种：(1)智力即抽象思维能力；(2)智力是指一种学习能力；(3)智力即适应新环境的能力；(4)智力是从事艰难、复杂、抽象、敏捷和创造性的活动，并能集中精力保持情绪稳定以从事这种活动的能力；(5)智力是一个人能够为着某些目标而行动，能够理智地思考和有效地适应环境这三种能力的综合表现；(6)智力是指使人能顺利地从事多种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认知能力的有机结合；(7)智力是由智力测验所测量的东西，通常用智商（Ю）表示。[3]同样的，在关于智力的性质和结构问题上，心理学家们也众说纷纭，各持己见。最初，智力被视为一种单一的功能，即所谓的单因素论。后来，根据对各种智力测量进行因素分析的结果，一些心理学家逐渐抛弃了单因素论，而提出了不同的智力结构理论。英国心理学家斯皮尔曼所提出的二因素论认为，智力是由一般因素g和特殊因素s构成的。g是所有智力活动中的一种共同的基本因素，其实质在于能从个别事物中“抽绎关系”和根据一般关系“抽绎相关物”。美国心理学家瑟斯顿，将斯皮尔曼的g因素分解为一组各自独立的基本心理因素，提出多因素论，认为智力是由多因素构成的。1947年他从56种测验中分析出7种基本心理因素，即语词意义的理解，语词的流畅、计算、记忆、空间知觉、知觉速度和推理。并根据这些不同因素，分别设计了7种基本能力测验。结果发现，这些基本因素之间存在着内部相关。这意味着在7种因素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一般因素。吉尔福德则认为，不能简单地在一个维度之内考虑智力的结构，而应当从智力活动的内容，过程（操作）和成果这三个维度来加以分类，并提出了智力的三维结构模式。根据这一几何模式，智力活动的内容包括形象，符号，语义和行为四种，过程有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辐合思维及评价五种，智力活动的成果则包括单位、分类、关系、转化、系统和涵义六种。那么，4x5x6=120，即组成智力活动的独特因素共有120种。[4]二80年代以来，在美国教育和心理学界较具有影响的智力结构理论，主要是塞西关于智力的领域独特性理论，史登柏格的智力三元理论，以及葛德纳的多重智力理论，塞西认为，智力具有领域独特性，因此不可一概而论。每一学科领域的学习活动都有其特有的活动内容和方式，对智力活动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因而从事不同领域学习和研究的人在智力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差异。[5]例如，历史学家、数学家和生物学家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思维方式上是不一样的。智力方式的差异并不表明一种智力方式比另一种智力方式更高明，或者说擅长数理逻辑思维的数学家比长于语言分析和表达的文学家更聪明，而只是说明各行各业中，人们表现智力的形式不同而已。史登柏格则强调，人的智力是由三个相关但相对独立的基本方面组成的，即分析，创造和应用。[6]智力的分析方面包括分析、判断、评论、比较和对照的能力；智力的创造方面包括创造、设计、发明、创新和想象的能力；智力的应用方面则包括选择，适应、改造环境以及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认为，个人智力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智力的不同方面。少数学生在智力的三个方面都出类拔萃，但大部分学生在各方面的表现是不均衡的。有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在传统学科的学习上得心应手，成绩优异；有的学生有较强的创造能力，思维活跃，想象丰富，不墨守陈规，但遗憾的是往往被传统教育视为叛逆，贴上“差生”的标签；还有的学生在应用能力方面表现突出，动手能力强，有较好的组织和领导能力，擅于人际交往，但可能在传统科目的学习上表现平平。与史登柏格相似，葛德纳认为，传统的智力理论过分狭隘，以传统智力观为基础的众多智力测验也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学生的能力。[7]根据葛德纳的研究分析，以往的智力和智力测验主要集中在受社会、文化，尤其是学校重视的语言和数理逻辑能力，而忽视了对人类和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其他能力如音乐、空间、交往等。而且，传统的智力测验也许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有较好的预测性，但对预测学生在学校以外的潜力和表现则微乎其微。有人在智力测验、学习科目的考试上得分很高，即所谓的“优秀生”，但走出校门走入社会以后却无卓越成就；有人在校时，学习成绩也许非常一般，或者是调皮捣蛋的差生，毕业后却在自己的喜好的行业里，大放异彩。葛德纳认为，智力并不是某种神奇的，可用狭隘的智力测验量出的脑内物质，也不是一种稀有贵重的染色体，由上天赋予少数的幸运者，而是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的表现在生活中各个不同方面的能力。与以往狭隘的智力概念不同，他将智力定义为“解决问题或创造具有某种文化价值的产品的能力”。[8]他指出，“人的智力应该包含一系列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个体遇到困境时真正地解决问题，而且在适当的时候，创造一种有效的产品；智力也必须包含那些为获取新的知识奠定基础的发展或创造问题的潜力。所解决的问题或创造的新产品的价值在各文化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9]根据葛德纳的智力理论，每个人都有多种彼此相对独立的智力，这些智力之间的不同组合表现出个体间的智力差异。问题不在于一个人多聪明，而是怎样聪明，在哪方面聪明。智力是多方面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葛德纳认为，人类至少有七种智力，即语言智力，数理／逻辑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身体／运动智力，音乐／节奏智力，人际关系智力，以及自我认识的智力。三根据葛德纳的多重智力理论，人的七种基本智力彼此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各种智力由不同的核心能力所组成，并以不同的形式得以表现和发挥。每个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这七种智力，只是每种智力发挥的程度不同或者各种智力之间的组合不同而已。由于智力上的差异，各人的学习兴趣，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他认为，语言智力主要与语言的运用有关。语言智力发达的人对词义非常敏感，并能巧妙熟练地运用词语。他们往往能通过听说读写有效地进行交流。他们能透过语言雄辩滔滔，或据理说服，精于演艺或是擅长教导。语言智力发达的人也喜欢利用语音或语义玩文字游戏，绕口令或者双关语。他们记忆力强，经常是百科知识竞赛或常识问答游戏的高手。他们擅长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阅读时，如饥似渴；写作时，清晰流畅，并能从字里行间推敲弦外之音。诗人、作家、记者、演讲家、律师、播音员、政治家，以及节目主持人等通常有较丰富的语言能力。数理／逻辑智力主要包括数学和科学思维的能力。具有数理／逻辑倾向的人，擅长推理，思考时着重因果分析，会提出假设，寻求理论或数学模式，并持有较理性化的人生观。数学家的典型特征在于强烈的探索欲望和对抽象思维和推理的狂热。科学家往往有一种揭开物质世界奥秘的强烈冲动，擅长于借助数学工具建立理论和数字模式来描述和解释物质运动的原理。通常而言，数学家、工程师、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电脑程式设计员、会计师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等具有高度发达的数理／逻辑智力。视觉／空间智力主要是对视觉世界的敏锐的感受和理解能力。视觉／空间智力发达的人善于通过图像进行思考，对于视觉空间的感受性很强，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变换和重塑空间。空间感受性强的人通常能明察秋毫，且能将脑中思索的概念以图像表达出来，对于三维空间可充分掌握，应付自如。具有发达视觉／空间智力的人包括建筑师、摄影师、画家、雕塑家、飞行员、航海员以及机械工程师等。身体／运动智力是指一个人灵巧熟练地控制身体动作和操作物体的能力。身体／动作智力发达的人动作灵敏，举手投足灵巧敏捷，动手能力强，比较喜欢体能方面的活动，触觉敏锐，也擅长于用动作或姿体表达思想和情感。一般来说，发明家、演员、运动员、杂技演员、手工艺匠、外科医生、机械技工等有良好的身体／运动智力。音乐／节奏智力的主要特征是对于节奏和旋律的感受、欣赏和创作能力。任何人，只要听觉敏锐，唱歌时不荒腔走调，并能辨别不同的乐曲，就具备这种智力，只是每个人的程度不同而已。音乐／节奏智力发达的人包括歌唱家、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指挥家以及那些爱好音乐并能理解或欣赏乐曲的人。人际关系智力主要是表现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能力。人际关系智力发达的人能善解人意并能与人融洽相处。他们往往有察言观色的本领，对他人的情绪、脾气、心意和期盼反应灵敏。他们能解读他人的心思和意图，能从别人的着眼点思考和理解问题，通常具有较好的组织和领导能力，是社交和谈判的高手。这些人包括宗教和政治领袖，公司行政主管，心理咨询专家，思想工作者以及教师和家长。最后一种智力是自我认识的能力。这种智力的核心是一个人对自我内在情感的理解能力。自我认识能力强的人较能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了解自己的感觉，分辨自己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并能有效地运用这种自我认识指导自己的行为。他们具有较强的自省和反思能力，喜好沉思默想，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可能非常独立，责任感强，且严于律己；他们也可能在很多情形下自成一格，宁愿独自行事也不愿与人共和处。具有这种智力的人包括自传体小说家、心理学家、神职人员、自营商人以及那些对自己内心世界有深刻了解的人。[10]值得指出的是，葛德纳认为这七种智力的分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实际生活中，各智力之间并不是绝对孤立毫不相干的，而总是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在一起。例如，当一个棋艺高明的人下棋时，眼睛盯着棋盘，脑中却在盘算下一步该如何走；他必须同时运用视觉空间与数理逻辑的智力。即使是像做一顿饭这样简单的事，也得用上好几种智力：看食谱需要语言智力，计算食品和调料的用量需要数理逻辑智力，切菜切肉，煎炒炸煮等得靠运动智力，而设计一道适合各人口味的菜单时，又得具备人际关系的智力。显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一项活动是靠一种智力独立完成的。葛德纳的多重智力理论并明确指出，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这七种智力，并且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和训练使每一种智力都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多重智力理论自1983年问世以来，立即在美国教育和心理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在有关教育改革、课程发展、教学方法研究以及教育心理测验等等的文献中被广泛引用，几乎可以说掀起了一场教育思想的新革命。多重智力理论得以在教育界迅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恰好迎合了当时的教育改革气候。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正深刻检讨其教育危机，力图寻求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而多重智力理论声称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认识和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力，很多人便视多重智力理论为拯救美国教育危机的灵丹妙药。另外，与时同时，教育界不满于传统智力和成绩测验的呼声日益高涨，力求平等多样的多元文化教育正在逐步兴起，以“儿童为中心”的新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也方兴未艾，以及美国文化和教育中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等等因素都为多重智力理论广泛传播起了推波逐浪的作用。四但是，正如任何新的教育理论和观点一样，多重智力理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和指责。史登柏格在其智力三元论的讨论中便指出，葛德纳的多重智力理论主要是对智力进行理论分析，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依据，并不构成完整而严谨的心理学理论，也不是医治美国教育危机的灵丹妙药。[11]艾斯勒在对多重智力的评论中也指出，葛德纳对智力的定义并不新颖，与史腾和亨泽60年代对创造力的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葛德纳对各种智力的论证引用的几乎都是仅代表各领域中少数成就卓越的“纯个案”，对各种智力在大多数人身上具有如何操作和体现并无清晰的论述。[12]勒温认为，尽管多重智力理论有助于分析和讨论许多重要的教育问题，但它缺乏对何在教育实际中具体应用的研究，好似纸上谈兵。[13]甚至还有人指出，多重智力理论并无新意，与心理学领域对认知方式差异的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只是对以往的智力多因素论贴上了新的标签，将组成智力的因素标榜为智力；多重智力理论将能力和智力交互使用，严重混淆了智力和能力的本质区别，过分扩大了智力内涵和外延。[14]如前所述，葛德纳的确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提出关于多种智力的理论。但是，他却是第一个开创性地综合分析许多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结果后所创立的一个理论体系。在对多重智力理论的研究过程中，葛德纳综合分析了包括人类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数理心理学、传记研究、动物生理学以及神经解剖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制定了关于智力的一系列基本标准。[15]他认为，每一种智力都必须符合这些标准，而以上七种智力就是根据这些标准确定的。(1)每一种智力都会因脑部某些特定部位受伤，而遭受损害。葛德纳认为，任何智力必须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以大脑的生理机制为依据。各种智力彼此相对独立，藉由脑部受损，可以将各种不同的智力区分开来。脑部的某一部分受到损伤可能会使一个人失去某一种智力，而并不对其他智力造成影响。例如，一个人可能因左脑前额叶受到损伤而失去语言表达能力，但他仍然能够唱歌、绘画和跳舞。一个人的右脑颞颥叶受损后，可能会影响他在音乐方面的智力，但其听、说、读、写的能力并不受到影响。右脑枕骨叶受伤的人，其想象力、识辨面孔的能力或视觉上分别细微事物的能力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多重智力理论认为，脑部系统可分为七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例如，大多数人的语言智力主要依赖于左脑的功能，而音乐、空间和人际关系智力则主要由右大脑控制。运动智力由运动神经脑外层灰质、基底神经节与小脑控制。脑前额叶则对自我认识的智力特别重要。(2)每一种智力都有其特定的符号系统并藉其进行表达。多重智力理论认为，人类智力的特色在于有能力以符号达意，也就是能使用图像、数字或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和生活经验。根据葛德纳的研究，不同的智力有不同的符号系统，而且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数理逻辑的思考主要使用数字和希腊字母，音乐的智力通过旋律与节奏表达，哑剧演员则以复杂的手势和表情作为肢体动作的符号表达情感和观念。此外，还有社会交往的符号如挥手致意或告别，以及自我的符号如梦境中的形象等等。(3)每一种智力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过程。智力并不是出生时即有而终生不变的某种绝对的特质。多重智力理论认为，每一种智力都于幼年时期萌发，而后随着年岁和经历的增长在不同的时期得到发展，并最后因年迈而衰退。每种智力各有其独特的衰退形式，有的呈逐渐式衰退，有的呈急剧式衰退。在已经发现的七种智力中，音乐智力展露得最早，而且能够持续到老年期仍很旺盛。关于音乐天才早惠的例证举不胜数。莫扎特三岁时即能谱写简单的乐曲，九岁时便能写交响乐。然而，数理逻辑的思考能力却是另一种发展形式。数理逻辑在智力在幼年时期萌发较晚，而在青少年时期或成年初期达到高峰，中年后便开始衰退。从科学发展史便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重大发现都是由那些有数理才华的人在四十岁之前发现的。爱因斯坦十六岁时初探相对论便是一个例子。(4)每一种智力都具有文化价值。葛德纳认为，智力或智力行为并不由智力测验成绩的好坏或智商来确定，而是由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表现出来，或者说智力取决于一个人是否能解决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或创造具有文化价值的产品。传统的智力测量所测验的能力，如依序重述或倒序重述一串毫无关联的数字，或者解决一些类比推理的题目，这种能力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和文化价值。而真正得以代代相传的是民族神话、民间传奇、文学、音乐、伟大的艺术、科学发现和技艺，这些才是人类各种智力的具体体现。葛德纳认为，如果在研究智力，我们就必须研究每一文化中在各方面最杰出的代表，如梅尔维尔的《白鲸记》，而非数理心理学家笔记里的一些符号；毕卡索的《格尔尼卡镇》，而非空间推理测验中的一些几何图形；英国的大宪章，而非测量人际关系成熟度的度量表。[16]多重智力理论认为，各个民族文化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其智力行为，而传统上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语言和逻辑智力作为衡量智力的标准是非常狭隘的。因此，无论是喜玛拉雅山区善爬族的循迹追踪能力，还是南非卡拉哈利沙漠布西人的复杂的分类方法，或是阿尔及利亚阿能族的音乐天才，还是玻利尼西亚领航者的独特绘图本领，或是世界各地其他民族的特殊才能，都同等伟大，值得尊崇。[17]除此之外，多重智力理论还认为，每一种智力在记忆力，注意力，观察力和解决问题等方面，都有其各自的认知过程。比如，一个人在音乐旋律方面的记忆力可能不如他对面孔或数字的记忆力；一个人可能对音调感受敏锐，但对语言的分辨却较差。根据他对智力所确定的标准，葛德纳指出，以上七种智力只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基本智力，但并不排除其他智力存在的可能性。有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精神或道德智力的概念。[18]五自多重智力理论问世以来，很多智力心理学家们对其科学性仍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就连葛德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多重智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还只是一个理论框架或构想，尚需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加以证明、修改，甚至可能被推翻。[19]出乎意料的是，作为一个崭新的智力理论，多重智力理论并没有在心理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却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轰动，而且成为当今美国教育改革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印第安纳州的科艺学校就是在MI理论的影响下，于1987年创办的一所全新的学校，旨在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七种基本智力。[20]以MI理论为基础，该校聘请了在各个学科或智力方面（如美术、音乐、体育等）学有专长的教师，以及一位主管学校和社区关系的专任教师。该校强调给予各个智力方面同等的重视，以主题活动为主要课程组织形式将各种智力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录像和学习成果展览等方式记录，分析和评估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效果。另外，葛德纳领导的哈佛大学“零计划”研究小组，也分别与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塔伏茨大学的费尔德曼教授，以及耶鲁大学的史登柏格教授等合作，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在教育中应用MI理论的实验研究（如PROPEL艺术教育，Spectrum测验研究等），并在美国的教育理论和实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1]具体说来，多重智力理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我国教育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深入讨论和研究：(1)智力观―智力或能力的范围：根据多重智力理论，长期以来，学校教育传统上偏重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语言和数理逻辑智力，强调语文和数理化等学科的教学，而忽视了对学生其他能力方面的开发和培养。真正有效的教育必须认识到智力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并使培养和发展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音乐、体育、美术、历史、地理，社会常识等学科对促进学生智力的多方面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狭隘的智力观必然导致狭隘的教育内容，而狭隘的教育内容将培养出片面发展的学生，阻碍甚至扼杀学生多方面发展的潜在能力。(2)教学观―教学环境：多重智力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拥有彼此相对独立的七种智力，而且每种智力有其独特的认知发展过程和符号系统。那么，教学方法和手段就应该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而灵活多样。传统的教学基本上以“教师讲，学生听”为主要形式，辅之以枯燥乏味的“题海战术”，而忽视了不同学科或能力之间在认知活动和方式上的差异。根据多重智力理论，传统教学的“一支粉笔，一本教科书，和一块黑板”既违背教学规律，也违反因材施教的原则。教师必须让学生积极地参与教学活动，并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和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而且，即使是同样的教学内容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学校和教师的任务就是以适合学生特点的有效方法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充分的发展。(3)考试／测验观―智力和教育测验：多重智力理论对传统的标准化智力测验和学生成绩考核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葛德纳认为，传统的智力测验过分强调语言和数理逻辑方面的能力，而且基本上以多重选择为主要形式，在人为的非自然情境下进行，由机器根据标准化答案评分。因而，传统的智力测验有其严重的片面性与局限性，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传统的学科考试过分强调死记硬背的知识，缺乏夺学生理解能力、动手能力、应用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客观考核。根据多重智力理论，智力和教育测验必须通过多重渠道，采取多重形式，在不同的实际生活和学习情境下进行；教师应从多方面观察、记录、分析和了解每个学生的优点和弱点，并以此为依据设计和采用适合学生特点的不同的课程、教材和教法，帮助学生“扬长补短”。测验的目的不应该是对学生分类、排名次或者贴标签，而应该是帮助教师和家长认识和了解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要，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帮助每一个学生充分发展其潜能。测验是手段，不是目的。(4)学生观―关于学习者的概念：根据多重智力理论，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智力结构和学习方式，所以，对所有学生都采用同样的教材和教法是不合理的。真正有效的教学是能够将学生的智力特点与教师的教学方法相配合。例如，对一个具有高度视觉／空间智力的学生而言，历史教学可以通过艺术、建筑设计或地理等形式将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和地点有效地结合起来；而对一个具有高度人际关系智力或语言智力的学生，历史教学可以通过历史人物传记的阅读和分析，以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戏剧扮演有效的进行。另一方面，多重智力理论为教师们提供了一种积极乐观的学生观。那就是，每个学生都有可取的方面，重要的在于教师应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学生的特长，并采用有效的方法使其特长得到发挥。请记住：每个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七种基本智力，问题不是一个学生有多聪明，而是这个学生怎样聪明，在哪些方面聪明。注：[1][7][10][15]Gardner,H.《Frames of mind:The theoryofmultiple intelligences》.New York:BasicBooks.1983.[2]Mc Clelland,S.;Marsh II,G.;&.Podemski,R."Trendsandissues in the 1993 professional education literature".《School―Library―Media Annual》,12,p.235―239.[3][4]《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5]Ceci,S.J.《On intelligence…More of less》.New Jersy:Prentice Hall.1990.[6]Sternberg,R.J.《Beyond Ю:A triarchic theory ofhumanintellig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8][9][19][21]Gardner,H.《Multiple intelligences:Thetheoryin practice》.New York:BasicBooks.1993.[11]Stenberg,R.J.Reforming school reform:Comments on《MuJtiple intelligence:Thetheory in practice》.《TeachersCollegeRecord》,95(4),p.561―569.1994.[12]Eisner,E.W."Putting multiple intelligences in cotext:Some questions and observations".《Teacbers College Record》,95(4),p.555―560.1994.[13]Levin,H.M."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 andeverdaypractices".《Teacber College Record》,95(4),p.570―575.1994.[14]Morgan,H."An analysis of Gardner's theory of multipleintelligence".ERIC Document Service,ED 360 088.1992.[16][17]Armstrong,T.C.《7 Kinds smart》.USA Penguin.1993.[18]Boss,J.A."The autonomy of moral intelligence".《Educational Theory》,44(4),p.399―416.1994.[20]Bolanos,P."From theory to practice:Indianapolis' KeySchool applies Howard Gardner's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oryto the Classroom",《The School Administrator》,51(1),p.30―31.1994.（责任编辑 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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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936 【原文出处】中国农村经济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412 【原刊页号】011-017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吴晓华 【复印期号】199502 【 标 题 】１９９４年下半年农业形势与农产品价格走势分析 【 正 文 】 今春以来，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了一再强调并得到了一定的加强，农业出现升温趋势，农业经济运行态势良好。一是夏粮和早稻获得丰收。据全国１３个夏粮主产省抽样实割实测推算和１２个夏粮非生产省统计，今年夏粮总产量仍达到１０４０亿公斤，是历史上的第二个大丰收年。二是棉花生产丰收在望。据农业部统计，今年全国棉花播种面积为８１００多万亩，比上年增加７００多万亩，增长９．６％。三是油料生产形势基本正常。夏油产量达７４２万吨，比上年增加４８万吨，增长７％。四是糖料生产出现恢复增长势头。今年春播糖料面积达到２５７５万亩，比上年增加１２１万亩，增长４．９％。其中甜菜面积９７５万亩，比上年增加１３５万亩，增长１３．８％。五是畜牧业和水产业生产形势也基本正常，人民群众的“菜篮子”日益丰富多样，各地副食商场和菜市场购销两旺。上半年肉类产量达到１８８７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５．１％。六是农民现金收入增加较快。今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不包括储蓄、借贷现金收入）为５５０元，比上年同期增加１３４元，增长３２．１％，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１３．３％，较上年同期实际增长幅度高出６．３个百分点，是近几年来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目前农民现金收入对农民总收入的贡献份额已达到６８．６％，农民收入增加较快，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一是非农产业收入增加。农村居民上半年从各类企业中取得的人均劳动报酬为１０３元，比上年同期增加５５元，增长１１４％；其二是出售农产品收入增加。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出售农副产品现金收入为２６８元，比上年同期增加６４元，增长３１．６％。其中，出售种植业产品现金收入１２６元，增长４７．８％。出售粮食现金收入增加尤为突出，人均出售粮食７７公斤，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８．６％，而出售粮食金额却增长９１．２％。粮价调整给农民带来了明显的收入。今年上半年农业生产出现转机不仅表现在粮、棉、油、糖、畜牧和水产等生产出现升温，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市场因素对农业生产的作用空前强烈。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广大农业生产者已经开始自觉走上了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路子上，从而使我国农业正在经历着一场从单纯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历史性变革。在今年水稻种植面积中，各地都明显增加了优质稻的种植面积。上半年猪肉产量增长１０．３％，而牛羊肉和禽肉产量分别增长３１．７％和３３．８％，牛羊禽肉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因而比上年同期增加了３．２个百分点，肉类产品结构明显优化。烤烟生产经过连续３年“发烧”之后，今年开始降温，春播面积比上年减少２６．８％。农业生产出现升温趋势，农业经济运行态势良好，主要是由农业发展外部环境有所改善所造成的。一、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诸多远虑近忧问题，仍大量存在，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深刻化，下半年农业形势不容乐观如前所述，今春以来我国农业虽然出现升温这一令人欣慰的趋势，但促成这一趋势的最主要因素是政府的政策力量，因而处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我国农业，其正常“体温”尚未形成。这又表现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诸多远虑近忧问题目前仍大量存在，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益深刻化。从远虑来看，当前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业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短时期内还难以建立健全。具体表现为：一是农业（主要是大宗农作物种植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种粮种棉）的积极性难以得到切实提高；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巨大，农业的企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进展艰难；三是农业市场体系不健全，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四是符合市场经济运作要求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建立健全，习惯于用传统的行政手段来解决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从近忧来看，农业问题更是纷呈杂出，足以使每一位关注我国农业问题的人士感到不安，体会出下半年农业发展形势不容乐观。这里撇开远虑不谈，主要谈谈直接影响到下半年农业收成的几个近忧问题。（一）粮食种植面积继续减少，棉花种植面积回升仍不理想。农业部不久前综合历年情况，公布了一个信息：我国粮食种植面积已跌至警戒水平。就目前农业生产条件与能力，要保证全国人民吃粮、工业生产用粮和国家储备，粮田面积须保持在１６．５亿亩以上。然而，我国粮田面积已经连续４年减少，１９９３年比１９９０年减少４４００多万亩，降至１６．６亿亩。今年各级政府虽然反复强调要稳定粮棉面积，但各地反映粮食面积仍然下降。据农业部的统计，今年粮食播种面积与上年相比一下子又减少了４０００万亩，只有１６．２亿亩。这对全年粮食产量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对粮食单产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此外，今年粮田面积减少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而南方地区粮食消费量约占全国的６０％，这就加重了全国粮食供求总量平衡和地区平衡的难度。棉花生产经过两年的大滑坡，播种面积已降到７０年代水平，总产量下降到８０年代初的水平，已引起了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从而使棉花生产的恢复性增长成为今年农业升温的主要表现之一，但是，棉花还是没有完成９０００万亩的计划种植面积。从目前形势看，即使棉花单产有所提高，棉花总产量也难以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不足，价高质次，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秩序混乱。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我国农业的增长已经愈来愈依靠于物质投入的增加。但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资料工业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不能适应农业增长的这一要求。近些年来，农村中流传着“四十年代保延安，九十年代保碳铵”这样一句话，由此可见化肥供应的紧张程度。这一状况，在今年上半年表现也很明显。今年一季度，全国化肥、农药和柴油供求缺口分别达到１２．４％、６．０％和１９．１％。目前，各棉产区纷纷反映化肥供应不足，直接影响到棉花的丰产。国家技术监督局今年一季度对２２个省（区）２１６家企业生产的十类３５３种农资产品所进行的质量抽查表明，在所抽查的产品中只有１５７种是合格产品，合格率仅为４４．５％，不到一半。与此同时，各地普遍反映农资价格上涨太猛，农民难以承受。上半年全国农业生产资料综合价格指数达１１８．４％，优势化肥和紧俏农资涨价幅度更大，碳铵、尿素和柴油等涨价幅度都在２０％以上，一些粮棉主产区更为严重，从春耕到现在，化肥等农资价格反复上涨，大大冲抵了粮棉调价带给农民的利益。面对猛涨的农资价格，农民对农业生产只能是“望价止步”，减少投入，甚至不投入。造成农资价格上涨过猛的最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资料流通渠道混乱，经营环节过多。国务院为此在８月中旬召开了全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了要组织好农资总量平衡，减少流通环节，整顿流通秩序，降低流转费用，从而降低并稳定化肥等市场供应价格的农资流通体制改革目标并进行了具体的部署。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些改革措施的出台，对今年农业生产来说已为时过晚。（三）农村经济政策落实难度加大，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减弱，“口农业”难以改变。中央、国务院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很强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在实际工作中也发挥了巨大的效应。现在的问题是有相当多的政策措施至今还没有得到落实。政策措施的不到位，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些似曾相识的农业问题在下半年将会再度出现。造成政策措施不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与以下三方面因素有关。首先是农业发展的大环境。尽管现在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８０％以上，但是依靠农业哺育工业的传统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这样，在既要保持国民经济较高的发展速度，又要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还要保持全社会的稳定等数重压力下，面对刚性化的城市利益，相当大部分的改革风险与成本就只能由农村来承担，由农民来承受。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政策无疑敌不过体制，一些要求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支持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当然是很难落实。其次是县、乡两级党政领导的状况。抓农业生产，关键在于这两级，因为各项政策措施都要通过他们去落实。而现在全国有相当多的县、乡正在为发不出工资伤透脑筋，哪有精力和财力去发展农业生产？就连经济比较发达的山东省，目前还有２／３的县即使按原工资标准都不能正常发工资。在机构改革过程中，不少地方拿农口机构开刀，对农口机械，尤其是农技推广部门停拨正常的事业经费，导致农口队伍不稳，人心涣散。再次是农业工作机构的状况。一方面是农业宏观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农业宏观管理体系不顺，缺乏一个适应市场经济运作要求的统一的机构来进行农业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是农村改革热情减退，没有８０年代那么高。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政策措施只能停留在“口号”上，从而使得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加强”中不断削弱，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在“缩小”中重新拉大，农民的利益在“保护”中受到严重侵犯。（四）农业自然灾害较为严重。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大，近些年农业抗灾防灾能力又有所下降，自然灾害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今年先是北方地区大面积干旱，接着是南方地区反复发生较为严重的洪涝灾害，此后东北局部地区又出现了严重的涝灾。进入７月份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发生了大面积严重旱灾。今年全国发生的伏旱比同期最旱的１９９２年还重，受旱面积是多年同期平均值的２倍，受旱严重的安徽、江苏两省是１９３４年以来伏旱最严重的一年。据初步统计分析，仅上半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累计５．１６亿亩左右，成灾２．８２亿亩，绝收３１００万亩，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５６００万亩、３１００万亩和１５００万亩。进入８月中旬，全国旱灾发生面积已达２．６８亿亩。总的来说。今年自然灾害对农业收成将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综上所述，影响下半年农业形势的因素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可谓喜忧参半。我们认为，对下半年农业形势既没有理由盲目乐观，又没有根据过分悲观，而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从目前情况来看，下半年农业形势将保持基本的正常状态，农业仍将在预警范围内运行，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不会产生严重的“拖后腿”问题。具体来看，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１０．６１亿亩，比上年有所减少，目前除江苏、安徽、河南、浙江和湖北等省反映旱情较重外，大部分省区６、７月份雨水多，气温高，秋粮普遍长势良好。只要各粮食产区积极挖掘潜力，努力扩大晚秋作物面积，加强管理，主攻单产，秋粮总产可望取得恢复性增长。棉花生产丰收几乎已成定局，只要继续抓好秋棉田间管理，加强第四代棉铃虫的防治，棉花单产和总产均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畜牧、水产业以及“菜篮子”农业将会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综合历年资料和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预测，１９９４年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在４．５％左右，是农业生产增长较快的年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在５．５％左右，为近几年来增长速度最高的年份；粮食总产量将比上年有所下降，减产幅度在１００亿公斤左右。１９９４年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仍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收入问题大于农产品供给问题。根据小康目标的要求，到２０００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达到１２００元（１９９０年价格），９０年代每年要递增５．７％左右。由于前６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仅为２％左右，这就要求从１９９３年起平均每年要递增６．６％左右，今年即使达到５．５％，仍然偏低。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上的主要问题也仍是农产品供给结构调整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变化，结构问题大于总量问题，而结构问题本身又包括品种结构与区域结构两方面问题。二、下半年农产品价格基本走势分析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以城市居民难以承受的强劲势头上涨，引起了决策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普遍关注。为什么今年农业生产形势基本正常，而农产品价格却以异乎寻常的势头上涨呢？为了阐释这一现象，我们首先必须分析出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成因，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把握农业生产形势和下半年农产品价格的基本走势。从表一和表二可以看出，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势头确实很强劲。从表一可以看出，在全国３５个大中城市，食品类价格指数月月超出消费品价格总指数，特别是粮食、肉类和鲜菜产品，涨势更为强劲。８月份粮食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月上涨６０．２％，肉类比上年同月上涨４８．１％，鲜菜比上年同月上涨４９．１％，分别相当于同期消费品价格总水平上涨率的２．２２倍、１．７７倍和１．８１倍。如果说，表一月度同比指数由于受“翘尾”因素的影响，难以准确反映今年农产品价格走势的话，表二则可消除这一影响。从表二可以看出，消除“翘尾”因素影响之后，农产品价格仍呈全面高幅递增态势。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今年农产品价格以如此强劲势头上涨呢？现在有不少人把这个因素归结为农业生产滑坡。他们认为，前两年工业的高速增长、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造成了对农业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大量农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再加上今年以来农业自然灾害频繁，从而使今年农业的供给能力大大下降，供不应求拉动了农产品市场价格迅猛上涨。我们认为上述情况确实存在，供不应求也确实是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全部因素，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因素。因为今年供求关系比较紧张的只是棉花，食油，食糖和猪肉等少数农产品，而且供求关系最为紧张的棉花，国家一直没有放开其经营和价格。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农产品价格这一走势的呢？我们认为，除了部分农产品供求偏紧拉动了农产品价格上涨这一因素外，还有以下几个因素：表一３５个大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表（以去年同月价格为１００）（附图 {图}）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表（１９９４年９月１９日）表二品 名 规格,等级 每公斤平均价(元) 比年初(%)面 粉 富强粉 2.12 134.18粳 米 标 一 2.71 163.25籼 米 标 一 2.18 137.11花生油 二 级 9.84 112.33菜籽油 二 级 9.18 129.91猪 肉 冻后腿肉 9.90 118.56猪 肉 鲜后腿肉 14.20 144.46１．零售物价总水平快速上涨，牵动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新时期，国民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速度很快。在这种情况下，受结构变动和体制变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去年零售物价上涨１３％，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涨１４．７％。今年以来，市场物价在去年高水平的基础上继续攀升，１－７月份，全国商品零售和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２０％和２２．４％。作为整个市场物价的一部分，农产品市场价格也必然随之上涨。就农产品价格上涨与整个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关系来说，应该明确这一点，并不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带动整个物价总水平上涨，而是整个物价总水平上涨迫使农产品价格上涨。２．国家上调粮食价格，刺激了整个农产品市场价格上涨。迫于物价总水平在高价位上持续上涨的压力，国家对于粮食这种特殊的商品，只能采取调价措施，今年６月１０日主要粮食收购价格平均上调幅度达４０％。由于粮价在农产品价格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而且粮食零售价格已经放开，这样粮食收购的上涨必然带动粮食销售价格及其它相关农产品和食品价格的全面上涨，否则就会出现新的价格扭曲。更为严重的是，每次规定粮食定购价格上调，只是纸上谈兵，市场粮价早已涨在规定的价格之上，国家调价政策的出台对粮食价格的上涨，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国家从今年６月１０日起将小麦合同收购价格提到１．００－１．０８元／公斤（以中等花小麦为标准），与上年合同收购价相比，提价幅度达４０％以上，这只与当时小麦出省价格基本持平。这样，产区经营者为维护自身合理利益，必然要进一步提高小麦外销价格，从而推动小麦总体价格上扬。３．市场管理无序，助长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农产品作为商品一般要经过收购－－批发－－零售三个环节，才能走到消费者的餐桌上，农产品因此也就形成了收购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三种市场价格。今年以来除国家规定较大幅度提高粮棉等收购价格外，农产品市场价格上涨主要表现在零售价格上。而农产品零售价格的上涨，主要又是市场管理无序所造成的。农产品作为居民消费的最基本必需品，如果零售市场缺乏有效的管理，就极易形成市场垄断价格，给一些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和哄抬价格提供可乘之机。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现阶段，原有的国营粮食、副食和蔬菜部门已经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继续发挥其流通主渠道作用，这些部门或是退出农产品市场，或是因负担沉重而无力竞争，只能勉强维持，或是让个人承包经营，而私营企业和个体商贩则乘机大举进入农产品市场。私营、个体商业大举进入农产品市场，一方面方便了居民生活，活跃了市场，另一方面也给市场管理提出了新的巨大挑战。在变化了的农产品市场面前，我们的市场管理机构或是显得手足无措，无从管理，或是只管收费，不问管理，甚至错误地认为搞市场经济不需要市场管理和市场价格监控。这样，通货膨胀和国家上调粮棉价格就大大诱发了农产品市场各市场营销主体的预期涨价心理，在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规则约束的条件下，农产品垄断价格自然形成，各营销主体，尤其是个体商贩，漫天要价，相互攀比，推动着整个农产品市场价格节节上涨。例如，今年以来各地的蔬菜批零差率大都在５０－１００％之间，有的甚至高达３００％，而正常的蔬菜批零差率只在３０％左右。４．农产品成本急剧上升，推动了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农产品市场相比，农业生产资料市场更为混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势更为凶猛。由于现阶段，我国的农业还只是一种极其低级的农户经济，企业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很低，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承受和消化能力很弱，因此农民对农产品价格上涨感受远没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那么深刻。难怪不少农民抱怨道：“粮食价格先说涨而不涨，农资价格说不涨而老涨”；“我们吃下去的是市场经济，吐出来的却是计划经济”。与此同时，随着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农业劳动力价格也迅速上升。此外，现阶段农业生产单位与农产品市场之间缺乏必要的中介组织和辅助组织，农民的自组织程度很低，农产品交易成本一直在上升着。所有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着商品农产品成本的提高，也推动着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上涨。５．农产品区域结构失衡，拉动了农产品价格上涨。我国南方地区人口密集，非农产业发达，居民收入水平高，消费水平也高，又加上流动人口多，致使近些年来南方地区农产品（主要是粮棉）自给能力下降，昔日“南粮北调”已变成“北粮南调”。而且由于体制因素的影响和交通运输“瓶颈”的制约，全国性的农产品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农产品区域间流通往往受到很大的阻滞。当某种农产品丰收时，农民卖难，产区经营企业外调难；而当某种产品减收时，农民惜售，则出现收购难。总之，难以形成一个较好的购销秩序，往往是各种“大战”频发。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抬高了销区农产品价格，而销区价格的上涨，又必然反过来带动产区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成全国性的价格上涨。６．大中型国营养殖场亏损严重，城市近郊蔬菜、副食品基地征用、撤并较多，削弱了政府平抑农产品市场价格的能力。我国大中城市的副食品生产长期以来都是以国营养殖场（养猪场、养鸡场和奶牛场等）为主，放开价格和经营渠道后，一些主要副食品生产和价格风险基金制度还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在生产资料大涨价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低，大面积出现亏损现象，于是纷纷缩小饲养规模，甚至停产半停产。城市近郊农产品基地被征用、撤并，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城市农产品的供给量，另一方面又间接提高了农产品的上市成本，因为从远郊、外埠调运，无疑增加了运输成本。７．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上扬，抬高了国内市场价格。１９９３年全球性谷物减产，国际市场粮价暴涨，加之国家取消了对进口粮食的补贴，原先靠进口部分大米满足消费需求的沿海地区，转向国内市场采购，抬高了国内市场价格。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首先可以看出：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农产品市场的无序；农产品价格上涨虽然与农业生产有关联，但关联度不大；农业生产形势与农产品价格走势并不一致，供求规律调节生产与市场的作用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阻隔，农业的市场化进程还远未完成。因此，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并不能说明农业生产出现滑坡，农业生产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决不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以如此强劲的势头上涨。以上我们对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成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其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今年的农业形势，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寻求把握今后农产品价格走势的根据。从目前情况来看，造成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上述各种因素在短时期都还将持续存在着。因此，下半年农产品价格仍将在目前水平上继续保持上涨态势。但是，今年的农业毕竟还是属于正常增长年份，随着秋收作物的上市，农产品供求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造成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其它一些主要因素也将发生明显的变化，例如：物价总水平上涨将会有所减缓；国家调整粮价的连锁反应将会逐渐减弱；农产品市场管理与市场价格监控会加强；重要农产品的储备体系与风险基金制度将会逐步发挥作用；农资价格上涨势头将会得到初步遏制；农产品区域间调销将会相对顺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造成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各种因素影响力度将有所减弱，有的甚至会明显减弱。当然，从目前情况还可以看出，在特别强硬的行政干预作用下，并不能完全排除农产品价格出现一定程度回落的可能，但这肯定只能是暂时的，只会给以后农产品价格反弹留下更大的空间。因为行政措施在现阶段一旦成为最主要的措施，其作用只能是短时的，而非长久的，只能治标，而治不了本。尽管行政措施，也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作者单位：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责任编辑：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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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纪念反法西斯胜利４５周年新华社贝尔格莱德５月９日电南斯拉夫近日举行各种活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４５周年。南人民军、老战士协会和预备役军官联合会的代表９日向铁托墓、无名英雄墓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烈士纪念碑分别献了鲜花。贝尔格莱德市议会在原集中营所在地举行了纪念会，回顾了贝尔格莱德市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雄事迹。萨拉热窝市以及波黑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的一些地方也分别举行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４５周年的活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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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A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用氧吸收速率(OUR)表征活性污泥硝化活性的研究王建龙 吴立波 齐 星 钱 易摘要 研究了用氧吸收速率(Oxygen Uptake Rate,简称OUR)表征活性污泥 硝化活性的方法.利用生物抑制剂丙烯基硫脲(allylthiourea,简称ATU)和氯酸钠(NaClO3 )可以选择性地抑制亚硝酸细菌和硝酸细菌的活性.通过测量不同时间的OUR，可以分别计算 出污泥的亚硝化活性和硝化活性.结果表明：该方法的测量结果与实际反应器中的硝化反应 情况相当一致.该方法简单易行，快速方便，适用于硝化系统中硝化活性的测量.关键词 硝化活性；氧吸收速率；硝化；生物抑制剂；活性污泥.Characterization of nitrification activity of activated sludge by oxygen uptake rate (OUR)WANG Jianlong, WU Libo, QI Xing, QIAN YiState Key Joint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 Simulation and Pollution Co ntrol,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Abstract A simple method was developed to characterize the nitrification activity by oxyg en uptake rate (OUR).The method was based on the subsequent addition of allylthi orea (ATU) and NaClO3,selective inhibitors of nitrate bacteria and nitrite bac teria respectively,to the mixed liquid sample of activated sludge in a closed ba t ch respirometer.The effect of nitrification inhibitors on the endogenous respira tion of activated sludge and the heterotrophic substrate oxidation were investig a ted.The repeatability tests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verage oxidation rates of NH4+-N and NO2--N were 12.6±0.3mg(O2)/ ( L.h) and 2.8±0.5mg(O2)/(L.h),respectively.The nitrification activity meas ure d by oxygen uptake rate was validated by determining the variation of nitrate in the running reactor.By means of simple measurement of OUR combined with the subs equent addition of two selective nitrification inhibitors,the oxidation rate of NH4+-N,NO2--N and COD can be obtained,which is helpful for control and optimization of nitrification process.Keywords nitrificatiion activity,oxygen uptake rate,nitrificati on,inhibitor,activated sludge.随着人们对水体富营养化的日益关注，脱氮除磷已成为水污染控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硝化 反应是废水生物脱氮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指将NH4+-N氧化成NO3--N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在好氧条件下才能进行.硝化过程由亚硝酸细菌和硝酸细菌共同完成， 反应式可表示为：NH4++2O2→NO3-+H2O+2H+硝化反应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很大.因此，在实际反应器运行中监测和调节反应器里的硝化过 程，了解硝化菌的活性非常重要.通常，基质(NH4＋-N)的减少和终产物(NO3--N)的增加能够为硝化过程的进行状况提供一些信息，但不能确切反映硝化菌的实际活性.如果能够直接测量硝化菌的活性变化，则为控制反应器中的硝化过程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硝化活性可定义为单位污泥在单位时间内氧化的NH4+-N和NO2--N的量，根据硝化反应的原理，则可相应地以mg(O2)/(L..h)或mg(O2)/(g(MLSS).h)为单位表述为耗氧速率.Nowak等人［1-3］在有特殊有机工业废水作为抑制剂存在时，测定了不同NH4+浓度下微生物的摄氧量，计算出硝化微生物的动力学参数，用来表示活性污泥的硝化活性.Vanrolleghem等人［4］利用呼吸仪测定了碳氧化和硝化的需氧量，即异养菌和硝化菌的活性.亚硝酸盐(NO2-)是硝化过程的中间产物，对生物有毒性，因此开发出快速有效的检测方法十分必要.研究表明，丙烯基硫脲(allylthiourea,简称ATU)可以抑制亚硝化菌的活性.Nowak等人［1，5］利用ATU为抑制剂，研究了活性污泥的硝化活性和碳氧化活性.他们先将活性污泥曝气，使废水中的有机物和NH4+彻底氧化，测定总的OUR，然后加入ATU抑制NH4+氧化，测量OUR，该方法可以区分碳氧化和硝化的需氧量，但不能测定出亚硝化活性.本文对用氧吸收速率(OUR)表征活性污泥的硝化活性进行了研究.该方法以向封闭型分批式呼吸计量仪中混合样品顺序投加硝酸细菌和亚硝酸细菌的选择性抑制剂为基础，使用的生物抑制剂为氯酸钠(NaClO3)和丙烯基硫脲(ATU).NaClO3在0.02mol/L的浓度下能够抑制硝酸细菌参与的NO2-氧化反应.NaClO3对亚硝酸细菌参与的NH4+氧化反应当时不产生影响，它对于亚硝酸细菌的抑制作用在大约30min后才能检测出，这是因为NaClO3缓慢转化成的NaClO2既抑制硝酸细菌，又抑制亚硝酸细菌.而本方法测定过程只需10 min左右即可完成，因而可以认为NaClO3只对NO2-氧化反应有抑制作用，而对NH4+氧化反应不产生抑制作用.ATU在5mg/L的浓度下能够抑制亚硝酸细菌参与的NH4+氧化反应.本方法是通过在特殊的实验装置中测量选择性抑制剂加入前后的混合液样品的OUR来确定硝酸细菌和亚硝酸细菌的活性.1 测定方法原理测量采用一个自制的完全封闭的呼吸仪，如图1所示.图1 测量硝化活性的实验装置图1.磁力搅拌器 2.溶解氧探头 3.呼吸计量仪 4.NaClO3和ATU的加入口Fig.1 Experimental setup for measuring nitrifying activity呼吸仪有一个与记录仪连接的溶解氧探头.待测的混合液样品从反应器中取出后，装入测量仪中，曝气充氧，使溶解氧接近饱和.在测量过程中水样利用磁力搅拌器进行混合.测量装置中试样的温度及pH与实际反应器中的保持一致.测定方法如下：首先测定总的OUR.在溶解氧浓度降低约3min后，向混合样中加入NaClO3(最终浓度达20mol/L或2.13g/L)，再测量OUR，总的OUR与NaClO3存在下的OUR之差可以看作亚硝酸盐氮的耗氧速率(如图2所示).在溶解氧继续降低约3min后，向混合样中加入ATU(最终浓度达5mg/L)，再测量OUR，NaClO3存在时的OUR与两种抑制--NaClO3和ATU都存在时的OUR之差代表氨氮氧化反应的耗氧速率.图2 用OUR测量硝化活性的实验原理图Fig.2 Schematic presentation of the measurement of nitrifying activity by OUR2 材料与方法2.1 实验装置采用常规的活性污泥法系统，接种污泥浓度约为4g/L.2.2 分析方法化学需氧量(COD)：采用重铬酸钾标准法测定.溶解氧(DO)：用YSI-58型溶解氧仪测定(Yellow Springs Instrument Co.,Ohio,USA).氨氮(NH4+-N)：采用纳氏比色法测定.亚硝酸盐氮(NO2--N)和硝酸盐氮(NO3--N):用离子色谱仪DX-100测定.氧吸收速率(OUR)：从反应器中取出定量的混合液进行曝气，使其中的DO饱和或接近饱和，然后在密闭容器中测量其DO浓度的变化，作DO-t曲线，同时测量其生物量(MLSS).根据DO-t曲线和生物量，按下列公式计算OUR：式中，OUR：单位质量污泥在单位时间内利用的氧量，mg(O2)/(g(MLSS).min);DO：溶解氧浓度，mg/L；t：测量时间，min;X:测量装置中生物固体浓度，g(MLSS)/L.3 结果与讨论3.1 硝化活性的测量结果利用本研究建立的方法对活性污泥的硝化活性进行了测试.取3份相同的污泥，加入标准基质溶液(其组成为：葡萄糖，200mg/L；NH4+-N(NH4Cl),10mg/L；NO2--N(NaNO2),5mg/L,用自来水配制.)，按不同方式进行OUR测定，实验结果如图3所示.图3 耗氧速率的测定结果Fig.3 The oxygen uptake rate of activated sludge图3结果表明，抑制剂加入前后污泥耗氧速率曲线的线性很好，可分别计算出其斜率，然后根据实验原理，将不同阶段的OUR相减，可得出亚硝化耗氧速率及硝化耗氧速率分别为0.19 mg(O2)/(g(MLSS).min)和0.29mg(O2/(g(MLSS).min).再取相同的污泥，按标准方法依次加入抑制剂，结果如图4所示.此连续实验得出的亚硝化活性与硝化活性分别为0.19 mg(O2)/(g(MLSS).min)和0.30mg(O2)/(g(MLSS).min).可以看出，用此方法进行硝化菌活性测定既简单又准确.图4 OUR连续测量结果Fig.4 The OUR of activated sludge with subsequent addition of nitrifying i nhibitors3.2 抑制剂对异养菌的影响异养菌的OUR包括两部分：基质氧化和内源呼吸的氧消耗.为了解抑制剂NaClO3和ATU对异养菌的影响，进行了以下两组实验.取一定量的活性污泥，空曝一天以后(使所有的能降解COD和氨氮得以转化).从中取出定量样品，加入蒸馏水，按标准方法依次加入NaClO3和ATU，测量OUR，得出DO变化曲线如图5(A).另取出相同量的污泥，加入葡萄糖标准液，使COD浓度达100mg/L,再按标准方法测量OUR，结果见图5(B).可以看出，本研究选用的生物抑制剂对异养菌的内源呼吸和有机物的氧化几乎没有影响.图5 抑制剂对异养菌的影响(A) 抑制剂对内源呼吸的影响 (B) 抑制剂对COD氧化的影响Fig.5 Effect of nitrifying inhibitors on heterotrophic bacteria(A) on endogenous respiration of activated sludge (B) on heterotrophic substrate oxidation3.3 可重复性实验为证明该方法的可靠性，本实验在利用其对硝化菌的活性进行监测的同时，还以一系列的独立实验对其进行了检验.从反应器中取出一定量的活性污泥进行一整天曝气，直至所有可降解的COD和氨氮都被转化(内源呼吸).将该污泥混合液分成10等份，向其中5份加入氨氮标准液(混合液初始浓度达10 mg(NH4+-N)/L),立即测量氨氮氧化速率，经计算得平均活性为12.6±0.3mg(O2)/(L.h)(图6A)).接着，按同样的方法向另5份污泥混合液中中加入亚硝酸盐氮标准液(混合液初始浓度为2mg(NO2--N)/L，因为实际反应器中NO2--N浓度很少能积累到2mg/L)，测量NO2--N氧化速率，得到平均氧化速率为2.8±0.5mg(O2)/(L.h)(图6(B)).由此可见，可重复性是很好的.图6 重现性实验结果(A) NH4+-N的氧化速率 (B) NO2--N的氧化速率Fig.6 The results of repeatability tests(A) oxidation rate of ammonium (B) oxidation rate of nitrite3.4 测量结果与实际运行情况的比较取一定量的污泥，在基质浓度为10mg(NH4+-N)/L的条件下测量OUR，硝化活性结果为0.0935mg(O2)/(L.min),即5.61mg(O2)/(L.h)(呼吸仪中污泥浓度MLSS=310mg /L)(图7(A)).另取等量的污泥在相同污泥浓度和相同基质浓度条件下曝气，进行硝化反应，测量其反应前后NO3--N的变化，经计算其氧化速率为1.26mg(NO3--N)/(L.h)(图7(B)).硝化反应可描述为：NH4++1.86O2+1.985HCO3-0.021C5H7O2N+1.044H2O+1.881H2CO3+0.982NO3-图7 OUR测量结果与实际硝化反应进行情况Fig.7 Comparison of nitrifying activity measured by OUR and by nitrate con centration从上式可以计算出，生成1g NO3--N需要消耗4.33g氧.从OUR的测量结果可以计算出，氧化NH4+-N生成1g NO3--N所需的氧为：5.61 mg (O2)/(L.h)/1.26mg (NO3--N)/(L.h)=4.45g (O2).与理论值4.33很接近，说明该方法可以很好地反映活性污泥的硝化活性.4 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测量OUR表征硝化活性的方法是可行的.它简单易行，快速方便，准确可靠，适用于硝化反应系统硝酸细菌和亚硝酸细菌活性的测量.为人们快速了解并控制和调整反应器中的硝化状态提供了可能.这种简便方法能够向人们迅速提供NH4+-N和NO2--N氧化菌存在情况的信息，使人们有可能尽快采取措施，令系统最优化.作者单位：(王建龙 吴立波 齐 星 钱 易)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北京 100084参考文献［1］ Nowak O,Svardal K.Observations on the kinetics of nitrification under inhibiting conditions caused by industrial wastewater compounds.Wat Sci Technol ,1993,28:115-123［2］ Kroiss H et al.Nitrification inhibition--a source identification method for combined municipal and/or industrial treatment plants.Wat Sci Tech,1992,26: 1135-1146［3］ Hynes R K,Knowles R.Inhibition of chemoautotrophic nitrification by sodium ch lorate and sodium chloride:a reexamination.Appl Environ Microbiol,1983,45:1179- 1182［4］ Vanronlleghem P,Verstraete W.Simultaneous bioki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hete rotrophic and nitrifying populations of activated sludge with an on-line respir ographic biosensor.Wat Sci Tech,1993,28:377-387［5］ Stensel H D et al.An automated biological nitrification toxicity test.J Wat Pollut Control Fed,1976,48:2343-23501997-08-14收到原稿 1997-12-23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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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1期 No.1 Vol.18 1998科技期刊松树近旁土壤酸化的二维特征*黄连芬 翁建华 刘晓茹 傅朝阳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44)佐藤一男 (日本电力中央研究所，东京201)文 摘 采用土壤酸中和能力的一种新定义方法：土壤水的pH值降低到4.7时100g土壤消耗的H+量，研究了土壤断面的酸化特征。选择了南方的红壤和北方的褐壤，详细研究了松树近旁土壤pH、酸中和能力、以及对SO2-４吸附等断面的二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松树近旁土壤的pH、酸中和能力、SO2-４吸附能力在水平层变化不明显， 在垂直深度方向逐渐变大，表层小于下层。从土壤断面ANC的特征揭示出我国南北方土壤表层均受不同程度的酸化。关键词 土壤酸化 酸中和能力 pH值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idification of soils around the pine tree.Huang Lianfen，Weng Jianhua，Liu Xiaoru，Fu Chaoyang(China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Research,Beijing 100044)；Kazuo Sato（Center Research Institute of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Tokyo 201).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1):60～63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tribution of 2-dimensional profile of pH, ANC, SO2-４ absorption of soils around the Pine tree were researched at detail in Red soil of southern and Drab soil of northern,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ange of them is not obviously at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is getting higher with depth of soil from tree stem. It suggests that surface soils were acidified in varying degrees.Key words:acidification of soil acid-neutralizing capacity pH value土壤酸化主要指土壤中H+增加、pH下降、盐基消耗、铝等有害元素的活化。土壤酸化是一个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复杂过程。一般是从它对酸的敏感性或土壤酸容量角度来反映土壤的酸化。80年代McFee〔1〕提出的土壤对酸敏感性的判据方法引起人们的兴趣并得到广泛的引用。在国内研究的不多，主要有周修萍〔2〕、王敬华〔3〕等分别采取McFee方法和酸缓冲曲线法研究了华南三省表层土壤对酸的敏感性。然而McFee的标准体系由于没有考虑盐基饱和度和硫酸根吸附量而受到批评〔2〕。佐藤〔4〕的土壤酸中和能力（ANC）模型修正了这些不足，它包括了土壤中可交换碱性阳离子和碳酸盐的溶解以及对SO2-４的吸附等两个部分。所选择的pH4.7的实验条件是考虑土壤吸附的铝离子不被交换出来，以保护植被生长的正常生态环境。所以它是当前研究土壤酸中和能力中比较周全的模型。本文与佐藤合作，采用一个新的土壤酸中和能力模型，在调查了我国表层土壤ANC〔5〕的基础上，详细地研究了松树近旁断面的土壤酸化状况。作出了土壤pH、酸中和能力、以及对SO2-４的吸附能力等二维分布图，展示了松树近旁土壤酸化的特征。通过文献检索，国内未见有报道，这对于研究我国森林立地生态环境有重要的科学和实际意义。1 实验方法1.1 调查地点概况分别在南方酸雨区和北方非酸雨区各选一个调查点。要求所选点具有30年以上未开垦的森林土壤、树种为我国常见的松树。其一点位于福建湖山，东径111.5°、北纬26.5°、标高410 m，土壤为花岗岩母质红壤。另一点位于河北省雾灵山，东径116.8°、北纬40.4°、标高约500 m，土壤为淋溶褐壤，母质为安山质凝灰岩坡积物。1.2 采样方法选一棵30年以上树龄的健康松树。以该树干为0点，在它的下流坡方向开挖一个可供采样的垂直平整的、略大于90 cm深和150 cm宽的断面，以便在水平方向0、30、60、90、120、150 cm，垂直方向0、10、30、50、70、90 cm的交点位置，如图1中36个黑圆点的位置，分别采集36个土壤样品。图1 松树近旁土壤断面采样位置Fig.1 The sampling sites of profile1.3 分析方法土壤pH（H2O）的测定：10g土样溶于0.025L水中，测定其溶液的pH值。ANCc的测定：称取两份重各1g的土样分别加pH为4.7的醋酸-醋酸铵缓冲溶液和去离子水，震荡24h，然后分别测定其滤液中的Ca、Mg、K、Na，计算各个对应离子浓度的差值，将其加和即为ANCc。ANCa的测定：1g土样在1.56×10-3mol/L K2SO4溶液中震荡24h，将溶液的pH调至4.7，测定其SO42-，计算出土壤对SO42-的吸附量，即为ANCa。2 结果与讨论2.1 松树近旁土壤pH的断面二维分布本文测定的pH（H2O）值反映的是土壤中游离酸的H+浓度。根据断面上36个土壤样品pH值分析结果，绘出它的二维等值线图。图2，图3分别是湖山和雾灵山松树近旁土壤pH（H2O）的断面二维分布等值线图。图2 湖山土壤pH断面二维分布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pH in Hushan图3 雾灵山土壤pH断面分布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pH in Wuling从图2，图3的pH等值线清楚地看出松树近旁土壤pH值的变化特征：在垂直深度方向从表层往深层pH值逐渐变大，变化速率在0～60cm的浅层处比较大，60～90cm的深层处比较小。湖山是红壤，土壤的pH值比较低，在A0表层为3.67～4.19，在90cm深处为5.05～5.29，两层相差约1 pH单位。雾灵山是淋溶褐壤，土壤的pH值比较高，在A0层为6.04～6.49，在90cm处为6.79～7.30，二层相差约0.8 pH单位。这说明松树近旁表层土壤比深层更酸。其酸化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例如，土壤的硝化作用。植物残体和有机质在土壤中被异养微生物分解产生了NH+４，而后又被氧化成NH-４。或者森林枯枝落叶层进行弱酸性分解，产生有机酸，通过降水淋溶至土壤。更重要的原因是酸雨对土壤酸化影响。湖山地区酸雨的pH值为4.1～5.8，年降雨量1200mm，酸雨中H+的年沉降量为16.9 mg/m2*a，非常可观。2.2 松树近旁土壤酸中和能力的断面二维分布本文中的土壤酸中和能力（ANC）定义为〔4〕：土壤水的pH值降低到4.7时100g土壤消耗的H+量，单位为meq/100g。这里既考虑了阳离子又考虑了阴离子，为两部分之和。土壤中可交换碱性盐基Ca、Mg、K、Na离子和碳酸盐，以ANCc表示。土壤对SO42-吸附的量，以ANCa表示。这使土壤对SO42-吸附的孤立研究与整个土壤酸中和能力有了定量的关系。数学表达式为：ANC=ANCc+ANCa（1）由湖山和雾灵山松树近旁土壤酸中和能力的断面二维分布监测结果绘成了图4，图5。图4 湖山土壤ANC的分布（meq/100g)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ANC in Hushan图5 雾灵山土壤ANC的分布（meq/100g)Fig.5 The distribution of ANC in Wuling湖山和雾灵山两个采样点，属两种不同的土壤。从图中看出在水平方向，松树近旁土壤的酸中和能力变化不很明显。但在断面的垂直向下方向都有所变化。湖山ANC从0.22～0.80增加到1.3～2.1，雾灵山ANC从11.0～13.3增加到27.6～33.8。有相同的变化规律：断面土壤的酸中和能力随深度增加而增加。或者说表层土壤的酸中和能力比底层有所减弱，这说明表层土壤有了不同程度的酸化。这与上述土壤pH断面二维分布的实验结果相一致。此外，从酸中和能力还说明北方非酸雨区土壤的酸中和容量很大。2.3 松树近旁土壤对SO42-的吸附土壤对阴离子SO42-的吸附能力也是影响土壤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土壤对SO42-的吸附机理一般认为是土壤颗粒的物理吸附，而在本文pH为4.7实验条件下的机理是：pH4.7时土壤中铝主要以氢氧化铝形态存在并吸附在土壤颗粒上，SO42-可置换出其中的OH-，然后它中和消耗土壤中的H+。反应式如下：因此，土壤对SO42-的吸附能力就是消耗土壤H+的能力。从实验结果得出雾灵山褐土对SO42-的吸附能力很小，断面上有些点的值甚至为零。它对整个土壤酸中和能力贡献很小，占很不重要的地位。红壤则不同，湖山红壤对SO42-的吸附能力比较强，特别是由于红壤的ANCc比较小，因此对SO42-的吸附能力在整个酸中和能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图6中还可以看出红壤对SO42-的吸附能力随深度而变大，下层高于表层。红壤对SO42-强的吸附能力可能归因于湖山红壤风化程度比较高，土壤中高岭石等次生黏土矿物与铁铝氧化物含量比较高，以至于吸附SO42-的能力比较强。图6 湖山土壤对SO2-４的吸附（meq/100g)Fig.6 The distribution of SO2-４ absorption in Hushan3 小结3.1 松树近旁土壤的pH、酸中和能力的断面二维分布特征为：水平方向变化不明显，随垂直深度而变大，表层小于下层。3.2 南方湖山红壤对SO2-４有强的吸附能力。它的吸附能力也是随垂直向下方向而增强。表层低于下层。南方红壤对SO2-４的吸附能力大于北方雾灵山的褐壤。3.3 从南方湖山的红壤和北方雾灵山的褐壤可看出，松树近旁表层土壤已有不同程度的酸化。参考文献1 McFee W W.Sensitivity ratings of Soil to acid deposition：a review.Environ.Exp.Bot.1983，23(3)：203～2102 周修萍，秦文娟.环境科学学报，1992，12 （1）：78～833 王敬华，张效年，于天仁.土壤学报，1994，31（4）：348～3544 佐藤一男，大岸弘.环境科学会志，1990，3（1）：37～485 翁建华，黄连芬，刘晓茹等.中国表层土壤的酸中和能力.见：日本电力中央研究所国际讨论会论文集. 东京：电中研出版社,1996. 154～158作者简介黄连芬 女，1941年10月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现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室主任。自80年代初起一直从事环境化学研究。近年主持了国家“八五”科技攻关子课题“我国中东部酸雨时空分布规律研究”，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日酸沉降合作研究等项目。曾获省部级二、三等科技进步奖共4次，发表论文10多篇。致谢：墨宏山工程师协助作数据二维分布图的计算机处理，特此致谢。收稿日期：1997-05-134*中日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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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83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314 【原刊页号】④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200104 【 标 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 作 者 】万国权 【 正 文 】 （2001年3月3日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各位委员：我受常务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报告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请予审议。（一）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以来，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围绕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运用提案形式履行人民政协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共提出提案3733件。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提案委员会对这些提案进行审查后，立案3372件，转为委员来信处理361件。提出提案的委员1787人，占委员总数的79.4%。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提案56件，党派、团体与政协专门委员会的联合提案2件，委员界别小组的提案12件。立案的提案，分别送交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所属有关部门，高法院、高检院办公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以及有关人民团体共163个承办单位办理。政协提案得到了各个方面的重视，许多部门的领导亲自部署或参与办理工作，加大了办理的力度，推进了提案的落实。截至2001年2月20日，已办复提案3302件，占全部提案的97.9%。所提意见和建议得到解决或列入计划解决的2711件，占82.1%。对因条件限制等原因一时难以解决的提案，承办单位也如实作了说明。根据反馈意见，大多数提案人对提案的办理情况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二）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以来的提案，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其中，关于西部大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教育与人才培养、精神文明建设和反腐倡廉等方面的问题成为提案的重点和热点。这些提案通过承办单位的认真办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提案1502件，占提案总数的44.5%。有些意见和建议已成为制定政策或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如委员们提出的关于“西电东送”的10余件提案，在政协九届三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就邀请国家计委和水利部等16个部门和云、贵、川三省有关负责同志与提案人座谈，钱正英、陈锦华副主席出席，大家互通情况，交换意见，为国家制定“西电东送”计划积极献计献策。民进中央提出的《建设陇海线星火开发带，推动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建议案》，科技部认为，提案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有效途径，决定作为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十五”星火计划。九三学社中央提出的《关于切实做好我国农业“入世”应对准备的紧急建议案》，农业部认为很及时、很重要，在与九三学社中央领导进一步交换意见的基础上，正在加快研究制定我国农业“入世”后的应对措施。民革中央提出的《关于首都水问题的对策与建议案》，已被北京市政府吸收到水管理改革的方案中。委员们提出的关于加强国土资源保护和管理的提案，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土资源部的重视，朱ｒóｎｇ＠①基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反映这个提案的《政协信息》上作了重要批示，国土资源部主要领导邀请提案人座谈，并部署了落实工作。对建设沿长江铁路大通道方面的提案，铁道部派人专程到武汉同提案人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介绍情况，目前沿江铁路通道项目已纳入铁路“十五”建设计划。有关科教文卫体方面的提案988件，占提案总数的29.3%。委员们围绕科教兴国战略，从各个角度提出了近500件提案。对此，中央领导同志极为重视，在政协九届三次会议政协委员关于教育工作建议的综合材料上作了批示。对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有关提案，教育部进行了认真研究，已将其中的重要建议纳入下发的相关文件中。委员们提出的《关于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推进我国环保产业发展案》、《发展及开发非金属矿深加工技术，建立示范性科技开发案》等，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对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的提案，文化部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与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加强专项治理的方案，加大了治理力度。对委员们强烈要求减少和控制大型综合文艺晚会的提案，文化部很重视，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严格控制的措施。对建议修改《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提案，卫生部积极办理，已提出修改方案报国务院审批。有关法制建设、社会保障、统战工作等方面的提案882件，占提案总数的26.2%。对加快中医立法进程的提案，全国政协会同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与部分提案人一起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调研报告，国务院领导同志就此作了批示，推动了中医立法工作的进展。委员们关于制定西部开发法的建议，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已在立法规划中予以考虑。委员们提出的在井冈山建立中华青少年历史及文化学习基地的建议，得到了江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去年10月1日基地已揭幕，并组织了第一批港澳学生赴井冈山参观学习。关于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提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决定把有关建议纳入《关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对一些需要加强沟通的提案，有关部门也进行了认真的办理。例如，对香港委员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以有利中国整体发展的提案，全国政协邀请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等有关部门与提案人进行座谈，陈锦华副主席出席，通过座谈交流，承办单位与提案人沟通了情况，交换了意见，扩大了共识。为使委员更多地了解提案办理情况，在综合考虑办理的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摘选了5个承办单位办理工作的概要情况，作为本报告的附件，供委员参阅。（三）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政协提案的作用，关键在于提高提案工作质量，包括提案质量、办理质量、服务质量。三者之间密不可分，互相促进。为切实提高这“三个质量”，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开展工作。不断宣传提高提案工作质量的重要意义，促进各方面形成共识。陈俊生、孙孚凌副主席分别在提案交办会和部分承办单位座谈会上，强调了提案工作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办好提案的要求。在具体工作中，为提高提案工作质量积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去年修订的《提案工作条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提案从选题到内容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对提案的审查和处理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一年来，提案委员会根据《条例》，坚持了严格按标准审查立案，进一步规范办理程序，从制度上保障提案工作质量的提高；3次召开座谈会，与部分委员、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研究提高提案质量、改进提案工作的问题；4次与提案人一起走访了一些承办单位，交换意见，增进理解，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努力为提案人提供“知情”服务，做好提案人与承办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在提案工作的宣传中，把积极性引导到提高提案质量、讲求办理效果上来。第二，注重提案办理的实效，突出重点提案的办理。提案委员会在对提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与有关承办单位协商，确定一批重点提案，通过组织有承办单位和提案人共同参加的协商办理座谈会、专题调研、跟踪办理等，推动办理质量的提高。一年来，先后组织了9次协商办理座谈会和5次专题调研。赵南起、张思卿副主席先后带领提案委员会、部分提案人和有关部委的同志，分别就建议国家制定“批发市场法”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提案进行了专题调研，形成的调研报告已送中共中央、国务院。李瑞环主席、温家宝副总理在关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调研报告上批示，要求有关部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快立法，做好保护工作。针对社会上反映强烈的虚假医药广告泛滥问题，提案委员会邀请卫生部、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提案人协商座谈，李岚清副总理在座谈会的简报上批请国家工商局负责同志商有关部门采取严格而有效措施加以防止和查处。《关于加强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提案，曾连续两年提出并进行协商办理，去年提案委员会再次邀请有关部门与提案人协商座谈，进一步研究落实的办法。经多次酝酿，国家经贸委正在起草“十五”期间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方案上报国务院。第三，综合整理提案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发挥提案的作用。政协九届三次会议结束后，及时将3000多件提案内容整理成14个方面的综述，送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参阅，并在《人民政协报》上连载。配合九届政协第十次常委会的议题，将有关西部大开发的提案进行综合整理，提供常委们参阅。摘选一些重要提案的内容，整理成政协信息上报；将提案分类送政协有关的专门委员会，供研究参考。通过新闻媒体、新闻发布会以及内部刊物，宣传和介绍提案工作情况，扩大社会影响。（四）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与形势的发展和政协工作的要求还存在差距，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在新的一年里，提案工作要继续坚持提高质量、讲求实效。要进一步提高提案质量。提案质量是提案工作的基础，只有高质量的提案，通过高质量的办理，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提出政协提案既是行使民主权利，也是体现一种政治责任，理应严肃、严谨、求实、求精。李瑞环主席曾明确指出：“既然是提案，那它就不是一般性的意见或建议，究竟什么样的内容可以上提案，应该有一个慎重的考虑。”提案应当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围绕“十五”纲要的实施，抓住一些急待解决或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发挥政协委员专业素养高、联系群众广的优势，认真进行调查和分析，提出可行性强、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要不断提高提案办理质量。提案只有经过认真办理才能取得实效。政协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的重要方面。认真办理政协提案既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体现，也是切实改进工作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要通过与承办单位的密切合作，促进提案办理工作更加注重实效。要继续改进提案委员会的服务工作。通过加强提案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队伍建设，完善各项工作制度，更好地为委员服务；加强提案委员会与承办单位的沟通，坚持搞好协商办理；尽快提高提案工作的办公自动化程度，进一步发挥提案的信息作用。要加强提案工作与政协其他工作的有机结合。为了更有效地履行政协职能，要充分发挥政协提案所具有的内容广泛、参与性强、操作规范、有案必答的特点，把提案工作同委员视察和专委会的活动等项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今年是我国“十五”计划的第一年。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通过全体委员、参加政协的单位、政协机关以及提案承办单位的共同努力，使提案工作的质量更高、成效更大，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钅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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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科研水平 开拓世界市场莱州西由种子公司壮大实力冲出国门(4)内容: 新华社济南５月２２日电（通讯员邓兆安）山东省莱州市西由种子公司以科研开发为先导，面向世界，奋力开拓，现已建成海内外瞩目的中国乡镇级最大的种子公司。这家种子公司从１９８０年创建起，就吸收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经验，实行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公司招聘了４８名研究技术人员，设立了莱州市作物种苗研究所、良种试验场、恒温种子库，购置了先进的育种配套设备和仪器，在上级科研部门的专家帮助下，每年都进行玉米、大白菜、萝卜等作物的自交系与自交不亲和系的选育、新组合测比和品种对比示范推广。经过艰辛攻关和系统研究，先后培育出优良蔬菜和玉米杂交种３８个，为公司的开发经营注入了新的活力。从１９８５年开始，他们在辽宁、河北等地大量繁育各类良种。由于质量好，信誉高，年经销玉米杂交种７５０万公斤，蔬菜杂交种２０万公斤，甜菜种３０万公斤，固定用户发展到３０００多家，遍布国内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据测算，几年来这家公司经营推广的良种，共可增产粮食４亿公斤，蔬菜４０亿公斤，为农民增加经济收入４・５亿元。西由种子公司对已取得的成绩并不满足，强烈的竞争意识使他们把目光又瞄向国外。根据国际种子市场的发展趋势，他们集中科研力量，精心设计选育目标，加快育种进程。１９８７年，这家公司培育的“西玉２号”玉米杂交种，表现出抗病害、抗倒伏、高产稳产的突出优势。为此，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品种送给中国种子公司，经其推荐送到日本试种。一场台风过后，其他国家的试区品种全部倒伏，唯独这个品种傲然挺立，被誉为“铁杆玉米”，打开了中国玉米良种出口创汇的大门。接着，他们又培育出“丰抗７０”大白菜杂交种，被农民称为“白菜王”，一般亩产１万公斤，最高产量１・４万公斤，净菜率、软叶率分别高达百分之七十五和百分之五十二以上，且具有抗病、生长期短、适应性强、品质好等优点。去年，这一品种荣获山东省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被命名为“鲁白８号”，并已选送到国外试种，受到好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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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3660 【原文出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1 【原刊页号】251～258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02 【 标 题 】新历史主义对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启示 【 作 者 】李勇 【 正 文 】 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我们以往的现代文学史只是半部文学史。但是，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承认这种观点的呢？是不是仅仅意味着缺少了通俗文学这一块，把它补起来就行了？实际上，进入新时期以后，我们一直在进行文学史的修补工作，起先的文学史只讲鲁、郭、茅，后来补上了巴、老、曹，再后来是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以及徐＠①，无名氏等等。几乎所有新文学作家都挖掘完毕，因此也造就了不少专家，现在是挖掘通俗文学的时候了吗？这样的挖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挖掘出了那么多“新”作家，但是文学史的面貌似乎并无太大改观。现在挖掘通俗文学，会给现代文学研究带来多大的改变呢？毫无疑问，一部包含有大批通俗文学作家作品的现代文学史是很有特色的。但是，问题在于，如何确定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它与新文学的关系如何？更进一步，通俗文学与新文学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并列于“文学史”中？这就涉及到我们的历史观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考察一下，我们的通俗文学为什么在以往的文学史中没有地位，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仅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历史原因。在通俗文学势头正健的20世纪20年代，它就受到新文学阵营的抨击。鲁迅、周作人、瞿秋白、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人都曾撰文批判通俗作家、作品。斥之为才子佳人小说，鼻涕眼泪小说，文娼等等。这些新文学家的观点后来成为定论，影响了后人。二是历史观。这才是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以往的文学史被概括为一个阶级，一种创作倾向的文学史，进入新时期以后，又有人写出了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的文学史。总之，这些文学史的历史观都是历史主义的。它的特点是：把文学史纳入历史的宏伟叙事当中，认为文学史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的反映。另一方面，它追求文学史发展的连续性。认为历史总是向着某一个既定目标运行的过程。其具体作法就是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挑选出他们认为是代表着文学史发展方向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排列起来，就成了文学史。这种历史观当然不利于通俗文学。通俗文学的内容主要是日常生活琐事，或者是神奇的幻想。它的主要功能是娱乐消遣。因此，在以往的史家眼中，它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承认这些日常的琐事是民族精神的反映肯定是令人沮丧的。于是，它被排除在经典之外，也就被排斥于连续的“历史运动”之外。但是，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大量存在和普遍流行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在20年代就宣称文学作为消遣品的时代过去了的茅盾，在30年代看到电影《火烧红莲寺》上演的盛况时，也不得不惊叹于这种通俗作品力量的强大〔1〕。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到底应该得到怎样的评价？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给我们带来了一线希望。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具有本文性：第一，历史不是“过去的事件”，而始终是“被叙述的”关于过去的事件的故事。过去不可能再以真实的面目现形而仅仅存在于“表征”形式之中。第二，不存在单一的，具有统一分期的历史实体，而只存在非连续的矛盾的历史。第三，历史研究不再是纯客观的和独立的，因为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境遇，过去只是从与我们的特定历史关怀相一致的所有已写就的本文中建构起来的东西。第四，由于文学并没有稳定不变的历史“背景”，这种背景始终只是以作为互本文的其他本文去重写的东西，即本文，从而文学本文并非崇高的超验性的人类精神的表达，而只是存在于其他本文中的本文。〔2〕这样看来，通俗文学在“历史”中就有它存在的理由了。因为，既然历史只是关于过去事件的故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过去大量存在的通俗文学写进“历史故事”之中？我们以往的那种一个阶级，一种创作倾向的文学史只是讲述历史的一种方式而已。我们也完全可以讲述一个包含一些供人消遣的，描写日常生活和幻想的通俗文学的故事。另一方面，那种以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为由，认为现代文学史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而把反映日常琐事和幻想的通俗文学排除在外的文学史也应该受到怀疑。因为历史是非连续性的，充满矛盾的。应该恢复这种非连续性。那些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学与通俗文学是此起彼伏的，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促成它们的繁荣与衰落。因此，在研究高雅的纯文学的同时，也不能忘记那些不能纳入反映时代精神发展这条线索的，与之相矛盾的作品、现象。应该把通俗文学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分析它产生、流行的原因。另外，如果文学的“背景”也是本文性的，文学本文不是人类崇高精神的表达，那么，那种以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为文学史发展主线的作法就应该受到怀疑。通俗文学是否可以成为文学史的“主角”？那就要看我们的历史关怀如何了。讲述一个以通俗文学为主要途述对象，以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冲突为主要内容，反映现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矛盾、斗争的全貌的“故事”，也许不是不可能的。可见，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就不是补上一块的问题，而应有更深层次的变革。或许可以写出新的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由于强调历史的非连续性而很难再找出什么发展线索，也不再把文学史看成客观的，有着统一分期的发展阶段。而是向历史深处开掘。它更象是截取历史横断面的社会政治研究。对一个个社会横断面进行考古式的发掘。新历史主义的“厚描”（thick despritation）方法在这里就派上了用场。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本文性，力图恢复文学本文产生的历史语境，而不再关注它的发展线索。因此，为了恢复历史语境，他们采用了特殊的厚描方法。在他们的心目中，经过别人叙述的历史是不太可靠的。他们要恢复历史的“全貌”，于是到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档案材料，轶闻，方志，日记等历史本文中去找第一手材料，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来重新叙述历史。所谓厚描，本是人类学方法。人类学所强调的是田野调查，无论是考古发掘，还是一种文化的实地研究，人类学家都不放过任何细节，以图对对象有一个全方位的把握，尤其是在对一个现存文明的实地考察中，人类学家往往要参与对象的生活，加入他们的部落，成为其中一员，以便很好地体验他们从日常生活到宗教仪式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如实地记录，再进行理论化的探讨。这种厚描的方法在研究通俗文学时大有用处。比如，我们以往的鲁迅研究中，总是把他看成新文学的一面旗帜，代表了新文学的最高成就，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面旗帜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如何？进而，新文学在民众中的影响如何？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影响很大，已占绝对的优势。但在鲁迅日记中，却有几则记录着自己为母亲购买程瞻庐，张恨水等通俗小说家的作品。对于儿子的《呐喊》，老太太似乎有点茫然。从这里入手，是否可以对那个时代的文学状况作一个全方位的挖掘，也来了一个厚描，彻底地清理一下那个时代文学的状况，并找出原因？再比如，程小青这样的作家也很有意思。众所周知，他是以翻译、模仿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而闻名的侦探小说家。虽然是模仿，他的作品仍然很有趣味，也绝没有色情、暴力的成份。他自述创作目的时说：“我承认侦探小说是一种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除了文艺欣赏外，还具有唤醒好奇和启发理智的作用。在我们这样根深蒂固的迷信和颓废的社会里，的确用得着侦探小说来做一种摧陷廓清的对症药啊。”〔3〕到了50年代， 他又撰文说明侦探小说的作用：“纯正的侦探小说总是在故事情节中包含着耐人寻味的有力的暗示――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凭这些暗示，它吸引、启发和推动读者的思维活动。由于天赋的求知欲的被激发，读者常常会给这些暗示吸引住，进而欲罢不能地循着作品所指的正确的思维轨道，步步进展，步步深入，最后终于以揭穿谜底，解决疑问而称快，同时也能于分析推理的思考上得到一次训练。”〔4〕这样看来，程小青的创作目的与许多新文学作家有一致之处，都有开启民智，提倡科学的特点。而且，程小青曾于1924年作为函授生受业于美国大学函授科进修“犯罪心理学”和“侦探学”，也与许多新文学作家一样受到欧风美雨的洗礼。但是当时的新文学对程小青却是排斥的，把他的作品视为“治安文艺”。从新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是否应该重新检讨程小青侦探小说的意义？甚至在考察“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的时候，也该考察一下侦探小说本文的价值？问题不在于恢复程小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在于，为什么新文学要排斥这样的作家，他们又怎么能够这么做？如果向西方学习，借鉴西方的科学精神改造国民性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那么，程小青正可以成为新文学家的同盟军，他们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排斥他呢？这些问题都是很有意思。可以看出，用厚描方法考察横断面的历史，消解历史连续性的神话，其目的不在于仅仅挖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更重要的是每一个细节都有一种颠覆性力量，从一个细节就可以引出一连串的问题，甚至打破某些已成定论的看法。这就与新历史主义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有关了。知识考古学是法国理论家米歇尔・福柯的独特的思考方法。在福柯那里，任何知识都表现为一套话语，话语不仅有它的所指，而且与整套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和权力关系相联系。因此考察一个知识系统，就不仅要看它说了什么，而且要看它是怎么说的，在什么条件下说的，在什么语境中说的。也许我们对一种知识系统的所指不感兴趣，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用考古学的方法，分析出它产生的年代、背景、语境。对它进行追根溯源的疏理，从而考察一种知识体系得以产生，延续的原因。知识考古学使得我们可以从全新的角度来反思既定的观念。比如，通俗作家，礼拜六派的代表人物周瘦鹃在《礼拜六》第26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旧约》的短篇小说，开头是这样的：“斜阳下去了，天已夜了。河边散步的人都散开去了，四下里渐渐寂静，没有声响，但听得远处闹市中还有车马箫管之声，杂在一起，隐隐送到这个所在，却好似在别一世界中了。”这里的叙事话语与旧小说完全不同，叙述者隐退了，讲述式的交代被呈现式的描写所取代。它应该属于受到西方影响的新文学话语，已是一篇成熟的白话小说。就时间而言，它早于鲁迅的《狂人日记》。这个“考古”材料又一次向我们以往的权威“文学史”提出质疑。为何不把它定为新文学的开端？为什么以往的文学史一致认为通俗文学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学成份是受到新文学的影响却看不到通俗文学受西方的影响比新文学更早？周瘦鹃曾在《礼拜六》上翻译过托尔斯泰、大仲马、迭更司、莫泊桑等作家的作品。结集后受到鲁迅、周作人的赞扬〔5〕。 可以相信，通俗作家传播西方文学的功劳也是不可抹杀的。如何解释这篇白话小说的出现？不仅是把“白话小说”产生的年代提前几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否重新组织历史叙述：如果白话文学是从通俗小说开始的，那么，现代文学史的重心在哪里？我们能否对现有的现代文学的定论重新思考？当然，这种文学史也不仅仅是挖掘了鲜为人知的“文物”，对文学本文的态度将与发掘工作一起来完成这样的历史叙述。新历史主义强调本文的历史性，把本文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去。他们不再去抽象地、超然地谈论审美与艺术特色，甚至思想内容。他们把文学本文作为一种历史语境中与其他历史本文相关联的本文来阅读。在他们看来：“本文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存在于给定的语言、给定的实践、给定的想象中。语言，实践和想象又都产生于被视为一种结构和一种主从关系体系的历史中。”〔6 〕厚描与知识考古学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还原这种历史语境。这种还原并不是象我们以往所说的要“历史地”看待作家作品，不要用现代的标准要求古人，而是要把本文放回经过他们复制的历史中去重新解释。这样做的前提是文学本文与非文学本文可以作互文参读。于是，在这样的文学史中，文学本文就是现出另一种面孔。比如，对于鸳鸯蝴蝶派的开山之作《玉梨魂》，新文学作家目之为“鼻涕眼泪小说”。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它产生的历史语境中与其他本文参照阅读，就可以得出全新的意义。小说1912年开始连载于革命党人创办的《民权报》上。这似乎暗示了它如果不是政治小说也是被革命党利用来吸引民众的工具。从而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那是个封建统治分崩离析的时代，“民众起义虽然没有让维护民族统一的支柱垮下来，却使传统的制度及与其相关连的，受到天子支持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秩序等准则全部崩溃了。”〔7〕那时革命党已经推翻了清王朝， 却让皇室保留了住在皇宫的权力，并每年享有几千万两白银，另一方面，革命党人又与保守势力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并最终向保守派妥协。在人们的观念中，一切都是即应该变又应该保持适度的。伍廷芳在他的《中华民国图治刍议》中是这样谈论婚姻的：“著者管见，男女论婚，宜由父母作主，俾免年少无知之受惑，然百年伉俪，终身唱随，亦须与儿女辈明白相商，彼此欣从，愈成婉娈”。〔8〕可见，无论是国家政治还是男女婚姻， 都是在一种“结构”中运行的。“结构，我是指历史必须揭示并重构意识和行为的条件，这种条件应该被视为社会关系的系统……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对过去诠释中，历史都遵循一种模式或结构，按照这种模式或结构，某种事件比其他事件具有更大的意义。在这一意义上，结构制约着本文的写作和阅读”。〔9〕《玉梨魂》也该在它产生时的历史结构中阅读，它的“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故事正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本文的结构暗合。可见，文学本文的意义在新历史主义那里已经延申到了文学之外。它可以与轶闻，笔记，档案，方志等材料一起参与叙述一个时期的历史，构成历史叙述中的一个因素。本来，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不过是历史的残片，这样，所谓的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就有了同等的地位。关键是要在历史语境中去解释，它们为何存在，而不再是沿着既定的文学史的叙述话语，抬高一方，排斥另一方了。注释：〔1〕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载《东方杂志》第30卷第3号。〔2〕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P326。〔3〕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多方面》，载芮和师、 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程小青：《从侦探小说说起》，《文汇报》1957年5月21日。〔5〕见《教育公报》第4卷15期，1917年11月30日。〔6〕〔9〕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载张京嫒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大版， P63、P58。〔7〕《剑桥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P685。〔8〕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中华书局，P628。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讠右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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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1681 【原文出处】人民音乐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8 【原刊页号】34～41 【分 类 号】J6 【分 类 名】音乐、舞蹈研究 【复印期号】199805 【 标 题 】关于西方音乐特征的历史透视和反思 【 作 者 】于润洋 【 正 文 】 世界上各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群体的音乐都有自身所独有的特征，那么西方音乐具有怎样的特征？回答这样的问题，对于中国音乐学者来说，无疑有很大的难度。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历史的和当代的音响资料和文字文献，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毕竟生活在与西方人迥然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文化传统和音乐生活氛围中，我们对西方音乐的体验和领悟，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总会与对自己地域的音乐耳濡目染的西方人之间存在着差距。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当我们以与之很不相同的、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作为参照系来反观西方音乐的时候，或许会看到某些西方人自己因习以为常而不见得真正留意到和意识到的某些东西。对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群体的音乐特征进行审视，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因而也就会有不同的描述。本文试图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和比较宽阔的社会文化视野，来对这种审视做一次尝试。笔者将把西方音乐的特征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理性与感性（也即理智与情感）之间的高度协调和平衡；二，矛盾冲突造成的内在张力；三，高度个性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频繁的风格变革。人类的精神世界有一个发展过程，其构成因素总是处于从产生、发展到衰退、消亡的不断变化和永恒运动之中。本文所提出的西方音乐的这三个特征，作为人类的精神创造，作为人类特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产物，它同样有一个从发生、发展、成熟，直到衰落、蜕变、乃至消亡的过程。这三个主要特征，则主要是指西方音乐发展到最成熟、最灿烂、最经典阶段所具有的特征，而这些特征自身都经历了一个从产生、发展、成熟，到趋向解体的过程。由于这些特征的形成往往是一个逐渐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在各个历史阶段之间并没有一个僵死的、截然的界限。下面将尝试把西方音乐特征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做一个粗略的描述。（一）西方音乐，就其历史发展而言，一直存在着一个理性和感性之间，也即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协调和平衡问题，为实现这二者之间的高度协调和平衡，西方音乐经历了一个艰辛漫长的独特过程，才寻求到了自己独特的实现方式。这种协调和平衡既涉及音乐的精神内涵，也涉及到它的音响形式。古代希腊的音乐，除了当时音乐哲学的一些理论文献尚保存至今之外，具体的音乐实践今人所知甚少，因此难以就涉及其特征问题作出什么描述，只能根据所能掌握的有限资料，作一些推断。在至今已经发现的很少一点的古希腊音乐段落残篇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像欧里皮得斯的悲剧中的音乐片断这样的历史文献。这种由合唱队演唱的单音旋律是悲剧构成的重要因素。我们知道，古希腊文艺，尽管它常常采取神话、传说的形式，但它本质上是一种世俗文化。“人”的主题是它的核心。尼采所谓的古希腊文艺中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正体现了这种文艺中冷静、清醒、理智的理性内涵和热烈、冲动、感情化的感性体验的同时并存，二者间的关系应该说是协调和平衡的。如果说，古希腊悲剧是静穆、和谐的日神精神和冲动、狂热的酒神精神这二者完美结合的产物的话，那么，按照尼采的看法，音乐所体现的则是典型的酒神精神。正处在人类健康发育的童年时期的世俗的古代希腊人，他们在悲剧中所展示出的自身同盲目命运之间冲突中所蕴含的种种震憾心灵的情感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或许正是通过乐池中合唱队的歌声体现出来的。遗憾的是，今天对这些未曾被保存下来的音乐已经无从做实证的考察了。至于涉及音乐特性的其它问题，由于当时的音乐自身尚未分化独立出来，作为一个艺术品种，它还远没有进入专业化创作阶段，因此尚无从谈起。西方早期音乐文化中理性与感性之间的这种协调和平衡，在中世纪音乐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的音乐创作、研究、教育以及音乐生活实践基本上是在修道院和教堂中进行的。基督教神学统治着西方人的整个精神生活。基督教一方面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崇尚虔诚、热烈的宗教情感，但与此同时它却极力用宗教理念抑制人类固有的自然情感，贬低人类的感性生活。它的“原罪”观念将人的情欲视为一种罪恶。以宗教音乐为主宰的西方中世纪音乐，就其精神内涵而言，人类所固有的感性体验受到宗教理念的排斥，音乐中的感情表现被抑制，从而造成理性与感性之间的第一次失衡。与经院哲学理念相适应，中世纪宗教音乐的风格、结构则表现为相当理性化的、以对位法为技术准则的多声部复调思维，它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而逐步成熟。这种繁复、错综的音乐结构中保持着清晰、有序的逻辑关系。音乐构思中的形式、结构观念显然超越于表情需要之上。这种情况，在十五世纪以前的弥撒曲或经文歌中都有鲜明的体现。西方早期基督教音乐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关系中发生的这种重大的变化，是西方人的自身本质所遭遇到的第一次重大异化的结果，人性遭到前所未有的扭曲。他们在幻想中皈依了一个宗教理性的王国，塑造了一个能寄托自身愿望的上帝，而这个虚幻物却反过来成为其自身的精神主宰，人自身被否定，成为只有鄙视和放弃自身作为人所有权具有的一切感官要求才能得到拯救的负罪者。应该指出的是，在中世纪修道院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复调音乐技法、不断完善化的记谱系统以及在音乐理论研究所获得的成就，毕竟为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世纪宗教音乐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带有明显理性色彩的成熟，显然是与基督教神学内部逐渐滋生出来的理性潮流有关。这就正如早期的诸如逻辑学、修辞学、历史学、甚至数学、天文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修道院和僧侣是一样的。在十五世纪以前的西方中世纪音乐中，还很难谈到由于矛盾冲突的存在而形成的内在张力问题。这显然同基督教经院哲学的精神要求有关。音乐作为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必须同信徒们虔诚、和谐、宁静的超脱尘世的精神境界相适应。信徒们与世无争的内心世界同外在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处在一种宗教的和谐之中；矛盾冲突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制作教堂音乐的修道士们压抑着自身的人类本能的自然情感，把它看作是一种邪念。他们还不可能真正意识到自己作为“人”，同社会之间有什么矛盾和冲突。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所经历和体验到的尘世苦难，只能指望在彼岸世界――即天国那里得到解脱。从最初的纯净的格列高利圣咏到后来在结构上高度理性化的复杂的多声部音乐，它们追求的都是一种内在的和谐、均衡；一切表露人类本性的情感冲动的东西，都被看做是一种背离宗教情感的邪恶。声部与声部之间，音与音之间的关系，都必须遵循严格的规范和戒律。这种对“内在和谐”的追求，使漫长历史时期中的西方宗教音乐呈现出一种缺乏活力的凝固感，很少动力性，音乐结构本身缺乏矛盾冲突所造成的内在张力。我们不难看到，即使像非常富于创新精神的马肖这样的十四世纪法国音乐大师，他的最成熟的弥撒曲中也未能真正超越这种性质。这一时期的西方音乐，还远未进入个性化阶段。音乐在当时只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只是宗教活动的一种手段。修道院中的音乐制作者们，作为修道士，作为“乐工”，他们还不能意识到自己是在从事一种艺术创造；也更谈不到在自己制作的音乐中有意识地去表现他们自身的种种体验。他们只是在探索和建构最初的、通用的音乐规范，个性化问题还远未进入西方音乐发展的进程。只要我们比较一下十三、十四世纪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杰出的音乐家们的作品，就会发现区别他们各自的风格特征，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大约从十五世纪起，在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其后的哲学、科学中的理性主义潮流的有力推动下，西方音乐在新的起点上开始恢复了对人的关注，音乐家的目光又开始投向人的情感，可以说，这里体现了西方继古代希腊之后第二次对人的发现。中世纪音乐中理性与感性之间关系的失衡开始得到调整。从若斯坎、拉索，到十八世纪中叶以巴赫、亨德尔为标志的巴洛克时期结束为止的三百多年间，这个调整过程一直在不断地深化。音乐理论领域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情感论”有力地推动了这个过程。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这个过程的最辉煌的代表。他以马泰福音书为题材创作的大型音乐作品《受难乐》中，就其精神内涵而言，宗教理念的表达与世俗情感的宣泄之间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切都是在音乐风格、技法的深刻变革基础上实现的。尽管巴赫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对位法大师，但是，在他的音乐里，高度理性化的复调音乐思维的绝对统治地位已经被动摇；以旋律――和声为结构原则的主调音乐思维已经逐渐渗透到他的复调思维中去，而这种新的音乐思维方式早在十七世纪初叶兴起于意大利的早期巴洛克歌剧体裁中就已经出现。在巴赫的音乐中，教会调式已经基本上被从民间、世俗音乐中发展起来的大小调体系所取代；在这个基础上，功能和声的实践已趋向成熟。这也就是说，与精神内涵中理性与感性之间新的关系相适应，巴赫音乐的形式结构中理性化的、以对位法为基础的复调思维也发生了向更富于情感表现的主调思维的明显倾斜。巴赫在西方音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我看来，正在于他不仅把复调音乐发展到最后的巅峰，而且更在于他实现了这个重大的过渡，为主调思维的最后获得统治地位作了充分的准备。从文艺复兴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终结的所谓“巴洛克音乐”这近三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为西方音乐建立在矛盾冲突基础上的内在张力这一特征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这个特征，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体现得最为深刻的仍属巴赫的音乐。诚然，巴赫的思想、情感和音乐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联系，但他毕竟已经是一位十八世纪的市民艺术家。即使在他的最富宗教内涵的音乐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在他的心灵深处存在着也许连他自己也未曾深刻意识到的某种矛盾：一方面是对人类苦难及其解脱的充满宗教意味的观念和理解，而另一方面则是对世俗人生和尘世欢乐的向往和追求。他的那部《受难乐》，就这部宏大作品的总体而言，正体现了作曲家心灵深处的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世纪宗教音乐中所追求的那种内心的和谐、安宁和静穆，在这部作品中常常被一种很富戏剧性的激情所取代。人们对基督的充满世俗色彩的、深沉的爱，对其不幸遭遇的愤懑之情，对其悲惨殉教的巨大悲痛，对在彼岸世界获得幸福的宁静憧憬，这种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心灵体验的画卷，为在音乐中展示矛盾冲突从而形成一定的内在张力创造了前提。巴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集前人的大成，找到了与此相适应的音乐手段。他终于将建立在平均律基础上的大小调体系推向最后的成就，并在这个前提下完成了和声的功能体系的建构；导音作用的强化，减七和弦的广泛运用造成的不协和和弦音响的冲击，转调的可能范围的扩大，以及在复音音乐的内部主音音乐原则对自身的地位的不断提升等等，这一切都为西方音乐的内在张力这一重要特征的进一步形成铺平了道路。经过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后期这三百多年的发展，西方音乐在个性化程度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作曲家的自我意识在逐渐增强。尽管他们还尚未摆脱对教会或宫廷的依附，但他们毕竟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音乐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当整个艺术开始将目光从上帝转向人之后的必然结果。作曲家们在把音乐虔诚地奉献给上帝时，同时也在表现他们自己，倾诉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生活在尘世的“人”的种种体验。只要我们把这个历史时期的最后两位最辉煌的代表――巴赫和亨德尔的两部作品《受难乐》和《弥赛亚》做一番尽管是粗略的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个时期的西方音乐在个性化上已经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同地域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的生活经历和遭遇，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所面向的不同的音乐公众，这一切都使他们取材于同一题材的这两部作品在音乐的气质、风格上展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显示了西方音乐向个性化道路上迈进的步伐。（三）十八世纪后半叶以海顿、莫扎特为代表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形成标志着西方音乐经历了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多年的发展在实现理性与感性之间的进一步协调和平衡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他们的音乐中，宗教理念退居到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新的理性精神的、世俗的市民意识和情感体验。他们竭力摆脱教会或宫廷的奴仆地位，以便成为有独立人格的自由艺术家。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他们意识到自己作品的价值；他们为能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权利表露自己的思想、愿望和情感而感到欣慰和自豪。比巴赫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豁达的人生理想，同更为世俗化的情感体验相融合，使他们的音乐在理性与感性之间达到了一种新的协调和平衡，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艺术气质和音乐审美境界。这一深刻变化的背景显然是发生在当时西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一方面弘扬人类理性，将它视为衡量事物的唯一尺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力；另一方面则呼吁向人类的自然本性回归，在崇尚理性和批判基督教原罪说的同时，强调情感解放，把人类情感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精神内涵中的理性、感性间这种新的关系相适应，以海顿、莫扎特为代表的维也纳乐派，在风格、技法上最终完成了向主调音乐思维的转变。这种旋律――和声式的音乐思维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奏鸣曲式结构和奏鸣曲――交响曲套曲体裁大大地扩大了音乐的情感容量，为情感表现的进一步深化开辟了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天地。与此同时，形式结构的精晰、明快、严谨和均衡又显示了蕴含于其中的理智和智慧，充满了新时代的理性精神。这种纯净、典雅而又不失激情、富于动力性的音乐风格营造了这个乐派音乐的独特的美，它更加贴近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和新的审美情趣。海顿、莫扎特音乐中所蕴含的那种基于矛盾冲突的内在张力，比起巴赫、亨德尔来说显著地增强了。从音乐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导致这种增强的根本原因在于主音音乐的思维方式彻底地取代了复音音乐思维模式的主导地位。表面看来，这种模式比起繁复的复调结构似乎是大大地“简化”了，然而正是这种看起来简化了的清晰、明快、透明的结构之中，蕴藏着复调结构所缺乏的那种生动的活力，它更富于动力性，为音乐中对立、冲突因素的增长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前提。奏鸣曲式原则的逐渐成熟和最终奠定为西方音乐内在张力的增强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在奏鸣曲式中，双主题的对峙，建立在矛盾冲突基础上的展开部的不稳定性和动荡性，旋律――和声模式为音乐动机展开和节奏冲击力所创造的可能，功能和声的动力性的增强，以及力度变化幅度的扩大等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着音乐内在张力的逐步强化。这个特征，在海顿、莫扎特晚期的交响曲中已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奏鸣曲套曲体裁则是在更为宏大、广阔的范围中通过各个乐章之间在内涵、结构诸方面的对置来体现音乐总体中所蕴含的矛盾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增强奏鸣曲套曲整体的内在张力。就这个时期西方音乐的个性化程度而言，大概没有比莫扎特的音乐更能给人以异常深刻的印象了。身处要求个性解放的欧洲启蒙运动时代的莫扎特已经能意识到，他有权利用自己的音乐风格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灵体验和感受，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要说的话。莫扎特音乐的独特表述方式是他心灵的一面镜子，它的价值在于它是不可重复的；任何试图追寻这种风格的人，都只能成为音乐历史上无足轻重的模仿者。以维也纳古典主义乐派为起点，西方音乐就已经进入了建立在个性化基础上的音乐风格演变越来越迅速和频繁的时期。西方音乐在理性与感性之间达到完美的协调和平衡，从而营造了一个全新的音乐审美境界，这是由贝多芬的音乐实现的。确切地讲，贝多芬已经很难简单地被划归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范畴了。他实际上是一位承上启下、向浪漫主义音乐过渡的关键人物。如果说，海顿、莫扎特音乐创作的最后阶段虽然已经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但就其思想体系和艺术天地而言，他们毕竟还是属于大革命前的一代人。贝多芬则可以称得上真正是一位这次伟大革命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新型艺术家，革命的同时代人。他已经从崇尚理性发展为一个向往追求人权，向往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主义者了。他对人类未来的理想化的憧憬和信念，以及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使得他在疾病折磨、情感挫折等一系列不幸的个人遭遇面前，显示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一切都使他的音乐在深层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理性精神。内心生活丰富的贝多芬又是一个勇于大胆表露自身情感体验的人。他既冲破了宗教对人类情感的抑制，又克服了贵族宫廷风尚对情感表现的束缚。贝多芬既强调音乐是一种“鉴别情感的过程”，又要求人们“用理性来倾听”他的音乐。在他的音乐中，理性精神正是通过强烈、深沉的情感体验这个中介体现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情感真正融为一体，达到了西方音乐历史中从未达到过的完美的协调和平衡。贝多芬在音乐创造上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找到了与这种理性与感性之间高度协调和平衡的精神内涵相适应的音乐形式。不可抑制的、汹涌澎湃的情感洪流，被作曲家纳入到由理性严密控制着的极富音乐逻辑的、精致的音响结构之中。它既是充满情感内涵的感性实体，又是闪耀着理智、智慧之光的理性创造物。贝多芬亲身感受到的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法国革命在欧洲造成的剧烈动荡、异常紧张的社会气氛，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是致命的失聪的无情打击，以及情感生活中的失意所带来的孤独和痛苦，这一切都使这位思想敏感、意志坚强、情感丰富的艺术家的心灵中经历了一场暴风雨般的冲击和体验。它使贝多芬的音乐中形成了一种任何一位他的前辈的音乐中所从未有过的那种巨大的内在张力，充满了紧张的、动人心魄的矛盾冲突。作为一位才华洋溢的作曲家，贝多芬创造性地调动了一切他在当时所能调动的音乐手段：主题之间的强烈对置，极富动力性的动机展开，和声功能网的前所未有的扩张，不协和音响的频繁侵入，力度的大幅度对比，展开部的强化和扩大，宏大的尾声等等，这一切在他自称要开辟一条“新路”的《第三交响曲》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海顿、莫扎特的音乐中已经开始展露出来的内在张力，被贝多芬充满动荡、矛盾冲突的交响曲和奏鸣曲发展到了极致。贝多芬音乐的一个重要特质在于，他常常是将他充满内在张力的音乐在经历了漫长、曲折、激烈的矛盾冲突之后，引向最终的解决，进入一种和谐的、宏伟壮丽的境界。作曲家对理性王国的信仰和憧憬，对人类社会美好前景的终极关怀，对自身精神力量和人的尊严的确认和肯定，使他的音乐常常蕴含着一种庄严乃至“崇高”的意味，具有一种精神上的、情感上的强大震撼力。这是贝多芬音乐中最珍贵的东西。如果我们要去探究贝多芬音乐的这种特质的德意志精神渊源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他的两位同时代的同胞康德和黑格尔。正是在黑格尔的哲学里，矛盾对立统一的“正、反、和”辩证法则被揭示：而“崇高”作为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则是在康德的哲学里得到最初的深刻阐释的。贝多芬作为一位艺术家，他的自我意识、人格自尊、对自身的精神力量和艺术创造力的自信，都完全成熟了。贝多芬的音乐在个性化上达到了前人从未达到过的境界。与海顿、莫扎特相比，他的音乐从气质内涵到风格技法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同海顿的最后一部交响曲在创作时间上前后只相差不过9年，而它们之间无论在气质上风格上的差异却是如此之巨大，似乎完全是两个时代的音乐。由此足见在18、19世纪之交音乐风格演变之剧烈。（四）浪漫主义音乐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出现，标志着由贝多芬最终实现的西方音乐中感性与理性之间的高度协调和平衡开始呈现出某种失衡的趋势。贝多芬音乐中的那种理性主义精神、对人类社会前景的信念已经淡薄，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浓厚主观幻想色彩的个人情感生活体验，崇尚多愁善感、强调情感的至高无上地位，甚至将它置于理性之上。浪漫主义音乐中理性与感性之间的这种失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以拿破仑的失败和维也纳会议所标志的封建复辟为结束，标榜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的美丽幻想已经破灭。面对这样的现实，感到极度失望、苦闷和空虚的艺术家，在精神上离开严峻的现实，回到了主观情感世界中去，沉浸到在幻想中营造的世界中去，以寻求精神上、情感上的某种慰藉，曲折地表露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态度。浪漫主义音乐在精神内涵上的这种失衡，体现在音乐风格、技法上的变化之中。一方面，在理性主义精神培育下发展起来的、富于哲理性的交响曲体裁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舒伯特、舒曼、门德尔松等人的交响曲创作，无论是精神境界上，还是形式构成上都无法与贝多芬最成熟的交响曲相媲美。即使像布拉姆斯、马勒这样竭力想恢复贝多芬交响曲传统，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的作曲家们，在他们的交响曲中我们也很难再能体验到贝多芬交响曲中那种强烈震撼人们心灵的东西，以及在音乐形式上那样既宏伟而又凝练的构思和结构。至于像肖邦、瓦格纳等一批重要作曲家，则已放弃了交响曲体裁。另一方面，在交响曲呈现衰落趋势的同时，规模较小的、极富情感表现力的单章器乐曲和艺术歌曲得到了发展。作曲家瞬间的内心情感体验，富于幻想性的心理冲动，对自然景物的诗情画意的感受等等，在这些音乐体裁中得到非常充分、新颖的表现。这个特征在舒伯特，舒曼、门德尔松，肖邦等人的音乐中都体现得异常鲜明。它们的灵活自由的结构、丰满的和声、绚丽的色彩以及精细的织体，为作曲家细腻、敏感、非常情绪化的心理体验提供了极为广阔的音乐表现空间。这也正是浪漫主义音乐对西方音乐历史发展作出的最珍贵的贡献。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它的前期，我们在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等人的交响曲中会发现，它们在紧张的动力性和内在张力方面与贝多芬的一些交响曲相比较，是明显地削弱了。但是这种情况却在浪漫派作曲家们的另外一些音乐体裁的作品中得到了补偿。在他们的许多充满热烈激情的单章器乐曲中，建立在强烈对比和矛盾冲突基础上的内在张力不但没有丧失，而且更强化了。肖邦的一些震撼人心的、充满戏剧性力量的叙事曲、谐谑曲、幻想曲，甚至某些练习曲中所蕴含的那种巨大的内在张力，也许是最好的例证。在浪漫主义后期的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马勒等人的一些交响曲创作中，我们看到在贝多芬音乐中所充分体现的西方音乐的这一特征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尽管在他们的交响曲中很难再能让人感悟到贝多芬交响曲中所具有的那种宏伟的、对人类社会未来充满憧憬的理性内涵和给人以鼓舞和振奋的情感力量，但是，这些作品通过非常情绪化的音乐语言所体现的心灵矛盾和冲突却是震撼人心的。启蒙运动所宣扬的乌托邦破灭以后，艺术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和对立，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所具有的反抗甚至叛逆的性质，是十九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艺术潮流的一个普遍特征。我们正是应该从这里去探寻无论是舒曼、肖邦的，还是柏辽兹的音乐中所蕴含的那种不安的、激忿的、显现着矛盾冲突因素的深层的社会――心理原因。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滋养和激发了像肖邦这样的作曲家们的民族意识和情感，这就使他们的音乐中所蕴含的那种极富紧张性和对立冲突的特征，具有了一种欧洲音乐中还从未有过的社会性质和心理内涵。高度的个性化，和在此基础上实现的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浪漫主义音乐对西方音乐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贡献。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大师们在音乐手段的选择和运用上追求自身的独特性，显示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他们在体裁选择上往往有自己的侧重领域，或交响音乐，或歌剧，或钢琴音乐，或艺术歌曲……，并能在各自的领域中做到独树一帜。这个时期在音乐风格的个性化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和取得的成就，在此前西方音乐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史无前例的。音乐创作出现这种空前的局面，其背后有一股巨大的精神推动力，那就是西方十九世纪对“个性解放”的执著追求和向往。勇于摆脱传统的束缚，敢于大胆创新和标新立异，永无止境地要求变革，正是这种精神哺育和推动着几代音乐家，将西方音乐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为人类的音乐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五）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折。西方音乐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所形成的理性、感性之间的协调和平衡，如今在以勋伯格为代表的新维也纳乐派的音乐中开始面临解体。这个乐派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乐派走向极端之后的必然产物。它在强烈音乐的情感表现上是与浪漫主义乐派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在浪漫主义音乐中已经孕育着的非理性主义因素如今剧烈地膨胀了起来。新维也纳乐派音乐所热衷的情感表现常常被一种非理性所制约，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和谐被打破，二者之间失去了平衡。勋伯格音乐中所蕴含的那种极度的惶恐不安、压抑沉闷、孤独无助的情绪显示了作曲家的理智和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常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流行于当时欧洲哲学领域里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这种思潮认为人的本性的重要方面是非理性的，人的潜意识、无意识，人的情感和欲望是超越理性的，决定人的行为的不是理性，而是人的情欲；当人感到他的情感和欲望受到社会的制约和压抑时，他便与社会处于对立的关系中。体现在勋伯格等人音乐中的这种精神状态，是敏感的欧洲艺术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体现。他们在深刻的经济危机，激化的社会矛盾，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面前，感到惶惑和恐惧；人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而只能被一种异己的力量所控制。十九世纪艺术家们对未来社会所常常抱有的种种幻想和憧憬，都已不复存在，代替它的是对现实的冷漠、失望，是深刻的社会失落感，从而形成与社会之间的对立。这一切，在音响形式领域里则体现为对长期以来形成的音乐传统的否定。在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下发展起来的整个音响形式体系濒临解体。它表现为调性原则瓦解，和声的功能性丧失，协和、不协和的观念消失，传统意义上的旋律已不复存在，建立在对立冲突基础之上的诸如奏鸣曲式等曲式结构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令人惊奇的是，当勋伯格的无调性时期的这种风格技法于20年代初发展为一种新的规范，也即十二音体系时，它却以一种人为的极端理性化的面貌出现，而这又反过来制约和限制了他所极力强调的情感表现，使他的音响形式体系陷入了一种新的矛盾。这便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现代音乐的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常独特的景观。二次大战后，特别是自六十年代起，在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社会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发生了深刻的转折。它在音乐艺术领域中则表现为从现代主义音乐向后现代主义音乐的转折，在这方面，卡尔海因兹・斯托克豪森和约翰・凯奇的音乐中所体现出的新倾向也许是最为典型的。在他们的音乐中，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培育出来的那种深刻的精神内涵难以存在。如果说在勋伯格音乐中那种强烈的焦虑、惶惑、孤独情绪表露了作曲家对人类的社会处境和命运的关注甚至抗议的话，那么，在斯托克豪森和凯奇的音乐中，这一切都几乎不复存在了。在他们看来，音乐作品作为一种音响构成，它并不追求什么背后的意义，音响就是音响自身。音乐是“一种有意的无意义，或者说是一种无意义的游戏”。理性内容从他们的音乐中几乎被排除了。音乐也不应再是情感的表现。凯奇就明确声称，音乐与情感表现无涉。这样，理性和情感就被排除在音乐之外，也就根本谈不上二者之间的平衡和协调的问题了。就形式而言，如果说无论勋柏格还是斯特拉文斯基，都还是把音乐视为高度组织化、秩序化的音响结构的话，那么，在斯托克豪森和凯奇的一些作品中，有序的、组织化的结构已经基本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失去秩序控制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建立在即兴性和任意性基础上的所谓“偶然音乐”的创作原则确立了。音响形式既不再是精神内涵的感性外壳，也不再是精密的理性思维的产物。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形式”也就最终解体了。当我们从理性与理性之间关系这个层面来反观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音乐的上述潮流时，我们不难发现它与后来被人们称作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这股思潮之间的深刻联系。解构主义是这股思潮的理论核心。在后现代主义者们看来，西方思想自古代的柏拉图直到现代的结构主义，妈终存在一个形而上学的“中心”或“本源”，也就是说，先验地预先设定在结构中存在一个属于现实世界的终极价值和客观真理：结构永远离不开“意义”，确定的意义是结构中的永恒存在。解构主义者否定这种思想体系，认为它从根本上限制了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从而提出应该从根本上推翻这个“在场的”形而上学，消解这个“中心”或“本源”。就艺术而言，他们认为，无需在文本的背后去探寻真理和意义，应该舍弃文本的意义本源。文本只是文本，它自身就是一切，没有所谓“确定的”意义。意义本身是一种易变的东西，所谓“确定的意义”不过是一种虚幻，它只是用来掩盖意义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想象的虚构。因而也就无需对文本进行任何阐释，“文本之外，别无它物”。因此，作为解构主义理论基础的有关能指（符号）和所指（意义）的两个层次的理论应该取消，加以“解构”。由此可以看出，解构主义的这种文本理论实际上必将自身引向“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最终必然导致所谓的“深度模式的丧失”。这一切都导致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音乐无论在理性内涵上，还是情感表现上，都丧失了十九世纪所达到的深度，而走向外在化、浅薄化。就音乐的内在张力而言，尽管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勋伯格为代表的新维也纳乐派极力强调音乐的情感表现功能，而且他们的音乐中也确实往往存在某种非常强烈、激越的东西，但是，不能不承认的是，他们的音乐中建立在矛盾冲突基础上的内在张力实际上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导致这种结果的是音乐结构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早在十九世纪后期就已经明显地酝酿着：瓦格纳在《特里斯坦》中的半音和声与功能网络的极端扩展和强化，德彪西的非功能化的和弦并置和有意地削弱和声的功能性和动力性，他们从两个相反的极端引向二十世纪音乐在结构上的变革。新维也纳乐派的音乐在结构上的重大变化表现在：调性的解体，和声功能性的丧失，协和与不协和界限的消失，节奏冲击力的消减，具有动力展开性的旋律的淡化，直至最富矛盾冲突性的奏鸣曲式的瓦解……，这一切都从音乐结构的内部将欧洲音乐经历几百年才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内在张力从根本上弱化了。从二十世纪后半叶，特别是从60年代起，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上述趋势发展到了极端，在先锋派音乐里十九世纪音乐中乃至二十世纪上半叶音乐中还残存的内在张力几乎完全被消解。后现代思潮中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消除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中的二元对立因素，消除“中心”。在它看来，艺术中和谐与不和谐、美与丑等等之间的对立已不复存在，更谈不到和谐与美的中心地位以及它们对不和谐和丑的主导、支配地位。这就从根本上消解了音乐中建立在矛盾冲突基础上的内在张力。我们在诸如“偶然音乐”、“具体音乐”、“拼贴音乐”、“观念音乐”等名目繁多的种种音乐类型中，已不再能感受到西方音乐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一特征。在这些类型的音乐中，西方音乐中由人的精神状态、境界同传统的音乐手段、技法二者相融合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冲击和震撼人们心灵的内在张力，已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严肃的作曲家们仍未放弃个性化追求，并继续执著追求着自我表现的话，那么，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先锋派作曲家们已经有意识地将这一切都放弃了。施托克豪森明确宣称他在音乐中“不再对表现自己感兴趣”；而约翰・凯奇在他的音乐哲学观念中则极力反对“表现”这个概念，声称音响就是它自身，而不应成为“表现人类情感的工具”。否定音乐作品中“意义”的存在而造成深度模式的消解，对传统的音乐结构的“解构”从而强调音乐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这一切都使西方音乐中的“个性化”很难再有存在的余地。西方音乐长期以来所执意追求的高度“个性化”，也终于趋向瓦解了。对二十世纪西方音乐特征的上述描述，只是就其总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言的，它并不能概括这个历史时期全部西方音乐现象。前苏联的音乐大师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音乐创作就是最突出的例证之一。在笔者看来，他的交响曲继承和发扬了西方交响音乐最优秀的传统，本文所概括的西方音乐最珍贵的三个重要特征，在他的一些最优秀的交响曲中得到了异常鲜明的体现。肖斯塔科维奇现象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的条件和原因，它只能出现在苏联。这表明：二十世纪西方音乐文化本身是一种复杂的、多元性的音乐文化。以上是对西方音乐主要特征所作的粗略的历史透视。严格讲，这些特征并不是西方音乐所独有的，但却可以说，这些特征作为整体，它在西方音乐中体现得异常独特和深刻。西方音乐之所以能具有上述三个重要特征，其原因只能到西方人深层的精神生活领域中去找寻。笔者认为，它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理性精神。西方人在这方面有自己的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他们的哲人便强调认识，认识自然、认识自身。他们追求知识，崇尚理论思考和逻辑抽象思维，重视发展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种理性精神的传统，甚至在经院神学统治的中世纪也未曾泯灭。从十七世纪起，特别是经过十八世纪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直到二十世纪，体现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这种理性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西方音乐中深刻的理性内涵，缜密的音乐思维，形式、结构的理性化，直到音乐学术研究的高度发展等等，这一切，说到底都离不开理性精神。二、个性解放。西方人追求个性解放，把它视为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实际上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自身提出的要求，它直接与人们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产生的自由竞争意识相关。这种要求，早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就已经萌生，而十九世纪发展到了它的高峰。正是在音乐艺术中，这种建立在个性解放基础上的情感表现获得了最为广阔的天地，它所强调的不是“和”，而是矛盾冲突。三、创新意识。西方的古代哲学中就已经意识到一切事物都是处在永恒变化的过程中，一个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这种对宇宙万物的辩证观念，经过长时期的历史发展，随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日益深化，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对进取精神的日益增长的客观要求，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大胆的否定精神。在他们那里，对传统的敢于挑战和批判，从不被视为离经叛道，而不断变革的精神则深入人们的意识之中。我们从这里可以探寻到西方音乐中那种高度个性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越来越频繁的风格演变的社会历史上的、文化上的、心理上的深层动力和原因。笔者把西方人精神领域中的上述三个方面称之为西方的人文精神。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也就是说，是西方特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管是理性精神也好，个性（尤其表现为情感）解放也好，创新意识也好，它们涉及的都是人的最本质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他有理智，有情感，能创造。人的理智中有情感的因素，人的情感中也同样渗透着理智，人类的艺术创造活动也常常正是在这二者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是他们与动物的根本不同之处。这正是人类的本性，也就是人性的本质特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体现着人类精神世界的音乐，它的历史是人性自身不断演化的历史。西方音乐建立在这种人文精神基础之上的前述三个重要特征，也正是在西方特定社会历史阶段所形成的人性的本质特征在他们的音乐文化中的一种体现。因此，对西方音乐文化特征的研究，也就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人性的本质特征的研究；换句话说，任何离开了对人的认识和理解，都无法真正实现对西方音乐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在当今处于后现代阶段的西方音乐中，它所曾具有过的那三个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特征，已经在逐渐地消解。音乐中的理性向非理性发展：个性化的张扬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创新精神的极端扩张导致传统几乎丧失殆尽。这也正是为什么非常珍惜具有这三个珍贵特征的西方音乐的中国人，对当下的西方音乐常常产生一种惋惜感，失落感。然而这毕竟是严峻的现实。在商品化已经渗入到包括文化在内各个领域、异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西方现代工业社会中，这种音乐发展趋势和现状具有它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预言过：资本主义生产对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是敌对的，例如，对艺术和诗歌就是如此。”（《资本论》）不幸的是，事情被马克思所言中。西方音乐的发展将是怎样一种前景？在未来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它难以预料。但笔者相信，人类艺术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人类在未来终将摆脱自身的异化，在更高的阶段和水平上，实现人性的复归：西方音乐也终将成为人类精神的更加绚丽的花朵，走向更新、更高的境界！【责任编辑】韩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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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017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829 【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199908 【 标 题 】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举行全会 李鹏出席，听取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等【 正 文 】 本报北京八月二十八日讯 记者傅旭、崔士鑫报道：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李鹏委员长出席会议。会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志主持。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向会议作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作了关于提请审议增发国债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己作了关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向会议作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田纪云、姜春云、邹家华、王光英、程思远、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彭ｐèｉ＠①云、何鲁丽、成克杰、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秘书长何椿霖出席会议。国务委员王忠禹、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列席会议。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王右加佩的右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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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6期 Vol.23 No.6 1997INTELLIGENT CONTROL:PRINCIPLES,TECHNIQUESAND APPLICATIONSby Z-X Cai (Central South Univ.of Tech.,China)This book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structural theories and research areas of intelligent control;explains the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s,searching and reasoning mechanisms as the fundamental techniques of intelligent control;studies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and architectures of various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s;analyzes the paradigms of representative applications of intelligent control;and discusses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intelligent control.From the general point of view,this book possesses the following features:updated research results both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hat reflect the latest advance in intelligent control;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at enables readers to use the principles for their case studies and practical projects;and comprehensive materials that help readers in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Contents:Introduction;Methodology of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General Search Principles;Hierarchical Control Systems;Expert Control Systems;Learning Control Systems;Fuzzy Control Systems;Neurocontrol Systems;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s in Applicaition;Prospect of Intelligent Control;References;Index.Readership:Students,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automatic control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elds.Published by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Ptd., Singapore450pp(approx.) Pub.date:November 1997981-02-2544-4 US64, ￡45，S92Book Code:EeRa-B3028Main Subject Calssification: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Bood B+ 17/8/95Editor:YKB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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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12 【原文出处】外国文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1 【原刊页号】66～71 【分 类 号】J4 【分 类 名】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06 【 标 题 】简约、含蓄的《圣经》叙事艺术 【 作 者 】刘意青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20世纪中叶艾里克・俄尔巴哈首先提出了《圣经》的叙事特点是简约和含蓄，它与荷马史诗外化和铺陈的文体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 大类别；两者服从于不同的写作目的，但都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此后，西方就逐渐形成了对《圣经》叙事和文学特点进行研究的一个新学科领域，许多著名学者都对此做出了精湛的分析。至20世纪末，这方面的研讨已发展得如火如荼，并对西方形成后现代的多元文学理论起了巨大促进作用。本文就《圣经》的文学研究以及首倡者俄尔巴哈和他的创见做了较详尽的评介，为我国读者从文学角度去审视《圣经》提供新的信息。【关 键 词】《圣经》/俄尔巴哈/叙事/阐释/简约/含蓄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GO;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1)01-0066-06《圣经》研究同《圣经》的历史一样久远，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没有人认为《圣经》本身有什么文学价值。虽然《圣经》在信仰者心目中有绝对的宗教权威，但不论是基督教徒、犹太人，还是世俗读者都把《圣经》文本看作形式上比较杂乱的一个集子，它包含了律法、家族谱系、历史故事、神话寓言、传说、诗歌等多种文类。就语言而论它也比较复杂，前后用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记述，又经过拉丁文和英文的漫长翻译和编辑历史，所以似乎无法谈及它有何艺术上的完整性和特点。然而，这种看法到20世纪40年代被一个西方文化饱学之士的独创见地给改变了。他就是犹太学者艾里克・俄尔巴哈（Erich Auerbach）。二战期间俄尔巴哈为了躲避希特勒的迫害，逃亡到土耳其。就在欧洲文明遭到法西斯摧残，面临绝灭的严峻时刻，俄尔巴哈从他藏身的小小角落，以他独有的方式，为保存和发扬西方文明作出了贡献。当时条件很差，他在不具备搞研究的起码环境、也没有图书馆可以查阅资料的情况下撰写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评论专著《模仿：西方文学中对现实的表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Literature）。这部文论的目的是讨论历代对文学反映现实，或称模仿现实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多种表达手法和效果。他从柏拉图把文学模仿生活现实定位在真和善之后的第三位谈起，逐渐聚焦到19世纪法国文学的巨大成就，称之为完全摆脱古代文学和思想理论约束的现代现实主义的发端。他声称当斯汤达和巴尔扎克把任意一个普通个人放在历史大环境里来查看他那坎坷、悲惨的人生之时，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就摆脱了古典教条的控制，普通人和贱民不再只是轻喜剧或取乐闹剧的角色，他们也可以成为严肃和悲壮主题的主人公了。他指出法国的现代小说给西方现实主义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从那时起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就蓬勃发展起来。俄尔巴哈在这部书里探讨了上起荷马史诗和《圣经》下至弗吉妮亚和普鲁斯特的主要西方文学作品，纵横评议了像塔西佗、圣奥古斯丁、圣弗朗西斯、但丁、薄伽丘、拉伯雷、蒙田、歌德、席勒、福楼拜和左拉等文学巨匠的写作特点和贡献。正如有些西方评论所指出的，《模仿》是20世纪后半叶美学和文学史领域里最重要和最出色的著作，因为它达到了无可比拟的宽度和深度，对如此众多的写作形式和方法做了精辟的剖析，充满了独特的见解，显示出了博大的智慧，并在理论、批评和历史等方面提出了许多至关紧要的问题。也就是在这部书里，《圣经》的文学性和文体上的独特之处得到了首次阐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俄尔巴哈的《模仿》、具体说是书中十分出名的第一章“奥得修斯的伤疤”，开启了从20世纪下半叶迄今仍方兴未艾的《圣经》的文学性和它的文学解读的研究。在俄尔巴哈之后，《圣经》的文学性研究大部分属于文体和叙事分析以及结构与形式等方面的批评，但是也不乏从神话原形、意识形态、解构主义、心理学和女权主义等多个角度的审视。百花争艳，众说不一，但这些评论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圣经》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的文本应该得到同所有其它文学巨著一样的关注。比如罗伯特・艾尔特（Robert Alter）撰写了《圣经的叙事艺术》（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一书， 该书成功地在《圣经》貌似杂乱的叙述中寻求潜在的联系和规律，并且用新批评的细读文本手段阐释了许多精彩篇章。艾尔特之后最有建树并超越和批评了以艾尔特为代表的纯文学解读《圣经》的学者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诗学和比较文学教授梅厄・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斯腾伯格的力作《圣经的叙事诗学：意识形态文学和解读的戏剧性》（The Poetics of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Reading）强调《圣经》首先是一部意识形态著作， 因此任何忽略了这一点的纯文学评论都有简单化歪曲《圣经》的可能。他试图纠正文学阐释的偏差，并且致力建立一个《圣经》文学批评的更系统化的理论体系。除去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外，值得提到的还有加拿大文学教授和评论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 ）和他论《圣经》的专著《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The Great Code:The Bible and Lierature）。弗莱是研究神话和文学原型理论的，在这本著作里，他对语言、意象和隐喻在《圣经》和西方文学中的表现以及对创世记神话都做了精彩的论述。叙事学学者米柯・巴尔（Mieke Bal ）著有《死亡和相反的对称：士师卷里的对应政治》（Death and Dissymmetry: The Politicsof Coherence in the Book of Judges），从女权主义角度对《旧约》士师卷描述的牵涉女人的谋杀和死亡进行解读，很有特色。马里兰大学教授苏珊・韩德尔曼（Susan Handelman ）在她的《杀死摩西的人：现代文学理论中出现的犹太教士解读影响》（The Slayers of Moses:The Emergence of Rabbinic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LiteraryTheory）一书中，更进一步地探讨了犹太教士对《旧约》解读的方法和认识论如何影响了弗洛伊德的解梦学说，并成为拉康和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基础。目前在国际上，这个由俄尔巴哈发端的对《圣经》、特别是对《旧约》的文学性讨论还在如火如荼地延伸着，它不仅是我国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文学研究新领域，并且也涉及我们对西方文化、宗教和政治思想意识的深入认识。然而限于篇幅，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只着重介绍其源头：俄尔巴哈和他对《旧约》文体的分析。俄尔巴哈在《模仿》一书的第一章“奥德修斯的伤疤”里对比了荷马史诗同《旧约》在文体上的巨大差异，分析了造成各自叙述风格的原由，并得出结论说：《圣经》是同荷马史诗比肩的伟大史诗，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奥德赛》的读者们都不会忘记该史诗第19卷是如何描绘奥德修斯结束了10年特洛伊战争后在海上又漂泊了10年，最终回到了伊萨卡自己的家中。在他滞留异乡期间，许多无耻的求婚者住到他家里来向他妻子佩涅洛佩求婚，并大肆挥霍他的家产。为了安全，奥德修斯回家时只能化装成一个乞丐请求主人容许留宿。老管家尤利克里娅曾是奥德修斯的奶娘，按照待客规矩侍候奥德修斯洗脚，发现了主人腿上的伤疤，认出了奥德修斯。俄尔巴哈选择了《奥德塞》里的这段故事，用它同《旧约》中亚伯拉罕将以撒做祭品献给上帝的故事做了详尽的比较，深入而令人信服地阐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文体，证明《圣经》的简约、含蓄文体实际上同洋洋洒洒、气魄宏大的荷马史诗一样伟大。先让我们回忆一下“奥德修斯的伤疤”的故事和荷马的叙述。荷马是这样描写的：尤利克里娅一边忙着倒水一边伤心地对客人讲她漂流在外的主人，她说奥德修斯就是客人这个年龄，而且客人的身量和举止都很像她家主人。此时奥德修斯记起自己腿上的伤疤，为了避免被识破，他立刻向灯光昏暗处挪了挪，但是当老妇人的手触到那块疤时，她立即知道来人是谁了。在大吃一惊的刹那，尤利克里娅失手让奥德修斯的脚落入水盆，把水溅得四处都是。就在她要把这个好消息喊出来时，奥德修斯用手捂住她的嘴，轻声吓唬她，不许暴露他的身份，同时细心地用她熟悉的亲热称呼呼唤她，令她安心。而在他们相认的这个过程中，荷马告诉我们佩涅洛佩的注意力被跟来保护奥德修斯的女神雅典娜转移到别的事上，所以她虽在场，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荷马不但非常详尽地讲述了洗脚认主这个戏剧性场面的所有细节，比如奥德修斯是用右手去捂老仆人的嘴，同时用左手把她搂到自己身边，而且在尤利克里娅摸到伤疤和失手让奥德修斯的脚落下的这一瞬间，诗人插入了70多行诗来解释伤疤是怎么得来的。这段回忆以插叙形式把读者带回奥德修斯的童年：一次他来看望姥爷，在随成年人猎野猪时表现出非凡的勇敢。他在追猎中与野猪搏斗，被那畜生的长牙刺伤了腿，这就是伤疤的来由。在用了70多行插叙诗仔细交代完毕这块疤的来龙去脉之后，荷马才让奥德修斯的脚落入洗脚盆中，几乎把盆打翻。在带领我们回忆了奥德修斯化装回家，洗脚时因腿上的伤疤而几乎暴露身份的故事后，俄尔巴哈开始分析这段荷马史诗所显示的英雄史诗的各种叙事特点。他指出，荷马史诗总是尽铺陈之极来描述每一个事件和人物，场面气魄宏大，常常采用插叙、倒叙来交代因果和往事，可以说没有任何细节被遗忘，也决不留存任何疑点。在荷马史诗里不仅一切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是用华丽铺陈的语言娓娓道来。比如那70多行的插叙不但交代了伤疤的来由，而且描述了奥德修斯姥爷的性格，他的宅子是什么样子，老头子得外孙后的欣喜，这次少年奥德修斯来探访老人时如何问候姥爷，老人为外孙设下的欢迎宴会，受伤后奥德修斯如何养息和恢复，回到伊萨卡后父母关切的询问等等……，所有这些细节都一一展现给读者。 俄尔巴哈称这种毫无保留的描述为“外化的叙述”（Externalization of All Elements）。（注：见Erich Auerbach 著Mimesis(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P,1953),第3-23页。“Externalization of All Elements”出现在第4页上。）现代人也许会认为荷马采用这 70 多行的插叙是为了制造悬念（suspense），增加紧张气氛来吸引读者；起码是卖关子，像中国的章回小说中常见的那种手法，在关键时刻打住，且听下回分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俄尔巴哈提出了他自己对荷马史诗文体的一个重要见解，那就是荷马史诗里不存在悬念，或很少有悬念。根据他的解释，这一长段细致又生动的狩猎描写已自成体系，它并不依赖某个悬在读者心头的谜来存在。比如我们在福尔摩斯故事里常常看到的需要破译的血迹或符号，或者是行踪神秘的人物出现，或者忽然又发现了另一具尸体，等等。这些情节的设置都直指应该侦破的中心秘密，它们令读者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深地卷入故事而不能自拔。可是这段关于奥德修斯童年遭遇的描写却不同，它是个自成独立体系的小故事，它完全靠自身的魅力来取悦和吸引读者。而且荷马在叙述上还采取了把过去事件前置的手法，虽然它的叙述是回顾洗脚发生之前很久的过去，但它的详尽和铺陈、它的生动和历历在目，使它完全占据了读者现在的时空。因此，讲到精彩处读者会几乎忘却前面洗脚一场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与其说这段插叙会令读者更紧张地等待奥德修斯暴露身份后可能发生的危险，还不如说它是在伤疤被发现所造成的紧张气氛里的舒缓剂。这种插入是史诗叙述文体中常见的做法，它一方面可以给史诗带来更博大和宏伟的氛围，另一方面还可以让读者或听众的紧张心情得到片刻的松弛，从而能够更悠游地欣赏诗文之美。俄尔巴哈认为荷马的史诗之所以没有含蓄和悬念，不去做心理演化过程的深层描绘，而是完全“外化和前置”所叙述的每一个事件，力尽铺陈豪华之极，其原因首先是美学考虑，要让诗文美，给读者或听众最大的美感满足。然而，这种文体还有其更深的根源。俄尔巴哈十分敏锐地指出这种文体是由史诗创作目的所决定的。荷马和他前后的诗人创作史诗为的是愉悦听众，他是在讲故事，也就是在虚构，在说谎，因此没有任何顾忌和约束。诗人就等同于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怎么编能使故事更好听，怎么讲能使诗文更精彩，他就会那么去做。这个创作目的决定了荷马史诗那夸张、明了和铺陈的外化文体。作为对比，俄尔巴哈接下来就分析了《旧约》“创世纪”里第22章亚伯拉罕把以撒做祭品献给上帝的故事。同“奥德修斯的伤疤”那洋洋洒洒上百行诗（注：第19卷整个讲的是奥德修斯那晚化装回家到上床之前的遭遇，全卷共604行。佩涅洛佩吩咐老仆人为客人端水洗脚从第350行开始， 奥德修斯捂住她的嘴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这段描写止于第490行，其中猎野猪的倒叙从第394行至466行，共计72行，但整个关于认出伤疤和伤疤的来由占据了约 140 行诗歌。 见诺顿评论版《奥德赛》（1974），第256―273页。）相比较，这段故事真是很短很短了。（注：本文用的英文《圣经》是London and New York:Collins'Clear-TypePress印发的詹姆斯国王钦定本。见该版“创世纪”第22 章“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首先，俄尔巴哈提醒我们注意这个故事一开头就显示出与荷马史诗截然不同的叙事特点。一天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呼唤，他赶忙答应“我在这里。”（God did tempt Abraham, andsaid unto him, Abraham: and he said, Behold, here I am. Gen.22:1）众所周知，上帝和普通人并不属于一个范畴或层面，也决不会常常通话或会面。叙述开头显得十分陡然，上帝从什么地方呼唤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当时又在什么地方？故事文本全都没有清楚的交代。在《圣经》里我们看不到上帝在哪里，也无法知道上帝什么样子。他不同于荷马史诗中描绘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及众神，我们知道他们如何议事，如何争风吃醋，而亚伯拉罕的上帝是无法描述的。亚伯拉罕的“我在这里”并不能回答他到底在哪里。我们可以设想亚伯拉罕当时正在帐篷外面，也可以认为他在田野里。我们可以设想他听见上帝呼唤时取站立姿势，两手高举仰面朝天；我们也可以设想他立刻匍匐在地，把脸贴在地上，毕恭毕敬。很明显，在这段《旧约》故事里，作者对亚伯拉罕听见上帝呼唤的描述没有采用荷马写奥德修斯如何用右手去捂住老奶妈的嘴又用左手搂住她以示亲昵的那种细致明晰的手法。那么，“我在这里”到底要说明什么呢？俄尔巴哈指出，这句话不是要交代地点，而是反映了亚伯拉罕对上帝那种一呼即应的绝对服从的态度。这种描述不是为愉悦听众，而是要承载道德和宗教的内涵。恰恰是为了突出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绝对忠贞，《圣经》的作者省略了那许多可能喧宾夺主的细节，如对时间和地点的交代以及对背景和环境的描述。因此，“我在这里”的例子十分有力地说明了《圣经》文体把思想意识置于一切之上的特点。同样受到简略对待的是亚伯拉罕去献祭的那漫长的3天路程。 读者可以说对那3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毫无所知， 我们只读到他们丝毫不敢延误，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亚伯拉罕用驴子驮上祭祀用的木柴，带上了以撒、两个仆人和一把刀。途经3天，第三天早上， 他们到达了上帝指点的目的地，但是这个地方在哪里，故事也没有交代，只是在上帝提供了一只羊来代替以撒做供品之后，叙述者告诉读者亚伯拉罕给那地方取了个名字。整个的3天旅途就这样被省略了，像是一段真空。 他们路经何处，在哪里投宿，以及以撒和亚伯拉罕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叙述者都无可奉告。这种叙述上的简约在前置和外化的荷马史诗中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实际上，马上要亲手弑子的亚伯拉罕同儿子走过的这漫长的3天路程，如果让现代的自然主义或意识流小说家来描述， 恐怕可以写出一部《尤利西斯》那种长度的小说来。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不利用戏剧性的手法，把3天来路上的遭遇和心情好好渲染一番呢？ 俄尔巴哈在这里又讨论了悬念问题。按照他的理解，如果把3 天的经历像奥德修斯被野猪咬伤那样去大做文章的话，那么故事开始时上帝要亚伯拉罕把独生子杀死献祭所造成的沉重气氛以及给读者带来的紧张和悬念就会被冲淡。相反，这个故事里所有的紧张和痛苦都以沉默来代替了，这种无言恰恰令读者深感压抑，他们的心弦绷得紧紧地等待那最后的悲剧。因此，一切从简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注意力不必要的分散，要把故事的紧张气氛发挥到极至，让读者时时不忘亚伯拉罕所受的考验，并集中精力体验他的忠贞品德。用这一观点来查看这段故事，我们还能发现更多类似的例子。比如同“我在这里”意不在说明地点一样，强调第二天一早亚伯拉罕就带着儿子上路的这一描述，也不是重在交代时间，它要说明的仍旧是亚伯拉罕一点不敢怠慢地就按照上帝的吩咐行动了。除去地点和时间上的含糊，俄尔巴哈进一步就《旧约》叙述的另一个特点做了与荷马对比的剖析。他指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看上去很干巴，简短，甚至没有对人物和景物的描绘，连个形容成分也很难得看到。亚伯拉罕和以撒长得什么样儿？他们的性格和脾气如何？两个仆人叫什么名字？他们对亚伯拉罕和以撒是否忠心？这些都只字未提。对人物唯一的修饰词语只有两处，两处都是用在以撒身上的：一处是在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用以撒做祭品时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把他献为燔祭。”（And he said,Take now thy son, thine only son Isaac, whom thou lovest, and get thee into the land of Moriah; and offer him there for aburnt offering.... Gen. 22:2）（注：亚伯拉罕不止一个儿子，但是只有以撒是他婚配妻子撒拉所生，而且是两人老来才得的儿子。）；另一处是在上帝阻止亚伯拉罕杀死以撒后肯定他的忠心时，再次提到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for now I know that thou fearest God, seeing thou hast not withheld thy son, thine only son fromme.因为我知道了你敬畏上帝，没有把你的儿子，你唯一的儿子， 留下不献给我。Gen.22:12 ）为什么在总体上非常精简的叙述中以撒一个人就得到两处限定性的形容词语？对以撒重复使用的这个修饰成分，与其他人物的无修饰、无描述是否很不协调？怎么看待《圣经》叙述中繁复和简约的选取？这种现象是出自《圣经》作者们的杂乱无章，还是他们高超的叙事技巧？俄尔巴哈在此做了很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这个例子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旧约》作者是很有意识地对简繁叙述作出了抉择，决不是随便把故事捏一捏，凑一凑。上帝在要求亚伯拉罕献出以撒时，特别说了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是他所爱的儿子，这说明上帝不是不知道亚伯拉罕最爱以撒，但却偏要他亲手杀子来表示对自己的忠诚，可见这是故意要考验亚伯拉罕。也就是说，叙述者有意识地告诉读者这个考验是多么沉重，让读者去想象它在亚伯拉罕心中会引起什么样的痛苦。因此，即将要发生的弑子的可怕考验就形成了叙述中的一个巨大的黑影，一个悬念，令读者揪心地等待着以撒的厄运付诸实现。俄尔巴哈在此处引用了席勒对悲剧的说法。按席勒的意见，悲剧诗人要剥夺观众／读者的情感自由，要把他们的全部智识和精神力量控制到一个方向上。（注：Mimesis,p.5.）俄尔巴哈认为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完全达到了席勒所界定的悲剧诗要求，而且取得了壮美的（sublime）效果， 因此以它为代表的《圣经》叙事完全够得上史诗的标准，它只不过是与荷马史诗不同文体风格的另一类史诗。接着，俄尔巴哈又进一步强调两者之所以风格不同，是写作目的不同造成的。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荷马写《奥德赛》是为了愉悦听众，他是虚构，是说谎，要的就是制造生动的感官享受效果，并不需要为他故事的真实性负责。而《圣经》则不然。《圣经》是基督教宗教经文，它首先是要读者相信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俄尔巴哈把这叫做《圣经》叙事的“真理认同”性质（the truth claim）。 《圣经》的叙事者宣称他所讲的都是代表上帝的真理，他要求读者绝对相信《圣经》里记载的一切。这一对真理的考虑压倒了包括美学考虑的一切其它写作因素。因此，《圣经》的故事不求读者喜欢，不投其所好，而是力图控制读者，令他们信服。为此，《圣经》的叙事者不能任意铺陈，不能取代上帝像荷马史诗的叙事者那样成为全能全知。这种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考虑结果就造成我们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所见到的：上帝从头到尾是神秘而不可及的，甚至故事中的许多事实和人物的心理活动也都从略，不去做清楚的交代。结果，这种叙述给每个读者留下了极大的隐含内容去理解，去认识体会，去做自己的解读。在这个意义上，《圣经》的文本比《奥德塞》这样的史诗要深刻得多。如果说荷马史诗只需读或听就能懂得其内容的话，《圣经》的叙述就不是一读就懂那么简单了，它需要我们去阐释，去解读，去挖掘其中无尽的内涵。事实上，古代英雄史诗虽然在美学上层次很高，但内容却偏简单容易，缺乏深度，因此较难得到现当代追求思考和辨析的读者的青睐；而《圣经》叙述的简约、含蓄却提供了多种理解可能，读者能从貌似简单的故事里挖掘出无尽内涵，从而在解读的戏剧性过程中获得极大的满足。通过比较“奥德修斯的伤疤”和“亚伯拉罕献祭以撒”，俄尔巴哈就这样得出了《圣经》是同荷马史诗和其它世界经典文学比肩的一部伟大文学作品，从而开始了20世纪下半叶研究《圣经》文本的文学性的势头。（注：俄尔巴哈在“奥德修斯的伤疤”这一章中对《圣经》整个文体分析虽然精彩，但结论却也引起了后人的争论。持不同意见者主要对“亚拉伯罕献祭以撒”这个故事的简约、含蓄的叙述是否可以代表整个《圣经》文体风格提出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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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AEROSPACE SHANGHAI2001 Vol.18 No.3 P.8-14应用分力合成的步进电动机驱动方案研究王凤鸣 陕晋军 高桦 刘暾摘 要：针对现代航天器往往具有大型挠性附件以及步进电机常作为其主要驱动系统的特点，对分力合成主动振动抑制方法进行了讨论，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对步进电机驱动挠性结构时产生的振动以及挠性振动对刚体运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应用分力合成方法的驱动方式。数值仿真和实验均验证了该方法的正确性。关键词：分力合成方法；挠性附件；步进电动机；振动测试分类号：TM383.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630(2001)03-0008-07Study on Driving Strategies of Stepping Motor Using Component Synthesis MethodWANG Feng-ming（Dept. of Astronautics and Mechanics，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China）SHAN Jin-jun（Dept. of Astronautics and Mechanics，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China）GAO Hua（Dept. of Astronautics and Mechanics，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China）LIU Dun（Dept. of Astronautics and Mechanics，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China）Abstract：Considering the large flexibility in modern spacecraft and stepping motors are often used to drive the flexible appendages,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active vibration suppression method with component synthesis. The corresponding mathematics model was built and the analysis of flexible vibration caused by different driving strategies of stepping motor and its influence on rigid attitude were done. A novel driving strategy using component synthesis method was proposed. Both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validate this new method.Keywords：Component synthesis method；Flexible appendage；Stepping motor；Vibration test作者简介：王凤鸣（1963-），男，工程师，博士生，研究领域：机械设计、设备维修和结构动力学分析。作者单位：王凤鸣（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工程与力学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陕晋军（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工程与力学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高桦（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工程与力学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刘暾（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工程与力学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参考文献：［1］[美] Harrington R F,王尔杰等译. 计算电磁场的矩量法[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1981.［2］徐献瑜,李家楷,徐国良.Padè逼近概论[M].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3］徐利治,王仁宏,周蕴时. 函数逼近的理论与方法[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4］Richmond J H. Scattering by a dielectric cylinder of arbitrary cross section shape[J]. IEEE Tran. AP, 1965,(5): 334-341.收稿日期：2000年10月31日修稿日期：2000年12月27日出版日期：200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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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南非总统举行会谈新华社巴黎５月１０日电法国总统密特朗今天在这里会见了来访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双方就南非局势等问题举行了会谈。据报道，这次会谈是南非１９６１年宣布成立共和国以来两国间的首次高级会晤。密特朗在会谈中详细询问了南非局势，特别是有关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他表示希望南非的形势能够朝着更为积极的方向发展。据法国总统府发言人说，德克勒克在会谈中表示南非出现的变化不可逆转，他希望能够尽早取消国内紧急状态，并开展修改宪法的工作。德克勒克还呼吁有关国家取消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密特朗在会谈中表示，这一问题将由欧共体下届首脑会议讨论决定。德克勒克是９日抵达巴黎开始访法的。巴黎是他西欧９国之行的第一站。据认为，他此行旨在向西欧国家解释其国内政策，以寻求谅解与合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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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2000 Vol.26 No.1 P.116-120不确定系统具有圆盘区域极点约束的鲁棒控制俞立 陈国定 杨马英摘 要 对一类不确定线性系统，提出了存在状态反馈控制律，使得闭环系统的所有极点均位于一给定圆盘中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结合控制律反馈增益参数极小化的要求，建立了一个具有线性矩阵不等式约束的凸优化问题，通过该问题的解，可以构造一个具有较小反馈增益参数和给定要求的控制律.所提出的方法既可应用到连续系统，也可应用到离散系统.关键词 不确定性，鲁棒控制，线性矩阵不等式，极点配置.ROBUST CONTROL OF UNCERTAIN LINEAR SYSTEMWITH DISK POLE CONSTRAINTSYU Li CHEN Guoding YANG Maying(Colleg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32)Abstract For a class of uncertain linear systems, a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e existence of state feedback control laws which assign the closedloop poles in a prespecified disk is derived in terms of linear matrix inequalityies(LMIs). The problem of designing the controllers with smaller gain parameters is formulated as a convex programme with LMI constrains, which can be solved by the existing LMI software. The proposed method is applicable to both continuous and discrete time systems.Key words Uncertainty, robust control, LMI, pole placement.1 引言正如文献［1］所阐述的,一个线性系统的所有极点均在复平面上的一个适当圆盘中将保证其具有一定的稳态和动态性能. 近年来,已提出了一些方法,将线性系统的所有极点配置在一个给定的圆盘中［1，2］. 最近,不确定系统具有圆盘区域闭环极点约束的鲁棒控制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3～6］. 然而,文献［3］要求解一个带参数的离散型Riccati方程,所提出的方法未必总能成功; 文献［4］尽管给出了一个凸优化的设计方法,但它要求对系统进行增维,并且难以将对系统和控制律的一些其它要求结合进去;文献［5］和［6］的结果只能适用于状态矩阵中存在扰动的系统,且提出的条件仅仅是充分的,因此,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另一方面,在求解文献［3］,［5］和［6］所导出的Riccati矩阵方程时,需先选定一些设计参数,然而目前并没有根据使得问题有解或满足其它要求来选取这些参数的有效方法.对一类不确定线性系统,本文提出了将闭环系统极点配置在一个给定圆盘中的状态反馈控制律的存在性条件及基于线性矩阵不等式的凸优化设计方法,所得到的控制律具有较小的反馈增益参数.提出的方法形式简单,处理方便,在设计中可以有效地处理附加约束.而且克服了在设计过程中需人为确定一些设计参数的不足.同时本文提出的方法既可以应用到连续系统,也可以应用到离散系统.因此,它给出了这一类问题的一个完整解.2 问题的描述考虑由以下状态方程描述的一类不确定连续或离散线性系统δ［x(t)］=(A+ΔA)x(t)+(B+ΔB)u(t). (1)其中分别是系统的状态和控制向量；δ是一个算子, 对连续系统,δ是微分算子, 即对离散系统,δ表示延迟算子,即δ［x(t)］=x(t+1)；A，B是具有适当维数的实常数矩阵,ΔA，ΔB表示系统的扰动,且假定具有以下的形式［ΔAΔB］=DF［E1 E2］, (2)其中D,E1,E2是具有适当维数的实常数矩阵,是满足FTF≤I (3)的未知矩阵,上式中的I表示适当维数的单位矩阵.本文的目的是确定一个状态反馈控制律u(t)=Kx(t), (4)使得对所有允许的扰动,闭环系统δ［x(t)］=［A+BK+DF(E1+E2K)］x(t) (5)的所有极点均位于预先给定的中心在q+j0,半径为r的圆盘D(q,r)中.这样一个问题称为是不确定系统(1)的鲁棒D镇定问题,控制律(4)称为系统(1)的一个D稳定化控制律.3 D稳定化控制律存在的条件引理1［7］设A是任一方阵,则σ(A)D(q,r)当且仅当存在矩阵X>0,使得ИА(6)其中σ(A)表示矩阵的谱集.引理2［8］.对给定的具有适当维数的矩阵Y，H和E,其中Y是对称的,则对所有满足FTF≤I的矩阵F,成立,当且仅当存在一个常数ε>0,使得以下的定理1给出了系统(1)存在D稳定化控制律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定理1.对所有满足(2)和(3)式的扰动,闭环系统(5)的所有极点均在圆盘D(q,r)中，当且仅当存在对称矩阵X>0,使得(7)证明. 根据引理1,σ(A+BK+DF(E1+E2K))D(q,r)当且仅当存在对称矩阵X>0,使得(8)定义矩阵Y则(8)式可以等价地写成根据引理2,上式对所有满足FTF≤I的矩阵F成立当且仅当存在常数ε>0,使得即И取则可得上式等价于矩阵不等式(7).定理得证.4 D稳定化控制律设计基于上一节导出的D稳定化控制律存在条件,本节将提出D稳定化控制律的设计方法.定理2.对给定的圆盘D(q,r),系统(1)存在D稳定化控制律当且仅当存在矩阵Q∈Rm×n和对称正定矩阵X∈Rn×n,使得(9)当(9)式存在解Q和X>0时,K=QX-1是系统(1)的一个D稳定化控制律的增益矩阵.证明.由矩阵的Schur补性质可知: 矩阵不等式(7)等价于(10)因此，若取Q=KX，则从定理1即可得证本定理.不等式(9)是关于矩阵变量Q和X的线性矩阵不等式,所有满足(9)式的Q和X构成一个凸集,可以应用有关LMI的现成软件方便地判断该集是否非空并产生一个特解.同时,定理2也给出了系统(1)的所有D稳定化控制律的一个刻划.利用这个性质,可以设计满足一些特定要求的D稳定化控制律.特别的,具有较小反馈增益参数的控制律往往更能符合实际的要求.以下,我们给出这一类D稳定化控制律的设计方法.考虑其中α>0,β>0,由于K=QX-1,则因此可以通过使得α和β的极小化来保证D稳定化控制律具有较小的反馈增益参数.引理3. 1)QTQ<αI当且仅当(11)2)X-1<βI当且仅当(12)证明. 由矩阵的Schur补性质容易得到该引理的结论.不等式(11)和(12)分别是关于(α,Q)和(β,X)的线性矩阵不等式.因此,为要得到系统(1)的具有较小反馈增益参数的D稳定化控制律,建立以下的优化问题:min(α+β) (13)s．t (9),(11), (12).问题(13)是一个具有LMI约束的凸优化问题,因此可以应用MATLAB软件的LMI工具包中的mincx命令求解之.若该问题有解提供了不确定系统(1)的一个具有较小反馈增益参数的D稳定化控制律.5 例子例1. 考虑以下的不确定离散系统Иx(t+1)=(A+DFE1)x(t)+(B+DFE2)u(t),其中И要求将闭环系统的所有极点配置在圆盘D(0.5,0.5)中.应用本文提出的方法,满足这样要求的一个鲁棒D稳定化状态反馈控制律是u=［0.8065 -0.9852 -0.9919］.例2［6］.考虑不确定连续系统其中要求设计一个状态反馈控制律,使得闭环系统的所有极点位于圆盘D(-3,2)中.应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可得满足要求的一个控制律是文献［6］所得到的控制律是显然,利用本文的方法所得到的控制律具有更小的反馈增益参数,同时,不象文献［5］那样,本文的方法无需人为地去确定一些参数.整个设计过程更加系统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9974036）、国家教育部优秀年轻教师基金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俞立 1961年生.1982年在南开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在浙江大学获硕士与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5年留学瑞士联邦高工.现为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在国内外发表论文80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鲁棒控制,时滞系统的分析和控制,分散控制等.陈国定 1962年生.1990年在浙江大学获硕士学位，现任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不确定系统的鲁棒控制理论与应用，工业过程计算机控制技术等.杨马英 1966年生，分别于1986年，1989年和1996年在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预测控制理论与应用，不确定系统鲁棒控制等.俞立(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杭州 310032)陈国定(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杭州 310032)杨马英(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杭州 310032)参考文献1，Haddad W M,Bernstein D S.Controller design with regional pole constraints.IEEE Trans.on Automatic Control,1992,37(1):54～69、2，Furuta K,Kim S B.Pole assignment in a specified disk.IEEE Trans.on Automatic Control,1987,32(5):423～4273，Garcia G,Bernussou J.Pole assignment for uncertain systems in a specified disk by state feedback.IEEE Trans.on Automatic Control,1995,40(1): 184～1904，Garcia G,Bernussou J,Camozzi P.Disk pole location for uncertain systems through convex optimization.Int.J.Robust and Nonlinear Control,1996,6(1):189～1995，王子栋,孙翔,郭治.区域极点约束下线性离散系统的Riccati鲁棒控制.自动化学报,1996,22(4):468～4716，Wang Zidong,Tang Guoqing,Chen Xuemin.Robust controller design for uncertain linear systems with circular pole constraints.Int.J.Control,1996,65(6):1045～10547，Gahinet P,Nemitroviski A,Laub A et al.The LMI Control Toolbox.The Mathworks,Inc.,1995.8，Xie L.Output feedback H∞ control of systems with parameter uncertainty.Int.J.Control,1996,63(4):741～750收稿日期1997-10-13 收修稿日期 199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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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1期 Vol.17 No.1 1999超高产节水小麦育种及其进展与展望翟凤林摘 要 论述了小麦超高产育种的理论、方法、进展与展望及其在今后小麦品种更新换代中的作用，指出小麦超高产化是21世纪我国发展小麦生产的必由之路。关键词 小麦超高产节水 负相关性状聚合 聚优育种 聚优杂交 欠缺性状选择实践证明，超高产小麦品种在亩产550～600kg条件下，每亩灌水量与亩产350～400kg普通品种基本相同。这样如按每产出1kg小麦计算，就可节水50%左右。本文论述了超高产节水小麦品种选育的重要意义和可行性以及进展与展望，指出发展超高产节水小麦是解决我国人多地少和缺乏水资源矛盾的有效途径。1 超高产节水小麦品种所谓超高产是指比当地平均单产提高50%左右。比如北京地区目前小麦亩产约350～400kg，那么选育大面积亩产525～600kg上下的小麦新品种便是超高产育种。超高产节水小麦品种是指在灌水量与亩产350～400kg普通品种相同前提下，亩产达到525～600kg，也就是在小麦增产50%的前提下，不增加灌水量，按每产出1kg小麦计算节水50%的品种。超高产节水更适于我国人多地少和水资源贫乏的国情。2 我国小麦生产面临的严峻挑战我国是典型人多地少大国，小麦是近半数人口的主食。这本身就给小麦生产带来巨大挑战。从1980～1995年，我国耕地面积每年减少436.9万亩(其中小麦面积约145.6万亩)，年均人口增加1493.9万人，人均耕地从1.51亩下降为1.18亩(FAO生产年鉴)。按这种变化速率，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增至16亿，比1996年净增3.7亿人，耕地将减少1亿亩(其中麦田约3640万亩)。严峻的事实表明我国增加小麦生产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单产，从中产到高产，而对于已步入高产化的北京地区，则只能是从高产到超高产。我国特别是北方麦区水资源极为贫乏。而小麦生长多处于干旱季节，需要大量灌溉用水。权威人士指出，目前1吨水只能生产1.2kg小麦。小麦生产耗水量之多便可想而知。因此，在提高小麦单产的同时必须注意节约灌溉用水，发展超高产节水小麦。3 小麦超高产节水化的重要意义小麦超高产节水化不但大面积节省用地，美化环境，而且可以节水、节肥，提高光能利用率，节省管理用工和能耗，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3.1 大面积节省小麦用地北京地区近年小麦播种面积约240万亩，单产按350kg/亩计，总产约8.40亿kg。在总产不变前提下，如果实现超高产(亩产525kg)，那么，种植160万亩即可。这样可节省用地80万亩。将节省下来的这么多土地用来植树造林，种草栽花，美化环境，可从根本上改变北京地区的环境条件。3.2 大幅度节约灌溉用水实践证明，亩产超千斤麦田的用水量与普通麦田基本相同。在北京地区都需要灌冬水、拔节水和灌浆水，而且灌溉额也基本一样。也就是说，超千斤麦田(如亩产525kg)与亩产350kg麦田灌溉用水量基本相同。这样在超高产栽培下，每形成1kg籽粒的用水量比普通栽培时降低50%。可见，超高产下可大幅度节减单位籽粒产出的需水量，节约灌溉用水。以往考虑节水多通过改进栽培措施和选育节水型小麦品种。这无疑是一条可行途径。如北京农学院小麦研究室育成推广的北农1号(F122)，北农2号(F4706)都是节水型小麦品种。其节水途径是通过减少灌水次数或用水量来实现的，产量潜力受到一定限制。有时按单位面积计算节省了水，但因单产低，按每1kg小麦产出计算未必节水。从长远看，这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显然相矛盾。可见，在灌水量与普通麦田相同情况下实现超高产，通过降低“形成单位重籽粒的耗水量 ”实现节水，便成为小麦节水的另一条途径。因为本途径是以超高产为基础，更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从长远看，这将是更为重要的节水途径。超高产栽培下为什么田间灌水量不增加?这可能是因为：①超高产栽培往往投入有机肥，增加了田间保水力；②超高产小麦栽培时密度大，减少了田间蒸发量；③超高产小麦品种秆矮，株体较小，因而蒸腾失水也少；④超高产品种具有高光效特点，在高光能利用率下，它的水分利用率也会高于普通品种；⑤超高产品种所以增产，主要是由于经济系数高，即光合产物向籽粒运送比例大，其单位面积生物产量与普通品种比并无多大提高。例如超高产小麦品种的经济系数多在55%～60%以上，而普通品种则为37%～40%。这样，亩产350～400kg的普通品种与亩产500～600kg的超高产品种，其生物产量都是1000kg/亩左右。即便两者每形成1kg地上部干物质的耗水量相同，如按每形成1kg籽粒的耗水量计算，则大不相同。不过，对于其大幅度节水的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3.3 提高肥料、光能利用率栽培超高产小麦品种需要增加投肥，故通常认为超高产品种需肥量大，费肥。其实，栽培超高产小麦品种投肥量虽大，但其产出也高。如果按每生产1kg小麦来算，超高产小麦品种可能更省肥。如前所述，超高产小麦品种都是矮秆、大穗大粒型，经济系数高。亩产600kg与普通品种亩产400kg的生物产量(地上部总干物质量)大致相同。研究分析证明，生产相同的生物量从土壤中吸取的养分量也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在生物产量相同情况下，其耗肥量应相同。这表明，亩产600kg的超高产品种与亩产400kg普通高秆品种，因为生物产量相同，故从土壤中摄取的营养量也应大体相同。但是如按生产单位重量籽粒来算，超高产品种就大大省肥了。应该指出，不同品种要求不同营养浓度环境，超高产小麦品种要求高肥介质环境，所以在栽培时应增加投肥量。这犹如在饲养肉鸡时需用精饲料一样。肉鸡与柴鸡相比，尽管肉鸡需饲量大，而且多为精饲料，但是按照单位饲料产肉量算，肉鸡比柴鸡还是省饲料的。超高产品种省肥也是这个道理。超高产小麦品种与普通品种比所以大幅度增产是因为光合效率高，特别是光合产物向籽粒运送的比例(经济系数)大增，提高了光能利用率。3.4 节约管理用工和能耗由于超高产小麦可节约大量用地，故在相同总产下可大大节省耕作和管理、收割用工，同时也节省了能耗，获得高产高效。发展超高产要先点后面，逐步扩大。在北京地区240万亩小麦中如有100万亩变为超高产就可节省地33万亩；如全部变为超高产，在总产相同前提下，只需麦田160万亩，可节省土地80万亩。这些地用来绿化、美化，将从根本上改善我市环境状况，同时大幅度节约灌溉用水、用肥、能源以及管理用工，可谓一举多得。超高产节水必将成为我市、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4 超高产节水小麦育种理论与方法4.1 超高产节水小麦育种途径根据北京地区具体情况，可从以下途径提高小麦产量潜力：(1)增加光合产物向子粒运送的比例，提高经济系数。普通半矮品种的经济系数多在37%～42%之间，通过对矮秆和大穗大粒性的选择，经济系数可提高到50%～60%以上。(2)在较高经济系数前提下，通过提高光合效益和水分、养分利用率，增加地上部总干物质产量。(3)通过超高产节水试验和生理指标测试，筛选既超高产又节水的小麦新品种。4.2 超高产节水小麦理想株型作物一片叶内便含有27000个对产量起作用的基因，因此在进行小麦超高产育种时，不可能研究这每个基因在小麦产量中的作用，而只能抓住一些关键性状。一个超高产小麦品种应具备超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特点。也即具有①矮秆、②大穗、③大粒、④多穗、⑤超高产、⑥优质、⑦抗寒、⑧抗条锈、⑨抗白粉、⑩不晚熟、落黄好、抗早衰、抗穗发芽、广适等特点。具体要求如下：(1)矮秆，高抗倒伏。株高68～75cm，基部一、二节粗短。(2)大穗大粒。每穗20～22小穗，没有或极少不孕小穗，穗方形或棒形，正常栽培每穗50～60粒，密植(亩成穗40～50万)每穗30粒左右，千粒重50～60g以上，饱满度好。(3)亩成穗40～60万。(4)品质较好。(5)抗寒性好，抗条锈，抗白粉，抗性方面没有致命缺点。具有一定抗旱性。(6)熟期较早或适中，落黄好、抗早衰，抗穗发芽。(7)具有较强适应性。4.3 聚优育种与聚优杂交通过具优异性状亲本间的杂交，把上述12种优异性状聚合为一体，然后再经过单株选择、品系评选、欠缺性状的定向选择，育成超高产小麦品种的技术工程，称为聚优育种。这种特定的杂交技术称为聚优杂交。我室育成的矮秆、大穗大粒超高产小麦品种品系，大多是通过聚优杂交方式育成的。在超高产小麦应具备的上述12大优异性状中，不难看出有些是负相关的。例如大穗与大粒，矮秆与千粒重，高产与优质，亩穗数与穗粒数，大穗与早熟性等。造成小麦性状遗传相关或负相关的机制主要是由于基因的连锁或多效性，或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为育成具有理想株型的超高产小麦品种，必须把那些负相关的性状聚合在一个品种之中，这就叫做负相关性状的聚合。实际上，许多小麦育种目标都是以聚合负相关性状为前提制定的。关于其机理与进展我们已做过专题或专章论述。4.4 欠缺性状的选择育种过程中往往遇到，在上述12个性状中，其中有一个重要性状不理想，称为欠缺性状。解决的办法：(1)通过聚优杂交重新导入该性状；(2)通过扩大群体繁殖和基因重组以期出现这种性状，也即在高世代(如F8～F10)大群体通过对欠缺性状的选择，育成超高产节水品种。北京农学院小麦研究室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功。如经过缺矮秆性的选择，育成了北农6号、北农8号和北农9号(株高降低23～25cm)；通过缺大穗性的选择育成了H200(小穗数由17个增加为22个)；通过缺大粒性的选择育成了H184和H186(千粒重增加12～16g)等等。这是北京农学院小麦研究室创建的选育超高产节水小麦品种的有效方法之一。这种选择方式所以易获成功，从遗传上讲有以下原因：第一、在组合亲本中本来就包含该种性状，只是它在高世代大群体中才表达出来。第二、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可能发生某些基因的重组和表达。所以即使组合亲本中不包含某些性状，在高世代大群体中也可能通过基因重组产生和表达；或是通过环境诱导，在植物激素(如ABA)作用下产生新的基因，如小麦耐旱性Em基因。第三、要使12种优异性状聚合在一起，至少在6700万个F2单株中才能出现1株，但是如在F2～F7通过逐代选株，在F8选出优异株的机率增加为1/4096，在F10增加为1/1024，大大增加了选出优异单株的机率。4.5 超高产节水小麦品系评选特点超高产节水小麦品种的筛选程序不同于耐旱品种或普通节水型小麦品种。北京农学院选育的耐旱型小麦品种北农1号(F122)是在干旱条件下发现的，而高产节水型小麦品种北农2号则是通过高产试验(居第1位)和节水试验(只灌冬水，居第2位)筛选出来的，它在北京市高肥组区试和节水试验中都有良好表现(均第1位)。筛选超高产节水小麦品种首先要保证获得超高产产量，在超高产前提下再考虑进一步节水。如前所述，北农9号在与亩产350～400kg普通品种灌水量相同条件下，便可获得亩产500～600kg超高产。这本身如按每产出1kg小麦计算，就节省灌水50%。在这种超高产前提下能否再度节水，也即能否把总灌水量降低到普通品种以下，则有待进一步探索。5 突破性进展北京农学院小麦研究室在80年代初便开始小麦高产育种，1983年着手超高产小麦品种的选育。尽管北京地处冬小麦区边缘，冬季严寒，成熟期间气候炎热、干燥，灌浆期短，对创造超高产极为不利，但是经过十几年努力，由于技术路线和方法得当，终于取得了比预想要好的突破性进展。5.1 亩产600kg小麦品种北农9号、北农10号的育成北农9号为超高产节水小麦品种，株高68～75cm，基部一、二节粗短，高抗倒伏，每亩可成穗40～55万，每穗50粒，高密度下27～30粒/穗，千粒重51～59g,产量潜力600～650kg/亩。1998年在不利气候和灌水量与普通品种相同条件下，经专家在延庆县康庄镇实打验收，县公证处公证，按自然亩(含套种玉米占地)亩产509.6kg，按纯小麦面积亩产555.6kg。该地块有一半地(共1.74亩)长势好，取样实打1200g/m2，折亩产800kg。北农9号抗寒，高抗条锈，中抗白粉，抗蚜性较差，落黄好，抗早衰，灌浆快，中早熟。湿面筋含量40%～43%。实现了大穗与大粒，矮秆与大粒、多穗与大穗、大穗与早熟、高产与优质等负相关性状的聚合。北农10号与北农9号大体相同，整齐度好，成熟较早，粒色比9号好，也是一个超高产节水小麦新品种。5.2 亩产650～750kg 小麦新品系的育成经过多年资源收集、积累及聚优杂交，严格单株选择，特别是通过欠缺性状选择，目前正值出品种高峰期。近2年育成至少10个超高产小麦新品系。它们的株高65～75cm，一穗粒数40～55粒(高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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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66 【原文出处】作家报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19950624 【原刊页号】002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507 【 标 题 】“文学艺术与精神文明”学术研讨会纪要 【 正 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日前在北京邀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作家报》、《太原日报》等单位的专家学者４０余人，就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学艺术的角色功能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们特刊登会议纪要，以飨读者。一、当前文学界在关注什么？杜书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理论室主任、研究员）：去年５月我们曾经和《光明日报》“文艺观察”栏目一道发起过”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与道德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在当年６月２２日的《光明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我们当初关注焦虑的一些问题，依然继续存在，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刺目。最近一段时间，几乎是全国性地在探讨这类问题。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但也可以说，许多问题只是刚刚提出，还没有能谈透。因此，希望大家就我们精神文明的现状以及文学艺术扮演的角色与功能问题，充分自由地发表意见。关于文学界目前的讨论秦晋（《光明日报》文艺部常务副主任）：最近文学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值得人们关注的积极现象。在以往，文学界很难形成真正的学术讨论。几次重大讨论都往往归结为政治性问题而告中止，而现在的讨论，是属于文学界内部的讨论，没有什么“背景”，也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交锋。这种多元共生的状态，如果用旧模式是无法说明的，只能和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考察。二、关于二十世纪文学的反思对于文学创作的忧虑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大家谈到焦虑，我认为应该有世纪的焦虑。从上次的座谈会到现在一年了，我自己是更加焦虑，因此和研究生一起举办“批评家周末”，主要谈中国文学的理想。我想应该焦虑的是我们自身，文学家不能自我放逐，放弃理想和责任。也许有人说这种激情太幼稚，太浪漫主义。在很多人自诩成熟的时刻，我宁愿幼稚。我们对居高临下，喋喋不休的训诲感到厌恶，那只能是文学家与学者的灾难。文学是自由心灵的表现，而不是已经规定的道德观念的传声筒。现在，有的人一谈到理想，就怀念文革，追忆红卫兵运动。对此，我是非常厌恶的，另一种倾向则是有些作家、文学家过于放纵，不能自律。很多作品在迎合流俗，鄙弃崇高。嬉皮笑脸太多，缺乏认真的、严肃的东西，一味无边的游戏。以往谈理想曾经有欺骗性，但公然嘲笑理想是不道德、不公平的。文学的作用是很多的，干预生活不能放弃，但做起来很难。因此，有一点机智是可以的。把标准降到最低，也应该保留一点让人向上的东西。如果连这一点点都放弃了，那就是失衡、失重。２０世纪的文学需要世纪性的反思贺兴安（《文学评论》编审）：今天我想谈一个大而无当的话题：本世纪文学需要一种世纪性的反思。目前国外的学者、作家也有人持这种看法，认为２０世纪的精神文明大大落后于物质文明，而文学艺术亦大大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说我是优秀作家是可以的，但要说伟大作家则不敢当。称得上伟大者只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２０世纪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并没有解答本世纪的问题。从历史原因说，有两大因素，主宰了２０世纪的生活：一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再一个是政治因素，频繁的政治冲突裹胁一切，客观上对文学带来了严重危害。因此，如果说反思，首先是政治需要反思，这些问题不是文学反思能够解决问题的。当然，从文学家的角度说，也需要重新创建精神的殿堂，无愧于新的世纪。绝不放弃对人文精神的呼吁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有一些例如体制问题，深层次问题可以讨论，但是我们解决不了。而我们面临的文学问题，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应该充分讨论。我自己深感，从８０年代末以来，在文学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意义的失落，价值的失落。再放远一些，也许可以说中外文学都有下滑的趋势。哲学不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文学也同样如此，只关心形式、语言、能指的问题。２０世纪文学在形式、修辞与句型上的创新，也是以精神、价值的下滑为代价的。文学虽然说不上有多么了不起的力量，单靠文学，既发动不了战争，也改造不了社会，但文学也有使人向上，净化的力量。而这一点在目前一些文学作品里是见不到的。与本世纪文学相比，上世纪文学尖锐地提出了“写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增强了批判的力度，竭力回答终极性问题。如果回避这些问题，满足于轻松、诙谐，满足于自然本能，就会使文学变成非文学。正因为有这样的焦虑，我们才坚持自己的职守，绝不放弃人文精神的呼吁！怎样创造与现实相适应的文学张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９５年的主题似乎是对人文精神的召唤。就创造与现实相适应的文学这一点，我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宋代可以断言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市民文化勃然兴起，精英文化面临挑战，究竟怎么办？结果是建立了宋明理学，用以对抗鼓吹人欲的市民文化。在两宋期间，雅与俗的矛盾冲突极多。弄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坚持与俗文学、俗文化划清界限，提倡宁静淡雅的审美风格。事实上，精英文化处在官方的儒家意识形态与市民文化之间，面对着两方面的压力，但也正是在压力下才出了成绩。宋词在当时为人们所轻视，决非道德典范，但显然成就很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词最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传达了他们对各种新鲜现象的感受。接受了大众文化的挑战，也做出了独特的反应－－在文化整合的前提下进行新的创造。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忧虑和多元意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三点忧虑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们现在对精神文明状况的不满意，是从现实条件下自身的生存状态出发的，深深感受到有这样几点忧虑：其一，感到极左的意识形态及其支撑机制尚未消失。它在以往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我认为应当呼唤民主主义的精神，要解决建立民主机制的问题。这个概念是与人民、人权、沟通、宽容、真实、法律、自律联系在一起的。焦虑之二，是拜金主义带来的道德沦丧。从大原则说，改革开放，转向市场经济是绝对必要的，不能说市场经济就等同于拜金主义，但是又要看到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与此相应，就需要呼唤人文精神。相联系的概念有：人、人性、善良、独立、尊严、责任、理性、激情、焦虑之三，涉及唯科学主义。科学技术是造福于人类的，但科学一旦变成唯科学主义，问题就严重了。这种唯科学的全能观念认为物质力量才是最重要的，一切都可以视如机器，是可以任意拆卸、拚装的东西。与此相应，就要呼唤诗意的关怀，与生命、爱、亲情、友情、幻想、诗歌、醇酒、鲜花、纯洁的大自然休戚相关。多元意识也是人文精神何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室研究员）：文学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必须倡导多元化观念，多元精神。多元观念，是一种现代意识，科学精神，它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是溯源于文艺复兴的现代人文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以承认人的个性，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多样化为条件的。用所谓“一元化”的文学观，扼制、防范多元的文学创作潮流和多元的理论批评主张，理论批评模式，是向文化专制主义的倒退。在文学上，我不赞成提宽容，而赞成提兼容。宽容当然比专制、比强制的舆论一律好，但是宽容者总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他今天高兴了可以宽容你，明天不高兴了，就要治你，整你，怎么办？因此，我主张兼容，彼此平等，有你有我，兼而存之，谁也无权吃掉谁，消灭谁，兼容，就是多元意识，有了这种多元见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不会只是写在纸上，叫在口上了。文学创造和文学理论批评都应讲多元，讲兼容，要有一个有序的、充满生机的多元格局。我是主张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作家有使命感、责任感的，主张文学的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传统的。但是，对于大量出现的消闲文学，只要适俗而不媚俗，不搞等而下之的低级趣味，而读者又需要，就不必以为洪水猛兽将它必欲除之而后快。关于“玩文学”，有人愿玩，有人愿看，玩得不违宪，不违法，不庸俗下流，就不必一定要口诛笔伐，赶出文坛。何况，文学本身作为艺术，就有“好玩”的一面，可观赏、可把玩的一面。再说，人的需要，特别是审美需要是多方面的，尊重这些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也是一种人文精神。七十年代来到八十年代，艺术民主、创作自由，虽是文艺界思想解放中喊得震天响的热门话题。这话题，于今并未过时。无论是艺术民主，还是创作自由，都要以承认并尊重不同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为前提。这种尊重，没多元观念是不行的。我甚至认为，人文精神本身就是有不同分野的，大家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今天的讨论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对待人文精神，也要以多元意识识之，承认不同看法之间的互补性，而不能搞红卫兵那种“唯我独革”，打倒一切，也不要党同伐异。在这里，人文精神的提倡者也要有点人文精神。四、人文精神、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人文精神与改革进程相辅相成秦晋：从文学整体而言，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为精神文明服务。但我们应当倡导的还是关注现实。今天的主要现实就是改革，而改革又是文明进程的一个部分。从原则上说，人文精神与改革是相统一的。而在以往，例如文革时期提倡的根本不是什么人文精神，完全是虚伪的东西。文明水准终究是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相适应的。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改革继续下去，使我们的社会机制以不完善走向完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也只能维系在改革上。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杜书瀛：有人把目前社会上和文学艺术中一些不好的东西都归之市场经济，似乎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这是很成问题的。市场经济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选择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千百万人的群体实践。今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选择，是最合理的选择，我不知道它将来是不是最好的，但我认为它在目前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无悔，历史无草稿，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也要这样走下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抱怨历史是无用的。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有人说，从历史角度说带来了进步，从道德角度说带来了退步，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我认为要具体分析。单就精神文明说，市场经济既带来正面的、也带来负面的影响。从正面影响来看，市场经济对旧体制下一整套阻碍历史前进的观念进行了猛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原则是自由竞争的原则，它主张开放、反对封闭；它提倡平等对话，反对独断、霸权；它提倡创新，反对独断、霸权；它提倡创新，反对保守；它倡导多元，反对一元。它为人们带来个性发展的自由空间。这为我们建设新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创造了历史条件，但市场经济也有负面影响。如市场经济造成的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造成人与物的比例失衡，常常出现人为物所役的现象，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人服从技术规程。这就可能发生目的与手段的颠倒。从这个意义上，王晓明、陈思和等人所说人文精神的失落不是没有道理的。市场经济造成功利原则的过度膨胀，出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有人为了利可以不要义，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要人格，可以损人利己。市场经济也往往造成理、欲关系的失衡（欲压倒理，以至人欲模流），造成群、己关系的失衡（绝对个人主义而不顾集体、民族的利益）。面对这种情况，文艺怎么办？精神文明工程是全面的系统的工程，涉及教育、哲学、伦理学等多方面。但文艺起特殊的作用。文学既是精神文明组成部分，又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工具，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立人”、“成人”、“化人”。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延续和发展人的文化生命的最有力的手段。人的自然生命可以遗传，但人的文化生命（精神文明）不能遗传，只能靠包括文学在内的人的活动来传播和发展。转型期给精神文明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解思忠（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报告文学家）：为什么道德、价值、人生精神在近几年会成为热门话题？归根结蒂，是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所谓转型，实质上是利益主体的转变，在计划体制下一般是缺乏主体意识的。因此，市场机制提供了平等竞争的准则，给了人们自主权，导致了又一次人的解放。在这层意义上看，不能把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归结为市场经济造成的。同样，文学艺术要珍惜这样的机遇，充分运用文学的功能，陶冶人的灵魂，提高人的素质，有益于读者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培养独立人格，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消极地等待，而要同心同德、携手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精神文明的内涵与文学的功能缪俊杰（《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现在的问题是迫切需要精神文明的建设。建设的目标，就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四有”，应该说，目标是明确的。至于文学艺术在精神文明中的功能不宜夸大，不能把道德状况的好坏归因于文学艺术。但是应当肯定文学是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角色。中国的文学传统注重思想，儒学注重诗教，强调文艺有助于形成行为规范。所以“文以载道”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文学的功能还是要依据文学自身的规律来实现。童庆炳：对，文学艺术的确需要加强对现实批判的力度。社会需要一批有勇气的作家，对各种丑恶社会现象进行义正辞严的批判。这样的批判才是社会的制衡力量。在这样一个存在着极多社会问题的时代，文学艺术是不能过分超脱的！五、价值重建的示警道德理想主义的潜在问题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最近这段时间，文化界很热闹，论争的烽烟四起。在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分歧的根源在于对当前中国文化状况、文化语境的判断不同。从坚持道德理想，提倡人文精神的这部分人来说，看到了商业文化、市场化造成的文学失范和道德滑坡。这种意见，无疑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我今天想侧重指出在道德理想主义的前方可能潜藏着若干误区。首先，应当思考道德水准是不是衡量社会的主要尺度？如果以此为基准观察问题是容易有偏颇的。在批评道德滑坡的呼声中，也可以清晰地听到一种否定的声音，对社会转型期历史潮流的拒斥以及对旧体制的留恋。其次，有可能过分夸大了知识分子正面的和负面的作用。有些人认为，目前知识界出现的种种问题，是由知识分子人格堕落造成的，这无异于制造某种“知识分子神话”，似乎知识分子既是目前状况的罪魁祸首，又是未来的光明使者。第三，正因为把文化堕落归结为知识分子个人，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知识分子的人格方面。同时也就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严要求。其实从根本上说，道德滑坡、文化堕落是由社会造成的。如果提倡某种高不可攀的道德理想，逻辑上就必然导致排他性，导致不宽容，在张承志、张炜的有关文章中就能看到这种不宽容，甚至可以说这种不宽容含有血腥的气味。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我对“人文精神”、“价值重建”等命题的提出持以理解和同情。因为它毕竟体制了在人文环境不容乐观的处境下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他们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但我对其间的“一体化”倾向或大而无当的呼唤仍存在疑义。所谓“一体化”倾向是指试图从整体上全面解决问题的动机。这一出发点能够理解，但历史经验表明，“一体化”的霸权性和精神统治的后果是可怕的，它很可能扭曲为新的精神压抑力量，从而抑制了健康的、多元的价值观念取向。另外，“价值重建”可靠的生长点是什么？我们从哪里去寻求思想资源？这样的问题不解决，所谓的“重建”就会流于空泛并失去可能性。乌托邦的误区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任何乌托邦都有两大误区。其一，倾向于从外部造神，而不是从内部寻求根基。我们曾有过政治乌托邦，经济乌托邦，到了９０年代，这两种乌托邦在严峻现实面前破产，似乎又有人走向了肉体乌托邦，感性快乐乌托邦，导致了价值的崩溃。其二，从二元对立走向一个极端。在文学上的表现是，既然“假善”不好，就索性以“真恶”代替，成为“渴望堕落”。精神文明的建设需要民主的精神李炳银（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副研）：谈到精神文明建设，应当看作一项宏伟的文化建设工程，而不是短期行为，更不是只求速效的工具。否则，只要搞搞“文明礼貌月”就行了。而精神文明的建设更需要有真正的民主精神。不能是我来树立理想和价值标准，你们只有照办的义务。这正是精神上的不自由，又怎么谈得上“文明”的建设？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更需要强调独立和自尊，而不应有配合意识与拥戴意识。文学艺术因此也就更需要更深入地参与现实生活，与十二亿人同命运，共呼吸。六、新儒学与西方霸权话语忧患百年与文学复归：与其创新，不如复古王大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室副研究员）：文学这种营生自始自终伴随着悲苦。当然，这不是指那些媚俗的市井文学。真正的文学与哲学一样，都是苦行僧带血的袈裟。我们现在期待很多，但忽略了一个东西，这就是儒学。我们何必捧着金饭碗沿街乞讨？文学与其翻新，则不如复古。中国的大文学家如李白、韩愈都是力倡复古的大师。我们的文学观念也应回归到儒学传统，突出它非常合理的内涵，例如关于“和”的观念。加强对西方主流话语的批判张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感到有些同志的发言对西方主流话语缺乏批判。似乎认为拜金主义是错的，而市场经济则是对的。至于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等等概念已经讲了多年，但关键在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要有区别，而不能无条件地拥抱这一连串的资本主义观念。“人是万物之灵”的观念实际上导源于基督教的圣经，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以独特的权力，凌驾于万物之上。从工业革命起，西方文明把人类带上了如今这条道路，而一切所谓生活质量的提高都是以破坏和掠夺自然资源为代价的。我们今天思考问题似乎不应停留在８０年代，而需要更进一步。七、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与精神家园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李春青（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从知识分子与社会公众的关系说，知识分子既是普通一员，又是所谓“四民之首”，受到社会给予的特殊的教育，就有自己的特殊的职守。处身于有几亿文盲的国家，就有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教育者、教化者的职能。如果离开责任去修身养性，当“自了汉”是不对的。从知识分子与政治、政权序列的关系说，作为文化的承担者，既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又要积极参与，尽量发挥自己能够起到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人格建构就非常重要。这种自我的节制，如果扩展到所有知识分子，势必影响方方面面，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关于新启蒙王岳川：从当前的情况说，知识分子的启蒙应重在自身，启自身之蒙。严格说来，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对自身，对西方话语的批判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够的。建立新的精神家园何西来：人是实利的，也是精神的。精神需要安顿，需要归宿，这归宿就是家园。从家园来，到家园去。人类的科学、哲学、宗教、艺术、文学，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都和这个家园有关。对于精神家园的寻找，其表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可以说瑰丽多姿，但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种是怀旧、回顾、追忆型的。把来路，把曾经寄寓过的地方加以美化，繁华旧梦，似水流年，样样堪忆。另一种则是夸父逐日式的追寻，精卫填海式的追安。屈原上天入地的求索，浮士德永无止息的寻求，鲁迅过客式的行进。这中间最为动人之处，就是，无论是前一种的向后，还是后一种的向前，都表现出一抹淡淡的乡愁，而这乡愁，恰恰是最美的境界。精神家园的探寻，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世俗的。宗教的精神家园是天国的，彼岸的，表现为信仰，皈依，世俗的精神家园是现世的，表现为理想，如大同世界、理想国、桃花源，虽然常带乌托邦性质。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候，在这历史转型的关头，中国几代人文知识分子所探寻的精神家园，就其主导趋向而言，是向前的，现世的。精神家园被毁，是毁于“文革”的极左和残暴，毁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与回潮，而不是毁于商品经济的复苏和市场大潮的冲击。市场经济的大潮推涌而来，呼啸而至，它也荡起沉滓，也见污秽，但在远方的海天交接处，正在酝酿着辉煌的日出，精神家园的希望正在那里，也在尘世，在脚下。八、讨论的原则：“和而不同”钱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最突出的趋向是一种富有责任心的独立思考。这种责任心既包含着对民族前景的关心，也包含对活生生的人的关怀；既包含着对学术学理问题的钻研，又有强烈的对现实意义的追求。这个过程正在延续，正在深化。而且可以断言，这种独立思考一定会有丰硕的收获，而这种收获对于新世纪的社会变革而言，将提供学理的与价值观念的基础。在近年来学术文化界内部自动展开的种种讨论，都带有无预设，无规定甚至无指导的特色。从总体上说，无论是研讨还是争论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想着重谈一下在现实的论争中基本运作规则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斗争过盛的缘故。一种带有强烈“敌情观念”、“党同伐异观念”、“排它性观念”甚至“霸权观念”的心理已经积淀，形成了“第二自然”的习惯。在论争中这些心理也时有表现，有的人“教主意识”还非常浓厚。我认为，持有不同的理论观念，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美籍日本政治学者福山以为冷战的结束证明的是自由主义的绝对胜利，西方中心主义的绝对胜利，而兴高彩烈地宣布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再度定于一尊。而即使是自由主义，只要具有霸权的性质，它给未来带来的也只能是一场灾难。这里就更不用说那些原本霸权意味十足的其他理论体系了。中国人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争辩交锋是思想成长的学校，而不是古罗马的斗兽场，不需要野蛮的血腥味。中国人“贵和”的思想，玻尔“对立即互补”的思想，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基调。（钱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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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827 【 版 号 】7 【 标 题 】普吉岛的环保集训营 【 作 者 】成元生/田义云 【 正 文 】 ８月１８日清晨，在泰国普吉岛奈央海滩上，一群头戴天蓝色遮阳帽、身穿红色圆领衫的男女学生在沙滩上捡拾垃圾。不一会儿，他们就捡了一大堆塑料瓶、易拉罐、胶卷盒、树叶等杂物。他们走后，金色的海滩变得更加迷人。这些拾垃圾的学生就是“青年与海滩环境保护”集训营的队员。青年与海滩环保集训营是泰国普吉府举办的，自１９９４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今年已是第三届。这届环保集训营成员，有来自泰国各府的６７名大中学生和２名缅甸学生及１名中国学生。负责集训营工作的普吉府官员阿里・顿拉雅蓬对记者说，举办环保集训营的目的，是利用假期，培养青年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操。在环保集训营的开营仪式上，普吉府府尹素集・尼密军对营员们说，环保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青年应做宣传与执行环保的带头人，今后的环保事业将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集训营第一天的活动是游览普吉岛。看到沿途椰树摇曳，鲜花盛开，一片片橡胶林苍翠欲滴，一湾湾金色的沙滩镶嵌在湛蓝的海边。细高个儿的缅甸小伙子南达充满激情地说，普吉岛太美了，不愧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泰国南奔府学生素帕说，这样美的大自然，我们更要珍惜爱护。普吉府旅游局局长向营员们介绍了普吉府的环保工作。他说，普吉府的环保工作是泰国各府中最好的。近年来，普吉府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防止环境污染。府行政当局建立了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以保护原始森林，保护近海珊瑚和鱼类资源免受污染。因此，普吉岛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得到很好的保护。为了使这些青年学生对普吉岛环保有更深的认识，集训营还组织学生参观了普吉市垃圾处理厂和巴东市污水处理厂。另外，集训营在这几天里还安排学生们参观了蝴蝶园、海洋博物馆和生态研究所。通过这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使学生们增加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也增强了环保意识。在闭营座谈会上，泰国北榄坡府的新闻系女大学生哇拉蓬说，过去对环保知道得很少，现在认识到环保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不搞好环保就会造成环境污染，威胁人类的生活。中国女大学生田耕说，初来时只知道普吉岛很美，是旅游胜地，现在体会到普吉岛的美丽是和环境保护分不开的，是环保的成果，是人们劳动的结晶。四天的环保集训营生活结束了，青年学生们带着普吉府尹签署的结业证书，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营地。同时，他们也带走了刚刚培植起来的环保意识。（本报泰国普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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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959 【原文出处】文艺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5 【原刊页号】4-12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吴秀明/周保欣 【复印期号】199601 【 标 题 】历史追忆中的多层次掘进 ――论近年国内“反法西斯主题”的抗战文学创作【 正 文 】 历史是否正如多棱镜一样，具有变幻莫测的多种潜在话语的可能？80年代中期以来，取自近现代历史时段的作品源源不绝，这与其说是文学对历史的好感，不如说是文学向历史讨要话语权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从作家的创作实绩来看，他们的兴趣似乎并不在于历史本身的钩沉索隐，而是立足于当代性的要求来表达重新书写历史的欲望。以眼下“反法西斯主题”的文学创作而论，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事件，它曾蕴生了多少优秀佳构，以致成为超越国界、超越民族的永恒话题。但随着人们对“二战”历史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化，近年来这类题材又成为许多作家关注的热点，在选材立意、价值取向、审美形态诸方面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一、世界格局与文学传统中的当代中国写作也许我们宁愿拒绝今天这种文学的辉煌，而不愿人类拥有昨天曾经历过那场可怕的“文学之源”。在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系统，它保存了人类求生存发展过程中人的本质异化和分裂的种种非常表现形式。战争无情地毁灭了“人”的价值与创造，以肆无忌惮的暴力形式颠覆着我们曾经坚定不移地恪守着的正义、公理、和平等价值信条。“二战”无疑是一个极致。它像一个巨大的“震源”，以其强烈的冲击波影响到整个人类。彼时和此时，“法西斯主义”的浓重阴影还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上空。相应地在文学领域，对于这场战争的残暴性与荒诞性的追问与反思，对于战争状态下人的精神价值、人的生存处境的关注，就很自然地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共通的主题模式。“战争与人”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既是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一种途径，也是人类捍卫自己生存权利的一种手段。就其本身而言，它既在创造着人，同时也在毁灭着人。所以，“战争与人”的矛盾实质上是任何战争文学都会面临的两难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场侵略与反侵略、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激烈斗争的民族矛盾，它直接关涉到反法西斯斗争的许多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作为一种战争文学，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逻辑角度上讲，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必然要共同经历一个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颂歌”时代。“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价值观，使它的作家们情不自禁地站在捍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本位立场上，表现正义之战的崇高与壮美，呼唤英雄的出现，并且以强化英雄的智慧、力量与人格的完美来支撑起处于弱势民族对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抵抗。如果我们有兴趣翻读一下肖霍洛夫的《学会恨》、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以及被文学史家称为苏联战争文学“第一浪潮”的诸多作品，就不难体味。另外像法国罗曼・罗兰的《欣悦的灵魂》、萨特的《自由之路》、维尔高《沉默的海》等，也都颇可称道。与上述作品相比，中国“反法西斯主题”抗战文学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情感更是深沉固厚，被强化到了极致。从建国前夕的《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到五、六十年代的《风云初纪》（孙犁）、《战斗的青春》（雪克）、《铁道游击队》（知侠）、《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苦菜花》、《迎春花》（冯德英），中国作家在对抗战历史进行“伟大叙事”的同时，都无不对我们民族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伟大凝聚力与英勇的献身精神进行了讴歌，着力表现了战争对于人的超验情感的激活与净化。尤其是孙犁，更是以诗化笔墨来描绘战争的感性存在。他的小说中，成功的艺术形象似有一个基本模式：女性＋普通人＝英雄。这里，“等号”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主要在于他的小说文本中植入了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柔情似水的水生嫂们变得坚毅刚强。人物形象上的张力，引发出小说的另一种内涵：战争对于人的奇异改造力量。弘扬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第一个潮头。但是，勿庸讳言，这种表现由于过分专注于营造超验的民族精神“神话”，那就很容易忽视对战争本体、人类生存、人的本质力量的艺术思考，致使形象塑造有意无意地走向理想化和模式化，主题思想的开掘，也难以达到黑格尔所谓“高远的旨趣”尤其是“人类所共有”的人性人道的层次和境界，因而往往导致审美价值的平面化和单一化。其实，战争对于人类的灾难并不单纯是毁伤肉体，更主要的还是戕害灵魂、扭曲人性。20世纪后半叶，为什么西方哲学思潮与文学思潮表现了浓厚的虚无、颓废倾向，譬如存在主义对“此在”一切价值的质疑，“黑色幽默”将整个人类视为荒诞的存在，这一切恐怕都与“二战”密切相关。可见，战争对于人类生存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而深刻！就世界的范围来看，把“人”作为价值尺度，用人道、人性、人情来审视战争，大约始于50年代。这一历史性转换的结果，是使对战争残暴与荒诞的揭示，对人之命运的悲剧性同情必然升格为作品文本的中心，而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话语则相应地退居到了次要的边缘。这一点可以看作是“二战”之后的西方包括苏联反法西斯文学发展的一条基本轨迹。肖霍洛夫的短篇小说《人之命运》就开启了这一文学浪潮的先河。小说以主人公自述的方式，叙述了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不幸经历，表现战争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及其命运。对战争给人造成的不幸和灾难的渲染，使作品蒙上了一层悲剧的色调。同样的作品还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等。日本作为“二战”的发动者与战败国，战争中人民饱受离乱之苦，战后控诉战争罪行的作品也相继问世。五味川纯平的《战争和人》，就以非常明确的“反战”意识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进行深入的揭示和剖析。尤其是作者对战时各种爱情的描写，把死亡与爱两个永恒的主题置放在情节的延宕之中，更是感人至深。当然，同样是以“人”为价值中心的描写，在肖霍洛夫和瓦西里耶夫的创作意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英雄主义精神的余辉。在表现“人与战争”的冲突时，他们竭力调和价值取向上的矛盾性，既表现正义战争的合理性，又从人性的角度写出战争的残酷。于是，“英雄主义”与“悲剧性”往往成为这批作品的双重题旨。真正完成反法西斯文学中“英雄”历程的则是那些走得更远的作家。苏联“战壕真实派”的作品，以生命本体意义作为价值评判尺度，渲染战争中人的求生本能，甚至倾注对逃兵、开小差士兵的同情；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在表达了对战争价值的怀疑和对特定军事生活的荒诞体认的同时，也对“开小差”行为予以人道主义的肯定。在这些作品中，由对人本体的思考取代了过去对战争本质的思考，民族主义、英雄主义遭到了无情的抹灭与消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由于切入战争生活的角度变异，这类作品丢失的不仅是悲壮与崇高的美学内涵，而且也失去至少是极度淡化了“反法西斯主义”这一美学题旨。如果说建国前夕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反法西斯主题”抗战文学走过的是一条相近于苏联的发展道路，那么，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创作则显示出迥异于西方的独特景观。当西方作家们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即便是“正义”的战争进行重新审视，更多地发现战争的荒谬与残酷的时候，中国作家受传统文化思想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却相当谨慎而有节制地接纳人道、人性渗透融入。可以说，西方作家是在视点的位移（从战争本体向人的本体）中完成了20世纪反法西斯文学的历程，而中国近年的反法西斯文学却依赖作家文学观念的多方位变动，才逐步实现了自身创作的发展变化。这种审美逻辑上的差异，使中国近年的“反法西斯主题”抗战文学呈现出另外一种发展态势，它完全可以纳入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主潮中并成为其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如莫言描写农民自发抗日活动的《红高粱家族》，就是颇具代表性的“寻根文学”的文本实践；叶兆言、刘震云等有关抗战题材的“新历史小说”，它们体现的写作意识及文学精神与“新写实”存在着不谋而合的话语关系；张廷竹以国民党军队抗日活动为描写重点的《黑太阳》等一系列作品，在真实与虚构的矛盾关系处理上，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前许多作家艺术选择的意向；周而复、李尔重、王火等老作家的鸿篇巨制《长城万里图》、《新战争与和平》、《战争和人》，则清晰地显示出新时期文学“回归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文学观念、思想意识的解放无疑拓宽了作家的审美视域。因此，他们的思维触角也就不期然而然地由原来较为单一的国家民族本位向个人本位转换，以深邃的目光关注起人的生存与命运、道德与人性、死亡与爱情，努力揭示战争作为人之存在方式的本体意蕴。这种追求，使得我们的反法西斯文学在内化深化“人学”方面，殊途同归地接通了同当代世界文学的联系。尤凤伟的《生命通道》最近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究其根本，主要也就在于它摆脱了我们习见的那种狭隘的政治功利和阶级归属模式体系，而将“战争与人”的思考推进到人本体的层面。当然，由于“人学”内涵的丰富复杂，也由于我国作家文学观念、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近年文坛反法西斯抗战文学虽有阶段性的不同呈现，但就总体来看，它基本上还是处于一种共时态的“块状”景观。不同的创作群体以及他们的作品当然有联系，但彼此之间的确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有的甚至是抵牾，难以对话。但如同其它所有文学题材的创作一样，中国当前“反法西斯主题”的抗战文学，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无序格局。对此，我们应该有个恰如其分的、准确的认识。二、不同价值取向中的不同艺术形态反法西斯文学毕竟不同于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严格地讲，它同一般战争文学相比较，也自有其独特的题材、主题、审美价值取向，它体现了作者对战争、历史、人类精神在某一特定历史情境下特殊的情感和认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面对同样的历史，中国当代作家才表现出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并且以各自不同的艺术实践，对历史重新进行着自己的书写。如果对近年来“反法西斯主题”的抗战文学稍加梳理，我们就可以看到，作家们对历史的种种书写尽管千差万别，殊态纷呈，但就实而论，它们基本可归为以下四种艺术形态或曰审美范式：一是以现实主义精神为创作旨归，力图客观地再现历史的原生全貌，确立战争历程、人物事件的叙事价值；二是超越战争客体，对战争过程中人的精神形态进行把握审视，着意破译蕴存于其中深层的文化意蕴和某种先验的存在；三是在对历史本体的思考中，由过去机械教条的一元论进入到现在立体多元的“合力”叙述；四是由人性层面切入战争本体，致力于表现战争中人的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事实上这四种形态彼此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和联系。试图以“史诗”气势的恢弘与壮阔，全景式地复现抗日战争的全貌，整体把握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是第一种形态作品的一个显在特征。这批作品规模宏伟、篇幅巨大，无论就其包容的历史信息量，还是就它们所传达的思想意蕴和取得的艺术成就来看，都达到了相当的境界，堪称近年来反法西斯抗战文学的“重头戏”。尤其是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和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多卷本、长达几百万字的煌煌巨著，更是发挥了长篇小说囊括整个时代、包罗广阔无垠社会生活的优势，以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骨架或背景，支撑起一座蔚为壮观的艺术殿堂。在这里，作者不是罗列少数几个人物，少数几个事件，少数几场战斗，少数几个生活片断敷衍成篇，而是描写生活的一个全貌和整个过程。从纵的方面看，它从抗战开始写到抗战胜利，几乎把八年抗战发生的重大人事都一一编织进小说。从横的方面看，它把中国的抗战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笔墨涉及敌、我、友诸方面，中、日、意、美、英、苏、德等主要国家；上至共产党领袖，国民党不同派系人物，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的抗战活动，下至地下党的艰苦奋斗，知识分子的痛苦选择，普通小人物在抗战激流中的种种生存风景；包括孤岛时的上海，沦陷了的苏州和南京，天灾人祸的中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白雾茫茫的陪都重庆都尽收眼底。如此包罗万象的历史容量，在以往的反法西斯抗战文学中恐怕是难以见到的。它反映了这些老作家雄厚的生活积累和非凡的艺术概括力，同时也说明思想解放和进步史识之于创作的重要。如《战争和人》中的主人公童霜威，原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幕僚，放在文革以前的作品中，肯定要被目为汉奸或反派人物的，但作者却把他还原成一个关心民生疾苦、对抗战前途深怀殷忧的正直的爱国者，并以他为中心，组成一个犬牙交错、异常复杂的人际关系网。这样，不管是共产党员柳忠华、冯村、童家霆，还是汉奸欧阳筱月、三青团的处长陈玛荔、陷身泥淖难以自持的欧阳素心等形形色色的众多人物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引出笔端，得到真实生动的描写。由此可见，“史诗”的追求对作者来讲，既是一个艺术观念的问题更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生活本来就是复杂的，这些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其实人们在那时代都多少有过见闻，但不解放思想就不会这么写，也不‘敢’这么写。”“如不是解放思想，我将不会去写这个题材。如不是解放思想，童霜威和他的下一代童家霆将不能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1〕王火此言， 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这类作品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如果说第一种形态作品主要是通过历史“情节化”的推进，表达了正义必胜的理性观念，弘扬崇高的精神主题，从而给我们以“凝重”的阅读感受的话，那么在以莫言、池莉、叶兆言、刘震云、苏童、周梅森为代表的第二种形态的作品中，前者所习惯表达的主题再也不是延宕于小说情节中的一个形而上隐喻和某种精神性暗示，而是作者着意要填补的一个空白甚至是悬置。这批作品，通常被广泛地称为“新历史小说”。但实际上，这一指谓下的作家队伍却是一个庞杂而缺乏一致性的创作群体。就本文述及的反法西斯抗战文学的题旨而论，刘震云、苏童的作品，在把历史向故事转化的过程中，历史其实只是充当故事结构中的风景和摆设而已。历史的时间性被得到证实，而空间实在性却在小说文本中被断裂成为无数碎片，以致我们难以把它们纳入到“反法西斯主题”这一严肃命题中加以析论。而周梅森的《国殇》等一类作品则似乎无意于解释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他关注的只是历史中发生了什么。尽管他的叙述话语中隐含着“揭示”历史的动机，但作者自己发现的历史结果往往只是一团迷雾，历史的本质和理性真实在文本中遂成为一个巨大的悬置与存疑。这种历史认知方式渗入“反法西斯主题”的文学创作之中，它对这类作品固有价值取向的影响乃至消解自然就不言而喻了。相比于刘震云、苏童、周梅森，莫言、池莉、叶兆言的作品就更有一种精神企慕。在他们这里，历史本身的叙述被淡化，小说文本由过去单纯的表意操作，走向对人类文化的深度审视。有关这方面的追求，始作俑者当推莫言。他的长篇《红高粱家族》就是在“寻根”意识驱动之下对战争感性存在的一种深沉打量。余占鳌领导的农民武装队伍，没有经过革命思想的洗礼，也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但在外族入侵的历史情势之中，他们强悍的生命力和敢作敢为、富于冒险的个人品格却爆发出威武不屈的抗暴精神。余占鳌、戴凤莲们的浓厚乡土之情中凝聚着超拔的民族精神力量，在战争中，这一切升华成令人敬畏的壮美人格和民族抗争意志。他们的抗日显然也是历史的一种真实存在。莫言从寻找民族生命活力的层面去表现战争中人的精神形态，无疑是对历史和战争本身的重新发现。沿着莫言的路子走下去的还有叶兆言的《追月楼》和池莉的《预谋杀人》。《追月楼》的作者虽然尽力保持一种温和而有节制的叙述口吻，但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张力却无处不在。前清翰林丁老先生，反对过白话文，讲究尊卑有序，有大片田产过着优厚的地主生活。但在日军攻占南京后，他却不愿躲进租界做难民；他心仪顾炎武等前明先贤，把卧室易名为“不死不活庵”，仿《日知录》写《不死不活庵日记》；临终立下遗嘱：生不愿与暴日共戴天，死亦不乐意与倭寇照面，就葬在追月楼下。他心里铭刻着先贤古人的人格、操守、名节，在国难当头、外敌侵凌之际，这些人格精神却成为丁老先生的一道坚实的精神防线，成为他抗衡现实环境的巨大力量。与叶兆言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绎“民族精神”的代码相比，池莉的《预谋杀人》则有一种对历史“揭秘”的味道。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农民向地主“报仇”和“告密”的故事。农民王腊狗是地主丁宗望家的两代佃户。他对丁宗望充满妒恨：丁宗望广有田产且娶了一个漂亮妻子，王腊狗却为生计所迫背井离乡只娶了个麻脸老婆。为了杀死丁宗望，他向日本人告密，出卖了新四军通讯员，堕落成汉奸。而地主丁宗望却能坚持民族大义，在日寇严刑之下一声不吭。他为新四军办事颇有古道热肠，掩护通讯员，替新四军传送情报，完成通讯员未竟之业。这里，“农民”与“地主”再也不是那种标本式的人物。生命个体的道德善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却显影为英雄与民族罪人的截然对立。显然，《红高粱家族》、《追月楼》、《预谋杀人》等作品提供给我们的，已经是超越一般常规阅读经验的那种历史真实。在突破原来单向极化的阶级论、民族论模式之后，作家们的视点拓展到民族文化与人类本体的基点上，触及战争过程中一些带有普遍性和更为深广的民族精神与人类心理问题。这无疑是作家自省意识的觉醒，也是作家认识深化的标志。它使我们的阅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纵深感”，作品的思想穿透力因之也大为加强。直接取材和描写国民党军队抗日的一类作品，是我们这里要谈的第三种形态的反法西斯抗战文学。这种形态的作品近年来为数不少，如《落日孤城》、《血战台儿庄》、《光岳遗恨》、《激战红土地》等等。它们大多是纪实性的，文学品位不高，散见于各种地摊文学和个体书店。真正写出成就、具有创意的恐怕要数浙江的中年作家张廷竹了。他的《黑太阳》、《支那河》、《酋长营》、《中国无被俘空军》、《泪洒江天》、《落日困惑》等作，对于传统话语场中累积的以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共同抗日活动的观念显然是一个大胆的突破，而且整个叙述的确也让人感到有一种颠覆历史、重写历史的味道。但他与许多“新历史小说”作家不同，不是以“游戏历史”的态度表现历史，而是自始至终用炽烈的艺术真诚参与其间。更主要的，它不单纯是观念、描写范围的开拓与扩大，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真实在理解方式上的变化：“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了历史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就会知道任何已经铸成的历史事实后面肯定还有一条或多条并行的隐线。就像山是事实，而山的表层下的石头也是事实一样。”〔2 〕正是由于这种理解方式的变化，作者在他笔下才避免了以往那种单向的观察所带来的局限，而从“对历史的纵横比较和多层次的价值把握”〔3〕中， 放笔描写了当年国民党军队曾经有过的壮怀激烈而又无可奈何的抗战活动，将过去被阶级斗争“漏斗”过滤了的、纷繁斑驳的历史内容还给历史。如《黑太阳》这个中篇描写的张将军“盘着肠子”照样指挥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它让我们具体地感受到历史的另外一种真实。这种真实超越了狭隘的党派观念，它对于我们虽然是陌生的、异己的，但它的确曾是构成我们抗战历史“合力”的一个重要参数，是我们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复仇意识、深沉的尚武精神与爱国主义传统的真实反映。所以，我们读来同样受到心灵的震撼。有人说，张廷竹的作品一方面追求最大限度的还原，利用一切信史、档案，让人难分属实录还是虚构；另一方面又将信史与戏剧化、纪实风格与英雄美人模式结合，使人读后有英雄豪气、儿女情长之感。在我们看来，作者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因为他洞照历史和审视战争的真实观、审美观变化所致。而观念的变化，至少在目前，它恰恰是驱策我国当代“反法西斯主题”抗战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第四种形态的创作，相对而言，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颇可观的创作群体。尽管从人性的角度切入战争生活，在徐怀中、朱苏进、李存葆的军事题材的作品中，早已经有过积极的探索。但在反法西斯抗战文学这一领域，却不免显得有些孱弱。没有一定数量的作品，就把它们归“类”为一种艺术“形态”似乎有点勉强。但作为一个创作意向，或一种对于战争生活的审美诠释方式，我们认为它恰恰应该提倡。因为，战争是人的战争，只有表现战争中人的丰富性、复杂性，在审美意义上表现出战争与人的深刻的矛盾，才能把对战争的认识推进到深刻的层次上去。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这方面的探索毕竟不是完全绝迹，有的作品甚至颇富创意。如《最后一幅肖像》就是以凝炼的笔致，刻画了日本侵华宪兵队长复杂的心理矛盾。作为一个以杀戮为天职的日本军人，他的双手沾满了被侵略国人民的鲜血；但作为一个良知未泯的人，他又深为自己的残暴行为感到不安。实际上，他是一个被战争的血污与灵魂的自我忏悔紧紧缠绕的战争的受难者。作者跳出过去脸谱化的写作方式，从战争与道德的双重空间，逼视敌对一方人物的人性中固有的矛盾，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另一个作家尤凤伟的《生命通道》，在这方面更可称道。该作所写的是抗战时一个医生的奇特生活与命运，副标题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年祭”，可见作者的郑重态度。但具体描写却从人性角度切入战争而又超越“人性善恶”的纠缠。作者把艺术聚焦对准人的灵魂，他苦苦拷问的是人在生死攸关时刻的良知、道德与正义。小说中的医生苏原，他既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汉奸，也不是一个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他既迫于无奈为日军治病，同时也窃取过日军的情报）。事实上，他只是一个恪守医生天职的普通意义上的人。“生命通道”计划是他人生意义的完美体现，也是他在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中的一次超越性选择；而其它一切，诸如爱国意识与民族意识，在他个人行为中却显示出某种不确定性。很显然，《生命通道》不仅超越了传统“反法西斯主题”抗战文学那种非此即彼的审美认知方式，同时也超越了一般人性价值的评判。三、新的突破与新的前景中国当代“反法西斯主题”抗战文学创作的多元格局在标志着创作的一时繁荣之外，是不是同时也意味着它已走上了一条成熟的、理想的发展通道了呢？其实不然。一种情况是，在近年创作界一窝蜂地求“异”变“新”思潮的影响下，不少作家把审美目光投向了历史，投向了抗战生活（因为题材知名度高），在“文本实验主义”态度操纵下，历史（抗战生活）颇有点“试验田”的味道。历史与本文的对立中，重心正悄悄地向后者转移。另一种情况是，传统意义上的反法西斯文学，发展到今天，也在实现自身文学观念、历史观念的不断变革。这些作品无疑刷新和改变了我们对反法西斯抗战本身的一些印象。但这种艺术实践又绝非已臻无懈可击的完美之境，它们同样是成功与不足并存。因此，作为一种审美现象的反法西斯抗战文学，在眼下的“文学转型”大环境中，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孕育着新的突破。这场变革与突破是那么艰巨和复杂，以致我们理论界要对它进行审慎的研究，除了在接受当下创作的突出成就之外，更要洞察到创作实践中存在的不足，总结经验教训，归结出突破不足的方面、方向与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反法西斯抗战文学这一时代创作更加健康扎实地发展，尽量少走弯路。那么，对于目前的反法西斯抗战文学创作来说，它的不足在哪里？又该在什么方面需要寻求新的突破？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作家们的审美意识有待进一步深化，文学的审美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应该致力向战争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探寻其丰厚的人文内涵。因为，文学的本体功能永远是以“人”为价值中心，失去了“人”，就失去了美，更谈不上美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了。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看，反法西斯抗战文学影响我们的，主要还不是战争本身的扑朔迷离、多姿多彩和战争中人们的怎样行动，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战争是如何影响人类，它对人类生存究竟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深刻影响？恰恰是在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上，目前的文学创作却少有人触及。如果把战争文化比作一个球体，那么近年来的许多创作无疑只是球体表面的种种姿势优美的滑翔。从作品的主题立意到对战争的审美观照，诸多作家作品都还停留在某种为人熟知的形而上语义层面。如周而复、李尔重、王火所表达的“正义必胜”的主题模式，莫言们在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所审视的“民族气节”与“英雄意识”，周梅森们对历史“本质”的种种质疑等等，莫不如此。这倒不是说近年来中国作家们的探索只停留在浅显的表层，但至少可以说，他们远未将战争文化固有的丰厚内涵和艺术应有的审美特质揭示出来，以致我们很难读到像美国作家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那样的具有震撼人心力度的作品。如果梅勒不是带着“弄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对美国人民有什么意义”〔4 〕这样的写作目的去揭示战争中人的生存处境，关注人的命运，那么它的艺术魅力和给予读者心灵的震动肯定会大大减弱。当然，作家们有自己的创作自由，我们也不否认在特定的题材范围之内，他们的创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但是，从民族文学自身体系的完整性来看，反法西斯抗战文学应该做到多层次、多角度地再现和表现那场空前规模的人类战争。这不仅是文学丰富性的需要，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学在此一领域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参照。缺少这样的作品，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其次是历史观念与历史认识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探索中的失误。反法西斯抗战文学既然是熔历史与艺术于一炉的一个特殊的艺术品种，那么对于作家来讲，在历史向艺术转化过程中，很自然就会遇到一个历史的“内化”问题。历史观念、历史认识可以说是“内化”的一个思维中介。当然，这里所谓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认识已经不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纯粹理性范畴，而是在作家创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的综合审美意识。我们强调“历史认识”的重要性，既是反法西斯抗战文学的个性使然，也是它求得独特功能价值的基本前提条件。近年来不少作家在这方面作出较为成功的努力。正是由于老一辈作家如周而复、李尔重、王火等对于历史本质的辩证把握与宏观认识，他们的《长城万里图》、《新战争与和平》、《战争和人》以及李为奇的《光岳遗恨》、宗璞的《南渡记》、费枝的《二战飘尘》等，才能以大时空或较大时空的叙事构架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反法西斯抗战这一历史特别事件。其作品开合有度、大起大落、气势非凡，非“胸有成竹”者显然不能为之。尤其是《长城万里图》，有效打破过去线性的历史时空构架，从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中来表现中国的抗日战争。很显然，随着历史时空的超越，作品所达到的历史真实程度无疑是被更进一步拓展和延伸的。或许可以这么说，表现本质、必然，是以牺牲一定的现象、偶然为前提的。周而复等作家虽然在表现历史本质方面堪称典范，但在历史表象的丰富多彩和鲜活灵动上却显然不及“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由纯粹本质向历史本体原生状态回归，可以说是许多“新历史小说”的显著特征。作家们的创作意识中，存在着强烈的反叛“透明本质”的倾向。当他们以此观照历史、表现历史的时候，往往就把历史本体中的实有升格、放大为历史认识中的真实。《预谋杀人》中王腊狗与丁宗望在民族矛盾中的相异表现，就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作者这方面的追求。在向历史本原的回归中，本体真实与本质真实相互混同。以本体代替本质进而取消本质，这是“新历史小说”作家们历史观念和历史认识的一个误区。这种观念上的错位有其必然性。因为，与其说是历史激起了作家的话语欲望，不如说是作家们在注解历史中，自由地注入了个人极其强烈的随意言说的欲望。他们无法漠视与绕开我们视为“本质”的走向必然，所以在历史的自由叙说过程中，只好在“现象”中建立表达策略。在周梅森的《国殇》中，历史所呈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偶然，充满玄机，英雄与叛徒，投降与爱国的两极行为中没有解释的可能性。历史仿佛是一道永远没有正解的数学方程式横置在那里，费人猜测。我们承认历史的表象中饱含丰富的真实，“新历史小说”以此为实践领域，作为对过去一种真实论的补充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种历史认知方式大规模进入文学，它给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就很难说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持历史辩证的哲学观点，作富有意味的价值观照（当然这是就总体原则而言）。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使反法西斯抗战文学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新境。再次是强化作品的当代价值，并且要与审美价值有机融涵。对于取材于历史的反法西斯抗战文学来说，当代价值不应只是一个理论术语，它应该成为一个具有浓厚实践色彩的文学语词。当然，当代价值也不是一种狭隘的功利观，它是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与今天甚至是未来的人类生活息息相通的那种思想深度和深层价值。写过不少反法西斯抗战小说的作家张廷竹这样理解：包括抗战作品在内的战史文学应该“是一个高层次高规格的未来学。它能凝聚民族魂魄，宏扬人类品格，一切向着未来，展示着人类坚韧进化的趋势。”〔5 〕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来把握历史的当代价值，作家们的视界就会开阔起来。以此观照当下的文学创作，我们欣慰地看到有些作家已经摆脱了过去单一民族论、阶级论的普遍模式。如《红高粱家族》、《最后一幅肖像》，这些作品颇为鲜明地体现了作家们对于当代价值的追求，已经突破过去那种“过去――现在”的共时态对应模式，而是从历史的历时性发展中寻求更为深层的沟通。因此，它就更具有开放的气度和恒远的文化意蕴。这样一种创作思路显然是第一种形态“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创作所不具备的。由于过多拘囿于历史本身，缺乏应有的超越，第一种形态作品的当代价值大多往往体现在它的认识功能，而相应地缺少一种更为深广的人类精神价值指向。不过它用挚爱之情讴歌的历史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这些崇高的精神审美价值，今天仍然是很闪光动人的。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许多“新历史小说”作家在对历史的自由言说中竭力拒绝介入文本的。它们的主体地位完全被一种形而下的日常生存或生命本能所代替。《红高粱家族》中对高粱地里“野合”的渲染，对日本侵略者活剥人皮的零度叙述，都表明作家们的美学观、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在其转移过程中，反法西斯抗战文学固有的崇高美、悲壮美所剩无几。以上两种相异的创作，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美学观的不同艺术实践，我们对此当然不可简单地贬褒臧否。但是，作为对反法西斯抗战文学这样一种启迪今天、警示未来的特殊文学现象或文学形态来说，我们就必须既要照顾到其创作价值的前瞻性，又要充分注意其自身艺术实践所呈现的审美价值态度问题。看来，提高当代中国反法西斯文学思想艺术力量的关键，乃是在于它的当代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有机融合。＊〔1〕 王火：《〈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手记》， 《文学评论》1993 年第3期。〔2〕〔3〕〔5〕 张廷竹等：《论战史文学――关于军事文学创作突破的思考》，《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8年第6期。〔4〕 莫・缅杰利松：《当代美国文学探胜》第28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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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435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006 【原刊页号】27～31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08 【 标 题 】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 【 作 者 】钱运春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 【 正 文 】 发展中国家大多是战后获得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赢得和巩固自己的独立后，都迫切希望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落后状况。它们在半个世纪左右的实践摸索中尝试了多种发展战略，这些战略使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状况出现了较大的分化：一部分执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注：以下讲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一部分执行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大体上陷入了增长困境、高通胀以及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失衡中；另一部分是游离于追求经济增长战略之外的国家，则半个世纪以来既无增长，也无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尽管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使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去选择和实行自己的发展战略，但它们客观上采取的不同发展战略确实深深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水平。本文将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第二类即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侧重分析其失败的原因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论述从赶超战略转向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转轨的可能性和重要意义。一、传统赶超战略的发展困境赶超型发展战略是指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力扶持一两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以达到提高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目的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经济政策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表现为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率和GNP 的总量而没有把经济发展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2 ）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实现少数产业在前沿上赶超与发达经济之间的技术差距，但是先进产业由于脱离经济实际而无法对其他产业产生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经济体系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性质；（3）政府的保护是赶超产业赖以存在的基础， 经济政策上表现为高关税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经济体系较为封闭。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的实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正好搭上了国际经济的复苏和繁荣的班车，70年代中后期开始走下坡路，到80年代危机则全面爆发。拉美受“中心――外围”论的影响最大对赶超战略的推行也最为积极，但80年代对于拉美是“失去的十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人均收入下降10％，通胀最高曾达4位数字，外债高达4200亿美元而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非洲的一些国家在战后受“依附论”影响，也脱离实际推行赶超战略（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实施什么发展战略），80年代对于非洲是“悲惨的十年”，年均增长率仅为1.4％， 人均国民收入下降25％，5亿人中有1.2亿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注：程极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世界经济》1997年12期。）；还有一些国家受“大推进”理论的影响，急于推进国家的工业化甚至重工业化，掀起经济增长率的竞赛（注：程极明：《世纪经纬――20世纪世界经济的总结与展望》，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页。）。尽管其官方没有正式提出赶超战略，但其实际运作恰恰体现出这种脱离实际的要强战略。实施这种战略的国家，鲜有成功的例子。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最终走向了困境，个中原因既有自身因素，又有国际环境因素使然。它们必须全面地审视和总结既往发展战略，才能更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来选择新的发展战略。二、发展中国家选择传统发展战略的根源发展中国家传统的“赶超型”发展战略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便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这个时期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扩张和经济发展都是互相联系的。因此，无论重商主义者还是德国历史学派，都强调赶超发展对国富民强的重要意义，发展中国家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富民强的希望。而且，从50年代到80年代，冷战思维的影响及其对发达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担忧，使他们在政治与经济上实行相对封闭的发展战略。个别国家认为跨国公司是新的殖民工具，忽视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经济上甚至要求与发达国家“脱钩”，提倡南南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搞区域经济一体化……普雷维什、辛格和阿明等经济学家的“中心――外围”论和依附论则为这种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于是各国竞相建立起小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强调自力更生。但由于历史原因和自身实际条件的局限，这种发展的余地很有限。尽管在70年代以前有着比发达国家稍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这些更应看作是其民族独立后百废待兴和经济基础差和经济基数小等原因造成的，而与“脱钩式”和南南合作的赶超战略没有必然决定性的联系。到80年代中后期，由于两极格局的解体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以前在政治、军事掩盖下的矛盾一下突出起来，这种发展战略的弊端便暴露无遗。这种赶超战略失败的根源在于，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便把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看作是发达不发达的根本区别，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升级被看成是赶超战略能否实现其自立自强的关键。但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资源尤其是资本严重匮乏以及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事实，使其根本就无法达到目的。资本缺乏限制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速度，而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升级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就业水平上升，并进而使国内市场相对萎缩，这就妨碍了有限的资本通过在国内市场快速的循环与周转来实现自我增殖和自我积累。尽管实践上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重工业内部自我循环可以使资本原始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但由此引起了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无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虽然某些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被人为拔高了，但这是以其他产业停滞甚至倒退为代价的，结果使赶超战略在总体上落空。这种发展战略失败还源于时代的变迁，战前世界经济结构是“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发展中国始终处于软弱不振、被动挨打的地位，他们的发展战略便很自然是告别传统的农业文明，通过赶超战略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战后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使世界经济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结构中，由于规模经济、跨国公司生产一体化的发展，工业品价格在不断下降，服务业、信息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相对在上升，发达国家为了实现后工业化，不断把那些技术含量低、生产附加值低甚至是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在战后主导了以汽车为支柱产业的一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之后，又在主导以信息产业为主的新周期。目前，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产值在 GDP中的比重已占30％以上，而传统的制造业产值在GDP 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主导产业仍然是制造业，其信息业还在萌芽之中。在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果仍从纺织业―钢铁业―汽车业―信息业按部就班也赶超发达国家的话，其全方位要强战略又会引起新一轮的贸易条件恶化，使其赶超战略实施效果越来越差，以至于酿出更大的危机而必然招致失败。但我们也看到，这种战略只在一部分（如80年代前的中国和印度）而并非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里实施的原因，除了历史的和冷战格局外，还和这些发展中国家具备的某些条件，如经济总量较大，经济资源较多，市场容量较大，国民经济结构较全面等有关。东南亚诸国因为其市场狭小无法实施，每当政府想要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立即会遇到财政赤字扩大，外贸收支逆差，通胀居高不下等问题，于是只能转而放弃干预，改由市场自发调节，所以比较早地放弃了赶超战略。他们改变战略的结果，反而使他们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实行了正确的产业政策，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在80年代出现了较大的转机，获得了非常高的增长率。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自觉地采用了比较优势战略，不自觉地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由于可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放弃赶超战略，转向比较优势战略。三、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重构的有利因素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谁都不会否认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积极作用，经济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在70年代至80年代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约为4.5％，而经济封闭的发展中国家同期增长率仅为0.7％（注：《日本经济新闻》11月9日。）。对于目前仍处在发展边缘的落后国家来说，重构传统的发展战略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较为可行的选择。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经济发展必将更多地依赖比较优势的禀赋状况来选择自己的优势产业和发展战略。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也给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带来了非常好的机遇：首先，两极格局的解体打破了两个平行市场结构，使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作用得以发挥；其次，冷战结束使国际间的竞争由军事和政治转为经济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发展经济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由于高科技革命对历史积累的要求相对不高，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接相对劣势要少一些；再次，冷战结束也为资本、劳动力、管理等要素的国际流动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条件，发展一国经济不必囿于自身的资源禀赋而可以从世界获得；第四，国际竞争越来越多地以国家集团（如各种区域集团和一体化组织）的方式出现，这也为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便利的途径；最后，各种国际组织如WTO的出现， 也为协调国际经济活动提供很好的条件。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尽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机遇，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发展。第一，获得发展自己优势产业的资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资本原始积累目标的实现。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1996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290亿美元，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重30％。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实现其全球战略服务的，但在外资实现全球战略取得利润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获得就业机会，增加了资本积累。第二，世界市场的扩大为发展中国家资本提供增殖条件。跨国公司进入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强化国际分工，提高经济发水平，据统计，在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结构中，制成品比重已从1980年的56％上升到1994年的77.7％（注：郭连成：《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影响》，《财经问题研究》1999年1期。）， 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扩大加速了发展中国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同时还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第三，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技术升级和管理革命。跨国公司已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掌握雄厚的资本、高技术、最新信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在其全球扩张中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流程再造，出现管理创新并推动体制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为其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第四，发展中国家利用这次机遇与发达国家结成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组织，为本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传统的国家结盟是以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军事实力为先决条件的，经济发展目的只能放在其次的位置，冷战格局的瓦解使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同一区域一体化组织的伙伴，利用一体化机制加速发展便成为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又一理想战略选择。四、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重构的内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转轨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赶超战略应当让位于比较优势战略，这是战略调整的核心。比较优势战略的确定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充分运用自己在全球中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或产业来发展并获得对相对劣势产业的弥补，以取得经济全面发展和综合国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具体说来，发展中国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战略调整：1.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中去。发展中国家应摈弃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为取向的单方向、一边倒的开放模式。利用本国（如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体）低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方针、积极引进外资，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以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提高经济发展水平。2.正确定位自己的发展阶段，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在比较优势成为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主导因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更应充分扬避短。很显然，发达国家在R&D方面占据明显优势， 发展中国家只是在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来实现规模化生产时才具有优势。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在资本积累尚未完成之际，片面集中国力以图在某个产业上获得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这是传统赶超战略的翻版。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定位主要就在生产环节，要以一流的软硬件来迎接发达国家生产能力的转移。等到资本实力增加，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都得到提升，发展中国家再根据自己的实际考虑提高某个（些）产业的R&D能力，以扩大其比较优势。3.优化国内经济环境，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建立在其低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外资进入的目的是要在世界范围内组合出成本最低的商品和劳务，以提高其产品的竞争力。所以，发展中国家在改善自己的法制环境和人文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基础教育，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创造良好条件的同时，应控制工资增长以及资源价格上涨的的速度，以不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为宜，以防消费早熟而削弱国民经济竞争力，以确保自己的竞争优势。4.重新选择一体化的发展对象，重点面向那些能够与之产生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推动南北一体化。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传统的一体化实践中，尽管政治因素促成了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但由于其内部产业结构同一、经济缺乏互补性、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又限制了市场能力的扩大，加之历史积怨以及外来干涉而使一体化名存实亡，其发展的结果与欧共体迥然不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NAFTA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模式， 欧盟―地中海经济圈、环印度洋经济圈是这种模式的新构想。五、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重构需注意的问题实施新的发展战略还需要发展中国家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以避免比较优势战略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1.适时加强R&D力量，扩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利用好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其经济取得一定发展之后，要及时加强基础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力量，提高自己在产品价值增殖链条中的资本含量、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以提高自己在产品增殖中的地位和作用。东南亚金融危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这些国家在原先的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逐渐表失所造成的。2.规范市场运行，防范金融风险。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取消外汇管理，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的范围。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弱，市场发育不成熟，立法不健全且执法不严，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也比较薄弱，况且国际金融领域至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这就为投机者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发展中国家要确保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注重宏观调控，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是重要的前提，要规范市场运行，加强金融监管，谨慎开放资本市场，防止经济泡沫化。3.社会公平和鼓励效率并举。70年代以前曾经出现三种“增长――分配”模式，即先增长，后分配模式、重分配而轻增长模式以及增长与分配相兼顾模式，结果，以墨西哥、巴西、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第一种模式普遍患上“墨西哥病”，两极分化很严重，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以斯里兰卡为代表的第二种模式的高福利政策严重影响了投资的增长，从而使高福利政策失去了基础；以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第三种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比较优势战略、鼓励效率优先时，要尽可能实现社会公正，防止两极分化，其主要目的也就是要保证在实施经济发展政策时能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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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期论篮球技术组合之规律薛 岚摘要：从技术的相关性、同类组合与非同类组合、技术组合中的前置技术和后置技术、全场技术组合与半场技术组合、位置技术组合对篮球技术组合规律进行研究，以求理论上的完整、逻辑上的通顺与操作上的准确。关键词：篮球∥组合技术∥专项技术∥技术分析Rules of Technique Combinations in BasketballXue LanAbstract: For the theoretical wholeness, logical coherence and correct performance,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research on rules of technique combinations in basketball in terms of correlation of techniques, combinations of the same and different kinds of techniques, combinations of preceding and posterior techniques, combinations of full-court and half-court, and combinations of positional techniques.Key words: basketball∥specific technique∥technique analysis1 前言8项基本技术构成了篮球技术的基本单元。但是，比赛中几乎所有技术都以组合技术的形式综合运用的，对组合技术的认识和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综合各类研究成果，对组合技术的认识还局限于具体的、常用的动作方法的层面，而规律性的探究明显不足。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和运用的灵活性，故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概括动作方法的全部，因此，不能实现逻辑上的完美。探讨篮球技术组合的规律，以求理论研究上的深入和实际操作上的准确，是本研究的目的。2 技术的相关性篮球技术分为进攻技术和防守技术两大类，涵盖攻、守两大属性的是移动和抢篮板球技术。攻、守技术是一对矛盾。技术的相关性首先是进攻技术和防守技术内部的相关性。各类进攻技术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创造机会投篮得分。在具体运用时，仅靠某一项进攻技术是达不到进攻目的的，如果没有运、传、突破技术创造机会，投篮也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技术综合运用的特性，决定了攻、守技术内部各技术的相关性。实践中我们还发现，技术的相关性不仅反映在攻、守技术的内部，这不是指攻、守技术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而是指即使在动作组合上，也不能排除攻、守技术间的相关性。技术的相关性是技术组合的基础，对技术相关性的准确认识，是探讨技术组合规律的基本条件。3 同类技术组合与非同类技术组合在技术分类的研究中，人们发现了同类技术组合和非同类技术组合的规律(孙民治等，高等学校教材《篮球》第167页)。所谓同类技术组合是指一项技术中两个以上技术动作的组合，非同类技术组合是指两项以上技术中不同技术动作的组合。同类技术组合尤其在移动和运球技术中常见。大多的移动均是由多种动作方法综合完成的，如基本姿势加滑步、交叉步、侧身跑等；而连续运用多个运球动作是为了保护球或突破对手。并非所有技术都能进行同类组合，如持球突破后，不可能再接另一个持球突破(规则不允许)，传球或投篮后再接另一个传球或投篮(失去控制球)。分析可见，同类技术组合只有在移动、运球、抢断球、防守对手和抢篮板球技术中才有可能出现。根据技术的相关性，非同类技术组合可在攻、守技术内部或攻、守技术间进行。这类组合同样是有目的和有条件的。4 技术组合中的前置技术与后置技术孙民治等认为，“组合技术是指两个以上单个技术动作有机衔接、巧妙结合所形成的各种特殊的技术群的总称”。因此，并非所有前、后运用的技术相加都是组合技术。“有机的、特殊的技术群”表明，技术组合的基本条件是其目的性和可控制性。显然，“组合技术的运用不是各技术间简单的叠加关系”。在长期篮球实践中，大量的组合技术表现的合理性，体现了“存在的是合理的”这一哲学命题。任何组合技术都是由单个技术动作按一定顺序排列的，这种排列顺序有其明确的目的和规律。顺序决定了时间上的先后差异，某项(个)技术置前，抑或置后，也有其内在规律。组合技术运用的研究发现，在组合技术中，前置技术是条件，后置技术是目的，如投篮是得分的惟一手段。因此，投篮技术可以作为所有进攻技术的后置技术，其目的性非常显见。类似规律还反映在防守技术组合上，任何防守移动都是为了阻止进攻方投篮或在投篮前获得球权。再如，简单的体前变向运球→后转身运球组合，体前变向作为前置技术是为了打乱防守者移动的节奏，后转身运球突破对手是最终目的。以此类推，在多项技术组合中，前一项技术是后一项技术的条件，后置技术才是目的。前置技术和后置技术的排列不是杂乱无章的，前置技术和后置技术的排列是有条件的。从表1中可见，不仅攻、守技术的相关性泾渭分明，即使攻、守自身内部，作为前置技术与后置技术，其组合的可能性也不相同。投篮技术可以作为(传)接球、运球、突破技术的后置技术，而不存在作为其前置技术的可能性。类似的情况在运球与突破技术组合中同样存在，突破技术只有作为运球技术的前置技术而存在。可见，前置技术与后置技术的排列是由规则和球所处的状态所制约的。表1 篮球基本技术组合可能性示意表后 置 技 术移动传接球投篮运球持球突破防守对手抢断球抢篮板球前置技术移 动0√√√√√√√传接球√～√√√×××投 篮√×～××××√运 球√√√0××××持球突破√√√√～×××防守对手√×拧痢0√√枪断球√√√√√√0√抢篮板球√√√√√√√0注：“0”为同类技术存在组合可能性；“～”同类技术不存在组合可能性；“√”非同类技术存在组合可能性；“×”非同类技术不存在组合可能性。5 全场技术组合与半场技术组合篮球比赛场地、球回后场规则和攻、守转换规律决定了比赛双方要在全场和半场范围内攻、守的基本规律。攻、守范围直接影响攻、守目的，进而决定了全场攻、守和半场攻、守在技术运用上的显著不同。由此引出了全场技术组合和半场技术组合的概念。全场攻、守的焦点是能否顺利、迅速地将球推进至前场，并获得攻击机会。技术运用特点是以行进间攻、守技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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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开展各种活动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新华社福州５月２５日电（记者蔡清河）福建省开展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福建是鸦片战争中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将――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故乡。为此，省委决定在全省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之际，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清明节期间，福建省教委、福州市教委组织部分学校师生祭扫林则徐陵园，便揭开了这次活动的序幕。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教委联合举办的福建省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电影周，５月５日在福州举行开映式。全省各地将普遍放映《林则徐》、《甲午风云》、《火烧圆明园》等影片。在林则徐祠堂开辟的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已整修一新，并充实了展品。一些市、县博物馆、文化馆，还举办鸦片战争史迹图片展览。全省不少大、中、小学，围绕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举办报告会、座谈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５月中旬，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和福建省、福州市新闻界、史学界分别举行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理论座谈会和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座谈会。林则徐的后裔、省政协副主席凌青，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顾问林子东参加了座谈会。大家重温历史，进一步认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基本原因，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大家在座谈中认为，福建是林则徐的故乡，我们纪念鸦片战争１５０周年，更要学习林则徐的爱国精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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