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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制造技术AERONAUTICALMANUFACTURING TECHNOLOGY1999年 第6期 No.6 1999提高飞机生产和使用互换性的途径及措施刘忠梁[摘要］ 针对飞机生产中存在的不互换协调现象，提出了一些合理的飞机设计结构形式，以及有关装配的一些改进意见，以提高飞机生产和使用的互换性。关键词： 飞机设计 飞机装配 互换协调Measures Taken for Improving Interchangeabilityin Production and Service of Aerocraft［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terchangeability of production and service of aerocraft, some reasonable design structure models of aerocraft and some opinions of assembly are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non_interchangeability and incoordination existing in the aerocraft production.Keywords: Aerocraft design Aerocraft assemblyInterchange and coordination在飞机生产中，良好的生产和使用互换性不但可减少装配和对接时的修配工作量，更重要的是可避免因强迫装配或对接而在结构内产生对使用安全性和寿命很有害的装配残余应力和局部应力集中。因此，保证飞机零、部件生产和使用的互换性对飞机生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对飞机结构设计和制造工艺的一项共同要求。过去的生产中出现了较多的不协调、不互换问题，主要有：各设计分离面上叉耳接头和平面多孔对接部位的接头间距、孔同轴度、孔距、外形阶差及对合间隙的不协调、不互换；机身和各翼面工艺分离面上的壁板、梁、前缘等各组合件间框距、肋距、长度等工件与工件、工件与型架间的不协调等。1 出现不协调、不互换问题的原因1.1 客观原因主要的客观原因是装配过程中产生的两种热膨胀误差。(1)型架骨架与铝合金工件材料热膨胀系数不同。在不同室温t1和t2下装配时产生的热膨胀误差为ωt0=L0(α产-α型)(t2-t1)=L0.Δα.Δt……(1)式中，L0为协调尺寸；α产为工件材料的热膨胀系数；α型为型架骨架材料的热膨胀系数。据实测，在国内工厂环境条件下，Δt最大可超过30℃。此外，式(1)是假设工件与型架骨架的温度均匀、相等，不存在吸热、散热的理想热平衡条件下装配的，且只能用于不与地坪固定的型架。(因地坪相对于室温变化的伪热膨胀系数α地伪只有0.46×10－6／℃，固定于地坪上的型架在室温变化时只能按α地伪或稍大于α地伪伸缩，所产生的热膨胀误差要远远大于按式(1)计算出的数值。)(2)实际生产中并不存在理想的热平衡条件，室温在不断变化，在室温变化时型架骨架温度的变化Δt型要大大滞后于工件温度的变化Δt产，它们之间存在着温滞差Δt型-Δt产。通过理论分析计算，得出其数值约为一天室温变化量(最大约10℃)的80%～90％。此温滞差在型架骨架与工件间产生的热膨胀误差为ωt1=L0.α产（Δt型-Δt产）………(2)在不同时期装配两工件产生的温滞差热膨胀误差为ωt2=L0.α产（Δt产2-Δt产1）………(3)因此，用不与地坪固定的钢制型架装配的两工件间产生的热膨胀总误差为ωt＝ωt0＋ωt2＝L0［(α产-α型)(t2-t1)＋α产（Δt产2-Δt产1）］………(4)由此可知，采用不与地坪固定的钢制型架(特别是组合式型架)，在室温差t2-t1、温滞差Δt产2-Δt产1和协调尺寸L0都较大或很大时，ωt可达几mm甚至十几mm，这在工艺上是很难排除的。(3)还有2个次要的客观原因：在排除了热膨胀误差的条件下，用型架装配机和光学-机械测量法安装型架中确定框距、肋距、长度等定位件时，可产生最大0.15～0．2mm的误差；用标准工艺装备来安装或协调型架中的叉耳接头和平面多孔对接部位的定位件时，最大可产生0.2～0．3mm的误差。1.2 主观原因结构设计不够合理，对于产品协调尺寸形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累积误差没有进行分析估算，对互换协调尺寸的协调准确度要求过高，而在结构上无适当的补偿或可调整量，不但协调尺寸形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累积误差超过其协调准确度要求的几率很大，而且可能产生的热膨胀单项误差超过其协调准确度要求的几率也不小。2 提高互换、协调性的途径和措施综上所述，显然可以认为，要提高飞机生产的互换、协调性，关键是必须改进飞机结构设计，对协调尺寸形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累识误差必须进行分析估算，并在结构上采用相应的调整或补偿量。此外，在工艺上也应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2.1 飞机结构设计中可采取的一些措施(1)活动面与安定面用叉耳接头对接的部位，除作为定位基准和承力的接头外，其他对接接头可采用图1所示的结构补偿形式。(2)机身与机、尾翼等用叉耳接头固定对接的部位，除其主要承力接头可采用无公称间隙的公差配合外，其余的对接接头可采用图2所示的结构补偿形式。为补偿一些孔的不同轴度误差，可用图3所示的结构补偿形式。(3)舱门、口盖类组合件与机体的对接除可采用图4所示的长孔、齿板、垫片来调整安装位置外，还可用图5所示的调整螺钉来控制其与机体的外形阶差。(4)图6所示是发动机在承力段上安装的一种结构补偿形式。它不但可使发动机的安装不会产生不协调问题，还能补偿发动机工作时产生的热膨胀误差。(5)因段、部件损坏后用备件来更换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在资料中极少看到国外的机种有段、部件用平面多孔对接的。若必须采用，则需按孔距的大小估算可能产生的最大热膨胀误差，在孔与对接螺栓间留有补偿间隙，如F-86A飞机。(6)不要使一个段、部件或组件同两个段、部件对接，以免因对接误差影响其互换、协调性。如某机的左右水平尾翼上各带有一半与机身对接的接头，在它们对接后共同与机身对接，很容易出现不协调问题。(7)钣金零件制造误差大，它们与其他零件配合处往往会出现过大的间隙，如强迫装配，不但会使装配件产生较大变形导致不协调，还会在结构内产生对使用有害的装配残余应力。因此，消除过大的装配间隙是必不可少的措施。欧美国家一些飞机制造公司在飞机设计手册或制造技术条件中，对不同的连接情况，根据材料种类、纤维方向和热处理状态等规定了可接受的装配间隙、允许车间加垫排除的间隙和必须提交工程部门处理的间隙。这种措施很值得我们借鉴。(8)在设计中还应为一些连接结构提供进行工艺补偿的条件。如结构中的帽形截面长桁，若将帽顶与蒙皮连接，其连接框、肋与长桁的角片在框、肋与壁板装配时装配，就能顺利地解决框、肋距的协调问题。又如由3个以上小平面对接的部位，应有1个以上的小平面位置在结构上提供可调整的条件。若都不能调整，其对接面必然会产生间隙而出现不协调问题。图1 活动面与安定面对接结构补偿Fig.1 Butt structure compensation of movable surface and stabilizer(a)：1.安定面(或机翼)；2.调整垫片；3.带柄关节轴承；4.舵面或副翼。(b)：1.肋缘条；2.肋腹板；3.安定面上的悬挂支臂；4.悬挂支臂上的悬挂接头；5.活动面上的悬挂接头；6.可剥垫片；7.铝镍青铜凸缘衬套；8.螺栓衬套。图2 叉耳接头固定对接结构补偿Fig.2 Fixed butt structure compensation of fork and lug joint1.主承力接头；2.辅助接头；3.补偿间隙；4.叉子；5.耳子；6.凸缘衬套；7.螺栓衬套。图3 孔不同轴度的结构补偿Fig.3 Structure compensation of non-concentricity of hole1，2.带凸缘齿轮的偏心衬套；3，4.固定偏心衬套的带齿纹固定板。图4 舱门、口盖的可调整结构补偿Fig.4 Adjustable structure compensation of door and access cover1.机体；2.可剥垫片；3.悬挂接头；4.鹅颈形接头；5.舱门，口盖；6.齿纹垫片；7.盆形件。图5 舱门、口盖外形阶差的结构补偿Fig.5 Structure compensation of configuration differential of door and access cover1.舱门(口盖)；2.门框；3.调整螺钉；4.舱门(口盖)上的接头；5.门框上的接头；6.机体。图6 发动机安装连接的结构补偿Fig.6 Structure compensation of engine installation and connection1.机翼；2.发动机承力段；3.发动机主安装架；4.推力杆；5.发动机后安装架；6.后撑杆；7.锥形螺栓；8.传力臂。以上只是部分结构补偿的示例，对不同部位的互换、协调要求，还可根据上述原理，灵活地组合运用，设计出能满足具体结构要求的补偿形式。2.2 装配工艺中可采取的一些措施(1)制订装配方案时，对同一段、部件内有严格长度协调要求的各组合件(如机身、翼面段件中的各壁板、梁和上单翼机机身上与机翼对接的各侧框)，可将它们一端能确定组合件长度的接头、型材等在其组合件装配时用工艺定位，到各组合件组合装配时按型架定位件(如型架平板)或已按型架定位好的工件(如机翼)来调整其长度后最后连接；对有严格间距要求的两组合件对接、配合处，可将其中一组合件上的零件安排在两组合件组合装配时按另一组合件上的零件配装。(2)对有多个协调关系交联在一起的互换、协调部位(如机身与机、尾翼对接处的框、翼梁型架与机身、翼面型架的接头定位件协调，机身与翼面型架的成组接头定位器协调，框型架的接头定位件和平面对接孔与机身型架的协调和两机身段件型架间平面对接孔的协调等)，在设计协调路线时应全面、慎重考虑，要保证协调路线的完整、统一。(3)对一些协调准确度要求高的重要接头，应尽量放在装配的最后阶段装配。以消除或减少各种制造误差对其位置准确度的影响。(4)采用温度批次管理。即在各装配件上挂出装配时的室温标签，使同一段、部内装配室温相近的装配件参加同一段、部件装配，以减小热膨胀误差对互换、协调的影响。2.3 型架设计中可采取的措施(1)为消除地坪热膨胀和下沉对型架和工件尺寸稳定性的严重影响，中、小型型架应采用不与地坪固定的整体式型架；大型型架应尽量采用带多可调支座支承、有整体底座的分散式或整体框架型架结构。采用组合式型架和将型架与地坪固定的方法都存在严重缺点，应予废弃。(2)平面多孔对接部位的标准平板、型架平板、钻模平板和精加工平板，可采用热膨胀平板结构，且平板的厚度应尽量小(用增加支臂的数量来保证平板部分的刚度)，以减小热膨胀误差对孔距尺寸的影响。(3)标准工艺装备和型架中有互换、协调要求的活动接头定位器，其悬臂的长度应小于定位部位的长度，否则，定位部位的配合公差(间隙)会在工作部位放大而影响其定位(工作)尺寸的稳定性。(4)大型标准工艺装备因自重大而产生挠度，会影响其形状和尺寸的稳定性。因此，长度较长(如超过3m)的标准量规，应在其上设立多个光学测量点(孔)，以便在使用时通过测量、调整来消除变形。长度很长的量规还可采用分段组合结构。(5)参加装配的各工件，在选用定位点时应仔细分析其6个自由度的刚度，刚度好的自由度方向(如工件的纵向)只能用一个定位点来定位，为控制其他自由度而需选用的其他定位点，对已定位的这个自由度方向，应在定位器与工件之间留有间隙或用长孔进行浮动定位，以减少工件与型架间的不协调。(6)段、部件及其大型装配件的装配型架，可将其一端的定位件如型架平板设计成在纵向能移动一定距离的结构形式，以消除工件与型架间的长度制造误差，减少或避免出现不协调问题。(7)为消除型架安装中的热膨胀误差，当采用型架装配机安装时应在有控温设施的工作间内进行装配。3 结束语(1)设计中对一些重要的互换、协调部位采用有足够补偿量或调整量的对接、配合结构，不但为解决互换、协调问题所必需，还能消除或减少对飞机使用安全性和寿命有害的装配残余应力。(2)工艺性审查时，应对关键的互换协调部位可能产生的最大累积误差进行估算；制订装配和协调方案时，应合理划分工艺分离面和安排装配顺序，正确设计协调路线和利用工艺补偿。(3)在型架设计中，应采用能排除地坪热膨胀和下沉对互换、协调有严重影响的总体型架结构。(4)保证互换协调的责任也应在制度上落实到飞机设计部门。例如，设计部门应设置专职，负责处理结构设计中的互换性问题，其职责包括对飞机对接、配合部位协调尺寸形成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累积误差进行估算；从新机设计开始就与工艺部门讨论、研究、决定包括全机协调、互换原则在内的飞机结构工艺性问题；为段、部件的结构设计编制提供有关互换性资料、数据和文件；研究、收集结构补偿形式和研究、分析实际生产中的数据和资料等。作者单位：陕西飞机制造公司(责编 文 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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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含硫酸盐高浓度有机废水生物处理技术赵 毅 杨景亮 任洪强 罗人明 刘三学摘要：采用硫酸盐还原―硫化物生物氧化―产甲烷―接触氧化工艺处理青霉素废水,硫酸盐还原与有机物甲烷化分别在两个反应器中进行,有效地避免了硫酸盐还原菌对产甲烷菌的竞争抑制;利用无色硫细菌将硫酸盐还原产物―硫化物氧化成S,消除了硫化物对产甲烷菌的毒害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当系统进水COD为4500～5000mg/L,浓度为1500～1600mg/L时,系统出水中COD为310～348mg/L, COD平均去除率为93.2%,平均去除率为91.2%.关键词：硫酸盐生物还原；硫化物生物氧化；产甲烷；接触氧化；青霉素废水中图分类号：X7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6923(1999)03- 0281- 04A study on biological treatment technology for high strength sulfate―organic wastewater.ZHAO Yi1, YANG Jing-liang1, REN Hong-qiang1,LUO Ren-ming2, LIU San-xue2(1.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3,China；2.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18,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1999,19(3)：281～284Abstract：The penicillin wastewater was treated with the process of sulfate reduction―sulfide biological oxidation―methane production―contact oxidation. In this process, sulfate reduction was separated from methane production to avoid the inhibition on methane bacteria;and sulfide was oxidized by colorless sulfur bacteria to reduce poison its effect on methane bacteria.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when the influent COD was 4500～5000mg/L and was l500～1600mg/L,the effluent COD of 310～348mg/L,COD average removal rate of 93.2％ and average removal rate of 91.2% were reached.Key words：sulfate biological reduction；sulfide biological oxidation；methane production；contact oxidation；penicillin wastewater在轻工、制药等行业排放的生产废水中除含有高浓度有机物外,还含有高浓度硫酸盐,此类废水属含硫酸盐高浓度有机废水.采用厌氧消化法进行处理,硫酸盐还原菌引起的硫酸盐还原作用对厌氧消化产生严重的抑制影响.其影响机制综合起来可归纳为两个方面[1]:一是硫酸盐还原菌和产甲烷菌都可以利用乙酸和H2而产生基质竞争性抑制作用;二是硫酸盐还原产物―硫化物对产甲烷菌的毒害作用.目前此类废水的处理技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运行费用高、效果不稳定等缺陷[2,3].两相[4,5]、三相[6]工艺处理人工模拟废水取得较好效果,但采用同类工艺处理生产废水的报道较少.青霉素废水属于含硫酸盐高浓度有机废水,采用硫酸盐生物还原―硫化物生物氧化―产甲烷―接触氧化的四相串联工艺处理,结果表明,该工艺可有效地消除硫酸盐对厌氧消化的抑制作用,并取得良好的净化效果.本文重点研究各处理单元的效果和效能,对整体工艺稳定运行状况及技术可行性进行考察和分析.1 材料与方法1.1 试验工艺流程试验流程如图1.在硫酸盐还原反应器中,硫酸盐还原菌利用废水中部分有机物将还原为硫化物.在硫化物生物氧化反应器中,无色硫细菌在好氧条件下将硫化物氧化成单质硫.产甲烷反应器中的产甲烷菌将脱硫废水中的有机物分解为CH4和CO2.在好氧条件下,接触氧化反应器中填料表面的微生物进一步分解废水中的有机物.硫酸盐还原反应器和产甲烷反应器均置入恒温箱内,温度控制在35±1℃.硫化物生物氧化反应器和接触氧化反应器用空压机供氧,室温条件下运行.图1 工艺流程示意Fig.1 Work process储水槽 2.计量泵 3.恒温水浴 4.硫酸盐还原反应器 5.硫化物生物氧化反应器 6.产甲烷反应器 7.接触氧化反应器 8.沉淀池 9.水封 10.气体流量计1.2 主要设备硫酸盐还原反应器为上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直径90mm,总高900mm,容积5L.硫化物生物氧化反应器为上流式填料床反应器,直径50mm,高度550mm,容积1.0L;填料装填高度450mm,填料为塑料阶梯环,直径24mm,高17mm.产甲烷反应器为上流式厌氧污泥床反应器,下部直径65mm,上部直径70mm,总高1200mm,容积3.6L.接触氧化反应器为上流式填料床反应器,内径90mm,有效容积2.4L;内装半软性填料,填料直径80mm,装填高度为500mm.1.3 试验用水废水取自青霉素生产提炼车间,COD 18000～26000mg/L、5000～7000mg/L、pH值3～4.调节后作为硫酸盐还原反应器进水.1.4 接种污泥硫酸盐还原反应器接种污泥取自废水处理站厌氧反应器,接种前用配制的含有机废水进行间歇驯化,反应器接种污泥浓度为18.2gVSS/L;硫化物生物氧化反应器接种污泥取自废水排污地沟,接种污泥浓度为4.1gMLSS/L;产甲烷反应器接种污泥取自废水处理站厌氧反应器,接种污泥浓度为20.8gVSS/L;接触氧化反应器接种污泥取自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沉池,接种污泥浓度为3.8gMLSS/L.1.5 分析项目COD、pH值、、VSS、硫化物采用标准方法测定[7];溶解氧:YSI-55测定仪.2 结果与讨论2.1 硫酸盐还原反应器在一定条件下,硫酸盐还原菌以有机物为碳源作为生长、繁殖所需的能源,SO42-为有机物分解过程中的最终电子受体被还原成硫离子[8].为考察反应器的效能,反应器运行过程可分为启动期、负荷运行期和稳定运行期.2.1.1 启动期 硫酸盐还原反应器成功启动的标志是有效地抑制产甲烷菌生长,培养驯化出活性较高的硫酸盐还原菌.间歇驯化后的接种污泥产甲烷菌活性仍较高,为使产甲烷菌活性得到抑制,加快硫酸盐还原菌生长繁殖,反应器采用高负荷启动:控制进水900～1800mg/L、COD2000～4400mg/L,启动负荷为0.9～2.0 kg/m3・d、COD为2～5kg/m3・d.经过10天的运行, COD去除率由80％降至40％左右,去除率由30％上升至66％.当SO42-去除率大于90％时,提高反应器运行负荷,提高幅度为0.5kg/m3・d.经过一个月的运行,负荷达到3kg/m3・d,去除率大于95％,水力停留时间(HRT)由21.5h降至6.6h.床层污泥的凝聚性能有了明显改善.运行结果见图2.2.1.2 负荷运行期 主要考察反应器还原的效能.此阶段HRT在4～5h,通过逐步增加进水浓度提高负荷.控制条件为:当SO42-去除率大于80％时,稳定运行2～3天,负荷提高幅度为1kg/m3・d.经过65天运行,负荷由4kg/m3・d上升到10kg/m3・d,进水浓度由800mg/L增加到2000mg/L,COD由3000mg/L增加到7500 mg/L,反应器仍能维持较高的去除率,污泥床实现了颗粒化.运行结果见图3.图2 启动期反应器运行结果Fig.2 Operation result of the reactor at starting1. COD/ 2. 去除率 3. 进水负荷 4. HRT图3 负荷期反应器运行结果Fig.3 Operation result of reactor at loading1. 去除率 2. 进水负荷 3. COD/ 4. HRT2.1.3 稳定运行期 为考察反应器在一定负荷条件下稳定运行状况和后续处理单元的运行效果,控制反应器负荷为5kg/m3・d,进水浓度为1500～1600mg/L、COD浓度为4500～5000mg/L.运行结果表明,去除率为90%～95％,平均92%;COD去除率为30％左右,出水中100～130mg/L、COD3000～3500 mg/L、硫化物300 mg/L左右.2.2 硫化物生物氧化反应器在好氧条件下,无色硫细菌可将废水中的硫化物氧化成S和.硫化物生物氧化反应器成功运行的关键在于控制适当的操作条件,使反应向生成S的方向进行.Buisman等人[9]的试验结果表明,影响硫化物转化成S的主要因素是溶解氧和硫化物浓度.硫酸还原反应器稳定运行,硫化物生物氧化反应器开始启动,进水负荷约5kgS2-/m3・d.启动初期严格控制反应器中的溶解氧,到第15运行日,硫化物去除率达到92％以上.在其后的运行过程中,溶解氧控制在3.2mg/L左右,硫化物去除率稳定在92%～95％,其中94%～96％氧化成S,出水中硫化物浓度为23～25.8mg/L;COD去除率约为10％,出水COD浓度为2933～3187mg/L.反应器运行结果见表1.表1 硫化物生物氧化反应器运行结果Table 1 Operation result of sulfide biological oxidation reactor运行日进水硫化物硫化物去除率溶解氧(d)(mg/L)(%)(mg/L)1～8295～30349.6～800.7～2.59～15289～30451～921.1～3.216～50293～31092～952.7～3.52.3 产甲烷反应器产甲烷反应器的功能是去除脱硫后废水中的有机物.硫化物生物氧化反应器运行稳定后,产甲烷反应器开始启动,启动负荷为2.0kg COD/m3・d.运行过程中,当COD去除率大于80%时,能提高运行负荷,提高幅度为1.0kgCOD/m3・ d.经过20天运行,COD负荷达到6kg/m3・d,去除率为80%,产气率为0.462m3/kg COD(去除).废水中剩余的得到进一步还原,去除率为96%～99.5%.出水中COD为527～621 mg/L、浓度为2～10mg/L、硫化物浓度为56～58.8mg/L.2.4 接触氧化反应器与产甲烷反应器同时启动,控制气水比为20,7天后纤维填料表面已形成丰富的生物膜.在此后的运行过程中,COD去除率(均值)为45.5%,废水中的硫化物在好氧条件下被氧化成.反应器出水COD为310～348mg/L、为120～140mg/L、硫化物为1.5～1.9mg/L.3 工艺可行性分析采用硫酸盐还原―硫化物生物氧化―产甲烷―接触氧化的四相串联工艺处理含硫酸盐高浓度有机废水,将硫酸盐还原与有机物甲烷化分别在两个反应器中进行,从根本上避免了生物还原对甲烷菌造成的竞争抑制;利用无色硫细菌将硫化物氧化为单质硫,消除了硫化物对产甲烷菌的毒害作用,为产甲烷反应器的有效运行创造了良好条件.试验结果表明,在硫酸盐还原反应器中,可培养出高活性硫酸盐还原菌颗粒污泥,使反应器具有较高的负荷和去除率;利用无色硫细菌去除硫化物效果好,设备简单;处理脱硫后的废水,产甲烷反应器启动负荷高,提升快,产气指标正常;接触氧化的设置保证了整个处理系统的运行效果.整体工艺稳定运行结果见表2.表2 整体工艺运行结果Table 2 Operation result of the process序号项 目COD浓度(mg/L)COD去除率(均值)(%)浓度(mg/L)去除率(均值)(%)硫化物浓度(mg/L)硫化物去除率(均值)(%)1系统进水4500～5000 1500～16002硫酸盐还原反应器出水3000～350030100～13092.0302～3103生物脱硫反应器出水2933～318710100～140-23～25.84产甲烷反应器出水527～62180.12～1098.256～58.891.95生物接触氧化出水310～34845.5120～140-1.5～1.996.16系统出水310～34893.2120～14091.21.5～1.998.74 结 论采用硫酸盐还原―硫化物生物氧化―产甲烷―接触氧化的四相串联工艺处理青霉素废水,试验结果表明,当系统进水COD为4500～5000 mg/L,浓度为1500～1600mg/L时,系统出水COD为310～348mg/L,COD平均去除率为93.2％,平均去除率为91.2％.基金项目：石家庄市科技攻关项目(9428102)作者简介：赵 毅(1955-),男,河北秦皇岛人,华北电力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工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持过“金属螯合物的高效液相色谱研究”和“多氯联苯的破坏与处理”等10余项课题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获电力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河北省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发表论文50余篇.作者单位：赵 毅 杨景亮 任洪强 华北电力大学环境工程系,河北 保定 071003；罗人明 刘三学 河北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河北 石家庄 050018参考文献：[1]Anderson G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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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589 【原文出处】中国戏剧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6-13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 作 者 】郭汉城/龚和德/钮骠/黄在敏/童道明/安志强/曲六乙/李春熹/黄维钧/陈薪伊/安志强 【复印期号】199603 【 标 题 】呼唤大家尚长荣表演艺术座谈会 【 正 文 】 开场白郭汉城（中国剧协副主席、《中国戏剧》主编）这次上海京剧院的“北征”取得很大的胜利，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尚长荣同志在他主演的几出戏中，创造了几个形象――曹操、歧王、李勇奇，都很成功。他的经验很有意义。所以，《中国戏剧》编辑部邀请部分专家来谈谈尚长荣同志的表演艺术，希望能从中总结出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来。我想，这对当前的创作是有好处的。今天请的专家不多，时间也充分，请大家畅谈吧！京剧之幸，观众之幸龚和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重看《曹操与杨修》，激动之情丝毫未减。尚长荣的表演是更加精采、更加纯熟了。无论在天津内行云集的观摩场，还是在北京海淀“走向青年”的大学生专场，都引起哄动。戏保人又人保戏，以此剧为最典型。能有这样的表演艺术家领衔，是《曹》剧之幸，京剧之幸，也是观众之幸。我没有赶上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我看到的最好的花脸艺术家是裘盛戎、袁世海。他们都是新中国花脸艺术的杰出代表，在某些方面他们至今仍是不可或不易逾越的。但我要说，尚长荣是更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迟早会承认，尚长荣是划时期的花脸艺术家。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在京剧史上有过不少“两门抱”的花脸，既能唱铜锤，又能演架子花，因而戏路子比较宽。尚长荣是侯喜瑞的学生，本工架子花，自幼受过严格训练，又有一条好嗓子，运用自如，出入金、裘。他是从“两门抱”走过来的。然而他今天的成就，已不是一般的“两门抱”或一般的戏路宽；他是真正能把京剧净行的艺术积累，综合融化为新角色的创造的艺术家。其艺术作品――新曹操，传统标准，当代审视，都得折服。这是花脸艺术的新境界啊！从某种意义上说，尚长荣正在做当年谭鑫培在生行做的工作。谭大王没有领导过京剧的近代化改革，但他的表演艺术又是富于近代精神的。生行有安工、靠把、衰派之分，这三门的艺术积累谭氏都有，而这三门的界限（各自的局限性）他给打破了。所以陈彦衡说谭是“融化贯通，不拘一格”的“剧中圣手，伶界奇才”。谭鑫培称得上是京剧有史以来生行第一个全能化性格演员。净行中有没有过这样的革新家呢？我不清楚。裘、袁都有过类似的追求，很了不起，但也各自有一些主客观的限制。尚长荣可谓庶几近之。他不但有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传统功底，更在于他的创作思路是新的，面临的挑战也是新的，经过不懈的艰苦砥砺，终于跃进为当今净行首屈一指的全能化性格演员。“全能化性格演员”与传统的“两门抱”、“三门抱”有同有异，掌握传统技艺的全面性，这是相同的；不同处是在能否“化”。深入传统又不为传统所拘束，掌握技术又不为技术所牵累，立意高远，这才能把技艺“化”到有新意的性格创造之中。性格化是个历史性的概念。古人有古人的要求，今人有今人的要求。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中说过，“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这就是今人对古人在文艺的性格化要求上的一种进步，这种进步是无有底止的。有好几个花脸前辈演《群英会》、《战宛城》等获得过“活曹操”的美誉。现在尚长荣演的新曹操也是“活”的。但比较一下，其性格化的程度及其内涵已大大超过了传统。所以，在今天，要当一个全能化性格演员，实在要比历史上的演员困难得多。尚长荣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有了创作上的新思路。他的新思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寻求“当代意识与传统表演艺术深层契合”。而《曹操与杨修》的创排，正好为他提供了难得的实验性机遇。作为表演艺术家的当代意识包括些什么内容？是个难谈的大题目。这里只能谈我从尚长荣身上看到的几点。一、尚长荣说，他要塑造的曹操，是一个“为人性的卑微所深深束缚、缠绕着的历史伟人形象”。这是作家提供的，也是他要紧紧把握的，并且透露出他要通过表演，进行人性的探索。这个目标无疑是达到了。我可以引证一些青年人的印象。在12月5 日的“心目中的京剧”座谈会上，有位年轻的朋友说，《曹操与杨修》为什么能打动学生界、科技界观众的心弦，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从人性弱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此他激动得“几夜没有睡好觉”。他还说，“艺术一旦能为人的心灵的解放服务，就根本不存在危机！”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说得太好了。把《曹》剧看作是写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不是误解也是太过浅薄。这两个智能人物的悲剧，实质都是人性弱点的悲剧。有的大学生戏称之为“两个刺猬拥抱”的悲剧。尚长荣能抓住曹操“伟大”和“卑微”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来进行心理历程的表演“诠释”和性格塑造，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第二，如果说，人性的探索是创造新曹操的“内功”，那么，把表演本体的传统激活，则是演好这个人物的必备的“外功”。靠什么来激活传统？一靠生活体验，二靠现代艺术经验的借鉴。激活的标准是什么？尚长荣规定为“以最灵活的方式，力求准确地拨动观众的心弦”。我们欣赏他的表演，只要以传统作参照，不时会发现这类“灵活的方式”，他在唱念的音量、音色上，高低收放粗细刚柔，其对比度比传统规范大得多；高处可以倾喉一啸，声震屋宇，低处则极尽细微曲折之致。在做工身段上，注意功架的洗练、凝重、边式的同时，又透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如守灵一场，曹操靠在椅上假寐，发现倩娘送衣来，只伸出右手的两个手指向她点点。动作很小很生活化，却把曹操与倩娘的情感深度“点”了出来，及至听倩娘说是杨修让她送来的，正背对观众的曹操，浑身一颤、肩膀一耸，似乎倒吸一口冷气。这个明显取之传统的强烈动作，使两个智能人物的性格撞击在这瞬间闪出了火花。倩娘临死前，曹操不是虚拟而是逼真地把她拥抱了，然又猛一回头，似乎脑后也要长出一双眼睛来，看看即将制造的“夜梦杀人”的假现场是否有人发现――这是多么夸张！请看这些动作设计之间保持了多大的灵活性呀！这同他的唱腔中的豪放与低回一样，所以能够取得反差中的和谐，就是因为紧紧围绕着刻画人物的需要，“准确地拨动观众的心弦”的需要。在天津的研讨会上，有的评论家说尚的表演是“要什么有什么，怎么来怎么合适”，无非是极言他在体验与表现，程式与生活，传统与现代等等的对立统一上，已臻化境，才能把“这一个”曹操演活、演深，并使传统表演艺术充满活力，焕发出新的光彩。第三点，还应从文化追求上认识尚长荣。今天京剧的困境，并非它已耗尽了生命，只能等着“完美地死去”；它的病根是在：精美的形式缺少强大的新的文化作支撑。新文化的支撑体现在要有一大批具有文化思想内涵的新剧目，去打动千千万万当代观众的心。这个文化思想内涵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不必都像《曹操与杨修》那样厚重，但必须是能同当代观众的心灵相沟通。这不是题材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意识问题。寻找文化支撑落实到具体操作，就要在团结作家、发现作品上下功夫。尚长荣通过《曹操与杨修》来进行现代与传统“深层契合”的实验，这个难得的机遇，恰恰是他自己发现，自己捕捉到、争取到的！这件事将成为新的“梨园佳话”载入史册，因为它生动显示了一个当代京剧艺术家寻找文化支撑的高度自觉性和高度鉴赏力。请看当前诸多名家新秀，有几个肯在寻找文化支撑上下功夫？没有文化支撑，找不到有文化意蕴的文学形象作基础，传统技艺再精美也只是技艺而已，它可以让一些爱好者陶醉，却难以打动千千万万普通观众的心，特别是年轻人的心，京剧也是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尚长荣经过南北奔走，才发现，上海京剧院才是实现他艺术理想的实体，从而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依依不舍的同他的家族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实体，进行了明智的文化选择，这也是意味深长的。归结起来，我从尚长荣身上看到的当代意识就是：探索人性，激活传统，寻找文化支撑。末了，我还希望上海京剧院进一步确立尚长荣的艺术地位。不能背《曹操与杨修》的“包袱”，但要在尚长荣的开发上进行专门的立项研究。他是京剧界最耀眼的跨世纪巨星，再经过世纪之交这十年来的奋斗，有可能成为我们新一代的艺术大师。演员的才、慧、致钮骠（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振兴京剧，呼唤大师、大家。没有大家，振兴京剧的层次难以提高。看了尚长荣的表演很兴奋，他有成为大家的潜力。我们这些人看戏，非常冷静，有时近乎冷酷。《曹操与杨修》我看了两遍。在京剧舞台上，尚长荣塑造的曹操是第四代。第一代是黄润甫，第二代是郝寿臣、侯喜瑞，第三代是袁世海。这不是辈份的划分，而是舞台上不同历史时期的四代曹操。比起前辈来，尚长荣塑造的曹操有超越、有深化、有净化。说超越并不贬低前辈。前辈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造诣很高，创造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前辈塑造曹操主要依据《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基本观念是尊刘抑曹。前辈塑造曹操着重他奸雄的一面。当然在表演中也注意到不同时期的曹操的身份与气度，也不失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更有他雄才大略的一面。但是有时前辈在演出曹操的戏时也出他点洋相，这贯穿在曹操的一生。比如关于曹操的戏有“骂曹”如《徐母骂曹》、《击鼓骂曹》，“戏曹”如《左慈戏曹》，“烧曹”如《战濮阳》、《华容道》等，“败曹”的戏就更多了。这些戏在一定程度上出点曹操的洋相，但得到观众的认可，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要。无庸讳言，前辈在把握曹操这个人物时有哗众取宠的地方，分寸掌握得不太好。但有时观众还真叫好。到了《逍遥津》时，写曹操的奸诈、不仁、跋扈到了极点。观众爱看曹操的失败。老先生演出讨俏的地方迎合了观众心理。当然曹操的爱才、他的智慧及解悟本领十分高超。在《群英会》中，诸葛亮是先知先觉，周瑜是正知正觉，曹操是后知后觉，蒋干是不知不觉。曹操的悟性反映了他的智慧。尚长荣在塑造曹操时，没有被《三国演义》所左右，他既有对历史人物的挖掘，又不同于郭沫若笔下《蔡文姬》中的曹操。他创造了一个戏曲观众能够接受的曹操。尚长荣的成功在于他考虑到今天观众的审美需求。他着重从曹操心灵深处去开掘。尚长荣的超越在于他对曹操的理解与认识，是九十年代创造出的曹操形象。明代戏曲评论家潘之恒论述表演艺术提出才、慧、致的论点。所谓才，包括演员的容貌、举止、气度，说具体一些就是身材、嗓子、扮相等天赋条件；慧，即灵性，一点就透，用戏班的话说叫开窍，是内功；致，即风致、情致，是演员外部的表现能力。这三点对于一个优秀演员来讲，缺一不可。尚长荣具有较好的天赋条件，又富有悟性，他把对人物理解化成戏曲的东西，他的表演有不可抑制的激情。在舞台上，他有良好的自我感觉，这是火候、功夫、经验、修养各方面能力的集中体现。在舞台上长荣可以毫无拘束地随心所欲，而又在矩ｈｕò＠①之中。他可以驾驭舞台，控制舞台，在程式规则中自由驰骋。用老话说，他那个“份儿”能压全场。潘之恒道：“有才无慧，其才不灵，有慧无致，其慧不颖。”三者皆备者甚少，长荣已具备才、慧、致。这在整个京剧史上是难得的俊彦。尚长荣塑造的曹操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与观众达到神合的境界。他有许多无声的表演，这些不是剧本提供或导演安排的，他通过许多细致的处理把人物的丰富内心世界展示给观众。我同意龚和德先生所言，长荣的艺术还没到饱和状态，他还有实力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一位京剧大家。二十一世纪的京剧界如果没有几位大演员、大导演、大作家撑着，怎能兴旺呢。当然，长荣的表演也有过的地方。京剧艺术讲究少――多――少。苏东坡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长荣现停留在绚烂也即“多”的阶段，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还要下一番功夫。表演艺术也有时代性黄在敏（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近日来尚长荣演出京剧《曹操与杨修》、《歧王梦》、《智取威虎山》，老、中、青观众都十分狂热，在剧场里，尚长荣的表演有大幅度动作时鼓掌，没有大幅度动作时鼓掌，甚至静场时也鼓掌。为什么他的表演有这样的效果？因为观众理解了他的表演。如果今天把杨小楼请上台，是否也会受到如此赞扬？（钮骠插话：那得把台下的观众换一拨。）表演艺术也有时代性。表演艺术有它永恒不变的规律，但也有时代感问题；既要自身不断完善，也要伴随时代不断发展，过去我们总以为剧本创作有时代感问题，其实表演亦然。回顾电影表演艺术，好莱坞早期女演员如英格丽・褒蔓、嘉宝等，自身形体、相貌占了很大的优势。那是一批大美女。美占了重要因素，时至今日，发生了很大变化。霍夫曼、赫本、斯特丽普等在形象上没有优势，但他们的表演十分出色。在现代表演艺术里，真实地塑造出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和准确地表现出生活的客观实在性是今天观众的审美需要。这是观念上的变化。戏曲表演上也存在着一个轨迹。对京剧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流派上讲，麒派世俗化很强，有一种沧桑感，把对人生的感受糅进人物塑造里。杨派表演比较抑郁，演《空城计》合适，演《借东风》非马派不可。言派表演，表面上是玩世不恭，背后隐藏着知识分子不驯服的心理。而余派更多带有终极关怀的意味。梅派也是如此，它追求的不是掉泪，而是掉泪之前的一种美感。其实，京剧与地方戏的区别，京剧与昆曲的区别，并非谁优谁劣，而是在大的审美范畴内着眼于不同的层面。我感觉尚长荣的表演，自觉不自觉地在世俗和终极关怀的临界点上，换句话说在真与美之间做文章。尚长荣的表演，程式与生活融合在一起。他演戏，是世俗化的，平易近人，在表演上注重真实感。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理解人物，去与观众平等对话。这与五、六十年代的京剧表演有很大的差别。尚长荣对曹操的理解很少带有历史学家观点去认识曹操，而是全面地整体把握人物。以往给大学生演戏总带有那种沉重的历史感，要改变世界，而现在大学生最大的变化是不再背负沉重的历史感。过去演戏、搞创作总感觉自己是伟大的叙事者，通过一出戏要讲述多深的道理和一切前所未发现的哲理要警世教人。尚长荣的表演则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切入剧本，带着对时代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感受切入人物，所以为当代大学生所理解，所喜爱。尚长荣的表演之所以有时代特征，与他有意无意地受到当代其它艺术的影响与熏陶也是分不开的。最近因排戏，接触了不少演员。感到京剧演员普遍来说负担比较重，传统丰厚是好事，但弄不好也会成为负担。地方戏演员要松弛一些。如有的戏曲演员晚上到歌厅唱民歌，反过来丰富了自己的演唱方法。一些参加过影视拍片的演员也从中获得不少东西。所以说，处处留心皆学问。表演的时代性还表现为演员要有导演意识。导演意识不仅仅指演员要服从导演调度，而是要有整体意识，个人的表演不是孤立的，而是融汇在整体舞台氛围之中。曹操的悲剧童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曹操与杨修》，悲剧加悲剧。悲剧的痛点在杨修，杨修的悲剧让我感慨又唏嘘。悲剧的重点在曹操，曹操的悲剧让我触目又惊心。曹操的悲剧何在？不想引证亚里斯多德对悲剧的定义，倒想回顾莎翁、普希金的两个悲剧实例。麦克白杀死了邓肯王。事情要是果真像他在弑君之前所说的那样“杀人无罪”――“要是这一刀砍下去，就可以完成一切、终结一切、解决一切”，那也罢了。岂料“这一刀砍下去”之后，麦克白良心摇摆、精神恍惚、身子也跟着踉踉跄跄地跑了出来，说：“我仿佛听见一个声音喊着，‘不要再睡了！麦克白已经杀害了睡眠’……麦克白将再也得不到睡眠！”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的悲剧，就是从他一刀砍杀了自己的睡眠开始的。沙里莱毒死了莫扎特。事情要是果真像他在下毒之前所想的那样“杀人有理”――“我已无法抗拒自己的命运，我被上帝选中，要阻止他（即莫扎特）继续前进”，那也罢了。岂料下毒之后，他开始怀疑他杀人的“道理”――“但也许莫扎特说得对，我算不得天才？天才和恶行水火不相容。”普希金的沙里莱的悲剧，就是从他下毒之后有点良心发现开始的。杀人者的悲剧，是杀人者突然的眨眼、心慌，是杀人者的良心发现、睡不着觉。很可惜，在我们过去的戏曲舞台上，曹操杀人杀不出悲剧来。何故？想想《捉放曹》。曹操一刀一刀把无辜的吕伯奢一家杀完之后，陈宫责问他“你这样杀人，岂不怕天下人咒骂与你”。曹操却拿“俺曹操一生一世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奸雄逻辑，抚平了自己的屠夫心理，也消解了可能产生的悲剧意识。《曹操与杨修》，悲剧加悲剧。曹操的悲剧是从他意识到错杀孔闻岱的第一个瞬间开始的。当我们看到尚长荣――曹操痛心疾首的悔悟，我们就能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有了诸多突破的新的曹操。到守灵之夜赐死倩娘，随着曹操的个人悲剧达到高潮，尚长荣的精彩绝伦的表演越发具有心理的深度。自此，曹操的“多么不想杀杨修，又多么想杀杨修”的两个历史人物的个人悲剧终于汇成深重的历史悲剧。曹操一旦在戏剧舞台上成了悲剧人物，这无异是对传统的曹操舞台形象的反拨。戏剧舞台有过为曹操翻案的先例，那多半是政治上的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杨修》其实也是翻案之作，不过他是在人性上给曹操翻案，这是更深层次上的翻案。这个曹操照样有“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奸雄心理逻辑，但随之而来还有错杀无辜的追悔，还有徒失英才的浩叹，还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无奈，还有人之常情的流露，还有类似“存在还是毁灭”的一次次自我拷问……戏曲舞台上从来还没有过心理内容如此丰富的曹操，没有过如此人性飞扬的曹操，没有过如此莎士比亚化的曹操……艺术是对一种大困难的克服，是对一个新高地的占领。当尚长荣要把这样一个全新的曹操创造性地呈现在舞台上，他便不可能不加强戏曲表演的心理体验与心理表现的革新探索，便不能不超越表演程式，因此也不可能不超越前人。传统功底是京剧创新的重要基础安志强（《中国戏剧》副主编） 尚长荣在《曹操与杨修》中的表演创新是十分突出的。可以这样说，上海京剧院如果没有尚长荣，《曹操与杨修》这出戏的演出很难取得今天这样轰动的演出效果，甚至也可以这样说，在目前的京剧院团中，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尚长荣可以胜任这出戏中的曹操这个角色。我这样说并非有意抬高尚长荣的作用，也无意贬低编剧陈亚先、导演马科以及全体创作、演出人员的作用。恰恰相反，上海京剧院选中尚长荣担任曹操这个角色，恐怕是因为考虑到陈亚先的本子为尚长荣提供了充分展示他艺术创造力的机遇，而马科的导演在他的总体构架中，是把演员表演才能的发挥放在重要位置上考虑的。从这个角度看，尚长荣是幸运的，他应该感谢编剧、导演以及全体创作、演出人员的通力合作。但从剧场演出的直观效果来看，确实是尚长荣的出色表演为这出戏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剧本创作、导演艺术毕竟是通过演员在舞台上同观众见面的。我们的戏曲观众，不仅是戏迷，也包括那些从未看过京剧的所谓“外行”观众，他们走进剧场看京剧，不仅是看剧情，更重要的是京剧表演的特殊魅力把他们吸引来的。否则，他们不必到剧场来，他们可以看电影、小说……《曹操与杨修》这出戏中的曹操不同于以往传统戏中的奸雄，尽管前辈出色的花脸艺术家在塑造曹操这个人物时并不是简单化处理的，但囿于历史的局限，传统的曹操形象或多或少被有意贬损了。尚长荣演的曹操，内心世界要复杂得多了，他有时让人敬佩，有时又让人厌恶，有时替他惋惜，有时又予以同情，诚如童道明先生所说，这是个悲剧人物。这样的曹操，很难宗某一花脸流派的表演特色来塑造，甚至也很难用某一花脸行当来框定他的性格特点――既不是架子花脸，又不是铜锤。尚长荣的唱、念、做、舞，处处看得出他是极富创造性的，他的念白富有强烈的节奏感，体现出花脸特有的韵律美，他的做、舞连贯、顺畅，且富有穿透性极强的爆发力，他有很吃重的唱段演唱，尤其是“杀妻”一场大段反二黄的唱段以及快速的二黄唱段，不是铜锤唱法，而专工架子花脸的演员又无法胜任。在〔二黄原板〕的行腔中，我似乎感到了一些杨派老生掭着唱、闪着唱、抻着唱的润腔方法。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让尚长荣唱《大、探、二》里的徐延昭，不会达到观众习惯的理想演唱效果，尽管尚长荣很会唱。《大、探、二》不适合他演，他需要唱、念、做、舞融汇在一起的表演，而这种表演就必须要有坚实的传统功底。没有坚实的传统功底，就很难有尚长荣所具备的富有创造性的“鱼龙变化”之妙。在这里我着重强调“传统功底”四个字，并不意味着排斥对其他艺术因素的吸收、借鉴，也不意味着忽略“功夫在诗外”的文化修养。我同尚长荣没有太多的交往，只是因为举办某些活动小有交往，偶有通信，长荣的复信总是小楷行书，挥洒自如；有一次在剧场看到他专心地看舞台上的演出，他看的是《昭君出塞》――花脸看旦角……我相信，尚长荣的文化学习是不拘一格的。然而，“诗外”的“功夫”是为了“诗”，京剧演员加强文化修养是为了更好地丰富演技。没有深厚的传统功底，何谈丰富？在某些新编戏剧剧目中，有时我看到由于舞台上塞满了布景，或者由于要贯彻导演或编剧的“主体意识”，演员几乎被剥夺了唱、念、做、舞的权力，为此我感到很困惑。为什么表现黑夜就必须满台漆黑，让演员在有限的光区中做一些象征性的动作呢？还有一些从电影当中学来的“定格”、“慢镜头”，常常令人啼笑皆非。新是新了，但是不是只要新了就一定好呢？也正因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传统功底”。说到这里，我想到尚长荣在《曹操与杨修》一剧中的表演，个别的地方我感到别扭，一个是表现曹操懊悔时有以拳击头的动作，还有就是在高台上同杨修对话时有以手拍腿的动作，太生活化了。我理解，戏曲舞台上角色的行动举止，都是非生活常态的，把戏曲人物的身段用在话剧上，你会觉得做作，反过来，把话剧舞台上逼近生活的动作用在戏曲舞台上，你会感到不协调。尽管别扭，但无伤大雅，并不影响对尚长荣的总体评价。最近，李瑞环在《京剧音配像精粹》出版发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阐述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时，提到要准确了解京剧传统艺术的原貌，只有了解原貌，“学习才有根据，发展才有基础，评论才有标准”。我感到，这句话值得我们深刻体会，这里面大有文章值得我们去做。尚长荣与“迷宗派”曲六乙（中国剧协艺委会副主任） 作为一个老戏迷，戏看多了，就专爱挑刺儿，这竟成了职业习惯。可是也有例外，记得几年前第一次看尚长荣主演的《曹操与杨修》，我被长荣的精湛表演给“震”了，几乎挑不出刺儿，也不想挑刺儿了。这大概就是艺术魅力吧。我当时凭着直感，说了句“好一个麒派花脸！”戏谚说：“隔行如隔山”，这话对领会革新的长荣是不适用的。他相信的是另一句话：“隔行不隔理。”这次先后在天津、北京又看了《曹操与杨修》，还有《歧王梦》等戏。我觉得长荣塑造的曹操、歧王、李勇奇的形象，仍或隐或现地蕴含着麒派的艺术神韵。譬如那浑厚苍劲的唱腔，喷吐有力的白口，矫健洒脱的身段，刻画人物时体验与表现、内心与形体的完美融合，以及由这些艺术因素汇成的富于审美激情、节奏鲜明和强大艺术穿透力的壮美台风。但另一方面我又感到，经过多年的舞台实践，他已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表演风格。这使我想起近代驰名中外的武术大师霍元甲。他熔南北各派武术精华于一炉，形成自家的流派。所以当人们问他宗哪一派时，他说自己是“迷宗派”。长荣的审美追求与霍元甲有些相似，他博采花脸各派名家之所长，也兼容麒老牌之艺术精华，还有尚家家教的长期熏陶。凭着他本人的天赋和雄厚的功底，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把它们溶化成自家的艺术风采。所以，不妨说他也成了“迷宗派”。“迷宗派”或许是霍元甲的一句戏语，但对京剧流派的发展很有启示作用。流派推动了各行当艺术的发展，使之达到新的高峰，但一旦对流派顶礼膜拜，奉为圭臬，便会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以净行来说，十净九裘乃至“无净不裘”，固然表明裘派艺术之划时代贡献，但众多传人只求模仿，而鲜有敢于突破、发展裘派的革新家。以此映照，便显出呼唤“迷宗派”，乃是行当艺术发展之时代追求。“迷宗派”的美学内涵就是：超越。我国古典画论有云：“无法之法，是谓至法。”学各种技法，能融会贯通，深得其中奥妙，实践时反而看不出任何技法之凿痕，才是最佳的技法。表演艺术与此同理。演出深谙五功四法，悟解行当艺术真谛，活用各种程式、技巧，做到得心应手，出神入化，才算得上进入“无法之法”的艺术佳境。四大名旦、南麒北马等诸大师都有这样高的艺术造诣。从长荣塑造的曹操、歧王、李勇奇三个性格迥异的成功形象来看，也接近了这样的佳境。追求“无法之法”的“至法”，是他能达到“迷宗派”――从学流派、“化”流派到超越流派的关键。从京剧发展史上我们看到，每个时期都有代表人物，从老三鼎甲、新三鼎甲到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乃至解放后的李少春、袁世海和张、马、谭、裘“四大头牌”，都代表了各个时代京剧各行当艺术的最高水平。长荣推动了“两门抱”花脸艺术的发展，更为花脸行当开拓了新的艺术世界。他是当今活跃在舞台上的京剧第一花脸，是新时期菊坛的代表人物――一颗耀眼的明星。日前，中国文联推荐李维康为“世纪之星”。其实，长荣也是“世纪之星”。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他要继续拼搏。“拼搏”两字，表明了他要以新的艺术创造，昂首阔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京剧舞台。尚长荣在《歧王梦》中的表演艺术李春熹（中国剧协副研究员） 评价一个戏曲演员的表演艺术，无非着眼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个演员天赋的声音和形体的各种条件，与所属行当相适应的气质，后天的在长期的训练和演出中所积聚而成的技术、技巧，以及丰富的富有表现力的表演手段和艺术语汇。这一切，最终都物化在这个演员的周身之上，成为他进行舞台创造的物质基础。另一个方面，是这个演员的心智水平，包括他的理解力、感悟力，他的人生阅历、情感态度，他的艺术修养和思想水平。这一切，将决定着演员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角色的内心世界，从而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舞台人物。实在说，在灿若繁星的演员圈内，能够同时在这两方面都有所造诣的人不是很多的，但上海京剧院的尚长荣同志，却以其曹操、李勇奇、尤其是歧王的角色形象创造，毫无愧色地站到了这为数不多的艺术家的行列中。作为花脸行当的造型基础，长荣同志在声音（音色、音质、音量、音域、气息、控制等）和形体（扮相、体态、腰、腿及身体各部位的控制等）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优越条件和技术积累，可他从不卖弄，从不做廉价的技巧展示，而是在认识、理解、体验人物的基础上，把这一切都融化为角色的语言动作和形体动作，去揭示角色的心灵世界。《歧王梦》的“孤愤”一场，长荣同志那几圈圆场的速度和力度，“问天”的那几段念唱的苍凉和无奈，多么鲜明地刻画了一位至尊的国君被儿女抛弃后流落荒野、凄惶惶不知归宿的情态和心理感受。“疯审”一场，他通过形体的造型、身段、水袖功等，准确地表现了歧王在饥寒交迫中的“疯态”。尤其是歧王在三女儿对幼时父女亲情的哀哀叙唱中从“疯态”到清醒的心理过程，长荣演得层次清晰，内心冲突力度的增强通过一系列的身段展示出来：他先是聚精会神地听，然后问：你真的是我的女儿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一个突然的“长身”，在猝不及防的巨大的精神震撼下，他全身颤抖着蹉步向前，接着是和女儿的一个对跪――随着他对女儿愧疚心情的表达，歧王清醒地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来了。这样的表演，如果没有演员与角色心灵的沟通，如果没有演员自己对人生的深刻感受，是不可能产生的。最能表现一个演员的心智水平的，是长荣同志在“疯毁”一场中那段自责、救女、警示后人的念白，以及波浪般抖动的长髯，从人物心灵深处所发出的那阵震撼着整个剧场的笑声。这笑声令古今一切丑恶不寒而栗，这笑声让每一位观众为自己的人性残缺而羞愧。而长荣同志在这笑声里，也就把他对一个具体角色的体验，提升到了对整个人生的感悟上来了。演戏演到最后是演文化黄维钧（《中国戏剧》副主编） 看了《曹操与杨修》和《歧王梦》，喜不自胜。这样深得京剧三昧又有全新形态的京剧的出现，必定是在比较成熟的理性观照之下创作出来的，决不是薄积薄发、偶然得来之作。指导创排《曹》、《歧》两剧的理性观照是什么，我可以通过他们的艺术实践作出判定。我以为他们一定至少在以下问题上有过反复思考、探索并已经有了初步定见：京剧应该与伟大变革之年的新的文化观念相适应；京剧的根本出路在于走近、吸引、拥有自己的新的观众层面，特别是年轻观众；与上述两题有关的是京剧如何继承、革新，使之进入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审美层次。这需要真正深刻地认识与把握京剧独具的美学特质，同时又冷静地看到它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局限与弱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京剧的优良传统并且更加自觉地发扬光大，同时又以新的文化标尺度量它，以新的艺术营养补充它、丰富它、发展它。这实际上就是新的京剧文化观的孕育和形成。尚长荣从黄土高原投奔上海，其实就是为了圆他那个新京剧之梦。这新京剧是怎样的，当年他也许朦胧，而今一定具体、清晰多了。这是我看戏后的第一点感想。第二点感想：演戏演到最后是演文化。京剧有严格规范的四功五法，有曾经辉煌一时的诸多流派，但是，一个演员功夫再好、再全面，学流派学得再像，如果文化底子甚浅，终究成不了大家。我对尚长荣知之甚少，但是我坚信他进入了相当高的文化层面，否则，他决演不出歧王和曹操形象所蕴含的悲剧意蕴和人文精神。要能理解、把握《曹》剧中的曹操，并且辉煌地展示他，除了很高的艺术功底、技巧、素养之外，还要有文化。若论花脸行的功夫，我们还能找出几个优秀的演员，但尚长荣在文化上高出一头，这才是尚长荣。大家看看他写的文章就可知道。他把曹操解析为：“为人性的卑微所深深束缚、缠绕着的历史伟人”，这是经过艰苦学习、结合他的颖悟所得出的结论，这就是文化的体现。文化与人格陈薪伊（中国铁路文工团总导演） 对尚长荣我有很多话要讲。我们都是从陕西出来的，我在陕西人民艺术剧院，他在陕西省京剧团，都住在一个大院里。我想说一下我是怎么认识他的，这与了解他的艺术道路有关系。早在文革前，只要我们陕西人艺演戏，他都去看，看后总要和我们聊聊，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再就是在文化厅的团委开会，我和他都是团干部，当时当团干部各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这起码说明尚长荣一向是很有上进心的。后来我当了导演，我排的戏他都看。我说这些，是想说明尚长荣老早就视野开阔，好学上进。《曹操与杨修》是在他多年都想搞一出好戏的心态下发现的好本子。后来拿到上海排，他居然就此离开陕西，到上海搭班了。这一行为表现了他心理上很大的变化，比起我离开陕西的心态要复杂得多。陕西人艺不过是我从事艺术创造的环境，我恋恋不舍的是一些朋友和同行，别无其它瓜葛。而他所在的陕西京剧院的前身是尚小云剧团，他是尚家后代，他要离开需做出多少心理准备啊！心理上要诀别多少东西啊！我只是告别我的同行，他要告别的是他的尚家班子啊，然而他说，我只能到上海去，只有那里才能实现我的理想。关于尚长荣其人我想谈三点。一是他继承了尚家班子的传统。他跟我说，他从小就没学会“油戏”，排练走台时，不要求演员像正式演出那么认真的唱、做、念、打、舞，但他从来都是认真地全身心投入的。他5岁登台，10岁学戏，没上过几年学， 他的文化是自学和在戏里学的。尚长荣不但阅读中国文学名著，也爱看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还爱看西方电影，大量地观摩话剧、舞剧、歌剧。外国音乐他也听得很多，他喜欢帕瓦罗蒂、多明戈。他吸收的文化营养很宽，而且永无止境。第二，一个人的成长和他的艺术成长是同步的。尚长荣从人格上、艺德上不断铸造自己。我给他定了个位：尚派花脸尚长荣。他独立一派，有很多东西与其父有共通之处，并有独立风格。我老早就看过他演的李勇奇、《张飞审瓜》，都是很捧的。戏剧艺术最根本、最集中的创作焦点就在人物内心世界上。我以为尚长荣演戏能从风格上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到极致，然后扩展心理空间来表现。艺术上的协调、把握最准确的尺度，与他舞台经验也有关系。他选择《曹操与杨修》也是从该剧本中看出曹操在该剧中的内心世界相当丰富。我觉得扩展人物心理空间是他最重要的目的，而且他用他的极其有功力的表演手段（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集中扩展人物心理空间的一个瞬间。比如《曹操与杨修》中，曹操在为孔闻岱守灵时，曹操的夫人给他送来袍子并告知“是杨修让我来的”，此时，尚长荣正背对观众，突然用强烈颤动的背部动作把曹操在这一瞬间的心理震动和曹操的机警都表现出来了。话剧中很难光靠演员表演把角色的内心世界表现清楚，所以只好用一些外部手段和舞队等等来表现。尚长荣能认识、能挖掘到人物最准确的内心世界的某个瞬间，这是他的文化素养的表现。他的整个创作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他总是对他的表达方式不满足，一定要通过反复琢磨找出最准确的方式，所以《曹操与杨修》先先后后排了四年。如他为了找曹操在剧中的一个笑声的感觉，有一次在半夜醒来忽然大笑，赶紧录下音，然后反复审听，一点点推敲。这也是继承了尚小云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国戏曲文化不可忽视的好传统。我想说的第三点，就是尚长荣绝不取悦观众。斯坦尼说过“是爱心中的艺术还是爱艺术中的自己”。别看尚长荣把戏演得很足，但他是从人物出发的。我认为花脸是最容易取悦观众的。尚长荣从不表现自我，他不会去表现我尚长荣唱得多好，演得多好，他不愿亵渎人物，这是他的文化品格。如果取悦观众，人物就没有了。展现人物是创作的最高原则。他与观众的观演关系在于刻画人物。他不是斯坦尼的纯体验派，他既不取悦观众，又不表现自我，还能讨下好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和观众交流的动机，他的表演能感染观众，是用人物此时的心理瞬间，用他的技巧把人物内在的东西展现出来，感染观众。我看《曹操与杨修》的演出，在认识了一个新的曹操的同时，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尚长荣。《曹操与杨修》最妙的是感染了观众，但传达给观众的不是尚长荣的技巧，是利用尚长荣的技巧传达曹操的一个个心理瞬间，如曹操知道杨修是对的，他为达军事、事业的目的需要杨修，但他的心理容不下杨修，在他牵马备蹬时用手、眼、身、法、步统统地把这种心理表现出来了，人物没有空白。这一切源于他的文化追求，也是他对自己文化铸造的结果。不脱离人物取悦观众，这也是人格的表现。尚长荣对自己人格的培养，是从尚家班子传下来，又经过他自己发扬光大。结束语安志强 汉城老师主持今天的座谈会，因为他还有别的工作要去做，只好中途离会。他要我代表《中国戏剧》杂志社向在座的各位能够在百忙之中参加这个座谈会，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我们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来研究、讨论尚长荣的表演艺术，由于大家事先都作了精心的准备，所以会开得很热烈，发言很深入，不仅比较全面地评价了尚长荣的表演艺术，而且联系尚长荣的艺术，引发了一些在戏曲表演艺术创作上带有规律性的话题，这对于促进戏曲艺术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座谈会开得很热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尚长荣在近几年的艺术创新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我们看了他的戏，不约而同地都觉得有话要讲，于是集合在一起，才有了今天的热烈场面。的确，尚长荣在当代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在我们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纪之交时刻里，尚长荣是我们这个时代戏曲艺术界中年表演艺术家中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传统艺术功底，并且在艺术上有着强烈的创新追求，这些追求有的已经在创新实践中有了成功的体现，更由于他具备谦逊、好学的美好品格以及可贵的敬业精神，尚长荣有可能成为我们当代戏曲艺术中的大师级的艺术家？这样讲对尚长荣是不是有些苛求？或者说有没有“捧杀”之嫌？我想，我们无意“捧杀”尚长荣。我们感觉到，在尚长荣的身上还蕴藏着很大的潜力，同时，我们深深地意识到，在我们的国家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时代里，民族文化应当得到大力的弘扬，它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的主体工程，因此，我们有理由呼唤大师级艺术家的出现。对于尚长荣，我们有这样的企盼，在这个企盼当中，当然包含着对尚长荣的苛求。尚长荣前面的路还相当长，他还要做艰苦的艺术创造，包括对已经取得成功的作品的精加工。他更需要有关领导及同行们的支持、帮助，更需要文化界及其他各界人士对他的支持、帮助，包括对他的艺术提出有益的批评。说到这里，我感到今天的座谈会言犹未尽，对尚长荣艺术的评论仅仅是开了一个头。在座的各位今后必然会更加密切地注视着尚长荣的艺术创作，并且会从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宏观角度上，结合尚长荣的艺术实践，对他的艺术创作给予公正的评论。我想，这也是戏剧评论界，以至于我国文化界应当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矢”加“镬”的右半部左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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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063 【原文出处】甘肃理论学刊 【原刊地名】兰州 【原刊期号】199903 【原刊页号】22～24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199908 【 标 题 】浅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 【 作 者 】宋如山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甘肃省电子工业总公司 【 正 文 】 收入分配问题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分配关系是否合理，分配制度是否行之有效，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快速、有效地运行，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因此，本文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谈几点认识。一、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又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些重要观点是我们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收入分配原则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指南。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所谓效率，是指经济效率，指资源充分有效的利用程度，用投入产出比率来衡量；所谓分配中的公平，比较复杂，应当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这种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又是相对的，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效率和公平是收入分配中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理论问题，也是回避不了的实践问题；效率和公平又是相互矛盾的，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我国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社会财富不丰富，还需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积累社会财富，分配中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同时也是以打破平均主义来坚持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是来自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流动，配置、流动的合理，效率就高，效益就显著；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又要追求更高的利益，要求有较高的收入，自然又给效率带来影响，这是很现实又无法回避的矛盾。在实际操作中国家为了控制工资增长过快，不得不规定“两个低于”的收入分配原则，即要求在收入分配中工资增长速度要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收入分配增长比例要低于经济效益增长比例。以防止工资收入增长过快，从而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保证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个相对概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作过精辟的论述，公平只能是相对的，谈不上绝对的公平，但公平又是一个原则，分配中必须掌握。邓小平同志的“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就是追求收入分配公平。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主义”看似公平，实际上蕴含了极大的不公平。它抹煞了劳动技能技巧，劳动数量、质量的差别，否定了贡献，打击先进，鼓励落后，其结果必然是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效率低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是平等竞争，既不是平均主义的公平，也不是效率低下的公平，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效率，是高效益条件下的公平。生产发展了，收入分配增加了，大家富裕了，在新的条件下形成了公平。至于社会上哪些人收入分配多一些，哪些人少一些，这还是要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否则又会滋生一大批少劳多得、不劳而食的懒汉。正在一些地方和行业试行的“经营者年薪制”是贯彻效率和公平原则的有益探索。它是以年度为计算周期，根据经营者的生产经营成果和所承担的责任、风险确定其工资收入的分配制度。实行“年薪制”对于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及规范收入分配有深远意义。在实施中要正确确定经营者范围和实行的企业范围，规范“年薪收入”包括的内容和严格的考核指标依据。实行或试行“年薪收入”多数基薪以生产经营规模、经济效益水平、风险收入以及资本金利税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劳动生产率和实现利税来考核，基薪定为本企业与本地区职工综合平均工资的1―3倍，风险收入水平在基薪的200％内由有关部门确定。 方案多种，总的离不了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实行中要加强管理，防止失控而拉大经营者与职工收入的差距，出现新的矛盾和不公。二、探索“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正确途径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分配原则。贯彻这一原则，有利于促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和合理流动，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参与经济建设，有利于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实现收入分配的总体目标。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也就是按劳分配与按资本、技术、专利、知识分配相结合。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即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所以，应从其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去把握。按质的规定性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分配，所有权构成了分配中的索取权；按量的规定性来分配，应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量与质上的分配并存，不可能决然分开。一名职工在国有企业中从业，他过去可能积蓄了一部分资金，或有一定技术专利，或有知识可以被利用，在他通过8小时工作得到报酬之外， 可以从其资本投入获得红利，从技术专利的出卖中获取收入，或者根据需要设计开发出了产品，从产品的销售收入中分得了一定份额，等等，这就是按生产要素的分配所得。在分配形式的操作方面，是上市公司的，可以给上市公司内部职工一定股票份额，按上市公司的规范分取红利，个人炒作得到的收入是自己的，当然风险也由自己承担；不是上市公司的多数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建立职工持股会，职工可以按资本、技术、知识软件等入股并分得一定的红利。持股会也采取完全自愿、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种分配形式比较公平，不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或私营企业，一切生产要素，无论处在哪一种所有制经济当中，都能公平地参与分配，促进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共同发展。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通过非物质因素实现财富创造，进行无形产品的竞争，依靠人的知识、智慧、技术和软件来推动经济发展。知识经济是与知识的产权化、资本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针贯彻的好，进行无形技术竞争、知识竞争和人才竞争，通过有效的收入分配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刺激技术和经济增长，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将是更大的推动。三、正确处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收入分配的差距是改革开放中打破了“平均主义”之后逐步形成和蔓延开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和巩固，收入差距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是实行经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改革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平均主义的格局，运用经济利益机制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拉开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必然的，符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基本要求，在情理之中。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和运用知识、智慧先富起来的人，应当鼓励。差距是客观存在，应当承认。不是消除一切收入分配的差距，要解决的是不合理差距和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的问题。对于正当的差距是通过建立税收制度，进行有效的干预，使差距达到比较合理、大多数人能接受的程度。至于属于“灰色”、“黑色”收入，则要通过廉政制度和法律法规来加以解决。1.严格所得税收缴制度，以调节收入差距。个人所得税是税收体制中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手段。具有从宏观角度对个人收入分配在群体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直接调节的功能。当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远远没有到位，调节力度不大。有人调查分析：全国年收入超过3万元的已有450万人，超过10万元的逾百万户，社会上的高收入阶层，年收入总量可达1350亿元，如按10％个人所得税税率计算，税收总额应当是135亿元，而1994年这部分税收只有72.48亿元，仅此还比上年增长了54.9％。究其原因，个人纳税意识淡薄，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渠道偷税、漏税、逃税；没建立起科学的扣除制度，税收部门对高收入者征税力度不够，执法不严。要在全民中开展交纳、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宣传教育，加强税收征管，加强纳税服务，营造公民自觉纳税的社会大环境；发展税务代理，逐步做到个人所得税通过中介组织或委托代理人申报缴纳；对于偷漏税者应当由银行、审计、工商、公检法等部门协调，进行综合治理，加强执法严肃性，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做到税法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应当开征遗产税，对于银行存款利息开征所得税也迫在眉睫。2.反腐倡廉，消除隐性收入。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物质缺乏诱发的不正之风，非得依靠发展经济才能消除。对于体制弊端所滋生的腐败现象，非得深化改革才能治本。”从整体讲，对国家公职人员要加强教育，改善待遇，形成确保公务员廉洁的分配制度，实现“以丰养廉”；要树立法制观念，加强法制，以法为本，以法为度，使国家公职人员切实在法制的轨道上行使权力，防止公共权力非公共使用；要完善制度，强化监督，规范权力行为，制约权力运作，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彻底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对于有隐性收入，或者有黑色、灰色收入的要通过教育先解决“灰色思想”。建立严格的收入申报制度，形成纳税人自我约束机制、管理制度，做到全部收入工资化，把工资外收入、实物收入、福利收入等都纳入工资收入。规范管理，提高收入的透明度；建立银行存款确认制度，公开收入，为税收征管提供可靠依据，防止偷漏税。鼓励、督促经营者，建立健全财务账项制度，以更好地按收入纳税。3.支持中西部发展，重视发展农村经济，坚持公平竞争，破除行业垄断。关心支持中西部发展，整体提高全民的收入，是解决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途径，解决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问题，不是收入水平高的向收入水平低的看齐，也不是收入水平低的不顾可能与否向收入水平高的攀比。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是：一要关心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策的倾斜，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快，中西部发展滞后，收入差距拉大。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靠政策的威力，参照一些国外的做法，实行区域开发、促进增长、减缓痛苦、根治贫困、扶持农业，在组织实施这些政策时，就得坚持“公平”的原则。二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关心农业生产、农村和农民问题。农村政策要稳定，要从政策上、法律上保证农业生产发展，组织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控制农村人口出生率。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农民的科学知识，坚持科学种田，发展多种经济，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三要开展公平竞争，破除行业垄断，扶持低收入行业。在加强“行业工资控制线”政策实施的同时，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市场体系，使生产要素合理充分流动，促进平均利润率的实现。要进行反垄断工作，扶持贫困行业和困难企业，对新兴的高收入行业实行监控，保证国家利益。4.健全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养老保险、失业和医疗保险制度。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是国家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劳动者在提供了正常劳动之后，因企业经营不善等原因得不到应当得到的足额工资的情况下，以发放最低劳动报酬使劳动者能维持自身及家庭供养成员的生活。失业保证金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是收入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职工的生活、生存，这些制度建立、健全和完善对于保持社会稳定作用极大。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思想观念要更新，要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认识到从充分就业到失业、下岗、待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是经济技术发展的结果；过去那种“低工资、高福利、高就业”已经打破，建立失业保障制度、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只能顺应客观规律克服困难把它搞好，才能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责任编辑】张希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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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52 【原文出处】《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200103 【原刊页号】31～36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9 【 标 题 】从形式、节奏到节律形式――文艺本体特性百年探寻轨迹扫描（下篇） 【 作 者 】曾永成 【作者简介】曾永成(1941-)，男，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文论和美学关于文艺本体特性探寻轨迹的扫描。全文以主流文论的“形象―典型”说、宗白华的“ 活力―节奏形式”说、李泽厚的“情感―形式”说、王一川的“中介―活动―作品”说、余秋雨和林兴宅的“象征形式”说、王岳川的“人类本体”说和曾永成的“节律形式”说为坐标点，分别概述了各自的基本观点。文中特别强调了宗白华的观点贯穿大半个世纪所具有的意义，并认为“节律形式”说作为百年探寻成果的综合和总结，应是一个新的起点。【关 键 词】文艺本体特性/二十世纪后五十年/轨迹扫描/坐标点/节律形式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2(2001)03-31-06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和美学关于文艺本体特性的百年探寻轨迹进行扫描的上篇，我们把王国维、鲁迅、郭沫若、康白情等现代诗人群和朱光潜、林语堂等人的观点作为前五十年间的重要坐标点，并简要地说明了这些坐标点之间的联系。这里的下篇，则是对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探寻轨迹进行扫描。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分为两段。前段的近三十年从总体上说对文艺本体特性的探寻在态度上是拒斥的，在理论观念上则限定在俄苏文论模式的“形象”范畴之内，并在内容与形式二分的结构中消泯了文艺的本体问题。文艺理论所重视的，几乎只是文艺与生活和人民的关系，而且拘囿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期间，前五十年间的探寻成果被集体性地遗忘，遭到历史性的抹煞。“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三年间，对文艺特性的认识也还只在作为“最高指示”的“形象思维”论的圈子内进行，实际上依然是重复俄苏文论的观点。直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到来，在思想解放大潮中，人们对文艺特性问题的讨论才逐步落到本体层面上。从这时起到世纪末的二十年间，人们恢复了对前五十年的探寻成果的记忆，并在西方现代美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大量引进和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深入发掘中得到参照和启示，从不同的角度对文艺本体特性问题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其中包括具有综合意义的“节律形式”说。这种对百年探寻具有综合意义的观点到了世纪末还在生态思维所昭示的终极性大综合和还原性视点下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这里，仍然以展示若干重要坐标点的方式对这后五十年间的探寻进行扫描，是为下篇。坐标点之六：主流文论的“形象―典型”说在文艺本体探寻经历了二、三十年代的高潮后，由于文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空前突出，革命权威中心的几乎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如何推动和调控文艺为革命政治直接服务的功利目标上，并逐步成为主流文论。进入四十年代以后，文艺本体及其特性问题已不为主流文论所注意。到五十年代，随着当时苏联文艺理论（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到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的引入，被粗陋阐释的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说成了对文艺特性的唯一诠释，形成至今仍被广泛认同的“形象”本体说。到六十年代初，这种观点在分别由蔡仪和以群主编的两种全国统编文艺理论教材中被作为权威结论凝结下来，并在八十年代初以来的各种“新编”教材中仍被沿袭。这种观点认为，文艺的本源是生活，文艺自身即其本体是具有感性具体性的形象，而真正的文艺不仅形象是生动的，还要以独特的个性概括社会生活的本质，即成为典型。因此，严格一点说，这种文艺本体特性观应概括为“形象―典型”说。后来，对这种观点长期存在的“反映―再现”论阐释受到质疑并补充了“表现”内涵后，甚至在“典型”说也遭到种种非难和改造之后，形象作为文艺本体的观点依然保留。再后来，人们以“意象”取代形象，或者将典型与意境互补并列，或者在典型和意境之外还加上意象而同为“艺术至境”，都还脱不了形象这个基本点，足见此说影响之深。当然，这也说明此说确实蕴含着某种合理的内核，因为绝大多数的文艺确实都有形象，也离不开形象。但是，这毕竟是一种肤浅而又粗疏的认识。第一，任何形象都表征着一定的意旨，许多思想都可能用形象的方式来传达。作为此说理论基础的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论如果孤立起来看，本来就隐含着误读为思想图解的可能。为了避免这种误读，他特坦强调文艺表现“情致”（或“激情”）的重要性。这个思想，苏联的一些美学家（如波斯彼洛夫等）曾经给予阐释并引起国内某些学者注意。还有的学者如王元化则直接从刘勰和黑格尔的观点阐述情志（情致）问题，并为一些新编文艺理论教材所吸取。尽管如此，文艺以什么样的本体特性与情致这个特殊对象相对应，情致何以能够为文艺形象所表现而成为其意蕴，这些与文艺的本体特性密切相关的问题并未得到理睬。基于这种认识，文艺创作中长期存在的“形象化”以至观念图解的误解一直得不到根本纠正。第二，生活中无处没有形象，也不乏生动而典型的形象，而且任何形象都含蕴或或指向一定的意义内容，它们与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形象的基本区别何在？换个角度说，为什么文艺要以生动以至典型的形象为本体？文艺究竟是看中了形象身上的什么特性，而正是这种特性经过艺术的提练和强化才使其成为文艺的审美本体的呢？显然，还应从形象和典型中区分出具有审美特性的文艺形象来。第三，正如八十年代中期就有论者指出的，形象思维作为从原始的意象思维发展而来的一种一般性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的实践中普遍存在，而不能把它等同于艺术思维。后来又有论者指出，形象思维要正确掌握世界也必须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艺术创造和欣赏也离不开抽象。于是，依托于形象思维的“形象”说同时从两面遭到怀疑：一面是形象性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文艺作品，比如文学中大量的抒情和论说作品；另一面是文艺中的形象不应只是诉诸思维的认识中介。建立在认识论文艺观基础上的“形象”说，因此面对尖锐的质疑。对于主流文论所说的“形象”，需要既在其中同时又在其外寻求文艺本体的真正特性，把被“形象”所屏蔽的文艺本体特性揭示出来。坐标点之七：宗白华的“活力―节奏形式”说正如本文上篇所说，这决不只是一个坐标点，而是贯穿了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一条线索。由于这条线索的存在，文艺本体特性百年探寻的思理重点和特色才得以明晰，而且为其他各种见解的学理定位提供了一根轴线。在宗白华看来，中华民族很早就发现了宇宙旋律及其生命节奏的秘密，而他正是以对这宇宙旋律及其生命节奏的深刻体验来感悟文艺本体的审美奥秘的。早在1920年冬，宗白华在德国留学时就写了《看了罗丹雕刻以后》，表达了他的“活力”说美学观。他说：“这大自然的全体不就是一个理性的数学、情绪的音乐、意志的波澜么？”“这个世界……乃是向着美满方面战斗进化的世界。”“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致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自然无往而不美。何以故？以其处处表现这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故。”而“艺术的目的是表现最真实的自然”。在宗白华看来，这种表现了世界之“动”的活力，贯穿于物质与精神并把两者沟通起来，使物质具有生命而精神化。他说：“动者是生命之表示，精神的作用；描写动者，即是表现生命，描写精神。自然万象无不在‘活动’中，即是无不在‘精神’中，无不在‘生命’中。……这种‘动象的表现’，是艺术最后目的，也就是艺术与照片根本不同之处了。”显然，这种表现了动象的活力正是物质与精神之间共有的中介，也是自然与艺术之间共有的特性与中介。有了它，艺术才得以把物质精神化、生命化，自然的真实即自然的美才得到表现。（注：《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309-313页。）1943年，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从《庄子・养生主》对庖丁解牛的描写引发议论说：“‘道’的生命和‘艺’的生命，游刃于虚，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音乐的节奏是它们的本体。所以儒家哲学也说：‘大乐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易》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音乐和建筑的秩序结构，尤能直接地启示宇宙真体内部和谐与节奏，所以一切艺术趋向音乐的状态、建筑的意匠。”（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332-333页。）“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注：《美学与意境》第217页。）在这里，宗白华明确指出节奏是艺术的本体，并且把节奏的概念扩展到旋律以至秩序。1947年，他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又说：“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于此。”（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13页。）他虽然谈的是中国艺术，却与二十多年前的见解相呼应，实际上贯通地揭示了中西艺术共同的本体特性。到1957年参加当时的美学大讨论，宗白华在主张美是客观存的《美从何处寻？》一文中，仍然通过具体的例证明确肯定节奏对于艺术之美的本体性意义，指出“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注：《宗白华全集》第3卷，第270页。）。到六十年代论中国书法艺术的论著，依然一以贯之地体现出他的“活力”论的基本精神。直到晚年他还说：“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注：《宗白华全集》第3卷，第611-612页。）。宗白华为什么如此看重节奏对于艺术的本体意义呢？这是因为，正是这表现了活力的节奏才能激发欣赏者相应的活力，并启示对生命精神的象征。尽管他没有象郭沫若早年那样明确地指出文艺欣赏就是“节奏相互变换”的“感应”，但他们诗心相通，实际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写于1921年的《艺术生活――艺术生活与同情》中，他用“同情”来指称由感应而物我同一、人我同一的境界，认为“艺术的作用，即是能使社会上大多数的心琴，同入于一曲音乐而已”。在这篇文章开头的题诗中，他写道：“你想要了解‘光’么？／你可曾同那疏林透射的斜阳共舞？／你可曾同那黄昏初现的冷月齐颤？／你可曾同那蓝天闪闪的星光合奏？”（注：《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316-317页。）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以节奏为基础的“感应”状态。1933年，在《哲学与艺术》中，宗白华评述了毕达哥拉斯（毕氏的“数的和谐”说就包含着“大宇宙”与“小宇宙”相感应的思想）的美学观点，指出：“音乐是形式的和谐，也是心灵的律动，一镜的两面是不能分开的。心灵必须表现于形式之中，而形式必须是心灵的节奏，就同大宇宙的秩序定律与生命之流动演进不相违背，而同为一体一样。”（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54页。）在分析中国古代绘画的“三远法”时，他说，这种“诗意的创造性的艺术空间”“趋向着音乐境界，渗透了时间节奏”，“由动的节奏引起我们跃入空间感觉。直观之如决流之推波，睨视之如行云之推月。全以动力引起吾人游于一个‘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的宇宙。”（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32-434页。）艺术形式之所以能使人的心灵与大宇宙的秩序定律“同为一体”，其秘密就在以节奏以基础的感应。宗白华尽管没有象郭沫若那样明确地提出“感应”说，但他们确实诗心相通，诗学的感悟惊人地一致。应当说，当郭沫若还信奉着泛神论诗学时，宗白华就已经用“活力”和“节奏”来揭示大自然生命化和艺术与心灵同一的根源了。在宗白华看来，也正是具有“活力”和“节奏”的形式才成了艺术象征的本体。在《中国艺术的写实精神》，他引王船山论诗话说：“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草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心，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他认为：“这是中国艺术中写实精神的真谛。”“写实、传神、造境，在中国艺术上是一线贯穿的”，“窥探宇宙之秘，是艺术家最后最高的使命”。（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323-325页。）这就是说，正是具有“活力”和“节奏”的形式，才因表现了“道”的节奏而成为“道”的象征。宗白华的“活力―节奏形式”说的文艺本体特性观，不仅贯穿他的一生，而且贯穿在他对几乎一切艺术的美学分析之中，也贯穿在他对东西方艺术的鉴赏和对东西方美学的比较研究之中。在他那里，这种观念决不只是抽象的理论，而是融合在艺术鉴赏家的真切细腻的感受中从而得到切实验证的。作为文艺本体特性的孜孜不倦的探寻者和阐释者，他以一生的坚守和深化对这一重大的美学课题的贡献迄今无人可以企及。也有美学家触及到了，但是没有他的阐述明确和深入，更没有他那样融合着审美经验的真切和生动。宗白华的“活力”说美学观，必定是永葆活力的。坐标点之八：李泽厚的“情感―形式”说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主流文论在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中仍然坚持“形象―典型”说时，李泽厚从其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即主体性实践哲学，又称实践本体论）出发提出了“情感本体”说，后来又深化为“情感―形式”说。1979年，李泽厚在《谈谈形象思维问题》中指出，当时在形象思维问题上针锋相对的两派“在一个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就是把艺术看作是认识，认为这是一种定论”，而“把艺术简单地看作是认识，是我们现在很多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艺术包含有认识的成分，认识的作用，但是不能把它归结于或者等同于认识，它是以情感来感染人的；形象思维也是在情感逻辑的支配下进行的。（注：《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第339-341页。）后来，在《华夏美学》的结语中，他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本体只能是人”，“人性也就是心理本体”，而“心理本体的重要内涵是人性情感”，艺术就是表现这个本体的。（注：李泽厚：《美学三书》，第428页。）在阐释王国维的意境论时，他说：“诗词是各种常人、诗人所能感到的人生，予以景物化的情感抒写，才造成艺术的境界。所以，‘境界’本来自对人生的情感感受，而后才化为艺术的本体。这本体正是人生境界和心理情感的对应物。”（注：李泽厚：《美学三书》，第416页。）这就是说，情感本身还并不就是艺术的本体，而艺术的本体指的是文艺作品中作为情感对应物而展现的景物等形象。也就是说，只有当情感获得恰当的艺术形式时，它才成为艺术的本体。显然，李泽厚是把艺术形式的情感内涵视为文艺本体特性的。1981年，李泽厚在《审美与形式感》中主要依据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学说阐释形式感，从人与自然相同一的高度说明包括艺术形式在内的一切审美对象之所以能引起美感的原因，这实际上是在艺术与自然的同一性上寻求艺术本体的特性，即艺术何以能对应自然（参宇宙之奥秘，写天地之辉光）的原因。（注：《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第441-447页。）遗憾的是，他没有深究下去，而是忙着以他的实践积淀说去弥补同构对应说的缺陷。在后来的《美学四讲》中，李泽厚把艺术剔析为形式层、形象层和意味层三个层次。在文艺的现实存在方式中，其实形象和意味都是存在于形式之中的。何况，在文艺审美活动中，不仅所谓形式层，而且形象层和意味层都可以是具有更加深远的象征功能的形式。参照他的美即“自由的形式”的说法，建立在情感本体上的文艺本体的特性就在于它是情感的形式。然而，艺术形式究竟凭什么特征而能与情感相对应从而能表现情感呢？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依然没有明确的回答。后来，李泽厚明确宣布自己是不讲自然本体论的，这就堵死了对文艺本体特性的探秘之路，因为正如宗白华所反复阐述的那样，这个秘密本来就在实践得以生成的自然的运动中。坐标点之九：王一川的“中介―活动―作品”说八十年代后期文学人类学兴起，对文艺本体特性的探寻又有了新的视点。其中，比较系统的观点是王一川以人类学文艺学的名义提出的。1987年，王一川发表《本体反思与重建》，对文艺本体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他借兰色姆的话指出对艺术进行本体反思的重要性，认为对艺术本体进行本体反思，弄清艺术本身究竟是什么，乃是文艺学、艺术批评的起点和归宿。他说：“艺术何以存在？在于何处？为何而在？追溯这类问题便进入到真正的本体之思领域。”针对认识论文艺学中本体的失落，他提出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艺术的本体，即“作为人类感性的超越与解放的中介的艺术本体”、“作为在活动整体中才生成的艺术的本体”和“作为上述两层本体义的集中包蕴的作品的本体”。把这三义联系起来，他给艺术本体下了一个一般的定义：“艺术本体是在活动整体中通过作品亮相的使得感性的超越与解放成为可能的体验，要言之，是体验。”所谓本体，应是实有的存在，“作为人类感性的超越与解放的中介的艺术主体”为什么会有这种功能？“作为在活动整体中才生成的艺术本体”究竟具有什么特征？“作为上述两层本体义的集中包蕴的作品的本体”何以能将其集中包蕴？凭什么特性而能这样集中包蕴？归结为体验，这体验又是怎样的生命活动？艺术靠什么特性来实现这体验？这些问题不能不予回答。在王一川构建的人类学文艺学体系的形式论部分，他说：“艺术是形式的艺术（或符号的艺术，语言的艺术）。正是在形式中体验得以亮相，超越与解放得以实现。因而形式的研究十分重要。……人类学文艺学将摈弃把艺术形式仅仅看作内容的附庸的作法，而强调形式本身的超越意义、体验意义。形式意味着体验的亮相，形式在本质上就是诗”。（注：王一川：《通向本文之路》，第62-98页。）看来，艺术的本体还是在于它的形式，但是，什么样的形式或者是形式的什么特征才使它具有超越和体验的意义从而成为诗的呢？他没有回答。在从体验论美学走向语言论美学、修辞论美学之后，这个问题更是被语言本体论屏蔽了。坐标点之十：余秋雨和林兴宅的“象征形式”说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象征”论是文艺本体阐释中又一个值得重视的坐标点。最先明确地把象征与文艺本质相联系并展开深入论述的是余秋雨。他在1987年出版的《艺术创造工程》中，从艺术创造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艺术本质的看法。跨过大半个世纪的话语隔离，他对形式的关注和认识与王国维的“形式”说遥相呼应。在论及意蕴的开掘时，他指出：“意蕴在艺术作品中如同能源，层层散发开去，层层体现出来：凭借着形象，凭借着情节，凭借着结构，凭借着语汇，凭借着各种外部呈现方式，渐次获得实现。对于意蕴来说，其他一切都是形式――不同层次的形式。”对于意蕴与形式的关系，他以火为喻，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也就是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核。它在艺术作品中并不单独、直捷地显露在外，但又在作品整体的每一部分都可发现它的踪影”（注：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第51页、188页、第194-195页、第210页。）。显然，形式之显示意蕴犹如火之发出光芒，它就是艺术的本体。从这个认识出发，他对形式的创造特别重视，认为艺术创造工程无非艺术形式的凝铸。他从感性直觉的角度来揭示艺术形式的特征。对于感性直觉，他引用了柏格森的描述，强调这是“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的体验，是“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他这样描述艺术欣赏中的“感应”：“这里有视听上的本能的颤动，这里有浓郁的感官气氛，这里的生命都流泻为气貌，这里的气貌都包含着生命。”（注：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第51页、188页、第194-195页、第210页。）他借克罗齐的话说：“心灵只有借造作、赋形、表现才能直觉。”因此，“艺术形式也就是一种直觉形式”（注：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第51页、188页、第194-195页、第210页。），也就是能引起感应的形式。为了强调形式对于艺术的本体意义，他还借重了卡西尔关于“艺术家是自然的各种形式的发现者”和“在艺术中我们是生活在纯粹形式的王国中”的观点。他说：“是形式使内容走向普遍，走向长久。”（注：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第51页、188页、第194-195页、第210页。）正是基于此，艺术的形式才成为象征，而“艺术，就其本质而论便是一种象征”，“只有承认象征，再现、摹仿才有艺术意义”。（注：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第51页、188页、第194-195页、第210页。）在余秋雨看来，无论是感性直觉即感应，还是象征，都离不开形式；没有这样的形式，也就没有艺术。既然如此，形式作为感应和象征的本体，也就是艺术的本体。但是，艺术的形式究竟是凭借什么特征才能引起感应并建立象征呢？余秋雨已经意识到“这里的生命都流泻成气貌，这里的气貌都包含着生命”，却终究没有说出这与生命融为一体的“气貌”是什么。在抵达终点仅一步之遥的地方，他没有继续探寻。到90年代初，林兴宅陆续发表了关于文学本质思考的系列文章，并于1993年出版了《象征论文艺学导论》。在这本书中，他明确地指出：“艺术作为审美的对象，它的物质载体不是初被当作符号来掌握，而是被当成本质存在来掌握”。“只有把艺术品的物质载体当作艺术的本体存在，直观它的形象，才是把艺术当成艺术来对待。”（注：林兴宅：《象征论文艺学导论》，第64页。）而艺术品的物质载体之所以是艺术的本体，能成为审美对象，则是因为它呈现为一个独特的“结构”。“艺术作品的这种‘审美结构’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的本体。”（注：林兴宅：《象征论文艺学导论》，第65-75页。）这个“审美结构”也就是艺术的形式，而“艺术作品的形式……就是艺术存在的本体，形式是一切艺术审美之谜的谜底”。“艺术审美对象就是这个融彻着内容的形式，说得极端一点，审美对象就是形式，除了形式便一无所有了。”“艺术作品的形式是艺术审美的真正起点。”“艺术作品的生命特征归根到底就是艺术形象的生命表现性，是与人的生命同构契合的效应。”（注：林兴宅：《象征论文艺学导论》，第113-119页。）由于“在文学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作家通过创造性的表现所揭示的特征”（注：林兴宅：《象征论文艺学导论》，第369页。），他进一步指出艺术形式的结构应是“特征图式”，即“艺术形象整体的特征所表现的人类普遍性的‘心灵图式’”（注：林兴宅：《象征论文艺学导论》，第323页。）。形式作为“结构”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在林兴宅看来，这是因为“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在本质上必须是表现的。”“而‘形式表现’的内在机制就是象征。”因此“象征”乃是文艺学的核心范畴，“是艺术的性质、特征、功能和规律的概括”，“文艺学应该围绕着‘象征’范畴重新建立自己的体系。”（注：林兴宅：《象征论文艺学导论》，第259页。）在论及艺术表现的三个层次时，林兴宅注意到了曾永成在80年代中期提出的关于“节律形式”和“节律感应”的观点，但他只把这看作是生物层次上的表现。他也注意到了郁沅在1990年提出的“文学感应”说，但他认为“感应”只能说明这审美关系的性质，而无法说明艺术自身的功能特性，不能作为艺术价值的本质的范畴。林兴宅对作为艺术本体的形式从“结构”和“特征图式”作了更深入具体的阐释，余秋雨则注意到艺术形式的“气貌”特征及其感应之间的功能关系，把艺术的本质定位于象征却并不限于意蕴认识。他们的观点虽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艺术的本体是具有象征功能的形式，因此将其归入同一个坐标点。这种观点，与30、40年代的现代诗人群的观点遥相呼应，并且把象征从诗歌扩展到艺术，这一学理上的进展是值得重视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地把艺术的象征同其他的象征区别开来，没有揭示出艺术象征的艺术特性，因此离文艺本体特性终究还隔着一层。坐标点之十一：王岳川的“人类本体”说为了打破艺术本体长期被屏蔽的状况，王岳川在1994年推出了以《艺术本体论》为名的专著，以使艺术本体得以敝亮。王岳川是基本“艺术与人类具有一种同构关系”，（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2页。）“艺术本体论与人类本体在历史的走向上达到同一”（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45页。）的基点来考察艺术本体的。他在追溯了“摹仿”说的古典本体论、“表现”说的浪漫本体论、“形式”的语言本体论和“文化”说的批判本体论之后，提出“新本体论”即“艺术活动价值论”是艺术本体论的当代形态的观点。从书中对艺术形象的超越性的本体论、审美感悟与艺术创造的体验本体论和文学意义审美生成的解释本体论的论述看，作者的视点并不在艺术自身本体，而是在于全面揭示艺术对于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成的本体论意义，亦即文艺价值本体论。这个意图，作者在绪论中就已点明。他说：“文艺本体论是对艺术存在的反思，是对艺术的意义和价值的领悟和揭示。……艺术本体被遮蔽，但它通过沉默而言说，通过呈现而被揭示。艺术与存在之间那种命中注定的不解之缘，使对艺术意义的探索成为对人类审美活动的整体揭示和敞亮。”（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1页。）在作者看来，艺术的本体意义就在于“标示出人的本体的超越之维”。（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3页。）这种价值论视角所得出的本体论，显然已不是本来意义的本体论。但是，该书以专章阐述了作品本体，指出作品“作为艺术本体的重要层次――艺术的存在形式，是人的精神创造超越性存在”。（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197页。）作者认为，对艺术作品本体的重视，表明美学对艺术的研究已从外在研究走向内在研究，而且“作品的深层意蕴是艺术具有永恒魅力的关键所在”（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251页。）。显然，艺术对于人的一切本体价值和意义都基于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本体。同时，在阐述艺术审美体验的本体意义时，王岳川还注意到“气”，认为“气在审体验中有决定意义”（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191页。），正是基于气的作用，真正的艺术才是“一种充盈的生命气息的律动”（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192页。）。尽管王岳川对艺术本体的思路与众不同，不是直指艺术本身，但他从与人类生命超越性本体同构的角度作的阐释，仍然提供了一个带根本意义的参照，即从人的生命本体特性去认识文艺的本体特性。坐标点之十二：曾永成的“节律形式”说在文艺本体特性百年探寻的途程中，曾永成于80年代中期提出的“节律形式”说具有综合和总结性的意义。这一观点虽然形成于对中国古代感应论审美观的现代阐释，参照了西方近代以来美学的重要见解，实际上也融会了王国维、鲁迅、郭沫若、宗白华、林语堂等人的思维成果，符合现代诗人们的诗学感悟，而且还能包容或切入80年代以来的探寻所取得的相关成果。对文艺审美本体特性的探寻贯穿在曾永成二十年来的美学和文艺学研究中。“节律形式”这个观点，在1982年的《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一文中就已萌生。1986年的《审美特性“初感”再思》明确指出“审美活动是一种节律感应活动”，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揭示了“节律”作为普遍存在的中介并引起节律感应的事实。（注：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分别于1989年和1991年出版的《以美育美》和《感应与生成》，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以节律为基础的感应论审美观，正式提出了“节律形式”这一概念。作者说：“任何一种审美的形式实际上都以其秩序结构显示出运动的本性，具有某种力度、气势、节奏、韵律和张力结构，这一切可统称之为节律。我们把审美对象的具有节律特征的形式，称为‘节律形式’。”（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44页。）作者认为，包括舞蹈、音乐、造型艺术和文学在内的一个审美活动都是以节律形式引起节律感应而产生美感的。（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13-41页。）对于节律形式的类生命特性，它对意义表征和生命体验以及整合与超越的价值和功能，还有功利内容如何被赋与节律形式而转化为美等问题，都进行了阐释。在1995年的《文艺政治学导论》中，作者用节律形式去阐释政治活动的审美性质。到2000年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更以专章考察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明确地把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定位于以节律形式为条件节律感应，指出“气韵作为节律形式或形式的节律特征，是审美对象本体的特性所在”（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66页。）。作者指出：节律形式的普遍中介作用，“贯穿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全部领域，也贯穿于人的身心整体的生理，心理和意识的各个层次，这就造成物物之间、物人之间、人我之间、心物人间，身心之间乃至天人之间多维度生态关联中的对应。这样一个多维多层而又纵横错综的对应网络，就是审美形式意蕴生成的生态基础。”（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83-84页。）而且由节律形式表现的意蕴非常丰富、广阔而深厚，即于通达天地之道，也可表征心灵之秘，它可以在无际无涯的宇宙生命世界中纵横对应，于万取一收之中映照出无穷的意义来（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82页。）。为了把文艺的审美象征同其他象征进一步相区别，作者还特地阐述了审美形式的生命动力性，认为：“还是在符号（意义能指）性和动力（生命构建）性的结合与统一中，审美形式的生态本质及其生命目的性才得到全面的揭示。”“在节律感应中感悟意义并在生命体验中享有意义，就是使意义生命化……由节律感应导致象征，才是审美的象征与其他象征的区别所在”。（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92页。）在对节律形式生命动力性进行阐释后，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在人类的生态系统中，“节律形式作为信息所具有的对物质实体的超越性，使它能映照、网罗、聚焦和沟通大千世界整个生态之网。凭借这种超越性，节律形式才成为生态系统中特殊的普遍中介，从而赋予文艺审美形式生态整体性”（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93页。）。对于节律形式作为感应中介的作用，还从生命体验中介、生命象征中介、生命整合中介、生命生成中介以及实践中介诸方面加以展开和深化，从生态功能的角度强调了节律形式作为文艺本体特性的意义。生态学被人们视为终极的科学，生态思维从人类与世界的生态关联对文艺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的探寻也当以其巨大的综合性而具有终极探寻的意义。主要综合了“形式”说、“节奏”说和“感应”论与“象征”论的“节律形式”说，作为百年探寻的一个总结，同时也应是一个新的起点。以这个理论“细胞”为原点，新世纪的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应有一个新的面貌，上升到一种新的境界。收稿日期：200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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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体育场地与器材研究ECA-1型多功能健身运动控制仪的研制及实验李 捷(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部，北京 100084)张兴堂 吴冬秀 李 鹏(河南大学)摘要 ECA-1型多功能健身运动控制仪，是针对解决健身或运动训练中运动负荷最佳化的问题而设计的，它可以通过对节奏、心率(HR)及步幅之间的有效的控制，而使运动时合理负荷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该控制仪采用集成电路技术、体积小、精度高，方便可靠。经过对该控制仪用后所得实验数据的统计处理，证明其设计原理正确、方法可靠、且简单易行，并可用于体质测定及运动医学等。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还提示我们，外源性节奏控制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控制运动负荷的方法，而且对于强迫运动训练模式的形成具有积极性作用。关键词 健身运动 心率 节奏 步幅 控制仪1 设计原理及其组成体育锻炼的关键在于适宜的运动负荷控制。ECA-1型多功能健身运动控制仪既是通过对锻炼者的节奏、心率(HR)及步幅等之间关系的有效控制，向不同年龄层次、不同体质锻炼者，从科学角度提供运动负荷的最佳化指导，从而达到使锻炼者产生适应并进而提高健康水平效果的，其电路原理见图1：图1 控制仪电路图节奏控制电路(1)与低频振荡器(2)连接，由节奏控制电路(1)控制低频振荡器(2)产生适合各种体质及年龄锻炼者的不同要求的脉冲信号，低频振荡器(2)的输出端与音频振荡器(3)输入端连接，由低频振荡器控制音频振荡器与停振，音频振荡器(3)与输出电路(4)连接，输出电路(4)中设置电脉冲节奏输出端以及与此同步的发声脉冲输出和发光脉冲输出，同时该控制仪中还设置的可在控制仪各部分工作时，同步进行计时的计时电路、计步电路(6)以及为控制仪各部分提供工作电源和工作电源电路，在此控制仪中，由节奏电路开关s给出青年、少年、中年、老年的一般锻炼节奏，开关s给出选定年龄后所下设的体弱、一般、强壮、专业训练4档，例如，s选定为青年档0.25 s/步，则体弱为0.34 s/步，一般为0.31s/步，强壮为0.28 s/步，专业训练为0.25 s/步等，以上共16档供锻炼者选择。节奏信号由输出电路中的超小型讯响器出发约4 000Hz的声音进行节奏指示，在电脉冲节奏信号的同时，发光二极管发出脉冲闪光，同时亦给出同步脉冲信号，计步电路亦开始同步工作。2 主要技术特点ECA-1型多功能健身运动控制仪，电路全部由集成电路组成，因此体积小型讯响器出发约便于的携带(相当于手表略大)，工作精度高且稳定性好、成本低。该仪器设置有多档节奏控制电路，适合于各种年龄层次及体质状况锻炼者的需要。由于该机设有计时及计步电路，练习者每次练习都可以通过控制仪了解练习的情况及进展，因而可以自我控制并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不断增加负荷――不断产生适应，从而达到提高身体素质及运动能力的目的。若用于运动训练则可由教练员直接指导运动员控制运动强度、调整运动练习的能量级别及节奏档次水平，因而可以有效地提高运动成绩，在临床方面，也可对病人的康复提供适宜的负荷控制，在运动医学和体质研究方面，控制仪则可广泛用于机能评定如台阶试验、列杜诺夫联合机能测验等，并且由于该控制仪具有节奏同步脉冲信号，因而它可以与其它测量包括计算机联机工作，完成更复杂的测试。3 临场实验及其可行性分析鉴于该控制仪旨在通过节奏与HR的关系调控练习者的负荷强度并使其最佳化，因此我们针对其设计原理进行了可行性实验。3.1 实验对象及方法3.1.1 选取体育系本科男生40名，(有效28名)平均年龄22+0.84岁，身高175.56+3.52 cm、体重70+5.78 kg。身高及体重测量依全国体质调查细则办法执行。HR测定采用上海产XF-5型HR遥测发射仪，接收机采用日产中三洋收录机。身高体重测定采用无锡产ZT-120型身高体重计。考虑到步幅的变异性，400 m跑道间隔50 m固定课题组人员进行测量。成绩记录采用瑞士产跑表记录。每名受试者均按4个节奏跑完400 m全程，两天完成，每天两个节奏，跑前及跑后均测定其安静状态下HR及跑后即刻HR，计时方法按田径比赛规则执行。3.2 实验结果分析由表1、表2中可以看出，在0.25 s/步时。其与0.30 s/步时的HR变化没有达到0.05的差异显著性水平，但其水平已经趋近于0.1，且HR平均数差值仅在5次左右，0.25 s/步与0.35 s/步具有0.05水平的显著性差异。与0.4 s/步则具有0.01水平的显著性差异，充分说明，通过HR来控制运动负荷是完全可行的，根据研究，HR在120～180次之间时吸氧量与功率输出呈线性相关(3)。以上节奏与HR之间的关系变化也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也证明ECA-1型控制仪的设计原理是可行的，对于步幅的变异性及其与HR的关系问题，我们也进行了测试分析，如表3、表4。表1 不同节奏间运动前后心率统计均值 (次/分) n=28节奏0.25 s/步 0.30 s/步 0.35 s/步 0.40 s/步平均值运动前运动后X+SD81+2.35173+2.94s1215X+SD83+2.55168+2.35s1312X+SD85+2.35164+2.55s1213S+SD86+2.74153+4.31s1422从步幅统计值检验中也可看到，步幅快节奏情况下是比较大的，在慢节奏情况下是比较小的，与慢节奏如0.35、0.40水平相比均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我们认为这不仅反映了受试者的功率输出问题，也反映了受试者在外源性节奏信号的影响下，主体神经-肌肉控制模式分输出被动改变的问题(4)从受试者在不同节奏下的成绩值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随着节奏的变慢完成400 m跑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表2 不同节奏间运动后心率均数的T检验 n=280.300.350.400.250.300.35t值 p1.410>0.05t值 p2.656<0.051.329>0.05t值 p4.916<0.013.993<0.013.048<0.01表3 不同节奏时每隔50 m步幅平均值X(cm) n=280.25 s/步X+SDs0.30 s/步X+SDs0.35 s/步X+SDs0.40 s/步X+SDs12345678167+3.331683.53167+2.94165+2.94162+2.75153+3.14155+3.14159+2.941718151514141615171+3.53171+2.94169+3.14167+2.94164+2.94159+3.53159+3.53157+4.311815161515171822157+4.12157+2.94156+3.14155+4.12154+4.12152+3.92149+4.90153+4.312115162121202522142+5.09146+5.49141+4.90138+5.09142+5.09137+4.90137+4.90136+5.092628252626252526表4 不同节奏时每隔50 m步幅均数的检验 n=28节奏0.30 s/步t值 p0.35 s/步t值 p0.40 s/步t值 p0.25 s/步 123456780.30 s/步 123456780.35 s/步 123456780.922>0.050.699>0.050.570>0.050.510>0.050.560>0.051.961>0.051.111>0.050.510>0.052.262<0.052.511<0.052.723<0.012.183<0.052.0<0.050.25>0.051.142>0.051.360>0.053.752<0.013.723<0.013.552<0.012.771<0.012.551<0.051.990>0.052.506<0.050.992>0.053.925<0.013.580<0.014.718<0.014.584<0.013.546<0.012.802<0.012.927<0.014.167<0.015.697<0.014.296<0.015.469<0.015.188<0.014.002<0.014.114<0.013.761<0.013.911<0.012.555<0.051.930>0.052.698<0.012.773<0.012.062<0.052.508<0.051.890>0.052.941<0.01在限定时间的情况下，身高与步幅、心率、成绩、体重等的关系究竟如何，尚未见到资料报道，因此我们又对以上各项在限定节奏时间情况下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其一元回归方程，如表5所示。表5 相关系数表 n=280.250.300.350.40步幅与成绩步幅与HR成绩与HRr=-0.7r=0.4r=-0.35A259.14A120A243B=91.67B0.25B-53.21r=-0.55r=0.1r=-0.04A257A145A178B91.67B0.11B-256r=-0.57r=0.38r=-0.48A201A76A201B-36.87B0.47B-26.23r=-0.68r=0.39r=-0.19A201.55A60.18A152B-34.57B0.49B0.01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固定节奏条件下，步幅与运动成绩之间均是中等以上负相关，且均具有显著性水平变化，即是在固定节奏时间的情况下步幅越大，成绩越好。步幅与HR的相关处理则表明在固定节奏下，步幅越大、HR越快，成绩与HR的部分负相关则表明，在固定节奏下，HR与成绩之间表现为有限的相关关系，这表明个体的心率变化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个体适应能力的变异。单相关分析有时会给我们造成一些统计假象，使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为了避免假阳性结果的出现，在以上单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步幅、成绩与HR之间的净相关分析，如表6。表6 成绩步幅HR的净相关分析 n=280.250.300.350.40成绩与HR步幅与HR步幅与成绩r23.1=-0.11r13.2=0.23r12.3=-0.65r23.1=-0.11r13.2=0.09r12.3=-0.55r23.1=-0.34r13.2=0.14r12.3=-0.48r23.1=0.11r13.2=0.36r12.3=-0.67Ｘ1步幅X2成绩X3HR从表6的净相关分析可以看出，在固定节奏条件下，步幅保持不变，成绩与HR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密切，在成绩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步幅与HR之间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在保持HR不变的条件下，步幅与成绩之间则表现出了明显的负相关。表6的分析表明了与表5分析结果完全的一致性。5 小结5.1 ECA-1型多功能健身运动控制仪的设计原理是合理的，是一种简单有效的保证个体运动负荷最佳化的健身运动辅助器械。5.2 ECA-1型多功能健身运动控制仪，采用集成电路技术，体积小，精度高，成本低，可以广泛用于健身运动，尤其是周期性运动如跑步、自行车、游泳活动、健身器械练习等。其对象为普通大学生或其他各年龄层次的锻炼者。5.3 从ECA-1型多功能健身运动控制仪的研制实验可以看出，尽管不同的个体存在着较大的HR变异性，但节奏控制是使其呈现规律化的有效途径。5.4 不同节奏条件下的HR与步幅及成绩等的变化关系提示我们，外源性节奏控制信号，可以迫使训练者主体发生顺应性变化，必将导致机体的能量级别及适应水平大大提高，值得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1997-04-20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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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4161 【原文出处】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703 【原刊页号】46～54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研究 【复印期号】199801 【 标 题 】试论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的历史分期 【 作 者 】王光照 【 正 文 】 唐代是中国壁画艺术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佛寺壁画是其极为发达的一个类型。从形式上看，唐代佛寺壁画可大分为二：其一为绘于具有中国民族传统建筑上的寺院壁画，一般说来，它的作品主要分布于寺院之殿、堂、廊、庑及山门等壁上；其二为绘于具有印度、西域地区特点的石窟寺壁上，由于建筑样式的差异，它的作品主要分布于窟之四壁及窟顶上。在唐代佛寺壁画研究上，以敦煌壁画为中心的石窟寺壁画研究，前人耕耘甚多，成果亦颇富，但于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即绘制于中国传统建筑之上的寺院壁画则少有系统而专门的研究。本文于此，试结合唐王朝三百年历史的大背景，从其创作技巧之演进及风格变迁的角度，述论其大致的历史分期。一、初唐近百年的平缓发展期从武德元年（618）到开元元年（713）的初唐近百年，是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稳定、巩固和拓展的时期，是步入盛唐人文发皇的准备阶段。“贞观之治”使李唐政治粗安，国力渐趋强大；安西、北庭二都护府远置于中亚地区，“胡越一家”四方辐凑使唐人的政治自负与文化视野大为扩展；经济上承杨隋余惠亦有长足之进步，以户计，则贞观初天下“不满三百万”〔1〕， 而中宗朝神龙元年已激增至“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2〕新王朝＠①＠①欲上的气象感染了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创作领域的士人们对梁陈以来“气骨都尽，刚健不闻”的艺术情趣大不以为然，“思革其敝，用光老业”〔3 〕以提倡一种使人奋发向上的刚健之美的文艺思想，在这一阶段已经肇兴。这对于初唐艺术的发展，以及在盛唐确立起一种恢弘博大，刚健有为的艺术风格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然而，这种能得风气之先的敏感的思想，在初唐只能是一种预示。它还有待于历史的发展给其提供更为充分的条件去展开。唐初佛教，历太宗、高宗、武后朝，尤其是后者，终于取得了立足意识形态的地位。玄奘东归，义净藉东南海道返唐，唐代的译经之风再起。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广泛传播，改变了初期“秃丁之诮，闾里甚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的局面，那种对佛教僧侣公开的贬贱和攻讦开始逐渐消失。士人学子，显宦贵胄游宿僧舍漫论三教已成为一种社会习尚。高宗上元元年诏曰：“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4〕武则天天授二年下制：“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5〕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 佛教势力的迅速发展直接促动了这一阶段佛教寺院壁画的创作。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一阶段是平缓发展期，它的第一个特征是对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壁画的消化和吸收，并在这一基础上作出平缓的推进。初唐画坛，阎氏兄弟颇负盛誉。李嗣真《后画品录》称：“博陵大安，难兄难弟。自江左顾、陆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号为中兴。”在二阎之中，阎立本的画艺又要高出一筹。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名价品弟》中说：“必也手揣卷轴，口定贵贱……则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阎立本的艺术地位，与其善于多方面的吸收前人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史载“阎师张（僧繇），青出于蓝。”〔6 〕“阎立本至荆州，观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近代佳手。’明日复往，曰：‘名下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余日，不能去。”〔7〕阎立本画艺的童蒙学习原本资于其父阎毗的北学传统，南北统一后，他对“南张”风格的学习显然存在一个疑而后学的过程。荆州“三观”，可以说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缩影。唐初画人对于南北朝以来中国绘画优秀遗产进行吸收消化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当时活跃于佛教寺院壁画创作领域中的范长寿，其风格，其技巧史称其“博赡繁多”〔8〕； 靳智导“祖述（曹）仲达”但也能“改张琴瑟，变夷为夏。”〔9〕檀智敏师董伯仁界画， 表现建筑的阴阳向背能尽得物理，“屋木，楼台，出一代之制。”〔10〕继承以为发展的创作实践首先在唐初画坛展开了。唐初画家注重学习前人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合逻辑、合历史的群体行为，它在完成隋代画家所没有完成的熔冶南北朝以来艺术成果的历史课题。唐王朝的再次统一，以及政治的巩固和国势的强大使这批画家生发了极大的热情和自信心，去看待历史上各区域性的艺术成就，去考察、总结并加以融汇。唐代绘画及其寺院壁画对传统的继承，在唐初画家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反映。这种总结和综合给唐代绘画发展奠定了广泛的传统基础，宋人郭若虚指出在“六朝三大家”与盛唐吴道子之间的“二阎”，是中国人物画发展链带上重要的一环。阎立本以及唐初一代画人在连接南北朝及隋佛教寺院壁画与盛唐佛教寺院壁画中，具有桥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只是一种平缓的推进作用而已。他们注重形似，“工于写真”〔11〕状物高于达意；“骨气不足，遒媚有余”〔12〕还未能脱尽魏晋六朝纤巧萎糜之风，其基本精神是平庸的。阎等人之所以未有被后世论者推为“画圣”，奉为“宗师”，“家样”，不是因为他们的技巧不高，（事实上阎等人的传真技巧是很高的，尤其是阎立本笔底物象能“万象不失”〔13〕）但他们的作品毕竟缺少一种精神。他们在师古、摹古的前代遗产综合过程中走了一条形似多于神似，状物高于达意的创作道路，在对对象世界的表现中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因而，关系颠倒了，创作便无法从自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无法进入尚意、创意的风格发展阶段。真正的“唐风”在这儿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们是一些批判和整理故旧的综合派人物。在初唐画苑中还有着一种散发着异域馨香的创作样式，这就是尉迟乙僧的凹凸法。关于尉迟的寺院壁画，朱景玄记曰：“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宅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状万怪，实奇踪也。”〔14〕段成式记其《降魔变》曰：“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15〕尉迟乙僧“师於父”〔16〕家学出身，具有浓厚的西域地区风格。元人汤＠②记其传世卷轴说：“用色沉著，堆起绢素，而不隐指。”〔17〕他是一位以色彩为主要造型手段的画家。但他入唐以后，处在汉文化高度发展的长安城中，因此技法也感染了不少中国传统技法。张彦远记其用线：“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18〕张彦远论画的原则是“无线者，非画也”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特征领会很深。其论乙僧线条有小笔紧劲，大笔洒落的概括，可见乙僧画中的线条是一种介于细致臻密的密体与磊落奔放的疏体之间的一种线条。尉迟乙僧这种缺乏风格一致的线型，对于此后中国画的影响甚微。它大概是一种从属于尉迟乙僧色彩造型的不成熟的线条。尉迟乙僧是初唐佛教寺院壁画创作的一位重要的画家，其作品形象和造型手段的异域色彩吸引了当时人们的关注。尽管他的作品形象“非中华之威仪”〔19〕但时人仍以“胡越一家”的文化含纳精神，将其作品推于“神品”之位。他所代表的一派对于盛唐大家风格的形成以及造型手段的丰富，影响不小。盛唐画坛上的泰斗人物吴道子也多少吸收了他的凹凸晕染技法，史称吴道子设色“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绢素。”〔20〕这种吴风中的技法当与尉迟乙僧的凹凸晕染法有一定联系。然而，尉迟乙僧作为一位深染印度佛教艺术的于阗国人，在唐代，他只是以一个异域画人的区域性风格代表进入中国画坛的，终究无法代表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绘画，也无法冲破这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创作形式。他以“中华罕继”〔21〕的艺术特点给中国传统画苑吹入了一股新风，然而却又无法深入其核心。他是初唐画苑新风派的代表人物。初唐异民族画家新风派人物，画格迥异于传统。他们的创作引起了中国画人的注意，其造型方法的某些特点也渗进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壁垒。但它终究无法替代传统精神所酿就的传统形式。寓含着大千世界的“线”的旨趣，在“墨趣”未曾大兴之前是独主中国画坛的坛主。它由点而线，由线而面，变化多端，极富造型能力。它正处在发展期，生命力是强大的。新风派人物对传统形式中的合理部分进行了尝试性接近，然而却无法造其堂室而徘徊于外在的模仿。尉迟乙僧是新风派的殿最人物，在以开放为特点的唐代社会中，他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艺术。其所具有的风格情趣，给初唐佛教寺院壁画增添了吉光片羽。然而，这种创作只是东渐艺术的历史延续而已，它终究无法改变初唐佛教寺院壁画平缓发展的特点。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在走向盛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前，初唐的创作为它做了两个准备：一是对中国古代绘画及其佛教寺院壁画作了广泛的综合、溶冶，将传统中优秀的内容作了严肃整理后的传移；二是继续保持了外来艺术的引进，保持了魏晋迄隋以来佛教寺院壁画创作上的“非锁国”的开放特点。这两点准备，尤其是第一点的完成给盛唐画人的创作奠定了丰厚的传统基础，使他们能藉此而跃入更高的高度。二、盛、中唐百余年的鼎盛发展期开元、天宝年间是盛唐的历史，唐代佛教寺院壁画也于此步入了它的鼎盛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大唐的政治趋于稳定；“风雨时若，人和岁稔。”〔22〕经济得以长足发展，“是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③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肉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23〕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内部政治的稳定，使得这一时期的统治君王及其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产生了一种向外拓展以播扬国威的强烈欲望。天宝元年，唐置十节度、经略使，领兵四十九万，马八万〔24〕，天宝六载，唐将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这是中原王朝前史所无的一次最远的西征，它到达了今天的大小帕米尔高原一带。边战跨出了防御性的长城，历史上因边境民族的入侵而奋起的防御性边战转化成了向外拓展的进攻性边战。“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25〕一种“功成画麟阁”〔26〕外求功利的精神弥漫于大唐的社会。“开元盛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给它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和刺激。如果说唐初文化发展具有整理、综合南北朝以来文化的特点，那么，盛唐文化则已经站在这一起点上进入了突破既往文化的创造性发展阶段，并逐步形成了一种恢弘博大，“焕烂而求备”的文化特点。盛唐时代的文化人在国势昌大，国威远扬，政治经济发达到最高峰的环境中生活、涵养，洋溢着一种自信，焕发出一种精神，他们充满了“群才属休明”就当“乘运共跃鳞”事业情趣；他们以一种“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27〕的豪情与气派，开启了一场辉映古今的文化创造运动。盛唐时期的佛教，虽经玄宗开元初年的抑制而稍有停顿。但由于佛教在与李唐统治阶级的长期携手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凝固的“同盟”关系。因此，不久它便又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发展了起来。开元二十四年，玄宗颁赐《御注金刚般若经》〔28〕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廓下定形胜寺观，改以开元为额。”“天宝三载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元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29〕“三教并崇”依然是盛唐时期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在中唐六十余年的历史中，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远没有盛唐来的昌盛。其文化的发展，在总体上也丧失了盛唐时代那种恢弘博大、高扬揭举的气势。“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欲演欲烈。建中四年“四藩称帝”，唐王朝几乎面临着“自国门之外，皆方镇矣。”〔30〕的严峻形势。内政方面，“宦官攘政”、“朋党交争”南衙北司如水火难以相容。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内耗了这个庞大的王朝的能量，整个统治开始步入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横跨唐朝盛衰两段历史的杜甫极其深沉地吟道：“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31〕旧籍记载，肃宗乾元元年，唐全国户数骤减为“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户”〔32〕此后，虽经德宗两税改制，宪宗收平淮西等镇。然而，至文宗大和年间，唐全国户数方才有“四百三十五万七千五百五十七户”〔33〕不及天宝十三载所计户数一半。中唐社会尽管政治、经济已出现衰退的趋势，但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支持依然是有增无减。肃宗时密宗大师不空“官至乡监，出入禁闼，势移权贵。”〔34〕政治动乱、国门报警，使得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利用更趋频繁也更显荒诞，“或夷狄入寇，必合众沙门诵《护国王经》为禳厌，幸其去则横加赐与，不知纪极。”〔35〕宗教迷信在这个虚弱的时代里，堂而皇之地扮演着“护国神”的角色。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二阶段，是其鼎盛发展期。在创作上涌现了大批高造诣的壁画艺术家，体现了成熟的技巧，并形成了具有典型时代意义的风格样式，“唐风”式的作品开始形成；创作在整体上走向繁荣，作品的数量较之初唐有了很大的增长；这一阶段也是创作门类最为齐全的发展阶段。一百多年的创获，不仅使它雄居于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创作的鼎盛阶段，而且也堪称中国佛教寺院壁画创作的一个巅峰。这一阶段的佛教寺院壁画已经脱离了南北朝及隋以来的影响，进入了风格突破的创造发展阶段。宋人邵博《闻见后录》曰：“观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有此遗法。至吴道元，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灭矣。”盛唐时代中国绘画的风格发生重大变化的事实，邵博在比较中直觉地捕捉到了。但他将其归结为个人的巧思，却反映了他对艺术发展的认识是存在局限的。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二阶段发展的历史，说明这种风格的发展乃是群体的而非个体的。在这个鼎盛发展期，个人风格与流派一时蔚起，如同一座岩峰并岭，高秀半天的群山，而其庞大的创作群则正象那自岭下而指向八方的巨大的山根，支持着峻秀的峰峰峦峦。盛唐吴道子个人的巧思是这盛大发展中的一个典型，而绝非是全体。吴道子是一位多产而优秀的佛教寺院壁画艺术家。史称其：“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36〕佛像及诸经变画尤为其所擅长，所成佛画样式，世称“吴家样”。这种吴风样式，笔力遒劲而畅快，“画衣裳，磊落生动。”〔37〕其长安菩提寺佛像“天衣飞扬，满壁风动。”资圣寺人物“出奇变态千万端”使人“ｄǔ＠④之忽忽毛骨寒”。〔38〕现传世的《释迦降生图卷》上，无论是腾挪欲跃的神兽，还是髭须怒张的神人，笔里形间都洋溢着一种雄健外拓的精神。元人汤＠②说：“唐人名手至多，吴道子笔法超妙，为百代画圣！”〔39〕吴道子画风中纵横健拔、高扬揭举的气势，昭示着盛唐画风的开始。盛唐时期的韩干也是唐风总体风格中的一大杰出代表。他以一种昂然奋然的气势创作出种种充满运动和力度的马图而享誉盛唐画坛。史称其：“善写貌人物，尤工鞍马”“画马穷殊相”〔40〕韩干马画不仅深得传真之功，且也多有“翘举雄杰”〔41〕之势。段成式吟赞其长安资圣寺《散马图》曰：“变势如激湍”这种在运动中见力度，在力度中写运动的韩干马画已经改变了前代马画的风格。张彦远曰：“古之马喙尖而腹细”〔42〕明代佚名画论作者指出：“古之马喙尖而腹细，则自韩干而后小变矣。”〔43〕将传世的韩干马画诸图与史传所记的“螭颈龙体”的记载一比较，则韩干马画非谓小变，实则大变矣。值得指出的是，韩干能变法前贤而特出一体是与其重写生以取心得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分不开的。史载韩干“明皇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闳画马，帝怪其不同，因诘之。奏云：‘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44〕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二阶段的画家，坚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绘作出富有个性和风格发展意义的作品，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松石画专家张ｚǎｏ＠⑤是又一典型代表。他画法奇特而不囿常格，《历代名画记》卷九记：“初，毕庶子宏擅名当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绢素。因问ｚǎｏ＠⑤所受。ｚǎｏ＠⑤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於是阁笔。”张ｚǎｏ＠⑤的艺术成就不在于秃笔和手摸绢素的技巧形式上。他能居于画格“神品”，关键在于他能辟开一种层次深远，景象开阔的意境及其作品中所有的气势。他在似答非答而又切中要害的答毕宏问中，凝炼地将绘画过程中的主客观因素作了概括的表述，将艺术作品形成由物到认识，再到表现归结为对对象的感受这个起点。这显然是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绘画理论的表现。张ｚǎｏ＠⑤松石画有“势凌风雨，气傲烟霞”〔45〕磊落奔放，酣畅而出的风格特征。在唐代佛教寺院非宗教类壁画中，他的松石图是独秉一帜的。他的作品无疑丰富了这一阶段风格发展的内容。周ｆǎｎｇ＠⑥是中唐时代的大画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中唐时期进行的。他是中国佛画史上“四家样”的殿最人物，其佛教人物以观音像为代表，史称“水月观音。”“又画士女，为古今冠绝。”〔46〕史称“绮丽人物”，又叫“绮罗人物”。周ｆǎｎｇ＠⑥是一位勤于探索，努力于风格发展的创造型艺术家。据载德宗朝“修章敬寺，召＠⑦云：‘卿弟ｆǎｎｇ＠⑥善画，朕欲宣画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经数月，果召之，ｆǎｎｇ＠⑥乃下笔。落笔之际，都人竞观，寺抵园门，贤愚毕至。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随意改定，经月有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精妙，为当时第一。”〔47〕周ｆǎｎｇ＠⑥笔下的女性人物“多富贵ｎóｎｇ＠⑧丽”〔48〕之态，体现着“以贵为美”的豪华，是这一阶段佛教寺院壁画风格发展的又一典型。边鸾的创作主要是在代、德二宗时期，他是这一时花鸟门类的代表画家并在佛教寺院花鸟门类的壁画创作居于领先地位。史称其“近代折枝花居其第一。”〔49〕所作异花珍禽皆“精妙之极。”〔50〕他的作品也趋于对豪华趣味的追求，“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穷羽毛之变态，奋花卉之芳妍。”〔51〕浓妆艳抹之花，丹碧交错的鸟是边鸾对豪华趣味追求的一大特征。边氏花鸟是中唐时代新兴起的艺术门类，它所体现的风格特征在整体上是与周ｆǎｎｇ＠⑥豪华情趣一致的。纵横健拔、高扬揭举的吴氏作品首先揭橥了风格发展的创造性运动，其间韩干、张ｚǎｏ＠⑤、王维、卢楞伽、朱审、扬庭光，等一代画人蔚起而应之，中唐时代的周ｆǎｎｇ＠⑥以其个性鲜明的创作样式殿最了这一创造性的运动。典型意义上的“唐风”艺术于此是真正地形成了。张彦远说：“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52〕这一阶段的画人从整体上讲是一个创造派的群体。在这个千秀竞美的艺术整体中，富有典型意义和充满了历史意味的是产生吴、周两大艺术风格。他们各各以其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以其精湛成熟的艺术技巧，分领艺坛一时之风骚。前者在唐代统治阶级充满外拓意志的社会精神氛围中，涵养了自身的艺术个性，创作了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豪放、外拓的壮美样式；后者在“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统治阶级苟安求逸，追求天上人间奢华的社会精神中，生发了自身的艺术旨趣，创作了一种吻合时尚的侈丽豪华的优美风格。时代是他们创作的背景，他们以自己的创作“观照”了他们的时代。三、晚唐近百年的转化发展期晚唐近百年的历史是唐王朝日趋没落，最后走向崩溃的历史。唐王朝旧有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并日益加剧而派生出新的社会矛盾，最后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唐朝政治瓦解。唐末历史溃为军阀争鹿的局面。公元九○七年，朱温禅唐建梁，正式宣告这个显赫于亚洲大陆，声威于东罗马世界的东方帝国的灭亡。晚唐佛教发展有两件大事，一为“会昌灭佛”；二为懿宗礼迎凤翔法门寺佛骨。《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唐武宗会昌五年，拆寺制》记会昌灭佛“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侣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汤用彤先生论及此事说：“会昌灭佛，时朝臣未闻有谏者，僧人抗议也不如周武时之甚，佛教势力之已衰，可知也。”〔53〕懿宗是唐代诸帝中信佛最深的一位皇帝。咸通十四年，他步宪宗后尘又导演了一场规模甚大的礼迎佛骨之剧。下面我们依汤用彤先生所据《杜阳杂编》、《剧谈录》两收所整理的材料摘要介绍一下：“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震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门，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间之歌舞管弦，杂以禁兵兵仗。锱徒梵诵之声，沸聒天地。民庶间有嬉笑欢腾者，有悲怆涕泣者。……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持之一步一礼，血流满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胜数。又有僧以艾覆顶，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窘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喝于其间，恣为嬉戏。……”〔54〕晚唐佛教发展史一幕的最后两个场景，“会昌法难”和“咸通迎佛”是唐代佛教由盛转衰过程中的两大事情，前者以政治的力量打击佛教；后者以政治的力量哄抬佛教，两者对于佛教的态度截然相反，但又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佛教的衰落。晚唐的历史是李唐王朝的衰落史，晚唐佛教的历史也基本上相应于这一历史而衰败没落，晚唐佛教寺院壁画是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已经无法产生盛唐时代那种恢弘博大，刚健有为的壮美风格，也无法产生中唐时代那种富有天上人间的幻思，“绮丽”豪华的优美风格。晚唐社会所暴露的种种矛盾，说明它给这一代画人的课题是沉重而辛酸的。整个社会趋向崩溃的大势，迫使这一阶段佛教寺院壁画的创作进入了转变发展期。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转变发展期的第一个转变，是创作中心的转移。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乃存在于唐末政治动乱的历史之中。它的第二个转变是创作题材的变化，初唐、盛唐和中唐见诸画史记载的经变画已经大大减少了，而释仪像的创作则相对地多了起来。据宋人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介绍，成都大圣慈寺“总九十六院，楼阁殿塔厅堂廊庑，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十五，善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天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夹神雕塑不与焉。”在佛教诸仪像中，见诸记载的帝释、梵天、天王仪像较多而详细。帝释、梵天和天王等佛教神是佛教幻化出的镇于六合护及宇宙的“护法善神”。这类作品在唐代前期的寺院中也多有创作，但从画史诸书的记载情况来看，唐后期的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名目样式上都比前期为多。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的第三个转变是风格的转变。这一阶段的寺院壁画家，在总体上已不复存在第二阶段佛教寺院壁家那种雄强的气势和浩漫的情致了，他们更多地是趋于静穆式的思索、冷漠的旁观或是对现实作出不加矫饰的揭露。艺术风格也在佛教世俗化、人间化的总历程中，走出了“清谨峻秀”和“逸放狂怪”的两种样式。晚唐著名画家程修已是对唐代佛教寺院第二阶段壁画家实行批判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指出：“周（ｆǎｎｇ＠⑥）侈伤其峻，张（萱）鲜忝其澹，尽之乎其为韩（干）？！”又说：“吴（道子）怪逸玄通，陈（拟指陈闳）象似幽恚，杨（庭光）若痿人强起，许（琨）若市中鬻食。”〔55〕这段材料出自程修已的墓志，可能是他晚期的思想。修已少从父命师事周ｆǎｎｇ＠⑥，“自贞元之后以画艺进身，累承恩称旨，京都一人而已。”〔56〕但在此后的艺术发展中，他挑起了批判师说的旗帜。他指出周ｆǎｎｇ＠⑥人物画“侈伤其峻”，张萱人物画“鲜忝其澹”并非是对他们的技巧和外在形式的一般否定，而是对其豪华趣味“丰腴之风”的风格否定。这已经与宗人“兼然淡泊，闲和严静”的审美观念多少取得一致了。《宣和画谱》论：“世谓ｆǎｎｇ＠⑥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敝。”程修已的这一否定是建立在其“清谨峻秀”审美价值观的基石之上的。中唐时代那种浩漫情致所生发的豪华趣味“丰腴之风”已不为晚唐的画人所接受。他们在唐末政治、经济发展不景气，战争频仍的环境中要求重新构造新的审美对象，竖立新的美的典范。这就是去豪华、弃“丰腴”、非“怪逸玄通”的“清谨峻秀”风格。画史记程修已“尝画竹障于文思殿，文皇（文宗昂）有歌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时乍睹，繁阴合再明’。”〔57〕程修已在非“侈”、非“鲜”的风格批判中走出了自己清谨峻秀的风格，这是一种理胜于情，工过于神的艺术样式，它所追求的是一种“生植之姿，远无不详，幽无不显。”〔58〕的真实效果，主体对对象的关系不是物我交融，相互渗透的关系，而是一种冷漠、静穆的观照。程修已的作品，今天我们已不可亲见。然而，在现存敦煌晚期唐窟的供养人像上，我们不是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些形象所有的那种冷冰冰的“神气”吗！晚唐唐窟中愈来愈大的供养人像，大多是一种趣味不高，行笔工谨，服饰讲究，神情矜持，华贵单调而内心活动完全冷漠的盛装肖像。这种比例入于尺度，精巧于形似而缺乏情性神韵的人物画，在晚唐佛教寺院壁画的风格转变中没有发展的意义，但却又以其无神之“神”反映了那一时代精神的一面。程修已所倡导的“清谨峻秀”风格相对于盛唐时代推崇气格刚健的外拓型美，是一种趋于工整精细、静穆冷观的内敛型美。这种“内敛”在晚唐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乃具有修身反思的特点。这种内敛意识的产生是唐代社会变迁的宏观环境的产物，也是汉文化儒家“孔颜乐处”结合道家隐逸情趣――“独善”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但是画家本人的社会经历、性格倾向，乃至文化素养等微观因素，也是导致其最终形成的一组重要原因。《墓志》说程修已“性夷雅疏淡，白皙美丰姿。赵郡李远见之，以为沈约、谢眺之流。”走出了冷观的一派的孙位，是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又一位重要人物。他“性情疏野，襟抱超然，……禅僧道士，常与往还，豪贵相请，礼有少慢，纵赠千金，不留一笔。”〔59〕又有张素卿“落拓无羁束，……豪贵之家，少得其画者。”〔60〕孙位等晚唐画人富“疏野”，“无羁束”之个性，作为一种群体性格，当是其时代内敛意识的一种扭曲的反映。它既不同于魏晋六朝”怡情养性”的玄风，更不同于盛唐时代直抒胸臆、意兴昂然的外拓之风，质言之，这是一种追求解脱而不能，内敛而不甘的逸放之风。这种风格内敛了炽热的感情，却以“狂怪奔逸”之体对现实作了不加矫饰的揭示。它否定了豪华的趣味和侈丽夸饰的丰腴之风，继承了盛唐豪放的气格，然而，却以扭曲的风格、热嘲的形式来反映晚唐社会所给予他们的种种课题。孙位活跃于晚唐佛教寺院壁画创作领域，他不仅擅长于各种佛教题材的绘画，而且尤以龙水画为世所称。史称“蜀人画山水人物，皆以孙位为师，龙水尤位所长者也。”〔61〕他作风泼辣“笔力狂怪”，造型“千状万态”〔62〕大幅度的运动和酣畅淋漓的气势是孙位的主要风格特征。《德隅斋画品》记其《春龙起蛰图》曰：“山临大江，有二龙自大山下出。龙蜿蜒骧首云间，水随云气布上，两爪自鬣中出，鱼虾随之，或半空而陨。一龙尾尚在穴前，踞大而不蹲，举首望云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尺糜，波涛震骇，涧谷弥漫。山下桥路尽没，山中居民，老少聚观，阖户阚牖。”孙位《春龙起蛰图》，山、水、云、气、人、龙、鱼、虾、草、木、屋、室聚于一图，上下左右，远、中、近全图所有物象无一不处于强烈的战动之中，整个构思逸出常格，写出了一种狂放奔逸的气势，含纳着一种森然的气象，的确令人有“览之凛凛然”〔63〕闻之而惊然的视听感受。尤其是那躯“意欲俱往”却“踞大而不蹲”的穴前之龙更出其敛而不甘，去而不行的奋激之态。这种敛而不甘，去而不行的奋激作为一种作品的精神倾向，在晚唐长于画火的张南本的创作中，也存在异曲同工的表现。史载：“张南本，……工画佛道鬼神，兼精画火。尝于成都金华寺大殿画八明王。时有一僧，游礼至寺，整衣升殿。骤见炎炎之势，惊怛几仆。”〔64〕这种笔气炎锐，烟飞电掣，烈烈若焚燃寺殿的大火，不正是与孙位笔底“波涛震骇，涧谷弥漫”的狂怪奔逸之水一样，奏出了一种敛而出、出而敛的扭曲之声吗？！其间不也正含纳着这一代画人多少的感伤、恐惧、爱恋、忧虑，以及欲求解脱而深感社会桎梏的炽热情感吗！孙位等人内敛而扭曲的“狂怪奔逸”之体之所以高出程修已等冷观一派的原因，在于他们在自身的内敛中对艺术个性作了顽强的反映，宣泄着这一代人的忧思情虑。这种风格对唐末五代艺苑影响不小，宋人邓椿说：“画之逸格，至孙位极矣。后人往往益为狂肆。石恪、孙太古犹之可矣，然未逸乎＠⑨鄙，至贯休、云子辈则又无所忌惮者也。意欲高而未尝不卑，实斯人之徒欤。”〔65〕孙位是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转变发展期的杰出代表，他所形成的“狂怪奔逸”风格，将程修已冷观的一派所磨平了的艺术个性作了顽强的反映。这种强烈追求艺术个性倾向的膨胀结合冷观派内敛静穆倾向之后，完成了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风格的转变发展，给宋人“适我性情”的艺术追求作了历史的准备。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经初唐综合派、新风派近百年的历史准备之后，跨入了盛、中唐的鼎盛发展期。盛唐时代恢弘博大、刚健有为的社会精神氛围涵养了这一代画人的创作个性，他们以极为自信的精神和浩漫无涯的情怀，开创了这一时期豪放外拓的艺术风格。“安史之乱”结束了盛唐的历史，在总体上，中唐佛教寺院壁画趋于对豪华趣味的追求，抒发着一种天上人间的情思，“丰腴”、“绮丽”的风格在这一时期走向极至。中唐以后的晚唐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之发展每况愈下，旧有矛盾的激化加速了社会总危机的爆发。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的画人已经对热狂的外拓和缠绵的眷恋等既往的风格样式，产生了怀疑和批判。他们在非“侈”、“鲜”，非“怪逸玄通”的否定中，走出了“清谨峻秀”冷观的一派和“狂怪奔逸”的一派。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在向五代及宋作出历史的传移时，是由这两派中合理成份的结合来实现的，而后者的作用要相对大一些。＊注释：〔1〕《通典》卷七〔2〕《唐会要》卷八四〔3〕彦ｃóｎｇ＠⑩《法琳别传》〔4〕《全唐文》卷一四〔5〕《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释教在道法之上制》〔6〕〔9〕〔18〕〔40〕〔42〕《历代名画记》卷九〔7〕《图画见闻志》卷五、《唐语林》卷三〔8〕〔10〕〔14〕〔19〕〔21〕〔36〕〔44〕〔45〕〔46 〕〔47〕〔49〕〔51〕〔56〕〔57〕〔58〕《唐朝名画录》〔11〕《旧唐书》卷七七《阎立玄传》〔12〕《后画录》〔13〕〔16〕《历代名画记》卷二〔15〕〔38〕〔41〕《寺塔寺》〔17〕〔20〕〔39〕〔48〕〔61〕〔63〕〔65〕《画鉴》〔22〕《唐大诏令集》卷九《天宝八载册尊号敕》〔23〕《新唐书》卷五一《食货一》〔24〕岑仲勉《隋唐史》〔25〕杜甫《后出塞五首》〔26〕李白《塞下曲》〔27〕李白《古风十五首》〔28〕《全唐文》卷三0《答张九龄等贺御注〈金刚经〉手诏》〔29〕《唐会要》卷五0《尊崇道教》〔30〕《唐语林》卷八〔31〕杜甫《无家别》〔32〕《通典》卷七〔33〕《唐会要》卷八四〔34〕《资治通鉴》卷二二四〔35〕《新唐书》卷一四五《王缙传》〔37〕《画品》〔43〕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明》〔50〕《历代名画记》卷一0〔52〕《历代名画记》卷一〔53〕〔54〕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55〕《唐故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公墓志》〔59〕〔60〕《益州名画录》〔62〕〔64〕《图画见闻志》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马右加彐下加又＠②原字为后下加土＠③原字为纟右加免＠④原字为者右加见＠⑤原字为王右加噪的右半部＠⑥原字为日右加方＠⑦原字为日右加告＠⑧原字为禾右加农＠⑨原字为分下加鹿＠⑩原字为忄右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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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5期 Vol.24 No.5 1998Kalman-Yakubovich引理与不确定性系统的鲁棒稳定性分析1)陈阳舟 刘家琦 陈善本关键词 Kaman-Yakubovich引理，不确定性系统，二次稳定性，频率判据.KALMAN-YAKUBOVICH LEMMA AND ANALYSIS OF ROBUSTSTABILITY FOR SYSTEMS WITH UNCERTAINTIESCHEN YANGZHOU LIU JIAQI CHEN SHANBEN1)(School of Astronuatics,1） School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Key words Kalman-Yakubovich lemma, systems with uncertainties, quadratic stability, frequency criterion.1 引言众所周知，频率域方法和时间域方法是控制系统研究中同等重要的两个基本方法，在不确定性系统的鲁棒稳定性分析与设计中也被广泛采用.而这两种方法的互相渗透和联合使用促使人们希望建立起它们间的联系.例如，文献［1］从几种典型的频率条件(如有界实性条件和正实性条件等)出发通过构造相应的二次型Lyapunov函数来确定使系统鲁棒渐进稳定的不确定性类的结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Kalman－Yakubovich引理(或称频率定理)［2］.此引理已成为联系系统状态空间模型与频率条件的强有力工具.本文的目的正是应用这个工具来讨论文献［1］中的类似问题.2 问题的建立和一般结果考虑由如下状态空间模型描述的不确定性系统(1)这里A，B，C，D为给定的适当维数的矩阵，x∈Rn,ξ∈Rm，y∈Rl，Δ为从y到ξ的任一传递算子，其结构由给定的不确定类U确定，假定U由时变非线性连续算子φ(.,t)组成，而φ(y,.)对任给的y∈Rl为Lebesque可测函数，且使得(x,ξ,=φ(y,t))满足二次型约束G(x,ξ)x*G0x+2x*gξ+ξ*Γξ≤0.本文的问题是：寻找系统(1)关于U二次稳定的条件.系统(1)关于类U二次稳定性如通常所定义：存在正定二次型V(x)=x*Hx使得对类U中任意算子所确定的非零的(x,ξ)有dV／dt：=2x*H(Ax+Bξ)＜0.由二次稳定性定义和S-过程定理［3］知系统(1)二次稳定当且仅当存在正定二次型V(x)=xHx使得成立.以下总记ΩA=∶｛ω∈R1：detAiω≠0｝，Aiω=∶iωI-A.由著名的Kalman-Yakubovich引理［2］直接得到定理1.定理1.系统(1)关于不确定性类U二次稳定当且仅当同时满足下列两条件：(a)存在矩阵k使得A+Bk为Hurwitz稳定且G(x,kx)≤0；(b)成立频率条件：存在ε＞0使得对任意满足等式Ax+Bξ=iωx的x∈Cn，ξ∈Cm，ω∈ΩA有G(x,ξ)≥ε(｜x｜2+｜ξ｜2). (2)特别，若A在虚轴上无特征根，则条件(2)变为G(A－1iωB，I)＞0 (ω∈R1).3 系统(1)具有某些特殊二次型不确定类时的二次稳定性本文讨论当不确定性类U为三类特定结构之一时系统(1)的二次稳定性.在以下的叙述中总设T(λ)为系统(1)的确定性部分的传递函数，即T(λ)=D+C(λI-A)-1B.首先，设不确定性类U中的二次型由ξ≤ξ≤y*y确定，记该类为U1，则由定理1立即得到定理2.定理2(小增益判据). 假定存在一个m×l常矩阵F使得FF≤I且A+B(I-FD)-1FC为Hurwitz稳定矩阵，则系统(1)关于不确定性类U1二次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频率条件成立其次，考虑系统(1)的不确定性类U中的二次型由ξy≤0确定，记该类为U2，则由定理1即可得到定理3.定理3(正实性判据).设存在一个m×m常矩阵F使得F常F≤0，且A＋B(I-FD)－1FC为Hurwitz稳定矩阵，则系统(1)关于不确定性类U2二次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下面的频率条件成立靓牛0：T(iω)+T(iω)≥ε［B*(A-1iω)*A－1iωB+I］ (ω∈ΩA).最后，考虑不确定性类U中的二次型由［ξ+K1y］常郐+K2y］≤0确定，记该类为U3，这里K1，K2为两个给定的m×l常实矩阵，则由定理1得定理4(圆判据).假定矩阵A在虚轴上无特征根且类U3中存在一个线性函数ξ=Fy使得A+B(I-FD)-1FC为Hurwitz稳定矩阵，则系统(1)关于不确定性类U3二次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下面的频率条件成立4 结束语本文应用Kalman-Yakubovich引理讨论了几处具特殊结构的不确定性系统的二次稳定性.获得的频率条件是系统二次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仅仅是系统鲁棒渐进稳定的充分条件.其次，如果给定的不确定性类为文中所述各类的子类，则定理1―4中的条件都只能作为系统二次稳定的充分条件使用.此时由于没有利用子类的更详细的信息，因而判据是保守的.在作充分条件使用的意义下，定理2―4推广了文献［1］中相应的结果.这是因为如果不确定类中不包括“F=0”情况，则不必要求矩阵A稳定，此时文献［1］中的频率条件不适用.1)国家教委留学回国人员专项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作者单位：陈阳舟 刘家琦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 哈尔滨 150001)陈善本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哈尔滨 150001)参考文献1 Haddad W M, Bernstein D S. Explicit construction of quadratic Lyapunov functions for the small gain,positivity, circle, and Popov theorem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robust stability. In: Proc. 30th IEEE Conf. Decision and Control, England: Brighten, 1991, 2618―26232 Yakubovich V A. A frequency theorem in control theory (in Russian). Sib. Mat. Zh., 1973, 14：384―420;English transl. in Siberian Math. J., 1973, 143 Yakubovich V A. S-Procedure in nonlinear control theory (in Russian). Vestnik Leningradskogo Universiteta, Ser. Mat, 1971, 13(1):62―77收稿日期 1996－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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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849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429 【原刊页号】⑥ 【分 类 号】G3 【分 类 名】中小学教育 【复印期号】199805 【 标 题 】北京一中探索12年一贯制中小学改革 【 作 者 】王文利 【 正 文 】 时下，应试教育的弊端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可是，素质教育如何实施？不少学校刚刚走出应试教育的泥潭，却又步入素质教育的误区。北京一中为探索素质教育的思路，1990年开始进行12年一贯制中小学整体实验。实验思路是：摆脱应试教育，实施素质教育。实验从“踢破两道门坎，摆脱升学战车”起步，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开发学生心智潜能，培养学生个性发展”为宗旨。“踢破两道门坎”，即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不必经过升学考试而直升，纵向贯通中小学学制，以摆脱升学机制，在12年的大时空中，实行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发展的和谐教育。实验进行了8年，人们不禁要问：实验进展如何？前景怎样？ 为此，笔者采访了有关人士。一中校长王晋堂介绍，1996年3月， 经北京市教育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的专家组鉴定，实验部学生的身高体重胸围等指标超过北京市同龄城市汉族儿童一岁，在智力和品德方面也有长足进步。95年北京市第三届艺术节中有3名小学生获一等奖，一名学生获三等奖。96年、97 年迎春杯竞赛分别获一二三等奖4、7个奖项。从几年测试情况看，实验班学生与外校同年级学生相比不差，在一些特色学科如英语、计算机等方面的早期开发成绩显著。目前，实验在三个层面上逐步进行。学制上，正在实行“滑动学制”，以适应学生的心智差异，达到“因材施教”的目标。滑动学制是一种不同于“633”和“543”的模糊学制。它打破了现行教学平均发展、以一个模子去框学生的传统模式，有两个内容：一是板块滑动，即整班的滑动。按照小学5年级学生整体程度，把学生分成两个班， 一个班常规升入6年级，另一个班超前升入初一年级。二是条块滑动， 即单科滑动。根据分化最严重的英语学科成绩实行滑动，对程度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要求和方法。课程结构上，构建了12年一贯制的课程结构，改变了应试教育只重视考试课程的扭曲模式。同时，在12年的大时空内，重新组合中小学教学内容。将英语、计算机课程从小学一年级就列入基础课程。为使中小学课程相互衔接和渗透，开设了综合理科、综合文科、动脑和动手、做人和做事四门综合课。另外在体育、音乐、美术课之外增设了形体课。教学方法上，积极进行“主动创造教学法”实验，创造了许多激发学生兴趣、主动性的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上，在小学使用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师资。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认为，一中的改革思路非常好，好就好在它还教育以本来面目――以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为目的而不是以应付考试为目的。在中央教科所研究员腾纯看来，两个“门坎”打通之后，好处很多。克服了初中课程密集、学生负担重的弊端；12年一贯制使教材、课程结构发生了变化；课堂上学生非常活跃，表现欲很强；滑动学制解决了学生差异问题，特别是以英语为滑动标准，效果很好。实验班学生在待人接物、体贴父母、处理和思考问题的能力方面提高很快，摆脱了应试教育的压力，身心健康发展，不少学生家长对此颇感欣慰。但欣喜中不乏忧虑。采访中部分家长告诉笔者，孩子上实验班后，基础知识不够扎实。如作文时，孩子知道查阅相关资料，怎样思考，但与同龄人比，错字、别字较多。做数学作业时，运算的基本功也不够扎实。应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北京市教科院副院长文ｚｈé＠①认为，传统教育思想非常重视基础知识，但在传统教育模式特别是应试教育模式里，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的获得常常是以牺牲个性发展、健康等太多东西为代价的。从长远看，这是不必要、不值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习惯、信念、能力、思维等比知识更重要。有位教育学者曾说过：当你把在学校里所学过的东西忘光了以后，剩下来的东西就是素质。这说明，学习的目的关键在于将知识内化为自己的能力、态度、信念和思维方式等。小学生掌握扎实的知识固然重要，不能忽视，但更重要的是养成好习惯，提高能力，学会思维方法。北京一中教改中注重学生习惯、能力和思维方式培养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他还认为，教育史上，任何教育改革都会带来教育质量观和质量标准的改变，因此，在观念没有改变的人们看来，似乎教改导致教育质量下降，这其实是误解。要实现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首先必须实现教育观念，包括教育质量观的转变。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孩子上大学，而是在于开发孩子的潜能，找到适合其发展的方向，有利于提高全体中华民族的素质。按国家规定，9年义务教育后的教育是一种分流、分层的教育， 12年一贯制如何解决学生分流问题，是目前摆在一中改革者们面前的课题。我们期待着他们能够作出富有启迪意义的探索。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吉右加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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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8年 第13卷 第1期科技期刊采用二阶迎风格式的PISO算法研究国防科技大学 刘卫东** 王振国 周 进【摘要】 在PISO算法基础上，发展了一种新的二阶迎风格式以提高计算精度又保 证算法的稳定性。新格式应用于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流动过程计算，其数值稳定性很好。主题词： 喷雾燃烧 PISO算法 流动 计算分类号： O241１ 引 言在燃烧流动过程的数值模拟中应用最多的是SIMPLE算法，但由于SIMPLE算法采用压力修正方程在迭代计算中改进速度场，因而不能计算非定常流动。PISO算法继承了SIMPLE算法的基本思想，但由连续方程和动量方程的离散形式导出一准确的压力方程，而不是一个近似的压力修正方程［1，2］。此外，PISO算法采用一步隐格式预测、两步显格式校正迭代方案，使算法具有时间二阶精度，可以用于非定常流动计算［3］。在SIMPLE和PISO算法中常用差分格式有迎风格式、混合格式、指数格式等，这些格式都是空间一阶精度，国外期刊已拒绝发表采用这类格式的文章［4］。本文构造了二阶迎风格式，并与PISO算法结合在一起应用于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过程数值计算，检验了算法的可靠性。２ PISO算法2．1 流动控制方程 为了方便处理复杂流动边界条件，控制方程进行了坐标变换。燃烧室内流动控制方程在圆柱坐标系下变换到任意曲线坐标系下，其通用形式为：(1)式中：φ代表不同变量u,v,h,mf等。U,V是计算平面上的速度，α和β是坐标变换系数。Sφ是方程源项，包括坐标变换附加源项及原方程写成通用形式后的剩余项。Sd,φ是有两相流动时的液滴源项，Sc,φ是化学反应源项。2．2 PISO算法迭代方案(1)预测步 用时间tn层流动参数计算差分方程的算子系数，变换后的控制方程在计算平面采用有限容积法离散。预测步控制方程用隐格式离散如下：（ρn／δt-An0）u*i＝H(u*i)+（ρ／δt）uni-△pni+Snui+Snd,ui (2)（ρn／δt-Bn0）h*＝J(h*)+（ρ／δt）hn-［(pn-pn-1)／δt］+Snh+Snd,h (3)（ρn／δt-Cn0）m*f＝G(m*f)+（ρ／δt）mnf+Snmf+Snd,mf+Snc,mf (4)其中算子表达式如下：H(u*i)＝∑Anbu*i,nb ，J(h*)＝∑Bnbh*nb ， H(m*f)＝∑Cnbm*f,nb (5)算子中系数A，B，C的下标“0”表示中心节点，下标“nb”表示周围节点，这些系数与所用的差分格式有关。求解(2)～(4)式得到u*i，h*，m*f，新的温度T*由焓值计算。(2)第一校正步：经过预测步计算得到的流动参数并不满足连续方程，因此必须进行校正。在预测步时没有计算压力值，PISO算法也象SIMPLE方法一样采用了压力-速度耦合方式，利用预测步离散的连续方程和动量方程推导一个压力方程，用来求解新的压力值。(6)这样通过压力方程求解出压力，再由状态方程求出密度ρ*。把ρ*和p*代入下面的动量方程、能量方程、组分方程求出速度u**i，h**，m**f，这时的ρ*和u**i是满足连续方程的（ρn／δt-An0）u**i＝Hn(u*i)+（ρ／δt）uni-△pni+Snui+Snd,ui (7)（ρn／δt-Bn0）h**＝Jn(h*)+（ρ／δt）h*-［(p*-pn)／δt］+Snh+Snd,h (8)（ρn／δt-Cn0）m**f＝Gn(m*f)+（ρ／δt）mnf+Snmf+Snd,mf+Snc,mf (9)(3)第二校正步：为了进一步提高计算精度，又进行了与第一校正步完全类似的第二步校正，只是这时离散方程的系数采用第一校正步求出的参数来计算，而不是用tn时间层的值。第二校正步得到的流场参数ρ**，p**，h***，T***，m***f等则作为tn+1时间层的流场参数值。2．3 二阶迎风格式实际上所有的控制方程离散后都可写成如下的通用形式：aP φP＝∑anbφnb+a0P φnP+bφ (10)当采用不同差分格式时，得到的周围节点系数anb也不同。对均匀网格，二阶迎风格式为：(11)式中第一项就是一阶迎风差分，第二项相当于高阶修正项。仿照SIMPLE算法中的一阶迎风格式，控制容积边界处流通量即可写成：（ρuφ）e＝φP［｜Fe,0｜］-［φE-(φP-2φE+φEE)/2］［｜-Fe,0｜］ (12)（ρuφ）w＝［φW-(φP-2φW+φWW)/2］［｜Fw,0｜］-φP［｜-Fw,0｜］ (13)把上面二式代入下式(14)，即可得到对流项二阶迎风差分表达式。(ρuφ)／x=（1／△x）［(ρuφ)e-(ρuφ)w］ (14)如果控制方程扩散项应用中心差分离散时，则得到离散方程系数如下，具体推导见参考文献［5］。aP=aE+aW+aN+aS+aEE+aWW+aNN+aSS+a0PaE=De+［｜-2Fe,0｜］ ， aEE=-［｜-Fe/2,0｜］aW=Dw+［｜2Fw,0｜］ ， aWW=-［｜Fw/2,0｜］aN=Dn+［｜-2Fn,0｜］ ， aNN=-［｜-Fn/2,0｜］aS=Ds+［｜2Fs,0｜］ ， aSS=-［｜Fs/2,0｜］a0P=（ρnP／δt）rJ△ξ△η ， bφ=（Sφ+Sd,φ）rJ△ξ△η式中符号［｜a,b｜］表示取较大值。2．4 非交错网格技术计算中应用非交错网格时需要进行特殊插值处理［6］，即控制容积边界处的速度应用离散的动量方程插值计算，而不是由已计算出的相邻节点速度值直接插值，具体做法如下：ue＝（（∑anbunb+b′u）/αP）e-(αP)/(aP)e（PE-PP） (15)式中αP是压力梯度项的离散系数。采用上述插值方法可完全消除由于非交错网格引起的压力振荡。PISO迭代方案、作者发展的二阶迎风格式和非交错网格技术是算法的三大特点。３ 计算结果及分析应用上述数值方法对气氢／液氧火箭发动机液雾燃烧、流动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采用文献［7］提出的喷雾随机模型确定氧液滴初始条件，化学反应速率应用Arrenhnius公式计算。图1是应用TTM方法生成的计算网格，网格线在燃烧室头部、喉部、壁面加密可自由控制。图2是推力室的Mach数等值线分布，由图可清楚地看到喷管喉部的音速线位置。图3是燃气三种组分质量分数沿轴向的分布。氧组分浓度由于液滴在头部区域大量蒸发而增大随后又因燃烧反应而减小。图4是温度沿轴向分布曲线，温度在开始段迅速上升到平衡温度，表明氢氧化学反应在靠近燃烧室头部很近的区域内就完成了。图中三角符号是应用试验验证过的热力计算程序得到的结果，作为参考比较。图1 计算网格图2 燃烧室Ma数等值线分布图图3 燃气组分质量分数沿轴向分布 图4 燃气温度沿轴向分布曲线通过数值计算表明本文发展的二阶迎风格式与PISO算法的结合是成功的，完全可以用于发动机燃烧过程数值模拟计算。男 30岁 博士 讲师 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一系 410073参 考 文 献1Issa R I.Solution of the Implicity Discretized Fluid Flow Equations byOperator-Splitting.J.Compt.Phys.,1985,62:40-822Issa R I.Solution of the Implicity Discretized Reacting Flow Equationsby Operator-Splitting.J.Compt.Phys.,1991,93:388-4103Chen C P,Kim Y M,MAST.Acomputer Code for Multiphase All-SpeedTransient flows in Complex Geometries.NASA-CR-NAG8-092,19914Leonard B P,Drummond J E.Why you Should Not Use "Hybrid","Power-Law"or Related Exponential Schemes for Convective Modelling-There Are MuchBetter Alternatives.Inter.J.Numer.Meth.Fluids,1995,20:421-4425 刘卫东．液体火箭发动机不稳定燃烧数值分析模型研究：［学位论文］．长沙：国防科技大学，19966Demirdzic I,Peric M.Comparison of Finite-Volume Numerical Methodwith Stagged and Collocated Grids.Computer and Fluids,1988,16:389-4157 刘卫东，吴晋湘等．大流量同轴式喷注器雾化过程及喷雾两相流动数值模拟研究．推进技术，1995，16(5)（责任编辑 杨再荣）1997年1月收稿；1997年5月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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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3期 Vol.17 No.3 1999重穗型杂交稻选育取得成功我国水稻生产经历了50年代整理农家品种、60年代高秆改矮秆、70年代常规稻改杂交稻三次重大突破，粮食生产不断迈上新台阶。尤其是80年代中期杂交稻汕优63培育出来以后，成为我国水稻中的“明星稻”。但是，90年代以来汕优63表现出“抗性降低、优势减弱”和早杂组合“早而不优、优而不高”等问题。能否尽快选育出杂交稻的接班种，成为我国水稻育种专家关注的问题和育种攻关的主攻方向。从1990年起，福建省尤溪县良种生化研究所依托四川农业大学水稻所、福建省农科院稻麦所和福建农业大学遗传所，开始了选育亚种间重穗型杂交稻的攻关研究。经过近10年科研攻关，终于选育出了亚种间重穗型杂交稻D宝优6号、D702优67等新组合。福建省科委组织专家现场鉴定结果表明，D宝优6号具有穗大粒多、结实率高、产量高、品质优、抗性强等优势，单穗重达5克以上，丛粒重达74克，达到了重穗型标准，具有超级稻特征，成功地解决了大穗与粒多、粒多与粒重的矛盾，是理想的亚种间重穗型杂交稻新组合。水稻专家称，这一新组合生育期与汕优63相当，产量较汕优63增产一成以上，且抗稻瘟病，米质也优于汕优63，适合汕优63种植地区大面积推广，可以作为汕优63的接班品种。作为单季稻栽培，增产效果更为显著。澳大利亚发明葡萄种植节水新方法澳大利亚科学家最近发明一种简单的葡萄种植节水新方法。同传统灌溉方法相比，这种新方法可节约一半的用水量。据澳联社报道，这种节水灌溉的主要做法是：在葡萄根部两侧各安放一根滴管，每次灌溉只用一根滴管，并且只让葡萄一半的根系吸收到水。2～3周后再用另一侧的滴管灌溉，关闭原来那一侧的滴管，如此轮回。据介绍，使用上述方法葡萄藤的根部只有一半能保持湿润，正常生长，与此同时另一半根系在干燥缺水后会降低吸水量。两三周之后，缺水的这一半根系会转而向潮湿的一侧吸收水分，此时，已轮到干燥一侧的滴管打开灌溉了，这样并不影响根系的正常功能。上述简单办法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葡萄根系能吸收大量水分，而葡萄藤用水效率不高，大量水分白白浪费。实验表明，葡萄根系在吸收水分减少之后，葡萄藤也能正常生长。英国利用基因技术发展鲜花品种据海外媒体报道，英国植物学家最近成功培植出一种利用基因技术改造的鲜花，例如黑玫瑰、蓝色郁金香等，在缺水的情况下，它们能改变颜色，并能抵抗细菌侵害。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说，英国科技部下属的Floranova公司承担了这项研究任务。这项改造基因技术的目的是“通过植物生物科技和其他控制植物基因组的方法，发展多种装饰用的鲜花品种”。植物学家认为，这项技术主要是为了培植出多种花种的形状和颜色，并延长鲜花的开放时间。在荷兰的一家澳大利亚公司已成功地把某些导致鲜花凋谢的基因剔出，经过基因技术改造的康乃馨等，被置于花瓶中的保鲜时间可由现在的10天延长到22天。科学家还把鱼的基因注入花朵中，可使鲜花抵御寒冷和细菌侵害。无胆固醇鸡蛋在墨西哥上市一种含有维生素E，无胆固醇的鸡蛋新品种最近在墨西哥上市。据美国报纸报道，这种鸡蛋叫“金阿格拉”，除含有维生素E外，还有一种能清除蛋黄中胆固醇的DNA和OMEGA3的物质。报道说，经实践证明，食用这种鸡蛋不但能预防心脏病，而且还具有明目、健脑的作用。报道介绍说，“金阿格拉”鸡蛋是通过在母鸡饲料中添加维生素E、DNA和OMEGA3，并且不给母鸡食用含有害脂肪的饲料而研究成功的。无氯钾肥前景广阔据有关专家预测，世界无氯钾肥的消耗量将以每年4%～5%的速度递增。到2000年我国需钾肥460万吨，届时我国无氯钾肥的消费量将占钾肥消费总量的11%～15%，无氯钾肥的需求量将达70万吨。无氯钾肥的主要品种是硫酸钾和硝酸钾。目前我国每年生产硫酸钾不足10万吨，进口50万吨，还有少量硝酸钾进口。从产量和质量上看，硝酸钾优于硫酸钾，但从原料上分析，生产硫酸钾所需原料比生产硝酸钾原料容易获取。在价格上，硫酸钾的价格较便宜，约为硝酸钾的2/3。在投资方面，生产硫酸钾的投资比硝酸钾少。所以现阶段，发展无氯钾肥生产，应以硫酸钾为主，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硝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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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063 【原文出处】科学学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73-77 【分 类 号】N1 【分 类 名】科技管理与成就 【 作 者 】夏源 【复印期号】199606 【 标 题 】国外科技体制的历史演变 【 正 文 】 （夏源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文摘本文主要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出发，论及科技体系结构方面的一般历史演变情况。关键词 科技体制 科技史科学技术史表明，任何国家的科技体制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水平，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的。国家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必须不断改变科技体制，旨在使科学与技术，技术与生产彼此之间的每一个环节都扣得很紧，从而使科学尽快成为技术，使技术尽快成为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的经济效益。因此，探讨科技体制的历史演变，对分析科技体制的模式和研究科技体制的改革都是有指导意义的。１ 欧洲国家科技体制的变化欧洲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欧洲国家的科技体制正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形成和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中世纪，欧洲第一批大学的出现，就对科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文艺复兴时代，现代科学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科学研究活动更加活跃。科学组织的最初形式是业余学者协会和小组。由于反复实验不断征服新的科学领域，所以科学自身发展就要求学者们联合起来。１７世纪肇始的科技体制，是以英国为楷模的小农经济式科技体制。这种体制的形成是由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的。在法国，１７世纪前半叶的科学协会几乎把当时所有著名科学家都联合起来了。在这些科学协会和小组的基础上，自１６３５年至１８３２年，一个包括法兰西学院（１６３５年成立，主要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美术科学院（１６４８年成立）、志铭和纯文学科学院（１６６３年成立）、皇家科学院（１６６６年成立，后称自然科学院）以及伦理与政治科学院（１８３２年成立）这样五个科学院的法国国家科学院――法兰西研究院，在科学家们、一些著名国务活动家乃至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四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的努力下，几经历史周折终于形成了。随着科学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与技术发展有关的应用科学的推广也影响了高等学校的结构。自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初，法国率先采取了官办集中建校的科研教育体制，如相继成立了国立公路桥梁学校、国立矿业学校、巴黎综合技术学校等。１９世纪，各类高等技术学校的发展更加迅速。这一体制充分显示了其优越性。在这一历史阶段，法国的科技成果累累，人才辈出，涌现了大批世界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但是，由于当时法国对科学研究与技术教育采取强制统一的专制主义，致使法国科学的繁荣与科技体制的进步都随着拿破仑的失败而逐渐衰退了。与此相应，法国的经济发展节节败退：由１８６０年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英国）逐步退居到１８８０年的第四位。吸取了法国的经验教训，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德国打破了英国小农经济式的科技体制，从个人分散的小型实验室，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兴办国家科学研究所的新阶段，并通过国家研究所承担的基础理论与通用技术的研究来进一步推动工业技术的发展。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当时英国的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已经“老化”了：一个班只有几个学生，教师就更少了。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从事科学研究与工农业技术工作的能力。而德国则有组织、有计划地办大学，培养科技人才，并鼓励各大学展开竞争，尊敬教授和博士，给其应当的荣誉；建立起宽敞的实验室，配以优良的实验设备。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至１９世纪末，德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科学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尤其在数理科学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然而，工业研究尚未具备足够的条件。某些工业部门的公司力图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但是缺乏必要的财力。英国、法国等国家政府出于战略考虑，从立法和税收上开始迎合企业主，促进企业开展研究工作。有些企业自愿捐款建立了一系列合作研究协会。另外，有些私人公司的工厂或部门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英、法等国政府认识到本国在国防和有关工业方面的弱点，从而使他们加强了对工业研究的重视。１９１６年，英国政府建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以此来促进科学研究及其工业应用的工作，并建立了一些实验室和支持一些特殊的研究计划。１９１９年，法国政府建立了国家研究发明局，促进了研究成果和发明在工业上的应用。１９２２年，该局被改组为国家工业科学研究与发明局，隶属于教育部。此时，欧洲国家的工业研究组织体系开始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国家政府进一步加强对科学技术的干预，纷纷建立各类研究机构。１９３９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建立是法国科学组织史上的一件大事。尤其是战后直至５０年代，欧洲各国为恢复经济和重振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大规模地建立各类研究机构和国家科技政策机构，一套较完整的现代科技体系结构逐步形成了。２ 美国科技体制的形成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科技体制的产生，始于北美独立战争前后。鉴于美国国家形成的特殊条件，其科学技术及其体制皆源于欧洲，但又超脱了欧洲的框框。２．１ 学会体制的形成与发展早在独立战争之前，美国杰出科学家富兰克林曾于１７４２年在费城创办了“科学爱好者俱乐部”，后扩大改称美国哲学学会，名扬国外。在他的学会里，人才济济，如华盛顿、杰弗逊等伟大人物以及一些著名科学家都是学会会员。富兰克林的学术活动奠定了美国学会体制的基础。１８４８年，在地质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协会的基础上，当杰弗逊出任第三任总统期间，他的政府首次组织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计划，为科学活动拨专款，承认科学研究的自主性，尊重科学家。这为政府干预和开展科学活动打下了基础。到１８６０年，联邦政府共组织了十几个大型考察队，成了当时政府组织科学活动的主要形式。２．２ 从“发明工厂”体制到“工厂中心实验室”体制真正使美国科技体制有所变革的是爱迪生，他是美国工业实验室的创始人。他于１８７２年在明洛公园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工业实验室，这就是爱迪生的“发明工厂”体制模式。这种体制的最大特点是把科学研究与生产技术二者从组织上统一起来。通过这样的体制，爱迪生搞了１０００多项发明，并且还发现了“爱迪生效应”，后者成为后来发明电子管的起点。爱迪生留下的技术与生产相结合的“发明工厂”体制，给美国带来了深远影响，它的进一步发展就形成后来普遍推广的“工厂中心实验室”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进一步加强；科学家跳出了纯科学的圈子，从大学实验室走出来到企业工作，寻找科学应用于技术的道路，率先施行这种体制的第一个样板是通用电气公司，接着还有杜邦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梅隆工业研究所等。这种“工厂中心实验室”的体制是美国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的主要组织形式。同时在这一时期（１８６０～１９１４年），美国竭力研究欧洲的经验，尤其是学习德国的先进科技体制与管理方法。美国的科学活动已向组织起来的集体形式发展。全国科学院和政府、工业、大学、私人慈善基金会等系统的各种研究实验室、研究机构相继出现，尽管还很分散，却为美国科技体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２．３ 国防科学研究的强化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科技体制的发展起了摧化剂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美国航空事业比法国、德国等明显落后的状况。这一现实深刻地教育了“国会山”。国会于１９１５年批准建立了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其职责是：监督和领导飞行科学研究；确定试验研究课题；探讨其研究途径和实际应用。这是政府建立的第一个军事研究机构。这一举动扩大了政府组织科学研究的权限。同年，海军也倡导并建立了海军咨询委员会，其职责是对为国防目的而提出的科学概念和建议进行审议和评价。１９１６年，为动员美国的科学技术资源用于军事目的，政府成立了国防会议。在史密森博物研究院和全国科学院的倡议下，总统指令在全国科学院组成一个国家研究委员会，其任务是为政府、大学、工业和其他研究组织之间的合作创造条件，使更多的科学团体参与有关战略问题的研究。该委员会在战争期间承担了许多复杂问题的研究，其中最杰出的一项成果是，通过发动机的声音发现潜水艇，为反潜艇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４０年，罗斯福总统预见到美国不可能长期避免参战，便吸取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历史经验，在参战前夕大力动员国家的科学技术资源，为此采取一系列集中化的组织措施。先是组成了一个国家国防委员会，后于１９４１年，总统又批准建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均由物理学家Ｖ．布什担任主任和局长。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比一次大战期间的国家研究委员会有更大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该局的杰出贡献是，它与由军事部门的代表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共同监督施行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２．４ 历史的经验与现代科技体制的形成Ｖ．布什成了罗斯福总统实际上的科学顾问。二次大战后，他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指示，组织了一个顾问委员会，草拟了一份有名的报告，即《科学――无止境的领域》。该报告指出，联邦政府要依靠科学技术并对其扩大干预，是罗斯福时代得益于科学技术的一条基本历史经验。布什总结出的具体历史经验有三条：其一，基础研究是为实现国家特定目标而进行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的基础。在美国最适宜基础研究工作开展的是基础广泛并充满活力的、分散管理的大学体制。其二，为战时动员和协调国家科学资源所采用的、与工业和大学签订研究合同和提供研究资助金的制度，是政府干预科学技术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其三，政府吸收科学家作顾问和政府中设置科学咨询机构，能使总统和政府作出准确有效的科学技术决策。战后，随着联邦政府科学技术任务的迅速增加，政府在原有一些部门的研究机构的基础上又新建了某些重要机构，如１９４６年新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１９５７年成立的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机构也扩大了；政府实验室也从数量和类型上明显增加了。战后，工业和大学系统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们成了美国两支巨大的科学技术研究系统。这样，美国逐渐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系统，至今无多大变化。３ 前苏联科技体制的产生与发展３．１ 帝俄时期科技体制的产生苏联科技体制的产生可追溯到彼得一世（１６７２―１７２５），即彼得大帝的帝俄时代。彼得大帝在位期间，他仿效西方，实行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政治改革，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１６９７年，他化名以下士身份参加出防西欧的大使团。大使团考察了西欧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科学技术，参观了工厂，研究造船，购买武器，雇用水手、炮手，聘请专家共约１０００人。这次考察对彼得一世改革有很深的影响。１７１１年，彼得一世为满足地主阶级和新兴商人的利益，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史称“彼得一世改革”。改革在科学技术、文化上的体现是：创立科学院、聘请外国技术人员和专家，允许外国人在俄国开办工厂；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生，简化俄文字母，出版第一份俄文报纸；开设医院、剧院等。这些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帝俄政府于１７２５年，按照法国皇家科学院的体制模式创立了帝国科学艺术科学院，即俄罗斯科学院，甚至连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都是从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引进的。后来又于１７５５年建立了莫斯科大学。此后，在全国纷纷建立各类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工业部门也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机构。鉴于帝俄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制，所建立的科技组织机构从一开始便是高度集中型的体制。３．２ 苏维埃时期科技体制的发展帝俄时期建立的科学研究机构网虽然不甚发达，但是却为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对科技体制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当时，全国有２９８个科学研究机构，其中包括１０５所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由科学院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和工业部门研究机构所组成的三大系统的科技体制已初具规模。苏维埃政权一建立，政府就着手对这三大系统进行有计划的改造、调整和建设。自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苏联科技体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３．２．１ １９１７～１９３８年的初期发展与调整阶段在这个阶段，苏维埃政府对科学院进行了改造：首先将其置于当时的人民教育委员会领导下，以便团结和教育那些不愿同政府合作的帝俄院士；其次，１９１８年４月，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决定为科学院提供研究经费，使其成为国家科学研究的中心；第三，１９２７年，颁布了苏维埃时期科学院的第一个新院章，将俄罗斯科学院改称苏联科学院。在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科学院进行了一系列改组，科学院的规模扩大了。１９３４年，科学院由彼得堡迁至莫斯科。这从组织和地理上加强了科学院同国家各部委的直接联系。在这一时期，工业部门的研究机构系统也有很大发展，大批应用性研究所组建起来了。１９１８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了科技局，加强了国家对工业研究的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政府对工业科技管理体制进行了改组，对工业研究进行按部门的归口管理。高等学校在建国初期也得到了较大发展：新建综合大学和工科大学；在高校内建立研究所，实验室、站，天文台和其他有关研究机构；在边远加盟共和国和地区也建立了一批高等学校。至１９４０年，全苏已有８１７所高等学校。３．２．２ 战后至６０年代初的恢复与大发展阶段战后，为医治战争创伤，苏联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政府对科学院提出新的要求：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进步，同时要赶超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为加速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政府建立了一系列委员会以加强对科技成果的管理。战后，工业应用科学机构迅猛发展，其管理问题日趋复杂。１９５７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剧了这一状况。１９６１年，苏联政府不得不对工业研究进行有效的协调。５０年代中期至６０年代初，苏联政府采用了在高等学校建立专题研究实验室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发展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高校已开始直接参与全国的科技活动。在这一阶段，苏联政府还大力加强国防科研工作，建立了一整套研究原子能的科研机构，开展了一些有效的研究和试验活动：１９４９年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试验，恢复制造弹道导弹的研究设计工作，研究喷气飞机，研究电子计算机技术和雷达技术等。３．２．３ ６０年代以后的调整和改革阶段在这一阶段，苏联政府主要对科技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并发展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组织形式。１９６５年，苏联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纠正了１９５７年改革的一些不适当措施，最终组成了国家统管科学技术工作的政府部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后者一直运行至苏联解体。同年，政府决定建立联盟部委和加盟共和国部委，直接领导工业部门的专业科研机构。６０年代末，首先在工业部门出现了科研生产联合公司的组织形式。在这一阶段，苏联科学院经历了１９６１年和１９６３年的两次较大的结构改革。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两次决定，苏联科学院和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后者在第二个决定中提及）的任务主要是从事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求将其工业技术研究机构全部移交给各相应工业部门。１９６３年，科学院主席团通过了新院章，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８８年又进行了两次院章修改。通过这些措施，苏联科学院的组织结构有了新的调整，至苏联解体前共有４个总学部、１８个学部。现今俄罗斯科学院的组织结构基本延袭了苏联科学院的体制。参考文献（１）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情报室。法国科学组织形式的演变。中国科学院计划局编，１９８０。（２）劳汉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研体制的演变。科学与管理，１９９０。（３）王益苓。美国的科技体制。国外科技体制汇编。中国科学院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图书馆，１９８４。（４）世界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５。（本文责任编辑：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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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311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与批评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4～11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09 【 标 题 】20世纪中国文艺运动简论 【 作 者 】严昭柱 【 正 文 】 进入90年代以来，“世纪回眸”成为文坛的一个热门论题。无论如何，它与文坛时下颇为流行的浮躁心态、颇为时髦的短期行为比较起来，确实是一种迥然相异的景观。它所特有的对思想文化运动和社会历史运动的世纪行加以整体性宏观把握的要求，使人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总揽百年风云，体察时代前进的轨迹和趋势，思考事物的基本特征、普遍联系和运动规律。这在经济体制转轨、社会深刻变革、价值观念急剧动荡和调整的今天，尤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诚然，由于这个论题的特殊性，一定会暴露出不同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从而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也就会出现争鸣或讨论。然而，在今天，我们不正是应该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积极思索吗？――“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与中国革命一道前进回眸20世纪，文艺与社会及其变革之间密切的联系和关系，是人们公认的客观事实。分歧集中在如何评价上，即：这种联系和关系，是合乎还是背离文艺自身的规律？是促进还是阻碍中国文艺的发展？在讨论中，问题常常被这样来加以表述：20世纪究竟是中国文艺蓬勃发展、成就骄人的世纪，还是它萎顿凋零、黯然失色的世纪？文艺与社会及其变革之间密切的联系和关系，在这里究竟起了何种作用？进而，我们应该把一个什么样的文艺带入新的世纪，是一个脱离社会、疏远社会变革的文艺，还是一个与社会及其变革紧密相联的文艺？这种表述，显示了分歧所带有的根本性和现实性，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其实，在“世纪回眸”的讨论中，不但对20世纪中国文艺是辉煌的还是黯淡的，有着截然相反的回答，而且对20世纪中国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也有根本对立的判断。不待说，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存在联系的；更不待说，分歧所具有的原则性，在这里也更加显豁了。那么，真的有人认为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糟得很吗？有的。李泽厚就曾说：“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5期。）李泽厚以批判激进主义思潮的名义，把中国人民一个世纪以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明确说过，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统统都给否定了，认为都是“搞糟了”。正是基于这种根本判断，一些论者提出了如下见解。有人说：“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的”，“对这一支配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化激进主义加以反思，是走向21世纪的起点”（注：《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创刊号。）。有人说：“激进主义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神话，它从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背景上浮现出来，囊括了所有的政治灾难和文化恶果”（注：《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东方》1994年1期。）。 有人说：我们“无法接受文化激进主义的姻亲――政治激进主义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价值迷失、文化失落、历史失序、道德沦丧、社会解体”（注：《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东方》1994年4期。）。这些见解， 就都是在批判激进主义名义下，把中国的20世纪说成是“文化失落”的世纪，充满“政治灾难和文化恶果”的世纪，并认为其根源在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对20世纪中国革命如何评价，首先有一个立场问题。立场不同，结论自然就会两样。人民群众在旧中国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竟然不是“政治灾难”，而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却反倒成了“政治灾难”；旧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殖民征服，竟然没有让有的论者担心“文化失落”，而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却反教他们惊呼“文化失落”了：这难道是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立场上所能想象和理解的吗？有人会辩解说，我也想要中国“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只是不要革命，而要如清朝“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即是说，不要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而要上层进行的和平改良；不要推翻封建统治和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要维护封建阶级及其朝廷的利益，欢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救亡”。然而，这种论调散布的幻想，早已被现实击个粉碎。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因为西方列强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决不容许、更不会帮助当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的世界强国。例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决不是真的要搞所谓“东亚共荣”；“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以，当历史跨进本世纪的门槛，中国要想“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首先就为帝国主义列强不容许，当然也为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容许。这样，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就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就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首要任务。诉诸人民革命――这就是中国的必然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一切志士仁人正确的历史选择。本世纪以来，革命者奋斗牺牲，前仆后继。辛亥革命赶走了清朝皇帝。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又开始了建设现代化强国、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新长征。20世纪的中国革命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把一个遭人欺凌、受人宰割的时代，转变成一个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时代，一个人民自觉地主宰和创造自己新生活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这是翻来覆地的巨变。20世纪辉煌壮丽的中国革命，也铸就了20世纪中国文艺的壮丽与辉煌。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文艺主潮始终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联，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但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革命与进步，而且自身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同时它也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鲁迅、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和骁将，他们的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最重要的实绩， 奏响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序曲的最强音。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挑起了十年内战。这一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然而，这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是革命文艺运动的大发展，是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青年冲破重重阻力，奔向抗日、民主的圣地延安，奔向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线。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一支壮大的革命文艺队伍迅速地成熟和发展，无论是在根据地还是在国统区，他们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支革命文艺队伍，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建国后的前十七年、在新时期，都成为文艺事业的中坚，并且不断地更加壮大，成就着中国文艺的辉煌业绩。本世纪以来，正是在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系之中，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产生了郭沫若、茅盾、聂耳、冼星海、梅兰芳、徐悲鸿等现代文学大师和艺术大师，产生了如夏夜星云般众多而璀璨的大文学家、大艺术家。本世纪以来，正是在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系之中，无论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雕刻、绘画、舞蹈等方面，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这幅无比壮观的图景，是中国伟大的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而睡狮猛醒、重新崛起的惊天动地的精神形象。中国文艺的这个世纪历程，当然深刻地体现了文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文艺作为一种社会事物，它必然地是在整个社会的历史运动中获得自己发展的深层动力。进步的、革命的社会运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和面貌，是历史呼啸前进的火车头，也为文艺的巨大发展提供着历史机遇、开辟着前进道路。那种以为文艺越脱离社会、越疏远社会变革就越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见解，既不合乎本世纪中国文艺的实际，又表现了形而上学机械论的偏执与荒诞。那种利用和夸大某些局部的或一时的失误，而抹煞或歪曲中国文艺世纪行的主要轨迹和光辉成就、否定或歪曲文艺发展内在规律的见解，如果不是陷于某种偏颇的情绪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是根本缺乏辩证的思维能力。明乎此，那么，在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进、迈向新世纪的今天，不是应该积极吸取文艺在本世纪发展的经验教训，把一个与社会及其变革紧密相联的文艺带入新世纪，再创新的辉煌吗？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回眸20世纪，文艺与人民之间密切的联系和关系是中国文艺取得辉煌成就和巨大发展的根本保证，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又一经验。在“世纪回眸”讨论中，有的论者无视这一重要经验，反而重复“文艺回到自身”的谬论，把文艺的世纪行描绘为文艺“表现自我”的充满苦难的曲折历程；有的论者则曲解这一重要经验，要以文艺的世纪行程去支撑他们所谓站在“知识分子立场”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站在“民间立场”抵制“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张。这些论者的意见值得商榷。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规定文艺的性质、面貌和发展的一种基本关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与人民群众有着一定的联系，都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历史上每当文艺在发展中面临危机或陷入困境，又都往往在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里重新获得出路和生机。这是文艺史上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不仅如此，在20世纪，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学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革。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转变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如果文艺家还像过去时代那样，站在人民群众之外或之上，对人民群众给以同情和怜悯，就已经不够了。新的时代要求文艺家把自己的立足点转移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一边，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真正站在时代的前列，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对这个新的时代要求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并且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不断深入的实践基础上逐渐实现、逐渐深化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平民文学”的口号，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以，“平民文学”口号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当时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事实上，当时新文化运动队伍中的一些人，还站在工农群众之外或之上，虽然有所同情和怜悯，但又是完全脱离工农、相当轻蔑工农的。所以，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崛起，新文化运动的队伍便发生分化。如鲁迅所说，一些人激烈得快，也平和得快，于是“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注：鲁迅《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就是前一部分人的光辉代表。他从进化论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曾对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对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无论在认识上和艺术实践上都朝着新的历史性变革有着重要的推进。特别是鲁迅，他在文艺论争中积极翻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他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在实际斗争中，他更是时时“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决不怕批判自己”，而努力追随中国革命“永远前进”。但是，就当时多数左翼文艺家说来，对转移立足点的问题尚缺乏深入认识，更缺乏鲁迅那种自我批判的精神，因而虽然在理论上或口头上重视工农群众，但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却“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往往“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除了他们主观方面的原因之外，也有客观方面的限制，即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相互隔绝了。”（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直到延安时期，直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题才从理论上得到自觉而深刻的提出和阐发，从而使革命文艺家的认识达到了时代的飞跃。《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群众的；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指出这就是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尽管会经历痛苦和磨擦，只要解决好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就能够对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番改造，和工农兵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在《讲话》指引下，革命文艺工作者到工厂、农村、前线去，与工农兵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使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中国文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现在有的论者，却根本无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及其历史性变革。他们心目中的新文学，乃是疏远社会变革、脱离人民群众而专事自我表现的文学；认为它勃兴、昌明于五四前后，但为后来的工农运动、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所压制，处于边缘地位而艰难挣扎、充满苦涩。所以，他们认定和推崇的新文学代表人物就是胡适、周作人、张爱玲等等，而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深受人民群众热爱的革命文学家则加以排斥和贬损。这不仅严重歪曲了新文学的世纪历程，否定了新文学的辉煌成就和巨大发展，还根本否定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重大意义。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因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愿望和理想，规定着中国革命的方向，也规定着中国新文化或新文艺的方向。鲁迅正是循着这个方向，由进化论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同志说得好：“鲁迅的骨头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不但对鲁迅作出了科学的评价，而且深刻地阐明了文艺运动的方向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愿望和理想之间的关系，论证了这个关系是我们正确判断文艺运动方向的根本的、科学的依据。因此，脱离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愿望和理想，而把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视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根本错误的判断。根据这种判断，结果把五四运动的某些右翼人物，把疏离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人物，甚至把汉奸文人，都当做中国新文化的方向的代表来肯定，却对在文化战线真正“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的鲁迅加以贬损乃至否定。诚然，对于胡适、张爱玲甚至周作人等等，应该加以历史的分析、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宜不加分析地一笔抹然；但是，把他们作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的代表而根本否定“鲁迅的方向”，不是更缺乏历史的分析、而且完全缺乏对历史的科学认识吗？事实上，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如果脱离或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愿望和理想，不可能真正实现。鲁迅的小说《伤逝》揭示了历史的真理：知识分子不可能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没有社会的解放、人民的解放，也不会有他们的解放。而且，五四以后严峻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现实更告诉我们：脱离人民群众而追求自己个性解放的不少人，走到了背叛人民革命、甚至背叛民族利益的道路上去，他们的个性不仅没有得到解放，还可耻地堕落为奴性；而投身于人民革命中去的知识分子，才真正获得了个性的历史性解放与自由。有一种意见认为，文艺家到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为人民群众服务，就会泯灭个性、吞噬自我。但这只是不合乎事实的偏见。亿万人民群众，并不像某些偏见认为的是什么愚昧冥顽、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而是有着丰富个性、自我尊严、聪明才智和伟大力量的历史主人。因此，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根本谈不到丧失个性与自我。诚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会使文艺家发生深刻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乃是个性与自我的完善、发展，是使个性中假的、恶的、丑的得以淘汰，而充实和发展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是重塑和升华自我，使之不愧为真正的大写的“人”，不愧为人民的儿子，不愧为时代的精华。所以，应当看到，个性也好，自我也好，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就能够得到最完美的发展，艺术创造也因此可能获得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硕果。如果拒绝这样的发展，还偏要顽强地表现那脱离或背离人民群众的自我或个性，就只会受到人民的唾弃。因此，坚定不移地、满腔热忱地“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是本世纪新文艺发展的宝贵经验，是我们走向新世纪、再创文艺辉煌的宝贵财富。这样看来，要用所谓站在“知识分子立场”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论调，去诠释文艺的世纪历程，其实也不过是上述那种无视人民群众的所谓“自我表现论”的一种翻版，同样是不对的。这里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是帝国主义搞的殖民文化，也不是指封建文化和买办资产阶级文化，却是指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那么，这里所谓“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虚假的，其真实内容只是脱离人民、背离人民的那种特殊立场。把这种特殊立场说成是“知识分子立场”，是对一切热爱人民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侮辱。至于还要进一步把这种特殊立场冒充为所谓“民间立场”，更是滑稽。哪里去找得出这种脱离和背离中国人民及其革命事业、革命文化的“民间”，都是虚假的；倒是谈“立场”，也还算得上真实而至要。这里确实有一个立场问题，立场不在中国人民群众这一边，要谈中国本世纪的事情，总是会弄得颠倒的。向世界文化学习借鉴回眸20世纪，积极地吸取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也是中国文艺取得巨大进步的重要助力。对此加以科学的总结，对我们迈向新世纪是非常有益的。在本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中西思想文化的两次大的激荡和冲突。在总体情势上可借用“西学东渐”来描述，即主要是西方的思想文化进入中国，引起中国思想文化变革。这里的基本经验，许多文章都谈得相当全面和深刻，本文只拟提出两点来略加讨论。首先想谈谈教条主义的问题。要积极吸取世界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这里的教条主义有两种，都在应该反对之列。一种是对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加以盲目崇拜的教条主义，认为祖宗传下来的都是好的，这就必然拒绝向外国学习，把外国好的东西也当成异端邪说来排斥和反对。五四时期的“国粹”派、新时期所谓“新儒学”等等，就都是这种教条主义。其实，任何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都是历史地发展的，如果把它僵化、使它停滞，再好的传统也会走向它的反面。这里有一个学人历来重视的古今关系问题。对古今关系的辩证把握，必然要求既要继承传统发扬传统、又要革新传统发展传统。唯有继承、发扬才能革新、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于向其他民族先进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学习和借鉴。中华民族有过雄阔宏大的“汉唐气魄”，善于吸取外民族优秀的东西而为我所用。这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们民族在15世纪以前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民族在20世纪重新崛起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注：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从外国学来的。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的面貌包括中国文化的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在文化战线上，鲁迅、郭沫若、茅盾，不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善于向外国优秀的东西学习借鉴，而对中国新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楷模吗？从五四运动到社会主义革命，外国思想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拿来了，不但文学观念起了重大的变化，而且现代话剧、油画、交响乐、芭蕾舞、自由诗、电影等等都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到新时期，我们又一次掀起对外开放、洋为中用的热潮，其学习借鉴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现在可以说，外国对我们民族的了解，远不如我们民族对外国的了解。我们当然不能满足于此，在新世纪里还要更加积极地向外国学习和借鉴，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过来。这是我们在思想文化上走在世界前列的必要条件。还有另一种教条主义，就是对外国盲目崇拜。它必然与民族虚无主义紧密结合，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而具体表现为以“全盘西化”为核心的种种论调，在操作上则是对外国的东西机械模仿和完全硬搬。因而从本质上讲，它与我国人民本世纪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历史潮流是背道而驰的。江泽民同志在两代会上的讲话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就是对这种教条主义的深刻批判。邓小平同志曾强调，中国人民绝不会容许把我们的国家变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3页。）。特别是在今天面临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我们尤其要站在政治的高度，自觉地抵制和反对对西方思想文化盲目崇拜的“全盘西化”论。这是一个大道理。我们要用这个大道理去理顺许多小道理。并且，这个大道理绝不是什么大话、空话，而是深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说过，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许多怀抱救国之志的中国人全力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结果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这个“迷梦”。（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在马列主义指引下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在今天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牢记这个历史教训，我们的文艺就应当在新的世纪继续保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民族特色，继续努力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抵制殖民文化的侵蚀。其实，艺术在根本上是与教条主义的硬套或模仿不能相容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既是再现，又是创造。所以，即使是外国在文艺上好的成果和经验，也是外国的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绝不能代替我们对中国的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表现。诚然，对外国文艺的学习和借鉴，就过程而言，往往要经历模仿的阶段；但这种模仿不应该是盲目的生吞活剥、囫囵吞枣，而要有所选择和变化，同时，这种模仿也不应该是以模仿为目的，而是为了自己新的创造。本世纪以来的文艺实践反复表明：学习外国的东西，只有以自己的创造为旨归、为魂魄，才能真正学到有价值的东西并为我所用；而一味模仿、机械硬搬，到底是没有出息的。既然学习和借鉴的目的在于新的创造，那么，就不可能把文艺的发展仅仅归结为学习外国，也就必然会提出学习外国与发展本民族新文艺的关系问题，也即是提出我们建设新文艺根本的立足点问题。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本世纪中国文艺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以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创造活动为根本立足点，积极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是革命文化传统，是中国文艺在新世纪再创辉煌的可靠保证。发展中国文艺的根本立足点，既不能放在外国，也不能放在古代或既往，而要放在中国亿万人民群众现实的历史性创造活动之中。因此，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反映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和思想感情，这是我们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去积极地向外国学习，向古人学习，特别要向革命前辈学习。这些道理，前面已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应当再次强调，如果不把根本的立足点放在人民群众之中，深深扎进中国现实的土壤，那么，无论是向外国还是向古人学习，都是学不好的。回眸本世纪的壮丽历程，我们充满自豪。展望新世纪的辉煌前景，我们充满希望。向着新世纪，努力啊。【责任编辑】有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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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871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2 【原刊页号】8～18 【分 类 号】F7 【分 类 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005 【 标 题 】知识经济的历史考察 【 作 者 】吴江 【作者简介】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副研究员。北京，100836。 【内容提要】尽管知识经济的概念出现较晚，但经济思想史上对它的论述则早已有之且相当丰富。从16～17世纪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 是力量”的论断到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知识经济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1）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 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全面的分析，为知识经济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2）知识经济思想的形成。丹尼尔・贝尔、阿尔文・托夫勒、施赖贝尔、奈斯比特、＠①屋太一分别从“后工业社会”、“未来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价值社会”的角度论述了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提出了丰富的知识经济的思想。（3 ）知识经济理论的确立。马克卢普、马克・波拉特、彼得・德鲁克等人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知识经济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总结，不仅提出了知识经济的基本概念，而且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测度方法，形成了知识经济的理论体系。【关 键 词】知识产业/知识经济思想/知识经济理论 【 正 文 】 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是近来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 又称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它是在知识创新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的时代背景下应用而生的。知识经济的概念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而是1968年由比彼・德鲁克最早提出来的。知识经济理论的形成经历了如下过程。一、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早在16～17世纪，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就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从而打破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宗教唯心主义的思想桎梏。他说“人类获得力量的途径和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密切关联着的，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权力归于一，任何人有了科学知识，才可能认识自然规律，运用这些规律，才能驾驶自然、改造自然，没有知识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培根反复论述，知识就是力量，是改造世界的力量，人们一旦掌握了科学知识，就能够驾驭自然，改造自然。但是，培根的论述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论述的。在此之后，亚当・斯密、威廉・汤普逊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一个花费了大量劳动和时间教育出来的人，……可以比作一台价值昂贵的机器”。威廉・汤普逊则对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作了大量论述。他在《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分析了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能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他说：“知识能够经常发明出改善技术的方法，使劳动能够在产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或者在双方面提高，从而无限地增加作为享受手法的财富。”（注：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研究》，第9页。）他还认为，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知识与劳动经历了伴随、分离与重新结合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劳动与知识是很自然地相互伴随的，随着职业和劳动本身的细密分工，知识与劳动又开始分开。在社会从落后向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与知识的远被分开是不可避免的，是很自然的。一旦文明发展到完善的程度，劳动将重新与知识相结合。”（注：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研究》，第214页。）马克思、恩格斯则全面分析了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在这方面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知识是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由劳动生产所决定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都是建立在人类积累的经验之上，而没有建立在科学的理论之上。知识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独立因素，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自然科学大面积服务于生产以后的事情。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 ）恩格斯则明确提出，知识是生产过程的第三要素。他说：“劳动包括资本，此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想也想不到的第三要素，我所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7页。）。第二，他认为，构成知识成果重要内容的科学，是构成物质生产力不可缺少的要素，并与生产力中其他要素相结合，使之发挥重要作用，形成强大的直接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第三，知识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第427页。）在他看来：“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甚至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恩格斯也说：“在马克思看来， 科学是一种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 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1850年7月，当马克思看到一个牵引火车的电车机车模型时，立刻做出了惊人的预见，认为，蒸汽机的出现已经翻转了整个世界，而现在，一种更大得无比的革命力量――电力的火花将取而代之。这一预见被1870年以后开始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电力革命所证实。第四，机器的使用是知识应用于生产，并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标志。马克思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产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直接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9～220页。）这些论述包含着知识向生产力转变的天才思想。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知识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马克思说：“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象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2页。）马克思关于知识在生产过程中应用的思想，对于20世纪新学科的创立，特别是科学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科学技术学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著名美国思想家罗伯特・默顿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列为知识社会学的鼻祖，并且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英国科学学家贝尔纳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注：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第550页。）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对机器大工业的科学技术基础，进行了详尽的、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因此，他们不愧为知识经济思想的奠基人。二、知识经济思想的形成马克思等人论述了知识在生产中的作用以后，丹尼尔・贝尔、阿尔文・托夫勒、施赖贝尔、奈斯比特、＠①屋太一分别从“后工业社会”、“未来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价值社会”的角度论述了知识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这些论述虽然还没有提出知识经济的基本概念，但已经提出了知识经济的基本内容，因而，标志着知识经济思想的形成。（一）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的著名论著，对后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后工业社会”是由戴维・黑斯曼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后工业社会的休息与工作》的文章里提出来的。黑斯曼使用“后工业”这个名称来说明与工作相对的“闲暇”。贝尔论述的“后工业社会”与黑斯曼使用的“后工业社会”是非常不同的。（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贝尔论述后工业社会时特别强调知识的重要意义。他说：“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第9页。）贝尔论述的后工业社会其实也就是知识社会或者知识经济时代。他之所以叫后工业社会，而不叫知识社会、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主要是因为他受了拉尔夫・达伦多夫的“后资本主义”和W・W・罗斯托的“成熟后的经济”这两种思想的影响。（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第41页。）拉尔夫・达伦多夫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9年）一书中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贝尔论述的“后工业社会”与达伦多夫的“后资本主义”也是不同的。后资本主义主要讨论的是工厂中的权力关系的变化，而后工业社会则研究的是经济中的部门变化。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实际上也就是罗斯托指的成熟后的阶段。他认为，“成熟后”的经济是词意含糊的，不能确切说明该经济的特征。但是，不同的是，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指出：“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指导革新与变革；这反过来又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他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括，它具有五方面特征：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 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这是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最简明的特征。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60年代末，非洲和亚洲农业经济占用的劳动力达70％以上。美国是第一个步入服务性经济的国家，是第一个大多数劳动力既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70年代初，约有60％的美国劳动力从事服务性行业，到80年代以后，这一数字上升到了70％以上。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处于主导地位。在工业化社会中，半熟练工人是劳动力中比重最大的部分，他们只要经过若干星期的训练，便能按机器工作的要求进行简单的常规操作。这些工人通常被称为蓝领工人。随着服务性经济的发展，就业劳动力的比重逐渐向白领职业转移。到1956年，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数目，在工业文明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从那时起，比率一直在稳步扩大，到1970年，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了5∶4。其中，白领职业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增加最引人注目，其增长率是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通常是要具备大学程度的职业，主要包括工程师、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技术人员、医疗保健人员、教师和一般专业人员。1940年，美国有这类人员390万人，1964年上升到860万人，到1975年上升到1320万人，仅次于半熟练工人，而成为美国八大职业中的第二大职业。专业技术人员逐渐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心脏部分。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 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后工业社会则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这反过来又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结构，这些都必须从政治上加以管理。当然，知识对于任何社会的运转都是不可缺少的，后工业社会所不同的是知识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与以往相比，对于组织决策和指导变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理论知识，而不是经验。正是由于革新的性质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才使得理论知识变得如此重要。理论知识不仅汇集整理出了已知的东西，同时也为经验指出了方向。这就使得每个领域的发展日益依赖于理论知识的优先发展，理论知识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而那些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4、未来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贝尔认为， 如果社会变得更多地依靠技术和新发明，就会给社会制度带来一种危险的“不确定的性质”，为了减少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前途带来的不确定性质，有必要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变革，并对技术发展带来的有害的副作用进行有效的控制。人们经常忽视技术进步带来的有害的副作用。如增加使用价格低廉的化肥，是农业生产发生革命的重要原因，但流入江河的硝酸盐却是污染的一个最严重的来源。使用农药挽救了大量农作物，但同时也毁灭了野生生物和鸟类。这些都是因为技术的倡导者只对技术的积极方面感兴趣，而对技术的消极作用没有加以控制所造成的结果。有效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5、决策选择：制造新的“智能技术”。新的智能技术的特点是，它能确定理性的行动并识别实现这种行动的手段，一切情势都包含制约因素（如代价）和不同的选择，一切行动都是在确定性、风险性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制约因素是固定的和已知的时候，就存在确定性；当一组可能的结果已经知道，并且能确定为一种结果的或然概率时，就意味着风险性；当虽然能确定一组可能的结果，但对其发生的概率全然不知时，就存在着不确定性。这里使用的情势的定义可以说就是“对自然界的竞争”，竞争的制约因素是环境，也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竞争中每个人的行动原则都必然通过相互判断对方的意图而形成，在所有这些情势中，人们采取的行动是一种能够导致合理或最佳解决方法的战略，即通过对确定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判断，最大限度地扩大成果，或把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的那种战略。这种理性决策选择将是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4～37页。）（二）托夫勒的“未来社会”理论著名美国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未来社会的著作。1970年，他发表了《未来的冲击》、1980年发表了《第三次浪潮》、1990年发表了《权力的转移》。这三部曲所探讨的时期相当于一个人生的长度，这个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25年结束，历时约75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历史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控制地球达数百年之久的大烟囱式的工业文明，经过一段时间的震撼世界的权力斗争之后，终于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所取代。这三本书虽然都论述的是同一时期，但在探索到现实表层以下的时候，它们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未来的冲击》一书研究的是变化的过程――变化对人们的组织产生的不同影响；《第三次浪潮》一书则着重研究变化的方向――今天的变化正在把我们带向何处。《力量的转移》所论述的则是未来变化的控制问题――这些变化将由什么人决定和怎样加以决定。这些著作畅销5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在这些书中创造的一些新词在英语世界广为流行，其中future shock（未来冲击）这个字眼已被收入许多英文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也收了这个词，注为“未来冲击是指由于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急剧变化使人受到压力而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未来的冲击》一书认为，历史的加速发展带来了各种后果，个人、组织，甚至还有国家在太短的时间内遇到了太多的变化，是承受不了的，必然使得它们迷失方向，无力作出明智的适应性决定。因此，它们可能要备尝未来冲击之苦。未来冲击要比文化冲击严重得多，文化冲击是未来冲击的平行词，是指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人置身于一种陌生的环境所中产生的反应，他在社会活动中那些惯常的心理反应突然失效，而为一些无法理解的陌生反应所取代时出现的状况。中国留学生刚到美国时常常感到困惑、沮丧、茫然不知所措，这种现象可用文化冲击来解释。它破坏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使人对现实产生误解，因而无法对付。（注：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未来的冲击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整整一代人突然投入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行为准则――时间、空间、工作、爱情等各种概念全然不同，并打消他们回到熟悉环境社会中的希望，这时人们因迷失方向而遭受的痛苦比一个人面临的文化冲击强烈得多。该书预言，遗传学方面和教育方面都将发生一次革命，核心家庭很快就会破裂，一次性消费的社会将会随之而来。这些预言都被当今社会的巨大变革所证实。未来冲击的来源是人类社会正在面临着的第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发生的最新的革命性变化，并对这些变化可能带来的未来局面作了概括性描述。他认为，人类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浪潮。这两次浪潮都淹没了早先的文明和文化，都是以前人所不能想象的生活方式代替了原来的生活。第一次浪潮的变化，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的变革，是工业文明的兴起，至今不过300年。今天的历史发展甚至更快，第三次浪潮的变革可能只要几十年就会完成。我们正好生长在这个急剧转变的时刻，因而在生活中感受到第三次浪潮的全面冲击。（注：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托夫勒把第三次浪潮到来的社会称为“超工业社会”。（注：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但是他认为，包括他在内，未来社会不管是叫“信息时代”、“电子技术时代”、“后工业社会”，还是“超工业社会”，没有一个命题是合适的。（注：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该书预言，除了其他行业之外，今后还会出现一些建立在计算机、电子学、信息、生物技术等基础上的新兴行业，这些行业将成为各国经济的新的制高点。《权力的转移》认为，权力有三种基本形式，即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者顺次为低级的、中级的和高级的力量。这是对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论述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三种力量中，知识最为重要。由于暴力和财富在惊人的程度上依靠知识，今天正在出现空前深刻的力量转移，即社会的基本力量逐渐由暴力、财富转向知识。“知识本身不仅成为质量最高的力量的来源，而且成为武力和财富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知识已经从金钱的力量和金钱的力量的附属物发展成为这些力量的精髓。作者在海湾战争前夕用力量转移的观点分析了参与各方的军事形势。他在答记者问时指出，这三种力量都已凝聚在海湾形势中，萨达姆对科威特的侵略用的是第一种力量，西方对伊拉克的封锁用的是第二种力量，双方的宣传用的是第三种力量。而前两种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都离不开第三种力量。（注：托夫勒：《权力的转移》，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如果将第三种力量进一步细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它包括信息的力量和知识的力量。如果说对伊拉克的封锁用的是信息的力量，那么，打败与制服伊拉克则用的是知识的力量。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依靠知识的力量，运用各种先进的武器以自己最小的代价消灭了伊拉克大量军事力量，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他认为，在过去的300年当中， 所有的工业国内部最基本的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财富的分配进行的，而未来权力的争夺将越来越围绕着知识的分配和获得知识的机会而展开。（三）施赖贝尔和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1980年，法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让一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发表了《世界面临挑战》一书。作者认为，物质、能源和信息是自然界提供的为人类创造性活动所必需的三个因素。信息是当今世界最重要而又取之不尽的资源，并且能够代替能源。而物质（自然资源）和能源在地球上日益枯竭。当今世界由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石油输出国和第三世界三大部分组成。进入80年代以后，这三类国家各自面临困境：石油输出国的石油资源日渐减少，终有枯竭之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日益贫困；完全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也危机重重。他直接用“信息社会”的概念取代“后工业社会”和其他提法，认为要摆脱这些危机，必须向信息社会迈进。他认为，信息技术是改造人类社会的强有力的因素。它们是为新社会的活动和观念服务的工具。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是在于它们的改造能力：在农业方面，使之趋于合理经营；在工业方面，使其能力大大提高；在服务业方面，使其加速发展和扩大。（注：施赖贝尔：《世界面临挑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9 页。）就象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一样，信息社会必将取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必须全球化，他说：“我们正从指数曲线式消耗自然资源的工业社会过渡到指数曲线式创造物质财富，并能使人类才智得到发展的信息社会，正在从一个争夺狭窄的市场的贸易战过渡到一个促进生产和交换的世界体制”。（注：施赖贝尔：《世界面临挑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页。）1982年，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发表了《大趋势》一书，从10个方面论述了美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该书的副标题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它们分别是：（1）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2）从强迫性技术向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转变；（3 ）从一国经济向世界经济的变化；（4）从短期向长期的变化；（5）从集中到分散的变化； （6）从自组织机构求助到自助；（7 ）从代议民主制到共同参与民主制的转变；（8）从等级制度到网络组织的过渡；（9）在人口和经济力量方面从成熟工业的北方向以朝阳工业为特色的南方转移；（10）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到多种多样的选择。他认为，在信息社会里，知识是最主要的因素，是我们经济社会的驱动力，信息经济社会是真实的存在，是创造、生产和分配信息的经济社会。他认为，信息社会有四个特征：（1 ）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而是信息与知识；（2 ）价值的增长不再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3 ）人们注意和关心的不是过去和现在，而是将来；（4）信息社会是诉讼密集型的社会。 （注：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 ～19页。 ）他还提出，在信息社会里，知识价值论必然取代劳动价值论。（四）＠①屋太一的知识价值社会理论。1985年，日本学者＠①屋太一出版了《知识价值革命》一书，提出了知识价值社会的理论。他说：“未来的社会是知识与智慧的价值大大提高的社会，即知识价值社会。”（注：＠①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东方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页。）所谓知识与智慧价值简单地说就是用知识与智慧创造出来的价值，如果给它下个严格的定义，它就是：由于反映社会结构和社会主观意识，被社会所承认的带有创造性的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知识与智慧大大提高意味着在物质财富的价值构成中，知识与智慧的价值越来越大。他把知识性产业划为三类：第一类是生产出售专门知识的知识性产业；第二类是生产出售普通知识的知识性产业；第三类是生产出售基础知识（纯粹知识）的知识性产业。律师、会计以及各种从事咨询业务的职业，都是出售专门知识的知识性产业；而学校、技术训练班、文化补习班等教育产业则是出售普遍知识的产业。这些生产并出售知识与智慧的产业在未来社会中将会得到很大的发展。那些纯粹的知识性产业在全社会只占较小的比重。更大的知识与智慧价值将体现在物质财富和服务事业中。这说明，物质财富在知识与智慧创造价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作为知识与智慧价值的“容器”或者说作为知识与智慧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发挥作用。知识与智慧的价值是不受材料和工艺过程的成本高低的影响的，产品的价格不再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且具有强烈的时间性和可变性。这就意味着，那些设计精良的产品会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同时由于技术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这些产品的增减幅度也是很大的。由于知识与智慧的价值具有很强的个性，因而商品的差异性也很大，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不同需求。小型化、低耗能为特征的技术发展模式将是知识价值社会的典型特征。他还根据企业所生产的货品（即价值）的形态，把产业分为物品产业、位置产业、时间产业和知识产业四种产业；根据货品在不同领域为社会做贡献的机能，把经济活动分成生活、生产、社会的三种领域。（注：参见＠①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 第208页。）三、知识经济理论的确立继丹尼尔・贝尔、阿尔文・托夫勒、施赖贝尔、奈斯比特、＠①屋太一等人之后，马克卢普、马克・波拉特、彼得・德鲁克等人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知识经济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总结，不仅提出了知识经济的基本概念，而且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测度方法，形成了知识经济的理论体系。其中，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理论和马克・波拉特的“信息经济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知识经济理论的确立。（一）德鲁克最早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1968年，彼得・德鲁克发表《不连续时代》一书，在这本书里，他首次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他根据马克卢普的计算结果，进一步估计了知识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他说，1955年，美国知识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1965年达1／3，到70年代末将近1／2。他在该书的第4章专门论述了“知识社会”，在第12 章专门论述了“知识经济”，最早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注：Peter F. Drucker, TheAge of Discontinuity,New York,Harper & Row,1968,P.263.）他还提出：“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知识已成为首要产业，这种产业为经济提供必要的和重要的生产资源”。1970年，马克卢普在他76岁时镇定宣布，准备编写8 卷本的著作《知识的创新、分配和经济意义》。8 卷的写作计划是：第一卷：知识与知识的生产；第二卷：知识、信息科学与人力资本的分类；第三卷：教育；第四卷：科学研究与新知识；第五卷：通讯媒介；第六卷：信息服务与信息设备；第七卷：知识生产的规模与速度；第八卷：知识职业与知识社会。（注： Fritz Machlup, Knowledge and KnowledgeProduction,Princeton,1980,P.13. ）该书的第一卷《知识与知识的生产》于1980年出版，第二卷《知识的分类》于1982年出版，在第三卷出版的过程中，1983年马克卢普溘然去逝。1984年，第三卷以《信息经济学与人力资本》为书名出版，剩下的五卷永远无法面世了。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马克卢普是第一个全面研究知识经济内容的人。而比得・德鲁克是最早提出“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 ）概念的人， 他提出这一概念也受到了马克卢普的深刻影响。 （注：Firtz Machlup,Knowledge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Princeton,1980,P.xxvii.）还可以看出，马克卢普论述的知识经济是以知识的生产、创新和传播为基础的经济，而知识产业则是知识的生产、创新和传播活动的主体和支柱。（二）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理论早在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出版了《美国知识的生产和分配》一书，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50年代末美国社会生产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 提出了“知识产业”（ KnowledgeIndustry）的概念。他认为，知识产业与其它物质产业和服务业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知识产业的产出是无形的，非物质的，无法度量的，无法与其他类型的物质进行数量比较。其次，大多数知识产业提供的服务不是按商品销售的，而是以低成本免费扩散的。知识产业所需的费用往往由政府部门、慈善家或商业广告公司支付。如公立学校的费用主要由政府支付，私立学校主要是由慈善家建立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则主要是由商业广告公司支助的。对其他产业的产品来说，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行为确定它们的市场价值，但知识产业的产品的市场价值往往不能通过这种方式确定。由于知识产品的不可度量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产效率指标和市场价格难以确定性，使得人们难以确定知识产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最佳比重。对于大多数知识产业的产品来说，要素成本是知识生产唯一可以确定的数字。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根据投入要素在生产过程中贡献的份额确定投入量合适呢，还是根据产品的类型确定投入量合适呢？即是应以职业方法确定知识产业呢，还是应以产业（产品）方法确定知识产业呢？不同的划分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统计口径。如按照职业方法，食品工业中工程师、制鞋业的设计师、化学工业中的会计师或律师等，他们都从事知识的生产；但按产业方法，他们都没有从事知识生产。而按照产业方法，学校里的看门人、实验室的清洁工、电视台的修理工等，都从事知识的生产，这与按职业划分是矛盾的，因为，按照职业划分，他们则没有从事知识的生产。那么，知识产业究竟是指生产、传播知识的部门，还是包括任何其它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知识的职业呢？马克卢普认为，应该把知识产业与知识职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无论是职业还是产业，知识的生产增长时，它们两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出现了许多生产知识产品的新型产业；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从事知识生产、传播和转移的新型职业。（注： FritzMachlup,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United Stat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44～49.）马克卢普还认为，知识产业包括五方面的内容：（1）教育。 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教育、教会教育、军事教育等；（2 ）研究与发展。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等；（3）传播媒介。包括书籍、 期刊和报纸的印刷出版业、电影戏曲、广播电视、电报电话、通讯邮电等；（4）信息设备。包括信息处理设备、电子计算机和自动控制系统；（5）信息服务业。包括证券经纪业务、不动产代理业务等。他发现，在1947～1958年期间，美国知识产业平均每年以10.6％的速度递增，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倍；1958 年知识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2％，在9年时间里增长了30％。1958年，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约有29％来自知识产业，约为1364.36亿美元，其中， 用于教育的开支为601.94亿美元，占44.1％；用于研究与发展的开支为109.9亿美元， 占8.1％；用于传播媒介的开支为383.69亿美元，占28.1％； 用于信息设备的开支为89.22亿美元，占6.5％；用于信息服务的开支为179.61亿美元，占 13. 2 ％。 （注： Fritz Machlup,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P.361～362.）但是， 由于马克卢普使用的知识产业定义的内容十分广泛，知识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29％这个被广泛引用的数字，容易给人造成错误的影响。“知识产业”概念的提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震动，保尔丁格教授在一篇书评中写道：“知识产业的概念简直是一个足以把传统的经济学炸飞的炸药包”（注：Kenneth E. Boulding," The KnowledgeIndustry",Challenge,May,1963,P.38.）。马克卢普的学说之所以具有经济理论的革命意义，是因这一概念不仅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而且开创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纪元。正是由于经济学把知识产业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相并列的产业，从而形成了一门新的经济科学――知识经济学。由于知识具有不同于其它物质资源和物质产品的特征，知识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特的经济学。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作用》一书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知识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如此强烈地引导着整个社会”，“在本世纪后半叶，知识产业将成为国家实力增长的核心”。（注：Clark, Kerr, TheUses of the Univers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88.）自此以后，知识产业成为一个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概念。（三）马克・波拉特的信息经济理论1977年，马克・波拉特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以政府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了九卷本《信息经济》，各卷的内容如下：第一卷《信息经济：定义与测度》；第二卷《测度一级信息部门的资料与方法》；第三卷《产业间转换矩阵》；第四卷《技术矩阵》；第五卷《总体结果矩阵》；第六卷《应用就业结构的产业矩阵测算劳动收入》；第七卷《应用就业结构的产业矩阵测算劳动收入》；第八卷《国民收入、劳动力和投入―产出表》，第九卷《对使用全部数据库的用户指导》。在这套著作里，他对信息经济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依据信息产品或服务是否进入市场交易为标准，将国家信息部门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如信息设备的生产部门和专业性信息服务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如政府机构或企业内为政府或企业内部服务的信息部门）。其中，一级信息部门由八类产业部门组成，它们是知识生产与发明产业，信息分配与传播产业，金融和保险等风险管理产业，市场调查与协调产业（如广告业），信息处理与传输产业，信息产品生产产业，邮政、教育等政府公共产业，信息设备（如教学楼）建设产业。据波拉特计算，美国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中有25.1％来自第一信息部门，也即由生产、处理及分配信息商品和服务的经济部门生产。包括电脑制造、长途通讯、印刷、大众传播媒介、广告、会计、教育，此外还有风险管理业，包括金融和保险等。二级信息部门要比一级信息部门复杂得多，波拉特通过测度那些直接支持二级信息部门运行所消耗的各种劳动力和资本的价值，推算出这些部门中不直接进入市场的信息服务的“准市场”价值。在波拉特看来，一封商业信函的拟定既需要信息劳动，如起草、打字、校对、付寄等，也需要信息资本的支持。如录音机、打字机、计算机、传真机、文件柜，以及以办公楼为代表的信息建筑物。二级信息部门的增加值由以下两个测度的投入量构成：第一，在非信息产业内就业的信息劳动者的收入；第二，非信息产业内购买的信息资本折旧。波拉特通过这两大数据，建立起了二级信息部门的账户体系。根据他的计算，1967年，美国二级信息部门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1％。一级信息部门与二级信息部门的产值之和便是整个信息部门的产值。因此，1967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6.2％与信息部门有关。（注：参见黄顺基编：《走向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72页。）他还观察了美国劳动力构成的长期趋势，发现，1860～1905年间，农业人口比重最大，其次是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自1955年后，美国信息部门就业人数迅速增加，1910年信息劳动者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不到15％，但1970年后，超过了40％。1967年，信息工作者的收入占全国人口收入的53％。波拉特把信息部门分为一级信息部门和二级信息部门来测度信息经济规模，这种信息经济测度的模式称为波拉特范式。这一范式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主要根据两项指标测度信息经济的规模：一是信息产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二是信息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波拉特范式是波拉特对宏观信息学发展的一个贡献。（四）OECD等对知识经济的阐述1985年，美国政府授权Calgary大学成立了“知识科学研究所”，对知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过程和转化机制，以及知识经济的一系列其他理论问题做了富有成果的研究。90年代初，美国阿斯奔研究所（The Aspen Institute）等单位联合成立了信息研究所（The Institutefor Information Studies），在它出版的《1993―1994年年鉴》，以《知识经济：21世纪信息时代的本质》为总标题，发表了6篇论文，从6个方面审视了“明天信息社会”的特征和本质， 其中第一篇论文《技术在信息时代的地位：把信号转为行为》明确论述了知识在信息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篇论文明确提出：“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而成为能创造财富的主要资产，正如资本和能源在20年前取代土地和劳动力一样。而且，本世纪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由体力变为智力。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世界经济已变成信息密集性的经济，信息和信息技术具有独特的经济属性。”（注：李啸虎：《知识经济：背景与前景》，《东方经济》，1998年第1期，第8页。）这就说明，信息技术对于劳动性质的变化，即由体力劳动变为智力劳动，具有决定作用。1994年，C・温斯洛和W・布拉马共同出版了《未来工作：在知识经济中把知识投入生产》一书，对知识经济概念的内涵外延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温斯洛和布拉马的贡献在于，他们阐述了知识经济下企业在市场上取胜的基本条件和要求，认为“管理智力”是获取和利用高价值信息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s）的概念。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在国际组织文件中首次使用了“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这个新概念。在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对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该报告指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这份文件把知识分为四类，即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 知道怎样做的知识（ know―how）和知道是谁的知识（know― who），前两类容易编码与度量，可称为编码化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后两类往往存在人们的大脑之中，属隐含经验类知识（tacit knowledge）， 主要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知道怎么做的知识属决窍类知识，学习这类知识的典型例子就是徒弟跟着师傅学，并把师傅当成权威。知道是谁的知识主要通过社会实践的学习才能获得，有时通过特殊的教育环境的学习才能获得。据估计，OECD主要成员国GDP总值中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 （注：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这份文件应该说是国外知识经济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它总结了国外对知识经济的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了知识特别是高新技术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比重和地位、知识与经济、知识的编码化、知识与学习、知识网络、知识与就业等问题，为知识经济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这份文献在我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已成为研究知识经济必读的一份经典文献。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坊的左部右加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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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迭起 好“戏”连台――厦门外商投资热不断升温(4)内容: 新华社厦门５月２８日电（记者王炜中）外商在厦门的投资热潮持续上涨，今年以来更是高潮迭起，“好戏”连台。１至４月，共批准外商投资８２项，合同投资额１・９亿多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点五和１・１８倍。１９８９年是厦门特区历史上吸引外资最多的一年，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２２５个，合同投资额８・４亿多美元，都相当于特区兴办八年来批准项目总数和合同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新年伊始，厦门目前最大的外商投资项目，占地面积五十多公顷的翔鹭涤纶纺纤（厦门）有限公司，在湖里工业区破土动工。接着，由台胞投资３０００万美元兴建的凯歌（厦门）高尔夫球场，也举行隆重的动工典礼……。去年以来，在厦门的外商投资兴办生产型、出口型和技术先进型项目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生产型项目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产品的平均出口比例为百分之八十多。投向基础设施和原材料生产项目也有所增加，其中包括投资额达二亿美元的化工原料项目，集装箱码头建设项目等。这些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已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单项小型向技术密集型，综合性大型转化，由简单加工装配向全行业配套引进发展。去年国务院批准厦门特区及厦门市辖的杏林，海沧地区为台商投资区以来，厦门的台商投资热潮不断地“升温”，全年进入厦门的台胞有七万多人次，今年头四个月达四万多人次，其中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前来洽谈投资事宜和进行商贸活动。去年九月，就有八百多位台商组成五十多个洽谈团，参加福建省外商投资贸易洽谈会，与厦门市签订了七十多个投资合同和十九份投资协议，合同投资额３・４亿美元。今年二月底，在为期三天的厦门市台胞省亲恳谈会上，又有近６００位台胞赶来赴会，与厦门签订了五十多个投资合同、协议和意向书，投资金额近两亿美元。在此之后，台湾绩优企业投资考察团、台湾大陆工商企业考察团和台湾中文企业协会大陆经贸考察团等数百个台湾工商界社团接踵而来，一时间，厦门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厦门市台胞联谊会和厦门市总商会等部门和单位门庭若市，鹭红宾馆、金宝酒店等旅馆住客爆满。即使如此，许多台商仍源源不断地涌进厦门。厦门外商投资热潮不断高涨，反映了厦门市认真贯彻中央改革开放方针，千方百计地为外商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努力。去年以来，市里组织力量，对基础设施建设作了周密部署。目前，东渡码头二期工程四个两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开始动工兴建；高（崎）集（美）海峡大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预计明年“五一”建成通车；海沧嵩屿火电厂首期六十万千瓦工程正着手建设；高崎国际机场扩建工程正在进行；厦门航空港已开辟了近三十条国内外航线，每周有近一百二十个航班；新增的二万门程控电话交换装置已投入使用，能跟国内四百多个大中城市和国外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地区直接通话；湖里工业区二期建设工程中的七幢、总面积十万平方米的通用厂房已全部封顶。台商投资区的杏林地区水厂扩建工程、环城公路、集中供热管道等基础设施也正抓紧建设。另外，厦门市的许多部门、单位也纷纷采取措施廉政、勤政，尽力为外商提供优质服务。提高了对外商的吸引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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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开发ENVIRONMENT AND EXPLOITATION1999年 第14卷 第2期 vol.14 No.2 1999长江口九段沙湿地生物资源及其变化趋势研究袁兴中 何文珊 孙平跃 陆健健摘 要：1996年6月至1998年6月笔者及其课题组9次上九段沙，考察调查了岛上的生物资源及其演化趋势.九段沙现有高等植物13种，底栖无脊椎动物19种.具开发利用价值的资源生物主要有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海三棱镳草(Scirpus mariqueter)、缢蛏(Sinonovacula constricta)、河蚬(Corbicula fluminea)和中华绒螯蟹(Eriocheir sinensis)蟹苗.目前，九段沙生物群落正处于演替的初级阶段.湿地生物资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表现出它们在时间上的演变过程.关键词：九段沙；湿地；生物资源；变化趋势中图分类号：X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776(1999)02―0001―03Studies on Bilolgical Resources and Variational Tendency on theWetland in Jiuduansha in Estuary of Changjiang RiverAbstract：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variational tendency on the wetland in Jiuduansha in estuary of Changjiang River was strdi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11 species of higher plant and 19 species of invertebrates there.The resources organisms,with abundent,high economic value,are Phragmites australis,Scirpus Xmariquete,Sinonovacula constricta,Corbicula fluminea and Eriocheir sinensis.Now,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sm community in Jiuduansha is in preliminary stage.The variatio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on wetland reflect its development in time.With depositing and changing to land,there will be growing for latent capaity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JiuduanshaKeywords:Jiuduansha；Wetland；Biological resources；Variational tendency河口湿地是海洋、淡水、陆地间的一种过渡区域，是海洋作用、大气过程、生物作用、地质过程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最活跃的耦合带，兼有独特而显著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特征的双重性，既是河口海岸带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地区，又是自然保护和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对象［1］，［2］.长江口湿地是我国一块重要的滨海湿地，具有丰富的湿地资源和多样的生态功能，在上海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本研究自1996年6月―1998年6月首次对长江口九段沙湿地生物资源进行了调研，并对其变化趋势及保护开发对策进行了探讨.1 自然环境特征长江每年从其上游带来4.68×108t泥沙，其中50%左右沉积在长江口，在长江口形成一系列沙洲.九段沙是继崇明、长兴和横沙岛之后长江口的又一成陆冲积沙洲，是长江口一块重要的河口沙洲型滨海湿地［3］.它由上沙、中沙与下沙三部分组成，在北纬21°06′20″～31°14′00″，东经121°53′06″～122°04′33″之间，东西长约18km，南北宽约13km；海拔-5m以上的面积有315km2，其中海拔0m以上的面积有115km2.九段沙东向东海，面临长江，西南、西北分别与上海、浦东、横沙岛隔水相望(图1).九段沙属东亚季风气候，年均温为15～16℃，年均水温在17～18℃之间.地面呈典型的盐沼景观，植被覆盖比较简单.滩涂底质主要是淤泥和粉沙.土壤属于年轻的河口沉积物，受长江淡水和东海海水水文特征的影响，盐度在2‰～5‰，pH值约7.5.图1 九段沙地理位置图九段沙湿地总面积为39096ha,占长江口沙洲岛屿湿地总面积的22.40%.其中，海拔0m以上的湿地为11400ha，0～-5m的湿地为27696 ha.根据海拔高程，九段沙湿地可分成潮间带滩涂湿地和潮下带水下湿地.九段沙地理位置相对稳定，淤积扩大，逐渐趋向成陆.长江丰水多沙和河口中等潮汐强度的水文泥沙条件，造就长江河口有规律地分汊，奠定了九段沙地理位置相对稳定的基础.河口动力平衡带和河口的过滤效应，长江泥沙入海成九段沙淤积抬高扩大的基础.以理论基准面0 m出露面积计，1973年为63 km2，1995年为114 km2，面积平均每年扩大2.23 km2.沉积物粘粒增加，使得植物能够从粘粒和其它絮凝团中吸收无机物以及有机质养料，植物得以生长，潮滩便从光滩向绿滩方向演经，向沼泽化方向发展.由于九段沙属于发育早期的河口沙洲，人类尚未上岛围垦定居，除了春季有农民上岛捕捉鳗苗、蟹苗外，基本上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2 研究方法我们于1995年11月，1996年3、6、9月，1997年1、4、7月和1998年3、4月对长江口九段沙湿地进行了普查和详查相结合的实地调研.对该岛进行了湿地植物、动物资源的取样调查.湿地植物调查包括植物种类及分布、植物群落的空间结构、分布格局、地上部分生物量等.共作生物量样方21个，每个样方面积1 m2，统计测量样方内各植物的盖度、多度或密度、平均高度、地上部分生物量等数据.湿地动物调查采用路线法，对上沙、中沙、下沙作跨岛调查，观测鉴定沿线采集的底栖动物种类，并分别是在上沙、中沙和下沙的高、中、低潮带作样方分析，共取样方60个，每个样方50×50×20 cm.用铁锹挖出泥样放入5 mm和1 mm孔目的两层网筛，筛选、分离.标本处理和分析均按《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第七篇“岸带生物调查方法”进行.在调查的同时，还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对调查地点定位，利用遥感技术(RS)分析九段沙湿地的变迁，所用航片均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和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3 结果与分析3.1 湿地生物种类及生态分布经调查，九段沙有高等植物11种，底栖无脊椎动物19种(表1，表2).高等植物中，芦苇、镳草和海三棱镳草是优势种.底栖动物优势种有河蚬、缢蛏、焦河蓝蛤、天津厚蟹、谭氏泥蟹、中华绒螯蟹(幼体).表1 九段沙湿地高等植物种类组成及分布种类高潮带下部及中潮带高潮带中上部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镳草 Scirpus triqueter海三棱镳草 Scirpus mariqueter茭白 Zizania latifolia糙叶苔草 Carex scabrifolia水花生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早熟禾 Poa pratensis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水蜈蚣 Kyllinga brevifolia水烛 Typha angustifolia看麦娘 Alopecurus aequalis萎菱莱 Potentlla sischanensis＋++++++＋+++＋＋＋++＋＋＋＋＋＋＋＋注：“＋”表示数量等级，+++表示较多，++表示多，+表示较少表2 九段沙底栖动物种类组成及分布种类低潮带高潮带下部及中潮带高潮带中上部河蚬 Corbicula fluminea缢蛏 Sinonovacula constricta焦河蓝蛤 Potamocorbula ustulata中国绿螂 Glaucomya chinensis梨形环棱螺 Bellamya purificata泥螺 Bullacta exarata光滑狭口螺 Stenothyra glabra天津厚蟹 Helice tridens tientsinensis宽身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dilatatus中华绒螯蟹 Eriocheir sinensis中华虎头蟹 Orithyia sinica无齿相手蟹 Sesarma denaani豆形拳蟹 Philyra pisum谭氏泥蟹 Llyrplax dexchampsi隆线拳蟹 Philyara carinata脊尾白虾 Exopalaemon carinicauda多鳃齿吻沙蚕 Nephthys polybranchia疣吻沙蚕 Tylorrhynchus heteochaetus纽虫 Nemertini sp.+++++++++++++++++++++++++++++++++++++++++++++注：“+”表示数量等级，+++表示较多，++表示多，+表示较少芦苇仅分布在上沙中央潮上带地区，分布面积约350 ha，呈点丛状分布.在芦苇群落之间，伴生有水烛、茭白、糙叶苔草、水花生、早熟禾、牛筋草和水蜈蚣等，鸭跖草则属分布在芦苇群落间的偶见种.镳草与海三棱镳草分布在上沙芦苇群落以外的其它部分以及发育较迟的中沙、下沙潮间带地区，分布面积约6 000 ha.其中，镳草主要分布在沙洲西面、西北面和西南面的潮沟两侧，海三棱镳草的分布相对广些，呈典型的先锋植物态势，但长势比芦苇相对差一些.镳草与海三棱镳草带受波浪与潮汐作用较大，在大潮时全部被淹没.底栖动物的分布与潮滩地貌类型有关，高、中潮带以蟹类为主，软体动物则广泛分布于低潮带(光滩)上.河蚬为在滩涂湿地中出现最频、分布最广的软体动物，大多在细小的潮沟两侧.焦河蓝蛤也主要分布在光滩区.缢蛏主要分布在潮间带的中潮区，喜栖息于底质分层的区域.天津厚蟹、谭氏泥蟹和中华绒螯蟹(幼体)主要分布在高潮带下部和中潮带中上部的镳草和海三棱镳草区.3.2 湿地主要资源生物及其经济、生态价值在九段沙湿地生物资源中，有经济利用价值的植物种类有芦苇、海三棱镳草、镳草，动物种类有河蚬、焦河蓝蛤、缢蛏、梨形环棱螺、泥螺、中国绿螂、中华绒螯蟹、无齿相手蟹、天津厚蟹、脊尾白虾.其中，种群数量大、经济价值高、可供开发利用的种类主要有芦苇、海三棱镳草、中华绒螯蟹(蟹苗)、缢蛏、河蚬(表3).表3 九段沙湿地主要资源生物的生物量、密度及分布种类生物量(g/m2)密度(株或个/m2)分布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3 300～4 600113潮上带(仅分布在上沙)海三棱镳草 Scirpus mariquete200～2 000780潮间带中华绒螯蟹 Eriocheir sinensis22～2886.67高潮带下部和中潮带中、上部缢蛏 Sinonovacula constricta106.3344中潮带河蚬 Corbicula fluminea146.53350低潮带芦苇 典型的湿地植物，仅分布在上沙，总面积350 ha.其地上部分的生物量为3.3～4.6 kg/m2，平均高度为2.0～3.1 m，盖度为30%～70%.芦苇主要以根状茎繁殖，故形成群落的点丛状分布格局.芦苇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是造纸工业的重要原料，其地下茎可药用.此外，芦苇还具有较高的生态效益，尤其具有防波促淤功能，100 m宽的芦苇带可使波浪衰减一半，促使泥沙淤积20～30 cm［4］；芦苇具有明显的吸收分解污染物的作用，能增强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芦苇群落为各种滩涂动物(包括多种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提供优良的栖息场所，进而为鸟类提供饵料和栖息地，促进生态系统能流和物流的良性循环.海三棱镳草 多年生耐盐性植物，生长在其它高等植物难以生存的滩涂上.海三棱镳草在九段沙分布面积最广，以种子繁殖或以根茎、球茎进行营养繁殖，常组成单一群落.其生物量为0.2～2 kg/m2，平均高度为43～108 cm，盖度为30%～90%.海三棱镳草是九段沙潮间带上的先锋植物，其根茎发达，可以促使泥沙淤积，起到促淤成陆的作用.其具有很强的抗风暴能力，大面积的海三菱镳草的生长可显著降低滩涂受海浪的侵蚀作用.海三棱镳草的叶、茎和柘枝落叶滋养着大量的无脊椎动物，如蟹类、软体动物等，进而成为鸟类丰富的食物资源，而这种植物的球茎本身也是许多鸟类喜爱的食物.海三棱镳草死亡后，植株的腐烂可使滩涂土壤肥力增加，为芦苇及其它高等植物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中华绒螯蟹蟹苗 中华绒螯蟹俗称河蟹，是我国特产蟹类.成蟹喜栖居在江河、湖沼的泥岸，其繁殖过程必需到河口才能完成［5］.长江口是我国中华绒螯蟹的最大自然产卵场，每到秋、冬之交，二秋龄亲蟹沿长江而下，游到长江口九段沙等浅滩地带交配产卵，发育成蟹苗，每年6、7月份是蟹苗旺发期.中华绒螯蟹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是人们喜食的美味佳肴；其蟹壳含有丰富的甲壳质，可提取作为工业原料.由于九段沙自然环境优良，人类活动干扰较少，现在该岛附近浅滩已成为蟹苗集中分布的一个重要区域.缢蛏 俗名蛏子，是我国和日本特产贝类.主要分布在九段沙潮间带的中潮区，喜栖息于底质分层的区域.典型的缢蛏分布区其底质可分两到三层：表层是粉沙和泥的混合层，厚约5～15 cm，中、下层常以砂和粉沙为主.缢蛏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是很好的食用贝类；也可作为饲料进行开发；同时也是湿地鸟类的重要饵料.该岛缢蛏的栖息密度为44个/m2，生物量为106.33 g/m2，有较大的开发潜力.河蚬 属于淡水种类，生命力极强，耐低氧，现已成为长江口滩涂湿地中出现最频、分布最广的软体动物.在九段沙主要分布在中、低潮带的光滩，大多在细小的潮沟中间和两侧.河蚬是营养价值高而全的经济水产品，同时又是青鱼和对虾的优质饵料，还是滩涂湿地鸟类的重要饵料.九段沙河蚬的平均密度在274.67个/m2，生物量为146.53 g/m2，在九段沙底栖动物生物量中占很大比重，有广阔的利用前景.3.3 湿地生物演变趋势九段沙自然演变过程中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从无植被到有植被，由西向东推进.50年代，九段沙基本是上一个水下沙洲；60～70年代，九段沙已是一片光滩；80年代后期，局部较高滩面已有镳草生长；90年代，已有芦苇生长.据1996年调查，潮间带植物种类已有11种.作为一个新生河口沙洲岛屿，九段沙生物群落的演替正处于初级阶段，生物群落种类不多，多样性偏低，特别是中沙与下沙，均以先锋种海三棱镳草群落为主，占据九段沙植被的大部分，这与九段沙河口沙洲的地貌发育也处于初级阶段是相符合的.进一步分析，九段沙生物群落的演替在时空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根据九段沙生物群落的演替特征，可划分成3个带：即藻类盐渍带(光滩)、镳草和海三棱镳草带、芦苇带.3.3.1 藻类盐渍带(光滩)位于滩涂最低区域，包括低潮带和中潮带下部.此带滩涂海水淹没时间长，盐度高，形成以青灰色粗粉沙为主的盐渍地.这里一般不存在高等植物，底栖动物以软体动物为主，有河蚬、焦河蓝蛤、泥螺等，甲壳动物主要是宽身大眼蟹.由于河口区沉积速率很高，大量泥沙快速沉降，使底质处于剧烈的扰动变化中，限制了多毛类的生存和发展，故此带只有2种多毛类动物.此带代表了滩涂演替的初级阶段.3.3.2 镳草和海三棱镳草带分布在中潮带中、上部和高潮带下部.此带海水覆盖时间比藻类盐渍带短，盐度下降，受潮水冲刷影响较大.海三棱镳草和镳草作为高等植物的先锋种在这里形成绝对优势.由于初级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光照强度等物理因子适中，在此带出现以蟹类和软体动物为主的底栖动物生物量高峰，优势种类主要是天津厚蟹、谭氏泥蟹、中华绒螯蟹(幼体)、缢蛏等.此带代表了滩涂演替的较高阶段.3.3.3 芦苇带位于高潮带中、上部，仅分布在上沙中央.该带盐度下降，潮水淹没时间短，较高处仅在大潮汛满时才被淹没.芦苇占绝对优势，在芦苇群落之间，伴生有其它高等植物种类，谪等植物种类明显增多.底栖动物种类较少，以甲壳动物为主，如天津厚蟹等.显示了向陆生群落演变的趋势与滩涂群落的演替相应，生物资源(种类、数量、生物量、生态分布)也发生着时空演变.不同生物种类在空间上的分布表现出它们在时间上的演替过程，从接近海岸的潮间带向上直至潮上带，植物群落从海三棱镳草群落的单种，发展到芦苇群落的11种.与之相应，底栖动物的种类、数量也发生着变化，从光滩以软体动物为主的群落，到海三棱镳草、镳草带以蟹类、软体动物为主的群落，发展到芦苇带以蟹类为主的群落.趋势是生物多样性增高，群落结构趋于复杂.这说明九段沙湿地生物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体现出了该地区生物资源在时间上的演变过程.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河口泥沙不断在此淤积，该沙洲在0 m基准线以上的面积会越来越大，其上的生物群落也会日趋向顶极群落方向发展，生物多样性将逐渐提高，可资利用的生物资源潜力将逐步增长.因此，作为九段沙湿地生态系统基础的生物资源，对维持该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样，既可减少资源的消耗，又能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4 结语对九段沙湿地生物资源及其演变趋势的研究表明，九段沙属于发育早期的河口沙洲岛屿，其生物资源现状既反映了河口地区的特点，如既有淡水种类河蚬、梨形环棱螺、光滑狭口螺，也有喜低盐种类如海三棱镳草、焦河蓝蛤、缢蛏、脊尾白虾等，中华绒螯蟹是生活在内陆水域、洄游到河口繁殖的种类，而多鳃齿吻沙蚕、疣吻沙蚕则是半咸水种类，说明了河口生态环境过渡带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九段沙成陆晚，生物群落正处于演替初级阶段，生物多样性较低.但是，由于九段沙自然环境优良，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少(岛上迄今无人居住)，其主要资源生物的生物量比长江口其它三个岛屿(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高，有经济利用价值的生物资源潜力较大.我们在调查九段沙底栖动物生物量的同时，对崇明岛主要优势种的生物量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崇明岛的河蚬的生物量为120 g/m2，焦河蓝蛤的生物量为135 g/m2；而九段沙的河蚬的生物量为146.53 g/m2，焦河蓝蛤的生物量为320.7 g/m2，九段沙明显比崇明岛高.丰富的底栖动物生物量也为迁徒鸟类提供了大量的饵料，使该岛成为鸟类觅食和栖息的优良基地.在上海湿地被大量开发利用的今天，保护并合理利用九段沙这一仅存的天然河口沙洲湿地的生物资源，对于维持河口生态平衡、使其生物资源持续稳定地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建议九段沙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一定要遵循可持续利用原则，加强对该岛湿地生物资源的生态学研究，摸清湿地资源生物的数量、分布、繁殖、演替趋势，为可持续利用提供基础信息和依据.对于九段沙不能急于围垦，应尽可能保持天然湿地环境.建议在九段沙用生态工程方法人工种植芦苇，充分发挥其促淤护滩的作用，促进淤积成陆过程，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又可提高滩涂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对经济价值较高的底栖动物如缢蛏、河蚬，应以发展增、养殖为主，防止盲目滥捕.长江口河蟹蟹苗数量多、质量优、品种纯，为了充分满足市场需求，仅靠自然捞远远不够，应在进行河蟹人工繁殖、养殖的基础上，利用九段沙优越的自然条件，定期进行河蟹种苗的人工放流，以促进河蟹资源的天然增殖.这样，既可减少资源的消耗，又能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基金项目：上海市重点学科资助项目.作者简介：袁兴中，男，36岁，副教授，现在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从事河口海岸生态学研究，已发表论文20余篇，主编教材2部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河口岸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62参考文献：［1］ 陆健健.中国湿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2］ 陆健健.我国滨海湿地的功能［J］.环境导报，1996，1：41～43.［3］ 陆健健、孙宪坤、何文珊.上海地区湿地的研究.中国湿地研究和保护［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98～310.［4］ 杨世伦、陈吉余.试论植物在潮滩发育演变中的作用［J］.海洋与湖沼，1994，25(6)：631～635.［5］ 沈嘉瑞、刘瑞玉.我国的虾蟹［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126～175.(收稿日期：199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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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009 【原文出处】哲学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1 【原刊页号】7-12 【分 类 号】B8 【分 类 名】伦理学 【 作 者 】王一多 【复印期号】199703 【 标 题 】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兼论经济生活、道德和政治法律的关系 【 正 文 】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道德建设问题讨论的重点，主要是围绕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来进行的。这种讨论固然有其积极意义，诸多研究著述也不乏较为深刻的见解。但是，面对当前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道德的现况作认真严肃的思考，则总觉得这种研究和讨论在其着眼点上存在着某些偏差，这些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１、正如当年人们从某种抽象的或理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济关系出发去研究和设计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一样，今天，人们似乎又在重蹈覆辙，企图从某种抽象的或理论上的市场经济出发来讨论、研究和设计当前中国的道德和道德建设问题。其实，现实中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格或抽象的模式，每个国家、每一社会都有着它具体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即使在欧美国家中，其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也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差别。何况我国刚刚在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形式向市场经济形式过渡，其经济体制和经济关系远不是理想模式的，甚至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建成何种较为理想的市场经济体系尚是一个需要讨论和实践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企图从某种抽象的或理论上的市场经济模式出发去讨论、研究和设计出某种新伦理文化和道德规范体系，恐难免会成为面壁虚构的空想。２、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都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和道德，这三者是互相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但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问题的研究讨论，却很少涉及到政治法律这个极为重要并具有关键性作用的部分。我认为，无论是市场经济问题或道德建设问题，都不能抛开政治法律的问题单独进行研究讨论，离开政治法律的问题去研究和设计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问题，就必然使研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经济生活、社会道德和政治法律三者关系的辨析，来探讨我国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一、经济生活与社会道德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可是近年来在关于道德建设问题的讨论中，理论上大量的混乱仍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首先，值得提出的是，无论我们对当前社会道德的现况感到多么悲观（也许有人持乐观态度），也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这种道德状况都毫无疑问地是对我国目前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反映。并且，只要现实经济生活保持它既有的形式，这种道德状况就还将继续下去，甚至可能更加令人悲观。因为，一个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归根到底是建立在现实的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并由这种经济生活所决定的。社会经济生活决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本形态，这不仅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有了极其深刻的论述，而且当代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等许多研究成果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真理。因此，如果伦理学家希望人们抛开现实经济生活来达成某种道德共识或共同遵守某种理想的道德规范，则无异于让他们抓起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困难。因此，如果我们承认社会的道德状况应当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去寻找根源，那么，对于当前中国的道德建设来说，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去设计和构建一套“合理的”或“合乎理性的”道德规范体系来输入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之中（外灌），也不在于去从一种理想的或理论上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引申出一套道德原则（内引），而是应当首先考察分析我国当前社会道德赖以存在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究竟具有何种特征，存在着什么问题，以及它对我国的社会道德已经产生和正产生着何种影响。也许，理论界许多学者都同意这样一个看法：中国目前社会道德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无序的状况，整个社会缺乏基本的道德共识和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人们在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场合和社会群体的活动中，各自分别按照不同的、往往是互相矛盾的道德规则行事。正如一位朋友曾对我说：“我们必须适应形势，就像从南方到了北方要多穿衣服，从北方到南方要脱掉一些衣服一样，我们也必须学会在不同的环境或场合中采用不同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则，否则你就会寸步难行。”这种态度和行为，与传统道德中要求人们保持人格的恒定性和道德的一致性的观念相去甚远。然而，如果我们面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冷静的思考，就不得不承认，这种道德态度和行为方式确实有着它现实的合理性。应当说，目前中国社会这种道德上无序的状况，正是我国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中的无序状况的真实反映。有人把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称为多样化的或混合的经济体制，应该说，当代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都是属于多样的混合经济体制，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然而，在这些国家中，虽然经济成分是多样的，但在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规则却基本上是统一的，这就是说，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有一条起主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规则――市场规则。任何经济单位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无论是生产、管理、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照市场规则办事，否则就寸步难行。我国虽然自８０年代以来就逐渐在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但从目前整个经济体制的情况看，还远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社会的整个经济系统中，真正受市场规则和市场力量所支配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只是一小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部分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基本上是按市场经济规则来进行的之外，在国有企业中，只有最后产品在其流通过程中才算真正进入了市场并遵照市场规则来运行的，但在经营管理的其他方面，如企业的人事管理、生产管理、投资方式、风险责任等方面均主要是受各种行政权力的控制和支配，而不是受市场规则支配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人事权是掌握在党政部门手中，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的盈亏不承担实际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甚至在企业巨额亏损的情况下也可大饱私囊，企业可以无限期地拖欠银行贷款，可以在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也不破产。这些都是交由政治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市场解决的问题。又如，我国的科技、文教卫生、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单位的有关经济行为，均是由行政权力和市场这两种全然不同的机制来支配其运行的。行政权力是主要支配力量，但这些机构又都在以某种扭曲的形式进入到市场经济的机制之中。这也带来经济行为上的大量混乱。再者，作为社会领导和管理机构的党政部门，近年来已纷纷办起各种经济实体，这些实体既非“国有”，也非“民营”，而是权力机关内部的创收单位，这种体制的兴起，使得社会的经济关系更加扑朔迷离。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关系及经济活动中的运行方式和行为规则均处于一种无序的状况，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行政权力大量介入经济活动之中，形成权力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存的局面，权力经济和市场经济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权力可以利用市场，市场也可以利用权力。行政权力对市场和经济生活的介入是无规则可循的，它仅仅取决于对这种权力制约力量的大小和范围，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５４页）。如果制约力量弱小，范围狭窄，那么权力经济就能以任何可能想象甚至不可能想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成为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中难以摆脱的重要内容。这种经济关系必然地会导致两种后果：其一是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大量泛滥，从而既干扰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有效运行，又败坏了社会道德；其二是导致社会经济活动中规则的多样化，它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失去了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而是随机应变，见风使舵，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规则的多样化导致了人的行为的不可预测性，进而又导致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忌、互不信任，于是乎说谎、欺骗、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等种种现象不断在全社会蔓延开来，成为人们在生活中时时难以避免，处处防不胜防的生活内容。固然，经济生活并不是影响道德的唯一因素，传统的道德观念、知识、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方面的宣传等等都能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当代行为科学已用大量事实证明，决定人的道德行为选择的最根本的动因是人们对其行为结果的预期，这种预期是建立在人们对行为结果的酬赏一代价分析的基础之上。并且，在这种行为结果的预期中，经济利益上的考虑通常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我们认为道德具有多大的独立性和神圣性，我们都必须承认，社会道德终究是要依附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人们经济活动的形式，人们不可能脱离他们实际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生活来形成某种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必须使自己的行为适合于他们所处的经济环境。如果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脱离了现实的经济环境甚至与之相悖，那么他们在生活中就会处处碰壁。因此，如果我们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着什么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必然根源于我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从而，要解决道德建设的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决不是道德本身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必须由政治、法律才能解决的问题。二、经济关系与政治法律经济与政治之间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决定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形式。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组成的社会系统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它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生产力的变化或迟或早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并最终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变化。在此，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但是，在理解上述理论时，人们不应忽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上述理论的同时，还十分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特别是恩格斯晚年对这一点尤为重视。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上进行了毕生努力，其目的正是为了通过政治上的变革来实现经济基础，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关系被定义为人们在物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关系。从广度上讲，我们不妨将它称之为社会的经济关系。社会的经济关系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要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就整个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大体情况来看，这一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相对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而言，社会经济关系也并不是一种完全固定的、静态的社会形态，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可变性的。其原因在于，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并非仅仅是受社会生产力这一单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决定的，而是同时还要受到社会系统中的另一重要因素，即政治法律的影响和作用。虽然政治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一方面要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这一基础服务。但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理性创造物的政治法律制度并非仅仅是用以反映和维持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它也承担着调整和变革社会经济关系以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任务。这就是说，政治法律不仅是社会的维持力量和稳定因素，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在此方面，政治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于通过国家的强制性措施和力量来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和其他各种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使之能协调和健康发展。因此，可以这么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是否协调和合理，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该社会的政治法律是否合理和有效。如果政策合理，法制健全而有效，社会经济则处于协调和健康状况，从而推动各方面的健康发展。反之，如果政策不合理，法制不健全，社会经济关系则处于混乱或不协调的状况，从而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政治法律比喻为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阀，社会经济关系、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状况，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调节阀的性能及其操作情况。由上可见，社会经济关系的形态及其变化情况实际上是受两种不同因素制约的。其一是生产力的变化而自发地引起经济的变化，其二是政治法律方面的变化所导致的人为的经济关系的变化。在这两种发生变化的关系中，由于生产力只是从总体上制约着经济关系的变化情况，因此，这种变化一般是缓慢地发生的。而政治法律方面的因素则时刻影响着经济关系的形态及其变化情况，因而这种变化往往具有剧变的特征乃至革命的性质。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同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如美国、西欧和北欧的经济关系就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其原因主要在于各国政治的政策措施有所差别。再以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２０世纪里，仅由政治原因而导致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例子就不胜枚举。如中国５０年代中期由政治因素所推动的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由政治决策而引发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都使得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种由政治法律因素引起的经济关系的变化必须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否则，一切人为的经济关系的变革都难免是会失败的。根据以上论述，既然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的状况也取决于政治法律方面的因素，因而，对于我国当前社会道德和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有关道德建设的问题来说，就必须在我国现行的政治、法律机制中去寻找原因及其解决手段。我认为，政治法律作为一定社会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无法绕过、无法回避的。任何有关道德建设的问题或理论，如果企图绕过政治法律方面的问题去予以研究，就难免会成为空谈。三、经济关系、道德与政治法律上文中，我们首先将道德问题引向了经济关系的问题，进而又将经济关系的问题引向了政治法律的问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法律是社会经济关系和道德问题的终结原因。应当说，在一个社会中，经济关系、社会道德与政治法律是相互作用并相辅相成的。我们说，经济生活是社会道德和政治法律的基础，这不过是说，社会道德和政治法律不能脱离现实的经济基础而随心所欲地建构起来，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受制于这一基础的。然而，作为人类思维和认识产物的道德观念、道德认知和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又是对现实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思。这种理性的反思总是在不断地发现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力图采取种种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道德和政治法律又是推动社会经济基础变化发展的力量。一般说来，道德作用于社会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或途径，即政治法律、社会舆论和行为个体的自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近现代一切文明国家中，社会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内容，大都被纳入到了社会的法律体系之中，成为法律的规则而受到全社会的尊奉。例如，法律规定不得偷盗、抢劫、强奸，不得作伪证，不得任意贪污和侵吞公共财物，个体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不得因性别、出身、种族而遭受歧视……等等。这些法律规则都是直接来源于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在现代国家中，越来越多的道德规范被纳入到社会的法律规则体系之中。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所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一个国家中，法制的完善程度和社会道德的状况往往成正相关关系。法制越是完善，社会道德状况便越好；法制越是薄弱，社会道德状况则越差。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范围的扩大、人口增多和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道德规范很难再通过传统社会那种家族或社团的权威以及社会舆论等社会赏罚系统来对个体的行为进行控制了，如果不通过法律这样的赏罚机制来行使道德规范的作用，就很难保证道德规范不被大量地破坏。在法律规则的范围之外，道德的他律性功能是通过社会舆论来起作用的。社会舆论不具有法律那种直接的强制性功能，但它能通过公众的谴责和对个体的疏远或抛弃等惩罚性手段来起到对个体行为控制的作用。但是，社会舆论起作用的前提，必须是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具有基本的道德共识和共同遵守的道德规则。如果社会缺乏这种道德共识和共同遵守的规则，那么舆论对行为个体的控制力量就极其微弱。除上述两种他律的形式之外，道德还可以通过个体的道德观念、道德认知和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个体的行为自律来起作用，即个体的“良心”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在一些伦理学家看来，这是道德的主要功能和道德真正能起作用的方式。但我认为这是对道德的一种误解。这种观点是将道德理解为一种独立于现实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超然力量，并认为它能够独立地决定社会个体的行为。实际上，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是不可能脱离他们现实的生活环境、尤其是经济生活环境的。道德认知和良心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行为，但是，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体对其行为后果的酬赏―代价的分析和预期。一般说来，个体的道德认知和良心只有在同个体的利益要求、社会法律规则、社会道德观念和舆论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对个体行为产生较大作用。一旦经济利益、社会道德观念或社会舆论等不支持个体的道德认知和良心时，道德认知和良心对个体行为的作用就会十分微弱。诚如奥地利生态行为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洛伦兹所说，在决定个体行为方面，“道德只是一种力量非常有限的补偿机能”。（《攻击与人性》，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６页）爱尔维修则是更加明白地指出：“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之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参见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３３页）总之，在道德起作用的三种基本方式中，法律规则中所贯彻的道德原则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社会舆论是建立在社会道德共识的基础上，社会道德共识又取决于法律能在多大程度上贯彻各种道德原则。而个体的行为自律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前两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法律法制的状况，标志着这个国家道德生活的状况。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国家中，道德作为一种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的反映和反思，主要是通过政治法律手段来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的。就这种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将道德比喻为计算机的软件系统，政治法律为硬件系统，社会经济关系则是需要处理的具体问题。软件和硬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在这一基础中，经济关系是否协调合理又取决于软硬件的功能、配合及操作的情况。道德作为软件必须通过政治法律等硬件系统的功能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相应的硬件设施，再好的道德体系也很难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对于经济关系、道德和政治法律三者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下图来概略地表示：（附图 {图}）这个图示表明，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经济关系直接影响和作用于道德，并通过道德上的确认来影响和作用于政治法律。道德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的反思，则直接影响和作用于政治法律，并通过政治法律手段来调整或变革经济关系。而道德自身的建设，也必须通过政治法律手段来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才能得以实现。综上所述，结论如下，中国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应是首先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经济生活和社会道德进行反思，找出经济关系和社会道德中存在的问题。然后从政治法律着手进行改革，清除造成经济关系混乱的政治因素。进而通过法律手段来改革和理顺社会经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社会道德。应当看到，这是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道路，但舍此无任何捷径可走。（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学院管理系）责任编辑：王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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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619 【原文出处】《文汇报》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10716 【原刊页号】⑩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109 【 标 题 】充满政治智慧的新世界观纲领 【 作 者 】程伟礼 【作者简介】程伟礼 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 正 文 】 江泽民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气势恢宏，高瞻远瞩，战略思考，高屋建瓴，思想深刻，理论深邃，是集我党80年政治文化之精华、50多年执政实践经验之大成，涵盖全党驾驭社会历史变迁、从容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思想方法论宝库，是一个充满政治智慧的新世界观纲领。整个讲话，不仅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为新世纪我党的执政纲领变革、政治文化更新和党建模式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从整体上进一步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一直到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文化发展等关系；阐明了执政党与社会阶层构成变化的关系，并且进一步阐明了新世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平与发展的关系、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等关系，从而整体考察当今世界、考察当今中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认识真理、改造世界的崭新的世界观体系，处处闪烁着“感性的诗意的光辉”和理性的光芒。政治智慧之一，就是自觉把握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如何理解执政党与先进生产力关系，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是两者的联结点。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活生生的创造性活动，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社会主义只能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创造新世界。社会主义就是谋求一种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这种制度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更快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指出，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然要发生调整和变革。我们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执政党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关节点就在于此。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客观趋势，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所以，对于仍然存在的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地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应当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这才是从实际出发的正确立场。因此，对于当前我国存在的社会两元结构，存在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注意，必须花大力气认真研究。政治智慧之二，就是充分认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因素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是对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方法创造性的阐发和更为精辟的概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然而，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对于执政党来说，如何正确反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始终关系执政的全局、发展的全局和安定的全局的大事。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党员干部能否正确处理好先富与后富、个人富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能否杜绝以权谋私，能否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形成。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所有党员干部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首先要支持和帮助群众富起来，而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富，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只有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无往不而不胜。现在看来，能否始终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能否真正实践个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已经成为党员干部是否具有执政党意识、能否成为合格共产党人的根本分水岭、试金石。这一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思想道德范畴的问题，而且涉及到许多体制性、制度性因素，必须随着体制创新逐步向前推进。但是，从观念上来说，能否形成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观点，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进步，不能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政治智慧之三，就是始终坚持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在历史上我们曾经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主要是崇拜本本，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具体论断，思想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江泽民同志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是因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由于9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大党、老党纷纷丧失了执政地位，总结世界上执政党兴衰成败的规律，尤其是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就显得十分重要。历史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执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模式同样也必须与时俱进，必须不断创新和变革。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中，同样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从实际出发，实现“三个解放”，这就是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当前思想认识上的这“三个解放”显得格外重要，只有实现这“三个解放”，才能真正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适应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才能不断增强我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政治智慧之四，就是完整把握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推进经济、文化发展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其实，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要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不仅要创造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还必须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新人，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和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互为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殷实的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新世纪上海人的精神也已经进入到超越自我的新境界。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无论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已经把人的综合素质建设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同时，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同样显得尤为必要。政治智慧之五，就是正确认识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长期共存，在竟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多样性特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是多元的。江泽民同志指出，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这主要是因为任何文明都不是自给自足的，都需要在文明的迁徙和文化的交流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承认世界多样性的事实，是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逻辑前提。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同样是没有道理的。虽然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这并不构成为它们不能长期相互共存的理由。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是共同发展的黄金之道。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和文化传统有利于我们争取实现一个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设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我们主张，各国的事务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应该成为国际社会新安全观的价值原则。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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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1999年 第28卷 第6期 Vol.28 No.6 1999CIMS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几点经验孙玉全 史海波摘 要：在介绍CIM/CIMS在我国取得的重大进展的基础上，探讨了CIMS推广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原因并介绍了解决问题的几点经验．关键词：CIM, CIMS, 集成中图分类号：TP14 文献标识码：BMISUNDERSTANDINGS EXIST IN CIMS APPLIED PROCESSAND SEVERAL EXPERIENCESSUN Yu-quan SHI Hai-bo(Shenya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yang 110015)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CIM/CIMS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isunderstandings, causes and several experiences that can clarify the misunderstandings, which exist in the CIMS applied process.Key words: CIM/CIMS, applied demonstration engineering, integration1 引言21世纪的企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竞争的核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新产品的竞争．为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制造企业必须不断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T）、提高产品的质量（Q）、不断降低产品成本（C）、改善服务（S）、并不断加强环境意识（E）．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企业必须实施诸如CIMS等先进制造技术，以不断提高企业的敏捷性、柔性、健壮性，增强制造企业的集成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和敏捷化的程度．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用集成的观点、信息的观点来对待制造业，它把整个制造业信息系统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4年，美国哈林顿博士首先提出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的概念，其内涵是借助于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通讯、自动化等）来改善设计过程、管理决策过程和加工制造过程，并在网络和数据库的支持下实现信息集成，进而优化生产、改善其T、Q、C、S，以提高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能力[1]．863/CIMS主题于1986年提出了CIMS计划，并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CIMS道路．在推广应用的实践过程中，将原有的CIM/CIMS概念进一步拓展为“现代集成制造（Contemporary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现代集成制造系统(Contemporary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了原有CIM/CIMS的内涵，其中“现代”的含义包含信息化、智能化、计算机化；“集成”包括制造企业产品生命周期活动中三要素（人/组织、技术和经营管理）、三流（信息流、价值流、物流）的集成优化；集成的三阶段（信息集成、过程集成和企业间集成）；多种技术的集成；各类人员的集成优化等[2]．2 CIMS应用工程在我国取得的重大进展我国实施CIMS的10多年来，在国家科委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自动化领域科学家及CIMS主题专家组与全国所有从事CIMS研究、开发应用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国CIMS的研究、开发和应用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1989年至今，我国先后有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沈阳鼓风机厂等多家企业被选为863/CIMS主题的典型应用企业，这些企业覆盖了机械制造、飞机、汽车、石化等多种行业，在应用过程中取得了许多进展，明显增强了这些企业的竞争能力．实践表明，成功地实施CIMS可以给我国企业带来许多收益[1]：●报价周期缩短2/3左右；●生产准备周期缩短1/3～1/2；●制造加工周期缩短10～30%；●生产管理人员减少20%左右；●废品损失减少30%左右；●在制品资金降低10～55%；●缩短产品变型设计时间1/3～1/2；●流动资金减少20%左右．以沈阳鼓风机厂为例，该厂在实施CIMS工程之后，采用分布式环境下的产品报价系统，报价从6周缩短到2周，已经达到国际API标准的技术报价、财务报价及商务报价（中、英文格式）水平，产品的设计制造周期也从18个月缩短到10～12个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个别产品甚至可以达到9个月，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设计制造能力（从1992年的29台/套到1994年的54台/套）．与1993年相比，工业总产值翻一番多，产品成本下降了79.7%，其在世界同行中排名也从过去的十几位上升到第6位．另外，成功地实施CIMS还给企业带来了许多难以量化的经济效益，如：增强了市场应变能力；优化了产品结构，促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管理水平，充分挖掘生产设备能力，激发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进技术、管理和生产部门间以及各类人员间的配合与协作等．3 CIMS应用工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3.1 CIMS的特点CIM是一种组织管理与运行企业的理念，它将传统的制造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管理技术、自动化技术、系统工程技术等有机结合，借助计算机使企业产品生命周期――市场需求分析、产品定义、研究开发设计、以及制造支持（包括质量、销售、采购、发送、服务）、环境处理等个阶段活动中有关的人/组织、经营管理和技术三要素及其信息流、物流和价值流有机集成并优化运行．实现企业制造活动的计算机化、信息化、智能化、集成优化，以达到产品上市快、高质、低耗、服务好、环境清洁，进而提高企业的柔性、健壮性、敏捷性，使企业赢得市场竞争．“CIMS则是一种基于CIM理念构成的计算机化、信息化、智能化、集成优化的制造系统．”CIM/CIMS有以下特点：●CIMS不仅是一个技术系统，还是一个企业整体集成优化的系统．它涉及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中的三要素――人/组织、经营管理、技术的集成优化和三个流的信息流、物流、价值流的集成优化；●CIM技术是一门基于信息技术，综合运用系统工程技术、自动化技术、制造技术、管理技术的综合性工程应用技术；●CIMS是在CIM技术与企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不同特点的企业对CIMS的实施有不同的要求，同时CIMS实施效果与企业各类人员的支持程度密切相关．3.2 CIMS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增强了制造企业的T、Q、C、S、E意识，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企业迫切需要实施CIMS等先进制造技术，以组织重构和采用新技术来获得最快的市场反应速度和最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尽管成功地实施CIMS可以带来许多好处，但是由于一些企业在实施CIMS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导致这些企业的CIMS应用工程未达到预期效果．这些问题及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实施重点不明确 CIMS强调的重点是集成，包括：信息集成、过程集成、企业集成，目前我国CIMS还主要处于信息集成阶段．信息集成是针对设计、管理和加工制造中大量存在的自动化孤岛，解决其信息的正确、高效共享和交换；过程集成是实现企业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各种业务过程整体优化，是信息集成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和延伸，而且更多地考虑系统优化．我国现阶段CIMS强调的是信息集成技术，而不能过分地强调底层自动化的程度，而目前某些企业实施CIMS的问题之一就是企业过分强调底层自动化程度，过分强调单元技术的实现，而不是从集成管理的角度、从系统的观点来实施CIMS，使得大量的资金投入没有取得相应的回报；●实施周期过长 CIMS实施周期过长是国内CIMS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这导致企业管理人员对CIMS的实施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从而影响了他们在政策、资金和其它各方面给予CIMS实施的必要的支持力度，给CIMS的成功带来了障碍．造成CIMS实施周期过长的原因主要是企业经费困难，导致CIMS实施所需要的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使得某些CIMS工程不得不停工待料；由于经费紧张，企业需要选择既便宜，又能满足需要的设备，工程的软硬件选型困难；为节约经费，企业不得不自行开发许多软硬件，增加了CIMS实施的工作量；●总体设计经费不足 CIMS实施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企业领导对于CIMS总体方案设计不够重视，他们通常认为CIMS的总体方案设计周期长，而且没有明显的投资回报，进行总体设计的意义不大，从而减少了在总体设计上的经费投入，进而严重影响了总体设计的质量．总体设计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CIMS实施的效果，CIMS的成功实施是在高质量的总体设计方案指导下实现的，没有好的总体方案，就不可能获得高质量的CIMS实施．由于一些制造企业在没有进行足够的战略分析并形成高质量的总体设计方案的情况下，就仓促地实施CIMS，使得实施的成功率下降．●不合理的投资分配方案 快速实施CIMS的另一个重要的障碍是投资分配方案不合理．CIMS是一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项目，可以取得许多不可预见的收益，如改进产品质量、加强生产控制、加快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等．因为CIMS的开发是一项影响制造企业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占有率的战略决策，在第2-7年后才能够获得回报，因此其实施的着眼点不应该只放在短期的投资回报上．企业的决策人员通常不愿意在其投资没有明确的预期收益的情况下进行长期的CIMS实施，而更多地是着眼于短期的投资效果，如企业的季度财务汇总以及股票市场的收益情况．●短期行为 为了尽快地取得投资回报，造成了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实施CIMS的短期行为．CIMS不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快速地成功安装的应用程序，CIMS是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需要大量艰苦的工作．CIMS的实施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般需要3～5年时间；●缺乏管理层支持 CIMS的实施应该从企业全局着手，需要企业管理人员的全力支持，调查表明，尽管制造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十分关心如何能够采用新的制造技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但是企业顶层管理人员和行政领导的支持力度不够，仍然是CIMS实施的主要障碍，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的急燥情绪是CIMS成功的一大阻力．企业管理人员对于实施CIMS带来的长远的潜在效益认识不够，没有以战略眼光来对待CIMS，以短期行为来对待CIMS，在不能马上取得投资回报的情况下失去了对CIMS的信心；●组织间缺乏有效的沟通 CIM集成环境要求必须实现在IS（信息系统）、设计、制造、生产、财务和市场等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专家们普遍认为在CIMS实施以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在这些高度专业化的部门之间建立良好的便于通讯的机制．然而，在需要建立上述部门之间良好的通讯机制时，却遇到了阻力．因为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象IS和工程部门之间的不合作而很难建立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信息系统部门经常受到其它部门的排斥，因为传统的信息系统主要面向管理信息（例如，财务、市场和工作人员的管理）的存储，还没有能够从公司层一直集成到车间层管理；●组织结构不够灵活 最近的研究表明，组织结构不够灵活也是造成不能取得先进制造技术应取得的预期效益的一个主要障碍[3]，CIM需要柔性的组织结构，但是大多数制造企业的组织结构是针对某种特定需求而设计的，而不能很好地支持集成．为了便于在高度专业化的职能部门间的通信，需要一个扁平状的组织结构，这样的结构具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各部门之间有良好的反应性和一个方便快捷的决策链，支持部门间更快和更有效地信息的获取，来自于顶层决策机构的信息不是武断的决策，而是引导．调查表明，国外许多成功的企业围绕着提高企业柔性，采用了不同的制造和组织结构．在这些制造企业中，“其组织结构，更多的倾向于联邦式或群组业务单元，各单元在关键技术和知识上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依赖（信息共享）．”[4]许多制造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它们的内部结构和反应性能，以支持CIMS的应用实施．信息系统通常是连接各个独立的部门以实现集成需要的最好的方式；●缺少合适的信息系统支持 据国外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企业各个生产环节间传递数据的过程占企业整个运行时间的70%和产品成本的40%．尽管企业的自动化也加快了加工的速度，但是同时也增加了需要管理、控制和在组织中集成的数据量．企业要取得突破性的改善，其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必须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接收到适当的信息．CIM的一个最显著的优点是能够提高制造企业收集、分配数据和信息的能力．然而，许多制造企业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在CIMS实施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巨大的信息量，其信息系统的设计必须满足各部门的不同的信息需求、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封锁、并将这些相对独立的信息王国集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集成信息系统要求必须重新训练工作人员，以使之了解数据和计算机在管理中的作用．CIMS实施的要求用扁平状的信息系统结构取代中心化的信息系统层次结构，而在不增加雇员的基础上，如何在CIMS的各个部分与人之间如何进行交互以生产出来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将是CIMS信息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成本核算系统过旧 由于一些制造企业现有的成本核算系统开发时间较早，已经不能适应企业中现有的生产环境的变化，它们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产品的制造加工成本，因为直接劳动者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不断下降，劳动者的直接劳动已经不再是确定生产成本的决定因素之一，其结果是导致产品的间接成本（如企业的一般管理费用）的确定基础已经不再是劳动者的直接劳动．产品成本的控制的重点应重新放在诸如维护、材料处理和质量控制这样的直接成本上．而且传统的财务制度不能准确地量化和追踪从增强柔性、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的过程中获得的企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投资收益的计算只可以估计出有着明确产出的项目，却无法估计出实施CIMS给制造企业带来的巨大的潜在收益，这给准确地估计实施CIMS给企业带来的潜在收益带来了很大困难，导致企业无法以明确的开发成本方案来评价CIMS开发的可行性；●CIMS开发商选择不当 选择恰当的CIMS系统开发商是CIMS取得成功的关键．对于CIMS这种巨型复杂系统来说，特别是在国产软硬件不够成熟，产品供应商缺少系统集成经验的情况下，凭借单个开发商的力量很难取得成功，因为CIMS不是一个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安装运行的系统工具．CIMS需要一个开发队伍来共同开发，开发队伍应该由在控制、系统集成、系统分析设计、计算机和其它一些软硬件应用领域的专家们组成，所有的专家共同合作、协调开发才能使得CIMS成功实施．开发队伍的选择和各种构件（如计算机、机器人、各种复杂的机器和软件工具等）的集成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困难．制造企业CIMS的成功实施不仅需要开发队伍提供的各种应用构件，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能提供的各种应用服务和长期的指导．因此对开发队伍的选择应该格外注意开发队伍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开发队伍成员的信誉、开发记录、对于企业CIMS所能够承担的责任、所能够提供的通信技术以及他们将现有的系统与所提供的设备连接在一起的能力等．3.3 CIMS开发应用中的几点经验通过对CIMS推广应用实践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应强调企业顶层管理人员的参与，即企业第一把手挂帅企业第一把手挂帅是CIMS工程成功的首要条件，CIMS的实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企业为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一项长期战略，涉及到经营管理、工程管理、制造管理活动中的人、技术、组织结构、企业制度的重组；涉及到企业中各部门间活动的协调配合，从根本上影响企业文化，因此它需要各级领导取得共识，进而动员、组织企业职工的积极参与．换句话说，企业CIMS工程成功的先决条件是企业第一把手的决心、决策和亲自领导参与，CIMS多年的实践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应注意协调好自动化和CIMS间的关系CIMS强调的是集成化组织、管理、生产，在实施CIMS的过程中需要实现部分自动化，以促进CIMS的实施．但是在CIMS实施过程中不应过分强调自动化的程度，而忽视了其它方面的作用．因为CIMS是现代信息技术、管理技术、自动化技术、系统工程技术等各种与制造企业经营过程有关的技术的有机结合，自动化技术只是其中的一种技术，所以不要简单地将CIMS与自动化的概念等同起来．而应该从国情出发，强调集成化，在车间层可以适当提高自动化的程度，强调开发的体系及计算机环境，强调标准化及其作用．●对CIMS总体设计予以足够的重视我国863/CIMS强调以系统的观点进行CIMS设计，而不过分强调单元技术，CIMS总体设计正是对CIMS实施的一个系统的规划、指导方案．只有在高质量的总体方案指导下，才能顺利地实施CIMS．为此应注重总体设计对于整个CIMS实施的长远作用，而不能以短期行为来看待总体设计，应加强CIMS总体设计对于CIMS成功的重要性的宣传工作，以引起企业领导足够的重视，加大总体设计的投资力度，为获得高质量的CIMS总体设计方案，进而指导CIMS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作好各部门间的协调工作应尽量避免来自于部门之间各种原因造成的通信不畅，应加强企业机智改革，包括改革落后的管理模式、组织机构、设计/工艺/制造的生产方式等，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充分发挥个部门的积极作用，共同服务于CIMS的成功实施．实践表明，将CIMS工程列为专项，建立行政指挥系统和总师系统，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可以较好地协调部门间的关系，保证CIMS的顺利实施．●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和实施计划运用各种有效的系统分析、设计工具，在对企业情况进行充分分析以后，制定符合企业实际的战略决策和实施规划，为CIMS的成功实施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技术和总体规划．先进合理的总体规划的特点是：以市场为牵引，从企业的实际出发，根据企业的经营战略目标，根据CIM哲理，对制造企业进行认真分析得出的总目标和阶段目标，和针对目标制定的先进合理的包括组织机制和技术方面的集成优化方案、可行的投资和实施计划、可信的效益分析等．它是CIMS实施的基础．好的总体规划的好处是可以保证个分系统的有机集成、协调发展；使技术方案更合理并可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可以减少实施风险、便于CIMS的顺利实施．●充分发挥信息系统的作用，以信息集成带动企业全面集成充分发挥信息系统的优势，实现以信息集成带动过程集成优化（如并行工程等）和企业间集成（如敏捷制造等）；实现信息传递的及时、可靠，为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提供支持．●制定合理的投资分配方案，准确估计投资收益合理的投资分配方案是建立在先进、合理的总体规划基础上的．根据“效益驱动、总体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的十六字方针，投资应以“效益驱动”为原则，以促进各类人员的集成和人/组织、经营管理与技术的集成；加强研究与应用相结合；指导CIMS工程应用目标与突破口的选择；降低投资风险，为CIMS的成功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总体规划指导下，投资应首先放在分系统的实施上，因为分系统是系统集成的基础，而且也有利于尽快取得效益．要正确评估投资收益，包括CIMS实施可以给企业带来的各种潜在的好处，以增强企业领导实施CIMS的决心和信息．●选择合适的系统开发商和开发工具系统开发商的选择是CIMS成功的关键，在选择开发商时，应注意开发商的信誉、产品功能、所能够提供的售后服务类型、以及其产品能否与现有系统很好地集成在一起等一系列问题，以保证CIMS的成功运行和维护．4 总结从1986年开始，许多企业管理人员开始认识到CIMS实施对于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重要性．许多企业开始实施CIMS并取得了远远超过原定目标的效益，如交付的产品增长了50-90%，库存减少40%左右，产品的生产周期缩短了近50%．但是也有一些企业由于对上述问题重视不够，导致实施CIMS后收益不大，甚至是不如实施以前，浪费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CIMS实施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企业的现有规模、资源，而在于所采用的规划和实施的方法．CIM是一个哲理，而不能理解为一项技术．它是一种集成和使用各种先进技术的方法．实施CIMS需要大量艰苦的工作．CIMS需要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在实施的第一天开始就需要慎重而仔细地规划每一个技术要素，并对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才能取得成功．本文总结了CIMS推广应用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的基础上，总结了CIMS实践过程中的几点经验，为成功地实施CIMS提供参考．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9884005)及99年重大项目(59990470),863/CIMS,863-511-944-007作者简介孙玉全(1973-)，男，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CIMS，复杂大系统建模、仿真、优化方法研究等．史海波(1966-)，男，副研究员，硕士．研究领域为CIMS相关理论及技术研究．作者单位：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沈阳 110015参考文献1 薛劲松，宋宏等．CIMS的总体设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2 李伯虎，吴澄等．现代集成制造的发展与863/CIMS主题的实施策略．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1998,5:7～153 R F Zammuto, E J Oconner. Gain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Benefits: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Design and Cultur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7, 1992：710～7284 H Bahrami. The Emerging Flexible Organization: Perspective from Silicon Valley,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4，1992：345 K Mathicson, T J Wharton. Are Information Systems a Barrier to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Journal of Systems Management 44，1993：34～38收稿日期:1999-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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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343 【原文出处】科学时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707 【原刊页号】⑦ 【分 类 号】F11 【分 类 名】理论经济学 【复印期号】199909 【 标 题 】进化经济学的思想源流 【 作 者 】贾根良 【 正 文 】 试图以进化范式研究经济过程在经济学中并不是新的东西，它明确存在于对新古典经济学持不同见解者的著作中，一般认为凡勃仑、熊彼特和马歇尔是进化经济学的先驱。然而，经济学进化范式的最终确立却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无疑它是自然科学革命性进展的结果。正如古木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重新检验了进化经济学的先驱思想，更使进化范式奠定在更坚实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之上，进化经济学已成为有可能替代新古典范式的研究纲领（程序）。从本质上说，进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演化的科学，而非新古典研究存在的科学。由于依赖代表性行为者（正常状态）和均衡这两个核心概念，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说明知识、时间和不可逆过程，排除了驱动经济系统的变异（变化）和开放性过程。凡勃仑最早提出进化经济学这一术语，并创立制度学派，进化这一术语随后也被旧制度学派所采用，但凡勃仑的传人未能很好地继承这一传统。凡勃仑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进化隐喻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和变化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从物理学中所借入的静态和均衡思想。凡勃仑关于制度是生物学基因类比物的观点，是尼尔森和温特所提出的作为选择单位的基因类比物――企业惯例的先驱，但尼尔森和温特却把其进化建模先驱归于熊彼特，并创立新熊彼特学派。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借用生物学，他把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称作“产业突变”，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之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种观点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中古尔德等“间断均衡”的生物进化理论。熊彼特经济发展的质变可以是渐进的，也可以是非连续的。与马歇尔不同，熊彼特认为，自然界确实能发生飞跃，非连续的质变导致系统形态发生一种格式塔式的（或整体）的转变，在耗散结构理论中我们会发现熊彼特这一思想似曾相识，当然前者更系统和更完备。熊彼特的思想80年代以来中成为技术变迁理论重要的灵感来源，另一影响甚大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关于技术演进的思想深受达尔文的影响，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物种共同演进及其相互转换的论断显然是进化论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构成了他们学说的自然历史之基础。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大纲拒绝达尔文的“渐进”观点，强调了社会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现的突变，这与达尔文的思想有异，但却与现代生物学关于“突变”和“渐变”是进化形式的框架相一致。马歇尔被看作是进化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在于他鼓吹经济学的生物学类比，但由于他认为经济力学是经济生物学的先导，毕生精力用于对新古典的综合，他的梦想未能实现。他强调了时间、报酬递增和不可逆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然而却试图在均衡框架中加以处理，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总之，从凡勃仑到马歇尔都明确地包含着进化隐喻，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仅未能形成一个明确的进化框架，而且存在许多不恰当的成分。本世纪初以来自然科学革命性的进展到80年代开始成为进化经济学发展的直接动力。这里我们只简要讨论生物学与耗散结构理论的意义。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在于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首先，在一个物种的成员间必须存在变异，无论这种变异是盲目的、随机的或有目的的，如果没有这种变异，进化过程将无从谈起。其次，必须存在某种遗传机制，借此后代更像他们的父母而非同一物种其他成员。第三，自然选择对变异和遗传发生作用，导致新物种的形成或旧物种的灭绝。但达尔文当时不了解孟德尔所做的工作，未能提供一个遗传机制的理论，曾考虑是否采用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在拉马克看来，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产生了变异，这种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生物学未能为拉马克主义提供例证，但拉马克进化机制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应用，许多学者在研究文化基因及其传递上借用了这种隐喻。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取得了巨大进展。新达尔文主义把达尔文理论与孟德尔“基因”理论相结合，对遗传过程给予了说明，核心概念是表型和基因型的区分，表型是指有机体外部特征和形态结构，而基因型是由遗传组织所构成，植根于DNA 结构中。基因决定了一个物种的个体或物种间的差异，是代际间遗传连续性的根源，表型生活的环境对基因突变进行选择。然而，许多生物学家对此提出了异议，主要的批评是，第一，新达尔文主义把基因看作是选择的唯一单位，仍不能解释新物种形成的机制等问题。与生物简化论相反，一些学者提出了选择是在不同层次上展开的，淘汰过程可以在整个物种水平上发生，而不仅仅发生于对基因型的选择。第二，新物种的形成不仅仅是突变的累积，环境的快速变化是物种形成的主要原因，这就是由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和尼尔斯・埃尔德里奇提出的“间断平衡”进化理论。他们认为在环境巨变之后，进化速度放慢，一直到生物群体再次面临环境的挑战。上述隐喻在研究社会经济系统进化时，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引起日本经济体制的突变，调整之后，体制演进速度肯定会慢下来。生物学中争论的问题很多，很难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生物学理论，这是进化经济学在借用生物学类比时必须加以鉴别的。虽然生物学为进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但笔者认为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布鲁塞尔学派的耗散结构理论意义更大，这是因为它对人类思想中进化这个统一范式的最终确立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知道，当牛顿经典力学完成其综合之时，就受到了经典热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挑战。与经典物理学不同，这两种理论或学科都强调了自然演化及时间的重要性，但“时间之箭”的方向却是相反的。整个19世纪人们陷入了这两种对立方向时间之箭的困惑之中。这个问题经由耗散结构理论一定程度得以解决。普利高津等对物理规律很少谈及时间、进化和不可逆现象深感惊奇，深信自然界遵循统一的规律，他们从濒于死亡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入手，挖掘这一定律关于时间和不可逆过程的深刻含义，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从热力学观点来看，耗散结构是指在远离均衡态之下，热力学系统可能出现的一种稳定的有序结构。耗散结构理论的提出，基于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区分。经典热力学研究的是处于或接近均衡的封闭系统，在封闭系统中，如果最初不是处于均衡，热力学第二定律将驱使系统达到以最大可能混乱和随机为特征的均衡态的形成。但如果系统是开放的逐渐远离均衡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接近均衡的区域，如果内部和外界引起涨落的因素是线性的，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组织结构。相反，如果系统处于外界各种因素的强制作用之下，具有非线性动力机制，系统行为就处于在多重稳定态（分叉）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变过程，这种新的分叉的增加代表着系统演进的多样性和组织结构趋于复杂。一个非常小的扰动或涨落通过非线性机制有可能导致系统从偶然事件走向必然，使系统从不稳定态走向新的稳定有序状态。系统的发展可以经受突变，系统在分叉点之前的驻留和犹豫，呈现出混沌之特征，因此，约瑟夫・福特说：“进化是具有反馈的混沌”，分叉点区域系统行为的非决定性，表明了大自然所具有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混沌理论把这种因素与系统内在的决定性机制巧妙地结合起来，说明了在秩序和混沌的边缘，大自然创造性演化过程的内在本质。耗散结构是在开放、非均衡条件下，通过非线性、自动催化（正反馈）和系统的涨落而形成的自维生系统。这一理论目前已被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等许多问题的研究。无疑它对解释中国历史和改革、中日及中俄制度变迁的路径等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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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家立体定向与功能神经外科治疗研究中心成立新华社南京５月９日电（记者徐机玲）安徽省立体定向神经外科研究所与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近日在南京联合组建了国内首家立体定向与功能神经外科治疗研究中心。著名功能神经外科专家、国内立体定向神经外科开拓者许建平教授受聘担任中心主任。立体定向是为解决脑深部疾病的手术治疗而建立起来的一门新技术。它的方法简单易行、安全可靠，能精确地达到传统神经外科难以达到的任何部位。对治疗巴金森氏综合症、精神病、行为障碍、癫痫、脑性瘫痪、深部脑肿瘤、脑组织活检等均有较好疗效。近年来，随着立体定向神经放射外科和立体定向显微神经外科的临床应用，人们期望不经开颅手术治疗神经外科疾病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设在南京的这家治疗研究中心将与有关学科密切合作，开展有关的治疗、科研、设备研制和专业人员培训进修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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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12期 Vol.35 No.12 1999跨世纪的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研究季克异 黄汉升 陈俊钦 梅雪雄 许红峰 林取用 洪泰田 余奎康 陶玉萍摘要：把握21世纪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构建跨世纪课程体系，是世纪之交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改革与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采用文献法、调查法、比较法和统计方法，总结80年代以来修订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的经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提出了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结果表明：本研究之课程方案培养目标明确；课程体系合理；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强，适合世纪之交我国体育教育专业基本要求。关键词：体育教育∥大学∥课程∥体系The Research o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Ji Keyi, Huang Hansheng, Chen, Junqin, Mei Xuexiong,Xu Hongfeng, Lin Quyong, Hong Taitian, Yu Kuikang, Tao YupingAbstract:It is the crucial point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objectiv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o establish a cross-century curriculum system in the twenty-one century. By using the method of documentation, comparis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cross-century curriculum program.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is curriculum program has been proved to have a clear goal and can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Key words:physical education∥university∥curriculum∥system1 前言1994年国家教委提出制定并实施《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以下简称《教学改革计划》)。这项改革的总目标是，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形成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质量上一个台阶”的目标，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于1995年底决定研究并制定跨世纪的全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为此，我们对国内体育院(系)课程改革的进展和教育部门对体育人才素质的要求进行了调查研究。为了较全面了解我国体育院(系)体育教育专业课程结构改革的历史与现状，我们还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教委(现为教育部)正式颁发的教学计划进行了分析研究，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调研活动，收集了各院(系)教学计划、课程改革意见、方案等有关资料60多份，撰写和发表了与课程体系改革有关的论文4篇，其中专题调查报告2份，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另一方面，针对以往对国外体育院(系)改革经验缺乏全面深入地纵横向比较及分析研究，本课题写出了《发达国家体育院(系)教学改革的动向和趋势》、《中外体育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水平的国际比较》、《中外体育院(系)体育专业课程结构的比较研究》、《中国、日本和美国体育专业学士、硕士、博士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体育专业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5份报告。这些报告从两个视角观察问题：一是从学士、硕士、博士3个层次的课程体系框架下来考虑本科的课程设置问题，给本科课程一个科学的定位；二是本科课程双向对照比较，强调合理性，照顾可能性，拓宽思路，为新课程方案的研究和制定做好思想和资料的准备工作。通过对课程体系的横向比较和纵向考察，在调查研究、分析现状的基础上确定了改革的总体目标，为构建新的课程体系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为分析研究的可靠性提供佐证。经过充分的论证，研究制定《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以下简称《课程方案》)，经国家教委全国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和国家教委审定，已于1997年秋季开始在全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中试行。该方案的形成与产生，集中了全国体育院(系)各方面的意见，已初步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课程结构体系。2 研究方法文献法：查阅80年代以来我国历次修订教学计划的文件、资料，了解有关的方针、政策作为本课题分析研究的依据。比较法：综合分析国内、外体育专业课程结构的研究文献，为新课程体系提供参考与借鉴。调查法：收集国内、外体育院(系)现行的教学计划、课程简介和有关文件。统计分析法。3 研究结果与分析3.1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的比较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对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提出的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必然要反映到体育教育专业本科培养目标上。考虑到今后一个时期内，体育教育专业需要承担起培养各类体育专门人才的任务，因此，以培养中等学校体育师资为主，不仅能胜任中等学校体育教学的工作，还能胜任其它社会体育的工作。这里既有对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和业务素质的要求，又有对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应有要求。既体现了教育目的基本精神，又照顾学生个性发展的差异；既体现了我国教育目的中确定的育人规格的总要求，又反映了高校本科教育阶段的特殊性，培养目标贯穿于整个课程方案中。人才规格的变化，促使我们必须改革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提出的全新的规格要求相适应。探讨课程体系改革必须首先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有了明确的定位，才可能进一步确定和优化课程体系。纵观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对培养目标的表述，1980年和1986年在教学计划中对培养目标都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等学校体育教师”；1991年在培养目标内涵上对培养学生科研工作能力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新颁布的《课程立案》在此基础上有不同程度的扩展，培养目标明确提出“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掌握体育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受到体育科学研究基本训练的体育专门人才”。围绕这一培养目标，制定了培养规格。其业务培养要求如下：第1，系统地掌握体育教育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学校体育教育工作规律，胜任学校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工作，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有所专长。第2，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自学能力和一定的创造能力，具有基本的体育科学研究能力。第3，了解体育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以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具有较宽的知识面。第4，初步掌握一门外国语，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第5，具有正确的审美观和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毕业生适宜到中等学校从事体育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并能从事学校体育管理、运动训练和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工作。3.2 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纵观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的历程，其专业和课程大多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而设置的。总结我国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历史经验，分析我国各院校现行的教学计划的特点，对现有的课程体系进行重新审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教育专业课程结构的整体框架。因此，本文以我国普通高校体育专业课程结构的现状为横断面，把时间纵轴回溯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历史时期，可从目前我国普通高校本科体育教育专业课程结构现状的静态分析中，看到改革开放近20年来我国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结构改革的动态变化过程，进而窥视到围绕适应21世纪体育教育发展的需要和提高未来体育教师的整体素质以及改革高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结构和体系。1980年、1986年和1991年3次修订教学计划呈现出不同时期的阶段特征，总体趋势是开设的课程门类逐渐增加，学科比例逐步上升，必修课学时明显下降，选修课的学时逐步增加，选修课的比例从1980年14.9%提高到1991年23.2%。从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看这3份教学计划的制定和施行，它们在我国体育师资建设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进一步深化课程体系的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益的经验。但是，从整体上分析，仍存在着以下3个问题：一是课程设置划一并强调专业教育的纵向深入，存在着必修课偏多的问题。我国高校课程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基本上都是必修课，80年代以来，必修课比重有所变化，但仍占80～90%，主要问题是公共必修课偏少，专业必修课过多，造成知识狭窄、单一，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二是选修课不足，限选课多，任选课少。我国实行的选修课制度，严格规定了限选课与任选课的比例，任选课是选修课的1/3，以此为据，我国高校的任选课比例只有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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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4529 【原文出处】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原刊地名】石家庄 【原刊期号】199704 【原刊页号】30～34 【分 类 号】K91 【分 类 名】中国地理 【复印期号】199801 【 标 题 】我国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发展的思考 【 作 者 】武仙竹 【作者简介】男，1996年出生，馆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环境考古专业。曾发表《环境考古初论》、《长江三峡全新世以来的 生态特征》、《云梦泽与江汉平原》、《从动物群化石看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秦岭的形成》、《郧县人遗址的地层与古气候》等论文。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430077【内容提要】该文分析中国历史环境演变及其对中国经济生产的影响。现今中国的环境特点，是2000多年环境变迁的继续。在今日环境状况下 ，经济生产需要新的发展方略与环境改造。【关 键 词】环境演变/经济生产/生产布局与环境 【 正 文 】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环境演变，从环境演变中制定人类发展决策，这对人类未来生存空间的设计和保护，具有深远的意义。１ 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重心的迁移环境考古发现，中国在距今3000―2500年前时（约春秋、战国），环境发生过一次大改变。这次改变，使中国由距今1万年―3000年的温暖湿润气候期，转变为干凉气候期[1]。温暖湿润气候期中，中国北方（秦岭、淮河以北）气温高，雨量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亚热带，年降雨量比现在多100―200ｍｍ[2]。当时黄河流域河流、湖泊众多，植物生长期长，喜暖湿的亚热带植被生长丰茂。犀、象、猕猴、獐、鹿、驼鸟、扬子鳄、竹鼠等对气温条件要求高的动物也在此地大量生存。当时亚热带气候作用于北方的母质黄土，形成一层肥沃的棕褐色农耕土。数千年前黄土地上的人们，就是在这种良好的气候、水源、生物和土地环境中，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黄河流域文化。从新石器时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至于纪史以来的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距今2500年前时，中国气候转入干凉阶段。这一阶段中，黄河流域和北方大部分地区成为温带，降水量剧减，河流干涸，湖泊消亡，中国沿海海平面下降约2ｍ[1]。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曾是河湖广布的地方，由于海平面下降，水流东渐，逐渐形成大片平原耕土，仍属亚热带气候区。水、热资源充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故秦、汉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向东南迁移。战国以前，黄河中游关中平原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战国时，苏秦描述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战国策・秦策》）。到东汉时，关中的天府之称已让位于既有亚热带气候、又兼有都江堰水利枢纽的成都平原。班固《两都赋》中赞扬关中时只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晋朝时，江南地区经济开发，跃为全国之首。《晋书・诸葛恢传》称，“今之会稽（长江下游），昔之关中。”隋、唐时，北方地区物产，已远远不够维持朝廷费用。于是隋、唐不得不修筑大运河，为军国之计，“常转漕东南之粟”。《新唐书・权舆德传》称，“天下之计，，仰于东南。”《昌黎先生集・送陆歙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宋以后。中国逐渐流传出“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之谚语。战国以前，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农作物，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为 一年两熟。《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一岁而再获之。”而今这一带却只能两年三熟，战国前黄河流域生长芒果、柑橘、荔枝、梅、枇杷、樱桃、猕猴桃、竹、棕榈、栎、八角枫、山毛榉等植物资源，至今，这些植物在这一带已大多绝迹。春秋、战国环境变化中；中国北部气温约下降2℃[3]。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某地气温下降１℃则相当于向高纬度（向北）推进200―300ｋｍ[4]。由此推想，战国前这次环境变化，中国北部丧失了大片耕作区。长城，在历史上是我国农耕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把秦代长城同明代长城相比，后者向南退缩了200―400ｋｍ[5]。战国以后，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是伴随着南方的环境演变进行的。南方环境演变包括：（１）气候环境的变化。（２）气候变化后造成的地貌环境的变化。气候环境变化主要是气温略有降低，但仍保持热带、亚热带气候特点。地貌环境变化，主要是水域面积减少、大片农耕地产生，以及因水域减少造成的便于人居住和交通等。譬如，西汉以前，在鄂东、皖西分布有古九江。鄂东江北有西北―东南向的大别山，江南有西南一东北向的幕阜山。大别山、幕阜山夹江相峙，形如隘口。古长江在鄂西、川东冲出狭窄的三峡，漫游“极目楚天舒”的两湖平原（湖南、湖北）后，又在此隘口被山势所缚。江水过此隘口，因地势坦平，遂分成巨大的扇状分汊水系，然后在下游汇于安徽古彭蠡泽。其分布范围约为今湖北省武穴市、黄梅县和安徽省宿松县、望江县以及江西省九江市等，“九江”，意为江水流道很多（九为虚数，泛指多。《禹贡》“九江孔殷”，意为九江水域宏大、宽广。西汉前江水水域大、占地多，故不利于人们生产和居住。东汉后，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和水量减少，古九江江水逐渐归入一条主泓道，为长江两岸产生大片耕地提供了条件。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因雨误期。被迫起义。大泽乡即今安徽省宿松县龙感湖区域。该区域正是古九江的下游汊道区。陈胜等人在此遇雨误期，是因为有古九江的特殊地理环境。东汉以后，古九江主泓道定型，其它汊流断流、淤废，古九江流域遂有大片农耕地得以开发。环境演变，使黄河流域由“天府”之土成为贫瘠的黄土高原和干旱区，使长江流域由“地广人稀”变为“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唷⒍胖间（原关中平原）不能比也”（《宋书・孔季恭传》）。环境演变，导致 了北方植被，动物群、农作物生态等方面变化，同时也使中国北部大批人类居住区和耕作区丧失。２ 中国南、北不同环境下的经济开发战国以后，当中国北部由湿润气候转变为干旱气候，水、热资源不利于农耕生产时，中国北部农民不得不更加勤垦的精耕细作，用繁亢的劳动来和自然环境作斗争。《齐民要术》是秦、汉至北魏时期。中国北部农耕技术的总结。该书中的耕作技术，一直是中国旱地耕作方法的典范。《齐民要术》耕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保墒防旱。具体方法有秋日深耕收蓄雨水、冬日压雪、堆雪，以及严格实行耕、耙、耢、锄等。中国北方“春多风旱”“春雨难期”，《齐民要术》强调。一待开春，要立即耕地，防止气温上升后地表水风干、蒸发。春耕之后，要立即耙地。耙地能使耕土变得碎、细，切断、打乱土壤毛管水通道，把土壤中的上行水阻断在细土层之下。耢有盖压之功、可以使地表的松土压紧，减少土壤通风，防止土壤水分消失。锄地一来除草，同时也切断了土壤毛管水上升、蒸发，《齐民要术・杂说》有“锄头三寸泽”之说。《汉书・食贷志》也记载，汉代搜粟都尉赵过，曾在黄土高原广泛推广“代田”。所谓“代田”，就是适应黄土高原干旱地区的农耕技术。其方法是在田地开沟起垄，在沟中播种。此方法后被干旱区广泛延续使用。从唐代诗人高适在《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二首》中写道：“去秋虽薄熟，今夏又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刘开扬注《高适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反映了黄河流域少雨、舄卤（土地盐碱化）和人们勤于耕耘的历史情景。数千年来，在中国北部环境变得失却往日之“天时”时，北方人一直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进行粮食生产。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使用粗放的二圃制、三圃制耕作方法时，中国人却不断地总结经验，创造出了精耕细作的旱地耕作技术。在中国北方发展抗旱为主的旱作农业生产时，中国南方则大力发展水稻田，垦殖梯田（山田），培育发展多种经济作物。明代初期包汝楫《南中纪闻》描述长江中游在河、湖滩涂造田时说，“楚地滨河、湖处淤田，往往弥望无际，共开垦成畦首，动辄千亿，真天地间未壁、辟之利也。[6]”南方发展水田之极者，甚至在深水薮泽和浅海中出现了“葑田”。宋人陈 《农书・地势之宜篇》载，“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据其他史料记载，葑田的历史，在南方可追溯至唐和西晋。南方水、热条件好，其山坡地也大有所用。唐、宋以后，南方山坡普遍推广了梯田，扩大了种植范围，在《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述中有“江西良田多占山冈”之说。南方经济作物品种多、产量大，其中以桑、果、竹、茶、甘蔗为要。南方盛产丝绸和茶。茶税已是当时一项重要税收来源。《本草纲目・茗・集解》中说，“茶之税，始于唐德宗．盛于宋、元，及于我朝，乃于西番互市易马。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博哉。在唐代时，南方甘蔗加工成糖，散布天下（《本草纲目・沙糖》）。南方经济开发，在明代时已涉及于海南特产。例如，人们喜爱的沉香木，明以前都是海外舶来，后来海南沉香开发出来后，其质量最优，反而胜于进口沉香。《本草纲目・沉香・集解》中说，沉香木“占城（越南）不如真腊（柬埔寨），真腊不如海南黎峒。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冠绝天下，谓之海南沉，一片万钱。”从上所述可看出，南方环境变化后，不仅耕地增多，而且经济项目还向多方面发展。３环境演变中南、北环境的变化特点环境考古证明，战国时中国气候进入干凉后，中国气候一直持续干凉，并有加剧迹象。在这种背景下，由于人类长期进行旱地耕作，大量索取生物资源，中国北方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愈来愈少。中国南方则因水、热资源充足，水稻田集中，水与耕地环境可供人类持续发展。春秋、战国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干旱气候下生物资源极为宝贵。《管子・轻重甲》道，“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天下王。”《吕氏春秋・仲冬纪》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掌山泽之官）教导之。其有侵夺者，罪不赦。”《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大旱，郑国国君派屠击等人去管理桑山。屠击等人私自砍伐了桑山树木。郑国相国、著名政治家子产说，管理桑山，应该是培植树木，你们却砍伐树木。这罪恶太大了！于是夺掉了屠击等人的官职和封邑。这个故事表明，北方的郑国在干旱气候背景下，人们就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对破坏环境的人，连封邑贵族也不容。黄河中游陕北榆林地区，过去是“畜牧为天下饶”的上郡（《史记・货殖列传》）。文物考古中发现，秦、汉时期此地还生长有众多水禽、草原动物和森林动物。如今，榆林地区已成为浩瀚的毛乌素沙漠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东晋时，陕北无定河流域曾被匈奴人盛赞“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曾发动十余万匈奴人在此地建立统万城。至唐代后期，这里已“飞沙成堆，高及城堞。”宋代时，统万城“深在沙漠”，朝廷明令毁弃。无定河流域环境变成沙漠和沙漠覆盖的沼泽，不仅不可能居住，交通也很困难。《梦溪笔谈》卷三记，“予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濒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驰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记，“内史王中正率泾原兵出麟州，渡无定河，循水北进，地皆湿沙，士马多陷没，糗粮不能继。”在干旱气候条件下，土壤沙漠化与盐碱化极易发生。战国晚期关中平原严重盐碱化，秦国修筑数百里长的郑国渠，“用注填阏之水，溉盐卤之地万余倾”（《史记・河渠书》）。秦国水溉卤地的作法，是对土壤盐分进行溶解，并用流水携带泥沙进行土壤改造。中国南方在历史上一直是水稻产区。农田形态下土壤变化表现为沉积，耕土层越来越厚，有机质越积越多。1995年，笔者配合湖北黄石――黄梅高速公路的修建，在鄂东长江中、下游相接的沿江平原，专门作了水稻土地层学的研究。发现该地东汉时期，形成的典型水稻土。从东汉至今，又持续沉积、增厚。使土层增长了89ｃｍ，其沉积速率约为每20年1ｃｍ。因此，从地层、土壤学的角度讲，水稻产区耕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4未来发展中的生产布局和环境改造随着人类历史发展，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居住区越来越广，改造环境能力越来越大。现代人对环境已不仅仅是开发、利用的关系，还应有保护、设计和改造的关系。干旱区，人口越多，人类用水量也越多。干旱区域内人口增长，基本意味着自然界动、植物等生物的减少，自然界生态也因此改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北方人口、城市、工农业生产的剧增，北方的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碱化面积也快速增长。北方的这种环境变化，其实质原因是缺水。水是生命之源。有水，才能植被丰茂，动物种群自然生长。有水，才能保护耕地，工农业生产也才能正常发展。然而，北方今日的水环境，对维持增长中的北方人口来说，已经是十分困难。自然生态及工农业生产用水，当然也更难满足。中国人均水量12710m[3]，约为世界人均水量1／4。北方人均水量仅1938 m[3]，其中海河、滦河流域只有1430m[3]。中国现行基本国策的提出与制定，多与环境有关，如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切实保护耕地等。未来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基本国策的基础上。从环境演变看，中国进入干凉气候已有数千年。数千年来，中国北方在干旱环境下被长期利用、开发。今日北方环境，已不利于工农业在现今基础上持续发展。应加重中国北方的环境保护和改造。北方又是中国古文化发达区，回旋空间大，应是中国以旅游业进入世界市场的主要区域。中国南方水、热环境条件好，一年可收获多次。南方是中国的粮食基地。对南方的水稻田保护，应是全国耕地保护的重中之重。城市建设、工业建设，都不能轻易侵占水稻田。中国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如冶金化工、电力、轻纺、机械等。中国人均水量最丰的地区是西南区。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将来发展的主要区域应是西南区。中国北方，蕴藏丰富的地下矿产（钢铁、煤炭、石油等），曾经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心地区。今日北方也养育着大量人口，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保护北方环境，就是保护中国的大半生存空间。如果北方环境恶化，会使中国生存空间急剧减少，将引起人口迁徙、经济建设等大变动。北方环境好转，不仅可以改变今日北方的生存条件，而且给全国经济建设增添更大活力。另外，环境是不停演变的。数千年前，南方许多平地被海水和河湖占据。今日南方的某些城市和耕地，是在水位降低、水域减少的基础上产生的。未来环境中，如果重现数千年前的水域环境，南方人则必然向北方迁徙。因此，保护北方的环境，意义不仅在于现在，还在于未来。保护北方环境的根本途径是南水北调。拟议中的南水北调，是要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几大流域形成一个跨亚热带（湿润区）与温带（干旱区）的巨大水网。该工程的兴建，不仅可以解决北方某些城市的用水问题，而且也使整个北方水环境得以改观。南水北调，解决了北方的城市用水后，北方的流域水就可以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态恢复。南水北调有利于整个中国的环境改观。如果说三峡工程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的能源问题，那么南水北调则保护着中国大北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水环境。收稿日期：1995―09―19 修改稿日期：1997―09―20【参考文献】 1周昆叔主编，环境考古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10―122张兰生主编，中国生存环境演变规律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15―1163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74程洪，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6，（6）5倪根金，试论气候变迁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1）6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湖北简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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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painlife (冥海之舟), 信区: philosophy标 题: 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 (转载)发信站: 日月光华站 (Fri Apr 16 15:21:32 1999) , 转信【 以下文字转载自 physics 讨论区 】 【 原文由 Gabriel 所发表 】 我们这些总有一死的人的命运是多么奇特呀！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只作一个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无所知，尽管有时自以为对此若有所感。但是，不必深思，只要从日常生活就可以明白：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然后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的过多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它最后所凭借的是以暴力为根据。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看来，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真、善和美。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亲人；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而这种感受正与年俱增。人们会清楚地发觉，同别人的相互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不足惋惜。这样的人无疑有点失去他的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另一方面，他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要去把他的内心平衡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们过分的赞扬和尊敬，这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错，也不是由于我自己的功劳，而实在是一种命运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于人们有一种愿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绵力通过不断的斗争所获得的少数几个观念，而这种愿望有很多人却未能实现。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像欧洲今天所存在的情况，使得民主形势受到了怀疑，这不能归咎于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由于政府的不稳定和选举制度中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们选出了一个任期足够长的总统，他有充分的权力来真正履行他的职责。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政治制度中，我所重视的是，它为救济患病或贫困的人作出了比较广泛的规定。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讲到这里，我想起了群众生活中最坏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使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国家的这种罪恶的渊，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义下一切可恶的胡闹，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恶痛绝！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下流！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预这种可憎的勾当。尽管如此，我对人类的评价还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进行破坏，那末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我无法想像一个会对自己的创造物加以赏罚的上帝，也无法想像它会有像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一种意志。我不能也不愿去想像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以后还会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可笑的唯我论，去拿这种思想当宝贝吧！我自己只求满足于生命永恒的奥秘，满足于觉察现存世界的神奇的结构，窥见它的一鳞半爪，并且以诚挚的努力去领悟在自然界中显示出来的那个理性的一部分，即使只是其极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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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020 【原文出处】中国科学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306 【原刊页号】001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中国科学院农业问题专家组 【复印期号】199504 【 标 题 】我国农业生产的问题、潜力与对策 【 正 文 】 编者按 ２月２０日，姜春云、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认真听取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等关于组织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人员和技术力量，为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做贡献的专题汇报。２２日，姜春云同志指示中国科学院速将《我国农业生产的问题、潜力与对策》报告发送给正在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现将报告全文刊登，供有关部门参考。邓小平同志讲：“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２０００年要生产多少粮食，人均粮食达到多少斤才算基本过关，这要好好计算。２０００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做到粮食基本过关不容易，要从各方面努力，在规划中要确定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比如，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从改进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我院组织专家在回顾４４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到本世纪末新增１０００亿斤粮食的潜力，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实现目标的建议。现将我们的报告简要汇报如下：一、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回顾与供求简析（一）粮食生产发展的四个阶段回顾４４年我国粮食生产的增长过程，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跨上了三个半台阶，每个台阶粮食总产约增加２０００亿斤。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８年为第一个台阶，粮食总产由２２６４亿斤增加到４０００亿斤，９年间增加了１７３６亿斤，年均增长１９３亿斤；单产由１３７．２６斤增至２１８．９６斤，增长５９．５％。这一阶段的粮食总产和单产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扩大粮食播种面积（１９４９年１６．４９３８亿亩，１９５８年为１９．１４２６亿亩），增施有机肥料和推广良种等取得的。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８年为第二个台阶，粮食总产由４０００亿斤增加到６０９５亿斤，２０年增加了２０９５亿斤，年均增长１０５亿斤；单产由２１８．９６斤增至３３６．９６斤，增长５４．１％。在这一时期内，粮食播种面积由１９．１４２亿亩减少至１８．０８８１亿亩，提高单产是粮食总产增加的主要原因。增产的措施主要是依靠扩大灌溉面积（灌溉农田由占农田总面积的３０．６７％增长到４５．２４％）、增加化肥投入（由５４．６万吨增至８８４万吨）。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４年为第三个台阶，粮食总产由６０９５亿斤增至８１４６亿斤，６年总产增加２０５１亿斤，年均增长３４２亿斤；单产由３３６．９６斤增至４８１．０８斤，增长４２．８％。粮食播种面积由１８．０８８１亿亩减至１６．９３２６亿亩，而粮食总产突破了８０００亿斤大关。其主要原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化肥投入的成倍增长（从８００万吨增长到１７３９．８万吨）和推广了矮秆小麦和杂交水稻高产品种等。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３年，粮食总产由８１６４亿斤增至９１２９亿斤，９年总产增加９８３亿斤，上了近半个台阶，年均增长１０９亿斤，单产由４８１．０８斤增至５５１．２７斤，增长１４．６％，年均亩增粮７．８斤。此阶段粮食播种面积继续下降，由１６．９３２６亿亩降至１６．５６亿亩，已接近解放初期的水平；此阶段化肥产量仍大幅度上升，由１７３９．８万吨（折纯）增至３１５６．３万吨，增长８１％；而粮食只增长１４．６％，化肥增产率锐减，粮食年增长速度变缓。我国粮食供求关系的简析：为了弄清近十年粮食生产增长缓慢对供求关系产生的影响，我们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联系起来，以１９８４年为基准，划分为前３５年和后９年两个阶段进行供求关系比较，结果发现，前３５年粮食增长速度大于人口增长速度（粮食年均增长７．４２％，人口年均增长２．６４％），后９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速度（人口年均增长１．５１％，粮食年均增长１．３４％）。考虑到我国人口仍在继续增长，估计４０年后将达到１６亿，今后半个世纪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产品供求紧张将始终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必须认真研究，采取坚决而有效的措施，尽快努力扭转并予以解决。（二）近十年内我国粮食增长缓慢的原因与后果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当我国粮食生产登上第一个台阶时，粮食年增长为１９３亿斤；第二个台阶时，为１０５亿斤；第三个台阶时，为３４２亿斤；而到第四个台阶时，年增长量下降到１０９亿斤，与文革期间的增长速度相近。其缓慢增长时间已延续十年之久，原因何在？为了查明近十年粮食增长缓慢的原因，通过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９３年我国粮食生产的区域分布与变化，特别是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４年（我国粮食高速增长时期）和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３年（我国粮食缓慢增长时期）粮食增长与主要生产要素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我们发现：１、南北对比，过去十年，我国粮食增长缓慢的地区主要在南方为了便于分析与说明问题，我们按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相结合的原则，将我国３０个省市（注：统计单位为２９个，广东与海南未分开）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东南（包括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５个地区，又将５个地区分成南、北两大片；对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８年（第一个台阶），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７８年（第二个台阶），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４年（第三个台阶）和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３年（第四个台阶）的粮食增长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前三个时期（台阶），南方片粮食增长占全国粮食增长总量的比例较大，分别为５８％，５９．８％和５９．５％，其增长率接近６０％；北方片增长的比例较小，分别为４２％，４２．２％和４０．５％，略高于４０％。因此，１９８４年以前我国粮食地区间调节一直是南粮北调；而１９８４年以后却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北方片的粮食总产猛增，占全国增量的９７．５％，南方片下降到２．５％，并随之形成了北粮南运的新流向。在南方片中，西南地区粮食增长幅度呈缓慢下降趋势；而东南地区则呈现出急剧下降态势，十年间粮食总量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７９．７亿斤。２、东南地区粮食总产下降原因有三第一，耕地面积减少从全国各地区耕地面积增减统计分析可以看出：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３年的９年间，东南地区的耕地面积减少１８０９．５万亩，为同期全国减少耕地面积的４３．８％，年均减少耕地２０１．１万亩。东南地区的复种指数平均为２１０．５％，减少１亩耕地，等于减少了２．１亩的播种面积，因此耕地面积减少是东南地区粮食总产滑坡的主要原因。第二，粮食播种面积急剧下降从粮食播种面积及年度间区域增量情况看出，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３年，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四个地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分别增加２７２万亩、１２２６万亩、１４６万亩和６０８万亩，而东南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５３８３万亩。按１９８４年粮食平均单产５９２．２斤计算，仅粮食播种面积一项就使东南地区粮食总产减少了３１８．８亿斤。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３年的９年间，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耕地面积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但由于复种指数的提高，扩大了粮食播种面积，因而保证了粮食总产的持续增长。虽然东南地区也提高了复种指数（６．６％），但因其并未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因此仍未扭转粮食播种面积剧减的状况。第三，粮食单产增长幅度减少从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４年（简称前６年）与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３年（简称后９年）年均粮食单产的增长量可以看出：后９年，各地区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东南地区下降幅度最大，前６年每亩年增产２８．４斤，后９年每亩年增产５．１斤，相差２３．３斤，因此该地区后９年累计每亩增长粮食仅４６．３斤。由于粮食单产增长幅度的显著下降，因而使东南地区失去了依靠提高单产来补偿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的可能性。１９９３年东南地区因单产提高而增加的粮食总产（２３８．９亿斤），远低于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而造成的减产量（３１８．８亿斤），因此该区粮食总产减少了７９．９亿斤。３．粮食增长缓慢引起的后果近９年来，由于粮食增长速度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结果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从１９８４年的７８０．６斤下降到１９９３年的７７０．３斤，减少了１０．３斤。如果将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４年与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３年的情况相比，就更可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前６年人均粮食增加了１２７．４斤，而后９年却减少了１０．３斤。就全国５个地区的人均粮食的占有量而言，１９９３年还有３个地区不足８００斤（西北７１６．２斤、西南６６１．３斤、东南７３４．４斤），一个略高于８００斤（华北８０５．３斤），仅东北地区人均粮食达到１１６９．８斤，按当地人均消耗粮食８００斤计算，东北地区除当地消耗外，可以向其它地区调济的粮食总量只有３７８．６亿斤。二、新增１０００亿斤粮食的潜力分析（一）新增粮食潜力分析的依据１９８７年当我国粮食出现三年徘徊时，我们曾做过在８０００亿斤基础上增产１０００亿斤粮食的潜力预测。预测的依据条件、生产水平、可能的投资强度与效益以及我院各试验基地的研究资料等；预测的指标是黄淮海地区可增产５００亿斤，东北３００亿斤，西部与南方各１００亿斤。到１９９３年实现了增产粮食１０００亿斤的目标后，我们将预测指标与实产数量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对黄淮海地区（京、津、冀、鲁、豫、苏、皖）的预测完全符合（５０４．８亿斤）东北地区基本符合（２３３．４亿斤）西北地区（陕、甘、宁、青、新）也基本符合（１１４．２亿斤），而估计不足有两点：一是内蒙因扩大灌溉面积（扩灌１０７４万亩，占耕地１４．３％，总计灌溉面积达３３．９％）等增产１０２．８亿斤；二是南方地区因耕地与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而减产。为了提高在９０００亿斤基础上再增１０００亿斤的预测准确性，我们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调整了粮食预测的分区，增加了粮食增量的动态变化以及区域内粮食供求关系的分析等作为进行粮食预测的参数。１、粮食预测区域划分以省（市）为统计单位，按自然条件的相似性，划分为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山西、山东、河南）、西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西藏）和东南（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五地区。２、区域内粮食供求关系分析考虑到地区间进行大量粮食调运的实际困难，三个人均粮食不足８００斤的地区（西北、西南、东南）都必须尽力设法挖掘潜力提高本地区粮食自给率，其中特别是东南地区，１９８４年人均粮食８６１．５斤，而到１９９３年下降到７３９．４斤，减少１２７．１斤。该地区人口总数为４．４８６７亿，如此大的人口数量和粮食缺口，如不在提高本地区粮食自给率上下功夫，而想依靠区间调运或到国际市场上购粮以弥补缺额是完全不现实的。据世界观察研究所报告，自从１９８０年以来，世界粮食平均出口量为２．０３亿吨（折合４０３０亿斤），还不到我国粮食总产量的一半。日本的粮食有７７％靠进口，亚洲四小龙的进口量也不小，我国的粮食进口曾达到过３００多亿斤，世界粮食市场已经没有多大的余地了。（二）新增粮食潜力分区预测结果根据４４年间的五个地区粮食增长量的动态变化趋势，各地区生产现状，自然与社会条件以及有关资料的分析，对本世纪末全国各地区粮食的增产总量预测如下：１．预计东北地区（包括黑、吉、辽）可增产２５０亿斤主要根据是，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９３年的三个阶段粮食总产增长均稳定在２５０亿斤左右，因此预计下一个阶段仍可按２５０斤的数量增长。本区尚有中低产田１．７亿亩，宜农荒地５５００万亩；目前化肥用量（每亩播种面积为２３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８．４斤）；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１９．９％，还有较大发展余地。因此，如加大投入，预计仍可保持较高的粮食增长速度。２．预计华北地区（包括冀、鲁、豫、晋、蒙、京、津）可增产３００亿斤该地区粮食增长潜力虽较大，但不稳定，过去四个阶段增产幅度变动在３６１．８－６３０亿斤之间。同时考虑该地区是我国棉花的主产区，为了确保棉花生产的发展，对粮食播种面积与增产的幅度不宜期望过高。其粮食增产潜力主要在于改造中低产田、开垦宜农荒地、发展节水农业、提高化肥利用率，高产区采用平衡施肥等。３．预计西北地区（陕、甘、宁、青、新）可增产１００亿斤西北地区四个阶段粮食增量变动在８８．４－１３５亿斤之间。通过改造中低产田、扩大灌溉面积（大柳树、河西走廊、宁夏、内蒙沿黄灌区等）增施化肥和保持水土等综合措施，粮食增产还有潜力可挖。因此，增产１００亿斤是有条件实现的。４．预计西南地区（川、黔、滇、桂、藏）可增产粮食１００亿斤１９８４年以后粮食增长缓慢，但该地区水热条件好，在提高复种指数（１９９３年复种指数１９６．２％）和单产方面仍有潜力，如坡地改梯田、旱田改水田、培肥改土、增施化肥和推广良种良法等。５．预计东南地区（沪、苏、皖、赣、浙、闽、粤、琼、鄂、湘）可增产粮食２５０亿斤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日前在沿海发达地区粮食生产和适度规模经营座谈会的讲话指出“实现粮食供需平衡在沿海发达地区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必须牢固树立三个观念：沿海发达地区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主要取决于粮食供需平衡；全国粮食供需能否实现平衡，主要取决于沿海发达地区；全国市场粮价能否保持相对稳定，也主要取决于沿海发达地区”。这是完全正确的。该地区水热条件好，在提高复种指数方面尚有较大潜力（１９９３年全地区复种指数为２１０．５％，而江西省为２４６％，高出３５．５％）；在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方面也有相当潜力（１９９３年全区粮食平均亩产６３８．５斤，上海达到７７１．１斤，高出１３２．６斤），如果将以上两项的区域平均值提高到最高省（市）的平均水平，全地区尚有１２００多亿斤的粮食增产潜力。但考虑到各省（市）经济与技术条件的基础与发展速度的差异，不可能同步发展，所以预计增产２５０亿斤是可能实现的。到２０００年即使增加１０００亿斤粮食，按１３亿人口，每人８００斤粮食计算仍有２７０．４亿斤的缺口。这说明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外，还需在开辟食物来源上另寻出路。三、粮食增产的主要对策为了将上述粮食增产潜力变成为现实生产力，实现粮食增产的目标，我们提出以下六项对策建议。其中第一项属于政策建议，其余为科技与投资方面的建议。（一）将保护耕地和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放在农业政策首位江泽民总书记不久前提出：发展我国农业的指导方针除支持“三靠”外，还要加两条，就是“还要靠保护，靠工作”（大公报，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４日，二版，社评）。我们认为这两条是完全正确的。要保护首先就要保护耕地，这是我国农业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为什么要把保护耕地和稳定粮田播种面积放在首位呢？因为在研究我国各省（市）人均粮食占有量与人均粮田播种面积时发现，自解放初到现在出现了三种不同情况的转折：１、当我国粮食单产处于低水平时期（以１９５８年为例，粮食亩产２１９斤，耕地亩产３１１．３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与人均粮食播种面积成正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０．６６９６，当r＝０．１，N＝２９时，相关系数临界值为０．４５６）。即人均粮田越多，人均占有粮食越多。２、当我国粮食生产达到高速增长时期，（以１９８４年为例，粮食亩产４８１斤，耕地亩产７０９斤），由于各省（市）间灌溉面积、化肥投入不平衡，粮食单产高低不等，拉开了差距，有的省人均耕地少，但粮食单产高，人均粮食占有量较多（浙江１９８４年人均耕地０．６８亩，人均粮食９１０．１斤）；有的省人均耕地多，但粮食单产低，人均粮食也少（内蒙１９８４年人均耕３．８７亩，人均粮食５５９斤），所以人均粮食占有量与人均粮田播种面积之间由正相关变为不相关（相关系数＝０．２１４６）。３、当我国粮食进入缓慢增长时期（以１９９３年为例，粮食平均亩产５５１斤，耕地亩产８５９．２斤），由于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的不断增加和粮食单产水平的普遍提高，各省（市）之间粮食单产的差距逐渐缩小。此时人均粮田面积，开始变为决定人均粮食占有量的主要因素，出现了人均粮田面积少粮食占有量也少（浙江１９９３年人均耕地０．５８亩，人均粮食６７３．３斤），人均耕地多粮食占有量也多（内蒙１９９３年人均耕地３．４８亩，人均粮食９９３斤）的新情况。两者在单产水平较高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正相关（相关系数＝０．５６９６），这反映了在现有条件下，我国土地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开始接近上限。当出现这种现象时，就必须认真研究找出影响产量提高的主要限制因素，并通过增加投入，改变生产条件或其它措施，从而打破这种限制，才能使粮食生产再登上一个新台阶。鉴于上述，稳定并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已成为当前实现我国粮食需求平衡的第一要素。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把保护耕地的方针放在农业政策的首位；认真从严执行。同时要大力宣传，使之形成保护耕地、珍惜寸土、人人有责的社会新风尚。关于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的问题，国务院已有明确指示，我们完全拥护。（二）继续实施中低产田治理与农业综合开发计划在稳定耕地和粮食播种面积的基础上，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提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过去六年，在国务院领导下，已经完成了两期工程，收到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黄淮海平原和东北平原共治理中低产田７５７５万亩（黄淮海５０００万亩，东北２５７５万亩），开荒４８０万亩（东北３８０万亩，黄淮海１００万亩），新增粮食生产能力２００亿斤（黄淮海１１４亿斤，东北８６亿斤）。群众说，这是继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政府为农民办的第二件实事，也有人誉之为“第二次土地革命”。（三）加速磷、钾肥生产的发展在化肥施用水平较高的地区，尽快调整氮、磷、钾的施肥比例，推广平衡施肥技术。这可能是打破土地生产力上限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望有关部门予以足够的重视。据世界观察研究所报告：“世界粮食产量在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８４年期间每年增长近３％，而１９８４年以来，粮食增长率下降到１％。这是因为即使增加化肥施用量，也不能再大大提高粮食产量”。世界粮食发展动态与我国粮食发展动态基本相似，即１９８４年以后出现了粮食增长缓慢的情况。那么，随着我国化肥施量的提高，粮食单产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分三个时期（化肥大量投入初期、中期与近期）、五个地区，对每亩播种面积的化肥用量与每亩粮食单产的增长情况进行了分析：１、在化肥大量投入初期（以１９７８年为代表，全国化肥投入总量为８８４万吨），五个地区粮食单产的变化均随化肥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完全呈正相关。２、在化肥大量投入中期（以１９８４年为代表，全国化肥投入总量达到１７３９．８万吨）：东北、西北、华北和西南地区的粮食单产，仍随化肥施用量增加而增加；而东南地区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已不随化肥使用量而增长。３、在化肥大量投入的近期（以１９９３年为代表，全国化肥投入量达３１５６．３万吨）：在东南地区，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世界观察研究所指出的增施化肥而不增产的趋势，除上海外，其它七省虽然化肥施用量不同，最低每亩折纯２１．９斤（江西），最高每亩４５斤（福建），相差一倍以上，但是各省的粮食单产却很相近（均变动在６００－７００斤之间）。其它地区，如东北仍保持着多施肥多增产的趋势（注：东北地区的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对作物需要的磷、钾等营养元素的补偿能力强），西北、华北和西南地区的多数省（市）也保持着多施肥多增产的势头，但是其中少数省份已经出现了化肥增产效率下降的情况。根据调查与试验结果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生产与施用的氮磷钾肥比例不符合作物的需要，作物对各种营养元素是按一定比例吸收利用的，而且受其中的最小因素的制约，即当某种元素比例过低时就会影响其他元素的吸收利用。我国化肥的生产一直以氮肥为主，到１９９３年氮肥仍占肥料总量的６８．５％，氮磷钾比例为１：０．３１：０．１２，１９８５年世界销售的比例为１：０．４９：０．３７，我国的磷钾肥比例明显偏低，在一些施肥水平较高的省（市）这已成为制约单产提高的重要因素。我国北方土壤普遍缺磷，南方普遍缺钾，其中许多地方磷、钾都缺，因此我们建议，应尽早决策加速我国磷钾肥生产，以促进我国粮食生产再上一个新台阶。如北京市１９９３年的粮食亩产已达到８３１．３斤，除水利与机耕条件的配合外，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较普遍地施用了氮磷或氮磷钾复合肥，适当供应氮肥（１２斤以上），双季早稻、双季晚稻、单季晚稻亩产均可达到８００斤左右的水平。与此同时，还应大力提倡施用有机肥料，以改良土壤和补充磷钾元素的不足。此外，就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在目前化肥供应比例的情况下，若提高化肥施用水平，粮食单产仍有较大的增产潜力。（四）改善和扩大灌溉面积发展节水和生态农业我国有效灌溉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其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的２／３。由于水资源不足或利用不合理，每年实际灌溉面积小于有效灌溉面积，据统计多年平均要小１５％，相应减小的灌溉面积近１亿亩，加上非灌溉农田，每年近６０％的农田无水灌溉，这也是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和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解决我国缺水问题的途径除加强水利建设和跨流域调水外，还必须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据我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所在河北省粮食高产地区的栾城试验站进行的地下水位观测，从１９９０年１月至１９９４年１月，地下水位累计下降了１２．０２米，问题十分严峻。节水农业（特别是在北方地区）是缓解水资源不足的根本出路。十分缺水的以色列，单方水的效益比我国高一倍以上。国内各地的实践经验，同样显示了节水的巨大潜力：在井灌区，采用管道灌溉一般可节水３０％，喷灌可节水３０－５０％；在引水灌区，改大水漫灌为细流沟灌或小畦灌可节水２０％，采用渠道防渗和田间配套工程可节水１０％；在水源不足的北方地区，采用湿润灌溉法水稻田可节水６５％。目前节水农业尚未大面积推广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投入和管理不善，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因地制宜地搞好规划，逐步付诸实施，仅此一举约可增产粮食２００亿斤以上。近几年来，生态农业发展很快，从生态户发展到生态村、生态县。其模式多种多样，有农牧结合、农果牧结合、农牧渔结合和农副结合等许多成功的经验。生态农业促进了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相结合，以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成功之路。我国政府已作出要“继续搞好环境示范工程和生态试点”的决定，应当积极贯彻执行。（五）加速优良品种培育与推广生产条件的改善与品种的改良是相辅相成的。解放后，随着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农作物品种多数已更新换代四次，每更新一次大约增产１０％左右。在２０００年前，“八五”期间所育成的高产、优质新品种，将发挥重要增产作用。近年来，在改良品质、提高抗病和抗逆性方面成绩卓著，其中谷类作物高产育种正处于攻坚阶段，望政府继续给予稳定支持，以期早日获得突破性进展。此外，防治病害、虫害、鼠害，增加农业机械动力，加强田间管理，有条件的地方实行适度规模经营等都是实现粮食增产的重要保证条件，均需加强与落实。（六）增加科技投入力度稳定农业科技队伍近十年来，粮食生产增长缓慢也与农业科技推广队伍不稳和农副业科研队伍缺乏活力（青年人不愿学农，学农的也不愿干农）有关。最近几年，棉铃虫大发生与虾病大流行，同监测与防治的科技力量削弱和缺乏科技贮备有关。据统计，１９９３年这两项灾害造成的直接损失分别为６０亿和３０亿元，间接损失更大。因此，增加科技投入已十分紧迫。科技投入是产出比最大的投入，农业生产水平越高，创汇农业越发达，就越显示出科技投入的重要意义。以色列科技参赞在全国政协报告时说：“我们的农业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充分发挥了科技的作用。我们对科研与生产的安排顺序是：研究，扩展或示范，种植者或农民。”这个经验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目前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的科技人员中的中老年科技工作者居多数，急需加强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增加新生力量，培养跨世纪人才，以迎接新的挑战。农业生产涉及的面很广，必须充分发挥多部门、多学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组织跨部门的联合，分工协作，群策群力，共同奋斗，才能使科技兴农的工作在辽阔的祖国大地上蓬勃发展，充满活力，以迎接新的挑战。四、面向全部国土广开食物来源到２０３０年，我国人口将增加到１６亿，即按人均粮食８００斤计算，亦需要粮食１２８００亿斤。如何满足未来的粮食需要，仅靠１４亿亩耕地将难于支撑。因此，从现在起，应着手制定计划并进行广开食物来源新途径的研究。李鹏总理指出：要把发展农业从仅仅依靠现有耕地、搞好种植业的观念，转变到既重视现有耕地，又重视充分合理利用全部国土资源的观念上来。实行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１９９３年我国总耕地面积为１４．２６５２亿亩，而国土面积为１４４亿亩，耕地仅为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此外，我国的海域面积为５３．１亿亩（３５４万平方公里）。耕地之外的国土和海洋，可为我们提供食物来源的广阔天地。陆地、草地和海洋被称为人类食物的三大来源。因此除粮食外，我们还对草食畜牧业与水产养殖业的增产潜力进行了预测。将这两项所能增产的肉类折算为粮食，大致相当于２３５亿斤。现分述如下：（一）草食畜牧业的发展前景我国有草地６０亿亩。据统计，１９９３年全国牛羊肉总产７４．１８亿斤，其中产于北方牧区和南方草地的仅占３３亿斤，平均每亩草地只产半斤肉，草地畜牧业仍处于极低水平，尚有极大的发展潜力。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北方草甸草原的牧草生产力与北美的温带草地相似，而单位面积畜产品仅相当于北美的１／２７。这是靠天养畜，掠夺式经营的结果。据统计，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８８年，对草地的投入年亩仅２分钱，加之超载过牧，导致草场严重退化，致使载畜量日趋下降。因此，不加大草地投入，难以扭转这种局面。在６０亿亩草地中，条件较好的约１０－１１亿亩（其中北方６－７亿亩，南方２亿亩，沿海滩涂草地２亿亩），占草地总面积的１７．５％－１９．３％。据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２年的资料，以草食畜牧业为主的六个省区（内蒙、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草场面积为４１．１３亿亩，总载畜量（包括农区）按羊位计，为２．３５亿只。据有关资料，在条件较好的典型草原和草甸草原地区，一般１２－１５亩地养一只羊。我院内蒙草原生态系统研究站，通过人工草地建设、改良退化草地和围栏集约放牧等措施，使典型草原区的１２亩草地养一只羊，减少到６亩养一只羊，其载畜率提高一倍。１９８４年１月中央１号文件提出“到本世纪末，种草面积达到５亿亩”，如果这一计划实现的话，仅北方草甸草原和典型草原，则可增加５０００万只羊，按胴体重３４斤和出栏率４０％计，可增产肉６．８亿斤，相当于节省饲料粮３４亿斤。加上南方草地和沿海滩涂的开发，大约共可节省饲料粮６０多亿斤。农区草食畜牧业也有很大潜力。目前，过腹还田秸杆利用率为３０％，如提高到５０％，则可多养牛３８４６万头，按出栏率１４．１％计和每头牛胴体重３７２斤，可增产肉类１９．５亿斤，相当于节省饲料粮９７．６亿斤，扣除育肥期消耗饲料粮４１．９２亿斤，可净省粮５５．７亿斤。山东禹城市在改造中低产田、提高了粮食单产的基础上，利用秸杆大力发展肉牛生产，１９８９年出栏量为１０．６万头，１９９３年增长到２０．４万头，１９９４年达到２６万头。到２０００年，预计牧区与农区的草食性畜牧业所增产的肉类折合粮食１１５亿斤。（二）木本粮油发展前景我国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近７０％，林业用地近４０亿亩，植物和野生动物种类占世界总量的１０％以上，发展木本粮油潜力很大，大有可为。我国木本粮油林资源十分丰富，其中不少资源为我国特有，如板栗、银杏、核桃、枣、柿、油茶等，并广泛适种于我国大多数地区。据预测，如果全国用５％近２亿亩的林地发展木本粮油，每年可增产木本粮食近４００亿斤。据科学测定，在木本粮食林中，有９０多个树种的果实内淀粉含量在２０％以上，其中板栗、枣、柿等的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都很高，其发热量与大米、面粉相近，既是高档优良的食品，又是很好的粮食替代品，还可为国家创汇或换回粮食产品。根据林业发展规划，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０年，在现有林地中如拿出３５００万亩建设木本粮食林基地，每年可增产木本粮食１０５亿斤。目前我国现有４１００多万亩木本粮食林，因经营粗放，单位面积产量不高，如板栗，全国平均亩产只有３０－４０斤，而日本亩产３００斤，我国高产地区可达到２００－３００斤。如通过综合技术改造，可供现有木本粮食林单产提高２－３倍。每年可增产１２０多亿斤。按热值计算，相当于增产粮食１６０多亿斤。发展木本油料，可以节约耕地，增产粮食。在木本油料中，仅我国特有的油茶林有６０００万亩。根据规划，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０年在现有林地中新建木本油料林５００万亩，在正常情况下，项目建设１至２年就可取得成效，每年可增产食用油１．５亿斤。目前我国木本油料林经营水平低，单产低而不稳。如油茶林全国平均亩产茶油仅６斤左右，而一般大面积高产油茶林平均亩产茶油３０－４０斤。如加大力度继续对４０００多万亩油茶进行综合技术改造，每亩增产茶油２０斤是完全可能的，每年增产食用油４亿多斤，以此计算，全国木本油料可增产５．５亿斤，替代耕地２０００万亩，按亩产５００斤粮食计算，相当于增产１００亿斤粮食。（三）水产养殖增产潜力预测我国是世界内陆水域最多的国家之一，又是海洋大国。开发“两水”，发展水产业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１、淡水我国有内陆水域面积２．６６亿亩，其中可供养殖的面积８７９３万亩，现利用率约２／３，尚有３０００多万亩亟待开发利用，其中尤以大中型湖泊水库为甚。如武汉东湖推广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渔业增产及优化模式，该湖的渔业总产量由１９７１年的３６．５万公斤上升到１９９３年的３００万公斤，净增７．２倍。到本世纪末，预计淡水产品总产量达１１５０万吨，可新增４００多万吨，按饵鱼比１．５：１计，可节省饵料粮６０多亿斤。２、海洋我国东、南两面濒临辽阔的海洋，海域总面积４２７．７万平方公里，归我国管辖的海域面积为３５４万平方公里（５３．１亿亩），渔场面积２８１万平方公里，负１５米等深线的浅海和海滩涂面积分别为１．８６亿亩和３２７５万亩，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可进行人工养殖的浅海和海滩涂各为１０００万亩。部分渔场也有适合人工放流增殖的场所，特别是６９．３万平方公里的内海，更适于增殖放流。到本世纪末，预计海洋水产品可达到１４７６万吨，其中天然捕捞和人工养殖将比１９９３年分别增加２００万吨左右。淡水和海洋水产品增产，共可节省１２０多亿斤饵料粮，到２０００年人均水产品估计可达２０公斤，远远超过食物结构大纲人均９公斤的标准。五、响应党中央号召 为农业发展做新贡献我院领导和广大科技人员十分关心我国农业发展的问题。从五十年代起，就承担了我国农业资源的大规模综合考察任务，根据考察发现的问题，设立了有关研究机构和试验站，再加上应用基础性研究所，目前已承担有为大农业服务项目的研究所共有４９个。我院有各类试验站、观测站６６个，分布在全国各地。为了支援农业，中国科学院先后派出科技副县长共千余名，为我国农业发展做出了实际贡献。回顾１９８７年，当我国粮食生产出现连续三年徘徊时，我院曾急国家所急，主动与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省政府分别协商讨论，根据中国科学院在黄淮海地区二十多年治理盐碱地、沙荒地、涝洼地和砂姜黑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关于开展黄淮海地区大面积治理中低产田的报告”，向中央请战，并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在亲自视察了中国科学院禹城综合试验区后，又陪同李鹏总理去禹城视察。视察后，李鹏总理指出“禹城的经验不仅适用于黄淮海地区，而且对全国其他地区的农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１９８８年以来，在地方大力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所科技人员，发扬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精神，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把河南省延津县的贫瘠的沙荒建为林茂粮丰、瓜果飘香的绿州，为该县的农业综合开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此，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做出了“开展向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所延津试验站学习的决定”，号召全省在农业综合开发第一线的干部、群众向他们学习。他们是继中国科学院在黄淮海地区的三个老试区（禹城、封丘、南皮）之后，成长起来的新的农业综合开发样板。通过他们的工作，可以看出，在党和政府需要的时候，我院的科研队伍是能够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根据上述对我国农业发展中的问题、潜力与对策的分析，我们初步提出了２０００年前我院为农业发展做贡献的计划如下：（一）继续坚持在黄淮海与其它地区进行中低产田治理与农业综合开发试验、示范与技术推广工作。（二）在近十年粮食单产徘徊不前的高产地区，进一步加强试验研究与调查工作，重点解决高产地区粮食增产的限制因子与打破这种限制的技术措施。（三）面向１４４亿亩国土和海洋，继续为广开食物来源开展研究、示范与成果转化、推广工作。包括北方草地、南方草场、山地、沙地、沼泽地、淡水与海水水域等。（四）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与示范推广工作，我们从“八五”期间的科技成果中筛选了１０多项适用技术，分五个方面简述如下：１．新型肥料和施肥技术（１）长效碳酸氢铵：是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研制的一种改性新氮肥，与普通碳铵相比，其氮素利用率提高１０％，肥效期由３５天延长至９０－１１０天，增产１３％左右。已推广３５０余万亩，新增产值２８００万元，创经济效益约１．７５亿元。该项技术已获国家专利。目前已有１７个小氮肥厂采用这项技术。化工部与科学院已联合组织了成果鉴定，并拟在全国的几百个碳酸氢铵厂逐步推广，预计可增产粮食１００亿斤以上。（２）涂层尿素：是一种新型的尿素氮肥，与普通尿素相比，氮素利用率提高６－８％，可增产１０－１３％。１９９３年河北省已推广４４２万亩，增产粮食３．０４亿斤，皮棉１００４万斤，创效益１．３８亿元。目前我国尿素年产量约１２００万吨，若改为涂层尿素，相当于每年增产尿素２００多万吨（此项成果首先由广州氮肥厂研制，我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与广氮合作主持了在北方地区的试验推广并完善和改进了涂料配方）。本世纪末，如果将尿素中的一半改为涂层尿素，约可增１５０亿斤粮食。（３）专用肥料：根据我国各地的土壤条件，作物需肥特点，南京土壤所完成了各类作物专用肥配方，完善了生产工艺与技术。其中蔬菜专用肥可增产２６－４０％；菸草专用肥可增产１４．７％，上等菸叶产量提高３０．７％，已在黄淮海平源和西南地区推广应用。新研制的多功能复合肥，花生增产１７０－２４３％，大豆增产２１－１０４％。（４）节氮施肥与计算机指导施肥技术：我院封丘试区的研究，将稻田传统有水层施肥法改为无水层混施法，可减少氮肥损失２９－３５％，每公斤氮多增产稻谷８斤，这项技术已在东北、黄淮海、南方和新疆等地区推广２１４万亩，节省氮肥１００－２００万吨，增产粮食６００－１２００万吨，创效益近亿元。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施肥咨询系统，进行作物产量和利润估算，它不受农业地区限制，可指导各国各地合理施肥。２．新型地膜；（１）BDM生物降解膜：该膜降解性能好，覆盖期可控制在２０天至７５天，一年内完全降解，不遗留残物，不污染环境；拉伸强度超过美国和接近英国同类产品；断裂伸长率分别超过美国和英国的１．８倍和１．２倍。与普通地膜对比，土豆、玉米分别增产２１．３－３２．３％和１２．１－３７．０％，棉花、葡萄分别增产３５．８％和６８．０％。（２）超薄型光解聚乙烯地膜：该膜的特点是超薄（５－８μ），比一般光解地膜（１０－１５μ）可节省５０％的聚乙烯原材料；且无公害，可自动光敏降解，裂成碎片，继续被微生物降解。（３）光转换薄膜：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离退休科技人员，在青岛新桑达经济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组织下，引进与改良了俄罗斯的光转换膜技术，试制成功了将紫外光转化成红光的光转换膜，可提高蔬菜产量２０－４０％。产品已经通过青岛市科委组织的鉴定，并开始投产。３．优质高产良种１９８６年以来，我院遗传研究所等７个研究所共育成３５个新品种。近三年累计推广４４００万亩，增产粮、棉、油４６亿斤，新增产值１７亿元。“八五”以来，又选育出棉花新品种“石远３２１”，经在黄河流域国家区试名列前茅；大豆新品系“诱处４号”的亩产首次突破６００斤大关；饲料玉米科多号亩产１２８００斤，粗蛋白６．３５％；H１６５油菜，双低（低芥酸、低硫苷）达国家标准以及优质小麦品种等，将在“九五”期间推广。４．白对虾与全雌鲤：近十年来，我院海洋所继引种与繁殖海湾扇贝取得成功，在沿海各省推广取得巨大经济效益之后，最近又引种成功了南美白对虾，工厂化育苗技术已经成熟。白对虾是世界水产养殖业产量最高的三大虾种之一，具有繁殖季节长，对水环境的抗逆能力强，生长快，肉鲜美，病害发生率低等优点。最近已通过开发可行性论证。全雌鲤是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用生物工程技术育成的新鱼种，具有生物迅速，肌肉丰满和高产等优点。在同样饲养条件下，比普通品种增产２０％以上。５．棉铃虫性诱剂１９９３年以来，我院在山东省汶上县、嘉祥县、高唐县、齐河县、济阳县等５个县，推广棉铃虫性诱杀剂５００万支左右，按每支日均诱杀雄性棉铃虫１００头计，则每天诱杀蛾量达８．４万斤。１９９４年已推广１６５万亩，节约药费２０００万元，棉花增加产值超亿元。此外，还研制成功玉米螟和地老虎两种昆虫性信息素及其高效仿生诱蕊；经北方几省试用，效果良好。（五）组织一支农业宏观研究队伍，在以往国土资源考察、国情分析、全国粮食产量预测、科技扶贫以及各台站网络对各种农业资源动态观测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农业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跟踪研究，及时为国家提出咨询意见。在最近召开的１９９５年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上，各研究所领导响应中央号召，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作贡献的积极性很高，希望政府将我院的支农工作纳入国家计划，我们将进一步加强领导，从各有关研究所组织科技队伍投入农业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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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2223 【原文出处】中国电影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821 【原刊页号】⑴ 【分 类 号】J8 【分 类 名】电影、电视艺术研究 【 作 者 】孙家正 【复印期号】199705 【 标 题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影视创作的基本经验 【 正 文 】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有其自身的创作规律和特殊要求。总结近十多年来的创作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我认为有三点需要特别地加以强调：必须尊重历史，这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的必要前提和坚实的基础。借助于现代影视艺术技术，再现历史真实，塑造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一是要严格把握历史的真实。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认识党史、军史、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指导我们的创作实践。对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评价要坚持科学、审慎的态度。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轻谩、戏说的态度应该予以摒弃。二是要严格遵守党对重大历史问题所做的有关决议。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中，作为作家艺术家应该有自己的历史思考和艺术观点，但在涉及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时，必须坚决按照中央决议的原则、口径来掌握。我们党曾十分郑重地作过两个重要决议，一个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来的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坚持和维护这些结论符合历史的真实，符合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坚实、科学的基础。在这些重大的问题上必须与中央的《决议》保持一致，否则，不仅有害于作品本身的成功，而且将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必须遵循艺术规律，这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为我们的影视艺术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题材并不能决定一切。中外文艺史的无数事实反复证明，即使是重大的题材，在平庸的作家艺术家那里也可能写得概念化、公式化，缺乏艺术魅力。历史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只有在符合历史真实和社会本质的前提下，经过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艺术地再现历史，才有可能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也才有可能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要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革命领袖和人民英雄的典型形象，着力刻划人物的精神世界、性格特征，展示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奋斗、追求，展示他们在艰苦卓绝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理想境界、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努力反映历史的真实和发展的趋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与其它题材相比，固然有较为严格的限制，但作为艺术创作，它同样要求必须充分发挥艺术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样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要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尊重艺术家创造性劳动，鼓励作家艺术家发挥自己的优势，培养自己的风格，努力形成自己独具魅力的“个性特色”，创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优秀影视作品，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从内容到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多彩。必须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这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引起当代观众共鸣，产生积极社会影响的关键环节。实践证明，大凡成功的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往往都能在现实生活中引起强烈的共鸣。我们不是为写历史而写历史的，也不是所有的历史过程、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都可以表现或值得表现。鉴往知来，古为今用。人们了解历史、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实，创造未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只有紧扣时代脉膊，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给当代观众以有益的启示，并且适应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审美心理、审美习惯，才能赢得观众、赢得市场，也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其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本文系作者于1997年7月31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座谈会上的谈话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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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准备同伊朗直接谈判新华社巴格达５月１３日电伊拉克外长阿齐兹今天说，伊拉克准备在１９８８年停火协议基础上同伊朗进行直接谈判，以寻求对联合国安理会５９８号决议的共同理解。阿齐兹是在离开这里去罗马会晤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之前讲这番话的。他说，伊拉克愿意在海湾地区建立公正和全面的和平。伊拉克和伊朗是在联合国监督下于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０日实现停火的。两国目前处于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双方正努力寻求谈判最终解决问题。据报道，阿齐兹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会谈将集中讨论下一轮两伊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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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698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505 【原刊页号】148-155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 作 者 】陈少明 【复印期号】199512 【 标 题 】在历史与理念之间 ――汉宋学术与现代文化保守主义【 正 文 】 在因外力作用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里，文化保守主义一般有两层含义：一种是传统主义，另一种是民族主义。前者属于传统――现代的矛盾，后者纠缠着本土――外来的问题。用中国学界熟悉的术语讲，一为古今之争，一为东西之争。从中国经验观察，两者是容易混同或可能转化的，但从起源与性质上讲，不是同一个问题。传统主义是对现代性的反应，民族主义则既可以发生在前现代化的历史上，也可能产生于不同的现代化国家或区域之间。以经验为依据，从逻辑上分清两者的区别，对于理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发展方向及社会功能，有非常内在的意义。一、酒与瓶的说法应付现代性冲击的不适感，任何民族文化自身都没有固有的经验可借鉴，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对付异族文化的挑战，或者从文化上动员抗击异族入侵或统治的精神力量，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拥有丰富、且不乏成功的经验。这种经验是现代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当近现代中国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时它很自然就被化简为某种反应模式，从而使这种保守主义带上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文化消化外来文化最辉煌的成就，莫过于宋明新儒学对佛学的扬弃。这一点，常得到现代属保守主义文化阵营的大师，无论是哲学家（冯友兰）还是史学家（陈寅恪）的称道。佛教来自印度，是外来货。但继魏晋玄学之后，隋唐佛学鼎盛，不但在思想界有压倒儒学之势，甚至波及社会经济生活。儒释的差别或矛盾主要表现为：理论形态上，佛学有一个自觉精致而迷人的义理系统，而儒学以六经为主干编织起来的意识形态体系，理论较为粗疏。社会功能上，佛教以生活为苦，设立出家制度，要求解脱出世，这同提倡忠孝节义的儒家伦理造成冲突。站在儒学的立场上，这是不可接受而同时又是不易应付的。接受这种挑战，举起卫道的旗帜，而又奠定了对佛学消解策略的人物是韩愈。他不是盲目排外，而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积极吸取佛学中于已有用的东西。例如，仿禅宗传灯系统建立儒家道统；受佛性论启发，通过表彰《孟子》、《大学》彰显儒家心性论等等。这也是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韩愈的精神基本上为宋明儒学所继承、发扬。［（１）］陈寅恪曾议论说：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复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而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又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受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佛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者也。［（２）］新儒学是成功的，其编织的体系基本成为宋元明清四朝意识形态的信条，雄踞庙堂达几个世纪。这也是中华文化的胜利，它对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起很大的鼓舞作用。陈氏后来又引伸说：今日以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的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３）］阿寅恪承冯友兰的说法，把新儒家的经验，概括为“以新瓶而装旧酒”。然而，从保守主义的立论看，中国历史还提供另一类型的应付外来势力冲击的文化经验，它表现为清代汉学的兴起。无论梁启超还是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提及满清代明对明清之际华夏知识分子的刺激及促成学风转变的影响。从汉文化的观点看，满族是夷，清朝兴起是以夷变夏的惊变。其中，那些有使命感的汉族士人都在总结明朝覆灭的教训及寻求民族复兴的历史途径。他们也从文化上着手，顾炎武关于“保国”与“保天下”关系的议论最能说明问题：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食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４）］亡国是政权易姓，亡天下是纲常失范。把“保天下”故在第一位，实质上是取文化上的民族主义立场。顾氏谈的是魏晋，心目中的问题是明清。不仅玄学清谈，宋学也有清谈，尤其是心学一系。“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未。……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５）］他要求拨乱反正，转变学风，由虚学（心性之学）走向实学（经世之学）。其入手处，便是切实研读经史，由读经而晓夷夏之辨的大义，经治史则知历代兴亡之消息。此外，连带涉及边疆地理及漕运、钱粮、盐政之类经济问题的探究。沿顾氏及其同道之路，清学（无论做考据还是谈经世）复兴了汉学，为弘扬华夏民族文化作出其特有的贡献。尽管满洲贵族牢牢控制着政权，且清初通过文字狱对辨种性的异己行为进行镇压，但文化上最终被迫向汉族认同，把程朱理学接为正宗，暴力的征服者在文化上反被征服。宋学与（清代）汉学有其共同的目标，即寻护华夏文化复兴之道。但“道”在哪里，如何显现，双方理解的倾向却有歧异。宋学着重往圣之学，汉学关心先王治绩。宋学的道统不是靠师弟相传或典策传播来延续，而是“心传”，其所得之道便是通过“体贴”而来的某种形而上的理念。汉学以经典为中介，通过原典的考释解读去把握先王制礼作乐之精神及历代兴亡之故事，它关心的不是几个抽象的观念，而是“道”具体展开的历史。“六经皆史”可以看作汉学的纲领。其实，这“道”的设定的区别，是与各自面对的历史情势不同，因而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也不同相联系的。宋学把文化价值抽象化，让一套形而上的理念同佛学精致的义理相通约，从而化解佛学的优势，同时又把传统的制度风俗纳入新框架来说明，对固有的生活秩序作合理性辨护。用酒与瓶的说法，不变的制度风俗、生活秩序是老酒，新编织的义理系统则是新瓶，宋学所作的功夫就是为传统制作新瓶。汉学把传统精神具体化，它面对的不是异族精神文化的挑战，而是暴力的压迫，目的只是调动自家的精神资源，并促使其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力量，从而维护自己的文化种姓。汉学对传统的着眼点是发掘而不是改造，它只沽老酒，不制新瓶。用哲学的术语表达，酒与瓶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形式内容的分离是哲学思考的产物，传统史学则不如是，它要让过程展示意义而不是将其抽象剥离，否则就是历史哲学，如公羊三世说之类。故从一个文化系统着眼，史学也不承担建立抽象理论、或曰制瓶的任务。就完成各自的文化理想而言。宋学、汉学都是成功的。但中国近代以来发生的文化危机，面临的情形则复杂得多，不但有前两种形势的混合，又增添更严峻的条件。因此，固有的文化经验固然可以作为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神资源，但作为反应模式来借鉴，则会因面临新的难题而不得不加以变形。同时，在保守阵营内部，酿酒还是制瓶的策略选择，也是一个聚讼纷纭且令圈外人士感兴味的问题。二、辨种姓与悼礼俗二十世纪初，直接承清代学术传统而激发文化保守主义热情的重镇是章太炎。太炎在社会政治方面与康有为针锋相对，看来颇激进。然其表现激进的具体内容是排满。这排满其实正是基于一种民族主义。章氏自号太炎，又名绛，都有追慕顾炎武的意义。他说：原此考证六经之学，始自明末儒先，深隐蒿莱，不求闻达，其所治乃与康熙诸臣绝异。若顾宁人者，甄明古韵，行悉寻求，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亦靡不殚精考索，惟惧不究。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先德。吾辈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６）］辛亥前夕，章太炎有两句著名的口号，叫“用宗教发起信心”，“用国粹激动种姓”。这国粹就是“我们汉种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及人物事迹。这种国粹主义就是文化民族主义。但他不只是明末遗民意识的重复，而明确宣布有针对自甘暴弃的“欧化主义”的一面。［（７）］太炎去世后，晚辈的史家钱穆发表《馀杭章氏学别记》以作纪念，强调“今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把其论史大义，归结为民族主义之史学，平民主义之史学及文化主义之史学三点。“然则太炎论史，三途同趣，曰归于民族文化是已。晚近世称大师，而真能有民族文化之爱好者，其惟在太炎乎。”。［（８）］钱穆饮慕章氏，而他本人流传甚广的《国史大纲》，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史学的实践。该书引论评述近世史学之衰弱说：自南宋以来，又七百年，乃独无继续改写之新史书出现。此因元、清两代皆以异族入主，不愿国人之治史。明厕其间，光辉乍辟，翳霾复兴，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变动剧烈之时代，其需要新史的创写尤亟。而适承七百年来史学之未运，因此国人对于国史之认识，乃愈昏昧无准则，前述记诵考订宣传诸派乃无一能发展为国史撰一新本者，则甚于史学之不振矣。［（９）］钱氏发愿填补这一空白。把修史同民族的存亡绝续联系起来，不仅是对史学史的一种认识，更是对自己直接置身于其中的民族危机的反应。《国史大纲》撰写的年代，正是日本侵华，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与章太炎、钱穆通过治史渲染民族主义相比，王国维、陈寅恪则是突出传统主义一面的史家。王国维带着辫子自沉的形象及那“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言，只能看作一个传统主义者同现代世界的决绝行为及最后心声。王国维也曾研西学而有得，然终不抵其对传统的眷恋。他检讨西学的影响说：“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而中国此十余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乃，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出于此。”王并强调“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１０）］王国维的治学道路是从哲学、经文学而走向史学。以治史为归宿，你可以说是其性格使然，更应说是与其世界观合辙。《殷周制度论》是其很有影响的史学文章，其结语所表达的正是一种传统主义的文化心态：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计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之所能梦见也。对王国维之死，众说纷纭，但“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１１）］这是护同道也是述己志。他自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１２）］其中体西用思想，几乎终生不变。陈氏论史也对新旧嬗变极敏感，他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志，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１３）］无论是王国维还是陈寅恪，其所留恋的传统都非狭隘的由一家一姓治天下的君主制度，而是道德标准或社会风习，用社会学的术语，即与法理社会相对的礼俗世界的价值体系与生活秩序。［（１４）］虽然陈寅恪提出“新瓶旧酒”的文化策略，其心目中的标本是宋学，但陈氏本人是史家，不但不必建构理论，也罕作宏观问题的历史预设，他是不制瓶而只沽酒的人物。一般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在学术领域容易与史学结缘，但治史未必就是保守主义的表现。关键在于立场。钱穆之所以在《国史大纲》中要求读者先“对本国已往的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的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正是针对另一群持激进主义文化立场的史家而言的。首先是针对发起古史辩的疑古派。［（１５）］与钱穆的温情、敬意相类似，陈寅恪在更早时候讲求对历史的欣赏与同情：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种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１６）］史学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必争的学术据点，但是，借治史来辨种姓，即表达民族意识，也许是古今皆然的方便法门，而靠治史来护礼俗，即实现传统主义的理想，则无论中外都可能成问题。换言之，即使如陈寅恪，用史家的眼光来总结宋儒的经验，他也不应不知道：如果隋唐真是圣道中落，是文化危机的话，那么它仍是传统社会内的危机，是纯粹的民族文化问题，而不是“现代性”冲击造成的危机。因以，其反应模式在其时即使成功，运用于二十世纪也很难奏效。事实上，陈氏在悼念王国维时，对传统在现代面临的文化危机，已有更透彻的说法，值得详引：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君无父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尤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疾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动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１７）］这才是新危机的症结所在，理念的丧失只是表象，礼俗的瓦解才是其底蕴。按《共产党宣言》的表达是，现代化“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１８）］观念的维持或许可通过信心与学术来尝试，秩序的瓦解则无法用学问来修补。除非你学梁漱溟，带着一种唐・吉诃德精神，身体力行，搞乡村建设试验，作象征性的努力。尽管失败也是一种积极的尝试。但史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不论你把正在消逝的礼俗描绘得如何动人，其意义客观上不是对它的挽留，而是一种深切的悼念。三、理念的防线文化保守主义还有另一条战线，力量来自一批热衷于制“瓶”的哲学家，其思想也来自有本，即宋学。与近现代思想史上的许多问题一样，这里也要从康有为说起。康氏的思想，最能体现转型期新旧纠缠、激进与保守杂揉的特色。在其“托古改制”、重建合法性的努力中，破古文是激进，立今文（连带张扬宋学）则为保守。维新的措施实质是消解民族文化危机的方案，目标即所谓保国、保种、保教，手段则是援西入中，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这毋宁说是民族主义与激进主义的结合。只有当他要利用（被重新解释过的）传统为自己辩护，且在维新失败后仍突出保教的意义时，他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其保守思想混合有历史（今文）与理念（宋学）双重成份。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对他的攻击，重点正是抓住其历史形式（托古立教）的荒谬性。康氏的思想经验表明，传统只能提取抽象的义理而无法移用具体的原则，从历史提取政治方略不如从文化提取哲学精神更易立足。因此，宋学取代汉学成为另一批后来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思想取向。新文化运动中，站在维护儒家传统的立场，出来向激进主义者“应答”的重要人士是梁漱溟。他的法宝是向传统吸取精神而非承袭经验。梁氏指责康有为“数十年来冒孔子之名，而将孔子精神丧失干净。”［（１９）］不但康不行，一般旧派人物也不行。“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尤其是他们自己思想的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样禁得起陈（独秀――引者）先生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而陈先生自然就横扫直摧，所向无敌了。”［（２０）］梁氏所谓“旧化的根本精神”，体现在他的一套文化哲学中。他用“意欲―生活―文化”的公式解释西方、中国及印度不同的精神生活，建立文化类型学说。认为意欲是生活的本质，而由于意欲的不可能满足，导致不同的生活态度，而不同态度的生活实践，便区分不同的文化类型。西、中、印便分别代表着意欲向前、意欲持中及意欲向后三种文化路向。三者分别对解决人对自然、人对人及人对自身三种关系各有贡献。而从三种问题关联的逻辑发展看，大战后的世界，亟需解决的正是人与人的关系，故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适逢其时。尽管它有自己的问题，必须向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学习，但到底应该批评地把原来的态度拿出来。经过一番抽象制作之后，激进主义者着力攻击，而一般保守主义者无力辩护的负面传统，便不是他的负担了。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２１）］因为其知行合一，不仅有理论而且有实践。他把中国文化之根分为“无形”与“有形”两种。无形之根是伦理精神，有形之根是乡村社会，两者是相适应的。当商业资本主义势力瓦解了乡村结构之后，梁漱溟要以他提取的传统精神来整合乡土社会，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传统文化危机。这是形上形下一体关切的文化战略，但传统在现代面临的危机，最开始且最根本的，恰好正是形下的那部份。梁氏的“知”到世纪末仍有反响，其“行”的痕迹则全淹没在历史的荒野之中。梁漱溟在论及孔子精神时，曾以“仁”、“孔颜之乐”，“伦理精神”等作标榜，实际已触及宋明理学心性论的课题了，但他没有深入开掘，梁氏讲文化哲学，阵势仍然太大，难以逃避攻击。现代新儒家的另一位代表熊十力则缩小阵脚，他讲的儒家精神，立足于形而上的层次上，主题是心性论。与宋明儒家相似之处，他也出入儒释，由释返儒。但他的目标不仅是重新消解佛学，而且是要抗击风头日劲的来自西学的功利主义思潮，即反物化。其代表作叫《新唯识论》，思路是用唯识论反唯物论，又用空宗反有宗，再用儒学反佛学。随说随扫，层层超越，最后去证会本心，明心见性，并衍化出体用不二、大用流行的命题。熊氏的主题从梁氏的社会文化凝缩到人生上来，这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理念上，熊十力比梁漱溟更有魅力。以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基本上是接在熊十力一线上。在中国文化由经济到政治等经验层次级级崩坏且危及到道德领域的情势下，正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现代新儒家找到堪与西方文化抗争的最后防线，并试图以此为起点卷土重来。他们的形上学宣言是：西方一般之形上学，乃先以求了解此客观宇宙之究极的实在，与一般的构造组织为目标的。而中国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学。则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是随人之道德实践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学之深度的。这不是先固定的安置一心理行为或灵魂实体作对象，在外加以研究思索，亦是为了说明知识如何可能，而有此心性之学。然此形上学，乃近乎康德所谓的形上学，是为道德实践之基础。亦为道德实践而证实的形上学。［（２２）］从心性哲学的角度看，经济、政治都不是体、不是本，而是用或末。体不变，用则是可以更新的。由于新儒家从事的是哲学，与一般史学领域的保守主义者相比，能更灵活主动地构造理论体系，即能承担为传统之酒制新瓶的使命。他们应付现代性的挑战不是笼统宣扬传统的魅力或诅咒现代性的邪恶，而是把传统凝缩、提纯为一套抽象的价值理念构架，然后最大限度地吸收来自西学中的现代性因素，通过发展传统来保守传统。陈寅恪是在评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时提出“新瓶而装旧酒”的。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冯友兰建立“新理学”的体系时，便声称是对旧理学“接着讲”，这是对陈氏号召的响应。由于历史情势的不同，新旧理学差别仍极大。宋儒是以固有的社会制度不变为根基，然后才改造抽象玄妙的佛学心性之理。西洋文明对中国的冲击则不是始于学，而是始于力，是让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以至政治秩序变形的巨大压力。“新理学”要保的不是整个具体的秩序，而首先是抽象的义理，它要把这种冲击的影响规范在其义理许可的范围之内。甚至要证明世俗生活的某种转变，也是义理发展的要求。因此，“新理学”还要讲“新事论”，要“别共殊，明层次”，主张通过产业革命，把生产家庭化转变为生产社会化。港台新儒家多排斥冯友兰，然象牟宗三等人，与乃师熊十力不同之处，也在于企图从心性论的基础上延伸出社会政治哲学（及认识论），用传统的术语叫“内圣外王”、由内圣驾御外王。从回应现代性挑战来说，又叫“返本开新”。他们注解说：“返本者，返传统儒学之本，对自家文化能自作主宰；开新者，开科学民主之新，使西学中国化而为中国所用。如是，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出自传统文化内在自觉的要求，民主科学是其法，就不会引出中国传统儒学与当代科学民主不能相容的对立误解，也可以抛开西化移植的情感难堪。”［（２３）］现代新儒家与宋明新儒家的共同之处在于：站在义理的层次上，论证道德的本体论依据，并力主通过教化、修养来正人心、淳风俗、协和社会秩序，振兴民族精神。两者区别在于，现代新儒家放弃了儒学的传统意识形态功能，引入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对科学理性主义作认真的反思，并借鉴西方哲学的方法来论证或表述自己的哲学信念。就此而言，现代新儒家同具有保守意识的史学家比，是显得较为激进的。余英时甚至断言：象熊十力的“反传统意识的激烈有时不在‘五四’主流派之下。”［（２４）］如果要追问新儒家的保守主义的主要内涵属什么，我们可以说，其民族主义一面强于传统主义的一面。不过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也与史家的辨种姓不同，他们是要传道统。这最典型地体现在牟宗三、唐君毅对中外文化所作的“判教”功夫上。总括而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有两个方向，它们同汉、宋两种学术思想传统有渊源关系。在学术形态上，一表现为史学，一表现为哲学。史学以古为镜，考究、描述历代兴亡变迁之迹，显示民族文化精神凝聚、发展的实际历程，其方法是把信念还原于史实。哲学以明理为梏的，从历史过程中分离出价值观念系统，方法是从实际抽绎出理念。这具体与抽象之别，导致其思想功能也一样。史学的具体，使人们对往迹有体察入微的感受，对民族特性的揭示更细致，更易深入人心。而从回应现代性的挑战而言，传统经验中可借鉴的意义则不强，同时也无力提出整合新旧经验的理论方略，因而应变能力较弱。哲学的抽象，对以往的历史文化作理念上的概括，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易于把握，同时抛弃对许多具体陈迹的纠缠，历史的包袱不重，应变的能力自然就增强。然理念这东西，越空灵就越抽象，结果它所标示的传统内涵必定越稀薄，保守得到的价值就可能太少。说现代新儒家是“新瓶旧酒”，可能还必须补充或限定。与保守派史家比，新儒家确系制新瓶，然却不是只盛老酒，而是新旧酒相兑的了。这是把理念当形式，把生活当内容，即前者为瓶后者为酒来看的说法。然理念也可以有形式与内容的分解，即可继续移用瓶与酒的区分。在这一层次上，依激进主义的立场来看，它的确就是新瓶旧酒，新的是它的表述方式，旧的则是其精神内涵。这就造成现代新儒家于思想史舞台上处在既可左右逢源也会两面受敌的局势中。不过，由于现代文化激进主义占主流，它也自然而然地被固定划分在保守主义阵营之中。文化上，以激进主义为参照系，从反面界定保守主义可能省事，但观察会流于表面，本文从探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根源入手，对其作“历史”与“理念”两种理想类型的分析，意在把问题引向深入。这不是旧事物的标签，而是可以观察新现象的概念工具。正如工具可以在实践中改进一样，理念也应当在应用（尤其在批评）中修正。也许，这种以理解为宗旨的探讨，对于中国文化的有心人，无论是想有效的保守还是有效的激进者，都是有益的启示。注释：（１）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第２期，１９５４年５月。（２） 转引自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０至１１页。（３）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５２页。（４）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５）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６） 章太炎：《答梦庵》，《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３９８页。（７） 参见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７６页。（８） 钱穆：《馀杭章氏学别记》，《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６页。（９）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年版，第７页。（１０） 王国维：《论政事疏》，转引自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５页。（１１）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２０页。（１２）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５２页。（１３） 陈寅恪：《元向诗笺证稿》，文学古籍刊行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７８页。（１４） 对礼俗世界的认识，可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版。（１５） 关于古史辩运动的思想史意义，参阅拙作《走向后经学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总第２期，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６）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４７页。（１７）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转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３至５４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１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５３至２５４页。（１９）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６４页。（２０） 同上，第５３１至５３２页。（２１） 参阅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２２） 牟宗三等：《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９页。（２３） 王邦雄：《当代新儒家面对的问题及其展开》，《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９６页。（２４） 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中国文化》第６期，第１７页。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责任编辑：王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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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84 【原文出处】《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55～60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如何摆脱中国油画艺术市场的困境与尴尬 【英文标题】Casting off the Awkward Predicament of theChinese Oil Painting Art MarketSUN Li(Department of Fine Arts of Guando ng Education Institute,Guangzhou,Guangdong,510310)【 作 者 】孙黎 【作者简介】孙黎(1961-)，男，河南郑州人，广东教育学院美术系副教授。 广东教育学院美术系，广东 广州510310 【内容提要】中国油画艺术市场直到目前仍处于困境和尴尬之中：真正在市场上获得“价格定位”的是极少数油画名家，大多数油画家及其作品 仍处于“展览型”状态；消费群体未能培育出来，致使低俗油画大行其道，市场运作极不规范；国外买主的“口味”左右市场。建立正常的市场机制、普及油画艺术教育、政府扶持倡导等，是油画市场摆脱困境和尴尬的导向。【英文摘要】The Chinese oil painting art market is now in an awkwardpredicament .Only a few famous oil painters have achieved their‘fixed position of price’Most of the oil painters andtheir works are just in the state of ‘exhibition’Groupconsumershave not yet emerged so that the low and degradingoil paintings could run rampant.The market operation is inirregularity.The‘taste’of foreign purchasers controls themarket.To establish a regular market system,popularize theeducation of oilpainting art and to obtain the support andinitiation from thegovernment is the leading guidance to cast off the awkward predicamentof oil painting market.【关 键 词】油画艺术/市场/困境/导向oil painting art/market/awkward predicament/guidance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J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754(2000)04-0055-06中国油画艺术经历百年沧桑与发展，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地位可以说有了空前的提高。无论是从作品的艺术水准及数量，还是在市场上的价格，都达到了以前所无法想象的境地。这是中国油画艺术今后得以发展的基础保证。可是当我们和世界上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国家、地区相比，就会发现：中国油画艺术市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深刻地制约着中国油画艺术及中国油画艺术市场的健康发展。剖析其中的方方面面，正视中国油画艺术市场存在的诸多现状，使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以寻求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中国油画艺术市场的初步形成及其价位价格状况严格来说，中国油画艺术市场直到目前为止，仍然很少有专门的较大型的专业机构进行商业操作买卖。全国没有知名的以经营油画艺术为主的大型公司。这种状况和中国画中北京的老字号“荣宝斋”，天津的“集雅轩”不能相提并论。中国油画艺术市场的初步形成期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解放前的油画家在国内国外的发展状况差别相当大，首先表现在国内解放前至20年代初叶的油画家，由于受到旧中国国家整体命运的动荡不安、国势衰败、经济萧条滞后，使他们挣扎于生存的贫苦线上，即使有经济能力维持从事油画创作，也仅仅是极少数人的事情。更由于国民中较多的是本能接受传统中国画艺术，那时，在国内油画艺术几乎没有什么市场可言。虽然李铁夫、刘海粟、颜文梁、徐悲鸿、余本等老一辈油画家当时正值青年，许多学子留学归来，踌躇满志以西洋油画来寄望于开拓振兴中国油画艺术，因其受到当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多种制约，这一夙愿自然也就无奈流产。但先辈毕竟将油画艺术引进中国社会。自此，国人中的青年学生才真正开始接触西洋油画艺术。与此同时代在国外寻求发展的赵无极正处于留学学习与探索阶段，由于他特殊的文化传统背景，在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汇处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又属于世界（东西方）的艺术语言。其作品随着日后的成名成功，渐渐走上国际大师级地位。但在早期其价位一直仍然是随着国外画廊较基础的价格价位逐渐做起，一步步走向“天价”的，而非人们想象的80年代初的成名价。国内解放后的油画家刘海粟，颜文梁等著名画家的价位，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其在中国美术界不可替代的历史“泰斗”地位，经过拍卖行的环节，他们的作品理所当然有了相当高的定价和价位。这和后期拍卖行有段时期专门利用人们对“文革”时期的油画红、光、亮作品有其特殊历史收藏价值的价格价位相比，意义大不相同。中国油画家从解放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其作品可以说一直没有机会真正进入经济市场。这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国家上层意识形态和经济运行体制造成的。中国油画艺术市场的兴起是跟随着中国画市场的兴旺而逐步兴起。1979年以后，中国的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许多旅游者、商人不断地进入中国大陆境内。他们在中国参观游览的同时，在中国画、油画艺术从来没有对外直接开放交易的情况下，对作为纪念品及艺术品的国画、油画艺术品，表现出很强烈的购买欲。伴随着这种需要，除北京固有的老字号画廊外，中国的旅游城市先后出现了自发的大批小画廊，画商也应运而生。此时的经营是很不规范的。由于国内生产力与国际发展水平的极不平衡，导致物价价差巨大。国内的油画家以当时国内经济指数为参数来对自己作品进行大概定价。经画店或代理人、翻译共同操作后完成交易。这时的价格多是“愿望价”的“缩水价”。并不是按国际艺术品市场惯用的标准尺寸规格相关因素定价。作品多是油画家自己随心所欲创作的，题材、内容、尺寸大多也是油画家自定。而外来的购买者，若以国际市场的一般油画商品价格标准来看中国油画家的作品，价格是很低的。因为中国油画家的作品没有进入国际艺术品交易市场，故在国际上是没有价位参照的。所以，在最初阶段，他们只需付出大约1/10或1/20国际市场价钱就能买到中国油画家一流的作品。这实际上已经把中国油画家的作品当成了“行货”而非艺术品。这种交易的不公平性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其原因是由于中国封闭得太久，对外几乎一无所知，更由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地位，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不平衡状态和不合理的排序造成了这种局面。中国油画家与他们每月的工资收入相比、卖画的钱在当时来看是合算的。在此之前，从没有把艺术品当成商品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流通来看待。许多人甚至谈到价钱难以启齿，更无代理人制……这些都为境外画商画廊提供了“杀价”的机会。在许多海外画商与国内油画家取得联系后，画商根据自己对市场的需要和判断来选择画家并自主定价，有的甚至确定内容、题材、风格手法等。无意间，不少油画家只好甘于为画廊、画商打工。这种方式在目前国内仍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起码的市场需求与导向。进入90年代，中国有部分油画家多次走出国门不断游学、考察研究、进修探索，经不懈努力，在中国艺术界逐渐确定了相当的学术地位。这部分油画家后来被一些中介机构、国内拍卖行及国外较有影响的拍卖行、收藏家、画廊画商看中，并有了相当不错的代理人，如陈逸飞等。他们的作品得以进入了国际艺术市场。在香港、北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艺术品拍卖会中，以“有底价”或“无底价”拍卖的方式，不断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油画艺术品拍卖的“奇迹”价格。这批画家在目前的中国油画艺术市场上有了相当稳定的“基础支撑价位”。其中也有相当部分的油画家不是以卖画为生存手段，更多的则是从事教学工作的大学美术专业教师或部分专职画院的画家，他们皆吃“皇粮”。这种在市场上的价位价格，并非完全是一种真实的发生额，不乏由经纪人、画商、画廊、画家本人甚至是拍卖行，为了某种商业广告效应，而人为地共同参与操作出的一种市场“价格定位”。进入拍卖行自然也就成为一种有价身份的“象征价位”。其中，真实的发生额及油画家实际所得往往是掌握在经纪人、画商的操作中。当然，也有部分是真实发生。这些人要么是艺术及市场共同成功者，如陈逸飞、吴冠中、靳尚谊等，或者是虽然年轻，但因其在中国油画界的“地利位置”确已占有了一定市场份额，如杨飞云、王沂东、王玉琦等。由此可否认为中国油画艺术市场已经真正形成且运作正常呢？未必。因为这些“凤毛麟角”根本不能代表中国油画艺术市场的真正启动，仅能说明这些成功画家个人有了一定的市场定位。虽然中国自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不少的拍卖行，举办了不少的拍卖会，运作似乎正常，但由于受制于国内实际需求和购买能力，主要依靠海外购家和机构，这就造成经营的思路太过于急功近利，常常是“一锤子买卖”。加上业务的生疏，仿品、伪品充数，经营渠道越走越窄，同时又忽略了培养中国国内广大的消费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从根本上讲没有形成油画艺术品的消费市场。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只能是大多数画家看到极个别有机遇的画家进入到这种中国的拍卖市场上去，而绝大多数油画家是没有出路的。二、中国油画艺术为何没有形成真正规范的市场机制？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油画艺术市场的初步形成，发展到多家拍卖行一哄而上，再到近些年仍没有真正的中国油画艺术品（创作品）经营公司出现，更没有使人信服、享有信誉的中国油画艺术市场的规范机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油画艺术品在中国老百姓的审美欣赏中还没有占有相当的份额。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没有培养欣赏油画艺术品的观众和培养这种市场的土壤。由于油画艺术是外来文化，中国老百姓解放前已不必多说，即使是解放后，油画艺术主要是在从事美术（特别是从事油画创作）工作的人们来欣赏、研究，是“圈子里”人们的事儿。自改革开放后，国家在中小学美术教育中编辑了比较全面的美术教材，其中加大了西方名家名画的欣赏课。但由于没有实物，学生几乎仍然没见过油画为何物。最多见到的只是印刷品而已。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除了高中生中爱好美术的考生及职中的美术专业考生外，大多数学生及社会人士并没有见过油画，不知道油画艺术品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在情理之中。只有美术专业院校的学生才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油画艺术基础知识，懂得油画艺术在世界文化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价值。正是由于这种对油画艺术的普及教育欠缺，没有培养出应有的观众，自然绝不可能形成一种潜在的油画艺术消费市场。(2)没有提供给中国百姓能够经常看到油画艺术原作的机会和场所。中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脱贫”，摆脱物质和文化生活的贫困状态。现在，还不能使人人都有机会欣赏油画艺术名作，能够有机会欣赏油画艺术原作的，按中国人口之比大约占不到0.1%。这就严重制约了中国百姓的审美意识和创造意识，和欧洲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太大。欧美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相当规模的美术馆、博物馆及多功能陈列馆，随时可以欣赏到历史留传下来的历代名家名作，而国内甚至95%以上专业油画工作者也没有机会去欣赏学习。这就造成了一个在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现实困难。(3)由于国内国际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不平衡，特别是和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国民收入存在巨大差异，这就造成中国百姓根本无法真正消费油画艺术品。国外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大约是我国国民收入的30～80倍。他们用2000美元买一幅油画作品，约占他们总收入的1/20，而按中国现有多数家庭经济状况来讲，一般家庭拿出1000元人民币来买一张油画作品是白日梦。因为大多数家庭的月收入平均约700元左右。所以说，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富有程度，启动油画艺术品消费市场是极不现实的。经济的发展是油画艺术品市场得以生存的起码保证。(4)油画家由于没有渠道进入限额极为有限的拍卖行及画廊，在几乎无人问津的状态下，形成了“展览型画家”和“行画型画家”。中国现在部分大城市里也有所谓的“画廊”，但绝大多数是以经营西洋油画印刷品和较粗糙、低俗、粉艳的油画临摹品来满足酒店及附庸风雅却不懂油画的人士之需求。这样的现实与国内百姓消费水平及经济承受力有着直接关系。这些画一般几十元，多则200～500元，最高含包装运输不过1000元左右，人们也常以此为送礼或装点门面之用。于是，一部分自学或为了谋生的画油画者加入到这一“行画”制作队伍中来，渐渐把“画廊”的“画风”及许多艺术品弄得面目全非，搞得低俗不堪。加上百姓的审美品位不高，对油画好坏缺乏鉴赏力，贪图便宜，使这些“垃圾货”得以在消费者中流通开来。同时，相当部分从事油画艺术的画家则不参与这种市场，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及精力用于油画创作及研究。他们的作品，主要靠参加国家政府部门及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的专业展览、有关的专题学术展览，以此来确定自己的学术地位。同时又希望有机会让国外的画廊或拍卖行看中，为今后进入较高“价位”的画廊作努力。这种“展览型画家”在中国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够冒出来的仍为极少数人。他们不愿以低“价位”进人市场。这样就又形成了一个“怪圈”，许多低俗的“行画”画匠，因迎合了中国市场在经济上变得富有，而真正的艺术家、油画家的作品因不适应百姓的眼光却无法进入市场，仅仅成为架上绘画。这种积累的“封存”，只能靠“守株待兔”，寄望于不知何年的成功，才会有机会卖得个“好价钱”或者干脆自己留着看。这也正是目前中国专业油画家的尴尬所在。(5)由于官方机构及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学术机构均不是商业机构，使得中国油画艺术市场成了常常是不懂艺术的人在经营艺术品，一个自由买卖、随意减价、杀价的“自由市场”。国家到目前为止，没有出台对艺术品特别是油画艺术品的定价、税收等一系列政策。官方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经营管理油画艺术市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油画艺术市场是不会有太大的经营效应的。往往是自由暗房操作，“八仙过海”各有各的法儿，市场也就是松散型的，自由买卖、漫天要价、就地杀价、随便定价。长期下去，中国油画艺术市场还没有发展起来就面临夭折的可能性。在这种较混乱的环境下，有一定水准的油画家，把眼光转向仅有的主要买主――自然是有一定眼光的国外海外画廊画商。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国外买主的“口味”及“好尚”就极大地左右了中国油画市场的发展，这种左右既刺激了中国油画艺术市场，同时，又制约着中国油画家。自然而然地使相当一部分青年油画家自愿拜倒在“金钱”这个经济“魔咒”之下。这也许是中国油画艺术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次阵痛和观念转换。三、关于调整中国油画艺术市场的导向与对策以上所谈，正是中国油画艺术市场目前所处的现状，其中存在的困境与尴尬是一种真实存在。这种局面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毫无疑问，中国油画艺术和中国油画艺术市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现象。如何调整、理顺这种市场导向与关系，显得迫在眉睫！首先，中国油画艺术市场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一种正常的渠道和体制，没有合适的公司将这些数量不菲的优秀艺术品纳入到正常的商业运行机制中去。政府未能在导向上给予财政支持，视其为国家民族文化创造的组成部分以永久陈列（仅有中国美术馆等机构的收藏是远远不够的）。自然，艺术家、油画家应该使人们共同认识到：油画艺术的价值是一种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象征及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反过来讲，油画家在社会生存的状态中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角色？应具备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感？是否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有效艺术劳动为社会进步而创造精神财富？如果油画家仅仅是抒发个人的喜怒哀乐是远远不够的。虽然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重视人的个性化发展、创造意识及人的无限想象力，但艺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要完成其相应的社会功能。一定要能够起到激发人们健康美好的情操，奋发向上进取的精神状态，给人以无限美的心理、视觉、感觉享受，将人类丰富的内在情感、情绪世界表现出来。只有这样，社会才会承认其价值所在，政府也才会给予倡导与保护。反之，如果艺术仅仅是艺术家个人的“杂技”恐怕永远也难以找到在社会生存中合适的位置。所以说：艺术家最终的社会责任感及创作出的作品美感，包含着的内在无限生命力、表现出人类心灵深处感情色彩的共鸣及超越时代的前瞻性，是决定影响其社会认可度的关键因素。当艺术价值超越时代，那么在市场上就会非常珍贵甚至是无价之宝。正如法国卢佛尔宫中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古希腊雕塑《自由飞翔女神》及《断臂维纳斯》一样。其次，中国油画艺术市场要想从目前低迷的状态中走向良好开端，需要有一个大的经济、文化、人文环境的改革。要从中国的基础教育、特别是中小学美术普及教育及大学艺术普及教育、成人继续教育入手，增加油画艺术欣赏课及选修课的比例，让学生都能动手画画，以增强参与意识。使我国的受教育者懂得世界上任何一门艺术的形成，都代表着人类在发现自我与自然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这种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活化石”。它不仅讲述了人类与自然的发展史，也表现出人类不断探索创造自我和世界美好愿望的高贵勇气。不尊重艺术、不承认艺术劳动，是人类自身无知的耻辱。而中国油画家面对多极世界的竞争和来自多方面的压力，首先要以时代的责任感和现代精神、民族自信心调整自己的创作状态。用具有民族气派的油画艺术作品去震撼人心。发掘中华民族古老血脉里潜藏的无限创造力，在世界文化艺术之林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使得世界不得不正视这种创造的成就与辉煌。而非仅仅是为了在国内的展览会上让画画的同道和观众给予一定的“赞誉”。再次，中国油画艺术市场的健康发展，还需要政府给予提倡性的积极导向，通过一定的政府行为使人民更加理解：“艺术是生活中必不可缺的内容”。政府可以通过调节有关企业的税收政策，使企业将资金流入文化艺术建设。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政府为了保护艺术家的创造和鼓励艺术家的创造，除了设有多项奖励基金，还从税收中每年拨出相当数额的资金用于文化公共事业建设及美术馆、博物馆等建设，收购艺术家作品以充实美术馆，使他们的国民得到艺术的教育与熏陶，懂得生活与美是需要创造的，使人性中内在的情操得以净化。同时又培养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艺术在教育人启迪智慧的同时，又成为巨大的旅游、文化产业。许多大型企业和赞助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美术的发展和建设，政府对这些企业和赞助商进行大幅减免其税收，以示优惠。企业借此机会又扩大自己的知名度，等于是活广告。正如没有人不知道美国石油大王哈默是世界上著名的美术品收藏家一样。这些手段对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中国美术家协会除了在组织上引导全国美术家创作展览活动之外，应该组成国家级的国家画廊及经营管理性公司，参照国际上许多国家画廊、经纪人、美术馆等的经营惯例，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画廊操作运转机制，确定共同的游戏原则。进行有偿性服务和画廊商业投资，将中国油画家的作品，按照不同规格尺寸、不同风格流派手法、不同社会知名认可度、不同档次价位、社会不同需求，建立“建议价格”、“画家自定价格”、“市场参照浮动价格底限”、“国外同等资历价格参照价”、“国际相同尺寸基本参照市场价格”、“双方自愿协商价格”、“经纪人买断价格”、“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参照价格”等多种形式渠道的合作经营模式，使油画家、购买者、经纪人、画廊及运作经营公司都有实惠和经济利益，使中国油画市场有一个基本的价格参照体系，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画廊。虽然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但由于中国美术家协会有很好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领导学术体制，又有很好的信誉知名度，具有全国大量相当实力油画家的资源信息库，运用现代通讯电脑互联网络进行操作，通过各地省级美协的协同运作，这件工作开发起来应该不会太难。如果此项工作能够尽快地开发起来，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种商业契机，它是通过一种看似商业的手段，将中国油画艺术市场纳入一种良性竞争与运转的同时，真正起到了推动中国油画艺术发展与互相交流、传播的作用。同时，真正意义上启动了中国油画艺术市场。这样，中国的油画艺术市场就不再被国外、海外画廊、画商、经济人的“口味”、“好尚”所控制。由于领导机构的权威性，对外交流交往是平等互利的关系，由于少了一层左右中国油画艺术发展的“软意识”，海外机构只能以欣赏和购买者的身份，按照国际规范的价格进行艺术品油画交易。中国油画家的国际地位才有可能与西方同代油画家放在同样合理的价位上，而非目前这种中国油画家的艺术作品，总是被排除在国外艺术界之外，只能处在“高档行画”和末流艺术品的价格位置上。这种在国际文化艺术市场交流与循环中所处的不公正待遇，才会真正改变。中国油画家所创造的油画艺术同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油画家一样，具有完全独立，民族特色、完整审美的艺术价值，自然，更有其不俗的经济价值。当这种秩序得以建立，中国经济的发展纳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良性循环之中（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中国的百姓在固守传统审美习惯，欣赏国画艺术的同时，也必然会逐渐接受西方一切有独特品味的艺术品，并将把油画艺术品作为收藏投资保值的一种经济手段，油画艺术自然在中国开花结果。中国油画艺术市场面临的问题多多，困境与尴尬摆在每个人面前，通过剖析这种现状，使每一个有志于改变中国油画艺术市场，把握中国油画艺术市场发展机遇的人能够有一个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审视、思索这种状态，寻找解决这种状态的方法，从而推动中国油画艺术及市场的健康发展，使其进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状态，真正和世界油画艺术市场自然接轨。到那时，中国油画艺术才真正与世界艺术同步而又独领风骚！愿这种愿望在新世纪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收稿日期:200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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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6-1433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1126 【原刊页号】⑤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199912 【 标 题 】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 作 者 】许启贤 【 正 文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同志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政治警觉，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高度，解决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认真学习《意见》，深入贯彻《意见》，我们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曾说：“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每个党员都要做。”（《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42页）1991年江泽民同志曾说：“越是改革开放， 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了，才能够促进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第460页， 人民出版社）。结合当前现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首先，从思想理论领域来说，这些年，全国人民在学习、宣传邓小平理论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不少地方、单位、部门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还相当普遍，“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变。比如，一些领导干部埋头业务工作，不注意研究社会思想政治动向；一些基层党组织处于软弱涣散状态，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一些部门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蔓延滋长；一些人为了钱，不讲道德，不顾法律，大搞假冒伪劣、欺诈活动，黄赌毒等恶劣现象沉渣泛起；一些文化出版单位，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歪理邪说，不管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无神论还是有神论，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出版；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了，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了困惑和动摇。这种种情况，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其次，从经济领域来说，近20年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在所有制结构上，已经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局面。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必然带来利益多元化、社会生活方式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多元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元化；必然带来社会组织和团体大量出现，带来社会人员的大流动；必然使人们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凡此种种，都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同志今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绝不能单纯地就经济论经济，就业务谈业务。”特别是在当前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刻，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那是十分危险的。再次，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来说，目前，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也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总是通过思想渗透、文化渗透、人权外交等手段，妄图实现“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梦想。“法轮功”问题的出现，就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因此，我们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战略高度认识反“西化”、“分化”的重要意义，警惕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排除一切破坏稳定的因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深入扎实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就要深入扎实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第一，深入扎实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实践证明，它们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它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只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划清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和有神论、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界限，增强识别和抵制唯心主义、封建迷信及各种伪科学的能力；才能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信心，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不动摇，不迷失方向，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第二，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教育。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党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形成了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集中反映了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规律，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沿着这条基本路线前进，一百年不动摇，就能够胜利达到目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从而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重要经验的总结。因此，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广泛、深入、扎实地加强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教育，使广大群众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同时，还要进一步深入地进行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基本国情教育，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进行维护祖国统一教育，激励干部和群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第三，加强形势政策、民主法制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教育。目前，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国内体制全面转换，为了使人们及时了解世界，正确认识国情，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明确历史使命，紧跟时代步伐，加强形势教育，更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重要保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发扬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才能达到社会稳定，依法治国的目的。因此，加强民主法制教育，普及宪法和法律知识，对引导人们增强法制观念，坚持依法办事，遵纪守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道德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教育”。对于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关心人民、爱护人民、服务人民，要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最高要求。对于一般群众来说，也要尽量做到为别人着想，力求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在处理个人同集体、个人同他人的关系时，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为人民服务”是贯穿在集体主义之中的。一个人只要真正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就能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同时，我们还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教育。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和方法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要紧密结合新的形势加以继承和发扬。同时，也要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适应新的变化，仍然重复过去的老方式、老办法，就不能收到好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认识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新办法，创造新经验。要作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人们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存在决定意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带来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产生为非社会主义经济利益辩护的理论和思想，思想政治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非无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要作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方针、原则和方法。第一，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要看到目前人们的思想状况、认识觉悟是不同的，呈现出多样性、层次性。因此，要采取“疏通引导”的正确方针，广开言路，让群众把心里话说出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教育时要强调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分清不同层次，有的放矢，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第二，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思想认识问题外，很多情况下，都是由实际问题引起的。因此，在解决人们思想问题时，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要发扬革命精神，又要重视群众的物质利益，坚持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第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全社会共同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党、政府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其它组织要做，而且要充分发挥社会科学、新闻出版、文化艺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职责明确，齐抓共管。同时，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真正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实处，如果不落实，思想政治工作再说多么重要，也是一句空话。第四，切实加强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在思想上必须高度重视，即把思想政治工作看成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行动上要重视，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经常研究，认真检查。要坚持言教与身教相结合，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则。这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此外，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也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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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5期 Vol.17 No.5 1999水稻广亲和品种在籼粳交F1花药培养中的效应王建平 陈 亮 李自超摘要 通过对6个水稻杂交组合F1进行花药培养发现：花培出愈率主要受核基因控制，母性效应不显著；品种的广亲和性对于提高籼粳亚种间杂交F1出愈率有明显的正效应；但无论是否有广亲和品种的参与，籼粳间杂交F1的花培白苗率较高。关键词 水稻 广亲和品种 花药培养 出愈率水稻籼粳亚种间杂交F1表现半不育，水稻广亲和性基因的提出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应用基础。选育优良的广亲和品种(Wide Compatibility Variety,以下简称WCV)则是籼粳亚种间强大的杂种优势得以利用的关键。WCV在形态上多表现为中间型(王象坤等，1992)，在同工酶上则表现为籼粳并存现象(孙新立等，1993)，在杂交亲和力上与籼和与粳均有较好的亲和性。广亲和品种参与的籼粳交组合在花药培养上是否有什么特殊表现?了解这一点将对花药培养技术的广泛有效利用及广亲和品系的快速、高效选育有一定的指导意义。1 材料与方法1.1 材料用于F1花药培养的6个水稻杂交组合分别为：热研1号/秋光；Mangge136/滨旭//水源；水源//Mangge136/滨旭；N22/热研1号；热研1号/N22；02428/IR36。其中有两组正反交。诱导培养基为N6，合5和SK3三种，分化培养基用MS培养基，各种培养基成分见表1。表1 水稻花药培养所用培养基成分(单位：mg/L)成分合5N6SK3MSKNO33181.528302830.81900KH2PO4600400640.9170MgSO4.7H2O35185280370(NH4)2SO4 231463314.6CaCl2166166166440MnSO4.4H2O4.44.44.422.3ZnSO4.7H2O1.51.51.58.6KI0.80.80.80.83H3BO41.61.61.66.2Na2MoO4.2H2O 0.250.25肌醇100100烟酸30.52.50.5甘氨酸22102B10.610.50.4B60.60.50.50.524-D222NAA2221IAA 1KT2注：①pH值均为5.8。②各培养基加酵母汁1g/L，蔗糖6%，琼脂7.5%。③7.45g EDTA-Na和5.57g FeSO4.7H2O溶于1000mL水中，每升合5、SK3培养基加该铁盐5mL；3.73g Na-EDTA和2.78g FeSO4.7H2O溶于1000mL水中，每升N6、MS培养基加该铁盐17.3mL。1.2 方法取叶枕距为3～7cm的水稻幼穗，用75%的酒精消毒后于8～10℃冰箱低温预处理8～10天，每个组合分别在N6，合5和SK3培养基上各接种30个150mL的三角瓶，每瓶100枚花药，即每个组合接种90瓶共计9000枚花药，于28℃左右暗培养，30～50天后取直径2～3mm的愈伤组织转入分化培养基，并于25℃左右光培养，诱导愈伤组织分化出苗。2 结果与分析6个组合的出愈率、成苗率及白苗比率见表2。对2组正反交组合Mangge136/滨旭//水源，水源//Mangge136/滨旭和N22/热研1号，热研1号/N22的出愈率进行t测验，结果表明，差异均未达显著水平，即正反交出愈率无显著差异，这说明花培出愈率主要是受核基因控制，正反效应(母性效应)不显著。这与Lazar,M.D.等(1984)的结果不一致。可能是本实验所采用的培养条件与他们不同，也可能是本实验供试材料的特异性所致，或者是由其它原因造成的。对此，还需扩大组合数，设多种培养条件进一步研究证明。表2 6个组合的出愈率、成苗率及白苗比率(单位：%)组合名称组合类型出愈率成苗率白苗率热研1号/秋光KW/K48.25.426Mangge136/滨旭//水源K/H30.50.5980水源//Mangge136/滨旭H/K43.81.4497.2N22/热研1号HW/KW72.39.485.2热研1号/N22KW/HW73.36.596.702428/IR36KW/H17.80/注：H―籼稻；K―粳稻；HW―具有广亲和性的籼稻；KW―具有广亲和性的粳稻。出愈率(%)＝愈伤组织数×100/接种花药数；成苗率(%)＝花粉苗数×100/接种花药数；白苗比率(%)＝花粉白苗数×100/总花粉苗数由表2还可以看出，2个广亲和品种N22和热研1号所配组合的F1花培出愈率显著高于仅有1个广亲和品种参与的组合，如热研1号/秋光及无广亲和品种参与的组合如Mangge136/滨旭//水源。一般情况下，籼粳交组合的出愈率低于粳粳交而高于籼籼交组合(董克，1991)。而在本实验中，N22和热研1号所配组合为籼粳交，热研1号和秋光为粳粳交，但出愈率前者显著高于后者，这很可能是由于广亲和性的作用所致。同时据Reddy,V.Siva报道(1985)，籼稻IR36的花培出愈率极低，一般不到5%。而本实验中，组合02428/IR36由于广亲和品种02428的介入，其花培出愈率达到17.8%，说明广亲和品种可能对于提高籼粳交F1花培出愈率有一定的正效应。另外，由6个组合的白苗比率可以看出，无论有无广亲和品种的参与，籼粳亚种间F1花培白苗比率显著高于粳粳(亚种内)交组合。这与王敬驹等人(1978)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无疑，这也是影响籼粳亚种间F1花培绿苗率的一个重要障碍。有望通过桥梁品种的参与来改善这一结果。3 讨论水稻广亲和品种使亚种间所蕴藏的强大的杂种优势的利用成为可能，但目前选育WCV主要还是采用已有的WCV杂交转育和多代选择稳定后再经过籼粳测交种鉴定的程序，不仅育种周期长，多代选择也势必丢失一些重组类型，而且单一的广亲和性Sn5遗传模式也限制了当前选育WCV的范围和水平，遗传基础窄。自1975年以来，我国水稻花培育种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方法和技术体系(章振花等，1986)。而且双单倍体系(Doubled Haploid line，简称DH系)稳定飞快，一般花培2代即可做为育种和取舍世代(广西玉林地区农科所，1983)，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育种年限，同时DH系群体又有较丰富的变异类型，提供了育种选择基础。对于籼粳交组合，杂种不育且疯狂分离，一般10代以上才能稳定，故此，花培不失为一个快速高效的育种手段(莫与光等，1989)。通过DH系选育广亲和品系则是水稻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的新途径。通过花培方法还可将2个起源中心(王象坤等，1992)不等位广亲和基因迅速结合在更广谱的广亲和品系中。同时DH系在遗传分析中也有较广泛的应用。本实验中，广亲和品种的参与对于籼粳交组合出愈率有明显提高，这对于广亲和品种的花培育种途径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支持与肯定。据李自超等人(1994)报道，广亲和品种参与的籼粳交组合对诱导培养基的适应性也有所提高，即在适用于粳粳交组合的诱导愈伤组织培养基上籼性广亲和品种与粳交也会有较好出愈率，在适用于籼籼交组合的诱导愈伤组织培养基上粳性广亲和品种与籼交也会有较好出愈率。也就是说，广亲和品种在组织培养适应性方面可表现籼稻和粳稻两亚种的特点。另据李兴莲等人(1995)的报导，02428本身有较好的组培适应性。因此，我们认为，广亲和品种无论在其本身直接花培中或在其杂交F1中都有较好的适应性，这一特点为利用水稻花药培养快速高效选育广亲和品种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依据和保障。同时结合广亲和品种在形态和同工酶上的一些特点对花培DH系进行初筛，将会更进一步提高WCV的花培选育效率。作者单位:王建平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研究所 100089陈亮 李自超 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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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597 【原文出处】广西财政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199611 【原刊页号】6-8 【分 类 号】F61 【分 类 名】财政与税务 【 作 者 】苏明 【复印期号】199702 【 标 题 】分税制下农业资金投入的现状与政策建议 【 正 文 】 农业资金投入是近年来国家十分关注，但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是当前及今后制约农业发展、影响农业后劲的关键因素。在分税制新体制下，农业资金投入的现状和前景如何，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分析的新课题。一、分税制下，国家财政的支农状况开始出现好转，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行为令人堪忧从整个国家财政看，实行分税制体制后，财政支农状况出现了新的转机。过去一段时期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和１９９３年分别为９．１％、８．７％和８．４％，大大低于１９８０年１２．４％的水平。到１９９４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财政支农总支出为５２８．０４亿元，比上年的４４１．４２亿元增长了１９．６％，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８．４％上升至９．１％，上升了０．７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问题在于，当前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在支农行为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中央财政近年来的支农支出一直呈稳定增长态势，特别是在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力度。１９８７年中央安排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为２３．７亿元，１９９０年为３１．４亿元，１９９２年为５０．６亿元，１９９４年为６０．９亿元，１９９５年进一步上升为７３．９亿元，占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７．６％，１０．４％，１５．４％，１５．５％，１７．８％，这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地方财政的支农行为不尽人意，其主要问题是：第一，近两年不少地方预算安排的支农资金下降。从我们调查的某省的情况看，实行分税制体制后的地方财力（可支配财力）及其地方财政总支出近两年（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每年以４０―５０亿元的规模上升，但支农支出仅比上年分别增加０．４亿元和１．９亿元，支农支出占全省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１９９３年的４．７％降到１９９４年的３．９％，１９９５年的预算安排加强了支农支出力度，但支农支出水平也仅与上年持平。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的财政支农预算安排从绝对额到相对额都大幅度下降。吉林省某市１９９４年预算安排支农资金仅为１２１４万元，比上年减少５６．７％，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２．４％，比上年下降２．０５个百分点。这说明在一些地方支农支出预算支出着“每况愈下”的趋势，值得注意。第二，支农资金预算的执行存在重大偏差。从一般意义上讲，预算安排数和预算执行数是近似的，但去年以来的情况表明，地方财政支农资金在预算安排已经减少的前提下，在执行过程中又大打折扣，甚至截留、挤占、挪用支农资金，这就从资金总量上削减了地方财政支农的规模。有的地方以财政收入有限、支出缺口较大为由，明的暗的打农业主意，采取平衡预算或结转下年，个别的把结转下年抵顶次年预算，蚕食支农支出。有的地方甚至把上级下拨的农业专款改变用途，或用于其它建设项目，或用于发放工资，从而影响支农资金预算的正常执行。从全国看，１９９４年地方财政支农资金预算为３５９亿元，实际执行结果仅完成年度预算的７９．８％，比预算减少了７３亿元，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由此可以看出，过去地方财政支农行为偏颇的状况在当前的新体制下继续存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加重的趋势，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二、如何看待分税制与当前中央、地方支农行为的关系分税制改革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调整了政府间财力分配格局，扭转了中央财力比重不断下滑的局面，建立起一个有利于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的新机制，这对于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强化中央财政的农业投资具有积极影响，并已初见成效。从今后的趋势看，这种积极效应无疑会继续下去。当前问题的焦点在于地方财政支农资金不能做到稳定增长，相反都出现了不断下滑的趋势，而且这在全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认为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前几年的情况看，地方财政支农资金下降的原因是忽视农业，利益机制发挥作用，地方财政投资的大头用在税高利大的工业项目，而农业的投资效益低下，难以有效地吸引农业投资。即是说，地方财政在过去实行包干体制，财政增量大头归地方的情况下，不是没有力量增加农业投入，而是不愿增加农业投入。但从１９９４年以来的形势分析，地方财政支农资金下降的原因则要复杂一些。客观地讲，１９９４年出现的分税制改革方案虽然确保了地方的既得利益，但改变了过去收入增量大头归地方的分配格局，使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不象过去那样快。另一方面１９９４年以来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相当大，特别是当工资改革方案引发的支出压力加重了地方负担。资料表明１９９４年地方文教、行政、公检法三项支出增幅均在３０％以上，增支额达４４３亿元，占当年地方总增支额的７３％，主要原因是兑现调资政策。１９９４年仅调资一项，地方需增长４１５亿元，占当年地方新增财力５３０亿元的７８％。这样近两年地方财政形势比过去要紧张一些，增加农业投入在客观上面临着一定难度。此外，在这次分税制改革中，只是侧重于调整政府间分配格局，着力把新财政体制的框架搭起来，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涉及和解决，特别是政策职能的界定、国家财政的活动范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财权划分等等，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带有传统体制的痕迹。加之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在比价混乱、价格信号失真的环境中，由于中央和地方事权、职能模糊不清，地方投资必然会服从既定价格体系的诱导，继续主要用于盈利较高的工业方面，减少对比价甚低、生产率提高缓慢的农业资金投入，或者对支农资金安排和执行带有明显的随意性。这是当前地方农业资金投入下降的体制性原因。三、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两点建议（一）确保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总量在“九五”期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围绕增产１０００亿斤粮食的关键环节和项目给予重点支持。随着今后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持续发展对资金需求越来越大，缺乏资金投入无疑是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九五”期间要实现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目标，必须要有农业投资的大幅度增长相支撑。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是整个农业资金投入的重要部分，它不仅在引导集体和农民对农业的整体投入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在大江大湖的治理、农业科学研究、重大农业新技术的推广等方面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就没有农业生产赖以稳定的物质基础。因此，因家应高度重视财政支农政策，强化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资。当前首要的问题是抑制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确保财政支农资金总量能够较快增长。应当看到，当前国家财政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已降到１２％左右，赤字和债务规模相当大，而且受种种因素的制约，上述财政紧运行的状况在“九五”时期难以有根本性的改观。在这一背景下，下一步要想大幅度提高财政的农业资金比重是不可能的，较为现实的选择是支农资金总量应有一个稳定的、较快的增长速度。“八五”时期财政支农资金平均每年增长１５．１％，高于同期财政收入１４．１％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九五”期间各级财政预算内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要高于“八五”时期的增长水平，以缓解当前农业投入紧张的局面。财政支农资金的分配使用改变过去“撒胡椒面”的状况，“九五”期间要集中有限的财力重点用于农业增产的关键环节和项目。我国目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致维持在９０００亿斤左右，在未来的５年中如果缺乏有效的投入，实现粮食增产１０００亿斤的目标会落空。国家财政在这方面要加强以下三个领域的投资力度：一是改造中低产田。目前在我国的耕地中有２／３是中低产田，增长潜力巨大，改造中低产田对发展我国农业、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非常重要。国家必须从财力、物力和技术等方面进行重点支持，并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二是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在过去相当一个时期内大量削减水利投资，致使大批水利设施老化失修。大中型水利工程５０％带病运行，相当数量的设施缺乏配套工程，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减少，农业抗灾能力降低。建国以来，比较严重的水旱灾害平均每３年发生一次，每次灾害对粮食的影响大体在３００―４００亿斤左右。因此，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刻不容缓，国家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和预算内农业支出都要增加对水利的投资。三是支持农业科技推广。当前我国农业科技状况不尽如人意，农业科技人员大量流失，农业科技进步缓慢，农业技术成果推广迟缓，粮食增产中科技进步份额在本来不高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一般在６０％左右，有的高达８０％，我国现阶段只有４０％左右，差距很大，这与国家低水平的农业科技投入密切相关。建议今后国家要逐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中用于农业科技推广方面的比重，争取２０００年把这一比重由现在的１１％提高１５％左右，重点支持那些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先进实用技术的推广应用。这对农业增产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二）界定各级政府发展农业的事权，强化地方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的职责，切实有效地增加地方财政的农业投入。以上提出“九五”期间整个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总量投入和重点投入问题。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取决于地方财政的农业投入状况如何。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大头在地方，大约占到８０％左右，而当前的主要问题也出在地方，即地方财政支农支出不能做到稳定增长，甚至有所下降，因此，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及其农业资金安排是当前乃至整个“九五”期间农业整体投入中的一个难点和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利益机制只能诱使地方政府偏离支持农业的政策目标。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又是一个社会效益大的弱质产业，需要各级政府的支持和保护，需要赋予各级政府以明确的农业事权和职责，这是最终解决地方财政增加农业投入的基础条件。根据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的职责、事权应该划分清楚，各有侧重。中央的主要职责在于：负债制订农业财税政策和制度；支持一些跨地区性的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江大河治理，特大农业自然灾害防治；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及重大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主要农产品在全国范围内供给与需求的调控等。地方政府支持农业的职责可概括为五个方面；１．贯彻国家支持和发展农业的各项财税政策和制度；２．支持地方范围内农业科技教育等各项事业发展；３．支持一般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４．农村生态环境保护；５．农业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内的各项财政补贴等。随着今后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和政府职能的转换，地方现有的支出结构必须进行根本的调整，即地方要彻底退出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还权于企业，从而重点用于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一些重要的基础产业（包括农业），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所在，是履行地方支持和保护农业职责的资金保证，从而有利于强化地方的农业投资。（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责任编辑：刘家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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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6期 Vol.17 No.6 1999金鹰牌扶芳藤――立体绿化的特殊材料扶芳藤为亚热带植物，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林业果树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多年研究，先后经过选择、无性繁殖、鉴定、区域化试验等育种程序，培育出适宜华北广大地区生长的扶芳藤系列品种，金鹰1号、2号。其具有抗寒、耐旱、抗污染、适应性强等特点，可保持全年常绿，是城市立体绿化的良好材料。可在立交桥两侧、楼房墙壁、高速公路两侧护坡、花坛装饰、庭院绿化中应用。另外，扶芳藤又具有药用价值，其茎、叶均可和药。有活血止血、舒筋散瘀，止泻作用，治关节疼痛，慢性腹泻，腰肌劳损等症。因此，扶芳藤的开发应用前景十分广阔。金鹰1号、2号扶芳藤主要特性：叶卵形，长2～3cm，边缘有钝锯齿，浓绿色，花为白绿色，聚伞花序，果实近球形，种子有橙色假种皮。扶芳藤为常绿藤本，小枝圆形，以气生根攀援生长。萌芽、发枝较强，生长快，年生长量2.5～3m，发枝5～6条。对土壤要求不严，酸碱性土均能正常生长。我国北方可耐38～40℃高温，冬季在－21℃时仍可保持叶片常绿不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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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研究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01 Vol.14 No.1 P.4-8北京、东京、筑波大气中有机污染物组成研究黄业茹 狄一安 施钧慧 西川雅高摘 要：用低流量采样器及双层采样滤膜(石英及固相萃取用C18膜)采集了北京、东京和筑波三城市冬季(1999年1月)大气颗粒物和大气气相物质，3个城市的共同特点是大气气相物质中含有很高浓度的苯环数2～4的多环芳烃及碳数小于20的正构烷烃，大气颗粒物中以5～6个苯环多环芳烃为主。冬季正构烷烃没有明显的偶数碳数和奇数的区别。但是，北京大气气相物质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浓度明显高于东京和筑波，而且各正构烷烃及多环芳烃的浓度分布也与东京和筑波的不同，表明冬季大气中有机污染物来源不同。关键词：城市空气； 有机污染物； 多环芳烃； 正构烷烃； 大气颗粒物； 大气气相物质分类号：X5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929(2001)01-0004-05PAHs and Normal-Alkanes in Urban Air of Beijing,Tokyo and TsukubaHUANG Ye-ru（Sino-Japan Friendship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ijing 100029, China）DI Yi-an（Sino-Japan Friendship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ijing 100029, China）SHI Jun-hui（Sino-Japan Friendship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ijing 100029, China）NISHIKAWA Masataka（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Tsukuba 305， Japan）Abstract：Low volume sampler and two layer filters,in which one was a quartz filter and another C18 membrane disk commonly used for solid phase extraction,were used to collect urban air samples in Beijing,Tokyo and Tsukuba.The common feature was that PAHs with two to four benzene rings and alkanes with carbon number less than 20 were predominantly gaseous,four benzene ring PAHs a mixture of both phase and five and six benzene rig PAHs primarily particulate.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odd and even carbon number.Higher concentrations of PAHs were found in both particulate and gas phases in Beijing samples than those in Tokyo and Tsukuba.Meanwhile the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of each normal-alkanes and PAHs in Beijing was also different with those in Tokyo and Tskuba.Keywords：urban air; organic pollutants;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 normal alkanes; particulate; gas phase作者简介：黄业茹(1963-)，女，山东蓬莱县人，研究员，博士后.作者单位：黄业茹（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北京 100029）狄一安（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北京 100029）施钧慧（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北京 100029）西川雅高（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 筑波 305）参考文献：［1］Mazurek M A,Dass G R,Simoneit B R T.Interpretation of high-resolution gas chromatography and high-resolution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data acquired from atmospheric organic aerosol samples［J］.Aerosol Sci Technol,1989,10:408～420.［2］Simoneit B R T,Staandley L J,Cox R E.Organic matter of the troposphere-Ⅳ.Lipids in Harmattan aerosols of Nigeria［J］.Atmos Environ,1988,22:983.［3］Sicre M A,Marty J C,Ssaliot A,et al.Aliphatic and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 different sized aerosols over the Mediterranean Sea:Occurrence and origin［J］.Atmos Environ,1987,21:2247.［4］Simoneit B R T,Mzirek M A.Organic matter of the troposphere-Ⅱ.Natural background of biogenic lipid matter in aerosols over the rural western Unite States［J］.Atmos Environ,1982,16:2139.［5］田边子.GC/MS によゐ浮游粉じん中の多环芳香族炭化水素类及びn-ァルカン类の分析一超音波抽出溶媒の检讨と环境试料ヘの适用［J］.环境化学，1997，7：841.［6］Baker J E,Eisenreich S J.Environ Sci Technol,1990,24:342.收稿日期：2000年1月27日出版日期：200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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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2期 No.2 1999兰州山谷大气污染的物理机制与防治对策胡隐樵 张 强摘要：分析兰州的一些观测结果得到了这类山谷盆地日间和夜间大气逆温层形成的物理机制.由于山峰加热效应形成日间山谷强的脱地逆温层以及辐射冷却的山谷冷湖效应形成夜间强的逆温层.它们是造成这类特殊条件下的大气污染的根本原因.污染物吸收太阳辐射使上层空气加热,进一步加强了日间的逆温层.环境绿化能减小日间山峰加热效应和夜间辐射冷却造成的冷湖效应,以减弱逆温层减轻污染.所以环境绿化是一种增加环境容量,减轻污染的有效措施.关键词：大气污染；大气环境；复杂地形；逆温层中图分类号：X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923(1999)02-0119-04Atmosphere pollution mechanism along with prevention and cure countermeasure of the Lanzhou hollow basin.HU Yin-qiao ZHANG Qiang(Lanzhou Plateau Atmospheric Physical Institute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1999,19(2)：119～122Abstract：The physical mechanism forming atmospheric inverse temperature layer in daytime and night is got by analyzing a number of observation results in hollow basin of Lanzhou City. A powerful inverse temperature layer breaking away background in hollow in daytime is formed due to mountain ridge heating effect；and a powerful inverse temperature layer in night is formed due to radiation cooling that forms hollow cold lake effect. They are essential causes of air pollution under these especial conditions. The inverse temperature layer is more emphasized due to heating superstratum air as a result of pollutant absorbing sunshine radiation in daytime. Environment afforestation lets up effect of mountain ridge heating in daytime and cold lake effect as a result of radiation cooling in night to relief pollution as a result of weakening inverse temperature layer. Therefore the environment afforestation is an effective step of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capability and relieving pollution.Key words：atmosphere pollution；atmosphere environment；complex landform；inverse temperature layer复杂地形条件下的大气污染机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大气污染理论和预测方法的研究工作仍不很充分.而许多污染极为严重的城市又是处于复杂地形的山地.为此,加强对复杂地形条件下大气污染问题的理论和预报方法研究是当务之急,应进一步提出防治复杂地形大气污染的可能手段和措施.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须分析研究复杂地形条件下大气污染的机理；抓住其物理本质建立相应的物理模型；在此基础上建立其数学模式,深入开展污染预报的研究,提出防治污染对策.本文根据兰州的一些观测结果研究了复杂地形条件下大气污染的物理机理,针对兰州大气污染严重的一些特殊原因提出了防治对策.1 山谷大气逆温层的形成机理污染物在空气中的浓度,除污染源强度和风速大小以外,主要取决于大气本身的扩散稀释能力.而大气的扩散稀释能力又与大气温度层结密切相关.作为一个观测的实例,在图1中给出了污染物浓度与大气逆温层厚度和强度之间的简单实验关系[1].可见在污染源不变的情况下污染物随逆温层厚度和强度的增大非常明显.图1 污染物浓度q与大气逆温层强度g (a)和厚度H (b)的关系[1]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lutant consistency q with intensity g (a) and thickness H (b)of the atmospheric converse temperature除了在特殊的天气条件下,如暖气团过境会产生大气逆温层外, 一般情况下,大气逆温层仅在夜间大气辐射冷却时出现,而且这种逆温层是贴地的,很少见有脱地逆温层和日间逆温层出现.但在复杂地形条件下,特别是山谷或盆地,不仅出现夜间贴地辐射逆温层,而且出现脱地逆温,甚至经常出现日间脱地逆温层,或日间的两层脱地逆温.图2是利用1986年兰州冬季的一次大气边界层观测资料得到的边界层温度剖面图.图2表明,兰州盆地在11月14日和15日两天中温度层结就如上面所述情况,连读两天都维持两层脱地逆温,这种脱地逆温持续10天 之久,直至一次天气过程才消失.兰州大学在1989年12月在兰州盆地内进行的边界层观测也发现,兰州山谷盆地内在夜间出现脱地逆温和日间出现两层脱地逆温的频率是非常高的[2].图2 1986年11月14～15日两天内兰州市边界层温度剖面Fig.2 Temperature cutaway view of boundary layer on 14～15 November 1986 in Lanzhou City细实线:等温线 粗实线:逆温层顶 点麻区:混合层 点虚线:逆温层底 地面锯齿:贴地逆温层造成这种长时间维持日间逆温的物理机制是值得重视的.据作者研究,盆地内出现这种特殊边界层温度结构的重要原因是山谷盆地地形的影响.胡隐樵等人[3]的研究中发现山峰具有明显的加热效应.表1是1986年冬在兰州市区山谷和高于谷底625m处的山峰所观测到的温度递减率.可见山峰温度递减率γ’远大于山谷γ,是一种超绝热不稳定,而山谷更接近中性状态.时间（h）γ’( oC/100m )γ( oC/100m)083410-15012-22-214-32-316-30-31808表 1 1986年11月7～16日山谷和山峰温度递减率10天的平均值Table 1 The decrease rate of averaged temperature for 10 days to be observed on 7～16 November 1986 over hollowand mountain ridge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山峰的加热效应所致.图3是山峰加热效应的一般原理图,并从图3得到山峰温度递减率同山谷温度逆减率的如下关系：图3 山峰加热效应的一般原理Fig.3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heating effect of peakL:山峰水平高度γ’= +γ[ 1 + ]式中:H为山峰相对高度；h为山峰影响的大气层厚度；T0和T’0为山谷和山峰的地面温度；γ和γ为干绝热递减率和自由大气递减率.由图3可看出,由于山峰地表吸收太阳辐射被加热,其地表温度远高于周围空气温度(山谷按干绝热递减率γ达到的温度Ta ’),造成了超绝热温度递减率.张强等人[4]通过对山峰和河谷湍流通量的研究更进一步证实了山峰的加热效应.白天山峰加热效应是产生日间脱地逆温层的主要原因,这是由于山峰加热效应,山顶温度势必要比山谷的高,其局地热力环流将山峰被加热空气输送到山谷上空,从而同山谷较低的温度形成日间的脱地逆温.山谷逆温比平原地区强的笫二个原因是夜间山坡辐射冷却空气下滑堆积山谷形成夜间逆温,人们称之为冷湖效应.这种冷湖效应现象早已被观测到[5],1986年兰州冬天的观测也证实这一现象[3].第三,由于山谷盆地内的长时间逆温使污染物不易扩散,大气污染物浓度较大,所形成的气溶胶在白天吸收太阳辐射加热上层空气,并削弱山谷地表太阳辐射,使山谷地表加热减弱,从而加强了日间脱地逆温,这就是气溶胶的加温效应,这种加温效应对逆温形成是笫二层次的,但气溶胶在空气中的堆积同逆温是一种正反馈过程.1980年冬沈志宝等[6]人在兰州盆地观测到这种尘埃加温效应,结果发现,兰州市冬季正午625m山谷气层对太阳辐射削弱率达41%,而对上层空气的加热率达5.8oC/d.白天山峰加热效应、夜间山谷冷湖效应以及气溶胶的加温效应是造成山谷长时间维持逆温的三大主要原因,也是山谷城市污染比平原城市污染严重的基本物理原因.2 复杂地形大气污染的物理机制山谷城市大气污染有其特殊性,它的环境容量远小于平原城市,对污染物的稀释能力较弱[7].地形影响是产生这一特殊性的最主要原因.地形影响应包括其动力作用和热力作用,动力作用就是地形对气流的阻挡和摩擦效应；而地形的热力作用就是上述山峰加热效应、山谷冷湖效应和气溶胶加温效应.山峰加热效应和山谷冷湖效应是山谷日间和夜间脱地逆温层的根本原因,从而造成山谷严重的空气污染.以污染物为主的气溶胶与大气逆温层之间的正反馈效应加剧了大气的污染.大气中的污染物主要通过平流输送,湍流扩散和干、湿沉降3种方式来清洗.但盆地的屏障效应使其低层大气的风速非常小,甚至静风,这限制了平流输送；地形热力效应造成长时间逆温抑制了湍流扩散能力.在干旱地区,不仅湿沉降过程较少,而且由于干燥、裸露的地表有很大的转换阻尼,从而使污染物的干沉降过程也很慢[8]；干旱地区裸露的地表太阳辐射加热和夜间辐射冷却都比有植被的地表强,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上述山峰加热效应和山谷冷湖效应.天气形势也是与大气污染物浓度密切相关的.天气形势不仅会影响到山谷盆地内的风速和温度层结,而且影响污染物的上升或下沉运动.事实上,兰州市山谷盆地的重污染就大都出现在特定的天气背景下.一些初步研究表明[9],兰州山谷在小高压后部控制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气旋性切变控制时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而蒙古高压前沿或南部控制时最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综上所述,大气环境质量不仅受很多因子直接控制,而且也受几种因子相互作用的影响.同时,大气环境质量本身也对一些因子有反馈作用,从而造成大气环境质量同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要想建立一个山谷盆地的污染预报模式或对大气环境质量进行控制,就必须分析大气环境质量同各种控制因子之间的复杂的非线性过程.3 治理山谷盆地大气污染的方法与措施目前已提出的治理大气污染的主要方法是对污染源的限制与控制.包括工业发展的限制；高架烟囱排放；交通分流和限制；能源结构的管理等.这些措施无疑是公认有效的,但它往往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矛盾.对于山地城市污染机理有许多特点不同于平原地区.造成山地城市环境容量远小于平原地区,同样的污染物排放量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山地将远大于平原地区.针对山地城市特殊情况提出增大环境容量的一些其它防治污染的方法.例如开山通风,减小地形对气流的阻挡；人工降水增加湿沉降,洗涮空气尘埃,减小气溶胶的增温效应；绿化环境,减小日间山峰加热效应和夜间辐射冷却造成的冷湖效应,以抑制日间和夜间逆温层的发展,最终达到防治污染的目的.应该指出,地形除了阻挡气流的屏障作用,更重要的是重山层迭的山地对气流的摩擦作用.开山通风虽可减小气流阻挡作用,而未能减小对气流的磨擦作用,该方法除了工程大外,其效果是可疑的.自然降水对气溶胶有洗涮作用是无疑的,但人工降水方法只能在水汽条件较好的湿润地区进行,对于干旱地区缺乏降水条件该方法并不适用,而且在具备降水条件的天气形势下污染一般较轻.从形成山谷城市污染严重的物理机理考虑,在上述防治污染的建议中,环境绿化是值得重视的.植被不仅能减小日间山峰地表辐射加热,而且能减小夜间地表辐射冷却,从而减小山峰加热效应和山谷冷湖效应；植被还具有吸收污染物,减小干沉降阻尼增加干沉降的功效,从而减少空气中的气溶胶,并进一步减小气溶胶加温效应.当然如兰州这样的山谷城市用环境绿化改造兰洲小气候,消除或减轻山谷长期维持逆温这种边界层结构,除了绿化盆地之外,还必须对兰州地区周围山地足够大的区域进行绿化.此外,由于城区密布的建筑,造成了严重的热岛效应,所以还应该强调进行城区的地面和立体绿化,以减小夜间冷湖效应,这样才能达到预期效果.4 结语山谷地形脱地逆温层的形成和山地的屏障效应共同构成了山谷或盆地大气污染的热力和动力原因.这种特殊效应在干旱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各种影响大气污染的因子之间及其同大气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反馈过程和非线性相互作用.这表明盆地大气污染预报模式的建立要充分考虑这些非线性过程和特殊的因子.山谷或盆地大气污染的防治措施,除一般性的限制和控制污染物排放外,还应根据山谷或盆地特殊的污染成因采取措施来增加大气环境容量.从形成山谷污染的物理机制考虑,环境绿化是最适宜的措施,它是通过改善生态环境和山地小气候达到在多个方面改善大气环境容量的目的.同时它还会有一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大气污染预测的理论和方法研究”(K295-A1-403-2)；兰州分院院长择优基金资助项目作者单位：胡隐樵 张强（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作者简介：胡隐樵(1938-),男,江西南昌人,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大气边界层物理、大气探测、气候变化和大气环境等领域研究工作.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黑河地区地气相互作用观测实验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近地面层相似性理论和湍流通量观测方法研究”(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三等奖)；现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稀疏植被同大气的相互作用”和参加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大气污染预报理论研究”等研究工作.发表论文60余篇.收稿日期：1998-07-21参考文献：[1]蒋瑞宾,李郁竹.逆温与空气污染[J].气象,1982,(1):35-37.[2]周春红.兰州市空气污染潜势分析和污染数值预报模式的初步试验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1992.[3]胡隐樵,葛正谟,刘俊义等.兰州山地初冬的一次近地面层观测试验[J].大气科学,1989,13(4):452-461.[4]张 强,胡隐樵.兰州山地湍流输送和湍流强度研究[J].高原气象,1992,11(2):126-132.[5]付抱璞.山地气候[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94- 137.[6]沈志宝,王尧奇,季国良.太阳辐射在山谷城市污染大气中的削弱[J].高原气象,1982,1(4):74-83.[7]张 强,胡隐樵.浅谈兰州市城区大气环境污染与治理的若干问题[J].高原气象,1998,17(2):203-210.[8]张 强,胡隐樵,黄世鸿.估算大气边界层内气溶胶干沉降速度和浓度垂直分布的方法[J].甘肃科学,1995,7(4):50-57.[9]付培健,张 镭,张文煜.河谷城市冬季低空风温场观测研究[A].陈长和等.复杂地形上大气边界层大气扩散的研究[C].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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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8年 第18卷 第3期科技期刊水蒸汽流化下煤气化气态污染物释放研究*1.污染物生成与脱硫实验研究赵 浮 李定凯 吕子安 崔 琳(清华大学煤的高效低污染燃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摘要 在一个连续给煤不排料的实验室规模的流化床煤气化实验台上，对不同煤种、不同温度情况下主要污染物硫化氢、氨、氰化氢的产量进行了测量，分析了各种操作条件对污染物流量的影响，并通过平行实验的比较，考察了在水蒸汽存在的还原气氛中不同温度、不同钙硫比条件下石灰石的脱硫效率.关键词 煤气化；污染物流量；脱硫.1 引言煤气-蒸汽联产工艺是近年来发展的一种新型煤制气工艺，它将循环流化床燃烧技术与流化床煤气化技术相结合，利用循环流化床锅炉中的高温物料为载热介质，在气化室中加热给煤和流化用水蒸汽，使流化状态的给煤发生快速热解和多种气体存在条件下的部分气化反应，产生中热值煤气.气化后形成的焦返回锅炉燃烧产生蒸汽.该工艺碳的利用率高，设备简单，规模灵活，投资小，污染物易于处理，生产城市煤气或原料气的同时实现热电联供，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煤气化方法.目前，与循环床燃烧过程相比，煤在水蒸汽流化下污染物的生成与控制尚缺乏充分的实验研究［1―3］.对联产工艺中特别是气化室污染物释放规律及控制方法的研究，是设计煤气后处理工艺及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和依据.2 实验系统考虑到煤的热解和气化过程对污染物的生成有不同的影响，本文在半周期连续给煤不排料的批处理实验装置上，对主要气态污染物H2S、NH3、HCN的产量进行了测量，考察物料在一定筛分条件下，煤种、温度、脱硫剂性态对污染物生成及脱硫效果等的影响.2.1 实验装置实验装置由蒸汽发生器、气化反应器及采样测量装置组成.蒸汽发生器用电加热，蒸汽流量可调，产生的饱和蒸汽过热器升温至300℃左右后进入风箱，经布风板上风帽吹入床内，使物料流化.反应器为一直径160mm的不锈钢圆筒，外围以加热元件并保温，反应器侧面插有一排热电偶以监视和控制床温.煤由绞龙从反应器顶部给入，经过热器内套管落入床内以防止煤在下落过程中发生热解.绞龙转速由变频器控制，可实现给煤率连续改变.产生的煤气与水蒸汽一起经旋风分离器除去夹带的飞灰，再水洗去大部分焦油和残余飞灰并使蒸汽冷凝于水中.煤气进一步除去水滴和焦油雾，进入流量计和煤气表.考虑到气体污染物易溶于水，设计了一个旁路采样系统.一路由分离器后引出，经一个水冷换热器，使气体冷至室温采样，以分析气样中H2S的浓度.由于H2S溶解度并不很大，换热器中凝结水不会造成很大影响；另一路由分离器引出后，经过加热至100℃以上的管路后，进入气样采集系统，使NH3和HCN被吸收液吸收.H2S用气相色谱法分析，氨与氢氰酸用化学法滴定吸收液得到其浓度，详见文献［4］.图1 实验装置简图1.氮气瓶 2.蒸汽发生器 3.变频器 4.电机及减速器 5.煤斗 6.绞龙 7.过热器(内套落煤管) 8.上加热元件 9.下加热元件 10.反应器 11.风箱及布风板 12.旋风分离器 13.气路加热元件 14.过滤除尘器 15.加热元件 16.冷却器 17.水箱 18.过滤冷凝装置 19.煤气流量计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system表1 石灰石的成分分析(%)Table 1 Compositional analysis of limestoneSiO2Al2O3Fe2O3CaOMgOK2ONa2OMnOTiO2P2O5烧失量1.020.310.9955.320.800.180.300.020.020.1840.96表2 实验用煤的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Table 2 Ultimate and proximate analysis of the coals used in the experiments煤样名称西露天红庙1号广西合山煤样名称西露天红庙1号广西合山全水分WQ,%15.2820.771.96硫Sf,%1.340.895.82灰分Af,%12.8725.0545.02黄铁矿硫SfPy,%0.720.361.25挥发分Vf,%38.5925.9810.50硫酸盐酸Sfsd,%0.120.080.18固定碳CfGD,%46.7828.2042.58分析基高位热值QfGW,J/g256141479716799氮Nf,%0.830.530.53应用基低位热值QYDW,J/g209001362716231有机硫SfOR,%2.3 实验设计实验用的脱硫剂采用北京丰台大灰厂石灰石，成分分析见表1.实验煤种为平庄红庙1号、西露天褐煤和广西合山次烟煤，煤质分析见表2.床料平均粒径为220μm，给煤平均粒径为252μm，石灰石平均粒径为200μm.实验床温控制为750―850℃，流化数保持在3左右.以定常速率给煤约0.5h后停止.脱硫时将煅烧后的石灰石以一定钙硫比与给煤混合，加入反应器.通过比较加入和不加石灰石条件下的硫化氢流量来考察脱硫效果.3 实验结果及分析3.1 污染物释放规律图2―图6是不同温度下3种主要气态污染物的流量(给煤率均为3.0 kg/h,蒸汽流量均为3.0 kg/h).为便于比较，将时间无量纲化(除以给煤时间，1.0代表给煤停止时刻).给煤开始后，污染物流量首先上升较快，由于污染物主要源于热解，而煤热解只能持续一段时间，而且产量是逐渐降低的，污染物的流量将趋向一个稳定值，随时间延长增长速度渐趋缓慢.当最早加入的给煤热解终止后，污染物流量将保持恒定.达到稳定的时间与气体生成的反应速度有关，氨的释放反应活化能较硫化氢和氢氰酸小，因此氨的流量最先趋向稳定，硫化氢和氢氰酸则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仍未达到稳定.图2 硫化氢流量与温度的关系Fig.2 H2S yields under different tempretures图3 不同温度下氨流量Fig.3 NH3 yields under different tempretures从图2可以看出，温度对红庙1号的硫化氢流量影响很小，合山煤则明显不同，从750℃到800℃，硫化氢流量上升约20%，但从800℃到850℃，其流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结合3种煤中硫形态的分析数据，可以作如下解释：煤中的有机硫官能团特别是直链硫化合物性质较不稳定，在750―800℃时即已反应完全，红庙1号属于年轻的褐煤，有机硫中易分解的直链硫醚、硫醇占大部分，在较低温度下即完全反应，实验的温度范围对它们影响不大；合山煤为成煤年代较久的高硫煤，煤中的硫化合物以噻吩类有机硫为主，反应性较差，只有在足够高的温度(大于800℃)反应才变得剧烈.实验对红庙1号和西露天褐煤在不同温度下的氨和氰化氢流量进行了测量(图3、图4).氨流量随温度升高而升高，停止给煤后，氨流量下降最快，表明氨主要源于热解.在750℃时，氰化氢的产量低至可忽略，随温度升高，产量有所提高，但与另两种污染物相比在数量上要小得多，但氰化物有剧毒，对于煤气的后处理工艺选择及废水处理却更重要一些.图4 不同温度下氢氰酸流量Fig.4 HCN yields under different tempretures图5 温度对脱硫效果的影响(煤种：合山 石灰石：丰台大灰厂)Fig.5 Effect of bed tempreture on the extent of sulphur capture图6 不同钙硫比下硫化氢流量Fig.6 H2S yields under various Ca/S ratios3.2 脱硫实验3.2.1 温度对脱硫效率的影响 图5是合山煤在一定钙硫比、不同温度下的脱硫效率，可见温度的升高会提高脱硫效率，但效果非常有限.3.2.2 钙硫比对脱硫效率的影响 对红庙1号和合山两种煤分别进行了一定温度、不同钙硫比情况下的脱硫实验，结果见图6.显然，随钙硫比的增加，脱硫效率提高，但不同煤种提高的幅度差异很大，钙硫比对低硫煤脱硫效率的影响要比对高硫煤大得多.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硫化氢与氧化钙的脱硫反应在实验温度范围内是一个可逆反应，并且由于反应产物水蒸汽的浓度比较大，硫化氢浓度较低时，反应已近于平衡状态，正向反应的推动力很小，反应虽可以向脱硫方向进行，但速率相当低.这时钙硫比和温度的升高虽有助于反应速率的增大，但幅度有限，对于低硫含量的煤，只有在较大钙硫比情况下才可以得到明显的脱硫效果.相反，当硫化氢浓度较高时，正向反应驱动力显著增加，仅需较小的钙硫比.显然硫化氢浓度对脱硫效率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4 结论1.在实验工况范围内，煤中含硫化合物释放出以硫化氢为主的污染物.不同煤种中不同形态硫化合物的含量不同，硫化氢产量随温度的变化规律也有显著的差异.2.实验条件下煤中含氮化合物释放的污染物以氨为主，另有少量氰化氢生成.3.向气化器内加入石灰石可实现床内对H2S的脱除，温度的升高会提高脱硫效率，但不明显.4.反应平衡使硫化氢浓度对脱硫反应的影响十分显著.*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950011)资助项目参考文献1 沈幼庭，李定凯，崔 琳.水蒸汽流态化条件下煤的热解气化模型研究.工程热物理学报，1995，16(1)：1012 Watkinson A P,Lucas J P,Lim C J.A Prediction of performance of commercical coal gasifiers.Fuel,1991,70(4):5193 Souza-Santos M L.Comprehensive modelling and simulation of fluidized bed boilers and gasifiers.Fuel,1989,68(6):15074 赵 浮，汪安琪.蒸汽流化床煤气常规组分及污染物的采样分析方法研究.公用科技，1996，12(4)：19GASEOUS POLLUTANTS EMISSION DURING COAL GASIFICATION IN A STEAM FLUIDISED BED1.EXPERIMENTAL STUDY ON POLLUTANTS FORMATION AND SULPHUR CAPTUREZhao Fu, Li Dingkai, Lü Zi'an, Cui Lin(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fficient and Clean Combustion of Coal,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ABSTRACT The yields of the principal pollutants including hydrogen sulphide,ammonia and hydrogen cyanide were measured on a steam fluidised bed gasifier with a diameter of 160mm,which operated in the way of batch feeding and no residue discharge.The effects of operating conditions,such as grade of coal and bed temperature on the yields were determined.The sulphur capture via the H2S-CaO reaction in a reductive atmosphere with high concentration of steam in the fluidised bed was investigated.Comparisons of the yields of H2S between presence and absence of limestone was conducted to obtain the efficiency of sulphur capture.The effects of bed temperature and Ca/S ratio on the extent of sulphur capture were determined.Keywords coal gasification，pollution formation，sulphur capture.1996-07-08收到原稿1996-12-04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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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ENVIRONMENTAL TECHNOLOGY1999年 第3期 No.3 1999军用电子系统环境应力筛选定量分析叶迪镇摘要：本文在相同元件批环境应力筛选失效率分析基础上，引入“更新”概念对混合元件构成的电子组件或系统环境应力筛选作定量分析并举例说明。关键词：电子系统； 应力筛选； 分析中图分类号：E39 文献标识码： A1 引言相同元件批环境应力筛选（ESS）定量分析，可准确计算达到某一预定可靠性水平的筛选时间，而利用“更新”理论可把其推广到混合元件批中。电子组件或系统由许多元件组成。元件批中含有潜在缺陷，在制造过程中各装配阶段引入了新的缺陷，亦视为元件缺陷，这些都将形成组件或系统的缺陷，引起早期失效。由于这种缺陷的“隐蔽”性，针对其失效机理，选择某种应力（电、热和机械）才诱发出来。然而，剔除系统早期失效，首先从清除所用元件批的缺陷开始，才能保证高的成本效益。2 符号和定义下列采用的符号中带撇号为正常工作值，否则为ESS环境的值。λg,λg′ 优质元件失效率λe,λe′ 劣质元件失效率λ(t),λ′(t) 混合批优劣元件随机抽取失效率（瞬时失效率），它和时间相关。Pg，Pe 优劣质元件在批中比例数A,A′ 指数衰减因子n(t),n′(t) 元件更新率（长期失效率）ni,ni′ t=o时，元件初始更新率nf,nf′ t →∞时，元件最终稳定更新率ns(t),ns′(t) 系统更新率nfs,nfs′ 系统最终稳定更新率ε 失效率的筛选残余因数ζ 更新率的筛选残余因数Mr,Mr′ 系统的MTBFMs,Ms′ ESS结束和交付使用时系统MTBFMfs,Mfs′ 系统长期使用最后达到的MTBFN 每类元件数Ts ESS时间λs(T) ESS结束系统失效率f(t),R(t) 概率密度和可靠性函数f* (s),n* (s),R* (s),是f(t),n(t),R(t)拉普拉斯变换3 相同元件批失效率分析相同元件批含有劣质元件，在被剔除前使用失效率呈递减分布特性，在ESS过程，可控制逃脱的劣质元件的残余值。理论上， 元件批中随机抽取元件失效率为：(1)上式是失效率递减函数， λg为优质元件失效率，λe为劣质元件失效率，Pg和Pe是它们所占比例。由定义可知，λe-λg的差值总是正数。图1表示两种应力量级，即正常使用和ESS环境，失效率递减过程，ESS加速清除缺陷，使失效率迅速降低，在筛选期间T内，仍含有残余缺陷和λ（T）值为：λ（T）＝λg（1＋ε） （2）图1 失效率递减由（1）和（2）式得到筛选残余值为：(3)对于N个同类元件组成的系统，由（2）式得出：λS(T)=Nλg(1+ε) (4)在实际筛选中，可预定残余值ε并由（3）式计算相应的剔除失效时间T。4 混合元件系统的分析必须指出，单个零件不存在失效率递减特性，上述公式适用于元件批情况，其失效率λ(t)表示优劣元件的混合失效率， 递减特性表征早期失效元件被清除过程。混合元件组成的组件或系统，它的失效率符合传统的“浴盆”曲线。这里，我们引入这样一个概念──“更新”率，指平均的长期失效率，以n(t)表示，它表征一种消除失效和替换元件的频度。为研究系统更新率n(t)的数学模型，先从首次失效的时间谱密度函数（P.D.f）考虑：f(t)=λgPge-λgt+λePee-λet (5)如果第二次失效的f(t)和首次失效的相同，则可由f(t)自卷积得出：(6)把这个过程类推到第三、四个失效等，更新率是个无穷级数：n(t)=f1(t)+f2(t)+f3(t)+…… (7)利用拉普拉斯变换公式，可累加成：n*(s)=f*(s)/［1-f*(s)］ (8)当把（8）式变换到时域，就得到更新率为：(9)式中，A＝λgPe+λePg (10)当T=0时，n(t)的初始值为：ni=λgPg+λePe (11)当t →∞时，n(t)的最终值为：nf=λgλe/A （12）（9）式可简化为：n(t)=nf+(ni-nf)e-At (13)由N个同类元件组成的系统更新率为：ns(t)=N*nf+N(ni-nf)e-At (14)对不同元件的系统，可得到(15)式中，下标j是系统第j个元件最后，把（14）式重写并求得系统和ESS时间Ts。(16）上式方括内的第二项是更新率的筛选残余值，用ζ表示：(17)再把（16）式的更新率写成：Ns(t)=N.nf(1+ζ) (18)对（17）式两边取对数，可计算出预定ζ的ESS时间Ts(19)在通常情况下，系统由混合元件组成的，每种元件有它的指数衰减因数A，更新率公式变为：(20)式中，Nj是系统第j种元件的元件数（21)式中，是系统的最终更新率(22)实际上，ζ值是根据合同的MTBF指标值选取的，由（20）式得到系统最终更新率为：nfs= t →∞ （23）在ESS环境中，上述数值的倒数就是系统最终达到的MTBF，以Mfs表示为：(24)如果我们用Mr′表示使用环境的系统MTBF，则ESS结束时的更新率为：(25)式中,K是ESS环境和使用环境应力的量级比。ns(T)=nfs(1+ζ) （26）把(24)和(25)式代入(26)式，得出筛选残余因子为(27)式中，M′fs=K.Mfs是系统长期使用最终达到的MTBF值， 表1示出简化应用方法的求解过程。表1步骤描 述符号公式1按元件分类(元件、连接点等）j2计算每类元件数（或接点数）Nj3计算每类中劣质元件（或接点）比例Pej4计算ESS和使用环境中每类优、劣质元件（或接点）的失效率λgj.λej5计算每类元件最初和最后更新率和各自指数衰减因子nij,nfjAj(11)(12)(10)6计算系统在两种环境中最终更新率及其比率nfsK(23)7验证合同规定的MTBF指标M′r8计算系统最终达到的MTBFMfs(24)9按合同指标MTBF值，确定ζ值ζ(27)10用迭代法计算达到ζ值的筛选时间TS(19)11如果TS不合适，则放松ζ值计算达到的MTBF5 应用示例为应用上述方法，需计算在ESS环境下优劣质元件的缺陷比例和失效率，国军标GJB 299或美军标MIL-HDBK-277 只是提供不同使用环境下“优质”元件的失效率，劣质元件失效率和其占比例需在可靠性信息中心数据库中查找，获得相关信息，在缺乏这些数据的情况下，可先用元件厂厂标质量水平并设定劣质元件失效率至少为优质元件的10000倍。现举例用某惯性导航系统的数据，对“普通”元件和接点在ESS环境和使用环境下估算失效率λe，λg。表1步骤1-4得出表2数值：表2参数元 件连 接 点N375022000Pe0.0001750.000023λe15000×10-645000×10-6λ′e4000×10-610000×10-6λg1.1×10-60.225×10-6λ′g0.3×10-60.055×10-6完成步骤5得到表3数值：表3环境参数元件连接点ESSA0.0150.045ni3.725×10-61.260×10-6nf1.1×10-60.225×10-6使用A′0.0040.010ni′1.000×10-60.285×10-6nf′0.3×10-60.055×10-6完成步骤6.7.8,计算出系统最终更新率：nfs=0.009075n′fs=0.002355合同规定MTBF指标值M′r=357（小时）， 这相当于ESS环境中的MTBF，Mr=91.8（小时），从（24）式可得到ESS环境下Mfs值：为完成步骤9和选择ζ值，按（27）式求得：按步骤10用迭代法求得系统筛选时间Ts，表4为三个不同ζ值相应的Ts和达到的MTBF。表4ζ系统TsMTBF, t=Ts时ESS环境使用环境0.394(小时)85(小时)330(小时)0.211792357=M′r0.1513596372图2表示3个ζ值相对应的ESS时间，图3表示在ESS环境和使用环境下的系统MTBF，图4表示相隔40小时所观察到失效数的直方图，其迭加就是用表2模型参数值对更新率积分得到的一条曲线。图2 系统更新率图3 系统MTBF函数图4 失效分布模型参数参数元件连接点0375022000Pg0.9998250.999977Pe0.0001750.000023λg1.1×10-60.225×10-6λe15000×10-645000×10-6失效时间(小时)失效数1639162555041291914125311546小时592059205886555444883675308922461598122394662336824941785单元148148148145125101846647332720127148作者单位：叶迪镇 （电子工业部第五研究所， 广州 510610）收稿日期： 1999-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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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9年 第14卷 第1期 VOL.14 No.1 1999不同排列方式多斜孔壁气膜冷却绝热温比研究宋 波沉钟钫稹×醺叨鳌⊥趸芳摘要：采用传热传质类比方法实验研究了4种孔阵排列方式（顺排、叉排、顺排+复合角及叉排+复合角）下多斜孔壁气膜冷却绝热温比。小孔与壁面夹角为30°，复合角为45°，孔阵排距比8.0，侧向间距比4.0，吹风比为1.94。比较了各排列方式孔阵绝热温比的分布规律，得出了较优的孔阵排列方式。主题词：斜孔板 气膜 冷却 绝热壁温 自由词： 多斜孔壁分类号：V231.1AN INVESTIGATION ON FILM COOLINGEFFECTIVENESS OF INCLINED-MUTIHOLE WALLSWITH DIFFERENT PATTERNSSong Bo，Lin Yuzhen，Liu Gaoen，Wang Huafang（4th Dept.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100083）ABSTRACT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the 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inclined-multihole walls with different patterns(In-line,Staggered,In-line+compound angle,Staggered+compound angle) was conduct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heat-mass transfer analogy.The holes were inclined with 30° to the wall surfaces and the compound angle was 45° to the mainstream.The multihole patterns were arranged with streamwise row-to-row spacings of eight hole diameters and spanwise hole pitch-to-diameter ratio of four.The superior mutihole pattern was found out from the experiments.Key Words Multihole wall Gasfilms Cooling Adiabatic wall temperature1 引 言随着现代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性能的不断提高，涡轮进口温度越来越高，使得燃烧室及涡轮部件的热负荷大大增加；相应地，对冷却技术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一种适应上述发展需要图1 多斜孔壁气膜冷却的冷却技术就是多斜孔壁气膜冷却，见图1［1］。气膜冷却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就是研究其绝热温比。预估受热部件的热载荷以及壁温的计算都必须先知道绝热温比。绝热温比的定义式为η=(T∞-Taw)/(T∞-Tj)，式中T∞为燃气侧主流温度，Taw为被冷却壁面绝热壁温，Tj为冷却气流温度。绝热温比η实际上反映了气膜冷却保护的有效性，η值的大小和分布是衡量气膜冷却方案优劣的重要尺度。影响多斜孔壁气膜冷却绝热温比的因素很多，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流动参数，如最典型的吹风比（M=ρjUj／ρ∞U∞）；二是几何参数，如开孔率、孔阵间距、小孔与壁面倾角α及与主流方向的偏角β(或称为复合角)。已有的关于离散孔气膜冷却的研究多限于单孔、单排孔的基础性研究［2］，多排孔气膜冷却由于各孔射流的相互作用而体现出更大的复杂性，研究手段大都依靠实验，这方面的报道很少［3，4］，文献［5］对此作了系统总结。在多斜孔壁冷却方案的设计中，考虑到具体流动状况、加工难度限制及冷却空气污物对小孔的堵塞，影响绝热温比的流动参数和几何参数不能任意选取，但这时若采用不同的孔阵排列方式可获得不同的气膜冷却效果。因此，研究不同的孔阵排列方式对气膜冷却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多斜孔壁气膜冷却方案，在流动参数和几何参数相同的情况下，实验研究了不同排列方式孔阵的绝热温比（包括顺排、叉排、有无复合角），获得了较优的孔阵排列方式。2 实验系统及参数本实验采用传热传质类比方法，通过测定非渗透壁异性气体(CO2)浓度来获得气膜冷却的绝热温比η。当一个传热过程和一个传质过程的流动完全相似，即描述它们的连续方程和动量方程相同且边界条件不变，同时分子刘易斯数Le=Sc/Pr=1及湍流刘易斯数Let=Sct/Prt=1时，传热的能量方程和传质的质量扩散方程的解具有完全相同的形式。实验中，非渗透壁相应于绝热壁，测出非渗透壁表面CO2浓度Ciw，已知射流CO2浓度Cj和主流CO2浓度C∞(C∞=0)，由浓度比ηc=(C∞-Ciw)/(C∞-Cj)=Ciw/Cj来代表绝热温比η［6］。本实验中，Sc=0.98，｜T∞-Tj｜≤3℃，忽略热扩散影响，传质过程的ηc和传热过程的η可认为相等。文献［7］对此作了详细论证。实验系统的主流为常温空气，由风机提供，通过阀门控制流速，经由稳定箱后进入实验段。冷却射流由压缩空气和CO2气体以一定比例混合成具有确定CO2浓度的混合气来模拟，通过浮子流量计监控流量以确定射流流速。实验段安装有被测多孔板和移位取样机构，通过取样探针贴壁抽取多孔板不同位置点的气体，送入红外线气体分析仪测量CO2浓度。该仪器的测量范围为0～5％（CO2），精度为0.5%。详细的实验系统介绍及操作过程见文献［6］。实验参数如下：(1)实验在常温常压下进行，P0=101.325 kPa，t0=23℃；(2)主流流速u=22.0 m/s；(3)吹风比M=0.75，1.20，1.94；(4)射流混合气CO2浓度Cj=4.5%。实验板几何参数见表1。 图2给出了实验板的测量坐标系。第一排孔的中间一列孔孔口下游边缘定义为坐标原点，主流流向为X坐标，侧向为Z坐标。图2 实验板测量坐标表1 实验板几何参数板号DP/DS/DL/Dαβ排列方式12341.51.51.51.54.04.04.04.08.08.08.08.06.76.76.76.730303030004545顺排叉排叉排顺排表中：D为孔直径(mm)，P/D为孔侧向间距，S/D为孔排间距，L/D为孔长径比，α为孔与壁面倾角(°) ，β为孔与主流流向偏角或复合角(°)。3 实验结果及分析本文在吹风比M=0.75，1.20和1.94下分别测定了上述4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孔阵排列方式的绝热温比η的分布情况，发现吹风比M对4种孔阵η的影响体现了相同的规律，即M增大，孔阵前几排η略减小，再往下游区域η则有所提高；同时发现M＞1.0后，这种变化趋势已很小，可认为M＞1.0时对η几乎无影响［5］，故本文只讨论M=1.94时4种孔阵η的实验结果就已具有代表性。另外，由于η在孔阵中分布的侧向对称性，研究两列孔间区域η的分布既可反映整个孔阵上的规律［6］，所以本文的侧向Z坐标测量范围只涉及两列孔间区域。多排孔阵η的分布规律不同于单孔或单排孔在于各排各列孔射流叠加而使多排孔阵η的分布呈现出整体特性。因此，研究排列方式对η的影响只有针对孔阵前几排后的下游区域才有意义。本文将讨论4种孔阵第5排孔下游η的变化规律，欲了解η在整个孔阵的分布情况请参阅文献［6］。图3～6分别给出了M=1.94时4种孔阵第5，6，7排后绝热温比η的分布情况。图3为顺排无复合角孔阵η的分布，孔正下游（Z/D=0）η由1.0迅速减小，至下一排孔，重现相同的分布规律，只是每往下游一排η值略有提高；孔列间(Z/D=1.0，2.0)η值明显低于孔正下游η值，随X坐标逐渐缓慢升高，这一区域显然为气膜保护薄弱区。各排间η值的逐渐增大清晰地体现了多排孔阵气膜冷却的叠加效应。图4为叉排无复合角孔阵η的分布，各列孔正下游η的分布与顺排无复合角情形相似，不同在于孔正下游η由1.0下降幅度小，孔列间(Z/D=1.0)η值明显提高，η值最大区域交替出现在Z/D=0和Z/D=2.0孔列。由图3和图4比较可以看出：叉排孔阵较之顺排孔阵不仅总体冷却保护水平明显提高，且气膜覆盖均匀性亦大有改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Z/D=0和Z/D=2.0交错开设孔列，避免了顺排情况下Z/D=2.0这一列气膜覆盖最薄弱区。图3 顺排无复合角孔阵η的分布 图4 叉排无复合角孔阵η的分布图5 叉排加复合角孔阵η的分布 图6 顺排加复合角孔阵η的分布图5为叉排加复合角孔阵η的分布，相对于叉排无复合角孔阵，复合角的引入使Z/D=1.0，3.0的区域冷却保护有所加强，但孔正下游（Z/D=0，2.0）的区域η值下降幅度更大，对η分布侧向均匀性无明显改善，冷却保护总体水平有所下降。图6为顺排加复合角孔阵η的分布，相对于顺排无复合角孔阵，孔列间的η值有所提高，气膜覆盖的侧向均匀性变好，而冷却保护总体水平无明显改变。复合角对孔阵η的影响一方面对侧向均匀性有利，可加强列间气膜保护；一方面由于复合角使冷却射流与主流夹角变大从而更难贴壁形成气膜，导致冷却保护效果图7 4种孔阵排列方式的比较降低，所以对气膜冷却的总体水平的影响由这两方面因素综合决定，因此，复合角的采用要针对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图7整理给出了4种孔阵排列方式的侧向平均绝热温比的比较。 定义为侧向4列（Z/D=0，1.0，2.0，3.0）的算术平均绝热温比，以代表气膜冷却保护的总体水平。由图可见，叉排无复合角孔阵给出了最高的值，且值沿X坐标变化最小，说明这种孔阵不仅气膜冷却保护总体水平最高，并且沿主流方向(X坐标)气膜保护均匀性最好。复合角的采用使得叉排孔阵气膜冷却保护总体水平明显下降，沿主流方向均匀性变差。对于顺排孔阵，复合角的采用使气膜冷却保护总体水平有所提高，沿主流方向均匀性无改善。4 结 论(1)在多斜孔壁气膜冷却方案中，叉排孔阵排列方式明显优于顺排，表现在更高的气膜冷却水平和更均匀的气膜保护。(2)复合角会降低叉排孔阵气膜冷却效果，叉排孔阵不宜采用复合角；复合角对顺排孔阵气膜冷却有利，顺排孔阵宜采用复合角。(3)4种孔阵排列方式中，叉排无复合角孔阵为最优。作者简介：宋 波 男 28岁 硕士 讲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热动力研究所 100083作者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参考文献［1］ 方韧，李彬，林宇震，刘高恩．多斜孔壁气膜冷却绝热温比传热传质类比实验研究．航空动力学报，1998，13(1)：65-68［2］ 葛绍岩，刘登瀛，徐靖中，李靖．气膜冷却．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3］ Sasaki M,Takahara K,Kumagai T,Haman M.Film Cooling Effectiveness for Injection from Multirow Holes, ASME Paper 78-GT-32,1978［4］ Mayle R E,Camarata F J.Multihole Cooling Film Effectiveness and Heat Transfer.Trans. of Heat Transfer, 1975,97［5］ 林宇震．燃烧室多斜孔壁气膜冷却研究：［博士论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7［6］ 宋波．燃烧室多斜孔壁冷却方式研究：［硕士论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5［7］ 李立国．传热传质的类比及其在薄膜冷却研究中的应用．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1981年 学术报告会，编号81-3114，1981收稿：1997年12月修稿：1998年2月责任编辑：杨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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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4 1999城市水环境非点源污染总量控制研究与应用朱继业 窦贻俭摘要 在调查和分析仪征市非点源污染过程中，对建成区进行网格处理，根据土地利用状况和特点，通过采样分析，确定了各网格的非点源污染负荷量和空间变化特征.在非点源污染发生的时段内，与假设在时间上分配均匀的点源污染负荷进行比较，分析二者对区域水环境的叠加影响.以COD为控制因子，计算出各河段在此特定时段内的平均环境容量，提出非点源污染总量控制的途径和方法，并对其控制目标的可达性分析论证，提出相应的防治建议和措施.关键词 非点源污染；总量控制；环境容量；仪征市.Total quatity control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urban water environmentZHU Jiye, DOU Yijian(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s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Abstract On the base of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the built－up area in Yizheng City was divided by grids.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land utility, the pollutant load of non－point source of each grid and its spatial orderlines were decided by investgation. During the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occurrence, its load was compared with point source pollutant load which was thought to be constant with time, then their common impacts on the river were assessed. COD was selected to be the control variable and the water environmental capacity was calculate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were presented in the end.Keywords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capacity, total quantity control, Yizheng City.我国点源污染控制和管理的体系经多年的努力已逐步完善，但非点源污染防治还处在探索阶段.随着我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的推行，非点源污染防治将显得越来越重要，可以说，我国未来城市和农村水环境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控制非点源污染.总量控制从水环境功能目标出发，根据特定水域的环境容量，确定污染物的削减量或允排量，通过技术、经济的可行性研究分析、优化分配负荷，建立污染源排放量和水质目标之间的输出-响应的定量关系.我们根据仪征市的环境规划，将总量控制的思想方法引入非点源污染的防治，以期寻求一条非点源污染防治管理的新途径.1 非点源污染总量控制方法目前我国主要研究城市非点源污染负荷量的估算，侧重于调查、分析和评价.成都、苏州和杭州等城市采用各种模型，结合各地的自然地理特征，都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1，2］，为城市水环境规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城市非点源污染的进一步研究积累了丰富而有益的经验.然而，对于城市非点源污染的防治和管理，特别是控制方法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污染源控制是污染防治的根本.在点源污染的防治中，总量控制的方法较好地解决了污染源排放总量和环境目标之间的定量关系.非点源污染源一般具有动态性，其空间位置和排放量都难以进行准确的定量化，因此将总量控制思想引入非点源污染的防治，必须寻求一条与点源污染总量控制有所不同的技术路线和方法.1.对城市建成区进行功能分区，一般分为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和交通繁华区4种土地利用类型［1］.不同功能区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迁移转化方式都不同，应该区分.2.在此基础上，将研究区域按一定的比例进行网格概化，对每个网格进行数据调查，按网格登记用地类型、土地利用强度、水体功能类别、区域不透水地面比例、人口和建筑密度等项目的情况，在GIS软件支持下，建立空间数据库.3.将每个网格视为一个非点源污染源，根据本地的自然地理特征(如地面坡度、降水量和降水强度等)，在调查和确定地表堆积物的基础上，结合前两步的结论，采用适当模型对每个“污染源”进行污染负荷的估算.4.对研究区域的水系进行河网概化，同时进行现状调查和评价，选择适当的控制因子(如COD)，根据环境保护总目标，确定各河段的水质控制目标，对各河段的点源污染源进行调查分析，得到各河段的特征污染物的负荷量.5.建立模型计算出各控制断面的水环境容量，确定总的允排量或削减量.6.建立各网格和各河段之间的对应－响应关系，对每个网格的排放量或者削减量进行优化分配，根据现状和发展趋势，为每一个网格乃至每一个功能区提出一个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地表堆积物和城市非点源污染的控制目标，寻求目标总量控制和容量总量控制的有机结合.2 仪征市城市非点源污染的总量控制实践2.1 仪征市概况仪征市位于江苏省中西部，长江三角洲的顶端，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1991―1995年降水量平均为1014.9mm，蒸发量1369.2mm.仪征市市区主要是长江冲积平原，地面高程3―10m,地势低平.水资源丰富，流经市区的河流主要有仪城河、胥浦河、沿山河、石桥河、泗源沟和仪扬河等，具体位置及市区概况见图1.仪征市建成区面积14.2km2，规划面积25km2，市区绿化覆盖率达38%，城区人口10.8万人，人口密度为8000人/km2.图1 仪征市区网格划分及网格特征Fig.1 Partition and feature of grids in Yizheng City仪征市工业污染较为集中，局部地区污染相对严重，除长江仪征段水质尚好以外，其余6条主要河流都有超标现象，各自原有的水域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丧失.2.2 非点源污染负荷的估算按图1所示，将市区按500m×500m一共划分为60个网格，每个网格按照网格内土地的主要功能确定该网格的用地性质，其中工业区24个，居住区23个，商业区6个，交通繁华区7个，基本反映出仪征市各功能区的真实情况.估算非点源污染的负荷量，主要分析地表累积物的数量、组成及分布状况.关于各功能区的地表累积物特征的研究在一些文献上已有详细的论述［3］.通过实地的采样分析，现将仪征市区各功能区单位面积地表累积物的数量及单位累积物中COD的含量列入表1.表1 仪征市区地表累积物特征及非点源污染负荷量Table 1 Features of Surface Sediments and Non-Point source Polluted Loads in Yizheng City单位面积地表累积物，t/(d．km2)单位地表累积物COD含量，kg/t单位网格COD平均年负荷量，kg/a功能区COD年负荷量，kg/a工业区2.343.97114.242741.76居民区2.173.2386.521989.96商业区1.254.8776.31457.86交通繁华区2.084.12108.24757.68根据文献［4，5］，降雨量≥5mm/h持续1h的非标准降水可以冲刷街面61%的地表累积物，≥12.7mm/h持续1h的标准降水可以冲刷街面90%的地表累积物.经过对多年数据的调查分析，仪征市的年降水量、降水强度特征与成都市有着很多类似之处，但同时，仪征市的城市功能性质、土地利用特征以及土地利用强度与成都市又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对施为光等的模型［5］作一些必要的改进如下：(1)表2 径流系数取值参考Table 2 Decision of runoff coefficient in Yizheng City土地用途径流系数(ψ)土地用途径流系数(ψ)闹市区0.85轻工业0.65街区0.60公园0.15单家住宅0.40运动场0.27多单元住宅0.68铺筑地面0.80重工业区0.75草地0.12式中，W为区域污染物总冲刷量；m为总网格数；n为选择降雨强度的度数；Pi为第i个网格单位面积的污染物累积量；Kj为与降水量和强度有关的第j种降水的冲刷系数；Dj为第j种降水次数；Ai为第i网格面积；δi为与土地利用类型和强度有关的参数，δi=ψχF，其中ψ为径流系数，χ为土地利用强度，F为区域不透水地面比例.参数值的确定，网格数m为60；n取2，即选择≥5mm/h、和≥12.7mm/h两种降水类型，K1=0.61，K2=0.90，Pi见表1，D1、D2按1995年仪征市降水资料，降水强度≥12.7mm/h的标准降水平均7.8次，D1=7.8；降水强度≥5mm/h且≤12.7mm/h的非标准降水平均37.4次，D2=37.4；在仪征市城市环境规划中对市区按网格进行了土地利用类型分析和利用强度评价，表2是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径流系数ψ，土地利用强度评价结果是1―5五个等级，χ值分别确定为0.5、0.7、0.8、0.9、1.0，区域不透水地面比例在调查中已获取数据，由此可以确定各网格的δi值.按照式(1)计算出各网格的COD的负荷量，见表1.仪征市非点源污染物COD的年负荷量达5.95?t，此处仅是地表累积物污染物负荷，未计入由于排污泄漏、固废堆放等造成的非点源负荷.与点源污染负荷相比，其在一年中仅发生在降雨及地表径流形成时段内，而点源污染则是连续性的.如果不及时进行管理，随着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点源污染治理的逐步规范化和科学化，非点源污染将成为直接导致城市水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3 水环境容量河流水环境容量是一个决定于自然要素、水体功能、污染物性质和经济技术条件的综合函数.流经仪征市区的河流由于受到水闸和长江潮汐的影响作用，水文状况显得尤为复杂.因此，按照特定的水文条件，可以将仪征市区的水域分为胥浦河、沿山河、石桥沟、仪城河和泗源沟5个部分.城市降雨径流主要受下水管网的控制，兼受地面坡度高程的影响.根据仪征市总体规划中的下水管网的结构及市区地貌特征，将上述的60个网格分担到不同的5条主要河流上.各河段的控制目标、非点源污染及点源污染的COD负荷量见表3.表3 仪征市区各河段纳污状况和环境容量Table 3 Pollutants loading and environmental capacity of the river in Yizheng CityCOD背景，mg/L控制目标，mg/L控制河段长度，km非点源污染负荷，t/a点源污染负荷点源污水排放量，m3/s设计流量，m3/s环境容量，t/n*t/at/n*仪城河7.963.271.411968.7713.130.202.664.22胥浦河4.863.301.33677.904.520.052.854.87沿山河4.284.431.84956.346.380.343.305.63泗源沟6.782.820.60544.053.630.194.826.94石桥沟3.562.940.77195.121.300.071.281.86* n表示一年内非点源污染总共发生时段因为点源污染负荷在时间上分配相对平均，而非点源污染多集中在降水并形成地表径流的时段，流量较平水期大，我们在1997-08-16一次标准降雨过后测得具有代表性的非点源污染发生时流量资料，作为模型的设计流量值来计算环境容量.计算模型如下：W=S.eK.L/U.(Q+q)-Q.C0(2)式中，W为水环境容量；S为水质标准；Q为设计流量；q为点源在非点源污染发生时段内的污染排放量；C0为河流背景水质；K为自净系数；L为控制河段长度；U为设计流速.由于非点源污染负荷仅发生在降雨及形成径流时段内，因本文降雨采用是1h的标准和非标准降雨，可以设定两种降雨类型每次降雨及径流形成时段为1.25h和1.5?h，不难算出一年内非点源污染负荷发生总历时为58.5?h.本文讨论的水环境容量仅限市区内河，一般情况下，胥浦河分别经沿山河与仪城河流入长江，仪城河与石桥沟又通过泗源沟汇入长江，按照各河段的流量条件和水质控制目标，用式(2)计算各河段的水域环境容量，结果见表3.4 非点源污染的总量控制根据源强分析，仪城河、沿山河与泗源沟的点源污染负荷远大于非点源污染负荷，仪征市计划在“九五”期间兴建一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量为8万t，届时生活污水COD排放量每年可削减1060t，工业废水COD负荷可削减80%以上，污水处理厂尾水将排入长江，对市区河流水质的改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市区各河段的控制目标也将随之而提高.由此可见，城市非点源污染的总量必须得到有效的控制.各河段的非点源污染负荷的允排量或削减量Xi(Xi≥0，表示允排量，Xi＜0表示削减量)可用(3)式计算：(3)式中,Wi非为第i河段非点源污染负荷，Wi总为第i河段点源和非点源污染叠加负荷，Wi为第i河段的允许纳污量，λ为第i河段环境容量利用指数，θ为非点源污染削减难度系数.λ由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确定，在0―1之间，完全利用为1.θ为非点源污染负荷削减相对点源的难度系数，中小城市一般取0.3―0.5.此处λ取0.9，θ取0.4，由式(3)可以计算得出各河段纳污区域的非点源污染物的允排量或削减量，再按地表累积物特征将允排或削减量分担到各河段的纳污区域，假设文中所取45.2次降雨分别发生在45天内，由于仪征市地表累积物的清扫率为1次/d，可将总量平均分摊到每天各网格的COD和地表累积物的允排或是削减量，具体结果见表4.表4 非点源污染物允许排放量和计划削减量Table 4 Quantity of permitted emission and expected cutting down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nats纳污河段单位网格COD平均允排量(削减量)，kg/d单位网格地表累积物平均允排量(削减量)，kg/dCOD合计，t/a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交通繁华区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交通繁华区仪城河―-0.516-0.448-0.631―-160-92-153-0.417胥浦河-0.232-0.175-0.152―-58-54-31―-0.133沿山河-0.355-0.268――-89-83――-0.282泗源沟0.4410.333―0.407111103―990.114石桥沟―-0.135―-0.165―-42―-40-0.0595 总量控制的目标可达性论证及对策措施5.1 总量控制目标可达性分析与论证上述结果是建立在诸多假设条件基础上的，同时较真实地反映出仪征市的实验情况，以仪城河为例，仪城河纳污区域内，人口和建筑稠密，交通繁忙，土地利用强度大，地面不透水比例高，基础设施建设较新城区落后，为非点源总量控制的重点区域.总量控制的工程性防治措施代价高、收益相对较小，在现阶段不宜采用，故应从控制地表累积物入手.改进清扫方式和提高清扫频率与效率是减少地表累积物的主要手段，文中假设清扫方式是频率为每天一次的彻底清扫，在仪城河纳污区域，要做到主要街道清扫频率为2次/天，在难以使清扫效率达到假设条件时，可以使交通繁华区和商业区的地表累积物减少20%―30%，由于该区内居住区低矮密集，这样可减少居住区15%―20%的地表累积物.加强老城区改造，改变土地利用类型，建设公共绿地和防护绿地，减少不透水地面比例，目前仪征市整个市区的绿地覆盖率为38%，而老城区不到20%，如果将绿地覆盖率提高到40%，则地表冲刷作用将会减弱20%多.相应非点源污染负荷也会减少.以上两项措施同时实施，非点源污染负荷将会减少近40%，而后者需要一个过程，即使仅通过前一措施，保证清扫效率，也可以达到控制目标的要求.5.2 对策和措施根据当前环境保护工作特点与经济发展状况，要实现上述总量控制目标，建议采取以下措施：(1)逐步实现雨污分流，城市工业和生活污水与城市地表径流应通过不同的途径排入各纳污河段.在此基础上，开展非点源污染的监测工作，根据监测数据建立城市非点源污染的负荷模型，再由污染负荷量反映出城市地表累积物的数量和分布特征，按照各功能区单位面积的控制目标，定期制定出具体的削减数量和任务.(2)为了防止城市水土流失，在新城区建设和老城区改造的过程中，制定严格的土地使用规划，严禁大规模的盲目裸露开发建立，建立科学的管理办法和制度.同时城市透水区域要加大绿化绿地建设，美化环境，保护土壤，防止侵蚀.(3)城市大气污染烟尘控制区内，严格执行烟尘控制规定，以防止大气降尘经降雨产生二次污染，此外，城市酸雨也会造成地面水污染，全面控制近地大气污染是控制非点源污染总量的重要途径之一.6 结语我国大部分中小城市都没有实现污水的集中处理，绝大部分雨污合流，点源非点源混杂排向城市受纳水体，难以有效控制.实行雨污分流是控制非点源污染的重要途径［6］，本文通过对各受纳水体和点源非点源污染物的分析，阐述了非点源污染物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认为实现非点源污染物总量控制和雨污分流后可以保证城市水体功能.随着GIS技术和环境管理制度的健全发展，及其在非点源污染物总量控制中的应用，非点源污染物总量控制的方法与措施可望日趋科学和完善.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南京 210093)参考文献1 鲍全盛等.我国非点源污染研究进展.环境科学进展，1995.39(3)：31―362 郭黄金.秦皇岛市非点源污染问题初探.环境科学研究，1995.8(5)：42―443 施为光.街道地表物的累积与污染特征――以成都市为例.环境科学，1991，12(3)：18―234 Sator J D et al., Water pollution aspects of street surface contaminants. J WPCF, 1976,46:5 施为光.城市降雨径流长期污染负荷模型.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1993，2(6)：6―106 Proceedings of the 1989 National Systposium, Non-Point Water Quality Concerns-Legal and Regulatory Aspects, American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s, December 11―12，19891997-12-26收到原稿1998-07-29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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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抵抗力量进逼马德望新华社拜林（柬埔寨）５月３日电（记者黄勇、晏明）民柬国民军某师师长钦今天在这里接受新华社记者的专访时指出，拜林镇牢牢地掌握在抵抗力量手中。它已成为抵抗力量继续进逼马德望市的后方基地。拜林距柬泰边界１４公里，１０号公路从拜林镇向北通往马德望市。目前，拜林仍处于战斗戒备状况。荷枪实弹的战士在巡逻。抵抗战士在被击毁的越军据点架起了枪炮。各建筑物上有持枪的战士在放哨。记者在市中心看到，道路两旁有被击毁的越军军车和坦克，一大堆越军军粮烧成白灰，越军破坏的建筑物尚未修复。今天，钦师长从１０号公路正在激战的德楞战场专程返回拜林接受本社记者采访。钦师长今年３８岁，８岁参军，是民柬国民军师级干部中最年轻的指挥员。他直接指挥了去年１０月攻克拜林和今年二、三月间反击越军向拜林反扑的战斗。采访中，他带领记者参观了拉达纳梳风寺。这是原越军３０９师驻拜林的指挥部和柬伪１９６师指挥部，也是他们的武器弹药库。寺顶的平台是越军的机枪阵地。在拜林镇南的神仙寺，通向山顶的长廊木栏杆全部被越军锯去用于修筑工事，越军撤退时还带走寺内一尊玉佛。钦师长说，越军十分重视拜林。早在去年二、三月份就开始出动坦克、大炮向抵抗力量发动扫荡，试图保住拜林。抵抗力量去年１０月２２日攻克拜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越军。在两天多的总攻中，打死敌军约１０００人，俘虏５００多人，打伤２０００多人。越军不甘心失败，于今年２月间分三路向拜林反扑，抵抗力量英勇反击，于３月底全部粉碎越军，将越军赶至１０号公路上距拜林约３０公里的德楞。拜林获得解放后，抵抗力量成立了拜林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保卫拜林。钦师长说，越军仍然没有放弃夺回拜林的企图。为了保住马德望，越军还有可能向拜林反扑。目前双方正在德楞到斯道的１３公里路段上激战。原越军驻拜林的３０９师师部就设在斯道。抵抗力量最近又拔除德楞周围的３个越军据点，战况越来越好。钦师长指出，目前１０号公路上战况有新的特点，即：抵抗力量夺取敌军据点后，对方难以夺回；敌军丢失据点后，未有增援补充。他说，形势有利于抵抗力量继续向马德望市推进。敌军和后勤供应集中在马德望市，抵抗力量部队也集结在马德望以南，因此今后的战斗将会趋于激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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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民事 知识 产权 ０１０３１９８４ 年 ３月 １２ 日第 ６ 届 全 国 人民 代表 大会 常务 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 法（１９８４ 年 ３月 １２ 日 第 ６ 届 全 国 人民 代表 大会常务 委员会 第 ４ 次 会议 通过 ）第 一 条 为了 保护 发明 创造 专利 权 ， 鼓励 发明 创造 有利 于 发明创造 的 推广 应用 ， 促进 科学技术 的 发展 ， 适应 社会主义 现代化 建设 的需要 ， 特 制定 本 法 。第 二 条 本 法 所 称 的 发明 创造 是 指 发明 、 实用 新型 和 外观设计 。第 三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局 受理 和 审查 专利 申请 ， 对 符合 本法规定 的 发明 创造 授予 专利 权 。第 四 条 申请 专利 的 发明 创造 涉及 国家 安全 或者 重大 利益 需要保密 的 ， 按照 国家 有关 规定 办理 。第 五 条 对 违反 国家 法律 、 社会 公德 或者 妨害 公共 利益 的 发明创造 不 授予 专利 权 。第 六 条执行 本 单位 的 任务 或者 主要 是 利用 本 单位 的 物质 条件 所 完成的 职务 发明 创造 ， 申请 专利 的 权利 属于 该 单位 ； 非职务 发明 创造 ，申请 专利 的 权利 属于 发明人 或者 设计人 。 申请 被 批准 后 全民所有制单位 申请 的 ， 专利 权 归 该 单位 持有 ； 集体所有制 单位 或者 个人 申请在 中国 境 内 的 外资 企业 和 中外 合资 经营 企业 的 工作 人员 完成 的 职务发明 创造 ， 申请 专利 的 权利 属于 该 企业 ； 非职务 发明 创造 ，申请 专利 的 权利 属于 发明人 或者 设计人 。 申请 被 批准 后 ， 专利 权 归申请 的 企业 或者 个人 所有 。 专利 权 的 所有人和 持有人 统称 专利权人 。第 七 条 对 发明人 或者 设计人 的 非职务 发明 创造 专利 申请 ，任何 单位 或者 个人 不得 压制 。第 八 条 两 个 以上 单位 协作 或者 一 个 单位 接受 其他 单位 委托 的研究 、 设计 任务 所 完成 的 发明 创造 ， 除 另 有 协议 的 以外 ， 申请 专利的 权利 属于 完成 或者 共同 完成 的 单位 ； 申请 被 批准 后 ， 专利 权 归 申请的 单位 所有 或者 持有 。第 九 条 两 个 以上 的 申请人 分别 就 同样 的 发明 创造 申请 专利 的， 专利 权 授予 最先 申请 的 人 。第 十 条 专利 申请 权 和 专利 权 可以 转让 。全民所有制 单位 转让 专利 申请 权 或者 专利 权 的 ， 必须 经 上级 主管机关 批准 中国 单位 或者 个人 向 外国人 转让 专利 申请 或者 专利 的 ，必须 经 国务院 有关 主管 部门 批准 。转让 专利 申请 权 或者 专利 权 的 ， 当事人 必须 订立 书面 合同 ，经 专利局 登记 和 公告 后 生效 。第 十 一 条 发明 和 实用 新型 专利 权 被 授予 后 ， 除 本 法 第 十 四条 规定 的 以外 ， 任何 单位 或 者个 人 未经 专利 权 人 许可 ， 都 不得 实施其 专利 ， 即 不得 为 生产 经营 目的 制造 、 使用 或者 销售 其 专利 产品 ，或者 使用 其 专利 方法 。外观 设计 专利 权 被 授予 后 ， 任何 单位 或者 个人 未经 专利 权 人 许可 ，都 不得 实施 其 专利 ， 即 不得 为 生产 经营 目的 制造 或者 销售 其 外观 设计专利 产品 。第 十 二 条 任何 单位 或者 个人 实施 他人 专利 的 ，除 本 法 第 十 四 条 规定 的 以外 ， 都 必须 与 专利 权 人 订立 书面实施 许可 合同 ， 向 专利 权 人 支付 专利 使用 费 。被 许可 人 无权 允许 合同 规定 以外 的 任何 单位 或者 个人 实施 该 专利 。第 十 三 条 发明 专利 申请 公布 后 ，申请人 可以 要求 实施 其 发明 的 单位 或者 个人 支付 适当 的 费用 。 第 十 四 条 国务院 有关 主管 部门 和 省 、 自治区 、直辖市 人民 政府 根据 国家 计划 ， 有 权 决定 本 系统 内 或者 所 管辖 的全民所有制 单位 持有 的 重要 发明 创造 专利 允许 指定 的 单位 实施 ，由 实施 单位 按照 国家 规定 向 持有 专利 权 的 单位 支付 使用 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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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511 【 版 号 】3 【 标 题 】江主席继续在肯尼亚访问 会见联合国环境署主任 看望我驻肯人员 【 作 者 】史宗星/樊如钧 【 正 文 】 本报内罗毕５月１０日电 记者史宗星报道：正在这里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上午在参观设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署和联合国人口居住中心时，会见了环境署执行主任道德斯维尔女士，双方对中国与联合国环境署良好而稳固的合作关系表示满意。上午１０时许，当江泽民主席乘车抵达联合国环境署和人居中心总部时，受到了道德斯维尔女士和该机构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江主席在参观并种植一棵友谊树后，同道德斯维尔女士等进行了亲切交谈。江主席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过去的２０多年时间里，尤其是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联合国环境署作为联合国机构中处理环境事务的专门机构，在解决全球面临的环境问题上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国政府对此向执行主任阁下及其领导的环境署表示赞赏和祝贺。江主席说，环境问题更多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环境署总部设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这本身就说明国际社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和肯定。江主席向道德斯维尔介绍了中国政府的环保政策和工作情况。他说，中国政府始终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在资金投入、政策立法和国际合作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联合国环发大会之后，中国政府率先颁布了中国自己的２１世纪议程，确定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策和战略方针。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也充分体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中国还将在近期颁布今后１５年的跨世纪绿色计划。总而言之，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战略。江主席说，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地域广、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大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尤其突出，因此选择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的环境问题解决好了，也将是对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贡献。江主席还高度评价了中国与联合国环境署的合作关系。他说，多年来，双方保持着良好而稳固的合作关系，在多种领域开展的合作项目不仅推动了中国国内的环保工作，而且向世界宣传和介绍了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经验。环境署的历任主任包括阁下都曾多次访华，为促进双方的合作和友谊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全球环境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双方的合作将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交谈中，道德斯维尔女士感谢江主席来联合国环境署参观访问。她说，这表明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她说：“我曾多次访华，看到中国正在经历重大的变化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环保工作，而且制定了有效的环保政策。”她代表联合国环境署对中国政府在环保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表示感谢。她说，联合国环境署和中国政府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中国的支持。道德斯维尔女士说，她已经接到中国邀请，她将很高兴去北京参加第４次中国环保大会。江主席对此表示感谢。江主席说，这再次表明环境署同中国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道德斯维尔女士向江主席赠送了关于全球生物资源及其多样化等方面的书籍。本报内罗毕５月１０日电 记者史宗星报道：正在这里访问的江泽民主席今天上午来到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亲切看望了使馆工作人员和我驻内罗毕机构代表。江主席乘车抵达花园般的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时，受到使馆工作人员的热烈夹道欢迎。江主席首先同大家合影留念。随后，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发表了讲话。他谈了来肯尼亚后得到的美好印象，勉励大家继续为发展中肯友好合作关系努力工作。江泽民主席还向大家介绍了国内改革开放的形势。江主席的讲话赢得了阵阵热烈掌声。（附图 [图]１．５月１０日，正在肯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参观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居住中心总部。）新华社记者 樊如钧摄 （传真照片）（附图 [图]２．５月１０日，正在肯尼亚访问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多德斯维尔女士的陪同下，参观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图中背景为中国赠送的大熊猫挂毯。 新华社记者 樊如钧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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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442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133～139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09 【 标 题 】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史论 【 作 者 】高翔 【作者简介】高翔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沈阳 邮编：110031 【内容提要】明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时期。随着文坛对封建主义文学敦厚礼义色彩的摒弃，市井人物开始走入文学作品中并成为人物形象 描写的主体，个性与人性得以充分张扬。由此，明代早期和中期的文艺生态学思想表现出鲜明的缘情特征，进入晚期，文论家们则相对更成熟地进行着文艺生态规律的某些探讨，进而形成了一代有特色的文艺生态学思想体系。【 正 文 】 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达到鼎盛而在明清时期走向衰退和没落。在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的同时，顺应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因素艰难而曲折地开始在中国萌发并不断增长，商品经济得到新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也必然引起文艺美学观念的变化。明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文学解放思潮的出现。这种思潮，一反旧的传统文学观念，摒弃封建主义文学的敦厚礼义色彩，鼓吹自由的市民意识，使市井人物开始走入文学作品中，并成为文人创作中歌颂的重要对象。张扬人性的觉醒与个性的解放，追求与时代相扣合的美学风格与观念，成为新的文学潮流。而西方新学的输入，又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进步与发展。在这种情势下，明代的文论家们，于总结前人文学理论中纷繁学说与博杂体系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和创造，力图建立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文艺美学体系。又由于时代呈现着复杂的矛盾、激烈的斗争和日益下滑的态势，促使文论家们对文学做开放性与多维性的社会学思考，令文艺生态学思想获得了新的发展。对社会自然外物与创作主体内在情感关系的思考，是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出发点。祝允明、李梦阳、王廷相、谢榛、王世贞等人的文艺生态学思想，都显示了这一特征。揭开明代文艺思想史册，最先走入我们视野的，是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祝允明。“身与事接”是他的主要论点之一，祝允明在《送蔡子华还关中序》中这样写道：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尸居巩遁之人，虽口泰华，而目不离檐栋，彼公私之憧憧，则寅燕酉越，川岳盈怀，境之生乎事也。至于蛮烟塞雪，在官辙者聂聂尔，若单行孤旅，骑岭峤而舟江湖者，其逸乐之味充然而不穷也，情不自境出耶？情不自已，则丹青以张，宫商以宣，往往有俟于才。夫韵人之为者，是故以情之钟耳，抑其自得之处，其能以人之牙颊而尽哉。（注：祝允明：《送蔡子华还关中序》，《枝山文集》卷二。）在《姜公尚自别余乐说》中又说：情从事生，事有向背，而心有爱憎，由是欣戚形焉。事表而情里也。（注：祝允明：《姜公尚自别余乐说》，《枝山文集》卷二。）祝允明的话，很有辩证的意味。他首先认定，“身与事接而境生”。外在事物或使人欣喜，或令人悲戚，而形于面色，这就强调了人对外界环境与事物的某种有赖性；“境与身接而情生”，则表明美感亦当“自境出”。但是，文艺创作不仅仅以此为唯一必备的条件，而又“往往有俟于才”。创作者只有具备了创作才能，又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出某种感情，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祝允明的这一文艺生态学思想主张，无疑是放射着唯物主义之光的卓见。与祝允明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李梦阳，也十分看重文艺创作中的艺术情感，主张要表现发自作者内心的真情。而且他对艺术情感与客观外物关系的认识，也与祝允明有相似之处。李梦阳认为：情者，动乎遇者也。幽岩寂滨，旷野深林，百卉既痱，乃有缟焉之英媚枯缀疏，横斜ｑīｎ＠①崎清浅之区，则何遇之不动矣？是故雪益之色，动色则雪；风阐之香，动香则风；日助之颜，动颜则日；云增之韵，动韵则云；月之与神，动神则月。故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遇而发者也。梅月者，遇乎月者也。遇乎月则见之目怡，聆之耳悦，嗅之鼻安。口之为吟，手之为诗。诗不言月，月为之色；诗不言梅，梅之为馨。何也？契者，会乎心者也。会由乎动，动由乎遇，然未有不情者也。……身修而弗庸，独立而端行，于是有梅之嗜。耀而当夜，清而严冬，于是有月之吟。故天下无不根之萌，而子无不根之情，忧乐潜之中而后感触应之外。故遇者因乎情，诗者形乎遇。（注：李梦阳：《梅月先生诗序》，《空同集》卷五十。）李梦阳在这里十分鲜明地道出了“诗者，感物造端者也”（注：李梦阳：《秦君饯送诗序》。）的意义。面对“幽岩寂滨，旷野深林”之壮美景色，焉有不动情者。然而，遇物动情，只是创作过程之始，随之便“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遇而发者也”。同时，“耀而当夜，清而严冬”与创作者的“月之吟”，“身修而弗庸，独立而端行”的品德与创作者的“梅之嗜”，在李梦阳看来，都有着某种必然性和因果关系。物→情→文，是李梦阳对文艺创作活动走向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李梦阳在《结肠操谱序》中做了进一步的展示：“天下有殊理之事，无非情之音。何也？理之言，常也，或激之乖，则幻化弗则，《易》曰‘游魂为变’是也。乃其为音也，则发之情而生之心者也。《记》曰：‘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求形焉。’是也。”这里，李梦阳将文艺创作与理论探讨进行了对比，从而得出前者是“感物而动”、“乃其为音也”的结论，这一观点，与先秦时期音乐美学著作《乐记》中的“物感”说是大体一致的。总体说来，李梦阳这里所言之“物”，大致还是指自然界的一景一物，对宏观自然与文艺之关系的思考，尚有所欠。当然，李梦阳是在表述文艺创作过程时说明“物”在文艺创作流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揭示了“物”在创作中的使动作用，而且指出了创作过程中“动遇”结合的反复性特征，不乏新颖之处。而且，李梦阳对文艺创作与地域之关系也曾有所思考，尽管这种思考在当时看来并不显深刻。例如，他在《题东庄饯诗后》中说：“夫既东西南北人也，于其分不有怅离思合者乎？于是筵于庭，祖于道，觞于郊，嬉于园，不有缱绻踟蹰者乎？斯之谓情也。情动则言形，比之音而诗生矣。”（注：李梦阳：《题东庄饯诗后》，《空同集》卷五十八。）在《题明远楼诗后》曰：“情以地殊，音由感发者也。”（注：李梦阳：《题明远楼诗后》，《空同集》卷五十八。）李梦阳意识到了不同地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情愫，其为此所动，发而为诗。但他对文学作品因地域不同所显示出的差异却研究不多，所论自然显得肤浅了一些。倒是明代的其他一些学者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补充。以李东阳为例。他认为：“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言，秦、晋、吴、赵、闽、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别，彼此不相入。此可见天地间气机所动，发为音声，随时与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然则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注：李东阳：《麓堂诗话》。）又说：“世殊地异而人不同，故曹、豳、郑、卫，各自为风，汉唐与宋之律，代不相若，而亦自为盛衰。”（注：李东阳：《赤城诗集序》，《怀麓堂集》卷四。）表明了地域、时代对文体与声调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李梦阳在考察文艺创作与外物关系的同时，自然地对艺术与社会关系有所思研。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襄予有内之丧，亲睹厥异。伤焉，惊焉，吟焉，永焉，于是援笔而布辞。疏卤荒鄙之音，聊泄愤愤闷闷汶汶焉。”（注：李梦阳：《琴操谱序》。）李梦阳在这里阐述的是作家创作的过程。由于“内之丧”的刺激而伤、惊，又由这种伤、惊之情产生吟、咏的创作欲望，终而诉诸笔端。社会事件对作家产生创作的驱动力，促使他通过援笔布辞以宣泄情感，李梦阳所揭示的这种创作活动现象，显然具有社会生态学的内涵与意义。当然，李梦阳以情为枢展开的艺术理论阐述，一定程度上拘制了他的文艺生态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所论也极为有限，将这时代其他文论家的这方面言论列录如下，其可与李梦阳所言相得益彰。胡翰认为：“诗系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辞义不同，由世而异。”（注：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序》，《皇明文衡》，卷三十八。）高＠②指出：“文章与时高下，与代终始。”（注：高＠②：《五言古诗叙目》，卷二十二。）王ｙī＠③则提出，从“词翰细事”中“可观世变”（注：王ｙī＠③：《书徐文贞公诗后》，《王忠文公集》卷十七。）。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即认为文事之兴衰率随时代之变迁。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显示了比李梦阳更为开阔的视阈。与李梦阳同为明代“前七子”的王廷相，其文艺生态学思想同样贯穿着情感的主线，与李梦阳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他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心理学家，所持感知论是其文艺生态学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基础：“故神者在外之灵，见闻在外之资，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不能索而知之”，“人心与造化之体皆然。使无外感，何有于动？故动者，缘外而起者也。”（注：王廷相：《雅述上篇》。）倘无与客观外界相接触，没有对世事的“实历”，即使圣哲也无以为知。人的思维、情感盖“缘外而起”。王廷相的这种唯物主义的心理学理论，融渗在他的艺术审美情感论中，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生态论的蕴味。在他看来，情感是人在外界事物的刺激下产生的，所谓“憎爱哀乐，外感之迹”，“喜怒者，由外触者也”（注：王廷相：《雅述上篇》。）。但是，情感又不仅仅是人对外物的简单反映。王廷相指出：喜怒哀乐，其理在物；所以喜怒哀乐，其情在我，合内外而一之道也。在物者感我之机，在我者应物之实。不可执以为物，亦不可执以为我，故内外合而言之，方为道真。（注：王廷相：《雅述上篇》。）大千世界，人的各种状况不同，心理素质、接受状态有异，因此对外界的体验也不尽一致。情感的产生，既有外物影响作为前提，又有自我感应条件相作用，“合内外而一之道也”，即应当为主客观相统一。也就是说，人的知觉运动产生情感，而人产生情感也须具备产生情感的主观素质，其才成为可能。王廷相的观点，显然更符合艺术思列为明代“后七子”的谢榛、王世贞，生活在明代中期，其文艺生态学思想同样表现出缘情特征。谢氏认为：“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若索，不易得也。”又说：“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凡登高致思，则神交古人，穷乎遐迩，系乎忧乐。此相因偶然，著形于绝迹，振响于无声也。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观则同于外，感则异于内，当自用其力，使内外如一，出入此心而无间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法无崖矣。”（注：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谢榛认为作诗的奥妙在于特定的时空之引发，这无疑是特别强调和重视了诗歌创作的社会与自然外物的影响。同时，他也认识到，在关乎诗歌创作的景与情两者间，它们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即所谓“孤不自成”，“两不相背”。诗歌作品是作家观于外而感于内的成果。谢榛把客观外物视为作诗“媒介”，将由外界感刺而来的情感目为诗之胚胎和魂魄，是十分恰当的，是其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形象概括和归纳。谢榛对文艺的生态学思考，还表现在外在环境与作家审美心理相互关系方面。其曰：“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蕴乎内，著乎外，其隐见异同，人莫之辩也。熟读初唐、盛唐诗家所作，有雄深如大海奔涛，秀拔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唇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注：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外在环境的影响，构成了作家特定的审美心理（养气），而这种不同的审美心理，也就决定了作家作品的独特风格。谢榛以唐诗为例所论证的这一观点，展示了东方生态诗学的特有魅力。也许，谢榛的这样一段话更令人回味：“作诗譬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曲米为料，酿成则醇味如一。善饮者历历尝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镇江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做乎不同故尔。”（注：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这一比喻说明，作家受外在环境影响所得不同的创作赋性，使作品的“醇味”必然殊异。谢榛所言各地方风味之酒，既是虚言指喻，又有实义含藏，展示出谢氏的文学地域意识。王世贞是“后七子”的理论代表，其诗学具有以情论诗的特征。虽然也主张“感物而动”、“形之于声”，如其曰：“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其精神发于协气，而天地之和应焉；其精神发于噫气，而天地之变悉焉。”（注：王世贞：《金台十八子诗选序》，《四部稿》卷五十六。）但其落脚点更为切近文学本体。他说：“自楚、蜀以至中原、山川莽苍浑浑，江左雅秀郁郁，咏歌描写须各极其致。吾辈篇什既富，又需穷态极变，光景常新。”（注：王世贞：《与徐子与书》，《ｙǎｎ＠④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八。）可以见出，王世贞对自然的观察，远比他的同时代人视境更为阔大。作家置身于这样的外在环境中，在接受自然作用的同时，还要更多地从中引发出富有新意的创作。这是王世贞的独到之处。然而，王世贞的高远见解，更表现在关于南北曲的论述中。他对南曲北曲的不同风格做了这样的分析：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韵。此吾论曲三昧语。（注：王世贞：《曲藻》。）王世贞以地域角度观察北曲和南曲，从字词用调、情感表征、板弦运用、演奏方式、气度强弱等多方面，对南北曲因地域不同而形成的风格，做了相当中肯、颇具才情的论述，在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领域中是最具特色的。在明代，堪称文艺生态学思想大家者，当为思想家、文论家李贽。在他的艺术理论中，童心说是最著名并为人们所熟知的主张。童心者，真心也。李贽认为艺术应表现人的“童心”，表明了市民阶层要求思想和个性解放的呼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史上有重大意义。在关于童心说的表述中，李贽指出：“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注：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在李贽看来，人的“童心”的失却，童要的一点是“有闻见从耳目而入”，“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闻见和道理“主于其内”便造成了“童心失”。李贽这里所言“闻见”与“道理”，虽然并非指耳目所能感知的一切外物，和目力所及的一切识见，但李贽仍是指认其为某种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即对人产生影响的人为设定之虚假社会环境。这就使李贽童心说这一重要美学论说，内含了社会生态学的意义。基于“满场是假”的社会环境，李贽提出“发愤著书”说，其成为其文艺生态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他说：“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注：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卷三。）李贽所论，揭示出社会事件的刺激对作者进行创作有巨大的激励作用。他还曾这样说道：“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注：李贽：《杂说》，《焚书》卷三。）这里，李贽指出了社会环境对艺术创作影响的两种形态。其一是“蓄极积久”的影响。客观社会的各种事物，对作者的思想与心灵日积月累地产生作用。这是一种量的堆积。其二是见景生情的触发。经年积累于心之物，必然届时造成“势不能遏”的倾吐之状。然而这种宣泄，必以某一种社会物状为媒介，得到触发后方能尽情倾泻，乃至“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注：李贽：《杂说》，《焚书》卷三。）。李贽的蓄愤成诗说，细腻深刻地描述了社会环境影响文艺创作的基本点和过程，比起他前辈的同类观点，显得更为透彻、精炼和全面。与“发愤著书”说相联系的，是“感时”说。就文艺生态学的题旨而论，后者有更鲜明的直指性。李贽说：“文非感发已，或出自家经画康济，千古易者，皆是无病呻吟，不能工。”（注：李贽：《复焦漪园》，《续焚书》卷一。）所谓“感时”，即作家对所置身的社会环境的感受，从这种感受中孕育而成文旨，点示了社会人文背景对文学创作的前提作用。那么，李贽“感时”说的蕴义何在呢？我们且看他这样一段话：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注：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李氏此言意在批评当时文坛盛行一时的复古文学思想。但从中却表露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文艺生态学观念，即文学作品的样式与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的；新的社会，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必然有反映和表现它的作品产生。而这些被称誉为“古今至文”的作品，又作为人文环境的组成部分去影响此后一代又一代的作李贽就此又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分析。他认为，《水浒传》便是作者“感时”之作。有那样的“时”，必然有反映那样的“时”的作品：“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致驯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注：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卷三。）《水浒传》的作者正是面对宋明以来这样一个黑暗、腐朽、多难的社会态势，感而发之，执笔为著的。文撰至此，很容易令人想起李贽同时代人怀林的与其相类的言论。他从对《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切入，做了更为详深的阐发：“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妇人，然后以扬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然后以卢俊义之贾氏、李固实之。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注：怀林：《卷首・〈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怀林认为，《水浒传》中的各类人物虽系作者“捏造”，但确是社会生活中“先有”，若非如此，作者即使倾尽心血、闭门苦思，也是写不出来的。这就极其鲜明地指出了现实环境对小说创作的重大作用，是对李贽所论的更明确具体的补充。深受李贽影响的公安派，其文论具有鲜明的生态学特色。这一流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是当时文坛主张趋时的新派人物，因而理论上极力强调时代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时道既变，文以因之”，便是他提出的著名论点。他说：“古不可优，后不可劣，若使今日执笔，机轴尤为不同。何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之日文而已矣。”（注：袁宏道：《与江进之书》。）在他看来，“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注：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古今相异，时代有别。而世运既变，则“文随时转”。当今之人“事今日之事”，也必“文今之日文”。因此，“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厚不可以优劣论也。”（注：袁宏道：《叙小修诗》。）袁氏的《雪涛阁集序》，在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堪称重要之作。此文提出了若干重要论点。其一，他认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妍媸之质，不逐目而逐时。”这也就是说，文章不是凭空而降，而是由古自今随社会历史发展演变而形成，因此，文章品格的高低，也就为时代情势所决定。袁宏道在这里指出文章批评的价值尺度受社会时代所制约，而绝非取决于纯粹的个人好恶。而他批评拟古主义“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注：袁宏道：《诸大家时文序》。）之说，又表明了文艺批评要知世论文的意向。其二，袁宏道认为：“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这就揭示了文之变化的某种规律。诗文的章法、风格必然经历由兴起、流盛、衰敝进而被一新的章法、风格所替代之过程。而新的章法与风格仍然会经受由盛而衰的历程。在这种由世运变化所引起的诗文演变的交互更迭的历史改革中，新的风格与章法当在“矫枉过正”中确立。这是确有见地之论。此外，袁宏道对地域与文学之关系，亦有思考与论析。他指出：“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他认为地区不同而导致民风有异，由此造成了楚地诗风的独特性。这种分析显示了文艺生态学的新颖视角。袁宏道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在这一领域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对世运与诗文关系的思考和有关规律的总结归纳，具有极高的价值，若将袁宏道视为继刘勰之后对“时变文因”说论述得最为充分者，并非过誉之辞。总观明代文坛，在其论著中表达出文艺生态学思想的文论家，还不仅仅只限于上述文论家。袁宏道之弟袁中道，对其兄的“时变文因”说持赞同态度，认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一方面，他感到“诗莫盛于唐”，其“览之有色，扣之有声，嗅之若有香，相去千余年之久，常如发硎之刃、新披之萼”（注：袁中道：《宋元诗序》。），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唐诗固有高格，但宋诗亦有“精采不可磨灭处，自当与唐并存于天地之间”，所谓一代有一代之风格。而这种不同，皆因时所致，“有气行乎其间”（注：袁中道：《宋元诗序》。）。从而由文之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将致变原因觅见，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比宏道所论更加细腻深入。李维桢指出：“格由时降而适于其时者善，体由代异而适于其体者善。”（注：李维桢：《亦适编序》，《大泌山房文集》卷二十一。）胡应麟认为：“四言不能不变而五言，古风不能不变而近体，势也，亦时也。”“诗之体以代变也”，“诗之格以代降也”（注：胡应麟：《诗薮》。）。冯时可言道：“西汉简质而醇，东京新艳而薄，时之变也。”（注：冯时可：《雨航杂录・两汉文章》。）屠隆论曰：“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汉文典厚，唐文俊亮，宋文质木，元文轻佻，斯声以代变者也。”（注：屠隆：《诗文》，《鸿苞节录》卷六。）比较一致地表明了时世对文学体制、风格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此时的文论家，对地域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与前述的李梦阳、王世贞、袁宏道等也有一致的看法。唐顺之说：“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而先王律之以中声者。”（注：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荆川先生文集》卷十。）屠隆说：“周风美盛，则《关睢》、《大雅》；郑、卫风淫，则《桑中》、《溱洧》；秦风雄劲，则《东邻》、《驷＠⑤》；陈、曹风奢，则《宛丘》、《蜉游》；燕、赵尚气，则荆、高悲歌；楚人多怨，则屈骚凄愤。斯声以俗称。”（注：屠隆：《鸿苞集》卷十八。）王骥德说：“剧之与戏，南北故自异体”，“北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方工字句，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句字，故以色泽胜”（注：王骥德：《曲律》。）。许学夷说：“诗文与风俗相为盛衰”（注：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一。）。他们认为民风民俗对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这无疑大大丰富了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内涵。至于晚明黄宗羲所持诗原本论――人在“天道之显晦，人事之治否，世变之污隆，物理之盛衰”的环境中，“推荡磨励”，必有不平，发而为诗（注：黄宗羲：《朱人远墓志铭》。），基本上是昌黎所论及明代李贽“发愤著书”说的复述，已显得新意无多了。至此，中国古代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历史，开始步入自己的最后一个朝代。【责任编辑】薛勤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山下加钦＠②原字木加秉＠③原字礻加韦＠④原字合下加廾＠⑤原字马加（哉字中口换成呈并去掉上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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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出现异常温暖气候新华社赫尔辛基５月４日电据《赫尔辛基新闻》今天报道，今年以来，芬兰南部地区出现异常温暖气候。昨天，首都赫尔辛基的气温达２５・３摄氏度，比以往同期气温高出１６度，创１５０年以来同期气温最高纪录。今年头４个月，芬兰南部地区的气温普遍高于往年同期水平，全国４月份平均气温比往年高２到４度。今年的春天提早４到５周到来，在芬兰南部和中部地区桦树提前２到４周发芽吐绿，芬兰西南部地区的野樱桃也提前一个月开花，候鸟飞回芬兰南部地区的时间也早于往年。芬兰气象局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芬兰气候发生明显变化，温室效应是其原因之一。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集聚所形成的温室效应使地球高纬度地区温度上升，其幅度明显高于赤道地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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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材料工艺AEROSPACE MATERIALS & TECHNOLOGY1999年 第29卷 第5期 Vol.29 No.5 1999固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现状和前景展望*林德春 张德雄 陈继荣文 摘 介绍当今导弹和航天用固体火箭发动机主要构件燃烧室绝热壳体和喷管材料应用现状，讨论了该领域金属材料、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碳基和陶瓷基复合材料的技术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关键词 固体火箭发动机，火箭壳体，火箭喷管，复合材料A Review of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theMaterials for Solid Rocket MotorsLin Dechun Zhang Dexiong(Xiangyang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 ofXi'an Xi'an 710025)Chen Jirong(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the materials in major components of solid rocket motors for missiles and space launchers is presented. Trends in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the metals, polymer-matrix composites, carbon and ceramic-based composites in the field of solid rocket motor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Key words Solid propellant rocket engine，Rocket case，Rocket nozzle， Composite material2 喷管材料固体发动机喷管属于非冷却型,工作环境极其恶劣。特别是喉部的高温、高压二相流燃气的机械冲刷、化学侵蚀和热冲击十分严厉,材料选择是现代固体火箭推进的重大关键技术。早期的喷管多使用复合型结构,即以金属或高强度玻璃钢为结构材料,高熔点金属或优质石墨为耐热―吸热材料,烧蚀型增强塑料为绝热材料。其结构复杂,配合界面多,质量大,工艺周期长,也增加了不可靠度。80年代以来,发展高性能固体发动机的主攻方向由“高能”转向“轻质、可控”,对降低喷管质量的要求十分迫切,高性能发动机喷管冲质比要求已达到150 000 N.s/kg以上。正是性能优异的多向编织碳/碳材料的涌现,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矛盾,实现了喷管技术的飞跃,表3列出几种先进固体发动机喷管材料应用情况。表3 先进固体发动机喷管材料应用［2］发动机喉衬扩张段材料延伸出口锥材料材料密度/g.cm－3美国惯性顶级SRM―2 3D C/C1.92D C/C2D C/C美国星系发动机STAR62 4D C/C－3D C/C－美国侦察兵火箭第三级 4D C/C1.88CT/P*－西欧阿里安―5火箭助推器 3D细编C/C1.75CT/P－西欧远地点发动机MAGEⅡ4D C/C－2D C/C2D C/C中国通讯卫星远地点发动机整体毡C/C1.80CT/P－法国M4导弹各级4D C/C－CT/P－美国MX导弹各级3D C/C1.88～1.92CT/P2D C/C2D C/C美国侏儒导弹各级3D C/C－3D细编C/C细编C/C前苏SS―24导弹第二级CF/PG**1.96CT/P2D C/C3D C/C*碳布/酚醛;**碳纤维/热解石墨。2.1碳/碳复合材料碳/碳复合材料是一种碳纤维增强碳基体复合材料,它具有一系列优异性能,特别适于固体发动机喷管应用。其抗拉强度是高强石墨的3～8倍,模量是7～12倍;抗热震性能优良;耐烧蚀性强而均匀,且可预示性能特别好;性能可设计性突出;便于制成大型、复杂形状的产品,因而为整体式喷管创造了条件。采用碳/碳材料后大大地简化了喷管设计,喷管质量减轻30%～50%,已成为固体发动机喷管喉衬的首选材料,应用十分普遍。尺寸最大的碳/碳喉衬内径已达900 mm;先进的发动机,如美国MX导弹、“侏儒”导弹等多使用无支撑件的整体式喉衬入口段组件(ITE),继后还开发了整体式喉衬出口锥组件(ITEC)。当前先进的碳/碳喉衬密度为1.87g/cm3～1.97g/cm3;环向拉伸强度75 MPa～115 MPa;烧蚀率取决于燃烧室压强及推进剂等因素,一级发动机烧蚀率范围为0.20mm/s～0.34mm/s,二级发动机为0.13mm/s～0.19mm/s,三级发动机为0.08mm/s～0.13mm/s［2］。大部分喉衬预制增强件采用3D和4D编织成型,由微机控制的自动织机完成,精度已相当高。美国主要使用3D编织碳/碳,用软编织或混合编织法成型,法国则比较多使用4D碳/碳,刚性棒编织,各束互成夹角70.5°,纤维体积分数可达68%,因此性能更高些。继后美国在“三叉戟―2”导弹第三级也使用4D碳/碳,高压沥青浸渍,残碳率85%,喉衬密度1.97g/cm3～2.0g/cm3。前苏联在编织工艺上也有自己特色,多使用粗纤维束或碳棒编织,它们的4D编织物是平面三向以60°相交,垂直平面是第四向,这种结构既保持了轴向高强度,又具有良好的抗烧蚀性。80年代末,法国SEP公司又开发了一种称为Noveltex的超细三向预制件编织技术,采用针剌法将各个铺层连接起来,制成材料的剪切强度是普通3D碳/碳的3～4倍。因此特别适于制作截面很薄的部件,最小厚度可达1.9 mm,而且可编织变厚度的结构,是编织工艺的一大创新［15,16］。我国通信卫星远地点发动机喷管喉衬采用的是以整体碳毡为增强体的碳/碳喉衬,密度1.80g/cm3。高性能发动机的喷管出口锥也逐渐趋向于使用碳/碳材料,可延伸锥则基本上都使用碳/碳材料,多数是以人造丝为前驱体的2D碳/碳,典型的发动机是美国的“星”系列上面级,已进行了数百次实际飞行。这种编织物层间剪切强度低,与喉衬间要通过3D碳/碳连接件进行连接,并由3D碳/碳件提供所需的刚度。现在如用Noveltex工艺则可将喉衬、连接件和出口锥制作成一个整体部件,使结构大为简化,出口锥质量和碳/酚醛相比减轻一半［15,16］。 预计在未来一、二十年内碳/碳材料作为固体发动机喷管材料主体的地位不会动摇,它的发展方向将是进一步提高性能和降低成本。提高性能包括原材料改进、新型编织技术和浸渍致密化工艺的开发。近年来还提出了在碳/碳材料表层涂覆难熔碳化物HfC,TaC,SiC,NbC等技术。HfC和TaC熔点高达3 880℃和3 890℃,是已知材料中最高的,涂层后可望大大降低碳/碳材料烧蚀率,实现高的可预示性,承受更高燃气温度或更长工作时间。美国已开发了一种混合涂覆HfC+SiC的碳/碳材料,商品名Ultra―2000;前苏联则成功地制作了HfC、TaC涂层的碳/碳喉衬,并通过固体发动机点火试验演示了它的能力［17］。降低成本是碳/碳材料普及应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是致密工艺的改进。目前已开发的强制热梯度化学气相渗透工艺、快速致密工艺、等离子气相沉积工艺，以及使用新型高残碳率树脂前驱体等均显示了较好的效果。此外,降低成本还可以从提高工艺质量入手,美国大湖复合材料财团通过精确控制预制增强件的碳棒直径,使固体发动机碳/碳喷管编织工艺时间缩短11%,成本降低15%～20%［18］。2.2 烧蚀防热材料尽管碳/碳材料日趋普及,但碳/酚醛、高硅氧/酚醛类烧蚀防热材料在固体发动机喷管中仍不乏使用,主要用在象喷管扩张段一类受热流强度稍低的部件上,美国航天飞机助推器甚至在喷管喉衬也使用碳/酚醛材料,主要根据是成本低。国外典型的碳/酚醛材料有FM5055、MX4957A等牌号,所用酚醛树脂多以Ba(OH)2、NH4OH等为催化剂合成。酚醛树脂耐烧蚀性优良,但重现性不好,烧蚀可预示性差,尽管至今尚未发现因此而导致飞行失败的案例,但这方面原因造成过度烧蚀的例子则是屡见不鲜。烧蚀异常的原因主要是酚醛热解时逸出气体过量,再加上酚醛亲水性强和缩聚时生成的H2O都会降低层间承载能力和树脂玻璃化温度。酚醛树脂典型的改性途径是共聚改性,包括引进氰基、硼元素、芳环有机硅,以及采用二苯醚甲醛树脂、芳烷基甲醛树脂等,都有一定作用。聚芳基乙炔(PAA)是一种极具潜力、最有可能代替酚醛树脂作为烧蚀防热材料基体的树脂。它是一种仅含碳元素和氢元素的高度交联的芳族亚苯基聚合物,由二乙炔基苯和苯乙炔聚合而成。材料中可挥发分质量分数仅10%,理论成炭率高达90%,聚合时无低分子副产物逸出,树脂吸水率极低,仅0.1%～0.2%,而酚醛树脂可高达5%～10%。PAA最主要优点是玻璃化温度极高,热解峰为800℃,热解产物主要是H2,而酚醛树脂仅500℃,热解气体为高分子量烃和含氧烃,可见二者差异之大。美国宇航公司用T―300碳纤维和PAA制作的复合材料试件(密度1.46g/cm3,PAA质量分数29%),室温下层间拉伸强度5.3MPa,400℃时降为1.4MPa;而标准碳/酚醛(FM5055)制作的试件室温层间拉伸强度仅4.2MPa,260℃时已下降到0.3MPa。更突出的是PAA材料的烧蚀重现性极为优良,图1示出两种材料烧蚀性能散布程度比较,演示了PAA作为喷管烧蚀防热材料的能力［19］。图1 碳/PAA和碳/酚醛烧蚀性能比较PAA还是前面所述的碳/碳复合材料致密工艺的一种优良前驱体树脂。这种树脂本身致密性高,残碳率又极高,热解时收缩率低,再加上工艺压强和温度低,这些对于降低工艺成本和提高碳/碳制品可靠性均有重要作用,在实际使用中通常采用二乙炔基苯和乙炔基芘共聚的PAA。PAA的卓越性能亦引起了我国材料界的重视,华东理工大学已成功地合成了PAA试样,正在和应用单位共同开展性能研究。2.3 陶瓷基复合材料新型陶瓷材料具有优异的高温强度,是固体发动机碳/碳喷管和燃烧室之间的热结构绝热连接件的理想材料,还可用于喷管出口锥有关部件,各国都相当重视它的开发。但单一陶瓷材料韧性低,抗热震性差,必须以复合材料形式应用。目前在某些领域已进入实用阶段,法国已建成世界第一座工业化规模的陶瓷基复合材料生产线,主要用于导弹和航天用部件,常用的陶瓷基体是氧化物、氮化物、碳化物;增强材料可以是颗粒、晶须、纤维等,但以长纤维效果最好,如C、Al2O3、SiO2、SiC等纤维。据报道,碳纤维增强的硅―锆氧化物复合材料的断裂韧度已达到9.5MPa.m1/2,而单一陶瓷材料仅为2.2MPa.m1/2;美国Textron特种材料公司制作的SiC纤维/Si3N4在1350℃下抗拉强度达到370MPa。在应用于固体发动机方面,美、法于80年代已合作进行了热结构复合材料的多次发动机点火试验。这种结构件由两个用陶瓷基复合材料制作的环构成,增强方式均为6D型,内外环间用螺纹连接。外环作为燃烧室后极孔接头,和燃烧室复合材料壳体相连,密度1.69g/cm3,用Al2O3纤维增强;内环和喷管喉衬相连,要承受较强热流,因此内层增强为碳纤维,外层为Al2O3纤维,密度1.52g/cm3,这些试验较好地演示了它的工作能力。继后法国又用Noveltex编织工艺开展了大量研制工作,制成的喉衬背壁绝热环密度2.39g/cm3,最高使用温度1800℃,在1000℃下环向拉伸强度80MPa,用以在高温下传递喷管和柔性接头间的作动力矩。这种热结构连接件使喷管设计大为简化,部件数减少50%,质量减轻50%［15,16］。最近,美国又提出了陶瓷基复合材料喷管喉衬的新概念,基本途径是以碳纤维为增强件,以HfC、［Hf,Ta］C、［Hf,Si］C为基体。这种材料无疑具有极优的耐烧蚀性,已作为下一代喷管喉衬的技术方案,但是其实用性还待进一步论证,主要是需求和成本的综合平衡［17］。陶瓷基复合材料研究工作的热点是纳米材料,属于当代材料科学的前沿学科。所谓纳米材料,是指至少在一维上尺寸小于100 nm(0.1μm)的材料,严格地说是指由粒度5 nm～15 nm超细颗粒组成的固体物质。粒度超微使其晶界上的原子数超过晶粒内部的原子数,造成了细晶强化效应、高浓度晶界效应、以及纳米结构单元间的交互作用,使之具备了不同于粗晶材料的一系列奇异的力学、电学、光学、磁学、热学、化学性能。仅以力学性能为例已足以说明。例如纳米金属的强度可比普通金属高5～10倍,硬度高2～3个量级;纳米陶瓷可呈现出难以置信的柔顺性,常温下弯曲180°,或压缩至原厚度1/4也不会破碎。目前纳米材料研究已扩展到科学技术各领域,纳米复合材料(主要是陶瓷基)是纳米材料研究重点之一,通常以纳米粒子为弥散相,以粗晶、晶须、纤维为基本相。大量研究工作表明,陶瓷材料经纳米型复合后强韧性显著提高,高温力学性能尤为明显,成为解决1600℃以上高温结构材料的重要途径。据报道,Al2O3/15%(体积分数)纳米SiC的室温弯曲强度可达1200MPa,K1C=5.0MPa.m1/2,是单组分Al2O3粗晶陶瓷的3倍多;Si3N4/纳米SiC在1500℃下弯曲强度仍达900MPa。强度和韧度提高主要原因是纳米弥散相抑制了基本相晶粒的生长,从而减少了大晶粒缺陷数量;再者是它们属于分子尺度的结合,这种结构处于低能级状态,在应力作用下材料内微裂纹扩展作用受到纳米粒子反射和阻碍,或产生亚晶界裂纹分支而耗散能量,因而遏制了扩展。在固体发动机其它领域,还通过实验演示了在聚芳基乙炔烧蚀防热材料中添加纳米材料,可明显增强其耐烧蚀性能等。纳米材料属于新兴学科,目前尚在开发初期,许多研究工作刚刚开展,工艺上困难也比较多,但它的光明前景是确凿无疑的［19,20］。3 结语固体火箭发动机对使用的材料要求极高,材料品种也相当多,往往代表着当代材料科学的最先进水平。在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各种先进材料曾引起发动机性能的多次阶跃,作出了重大贡献。进入新世纪后,高新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是日新月异,各类新型复合材料,包括树脂基、碳基、陶瓷基、金属基复合材料均将呈现更加迅猛发展的势头,属于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的纳米复合材料和智能复合材料,也将步入实用阶段。这些将有力地激励着固体发动机技术的变革和进步;而原材料和工艺成本的不断降低则将推动着固体发动机拓展更宽广的应用领域。*续1999年第4期林德春，1936年出生，研究员，主要从事树脂基和碳基复合材料及其构件研究工作作者单位：林德春 张德雄(西安向阳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西安 710025)陈继荣（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 200237）参考文献15 Broquere B H.Carbon/carbon nozzle exit cones SEP's experience and new developments. AIAA 97-264716 郭正.俄罗斯和乌克兰碳/碳复合材料研制情况和特点.出国考察技术报告, 1994;(1):190～19217 Suryanarayanna C.Nanocrystalline materials: A critical review. In:Proc.of the symp.of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erformance materials for rocket engine and space applications.Illinos,199418 Simler J.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program for improvement in productivity and cost in carbon-carbon rocket nozzles.In:42nd Intern, SAMPE Symp., 1997:1196～120819 Katzman H A.Polyarylacetylene-matrix composites for solid rocket motor components. AD A30205320 陈大明.纳米陶瓷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材料导报，1997;(5):67～71(续完)收稿日期：1999－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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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家风湿病专门医院在天津开业新华社天津５月１５日电（天津日报记者徐锦标、本社记者杜继昌）全国第一家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类疾病的医院――津华风湿类疾病医院，今天在天津市开业。风湿类疾病是一种多发病、常见病，严重危害着人民的身体健康。据了解，目前全国约有３０００多万风湿类疾病患者。风湿病专家、天津市中西医结合风湿类疾病研究中心主任王兆铭研究员，在各方大力支持下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办起这所全国首家专科医院。这所医院广集全国对风湿病的各种有效治疗方法，并定期邀请全国著名风湿病专家来院应诊，为患者提供良好医疗条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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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体育科学ZHEJIANG SPORTS SCIENCE1999年 第21卷 第4期 No.4 Vol.21 1999对高校体育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探讨董晓虹 姜建华摘要：高校的体育教育目标是提高学生身心健康水平以及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转变传统观念，变生物体育观为终身体育观。同时，提出高校体育理论教学的改革新思路。关键词：高校体育；素质教育；体育理论课中图分类号：G807．4；G898 文献标识码：ADiscussion on implementing quality education in college PEDONG Xiao-hong，JIANG Jian-hua（Department of PE，Hubin section of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31，China）Abstract：PE in college should help to improvestudents’comprehensive physical quality and cultivate their creative power． The first and foremost thing is to convert our concept．That is to form a view of life long PE instead of views of biological PE． Meanwhile， during the course of practising qualityed ucation incollege PE， the new method should be promoted that the number of theoretic lessons should be increased．Keywords：college PE；quality education；theoretic lessons of PE1 问题的提出长期以来，高等学校的体育教学是以“技术教学”为主的形式进行的，且教学中有相当时数用于技术或理论考试，这种教学方式严重影响了体育教学的实际效果。素质教育是对目前教育中存在的“应试教育”而提出的教育改革思路，它是以培养和提高全体学生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的教育思想。体育教育也应该改变偏重“技术教学”的倾向，实施素质教育。在体育教育中，除了采用针对性强的技术教学手段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掌握必要的技能以外，培养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能力和习惯，增加体育理论课时数和教材教法改革，是实施体育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2 基本思路高校的体育教学改革，应根据学校体育的任务并围绕素质教育的要求，确立以理论课现技术课相结合，促进学生体育素质全面发展的主导思想。2．1 转变传统体育观念，确立终身体育的教育指导思想，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根本保证我们在对高校体育教育模式进行全面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紧紧把握提高学生素质教育水平的大方向，扩大体育理论课教育的范围，根据培养对象的特点及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以更新观念为起点，以课程结构、师资培养、教学内容与评价方法的调整为手仙，保证素质教育在学校体育中的贯彻实施。2．1．1 确立终身体育的教育目标。体育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学生终身受益，俣进身心两方面的健康发展，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健康水平。这就要求体育教师树立以终身体育教育为目标的教学指导思想，通过“教”与“学”的双边交流，使体育教学充分体现现代体育发展特色，使体育教育真正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体育教育要以培养学生从事体育活动的能力和习惯为主，加强学生体育意识的培养，同时注重传授科学锻炼与自我保健的方法，重视引导学生主动地进行体育实践。开展教学改革与研究，从根本上改变学校体育教育“短期效益”的局面。2．1．2 树立“身心”统一的教学观。体育教学，要把育体和育心有机地寓于“技术”教学与“理论”教学结合之中，使学生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所谓育心，就是在学校体育中，结合不同的内容与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心理素质培养。在现代社会，发展日益加速，竞争日益激烈，对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人的成功需要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协调发展。所以，体育教学要充分运用体育所特有的教育功能，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结合专业特点，提高学生的体育文化素养和竞争意识。2．2 全面调整，适应素质教育的发展需要高校体育蕴含着丰富的素质教育内涵。体育教学如何有效地实现素质教育，我们认为以下述几方面的问题是要引起重视的。2．2．1 优化教师队伍。师资队伍建设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保证。要培养跨世纪的高素质人材，体育教师必须完善现代知识的基本结构，并与实际需要相结合，塑造出一知识―技能”型的师资队伍。根据未来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人材的需求，在重视体育教师学历培养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教师参与本专业相关的跨专业、跨行业的技能培训，使每位教师具有一至两项专业外的教学特长，形成一支具有时代特征，一专多能的高素质教师队伍。2．2．2 课程结构的调整。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是调整课程结构。现行的课程结构，虽然以过多年的沿革有所改变，但总体还是摆脱不了“应试教育”羁绊，重实践轻理论，重共性个性，这种应付考试的形式严重压抑了学生体育素质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调动不了学生学习体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调整原有的课程结构，新增一些学生喜爱的、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信心、交往能力及终身受益的知识和技能的体育教材。如：结合运动医学、康复医学的专业知识，向学生传授“体医结合”的体育保健、体育医疗、体育康复三位一体的系统知识；结合保健按摩师的技能教学，解决保健课学生教学难这一学校体育教育“老大难”问题；通过“运动处方”介绍，使学生能够自己控制运动量，进行自我体质评价，以及对学生进行“社会体育指导员”、“保健按摩师”等有关职业技能的指导，为学生今后参与社区的体育活动及运用科学的知识技能开展体育保健自我服务与社会服务创造条件。对于一些技术难度大、危险性高、锻炼效果差的教材内容大胆地进行削减，根据这一设想，我们认为理论课与技术课之比大致定在3∶7左右为宜。2．2．3 加强教法改革。在教学过程中，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启发教育，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各项体育活动学习，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对于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指导学生开动脑筋，培养学生对问题主动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积极态度。2．2．4 重视能力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正确的学习方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条件。在教学中，教师多采用一些新内容、新教法，从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着手，激发学生对新知识的好奇心、求知欲。传授科学的锻炼方法和体育保健知识，使学生自己能开“运动处方”，能实行“医务监督”。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自我锻炼、自我评价的能力，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2．2．5 建立新的评价方式。体育课的考核及等级评定办法对正确贯彻素质教育意图起导向性作用。现行的体育成绩评定，倚重于技术考试。体育理论成绩所占的比例偏低，仅占10％－20％。根据素质教育的目标定位，必须建立有利于激励学生体育素质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评价指标应反映学生的生理、体能、知识、技能的状态，且具有代表性。在等级评定的区间值确定上既要根据学生现状附合正态分布的要求，同时有合理的定位期望值，以激励学生。使体育评定分数能较客观地反映学生个体全面体育素质在所处群体中的等级地位。避免传统的体育考试因体育专项不同，教师主观掌握尺度不一，评价体系复杂而造成方法上的误差，这种误差有时竞达1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定办法，是客观反映体育素质教育的结果，有序调节学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3 小结学校体育应该以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增强学生体质为根本目标。达到这一目的并非每周两学时体育实践课所能保证。众所周知，单从锻炼时间的角度讲，每周两学时远未达到“体育人口”的评定标准，更何况受传统竞技体育教学思想影响，其间相当大的部分“消耗”于传授学生“力不从心”的高技术含量的运动项目上，效果的不理想，是有目共睹的。究其原因是长期来我们一直把一门“体育课”当作“训练课”来对待，来操作，而忽视了对“体育课”的特征与内涵的理解，说到底，还是传统竞技体育观念的表现。我们认为：学校体育课与其它专业课在本质上并无根本区别，培养学生过程中的“双边”关系，正如俗话讲的“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课堂教学应以传授知识，技能和方法为主，而提高则要靠自己通过大量的实践来实现。因此把体育课的教学重心“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增强学生体质”这一任务实现的途径引导到课余体育锻炼、双休日休闲体育娱乐、趣味体育活动及一定层次和水平的体育竞赛等与学生自我完善密切相关，与个人兴趣与特点紧密结合的全民健身社会体育大环境，这才是学校体育教学为培养高素质人材，为社会发挥体育功能的唯一出路。作者简介：董晓虹（1966－），女，浙江衢州人，浙江大学讲师．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体教部，浙江杭州 310031参考文献［1］ 符 谦．对学校体育实施素质教育的思考［J］．沈阳体育学报，1999，（1）．［2］ 赖天德．试论素质教育与学校体育改革［J］．中国学校体育，1998，（1）．［3］ 郭 洪．未来学校体育发展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安徽体育科技，1999，（1）．收稿日期：199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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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研究与发展JOURNAL OF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1999年 第36卷 第8期 Vol.36 No.8 1999基于QoS控制的连续媒体服务任务调度张拥军 刘 晔场〕赂＝摘 要 连续媒体服务如视频、音频等是一类新的实时应用，要求在一统一的操作系统框架内支持强、弱实时应用（任务），而传统的操作系统（如UNIX或者Windows NT）中的调度策略不能很好的支持该类应用.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QoS描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支持连续媒体流的、基于QoS的启发式任务调度算法，该算法综合考虑了多媒体任务的成功率和连续失败数，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尽量保证所有媒体流的服务质量.文中通过模拟、比较对该算法进行了评价.关键词 QoS， 任务调度， 连续媒体流中图法分类号 TP37TASK SCHEDULING BASED ON QoS CONTROL FOR CONTINUOUS MEDIA SERVICESZHANG Yong-Jun, LIU Ye, and CHEN Fu-Jie(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3)(Graduate School, Un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Beijing 100039)Abstract Continuous media service is a new kind of real-time applications. It requires that hard and soft real-time tasks should be supported in an integrated operating system framework. But the scheduling policies in traditional OS（e.g., UNIX or Windows NT）can't support this application to the best.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QoS method, based on which a QoS-based heuristic task scheduling algorithm supporting continuous media streams is described. The algorithm takes into account the success ratio and consecutive fail count of multimedia tasks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all media streams. Finally, simulation and comparison are performed to valid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algorithm.Key words QoS, task scheduling, continuous media stream1 引 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对其应用的支撑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系统中的任务调度技术，与实时任务调度理论和算法的结合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目前在实时调度领域取得的成果主要是基于强实时约束的调度算法和调度策略，如earliest deadline first（EDF），rate monotonic scheduling（RMS）［1］以及它们的一些改进或变形［2，3］等, 算法也主要被用在强实时（hard real-time）应用领域.在强实时系统中，要求所有的任务在规定的时间期限（deadline）内被调度完成，否则就可能造成大的灾难或大的损失.而在多媒体这类新的实时应用中，少数任务（在一定的阈值内）没在期限内完成，并不会造成大的损失.例如，在连续的视频流或音频流中，少数数据帧的丢失或不能及时处理，并不会导致其QoS明显地下降，因此多媒体应用系统被称为弱实时系统.正是由于多媒体应用的这种特殊性，如何高效地利用系统中的各种资源为人们所关注.因此研究适用于多媒体系统的任务调度算法成为当前实时与多媒体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目前，一些多媒体服务器采用UNIX或NT平台，对多媒体任务的调度一般就直接借用UNIX或NT中的调度器，采用分时或简单优先级的调度策略，这样显然不能很好地处理具有软实时约束的多媒体任务.文献［4］提出了基于带宽划分的multimedia server algorithms，该算法中的任务的QoS是通过多媒体服务器占用CPU时间的比率来实现，但该算法复杂，实现比较困难.文献［5］提出了一个应用于多媒体数据流的多帧任务模型，但当任务的每个实例的执行时间发生变化时，有可能导致大部分任务都不能在规定的期限（deadline）内完成.本文先提出一种对多媒体任务进行QoS描述的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QoS控制的连续媒体流服务器调度算法.把对连续媒体流的服务作为周期性任务处理，如视频流平均33ms要处理一帧，任务能被调度在其时间期限内完成，则认为任务成功，否则失败.而服务的QoS参数是通过任务的最小成功率和允许的最大连续失败数来描述.较之过去的算法，QoS参数单纯采用任务的成功率来描述更为准确地刻画了连续媒体流被服务的质量，避免了某些媒体流任务因连续不能被正确调度执行而导致的QoS下降.通过模拟，并与普通的分时、EDF调度算法比较，本文中提出的算法具有较好性能，且容易实现.2 任务模型及调度算法在连续媒体（如VOD）服务器上，对每条视频或音频流的处理都可以认为是一个任务，即一个可被调度的实体，并把每条媒体流的处理当做周期性任务，描述为（C，P），C为任务的执行时间，P为任务的执行周期.如视频流的处理速度应达到30帧/s，假设把每帧的处理作为该任务的一个实例.这样，每个实例的处理时间相当于有了约束，需在33ms内完成；而且，视频流的处理可视为由执行周期为33ms的任务序列构成.我们把在约束时间内完成的实例称为实例成功，否则称为实例失败.对于每条媒体流的QoS控制，用3个参数来描述：S，Q，F，即在对S个连续实例处理中，至少要成功完成Q个，而且连续失败的实例数不能超过F个.称Q/S为任务的最小成功率，称F为任务允许的最大连续失败数.如果服务器调度导致某条流S个连续实例中多于S－Q个实例失败，或失败的实例连续的出现超过F个，则认为服务器的任务调度没满足该媒体流的服务质量（QoS）.对于周期性任务集，采用EDF或MLF（min laxity first）调度算法，如果CPU的总利用率，那么该任务集可被正确调度［1］.但当任务集的CPU利用率超过1时，若再采用EDF或MLF调度算法，结果将无法预测.在多媒体应用系统中，像视频流和音频流，只要满足一定的QoS，就认为是可接受的.因此当系统负载较大时，可在QoS允许的范围内，通过适当降低某些任务的服务质量，来保证系统中所有任务的服务质量.2.1 任务模型考虑通常情况，假设系统中有n个强实时任务和m个多媒体任务运行与一台单CPU服务器上，任务模型如下：系统中强实时任务的描述：系统中多媒体任务的描述：任务都定义为周期性执行.其中，ri为任务Ti的初始释放时间；ci为任务Ti最坏情况下（worst-case）的执行时间；pi为任务Ti的执行周期.Ti,j为任务Ti的第j个实例，Ti,j处理媒体流的某个数据单位，如视频流中的一帧.由于目前通常使用的数据压缩技术，Ti,j的处理时间可能与Ti,k不同（j≠k）.因此，Ti,j的释放时间可定义为ri＋（j－1）×pi，完成时间期限（deadline）可定义为ri＋j×pi.如果Ti,j能在deadline之前正确完成，则认为成功，否则认为失败.Si，Qi的意义为在任务Ti连续执行的Si个实例中，至少要成功Qi个，因此Qi/Si为任务Ti的成功率.Fi为任务Ti允许的最大连续失败任务数.多媒体任务的QoS是由参数Si，Qi和Fi来控制，也就是说对多媒体任务的调度必须满足Qi/Si的成功率，而且要防止出现Fi个任务连续调度失败.参数Fi的引入避免了只用成功率来描述多媒体任务而放弃质量的片面性.在系统中，必须保证强实时任务在其时间期限内完成.因而对于多媒体任务，其优先级设置一般要比强实时任务低.2.2 基于QoS控制的调度算法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当系统负载较大时，为避免少数任务连续失败，而将可能的任务失败分布于所有的任务中，以尽量保证所有任务的QoS.下面讨论如何将多媒体流的QoS描述映射为其任务执行的优先级.采用启发式的优先级赋值方法，用函数H(T)为每个媒体流任务计算优先级.根据QoS参数，H(T)要考虑任务执行的成功率，还要避免任务连续失败的情况.因此在H(T)中要有参数表示上述内容.H(T)的定义如下：其中：表示在Ti中最近已经连续出现的实例失败数；表示Ti最近Si－1个实例中总共失败的次数.的统计可通过移位寄存器或软件移位来实现.如为Tj的最近Si个状态，ζ＝1表示实例执行成功；ζ＝0表示失败.π(Ti)表示任务Ti即将执行实例的重要性，如在视频流中I帧的处理应比P帧和B帧的优先级高.π(Ti)的取值范围在0与1之间.图1 任务调度模型示意图α，β，γ为调节系数，可根据需要调整.α与β的比值代表了任务的成功率与连续失败数在优先级赋值中的重要性.我们定义H(Ti)值越大，表明为当前赋给Ti的某个实例的优先级越高.H(Ti)的计算公式相对地说明了某条媒体流任务当前实例的重要性，也充分地体现了QoS参数对媒体流服务质量的控制.如果有多个任务计算得到的H(T)值相同，则采用EDF算法对它们进行内部的优先级排序.系统的任务调度模型如图1中所示.3 算法性能评价我们通过模拟对基于QoS控制的调度算法进行评价.采用两种方法，分别与分时调度算法和EDF调度算法进行比较.图2 算法模拟结果13.1 与分时调度算法的比较模拟设置的参数包括服务器的平均负载和每条流的QoS参数.通过模拟求得多媒体流的QoS不能被调度满足的概率，即调度失败率，并与分时调度算法进行比较.模拟中，连续媒体流任务数总共为15个.为了方便，所有媒体流的QoS参数设置相同：α＝β＝1，分时调度算法的时间片设为1ms.算法模拟与比较的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2所知，与普通分时调度算法相比，基于QoS的调度算法更适合于处理连续媒体流任务.尤其当系统负载较大时，算法调度任务的失败率低，能较好的满足多媒体任务要求的QoS.3.2 与EDF算法的比较模拟中，连续媒体流任务数总共为10个.所有媒体流的QoS参数设置相同：α＝β＝1，S=30，Q=24，F=4..那么，Ti,j的时间期限(deadline)为j×Pi，EDF算法根据此deadline来调度.假设系统中所有任务的初始释放时间为0.图3中纵坐标表示任务被调度的成功率，横坐标为系统中的任务编号.图4中的纵坐标表示任务连续失败次数超过QoS参数的概率.根据图3、图4中的模拟结果，EDF算法不能调度编号为4，7，10的任务满足期望的QoS.而采用基于QoS控制的调度算法能满足所有任务的QoS.图3 算法模拟结果2图4 算法模拟结果34 允许控制在实时应用系统中，为了保证系统中的任务能在规定的deadline之前完成，当新任务进入系统时，往往需要进行允许控制.新任务T（多媒体任务）＝（C, P, S,Q, F）请求执行，其中C，P，S，Q，F的含义同上定义.进行允许控制的计算公式为判断式（2）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则新任务可以进入系统执行，不会导致其它任务的QoS服务质量降低到允许的QoS之下；如果不成立，则拒绝新任务.其中,m是系统中已有任务.上标rt与mt分别表示实时任务和多媒体任务.5 结束语本文针对连续媒体服务提出了一种新的QoS表示，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QoS的启发式任务调度算法，并通过模拟、比较证明了算法的有效性.作者简介：张拥军，男，1972年1月生，博士研究生.现主要研究方向为实时和容错系统、多媒体.刘晔，女，1971年生，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多媒体技术和ATM网络.陈福接，男，1935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分布式多媒体技术.作者单位：张拥军 陈福接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长沙 410073刘 晔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9参考文献1 Liu C L, Layland J W. Scheduling algorithms for multiprogramming in a hard real-time environment. Journal of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Machinery, 1973, 20(1): 46～612 Sha L, Rajkumar R. Generalized rate-monotonic scheduling theory: A framework for developing real-time systems. Proc of the IEEE, 1994, 82(1): 68～823 Tindell K W. An extendible approach for analyzing fixed priority hard real-time tasks. Real-Time Systems, 1994, 6(2): 133～1514 Hiroyuki Kaneko, Stankovic J A. Integrated scheduling of multimedia and hard real-time tasks. Umass Computer Science Technical Report. 1996, 96～435 Mok A K, Chen D. A multiframe model for real-time tasks. In: Proc of 17th Real-Time Symposium, 1996. 22～29收到日期：1998-09-28修改日期：1999-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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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600 【原文出处】东南学术 【原刊地名】福州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3～15 【分 类 号】F11 【分 类 名】理论经济学 【复印期号】200012 【 标 题 】新经济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 作 者 】金晓斌 【作者简介】金晓斌，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从对传统经济学挑战的角度，对新经济进行初步的理论分析。主要结论是：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和菲利普斯曲线已经不适 用于解释新经济；经济规模呈级数级增长，而交易成本呈级数级降低，规模经济与交易费用的降低不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可以两者兼得；网络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导致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倾向大大弱化，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受到削弱；网络的产业化应用改变了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修正；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有弱化的迹象，原有的利率理论受到挑战。【关 键 词】新经济/传统/经济学/挑战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1569 （2000）05-0013-03新经济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和商业秩序，引起了理论界和实业界的关注。对于新经济，尽管目前人们尚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甚至连一个普遍认同的理论概念也没有清晰地界定下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新经济依托于网络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因而产生了一些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它们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是实实在在的。1.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和菲利普斯曲线已经不适用于解释新经济。传统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一般工商业经济活动总是出现上升和下降的周而复始的运动。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尤格拉、基钦、康德拉捷夫和熊彼特等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理论作了不同的阐释，并界定了经济周期的长短和类型。其中熊彼特将经济周期划分为长、中、短三种周期，认为经济短周期（即尤格拉周期）由3个基钦周期组成，即大约10年； 经济长周期（即康氏周期）大约60年左右。从90年代初开始，美国经济已经连续9年保持2―4％的年增长率，是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 我们无法预测这一周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是至少短周期理论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美国经济。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持续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表明传统理论中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消失。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将菲利普斯曲线与凯恩斯理论结合起来交替运用，以此作为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础，作为政府设计宏观经济政策的逻辑起点。简单说来，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关系，它说明的是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呈此消彼涨的动态，即较高的失业率对应较低的通货膨胀，较低的失业率对应较高的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化是单一方向的，即只能向右上方移动，在说明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现象、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的时候，该曲线具有丰富的解释力。如今这条曲线受到了实践的质疑。在美国新经济中，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美国失业率降低到历史最低位（注：以下例子可以解释这种状况：（1）美国硅谷出现数十万个就业岗位空缺，不得不向海外大量招聘；（2）由于劳动力紧缺， 部分州政府甚至动用监狱里服刑的囚犯来顶替。），经济运行态势处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关系图中的左下方，并且不呈任何对应或替代关系，表明菲利普斯曲线这一解释西方国家一个半世纪经济运行状态的“金科玉律”首次被自由市场经济自身打破。2.经济规模呈级数级增长，而交易成本呈级数级降低。西方经济学微观理论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张与交易费用存在同向变动关系，也就是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内部组织成本、管理成本将随之增加，导致交易费用的整体上升，这样，交易费用直接决定着企业规模的边界。这种理论表明，规模经济与交易费用的降低不可兼得。在新经济中，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新经济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网络技术的运用更新了原有的基础设施概念，21世纪的基础设施将不是铁路、桥梁，也不是码头、公路，而是网络。网络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运用催生了一种亚经济形态――网络经济，预计到2009年，世界商业贸易的一半将在网上进行，2030年，网上交易额将达到4万亿美元，占全世界工业经济生产的四分之一。 网络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企业之间的交易突破了由于技术瓶颈所导致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因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经济交易提供了新的生产力。理论上可以用麦卡尔夫定理的网络效应来解释，该定理认为，企业的价值、竞争能力同双向网络的价值呈正比例关系，等于（n＋1）2，n代表网络上的节点数，这意味着网络节点每增加一个，企业规模每扩张一步，企业价值和竞争优势就会呈指数级而不是数量级增长。（注：转引自NASDAQ的首席执行官Frank Zarb2000 年4月在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上的演讲。）原因就在于，网络为经济交易创造了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经济交易采用的是直接交易模式，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中介环节，基于网络的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商业交易的时空得以拓展，商家甚至可以在零库存的情况下维持正常的商业贸易，因而节省了大量的交易费用。同样，由于网络技术的运用，企业组织结构呈扁平状而非垂直状，即使企业规模很大，内部管理成本也很小，又节约了一大笔内部交易成本。规模经济与交易费用的降低不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可以两者兼得。3.网络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导致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倾向大大弱化，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受到削弱。信息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定有两个：假定之一，买卖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又分为获取信息时间的不对称和信息内容的不对称；假定之二，人们获得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因此，能否全面、准确地获得信息是人们进行正确决策的关键，同时也决定了人们在博弈中所处的地位和优势。（注： Rasmuen,Eric,1994,Game and Information:An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Chapter 7,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在新经济中， 这种假定的现实性受到了影响。信息的专有性和垄断性受到了冲击，经济中创造大量与信息有关的就业机会，形成了专门从事信息交易的新型市场，在这里，信息被作为商品开发、收集、筛选和处理，并借助网络技术，以几乎实时的速度，快捷而全面地传递到全球信息消费者的网络界面上，这使得人们在获取信息方面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而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性大大弱化，信息经济学中诸如隐藏（信息）行为的道德风险模型、逆向选择模型、信号传递模型和信息甄别模型等理论模型的解释力受到削弱，原来这些模型所表述的经济学现象也会被新的现象所取代。4.网络的产业化应用改变了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修正。在主流经济学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积累、投资和资本－产出比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新古典索洛－斯旺模型中，技术进步首次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同资本、劳动一起，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结构因素；新剑桥模型加进了新的要素――收入分配，说明收入分配的改变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注：参见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1989年10月第1版，第60-78页。）这些模型都具有边际性、长期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对解释工业经济的经济增长规律无疑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在新经济中，这种解释力就显得比较脆弱了。原因就在于，新经济中经济增长的贡献多了两个重要的因素：信息和知识资产。信息具有两个特性：一是较高的开发成本和较低的复制成本；二是较高的固定成本和较低的边际成本。在新经济中，人们对信息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信息在经济中扮演的主要角色是降低了交易成本、构筑了新的产业秩序，增加了信息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形成了具有独立产业循环空间的信息产业。因此，人们在探讨新经济的经济增长模型的时候，原有增长模型的要素结构需要修正，信息应该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独立的内生变量。对于知识资产，或许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很多经济学家并没有看到它的价值以及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以主流经济学中关于经济增长限度的“零增长”理论为例，该理论在基本逻辑上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具有某种关联性。其主要含义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有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五大因素，它们相互联结，形成所谓的“反馈环路”。该理论的倡导者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了数据运算，得出以下结论：人口和工业保持指数增长，但资源（尤其是非再生性资源）储量有限并且枯竭，逐渐成为增长的约束，导致工业增长速度减慢；环境污染严重阻碍经济增长；人口虽然增长，但是由于食物短缺和医疗卫生条件恶化，死亡率上升，人口增长停止。这样，在2100年，世界体系将面临崩溃，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注：Meadows.H.etc.,The Limits to Growth,New York UniversityBooks,1972.）新经济的现实对这一模型作了证伪。在新千年到来之际，网络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广泛运用为人类展现了更加光明的前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除了有形资产、资源之外，人类还形成、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资产。人们在消费这些资产的时候，提供了技术效率，使得单位有形资源产出增加；同时由于生物技术的开发运用，替代品大量出现，抵补了有形资产的消耗。正是因为知识资产的形成和积累，使得人类可以支配的资源在量和质上都有了提高，因而可以对经济增长形成新的动力，传统经济周期也由此被逾越了。同样，信息作为社会资源的一部分，也为人们发展新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譬如，由于信息具有以上两种特性，人们获得信息的成本相当低廉，人们关心的已经不是能不能获得以及如何获得信息，而是信息过于饱和乃至泛滥，由此产生了哈伯特・西蒙所说的“信息财富导致注意力丧失”的问题，由此产生了新的学科――“注意力经济学”。（注：Carl Shapirs and Hal R.Varian, 1999, Information Rules: A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School Press.）该理论研究的是， 在信息爆炸和网络传输速度不断的情况下，注意力如何影响人们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以及如何形成理性的注意力的问题。5.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有弱化的迹象，原有的利率理论受到挑战。凯恩斯理论认为，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共同决定投资水平，从这一理论出发，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无条件服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主要是利率的间接调控。利率下降，经济扩张，股市上扬；利率提高，经济扩张受到抑制，股市走弱。但是，在新经济中，利率变动以新传导机制影响宏观经济运行，表现为经济变量对利率变动不再敏感。在市场机制很健全的美国，利率传导机制一直很顺畅，一般说来联邦储备理事会如果连续三次调高利率，便足以使股市变成熊市。但是，美联储自去年以来已经多次调高利率，扩张期已超过九年的美国经济至今仍无明显降温迹象，美国股市特别是高科技股反而气势如虹。这似乎表明，在信息科技进步导致生产力不断上升以及金融工具成为投资活动与企业筹资主流的新经济时代，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已经受到了削弱。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客观说来，上述分析是初步的，而且基本上是基于美国经济出现的新现象所作出的判断，未能涵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态和市场现象，因此，要全面认识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和挑战还为时过早。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现在人们所看到的网络，还仅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且还只是这一角的表面，即使浮在水面那一小部分冰山的内部，也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笔者认为，要最终认识这座冰山的奥秘，还是要从一个个细小的局部开始。本文所作的就是这样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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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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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20 【原文出处】新东方：社科版 【原刊地名】海口 【原刊期号】200101 【原刊页号】10～12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生态文艺学的原则 【 作 者 】鲁枢元 【作者简介】鲁枢元，海南大学 精神生态研究所，海南 海口 570228 鲁枢元（1946―），男，河南开封人，海南大学精神生态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心理学和生态文艺学研究。【内容提要】精神生态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的精神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变量。艺术的价值也是精神的价值，真正的 艺术精神等于生态精神。生态文艺批评又是一种更看重文学艺术内涵的文艺批评，它并不排斥形式主义的文艺批评以及其它类型的文艺批评，因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元共存”。【关 键 词】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多元共存/生态文艺学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0（2001）01-0010-03关于“生态文艺学”的概念，我所见到的国内出版的三种辞书中皆有解释，不过，它们列出的条目均叫做“文艺生态学”。“生态文艺学”与“文艺生态学”在侧重点上是多少有些不同的，前者的研究是落实在“文艺学”上，属于文艺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后者则落实在“生态学”上，属于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细审三本辞书中对“文艺生态学”的阐发，其立足点主要还是在“文艺学”方面，三本书所持的观点也比较一致，只是文字的表述略有不同。一是由已故文艺学家鲍昌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其中写到：文艺生态学是研究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其他各种因素同文学艺术进行交互作用的科学。它把人类看成是世界总生命网的一部分，人类同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在生物层上建立起来的文化层之间，有着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互生关系……文艺生态学的基本目的，是对于自然、社会、人类、文化等各种变量同艺术生产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找出艺术发展、艺术分布、艺术消亡的各种规律，并找出文艺生态平衡的可行办法。另一部是由生态学家安树青主编的《生态学词典》，其用语要简略得多：文艺生态学（art ecology），从人、自然、社会、 文化等各种变量关系中，研究文艺的产生、分布以及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第三部是由古远清主编的《文艺新学科手册》，主编也是一位文艺学家。这本书中对文艺生态学的解说更详细些，除了对于概念的界定与上述两本书基本相同之外，编注者还补充了一些特别有价值的见解：文艺家不仅要用社会的、文化的尺度，而且也要用自然的尺度去求真、善、美。关于自然环境因素对文艺的影响，文艺生态学从下列四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文艺的产生和发展，同周围的自然生态质量有密切的关系。自然生态的变化，常常会引起文化的变迁和兴衰。二、文艺创作活动与其它生命活动一样，一开始也是以自然界为对象的。这种亲自然的倾向，至今还保留在创作活动中……三、自然环境因素对社区作家群的形成，对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风貌，有很大影响……四、自然环境对社会读者、观众的审美情绪和审美情趣也会发生影响。其中“安本”因过于简略且不作评论；“鲍本”与“古本”对于“文艺生态学”的注解似乎表现出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把“生态问题”仅仅局限于“环境问题”，而“环境”所“环绕”的主体和中心当然还是“人类”。这与当前生态学的发展趋势相比，其“人类中心”的意味还是很明显的。另外，他们在行文中都把“文艺生态学”当作斯图尔德创建的“文艺生态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并与“文化生态学”同时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那恐怕也是一种望文生义。生态文艺学至今仍处于艰苦的草创时期，而它从尼采、怀特海、贝塔朗菲、海德格尔、马尔库塞、梭罗、利奥波德这些哲学家、美学家、生态学家那里汲取的营养，并不少于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近来，围绕着“精神―生态―文学和艺术”问题，我进行了一些思考。这里，我愿意尝试着与关心这些问题的朋友们交换一下意见，看能否在一些基本观念上取得建设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共识，同时也为开展生态文艺批评寻找一些可资参考的尺度。我所能想到的，大约有以下十点：1、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有着它自己运动演替的方向，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相对相关的联系。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森林、土地，到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有生之物：动物、植物、微生物，都是这个整体中合理存在的一部分，都拥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都拥有自身存在的权利，它们只服从那个统一的宇宙精神。2、人类是地球生物圈内进行化阶梯上提升得最高的生物， 但这只能意味着人类对于维护自然在整体上的完善、完美担当着更多的责任，而不应成为它为了一己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已经显得很不正当的利益去随意地控制、改造、剽掠、宰割大自然的根据。3、人类目前面临的和即将面临的巨大的生态灾难， 最近二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完全是人类自己一手造成的，当代人必须对此做出深刻的反思。地球人类面对的生态问题，是一个拥有“绝对价值”与“终极关怀”性质的问题，一个“顶级”的、“全覆盖”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科学管理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哲学问题、信仰问题，甚至是一个诗学的、美学的问题。4、生态危机的解救，将要求人类对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明取向做出根本性的调整。许多意义重大的、确切不疑的概念面对生态问题都将被重新审视，都将有可能做出新的解释，这等于一场世界观的革命。资本主义的人格、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尤其是被微电子化武装起来的跨国资本主义，是自然的大敌，是人的天性的大敌，也是文学艺术精神的大敌，是当前地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一日不能革除，地球的生态危机就一日不会好转。5、精神不仅仅是“理性”，也不仅仅是人的意识， 它还是宇宙间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是自然的法则、生命的意向、人性中一心向着完善、完美、亲近、谐和的意绪和憧憬。精神生态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的精神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变量。人类精神与自然精神的协调一致，是生态乌托邦的境界。6、诗与艺术是扎根于自然的土壤之内、 开花于精神天空之中的植物。女人比男人更接近自然，也更接近艺术；穷人比富人更接近自然，也更接近艺术；所谓落后的民族较之那些进步发达的民族更接近自然和艺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嫌贫爱富都是违背生态原则的。7、艺术的价值也是精神的价值，真正的艺术精神等于生态精神。艺术的生存，或曰诗意的生存，是一种“低物质能量消耗的高层次生活”，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优越、最可行的生存方式。8、生态文艺批评把艺术想象当作乌托邦的精灵， 志在“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艺批评。忧患中不丧失信念，悲凉中不放弃抗争，绝路上不停止寻觅，“知其不可而为之”方显出精神的本色。9、生态文艺批评又是一种更看重文学艺术内涵的文艺批评， 其中包括文学艺术的社会内涵、文化内涵、地域内涵、种族内涵、性别内涵、人性内涵、生命内涵、自然的内涵和精神的内涵。当你亲眼看到大象的牙齿被偷猎者从大象的口唇内血淋淋地生剥下来的时候，你就不会、或不应再去欣赏象牙雕刻的形式美。10、生态文艺批评并不斥形式主义的文艺批评以及其它类型的文艺批评，因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元共存”。生态文艺批评反对的只是粗暴的工具主义和贪婪的功利主义，那是因为它们同时也是生态精神的腐蚀剂，一种由人工制造的思想化学毒剂。已经有人推测，新的世纪将是生态学的世纪，更有人期盼“后现代社会将是生态社会”。推测和期盼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毫无疑问的是，生态问题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紧迫，文学艺术将如何应对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变革呢？在学术研究领域，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乃至生态政治学、生态法学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我希望也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生态文艺批评和生态文艺学的建设中来。收稿日期：200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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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611 【原文出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504 【原刊页号】130-132 【分 类 号】G4 【分 类 名】高等教育 【 作 者 】刘杏春 【复印期号】199505 【 标 题 】重视体育教学中的德育 【 正 文 】 高等学校是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阵地，也是对青年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高等学校体育课是高等教育总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体育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坚强意志和勇敢精神，可以培养学生的美好情操和文明行为。体育教学蕴含着许多德育内容。因此，如何在体育教学中紧密结合德育教育，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体育教学的特点与任务体育教学是一个有目的有组织的教学过程。其特点是在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参与下，通过身体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紧密结合，来掌握体育知识、技术与技能，以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它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健康水平，还能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因此，在体育教学中，同样需要做到教书育人。要达到这个目的，教师在体育教学中就必须将学生的一切行为置于规范的制约之下，使学生乐意接受并自觉服从规范，让他们在严肃、公正、平等的竞技条件下，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集体主义精神。（一）体育教学是以“练”为主。这种“练”有个人与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练习，行为关系复杂而频繁，思想与身体活动十分活跃。比如在排球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更快更好地掌握排球的“传”、“垫”、“发”三大基本技术，教师除了讲解基本技术原理和练习方法以外，采用最多的是练习方法，即组织同学互相对传、对垫、对发。在练习的初级阶段，由于基本技能掌握不好，会出现过多的失误。对此，教师就要让同学们在练习中体会相互协作、尊重对方的重要性，使他们自觉地增强团结协作的意识，在协作中以别人之长补己之短，从而提高自己的技能。（二）体育运动是激烈的对抗运动。这种对抗既是技术的、战术的，也是心理的。如前不久在我国举行的第４３届世乒赛中，运动员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我国运动员经过奋力拼搏，不负重望，终于夺得了全部项目的冠军。这说明，我国运动员除了在技术、战术上胜人一筹外，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良好的稳定心理素质、拼搏精神和顽强意志也是至关重要的。如：女子单打冠军争夺战中，邓亚萍对乔红的第五届（决胜局）比赛中，乔红以１２比２０落后，但乔红毫不手软，韧劲十足，连赶４分，使比分追到了１６比２０。虽然最后乔红负于邓亚萍，但她这种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到最后也不松懈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我们要求学生不论能力大小都要积极地去“参与”去“竞争”。在参与和竞赛中，培养学生不怕困难，不畏强手，敢于竞争的斗志；让学生在竞争中品尝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懊丧，以便锻炼和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使他们具有无高不攀，无坚不摧，胜不骄、败不馁、坚韧不拔，敢于开拓进取的良好心态。（三）体育教学是一项集体活动。我们应当根据这个特点，在体育教学中强化学生的集体观念、国家观念，培养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品德。在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中为国争光的典型人物不胜枚举。例如为祖国获得第一个世界乒乓球冠军的容国团，于１９５７年从香港回到内地，１９５９年他在第２５届世乒赛中荣获男子单打冠军，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又例如世界闻名的我国女排名将郎平，为了发展我国的女排事业，毅然放弃了在国外年收入１０万美元以上的优厚待遇，回国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其月收入只有５６２．６元，约合７１美元。她视国家利益和荣誉高于一切，不顾回国执教风险大，压力大，工作辛苦，克服了同丈夫女儿两地分居的种种困难。她这些表现就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我们还有数以千计的运动员，为了祖国的荣誉，克服伤病的困扰，冲破重重障碍，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我，为国争光。他们顽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激励着我们每个人。在体育教学中，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典型事例，去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进而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二、体育教学的全过程都可以与德育教育密切结合起来一般说来，体育课是由开始阶段，准备阶段，基本内容教学阶段和结束阶段四个部分组成。德育内容可以说渗透在体育课的每个阶段。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就应该将德育教育的内容纳入计划之内，利用体育课的特殊形式，将德育教育与体育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地做到教书育人。如体育课的开始阶段是让学生明确课程的内容、任务及要求，同时还要对学生的出勤情况进行检查和记录。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女同学时常借口身体不适而请假。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除了加强出勤管理外，还要加强对所有学生的组织纪律教育，使他们能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遵守纪律，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体育教学中的准备阶段，主要任务是从生理上心理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逐步提高他们大脑皮层的兴奋度，使他们精神振奋，情绪高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常常安排一些游戏活动。这些游戏又往往是把学生分成若干组进行的，于是就形成了若干个小集体。由于这些游戏大多带有很强的竞争性，所以，我们除了要求同学们积极参与外，还要培养学生热爱集体、为集体争光的集体荣誉感，让学生在游戏中认识到团结协作的力量。体育课的教学阶段，着重要求学生掌握体育基础知识、基本技术和技能。这一教学阶段的内容很广泛，不同的教材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应根据各类教学内容制定出德育教育计划。第一，将勇敢顽强精神的教育与器械体操的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器械体操的动作不是一两次课就能掌握的，要掌握有一定难度的动作，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也就是说，在学习器械体操中，会碰到许多困难。比如，有时练得很累，手掌会磨破流血，有时甚至从器械上掉下来。因此，在教学中不仅要教育学生努力掌握基本技能，而且还要教育学生树立不怕苦、不怕累、迎难而上的精神。在器械体操教学中，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同学一上杠子，就吓得动作失常。对这类同学，除了耐心帮助他们掌握技术要领外，更重要的是要心理“治疗”，鼓励他们对自己要有信心，让他们体会自信的重要性。同时，培养同学们热情关心他人的良好道德品质。第二，将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的精神教育与田径类的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起来。田径项目的练习既苦又累，枯燥无味。特别是在进行中长跑的教学时，有些同学更是感到心里发怵。这时，教师除了要对同学们进行跑的技术、呼吸方法、体力分配的指导外，还要对同学们进行中长跑锻炼的实践意义教育，启发同学们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坚持，以不怕苦不怕累的坚毅精神战胜自我，知难而进，顽强拼搏，勇往直前地奔向胜利的终点。第三，将团结互助，协作配合的集体主义精神教育与球类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多数球类项目都是通过集体配合进行的。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在球类教学和比赛中努力培养同学们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他们学会团结协作，密切配合，不能搞个人英雄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一致，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好成绩。第四，将爱国主义和增强民族自豪感的教育与武术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武术，是我国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武术教学中，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结合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典型事例，如岳飞的“精忠报国”、霍元甲的“痛击洋人”等爱国主义精神，来激励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学习武术，首先是要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其次是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祖国的保卫者，而不是为了打架斗殴，以强欺弱。因此，要告诫同学们，习武一定要有良好的武德。经过一堂课的学习，学生在生理、心理上都承受了一定的负荷。体育课的结束阶段首先要通过一些放松的整理运动，使学生逐渐恢复到相对安静状态。此时，我们仍需要对学生提出要求，使他们对待事情应善始善终，防止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培养学生良好的敬学、敬业精神。在体育课教学的结束阶段还要小结本课教学情况。除了对本课的教学内容，在技术上进行总结归纳外，还要对同学们学习情况，包括思想品德进行讲评，肯定优点，指出不足之处，教育同学们取人之长，克己之短，使他们通过体育课的教学能够在身体和思想上都有所收益。三、体育教师应在体育教学中发挥表率作用在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要做一系列的示范动作。他们要用自己的行为直接影响学生，引导学生。他们不仅要在技能上成为学生的表率，在思想品德上也应成为学生的表率。这就要求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仪表整洁，语言文明，品行端正。在教学中要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比如：在推铅球的教学中，要想使学生能正确地掌握动作技术，教师除了要强调正确掌握技术外，还要对同学们特别是那些怕弄脏脖子的女生进行不怕脏的教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引导学生。体育课同别的课程一样，有优秀学生，也有比较差的学生。在课堂中，对于比较差的学生，不能歧视他们，而要热情关心他们，对他们进行耐心的帮助。对于他们的进步那怕是微小的进步也要及时地给予肯定，使他们逐渐地树立信心，积极参加动作的学习，掌握应该掌握的动作。教书育人，教师是关键。体育教师要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认真钻研教材，精通业务，不断的吸收新的知识，加强自身的修养。认真研究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较大的收益。在组织竞赛活动中，体育教师既是教师，又是裁判，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会直接影响学生，裁判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竞赛参与者的情绪和技术水平的发挥，因此作为裁判，一定要严肃公正。作为教师更要讲究职业道德。所以，教师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过硬的职业道德。体育教师不仅要以自己的高超技术和强健的身体形态去影响学生，还要以自己的规范行为去引导学生。总之，体育课是将智慧、体质、意志和道德品质溶为一体的综合教育。我们应该通过体育课的教学，不断增强学生的体质。同时，使同学们在学习体育技能的过程中，受到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锻炼。珍惜我们这块德育阵地，持之以恒地将体育和德育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应有之责。（责任编辑 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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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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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研究RESEARCH OF ENUIRONMENTAL SCIENCES1999年 第 12卷 第3期 vol.12 No.3 1999硝基苯与苯胺类废水生物降解协同作用研究韦朝海 任 源 谢 波 吴超飞 陈惠中 陈焕钦摘 要 从各种菌源中分离得到硝基苯和苯胺的高效降解菌，研究其对这2类化合物的降解规律，发现C.perfringens在厌氧条件下主要将硝基苯降解为苯胺，而Pseudomonas mendocina和Klebsiella pneumoniae在好氧条件下可将硝基苯分解为无害化物质，但降解速度较厌氧过程慢。好氧条件下，硝基苯对苯胺的降解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苯胺对硝基苯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导致混合菌对混合基质的降解速度下降。不同微生物对含硝基苯和苯胺类化合物废水的降解机理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高效的微生物应该体现在既能分解初始污染物，又能分解次级产物，实现完全无害化的目标。关键词 硝基苯 苯胺 生物降解 废水处理Study of Cooperate Biodegradation of Wastewater ContainingNitrobenzene and AnilineWEI Chaohai REN Yuan XIE Bo WU Chaofei CHEN Huizhong CHEN Huanqin(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Abstract The bacteria that can efficiently degrade nitrobenzene and aniline have been separated from various sources. By studing the biodegrad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compounds, it is found that C.perfringens can degrade nitrobenzene to aniline in anaerobic process, Pseudomonas mendocina and Klebsiella pneumonia can transform nitrobenzene to harmless substance respectively in aerobic process but the degradation rate is lower than that in anaerobic process. Nitrobenzene inhibits the degradation of aniline in aerobic condition, and the opposite effect is not obvious so that the degradation rate of mixed bacteria to mixed substances will decrease. The degradation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microbes for the wastewater containing nitrobenzene and aniline show sharp differences. The efficient microbes can degrade not only the initial pollutants but also the next products to harmless substances entirely.Keywords Nitrobenzene; Aniline; Biodegradation; Wastewater treatment硝基苯和苯胺类化合物均是广泛应用的化工原料，国内每年生产苯胺8万t以上，其下游产品有150余种，全世界每年排入环境中的硝基苯和苯胺类化合物约为1和3万t［1～3］。随着精细化工工业的发展，对这2类化学品的需求呈明显上升趋势，由此进入环境的量也会继续增多。硝基苯、苯胺及其衍生物对生态生物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毒性，被列为环境优先控制污染物，在工业排水中要求严格控制。对于微生物而言，硝基苯类均属于难降解性物质，苯胺属于可降解性物质，而大部分的苯胺衍生物也属于难降解性物质［4］。由于苯胺类化合物大部分均来源于相应的硝基苯化合物的还原过程，在废水中的出现往往表现出共存关系，故研究对硝基苯和苯胺类化合物有高效降解能力的菌种特征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提高生化法处理含这2类化合物废水的效率及选用合理的工艺技术路线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1 生物试验与鉴定1.1 菌种的分离菌源来自广东一些药厂下水道的污泥中。选择培养基：0.3%K2HPO4；0.3%KH2PO4；0.5%NaCl；0.05%MaSO4，将硝基苯或苯胺按一定量加入作为微生物生长的唯一碳源和能源。菌种分离与纯化：将浓缩后的活性污泥加入装有玻璃珠的三角瓶，摇动将其打碎搅匀，稀释划平板分离，放置于30 ℃恒温箱内培养数天，观察菌落生长情况，把形成的耐受力强单菌落挑斜面保存。反复划线纯化，把长出的不同形态的单菌落再分别挑斜面，作为试验用原始菌。1.2 菌种的诱变与驯化将原始菌液接入含苯胺400 mg/L左右的选择培养基中，之后每天再加入一定量的苯胺，置30 ℃摇床振荡培养，7 d为1个驯化周期。每个周期结束后将菌液移至新鲜的培养基中，重复驯化过程。期间还隔天将驯化菌液置于设有磁场环境和一定剂量紫外光线条件下诱变若干时间。经过一段时间的驯化与诱变得到目的菌液，菌悬液经离心及清洗，制成含湿菌体约3 g/L的菌悬液作为实验用菌液。硝基苯降解菌的做法类似。1.3 菌种的观察与鉴定将所得菌液在牛肉膏培养基上划平板，30 ℃下恒温培养，观察并记录菌种经驯化、诱变后的生长情况、菌落特征，镜检菌体的形态结构，进行革蓝氏染色。经鉴定硝基苯的厌氧菌为C.perfringens(产气荚膜杆菌)，好氧菌为Pseudomonas mendocina(门多萨氏菌)和Klebsiella pneumoniae (肺炎克雷伯氏菌)的混种。苯胺的好氧菌为Ochrobactrum anthropi(人苍白杆菌)。它们的特征列于表1中。表1 硝基苯与苯胺降解菌的菌落特征特征C.perfringensPseudomonas mendocinaKlebsiella pneumoniaeOchrobactrum anthropi颜色浅黄色黄棕色灰白色乳白至乳黄色透明度―不透明透明不透明质地―奶油状―蜡状菌落直径(mm)0.5～1.2 1～2 3～4 0.5～2菌体大小(0.1～0.6) μm×(0.5～1.5) μm―(0.3～1.5) μm×(0.6～6.0) μm―形状杆状(链状排列)杆状卵圆状或球杆状球状或棒状隆起状―扁平高凸低凸边缘―――整齐表面状态―光滑―光滑光泽―微光泽光泽光泽革蓝氏染色阴性阴性阴性阴性2 降解特性试验2.1 厌氧条件下的降解在严格厌氧操作条件下将受试物硝基苯、接种菌液和营养物加入窄口培养瓶中，控制硝基苯浓度为150 mg/L左右，加入Na2S(0.5 mg/L)以提供还原条件，用N2除去O2后密封，在35 ℃恒温摇床上培养，对系列实验定时分析受试物浓度、中间产物浓度(主要分析苯胺)、COD及pH值，评价以硝基苯为唯一碳源和能源条件下厌氧生物降解特性。在此条件下根据受试物、中间产物浓度及COD值的历时变化与分布，推测降解机理，实验结果见图1。1.苯胺 2.硝基苯 3.pH值 4.硝基苯 5.COD值图1 厌氧条件下硝基苯的降解特性从图1中可见，苯胺与硝基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作用，即随着硝基苯的厌氧降解，苯胺浓度逐渐增大，并且趋于稳定值，说明硝基苯厌氧降解菌利用苯胺的能力很低，从COD值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个现象，即溶液COD值与硝基苯和苯胺的理论COD值之和较接近。溶液的pH值随时间的增长而增大，理解为是偏碱性苯胺浓度增大所致。从上述一些实验研究结果可知，硝基苯在厌氧条件下易于降解生成苯胺，降解完全，降解速度较好氧条件下快得多，但硝基苯厌氧降解菌基本上不能利用它的次级产物苯胺，表现为COD值的变化很小。2.2 好氧条件下硝基苯的降解在大量初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用分离到的硝基苯好氧降解菌进行受试物的降解试验，初始受试物的浓度定为20 mg/L左右，接种量为5 mL菌悬液(约2×109个/mL)，pH调至7.0左右，添加适量营养元素，然后置于35 ℃的恒温摇床上以120 r/min振荡培养，测定降解过程中硝基苯浓度、苯胺浓度、COD值的历时变化，分析降解特性和推测其降解机理。实验共做了8组，根据统计方法处理数据，列出结果如图2所示。1.苯胺浓度 2.硝基苯浓度 3.COD值 4.COD去除率 5.硝基苯去除率图2 好氧条件下硝基苯降解特性硝基苯在好氧条件下的降解速度较慢，这与文献［1］的报导是相符的。硝基苯及其衍生物难以生物降解的原因是由于硝基的吸电子性使得苯环上电子云密度下降，从而使氧化酶的亲电子受阻。20 mg/L的硝基苯完全降解需要10 d以上，前10 d的降解速率较高，而后降解极为缓慢，说明可能存在某一种抑制效应。试验发现硝基苯好氧降解菌的耐受能力较低，当浓度超过100 mg/L时难以生化降解，说明硝基苯的毒性要比苯胺大得多。通过COD值的变化发现硝基苯好氧降解菌可以同时降解中间产物 而将部分底物完全矿化，因此，寻找高效的好氧降解菌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点。试验过程中苯胺的出现是很不稳定的，浓度普遍低于1.0 mg/L，约有60%的情况检测不出来，这是目前还无法解释的实验现象。实验发现，分离所得到的硝基苯好氧降解菌对二硝基苯(邻、间、对)和三硝基苯均有一定程度的降解，其研究结果有待于完善。2.3 好氧条件下苯胺的降解笔者曾对从多处菌种来源中分离到的苯胺高效降解菌Ochrobactrum anthropi进行系统的降解特性研究，发现该菌种对苯胺的最高降解速度可达10.05 mg/(L.h)，并能将苯胺完全无害化［5，6］。3 混合基质、混合菌种的降解试验实际工程中含有难降解有机物的工业废水是多种成分共存的混合液。单一基质、单一菌种条件下有机物生物降解性能的研究结果与实际废水处理情况相比有较大差距，难以有效地指导工程实践。在本研究工作中，将含约20 mg/L硝基苯和100 mg/L苯胺溶液混合成受试液，在适宜的接种量条件下了解其降解情况，结果如图3所示。研究发现硝基苯对苯胺的降解有明显的抑制效应，苯胺对硝基苯的抑制作用不明显。混合基质、混合菌种情况下的降解比单一基质、单一菌种的降解速度要慢得多，表现出拮抗效应。图4为用混合菌降解桂林制药厂废水的实验结果，原水浓度COD为1 610.5 mg/L，18 h其COD去除率达到80%以上。根据厂方提供的生产工艺材料分析，废水主要成分为对硝基苯乙酮、氯代苯胺及一些杂环化合物，证明了所筛选的菌种的性能是优越的，可以处理含苯胺和硝基苯及其衍生物的实际药厂废水。1.苯胺(苯胺菌) 2.硝基苯(苯胺菌) 3.苯胺(硝基苯菌) 4.硝基苯(硝基苯菌)5.苯胺(苯胺菌+硝基苯菌) 6.硝基苯(苯胺菌+硝基苯菌)图3 混合基质、混合菌种条件下的降解图4 药厂废水COD降解情况4 硝基苯、苯胺降解的相关机理分析由于生物降解过程的复杂性，硝基苯类化合物降解途径目前仍所知甚少［7，8］。厌氧环境下硝基苯降解为苯胺被理解为硝基苯上的硝基得电子还原所致，其推测的模型为［9］：上述预测的中间产物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验证，然而最终产物苯胺的出现在实验研究中已被证实。在硝基苯的好氧降解机理研究中，Billy E.Haigler 等［1］利用3株菌种分别试验，并且验证了有关中间产物，发现硝基苯的降解途径是有差异的，他们没有研究进一步矿化的降解途径。而Kwan－Hye Juang ［8］的研究工作中重点阐明了混合降解途径的存在，即甲苯双氧化酶的作用使硝基苯羟基化成硝基邻苯二酚，为脱氢酶脱硝基提供了渠道，再经过开环途径而实现完全的矿化。复杂有机化合物的生物降解途径富于变化，各文献报导存在差异，需要加深认识，这正是科研发展的魅力所在。值得指出的是在已经报导的研究工作中没有发现好氧环境下有苯胺中间体产生的信息，而在笔者的研究工作中多次被检出，这一实验现象非常值得今后深入探索查明。综合实验结果与分析讨论，认为在废水处理微生物筛选中除了考虑降解效率高、适应性强、易于放大培养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要求一种(类)微生物既能分解初始污染物，又能分解次级产物，实现完全无害化的目标。对于含硝基苯类化合物的废水应采用厌氧与好氧相结合的生物处理技术。5 结语a.实验筛选分离到了硝基苯的厌氧降解菌1株，好氧降解菌2株，分别为C.perfringens(产气荚膜杆菌)，Pseudomonas mendocina(门多萨氏菌)和Klebsiella pneumoniae (肺炎克雷伯氏菌)，还得到了苯胺的好氧降解菌为Ochrobactrum anthropi(人苍白杆菌)，与文献报导数据相比较，它们对硝基苯和苯胺有高效的降解作用。b. 硝基苯的厌氧降解产物主要为苯胺，降解过程中废水COD值的变化不明显。门多萨氏菌和肺炎克雷伯氏菌能将硝基苯好氧分解并利用其中间产物，将废水的COD值降低而实现底物的完全矿化即无害化，但降解速度较慢。c.硝基苯对苯胺的降解有抑制作用，而苯胺对硝基苯的好氧降解的抑制作用不明显。混合基质及混合菌种情况下的降解作用要比单一基质、单一菌种的降解速度要慢得多，表现为拮抗效应。d.硝基苯和苯胺有效的生物降解途径机理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生物降解机理的明确对建立含这2类化合物的废水的实际处理工艺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9407051)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940758)资助项目作者简介：男，1962年生，博士，副教授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广州 5106406 参考文献1 Billy E,Haiglar, Spain J C. Biotransformation of Nitrobenzene by bacteria cantaining toluene degradative pathways. Appl Environ Microbiol, 1991, 57(11):3156.2 杨义燕，苏海佳，秦炜,等.络合萃取法处理工业苯胺废水.化工进展，1995(2)：24～27.3 US EPA. Nitrobenzene initial report of the TSCA interagency testing committee and information dossiors on substances designated (EPA 560-10-88-001).Washington D C: U 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1988.4 Alexander M.Biodegradation of organic chemicals environmental concern. Science, 1981, 211:132～138.5 韦朝海，任源，吴超飞，等.Ochrobactr um anthropi对苯胺的降解特性研究.环境科学，1998，19(5)：22～24.6 任源，吴超飞，韦朝海.苯胺降解菌的驯化筛选研究.环境科学研究,1998，11(4)：4～6.7 Spanggord R J, Spain J C, Nishino S F, et al. Biodegradation of 2,4－dinitroluene by Pseudomonas sp. Appl Environ Microbiol, 1991, 57:3200.8 Kwan－Hye Juang, Jang－Young Lee, Hak－Sung Kim, et al. Biodegradation of Nitrobenzene through a hybrid pathway in pseudomonas putida. Biotechnol and Bioengng, 1995, 48:625.9 Frank M Dunnlvant, Ren P Schwarzenbach. Reduction of Substitute Nitrobezenes in aqueous solution containing natural organic matter. Environ Sci Technol, 1992, 26:2133.收稿日期：199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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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与环境SOI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1999年 第4期 第8卷 Vol.8 No.4 1999癌症与土壤环境中Sn元素的关系曾昭华 曾雪萍摘要：利用土壤环境资料中关于锡元素的32335个数据，癌死亡调查资料787080例，研究了胃癌、食管癌、肝癌、宫颈癌、肺癌、大肠癌、白血病、鼻咽癌、乳腺癌死亡率与人群生活区土壤环境中锡元素的关系。结果表明，食管癌死亡率与生活区土壤中锡元素质量分数的相关性显著，肝癌、宫颈癌、鼻咽癌死亡率与生活区土壤中锡元素质量分数的相关性极显著，而胃癌、肺癌、大肠癌、白血病、乳腺癌死亡率与生活区土壤中锡元素质量分数的相关性不显著。关键词：中国；癌症；死亡率；土壤；锡；相关关系中图分类号：X18 文献标识码：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ncer and Contents of Sn in SoilsZENG Zhao-hua1，ZENG Xue-ping2（1: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Geology, JBEDGMR, Nanchang 330012, China; 2: The Third Hospital of Nanchang City, Nanchang 330009, China）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rtality of persons with cancer of the gastric, esophagus, liver, cervix, lung, intestinum crassum, leukemia, nasopharynx and breast and the contents of Sn in soils in the people’s living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ortality with cancer of esophagus and contents of Sn in soils is significant;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ortality with cancer of liver, cervix, nasopharynx and contents of Sn in soils is very significant; and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ortality with cancer of gastric, lung, intestinum crassun, leukemia and breast and contents of Sn in soils is not significant.Key words: China; cancer; mortality; soil; Sn; correlation癌症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常见病。在世界上，胃癌以日本、智利发病率最高，北美、大洋洲国家最低；食管癌以中国和新加坡发病率最高，欧美国家较低；肝癌多流行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东南部，而西欧、北美洲、拉丁美洲则少见；宫颈癌年发病率最高的是哥伦比亚的卡利，最低的是以色列非犹太人；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以西欧、北美和大洋洲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较高，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国家偏低；大肠癌的发病率最高的是美国康乃狄克，最低的是塞内加尔的达喀尔；白血病发病率最高的是加拿大的萨克其，最低的是塞内加尔的达喀尔；鼻咽癌以中国的南方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为常见，而欧洲、美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则很少见；乳腺癌的发病率以北美、北欧、西欧和大洋洲、太平洋岛屿等的发病率较高，而非洲、亚洲和南美则较低。在我国，胃癌死亡率以青海、宁夏、甘肃为最高，广西、广东为最低；食管癌死亡率以河南、江苏为最高，云南、贵州为最低；肝癌死亡率以上海、福建为最高，云南、贵州为最低；宫颈癌死亡率以山西、内蒙古为最高，西藏、广西为最低；肺癌死亡率以上海、天津为最高，西藏、甘肃为最低；大肠癌死亡率以上海、浙江为最高，西藏、广西为最低；白血病死亡率以浙江、江苏为最高，甘肃、西藏为最低；鼻咽癌死亡率以广东、广西为最高，甘肃、西藏为最低；乳腺癌死亡率以江苏、上海为最高，西藏、青海为最低[1]。有人提出癌症有80%～90%是环境因素引起的[2]。土壤环境中的锡元素是其中的重要环境因素之一，但它与中国人癌症的关系如何？对此尚未见报道。为了探明中国人癌症的死亡率与土壤环境中锡元素的关系，我们深入研究了我国除台湾、香港、澳门、海南、重庆之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胃癌、食管癌、肝癌、宫颈癌、肺癌、大肠癌、白血病、鼻咽癌、乳腺癌死亡率与土壤环境中锡元素的关系。1 锡元素的特征与分布1.1 锡元素的特征锡位于元素周期表第五周期第四族。锡的电子构型中价电子排列为S2P2，这决定了锡有2+和4+价氧化态的存在。Sn4+所形成的化合物主要是共键价，非金属性也高于2+价态。因此，Sn4+能形成复杂络阴离子。锡具有亲氧、亲铁、亲硫的三重性。在氧化环境中锡优先形成SnO2，表现出亲氧性；而在还原富硫的环境中显示出亲硫性；在还原的基性和超基性的岩浆中，表现为亲铁性。但一般情况下以亲氧性为最强。在表生带，锡的硫化物易氧化、易分解，生成偏锡酸H2SnO3或可溶性的硫酸盐[3]。1.2 我国土壤的锡元素分布我国多数省、市、自治区土壤的锡元素质量分数高于地壳中的质量分数（2 mg/kg），其中最高的是江西省，最低的是内蒙古自治区（表1）。表1 食管癌等死亡率（1／10万）与Sn元素质量分数的关系省、市、区锡元素食管癌肝癌宫颈癌鼻咽癌Sn质量分数w/(mg× kg-1)位次死亡率位次死亡率位次死亡率位次死亡率位次江西6.3 15.82 229.75 1011.81 102.28 5上海4.4 210.35 1517.68 14.87 251.22 13福建4.0 320.77 517.54 28.05 173.28 3广东3.7 48.74 1910.62 74.42 276.47 1广西3.1 53.06 2716.50 34.24 284.69 2西藏3.1 66.28 219.04 142.87 290.51 28浙江2.9 710.09 1715.34 510.45 122.15 6湖南2.9 83.19 268.94 1515.06 63.22 4吉林2.7 94.26 2412.20 68.16 161.36 11黑龙江2.6 103.45 2510.15 96.34 231.13 15贵州2.6 111.83 284.69 284.92 241.57 9天津2.5 129.48 189.49 118.63 140.95 22河北2.5 1321.50 48.86 1610.00 130.96 21江苏2.4 1429.22 216.05 48.57 151.42 10山东2.4 1512.41 127.84 2213.17 90.91 24北京2.2 1610.51 148.32 196.93 220.69 26辽宁2.1 175.04 239.29 127.95 181.19 14湖北2.1 1815.10 88.63 1815.89 41.16 8河南2.1 1932.22 18.20 2110.78 111.07 17四川2.1 2014.59 98.31 207.58 201.80 7云南2.1 211.05 294.44 294.80 260.93 23新疆2.1 2213.05 116.26 2615.78 50.71 25青海1.8 2310.13 167.20 257.27 210.69 27甘肃1.6 248.25 205.29 2713.75 70.40 29安徽1.2 2519.16 78.71 177.88 191.26 12宁夏1.1 2613.34 1010.37 813.23 81.04 19陕西1.0 2720.32 69.09 1316.64 31.04 18山西0.9 2822.06 37.62 2420.47 11.08 16内蒙古0.7 2910.72 137.66 2317.23 20.97 202 研究材料与方法2.1 材料利用29个省、市、自治区的癌死亡率调查资料787080例和29个省、市、自治区土壤中锡元素的背景值[4]，长江中下游地区地下水环境背景值，江西省地矿厅物化探大队以及江西省地矿厅环境地质研究所自采样品的锡元素资料32335个数据，所有这些样品和数据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具有代表性、可靠性和准确性。2.2 方法采用等级相关性，其计算公式[5]如下：式中，rs 为等级相关系数；d为每对观察值的等级差数；n为省、市、自治区的个数，本文为29。首先，对上述29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壤锡元素质量分数与胃癌、食管癌、肝癌、宫颈癌、肺癌、大肠癌、白血病、鼻咽癌、乳腺癌死亡率两个变量的数据分别从大到小按顺序定出等级，然后计算每对数值的等级差数（d）以及d 2和Σd 2，并按上述公式计算出等级相关系数，而后作显著性检验。3 结果与讨论土壤中的锡元素进入人体是通过食物链而实现的。岩石风化形成各种土壤，土壤的锡元素及其质量分数直接影响作物及地下水的锡元素质量分数，它们的分布及质量分数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在不同母质发育的土壤上所生长的作物，具有不同的锡元素质量分数[6]。不同地区的人体也具有不同的锡元素质量分数；人体血液中化学元素的质量分数与它们在地壳中的质量分数有惊人的一致关系[7]。通过对癌症死亡率与土壤锡元素质量分数的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食管癌、肝癌、宫颈癌、鼻咽癌死亡率与锡元素质量分数有关。其等级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见表2。表2 食管癌等死亡率与土壤中锡元素的相关性食管癌肝癌宫颈癌鼻咽癌胃癌肺癌大肠癌白血病乳腺癌等级相关系数-0.40640.6463-0.53330.52960.15860.0268-0.02640.24880.1732P<0.025<0.0005<0.0025<0.0025>0.05>0.05>0.05>0.05>0.05显著性显著极显著极显著极显著不显著不显著不显著不显著不显著由表2可知，食管癌、宫颈癌死亡率与土壤中的锡元素呈负相关，肝癌、鼻咽癌死亡率与锡元素呈正相关。所以在锡元素质量分数高的地区所居住的人群，食管癌、宫颈癌死亡率较低；而肝癌、鼻咽癌死亡率则较高（表1）。由于导致食管癌、肝癌、宫颈癌、鼻咽癌的发生和发展的因素很多，而且是复杂的，所以上述癌死亡率与锡元素质量分数的关系，并非是一种线性关系；但从总体的趋势可以看出，锡元素质量分数越高，食管癌、宫颈癌死亡率一般越低，而肝癌、鼻咽癌死亡率则越高。如锡元素质量分数较高的江西、上海、福建、广东、广西、西藏、浙江等省、市、自治区，食管癌死亡率除福建外，均在10.36/10万以下；肝癌死亡率均在9.03/10万以上；宫颈癌死亡率均在11.82/10万以下；鼻咽癌死亡率除西藏外，均在1.21/10万以上。而在锡质量分数较低的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安徽、甘肃、青海等省、自治区，食管癌死亡率除甘肃外，均在10.12/10万以上；肝癌死亡率除宁夏外，均在9.10/10万以下；宫颈癌死亡率除青海、安徽外，均在13.22/10万以上；鼻咽癌死亡率除安徽外，均在1.09/10万以下。这表明锡元素对食管癌、宫颈癌的发生和发展有抑制作用；而对肝癌、鼻咽癌的发生和发展有促进作用。4 结语食管癌、肝癌、宫颈癌、鼻咽癌的发生和发展，虽然是受多因素控制，其形成过程也是极复杂，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食物链的作用，上述癌的产生和发展与土壤环境中的锡元素质量分数确实有关。居住在锡元素质量分数高的地区的人群，其食管癌、宫颈癌死亡率一般较低；而肝癌、鼻咽癌死亡率则较高。反之，食管癌、宫颈癌死亡率较高，肝癌、鼻咽癌死亡率较低。基金项目：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75600103）作者简介：曾昭华 （1934～），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6项，1999年获“世界医学金象奖”作者单位：曾昭华 江西省地矿厅环境地质研究所，南昌330012；曾雪萍 江西省南昌市第三医院，南昌330009参考文献[1] 钟会墀. 癌症的流行与预防. 广州: 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7. 79～163[2] 吴沈春. 环境与健康.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230[3] 刘英俊，曹励明，李兆麟，等. 元素地球化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4. 263[4]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 458～459[5] 四川医学院. 卫生统计学.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 77[6] 商翎，寒颖，王娜. 辽宁农作物的生物地球化学分类. 辽宁地质，1998(3): 223～234[7] 毛文永. 环境污染与致癌.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1. 176收稿日期：1999-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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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1期 Vol.23 No.1 1997多模型 DMC 及其在水力测功器系统中的应用肖明波 邵惠鹤摘 要 在介绍常规控制和一般非线性预测控制缺陷的基础上，针对 FZD-Ⅱ(P)发动机综合试验台汽油机水力测功器系统的特点和控制要求，提出了一种带改进性能指标的多模型 DMC 控制方案，应用在 BN492QA 汽油机上，满足了该系统快速度、高精度和多控制目标的要求.关键词 动态矩阵控制(DMC)，多模型控制，水力测功器，非线性控制系统。MULTIPLE MODEL DMC AND ITS APPLICATIONIN THE HYDRAULIC DYNAMOMETER SYSTEMXIAO MINGBO(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rocess Control,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7)SHAO HUIHE(Institute of Automation,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0)Abstract In light of the feature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hydraulic dynamometer system in the FZD-II(P) type engine test cell,we analyse the drawbacks of PID and nonlinear predictive controls,and put forward a multiple model DMC control scheme with improved cost criteria.The scheme meets the demands of speed,accuracy and multiple objects for the test of BN492QA type engine.Key word Dynamic matrix control(DMC),multiple model control,hydraulic dynamometer system,nonlinear control system.1 引言汽油机水力测功器系统是一个具有较强非线性、强耦合和快动态的系统.若用常规 PID控制，为了获得在不同工作点和控制目标下的良好控制效果，往往需要频繁整定 PID参数.P.J.King 等曾引入自整定 PID 控制扭矩环［1］，但未提及较难控制的转速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带改进性能指标的多模型 DMC 方案.2 多模型 DMC 算法目前非线性预测控制算法一般要求已知对象非线性动态模型，且计算量大［2，3］，难以满足汽油机水力测功器系统的要求.为此，我们给出了一种多模型 DMC 方案，在不同且具有代表性的工作点上测取多组模型，并一次离线处理好；实施控制时，先采用最近邻聚类法判定目前位于哪个模型区，再应用对应模型及其 DMC 算式进行预测与控制.对 p×m 系统，我们将性能指标改进为(1)其中S=block-diag(S1,…,Sm), block-diag表示对角块阵，其它有关变量说明及定义参见文献［2］.优化性能指标(1)得(2)引入 L=block-diag［I1,…,Im］,Ii=(1,0,…,0)∈RM,i=1,…,m,并令 D=L(ATQA+R+TTST)-1ATQ,E=L(ATQA+R+TTST)-1TTS,则 Δu(k)=D［w(k)-yPO(K)］+E［irv(k)-uMo(k)］. (3)对于不同模型有不同的且已离线算好的 D、E，从而有不同的 DMC算式(3).(1)式和(3)式较一般 DMC［2］多出一项，通过不同的参数设定，可用于在多变量 DMC 框架下完成双变量控制和位置控制，以满足不同测试要求.这里所谓位置控制，是指相应的执行机构保持定值，并放松对一个被控变量的要求，即由双入双出系统降为单入单出系统的控制目标.3 对象描述内燃机的功率是评定一台内燃机质量的主要参数，但功率无法直接测定，而是通过分别测定转速和扭矩计算出来.用来测量扭矩的设备叫测功器，Y380-P型水力测功器是其中价格低廉、性能较好的一种，配备在 FZD-Ⅱ(P)发动机综合试验台上，适用于多种型号汽油机的常规试验［4］.总括起来，为实现各种测试试验，综合试验台需完成的控制目标如表1所示.而且控制系统还应满足快速、高精度和多工作点要求.表1 测试中所需控制目标水 门油 门1)位 置位 置2)位 置恒转速3)恒扭矩位 置4)恒转速位 置5)恒扭矩恒转速4 多模型DMC方案的设计与实施针对系统的特点和控制要求，提出多模型DMC-PID串级控制方案，如图1所示.在该方案中，内环 PID减少了执行机构的非线性影响；而多模型的采用和控制方案、参数的在线调整，实现了全测试范围的适应性和多控制目标.经分析，我们选取并测定了七个模型，如表2所示.表2 模型工作点和主要参数模型号1234567工作点扭矩(N)50.3103.392.1104.7137.989.9157.3转速(r/min)1568184823752834249632643622模型主要参数水门～扭矩时滞/反相(0.1s)静态增益20.47855.53033.89134.09636.47236.39036.799油门～扭矩时滞/反相(0.1s)静态增益40.94247-0.34811.39330.43040.30715-1.76110.287水门～转速时滞/反相(0.1s)静态增益3-0.4233-11.552-6.9632-11.513-18.843-16.794-15.07油门～转速时滞/反相(0.1s)静态增益110.65112.27310.4018.19226.144212.33339.90图1 水力测功器系统多模型 DMC-PID 串级控制控制系统投运和调试后，不仅实现了多控制目标，而且在全测试范围内恒转速控制精度达到 ±10 r/min，恒扭矩控制精度达到 ±0.5N，满足了测试精度要求，并通过厂方组织的验收.表明了方案和模型选取的有效性.限于篇幅，这里仅给出双变量转速设定变化和油门位置控制恒转速两种重要方案的实时控制效果各一例，如图2、图3所示.图2 双变量转速设定变化图3 油门位置控制恒转速5 结论通过在 DMC算法中，引入多模型和改进性能指标，把预测控制较成功地应用于汽油机水力测功器这一具有强非线性、强耦合和快动态的系统，满足了其高精度和多控制目标的要求.致谢 启东测功器厂吴启生副厂长、胡生工程师、赵爱国工程师以及王冲礼和李红卫等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上海联合控制有限公司卢学东工程师在现场调试阶段的通力合作，在此一并致以深深谢意.作者单位：肖明波 浙江大学工控所 杭州 310027；邵惠鹤 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所 上海 200030参考文献［1］ King P J.Implementation of a selt-tuning controller to the dynamometer torque loop of an engine test cell.Int.conf.on control,London,IEE,1991,1:110-114.［2］ 席裕庚.预测控制.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3.107-147.［3］ Simminger J,Peterson T.Constrained multivariable nonlinear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based on iterative QDMC.IFAC advanced control of chemical processes,Toulonse,France,1991,1:149-154.［4］ 杨连生.内燃机性能及其与传动装置的优化匹配.北京：学术期刊出版社，1988.162-180.收稿日期 1995-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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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81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1 【原刊页号】160～169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06 【 标 题 】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 【 作 者 】高小康 【作者简介】高小康，1954年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古典艺术精神”是与“古典主义”意义相近的概念，指以经典作品为典范、强调审美理想的继承性和艺术价值的恒定性的艺术观 念。古典艺术精神是一个民族文艺传统的精髓，对于理解传统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先秦到隋唐，文学观念由早期的教化观念逐渐演变为对文学典范和创作法则的注意，古典艺术精神开始形成。宋元时期是文学典范意识走向成熟的时期，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把唐代文学作为学习的典范，从而形成了具体明确的文学审美典范和从审美精神的层次学习典范的意识，即从典范之“法”而“入神”的意识。到了明清时期诸家，文学经典逐渐从可以学习的典范变成了只可神悟而不可效法的神圣境界，创作与鉴赏拉开了距离，对文学经典的学习日渐变成个人化的体验，对古典艺术精神的认识也日渐走向更高的概括与抽象，经典作品由实际的创作范式变成意蕴精微的欣赏对象，意味着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古典艺术精神走到了发展成熟的最后阶段。【关 键 词】古典艺术精神/典范意识/文法/入神/体验 【 正 文 】 一、传统文学观念的演变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在他看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是所谓“子学时代”，这是个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而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思想界便日渐形成了定于一尊的正统思想观念和依经立论的思想方法。冯友兰先生相信此后两千多年中，不仅儒家，其他如道家佛家等哲学流派，也同样是依经立论，依据现成的经典进行思维和判断。引申开来讲，直到现代的思想界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经学色彩。这种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划分，看起来似乎有点简单，但一般说来同人们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认识是吻合的。可以说自汉代以来，文人们对圣人和经典的权威地位的无条件尊崇便成为传统。因此用“经学时代”来概括两千年的中国思想史应当说大致上是不错的。但与传统的经学联系密切的文学是否也可以这样概括呢？人们往往认为当然也可以。自儒家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和把《诗》列入“六经”之伦，《诗经》便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无上的位置。现代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时，也总是把孔子谈论《诗经》时所说的“兴、观、群、怨”等观点和《尚书》等经典中的“诗言志”等说法作为中国诗学的早期经典，甚至如朱自清先生所说“开山的纲领”看待。按照这样的理解，中国的传统诗学当然也同其他学术一样属于“经学”传统。如果用这种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认识来解释传统经学中关于文学的观念，显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这样的观念也是中国早期诗学的观念，还不是十分有说服力。事实上，在经学兴起并以伦理教化的观念解释《诗经》的汉代，诗歌的创作与接受活动并非都是以伦理教化为主。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勾勒诗歌发展史时指出，汉代诗歌创作活动虽然也有“匡谏之义，继轨周人”的继承《诗经》传统的作品，但总的说来，从意图、趣味到形式却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从“雅润”到“清丽”，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到“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再到“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尽管每一代文人都在谈论《诗经》的伦理或政治教化意义，但一代代的诗歌创作却是“华实异用，惟才所安”，依作者的兴趣与才华而转移。关于诗歌创作追求的演变，钟嵘是这样说的：“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注：钟嵘：《诗品序》，《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他所描绘的诗歌创作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从《风》即《诗经》的传统蜕变出来的过程。这种蜕变的动机与教化无关，只是为了“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为了使诗歌有“滋味”而已。从刘勰和钟嵘的说法来看，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点是从四言转变到五言、从“雅润”转变到“清丽”、从“取效风骚”转变到“有滋味”，而这个过程显然与以教化为中心的观念相去甚远。这种差别说明，在两汉时期人们的心目中，《诗经》与一般的诗歌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已成为儒家的经典，因而关于《诗经》的认识基本上属于经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诗学。而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与欣赏活动中，人们对诗歌之类文学作品的看法却有一种不同于经学的观念。经学化的《诗经》同非经学的诗歌创作与欣赏实践已出现分立之势。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对于这句话的意思，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解释为：“自从采诗制度废弛而诗歌亡佚，《春秋》之作就取代了诗歌的职能。”（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这意味着《诗经》与采诗制度废弛后的诗歌是不同的。采诗制度废弛后并不是不再有诗歌了，只是不再有对诗歌进行整理删定的工作，这些诗歌也就不再被用来进行社交应对和教化；《诗经》与《诗经》之后的亡佚诗歌变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前者成为政治或伦理教化的附庸，后者则变成了个人的自发行为；由此而产生了诗歌观念的差异：以《诗经》为对象的诗歌理论或者称之为“诗经之学”，与传统的广义文学概念和政治、伦理功能相联系，成为一种经学化的文学理论；而《诗经》之后的诗歌创作观念所体现的却是作者自发的趣味需要与形式冲动。“诗经之学”与严格意义上的诗学之间出现了差异。人们之所以把两汉文学理论整个归结到教化附庸的观点上去，显然是因为这种经学化的观点在经学昌盛的当时具有重要影响。而另一方面，尽管两汉时期的文学创作很繁盛，但诗歌创作意识与观念却带着强烈的自发倾向，作为创作观念体现的严格意义上的诗学传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尽管已经有了许多优秀作品，有了许多关于诗歌创作与欣赏的看法，却还没有一种理论把它们像对待《诗经》那样使之成为文学的经典和理想。汉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发展呼唤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理论的成熟。三国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历史上较早的一篇关于文学问题的专论文章，就体现出这种时代的需要。曹丕在这篇专论中一方面盛赞当时文学创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优秀作家辈出；另一方面又指出，这时的许多文人对文学的认识还为个人的偏长和偏见所囿。他认为这时应当有能够审己度人、公平客观地评价作家作品的理论著作和理论家“君子”对文学进行更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他提到了文学的内在根据（“文以气为主”），也强调了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重点内容还是对作家风格的评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文体的不同风格要求。这些研究实际上开了后来《文心雕龙》对不同文学风格和范式研究的先河。曹丕之后，东晋陆机的《文赋》更具体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问题。陆机在《文赋》的序言中提出，他之所以写作《文赋》，是要总结如何写作的规律。但他也知道，写作的有些内在的奥妙是难以用语言说明的；他所能做的，实际上是示人以取则之径：“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利害之所由”。所以在《文赋》的第一段就讲“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前人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章应当是有感而发；但在他看来，有感是不够的，还要“取则”，即要有学习的典范。《文赋》各节讲的都是如何写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从优秀作品的范例和自己写作的体会中总结出来的范式：“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淑”。从《典论・论文》到《文赋》，关于文学的理论逐渐成熟，形成了以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为准则的典范观念。陆机之后的另一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他写作《诗品》是因为面对着文学活动的繁荣与无序而产生了想要为文学寻找规范的强烈愿望。钟嵘在批评诗歌时指出：“诗之为技，较而可知”，也就是肯定了诗歌批评应当是有规则、有标准的。他所标举的标准就是在《诗品序》中提到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如果说陆机试图确立写作的典范，那么钟嵘所做的则是建立批评的规范。这些行为都已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活动风尚。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与传播活动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文学自身的典范和标准。从《世说新语》中士人们相互之间对文学作品的批评褒贬到《文章流别》、《文选》等文学作品选集的出现，都是这种评价活动的表现。而在理论建设中最能体现这种时代精神的当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对文学提出的原则是“宗经”，听上去是个经学的口号，但实际上他对经典价值的解释可以说完全文学化了。他在解释宗经的具体内涵时提出了六义，即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这些标准中所涉及的对文章内容的要求如“情深”、“风清”、“事信”、“义直”等等，都是一般化的概念，与作为儒家经典的具体伦理意义无关；更多的方面则是对于文章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的要求。刘勰标举六义的真正动机在于匡正文学创作中“文体解散”之弊。在他看来，文学的问题不是遵循哪一家哲理的问题，而是缺乏文学自身的规则典范的问题。六义与任何一家哲学无关，其实是一套文章风格范式。他心目中的规范不仅仅是具体写作意义上的范式，而是本原意义上的规范，即“道”。刘勰在谈论“道”时并不关心与“文”无关的其他内容，他所要“原”的“道”是与“文”密不可分的概念。“道”将天地之文与人文统摄在一起，从而为文学规定了根本的性质。可以说《文心雕龙》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将经学的道统转换成了文学的“文统”，建立了文学经典的观念。他的“六义”说就是为将经学的经典转换成文学经典而提出的标准。只是在刘勰这里，树立文学典范的意识不是针对具体作品的品评意识，而是确立一种普遍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心雕龙》的确是在开创古典主义的理论观念。“古典主义”是个外来语，在文艺思想史上人们最早是把古罗马时期的文艺思潮称为古典主义。古罗马的文艺思想就具体内容而言或许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没有多少可比性，但作为一种美学原则，古典主义却可以借用来很恰当地描述魏晋南北朝时代刘勰等人所代表的文学观念。一位学者把古罗马贺拉斯(Q.Horace)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概括为三条原则：借鉴原则、合式原则和合理原则。（注：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其中合理原则可以认为是一般性的普适的理性原则，合式原则是针对艺术创作而言的具体要求，而借鉴原则是使得合理与合式的观念获得客观标准的典范性观念。总之，这三条原则将文学的理想理性化、规范化和现实化了。这就是古典主义的根本意义，不仅适用于古罗马的文学精神，也适用于后来的法国古典主义以及近代的其他古典主义艺术思潮，实际上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古典主义艺术精神。在批评家看来，古典主义往往意味着对典范、法则的过分推崇和对个性、创造性和天才的漠视，因而似乎是艺术观念平庸化乃至僵化的标志。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这种对典范、法则的推崇，为文学艺术经验的积淀和理性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代的人们关于艺术理想的普遍性和优秀作品价值的永恒性信念就是古典主义观念的产物。曹丕和刘勰希望自己关于文学的研究使自己获得不朽的价值，也正是基于这种古典意识。二、宋元以来的文学典范意识唐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繁荣和取得的辉煌成就给宋代文学的创作以极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还表现在关于文学的议论和批评中。宋代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与前几个朝代都不同的特点：柳开、王禹＠①的古文，潘阆、林逋等人的晚唐诗派，杨亿等人的“西昆体”，这些诗文流派的创作与主张尽管各不相同，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就是都以学习唐代的某些作家或某一流派的创作为目标。明人张＠②在《刊西昆诗集序》中说：“杨、刘诸公倡和《西昆集》，盖学义山而过者。六一翁恐其流靡不返，故以优游坦夷之辞矫而变之，其功不可少，然亦未尝不有取于昆体也……”（注：《四部丛刊》影印明本《西昆酬唱集》卷首。）在他看来，不仅标榜学唐的人在学习、效法唐人的创作，即使没有标榜学习某种唐诗风格的人其实也没有脱离唐代创作的影响。宋代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诗话”这种表达文学观念的文体。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广义的“诗话”可以包括各种各样关于诗歌的理论批评或其他言论，因而应当从钟嵘的《诗品》算起。但真正以“诗话”之名标目的著作只能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始。欧阳修自己在《六一诗话》中称，这本书是“集以资闲谈”的。钟嵘写作《诗品》的目的很清楚，既是给古今诗人一个定评，也是为时人的批评立一个标准，因而可以说是一部很严肃郑重的著作。《文镜秘府论》所摘引的那些《诗格》、《诗评》之类比起钟嵘的《诗品》来当然要显得自由随意一点，但同样有实在的目的，就是指导帮助诗歌创作。相形之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专门把围绕着诗歌的闲谈搜集整理成书，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特殊方式，即以闲谈的形式表达关于文学的见解，这就使得这本书显得有些不同寻常了。那么，闲谈式的诗话于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究竟有何意义呢？我们试选几段看看：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而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西京应天禅院有祖宗神御殿，盖在水北，去河南府十余里。岁时朝拜官吏，常苦晨兴，而留守达官简贵，每朝罢，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诗曰：“正梦寐中行十里，不言语处吃三杯。”……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ｙù＠③井监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此诗在《圣俞集》中，未为绝唱。盖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传落夷狄，而异域之人贵重如此耳。……陈舍人从易，当时文方盛之际，独以醇儒古学见称，其诗多类白乐天。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西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注：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第264-266页。）这几段都是典型的闲谈随笔文字，随意挥洒、涉笔成趣，却看不出有什么微言大义或实用的教诲。以往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者们比较重视的是有理论价值的格言警句，而往往忽略了这类闲趣文字。上引第一段文字中虽然提到了几句歪诗，但意不在论诗，而是讲述有关的世情民俗，所以历来不入文学思想史研究者之眼。然而细细品味一下就可以领悟到，这些闲谈实际上涉及的是当时诗歌活动的一种文化氛围。“卖花担上看桃李”之句不仅描绘了当时京城官僚士大夫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揭示了有些文人诗歌创作背后的一种与现实生活疏远、隔膜的趣味基础。“正梦寐中行十里”云云则不只是写实，同时也是表现了一种富于机趣的通俗趣味。第二段文字通过蛮布弓衣上织绣的诗句说明了梅尧臣的名气、影响之大，同时也是在提示当时文学传播活动的一些特点。第三段谈论的是文学创作本身的事，但不是理论分析或阐释，仍然还是闲谈。这些关于一字阙文的议论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理解诗歌的方法，更是一种态度，即对唐代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的崇拜。总之，这种种闲谈和逸闻琐事构成了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创作、接受诗歌的语境。一首诗歌的意义其实就是由这种语境提供的。当欧阳修称他写《六一诗话》是为了“资闲谈”时，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使诗歌的意义、价值得以增殖的新的文学活动方式。唐人的《诗格》、《诗评》、《诗式》之类论诗的著作，宽泛地说也可以称作“诗话”。但它们与宋代以《六一诗话》开头的讲话传统不同之处在于：唐人主要谈论的是如何作诗，而宋人的诗话则更多地关注起了如何读诗的问题。比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有这样几段：白乐天云：“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又云：“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前蜡烛红。”非富贵语，看人富贵者也。杨蟠《金山诗》云：“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王平甫云：“庄宅牙人语也，解量四至。”吴僧《钱塘白塔院诗》曰：“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余谓分界堠子语也。（注：《历代诗话》上册，第303页。）白居易的诗句“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常常被人们当做不用华丽字眼而自有富贵气象的精彩诗句，但陈师道在这里的评价却另出手眼。他并不是说这两句诗不好，而是用了一种不同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他注意到这两句诗所描绘的景象是从外部、从远处观察的印象，因而说这是“看人富贵者”的话。这里对诗句的评价是基于一种特殊的分析方式，不是对诗句本身的修辞、形象等方面进行分析，而是从作者在叙述时所处的视角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是一种精微的体验，表明分析者对诗歌的鉴赏、品味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显然，诗话虽属闲谈，表达的却是宋代文人对唐代以来文学艺术成就更进一步的认识。在这种欣赏品味的基础上，宋代逐渐形成了更自觉地学习典范的意识。宋人对前人诗文的分析评价或可商榷，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些言论体现了宋人对文学典范学习的自觉意识和分析的深刻、细微程度。宋代文学观念发展历程的最后一站应当说就是严羽的《沧浪诗话》。《沧浪诗话》与《六一诗话》以来许多诗话都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是一部“资闲谈”的随笔，而是像《诗品》那样专门研究诗歌理论问题的专著。严羽写作《沧浪诗话》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解决对宋代文学创作与观念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的问题。江西诗派学习唐代文学典范讲的是法，而严羽却认为唐诗的真正妙处恰恰在于没有可以捉摸的法则，即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辨析作品风格家数的能力并非像他自诩的那样高明，因而今人郭绍虞反讥他“未遇盘根而利器已变成为钝器”。（注：《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8页。）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注意到严羽对唐人尤其是李杜的态度所具有的另一方面意义。他在《诗辨》中总结诗歌的艺术特征时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在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其中实际上包容了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文学观念。他所说的诗之九品是九种典范风格，也就是对文学典范艺术价值的认识；而他说的起结、句法和字眼这三种用工途径则体现了从规范或法则方面进行学习的要求。这些观点都与江西诗派重视诗法的观念关系十分密切。他所说的所谓诗的极致――入神，黄庭坚也曾提出：“妙在和光同尘，事须钩深入神；听它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从这些方面来看，严羽虽然自称是取江西诗派心肝的刽子手，实际上还是受到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观念不少影响的。那么，就上面所引的这些观点来看，严羽与江西诗派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简单地说，就是“入神”二字。黄庭坚讲“钩深入神”，是说要有自己的独到深刻的见解而不为人后。但严羽的“入神”指的是诗歌创作中的最高艺术境界。显然，在严羽那里唐人尤其是李杜作为文学典范，具有了与江西诗派等人所学习的典范很不相同的意义。在黄庭坚看来，李杜（他主要欣赏的是杜甫）为后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学习范式和可供吸取的现成创作资源；而对于严羽而言，李杜所启示的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终极境界。他不像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等人那样去把李杜当做实用的典范去学习效法，而是将其变成了一种艺术境界、艺术理想来膜拜。对于宋人来说，唐代文学无可置疑是至高的艺术典范。不同的文学流派，往往以唐代不同风格、流派的文学作品作为学习效法的典范。这固然说明唐代文学的伟大成就为宋代的文学典范观念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基础，但同时也说明宋人的典范意识还是一种与个人趣味直接相关的个人意识，还不足以形成刘勰所说的那种“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的普遍的典范标准。严羽所不满意的，正是这种只凭个人趣味出发学习效法、而没有高下之别的实用典范意识。他讲大小乘、讲第一义之悟，都是为了确立一种与实用典范意识不同的典范观念。《诗辨》中最为人们注意的说法之一是所谓“别材”、“别趣”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他提出这种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别材别趣作为评价文学典范的标准，从而与黄庭坚等人所注重的有法可学的典范观念区别了开来。由这种别材别趣生发开，便产生了他所说的第一义之悟的内容――兴趣、气象、入神……，典范变成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神。可以认为，宋人关于文学典范的观念到了严羽这里，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从形而下的、实用意义上的“诗法”即经验范式，转变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形而上的精神气象和境界。经典文学不再是具体的学习样板，而是升华为令人景仰、膜拜的精神境界。继严羽之后，在明代前后“七子”对盛唐诗歌的推崇中，在竟陵派对所谓古人“真精神”的奇特会心中，乃至清代王渔洋等人对唐诗神韵的精微体察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升华为精神境界甚至神秘偶像的古代文学典范。这表明，文学典范观念从“实”到“虚”的这种升华过程在后代文学观念的发展中得到了继承，并形成了明清两代文学思想发展中影响巨大的古典主义思潮。三、明清时期的文学典范意识严羽的观点应当理解为宋代学习、崇拜文学经典的文学观念发展的逻辑结果。到了明清两代，从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文学主张开始，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反反复复出现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学习以及如何学习古典作品的问题。在对古典文学作品的分析评价中，有一种日益走向深入细微的趋势。明初的方孝孺在《苏太史文集序》中谈到庄子、李白和苏轼的诗文时说：“庄周之著书，李白之歌诗，放荡纵恣，惟其所欲，而无不如意。彼其学而为之哉！其心默会于神，故无所用其智巧，而举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苏子之文犹李白之诗也，皆至于神者也。”方孝孺应当算是个道学先生，他在谈论文学时一般讲的不外乎经世致用之类的大道理。但他在谈及具体的古典作品时，口吻却变为批评家特有的深奥玄妙，谈论的是“默会于神”、“至于神”之类的话头，使我们不由得想到严羽的“入神”。方孝孺自己对古典文学的鉴赏力究竟如何是个问题，至少从他对文学的一般看法来说他不能算是道地的鉴赏家。因此他对庄子、李白和苏轼的艺术成就的评价，有几分真正是自己的真知灼见就不免显得可疑了。但正因为如此，才说明对古典文学审美特征的精微认识已不是个别人的特殊眼光和趣味。方孝孺的情况有点像严羽，他自己的创作才能与他对经典作品的认识似不相称。我们会发现，这种不相称在后来对经典文学的谈论和学习中会表现得越来越突出，换句话说，经典作品将越来越变得高不可攀。自明代中期起，以“七子”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前七子尤其是李梦阳对古典文学的态度较拘泥于尺寸古法，似乎与我们所说的对古典作品审美特征认识的精微深细化趋势不大吻合。但他也知道，经典的文学作品不是简单地依照他所说的古法制作成的，是气、色、味、香融为一体，“一挥而众善具”的浑然天成之作。这种看法同样表明对古典文学作品认识的深化。明代文人对古典作品尤其是唐代诗文的精深解读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其典型代表就是晚明的竟陵派。他们认为一般人所学的古典作品还远不够深奥，只不过是“极肤极狭极熟者”。钟惺在《诗归序》中称，他们要求的是“古人真诗”：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之欣于一至。他们对古典作品的理解的确是过于穿凿了一点，难怪钱谦益说他们“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列朝诗集小传》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70页。）事实上钟惺自己也意识到自己所求之难及。他在《与高孩之观察》中说：“夫所谓反复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诗中实有此境也；其下笔未能如此者，则所谓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见也。何以言之？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他在评价相传为伯牙所作的《水仙操》时，用一种击节入神的态度惊呼：“寂寞二字，微矣微矣！”似已到了言所不追、语固知止的入微境界。显然，这样一种境界使他不得不生出“心知诗中实有此境”而“下笔未能如此”的感喟来。对经典作品的接受便越来越从对前人创作的学习转向了静观性质的鉴赏。对经典艺术作品的感受越来越细微，经典作品就变得越来越神圣高卓，其结果便是离创作学习的可能越来越远。这一发展趋势从明代影响到了清代。清代对经典作品感受最为精微的当数王渔洋。他的“神韵”说可以说是将严羽以来对唐诗等经典作品中不可言传的韵味的感受和研究推到了高峰。他论诗推崇的是“色相俱空”的冲淡境界，而且将这种境界的创造更进一步神秘化：“当其触物兴怀，情来神会，机括跃如，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有先一刻、后一刻不能之妙。”（注：王士祯：《诗友诗传录》，《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8页。）有人看到王渔洋自己的诗稿时发现，他本人作诗却不是那么伫兴而就的，倒是多有涂乙，显然是经过了反复斟酌修改。实际上不仅是要经过反复斟酌修改，他的许多神韵小诗几乎是从王、孟、韦、柳一路诗风中脱卸出来的。可以说在王渔洋那里，对经典作品的欣赏感受与学习创作之间的距离更加拉大了。明清时期，文学经典在文学活动中的意义比过去更为突出，对经典作品创作规律和作品特征即文法的研究也发展到更深入的程度。明初高启在论诗法时提出的对诗歌进行艺术评价的标准是“格”、“意”、“趣”三个方面。（注：高启：《独庵集序》，《四部丛刊》本。）与唐代人喜欢谈论的“十七势”、“十四例”之类法式不同，其中没有什么实在具体的东西可供学习，毋宁说是一些具有较高概括性的观念范畴。“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这是把对诗歌艺术特征的分析区分成三个层次：“格”是形式的整体特征，可以说是评价作品的最直观层次，也是确定一个作品基本格调的层次；“意”是情感内蕴，是作品的内在意义层，也是一部作品感染、打动人的内在源泉；而“趣”则是作品中所透射出的作者的灵感和独创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特殊魅力。这三个层次的观念显示出高启对文学审美规律的理解更深入了一层。明中叶的谢榛谈论诗文时提到的概念是体、志、气、韵（注：谢榛：《四溟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41页。），与高启所说的格、意、趣有相似之处：“体”近于高启的“格”，“志”近于“意”，“气”与“韵”的准确含义当然不同于“趣”，但也是与作品的艺术魅力相关。这里可以看出明人进行艺术作品的描述和分析思路的一个特点，是比前人更注重使用抽象概念进行较全面、宏观的概括。这种研究思路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清代叶燮的《原诗》对诗歌艺术特征进行的全面系统的概括与理论抽象。事实上，叶燮用理、事、情三方面来概括作品的意义，用才、胆、识、力四要素来概括诗人的主观条件，这样的分析研究思路与高启、谢榛等明人的分析论述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谢榛还谈到诗有四格，即兴、趣、意、理。他集中谈论的是诗歌作品的内在意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谈到了“趣”。关于诗要有“趣”的说法，或许可以从严羽所说的盛唐人论诗惟在“兴趣”这个说法中找到源头。严羽所说的“兴趣”究系何指是个问题，因为他说来说去，总归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别材”、“别趣”。我们只能设想他的“兴趣”是相对于宋人的读书穷理而言的审美意蕴，显然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而对于明人来说，“趣”这个概念具有了特定时代文化所赋予的意义。从谢榛用以说明的例句“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来看，似应指尖新脱俗的意趣。主张性灵的公安派袁宏道关于“趣”的解释是童趣，这与推崇古典的谢榛所说的“趣”当然不同。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谈论传奇创作时主张重“机趣”。他在解释“机趣”时说：阳明登坛讲学，反复辨说良知二字，一愚人讯之曰：“请问‘良知’这件东西，还是白的？还是黑的？”阳明曰：“也不白，也不黑。只是一点带赤的，便是良知了。”照此法填词，则离合悲欢，嘻笑怒骂，无一语不带机趣而止矣。（注：李渔：《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他在这里解释的趣或者说“机趣”，更近似于当代人所说的“脑筋急转弯”式的机智。这些对“趣”的理解和解释虽各不相同，但也有共同的东西，就是要出自个人天性、见出灵气才称得上有“趣”。当关于文学创作规律的研究涉及像“趣”这样的概念时，就不再能机械地靠对法式的研究和学习来解决问题了。明人胡应麟说：“汉唐以后谈诗者，吾于宋严羽卿得一悟字，于明李献吉得一法字，皆千古词场大关键。第二者不可偏废，法而不悟，如小僧缚律；悟不由法，外道野狐耳。”（注：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他要求将“法”与“悟”结合起来，而“趣”正是需要通过“悟”才能把握的东西。叶燮则将胡应麟“法”与“悟”的区分变为“死法”与“活法”之分，而“活法”所论之理、事、情则是“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注：叶燮：《原诗》内篇，《清诗话》下册，第587页。）由于有了“法”与“悟”、“死法”与“活法”之别，对文学创作规律或法式的研究变得复杂了。明代另一学习古典的文学流派“唐宋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唐顺之曾用唱歌奏乐之法来说明文法的不同层次，他认为一般人可感知的法就是“气有湮而复畅，声有歇而复宣。阖之以助开，尾之以引首”这些基本规律。然而“最善为乐者”虽然也不离这些基本的法，却“使喉管声气融而为一，而莫可以窥”，成为无法之法。这才是明清人心目中文法的最高境界。（注：唐顺之：《董中峰侍郎文集序》，《荆川先生文集》卷一○，《四部丛刊》本。）那种“莫可以窥”的无法之法意味着对经典作品仅靠学习来把握是不够的，还得靠个人的灵感和悟性。这样一来，自唐宋以来对古典作品创作方法的学习就变成了对古典作品深层意蕴的神悟式释读。这表明，对古典作品意义的理解越来越向个人主观体验的方向发展。以主观体验甚至臆度的方式释读经典作品，这种风气直到明末仍不绝如缕。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以评点“六才子书”著名的怪才金圣叹。金圣叹批评《离骚》、唐诗、《水浒传》、《西厢记》乃至释讲佛经易理，多有出人意表的奇谈怪论。赞者称颂他的批评灵心妙舌、透发心花；批评者则认为他的观点牵强附会、怪诞不经。其实在金圣叹对古典作品的释读中，这两种情况都存在着。他在《水浒传》中对许多人物性格的分析的确是独具只眼、妙笔生花；而他在《通宗易论》中硬把孔子与如来拉在一起，不能不说是生拉硬拽的奇谈怪论。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对古典作品的理解和解释都带有明显的个人体验色彩。个人体验的主观性使得他的批评的客观准确性无法得到保证，因而造成了精彩深刻的分析与牵强附会的误读并存的矛盾情形。一般说来，清代文人的学风与文风比明人要严谨实在。清代的学者们对古典作品的释读和研究比起明代来更严谨科学，但并未因此而忽视了对作品审美意蕴的体验。清初学者王夫之研究诗歌艺术特征的方式，虽然看上去不像竟陵派或金圣叹对古典作品的释读那么主观偏激，但在重个人体验而不是普适的推理和客观标准方面却是一致的，以至于后人往往批评他的这种带有主观倾向的释读“不免堕入空虚一路”（注：王ｋǎｉ＠④运：《湘绮楼说诗》，《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7页。）。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对《诗经》中诗句的解释，可看做这种体验式释读方式的出色例证。比如他在解释“周南”中的《ｆú＠⑤ｙǐ＠⑥》时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在解释《汉广》时说：“终篇忽叠泳江汉，觉烟水茫茫，浩渺无际，广不可泳，长更无方，唯有徘徊瞻望，长歌浩叹而已。”这两首诗不但篇幅短小，而且内容更简单，主要是一些重复的叠句而已。像这样的诗句如要从字面强解，那就不免会成为钱钟书先生所说的那种将“一二一、一二一，香蕉苹果大鸭梨”解作“香蕉一，苹果二，大鸭梨一”的迂腐经生了。（注：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页。）方玉润的解法如他自己所说，是平心静气的“涵咏”，也就是在想象中设身处地地体验。金圣叹在小说批评中把这种体验方式称作“动心”，是指作者在构思小说中生动的人物性格和故事细节时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方玉润在释读古诗时也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正是这种设身处地“动心”的体验，使明清人对古典作品中审美意蕴的理解比宋人胶着于字义的理解更深了一层。对古典文学释读和研究的意义在于寻求一种贯穿历史的艺术精神，一种始终活在一代代人心灵深处的审美需要。这种深藏在文学文本背后的活的精神，只能通过读者的个人体验来获得。它实际上是读者与仍然活在作品背后的作者之间的一种心灵沟通。这正是谭元春所说的古人“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的那种阅读境界。（注：谭元春：《诗归序》，《谭友夏合集》卷八，台湾伟文图书出版公司影印本。）随着这种体验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古典作品的价值不再仅仅是文学创作中学习、效法的样板和工具。对古典作品的欣赏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了。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中所总结、提炼出来的传统文学审美范畴“意境”，可以说就是古典作品释读中体验意识发展成熟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境”理论的主要功用不是指导诗歌创作，而是对古典作品释读欣赏经验的总结，是对后来的一代代古典文学接受者提示的体验式阅读的门径。古典主义的文学思潮就这样逐步从创作转向了接受。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亻加妥改女为冉＠②原字纟加廷＠③原字氵加育＠④原字门里加岂＠⑤原字艹头下加不＠⑥原字艹头下加（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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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机与应用WEIXINGJI YU YINGYONG1999年3月 第18卷 第3期 vol.18 No.3用ASP技术将Web网页连接到数据库严威 温治宇摘 要：ASP技术的特点、编程语法以及如何利用ASP编制BROWSER /SERVER方式的动态网页，并在结尾例举了作者编制的1个程序片段。关键词：ASP技术 Web服务器 浏览器 VBScript Intranet1 ASP简介ASP(Active Server Pages)是Microsoft公司的IIS Web服务器的1个部件，可以产生动态的 、交互的页面。ASP属于ActiveX技术中的Server端技术，不像Java applet、VB Script、Ja vaScript那样，Client端的Script命令是由浏览器来解释执行的，而在ASP中，语句是由服 务器解释执行，动态生成Web页面送到浏览器。所以，开发者无需考虑浏览器是否支持ASP。ASP的执行过程是：1.浏览器向服务器发送1个HTTP请求页；2.如请求页有1个.asp的后缀，则服务器认出是1个ASP页，把这个文件送给ASP.DLL处理 。如果请求页不是.asp文件，则这一步不会发生；3.服务器发送HTML结果给客户端的浏览器；4.一旦浏览器接收了，它就依照HTML的规定显示网页。但是，服务器和客户端并没有真正 的连接。目前ASP只适用于下列Web Server:IIS 3.0 on Windows NT,Microsoft Peer Web Server V3 .0 on NT Workstation,Microsoft Personal Web Server on Win95。Microsoft的另一个产品是Microsoft Visual InterDev，与ASP一起作为实现动态Web应用的 工具。.asp文件可以使用多种脚本语言。这样，你可以拥有不同的脚本语言的优点。ASP自身提供 了VBScript和JScript驱动。它缺省的Script语言是VBScript，开发者也可以改变这一设置 ， 如要改为JScript,只需在文件开头注明<%@Language=JScript %>即可。如想将某一种脚本语 言设为Web服务器上所有页的主脚本语言，则需要修改Register Editor的注册路径：HKEYLOCAL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W3SVC＼ ASP＼ParametersDefaultScriptLanguage的缺省值是“VBScript”，将其改为欲设置的脚本语言即可。ASP的命令定界符是“<%”和“%>”。用户可以在它们中间写入VBScript等语句，嵌套在HTM L中。ASP提供了5个内建对象：Request: 从使用者获取信息；Response: 将信息送给使用者；Server: 提供Web Server工具；Session: 存储在1个Session内的使用者的信息；Application: 在1个ASP应用内让不同使用者共享的信息。前3个很常用，Request和Response是用来实现Web Server与浏览器交互。Request的1个重要 方法是Form()，其作用是提取浏览器的用户输入信息。如语句Request.Form(“name”)可以 取得 用户填在文本框里面的内容，显然，这比CGI等方法所需要的复杂编程简单多了。而输出要 用到Response的1个重要方法Write,如：Response.Write“our message”，该语句向浏览器 输出了1条消息。Server对象有2个重要方法：MapPath和CreateObject。MapPath用来将WebS erver的虚拟路径还原成实际路径。CreateObject是最重要的1个方法，它用来产生服务器组 件的对象实例。所谓服务器组件，即是对Web可共享的COM(Component Object Model)组件。 服务器组件可以连接服务器数据库、使用网络功能或访问服务器文件系统。 要调用服务器组件，必须先利用Server对象中的方法CreateObject产生服务器组件对象实例 ，即Server.CreateObject(ObjectID),其中ObjectID指定了构件标识，它可以是各种形式的 可执行程序。用VB或VC可以很方便地开发出一些构件，然后登记这些构件，就可以用Server .CreateObject来调用。构件产生后，就可以使用它的方法和属性进行工作。通常使用Server构件的程序语句是：Setobj=Server.CreateObject(client)ASP提供了5个服务器组件，其中最重要的2个是数据库访问构件ADODB和文件访问构件FileSy stemObject。2 ASP编程技巧笔者在实际编程中总结出一些技巧，在此说明如下。1..asp文件不能通过打开的方式来执行，而必须链接。例如：http://server/asp/client.asp2.如果某些程序只在某一页内调用，那么把它们放在这一页内即可，如果在多页中都要调 用，则可以把这些程序放在1个单独的.asp文件中，然后在每个要调用这些程序的.asp页中 将那个. asp文件嵌套进来。如要在.asp页中包含其他文件，可使用如下的语句：应用奇葩(WWW 应用开发专题) <!--#INCLUDE VIRTUAL｜FILE=“filename”-->关键字VIRTUAL和FILE任选其一，VIRTUAL表示要包含的文件在1个虚拟目录内。3.调用程序用关键字Call加上程序名，如果要调用的程序有参数，要把参数用括号括起来 。如果省略关键字Call，括号也要省略。4.因为脚本在服务器端执行，所以在服务器使用VBScript时，有2个VBScript的特性不能使 用：InputBox和MsgBox。另外，VBScript的函数CreateObject和GetObject也不支持。3 应用举例笔者参与了某化工厂的电子网络工程，程序是在InterDev1.0界面下嵌套VBScript语句实现 的，Web服务器是IIS3.0。下面是其中1个查询ASP页的片段：<%@LANGUAGE=“VBSCRIPT”%>//VBScript语言为缺省语言<!--#INCLUDE FILE=“…/…/medical.asp”…>//嵌套medical.asp<HTML><HEAD><META NAME=“GENERATOR”Content=“Microsoft Visual InterDev 1.0”><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content=“text/html;charset=gb2 312-80”><TITLE>按原材料名称查询主要原材料供应计划</TITLE>//以上3行InterDev自动生成</HEAD><BODY background=“…/…/images/sandl.jpg”bgproperties=fixed> //设置背 景<% VarName=Convert(Request(“MatName”))//自编的显示汉字的程序Dim PrintHeadingPrintHeading=True%><!--METADATA TYPE=“DesignerControl”startspan>--><%Set cims=Server.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cims.Open Session(“cimsConnectionString”), Session(“cimsRuntimeUserName”),Session(“cimsRuntimePassword”)Set MatQry2=Server.CreateObject(“ADODB.Recordset”)cmdTemp.CommandText=“SELECT ntlcims.dbo.Material.*,ntlcims. dbo.VtMateriaValue.*,AS InWare FROM ntlcims.dbo.Mater ial,ntlcims.dbo.VtMateriaValue WHERE ntlcims .dbo.Material.CodeMaterial=ntlcims.dbo.VtMateriaValue.CodeMaterial AND(ntlcims.dbo.Material.NameM aterial=“‘& VarName &'")" //查询语句cmdTemp.CommandType=1Set cmdTemp.ActiveConnection=cimsMatQry2.Open cmdTemp,,0,1%><!--METADATA TYPE=“DesignerControl”endspan--><br><br><b><font size=4 color=blue>主要原材料供应计划</font></b><br><br><a href=“Materialplan.asp”><font size=2>返回浏览窗口</ font></a><br><hr><form name=“MatNameForm”action=“MatPlanQry2.asp”met hod=“post”>//调用MatPlanQry2.asp程序 执行方法为post查看主要原材料<select name=MatName size=1>的供应计划<option value=“”> //建立下拉列<option value=“丙烯酸甲酯”>丙烯酸甲酯<option value=“依康酸”>依康酸<option value=“硫酸”>硫酸<option value=“异丙醇”>异丙醇</select><br><br><input type=“button”name=submit2 value=“查询”>//进行查询</form><hr><br><% If PrintHeading And Not MatQry2.EOF ThenPrintHeading=False%><b><font color=navy><%=VarName %>(<%=MatQry2(“UnitMaterial”)%>)</font >的供应计划</b><br><table border=3> //生成表头<tr><th align=center bgcolor=aaaaff nowrap>日期</th><th align=center bgcolor=aaaaff nowrap>月初库存</th><th align=center bgcolor=aaaaff nowrap>本月订货</th><th align=center bgcolor=aaaaff nowrap>计划耗用</th><th align=center bgcolor=aaaaff nowrap>月末预计库存</th></tr><% Else %><b><font color=navy><%=VarName %></font>的供应计划</b><br><font size=2 color=red>没有找到相应的记录!</font><%End If %><%While Not MatQry2.EOF %><tr> //输出表项<td align=right bgcolor=ffffff nowrap><%=MatQry2(“YearMonthMate riavalue”)%></td><td align=right bgcolor=ffffff nowrap><%=MatQry2(“StorageMonthB egin”)%></td><td align=right bgcolor=ffffff nowrap><%=MatQry2(“OrderThisMonth”)%></td><td align=right bgcolor=ffffff nowrap><%=MatQry2(“PlanConsume” )%></td><td align=right bgcolor=ffffff nowrap><%=MatQry2(“In Ware”)%>< /td><td align=right bgcolor=ffffff nowrap><%=MatQry2(“NoteMaterial Value”)%></td></tr></table><script language=vbscript><!--Sub submit2Onclick() //执行事件Dim frmset frm=document.MatNameFormfrm.submitEnd Sub--></script></BODY></HTML>4 总结ASP技术是编制BROWSER/SERVER网页的一个有力工具。这种Web与数据库连接的方法再加上通 过 电话线拨号，就可以将总部与若干分公司连接起来，分公司的职员只要通过浏览器就能查看 设在总部的服务器中的信息，而这正是目前一些公司所急需的。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学院97研(300072)(收稿日期：1998-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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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4期 VOL.4 No.17 1999种衣剂对冬小麦生长发育的影响和抗病虫作用福德平 杨建国 代金凤 翁维良 张 合摘 要 小麦种子包衣技术在北京市推广进程缓慢，其主要原因是没有选择出适宜冬小麦生产特点、效果明显、成本低廉的种衣剂剂型。本文针对上述问题以新剂型种衣剂为材料，研究其对小麦根、茎、叶生长和产量的影响，对小麦苗期地下害虫和种传病害的防治效果，筛选出对小麦生长促进作用明显、抗病虫效果好的剂型，为小麦种衣剂的应用做基础性研究。关键词 小麦种衣剂 生长发育 抗病虫1 材料和方法1.1 材料种衣剂样品为天津北方种衣剂厂提供的3个剂型：立克秀加杀虫剂、立克秀无杀虫剂、粉锈宁加杀虫剂。小麦品种为京411、京冬6号和京冬8号。1.2 方法1.2.1 分别在腥黑穗病田和非病田采用带腥黑穗病的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小区试验。设3个处理：立克秀加杀虫剂包衣、粉锈宁加杀虫剂包衣、空白对照。采取人工包衣，药种比1∶50。试验设3次重复。腥黑穗病田采用腥黑穗病粒率10%的京411种子，非腥黑穗病田采用腥黑穗病粒率10%～15%的京冬6号种子。1.2.2 安排3个非病田大区试点，采用上年度未包衣的京411种子。设4个处理：立克秀加杀虫剂、立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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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12 【原文出处】武汉教育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62～66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199907 【 标 题 】知识经济离我们有多远 【 作 者 】何森地 【内容提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它建立在工业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目前在我国尚处于萌芽阶段。我国经济整体上与知识 经济指标差距很大，但不是说知识经济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走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发展道路。【关 键 词】知识经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 正 文 】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知识经济是经济理论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有关知识经济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什么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如何面对知识经济等等，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探讨。一、什么是知识经济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发表，标志着知识经济思想的正式形成。报告对知识经济作了明确界定：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的内涵可以概括为：1.知识经济以知识和智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知识经济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储存、应用和消费的基础之上，知识和智力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通过知识和智力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通过知识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的发展，通过智力资源的开发创造新的社会财富。知识经济对智力资源的占有比工业经济对稀缺自然资源的占有更为重要。知识与土地、劳动、资本相比，具有可以低成本，不断复制和报酬递增的性质，这种性质使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知识密集型产品成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形式。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增长中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使得社会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可能性。2.知识经济以信息技术的开发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的知识，通常是以信息、信息技术的方式表现出来。信息也是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经历了18世纪中叶以前的手工业生产力，以后的机器生产力，以及20世纪60年代后某些发达国家出现的信息生产力几个阶段。在今天，信息和信息技术已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系统中最重要的商品，成为一个国家抢占经济制高点的决定因素。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信息经济也就是知识经济。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利用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是推动国家经济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3.知识经济是一种正在到来或未来的经济形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考察，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是沿着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的模式演化的。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后期发展起来的一种正在到来或未来的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相比较，工业经济以大规模的使用消耗原材料、资源和能源为工业基础，以机械化、自动化为特点；知识经济则将知识和智力作为最主要的资源，是一个以知识的创新和应用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重要源泉的新时代。知识经济的到来，是世界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其意义远远超过200年前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 知识经济呈现的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快慢的问题，而且代表了产业结构层次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代表着整个人类经济的未来新走向。知识经济所引发的经济变革，使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它实现了物质生产能力开发手段的进步，带动着社会生产中各种劳动形式向着以脑力劳动为主，不断开发新知识资源的方向发展。知识经济将是重塑全球经济的决定力量，将会对下个世纪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二、发展知识经济必须具备的条件知识经济发展必须具备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工业经济充分发展。知识经济不是无本之木。知识经济建立在工业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是在本世纪70年代后工业经济飞速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是智力资源，但知识经济如果没有工业经济现代化作保证，没有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充足的物质资源作基础，智力资源也是贫乏的、低劣的。知识经济产生的条件之一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要达到人均5000美元左右。2.社会知识化水平较高。发展知识经济必须以较高的社会知识水平为基础。高层次的社会知识化水平，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知识经济要求全社会受高等教育者不低于同龄人的30％，这是知识经济对社会知识化水平的最低要求。量度知识经济标准的其中几项是：知识性的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例占50％以上；知识劳动者在劳动结构中的比例占50％以上；知识贡献率，主要指科技贡献率大于50％。3.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知识经济是一个新生产力系统，系统要素除了以智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和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型产业，还有以科技为核心的知识和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知识经济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知识经济中“知识”的概念，不仅是直接与产品生产相关的技术知识，而且是一个与当代高科技相适应的社会知识系统。整个社会运行系统决策的科学化，劳动者素质的专业化，社会活动的信息化，是更重要的知识经济的标志。知识经济要求人的创新精神体现在社会生活活动的各个方面，在产品的价值中要求无形的知识含量超过60％。知识经济正在向人类走来。当今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备了发展知识经济的条件，知识经济在这些国家正在替代工业经济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有关研究认为，美英等发达国家在2050年完成向知识经济的过渡，整个人类将在下个世纪的下半叶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三、我们离知识经济有多大的差距20世纪末，真正步入知识经济门槛的，大概只有美国。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或者出现了向着知识经济形态逼进的趋势，或者与知识经济形态还存在着一段距离，或者知识经济仅仅是一种名词概念。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中间阶段，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产业化过渡的工业经济时代。从知识经济的各项指标上看，我国经济整体上与知识经济的差距还很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据统计，199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尽管已达到31.65％， 但与知识经济要求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的指标，还有很大的差距。本世纪初，工业化国家科学技术的贡献率仅为5～10％， 而今天发达国家由于广泛采用高新技术，科技贡献率已达到60～80％，有些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企业已高达95％以上。美国自1993年以来，工业生产增长的45％是由信息技术产业为主的高技术产业带动的。2.研究与开发经费（R&D）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过低。 R&D经费投资与科技进步的相关关系十分明显，世界各国政府已越来越注重对知识的投资，并使其成为该国的竞争优势。我国R&D支出占GDP的比重，1995年至1997年为0.5％，已由90年代初的0.72％逐年下降。 知识经济要求达到3％，发达国家一般为2.5～3％，美国1994年为2.61％。 1996年美国科技投入总额高达1843亿美元，比日本、德国、英国3 个国家的总和还高，居世界第1位。在美国除政府直接投资R&D外，企业投入的比重也较大，占到75％。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需要投资约4000亿美元，其中政府只投资400亿美元， 其余的绝大部分由企业通过竞争分摊。而我国，1994年企业R&D投资只占全国的22.7％，而且， 科技成果的转让率过低，长期徘徊在20～25％之间，这种状况将严重制约着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水平。3.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过小。知识经济要求一个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达到6～8％，美国为7％，以色列为8％，而我国1996年仅为2.44％，这个数字低于世界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1993 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只有9美元，只相当于印度的2／3，菲律宾的1／2，泰国的1／10。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科技教育状况甚至低于智利、哥伦比亚、印尼等国家。1994年我国适龄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只有2.4％， 在所有对比国家和地区中处于最后。教育投入的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科技人员和后备科技、工程人员的素质。近年来，我国获得合格工程师资质程度的指标，一直处于倒数前3名之内的水平。4.产业结构不合理。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产业结构的差异。在产业结构上，知识经济要求第一、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和20％以下，我国1996年第一、第二产业的比例分别为20.1％和47.9％。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主要有以下表现：①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大高于处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农业基础薄弱，结构升级缓慢；工业中基础工业与加工业的增长不协调，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比例多小，其产品在工业总产值不足10％。②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比重多小。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达到60～80％，美国达到75％，我国1995年仅为31.1％。③产业素质低，企业技术设备和工艺水平陈旧落后，产品档次低，规模经济效益差。④人口与就业巨大压力和劳动力素质低下并存。全国城镇每年至少有1500万人需要安排就业，包括“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全国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知识经济离我们究竟有多远？不久前，我国研究人员根据自行设计的指标体系进行研究后提出，如果把美国现有水平作为一个发展标准，以此来衡量的话，我国仅有0.26。这表明，知识经济在我国目前尚处于萌芽阶段。在整体上我国经济与知识经济指标差距还很大，但这并不是说知识经济距离我们很遥远，也并不意味着我国某些区域或部门不会出现知识经济。北京中关村地区，知识密集、人才荟萃，这里云集了国内众多的一流大学、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公司，这里的核心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经过10多年的开拓与发展，知识经济在这里已初见端倪。四、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中国这个离工业化尚有距离的国家，知识经济既是不可多得的机遇，又是不能回避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具备进入知识经济条件的国家，并不等于可以免受知识经济对本国影响。随着知识经济在发达国家的兴起，全球经济系统将面临一次新的国际分工。在这次分工中，知识经济国家将进一步摆脱物质生产的拖累，而成为向全球经济提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的“头脑国家”，而另一部分无法进入这一时代的国家，将成为利用这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进行物质生产的“躯干国家”。这种分工的结果，势必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是世界所有国家都不容犹豫的选择。所谓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不是不具备工业化、信息化前提的发展中国家，能否绕过过渡阶段而直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是在发达国家因知识经济而极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国际竞争优势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战略性努力，避免国际竞争地位的进一步恶化或改变自己被动地位的问题。我们不能让历史上亚洲、拉丁美洲由于对工业经济时代到来缺乏应有准备而酿成的悲剧在今天重演。在这个意义上，无论知识经济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知识经济对我们的挑战，都是现实的，紧迫的。即将站在新世纪起跑线上的中国，不仅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上所具有的强大优势和压力。而且也面临着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的激烈竞争。我们如不能尽早正视现实，尽快采取切实措施扭转不利因素，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那么，挑战大于机遇，而且有可能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到下世纪前50年中国还是个三四流的国家，将很难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我们最迫切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振兴教育，全面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知识经济的首要资源是智力资源，拥有智力资源的是高素质的人才；而高素质的人才来自教育。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当务之急是优先发展教育，真正把科学和教育作为“兴国之本”。21世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的水平。本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把发展高质量教育作为迎接21世纪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抢占新世纪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制高点。今年2 月底，由国务院批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颁布，这是我国教育战线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宏伟蓝图。它的全面启动和贯彻，将对我国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振兴我国的教育事业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第二，强化知识经济意识，调整和制定有效的面向知识经济的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处于一个特殊的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知识经济的浪潮又扑面而来。虽然我们尚不具备全面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和条件，但我们应该强化知识经济的意识，深入探索和研究，为知识经济的到来做好思想和理论的准备；应该调整和制定有效的面向知识经济的发展战略，加大高科技产业化和信息产业化的力度，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缩短与知识经济的距离和差距，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发挥比较优势，走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比较优势。从整体上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巨大的人力资源是我国独有的优势。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老路。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完全可以对知识经济的发展作出梯度响应。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条件，走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发展道路。一方面充分利用知识经济提供的成果改造传统产业，大幅度缩短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最逼近知识经济的前沿领域和部门，集中优势力量，建立起一批高新技术的产业和基地，大力推进国民经济的信息化程度，力争稳健地步入知识经济新时代。收稿日期：1998―11―15【责任编辑】袁震 【校 对 者】柯森 【参考文献】 1 （美）维纳・艾莉《知识的进化》，珠海出版社，1998年。2 吴季松《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知识经济》，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3 谢 康、陈 禹《知识经济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4 王 勇《知识经济对策》，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5 孙惠爱、杨家本《知识经济要求我们什么》，《中国青年报》，19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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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68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60～63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0005 【 标 题 】加入WTO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 作 者 】宋泓 【作者简介】宋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北京 邮编：100732） 【内容提要】在开放的条件下，经济小国既可以依靠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投资，也可以主要依靠本国企业和产业走向富裕。但对于经济大国而言 ，能有的选择只有一种，即：主要依靠本国企业和产业来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始终不渝地走自立型的发展道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有效地利用外部资源，深化改革，清除限制我国产业和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种种因素，加快自立发展。【关 键 词】自立发展/依附发展/竞争力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0)03-0060-04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一个双向市场开放过程。在我们对外国产品和企业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也会为我国产品和企业带来进入世界市场的商业机会。但是，能够进入别国市场的产品只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能够角逐世界市场竞争的企业也只是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竞争优势的企业根基于我国现有的产业优势之上。判断入世影响的前提：发展中大国与自立发展模式我国最基本的现实是发展中大国地位：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12亿之众，且每年还有1000多万的新增量。这么多的人，既是潜在的巨大市场，又是现实的沉重包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担得起12亿人口的衣食住行问题。另一方面，我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不足900美元，还要解决7000多万人口的贫困问题。并且，我国的城乡差别、东西部的差别都比较大。这两个方面的事实时刻制约、限制甚或决定着我国经济上的种种选择。对每一个国家而言，发展经济的目的都一样，是富民强国。具体地讲，它至少应该实现两个目标：(1)保证国民充分就业；(2)使绝大部分人口能够充分参与并分享经济发展的利益。二战之前，这些目标只能通过“以国内积累为根本，以当地企业为支撑”的经济自立模式实现。二战以后，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扩张，为当时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条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决拥有这样一种崭新的选择，即：主要依靠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来发展本国经济，走依附发展之路。那么，是不是每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可以选择这种发展模式？实施这种模式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依附发展模式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外国直接投资(FDI)为主要投资来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以当地企业为主角，以当地储蓄和资本积累为主要投资来源的“自立型”发展模式相对立。依附发展模式是东道国主动、自觉的一种选择。这里依附只是手段，目的是要达到一般经济自立时所能或应该达到的那种经济绩效。依附发展模式有两种：(1)是由地理位置等外部因素所引致的地理位置依附型；(2)是由自然条件引致的资源依附型（不包括劳动力，下同）。选择地理位置依附型发展模式的条件在于：该发展中东道国吸引的FDI相对于当地的就业人口足够多，以至单纯依靠FDI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从而使整个经济健康发展。然而，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比较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国要吸引到足够多的FDI，不仅要依靠本国劳动力自身的素质，而且要借助其他外部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地理位置。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东道国的劳动力越少，越容易实现这类依附发展。因此，劳动力依附发展模式似乎最适合外部条件，尤其是交通、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岛国，如新加坡等。资源依附型发展模式选择的条件在于：该东道国拥有某种或某些跨国公司生产所必需的投入资源，并且这种资源相对于东道国的人口而言非常丰富，以至单纯依靠这种生产要素的租金收入便可以获得健康的经济发展。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但是，要想单靠资源吸引来足够的FDI，发展中东道国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资源的相对垄断性，如石油、黄金、铀及其他稀有金属等；(2)资源相对于人口来讲非常丰富。这种资源的相对垄断和丰富程度越高，依附的条件越好。所以，这种依附可能在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的国家中（如历史上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或拥有战略资源且人口稀少的国家中）存在。依附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实施条件并不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具备的。不适合选择依附发展模式的国家，从理论上讲，都应该走“经济自立”之路。“自立发展”是以当地民族企业为主体的一种经济发展观。它是通过民族企业的成长、壮大来实现本国资源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进而促使整个经济健康发展的。它不同于完全排外、闭关锁国式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也不同于对外国跨国公司及其FDI活动完全放任自流，无约束、无选择地引入。自立发展始终以培育、促进民族企业成长、壮大为核心，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以及放宽或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控制等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应以不损害当地企业的成长为限；同时，跨国公司也只是促使当地企业发展的一个配角，而不是相反。超越了这些限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将会遏制东道国经济发展潜力（即资源比较优势）的发挥，并会损害自立发展的根基（即当地企业）。反之，如果外国直接投资介入适度，则跨国公司还会促使当地企业的成长及经济自立目标的实现。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越不适合选择依附发展模式，而适合“自立”型发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越少，越适合选择依附发展模式，相应地，选择自立发展模式的代价也越大。中国和新加坡分别处在这两种发展模式的极点上。在这两个极端选择之间，一些混合型的发展模式也存在。“大国”和“小国”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发展中小国可以通过完全依靠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来达到经济富强的目的；而发展中大国却不能。对于后者而言，经济的健康发展只能主要通过当地企业来实现，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只是促使当地企业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对于前者而言，经济的健康发展既可以依靠当地企业，又可以依靠外国公司，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并且开放的程度越高，吸引的外资越多越好。依附发展模式的存在，客观上要求有很强的外部条件相配套。如在劳动力依附模式中，来料进口、产品出口及机器设备的进口；在资源依附模式中，机器设备的进口和原料产品的出口等都必须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因此，选取依附发展模式的国家，不仅依赖于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而且同等程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和贸易。同样地，选取自立发展模式的国家，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则要弱得多。我国的经济发展条件只适合采取自立发展模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档次应充分考虑到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在我国企业竞争力较强的行业可以适当多地引进外资，跨国公司的规模也可以大一些；在我国企业竞争力较弱的行业或新兴行业，引进外资的数量要有所限制，跨国公司规模也要基本上与我国企业的水平相当。同样地，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速度和程度也应和我国国内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相对应。“入世”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一）对比较优势产业和竞争优势企业的有利影响“入世”将对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和竞争优势企业提供更广阔和更规范的市场。我国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它们主要是服装业、文体用品业、皮革业、食品加工和制造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橡胶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及塑料制品业等行业。1996年，这类产业在我国工业价值增值中的比例仅为27.75%左右。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1998年世界企业500强中，中国企业共有5家入选，除中石化属于工业企业之外，其余4家，2家是银行、2家是贸易公司。其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中，1995年我国有7家企业入选，但均是从事广泛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其中，除首钢集团属于工业范围外，其他6家均是从事贸易、建筑或运输活动的集团。其三，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1997年我国外向型投资累计量为204.16亿美元，占世界总外向型直接投资累计量的0.58%，远远低于我国GDP占世界总GDP中的比重（1997年为2.93%）。从外向型直接投资量占国内固定资本总投资的比例看，我国1996年的水平为0.9%，同年发达国家为5.5%，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3.3%。不论从哪个角度来判断，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都很弱。到1997年底，我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累计共有5356家，占工业企业总数的0.07%。“入世”后，这类产业和企业将会获得更多的外部市场。（二）对劣势行业的不利影响我国的比较劣势产业主要有：普通机械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化学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压延及冶炼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和煤气的生产及供应业、黑色金属采选业、仪器仪表业及化纤业。我国四个支柱产业中的三个属于比较劣势产业。这些产业属于资本、技术及资本技术双密集型行业。它们既是我国目前的工业生产能力优势之所在，又是我国竭力扶持的进口替代产业，加支柱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等。但是，这些产业在国际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首当其冲遭受冲击的行业。1996年，11个比较劣势产业占了我国工业价值增值的36.21%。另外，我国的内贸产业也会受到进口产品的影响。1996年这些产业占了我国工业价值增值的36.04%。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会对我国劣势产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第一，支柱产业的成长模式在入世后可能会发生逆转――有可能会从依靠三资企业的模式退化到依靠产品进口的模式。第二，“入世”还可能限制、甚或阻碍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入世”的同时，一揽子签署信息技术协议，这样就剥夺了我国利用幼稚工业保护条款，培育IT产业的机会。第三，“入世”还会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内在机制形成冲击。在我国工业生产能力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目前还处于分离状态的情势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持机制在于：比较优势产业通过出口赚汇支持着比较劣势产业、尤其是支柱产业上的进口替代；同时，生产能力优势工业的发展及对劣势产业的市场保护也培育着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入世”之后，如果处理不当，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支持机制将会受到很大冲击：首先，我国的比较劣势产业可能会逐渐为外国的进口品所代替，丧失未来的发展空间。这些产业是我国多年来辛苦培育的支柱产业，均属于资本、技术或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范围。它们也是我国企业竞争优势孕育的根基。其次，比较优势产业虽然能够从扩大的外部市场中赚取更多的外汇收入，但这种外汇将无用武之地。因为，作为我国进口替代的比较劣势产业将萎缩。最后，我国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将主要依赖于目前现有比较优势产业。而这些产业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品牌和世界市场上的营销网络均控制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中。从这种产业中，能够为我国企业积累起来的竞争优势非常有限。我们的对策（一）必须调整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过去，我们是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确立产业发展战略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前提条件变了，因此，我们需要调整战略。总体上，“哪些产业必须发展、也能够发展、以及怎么发展？”等等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1)为该产业在全球范围定位，选择和明确我们要进入的领域；(2)明确该产业发展的型式――是依附型，还是自立型？(3)明了合作与扶植重点、难点；(4)确立一些重点企业进行扶持。（二）明确两个方面的对策首先，弱势情况下的防御措施，以尽可能做到趋利避害：(1)推动各部门深入研究加入WTO对本行业的影响及应采取的战略和对策，积极应战，尽快调整。(2)加强对WTO规则的研究，利用这些规则维护我国利益。(3)从企业和产业价值增值链的更深层次培育和支持国内企业和产业的发展。(4)加强“在比较充分开放前提下，如何培育国内企业和产业”问题的研究。这是我国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加入WTO决不意味着政府扶持我国企业和产业作用的减弱，变化的只是形式和方式而已。例如，研究各种不违反WTO原则的保护措施、反倾销的对策、各产业的质量标准等；加强立法，以法律为武器维护国家利益。其次，积极进取的措施――提高我国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充分利用入世对我国企业和产业所可能造成的巨大压力，大刀阔斧地推进国内改革，最大可能地激发更多企业和产业的自我调整和反应，推动竞争能力的提高。在开放条件下，我国产业和企业发展所具有的有利条件来自三个方面：(1)廉价丰富的劳动力；(2)巨大的市场――与此相关的是建立自己的售后服务营销网络及实现规模经济；(3)经济大国政府的组织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有利条件远远没有充分利用起来。因此，加快改革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第一，破除地方或部门割据，尽快促使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我国的比较劣势行业，基本上都是技术或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在这些产业中，规模经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规模不经济、企业规模小等一直是我国这些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这些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原因。石化业实行上中下游一体化的经营，发挥了规模优势，效益显著提高。第二，要为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提供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对国内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的授予工作应该加快进行。第三，国有企业的内部改制、转制工作也要有紧迫感。对待不同的产业我们也要实行不同应对措施：(1)对于优势产业：因为我国的优势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劳动力成本只是一种产业优势，而非企业优势或企业所有权优势，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产业竞争优势要凝结成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有这样几个中介，其一要打出品牌、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品种，其二要建立国际营销网络。(2)对于劣势产业，具体可分为这样几个类型：第一，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绿洲”战略。由国家投资立项，联合国内大型企业（军用和民用兼顾的企业，而非专门的军工企业）来进行技术开发，通过这种形式，逐渐在高新技术产业形成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通过这些技术的应用来在这些产业中争得一席之地。或者企业联合进行技术开发，特别是在目前压力的情况下，不仅要竞争，更要强调合作。第二，对现有的支柱产业，尽可能在整个产业的价值增值链各个环节上培育出一些代表性的大企业集团。第三，对其他的劣势行业，采取合资战略进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去。总之，开放条件下，我国的国内市场将有机地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在这种条件下，我国企业发展的首要选择是选准附着点，善待我们的市场，因为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对我国市场的熟悉。国内成功企业，如海尔集团、时风集团的经验表明：我国企业竞争力的源泉在于它们对我国市场的“亲近”及对满足这种市场的投入要素和协作厂家的熟悉。它们诞生在这个环境、了解这个环境的独特性及满足这种独特性的最合适方法。它们的生存和发展与这个环境休戚相关。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企业，会逐渐地积累起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生存得越长，积累得越多。相应地，来源于这种环境的独特技术及技术演进轨迹、独特经营管理方法也会成长起来。这样，与这些因素相联系的、我们的品牌和企业才会站立起来。在以前的封闭条件下，对劣势行业可以通过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为企业提供有保障的国内市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应采取一种针对企业的扶持，一方面对大企业集团鼓励走韩国式的企业集团道路。另一方面对中小型企业则可以走香港和台湾的企业发展之路。收稿日期：1999-12-13【责任编辑】谭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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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033 【原文出处】理论与改革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199906 【原刊页号】53～57 【分 类 号】F107 【分 类 名】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论西部地区迈向２１世纪的经济大开放 【 作 者 】郑晓幸/傅泽平 【作者简介】郑晓幸，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副校长、中共德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经济学教授； 傅泽平，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副教授【 正 文 】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一样，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进入21世纪，西部经济要崛起，加快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对内开放是促使西部经济腾飞的关键。一、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并称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在全面分析国内国际形势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的战略构想和对策思路，其基本框架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全方位对外开放。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认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三个面向：“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由此，逐步建立起我国双向型全方位对外大开放的战略设想。第二，多形式多渠道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活动。其中，除了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等几种形式外，还可以开展对外劳务合作、承包工程、国际旅游以及其他的对外交流形式，使我国和世界各国各地建立起广泛而密切的经济技术关系。第三，构建区域对外开放新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沿江城市、沿边城市和省会城市，创办对外开放区和国家级、地州市级、县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构造起由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渐次扩散推进的对外开放体系和转换机制。在区域布局格局上，形成了沿海、沿边、沿江、沿线以及内陆中心城市的多层次对外开放的形势，大力推动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开放、开发和发展。西部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整体发展。因此，西部发展快慢将直接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影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实现。江泽民总书记在1995年底视察陕、甘两省谈到西部地区的建设问题时指出：“没有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西部的全面振兴，没有西部地区的基本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功”。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东中西部发展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逐步实现规范的财政转换支付制度，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全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在1999年6 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指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能设想采用平均主义的办法可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过去实践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要求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也是不现实的。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条件，不抓住这个时机，不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二、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分析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由于发展和建设的重点布局在沿海，导致东西部差距拉大。这种差距首先表现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方面。1969年至80年代，以现价计为6.8％比7.2％，西部略高于东部0.44个百分点。这种速度差的积累曾使东西地区发展差距逐步缩小。1980年至1987年改革开放新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东、西部地区发展之比为19.88％比15.7％， 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这种增长速度差的积累， 使建国后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重新扩大，而且越来越大。其次，在农村发展方面，1992年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为25386亿元。其中东部占56.3％，西部仅占11. 5％。之后，1993年东部地区占62.1％，西部地区占8.1％， 东部是西部的7.8倍。而到1996年东西部差距竟达8倍。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结构的倾斜引起的。1982年至1992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在东、西部大体保持在46比24范围内；而1992年的投资增量中约有62.1％是东部完成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把西部开发提上日程。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在走向二十一世纪的过程中，中国西部如何选择合理的发展战略，尤其令人关注。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供求特点看，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资源分布及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距，使得东西部地区在消费品和工业原材料供给和需求方面呈现显著差异。东部以加工工业为主导产业，能源及原材料工业相对薄弱，工业生产所需的能源、原材料主要靠西部大量购入；而西部则以农业为主，轻工业和加工工业薄弱，重工业比重大，原材料供给能力强，其产品主要销往东部。东部以上海为例，90年代初期，其轻工业占上海工农业总产值的34％，而整个西部仅占7.1％。 西部以四川为例，四川的六十种主要轻纺工业品有五十四种需要从省外调进，而省内调出量大于省外调入量的商品却仅有六种。1990年四川从省外调入的商品总值约150亿元，而调出商品总值80亿元。由此可见， 在消费品、工业原材料的供给方面，东西各有所缺，但也各有优势。东部与西部不仅在产业上需要互补，而且在产品上也需要互补。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反映在东西部国有企业发展水平的差距方面。如果按东西部国有企业经济规模、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三项指标进行横向比较，我们会发现，1996年东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合计为5332亿元，工业总产值为8413亿元，利税总额为836亿元。 而同期西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合计为3435亿元，工业总产值为3977亿元， 利税总额为554亿元。它说明，在国有企业规模上，东部是西部的1.55倍； 在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上，东部是西部的2.11倍；而在所创造的利税上，东部是西部的1.5倍。东西部国有企业发展的差距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就历史原因而论，西部的国有制企业大部分在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形成。不可否认，这批国有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曾有过很大的历史作用，但产业单一，综合配套差，民用项目少，从而导致了今天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同时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客观环境也限制企业发展。相比而言，东部固定资产的形成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后，1996年东部地区国有经济固定投资达3196亿元，是西部地区的2.4倍。 由于设备先进，同时新投资项目多，大多数项目又属于轻工和加工工业，符合产业方向，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有利位置。西部国有企业改革应借鉴东部改革经验，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应将企业置于市场条件下实现企业的产业调整和重组。东部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在于国企进入市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企业被完全推向市场，企业只能在市场中寻找出路。广东省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广东国有企业对市场的依赖是比较高的。1995年广东国有企业给国家上缴的利税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与三资企业并驾齐驱，有时还要超过三资企业。从东西部在产品供给上的巨大差距和市场需求特点，不难发现东西市场的互补性对整个市场的推动作用。对西部而言，由于工业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低，对工业原材料的需求明显地低于东部，但是作为提供工业原材料的重要区域，其工业原材料产品的输出是必然之举。对东部而言，由于加工能力强大，产自于东部的工业原材料不能满足生产所需，依赖西部的资源也是必然的选择。随着西部社会总产值中农业的地位降低，对工业品的需求必然增加，还有在农业内部如果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也会促进工业的发展。东部市场对西部初级产品的需求和西部市场内部需求的增加都会使西部现有的工业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西部发展的必然选择就是通过改善自己的发展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对生产资料产品的供给，满足市场发展的要求。三、西部地区经济跨世纪在改革开放中持续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1980年至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5.78％， 是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但增长源主要为重工业，而广大的农村发展速度仍然较为缓慢。199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77.74元， 而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新疆也仅仅为1136.45元，最低的甘肃只有962.89元， 水平仍然非常低。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也比较低。1997年西北五省乡镇企业总产值仅为1301.21亿元，农业人口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仅为2013.33元，并且以外延发展为主，1997年西北地区乡镇企业职工人均总产值较低，只有21444元，效益也比较低。西北地区产业结构仍然较为落后，1997 年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1：1.67：1.44。1997 年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总收益有44.80％来自于农业。可见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没有多少变化，仍然处于较低层次的均衡状态。西部地区靠近中亚、中东、欧洲等地区。历史上就有与这些地区进行经济交往的传统。第三欧亚大陆桥建成后将为该地区的开放提供良好的机会。在自然资源方面，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种类多，储量大，现今有500多个大中型矿产地，发现矿种130多种，有色金属占全国储量的90％。另外光资源、草原资源、耕地资源也比较丰富。西部地区的输出是间接性的，也是“抽血”性的。输出形式为，向其它地区以低价输出大量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以较高价格从其它地区购买深加工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例如甘肃每年为此损失30亿元。虽然国家每年对西部投放部分资金，如1994年安排了100 亿元以扶持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但据估计，有40％左右的资金以银行贷差、横向投资、股票交易等形式流到了东部。整个西部积累水平也比较低。1995年各类固定资产投资占11.95％。西部的输出多、输入少的状况如不改变， 很可能产生“马太效应”。青藏高原与其它区域相比较，青藏高原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均比较明显。其突出的有利条件有：草地资源、森林资源、水利资源、矿产资源、地热资源、旅游资源等十分丰富；劳动力价格低；社会比较稳定，与相邻国家与地区的关系比较和睦，合作已初具规模，各民族、各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融洽；世界经济重心的移动与中国经济开发的整体推进将为青藏高原提供更多的良好发展机遇；中央政府与其它地区的补助和援用力较大等。其比较明显的不利条件有：地热高寒，热量条件较差，冻土分布广泛，一些地区生存条件相当恶劣，客观上不利于农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的发展；乡村人口所占比重大、人口素质偏低；资本形成能力差，投资不足；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城镇体系不全，传统文化中妨碍产业发展的因素的刚性较大；周边国家均不发达，易发生水平竞争；全国经济开发重点转移到青藏高原尚需时日，外部对高原的经济辐射作用较弱等。在工业各行业中，有些行业虽相对集中在青海，但对青藏高原影响较大，且发展优势比较突出，这些产业亦应作为主导产业，包括矿产资源开采与加工制造业（主要包括金属与非金属矿采选业、采盐业、有色与墨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机械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化工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矿产资源开采与加工制造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大，接近40％，是目前青藏高原重要的收入来源。对西部资源开发项目实行“滚动开发”。黄河上游水电资源开发，仅青海境内从龙羊峡到积石峡2310公里的河段，就可开发六个大电站，六个中型电站，装机1200万千瓦左右，且自然落差大，移民占地极少，千瓦投资比内地便宜，如果将现已建成的电站的收益交给地方，让其滚动开发，将会大大加快青海发展的进程，从长远讲，也会减轻国有财政转移支付的负担。批准西部建立资源开发试验区，并对实验区实行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外资在沿海形成的利润再投资到西部，或西部资源开发试验区，可继续享受改革开放初期的优惠政策。东部企业到西部投资如能享受到同样的优惠，那也会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而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地方政策，在地方税收分布返还上作文章，是力度不够的。在青海的格尔木市建立这样的开发试验区，就可带动整个柴达木聚宝盆的开发，形成西部新的经济中心。从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开始，国家在川、黔、滇三省投资近千亿元，建成了成昆、贵昆、川黔、湘黔和襄渝五条铁路干线，建成了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重化工业为主体的大中型企业1300多个，为西部工业布局的展开与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进入80年代，诸多原因，使西部经济的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形见绌。进入90年代，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多数省、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两位数，特别是在国家大力支持，南昆铁路、内昆铁路、达成铁路、成昆铁路电气化改造、宝成铁路复线、成渝高速公路和鲁布革、漫湾、二滩大型水电站等一大批交通通信与能源重点项目开工，大多数已经建成投入运营，使西部的投资环境显著改善。复杂的地貌与气候类型，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民族，使西部地区无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旅游资源，都独具特色。既拥有喜马拉雅、贡嘎和玉龙雪山等高山名峰，长江三峡、虎跳峡等峡谷景观，云南路南石林、贵州织金洞等喀斯特奇观和气势磅礴的黄果树瀑布；又拥有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元谋猿人遗址、乐山大佛等历史文物景点；更有西双版纳（傣族、＠①尼族风情）、大理苍山――洱海（白族风情）的有利条件。目前西部地区已拥有峨嵋山、贡龙寺、九寨沟、滇池、红枫湖等20多个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西安、遵义等10多个历史文化名城。今后将面对国内外两个旅游市场，采取相对集中成片开发，点、面联网，在继续推进观光旅游的同时，大力开发疗养度假、避寒避暑、科学探险、登山旅游，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系列旅游产品，使西部成为具有特殊魅力的旅游基地。旅游资源丰富是青藏高原的一大优势，旅游业按内容可分为一般性游览观光旅游、探险和科学考察等特殊旅游与休闲度假旅游三类，青藏高原发展这三类旅游的潜力很大。目前前两类旅游发展较快，休闲度假旅游由于区内开发力量不够与区外旅游层次低两个方面的原因尚未发展起来。青藏高原气候高寒，夏季气温低，是夏季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四、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效地缓解了我国经济建设资源不足，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促进了我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是，引进外资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外资分布不均导致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日益扩大是个突出的问题。西部地区经过建国后尤其是“三线”建设时期的发展，建起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大工业。西部大省四川，固定资产总额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仅次于辽宁而位居全国第二。为此，在西部对外开放中，各省区于90年代初先后提出了用存量资产换取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的对外开放战略。随着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东部资金的西进，西部的存量资产优势越来越得到外界的关注，西部地区用存量换资金、换技术、换管理、换国际市场的实现性真正开始到来。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大量大中型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产权制度改革的广泛展开、以及政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对此起了推动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在外资（包括东部资本）进入的方式上，除了常规的合资合作外，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企业集团等以资产运作和资产增值为目的的企业收购、兼并方式也开始盛行起来，金融工具和金融资本的介入，对扩大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西部地区直接利用外资比例低。实际利用外资包括对外借款和直接利用外资两个部分。1978―1995年我国实际直接利用外资累计为1333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资2296亿美元的58.12％，东部比重在70 ％左右，西部则刚好相反，为倒三七开。四川省1995年实际利用外资为17.86亿美元，其中直接利用外资5.4亿美元，占30％；而广东省，1997 年实际直接利用外资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82％。间接利用外资的方式为西部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特别是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汇率制度调整的影响，许多西部项目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包袱，而直接利用外资较少；与之俱来的在技术、管理、产业建设等方面的积极效应和受益也很少。西部投资结构中外资比重低。 1997 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370.33亿元，其中，外商投资1710.39亿元，占10.45％。东部诸省在国有投资远高于内地的同时，外商投资比例也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外商经济的投资占本区总投资10370.12亿元的13.77％， 而中西部外商经济投资仅占全区全部投资5383.70亿元的5.24％，东部高出西部8.5个百分点。东部除河北和浙江比重稍低外，其余均在10％以上，北京为 12％，天津为12％，辽宁13％，广东、福建、 海南更是分别高达26.10％、20.81％、18.71％；中西部除了湖北、吉林较高（分别为10.38％和11.9％）外，其余均在5％以下，山西1.97％，内蒙古2.76％， 黑龙江3.92％，安徽3.63％，江西4.37％，河南6.95％，湖南3.64％，四川5.18％，贵州2.16％，云南4.67％，陕西2.58％，甘肃5.22％，青海0.54％，宁夏3.07％，新疆2.44％。从工业总产值看，差距更大，1994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工业总产值为6745.36亿元， 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0.97％，东部高达15.49％，西部仅为2.56％，东部高出西部13个百分点，其中广东、福建、上海、海南又分别高达35.36％、30.26％、23.70％、18.61％。1994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91.45 ％分布在东部，只有8.55％在西部。沿海引进资金和项目在经历了最初的较小规模之后，近几年有了较大变化。引进大项目、高科技、新兴产业项目已成趋势。尤其是上海，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非常看好浦东的发展前景， 竞相在浦东落户。 自1990年4月以来，世界著名的5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已有58家到浦东安营扎寨。这些跨国公司有美国的福特、IBM、杜邦、庄臣、罗斯蒙特、吉列，德国的大众、西门子、巴斯夫，日本的日立、松下、夏普、胜利、八佰伴、丸红、森海外，英国的皮尔金顿，瑞士的罗斯、迅达等。上海累计批准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702个，仅占全国项目数的6.5％，但协议外资额却占全部协议外资额的68.7％。这些投资项目多数为技术先进、规模较大的工业项目，如汽车、通讯、机电产品、计算机、精细化工、化物工程、医药等，以及从事金融、 贸易和信息服务的项目。1994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数为206096户，总投资49072447万美元，项目平均规模为238万美元。其中，东部平均规模为248万美元，中西部平均规模为190万美元，东部比西部高31％，上海、 广东又遥遥领先，分别高达397万美元和312万美元。而起步较晚的西部，还处于利用外资的初期，由于投资环境诸多方面的不利因素，在吸引大项目、消化国际先进技术、模仿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无法不如沿海，引进的项目与沿海相比，以劳动密集型、传统产品、小项目居多，跨国公司大项目进入内地寥寥无几。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利用外资发展速度上差距拉大。“七五”期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为463亿美元，年均增长17.2％。 “八五”期间为1613亿美元，年均增长36.3％，比“七五”增加了1150亿美元，高了19.1个百分点。其主要推动力， 仍然在沿海。 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1980年仅为7.69亿美元，占全国6.08％；1988年达到24.15亿美元， 占全国的比例提高到23.62％；1995年更是高达176.72亿美元， 占全国比例继续攀升，达到36.51％。上海在1988年时实际利用外资仅为4.40 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仅4.30％；1995年迅速达到51.26亿美元， 占全国比重升到10.59％。山东省1988年实际利用外资1.12亿美元， 占全国比重仅为1.10％；1995年达到49.69亿美元，比重跃到10.27％。而与此同时，西部利用外资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不仅低于沿海，而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利用外资的相对不利条件呈现更加突出的特点。沿海地区特别是浦东开发区正处于三个高峰时期：即高投资的高峰期、产业剧烈变动和调整的高峰期、吸引外资的高峰期。 这种三高局面估计至少将持续5―10年，是与西部地区争投资的。在这个竞争中，沿海比内地仍然保持着更好的投资环境、更高的投资回报：1.沿海的高投入高增长不仅因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而更有吸引力，而且高投入本身就成为吸引和牵动外资的重大力量。2.沿海的行政效率和法制建设比内地改善得更快，当西部还停留在为外商的服务减轻障碍而完善“一条龙”服务时，沿海已开始采取对外商企业取消审批制而实行与内资企业一样的注册登记制等与国际接轨的办法。3.内地虽然工资低、地价电价低，但效率、劳动生产率低，因而生产成本不一定比沿海低。4.沿海对先进技术的转化吸收能力，对新兴产业的接受速度远远快于内地。5.沿海基础设施建设远远好于西部。6.尤为重要的是，国外对沿海的了解大大超过了内地，这给西部的招商引资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五、迈向新世纪西部地区经济大开放的基本思路进入21世纪，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既要积极利用外资，又要积极利用内资，既要利用外来资金和力量，还要注意发挥自己的力量，充分把利用外资与产业调整、产品开发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1.充分认识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经济从内向型逐渐转为外向型，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程度越来越深，这是历史的趋势。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资金匮乏、人才稀缺、技术薄弱、现代管理经验不足等现实缺陷迫切需要外资来弥补，因为外资不仅是资金的注入，而且是生产要素的一揽子注入，包括人才、技术、管理经验等，这将给西部带来勃勃生机。2.不能片面地认为外资企业冲击了民族工业，以一种“狼来了”的心理对待外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竞争经济，在竞争中优胜劣汰，经济才能发展。外资企业虽然对民族工业有一定冲击，但它们带来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远远超过了民族工业的损失。对于有战略地位又有发展潜力的民族幼稚工业，国家仍应给予一定的保护，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允许的。3.不能错误地认为外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钱都让外国人赚去了”。有些外商在与中方合资时采取高估设备技术价格等手段确实使国家利益损失了，但这是可以采取措施防范的战术性问题。相反，外资的进入却使更多的国有企业起死回生，从制度上保证国有企业长期保值增值。4.提高政府机关办事效率。政府机关办事效率往往能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西部地区政府机关如果还象以往一样，“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那不光会吓跑外资，连内资也不愿来。不能求外资心切而不合理地提高办事效率。诸如一些地方风行的一支笔审批，一个图章解决问题，一个小时办完审批手续等等“先进经验”，一个外资项目动辄几百万美元，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材料等往往几十上百页，涉及众多部门，怎么可能一支笔、一个图章、一个小时就办完审批手续呢？这是自欺欺人，势必留下隐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世界银行规定其贷款项目的评审法定时间是半年，这是一种审慎的作法，所以，应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这样，外商也放心。5.加快人才培育，改进人才的使用与开发。首先，西部地区可与东部地区各城市建立对口和定向培养关系。其次，西部地区应为高素质人才提高相对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改变“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失状况，甚至可能吸引“东边的凤凰往西飞”。再次，充分利用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定期与他们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为本地区招商引资并给予奖励。最后，西部地区的高校应加强外向型人才的培养，进行招商引资的宣传，为西部地区引进外资提供取之不竭的人才库。（二）实施大项目和政府推进的方针西部各省区提出了以资源换资金、以存量换资金、以市场换资金的利用外资的战略，但有的地方政府主导推动不够，尤其是没有在可研报告上下功夫，其战略没有落到实处。西部利用外资的区位劣势和人缘、地缘方面与东部存在的固有差距，决定了西部不可能象沿海那样利用广泛的民间力量来推进利用外资进程。闽粤的港澳台因素，山东与韩国和日本的联系，上海与日本以及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因上海的科技和工业文化基础更是比全国都强，华侨、华人、华裔和地缘优势在沿海利用外资中引起了重要作用，而西部则缺乏这种资源。而沿海尤其是山东的主动强调政府推进作用的大项目战略对西部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大项目战略不仅有利于西部克服人缘、地缘方面的劣势，而且有利于西部更好地结合自己的产业发展需要和市场存量状况来利用外资，关键在于西部必须改进方式，正确、务实地认识自己的资源和家底。（三）国家支持，实行产业倾斜，发挥比较优势，确立西部在全国区域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农林牧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经过建国以来尤其是三线建设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基础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生产技术存量，所面临的“瓶颈”是资金短缺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落后。因此，国家一方面要采取若干投资倾斜和优惠扶持政策，重点发展西部资源开采加工、重化工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能源―原材料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科技产业；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发展农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纺、食品、建筑建材工业等。同时，为了解决瓶颈制约，还要大力发展区内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部门。以上述重点产业为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和整个西部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国家应当对西部重点产业实行一系列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和信贷、投资倾斜政策，包括：1.加强西部地区资源勘察，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逐步加大投资力度；2.对重要初级产品实行价格补贴和减免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保护西部资源开发的经济权益；3.尽快通过深化价格改革，理顺产品比价，扭转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的状况，增强西部地区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4.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充分利用和吸引国内外银行信贷，组建专业投资公司，设立专项投资基金，发行企业股票、债券，集中社会游资，用于西部重点产业发展。（四）以具有区位优势的中心城市或能源矿产基地，新兴工业基地作为增长极，开辟若干西部经济开发区西部经济的发展，必须采取产业倾斜与区域倾斜相结合的方式，亦即开发西部不是整体推进，而是向重点产业和重点区域倾斜，充分发挥中心地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进而整个西部经济的繁荣。就重点区域来讲，一方面是以资源产业为依托，以资源加工利用转化为指向，开发、建设若干个西部经济特区或开发区，例如：1.长江中上游以水能、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三峡经济开发区；2.蒙陕宁河套地区以煤为中心的能源―稀土―特种钢材业综合开发区；3.陇海线西段――黄河上游以能源工业为基础的铜、镍、铅、铂等有色贵金属材料工业综合开发区；4.兰新线西段――准噶尔盆地以石油为主的石油、煤、铬能源多金属综合开发区；5.塔里木盆地石油及石油化工综合开发区；6.川黔攀西――六盘水煤、铁、钒、铜、铅、锌、铝、磷开发为基础的能源、钢铁、有色金属重化工综合开发区；7.川南天然气、盐化工开发区；8.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矿产资源综合勘察开发区；9.阿尔泰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宝石综合开发区；10. 柴达木盆地以钾盐为主的盐化综合开发区。建设西部特区或开发区，在西部资源开发和东西部关系上将实现三大转变：一是西部资源开发由资源东运为主转向资源就地加工转化为主；二是西部资源开发体制由中央企业代行所有权并直接管理、垄断开发和经营，转向国家所有、统一管理，中央企业、地方企业以及其他国内外投资者平等开发和经营；三是由单纯的东部支援西部或国家拨款，转向通过优惠政策提高西部特区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东部资金自动流向西部，带动西部经济发展。通过以上三大转变，西部资源开发将能带动加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就业和地方税收的增加，从而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实现共同繁荣。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西部经济发展还要依托中心城市，分别形成以乌鲁木齐、西宁、兰州、拉萨、昆明、贵阳、重庆、成都、西安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各具特色的城市经济圈，带动整个西部经济的发展。（五）大力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促进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完善通过推动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跨部门的自由流动，促进企业联合与协作，组建大型企业集团，通过区域内各企业之间自然的、内在的经济贸易联系形成和完善区域市场，并在此基础上与全国性统一市场接轨，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使西部经济合理地参与全国区域分工。具体途径如下：1.加快建设和完善一批各具特色的区域商品市场。逐步形成以区域性批发市场为龙头，以专业性市场为骨干，沟通城乡，连接西部，辐射全国，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市场网络体系；2.大力培育和发展区域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在西南区建一家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劳动力、人才市场、技术市场、西部技术信息市场等要给予支持发展。要积极创造条件在成都、重庆、昆明、贵阳、拉萨、南宁、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中心城市组织各类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商品交易会、博览会、订货会、技术成果交流会、劳动力人才交流会、大中专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企事业单位招聘会、房地产招商会等。要总结经验、提高水平，扩大规模，争取把“昆明出口商品交易会”逐步办成中国西南地区、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博览会，把成都“全国春季糖酒交易会”逐步办成“全国糖酒交易暨国际食品博览会”，同时继续开展和扩大边境贸易，加大开拓东南亚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六）对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实行优惠政策，帮助其尽快脱贫致富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现有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西部民族和贫困地区发展起点低、基础差，需要国家大力扶持：1.国家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脱贫规划，确定分阶段实现的发展目标，发展的路子，发展的重点以及发展的措施，帮助民族、边疆、贫困地区确定一批重大的支柱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帮助做好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帮助落实建设条件等；2.要大力扶持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利用。在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建立各种各具特色的资源开发小区，如水能、矿产、旅游、生物等资源开发小区，在区内实施更加优惠的资源开发政策，由点→线→面逐步推进，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对于民族地区的一些非战略性和中小规模储量的资源，应有计划、有控制地向区外、国外出租，出让部分资源的开发利用权；3.对民族地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建立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责任编辑】罗晓红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作去乍右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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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Min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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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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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3期 No.3 1999代数等式系有穷公理化的一个扩充定理王驹 赵希顺摘 要 首先介绍两个概念：主同余类的弱可定义性以及次直不可分解类的可定义性.证明了任一有穷代数A,若V(A)具有弱可定义的主同余类以及可定义次直不可分解类，则它的等式系是可以有穷公理化的.进一步的讨论揭示出其结果是新的，是对已有工作的有意义的扩充.关键词 等式系，主同余类，次直不可分解类.中图法分类号 TP301An Extension Theorem on Finitely Axiomatizable Algebraic Equation SystemsWANG JuInstitute of Softwa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ZHAO Xi-shun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8Abstract First, the two notions: weakly definable principal congruence and definable subdirectly irreducible class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prove that if a variety generated by a finite algebra has both weakly definable principal congruence and definable subdirectly irreducible class, its equational system is finitely axiomatizable. Further discussion shows that the results are new, and are significant generalization of the known results.Key words Equational system, principal congruence, subdirectly irreducible class.随着近年来计算机理论研究中代数归约的应用及发展，很多原来属于代数理论的问题引起了计算机理论工作者的兴趣.其中之一即是代数的等式系的有穷公理化问题.关于它在代数归约研究中潜在的应用前景，只需指出一点就够了：它将有助于将高阶的代数语言归结为一阶语言.任给一个有穷代数A,比如，群、环、域、布尔代数、格、代数归约理论中的many-sorted algebra等等.它的等式系Σ(A)指的是所有形如p=q又满足：Ap=q的等式全体，这里p,q是A的语言中的任意项.Σ(A)是可以有穷公理化的，如果存在Σ(A)的一个有穷子集 Σ1,Σ1Σ(A),使对任一Σ(A)中的公式p=q,我们有Σ1├p=q,├是关系“可推出”的简写.代数等式系有穷公理化研究几乎有大半个世纪的历史［1］.很难给出一个哪怕是比较完全的综述.在否定性的研究方向（即不可有穷公理化）：Lyndon在1954年构造了一个仅含7个元素的代数，带1个二元运算，1个一元运算，它的等式系是不可有穷公理化的.以后，Murskii的三元代数（1965年）；Perkins的六元半群（1969年）；Polin的有穷非结合环(1976年)等，都是这方面熟知的结果.1986年，Bryant定义了所谓的有穷pointed group,也是不可有穷公理化的.Polin的结果及finite pointed group的结果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与著名的Oates-Powell［2］定理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后者是说：任一有穷群的等式系都是可以有穷公理化的.这3类有穷代数，都归于模族类.以上事实也揭示出有穷公理化问题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在肯定的方面，主要的工作有：Birkhoff(1941年)证明：如果A有穷，且是有穷型（即只含有穷个函词），又如果只允许有穷个变元，则A的等式系可有穷公理化.Mckenzie(1978年):如果V(A)有可定主同余类，有穷型，只含有穷个次直不可分解代数，都是有穷的，则A的等式系可有穷公理化.K.Baker(1978年)［1］证明：若A是有穷且有穷型，V(A)是分配的，则A的等式系可有穷公理化.1988年，Mckenzie把结果推广到只含有穷个次直不可分解代数的模族上［3］.另外，关于具体的代数、二元代数（Lyndon,1951年）、有限群(Oates-Powell,1965年)、有限环(Kruse,Lvov,1973年)等，都是可有穷公理化的.从整个研究的发展过程来看，Baker在分配族上的工作及Oates-Powell关于群的结果，被认为是主要的进展.一个几十年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Baker定理以及Oates-Powell定理统一到一个扩充定理中.但由于Polin在1976年的结果及1996年pointed group的给出，人们已几乎相信，这样的一个扩充不存在.本文的结果即是在上述方向研究中的一个新结果.其意义在于：(1) 它是已知结果的真正扩充.(2) 现在已知的是，它至少分别覆盖以上两个定理的很大部份.1 主要定理及其证明在本节里，假定A是一个有穷代数，具有穷型.V(A)是由A生成的代数族，是所有满足A的等式系的同类型的代数的全体.定义1. 我们说V(A)有弱可定义主同余类，如果在A的语言中，存在两个一阶公式Γ1(w,v,x,y),Γ2(w,v,x,y),使得对所有的B∈V(A),对所有的s,t∈B,s≠t,我们总能找到a,b∈B,a≠b,满足：(1) BΓ1(w,v,x,y),则θ(w,v)≤θ(x,y).(2) BΓ2(w,v,x,y),则θ(w,v)≤θ(x,y).(3) BΓ1(a,b,s,t),亦即 a=b (mod θ(s,t)).(4) 公式Γ2定义了整个由a,b生成的主同余类θ(a,b).亦即对所有的c,d∈B:c=d (mod θ(a,b))当且仅当BΓ2(c,d,a,b).定义2. (K.Baker) 我们说V(A)有可定义的次直不可分解代数类，如果存在A的语言的一个公式Φ,使得对任一与A同型的代数B,下式成立：B是次直不可约的且B∈V(A) 当且仅当BΦ.主定理. 如果A有弱可定义主同余类且V(A)中的次直不可约代数类是可定义的，则A的等式系是可有穷公理化的.证明：先建立下列的引理.引理1. 存在一个一阶公式Φ1,它表达性质：V(A)“ 有弱可定义主同余类 ”，即：V(A)有弱可定义主同余类当且仅当B∈V(A),BΦ1.引理证明：考虑下面的公式：s,t［s≠t→a,b［a≠b∧Γ1(a,b,s,t)∧{Γ2(a,b,a,b)∧xΓ2(x,x,a,b)∧x,y(Γ2(x,y,a,b)→Γ2(y,x,a,b))∧x,y,z(Γ2(x,y,a,b)∧Γ2(y,z,a,b)→Γ2(x,z,a,b))∧x1,y1,x2,y2,...,xn,yn ［∧1≤i≤nΓ2(xi,yi,a,b)→Γ2(f(),f(),a,b)］}］］.这里,Φn是A的语言中n元函词的全体.注意Φ是一个有穷集.显然,以上公式中在{ }内的部分定义了主同余类θ(a,b).将以上公式记为Ψ1.容易验证：任给与A同型的代数B,可以不在V(A)内，如果我们有B 处1，则B满足定义1中的(1)～(4).引理2. 在A的语言中，存在一个公式Ψ2,对所有与A同型的代数B,可以不在V(A)内，有BΨ2 当且仅当BΨ1,而且B是次直不可约的.证明：考虑下面的公式：Ψ1∧c,d,s,t［s≠t→a,b［a≠b∧Γ1(a,b,s,t)∧{Γ2(a,b,a,b)∧xΓ2(x,x,a,b)∧x,y(Γ2(x,y,a,b)→Γ2(y,x,a,b))∧x,y,z(Γ2(x,y,a,b)∧Γ2(y,z,a,b)→Γ2(x,z,a,b))∧x1,y1,x2,y2,...,xn,yn［∧1≤i≤nΓ2(xi,yi,a,b)→Γ2(f(),f(),a,b)］∧Γ2(c,d,a,b)∧x,y(Γ2(x,y,c,d)→Γ2(c,d,x,y))}］］,将以上公式记为Ψ2.若BΨ2,当然我们有BΨ1,由(1),θ(a,b)≤θ(s,t),由(2),θ(c,d)≤θ(a,b),从而θ(c,d)≤θ(s,t).s,t是任意的，所以，θ(c,d)是CON(B)中唯一的最小同余类，所以B是次直不可约的.反过来，若BΨ1同时又是次直不可约的.令γ是B的最小的同余类.任给s,t∈B,s≠t，则γ≤θ(s,t).由Ψ1,存在a,b,使Γ1(a,b,s,t),而θ(a,b)是可以用Γ2来定义的.由于γ是最小的，我们有γ≤θ(a,b).于是有c,d,使θ(c,d)=γ,同时，Γ2(c,d,a,b).所以Ψ2在B中成立.□回到主定理的证明.由以上两个引理，我们有Σ(A)├Ψ1∧(Ψ2→Φ).由紧致性定理，存在Σ(A)的一个有穷集Σ1,使Σ1├Ψ1∧(Ψ2→Φ).我们要证：Σ1├Σ(A)，即Σ(A)可有穷公理化.只需证V(Σ1)=V(Σ(A))即可.但我们早有V(Σ(A))V(Σ1).此时，只需证V(Σ1) 中的次直不可约代数都在V(A)中.令B∈V(Σ1),是次直不可约的，则BΣ1.于是B处1,同时我们有BΨ2(由引理2).但BΨ2→Φ,所以,BΦ.由定理给出的条件，B∈V(A).所以我们有V(Σ(A))=V(A)=V(Σ1).□2 讨 论弄清楚我们的主定理有多大的覆盖面，显然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但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为了揭示它确实是已知结果的扩充，我们考虑两个已知的、著名的有穷公理化定理：Mckenzie定理及Oates-Powell定理.二者是互相独立的.Mckenzie定理. 如果A有穷且是有穷型，V(A)仅含有穷个有穷次直不可约代数，同时又有可定义的主同余类，则V(A)的等式系是可有穷公理化的.Oates-Powell定理. G是有限群，则V(G)的等式系可有穷公理化.Oates-Powell定理显然不包括Mckenzie定理.反过来，V(G)中（一般地说）含有无穷个次直不可约群，而只在很少的情况下，V(G)有可定义的主同余类，因而Mckenzie定理及Oates-Powell定理是互相独立的.命题1. V(A)有可定义的主同余类，则V(A)有弱可定义的主同余类.证明：显然.命题2. V(A)含有穷个有穷次直不可约代数，则V(A)有可定义次直不可约类.证明：由Quakenbush的结果（见文献［1］），V(A)中没有无穷的次直不可约代数.令S1,S2,...,Sn是V(A)中次直不可约代数的全体.只要证明任一Si在A的语言中是可定义的即可.实际上,任一有穷的代数都是可定义的.令S是有穷的.记S={a1,a2,...,ak},S的运算是f1,f2,...,fm.定义公式：Ω≡x1,x2,...,xm［Φ∧1≤i≤mΨi］.这里,Φ≡∧i≠j1≤i,j≤k(xi≠xj)∧x(∨1≤i,j≤kx=xi)，Ψi≡∧f()=xj,={xi1,xi2,...,xis},而且 fi(ai1,ai2,...,ais)=aj.注意这里我们默认xi对应于ai.容易验证，对A的语言的任一代数S′,S′当且仅当S′S.由命题1，2，主定理是Mckenzie定理的扩充.为了证明主定理是Mckenzie定理的真实扩充，只需借助于Oates-Powell定理的一个特殊情形即可.命题3. G是有限幂零群，则V(G)有可定义主同余类.（从而有弱可定义主同余类）.证明：见文献［4］.很容易找到一个有限幂零群G,使V(G)中存在任意大的有限次直不可约群,由Taylor的结果［3］，V(G)中存在任意大的无穷次直不可约群，V(G)显然不在Mckenzie定理的范围内.但是，我们有：命题4. V(G)有可定义的次直不可约类.证明：由Oates-Powell定理，V(G)可有穷公理化，从而存在有穷个等式pi=qi,1≤i≤n,使对任一群F,F,pi=qi,1≤i≤n,i当且仅当F∈V(G).由命题3,存在一主同余类公式Γ(w,v,x,y),它定义V(G)中的所有主同余类.考虑下面的公式：Φ≡∧1≤i≤n(pi=qi)∧w,vx,yΓ(w,v,x,y)，这里，等式pi=qi被当作带全称量词的语句.容易验证，Φ定义了V(G)中的次直不可约类.□所以主定理是Mckenzie定理的真正扩充.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基金资助.作者王驹,1950年生,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逻辑及计算机科学.赵希顺,1961年生,在职博士生,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逻辑及计算机科学.本文通讯联系人:王驹，北京100080,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作者单位：王驹：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北京 100080赵希顺：南京大学数学系 南京 210008参考文献［1］Burris S, Sankappanavar H P. A Course in Universal Algebra. New York: Spring-Verlag. 1981［2］Oates S, Powell M B. Identical relations in finite groups. Journal of Algebra, 1965,(1):11～39［3］Freese R, Mckenzie R. Commutator Theory for Congruence Modular Var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4］Burris S Lawrence. Definable principal congruences in varieties of groups and rings. Algebra Universali, 1979,(9):152～164（1998-03-30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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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Philosophy",
"Sports",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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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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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817 【原文出处】中国文学研究 【原刊地名】长沙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3～7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909 【 标 题 】论“新生代”诗歌“语感”的艺术革新价值 【标题注释】来稿日期98―12―2 【 作 者 】李幼奇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湖南师大文学院 职称：副教授 邮编：410081 【内容提要】“语感”作为“新生代”诗歌艺术革新的诗学概念，曾一度引人注目，至今却很少见较为全面的论述。本文从三个方面，即反朦胧 诗“意象”的诗艺革新、自成一格的诗美形态、承前启后的诗式探索意义，论述了其艺术革新价值，从而肯定了它在推动当代新诗发展中不应忽略的历史作用及地位。【关 键 词】“语感”/反“意象”/诗美形态/诗式探索意义 【 正 文 】 一、反朦胧诗“意象”的诗艺革新“语感”这一富有创新意义的诗学概念，是“新生代”诗人在对其近亲朦胧诗刻意追求意象艺术进行否定之否定的“语言再处理”中所确立的。这一过程体现了他们立足于新诗本体革新传统诗艺、追求新发展的探索精神，有着意识到了的历史内容和现实针对性。从新诗的当代发展看，朦胧诗精心营构的多指性意象，既是其崛起时创作主体抒写“自我”复杂情志的艺术选择，即顾城《一代人》所表白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又是对以往诗创作在语象上过于直露、浅显和单一现象的反拨。并且在这一反拨中，不仅承继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诗意象艺术的诗美传统，而且吸收了西方意象派诗歌的某些表现手法并有所创新新。但是，将意象创新偏执地视为新诗艺术革新的唯一走向，转化为刻意追求，势必会导致物极必反。朦胧诗与之俱来的无视文化积淀的“私设象征”，以及主观随意性的隐喻、物象变形，使所营构的多义性意象难免不失之于晦涩。李元洛曾批评北岛的《迷途》：“这种诗，实在使人百思不得其解，虽然也曾有人解说得头头是道，但恐怕只有解说者能领悟此中玄机。含蓄，使人产生艺术的联想，加深对于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获得多方面的丰富和美的享受；晦涩，却只能让人胡猜，除了那猜不透的谜语之外，什么也得不到。”（注：李元洛：《诗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20页。）而这种现象在朦胧诗的一批追随者中却愈演愈烈， 他们“把‘意象’当成一家药铺的宝号，在那里称一两星星，四钱三叶草，半斤麦穗或悬铃木，标明‘属于’‘走向’等等关系，就去煎熬‘现代诗’”。（注：王小龙：《远帆》。转引自洪子诚、刘登翰著《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 ）晦涩性意象成了外在形式的技巧性卖弄，严重地脱离了产生其艺术的社会生活，步入歧途。正是针对朦胧诗这种形式主义的不良走向，富有革新创造意识的“新生代”诗人在其崛起于诗坛时，便把批判锋芒直指朦胧诗所刻意追求的意象艺术。他们在《大学生诗派宣言》中声称：“当朦胧诗以咄咄逼人之势覆盖中国诗坛的时候，捣碎这一切！――这便是它动用的全部手段。”“对语言的再处理――消灭意象！它直通通地说出它想说的，它不在乎语言的变形，而只追求语言的硬度。”虽说言辞不无偏激，但是切中时弊。不同凡响的是，“新生代”诗人否定朦胧诗刻意追求意象艺术所动用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对语言的再处理”，这一理论思考与艺术实验是具有认识深度的。它不仅表明“新生代”诗人力图从诗歌是语言艺术的本体论角度革新传统诗艺，探索新诗的今后发展，而且透过事物表象，揭示出了意象艺术被滥用时所暴露出来的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片面追求意象艺术不是新诗以求发展的出路。在“新生代”诗人看来，朦胧诗在艺术上所刻意追求的意象，从本质上审视是一种超越字面语义的多指性观念形态。它与一般诗歌语象的及物性能指迥然不同，始终指向其背后的深度意义和隐含内容。如北岛《迷途》中的“一颗迷途的蒲公英／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我找到你／那深不可测的眼睛”等意象，作为诗歌形象重要的不是这些词语的及物性能指，而是作者营构的象征义及其多指性。如果作者不能把握好这二者之间在文化意义层面上的艺术辩证关系，一味地刻意求“新”，那么意象“得意忘言”地超越，便会失控地脱离诗歌艺术审美的本体制约性，导致晦涩。故“新生代”诗人指出：“刻意的也许是刻意了，但是艺术过于刻意往往容易离开产生艺术的土地。”（注：程蔚东：《别了、舒婷北岛》，见《文汇报》1987年1月14日第3版面。）朦胧诗在其发展中片面地以刻意追求意象的多义性为美，把诗歌意象艺术反而推到了极端，晦涩现象悖论性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生代”诗人发出诗艺革新要求：“我们不仅想告别你们的诗意识，而且想告别你们的诗形式。你们这个意象，那个具象，这个象征，那个浪漫，是不是写得太累了？你们月亮呀，船呀，溪呀，窗口呀，花呀，雪呀，风呀，泪呀，是不是写得太玄了？我们只想通过汉文字流动出我们的意识，我们追求这种流动的语感，诗感”（注：程蔚东：《别了、舒婷北岛》，见《文汇报》1987年1月14日第3版面。）。“语感”的提出，是“新生代”诗人在破中有立中回归诗本体、探索新诗发展的一种诗美艺术的自觉选择。正如韩东在《他们文学社・艺术自释》中阐述的：“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个人深入到这个世界中去的感受、体会和经验，是流淌在他（诗人）血液中的命运的力量。”与观念形态的意象不同，“语感”是与生命形式相关联的诗美艺术的语言形态：一方面它是创作主体审美“感受、体会和经验”在生命律动的“言说方式”中的艺术展现；另一方面它坚持诗美语言在流动中的及物性能指与所指的辩证统一，是蕴含生命内容的“有意味的形式”。因此，在“新生代”诗歌的诗美艺术范畴内，“语感”以自成体系的“言说方式”和“有意味的形式”，拒绝意象艺术，反对象征和隐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审美特征。继朦胧诗的“意象”艺术之后，“新生代”诗歌的“语感”在另辟蹊径的革新中推动了新诗诗美艺术在当代的发展。二、自成一格的诗美艺术形态“新生代”诗人在创作中认为，诗歌是创作主体生命得以呈现的语言艺术，“语感”则能从言说方式上艺术地显示渗透其中的情志内容，即所谓“在诗歌中，生命被表现为语感，语感是生命的有意味形式。”（注：于坚语。引自《现代诗歌二人谈》，载《云南文艺通讯》1986年第9期。 ）故“新生代”诗歌创作根植于现实生活富有群体特色的审美感受及其思想情绪，便在相应的言说方式所形成的“语感”中被艺术地展现。就其“语感”的情调色彩而言，“新生代”诗歌往往运用揶揄、调侃的言说方式进行冷调抒情，并以此表现不满自身处境及对世俗陋习的抗争情绪。例如于坚《作品39号》中的：大街拥挤的年代／你一个人去了新疆／到开阔地走走也好／在人群中你其貌不扬／牛仔裤到底牢不牢／现在可以试一试／穿了三年半还很新／你可还记得那一回／我们讲得那么老实／人们却沉默不语／你从来也不嘲笑我的奋斗／其实你心理清楚／我们一辈子的努力／就是想装得象个凡人生活的困苦与烦恼，以及对命运的无奈和反抗，就在作者自嘲的调侃语调中得以抒写。用揶揄的笔调写了惊世骇俗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的伊蕾，在《选择和语言》一文中表白：“我的年龄和历史使我感受到的，首先是道德的压迫，而受压迫最深的是爱。失去了爱的自由，就失去了全部自由！两千年对爱的审判应该在我们这一代结束了！……一个东方叛逆女性就这样被我用诗供认出来。”“新生代”诗歌揶揄、调侃性“语感”与创作主体特有的审美情志内容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诚如谢冕指出的：“新生代”诗歌相对于朦胧诗在审美情调上的变异，还与这种创作主体的“身份”变动有关。“一个无地位、无特殊身份的普通人代替以往常见的抒情主体。这个普通人能够或受到日常生活的困顿，以及很为普通人的不可避免的烦扰。一种对于艰难处境的深刻理解，使这部分诗作对于高贵、博学和典型持鄙夷态度。它着重于改变以往那认真的抒情、严肃地叙事的方式，而以一种明显的揶揄态度取代过去的庄严感。”（注：谢冕：《美丽的遁逸――论中国后新诗潮》，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因而形成了“新生代”诗歌冷调抒情的“语感”特色。就其“语感”的艺术形态风貌而言，“新生代”诗歌在言说方式的语象、语态和语式上均具有反讽的文体特征。布鲁克斯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中指出：“大量的现代诗确实运用反讽当作特殊的、也是典型的策略。这是有理由的，而且是有强有力的理由的。”他阐释了两条重要的理由：一是“共同承认的象征系统粉碎了”，而“一首诗并不是一些美丽的或‘有诗意的’意象的集结”，二是“现代诗人负有使一个疲沓的、枯竭语言复活的任务，使它再能有力地、准确地表达意义。”“新生代”诗歌反讽性言说方式与欧美现代诗把反讽当作反传统意象诗艺的典型策略不无相似之处，但不是简单的摹仿与照搬。反讽性言说方式所构成的“语感”形态，是“新生代”诗人回归诗本体、“对语言再处理”的艺术审美选择，也是他们展现独特情志在内容与形式结合上的诗美艺术创造。“新生代”诗歌反讽性“语感”在诗美艺术表现形态上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在语象上坚持语词的及物性能指与所指的相对性统一，并以此消解意象艺术的象征与隐喻，力图用本真的物象去表达审美意识；二是在语态上正话反说，即语句在特定语境的压力下发生意义扭曲――所言非所指，情感内容在反语中艺术地展现；三是在语式上具有可塑性结构功能，在审美情志驱动下能逐层展现并依次整合诗歌中不相容成份之间的张力关系，形成意向性主题视野。在这里，“语感”上的“反讽不仅成为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而且成了诗歌的基本思想方式”。（注：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8页。）例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也有的还来做第二次／或者更多／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次英雄／然后下来／走进这条大街／转眼不见了／也有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全诗没有运用象征、隐喻，“开一朵红花”也是语象的及物性比喻所指。而开篇的反诘句作为特设语境，作者一方面明知故问地提示，大雁塔作为名胜古迹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有关它的历史传说不少；一方面又自我嘲讽道：知道多少与否又有什么关系？从而揭示出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现象。在这种语境的压力下，诗中所展示的“很多人”、“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以及“有种的”人的所作所为，或“爬上去做一次英雄”，或“还来做第二次”，或也有“往下跳的”，“真的成了英雄”、“当代英雄”等，均具有正话反说的语态特征。特别是结尾处照应开篇的调侃性归结，“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在所言非所指中显示了全诗的内在情感线索。故作品中各种不相容内容的艺术张力在审美意向流动的整合中，形成了具有反讽性“语感”艺术特征的主题视野，即对上述人的“迷失”、“困顿”甚至“麻木”的生存状态进行讽刺、批判，旨在反省人生。有人认为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没有描绘，没有激情，没有风景，也没有形象，只有对爬大雁塔现象的冷漠陈述”，因而论及“新生代”诗歌的“非意象化――语言还原”是：“叙述、铺排生活现象，主体却作壁上观，不表态，不抒情，因此所造成的不是意象，而是事象――有事无情，有象无意”，“是在冷漠的诉说中呈冷漠状的自我而已。”（注：张德厚：《新时期诗歌美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这类批评显然失之于没有全面地把握住“新生代”诗歌反讽性“语感”形态的艺术审美特征。“新生代”诗歌或用克制性陈述显示百无聊赖的生活现象，或用夸大性言说展示生存处境的荒诞滑稽，或用戏谑性叙说展现人性的扭曲异化，无一不是运用反讽性“语感”形态来表现他们愤世嫉俗的抗争情绪。这一诗美艺术特征，使“新生代”诗歌迥然有别于其它诗歌。三、承前启后的诗式探索意义新诗以往在体式建构上有两种倾向：或一味地追求在白话修辞层面上的形式翻新；或片面地强调“抒情文字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注：郭沫若语。见《文艺集・论诗三札》。）的排斥定型。因此，“新生代”诗歌“语感”的艺术革新价值，还体现在它从“语感是生命的有意味形式”，即创作主体审美情志与语言艺术形式辩证统一的诗本体角度，富有建设性地探索了新诗迄今仍待进一步完善的体式问题，有着所谓“对这一背景的最初觉醒和强烈的意识。”（注：《非非主义宣言（1986）》，见徐敬亚、孟浪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第33页。）胡适在新诗的转型期便提出了“自然的音节”说。他在《说新诗》一文中指出：“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至于句末的韵脚，诗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事。”因而他极力倡导运用白话的自然音节建构新诗的自由体式：“新体诗句子的长短是无定的；就是句子里的节奏，也是依着意义的自然区分与文法的自然区分来分析的”；“新诗的声调有两个要件：一是平仄要自然，二是用韵要自然。”简言之，胡适建构新诗的主张虽说在诗体上摆脱了旧诗文言音韵格律的束缚，但他依然是试图从白话自然音节这一单纯修辞层面去重新建立新诗的形式，故时而谈论“用双声叠韵的法子，来帮助音节的和谐”，时而强调“层次、条理、排比、章法、句法，――乃是音节的最重要方法”。这种语言工具改良性质的“自然的音节”说，由于隔靴搔痒，忽略了创作主体审美情感活动对新诗艺术形式建构的能动性作用，故使人感觉有新体却仍无新式可依。针对胡适的“自然的音节”说，闻一多则认为“所谓‘自然的音节’最多不过是散文的音节”，而“散文的音节当然没有诗的音节那样完美”，（注：闻一多语，见潘颂德著《中国现代诗论40家》第117页。）必须对自然音节进行艺术加工，于是在《诗的格律》中提出建构新诗的“三美”原则：“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这种“方块豆腐干式”或“麻将牌式”的白话新格律体诗，以及其他诗人响应这种主张在借鉴中引进的“商籁体”，看似有诗式可依，但仍需象旧诗一样“要戴着脚镣跳舞”，故使人感觉无新体。闻一多主张的新格律体与胡适倡导的新自由体，在诗式上貌似“正相反对”，但在艺术革新的思维方式上却有着惊人的暗合之处，均片面地注重从比较单一的传统的修辞层面去探索新诗的体式，而忽视富有时代新精神新要求的创作主体生命运动形式在艺术审美中对新诗体式建构的主导作用。尔后，在这两种基本体式上的形式翻新，如借鉴民歌体等，其建构新诗的思维方式均没有出其左右。郭沫若对新诗的格律化极为不满，认为是“下意识的囚徒心理一时失掉控制的表露”，“不写五律七律而写外国商籁，是脱掉中国枷锁而戴上外国枷锁”。（注：郭沫若：《开拓新诗歌的路》，见《郭沫若谈创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与他当年提倡“内在韵律”说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在《论诗三札》中阐释道：“内在的韵律（或曰无形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也并不是甚么双声叠韵，甚至押在句中的韵文！这些都是外在的韵律或有形律”，“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是“生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旋律），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曲调）”。郭沫若强调创作主体生命情感律动对新诗体式建构的主导作用，这作为新诗破旧立新的一种原则，无疑具有深远的诗学革命意义。但是，他在新诗体式上则主张绝对“自由”、“自主”，甚至认为“新诗没有建立一种形式来，倒正是新诗的一个很大的成就”。（注：郭沫若：《开拓新诗歌的路》，见《郭沫若谈创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故郭沫若的“内在韵律”说，由于排斥建立相应的形式规范，在诗式上难免不失之于信马由缰，使人难以把握，因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因此，相对于胡适的“自然的音节”说和闻一多的新格律“三美”说，“新生代”诗人的“语感”说关注的不仅仅是从语言修辞层面去建构新诗的体式，而且还十分强调创作主体审美情感在这一建构中的主导性作用；相对于郭沫若的“内在韵律”说，“新生代”诗人的“语感”说既肯定了创作主体生命“情绪的自然消涨”在建构新诗体式中的能动性主导作用，又坚持了诗歌语言艺术不同于其它文学样式所应具有的形式规范。故“新生代”诗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上所提出的“语感”说，以其语调、语象、语态及其语式的独辟中介视角，即“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揭示出了创作主体生命及其情感与诗歌语言艺术在体式建构上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因而是对以往新诗体式建构失之于片面的阶段性成果的批判继承与发展。现代诗论认为：“艺术无处不是人的标志”，无处不是“为表达基本生命而发展了的可塑形式”。（注：［美］苏珊・朗格著《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正因为这样，“新生代”诗歌与生命相关联的“语感”，它的“有意味”的“可塑形式”，对进一步探索新诗至今仍待完善的体式不无启示：就总体而言，新诗的语言艺术表现形态的灵活多样，应与富有时代精神的创作主体的生命要求及其运动方式具有相对应的辩证同一性，而不是外加的。就具体而言，新诗抒情节奏的生成，其舒缓、紧凑与急促，应依从创作主体审美情感律动强弱而呈现，有着与生命形式呼吸相关联的辩证一致性；新诗语象表意层次的构成与组合，应依据于创作主体审美情志内容展开的需要而显现，有着与生命意识及其心理结构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性。“新生代”诗人曾宣言“当前新诗探索的使命是建设独立于世界的真正中国自己的诗歌流派”，（注：《非非主义宣言（1986）》，见徐敬亚、孟浪等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第33页。）虽说他们在艺术革新中独标高致的“语感”，离这一奋斗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是他们毕竟尽了自己的拼搏与努力，从这一中介视角洞开了新诗体式探索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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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反吸毒会议在尼泊尔开幕新华社加德满都５月２１日电为期３天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各国民间组织反吸毒会议今天在这里开幕。来自南亚区域合作联盟７个成员国的大约３０名代表将在会议上讨论家庭和社会在对付吸毒问题上的作用。联盟秘书长巴加瓦在开幕式上指出，亚洲大陆是世界上吸毒成瘾者的最大集中地，南亚就有８００万吸毒者。巴加瓦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政府早在１９８６年就决定将反吸毒作为各国合作的领域之一。他透露，南亚地区毒品控制公约草案已拟就，有待该联盟有关当局批准通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是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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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佳能公司赞助亚运会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２日电（记者李莉）日本佳能公司赞助第十一届亚运会合同签字仪式２２日在北京举行。根据合同，佳能公司成为第十一届亚运会照相机、摄相机、静止图片传送服务、复印机、打字机和传真机的独家赞助厂商，赞助额为１４０万美元。何振梁、张百发等参加了签字仪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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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19 【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199703 【原刊页号】20-24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祁晓玲/李平 【复印期号】199709 【 标 题 】加大农业资金投入力度，确保粮食稳产增产 【 正 文 】 内容提要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质，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粮食的供给状况如何，始终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大局，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国情更是决定了粮食生产具有决定意义。本文研究了我国目前粮食经济资金投入状况、投入主体的投入动力、怎样正确投放极其有限的农业资金等问题，并提出了农业投入问题上确保粮食稳产增产的基本思路。关键词 粮食 农业资金投入 粮食生产主体 农业投资方向＊ ＊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质，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粮食的供给状况如何，始终关系着整个国民经济大局，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生产粮食，用占世界7％左右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1995年与1949 年相比，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多，平均每年增产粮食750万吨。目前，中国粮食总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人均380公斤左右（含豆类、薯类）， 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消费模式的发展趋势以及人口增长规模，未来几十年中国粮食需求量为：2000年人口接近13亿，按人均占有385 公斤计算，总需求量约为5亿吨；2030年人口达到16亿峰值，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计算，总需求量为6.4亿吨左右。人口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 将使我国未来的粮食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趋势。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满足粮食需求只能立足于国内生产，靠大量进口粮食来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需要是极不现实的。目前世界的粮食总贸易量约为2.1亿吨， 我国现有粮食进口规模相当于世界粮食贸易量的5％～6％。如果我国粮食的自给率下降，那么，我国的进口量在世界粮食贸易量中所占的份额将上升，其结果将是国际市场粮价上涨，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我国粮食自给率应不低于95％，净进口量不能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为此， 必须努力促进国内粮食生产，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把发展粮食生产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点。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把生产搞上去。发展生产，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本文仅对农业资金投入问题进行一些研究。一 我国农业资金投入状况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政府采取了重工业超前发展的战略。农业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渠道，农业积累大量流向工业，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农业向工业转化。要加快农业发展，增加粮食产量，国家必须改变“挖”农政策，向扶持农业和补贴农业政策方向转变。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具有示范和调节作用。近年来国家重视农业投入，采取了必要的倾斜政策，使国家财政农业支出的总量逐年增加。但目前我国农业投入仍然不足，国家用于农业投入增长十分有限，地方、集体、农民对粮食生产的投入缺乏积极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减弱，中央政府对农业投入到位情况不理想。首先，农业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下降，由“六五”期间的9.6％，下降为“七五”期间的8.28％，下降一个多百分点。 进入90年代形势也不令人乐观，1991年上升到9.1％，1992年下降到8.8％，1993年又降到8.7％。其次，在中央安排的基本建设总投资中， 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降低。“七五”期间，中央财政农业基建支出占中央基建支出的比重平均为6.3％，“八五”期间下降为4.8％。第三，在全国国有单位基本建设的投资中，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降低，“六五”期间为6.3％，“七五”期间降为3.6％，“八五”期间1991 年为4 ％，1992年为3.7％，1993年为2.8％，1994年为2.5％，1995年为1.8％。就是如此少的投资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落实。1994年国家财政预算用于农业的投入总额为523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9.63％， 但直到1994年9月份，到位的农业支出，尚不到全年计划的50％。1993年中央11 号文件确定对500个商品粮大县和500个优质棉大县的专项贷款，先被改成了商业贷款，后又改成了国家只给贷款规模，资金由地方自筹，实际上不了了之。2.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下降，并使上级拨付的支农专款被挤占挪用。地方政府在农业总投入中理应承担较大的部分，但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却在下降。1989年地方财政预算内农业基建占预算内基建投资的比重是14.5％，1990年下降为12.7％，1993年又降为8.6％，1995 年更下降为6.9％，其中有5个省、市、自治区下降幅度接近或超过10个百分点。特别是“分税制”后，不少地方政府财政增长减慢，“赤字县”占一半以上，再加上工资改革需要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支出，不少地方工资改革后发放工资都很困难，农业投入就更难排上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投资增长不同步。1985～1992年，中央政府对农业基建支出平均增长率为14.46％，而地方政府对农业基建支出年均增长率仅为7.75 ％，约低7个百分点。有些地方不仅自动财力的农业投入少， 配套资金到位率低，而且上级拨付的支农专款和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也被挤占挪用。3.农村集体经济对农业投入增长缓慢。农业投入风险大、周期长、比较利益低。许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从投资效益出发，对农业生产的实际投入呈下降趋势。农村集体所有制单位用于农业投资比重由1981年～1982年的40％，下降到1993年的5.1％， 而且由于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实力大大削弱，有的甚至名存实亡，对于增加农业投入，集体经济组织就显得力不从心。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又把投资目光放在生产效率高的产业。乡镇企业的以工补农资金，虽然其总量有所增加，但相对比重下降。4.农民用于农业生产的投入近年减少，农业资金外流。目前，农民是我国农业的投资主体，但由于农民近年来实际收入增长缓慢，用于农业生产的投入也相对减少。据农业部统计，农民人均中长期农业生产性投资1990年比上年减少35.4％，1991年比上年减少18.2％，如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特别是一些重要农资如尿素、农药等价格上涨幅度达40％～50％），实际投入下降幅度更大。据河北省对4200户农民的抽样调查，1993年人均生产费用支出268.43元，比上年减少了18.2 元。 据农业部1994年对百县万户农民的调查表明，有23％的农户减少对化肥的投入。特别突出的是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大量外流，使农民的储蓄不能用于农业。从1979年～1994年，农村信用社的准备金累计上交618.14亿元，一般转存款上缴601.96亿元。这些资金农民不能自主运用，减少了对生产的实际投入。从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在信用社存款余额高于所获贷款。1985年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大于贷款额（即“存贷差”）为342.9 亿元，“七五”期间年均存贷差增长到530亿元，1991年～1995 年存贷差继续增大，分别为907.7亿元、1023亿元和1153.4亿元。由此， 就使本来吃紧的农村资金外流了。以上分析说明，国家、地方、集体和农民几个主渠道都减少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二 农业投入不足其后果是严峻的农业投入不足，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失修，抗灾能力降低，农业科研开发与运用能力下降，粮食生产的后劲不足。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投入不足同保护和开发农业要素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九五”期间我国人口每年将以1400万的规模增加，而耕地面积则将逐年减少，耕地减少、人口增加的矛盾势必日益尖锐。 据统计， 我国80年代每年耕地减少546.6万亩，1990年减少840万亩， 1994 年就净少600多万亩。我国人均现有耕地约1.2亩，如不在复垦和新开荒地方面较多增加投入，21世纪，我国人均耕地将下降到不足1亩， 实现人均粮食400公斤拥有量将更加困难。2.农业投资不足，使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抗灾能力下降。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有大、中、小型水库85000座，其中大型374 座， 中型2560座，小型82066座，然而病险库比重分别为大型库20％， 中型库30％，小型库40％。如此之多的病险库急待农业投资来解决。由于投入力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欠帐越来越多，不少大中型水利工程拖长工期不能配套，不仅不能及时发挥效益，而且致使有的工程成为“事故工程”、“包袱工程”。这使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很多地方还要靠天吃饭。1992年与1978年相比受灾面积相同，而成灾面积扩大，成灾率由42％上升到50％。1994年全国农作物受灾累计85995亩，成灾43995亩，绝产近9985亩。3.农业投入不足，使中低产田的改造难以实现。我国现在中低产田土总面积为13.12亿亩，占耕地面积的80％。 由于农业基本建设投入逐年下降，使中低产田土改造费用少且难以落实。据报道，1995年国家拿出19亿专款改造中低产田，平均每亩只有1元多，可谓杯水车薪。4.农业科研经费不足，农业科技的应用和推广难以实现，农业科技人员流失严重。农业科技问题，很重要的是投入问题。近几年来，农业科研经费仅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0.2％，远远低于1％的世界平均水平。1993年农业部组织的百县蹲点调查表明，农业科技经费平均比上年削减了3％，有16％的县级农业科技机构和18％的科技分站被撤销。 由于经费不足使农业科技的转化率低，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30％～40％（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为80％）。有2 万多项农业科研成果得不到推广和应用，成为摆在橱窗里的“样品”。大批农业科技人员流失，建国以来，全国共培养农业大中专科技人员150万人，到1992 年底一半人已跳出农业战线。我国目前每600亩耕地才有1名科技人员，远难满足农业科技进步的需要。三 加大农业投资力度，确保资金来源农业投资落实不了，农业综合能力就无法提高，农业就永远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粮食的稳产增产就无法实现。对农业的投资，关键在于落实，要多渠道增加农业投资，确保投入资金的来源。1.强化中央对农业的宏观调控手段，确保财政农业支出增长速度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据初步测算，“九五”期间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投资需求总规模为1万多亿元，根据实际可能， 需安排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2300多亿元。各级财政部门要坚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基本法》，现有渠道的农业投资要长期稳定，并逐年增加力度。具体地说，要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和社会资金分配结构，在计划安排和资金投放上首先保证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发展的需要，提高固定资产投资、财政预算内资金、银行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以增加农业投入总量。要切实加大中央对农业的投入力度，较大幅度地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建投资的比重，中央财政应增加预算内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要使中央政府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预算内农业投资比重由目前的17％提高到2000年的20％以上。中央和地方都要下决心调整基建投资结构，不仅要对投资存量作适当调整，而且要在增量结构上向农业、特别是向粮食生产作进一步倾斜。各级财政都要做到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2.制定提高农业投入产出效益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农民粮食生产投资的主体作用。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农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粮食生产投入就是纸上谈兵。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生产和投入的积极性，是保障农民投入稳定增长的前提。只有农民的收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农民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才能增加粮食生产的投入。因此，国家要继续理顺粮食价格和农民生产资料价格的关系，把国家用于农产品的补贴给予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使农民对粮食生产保持持久的热情，稳定的增加投资。3.改革和完善农业金融体制，增加信贷资金对粮食生产的投入。要进一步完善包括农村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内的农村金融体系，保证农村政策性金融资金重点用于粮食生产。要增加农业中、长期贷款的比重。要在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支农作用的同时，放开搞活农村信用社，理顺农村金融体系的关系，更好地体现农村金融为农村经济融资的宗旨，减少农村资金外流的数量，确保农民的资金尽量用于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4.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外资向农业领域特别是粮食生产投入。要把农业作为利用外资重点支持的产业，提高农业项目在利用外资中的比重。政策性外资贷款，要优先安排用于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对投资农业、水利的外资项目，必要时予以适当补贴，以正确引导外资投向。为了保证农业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还应不断开辟新的农业投资渠道。国家现已确定从国有土地出让金和其它计划外基建投资中提取一定比例，由财政单位独立列收列支，专项用于农业。总之，鉴于我国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和其建设投资巨大，除了需正确区分投资主体、明确投资的责权利外，还要千方百计地开辟农业投入的来源，确保粮食稳产、增产。四 农业投资的主要方向我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资金财力有限、农业投入绝对不足的国家，因此，要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和重点，使有限的投入在粮食稳产增产中产生更大效果。就我国具体情况看，投资的方向主要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1.增加农业科技开发和科技推广服务网络的投入。农业科研直接关系到农业增产潜力的开发。首先，要加快良种的培育、推广及应用进程，抓好“种子工程”。从粮食增产看，在单产提高中，科技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我国从1976年开始推广杂交水稻，使水稻产量提高了20％，亩产一跃达到280～360公斤。而良种的繁育、推广是一个漫长的进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必须作为关键环节重点支持。培育高产优质、抗病虫害性能强的农作物新品种，建立良种生产基地，推进种子产业化进程。种子必须实行基地化、专业化、企业化和规模经营，促进农作物品种的更新换代。其次，保证农业科研队伍的稳定和基本费用的落实。各级政府要下决心增加农业科研资金，力争使农业科研经费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目前为0.2％）有较大提高， 以保证农业科研队伍的稳定和基本费用的落实。切实提高农业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促进我国农业科研、推广服务事业健康稳定地发展，把科技兴农真正落到实处。2.增加投入改造中低产田，合理开发土地后备资源。工业化必然导致耕地转用，因此，要完全避免耕地转用是不可能的。在耕地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要使粮食生产持续增长，主要依靠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而改造中低产田，是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的有效措施。农业部在《关于到2000年新增500 亿公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意见》中明确指出：“国家对农业投资应主要用于‘中低产田’的改造。”根据经验，通过综合开发，平均每亩均可增产70公斤。如果投资使80％的中低产田得到改造，并用70％种粮食，那么就可增产粮食350万公斤。 因此提高中低产田的生产水平，确为我国挖掘粮食生产潜力、通过主攻单产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重点。我国人多地少，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一矛盾将会继续扩大。而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0，因此合理开发宜农荒地， 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措施之一。而我国可供开发的土地资源不多，开发的难度愈来愈大，因此需要有一个长远规划，有一定的资金投入，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扶持，使合理开发土地后备资源得以实现。3.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增加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设施现代化是粮食增产的关键措施。在水利建设方面，对防洪、供水、扩大农田灌溉面积和治理水土流失需要统一考虑。国家投资重点用于修建大中型水利设施，集中力量抓好大江大河大湖治理的骨干控制工程，建设一大批大中型水利设施，缓解水资源区域、季节分布不均问题，并加快解决骨干排灌水利工程老化、失修问题，增加旱涝保收的农田面积；同时要抓好节水灌溉和旱作农作物，大力发展管道灌溉，积极发展喷灌、滴灌，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率。4.增加农民科技文化培训费用，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实施科学种田。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是农业科技应用和推广的实施者，要实现粮食稳产、增产，关键在于提高农民自身素质。我国农民文化水平低，文盲半文盲近2亿，农业科技的应用能力差。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要认真执行《农业法》，督促各级政府增加农业教育费，在农村实施义务教育，加强农民的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农民接受和应用农业新技术的能力，实施“绿色证书”工程，到2000年使1000万农民获得“绿色证书”，培养出大批粮食种植能手。主要参考书目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粮食问题》，《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5日第2版。2.马洪、孙尚清主编《经济白皮书1994～1995年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3.舒惠国《依靠科技进步，实现整体推进，促进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3期。4.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2030年我国粮食生产登上新台阶的几点思考》，《宏观经济管理》1996年第5期。5.贾大明《我国农业投入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农业经济问题》1995年第10期。6.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论我国的粮食增产潜力及战略对策》，《管理世界》1995年第4期。7. 季华初《中国农业跨世纪的梦》（下），《中国国情国力》1995年第4期。8.王瑞璞、陈高桐《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大根本问题》，《中国改革》1996年第7期。9.邓布仁《追求资金回报率――农业的投资方向》，《中国改革》199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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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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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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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071 【原文出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原刊地名】福州 【原刊期号】199906 【原刊页号】27～38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199908 【 标 题 】再论认真学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作 者 】方生 【作者简介】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 【 正 文 】 争论的缘起《理论前沿》1998年第8 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完整准确地宣传十五大的有关理论》的文章。其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既然是“完全不同”，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这两个概念之间，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当时我感到不解。我认为，过去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今天，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即通常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是一致的，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怎么能说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呢？经过通读全文，我明白了。原来十五大报告说，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经济，按文章作者的看法，它等于公有制经济，而不包含任何非公有制经济。这样，包含有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不含有非公有制经济即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仅就这一点来看，也不能说两者“完全不同”，因为，在社会主义这一点上还是相同的，说的都是社会主义的事。）对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向该文作者请教。文章题为《正确全面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先是刊登于《经济时报》（1998年8月17日。《新华文摘》1998年第11期全文转载）。后经修改补充，以《认真学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题（以下简称《理论》），全文刊登于《理论前沿》1999年第9、10两期）（以下简称《经济》一文，是对我上述《理论》的答复。我注意到，这篇文章已不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改为“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不同等的概念”。在这之前，《经济》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改用了这个提法，当时我曾询问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他答复说，没有改变，“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同“两个虽有联系但不等同的概念”是一样的，当时他还打了一个比方。这说明《经济》作者仍坚持自己原来的说法。正是从这里开始，引发一场关于怎样正确认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争论。争论的焦点《经济》一文较长，谈的问题较多，其中有的观点我也同意。但不同观点的争论仍是主要的。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看法。我的看法是，争论焦点在于：是应该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还是应该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为此，十五大报告作了全面的论述。我认为，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有两条，一条是，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一条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什么叫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我的理解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原理中某些不适应今天中国实际情况的部分。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也是两条，一条是，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一条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它与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是不相容的。由于受“左”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又被推向极端，如提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这里，判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准，只能是人们所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光辉实践已就这个问题作出了结论，就是，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讲的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不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以下我讲的社会主义经济，都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只在必要时才予以说明）。关于社会主义要不要搞市场经济问题，我国经济学界曾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在中央根据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作出决定之后，虽然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在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已逐步达成了共识，公开反对的已不多见。关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经济问题，经济学界也有许多共识，但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还存在分歧，这是正常现象。就我与《经济》作者的分歧来看，争论不在于要不要发展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也不在于要不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而主要在于，是不是可以把非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害又在于，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呢，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换句话说，我们是应该坚持党中央和邓小平关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主体论”呢，还是应该坚持把社会主义经济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经济的“等同论”呢。坚持前者，就应把非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坚持后者，就是要把非公有制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今天，可否这样说，只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就是《经济》一文的作者，也不能例外。何以见得？1997年第10期《市场经济导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对《经济》作者的访谈录，受访者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内容。”访谈录的这段话，是我在写了上述文章之后看到的。根据这一段话，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无疑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内容（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应是一个意思）。这样看来，我们两人在最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应该说是一致的。可我又想，访谈录和自己写的文章毕竟不同，我怕不准确，还特地询问了受访者本人，这是不是他的观点，他答复说，是。我进一步问，但你又认为，只有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不是说，你讲的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二者是不同的。他说是这样。本来，我很想听听，他是如何分析这个问题的，即二者不同究竟在哪里。遗憾的是，《经济》对此不仅没有进行分析，而且在《经济》的通篇文章中再也没有提出他在访谈录中谈的那个观点。相反，《经济》对我所说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进行严厉批评。这实际上，也是对他自己对上述访谈录中说的那个观点的批评。这种现象是很少见，而且可笑，但这是客观事实。我讲的这些如有不符原意之外，请予以澄清。下面，我想就《经济》一文对我文章提出的批评，围绕上述争论焦点，作些回答，以便通过讨论，交流思想，相互启发，共同提高。一、今天，把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公有制经济究竟对不对，这究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呢，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我认为，十五大报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认为，这里讲的基本经济制度，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一致的。也可以说，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一项重要内容。如果这个理解是对的话，那就是说，离开公有制经济这个主体，就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经济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只有把“主体”和“非主体”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区别，也是我和《经济》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所在。二、为什么《经济》作者把社会主义经济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其根据是什么？对此，作者除了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较多分析外，还在刊登于1998年第8期《理论前沿》上的文章中， 引了邓小平在不同场合说的两句话。一句是，“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一句是，“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是相同涵义的概念。这里，我想先撇开讨论内容孰是孰非不谈，仅从作者文章中一再强调的逻辑的角度来看，从邓小平的这两句话，能否得出上述结论。我觉得，这样的结论违反了逻辑学上推理的规定，是不能成立的。打个比方，张三是人，李四是人，所以张三等同于李四；又比如，70分是及格，90分也是及格，所以70分等同于90分（许多搞逻辑的都知道，这是用来说明错误推理的一则著名故事）。这种推理显然不妥。如果把这个逻辑上不能成立的推理作为立论的根据那更是不妥。其次，我们从事理论研究，凡引用经典作家的话，切忌片面性，要考虑到他们的思想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比如，1997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1987年2月6日， 在《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一文中，邓小平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3页）再次，全面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十五大报告，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只是说，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其实，在党的正式文件和我国宪法中，都没有把这两者完全等同起来。新修订的宪法是这么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上述表明，《经济》作者把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其论据是不足，其观点是难以成立的。把非公有制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之外，只能说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三、今天，我为什么不同意把社会主义经济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经济？换句话说，我为什么同意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经济》作者认为，我在上述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说明”。这样，我不得不简略地说说我的看法。我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我从传统的理论谈起，就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高度社会化生产是相矛盾的。所以，革命胜利后，必须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就等同公有制经济，这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而今天，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整体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还较低，生产力呈现多层次结构，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公有制经济，而必然存在包括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是主体，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是非主体。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不完全是等同于公有制经济。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客观根据。我这里讲的，只是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情况。至于将来如何，比如，如果社会主义有中级和高级阶段的话，那时的所有制经济关系会有什么变化，这是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我国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给人以启示。例如有一种观点就值得重视，就是认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长期存在，它既适应低下生产力水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适应于高生产力水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我来说，不拟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其次，传统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要求社会资源由国家统一调配，而能由国家统一调配的，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并且严格按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执行。所以，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必然等同于公有制经济。而市场经济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经济，是不同所有者之间进行商品交换和竞争的经济。如果社会主义经济只是一种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和竞争，那也就不成其为市场经济。这样，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就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经济，而把非公有制经济排除在外。相反，应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这里，社会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以上是我在文章第一部分集中讲的基本观点。文章的第二、三部分，则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分析了这个问题。文章第四部分“把认识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来”，是把我的上述认识同十五大精神作了对比思考，并且引用了十五大报告中的有关论述。对于上述观点，《经济》作者表示不同意，甚至完全不同意，这都是正常的，但怎能说，我对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呢。至于其中涉及的一些学术争论问题，如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存在原因等等，属于学术问题，可另行讨论。这里，我倒很希望作者能对他在访谈录中提出的观点进行必要的分析说明，以便交流思想。四、能否说，《主体论》（即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本身，就是对“等同论”（即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公有制经济）的否定？《经济》作者认为，我对自己的基本观点（主要是把处于非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论证，而“没有论证和论据的论断，是没有理论说服力的，容易流于武断”。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很重要。问题是，对于“论据”要具体分析。我的上述观点，如同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观点一样，要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找论据是不可能的。如果要从十五大报告中找，从十五大报告所全面阐述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找，那是可以得到启示的。最近重新学习了党中央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觉得党中央和邓小平关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的论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就教于《经济》作者。早在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1985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1页）我对这些论述和讲话的理解是：第一，这里讲的“主体”应该是指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即主体地位；同样，个体、私营、合资、合作企业，也应该是指这些非公有制企业（合资合作企业中可能有公有成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即非主体地位。这就是说，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非主体地位说的。正因为有了公有制经济这个主体，才有非公有制经济这个非主体。所以，这里讲的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内部而不是外部的事。如果把非公有制经济理解为是社会主义经济以外的一些经济成分，那么，社会主义经济中与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非主体是什么呢？显然不能把非公有制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第二，相应地，这里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问题，即既有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又有作为非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这与传统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不同的。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第三，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主体”与“非主体”，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处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发展处于非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情况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国不会变为资本主义。第四，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论述，同上述党中央论述和邓小平讲话精神是一致的。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这一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本身，就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它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经济，而是要把它看成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非主体的多元化的混合型经济，这是与传统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同的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我认为，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我们不妨把《经济》一文的一些观点与上述观点，作个对比分析，当有助于了解我们之间争论的实质。第一，先看看《经济》是如何理解“主体地位”的。《经济》在讲到包括公有制经济制度、按劳分配制度等等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时，指出，“这种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是还不成熟和完善；二是还不能覆盖全社会，只能是处于主体地位的经济制度。”其中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等同于公有制经济的。这样，既是“等同”，那还有什么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可言呢！但又不能回避“主体”地位，所以只好作出上述解释。按这种解释，是否可以说，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公有制经济，在“成熟”、“完善”、“覆盖全社会”之后，就可以不处于“主体”地位了呢。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这里，显然是把非公有制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的。第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这个非主体，能否说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也就表明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此，我的看法是，首先，不同意其中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其次，如果只是建立了处于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而把处于非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就不能说是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所有制经济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其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把“主体”和“非主体”结合起来。把“非主体”排除在外，那就是倒退到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去。虽然公有制经济反映社会主义本质，但它不等于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前面已经讲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第三，《经济》说，“既然公有和私有都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有什么主体非主体之分呢？”这里，我倒想反问一句，为什么同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同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不可以有“主体”和“非主体”之分呢？“主体”和“非主体”讲的是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由这些经济成分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可以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新的多元的混合型经济，但它们之间原来是什么社会性质，还是什么性质，在这一点上它们之间的界限是清楚的，不应混淆。下面还要进一步谈到这个问题。第四，《经济》一文中还讲到，邓小平和党中央一直强调“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前面引用的邓小平讲话，说的就不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而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至于十五大报告，可说是体现了党中央的最新声音。我们学习报告全文，凡讲到“主体”的地方，用的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或“公有制为主体”，从不用“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如果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作为可以通用的同一概念，并把它运用到十五大报告中来的话，那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因为，十五大讲的是“主体”与“非主体”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传统的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总之，我认为，《经济》的上述观点，是不符合党中央有关论述和邓小平讲话精神的，也不符合十五大报告的精神。五、能否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的实践，是对“等同论”的进一步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密不可分的两项重大内容，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改革，主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今天，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的日益深化，尤其是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之后，公有制改革这一敏感问题，更显得突出，更为人们所关注。这个问题与我们所要讨论的焦点问题，息息相关，有必要认真探讨。传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追求所有制结构的“一大二公三纯”。迄今为止，有的人在谈到公有制经济的时候，脑子里所想到的，仍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那种单一所有制形式的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这种只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形式，因其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然要被改造，被新的公有制经济形式所替代。其一，是混合所有制经济。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就是十五大所确认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中既有公有成分，又有非公有成分，它们并存于企业内部。其中就有公有制经济处于主体地位、由公有资本对企业实行控制的实质是公有制经济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这种新的公有制经济中，非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同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并存于同一企业内部，而不是在企业之外。其二，是股份制。这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私有制企业可以采用，公有制企业也可以采用。在多种公有制形式中，股份制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公有资本的使用效益。实行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由国家和集体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具有明显的公有性，可以有效地控制股份制企业的经营方向，实际上是扩大了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了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其三，是股份合作制。这是集股份制形式与合作制形式优点为一体的一种亲的公有制经济形式。目前城乡广泛出现的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为主要内容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更应积极支持和鼓励其发展。因为，这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群众愿意接受的、有利于灵活组织经济活动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组织形式，是在新形势下，非国有的其它公有制经济，实现资产重组和资本结构优化的一种良好形式。此外，根据国家的政策，今后原则上不再设立独资的国有企业，要培育和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构造新型公有投资主体。以上所述，都是属于当前我国公有制的各种不同实现形式。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公有制实现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上述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也是新的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新的公有制经济，是一种大大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包括非公有制经济的有中国特色的公有制经济，过去那种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单一的完全的纯粹的传统公有制经济，从总体上说，今天已不复存在（只有由国家直接管理和控制的某些国有企业除外）。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产物，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既然如此，今天，怎么能说，社会主义经济（按《经济》作者的说法，这是一种不含有任何非公有成分的社会主义经济）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含有处于非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呢！我相信，《经济》作者，不会有上述“有的人”那种见识，但为什么在考虑到社会主义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时，却忽略了我国公有制改革实践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呢。这同样令人费解。总之，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的实践，是对“等同论”的进一步否定。六、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此，我在《理论》一文中作了分析，回答是肯定的。《经济》作者不同意这个看法，可暂时存而不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一致的，这在前面引述的十五大报告中讲得很清楚，不容置疑。我注意到，《经济》一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就没有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联系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一旦联系起来，那就必然跟《经济》作者一再论证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单一公有制经济的基本观点相矛盾。《经济》一文中，作者提出了一个与上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同的一个概念，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一篇文章中叫“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按作者的看法，这一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总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其基础。它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阶段”。这里，我与该文作者的分歧是，我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十五大报告讲的那个基本经济制度，而不可能是把非公有制经济排除在外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果《经济》的不是经济制度，而是一种经济成分，那么，公有制经济无疑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的一切阶段，而且会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断发展和完善。但，像《经济》一文所提出的那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七、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意味着这些非公有制经济就会统统改变了它们原来的社会性质？对此《经济》认为是改变了，如个体经济不成其为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经济。这样，中国大地上就根本不存在什么非公有制经济；这样，我过去曾提出的利用资本主义问题，也就失去了利用的对象。说句实话，对于这种批评，开始我曾感到困惑不解，一时颇像“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也像被人打了一下闷棍。后来冷静下来思考，才知个中原由。原来，《经济》认为，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就是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样，非公有制经济不也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了吗，甚至连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它本身就应包含“主体”和“非主体”两部分。所以，这里又涉及到上述争论焦点问题。讨论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把社会主义经济比喻为八宝饭。八宝饭里糯米是主要成份，如同社会主义经济中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但只有糯米，不能成为八宝饭，如同只有公有制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八宝饭里还有红枣、莲子等其它成份，这些东西本身也不等于八宝饭，但没有这些成份，那只是糯米饭，也不成其为八宝饭。只有把糯米和红枣、莲子等组成在一起，并以糯米为主体成分，才是八宝饭。非公有制经济就像八宝饭里的其他成份，只有把它同公有制经济这个主体结合起来，才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我觉得这个比喻很贴切，讲的无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里，我想说的是，八宝饭中的红枣、莲子等等，当它们和糯米一起组成了八宝饭之后，红枣还是红枣，莲子还莲子，不会因组成了八宝饭而变为不是红枣和莲子了。正如我们过去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国家经济、私人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等几个组成部分，但不能认为，这些经济成分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之后，就改变了它们原来的社会性质。如果说，把非公有制经济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改变了原来的社会性质，那么，《经济》一文作者，在上述访谈录中，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内容，是否他也认为，其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也同样改变了原来的社会性质。这里，还要澄清一个问题，当我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时，并没有像《经济》所说的那样，我“反对和批评别人将外资企业和私营经济视作资本主义性质”；更没有，别人这样一讲，我就批评人家为“否定社会主义方向”。我文章的原话是，否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是否认初级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我的答复是肯定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是同一个概念，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济制度，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前面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至于十五大报告讲的，“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我认为，这里讲的“基础”，可以理解为是“主体”。就是说，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可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则是非主体。今天，如仍像过去那样，把非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外，就不是十五大报告讲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对此，《经济》的作者认为，我关于“基础”和“主体”的看法，是“随意改变”中央文件重大论断的原意。我认为，作为学者，学习中央文件应该允许有自己的理解。怎能随意说人家是“随意改变”中央的论断呢？比如，十五大报告讲的是，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而《经济》作者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尽管这种理解，我认为并不符合中央文件原意，但这是他的理解，是允许的，我不说他是“随意改变”文件愿意。像这样的话不可能随意说，何况，我是同意而不是反对“基础”个论断，只是把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理解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体。基础动摇了，社会主义制度大厦随之动摇；同样，主体动摇了，这个大厦不也一样随之动摇吗。中央文件的论断怎么可能因我的理解而被改变呢。这里，我想澄清一个问题。《经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无论十五大报告还是我国宪法，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而《理论》一文却硬说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这样对比地讲，给人的印象显然是，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不包括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个主体。该文作者还若有所指地说，“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事实是，当我在讲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时，始终没有忘记公有制经济这个主体。我一直强调“主体”和“非主体”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白纸黑字，不应曲解。“随意改变”对方的原意，不利于讨论的正常进行。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什么关系？这里，我想再澄清一个问题。《经济》一文一开始就指出，我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涵义相同”的概念。文章说，“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也可以说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者具有一致性。但《理论》一文竟据此将二者混同起来，把‘一致’当作‘等同’。”（这里还把等同二字加上引号，更似是我的原话）这就是说，该文作者认为，我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同一概念”（该文原话）。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我怕自己记性不好，在看了作者的“指责”之后，特地又把自己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就没有发现“等同”二字。恰恰相反，文章中我两次讲到“一致”。第一次是在文章开头第二段，我说：“今天，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即通常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是一致的”。第二次是文章第四部分“把认识统一到十五大精神上来”，在引了十五大报告的一段话后，我再次说：“可见，根据十五大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一致的，而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仅如此，在文章第三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无社会属性”中，我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这一点来说，与社会主义经济有共同之处，但“就其功能而言，它与社会主义经济又是不同的”。我的文章中，只有一处提到“社会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的“即”就是“即是”的意思。如果不考虑我的上述看法仅凭这个“即”字，就说我把二者等同起来，恐怕不妥。可见，该文作者对我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失实的。由此而引起的对我的许多批评，可说是无的放矢，没有意义。还要指出，“争论的缘起”中讲到，《经济》作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同“两个虽有联系但不等同的概念”是一个意思；而现在又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说法，跟“两者完全不同的概念”的说法，是否也是一个意思呢。更有意思的是，如上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致的，这本来是我的观点。这个观点与《经济》作者的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而现在，竟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持“完全不同”观点的，却一改以前的说法，认为二者具有一致性，反过来，却批评一直不同意“完全不同”观点的我，说我把“一致”当作“等同”。这里可能存在某些误区，需要澄清。前面我已表明，我没有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二者是相同的概念。但，退一步说，即使讲过二者是相同的，也比讲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更接近或更符合十五大精神。十五大报告指出，“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这里，强调的是两者的结合，不是区别，更不是完全不同）。我认为，这一概括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改革，是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这一概括，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关系，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不是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即离开市场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同意这个看法，说，改革开放以前，即实行市场经济以前，我们不是也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吗？这是对的。但，我们要明白，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种不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不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展的，如不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生产力将继续处于落后低下状态。所以，就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过去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是结合在一起的，那么，作为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经济同作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分不开的。今年5月31日，江泽民在武汉一个座谈会上重申， 必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据此，我认为，十五大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同十五大报告讲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观点是一致的。因其中“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包含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所以，我认为，仅就这一点来说，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能够成立的。《经济》作者在文章中谈到，他在1993年和1994年发表的多篇论文中，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在十五大召开的前几年就有这样的认识是很可贵的。但，令人费解的，在十五大召开过后的1998年，也就是在十五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一个伟大创举”之后，这同一位作者却又写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而且，今天在认识到二者是一致的之后，却仍认为过去“完全不同”的看法没有改变；而且，这个“完全不同”的看法又是源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十、能否说，现在是什么事情都要往社会主义靠？这是《经济》作者发表在《当代经济研究》（1999年第四期）上一篇文章（实际是《经济》一文原稿的全文）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说，我国理论界和政治界，似乎由于历史的沉淀，形成一种惯性式的思维方式。在过去二十多年“左”的错误下，大批资本主义，什么事情都往资本主义拉。而现在，“通过拨乱反正否定了‘左’的一套后，事情又倒了过来，什么事情都要往社会主义靠。把本不姓‘社’姓‘资’的个体经济，定性为社会主义。连原本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外资企业和私营经济也定性为社会主义经济”。这里提出了一个当前我国理论界和政治界一个反倾向斗争问题。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关系全局的问题。我和《经济》作者的争论，是属于学术问题的讨论，本不要涉及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重大政治问题。可是，问题既然提出来了，我只好也谈点不成熟的看法。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在在“拨乱反正”过去十几年之后于1992年南方讲话中首次提出来的。事隔5年即1997年， 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重申了这个观点。我认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我们党要在较长期贯彻执行的一条战略方针，绝不是权宜之计。十年动乱后的拨乱反正，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既反了右，又主要地反了“左”。但，不能认为，仅仅一次拨乱反正，就可以把右的东西，主要是“左”的东西都反掉了。现在在全国，是否存在像《经济》作者所说的，“什么事情”都要往社会主义靠的这种现象，我不清楚。但我认为，该靠的，还是要靠；不仅要靠，而且还要结合；不仅要一般的结合，而且还要成为社会主义（这里讲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或重要内容。如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关系，就不是一般的靠，而是结合；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或重要内容，也不仅仅是一般的结合问题。上述文章作者举的“靠”的例子是，把本不姓“社”姓“资”的个体经济和连原本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外资企业和私营经济也定性为社会主义经济。如果，把这里讲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理解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理解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不也是《经济》作者自己在上述访谈录中也同意的看法吗？这里，作者用的是“什么事情”，涵盖面大，举的只是两个例子。是否还包括其他的例子呢。比如，我前面举的也是两个例子，是否也包括在内。如不包括，为什么又叫“什么事情”呢。反倾向斗争问题太大，也太复杂。我希望，我们的讨论最好限于学术领域，不要去涉及全国理论界甚至全国政治界的反倾向斗争问题。争论的启示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到目前为止，通过初步讨论，我受到的最大启示，正是要通过讨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十五大重申了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我来说，是本着这种态度参加讨论的。从讨论一开始，我就提出，我所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对此认识有深有浅，有多有少，这是难以避免的，但自信讨论中所持的这个态度还是对的。至于《经济》一文中所谈的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从文章的某些方面来看，如强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讲的显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观点，因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又如，文章对我国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必要性作了较为充分的分析，这讲的显然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因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要改造和消灭非公有制经济。这些都应予以肯定，这方面我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问题是，当一涉及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问题时，《经济》一文就声色俱厉地予以批评，简直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这里，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经济学家在作报告时讲到，不能把私营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这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原则问题。听众中有人议论，你讲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呢，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种议论是可以理解的。说实在，今天，当大家都在学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人们必然会提出这个问题。按传统理论，当然不能那样看，但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应该这样看，这个看法，与前面一再引用的十五大报告的论述，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论述，是一致的，与该文作者在上述访谈录中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如果我们把作者在文章中而不是在访谈录中对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看法，看作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可能不会同意。但也可能会同意。如果，他是从“褒”而不是从“贬”的意义来理解这个传统，那他也许会接受我对他的批评。问题是，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明确地说，他所反对的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呢，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如果，既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那么，作者所讲的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一种既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另一种社会主义经济呢？这也正是我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提出的问题，我很想听听作者谈谈这个问题。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我自己来说，改革开放以前的较长一段时期，认为市场经济、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等等，跟社会主义经济都是不相容的。谁敢把这些东西跟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也是被认为是大逆大道的。把这些东西，跟社会主义“靠”起来，结合起来，看作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那是在学习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后的事。这有一个思想转变的问题。今天，要把非公有制经济，跟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要通过学习，转变思想。这个转变可能是痛苦的，但这是阵痛，难以避免。我想，今天，如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认识，就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想重复一句，坚持与“等同论”不同的“主体论”，坚持二十年公有制改革的实践，对于统一我们的认识，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只要我们以十五大精神为准绳，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平心静气地实事求是地开展讨论，是能够逐步达到共识的。（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责任编辑】余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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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122 【原文出处】经济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127 【原刊页号】② 【分 类 号】F14 【分 类 名】特区与开发区经济 【复印期号】199502 【 标 题 】海南确立发展目标 发挥财政、金融杠杆作用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优化投资结构 继续深化各项配套改革发展热带高效农业 抑制通货膨胀【 正 文 】 本报讯 新年伊始，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１９９５年海南省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比１９９４年增长１３％，其中第一产业增长８％，第二产业增长１７％，第三产业增长１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２３０亿元，增长１５％。实际利用外资增长１７％，商品出口增长８％。地方财政收入２９．７亿元，增长８．２％；财政支出４２．１亿元，增长４．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２９．５％，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控制在１５％以内。年末总人口７２８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１６．８‰以内。为了实现以上经济发展目标，省政府采取如下措施：首要任务是抑制通货膨胀。严格控制基础性价格。对电力、化肥、石油、粮食、交通运输、邮政电信等价格严加控制。整顿流通秩序，加强市场管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抓好“菜篮子”和“米袋子”。加速发展热带高效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继续坚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农村经济结构，以加工运销为中心，大力发展热带高效农业。一是认真落实基本农田保护政策。二是努力提高粮食、肉类的自给率。三是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加快脱贫致富的步伐。以企业改革为重点，继续深化各项配套改革。海南将尽快颁布实施《海南经济特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条例》，按照该条例规定对本省国有资产实行委托运营或授权监管，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快企业产权流动和转让步伐，鼓励多种形式的产权交易。继续加快企业公司制改造步伐，并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在进一步完善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制度改革的同时，抓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条例的出台和实施工作。尽快制定国有企业房改实施办法，加快企业房改工作。合理安排投资规模，重点优化投资结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仍然是全省投资的重点。除要求省里有关部门通力协作，争取资金及时到位，确保省里确定的重点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外，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更大的支持和帮助。加大对工业技术改造的投入。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物耗和开发新的“拳头”产品为重点，集中有限资金，加快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步伐。要运用经济手段将房地产投资重点引向经济适用房，普通工业、商业用房和旅游基础设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增加海南产品出口比重，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档次，要培育出口货源生产基地。有计划、有重点做好短缺物资、先进技术和软件的进口工作。继续实行出口商品主动配额招标，鼓励公平竞争。争取边贸有所突破。继续改善投资环境，力求引进境外大企业、大财团兴办对海南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高科技创汇项目。充分发挥财政、金融的杠杆作用。进一步抓好财税机构改革工作，健全国家和地方两套税务局系统，完善税务服务中心管理规定，全面推行分税制，理顺省与市县的财政分配关系，健全新的财税运行体制。（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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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984 【原文出处】现代国际关系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10 【原刊页号】27～31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200001 【 标 题 】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取向 【 作 者 】冯玉军 【 正 文 】 苏联解体是战后国际关系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两极体系中一极的“坍塌”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新的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中，俄罗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发生了哪些变化，俄罗斯地缘战略的走向如何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状况苏联解体造成了自莫斯科公国对外扩张以来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逆向地缘政治变动，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俄罗斯自身遭受严重削弱，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从苏联解体至今，俄的GDP已下降一半以上， 工业生产下降70―80％，目前俄外债总额达1800亿美元，内债超过1600亿美元。与此同时，资金外流严重，从1993―1998年，外流资金高达1360亿美元；军事力量大大削弱；科技潜力严重下降，人才外流每年给俄造成约600―700亿美元的损失。在社会领域，自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将近1.2 亿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66―80％，俄罗斯社会中有20―30％的居民处于贫困线边缘；政治形势持续动荡，绝对反对现有政治制度的公民人数高达40％，大大超过10―20％的国际警戒线。“俄罗斯已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一个第三世界的仍具有重大核潜力的地区大国。”（注：布热津斯基：《你们本来可以成为富裕和幸福的国家》，俄《共青团真理报》1998年1月6日。）（二）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大幅缩小。自16世纪以来，欧亚大陆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莫过于俄罗斯的崛起与扩张。然而，苏联的解体使俄国300多年扩张所获得的地缘政治成果几乎化为乌有。 在地缘战略空间大幅压缩的同时，俄罗斯的出海通道也受到钳制。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使俄在波罗的海只剩下了圣彼得堡、维堡（部分为芬兰使用）和加里宁格勒三个港口。在黑海，俄罗斯只剩下诺沃罗西斯克和图阿普谢两个港口。（三）俄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俄的陆上疆界为1.4万公里，其中60％与原加盟共和国接壤，而在这些边界中， 合法划定的还不到20％，由于统一的联盟国家分裂，俄罗斯与周边出现的一系列独立国家之间的历史矛盾、领土争议、民族纠纷和宗教冲突，势必会影响到俄罗斯的安全环境，这就意味着“俄70％的疆界处于无保障状态”（注：卢金：《我们处于非常糟糕的地缘政治形势》，俄《独立报》1995年3月14日。）。同时， 新独立国家内部或它们之间的领土纠纷与武装冲突也对俄安全构成挑战。地缘空间的压缩使俄罗斯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第一，华约解散、苏联解体、俄罗斯从东欧撤军使俄在西部丧失了上千公里的战略防御纵深。北约东扩更使俄罗斯的安全环境恶化，波、匈、捷加盟使北约的前沿阵地向东推进了600多公里，俄因此失去了48 万多平方公里的缓冲地带，北约的军事力量已逼近俄罗斯的大门口。第二，“土耳其对俄怀有地缘政治企图”，它不仅想兼并车臣，还想通过扩充军力和组建“伊斯兰北约”限制俄在黑海地区的影响。第三，俄面临着与两个潜在的地缘战略轴心对抗的危险。一是由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在俄南部建立的战略轴心；二是由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乌克兰在俄西部建立的“波罗的海―黑海轴心”。它们会削弱俄在这些地区的传统影响。第四，外部势力正在向外高加索渗透，北高加索实际上也在脱离俄的控制，车臣已经成为那里反俄的前沿阵地。（注：尼・贡恰尔、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已是四面受敌吗？》，《论据与事实》周报1997年6月19日。）二、俄罗斯主要的地缘政治思潮地缘政治取向是俄对外政策制定中一个关注的焦点，当前对俄地缘政治战略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大西洋主义、民族主义和新欧亚主义三大思潮。大西洋主义。大西洋主义可以说是传统的西欧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变和发展。俄19世纪的哲学家、西欧派的代表人物恰达耶夫就认为，俄罗斯尽管处于欧洲的东方，但俄“从来不曾属于东方，东方的历史与我们的历史毫无共同之处”，他甚至坦言“俄罗斯会因与西方相像而感到幸福，会因西方迁就地将我们纳入其行列而感到骄傲”。（注：[俄]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作家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97 页。）苏联解体后，与西方融入一体的浪漫幻想曾一度弥漫于俄外交决策层，以外长科济列夫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者认为，民主的俄罗斯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国家利益上与西方都是一致的，俄外交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西方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来建立一个“民主、繁荣的俄罗斯”，并作为一个伙伴全面加入西方政治、经济和安全体系。大西洋主义在俄与西方的关系上持一种天真的浪漫情调，它“本能地厌恶与西方发生冲突，不仅准备与西方进行平等合作，而且准备接受被动的小伙伴的角色”，由于大西洋主义者的“国家利益感非常低”，因此大西洋主义“没有民族的根，而这正是它天生的致命弱点”。（注：[俄]奥温尼科夫： 《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方针：有摆脱僵局的出路吗？》， 《真理报》1994年7月8日。）也正因为如此，它逐渐在俄失去市场。随着科济列夫被解除外交部长的职务，大西洋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潮在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中失去了统治地位。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潮在一定意义上是俄历史上斯拉夫派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传统的斯拉夫派思想的核心内容一是以斯拉夫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斯拉夫民族共同体”；二是以东正教为基础，视俄罗斯为“第三罗马”和新世界的中心。斯拉夫派在国内主张保存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反对盲目追随和模仿西方；对外主张俄罗斯应控制所有斯拉夫人，并在一定条件下发挥拯救世界的使命。（注：叶自成：《俄罗斯政府与政治》，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95页。）苏联解体后， 随着对西方浪漫幻想的破灭，俄罗斯社会中民族主义的情绪急剧升温，各种政治力量纷纷扛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在各种民族主义的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代表是日里诺夫斯基及其领导的自民党。日里诺夫斯基认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俄不是西方国家，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俄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当一个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务的国家”。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俄一向有军事实力，它是靠武装力量生存下来的；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俄只有边界靠海时，才能生存下去。正是靠了波罗的海和黑海，俄罗斯在 200年内变成了一个强国。基于上述认识，极端民族主义主张，俄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彻底维护国家利益，“坚决制止外部势力对俄指手画脚或以武力相威胁”（注：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的命运》。）；俄外交的重要任务是“恢复俄的战略边界和历史形成的地缘政治空间，在其自然疆界内恢复俄罗斯国家，首先要收复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其次要收复通向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以及同西欧接壤的边界，恢复俄同其地缘政治使命相符合的世界超级大国的作用。”（注：阿・米特罗法诺夫：《各政党的对外政策观点》，《国际生活》1995年第11―12期。）俄有着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必须与大国划分“势力范围”，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应成为俄的势力范围。极端民族主义是“俄罗斯独特感在民族主义中极度膨胀”的结果。在极端民族主义者那里，“国家利益从俄罗斯的利益缩小到了俄罗斯人的利益，他们主张通过损害其他国家的愿望来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由于容易从民族独特性的感觉发展成为领土要求，所以极端民族主义会成为地区和全世界的消极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注：[俄]奥温尼科夫：《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方针：有摆脱僵局的出路吗？》，《真理报》1994年7月8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在外交决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它对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都不同程度地产生着影响，无疑也影响着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战略走向。民族爱国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者是俄共。他们认为，俄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民族特性，俄的国家体制从来都不是在欧洲的影响下形成的。“帝国是历史和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形式……俄不应放弃许多世纪的大国自我意识。”（注：根纳季・久加诺夫：《强国》，莫斯科信息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在世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今天，俄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独特的‘地缘政治平衡器’的传统作用，充当世界地缘政治力量平衡的保障人。成为另一个具体体现公正和民主政治的强有力的世界中心”。在地缘政治方面，俄要成为地区势力中心，拥有自己的地缘政治责任区，并发挥“平衡世界”的保障作用。而发挥这种保障作用的关键在于“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政治上重新联合起来，构成强国的轴心”。（注：根纳季・久加诺夫：《强国》，莫斯科信息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在对前苏联国家的政策上，民族爱国主义强调要“保持俄的国家完整，重建更新了的苏联人民的联盟，确保俄罗斯的民族统一”，其实质就是要恢复苏联。在与西方的关系上，民族爱国主义一方面表示不寻求同西方对抗、愿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同西方在各个方面的合作，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西方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损害俄的根本利益”，威胁俄的独立与安全，认为俄应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对俄国家利益“日益增长的威胁”。民族爱国主义思潮体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对昔日超级大国地位无限怀念和对俄罗斯实力不逮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态。这一矛盾心态导致了其政策的内在冲突，正如俄罗斯观察家所说：“久加诺夫想把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同西方拉开距离，同时又想积极吸收外资。这正是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矛盾。久加诺夫与西方合作的言论不会缓和西方对俄罗斯的警惕，恢复苏联的设想不会使新的共和国欢欣鼓舞。”（注：[俄]普什科夫：《实施久加诺夫的对外政策会给俄国造成什么后果》，《莫斯科新闻》1996年6月5日。）其自相矛盾的政策设想给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走向增添了不确定因素。新欧亚主义。欧亚主义的思想根源是20年代第一次俄罗斯移民浪潮的思想。苏联解体后，新欧亚主义在关于新地缘政治走向的争论中发展起来。新欧亚主义认为，“俄的地缘政治状况是由地跨两大洲的独特地理位置决定的，俄罗斯既属于欧洲，又属于亚洲。”（注：罗戈夫：《新俄罗斯战略模式：只有在欧亚地缘经济图上占据中心位置才能挽救国家》，《独立报》1998年3月11日。 ）俄代表着维系欧亚共同体的欧亚文明，“欧亚文明以开放的原则，把东西方各种文化的自然因素融合在一起”，“是未来保障文化与文明平衡、保留民族与文明多样性的全球文明新秩序的基础”。（注：米罗诺夫：《欧亚实体是诱惑还是机会：恢复欧亚实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独立报》1994年10月26日；米・季塔连科：《面向亚洲的俄罗斯》，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8年版。）新欧亚主义认为，苏联解体后，“在地缘政治上俄罗斯利益几乎遍及整个世界”的说法不符合实际，俄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使俄摆脱危机的出路是回归欧亚主义思想，利用地跨两洲的地缘优势，在后苏联地区建立“欧亚联盟”。在强调建立欧亚联盟的同时，新欧亚主义还强调要保持俄罗斯的国家观念和“强国论”思想，认为“国家观念是俄领土完整和内部稳定的保证。只有国家观念，才能确保实现伟大俄罗斯的纲领；只有借助强大的国家，俄才能实现彻底变革和摆脱危机。俄只有保持用实力加以巩固的独立自主地位，才能在世界大家庭中发挥新的地缘政治作用。”（注：瓦・伊利茵：《俄罗斯：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经验》，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1994年6月，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向独联体国家元首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倡议。他认为“欧亚联盟是主权国家在苏联后空间加强稳定、安全与社会经济现代化而实行一体化的形式，是平等独立国家的联盟，其使命是体现各参加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与现有的综合一体化的实力。”（注：纳扎尔巴耶夫：《不是苏联，也不是独联体》，《独立报》1994年6月8日。）纳扎尔巴耶夫的倡议在俄罗斯得到响应。以前副总理沙赫赖为首的俄罗斯统一和谐党提出建立欧亚国家邦联，强调这是“独联体国家要求加强一体化进程的必然结果”。（注：新华社莫斯科1994年6月14日电。）新欧亚主义的真正含义在于通过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联盟，使俄“在21世纪把欧亚两洲联系起来，恢复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注：沃斯克列先斯基：《统一的欧亚空间是新的地缘战略的绝对命令》，《独立报》1994年7月2日。）目前，新欧亚主义正成为影响俄对外政策的主流地缘政治思潮。三、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走向通过对新地缘政治环境的分析，伴随着各种地缘政治思潮的相互交锋，历经冷战后近十年的对外政策变迁，以强国思想和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逐渐形成。这一战略的基本轮廓是“一个核心目标、三个战略方向”。俄地缘政治战略的核心目标是“保障边界不受侵犯和领土完整，防止国家宪法体制受到他国侵害，巩固俄作为一个大国和正在形成的多极世界中有影响的中心之一的地位”。（注：《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罗斯联邦总统令第1300号，1997年12月17日。）三个战略方向包括西部、南部和东部。在西部，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北约东扩。俄罗斯认为，“北约东扩及其向欧洲军事政治主导力量的演变造成重新划分欧洲大陆的危险”，“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是俄所不能接受的”。（注：《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罗斯联邦总统令第1300号，1997年12月17日。）但在俄无法与北约对抗的情况下，俄将采取灵活的政策把这一威胁降到最低程度：首先，要谋求在欧洲建立“第二代”多边集体安全体系，提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作用，力争使俄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同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纳入欧安组织的框架之内；（注：[俄]阿・阿尔巴托夫：《俄罗斯外交：风格危机》，《新时代》周刊 1995年9月6、13、20日。）其次，要保持对西欧国家的影响力， 避免回到与欧洲军事对抗的时代；第三，要保留在中东欧的缓冲地带，力争在该地区、特别是巴尔干半岛通过集体维和行动和平解决地区冲突，确保俄罗斯的固有利益；第四，俄在西部的长期目标是要同美国及欧洲国家建立起稳定而现实的伙伴关系，俄不仅不能与西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还要通过协调彼此利益同西方国家紧密合作。（注：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俄罗斯战略》，《独立报》1994年5月27日。）在南部，俄面临着地缘政治上“迫在眉睫”的挑战：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外高加索、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冲突持续不断，外部势力对独联体南部地区国家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激烈角逐。这些挑战是“直接威胁俄罗斯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根源”。（注：阿・古舍尔：《在俄罗斯南部边境》，《国际生活》1997年第 9期。）俄在南部地区的主要任务包括：首先，阻止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损害俄罗斯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企图；其次，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泛滥，防止该地区的武装冲突和分立主义危及俄罗斯的联邦体制；第三，以俄罗斯利益为重，积极调解地区冲突，尽快找到缓和阿布哈兹局势和纳卡冲突的办法，避免军事紧张局势再次升级；阿富汗内战是对俄罗斯利益的“致命威胁”，对此，俄一方面要积极调解阿富汗冲突，另一方面要防止阿富汗战火向中亚国家蔓延，更为重要的是加强对独联体国家外部边界的保卫；第四，重视里海及其周边的外高加索三国的作用，防止西方国家利用里海能源开发问题在该地区占据地缘政治优势。（注：阿尔巴托夫：《俄罗斯外交：风格危机》，古舍尔：《在俄罗斯南部边境》。）在东部，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没有直接威胁，但却面临着丧失亚洲大国地位的危险。为此，俄欲采取多种手段积极参与亚洲事务：首先，发挥俄罗斯远东的经济潜力和地缘经济优势，作为平等成员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进程。其次，积极推动建立各国利益一致和互相依赖、形式灵活、有一系列彼此相关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谈机制的亚太地区安全体系。这一体系的牢固性不应由军事力量平衡来保障，而应靠广泛、平等和互利的合作来保障。（注：拉林：《莫斯科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看法》，俄新社1995年8月1日。）第三，正确处理与亚太大国的关系。继续发展同中国的紧密友好关系，“俄罗斯希望借助中国稳定并加强自己的亚洲‘软肋’”；“活跃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使俄美中三角关系的重心向俄倾斜，使俄美关系和俄中关系比美中关系更加信任，更加紧密”（注：沃斯克列先斯基：《第三条道路：面临选择的俄罗斯对外政策》，《自由思想》1999年第5期。）；缓和与日本的关系， 争取日本对俄罗斯的投资，“在带有军事及其他条件的前提下分阶段解决与日本的领土问题”。（注：阿尔巴托夫：《俄罗斯外交：风格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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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5-229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727 【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009 【 标 题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曾庆红 【 作 者 】马利/张严 【作者简介】马利 张严 本报记者 【 正 文 】 如何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和“三个代表”的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能上能下、充满活力、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健康成长的选人用人机制？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问：这些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答：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推进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干部工作法规建设取得重要成果。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等重要文件，对规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起到了重要作用。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一系列配套法规，建立了干部管理的新体制。二是干部考核工作进一步完善。在总结实绩考核和届中考察经验的基础上，中组部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建立了绩效评估、干部考察工作责任制等制度。三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逐步推开。各省区市和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先后开展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实行了党政机关内设机构领导干部竞争上岗，扩大了选人视野，拓宽了选人渠道。四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得到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五是干部交流工作迈出较大步伐。中央作出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一些重要岗位和重要职务实行干部交流、回避、轮岗制度。六是干部监督工作不断加强。七是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有新的突破。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哪些经验，摸索出了哪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逐步展开，不断深化，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概括起来主要有六个方面：必须坚持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正确方向，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相适应；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党管干部方法；必须着眼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必须实行分类管理，搞好配套改革；必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各地各部门大胆创新；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走规范化、法制化的路子。这些好的经验，为我们开拓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境界、开创新局面、实现新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问：当前干部人事制度和干部人事工作中还存在着哪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当务之急是什么？答：从总体上讲，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显得滞后，有些制度还没有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时代的要求，还存在一些弊端。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禁而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次“三讲”教育中，群众对这些问题，意见集中，反映强烈，要求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呼声很高。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对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前不久又明确指出，要坚持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落实到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中去。进一步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培养造就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和创新人才，形成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选人用人机制，进一步增强干部工作的公开程度和透明度，实现干部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不断铲除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从根本上保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和优政，既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总之，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人心所向。我们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搞好这项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问：为建设一支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抓紧做好哪些工作？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作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努力在以下几个重要环节上取得明显进展：一是要以观念创新为基本前提，进一步解放思想。要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陈旧落后观念，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把积极探索和大胆创新贯穿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和办法，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二是要以扩大民主为改革方向，进一步扩大群众在选人用人上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要坚持和完善民主推荐、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制度。加大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推广力度，争取三至五年内在地厅级以下领导干部中普遍实行。积极推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干部竞争上岗制度。三是要以解决干部“能下”为工作重点，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要抓紧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任职试用期制、辞职制度及部分领导职务聘任制，使干部“能下”逐步制度化。抓紧研究建立和完善“能下”的各项配套措施，努力营造“能下”的社会环境。四是要以完善考核为关键环节，进一步健全择优汰劣机制。要尽快研究制定一套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扩大考核范围，改进考核办法，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责任制。五是要以推进交流为重要措施，进一步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六是要以加强监督为根本保证，进一步完善制约制度和措施。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尽快建立干部推荐责任制、干部考察责任制，研究制定用人失察失误追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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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真理报》高度评价奥其尔巴特对中国的访问新华社乌兰巴托５月３日电蒙古《真理报》３日发表题为《友谊》的社论，高度评价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彭・奥其尔巴特４日对中国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社论说，访问是对实现蒙中关系完全正常化及进一步扩大与深化两国关系作出重要贡献的新步骤。因此，蒙古人民对此次访问寄予很大期望，并且认为此次访问具有深远的意义。社论说，１９８９年，蒙中两国外长的互访，奠定了两国多方面关系的基础，使它更加巩固。两国在经济、文化、贸易、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已进入积极发展的阶段。社论说，蒙古人民高度重视同两个伟大邻国的友好情谊，并为发展新的合作关系而奋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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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615 【原文出处】《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51～56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2 【 标 题 】马利坦文艺观念中的诗性直觉 【 作 者 】克冰 【作者简介】克冰(1947-)，男，内蒙古商都县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教授。 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内容提要】诗性直觉是马利坦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诗性直觉产生于精神无意识的幽夜中，它既是认识性的，更是创造性的 。马利坦的诗性直觉的“同一性认识”，提出了与模仿说、反映论、表现说都不相同的文艺创作本体论见解。他认为诗性认识中情感是起决定作用的工具，充分肯定了诗人的主观性和主动性。他将诗性直觉与创造性观念区别开来，从而从根本上区别了艺术创造和技术制作。【关 键 词】诗性直觉/认识性/创造性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623(2000)05-0051-06雅克・马利坦（1882～1973年）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主要的新托马斯主义代表。他从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基本思想出发，广泛吸收亚里士多德以及西方古今其他众多思想家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元素，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完整理论体系。他在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具有独特的建树，对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了新颖、深邃的见解，对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不无有益的启发。诗性直觉是马利坦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中一个基本的、重要的概念。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授期间，曾在华盛顿国家艺术馆1952年举办的“梅隆美艺术讲座”上专门阐述过诗性直觉的问题，翌年讲稿以《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为题目在美国出版。笔者拟就这本书中对诗性直觉的研究略作窥测。一、诗性直觉马利坦所说的诗性直觉，既是认识性的，更是创造性的，所以，也叫创造性直觉。这种诗性直觉是智性形成和完成的动作，但它并不凭借概念的、逻辑的方式，而是一种通过发生于精神无意识中的“同一性”认识对主观自我和客观实在的隐约把握。马利坦借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但又提出了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相对立的精神无意识概念。他说，存在着两大类无意识，“处在生命线上的精神的无意识和肉体、本能、倾向、情结、被压抑的想象和愿望、创伤性回忆所构成的一个紧密的或独立存在的物力论整体的前意识，我要把第一类无意识称作精神的无意识或前意识”，“而把第二类无意识称作自动的无意识或聋的无意识――对智性充耳不闻，并离开智性去建造它自己的世界”[1](P13)。马利坦认为，在精神无意识中，存在着“启发性智性”，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智性动因”，它是每个人的全部智性活动的最初活跃起来的根源。这种启发性智性以其纯粹的活化的精神之光，渗透到源于感觉、被各种内在力量收集并提纯的种种意象中，驱动或唤醒包含在意象中的潜在的可理解性。这种“潜在的可理解性”是“概念的胚芽”，趋向于概念，即有可能形成概念，但它仍处于精神前意识中。马利坦指出，在智性的精神无意识中，在灵魂诸力量的唯一本源中，除了存在着这种趋向借助概念和抽象观念去认识的发展过程外，也就是说，除了存在着概念的胚芽外，还存在着另一种胚芽：它不趋向形成概念，它已经是智性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智性完全确定了的动作。这是智性的一种非概念化的认识动作，是诗性认识，是通过诗性直觉的认识。这种非概念化的诗性认识，既内在于诗中，又与诗同体。马利坦理论体系中的“诗”，不是书面诗行中的艺术，而是发生在精神无意识中的一种普遍的原始过程，即“事物的内部存在与人类自身的内部存在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是一种“预言”[1](P15)。在精神无意识中，事物与人自身内部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契合的过程，就是诗性认识的过程。这种相互联系是“预言”，像占卜一样预告我们尚不认识的东西，这尚不认识的东西就是事物的内部存在和人自身的内部存在，也就是存在的意义，存在本身。诗性直觉通过主体与事物的内部联系或契合，事物和自我一道被隐约把握，从而存在的意义一道被预言。因而，诗性直觉是认识性的，更是创造性的。所以，诗性认识内在于诗又与诗同体；诗、诗性认识、诗性直觉，既密切关联、彼此包容，又各有自己的本质。马利坦认为，诗性直觉在本质上是一种智性的闪现，它通过一种精神化的情感而在精神的无意识中诞生。在某种意义上，诗性直觉只属于那些梦幻活动和未被日常生活的商业性所利用的自然的内省精神的疆域特别大的灵魂。而在另一种意义上，由于诗性直觉出自人的思想的最自然的智能，所以，所有的人都潜在地拥有它，而那些不曾意识到自己拥有诗性直觉的人，往往又在自身中压抑或扼杀了它。马利坦还认为，诗性直觉产生于灵魂自然的和极为自发的运动中。灵魂通过与事物交流，探索具有意义和激情的自身。当精神饱尝了经验和体验之后，便返回自己，尽兴体验酣睡的乐趣，诗性经验便在这种体验中被唤醒。诗性直觉对于人的精神，就像鸟对于栖巢那样自然，而且是世界和精神一道返回灵魂的神秘之巢。因为“诗性直觉的内容既包括世界的事物的实在，又包含诗人的主观性，这二者都通过一种意向性的或精神化的情感而被隐约地传达”[1](P100)。通过诗性直觉，灵魂在世界中被认识，世界在灵魂的体验中被认识。这种认识不是为认识而认识，而是为创造而认识。二、作为认识性的诗性直觉马利坦指出，诗性直觉的认识性，或者说诗性认识，是一种经由“同一性”的认识。“同一性”认识，不同于科学的概念和逻辑理性的认识。概念和逻辑理性的认识是与“真”的纯知识性的一致。比如，要回答什么是“刚毅”，只要查阅包含在我们概念中的只用智力了解的客体就可以回答。一个道德学家可能不是个善人，但他可能对有关善的一切事物了如指掌。而当我们不是从概念上认识“刚毅”，而是使它在我们身上具体化，从而在我们的生命中与它一致或同一，这时，我们便用不着科学，只要通过我们的倾向性，通过查阅我们的为人，通过自己生命的特性，就可以作出正确回答。这就是说，我们对于“刚毅”道德的认识，是同对于我们自己的精神特性一道把握的，是经由“同一性”认识的。诗性直觉也正是经由这样的同一性来认识的。诗人如果听到了事物中断断续续跳出的秘语和奥秘的话，领略到处于现实存在的核心中的实在、信息和符码，如果他“自人间和天国的万物中捕获到比我们哲学的梦想要多的事物”，那么他就不是靠平常意义上的认识而认识这一切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一切纳入他隐约的幽深处而认识这一切的”，他所认识到的事物“不是与他自己无关的其他的某种事物，相反，而是与他的情绪不可分割的事物。事实上，这事物是与他自身融为一体的”[1](P94)。通过人自身与世界事物在内部存在上的联系和契合，诗性直觉将诗人的自我与事物一道隐约把握。所以，诗性直觉，是既关于诗人自己的又关于外在世界的实在的某种特殊闪现。马利坦认为，在诗性直觉的这种同一性或同质性认识中，智性不是单独地起作用，而是与情感的倾向和意志一道起作用。这种经由同一性的特殊认识，依靠情感产生。马利坦这里所说的情感，不是动物性的或纯主观的情感，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情怀感受，而是“一种作为形式的情感，这种情感与创造性直觉融于一体，它赋予诗以形式，它像意念一样是意向性的，或者，它所包含的意义远较其自身为多”[1](P98)。马利坦认为，同其他人、特别是同那些纠缠在文明生活的琐事中的人不同，诗人的灵魂保存有深厚的未被开垦的精神储备。在诗性认识中，情感把灵魂所体验到的实在带入主观的深处和智性的精神无意识深处，一方面扩展到整个灵魂中，浸透灵魂的生命，从而事物的某些方面与受到影响的灵魂成为同一；另一方面，流入生命源泉中心的情感在智力的活力中被得到，即在主观性中被启发性智性的光芒所照耀，朝向珍藏在灵魂中的所有经验和记忆，朝向有关流动着的意象、回忆、联想、感觉和潜在欲望的世界的所有智力。于是情感被激动，以一定方式趋向或倾向整个灵魂，从而在未开垦的丰饶的精神中被获得。此刻，被启发性智性的光芒照透的情感，同时也被转变为智力通过同一性进行评价的工具，而且在这种通过实在与主观之间相似的认识中，对前意识活动中的智力起着非概念的内在决定作用。这样，情感被转化为客观意向性状态，被精神化了，成为意象性的，在一种非物质化的状态中传达自身以外的种种事物。使情感对灵魂产生深刻印象的事物，包含在事物中或与这些事物相连的深不可见的事物，与灵魂有无法表达的一致或联系因而打动灵魂的事物，回响在灵魂中的事物，所有这一切，都通过成为智性工具的情感而被把握，被隐约认识。马利坦指出，诗性直觉的功能之一，是把握世界中的事物。但诗性直觉和思辨认识不同，它并不朝向本质，而是朝向其具体存在，即朝向与被特定情感所打动的灵魂同一的具体存在。诗性直觉所把握的，是回响在诗人主观性中的个别存在，包括在这一存在中的产生反响的、通过这个别存在以符号形式表现出来的所有其它实在。通过一般概念认识本质，本质就与具体实在相分离，并被推理所审查。所以，思辨认识所认识的是客体，而不是事物。诗性直觉把握的是事物，每一次都朝向某种特殊的存在，朝向具体个别实在的某种复合物。这种复合物是在实在的突然自我伸张的狂热中、在它及时通过的个体中被捕捉到的。它存在一瞬间，将永远消失，而诗性直觉正好捕捉到它，及时记录下来。但诗性直觉并未停留在这种特定存在上，而是超越它，无限地超越它，进入任何一种个别存在物中的永恒实在。这种永恒的存在能够发现自己同这一个别存在物的某种理想的关系，并把这关系传达给思想。这样，个别的存在物通过与精神中被唤醒的主观性的契合而被诗性直觉所把握，并在主观性中产生反响。从而，被把握的事物已不再是存在中的偶然事物，而成了向存在的丰富性无限开放的事物，成了存在的符号。也就是说，事物一经被诗性直觉捕捉，便开始显示丰富的含义，在偶然中呈现着普遍，在个别中呈现着一般，在有限中呈现着无限。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诗比历史更富哲理性。马利坦还指出，诗性直觉的另一个功能是展现诗人的主观性。诗性直觉是通过事物在主观性中的情感回响和事物与主观性的契合而把握事物的，也就是事物和诗人的主观性是在同一种模糊的经验中被把握的，或者说，诗性直觉是经由“同一性”的朦胧认识，因而诗性直觉中充满主观性和被把握的事物，诗人主观性的觉醒与事物的把握一道发生，主观性与被把握的事物一道被展现。由此可以看出，获得诗性直觉最重要的因素是对世界事物的经验，因为人的灵魂在认识自身以前需要先认识事物，人的实质对人是模糊的，诗人不能由自己的本质认识自己，而只能从他对事物世界的认识的反映中感觉到自己；不过诗性直觉最主要的经验是关于自我的经验，因为正是在主观的彻底觉醒中，智性自由生命半透明的幽夜中获得的情感才被造成意向性的和直觉性的，成为认识的决定性手段。三、作为创造性的诗性直觉马利坦说，诗性直觉“既是创造性的又是认识性的，或者可特别地视为创造性的”[1](P101)。诗性直觉从一开始就朝向工作。从它唤醒诗人的主观性、使之达到实在共鸣那一刻起，它就是智性非概念生命幽深处的一种创造冲动。这种冲动可能仍是潜在的，但是，由于诗性直觉是诗人通常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诗人的要求就是创作，所以，诗人会不断朝着这种潜匿的冲动发展。也许，诗性直觉会被长期深藏在灵魂中，它潜伏着，但永远不会被忘掉，直到有一天从沉睡中苏醒，不能不进行创造。不论哪种情况，诗性直觉的创造都不需要附加任何条件，而仅仅是付诸实施的问题。所有的生命，所有的悟性，行动中的所有创造性力量，都已包含在诗性直觉中，都已被给出。在某种意义上，将要产生的作品的完形已在发展中呈现出。马利坦还从完成了的作品的角度来考查诗性直觉的创造性。他根据把完整、和谐、鲜明的色彩视为美的三个基本特征的传统观点，认为那些构成成分的美是完整的作品，大体上与客观化了的自我进入情节或主体的诗性直觉有关，而那些构成成分的美是鲜明色彩的作品，则大体上与处于自然的原始状态中的诗性直觉有关。所以，即使一些支离破碎的诗句，也有可能放射出诗性直觉赋予的绚丽的色彩。这样的诗，由于可以被存在之光穿透，从而足以显示出诗的本质，成为真正的诗。源于诗性直觉的被存在之光穿透的诗，即使是几行短句，也要比那类轰响着种种震耳欲聋的观念的巨大概念机器好得多。马利坦说，诗性直觉从一开始就整个包蕴了富有诗意的事物，要求整个穿透这事物。如果诗性直觉没能做到这一点，而只是以片断的方式出现，“那是因为诗人的艺术出卖了它”[1](P111)。马利坦认为，对于实用艺术（技艺、技术）来说，要完成的作品的精神胚芽不是诗性知识和直觉情感。在这类艺术中，诗性直觉也可以起作用，如若这样，就会在实用艺术中萌生出对美的关心。然而，诗性直觉不是实用艺术创造性的起决定作用的焦点。对于实用艺术的创造性来说，起决定作用的焦点是经院哲学家们所说的“创造性观念”(ideafactive)。这种手艺人的“创造性观念”只是“生殖性的”，它并不像诗性直觉那样倾向于使我们的思想与事物相符，而倾向于使事物与我们的思想相符。手艺人的创造性，只在于制作出符合手艺人思想的作品，“创造性观念”为他们造就了要制作的作品的理想模式。马利坦惋叹，不幸的是艺术理论家们错误地把“创造性观念”从实用艺术的领域移用到了美的艺术的领域，以“创造性观念”取代诗性直觉，认为“创造性观念是艺术家自己的头脑为他自己准备的一个理想的模式，作品则可以设想为这个模式的一个抄本或写照”[1](P111-112)，这样必然会葬送艺术。马利坦指出，不是所有的艺术家和诗人都是真正的诗人。在诗性直觉的作用实施的最初时刻，可能会发生错误的发展过程：诗性直觉变成了手艺人的观念，失去了自己固有的超然性，仿佛掉进了机器制造的喧嚣声中，落入了手艺人创造性观念孕育的、对制造的纯智性关心中，从而丢弃了自己的许多本质，特别是丢弃了那种以同一性把握事物的优越的创造力。马利坦认为，当一个人急于显示自己的活力，急于创造出某种伟大的东西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或者，由于他的诗性直觉弱，于是他就越出诗性直觉，力图用自己的方式来补充它，而不是听命于它，这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形；而那些完全缺乏诗性直觉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只有异常有力的诗性直觉，才能使小说家和他创造的角色之间的关系成为有如上帝永远超然的创造性与他创造的自由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人既自由地行动，又被上帝的目标牢牢拥抱。马利坦还指出，诗性直觉既不能通过运用和训练学到手，也不能通过运用和训练加以改善。他说，艺术功效本身可以通过运用和训练而得以改善，因而作为艺术功效一部分的手艺人创造性观念可以从而得到改善，但是诗性直觉却不能，因为诗性直觉取决于灵魂的某种天生的自由和想象力，取决于智性天生的力量。诗性直觉只要求服从，它本身不能改善。不过，诗人可以通过排除障碍和喧嚣，更好地为它作准备或得到它。诗人可以捍卫和维护它，从而加快诗性直觉力量的自发进展和自身净化。诗人可以为它进行自我教育，但决不可背叛它，决不能让一切事物都作它的后援。诗性直觉不可学习和通过学习得到改善，但是在诗性直觉作用的实施中，诗性直觉可以通过它的谦卑得以改善，也能通过与实施方式和实施手段有关的智力的工作和艺术功效的工作而得以改善。诗性直觉关心的是自己的作用的实施，所以，它在艺术发展的过程中使自己臻于完善。诗性直觉尽管一开始就是充实、完整的，但它在一开始就包含着大量的效能。在创作过程中，包含在诗性直觉中的这些效能正是依靠专注于形式完美的智力不懈的劳动，才得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我。继而，艺术的技巧和智性的颖悟发挥作用，对所有无意义的、虚假的和肤浅的成分进行筛选、判断和淘汰，从而使新的零星的诗性直觉的闪现在工作的每一步中释放出来。没有智力的不懈劳动，诗性直觉通常必定不能展露其全部功效。马利坦指出，诗人诗性直觉的内在质量的高低，关键在于诗人的内在经验和这内在经验向主观性幽深处的日渐渗入。因为诗性直觉萌发于诗人灵魂的幽深处，在这里，智性、想象和灵魂诸力量在协调中体验意向性情感带给它们的某种存在的实在。诗人应能深刻体验这个世界的事物，直到能把它们和他自己一道倾诉出来。这便首先要求诗人具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力。当诗人异常强烈地感到有一只无情的、比他自己更有力的手在左右他的时候，他便会完全置身于自我与事物的精神交流活动中。诗性直觉的创造性力量的高低，与这种倾心服从的深浅程度成比例。就是说，真正的诗人，真正伟大的诗人，主要不在于自己艺术技巧的学习和训练，更不在于自己的创作意图和设想，而主要在于自己天生的诗性直觉的智力，在于对诗性直觉的倾心专注和服从，在自身与事物的契合中倾心聆听存在，聆听有限之中的无限。马利坦关于诗性直觉的理论，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内涵。他的诗性直觉的“同一性”认识，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重要范畴。就我们常说的艺术本质而言，“同一性”与我们熟悉的模仿说、反映说、表现说都不相同，它既不是对自然的单纯模仿，也不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也不是单纯的主观表现。它是主观性与世界事物的内在契合。虽然模仿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也开始强调主观的参与，但艺术仍然以自然为对象。反映论似乎要比模仿说重视主观，强调对现实的加工、提炼、集中，但它始终强调艺术是现实生活的镜子式反映，强调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而且，模仿说和反映论的“主观”，是指有意识的思想、观念、道德理性、清醒的世界观，而马利坦诗性直觉的“同一性”认识中的主观性则是精神无意识中的非概念化的主观性。反映论强调的真实，是指代表规律性的东西、本质的东西。然而，马利坦的诗性直觉却不朝向本质，而是朝向实在，朝向存在本身。反映论的典型化原则，强调通过个别反映一般，这个“一般”也就是共性，一类事物共同具有的本质特性。马利坦的“同一性”把握的具体个别实在也见出于一般，但这不是一类事物的共性，而是超越个别的无限，是存在的一般意义。至于表现说，则完全不承认世界事物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只强调表现主观内部世界。马利坦在提出诗性直觉“同一性”认识的同时，又强调诗性认识中情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工具，充分肯定了艺术活动中诗人主体的重要性和主导性。我想，艺术活动毕竟是人的创造性活动，人的主观能动性、艺术家的主观创造性总是应该起着积极、主导的作用。是人主动认识，而不是被动接受；是艺术家主动创造，而不是被动记录。人不是没有灵魂的镜子，艺术家也不是没有灵魂的被动的复制机。抽去了艺术家积极的主观性，艺术就失去了灵魂，就不复存在。但艺术创造的主观性又不是对世界事物观念性地任意加工、捏造、扭曲，而是在同一性把握中主体情感的意向性引导。我们无须否定艺术作用中主观性的主导性，问题是如何认识主观性在艺术创作中的复杂性。马利坦的诗性直觉是发生在精神无意识领域中的智性行为。他以精神无意识与弗洛伊德物力论的动物性无意识相区别，将艺术创造活动的原动力提升到了完全精神化的高度。同时，这也将艺术同发生在意识领域中的主要依靠概念、判断和逻辑推理进行的科学活动从本源上区分开来。自从别林斯基提出形象思维的概念以来，我们习惯于以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来区分艺术与科学。马利坦不提形象思维，而用精神无意识中智性的创造性直觉来解答这个貌似简单而实则复杂的似曾解答了的难题，也还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马利坦还用“创造性观念”与诗性直觉相对照，从而区分了艺术（美的艺术）与技术（实用的艺术）的本质性差别，从而区分了真正的诗人和作诗而非真正的诗人，指出了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将技术制造等同乃至取代艺术创造的误区。这是一个极有启发意义的问题。我们常常遇到成批的“艺术作品”，但很少被感动过，很少有共鸣，甚至很少打心里把它们当成艺术品，这是否可以从马利坦的观念中受到一点提示？马利坦虽然把诗性直觉定位在精神无意识的幽夜中，但是他并未否定它与意识的关系，更不排除艺术活动中意识的作用。他说，“诗性直觉源于无意识，但它是在意识中出现的；诗人不是不知道这种直觉，正相反，这种直觉是他的艺术的善的最初规则和最宝贵的光”[1](P78)。马利坦把诗性直觉看作艺术创造的根本，但他也不排除艺术技巧的作用。马利坦的诗性直觉理论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这里提到的只是豹之一斑。它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使我们去反思传统的文艺观念。［收稿日期］2000-04-30【参考文献】 [1]（法）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北京：三联书店，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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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709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912 【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D6 【分 类 名】中国外交 【复印期号】199909 【 标 题 】江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欢迎晚宴上讲话强调：加强亚太经合组织经济技术合作 【 作 者 】赵章云 【 正 文 】 本报奥克兰（新西兰）九月十一日电 记者赵章云报道：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十一日在这里说，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是加强亚太经合组织凝聚力的重要途径。没有经济技术合作，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将缺乏持久的动力。江泽民主席是在一九九九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所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讲话时说这番话的。江泽民在讲话中首先扼要地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他说，一九九七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本地区近年来持续发展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中国政府果断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并为缓解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支持有关国家走出危机，保持亚洲地区经济的稳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江泽民说：“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综合运用财税、货币等宏观调控手段，促进经济增长。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七点六。我们将进一步增加有效需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保持农业稳定发展，积极开展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景是光明的。”江泽民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是当今世界科技快速进步、产业结构深刻调整和市场急剧变动的产物，也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经济全球化趋势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它像一把双刃剑，在促进市场开放、加强竞争、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新课题。他说：“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区域经济合作论坛，以互利合作为原则、以共同繁荣为宗旨，应该在帮助各成员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方面有所作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是加强亚太经合组织凝聚力的重要途径。没有经济技术合作，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将缺乏持久的动力。”江泽民指出，经济技术合作，不应只限于单纯的技术转移，还应包括加强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成熟技术的产业化，以及金融、风险投资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合作。应该通过这些方面的合作，发挥各成员在科技和产业合作方面的潜力。他说：“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并积极开展与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的经济技术合作。从一九九六年我在苏比克会议上提出建立一个亚太经合组织高新工业园区网络以来，中国已有五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进入该网络。一九九八年，中国又设立了‘中国亚太经合组织科技产业合作基金’，并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企业联席会议’。我相信，这些会为中国和其他各成员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经济技术合作提供良好的条件，也会有力地促进各成员及其企业在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江泽民说，在重视经济技术合作的同时，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步骤。中国的关税算术平均水平从一九九二年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五逐年降低，目前已降到了百分之十六点七。到二○○五年，中国工业品平均关税税率将降到百分之十。中国已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消了大量非关税措施。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也根据自己的国情，循序渐进地采取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重大措施。他说：“我们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积极开展与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为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江泽民主席指出，企业是经济活动和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应该在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要走向深入并取得实效，必须提高企业的参与范围和力度。他表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希望各成员的工商界领导人加强交流，努力寻找进一步合作的机会。江泽民说：“我们欢迎在座各位和其他企业到中国开展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国政府将为你们到中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活动提供支持与帮助。”他说：“中国市场广大，潜在的市场更广大。中国经济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将会为你们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等江泽民主席的陪同人员，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新西兰总理珍妮，希普利等出席了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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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程与维修A VIATION ENGINEERING & MAINTENANCE1999年 第3期 No.3 1999浅谈维修方案管理中的信息及其重要性郑勤Brief Talk on the Information and Its Importance of Maintenance Program Management航空器的维修方案是保证飞行安全、控制维修成本的重要文件之一。本文结合南方航空公司的实例，简要介绍了在建立和实施维修方案过程中，获得所需信息的途径，以及保持信息畅通的重要性。航空器的维修方案是民用航空器使用人和/或维修单位对所使用或承担的各型航空器进行维修工作的基本文件，是保证航空器持续适航性应具备的文件之一。对南方航空公司而言(以下简称南航)，它也是南航在安全营运的前提下，对机队进行维修管理，生产计划管理，合理使用人力物力，提高机队的日利用率和经济效益，有效控制维修成本等具有原则上的指导意义同时又有强制性约束力的重要文件。维修方案的编写完全满足CAAC AC145－01，91－02，FAA AC 120－17A以及FAR121.25(b)(6)部和121－373部的要求，其来源主要包括FAA维修审查委员会(MRB)报告，维修计划数据(MPD)，还有厂家服务通告(SB)，服务信件(SL)，FAA适航指令(AD)，中国民用航空总局适航指令(CAD)，以及发动机手册(EM)，工程维修要求(MR)等等。维修方案包括维修要求系统(MRS)与维修工作执行计划(MTOP)，MRS列出所有适用于南航某机型机队的计划维修工作，并提供执行这些工作所需的计划、准备和技术信息。其目的是为所有涉及飞机、发动机、系统和部件的维修要求数据提供一个综合的计划维修方案，以提高维修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MTOP是根据南航的计划概念和要求，把经过批准的MRS中所有计划维修工作分配进各种维修工作包。这是为了提供可靠的工卡控制，结合公司实际对维修工卡进行计划、统计、快速形成和准备维修工作包。MRS作为指导性文件，与MTOP联系紧密，驱动并控制维修方案。MTOP贯彻执行所有的计划维修任务，由生产部门(机库、航线、车间维修)通过执行维修工卡(MTC)来完成。因此，维修方案的建立与管理，首先表现为对MRS的管理。随着MRB、MPD及工卡的修订，制造厂的服务通告（SB），SL或适航指令提出增加与航空器安全性有关的重复性检查工作，航空器使用人和/或维修单位可靠性及经济性分析以及使用、维修经验等对方案提出新的要求时，均需对维修方案进行定期修改，并上报地区管理局批准。在方案建立与实施过程中，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是确保方案准确、及时、权威的必要的条件。信息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生产厂家的各种维护信息作为建立飞机机身、系统和部件的连续适航性维修方案基础的MRS，是在MRB和MPD的基础上制定的。是保证某机型的机身、发动机和部件持续适航的基础。作为厂家主要维护信息的MRB报告，MRD，或客户化的维修方案(CMP)，每年均有一次或若干次的修订，其内容的变动，势必直接影响维修方案。而这些文件是方案的主要来源，所以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及时，方可保证及时、准确地建立和实施方案。2.AD、SB执行情况飞机的整体性能、技术状况及安全可靠性是由飞机设计、使用和维护等方面决定的。因此，适时地跟踪掌握及决策执行飞机制造厂、动力装置和附件厂家及适航当局提供的各类技术SB、SL、AD是很重要的。AD、SB等的执行情况直接关系到方案的适用性的变化，也就涉及到每架飞机的维护工作。例如，B737飞机有两项维护工作，一是操作测试左右发动机反推同步锁，适用于装有同步锁的飞机，间隔为1C；另一项工作为操作检查左右反推自动收回系统，间隔为8A，适用于没有同步锁的发动机，直到完成SB737－78－1053。而SB737－78－1053的工作为加装同步锁。那么，随着SB的执行，适用性逐渐改变，当所有飞机均完成此SB后，后一项工作不再适用，而前一项工作的适用性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在适用性一栏中取消了“注(NOTE)”，改为“所有(ALL)”，即适用于机队的所有飞机。南航的B737飞机目前基本分布在分公司、股份公司，而分公司的SB、AD执行情况由广州QA适航统一统计、管理，股份公司则由他们自己掌握。因此，除掌握广州基地的SB、AD执行情况外，也应及时、准确地获得股份公司的相关信息，以便使方案与实际工作保持一致。以保证南航机队持续适航，维持其固有的可靠性，统一机队的技术改进水平。3.飞机正常的调配信息南航的分公司、股份公司较多，且较为分散，各分公司或股份公司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环境状况的不同，甚至维修能力的不同，对同样的飞机，所需的维护工作多少也有些不同。那么在作为航空公司法定文件的维修方案里，就应对各种情况严格区分，分别对待，以确保维护工作的顺利进行。例如，汕头股份公司曾在维护的过程中发现，货舱门多次发生卡阻现象，并有两根货舱门平衡机构钢索拉断，起因是由于前后货舱门平衡机构滚轮锈蚀卡阻造成的，因此建议将方案中前后货舱门、前登机梯及滑架的润滑时间间隔由原来的1C改为2A。而其他公司从没有对此类问题提出过疑义。通过工程部门的调查，并结合汕头的实际情况，同意将它们所执管飞机此项工作的间隔由1C改为2A，但必须在方案中注明所适用的飞机号，其他公司的同一问题仍采用原维修方案的间隔。在此期间，一架B737飞机调配至汕头股份公司，机务人员在2A工作包中，没有发现有关这架飞机的润滑前后货舱门的工卡，即向维修方案组质询，发现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这架飞机的调配信息，故而在维修方案中仍按以前的间隔即1C执行该润滑工作。至此方案才得以修正，将该润滑时间间隔改为2A。其结果是既耽误了时间，又影响了工作进度，也给汕头的正常维护工作带来了麻烦，甚至使方案的准确性打了折扣。可见，信息渠道的故障，会导致信息资源的滞后，直接影响维修方案的质量，继而对航空公司的经济性及安全性产生不利影响。同样，当飞机因特殊原因作临时调配时，其调配信息对维修方案的管理人员来说同样重要。4.飞机构型数据的改变南航的机群相对比较庞大，有几种不同机型的飞机，而各机型飞机的构型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方案管理人员严格把关，认真区分相同机型的不同构型，在方案中加以注明。例1，南航引进的A320飞机，前十架在广州营运，后十架预备放在深圳。前十架的APU为GARRETT生产，后十架决定选用不同型号的APU(APIC)。两个不同厂家生产的APU不同，导致在实际维护中所作的工作不同。从A检开始，GARRETT逐步作些基本维护，如检查磁堵探测器等等，APIC的维护则是从4A开始，如检查点火塞等，这就意味着在维修方案的编制中，必须严格区分两种不同型号的APU，并在“适用性”一栏中标明“注”，相应地在描述中应注明“此工作适用于装有XXAPU的飞机”，并具体列出飞机号，一目了然。一旦飞机构型有改变，其相关信息应尽可能快地反馈给方案管理人员，方案管理人员方可及时进行修订、调整，以保持方案的权威性。例2，一架飞机要退租时，租机公司要求飞机的构型数据保持不变。而当时根据实际情况，曾在飞机上加装有救生衣防盗装置。鉴于此，工程师发出工程指令，拆除所有机型的救生衣防盗装置。那么，相关防盗装置的工作即被取消，其工卡也需修订。按公司的可靠性控制程序规定的流程，由MRS作出修改后，交给生产部门，对相应的MTOP及时修订，工作包也作相应调整，这样，可确保维修方案的正确、适时。5.新飞机的登记号的获得适航当局规定，民用航空器使用人和/或维修单位应在新型航空器投入使用之前两个月，向所在地区管理局适航处申报航空器维修方案，并应在航空器投入使用之前一个月获得所在地区管理局适航处的批准(AC－91－02)。因此，在新航空器取得国籍登记号以后，方案的编写者应着手搜集有关此航空器的各种信息，结合厂家提供的文件，并根据本公司的具体情况，找出其特性或共性，并加以分析、归类、整理。已有方案的，构型相同的直接加入，构型不同的加以注明，以示区别；没有方案的，重新编写。这样才不会造成遗漏，才能保证方案涵盖所有的飞机，同时，也是方案保持其完整、统一、准确的有效保证。维修方案的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括最初的编制、不断的修订并取得适航批准、以及方案的监督执行，是个动态管理的过程。它可使航空公司在保证安全、适航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维护工作量，简化维护工作程序，缩短飞机停场时间，提高飞机的日利用率及整体经济效益。科学的维修方案的管理是涉及到很多部门的综合性工作，除了需要提高人员素质，补充背景知识，部门间互相沟通、协作外，获得多方面信息，并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显得尤为重要。任何信息的匮乏，信息渠道的不畅，都会影响维护工作的进行。只有及时收集、分析、处理相关信息，才能保证方案的适时性、准确性、权威性。作者单位：南方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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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医药产品展销会在京开幕迟浩田赵南起剪彩(4)内容: 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７日电（记者郭殿成）第一次全面展示我军医药工业生产成就和医药科技水平的大型展销会，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中央军委委员迟浩田、赵南起为展销会剪彩。军内外人士一千多人出席开幕式并参观展品。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等为展销会题了词。人民解放军的医药工业是我国医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军现有各类医药生产单位３７０多家，年产值１７亿元，约占全国医药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军队医药科技力量较强，每年开发的新品种的产值和利润均占全军医药工业产值和利润的百分之十五以上。目前，全军获国家、省市和军队优质奖的医药产品有１００多种，有的产品已打入国际市场。深圳南方制药厂生产的“三九胃泰”等名牌产品享誉中外。深圳长白山制药厂生产的“王中王”口服液和注射用蝮蛇抗栓酶，已出口到美国、日本等８个国家和地区。这次展销会正式参展的有１８８家医药生产单位。展销品种有中西药品、保健品、血制品、医疗器械以及仪器设备等１０００多种。这次展销会的目的是进一步疏通军队医药的产供销渠道，促进军内外医药科技和产品交流。展销会将于５月３０日结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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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SPORT SCIENCE1999年 第1期 No.1 1999世界优秀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特征研究邓沛玲* 陈爱萍 肖国强 金花 张琴 梁健 李昕俞丽 李仲明摘要 对81名优秀花泳运动员的23项身体形态指标作了测试。测试结果表明，世界优秀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十分一致，且身体形态特点符合竞技要求。她们身材匀称，身高、体重适中，肩较宽，上肢较长，骨盆较窄，体型平均分值是3.8-3.3-3.2，内、中、外3因子分值较接近，俄罗斯运动员身体形态最优。测得的身体形态指标的平均值，可作为花泳运动员形态选材依据。此外，提出的3个判别函数式，可作为评定花泳运动员体型的简便方法。关键词 花样游泳 身体形态 身材匀称 判别函数对国内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特点俞丽、邓树勋、邓沛玲等已有所研究［1,2,3］，但对世界各国优秀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特点国内尚未见报道。本文研究目的是：研究世界最高水平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特征；对中、外优秀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进行比较；探讨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与运动成绩的关系，为花泳运动员科学选材和科学训练提供理论依据。1 研究对象与方法1.1 研究对象研究对象为参加1997年第8届花样游泳侨鑫世界杯赛的优秀运动员共81人，分别来自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美国、意大利、中国、韩国、瑞士、墨西哥等9个国家，平均年龄20.8岁。在此届世界杯赛中，俄罗斯、日本、加拿大、中国分别获团体总分第1、第2、第3、第4名。1.2 研究方法采用观测法。于1997年7月14、15日，即赛前两天，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进行现场测试。测试形态指标共23项，其中体长6项，体宽3项，体围7项，身体充实度7项。2 结果与分析2.1 世界优秀运动员身体形态特点测试结果表明，世界高水平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具有身材匀称，身高、体重、体脂百分比适中，上肢较长，指间距大，肩、胸较宽，腰、臀较小，尤其骨盆较窄，体型属均衡型(3.81―3.26―3.20)等特点(见表1)。花泳运动是集体育、音乐和舞蹈为一体的运动项目。运动员除需要具备匀称、优美的身材以及良好的心肺功能、心理素质、艺术修养之外，更应具有良好的力量和爆发力等素质。运动员身材匀称、线条明显，首先赢得裁判良好的印象分，又给观众美的享受；较长的上肢有利于增加划水的距离，提高游速，而且仰泳时，容易维持身体平衡，同样，做鲸鱼起腿使力点和阻力点更加接近，减少完成动作的难度；胸、肩较宽以及上臂紧松围差值较大，表示运动员上体健壮、肩、臂有力，这又与运动员划水时用力使肩带肌和胸部肌肉发达有关，加上她们在水下憋气运动，这势必加大在水面时吸气的深度和力度，从而使呼吸肌群得到锻炼，肺活量得以增加，又如，他们的骨盆较窄、臀较薄，说明她们有良好的流线体型，这种体型可减少水中阻力，加快游速，无疑对游进时移臀、打腿产生良好的作用；此外，她们的体型属均衡型，表示肌肉、骨骼较发达，力量素质较好。综上所述，她们的身体形态特点是与运动技术要求相一致的。2.2 各国优秀花泳运动员与总体身体形态的比较研究表明，在指间距与身高差指标上有5个国家的运动员与总体相比都达到显著性差异，并显示出成绩好的队其差值较大的特点，提示这个指标与运动成绩关系密切，是形态选材重要的指标。研究还发现日本运动员骨盆较窄，外因子值最低；加拿大运动员下肢较长，去脂体重值较高；中国运动员上臂紧张围及腰围最粗，体脂百分比最大，中胚层分值最小；韩国运动员内因子分值最高；其它指标未见显著性差异。由此可认为，各国运动员在身体形态选材方面已作过较严格的筛选，身体形态大体相同。表1 世界优秀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指标及其均值、标准差、显著性检验指标俄罗斯中国总体最优秀选手身高(cm)165.2±3.76166.8±5.33166.0±4.98166.9±3.74坐高(cm)88.7±1.9588.1±1.8688.4±2.3688.9±2.08下肢长(cm)92.7±3.0595.7±5.5993.8±4.4993.9±3.25上肢长(cm)71.4±2.5972.9±3.8072.3±3.0372.6±3.45手长(cm)17.8±0.4317.9±0.7617.8±0.6617.9±0.04手宽(cm)7.7±0.237.7±0.357.6±0.367.7±0.39指间距(cm)169.9±4.47174.7±7.21171.9±6.46174.1±5.67肩宽(cm)38.3±1.4838.9±1.6038.4±1.4638.9±1.94骨盆宽(cm)27.8±1.0828.0±1.3727.4±1.2627.1±0.76胸围(cm)88.4±3.7287.9±3.8088.1±3.9889.1±3.49上臂紧张围(cm)28.5±1.2729.7±1.02*28.3±1.5328.8±1.23臂放松围(cm)26.6±1.1827.9±1.3426.7±1.4626.9±1.32腰围(cm)66.3±3.4269.5▲±2.77*66.8±3.2766.3±2.12臀围(cm)90.6±3.6192.0±3.3390.4±4.0190.5±4.51大腿围(cm)53.0±2.5554.2±1.6052.8±2.6152.2±3.42小腿围(cm)32.6±1.3333.4±2.1432.5±1.5232.7±1.20体重(上kg)55.2±3.7657.9±4.5055.4±4.8556.4±3.85注：“▲”表示与总体比较P<0.05；“▲▲”表示与总体比较P<0.01；“*”表示与俄罗斯队比较P<0.05；“**”表示与俄罗斯队比较P<0.01；“●”表示最优秀选手与总体比较P<0.05(以下同)。2.3 俄罗斯运动员与总体和最优秀选手身体形态的比较从表1可看出，俄罗斯队分别与总体和最优秀选手(单人、双人规定动作前5名，下同)相比，未见有意义的差异。根据上述结果可认为，俄罗斯选手的身体形态与总体和最优秀选手十分一致，说明俄罗斯运动员的身体形态最优。这一结论与俄罗斯队处于当今世界花泳体坛领先水平是相符的。2.4 最优秀选手与总体身体形态的比较研究发现，最优秀选手的上臂紧松围差、指间距与身高差和身体密度值都大于总体；而体脂百分比又比总体小，以上指标均具显著性差异(见表1、2)。在这4项指标中，有3项是反映运动员肌肉、骨骼发达程度的，说明花泳项目对以上指标有较高要求。提示，在同一条件下，良好的力量和耐力素质对提高花泳运动竞技水平起到重要作用。日本学者胜田等研究发现，日本优秀花泳运动员慢肌纤维百分比均属中间型。另外，还发现花泳运动员随着力量和耐力素质的提高，自选和规定动作的成绩也相应得以提高［6］。这与我们研究的结果似有相同之处。当然，体脂百分比不是越少越好，体脂过少不利于人体在水中平衡，我们的研究表明，花泳运动员体脂百分比以17～19%为最好。2.5 中国花泳运动员与世界各国优秀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的比较从测试结果得知，中国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尚属理想，已具备了与世界强队抗衡的条件，但与世界最高水平选手相比，仍可找到一些差距。如表1、2显示，中国运动员的臂、腿、腰围都较大，骨盆较宽，体脂百分比、绝对体脂重较高，多项指标的平均值都居各国和最优秀选手之首，而体型中因子分值又最低，尤其是腰围、中因子分值，这两项指标与总体、俄罗斯队和最优秀选手相比均具显著差异；体脂百分比比总体、最优秀选手都高，且差异显著。上述指标相应的派生指数亦有类似显示。综观看来，中国运动员的身材显得有些肥胖。表2 世界优秀花泳运动员身体成份、体型和派生指数的均值、标准差及显著性检验指标俄罗斯中国总体最优秀选手身体密度1.057±0.011.05±0.011.057±0.011.058±0.0087体脂%19.83±3.9121.47±3.0619.08±2.5217.67±3.50绝对脂重(kg)10.97±2.4612.44±2.0310.61±2.3210.21±2.4去脂体重(kg)44.18±3.0645.46±3.8744.83±3.9846.21±2.41内因子分值3.35±0.473.85±0.713.81±0.803.50±0.64中因子分值3.45±0.722.50▲▲±0.66**3.26±0.733.42±0.63外因子分值3.50±0.573.75±0.583.20±0.853.58±0.82肱骨骨径(mm)5.78±0.356.11±0.466.04±0.436.01±0.45股骨骨径(mm)8.46±0.298.61±0.518.59±0.408.67±0.37坐高×100/身高53.59±1.0552.84±1.6553.29±1.1553.30±1.15体重×100/身高33.38±2.0434.69±2.2333.37±2.3433.40±1.93胸围×100/身高53.50±2.2152.74±2.7953.07±2.2153.30±2.02指间距―身高(cm)7.97▲±2.555.72±3.685.36±3.267.26*±3.59上臂紧松围差(cm)1.94±0.741.72±0.881.69±0.562.02*±0.55肩宽×100/身高23.18±1.1123.38±1.0123.11±0.7823.30±0.57骨盆宽×100/身高16.81±0.7316.77±0.6416.48±0.6716.31±0.482.6 花泳运动员体型类型的判别用希思――卡特法评定81名运动员的体型，然后再用多元统计中的判别分析法，对希思――卡特法中的10个指标进行函数判别分析，经对变量作调整后，得到下列3个判别函数式：Ⅰ=0.09X1+5.296X2+3.36X3-6.61X4+18.83X5-43.14X6+23.60X7+41.79X8+7.185X9-2719Ⅱ=0.224X1+4.73X2+3.15X3-7.27X4+18.53X5-43.48X6+24.04X7+42.93X8+7.56X9-2776.35Ⅲ=0.08X1+4.82X2+3.52X3-7.06X4+19.24X5-44.39X6+24.35X7+42.08X8+7.43X9-2828注：Ⅰ、Ⅱ、Ⅲ分别代表内、中、外胚层；X1、X2、X3、X4分别代表三头肌、肩胛下、髂嵴上和腓肠肌皮褶厚度(mm)；X5代表身高(cm)；X6代表体重(kg)；X7代表臀围(cm)；X8代表小腿围(cm)；X9代表指间距(cm)。这3个函数式中，第Ⅰ、Ⅱ、Ⅲ因子一致回代率分别为90%、100%和96.2%，它可较准确、简便地判别体型的类型，可供广大教练员和体育工作者在选材中应用。2.7 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与运动成绩的关系本研究首次发现世界优秀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甚为一致，但各队的运动成绩却不尽相同，由此可以认为，身体形态对运动成绩影响较小。这只有当运动员身体形态十分相近时，才会有这种现象。由于花泳运动是高度的技巧与完善的艺术结合的体育项目，裁判评分要涉及到技术分和艺术分等，且团体总分由规定动作、单人、双人和集体等7项成绩组成。虽然花泳项目对身体形态要求较高，但在运动员身体形态十分一致的情况下，运动员成绩的优劣就要取决于机能、素质、技巧、心理、艺术、动作编排等因素。另外运动员在比赛时除了发挥个人技巧之外，还要与同伴合作，使技术动作同步、协调……。可见理想身体形态并不一定是取得优异成绩的唯一条件，它仅是一个必要条件，是对运动成绩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2.8 对花泳运动员身高坐高指数的讨论身高坐高指数是评价人体躯干类型的重要指数。关于挑选哪种躯干类型的花泳运动员，至今国内尚无统一的看法。我们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最优秀花泳运动员该指数均值在52.55～53.74之间，总体均值为53.29，世界最优秀花泳选手的均值是53.30。且各队与总体，各队与俄罗斯队，最优秀选手与总体，俄罗斯队与最优秀选手之间比较都未见显著差异。据国外资料报道，白种人躯干较短，黄种人躯干较长，把指数值在52以下视为短躯型，54以上为长躯型。按上述标准划分，世界优秀花泳运动员既不属长躯型也不属短躯型，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稍偏长躯型。从花泳项目技术特点考虑，运动员躯干短、腿长，自然会增添体形美的魅力，且完成动作比短腿者更舒展、漂亮，这是有利的一面，但腿长的运动员在水中仰浮或俯浮时，身体重心会更靠后，浮心更靠前，使两者之间距离加大，从而导致人体在水中维持水平姿势的难度加大。显然，同一水平的运动员，腿短者完成以上动作要比腿长者容易得多。可见，长躯型和短躯型各有利弊。测试结果和运动项目技术特点的要求都提示，挑选运动员以挑选居于长躯型与短躯型之间，且稍偏向长躯型最好。这样的类型可以减少长躯型或短躯型的不利因素，又能使有利条件得以充分发挥。近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当今世界泳坛选手向高大型方向发展，并认为女选手高度趋向180 cm左右。有些人认为花泳运动员也会有这种倾向。我们的研究表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81名运动员，她们的身高均值是166 cm，最优秀选手均值也是166.93 cm，获得1997年花泳世界杯6项自选动作排名第1的俄罗斯选手，她的身高亦是167 cm。可见，优秀花泳运动员的身高以适中居多，这也许与她们的身高坐高指数有关。大家知道，人体的高度主要取决于下肢的长短，而下肢的长短又是决定人体躯干类型的关键。也就是说人体的身高与躯干类型相互影响。结合前文的分析，似提示，近期花泳运动员身材趋向高大的可能性较少。3 小结与建议3.1 世界优秀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和体型主要特征是身材匀称，胸、肩较宽，骨盆较窄，体型属中胚性内胚型，这种身体形态符合花泳运动技术的要求。本文测试的结果，可作为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的重要依据。3.2 各国优秀运动员身体形态很相似，且大部分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其中以俄罗斯运动员身体形态最接近世界最优秀花泳选手。此外，中国运动员体脂百分比较大，中胚层分值最低，提示中国运动员体脂含量相对较多，肌肉力量较薄弱。建议中国运动员适当提高瘦体重，加强力量素质训练。3.3 研究表明，运动成绩优异的队，运动员指间距与身高差值就大，强烈提示，该指标与运动成绩关系较密切，故此，它是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选材不容忽视的指标。3.4 世界优秀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基本一致，可见身体形态对运动成绩影响相对较小，至于哪些条件对花泳成绩最具影响力，还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对象是云集世界各国最高水平的花泳运动员，测验结果为今后研究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和体型标准模式提供了重要理论和实践依据。此外，获得的判别体型函数式也为评定花泳运动员体型类型提供了较简便准确的方法。本文在数据处理方面得到了陈骏良教授的热心帮助，并得到各国教练员、运动员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作者单位：邓沛玲* 陈爱萍 肖国强 金 花 张 琴 梁 健 李 昕(华南师范大学体育 系，广州 510631)俞 丽(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李仲明(广州体育学院)4 主要参考文献[1] 俞丽.对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身体条件的调查与分析.第1届全国游泳科学论文报告会论文汇编，1989[2] 邓树勋，等.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生理机能、身体形态及运动能力特点的研究.中国体育科技，1995(3)[3] 邓沛玲，等.中国优秀花泳运动员身体形态、机能、素质与竞技能力关系初探.广东体育科技，1996[4] 陈明达，等.实用体质学.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1993[5] 邢文华，等.体育测量与评价(上册)，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6[6] 日本游泳联盟花样游泳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丛宁丽).花样游泳.成都体育学院出版，1988责任编辑：王大卫1998-05-15收稿，1998-08-20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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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89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199901 【原刊页号】64～69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199905 【 标 题 】第三条道路――九十年代西方的一个新政治现象 【 作 者 】张敏 【作者简介】张敏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 正 文 】 一、一个新的政治现象“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名词，第三条道路在历史上曾有着不同的形态。“在两次战争期间，这是东欧农村平民主义者的自我描述，也是各地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所喜爱的时髦用语―法西斯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共产主义专政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注：《纽约时报》9月27日文章，题为：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作者，纽约大学雷马克学院院长托尼・于特）转载于1998年10月12日《参考消息》。）第三条道路还是匈牙利、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替代模式。但我们一般指的是作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重要理论组成部分及其体现的第三条道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51年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大会，大会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又称《法兰克福宣言》）是其形成的标志。《法兰克福宣言》宣称，民主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弊病，也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党专政，它要走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所谓的“第三种选择”或“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标榜自己是一条中间道路，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并没有显示出应有的独立性，而是倾向于资本主义，或是依附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或是对社会主义进行批评与攻击。第三条道路寻求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混合的“最优社会”，但其社会基础却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因此，它是在承认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因此它实际并非如其标榜的中间道路，而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之路。本文所指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克林顿、布莱尔等欧美国家领导人所大力宣扬的“第三条道路”，和一般所指的第三条道路有联系也有区别，这将在下文逐步展开论述。90年代西方社会的一个新政治现象就是“第三条道路”现象。“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套语，我们时代的套语是‘第三条道路’。”（注：《纽约时报》9月27日文章，题为：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作者，纽约大学雷马克学院院长托尼・于特）转载于1998年10月12日《参考消息》。）随着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人上台执政，第三条道路便在西方社会风起云涌，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他们都在声称要走一条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这里可推布莱尔和克林顿为他们的代表。布莱尔在9月27日的《华盛顿邮报》发表的题为“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的文章中向我们展示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他说：“第三条道路是现代社会民主重新得到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它决不仅仅是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条妥协之路，它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全世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且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那么“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什么呢，他接着在文中指出，它是“团结、社会公正、责任和机会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而过时的意识形态则是“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护生产者利益的左的思想支配的观念”和“主张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是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新式的右翼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在经济方面，布莱尔认为他们的立场“既不是放任自流主义，也不是国家干预”，而是他在多种场合强调的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的结合。因此，从布莱尔的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是左派和右派妥协之路，是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的结合。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和欧洲的第三条道路是有一些区别的。一是因为美国没有欧洲那样悠久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没有欧洲大，二是因为克林顿本人也不是社会党人，并不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克林顿首先关注的是经济的增长，为了达此目的，他试图把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结合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成功地提出了一种政府管理哲学，这种哲学超越了旧的观点。”（注：转引自李琮：《敢问路在何方》，载于《世界知识》1998年第20期。）因此“第三条经济道路”似乎更适合于克林顿的想，因为经济增长是其核心，也正因为此，克林顿和布莱尔等人的第三条道路本质上是相同的，虽然他们都表达了对社会目标的关注（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都关注经济的增长以及为此而使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的结合。正如克林顿最近在纽约举行的世界各国领导人讨论“第三条道路”的一次会议上所说的，虽然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过去宣扬重新分配的政治，但是现在这些人致力于促进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以“第三条经济道路”应是“第三条道路”的内核。施罗德一直是布莱尔的效仿者，当他当选时，布莱尔祝贺他的“巨大胜利”并说，法国、德国和英国现在“有同样观点的政府”。当前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欧盟15国有13国是左派政府或左翼联合政府执政，而且这些政府都在声称要走一条中间道路，因此，第三条道路在西方国家中有着广泛的代表性。二、第三条道路的背景和实质第三条道路现象在90年代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要分析它的实质，就必须了解客观存在的时代背景。第一，第三条道路是政党政治的直接产物。欧洲的社会党是左派政党，但它同时也是议会党，议会党的最大目标就是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它必须根据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纲领政策，否则就不能赢得大选。以英国为例，自1979年以来，工党连续在四次大选中败北，之所以如此，布莱尔认为是因为工党一些传统的意识形态如大规模国有化、国家控制和强调工人阶级的利益等已经过时，不适合现实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要想赢得大选，必须放弃这些过时的意识形态，用现代化的理论来改造工党，也就是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1994年7月布莱尔当选为工党主席，在1995年4月29日召开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他就放弃了被称为公有制条款的党章第4条第4款。布莱尔以第三条道路改变了工党，努力树造一个“新工党”的形象，即使在许多保守主义者面前，也变得面目可亲，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于1997年重新赢得大选。德国社民党也修改和调整了纲领，在选举策略上，它更关注中产阶级的利益而疏远了工人，在理论纲领上，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建立“自由、公正、合作”的新社会。第二，第三条道路现象还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原因。政党政治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种五彩缤纷的表象世界，要想了解第三条道路，我们必须深入分析其深刻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原因。首先，政治上的变化有时来得更直接。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给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巨大的冲击，社会主义不论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运动都跌入了低谷，各国的工党、社会党威名扫地，一落千丈。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客观上需要欧洲的社会党寻找新的出路，新的替代战略和新的理论支点，进行理论重建。实践证明，第三条道路是一条能够有效地改变社会党形象的出路。其次，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其之所以重新得到宣扬，说明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又遇到新困境，这个新困境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即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和经济增长乏力。第一是公平问题。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自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减少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剧，收入差距拉大，使多数人的生活陷入令他们感到陌生的困境。在美国，中产阶层比例下降，据统计，美国中产家庭比例从1970年的53.2%下降到1993年47%，里根的经济学被称作“劫贫济富”的经济学。社会公正问题也正是促使保守党政府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是效率问题。西方国家遇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除美国尚能一枝独秀外，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低靡。70年代的滞胀导致凯恩斯主义危机与保守主义上台，但保守主义经济学并没有把西方带出经济增长的低谷，这证明片面的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都是行不通的。这客观地要求人们对国家和市场的作用重新做出评价。第三条道路正是这种评价的结果。在国家问题上，他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国家主义的思想，但他们仍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市场秩序需要国家来规范，国家要为经济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与一定产业方向指导，但国家不能包揽一切，国家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市场问题上，他们放弃了市场是恶的伦理判断，认为市场是中性的，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有效手段，但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对市场的放任是危险的，所以对市场也要进行一定的控制。市场和国家都是经济运行的必要的调控手段，关键在于找到一种制度安排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使这种制度在经济运行中是可取和可行的，第三条道路是谋求这种结合的一次尝试。公平与效率必须得到兼顾，资本主义社会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公平，但目前更需要效率，关键是如何把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公平与效率并不总是一对矛盾，公平有时侯有助于效率的实现，效率也有助于实现公平。第三条道路把经济增长放在首位，这是符合西方国家当前现状的，因为经济增长是目前西方国家的迫切需要。因此布莱尔呼吁那些关注社会公正的人更加关注一些经济的增长。为了使经济增长，第三条道路放弃了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思想对立，而把二者结合起来，同时进行必要的社会福利改革。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第三条道路强调社会福利政策应能促进经济增长，福利的削减应和增加就业机会结合起来，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强调自助和社会互助结合，福利的支出要有针对性，使社会福利发挥最大的效用，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注：这是第三条道路对传统福利政策的修正，认为，传统福利政策使一些人逃避社会责任，造就一些“懒汉”阶层，又不利于就业的增加，而且缺乏针对性，使社会资源遭到浪费，福利支出没有收到最大效益。）第三，冷战格局结束的影响。有人说，布莱尔是模糊政治的设计者，他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淡化了阶级烙印，不再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的政治取向，而这种“模糊政治”之所以能够在欧美流行，和冷战格局的结束是分不开的。冷战结束后，全球局势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尤其是近几年，大国关系趋于稳定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主流，合作与对话取代了对抗，意识形态的对立已不再是主要的障碍。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与各大国之间建立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西方大国之间也建立伙伴关系，是二战以来难得的“蜜月”时期。人们变得务实，务实色彩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这为寻求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妥协创造了国际氛围，也比较容易为人们接受。因此，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本质上讲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改良和调整罢了。但它还是有一些新鲜的地方的。它放弃了公有制、国家管制等一些传统的思想，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它重新评价了国家和市场的作用，把二者结合起来，开拓了一条比较实际的政府管理途径。因而更确切地说，第三条道路应该称为“第三条经济道路”。布莱尔等人的第三条道路无疑更加实用化、具体化了。当然第三条道路还有其他的内容，但大都局限于“人道”的抽象理念上，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方面的文献也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有必要指出的是，第三条道路是左右妥协之路，但决不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而是一条树立了一定社会目标的资本主义道路。实践证明，第三条道路（或民主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资本主义的实质。三、评价第三条道路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有经济政治因素，也包含着个人的务实倾向，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其现实的意义，因此，为了对第三条道路有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在对其产生的背景及实质作了分析之后，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评价。首先，第三条道路是对市场与国家之争的一次总结。市场与国家的争论由来已久，二者在争论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强调自己的优点，抓住对方的缺点，千方百计来论证自己的正确性。实际上没有哪一种理论是完美无缺的，每种经济理论的产生都是特定经济现实的需要，都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现实变了，前提变了，理论及其政策也应改变，否则就变成一种经济教条。第三条道路作为对市场与国家争论的一次总结是以此现实为基础的：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从来就不存在纯而又纯的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二者的争论是无谓的。正如纽约大学雷马克学院院长托尼・于特所说：“在西欧，关于第一条道路（小政府）和第二条道路（大政府）的辩论早就失去了意义。自由市场和激进主义的大政府之间某种形式的妥协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地的正常生活经历。”（注：《纽约时报》9月27日文章，题为：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作者，纽约大学雷马克学院院长托尼・于特）转载于1998年10月12日《参考消息》。）第三条道路和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不同，它强调政府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第三条道路和自由放任主义也不同，它指出市场也不是灵丹妙药，也有其失灵的时候，不加控制的市场是危险的，因此，第三条道路把二者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从而和现实的经济生活相符。所以，第三条道路虽然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大的创新，但第一次以政府的名义达成共识，重新对市场和国家的作用作出估价，仍不失为经济理论发展的一大进步。其次，第三条道路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重建，标志着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给欧洲社会党以巨大的冲击，一方面使其在各国名声扫地，纷纷在大选中遇挫，另一方面也使它们失去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参照系，不得不对“未来的社会主义”重新进行探讨。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客观上需要各国社会党人寻求一种新的理论支点，进行理论重建，第三条道路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重建的结果。第三条道路不同于过去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更实用化。一方面，为了适应议会斗争的需要，它放弃了传统的公有制目标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修正了传统的福利思想和就业政策，使其更加符合资产阶级的口味，从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转而倾向于代表中产阶层和雇主的利益，从工会的组织变为“人民”的组织。另一方面，第三条道路为了经济增长的需要，重新评价了国家和市场的作用，把二者结合起来。所以第三条道路更加贴近于资产阶级的需要，更注重为资产阶级服务，社会党也变成了温和的、比较人道的资产阶级政党，民主社会主义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了。再次，第三条道路反映了西方国家领导层政治视野的转变，阶级色彩淡化，更加注重解决现实的问题。冷战格局结束后，在国际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再有那么鲜明的色彩，人们更加关注解决实际问题，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表现出一种务实的倾向，可以说，现在的大国外交就是一种务实外交，务实是现在国际交往中的价值取向，这就营造了一种务实的国际环境。在国内问题上，人们也从争论中挣脱出来面对现实的世界。解决现实的问题，固执已见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必须突破传统观点的束缚，面向现实寻求一种新的结合。克林顿的助手们就说，克林顿主义的精髓在于，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人们更应关注的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而不是什么左翼和右翼问题。这种务实的倾向和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人的成长经历是息息相关的。他们大多出身低微而又受过良好教育，胸怀远大，取向务实，不为传统所束缚，他们的背景和取向也正好符合了战后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的口味，因而他们也就更具有代表性。因而与其说第三条道路是一种理论创新，还不如说它代表了一种新生代的务实的价值取向。最后，从总体上讲，第三条道路是一条取向务实的道路，比较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观实，从长远来看，可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使其走上一条比较健康、平稳的轨道。首先，它抓住了当前西方社会的主要矛盾，公平和效率。效率问题也即经济增长问题，是当前的首要问题。经济衰退和社会福利支出的扩大只会导致恶性循环，布莱尔的话“高涨的福利预算是经济失败的信号”很有道理，因而应把刺激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同时，适度的社会福利也是必要的，要把削减福利与增加就业结合起来，社会福利应做到收益最大化。第二，第三条道路重新估价了国家与市场的作用，做到了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的结合。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干预具有两种层面的功能，一是作为经济调控手段的经济功能，二是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社会功能，两者有重合的地方。市场与国家做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各有其优点缺点和适应的领域，不能突出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应做到取长补短，彼此结合，这样才会有经济的健康运行。四、第三条道路的远瞻第三条道路虽然是一条比较务实的道路，但也难在短期内凑效，仍有一些不确定因素。首先，第三条道路本身就有些模糊。布莱尔的文章出来以后，人们对他褒贬不一，有的说第三条道路不是通往天堂之路，有的说布莱尔的理论有缺陷，而布莱尔也难以向公众清楚的阐明他的想法，“当他难以阐述清楚自己思想的时侯，那就可以清楚地表明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0月2日文章，题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某些陷井（作者 雷金纳德・戴尔）转载于1998年10月4日《参考消息》。）其次，来自本党内部的阻力。社会党向右必然会遇到党内左翼集团的反对，党内的纷争定会影响第三条道路的执行。再次，来自社会两大阶级的阻力。第三条道路是超阶级的道路，它宣扬阶级调和和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而在现实的世界里，阶级分化的基础并没有消失，阶级对抗仍然存在，那种意念中的理想境地不可能实现。每次路线的调整都意味着社会权利的重新分配，谁都不会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工会和工人会不满福利的减少，富人也不会愿意和工人共享财富。第三条道路即使就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仍然会受到一些资本家的阻挠。最后，第三条道路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能否实现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了，就业率和收入就会提高，人们就可以接受社会福利减少的现实，观念也就会改变，资本家会得到更多利润，也愿拿出一点和大家共享以换取更多的利润，公平和效率得以兼顾，否则的话，什么都没了。现在，西方各国均制定了以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产业政策，放松了对企业的管制，旨在推进本国经济的增长，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但现在全球经济形势一片低靡，其趋势也难以预料，这无疑给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很大难度，因此，其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绝不是轻而易举、短期内就可立竿见影的。【责任编辑】蒋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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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杯”元老足球邀请赛结束新华社上海５月２９日电（记者谭军）历时５天的“东华杯”元老足球邀请赛今天下午在这里闭幕。香港愉园队以２：１战胜南华队后荣获“东华杯”，南华队获第二名。东华元老队和岷友元老队以１：１踢平，并列本次杯赛季军。在争夺冠军的决赛中，愉园队和南华队都全力以赴，虽然在体力上不如青年时代，但球艺犹在。队员之间的传球配合和射门的脚法、头球等都很有章法。上半时，愉园队利用顺风在１０分钟内两破南华队大门。这两个球是由１６号刘锦波和２０号何耀强射中的。刘锦波在接到队友右路传中球后，在禁区内首开纪录；何耀强是在对方门将接球脱手后，补射得分的。南华队在上半时终场前５分钟时三次逼近愉园队大门，最后利用对方在禁区犯规而获罚点球机会，由２３号毕伟康主罚成功扳回一分。下半时，双方队员体力均显不支，没有再进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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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5468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49-53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 作 者 】商红日 【复印期号】199605 【 标 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民主建设与政治模式 【 正 文 】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需求，即市场主体或者通过直接民主的各种机制，或者通过选派代表进入国家权力机关，表达其利益和要求；市场主体对起保障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规范的监督；强有力的政府协调应以社会主义民主为条件。为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需求，作者提出了建立市场委员会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市场经济的组织联系以及确保市场委员会发挥作用的制度建设的思路。在构建新的政治模式方面，作者指出应把焦点集中在如何发挥政治模式的民主功能的问题上，探索功能民主的路子。包括政体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应将民主程序、民主权利视为一种手段或条件，而以追求民主功能为价值目标。相应，作者设计了新政治模式根本要素之间的基本联系。＊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需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即受到社会主义本质及其特征所制约的市场经济。这里的制约并非是在市场经济外部划定某种范围，从而限制市场经济的领域，而是寻找社会主义本质及特征的各种要素同市场经济要素的结合点，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政治、法律与文化的需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需求，从根本上说，就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可能是：首先，市场主体在一定条件下要向民主主体转化。市场主体都是一定的利益主体与权利主体。它们的利益与权利不单单是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实现的，而且是在既定的利益与权利的保障体系内实现的。这个保障体系就是民主和法制。当市场主体觉悟到，它们的利益与权利必须得到制度与机制的保障时，民主就会成为它们得心应手的工具。不管市场主体是社会组织（法人），还是自然人，当它们在确定的民主和法制体系内表达各自的利益和权利要求时，就转变为民主的主体。有的时候，它们可能通过直接民主的各种机制表达自己的民主要求，有的时候，也可能通过选派代表进入国家权力机关来表达民主要求。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它们都将是具有双重身份的：既是市场主体，也是民主主体。这样，在充满着竞争、讨价还价的市场中，也生成了不能用来进行交易、远远高于物质财富价值的民主要求。这些民主要求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产物，必然地要受到民主制度的保护，其中的合理要求会得到满足，不合理要求会得到妥善处理，但主体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需求首先是由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造成的特定的民主主体的民主需求，表现为要创造高效、灵敏、具有公正的权威和极强的社会功能的民主制度。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的和法治的经济。法与市场经济的运行具有极密切的联系，这是人们的共识。但是，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建构，法的功能的实现，都要以民主制度为前提和基础。特别是在发挥法律对市场经济关系与行为的规范作用中，必须强化民主监督机制的作用。作为一种国家制度的民主，它是法律所具有的强制性的最终根据，是法律发挥其功能的最高权威性保障，也是法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仅就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而言，民主与法制也是不可割裂的。当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法制的时候，也就是在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民主。再次，民主是政府与市场经济的桥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相反，它不能离开政府的影响。在当代的一般市场经济中，尽管在不同国家，政府对市场经济影响的方式、程度、效果有所不同，但市场经济运行都要有政府的影响，例如政府的计划调节或政府的干预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完全的计划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必然要经历一个过渡期，这就是市场经济发育和完善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培育和施加积极的影响将是十分重要的。在市场经济进入成熟期以后，仍然难免出现“市场失灵”这种市场经济固有的状态，更好地解决政府同市场经济的联系，这将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还没有把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个关键性因素来加以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学会运用民主机制，政府要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影响市场经济活动。例如，在思想观念上应确立政府为市场经济服务的价值取向；在计划与政策的制定上，应以密集的市场活动信息为基础；在发挥计划与政策的功能上，应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民主制度加以保障；在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问题上，例如在解决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社会目标问题上，应努力实现经济民主，诸如调节财富的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权力的作用既是有限的，但又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政府权力的有所作为应是以社会主义民主为条件和手段的，我们把这一点看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民主需求。最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是基本的市场主体。企业内部的管理水平和状况将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发生直接影响。在企业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完善企业内部民主管理制度和机制将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既使从微观上说，民主同样是市场经济的一种需求。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中看不出它对民主需求的必然性，但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中，却完全可以得出必然性的结论。市场经济自身，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不包含有既定的社会目标，它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中众多的利益单元，各自依靠所拥有的经济条件，在市场交易中实现自己对利益的追求并努力使利益最大化。这一过程客观上优化了资源配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起社会主义本质与市场经济的有效而稳定的联系，从而克服市场经济固有的弊端，实现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目标。这就必须把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更大的自觉性加入到市场经济中去，建立起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法制，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出充分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这就使市场经济的共性在社会主义的特定条件下发生作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社会主义民主同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法制一样，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需求。这种需求在实践中将表现为，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来协调市场主体的关系，来整合各种分化的利益主体及其利益，来引导和调控市场。因此，在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时需要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这就是说要把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同市场机制、同社会主义文化与法制同等重要的因素，系统地加以考虑，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需求。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民主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加入社会主义民主的因素，建立起民主机制，发挥民主对市场的引导和监控作用，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民主建设。这一民主建设的任务是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所提出来的，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民主的需求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来说，这将是一个从无到有，逐渐完善的过程。首要的工作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民主机构建设。基本思路是：设立市场委员会。该机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特派常设机关，相对独立地履行市场经济中的民主职能，主要内容是：掌握及分析预测市场信息及变化趋势，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备选方案；监督市场经济法律和法规的执行，向有立法权限的各级人大提出新的立法及修改某项法律与法规的建议；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及官员的经济行为，并就违法行为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提出报告；监督各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并有权就违法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通报和表达处理意见；就国家各项宏观政策的实施进行监控；依法维护各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市场委员会的领导机构从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中产生，成员由各市场主体选举的代表及法律专家、市场专家、政策专家、相关的技术（如信息技术）专家等组成。各市场主体选举的代表包括企业家、消费者团体、企业、政府、非赢利性机构以及中介机构的代表，实行代表兼职与专家专职相结合的制度，所有成员均享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与地位。市场委员会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对人民的利益负责。市场委员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中各专门委员会具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但其构成、规模、工作方式、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联系等，都具有新的特点。设立市场委员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向社会经济生活中延伸和强化的必然趋势，表达了人民群众关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愿望，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文化、民主、法制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探讨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国家管理市场经济的途径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使得国家权力机关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的民主法制功能更加专门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设立市场委员会只是为社会主义民主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奠定组织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进行市场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建设，有关的法律建设以及民主机制建设。要使市场委员会的产生及其权能具有法律保障，要建立各级市场委员会纵向联系的制度，要建立市场运行的信息情报采集和反馈的系统和机制，要建立市场委员会工作的程序、议事规则等等。这些无疑是发挥市场委员会作用的重要制度保证。市场委员会制度建立以后，以此为核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民主体系，诸如培育市场经济中的民主主体，确立市场委员会同企业中民主管理组织、消费者组织、企业家组织等等各种群体的稳定联系，使市场委员会具有广泛而畅通的民主渠道，一方面，它通过这些渠道来获得重要的市场信息和了解市场主体的动态，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些渠道积极引导人们的社会心理，协调不同市场主体的利益矛盾，推进市场经济中法制的实施与监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根本目标就在于增强市场经济运行的自觉性，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立起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同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努力克服市场经济自身的弊端以及政府调节可能出现的失灵状态，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模式的思考这里的政治模式是指政治体制，但是更加强调制度性与程式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来分析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并从理论上建构新的政治模式，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指令是根本的政治机制与经济机制，国家的行政权力成为核心的政治权力。执政党保持自己领导核心的地位，自然只能直接掌管行政权力，否则，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就不可能发挥出来。由此，党政不分，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就成为传统政治模式的首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使传统政治模式失去存在的基础。首先是由于经济机制的变化和政治机制与经济机制的分化，国家管理经济与社会的方式必然要做出改变，这就促使政治模式做出相应变革；其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利益群体的发展，它们必将表现为界限日益分明，群体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原有的比较笼统模糊的利益群体将通过分化而变得明晰化，行政区划已不能分割不同地域相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联系，全社会的利益整合仅仅靠行政的、政策的和思想的方式已经远远不够了，客观上要求强化国家的民主与法制，这就必然要求政治模式做出相应的反应。总之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必须有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即强大的执政党，充分发展的民主和廉洁高效的政府，这就要通过改变传统政治模式来加强党的领导、来发展民主、来实现政府的高效廉洁。所以，经济体制的革命性变革，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加大力度，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治模式，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和目标。依据必要性与可能性相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原则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应把焦点集中在如何发挥政治模式的民主功能的问题上，探索功能民主的路子。社会主义民主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体，而是包括政体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政治模式，通过这个政治模式来表达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功能，即人民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力，并以此为后盾，人民能够充分实现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公民享有得到根本保障的合法权利；社会人（如法人、社团等）享有合法权益。这些民主功能通过一定政治模式来实现，就称其为功能民主，它的最大特点在于，不是仅仅强调民主制度或民主程序、民主权利，而是将这些内容视为一种手段或条件，以追求政治模式的民主功能为价值目标。功能民主的实现体现着共产党运用社会主义民主来实现自己对人民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在我国，以下一些要素是构成政治模式的根本要素，即宪法、共产党、中国各民主党派、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检察院、法院、人民政协，此外，还应有“宪法与法律监督院”（目前还没有，但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实践中看出，应该设立这一国家机构，形成“一府三院”的结构）。这些要素各按其功能而有机联系起来，并且使这些联系通过确定的程序、法律和制度使其定型化，便形成了政治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所建构的政治模式可以表现为以下一些基本的联系：第一，宪法，共产党与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做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整个国家的准则，也是在国家范围内所有的政治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最高规则，因此，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但是，宪法不是自生的。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它的建立过程正是作为执政党――共产党实施自己领导功能的体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表现。宪法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后，便产生了根本大法的效力。这时，共产党同其他各种政治组织一样，必须遵守宪法来开展领导活动。所不同的是，所有的共产党的组织、领导者和党员，都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因为宪法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具有通过宪法并监督宪法执行功能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集中着国家的一切权力，表达着社会主义民主，体现着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国家权力的威信和形象，集中反映国家的人民性。但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合理性是以宪法为根据的，它的所有的权力及其功能都是由宪法所赋予的，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与人民负责集中表现为对宪法负责。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而且，还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因此，它依照“议行合一”的原则而同时成为国家政权机关。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即领导国家政权。所以，共产党对人民代表大会富有领导责任。但是，领导不是直接去行使由被领导者所行使的权力，如果这样，那么就会党政不分，就会关系不清，功能紊乱，实质是削弱了执政党的功能，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党对人大的领导是在遵守宪法精神和原则之下，通过制定政治、思想、组织的各种路线与方针政策来实现。同时，党对人大具有监督制约功能，这种功能通过人大中的党组织来实现。第二，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府、检察院、法院、宪法与法律监督院之间的关系。“一府三院”都是从人大中产生的。它们分别被人大赋予相应的国家权力，以便通过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来实现统一的国家权力的不同功能。可以说，人大与“一府三院”的关系是国家权力体系内部的关系。“一府三院”从人大中产生，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的监督，向人大报告工作。由于人大是国家权力统一性的体现者，而其他国家机关都是从人大中派出具体行使国家部分权力的机关，因此，人民代表大会无论在法律地位上，还是在政治地位上，都应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机关，这一点必须明确，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扬民主和发挥人大的监督制约功能。第三，宪法与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应受到宪法或政党活动的专门法律的保障。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同时也应该是党派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机关，这对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建构出以宪法、执政党和人民代表大会为基本框架的政治模式，用图示表示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 中国共产党 ││ 人民代表大会 ├─┐│ └────┬─┘└─┬──┬──┬─┘ │┌─┴─┐ ┌┴─┐ ┌┴┐┌┴┐┌┴┐ ┌┴┐│共产党│ │中国│ │人││检││法│ │宪││领导的│ │人民│ │民││察││ │ │法││多党合│ │政治│ │政││院││ │ │与││作与政│ │协商│ │府││ ││院│ │法││治协商│ │会议│ │ ││ ││ │ │律││制度 │ │ │ └─┘└─┘└─┘ │监│└───┘ └──┘ │督││院│└─┘该图示没有将全部国家机关标示出来，但基本政治关系已标示清楚。这一政治模式以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和以强化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为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走向。（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责任编辑：卢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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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4 1999芳烃燃烧钯催化剂的研究――载体、制备方法对催化活性的影响叶 华 周志刚 方 方 郑菁英 戴乾圜摘要 以苯蒸气作为催化燃烧气，研究了3种不同载体和3种不同制备方法对金属负载型钯催化剂芳烃催化燃烧性能的影响，并用SEM对催化剂的表现形貌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载体及催化剂制备方法不同，催化剂的活性及耐热性不同.经一定的高温预处理后的含有稀土的Fe-Cr-Al合金作载体性能较另两种载体优良；并提出了该催化剂较好的制备方法.关键词 钯；燃烧；催化剂；载体；活性.The study of supported palladium combustion catalysts for aromatic hydrocarbonsYE Hua1),ZHOU Zhigang2),FANG Fang3),ZHENG Jingying3),DAI Qianhuan3)( 1).Gas Divis.of the Nation.Res.Cent.for Certif.Refer.Mater.,SBTS, 100013; 2).The Nation.Unit.key Lab.of Env.Simula.& Pollut.Contr,Peking Unv., 100871;3).Organ.Chem.Divis.of Chem & Env.Engin.Dep,Beijing Polytech.Univ., 100022)Abstract A series of supported palladium combustion catalysts were prepared with three different supports and three different preparation methods.Through experiments of catalytic benzene vapor combustion,the catalytic activity was studied.The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of catalysts were analyzed by SEM.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support and the preparation method affect the catalytic activity.Meanwhile it is pointed out the the Fe－Cr－Al alloy containing the rare earth and treating undera centain high temperature is an ideal support for the combustion catalyst.An advanced preparation method was also put forward.Keywords supported palladium combustion catalyst,catalytic combustion,support of catalyst,catalytic acitivity.煤炭、石油等燃料的燃烧废气中所含的多种多环芳烃是致癌物，据信是人类多种癌症的重要起因［1］.在我们的生产、生活和交通运输中，这些燃料的应用极为广泛.如何消除这类污染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从污染源着手治理，采用燃烧氧化消除此类污染不失为一经济而有效的方法.目前一致公认催化燃烧是治理这类污染强有力的方法之一［2，3］.而研制出性能优良的催化剂成为此方法应用于实际的关键.1 实验1.1 催化剂的制备首先对催化剂的载体进行了一定的表面处理，再分别采用下述3种方法制备催化剂.然后将阴干的催化剂放入烘箱中于120℃烘干2h［4］.制备方法1：用化学还原镀法使适量钯浸渍在载体表面，溶液的pH值控制为2―3，沉积时间为3h，恒温温度为50℃.制备方法2：将载体放入适量的钯络合物溶胶液中，溶液的pH值控制为11―12，沉积时间为3h，恒温温度为50℃.制备方法3：先用化学还原镀法使少量Pd浸渍在载体表面，达到较均匀的分散度，然后放入适量的方法2中的溶胶混合溶液中，制备条件同方法2.1.2 催化剂的活性评价在芳烃化合物催化燃烧研究中，采用苯作催化燃烧的芳烃样本，进行催化燃烧实验.将苯蒸汽用空气配制成含苯3240mg/m3的原料气，经预热后，以30000h-1的空速通入内装催化剂的微型反应器，进行催化燃烧，燃烧后的尾气导入Shimadzu GC-16A型气相色谱仪，测得各种条件下反应前后苯的浓度变化，以考察苯的转化率与催化反应温度的关系.色谱的工作条件为：柱温110℃，气化室、检测池的温度是150℃；各气路流量为：载气N2 50mL/min,H2 50mL/min,空气500mL/min.色谱柱为直径3mm、长2m的玻璃柱，内装硅烷化玻璃微珠(60―80目)，检测器为FID(氢火焰离子化鉴定器)，数据记录处理仪为岛津C-R3A仪.2 结果与讨论2.1 不同载体的催化剂催化效果的比较实验中选用了3种不同的钢网作催化剂载体，以考察不同的载体所制备的催化剂的性能.这3种载体是：(1)含有稀土的Fe-Cr-Al合金网、(2)Fe-Cr-Al合金网和(3)1Cr18Ni9Ti不锈钢网.用方法1制备活性组分钯含量为0.1%(w/w)的催化剂.对这3种催化剂的活性进行评价，结果见图1.苯的转化率为50%时所对应的起燃温度和苯的转化率为90%时所对应的完全燃烧温度结果见图2.图1 苯的转化率与催化反应温度关系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version percent of benzene and temperature图2 不同催化剂的催化转化温度Fig.2 Conversion temperature of various catalysts由实验结果看到，在制备方法和活性组分Pd含量相同的条件下，采用不同载体的催化剂的活性不同，其中Fe-Cr-Al合金网载体催化剂的性能优于不锈钢网载体催化剂；含稀土的Fe-Cr-Al合金网载体催化剂的性能优于不含稀土的Fe-Cr-Al合金网作载体的催化剂.2.2 不同载体催化剂使用前后微观形貌特征变化在实验中发现使用一定时间后，催化剂(3)的外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催化性能也明显下降.为了探讨其中原因，用SEM(日立公司生产的S-450型)和EDAX(菲立普公司生产的EDAX9100型)对所研究的催化剂的表面微观形貌进行了分析测定，结果见图3.通过图3的SEM照片，并结合Fe-Cr-Al载体催化剂的EDAX能谱(见图4)综合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使用不同的催化剂载体所制备的催化剂，呈现出不同的微观形貌特征，Pd的聚结状态明显不同.含稀土的Fe－Cr－Al合金为载体的催化剂，Pd的分布及成型最好，呈颗粒状.经燃烧使用后，3种催化剂表面的微观形貌变化不尽相同，催化剂(1)的微观形貌在使用后稍有变化，Pd粒有聚结变大趋势；催化剂(2)的微观形貌在使用后变化较大，使用后表面基本上看不到Pd粒，说明Pd蠕动变形严重；催化剂(3)使用后微观形貌变化显著，使用后催化剂载体表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面到处是裂纹，催化剂原有的微观结构已明显改变.由此看到，不同载体表面的耐高温稳定性不同，对催化剂表面结构的高温稳定性影响也不同.含稀土的Fe－Cr－Al合金载体的催化剂表面微观结构热稳定性良好，它有效地阻止了活性组分蠕变凝结，从而使催化剂具有较好的活性，表明载体对催化剂的耐热稳定性具有重要的影响.图3 不同载体催化剂使用前后SEM测定结果(放大5000倍)Fig.3 SEM pictures of studied catalysts图4 Fe－Cr－Al载体催化剂的EDAX能谱Fig.4 EDAX of Fe-Cr-Al supported catalysts表1 高温煅烧预处理载体对催化剂性能的影响Table 1 Effect of heat treating of support on catalytic activity载体未经高温处理载体经高温处理起燃温度，℃328348完全燃烧温度，℃4124002.3 催化剂载体的高温预处理含稀土的Fe-Cr-Al合金网作负载型钯催化剂的载体，性能较为理想，但其耐热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故此采用一定的高温煅烧法对此载体进行老化处理，以期提高催化剂的耐热性能.分别以经此高温处理的合金网和未经处理的合金网作载体，按方法1制得钯含量为0.1%的催化剂进行性能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从结果看到，载体经高温预处理后，起燃温度较高，但完全燃烧温度较低，即完全燃烧活性较好.同时实验也表明其催化活性稳定，耐热性能远好于载体未经处理的催化剂.其机制解释为：在高温煅烧处理过程中，合金表面晶型重整，部分Al氧化成α-Al2O3,有效地提高了载体的高温稳定性，同时在高温下稳定的α-Al2O由此看到，不同载体表面的耐高温稳定性不同，对催化剂表面结构的高温稳定性影响也不同.含稀土的Fe-Cr-Al合金载体的催化剂表面微观结构热稳定性良好，它有效地阻止了活性组分蠕变凝结，从而使催化剂具有较好的活性，表明载体对催化剂的耐热稳定性具有重要的影响3有效地阻止了活性组分钯在高温下的蠕变聚结，维持了钯的具有良好催化活性的高分散状态，防止了催化剂的高温失活，从而提高了催化剂的热稳定性.2.4 不同制备方法对催化剂活性的影响将含有稀土的Fe－Cr－Al合金作为载体，经一定的高温煅烧预处理后，分别采用前述的方法1、方法2和方法3制备出系列催化剂进行活性评价，各催化剂的活性组分Pd含量见表2，苯的转化率与催化反应温度关系见图5.表2 各实验催化剂中Pd的百分含量Table 2 Pd percentage content of experimental catalysts催化剂编号方法1方法2方法3123456789101112131415Pd,%0.050.100.150.0050.010.050.100.150.200.0050.010.050.100.150.20图5 苯的转化率与催化反应温度关系A.方法1制得的催化剂 B.方法2制得的催化剂 C.方法3制得的催化剂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version percent of benzene and reaction temperature从图5可以看到：方法1制得的催化剂的活性最差，方法2制得的催化剂的活性较好，而方法3制得的催化剂的活性最好，苯的起燃温度和完全燃烧温度均较低(图6).图6 不同制备方法的催化剂的催化转化温度A.方法1制得的催化剂 B.方法2制得的催化剂 C.方法3制得的催化剂Fig.6 Conversion temperature of different catalysts从实验结果还看到，3种方法制得的催化剂的活性组分Pd的最佳含量不同，方法3系列的活性组分Pd的含量最少，为0.01%(w/w)．研究表明［5］，采用溶胶法制备的催化剂Pd能均匀的分散在Al2O３的网状结构中，耐高温性好，沉积过程可能的反应机制为：当pH值较低时，H+消耗了载体表面的羟基，此时Pd按下式交换到载体表面：(其中A1、A2为载体原子，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当pH值较高时，PdCl42-与载体表面羟基发生相互作用，此时Pd按沉淀机理吸附在载体表面：PdCl42-+2OH-→Pd(OH)2↓+4Cl-.由于方法2的整个过程是沉积过程伴随着还原过程，活性反应中心的形成不象方法1化学镀过程形成紧密有序的金属层，而与胶体沉积网络结构共生，易于形成粒径更小的Pd催化活性中心，表现出较高的催化活性.方法3利用化学镀过程Pd与载体形成紧密结构与载体结合力强的特点，提高活性中心的抗蠕动变形性，增强溶胶法催化剂的耐高温性，该法是两种方法的综合，两种机理均发生作用，但不是简单的加和，因而Pd分散度高，用量少.活性组分的形成与载体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导致了催化性能的不同.其机制有待于进一步详细探讨.3 小结1.金属负载钯催化剂的载体不同，其芳烃催化燃烧活性及耐热性不同.以含稀土的Fe－Cr－Al合金为载体的Pd催化剂芳烃化合物燃烧活性优于Fe－Cr－Al合金和不锈钢.稀土对催化剂的活性和耐热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高温预处理催化剂载体可稍提高催化剂的耐高温性.3.采用化学镀和络合物沉积相结合的方法可明显提高催化剂的活性.作者单位：叶 华 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物质研究中心气室，北京 100013；周志刚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北京 100871；方 方 郑菁英 戴乾圜北京工业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系有机教研室，北京 100022)参考文献1 戴乾圜.化学致癌及化学致癌机理的研究.中国科学(B辑)，1979，10：964―9772 Yuan S B et al.Catalytic combustion of diesel soot particulate on copper catalysts supported on TiO2:Effect of potassium promoter on the activity.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1994,3:319―3333 Maior W F et al.Efficiency of air cleaning by catalytic afterburning with electric heaters.Catalysis Today,1993,17:225―2344 叶 华，方 方等.负载型钯催化剂完全氧化性能的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1997，23(1)：68―725 林崇衡，汪 仁.Pd/Al2O3催化剂的高温热烧结研究.催化学报，1997，18(2)：93―961997-11-17收到原稿1998-08-03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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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ENVIRONMENTAL TECHNOLOGY1999年 第17卷 第1期 VOL.17 NO.1 1999控制柴油机废气排放的燃料技术与措施郭和军 刘治中 姚如杰摘要：降低废气排放是对现代柴油机提出的基本要求。本文研究了燃料性质和成份对柴油机废气排放的影响及规律，提出了降低柴油机废气排放的燃料技术与措施。关键词：柴油机排放；控制；燃料性质；燃料成份中图分类号：X 506文献标识码：AThe Fuel Technique and Measure of Controlling Diesel Engine Exhaust EmissionsAbstract:Decreasing diesel engine exhaust emissions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for modern diesel engine.In this paper,a series of fuel techniques and measures to control diesel engine exhaust emissions had been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study of exhaust emission effects of diesel fuel properties and components.GUO He-jun LIU Zhi-zhong YAO Ru-jie1 前言为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对柴油机废气排放提出了严格要求。柴油机排放的有害物主要是燃料在燃烧过程中生成的，有害物排放水平除取决于发动机技术、发动机使用条件外，与燃料也有密切关系。PM和碳烟受燃料十六烷值、馏程、密度、芳烃等多项性质显著影响，SOF也与十六烷值、燃料硫等因素有关，PM中PAH则主要来源于燃料中PAH，引入含氧组分和添加助燃消烟剂可使排放水平大幅度降低。近十几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引用先进发动机技术及废气处理技术同时，也采用了燃料技术，并对燃料成份实施立法，以进一步降低柴油机排放。本文就是基于大量实验资料，研究了燃料性质和成份对柴油机排放的影响，提出了降低柴油机排放的一系列燃料技术与措施。2 优化燃料性质2.1 提高十六烷值(CN)早期研究发现，CN愈高则碳烟生成愈多，所以，认为提高CN无益于减少废气排放。但这一发现所附历史条件是早期柴油由原油直接分馏而得，含正构烷烃很多，正构烷烃热安定性较差，在400℃～450℃以上就发生热裂解，生成的小分子不饱和烃易发生环化缩聚，生成碳烟母体，所以随CN升高碳烟增多。近十几年来，石油炼制工艺发生了较大变化，使柴油中芳烃含量较大提高，正构烷烃含量大幅度下降，且为弥补芳烃CN低之缺陷，在一些柴油产品中还添加了CN改进剂。CN对排放影响规律因此发生了变化。Ullman在DDC系列60重负荷柴油机1991样机上对加入CN改进剂的燃料进行了冷起动、热起动和某种复合瞬态方式排放综合研究，结果表明1CN升高10个单位，冷起动、热起动及复合瞬态排放的的总颗粒(PM)分别减少约0.01和0.02 g/(hp.hr)；总HC分别减少约0.09、0.15和0.14 g/(hp.hr),相当于平均减少约40%；CO分别减少约0.37、0.44和0.43 g/(hp.hr)。相当于减少的百分数为20%～25%；热起动和复合瞬态排放的NOx分别减少约0.14 g(hp*hr)。Ullman的发现被后来研究所证实。在对DDC系列60重负荷柴油机1991、1994、1998样机的排放研究中，他发现CN对冷起动、热起动、复合瞬态排放影响存在规律性1，2，3：HC、CO、PM随ln(CN-40)升高线性下降，而NOx随CN升高线性下降。加入CN改进剂使各项排放降低，其原因是重要组分芳烃具有较高热安定性。研究表明芳香烃只有在550℃以上才发生芳环缩聚。在柴油机燃烧过程中，燃料发火性能提高，雾化油粒较早自燃，其表面及内部较早受到热作用，使芳烃并不象正构烷烃那样发生裂解、缩聚生成碳烟前体，而是加快气化形成可燃混合气以充分燃烧，所以其结果是碳烟颗粒、CO、HC排放减少。此外，CN改进剂实质是氧化性助燃物质，能够促进燃料燃烧，提高燃烧效率，所以能进一步减少碳烟颗粒、CO、HC的排放。Soldowske(4)对未加CN添加剂燃料进行了研究，结果证实随CN升高，CO、HC、NOx、PM、SOF(可溶有机物)等排放指标仍呈下降规律变化(3）。McMillan(5）在小型AVL单缸直喷式柴油机上对未加CN改进剂燃料研究也得出一致结论，而且烟度也下降（6）。Spreen(7）研究了安装催化转化器时CN对排放的影响，其结果也是各排放指标均随ln(CN-40)升高而线性下降，因此只要燃料中正构烷烃不占主要，则不论采用催化转化器及添加CN改进剂与否，各排放指标均随CN升高而下降，因而对于当今生产的柴油，提高CN可降低排放，且具有普适性。2.2 降低表面张力，选择适当粘度范围燃料以雾粒状态燃烧生成碳烟比以气态燃烧多数倍(8)，是柴油机碳烟生成的主要方式。Rink9进一步研究证实了雾化油料直径对碳烟生成量的显著影响。表面张力、粘度是影响柴油雾化性能的理化性质。表面张力对雾化质量影响较大，研究表明在柴油机中表面张力即使有较小的下降，也会引起喷射雾化油粒直径较大降低，所以对馏分较重、粘度较大的柴油，降低表面张力对改善排放十分有利。粘度对排放影响较为复杂，过小或过大都会招致排放恶化。Kagami(10）研究表明，对于非直喷式柴油机粘度在1.5～5.0cst范围内适宜，在此范围内随粘度升高，柴油机燃烧效率提高，耗油降低，对HC、CO、NOx、碳烟排放不产生明显影响；当粘度超过6.2cst时，雾化质量变差，耗油量增高，碳烟排放增大。对于直喷式柴油机，粘度在3～9 cst内比较适宜，在此范围内粘度提高，燃料耗量有所降低，对NOx、HC排放不会造成显著影响。2.3 降低馏程、密度和燃料硫馏程对排放也产生较大影响。McMillan实验发现降低90%馏出温度，PM、HC、CO排放将随之降低(5),Weidmann实验证实90%馏出温度、终馏点升高，NOx、PM、及PAH(多环芳烃)排放增加，此外他还发现初馏点降低也会引起PM、PAH排放较大降低(6）。Cunningham发现PM排放随90%馏出温度升高而线性增加（11）。Hare实验表明10%馏出温度变化对排放影响微弱（12）。所以降低初馏点，终馏点、90%馏出温度，有利于改善排放。密度影响喷入燃烧室内燃料的质量。Cowley实验研究表明，密度由0.84kg/L降至0.80kg/L时PM平均下降0.05g/(kW.hr)（13），Lange发现PM随密度提高线性增加。Betts（14）在重负荷柴油机行车实验中发现，当密度超过0.86kg/L时，PM时排放随密度升高急剧增高，远偏离了线性。Den Ouden（15）发现无催化装置的轻负荷柴油机存在经验关系：PM=Av+Bv/(0.9-d)，证实密度接近0.9kg/L时，PM随密度增大急剧增高。所以降低密度有利于排放，且应严格控制密度超限。密度超限引起PM剧增的原因是发动机出现了过供给。燃料硫对PM排放影响较大，其原因除了燃烧过程中能生成硫酸盐固体颗粒以外，还由于燃烧中间产物能够催化碳烟生成。Baranescu研究表明，硫含量每提高0.1%，PM排放就增加0.025 g/(bhp.hr)（16）。Lange在DDC系列60重负荷柴油机上研究了硫含量对总PM排放的影响，结果硫含量由0.20%(w)下降至0.05%时，总PM减少10%（17）。此外MoCarthy报道硫含量提高，SOF排放也增加。由于硫对废气催化转化器中催化剂还有中毒危害，所以应严格控制硫含量，美国一些科研机构达成协议限硫含量在0.05%以下。3 调配燃料成份3.1 减少正构烷烃、芳烃早期之所以发现CN升高碳烟生成增多，就是因为正构烷烃含量很高，所以对于目前柴油燃料，降低其含量仍有利于排放。芳烃对排放也产生较大的影响。Lange研究表明，芳烃含量由10%提高到25%～35%时，PM排放量提高8.1%～12.9%。McCarthy的实验结果是芳烃每下降10%，PM排放下降0.0037g(bhp.hr)（18），Ullman在三种重负荷柴油机上实验发现，芳烃含量增高，HC、CO、NOx排放均上升(19），Rink研究表明C/H相近的两种燃料由于芳烃含量不同，碳烟生成量有很大差异。所以降低芳烃含量有利于降低各有害物的排放。芳烃组分增加碳烟排放的原因是，芳烃在较高温度下不易发生环破裂，相反更易直接发生缩聚生成多环芳烃的碳烟前体。Shigeru Tosaka（20）的研究对此予以了证实，他设计了脂肪烃和芳香烃热分解实验，发现脂肪烃在450℃左右时开始发生分解，生成的小分子不饱和烃随温度升高部分发生缩聚，在650℃以上开始加速生成单环和多环芳香烃。不同于脂肪烃，芳香烃几乎从不发生芳环破裂生成小分子不饱和烃，而是从550℃起直接发生苯环缩聚，生成联苯或并苯物质，并随温度升高进一步脱氢、缩聚生成稠环芳烃碳烟前体，所以芳烃生成碳烟速度快，生成量大，因此对柴油机碳烟排放影响较大。柴油燃料的芳烃组分包括单环、双环及少量三环芳香烃，双环和三环芳烃统称为多环芳烃(PAH)。Mitchell研究（21）发现PM中PAH与燃料中芳烃总含量没有直接联系，而是与燃料中PAH含量存在一定线性关系，Abbass研究（22）也表明，PM中PAH总体上来源于燃料中PAH。因此必须严格控制燃料中双环和三环芳烃。3.2 掺加含氧组分醇、醚、酯等含氧物质能够大幅度减少排放，特别是减少碳烟。Spreen（7）分别将乙二醇二乙基醚和二乙二醇二乙基醚加入到柴油中，在DDC系列60和Navistar型柴油机上实验，发现PM、CO显著降低。Ullman实验表明氧含量每提高1%，CO排放减少0.10 g/(hp.hr)，PM减少0.007～0.008 g/(hp.hr)。Murayama（23）加入二甲基碳酸酯(DMC)进行了探讨，添加10%时，碳烟减少30%～50%，HC、CO也显著下降，同时发现若DMC和EGR结合作用，可使碳烟和NOx相当大降低。甲醇也具有突出的减少排放性能，甲醇起初是作为常规石油燃料代用品，但它的更大优势在于减少NOx、PM排放，不过引入甲醇组分会使醛类排放大幅度提高。二甲基醚(DME)排放性能十分优越，实验表明直喷式柴油机燃用DME，NOx下降约75%，碳烟排放几乎降为零（24）。Theo Fleisch（25）研究认为DME用作柴油机燃料，拥有超低排放性能，是一项清洁型柴油机新技术。4 助燃消烟添加剂技术助燃消烟剂分为有灰型和无灰型两类。无灰型主要有酯类、酮类、醚类、硝酸酯、过氧化烃等物质。Kittelson在中负荷直喷式柴油机实验表明，加入某种无灰助燃消烟剂可减少PM 40%（26），Filowitz研制了一种有机过氧化物也使PM上降30%以上（27）。与无灰剂相比，有灰剂效果比较显著，Golothan在单缸直喷式柴油机上实验表明，加入钡含量为0.05%的消烟剂后，烟度下降40～50%(28)，Jerald在单缸直喷式柴油机上对油溶性铂进行了考察，结果在1900转/分时，CO下降61%，HC下降38%（29）。有灰剂主要是电离能低、易失去电子、氧化物具有强催化作用的金属有机物。所以Ba、Ca、Mg、K、Fe、Mn、Cu、Ni、Co、Pt的有机物效果较高，新近发现稀土金属具有出色的消烟性能，并且发现有机金属添加剂复合使用可取得更高的消烟效果。5 结语燃料组成和性质对柴油发动机排放产生较大影响，所以优化燃料性质，调配燃料成份可降低发动机排放水平。其措施是，提高燃料CN，降低表面张力、初终馏点、90%馏出温度、密度，选择适当粘度范围，减少正构烷烃和芳烃含量，尤其应严格控制燃料中硫化物、PAH以及密度超限，引入DME等含氧组分和助燃消烟剂技术则可使排放大幅度减少。作者单位：郭和军 刘治中 姚如杰 (后勤工程学院，重庆 400016)参考文献：［1］ Terry L.Ullman, Robert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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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284 【原文出处】小说评论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199406 【原刊页号】018-024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王春林 【复印期号】199501 【 标 题 】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 －－评王蒙长篇小说《失态的季节》【 正 文 】 关于长篇小说，在《大家》创刊号上，作家王蒙曾讲过这样一段话：“短篇小说是真正的艺术。长篇小说也是艺术，但尤其不是艺术，是非艺术，是人生，是历史，是阴阳金木水火土，是灵肉心肝脾胃肾，是宇宙万物。”这段话，无疑是具有丰富的长中短篇小说创作经验的王蒙的肺腑之言，是他在数十年创作生涯中悟到的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精粹之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这段话语理解为王蒙基本的长篇小说观。在这样的前提下，解读王蒙的长篇新作《失态的季节》（载《当代》１９９４年第３期），我们即可对王蒙以上的论述产生更真切也更为直观的理解和顿悟，在笔者看来，《失态的季节》正是这样一部较全面完整地体现了王蒙的长篇小说观的具象文本，但是这个结论的得出并不意味着王蒙在这部长篇的创作过程中忽视了艺术技巧的运用，忽视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层面，而是要强调地说明，虽然在这个文本中王蒙仍然在诸如作品的叙述结构叙述语言等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上有其匠心独运之处。但是支撑整部长篇成功的主要因素却是如王蒙所言的那些非艺术的东西。是作家对人生的独到而深刻的领悟与认识，是作家对历史所进行的细密的考察和深刻的观照与反思，是作家通过对钱文萧连甲们在“失态的季节”中的种种生态与心态的描摹和再现，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性丧失的悲悯和对人类命运的体悟与探寻。《失态的季节》是王蒙“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二部，是一部既与《恋爱的季节》有某种内在的情节与精神联系，同时却又相对独立成篇的长篇小说。如果说《恋爱的季节》是饱经人世沦桑后的王蒙对已拉开了相当时空距离的建国初期生活所作的极富理性与反思色彩的冷静审视，在其中凸现的乃是作家思想中所根深蒂固的一种“五十年代情结”的话（参见拙作《爱情、历史与“五十年代情绪”》载《当代文坛》１９９３年第５期），那么《失态的季节》则是王蒙自己刻骨铭心的“右派”生活的一次充满理性与反思色彩的全面观照与审视，在其中凸现的乃是作家面对那段特殊生活经历时的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以及处于九十年代这一历史语境中的作家对那段历史所进行的极为冷静的返顾与思考。应该说，对王蒙这一批“右派”作家而言，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场突如其来的历史风暴是极难忘怀的。本来风华正茂充满革命热情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忽然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革命者就变成了反革命者，人生位置的前后反差之大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后所饱尝的那种肉体和精神方面的非人遭遇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可以想见，这样一段奇特的凄惨的人生遭际肯定会在作家的内心深处留下很难愈合或者干脆就是不可能合的心理创伤。对于作家这一种特殊的职业者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段非人的经历遭际则可以被视为生活的一种馈赠，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题材来源，一个永远的表现对象。换言之，王蒙的这种奇特的人生体验乃是作家相当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自“文革”结束起始，迄今已有近二十年时间了，其间表现“右派”生活的作家作品可谓多也，窃以为，其中影响最巨者当首推张贤亮与从维熙。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雪落黄河静无声》、《凤泪眼》等，均是新时期曾名噪一时的小说名作。然而，细究张贤亮从维熙的上述小说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其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浪漫化”倾向。所谓“浪漫化”倾向，乃指作家创作的本来意图是以真实的现实主义笔法展示那段惨痛的“右派”生活图景，但在具体的话语操作过程中，或许是由于作家无意识中的某种“自怜”“自视甚高”的情结的作用，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的人生遭际进行了人为的矫饰，对他们的精神境界进行了人为的拔高，这样做的结果就导致了主人公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并进而减弱了作品的思想力量与艺术表现力量。比如张贤亮的那位著名人物章永，虽然是一位落难的“右派”知识分子，但却总是能得到象马缨花、黄香久这样圣母般温柔可人的社会底层女子的倾心恋慕与真心爱抚，得到一种真诚的情爱补偿。这样的情节设计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公子落难，佳人相救”的文学原型的一种再现。同样的道理，从维熙笔下被羁押在狱的葛翎为了扎制花圈悼念周总理，竟登梯攀墙摘玉兰花，终于被枪杀在墙下的英雄主义行为（《大墙下的红玉兰》），以及索泓一如同章永磷一样的不断遭逢的艳遇，在笔者看来，都是具有明显的“浪漫化”倾向的情节设计。在对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的人生遭际进行人为矫饰的同时，张贤亮从维熙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些主人公们的精神境界进行了人为拔高。于是，身处逆境中的章水，便忧国忧民，反复研读《资本论》，便在潜意识里与孔子、马克思等先哲们进行着高层次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对话，便以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潜隐心理期待着未来某一日在大会堂开会时发现的辉煌感。而身陷囹圄的葛翎则可以以赢弱的身躯迎拒老反革命分子马玉麟和流氓头子俞大龙的挑衅，以机敏和睿智同靠造反起家的“人狼”章龙喜巧妙周旋，凛然一副不失革命本色的老共产党员的崇高气概。窃以为，这样的情节设计乃是作家过份偏爱自己的主人公的结果，同时也是作家意识中一种尚未彻底清除的“英雄主义”人物观作祟的结果。当张贤亮从维熙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上述“浪漫化”的倾向强行赋予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的时候，这种违背艺术规律的处置方式必然会给他们自己的作品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损害。在笔者看来，这种损害首先表现为作品真实性的弱化，章永磷索泓一式的艳遇的出现，就使得本来冷酷凄惨无比的“右派”生活莫名地具备了某种田园牧歌式的情调，莫明地笼罩上了一层美丽动人实质却虚幻至极的七彩光环，因而也就在无形之中淡化了作品的悲剧意义，弱化了对实在的“右派”生活的原生活进行艺术再现的真实程度。其次，这种损害还表现在对人物的思想与精神深度的挖掘上，当作家过份偏爱自己笔下的人物的时候，这种偏爱所导致的“偏见”就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遮蔽作家的艺术视野，并对作品本来应具有的对人性历史的深层透视形成某种妨害。可以想见，王蒙对张贤亮从维熙等作家的“右派”小说所存在的上述“浪漫化”倾向是有所洞悉有所觉悟的，而且我们也不难在他自己的《布礼》、《蝴蝶》等涉及表现“右派”生活的小说中发现上述“浪漫化”痕迹的存在。王蒙不满足于在原有的基础上重复别人也重复自己，他在竭力地寻找一种更恰切的叙事方式来表达自己立足于九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对那段沉重历史的整合性的全面思考。笔者认为，《失态的季节》就是这样一部突破了“文革”结束以来所有“右派”小说创作模式的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完全打破了人为矫饰与拔高的那种“浪漫化”的表现方式，相当逼真地重现了那场历史风暴的原始风貌，重现了在那场历史风暴的突袭下，钱文萧连甲这些“右派”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失态”情形，在审判历史的同时也对这些知识分子内在精神世界进行了严厉的毫不容情的自审，因而在艺术表现的力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地超越了前一个时期的“右派”小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失态的季节》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对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场历史风暴所进行的历史性反思与艺术性表现的最高成就。通过对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的解读，基本上可以确认，以艺术的方式书写“历史”，尽可能真实地展示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表现他们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乃是作家最主要的创作题旨所在。笔者认为《失态的季节》的艺术成就首先就体现在作家以戏拟性极强的叙述话语完成了对那段特殊的历史原貌的状态性重现，并在这重现历史原貌的过程中，紧紧抓住“失态”二字逼真传神地对身处当时历史语境中的“右派”知识分子们的生理与精神状态作了相当精妙准确的概括、把握与传达。在《失态的季节》中，我们不再能发现章永磷索泓一式的艳遇、葛翎式的斗争以及章永磷式深沉的哲理思考，充斥于全篇的首先是钱文萧连甲这些“右派”知识分子面临历史风暴时的惶惑与恐惧，不解与张慌失措。（同时，也正是在对作品中人物的种种“失态”状态的呈现中，王蒙开台了他对人物的精神领域的深层挖掘，并在这挖掘的过程中，进一步展开并最终完成了对他笔下人物灵魂的不失严厉最后又宽怒了的拷问与自审）。他们本来刚刚从“恋爱的季节”中走出，本来还或者是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钱文），或者是满腹经纶指点江山的青年理论家（萧连甲），或者是颐指气使踌躇满志的某儿童文学刊物主编（郑仿）。但那场历史风暴的突袭，却无情地把他们卷出了都市，卷到了紧邻着繁华之地的穷乡僻壤－－北京郊区的权家店，开始了漫长难熬的下放劳动与自我改造过程。而导致他们获罪的具体的原因都是些什么呢？对于钱文而言，是与儿童文学作家廖琼琼在欧美同学会一起吃了一次西餐，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被批判揭发过若干次，但在讨论是否把他定成“右派”时，当时的部门负责人陆洁生书记曾坚决不同意把他划成“右派”分子，但曲风明却以钱文吃西餐为证据坚持把他划成了“右派”，而“这件事对于他的命运所起的重大作用，直到二十二年以后，在一切都时过境迁之后，钱文才听说”。萧连甲获罪的原因是他不识时务地纠正批判自己的大字报上的若干错字和错词。而郑仿则是因为他一直倡议组织一个儿童文学研究会被划成“右派”的：“他的组织儿童文学研究会的活动被定性为摆脱党的领导，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革命罪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而言之，钱文萧连甲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在一种没有丝毫精神准备的情形下，被强行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成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进行思想改造的。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中，这些知识分子本能的反应自然只能是神经紧张惶恐不安，只能是生理与精神的“失态”了。于是钱文感觉到“雨声变成了怪笑，这笑声不便稀奇而且持续不断永无休止的可能”、“雨声不再象是笑了。雨声象是催促和呐喊。像是一片乱哄哄的喊叫：哇啦哇啦哇啦，淅沥淅沥淅沥，滴答滴答滴答，斗啊斗啊斗啊，打啊打啊打啊……他简直无地自容，他在雨里。”雨声的听觉变异说明钱文内心深处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产生一种难以排解的极度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的进一步发展竟然导致了钱文生理上的短暂的“失语度”的发作：“发生了最惊人的事情：他失去了声音。他张开了嘴。他的嘴哆嗦，下巴哆嗦，眼睛乱眨磨。一点儿没有声音。”以到于事后许多年，“钱文回想起这件事仍然羞愧万分。他简直成了白痴。他究竟是要什么呢？他要向茶叶庄交代他自己也完全莫明其妙的问题么？……”而鲁若则“抓着自己的头发，他的脸上是一片空虚。这实在是最最可怕的面孔。不是损伤，不是疾病，不是恐惧也不是丑陋，而只是被彻底地抽走了灵魂的什么也没有……甚至死人的面孔都比这样的面孔正常和安宁。”至于萧连甲，当他最终折服于曲风明之后则“无法不感到自己几乎成了一个强奸犯。他在终于板上钉钉地定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而从党内人民内部清洗出来以后，仍然念念不忘这个妙喻，见人就讲这个妙喻，”在如此“失态”的情形下，置身于历史洪流的裹挟中无力主宰自己命运无法看清历史真相的这些知识分子们剩下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只能由不自觉逐渐演变为自觉地开展对他人和对自己莫须有罪行的无休无止的反复批判与检讨。在这种强大异常的精神压力的逼迫下，这些“右派”知识分子们“觉得不知为什么此身非己有，此刻非己所有，快乐非己所有，转眼间只能有批判批判认罪认罪劳动劳动了。”久而久之，这样的一种检讨与批判竟然变成了他们的一种思维惯性与生存习性：“却原来，写揭发材料也是能上瘾的，居然写得痛快了起来，他（萧连甲）体验到一种批判别人整别人，硬是把别人分析成反革命的快感，咬牙切齿而又痛快淋漓。”多么ｃàｎ愧偃说南附冢《嗝纯膳碌娜死啾灸艿墓セ饔望！由对这场政治运动所持的不理解与抗拒态度，一转而为对这场运动的接受，并且在对运动的参与中产生快感，这种变化就充分地说明这政治运动对钱文萧连甲这些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扭曲达到了何等惨烈的程度。精神被扭曲的结果是进一步导致了在这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自虐与更严重的他虐行为的出现，导致了受难者之间的种种令人惨不忍睹的互相倾轧互相欺辱的丑恶现象的产生。典型如这批“右派”中唯一的女性章婉婉，在钱文未到之前，她本来是这里的“右派”们当中处理最轻的一个，但没想到钱文比她还轻，竟然一级也没有降，对此现状她“好长时间如吃进了一只苍蝇”一样地难以忍受。于是她不仅反感钱文的诗人身分，而且反感钱文的日常行为举止，甚至于钱文与叶东菊夫妻频繁的通信也令她难以接受：“尤其是当她得知钱文是一个策划过刺杀毛主席的大特务的女儿之后，一股强烈的阶级仇恨更是倏地熊熊燃烧起来。她只觉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开始了对钱文不遗余力的攻击。但更使读者难以接受则是章婉婉令人发指的自虐行为，在她的丈夫秦经世也被揪出来之后，她居然残忍地“拒绝了秦经世与她享受夫妻生活的快乐的要求，她咬牙切齿地强调，帽子没有摘以前，什么都不要再想了。”更有甚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好不容易才得到一次休假机会的时候，“她主动要求来一个女干部搜查她的内衣内裤与私处，大家说这么早怎么可以去叫醒谁呢？于是她表示，不经过彻底的搜查她宁可放弃休假。”然而，具有他虐与自虐倾向的却不止是章婉婉一人，比如钱文也曾经在半夜里点起灯对自己进行大搜查，连自己的表他都难以断定“是不是自己的表呢？会不会洪嘉的表也是这个牌子这个型号的呢？他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块表一定是他的而绝对不可能是洪嘉的呢？”人人自虐的结果是“右派”们的集体性自虐：“象《国际歌》里唱得那：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啊，如今是－－一旦把我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当写到他们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情绪特别饱满时，叙述者产生这样的疑问：“真弄不明白他们是真心爱唱这首歌？是用高唱‘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来表示他们的低头认罪，向人民投降，向党缴械？是一唱就升华起来，只感受到了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豪情忘记了自己的可耻身份？抑或这也是一种奇特的发泄，一种自虐的痛快淋漓？”然而，无论自虐也罢，他虐也罢，这些“右派”知识分子最终是逃脱不了思想改造过程中的一种人生怪圈的制约，这是一个如同“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不可超脱的人生怪圈，于是，钱文萧连甲们置身于这样的人生怪圈中就只能无奈地任自我的精神在沉沦下坠中挣扎了。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他们唯一有效的武器就是在批判别人与批判自己时所操持的貌似强大实则空洞无物无具体所指的话语工具：“人们全都调动起语言的潜能，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刀我一剑，真是把费可犁千刀万剐了个体无完肤无地自容语无伦次丑态毕露稀哩哗啦散了架。”在此处，话语已经丧失了它本有的指涉功能，而仅仅成为作品中人物的一种近乎本能的生理反映，成为他们生存活动的基本表征之一。对于钱文萧连甲们而言，只要一参加批判会，那就意味着将这程式化了话语反复地重新操练一番，无论被批判者是杜冲，还是郑仿，亦或是其他别的什么人，话语的基本内容与基本表达方式都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都只是在无实在意义的语言平面上所进行的平行滑动而已。本来，话语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的有其具本所指关涉物的一种工具，表达语言的主体应该是具有个人独立自由意志的个体的人。换言之，应该是人说话，人借助话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不应该是话语自立于人这一主体之外，而借助于人实现它自身的目的。但《失态的季节》中的实际情形却是话语凌驾于人物之上，人物反而变成了话语实现其自身目的一种工具，总之一句话，作为抵达外在客体有效工具的话语异化了操持它的主体－－人物，使人物反过来被异化为一种丧失了独立自由意志的工具。然而，当话语异化了操持它的主体－－人物的时候，它自身也就陷入了某种空前被动的困境之中，而变成一种游戏活动：“（他们）得到语言撞击也得到了语言的游戏。在权家店这个偏僻又匮乏的地方，通过这样的批评会，应该说大家得到了某种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满足。”但是，不论文本中的话语对人物的异化达到了何种强烈的程度，它的真正的创造与操持者却也只能是作品的实际写作者，是作家王蒙，是王蒙以他卓尔超群的艺术智慧创作了《失态的季节》，制造了语言的迷宫，是他赋予自己小说中的叙述话语以巨大的功能去吞噬他笔下人物的主体精神的。那么，王蒙为何要运用上述的叙事式来完成他的《失态的季节》这部长篇新作呢？这正是本文所要分析解决的核心问题所在。在笔者看来，王蒙之所以要设计运用这样的叙述话语来讲述钱文萧连甲这些“右派”知识分子的“失态”故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作家首先要通过这种戏仿性极强的叙述话语逼真地重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那种特殊的历史氛围。众所周知，建国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即是对上层建筑的超乎寻常的重视，却是社会表层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指在政治冲突中统治阶级的一方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回避不利于它统治的事实时所形成的对万事万物的看法。”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色彩的愈来愈强化，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到五十年代末反“右派”政治运动开始时，这种夸张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的重要性已经强调到了一种很不适当的地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反“右派”斗争本身即是意识形态被空前强化的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妨把当时的社会称之为“意识形态化了的中国社会。”而意识形态本身又是偏重于理论务虚，或者说偏重于意识形态诸领域的各种各样的话语力量的。因此，当时社会的一大根本性的表征就可以说是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喧哗与杂陈。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逼真地重现当时的历史氛围，王蒙在写作时就必须通过对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戏拟性模仿来达到对五六十年代之交时期社会状态的真实展示。正因为如此，解读《失态的季节》时，我们才会在作家似乎别具魔力的叙述话语的指示引领下，必领神会地进入那种特殊的历史氛围，与作品中的人物一道亲身体验一番那逝去已久的梦魔般的痛苦生活。我们认为，王蒙之所以没有象张贤亮从维熙那样出现明显的“浪漫化”倾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话语还原。与王蒙的话语还原相比较，张贤亮从维熙的叙述话语则很明显地带有八十年代的政治理性色彩，运用这样的叙述话语当然很难逼真地重现当时生活的原生状态。而当我们把意识形态话语的喧哗与杂陈理解为那段历史的根本性特征的时候，同时也就可以把王蒙小说中异化人物主体功能的那些戏拟性很强的话语理解为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某种象征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失态的季节》中的叙述话语以其巨大的功能对人物主体精神的吞噬，就可以被理解为历史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对人性的一种扭曲与摧残。正是在“历史”主体以“话语”的名义对人性的这种扭曲摧残的过程中，我们才可以在文本中聆听到人性话语与“历史”话语的一种根本性的冲突，才可以感觉到作家王蒙对他笔下诸人物的那种博大的悲悯心理的存在，才可以感觉到王蒙对人类命运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人类存在之谜深切的关注与探寻。然而《失态的季节》中的叙述话语所承担的并不仅仅是逼真地重现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历史氛围的功能。当我们把这种话语命名为戏仿话语的时候，同时也就暗示了上述叙述话语还具有另一个层面上的表现功能，这就是指它的反讽功能。所谓反讽，乃是多元视境下的产物，专指一种“在常规认识背景和框架中还显得合情合理的现象，一旦变更了认识背景和认识角度。原有的秩序中确定的因果联系会突然出现明显的悖逆和漏洞，正确的变为荒谬，神圣的变为可笑，反讽便由此诞生。”（见吴文薇《当代小说中的反讽》，载《小说评论》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反讽的第一种类型乃是言语反讽，主要是指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真实作者）的态度对照所形成的反讽，这一类言语反讽在《失态的季节》中几乎俯拾皆是，比如，当萧连甲自杀的消息传来之后：“大家也应应付付地表了一下态。反正都说他死的不对，如果认为他死得好那还得了！为什么要死呢，形势一片大好愈来愈好，认真改造前途一片光明愈来愈光明。”在这段叙述话语中，我们即可以明确地感觉到言语反讽的存在。本来隐含作者（真实作者）如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对萧连甲的自杀是充满同情与悲悯心理的，而且还不乏一种兔死狐悲式的伤感，但叙述者在叙述时偏偏采用了一种无动于衷的叙述态度，而且对萧连甲的自杀进行了一番貌似公正的评判，在这里，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真实作者）的态度的反差越大，我们便愈是从中读出与叙述者相反的意思来，文本也就愈具有反讽意味。另一类反讽则可称之为总体性情境反讽，这时小说的人物所面临的是那些根本性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是一种不可摆脱的两难困境与人生怪圈。关于本文中人物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与人生怪圈的存在，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所涉略，比如交代不交代与面部标准表情的问题。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乃是当时“右派”知识分子的普遍存在状况，在这个层次上反讽就具备了某种整体性象征特征。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言：“反讽在其明显的意义上不是针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个别存在，而是针对一时代和某一情势下的整个的特定的现实……它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现象，而是它视之为在反讽外观之下的整个存在。”（《反讽概念》）我们认为，《失态的季节》中的反讽就是指向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现实的。在这部最新的长篇小说中，作家王蒙正是通过对具有极明显的反讽功能的戏仿性叙述话语的成功运用，完成了对那个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并最终在重视那段沉重的历史的同时对那种以意识形态话语为基本表征的荒唐历史也进行了彻底的强有力的消解。到小说的结尾处，王蒙写到了历史对闵秀梅的残酷无情的捉弄，当作家不无戏谑的以“她哭什么呢？也许只是哭她的曾经乌黑的头发？”为这部长篇小说作结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不能对这部作品的反讽性特征产生更为真切理解与认识么？最后应该提到的是王蒙那种戏谑的充满伤感气息的然而同时却又是抒情的优美的叙述风度。窃以为，王蒙对语言的揣摸运用已经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阅读他的小说（当然包括《失态的季节》），首先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乃是他那如庄子般行云流水汪洋恣肆的语言表现才能。且不说作品所具有的深刻题旨，仅仅浏览欣赏一下作品纯粹的语言外观，就可以给读者带来无穷无尽的美感享受审美愉悦。所惜篇幅有限，对王蒙小说语言风度的分析只能留待另文完成了。字库未存字注释：愧僭字病去丙加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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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47 【原文出处】外国教育资料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601 【原刊页号】66-72 【分 类 号】G1 【分 类 名】教育学 【 作 者 】郑少艾 【复印期号】199604 【 标 题 】国外计算机辅助教学发展及趋势初探 【 正 文 】 注：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徐辉教授自始至终的关心和批导，特此致谢！＊ ＊ ＊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问世：1977年，第一台微型计算机(Microcomputer)问世，人类从此进入了一个比19世纪工业革命更为伟大的时代――信息时代。今天，计算机正在对工业化社会的方方面面不断扩大其影响，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主要组成部分的教育也不例外。在此之前，电子革命对教学的影响大多限于研究领域，或直接涉及计算机（如计算机科学）的高等教育领域。从70年代中期起，计算机真正开始对教育直接发生巨大影响，计算机技术开始与教育相结合：计算机辅助教学(CAI)、计算机辅助学习(CAL)、计算机管理教学(CMI)、计算机辅助教育管理(CAEM)、教育信息处理、教育信息数据库、计算机教育、教学咨询等计算机在教育中的各种应用蓬勃发展。在计算机的这些应用之中，又以计算机辅助教学在教育中的涉及面最广，影响也最大，而且发展也最为成熟。它的兴起和发展，已经给传统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方法、教育技术和教师的职能与素质带来了新的变革与发展。为能更好地了解这一教育领域中的新兴事物，有必要先澄清一些概念和说法，比如什么是计算机辅助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和计算机教育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计算机辅助教学本身又有哪些形式和特点等等。计算机在教育中应用的飞速发展，导致了术语的使用混乱不堪。不同的人使用“计算机辅助教学(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CAI)这一术语来表示不同的概念，尽管它们都和应用计算机进行教学有关，但还是应该给出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义。首先必须明白，本文所要介绍的是计算机辅助教学，而不是研究计算机。但仅靠这样一个区分是远近不够的，因为要把计算机作为对象来学习，就需要计算机的帮助。另外，在依靠计算机辅助学习别的学科时，不可避免地也会学到计算机本身的重要内容，同时必须弄清，借助计算机来教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或终极目标并不是计算机本身。在一切应用计算机辅助教学的领域中，应当把计算机管理学习，如辅助评估、安排程序、管理档案、提出报告等，以及对各行各业人员计算机知识的培训和在教学过程中运用计算机的深入探讨区别开来。因此，可以对计算机辅助教学这样定义：在教学活动中，利用计算机及技术传导教学过程中的信息，达到教育目的，完成教学任务这些被传导的信息可能是学习者必须吸收的实际信息（主要是教学内容），从计算机流向学习者，或者是有关学习者学习过程的反馈，或者是学习者正在使用的模式的有关信息，或者是学习者与其教师之间的信息交流。[1]这样一个相对精确的定义就有可能为较详细地研究计算机辅助教学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结构。教学过程，是一个典型的依靠各种媒介传导信息和帮助学习者对日益增长的知识进行条理化的过程。计算机作为一种新的教学媒介物，其主要优点是处理信息的能力既快又准。那套用以控制信息的程序(Programme)可能相当复杂，然而其处理信息却如此神速，几乎是瞬时即现。这使得计算机能够接受学习者的种种应答，并按照教师或学习者的指令进行工作，同时，计算机还可以提供文字和图像信息，以及其它形象、生动的形式。此外，计算机还可控制和调节来自其他装置输入的信息，例如幻灯投影仪和录像机等。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计算机可以根据学习者的学习过程，通过一个结构装置进行下一个更复杂的课程计划，这就使得计算机能适应学习者的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取得学习的进步。计算机辅助教学有许多模式，实际上这些模式又有些重复，而且它们常常是被结合使用的：1.操练。这是最简单的一种CAI形式：使用计算机提供给学习者一系列的练习（事先由教师或其他人员设计、编制），要求他们回答。计算机按照程序进行应答处理，以决定它是否“正确”，同时并提供给学习者一个信息反馈。计算机辅助教学按照学习者的控制，提供一个不重复的循环操作手段。学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学习进程来安排各种练习，随着答题的正确率和速度的提高，练习可加大难度；相反，如果出错太多，练习可降低难度。2.辅导。正如前面介绍的操练那样，计算机不仅可用来显示学习信息，还可用于决定如何开始着手学习单元教材。为了编制CAI课件，教师们（或程序设计者）必须设计在不同情况下可与学习者进行对话的材料，同时还要考虑选定如何适合学习进程的标准以及学生的学习目标。然后将这些规则编入计算机程序中，使计算机能模拟一个真正的辅导教师（即人工智能技术）。某些课题的内容表明，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步骤一致，那么这种学习模式可能就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3.模拟：学习的另一个侧面涉及到现场实习或实地观察。目前，教育和训练中依靠计算机设计、创造了不少的模拟方法，在学生不可能亲临现场实习时给他们提供逼真的经历。模拟教学可由实验室系统支持（造价比较昂贵）。也可能主要采用书面材料（但不够直观，效果不理想）。与其他设备和媒介相比，CAI模拟的优越性是计算机的控制灵活机动。在模拟的过程中，计算机同时还斡旋于学生与仿真系统之间，让学生进入角色，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这时候就有点像玩仿真的电子游戏了，有一套游戏规则，还有裁判。必要时，计算机还能提供辅导。随着世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和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进一步现代化，教育领域中引入计算机技术并广泛运用于教育的各个方面已成必趋势。发达国家也开始把计算机辅助教学已初具规模，并日臻完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也开始把计算机辅助教学作为本国教育现代化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可以预见，传统教育的格局很可能会因为计算机辅助教学等技术的发展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二为对世界范围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发展现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特介绍几个较有代表性国家的情况，同时也希望能为我国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发展提供一点借鉴经验。（一）美国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各类计算机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的普及，为美国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1970年只有34.4%的初中拥有并使用计算机，到了1975年这个数字已增加到58.2%。1983年的一个全国性调查表明：在美国85%的高中和42%的小学已至少拥用一台微机。1986年，公立学校每40名学生拥用一台计算机，1989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5:1。[2]在拥有计算机的各级各类学校中，已程度不同地开展了计算机辅助教学尝试，联邦政府和各种社会性的教育服务组织也都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尝试。同时，还开展了对各级教师使用计算机的培训。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于美国，计算机辅助教学也首先兴起于美国。这方面的第一个巨大成果是"PLATO"。这是伊利诺斯大学一群专业人员脑力劳动的产物。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套计算机多媒体辅助教学系统的最初版本是一个精致的终端，它带有与大型计算机连接的触摸感应屏幕。为PLATO开发的含数千种教材的课程库涉及了所有教学层次的广泛课题。教学方式基本是对计算机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学生回答时可触摸屏幕的适当部位，或按下健盘上所需按钮便可。虽然PLATO系统其中一些课件质量很高，但也有一些平庸之作。1982年，微型计算机开始崭露头角，PLATO对此作出反应，把某些课件存入适宜于单台微机运行的软磁盘，开始涉足PC机领域。另一个，也是完全不同的软件开发例子是LOGO语言。这是70年代由西摩・帕珀特及其马萨诸塞技术研究所的同事们研制的。这套语言的基础是教学，它具有直接制图能力，同时具有很强的处理符号能力。最初的结果表明，它为广泛的年龄层次所理解的接受，现已被6岁儿童和大学生使用，并为试用的教学工作者所称道。由于微机的迅猛发展，LOGO语言也已开发了特殊版本以用于几种最流行的微机。与PLATO不同之处是：PLATO完全提供课题范围广泛的常规课程，而LOGO则向用户提供友好的、灵活的和易于控制的计算机系统，这个系统可广泛用于各种教学过程中的问题求解。在中小学计算机辅助教学发展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ScottForesman & CO开发的计算机辅助数学教学系统（软件）。[3]这套软件几乎囊括了中学阶段数学教育的所有内容。同时，软件还提供了丰富的面向学生和面向教师的试题库。由于其全面的教学内容，丰富友好的教学界面和简便易行的操作规则，在70年代广泛使用于从学校第八年级到第十二年级。虽然它早期只在美国被使用，但在80年代初期起，已被引入其他许多国家（我国的一些教育科研部门也曾引进这一软件，但仅限于对其的分析、研究，最终并没有向实际教学推广）。此外，美国的各个中小学还根据本校的情况，由教师设计、制作了许多优秀的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并在实际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由于这些辅助教学软件不是由专门人员编制，缺乏通用性和扩展性，有推广价值的并不多。进入80年代中期，随着微型计算机进一步普及美国高等院校内也掀起了一场推广使用计算机的热潮（这次热潮被某些美国人炫耀为“高等教育的计算机革命”）。将计算机广泛用于教学过程，最主要的形式是计算机辅助教学，并呈现了许多教学形式。首先，计算机辅助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史实、规则、原理，是学习语言规则、课程原则、学科要素的理想途径，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其次，高等院校的教师利用计算机来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他们让计算机程序扮演苏格拉底式的角色，在不断进行的对话中连续向学生提出新的问题，并且几乎不向学生提供任何答案，从而提高学生思维能力，改进思维方法。被称“专家系统”的计算机程序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另一途径。这种程序已频繁使用于医学院的教学工作。学生不仅可以观察计算机是如何解决疑难杂症的，而且可以随时打断计算机的诊断过程进行插话，要求它解释其推理步骤以及说明得出结论的理由。这样，学生就获得了富有经验的“计算机医生”的指导，并能深入探讨各种问题。另外，美国高等院校还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计算机的模拟功能。在医学院，可以让计算机模拟一个活生生的病员，学生向它提出各种问题、从中获取诊断疾病的数据和信息。计算机还能模拟某些过分危险、过分遥远、过分昂贵或人类无法直接感受的环境，例如，通过计算机可以模拟月球环绕地球的运行轨迹，从而了解引力运行轨迹的作用等等。计算机辅助教学在高等教育中的运用，促进了教育思想和方法的现代化，更适应了高等专业教育的个别化特点。网络化是美国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一大优势和特色。“无机不联”正是当今美国计算机使用情况的真实写照。因为计算机联网，才大大提高了计算机信息的共享和利用率。全世界最大的计算机网络Internet网创建于1969年。据1994年统计，该网已覆盖全美90%的计算机用户（美国所有高校均已加入这一网络）和全世界140多个国家，共联结了大约一百万台计算机服务器（不包括各种终端、工作站）和数千万用户。在教育领域，Internet也已大显身手，并继续大有作为。Internet不但拥有从小学一年级到当前科学最前沿的所有知识资源，还提供了在校学生和教师通过网络在计算机屏幕上进行公共讨论的场所。[4]Internet还用于远距离教学，通过其四通八达、覆盖全球的网络和瞬间千里的传输速度缩短了教育之间的距离，在纽约的教师可以同时为在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学生讲课（中国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博士生也可通过Ieternet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权威的指导）。同时，Internet也将在促进边远地区教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美国几乎每一所高等院校都已建立了自己的为本校或本社区教育服务的专门化计算机网络。学生、教师和其他研究人员在教学科研中可通过网络获取、交流更多的信息获得更完善的服务。中小学的各种计算机网络也广泛建立起来了，每所中学都有其校内的局域网或和其他学校相联的网络。通过网络，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学生和教师可以进行教学交流或者跨地区、跨学校教学。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是最多在教育领域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教学的国家。（二）英国英国可称为是一个把计算机用到教育中来的先行者。早在七十年代，政府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宣传和介绍，并付诸行动，积极支持学校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开展。官方的大力支持和资助，是英国计算机辅助教学发展的一个优势和特点。1978年，教育与科学部制定了第一个促进在学校教育中运用计算机等微电子技术的计划；1980年，人力服务委员会(ManpowerServices Commission)在年度的报告中强调了学校教育系统中运用计算机技术的重要性；同年，在教育与文化科学部的支持下，微电子教育计划(MEP:Microelectronic Educatiou Programme)正式实施；1981年、1982年和1984年，贸易和工业部三次资助学校购置微型计算机，与此相呼应，一个被称为“学校软件(Software―in―Schools)”计划也在1986年实施。[5]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计算机运用于教学实际，政府颁布法令，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各级各类学校中的教师计算机知识和计算机辅助教学方面的指导和培训。目前这项工作正积极而卓有成效地进行。正因为有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计算机在英国中小学教育中的运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形成了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理论和实际操作体系。起初，一些中学购置了当时还比较昂贵的计算机只是为了给学生介绍这种高科技产品，有的学校则为了中学高年级同学的课外活动增加些新意。而时至今日，英国的绝大多数中小学中已经基本上普及了计算机，它不仅能够应用于象数学、科学（即物理、化学、生物和技术一类的与计算有关的学科），而且还可以用于地理、经济、历史、语言和体育教学中，甚至艺术、音乐，也渐渐离不开计算机的帮助。在英国的中小学，计算机用于教学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教师与计算机，无学生参与。这主要是指教师备课中对CAI分析和准备。只有教师预先对教学软件内容和操作了如指掌，才能准确有效地发挥计算机在教学中使用的优势。2.计算机控制学生。这主要是指由计算机向学生作概念上的说明或讲述一个实验过程，这往往是作为课上教师讲授内容的补充和扩展。其作用类似于录像教学。3.教师、全体学生与计算机。这往往是用于课堂教学，计算机充当教师的“助手”，用演示来说明一些概念或过程。由于计算机能模拟出许多实际上难以做出的模型和过程，因而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模型可使教师的讲解更加生动和准确。4.学生控制计算机。这是一种最为常见的CAI形式。主要用来让学生做练习、做实验和其它一些课外学习。在这一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角，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教学的方向，独立地解决计算机给出的各种问题。这种方法可以培养独立思考、发现和探索研究的能力。除单人单机由学生独立操作外，还采用了小组评论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对于低年级学生和操作复杂的软件合作更为有利。一般来说，两人一组是最佳的选择，可避免出现旁观者。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学生控制计算机，不是不要教师帮助，教师应该预先给出一个教学的大概框架和方向，同时给予操作的学生一些宏观的建议。英国中小学的计算机辅助教学使用的软件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类：1.随机型软件。主要是一些有关教学演示与练习的软件，操作者往往是随意地选择，而计算机则随机地给出结果。许多数字问题与计算机游戏的内容往往被编成随机型。2.模型软件。这里所指的模型不一定只代表某种二维或三维的几何问题，一个模型也可被用来代表一个物体或系统方面的一种形态。比如地理课中的各种地图；化学课中元素周期表等。3.模拟软件。模拟往往是基于某种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其随时间改变的过程的模仿。比如生物教学中的池塘生态过程的模拟，它表现了植物、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既相依为命又相互制约，而且随时间呈规律性变化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英国中小学教学中已开发使用的教学辅助软件达一千六百种以上。[6]不仅是中小学及高等院校，许多家庭也配置购买了计算机设备和CAI软件以利于开发孩子的智力和增长他们的知识。计算机技术――这一当代高科术的产物，已经促使这个岛屿国家古老的传统教育方法发生了巨大变化。（三）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进出贸易为主的商业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加工工业发达，它的微电子和计算机工业居于亚洲“四小龙”之首。世界各大电子企业和计算机公司，如IBM、Intel、NEC、AT&T等企业的亚太地区子公司都设在这个国家。电子工业发展，带来了该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在各行业的使用率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大概是受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新加坡在计算机辅助教学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小心谨慎、步步为营。有计划地先开展局部试验是新加坡发展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一大特色。1982年，政府派出一个观察团赴发达国家考察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情况，这是新加坡在这方面迈出第一步。观察团的报告认为：在没有经过充分的多方面计划之前，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只能限于经验的介绍和局部的实验。教育部于1983年拟定并开始实施第一个小学阶段（三至五年级）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实验方案，实验主要确定CAI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效果和研究CAI软件开发、制作的可行性。实验之所以选择数学学科，是因为该学科的CAI在国外已取得肯定和积极的成效，而且数学CAI的软件比较容易从国外获得。实验方案采用WICAT(World Institute forComputerAssised Teaching)系统。系统包括一台小型计算机和25台学生用终端，以及一台打印机；辅助教学的软件以小学数学的个别训练和练习为主。1300名小学生参加了这一实验，同时对30名参加实验的教师进行了事先短训和实验过程中的每三个月一次指导。实验结果表明：计算机作为一种教学辅助手段比传统的方式更有效；学生对数学的学习兴趣增加；实验中，学生和教师对计算机辅助教学这一新教学形式和教学软件均较适应。教育部决定，继续开展实验以观察其长期效果。[7]在中学阶段，CAI方面的行动是从实验开始的。1986年，一个包括22台联网的微型计算机和400名初中生试验者在内的实验首先在一所公立中学进行，实验目的有二：(1)确定个别辅导、模拟和问题解答不同形式CAI的可行性和有效性；(2)测试计算机网络较之单台计算机进行CAI有何长处和优势；实验内容涉及中学生物、物理、化学和地理学科目。经过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的各种CAI实验，新加坡取得并积累了本国计算机辅助教学及相应软件设计开发的经验。并飞速发展。在课堂外利用计算机进行教学和科学知识普及教育的机构是新加坡科学中心(Science Centre)。在科学中心对外开放的展示厅中，IBM―PC机上连续不停地运行一些科普知识方面的演示软件，如能量测试、能量守恒模拟或青蛙的生长发育过程等等（当然参观者也可以自己动手操作，选择不同内容的软件）。同时新加坡还注重对教师的训练指导，教育部颁布了教育中的计算机培训计划(Education's Compnter Education Plan)用于对教师的职前和在职的计算机培训。这个计划的目的在于让教师认识到CAI在教学中的作用，并且拥有足够的CAI方面知识在自己的教学中使计算机成为课堂教学的一部分，而且是每个课堂都必须要用的工具。培训计划内容包括：教师学会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能用于CAI）；学会使用流行的各种CAI软件和用于学生成绩管理方面的软件。同时社会各界尤其是计算机行业的支持对新加坡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发展更起了锦上添花的促进作用。新加坡计算机联合会和新加坡全国计算机理事会与1986、1987年共同主办了中学生和大学预科生(students in pre―university)自编软件的比赛（其中包括CAI软件）。美国IBM公司则向新加坡科学中心捐赠了一个包括20多台联网的微机、一套网络版教学软件等在内的计算机实验教室，用于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教师培训。（四）泰国泰国是东南亚受西方影响最小的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权和统一的宗教信仰使这个国家看起来非常宁静。虽然和外界的交往相对较少，但泰国还是按照现代化的目标来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早在1964年，当泰国拥有它的第一批计算机（一台IBM1620型和一台IBM1410型计算机）时，就在高等学校中开始了计算机教育。在最近的五年中，由于微型计算机的发明和普及以及计算机性能价格比的提高，泰国的计算机拥有大大增加，计算机在各方面其应用纷纷开展。为了管理和协调全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泰国成立了首相办公室下属的全国计算机委员会(NationalComputer Committee)，来监督全国的计算机使用情况并为国家制定计算机技术发展规划。为了对付美国制定的计算机软件限制出口政策，泰国科学技术和能源部(The Ministry of Science,Technolohy andEnergy)和全国电子与计算机中心(The Nationsal Electronicsand Compnter Centre)于1987年制定了一个发展本国计算机软件作业的计划，开始自力更生地发展计算机工业。[8]计算机在泰国学校中的应用也算早，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泰国第一个在大学间实现计算机联网（首批加入网络的有四所大学）。1985年之后计算机开始大量进入中学，1985年全国1672所学校超过60所有了计算机；1986年的调查表明，92所公立高中共拥有了计算机688台。很多学校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使用计算机；建立信息管理系统(MIS)和进行计算机辅助教学。[9]在把计算机推广到高中去的计划中，隶属于教育部的增进教育科学与技术研究所(The InstitnteforPromotionofTeaching Science andTechnology:IPST)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1987年，IPST的计算机小组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高中数学和科学课程的计算机辅助软件发展计划。小组成员由九名数学教师和十名物理教师组成（小组中的所有成员都能熟练使用BASIC、Pascal、Fortran等计算机语言进行编程），同时选择了九个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主题来开发CAI软件。数学包括几何作图、双曲线、抛物线和反函数、三角函数等；物理主要集中于原子物理、核物理方面，比如：光电效应、Thomson's实验、Rutherford's阿尔法射线散布实验和氢能量标准实验等等。物理小组的成员还研究怎样把计算机和物理实验中的其它器材结合起来，比如用计算机来控制一个光电阻，进行检验光强度反平方根定律的实验。该小组编制的CAI软件都在一至两所中学进行试用。除了官方进行的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开发工作之外，许多中学里的教师也开始了CAI软件的开发。一所位于曼谷附近的名为"TriamUdomSu-ksa"的中学，在那里三位数学教师自己设计了一些比较简单的用于数学教学的CAI软件。在实际运用中和推广中，获得了同行和校方的肯定和支持。重视教师培训是泰国计算机辅助教学发展的一大特色。增进教育科学与技术研究所(IPST)同时也承担对教师进行计算机辅助教学方面的在职培训工作。并开设了两门课。1986年，IPST和六所师范学院合作，设计教师在职培训的计算机课程。此外，IPST还分别在1986年和1987年举办了两次专门的教师计算机知识在职培训的研习会(seminar)宣传和交流在数学和发理学科中使用计算机进行辅助教学的经验。1986年9月，IPST还为那些有兴趣或已经开始CAI方面尝试的教师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另外一个数学和自然科学CAI软件交流中心也已在筹备之中。泰国师范教育部门同时也很重视师资的职前培训。教育部下属的10所师范学院从1985年起开设了学制两年的计算机专业，360名师范院校学生参加了第一期的学习。一些职业技术学校（那里毕业的学生最终很有可能去学校当教师）也先后开设了计算机课程，课程分为两大部分：信息管理和计算机辅助教学和工业技术（主修电子技术，辅修计算机）。三以上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的美国、英国、新加坡和泰国的计算机辅助教学情况和发展的特点，之所以选择介绍这四个国家，是因为它们能比较全面地代表当今世界各国不同的发达水平和类型，以及教育发展的不同水平和类型。这四个国家有着各不相同的经济和高技术工业的发展水平，以及教育发展的不同社会和历史背景，同时在发展计算机辅助教学时也都各自制定和采取了符合本国特点和实际情况的政策和具体做法。因此在综合和总结以上四国CAI发展的现状和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不难从中管窥到并总结出当今世界的CAI发展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特点和今后发展的主要趋势。首先，总结以上四个国家CAI的现状，可以看到国外或世界性范围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发展现状和一些尚待努力的地方：第一，从本世纪七十年代起至今，计算机辅助教学经历了一个由尝试、兴起到蓬勃发展的过程，这无疑是教育技术和教学手段的一个巨大进步和质的飞越。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CAI已经取得了非常的成绩，尤其在发达国家，由于计算机技术兴起、发展于斯，计算机在教学中的运用尝试也较早，在各级种类的学校中，都进行了程度、形式不同的计算机辅助教学，获得较好成效；并取得一定的实践经验和一整套开展CAI的理论体系。同时，全世界范围的高新技术的日新的异和教育现代步伐的加快，各国的CAI都将跃上一个薪的台阶。第二，全世界都非常重视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都不损余力地支持本国CAI的发展。通过制定各种法令法规，以及各种倾斜性政策和措施来保护和天持CAI的健康发展；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响应：或向学校提供赞助，帮助发展，或提供CAI设备，如计算机及相应的软件等等；此外，各级学校和教师对计算机辅助教学也大都抱合作或支持的态度。有的学校组织力量，自己开展CAI的尝试和实践，鼓励教师运用计算机进行辅助教学；大部分教师都积极配合各种CAI实验，为实验创造条件，同时在自己的教学实际中，积极开展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探索，有些尝试和实验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为今后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经验。第三，虽然计算机辅助教学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是存在许多问题，亟待改进：1.在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实际开展中，一般都以一台计算机作为一个工作单元，多个工作单元之间缺乏联系，影响了信息利用率和资源共享程度以及计算机使用效率的提高。此外，计算机在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时，和其它教育手段、技术和设备的结合或联系不够。2.CAI软件不够丰富。目前，一些较好的或形成系列的辅助教学软件都是由专门的软件开发部门制作，这些软件与学校的实际教学情况联系不够紧密，难以适应千差万别的实际教学过程；由学校或教师自行开发的软件不多，质量上乘者更寥寥；流行的CAI软件内容多以理科或计算机教学为主，社会科学除外语之外，几乎没有好的CAI软件；CAI软件形式不够多样，多以个别练习为主，不利于学生的社会化进程……3.教师培训相对落后。大多数教师不具备计算机操作和开展CAI所必须的知识，这个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虽然在师范院校开设了一些计算机方面的课程，但远水不解近渴，在职教师的计算机知识培训和CAI技术指导依然差强人意。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虽然不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它们都处于世界的进步潮流之中，无论哪个国家都想抓住机遇，发展自己。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而且将更广泛地影响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深入开展已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并且会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以下趋势。1.CAI渗透至所有教育学科，所有教过程。随着CAI技术的成熟，无论是在幼儿园的活动室还是高等院校的课堂，计算机将成为一种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教学工具和手段。无论是中小学文理各科的教学，还是高等学校的教学观念，CAI都将发挥无以论比的优越性。同时CAI的模式也日趋多样，训练、辅导、模拟等模式将被有机的运用到各种合适的教学过程中去。2.网络化将是CAI发展的一大趋势。网络化是世界计算机发展的主要潮流，目前在一些专业领域已经实现了全部门的计算机联网；Internet等各大计算机网络的用户也且益增多，计算机用户将更方便的共享各种信息资源，大大提高计算机的利用率。CAI也不会例外，教室与教室、实验室与实验室、学校与学校、国家与国家最终将形成一个巨大的计算机网络，教师与学生可以足不出户进行教学、交流和讨论，教学质量和效率大幅度提高。计算机和CAI网络将把各国的学校和师生联结一起，共享人类文明成果。3.多媒体是CAI发展的另一主要趋向。随着计算机的运行速度的快速提高，大容量、高速度的数据存储工具的发明以及各种人机界面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处理大批量的声音、图像信息将变得随心所欲。在计算机辅助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将得到广泛应用，学生不仅仅听到或看到各种信息，而且可以进入到学习内容中去；地理课将身临其境地感受世界风土人情；历史课将走入的时间道，重温历史事件；实验课将真实再现遗传变异、原子裂变……总之，教学中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隔裂，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脱节的情况随着多媒体技术在CAI中的推广运用一去不复返。计算机辅助教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教育史上自发明使用教科书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步和变革，它促进了传统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手段的变革，推动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在实际运用中，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计算机将成为主要的教学工具，计算机辅助教学也将成为主要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人类几千年的教育事业会因为计算机和CAI技术而重振并飞速发展，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注释：[1]《国际教育百科全书》第2卷，贵州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页。[2]周保利译：《计算机在美国中小学的普及》，载《电化教育》1992年第6期，第51至52页。[3]Preparing ASEAN for the Information Contury:AComparativeStudy of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on Computers in Science andMathematics Education,UNESCOPrincipal Regional Office forASIAand the Pacific,Bangkok,1991,第24页。[4]倪群：《Internet的过去、现在》，载《中国计算机报》1995年第8期，第99至100版。[5]季涛：《计算机辅助教学方法在英国中小学教育中的普及》，载《电化教育》1994年第8期，第35页。[6]同上，第36页。[7]PreparingASEAN for theInformationCentury:ACmprautive Studyof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on Computers on Science andMathematics Education,UNESCOPrincipal Pegional for ASIA andthePacific Bangkok1991,第112页。[8]同上，第122页。[9]同上，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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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5 【原文出处】鲁迅研究月刊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7～26,16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10 【 标 题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 （三） 【 作 者 】王富仁/柳凤九 【作者简介】〔中〕王富仁〔韩〕柳凤九 【 正 文 】 6新文学第一个十年(1917-1927)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诞生期，新文学第二个十年(1927-1937)则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繁荣期。如前所述，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诞生期三位杰出的历史小说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的历史小说创作，都是到了三十年代才最终完成的。鲁迅于1934年，在停止历史小说写作八年之后，又相继写成了《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等五篇历史小说，并于1936年1月同前期的《补天》（《不周山》）、《奔月》、《铸剑》三篇一起，结集为《故事新编》，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则从1935年1月始，至1936年9月止，连续写了《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司马迁发愤》、《贾长沙痛哭》，1936年5月将前6篇结集为《豕蹄》出版。郁达夫也在1933年写了他的第二篇、也是他最后一篇历史小说《碧浪湖的秋天》，收入他同年出版的《忏余集》。在第一个十年即写了《仲尼之将丧》的冯至，这时期又写了他的第二篇历史小说《伯牛有疾》。三十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的特点是大量新的历史小说作者的涌现。1928年6月，许钦文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了他的历史小说《牛头山》；1929年冯乃超发表了《傀儡美人》，孟超发表了《陈涉吴广》，施蛰存发表了《鸠摩罗什》，是这个时期较早出现的几篇历史小说。1930年，茅盾相继写了《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三篇历史小说，因其都是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在三十年代历史小说创作中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茅盾也堪称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继承茅盾这一传统的是刘圣旦，他先后创作了《新堰》、《白杨堡》、《突围》、《诗狱》、《北邙山》等五篇历史小说，1935年5月结集为《发掘》，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其中有三篇是以农民暴动为题材的；郑振铎是三十年代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小说家，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历史小说有《汤祷》、《桂公塘》、《黄公俊之最后》、《毁灭》，后三篇曾结集为《桂公塘》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桂公塘》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中篇历史小说；施蛰存这个时期的历史小说有《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石秀》、《阿褴公主》、《李师师》，前四篇曾结集为《将军底头》，于1932年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1936年，宋云彬为《新少年》杂志接连写了16篇短篇历史小说，后结集为《玄武门之变》，于1937年由开明书店出版，郑振铎、茅盾分别为之作序；李ｊｉé＠①人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是这个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的重要文学现象。1935年，他创作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至1937年，他又完成了《大波》前三卷。此外，沈祖ｆēｎ＠②虽然没有历史小说专集出版，但不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小说作家。张天翼、蔡仪、陈子展、曹聚仁、周木斋、严敦易、朱虞、唐ｔāｏ＠③、何其芳、王统照、李俊民、徐懋庸、向培良等人，在这个时期也有历史小说发表。由于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除了作家自编的历史小说集之外，特为出版社编辑的历史小说选集也开始出现。1936年，登太编选了包括鲁迅、郭沫若等人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小品的《历史小品集》，由上海长江书店出版，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编选本。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多种类型，都产生于这个历史时期。1.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在数量上不多，在成就上也不是很大，但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和文学现象，其意义却是重大的。如果说在二十年代，鲁迅的文化解剖型历史小说体现着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展的“主流”，那末，在三十年代，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就应该被视为“主流”了。它是当时空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结果，同时也是当时左翼作家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题材的新开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是孟超于1929年写的《陈涉吴广》，它就发表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引擎》创刊号上。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孟超的《陈涉吴广》写的是大泽乡起义的过程，似在告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在受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之后不得不采取的生存方式，也似在号召那些在新的更残酷的专制压迫下走投无路的人必须起来反抗，不能坐以待毙：――难道就这样的死吗？难道就这样的死吗？陈涉还是不住的反复着，渐渐的转入自言自语的神气，表示出实在是对于这种死是不甘心，而且他更倔强的是一个命运否定论者，不愿意当一个哀哀待杀的绵羊。――孟超：《陈涉吴广》把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正式推向文坛的是茅盾。他在1930年一年之中，连续在《小说月报》上推出了三篇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豹子头林冲》、《石碣》和《大泽乡》，分别发表在该刊第8、9、10三期上。茅盾的这类小说反映的不是单纯的情绪，而是他当时的矛盾复杂的心情，这同时也给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描写带来了复杂性。茅盾是中国共产党初建时的党员之一，从二十年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参加了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对革命阵营内部的情况有着更多的切身了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情绪一度消沉，把他对当时革命青年的了解写成了《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并因此受到来自左翼知识分子内部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攻击。但是，他对当时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始终是反对的。这使他对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内外两面都有表现：在反抗当时的专制压迫的意义上热情歌颂农民起义，而在农民起义内部关系的描写中则批评农民的自私性、狭隘性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残余。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和施耐庵的《水浒传》为中国现代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提供了现成的可供利用的材料。除孟超的《陈涉吴广》、茅盾的《大泽乡》之外，宋云彬的《夥涉为王》、陆费＠④的《陈胜王》、廖沫沙的《陈胜起义》和孟超在《陈涉吴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戍卒之变》都是在司马迁《陈涉世家》的基础上写成的，而靳以的《禁军教头王进》、张天翼的《梦》和几篇其它类型的历史小说（如施蛰存的《石秀》，李拓之的《文身》等）则使用了施耐庵《水浒传》的材料。在题材范围上有所开拓的是刘圣旦。他把自己的历史小说集命名为“发掘”，就是重在发掘新的历史资料的意思。他的《新堰》，写的是隋末的农民起义；他的《白杨堡》，写的是明末农民起义；他的《突围》，写的是清朝白莲教起义，他的另两篇历史小说《诗狱》、《北邙山》写的也是统治者的专制、腐败乃至由此丧失国家政权的历史悲剧。他在《前记》中写道：埋葬在历史里的故事，自然是发掘不尽的，这一点微细的工作，也许可以证明“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一句格言。至于应如何看法，那自然，各要各的立场，各要各的见地。或者，历史是警告着人们，“不要再那么样”；但或者历史也在告诉人们，“又要那么样”了。（注：刘圣旦：《发掘》。上海天马书店1935年版，第12页。）在该类历史小说的写法上，刘圣旦也有开拓，他不写农民起义者的思想斗争，不把笔力只集中在一触即发的斗争场面，而是从朴素的生活写起，把农民起义的过程写成他们日常生活发展的一种自然的结果，也是他们朴素人生观念的自然表现。显而易见，这比孟超、茅盾的小说更接近农民的本身。正像曹聚仁所说：“他写农民的朴素意识，那么浩大的事件，就是那么简单的登场了。”（注：曹聚仁：《从〈发掘〉说到历史小说》。转引自《发掘》。）在小说的艺术风格上，刘圣旦写得更加从容、轻松，视野也在从容中更显开阔，只是结构上稍嫌松散，描写上还不够传神，缺乏应有的历史力度。时至今日，鲁迅《故事新编》所体现的历史观念，还基本上没有转化为中国历史家叙述和论证中国历史的观念，它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影响是极小极小的，但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则同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革命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个革命的实质意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前，中国的历史学家只在社会上层的各种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中描述中国的历史发展，它无法使人看到广大没有社会权力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一次把中国历史纳入到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这个上下两个社会集团的对立和矛盾中看待和分析中国的历史，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唯一有效的角度，但至少是一个可能的、有重要意义的角度，它揭示了此前中国历史家所未曾揭示过的历史内容。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框架里，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没有社会权力的社会群众的独立力量出现的，是作为他们作用于中国政治和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形式而看待的。在日常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演变过程中，人民群众没有足以制约政治统治集团的实际权力，政治统治集团的独立利益是在没有另一个独立力量的制约下单独发展着的，广大社会群众在这漫长的年代里，只能在顺从独立发展着的政治统治集团的意志和力量的情况下获得自己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生存条件，个别人的反抗永远是无效的，并且也不可能影响社会的整体性存在形式，进入不到历史家的视野中去。只有当多数群众不但在精神上而且也在物质上丧失了自己生存基础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在物质生活权利要求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以反官府的形式构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表现在社会并成为历史家无法忽略的事实，被以“暴乱”的形式记载在中国历史的史册中。但是，中国现代的历史小说家是在一种极特殊的境遇中发现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这个历史题材的。1927年及其后国民党残酷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环境，使“五四”新文化运动坚持的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变得极为无力，多数没有政治权力的社会知识分子已经在自己的基础上找不到摆脱自己社会困境和文化困境的力量，转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斗争中。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使他们没有可能直接揭露现实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没有可能直接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实际上成了他们对国民党现实政治统治的憎恶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的希望的象征物和代用品。作为对现实政治统治的诅咒，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有力量的革命，是可以埋葬现实政治所代表的时代的革命。只有这种革命，才能提高他们反抗现实政治压迫的信心和力量；作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希望，他们需要的是一种相对完美的革命，是能与国民党现实政治迥然不同的、代表自由民主平等和社会进步的革命；作为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具有现代思想性质、摆脱了传统观念束缚的革命。不难看出，在所有这些条件上，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历史，一旦成为历史，就必须被超越，就不能不超越。全部的历史都已经证明了，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是一种没有实际力量的革命形式，它的命运只有一个：失败。不是失败在自己被镇压里，就是失败在自己胜利后所建立的政权里。它对现实政治统治者的威胁要远远小于对那些尚有一息生存之地的多数知识分子的威胁；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不是一种完美的革命形式，它是一种社会情感的总爆发，是那些平时被传统政治统治窒息了的本能生存力量的无节制的释放，它是以一种盲目的报复力量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是一种冲破了堤坝的洪水的泛滥；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体现的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而是对政治统治者违背传统道德信条、无节制增加社会群众政治、经济负担的一种惩罚，“替天行道”的形式体现着他们把社会更严格地纳入到传统道德秩序中去的愿望。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家自己也知道的。他们无法疏通他们的创作要求和基本的历史认识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创作目的使他们不能完全自由地对待这一题材，他们使用的题材也使他们无法自由地贯彻自己的创作意图。所以，历史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并没有实际地帮助这类历史小说的创作。相对于中国现代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司马迁的《陈涉世家》和施耐庵的《水浒传》仍是两个没有被超越的高峰。而像乔万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斯》类型的现代历史小说巨著，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基础。2.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不但是中国国内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激烈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民族危机日益加强、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历史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北，此后不断向内地侵蚀，而这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则是以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为标志的。亡国的威胁又一次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罩上了沉重的阴霾。不言而喻，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中国最早运用这种历史题材写作小说且成就最大的作家是郑振铎。他在1934年先后写了《桂公塘》、《黄公俊之最后》、《毁灭》三篇历史小说，分别在该年度《文学》的2卷3号、3卷1号和3卷5号上发表，1936年集为一册，以《桂为塘》为总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三篇历史小说的总主题，实际都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问题，在鸦片战争之后，始终是困惑着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问题。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的社会阶层、没有一个中国人，不是以爱国主义为自己的思想旗帜的，但一旦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实际威胁，真正从民族利益出发、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坚持民族气节的人却只是极少数的人，而越是拥有高官厚禄的政治统治者，越常常卖国求荣，成为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这里，有一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础观念的问题。鲁迅曾指出：汉的高祖，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说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对的。至于周的武王，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时的民众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列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注：《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用儒家的所谓“道”掩盖起民族的界限，可说是中国封建士大夫实行自己民族投降主义的最方便的条件。一旦异民族掌握了中国的政权，他们就可以以行道为名到异族统治者手下去做官，取得与在本民族政治之下同样的地位和荣誉，这就使大多数封建官僚在受到异民族侵略的时候不是下决心抗击外来侵略者，而是准备自己的后路，只要异族侵略者有招降之意，便准备卖身投靠。在这时，只有少数爱国志士矢志抗敌，但他们却处在周围这些观望等待、准备随时改换门庭的投机官僚的无形包围之中，举步维艰，上下掣肘，不但自己生命无保，也无法挽回民族灭亡的命运。而一旦中原政权沦于异族统治者之手，一代代知识分子又都到新的政权中出将拜相、“治国安邦”、“行王道”、“施仁政”去了。这是一个多数的力量，这是一种“文化的潮流”，任何的历史家也无法对这个高举着儒家文化传统而为异族侵略者效劳的阶层做出根本否定的评价。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前期少数爱国志士的一种嘲弄，他们即使不是不可容忍的，至少也是不够“明智”的。直到异族侵略者的政权再一次面临灭亡，才有人打起前期爱国志士的旗帜，但是，他们既不能否定儒家文化自身的价值，也就无法否定那些在异族侵略政权之下供职的全部知识分子，一旦又有新的异族统治者用武力威胁到中华民族的安全，同样的历史过程又会重演一遍。显而易见，郑振铎对中国历史上这种不断重复的过程，是有清醒的意识的，所以他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这类爱国志士，取的不是简单的歌颂态度，而是深切的同情态度。他没有重点描写他们的英雄壮举，而是把笔力主要放在他们的悲剧处境的描写上。天地虽宽靡所容，长淮谁是主人翁？江南父老还相念，只欠一帆东海风。《桂公塘》一开始就引录了文天祥的这首《旅怀》诗，可以看出郑振铎对文天祥当时处境的深切同情。他在这篇小说的篇末附记中说：“读文天祥《指南录》，不知泪之何从竟打湿了那本破书，因缀饰成此篇，敬献给为国人所摒弃的抗敌战士们！……因为这一段事过于凄惨，自己写完了再读一过，却又落了泪。”（注：郑振铎：《〈桂公塘〉篇末附记》。《文学》第2卷3号(1934.3.1)。）描写爱国志士、揭露卖国汉奸是爱国主义题材历史小说的主要结构形式，也是这类小说的两大主题。在一篇之中，二者相互对照、相互斗争，构成主要的情节线索；在篇与篇之间，有的以表现爱国志士为主，有的以揭露卖国权奸为主。郑振铎的《桂公塘》主要表现民族英雄文天祥，《毁灭》则主要鞭挞卖国权奸阮大铖。《黄公俊之最后》虽然取材于太平天国起义，但其视角主要是民族主义的：黄公俊是坚持民族立场的爱国志士，曾国藩是服务于异族统治者的鹰犬。从三十到四十年代，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所以以郑振铎为代表的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传统，直到四十年代，都自然地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四十年代的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可以以孟超和廖沫沙为代表。三十年代的郑振铎重在表现古代爱国志士的悲剧处境，四十年代的孟超则更重民族英雄的品格和气节的歌颂。他的《渡江》写收复失地的民族英雄祖逖，他的《瞿式耜之死》写从容就义的爱国志士瞿式耜，他的《怀沙》写忧国忧民、愤然投江的爱国诗人屈原，他的《苏武与李陵》写牧羊十九年、誓不降敌的苏武。郑振铎和孟超的历史小说，都有较多的书卷气，属于鲁迅说的“教授小说”之类，而廖沫沙则更重生活细节的描写，把严峻的斗争纳入到日常的生活描绘中来，故而有轻松自然的特点。他的《东窗之下》揭露秦桧夫妇勾结外敌谋害民族英雄岳飞的过程；他的《南都之变》与郑振铎的《毁灭》取的是同一题材，写阮大铖、马士英等人左右福王，欺压百姓，陷害忠良，导致南都灭亡的过程；他的《江城的怒吼》写江城人民反对清朝政府的剃头令，奋起反抗的历史事件。郑振铎、孟超、廖沫沙之外，属于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还有沈祖ｆēｎ＠②的《ｙá＠⑤山的风浪》、罗洪的《斗争》、秦牧的《死海》、吴调公的《突围》、周木斋的《郑成功孔庙焚儒巾》、曹聚仁的《叶名琛》等等，至于以其它的题材蕴含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那就更是比比皆是了。但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不论是对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还是对于三四十年代的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家们，乃至对于现在我们这些对历史作着各种各样的评论和指点的人们，都仍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简单”问题。它简单到人人觉得不必说，不用说，不言而喻，但又复杂到谁也说不清。可感的不可说，可说的不可感。在这里，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对于一个民族及其每一个民族成员，都应是一种最最基本的素质，像一个中国人会说中国话，一只鸟留恋自己的窝，所有的蜜蜂都会保卫自己的巢一样。只有这样，一个民族才成为一个民族，但在中国，爱国主义则成了少数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的崇高品质和伟大业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像歌颂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一样反复提倡着它、宣传着它、歌颂着它，这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只是皇帝一人的私有财产，所以真正“爱国”的，仅皇帝一人而已。但他之“爱国”，爱的是自己的政权。为了这个政权，他在平时是不惜任何代价镇压本民族不服从他的政治的人及人民群众的。人民群众并不视这个“国”是属于自己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是少部分知识分子，更多是政治官僚的思想。他们是“臣”，是“沐”了君恩的。他们之爱国，是因为皇帝给了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严格说来，在平时，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但他们之“爱国”，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国家里具有一人或数人之下而万人之上的地位。社会群众也是“爱国”的，但社会群众是因为现实政权的稳固为他们提供了安定的社会局面。他们害怕战乱，因而也希望现实政权的稳定。但是，战争来了，外族侵略者用武力威胁着皇帝的政权。皇帝是愿意保住自己的政权的，但他自身毫无力量。他的臣们平时是因“叨君恩”而爱国的，这时候皇帝需要的是他付出牺牲，乃至牺牲自己及其全家的生命，这个“君恩”不在了，而“异族”的“君”则仍然可以提供给他比灭亡更好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可以对他施恩宠。对于“皇帝”那个“国”，他们也很难爱得起来了。人民群众平时希望的是社会的安定，除此之外皇帝并没有给予过他们更多的东西，在这时，谁能尽快取得胜利、使动荡着的社会安定下来，谁就有益于他们。一个“种地纳粮”的社会地位不论是在本民族的皇帝手里还是在一个异族皇帝的手里都是极容易获得的。也就是说，在“皇帝”最需他的臣民“爱国”的时候，恰恰是他的臣民最难爱起他的“国”来的时候。在这里，只有极少的“臣”和“民”还出于对异族侵略者的义愤而坚持着对异族侵略者的抗战。这样，爱国主义在中国就成了少数人的高贵品质，成了少数人应当效法的榜样。这些人的爱国主义自然地带有下列几个突出的特征：一、它是以一种个人的道德品质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气节，是在武力压迫下也不改变平日志向的一种精神；二、它是以维护即将灭亡的前朝政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忠君”与“爱国”密不可分；三、它是以盲目的排外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因为只有把“外国人”、“异族人”视为无恶不作的坏人，才能激发原本在本民族政权之下处于无权地位的社会群众起而反对异族侵略者；四、它是在两个朝代相交替的极短暂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极特殊的思想文化现象。显而易见，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又一次深感爱国主义精神的需要而转向中国古代的这些少数爱国志士的时候，他们还是无法在现实的民族生活中找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生长的广阔土壤的，还是只能乞灵于这种个人的气节和道德品质的宣传和赞颂的，因而也就很难突破这些历史故事自身的束缚，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思想感受和艺术感受。鲁迅批评郑振铎的《桂公塘》说：“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耳。”（注：《书信・340516 致郑振铎》（见《鲁迅全集》16卷本第12卷第414页。）我们认为，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写法问题，而是如何独立地把握和运用这类历史的题材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对照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思考中国三四十年代的这类历史小说，就可以看出它们还是有些“空”，有些拘谨，有些人为的美化和丑化。按照鲁迅的见解，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问题，实际是一个民族成员的个性意识的问题。他说：“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注：《坟・文化偏至论》。）一个有个性的人，尊重个人的独立意志，尊重个人的合法权利，因而他也尊重自己民族的独立意志，尊重自己民族独立意志的合法权利。民族侵略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独立意志的剥夺和对它的合法权利的戕害，同时也是对这个民族所有成员的侮辱和侵凌。这样的民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承认别民族对自己民族的武装侵略，而这种反抗武装侵略的行为，也绝对不意味着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仇视和憎恨。它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一个民族，把自己的成员训练成奴隶，训练成羊，到民族危机的时候，又希望他们是战士，是狼，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鲁迅的这一看法，可备一解。3.政治斗争题材的历史小说可以说，从春秋战国到辛亥革命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政治斗争的历史，军事斗争的历史。二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家，开始重视的是文化的革命，思想的解放，多数人把政治斗争仅仅视为一个文化的问题，思想的问题；到大批青年作家起来，更把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攻击的对象，在他们的情感的世界里，容纳不下政治上的权力争夺，更容纳不下政治斗争的残酷、政治策略的曲折，乃至连鲁迅对文化斗争策略的重视也视为“世故”的表现，似乎人生只是一泓清水，可以任他们在里面自由的游泳。但到了1925年之后，大批新进青年都政治化了，有的则亲自参加了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但接着是1927年的风云突变，把这些青年一下子罩在了政治斗争的泥沼里。在这时，政治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也开始引起了他们的关注。1928年6月的《北新》半月刊上，刊载了许钦文的历史小说《牛头山》，虽然作者依然立于政治斗争之外描写姜维和魏延的争权夺利，但显而易见，对他们斗争手腕的兴趣也开始浓了起来，这与二十年代初的作品有着很大的不同。此后出现的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特别是后者，不能不更多接触到政治斗争的一些实际状况，作者立于农民起义和爱国志士的立场上，对他们为了自己的胜利所不能不采取的一些策略性行为开始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肯定。孟超的《陈涉吴广》把《史记》中写的诸多神秘都作为起义者不得不采取的斗争策略；郑振铎的《桂公塘》中的文天祥、杜浒等为了逃离困境，也使用了很多迷惑敌人的办法。也就是说，一旦新文学作家开始接触到政治斗争和现实人生的实际矛盾，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些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和与此相联系的人与人的斗争，就是他们自然关心的对象了。1936年5月，宋云彬为《新少年》杂志接连写了16篇历史小说，后来结集为《玄武门之变》，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表面看来，这16则小故事是循着历史的脉络选取的，是为了便于青少年理解中国的历史发展的，但只要我们把它们同其它类型的历史小说比较着看，就会看到，它们作为“小说”的特质，实际是建立在对政治斗争及其斗争策略或权术的关心之上的。像《大男》、像《焚券》，都不是与历史的发展有必然关联的故事，为什么作者也选取了它们？显而易见，它们表现了人的政治智慧和人生智慧。这种智慧，表现在正面人物身上曰策略（如《焚券》中的冯谖），表现在反面人物身上曰权术（如《禅让的又一幕》中的王莽）；智慧的反面则是愚笨（如《大男》中的大男）。但不论是策略、权术、愚笨，让人读了都感到趣味，都有小说的艺术效果。“玄武门之变”则是在中国历史上决定一个时代面貌的重大权术较量，一代“英皇”唐太宗就是在这样一场父子、父兄间的厮杀中登上了皇位，开始了他的政治统治的。所以，我们把宋云彬的《玄武门之变》作为政治斗争题材历史小说的代表作。茅盾评论宋云彬的《玄武门之变》说：“作者用力之劬，以及态度的谨严，到处可见。这里十六篇，都是为《新少年》半月刊写的，因刊物的读者对象的关系，故事的形式和内容都务求平易；然而却并不空洞。《新少年》的读者在历史教科书上知有‘禅让’、有‘变法’……等等，然而所得的观念总不免模糊，读了这里的故事，他们至少可以多明白一点，所以也许有人将因其平易而忽视之，但我以为这在少年读者中自有其被爱好的理由的。”（注：茅盾：《〈玄武门之变〉序》（《玄武门之变》，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玄武门之变》的意义，在于把古代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改编成现代人、乃至现代少年能够理解的东西。为什么古代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和重大历史事件在现代人乃至现代少年人的心灵中仍然可以成为能够被理解的东西？因为现代人的人生中也有斗争，现代人也生活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因而现代人也需要人生的智慧、斗争的经验，也要善于识破别人的阴谋，运用正确的策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也就是说，在人生智慧和斗争策略的意义上，古人和今人原本也是相通的，历史小说也可以把它做为思想和艺术的隧道，将二者沟通起来。但是，历史小说家在这里遇到的困难都更大、更复杂。在这里，尊重历史和超越历史、历史小说家和历史家发生的是遭遇战。鲁迅的文化解剖型历史小说是依靠重组一个文化框架的方式实现了对古代历史家的超越的，他避开了古代历史学家所叙述的大部分历史事实，只给它提供了一个新的几乎是象征性的框架。个人道德表现型历史小说对历史的表现是零碎的，但它们的作者们也满足于这些零碎事实的表现，实际上郁达夫、郭沫若创作历史小说的意图都不在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是怎么样的，而在表现他们自己一时的情绪或对现实某个人、某件事的态度。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和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是通过把古代历史中少量的事实提高到整体的、最重要的位置上来的方式实现对古代历史家的超越的，它们分别把中国的历史视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斗争的历史、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斗争的历史的整体面貌，虽然过于单纯，但却有效。但政治斗争题材的历史小说重视的也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家所重视的。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一部权力争夺的历史。可以说，中国人的智慧在这方面发展得最充分，积累得最丰富，但这种智慧却并没有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现代中国的繁荣和富强，它起到的是恶化社会环境、阻碍人类进步的作用。仅就智慧，诸葛亮是比伽利略丰富得多、智慧得多的一个人，但对于人类的作用却是极不相同的。也就是说，智慧有一个丰啬、高低的差别，还有一个运用于什么目的的差别。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家，我们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在他们的视野以内，这个问题并没有当然的合理性；但对于一个鸦片战争之后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对于一个“五四”之后的新文学作家，它就不是一个苛求、而是一个必须了。在这里，一个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家与中国古代历史家应有的区别在于，现代历史小说家不但应当重视中国古代人的智慧的表现，更应当重视这种智慧表现的人道主义性质。因为只有在与人类普遍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相联系的目标上增长着的人类的智慧，才会真正起到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而所有那些仅仅关系到固有权力和经济利益再分配形式的斗争及其斗争智慧，不论在当时看来是多么有意义的，但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都不能不是中华民族在智慧上的极大浪费，并且最终起到的只是恶化中国社会关系、破坏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作用。鲁迅小心地绕开了中国历史上各种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争夺的大量有趣的故事，而肯定地描写了造人补天的女娲、射落九日的羿、治理洪水的禹、为反对战争维持人类和平而绞尽脑汁四处奔波的墨翟，显而易见，他们所实现的，是人类的人道主义目标。他也写了向统治者复仇的眉间尺和宴之敖者，但他的艺术处理却告诉人们：复仇者必须与自己的仇敌同时毁灭。有仇敌在，就有复仇者的意义在，一旦仇敌被消灭，复仇者的存在就是毫无意义的了。它是惩罚人类罪恶的方式，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式。宋云彬的《玄武门之变》在某个层次上（主要是对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也是努力超越古代历史家的，但从总体来说，仍然没有逃出他们感受和描写历史人物的窠臼，因而重述多于创造，叙述多于描写，表现着在历史面前的拘谨，没有充分展开一个小说家应该有的自由想象的空间。宋云彬的《玄武门之变》可说是历史和小说的中介形式，以它为中心，这类的作品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向更纯粹的历史故事发展，从而失去了作为历史小说的基本性质，二是向历史小说发展，更增强了小说的性质，但也因此更少历史所要求的史实的可信性。三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批历史故事书，其中有喻守真的《晏子春秋童话》、朱文叔的《左传故事》和《史记故事》，吴翰云的《二桃杀三士》、郑昶的《前汉书故事》和《后汉书故事》等，它们的目的是以通俗的形式普及历史知识，更少个人的想象，更多依靠史书的记载，故而不能当作现代历史小说来看待。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则出现了一些较之宋云彬《玄武门之变》更成熟的以政治斗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纵现中国现代的历史小说，真正能涵盖中国古代各种文化现象的，实际只有鲁迅的文化解剖型历史小说。它虽然取材范围很狭窄（只集中于中国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以及先秦时期的部分历史人物），但透过它的文化棱镜看到的却是中国古代各色各样的人物及其思想面貌；个人道德表现型的历史小说取材比较零碎，其道德类型也仅只虚伪、残暴和追名逐利的几种，因为那时的青年作家处于社会困窘的地位，憎恨的也只是这样几种人物，而作为他们自身的形象体现的，则是命运蹇舛、生不逢时、多愁善感、恃才傲物的一类；农民起义题材的历史小说描写的不过是墨家的末流――侠义剑客类型的人物或民间宗教文化（道教文化、白莲起义中的白莲教教民等等，作为它们的反面的则是当时的贪官污吏和整个政治统治）；爱国主义题材的历史小说只接触到民族矛盾尖锐时期政治官僚的分化状况，实际是同一种儒家知识分子的不同文化选择。有的坚持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而放弃一己的私利，成为爱国志士，而有的则放弃了他们平日标榜的道德原则而成为卖国求荣的无耻小人，在所持的文化标准上则都是儒家文化所提供的伦理道德标准。而政治斗争题材的历史小说所主要接触到的则是中国古代法家文化范围中的历史现象。中国古代的道家文化是自外于政治的，它在历代的政治斗争中起不到实际的作用；墨家的末流――那些侠客义士主要活动在下层社会，少数与政治斗争有关的人物也只是政治家手中的工具，起到的不是关键性的作用；各种民间宗教常常转化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它们不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内部的组成成分。真正的政治集团内部起作用的实际只有儒法两种文化，而儒家文化几乎只能提供给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一种组织形式和伦理道德标准，道德家向来是只会说嘴、不会干事的，一干事，他们也就成了法家了。“权”不是说来的，而是争来的、夺来的；一争一夺，就要讲法术，讲权势。而讲法术，讲权势的，则是法家而不是儒家。中国古代的法家是帝王专制的政治体制内形成的。法术，就是智慧，我们说中国古代历史积累了大量的政治斗争的智慧，实际就是积累了大量人与人的斗争、这派政治力量与那派政治力量斗争的智慧。在这里，又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一、不同政治力量争夺王位的斗争及为此而运用的智慧或权术。宋云彬的《霸上》、《侮辱》、《禅让的又一幕》、《两同学》、《玄武门之变》，曹聚仁的《焚草之变》，孟超的《垓下》、刘盛亚的《安禄山》等等，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国家权力的争夺和占有进行的。由于他们之间方式方法上的差异和历史家所处的不同的地位，他们被分为被肯定或否定的两类，但斗争双方都是为了得到国家政权则是相同的；二、在同一政治体制内的争权夺利的斗争。许钦文的《牛头山》、沈祖ｆē＠②的《马嵬驿》、严敦易的《马嵬》等，都是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三、代表政治统治集团诛杀异己的酷刑酷法。李俊民的《鼠的审判》，廖沫沙的《厉王监谤记》、《鹿马传》，刘圣旦的《诗狱》，都以此揭露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残暴，而这些则都是在法家传统上演变发展起来的；四、个体人在专制政体下为获取个人的利益（或保全自己、或营私舞弊）而运用的手段或法术。宋云彬的《大男》、《焚卷》，廖沫沙的《信陵君之归》、《咸阳游》，秦牧的《囚秦记》都可视为这一类。以上所有这些斗争的智慧，或被中国古代历史家所肯定，或被中国古代历史家所否定，归根到底，只是为了“权”，为了个人的私利私权，除了“权”之外，它们连点“剩余价值”也没有。不论在当时人看起来谁是谁非，但作为一种“智慧形式”，起到的都是瓦解中国社会、恶化中国社会生活环境的作用。它们是中国人的“智慧”的浪费形式，不是中国人的“智慧”的运用形式。但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也不是在任何形式下都是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无益的。政治是用权力的杠杆支撑起来的，但它却不应仅仅是权力斗争的场所。政治的最根本的作用是组织社会，把分散的社会力量组织成一个整体，而使这个整体具有较之分散状态更大的力量，而这则是保存自我和发展自我的最基本的需要。因此，在政治体制内，一切超出于单纯的权力争夺。对于国家整体的存在和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的政治力量，是在中国古代政治粪堆中的真正的鲜花。这朵鲜花也是在法家文化范围中出现的，那就是面临政治危机、真正从国家政治的整体发展出发、从事政治改革实践的法家代表人物。而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人物则是商鞅和王安石。宋云彬的《变法》和杨刚的《公孙鞅》是以商鞅变法为描写对象的；李拓之的《变法》写的则是王安石的变法。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都是在维护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的，但封建帝王一旦稳固了自己的政权，这些改革措施就不再有实际的意义，在这时，封建帝王为了自己政权的巩固，就要把他们作为牺牲品，换取反对改革的大批守旧官僚的支持。他们的悲剧，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上，又一再得到了重复，所以像杨刚的《公孙鞅》，在政治斗争题材的历史小说中，属于写得生气盎然的一部。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斗争的历史，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史的观念，还是被中国古代历史家为我们记述下来的大量历史事实所左右的，所以三十年代产生的政治斗争题材的历史小说，在整体上并没超脱中国古代历史家所记述的历史事实的束缚，并没有塑造出为中国古代历史家所未曾塑造出来的新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们大都还是古代历史家给我们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的复述，并且多数作品没有超过司马迁《史记》等历史人物传记的艺术水平。但在重复的过程中，像杨刚、廖沫沙、李俊民等人的作品，还是注入了个人的爱憎感情的。（待续）【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注：本文（一）（二）部分请见本专题1998年第9期。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吉加力＠②原字芬下加木＠③原字弓加（屮下加又）＠④原字土加皇＠⑤原字崖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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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会见巴基斯坦人民党代表团新华社北京５月７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努斯拉特・布托和由她率领的人民党代表团。江泽民在同客人交谈时说，努斯拉特・布托主席的已故丈夫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总理和她本人是中国人民熟悉和尊敬的老朋友，是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亲密朋友，曾多次访华，巩固和发展了中巴友谊。江泽民说，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巴两国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布托夫人感谢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和江泽民总书记的会见。她说，她和代表团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今天上午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巴基斯坦十分感谢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会见后，江泽民总书记设宴款待了巴基斯坦贵宾。江泽民在宴会上讲话时说，中巴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巴基斯坦政府在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巴基斯坦对外奉行和平、独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巴友好关系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在谈到同南亚国家关系时，江泽民说，中国一向致力于发展同南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衷心希望南亚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和发展相互间的关系。克什米尔争端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希望印、巴双方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相互克制，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问题。在谈到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政策时，江泽民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世界各种力量在分化和重新组合。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只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完全可能的。布托夫人说，“对我来说，来到中国就象回到自己的家。我和我的家庭与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们有着长久的友好联系”。她说，“现在巴中友谊已成为社会制度不同的两国之间发展相互关系的典范。”她表示相信，代表团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将会进一步加强两党新建立的合作。布托夫人说，中国在邓小平先生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她确信在富有活力的新的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取得更大的进步和繁荣。她说，“作为一个老朋友，一个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崇拜者，我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中国人民在过去的十至十一年间在四个现代化的规划指导下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所迈出的巨大步伐。”乔石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会见和宴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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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77 【原文出处】渭南师专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906 【原刊页号】1～4 【分 类 号】F511 【分 类 名】商业企业管理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秦东区域经济中商业企业发展模式探析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陕西省教委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98JK043) 【 作 者 】《秦东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调研组 【作者简介】渭南师范专科学校，陕西 渭南 714000 【内容提要】秦东商业企业正面临着极其严酷的经济现实，股份制改造是其必由之路，还需要克服和走出观念误区，探索规范化发展，选择适 合自己的规模经营，专业化连锁经营的发展战略，放弃多元化和承包、租赁经营的发展战略。【关 键 词】经济现实/股份制改造/观念误区/规范化发展/发展战略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91(1999)06-0001-04一、秦东商业企业发展所面对的严酷经济现实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自1998年以来，国有商业经营比重继续下降，整体经济效益依旧欠佳。一至十月份国家及国有控股商业消费品零售额增幅下滑，为负增长5.9%，经营比重继续萎缩，由上年同期的23.7%下降为20.9%。据对全国重点大中型商场统计，一至十月份，商品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2.4%。在销售下滑的时候，效益仍无起色，实现利税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17.2%。72.4%的企业实现利润为负增长，其中17.7%的企业为净亏损。主要表现为：1.销售额为负增长，1998年大中型零售额继续下降，据对170家大中型零售企业统计，商品销售收入净额比上年下降4.3%。2.经营效益连续滑坡，除了极个别效益好的商业企业外，多数仍处于苦苦支撑而勉强维持经营的局面，或难以为继而关门停业，或重新调整自我定位而被迫转行。3.市场份额逐年下降，1998年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造成这种严峻经济形势和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1.竞争力下降，微利经营使效益大幅度下滑成为必然。这主要包括流动资金60%被商品结构不合理、经营决策失误、流通费用增加而占用、价格战等因素。2.费用支出大量增加，抵销了销售增长应增加的利润。这主要应归咎于旧体制格局下形成的历史包袱及改革滞后、改革力度不大等因素，致使企业其缺乏生机和活力。3.市场主体多元化使大中型零售企业的优势相对弱化。相反，连锁店、仓储商场和批发市场却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4.同业之间的过度竞争降低了盈利水平。自1990年以来，秦东商业企业所面临的消费需求已发生根本改变，区域市场出现质的变化。消费需求的变化表现为：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退缓，居民消费率走低，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中长期收入预期悲观，已开始呈现消费“紧缩”；2.受社会和国家推行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的制约，购买力分流；3.居民消费结构呈现出高储蓄（出于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低消费走势；4.传统的崇尚节俭的消费观念仍占据统治地位；5.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消费需求已出现明显断层；6.排除潜在的教育消费热点之外，目前不存在明显的消费“热点”。秦东区域经济中市场已开始呈现买方市场的特征。根据马克思的市场理论，假若供给大于需求，一个厂商廉价抛售，会出现其他厂商跟进现象；而买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把市场价格压到尽量低于市场的价值。但是，这个买方市场是非常态或不完全的。姑且不论区域市场的行政分割，这个区域市场是一个“小”市场。从市场的中心点向外引伸出辐射线，其半径越长，市场的范围越大；反之，就越小。马克思在提出市场半径概念时指出，市场的半径主要取决于交通运输的发达与否。应当指出的是，交通运输对市场半径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交通运输的改善，可以不断地拓宽市场的边沿，开辟新的范围，从而延长了市场的半径；另一方面，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又加快了物流的速度，相对缩短了地理距离。另外，这个区域市场的容量小。市场的容量表现为进入市场的商品生产者的数量，卖者与买者的数量越多，表明市场的规模越大。秦东区域市场上则表现为相对大的需求缺口，即实际需求量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量之间的巨大差距。根据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市场容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社会需求量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这两方面的因素也影响了区域市场的畅通运行。二、秦东商业企业的必由之路――股份制改造秦东商业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扩大资本，进行规模经营，分散风险，提高利润率，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根据马克思的股份理论，现代股份制是“那种以现代化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产业上的命令权构成了资本的属性之一。股份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和社会产物，是资本在其最适当形式中的最终确立。股份公司的产生，适应了资本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需要，是向垄断资本过渡的一种形式。股份公司中资本生产的扩大，既替大厂商创造出了新的社会需求，又替其创造了技术物质条件。秦东商业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应遵循的原则有：第一，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视情况不同，因地制宜，采取整体或局部改造，重组优良资产；第二，要严格根据《公司法》实施操作改造，依法规范进行；第三，既要积极主动，又要稳妥慎重，要不等不靠，自我优化；第四，在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审时度势，不跟风，不盲从，要自主决策。三、观念误区――秦东商业企业应走出的经营陷阱秦东商业企业经营者应克服的观念误区之一是市场幻觉，即在幻想中市场是万能的，或者自认为能在市场上无所不能。市场上商品价值的实现，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惊险的一跃”。假如失败，那么粉身碎骨的必定是商品经营者。最大危险还在于经营者认为其具备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不愿承认人所具备的仅仅是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经营者应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商业企业经营者应克服的观念误区之二是服务幻觉。一方面仅仅局限销售现场的实时服务；另一方面是局限于将“上门服务，实行三包”必需实行的服务行为仅当作是一种促销而不一定兑现的“承诺”。这不仅是一种欺诈行为，严重践踏了消费者的应有权益，而且永远无法达到服务的最高层次――质量服务。应克服的观念误区之三是利益幻觉。目前商业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其中包含有成本最小化行为），常常是建立在短期目标和短期基础上，其动机是“捞一把”，追求的是短期利益最大化。应当克服的观念误区之四是风险幻觉，即高风险领域和高风险产品一味地回避，不肯进入，没有高风险，就没有高盈利。风险投资对厂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四、秦东商业企业规范化发展分析规范性运作仅仅是对股份公司的一般性而言的。现代股份公司运行规范化取决于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规范化运作。股份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主要包括法人组织形态、法人产权安排和法人治理结构等三方面内容。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法人企业主要指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后者的特殊性质集中在股份均一、股份有限责任、资本三原则（资本确定、资本充实和资本不变）上。现代股份公司法人产权安排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核心。现代公司的产权具有多元化，最终产品结构法人产权的独立性，法人产权代理的社会性和专业性等三大特征。秦东商业企业发展的方向之一是应具备现代公司产权所应有的特征。现代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在公司法人中联结并规范所有者（股东）、支配者（董事和经理）和监督者（监事）等等的相互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形成了股东与董事之间，董事会与经理之间，股东会、监事、经营者之间等三种层次的托代理关系。在法人治理结构中“新三会”是其主体框架，而“老三会”是我国政治制度在国民经济的微观经济组织中的具体体现。在业已规范化的股份公司组织结构体系中，党委会要体现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是政治方向的领导，党委会不能插手企业经营管理及对企业监督方面的事务。在改制中大多数企业常见的做法是党委会书记与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相互兼职工会主席或者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党委书记，或者工会主席。公司职代会是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监督企业行政领导人的组织机构，是实现企业民主管理根本。现代股份公司制度为了充分发挥职代会作用，可以采取法律形式规定在董事会中必有职工董事，或者职代会对董事会的报告采取复议制，或者可以采取职代会与工会合并制。至于秦东商业企业中对代理――委托关系建立激励机制问题，本文作者建议可否采取年薪制、购买股票期权、社会精神激励制等措施。关于建立对代理人的监督机制问题，首先要建立所有者――董事会――经理的纵向监督，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理的横向监督，建立职代会对董事会监督会及经理的全方位监督等为主要机制的公司内部监督；其次，还需要完备的商品市场，完全的资本市场，健全的企业家经理市场，来对经营者实施外部监督。五、秦东商业企业发展战略研究秦东商业企业为自身制定的战略中宜进行规模经营，不宜采用多元化战略和承包制和租赁制等经营方式。马克思指出，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时，厂商之间的竞争是通过价格战来进行的；商品的低廉化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范，所以大资本战胜了小资本。这个规律便是马克思的资本规模经营（生产）规律。规模的扩大是厂商再生产的基始点。在竞争条件下，为了避免市场失败，必须进行规模经营；规模经营的结果是更大规模的经营。厂商进行竞争的基本方法有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和扩大市场本身。资本规模生产必须遵循规律之一是资本进入――退出规律，也即马克思的资本自由流动规律。哈佛商学院教授M・波特提出的著名的市场竞争战略，即成本优势领先差异化，密集三要点可以说是马克思厂商竞争方法的具体化。在国内其它区域经济中的商业企业拥有服务质量信誉、品牌和资本优化的条件下秦东商业企业宜遵循成本原则、差异化原则进行资本经营。秦东区域经济中某些商业企业之所以采取多元化经营战略，主要是出于企业成长的要求，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需求充分利用企业内部资源，减少和规避经营等原因。但是，进入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多元化战略正逐渐地被专业化经营战略所取代。纵观世界发达先进国家厂商的多元化战略，其经营弊端主要表现为：第一，多元化经营会增加管理的复杂性和管理成本以及监督成本的增加；第二，多元化经营和规模经济之间是一种两难选择，可能会导致企业竞争能力下降；第三，多业并举并重，势必导致对主业基础地位重视不够；第四，多元化经营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技术进步的障碍，并与社会化大产生、社会化分工、专业化相悖。本文作者注意到，在特定的条件下，例如缺乏规模优势，成本缺位，非理性预期，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忽略产品的关联度，多元化优势将导致多元化劣势。目前秦东商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普遍采取的经营方式是承包制和租赁制。在改革初期，这两种经营方式具有管理成本低、利润高、风险小和强激励性等特点。这却容易使厂商注重短期效益进入经营陷阱，其负面效应是导致发展后劲匮乏，更主要的是这两种经营方式与商业企业的现代化发展格格不入。连锁经营是现代商业的本质特征。只有连锁经营才能适应分散化的消费空间，才能把分散的单个的商家联合起来，方能形成大规模的销售网络，产业规模收益，并与大规模的生产体系相吻合。连锁经营方式，可降低商家管理费用和交易费用。由于采取规模经营，大的商家可以实施“中间品牌战略”，通过定牌，生产获取生产利润，可以借此开辟新的利润源泉，减少库存积压，可树立起统一规范化的商业企业形象，设计标识导向可使大商家减少非生产费用。谁在秦东区域经济中率先建立起连锁体系，谁就能在现代流通中确立起比较竞争优势。笔者相信，秦东商业企业在各自的发展中定会积累相当的经验，形成别具一格的特色，必将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附记〕《秦东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调研组由党大恩副编审负责，赵素芹副教授、马群侠副教授、张志军讲师、高敏芳讲师等同志组成。本篇文章由张志军讲师执笔，集体调研完成。【责任编辑】詹歆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J].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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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2期 Vol.17 No.2 1999北京农学院研制成功科研用多功能播种机北京农学院翟凤林教授与河北省元氏县农业科研机具研究所合作，经多年研究探索，成功地研制出多功能播种机。主要特点是：(1)设计新颖，功能多，可播杂种后代、穗行、预试、品比和繁种田；能条播、点播；可用于小麦、玉米、豆类等多种作物。(2)效率高，每小时可播1200个小麦品系，点播8～10万粒，半小时可播一套品比试验。本机只1人操作，易于掌握。北京农学院小麦研究室以往播种需用220个工，使用本机只需2～3人，6～8小时即可播完。(3)播种质量好，深浅一致，排行、观察道整齐，分种均匀，点播准确率100%。(4)价格低廉，售价仅1.25万元。北京农业大学从国外购买的小麦点播机售价13万马克(现约折合人民币74万元)，且只能点播，准确度90%左右。本机各种机型均用小四轮拖拉机牵引。种子自动更换，不必停机。繁种地播种30秒内可更换一个品种。目前供应的机型及售价见表1。表1 多功能播种机样机类型及功能名 称用 途性 能质 量价格(本机)说 明多功能小麦条播机条播各世代杂种后代、原材，预试、品比及繁种田可调节行距及行长，一次可播1～6行深浅一致，下籽均匀1.4万，免费供种子盒100个多购时每个种子盒12元小麦单粒点播、条播机点播各杂种后代、条播预试、品比及繁种田可调节行长、行距及株距，可播单行，双行等同上，点播单籽率100%，无空穴和双粒1.25万元，免费供种子盘100个多购时每个盘10元小麦小区播种机条播预试、品比及繁种田可调节不同行距、行长深浅一致，下籽均匀1.0万元自动分种玉米条播机条播玉米小区(2行或3行)同上同上1.0万元自动分种玉米点播机点播玉米单行或双行可调节不同行距，每穴1、2或3粒点播准确度100%1.0万元免费供种子盘100个多购时每个盘10元注：除上述机型外，可根据需要定做各式样机，包括蔬菜、豆类等。北京农学院小麦研究室如需进一步了解联系播种机有关事宜，欢迎与北京农学院小麦研究室联系。电话：(010)80799249邮编：1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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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计算两类网络的可靠性的多项式时间算法孔繁甲 王光兴 张祥德摘 要 定义了两类有向网络――ORC-网络和IRC-网络,并且提出一个计算它们的根通信可靠性(网络的一个特定结点(根点)能与其余每个结点通信的概率)的多项式时间算法.对于ORC-网络和IRC-网络,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分别是O(｜E｜)和O(｜V｜*｜E｜),这里,｜V｜,｜E｜分别表示网络所含结点和边的数量.关键词 网络,可靠性,算法,算法复杂性.中图法分类号 TP302A Polynomial Time Algorithm for Computing Reliability ofTwo Classes of NetworksKONG Fan-jia ZHANG Xiang-de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6WANG Guang-xing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06Abstract In this paper, two classes of directed networks――ORC-networks and IRC-networks are defined, and a polynomial time algorithm is presented for computing their rooted communication reliability, i.e. the probability that a specified vertex, root vertex, can communicate with all other vertic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algorithm for ORC-networks and IRC-networks is O(｜E｜) and O(｜V｜*｜E｜) respectively, where ｜V｜ and ｜E｜ are the number of vertices and of edges of networks respectively.Key words Network, reliability, algorithm, algorithm complexity.网络的根通信可靠性是指网络的一个特定结点(称作根点)能与所有其他结点通信的概率.这是计算机网络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们对此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1～4］.本文将定义两类特殊的有向网络,并提出一个计算它们的根通信可靠性的多项式时间算法.1 定义、记号、假设设G=(V,E)是一个有向图,v,w∈V.如果w是与v所关联的一条边的另一个端点,称w是v的一个邻结点(neighbor).B(v)表示所有v的邻结点组成的集合.如果v有且仅有两个邻结点,称v是2-邻结点.如果存在一条边(v,w)∈E,称w是v的一个出邻结点(out-neighbor),v是w的一个入邻结点(in-neighbor).Vi(v)和Vo(v)分别表示v的所有入邻结点和出邻结点组成的集合.Ei(v)表示由所有进入v的边组成的集合.如果v有且仅有一个入邻结点(不考虑其出邻结点),称v是1-入邻结点;如果v没有出邻结点,称v是0-出邻结点.设s是G的根点,由于同一个有向网络G,若指定不同的根点,它的根通信可靠性也不同.为了方便,我们定义G连同其根点s为一个RC-网络,用Gs=(V,E,s)表示.于是,同一个网络指定不同的根点得到不同的RC-网络.一个只含有根点的RC-网络称为平凡RC-网络.如果s能到达每一个其他结点,称这是一个可达RC-网络.一个RC-网络的根通信可靠性由R(Gs)表示.下面我们定义ORC-网络与IRC-网络.在定义以前,首先介绍3个网络变换..2-邻结点变换: 设v是G的一个2-邻结点,它的两个邻结点分别是u,w.如果u和w分别是v的一个入邻结点和一个出邻结点,那么,G增加一条边(u,w);如果w和u分别是v的一个入邻结点和一个出邻结点,那么,G增加一条边(w,u);删除结点v..0-出邻结点变换: 设v是G的一个0-出邻结点,或者v仅有一个邻结点,那么,删除结点v..1-入邻结点变换: 设v是G的一个1-入邻结点,u是v的入邻结点,那么,删除所有其两个端点是u和v的边,用u代替v且将原来与v关联的所有边与u关联.ORC-网络: 一个可达的RC-网络,它能通过连续地对非根点进行2-邻结点和0-出邻结点变换,得到一个平凡的RC-网络.IRC-网络: 一个可达的RC-网络,它能通过连续地对非根点进行2-邻结点、0-出邻结点和1-入邻结点变换,得到一个平凡的RC-网络.限于篇幅,其他的定义、记号、假设请参看文献［1,2,5］.2 两类网络的性质和可靠性保护缩减下面,我们证明任一带有一个根点的串并联有向网络和无圈有向网络均是ORC-网络.在证明该结论以前,首先提出两个引理.引理1. 任何一个含有两个以上结点的串并联有向网络至少含有两个2-邻结点.证明:参看文献［3,5］,限于篇幅,这里从略.引理2. 任何一个无圈有向网络G至少含有一个0-出邻结点.证明:限于篇幅,这里从略.定理1. 任何一个带有根点的串并联有向网络或一个带有根点的无圈有向网络,如果它们是可达的,则一定是ORC-网络.证明:设Gs是一个带有根点s的可达串并联有向网络.若Gs只含有两个结点,那么非根点的结点一定可进行0-出邻结点变换,使Gs变成一个平凡的RC-网络.若Gs含有两个以上结点,由引理1,总存在两个2-邻结点.所以总存在一个非根点的2-邻结点,对其进行2-邻结点变换,然后再进行所有可能的0-出邻结点变换.如果变换后的Gs不是一个平凡RC-网络,那么,Gs仍是一个串并联有向网络.重复上述过程,最后可将Gs变成平凡RC-网络.对于带有根点s的无圈有向网络,由引理2,总存在一个0-出邻结点.因为Gs是可达RC-网络,根点s不是0-出邻结点,对所有0-出邻结点连续进行0-出邻结点变换,Gs能变成平凡RC-网络.□为了计算ORC-网络和IRC-网络的根通信可靠性,下面给出两个新的可靠性保护缩减(reliability-preserving reduction),简称缩减.(1) 0-出邻结点缩减:让v是Gs的一个0-出邻结点,或者v仅有一个邻结点,它既是出邻结点,又是入邻结点.如果Gs删除结点v后生成G′s,那么R(Gs)=ΩR(G′s),这里Ω=1-∏ei∈Ei(v)qei.(2) 1-入邻结点缩减:让v是Gs的一个1-入邻结点,u是v的入邻结点.如果删除两个端点分别是u和v的所有边,用u代替v,将原来与v关联的边现在与u关联生成G′s.那么R(Gs)=ΩR(G′s),这里Ω=p(u,v).3 算法和它的时间复杂性下面提出一个算法,它可以识别一个RC-网络是否是ORC-网络或IRC-网络.如果是,算法计算其根通信可靠性R(Gs),否则,给出一个非IRC-网络的信息.算法中用到的并联缩减与2-邻结点缩减请参阅文献［1,2,5］.算法.输入: 输入一个RC-网络Gs=(V,E,s)和每条边e的可靠性pe.输出: 如果Gs是IRC-网络,输出R(Gs),否则输出Gs不是IRC-网络的信息.Begin1.使用深度优先搜索法检查Gs是否是可达的,若不是,Print(“Gs是一个不可达RC-网络,R(Gs)=0”).2.f←1.0,stack←V-s,标记V中每个结点“in”.3.{识别2-邻结点与0-出邻结点并进行相应的缩减}.While (stack≠) doBegin(a) 从stack中取出一个结点v,标记它“out”.(b) 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考查入或出v的边,分别记录考查过的v的入邻结点与邻结点的数量,直到发现v的出邻结点数量大于0,同时v的邻结点数量大于2{说明结点v既不是2-邻结点,也不是0-出结点},或者入与出v的所有边都已考查完毕为止.在这个过程中,若出现并联边,同时进行并联边缩减.(c) If (｜No(v)｜=0或者｜B(v)｜≤2) thenBeginⅠ.将B(v)中标记“out”的结点标记“in”加入stack.Ⅱ.If (｜N0(v)｜=0或者｜B(v)｜=1), then 进行0-出邻结点缩减.Else {v是一个2-邻结点}进行2-邻结点缩减.Ⅲ.f=f*Ω.End.End.4.If Gs是平凡RC-网络,then Print(“Gs是一个ORC-网络,R(Gs)是”f), stop.5.stack←V-s,标记V-s中每个结点“in”.6.{识别2-邻结点,0-出邻结点和1-入邻结点,并进行相应的缩减}.While (stack≠) doBegin(a) 从stack中取出一个结点v,标记它“out”.(b) 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考查入或出v的边,分别记录所考查过的v的入邻结点与出邻结点的数量,直到发现v的出邻结点的数量大于0,同时v的入邻结点数量大于1,并且v的邻结点数量大于2{说明结点v既不是2-邻结点,也不是0-出邻结点和1-入邻结点},或者与v关联的边已经考查完毕为止.在这个过程中,当出现并联边时,同时也进行并联缩减.(c) If (｜No(v)｜=0或｜B(v)｜=2或｜Ni(v)｜=1).BeginⅠ.将B(v)中标记“out”的结点标记“in”,将它们加入stack.Ⅱ.If (｜No(v)｜=0){v是一个0-出邻结点} then 进行0-出邻结点缩减.Else if (｜B(v)｜=2){v是一个2-邻结点} then 进行2-邻结点缩减.else {v是一个1-入邻结点}进行1-入邻结点缩减.Ⅲ.f=f*Ω.End.7.If Gs是一个平凡RC-网络 then Print(“Gs是一个IRC-网络,R(Gs)是”, f), stop.Else Print(“Gs不是一个IRC-网络”), stop.End下面我们讨论算法的复杂性.定理2. 算法计算ORC-网络Gs和IRC-网络Gs的根通信可靠性R(Gs)的时间复杂度分别是O(｜E｜)和O(｜V｜.｜E｜),这里,｜V｜,｜E｜分别表示Gs的结点和边的数量.证明:由于证明较长,限于篇幅,我们仅证明一个关键事实,即在第3步,最多有｜E｜+3｜V｜个结点通过stack.开始｜V｜-1个结点加入stack,每执行一次2-邻结点缩减删除一个结点,且最多有两个结点加入stack.所以进行所有2-邻结点缩减后,最多2｜V｜个结点加入stack.每执行一次0-出邻结点缩减,最多｜E*｜个结点加入stack,这里,｜E*｜是进行0-出邻结点缩减所删除边的数量.所以,执行所有0-出邻结点缩减后,最多有｜E｜个结点加入stack.总共最多有｜E｜+3｜V｜个结点通过stack.完整的证明请参阅文献［2,3］,这里从略.□作者孔繁甲,1963年生,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网络可靠性,容错计算.王光兴,1937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应用,计算机通信.张祥德,1963年生,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合数学，网络通信.本文通讯联系人:孔繁甲，沈阳 110006,东北大学数学系作者单位：孔繁甲 张祥德：东北大学数学系 沈阳 110006王光兴：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沈阳 110006参考文献［1］Page L B, Perry J E. Reliability of directed networks using the factoring theorem. 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 1989,38(5):556～562［2］Agrawal A, Satyanarayana A. Network reliability analysis using 2-connected digraph reductions. Networks, 1985,15(3):239～256［3］Politof T, Satyanarayana A. Efficient algorithms for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planar networks――a survey. 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 1986,35(3):252～258［4］Zhao Lian-chang, Kong Fan-jia. A new formula and an algorithm for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network. Microelectronic Reliability, 1997,37(3):511～518［5］Agrawal A, Satyanarayana A. An O(｜E｜) time algorithm for computing the reliability of a class of directed networks. Operations Research, 1984,32(3):493～515（1998-03-12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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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523 【 版 号 】10 【 标 题 】昌乐宝石城 【 作 者 】郭曙光/秦爱昌 【 正 文 】 一千八百万年前剧烈的造山运动和火山喷发，给山东省昌乐县人民留下了丰厚的礼物―――蓝宝石矿。据地矿部门勘察，昌乐北部３５０平方公里的新生代火山玄武岩中，蓝宝石蕴藏量达数千万克拉，储量不仅居全国六大宝石矿区之首，而且具有颗粒大、结晶好、色泽匀、特异宝石多等特点。蓝宝石的发现对昌乐人无疑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１９９１年９月，该县与香港银光有限公司合资的蓝光珠宝有限公司投产，总投资１００万美元，年加工能力４０万克拉，公司当年加工出口蓝宝石２万克拉。此后，昌乐县宝石加工业迅速发展。目前，全县蓝宝石加工企业已达百余家，其中与澳大利亚、泰国、美国、香港合资的企业３３家。年宝石加工能力达５００万克拉，饰品２００万枚。昌乐蓝宝石已占国内销量的９０％，并在国际珠宝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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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ENVIRONMENTAL TECHNOLOGY1999年 第17卷 第2期 Vol.17 No.2 1999大型构件试品振动控制方法研究胡小弟 朱伟繁 查建新摘 要：大型构件试品振动试验的控制方法是试验成败和确保试验准确度的关键。每项试验由于构件形式结构参量各不相同很难以一种 固定的控制模式对待，必须在对试品响应特性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比较若干控制方法的优劣，以确定有效可行的控制方法。本文作者结合某项工程试验的实践，论述研究分析的方法，供读者应用时参考。关键词：响应特性； 过试验； 欠试验； 多点平均控制；多点最大值控制中图分类号： V216.2 文献标记码： A文章编号：1004-7204-(1999)02-0001-06Research of Structure Vibration Control MethodsHU Xiao-di， ZHU Wei-fan， ZHA Jian-xinNan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Abstract：Control method is key to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large structure vibration test. Due to its complex dynamic responses,control methods should be compared and proper methods chosen to make the test successful. Based on a eng ineering problem,several control methods are analysed in this paper.Keywords：Response spectrum,Over test,Insufficient test, Multichannel average control,Multichannel peak control.1 前言大型构件试品实施振动试验，是试品试验考核的重要内容。由于试品体积大，质量重，重心高且多偏离等原因，试验难度很大，特别是试验控制困难。大型构件试品由于试品的体型特征，使用的振动试验台等情况差别很大，因此很难用某一种振动控制方法对待。选取的振动试验控制方法既要确保试验的正常进行，又要确保试验的一定精度，即试验的准确度。为此，对每一项大型构件试品都要在摸清试品构件响应的基础上确定有效可行的试验控制方法。目前我所实施一项试验，由于构件刚度较弱，更换夹具涉及设计、加工周期和资金的投入。因此在现有夹具条件下，实施试验，使试品受到试验条件激励，难度很大。我们的做法是在摸清构件的响应特性的基础上，通过对试验方法的分析论证，选取适合该项试品的振动控制方法，使试验既顺利进行又确保了试验准确性，在大型构件试品的振动试验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通过该试品试验个例，阐述振动试验控制方法的应用及分析方法，以期引起同行的关注。2 试验的基本情况2.1 试品总成的情况：试品总成有三个部分构成：其一是试验架（或称夹具），由角钢和上下钢板构成顶和底板，底面600×600mm、架高800mm的框架结构；其二是试品，安装于夹具框架顶板的下部；其三是试品的负载，由试品挂钩联接。试品总成如图1所示，质量分布和重心如下：图1 试品总成图试验支架质量约500kg，试品质量约50kg，试品负载质量230kg, 试品总成共780kg，试品总成重心高度约500mm。2.2 试验技术要求：2.2.1 试验方式：正弦扫频试验2.2.2 试验轴向：Z向，Y向2.2.3 试验参量：5-20Hz 1.27mm20-33Hz 2g33-52Hz 0.45mm52-500Hz 5g2.2.4 要求试品部位受试验参量激励。2.3 振动试验系统的选择：2.3.1 承载：要求大于780kg2.3.2 推力：F=(m0+m1)×a式中： m0为振动台运动部分总质量，当水平向试验时m0为电枢、驱动夹、滑板、静压轴承的质量总和。m1为试品总成质量a为试验最大峰值加速度（5g)本所能承载780kg以上试品的振动台为LDS公司的V984LS-MPA96系统。其电枢质量为130kg，驱动夹、滑板、静压轴承的总和质量230kg，则m0为360kg，本项试验m1为780kg，所需最大试验推力为5700kg.f.V 984LS-MPA96系统正弦值推力为12247kg.f，能够满足本项试验的推力要求。2.4 试验总成中试品部位的响应特性：为了正确实施试验，大型构件试品的振动试验之前必须进行响应特性测试，以了解构件试品部位的峰谷点，作为选择控制方法的参考依据，响应的测试按寻找谐振点方法由台面作为控制点，构件试品部位作为响应测试点，以低能级等加速度量值控制振动台实施全频域（试验频率范围5-500Hz）扫频试验。如图2所示：图2 响应特性测试图测试结果：试品部位一阶谐振频率为122Hz，谐振峰的峰高比am/a0 ＞5(am为谐振时的峰值加速度值，a0为台面控制的加速度值）；谷点频率150Hz，谷深比an/a0=0.25(an为谷点频率时的响应加速度值，a0 为台面控制的加速度值）。3 试验方法的选择及分析3.1 台面控制：按常规试验方法，振动控制点位于台面时，试品部位的响应如图 3所示：图3 试品部位响应图显然，如图按试验条件参量实施控制，振动考核的试品部位在一阶谐振频率122Hz，谷点频率150Hz左右，将受明显的“过试验”和“ 欠试验”激励。“过试验”量值为+13.98dB。“欠试验”量值达-12.04dB。3.2 试品部位单点控制：要满足试品受试验条件的激励，第一种办法可将传感器置于试品部位，如图4所示：图4 试品部位示意图但由于夹具构件架刚度不够，导致峰谷响应强烈，当采用试品部位一点控制时，试品部位虽可受到准确的试验条件参量的激励，但振动台在谷点频率（150Hz）时的驱动需要大于四倍以上的推力， 大大超出了振动台推力范围的极值，因此试验无法实施。试验由试品部位控制时的试品部件激励和振动台驱动谱如图5所示：a1=5g a2=2g a3=0.127g图5 试品部位单点控制驱动示意a10为试品部位控制加速度aD为振动台驱动加速度3.3 试品部位多点平均控制要满足试品受到试验条件参量激励的第二方法是试品部位的多点平均控制，即在试品部位安装二个以上的传感器，其信号用于平均控制的方法。多点平均控制方法在大型构件的试品中应用较为普遍，应用得当都能收到明显的效果。应用得当的前提是选择控制点的位置时，应该注意避免各点响应的一致和类同。由于该试品的夹具（试验支架）总体上刚度较弱，同时试品本身体型较小且又处于夹具顶部，在水平振动激励时，试品部位各处响应峰谷点频率均相同，因此多点平均后的信号仍不能产生峰谷点的互抵，无法避免各点的响应一致，仍在峰谷点频率上出现较强的峰谷点响应，只是峰谷点幅值略为变化，其平均信号与试品部位单点控制信号无大差异，因此导致效果与试品部位单点控制时相同，虽试品部位可受准确的试验条件参量激励，但在平均信号的谷点频率，振动台驱动仍要超出振动台最大振动极限而导致无法实施。如图6所示：图6 试品部位多点平均控制示意a1为试品部位1响应加速度a2为试品部位2响应加速度a12为试品部位二点平均响应加速度aD为振动台驱动加速度3.4 试品部位多点最大值控制要满足试品受到试验条件参量激励的第三种方法是试品部位多点最大值控制，即试品部位安装二个以上传感器，其信号取最大值控制的方法。多点最大值控制成效的关键同样是要避免各控制点响应的一致和类同，因为响应相同的各点都处于谷点时的最大值也仍为谷点，因此失去了多点最大值控制的效果。本试验在试品部位上的多点最大值控制由于试品部位各处响应接近，因此无法达到多点最大值控制的应有效果。如图7所示：图7 试品部位多点最大值控制示意a1为试品部位1响应加速度a2为试品部位2响应加速度am为试品部位二点最大值响应加速度aD为振动台驱动加速度显然在谷点频率150Hz上，多点最大值仍处于谷点。 要达到条件试验，必然使振动驱动值增大，由于谷深比近0.25，因此驱动大大超出振动台最大推力，试验无法实施。3.5 台面参于多点平均控制试验多点平均和多点最大值控制均不奏效，无法实施试验，究其原因，主要是试品部位响应特性接近。为了实施试验提高多点平均或最大值控制的效果，必须要有不同响应特性的控制点参与多点平均或多点最大值控制。根据该项试验试品及夹具特定情况，这个控制点取台面最佳。台面参与多点平均控制，即台面与试品部位各安装一个以上的控制传感器，其信号实施平均控制的方法。当台面控制点参与试品部位多点平均控制，试品部位峰值与台面平均后峰值幅度降低，试品部位谷点与台面平均后谷点深度上提，要求振动台的驱动值减小，可以实施试验，其试验特性见图8所示：图8 台面参与试品多点平均控制示意a1为试品部位1原有响应加速度a0为台面响应加速度a10为台面与试品部位二点平均响应加速度aD为振动台驱动加速度a1'为试品部位1实际响应加速度3.6 台面参与多点最大值控制台面参与最大值控制即台面与试品部位各安装一个以上的控制传感器，其信号取最大值控制的方法。当台面控制点参与试品多点最大值控制后，最大值信号在试品部位峰值取决于试品部位。在试品部位谷点取决于台面，使驱动谱在试品部位峰值呈谷值，在试品部位谷点呈平直段。因此在此驱动谱激励下，试品部位所受激励除试品响应峰值频率附近呈欠试验外其余均按条件试验激励试品，见图9所示：图9 台面参与试品多点最大值控制示意a1为试品部位1原有响应加速度a0为台面响应加速度am为台面与试品部位二点最大响应加速度aD为振动台驱动加速度a1'为试品部位1实际响应加速度4 误差分析及结论4.1 几种控制方法的分析：由以上几种控制方法分析，试品部位单点控制、试品部位多点平均控制、试品部位多点最大值控制三种方法，由于在试品部位响应谷点响应频率上振动台驱动值要求很大，大大超出振动台的最大推力范围，因此试验无法实施。台面单点控制时在试品部位一阶谐振频率上试品经受近五倍试验值激励，谷点频率上受到近1/4的试验值激励，“过”， “欠”试验均十分强烈，试验误差为：+13.98dB,-12.04dB。特别是“过试验”对于试品构件的破坏力很大，因此这种控制方法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台面参与多点平均控制试验能够进行，驱动谱峰谷值比试品部位单点和试品多点平均减小，但仍有8.0g峰值和2.0g的谷值（试验设定值为5.0g），要求振动台推力是计算值的1.66倍，试品部位受到的试验误差分别为+4.1dB，-12.04dB。台面参与多点最大值控制，驱动谱已无峰值，要求振动台的推力小于计算推力值。试品受到的激励，除在试品的谷点频率（150Hz 左右）出现很窄频带的“欠试验”外，其余频段均受试验条件量值的激励，试验误差范围为：+0dB，-12.04dB。4.2 结论：将上述分析列表综述，如表1所示：表 1项 目控 制 方 式台面单点台面参与试品多点平均台面参与试品多点最大值试验误差(dB)+13.98+4.10+0-12.04-7.96-12.04试验频带二个带宽二个带宽一个带宽过试验量(dB)+13.98+4.100要求振动台推力计算值计算值的1.66倍小于计算值台面单点控制误差量值大，特别是“过”试验量值大，易损坏试品，不宜按此方法实施。台面参与试品多点最大值控制，具有无“过”试验量、试验安全、试验误差频率范围较窄、要求振动台推力小等优点而优先使用。如果试品“过”试验能力较强，而不允许“欠”试验，同时振动台的系统推力余量较大，那么，台面参与试品多点平均控制方法也是可行的。作者简介：胡小弟，电子工业部第14研究所可靠性工程室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作者单位：电子部第14研究所， 南京 210013参考文献：［1］ 胡小弟“V984-MPA96振动台系统介绍”《环境条件与试验》［J］．1988.3［2］ 胡小弟，周伯荣，沈文俊“振动控制点的特殊应用技术用于夹具动态特性改善的研究”《环境条件与试验》［J］1989.2［3］ 胡小弟，刘继承“大型构件试品实施振动试验时的若干问题探讨” 《环境技术》［J］1997.2收稿日期： 199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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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1 【原文出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1 【原刊页号】13～16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 【复印期号】199904 【 标 题 】当前经济非均衡困境之理论探讨与政策求解 【 作 者 】张金顺 【作者简介】张金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正 文 】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两个客观现实：一是严重的生产过剩――商品市场非均衡。据统计，目前仅有1.68%的商品供不应求，其余要么供过于求，要么供求平衡；二是颇大的再就业压力――劳动力市场非均衡。迄今已有上千万的职工下岗待业。而且生产过剩与再就业压力相互强化，致使银行因企业缺乏投资机会而“持币惜贷”，居民因预期收入下降而“持币待购”，进而共同促成了当前“银行货币净回笼大幅度增加”，“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注：项怀诚：《采取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载《人民日报》，1998年8月31日。）的经济困境。该应该说是我国经济长期非均衡增长所累积的体制性矛盾的集中反映和必然结果。那么，如何尽快摆脱当前经济困境呢？本文拟从理论上对当前经济非均衡困境的经济根源和货币支撑机制予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宜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经济非均衡困境的经济根源社会再生产的运动过程，首先是周而复始的经济循环运动，其次也是经济增长过程。要做到经济循环和经济增长的统一，必须保持经济平衡。又由于在每一循环中，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所以，经济平衡本质上就是生产和消费的平衡。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同样，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生产不足，进而就会出现失业。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平衡呢？答案只能是合理的分配和交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循环过程中分配环节的扭曲是造成生产过剩与社会失业的根本原因。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过程中，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低收入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已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收入差距的拉大甚至悬殊，主要是城乡收入差别进一步拉大。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1994年以后，城乡之间的相对差距虽然不再扩大，但绝对差距在不断增加。目前的城乡差距从我国居民储蓄构成上可以得到充分反映，以1996年末为例，我国居民储蓄总额为38321亿元，其中城镇居民储蓄额为30850.4亿元，农民储蓄额为7670.6亿元（注：《中国金融年鉴1985、1996年》，中国金融出版社，1986年版。），也就是说，占总人口不到1/3的城镇居民掌握着4/5强的居民储蓄。迄今，农村的平均收入水平才到80年代中前期城市的水平，尚未进入家用电器的普及阶段；而城市居民早在90年代初期就已进入家用电器饱和阶段。而且城市中出现了灰色高收入阶层。作为改革的一种代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少数人利用其特权或其他便利，也挤入了先富的行列。之所以称之为灰色高收入阶层，是因为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有钱不敢花”。可见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分配环节上，确实出现了严重的扭曲现象，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乡收入差别的进一步拉大。这就从客观上限制了占我国人口2/3的农民的消费甚至投资需求的合理增长。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通工业品生产迅速扩容，国民经济因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得以持续快速增长。但是，这巨大普通工业品生产力的正常运转，最终要以相应的国民收入总量和相应的收入分配结构为前提。以家用电器为例，相对当前巨大的冰箱、彩电生产加工能力，城市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所以“持币待购”，而农村居民虽然对冰箱、彩电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但收入太低，所以“欲购无币”。于是出现了消费断层：冰箱、彩电城市家庭不再需要，而农村家庭需要却支付不起，冰箱、彩电行业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过剩和闲置。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服装等其他行业也同样存在，而且这些产业的闲置又必然会引致其上游诸多产业的过剩和闲置。于是中国经济中形成了5万亿存款和3万亿库存并存的局面，社会化大生产四环节循环严重受阻，结果便是社会生产严重过剩和闲置，以及随之而来的上千万职工下岗。而且，在结构二元化程度不断扩大的中国经济中，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几乎是无限的，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基本接近零，相应地其劳动力的边际收入也就低得多。在当前城乡间劳动力流动相对自由的情况下，低收入的农民必然大量向现代工业部门（城市）转移，大大增加城市劳动力供应，从而进一步加剧城市中失业现象（注：Lewis:Economy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Manchester,School of Economics & Social Studies,1954,22.）。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城乡收入差别的存在与扩大，农民收入的提高严重滞后于现代工业产能的扩容，从而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颇大的再就业压力，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收入过低，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又通过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导致过大的城市再就业压力。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分配结构的扭曲由来已久，为什么问题在1994、1995年才开始显现，1996、1997年集中暴露呢？这一矛盾何以得以掩盖和累积呢？这主要源于我国特有的货币支撑机制。二、经济非均衡增长的货币支撑机制（一）非均衡增长的货币传导机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表现为实物收入的增加（包产到户），所以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对货币经济的冲击微乎其微。然而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企业改革则对中国的货币经济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先是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接着便是企业分配向职工倾斜，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加，而且其收入主要是货币收入，过惯了穷日子的城镇居民于是向银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储蓄资金，居民储蓄一直以用国际常规难以解释的速度增加着，直到90年代中期。居民的高储蓄，通过银行的高信贷，支持了实的经济生产能力的迅速膨胀，原本十分短缺的生产能力迅速膨胀起来了，企业收入迅速增加，与此相对应，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加，又进一步推动了高储蓄，于是形成了如下循环；附图{图}到了90年代初期，这一循环不断往返的结果，就使得整个经济态势基本上从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应该说这种循环方式在短缺经济情况下，能够通过支持高投资，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保证较高的就业率。但是，在短缺经济完结之后，如果继续这种循环方式，就必然导致严重的生产过剩。东亚各国目前基本经济层面的严重过剩，显然与其长期以来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实践有直接因果关系。（二）非均衡增长的最终贷币来源当前中国经济中巨额闲置生产力和闲置库存，是长期累积的结果。那么，在整个累积过程中，这些未实现资产的货币最终来自何处呢？有人可能简单地从以上货币传导机制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认为其最终来源是居民储蓄，是居民的高储蓄为这些未实现资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然而，居民的高储蓄从哪里来？前述分析指出，我国的储蓄存款主要来自城镇居民，而城镇居民收入主要依靠其所在单位，这其中又主要是企业，所以，居民高储蓄主要来自企业。那么，企业资金从何而来？中国企业近80%的高负债率说明企业资金主要来自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贷款资金又从哪里来？如果说这些贷款资金是来自居民储蓄，那就会陷入逻辑上的死循环，因为前面分析推出居民高储蓄来自企业资金，企业资金又来自商业银行贷款，即居民高储蓄来自商业银行贷款，所以，不能再将商业银行贷款归结为来自居民储蓄。那么，商业银行贷款究意来自何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显示，用于闲置资产的货币主要来自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再贷款。截止到1996年底，中央银行对存款货币银行再贷款达14210.10亿元人民币（近几年我国货币乘数约为3倍，故这些再贷款在流通领域中可形成约4万亿货币资金），是1985年年底的6.3倍（注：《中国金融年鉴1985、1996年》，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可见，正是源源不断的央行再贷款通过商业银行，为工商企业的闲置资产提供了资金来源，也形成了目前商业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货币基础。一句话，我国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最终货币来源是中央银行再贷款。可见，我国经济非均衡增长的货币支撑机制为：居民高储蓄和银行高信贷为之传导机制，中央银行再贷款为之最终货币来源。三、解决问题的顺序安排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颇大的再就业压力，尽快启动有效市场需求乃当务之急。市场需求按需求对象可划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总供求对比中，消费需求实际上使供给相对（需求）减少，而投资需求则使未来供给相对增加。我国当前是明显的产能产量过剩，消费需求不足，并且投资需求不旺也直接导源于消费需求不足。因此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间，应优先选择启动消费需求，然后以转旺的消费需求带动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按消费主体划分又可分为：城市消费需求和农村消费需求。由于城市居民是“持币待购”，而农村居民是“欲购无币”，所以农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其边际消费倾向大得多。边际消费倾向愈大，乘数之值愈大，一特定量投资变动所引起的就业和GDP变动亦愈大（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7页。）。而且当前我国过剩的主要是城市居民已普及而农村居民又支付不起的那些产品，如家用电器等。所以在城市消费需求与农村消费需求之间，应优先启动农村消费需求，即优先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农村消费市场的全面启动，会使城市巨额闲置的消费品工业产能得以充分利用，企业进入良性产销循环，从而使城市居民收入增加，并使他们对未来经济和个人收入形成良好预期，进而扭转其“持币待购”的现状；然后，再通过消费信贷的全面启动，为其购房购车等提供必要信贷支持，这又会启动城市房地产及其他高档消费品市场；进而全面启动资本品工业的市场需求。从目前我国政府启动市场需求的战略与政策来看，其优先考虑的是启动城市消费市场，其政策设计意图在于：通过提供消费信贷，启动城市房地产、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市场。然而，笔者拙见，在普通工业品和生活用品市场转旺之前，大部分城市居民对其未来收入会继续其保守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持币待购”的状况就很难根本改观。而且，即使通过消费信贷支持，刺激城市消费市场旺盛起来了，社会资金会因城市消费信贷的活跃而更多地集中到城市，这实际上会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农民手中没钱，需求不足，那么目前严重过剩的普通工业品与生活用品卖给谁？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城市居民收入从哪里来？消费信贷还款资金来源岂不又没有了着落？到头来不是又形成更多的银行不良资产和更大的再就业压力吗？由此可见，优先启动城市消费市场是行不通的，1997、1998年的经济实践实际上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适宜的顺序安排应为：先农村消费市场，再城市消费市场，最后是投资需求市场。四、走出困境的财政政策选择（一）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尽快优先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当年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今设为任何理由，利率之下降速度，赶不上资本边际效率之下降速度，则即使把持有财富之欲望转向于经济上不能生息之资产，亦足以增加经济福利”（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7页。）。当前，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严重的经济过剩，利率水平虽自1996年以来已先后调低了5次，但真实利率水平较之目前社会平均资本边际效率仍然显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顺理成章。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优先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紧密联系起来，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其消费成本，进而优先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为此，一者，在城市基础设施与农村基础设施之间，更要侧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大江大河防洪工程等；二者，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尽量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而非资本密集型技术，尽量避免基础设施建设中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二）通过适量财政性贷币发行，执行适度通货膨胀政策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存在着导致内生性通货紧缩的危险，1997年10月到1998年2月份物价水平连续5个月下降（与上年同比），而且幅度不断加大，分别为-0.4%、-0.8%、-1.2%、-1.5%、-1.9%（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鉴此，进行适量财政性货币发行，筹集部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即所谓的宏观经济政策中的逆向操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根据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宜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水平上，这样，一者降低真实利率，减轻企业负担，二者刺激有效需求，三者为基础设施筹集了部分资金。事实上，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各国，财政性货币发行即通货膨胀税都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关键在于把握时机和掌握适度。（三）建立个人收入所得税抵扣制度通过建立个人收入所得税抵扣制度，即个人年度消费额可以冲减其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基数，刺激高收入者的当期消费。五、走出困境的金融对策（一）尽快解决单元金融制度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消除银行外生性金融抑制中国经济呈现较明显的二元性特征，然而我国金融制度无论从政策制度上，还是商业金融机构内在管理体制上，都呈现明显的单元性特征。这种金融制度的单元性与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之间就必然产生体制性矛盾。以利率政策为例，按规定各商业银行必须执行中央银行制定的统一利率标准。然而二元性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与城市金融市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相对而言，农村比城市资金要匮乏得多，相应地资金的边际利润率也就高得多（中国农村不同地区间农副产品价差明显高于不同城市间工业品之价差就是其例证之一）；而且农村资金需求者和供给者比城市要分散得多，相应地银行放贷和吸存成本也就高得多。又由于借贷双方进行借贷决策的依据是不同的，借方是用资金的边际利润率与利率作对比，贷方（如银行）是用资金的贷款利率与吸存和收贷成本之和作比较。由于农村资金边际利润率高，农民愿以高利率借款；由于银行在农村吸存和收贷成本高，银行要以较高利率放贷，所以，农村借贷均衡利率明显高于城市借贷市场。在城市、农村执行统一利率标准的情况下，结果只能是银行在农村放贷的欲望受到强烈抑制，单元性的利率政策强烈地抑制了银行在农村的放贷欲望。这种金融抑制的结果便是：银行有款不贷；农民欲贷无望。作为市场的一种本能“反抗”，目前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各种名目的基金会，一般都是高息放贷，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银行外生性金融抑制的客观存在。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心。这种外生性金融抑制严重妨碍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从而妨碍了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为纠正单元金融制度与二元经济结构之矛盾，一是应进一步扩大银行利率浮动的自主权；二是引导并规范业已存在的地方政府甚至民间农村金融机构；三是商业银行应研究建立与农村信贷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此作为提高自身经济效益的突破口。（二）尽快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消除银行内生性金融抑制上面所述银行外生性金融抑制，是来自银行外界的金融抑制，事实上当前银行的“持币惜贷”还来自其内生性抑制。这种内生性抑制主要来自银行对业已积淀的不良资产的恐惧，所以要克服当前商业银行存在的“持币惜贷”现象，还须尽快化解其不良资产。其主要措施是加大核销力度，核销的对象主要是呆滞呆帐贷款，对于逾期贷款则不宜列为核销对象，以免使本已十分淡薄的信用观念进一步弱化。根据权威机构估计，我国目前银行呆帐率为2%，呆滞率为4%，合计6%（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据此测算中国目前约有呆滞呆帐银行不良资产4500亿元，用4～5年的时间完全可以核销掉。核销的资金来源有：(1)银行自身的坏帐准备金；(2)银行的税后未分配利润；(3)财政性货币发行弥补，当前的通货紧缩现实为此提供了可能。实际上，银行经营中出现坏帐和工商企业出现坏帐同属不可避免现象，问题的关键是要像工商企业一样定期清理核销其坏帐，避免问题累积。美国当前所处的“新经济”阶段，与其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刀阔斧地成功地清理了其银行不良资产不无关系。日本当前的“坏帐危机”，则是其银行不良资产长期累积的必然结果。前车之覆，不可不鉴。当前，我国国有银行环帐核销尚未形成制度，其问题在于国家财政对国有银行统得过死，各国有银行总行对其基层银行又统得过死。笔者提议，对于用税后未分配利润冲销呆滞呆帐不良资产，国家应给银行以自主权，各银行总行又应给其基层行以适度自主权。【责任编辑】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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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期 No.1 1999用于电场探头校准的一种新设备―吉赫横电磁波传输室(GTEM小室)张勇军摘 要 介绍了近年来在电磁兼容性测量及场强测量领域已经广泛应用的吉赫横电磁波传输室(GTEM小室)。提出了将其用于校准电场探头的条件和方法。关键词 吉赫横电磁室(GTEM小室) 校准 电磁兼容性 电场探头A New Equipment for Calibrating Electric Field Probe―GTEM CellZhang YongjunAbstract The GTEM cell widely used for measuring the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nd field strength recent years i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The condition and method of using the cell for calibrating the electric field probe are proposed.Key words GTEM cell,Calibration,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Electric field probe引言吉赫横电磁波小室(GTEM小室)自从1987年由瑞典人D.Konigstein和D.Hansen发明以来，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得到了蓬勃的发展。1989年英国的Belling Lee公司即推出了三个型号的商品，可用在0～5 GHz频段，并且迅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此后，世界各相关专业的大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GTEM小室，大到可以开进汽车，小到可以像手提箱随身携带；频率高端可达20 GHz，低端可达几个Hz，形成了系列化产品。由于准确度高、使用方便、造价低廉，在从民用到军用极其广泛的范围内，已经成为电磁兼容性测量的一种重要设备；但是，由于GTEM小室形状复杂，理论分析困难，所以，在准确度要求较高的计量校准领域的应用进展相对迟缓。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得益于理论进展，GTEM小室已经开始走入计量校准领域。1 电场探头校准的传统方法电场探头是电磁兼容性测量中用于测量频率50 MHz以上的电场强度的重要传感器，它实际上是一种小型的三维极化电磁波接收天线。对电场探头的校准无论采用比较法、标准天线法、插入损耗法，还是标准场法，就整体的校准体系来说都离不开一个标准场作为基准。在电磁兼容性测量和校准中，为了避开各种电磁干扰，得到较精确的标准场，对场地或设施的要求很高。一般采用的场地或设施有开阔场、吸波暗室、TEM小室等。开阔场是利用地面的反射波和直射波干涉而产生一个近似的测试场地，用于电磁兼容性测量或电磁兼容测量仪器的校准。吸波暗室是在一个电磁屏蔽的空间内层贴附吸波材料，为电磁兼容性测量和电磁兼容测量仪器的校准提供一个近似无干扰的自由空间。这两种场地功能齐全，但是都存在着造价极其昂贵的缺点。对于电场探头这样小型仪器的校准，用不着开阔场和吸波暗室这种昂贵的大空间场地设施。70年代出现的TEM小室克服了造价昂贵的缺点，可以使用较小的输入功率产生较大场强的标准场，尽管可用空间小，用于校准电场探头是完全可以的；但是TEM小室上限使用频率一般为500 MHz，从而限制了它在高频电场探头校准中的应用。GTEM小室由于上限使用频率高、造价较低等优点，在电磁兼容性测量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人们又把目光转向了用GTEM小室进行校准方面，国外早在90年代初就已经把GTEM小室作为产生标准场装置使用。2 GTEM小室用于电场探头校准GTEM小室实际上是一个变形同轴线。简图如图1所示。图 1图1,GTEM小室的三面视图中，被测物放置在中板下部的较大空间内。锥体顶点为同轴线输入端，右方挡板内侧贴附吸波材料，并在中板末端与右方挡板之间接有50 Ω匹配负载。在低频端，电阻匹配负载网络起作用，在高频端，吸波材料作为负载。这样，从低频端到高频端都能将输入端传来的电磁波良好地吸收掉，从而在传输室内形成横电磁波(TEM电磁波)。GTEM小室由于形状复杂，直接从电磁场方程中解出其内部的场分布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90年代中期，利用计算机解法才得出了GTEM小室中的横截面的电磁场分布(如图2)，从而为GTEM小室用于校准打下了理论基础。图中，曲线表示的是各电场值与中心点电场值相差分别为1、2、3 dB区域。3 dB区称为测试区，1 dB区称为高准确区。一般电磁兼容性测量是在测试区进行的，高准确区则可以用于校准，校准框图如图3所示。图 2图 3鉴于被测物对小室内电磁场存在扰动现象，所以军标规定被测物位置不超过中板到上或下底板间距的78％，被测物的尺寸不超过测试区尺寸的1／3，这一要求一方面保证了被测物位于测试区内，另一方面兼顾了放置被测物后对场的扰动，以确保测量精度。电场探头作为电场强度的接收装置，其主要特性包括准确度和全向性。在一般的电磁兼容性测量中要求的准确度是3 dB，所以在GTEM小室中的1 dB高准确区内是完全可以达到校准所要求的1／3原则的。GTEM小室内的电场特性主要包括电压驻波比(VSWR)和场的空间均匀性两方面。电压驻波比实际上也反映了GTEM小室的阻抗匹配情况。国家计量检定规程中要求使用TEM小室校准电场探头时，小室的阻抗及误差是(50+0-0.2)Ω，就是对这一特性的要求。根据有关文献，只要GTEM小室的电压驻波比VSWR≤1.2，就可以保证小室内部场的TEM性质达到校准所需要的高准确度要求。另一方面，只要高准确度区域(±1 dB)的几何尺寸能够包容被测电场探头，就可以使用该GTEM小室对该型电场探头的准确度进行校准。实际上，考虑到被测物对场的扰动，一方面被校探头体积要小于或等于高准确度区域体积；另一方面，小室内只能放置探头，使用高阻线，最好是光纤将其连接到小室外部的显示部分，同时，探头一定要放置在木制或电磁透明的支架上。分别沿着三维空间相互垂直的三个方向放置被校探头，就可以校准其方向性。3 结论使用VSWR≤1.2，高准确度区域体积能够包容被校探头的GTEM小室，使用光纤或高阻线连接小室内的探头与外部的显示部分，可以实现三维极化全向电场探头准确度和方向性的校准。32岁 男 工程师 读者服务卡索引号： 117作者单位：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北京市，100095参考文献[1] 黄志询、贺涛.GTEM室内场强分布的计算分析.计量学报,1997,(1):63～70[2] 国家军用标准GJB152―86 电磁兼容性Ⅰ[3]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JJG561―88 无线电(3)[4] The Electro-Mechanics Company EMCO ANTEN-NAS & ACCESSORIES FOR EMC TESTING[5] 冯桂山.电磁干扰测量系统的校准方法.宇航计测技术,1989,(5):65～731998-11-03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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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阿根廷足球队雄心勃勃――访比拉尔多(4)内容: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５月６日电题：阿根廷足球队雄心勃勃――访比拉尔多新华社记者王跃中举世瞩目的第十四届世界杯足球赛一个月后在意大利开幕。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前景如何？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阿队教练比拉尔多。不久前的一个晚上，记者如约来到阿根廷国家电视７台。素有“大鼻子教练”之称的比拉尔多刚刚完成足球专题节目录制，在２号录像棚接受了采访。记者说明来意，他便直接了当地回答问题：“虽然困难重重，但我对再次夺魁充满信心。”比拉尔多特别说明一点：墨西哥大赛时，阿根廷队有１６名队员在国内踢球，仅有４名队员在国外。如今正相反，有２０多名球星在国外，仅４人在国内踢球。而欧洲各俱乐部的比赛要到４月底才能结束，阿根廷队队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训练。比拉尔多说，时间无疑不够，但我们会全力争取保持已经属于我们的荣誉”。难以集中训练是阿队的老大难问题。自获上届世界杯赛冠军后，阿队大部分队员赴欧洲各国俱乐部队踢球，其中包括球星马拉多纳。按各俱乐部的规定，他们难以回国参加集训。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四年来，比拉尔多不停地奔波于国内外，一方面观察本国队员的状况，另一方面向他们介绍阿队的训练要求，面授机宜。这次大赛前，仅有一个月全队集中训练的宝贵时间。比拉尔多将率领国内几名队员在意大利甲级足球联赛结束前抵达罗马，在那里高价租用罗马俱乐部的一个训练中心，并与在欧洲各国球队踢球的队员汇合，争分夺秒进行大赛前的最后备战。为使队员尽快地进入最佳状态、协调战术，比拉尔多安排在五月份进行四场国际比赛，先后与奥地利队、瑞士队、以色列队和土尔其队交锋，以弥补全队协同作战少的不足。在展望哪个队可能在本届大赛中间鼎时，比拉尔多认为，目前与阿队处于同一水平并可能夺冠的是荷兰、联邦德国、意大利、巴西和英国队，西班牙队和乌拉圭队则有可能爆出冷门。谈及目前阿根廷队的实力，他承认阿队虽然还在世界强队之列，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与上届世界杯赛相比，队员年龄偏大。队中将有七八名队员是上届杯赛的参加者，但已有３人年过三十。由于四年来阿根廷没有新星出现，只好请这些立过汗马战功劳的猛将再次出征。尽管他们体力上可能不如往昔，但多年积累的经验会弥补这一不足。况且，一些年轻新手会使阿队实力得到加强。此外，一些主力队员如布鲁查加、马拉多纳的伤病也使他担忧。比拉尔多认为，足球运动是意志与身体素质的较量，更是智慧与技术的对垒，谁能融技术、体力、意识于一体谁就能居于优势。比拉尔多以肯定的语气说，如所有队员都能以最佳态参赛，阿根廷队的实力绝不会弱于其它强队。在上届世界杯赛中，阿根廷队采用３５２阵型参赛，以两名阻截后卫和一名清道夫扼守本方球门前防区，以５名中场队员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机动力量。进攻时，两名阻截后卫与中场队员配合，从两个边路助攻，增加攻击力，打得得心应手，得到足坛行家的好评。谈到阿根廷队现在的战术情况，比拉尔多表示，变化不会太大，阿队仍然采用上届世界杯赛时运用的基本战术。提起巨星马拉多纳，比拉尔多喜形于色地说，马拉多那纳的水平较以前又有明显提高，而且变得成熟、老练，已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国际球星。如果他治伤和减肥效果理想，能以最好的身体状况上场，无疑将能重展上届杯赛的英姿。雄风。近四年来，阿根廷队在多次国际赛事中败多胜少，不少人说该队已走下坡路，再次问鼎无望。但结束访问时，记者感到，比拉尔多率领的队伍依然雄心勃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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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6期 Vol.19 No.6 1999我国东部河流沉积物中的多氯联苯陈静生 高学民 QI Min Jessica Blunt摘要 较全面地研究了我国东部自北向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各异的11条主要河流城市区段沉积物样品中多氯联苯的含量，对14个同系物与混杂于其中的DDE进行了测定，以了解我国主要河流城市区段沉积物PCBs的当前污染水平.测试结果表明，90年代初我国河流沉积物PCBs的一般水平在10.5―25.5ng/g之间，其中含量最多的同系物是2,2',5,5'-TeCB、2,2',4,5,5'-PentaCB、2,2',3',4,5'-PentaCB、2,2',2,4',5,5'-HexaCB和DDE.PCBs与各种同系物在我国南北各地河流沉积物中的含量无明显差别，而DDE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河流沉积物中的含量却大大地高于其它地区河流沉积物中的含量.关键词 多氯联苯；沉积物；同系物.The contents of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 in river sediments in eastern ChinaCHEN Jingsheng,GAO Xuemin (Department i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QI Min Jissica Blunt (Department of Chemistry,The State University of Grand Valley,Michigan,USA)Abstract The contents of PCBs,14 PCB homologues and DDE in sediments of 11 major rivers in eastern China were analyzed.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CBs contents in river sediments range from 10.5 to 25.5ng/g.The main PCB homologues are 2,2',5,5'-TeCB;2,2',4,5,5'-PentaCB;2',3',4,5'-PentaCb;and 2,2',2,4',5,5'-HexaCB.Keywords PCBs,sediments,homologue.1 前言多氯联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早已引起广泛关注.自60年代末，发达国家即严格控制了此类化合物的生产和使用［1］.我国对此类污染物亦十分重视，但至今，关于多氯联苯在我国环境介质(水、土壤、底泥和鱼体)中的含量和分布只有为数很少的报道，且测试数据大部分以PCBs总量表示［2―4］，只有储少岗、徐晓白等对我国个别典型污染区环境样品中多氯联苯的50余个同系物进行了测定［5］.本文研究我国东部自北向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各异的11条主要河流城市区段沉积物样品中多氯联苯的含量，对14个同系物与混杂于其中的DDE进行了定量测定，以了解我国主要河流城市区段沉积物PCBs的当前污染水平.2 样品采集与处理2.1 样品采集与保存样品采自我国东部主要河流的城市区段(珠江广州段、北江韶关段、闽江福州段、钱塘江杭州段、长江武汉段和南京段、汉水汉阳段、淮河蚌埠段、黄河郑州段、松花江哈尔滨段、嫩江齐齐哈尔段和黑龙江漠河段).在每一河流某主要城市的上游和下游远离明显污染源处布设采样点.采样点具体位置安排在河流凸岸的稳定沉积区域.用塑料铲采集近岸的水下表层沉积物(0―5cm)［6］.采集的样品经自然风干后，在室温条件下保存于具磨口塞的玻璃瓶中.2.2 分析用沉积物样品的粒级选择与测定参数确定沉积物样品粒级不同对PCBs的测定结果也有影响.Jacques Avoine和J.S.Latimer均曾指出，河流沉积物对PCBs的吸附容量受控于颗粒物的粒径大小［8，9］.为能较好地反映和比较我国河流沉积物PCBs的污染水平，在本研究中我们筛选<63μm粒级的沉积物样品进行分析［7］.沉积物中TOC含量对PCB的分布也有影响［5］，故在本研究中对沉积物的粒级分布与TOC含量一并进行了测定.3 样品分析测式3.1 PCB测定3.1.1 试剂 所用溶剂(丙酮、己烷、异辛烷等)均为农药级，购自E.M.Science公司(Gibbstown,New Jeersy).PCB标准物购自Accu Standards公司(New Haven C T).3.1.2 萃取 称2―5g干样品置于索氏萃取器中.先用50mL丙酮和100mL己烷萃取，继用己烷重复萃取2遍.加入铜以去除硫.将数次萃取液合并，在缓慢的高纯氮气流中浓缩.用2%的去活化氧化铝柱(E.M.Science公司)净化.最后将己烷溶液转换为异辛烷溶液.3.1.3 测定 PCB的测定在具63Ni电子捕获检测器的Perkin-Elmer Auto-System气相色谱仪上进行.色谱柱为RTX-5毛细管柱(30m×0.25mm×0.25μm Relle fonte,PA).在柱温80℃时保持2min.然后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至160℃，再以1.5℃/min的升温速率升至190℃，最后以2℃/min的升温速率升至256℃，保持6min.以氦气和氮气作载气.进样器温度为260℃，检测器温度为330℃.用30#和204#同系物作内标.对保留时间小于101#同系物的PCB以30#作内标，对包括101#在内的其它所有PCB以204#作内标.3.1.4 分析质量保证及方法检出限 分析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包括试剂空白试验、样品空白试验、标准物回收试验和平行样操作(每10个样品夹1个平行样品).空白试验的样品为采自密执根州Rockford的未污染土壤.分析结果的准确度取决于标准样品的回收率和空白样品的回收率.在试验中加入的标准物是在正常环境中不存在的46#和142#同系物(其加入量是，对6#和44#同系物为0.17ng/g，对101#，138#，153#，180#和205#等同系物为0.075ng/g)，回收率在64%―130%之间；每一组PCB同系物中加入7个空白样，对于不同的同系物，回收百分率在64%―117%之间(EPA要求在50%―150%之间).分析结果的精度取决于平行样品的复现性，我们的精确度低于61%(EPA要求低于100%).方法检出限由6#同系物的120pg/g至205#同系物的8.5pg/g.图1为一典型样品PCB的ECD-GC图.图1 GC-ECD色层谱图(长江武汉段沉积物样品No.603)Fig.1 Chromatogram of GC-ECD(sample was collected from the Yangtze River,Wuhan reaches,No.603)3.2 样品其它参数测定粒级组成――应用光透式粒度分布仪测定；TOC――应用K2Cr2O7氧化还原滴定法测定.4 结果与讨论4.1 我国河流沉积物PCBs一般水平对我国河流沉积物PCBs的测试结果以图2表示.将其与表1中列举的为数有限的我国某些土壤和沉积物PCBs的现有测试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90年代初我国河流沉积物PCBs的一般水平在10.5―25.5ng/g之间，大大高于西藏地区土壤中PCBs的含量(0.625―3.501ng/g)［6］，而远远低于我国某些典型污染源附近土壤和沉积物中PCBs的含量(430―788ng/g)［8］.与国外资料相比，我国主要河流大城市区段目前沉积物中PCBs含量接近于70年代初瑞典天然土壤中PCBs的含量(15ng/g,Oden and Berggren,1973［9］).图2 我国东部河流若干沉积物样品中PCBs的含量Fig.2 The PCBs content in the sediments of rivers in eastern China表1 我国某些土壤和沉积物PCBs的含量Table 1 The PCBs content in the soils and sediments from some areas in China土壤或河流底泥PCBs,ng/g1.西藏未受PCBs直接污染的土壤［7］0.625―3.5012.我国某典型污染区域附近农田土壤［5］7883.我国某典型污染区域附近河道底泥［5］(表层)430(0.5m深处)25.8(1.0m深处)17.5瑞典学者Hakanson在论述他提出的沉积物质量评价方法――潜在生态危害指数(Potenc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时，将PCBs列为计算该指数的主要根据之一，建议把沉积物PCB的评价参比值定为10ng/g.与此值相比，远离明显污染源处的我国主要河流城市区段沉积物中PCBs含量已达到和略超过PCB的污染临界值.在这里我们拟指出的是，从图2的数据中，难以看出我国南方和北方河流沉积物PCBs污染水平的差别，也难以看出城市上游段和下游段河流沉积物PCBs污染水平的差别.但一个有意义的事实是，上述沉积物中PCBs含量与沉积物有机质含量有明显的相关性，与沉积物中<5μm细颗粒物的百分含量亦有明显的相关性(图3).PCBs与前者的相关系数为0.70，与后者的相关系数为0.72(均为在0.01水平下显著相关).此事实揭示，PCBs在沉积物中的含量受到沉积物物理化学性质的显著影响.图3 我国河流沉积物中PCBs与TOC和<0.5μm颗粒含量的关系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CBs,TOC and particulate of <0.5μm size4.2 我国河流沉积物中的PCB同系物我国东部22个河流沉积物样品多氯联苯的14个同系物及DDE的含量见图4，从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含量最多的同系物52#(2,2',5,5'-TeCB)和同系物101#(2,2',4,5,5'-PentaCB)，其次是同系物87#(2,2',3',4,5'-PentaCB)和149#(2,2',2,4',5,5'-HexaCB)及DDE.上述4种同系物和DDE的量占PCBs的70%以上，即我国河流沉积物中的多氯联苯主要是四、五和六氯联苯.Forstner指出，低氯联苯主要存在于水相中，氯取代基较多的联苯易与土壤和沉积物颗粒结合［1］(Forstner,Contaminated Sediments).图4 我国河流沉积物中多氯联苯的同系物组成Fig.4 The composition of PCB homologues in sediments of rivers in eastern China将上述数据与储少岗等测定的我国某典型污染区(电容器堆放与拆卸处)土壤和河道底泥中多氯联苯同系物的测定结果相比，可以看出在该区域土壤和沉积物中，也以四、五、六氯联苯占绝大多数［5］.尽管他们的样品采自污染区域，我们的样品采自远离明显污染源处，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分布的此类污染源的影响.两类样品PCB同系物组合的差别，可能反映了污染扩散过程中各同系物环境行为的差别，有待进一步研究.与前述PCBs的区域分布相似，从图4中看不出我国南北方河流沉积物中PCB同系物含量的差别，也看不出各河流城市上游段与下游段沉积物中PCB同系物含量的差别.但却可十分清晰地看出，东南沿海地区河流(如珠江、闽江、钱塘江等)沉积物中DDE(DDT降解过程中脱C1和脱H的产物)的含量大大地高于其它地区河流沉积物中DDE的含量.我国自1983年已停止生产和使用有机氯农药，目前我国南北方河流沉积物中DDE含量的差别也许是80年代以前使用量差别的反映.4.3 我国河流沉积物中PCB的来源讨论此次研究的河流沉积物样品均采自远离明显污染源处.在此情况下，沉积物中的PCBs可能主要来自于非点污染源.UNDP和WHO联合出版的“多氯联苯环境卫生基准”一书指出［1］，环境中的PCBs主要来自下列3个途径：1)增塑剂中的PCB的挥发；2)废弃物焚烧时PCB的蒸发；3)含PCB的工业液体的渗漏.远离明显污染源处的我国河流沉积物中的PCBs是多途径污染的综合结果，尤其是PCBs随大气颗粒物的沉降及含PCBs土壤在流失过程中向河道汇集的结果，也是我国南方河流和北方河流沉积物PCBs污染水平的没有明显差别的原因.5 结论对我国东部自北向南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各异的11条主要河流城市区段沉积物样品中多氯联苯的含量的研究结果表明，90年代初我国河流沉积物PCBs的一般水平在10.5―25.5ng/g之间，其中含量最多的同系物是2,2',5,5'-TeCB、2,2',4,5,5'-PentaCB、2,2',3',4,5'-PentaCB、2,2',2,4',5,5'-HexaCB和DDE.PCBs与各种同系物在我国南北方河流沉积物中的含量无明显差别，而DDE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河流沉积物中的含量却大大地高于其它地区河流沉积物中的含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49971018)作者单位：陈静生 高学民：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北京 100871QI Min Jessica Blunt：美国密执根Grand Valley大学化学系参考文献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多氯联苯和多氯三联苯的环境卫生基准(秦钰惠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2 贾崇荣等.多维气相色谱分离TCDDs和PCBs.环境化学，1992，11(2)：523 李灵军等.变压器油中PCBs的测定.环境科学，1993，14(3)：694 李灵军等.多级硅胶/氧化铝柱和GC/MS法测定焚烧炉个体排放物中的痕量PCBs.环境化学，1995，14(4)：3225 储少岗，徐晓白，童逸平.多氯联苯在典型污染地区环境中的分布及环境行为，环境科学学报，1995，15(4)：423―4326 李敏学，岳贵春，高福民等.第二松花江中的PCBs与有机氯农药的迁移和分布.环境化学，1989，8(2)：497 孙维湘，陈荣莉，孙安强等.南迦巴瓦峰地区有机氯化合物的污染.环境科学，1986，7(6)：648 张添佛，古堂秀，徐贤义.海水中多氯联苯的测定.海洋与湖沼，1983，14(4)：339 Oden S & Berggren B.PCB and DDT in baltic sediments.Report Dept Soil science,Agricultural College Uppsala,1973.P1―101998-03-09收到原稿1998-11-14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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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2期 No.2 Vol.18 1998科技期刊聚乙烯醇(PVA)固定化反硝化菌的脱氮特性袁林江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西安 710055）文 摘 采用PVA包埋反硝化菌,研究了其脱氮特性并与未包埋菌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相对于未包埋反硝化菌，包埋菌进行废水脱氮时的最适宜pH值及温度未变，为pH=8和30℃，但在外界环境超出最适范围时，表现出明显的耐受性,尤其是在低温(10℃)下。另外包埋菌在低浓度DO或高浓度NH+4存在的条件下其脱氮活性均远高于未包埋菌。关键词 反硝化菌 废水生物脱氮 固定化细胞技术Denitrification characters of denitrifying bacteria immobilized by polyvinyl alcohol(PVA).Yuan Linjiang(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5)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2):189～191Abstract― The denitrification characters of denitrifying bacteria immobilized by PVA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compared with that of free bacteria. It's showed that the optimum pH value and temperature of immobilized denitrifying bacteria were 8 and 30℃ respectively.They are as same as that of free bacteria.When it was not in optimum condition, immobilized denitrifying bacteria's activity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free bacteria.Immobilized denitrifying bacteria had more resistance to low temperature(10℃),DO low concentration and NH+４ high concentration than that of free bacteria.Key words: denitrifying bacteria N-removal of wastewater Immobilization cell technology固定化微生物技术是目前各国污水生物处理领域竞相研究开发的内容之一，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对某些特定微生物采用人工方法加以固定，可以大大提高反应器中所需微生物的浓度，防止微生物的流失以及改善微生物的状态。但是这种人工固定毕竟是一种非自然状态，其对微生物代谢活性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本文以反硝化菌为例，研究了经PVA包埋后其脱氮特性的变化。1 材料和方法1.1 试验材料PVA,分析纯，北京红星化工厂生产。反硝化菌，取自本实验室污水生物脱氮模拟装置中缺氧段污泥。1.2 PVA固定化反硝化菌的制备称取5g PVA溶于50mL 80℃蒸馏水中并加入0.2g活性炭粉，搅匀，冷却至室温，再加入5g经4000 r/min离心20min后所得湿泥，混匀后用针管滴入经Na2CO3调节pH值为6.7的饱和硼酸液中，控制胶滴的大小在1～2mm，4℃下静置30h，所得小球即为固定化反硝化菌。1.3 试验方法分别称取适量包埋菌和相当的未包埋反硝化菌放入人工合成废水中（含NO-3=50mg/L，PO3-４=3mg/L,COD/TN=20）,磁力搅拌，液面用液体石腊密封。控制不同试验条件。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NO-3浓度。2 结果与讨论2.1 pH值对包埋和未包埋反硝化菌活性的影响测定了30℃不同pH值下包埋菌和未包埋菌10h时 硝酸盐去除率（见图1)。包埋菌反硝化最 合适的pH值未变,仍为8,与文献〔2〕结果相近。 在pH=8时，未包埋菌活性高于包埋菌,但pH值偏 离7.5～8.5时,包埋菌活性逐渐高于未包埋菌,偏离越远，两者活性相差越明显。图1 pH值对两类菌反硝化的影响Fig.1 Effect of different pH on denitrificationsof two kinds of bacteria1.包埋菌 2.未包埋菌2.2 温度对包埋菌和未包埋菌反硝化作用影响结果见图2。包埋菌脱氮最适宜温度为30℃,与未包埋菌相同。在适宜温度下，未包埋菌活性高于包埋菌，但偏离适宜温度时则包埋菌活性高于未包埋菌，偏离越是远则差距越大，这一结果与PVA包埋微生物对印染废水脱色时表现相同〔3〕。作者在进行包埋条件筛选时也同样发现，包埋菌在适宜外部条件下，比活性始终未超过100%。可能是由于包埋剂的存在影响了被包埋细菌与废水间的物质传递过程所致〔4〕，所以在适宜条件下包埋菌活性低于未包埋菌，但在非适宜条件下包埋剂又有助于小球内部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良好环境从而导致此时包埋菌活性又比未包埋菌高。这一点在低温环境下(10℃)表现尤其突出(见图3)。未包埋菌10h时硝酸盐去除率才达1.7%，而同期包埋菌为38.4%，说明未包埋菌反硝化作用在10℃时基本停止。虽然包埋菌在10℃时活性较30℃下有较大下降，但仍具有一定脱氮能力。对于高温40℃和50℃(见图2)，包埋菌活性丧失也较未包埋菌慢，表明包埋菌不仅对低温有较好的抗性而且也具有较高的热稳定性。2.3 低浓度溶解氧对包埋菌和未包埋菌反硝化作用的影响从图4可见在微量有氧环境下（DO为0.5～ 1.0mg/L）,未包埋的反硝化菌活性很低,10h 时硝酸盐去除率为3.4%，而同期包埋菌为 59%，远高于未包埋菌。缺氧条件下10h包 埋菌硝酸盐去除率维持在80%左右，未包埋 菌为87%左右(见图1,图2),均比微氧环境 下(图4)相应菌高，表明氧对反硝化作用具有抑制作 用，但包埋菌较未包埋菌对氧耐受性好，这 可能是与PVA维持了小球深部缺氧的环境有关。图2 不同温度下两类菌的反硝化作用Fig.2 The denitrifications of two kinds of bacteriaat different temperature1.包埋菌 2.未包埋菌图3 低温下两类菌硝酸盐去除情况Fig.3 Removal of nitrate by two kinds of bacteriaat low temperature1.包埋菌 2.未包埋菌图4 低浓度溶解氧对两类菌反硝化作用Fig.4 The denitrifications of two kinds of bacteriaat low concentration DO1.包埋菌 2.未包埋菌2.4 高浓度铵对包埋菌和未包埋菌反硝化作用的影响当人工合成废水中含200mg/L的铵时，两类菌反硝化作用结果见图5。图5 铵对两类菌反硝化作用的影响Fig.5 Effect of ammonium on denitrificationsof two kinds of bacteria1.包埋菌 2.未包埋菌在pH＝8.0、30℃缺氧环境下，随时间延长硝酸盐去除率不断上升，10h时包埋菌硝酸盐去除率比未包埋菌高出近47个百分点。与适宜条件下（图1，图2）相比，未包埋菌反硝化活性明显受到了高浓度铵的抑制，活性下降约67个百分点而包埋菌显得受毒害程度较轻微，活性只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而且从图5中还可见未包埋菌适应期也较包埋菌长，经过2h的适应后活性才逐渐上升，而 包埋菌则几乎没有适应期。3 小结经PVA包埋后，反硝化菌的最适宜的pH值、温度相对未包埋菌而言未发生变化，分别为8.0和30℃，但偏离最适宜的pH值、温度时，包埋菌活性则高于未包埋菌，尤其是在低温（10℃）时，表现更为突出。固定化反硝化菌对不适宜的pH值、温度、低浓度氧以及高浓度铵较未包埋菌有明显耐受性，表现出良好的反硝化活性，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参考文献1 郑耀通等.重庆环境科学，1993，15(3)：37～412 徐亚同.中国环境科学，1994，14(4)：308～3123 蒋宇红.环境科学，1993，14(2)：11～154 刘志培等.环境科学，1992，13(1)：2～6作者简介袁林江 男，1966年8月生。1990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硕士，现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系讲师。主要从事废水生物处理的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4篇。收稿日期：1997-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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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信 息 探 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Research1998年 第2期科技期刊以色列的园艺事业西北农业大学园艺系 王 鸣一、以色列农业的“白色革命”―现代化大规模温室以色列人民在寸草不生的干旱贫瘠的沙漠上建立了大片大片的绿洲，依靠综合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取得了“绿色革命”的辉煌成就。“白色革命”是“绿色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更高级、更集约化形式。在以色列驱车穿过沙漠地带，在公路两侧会不时看到成片成片的反射着灿烂阳光的白色设施群，这就是现代化的、大规模温室(或塑料大棚)环境控制“农田”。每幢人工气候调控的温室或大棚的面积因结构及作物而不同，一般多在0.2公顷左右。大棚(或温室)内空间宽敞，设施现代化。棚架为金属支架，棚高6米左右，顶部小拱相连，拱间有排水槽，顶部及四周全采用无滴膜，棚壁装有排风扇，有的棚壁下部悬吊2～3排装满清水的园柱形塑料袋，用以降温。地表有暖气、暖水管道及供水设施。棚顶装有活动遮阳幕布，可由计算机根据指令自动控制开启。以色列还研制了世界领先的利用阳光对农田进行消毒的特殊透光型塑料薄膜(已引入我国山东、河南)，和能够自然腐蚀的生物塑料薄膜。棚内放养蜜峰(biobee)，传授花粉。棚内种植作物以蔬菜、花卉、瓜类为主。蔬菜、花卉实行宽窄带种植，窄带上种2行作物，若种蔬菜，每公顷1800株左右，每株留2枝，植株根部有供水胶管，两侧有温水管道供热。宽带为人行道，架设有双排钢管，为采收时推车轨道。棚内温度、湿度、灌水、肥料供应全部实现计算机自动调控。养鱼也实行大棚养殖，由微机控制棚内水温、投料及各种条件。由于实施无公害种植，产品品质特优，约有1／3出口。此种“农田”，当年投入较多，一般每公顷投入15万美元。暖棚养鱼投入更高，达75万美元。年纯收入相应也高，种蔬菜、瓜果、花卉，每公顷纯收入22.5～37.5万美元，养鱼纯收入为75～112.5万美元。大棚蔬菜无公害种植是其重要特征，播前或移栽前实行太阳能土壤消毒(以色列的太阳能使用十分普及)。利用防虫网或低残毒农药防虫，部分地段采用无土栽培以减少病虫害，从而保护了产品内在质量与外在质量结合，实现畅销，达到高投入、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的目的。与设施园艺的迅速而大规律的发展相配合，以色列的现代化工厂化育苗事业也应运而生，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优良品种的选育，优质种子和种苗的生产、供应，为温室以及大田生产的高产、高效益、优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处介绍一个育苗中心的工作，可以从中窥见以色列在这一领域的水平和成就。在黎以边界以色列一方约200米处，座落着一个美丽的建筑群，这就是以色列著名的拉汉育苗中心。有200多名优秀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专家在此从事着生物工程研究及现代化工厂化的种苗生产和技术咨询服务工作。该中心由组织培养实验室、温室及苗圃组成，通过组织培养可以去除病毒，并对优质原种“外植体”进行快速微体繁殖，组织培养在封闭式的实验室进行，获得组培试管苗后移植到育苗温室或大棚中，该育苗中心从事香蕉组培苗的大量生产已有20年的历史。此种技术不但保证了母代的全部优良种性、遗传纯度和出苗的整齐一致性，并可人工控制其开花期和收获期，以适应市场的需求。以色列的温室大棚主要用来生产园艺作物尤其是花卉、蔬菜和瓜类。二、以色列的园艺生产以色列的园艺事业极为发达，已成为以色列农业的骨干产业和支柱，在出口创汇中更居重要地位。70年代以前，以色列曾努力争取农产品自给，但由于受到水土资源的限制，各种农产品仍需大量进口。70年代后，以色列根据本国资源配置情况，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减少了对土地资源要求较多的粮食作物，改种和增加对土地资源要求较少，但对技术要求高、产值高的园艺作物，即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蔬菜、水果和花卉，让宝贵的土地资源发挥最大经济效益。到80年代后期，以色列的农产品自给率已达95%，需要进口的只有粮食、糖、油等，而蔬菜、水果和花卉等高价值产品不但自给有余，而且还有一半以上出口创汇。目前，以色列每年农产品出口创汇额除用于进口农产品外，还净赚上亿美元。以色列虽然土地贫瘠，水资源缺乏，但却有充足的阳光和温暖的冬季，这非常有利于温室的反季节蔬菜、瓜类和花卉的生产，一些花卉专业户，收入相当可观，多的一年可收入一、二十万美元。以色列的花卉、蔬菜、果树园艺全面发达先进，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番茄和甜椒育种及生产。以色列的蔬菜育种家选育出了许多番茄和甜椒的超级品种，在市场上有许多番茄的单果重达500克以上，番茄的单产30年来由每公顷32吨提高到63吨，若采用滴灌可达80吨，茄子可达70吨；甜椒单瓜重200克以上的很多，且果肉厚、耐贮运。以色列的番茄、辣(甜)椒等蔬菜品种已全部实现了一代杂种化，而且番茄和辣椒均由雄性不育系生产，种子质优但价格昂贵，例如番茄一代杂种，使用雄性不育系生产的种子每公斤1000美元，使用人工去雄授粉生产的种子每公斤2000～3000美元，较我国的番茄种子贵30～60倍，但由于高产、优质、抗病、耐贮运，在国际市场上仍有很强的竞争力。以色列的果品生产也极发达，尤其是各种热带、亚热带水果如柑桔、香蕉、番木瓜、棕枣、仙人掌科植物等等，其中尤以柑桔最为著称。30年来，以色列的柑桔年生产值从1亿美元增加到4亿美元，其蔬菜产值由3000万美元增加到5亿美元。花卉由1000万美元增加到2亿美元。以色列不但盛产各种亚热带、热带果品，而且一些原产北方的落叶果树如苹果、梨、桃、李樱桃、甜柿、弥猴桃等也栽培良好。由于冬季温度高，不能满足桃的“需寒量”(Chilling requirement)要求，为此创造了一种“容器栽培”(Container culture)技术，他们将矮化盆栽的桃树栽在窖中进行低温处理，以人工满足需寒量要求。收稿日期：1996年9月15日 作者为教授 作者单位地址：陕西省西安市 邮政编码：7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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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19卷 第1期 Vol.19 No.1 1999空心玻璃微球附载TiO2清除水面漂浮的油层陈士夫 程雪丽摘要：以空心玻璃微球为载体,采用浸涂法制备出TiO2/beads 光催化剂.研究了利用TiO2/beads 光催化剂降解水面漂浮的正十二烷及甲苯的可行性.结果表明,375W中压汞灯照射120min,正十二烷的光催化去除率达93.5%,光照80min时甲苯被完全光催化去除;通入空气有利于正二十烷及甲苯的光催化去除,外加微量的H2O2(5.0mmol/L)可大大提高光催化去除率,向反应液中加入少量Na+ 对正十二烷及甲苯的光催化去除率无明显的影响.关键词：光催化降解；油层；二氧化钛；空心玻璃微球中图分类号：X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6923(1999)01- 0047- 04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oil films floating on water by TiO2 supported hollow glass microbeads.CHEN Shi-fu,CHENG Xue-li (Department of Chemistry,Huaibei Coal Teachers College,Huaibei 235000,China).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19(1)：47～50Abstract：The TiO2/beads photocatalyst was prepared by dip-coating technique using the hollow glass microbeads as a supporter .The feasibility of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dodecane and toluene floating on water using TiO2/beads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00% of toluene was photocatalytically degraded after 80min illumination and 93.5% of dodecane degraded after 120min illumination with a 375W medium pressure mercury lamp.Bubbling air was favourable for the photocatalytic removal of dodecane and toluene.The photocatalytic removal efficiency was increased rapidly by adding a trace amount of H2O2(5.0mmol/L).Adding a small amount of Na+ ,no obviously effect for the photocatalytic removal of dodecane and toluene was observed.Key words：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oil films；titanium dioxide；hollow glass microbeads目前清除水面漂浮的油污主要采用机械清除法、吸附法和油层分散蒸发法.但是机械清除法、吸附法对一些油层薄的地区不适宜且清除费用昂贵,而油层分散蒸发法又是“污染转移”,造成对大气的二次污染.近年来,利用半导体粉末的悬浮体系光催化降解水中有机污染物的研究引起国内外不同领域学者的重视[1,2].由于光催化法在常温、常压下,短时间内将水中的有机物完全降解为CO2、H2O及一些矿物酸,所以人们正试图将此项技术尽快地应用于工业废水处理,要实现上述目的需解决光催化剂的固定化问题.文献[3,4]利用超声波振荡和Sol-gel技术将TiO2粉末附载在玻璃反应器的表面进行光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实验结果令人满意.但是由于石油类有机物不溶于水,漂浮在水体表面,因此,利用TiO2粉末的悬浮体系或采用其它载体附载光催化剂均会沉入水底,起不到光催化作用.本研究以四异丙醇钛为原料,采用浸涂法将TiO2附载在空心玻璃微球表面,制备出TiO2/beads光催化剂,成功地将正十二烷、甲苯光催化降解.还研究了通入空气,外加H2O2及Na+浓度对光催化降解的影响.1 实验部分1.1 主要药品及仪器四异丙醇钛[Ti(iso-OC3H7)4]系实验室合成,正十二烷、甲苯为分析纯,其它试剂均为A.R级.空心玻璃微球为铝硅球,平均直径为80m m,密度在0.3～0.7g/cm3,熔点高于1200℃.1102气相色谱仪,美国惠普Hewleh-Pockar- d HP5988A GC-MS联用仪,375W中压汞灯,特征波长为365nm.1.2 TiO2/beads 光催化剂的制备稀硝酸溶液与异丙醇组成溶液A,四异丙醇钛与异丙醇组成溶液B；将溶液A慢慢加入到溶液B中,并充分搅拌使其形成高度分散的胶体溶液,将洗净烘干后的空心玻璃微球用上述溶液进行浸涂,5min后取出在室温无尘的条件下干燥,重复上述操作3次,然后550℃焙烧5 h,即可制备出所需的TiO2/beads光催化剂[5].1.3 TiO2附载量的确定空心玻璃微球附载TiO2的量通过光度法确定[6].一定量的TiO2/beads加入到适量的浓H2SO4和(NH4)2SO4的混合溶液中,加热至沸溶解TiO2,经分离定容后,用H2O2显色,在波长410nm处用光度法测定TiO2的量.1.4 实验及分析方法光催化降解实验在一个直径为15cm的敞口玻璃器皿中进行.每次实验装入500mL蒸馏水和10mL反应物,同时加入10g TiO2/beads光催化剂使其能均匀地布满整个液面.375W中压汞灯安放在反应器皿上方,照射整个反应液面,经测定反应液面的平均照射强度为2200W/m2.实验时向反应体系中通入0.02m3/h的空气,反应液用流动冷却水冷却,可控制反应液温度在30℃左右.实验时反应液的初始pH值为7.0.光照一定时间后取出全部反应液用氯仿萃取3次,定容后待分析测定.有机物的残留量用气相色谱分析,然后计算有机物的光催化去除率η.式中：C0为有机物初始浓度;Ct为光照时间t时有机物的浓度.光催化降解未知产物由GC-MS鉴定.2 实验结果与讨论2.1 TiO2薄层的附载量及其表面形态测定结果表明,经3次浸涂,每克空心玻璃微球表面附载0.09g TiO2,经x-ray衍射,空心玻璃微球表面附载的TiO2主要是以锐钛型矿存在;用扫描电镜观察,发现空心玻璃微球表面附载的TiO2较为均匀.每次实验结束后,反应液中均未发现TiO2粉末的存在,说明TiO2与空心玻璃微球表面结合较牢固,连续照射150h后,TiO2/beads光催化活性没有减弱,可以连续使用.2.2 TiO2/beads 光催化去除正十二烷及甲苯光催化降解采用以下4种反应条件2.2.1 TiO2/beads +Air 表示仅有光催化剂存在,而无紫外光照射.2.2.2 UV+beads+Air表示仅有紫外光照射,而无光催化剂TiO2/beads存在,但向体系中加入10g空心玻璃微球.2.2.3 UV+TiO2/beads表示紫外光和光催化剂均存在,但不向反应体系中通入空气,反应所需氧气由反应液中的溶解氧提供.2.2.4 UV+TiO2/beads+Air 表示紫外光和光催化剂存在的同时并向反应体系中通入空气,提供反应所需的氧气.表1,表2列出了光催化去除正十二烷和甲苯的实验结果.从表1,表2可以看出,对于反应条件2.2.1,正十二烷和甲苯的去除率最低,认为在该实验条件下,正十二烷和甲苯的去除率主要是由于挥发所致;对于反应条件2.2.2,正十二烷和甲苯的去除率也相当低,认为在该条件下,正十二烷及甲苯的去除率是由于紫外光解和挥发所致;对于反应条件2.2.3,正十二烷和甲苯的光催化去除率低于反应条件2.2.4,是因为反应液中的溶解氧消耗所致;对于反应条件2.2.4,光催化去除率最高,光照120min,正十二烷的去除率高达93.5%,光照80min,甲苯被完全光催化去除.是因为反应液中的溶解氧在光催化反应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溶解氧俘获导带电子形成. O-2(O2+e-→. O-2),减少了TiO2表面电子空穴对的复合率,同时. O-2还可进一步形成H2O2,增加具有强氧化能力的.OH[3],同时通入空气可加速正十二烷和甲苯的挥发.光催化降解正十二烷的部分中间产物如C2H4O2、C6H10O2、C10H20O4、C12H24O2已被检测出,这些物质对环境的危害性较小,因为它们溶解在水中,很容易被水中的微生物所降解.实验结果还表明,对UV+beads+Air反应条件,反应液的pH值在整个反应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不变,而对于UV+TiO2/beads+Air条件,光照120min反应液的pH值从7.0降到4.5.表1 光催化降解正十二烷的实验结果Table 1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dodecane光照时间(min)TiO2/beads+Airη(%)UV+beads+Airη(%)UV+TiO2/beadsη(%)UV+TiO2/beads+Airη(%)200.84.39.610.8401.99.522.725.2603.715.736.241.3805.921.648.159.71006.828.157.676.01208.332.163.693.5表2 光催化降解甲苯的实验结果Table 2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toluene光照时间(min)TiO2/beads+Airη(%)UV+beads+Airη(%)UV+TiO2/beadsη(%)UV+TiO2/beads+Airη(%)101.32.38.910.5203.47.021.128.3405.919.749.262.3608.232.861.488.18010.740.670.11002.3 外加H2O2及Na+对光降解的影响采用光催化反应条件2.2.4,固定光照时间t=40min,外加H2O2对正十二烷及甲苯光催化降解的影响见表3.表3 H2O2浓度的影响Table 3 Effect of H2O2 concentrationH2O2浓度(mmol/L)正十二烷η (%)甲苯η (%)0.025.262.30.136.968.10.546.275.31.050.789.63.058.396.05.062.01007.062.31009.059.7100从表3可以看出,加入微量的H2O2可大大提高正十二烷和甲苯的光催化去除率.但是当H2O2浓度超过5.0mmol/L时,正十二烷和甲苯的光催化去除率变化不大.H2O2是电子的有效接受体(H2O2+e-→OH-+.OH),减少了TiO2表面电子－空穴对的复合率,同时产生具有强氧化能力的.OH[7].所以加入微量的H2O2,可大大提高正十二烷和甲苯的去除率；但是当H2O2浓度过高时,由于反应液中产生的. OH太多,. OH在未与有机物反应之前,就相互碰撞自行毁灭(2. OH→H2O2)所以当H2O2浓度超过5.0mmol/L时,光催化去除率变化不大.固定光催化条件2.2.4,模拟海水在反应液中分别加入0.2、1.0、3.0g NaCl.实验结果表明,加入Na+对正十二烷和甲苯的光催化降解无明显影响.3 结语以空心玻璃微球为载体,采用浸涂法制备出TiO2/beads光催化剂,成功地将石油中的代表物正十二烷及甲苯在短时间内完全光催化去除.虽然仅把正十二烷和甲苯作为研究对象但依照本实验结果,可以推论石油中其它有机物均可被光催化去除,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仍在进行中.本文将TiO2附载在空心玻璃微球上,解决了光催化剂的固定化问题,制备的TiO2/beads 光催化剂密度小于1.0g/cm3,可漂浮在水面上直接利用太阳光处理工业污染废水,且不需要回收光催化剂,便于工业化连续操作,因此,利用TiO2/beads作为光催化剂在今后工业废水处理中具有良好的开发应用前景.基金项目：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97415006)作者简介：陈士夫(1963-),男,安徽淮北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化学系副教授, 硕士,主要从事光催化及其在生态与环境保护中的应用研究.先后主持省部级自然科学基金3项,国家“八× 五”科技攻关子课题1项,参研省部科技攻关3项.其研究成果曾获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星火三等奖1项,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和三等奖各1项.发表论文20余篇.作者单位：(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化学系,安徽 淮北 235000)参考文献：[1] Hoffmann M R,Martin S,Bahnemann D W.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 of semiconductor photocatalysis [J].Chem.Rev.,1995, 95:69-96.[2] Muneer M,Philip R,Das S.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wastewater pollutants titanium dioxide－mediated oxidation of a textile acid blue 40# [J].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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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492 【原文出处】经济改革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199801 【原刊页号】67～69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4 【 标 题 】论政府农业上的政策性偏差及取向 【 作 者 】张倩肖/王荣鸽 【作者简介】陕西财经学院 【 正 文 】 一、政府在农业上的政策性偏差建国四十多年来，为提高粮食产量，发展农业生产，政府采取了推广实用技术、加快农田建设、增加物质投入、放开粮食价格、实行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措施，使我国的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2亿公斤，提高到1995年的4650亿公斤，基本上解决了12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尽管如此，我国的农业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农业自身积累能力低下，技术进步缓慢，耕地减少，地质衰竭，人均粮食产量下降等等。引发农业问题的因素很多，其中政府在农业上的政策性偏差，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重工轻农的财政信贷政策导致农业投资严重不足建国以来，政府对农业实行的是低税隐税、低息优惠政策，从表面上看，似乎起到了保护农业的作用。但是，政府向工业倾斜的经济发展战略导致财政投资政策和信贷政策出现了严重的“非农偏好”。据有关部门统计，农业投资占整个国有单位投资的比重，70 年代末为5 ％，1992年下降到3.7％，1993年下降到2.8％，1995年进一步下降到2％；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六五”以来也一直处于萎缩状态，主要表现在农业信贷规模的增长速度低于信贷总规模的增长速度。1991―1993年，农业贷款占国家银行贷款的比重分别为6.7％、5.5％、5.47％，远低于“七五”期间6.65％的比重水平。不仅如此，财政、信贷支农资金还出现了严重的“农转非”现象。据统计，1993年国家财政、银行向农业投资1265亿元，实际用于农业的仅有713亿元。1994年，农村资金通过财政、金融渠道净流出814.5亿元。财政、 信贷支农资金严重不足，使农业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生产条件脆弱，成灾率由1978年的42％上升到1994年的57％，基本上仍然是靠天吃饭。（二）扭曲的工农业产品价格政策导致农业比较利益低下长期以来，在农业价格政策上，政府一直采取的是稳定农用工业生产资料价格，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政策。但由于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农产品价格远低于其价值，大量农业剩余价值通过价格分配等方式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据统计，1952―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中抽走约10,000亿元资本，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仅3000亿元，农业资金净流失7000多亿元。近年，虽然政府几次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管制，并通过完善各种支农政策，使长期存在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曾一度缩小。但由于农业工业品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未得到有效控制，1989年以后，工农业产品比价出现了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的复归现象。 1992 年与1988年相比，全国农付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上升13.5％，而同期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则上升了31.9％，四年间工农产品综合比价“剪刀差”扩大16.2％，平均每年扩大3.8％。1995年， 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年高位的基础上继续上涨20.4％的同时，政府却对粮食定购价格实行“冻结”，即继续执行上年的定购价格，虽然各地可视财力状况，对定购粮食收购进行适当补贴，但国家定购价格加权平均仍比同期市价低40％以上。据统计，近几年农业通过“剪刀差”的形式对工业的贡献每年都在1000亿元以上。“剪刀差”的扩大，直接吞噬了农民的经济利益，使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工农收入差距拉大。实际上，政府的工农业产品价格政策，不仅没有起到保护农业的作用，反而迫使农业牺牲自我利益，“以农养工，以农建工”，导致农业积累和技术进步十分缓慢，农产品有效供给长期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三）非政府转移支付政策的偏差，使农民税外负担沉重非政府转移支付政策主要包括农业税外负担政策，非农产业、社会团体、城镇居民以及国外赠予政策等。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承担的各种不合理的税外负担日益沉重，虽然国家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并于1991年12月17日发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3年5月26日宣布取消要求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43项达标升级活动，纠正涉及农民负担的10种错误的收费与管理办法；同年6月20日取消37 项中央国家机关涉及农民负担的集资和收费项目等一系列政策。但由于对农民负担的收支政策缺乏规范化和可操作性，所以，在农民负担的收取上，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并存，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没有一个确定的法定标准。加之缺乏强有力的农民负担监管部门和行之有效的监管办法，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农民除了负担村提留、乡统筹费（这两项绝大部分地区都超过了国务院规定的5％）外， 还要承担其它社会负担，据农业部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民涉及的社会负担达150多项， 1992年能够统计到的这种合同外负担120亿元，人均13.6元， 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3％，有的地方达5―7％，甚至更高。此外，政府虽然一再强调“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由于未能法制化、政策化，除个别经济发达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四）土地政策上的偏差，造成耕地资源短缺现有土地政策下，不仅存在耕地减少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地力下降。土地承包期过短、土地使用权频繁更迭、以及农业投资效益的滞后性，使农民只注重眼前利益，不愿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普遍依赖速效化肥，忽视有机肥的作用，使土壤肥力来源渠道狭窄，地力下降。据调查，我国21％的耕地缺有机质，51.5％缺磷，24％缺钾，14％磷、钾俱缺。中低产田占总农田比例由以前的60％升为80％，许多农田“重白不重黑”而成为“卫生田”。（五）、农业政策执行上的偏差，使各项支农措施未落到实处。近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农业政策，其中有些政策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大多数政策不是没有实施，就是在实施中走了样，政策执行起来有许多牵制和阻碍，以至最终流于形式和不得其果。总之，农业上的政策性偏差，造成农业生产环境恶化，抗灾能力下降，粮棉产量徘徊不前，工农业发展失衡。据专家研究，我国工农业发展的合理比例应是2.5∶1，而“八五”期间，我国工农业的平均发展速度之比为4.3∶1，有两个年份在5∶1至5.3∶1区间运行。长此以往，农业不仅自身难以持续发展，也很难支撑年递增20％以上的工业高速低效发展的。二、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的政策取向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政府必须实施农业保护政策，保障农产品安全供给，农民收入稳定增加和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一）实行明确的财政、金融保护政策，从根本上矫正政府投入的非农偏好目前，我国工业已具备了较强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矫正工业倾斜发展的时机成熟；同时，农业又是一个承担自然、市场双重风险的弱质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难改变其比较利益低下的地位。这就要求政府对农业实行明确的财政、金融保护政策。1.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预算内资金、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同时，还应保障世界银行对农业贷款的优惠条件要全部用于农业。2.单独建立农业政策性银行，把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各项贷款，包括农副产品收购资金贷款和各项农业生产贷款全部划归农业政策性银行管理，实行专款专用，足额到位。对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实行低息，以降低农业投入成本，刺激农业生产者增加农业投入，其中利率差额由国家财政弥补。3.通过财政补贴等经济手段，鼓励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对农民购生产资料实行赊销，在信用社贷款记帐，保证农业贷款用于农业。（二）实行改善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政策，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加1.继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实行农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化政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农产品价格较大幅度的提高。1992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中，来自种植业的占43％，来自农业中非种植业的占17％，共计占60％。但目前我国有些农产品价格已接近或超过了国际市场价格，例如大米、小麦、玉米、大豆的市场价格已高出国际价约30％―50％，从长远来看，寄希望提价增收，潜力不大。增加农民收入，当然一方面还要继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更重要的是要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目前我国许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已高出国际市价许多），理顺主要农产品之间以及主要农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的比价关系，一旦比价调整合理，立即实行农产品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化政策，使这两类产品的价格指数挂钩，协调升降，保持动态平衡，维持合理比价。2.完善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一定的保护价格，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干预、调节农业生产，实现农业稳定发展的政策和重要措施。虽然我国自1992年已开始对粮食实行保护价，但由于当时国家计划收购价偏低，保护价又低于计划收购价，且保护的对象仅限于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种粮食作物中的合同定购和专储部分（这部分尚占不到四种粮食商品部分的一半），难以达到价格保护的预期目的。1990年以来，政府在粮食专储上也有所动作，但储备制度建设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存在许多问题，影响储备功能的发挥。因此，必须尽快完善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一方面，根据国家财政状况，逐步把价格保护的范围扩大到全部粮食商品部分和其它主要农产品，制定合理的计划收购价和相应的保护价，保护目标也应从最初以防止价格波动和调节供求平衡为主转向稳定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农产品储备网络建设，彻底分开政府储备与商业经营行为，建设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度，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将保护价维持在一定水平上，确保农产品生产在正确价格导向下稳步发展。3.实行向农业生产者补贴的政策。现有农业政策下，广大农产品生产者承担着许多隐蔽的税赋，而农产品的消费者却得到较高的补贴。据调查，目前城乡居民用于购买粮食的支出占生活费用支出比重仅有6 ％左右，影响城镇居民生活的主要因素，不是粮食价格的波动，而是副食品的价格波动。但副食品有着广泛的替代关系，其收入弹性系数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用财政补贴将农副产品的价格稳定在较低水平上，既不经济，也不合理。因此，政府应将这部分财政补贴由消费者转向生产者，对农产品及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给予以补贴或实行优惠政策。4.依靠科技进步，保证农民收入较快增加。农民收入的较快增加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具体讲，一方面，加大农业科研投资，搞好科技攻关，尽快在优质品种培育、自然灾害综合防治、农产品加工与综合利用、农业开发等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农业再上新台阶增加技术储备；另一方面，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降低农民采用新技术的代价，把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完善土地政策，保护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1.建立永久性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制度。目前有的地方虽然划定了基本农田保护区，但有的县、区为了用地方便，竞可以宣布退出。基本农田一经划定，就不得占用，非占用保护区基本农田不可，不论多少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规范的审核制度。这里就特别注意，对土地的管理应有超越所有者、经营者层次的政府管理，形成政府高度垄断的土地供给制度，体现土地供给能力对需求的制约和引导。2.实行土地有偿使用政策，建立土地合理流动机制。培育土地市场，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可以长期有偿使用、继承、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抵押和入股，使农民更多地获得对土地的处理权和收益权，有利于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此外，应从使用国有土地的各种经济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区的土地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专门用于农业综合开发和资源保护。（四）规范政府行为，依法保护农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制定正确的具有远见的政策是很重要的，但正如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曾说过的：“即使有了最好的政策，也难以确保获得成功。”关键是要把这些政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为此，必须逐步健全农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有力的政治监控，规范政府行为，使农业走上依法保护的轨道，尽量控制政策偏差和消除政策扭曲。【责任编辑】裴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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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2663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6 【原刊页号】39-42 【分 类 号】K3 【分 类 名】中国近代史 【 作 者 】杜语 【复印期号】199702 【 标 题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历史与现状 【 正 文 】 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所谓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只是一个通商口岸化的过程。通过对通商口岸和通商口岸化的考察，准确地把握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沉的程度，可以准确地把握中国畸形城市外壳内部潜生的现代化种粒如何冲破重压，逐步发育成长。通商口岸，从字面上讲，是指国家或地区间为贸易往来而设立的港口。但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是具有特定的内涵的。一般地说，通商口岸就是条约口岸，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大都是通过被迫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关条款的规定开辟的。但到清末，租借地，自开口岸的出现使通商口岸和条约口岸的概念逐渐有了新的发展。一般论者认为，条约口岸还可进一步划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在那里，有完全通商的权利，在那里，可以设立领事馆，在那里，有一个海关衙门”，这一类可以称作标准条约口岸。第二类，“在那些城市里，一般是没有海关衙门的，没有领事馆，外国人是不应该在那里永久居住的。”这一类虽说亦属标准条约口岸，但大多数不沿海、沿江、沿河。第三类，“沿着长江和西江的某些地方，有所谓访问口岸，在这些商埠，外国公司的轮船可以为着装货和载客而在那里停泊，在另外一些这样的商埠，该轮船只能为载客而停泊”。［①ａ］当然，另一些论著并不认为这些所谓“访问口岸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条约口岸性质，他们仅仅承认这些口岸具有变相条约口岸的性质，”［②ａ］而另外一些论著，则根本不承认其所具有的条约口岸性质，［③ａ］之所以造成以上认识差异，大概主要是各家对条约口岸的标准有不同的看法。后两种观点将条约口岸的标准严格限制在条约明确规定的与南京条约诸条约所开列的通商口岸权利相等的口岸，而前一种观点则把条约规定的各类口岸都划入条约口岸之列。尽管在认识上有差异，各家对各类口岸的基本特征还是不易发生争论的，因为这些口岸基本特征都早已为条约明确规定。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辟，各口岸间的交通，通讯等联系逐步完善，处于腹地的广大地区开始为它们所左右，于是就形成了口岸体系。通商口岸的开辟与通商口岸体系的形成，是近代中国开放的主要形式，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基地。对此，西方的外交官，商人们早就有所认识。如英国驻上海副领事马安（Markhon John）在给英语驻上海汉文正史威妥玛（Wade，Sir Thomas Francis）的函中就指出，以通商口岸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中国对外贸，“不仅仅有利于英国，而且有利于中国这个大国的千百万居民。”［④ａ］但马安只是指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不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事物的另一方面，即帝国主义入侵导致中国丧失国家独立，广大农村破产，中国与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越益加大等等问题，他却丝毫不予提及。西方学者对通商口岸及其体系的探讨，在整个１９世纪后半叶到２０世纪前半叶都没有停止过，但他们大多限于对通商口岸的内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素材进行整理。美国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第一个对通商口岸进行严肃的理论研究的学者。他的名著《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于１９５３年出版后，立即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从而确立了他之为中国学家的地位。费正清在该书中通过对五口的开放和开放五口的外侨社团、海关、贸易等有关要素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式，把中国社会变化的第一推动力归之于西方的冲击。他认为通商口岸是一个中外混杂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西方的法律、金融、工业形式以及个人主义都被微妙地改变了。费正清同时还认为：与其说条约口岸代表了移植于中国沿海海岸的西方生活方式，还不如说中国接纳了西方人及其生活方式。但此时的西方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同样也调整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以与中国的条件相适应。［⑤ａ］针对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以及后来的传统――近代化模式，西方学者越来越不满意其对外部冲击力的过份强调，他们逐步发展出一种中国中心观的思路，强调中国内部各种因素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而较少强调外部冲击，较少强调通商口岸的作用。中国中心观从中国内部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⑥ａ］这对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外力论是一个补救，但中国中心观却由此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以致完全忽视了外力的冲击作用。这正如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一文中指出的：“中国中心观过于看轻外部世界的作用，对外部势力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发生的毒害影响估计不足。”［①ｂ］而且，这派论点也没有把通商口岸作为一个特殊的认识对象进行专门研究。在这一方面作出重要学术贡献的应推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墨菲（Rhoads Murphey）和威廉・罗（William T.Rowe）几位。在施坚雅等的主持下，从１９７７年开始，他们连续推出了三部极具分量的研究成果。第一部是《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二部和第三部则分别是《两个世界间的中国城市》和《汉口：商业和社会，１７９６―１８８９》，后来又推出汉口一书的续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矛盾统一体》。墨菲影响深远的著作则有《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和《外来者：在印度和中国的西方经历》（The Outsiders:The Western Experience in India and China）等。施坚雅更看重传统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他不像费正清等人从外部冲击寻找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而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对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城市内部结构的研究上，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分析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诸多特征。由于通商口岸在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网络中的特殊地位，施坚雅正确地把通商口岸纳入其城市网络的核心之中。他将中国全境划分为九个相对独立的大区，其中就有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区，先以苏州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区，以福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区等五个区域以通商口岸为中心。以这些通商口岸城市为中心，施坚雅进而建筑了自己的层级体系模型。虽然，施坚雅的这一模型由于其非历史的缺陷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其结论：由于城市及城市之间存在差异，核心地带的发展导致了其边缘地带的不发展，却不能不说是相当有见地的。［②ｂ］尽管如此，施坚雅由于没有将通商口岸城市和别的城市区分开来，从而限制了自己对通商口岸体系的深入研究。墨菲则更多地把精力投入研究条约口岸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系统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作用。墨菲认为，通商口岸，特别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作为现代中国文明的发源地，无论“在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和经济变革上”，还是“在给中国讲授西方贸易、科学、工业的课程上”，都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物的钥匙，但在运用通商口岸去说明现代中国社会的诸般现象时，墨菲一方面认识到“作为现代中国革命的一股主要力量，上海有权宣称它在当前革命成果中享有比莫斯科更大的份额”，是“中国革命的创始者”［③ｂ］另一方面，又认为通商口岸模式的传播是失败的，与通商口岸大城市如上海有关的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单纯的都市化的结果，即传统的都市和人口增加趋势的直接延续，而并非源自通商口岸为代表的都市成长的形态的影响。［④ｂ］这样，墨菲就把通商口岸模式的传播方式绝对化了。实际上，通商口岸模式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并非像细胞复制一样，在各个方面都与其母体一致，而是呈层次递减的。在其最高层次，通商口岸的原始信息是饱满的，而在其低层次的口岸中，就逐渐流失了。但也正是因为低层次口岸荷带信息的递减，才能够形成不同等级，不同功能的众多口岸组成的口岸体系，才能够有利于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转。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展开了对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及通商口岸的广泛研究。各种有关学术论文、专著都纷纷问世。据笔者所见，较重要的论文有陈振江的《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茅家琦的《西学东渐与城市近代化》，涂文学的《近代汉口城市文化生成机制探源》，胡光明的《被迫开放与天津城市近代化》，罗澍伟的《近代天津上海两城市发展之比较》等。专著则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研究课题所推出的成果，如《近代武汉城市史》、《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等，以及国家教委博士点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成果《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南京大学历史系茅家琦等著《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等等。毫无疑问，我国学术界对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是成绩斐然的，特别是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城市史的出版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城市史的研究。但也应当承认，我国城市史的研究，虽然重点放在了通商口岸城市，但没有充分意识到通商口岸开放所引导的近代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从传统到近代的直接递转，而仅仅是从传统到通商口岸化，然后才到近代化、现代化的递转；没有充分意识到通商口岸城市和一般城市之间的重大区别，特别是没有意识到把通商口岸城市纳入一般的城市史的研究模式之中，所可能产生的种种不便。所谓城市史的研究模式，是西方学术界针对西方具体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况而设计的。这一理论模式，适合于西方经古代――中世纪，再向近现代过渡的城市发展道路。但把这一模式不加分析地引进来，就势必忽略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况，忽略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和通商口岸城市的过渡性。特别是，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者们还原封不动地引进了西方城市化概念，把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看成一个城市化过程，同时也是现代化过程。而若从狭义的城市概念，即以工业革命之后的新兴城市的特点为标准来分析，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只是在某些方面与西方城市相似的通商口岸城市，而这种相似性还仅仅是表面上的。如果考虑到政治、社会诸因素，通商口岸无疑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最集中的体现者。笔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所谓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只是一个通商口岸化的过程，正象我们不把中国近代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定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样，我们也不能不顾中国社会性质与西方社会性质的巨大差异，硬性地引进西方的城市化概念。而以通商口岸化取代城市化，就可以通过对通商口岸和通商口岸化的考察，准确地把握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沉的程度，也可以准确地把握中国畸形城市外壳内部潜生的现代化种粒如何冲破重压，逐步发育成长。因此，笔者进一步认为，若从政治史、政治社会史的角度审视近代中国通商口岸、通商口岸城市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就可更准确、深入地揭示帝国主义是如何侵略、剥削和奴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又是如何反抗这种侵略、剥削和奴役，并最终通过这种反抗巩固中国社会的有限发展，从而将近代中国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同时，也将把通商口岸的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作者是本院近代史系９３级博士生。责任编辑：赵俊注释：①ａ 西甫・里默：《中国对外贸易》，台湾三联书店１９５８年版，第９页。②ａ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２页。③ａ 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④ａ 《领事马安致威妥玛先生函》，见李必樟译：《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３０页。⑤ａ 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ahe China Coast，１９５３年版，Ｐ．７。⑥ａ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译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①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组组织处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成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０页。②ｂ 参见：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３４３―３４５页。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见《历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４期。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２３页。③ｂ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页。④ｂ Rhoads Murphey，“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Edited by Mark Elvin and G.William Skinner“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１９７４年版，ＰＰ．５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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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905 【原文出处】现代传播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55-60 【分 类 号】G6 【分 类 名】新闻学 【 作 者 】巫加都 【复印期号】199604 【 标 题 】通讯社电视传播：寻找时代坐标点 【 正 文 】 当通讯社电视传播在我们国内新闻界还鲜为人知、还被怀疑其合理性的时候，国外大小通讯社的电视传播已无可争议地在纷繁的传播空间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并由此校正着通讯社本身的时代方位。《现代汉语辞典》称：能够确定一个点在空间的位置的一个或一组数，叫做这个点的坐标。那么通讯社电视传播的参照系数何在？空间位置何以表现？在纵向的历史坐标轴和横向的当代坐标轴上，最合理的坐标点在哪里？历史坐标：纵向的探索如果将历史的发展比作一纵向坐标轴，我们可以看到通讯社与现代传播业同生共荣，它不断采用先进的通讯技术，不断进入新的传播领域。90年代兴旺起来的通讯社电视报道正是通讯社业务发展的自然延续。19世纪上半叶，当以大众报业为代表的近代传播业形成的时候，通讯社应运而生。1835年世界上第一家通讯社――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的前身）最初的业务是翻译欧洲各国报刊上的文章，由信使送给私人用户，随后业务扩展到为报纸服务，5年后采用信鸽进行联络，10 年后使用有线电报传送信息。1850年问世的路透社最初的快讯是向银行、交易所和商人们兜售金融信息，通讯手段是信鸽与最初的海底电缆并用， 7年后开始为报界提供综合新闻。有线电报促进了现代意义上的通讯社业务。随着海底电缆向世界各地的延伸，通讯社办事机构遍地开花，通讯网络越来越大，很快成为各国报业密不可分的合作伙伴。本世纪初无线电通讯问世，20年代欧美各国出现了广播电台，30年代出现了电视台，通讯社随之扩展服务领域，为电台与电视台提供口播新闻。1967年，美国合众国际社联合英国独立电视新闻社，组成合众国际电视新闻社UPIYN（即今日的世界电视新闻社WTN），向各国100 多家电视机构提供电视新闻片，80年代以后，其报道也成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的主要来源之一。合众社有线电视通讯系统还为美国3000多家有线电视台提供电视新闻。50年代各国通讯社相继进入电传发稿时代。70年代，通讯社进入电脑时代，纷纷建成计算机处理系统。1976年路透社建立了能将世界各地信息立时显示在电视屏幕上的信息收集系统。80年代通讯社进入卫星通讯时代。现在路透社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通讯网络――330多条国际专线连接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新社的卫星数据通讯网用6颗定位卫星，在全球有1600个卫星地面接收站； 埃菲社16条卫星通讯线路连接着50多个机构；新华社租用两颗通讯卫星，有250个卫星接收站、50多条国际线路。90年代，各国通讯社像约好了一样，纷纷开发图像报道，进入电视传播时代：1992年路透社买下了维斯电视新闻社的全部产权，建立了自己的电视新闻部（Reuters TV），每天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国传播电视新闻；1994年底，美联社成立了电视部（APTV），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都配备了电视摄制设备，每日通过卫星传送全球性的电视新闻报道；俄通社――塔斯社的前身。塔斯社从1990年起开发电视报道，现在它的电视新闻部每周为俄罗斯电视台提供经济专题报道， 并进入了“CNN欧洲新闻”节目。从手抄复写到石印、到电传排字、到计算机数据处理，从信使递送到飞鸽传书、到电报、到卫星通讯，100多年来， 通讯社总是不惜代价更新设备，采用最新的传播手段，每一次新手段的采用都使通讯社业务发展产生一次飞跃。从出售金融信息到为报纸供稿，到为广播提供口播新闻，到为电视台提供图像报道，通讯社不断进入新领域，开拓新市场。新的服务又要求采用更新的传播手段，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为报业服务，使通讯社建立了遍布全球的信息网；为电台供稿，通讯社更注重新闻时效，并发展了口语新闻写作；为电视台提供图像报道后，通讯社更注重于通讯手段的综合运用。历史没有停留，通讯社也不会止步。经历了报业时代、广播时代的近代传播业不会滞留在电视时代，它将进入更新的传播时代，通讯社也将随之跨入新的世纪。那么，当代各种传媒历经历史演变，又有了哪些此消彼长的变化，将对通讯社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呢？当代坐标：横向的比较目前通讯社为之服务的传播业正发生着诸多变化。报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大众传播领域里雄居首位，是通讯社最主要的服务对象。20年代广播电台的出现使报业受到第一次冲击，二战后电视的迅速发展使报业受到第二次冲击，加上报业自身兼并与垄断，各国报纸种数下降、销量下降。90年代，全球报业受到第三次冲击――新闻纸持续涨价。1994年初每吨400多美元的纸价，到1996年可能突破每吨900美元。各国报业不堪“纸”负，一再减版、缩减印量、裁员，报价仍高居不下，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不断下降。中国报业大的发展始于80年代， 各地政府机构纷纷办报， 报纸从70年代末的180多家上升到90年代初的2000多家。 同时还出现了扩版热潮。但是好景不长，这股热潮很快就因新闻纸涨价而降温，也受到同样于80年代飞速发展起来的中国电视业的冲击。广播始于20年代，盛于30年代。它以电波快速传播，无需印刷、发行，很快抢走了报刊的一部分读者和广告收入。50年代后电视的兴盛，使广播同报纸一起受到新的冲击。但是，各国电台并未如有人预言的那样走向衰落，而是继续蓬勃发展，出现了超短波广播、调频广播和新闻台、经济台、音乐台等专业台的“窄播”。大型广播网跨国发展的同时，地区性和社区性的小型电台大量增加。便于携带的收音机使人们能随时收听时事报道、金融信息和娱乐节目。在全球电视机普及之时，收音机数量也同步增长，60年代为5亿架，90年代增加到近20亿架。电视在战后逐步成为最有影响的传播媒介。 1955 年世界上只有约20个国家建有电视台，到90 年代初全球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电视台，电视观众达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90年代开办国际卫星电视广播形成了热潮。据统计，目前约有20个国家和地区、50座电视台开办了国际卫星电视， 全球卫星电视节目已达300多套。从传媒市场的变化看，报业市场经受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正寻求新的支点与出路。广播市场的节目继续多样化，对节目的需求不断增加。电视市场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通讯社不能不进入新的传媒市场，尤其不能不重视电视市场的发展。首先，国际卫星电视广播等新技术的采用，将扩大电视节目市场的需求。奥运会和海湾战争快捷、生动的卫星电视直播使各国看到了卫星电视的魅力，发达国家的大传媒公司争先恐后开办国际卫星电视，并纷纷涌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卫星电视加剧了传播的“单向流动”，美、英、德、法、日等国的跨国公司控制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电视传播业务。发展中国家靠限制接收卫星电视已不能抵御境外电视的挑战，不得不加速发展本国的电视事业。于是在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不同目的的努力下，形成了巨大的全球电视市场。中国电视市场在境外卫星电视的压力下，发育快而营养不良。目前在我国不同地区可接收到60多套卫星电视节目。随着亚洲上空卫星电视频道不断增加，本世纪末我国上空的卫星频道将达100多个， 相当于别国在我国建立几十个电视台。1995年底中央电视台采取了迎接境外电视挑战的新措施――同时开播了电影、体育、文艺及综合节目等4 个卫星频道。现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家庭能收到3套以上的电视节目， 有线电视使大城市的观众能看到10多套节目。但是据统计，全国省级以上的电视台自制节目量仅占节目播出量的五分之一，其余的节目需另辟来源。全国1200多家有线电视台更是缺乏节目制作能力。于是大批海外电视节目涌入中国市场。当前，国外电视节目已占中国电视播出时间的三分之一。随着数字压缩技术的采用，电视频道将成倍增长。只能转播一个模拟频道的卫星转发器，能转播6至8个数字频道。我国原有20个频道的有线电视台将拥有100多个频道，许多电视网就会变得有频道而没节目了。其次，国际电视新闻的需求将大为增加。目前在发达国家，受众最多的是电视新闻节目。海湾战争期间，三大电视网花销巨大的晚会不断受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平实快捷的新闻报道的冲击。电视新闻日益成为电视台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的广播电视也一直试图以新闻节目作为主干，不断增加播出次数。中央电视台90年代开办了对海外新闻广播（第四套节目），1995年开始24小时广播，计划进入各国有线电视网，覆盖全球。但是中国电视台的国际新闻报道还处于被动状态，只能收到什么报什么。目前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报道是根据路透社电视部、世界电视新闻社和CNN等的电视新闻以及新华社、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文字稿编辑而成。1995年11月27日―12月3日一周时间里， 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共播出国际新闻54条，其中新华社消息4条，有4条是口播新闻，一条是新华社的文字稿配上有关的图像。在同一周时间里中央电视台的《世界报道》共播出国际新闻78条，其中新华社口播新闻3条。 这一周的这两个栏目中总共132条新闻中没有中央电视台自采的。 除了有少数驻外记者站、重大国际事件临时派人采访外，我国最大的电视网――中央电视台尚无能力进行经常性的国际新闻采访。像长期以来报纸要依靠通讯社提供消息一样，当今的电视台也要依靠通讯社提供新闻报道。中央电视台两个主要的国际新闻来源就正是国外通讯社的电视报道。从80年代初， 中央电视台即与英国维斯新闻社VISNEWS（今日的路透社电视部Reuters TV）、 美国合众独立电视新闻社VPITN（今日的世界电视新闻社WIN）签订了通过卫星收录国际新闻的合同。尽管我们的同行心有疑虑，从不愿标出图像新闻的出处（1996年起改称“由……台编译报道”），但天天转播国外通讯社的电视报道依然心安理得；尽管平时常用国内通讯社的文字稿，请通讯社记者出镜作评论，但对国内通讯社开办电视报道又存有戒心，使先天不足的中国国际电视报道又多了一份尴尬。传播业发展的规律和通讯社为各种媒介服务的规律毕竟是人为因素不能限制的。在30年代，无线电广播所具有的速度曾使报纸不安，当电台需要大量新闻时，美国报纸开始阻止通讯社向电台供稿。但封锁不能长久，1935年美国合众社率先向电台供稿。1940年美联社也开办专为电台服务的业务。1947年，美联社修改社章，电台获准加入美联社。现在， 美联社电台和电视台成员已超过了报社成员， 它现有国内报纸成员1550多家，电台、电视台成员5100多家。历史在相似与不相似之间总能给后人留下启示。最佳结合点：跨世纪的追求当代传播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激烈竞争”，人们研究的也多是传媒各自的优与劣、如何在竞争中求生存。但是在竞争的汹涌波涛下正涌动着一股联合、融合的潜流，这股潜流聚成世纪之交传播界的热闹景观，也将塑造下个世纪传播的新模式。当今的通讯社不可不研究这股新潮流，并在其中寻求新时代的最佳坐标点。传播界联合与融合大致经历着这样的过程：媒体多种经营――同类媒体间联合――跨媒体联合――传播手段融合。1、媒体多种经营在近代传播史上，媒体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发展从未间断过。在我国常见的有报社办杂志，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办报刊。战争年代的新华社曾同时肩负党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三重责任。建国后，新华社语言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改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目前，国际广播电台一直在向新闻单位发消息，起着通讯社的作用。在国外，美国的三大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日本广播协会等都同时经营着广播与电视。电视不但与广播密不可分，与报业也渊源匪浅。在日本，四大报系控制着全国大部分民营电台和电视台，有着各自的广播电视网。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司、时报―镜报公司、甘乃特报业集团等都同时经营着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已经拥有5 家电视台的《纽约时报》最近宣布，将在本世纪最后几年向电视业和多媒体领域投资10多亿美元。2、同类媒体间的合作与联合近10多年来，媒体间彼此合作、结成联盟、共趋强化。在国内有各类报纸间的协作会，如晚报协会、经济信息报协会等；有电视业的协作会，如城市台电视节目交流会等。“新闻联播”即是中央和各省电视台的联合报道。在国际上引人注目的有各国电视网、电视台之间的联合：英国广播公司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共享， 并与默多克的新闻公司合作； 比利时VTM电视频道同日本东京广播公司交换新闻；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英国空中新闻公司于1995年合办国际新闻频道；美国时代一华纳公司与法国电视台联姻，合办电视频道；日本广播协会与法国电视台交换节目；加拿大广播公司寻求与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广播公司联盟。随着电视节目需求量的不断增长，各国电视网的节目交换将越来越广泛。3、跨媒体间的联合在国内，长期以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就有联合报道的传统。近年来又兴起由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合作的跨媒体大型报道。如“中国质量万里行”、“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等系列报道，由各家新闻单位记者联合采访，报道同时出现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如果说，这种造声势的联合报道是一种临时的合作，那么，现在国外更有了一种长期的、日常性的合作：美国芝加哥大地电视台的摄像机架设在《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部里，随时请报社的编辑记者就手头正在处理的新闻发表评论。《芝加哥论坛报》及所属的论坛报公司已形成报纸、电脑联机信息服务系统和电视台协同运作的局面。日本《读卖新闻》报社设有电视演播室。当收到突发新闻时，播音员立刻面对摄像机开始播音，通过与电视台相通的线路，以报社名义播发的最新消息立即与电视观众见面。近年来国外传播业的结盟又在报纸、电台和电视传统媒介之外，加进了电信、电话和金融公司，走向更大范围的社会化联合。1994年英国广播公司与英国大传媒皮尔森公司合办新闻频道和娱乐节目频道。美国电信公司、道・琼斯公司和新加坡广播公司、新西兰电视台合办亚洲商业新闻台。美国有线电视业正向着与各种通信公司合资的方向发展。美国英特尔公司和CNN准备通过电话线路把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实况传送到联网的计算机屏幕上。1995年美国传播界的几家大传播公司的联合格外引人瞩目：7 月美国迪斯尼公司与美国广播公司合并；8 月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合并；第四季度美国CNN 所属的特纳公司与时代一华纳公司合并；12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微软公司宣布联手开办一个24小时播出的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并提供交互网联机服务，开始了电视与计算机互联网络结合的历程。就连强调“非广播电视系统不得涉足广播电视业”的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也试图走出传统的广播电视范畴，“建立一个世界性和全国性的信息网络”，并有人建议“与全国事业、企业机构联合成立一个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媒体的这些多种经营、联合、结盟都将促使传播手段的融合，演化出新型的传播方式。4、传播手段的融合美国《新闻周刊》实验制作的美国第一个多媒体新闻产品――《交互式新闻周刊》（Newsweek Interactive）开始了多媒体新闻采访，多媒体新闻小组外出采访时带着装有摄像机、麦克风、录音机的“多媒体记者工作箱”，采访回来后不仅要跟文字编辑和图片编辑讨论，还要与软件开发人员、多媒体设计顾问以及光盘（CD）制作人员商量。新杂志可在电视上和计算机上播放，有文字、录音、录像、动画等。《新闻周刊》的竞争对手《时代》也力图增加影像化的特稿，出版了电脑联机版。1994年日本的东京调频电台开办了“视像信息台”，加入了“多媒体”服务行列。多媒体传播将使用户可通过有线或无线的电视、电话、文传、收音机、计算机提取信息，信息可以文字、图像、音响的单一或综合方式显示，以尽可能接近事物原貌的方式传达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试图摆脱困境的各国报刊正在成为融合多种传播手段、实验多媒体传播的先行者。美国《纽约时报》等100 多家报社和英国的《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金融时报》等大报在互联网络上发行了电子版；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等全国性报纸已出版光盘报纸；日本《读卖新闻》发行了《读卖新闻电子缩印版》，用24张电子软盘缩印一年的报纸。我国也有信息公司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开办了电子版。1995年秋季，中央电视台与《中国贸易报》合办了中国的第一张图文电视报。《经济日报》信息中心的“经纬有线电视综合信息网络”自称是“我国目前惟一以有线电视台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综合性信息网络”，它的第一项服务就是“电视杂志”。以上所述的纷纷繁繁现象预示着当代传播中的一些什么趋向呢？①传媒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传媒的发展从来不是泾渭分明，且不会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在各国大力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上，通讯社、报刊、广播和电视的功能正在相互交融，形成新的传播方式。固守传统的条块分割、地方保护主义式的划地为牢，将与信息社会的发展南辕北辙、格格不入。②各种传播手段日益融合。报纸借助文字符号传递信息，调动人的阅读能力；广播借助音频信号，调动人的听觉能力；电视借助音频和视频信号，调动人的听觉和视觉能力；而正在出现的多媒体传播融文字、音响和图像为一体，听觉、视觉和阅读能力综合运用。现代传播手段正从简到繁，从单一到多元。单一的传媒正向综合的传播机构发展。③传播出现社会化融合的趋向。传播超出传统的新闻报道范畴，成为各阶层、各种机构参与的大众传播，大众传播又走向非大众，走向多样化和分散化，更加具有信息社会的时代特征。那么，在这种时代背景的坐标系中，通讯社合理的传播位置在哪里呢？――融合多种传播手段。在外界媒体又联合又结盟的挑战面前，通讯社最有效的竞争手段就是先行一步，将各种传播手段融为一体，把信息看作文字、声音、图像和数据的统一体，形成新一代的通讯社传播方式。融合中的混血儿将更具有生命力。――将所有传媒看作一个系统。不局限于媒体的传统分工，用多种手段服务于整个传播界，既有对老式报刊的文字和图片信息，对电台的口播信息，也有对电视台的图像信息，还有对新式报刊，甚至公司和个人电脑的多媒体信息，在各种传媒间游刃有余，形成不同的市场网络，构成有机的系统工程。如果说，媒体间的联盟对通讯社的业务构成一定威胁，影响了通讯社采访业务和稿费收入的话，那么，传播手段的融合正为通讯社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从历史使命看，通讯社应当推动这个融合的进程。从现实实力看，通讯社有能力在一家媒体中进行各种传播手段的现代化融合。它的优势在于：有遍布全球的庞大采访网和信息网（信息资源）；有熟悉各领域的编辑记者，其中不乏分析评论家（人才资源）；有各种先进的通讯手段和技术设备（技术资源）；有多年经营建树的信誉与权威（名牌资源）。从文字图片报道到电视传播、到传播手段的融合，正是通讯社系统内各要素不断重新组合、资源不断优化配置的过程。通讯社将不仅是文字、图片信息的总汇，也是图像和多媒体信息的集散地。在这个信息超级市场中，顾客可各取所需。从历史的纵坐标看，通讯社电视传播既是通讯社经过报业时代、广播时代进入电视时代业务的自然延续，又是到多媒体时代的过渡，是承上启下的一站。从当代的横坐标看，通讯社面对的是巨大的电视市场和初露端倪的多媒体传播市场，电视传播既是通讯业务的拓展，又是多种传播手段融合的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从历史纵坐标和当代横坐标看，现代传播都走到了时代的交汇处――多媒体传播。位于各国信息高速公路终端的多媒体，正是不同媒体从合作到融合、到整合历程的结果。在我国通讯社能否向电视台提供图像新闻还有争议之时，国外通讯社已在探索向用户提供多媒体服务了。美联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德新社、澳大利亚报联社等都已通过国际信息服务网络，直接向用户提供信息。通讯社的电讯消息成为受众直接的信息来源。这突破了通讯社传统的局限，又将引发传播秩序的重新组合。现代传播是个流程概念，而非守恒定律。如果没有在本世纪抓住电视传播这一环，通讯社将会失掉什么？――将增加自身的局限性，限制将来的发展。到下个世纪，不能提供快捷的电视新闻的通讯社将是跛腿的通讯社，有在竞赛中被“挤出局”的危险。――将失去与已大办电视传播的通讯社在进行平等交流、高一层次合作对话的可能性。通讯社新一轮的竞争已从文字、图片转向电视，并已瞄准多媒体，电视传播是进入下一轮竞争不可逾越的阶梯。――将无法摆脱经济拮据的困扰。当今世界上100 多家通讯社中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营的，能盈利的并不多，或靠政府资助，或靠成员报社津贴。如果仅仅固守传统的文字和图片报道，通讯社将会陷入今日报业的困境中。新兴的电视传播将成为通讯社大规模盈利的支柱产业。――将不会成为世界性大通讯社。在我们努力争当传统意义上的世界性通讯社的时候，新世纪世界性通讯社的国际标准又变化了，将会加上一条：是否有能力进行全球性的电视报道。如果仍停留在本世纪的标准上，就永远无法建设有影响的大通讯社。（作者单位：新华通讯社音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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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wp (飞机的lamp), 信区: Network标 题: 摩托罗拉A6188手上编织因特网发信站: 日月光华站 (Thu Dec 2 16:52:44 1999) , 转信12月中旬，摩托罗拉将在上海发布其掌中网品类的新一代产品A6188。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摩托罗拉推出目前国内市场上独一无二的个人无线移动信息终端产品，表明了该公司走在了无线因特网技术的前列。摩托罗拉A6188此前代号叫“太极”，属于摩托罗拉掌中网品类，建立在GSM通讯平台之上。掌中网是摩托罗拉基于GSM、CDMA、FLEX等不同平台的所有与“无线因特网”有关的产品总称，其“公式”可以写成“无线Int ernet＋PIM＋移动通讯＝掌中网”。作为“无线因特网”一揽子方案，掌中网的各种终端产品不仅可以通讯，更可以用无线方式提供Internet等网络的个性化信息，并具有移动性、便携性和实用功能。随着网络运营及内容服务方面系统设施的跟进，它能够全面支持多媒体、交互式信息应用和电子商务。从因特网和相关网络功能方面看，支持WAP协议是A6188最显著的特性。WAP使移动用户的无线设备能随时随地进行信息的双向互动，并能方便地享受到因特网和专网的各种信息服务。不久持有A6188的中国消费者就可以访问开设无线接入服务的因特网网站，在自己的随身小屏幕上浏览符合WAP格式的中／英文网页，接收和发送电子邮件。此外，A6188还具有单向发送传真，点播信息（IOD），支持中英文SIM卡增值服务，红外数据传输，个人咨讯管理（PIM －PersonalInforma?tionManagement）以及通讯功能，为移动状态下的日常办公和商务应用提供了有效工具。值得一提的是，摩托罗拉A6188是本地化开发的成功之作，它的界面、输入方式、个人数字助理各项功能的设定都是令人熟悉、亲切的中文环境，专门迎合中国消费者以及亚洲地区中文用户的需求。根据预测，到2003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将从目前的3600万增加到一亿，上网用户将从目前的400多万增加到2000万。目前，中国主要的移动通信运营商正在实验WAP相关设备，计划明年推出新型无线接入服务；而中国在加入WTO方面的最新进展，为无线因特网内容服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都将为摩托罗拉A6188等个人移动信息终端产品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见了mm就灵感大发港台歌曲唱的全是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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