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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1597 【原文出处】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原刊期号】200002 【原刊页号】57～61 【分 类 号】D1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0006 【 标 题 】法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 【英文标题】Legal State: Political Go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U Tai-kang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Yangzhou University,Yang zhou 225009,Jiangsu,China【 作 者 】朱太康 【作者简介】朱太康，扬州大学 政治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朱太康（1955－），男，江苏兴化人，扬州大学政法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宪法学与经济法学的研究。【内容提要】以法治国家为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突破，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明确了方向。法治区别于法制，在其 内容、功能、实现条件等方面较法制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法治国家的建设是适应一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我国法治国家的目标在其形成和实现过程中有着自身的特色。确立法治国家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础上，为根本解决社会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制度创新。在实现法治国家的目标过程中，从人治走向法治，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内容，要发掘和利用人治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过渡。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始终必须处理好推进法治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法治建设也是一个改革和开放的过程，要处理好法制的统一性和法律实施多样性的关系，处理好学习、借鉴外国法治经验和坚持我国特色法治道路的关系。【英文摘要】To build a law-ruled state, as a constitutional goal, make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building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To rule in accordance with law is different from merely setting up a legal system in that they possess different content, function and conditions for realization.The formation of a legal state in our country has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t makes an institutional creation based on building a socialist legal system to meet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solve those problems which emerge during social change process. The process to realiz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legal state is a transition from ruling by elite to ruling by law. We should find and utilize active elements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ruling by elite. The building of a legal state i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in which we must tactfully keep balance between the promotion of the building of a legal state,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It is a reform and open process, in which we must handle carefull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unity of a legal system and the various ways of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drawing on experience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keeping our own characteristics.【关 键 词】法治国家/目标/特色 law-ruled state/goal/characteristics【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0）02―0057―05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条款纳入了我国根本大法，这标志着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得到了正式确立。继1993年修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1999年修宪又明确了法治国家目标，这是党和国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又一重大举措。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国家，是我国经济、政治改革和发展的主线。如果说，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目标的话，那么，法治国家则明确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确立法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突破法治国家是以法治为治国基本原则的，而法治长期以来在我国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原则。多年来我们强调的只是法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实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大突破。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从法制走向法治，则是实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突破。从加强法制建设到建设法治国家，法治较法制一字之差，却包含着更深刻的内涵。从实质内容来看，法治是治国目标、治国方略、治国原则、治国模式，确立的是一种民主的政治体制。法治不仅是立法、执法，首先意味着一切权威机构如立法、行政、司法等机构都必须服从法律特性的基本原则，如平等、权利、正义等等。法制主要是指国家管理的制度化、法律化，只是治国方法、治国手段、治国措施、治国途径。法制可以是民主的法制，也可以是专制的法制，而法治只能是民主的法制。实际社会生活中，法制的重心往往是有法可依，国家、官员以法为手段治理社会。法治的重心更侧重于有法必依，法律至上，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制建设中往往人的随意干扰因素较多，因而在不断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依然有所谓的“人治”模式。与“人治”相对立的“法治”模式排除了人在法制建设中的随意作用，真正实现了法律的权威。人治与法治的区别，不在于有无法律，也不在于是否重视人的作用，而在于对法律的态度和人起作用的方式。人治，法律只是工具，社会成员中某些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治，法律是标准，任何人无法权之外的特权。人治，人的作用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依赖于少数人的作用，往往导致独裁；法治，人的作用规范、民主、科学，发挥了多数人的作用，更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从法治的实施条件和要求来看，较法制实施有着更高的条件和要求。先贤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p.199）说得通俗一点，法治实现等于良法加良民。不仅要有法律，而且要有良好的法律，还需要全体公民的普遍执行，这必须以立法者和全体公民的较高素质为条件。创造法治实施的充分条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始终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建设是一个与经济、文化建设相互联系、协调同步的过程，是执政者治国水平和国民素质特别是公民的法治意识不断提高的过程。法治内涵的深刻性，更重要的是在于作为现代文明国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它只是在反对专制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才得以确立和逐步丰富，并在现代国家的民主保障和社会稳定中起着基石的作用。虽然中国古代也有“法治”之说，但其实质乃是“人治”，只是强调君主、官吏以法律之道治理人民。亚里斯多德的法治思想虽然有奠定现代法治一些基本要义的成分，但亚氏所处的时代使他仅作出了法律至上的思想贡献，并没有使法治成为治国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原则，使人民成为治国的主体。现代法治的精义在于，在法律的规范下，一切国家机关、政党组织、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既都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也都是依法治国的客体。特别重要的是，规范国家机关、政府官吏的行为是依法治国的首要内容。法治体现了政府依照人民制定的法律治理社会与人民依照法律管理、治理政府的统一。正是法治有着深刻和丰富的内涵，因此国际法学界的许多权威人士认为，法治是一个不能随便定义的无比重要的概念，重要的程度致使其还没有一个简明而完整的定义。以《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大量的和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应本身利益的法律”。[2]（p.790）从这一典型解释中，一方面可以看出，法治不同于法制，它体现着正义和理性，是保护公民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可领悟，法治是一个理想的、复杂的政治目标，确立和实施法治不是简单、随便的，在不同国家必然有着不同的特色。以法治为目标的建设过程，是不同国家结合本国国情建设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的过程。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制度创新近代法治，是资产阶级为确认资本主义私有制、取得资产阶级统治权而提出的。与资本主义法治形成不同，我国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这一目标的形成，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相适应的，也是与我国国情相联系的。它体现着我国法治确立的动力和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法治国家目标的特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接关联、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法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法治为市场经济服务，保障其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魅力在于充分发挥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这要求作为市场主体的人应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人的独立性、自主性，要求法治给予规范和保障。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对外开放所形成的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融合的格局，知识经济发展的趋势，创新作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灵魂，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确立法治国家目标对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自然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中写道：“新财富创造体制所带来的革命性新因素是社会必需秩序的水平的变化。因为，新的事实是，随着先进的、超符号化经济的过渡，国家需要水平式自我调节多，自上而下的控制少。说得简单些，极权主义控制会扼杀经济进步。”[3]（p.492）华盛顿大学管理学院哈拉尔教授在其新著《无限的资源》中认为，世界企业正在进行以知识为基础的三大变革：协作、分散经营或非集中化、建设智能基础设施。所有企业都将经历从集中控制走向自由分散的逆转历史过程，人们将以更富创造性的方式进行学习和工作。[4]市场经济条件下， 法治是规范和限制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干预行为，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立法治国家目标，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一步深化，使法制建设实现了一个新的跨越。法制与法治不同，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相通的一面。社会主义本身所要求的人的自由和解放，则决定了法制本质上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体现着公民自由、平等、权利的法制，是一种民主的法制，而这正是法治国家的前提和起点。确立法治国家目标，并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法制，也不能离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来理解法治。在进入90年代后法治国家的目标逐渐清晰，也正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成绩斐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制度的建设上，数量多、速度快，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有法可依的法律体系；二是公民的法律意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普遍的提高，学法、用法、论法逐渐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这两项成就是了不起的，在中国近百年来法制建设史上也是最为辉煌的。但是，由于传统思维的惰性，避讳法治来进行法制建设，在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深化的过程中，也逐步暴露出两个突出的问题：在法律意识方面，虽然破除了法律虚无主义，但人们的认识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的认识主要是“工具论”的法律观，往往把法制只是看作统治国家和控制社会的手段，强调立法和治民；在法制的实践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情况屡见不鲜，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得到真正落实。法治国家目标的确立，为解决这些问题明确了思路，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目标。法治国家目标写进宪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大举措。法治国家，明确了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目标的政治形态，它把民主从政治制度上确定化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新问题，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人民是拥护和满意的。但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腐败和信仰危机，也一直影响着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在众多的负面社会现象中，腐败是影响社会安定的根本因素。在腐败的背后，深层次存在的问题是信仰危机。信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没有这一支柱的社会是不稳定的。在我国社会的变革中，不少人信仰茫然，特别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理念上。信仰危机实质是人治传统受到冲击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经过改革开放，人们通过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反思，深刻认识到把国家的命运、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维系在个别人或少数人身上，是不足取的。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是可行的。同时，信仰危机也随着这一过程逐步消除，人们将建立起社会所需要的新的信仰，这就是对法律的信仰。法治国家升华了民主的实现。如果说民主与法制互为依存，那么法治国家与民主本身就是融为一体的。法治国家就是一种以民主为内容的法律秩序，是一种有限政府的政治体制，是体现最广泛民主原则的政治形态。法治国家的建设，是我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为适应和服务于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从根本上保证国家长治久安而进行的制度创新。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必须依据我国国情早在1835年，法国法学家托克威尔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5]（p.186）现代法治虽然源于近代资本主义民主，但在不同国家之间不可能照搬。作为制度，一国的法治建设必然有着自身的特色。这不仅表现在法治国家目标的形成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我国学者朱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制度的法治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 6]（p.17）由国情所决定，我国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过程是一个从人治过渡到法治的渐进创造过程。我国具有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其法律文化是典型的人治型文化。法治国家的建设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从人们的法律意识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能从人治转变为法治。实现这一转变，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靠简单地批判人治来实现。这一转变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对人治传统的扬弃和法治在多领域、多层次创造的过程。人治不是现代国家的治国方略，但我国长期的人治传统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消失的。实现人治到法治的跨越，必须重视发掘人治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并以此为桥梁实现对人治的扬弃而走向法治。从一定意义上看，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内容，就是如何从人治走向法治。虽然我国的人治传统始终与专制相联系，但不乏有一些利于法治建设的积极成分。我国的人治传统中，重视道德建设、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情、理、法相和谐的统一观，强调个人与国家、民族共存、重视整体利益的国家民族观，提倡任人唯贤、选拔贤人推进事业发展的用人观，这些不仅深根于现存的社会意识中，而且在从人治转向法治的过程中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人治转向法治，就是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7]（p.177），以传统中的积极因素推进法治建设。处理好法治和人治、党和政府的关系，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我国国情出发，处理好这一关系有三点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要重视情、理、法的统一，提高立法质量，情、理寓于法律之中，使法律成为易于人们接受和实施的良法；二是法治进程依赖于整体的力量，要有代表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推进，建设法治国家，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党的领导是必需的；三是体现民意、体现党的正确领导的人对推进法治建设起着关键作用。我国的法治传统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这决定了法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下渐进的。我们过去往往把理想和现实混为一谈，急于求成、急于求纯，一刀切、一股风，结果是欲速而不达。这一教训，在法治建设中要引以为戒。渐进的法治建设过程中，关键要处理好推进法治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在法治建设中处于优先地位不可动摇。法治建设要适应和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它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和社会安定环境下进行的。正如江泽民所说：“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在此环境下使法治得到稳步、有序的推进，是我国法治国家目标实现过程的重要特色。作为一个开放的大国，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既要处理好国家内部法制的统一与法律实施多样性的关系，又要处理好我国自主的法制和借鉴外国法治经验的关系。这是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又一重要特色。统一的法制是一国法治的基本前提，而法治国家的建设还要受制于法律实施的经济、文化条件，执法、司法的公正，公民素质的普遍提高等要素。由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性，法律实施的运作条件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领域里有着较大的差别，不结合具体实际，以一种模式实施法律，难以在各地区、各部门都取得良好的效果。立法超前有着积极意义，但出现了众多的“法律超前”“有法难依”的情况，也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和思考。法律得不到实施，所形成的负面影响比“无法可依”更恶劣。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强化执法和完善法律运作机制，考虑法律实施上的多样性，使权威的法律能够结合各地区、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得到执行。这需要在保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从立法到执法创造一个更具活力的体制。要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给予行政规章和地方规章以规范的更大程度的灵活性。法治建设的重点也因地、因人、因事而有所不同，用一个模式来统一各地区、各部门、各行各业的法治建设也是不行的。法治建设也要开放，吸取和借鉴外国的法治经验。应该承认，西方有着法治先行者的地位，虚心向外国学习，是我们的基本态度。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西方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吸取适应我国国情的有用成分。当然，学习并不意味着照搬西方的东西，更不是西化。外国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中，有作为全人类共同财富、对各国都有适用价值的共性部分，但更多地是根据本国具体国情决定、适用于本国的内容。法治建设是一个根据具体国情的创新过程，一国的法治需要自身的创造。脱离中国的具体情况、离开其本土资源，法治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根据国情确立自主性的法制体系，走有自身特色的法治建设道路，必须始终坚持。对外排斥和盲目接受的态度都会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法治国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伟大目标。在有上千年人治传统、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实行法治，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工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是我国人民在跨世纪历史关头，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走适合我国国情的法治之路，使广大群众能够积极参与法治的建设和创造，法治国家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收稿日期：1999－09－28【责任编辑】＠①云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Z］.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3]托夫勒.力量转移［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4]新华社电.世界企业正经历三大变革［N］.经济日报，1998― 6―12（4）.[5]托克威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6]苏力.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7]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铁的左半部右加宏的下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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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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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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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56 【原文出处】改革 【原刊地名】重庆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109～115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200010 【 标 题 】“温州模式”再审视 ――浙东南农村经济发展调查【 作 者 】唐仁健/陈良彪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农村组，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北京 100026 【 正 文 】 浙东南包括金华的义乌、温州的瑞安和鸥海、台州的路桥等地。尽管各地经济结构和发展路数不尽相同，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基础或主体的“温州模式”基本可作为他们的“代表”。提起“温州模式”，大家并不陌生，去过温州、写过温州的人也不计其数。但这次，“温州模式”给我们的感觉是熟悉的，更是全新的，而且通过此行，我们对十五大把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由“有益补充”提升为“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前不久的全国人大把这一点还作为“修宪”的重要内容之一，好象有了茅塞顿开和真真切切的体会。一、这里的市场不疲软近两年，全国城乡到处被需求不足、市场低迷的气氛所笼罩。浙东南地区跟自己过去比，自然也受到了这种影响。但与全国比，与其他地区比，这里的市场仍可谓人气十足，一派繁荣。从杭州到义乌，从义乌到温州，一路上满载着货物的车辆南来北往，川流不息。早就有“办市场，看浙江”的说法。又有人总结，义乌、温州等地是“无街不市，无巷不贩，无户不商”。温州的“东方第一纽扣市场”，早已名闻遐迩。而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也许更算是今天浙东南人大手笔的“杰作”。1998年，义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2亿元，增长5.7％；集市贸易成交额169.69亿元，增长6％， 其中仅中国小商品城就占到153.4亿元，增长5.7％。中国小商品城始建于1982年，三易其址，七次扩建，现已形成营业面积60多万平方米，拥有23000多个摊位， 计有商品28类2万多种，有经营者6万人，日客流量15万人次。1991年至1997年，年成交额一直雄居全国集贸市场之首。1997年，该市场为国家提供税收8600多万元，摊（店）租金和工商管理费5360万元。我们了解，即使现在交易不象以前景气，一个十几平米的箱包摊位，每天的营业额仍可达 2.5万元左右。中国小商品城除了在本地发展，还把市场办到了北京、新疆、福建乃至国外（南非约翰内斯堡、乌克兰基辅、澳大利亚悉尼等），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并开通了与因特网互联的中国小商品信息库。可以说，主要靠中国小商品城这个“龙头”的带动，义乌全市经济这条大龙就摆起来了。1998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6亿元，增长9.1％；财政收入4.7亿元，增长23.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3 亿元，增长5％；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120.4亿元，增长26.6％，贷款余额63.7亿元，增长20.2％；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5％； 而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品价格仍分别下降2.4个百分点和1.6个百分点。温州早在8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十大专业市场和14万购销大军。现在，全市已形成由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等市场组成的完整的市场体系。1997年全市仅农村就有315个各类市场， 交易额达到166.25亿元，其中年交易额超亿元的市场有43个，超10 亿元的4个。由此带动温州全市1997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4.8％，财政收入增长20.2％。其中瑞安市1998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35亿元，比上年增长13.3％；工农业总产值297亿元，增长12％；财政收入6亿多元，增长14.3％。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外贸出口基本不增的情况下，浙东南地区许多企业却把东南亚金融危机视为一种“机遇”，一方面努力开拓欧洲、非洲、拉美等地的新市场、新客户，比如浙江横店集团1998年就新发展外贸客户100多家，同时进口东南亚地区的廉价原料产品， 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仍然保持了外贸出口继续以两位数快速增长的势头。1998年，义乌出口增长11.1％，温州市增长17％，台州路桥则增长70％。二、个体私营经济有“四个没想到”浙东南市场为什么不疲软？原因可以总结出很多，但我们认为，最本质的一条是，这里解放思想，一切从本地实际出发，咬定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放松，而且在当今国内外科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推动个体、私营经济上了一个“台阶”。这样，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浪”中仍然保持着明显的领先地位。杜润生同志说“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这句话再平白不过，再准确不过了。大家知道浙东南地区山多、人也多，地少、路更少。通航、通铁路、修高等级公路都是近几年的事。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也只有离开土地，才能养家糊口，才能过得更好。由于这个简单的道理，尽管温州人没争，其实他们才是最早搞包产到户的，家庭工业才始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改革开放以后，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尽管遭到了很多的非议，但毕竟政策承认它是“有益补充”，因而它就不管“春夏与秋冬”，便悄不作声但却是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有资料显示：1978年，温州的工业总产值才2000―3000万元；1986年，增加到17亿；而到1998年，仅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工业总产值就达到119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量的85％以上，在农村工业总产值中，他们更高达90％以上，在国内生产总值和上缴税收中，他们也分别占到70％和80％以上。在义乌，1998年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有89.16 ％是由股份制（有部分国有和集体经济因素）和其他经济来实现的。有专家测算过，所有制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程度是很高的。1997年，尽管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占75.8％的份额，资本投入中，公有制经济占73.1％的份额，但在工业13.1％的增长率中，国有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才7.48％，集体的份额为29.6％，个体为20.99％，其他经济42.37％。在浙江，仅个体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就高达38.27％（居全国之首），以温州为代表的浙东南地区如上所说更高，其在工业增长中的贡献之大就自不待言了。由于十五大提高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全国人大还修了“宪”，在这种情况下，恐怕直接否定“温州模式”的人不会多了。但凭心而论，大多数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心目中总觉得个体、私营经济至少是不太上档次的。但通过这次调查后，我们感觉错了。原来这里的个体、私营经济又悄不作声但却是大踏步地发生了我们始料不及的变化，出现了“四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个体、私营经济的质量上来了。曾几何时，温州产品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可喜的是，温州的领导人对这一点醒悟得早，他们从1993年起就开始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管方向、管质量”。几年来，共出动了几十万人次，检查各类市场上千次，销毁伪劣产品和罚没收入均达4000多万元。“质量是温州的生命，质量上，温州兴；质量下，温州衰”，目前已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过去乐清市产品以低压电器、电器元器件为主，技术含量较低，近几年加快结构调整，发展具有先进水平的高中档电器产品、电子整机产品、汽车配件、精细化工等新兴工业产品，重点开拓现代化通信、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技术、光机电一体化等领域，全面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到目前，全市已有3家企业列为省重点企业，82家企业通过ISO9000质量认证，一家企业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1994年以来，全市共建立122家民营科技企业，开发专利产品542项，其中158项填补了国内空白。近两年，义乌市企业品牌意识和质量意识也显著增强。1998年，仅技改资金就投入9.8亿元，比上年增加12.7％；开发新产品178项；奥乐（衬衫）、能达利（衬衫）、浪莎（袜业）等被评为浙江省著名商标。第二个没想到：个体、私营经济的规模起来了。一开始，温州等地的家庭企业确实小而散，那时，“船小好掉头”，确有优势。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船小的优势尽管不能说全部消失，但其消耗大、成本高、规模不经济、船小易倾覆等问题也越来越暴露出来。这时，市场经济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资本积聚集中”的规律开始发挥作用了。前几年温州家庭企业探索走股份合作制的道路，尽管有戴“红帽子”的考虑，但客观上也是在追求规模经济的效率。近几年，全国都在提倡搞“集团化”，但实际进展并不大；温州没嚷，集团化却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了。现在，义乌市的浪莎袜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袜子生产厂家；柳市的德力集团和正泰集团年销售收入都超过10亿元；瑞安市年产值在亿元以上的企业已有十几家。瑞安市塘下镇近400家汽车、 摩托车配件生产经营企业现在已全部加盟“鑫田集团”，由4 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资产合并组成中心企业，其余企业作为集团成员，搞了个“联合舰队”，联手开拓市场，效益十分显著。第三个没想到：个体、私营经济的重复建设并不多。过去我们总是认为，生产是社会化的，但千家万户的个体、私营企业的经营行为是无政府状态的，因而容易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甚至生产力的破坏。现在看，在完全市场竞争（其实这种状态早已不存在）的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不能看得过重，其实市场机制本身还有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建设的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交通发达、信息革命的条件下，预算约束很强的个体、私营企业老板们是比较容易获得市场信息的，他们决策很谨慎，绝对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温州等地的市场为什么不疲软，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他们的产品不滞销、卖得掉。近几年，温州产品质量上得快，更新换代快，从另一角度看，不就是在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吗？我们去过的义乌和路桥均有一座私人投资上亿的相当于五星级水平的宾馆，据介绍，这些宾馆经常暴满。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地方的经济活跃，客流量很大，同时不也说明，这些宾馆的投资者们，绝不象我们有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盖楼堂馆所那样，只是为了“贪大求洋”、“贪图享受”，才真正大量导致重复建设的吗？第四个没想到：个体、私营经济也能带来社会的协调发展。从浙东南地区情况看，经济发展了，群众富裕了，只要我们政策对头，调动民间力量“办社会”有方（见第四部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地区，社会发展不仅不会滞后，反而还可能加快。目前，温州全市2000多所幼儿园，除31所是国家投资外，其余均为个人所办；3000多所农村医院和卫生所，基本由民资兴办。路桥有座由8 个股东共同投资兴建的“鸿宇中学”，校舍和教学条件非常好，连老外都称赞没想到这里有这么好的学校，在教育部也挂了号，但收费并不比公立学校高多少，教学很有特色，周围十里八乡的学生都来就读，学校的收益也不错。总之，我们深感，对个体、私营经济和市场机制“作用”的认识要深化、深化、再深化。正象杜润生同志所说：“温州经济是老百姓经济，这个定义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色”；“市场制度像一种自然力，它能驱动亿万群众自动努力，通过平等交换机制，用本身劳力和知识向社会提供生产品和服务，换取自身所需要商品，用以改善生产，并能赚得超额利润，积累剩余，为下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从而又聚合成不断提升的社会生产力”。这段论述道出了“温州模式”的真谛。三、小城镇，大战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大大落后了。1997年，我国城市化率29.9％，比世界平均水平42％低了12.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至少少转移了1. 5亿农村人口。农民进城，会给城市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农民不进城，会给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农民大量滞留土地，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提不高，农民收入上不去，农民生活和生产会受到影响，城市工业品也卖不动，这样，城乡之间的产品和要素的环流不起来，整个经济发展也就被阻隔乃至迟滞了。据测算，如果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全国的消费需求将增加差不多6000亿元。但是，我国发展城镇化也不能走大城市的路子。经过多年的比较和选择，我们发现还是搞小城镇比较合国情，能较好地兼顾各方面的情况。1998年我国有建制镇1.8万个，平均每个镇1.6万人，人均收入3000多元（比全国农民平均收入高1000多元），按此测算，今后10年，即使建制镇不增加，而人口翻一倍，也会带来至少1600亿元左右的直接消费需求，如果加上盖房、修路等“乘数效应”，内需的扩大就更为可观。农村人口进集镇，自然土地的压力也就小了，农业的收益也就提高了。因此说，小城镇是个大战略。路桥的区委书记是这样来认识小城镇建设的：“家庭承包制是解决温饱问题，建市场和办企业是解决致富问题，城镇化是解决小康问题。”这话也挺耐人寻味。在以温州为代表的浙东南地区，发展小城镇的“大战略”意义除了上述表现以外，恐怕还集中表现在它明显带动了工业化上档次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增长极”。如前所述，温州城镇化不算滞后，1998年有建制镇146个，比1978年增加了128个，全市人口的66％、工业总产值和税收的2／3、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的80％集中在建制镇。这些建制镇中，有“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镇，“东方第一扭扣市场”桥头镇、“全国汽车配件主要生产基地”塘下镇、“全国最大低压电器城”柳市镇，“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鳌江镇和“全国第一座商标城”金乡镇等一大批知名城镇。现在，倒是包括温州人在内的许多人士已经指出温州小城镇的发展甚至有过多、过滥的问题。如从瓯海区永中镇到瑞安市塘下镇仅20公里的公路，两旁就有11个镇，有人形容这是“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象城镇；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是农村”。这是事实，应当抓紧解决。但这显然是发展以后的事实，不是我们应关注的“主流”。温州有关方面对全市30个重镇所作的统计分析，似乎最能说明小城镇在工业化发展中所发挥的聚集功能。1997年，这30个镇的人口181.95万人，占总人口的25.7％；工业产值623.8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0.2％，除一个乡镇工业产值略低外，其余29个乡镇工业总产值均超10亿元，柳市镇达5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11亿元，占全市51.34％；乡镇预算内财政收入均在2000万元以上，合计为19.3亿元，为全市的49.86％；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为3761元，最高为8508元，都大大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瓯海区小城镇发展实现了“四个聚集”：一是工业聚集，全区18个建制镇集中了80％以上的镇村办企业；二是市场聚集，全区建制镇的各种商品市场达50多个；三是资金聚集，农村城镇农民建，群众集资80％用于住房建设，20％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四是人口聚集，建制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3％。《温州统计年鉴》所列的全市105家重点骨干企业，也有1／3多在小城镇。由于这些城镇大多一镇一业，行业聚集，企业和产品不断上档次、上规模、上水平。温州大部分小城镇的产业结构都很有特色，都有一、两个行业的产值占全镇的20―40％以上。柳市镇有10多个企业集团生产低压电器系列产品，产值达30多亿元，有部颁低压电器生产许可证200多个。桥头镇纽扣系列产品占了全国销量的60％。龙港镇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华东制版中心，商标印刷产值占了全镇工业的30％。显而易见，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格局下，这些企业是绝对不可能达到如此生产规模的。浙东南地区乡镇企业（主要是家庭工业）向小城镇集中，也许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需求，但据我们了解，当地政府在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集中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如完善基础设施，减免税费及其他优惠措施等。其中，瑞安市采取把经济统计与企业所在地分开的办法，很有效，值得提倡。即企业虽进了小城镇或工业小区，但其上缴的税收数仍统计在原所属乡镇的头上，这样，他们的财政收支基数和分成就不会受到影响。有人把浙东南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总结为第三种模式，即既不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力量，也不主要依靠社区集体力量，而主要依靠民间和市场力量来发展城镇化，是比较准确的。确实，在温州，其他地方发展小城镇中通常遇到的诸如户籍问题、建设资金问题等，在这里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对他们来讲，今后小城镇的发展主要是完善功能、规范制度、提高品位的问题。因此，从1995年起，温州开始对小城镇综合改革进行新的探索。归纳各试点镇的做法，路数大体如此：一是改机构，既充实管理职能，又实现精简高效。大多把原来二十几个机构撤并减少到五、六个。瑞安的三个试点镇建立了党委“三办”（党务工作办、党政综合办、综合治理办）和政府“五局”（计经、城建、农业、社会、财政）。有的还探索了政法体制改革，在镇级建立了检察院和法院，独立行使有关职能。二是改财政，让镇里享有必要的财权。主要是建立起独立或相对独立的镇一级财政，如龙港镇还建立了全省第一个镇级金库。三是改计划，赋予镇里某些县级计划管理权限。龙港镇还实现了市级经济计划单列。此外，在如何搞好规划，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建设水平，引导居民盖房少占地等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原城镇街道设施不以功能划分，前店后厂，既影响生活，又制约经济发展，现大多已开始实行工业区、商业区、生活区适度分离，合理布局，各得其所。以前居民都喜欢住单家独户、顶天立地的几层小楼，既单调，占地又多，现通过宣传，政策引导和适度的行政手段，相当一部分群众都接受了水平式、公寓式商品房住宅，大大节约了土地。尽管如此，基层同志还是感到，上述改革下动上不动，现行一些体制、政策和法规很难突破，收效也有限，许多问题必须上面统一协调解决。瑞安市塘下镇反映，要加快小城镇发展，还有三个具体政策问题要明确和解决：一是城镇居民只能生一个孩子，而农村人口事实上可以生两个孩子，如按这一政策执行，很多农民可能就不愿意转为城镇户口了。因此，对进入城镇的农民可否给个过渡性的适应期。二是现在农民一进城镇大多要收回承包地，相当一部分农民心里不托底，能否不规定强制收回承包地，而让农民自主流转，或明确一个较长（如5―10 年）的保留期间。三是镇村集体企业折股量化到个人的股权，最好不要农民离乡进城后就将其收回，而应长期保留，但自己可以转让。四、政府出题目，社会做文章先看两组数字：近10年温州小城镇基础建设投资100多亿元， 其中70％多来自于农民，政府投入不到10％；1994―1998年，台州路桥区城市建设投入50多亿元，其中政府筹集不到10亿元。在浙东南地区，不仅生产经营性项目由老百姓干，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也大多由老百姓搞；不仅盈利性、半盈利性的基础设施是这样，而且公益性基础设施也这样。“政府出题目，社会做文章”，就是这种做法的高度概括，这在浙东南地区政府官员口中，是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其实，其他地方的政府又何尝不想这样。因此，客观分析，浙东南地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还是因为这里有合适的经济结构、较强的民间经济实力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干任何事都“找市场”而不“找市长”的思想观念。然而，也要看到，仅此还不够，因为全国与浙东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水平相类似的地区也不少，可为什么浙东南在这方面的工作这么突出，这显然与他们开拓创新、求实进取的主观努力也是分不开的。确实，他们在“政府出题目，社会做文章”上想的很多“招”既独特，又管用，还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比如《经济日报》曾经报道过的，温州境内104 国道通过平阳，要打一条隧道，预算投资为4900万元，钱从哪里来？就从承包者那里来。工程最后由一轧钢厂的老板中标承包。他算帐：工程建成后，按规定，每车可收取10元交通费，5年左右即可收回投资， 运营权15年，可赚数千万元。而国家不花一分钱，打通一条隧道，15年后还可拥有全部产权。实质上，这就是国际上通行的BOT项目融资方式。 这是一招。第二招：变现土地级差地租。最近去过温州的人无不赞美人民路的漂亮和现代气息。可你是否知道，这背后的投入达15亿元，而政府还是没花一分钱。怎么办的？市里先按较低价格买下人民路两侧的旧平房进行拆迁改造，然后公布改造后的人民路新规划，对路两侧土地公开招标，承包者则根据规划，进行道路建设，并在两侧新建若干楼房出售或出租，由于此时人民路地租已远远高于改造前水平，因而不但市政府原付出费用全部收回，承建者也有相当利益可图。第三招：拍卖服务业经营权。温州一辆出租车的经营权和摩托车的牌照拍卖价竟高出底价两倍以上。路桥甚至把公交车也进行了拍卖，一辆车经营权拍到了180 万元； 客运中心也拍由三家入股兴建， 投资达6200万元，业主首期拍卖内部经营设施就收回了680万元。以上“三招”的实质或特点有两条：第一，把建设项目和发展城市本身都当作一种“资源”来进行开发和经营，其中第二、第三招就是目前一些大中城市提出的要“经营城市”路子的典型案例，这是政府给政策的“含金量”所在，这样做，政府既办了事，又可不花钱或少花钱。第二，一定要让投资开发者有利可图，这是“政府出题目，社会做文章”能否有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实现这一点，往往要么“以长养短”（给投资者较长的获利机会），要么“堤内损失堤外补”（用可盈利项目利润补不盈利或低盈利项目投资）。“政府出题目，社会做文章”的政策含义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政府可以规划哪些事要办，哪些事不办，即使要办的事，政府也不一定都要亲自办，即使应由政府亲自办的事，也尽可能通过或调动市场、民间和社会的力量去办。这样，政府既可少花钱多办事，又可从繁琐的事务中真正解脱出来，变得精简、高效了。比如在路桥，医院、学校、公交甚至连公园、图书馆等“公益事业”基本都由民办，政府连一个招待所也没有，也基本不用担心金融风险。全市有储蓄存款52亿，其中三家城市信用社就占了33亿，其不良资产比重还不到1％。这样， 政府就有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如实行采购制度、公开办事制度、限时服务制度、公务员招考制度和乡镇机构改革等事情了。顺便补充一句，也许从本地“小政府，大社会”的实际和体验出发，路桥的负责同志建议，下一步实行乡镇机构改革时可考虑取消乡政府而设乡公所的方案。五、启示和建议总的感觉，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浙东南地区“温州模式”的内涵已丰富了，它不仅意味着家庭工业、小商品市场、小城镇、股份合作制这些单项的或有形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更重要的是，在今天，它还让我们实实在在领悟到了什么叫经济发展的自组织、自运行机制，体味到了市场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有你想都想象不到的作用。深化改革改什么？地方一位领导同志的话可谓朴素无华而石破天惊：依靠百姓，相信市场，规范政府。下面提几条具体建议：第一，动真格的，制定更灵活、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个体、私营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如果说过去我们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还总有些“保留”的话，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彻底不存在了。现在需要的是拿出一整套扶持其健康发展的“实招”。当然，国有企业一定要搞活，也必须搞活，但我们过去在资源配置上过分向国有企业倾斜或“一头沉”，与所有制和经济结构的现实格局很不适应。现在已看得比较清楚了，个体私营经济不仅自身效益好，而且有利于吸纳城市职工就业和再就业，也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以集体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不好学，“广东模式”更学不了，“温州模式”相对还具有现实可行性。首先要树立一种思想或观念，就是不以成份论英雄，要坚持“四个看与不看”：不看成份看贡献，贡献越多越好；不看性质看作用，作用越大越好；不看规模看发展，发展越快越好；不看比例看效率，效率越高越好。当前，至少在制定政策或实施调控时，一定要看到还有个体私营经济“这一块。”其次，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要着眼于创造与其他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的环境，不要“吃偏饭”。当前有两件事应优先考虑：一是建立适宜的有效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制；二是在企业融资方面，包括上市、发售、兼并、收购等，要逐步创造条件，降低其“门槛”。第二，下决心尽快制定一个加快小城镇发展的专门文件。浙东南地区的实践表明，怎么强调小城镇的发展都不过份。这是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乃至城市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再不能犹豫和耽误了。总的原则或要点：一是尽快放开县及县以下城镇户口。不分什么“新人”、“旧人”、“蓝卡”、“绿卡”，把1997年国发20号文件已经提出的“试行以居住地和现行职业确定落户地点和身份”的规定，尽快由点及面推广。二是在不突破现行制度框架前提下，尽可能调整用好土地政策。主要是进城农民的承包地不要强制收回；可考虑和试验集体土地通过转让、出租、作价入股等方式直接进入小城镇土地市场；用地指标在不突破总量的情况下向小城镇适当倾斜。三是在城市建设、运营和管理等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多元投资主体开发建设城镇，政府必办的公益性事业和设施也要尽可能采取企业化方式运作。四是乡镇机构改革要适应小城镇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不要设那么多小而全的机构、层次和人员，另一方面对有利于搞好小城镇建设的一些职能又应该适当强化。第三，着手研究一套鼓励和引导民间主体投资发展社会事业的机制和办法。从浙东南地区的实践看，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搞医院、学校、公交、道路、绿地等城镇社会公益或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能，而且大有可为。这不仅有利于加快城镇发展，而且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还为城镇个体私营企业主和高收入阶层人士开辟了一块新的投资领域，从而有利于启动私人投资增长和扩大内需。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转变思维方式，把“城镇”本身也当作一种资产来开发和经营，研究拿出一套确实对投资者有吸引力的政策措施，或“以长养短”，或将级差地租变现，或实行“堤内损失堤外补”等等。这项工作做好了，将为推动我国城镇特别是小城镇发展，为提高我国城镇建设和管理水平，开辟一块“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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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7卷 第4期 VOL.4 No.17 1999北京郊区小麦精播五因素旋转回归试验白宝良 赵 波 张海莉 李 华 孔繁龙 倪军昌 于学明 朱锡磷摘 要 1997～1998年北京农学院农学试验站进行的多因素二次通用旋转回归设计小麦栽培结果表明：试验因素对小麦产量的效应顺序为：氮肥＞播期＞磷肥＞密度＞追氮次数。其中氮肥、磷肥、追氮次数效应方向为正，播期、密度效应方向为负，各因素的二次回归系数均显著，氮肥×播期、氮肥×磷肥互作均在不同程度显著。关键词 小麦 优化栽培 旋转回归设计当前北京市小麦大面积推广的品种有10多个，其中既有多穗型品种，也有大粒型品种，但大面积单产都在400kg/亩左右，产量再提高却很困难。1995年、1996年分别下降为388和366kg/亩。这说明在良种良法配套方面存在问题。这可能与近几年过于强调品种对高产的重要性，忽视栽培技术增产有关。90年代初，北京农学院和市农业局、农场局进行了晚播小麦栽培配套技术体系的研究与推广，可以防止小麦晚播大幅度减产，确保单产保持在360～400kg水平，但却由于群体过大，倒伏性加大，单株穗部性状恶化，高产难度加大。而适时麦总体上比晚播麦高产、稳产。目前北京市10月5日以前播种的适时麦占总面积的50%。因此今后全市进一步提高小麦单产应把重点放在适时麦。适时麦早熟、穗粒重高、易管理，有利于夏玉米提早播种。从产量构成上分析，多穗型品种亩穗数已达55万穗，如想再增加亩穗数来提高产量太难，可转向主攻穗粒数和千粒重。80年代，山东农业大学提出了“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并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其基本亩控制在3～12万/亩，减少了后期倒伏危险，改善了群体内光照条件，既可充分发挥个体优势提高穗粒数和千粒重，同时还可降低成本。目前，京郊适时麦(9月25日)的基本苗为25万左右，以后每晚播1天增加1万，在实际操作中，基本苗往往比此标准多，造成后期光合条件恶化，影响穗粒数和千粒重的进一步提高。而北京最近两年10月1日以前播种的面积将近40%，10月5日播的适时麦数近50%，为了对精播的栽培技术进行探讨，我们于1996～1997年在北京农学院农学试验站和南郊农场安排了小区试验五因素的旋转试验。旨在通过对小麦产量影响较大的五个因素，不同水平的实施，探讨各因素的作用大小及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为进一步提高小麦产量提供可选择依据。1 材料和方法1.1 试验地的选择试验地选在北京农学院农学试验站和南郊农场鹿圈分场，地力较均匀，有灌溉条件。地力水平中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2 试验小麦品种采用北京农学院农学系最新育成的矮秆大穗品系“92-1”(北农白)。1.3 试验设计采用二次旋转设计方法按5因素，5水平1/2实施(表1)。其中P2O5和氮肥均为一次性底肥施入。小区长6m，宽2m，面积12m2。氮肥、磷肥折成小区施用量施入。田间调查：各小区定2个样点调查基本苗、亩穗数、穗粒数，每个样点长1m，宽0.4m。表1 各农艺措施水平及编码因 素编码及水平-2-1012密度(X1，万亩)612182430播期(X2，月/日)9/239/269/2910/210/5施P2O5(X3，kg/亩)2.46.610.815.019.2施氮(X4，kg/亩)711.015.019.023.0追氮次数(X5)012342 结果与分析2.1 模型建立32个试验小区目标函数的结果见表2。表2 各农艺措施组合目标函数编号X1密度X2播期X3施P2O5X4施氮X5追氮次数亩穗数(万/亩)穗粒数(粒/穗)千粒重(g)理论产量(kg/亩)实产(kg/亩)11111126.335.240.3373.1317.1<>Transfer interru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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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6期 Vol.19 No.6 1999北极冰化学元素含量及其分布*方精云 刘少创摘要 报道了北极冰主要化学元素的浓度分布及其变化.在测定的31种成分中，高于仪器检测限的10种元素B、Mg、V、As、Rb、Sr、Ca、K、S、Na和硬度被用来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同一地区，元素浓度相对稳定，不同地区浓度有较大差异.元素浓度与纬度关系的相关分析显示，随纬度增加，各元素浓度显著降低.同一冰层元素浓度的变化与深度无关.元素间相关矩阵揭示，元素浓度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相关系数均为正值，即随某一元素浓度的增加，其他元素的浓度也随之增加.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关键词 北极冰; 化学成分; 冰层; 纬度; 统计分析.Contents and distribution of chemical elements in arctic iceFANG Jingyun (Department of Urban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Beijing 100871)LIU Shaochuang (Institute of Remot Sensing Applications,Academic of Science,Beijing 100101)Abstract Conten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ain chemical elements in ice in Canadian Arctic Sea are reported. Ten elements, B,Mg,V,As,Rb,Sr,Ca,K,S,Na,and hardness were detected, and the data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an element has a similar value in the same place, but difference is found from place to place. Content of an element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latitude, but keeps unchanged in different depth in the same ice profile. A correlation matrix shows that there are strong correlations between contents of different elements, namely,content of an element increases with that of others,but the cause is unknown yet.Keywords Arctic ice,chemical element,ice profile,latitude,statistical analysis.北冰洋构成北极圈的中心，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水冰原.据测算，北极的陆地总面积为148×107km2［1］，冬天北冰洋的冰面面积可达23×107km2［2］，到了面积最小的9月份，冰面面积仍可达8×107km2［3］ .如此巨大的冰面其环境状况如何，自然是人们所十分关心的.为此，我国首次北极科考的环境考察内容之一是调查北极冰中化学元素含量.关于北极冰雪中某些化学元素或其同位素的含量及其分布的研究, 国外已有不少报道［4―7］, 但冰雪中多种化学元素含量, 尤其是它们的地理分布特征的研究却不多见.作者在这次科考过程中，对北极冰进行了大范围的取样，取样地理跨度南起北纬74°48′N的Resolute，北至北极点，共取得冰样31个.这些样品为研究北极冰的化学元素背景及其地理分布特征提供了宝贵资料.1 材料和方法1.1 材料1995年4―5月，在高纬度北极地区共采集样品31个，其中在Resolute和Eureka分别掘起200cm(R-2)、100cm(R-1)和50cm(Eu-1) 的冰层剖面各1个.样品采集后置于低温(＜0℃)中保存.于1995年6月和12月分别在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用ICP和ICP-MS等仪器测定冰中主要化学元素含量.测定方法见文献［8］.1.2 仪器将保存于低温下的冰自然融化后，采用不同仪器对30种化学元素含量和硬度进行了测定.(1) CP-MS (VG Plasma Quad).功率: 1.25kW；载气：0.7L/min.测试项目：Be, B, Ti, V, Cr, Mn, Co, Ni, Cu, Zn, Ga, As, Rb, Sr, Y, Zr, Nb, Cd, Ba, Hg, Pb, Th.(2) ICP-AES (JA-1160).功率: 1.0kW,载气：0.5L/min; 反射功率＜5W; 冷却气：0.5L/min.测试项目：Si, Al, Fe, Ca, Mg, Na, P.(3)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Z-8000)，测定K.波长769.9nm，狭缝1.3nm，灯电7.5 mA.2 结果和讨论2.1 主要元素含量31个样品30种化学组分的测定结果显示，不少元素的含量值低于仪器检测限或在其附近变动.为便于分析元素含量的地理分布规律和元素间的关系，将高于检测限的10种元素和硬度列于表1，并分别求出不同地点的平均元素含量和标准差以及它们的平均值(表2).在表2中，位于北纬86°30′的临时冰上机场附近(见表1的样号B29)所获数据末列入计算，这是因为该冰上临时机场每天有数次飞机升降，此处的冰已受到飞机升降的显著影响.冰化学元素含量的高低不仅与冰冻结时的海水化学成分有关，也与冰层的形成时间及当时的环境状况有关，但要确切地弄清其原因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北冰洋的冰和海水始终处于流动之中，因此，我们在某处获得的样品到底来自何处并不清楚.另外，我们也难以确认冰层形成的时间.本次所取冰样多为多年冰，是海水经数年交替冻结而成.为比较冰的化学元素含量与海水的化学元素含量之间的差异，在表2中还分别列出了位于Resolute Bay的 R-2号冰层剖面之下的海水样品(见表1的样号B16)的化学元素含量，以及全球海水的平均元素含量［9］ .从表2可知，北极冰平均元素含量与海水的化学元素含量相差较大.这主要是由于冰层形成后，由重力作用和雨水淋洗作用导致冰中化学元素沉降的缘故.这里，我们定义冰层的某一元素含量(Ci)与海水中该元素的含量(Cs)的百分比值为沉降指数(Drop index, Di), 即(1)K、Ca、Mg这类主要以离子形态存在于海水中的碱金属或碱土金属元素均呈现出较小的Di值，即沉降速率快，而象As和B这类非金属元素的Di值甚大，表现出相当强的稳定性，沉降速率慢.2.2 元素浓度的纬向分布和垂直分布表3列出表层冰主要元素含量与纬度之间的关系以及2个冰层剖面(R-1 和R-2) 主要化学元素含量与冰层深度的关系.11种化学成分的含量与纬度之间均显示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显著性概率(P值)均小于0.06%.即随着纬度的增加，元素含量逐渐降低.另一方面，在同一冰层中(R-1和R-2)，随着深度的变化，各元素含量并不显示有规则的变化(表4).除了剖面R-2中的元素V (P=4.22%)和S(P=22.39%)之外，其他元素的P值均大于30％，说明元素含量与深度之间无显著性相关.虽然我们所取样的冰层为不同年份形成的多年冰，但冰层并不厚(最厚的冰层(R-2)，冰厚也仅为2 m)，也就是说形成的年数并不多，因而化学元素在冰层剖面中的分布尚不能明确地显示出来.另一方面也似乎说明，在所研究冰层，不同年份形成的冰，其元素含量没有显著性不同.表1 北极冰主要化学元素的含量(μg/g)及有关采样特征Table 1 Concentrations of main chemical elements in arctic ice in different samples采样地点纬度(N)经度(W)冰层号样号深度cmBMgVAsRbSrCaKSNa硬度Resolute74°48′94°59′R-1B10―50.36227.00.0420.0110.0261.0961.275.6268.01700109074°48′94°59′B2200.27167.00.0340.0070.0210.8445.346.6113.013308074°48′94°59′B3400.18119.00.0280.0040.0140.6432.833.353.189957274°48′94°59′B4600.34314.00.0530.0120.0291.3787.489.6231.02440151074°48′94°59′B5800.31281.00.0510.0120.0271.1175.684.1190.02190135074°48′94°59′B61000.27224.00.0430.0130.0251.0061.858.5134.017301080Resolute74°48′94°59′R-2B70―50.26206.00.0420.0110.0241.2057.154.8194.0173099174°48′94°59′B8200.23155.00.0340.0130.0220.9242.743.4104.0127074574°48′94°59′B9400.19151.00.0390.0120.0190.8041.242.0110.0115072574°48′94°59′B10600.23168.00.0340.0110.0210.9046.145.368.2125080774°48′94°59′B11800.24187.00.0350.0110.0230.9550.149.2111.0141089574°48′94°59′B121000.20183.00.0350.0090.0190.8148.548.2162.0144087574°48′94°59′B131200.22182.00.0240.0120.0210.8547.848.862.2140086974°48′94°59′B141500.19180.00.0250.0090.0180.7548.747.862.0137086374°48′94°59′B152000.32180.00.0320.0150.0291.1847.848.4103.0138086174°48′94°59′B16海水0.28954.00.0580.0130.0361.47277.0319.0284.097304620Eureka79°59′85°56′Eu-1B170―50.15157.00.0330.0070.0130.6041.942.7230.0144075179°59′85°56′B18200.14134.00.0290.0050.0120.5837.636.893.0105064679°59′85°56′B19500.12134.00.0280.0060.0110.5337.637.084.51060646极点附近89°13′？P-1B200―20.14152.00.0310.0100.0130.6040.341.6132.0122072789°13′？B21100.0768.3-0.0090.0070.3716.720.1-53832389°13′？B22200.15107.00.0260.0060.0120.5832.432.288.2835521极点附近89°38′？P-2B230―20.0324.90.0090.0020.0030.208.27.428.121212389°38′？B24100.0217.7-0.0020.0020.146.05.5-1748889°38′？B2520-3.20.007-0.0000.030.91.25.43116冰上机场86°30′？P-3B29表层0.24318.00.0510.0080.0220.9084.895.0286.025701520北极点90°00′90°00′P-4B30表层0.0743.80.0110.0030.0060.3414.214.458.5370216北极点90°00′90°00′P-5B31表层0.0337.50.011-0.0020.1113.612.846.5301189表2 不同地点北极冰的主要化学元素平均含量及沉降指数Table 2 Average concentration and drop index (Di) of main chemical elements in different ice samples化学成分ResoluteEureka89.13 N inlatitude89.38 N inlatitudeNorth Pole北极海水含量，μg/gDi ,%平均含量,μg/g平均含量,μg/g平均含量,μg/g平均含量,μg/g平均含量,μg/g平均含量,μg/gB0.29±0.060.23±0.040.14± 0.020.03±0.010.050.19±0.100.2867.9Mg222.00±71.57176.89±16.81141.67±13.2815.27±11.0540.6146.28±78.19954.022.4V0.04±0.010.03±0.010.03±00.01±00.010.03±0.010.05851.7As0.01±00.01±00.01±0000.01±00.01376.9Rb0.02±0.010.02±00.01±0000.02±0.010.03655.6Sr1.01±0.250.93±0.160.57±0.040.12±0.090.220.71±0.361.4748.3Ca60.68±19.7647.78±4.5539.03±2.485.03±3.7413.940.13±20.88277.014.5K64.62±22.2147.54±3.7338.83±3.354.70±3.1813.641.05±22.21319.012.9S164.85±79.72108.49±44.95135.83±81.6616.75±16.0552.5113.82±67.98284.040.1Na1715.00±559.601378.00±161.771183.00±222.34139.00±95.44335.001151.00±605.01973011.8硬度947.00±531.00847.89±80.34681.00±60.6275.67±54.56202.00675.35±393.07462014.6表3 表层冰(0―20cm)主要化学元素含量与纬度之间的相关系数(R)及其显著性概率(P)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of the content of chemical elements to latitude and their probability (P, %).元素BMgVAsRbSrCaKSNa硬度R-0.88-0.85-0.84-0.62-0.90-0.87-0.85-0.83-0.68-0.85-0.63P, %0.010.010.060.030.000.000.000.000.010.000.01表4 冰层剖面的主要化学元素含量与冰层深度的相关及显著性概率Table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of the content of chemical elements to ice profile depthin two ice profiles and probability (P, %).元素BMgVAsRbSrCaKSNa硬度R-1R-0.130.400.460.510.280.240.410.21-0.160.410.48P, % 80.4343.6836.2630.3258.5064.6742.2269.1575.6941.5135.10R-2R0.300.14-0.680.160.27-0.03-0.020.07-0.45-0.090.12P, %43.6772.614.2267.4548.8693.0696.2185.8122.3981.6975.202.3 元素含量间的相关性元素含量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生物地球化学意义［10］. 图1给出各元素间的相互关系趋势(左下部)以及相关系数和显著性相关概率(右上部).10种元素含量和总硬度之间均显示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随某一元素浓度的增加，其他元素含量也显著增加，并且增加的趋势几乎是线性的.关于淡水河流元素间的关系有一些研究［11―13］ ，但海水中的元素含量间相互关系很少见报道.图1 北极冰的10种化学元素及硬度间的相关性Fig.1 Correlationships among contents of main chemical elements in arctic ice样品采集得到中国首次北极科考队队员的大力协助，化学元素测试得到殷兴军等先生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部分资助；北极考察费用得到南德经济集团资助.作者单位:方精云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北京 100871刘少创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北京 100101参考文献1 AMAP. Interim Report to the third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rc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 Arctic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me (AMAP), Inuvik, Canada. 19962 CCAFF. Circumpolar Protected Areas Network -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Conservation of Arctic Flora and Fauna (CAFF). Habitat conservation report No. 6. Trondheim. Norway. 19963 EAA/ NPI. State of the European Arctic Environment. Hansen J R,Hansson R,Norris S (eds).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Norwegian Polar Institute (EEA/NPI). EEA Environmental Monograph No. Norsk Polarinstitutt Meddelelser No. 141.19964 Landy M P, Peel D A, Wolff E W. Trace metals in remote Arctic snows: natural or anthropogenic? Nature, 1980, 284: 574―5755 Neftel A, Beer J, Oeschger H, Zurcher F. Sulphate and nitrate concentrations in snow from South Greenland 1895―1978. Nature, 1985, 314: 611―6136 Vermette S V,Bingham V G. Trace elements in Frobisher Bay Rainwater. Arctic, 1986, 39: 177―1797 Boutron C F, Ducroz F M, Gorlach U, & Jaffrezo J L. Variations in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in frech Greenland snow from January to August.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1993, 27A (17/18): 2773―27798 殷万宁. 等离子体质谱法测定天然水中痕量元素.岩矿测试, 1991, 10(3): 171―1749 陈静生等. 环境地球化学，北京：海洋出版社. 199010 李永祺，丁美丽. 海洋污染生物学.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11 乐嘉祥，王德春. 中国河流水化学，地理学报, 1963, 29: 1―912 Gibbs R J. Water Chenistry of the Amazon Rives,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1972, 36: 1060―106613 Hu M H. Major ion chemistry of some large Chinese rivers. Nature, 1982, 239: 550―5531998-04-28收到原稿1999-01-29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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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10卷 第5期 Vol.10 No.5 1999一种分层递阶的定性拓扑推理方法廖士中 石纯一摘要 文章针对现有的定性表示方法和拓扑推理算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首先,提出了基于概念邻域结构的定性表示方法.然后,给出了不同粒度层次上拓扑关系复合表的计算方法.最后,设计得出分层递阶的拓扑推理算法.文章给出的方法具有较高的认知合理性,所提出的推理算法可根据问题来选择合适的表示和推理层次,在已有推理算法给不出解的情况下,可以给出问题的合理解,对一般定性推理研究有参考价值.关键词 拓扑推理,概念邻域结构,复合表,分层递阶,定性空间推理.中图法分类号 TP18A Hierarchical Method for Qualitative Topological InferenceLIAO Shi-zhong1 SHI Chun-yi21（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Liaoning Normal Un iversity Dalian 116029）2（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 jing 100084）Abstract A new method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existing qualitative represent ation methods and topological inference algorithms. First, a qualitative represe nt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conceptual neighborhood is described. Then, a computa tion procedure for composition tables in different topological relation levels i s put forward. Finally, a hierarchical topological inference algorithm is demons trated. The algorithm can select a suitable representation and inference level f or a given problem, and can work out a reasonable solution when other algorithms fail to give answers. The hierarchical method proposed in this paper is cogniti vely valid, and is helpful for general qualitative reasoning research.Key words Topological inference, conceptual neighb orhood, composition table, hierarchy, qualitative spatial reasoning.拓扑推理是定性空间推理研究的基本问题,一般采用代数方法,并应用约束传播算法使约束网络达到路径相容性［1～3］.虽然拓扑推理已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数据库和定性空间推理等领域得到了应用［1,2］,但现有的拓扑推理方法均以固定的粒度或抽象层次来表示拓扑关系.Smith等人只考虑了基本拓扑关系的推理方法［1］.Hernandez虽然提出了不同层次拓扑关系的表示和处理问题,并举例说明了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没有进一步给出实现算法［2］.Grigni等人在总结拓扑推理的工作时,给出了表示拓扑关系的一种层次体系及各层次上拓扑关系的复合表,但没有给出各复合表的计算方法,也没有给出层次体系中的拓扑推理算法［3］.仅给出问题必需的表示和推理,并可以不同的粒度在多个抽象层次上进行推理,是定性推理的两个主要特点［2］.但已有的定性表示方法,如文献［4］中给出的方法,只是从形式上把定性值定义为定量集的子集,没有进一步刻画定性值子集的内在结构,因而难以实现有效的定性表示和推理.对拓扑推理而言,常识知识和问题描述中的拓扑关系往往是以隐含的,甚至是不确定的粒度或抽象层次来表示.这样,不仅要求拓扑推理系统能够给出拓扑关系在不同粒度或抽象层次上的表示,而且要求在求解问题时,能够根据问题的约束条件,确定合适的表示和推理层次,进而给出问题合理的解.因而,关于拓扑关系在不同粒度或抽象层次上的表示、组织和推理方法的研究,以及适合具体问题的表示和推理层次选择方法的研究,是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本文针对已有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在文献［5,6］的工作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概念邻域结构的拓扑关系定性表示方法,研究了在不同粒度或抽象层次上拓扑关系复合表的计算方法,提出了一个分层递阶的拓扑推理算法.1 拓扑关系的定性表示拓扑关系是基本的空间关系.在定性空间推理领域,拓扑关系被认为是空间关系的一种定性表示,常以4-交集模型来形式定义［2］.文献［5］中提出了拓扑关系的闭球模型,基于闭球模型可直接推导出基本拓扑关系的完备集和概念邻域结构.下面研究拓扑关系本身的一种基于概念邻域结构的定性表示方法.定义1. 令C是空间关系的有限非空集,称ψ,φ∈C是关于C相邻的,若ψ,φ对应的物理局势可不经过第3个C中的关系相互转换［2,6,7］.对φ∈C,φ的概念邻域HC(φ)={ψ∈C｜ψ,φ是相邻的}.C的概念邻域结构描述C中各元素的概念邻域,可由概念邻域图来表示.如,基本拓扑关系的概念邻域结构可由图1表示［5］.推广的概念相邻关系及概念邻域结构可作如下定义.令A,BC,称A,B是广义相邻的,简称相邻的,若存在a∈A,b∈B,a,b是关于C相邻的.相应地,对D2C,A∈D,HD(A)={B∈D｜A,B是广义相邻的}.定义2. 令T是表示一类空间关系的非空有限集,T的定性表示定义为Q(T)=〈HT,［T］,πT,LT〉.其中 (1) HT:T→2T描述T的概念邻域结构.(2) ［T］2T,且(b) 对任意p,q∈［T］,若p≠q,则p∩q=,(c) 对任意q∈［T］,存在t∈q,使得qHT(t).(3) πT:［T］→LT称为概念命名函数,是［T］到LT的一一对应.(4) LT是定性概念名称的集合.在HT,πT和LT已明确的情况下,Q(T)可简记为［T］.进一步地,记［T］0=T,［T］n=［［T］n-1］,则在广义相邻关系和概念邻域结构的基础上,可得到T的分层递阶的定性表示形式.为了完整和方便,可在所得到的层次体系的底层下再加上一层空关系,并在顶层上再加上一层泛关系［6］.例1:令T=T(n,n)={d,t,o,c,c@b,i,i@b,=}是实体间基本拓扑关系的完备集［5］,则T的一种分层递阶表示可如下所示:(1) Q(T)=〈HT,［T］,πT,LT〉.其中,HT如图1所示;［T］={{d},{=},{t,o},{i,i@b},{c,c@b}};LT={d,=,o,i,c};πT如表1所示.(2) Q(［T］)=〈H［T］,［T］2,π［T］,L［T］〉.其中,H［T］可由HT推导出来,图2给出了H［T］的一种简洁的表示形式,图中的结点名称是定性概念名称;［T］2={{{d}},{{t,o},{i,i@b},{c,c@b},{=}}};π［T］({{d}})=d且π［T］({{t,o},{i,i@b},{c,c@b},{=}})=o;L［T］={d,o}.表1 πT的定义［T］LT{d}d{=}={t,o}o{i,i@b}i{c,c@b}c在所形成的层次体系的底层加上一层不可满足的空关系,在顶层加上一层平凡满足的泛关系,则拓扑关系的一种分层递阶的表示形式可如图3所示.常识知识和定性知识的基本特点是,同一名称的概念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具有相近而又不同的定义［2］.已有的定性表示方法,如文献［4］中给出的方法,虽然强调了定性与定量的相对性,指出了定性表示的层次性,但这些方法只是从形式上把定性值定义为定量集的子集,没有进一步刻画定性值子集的结构,忽略了不同层次的概念可具有同一名称这一现象,因而不能反映出常识知识和定性知识的这一基本特点.从例1中可以看出,本节给出的定性表示方法以概念邻域结构为基础,并把定性概念名称集作为定性表示的基本成分,从而刻画了不同粒度或抽象层次上相近而又不同的同名概念间的内在机制,可较好地表示并处理常识知识和定性知识的这一基本特点.因而,本节提出的定性表示方法是已有定性表示方法的发展,较已有的方法有更好的认知合理性.2 复合表的计算方法拓扑关系的复合表是拓扑推理代数方法的基础.现有的拓扑关系和其他空间关系的复合表大都是依靠人的直觉通过反复尝试得到的.最近人们认识到,复合表的自动计算问题是定性空间推理面临的挑战问题之一［8］.在文献［5］中给出了基本拓扑关系复合表的形式推导方法.在此基础上,本节进一步研究定性拓扑关系复合表的计算方法.记［T］n-1中的复合运算为“”,［T］n中的复合运算为“*”,并简记π［T］n-1为π,RS=∪r∈R,s∈Srs.已知［T］n-1中的复合表,即对任意的r,s∈［T］n-1,rs有定义,则［T］n中的复合表可按如下方法计算:对任意u,v∈L［T］n-1,可见,有了基本拓扑关系的复合表,按照上述方法,就可计算出定性拓扑关系的复合表.由文献［5］可知,该方法是正确的.表2是基本拓扑关系的复合表,表3和表4是基于表1计算出的图3所示定性拓扑关系的复合表.这与文献［3］中给出的结果是一致的.表2 基本拓扑关系的复合表*dtoi@bic@bc=dT{d,t,o,i@b,i}{d,t,o,i@b,i}{d,t,o,i@b,i}{d,t,o,i@b,i}{d}{d}{d}t{d,t,o,c@b,c}{d,t,o,i@b,c@b,=}{d,t,o,i@b,i}{t,o,i@b,i}{o,i@b,i}{d,t}{d}{t}o{d,t,o,c@b,c}{d,t,o,c@b,c}T{o,i@b,i}{o,i@b,i}{d,t,o,c@b,c}{d,t,o,c@b,c}{o}c@b{d,t,o,c@b,c}{t,o,c@b,c}{o,c@b,c}{o,i@b,c@b,=}{o,i@b,i}{c@b,c}{c}{c@b}c{d,t,o,c@b,c}{o,c@b,c}{o,c@b,c}{o,c@b,c}{o,i@b,i,c@b,c,=}{c}{c}{c}i@b{d}{d,t}{d,t,o,i@b,i}{i@b,i}{i}{d,t,o,i@b,c@b,=}{d,t,o,c@b,c}{i@b}i{d}{d}{d,t,o,i@b,i}{i}{i}{d,t,o,i@b,i}T{i}={d}{t}{o}{i@b}{i}{c@b}{c}{=}其中T={d,t,o,c@b,c,i@b,i,=}表3 中粒度拓扑关系的复合表*d=icod{d,=,i,c,o}d{d,i,o}d{d,i,o}=d=icoidii{d,=,i,c,o}{d,i,o}c{d,c,o}c{c,=,i,o}c{c,o}o{d,c,o}o{o,i}{d,c,o}{d,=,i,c,o}表4 粗粒度拓扑关系的复合表*dod{d,o}{d,o}o{d,o}{d,o}3 推理算法文献［6］研究了层次体系中的拓扑推理算法,但没有考虑约束具体化的问题.本节进一步研 究这一问题,并提出分层递阶的拓扑推理算法.设在如图3所示的层次体系N中,“ ()/(()/(⊥))”层为0层,“⊥”层为4层,MAXLEVEL=4.记Parent(node)为结点nod e的父结点,Children(node)为结点node的子结点集,R1,R2,R3分别为表2、表3和表4所 示的 复合表的推导运算,TCN是空间物体拓扑关系的约束网络,rel(Ni)是N中第i层拓扑关系的集合,rel(TCN)是TCN中出现的拓扑关系的集合,G是所关心 的空间物体的有序集合,G.level说明G中的拓扑关系是Nlevel中的关系,NETSET是拓扑 关系约束网络的有序集,head(NETSET)是NETSET中的第1个网络,tail(NETSET)是NETSET中除h ead(NETSET)之外其余网络组成的有序集,则分层递阶的拓扑推理算法可描述如下.算法TRH. 分层递阶的拓扑推理算法.输入:TCN,N,G.输出:层次最高且路径相容的TCN,相容解.过程:步骤1. 初始化.NETSET←{G}.步骤2. 确定推理的初始层次.即:找出N中的某一层level,满足rel(G)rel(Nlevel)且 簟。rel(G) rel(Nlevel-1)］.步骤3. 循环入口.若NETSET=,则返回.RELAX←false；SPECIFY←false；K←head(NETSET);NETSET←tail(NETSET).步骤4. 对K.level进行判断.若level层为“ ()/(()/(⊥)) ”层,则返 回“无解”；若level层为“⊥”层,则返回“平凡解”；若level层已被标记,则返回“层次级别太粗,给不出解”.步骤5. 约束传播子网络.对K子网络按Rlevel推导步骤进行约束传播；A←K中约束传播所生成的泛关系弧;标记K.level层.步骤6. 子网络相容性判断及处理.K中的关系都是泛关系:调用约束具体化过程TS(K),转步骤3；K是相对整个网络相容的:若(A=粱 SPECIFY且level=MAXLEVEL-1或RELAX,且level=1),则返回相容解；否则,对每一个a∈A,在K中找出其相关联的弧及结点,形成一个子网络Ga,调用具体化过程T S(Ga),转步骤3.K是不相容的:调用约束松驰过程TR(K),转步骤3.两个子过程TS和TR的定义如下.TS(G):拓扑约束具体化过程.输入:子网络G,层次level.输出:加入子网络G的具体化网络的新网络集NETSET,新的level.过程:{对任意A,B∈G,若ATB,Trel(Nlevel),则在新的子网络G′中,有AT′B,其中T′=∪φ∈TChildren(φ).NETSET←NETSET∪{G′}.level←level+1.SPECIFY←true.}.TR(G):拓扑约束松驰过程.输入:子网络G,层次level.输出:加入子网络G的松驰网络的新网络集NETSET,新的level.过程:{对任意A,B∈G,若ATB,Trel(Nlevel),则在新的子网络G′中,有AT′B,其中T′={Parent(φ)|φ∈T}.NETSET←NETSET∪{G′}.level←level-1.RELAX←true.}.例2:一单位要创建一个生活小区.生活小区由3部分组成:住宅区(R) 、商业区(B)和车站(S).设计要求是:(1) 住宅区和商业区分开;(2) 住宅区应包含一个车站;(3) 商业区应包含一个车站.试应用拓扑推理方法给出一种合理的设计.TRH算法的求解步骤:(I) 确定推理的初始层次为层次3.(II) 应用层次3的复合表,约束传播子网络G=(R,B,S},得知子网络是不相容的,如图4( a)所示.(III) 调用TR(G)过程,建立新的约束子网络,如图4(b)所示,推理层次为2.(IV) 应用层次2的复合表,约束传播子网络.由于{d}.{c}={d},{d}∩{c}=,故子网络是不相容的.(V) 调用TR(G)过程,建立新的约束网络,如图4(c)所示,推理层次为1.(VI) 应用层次1的复合表,约束传播子网络,得知子网络是相容的,且各关系不是 泛关系,故返回相容解R{d}B,R{o}S,B{o}S.所求的合理解如图5所示.例3:令X,Y,Z是3个实体,试基于算法TRH,找出单个的拓扑关 系r,满足XrY,YrZ,ZrX.设XuY,YvZ,ZwX,则w-1=u*v或w=v*u.因此,应用算法TRH是可行的.由于X,Y,Z间的拓扑关系没有已知的约束,故均可设为{d,o}.由此确定出初始推理层次为1.应 用算法TRH,并注意到r是单个关系且满足XrY,YrZ和ZrX,可得到层次3的相容解d,=,o,t.由于X,Y,Z是实体,故最后的解是r=d或r=t.由例2和例3可见,基于算法TRH,可简洁地给出问题合理的解；而Hernandez和Smith 提出的拓扑推理算法却给不出解.4 结束语陈见等人给出的定性表示方法没有刻画定性值集合的内在结构［4］.Smith和Hernand ez等人只给出了固定粒度层次上的拓扑推理算法［1,2］.针对这些问题,本文研究了 一种分层递阶的拓扑推理方法,主要包括:(1) 提出了一种基于概念邻域结构的拓扑关系定性 表示方法;(2) 给出了定性拓扑关系复合表的自动计算方法.(3) 研究了在拓扑关系定性表示 的层次体系中,合适表示、推理层次的选择方法,给出了一个分层递阶的拓扑推理算法.从文中给出的示例和分析可知,本文提出的方法不仅发展了拓扑推理的已有工作,可针对问题 的具体约束构造性地给出合理的解,而且能够较好地表示并处理一般的定性知识,在其他定性 知识的表示和处理方面,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进一步的工作包括:(1) 约束松驰和约束具体化过程与非空间约束的集成研究;(2) 分层递阶 方法在其他空间关系的定性表示和处理方面的应用研究.本文研究得到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资助.作者廖士中,1964年生,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定性推理,空间推理,人工智能应用基础.石纯一,1935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应用基础,知识工程.本文通讯联系人:廖士中,大连 116029,辽宁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作者单位： 廖士中（辽宁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大连 116029）石纯一（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北京 100084）参考文献[1] Smith T R, Park K K. Algebraic approach to spatial reasoning. 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1992,6(3):177～192[2] Hernandez D. Qualitative Representation of Spatial Knowledge. Berlin: Sprin ger-Verlag, 1994[3] Grigni M, Papadias D, Papadimitriou C. Topological inference. In: Mellish S S ed. Proceedings of the IJCAI'95. San Meteo: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Inc., 1995. 901～906[4] 陈见,石纯一.定性代数的形式框架FAQA.计算机学报,1995,18(6):417～423(Chen Jian, Shi Chun-yi. FAQA: a formal frame of qualitative algebra. Chinese J ournal of Computers, 1995,18(6):417～423)[5] 廖士中,石纯一.拓扑关系的闭球模型及复合表的推导.软件学报,1997,8(12):894 ～900(Liao Shi-zhong, Shi Chun-yi. Closed ball model and composition table derivati on for topological relations. Journal of Software, 1997,8(12):894～900)[6] 廖士中.定性空间推理分层逼近方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清华大学,1997(Liao Shi-zhong. The research on the hierarchical approximation method for qual itative spatial reasoning ［Ph.D. Thesis］.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1997)[7] Freksa C. Temporal reasoning based on semi-internals. Artificial I ntelligence, 1992,54(1-2):199～227[8] Cohn A G. The challenge of qualitative spatial reasoning. ACM Computing Sur veys, 1995,27(3):323～325本文1998-02-10收到原稿,1998-05-25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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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育 科 学TIYU KEXUESPORT SCIENCEJournal of China sports Science Society1998年 第2期 No.2 february 1998科技期刊回顾展望 服务创新迎接新世纪――第5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巡礼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5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是在党的十五大胜利闭幕、第8届全国运动会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是本世纪最后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大会在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努力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回顾展望，服务创新，迎接新世纪”为主题，采取大会学术报告、专题报告、墙报和书面交流的形式，交流了近5年来体育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评选出37篇优秀论文。这是对体育学术研究工作的一次大检阅、对体育科技工作迈向新世纪的总动员，也是体育科技工作者的一次盛会。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台湾、澳门的论文作者、特邀嘉宾，各省、市体育科学学会代表共800余人出席了大会，另有近400人列席。在国家体委和大会组委会的领导下，在北京体育大学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协助下，通过全体与会人员的共同努力，大会开得富有成效，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1 科学大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在进一步推动科技兴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科学大会的举行得到了有关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国家体委把本届大会纳入1997年工作计划网络，把开好这届科学大会作为第八届全运会后的一项重要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张发强和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张泽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开幕式；伍绍祖同志刚下飞机，不顾旅途劳顿直接赶到大会闭幕式现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这些都体现了领导部门对体育科技工作的关怀，对本次大会的重视。大会得到了全国体育科技界和其他科研人员的积极响应。大会征文通知发出后，各体育院校进行了动员；各体育科研所在为第八届全运会服务的繁忙工作中也抓紧进行准备；有些地方体育科学学会还对征文进行了预审并给予了经费资助；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地区的专家、学者得知举办科学大会的消息后也积极报送论文。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里，共征集论文2068篇，数量之多为历届大会之最。科学大会也得到了宣传部门的大力配合。首都18家新闻单位对大会进行了宣传报道，《中国体育报》除了刊登大会的征文通知，出专版对科学大会的召开进行宣传外，会议期间还进行了连续报道，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影响。本届大会还得到了34个单位和5位友好人士的支持、资助，这也是历届体育科学大会少有的。以上情况充分表明，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实施，全社会的科技意识都在提高，为体育科技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而科学大会的召开，在进一步推动科技兴体方面又发挥了积极作用，必将激励广大体育科技工作者再接再厉，勇攀科学高峰，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2 科学大会展示了我国体育科学的进步与整体水平本届大会与会人员的学术层次和论文质量较高。入选论文的作者中58%具有高级专业职称，获博士学位的占7%，获硕士学位的占42%；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及部委级课题占17%，省市级课题占10%，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占17%；有60多篇论文获得了国家、部委、省级奖励，这些数字大都超过了上几届。专家们认为，这次大会反映出我国体育科研的整体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主要表现在：2.1 研究领域拓宽 学科的发展和实践需要的增长，特别是体育改革的深化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为体育科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广大科技人员针对当前体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和建议。这些研究配合了国家体委的中心工作，为我国选手在世界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为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的改革与发展以及体育科技自身的进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2 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加先进 与以往相比，实证研究、动态追踪研究、多指标同步测试及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增多。对数据的处理较多采用规范的专用统计分析软件包进行。一些研究采用了三维摄影(摄像)、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技术、基因重组、基因表达、PCR检测等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使研究的准确性、可信性、科学性增强，不仅提高了论文的质量，使研究成果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同时也为今后我国体育科研确立了更高的起点。2.3 中青年科技人才迅速成长 入选论文作者中，40岁以下的占54%；37篇优秀论文作者中，年龄在49岁以下的占70%，40岁以下的占44%。这些数字反映出年轻一代体育科技工作者在前辈和导师的指导下迅速成长，成为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生力军。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预示着我国体育科技的发展后继有人，前景光明。3 科学大会在组织形式上进行了革新，产生了较好的效果3.1 大会开幕式不设主席台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贵宾和广大科技人员同在台下就座，体现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会场布置隆重而典雅，尽量使用高科技设备，体现学术会议的特色。3.2 较大范围地组织了专题交流 为了深入探讨当前体育运动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并推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开展，根据录取论文的实际情况，组织了18个专题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交流与研讨，从而深化对专题内容的认识。3.3 对论文报告技巧提出新要求 多年来学术会议的论文报告存在内容求全、重点不突出等问题，主要原因是把学术会议的论文报告等同于学位论文答辩，惟恐有所疏漏造成答辩的被动。学术会议重在交流学术信息，内容求新不求全。为此，把答辩改为集中的专题讨论，并压缩报告时间，强调报告的技巧与效果。3.4 把墙报交流作为一种重要的交流形式 墙报交流可选择性强，便于反复阅读和深入研讨，是国际通用的交流形式。本届大会对墙报交流十分重视，从展馆布置到墙报制作均属上乘，交流时间也得到保证，与会者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3.5 由体育院校承办科学大会 体育院校是科研的重要基地，不仅可以为大会提供良好的学术交流条件和热情周到的服务，而且具有浓厚的学术气氛。院校承办大会对学校的教学科研、精神文明建设和学生的培养都十分有利，是个很好的选择。4 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新贡献总的来看，本届大会在总结历届大会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学术交流富有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是一次成功的高水平的大会。当然，大会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在学术研究方面，重复研究的现象依然存在，表现为对选题的研究不够，缺乏广泛的查阅资料，对成果的评价也欠准确。在写作方面，特别是摘要写作不规范，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要素不全，背景材料写得多，课题自身的内容写得少，语言欠简练。在交流方面，对缩短报告时间和集中讨论还有些不适应，有些报告只是把内容整体压缩，仍然没有突出重点；有些单位和个人对墙报交流持有偏见，有的人为此未能到会，痛失获优秀论文奖的机会。在组织工作方面，省、市体科所报送和录取论文数量偏少的问题，如何进一步体现我会会员权利和义务的问题，等等，都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党的十五大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体育事业将以更快的步伐迎接新世纪的到来，科学技术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科学大会的召开既是对几年来学术研究工作的回顾，又是对走向未来的展望，广大体育科技工作者要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再接再厉，团结奋斗，努力探索，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和才智。责任编辑：尹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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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AEROSPACE SHANGHAI2001 Vol.18 No.3 P.1-4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回波多普勒频率的计算袁孝康摘 要：从星载合成孔径雷达(SAR)与目标的相对运动关系出发，以SAR发射信号的波长、卫星的轨道参数和目标的位置(地心经纬度)为已知条件，导出了计算目标回波的多普勒频率的解析公式，这对于星载SAR系统的性能分析和初步设计具有重要作用。关键词：合成孔径雷达；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回波多普勒频率计算；多普勒效应分类号：TN95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630(2001)03-0001-04Calculation of Echo Doppler Frequency for Satellite-Borne SARYUAN Xiao-kang（No.509 Institute of SAST,Shanghai 200240,China）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formula for calulating echo Doppler frequency of satellite-borne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 is derived in detail.In the formula,the target position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are considered as a known condition .The formula is significative for analysis of performance and preliminary design for satellite-borne SAR.Keywords：Synthetic aperture Radar (SAR);Satellite-borne SAR;Calculation of Echo Doppler frequency;Doppler effect作者简介：袁孝康（1939-），男，研究员，上海市宇航学会会员，研究领域：空间电子学。作者单位：袁孝康（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509所，上海 200240）参考文献：［1］Li F K,Held D N,Curlander J.Doppler parameter estimation for spaceborne synthetic radar[J].IEEE Transactian a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1985;GE-23(1):47-55.［2］QJ1028-86 航天产品常用坐标系规范 [S].［3］QJ1667-89 卫星位置预报简易计算方法 [S].［4］QJ1437-88 计算卫星运行轨道的数学模型直角坐标方程 [S].文章编号：1006-1630（2001）03-0019-03收稿日期：2000年8月31日出版日期：200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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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38 【原文出处】经济学消息报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20000630 【原刊页号】④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200009 【 标 题 】警惕滑入坏的市场经济――论市场与法治 【 作 者 】钱颖一 【 正 文 】 五、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20年来我国改革的大方向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它给人类的三分之一人口带来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困惑甚至贫穷。我们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最终选定了迈向现代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性转变。计划经济注定是坏的经济，但我们却不能天真地认为市场经济就注定是好的经济了。事实上，当今世界上既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而后者多于前者。因此，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防止滑入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因是国家（或政府）与经济人（企业与个人）的关系定位不对，而问题的根源正是由于没有好的（即较完善的）法治基础。对照前述的法治的两层经济含义，产生坏的市场经济的原因有二。首要的原因是政府的权力没有有效地受到法律的约束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窒息经济活力的问题。由于技术进步，政府在现代经济中可支配的权力远远大于在传统经济中，因此不受约束的政府行为后果也更为严重，这在当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尤为突出。当政府行为不受法律约束时，政府部门和官员便会侵犯产权，乱收税、费，搞摊派，任意干预和限制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有时政府的用意是善良的，却不了解其不利后果。但有很多时候，某些政府部门以“规范市场”和“社会福利”为名，实际搞寻租并导致腐败。无论出于善意还是私心，政府对经济的任意干预的结果都是增加市场交易成本，阻碍经济发展。产生坏的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未能较好地履行其约束经济人的职责，这有多种表现：政府未能维护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结果产权受强盗或“黑手党”的掠夺；个人和企业产权不明晰使得经济效率低下；合同无法有效执行和纠纷不能得到公正解决；政府规制不力导致金融危机甚至崩溃；中央与地方政府责权利划分不明确陷入财政困境；中央政府不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分割；等等。这些问题在一些转轨国家尤为突出。俄国近几年的转轨在上述几方面都出现过问题。而捷克证券市场发展的不成功则是另一个例子。需要说明的是，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但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不必是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即使在发达国家，法治也并非完美。比如寻租和过度规制也是问题。但是近一二十年来，由于放松规制，情况大有好转。又比如，政府规制不力也使金融危机常有发生。但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筑在较为完善的法治基础上的。而多数发展中和转轨国家的法治建设尚较为落后。但是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是一个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突出典范，其法治完善程度甚至超过很多发达国家。又比如一些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进展较快，使得经济发展迅速，它们包括东亚的不少国家和地区，也包括东欧的一些转轨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当我们具体分析法治中存在的问题时，有必要区别两类问题。一类是通过立法形成的法律文字。法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通常比较四种基本法律体系，即英美法系、法国法系、德国法系和北欧法系。英美法系主要基于判例，而其他的三种都是成文法系。我国的法律受德国法系影响较多，但近年来在不少经济法中正在更多地受到英美法系的影响。不同法系中的法律规定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发现英美法系的影响最为正面，法国法系最为负面，而德国和北欧法系介于中间。即使在同一法系中，不同国家的具体法律和执行情况的差别也很大，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差别也不小。法治的另一类问题是执法和司法。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执法和司法的差别比写在文本上的法律的差别对经济的影响更大，这往往是因为执法和司法比立法更困难。从原则上讲，一个国家的法律可以简单地照抄它国法律（现在甚至可以从网上下载），但是执法和司法就是另一回事了。首先是人力资源问题。警察、检察长、律师和法官是不能从国外进口的（东德是一个例外），因此一个国家往往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来培养法律人才。其次是执法的力度问题。提高执法力度不能只靠“抓”，更不能搞不按法律程序的“大检查”式的“运动式执法”。加强执法必须在执法者受法律约束情况下实现，这显然是不易的。第三是司法公正问题。执法会出错，裁判纠纷也会出差。这可能是政府判断失误，也可能是某些官员因利益所图而有意所为。为保障司法公正，经济人应当有通过法律程序起诉和上诉政府的部门和官员的权利，这更是困难的。最后，遵法又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人们是否遵法取决于他们对别人是否遵法的期望。众所周知，法不责众。因此遵法要使全社会人们对法治有信念，而信念的建立需要相当的时间。从以上的分析看出，要真正完善法治以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执法和司法比立法的难度要大得多。比如近年来我国的立法进展相当快，相比之下，执法和司法的问题就更显突出了。执法，特别是司法的改革往往是法治建设中的关键，因此也就成为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关键。六、用法治视角分析我国当前的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对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过度规制应减少。近年来，一些政府部门打着“规范化”的旗号，大搞“加强规制”、“加大市场管理力度”、新规定种种“许可证”、“上岗证”和“资格认定书”等等。我们的粮票，油票、工业券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现在也许是开始收集许可证和上岗证的时候了。这些证除了少数是必要的外，大多数是与基于法治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相违背的。试举几例：某交通管理局本应代表乘客利益，鼓励竞争，相反，却理直气壮通过行政手段搞价格垄断拒绝降价，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又比如，不少城市为限制农民进城，制造各种障碍，包括发明创造各种“证”。据报道，某大城市把不许外地人在本市工作的行业扩至上百个，甚至包括旅馆服务业。再比如，一些科技部门和地方政府在高科技开发中热衷于搞高科技含量认定。据说某一应用软件经过三年才被认定为高科技。我在《硅谷的故事》（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1期）中写到，盖茨和乔布斯当年恐怕都拿不到我们颁发的工程师证书，因为他们是大学和中学的辍学生；而最初的苹果电脑也不会被我们的专家们评定为高科技产品，因为它在当时根本就是玩具！我们的某些法律和政府的一些部门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营业注册设置了种种障碍。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伙企业法》对最低注册资本设有要求，因此被形象地描述为一元钱注册资本。但是这两类企业都要承担无限责任，因此它们进入的行业和经营的范围必然受到极大限制。从国际经验来看，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小企业最为广泛采用的组织形式。而我们的有限责任公司法要求其最低注册资本为30至50万元，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最近经济学家对七十几个国家的比较研究还发现，在我国注册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所需的“公章”和“证明”的个数，办理各种手续所要花的时间，以及按官方规定应缴纳的费用都远远高于绝大多数国家，在东亚各国中，仅略低于越南。这还不包括请客送礼。更不要说开业后的各种干预，强制性赞助等等。对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常常听到政府部门责备企业家素质差和融资渠道不够多，因此不少政府部门总想热心“帮一把”。但是，殊不知政府对企业太热心恐怕正是问题的要害。难怪不少企业家认为，多减少些政府部门制造的障碍比多给企业一些贷款对企业更有帮助。简而言之，“松绑”比“给钱”更有用。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规范化”一词在不少场合被滥用，正在成为过度规制和政府任意干预的护身符。我们不能脱离法治讲规范。有些规制要搞，有些许可证也要发。但是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特别是对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首先是政府与经济要保持相当的距离。因此，绝不能层层政府搞“宏观调控”，个个部门都“加强管制”。现在许多国家都在放松规制，减少政府干预，近年来印度软件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就是明证，其软件出口一项已超过其GDP的1%，而且增长趋势继续看好。有趣的是，印度改革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十几年改革的成功”。而我们现在却有走回头路的倾向，这不能不令人忧虑。第二个例子：对金融市场的规制不够和不当应改进。金融市场不同于其它市场有众多原因。至少有这几点：一是投资者投入资金与取得回报之间有相当的时间差，这就给企业和金融机构很大的机会从事不利于投资者的活动，即所谓道德风险问题。二是存款者和股民人数多而且分散，由于免费搭车问题，他们很难集体行动，结果他们的利益容易受到侵犯。三是金融市场中的定价往往依据投资者的期望，因而存在多个均衡价格。因此市场价格可以与经济的基础无关。这几条足以造成潜在金融风险，而金融风暴又很容易演变为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危机。由于金融市场的这些特殊性，在发达国家，对金融市场及与其有关的机构的法律和规制都相当多。这里主要包含公司法和证券法中对上市公司和对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和互助基金）及金融市场交易的规制。经济学家特别注意到信息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作用。为了化解金融风险，政府的规制要求上市公司对其财务信息和投资者利益披露、对股东权益特别是少数股东的保护；对商业银行审慎规制包括债务风险管理和资本金充足率规定；要求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的透明化操作并限制其投资范围；要求在证券市场中交易符合严格的程序；等等。就我国情况而言，目前对金融的规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不够，二是不当。金融规制不够是明显的，比如，考虑到我国银行普遍较弱的情况，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最好高于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最低限度8%，比如，可提高到15%甚至更高。又比如我们的上市公司对小股东的保护极为不够，公司的内部人伙同大股东往往可以自行其事。再比如，我们的证券公司都是国有的，很多受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控制，业务操作极不透明，结果少数公司操纵股市的行为不易被及时发现和处罚。近年来，我国金融规制得到不断加强，值得肯定。但有些规治方法不当也非常值得关注和商榷。我们确实应该化解金融风险，但是用行政手段不加区分地关闭中小金融机构和过多限制它们的经营范围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较恰当的办法是通过风险管理等间接规制防范金融风险并同时积极地发展民间金融机构。我们显然不能指望美国的花旗银行来向我国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农村的中小企业融资。同样地，要求“零风险贷款”和“贷款人终身负责制”也不是市场经济中规制金融机构的合适作法，因为它们削弱了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结果既不利于金融市场，也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第三个例子：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应加强中央一级司法体制。我国是一个大国，改革以来地方性分权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是我们改革成功的一大重要支柱。但是地方性分权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这也表现在立法、执法和司法问题上。不少省、市政府纷纷通过法律和用行政手段限制外地劳动力进入本地区，以及对外地产品加以歧视。同样，司法也是站在本地地方政府一边。比如，属于两个地区的两个企业之间的纠纷，法院通常偏向于属于本地区的企业，这就使得司法公正成为空话。一个省、一个市这样做，其他的省市只好效仿，不然就不利于自身利益，其结果是全输局面。在我们日益增加对外开放的同时，国内的地方保护主义却仍然严重。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可以通过司法体制组织方式的改革。我们1994年以来实行的财政分税制可以为此提供有益的借鉴。在改革前，全部税收由地方征收，然后与中央分成。1994年改革后，分设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各收其税。原则上讲，地方财政负责地方性的公共品支出，中央财政负责全国性的公共品支出。为了打破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我们可以考虑类似的司法体制的改革，即现有的地方一层司法只裁判本地内的纠纷，而跨省的纠纷由中央一层的司法机构处理。这就有必要设置直属中央一层的司法机构处理涉及全国性法律的案件。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只处理重大案件。为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应当根据案件性质（即法律归属）而非案件大小来划分中央一层的司法和地方一层的司法的职责。在设置直属中央的司法机构时，我们1998年人民银行设立跨省的大区分行的改革经验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中央一级的司法可以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立跨省的大区法院，这样可以使中央一层的司法不受或少受地方政府的影响。第四个例子：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应先从法治建设着手。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均正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公平问题，也对经济效率有负面影响。过度收入不均会造成社会动乱，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无论从公平还是从效率角度，收入分配不均问题都应受到极大重视。但对此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思路。一种办法是通过加强政府干预，实行激进的累进税，抽肥补瘦，以此减少贫富差别。但这可能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又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我们曾为此深受其害多年，为之付出惨重代价。个人累进所得税在西方多数发达国家实行，似乎是国际惯例。但我们要知道，很多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激进的累进税对激励、储蓄等带来的不利后果，以及由此产生的过于庞大的寻租行业（如税务律师和会计师），所有这些都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只是出于政治原因，即某些利益集团的反对，而无法改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有效税率远不象名义税率那样累进，因为富人往往通过各种税法漏洞和抵扣项目合法逃税。而普通人却较难这样做，因为他们或雇不起好的会计师和律师或无钱从事多项经营以更多地利用抵扣项目逃税。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与国际接那些别人要改的或想改的轨。另一种看法则强调收入分配不均与机会不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由于政府权力而造成的机会不均。由权力形成的机会不均从而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均是最令老百姓不满的。的确，人们对分配不均成因中最不满的是权钱交易即腐败造成的分配不均。而腐败的根源正是政府官员不受法律约束，任意权力过大，从而提高了其手中权力的货币价值，进而增加了权与钱交易的机会。因此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首先应从反腐败下手，而解决的办法不是增加政府干预，而是相反，应是限制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任意权力以减少他们的干预能力，用以降低其权力的货币价值，进而减少他们造租和寻租的机会。因此，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加强法治应是减少腐败，减少收入分配不均的首要一步。七、总结：有限政府与有效政府的关系我国在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20年后应有新思维：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下一个10年至20年的奋斗目标。外部条件如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内部压力如经济缺乏活力，就业压力增大，腐败、收入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突出，都使得我们对实现这一目标充满紧迫感。所有这些问题最终要靠建立法治来解决，而不能靠走回头路解决。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法治的核心是确定政府与经济人之间的保持距离型关系以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那么在法治下政府在经济领域内的性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概括为它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有这样的政府才会有一个好的现代市场经济，没有这样的政府就会导致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有如下关系。首先，有限政府是有效政府的必要条件。经过计划经济的惨痛教训，又有了20年改革的经验，我们深刻体会到，一个无限的政府，即一个无所不管的政府，必然压抑企业和个人的活力和经济的生命力。因此，只有有限的政府才有可能成为有效的政府。但是，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有限的政府都是有效的政府，有限的政府也不会自动成为有效的政府。在政府的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在政府与经济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后，政府作为不偏向的第三方要有所作为，应该充分发挥其支持和增进市场有效运作的积极作用。我们目前所推动的“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就是把原来的一个无限的和无效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从当前的情况看，本文所列举的四个例子具体建议了为完成这一转变在四个重要领域中的改革方向。首先，在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的规制方面，要有进有退，以退为主。我们要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大幅度放松规制，给企业松绑，给市场发展创造空间。第二，要有选择地、用适当方式加强一部分规制，特别是金融规制以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因加入世贸组织可能带来的额外风险。第三，司法的组织体制要改革，建立司法双层结构对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发展国内统一大市场将有重大促进作用。最后，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不应只盯住对收入的再分配，而应首先从约束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任意权力，反腐败，和促进机会平等入手。在进一步经济改革中，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做许多技术性和操作性的工作。但是除了提供细致的政策建议外，经济学家更应该思考大事。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大事。这里既有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问题，又有观念和知识更新问题。就观念而言，我们不仅要打破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思维框子，还要打破一些几千来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束缚。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法治基础上的有限政府这一概念。但是，华人地区的香港和新加坡在法治建设上的成功使得经济腾飞，给我们开了先例，可为我们提供借鉴。现在，“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这两条都已载入我国宪法，这说明国家的大政方针已定。在此环境下，我们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市场与法治的关系，努力推动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真正把我国经济建成一个好的现代市场经济。这恐怕将是我们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最关键的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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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烟节能灶研制成功新华社西安５月１２日电（记者张若愚）烧烟煤却没有呛人的煤烟，烧煤末也卫生方便――这是陕西省最近研制成功的新型家用节能灶的特殊功效。由渭南市金属管厂研制成功的ＭＨＦ型连续明火反烧节能灶，一改传统的火上加煤方式，采用明火反烧，使燃煤挥发出的煤气得到充分燃烧，从而实现烟煤的无烟化燃烧。同传统的吸风灶、回风灶相比，这种新型炉灶全烧煤末，节煤率在百分之四十以上。专家认为，这种新型炉灶在我国盛产烟煤的北方地区具有推广价值。（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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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URBAN ENVIRONMENT & URAN ECOLOGY1999年 第12卷 第1期 Vol.12 No.1 1999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哲学基础及实现途径刘文仲摘要 本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环发综合决策作了理论方面的探讨，认为它符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符合“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符合系统论原则；符合矛盾对统一法则。同时提出四条实现综合决策的建议和对策，即建立环发综合决策体制；建立环发综合决策制度；环保部门主动参与环发综合决策；做好“结合”工作，使环发综合决策落在实处。关键词 环境与发展 综合决策 哲学途径The Philosophic Basis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of theComprehensive Policy-Making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Liu Wenzhong(Department of Policy Research,Tianj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ureau,Tianjin 300191)Abstract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comprehensive policy-making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CPED) by using the philosophic view point of Marxism was made in the paper.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onforms to such principles a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proceeding from actual conditions”,“Development is an actual principle”,system theory and the rule of unity of contradiction.Finally,four items of recommend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to realize comprehensive policy-making,i.e. to establish the organization for CPED,to set up the system for CPED,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PED,and to do the work called combination to actually implement CPED.Key word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omprhensive policy-making philosophy approach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人们对环境保护理念认识的不断深化，环境保护工作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环保法律、法规和制度，使环保工作实现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则是新的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两个国策座谈会上提出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制度、环保部门统一监管与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制度、环保投入制度和公共参与制度。建立这四项制度不仅对实现环保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举足轻重，同时对做好跨世纪的环保工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以下简称环发综合决策)的哲学基础及实现途径进行探讨。1 环发综合决策的哲学观决策可分为战略决策、策略决策和战术决策。如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有全局、方向、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则属于战略决策；“三同时”、“三同步”、“三统一”等对实现战略决策具有局部、近期意义的决策，则属于策略决策；限期治理、环保投入、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具体问题或日常业务工作的决策，则是战术性决策。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从其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的重大意义及影响程度看，应是战略层的决策，是深刻透析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的辨证统一关系而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抉择，是坚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决策。环发综合决策如此正确和重要，其原因：①它符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即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决策时必须努力探索和把握决策对象和相关事物的运动变化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进行科学决策。比如，指导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的生态经济规律；生产过程中的能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良性循环规律；经济总量与环境容量相协调规律；人口发展与环境、资源相协调的天人合一规律等，都是决策者应着重研究和把握的问题。环保综合决策恰恰是把握住了环境与发展的内在联系及其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运动变化规律，因而作出的综合决策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实在性。②环发综合决策符合“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经济生产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旋律，而任何发展都离不开周围环境和条件，同样也是世人认同的真理。正如一棵大树的发育离不开土、水、气、光等自然环境一样，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密不可分。离开环境、忽视环境、破坏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也不可能求得持续健康的发展，相反，因违背客观规律而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影响制约经济发展的古今中外的事例倒屡见不鲜。所以，环境与发展必须融为一体，综合决策，正是对“发展是硬道理”这一科学论断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体现。③环发综合决策符合系统论原则。任何事物都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并具有特定功能和共同目的的若干有区别的子系统的有机集合体。比如，城市是一个大系统，它是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包括城建、商贸、工业、农业、交通、卫生等系统，各系统都有各自的功能，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大系统、子系统都离不开环境条件。无论城市的整体系统，还是各子系统，在进行规划、建设和发展等决策过程中，如忽视环境因素而单独决策，将是不完美、不科学的决策，势必带来一系列后遗症。诸如居民区靠近污水河及铁路沿线而使居民怨声载道；工业区与居民区为邻引起无休止的厂群纠纷；工业开发区污水无出路污染附近农业生态子系统等等。人类的智慧和伟力不仅在于利用自然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还在于认识自然规律，从系统论的角度作到人与自然、环境与发展的相互协调，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则是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关键举措。④环发综合决策符合矛盾对立统一法则。众所周知，环境与发展是对立统一关系，本应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矛盾过程中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然而，由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往往只看到二者对立的一面，片面强调“发展”，甚至把环境保护视为发展的阻力，在决策时有意无意地绕开、淡化、弱化环境保护的现象常有存在。有的则是因为受知识水平限制对环境缺乏深层次理解，而不能作到环发综合决策，如有些人视“先污染，后治理”为客观规律，并以此作为决策的理论依据，由此得出的决策必然是片面的、短视的。为纠正此类现象，前些年国家就提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统一”原则和城乡建设、经济建设、环境建设“三同步”方针，就是实现环发综合决策的具体的策略决策。仅就“三同步”原则而论，它强调了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城乡建设和经济建设是讲发展，环境建设是讲环境保护。从整体上看，经济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内核，城乡建设是经济发展的载体，而环境建设则是前两个建设的保证。这一综合决策的实施，在一些城市已产生明显效果，近两年涌现出的张家港、深圳、大连等全国环保模范城市的辉煌成就，是有力的论证。随着环发综合决策制度的建立和相应机制的完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必将在深高层次上得到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必将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得以实施。2 实现环发综合决策的对策和途径环发综合决策的实施，是决策者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决策制度、机制和决策程序的深刻变革。能否实现环发综合决策，涉及决策者知识层次的高低及对环境与发展内在联系及表面矛盾的认识水平，也涉及人们对环境问题是在生产发展过程中产生，也需在同样过程中加以解决这一本质的理解程度，还涉及环保部门主动参考综合决策的行为和能力。实现环发综合决策可采取措施。2.1 建立环发综合决策体制环发综合决策的关键在“综合”二字，实现“综合”的关键是要有相应的体制作保证。现行的政府机构设置中，环保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各有其责，相对独立，加之协调不够，往往存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情况，不易实现环发综合决策。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在于建立政府牵头、部门协调、共同参与的环发综合决策体制。在当前环境保护参与综合决策较弱的情况下，应赋予环保部门更多的权力和参与决策的机会。研究确定全市性或区县范围内的发展规划计划时，要由政府出面，召集环保及有关部门，共同审议规划计划是否考虑了环境因素，是否符合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研究确定局部开发计划和建设项目时，相关部门应与环保部门共同参与决策过程，对有关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对环保部门提出的环境对策及是否可行的意见，相关部门应予充分理解和尊重。环保部门在提对策建议时，应科学慎重，尽量找到体现环境与经济最佳综合效益的结合点。为保证决策的顺利实施，还要加强监督检查，应设立包括环保部门在内的环发综合决策监督检查机构和人员，建立健全严格的监督制度，类似城市建设监理所那样，对环发综合决策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控。2.2 建立环发综合决策制度建立环发综合决策制度并使之法制化，十分必要。国家应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可持续发展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出台统一的环发综合决策制度。明确凡利用资源，影响环境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计划和活动，必须充分考虑环境因素，进行综合决策。反之，忽视环境因素的单纯发展决策均不予批准或实施。环保部门依法对发展决策的环境可行性及其实施进行审查和监督。同时，确定决策方案评估优化标准：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方案的目标和措施符合决策对象的客观规律，体现“三同步”原则，从总价值观上能实现三个效益的统一。在统一环发综合决策制度下，可建立若干具体综合决策制度。比如，经济政策环境评价制度；城市建设决策多部门、多学科专家集体评估论证制度；对决策方案实施中的环境监督制度；环境追踪反馈和对原方案的修改制度；环保部门对忽视环境因素的决策的一票否决制度等等。通过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使任何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及实施过程都受法律的约束，对决策及其实施后果负有责任，从而避免因不科学的决策给经济发展及环境质量造成损失和影响。2.3 环保部门主动参与环发综合决策环保部门应是环发综合决策的直接参与者，而不应是单纯的事后监督检查者，应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提前介入，为参与综合决策创造条件。一是加强调查研究，掌握全市环境质量及生态破坏的真实情况，选准领导和群众关注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如实向领导汇报，经常向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以取得领导的重视并纳入综合决策。二是注重环境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环保干部不仅要了解环保业务，也要了解经济政策和全市大局，提高环境规划的经济学意识，千方百计提高规划的质量和水平，使环境规划与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紧密相连，融为一体，而非游离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计划之外。城建和经济主管部门，也应多了解国家的环境政策和全市的环境状况，提高发展规划、计划的环境生态学意识。通过提高各部门对环境经济学理论的共识，实现环境与发展的互融与对接，进而作到环发综合决策。2.4 做好“结合”工作，使环发综合决策落在实处环发综合决策的目的在于通过实施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施是决策过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结合”是有效实施的重要手段。就目前讲，起码应做好以下十个方面的结合。结合经济体制改革，改进环境管理办法，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借企业改制之机，关停一些效益差、耗能高、污染重、缺乏生命力的企业。结合产业、能源、原料等经济结构调整、推行清洁生产，实现“三废”最小化、无害化、资源化、商品化。结合城市建设与改造，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扩大绿地面积，保护城区水面，改善市容、交通环境。结合天然气进津，优化能源结构，扩大集中供气、供热面积，推广低硫型煤，改进燃烧设备，改善城市空气环境质量。结合建设北方经济中心、实施国务院对天津“定位”战略，开展创建环保模范社区(区县)活动，逐步把天津建成全国环保模范城市。结合科教兴国战略，发展环境科研和技术开发，推广无达化生产工艺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结合国家扩大内需，确保经济8%增长速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发展市场化的污染治理股份制企业。结合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发展生态农业、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环保标志产品。结合外经外事活动，加强环保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和资金，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结合全市的重大国事、外事活动，开展环境宣教活动，加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保护的局面。作者简介：刘文仲 男，56岁，天津市环保局政研室主任，高级工程师，天津市生态学会理事，天津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天津市防灾协会理事。发表论文14篇，参与编著《农村环境保护》丛书和《天津村镇建设》丛书。作者单位：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天津300191收稿日期：199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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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766 【原文出处】《文汇报》 【原刊期号】20001116 【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舞台艺术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上海将实施一项文化发展跨世纪工程整理发掘抢救保存舞台表演艺术优秀表演艺术资料整理工作动员会昨举行，龚学平出席并讲话 【 正 文 】 本报讯（记者金涛）上海将实施一项对优秀表演艺术进行系统性抢救和整理的跨世纪工程。这是从昨日在沪举行的“优秀表演艺术资料整理工作动员会”上传出的信息。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殷一璀出席会议并讲话。本市各文艺院团、音像制作单位、电台、电视台的负责同志以及部分老艺术家参加了会议。龚学平在讲话中强调，整理、发掘、抢救和保存表演艺术资料，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上海文化建设的一项事关全局、功在千秋的重要工作。各有关部门要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高度，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高度，提高对这项工作的认识，切实将这项工作摆上议事日程，认真抓紧抓好。龚学平指出，国际性大都市的发展需要优秀文化的建设作为依托，优秀表演艺术资料的整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前辈艺术家的经典作品要加紧拍摄，优秀中青年的代表作也要及时录制。除了舞台表演艺术，广播和影视资料的整理、修复和保存工作也要展开。因此要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制定工作规划，系统有序地实施。要充分发挥文化和广电强强联手的体制优势，协调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要充分调动高新技术手段原汁原味记录舞台艺术，并以此为契机，大胆创新，积极开拓文化产业，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殷一璀在讲话中希望上海的文艺工作者正确处理好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我们党历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挖掘和吸收传统文化精华，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必然要求，是树立上海城市文化形象的基础性工作，是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工作。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艺术负责的精神，努力做好优秀表演艺术的整理、发掘抢救和保存工作，为上海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因为种种原因，许多老一辈艺术家去世时没有留下形象资料，一直是舞台艺术的遗憾。据了解，目前上海各剧团需要整理、挖掘有价值的优秀剧目有200台左右，广播资料仅唱片一项就现存5万多张，而具有代表性的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已不足百人。他们都是上海文艺界的一笔无形财富，抢救和保存传统艺术，具有现实和历史的双重价值。90年代开始，上海戏曲界和音像界陆续实施了一些保护措施，如对老艺术家的舞台戏曲艺术进行拍摄抢救，对广播音带记录的大量珍贵资料进行技术修复，以及对电影界前辈艺术家的表演资料进行整理等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因为管理体制上的制约，表演艺术资料的整理和抢救，缺乏系统和协调。今年6月，上海成立了专门的领导班子，负责抢救和整理表演艺术资料。抢救整理舞台表演艺术，将是上海文化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据了解，从现在开始，上海将花3年时间，对老一辈艺术家的表演艺术，进行集中的整理和抢救。3年内，有关部门将着手实施比较具体的抢救计划，包括院团和电视台对口合作，对各剧种有价值的剧目进行抢救；文化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局节目中心将对库存篇目梳理后，进行重点修复，而上影集团也将有计划地为老电影艺术家拍摄资料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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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17 【原文出处】当代中国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23～32 【分 类 号】F7 【分 类 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199904 【 标 题 】建国初期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简论 【 作 者 】陈夕 【作者简介】陈夕，《中共党史资料》副研究员，北京，100091。 【 正 文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革命已经由民主革命阶段转入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产生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还不能马上消除旧制度长时期所造成的生产落后的状况。当时现代工业总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个体小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生产不断高涨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要迅速地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而且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经济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产值在现代性工业中占第二位，在轻工业和国内商业方面占相当大的比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又是十分软弱的。它们大多是规模狭小，生产分散，设备和技术落后，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低。企业资本短绌，负债多，经不起风险。因此多数工厂只能做工段性生产。而且由于技术落后，产品的成本高，使其无力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相抗衡。此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体系。它主要是轻工业，并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缺乏重工业基础，也没有原料基地，在农业领域里，几乎没有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技术、设备、原材料和在金融、贸易、运储上，都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帝国主义或依赖于官僚资本。总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成为新中国经济起飞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对于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因此，为了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任务，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必须加以利用，而对其消极的作用加以限制。这样做不仅对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也就是说，在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并且使其中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在这个时期内，国家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条件下，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在原料分配、产品销售和其他方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给予了适当的照顾，使得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发展。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工农联盟的巩固，起了有利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家通过劳动保护政策、价格政策，税收政策和管理企业盈余的分配等，把资本主义的剥削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通过控制原料、商品货源和市场，以及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开歇业和活动范围，取缔资本家的违法行动等办法，限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投机性。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利用和限制的政策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和执行过程中的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毛泽东又对新中国的经济构成进行了设想，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1255页。 ）此后，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在领导解放区发展经济的实践中，对如何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经济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1948年9月， 张闻天根据东北城市工作的实际情况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提出：“我们目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就是把必须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除努力把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以外，其他私人资本，都应使之为革命战争与人民生活服务。我们的各种经济政策，应该做到这种程度，即是：凡属有利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使其有利可图，因而都能生存与发展；凡属无利或有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使其无利可图，因而使其被迫转业，特别是逼使过剩的商业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极为重要。”（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提纲还明确提出“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这份提纲是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高度重视。从这时起，党中央开始比较集中地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像十月革命那样，革命一胜利就搞社会主义，还是搞一段新民主主义？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西柏坡召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的报告，随后，12月25日，他又在华北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的报告。这两篇报告的中心思想是：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还不能直接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他说：“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这时因为：第一，条件不成熟。从五种经济成分看，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很小的，“顶多占10～20％”。第二，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实行公有制，在这方面不能照搬俄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以后，立即就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要从中国的实际的阶级关系出发。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联合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斗争，感情一直没有破裂。革命胜利后，我们的政权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还要请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像俄国那样采取立即推翻资产阶级、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做法。第三，客观上还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发展经济，因为它在当时还占有较大比重，“在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也是有利的”。（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4页。）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些分析是基本肯定的，并要求各中央局回去以后进行宣传。但同时强调对这个问题要作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请少奇同志作准备，草拟文件，提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讨论。这期间刘少奇将张闻天提出的“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这一提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毛泽东在10月26日给刘少奇的信中对这一修改作了肯定。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经济建设方针：“今后对经济构成是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国营经济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经济也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对的，但要注意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24页。）经过这些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之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系统而完整地阐明了党对资本主义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 卷， 第1431～1432页。）在贯彻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党内曾多次发生过“左”和右的偏向。正是在不断地纠正错误认识的实践中，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才逐步得到了落实。1949年初，随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和接管城市总方针的确定，如何迅速使城市生活秩序走向正常，恢复和发展生产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恢复和发展生产，自然离不开私营企业。但当时一些工人和店员对党的政策还存在一些误解，认为党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如天津在刚解放的一个月内，就发生了53次清算斗争。这使资本家十分害怕，一怕被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抽逃资金，跑到海外。在某些大城市里，党内的一些负责同志不理解利用私营企业的重要性，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税收机关不给资本家以应有的照顾，对于私营企业中工人过高的福利要求，也不去纠正。这种“左”的思想和做法严重影响了资本家的经营积极性。为了纠正这种偏向，1949年4月10日至5月7日， 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到天津进行了近一个月的视察。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了解了基本的情况之后，他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思想指出。要诚心诚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他说，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他还指出，“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他强调必须切实贯彻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鼓励资本家多开工厂。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视察了机关、工厂、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汇报。并与干部、工人、职员、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进行座谈。他严肃批评了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出现的“左”倾情绪和行为。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对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及时纠正党内“左”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5 月中共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的电报中说，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天津的负责同志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注：陈文斌：《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5页。）党中央把这个电报转发给各地党委，要求各地据此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私人投机资本乘机推波助澜，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扰乱金融，于是出现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造成了经济生活的极大混乱，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安定和恢复国民经济。为此，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第一，加强金融管理，打击金银、外币投机；第二，加强市场管理；第三，控制主要商品，通过集中抛售，打击投机资本。通过这些措施，国家迅速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抵住了投机资本的冲击，刹住了物价的猛涨风，初步稳定了物价。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斗争，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建国后进行的第一次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使国内市场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掌握了市场领导权，市场的价格决定于国营经济牌价所规定的水平。使原来在投机资本操纵下的、以破坏国民经济牟取私利为目的的市场，已经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的、以发展生产和服务于人民生活为目的的市场了。由于通货和物价的稳定，过去囤积的货物吐到市场上来，形成市场上若干商品一时供过于求，再加上建国初期党在经济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就使得私营工商业企业出现了严重的困难。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私营企业出现了商品滞销，生产减少，歇业不断增加的情况。对此，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十分不满，将问题完全归咎于人民政府，要求政府恢复通货膨胀，回到旧的经济秩序的老路上去；而党内的一些同志则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思想倾向，主张趁私营工商业发生困难的时机，一举消灭资本主义。特别是在1950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今天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民族资产阶级，国营经济要无限制地发展，越发展就越要排挤私营。对资本家提出的“不要与民（指民族资产阶级）争利”，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等等。这些错误观点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注意， 他在4月阅读这次会议的发言记录时批示说：“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 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 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他指出，那种要无限制地发展国营商业，排挤资本主义企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说法”，“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的主张是不对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294、394页。 ）毛泽东的批语再次阐明了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团结、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要引导，特别是对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要扶助，并利用其共同发展经济的政策。为了进一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1950年3、4月份，中央先后召开了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来筹备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明确地说：“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98～99页。）同年5月， 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讨论了克服物价平稳后工商业困难的具体办法，陈云提出了五项措施，调整工作已开始大力进行。1950年6月6～1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毛泽东指出：“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决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696页。）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294、394页。 ）再一次对“左”倾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和纠正。根据会议精神，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如何调整公私关系》的社论。社论批评了“部分的国家经济工作人员中缺乏与私人资本主义长期分工合作的思想。”“调整公私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切经济工作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必须熟读牢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不仅一般地规定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同时也正确地规定了公私关系。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把上述方针准确地加以实行。”七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又进一步明确了调整工商业的方针和具体步骤，并指导政府着重从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两方面入手，召集工业、商业、外贸、税收、金融等部门召开了专门会议，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法规。到9月， 调整任务基本完成。通过全国范围的工商业的调整，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工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城乡市场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私营工商业在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指导下，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私营工商业也经历了一次深刻改组，凡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企业，都被削弱和淘汰，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企业，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使其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生产和销售。这样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也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军费和与战争有关的费用迅速增加，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各条战线都努力提高产量。1952年，我国的粮食和棉花的产量都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本质也进一步暴露。他们极力摆脱国家的管理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以行贿、偷税漏税等“五毒”手段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为了制止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1952年上半年，党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开展了“五反”运动，这是一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在运动的指导上，党中央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要掌握一条政治界限，就是违法不违法。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发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毛泽东指出：“违法不违法，对资产阶级是一个政治标准。”“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67页。）但是在运动的高潮中，党内的部分同志没有很好地领会中央的政策，在全国新闻舆论界口诛笔伐资产阶级违法行为以及党关于惩治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一系列指示下，模糊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认识，在思想上再次产生了“左”的倾向，主张趁运动之机消灭资本主义。中宣部在《学习》杂志上1952年2、3月间发表的一些文章也反映了这种倾向。这些文章彻底否认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积极性的一面，认为这种积极性是为它“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消极性服务的，主张要用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来改造资本家的思想。文章没有分清用马列主义思想体系去教育改造学校的师生和国家工作人员，清除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与用共同纲领去改造资产阶级的“五毒”思想，要他们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合法地经营业务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的界限。随着“五反”运动的开展，市场上一度出现了物价下降、交易停滞的现象，私营工业的生产再度遇到了困难，资产阶级的许多人对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又产生了新的疑虑，徘徊观望。毛泽东知道这种情况后，在修改中央的一个指示时，加了这样一段话：“ 新民主主义时期， 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 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他对中宣部的同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同时肯定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文章，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并对其中的某些缺点做了修改，经过修改后的文章进一步强调：“作为阶级来说，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是对立的，因为一方是个人主义的，一方是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随时随地都会表现出来。 不过这种对立，在一定社会条件下， 又是可以形成统一的阵线。例如当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便有这种统一的阵线。在中国，出现几次这种统一战线，而在现在还在继续着这种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因为有矛盾，所以在统一战线本身中，便需要又联合又斗争，例如这次‘五反’的斗争，便是由于资产阶级违反共同纲领、极端地贪图私利而破坏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而在工人阶级和人民方面便不能不进行斗争以保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今天中国来说，也有它的两面性。在今天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能够有其积极的一面，便是真实地拥护工人阶级的领导，遵守共同纲领。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在经济上的消极方面，不断受到批评，受到打击，而积极方面，不论其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定范围上，甚至一点点一滴滴也使其尽量发挥，对国家人民有其较多的贡献。”9月5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再次提出上半年《学习》杂志所登文章的错误，他说：“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他说：“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33、 534、458页。）。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发出的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在商业工作中，存在着盲目冒进的倾向，这是由于许多同志在三反五反之后，又只看到资产阶级坏的一面，不了解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不了解我党团结资产阶级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尤其不了解经营商业的还有为数很大的小商小贩，而依赖私营工商业谋求生活的人，更以千万计，再加上城市和农村的手工作坊和家庭副业，牵涉到的人口就更为扩大。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粗暴的政策，不但不能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使之服务于国家建设，而且势必打击到广大的小商小贩，并使成千上万依靠私人工商业谋生的人丧失生活来源，而这些人的生活问题，在一个长时期内，又不是国家包得了的。”中央在指示中明确提出：在国营经济和合作社已经占领商业主要阵地的前提下，容许私人资本经营零售业务和贩运业务。同时对价格政策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和调整。“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二次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揭露了资产阶级黑暗腐朽的一面，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提高了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在企业内部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并建立起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监督，使资产阶级在相当一部分企业中，实际上已丧失了对企业的控制权，这就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可能变为现实提供了决定性的条件。“五反”运动基本结束后，党又及时地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公私关系，恢复和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鼓励资本家从事正当的生产和经营，仍然坚持党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用和限制政策。到1952年下半年，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没收了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在大陆上比较彻底地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土改已经完成，广大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突出起来，特别是“五反”运动结束之后，究竟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成为当时党内争论的焦点。一部分同志看不到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仍把民族资产阶级称作中间阶级，这在中央统战部为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起草的文件中有所反映。毛泽东对此做了批示，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第533、534、458页。）应当指出，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的阶级矛盾，并不是说就要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因为即便在“三反”运动的高潮中，毛泽东一方面提出要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一方面又批转了薄一波关于中央一级机关“三反”运动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强调：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资产阶级所应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变。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于罪恶不大的工商业家，应争取他们自动坦白、悔过自新，争取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态度。对于作正当经营的工商业家，必须予以保护。综上所述，在1949～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当时的具体国情和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出发，在制定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时，根据各个时期形势的不同，资产阶级态度表现的不同，通过平抑物价、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等三个时期有针对性的政策，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利用和限制，并在实践中对“左”、右倾偏向进行了及时的批评和纠正，澄清了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混乱思想，提高了全党的觉悟和政策水平，从而为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经济的政策，顺利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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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2979 【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124～129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复印期号】199805 【 标 题 】古代希腊的历史学：范畴、方法和意识 ――兼论古希腊历史学的现代意义【 作 者 】王建娥 【作者简介】王建娥，女，1956年， 1982 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0年于南京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 究生。【内容提要】希腊历史学不仅给后世留下了堪称“千秋瑰宝”的历史著作，而且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希腊历史学确立 了历史研究的人学性质、开辟了通往更大时空范畴的研究道路。本文对希腊历史学的时空范畴、批判特征、解释功能、风格与传统以及希腊人的历史意识和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希腊历史学的政治军事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成为西方历史学的主流。【 正 文 】 自18世纪伏尔泰开辟文化史研究以来，西方历史学家不时发出“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呐喊；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威廉・洛瑟也曾说起，在谢林、施莱格尔和兰克著作中所有的历史观念，都可以从修昔底德著作中找到最好的表述。〔1 〕为什么希腊历史学在近代历史学家心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希腊历史学给后世留下了什么遗产？希腊历史学为什么会对西方历史学发生那样生生不息的影响？它在今天是否还具有生命力？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重新造访古希腊历史学这一古老的领域吧！一、希腊历史学的时空范畴在多么大的地理范围和时间跨度上描述社会、反思过去，决定着历史学的外延与内涵。在西方，最早通过时空来认识世界、反思过去的行为，发生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中间。小亚细亚位于爱琴海的东岸，是东西方两个世界的交汇之处，也是古代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早在爱琴文明时期，这里就有了最早的希腊移民。特洛伊战争之后希腊人大规模的殖民运动，将这里变成了希腊世界的一部分。公元前8世纪， 当希腊本土从黑暗时代苏醒过来的时候，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城市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在自我认同为希腊人的同时，希腊殖民也同东方民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广泛地吸收了东方地区的先进文化，并且从蓬勃兴起的城邦制度、海外探险、海上贸易活动中，感受到现实社会的世俗性，获得了对世界和人生的新认识。公元前6世纪， 在小亚细亚中部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中间，发生了最早的思想革命，以泰勒斯为首的爱奥尼亚哲学家开始了对世界本源的最初探索。就是在这个世纪，在爱奥尼亚的希腊人中间，产生了希腊人最早的持续时间观念。最先表达这一观念的是米利都人赫卡泰厄斯，他在一种完全不同于赫西奥德的意义上，追溯了人类持续不断的行为业绩。在赫西奥德那里，人类社会依次相递的五个种族：黄金种族、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黑铁种族，都是由众神之父宙斯直接创造的，相互之间没有人类的血缘联系。而赫卡泰厄斯的《谱系志》，追踪的却是真正的人类的过去，是米利都城邦父死子继、血脉相连的人的业绩。在这里，赫卡泰厄斯不仅将过去的人类行为作为他著作的确切主题，而且将它与时间的推移联系在一起，把对人类自身行为的认识从现代延伸到遥远的十六代之前，用一系列的人类行为、人类事件充填了现在与过去之间巨大的时间距离，为探索人的过去找到了一个时间坐标。在尝试确定人类行为的时间范围的同时，赫卡泰厄斯还尝试了确定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他的《大地巡行记》一书，根据前人和自己亲自旅行调查获得的知识，对希腊人已知的世界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描述，把希腊人地理概念的外延扩展到了地中海沿岸、黑海，甚至大西洋的一部分，〔2〕并且首次划出了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从他开始， 空间的概念在希腊人的历史学中渐渐扎下了根。赫卡泰厄斯虽然有了持续时间和地理范围的概念，但是他的《谱系志》和《大地巡行记》还是互相孤立的两部著作，他没能把它们联系起来，形成认识人类过去行为的空间结构。迈出这决定性的一步的是希罗多德。在一部《希波战争史》当中，希罗多德将在赫卡泰厄斯那里即已萌生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统一起来，建立起了历史认识的时空范畴，并且将它大大扩展到了赫卡泰厄斯概念的范围之外。赫卡泰厄斯追溯的是他自己城邦的过去，是已知世界的一部分，而希罗多德所探索的是包括整个希腊世界以及希腊以外的东方世界的过去。对这样一个庞大世界的探索，远非一个人或一代人的能力所能为之。尽管希罗多德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旅行家之一，旅行过小亚细亚的全部海岸，走遍了希腊的城市，访问过爱琴海的许多岛屿，熟悉大希腊、马其顿、色雷斯、黑海北岸和西徐亚人居住的地方，并且游历了埃及，〔3〕但是他所能见到的东西毕竟有限。他必须超越他自身经验和接受能力的限制，超越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所能企及的时间与空间。就像借助现代高速交通工具来压缩空间一样，希罗多德找到了超越个人能力限制、穿越时空距离、使人类知识在时空中大大延展的途径。这就是借助别人的经验和知识，即借助当代人和前代人的经验和知识，借助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经验和知识，借助一切可以获得知识的材料、方法和手段。旅行观察、访谈提问、分析选择；行万里路、察万地情、访万千人；利用传说填补文献与经验的空缺。凭借这些方法，他把调查研究和人类知识的范围推至已经逝去了的未知世界。正如柯林武德所说，“希罗多德由于善于提问，是能够从报道者的意见中抽出知识来的，因而也就能够在希腊人认为是不可能的领域中获得知识”〔4〕。希罗多德对自己的任务毫不含糊，“我不知道是否实有其事，我只是把人们传说的写下来”，“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5〕。这看起来非常幼稚的方法，正体现了希罗多德的智慧。没有这种“记录先于批判”的原则，希罗多德就无从构建起一部包含古代希腊人已知和未知世界的历史的宏伟框架。无论希罗多德在当时和以后的希腊人中间受到了怎样的攻击和非难，无论现代的历史学家们多么坚决地同传说划清了界限，都无损于希罗多德西方历史之父的地位。对后世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来说，希罗多德著作引用的传说确实与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种利用传说填补文献与经验的空缺、凭借前人的知识构建历史框架的方法，从而使人类知识得以突破一个人、一代人所能企及的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使人类在更大的范围内反思过去成为可能。希罗多德的方法，是当时情况下超越当代、认识过去、把人类知识向时间和空间大大延伸的唯一有效的。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利用前人的材料扩展自己知识的这种方法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他们可以借助前人的资料叙述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把视角伸向每一个地区。殊不知，这种超越时空的方法，正是由希罗多德首创的。每一个利用这种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人，都是在收获希罗多德栽下的历史之树上结出的成果。希罗多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找到了到达遥远过去的途径，并且迈出了使历史学成为可能的决定性的一步，开拓了人类知识向时空之维伸展的博大空间。二、希腊历史学的批判特征对希罗多德来说，记录是第一位的，但这并不是说他不要批判。希罗多德及以后的希腊历史家都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就是区别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真实性是一切历史判断和解释的基础。要作出正确的判断、进行合理的解释，就必须弄清事实，必须进行史料的选择与批判。在希腊，历史批判意识和方法起源于对传说的怀疑与反叛。公元前6～5世纪之间的诡辩学家科罗丰的色诺芬尼〔6〕， 就曾对介于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希腊传说提出了大胆的怀疑：“荷马和赫西奥德加在神身上的一切，正是人间认为无耻丑行的东西。”〔7 〕这种怀疑批判态度，为后来的赫卡泰厄斯开辟了思路。在《谱系志》的一开头，赫卡泰厄斯就宣布了他对希腊传说的选择批判立场：“关于希腊人的故事很多，也很荒谬，但我只记述那些我认为是真实的事情”〔8 〕。他不仅明确地指出希腊传说中存在荒谬不实的东西，而且找到了在事实与虚构之间进行选择核实的标准和方法，这就是用其他民族的法律、习俗和传说作为参照，比较异同、确立真实。在《谱系志》、《大地巡行记》中，他运用了对东方土地制度调查成果和其它民族的传说，对希腊的传说进行了比较分析，剔除了那些与东方年代学公认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内容。赫卡泰厄斯的方法，确立了希腊历史批判的一个原则：通过对不同民族传说的比较确立事实。他的方法表明，对历史传说的系统批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赫卡泰厄斯所描述的对象是有限的已知世界的一部分，他可以从已知世界的另一部分找到记录或传说作为比较核实这一部分传说真实与否的参照系。希罗多德则不同，他的兴趣、主旨和视野都远远超过赫卡泰厄斯。他所面对的世界比赫氏更大、更遥远、更偏僻、更不为人所知。他不可能有一套像赫氏那样固定、系统的方法去处理他所面对的所有问题，也找不到可以对比批判的参照系。因此，希罗多德的方法带有更多的权宜性和偶然性。但是，在不盲从、不轻信、慎重思考、精心选择史料方面，他的批判态度丝毫不比赫氏逊色。他开辟了自己的批判方法，即将亲眼目睹与耳闻之事相区别。在著作中，他不厌其烦地说明传说的来源，传说讲述人的身份，他走访进述人的经过，讲述人在当地的声誉以及他自己对传说可信程度的判断，并且将自己的怀疑态度毫无保留地坦陈出来。他写道：“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都是适用的。”〔9〕在这里，希罗多德保持了一种最大限度的开放态度。他倾听、选择、记录听到的内容，但同时保留着自己批判的权力。在没有旁证可以参照比较的情况下，他姑且记录下来，但他不轻信，而且提出自己的看法，提请读者注意，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未尝不是在他那种情况下最可取的态度、最彻底的批判精神。正是有这样一种开放态度，希罗多德才能把对事实的调查和史料的批判结合起来，把批判原则扩及到古代、近代、希腊和外国的所有内容，从而在更大的范围上超越了赫卡泰厄斯的批判方法。希腊人的批判意识和批判方法，在修昔底德那里达到了一个高峰。修昔底德赋予了历史“如实直书”的法则。他坚决剔除了历史中的虚构成分，对希罗多德引用传说的方法不以为然。他对第一手材料的追求达到了一种近乎苛刻的程度，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只有很少地方运用了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有关波斯人情况的材料。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各次战役的叙述，全部来自他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亲自访谈得到的材料。就是这样，他对一些目击者的可信程度还是持怀疑的态度：“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眼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以后，经过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10〕修昔底德因为对事实的严格态度而被后人看作真实性的典范，他的方法也为后世历史学家所继承，成为19世纪客观主义历史学内部考证批判方法的滥觞。三、希腊历史学的解释功能选择、批判是为了给正确的判断和解释提供一个事实基础，历史学的目的，就是要在事实基础上理解过去发生了的事情，从而使它具有意义。希腊历史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寓解释分析于叙述之中。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以后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都是叙述性的，但叙述本身就包含了选择和批判。一件事情被选择被叙述，不仅是因为它发生了，而且还因为它能够解释一种现象、指出一种教训或象征一种周期性发生的模式。对希腊历史学家来说，他所叙述的过去事件与将来有着某种联系，如果这些事件不能使读者获得某种教益，那它们就是没有意义的。希腊历史学家在选择自己的主题、记录发生的事件时，都有一种主导思想，都想把自己的认识加之于历史之上，使历史具有意义。因此，每一位希腊历史学家都不仅叙述事件的过程，而且力图在叙述中表明事件与事件之间的联系，找出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我们看到，希罗多德已经从人性的深度理解社会事件和冲突的根源，把希波战争的爆发归结到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轻信、虚荣、贪婪、狭隘、自私、狂妄、残暴这些丑恶的成分，并且把战争的胜负归之于交战双方政治制度的优劣，而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特征，就是它能够激发人性中勇敢、奋斗、牺牲这些优秀的成分。修昔底德对战争和人类行为的解释又进了一步，他区别出战争的表层原因和深层原因，指出了战争与人类生活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推动雅典和斯巴达走向战争的既不是两大集团的主观意志，也不是科西拉和波提狄亚这些表现事件，而是希腊世界的政治局势和权力结构，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11〕。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利害冲突，来自人类内心深处对权力的渴望，来自对权力所能带给人们的现实物质利益的追求。修昔底德还借伯利克利之口，道出了权力对人类的诱惑和对城邦制度的腐蚀。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已经开始从经济力量、政治制度、城邦风气、公民心理和同盟国人心的向背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上来考察战争和人类事件的多重联系了。在选择、排列、叙述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的过程中，希腊的历史学家们意识到认识时序对解释因果的重要性。时间位置的确定，有利于人们理解事件的发生、解释一事件与它事件的联系。在希罗多德那里已经露出了一种记年方法的痕迹，即将波斯发生的事件与希腊历史纪年统一起来的意图。在《历史》第八卷五十一节中，希罗多德写道，在波斯人的年代记录上，波斯军队渡海进入欧罗巴、侵入阿提卡发生在大流士死后的第六年，在雅典这一年由卡里亚戴斯担任执政官。这样，希罗多德就把东方年代学的记录同希腊的各年官纪年法联系起来了。这种将同一事件在双方编年史上加以对照，确立其时间位置的方法，开拓了在更大范围内发现事件的内在联系、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解释历史的思路。虽然这种方法还很原始，但它却表明，希腊人已经在寻找排列历史事件的时序、揭示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希腊历史学自它生成的那一天起，就坚定地向着历史的理解与解释的目标迈进了。四、希腊历史学的两种风格与传统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史学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著作。他在将爱奥尼亚记事散文推向顶峰的同时，也开启了战争史写作的先河。在他身上，集中了希腊历史学的两种风格、两个传统。从结构上看，《历史》明显地分作两部分，前五卷基本上是对文明的探讨。在这里，希罗多德继承了记事家们的传统，叙述了山川形势、气候物产、风土人情、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包含了丰厚的社会文化史内容。从第五卷下半段开始，希罗多德的风格为之一变，从广阔的社会文化史的描写转向战争过程的叙述。这种前后风格的变化，不仅表明了希罗多德本人由记事家向历史学家的转变，而且显露出希腊历史学两种传统的发端。将希罗多德《希波战争史》第二部分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比较，二者的共同之处便一目了然。二者都是以战争作为主题，把战争看作是人类自身的一种行为，是构成希腊人命运的基本力量；二者所描述的都是希腊世界或整个世界权力平衡、霸权转移的历史；二者对战争的记述，都局限在当代史的范围，并且都取材于口头资料；二者也都力图对战争的根源和结局作出深刻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希罗多德无疑是政治军事史的开创者，而修氏是他的直接继承人。但是，当我们把视角转向希罗多德著作的全部内容，我们就发现，希罗多德著作恢弘的气势、博大的内涵、奔放的情感与修昔底德著作集中的主题、严肃的分析、冷峻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什么两部同以战争为名的著作，竟然有这样判断的区别？这主要是由于两位历史学家的社会历史背景、个人经历和他们历史写作的主导思想上的差异造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问世，标志着在希罗多德身上融合为一的希腊两种历史传统的分流。从修昔底德开始，希腊形成了一种以战争、军事事件为题材的政治军事史的专史传统和风格。这种专史风格为后来的色诺芬、提奥庞培、爱孚罗士、波里比阿以及罗马的历史学家所继承，成了西方历史学的主流。而在爱奥尼亚记事家那里萌芽、由希罗多德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风格，则为后来被称为博学家的人所继承。他们对为正统史学所忽视的城市起源、地方史志、法律习俗、艺术技艺、档案徽章等内容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与内容，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被发现，对近现代西方历史学的重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比昂多、坎登，博学时代的马比荣、孟福孔，理性时代的伏尔泰，19世纪的巴克尔、蒙森、梅特兰、布克哈特，以及20世纪的新史学派身上，我们都能找到这种传统的痕迹。五、希腊人的历史意识和思维方式希罗多德的《历史》问世后，在希腊社会受到了欢迎。他的书在雅典广场上朗诵，他因此而得到雅典人的礼物。但是，人们在赞赏他的风格、文体的同时，并不相信他写的内容是真实的。及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问世，这种怀疑更加明显。《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看作是“真实性的典范”，不断有人模仿续写，修昔底德也被视为“真正的历史学家”，而希罗多德则被看作说谎者，受到正统史学的冷落。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著作的不同遭遇，反映出希腊人的历史意识、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与希罗多德之间的差距。希腊人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怀疑主义的，不相信有客观的真理，也不相信有绝对的真实。希腊人和希罗多德面对的是外延和内涵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对希罗多德来说，古老东方的历史与文化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是他生活与经验的一部分，它们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他的意识，属于他的历史的范畴。而对那些在城邦文化氛围中生长起来的希腊人来说，修昔底德笔下的城邦生活和希腊世界更能引起他们情感上共鸣，希罗多德讲述的东方的故事，对他们遥远又陌生，与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其真实性是大可置疑的。这就是普遍希腊人不接受希罗多德，宁可把他看作是讲故事者，而不愿将他看作历史学家的原因。对修昔底德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希罗多德不被接受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在历史意识和认识论上的差距。在希罗多德看来，过去是可以认知的，通过前人留下来的传说、实物，人们是可以建立起认知过去的知识体系的。历史就是对过去人类行为的研究。而修昔底德则认为，既然现在对将来是有意义的，那么过去对现在也有意义。但是人们却无法确切地知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因而过去是不可认识的。人们能够认识的只有现在，现在是唯一可以获得可靠知识的时代，历史研究只能从现在开始。只有将现在发生的事情和人们对现在的认识付诸文字，现在才能超越时间，垂之久远，对将来具有意义。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确立了严格的史料批判态度和史料批判方法，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史料进行了严格的核实，以期真实地反映这次战争的全貌，对将来有所助益。也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修昔底德始终未能迈出通向过去的一步，从而使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限制在当代史的范围之内，在时空的包容力上远远逊于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实践表明，历史写作不能强求统一的、固定的模式。生活的内容不同、认识的角度不同，历史研究的内容与侧重点也就不同。强求修昔底德写出希罗多德那样的历史，就像逼迫修昔底德生活在希罗多德的社会一样没有道理。世界是多维的，人类行为是多维的，人类认识也是多层次的，反思人类过去的历史也应该是多维的。这里的多维，不仅指历史著作的多维视域，也指历史研究的多重视角和多种领域。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内涵博大，风情万种。在历史的殿堂上，任何一种写作风格、任何一个研究领域，从政治军事史、法律制度史、社会经济史到宗教文化史、家庭人口史、心理状态史，从兼容并蓄的总体考察到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都有其存在的权力。不能说哪一种研究是合理的，哪一种风格是非理的，只要它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的经验，有助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它就有存在的理由。迈向21世纪的历史学正在朝着开拓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开辟更多层次的研究视角的方向前进。对这些新史学的建设者来说，希腊经验是非常可贵的。希腊历史学不仅给后世留下了堪称“千秋瑰宝”的历史著作，而且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积极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希腊历史学确立了历史研究的人学性质，开辟了历史写作的多层视角，开启了历史研究的广阔空间，开拓了通往更大时空范畴的研究道路。这一切，正是希腊历史学永恒生命无穷魅力之所在，也是当代历史学家常常回到希腊历史学，以其来校正当代历史学发展道路的奥秘之所在。注释：〔1〕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 ofModern Historiography》,P.50,California,1990.〔2〕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andModern》,P.9,Chicago,1983.〔3〕波德纳尔斯基：《古代的地理学》，22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6。〔4〕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32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5〕希罗多德：《历史》，340页，5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6〕Xenophanes，又译作克塞诺芬尼，生活年代约为560 ～470BC。〔7〕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1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8〕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 ofModern Historiography》.P.32.〔9〕希罗多德：《历史》，52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0〕〔1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7～18页，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责任编辑】崔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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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反政府组织拒绝政府的和解方案新华社喀土穆５月２日电苏丹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巴希尔今天透露，加朗领导的反政府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已经拒绝政府所提出的所有和解方案。巴希尔是在会见一批装甲兵官兵时对他们发表的讲话中透露这一消息的。巴希尔批评反政府武装对苏丹和平没有诚意。他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把苏丹拉回到“欺骗、阴谋和破坏”的时代去。苏丹人民解放军是从１９８３年开始进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他们与政府进行过多次谈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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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40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导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607 【分 类 号】F62 【分 类 名】金融与保险 【复印期号】200007 【 标 题 】观点新闻 传统产业快拥抱新经济 【 作 者 】邹凤岭 【 正 文 】 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推进现有企业发展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然而，加速传统产业拥抱新经济，则是促其走向成功的一条捷径，应引起企业家的高度重视。美国杜邦公司是家老牌传统工业企业，进入90年代以来，杜邦公司放弃成功经营了65年的“生产优质产品，创造美好生活”的经营和发展战略，加快运用新经济改造老企业。他们着力以知识创新，全力向生物科技领域进展，创造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科学奇迹，使传统产业升级，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新经济是建立在高新科技与网络经济之上的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中85％来自于生物、微电子等以高新科技为特征的新经济。但是，新经济的出现，大大加速了传统产业的提升，推动了传统产业的科技进步，使得汽车、轻纺等传统工业在经济复苏中产生巨大作用。因此，旧经济的传统产业拥抱新经济，充分运用新经济的新科技、新知识和新的管理思想，融合改造企业，是提高传统企业素质，实现新发展的关键所在。随着新经济时期出现的新技术革命，美国经济学者和企业家认为，以前的新技术和正在出现的新技术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前者的新技术带来的社会结果是围绕改善人的生存条件，节省时间；后者的新技术则使人们的智力和彼此间的沟通高速发展，智力附加值在产品价格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运用新经济改造传统产业企业，正是要从根本上提升科技，增加传统产品中的知识价值，增强传统产业经济新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传统产业企业必须坚持技术创新，转变传统增长方式，真正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发展之路；加快知识创新，转变传统管理模式，发挥知识与“知本”的增值功能；推进网络创新，转变传统经营形式，提高现代经营能力。只要我们的传统产业企业确立拥抱新经济的思想，全力创新科技，传统产业一定能实现新的飞跃，在国际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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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程与维修AVIATION ENGINEERING & MAINTENANCE1999年 第4期 No.4 1999状态监控是发动机的积极维护技术方法，该方法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在早期发现发动机工作恶化情况，以便及时排除。本文详述了艾利逊250型涡轴发动机的状态监控技术。艾利逊250－C20J航空涡轴发动机状态监控Condition Monitoring Technology of Allison 250－C20J葛漫江 刘冠章航空发动机的安全可靠性直接影响到飞机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可靠性管理方式和发动机监控技术的发展，为提高发动机的可靠性和降低维修成本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可靠性管理摒弃了过去定时维修成本高，发现问题不及时，采取措施相对滞后等问题，对发动机的使用和维修过程实施动态监控和管理，使维修人员能够及时根据监控采集的数据，作出分析和判断，预告何时需要进行预防维修，并修订维修计划和方案，排除故障和潜在故障，保证发动机可靠工作。因此，各发动机制造厂家大都推出了各自的监控方法，如罗・罗公司的COMPASS软件，GE公司的ADEPT软件等。贝尔260BⅢ型直升机装备的艾利逊公司制造的250－C20J涡轴发动机，也有相应的状态监控技术，它包括发动机性能趋势检查、发动机振动监控和滑油监控三个方面。发动机性能趋势检查随着工作时间的累积，发动机会逐渐发生性能衰减，输出功率也会逐渐降低，这是一个渐变过程，累积工作时间越多，这一变化趋势越明显。性能趋势检查可监控这一变化过程，分析变化趋势，确定发动机的“健康”状况，及时采取预防维修措施。发动机性能趋势检查的主要监控参数有涡轮出口温度TOT、燃气涡轮转速N1、扭矩TQ。由于外界大气温度OAT、密度、飞行压力高度等工作环境的不同，无法直接比较这些监控数据，必须利用艾利逊公司提供的换算表将这些数据换算成标准大气环境下的数据来比较。在发动机性能趋势图上，以工作小时数为横轴，以TOT增加值或N1或TQ为纵轴。须注意的是，在TOT趋势图上，以发动机出厂或大修后的TOT值作为起始基准值，纵轴上的值表示在此基础上的增加值。将换算好的数据在二维表上标出相应位的点，将这些点连接起来，就是TOT或N1或TQ的变化趋势图。正常的性能趋势线应是渐变平缓的曲线，对于斜率较大或呈阶梯状突变的曲线，就意味着发动机性能不正常的衰减，应进行细致分析，找出变化的原因，采取相应解决措施。贝尔206BⅢ型通用直升机涡轮出口温度TOT可以反映发动机的整体性能，引起TOT变化较大的因素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发动机或压气机脏，一般是由于发动机在烟尘等环境下工作，或渗漏的滑油、液压油进入进气道造成的。可通过清洗压气机或发动机的方法来消除这种现象。(2)发动机组件发生故障或燃油系统调节不当。如果清洗发动机后，TOT仍然不能恢复正常，则应查找有无组件发生故障或调节不当问题。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必须定期校验指示系统，保持采集数据时的工作状态一致。例如，防冰系统打开后，TOT的变化将会较大，这将干扰对趋势图的判读，因此采集数据时应关闭防冰系统。发动机振动监控影响发动机振动的因素包括发动机和附件制造精度、安装情况、磨损、损伤、工作条件等。如果发动机在严重振动情况下持续工作，将会导致发动机和部件过度磨损，使发动机损坏和过早拆换。通过发动机振动监控，测量振动的频率和振幅，确定振动程度，分析和识别振动源，可以决定需要采取的措施。利用频谱仪定期测定每台发动机的振动图像，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振动图像，可反映出振动趋势。250型发动机所装的振动传感器属于加速度型，安装在压气机、涡轮、附件齿轮箱上。为确保测量的精度，每6个月应对传感器和频谱仪进行校验。虽然发动机有很多振动源，但与发动机有关的振动通常发生在发动机的主要部件上。(1)燃气涡轮转子组件：包括转子叶片的不平衡性、外来物损伤(FOD)、转子叶片与机匣磨擦、轴承磨损或损伤；(2)动力涡轮转子组件：包括涡轮转子的平衡性、轴承的磨损或损伤；(3)动力输出轴：包括轴的挠性和平衡性、轴齿轮的磨损；(4)附件齿轮箱：包括齿轮系磨损、轴承的磨损或损伤。滑油监控滑油监控包括滑油消耗量监控和滑油品质分析。通过对滑油消耗量的计算和监控，可反映出发动机内部磨损情况、轴承封严的密封性、滑油散热器和滑油管路有无渗漏。对滑油品质的分析是通过观察滑油颜色和作化学成分分析完成的。滑油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渐氧化、分解，如氧化强烈，滑油将变为淡红色；如滑油颜色暗黑，有黑色碳粒，则说明发动机内部存在局部过热现象。滑油化学成分分析是滑油监控中最重要的工作，通过检测出的金属微粒元素及尺寸大小，可判明发动机内部磨损的部位、程度和变化趋势，以便及时采取措施。250型发动机状态监控是判明发动机健康状况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为可靠性管理和视情维修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依据，但在实施监控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实施监控必须注意连续性，这样才能从总体上反映出发动机性能的变化趋势；(2)必须注意采集数据的精确性和可信度，不真实的数据不能正确反映发动机的状况，也失去了监控的意义；(3)对数据的不正常变化应具有敏感性，不能草率地放过，应认真地加以分析，查找原因，重点监控，以便及时排除隐患。作者单位；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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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120 【 版 号 】6 【 标 题 】《中国近代史治要》述要 【 作 者 】李文 【 正 文 】 孙占元撰写的《中国近代史治要》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采用专题研究的形式，以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脉络为经，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护国与护法运动为纬，重点阐述中国近代史中的一系列主要问题，深刻揭示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向，并在本领域的研究中提出一些新的学术观点。 （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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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524 【原文出处】《当代作家评论》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101 【原刊页号】4～11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04 【 标 题 】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尤凤伟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阅读札记 【 作 者 】吴义勤 【 正 文 】 一、关于尤凤伟在我眼中，尤凤伟既是一个具有某种神秘性的作家，又是一个真正突破了文学意义上的“山东传统”与“山东风格”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以出人意料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给我们以意外的惊喜。那些在“老山东”传统中屡见不鲜的题材、故事、人物、主题，到了尤凤伟笔下就会一无例外地呈现出鲜明的“另类”特征。我这样说，当然并不是为了替尤凤伟在山东文学中排定某种“座次”，更无意于以他的“另类”来否定山东文学的“光辉传统”，我想证明的只是，尤凤伟确实正在引领我们接近一种更为鲜活、更为纯粹的文学理想。这种理想对于面孔过于单调和一统化的山东文学来说无疑是新颖、刺激而生动的。在尤凤伟身上，我们看到，所谓传统与现代、感性与理性、真实与虚构、经验与超验、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等等的区分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它们浑然一体，构成了尤凤伟所谓“真正的小说”的理想，也构成了尤凤伟的魅力与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尤凤伟的“另类”是无法用现实主义作家／先锋作家或老派作家／新派作家这类二元对立的概念去解释的。他是混沌的、神秘的、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他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他总是在不断地变化与流动着，我们既无法规约他，也无法武断而简单地命名他。在这方面，其2000年创作的长篇新作《中国一九五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理解与阐释他的崭新机会。二、“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对《中国一九五七》来说，“历史”、“政治”反思的性质以及“宏大叙事”的特征几乎是题目本身就天然规定了的。在时间维度上，"1957"是一个具有特定政治、历史以及人文内涵的时间概念，它既是特指性的，又是无限性的；在空间维度上“中国”对小说来说几乎是一个无限庞大的整体性地域概念，对“中国”的理解必然要涉及到政治、文化、精神等众多层面。这对一般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艺术上的掣肘与制约。然而，对尤凤伟来说，这种制约倒反而成了一种艺术的恩赐，我们看到，戴着“宏大叙事”的“镣铐”起舞，尤凤伟非但没有为其所累、所伤，反而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其的消解与置换。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种“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由对峙关系到互渗关系的转化也正是《中国一九五七》对于我们经验中的“伤痕”、“反思”小说的真正超越性所在。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说，《中国一九五七》当然无法回避对1957年“反右”运动的全方位、立体性的观照，以及对于那段“历史”的真实再现。正如尤凤伟自己所说的：“我希望能真实而冷静地再现那场梦魇般的运动。通过若干‘五七人’的苦难与挣扎、升华与堕落写出这场运动给人们心理打上的印记。”（注：尤凤伟、何向阳：《文学与人的境遇》，《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应该说，这样的“宏大主题”对一部小说而言，既是容易的，又是艰难的。容易的是表达对于历史和政治的认知与判断，因为"1957"的反右运动毕竟是一个既成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事实，对它的批判、否定与反思可以说已经成了一种“共名性”的理念与常识，而困难的则是如何使这种批判、否定与反思具有艺术意义。亦即如何使小说所进行的“艺术反思”与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学层面上的反思区分开来。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种区分，小说的价值将无从呈现。这里可能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小说能否提供区别于常识性的历史与政治判断的“新思想”；一个问题是小说中的“思想”与“艺术”二者之间如何平衡以及何为小说的最终目标。而这两个问题说穿了其实也就是如何突破“宏大叙事”的“共名主题”之拘囿以呈现“个人叙事”的问题。在这方面，尤凤伟显示了他在“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之间游刃有余的非凡才能。首先，“历史”原生态的还原。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是以对于传统历史理念的颠覆为前提的，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完成了由历史的“判断性”向历史的“体验性”、历史的“事件性”向历史的“过程性”以及历史的“抽象性”向历史的“丰富性”的转变。作家没有采取整体性的宏大“历史”视角，而是从微观的个人化的“视点”切入，以点写面，把历史改写成了零碎的、具体可感的人生片断与人生经验。这样，宏大的政治历史场景被处理成了具体的生命境遇与生存境遇，这既赋予了“历史”以生命性，又感性地还原了历史的原生态。而与此同时，对“历史”虚拟化、意象化与象征化的处理也是作家在《中国一九五七》中消解“宏大叙事”原则的重要方式。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作家在提供和呈现那种整体性的历史图景的同时，又总是把这种整体性的历史图景虚化为一种氛围或背景。也可以说，作家在小说中所要建构和还原的"1957"反右运动的原生态，其实并不是那种有真正现场感的原生态，而纯粹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原生态。小说中“反右”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始终是在主人公的“个人记忆”里呈现的，作家几乎没有做正面的直接的描写。这也使得，在小说中，虽然整体性的“历史”既是弥漫性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但它又不是实体的，而是一种精神化或心理化的氛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把《中国一九五七》简单理解成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而应把它看成一部纯粹的寓言小说或象征小说。小说四部写了四个不同的地方，但四个不同的地方却有共同的职能，即，它们都是“监狱”，而这不就是对于“1957年”的“中国”的象征吗？“反右”至“文革”，“中国”大地不就是知识分子的一座“大监狱”吗？而“1957年”这个时间概念也同样是具有象征性的，在小说中主人公被强制性地回忆“失去的时间”的细节正是一个隐喻，它寓言和象征了“时间”对于知识分子的灾难性。在这里，"1957"已经失去了其具体的所指，而成了一个被凝固了的精神意象，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苦刑的一个源头。其次，“裸露思想”的拒绝。许多时候我们都要求小说具有思想性，但在究竟什么是思想性的问题上却存在很多误解。有人以在小说中堆砌“思想火花”、格言警句的方式来营构思想性，有人以宣言、喊叫、议论、说教的方式来强化思想性，有人以对现代哲学教义的搬演与抄录来构筑思想性……这其实都是误入了艺术的歧途。因为，作家终究不是传道士，他同样只是世界的探求者、追问者，而不是真理的代言人。真正的思想性是引领读者一同思索、一同探究、一同警醒、一同“思想”，而不是告知某种“思想成果”、“思想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思想”从来就不是艺术的添加剂或附属物，它在一部小说中之所以是必要的，本质上正是因为它本就是艺术的一个必不可缺的因素，一个有机的成分。或者说，思想其实也正是艺术化的，它就是艺术本身。也正因此，小说中的思想越是“裸露”，越是直接，就越是偏离了艺术的轨道。尤凤伟显然对此有高度的艺术自觉。我们看到，《中国一九五七》虽然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力量的小说，但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恰恰是以对“裸露思想”的拒绝来凸现其思想力量的。作家没有提供空洞抽象的“思想结论”，而是展示了一个丰盈、感性、饱满、充实的“思想过程”。在作家的笔下，历史与政治不再是抽象的教义，而是变成了具体的人生与具体的故事，甚至成了具体的细节与意象。作家对特定的“历史”与“政治”灾难的否定与批判，不是如某些作家习以为常的那样以抒情的或思想的方式直接“讲述”出来，而完全是以形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小说写了众多的人物与众多的故事，但小说在任何地方几乎都没有借人物之口来进行思想的展览。在小说中，我们也看不到关于历史、政治以及国家、民族的宏大而形而上的思想追问。相反，小说思索与呈现的似乎倒是那些具体的、形而下的人生问题与精神问题。比如，小说第一部的问题是“时间为什么会遗失”，第二部的问题是“冯俐，你在哪里”，第三部的问题是“蛇会不会毒死自己”，第四部的问题则是“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爱情”，这些问题也许不够宏大，也不够形而上，但是它们生动，有活力，有生命性，我们能够从中触摸到个体精神与个体生命的真实体温。再次，“人学”视野的确立。在《中国一九五七》中，作家表现出了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深度追求，这种追求既呈现为历史表象的真实，又更体现为特定历史境遇中人的心灵真实。换句话说，小说不是从历史的视角来书写历史，而是确立了人学视域的历史书写原则。“历史”和“政治”不再是小说的主体。相反，“历史”、“政治”及其引发的灾难在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心灵中的投影走上前台，成了小说的主体。这也使得《中国一九五七》在对“真实性”的理解与营构上超越了政治学和历史学意义，而具有了完全的人学意义。小说确立了两条精神线索，一条线索是自我反抗遗忘的战争；一条是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的战争。正是通过这两条线索，作家把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与历史灾难置换成了个人自我灵魂的搏斗以及道德神话与政治铁律的较量。小说对政治与历史反思的“宏大叙事”被巧妙“悬置”，而人性审问与道德审问则取代政治批判与历史批判成了小说的“个人叙事”。与其说，小说反思的是政治和历史的悲剧，不如说作家反思的是“人”的悲剧、知识分子的悲剧，是知识分子的人格、自尊被扭曲、变形和主动扭曲、主动变形的悲剧。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的政治史和历史的价值已经完全让位于对知识分子心灵史和精神史的解剖。在作家的理念中，历史的灾难也好，政治的灾难也好，说穿了仍然只是“人”的灾难。“人”既是这种历史和政治灾难的承受者，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是这种政治与历史灾难的参与者与执行者。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正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以及人性的残损加剧了政治和历史灾难的酷烈程度。在K大如果没有范宜春的卑鄙与奸诈，至少冯俐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卷入这场政治的灾难；在我乐岭如果没有张克楠这样阴险、无耻的知识分子败类，李戍孟、胡公公、高云纯等人的悲剧也不会那么惨烈。设想一下，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刚正不阿、铮铮铁骨，那么你就很难想象知识分子的灾难会如此迅速如此大面积地扩散与弥漫。而这也是这部小说在政治与历史反思中最为深刻和尖锐的地方，它真正击中了知识分子最为脆弱的部分。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历史”和“政治”并不是这部小说反思的艺术目标，小说反思的惟一目标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在小说中，所有的“历史”、“政治”的画面都毫无例外地经过了心灵的过滤，变成了“心灵的风景”。三、“人”的失败与“艺术”的胜利某种意义上，小说对于人心、人性开掘的深度其实也就代表了小说的深度。而这恰恰也正是《中国一九五七》的人性力量、美学力量与思想力量的根源。也许与小说对“历史”、“政治”反思的人学视野有关，尤凤伟在这部小说中大展宏图，一气刻画了不下五十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每个人物虽都着墨不多，而且作家使用的也是散点式随机性的笔墨，但每个人物却都个性鲜明具有艺术的自足性。对作家来说，这既是才华与能力的体现，同时也隐含着更深刻的艺术意图。人物的众多以及面目的各异，其实正是为了寓言那场历史灾难的普遍性，是为了突出在那个政治与历史语境中人本身的渺小与无奈。这样，每一个人物既是一个渺小的个体，但又超越自身而成了整体的“类”的一个部分，他们分散在小说的时空中，其实构成的正是一个总体的普遍性的象征，是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隐喻。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一九五七》与其说是想建构一个历史与政治的寓言大厦，还不如说是为了建构一个特殊语境中的“人性博物馆”。而这也正是尤凤伟以“个人叙事”的方式达到“宏大叙事”效果的又一例证。虽然，在小说中作家尽力展示的是“人”在与“历史”和“政治”对峙中的失败，但在对人本身的艺术塑造上，小说又恰恰证明的是“人”的胜利。在现象和现实层面上，人是历史和政治的“牺牲”，是毫无疑问的失败者，但在艺术层面上，“人”又是当之无愧的胜利者，是小说最后的赢家。这也是艺术的辩证法。可以说，《中国一九五七》正是在人性辩证法和艺术辩证法的统一中呈现其在“人学”领域的成就的。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历史、政治的人性化以及人性的政治化与历史化这两条艺术原则是相辅相成、高度统一的。小说的如椽巨笔正是在这两条原则的引领下突入人物的心灵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在作家笔下，人物的“精神战争”主要在三个相互纠缠相互联系的层面上展开：一是人物灵魂世界的自我搏斗；二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精神较量；三是人物与政治和历史环境的对峙。这三者构成了小说人物的现实生存境遇，也构成了作家所要发掘的人性辩证法的主要内涵。我们看到，在小说中，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自私与坦荡、软弱与坚强，既是泾渭分明的，又是相互交织彼此转化的，它们构成了小说所塑造的三种类型知识分子形象的基色。一种是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李戍孟等为代表的坚守人格自尊与信仰原则的知识分子。冯俐以自己的道德伦理去对抗冰冷的政治伦理，不惜慷慨赴死；李宗伦为了“打狗的猎枪不能打人”的人格自尊，自绝尘寰；李戍孟为了自己“书写的权利”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而龚和礼为了维护自己的生之原则，宁可“食草”，吃得满嘴绿牙浑身浮肿死去，也不愿做“食蛇”的“野兽”。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一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自我生命的代价换回了知识分子的“人格”的自尊。一种是以高干、张克楠、李祖德、董不善等为代表的苟且偷生、不惜以迫害他人来保全自我的堕落知识分子形象。高干为了讨好管教，不但处处积极表现，还不断打小报告；张克楠为了巴结管教甚至不惜卑鄙地为管教捉笔“剽窃”泰戈尔的诗；而张克楠、李祖德、董不善等人在我乐岭农场阉割残害胡公公、高云纯等人的一幕，可以说既放大了他们人性中的丑恶，也隐喻了知识分子自我阉割的恐怖。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中的另一极，他们本是受害者，但是他们的知识分子良知却完全被阴暗丑恶的人性淹没，这使他们最终成了统治者的同谋与帮凶，成了对于同类的施虐者与施暴者。再一种就是以主人公周文祥、吴启都、高云纯、苏英、张撰、解若愚、陈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周文祥曾是一个有才华、有抱负、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但落入政治的陷阱之后，他就沦入了既不能拯救别人，也不能拯救自我的悲剧境地。虽然他的人性、良知和人格并没有完全泯灭，但是强制性的自我阉割与自我扭曲已经使他一步步地变得妥协、软弱、明哲保身，失去了与现实抗争的能力。在第三部中他的最终成为“食蛇”一族，以及第四部中他和劳改犯们排队“告密”的场景都具有很强的寓言和象征意义。它象征化地展示了知识分子真实的生存心态和精神状态，展示了一代知识分子自我“死亡”的历程。在小说中，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是被作家置放于特殊的生存境遇中刻画的，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人性问题其实已经被置换成了生存问题，生与死的选择、求生与本能的冲突使得小说中的人性哲学根本上超越了美丑善恶的层次而突进到了生命哲学与生存哲学的疆域。这方面，第三部中围绕“吃蛇”与“食草”而上演的一幕幕具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色彩的戏剧就是这种生存哲学和生命哲学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这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又不完全是一种对峙和冲突关系，实际上他们还是互文性与互补性的，他们各自构成了知识分子精神与人格的一个侧面，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对方的影子或心理潜意识。与“人”的毁灭主题相呼应，“美”的破碎也是小说悲剧性美学力量的一个重要根源。小说的主体当然是反思和书写历史的灾难，但是在这种灾难的边缘我们仍然不时地能遭遇“美”的亮色与闪光。作家对美好事物、美丽人性的寻找与向往不是为了去营构一种虚幻的美之乌托邦，而是为了借这种美好事物的毁灭来反衬历史的灾难，来反思历史的黑暗。因为，美越是纯粹，越是趋于极致，她的毁灭带给人的刺痛才越是尖锐和持久。这大概同样也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龙凤伟是一个书写民间传奇的高手，在《中国一九五七》中，“爱情”传奇无疑是最能体现尤凤伟风格的华章。周文祥和冯俐、吴启都和齐韵琴、张撰与王妃、竹川与她的乡村女子，这四对爱情几乎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情感主旋律，每一对爱情都如泣如诉，每一对爱情也都不缺浪漫、忠贞与甜美。但是同样，每一对爱情也都有一个悲凉的结局。在爱情悲剧降临的那一刹那，绝望弥漫在小说的天空，它激起的是我们灵魂深处经久不息的忧伤。而天真、可爱、善良的小建国的死，以及善于在“地狱”中寻找美与艺术的画家张撰的命运，也无不折射和象征了小说所描写的那个“黑暗的年代”对于美、童真、艺术和人本身无可逃避的巨大毁灭力量。四、“回忆”叙述与文体意识我一直把尤凤伟视为山东最会写小说的作家。他是一个对于小说的叙述、语言、结构有超常敏感的作家，也是一个在艺术上极富想象力与创造性的作家。从“石门”系列到“抗战”系列再到这本《中国一九五七》，无论涉足什么题材，表达什么主题，尤凤伟始终都能保持那种艺术的纯粹性，始终都能让艺术的底色不因“写什么”的变化而褪色。而这绝非是一般的作家所能做到的。如果说，尤凤伟从前的小说因民间性的叙事和传奇性的故事而风格独标，多少有些沾了艺术表现领域陌生性的光的话，那么《中国一九五七》这部在一般作家手下难免会有主题先行、道德说教色彩的政治反思小说能完美地贯彻尤凤伟“真正的小说”的艺术理想，则确实让我们服膺了他卓越的艺术能力。我们当然现在还不能简单地给《中国一九五七》盖棺论定，给它以终极性的评价。但从个人的阅读感觉与艺术感觉出发，我敢说，它是我2000年度读到的最为优秀的小说。说它优秀，不为别的，只为它的艺术，只为它的艺术纯粹性和艺术创造性。其一，“回忆”的叙述学意义。《中国一九五七》是一部在叙述基调、叙述视角和叙述节奏、叙述语式上都非常和谐、非常统一的小说。庞大的题材、众多的人物、流动的地点……这一切对于小说的叙述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因素，因为它往往会带来小说视点的混乱和结构的零散。而尤凤伟却有着把劣势变成优势、束缚变成自由的艺术魔力，叙述的难度反而为他的小说增添了摇曳的美感与魅力。尤凤伟在叙述上点石成金的武器，并不神秘，那就是先锋作家特别擅长使用的“回忆”。“回忆”作为主要叙述方式在这部小说中的成功运用确实显示了尤凤伟非凡的艺术匠心，也在技术层面上为小说的成功提供了保障。首先，“回忆”作为一种心理化的方式有助于赋予小说互不相干的时空、故事、人生以一个笼罩性的精神氛围，这实际上也就赋予了小说统一的精神秩序和统一的美学框架。说穿了，“回忆”的功能就是把万事万物皆收拢于心，它能真正超越具体时间、空间的束缚与限制，而给小说叙述以高度自由。其次，“回忆”既是一种主体的叙述方式，同时也正是小说反思政治、历史主题的一种“反思”方式，也就是说正是“回忆”使小说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反思”色彩，它是小说从“宏大叙事”走向“个人叙事”的艺术桥梁。在这方面，小说第一部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创举，作家以“强制回忆”的方式把小说的叙述方式与人生方式重合，取消了形式与内容的界限，真正创造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的艺术境界。再次，“回忆”使小说具有了统一的主观化叙述视角，它以“世界心灵化”的方式取消了小说叙述的现场感，把小说的真实性问题真正从现实逻辑中解放了出来。小说的叙述也因此更自由、更随意、更富于变化和现代感。其二，无为而为的结构艺术。《中国一九五七》从结构上来看几乎是一种纯粹“非结构”或“反结构”小说。小说共分四部，每部以一个“服刑”地点为标题，内容则是叙述发生在这个地点内的故事，纯粹是空间性的并置，几乎未见任何结构上的安排。然而恰恰正是这种无为而为的“非结构”性小说，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小说结构的无穷奥妙。因为，我们知道，当一个艺术品，当它的结构或其他方面成为一个彰显的、触目惊心的“存在”时，往往就意味着这个作品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当然，结构上的“无为而为”，也不是“不为”，而是“为”得自然，“为”得老到，“为”得了然无痕。这也正如我们常说的那句老话，“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技巧的境界”。但是“无技巧”并不是放任自流，并不是虚无，而恰是“技巧”的升华。表面上，“草庙子胡同”、“清水塘”、“御花园”、“我乐岭”四个地点，相隔万里，彼此并无内在联系，但在小说中我们发现它们其实却是在潜隐结构性上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这首先因为，这四个地点既是实在的，又是超现实的，它们有着虚化和象征的内涵，既在空间性上有对于“中国”的整体象征意义，又在功能性上有着“监狱”和“精神囚牢”的象征意味。其次，还在于，这四个空间地点在小说中又是有着鲜明的时间性意义的。空间的排列对应的是时间的流逝，空间其实正是推进故事的发展动力。第一部以狱中生活和K大生活相交织，交待故事的起因。第二部、第三部叙述劳改农场的生活。第四部对人物进行收拢，既是新故事的展开，又是对前面故事与人物的总结。某种意义上，四个空间地点已经具有了代表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逻辑关系与时间关系。再次，与四个空间地点相对应，主人公“我”作为贯串性人物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结构功能。四个地方实际上代表了主人公精神炼狱的四个阶段，疑惑→焦虑→恐惧→绝望是主人公四个阶段的精神特征，也是小说结构的内在线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中国一九五七》表层松散的结构背后，其实有着内在的精神化的逻辑关系，整部小说仿佛就如音乐的四重奏，内在的旋律扣人心弦，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其三，虚实相间的文体风格。尤凤伟是一个文体意识极强的作家，在《中国一九五七》中这种文体探索意识更是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张扬。从叙述上说，这是一部在叙述上充满变化的小说，直接叙述与间接叙述、主观叙述与客观叙述、现场叙述与背景叙述、分析叙述与预知叙述……在小说中是互相渗透、互相侵犯，把尤凤伟的“变化美学”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而主体的叙述方式――“回忆”，在小说中也呈现为多种不同的形态。既有直接的“回忆”（第三部），又有强制性的“回忆”（第一部），既有以文字凝固起来的“回忆”（第二部、第四部），又有对“回忆”的“修正”与“补充”（第二部）。从文体上说，《中国一九五七》更是一个浓缩了的文体实验室，文中有文，小说中有小说，札记、日记、大事记、人物志以及对日记的注释、训诂等等，在小说中欢聚一堂，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发挥小说的叙述功能，不仅增强了小说文气的变化与流动，丰富了小说的审美形态，避免了文体上的僵硬呆板与流水账特征，而且为小说以主观叙述的方式营构历史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努力提供了艺术的可信性。在文体领域，尤凤伟的创造性在于他在文本中对日记、札记、小说等等的嵌入，并不是为文体而文体，并不单纯是出于形式的考虑。实际上，他的文体探索完全是艺术的内在需要使然，它既是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必然产物，有时还直接构成了故事与情节本身。我们看到，正是出于对小说第一部中“强制回忆”情节的恐惧，才有了第二部的“日记”、“大事记”以及第四部的“人物志”，因为，它们的功能都同样是为了帮助主人公保持“记忆”。再比如，小说第二部插入《回家》这篇小说中的小说，叙述竹川逃狱回家后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故事。这一段故事，对于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来说，它本就是一个盲点，而竹川的儿子竹涛因为年龄太小也不可能把故事讲得条理与完整，况且让一个小孩在小说中直接长篇大论也有违艺术的本性。作家以写小说的方式把这一切呈现出来，既弥补了情节的缺口，满足了读者的期待，又完成了对竹川这个人物的最后刻画，同时还使小说文体具有了动感与张力，真可谓是一石三鸟，极富创造性。而从风格上看，小说以实写虚，又以虚写实，表面上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但是又融入了大量的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因素。一方面，小说以实写具体灾难和具体人生的方式，把整体性的“反右”运动虚写成了一种精神氛围与精神背景；另一方面，在实写具体的苦难同时，又大量使用了变形、夸张、梦境、幻觉、潜意识等等虚化的手法，小说因此而呈现出鲜明的杂糅风格。作家追求的似乎是一种毛茸茸的美学，在这种美学里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荒诞就如一张纸的两面，它们合二为一、难分你我。比如，小说主人公周文祥的四个梦境在虚虚实实之间构筑的正是意蕴丰富的象征意义与潜意识意味，而小说第三部中不仅“蛇”的意象以及蛇与人的关系具有明显的象征性，而且整个这一部分所表现的生活本身其实也就是一个大的生存寓言。其四，语言的冷与热。《中国一九五七》的叙事成就其实最终都是落实在语言层面上的。那种尤凤伟式的语言智慧与语言风格确实为小说增添了特殊的魅力。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中国一九五七》是一部在叙述上具有某种现代感和先锋性的小说，而这种先锋性直接的载体就是它的语言。尤凤伟的语言是一种蓬勃生动，充满变化、流动和野生气息的语言，口语与书面语、叙述与描写、俗语与方言、说明与追述、有声与无声……在他的小说中和平共处，在刻画人物、推进小说结构等方面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而就我的阅读体会而言，《中国一九五七》的语言魅力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在冷和热之间的奇妙平衡。小说采取的是主观化的叙述语言，书写的又是悲剧与苦难，那种情感的热度与语言的热度应该是非常强烈的。但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作家却并没有使用过去“伤痕”、“反思”小说常用的那种呼天抢地的情感控诉语言，相反，小说的叙述基调是内敛的，作家自始至终都在控制情感、压抑情感，回避着那种外露的、宣泄的、煽情性的文字。这种语言的内敛与节制使整部小说都具有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冷色调。这种冷色调同时也表现在对于人物的刻画上，小说塑造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受难史与心灵史，但小说并没有直接的心理描写与精神分析，而是把他们的灵魂高度具象化、细节化、故事化了。小说没有简单化的直接的语言层面上的道德与情感判断，而总是尽可能地让人物去行动、去表演、去挣扎，从不给他们提供去表白、去宣泄的机会。正如何向阳在与尤凤伟的对话中所说的：“你小说中的人物没有或说极少内心独白，他们都是彻底的行动派，叙述上你也只是让人看到内心历程经验后的结果，小说的兴趣集中在对境况的分析，而不是心理动机的回溯……”（注：尤凤伟、何向阳：《文学与人的境遇》，《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作家以冷写热，既吻合小说的反思主题，又以语言之间的强烈反差营构了一种独特的修辞与反讽效果。而小说的思想深度与悲剧力量无疑也在这种“语言”的庆典中得到了强化。二是对汉语美感与表现功能的挖掘。尤凤伟是一个民间语言的大师，和他以往的作品一样，《中国一九五七》对于民间语言的表意、表情与审美潜能的热情使得小说充满了感性、生动鲜活的民间气息。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不同的口语与方言，在小说中是多音齐鸣、众声喧哗，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生机活泼、丰富多彩的语言景观。某种意义上，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功，不仅在于作家在人物塑造方式上独具匠心、富于变化，不同人的出场、历史介绍及结局交待都迥然有别，互不重复，而且也同样得力于作家在人物塑造上语言运用的成功。我觉得，在小说中，作家其实是把人物充分语言化了的，正是这种语言化，使人物成了语言的动物，他们活在自己的语言里，凭借语言区别于他人获得了艺术的自足性。另一方面，对于现代汉语美感的挖掘，在这部小说中也是成就显著。尤凤伟善于把汉语的诗性、隐喻、象征和修辞功能凝结为某种意象化的场面，使语言在动与静、画面与声音的互动中迸发出美感的光辉。比如，在《中国一九五七》中“蛇”、“大水”、“坟茔”、“一根绳”、“火盆地”等等语言意象都是含蓄蕴藉，言有尽而意无穷，是画面感和表意性相结合的典范。再比如，龚和礼吃草的意象、李宗伦自杀的画面等等，都是以“无声”的语言景致来传达“有声”的语言效果，无不包蕴着复杂的情感、深厚的思想，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其艺术上的震撼力可谓无与伦比。五、回到尤凤伟本质上，一部小说，境界的高低、品质的优劣几乎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虽然在这篇印象式的文字里，我不可能洞穿《中国一九五七》的全部艺术奥秘，但我想，它作为一部优秀作品的地位却是任何人也无法动摇的。对于尤凤伟来说，“艺术的反思”和“反思的艺术”是《中国一九五七》所追求的两个主要艺术目标，但从“艺术的反思”到“反思的艺术”这中间其实本来应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尤凤伟却轻松地做到了二者的统一。这是尤凤伟的幸运，也是他艺术能力的体现，更是他“真正的小说”的艺术理想的胜利。说穿了，小说可以是“反思”．是思想，是深度，是形而上，是一切的一切，但它首先必须是艺术品。这话虽朴素，却是真理。从这样的“真理”出发，我得出了对于《中国一九五七》的最后印象：小说是纯粹的小说，作家是纯粹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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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753 【原文出处】宁夏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银川 【原刊期号】199706 【原刊页号】30～34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801 【 标 题 】如何加强农业利用外资的步伐 【 作 者 】祝欣/刘勃 【作者简介】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 正 文 】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吸收和利用外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到１９９６年底，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利用国，外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然而，农业利用外资占我国吸收外资的比重，长期在较低水平徘徊。我们一直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年年都在强调农业应大力发展，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仍很薄弱。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在我国财政能力有限，无法大规模增加农业投入的情况下，引导和利用外资缓解我国农业的投入不足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国农业利用外资为什么徘徊不前？怎样利用外资？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一、农业利用外资的必要性从理论上讲，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多有论述，其中尤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两缺口模型”〔1〕分析最为著名。钱纳里等人的研究证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缺口，即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而弥补两缺口的有效办法是引进外资。因为引进外资一方面可减轻外汇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可弥补国内储蓄缺口。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上述两缺口尤其是储蓄缺口在农业经济发展中比工商业更为突出。因此，将外资引入农业是完全必要的。另一位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梅勒提出“资源互补论”〔2〕证明，投入农业的资源――劳动、土地、技术、教育、体制等要素之间具有互补性。资源投入的互补性意味着农业生产的增加要求各种要素投入按一定比例增加。如果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增加，而其他互补的生产要素不增加，那么，前者的边际产出就呈递减之势，农业总产出的增加也就十分有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土地等“传统要素”较为丰富，技术、教育等“现代要素”较为稀缺，若要提高“传统要素”生产率并增加农业总产出，则应大力增加“现代要素”的投入，而大多数“现代要素”都是以巨额资本投入为代价形成的。显然，引进外资对“现代要素”的创造具有重要意义。再从我国农业的发展来看，我国农业的发展一直起伏不定。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给农村经济制度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１９８４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８１４６亿斤，人均占有量创历史最高水平。农产品的大幅度增加大大改善了国内市场的供求状况。此后，中国农业的发展进入徘徊阶段。直到１９８９年，随着国家对农业发展政策的重大调整，农产品的生产又有了恢复性的增长。１９８９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８７０６亿斤，棉花５６７．５万吨，油料１６３８万吨，糖料８４１８．７万吨，肉类３１４４．５万吨，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２２．２４％、２７．４９％、９．３８％、６．０６％、１７．５８％。水产品的产量达到１３３５万吨，列世界第一位。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还促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１９９２年，乡镇企业的职工数已经发展到约１亿人，工业产值超过６５００亿元，约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６５％，占全社会总产值的２８％〔3〕然而，农产品的显著增长并不意味着中国农产品供求紧张的矛盾已经得到解决。在中国，农产品数量的增长、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是与高人口增长率相伴随的，所以尽管农业生产不断有所发展，主要农产品产量不断增加，但是人均占有水平上升的速度是相当迟缓的，有些时期甚至是停滞的。在农业的弱质性阶段没有消失以前，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仍须进一步加强。这主要是指要提高农业的科学技术水平，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但前提必须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１９９３年，全国农业发展规划确定，农业在未来的发展中要重点抓好六大方面的关键项目。第一，组织实施“菜篮子工程”，发展肉、蛋、奶、禽、蔬菜和水产品等项生产，解决大中城市居民副食供应问题。第二，组织农业区域开发，重点整治黄淮海、三江平原等十大连片开发区域，实现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单产，增强粮棉油等农产品的产出能力。第三，建设国家级农业商品粮基地，发展农产品生产，提高农业商品生产率。第四，发展创汇农业，建设大综农副产品和名优待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加强对农垦、水产和乡镇外向型企业技术改造，实现有优势的农副产品的集约化生产和经营。第五，组织实施“丰收计划”并加强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第六，组织实施“温饱工程”，以推广玉米地膜覆盖技术为重点，开发贫困地区，解决贫困农民的温饱问题。经估算，建设上述关键项目，每年就需要投资２００亿元。而国家对农业生产的投资比重一直保持在中央财政预算的６％左右。以１９９３年为例，中央财政预算约２０００亿元，划拨到农业部系统的资金为１５０亿元。１９９４年农业生产投资的绝对值有所增加，但在中央财政预算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其比重仍然不到６％。未来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也不可能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仅建设这六大方面项目的投资，资金缺口可能达到４０％〔4〕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积极争取和利用国外多双边优惠贷款、无偿援助和直接投资，已成为发展中国农业必然而有效的途径。二、农业利用外资的可行性从国际上看，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解决农业投入不足方面，亦不乏成功的例子。其中印度在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度及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度之间引入农业的外资就高达２６２亿卢比。泰国在确定的吸收外资的５个优先部门中，与农业有关的就占３个，农业部门吸收的外资占全国利用外资的比例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为１１％，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为１７％，平均每年达４亿美元〔5〕。外资在改善这两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建立出口创汇型农业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从国内看，我国的农业对外合作已有４０多年的历史。六七十年代，农业对外合作的重点仅是向亚非一些国家提供援助。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之后，外资才真正步入农业领域。经过１０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利用外资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截止到１９９４年底，我国农业利用外资协议金额达到８９．３亿元。其中“八五”期间我国农业利用外资协议金额达５８．４９亿元，平均每年利用外资１１．７０亿美元〔6〕。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形式是多样的，既有多边、双边中长期优惠贷款、无偿粮食援助和技术援助赠款，也有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三来一补等。其中，以中长期优惠贷款及无偿援助为主。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渠道主要有世界银行、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和欧洲共同体等区域性组织，双边合作对象主要有日本、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丹麦、荷兰、美国、法国、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此外还有私人资本。从项目规模和资金数额看，多边机构占主要地位。外资的进入带动了相当数量的国内配套资金，建成了一大批农业基本建设骨干工程，加快了广大老少边穷地区人民脱贫的步伐，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培训了一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是沿海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可以说，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在利用外资改造农业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对外资进入农业的必要性和有益性有了充分的认识，我国农业利用外资必将进入起飞阶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国上下都对农业的重要性开始重视起来，并把农业看作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维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平稳、高速发展的关键。随着对农业重要性认识的深化，我国开始改变以往片面追求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高速发展而压制和掠夺农业发展的不正确做法，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开始逐年增加，并且采取了用工业“反哺”农业的做法。另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我国方兴未艾，已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由一个具备一定综合实力和市场赢利能力的龙头企业或大型工商企业牵头，将众多的、分散的、自主经营的小农户联合起来，面向市场，实现产、供、销一体化，走集约化的道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深入开展，使投资进入农业有了可靠的载体，减少了投资的风险，增加了农业投资的回报率，为外资大规模地进入农业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农业是完全可以成为最有前途、获利较高的投资产业的。从我国的农业政策来看，在我国的所有投资领域中，农业又是得到国家保护的产业，享有种种优惠政策。农业项目免征投资方向税，农业贷款在金融全面紧缩的情况下非但不紧缩而且还是加大力度的重点之一，其倾斜政策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不会改变；农副产品的绝大部分税率是最低的，大部分农业项目的审批、用地、资金融通、外汇调剂都是较为优惠的；国家每年都对一些大型项目给予无偿援助，在外债盘子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唯独对农业网开一面并提供担保，等等。可以肯定，国家对农业的这些特殊保护政策也将会是我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外商的长期投资是完全有保障和有利可图的。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１２亿人口中约有９亿在农村，这９亿农村人口的收入需求是非常大的，外商把资本投向中国市场无疑是具有战略眼光的。随着农民小康生活的实现，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外资投向农业必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而且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还会带动一大批相关的产业，如机械、化工、社会服务业，等等。毫无疑问，这也会促进外资的投入回报率的提高。综上所述，外资进入农业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大势所趋。三、农业利用外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诚然，农业利用外资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但我们还应注意到，在现实中，农业利用外资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１．有关部门和领导对农业的重视仍然不够。在他们看来，农业是属于弱质性产业，容易受天灾人祸以及各种无法控制的因素影响，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因而尽管年年在口头上重视农业，在主观努力上却显得不够积极。部分外商对此也有同样的疑虑，在资金投入上显得犹豫不决。投入的资金数额比较少，或者资金到位率比较低。２．国家对农业的外资投入缺乏必要的引导。不同的地方在落实各种优惠政策和配套资金方面的努力不同，导致了农业在利用外资发展上很不平衡。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在落实各种优惠政策和配套资金方面都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和指导，而经济落后地区对外资的进入缺乏一整套合理的规范和引导，因而吸收的外资较少。３．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据粗略统计，１９７８年农民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１:２．４，改革初期，由于政府调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１９８３年缩小到１:１．７。１９８４年以后差距逐渐扩大到１:２．８７。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仍然在１:２．８７左右徘徊，而且仍有扩大的趋势〔7〕。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负担过重，农村人口不断增多，尽管粮食产量有所增加，但人均纯收入增长却不大。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投入远远满足不了农业的旺盛需求，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导致农民对农业的投入不积极等因素也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缓慢增长，降低了农业的比较利益，致使外资对农业的投入增长乏力，农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不够。４．中方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农民的素质不高。中国长期缺乏对农业的投入，因而农业的诸多基础设施无法满足农业长期发展的需要。此外，中国农业资源丰富的地区又往往面临着交通、通讯设施落后的情况，原有的资源不为人所知。开发出的资源无法运出去，外商在考虑投资时，常采取观望态度。另一方面，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懂技术、懂管理的人才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资投入的积极性。５．外汇风险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业对外资的利用。拿使用世界银行的贷款来说，世行的贷款单位特别提款权（ＳＤＲ），从１９８１年１月起、按５种货币定值。其中，美元占４２％，德国马克占１９％，法国法郎、英镑、日元各占１３％。因此，折合金元支付的（ＳＤＲ）是浮动的。当“中国橡胶项目”在１９８３年提款时，１个（ＳＤＲ）折合人民币２元。到１９９４年９月，１个ＳＤＲ折合人民币１４元。外汇风险高达７倍。如按比例５年还本付息，将风险率折为利率，年利率将变为５０％，如此高的年利率，是任何投资所难以达到的〔8〕四、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对策和建议１．对农业利用外资应给予政策保证，使农业真正成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国家外经贸部已经确定，今后引进外资，农业是重点之一。农业吸收外资的重点，应放在“三高”（高质量、高产量、高效益）农业上。把农业列为今后利用外资的重点，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它有利于发展农业，增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但要使农业真正成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就必须在加强农业重要性宣传的同时，考虑建立一种衡量的尺度。把农业利用外资占总吸收外资中的份额作为一种尺度，明确政策要求和具体的检查指标。我国制定的各种优惠政策是我国农业吸收外资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不落实各种优惠政策，无疑会减少农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今后，我国对“三资”企业改用国民待遇，原已宣布的农业可享受的更加优惠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仍应继续执行。２．对投入农业的外资，要根据其来源区别对待。我国农业利用的国外财源有两类：一类是国际多边经济――金融机构与政府间双边机构的优惠贷款和援助，如世界银行、欧共体等机构的资本资源；另一类是外国私人、企业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前者属非盈利性的，并且在利率和偿还期限上，具有一定的优惠条件；后者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外国私人投资，有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商业银行贷款等形式。基于上述两种不同的外资来源，我国利用外资于农业的发展可行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发展中外合资、独资经营的农业企业。第二种是外国私人企业与乡镇企业联袂，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第三种是利用国际商业银行贷款。３．做好外资流向的引导工作，提高外资的到位率。我国土地面积较大，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特征。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交通、通讯的便利程度呈多样化。为了防止各地争夺外资而出现过度竞争的情况，国家机关和部门必须对外资流向进行调控。一般说来，国家应优先批准那些投向“三高”农业和对资金急需地区的项目的外资，努力发展创汇农业，减低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加快农民实现小康生活水平的步伐。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上，要努力提高外资的资金到位率。首先，要防止片面攀比。其次，要争取较高的资金到位率，在订立合同时就应抓紧。在合同中，要确定外汇与实物投入的比例，要明确规定资金到位的时间和数额，并订出对资金不能按期到位以及在资金投入方面违反合约的处理方法。第三，要努力落实配套资金，不能违反合同。有违反合同的，应有相应的处罚措施。４．在利用外资中要努力减少外汇风险。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外汇风险，可以考虑增加借款的货币种类，使债务种类多样化；也可以考虑使借款的币种结构与出口创汇的币种结构尽量保持一致。此外，还应考虑建立新的汇率风险分散机制。在这里有两点应予明确：一是政策性汇率风险不应由项目单位全部承担，而应主要由政府承担，以示政府对农业投资的优惠。二是主要依据农产品价格指数的增长幅度来确定项目单位承担汇率风险的界限，以不断激发项目区群众进行农业开发和建设的积极性。还有，项目单位应根据自身的情况，从回收资金或项目所产生的效益当中提取一定的比例，有计划地建立偿还基金，既应保证外资贷款的按期偿还，也应保证国内贷款的偿还。注释：〔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第４４２～４７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2〕［美］西奥多・舒尔茨：《经济增长与农业》，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3〕〔4〕林枚、刘大耕：《利用外资与中国农业的发展》，《国际经济合作》１９９３年第６期。〔5〕赵伟、孙玉霞：《对我国利用外资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一点思考》，《国际贸易探索》１９９６年第２期。〔6〕肖惠军：《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吴亦侠谈农业投资》，《中国投资与建设）１９９６年第３期。〔7〕程国有：《试论当前农民问题的实质及对策》，《农业经济问题》１９９４年第１２期。〔8〕李中：《广东农业利用外资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９６年第３期。【责任编辑】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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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研究与发展JOURNAL OF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1999年 第36卷 第9期 Vol.36 No.9 1999CAD中三维交互技术的研究与实现齐建昌 戴国忠摘 要 本文研究了VR技术在CAD几何造型中作为交互手段的应用，特别研究了三维交互技术在CAD中的实现.通过提出一种用于三维交互的精确视觉线索方法，实现了对三维空间中不同三维实体相互位置关系的精确感知.探讨了CAD中在三维交互技术支持下的新的几何造型技术.关键词 虚拟现实，几何造型，三维交互，形状线索中图法分类号 TP391.4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ACTIVE3D TECHNIQUES FOR CADQI Jian-Chang and DAI Guo-Zhong(Institute of Softwar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Abstract Discussed in the paper here is the use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for geometric modeling in CAD application, especially the interactive 3D technique in CAD. Precise visual cues for 3D interaction are presented to perceive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of 3D objects. New geometric modeling techniques in a CAD system are also proposed, that use 3D interaction mechanisms.Key words virtual reality, geometric modeling, 3D interaction, shape cues1 引言当前的三维几何造型系统中，交互技术主要使用二维鼠标和键盘来实现.二维鼠标是造型过程中几何数据输入和拾取的主要设备.在概念设计阶段，所设计的外形结果需要经常地修改，更主要的是达到一种视觉上的美观，各个部件之间的比例协调，大致上的功能设计，并不要求确定详细的尺寸.因此，在概念设计阶段，过多的利用键盘输入精确的坐标数据意义不大.在概念设计阶段，由于不要求输入精确的几何数据，很适合用二维鼠标作为输入设备，实现在二维坐标平面勾画轮廓，然后向三维坐标空间扫描，从而进行三维实体造型.但是在三维造型过程中，由于二维鼠标只能同时提供二个自由度，为了能输入三维坐标数据，必须确定一系列辅助的用户工作坐标系，二维鼠标输入的是针对当前用户工作坐标系中的一个工作平面的数据.这些辅助坐标系的选择，造成三维几何造型中交互任务过多，降低交互任务的直观性与效率.利用笔在纸上进行草图的勾画，或利用光笔与手写板在一定的软件支持下进行草图勾画，由于最终结果是一个二维的平面图，不仅会限制概念的表达，而且三维模型的生成需要重新构造或者开发复杂的识别算法进行从二维视图到三维的重构.VR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人机交互方式.三维交互、触觉感知、语音识别、手势识别等技术均可以应用在造型技术中，提供一个多通道的CAD系统的界面.尤其是三维交互技术，是VR在CAD中的关键应用技术，它能在概念设计阶段中，提供一种快速直观交互方式.三维交互技术使用三维输入输出设备来完成交互任务.三维输入设备如三维鼠标可以提供3个平移及3个旋转共6个自由度，三维输出设备如头盔、眼镜可以通过双眼视差提供更为真实的显示图像.将三维交互技术与CAD三维几何造型相结合，就是要充分利用三维输入设备的多自由度输入能力和三维输出设备的立体显示能力，为三维几何造型开创新的交互方式，解决以二维鼠标为基础的交互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将三维交互技术与CAD几何造型相结合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975年Clark利用Ivan Sutherland设计的头盔显示设备和Utah大学开发的机械Wand建立了一个曲面设计的交互环境［1］，其后陆续出现了一些类似的系统，这方面需要继续研究的内容很多，距离实际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视觉线索是三维交互中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在几何造型任务中，要求提供精确的视觉线索以保证造型操作的效率与准确性.除了常用的透视投影、光照显示、消隐等方法，大多数系统利用双眼视差来提供更为立体的显示图像［2，3］，由于需要长时间地带上头盔或眼镜，这不符合人机工学的要求，对于键盘输入会带来不便.动态显示方法［4］只要求在操作者的头部带上一个追踪器，通过一系列的坐标变换，使得通过头部的移动得到不同视点下的图像来增强显示的立体效果.上述方法包括投影方法［5］在内，缺点是不能提供精确的视觉线索，所以不适合用于几何造型任务.本文提出的形状线索是精确的视觉线索，支持几何造型任务.传统的三维拾取方法中，如拾取圆柱［3］、拾取圆锥［4］、体光标［6］等方法利用遮挡线索作为完成拾取任务时的视觉反馈，其共同的问题是在光标与被拾取目标间不存在遮挡关系时，无法确定它们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难以用光标瞄准物体，会出现拾取错误.文献［6］提出了透明体光标的方法来支持对空间物体的三维拾取，并且正式评估了透明的体光标和应用双眼视差的立体显示设备在拾取中的作用.实验结果表明，透明体光标比立体显示设备更有助于完成拾取任务，将二者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但是3种方式均不能避免拾取时发生错误.体光标只能区分光标在拾取目标前，光标包含拾取目标，光标在拾取目标之后3种情况，在光标与拾取目标之间没有遮挡关系时，不能确定它们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因而会发生拾取错误.本文在形状线索上提出的三维点，三维Box拾取方法不会出现拾取错误.本文提出的用于三维交互的精确视觉线索方法，支持三维空间中对不同三维实体相互位置关系的精确感知，由于其同时能提供三维实体的形状信息，称为形状线索.在三维交互与CAD三维几何造型的结合中，形状线索提供的视觉反馈起着重要作用，保证造型操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实现了以下利用三维交互的几何造型技术：三维点的定位，单个实体的三维点拾取，多个实体的三维Box拾取，体素造型，三维勾画.在三维交互的支持下，传统的体素造型可以以一种全新的交互方式实现.本文尝试了利用形状线索在三维空间中直接勾画造型，这是一种新的交互方式，还未见到文献上有类似的方法.三维勾画是概念设计中极为有效的一种交互方式.2 基于VR技术的CAD交互环境基于VR技术，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型的CAD交互环境，称之为VR-CAD，整个系统是一个多通道的交互环境，涉及语音、手写及三维交互.本文重点涉及的是VR-CAD中的三维交互技术.2.1 三维交互环境在三维交互环境的选择上，可以有多种可能，具体哪一种更适合CAD造型的应用，需要仔细地进行分析.利用数据手套作为输入设备，由于可以使用双手交互与手势识别等技术，其表现能力要强于三维鼠标，因为在三维鼠标上仅有几个热键可以利用.但是，使用数据手套的同时要使用追踪器，价格比较贵.而且绝对坐标输入与相对坐标输入设备比较起来，相对坐标输入设备更适合几何造型的任务需要.利用立体视觉输出图像，如立体眼镜、头盔等，无疑会使图像输出更具有真实感，尤其是z方向上的深度感知.但是从人机工学上考虑，会给用户带来一定的生理负担，尤其是对CAD几何造型任务，在长时间的使用中，会使用户的眼睛产生疲劳.如果只利用普通的CRT显示器，在光照模型下输出的图像，不足以提供三维空间的信息，支持利用三维输入设备的使用.本文所使用的三维形状线索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所以，综合起来，所选用的三维交互环境是利用三维鼠标作为数据输入设备，同时利用立体视觉和普通CRT图像输出两种方式，但开发了三维形状线索来支持三维鼠标的空间定位.三维视觉线索在两种图形输出方式中都是有效的.2.2 多通道交互VR-CAD需要一个多通道的交互环境，三维交互只是其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常规的键盘与二维鼠标输入、语音的输入输出与语音识别、甚至触觉感知都将成为VR-CAD中的有效交互方式.而且多种交互方式的整合也需要重点的研究.在我们的系统中，三维坐标输入使用Logitech Magellan 3D controller，造型命令用语音输入的方式实现，精确的坐标数值用键盘输入.Logitech Magellan是一个提供相对坐标的控制设备，比绝对坐标控制设备更适合造型任务［7］.由于不便于经常从三维鼠标切换到二维鼠标来激活菜单输入造型命令，所以造型命令采用语音输入的方式进行.三维鼠标适合概念设计时不精确坐标的输入，在要求精确坐标的场合下，更适合用键盘输入.在图形输出上，利用常规的图形显示器以及形状线索，常用的透视投影、光照显示、遮挡线索能提供足够的视觉反馈支持三维几何造型任务.由于在概念设计阶段不要求输入精确的坐标数据，系统提供三维的坐标网格，将用户随意输入的坐标点捕捉到最近的坐标网格上.立体视觉输出是另一种图像输出方式.3 三维交互技术3.1 多自由度输入设备一个三维控制设备可以同时提供6个自由度，包括3个平移自由度，3个旋转自由度.但是用户很难对它们进行同时控制，因为用户的手在控制过程中实际上是在不断地抖动，这会引起相应的自由度的改变，使6个自由度之间互相影响.即使用户只想控制改变其中的1个自由度，也会引起其它5个自由度的变化，因此同时控制多个自由度实现起来很困难.一种可行处理方法是根据输入的数据进行分析，并判断出起主要作用的1个自由度作为当前用户的输入意图.3.2 形状线索形状线索是指当三维光标与场景中的对象处于不同的相对位置时，对象的不同部分呈现出不同的光照效果.应用形状线索感知对象与光标的相对位置就是通过对象形状上光照的分布来反推三维光标与场景中对象的位置关系.根据光标与对象的位置关系向x，y，z三个方向上的投影，形状线索可分为x, y, z 三种，这3种形状线索分别支持x, y, z方向上三维光标与空间实体之间的位置关系的判断.虽然可以同时显示3种形状线索，为了简便，系统根据当前三维光标的x, y, z平移方向决定只显示该方向上一个形状线索.形状线索的显示过程分为3步，① 在图1(b), 图1(d)和图1(e)条件下，对三维实体在正常材料下进行光照显示；在图1(a)和图1(c)条件下，对三维实体在高光材料下进行光照显示. ② 显示图1中以加粗黑线表示的平面，只改变Z-Buffer中的数据而不在显示屏上显示这些平面. ③ 再次显示三维实体，在图1(b), 图1(d)和图1(e)条件下，对三维实体在高光材料下进行光照显示；在图1(a)和图1(c)条件下，对三维实体在正常材料下进行光照显示.图2显示的是形状线索的效果.图 1使用形状线索的结果是，在当前三维光标处对三维空间进行了x,y,z方向上的切割，在光标前面、上面和右面的部分会以高光方式显示，高光显示的依据是假定光源处于前、上、右方，而三维光标的想象中的坐标面是不透明的，这样三维光标周围的对象就处于不同的光照效果中.这样提供了对三维光标与空间三维实体相互空间位置关系的精确感知.如图2(a)，在没有形状线索的情况下，很容易认为三维光标位于立方体的右侧，形状线索显示了三维光标在立方体左右侧面之间以及左右比例.图2(b)和图2(c)显示了三维光标与立方体上下及前后的位置关系.图 24 造型技术4.1 坐标空间在系统中存在3种坐标系，世界坐标系、漫游坐标系及工作坐标系.漫游是VR-CAD系统中的一个特点，用户不断地通过控制三维输入设备，改变观察的视点位置与角度，以达到一个满意的空间位置，这时用户面对的就是漫游坐标系，可以在该坐标系下进行几何造型.有时漫游仅仅是为了改变一下观察视角，几何造型需要选择一个工作坐标系，在该坐标系下实现几何造型任务.4.2 三维拾取三维拾取是三维交互的基本操作，其目的在于标定一个或一组场景中的对象.本文提出的三维拾取方式包括三维点拾取、三维Box拾取，它们是二维CAD系统中点拾取、Box拾取方式向三维的自然扩展.点拾取方式中，要求用户控制三维鼠标使三维光标靠近所要拾取的实体，然后按下三维鼠标上的控制键进行拾取.在光标向实体靠近的过程中，必须形状线索能够提供的为用户感知二者之间空间位置关系的视觉反馈，在视觉反馈的指引下，用户可以从x, y, z任意一个方向开始移动三维光标，直到在该方向上光标接近了实体后开始下一个方向上的光标移动.Box拾取方式是针对一次拾取多个实体的要求设计的，用户要在空间确定Box的二个对角顶点，拾取其间包含的实体.在确定顶点的过程中，视觉反馈同样能够提供精确的空间关系.图3的曲面是通过修改控制顶点的方式得到的，在三维空间中通过三维点拾取方式拾取控制顶点，可以明显地看到，三维光标周围的控制点有不同的光照效果，这就暗示了光标与控制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在这些视觉线索的辅助下，可以直接控制三维鼠标将顶点拉到所需的空间位置，进行简单的曲面设计.图 34.3 体素造型体素造型是实体造型中的一种常用方法.在体素造型中，充分地体现了三维交互在几何造型中的优势.这时系统有两种状态：造型状态和漫游状态.用户通过激活三维鼠标上的热键将系统置于造型状态，用户利用热键发出体素造型命令，或说出一个语音命令，或利用数据手套作出一个手势，系统自动在三维光标的当前位置生成一个简单的体素.利用三维鼠标可以随意地控制其在空间的6个自由度位置，同时可以通过语音命令或手势将当前造型状态切换到漫游状态，观察当前的体素与原有体素间的空间相对位置关系，大小相对位置关系.观察完毕后，重新切换到造型状态，根据观察结果修改当前体素的大小及其所处的空间位置关系，这样达到满意为止.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可以通过键盘键入体素的精确形状参数和空间位置参数，也可以用语音输入来实现这一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概念设计阶段频繁的输入精确的形状与位置数据是不符合该阶段的任务特点的，理想的方式是所有的任务均应该通过三维交互的手段来实现.一个问题是仅仅通过视觉的感知来实现体素造型必然会带来一定的误差，如体素之间存在的平面与平面的贴合关系，体素之间的垂直关系等.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一定的算法来实现.在经过了漫游观察和对当前体素的修改之后，可以用热键、语音或手势激活一个粘贴命令，在该命令实现过程中，利用算法实现精确的体素之间的位置关系计算，这样可以加快造型的过程.4.4 自由勾画三维勾画指直接利用三维鼠标提供的x,y,z坐标进行空间的勾画造型，是一种在概念设计阶段构造简单几何形体的快速造型方式.Pro-Engineer在开始造型时要首先在二维平面上勾画一个轮廓，然后向空间拉伸成实体.由于二维勾画时是概念设计，不要求输入精确的尺寸值，所以利用二维网格来辅助鼠标输入数据，每一个鼠标点被捕捉到最近的网格点上.同样，在三维勾画方式中，本文设计了三维网格来辅助三维鼠标的数据输入.图4说明的是一个看似SGI商标的空间管道的勾画过程，虽然其几何形状简单但空间结构复杂，如果用当前的商用软件造型，由于要构造辅助的用户工作坐标系及工作平面，会使造型任务复杂化而且需要用户有较强的空间想象能力.在三维勾画中，用户发出造型命令后，直接拖动三维鼠标在三维空间中造型，无须选择用户坐标系与坐标平面.在形状线索的辅助下，可以很方便地实现管道的长度及方向的控制，而且在造型过程中可以明显地感知到当前三维光标与当前造型状态之间的空间关系.图 45 结语本文探讨了VR-CAD系统中对交互环境的要求，详细研究了CAD三维几何造型的三维交互技术.在三维交互的支持下，实现了多种几何造型任务.下一步的工作为：(1) 二手交互技术的研究.二手交互的优势在于手势可以同时表达操作者的命令与数据，其表达能力丰富而且表达方式简洁、迅速，从人机工学的角度讲二手操作比单手操作要更合理.在虚拟设计系统中，二手交互的优势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因为在设计过程中，要频繁的进行命令、数据的输入以及拾取操作；(2) 三维环境下的新的装配技术研究.三维环境下的装配技术要研究装配路径的生成，对于复杂的空间位置关系，装配路径的自动生成很困难.VR-CAD中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由设计人员利用数据手套操作空间的零件，人为设定装配路径，装配中要考虑空间的装配干涉检查算法.虽然对该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在虚拟现实的应用中，重新把该问题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其关键是虚拟现实应用中需要实时的干涉检查算法.注:本课题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69433020)与八六三课题（863-306-zd-11-5）基金资助.作者简介:齐建昌，男，1972年生，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图形学.戴国忠，男，1944年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图形学、人机交互技术.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北京 100080参考文献1 Clark J H. Designing surface in 3-D.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1976， 19(8): 454～4602 Buttersorth J, Davidson A, Hench S, Olano T M. 3Dm: A three-dimensional modular using a head-mounted display. In: Proc of 1992 Symposium on Interactive 3D Graphics, 1992. 135～1383 Dani T H, Gadh R. A frame work for designing component shapes in a virtual reality environment. Computer Aided Design, 1997, 29(8)4 Liang J, Green M. JDCAD: A highly interactive 3D modeling system. Computers & Graphics, 1994, 18(4): 499～5065 Hudson S E. Adding shadows to a 3D cursor. 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 1992, 11(2): 193～1996 Zhai S, Buxton W, Milgram P. The silk cursor: Investigating transparency for 3D target acquisition. In: Proc of the CHI'94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1994. 459～4647 Hinckley K, Pausch R, Goble J, Kassell N. A survey of design issues in spatial input. In: Proc of UIST'94, 1994. 213～222原稿收到日期：1998-12-31；修改稿收到日期：199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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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450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文汇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002 【原刊页号】47～49,37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08 【 标 题 】艰难的历程 ――评非洲的经济调整和改革【 作 者 】周映红/张湘东 【 正 文 】 一、非洲经济调整改革的背景自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相继独立，从长期遭受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独立之后，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建立民族工业，以真正实现经济独立。从60年代至80年代初，非洲国家主要选择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加工”两种发展战略。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工业化，认为工业化才是国家现代化的经济独立的根本标志。大多数非洲国家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进口替代”是一种自力更生性质的内向型工业发展战略，即通过在国内发展本国国民经济需要的工业部门和企业，来替代从国外进口同类产品，以限制进口，节省外汇，增加财政收入和本国人口的就业机会，并以此类工业为主体带动经济持续发展。部分国家实行“出口加工”工业化战略，即用加工品出口替代原来的燃料，初级农矿产品等，或用制成品替代半成品出口，以扩大国外销售市场，实现出口增值，并以此类工业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非洲国家在这些经济战略的指导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据统计，从1960年到1980年，非洲（南非除外）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大约3 倍，平均年增长率5％左右。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增加，从1960 年198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部门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分别为：农业从47％下降到33％；工业从17％上升为27％；服务业从36％上升为40％。（注：夏吉生：《非洲的经济发展与西太平洋某些发展中国家（地区）比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112页。）这些成就是值得肯定的。要知道，非洲国家独立时，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工业。但是，非洲的经济只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发展比较顺利。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进入80年代，经济更加恶化，主要表现有：经济发展停滞，人均产值不断出现负增长；对外贸易下降，国际收支逆差增加；外债猛增，资金倒流；财政赤字扩大；粮食严重短缺，人民生活困苦。非洲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许多非洲国家的工业化非但没有实现，对外依赖反而日趋严重。为摆脱困境，自8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国家纷纷对经济进行调整和改革。二、非洲经济调整改革的政策与成效面对严峻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为了求生存，谋发展，几乎在整个非洲在大陆都吹起了调整与改革之风。首先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有近40个国家先后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主要内容就是对经济实行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经济改革的具体政策则集中体现在金融，国营企业，和政府预算等几大方面：第一，对本国的金融机构进行改造。非洲银行的种类按性质主要分为中央银行，地区银行，私人银行。按经营范围又可分为商业银行，开发银行和储蓄银行等。过去很多国家的金融业弊端丛生，例如普遍存在政府用行政手段过多地干预金融业的现象，政府硬性规定银行只能向国营企业提供流动资金，结果造成大量的呆帐，坏帐，以至于肯尼亚，坦桑尼亚，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加纳，埃及等国家的许多银行失去了偿付能力，不少被迫倒闭。在经济结构改革中，非洲国家重点开展了金融改革，尤其是1997年亚洲出现金融危机之后，不少国家加大了改革力度。埃及学习外国在银行管理上的先进经济，加强中央银行对国有和私人银行的监控与管理，以保证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尼日利亚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规范金融活动，恢复群众对银行的信心。对一些管理不善，问题严重的予以取缔，从1997年底先后分两批关闭了308家社区银行。第二，对国营企业进行整顿，主要是实行民营和私有化。许多国家调整各种成分之间的关系，大力整顿国营企业，广泛地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鼓励民族资本发展，积极利用外资，允许多种经济并存。坦桑尼亚政府将12个大剑麻种植园卖给私人，向私人企业提供土地，允许私人企业的外汇自汇自理，从而推动了私营企业迅速发展。多哥从1986年以1998年将21家国营企业分别拍卖，租赁给私或外商。塞内加尔有63家国营公司，其中17家出售给私人，13家部分私有化，5 家清偿资产关门。（注：汪勤梅：《非洲国家努力调整经济政策》，载张同铸主编《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第114页。）到1997年10月底， 埃及已出卖国营企业16家，销售总额达17亿美元，除偿还原先的债务外，余款存入埃及中央银行。第三，非洲许多国家实行预算紧缩政策，节约政府开支，加强税收管理，推行谨慎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要求非洲国家削减政府开支，一方面为了降低财政赤字，缓解各国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使政府对资源、企业等影响力降低，以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同时可以抑制政府中的腐败现象。经济调整与改革在一些国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较明显的有加纳，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毛里求斯，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等国。加纳自1984年起，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人均收入年增2％。加纳的农业和采矿业都有较大发展，黄金开采仅次于南非，成为非洲第二大产金国。（注：傅政罗：《非洲经济初露转机》，载《西亚非洲》1995年第2期，第36页。 ）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视为经济调整与改革的样板。此类“样板”后来又加上了突尼斯和乌干达。80年代后期，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年增长率都很高，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下降，经济情况明显改善。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非洲经济调整与改革，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效应，但总体上对非洲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事实说明：改革是发展的动力，非洲的经济调整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三、非洲经济调整改革的问题及争论应当承认，一些非洲国家进行经济调整和改革是为了获取国际社会的援助，也有一些国家是在外来压力之下，被迫推行世界银行制定的“结构性调整方案”。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难以调节分散的生产结构，这些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国民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4％， 不仅远低于70年代经济增长率的3.8％，而且低于80年代非洲人口增长率， 人均收入平均每年下降2.6％。 （注：唐宇华：《非洲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载《西亚非洲》1992年第3期，第48页。 ）以至于世人称非洲人的80年代是“失去的十年”。非洲经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非洲经济调整和改革的开始阶段出现问题是自然的。我认为，与其说这是由于非洲国家经济结构脆弱，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严重依赖一两种农矿原料和初级产品出口的单一结济结构还没有完全改变，经受不住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不如说是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思想混乱。在80年代，关于非洲经济发展与改革有两种思想在争论。一种主张贯彻以1980年4 月非统组织经济特别首脑会议通过的《拉各斯行动计划》为代表的“非洲人自己的经济计划”，认为非洲国家经济出现困难主要是由不利的外部条件造成的，尽管非洲国家政治和经济结构存在缺陷，政府的政策也有失误，但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强调“集体自力更生”，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等。另一种是以《伯格报告》为代表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他们认为非洲经济发展的挫折，主要是由于非洲国家自己的决策错误，管理能力差，政治腐败等原因所致，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只是次要原因。（注：朱重贵：《非洲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和希望》，载《西亚非洲》1998年第1期，第12页。）他们认为非洲国家应该整顿国营企业， 发挥私营经济作用，运用市场机制，放松贸易控制，降低币值等，主张实行以出口初级产品为基础的出口导向战略。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订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抨击者有之，赞成者亦有之。抨击者说，西方的计划很多方面脱离非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比如，私有化的作用被夸大，有的国家象家庭处理废品一样把国营企业廉价出售给有特权的个人或团体或者是外国跨国公司，一时国库增加了收入，但这并不能使国家原有的物质资源变得更为丰富，只不过简单地更改了所有制形式。还有，紧缩财政主要是削减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公共开支，结果使非洲大陆本来就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失业，饥饿，疾病，营养不良，婴儿死亡率高等更加恶化。世界银行官员也被指责为“非常霸道”，说他们对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意见往往不予理睬，对非洲国家过去发展经济行之有效的经验，一概予以排斥。甚至说加纳经济的增长只是“援助”推动的。一些非洲学者痛斥发达国家对非洲经济的说教，认为正是这些瞎指挥使独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非洲大陆陷入了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和贫穷的泥淖中，因而必须抛弃“进口的”发展战略，代之以非洲人主导的政策以使下世纪的非洲人民过上好日子。（注：朱重贵：《国际经济环境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第99页。）赞成者则认为，如果没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出谋划策，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只会更糟。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使政府官僚机制运作的庞大成本得以削减，进一步使其向应有的管理机能转化，鼓励私人企业发展则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某些国家的经济调整不成功，不能怪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任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许多官员利用私有化的机会，与私营企业主勾结，用廉价把国营企业卖掉以中饱私囊。世界银行倡议货币并没有剥夺广大非洲人民的福祉，相反，货币贬值会促进农产品出口，将使大多数农民受益。削减政府补贴，是因为在许多国家，政府对食品，汽油，电力，公共运输等进行大量补贴，主要受益者是城市居民，包括政府官员。一些官员甚至把低价物品拿到黑市上去卖高价。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则无法从政府补贴中获取好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改革方案的重要内容就是削减补贴，增加税收，有利于减少财政赤字和缩小城乡差别。拥护者辩解说，“不讼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将能使非洲人充分参与自身经济发展的进程，以达到适当的生活水准，但前提是要有一套机制能够高效率地真正实行调整和改革方案。目前，“拉各斯计划”等非洲人自己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方案，实际上已被大多数非洲国家束之高阁。赞成者也不是没有。他们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向传统上分析，认为非洲经济改造的核心，乃是本地化。1989年4 月非洲经委会发布了《替代结构调整计划的非洲方案》，号召争取金融上的自主权以减轻对外援和外国投资的依赖，摆脱债务陷阱，实现经济一体化。反对者马上质疑非洲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意义，指出经济一体化要求在成员国内部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互相取长补短，而非洲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类似，使它们之间只有竞争而难于分工合作，这是非洲经济一体化和非洲内向发展的最大障碍。还有一种论点，认为非洲国家单纯用经济一体化等方式来进行改革和调整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世界银行推行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也不符合非洲国家的利益，最好的方法是实行由政府主导外向发展的经济战略。认为这是积极出口战略与有选择的进口替代二者的结合，要求政府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控制外资流向，使之符合非洲国家的产业发展计划。这种观点立意很好，但由于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和非洲国家自身经济结构的局限，要达到这一步很困难，不应成为非洲经济改革的方向。随着实践的深入，争论的声音目前已经微弱了许多。非洲国家在经济调整和改革中，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世界银行也考虑到非洲国家的反应，继《伯格报告》之后连续发表了两个关于非洲经济问题的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前景和计划的进度报告》和《走向持续发展：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项共同行动纲领》），对出口导向战略有所松动，认为“光靠出口本身难以为多数非洲国家提供长期发展动力”，赞成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提出的进口替代与出口的多样化相结合。（注：黄检良：《国际经济环境与非洲发展》，载《西亚非洲》1992年第3期，第42页。）四、结束语非洲国家经过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长期争论，结合自己过去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基本接受了这两个机构的许多有益建议，并落实到了经济调整改革中。这两个机构根据非洲实际情况，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意见。同时，非洲国家还十分重视亚太地区发展经济的经验，并把一些有用的经验，如保持政治稳定，利用市场机制，加强区域合作等运用于自己的经济改革中。非洲国家的经济调整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改变多数国家依然存在的单一经济结构，实现产品和出口多样化，以摆脱对国际市场的片面依赖，同时引进新的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力和产品的竞争能力，满足人民的需求。我们欣喜地看到，深层次的改变已经开始。在1997年3 月的非洲财政部长第6次会议上，非统组织秘书长萨利姆强调， 非洲在进行经济改革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时，必须进一步改革金融体制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关系。1998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科特迪瓦前总理瓦塔拉在法国《世界报》撰文指出，采取大规模的改革计划，让经济趋于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大多数非洲国家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实行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现在对其结果下结论显然是仓促的。并且，一直到今天，非洲经济进行调改面临的外部条件，总的说是不利的：如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下跌，愈来愈卷入只利于发达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等。这些外部因素对非洲经济的调整和改革起着制约和阻碍作用。脆弱的非洲经济在这样不利的外部条件下进行调整，步履必然是艰难和缓慢的，但进一步深化调整和改草的路是一定要走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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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377 【原文出处】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705 【原刊页号】26-28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 作 者 】徐双敏 【复印期号】199711 【 标 题 】光辉不磨的根本历史经验 ――纪念十月革命８０周年【 正 文 】 今年的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80周年的纪念日。8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潮落潮起，终不能磨灭十月革命的光辉。因为今天，社会主义已不是个别思想家追求的理想境界，而是一系列国家，十几亿人民正在共同努力建设着的现实社会，社会主义实践中所经历的曲折一再证明，十月革命获得胜利的根本经验，仍然是今天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的重要法宝。简要回顾80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史，重申十月革命的根本经验，用以指导我们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将是对十月革命最好的纪念。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将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带给了人类社会，因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社会与其以前的一切社会形态相比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人类意识自觉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革命就不是一般地催生了一种社会制度，而是证明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能力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人类不仅可以正确地认识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加速实现这个规律。人类认识世界的武器不是别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十月革命就是俄国的自为阶级为实现自身历史使命采取的断然行动。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其后社会主义在一国建成、在一系列国家建成，一次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是完全正确的。80年来，法西斯的“祸水”也好，帝国主义的封锁也好，都没能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这表明，如同十月革命胜利不是历史的侥幸一样，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的出现和发展也决不是历史的“误会”。社会主义以自身强大的生命力昭示世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十月革命的经验很多，但至今仍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根本经验却只有两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之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80年代前十月革命的胜利，和80年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都证明，在无论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就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反之，没有外敌入侵，社会主义也会不战自败。20世纪初，列宁成为职业革命者后，为在俄国创立一个有别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政党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做了近十年的努力。1912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俄国十月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们，纷纷站到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只有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初期就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口号。这是俄国党领导本国无产阶级进行十月革命的正确的策略方针。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组织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他指出：在不流血的，和平的，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中，“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1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党的分裂、瓦解，就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直接原因。80年代中期，苏联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后，围绕着改革的目标、途径、速度、范围等问题，苏联党内出现了不同的观点。1989年前后，这些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三派势力， 这就是所谓的主流派、 正统派、 激进派。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召开，三派的斗争公开化。1991年，在震惊世界的8・19事件上，苏共终于走完了从分裂到解体的最后一步，4个月后，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仅次于美国的世界性超级大国也轰然解体了。在80年代末的那场东欧剧变中，发生剧变的国家几乎全都重复了这样的过程：无产阶级政党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权，同时党也修改纲领，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再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党还放弃了阶级性，于是，反对派上台，修改宪法，最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被改变。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之二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点、与特定的对手进行较量时，所应采取的特定战略和策略，却是马、恩没有说，也不可能说的。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当作在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必须遵循的特殊规律；将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点、与特定敌人斗争所取得的特殊经验，当作普遍经验来恪守，是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事业屡遭挫折的根本教训。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还具体分析了当时的革命条件，他们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密切了各国人民的联系，也使无产阶级的利益连成一个整体，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将在世界多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不过，马、恩虽然得出了这个结论，仍然反复强调：如果把他们的理论“当成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恩格斯也提醒后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生活在20 世纪初的列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所以他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而是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方法论，科学地分析了他所处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矛盾，并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特点，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数国胜利的理论，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一度试图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设想付诸实践，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很快就使列宁领悟到：在一个封建军事帝国的基础上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应该采取与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相当发达的国家里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同的方式。于是他谨慎地提醒人们：“我们还不能阐述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我们不知道，也不能说。……因为没有材料用来说明社会主义的特征。”〔4〕几年后， 列宁总结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时，已经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本质特征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他在马克思早年设想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社会主义阶段还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军队和各种国家机构；合作制也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社会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践表明，列宁的这些认识在指导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列宁主义，其实就是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了的马克思主义。而列宁之后的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屡遭挫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能像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那样对待经典作家们的思想。他们用僵化的、教条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为一部马恩全集就是一部社会主义的“本草纲目”，一旦认为马恩开具的“药方”不能医治现代社会主义的“病症”了，就转而指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就产生所谓的“信仰危机”，最后滑向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右的泥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历经过同样的曲折，但当我们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在党内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我们就坚持了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这样产生的，正是有了邓小平理论，中国才能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让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已经整整80年了，80年几近一个世纪，经历了四五代人，似乎是不短了，而对一种社会制度来说，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端。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邓小平的理论都远未穷尽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我们也毋庸讳言社会主义还将经历更多的艰难险阻，只要我们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的认识世界的武器，我们就能够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能够取得对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历史规律的认识。如果说在其他社会形态中，社会主体都只能盲目地、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体却完全有可能站在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去能动地利用历史发展规律，推动历史的发展。注释：〔1〕《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27页，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4〕《列宁选集》第27卷，第134～135页，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作者：本校政治系副教授，1957年出生）（责任编辑：屈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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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MISSILES AND SPACE VEHICLES1999年 第5期 No.5 1999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技术在发展航天中的重要作用编者按 现代战争是立体的战争、电子的战争和高技术的战争。电子元器件是高技术战争和电子战争的核心，是火箭走向电子化、自动化、智能化的基础，其可靠性得到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重视。作者从火箭的发射、火箭的飞行环境、火箭对电子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半导体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战争的需要5个方面讨论了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技术的重要性。同时讨论了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在国外的研究，重点介绍了美国如何将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技术应用于火箭的研制情况。最后对中国航天应用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技术的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一些观点和看法。沈剑波1 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技术对航天技术的重要性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现代武器具有电子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特点。从海湾战争和科索沃危机中可以看出，现代战争是立体的战争、电子的战争和高技术的战争。作为高技术战争和电子战争的核心――电子设备而言，其复杂程度不但很高，而且发展速度很快。在1940年，美国轰炸机上的电子设备的元器件总数才2 000个，而现代飞机上的一个火控雷达的元器件则有2 000多万个，所耗电力也相当惊人。众所周知，系统越复杂，其可靠性问题则越尖锐。随着武器系统复杂程度的日益提高、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由不可靠产品引起的巨大经济损失、战争教训以及社会动荡充分说明，可靠性工程的重要性已经凸显出来，其发展速度很快。电子元器件作为电子设备和电子系统的基本组成单元，其可靠性已经得到了高度重视，但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技术能否使航天技术再上一个台阶，能否保持航天事业发展势头，进一步打开国际发射市场仍是航天技术的关键因素之一。1.1 火箭元器件的可靠性是火箭的发射风险之一实现电子元器件的高可靠性是电子技术发展本身提出来的，也是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适应国防现代化，电子设备和系统的复杂程度在不断提高，所用器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多。根据可靠性理论，组成系统的元件、零件越多,在元件、零件可靠性指标不变的条件下，则系统的可靠性越低。为了保证火箭的高可靠性，必须提高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假如一个电子系统包括15 000个电子元器件， 为了确保系统0.95的可靠度，则要求每个元器件的可靠度为0.999 998 7。火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大量的元器件组成，有一个元器件不可靠就可能造成重大损失。阿里安火箭已经发射100多次，其中有过8次发射失利。这8次发射失利中，1次是阿里安5型运载火箭由于火箭导航的电脑软件系统发生故障造成的，7次都是因为个别元件故障而造成的。1998年8月至1999年5月，美国火箭发射失利6次，其中两次是火箭爆炸事故。一次是1998年8月26日，德尔它火箭在卡纳维拉尔角起飞后大约80 s时爆炸。该火箭携带着一颗美国通信卫星，经济损失为2.25亿美元。调查失事原因分析表明，火箭的导向系统发生故障，机械和电子部件造成火箭倾斜而失去控制。另一次是1998年8月12日，美国大力神火箭4A起飞40 s后出现异常，由地面控制人员在2 s后启动了自毁装置，在海洋上空爆炸。这次爆炸是美国航天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事故之一，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这枚美国推力最大的大力神火箭价值约3亿美元，携带的一颗间谍卫星价值为8亿～10亿美元。1999年4月9日大力神火箭发射预警卫星未进入预定轨道；4月27日雅典娜火箭发射间谍卫星未进入预定轨道；4月30日大力神火箭发射军用通信卫星未进入预定轨道；5月4日德尔它火箭发射民用通信卫星失利；这4次失败经济损失约20亿美元。俄罗斯在1998年9月10日发生的事故，是携带12颗美国环球之星通信公司卫星的天顶-2号火箭发射失败，原因是二级助推器突然断电所致。在被国际航天界称为“黑色96”的1996年，俄罗斯质子号火箭、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法国阿里安火箭均在发射中遭到重创。中国长征火箭也不例外，2月15日，新研制的长征三号乙火箭载着国际通信卫星起飞不久，就一头撞在发射场的山坡上。祸不单行，8月18日，长征家庭最老资格的长征三号火箭在执行第11次飞行中，三级发动机提前48 s关机，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高可靠性非常成功的例子是俄罗斯的和平号空间站。到1999年2月20日为止，在太空运行了13年，而其原设计寿命为3年。从技术的角度看，该站超期服役是其可靠性带来的巨大胜利，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和平号这不平凡的13年里，共有135名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宇航员在轨道站上工作过，他们先后共进行了1.65万次科学试验，其中包括完成的23项国际科学考查计划，取得了大量数据及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成果。宇航员在太空生活的经验为进行长期星际飞行提供了医学保障。由此可见，提高航天用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是火箭在使用上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其使用性质所决定的。假设火箭或导弹系统的电子设备可靠性不高，在发射时或发射后，电子系统出现故障，造成控制失灵，将会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的政治后果。1.2 火箭飞行环境要求电子元器件具有很高的可靠性火箭飞行环境是十分恶劣的。在组成火箭的零部件中，电子元器件是比较脆弱的，而其使用条件却是比较苛刻的。由于它们要经受各种高低温、潮热、高低气压、振动冲击、加速度、辐射等环境的影响，所以对半导体器件可靠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根据元器件环境试验的数据，如果某批电子元器件在实验室条件下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为1，那么，在飞机使用条件下的可能性则为6.5，而在火箭使用条件下则为80。正是这种使用条件的不同，对电子元器件失效率要求也不同，家用电视机要求器件失效率为100非特～500非特，地下通讯设备要求器件失效率为20非特～200非特，而航天飞行器按照长期、中期、短期工作寿命而要求器件失效率分别为1非特，10非特，100非特。综上所述，实现半导体高可靠性，是航天工程的需要，是国防建设的需要。1.3 火箭对电子产品需求不断增加，所占比例不断增大火箭对电子元器件需求不断增长的首要原因是电子产品能够极大地提高火箭、导弹及武器装备的性能，使它们在射程、可靠性、命中精度、反应时间、生存能力、机动性和适应性等方面都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第2个原因是，电子产品使得以前由士兵承担的危险任务转由各种装备承担。通过使用新型雷达和导弹技术，使军队能在更远的距离与敌军作战，从而使官兵不受伤害。通过通讯系统以及电子设备实现远距离观察战场。第3个原因是，电子设备可以提高装备的智能化、自动化和现代化水平，使军队朝着规模更小、机动性更强的方向发展。这也是用于防务的电子产品的开支不断上升的原因。冷战结束后，美国尽管防务预算削减，一些军事基地关闭，但生产军用电子产品的一些公司出人意料地仍然处于发展中。美国政府将花更多的钱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声公司、休斯电子公司等生产防务电子产品的大公司购买电子产品。根据统计，对于某些喷气式战斗机来说，电子元器件用于监视、通讯及导航系统，已经占到成本的一半，而对于能非常准确地自动寻的激光制导炸弹或导弹来说，其中使用的电子元器件已占80％。据97年预测，尽管美国今后10年的防务预算将减少8％以上，总额将降到2320亿美元，但今后10年用于防务的电子产品的开支将上升10％,增加到555亿美元。由此可见，要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是必须解决的重点技术之一。1.4 半导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带来了挑战半导体电子技术是发展最快的一门尖端技术，在这个飞跃发展的微电子时代，电子元器件（特别是集成电路）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新器件、新产品、新工艺不断涌现，集成度越来越高，这虽然是一件好事，但对于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技术却是一个挑战。1975年Intel公司创始人之一 Moore 提出过Moore法则，那就是集成电路的集成度每2年增加4倍；CPU的计算能力每18个月提高一倍，其集成的晶体管也增加1倍。20多年的发展过程，基本上遵从了这一法则。集成电路的集成度在1960年～1975年，每2年增加4倍，10年提高了1000倍，从1975年以后，基本上每3年增加4倍，10年提高了40倍。芯片上的特征线宽每5年缩小1倍， 目前正在由μm向nm发展。CPU的速度从最早的4004仅2 000条指令／s发展到奔腾为3亿条指令／s。半导体技术正在向nm和量子计算机方向发展，可以说，半导体器件的三维结构以及在nm范围的结构尺寸方面利用量子电子效应，是今后10年～15年的重要趋势。这些发展带来了电性能的不可测性以及环境、机械试验的不可模拟性，是可靠性技术所要研究的新课题。1.5 现代电子战争的需要现代电子战争包括电子侦察、电子干扰和电子摧毁，而电子元器件则是进行电子战争的基本单元。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对伊拉克进行了一场奇妙的“芯片战”。在实施“沙漠风暴”行动之前，为对付伊军的战略指挥系统，派出特种作战小组去巴格达附近，成功启动某种“芯片”，使伊军战略指挥系统不仅工作不正常，而且不断泄漏出大量的信息资料，为美军突袭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芯片攻击”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许多核心芯片都是进口的。科索沃危机中，北约也采用了强大的电子干扰设施，对南联盟进行了猛烈的电子压制，致使民用通讯基本中断。北约还使用了空射高功率微波弹，该弹产生极强大的电磁脉冲，使周围几公里至十几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电子设备遭硬损坏，造成永久性破坏，无法修复，这种弹头对人体也能产生一定的杀伤作用。因此，一定要加强电子元器件和电子系统的可靠性研究。2 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在国外的研究情况美国对可靠性工作的重视是从50年代开始的。当时的背景是，1957年苏联向太平洋海域试射洲际导弹成功，引起了美国极大惊恐，促使他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大搞可靠性技术研究。在60年代可靠性技术得到大发展并日趋成熟，发展成一个工程专业，并有其本身的方法、步骤和技术内容。民兵导弹和阿波罗计划对可靠性工作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 将提高电子元器件可靠性纳入导弹研制计划民兵导弹曾是美国主要的战略武器之一。在研制、生产民兵Ⅱ过程中，为了改进和提高集成电路的可靠性，特制定了“民兵可靠性保证计划”和“元器件质量保证计划”，并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民兵导弹研制费为200亿美元，而其中有40亿美元花在提高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方面。1964年～1966年，集成电路失效率从0.07%/kh降到0.000 8%/kh，即可靠性提高了近100倍，系统MTBF达到10 000 h，到1969年民兵Ⅱ的可靠性超过了规定指标。美国把这看作是“民兵可靠性计划”和“元器件质量保证计划”的成就，并把它作为可靠性工作发展过程中一个成功的典型，引以为自豪。民兵可靠性计划还反映了一个事实：虽然可靠性计划需要一定投资，但总的经济核算是成本降低。具体体现在工厂和现场更换制导计算机的失效元器件上，在未实施各项措施之前，这两项成本极高，实施可靠性计划2年之后，这2项的成本降低了90%以上，非常可观。2.2 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技术的发展与科学技术水平是同步发展的民兵导弹研制开始于1958年，完成于1970年，整个计划实施了12年。在整个计划实施过程中，根据当时科学技术发展情况，采用了不同的可靠性分析方法。1958年开始研制民兵Ⅰ，1963年开始研制民兵Ⅱ，1966年开始研制民兵Ⅲ。民兵Ⅰ采用的是分立器件，民兵Ⅱ的制导计算机是第1台集成电路计算机，两个型号的MTBF都达到10 000 h，创立了当时可靠性的新水平，不能不说是可靠性计划的功劳。民兵Ⅰ采用的是大规模可靠性验证实验与失效率核实法（简称失效率法），这是早期的经典方法，主要是对元器件进行大规模的寿命试验，统计出元器件的失效率。而民兵Ⅱ的“元器件质量保证计划”属于另一种可靠性方法，简称“失效模式法”，这是一种成本低、效率高的系统摸底试验，它与工艺线上的纠正措施相配合，可以加速元器件可靠性的改进，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它的缺点是不能用来精确地估计元器件失效率。但是该计划对集成电路可靠性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罗马空军发展中心”在1968年制定美国军用微电子学标准883时，就受到了该可靠性计划中指导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筛选部分，在883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是美国为集成电路制订的第1个军用标准，一直在军工产品中被广泛采用。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可靠性技术在自身日臻完善的同时，也带动了维修性、测试性、安全性、保障性等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并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1980年美国国防部正式颁发了第1个可靠性及维修性指令5000.40《可靠性及维修性》，1985年美国空军实施了R／M 2000年行动计划，提出了到2000年可靠性及维修性水平提高一倍，电子设备的MTBF达到20 000 h的目标。美国已经把可靠性工程作为系统研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可靠性和维修性与性能、费用、进度同等重要。集成电路的快速发展，把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工程推向了一个新阶段。2.3 航天与军用电子元器件质量与可靠性由标准管理体系作保证80年代之后，美国航天和军工业在组织、机构和政策上都发生了变化。为确保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发挥，提高系统战斗力的作用，首先，制定了一系列的电子元器件的军用技术标准，保证军用电子产品的质量与可靠性，并根据电子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补充、完善。其次，抓好电子元器件选用，制定电子元器件优选目录，随着半导体制造工艺的成熟和提高，又开展合格供应厂点认证，保证了军用电子元器件选用的可靠性。第3，对于军用电子元器件的采购加强规范化的管理，保证采购质量。欧空局虽然在标准体系上与美国有一些差别，但在军用电子元器件的管理上都有相似之处，都是通过制订采购、选用、筛选等一系列航天标准来保证电子元器件可靠性的。加强统一管理，使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工作系统化、制度化，是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工程的保证。2.4 加强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技术的基础建设和研究无论美国宇航局(NASA)还是欧空局(ESA)，都重视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技术的基础建设，如建立电子元器件可靠性试验室。这些试验室有很完善的试验手段，除了开展可靠性筛选工作外，还开展很多可靠性技术的基础研究工作。这些基础研究工作包括失效分析技术、可靠性评价技术、可靠性试验及统计技术等，使可靠性技术和理论满足航天发展的需要。3 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在国内的研究情况3.1 航天对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非常重视中国航天科技工业是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发展和壮大的，在航天事业的创立过程中，为了提高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保证装机质量，制定了“七专”技术条件。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内电子工业的发展，从1989年开始贯彻国军标，引进、制订了电子元器件的有关军用标准和规范，并通过贯标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对运载火箭和导弹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3.2 加强了电子元器件可靠性的管理为了搞好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工作，提高可靠性技术保障手段，加强了装机元器件的质量控制和技术保障，开展了可靠性筛选工作，同时还加强了下厂监制与验收、DPA和失效分析等工作，以确保装机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这些管理措施对于提高产品质量和可靠性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加强了电子元器件的“五统一”管理。对于元器件的选用、采购、监制、验收、复验、补充筛选和失效分析7个关键环节采取了统一管理措施，并将其上升为行业管理标准，取得了显著效果，提高了装机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降低了装机后元器件的失效率，为保证发射成功做出了贡献。1998年底，长征系列火箭连续13次发射成功。3.3 建立了航天电子元器件可靠性中心为了加强航天电子元器件可靠性的技术保障能力，建立了元器件可靠性中心。作为电子元器件可靠性的技术依托单位，可靠性中心具备了基本的元器件可靠性筛选和试验的技术手段，不仅可以进行可靠性筛选，而且针对航天产品对电子元器件可靠性的要求，进行各种机械试验和环境试验。通过大量的筛选试验和DPA分析，可靠性中心积累了相当的试验数据和经验，建立了一支具有一定可靠性理论的技术队伍，这支队伍能够适应航天型号提出的可靠性的要求，利用现有技术手段开展深层次可靠性课题研究。4 航天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技术研究面临的困难4.1 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水平存在着差距国产电子元器件在整体水平上落后于国外的产品。由于部分生产厂经济状况与质量下滑，产品质量的一致性、批量稳定性差，工艺设计也存在可靠性问题，如在出现的失效模式中有许多是属于低层次的质量问题。国产电子元器件的失效率与国外的产品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工作任重而道远。4.2 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工程未纳入型号系统研制工程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控制点一般都放在装配之前，其主要工作是对电子元器件进行可靠性筛选和检测。这种工作程序使元器件可靠性工作陷入一种质量复查、堵塞漏洞、应急补救的恶性循环境地，而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处理DPA不合格、筛选淘汰率高和失效元器件等一些具体事务性工作上，没有集中在解决提高电子元器件可靠性这一核心问题上。美国与欧空局都把可靠性工程作为系统研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型号研制同步进行，就象民兵Ⅱ导弹那样，在研制初期就制定了“元器件质量保证计划”、“民兵可靠性计划”，对于初次采用的集成电路进行可靠性试验，取得显著成果，使系统可靠性有了很大提高。在型号研制过程中，除了抓总体、各分系统和工艺这几个专业之外，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技术也应同步进行。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控制点应前移，从源头抓起，即从设计选用、优选厂家、压缩品种、可靠性试验、提高质量等级抓起，使那些用代价换来的预防措施在源头就发挥作用，而不能总是处于补救措施状态。这样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1，电路的集成度越来越高，其可靠性测试和试验需要一个开发过程。第2，系统采用的新技术都涉及一些新型电路，现有手段可能没有检测能力，例如精确制导技术和总线技术所用的电路。第3，应该能提供所用电子元器件的一些可靠性数据。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在型号系统研制初期，就应制订元器件可靠性保证计划，投入人力、物力开展新型器件的可靠性保障工作，在火箭生产、制造阶段才真正有技术手段来保证其可靠性。否则，可靠性保障是一句空话，没有谁能对系统所采用的新技术、新器件的可靠性负责。4.3 对可靠性数据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进一步开发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分析与预计是建立在大量数据的研究分析基础上的。大量的电子元器件的使用和失效数据实施“五统一”管理之后，进行了大量的DPA分析和检测筛选。这些可靠性数据的积累和分析尽管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投入人力和资金，但对可靠性工程产生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国外非常重视可靠性数据的分析和使用，不但建立可靠性模型，而且将其应用于编制优选目录和进行科学的可靠性预计。4.4 电子元器件储存可靠性技术与国外有较大差距电子元器件储存寿命有多长，其储存失效率是多少，哪些环境因素对电子元器件有影响，而且影响方式是什么？这些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结论，但是这些研究对航天产品和武器系统不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提高元器件固有可靠性水平也至关重要。4.5 缺少一些重要的可靠性技术手段可靠性试验是评价分析产品可靠性的必要手段，在研制阶段通过改进可靠性试验中暴露的问题而使产品达到预定的可靠性指标；在定型阶段通过可靠性试验可以全面考核产品的可靠性指标；而在稳定生产阶段通过可靠性试验可以验证了解质量的稳定程度。另外，通过可靠性试验，了解电子元器件在不同环境和应力条件下的失效模式，分析失效原因，找出薄弱环节，采取相应措施，以达到提高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水平的目的。美国有许多可靠性中心试验室替用户进行有关的可靠性试验，NASA也资助自己的可靠性试验室（如JPL）进行有关航天用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试验和筛选。电子元器件特别是集成电路发展很快，其实验设备需不断投资才能与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相适应。因此，应该重视电子元器件可靠性中心的建设，不断提高其可靠性实验能力和技术手段，使其能与电子元器件的发展水平和运载火箭的要求相适应。5 应重视和加强航天用电子元器件的质量与可靠性技术研究由于电子元器件的质量与可靠性一直是航天型号研制生产中突出的薄弱环节，必须加强元器件的可靠性研究工作。a) 虽然进口元器件整体质量较高，但是，进口渠道和质量等级难以控制，特别是高等级电路还受到美国的禁运。从长远和实战的角度出发，为了保证在未来电子战中立于不败之地，还应以立足国内电子元器件为主。b) 为了保证电子元器件的装机质量，首先要将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技术作为一个专业方向纳入型号研制计划，制定每个型号相应的“元器件可靠性保证计划”和“元器件质量保证计划”。这些计划由元器件可靠性中心负责研究、开发和实施。第2，开展与型号相关的元器件可靠性研究工作，包括固有可靠性、使用可靠性、贮存可靠性等内容，对于出现的质量问题要进行攻关，将可靠性控制点前移。第3，加强元器件可靠性中心的基础建设，不断完善技术手段，提高试验能力，更好发挥质量与可靠性的技术支撑作用。c) 除了搞好元器件级的质量与可靠性工作之外，还应加强电子设备级的质量与可靠性工作，开展相应的检测与可靠性试验。美国在分析1998年至1999年连续6次失利的原因时，曾经指出，原因之一是设计问题而不是生产过程的问题；原因之二是新产品在研制过程中过分依赖计算机模拟和模型，减少对实际硬件测试造成的。由此可见，电子设备也应按照有关标准进行相应的产品化检验，彻底解决电子设备的抗干扰能力、单点失效、接地、安全性等可靠性问题，提高型号的整体质量与可靠性。d) 在精确制导方面，也应发展中国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统，不能依赖外国的技术。欧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发展他们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统，中国也应该这样做。航天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其基本组成只有三项：电子元器件、原材料和软件。随着电子化程度的提高，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搞好元器件的可靠性工作，在型号研制过程中，电子元器件可靠性工作应作为一个专业与总体、分系统和工艺同步进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系统可靠性保障问题，使航天产品在研制、设计、生产、使用、维护等各个阶段都能做到全过程受控，才能提高型号产品的可靠性。作者单位：(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检测中心)参考文献1 Borofsky.CQAP for microminiatur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Min.Ⅱ. 3rd Sym. on Physics of Failure ,1964.2 Nowak. Reliability of IC for Minuteman. Sym. on Reliability, 1966.3 Hausrath. Cost improvement as a result of reliability efforts on Minuteman Ⅱ IC. Sym. on Reliability, 1967.4 张国友.火箭发射：风险从何而来.中国航天报.5 李晓东.奇妙的“芯片战“.中国青年报.收稿日期：199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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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389 【原文出处】江西教育科研 【原刊地名】南昌 【原刊期号】199605 【原刊页号】53-55 【分 类 号】G3 【分 类 名】中小学教育 【 作 者 】绍兴县柯桥镇柯岩分校/“建设社会化特色学校”课题组 【复印期号】199612 【 标 题 】农村小学艺术教育的实践探索 ――“建设社会化特色学校”课题实验综述【 正 文 】 收稿日期：1995-09-29＊ ＊ ＊绍兴县柯桥镇柯岩分校是一所普通的农村分中心辅导小学。1987年以来，在区域性的“柯桥教育实验”课题指导下，沿着“全面发展，争创特色”的改革思路，建构了“以学校教育为中心，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农村小学教育结构体系”，积极创造条件，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艺术教育实验。至今，这一课题实验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发展学生整体素质、推动学校教育改革中显示了它独特的功能。一艺术教育是美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素质教育中，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审美素质，而且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农村，小学教育往往局限于单纯的课堂音、美知识的传授，甚至停留在“唱唱、画画”的浅层面上。更有甚者，在“应试教育”框架下，艺术教育几乎被贬到可有可无的地位。在“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的日子里，有时连“唱唱、画画”也被挤缩掉。这些现象与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大相径庭。小学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工程，实施素质教育必须五育并举。柯岩分校所在的柯桥镇是浙江省经济开发区之一，乡镇企业的崛起和中国轻纺城的兴建，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区经济的腾飞和精神文明建设对未来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提高劳动者的艺术素质也已开始成为社会民众的一种追求。良好的社区环境为柯岩分校创建艺术教育特色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实验初期，学校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确定创建社会化特色学校课题实验的总体目标是：以书画为突破口，推动艺术教育；以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结构体系为依托，以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以及环境创设为手段实施艺术教育，奠定学生初步的艺术基础，从而培养学生美的情操，推动学校教育的整体改革，逐步形成具有能适应、服务并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艺术教育办学特色。二（一）教师培训办学有特色，师资是关键。为此，学校注重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社区经济的发展要求基础教育的内容得到充实，重心应放在农村社会对新成员的人才规格要求上。鉴于此，学校组织教师重新学习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有关文献资料，举办实验讲座，组织课题研讨，增强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和改革实验意识，从而增强教师的事业心和创造精神，引导教师走教育与科研相结合之路，自觉地把学校课题实验的总目标与个人奋斗目标结合起来。1.实施音美任课教师专职化，改变长期以来的音美“搭头课”现象，大大提高了专职教师的工作责任心，为他们潜心教学和研究创造了条件。2.切实加强音美教研活动，提出“面向全体，加强基础，培养能力，发展特长”的教研目标和要求，并帮助具体部署艺术教育的实施步骤与方法，使音美教研组成了创建学校艺术特色的中坚力量。3.“请进来，走出去”，拓展艺术教师视野。学校利用假期送音美教师和爱好并参与艺术教育的教师参加对口的培训班；还邀请县艺术教育教研员，有关民乐、美术高级教师来校辅导；同时，组织艺术教育教师去杭州大关小学、萧山体育场路小学等学校对口观摩取经。（二）实验过程1.建构组织管理网络。学校成立了艺术教育领导小组（即课题组），由分管校长主管，教导主任配合，艺术教育骨干教师为主体，全体教师协同，形成了有效管理系统。学校制订了艺术教育中长期规划，拟订阶段实施计划，包括阶段目标，具体操作内容、步骤和应达到的程度等。领导小组成员每人分管一个艺术类别，加强指导，示范辅导，做到各司其职，互相协同。健全检查与总结制度。实行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学期末或年终各子课题组对照发展规划和阶段实施计划进行回顾分析，总结成绩，找出差距，写出书面总结。学校对实验中取得显著成绩的教师和学生及时进行表彰奖励。学校在《岗位责任制条例》中，设立艺术教育教师工作量补贴和岗位津贴，并建立奖励制度，旨在鼓励教师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2.改革艺术课课堂教学。一方面按《教学计划》规定的周课时排课开课；另一方面，改变“唱唱、画画”的单调模式，坚持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相结合，艺术形象与审美教育相结合，临摹教学与创造教育相结合，把艺术教育实验的主根扎在课堂教学中。美术教学中，根据教材内容和要求，给学生以创造的天地，引导学生运用有形材料，通过线条、色彩、光线明暗等艺术手段，去表现美和创造美；同时，拓展教学面，把板报美化、报头设计等引进课堂，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绘画知识与技能技巧。书法教学中，分层要求，软硬笔并重。教师不仅教学生写好汉字楷书，而且指导学生临帖，如：颜体、柳体、欧体以及篆刻书法等，激发学生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积极性。音乐教学中，把识谱、唱歌、乐器演奏、欣赏、舞蹈律动等熔于一炉，改善了音乐课堂教学结构，使歌曲与形体结合，声乐与器乐结合，促使学生手、耳、脑并用，增强节奏感，发挥了小学音乐教学的合力作用。3.广泛开展兴趣小组活动。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与兴趣爱好，成立了书画、硬笔书法、民乐、合唱、舞蹈、剪纸、鼓号、腰鼓、摄影、篆刻、小报等兴趣小组，学生全员参加。为展示学生的创造成果，相互切磋，学校定期举行美术、书法、工艺等艺术作品展览，举办歌咏、书画、舞蹈、器乐演奏比赛，并开展评奖活动。这些活动最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使他们接受美的感染和熏陶。4.拓宽课外艺术教育活动领域(1)利用大自然进行艺术教育。大自然是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学校地处水乡平原，原风景秀丽，鱼虾鲜美，乡镇企业林立，更有自隋朝始就名闻遐迩的柯岩风景区，无不是艺术教育的好材料。学校组织学生远足、登高和参观游览等活动，通过观察、感受、欣赏大自然，听取有关传说、趣闻、历史故事，利用摄影、写生收集习作题材，采集动植物标本等知识与技能，让学生从欣赏客体的形式美过渡到体现其内容美，从而把最美的东西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表达出来。(2)利用广阔的社会课堂进行艺术教育。本着“促进人的社会化”必须从小抓起、必须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的思路，学校把艺术教育推向社会大课堂。利用课余与节假日时间，组织学生多次为当地卫生院、厂家题写金字招牌；为工厂、企业作画、写字馈赠客商；春节期间为村民们书写大量的春联。学校编印了学生书画作品专集两册，与县内外兄弟学校交流。举办两届“柯岩杯”少儿书画大赛和一届“柯岩杯”绍兴市少儿硬笔篆刻作品大赛。这一切，为学生们提供了练习和表演的舞台。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向海外延伸，扩展交流面。书法组学生与浙江省美术学院七国留学生进行书艺切磋，为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先生抄写诗文，经常与日本小朋友交流书画作品，使学校的学生书画作品遍及日本、奥地利、新加坡、瑞士、西班牙、哥伦比亚、港澳等10余国家和地区。浙江省教委领导出国访问，都曾带去柯岩分校学生的书画作品作为馈赠礼物。三（一）艺术教育是发展孩子们个性与创造力的重要手段“柯岩少儿书画社”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艺术苗子。据统计，几年来，学生们在国际、全国级的书画大赛中获奖或展出（发表）的作品已有250人次，在省市级的少儿书画大赛中获奖或展出的达331人次。学生的5幅书画被省级以上的博物馆收藏，一批学生获得了硬笔书法段位。书画社学生单立巍1994年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并在国庆联欢晚会上泼墨挥毫，受到中央领导赞赏。学校所在地被绍兴县文联命名为“书画之乡”。据统计，全校初具一技之长的特长学生已占学生总数的56.8%（三年级以上占80%）。（二）创建艺术教育特色促进了学校教育的整体改革。在“规范加特色”、“合格加特长”的办学思想指导下，争创艺术教育办学特色成了学校教育整体改革中的重要板块，通过它，激发了整体改革的活力。实践证明，艺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它与学校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协同、相互影响、相互配合与促进。在艺术教育的促进下，几年来，学校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改革学校管理体制，形成了学校董事会、委员会、家长学校和向家长开放课堂等社区教育网络，建构起以学校教育为中心，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农村学校教育结构体系，在促进“教育社会化”的进程中，学校自身致力于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制订并实施《义务教育小学阶段人的社会化素质指标体系》，实施新的课程教材，使必修课程与活动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改革课堂教学，采取现代化教学手段，电教设备充实，计算机进入了课堂，同时，相应地改革了考核评价制度，全面、扎实地实施素质教育。今天，学校形成了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比较优美、洁净的校园环境，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使学生有了展示才华的阵地和舞台，学生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几年来，学校先后接待了124批国内外友人、兄弟学校的来访，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学校先后被评为绍兴市先进学校、绍兴县艺术教育示范学校、省课程教材试验先进集体、省书法教学协会实验基地。艺术教育已成为柯岩分校对外交流的窗口内容和办学的显著特色。四（一）创建办学特色是一种办学思想在办学过程中的物化。它既体现在管理目标、内容、规格、途径、方法上，也应渗透在学校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中。创建办学特色必须以先进的教育思想作指导，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提炼，才能在时代飞速发展的步伐中保持并发展特色。（二）学校的办学特色表现为一所学校的风气、校园文化、校园群体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要使它们“渐入佳境”，就有一个“特色的内在驱动”问题。如果说，社会发展对教育领域人才观、质量观的影响是外在动力，那么还得靠学校领导和教师的事业心、敬业开拓精神的内在驱动。只有当领导、教师、学生形成共识，同甘共苦，才能凝集成引人注目的办学风貌。（三）办学特色应具有学校自身的传统，它的形成是长期艰苦的教育实践的结果，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发展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一旦停止实践，这个传统就不复存在。因而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新的形式、方法，丰富其内容，并体现它的独创性和多样性。（何仲达、娄赫民执笔）责任编辑：程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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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SPORT SCIENCE1999年 第1期 No.1 1999《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系统设计与研制李尚滨 梁金海 钟 毅 邱学志 高胤义《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系统是针对国家教委下发的《大学生体育锻炼合格标准》所提出的要求，对学生的体育成绩、机能、形态、达标及课外体育锻炼和体育加分等数据进行计算机管理的应用软件。该系统的研制目标是要提供一套功能齐全、界面友好、开放灵活的教学管理系统。一般来说数据库应用系统大多数是以数据库为核心的，所有数据都存储在数据库中，并由数据库管理系统对之进行管理。但对于国家标准中的大量复杂数据，有必要采用数据独立技术，使得这些数据和程序可执行代码分开，从而提高系统的灵活性。该系统除了能完成输入、输出、更新、查询等基本功能外，它还具有以下特点：(1)核心功能集中。用户可在同一屏幕内完成数据浏览、查找、增加、删除、修改等功能，同时还采用了分页技术，使得4学年的数据可以在同一屏幕内显示。(2)多层次安全体系。由于系统中的一些数据非常重要，涉及到一个学生的身体素质是否符合国家下发的“标准”的要求及能否顺利毕业的问题，这就需要借助大型网络系统中的安全机制，引入3层安全管理体系，设置管理员、开发员和操作员3个级别的用户层次。各级用户只能在相应的层次上进行允许的操作。这样还能避免与其它部门联网后的非法入侵。(3)按需定制系统。该系统要适用于各高校的不同情况，就必须能够伸缩自如，让用户自己选择所需要的功能模块，尽可能简单地拼装出适合于自身情况的一套系统。对于系统中一些常量的设置，也应由用户根据自身情况自行设置。(4)网络功能扩展。为适应网络化趋势，该系统特别增强了网络功能。例如，可以通过“数据传送”功能向远程的服务器、工作站传送数据文件。如果接上校园网，可与本校的其它单位直接交换数据。(5)错误记录。任何一个计算机系统都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运行，不管是系统本身，还是用户的操作过程，都存在产生错误的可能。该系统专门建立了一个错误记录库，它记录了用户登录、退出的时间，执行的操作，产生的错误等情况。高级用户可以从中分析出有关系统运行状况的大量信息，从而使系统的维护非常简单。作者单位：李尚滨 梁金海 钟 毅 邱学志 高胤义(哈尔滨工程大学体训部，哈尔滨 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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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2000 Vol.11 No.3 P.363-367树木的整体性运动及树内部风场的研究冯金辉 严涛 陈彦云 吴恩华摘要 树木的结构和物理性质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其进行动态模拟.该文提出一个深度优先的数值积分遍历算法,把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求得整棵树协调一致的位移,较好地表现了树的整体动感.此算法作为一个整体性算法也可推广用于其他树种的模拟.另外,文章还分析了枝条对风的遮挡关系,包括过遮挡、孔洞、狭长缝隙及透射.基于Z-buffer算法思想对这些遮挡关系进行了处理,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关键词 基于物理的,计算机动画,树,模拟,风场,深度优先,数值积分.中图法分类号 TP391Research on Whole Tree's Movement and Tree's Inner Wind FieldFENG Jin-hui YAN Tao CHEN Yan-yun WU En-hua(Laboratory of Computer Science Institute of Software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0)WU En-hua(Facul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Macao Macao)Abstract The authors simulated the movement of willow's end branch blown by wind.Clearly this is not natural and real.A tree moves as a whole.Now an algorithm named depth-first numerical integral tree traversal algorithm is given.The algorithm can generate the harmonic and consistent movement of a tree,thus animates the dynamic pose of tree very well.It can also be used to animate other kinds of trees.Moreover,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obstruction effect of branches and leaves reacting on wind,which including no obstruction,hole,aperture and penetration.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Z-buffer,these effects are processed,and the results are satisfied.Key words Physically based,computer animation,tree,simulation,wind field,depth-first,numerical integral.计算机动画根据其所依据的理论和所采用的技术可分为关键帧动画、变形体动画、过程动画和基于物理的动画.计算机动画是用计算机来产生动画序列的,要产生真实感较强的动画,基于必要的物理原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物体运动的规律被其所对应的物理原理所反映,只有采用这些原理才有可能产生逼真的动画.因此,基于物理的计算机动画技术成了目前研究的热点.Terzopoulos 等人［1,2］基于简化的弹性理论构造了固体变形摸型.Barzel和Bar［3］ 利用反动力学（inverse dynamics）原理获得约束力,这种力使物体沿着指定的约束路线运动.Carignan,Yang和Nadia Thalmann［4］把二维的多边形面片缝在一起形成衣服并穿在玛丽莲.梦露身上,首次模拟了服装的运动.徐迎庆等人［5］研究了波浪.万华根等人［6］研究了喷泉.李江等人［7］模拟了相对论效应.詹永照等人［8］也就表情问题进行了研究.Wejchert和Haumann［9］模拟了树叶在风中的飘舞.他们通过4种简单流体单元均匀流（uniform）、汇（sink）、源（source）以及涡（vortex）来设计和控制风的流动.风对树叶在法向施加压力,在切向施加粘性力,树叶的运动由经典牛顿理论得到.Mikio Shinya 等人［10］构造了一个随机风场(stochastic),基于模态分析(modal analysis)方法模拟了树在风中的摇晃.应当指出,上述风场的构造以及树叶和树的运动模拟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均没有考虑到风与树的相互作用,这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事实上,树与风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对于中等以下风力,树中间及后部的风力将由于树的遮挡而明显减弱.本文将给出一个算法来处理这一现象.当然,对于极端情形,这种效应也可以忽略.如Hiromi［11］在电影“龙卷风(twister)”中利用湍流原理（turbulence）构造了龙卷风场.风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把树连根拔起,天昏地暗飞沙走石,树对风的影响当然可以忽略.文献［12］对柳树的末端枝条进行了动态模拟.而整棵树是作为一个整体在运动的,因此有必要对算法进行改进.现对其中的算法作一简要叙述,随后给出新算法.1 深度优先的数值积分遍历算法1.1 单根树枝的运动方程为方便实施数值积分，我们把树枝分为一系列小段,可认为每段内是直的,具有同样的物理性质（弹性系数、密度、半径等）,如图1所示.Fig.1 A branch segment图1 一段树枝示意图一段树枝的轮廓由一组位置函数和正交坐标系来定义:｛r(s),ei(s)｝.它们给出了该段树枝的位置和方向,其中s:s［0,L］,L是该段长度.单位向量e1(s)定义弧长切线方向,单位向量e2(s)和e3(s)定义横截面方向.假定树枝不可伸长,则弯曲和扭转变形就由向量e1(s),e2(s)和e3(s)的变化来度量.可以把变形后的局部标架｛ej｝表示为｛e1,e2,e3｝T=［R］｛e01,e02,e03｝T(1)其中R是用欧拉角表示的转动矩阵.经必要的演算平衡方程变为3个欧拉角关于弧长的二阶常微分方程组：(2)同时,任一点在局部坐标下的位移(x,y,z)满足：(3)式（2）和式（3）分别是二阶和一阶常微分方程,可直接进行数值积分.这样就求得了当前段的变形,同时也得到了该段的尾部参数.把所得参数作为下一段的初始参数即可继续进行积分,直到整条树枝得到解决（式中各符号的含义参见文献［12］）.1.2 深度优先的数值积分遍历算法上述平衡方程是关于一根树枝的,但实际情形是将整棵树作为一个整体在运动.因此必须改进该算法，以求得整棵树的运动.我们看到，在求解末端枝条时是把其分为一系列小段分别进行求解,把前段末端参数作为下一段起始参数再进行数值积分.这样，在两段参数的传递过程中如果恰好此处有一分支,就把该分支的起始参数同时考虑进来,只要在该节点满足平衡条件,不同分支之间的运动应当是协调的,并且是一致的(可由树的造型来保证分支落在节点上).具体情况如下(如图2所示):Fig.2 Parameter transferring between branches图2 分支间的参数传递对某一树枝T,假定其在第i段与第i+1段连接处有一分支C，则T的第i段起始参数为，末端参数为，第i+1段起始参数为.T分支C的起始参数为（其中虚线箭头表示力P,实线箭头表示力矩M）.这样,要使分支点处于平衡状态,需满足：(4)很容易得到第i+1段的起始参数为(5)这样,第i+1段获得起始参数后即可继续进行数值积分直至树枝的末端.于是得到整条树枝的运动.对于分支的起始参数,积分完i段后暂停积分,保存参数转而去积分其分支,获得结果后把参数传给第i+1段继续积分.由于树木是天然的树形结构,于是一个深度优先的数值积分遍历即可求得整棵树的运动.这就是深度优先的数值积分遍历算法.具体实施时从树的主干开始进行深度优先遍历,遇到可动枝条即对该枝条及其所有分支实施深度优先的数值积分,如此继续,直至所有枝条都获得数值积分遍历为止.2 参数选择工程上对于树木这种材料研究的很少,尤其是对树的小枝更是无人研究.我们在对整棵树进行动态模拟时其物理参数（杨氏模量、密度、半径）将无从查询,只能从试验中进行测试.因为我们追求的是视觉效果,没必要达到物理上的真实.这样，我们就可先对参数进行假定,得到结果后视效果如何进行必要的调整,最终得到所要求的结果.经过反复试验,我们所使用的参数可见表1.Table 1 Willow's physical parameters表1 柳树的物理参数Yong's module①Density(relative value)②Radius(relative value)③End branch④3.0e081.00.001One level upper branch⑤1.0e091.50.0015One level more upper branch⑥3.6e092.00.005One level more upper branch10.8e103.00.00776①杨氏模量,②密度（相对值）,③半径（相对值）,④末端枝条,⑤上一级枝条,⑥再上一级枝条.3 树枝叶间的遮挡关系我们知道,一棵枝叶茂密的树对风有很强的遮挡作用.这种遮挡作用对树的内部、后部都是很明显的.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树的迎风枝条摆动幅度很大，而背风枝条摆动幅度很小甚至静止不动,因此，对树进行动态模拟不能忽略这一现象.根据观察分析,我们可以把它抽象归结为如下几类：(1) 无遮挡；(2) 绕圆柱体流动；(3) 孔洞；(4) 狭长缝隙；(5) 透射.3.1 无遮挡风在流动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遮挡(或可忽略),风力无衰减(文献［12～14］都采用这种模型).3.2 绕圆柱体流动假设均匀风(势函数为Q)从左至右流经一半径为a的圆柱,那么在圆柱后面风力将减弱,对应一点(z=x+iy为复数)的势函数为(6)Fig.3 Wind flows around cylinder图3 风绕过圆柱体对应于x轴,y轴方向的速度为V=｛u,v｝=-grad f,经过简单计算可得，在距圆心5～7倍半径以外的区域，风力将恢复到90％以上,可以认为风力得到恢复.3.3 孔 洞当风流经树枝和树叶组成的孔洞时(如图4所示),孔洞后的流场可以认为是一个源流场,风呈放射状往后流走,流动的复势为(7)Fig.4 Hole图4 孔洞任一点的径向速度,同时，周向分量为0.3.4 狭长缝隙有时在树枝和树叶中间会有一条狭长的缝隙存在,风穿过其后将形成一个线源场.图5是一个长为a的线源场,其流函数为φ=-Q(R-R1)(8)Fig.5 Narrow aperture图5 狭长缝隙其中速度3.5 透 射树无论如何茂盛,树枝与树叶也不可能把风完全遮挡住.作为对上述4种情形的补充和修正,如果一个区域被枝叶完全遮挡,认为也会有部分风力穿透而过.能量穿透的比例取为20％.采用如下策略来求解上述遮挡关系：沿风向从前向后把树所覆盖的空间分成一定数目的有一定厚度的薄片,高为树高,宽为树的最大宽度.把每一薄片划分成矩形网格,采用OpenGL的自动消隐功能及Z-buffer算法思想,采用单一颜色进行平行投影.令平行投影的远近z值与薄片前后面与眼的距离对应，即可确保落入屏幕缓存的是薄片所覆盖的树枝.读出缓存后分析被填充的程度即可确定网格被覆盖的程度,分析相邻网格的覆盖情形即可确定上述几种遮挡关系.如图6所示,图中(a),(b),(c)分别在其后形成点源、绕圆柱及线流场,最终的流场可根据势流叠加原理而获得.Fig.6 Obstruction relationship among nets图6 相邻网格的遮挡关系4 结 论我们在文献［12］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地对树在风中的摇曳这一现象进行了计算机模拟,提出了一个深度优先的数值积分遍历算法,使树在风的吹动下作为一个整体在运动,符合物理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效果是逼真的.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算法也可推广至其他树种,比如杨树.同时还深入树的内部,分析了枝条对风的遮挡作用,获得了枝条间的遮挡关系,从而使得我们对树的模拟更加逼真、自然（如图7所示）.Fig.7 Some key frames in animation图7 动画序列中的一些关键帧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69873044)资助.冯金辉,1968年生,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动画,虚拟内窥镜.严涛,1971年生,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自然景物的计算机模拟.陈彦云,1971年生,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真实感图形绘制技术.吴恩华,1947年生,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图形学,CAD.冯金辉(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计算机科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北京 100080)严涛(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计算机科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北京 100080)陈彦云(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计算机科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北京 100080)吴恩华(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计算机科学开放研究实验室 北京 100080)吴恩华(澳门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澳门)参考文献1，Metaxas D,Terzopoulos D.Dynamic deformation of solid primitives with constraints.Computer Graphics (SIGGRAPH '92),1992,26(2):309～3122，Terzopoulos D,Platt J,Barr A.Elastically deformable models.Computer Graphics (SIGGRAPH'87),1987,21(4):205～2143，Barzel Ronen,Barr A H.A modeling system based on dynamic constrains.Computer Graphics (SIGGRAPH'88),1988,22(4):179～1884，Carignan M,Yang Ying,Magnenat-Thalmann N et al.Dressing animated synthetic actors with complex deformable clothes.Computer Graphics (SIGGRAPH'92),1992,26(2):99～1045，Xu Ying-qing,Su Cheng,Li Hua et al.Physically based simulation of water current and waves.Chinese Journal of Computers,1996,19(9)(supplement):153～160(徐迎庆,苏成,李华等.基于物理模型的流水及波浪模拟.计算机学报(增刊),1996,19(9):153～160)6，Wan Hua-gen,Jin Xiao-gang,Peng Qun-sheng.Physically based real time fountain simulation.Chinese Journal of Computers,1998,21(9):774～779(万华根,金小刚,彭群生.基于物理模型的实时喷泉水流运动模拟.计算机学报,1998,21(9):774～779)7，Li Jiang,Peng Qun-sheng.A new ray tracing method based on 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Chinese Journal of Computers,1998,21(9):800～806(李江,彭群生.基于狭义相对论的新光线跟踪算法.计算机学报,1998,21(9):800～806)8，Zhan Yong-zhao,Song Shun-lin,She Jiang-feng et al.Research and implement on the method of modeling of facial expre-ssion animation.Journal of Software,1998,9(2):81～85(詹永照,宋顺林,佘江峰等.脸部表情动画建模方法的研究与实现.软件学报,1998,9(2):81～85)9，Wejchert J,Haumann D.Animation aerodynamics.Computer Graphics (SIGGRAPH'91),1991,25(4):19～2210，Mikio Shinya.Alain fournire stochastic motion-mo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ind.EUROGRAPHICS,1992,11(3):119～12811，Hiromi Ono.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he physical anim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trees.In: Thalmann D,van de Panne M Eds.Computer Animation and Simulation'97.New York: Springer-Verlag,1997.149～15912，Feng Jin-hui,Chen Yan-yun,Yan Tao et al.Going with wind-physically based animation of trees.Chinese Journal of Computers,1998,21(9):769～773(冯金辉,陈彦云,严涛等.树在风中的摇曳――基于动力学的计算机动画.计算机学报,1998,21(9):769～773)收稿日期：1998-11-30修稿日期：199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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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MISSILES AND SPACE VEHICLES1999年 第1期 No.1 1999余度捷联惯性测量装置的最佳测量金 宏 张洪钺摘要 讨论了余度捷联惯性测量装置中传感器的配置问题，对几种优化性能指标进行了比较，并给出了最优冗余配置的充要条件。最后以5个传感器配置的余度系统为例，给出其最佳结构配置。主题词 捷联式惯性制导，冗余技术，精度。Optimal Measurement of Redundant Strapdown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Jin Hong Zhang Hongyue(Dept. of Automatic Control, Beijing Uni. of Aero. & Astro., 100083)Abstract The configuration of sensor in redundant strapdown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Some kinds of performance indexes have been compared and a 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of the optimal redundant configuration is given. Finally, an example of the redundant system composed of five sensors and its optimal configuration are given.Key Words Strapdown inertial guidance, Redundancy technique, Accuracy.1 前 言在捷联惯导系统中，传感器提供的信息不仅送入导航系统，而且还可送入控制系统，故它是导航与控制的关健，对它的可靠性要求高。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在系统设计中，除了选用高可靠性的单元器件组成系统，也可采用冗余技术通过一定数量的较低可靠性的单元器件来组成高可靠性的系统。就我国目前来讲，由于技术比较落后，很难生产出高可靠性的单元器件，即使技术可行，也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因此冗余技术是目前行之有效的办法。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航天飞机中的飞行计算机和速率陀螺仪都采用3个作为冗余使用［1］。在平台惯导系统中，一般陀螺仪的测量轴和加速度计的测量轴沿相互垂直的坐标轴安装。这样，当一个惯性器件失效时，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为了提高可靠性，在载体上可配置两套系统，而捷联式惯导系统优于平台惯导系统的一个特点是便于构成余度惯性器件系统(简称余度系统)。由于采用了冗余技术，从而增加了惯性器件故障的容许次数，提高了惯导系统的可靠性。目前，对于余度捷联惯性测量装置(RSIMU)，主要采用斜置式安装。比如目前比较理想的6个单自由度陀螺仪组成的余度系统，其测量轴分别沿十二面体的6个平面的法线方向配置，这种配置具有几何的对称性，即所有陀螺仪的测量轴彼此相距1个球面角2α=63.4°。惯性测量装置(IMU)主要由陀螺、加速度计两种传感器构成。本文主要以陀螺为对象来讨论IMU的测量性能。2 测量模型考虑由m个陀螺来测量3个方向的位置角速率，这时测量方程为Y=Hx+ε(1)式中 Y――m个陀螺测量数据；H――陀螺配置结构设计矩阵；x――飞行器3个方向的位置角速率，x∈R3；ε――测量噪声。当采用正交式安装陀螺位置时，为了保证捷联式惯性导航系统能够正常工作，通常需要3个单自由度陀螺仪或2个双自由度陀螺仪。因此当采用冗余惯性元件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时就需要m＞3个单自由度陀螺仪。由于采用相同性能的惯性元件构成余度系统，因此可假设各个陀螺测量误差的统计特性相同。对于单自由度陀螺仪，各个测量误差εi(i=1，2，…，m)是独立的，并假设为零均值、方差为σ2的白噪声。因此有：E(ε)=0， D(ε)=σ2Im×m(2)式中 Im×m――m×m单位阵。3 估计误差不失一般性，考虑由单自由度陀螺构成的余度系统。根据上节的假设，可由最小二乘法得到x的最小二乘估计：(3)式中 M=(H′H)－1H′，其估计协方差阵为(4)其中，G=(H′H)－1，当不考虑余度系统时，3个陀螺仪安装方式通常是沿飞行器上3个相互垂直的轴安装，即正交配置，用以测量飞行器3个轴向的转动角速度，这时H=I3×3，M=G=I3×3，从而x的最小二乘估计为(5)这说明无冗余时，捷联惯性测量装置的3个轴向的测量精度就是陀螺的测量精度本身，IMU的测量精度没有任何改进。当采用冗余技术后，IMU的测量精度有无提高，也即能否保证G＜I3×3(6)成立，并且对于何种配置，使得IMU的测量精度最佳。定理1：记λ1，λ2，λ3为H的奇异值，当｜λi｜＞1时(i=1,2,3)，式(6)成立。证明：由奇异值分解，存在正交阵U∈Rm×m，V∈R3×3，使得其中，Λ=diag(λ1，λ2，λ3)。当｜λi｜＞1时(i=1,2,3)，Λ＞I3×3，于是G－1=VΛ2V′＞VI3×3V′=I3×3，即G＜I3×3。4 几种性能指标式(3)作为3个轴向转动角速度的估计，其估计误差直接影响了IMU的估计精度，从而影响了飞行器的精度，因此对余度IMU，有必要对其敏感器元件进行优化配置，使得估计协方差阵式(4)在一定的指标下达到最优。关于这个问题，文献［2］针对使用4，5，6个传感器构成的各种余度系统，给出了几种配置方案，并提出了最佳配置的性能指标函数，文献［3］，［4］也提出了关于H的最佳配置的性能指标函数。本文将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之间是等价的。这里只讨论无故障模式下的性能指标函数，至于有故障模式(比如4个传感器的余度系统可有1个传感器发生故障，5个传感器余度系统可有1个或2个传感器发生故障等)的性能指标函数可参考文献［2］。a) 考虑x的最小二乘估计式(3)：记随机项ε=(e1,…,em)′对3个垂直轴的影响程度为Ex,Ey,Ez，当无故障时，(7)于是文献［2］提出了单位随机分量下(ej=1，j=1,…,m)无故障时的性能指标：(8)文献［4］在此基础上，推广到加权的性能指标：(9)并把多目标的最优化问题化为单目标的最优化问题。这里正数α1，α2，α3是加权因子，它们表征了3个轴向性能的重要程度，希望哪个轴向的性能好可通过适当调整加权因子来达到。b) 假设ε是均值为零、方差为σ2Im×m的随机矢量时，文献［4］提出了如下性能指标：(10)式中 αi――加权因子；G(i,i)――G的第i个对角元素。c) 假设ε是均值为零的高斯随机向量，文献［3］提出了如下性能指标：(11)由此可见，以上所给的几个性能指标都是测量矩阵H的函数，因此我们可选定某个指标作为优化的性能指标。对不同的传感器配置可进行比较，从中选出最优的传感器配置，使得该性能指标为最小。5 性能指标的比较一般来说，通过选择不同的性能指标可得到不同的最佳结构配置，因此合理选择性能指标是很重要的。定理2：当不考虑加权因子时，是一致的。证明：注意到MM′ =(H′H)－1=G(12)tr(MM′)=∑3i=1∑mj=1M2ij而(13)于是式(8)可以写成：(14)式(9)可以写成：(15)由此可见，式(9)与式(10)是一致的，并且当不考虑加权因子时，式(8)，(10)是一致的。定理3：Fp1,Fp3 是一致的。证明：由于H的每一行分别是m个测量轴的方向余弦，因此，tr(G－1)=tr(H′H)=m(16)记λ1，λ2，λ3分别是矩阵G－1的特征值，由于G－1是对称阵，因此存在正交阵P，使得：PG－1P′=diag(λ1，λ2，λ3)(17)从而，tr(G－1)=λ1+λ2+λ3=m(18)此外，由式(17)不难验证：(19)Fp3=(λ1λ2λ3)-1／2(20)不难证明，在优化条件式(18)下，得到Fp1，Fp3的优化结果都是：λi=m／3， i=1,2,3(21)并且Fp1，Fp3的最小值分别是：minFp3=(m／3)－3／2由此可见，当不考虑加权因子时，以上介绍的几种性能指标优化条件是一致的。定理4：性能指标式(11)最优的充要条件是：测量矩阵满足G－1=(m／3).I，也即H的各列的模都为m／3，各列之间相互正交。证明：充分性显然。必要性：由式(17)G－1=P′.diag(λ1，λ2，λ3)P(22)当系统结构配置在性能指标式(11)下为最优时，得到式(21)代入上式得证。6 举 例以5个传感器配置的余度系统为例，记ix,iy,iz表示x，y，z方向的单位矢量，ij(j=1,…,5)表示各传感器测量轴的单位矢量，对于5个传感器配置的余度系统，假设各测量轴是沿着z轴的圆锥的母线，并和3个坐标轴间的关系有：ij.iz=cosα(j=1,…，5)i1.ix=sinαi2.ix=i5.ix=sinα.cosβi2.iy=-i5.iy=sinα.sinβi3.ix=i4.ix=-sinα.cos(β／2)i3.iy=-i4.iy=sinα.sin(β／2)于是，测量矩阵可以写成：其中，文献［2］认为，从制造观点来看，参数β一般应是72°(360°／5)，因而，还另外提出了5个传感器测量轴之间的相互关系：i1.i2=i2.i3=i3.i4=i4.i5=i5.i1(23)关于α的设计，文献［2］利用下面的优化指标来给出有关α的最优设计值：(24)容易验证，β=72°可从条件式(23)以及H阵直接得到，而文献［2］给出的有关α的最优设计值满足：sin2α=2／3。下面将不考虑条件式(23)以及式(24)的优化指标，而只是从定理4的充分条件来验证这点。由H阵容易得到：(25)式中 a=sin2α.［1+2cos2β+2cos2(β／2)］；b=(ac-d2)／e；c=5cos2α；d=sinα.cosα.［1+2cosβ-2cos(β／2)］；e=2sin2α.［sin2β+sin2(β／2)］。于是，可设计α,β，使得d=0(26)a=b=c(27)由式(26)得，1+2cosβ-2cos(β／2)=0，从而得到：β=72°，满足a=b；再由式(27)得到：这与文献［2］给出的有关α的最优设计值是完全一致的。7 结 论对于捷联惯导系统，可采用冗余技术来提高惯性测量装置的测量精度，这时传感器的结构配置需要进行优化。本文归纳了现有的几种优化指标，并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一个适用于余度系统结构配置的、能够提供最佳测量的优化条件，该条件是容易实现的。作者单位：金 宏 张洪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控制系，100083)参考文献[1] 王珍熙. 可靠性、冗余及容错技术.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1991.[2] Hirokimi S. Study on strapdown inertial navigation redundant sensor system.NAL TR-660, 1981-03.[3] Harrison J V, Gai E G. Evaluating sensor orientations for navigation performance and failure detection. IEEE Trans. on Elect. Systems, 1977, AES-13(6):631～643[4] 陈杰，张洪铖，以光衢. 余度传感器系统中传感器配置结构和奇偶向量的最优化. 航空学报, 1993,11(3)收稿日期：1998-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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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动力学报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9年 第14卷 第1期 VOL.14 No.1 1999叶轮机通流计算的时间推进方法季路成 孟庆国 周 盛摘要：本文首次将时间推进思想应用于通流计算，采用四级龙格―库塔方法求解，根本上解决了目前出现的轴向流动跨音高负荷叶轮机设计困难，初步工作取得了较好结果。作者们预期，时间推进通流计算方法还将弥补现有许多通流计算方法的不足，将在工程设计中发挥更大作用。主题词：跨音速 高载荷 叶轮机械 气动力计算分类号：V231.3TIME-MARCHING METHOD FOR THROUGH-FLOWCOMPUTATION OF TURBOMACHINERYJi Lucheng，Meng Qingguo，Zhou Sheng（4th Dept.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100083）ABSTRACT The philosophy of time-marching method is firstly applied to through-flow computation.The governing equation is solved with four step Runge-Kutta scheme.In result,the difficulty in the transonic highly-loaded turbomachinery designing,is surmounted.As an example,an axial supersonic inflow shock rotor is designed,with a fine grid,a strong shock is found in flow path.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time-marching method is suitable for through-flow calculation,especially for turbomachinery,whose flow velocity axial component is transonic.Key Words Transonic High loading Turbomachinery Aerodynamic calculation1 引 言五十年代，吴仲华教授的开创性工作［1］使叶轮机设计方法得以实现本质提高，设计者开始可以将叶轮机内全三维非定常粘性流动近似为两种流面内准三维定常流动（即叶片截面(S1)和子午面(S2)），并在两种流面解间迭代，从而初步解决了叶轮机设计和分析问题，完成了叶轮机设计体系由一维方法向准三维方法的转变。随着计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近些年来，全三维N-S解已发展成熟，叶轮机设计体系正在实现由准三维设计体系向基于分析三维设计体系的过度。虽然如此，准三维设计体系建立起来的通流计算仍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通流设计仍是确定设计目标范围和设计基本参数的有力工具。因而，即便在三维设计体系中，通流计算仍是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样，完善和发展通流设计方法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今，已有流线曲率、流函数法、有限元方法成功用于通流设计，它们在近年来叶轮机设计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人们对叶轮机关键性能参数要求的日益提高，某些流动的轴向马赫数局部已突破音速，流动轴向分量场同时有超音和亚音区存在，通流控制方程不再属椭圆型，而是混合型的，流线曲率、流函数法、有限元方法已不再有效。轴向速度跨音问题最早出现在高负荷涡轮中，为解决问题，研制者常采用人为限制等方法，如Denton［2］，这种求解方法人为认知因素很大，得到的叶排内超音膨胀不正确，因而错误给出给定压比下出口气流参数。另外，近年来在国内超音通流风扇设计提到日程，在设计工况因为流动在整个域内是轴向超音的，只要对原有流线曲率方法通流程序加以考虑流动特征的修改即可，但计算速度却由于极低的松弛而大大降低［3］。对于超音通流风扇某些非设计工况，由于高背压，激波可能出现于风扇转子或静子，原有通流方法用于分析非设计工况时便遇到了根本困难。另外，在轴向超音来流激波转子或激波静子的组合风扇研究探索中，由于轴向流动跨音，原有通流计算方法即便在设计工况也是不可能的。基于时间推进思想解决跨音流动问题的有效性，本文保留了非定常通流控制方程中时间导数项，使轴向流动跨音通流控制方程统一为双曲型，从而用时间推进法完成通流计算。2 通流计算气动方程组描述叶轮机内流动的模型方程是N-S方程不同层次上简化的结果，本文采用如下假设：(1)周向平均假设；(2)流动无粘；(3)绝热流动；(4)理想气体；(5)以金属阻塞、气动阻塞分别代表叶片及附面层效应；(6)以体积力源项代表叶片力作用及不可逆熵增代表的损失影响。经过简化得守恒形式非定常通流控制方程组为：怠(1)其中：Vx，Vr和Vθ为惯性柱坐标系(x，r，θ)下各坐标方向速度分量，ρ为密度，P为压强，h单位质量总焓，e单位质量总内能；B为阻塞系数，包括金属和气动堵塞，不考虑气动堵塞情形下，在无叶片区B=1，有叶片区B为分数；为跨叶片压力差形成的体力矢量，为与熵增相联系的体力矢量，由于工作进展关系，本文工作暂不涉及熵增产生的体力项。上述通流气动方程组共含7个方程，包含有Vx，Vr，Vθ，ρ，P，h，e，Fx，Fr和Fθ共10个未知量，因而此时方程组是不适定的。根据定义，压差体力矢量与相对速度矢量垂直，即*=0。为方便起见，我们也同样［4］定义叶片倾角γ和柱面气流角β：γ＝ATAN［(rθ)／r］ ， β＝ATAN（W′θ／Vx）其中，W′θ=Vθ-Ωr-Vr*tanγ。叶片力矢量各分量便可确定：Fx=Fθtanβ ， Fr=Fθtanγ (2)这样我们又得到两个方程，实际上通流气动方程组共给出了9个方程，问题仍然是不适定的，为了封闭方程系，必须根据需要给定其中一种参数分布。对于该未知参数，原则上我们可以任意选取，但为合理利用这一自由度，我们必须根据叶轮机具体问题的实际要求给出不同气动问题提法。本文也简单将该气动问题分为两类：正问题（分析问题）和反问题（设计问题）。正问题：也称为分析问题，此时S2流面形状已知，s=s(x,r)，即已知子午平均流面，求解流场参数。考虑相对速度矢量与流面法矢垂直，有关系：Vxnx+Vrnr+(Vθ-Ωr)nθ=0 (3a)结合这一关系，分析问题气动方程组得以封闭，流场可解。反问题：又称为设计问题，它的提法可以很多，基本上是给定某种要求，求解满足该要求下的平均流面。原则上，可以任意给定一种气动参数分布，如Vθr和Fr等。由于Vθr直接代表功输入情况，而且也有广泛的使用经验，因而本文采用给定分布的形式。即假定已知加功分布：Γ(x,r)=Vθr (3b)这样，设计问题气动方程组也便封闭了。3 数值方法由于通流计算方程组类型统一为双曲型，便可用时间推进法求解。本文采用四步Runge-Kutta方法求解，结合变时间步长、多重网格技术加速收敛，这样，无论通流设计还是分析均可在工程上能够接受的时间内获得满意结果。分析问题由方程(1，2，3a)求解，此时由于方程源项中会隐含待求量，求解过程会出现不稳定情况，应将方程形式进行变换，本文对此不予赘述。设计问题由方程(1，2，3b)求解，通常如果加功量分布合理，计算很容易收敛。无论在通流设计还是分析中，堵塞系数B均作为已知参数输入，其中气动堵塞是经验输入量，这方面已有的流线曲率方法使用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依据，金属堵塞系数则在通流设计和造型的反复中得以精确输入。通流计算也必须给定初边值条件。对于设计问题，除给定加功分布外，按一维管流布置其它参数初值。边界条件的给定与通常二维计算类似。4 结 果本文方法看来更重要的是能够应用于轴向流动跨音叶轮机的发展，为进行简单验证，作者设计了一轴向流动跨音的激波转子（以下简称ASISR:Axial Supersonic Inflow Shock Rotor）。在流线曲率法程序下，这一设计无法完成，而本文时间推进方法却实现了。ASISR轮毂比为0.4，平均展弦比约为1.0，设计压比为2.7，效率为85%。ASISR接受轴向来流，进气马赫数达1.5，通过叶片通道内激波减速到亚音，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给定所有参数，出口则给定轮毂处静压，出口静压的径向分布按简单径向平衡公式计算，机匣和轮毂则按无粘固壁条件处理。图1为ASISR设计计算网格，网格流向设50站展向设21站共1050个网格点。在166MHz586微机上3分钟之内可获得收敛解。时间推进算法可以用较密的网格进行精细设计，然而最初设计过程中采用很密的网格并不明智，因为在密网格下给定合理的加功量并非易事。本文最初设计采用很稀的网格，有个初步合理的加功量分布后才进行网格加密计算。图1 计算域网格图 图2子午马赫数等值线图图2～4给出了ASISR设计的部分结果，图2是ASISR的子午面内子午马赫数图（子午马赫数定义为轴向和径向马赫数的合成），图3是相对马赫数图，图4是子午面内等压线图。从上述图中均可见在流场中有一道强激波，这基本是轴向流动跨音激波转子通流结果的典型特征，它将流场分为超音和亚音区两个区域，事先确定该激波的确切位置是不可能的，因而想在先前成熟的设计方法中，用激波拟合解决设计问题是徒劳的。图3 相对马赫数等值线图 图4压力等值线图本文所给ASISR设计实现无粘意义下压比2.8，效率86%。设计过程中，加功分布的确定仍采用常规风扇设计获得的经验。尽管从图2～4可以看出，设计不合理之处是很多的，如轮毂抬升区出现流动变化不单调，根区一定范围内存在激波脱体等。但本文目的在于将时间推进方法应用于轴向流动跨音的通流计算，并非旨在给出一个理想的工程设计结果，因而没有进一步进行优化设计。另外，考虑到上述目的，为简单起见，本文计算中不可逆熵增产生的体力以及附面层引起的气动堵塞均未予考虑。5 小结与展望本文首次将时间推进思想应用于通流计算，根本上解决了目前通流计算方法应用于轴向流动跨音高负荷叶轮机设计困难，初步工作取得了较好结果。可以认为：(1)本工作证明时间推进方法可用于叶轮机通流设计和分析；(2)本方法优于其它通流计算方法的根本之处在于它可处理轴向跨音叶轮机设计问题；(3)时间推进方法克服了流线曲率法不能在叶排内随意置计算点的限制，在不失数值稳定性同时，可在叶排内放置随意多的计算点，这是原先除有限元法外其它方法无法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时间推进方法上述第三点优势，该方法能进一步用于求解周向平均N-S方程，实现更正确考虑端壁附面层的通流计算，为端弯处理、端壁区级间匹配等技术应用提供可靠依据，这是先前通流计算方法不容易完成的。另外，由于时间推进方法中，控制方程具有非定常项，因而能在叶轮机流动稳定性方面找到应用。作者认为，时间推进通流计算方法将弥补现有通流计算方法的不足，在工程设计中发挥更大作用。作者简介：季路成 男 28岁 博士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404教研室 100083作者单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参考文献［1］ Wu C H.A General Theory of Three Dimensional Flow in Subsonic and Supersonic Turbomachines of Axial,Radial,and Mixed Flow Types.NACA TN2604(1952)［2］ Denton J D.Throughflow Calculations for Axial Flow Turbines.ASME J. Engng. power, April, 1978(1977)［3］ 杨玉东．超音通流风扇气动设计问题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6［4］ Spurr A.The Prediction of 3D Transonic Flow in Turbomachinery Using a Combined Through Flow and Blade-to-Blade Time Marching Method.INT.J.Heat & Fluid Flow,1980,12(4):收稿：1997年10月修稿：1997年12月责任编辑：王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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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886 【原文出处】文学评论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6 【原刊页号】40-49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南帆 【复印期号】199603 【 标 题 】故事与历史 【 正 文 】 故事通常划归文学范畴，成为文学的一个代表。多数人认为，故事与历史的首要差异体现为虚构与真实。许多历史记述和故事相似，它们同样具备了人物、事件、开端和结局，但历史所承诺的“真”是故事所无法比拟的。“真”使历史获得了巨大的威望。现实语境之中，“历史”一词重量非凡。“真”使人们自觉地将自己同历史联为一体。多数人充分相信历史的连贯和统一。过往的历史并没有中止意义，它将沿着时间之维和今天构成了息息相关的连锁关系。这必然导致了人们“以史为鉴”的自觉。《春秋》已经充分显露，人们可以通过历史景仰或者审判昔日的种种人物，为之定位，而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尺度同样将成为今天现实的重要规范。所以，司马迁明确地说：《春秋》可以“当一王之法”。这是历史与政治话语最为接近的时刻。“以史为鉴”之中的政治指向在史官文化传统之中得到了肯定和巩固。据考，中国的史官文化脱胎于巫官文化；史官代替了巫官之后，史官职责之中依然残留着参预社稷大事的功能。“史官”之称暗示了政治结构如何向历史学家敞开。相对而言，人文学科的其它门类无法享有这种尊荣。相似之下，故事的出身显然卑贱得多。恒谭形容小说为“合残丛小语”，班固称小说“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这个意义上，故事对于历史的崇拜由来已久。故事常常投入历史的光芒，借助这种光芒抬高自己的身价。巴尔扎克谦称是法国历史的书记，但历史的记录已经足以使之成为举世无双的伟大作家。作家和批评家的眼里，历史是小说的至高境界――“真实地再现历史”成了难得的赞誉。许多时候，故事干脆地成为历史的仆从。西方的“史诗”表明了故事植根于历史，宋人的“讲史”将历史作为故事的门面，明代之后的演义小说之中，分分合合的历史事件提供了故事的基本骨架。今天，历史小说已经成为庞大的一族。许多历史小说显示，作家有能力将历史事件加工得引人入胜，栩栩如生，但是，历史的基本规定不可逾越。加工所必需的虚构不能超过一个限度，以至于损害了历史之“真”。虽然这个限度的辖区时常引致争议，但是，历史小说决不敢公然言称：这样的限度并不存在。这是故事对于历史的恭敬。这些作家感到，如果小说将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那么，这些故事将不可能继续分享历史的威望。失去了历史之后，文学还会剩下什么？人们值得为那些臆想出来的缠绵恩怨动情吗？但是，人们很难说，当今的另一些作家是否还有这样的顾虑，尤其是人们看到一批“新历史小说”之后。“新历史小说”集中出现于莫言、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刘震云、李锐、张炜、刘恒、陈忠实、王安忆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家笔下，他们不约地将目光集中到了近、现代史上面。如同诸多文学派别的命名一样，“新历史小说”同样在严格界定之前就已流行。令人烦恼的是，这一名称可能因为字面的相近而同理论上的“新历史主义”相互混淆。然而，不管怎么说，这批小说的确与传统的历史小说不同了。首先可以感觉到，这批作家似乎不再对历史保持谦卑。他们时常轻而易举地进入历史，从容地展开想象；历史小说作家的史料搜集与疑难考订被潇洒地省略了。也许，历史的“真”遭到了一定的轻视。过往的历史沉没于时间之渊，不可复返；除了极为少量的遗址文物，人们只能接触到历史的叙事――历史话语。海登・怀特甚至认为，历史学家的情节编织同作家的文学写作没有多少差别，历史学家的常用策略同样是精简、聚拢、排挤某些材料，确定一些中心，安排原因和结果，许多历史事件因此显出了开头、中间和结尾――这一切都令人想到了文学。这样的过程，叙事成规、文化代码和意识形态成见不可避免地带入叙事，以至“历史真相”的概念不得不打折扣。或许，揭示真相的愿望和“视界的融合”可能阻止历史叙事背后相对主义的过份蔓延，但是，人们至少可以断定，历史的叙事仅仅是历史话语，而不是历史唯一真实。这个事实的巨大冲击在于，历史叙述的多样性得到了默许。这批“新历史小说”之中，不少作家给出了另一种类型的历史话语。人们不难察觉这批小说的一个特殊历史趣味――家族史或者村落史。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均涉及一个村落的兴衰，而李锐的《旧址》、刘恒的《苍河白日梦》、陈忠实的《白鹿原》、格非的《敌人》、苏童的《罂粟之家》、《米》、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则记述了一个个家族的历史秘密。从宫廷、议政、战事、暴动、改朝换代这样的巨型景观转向了村落、家族、血缘、人伦、性这些微型社会组织及其冲突，这是作家历史兴趣的转移，同时也是历史叙事聚焦点的转移。作家的目光从帝王的替换和政治权力的变迁挪到了另一些领域。通过他们的叙事，村落和家族同样成为一个个有效的历史单位，村落和家族的意义亦将纳入历史。于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命运得到了丰富的解释：他们不仅受政治史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村落史和家族史的塑造。显然，这样的“新历史小说”之中，想象的成份远远超出了史料。史料的意义仅仅体现在年代和背景之上，村落、家族和人物基本上均来自作家的虚构。这形成了一种难以查核的仿历史话语。小说之中的故事基本吻合相应的历史背景记载，但人们无法作出进一步的证实。历史学家的精力投注于政治层面的因果关系，村落或者家族之中人伦、血缘、性这些方面的事迹通常被当作无关的枝节删除了。史料的匮乏怂恿了想象的放纵。传统历史小说为细节、局部情节和次要人物所保留的“合理想象”得到超额发挥。不可否认，许多“新历史小说”的想象并未破坏古香古色的风格，特定年代的历史气息仍然飘拂在某些场景之上。于是，“新历史小说”所制造的仿历史话语让人疑惑不已：这究竟是故事，还是历史？这是传统历史小说的解放，还是历史下降为故事的道具？传统的历史小说之中，第一人称“我”必须尽可能消声匿迹，让历史自行上演。无论如何，“我”的出现将使历史的客观与公正――这是“真”的两个派生概念――造成损害。然而，这批“新历史小说”肆无忌惮地在这方面犯规。无论是苏童的《1934年逃亡》、叶兆言《枣村的故事》还是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我”在小说之中频繁露面，并且拥有超出个人时间和空间的视野。这批作家不惜破坏客观历史的幻觉，坦然地让叙述人“我”暴露在聚光灯下面。这无异于提醒人们，一切历史仅仅来自个人叙事。人们对于个人叙事的信赖有限，这同样是怀疑历史的理由。《纪实与虚构》的许多场合出现了“我设想”“我猜测”“我想”的字眼，如果某些猜测都可能成立，作家不惮于将它们并列在那里。这显然是对历史尊严的冒犯。人们心目中的历史仅仅是历史话语――历史话语由叙事组成――叙事隐含了许多不可靠因素――这批“新历史小说”循着这样的逻辑瓦解了历史的神圣与庄严。这种仿历史话语可以到达何种程度呢？人们可以想一想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史料之中并不存在“燮”国，皇帝“我”、端文、皇甫夫人或者蕙妃等都是一些虚构的人物，而宫殿、御河、大釜、太监不过是一些人们习见的宫廷文化符号。可是，尽管历史事实阙如，叙述对于这些宫廷文化符号的巧妙运作仍然使《我的帝王生涯》在外观上接近了传统历史小说。当然，这里的历史感是叙事策略所制作的文化幻觉，这更为接近于后现代式的摹仿和拼凑。“新历史小说”的出现表明，作家的叙事正在将故事和历史置于相近的水平上面。通过叙述聚焦点的调整，作家在这批小说之中表述了种种不同的历史解释和猜想，甚至调侃和戏谑。在另一方面，这一切又不可能得到进一步证实而成为信史。它们仅仅存活于叙事――而不是考证――层面上。这里，文学的历史崇拜已经消失，作家从叙事的意义上扰乱了修史的权力垄断。他们在历史的审慎和渊博之间增添了某种民主和玩世不恭的气氛。这是“新历史小说”产生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作者单位：福建社科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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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069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102 【 标 题 】2000年北京地区政治学理论研究状况综述 【 作 者 】王乐理 【作者简介】王乐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 邮编：100872 【 正 文 】 1999年末至2000年初，笔者曾就北京地区政治学理论一年来的整体状况写过一篇综述，在不同场合听到过鼓励、议论、批评等等反馈。综述在年内的几次学术会议上还作为会议论文使用过，有些与会同仁听后索要过刊载期刊。本院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注意到这篇文章，认为对于了解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动态是积极有益的。所有这些促使我们有心将这项工作一年一度地坚持下去。有些情况需要预先解释一下。首先是北京地区的理解。去年我们有意将所有收集到的资料限定在北京地区出版的刊物和北京地区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上。实际上，不少作者的工作单位不在北京，而北京地区作者在外省市发表的成果又没有纳入我们的视野。北京图书市场上由其他省市出版社出版的一批好书影响很大，也被排斥在考察的范围之外。为了弥补这一缺欠，今年将资料范围扩大为北京地区市场上流行的专著和译著，以及北京地区发行期刊上的论文。这篇总结主要是针对北京地区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适度超出这一范围的。其次是资料的期限。1999年综述中参考的论文，有些是1998年年末问世的。2000年，本系协同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共同经办《政治学》双月刊，每期预备选用的论文最初是从国内3000多种期刊中筛选出来的，其中有些也是前一年，即1999年最后一个季度问世的。但是这种情况只属极少数。2000年综述谈到的论文，主要出自当年发行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双月刊，以及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政治学研究》。再次是综述的体例。《政治学》双月刊的篇幅有限，综述不可能作的太大。这样，对一年来政治学理论研究状况所作的分析、评价和发展趋势预测，就不再集中处理，而是放在每个部分里面用一定篇幅安排。以下按内容分三个部分展开。一、政治学理论这部分内容，按照目前国内通行的政治学原理或概论的体例展开。 王振海在《论政治学的学科特征》（载《政治学研究》，第3期）中指出，政治学知识的系统性、积累性、很大程度上的普遍性、客观性、可验证性，为这门学科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但是它在内容和方法上的特点，又决定了它难以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这一思路对于政治学自身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关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唐鸣分别讨论了国家、权力和政策三个概念，认为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他主张在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上，人们应该有新的观点。（见其《政治学的对象：国家、权力抑或政策》，载《政治学》，第3期）具体到国家学说方面，邓宏炎着重研究了马克思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时期的思想脉络，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理论形成，经历了经验假设、理论论证和经验确证三个阶段，并且侧重经验知识和实证方法在这一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见其《论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思想历程与研究方法的考察》，载《政治学》，第2期）在权力的内涵和运行机制方面，杜钢建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着重分析了政府的制度性能力（依法行政、宏观调控等）和政府的规制能力（自主度、透明度、自由度等）（见其《政府能力建设与规制能力评估》，载《政治学研究》，第2期），把对权力的认识深化了一步。张康之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的西方学者，在探讨如何制约权力时，都走上一条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事实证明是不成功的。他主张到权力与权力执掌者的关系中去寻找权力制约的新方案。（见其《评政治学的权力制约思路》，载《政治学》，第4期）在公共政策领域，贺卫、王浣尘介绍了公共政策分析的10个理论模型，如利益集团模型、意识形态模型、公共选择模型，以及精英决策、渐进决策、博弈论等决策模型。（见其《试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模型方法》，载《政治学》，第2期）对民主理论和各国民主实践的考察，是较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民主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一本译文集，来自法国、英国、美国、巴西、阿根廷、韩国的学者，分别考察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的现状和难题，研究了政治民主与社会条件、民众心理、法制化程度、宗教、传媒以及官僚队伍的关联，有的还给出了实地调查的程式和理论分析的框架，对于了解当代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以及有关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提供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视野。《理解民主――经济的与政治的视角》（［加］布来顿、［法］塞蒙、［意］卡罗地、［加］温特伯著，毛丹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也是一本译文集，一批来自发达国家的学者侧重从市场、法律、经济增长等因素与政治的关系这个相对集中的视角，考察民主制度当中的参与、稳定、宪制、财政、腐败等问题，特别是讨论了民主制度的缺陷和限度这个少有人顾及的课题。译著《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民主》（［美］谢茨施耐德著，任军锋译，天津人民出版社）是一本剖析美国民主制度的著作，作者认为人民只是一半而非全部主权的拥有者，人民主权原则的实现有赖于政党政府的建立，为此又需要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加以改造。 实践中的中国政治民主建设和有关基本理论是国内学者关注的课题。顾肃结合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时机，认为我们已经到了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法治基础上的民主，包括厉行法制、维护宪法的至上权威、加强违宪审查等等。（见其《论法治基础上的民主》，载《政治学》，第4期）由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师合作的第二辑《政治与行政管理论丛》（王浦劬、时和兴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包含了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进程的思考，探讨的课题包括市场经济与政治学、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全国人大的监督功能、政治决策中的多数裁决规则等。傅菊辉、樊立英的《论基层政府政治资源的流失、保护与开发》（载《政治学》，第1期）是一篇充满社会关爱的文章。作者提出政治资源分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两种，包括政治体系的功能与权威、政治运行机制的效率、政治主体的权力、政治文化等，基层政府政治资源的流失原因在于当地政策、规章、税收以及出售的公共产品（如社会秩序、教育、道路等）不当，以及一些行政人员的低素质，而保护资源的措施包括落实村民自治制度、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等。在团体论研究方面，译文集《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围绕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普特南的文章《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从各个侧面讨论了当代美国社会中结社减少的现象。由于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一般包含制度与规范、自愿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公民参与、公民文化等多侧面的内容，所以普特南开辟的研究方向也涉及政治发展、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文集还简要介绍了普特南对意大利地方政府改革所作的连续20年的跟踪调查结果。王韶兴的《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论》（载《政治学研究》，第4期）比较清晰地界定了有关学术概念。在沟通论方面。《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美］姆贝著，陈德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来是传播学方面的专著，但是其中讨论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在组织文化和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值得注意。在政治地理学方面。曹诗图、王恩涌从国家的领土形态、周边环境、地形、地理性状、环境问题等入手，分析了这些因素对社会发展、政治结构、法律精神乃至政党制度的影响。（见其《政治与地理环境》，载《政治学》，第2期）葛瑞明简要总结了地缘政治研究的百年发展历程，对20世纪这一领域的有关争议性问题给与评介，提出地缘政治学的基础是心理因素而非地理因素。（见其《地缘政治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载《政治学》，第5期）在政治文化方面。丛日云、王辉综述了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复兴的情况，其中特别介绍了艾克斯坦政治变化的文化理论、英格尔哈特对发达工业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跟踪研究以及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见其《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载《政治学研究》，第1期）丛日云还在《构建公民文化――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载《政治学》，第3期）一文中指出，国内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从现在起应该逐步实现向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转化。关海庭侧重从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入手，比较中俄两国政治转型的特征。特别是作者指出俄国政治文化的无根基性和好走极端的特点，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俄国体制转型中容易激进、跳动的原因所在。（关海庭：《中俄选择体制转型模式的政治文化原因分析》，载王浦劬等主编：《政治与行政管理论丛》）在政治发展领域。徐恕在文章中综述了近十年来东欧中亚国家的阶级结构变化，将其归纳为两大基本板块（上流社会与下层社会）与四个主要阶级（官僚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雇佣劳动阶级）的格局，提出各国的历史传统、改革初期确立的目标模式、实际政策以及具体操作方式，属于推动结构发生改变的诸因素。（见其《东欧中亚国家阶级结构的变化》，载《政治学》，第5期）姚建宗的《国外政治发展研究述评》、戴敏敏的《政治发展研究中的文化回归趋向辩析》（分别载《政治学》，第2、1期）较为完整地总结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和理论发展进程。纵观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政治学理论方面的成果是丰富多彩的。对有些原理的探讨在深入、细化，比如近几年，包括过去的一年对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是新见迭出。一些分支领域，如政治文化方面，蕴含着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机遇，目前可以作的是进一步了解国外最新动态，以及逐步调整、完善我们的研究方法。政治学理论的类型与归纳方式，已经显露出新的思路。像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已经难以用50年代至60年代的团体论来理解，或许今后可以尝试单独作为一个分支领域。又比如，公共政策属于70年代后勃兴的交叉学科，它本身涉及实证研究和价值判断，又牵连政策科学、决策论、公共政策分析等方面的诸多课题。所以可以考虑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成果较多，已经持续性地形成一个热点。这方面的研究还应加强。但相比较而言，集中就同一个题目进行探讨、争论的文章和论著较少，这多少反映了研究基础的薄弱。某些重要的政治学概念，比如人权学说方面，见到的成果尚少。万斌、倪东总结了马克思的自由论，从哲学层面看是认识论自由、价值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统一，而政治自由是社会自由在人的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具体化。（见其《马克思自由论体系中的政治自由思想》，载《政治学》，第1期）总的看，这方面还期待着全面、深透的论文和论著。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实践每日都在提供新鲜、丰富的经验，理论界应该给予及时、深入的理解。政治学界也应强化与法学界、国际政治学界的学术合作，共同从事一些理论课题。所以这恰恰是潜在的学术增长点。从提高学术水平的角度来看，有一些可以弥补的不足。首先，对各类理论的功能应有更加精确的把握。比如以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公共政策研究中的模型，有的可以归为决策主体，像组织、利益集团、精英；有些可以归为决策的制约因素，像意识形态和政治系统；有的可以归为决策策略，像理性决策、渐进决策、博弈论等；有些可以归为政策分析的工具，像公共选择理论。总之，不宜笼而统之地归结为方法。其次，在有些重要概念的界定上，个别论文稍嫌粗放。比如对政治文化的解释，有的学者偏重采用意识形态的分野划分政治文化的类型，减弱了各民族内部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又突出传统文化因素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较少分析现实中的各种变量，使得整篇文章的实证性稍逊。再次，技术上的问题也存在，表现在个别丛书由于是多人合作，所以在审阅、校对时有疏忽的地方。比如，在讨论普特南有关美国社会结社下降这一研究结论的文集中，有一处注释将他的名篇《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译为《滚开：美国社会资本的下降》（李惠斌等主篇：《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250页）二、政治思潮这部分按照内容归纳为九个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一个重译本。80年代初期的译本由俄文转译，这次由具有权威性的英文版本译出，可以从中了解葛兰西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理论，以及他在文化与政治问题上的见解。弗洛姆的《人类的破坏性剖析》（孟禅森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可以看作一部政治心理学的著作。作者在精神分析之外，借用了神经生理学、史前史、人类学、动物心理学等方面的资料，其中对希特勒和希姆莱的人格分析，可以帮助读者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深入观察法西斯主义。当代自由主义。文选《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辟》（［英］米勒编，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从英国政治哲学家波普的论文和著作中摘选出精彩段落，分别组成“知识论”、“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社会哲学”、“20世纪的教训”五个部分，从中可见他的思想方法和政治理论。最后一部分是波普在90年代就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所作的几次谈话，属难得的研究资料。《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邱仁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中有几节回顾了他政治哲学形成时期的社会背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将《正义论》谈论的普遍的道德正义缩小，专门谈政治正义观念，同时纠正了早年某些不现实的叙述，认为立宪民主政体必然容纳合乎理性的、又是互不相容的完备学说的多元化。万俊人还另外著文，简要介绍过政治自由主义的要义。（见其《进退之间》，载《读书》，第5期）时和兴翻译的罗尔斯的论文《公共理性观念再探》，介绍了政治正义的基础，即公共理性。台湾学者盛庆＠①的《对罗尔斯理论的若干批评》（载《政治学》，第6期），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是混杂的，算是一种罕见的不同音。民主社会主义是热门领域。又有几个热点。《新市场社会主义》（［英］皮尔森著，姜辉译，东方出版社）、《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美］奥尔曼编，段忠桥译，新华出版社）分别介绍了市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历史上的典型模式、它的经济民主和代议制政府改革主张、左派内部的争论。《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王振华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杨雪冬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陈林等主编，当代世界出版社）汇集了中外政治家和学者在这一流派上的主张，特别是积极的社会福利、社团主义、强化教育和职业培训、宪法与政府体制改革、实行跨民族国家合作等多层次的内容。此外，这一政纲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它在不同国家走过的独特道路和目前时期各自的政策侧重点，在这几本文集中都有详尽的总结。“第三条道路”的理论阐发，则集中体现在吉登斯和哈贝马斯两位大家的著作中。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集中陈述了作者关于经济全球化、人为风险、后传统社会、反思现代化、生活政治、能动性政治、全球治理和世界性国家等基本概念的深刻内涵。汪民安的《性与民主》（载《读书》，第10期）介绍了吉登斯的另一部著作《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其内容是这位思想家社会学理论的延伸。与福柯不同，吉登斯赞同两性间平等的纯粹关系，并认为这一点有助于强化公共领域中的民主意识。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应用到晚期资本主义，这本问世于70年代初期的著作，为大约10年后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提纲式的准备。焦文峰的《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述评》（载《政治学》，第5期）说明了，在当今社会福利国家的情景中，由于国家的社会化与社会的国家化，私人领域不复存在，公共领域日趋瓦解，重建公共领域的惟一出路，是恢复批判精神。李远行的《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民主观述评》（载《政治学研究》，第3期）介绍了交往行为中的问题之一，即理性地商讨公共事务与民主决策，以及法律合法性的惟一来源是民主产生法律的程序。哈贝马斯也讨论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合作问题。（见其《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载［德］贝克、哈贝马斯著，王学东等译：《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曹卫东借一段史实的回顾，述说了德国左翼政治家施罗德与理论家哈贝马斯在政策上的歧见。（见其《在权力与话语之间》，载《读书》，第1期）上述著作以外，国内学者，如殷叙彝、万俊人、杨雪冬、刘小林、陈林等，还就这一流派写过一系列述评性文章。当代保守主义中有一些经典著作译出。其中最重要的是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辟》（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它们讨论了自由与法制的关系、经济自由主义观念、自由企业制度的道德因素，批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建构理性。加尔布雷斯的《自满的年代》（杨丽君等译，海南出版社）批评了当代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弊端，认为问题发生在大企业经理人、商人、律师、医生、会计师、科学家和接受政府补贴的农民等自满阶级身上，主张国家干预并矫正自由放任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下发生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为精英主义辩护》（［美］亨利著，胡利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批评了当代美国社会流行在学校、大众媒介、文化娱乐界和政界的那股降低标准、趋时媚俗的风气，主张没有必要把民主与精英主义对立起来。唐兴霖的《诺斯的国家与政府理论述评》（载《政治学》，第5期）、忻林的《布坎南的政府失败理论及其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载《政治学研究》，第3期）、褚松燕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局限――评公共选择理论》（载《政治学》，第6期）、袁瑞军的《官僚自主性及其矫治――公共选择学派有关论点评介》（载《政治学》，第2期），对当前西方流行的制度主义和公共选择学派作了介绍和初步评价。绿色政治方面成果较少。郇庆治的《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归纳了欧洲主要地区绿党的发展道路、生态政治观、理论基础和政治前景。女性主义涉及的学科范围较广、较杂。值得提到的有译著《被奴役的性》（［美］巴里著，晓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书中提出了性权力的概念，归纳了妇女受奴役的种种社会现象，批评了父权制法律对这些现象的纵容，综述了全球女权运动及其意识形态。此外，90年代产生的酷儿政治和酷儿理论属于这一流派中一支激进的政治力量。酷儿意指所有被权力边缘化的人们，他们声称向社会的“常态”、向男性和女性的两分结构、向传统价值观挑战，理论上借用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罗宾等著，李银河译：《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时事出版社）《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马元曦主编，北京三联书店）主要结合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讨论妇女面临的问题。民族主义成果较少。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将重点放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半期的欧洲民族主义运动上，并用一定篇幅介绍了它在20世纪晚期世界各地区的发展状况。法西斯主义方面的成果基本覆盖了历史各阶段。杜美的专著《欧洲法西斯史》（上海学林出版社）、美国学者拉克尔著的《法西斯主义――过去、现在、未来》（张峰译，北京出版社）系统介绍了这一极右思潮的演变史，前一本书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本书多了50年代以来的新法西斯主义和教权法西斯主义。刘国柱的《希特勒与知识分子》（时事出版社）、译著《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德］法里亚斯著，郑永慧等译，时事出版社）则提供了另一个研究视角，包括纳粹主义的知识来源、纳粹政权下的知识分子行为等，海德格尔是两本书都提到的个案。海德格尔晚年自编的论文集《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记录了作者对西方几位大思想家的评论，汇集为存在思想的演变历程。后现代主义涉及的课题也非常驳杂。利奥塔的《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和《后现代道德》（莫伟民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方汉文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上海三联书店）、德勒兹的《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可以视为对几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进行研究的相关阅读资料，例如，了解拉康对女性主义的影响，了解社会对信息传播的控制权。《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美］罗宾斯著，徐晓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体现了当今美国文学批评界不再满足于狭隘文本的纯审美分析，而是注重跨学科的、对文化所在的政治现实进行研究的趋势。作者以“民族／国家、种族、性别、阶级”这四个因素为核心，批评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愈演愈烈的“世界主义”，主张代之以集体的、介入的、有力量的国际主义。英国学者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指出，知识分子的传统体现为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的统一，他们应该超越专业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旨趣(taste)等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总结以上可以看出，同政治学理论部分相比，政治思潮部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翻译和介绍多于国内学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这在目前阶段仍然是必要的，但也有待于改进，如增加我们对国外思潮的比较与批评。思潮部分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有几个突出的热点，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和当代保守主义方面，译著、译文和中国学者自己的述评远过于其他流派。这一点折射出中国当前发展市场经济和调整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如检讨计划经济容易有的漏洞，强调个人责任与社会保障相结合。但是两个特点又反衬出这一部分的不足之处。比如，对民族主义和绿色政治的研究相对薄弱，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们的盲点。实际上，这两个流派当中蕴含着其他国家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教训和理论启示，它们对于我们处理、解决好国内的民族问题，对于我们反思、纠正现代化进程中的偏差，同样是有直接意义的。相反，对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介绍和研究数量仅次于民主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而实际上这两个思潮离我们的国情和社会需要偏远，研究中不无学术泡沫。还有一个属于空缺，即无政府主义，实际上这一流派在西方社会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当代自由主义的研究也应适度加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政治自由主义试图解决好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基本价值在现实社会中的合理实现，仅仅这一点在许多政治课题的讨论中就是富于开发前景的。此外，罗尔斯对立宪制度和公共领域的不断思考，在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和政治文化培育上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容忽略。翻译当中译名统一的问题也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比如，特性、身份(identity)与认同(identification)是否意思上没有差异？intersubjectivity是译成主体间性好呢？还是译成互主体性或互相主体性好？哈贝马斯使用的Legitimation，译者有时翻译成合法化，有时译为合法性，其间有没有不同的地方？这些都应该予以辨明。更不要说还有其他概念的混用、误用、乱用的问题。三、政治思想史这一综述集中在西方部分。美国学者麦克金德里克的《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晏绍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是一部考古学著作，但其中蕴含的信息对于了解古代希腊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是有益的。例如，考古发现古代雅典的议事厅、人民大会会场、剧场的位置和遗存，有助于读者想象公元前509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后雅典民主制的活动情景。选举陪审员用的投票机复原物，使后人得以了解公民辞退、录用、配置陪审员的程序。由杨绛翻译的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斐多》（辽宁人民出版社）主题是讨论灵魂不朽。此外，译者对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理念”的译法和解释（至高、绝对、永恒的，抽象的实体、真正的本质）值得注意。水建馥翻译的《古希腊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收集有柏拉图的《辩护词》、《克里同篇》、《费多篇》以及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可以与此前其他译本参照阅读。英国学者吉尔比著的《经院辩证法》（王路译，上海三联书店）以及刘小枫写的“中译本导言”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观点，特别是认为经院哲学家发展的辩证法，有助于推动思想的自由和平等交流，这一点对于理解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同近代自由主义的联系可能是有益的。对国内学者来说，18世纪至19世纪的德国政治哲学历来属于讨论与译事的热点，也最具有研究基础。李梅的专著《权利与正义：康德政治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康德的政治学说体系。齐良骥的《康德的知识学》（商务印书馆）分为感性编和知性编两部分，总地看属于政治哲学的相关学科。2000年，译著《费希特著作选集》（梁志学主编，商务印书馆）第四卷问世，其中包括1800年出版的《闭锁的商业国》。这一时期费希特注重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主张国家强化经济管理职能，对外切断贸易往来，实行闭关、自立，防止贫富分化，倡导纯化风俗。郁建兴的专著《自由主义批判与自由理论的重建》（上海学林出版社）在精神上准确把握了黑格尔政治哲学与18世纪、19世纪之交流行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差异，对其自由观念的思想来源、历史地位和广泛影响给予清晰的整理和说明。王希的专著《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虽然主题不是政治思想史，但对美国宪法的内容分析以及对建国以来几位重要政治人物兼思想家的学说，比如杰斐逊的共和宪政思想、罗斯福新政的宪政要义等，都有较为详细的交待。作者还著文述说研究美国宪法的意义。（见其《活着的宪法》，载《读书》，第1期）卡多佐是20世纪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著名的联邦大法官，他善于在普通法管辖的领域内，通过司法实践使判决更多地靠近社会与公共政策的需要，赞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以及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从而支持了新政。他的有关思想，参见《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有过影响深远的转折。英国思想家密尔青年时期接受边沁的功利主义，后来受文学家柯勒律治的人道主义影响，初步提出国家必要干预的积极自由主张。这一思想变化，可以从他的文学评论《论边沁与柯勒律治》（余廷明译，中国文学出版社）中看到一些。当代法国思想家阿隆的社会学名著《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宗旨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的经验论社会学之间寻找某些共同的东西。全书包括孟德斯鸠、孔德、托克维尔、帕雷托、韦伯等专章，内中有丰富的政治思想。站在19世纪终端的，是德国哲学家尼采。但这里缺少专门的政治思想研究成果，只有相关阅读文本。《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尼采著，陈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属原著。《解读尼采》（［法］都鲁兹著，张唤民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弗里德里希・尼采与科茜玛・瓦格纳》（［德］赫尔纳著，赵蕾莲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均属传记类专著，从中可以看到尼采生前的一些政治态度和政治观点形成背景。西方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原理的知识来源之一，其历经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也蕴含了当代西方政坛流行各种思潮的萌芽。德国古典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前者包括了政治哲学传统。可以说，思想史方面训练的厚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观察现实的敏锐性和理论解说的力度。过去的一年，国内学者在思想史的各个阶段倾注了自己的努力，出版了一批好的译著和研究专著，从发展势头看，这种研究会持续、全面地开展下去。特别在古希腊时期、中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时期，都蕴含着学术收获的潜在机遇。这一领域的一个不足之外，是译著、译文的不及时和优秀译作少，而这是思想史学习与研究的前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不少经典著作没有译出，随便举一些例子，像柏拉图的《法律篇》、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布丹的《国家论六卷》、霍布斯的《论公民》、卢梭的《波兰宪法草案》等，都包括在此列。次要思想家的有些著作同样不可或缺。现当代重要政治思想家待译的经典著作也有许多。最好翻译界列一个书单，把抓紧时间翻译名著当作一件共同的任务，其意义绝不下于自己写专著。国内学者高质量的研究专著正在增多，但相对来说还太少。一些好的成果有博士论文的基础，恰恰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研究的难度。总的看，对当代的关注压倒对历史的回顾，但历史可以给人以现实中缺少的东西。思想史部分也有译名统一的问题。像柏拉图的idea，现在已经有了理念、原型、相、基本模式、绝对、实体等等译法，而且都出自名家之手，但它们肯定给读者带来不便。能否统一，至少在不能统一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讨论和澄清，都是学术界短期内能够讨论的问题。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王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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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2000 Vol.26 No.1 P.24-31广义系统降阶正常观测控制器与双互质分解高志伟摘 要 首先讨论了真镇定带前通的广义系统的最小阶正常观测控制器的设计问题，然后基于降阶观测控制器，明确给出了广义系统双互质分解的一种新的状态空间实现. 相应的控制器参数化可以保证是因果的，因此本文的结果更具实际意义.关键词 广义系统，真镇定，降阶观测器，双互质分解，稳定因式法.REDUCEDORDER OBSERVERBASED CONTROLLERS AND DOUBLY COPRIME FACTORIZATIONS FOR SINGULAR SYSTEMSGAO Zhiwei(Department of Automation,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Abstract The design problem of minimal order observerbased controllers for properly stabilizing a singular system with direct control feedthrough term is discussed, and a design method is given. New statespace formulae of doubly coprime factorizations for singular systems are then presented explicitly. The resultant controller parameterization can be guaranteed to be proper (or causal), thus the results obtained in the present paper a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previous ones in control applications.Key words Singular systems, properly stabilizing, reducedorder observers, doubly coprime factorizations, stable fractional approach.1 引言线性时不变连续广义系统的数学模型为(1)分别表示系统的状态,控制输入和量测输出矢量;E∈Rn×n,rank(E)＜n;系统(1)是正则的，即(复平面); 矩阵D被称为前通项; 系统(1)的传递函数阵为近年来，广义系统的研究受到了普遍关注［1］.成功用于多变量系统控制综合研究的稳定因式法［2］，已开始被用于广义系统的分析与综合. 文［3］建立了广义系统与稳定因式法的联系，并给出了广义系统双互质分解及控制器参数化的一般结构. 文［4］把文［3］的结果推广到了带前通的广义系统. 众所周知，双互质分解在稳定因式法用于系统综合控制的研究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因此，如何构造双互质分解中的每一个元素，便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对于广义系统，文［5］给出了双互质分解的一个状态空间实现. 然而，不难发现，文［5］的结果是基于广义观测部刂破鞯纳杓疲6］. 由于广义状态观测器的解除了依赖控制输入u和量测输出y之外，还依赖其有关微分项. 这些微分项， 特别是y的微分项，一般来说没有直接的量测，不能直接利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义状态观测器的物理实现尚有困难［1］.对于广义系统施加正常控制器，不仅是进行广义系统反馈设计的首先选择，同时也是控制应用的基本需要［7］. 因此，如何根据真镇定广义系统的正常观测部刂破鳎给出更具实际意义的广义系统的双互质分解，正是本文工作的出发点.2 真镇定降阶正常观测-控制器为了使讨论有意义，本文通篇假设系统(1)是真能控且真能观的，即系统(1)是脉冲能控且脉冲能观，有限能控且有限能观的.由文［4］可知，对于脉冲能控且脉冲能观的系统(1)，一定存在如下静态输出反馈控制器(2)使下列相应的闭环系统是内部真（无脉冲模）的.(3)其中 A(F)=A+BF(I-DF)-1C, uB(F)=B+BF(I-DF)-1C,C(F)=(I-DF)-1C, D(F)=(I-DF)-1D.内部真的系统(3)可受限等价为(4)这里P和Q都是非奇异阵.因为xf=-Bfv，则系统(4)可进一步描述为(5)引理1. 若系统(3)是内部真的，则等价正常系统(5)中的输出矩阵Cs的秩是一个常数.证明. 这个证明是构造性的，证明过程很长，限于篇幅，这里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笔者的研究报告［8］.因为rank(CS)是一固定值，不失一般性，可令矩阵Cs的行是线性无关的，即rank(Cs)=p. 又由文［9］可知，在真能控且真能观的假设前提下，等价正常系统(5)是能控且能观的. 由Luenberger观测器设计理论［10］，可给出系统(5)的最小阶观测器的状态方程(6)其中R是稳定矩阵, (7a)TAs-RT=SCs, (7b)TBs-H=SDs, (7c)rank(Cs)=p, (7d)(7e)(7f)定理1. 真能控且真能观的广义系统(1)能被形如下式的降阶正常观测部刂破髡嬲蚨,(8)其中 其余符号的定义如前.证明. 对于真能控且真能观的广义系统(1)，一定可以找到使闭环系统(3)内部真的静态输出反馈控制器(2)［4］，并可相应得到等价的内部真系统(4)和正常系统(5). 由文［9］又知，正常系统(5)是能控且能观的，则由Luenberger观测器设计理论，可设计形如式(6)的降阶正常观测器以估计系统(5)的状态.用状态估计构造系统(5)的控制输入，即(9)把式(9)代入式(6)中的微分方程，便可得到系统(5)的状态观测部刂破(10)把式(9)代入式(5)中的输出方程，可推出(11)把式(9)和(11)代入式(5)中的微分方程，可得到(12)把式(11)代入式(10)中的微分方程，并利用关系式(7a)～(7f),有(13)综合式(12)和(13)，即系统(5)在降阶观测部刂破(10)的作用下形成的闭环系统为(14)令则对系统(14)做相似变换，并利用关系式(7f)有(15)因为系统(5)能控且能观，则矩阵(As+BsFs)和R都可以设计成稳定矩阵，即系统(15)是渐近稳定的，系统(14)自然也是稳定的,也就是说系统(5)能被控制器(10)镇定. 由文［9］又知，系统(3)和系统(5)在控制器(10)作用下具有相同的有限特征根集合，因此控制器(10)必然镇定系统(3).综上所述，由控制器(2)和(10)合并起来构成的组合控制器(8)，必能消除系统(1)的脉冲模，又能使相应的闭环系统渐近稳定，即控制器(8)真镇定广义系统(1).评注1.1) 在上面的分析中，要求det(I-DF)≠0和det(I+φDsFs)≠0. 事实上，集合｛F｜F∈Rm×p,det(I-DF)=0｝和｛Fs｜Fs∈Rm×ns,det(I+φDsFs)=0｝不是空集，就是超曲面，因此对于几乎所有的都能使det(I-DF)≠0和det(I+φDsFs)≠0成立.2) 定理1的证明是构造性的，实际上给出了一个真镇定广义系统降阶正常观测部刂破鞯纳杓品椒ǎ其基本设计思路就是：首先设计一个静态输出控制器以消除脉冲模，然后对等价的正常系统设计一个最小阶观测部刂破鳎最后把两个控制器合并，构成一个组合控制器. 这里讨论的广义系统是带前通项的，因此得到的结果具有一般意义. 本节的工作可以看作是文［7］工作的推广.3) 由关系式(7a)～(7f),可得R=TAsθ,S=TAsφ和H=T(Bs-AsφDs)，则真镇定控制器(8)的传递函数阵可写为(16)4) 有了真镇定广义系统(1)的控制器(16)，便可以着手构造系统(1)的传递函数阵G(s)的双互质分解(即这里分别是RH∞上的右互质对和左互质对，RH∞表示真且稳定的有理函数阵的集合）以及相应的Bezout恒等式. 本节的工作是下节工作基础.3 广义系统的双互质分解下面的引理对于证明本节的主要结果定理2是有用的.引理2［4］. 如果D为非奇异方阵，则引理3［4］.引理4［4］. 若P和Q是非奇异常数阵，则И引理5［10］. 若B-1存在，则定理2.假设广义系统(1)是正则，真能控且真能观的. 选择F∈Rm×p使得det(I-DF)≠0，并得到内部真的闭环系统(3)；选择非奇异阵P∈Rn×n和Q∈Rn×n得到等价的因果广义系统(4)和等价的正常系统(5)；选择Fs∈Rm×ns使得det(I+φDsFs)≠0且(sI-As-BsFs)-1∈RH∞；选择而R的约束由式(7a)～(7f)描述；任选定义(17)(18)则a) 由式(17)和(18)描述的所有传递函数阵都是真且稳定的,b)和V(s)都是非奇异的,c)d) 的定义见式(16)，e) 式(17)和(18)中的元素满足如下Bezout恒等式(19)证明.a)因为则式(18)中描述的所有传递函数阵都是真稳定的. 观察(20)因为(sI-R)-1∈RH∞，(sI-Λ)-1∈RH∞，且相似变换不改变系统的特征根集合，则由式(20)有(sI-φΛCs-AsθT)-1∈RH∞，从而，式(17)中描述的所有传递函数阵也都是真稳定的.b)因为(21)则根据引理2，存在. 然而，却不一定是非奇异的，所以引理2不再适用. 观察(22)其中G(s)=C(sE-A)-1B+D.已知det(sE-A(F))0,det(sE-A)0，det(I-DF)-1≠0，则根据(22)可得出(I-G(s)F)-1存在. 从而有下面的推导,А(由引理2)(由引理3和4)(由引理4)(23)这里Ds=D(F)-CfBf.由式(23)可得(24)类似式(23)的证明，利用引理2～4，式(17)中的(s)可写成(25)根据式(25)，则可推导(26)ИЪ(s)是非奇异的. 同理，可证M(s)也是非奇异的.c)利用引理2～4，式(17)中的(s)可写成(27)使用式(23)，(24)，(25)和(27)，可容易得到(28)、同样，类似可证N(s)M(s)-1=G(s).d)因为V(∞)和均为非奇异方阵，则使用引理2～4，可证但这里略去繁琐的推导过程.e)利用引理5，有(29)即是非奇异的，因此利用引理2，可证(30)略去式(30)的具体推导，显然，式(30)与式(19)等价.评注2.1) 定理2引入了一个附加的稳定矩阵Λ，从而保证了双互质分解及Bezout恒等式中的所有元素都是真稳定的，因此本文的结果完全适用于稳定因式法.2)根据定理2给出的双互质分解，就可相应阐述真镇定控制器的参数化(31)只要自由参数Q(s)在集合｛Q(s)｜Q(s)∈RH∞,det(V(s)+N(s)Q(s))(∞)≠0｝或中选取，便可保证式(31)描述的控制器集合是一类真的（或因果的）控制器. 因此，本文基于正常降阶观测部刂破鞯慕峁，比文［5］基于广义观测部刂破鞯慕峁更具实际意义.4 结束语本文给出了一个真镇定前通广义系统的降阶正常观测部刂破鞯纳杓品椒ǎ并以此提出了广义系统双互质分解的新的状态空间实现. 本文的结果物理意义明确，完全适用于不带前通项的广义系统（令D=0）和正常系统（令E=I,F=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No.69874027).高志伟 简介见本刊1998年第6期.高志伟(天津大学自动化系 天津 300072)参考文献1，Dai L Y. Singular Control Systems, Berlin: SpringVerlag, 19892，Vidyasagar M. Control Systems Synthesis: A Factorization Approac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53，Kucera V. Internal properness and stability in linear systems. Kybernetika,1986, 22(1): 1～184，高志伟. 广义分散控制系统结构性质与控制综合的研究［学位论文］. 天津:天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19965，Wang F Y, Balas M J. Doubly coprime fract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generalized dynamical systems. IEEE Trans. Autom. Control, 1989, AC34(7):733～7346，Gao Z W, Wang X L, Li G Q. Analysis for the Bezout identity of generalized systems. Trans. of Tianjin University, 1998, 4(1): 78～817，Ailon A. A reducedorder causal observerbased controller for singular systems. Int. J. Systems Science, 1994, 25(1): 1～178，高志伟. 广义系统理论的稳定因式法研究［博士后研究报告］. 天津: 南开大学数学科学院,19989，高志伟，王先来，李光泉. 前馈广义分散控制系统的真镇定. 自动化学报，1998,24(6): 754～76010，Chen C T. Linear Systems and Design, New York: Rinrhard and Winston, 1984收稿日期 19980107 收修改稿日期 1999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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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Enviornment",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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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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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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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538 【原文出处】《美术观察》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6 【原刊页号】23～26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05 【 标 题 】“相互作用――颂扬本原”――艺术与科学中的自然、见识及创造性 【 作 者 】迈克尔・莱昂斯 【作者简介】迈克尔・莱昂斯 英国皇家雕塑协会主席 【 正 文 】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单单一次脉动中就是两百兆瓦特。这短促的核爆炸是迄今释放在地球上的最大能量”。（注：观察员：《生命――2001年》，载《科学问题》，2000年12月31日，第13页(Observer"Life"-2001:Te Science Issue P13 31st December 2000)）如果工作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以Z著称的核聚变机上的科学家们的这份宣言，就是通过动力学与生命所释放的力量，对画于1244年的《九龙腾云》所做的解释的话，那么，古老与现代，艺术与科学，以及创造力那令人敬畏的力量，是联合起来了。创造力是论述变化的中国典籍《易经》中的第一个六角星形。我们就生活在变动不居的时代。在19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经历了离开乡村前往城市及权力和财富巨大增长的过程，并伴随着对工作条件和环境污染的惊骇。它也经历了技术与科学的进步，这些进步影响了艺术，反之亦然。在英格兰什罗普的艾恩布里奇镇(town of Ironbridge)，自豪地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座铸铁桥梁。它不仅跨过了塞文河，而且它以工程学与美学的结合，形成了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一条纽带。我生于英格兰的米德兰地区，那里是产业革命的摇篮之一。假如那个时期的印记还在原野上存留为证的话，那么，的确，我作为那时的一个年轻人，则是结束于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提醒者了。在那个地区，在19世纪的石灰石采石场的底下，还掩埋着一些有国际名望的人士的骨骸，且整个地区以地质学研究中心而出名。这种工业策源地与自然胜地的双料并置，对于我早年作为一个雕塑家的发展，具有很深的影响。漫步在“雷恩之巢”上，可见到这里不仅是19世纪的石灰石采矿场遗迹尚存之处，而且整个地方的构造显示出地球曾经发生过的某种巨大移动，确切地说发生在千百万年前，那时，这个地区从志留纪海洋下浮现上来。这给我灌输了一个人处于宇宙中的感觉，使我及时回顾，并揭示了我只能用物质来当作精神刻画的东西究竟是什么。1844年，英国画家特纳(J.M.W.Turner)画了一幅画《雨、蒸汽与速度――西部大铁路》，表现了对辉煌的工业化未来的浪漫而极为乐观的憧憬。特纳是一位极富表现力和极热情的画家，他长期对色彩理论学感兴趣，并花了许多时间为英国皇家艺术院的几个学院准备这个主题的课程。德比的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画了许多产业革命题材的画，从科学实验到铁匠工场，再到作坊，他都画过。他的系列画作，取材于维苏威火山，尤其是全神贯注于18世纪后期的科学大熔炉而创作的。物理学与化学那时正赋予着世界新的视角，并揭示着使自然焕发生机的各种力的一些新的方面，而赖特的画作则消耗于并鼓励对这些方面的研究。特纳和赖特充当了对自然“敬畏”的化身，这方面的“敬畏”是把艺术家们与科学家们联合起来的要素之一。奇怪的是，究竟哪种敬畏是存在的，哪一种激起了“为何”与“如何”这样的问题――或者激起了对于阐释被人们所看见及体验到的力量的需求。物理学来自“物质”这个词――了解事物的本质，对艺术同样可以这样说。亨利・穆尔(Henry Moore)说过：“艺术可以是对现实的渗透――且是对生命意义的表达――是对尽努力而生活的激励”，（注：罗杰・伯绍德：《亨利・穆尔的生活》，伦敦和波士顿，费伯与费伯，第125页(Roger Berthoud-"The Life of Henry Moore"P125 Faber & Faber.London & Boston)）这话也可以用来说科学。弗里肖夫・开普拉(Fritjof Capra)美妙地描绘了他在一个夏末的下午，在大海边所经历的“看见”或“感到”对他周围的岩石、沙子、水和空气的统觉。从他被作为一名科学家接受培训之日起，他就懂得，他所“看见”的，都是在能量的无穷舞蹈中彼此创造及彼此摧毁的相互作用的那些粒子的波，他把这种舞蹈，比作湿婆舞，湿婆乃印度人崇拜的众舞者之主。他已经理性地懂得这一点，但以前从未“看见”这巨大的穿透性能量。（注：弗里肖夫・开普拉：《物理学之道》，弗拉明戈，1992年(Fritjof Capra-"The Dao of Physics"Flamingo 1992)）弗里肖夫・开普拉所提到的湿婆之舞是以静止的雕塑而刻画的，但这种舞蹈却以美妙的和诗一般的方式，体现着反映宇宙运动的无穷舞蹈。然而，它也以同时代的术语，涉及到物理学中粒子持续不断的摧毁与再生。正像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laswamy)说过的那样：“诗歌只不过是较低级的科学罢了”。（注：A.K.库马拉斯瓦米：《湿婆舞》，纽约，正午出版社，1969年，第78页(A.K.Coomaraswamy "The Dance of Shiva"p78 The Noonday Press New York 1969)）英国艺术批评家布赖恩・罗伯逊(Bryan Robertson)在其1960年评论亨利・穆尔作品的一篇文章中，谈起艺术与科学这个主题时说道：“在《人的现象》(Phenomenon of Man)中，塔亚尔・德・夏尔丹(Thailhard de Chardin)以科学的意义，把能量定义为对于在转换过程中从一个原子变为另一个原子进行测量的工具。但科学是一种联合为一体的力量，而且由于原子在交换过程中浓缩或耗散，它又是结构的表现。以‘形式’这个词代替‘原子’这个词，我们就会找到对于发生在穆尔的纪念性雕像中的能量转换的最简单且最佳的描述”。（注：布赖恩・罗伯逊：为“1950年－1960年亨利・穆尔雕塑作品展”所作的前言，伦敦，怀特查普尔美术馆，1960年(Bryan Robertson-Preface-Henry Moore Sculpture1950-60 Whitechapel Art Gallery 1960.)）亨利・穆尔制作了一些大雕像和一些你可以在手上把玩的小作品，这两种作品的操作式样，是以对尺度和庄严的感觉而统一起来的。塔亚尔・德・夏尔丹鼓励他的读者们去寻求“以空间的大与小而对窨的无限所进行的感觉……通过无尽的事件之与无限的距离而地退回去对深度所进行的感觉……对比例所进行的感觉，它是尽最大努力在节奏与维度二者中，认识到把原子与星云分开，把无穷小与无穷大分开的那种物理尺度的差别而进行的”。（注：皮埃尔・塔亚尔・德・夏尔丹，《人的现象》，科林斯，1959年，第33与34页(Pierre Tailhard de Chardin"The Phenomenon of Man" P33 & 34 Collins 1959)）杰出的英国科学家朱利安・赫胥黎爵士(Sir Julian Huxley)，把塔亚尔描述为一件伟大观察仪，说他是用思想的眼睛看见，并为进一步的探查拓开了广袤的地域。（注：朱利安・赫胥黎爵士，为皮埃尔・塔亚尔・德・夏尔丹《人的现象》一书所作的序言，科林斯，1959年，第17页(Sir Julian Huxley Introduction-"The Phenomenon of Man"Pierre Tailhard de Chardin p17 Collins 1959)）塔亚尔・德・夏尔丹说，“看见生活的全部就是要用该动词”(Seeing the whole of the life isin that varb.)。（注：皮埃尔・塔亚尔・德・夏尔丹，《人的现象》，科林斯，1959年，第31页(Pierre Tailhard de Chardin "The Phenomenon of Man" P33 & 34Collins 1959)）皮埃尔・塔亚尔・德・夏尔丹出身于一个神学家兼科学家的家庭，他尤其作为发现“北京人”的那个科考队的一名成员，与中国有长期的联系，他总结出的关于科学为艺术提供新的规模感觉的思想，胜过其他任何人，他那为研究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本质而承担的使命，如今比他生前更加适切。“看见”处于科学和艺术的中心，并且有许多含义，无论观察和重构“日常”现实，还是通过望远镜或显微镜来了解宇宙的大与小，都是如此。以思想的眼睛来看见，不仅对科学界与艺术界是中肯之言，而且对神秘主义那更为高深莫测的世界，亦复如是。在20世纪，关于艺术过程的观念，对于发现作品在形成中的映像，日益重要起来。科学家们和艺术家们都喜欢宣布：“找到了！”虽然在有些情况下，艺术家们不一定叫嚷“找到了”，因为对过程而言还没有终极产品，而只不过是活动本身而已。英国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和维克多・帕斯莫尔(Victor Pasmore)都把艺术观念，作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艺术教育中形成新方法时的发展过程而加以强调。汉密尔顿写道：“对自然的微观结构的分析，还有对晶体构成的观察，以及各种有机体的生长，也许提供了一种眼光，用来对设计构造可能是怎样在空间中形成，进行观察”。（注：理查德・汉密尔顿：《持续的过程》，戴维・西斯尔伍德编，伦敦，当代艺术学院，1981年，第6页(Richard Hamilton "A Continuing Process"p6 Edited by David Thistewood ICA London 1981)）汉密尔顿自己早期的画作，受到了出版于1917年的达西・温特沃思・汤普森(D Arcy WentworthThompson)的重要著作《生长与体形》(On Growth and Form)的影响。汤普森认为，有机构造是按数学原理形成的。俄罗斯构成主义艺术家伽勃(Gabo)与佩夫斯纳(Pevsner)兄弟所宣称的目标，是要像工程师或数学家那样制作他们的雕塑，而且要像宇宙形成它的创造物那样去制作。他们追求那些在自然的种种构造中从事工作的基础原理。在那场有短暂安乐感的俄国革命中，一个乌托邦世界被人设想出来，在该世界上，各门艺术及科学的所有方面都会结合起来。俄罗斯至上主义画家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simir Malevich)甚至说，现代艺术家就是科学家。英国艺术家苏珊・德奇斯(Susan Derges)在她的作品《1997年5月22日的河流弹石》(River Taw 22nd May 1997)中，似乎是用自然现象本身创作的，从而，自然在该作品的表面，刻写下自己的有序和无序。雕塑的语言常常与科学的语言平行。运动与能量是共同的因素。二者都涉及到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且二者都巧妙地处理宇宙的基本“素材”。雕塑家们在可视的基准面上用粘土和石头创作，而物理家们，例如是用不借助于精密的观测装置就不可能观察到的物质的非常基本的成分，进行工作的。事实上，塞尚这位立体派的先驱之一“打破了图画平面的玻璃”，把观看者拖入所描绘的行动中。在科学中，观察者更为积极地参与所观察的课题――与该课题一致了。艺术及科学的语言在这方面是有教益的，且值得拿来比较“对于量子论而言，没有什么比它摧毁有关――用20厘米厚的一块玻璃板所分开的――外面的世界的观念更为重要的了，即使观察原子那么细微的物体，他（观察者）也必须打碎玻璃”。（注：J.A.惠勒著，载于J・梅拉编辑的《物理学家们的自然观》，荷兰，多德雷赫特，D.Reidel,1973年，第244页(J.A.Wheeler in J Mehra"The Physicists Conception of Nature"p244 D.Reidel-dordrecht Holland 1973)）迟至1905年，牛顿物理学那机械论和功利主义的强调重点才被替代，而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却永远改变了。在艺术中，如同在科学中一样，刚性的东西和固定的东西，被运动与相互作用取代了。立体派艺术家们在视觉上揭示了现象的互锁――结构与运动之间、固体与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20世纪60年代，英国雕塑界有一次变动，尤其是三维钢铁雕塑，它植根于立体派，把作品从方形底座上放下来，并把该作品直接搁在地面上，因此就形成与观众的直接关系，抢先使观众潜心于空间与时间的韵律中，并区分这种展开部所导致的各个视点。该变动如今依然有反响。在科学中还能找到一种平行，例如，在海森伯(Heisenberg)的“测不准原理”中，被观测的东西发生何种变化，依观测的焦点而定。画家兼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仿制的一些人物，看上去他们都宛如离你有一段距离，不管你离得多近，都会留下同样的印象，因而就使我们怀疑自己的感觉。艺术和科学改变着我们看事物的方式。“事实上，科学家们、诗人们、作家们和画家们可能全都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自然给予这些成员的天赋，是处理这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被我们称为平常事物，并被以我们自己所施加的模仿被扩大的方式而表现出来”。（注：加利・朱卡夫：《跳舞的巫礼大师们》，赖德图书公司，1991年，第36页(Gary Zukav "The Dancing Wu Li Masters"p36 Rider books1991)）在20世纪的艺术家中，对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没有谁比毕加索提出的问题更多。下面讲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毕加索正在为一位妇女画肖像，他问这位妇女的丈夫对这件作品有什么相法。那男子说：“画得好，但就是不像她”。“哦！那她是像什么样的呢？”毕加索说道。那男子回答说“像这样”，并制作了一幅他妻子的照片。毕加索把照片端详了一会儿，嘲弄地抬起头说道：“她很小，是吗？”这个似乎漫不经心的故事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看见整个自然――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甚至会使该问题与更广阔的宇宙有关系――“她很小，是吗？”另外，加利・朱卡夫(Gary Zukav)也指出，科学家们是否真地发现了新事物――或者是他们创造了这些新事物与否，不再确定无疑了，许多人认为，发现是一种用科学术语进行的创造艺术。如本文开头指出的那样，在新墨西哥州，有一台以"Z"而闻名的机器，这是一台核聚变机。它处理氢原子的同位素――氘和氚，用一点儿能量把它们紧密配合在一起，这样又转过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人们希望，微小的热核爆炸能通过用激光和X射线轰击氘和氚的微粒而激发。长久以来，除了氢弹爆炸之外，核聚变从未达到过。无限的能量，以及“星际旅行”式的航行，可能是这项非凡的、令人精神恍惚的事业的最终结果。笔者被迫在比起肤浅表面更深的层次上谈谈他们的工作。新墨西哥州的那些科学家们的语言，像艺术家们的一样――即的确是神秘的。他们发觉自己对那台机器敬畏，不过却承认是不可知论的敬畏。等离子物理学家吉姆・贝利(Jim Bailey)解释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创造性行动使我在这儿大为满足。试图创立从前不存在的知识――如果你想谈论上帝的话――会使你更接近理解宇宙，我猜想你可能会这么样给上帝下定义的”。（注：观察员：《生命――2001年》，载《科学问题》，2000年12月31日，第15页(Observer"Life"-2001:Te Science Issue P13 31st December 2000)）对某次能量爆聚时用针孔摄像机在那台机器内拍摄的一幅照片颇热心的科学家梅利莎・道格拉斯(Melissa Douglas)说：“在那台机器旁边，你会感到敬畏。你知道，宇宙是数学般精确的。你知道上帝是一位数学家吗？”（注：观察员：《生命――2001年》，载《科学问题》，2000年12月31日，第16页(Observer"Life"-2001:Te Science Issue P13 31st December 2000)）18世纪诗人兼画家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认为上帝是位建筑师，罗丹则把上帝视为雕塑家。艺术与科学融合得多么好啊。圣地亚哥的人类信息处理实验室(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in San Diego)主任维莱穆尔・拉马钱德兰(Vilaymur Ramachandram)博士认为，尽管人类的知识已经急剧增长了，但我们依然不懂得自己，这是一个终极问题。这位教授大胆地断言：“这个问题将在本世纪解决”。他接着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创造性而说道：“人们认为，热爱艺术与诗歌就是人性――但人性是解剖学的。我们知道，在正常环境下，艺术家们和诗人们身上的胰岛素百分比很高，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基因突变引起了不同的脑区相互连接。所以这些区域的交叉连接就比与其他区域的连接多。脑电图已向我们表明，那些创造力高的人能做到的直觉跳跃及连接，你我却做不到”。（注：观察员：《生命――2001年》，载《科学问题》，2000年12月31日，第9页(Observer"Life"-2001:Te Science Issue P13 31st December 2000)）由于拉马钱德兰教授是一位科学家，他似乎是把他自己，与他所说的“创造力高的人”例如艺术家们，加以区分的。这反倒把问题引向了加利・朱卡夫提出的那个概念：科学家们、诗人们、作家们和画家们全都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尽管我个人赞成这个概念，但是拉马钱德兰教授谈到的“直觉跳跃”，可能是在最高层次上才适用于艺术家们和科学家们。伟大的西班牙艺术家安东尼奥・塔皮耶斯(Antonio Tapies)阅读了同时代的科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oedinger)以及其他科学家的著作，被引向东方哲学和神秘主义。塔皮耶斯用塑料和大理石粉末，创造了一些散发着尘世气息及无意识气息的着色塑像，使这类粗陋的材料有了勃勃生机。“我总是拿艺术家的态度与神秘论者的态度作比较――它们二者都遵循一条通向最终的现实观的路径――人们对于这条路径还没有对内心体验的认识那么多”。（注：M.佩皮亚特：《用手揭示的灵魂》，翁贝托・波丘尼采访记，载《国际艺术》季刊第13卷，1990年冬季号，第34页(M.Peppiat-"The Soul Revealed By the Hand"An interview with Antonio Tapise Art International 13 p34 Winter 1990)）科学与艺术，二者皆是我们周围这世界之美的相互作用，是穿透幻觉更深入地看见现实的本原。对于艺术家来说，面对风景而以表现性的强有力方式来作画，可以是一条进入蕴涵着宇宙运动的这幅风景的道路，的确，中国如同印度雕塑一样，体现了这一点。未来派画家兼雕刻家翁贝托・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1912年创作一幅称为"Botiglia+Tavola+Cassegietta"的画，该画作清楚地显示未来派艺术家们所追求的内部运动及外部运动，反映了哲学家伯格林(Bergson)关于所有的事物皆相互作用的理论。梵高所画的玉米地、橄榄树林、柏树甚至宇宙本身，似乎都是剥去了日常现实的外套而揭示自然的内在运行，揭示活动于所有生命中的能量。即使在塞尚那些结构最佳及最重要的风景画中，你都会有一种对大地、松树林以及普罗旺斯地区(Provence)的岩石的感觉。他利用复视点而使观众进入作品中――未着笔的区域就像道家的“空”那样活跃。本文重点讨论了关于穿透性幻觉(penetrating illusion)的概念，以便更深入地感觉现实并理解我们的存在，这种幻觉是对于我们周围这世界的颂扬，是对宇宙持续不断的创造加以的认识。艺术家们和科学家们拥有的伟大天赋以及他们所采纳的深刻见解，使他们负有一种责任――尽管这种责任深深地沉浸在他们所呈献作品的结构中，他们是守护未来的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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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ENVIRONMENTAL TECHNOLOGY1999年 第3期 No.3 1999应用柯西中值定理对控温仪表配热电阻进行线性化处理严浩1 概述众所周知，控温仪表测量桥路中的温度采样传感元件热电阻是非线性的，它直接影响到仪表温度的测量精度。目前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很多，如用热电阻温度采样的区间的割线近似代替热电阻Rt～t曲线，或在桥路中对热电阻进行非线性补偿。前者控温区间范围较小，且温度测量精度不高，后者测量精度虽然较高，但测量桥路较复杂，调试也麻烦。本文应用柯西中值定理对控温仪表配热电阻进行线性化处理，它对测量桥路电路要求简单、调整方便，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可以达到气候环境试验设备所要求的温度精度。2 对配热电阻进行线性处理一般而言，对热电阻可用二次方程表示，即：Rt=R0+αt+βt2(tmin≤t≤tmax) (1)式中：Rt─为热电阻在温度t时的电阻值（Ω）；R0─为温度t=0℃时热电阻的阻值（Ω）；α、β─为热电阻的温度系数，其中α的单位为Ω/℃，β的单位为Ω/℃。它们可借助于热电阻温度分度表和给定的温度区间及边界条件确定，即：当t=tmax时，Rt=Rtmax,(1)试可变为下式：Rtmax=R0+αtmax+βt2max (2)在给定的温度区间中的某温度t=tx（不包括t=0）时，对应的热电阻阻值为Rtx，则（1）式又可变为下式：Rtx=R0+αtx＋βt2x (3)解（2）和（3）联立的方程组，可求出α、β值，即：(4)(5)热电阻Rt～t曲线上点B(Rtmin,tmin)和点A(Rtmax,tmax)的割线方程为：(6)式中：割线截距为R0割＝Rtmax-(Rtmax-Rtmin)/(tmax-tmin)*tmax割线的斜率tgθ＝(Rtmax-Rtmin)/(tmax-tmin)当t=tmin=0时，显然热电阻的阻值Rt=R0=R0割，根据柯西中值定理对（1）式微分，其导数就是割线的斜率tgθ，经整理即求得与割线平行并与Rt～t 曲线相切的切线的切点，即(7)(8)故可求得切线方程为：Rt=(Rt切-t切.tgθ）+t.tgθ (tmin≤t≤tmax) (9)式中：R0切＝Rt切-t切.tgθ为切线的截距。由此可求出中值线的截距，即：（10）则中值线方程为：Rt=R0中＋t.tgθ (tmin≤t≤tmax) (11)解（1）和（11）联立的方程组，即可求得热电阻曲线与中值线的交点“1”和“2”为（如图1）：图1Rt1=R0中＋t1.tgθRt2=R0中＋t2.tgθ调整仪表测量桥路时，可用热电阻的中值线近似代替热电阻的Rt-t曲线，这样调整仪表测量桥路时简单方便，且仪表显示的温度误差较小。图1为热电阻的Rt-t曲线、割线、切线和中值线之间的关系。3 对测量桥路的调整通常控温仪表采用的测量桥路如图2所示。图2在控温仪表控温范围内，RR1+Rt,RR2，RR3+Rw1, 要求图2中所有电阻选择受温度影响很小的康铜丝或锰铜丝电阻；电位器Rw1选择多圈电位器，Rw2选择线绕电位器；R的阻值应保证图2中元件基本上不产生热量； 电源E采用直流稳压电源；温度显示表头采用三位半数字表头。测量桥臂和比较桥臂输出的偏差电压为：（12）若输出的△V为1mV时，数字表头显示温度为1℃，则△V可用温度t代替，故（12）式经整理即变为热电阻中值线方程：（13）（11）式和（13）式是等价的，不同之处是（11）式是热电阻的中值线在数学上的表示，具体到测量桥路上不好实现热电阻线性化，而（13）式在测量桥路中易于实现，便于对热电阻进行线性化处理。R2-R1=R0中是中值线的截距，可从（10）式求得，在保证RR1,RR2的条件下，可先确定一个R1和R2的值， 并使得R2-R1＝R0中；R/Ea=tgθ是中值线的斜率， 可从中求得。在桥路调整时，当E和R确定后，可调节Rw2电位器满足tgθ（在确定桥路调整参数R0中、t1、t2、Rt1、Rt2时，需要计算tgθ）。根据控温仪表配用的热电阻型号和控温范围tmin、tmax ， 从该配热电阻分度表中查得相应的Rtmin和Rtmax。在调试测量桥路时，用一支0.5级电阻箱代替热电阻，首先调整中值线截距， 即将电阻箱的阻值调到R0中，调节电阻R2和R1，使数显表头显示的温度为0℃，然后再调斜率，即将电阻箱的阻值调到t1或t2其中的一个温度值所对应的计算阻值（如Rt1），调节Rw2，使数显表头显示的温度值为t1，然后再将电阻箱的阻值调到t2所对应的计算阻值Rt2，如果数显表头所显示的温度值与t2有差异，再调Rw2，使显示温度值等于t2。如此重复调整电阻箱的阻值，使数显表头显示的温度t=0,t1和t2分别为相应的电阻箱的阻值R0中，Rt1和Rt2。这样，该桥路就已经调整完毕。至于设定桥臂上的元件选择原则是，在RR3＋Rw1条件下，R3 应小于已调整好的R1值，即4 举例一控温仪表的温度范围为－10℃～100℃，配热电阻为Pt100铂电阻， 测量桥路如图2所示，E为6V稳压电源，R＝2kΩ±1％，Rw2为47Ω线绕电位器，Rw1为100Ω多圈电位器，数显表头为三位半。由于tmin=-10℃，tmax=100℃,经查Pt100分度表得到：Rtmin=96.09Ω，Rtmax=138.5Ω，R0=100Ω故得到R0割＝Rtmax-tmax.tgθ＝99．945ΩRt切＝R0+α.t切＋β.t2切＝117.71ΩR0切=Rt切-t切.tgθ=99.903ΩRt1=R0中+t1.tgθ=98.689ΩRt2=R0中+t2.tgθ=103.97Ω初调试前选择R2=160Ω，R1＝70Ω，R3＝60Ω，在调整测量桥路时，按上述方法调整，最后电阻箱阻值分别调到：99.924Ω，98.689Ω，103.97Ω时，数显表头显示温度值相应为0℃，－3．3℃，10℃，如此，测量桥路即已调整好。实际上最后R1=60.08Ω，Ea=5.11V。Pt100的Rt为117．71Ω时，对应的温度为44.9℃， 按中值线调整后的桥路Rt=117.71Ω时，表头显示的温度为45.4℃，其误差为1％， 在－10℃～100℃范围内此处误差为最大，但采用中值线测量桥路在上述控制的温度范围内不会超过该误差，自然，如控制的温度范围越小，其误差也会相应地减小。因而，我们说在气候环境试验设备中应用柯西中值定理对控温仪表测量桥路配热电阻进行线性化处理是完成适用的。作者单位：严浩 (重庆万达仪器有限公司， 重庆 400020)收稿日期： 199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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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9年 第19卷 第2期VOL.19 NO.2 1999污染的孝妇河对其流域裂隙水化学环境的影响吴耀国摘要 根据孝妇河的纳污情况选择了3个断面，定期采样分析监测河水水质.对1989―1996年的监测结果的分析整理得到河水化学组分含量的变化特征.从水量和水质两个方面证明了引起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是矿坑水的排入.研究了河水与裂隙水之间的接触关系，发现两者之间不仅存在联系通道，而且裂隙水的水头明显低于河水水头.说明河水可以渗漏的形式补给裂隙水，引起裂隙水的污染.同时也从水化学的方面找到了污染的河水影响裂隙水化学环境的证据.关键词 河流；裂隙水；化学环境；污染.Effect of contaminated river on the fissure water in its watershedWU Yaoguo(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He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SHEN Zhaoli,ZHONG Zuoxin(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100083)LI Guanghe(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Abstract Based on Xiaofuhe River's condition, three sections were selected along the river channel to monitor the content dynamic variation of aquatic chemical components.It was identified that the mine drainage was the river's main pollution source in the eyes of the water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 conta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iver and the fissure water was studied. It was found that a pathway existed between them and the frontier's head was higher. In the consequence, the contaminated river recharged and contaminated the fissure water by seepage.Keywords river,fissure water,contamination.位于山东中部的淄博盆地，南高北低，主要由孝妇河流域和淄河流域组成.孝妇河发源于其流域的南部，从南向北流经博山、淄川、张店及周村4区，贯穿整个流域.按含水介质类型划分，流域的地下水可以分为岩溶水、裂隙水和孔隙水，三者之间基本无水力联系.淄博以其资源丰富闻名全国，其中以煤炭为最.这些煤炭的开采基本上都集中在孝妇河流域，开采过程中排放出的矿坑水都直接或间接地排入孝妇河.孝妇河在其径流的途中，还不断地接纳沿途工厂、企事业等单位以及居民生活的排污.在六十年代初，孝妇河还清澈见底，到八十年代后既黑又臭，污染十分严重.据此，本文主要研究孝妇河水的主要污染源以及污染的河流对其周围的地下水化学环境的影响.1 孝妇河水的污染特征根据孝妇河的纳污情况，在其上中下游布置了3个监测断面，分别监测矿坑水集中注入处的(上游)、主要纳污河段的下游(中游)以及远离纳污河段(下游)(图1)的河水的化学组分浓度.于每年的枯水期和丰水期采样，用化学容量法测试其组分的含量.表1是河流上3个断面1989―1996年间的监测结果的统计.由该表可以得到：图1 孝妇河水质监测断面分布图(1) 上游纳污段河水的组分浓度随时间波动大，而其下游的波动较小.(2) 3个河段的河水中的硫酸盐含量、硬度和TDS等的值都很大.(3) 3个河段河水的化学类型基本都属Ca-SO4型.根据淄博市水文局马尚断面的监测资料*，1961―1982年间孝妇河的平均径流量为1.068×108 m3/a，而流域内的大煤矿和各类地方小煤窑的矿坑排水达0.841×108 m3/a，这些矿坑水，排除蒸发作用和别的取水工程(如“引孝(妇河)济范(阳河)工程”)使部分水量流失，依然可以看出孝妇河流淌的水大部分是煤矿矿坑水.Gray研究了Ireland的Avod硫化矿床开采过程排出的酸性矿坑水(AMD)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化学环境影响时，通过对受AMD影响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采样分析，得到结论：硫酸盐含量及其电导是表明水体受AMD影响的较好指示标志，而pH值并不可靠［1］.在研究受煤矿酸性矿坑水(AMD)影响的地表水的水质变化情况时，Rahn还发现硬度也可以作为受矿坑水影响的标志［2］.因为水的电导与水的TDS呈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故可以认为AMD对地表水影响的指示因子是硫酸盐、TDS和硬度.在分析孝妇河的污染情况时也发现其污染组分正是这几种指示因子.从水量和水质方面都证实了煤矿的酸性矿坑排水为孝妇河的主要污染源.表1 孝妇河各监测河段河水化学组分含量(1989―1996年统计)*Table 1 Concentrations of composites in Xiaofuhe from 1989 to 1996Cl-SO42-HCO4-Na+Ca2+Mg2+硬度TDSpH上变化域50―180700―120020―18060―140240―30060―100850―12001500―19004.24―7.79游平均值103.26979.9581.4696.69287.5782.591058.191671.856.48中变化域70―150850―1200140―30043―83295―42574―1071100―13001700―23007.00―7.80游平均值112.831025.0146.4460.7349.078.691195.801894.237.12下变化域100―170950―1200120―22075―130300―34065―1001100―14001800―24007.12―7.79游平均值127.071024.98164.97115.15336.6785.86 7.49*:除pH外，各组分含量单位为mg/L，其中硬度以CaCO3计2 污染河流的渗漏对地下水化学环境的影响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本区裂隙水已遭污染，其主要的污染组分为硫酸根、硬度和TDS等.裂隙水的污染是否与污染的孝妇河有关，值得关注.流域地形是南高北低，为孝妇河的冲洪积扇，南部的冲洪积层较薄.在淄川城附近地势也较陡峻，河流切割深度大，直至孝妇河组砂岩.而该砂岩构造裂隙发育，为裂隙水的主要赋水介质.这样，孝妇河组砂岩不仅为裂隙水的赋存提供空间，而且还为孝妇河水与裂隙地下水的联系提供通道.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本区裂隙水动力场主要受矿坑排水的影响.由于采矿活动的不断进行，导致区域裂隙地下水位不断下降，致使地下水位与河水位之间存在一个水头差.这样，既有水头差，又有连接通道，因而出现孝妇河水直接补给裂隙地下水的现象，引起裂隙水的污染.在地下水的水化学方面也有所反映.2.1 地下水和孝妇河水的污染组分均为硫酸根离子、TDS和硬度硫酸根离子的迁移性能较好，除Fe(OH)3和Al(OH)3能够吸附它外，其余的几乎对其没有吸附作用［3］.因而两种溶液的混合，如果不发生硫酸盐沉淀的话，则只存在硫酸根离子的稀释作用.故对某一特定溶液而言，与它混合的溶液的硫酸根浓度越高，则得到混合液的硫酸根的浓度也就越高.对于该研究区域而言，实际上就是裂隙水的背景溶液与昆仑段孝妇河水之间的混合.通常可用饱和指数去判断水与矿物相之间处于何种状态.饱和指数［4］(SI)可用下式计算：SI=lg(IAP/K) (1)其中IAP是矿物的离子活度积，K是该矿物的平衡常数.一般来讲，SI>0时，水与矿物之间处于过饱和状态，会产生该矿物的沉淀，即有部分组分从液态转化为固态；SI<0时，水与矿物之间处于欠饱和状态，该矿物会在水溶液中继续溶解；SI=0时，说明水与矿物之间处于平衡状态.表2 1994年枯水期昆仑段孝妇河水与北石井、公孙井裂隙水相对于某些矿物的饱和指数Table 2 Several minerals in the river and fissure water during the dry season(1994)石膏硬石膏方解石文石白云石昆仑段孝妇河水-0.302-0.557-0.541-0.696-1.530北石井(11#)-0.302-0.5510.5350.3840.422公孙井(12#)-0.513-0.7620.5930.4420.621表2是1994年枯水期昆仑段孝妇河水与北石村井(11#)、公孙村井(12#)裂隙水相对于某些矿物的饱和指数.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昆仑段的河水，还是北石村井(11#)、公孙村井(12#)的裂隙水，它们相对于石膏和硬石膏都处于欠饱和状态，这说明河水入渗补给地下水的过程中不可能出现硫酸盐的沉淀.因而，对于硫酸根离子来讲，可以认为，河水与地下水的混合时，只存在稀释作用.污染的孝妇河水具有较高的硫酸根离子浓度，在受其影响明显的地下水中，自然也应该有较高的硫酸根离子的浓度.因而也可以用硫酸根离子作为指示剂，计算出北石村井、公孙村井地下水中昆仑段孝妇河水与背景溶液的混合比分别为0.89∶0.11、0.54∶0.46.由于河流上流的河水呈酸性，其相对于方解石等含钙、镁矿物处于欠饱和状态，即对方解石等含钙、镁矿物仍有溶解能力，当其入渗补给地下水的过程中，遇到裂隙水含水介质中上述矿物便发生水岩相互作用，如：CaCO3+2H+→Ca2++H2O+CO2(g) (2)使得地下水中的钙、镁离子浓度升高，即硬度升高，出现高硬度的地下水.上述两种作用的结果，自然也就使地下水的TDS升高.由此可以判断，孝妇河水渗漏补给裂隙水，对于裂隙水的高浓度的硫酸根和高硬度的地下水污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2 地下水污染组分浓度的分布规律本流域，污染的孝妇河河水渗漏入渗补给裂隙水.因而，对地下水来讲，它是一个线状污染源.污染的河水进入地下水后，由于对流弥散作用，污染组分向远离河道的方向扩散，因而在受其影响的地下水中出现：在近河道的地方，地下水中的污染组分的浓度高，在远离河道的地方浓度就低，尤其是像硫酸根离子这样迁移性能好的离子表现的更为明显(表3).表3 孝妇河流域裂隙水组分随距孝妇河距离的变化(1992，5)Table 3 Variation of composite concentration with the distances from each well to the river (May 1992)点位与孝妇河间距离SO2-4，mg/LTDS，mg/L硬度，mg/L查王北石村(11#)0.28 km869.361639.141115.90查王公孙村(12#)0.98 km626.801254.62903.18黄家铺招村(9#)1.5 km230.55721.68267.69注：硬度以CaCO3计2.3 地下水污染组分浓度随时间变化地下水与孝妇河水污染组分浓度随时间的变化见图2和图3.图2 二里村井(8#)组分浓度变化Fig.2 Content variety in Erli well图3 昆仑段孝妇河水组分浓度历时曲线Fig.3 Content variety in Xiaofu River正如2.1节中所述的原因，枯水期时河水的化学组分浓度低于丰水期的，由于河水的直接渗漏补给裂隙地下水，只发生裂隙水对河水的稀释作用，故裂隙水的化学组分浓度也是枯水期的低于丰水期的.2.4 污染严重地下水的水化学类型与孝妇河水均为Ca-SO4型以上，从水动力和水化学两个方面证明了：污染的孝妇河渗漏补给地下水，同时引起地下水的污染.由于孝妇河河水化学成分本身就具高硫酸根浓度、高硬度和高TDS的特点，及裂隙水含水介质的本身特性的共同决定，从而出现裂隙水的高硫酸根浓度、高硬度和高TDS的污染.综上可见，矿坑排水对淄川区裂隙地下水化学环境的影响，是通过孝妇河水直接补给地下水实现的.孝妇河水是本区裂隙地下水的污染源之一.4 小结1) 通过对河流3个断面处水质监测结果的分析整理，得到孝妇河水的硫酸根等化学组分浓度的变化特征.在同一时期，上游的低于其下游的；同一年中，枯水期的低于丰水期的；化学组分含量以高硫酸根浓度、高TDS和高硬度为其特点.2) 从水量和水质两个方面分析证明：孝妇河水的污染主要是因该流域煤矿矿坑水的排入引起的.3) 从水动力学方面研究发现，孝妇河水与裂隙水之间不仅存在联系通道，两者之间存在水头差，裂隙水水位较河水位低得多，因而河水通过渗漏形式补给裂隙水，实现污染的河道对地下水的直接影响，引起地下水的污染.同时这些也从水化学方面得到了证实.4) 矿坑排水到地表引起地表水污染.被污染的地表水再以渗漏的形式补给地下水，引起地下水的污染.这是煤矿开采活动对地下水水质影响的一种方式.致谢：在收集资料及其整理过程中，得到了淄博市水资源管理办公室、淄博市水文局及曹修笏总工(高级工程师)、陈继奎科长(工程师)和王孝勤科长(工程师)等的帮助、指导.* 淄博环境地质监测站.淄博市地下水污染及其防污措施调研(内部资料).1994，12* 引文同前页作者单位：李广贺 (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北京 100084)沈照理 钟佐NFDA5！(中国地质大学环境科学系，北京 100083)参考文献[1] Gray N F.Field assessment of acid mine drainage contamination in surface and groundwater.Environment Geology,1996,27(4):358―361[2] Rahn D H.A method to mitigate acid-mine drainage in the Shamokin area,Pennsylvania(USA).Environ Geol Water Sci,1993,19(1):47―53[3] 李昌静、卫钟鼎编著.地下水水质及其污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4] 沈照理等编.水文地球化学基础.北京：地质出版社，19931997-10-31收到原稿 1998-03-18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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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航 学 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8年 第3期 No.3 May 1998科技期刊一种振动试验中非线性检测的新方法及应用谭志勇 于海昌 邱吉宝(北京强度与环境研究所*北京*100076)摘 要 本文根据振动实测信号Fourier变换的实部与虚部之间由Hilbert(希尔伯特)关系相联系的原理,发展了它在振动试验中非线性检测技术,它不依赖于结构模型及非线性方程假设。通过型号应用证明了它的实用性。主题词 模态分析 非线性振动 Hilbert变换A NEW INSPECTING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FOR NONLINEARITY IN VIBRATION TESTTan Zhiyong Yu Haichang Qiu Jibao(Beijing Institute of Structure Environment Engineering*Beijing*100076)Abstract In this paper,bas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the Fourier's real and imaginary transform part of vibration test measureing signals could be connected by Hilbert's relationship,the inspecting technique for nonlinear characters in vibration test was developed.The method didn's depend on any structural model of nonlinear assumption.The practical advantage has been proved by spac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Key words Modal analysis Nonlinear vibration Hibert transformation1 引 言模态试验中的非线性问题在航天运载结构中日益显示出重要性,型号本身以及试验测试手段的不断发展涉及到许多这类问题,例如在局部结构如风罩的模态试验中,其非线性特性可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航天结构本身大部分都不具有本质的非线性动力学性质,并且在模态试验中常以弱非线性表现出来,因此实用中认为结构在特定的试验条件下表现是线性的,可以通过状态调整来消除非线性的影响。要达到这个目的,非线性检测即成为必须解决的前提。从80年代中期,出现了利用Hilbert变换进行非线性检测的研究。Simon等［1,2］首先从复变函数理论推导了信号频响函数(FRF)的Hilbert变换(HT)关系,认为只有在线性系统中FRF的实部和虚部可以相互唯一确定,但其公式由于截断效应因而误差较大,且变换作为采样频率的函数而计算量大,故实用性较差;Vinh［3］对截断效应进行了修正研究;Rodeman［4］进一步进行了分析,认为符合这种变换的信号关系必须是稳定的,信号应具有因果性。本文即针对该方法在工程实用中仍面临的难点,推导了与采样频率无关的变换表达式且计算精度更高,在此基础上通过逆、正两次变换得到其快速算法,指出实部和虚部两种变换表达式的精度比较,对于实测信号考虑了剩余模态和截断效应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某型号振动试验的实际应用。2 基本变换公式推导考虑实测传递函数的离散时间序列h(n)由于阻尼比较小而可以正确地简化考虑为实数序列。此时,认为信号中的非线性是由于具有{}、{x}高阶项形成的。将h(n)分解成偶对称he(n)和奇对称h0(n)序列之和,则h(n)可写成:(1a)或者写成: h(n)=h0(n)u+(n)+h(0)δ(n)(1b)当h(n)满足因果和稳定条件时,可采用Cauchy积分,使得h(n)的Z变换H(z)在单位圆外部收敛域任一点都可以由圆上的实部HR(ejωt)确定,或由虚部HI(ejωt)、h(0)共同确定(T为采样周期)。若令z=rejωT(其中r＞1),由(1a)式H(z)可以写成:(2)(2)式等于he(n)与［r-nu+(n)］乘积的Fourier变换,所以H(ejωT)可以看作he(n)的Fourier变换与序列u+(n)r-n的Fourier变换的卷积。对于r＞1,u+(n)r-n的变换为:(3)根据复卷积定理,若两个序列x(n)和g(n)乘积的Z变换为(n)Z-n则Y(Z)可以表示成以下两式之一:(4)式中c1、c2分别为在X(Z/v)和G(v)、X(v)和G(Z/v)收敛域重迭部分内的闭合围线,积分方向在复变函数象限区间内为逆时针。由此可得到H(Z)沿单位圆的线积分为:(5)换算成采样频率ωs的积分限后,即得到变换的虚部分量表示:(6)同理,由(1b)式的Z变换和复卷积公式,可得到变换的实部表示:(7)式中Qr(θ-ω)为由［r-nu+(n)］的Z变换得到的积分核心,有:(8)在文［1］～［3］中,采用与(6)、(7)类似的公式直接进行HT的离散数值计算。可以看出,它们由于与采样频率ωs相关是不便于实用的。为此作进一步的分析可对(6)式求r→1的极限,有:(9)函数在θ=ω处有奇异点,对此计算广义积分就得到了所要求的关系式:(10)式中P为θ→ω奇异点的极值,由于实测中限于ω＞0的信号,可进一步将(6)、(7)式分解成两段积分之和,利用对称关系消除负时域的信号,有:(11)然后代入ω、θ的离散点及积分的矩形离散计算公式,设N为实测信号长度,则得到任一采样点k的变换虚部为:(12)对(7)式进行类似推导,考虑到时域初始项h(0)通常是未知的,故将其忽略而得到近似表示:(13)在(12)、(13)式中,变换公式只与实测序列的长度相关而与抽样周期T无关,这样就可以方便地应用在各种采样条件下。(13)式由于忽略了时域中的初时值因此计算精度较(12)式差,这就指出了参考文献中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3 方法的快速算法推广和在实用中的修正(12)、(13)变换式很大的一个缺点是计算量较大。变换对于每一个离散点都需要各进行N次余弦、减法和除法运算,对整个序列则要作3N2次运算,其运算大大多于FFT所需的2Nlog2N次运算耗时,这就限制了它的实时监测作用。为此,考虑采用修正的快速离散算法如下:由式中看出,计算受限制而不能进行类似FFT运算的关键在于存在乘、加混合运算,而加法是考虑到积分关于时域的对称性所得。若对(1)式不进行负时域的对称变换而是直接数值计算可得到:(14)此时实测为(N)/(2)+1～N的信号,求积域需要由(10)式进行平移获得,其中1≤i≤(N)/(2)为原负时域信号且利用奇偶对称性加以确定。该式在频域中的卷积求和则对应于HR(i)与ctg(πi)/(N)在时域中的乘积。利用卷积定理,通过Fourier逆变换将其右端在时域进行乘法运算,然后变换回频域则得到快速算法: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在(15)、(16)式的推导中近似了卷积条件,即乘积域由无限长近似为有限定长这就较之前面的常规算法会产生方法误差的积累。因此使用时应保证足够的采样长度以及尽可能减小边缘截断效应。实际上,由于采样长度的限制多少都将产生剩余模态和截断效应的影响,对此在变换比较以前必须消除。剩余模态是采样频率以外的其它主频特性在采样数据中的影响,在FRF中可表示为:(17)式中Ker、分别为模态刚度和频率比。一般情况下,HFR和HFR可认为是频率无关的常数,亦可认为是频率ω的线性函数,这样就可以通过图解分析或计算机拟合求出其值,从原始采样数据中予以删除。而截断效应是采样内的频段特性不完全包含在采样数据中,由于实采长度有限而造成了“泄露”。因此对于复杂的FRF数据,首先要求阶次耦合的数据应包含在同一采样段之中。由于HT公式与采样频率无关,可以调整采样间隔以便选择合适的采样频宽,即可减少截断效应。4 实际应用举例文［4］认为满足HT关系的系统必须是时域因果的,反映在本文推导即是FRF不仅要满足关于时间的对称性和反对称性要求,同时还要求系统的响应必须是稳定的。通过本文推导可以得出:结构在稳态正弦激励下的响应可以进行周期延拓,能够满足因果和稳定性要求。这就对试验状态提出了要求。信号的Hilbert变换对于不同的非线性条件具有不同的图形特性,例如文［1］通过仿真电路所形成的传递函数已分别阐述了摩擦阻尼、间隙等条件下的变换图形特性。本文对此进行了实用研究,即利用多点激振系统在对某风罩结构进行模态试验时,人为地造成非线性条件并用HT方法进行检测。如图1所示,风罩由两个半罩体用联接螺栓紧固而成,正常试验状态下将整罩底框固定在刚性支座上。由稳态正弦测得其一阶弯曲,预测的标准振型如图2示。为形成非线性,人为地将所有固支螺栓调节至原预紧状态的1/3,由于松动而实测到一阶振型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风罩在底框联接面产生明显的横向剪切运动,同时半罩间有松动引起的相对运动。此时有理由判定风罩部件间在振动中已表现出间隙特性。按本文(12)式推导作该主频两侧的非线性检测如图4所示,看出FRF的实测数据与变换数据间已产生了明显的差异,从而验证了由主模态振型分析得出的结果。图1 某风罩结构示意图图2 标准一阶弯曲振型预示图3 人为放松联接后的实测振型图4 对应于图3的HT比较(―实测信号,－－－换计算信号)参考文献1 Simon M,Tomlinson G R.Use of the Hilbert Transform in Modal Analysis of Linear and Nonlinear Structures.Sound and Vibration,1984,96(3)2 Tomlinson G R.Using the Hilbert Transform with Linear and Nonlinear Multi-model System.IMAC Proceedings,19863 Vinh T,Haoui A,Chevalier Y.Extension of Modal Analysis to Nonlinear Structure By Using Hibert Transform.33th AIAA/ASME/ASCE/ASC SSDM Conference,19924 Rodeman R.Hilbert Transform Implication for Model Analysis,34th AIAA/ASME/ASCE/ASC SSDM Conference,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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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78 【原文出处】文艺评论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200105 【原刊页号】13～18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11 【 标 题 】科学真理与艺术真实 【 作 者 】魏家川 【 正 文 】 一、科学的祛魅与返魅科学是由更好地理解自然的需求所驱动的。科学实践通常会带来巨大的技术成果和实际利益，尽管这也许并不是它的本意。科学所创造的科学神话使我们深信，科学活动包含着人类最进步的因素。哪怕在其它方面倒退的时候，科学却总是进步着，即使是缓慢而艰难的进步。科学的神奇魔力使得科学家们成为人类唯一公认的立法者。自17世纪以来，科学开始在西方获得本体意义，开创了人类科技文明的新纪元，历短短数百年而成为全球文明与新生事物的主要源泉（据2000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导，修订两年而完成的《新华词典》2001年新版扩容科技词条，大大增加了科技用语的含量，以前《新华词典》百科条目占30％，这次修订后将占50％）。然而，在科学昌明隆盛的今天，我们的星球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以至于有人认为，假若外星球的生命光顾地球，一定会对人间景象瞠目结舌：科技发明的后果是产生了5万枚核弹头， 其威力足以将人类炸回旧石器时代，足以将地球销毁，彻底找不着北，足以数十次上百次地毁灭人类；工业化经济导致各大洲的生态灾难，平均4 分钟就有一种物种从地球上消失；财富和服务的社会分配形成了1亿贫困饥馑的众生； 世界各地的邪教屡禁不止……传统社会持续了几千年，而现代社会能否继续存在几百年还是个问题。世界文明处于激动人心的转型之中，但现实人生也带出前所未有的异化、荒诞以及各行各业中花里胡哨的浮躁与虚空。科学不仅没有将种种窘况有效地挡在人类的生活之外，为人类存在提供坚实的生命、生存与生活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而使旧问题进一步激化，新问题层出不穷。尽管现代生命科学已经成功破译遗传基因密码，但克隆人、基因身份证的隐私权等问题将成为人类社会新的隐患。虽然现代宇宙学取得了重大突破，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称为“大爆炸”的创世图景，对大爆炸后一百亿分之一秒的宇宙，也可根据现代物理理论进行描述和猜想，但有的宇宙学家同时也发现，对宇宙越是了解，就越是感到宇宙的无意义。宇宙是大爆炸后的剩余之物；最初那场爆炸还在使爆炸的残骸进一步分散开来，也就是说，星体正在离开我们，宇宙正在膨胀。科学家们告诉我们，宇宙有三种可能的命运：继续膨胀、开始收缩或介于两者之间的恒定。宇宙何以如此这般？如此这般的意义何在？我们怎样才能在宇宙中有一种在家的感觉？科学是否纯粹是超越价值的事业，永远回答不了也无意于回答这样的问题？没有意义，作为人类活动之一的科学，必定也一样毫无意义。意义是价值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还有什么能够鼓舞人们向着更高价值的共同目标奋进？只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的层次上，即使把它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或领域，都是一个肤浅和狭隘的目标，很难真正吸引和慰藉大多数人。现代科学曾将生存困难和意义世界的坍塌归咎于人心不古、物欲横流以及后现代社会普遍的否定、怀疑与虚无。而后现代科学家则认为，正是现代科学导致了高文明综合症。如今，后现代科学已经开始对现代科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并试图用返魅（reenchantment ）的后现代科学来补救和改变祛魅（disenchantment）的现代科学。一些仁人智士大声疾呼，任何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处境的建议都不值一提。何谓祛魅？祛魅就是解咒，就是非神性化，就是祛除主观、心理、意义、价值、魅力等因素从而达到客观化、物理化、机械化，就是科技理性的灵魂对自然的高度盘剥。现代科学追求科学真理，在这个过程中，由伽利略所始创、笛卡尔所完善的分析方法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分析法是一种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方法，在科学发展史上功不可没。但它毕竟是一种有限的方法，一旦将这样一种有限的方法非法地升格为哲学方法，夸大为无限的方法，就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还原论。还原论要求将事物从复杂还原到简单，从多元还原到一元。根据这种方法，要了解事物的真相，就必须尽可能地了解构成事物的元素，最简单的基本粒子或“终级粒子”，它们是事物的最小单位，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基础。它们代表着存在本身，是存在的存在。它们的特性规定了事物的特性。在终极粒子中是没有精神的位置的。它们是所谓的纯客观。人类灵魂或人的心灵被科学视为副现象，虽然它也是实在的，但它是第二性的，只是果，而非因。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事物除了给我们呈现出数量、广延、重量、外形等可以计量的物理属性，还给我们呈现出声音、色彩、气味等感觉属性以及美丽、喜悦等依赖于主体心灵的审美属性。这些均是生活的有机构成，对于活生生的人来说，后两者甚至更有意义。科学的分析法、还原论在给我们提供有限的昂贵的冷抽象而得的知识的同时，也将许多可以滋润人的心田的富有意义的东西褫夺了。什么是科学真理？科学真理就是物理学中的四种力；科学真理就是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180度， 不论画这个三角形的人是男女老少还是愚贤不肖，其内解之和都不会因之多1度或是少1度；科学真理就是只要它是大理石汉白玉，不论你把它塑成阿波罗还是维纳斯，最终都不能改变它的物性，它只能仍是大理石汉白玉；科学真理就是北京虽是我们的伟大首都，照样处于京、津、唐、张地震带上，无法网开一面。正是“无情”若此，“冷酷”若此，科学导致了自然的祛魅、世界的祛魅。后现代科学割断了现代科学与祛魅之间貌似必然的联系，为科学的返魅开辟了道路。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关于科学性质的新认识；关于现代科学起源的新认识；科学本身的新发展；对心身问题的新思考。哈佛大学教授、科学哲学家H ・普特兰认为“科学概念就是客观真理”的看法是错误的，把“主观”和“符合现实”对立起来也是不对的。科学团体是由人构成的，因而其他人类团体所具有的歪曲、算计、权术和其他非理性的因素也同样在科学团体中起作用。D・布莱特奇则认为，当下第三科学的关键点就是科学家的参入。马勒《科学与批判》也认为，科学首先是科学家们的创造活动。科学家们是具有一定性格和气质的人。他们有着特别的兴趣和一定的倾向性。更重要的是，科学是一定类型的脑力和精神的创造，它对某一现象感兴趣，而对另一现象漠然置之，不喜欢那些看上去“杂乱的资料”。科学不予承认的东西在我们的文化中很难被认为是知识。科学和祛魅的世界观联盟，其中没有审美意义、道德价值或宗教思想，从而成为“顽固的自然主义”、“科技的帝国主义”。科学世界观及其方法霸权排除了诗人、玄学家或神学家能够予以补充的一切可能性。列夫・舍斯托夫曾从西方文化精神的两大核心要素――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出发，指出奇异的东西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在一般的必然的判断体系中不可能把握住它。假如它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的科学也会教我们看不见它。只要一切“奇异的东西”没有从我们科学的视野中消失，我们的科学便永无宁日。不具穿透力的空间事物如何能与非空间事物相联系？非时间的事物如何能与时间性的事物相联系？机械地引发的事物如何能与有目的的行为相联系？毫无意义的事物如何能与充满意义的事物相联系？单纯的事实如何能与价值相联系？外在的移动如何能与内在的生成相联系？作为高级存在的个体生命，更多的受到“目的因”而不是“动力因”的作用。仅以物理的科学范式对待生命是不公的。生命中有某种比理性更大的东西。生命本身来自比理性更深的源泉。譬如，理性来源于生殖，而不是生殖来源于理性。也就是说，那为理性所不理解的东西，不是永远不可能的东西。但是，相反，在理性断定是必然的地方，联系就可能被切断。在自然科学中，元数学、量子力学等科学探索，证明了科学所自诩的逻辑受到质询并出现动摇，根本无权要求人文学科与其拥有相同的逻辑。最重要的是，科学是文化的创造，是有着特殊利益的社会创造。惟其如此，国际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佛克玛、易布思夫妇在他们的论著中认为自然科学也是人文学科。科学使人类获得非生物本能的智慧，走向非生物本能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含量也可转化为人文涵养，任何人类探索，都是对世界的人化，都是意义与价值的赋予，科学也是终极关怀的重要实践。现代美学，如今也已留出一席之地，以供探讨富于实验美、公式美以及理论美的科技美。对于有着科学修养和人文情怀的现代人来说，科学与人文之间，绝非简单得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狄德罗曾说，真、善、美是些十分相近的品质。在前面两种品质之上加上一些难得而出色的情状，真就显得美，善也就显得美。科学史家萨顿则将分别对应于真、善、美的科学、宗教与艺术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一个金字塔的三个面，并认为：当人们站在塔的不同侧面的底部时，它们之间距离很远，但当他们爬到塔的高处时，它们之间的距离就近多了。在这种观念中，显然，随着高度的不断上升，真、善、美将愈发接近，并在最高点达到理想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后现代科学的返魅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将科学真理与艺术真实放到一起来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二、艺术的附魅与失魅今天，在炙手可热的科学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以文学艺术为生命的人文精神是否仍带着古老的传统与价值如不羁的野马朝着与科学之间富有张力的方向奔驰？还是强大的科学场域中人文精神正在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格式化？或者正如利奥塔所说的那样，在“知识的时尚”后面，在“知识分子的坟墓”里面，文学艺术或人文学科仅是“死掉的文科”？一些人习惯于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视若水火。席勒曾悲叹科学使自然非神圣化，尼采也曾因人类文化逐渐失去酒神精神而悲哀，并期冀着“科学走到山穷水尽”的那一天。事实上，近代以来，历史上每一时代的哲学世界观都深受科学的影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对文学艺术或人文学科有着明显的渗透。在这个科学威力如此强大足以使人类其他一些方面的实践活动成为它的副现象的时代，人文与科学之间当然存在着一种史无前例的矛盾关系，这种对立与紧张，在我看来，不仅不是一种不幸与灾难，反而正在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新的思考，使得人类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可以诉求新的融汇与和谐。这种互动的可能性，体现为当代人文学科科学化的同时，自然科学也在经历着人文化。随着科学返魅时代的到来，一种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崭新的文化也许不久将会产生和形成，人类正在倾听它力争说出的东西，它是身处根本处境之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正在赋予那些没有发言权而在寻找发言权的人们以力量。当然，并未因为真、善、美可以在最高点达到理想的统一，科学与艺术之间，就失去了复杂的戏剧性张力。科学曾是祛魅的，现在正在返魅，而文学曾是附魅（ enchantment）的（文学家曾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现在正在失魅（deenchantment），成为文化工业流水线， 成为灰色调的社会水泥。科学方兴未艾，大有可为，而文学在现代人的眼里，如果不能成为商品销售的附属品，就会连萝卜、白菜也不如，既无神秘感，又无实用性。科学的分类性很强，文学的总体性很强；科学是抽象的，文学是具象的；科学重原因，文学重动机；科学是智思的结晶，文学是情思的结晶。郭沫若先生曾经指出，科学是“实事求是”，而文学是“失事求似”。也有人说，科学是把复杂的变得很简单，文学是把简单的变得很复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用一个方程式来表示；文学天地中的爱情却既可以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所表现的那样又可以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所表现的那样。所有这些，均昭示了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巨大不同。传统文学理论阐发的文学本体观念，由于长期以来深受科学思想和哲学认识论的影响，把哲学的基本问题等同于文学的基本问题，使人们对文学本体价值的认识过多停留于所谓的真实以及对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再现等方面，而对文学解放和超越现实人生的想像性、虚构性以及不同现实的存在的诸种可能的表现性等方面的认识不足，并对体现艺术之美的艺术真实这一概念产生诸多机械、僵硬和教条的理解。大多数的文学是由试图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得以再现的人所创造的，而只有那些极少数的天才艺术家让想像的东西成为没有想像到的东西的起点。德里达认为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谁也不会以“科学”、“精确”、“客观”自居，满足于推导出一个形而上学的“文学”定义。童庆炳先生主张最好避谈文学的本质问题，而以文学的观念问题取而代之。事实也是如此，今天我们除了拥有认识论模式的文学观之外，还拥有体验论模式的文学观、语言论模式的文学观、修辞论模式的文学观等众多的文学观。文学从来就不仅限于再现现实的形貌，除了逼真的描写之外，还可以有用以表现和发现人类存在境况的想象、虚构、夸张、变形等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文学中的东西现实中都有，文学还有什么存在意义？现实，有时会非常漠视人们心智所向往的东西，并不是人们唯一趋之若鹜、孜孜以求、津津乐道的东西。请看这样的现实：都市的红绿灯下，高峰期的40秒内要通过 102辆机动车，而蜂拥而过的自行车多达250辆。 现实从未如此的混乱和不稳定。特别是现实空间与赛博空间的兼容，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现实。现代传媒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比传统的高出数十万倍甚至更多。符号制造术所创造出来的景观社会类象内爆，使类象不再是对某个领域、某个指涉对象或某种实体的模拟。它无需原物或实体，而是通过模型来产生真实，一种超真实，而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完全真实的东西，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都将带上超真实主义的类象特征。如今，所谓现实，多么像切换迅速的蒙太奇，多么像催人入眠的沉沉大梦，多么像众多艺术家集体创作的匿名作品。在复制和拼贴的后现代文化时尚中，艺术真实作为一种宏大叙述话语，无形中正在遭到解构式的戏弄。艺术真实，曾是现代科学思想催生的最典型的文学观念。在科学对文艺进行边缘化的放逐过程中，文艺巧妙地以艺术真实献媚和自保。艺术真实的真与科学真理的真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这种共谋关系已是不争的事实。亚里士多德认为，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汉字之“真”，原是指一“具”僵“直”的死尸。从字形上看，上面的“直”是死者僵直的上身，下面的两点，则是死者的双脚。我们今天还会在某些墓碑上看到某某归真的字眼）；凡以是为不是，以不是为是者，这就是假（与“假”意义接近的汉字“伪”，并不是指“人为的都是假的”。依扬雄《法言》之义，别人在这里这样做，别人不在这里就不这样做，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这就是假，这就是虚伪）。更为深刻和精彩的是，亚里士多德还说，谎言自有理由，真实无缘无故。而文学，用罗兰・巴尔特的话说，就是“用语言或对语言弄虚作假”。事实上，文学之所以能够在科学祛魅的缝隙中有所附魅，皆赖于此。在强调再现的审美文化中，“写什么”远比“怎么写”更重要。而文学的审美和附魅更多的是由“怎么写”也即“弄虚作假”、“凌虚蹈空”、“无中生有”、“添油加醋”等风格化的手法来实现的。传统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所追求的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那么究竟什么是生活真实呢？一般来说，在人类生活中存在着三种真实。第一种真实为经验的真实，即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现实地存在着或发生过的、并为人们所实际经历的现象和事实的真实。如人们都有以食充饥、以水止渴、以衣御寒的经验，这似乎已成本能，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然而离开这个由经验真实构成的经验世界，人们将寸步难行，现实将一片混乱。试想，饥则呼天抢地，渴则龇牙咧嘴，寒则瑟瑟发抖，不知所由，不知所求，岂不滑稽之极荒诞之至。第二种真实为逻辑的真实或抽象的真实，即具有科学真理性、本质概括性和普遍规律性的真实，它可以看做是对第一种真实的一般抽象。霓虹闪烁给我们种种动感，这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经验真实。然而只要稍对这一幻觉所形成的表象作一抽象，我们即可得到另一种逻辑的抽象的真实：事实上霓虹闪而未动。禅宗六祖慧能与禅僧之间关于风动、幡动、心动之争的千古公案，其实就与经验真实和逻辑真实有所关涉。注重分析、还原、抽象、概括、归纳、演绎的科学思维已是现代思维的核心与基础。正如列夫・舍斯托夫在《在约伯的天平上》一书中所说：谁不崇拜“二二得四”，谁永远也不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斯宾诺莎也认为：数学应当是哲学思维的典范，它给我们提供真理的标准。长期以来，有关科学真理的思想对艺术真实概念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第三种真实便是审美的真实或称之为诗意的真实。这种真实不同于经验的或逻辑的真实，它是或为物化或为虚幻的感性形象所显现、并为人们在审美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意味与意蕴的真实。如现代派诗歌里所说的肥胖的钟声以及绿油油的铜管乐，就不是经验或抽象的真实，而是审美的或诗意的真实。儿童没有成见，没有受到科学思想的训练，不善抽象，却善想像，说车的脚是圆的，公园里的孔雀开屏是大母鸡开花，剥开桔子皮，一圈月亮坐着说话，凡此种种，均不是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他们就像诗人一样，能够非常有效地将人带入一种超越现实景象的审美想像的诗意境地。传统文学理论中与艺术真实相对的生活真实，主要是指第一种真实，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实际经历过的所有现象和事实的真实。但它有很大的包容性，尤其是生活中诗意真实的内容，也可以说是生活真实中的重要部分。而所谓艺术真实则可以看做是诗意真实的最高体现，但它也并不能等同于现实中的诗意真实。艺术真实是艺术家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通过艺术想像与虚构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真实性。传统文学理论认为这种真实性充分显现了人的存在及其社会生活的真实本质和真实意义。艺术真实重构了现实真实，但它并不是远离现实真实后的强化与凸现。因此，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虽然不同，但它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现代文学理论不太着眼于真的理念，仅强调它诗意地表现了人们对生活、对人生的深切感受、情感体验和审美意趣，艺术真实没有任何物理学意义上的实在性。后现代主义干脆不谈艺术真实，视之为一种“深度幻觉”。科学曾为我们着力构造的，不是一个充满意味（心理的、社会的、功能的）宇宙，而是一个比较坚实和比较漠然的世界。通过它的出现，事物纷纷出场确证自身。世界既不是充满意义的，也不是荒唐的，这似乎再简单不过了。然而突然间这一显而易见的存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打动了我们，于是我们最终还是拥有了很多可以失去的东西，丧失或可能丧失的美好事物是我们焦虑的原因之一。艰难离别与欣然归来相连才更加富有意义。失而复得也是如此。但愿科学真能由祛魅之途走上返魅之路，从而也给艺术以另外一种不同的巨大影响，使艺术摆脱失魅状态而再度附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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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体育科学ZHEJIANG SPORTS SCIENCE1999年 第21卷 第4期 No.4 Vol.21 1999不同水平男子跳远运动员助跑起跳某些运动学特征的探讨姚辉洲 李健摘要：采用文献、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两组不同水平男子跳远运动员跳远助跑、起跳的一些主要运动学参数。研究表明造成成绩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踏板水平速度、起跳缓冲阶段膝伸肌退让性收缩能力，并据此提出诊断技术建议，供跳远运动员训练参考。关键词：男子跳远；助跑起跳；运动学特征中图分类号：G823．3 文献标识码：AExploration on some kinematics feature of running and taking off in different levels men long jumpersYAO Hui-zhou，LI Jian（Department of PE，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Abstract：With literature and mathematic statistics，some main kinematics parameters of running and taking off on two different levels menlong jumpers were studied． It was clear that main reason of results’difference was food board horizontal velocity and knee expand muscle yielding contraction ability． The suggestions of diagnosis was put forward．It could be taken as reference as training as long jumpers．Keywords：men long jump；running and taking off；kinematics feature1 前言众所周知，跳远技术最重要的阶段是最后几步助跑和起跳。这个阶段中若干个生物力学参数是决定跳远成绩的关键因素，如踏板的水平速度，起跳的水平和垂直速度。对这些生物力学参数的分析研究，为进一步揭示跳远技术本质特征，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尼格（1974）发现［1］，助跑最后两步步长与跳远无显著性相关。海等（1987）的研究证实了此点［2］。据文献介绍［3］［4］，关于跳远助跑速度与跳远成绩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研究者所得的结果差异很大，从“不显著”到“高度显著”。我们同意这种看法，即造成这种结果是研究者测量方法不同，受试大多数材料可比性较差，侧重阶段不同造成的。卢金（1949）的研究表明［5］，助跑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随成绩的提高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减小，起跳阶段水平速度损失客观存在。研究表明［6］［7］［8］［9］，起跳中水平速度的损失与垂直速度获得存在高度相关；布吕格曼（1998）认为［10］，较高的踏板水平速度是必须的，但并不是取得好成绩的唯一条件，更重要的是在起跳阶段质心获得垂直速度的同时，水平速度没有损失。与世界大赛成绩相比，我国男子跳远水平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近年来国内外三次大赛前八名平均成绩分别是：’96奥运会8．20m（±0．14），’97世界田径锦标赛8．13m（±0．19），’97全国运动会7．95m（±0．10）。目前我国跳远训练和竞赛的实践表明，男子跳远从7m（一级、健将级）提高到8m（国际健将级）非常困难，分析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我们认为不外乎是跳远运动员选材存在问题，或是优秀运动员成材的外部环境有待改善，但更主要是受到我们对不同水平跳远运动员技术特征的认识。认识上的局限性制约我们树立正确的训练指导思想，选择针对性的训练手段和方法。为此，对7m和8m两种水平运动员跳远运动学特征进行研究，以期为训练提供参考依据。2 研究对象与方法研究对象是文献中公布的1983年全美田径锦标赛，1986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和199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共23名男子跳远运动员。为了体现不同水平动作的生物力学特征，依据跳远成绩进行分组，7m以上为M组（11人）、8m以上为H组（12人）。上述对象数据采用高速摄影、摄像拍摄，数据具有可靠性。采用文献研究与数据统计方法对有关参数进行分析。3 结果与分析表1为H、M组助跑起跳的某些运动学参数比较。从表中可知，H组跳远成绩是8．24m（±0．23），为国际健将级水平。M组跳远成绩是7．82m（±0．20），为健将和一级水平。两组跳远成绩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因此不同水平两组相互比较可以体现各自的特征。表1 研究对象运动学参数统计参 数H 组M 组xscvmaxminxscvmaxmin踏板水平速度（m／s）10.660.393.6110.829.910.210.242.3510.629.9起跳水平速度（m／s）8.830.465.239.507.88.750.303.439.248.5起跳垂直速度（m／s）3.420.205.753.863.13.180.165.003.453.0腾起角（度）20.91.577.5022.818.719.941.015.0822.018.7起跳水平速度损失（m／s）1.840.4021.82.41.11.460.2013.721.971.28起跳水平速度损失率（％）17.293.7121.4523.5310.6814.261.9613.7519.332.12助跑倒数二步步长（m）2.470.145.792.742.242.330.198.192.611.97助跑倒数第一步步长（m）2.180.167.262.451.942.200.114.892.341.99跳远成绩（m）8.240.232.818.798.037.820.202.577.987.39H、M组踏板水平速度分别是10．66m／s（±0．39）和10．21m／s（±0．24），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与成绩的关系H组为r＝0．578（p＜0．05），M组为r＝0．425（p＞0．05）。H、M组起跳离地瞬间水平速度分别是8．83m／s（±0．46）和8．75m／s（±0．30），差异没有显著性p＞0．05）。与成绩的关系H组为r＝0．731（p＜0．01）、M组为r＝0．220（p＞0．05），M组起跳离地瞬间水平速度与踏板水平速度相关（r＝0．748，p＜0．01）。H、M组起跳离地瞬间垂直速度分别是3．42m／s（±0．20）和3．18m／s（±0．16），差异具有显著（p＜0．01）。与成绩的关系H组为r＝－0．045（p＞0．05），M组为r＝0．375（p＞0．05），均未达到显著水平。M组与助跑倒数第一步步长相关（r＝－0．6390，p＜0．05）。H、M组腾起角分别是20．9度（±1．57）和19．94度（±1．01）。差异没有显著性（p＞0．05）。腾起角与起跳离地瞬间的水平速度相关，H组为r＝－0．577（p＜0．05）、M组r＝－0．632（p＜0．05），腾起角与起跳离地瞬间垂直速度相关，H组r＝0．946（p＜0．01），M组r＝0．768（p＜0．01），M组腾起角与助跑倒数第一步步长相关r＝－0．798，p＜0．01）。H、M组起跳过程中水平速度损失分别为1．84m／s（±0．40）和1．46m／s（±0．20），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损失率分别为17．29％（±3．71）和14．26％（±1．96），差异也具有显著性（p＜0．05），但与成绩相关未到达显著性水平（p＞0．05）。4 讨论研究表明，跳远起跳缓冲是为蹬伸做准备，蹬伸过程中，髋关节伸屈幅度小，主要由膝关节完成蹬离地面。缓冲阶段，伸膝肌群呈退让性收缩和等长收缩。蹬伸阶段呈克制性收缩。研究表明，跳远起跳缓冲阶段制动行程占起跳过程中身体总水平位移的64～70％，在制动阶段垂直力冲量作用下，使身体心垂直速度达到起跳结束时腾起速度的65～87％。因此，缓冲阶段膝伸肌退让性收缩能力强的运动员，能够较好地利用肌肉弹性形变势能，有助于利用肌肉在活化状态时受到刺激后提高肌肉的收缩能力，亦可在更大的助跑速度情况下踏跳，从而增强起跳效果，提高跳远成绩。这就非常清楚地解释本研究统计分析结果提出的一些问题，M组助跑倒数第一步步长与起跳离地瞬间垂直速度负相关，踏板水平速度与起跳水平速度高度相关。H、M组踏板水平速度差异起跳水平速度损失存在显著性水平，但起跳离地瞬间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等。腾起初速度由起跳离地瞬间水平速度和垂直速度合成，其对比关系决定腾起角。波波夫（1982）［11］分析了改变腾起初速度和腾起角两个参数对提高成绩的可能性，并提出提高起跳技术应用确定腾起角的平均值目标（20～22度），腾起角超过平均值，踏板水平速度和起跳离地瞬间水平速度的作用增大。否则，起跳时力量作用就增大，我们建议在对运动员进行生物力学诊断的基础上，可依据上述原则确立训练指导思想，制订训练计划，选择训练方法手段以提高训练效果。5 小结研究表明，H、M组成绩差异是踏板水平速度、起跳离地垂直速度不同造成的。归根结底是运动员助跑能力和起跳缓冲阶段膝伸肌退让性收缩能力不同。建议跳远运动员在训练中大力发展绝对速度能力和膝伸肌超等长能力。建议采用腾起角做为诊断上述能力的参数。作者简介：姚辉洲（1959－），男，山东郓城人，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体育系，广西桂林 541004参考文献［1］［3］［5］ 苏珊卡，等．国际田联第一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运动生物力学研究科学报告［J］．田径指南，1987，（9）：44．［2］［7］ 詹姆斯.海，等．优秀跳远运动员跳远的生物力学［J］．（美）田径技术，1987，（秋季号）：3229-3232．［4］［10］ 布吕格曼，等．第六届世锦赛生物力学研究报告［J］．田径，1998，（7）：15-18．［6］ 丘帕，等．跳远踏跳机制［J］．国外体育科技资料，1980，（7）：17-21．［8］ 王世林，等．跳远踏跳阶段的速度损失及其评价［J］．北京体育学院学报，1989，（1）：12-16．［9］ 章碧玉．我国男子跳远运动员三维踏跳力量的分析［J］．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0，（4）：15-19．［11］ 勒.斯.霍缅科夫主编．田径教练员教科书［M］．武汉体育学院编印，1983．责任编辑：厉丽玉收稿日期：1999-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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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654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001 【原刊页号】99～104 【分 类 号】F7 【分 类 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003 【 标 题 】“刀耕火种”重评――兼论经济史研究内容和方法 【标题注释】本文系1996年1月我与陈国生撰的《传统经济史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思考》（未发表）一文中我撰写的部分修改而成的。 【 作 者 】蓝勇 【作者简介】蓝勇 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重庆 400715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历史时期刀耕火种的评价对传统经济史研究中不注重人与自然关系、不注重产出与投入的比例、不注重生态效益等进行 了剖析，认为中国历史时期刀耕火种产生十分早，但并不是所有地区的原始农业耕作方式，华北地区的原始农业并不是经典的砍烧制刀耕火种，中国南方山地最早的也不是所有地区都是经典的刀耕火种。在历史时期一定地区一定时期内的刀耕火种既有十分高的产出，也不会更多影响生态环境。最后提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介入经济史研究和在经济史研究中树立生态观和效益观的方向。【关 键 词】刀耕火种/经济史/生态观/效益观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1-0099-06一近代科学的两个最大的分割是将无机界与有机界分割，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分割。近几十年的科学发展趋势表明，这种分割的弊端尤大。现代科学又重新强调减少学科分割，提倡各个学科的交融。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马恩早就提出历史应分成自然史和人类史，提出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和“相互制约”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注重分割，缺乏对“相联”和“制约”的思考，更缺乏在“相联”、“制约”的指导下的个案研究。虽然在现实中人与自然矛盾十分突出，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注重可持续发展已在经济研究和决策中受到一定的重视。但是，目前经济史研究中勿庸讳言还没有树立现代科学观、生态观和发展观来审视我们的经济，更缺乏在现代科学观、效益观、生态观基础上的经济史个案研究，其突出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以上学科分割的影响，再加上建国以来我们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投下的阴影，人们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多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注重阶级关系、赋税制度、土地制度、土地兼并、土地所有制等方面的研究，即使提到地理环境，也将其与人的关系看成无机的，简单地将地理环境只作为人类任意跳跃的一个死舞台。正是在这种传统思维下，传统经济史对与自然环境关系本十分密切的耕作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差异的分析往往不是简单化、概念化，就是模糊化，忽视它们的时间差异和生态差异。（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业发展水平的分析，一是用一些定性文字作描述，得出模糊的水平有所提高；二是即使用一些亩产、耕地总面积数据作为经济发展或亩产增长标志，但很少考虑这种“发展”、“增长”所隐藏的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即经济效益问题。进一步让传统经济史研究思维方式只注重“亩产”、“增长”的表面增长或跌落，而不考察投入与产出的社会经济效益。应该看到经济史研究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是近几十年现实中传统经济发展只追求产值在经济史上的折射，而这种经济史思维方式又反过来影响左右我们发展经济的取向，于现实危害尤深。（三）传统经济史不仅只注重用产值来评价社会的进步程度，而且完全忽视产值增长而来的生态投入，即生态效益。历来经济史学界对移民的垦殖都不加分析地一味褒扬，但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人口膨胀下的山地陡坡垦殖，其最终结果往往是使投入多于产出，从而走向反面，使投入与产出比意义不大，这不仅在现在如此，在历史上也存在。对此，我们已有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探索，其他学者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对于经济史研究在这三个方面的不足，对以往学术界对历史时期中国刀耕火种重新评价以引出一些有益的思考，无疑会对我们的经济史研究方式有一定的启示。二传统观点认为刀耕火种是中国最原始的和最早的一种农业耕作方式，所以一提起刀耕火种，就指明其代表一种极其落后的、原始的耕作方式，而且往往简单地认为所有地区的农业文明产生都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但是，通过从历史地理学、人类学对刀耕火种的深入研究表明，这种看法是有待商榷的。首先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经典的刀耕火种主要是指中国南方亚热带、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条件下以游动耕作和砍烧山林为基本特征的山地旱作的耕作方式，即人们说的“砍烧制”(Sash and bum)、“游耕制”(Shifing agriculture)，这种砍烧制并不是以往人们认为的任何地区都可实行的。据美国哈兰(R.Harlan)教授、何柄棣教授等研究表明，中国北方黄土地区最原始的耕作方式并非人们习惯认为的刀耕火种。由于黄土质地均匀，略呈碱性，土壤中矿物质一般经久不易流失，基本肥力长期不易丧失，加上亚欧风沙不断形成堆积，形成“自我加肥”(Self-Fertilizing)，从这一点上来看，华北农业不应该是游耕式的耕作。华北地区土地一般可以连续耕作，或一年耕作休耕两年，或两年耕作休耕一年，这样最多需要在规定土地上分三份便可耕作，而经典的砍烧耕制一般要实耕八倍以上的土地。这样黄土高原农耕关键不是肥力递减，而是保持土壤的水份。据何柄棣先生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文献中反映的轮耕周期最多只有三年，证明了以上研究结论的正确。（注：（美）何柄棣《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法：科学、训诂互证示例》，《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从考古发掘来看，不论是北方平原地区还是南方山地都有一个用石刀、金属刀耕作时期，这也被学者研究所证明。（注：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第31页，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至于火耕从古到今，从中国北方到南方都存在。具体分析起来有两种类型：一是非游耕性火耕，这即是《盐铁论》称的“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具体讲一是开垦山林为耕地的垦地方式，即《齐民要术》卷一《耕田篇》：“凡开荒山泽田，皆七月芟艾之，草干即放火，至春而开垦，其林木大者＠②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岁后，根枯茎朽，以火烧之”。一般开垦出来就不能短期内休耕再成森林。一是指固定耕地内每年耕前放火烧掉干枯稻秆、杂草以肥田。《齐民要术》卷二《水稻篇》：“北土高原，一二月冰解地干，烧而耕之，仍即下水……”。江南、岭南盛行的“火耕水耨”也是指这种火耕类型。这种方式在中国南北地区都存在。如今云南纳西族在固定耕作地上将从外面收集的松叶背到地中与杂草一起焚烧以肥田；笔者少时在农村也经常看到固定耕作水田积稻秆焚而肥田。这决不能与砍烧游耕制相提并论。二是典型的砍烧的耕作制下的火耕，这种火耕有两个特征：(1)游动撂荒制；(2)砍伐对象为原始木材为主。对此据尹绍亭先生通过长期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人类学的调查表明，云南少数民族现在刀耕火种采用一茬轮歇制（懒活地，即生荒耕作制）和轮作轮歇制（熟荒耕作制），一般要求实际耕作4-20份土地。尹绍亭谈到一种人工的轮作轮歇制形式下缩短土地休闲而获取经济效益的方式，是一般在每年阳历十二月至第二年开春二月之间砍木晒干，三四月雨季来临前烧地，四五月雨季来临播种。（注：尹绍亭《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笔者对唐宋时期三峡刀耕火种研究表明，三峡地区是采取“一再砍烧”的游耕制，其一般旧历春初砍木，等雨前夕放火烧山，下雨后乘热土下种麦豆，夏种粟谷，秋收粟。（注：蓝勇《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第28页至31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由于三峡地区温热条件不如云南，故砍木、烧山时间稍晚于今天的云南，但其反映的火耕的游动性、砍伐原生巨木、开垦与肥田兼有的火烧特征与今云南是不谋而合的。从以上两个特征来看，中国北方地区不可能是典型的砍烧火耕制，因黄土土质肥沃和自我加肥特征没有必要实行游耕，这是《尚书》将雍州土列为上上等的原因。要实行游耕，而黄土高原最长两年休耕的土地只能长出草而不可能是木材，目前中国历史文献中对北方休耕的记载最多仅两年，还没有典型的游耕制记载，更无人们臆测的长达20年周期的休耕抛荒记载。这就是说中国北方最初的农业最多是刀耕加上休耕两年，在连续耕作下火烧草和作物杆肥田，而后者直到现在在中国南北农村生产都有较多保留，并不是原始农业的固有特征。历史上中国北方华北平原原始农业并非经典意义上的砍烧制刀耕火种，那么是不是南方所有地区的原始农业都是经典的砍烧制呢？回答是否定的。据笔者对三峡地区历史时期农业地理研究表明，三峡居民主要居住在沿江“山前遗址”(Piedmont site)，最原始的农业是沿江平坝、台地的固定农作。三峡自然资源丰富，最初的农业只是作为采集、射猎和渔猎的补充，而三峡沿江平坝、台地一般土地肥沃，多自然溪泉灌溉，虽然用原始的石刀、石锄、金属工具耕作，但在人口密度低的条件下，没有深入到山地腹地火种的必要，故无经典意义上的游耕制出现。（注：蓝勇《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第28页至31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据笔者研究表明，西南地区刀耕火种，即ｓｈē＠①田运动是在唐宋时期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向山地开发而产生的，是西南地区经济开发第三阶段的产物。（注：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对此，对四川农业地理研究颇深的郭声波先生也谈到川东ｓｈē＠①田运动出现在唐宋时期，是在移民压力下形成的。（注：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又据尹绍亭先生研究表明，云南地区的农业发展也不是以原始的山地刀耕火种为最早的农作方式。据考古遗址、民族迁徙史、历史文献研究来看，云南地区最早的农业是坝区农业，乃种植稻谷为主，云南的刀耕火种是萌芽于汉晋、兴盛于明清较晚的农业。（注：尹绍亭《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据笔者的研究表明，云南的刀耕农业最兴盛时期是在西南经济开发的第三阶段，即明清时期。云南地区农业起源的研究结论无疑可与三峡地区农业起源相互证明。传统认为刀耕、锄耕、犁耕的农耕发展三段论，但云南现代少数民族刀耕火种三种工具俱全。这样看来，虽然在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展了石刀、金属刀等工具，但我们决不能简单轻率推论当时的耕作方式为刀耕火种，即经典的刀耕火种砍烧制，当然即使是在历史上出现了锄耕、犁耕也不一定就不是刀耕火种的游耕制。农业工具进步程度并不是百分之百与某种耕作方式有必然关系。三刀耕火种产出一定低吗？刀耕火种的效益一定低吗？请看尹绍亭先生的论述：“首先，粗放比集约省力……粗放耕作所需工数不到集约耕作的一半，其省力的优越性是十分突出的。其次，粗放比集约产量高……在正常的情况下，滇南传统粗放的懒活地的陆稻产量，一般为600斤左右，有的甚至达到800-900斤。滇南傣族传统水稻产量也不过500斤左右，近年来改种杂交稻，产量大部分上升到600-700斤，也不比山地民族粗放的懒活地高多少。……粗放耕作比集约耕作省力、产出高、生态效益好，不仅刀耕火种如此，水田农业也是这样。”（注：尹绍亭《云南刀耕火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从笔者对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历史的研究亦可知，“唐宋时期ｓｈē＠①田的经济效益是应该肯定的。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人口稀少而林地广袤的条件下，火烧后的肥力是十分丰富的。历史记载也说明这个问题。刘禹锡《ｓｈē＠①田行》称‘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阴’，这说明当时ｓｈē＠①田的经济效益是较好的。范成大《劳ｓｈē＠①序》称：‘巫山民以收粟300斛为率’，以一斛120斤计算，共可收36000斤左右。以一家六口计，人均一年仅粟便有6000斤。由此可见正常年景其不可能有饥迫之苦。范成大称当时三峡农民：‘虽平生不认粳稻，而未尝苦饥’，却非虚语。”（注：蓝勇《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第28页至31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再者国外学者罗依・那帕坡特对新几内亚的赞比亚人刀耕火种的研究表明，其输入与输出的比例是1:17.4，也证明了这种结论。（注：转引自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传统观点认为历史时期的刀耕火种使水土流失加重，是对农业生态的极大破坏，似乎已经“臭名昭著”了。其实，刀耕火种在历史时期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首先，在远古时期，蛮荒四野，人少林多，人类利用火种方式烧山，使猛兽出没威胁人类基本生存的森林部分变成耕地，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应是一种进步，自然不可简单地与今天的“乱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挂上号。那么中古时期的中国南方刀耕火种的生态效益怎么样呢？我们通过对三峡地区的ｓｈē＠①田运动考察发现，唐宋时期三峡地区出现了规模宏大的ｓｈē＠①田运动，“漠漠烧ｓｈē＠①烟”正是当时三峡农业开发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可是在这种刀耕火种下，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水土流失。唐宋时期三峡地区长江支流都清澈可掬，即使是在汛期也一样，这种状况甚至在明代仍然如此。（注：蓝勇《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第28页至31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据郭声波先生研究表明，三峡长江干流在唐五代北宋秋季时清白清绿，只是到了南宋时出现浑浊的现象，（注：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这已是三峡地区轰轰烈烈的ｓｈē＠①田运动500年后出现的，且这种现象并不突出。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在亚热带、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刀耕火种不论是一茬轮歇制或轮作轮歇制，一方面有严格的护林制度，一方面在湿热的条件下休耕7年至30年之久，其抛荒休耕地随时保持丰茂的森林，不会造成水土流失。据尹绍亭深入研究表明，云南少数民族刀耕火种对保护森林有严格的制度，对于神山、坟山林、风景林、水源林、护道林、轮歇地林（包含树桩及根）不随便砍伐，在焚林时又有严格的隔火道制度作保障。又据郭声波在滇南调查表明，直到80年代，滇南腾冲、景洪等地刀耕火种基本上不会导致水土流失，相反是在汉族固定山地垦殖区出现了水地流失。据对民族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典型的刀耕火种一般要求人口密度在15人／平方公里和人均耕地21亩左右。三峡地区唐宋人口密度在5.90-21.65人／平方公里之间，基本在这个数字内。刀耕火种造成水土流失是在人口膨胀人多地少的状况下从一茬轮歇向轮作轮歇，继而向连贯固定的斜坡地农业演变的结果，是从刀耕、锄耕、犁耕演变的结果，不过那已经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刀耕火种了。这种转变过程也可从明清三峡和今天云南少数民族中找到证据。据我们研究表明，明清时人口膨胀，林地短缺，连年种垦，轮歇地变少以至不存，森林保土保肥功能失去；清朝后期三峡人口密度已在30至80人／平方公里之间了。唐宋三峡地区ｓｈē＠①田砍伐和火烧的是巨木，可是在明代三峡地区ｓｈē＠①田则主要是焚草了，便是这种现象的说明。明清时期三峡及川陕山地地区水土地流失记载不绝于书，如“宜昌一带迨耕种晚，肥力为雨洗净，粪种也不能多获者，往往人烟凑集之处，今皆荒”。（注：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五、卷一。）鹤峰“初垦时土甚肥。年久为雨潦洗，尽成瘠壤，终岁所获无几。”（注：同治《宜昌府志》卷一五、卷一。）据严如＠③记载，清嘉靖时三峡刀耕火种的休耕只有三五年，且由于用锄、犁耕作，树桩受损，故“挖土既松，水雨冲洗，三四年后，辄成石骨”，（注：严如＠③《乐园文集》卷七。）故长江上游“无业游民到处伐山砍木，种植杂粮，一遇瀑雨，土石随流而下，乃至停淤接涨”。（注：陶毅《陶文毅公全集》卷一○。）尹绍亭认为今天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处于衰落阶段，实际上也是人口与土地资源矛盾尖锐的表现，正是对以上三峡地区火种变异为斜坡挂地固定锄耕造成水土流失而失去生态效益的最好说明。由此看来，刀耕火种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是一个历史概念，历史上在人口压力不大的条件下的经典的砍烧制刀耕火种并不会造成水土流失，且产出很高，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可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四美国学者A・特里・拉博曾说到“当在适当的人口密度水平下实行刀耕火种耕作时，这种耕作方式乃遭受最小的病虫害侵扰，几乎不会引起环境生产力的退化而提供可靠的产量”。拉博的结论主要是据非洲现代刀耕火种民族研究的结论，而我们对中国历史时期刀耕火种发展嬗变研究表明，中国历史的刀耕火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决不能简单进行概念化的臆测。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在此对前人及我们的刀耕火种研究作一总结，并不是仅想为历史上和现代刀耕火种正名，也不是仅想从传统的刀耕火种中吸取生态农业的合理内核，为今天的生态农业提供借鉴，因后者我们农业经济学者也做了许多工作，不必赘言。我们最后由此引发出的是对传统的经济史研究内容和方式的思考。从学术界对历史时期刀耕火种研究深入和有所突破历程来看，有赖于在系统论基础上多学科综合攻关，特别是有赖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这其中，有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尹绍亭先生的民族学考察，有何柄棣先生从土壤学、生物学、文献学方面的考察，有李根蟠先生、卢勋先生从考古学、文献学方面的考察，也有一些历史地理学工作者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的考察。它活生生地告诉我们运用新方法、新思想来研究历史是大有前途的，同时也引发我们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思考。（一）80年代在社会科学“新三论”、“旧三论”风行一时，曾提出社会科学要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但这尤如昙花一现，不久便在种种责难之中在社会科学界几乎消声匿迹了。不过我们认为这个昙花一现决不能说明“新旧三论”和自然科学方法不好或不能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之所以造成昙花一现的现象可能原因有二：一在于传统思维方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此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在于提倡新旧三论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多是一些青年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囿于社会科学知识根基薄弱，缺乏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成功个案的支持，故终归是雷声大、雨点小。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一大批受过正规培训而相对有较高自然科学素养的社会科学博士、硕士生在继承老一辈国学基础上，有志于对传统的经济史作新的开创研究，可以预料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新时代即将来到。（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经济史，很大意义上讲是一部农业经济史。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与自然界的关系可谓密不可分。可建国50年来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几乎是一部完全抛开自然环境的单纯社会经济史研究。当在80-90年代现实中的人们惊呼环境保护，强调保护生态平衡时，人口膨胀、环境恶化使我们在现实中将环境保护立为基本国策时，我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没有回过头来用现代生态观、人地观审视我们的经济史，没有去考察古人的生态效益，这不能不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三）我们认为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只有当原始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讲经济效益，即有一定规模才能有经济效益，但决不是对任何阶段经济史的评价只以亩产、总产量或文献中的“国泰民安”、“夜不闭户”来评价一个社会经济进步发展程度。特别是在讲求经济效益讲求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对历史上经济发展效益的研究似乎尤为急迫。应该承认我们仅是对历史时期刀耕火种的经济效益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学术界对中国历代生产经济效益作了系统研究后，一定会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封建社会科技无本质上突破等问题有新的认识。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余下加田＠②原字(火右加火)下加缶右加刂＠③原字氵加翌【责任编辑】郭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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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621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199502 【原刊页号】003-017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 作 者 】田昌五 【复印期号】199506 【 标 题 】中国历史体系新论 【 正 文 】 从本世纪３０年代以来，我们是这样安排中国历史体系的，即：一、原始社会；二、奴隶制社会；三、封建制社会；四、资本主义社会；五、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我们习称的五种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亦即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经过一阵讨论之后，人们发现这一条普遍规律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于是又提出：一、中国文明早熟论；二、中国奴隶制社会不发达论；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在这三论之前是原始社会，其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归入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人们习称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此外，还有一种中国历史发展的“维新”路线说，但由于此说过分强调封建土地国有制，没有取得人们的共识。本来，上述历史体系开初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提出来的，并非史学界的共同认识。这种历史体系之成为共同认识，是建国后学习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的结果。当然，这种历史体系之所以成为人们的共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西方历史发展是常态的，中国以至东方的历史发展是变态的。就象生产成品一样，前者是高级产品，后者是初级产品。两个档次，中国和东方的历史是低档次的。所以，不能说中国和东方的历史不合格，但它却是低规格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和其他史学流派有着或明或暗的共同认识。文革期间有所谓“影射”史学，但其涉及的仅仅是历史学的功能，即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所以我曾说，“影射”史学是从借鉴说发展而来的。历史学的功能既然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标而取得借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自然要流为“影射”史学了。但影射史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上述历史体系。所以，批判影射史学，最后仍以上述历史体系为归宿。文革以后，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一代，曾想打破上述历史体系，但由于他们以西方历史为正宗，终不免在上述历史体系中绕圈子，没有从这种历史的八卦阵中走出来。现在我们要问：这种历史体系或者说历史发展图式对不对呢？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重新思考的重大而严肃的课题。一首先我们要问：所谓东方社会发育不良说的根据是什么呢？依我看，根据不外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的那段话，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如果我们把这里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原始社会，在后面加上社会主义社会，岂不是五种生产方式吗？我曾经指出：马克思这里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确乎是指原始社会，尽管他说的实际上是农村公社，即原始社会的解体形态。后来由于看到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他和恩格斯这才改变了看法，用氏族公社取代了这里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认为原始社会即氏族社会。但问题是不是因此就了结了呢？曰：没有。不仅没有，而且把问题更加明确地提出来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两条途径：一条是通过公社的冲突与联合，管理阶层变为统治阶级；另一条是由家族吸收外来的奴隶，发展为奴隶制。这里所说的“公社”当然已不是原始公社，而是农村公社。所谓中国和东方文明早熟论，就是从这里来的。在本书的《准备材料》中，恩格斯又提出了两种奴隶制，即古典的劳动奴隶制和东方的家内奴隶制。前者当然是发达的，后者则是不发达的。所以，西方和东方都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但进入文明社会时却走了不同的路子。东方文明社会是保留着农村公社的社会，即马克思所说半文明半野蛮的社会。原来马克思认为，印度自始就是这样的社会；按恩格斯的说法，印度自原始社会后才进入这样的社会，但停留在这样的状态，则是他们二人的共同认识。后来，恩格斯的观点又有所改变，认为东方存在着发达的家庭奴隶制，并提出：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他并没有再度说明东方文明起源的问题，也没有继续论述东方社会。据此，我将他们说的亚细亚形态解为一种类型的封建制，即保留着农村公社的封建社会。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半文明半野蛮的社会都是停滞型的。所谓停滞，就是停留在半文明半野蛮的状态，没有、而且不可能跨进近代文明社会。由此可见，所谓早熟论、不发达论和停滞论，都是有理论根据的。现在我们要问：这种理论根据对不对呢？曰：这就要由实践来回答了。所谓实践，并不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重大发现也可谓之实践。通过实践检验理论并发展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方面的实践吧！如所周知，在上个世纪即１９世纪，人们习惯上是把印欧人种和雅利安人等同视之的。所以，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起码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印欧人。雅利安人分为两部分，即：亚洲的雅利安人和欧洲的雅利安人，而欧洲的雅利安人是从亚洲迁去的。迁到欧洲的雅利安人从原始社会相继进入了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并率先跨进了资本主义社会；而留在亚洲的雅利安人在原始社会后则停留在半文明半野蛮的状态，直到他们为西方所征服时还没有改变。之所以如此，在于撒哈拉大沙漠地带干燥的气候，农业要依赖于大规模的人工灌溉工程，而这是要由中央政府依靠村社来完成的。这一切，可以说是那时西方人的共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依据这种共识谈论东方社会的。例如，他们对印度社会的认识就来自一些欧洲人的旅行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的报告。当然，他们也力图深入探讨东方、特别是印度的历史，但由于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从本世纪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例如，人们不再把雅利安人等同于印欧人，而只视之为印欧人的一个亚洲分支。从某种意义上说，雅利安人大约相当于印欧人种中的印度伊朗人。但这也不甚确切，因为雅利安人并非种族或部族名称，而是这一部分人的自称，其意思是高贵的。所以，雅利安人即高贵的人。可以确定为这一部分人的有伊朗的波斯人、米底人和印度以往的贵族阶层，其中还有一些在历史中消失了。更重要的是，所谓雅利安人并不是印度和伊朗等地的原始居民。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一部分印欧人原来居住在中亚的河中地区，即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他们是在距今４０００年－３０００年期间才从兴都库什山口分批迁往伊朗和印度的，其中还有一部分东迁到我国的塔里木盆地。我国新疆发现的距今４０００年的古尸，经过体质鉴定，属于日尔曼人类型，所以这一部分雅利安人有可能是古日尔曼人。至于他们是不是河中地区的原始居民，那就不敢说了。也有可能，他们是从别处例如亚兰草原迁居到河中地区的。因为，亚兰草原曾经居住过西日尔曼尼亚人。不管雅利安人在河中地区时的社会发展程度如何，按照他们迁移到印度和伊朗的时间来叙述东方社会的历史，都是不行的。何况，现在已经发现，先于雅利安人迁移到印度的还有从美索不达米亚来的黑人、即尼格罗人族群。所以，我们只能依据现有的发现，重新认识东方社会的历史，而不能把我们的认识总是停留在１９世纪的水平上。我想，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能活到现在，他们肯定也会改变自己原来对东方社会的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要发展，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从雅利安人的问题来说是这样，从考古学的发现来说更是这样。在本世纪５０年代以前，西方著名的考古学家柴尔德曾经提出：西亚的小麦起源于撒哈拉大沙漠中的绿洲，因而农业需要灌溉。这样，东方就没有经过古代城邦，直接从原始社会转入了阶级社会。但本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情况有了重大变化。经过考古发掘，证明西亚的小麦起源于中亚至西亚的丘陵地区，即从波斯湾沿着伊朗西部至叙利亚东部向南，其中包括伊拉克、以色利、巴勒斯坦、约旦等所谓半月形地带。古时的撒哈拉沙漠远比现在为小，这个地区的气候也较现在温和得多，雨量较为适中，所以适合小麦的生长。这里的农业发展到两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是比较晚的事。据此，绿洲说是不对的。此其一。其二，西亚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城邦，其中有的城邦，如距今８０００年的叶利哥城，就在现在的大沙漠之中。西亚如此，在印度也发现了由黑人建立的古代城邦，如曲女城就距今５０００余年。这些实实在在的发现说明什么呢？说明上个世纪人们对东方文明起源和东方社会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应当改正过来。不管是出自何人之口，都应改正过来。顺带指出，恩格斯和柴尔德有忘年之交，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认识受到上个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柴尔德是不是也受到这种限制呢？当然，他们受到这样的限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如果不顾事实，再受到这种限制，那就不可理解、甚至说是不可理喻的了。我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论述来解释中国历史，构造中国历史体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这个水平上，那就不可理解了。任何学科都要发展，历史学科也是这样。停滞了，它就没有生命力了。当前我国史学有没有危机？或云其有，或云其无。我认为是有危机的。说有危机，就在于它停留在以往的中国历史体系中，有的人甚至要走回头路。现在应该是猛醒过来，重新据实思考中国历史体系的时候了！王国维曾经说过，历史学会由于新的发现而发生重大突破。我们应切记此旨。二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就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真正实事求是地来考虑中国历史体系了。中国是重要的人类发源地，也可说是蒙古人种发祥的地方，因而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这是不成问题的。但这是一万年以前的事，那时可能有过真正的氏族社会，不过已很难复原了。我们只能以此为前提，探讨中国原始社会是怎样瓦解的？中国文明是怎样诞生的？在本世纪３０年代，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尚处在一片传说性的迷雾中，所以当时按照《反杜林论》中提出的阶级形成的两条途径，说中国文明是早熟的文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近数十年的考古发现证明，这种看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首先，中国的农业，无论是南方的水稻和北方的黍稷，均起源于一万年前。就黍稷而言，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采集农业、锄农业和耒耜农业。黍稷属旱地作物，在北方广大地区均能种植，特别适宜于黄土地带；而南方的水稻在长期内只能实行小面积种植，所以中国文明的中心长期在北方黄河流域。黍稷大约起源于丘陵山地，故而有“稷勤其官而山死”之说。这里说的是稷王，他是由于勤劳农事死在山上的。到锄农业阶段，人们开始散布在河旁台地上居住、劳动和生活。这倒不是为了灌溉，而是解决人畜用水问题。后来发明了凿井，人们才开始散布在远离水源的广阔平原地带。所以，凿井和耒耜都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采集农业的作物是自然生长的，锄农业阶段则选择地块实行撒种。有了耒耜，就可以垦辟沟洫田垄，实行条播了。这反映了农业的巨大进步，自此有了田亩制度，所以是一次农业革命。人们的社会结构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在采集农业阶段，氏族组织仍然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保证。但到锄农业阶段，家族就成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了。这是因为，耕地要按家族分成大块，实行集体劳动，共同生活。当然，还有一些产业，如制陶业和最初的饲养业，仍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的。只是到了发明耒耜和凿井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家族的耕地进一步按家庭分为小块，开始按家庭进行生产了。后来的井田制，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所以，井田制的出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来，家族土地的再分割会导致以个体农户为单位组成的农村公社，但由于生产条件的限制，中国文明起源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子。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进行农业生产，就得开辟耕地，而耕地一般只能用到９年为止。开辟耕地需要集体进行，所以家族仍然是农业生产的外在保障。而且，家族要有多余的公用荒地，才能实行农业生产的大循环。于是，一些近亲家族组成为宗族，共同占有一定的地域，在其中“换土易居”。当然，宗族的土地是由其中的一个家族掌握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家庭、家族、宗族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迈进文明社会。不仅如此，宗族还联结为姓族。所谓姓族，就是出自同一始祖的宗族群体。例如，姒姓宗族系列、子姓宗族系列、姬姓宗族系列、姜姓宗族系列，等等。这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姓族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部族，但远较部族之说为明确。在我国古代，部族有得姓者，有未得姓者。得姓者已进入文明社会，否则就仍停留在原始状态。华夏族就是由不同的姓族形成的，而不是由所谓部族直接发展而来的。同一部族群体，或为华夏，或为蛮夷，其主要根源也在这里。当然，得姓者也有转为蛮夷的，但未得姓者之转为华夏或形成另一个文明民族，则史无其例。所以，姓族的出现是很重要的，尽管宗族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同一姓族的宗族体可以活动于不同的地域。但是，仅就姓族、宗族、家族、家庭体系的形成，还不足以充分说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如所周知，文明社会的产生和阶级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那末，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首先，随着农业的发展进程，养殖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最早是养狗，继之养鸡，进而养猪、羊，最后是养牛、马、鹿、象，等等。养殖业在锄农业阶段还是集体所有的，但到耒耜农业阶段就分属各个家族和家庭了。这样，在各个家族和家庭之间，因拥有的畜禽数量不尽相同，就出现了贫富差别。家字从“＠①”从“＠②”，其意即以＠②代表财富。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以猪下颔骨、猪头、甚至整猪作为殉葬品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而其有无多少，则表明贫富分化已经产生了。其次是手工业的发展。石器不用说了，从石器工业中又发展出玉器来；同时骨器也发展成为一个手工业部门。其他如纺织、木器、编织等，也有长足的发展。而新兴的产业则有陶器，从烧制陶器的过程中又引发出铜器来。可以说，到耒耜农业阶段，我国古代已开始进入铜器时代。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手工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属于集体所有的，而到了耒耜农业阶段则已归不同的家族和家庭所有了。当然，手工业产品在很久以前就是归使用者所有的。这样，在各个家族和家庭之间因是否专有某种手工业和占有手工业产品之多寡，也产生了贫富差别。考古学中所说的社会分层现象，主要是据此而言的。第三，特别重要的是基于土地占有关系而产生的阶级分化。如前所说，我国古代是以宗族作为社会活动主体进入文明社会的。相应的土地占有关系自然是宗族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代表就是宗主（也可称为宗君），而其象征则是宗庙与社稷。宗族的土地，除分归各个家族周转使用者外，其余的是由宗主掌管的。这样，宗主及其家族就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各个家族和家庭中的首富。例如，制铜业从一开始就是由宗主占有的，其原因就在于宗主掌管着矿产资源，可以实行垄断经营。除此之外，其他如异姓宗族之间的战争和各宗族之间的经济交往等，也会增加宗族内部和相互之间的贫富分化。所以，宗族在表面上似乎是浑然一体的，但在其内部和相互之间都产生了等级关系，亦即宗族等级关系。不仅如此，由战争还产生了奴隶制。在这个阶段上发现的异常埋葬的现象，就反映了这个问题。而文献中所说“国家”日益减少的现象，则从另一面反映了这个问题。随着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出于战争的需要，国家相应地产生了。当然，中国古代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以宗族城邦的形式出现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或发掘出２０余座这样的城池，分布在广袤的地区，如东北、内蒙、山东、河南、湖北等等。在长江下游还发现了水城。尽管族邦不一定都有城池，但城池的出现无疑是文明社会到来的重要标志。城池和宫室差不多是同时出现的。古代“筑城以卫君”，宫室就是宗君居住的地方。祭祀祖先和商议邦国大事也在这里。现在不少地方发现的在高台上建筑的大房子，特别是在一些城堡中发现的此类房子，就是原始的宫室。这类房子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但在当时众多的小房子中已是鹤立鸡群了。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类房子，后世的宫室或宫寝制度就是由此开始的。随着文明社会的到来，丧葬制度也起了重大的变化。突出的表现是大、中、小墓有别，大墓一般都有棺有椁；随葬品的多寡有无极为悬殊。有的地方还发现了大墓集中在一起埋葬的现象，这应该就是后世所说的王陵区了。礼乐制度也由此而生。这些制度的详情已不可得而知，但从现已发现的衣衾棺椁制度、列鼎制度、鼓乐制度的迹象，仍可推知其大致的情况。当时的一些玉器、陶器、木石器，如玉琮、玉戈、玉钺、陶冥器、兽鼓、石磬等等，都是作为礼器出现的。祭祀制度也出现了。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社稷。社以祭土神，稷以祭谷神，合起来就是土地和粮食。这是立国之本，所以国家亦称社稷。社稷的出现，表明国家已经形成了。不仅如此。要进行农业生产，就必须把握天时，得地之利。于是，天文历法诞生了。在初，人们是以大火星的出现来纪年，并由此发展出十月历。即：以大火星的出现作为岁首，每年１０个月，每月３６天。为此，就要祭祀天地山川，风雷云雨。而要掌握天时和自己的命运，于是出现了卜筮。卜筮就是按天地方位进行的。所以，天文历法和卜筮的出现，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大致说来，这些就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协奏曲。我们必须按照中国文明起源的实际情况，来认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机械搬用任何公式，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大体上可以定为公元前３０世纪。一则就文献记载来说，“自黄帝至禹三十世”，每世为３０年，共９００年。从夏代上溯９００年左右，约为前３０００年左右。再则从考古资料来说，这许多现象都是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而中原龙山文化恰巧始于公元前３０世纪。当然，这只是一个相对的年代，不是精确的历史纪录。实际上，文明起源是一个过程，要列出绝对的年代，也是不可能的。这一段历史尚无文字纪录，就文献来说也属于传说时代。不过，世界文明起源史多半如此，非独中国为然也。例如，古希腊罗马的文明起源史，就是隐含在传说之中的。尽管在这时的中国已有文字，但还缺乏成文的历史。那时在中国大地上是万国并兴，也不可能有一部成文的历史。因此，对那时有无文字，是可以探讨的，但以此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不足取的。传说的历史自然不免有后人理想的成分。例如，尧舜禅让说，就是儒家的理想政治。所以，儒家以此构筑的大同世界说，是不足取的。实际上，连儒家也承认这个大同时代有“万邦”之多。既有万邦，何以能大同呢？三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可以称之族邦时代。这个时代如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算起，下至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为止，共经历了２７００年左右。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由魏国开其端，即魏国的李悝变法，时在公元前４２５年；下至秦国的商鞅变法终结，为前３５０年；燕国殿后，在前３０６年，齐、楚、韩、赵各国的变法均在其间，前后共１００多年，所以不好确定一个准确的年代，就算是公元前４世纪吧！族邦时代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１．万邦时期，约当于前３０００年至前２０００年；２．族邦联盟时期，约当于夏代（前２１世纪至前１７世纪）；３．族邦体系建立和发展时期，约当于商代和西周（前１７世纪至前８世纪初）。所谓族邦体系，即由中央邦和地方邦、地方大邦和小邦构成的体系。例如，周人称商为大邦而自称小邦，但对密须则又自称大邦。中央族邦的宗君具有天下共主的特点，即所有地方族邦的共同君主。地方大邦带有一方盟主的特点，即后人所说方伯也。４．族邦体系瓦解和衰亡阶段，约当于东周或春秋时期（公元前８世纪至前５世纪）。其特点是：王室衰微，大国争霸，诸侯兼并，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统。中国古代社会可以统称为宗族社会，即以宗族为基本单元构成的社会，但在每个发展阶段上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万邦时期，一般是一个宗族或几个近亲宗族构成一个社会实体，相互独立，互不统属。这是中国古代的城邦时期，天下无主而不同的城邦则各有其主，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王朝世系。当然，族邦之间的冲突与战争，联合与兼并，是不可避免的，特别异姓族邦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万邦阶段的后期先后在中原出现了两个地区性的族邦联盟，即以祁姓陶唐氏为主的族邦联盟和以姚姓有虞氏为主的族邦联盟。这里所说的“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宗族称号，和原始的氏族是迥然有别的。所谓唐尧和虞舜之间的禅让，不过是一个族邦联盟取代另一个族邦联盟而已。这两个地区性的族邦联盟都是不稳固的，所以也没有留下什么王朝世系来。继陶唐氏和有虞氏之后的夏后氏族邦联盟，情况就不同了。尽管夏朝初年也发生过各种冲突与战争，但终于亡而复续，在中原地区形成一个巩固的族邦大联盟。参加这个族邦联盟的，除姒姓族邦外，主要是来自祝融八姓之后的各个族邦，特别是其中的己姓族邦。其他还有偃姓族邦、嬴姓族邦、任姓族邦、姚姓族邦、子姓族邦等等。夏后氏在姒姓族邦中为宗主邦，在异姓族邦中为主盟邦。因而其宗族为王族。中国古代之“后”与“王”同义，夏后氏即夏王族也。不过，夏后氏和其他族邦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包括姒姓族邦之间的关系亦然。他们仍然是以自己的宗族分别构成社会实体的。当然，作为王族，其所拥有的活动地盘要大一些，而且在其地区内也可能有从属的宗族，构成以夏后氏为首的宗族群体。文献中所说夏朝的“大夫”，应是从属于夏后氏的宗族。但这类宗族已不能独立成邦了。以夏后氏为首的族邦联盟，其中心仍在中原地区。从考古文化说，可以把洛达庙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确定为夏文化。但在其四面八方，还有与之有别的其他考古文化。这表明，在夏朝的外围地区，仍然是万邦纷立的状态。他们和夏朝这个族邦联盟是没有直接的稳定的关系的。就连一些姒姓族邦，如斟灌氏和斟寻氏，在迁到外围地区后，也和夏朝脱离关系而独立活动了。根据文献记载，他们都灭亡了。实则不然，他们都举族迁徙到远离夏朝的地方去了。这就是说，在夏朝的外围地区是很少有所谓诸侯的。商周时期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商周都有王畿，构成中央族邦。在王畿内，商代有王族、子族、百姓；还有异姓的卿族和臣族。王畿内的宗族虽各有地盘，但对商王都有从属关系。而且，其中不少宗族还各有专职。另一方面，在王畿之外存在着众多的同姓和异姓的诸侯，他们的宗族虽能独立成邦，但对商王也有从属关系。在诸侯中还有方伯，即一方诸侯之长。当然，方伯是由商王册命认可的。如周文王先为西伯，在西方得专征伐，就是由商纣王册命的。周代亦然，不过把这种宗族体系发展得更加完备罢了。一般来说，周代的宗族可分为四级，即：王族、公族、宗族、家族，构成一个完备的宗族社会体系。但是，这种宗族社会体系从东周起就开始瓦解了。其主要原因是：宗周灭亡，平王东迁，王畿缩小，周王作为中央族邦的地位日趋下降。他名为天下之共主，实际上不过一个诸侯国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诸侯国之间就发生了频繁的战争与兼并。不仅如此，一些诸侯国内部的卿大夫宗族之间也互相并灭。结果宗族社会体系就全面衰亡了。于是，古代社会由此结束，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制，总的说是宗族土地所有制，但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万邦时期和族邦联盟时期，一般是各个族邦各有封土。所谓封土，即族邦四境的疆界，古代又称为封疆。封，疆界之标志也。族邦联盟时期与以前不同的是，联盟的各族邦一般是互不侵犯的。随着宗族体系的形成，宗族土地所有制表现多层次的。即：全部土地，包括王畿和各诸侯国的土地，都是为天下之共主所有的。甲骨文中之四土（南、北、东、西土）就包括各诸侯国的土地。周代亦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说的就是这一层意思。但实际上，王族只能控制王畿之内的土地，各诸侯国则各有其封疆（即四封）。这就是二级宗族土地所有制了。而王畿和诸侯国内又有卿大夫之封邑，是为第三层宗族土地所有制。另外，专职的臣正有官邑，王公之子孙未受封者有“禄邑”，立功者有勋邑，是从属于各级宗族土地所有制的，其本身不是一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各级宗族所有的土地，亦即其封域内的土地，都是按方里而井计算的。至于九夫为井还是十夫为井，抑还是五夫为井，并不影响方里而井的计算方法，而是方里而井再分成几份的问题。这样，王畿、封国以及封邑的土地总面积都可以计算出来。例如，王畿方千里为一万井，侯国方百里为一千井，等等。在土地总面积中除去山林川泽、道路邑居等的井数，其余的为农耕地，耕地是按九夫为井或十夫为井进行分配的。九夫为井，是周人计算和分配耕地的方法；十夫为井，是商代计算和分配土地的方法；夏代及其以前究竟是几夫为井，就不甚清楚了。但如前所说，用井计算和分配耕地源于将家族的大块共耕地分归各个家庭耕作，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古代的所谓井田制，说的就是用方里而井计算和分配耕地的方法。把井田制附会成什么农村公社，是根本错误的。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和农业方面的剥削制度，都是依据井田制建立起来的。如，军制中的征兵人数、车辆牛马数、甲＠③武器数，都是以井作为基本单位征调的。周代“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就因为要进行车战，每辆战车上有三个甲士（驭者一人，执弓箭者一人，执戈矛者一人）。故九夫为井又分为三屋。商代十夫为井，其军队的组织为十进制。在农业方面，周代有国、野之别。国人分耕国郊和城郭中的土地，野人分耕郊外的土地。对国人的剥削可能是十税其一。而野人则要为贵族耕种等量的大田，即十取其五。商代的情况大体上也是这样。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分野同样是按照自由人和奴隶来划分的，只是自由人以族邦之人的形式出现而已。所谓族邦之人，即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宗族成员，他们是政治上的自由人，有参预国家大事的权利。有些人以为族邦之人就是城里人，这是错误的。在世界古代史上，都没有这样的自由人。当然，自由人有贫富之分，政治上也有贵族与平民之分，这是无须赘言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奴隶制的发展过程。据说夏代之前有万国，商初减为３０００国，到周初就只有８００多国了。这么多族邦灭亡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按照文献记载，这些亡国之族大多是“亡其姓氏，踣毙不振，绝无后主，湮替隶圉”，降为奴隶了。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在其最发达的情况下，是以王室、公室、宗室、家室的形态出现的。例如，王室不仅有臣妾百工、皂隶牧圉，而且有众多为之耕种籍田的农业奴隶。商代之“众”周代之“野人”或庶人，就属于这种奴隶。他们看起来类似农奴，实际上是一种希洛式的奴隶。当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还有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宗族，这就是各类臣族。他们对其主上来说是奴仆，但这种臣族之主又有奴隶为其服役。所以，我们不能一刀切，认为古代社会只有奴隶和奴隶主这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其初级形态可说是简单的宗主政治，其发达的形态则是共主贵族政治。而无论是何种形态，都有数量不等的臣正为之服务，如庖正、工正、车正、陶正、牧正、司土、司马等等。他们是古代的官僚群，类似后来的管家和管事，一切活动都是要听命于主人的。所以，他们统称百官有司，而百官和百工是同义语。进入东周以后，这种政治体制逐渐瓦解了。原因是，那时的贵族同时是一些宗主。宗族逐渐灭亡了，自然就无所谓宗主了。而宗主的退出历史舞台，除相互并灭之外，还由于他们和族邦平民的矛盾。有不少宗室贵族都是由于遭到国人的反抗而灭亡的。结果是：共主贵族政治体制让位于专制君主官僚政治体制。现在有一种说法，把族邦体系瓦解阶段说成城邦时期，把君主专制制度形成后说成帝国时期。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如然，万邦时期又当作何解释？现已发现的那时的城池又当如何解释？这里说的帝国时期指秦、汉王朝，难道隋、唐以至元、明、清就不是帝国吗？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历史，决不能以任何模式武断中国的历史。就古代社会来说，只有抓住宗族这个基点，才能恢复其本来面貌。四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可以称为帝制时代。这段历史如从前４世纪的各国变法计起，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止，共约２３００年左右。过去我们以１８４０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为界限，把大清帝国的历史截成两段，称此前为封建社会，此后为近代社会，这是不妥当的。因为，此前此后都是封建统治，很难断开。何况，鸦片战争前后在位的同是一个道光皇帝呢！诚然，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如帝国主义逞凶肆虐、洋务运动、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民主革命运动等等，但这些都是发生在帝制时代封建社会范畴内的变化。我们可以研究这些变化，也可以写成专史，但不能以此划分社会发展阶段。世界近代史上也有保留君主制的，但大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非历史上的专制君主独裁制度了。中国人也曾经试图这样作，这就是戊戌变法运动，可惜这次变法维新流产了，以致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仍然处于封建帝制时代。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如此之长，应作如何解释呢？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长期停滞论。而且，这种说法是从西周算起的，那就不是２０００多年，而是３０００年左右了。数千年而不变，自然谈不上什么社会发展论了。大概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于是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并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但究竟要“缓慢”到何年何月，就只有天知道了。实际上，这不过是虚幌一枪，以满足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公式而已。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因素。问题在，这点资本主义的因素究竟会不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依我看，这很难很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所周知，资本主义是产生于商品经济的。所以，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必须从商品经济入手。马克思写《资本论》，就是这样作的。过去我们总是在农民问题上作文章，如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所致；或者说中国封建社会如此之长，是由于过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造成的破坏所致。这些都是文不对题，因而是不正确的。现在就回到正题，看一下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资本主义。应当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同样是商品经济，但它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其不同在于，它是一种贯彻在全部经济领域中的商品经济体系，也可以说是一种由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的经济体系。所以，只有在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时，才谈得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否则，商品经济不管如何发达，都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我们研究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用不着过分强调其自然经济的一面，把商品经济置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而应对其中的商品经济作出适当的估计，并研究它为何难以产生资本主义。如果过份强调自然经济，也就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了。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尽管自然经济占有重要地位，但在不少时期都有相当活跃的商品经济。明显地如，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都有不可忽视的商品经济。对此，我们用不着过多地罗列事实，只要提一下那时的粮食交易和土地买卖就行了。土地买卖，说明土地的商品化，如果商品经济微不足道，土地怎会成为商品呢？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却难以产生资本主义，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我看问题很简单，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是由官府操纵控制的。例如，盐铁官营、酒类专卖、茶叶专卖，几乎是史不绝书。只是我们昧于一些框框和公式，视而不见罢了。中国自古以产丝绸著称，并以瓷器闻名于世。在这些部门中，官营部分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类经济部门，不管其经营规模和内部分工如何，其性质都是封建官僚经济，即其管理和生产经营都是封建关系。例如，清朝的江宁织造、苏州织造等，其总管都是高级官吏，有的是三品顶戴。这样的经济体制，难道还不是封建性质的吗？过去我们认为，这类官府经济只是为皇室贵族服务的，因而不属于商品经济。实则不然。盐、铁、茶、酒之类不用说了，即使是政府控制的瓷业和丝织业，其绝大部分产品也是作为商品出售和交换的。总之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封建时代，官商是第一位的，私商只占有次要的从属的地位。如大盐商、大茶商等，不过是官府的批发商而已。中国近代的官僚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在世界近代史上，只有中国才有显赫的官僚资本主义，其历史渊源就在这里。这样，中国封建时代的商业资本流向和转化问题，就值得研究了。大致说来，那时的商业资本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流向：一是流入政府财政（包括国家财政和皇家财政），作为财政开支用掉了。如唐宋期间的财政收入，来自商业方面的大约占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左右。秦汉和元明清时期的财政收入究竟有多少来自商业资本，尚待考定，但估计也不会太小的。过去我们认为，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完全来自对农民的剥削，显然是不切实际之谈。其二是私人商业资本，由于许多私商都是政府的批发商，他们手中的资本就难以反馈于生产，转化为产业资本。其中除挥霍掉的一部分外，大部分则转入土地买卖，或转为高利贷资本了。私人商业资本转入土地，就产生了商人地主。可以这样说，在世界封建社会史上，中国的封建官僚商业资本和商人地主，这二者是独具特色的。以往我们感到中国封建社会有点不伦不类，盖由此也。这样，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的部分就微乎其微了。所以，中国封建时代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曾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但都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已故傅筑夫先生认为战国至西汉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许多人认为这是天外奇谈，其实他说的不无道理，只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历史上商业资本的运行规律，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罢了。中国历代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这样脆弱，以致生灭无常。就连大家公认的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也大都破灭了。所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这是不对的。那点微不足道的资本主义萌芽，是抵挡不住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竞争的。至于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其产生和发展，是另外的问题，这里姑存而不论。中国封建时代的商业资本运行规律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呢？其一，是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形成中国封建时代特有的流民群；其二，更重要地是大批农民在破产后找不到生活出路，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的产业后备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可要命了。在生与死的要害关头，他们只有死里求生，举行起义，进行武力斗争。中国历史上农民失去土地，并不完全是由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侵蚀盘剥，但失去土地后找不到生活出路，则是共同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不完全是由于失去土地，但长期脱离土地，则是共同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多半是流民起义。这类农民起义，如果说是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那也只是间接的。直接地为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而进行反抗和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总是以离开土地始，以回到土地终。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原因离开土地，以何种方式回到土地上来，其分离和结合的过程，大体上是一致的。这就产生了一条特有的社会发展规律，即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大循环规律。而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则是这种社会大循环的指示器。我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但始终没有结出资本主义的果实来，其理由即在于此。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相分离，而其结果则是劳动者和资本重新结合起来。这样的分离和结合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不存在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并不是直线式向前发展的，而是以土地关系为基础循回式前进的。我曾经说过，中国封建时代的土地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就象一幅阴阳两面的太极图一样。其中大部分为山林川泽和非耕地，这部分土地一直是属于封建国家所有的。其余的土地为农耕地，这一部分土地是从国有到私有不断转化的。所谓循环运动，即指此而言。前一部分土地虽非农业用地，但它是商品经济的重要来源，历代封建政府对手工业和商业的控制，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如前所说，中国封建时代的商业资本有其特有的运行规律。按照这个规律，所以前一部分国有土地又制约着后一部分土地的循回运动。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全部奥秘所在。只有打开这个结，才能理清中国封建时代的土地关系。研究封建时代的问题，必须从土地关系入手。按照土地关系的循环运动，我们可以把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划分为三个大段落，即我所说的三次大循环。这三次大循环运动，按起止时间来说，大致如下：从战国经秦汉至魏晋，为第一次循环过程；从南北朝经隋唐至宋代，为第二次循环过程；从辽金元经明清至民国，为第三次循环过程。有趣的是，这三次大循环过程各约８００年左右，合起来就是２４００多年了。现在我们已经转入中国历史的第四次大循环过程，并开始迈上世界一体化的征途。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以往的历史可谓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等待我们的就是世界大同了。这三次大循环运动表明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何谓规律？简单地说，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复性之谓也。这三次大循环运动中的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几乎是重复发生的。举其要者来说吧！首先我们从表面上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三次大循环运动都经历了一个从分裂到大一统和再分裂的过程。真可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为一过程。这难道不是有规律的现象吗？有人可能会问：现在我们已经是第四次分久必合了，将来是不是还会合久必分呢？答曰：我们既已迈上了世界一体化的征程，中国本身之合从这个角度说就是世界性之分了。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未来之合，将是世界一体化之合，合世界于一体。中国是不可能置身世外的，这就是世界大同。如果仅限于中国之合，那充其量也不过是世界小同而已。其次，就作为大循环基础的土地关系来说，其本身也经历了三次循环过程。每一次循环大致上都是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并在土地私有的基础上进行买卖兼并的过程。所以，第一个过程由战国时期的提封授田制开其端，至魏晋的等级土地所有制而告终。第二个过程由北魏的均田制开其端，至唐宋确定主、客户和五等户而告终。宋代的客户是无田户，主户是有田户，所以主户分五等仍然属于等级土地占有制。第三个过程在开始时比较复杂，如辽金元时期的土地占有关系是二重的，即国有与私有并存，但其结果仍然是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最终形成类似宋代的土地占有关系，只有土地占有的等级色彩不甚鲜明罢了。所以我曾说，中国封建时代的土地所有制既不能说是国有的，也不能说是私有的，或者说是以何者为主的。这里有一个国有和私有相互转化的问题。私有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除历史遗留的部分外，大多是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中国历史上有一条不成文的原理：凡是无主荒地就是国有的，老百姓也称之为公家的或公有的。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一般要由国家进行土地再分配。私自垦占的情况也有，但只有得到国家的认可方能成立。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封建时代的土地问题，必须把握住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相互转化过程，仅就国有和私有或以何者为主进行争论，是永远得不了结论，达不成共识的。这里说的是农田，至于山林川泽和固定的非耕地，则可以说是国有的。这里不存在私有或以私有为主的问题。第三，就商业资本的流向和转化来说，也有三次循环过程。如前所说，中国商业资本主要有两个流向，大部流入国家财政，另一部分则流入土地买卖或转化为高利贷，其中转化为产业资本者甚微。这样的分流和转化共经历三次，所以在每一次循环过程的后期都出现了商人地主或官僚商人地主。各个循环过程所不同的只是商人地主的数量和商业资本转为产业资本的部分在比重上有所增加而已。第四，在赋役制度方面，每一次循环过程中都有一次重大的变革，这是和土地关系的循环过程相一致的。如汉魏之际赋役制度的变革，唐代后期的两税法，明代中期的一条鞭法和班匠银，都是显例。有些人根据这种变革对中国封建时代进行分期，自然有其道理。但这只是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后的产物，以此分期是不恰当的。第五，在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方面，也有周期性循环变化的特征，最明显的如，在每一循环过程要终结时，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都会发生社会危机和社会大动荡；与此同时发生的就是民族危机和民族关系的更新与调整。再如，秦末农民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或如出一辙，或相互雷同；而汉朝和明朝都是由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建立的。这难道只是偶然的巧合，不是一种规律性的反应吗？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有其周期性和重复性，据此可以把农民战争划分出阶段来。民族危机问题更是如此，所谓“五胡乱华”、宋辽夏金之争以至近代列强的对华侵略，明显地是周期性发生的。第六，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也有类似的变化。总的来说，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制度都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制度，而且我们可以说中国封建时代是官僚社会。但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些循环性变化，也会周期性地出现类似的问题，如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党争、军阀混战，等等。至于思想文化方面，如果我们把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作为三个里程碑，其发展的循环性和阶段性是非常明确的。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我们都会发现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是循环式地发展的。所谓循环性，说的是各个阶段的重复性，而重复性即规律性。有些人以为说历史发展的循环性，就是什么历史循环论，这是根本错误的。古代社会的发展表现为文明中心的不断转移，这也是一种循环性，即文明中心不断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只有到这种变化能形成较为广阔的文明区域时，历史才会转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世界上没有直路，历史的运动也不可能只是五步跳远。曲曲折折，反反复复，这才是正常的历史现象。当然，历史发展中的循环性和重复性并不是象一个印模扣出来的一样，丝毫没有变化。变化总是有的，所同者只是一些主要情节而已。例如，战国时期的授田制是将全部国有土地加以提封计算后将耕地进行分配的；从北魏开始的均田制是合并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按统一标准进行分配的，私有土地就算分配过了；辽金元时期的国有土地是到了明初通过屯田转化为私有土地的，原来的私有土地就不动了。但这种差别并不影响我们说的土地关系的循环过程。就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互相转化而言，它仍然是重复发生的。当然，这种重复也不只是局部现象。有一位朋友问我，明初的屯田怎么那样多呢？我说，可能是国有荒地太多了。估计，那时的屯田约占总耕地的一半左右。局部现象也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数，不过这只是一个大循环过程中的小循环，我们不能据此划分历史阶段而已。而且，这种局部现象和土地关系的大循环运动并不矛盾，反而更加证明土地关系的循环运动是一条规律。中国封建时代的各个阶段是相互穿插衔接，不能截然划分的。从总体上说，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可以用三、二、一这三个数字来表示。三，即三次大循环；二，指汉唐两个高峰期和相继的两次低落期，简单说就是两高两低了；一，指的是宋代以后的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南方，而政治中心则转移到了北方，昔日繁荣的黄河流域成了一条断裂带，简单说就是一南一北了。中国历史就是这样波浪起伏，不断向前涌进的。真可谓大开大合，大起大落，汹涌澎湃，曲折盘旋，蔚为大观。这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历史过程，任何人为的分割，都会破坏这种历史景观。例如，魏晋封建论要按照欧洲的历史依样画葫芦，硬是把秦汉砍下来，划归古代社会。其结果，是把中国历史、特别是封建时代的历史画得斑剥陆离，不伦不类，非牛非马，大煞风景。如然，魏晋之后经南北朝出现了大唐盛世，而唐宋之后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却一落千丈，诸如此类，应如何解释呢？可见，研究中国历史必须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东施效颦，照搬套改，是不行的。统观中国封建帝制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不管说中国封建社会是长期停滞，或说是长期延续抑或缓慢发展，都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有这样的地方，如秦汉以来的南方地区就是缓慢发展的，成都平原自秦汉以来有多大变化也很难说，但这只是局部地区的问题，属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范畴，不足以说明中国历史的全局。而且，这种局部现象也不足以证明所谓长期停滞论，因为长期停滞论是依据所谓亚细亚社会形态得出来并强加于中国历史的，而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中抽绎概括出来的。按照这种说法，中国从来就是单一的农业经济，可是历代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来自工商业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宋代占一半左右，这应如何解释呢？我们研究历史，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用自己都半懂不懂的辞句斧削历史，是不行的。五这样说来，中国近代史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曰：否。我们说的近代史实际上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或者说是民主革命史。这段历史倒是应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的民主革命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后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封建帝制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继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制后进行的。民主革命发生在封建时代，并不足奇，在世界近代史上几乎无不如此。所以，我们不能依此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后继之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状况造成的。我们可以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作为中国现代史进行研究，但也不能依此划分社会发展阶段。至于我们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只是中国历史转型中的过渡状态，是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形态的。我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历史的第四次大循环期。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从第三次到第四次大循环的中间阶段，因而是处于中介状态的社会。其中殖民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的因素可说是应有尽有，一应俱全。所以，说它是什么社会形态，都是有困难的。这种阴阳怪气的社会状态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但只要我们把它放在前后两次历史大循环之间，就一切都明白了。在历次大循环之间，都出现过类似的复杂社会现象。所以，这种现象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的。也由于此，中国开始进入了第四次大循环。这次大循环与以往的历史大循环运动有别，以往的大循环是封建帝制时代的大循环，这次是在推翻帝制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大循环的。所以，这次大循环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由于我们是从历史上的大循环中走过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些类似的历史现象和社会问题。例如，军阀割据与混战、党争、胜利后领导者的个人专断、压制功臣宿将、文字冤案等等，甚至类似历史上母后干政的现象也出现了。但这次大循环毕竟与历史上的大循环有本质的区别，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又一次质的飞跃。如前所说，这次大循环是通过民主革命实现的，而不是历史上那样通过统一与分裂的战争实现的。开始，由于我们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并不那么明确，所以没有完全走出历史上的大循环。加以深受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和我们自己习以为常的军事共产制的传统，我们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不免走了一些弯路。但经过反复摸索，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应走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大家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这条道路从本质上说，就是市场经济的道路。在这里，所有制问题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问题在能不能按市场经济的轨道进行运转。我们不能说，只有私人经济才能按市场经济的轨道进行运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就一定不能按市场经济的轨道来运转。这是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要害所在，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入手处。这样，不仅可以彻底摆脱苏式社会主义模式和我们自己的军事共产主义传统，而且可以完全走出历史上的大循环，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当然，这样作也会出现许多新问题，但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停顿下来或走回头路，都是不现实的，想要振兴中华，也是没有指望的。正如小平同志所说，不进行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历史常常是曲折的跳跃式地前进的。按照历史的规律，我们必将进入一个个大跃进的新时代。作者：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导师（责任编辑：商庆夫）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灾去火＠②原字逐去辶＠③原字木加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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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023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与批评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6 【原刊页号】124-129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 作 者 】郭值京 【复印期号】199601 【 标 题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 正 文 】 1937―1945年整整八年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抵抗日本侵略者。在此艰苦的非常时期，党始终没有放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出版和宣传的领导，没有放松对干部队伍尤其是高级干部学习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领导，因此整个抗战时期，马列主义著作的传播在中国并没有因为战争而中断，相反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列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无论是在革命根据地延安，还是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都有相当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始终在为翻译、宣传和出版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而奋斗，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延安两次学习马列主义高潮推动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因为这标志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理论和思想上的成熟程度，标志着它的战斗能力。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他在一系列文章中强调，在新的形势下革命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革命理论对一个马列主义政党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1938年，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用了一整节的篇幅来谈学习问题，发出掀起学习马列主义高潮的号召：“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在党中央的这一号召下，根据地延安掀起了学习马列著作的高潮，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的诞辰日定为学习节。这时延安的一些干部学校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文艺学院、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等一批学校先后成立。特别是1938年5月5日正式成立的马列学院，使我党有了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使经典著作的出版由半公开状态转向公开出版发行。当时延安出版的马列著作均用解放社的名义。第二个学习高潮是在抗战中期。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这一年年初，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演讲中多处强调学习马列主义要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同年5月， 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工作者作了十分重要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文艺观，并结合当时的实际，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解决创作的立场、态度和对象等方面的问题，向文艺工作者发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号召：“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这篇讲话对推动和指导抗战时期革命文艺的发展起到了纲领的作用。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延安又一次在党中央领导下掀起了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高潮，为了适应新的情况，翻译经典著作的机构作了调整，制订了新的翻译和出版计划。正是在这两次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高潮的推动下，抗战时期延安解放社出版了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抗日战争参考丛书》、《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无疑，这后三套书中包含了马恩列斯的文艺思想。两次学习高潮的总形势和有利条件促进了马恩列斯文艺论著在延安相继问世。1940年6月，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曹葆华、天兰译，周扬编校）。该书收入了5 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的著名书信：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致敏・考茨基》（1885 年11月26日）、《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 《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及列宁论托尔斯泰的4篇文章。 还刊载了苏联学者写的两篇论文。周扬同志亲自写了“后记”。1941年5月25日，《中国文化》第2卷第6 期上发表了《列宁论艺术与文化》（上册），肖三译。这本书是根据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38年的版本翻译的。原版本分为三部分。前两个部分“论文化与文化遗产”、“艺术的阶级性与党性”，其中收入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论无产阶级文化》以及列宁论托尔斯泰的5篇文章； 第三部分是列宁的有关命令和指示，以及附录。肖三翻译了前两部分作为上册，原打算第三部分作为下册，但后来下册未能面世。1941年9月，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斯大林与文化》， 苏联罗克托夫编，曹葆华译。这本书汇集了当时能收集到的斯大林谈文化问题的论述，内容比较丰富。曹葆华的这个译本分三部分：一、《斯大林在文化和艺术上的见解》；二、《斯大林著作中的文学形象》；三、《当代作家和艺术家对斯大林的印象》。《斯大林与文化》一书的出版，有助于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深入了解、学习和研究斯大林的文艺思想。1942年1月15日，延安文学双月刊《谷雨》第1卷第3 期上发表了《列宁与艺术创作底根本问题》，曹葆华译。1942年5月14日， 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博古译的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名著的全文。1926年以来，该文就有中译文，但都为节译。所以博古的译文是第一次全文在我国报刊上发表，而且又是在整风时期的延安，因此有着特殊的意义，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在毛泽东同志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周扬同志即着手编纂《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该书不单是收入了马恩列斯的文艺论述，还收入了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毛泽东的有关文艺论述。全书分5辑：《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 《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化》、《作家，批评家》。这本书于1944年5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该书可以说是集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精辟论述的一本文辑，出书前曾经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成了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材。二、抗战时期的重庆和上海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述出版和宣传的重要阵地抗战时期，党中央不仅重视在延安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同时还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党的地下组织，领导国统区和沦陷区进步的出版界翻译、出版革命理论书籍。重庆和上海就是重要的阵地。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及香港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周刊《群众》由汉口迁至重庆，于1938年底在重庆出版。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也由汉口迁至重庆，1938年10月在重庆出版。另外由中苏文化协会1936年在南京创刊的综合性月刊《中苏文化》，1937年11月亦迁至重庆出版。还有1938年在汉口创刊的《文艺阵地》，由生活书店在上海和重庆等地出版。总之，党在国统区的机关刊物和机关报，以及上述各种进步刊物上经常刊登马列主义文艺论著，并出版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籍。抗战时期在重庆出版的主要马列主义文艺论著有：1940年8月10日，《群众》周刊第5卷第2 期上发表了《斯大林论民族文化》，戈宝权译，文中收摘了斯大林论民族文化的12个片断。1940年8月15日，《中苏文化》第7卷第4 期上发表了《列宁与斯大林论电影》，戈宝权译。1940年11月15日，《群众》周刊第5卷第11 期上发表了《斯大林论苏联文化革命》，戈宝权译。1940年11月15日，《文学日报》第2 卷第十期上发表了《见于斯大林著作中的文学形象》，戈宝权译。1941年1月10日，《文艺阵地》第6卷第1 期上发表了《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戈宝权译。1943年，《群众》周刊第8期和第9期上以《列宁论托尔斯泰》为总标题，收载了列宁的《列・尼・托尔斯泰》、《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和《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等三篇重要文章。戈宝权译。1943年，重庆读者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肖三译的《列宁论艺术与文化》（上册）（前面已提到1941年在延安《中国文化》上发表），1943年以后，该书在山东、佳木斯、苏南、香港等地先后翻印出版。上海自30年代以来，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先后建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其中包括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戏剧家、美术家联盟、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左翼电影小组和音乐小组等组织）。特别应该指出的是，1930年，左联成立以后，在翻译和介绍马列主义文艺论著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宣传、译介马列主义文艺论著的高潮时期，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鲁迅、瞿秋白就是代表，还有周扬、冯雪峰都是当时我国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论是他们的著述还是马列主义译著对那时的文艺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上海同时还形成和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文化大军，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1937年抗战开始及上海沦陷后，留在上海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和进步出版机构在十分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仍继续坚持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著述。抗战时期，上海出版了下列马列主义文艺论著：1938年3月，上海新文化书店出版了《列宁给高尔基的信》， 由何芜根据日文重译。这本书收载了列宁1908―1913年给高尔基的16封信。这是我国翻译出版最早的一本列宁给高尔基的书信集。1938年8月31日、9月15日、9月30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 二、三卷中译本先后出齐。译者郭大力、王亚南，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及第二版跋对文艺家如何正确观察人、研究人、反映和表现人，具有指导意义，其中所揭示的关于辩证法以及阶级分析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同时，《资本论》本身也蕴含了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1940年10月，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了《科学的艺术论》（苏联共产主义学院文艺研究所里夫希茨等人编，1933年出版）。这本书是楼适夷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该书分为三部：第一部，社会生活中艺术的地位；第二部，关于文学的遗产；第三部，观念形态的艺术；共摘录马恩文艺论述40多段。马恩的几封著名的文艺书信全文收入。这本书在苏联，也可以说当时在世界上是较早的一本辑录艺术理论的文集，它反映了马恩文艺理论的基本内容。1940年12月15日《文学月报》第2卷第5期上发表了《列宁论作家》，吕荧译。其中辑录了列宁论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乌斯宾斯基、高尔基、谢甫琴科、马雅可夫斯基、巴比塞、辛克莱、约翰・里德等10位作家的论述。1940年，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与文化》第一个译本，贺依译。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虽然在抗战以前已经有了译本，但是抗战期间在上海的陈晓时（即后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陈ｇｕī＠①如）等人，在艰苦的条件下重新翻译列宁的这本哲学专著，并参考了英、日、德、俄多种版本。《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批判了马赫主义等唯心主义思潮，详尽论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这本书对文艺工作者用正确的认识论和反映论来进行创作，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除重庆、上海出版的上述著作以外，还有一本很重要的马恩文论专辑：1939年11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出版了《马恩科学的文学论》，译者欧阳凡海。这本书收入了马克思致拉萨尔、恩格斯致拉萨尔、玛・哈克奈斯和保・恩斯特的4封著名的文艺书信。 把马恩的重要文艺书信汇编在一起，这在我国是第一次。这本书中还收藏了苏联学者席勒尔的两篇论文：《恩格斯底现实主义论》和《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三、抗战时期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在我国传播的几个特点一、由过去翻译、出版马恩列的单篇文艺论著或片断，转向翻译、编辑和出版文论集或专题汇编。有的是译自苏联的版本，有的则是我们自己编译或转译的。如周扬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欧阳凡海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楼适夷从日文转译的《科学的艺术论》、肖三编译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戈宝权编译的《斯大林论民族文化》等等都属于专集性质。由此看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述的传播在抗战时期进入到一个比较系统也比较全面的阶段。这些重要著述的传播有助于我国的文艺工作者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文艺观，大大推动了文艺工作者在抗战这个非常时期的创作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潜移默化地渗入到当时以抗日救亡、鼓舞民族斗志为中心内容、且规模空前、独具特色的抗战文艺运动中，其作用是无可估量的。世人皆知，抗战文艺运动在整个现代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二、斯大林的文艺论著是抗战时期开始在我国传播的。例如苏联编的《斯大林与文化》在我国先后有两个译本，都是在抗战时期，第一个译本在沦陷区上海出版，第二个译本在延安出版。这个例子就说明当时在我国对斯大林的文艺思想已经开始重视起来，并广为学习和研究。我国的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当时在重庆用了相当的力量翻译了一批有关斯大林文艺思想的论著。这对中国的广大读者和文艺工作者全面了解和学习斯大林文艺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斯大林继承列宁遗志，高举马列主义旗帜，他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文艺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和鼓舞作用，十分关心无产阶级作家、艺术家的成长，强调艺术家应真实地反映社会主义现实。他的文艺理论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有着重大的贡献。三、抗战时期还翻译了一些外国（主要是苏联）著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的著名著述。关于高尔基的论著有：1938年6月， 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高尔基回忆列宁的著作，标题为《和列宁相处的日子》；1945年11月旅大中苏友好协会又出了一个版本，标题为《列宁》。这本回忆录中包含了列宁的一些文艺观点以及珍贵的资料。1941年5月， 读书出版社出版了高尔基的《给初学写作者及其他》（又名《高尔基文艺书信集・给初学写作者》，以群译。1941年11月，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高尔基《文学散论》，孟昌译，该书收入高尔基的文学论文13篇。1943年7月， 延安出版高尔基《苏联的文学》（在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为《鲁艺丛书》第6种，曹葆华译。1945年8月，读书出版社在重庆出版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戈宝权译。还出版了高尔基的《文化与人民》。1938年9月，《文艺》第1卷第5期刊登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关于文学批评》，代林译。对于卢卡契著作的译介，虽然在抗战前夕就见诸有关书刊，但在抗战时期又有他的新的译著面世。如《论新现实主义》（于春江译，罗荪主编，载重庆出版的《文学月报》）、《论文学上人物底智慧风貌》（周行译，载桂林出版的《文艺》）。1940年12月，《七月》杂志第6 集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卢卡契的4万多字的长篇文论《叙述与描写》。后来由上海新新出版社出版，作为《新新文艺理论丛书》之一。在这一年的《中苏文化》杂志上还出了一期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3周年纪念的特刊。在这一期上刊发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文学及其最近的文艺论争》（魏希、孟达合译）。在这篇文章里批评了卢卡契和里夫希茨的文艺思想。以上只是举出最主要的，当时散见于报刊上的苏联文艺理论译作或其他单册译著，数量还是不少的。把这些著名的苏联文学家、文艺理论家的著作和文章介绍到中国来，对我国文艺理论建设和文艺实践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借鉴的作用。四、结束语抗日战争期间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传播的这段历史是灿烂的，它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就是使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往前跨了一大步；使抗战的文艺创作实践取得了空前的繁荣，简言之，取得了理论和创作双丰收。这个双丰收是来之不易的。首先，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抗日时期写的文章时，几乎每一篇都把学习马列主义提到很高的地位，强调马列主义理论对我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对加速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当时党中央不仅高度重视马列主义学习，而且广为号召并作出具体安排，使抗战时期延安学习马列主义高潮迭起，并鼓舞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革命文化战士奋起斗争。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应永远传之后世。另外，这个双丰收还要归功于我们老一辈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创作家和广大的文化、文艺工作者。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在敌人占领区的阁楼上，在土台子前……完成了这么多的译作、创作和演出，太不容易了。更加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热情，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今天，我们重新拿起那时出版的书刊，虽然纸张是那么粗糙，印刷质量又是那么不如人意，但这些丝毫挡不住先进的人们宣传伟大思想的战斗豪情。是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高高举起马列主义的火炬。我们后来者应该敬重他们，感激他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们重新回顾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传播的这段历史，并加以认真的研究，使大家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这恐怕也算是一种很好的纪念吧！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抗战文化运动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为后人所称颂！＊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王加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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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840 【原文出处】湖湘论坛 【原刊地名】长沙 【原刊期号】199506 【原刊页号】25-30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易炼红 【复印期号】199601 【 标 题 】论农业大省的农业责任与国家的政策支持 【 正 文 】 一、农业大省应该承担的农业责任农业大省是指那些农业在省区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农业资源丰富、能稳定地向外调出粮棉等大宗农产品、在农业方面对国家和市场贡献大的省份，如河南、江西、安徽、湖南、吉林、黑龙江等省。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生产力区域布局的原理，农业大省应该发挥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为国家承担较多的农业责任。责任之一：保障粮食安全。粮食问题始终是事关国计民生、社会稳定乃至政权巩固的头等大事。历史反复证明，有粮则稳，无粮则乱。倘若粮食的有效供给不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会受到严重影响。我国是粮食消费大国，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粮食是特殊商品、战略物资，粮食没有安全保障是很危险的。如果粮食的供应大量依赖于进口，其结果是容易在政治上受制于人，使自己在国际事务中陷入被动。况且，目前国际粮源偏紧，粮食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和地区粮食供应不足；同时世界粮食增长也因耕地的减少、地力的退化、水资源的短缺等原因而步履维艰。据专家预测，从现在起到2000年是我国粮食需求急剧扩大的时期。一方面，我国现有人均粮食占有水平低，1993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387公斤，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因而对粮食的潜在需求量大； 另一方面，我国每年新增人口1500万，粮食需求会随人口增长而增长。既要保障12亿人口吃饭，又不能大量依靠粮食进口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解决粮食问题必须而且只能立足于国内生产，扩大国内粮食供给。农业大省是我国粮、棉、油、麻、猪等农产品的主产区，是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其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对于实现全国粮食的总量平衡，稳定市场和物价，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可以说，农业大省的粮食生产情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中央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更多地要求农业大省提供更多的粮食有效供给，这是合乎情理的。因此，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义不容辞的首要职责。责任之二：优化农产品品种，提高农产品质量。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直接消费和工业生产对农产品的需求呈递增趋势；与此同时，大多数城乡居民的消费开始向提高消费质量倾斜。由此，广大消费者对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多年来，农业大省的农业生产以追求数量增长为主，为解决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作出巨大贡献。在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偏好发生了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如果农业大省仍然继续满足于单一的初级农产品生产，而忽视新的优质农产品的开发，就会导致农产品的品种、质量与消费需求相脱节。这在客观上要求农业大省在不放松努力实现农产品数量增长的同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及时调整农业生产的品种结构，把农产品的生产及加工转移到注重品种的丰富、质量的提高上来，减少大路货和滞销品种的生产，大力开发名优特新产品，走高产、优质的路子。唯其如此，才能促进人们消费水准的提高，实现我国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层次递进。责任之三：服从区域产业布局规划，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技术等条件的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从而使不同的经济区域形成不同的发展重点和支柱产业，并在区域分工的基础上整合成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机整体。农业大省无论是在地理环境，还是在资源禀赋，抑或是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等方面，都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独特优势，从而成为我国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省份，成为农产品、特别是商品粮的主产区。大量的典型调查与统计资料表明，农业大省在粮食生产方面的开发成本低、潜力大，在提高复种指数、改造中低产田方面余地较大。据农业部有关资料，每元投入在安徽可形成2.25公斤的粮食生产能力，而在贵州不到1公斤； 中低产田改造全国平均每公顷投入3000―4500元，荒地垦殖费更是多达4500―7500元，而安徽、江西等省不过2250―3000元。因此，农业大省应自觉遵守地域分工的客观规律，服从国家对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要求，根据本省区的相对优势，作出既有利于宏观经济总体目标的实现，又能促进本省经济发展的抉择。责任之四：依托农业发展省区经济，实现富民强省。这既是农业大省经济发展自身内含的责任目标，又是中央政府和广大群众的热切期望。农业大省似乎向来就是与“财政穷省”相伴随的，农民收入低下，财政捉襟见肘。应该说，这是传统农业的形象，是过去过于向工业倾斜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以农养工”政策的产物。现代农业的发展和新的农业政策的实施将切断农业大省与财政穷省之间的脐带，并将越来越充分地证明：依托农业发展省区经济亦可富民强省！作为农业大省的江西，从省情出发，立足农业，发展工业，带动第三产业，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自1988年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农产品全部实现净调出，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了一番半，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长2倍多。 农业的发展又有力地支撑了全省的经济发展，目前，江西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整个轻工业产值的2/3，农村购买力占整个社会购买力的2/3，已经形成农民依靠农业致富，全省依托农业发展工业，政府依靠农业增加积累的格局。全省国民生产总值从1988年的321亿元增加到1994年的1067亿元， 提前六年翻了两番，县级财政连续四年消灭赤字，初步探索出了一条以农业促进全省经济发展，实现富民强省目标的好路子。由此可见，以农业富民强省，是农业大省可望实现的奋斗目标。当然，要使这一目标真正实现，农业大省必须从传统农业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围绕农产品发展加工业，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农产品加工转化实现增值，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将单一的初级农产品生产转化为“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立体型农业。责任之五：为农业现代化探索道路、提供示范。这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赋予农业大省的重要使命。农业现代化就是利用现代科技和各种综合手段，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促进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等等）的合理流动和最佳配置。因此，农业大省应在实现农业资源的合理组合和最佳配置上率先作出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这不仅仅是为全国农业现代化提供经验所需，也是农业大省自身由“大”变“强”所迫。从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实际出发，农业大省应该在农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农业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农业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农业科技的应用推广、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组织制度的改革、农业服务体系的构造、农业投入的筹措使用、农业生产与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以及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提高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积累经验，提供示范。二、影响农业大省履行农业责任的几个因素几十年来，各农业大省遵循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农业大省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愈益严重地受到下述因素的影响。首先，近年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和扶持农业的政策，但由于某些政策不配套、具体措施跟不上，难以得到真正落实。比如说，1993年以来，国务院决定实行农用生产资料最高限价制度，但由于只限出厂价而不限销售价，结果使农用生产资料最高限价政策形同虚设，农用生产资料（如尿素）价格仍大幅度上涨，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重新拉大。又比如，国家从政策上规定要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用于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在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却逐年趋于下降，1992年为3.7％，1993年为2.8％，1994年为2.6％。与此同时，农业信贷投入在金融机构经营盈利性观念的支配下，亦出现了“非农化”的倾向，导致农业信贷投入减少。再如，国家制定了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的制度，但由于基金来源没有保证而不能很好地运行。这样，就使一些惠农、护农的政策发挥不了作用，农业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政策保护。其次，农业大省由于长期集中精力发展粮棉生产，因而形成了比较单一的产业结构，自身的经济效益低下，财政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众所周知，在过去较长的时期里，国家把解决温饱问题作为主要目标，要求各农业大省重点发展粮、棉、猪等大宗农产品，以供应大中城市和粮棉短缺地区。几十年来，农业大省认真执行国家的部署和计划，把主要精力和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发展以粮、棉、猪生产为主的农业上，结果形成了数量型、温饱型、低效型的农业模式，如湖南、江西、四川等省主要是粮猪型的农业结构，华北平原主要是粮棉型的农业结构。由于结构单一，效益低下，农业大省成了高产穷省，其财政、金融、粮食企业均因抓粮食生产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据统计，1980―1991年安徽省地方财政用于粮食的补贴达26亿元。1990年以后，不少粮食生产区的粮食生产与财政收入已成负相关。农业大省的粮食行业占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信贷资金一般达40―70％，且占用时间长，其结果是导致信贷资金紧张，既影响了银行的信贷投放（特别是向其它行业信贷投放），又加重了粮食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利息负担。吉林省至1991年粮食企业超亏等各种遗留挂帐累计达29.4亿元，每年支付利息2.2亿元。 这种情况下，国家给农业大省的利益补偿却相对较少。如1981―1989年，湖南农民因以平价向国家交售农产品而少得收入282亿元，平均每个农民贡献552元；而同期，国家对湖南农业的总投入，人平只有20多元，只相当于人平贡献的二十五分之一左右。1990年，湖南农业总产值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5.2％，而农业贷款只占全国的3.3％。再次，农产品产区和销区的经济利益关系尚缺乏强有力的调节，致使农业大省的利益发生不合理流失。具体表现在：1、 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加上农业大省一般以平价调出或外销粮食等农产品，而以市场价格购进农用工业品，这就使农业大省的经济利益在外销农产品和购进工业品的过程中大量流失。安徽省在与工业发达地区之间的工农业产品交换中，每年流失的国民收入在几十亿元以上。2、 由于农业大省多以商品原粮的方式调出粮食等农产品，这就将粮食加工或转化增值，以及农业劳动力向农产品加工业转移的机会让渡给了销区，从而相应地导致通过对粮食等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的价值流向了销区。3、国家在粮食相对较多时，未能通过实行最合理的价格补贴来保护粮食生产者的经济利益，从而使粮食生产区承担着较大的市场政策风险；在粮食偏紧时，政府又往往对粮食实行一定限价，从而使粮食生产区承担着较大的风险。而且，过去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大多集中在流通领域，忽视了对生产领域的直接补贴。据专家测算，我国目前对粮食生产者的补贴等值为负值，其中大米―12％、小麦―10％、粗粮―17％；而粮食消费者补贴为正值，其中大米35％、小麦15％、粗粮23％。这种补贴方式必然使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受损。此外，某些政策上的“一刀切”，加大了农业大省落实有关农业政策的难度，从而使农业大省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一问题突出地表现在需要地方财政掏钱来落实的一些政策上。众所周知，农业大省大多财力薄弱，与发达省份相比，更是吃亏于农业。如果中央不考虑农业大省的特殊情况，不对农业大省作适当的政策倾斜，而是“一刀切”的话，就会使农业大省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去落实某些农业政策，最终无法履行其农业责任。如1993年国家出台的粮食产销政策提出，“地方根据财力可以适当提高加价标准，所增加的费用由地方财政负担。”这对于财政困难的农业大省来说，是难以落实的。再如在投资方面，中央投资多采取地方比例分摊的拼盘办法，这也使农业大省的地方财政无力负担，由此影响农业大省的农业基本建设。三、给农业大省以适度的政策支持农业作为工业化的母体，如果萎缩，必然导致工业化的停滞，使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受阻。而要防止农业的萎缩，要激发农业大省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就必须很好地履行其农业责任，就必须给农业大省以适度的政策支持。给农业大省以政策支持，在理论上的依据有四：其一，农业生产者的权利与责任必须对等，风险与收益应该相称。（1 ）既然要求农业大省承担稳定粮棉生产，保证粮棉供给的责任，就必须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以使之拥有能够履行好这种职责的条件和手段。如增加对农业大省的农业投入，使之能改善农田水利等设施，以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2 ）既然农业大省承担了较大的风险（如由粮食供求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就应该使之获得与所承担的风险相应的收益。在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特殊性（非完全的市场性、社会效益性、政治目标性）造成这种对农业所担风险的报酬不能通过市场取得时，政府应采取政策性手段给予经济补偿。其二，存在分工协作关系的区域之间的投资回报率应该大体均等化。这既符合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所使然。如果在存在分工协作关系的区域之间的投资回报率不能大体均等化，投资回报率低的区域就会作出放弃对低收益率产业投资的选择，从而导致这种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关系破裂，并构成对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的冲击。在不便于通过市场来实现这种区域间收益均等化的情况下，政府应借助于政策性手段来调节区域间的利益分配。其三，对付出“政策性机会成本”的农业生产者应给予“成本补偿”。所谓机会成本，就是作出某一决策而放弃另一种可以作出的最好决策的价值。农业大省是在放弃了发展其它经济效益更好的产业的机会的条件下，致力于发展低收益的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的，机会成本较高。而且这种机会成本的付出，又是由国家宏观政策和超经济力量的牵引所致的，故笔者称之为“政策性机会成本”。对于农业大省所付出的政策性机会成本，国家有必要通过另外的政策性手段给予补偿。其四，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所提出的一条重要方针。农业大省应该致力于发展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但帮助农业大省解决因农业比较效益偏低而形成的财政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也是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需要。这一问题的解决，固然主要靠农业大省自身的努力，但国家给予适度的政策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业大省实施政策支持的目的在于：促进农业大省的经济发展，保证地方财政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实现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稳定增加。对这种政策支持的性质应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是适度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农业大省的政策支持并不是无所不包的，而是有选择、有范围、有限度的，该支持就支持，不该支持的则坚决推向市场。特别是在中央财政不具备全面扶持农业大省的实力的情况下，对农业大省的政策支持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选择合适的内容（如农业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工业和农用工业项目的安排、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等），实施适度的政策支持。二是激励性。即通过对农业大省实施适度的政策支持，来强化农业大省自身内在的经济功能和发展能力，激励农业大省按照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和全局要求，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为国家多作贡献，并促进其尽快实现由传统农业大省向现代农业强省的跨越。因此，不能把对农业大省的政策支持理解为、并在实际中演化为一种纯补偿性、输血性的支持。三是调节性。即通过某些政策措施，来克服由市场功能性缺陷带来的农业“吃亏”，以及由此形成的农业萎缩现象，实现政府对利益分配的再调节，特别是对存在分工协作关系的粮食等农产品主产区与销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节。那么，究竟应该怎样从政策上来支持农业大省呢？笔者认为，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当前对农业大省的政策支持主要应从三个方面来考虑。1、改变在农业投资问题上相机抉择的指导思想，制定合理、稳定、规范的农业投入政策，并对农业大省实行倾斜。过去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是根据农业发展的形势（主要农产品的丰欠情况）来决定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这种相机抉择的财政支农政策把财政支农仅仅作为求得社会温饱的应急措施，而忽视农业与工业的协调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长远战略目标。它往往导致政府对农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被动应付，而不能主动地防患于未然，其结果是使农业始终处于一种不能稳定发展、且缺乏后劲的状态。因此，要实现农业的稳定、强劲发展，各级政府就必须舍弃相机抉择的财政支农政策和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政策，而代之以合理、稳定、规范的农业投资政策。据测算，农业要保持4％左右的增长速度，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应占13％以上，农业基建投资比重应为15％。在我国现有财力下，要立即达到这两个比重显然是有困难的，为此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多方增加农业投入。当务之急是使农业基建投资的比重由目前的2％ 点多增加到6％以上。 在稳定增加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同时，还要增加对农业的信贷投入。要保证每年国家安排的农业贷款增量增长速度高于国家信贷总量增长速度2―3个百分点，农业货款存量占国家信贷总存量的比重的1/4以上。要激发农业大省发展农业的热情，并使之拥有履行农业责任的必要条件和手段，有必要建立对农业大省的适度倾斜的保护、支持机制，中央应明确对农业大省实施重点扶持的政策条款，以有利于农业大省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地方财政和农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增长。为此，国家要把产业政策与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整、优化结合起来，实现对农业大省的政策支持。（1）在资金投入上对农业大省实行适度倾斜。 鉴于农业大省的现状，国家的财政支农资金、农业基建投资、政策性银行贷款等都应优先安排，重点保证农业大省的需要。而且，对水利建设资金、农副产品仓储建设资金、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等应实行分项切块戴帽下达；特别是对调出部分的粮棉收购资金贷款应由中央统筹解决。（2 ）适当降低农业大省建设项目（特别是农业项目）地方配套资金的比例。国家对建设项目地方配套资金的比例应实行区域差别政策，不搞“一刀切”，适当降低财力较弱的农业大省建设项目的地方配套资金比例，使农业大省能尽快地实施和完成一批重大的建设项目，增强农业大省的经济实力，促进农业大省的经济发展。（3）帮助农业大省建立和充实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风险基金。 一是中央财政应拨出专款，支持农业大省建立市场风险基金。二是将中央、省级过去给予的粮食加价款补贴，转作风险基金。三是将粮棉油经营的增值税视为资源税或农林特产税，将其留给农业大省，用于建立风险基金。四是开辟新的筹资渠道，可考虑从全社会基建投资（农林牧渔水利基建投资除外）中抽取0.5％―1％，或考虑向社会收取粮食消费税（如购1斤粮收1分钱）；或从受惠的行业和企业的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使之把得之于农业的利益返还一部分，用于充实农业风险基金。五是帮助农业大省尽快解决粮食企业政策性亏损问题。根据实际情况，该减免的予以减免，该停息挂帐的予以停息挂帐，并保证农业大省的国营粮食等专营部门收购定购粮、专储粮以及大宗农产品的收购资金的需要。2、完善农产品价格政策和农业利益补偿政策， 协调粮棉生产区与销区的利益关系，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经济利益。农业是一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大、自身比较经济利益低的高风险、基础性的弱质产业。在自发的市场调节下，农产品价格会因为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收入需求弹性小和由自然因素引起的农产品供给弹性大而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和下跌趋势，不利于农产品供给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因此，对农产品不能也不应实行完全的市场价格机制，政府必须对农产品市场施以合理的主动调节，建构有效的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具体说，一是要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生产成本＋平均利润”的保护价格，如果近期达到这个水平有困难，可以分步逼近这个水平。二是要相应地建立起大宗农产品专项储备体系和吞吐调节机制，以保持主要农产品市场供给的相对稳定。三是通过价格改革，在确定农产品与农用生产资料的合理比价后，实行农产品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化，保持农产品价格指数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升降的协调平衡。四是通过合理的关税保护国内农产品，使之免受国际市场的冲击。五是要对收益率低的农业和收益率高的第二、三产业实行差别税率，按照低收入低税率、高收入高税率的原则，调整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六是建立农林特产税调节制度，当某项特产税的征收严重影响到该项产品生产时，有关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按照规定的程序，及时调整税率，以促其生产。要调动农业大省发展粮棉生产的积极性，还要协调粮棉主产区与销区的利益关系，实行销区对产区的经济补偿。一是调入粮食的工业发达地区要向调出粮食的地区支付粮食发展基金，用于农业大省的基本建设和科技推广项目的扶持，实现销区对产区的以工补农。二是提倡粮食产销区合作建立商品粮生产基地，互惠互利。三是通过签订粮食产销合同，规范产销区的产销关系，可实行粮食调入地区委托粮食产区代购、代储制度，保证购粮资金、储粮费用及时兑现，解决粮食产区储粮占用大量资金的问题。3、支持农业大省调整农业经济结构， 优先安排农业大省的农用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帮助农业大省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步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努力实现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一是国家要调整农产品加工业布局，在不破坏已有的、合理的农产品加工业布点，充分发挥农产品加工业老基地的优势的前提下，把以粮棉为主要原料的农产品加工新项目尽量放到主产粮棉的农业大省，以延长其农产品加工、增值链条。许多国家政府在对农业直接扶持的同时，还积极推行农业产业化政策，通常的形式是：以某种农产品为中心，将生产、加工、销售，乃至有关农业生产资料的制造、销售等环节联系起来，组建农工贸一体化的经济组织。这种一条龙式的产业化形式有利于拉平农业与第二、三产业之间的比较利益。国外的实践证明，农业利润的70―80％来自深加工和流通领域。因此，国家应支持农业大省在不放松粮棉生产的基础上，围绕农产品发展加工业、运销业等，以农产品加工转化实现增值，增加农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二是中央应对农业大省的农用工业给予政策支持，建议国家采取税收返还的办法，对生产和销售农用工业品的企业实行货币补贴，以保证化肥、柴油、农药、农膜等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基本稳定。三是国家要帮助农业大省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我国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我国农业人均占有资源的严重稀缺所决定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引起的，因此要改变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的状况，就必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前提又是要解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所以，国家应采取牵线搭桥的方式，加强农业大省与沿海发达地区和劳动力资源短缺地区的劳务输出、协作关系，并扶持农业大省的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帮助农业大省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四是国家要制定有关政策，促进土地的流转和相对集中，以构造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启动机制和加速机制。五是支持农业大省创办高新科技农业开发区，并在开发区内建立规范化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集团化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专业化的农产品市场网络、系列化的农业服务体系、标准化的农田水利设施、现代化的农业科技推广系统，一句话，建立高效化的农业集约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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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4055 【原文出处】桂海论丛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199604 【原刊页号】69-73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 作 者 】莫世波 【复印期号】199610 【 标 题 】党员干部一定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 【 正 文 】 “讲政治”，这对共产党人来说，乃是一项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重大原则，也是做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可是，有些同志并不那样理解。他们认为，现在经济建设是中心，就没有必要强调政治了；有的甚至只顾经济工作而忽视政治工作，等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最近，江泽民同志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讲话，精辟地阐明了讲政治这个重大问题。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的需要，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一、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是由党的性质、任务和干部状况决定的（一）“讲政治”，是党的性质决定的。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邓小平文选》第3卷166页）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争取、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斗争，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政治组织，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这就决定了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同时，还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感性，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充分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并能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经受起各种考验。（二）“讲政治”，也与党的任务密切相关。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我们党依据不同时期的情况，提出了不同的任务，并明确规定在党纲里。党的纲领是全党的政治基础，也是党组织强而有力的政治纽带。为了确保党的任务顺利完成，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纲领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根本任务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党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都围绕这个根本任务而施行。在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于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为此，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并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政治保证。这也就是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同志曾经针对一些干部的片面观点，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总路线“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又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49、163页）如果不讲政治，不善于从政治上分析和处理问题，不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又怎能完成呢？（三）“讲政治”，更是领导干部的地位与状况决定的。我们党是有着5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大党，党的高级干部分布在各地区、各部门，身居要职，肩负重任。他们是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决策的直接参与者和实施者。党政领导干部政治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决定着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提高。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在政治方向、立场、观点和纪律等方面的带头示范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性意义。尤其联系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动向看，强调领导干部讲政治，更有刻不容缓的责任。江泽民同志在五中全会的讲话指出：“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不警惕不斗争行吗？”面对这样严峻的政治形势，针对领导干部的状况，江泽民同志更是语重心长地说：“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高级干部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有些同志还没有重视起来。我们的高级干部，绝大多数政治上是好的，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但是有的干部，也确实存在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的问题。”他们的政治神经麻木不仁，甚至“把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告诫当耳边风，不注意学习和改造自己，结果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前车之鉴，希望大家务必引以为戒。”（《人民日报》1996年1月17日一版）实践证明， 我们党政领导干部的地位和具体状况，迫切地需要强调讲政治。特别需要在事关方向、事关大局、事关原则的问题上，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这也是我们讲的政治家素质的最重要的体现。二、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最重要的是全面、科学地理解政治的内涵“政治”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概念，“讲政治”也不是一句抽象的空洞口号，它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同上）江泽民同志的这一精辟概括，完整准确地揭示了“一定要讲政治”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对此，我们必须全面地、科学地理解和认真地把握。（一）政治方向。讲政治，必须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方向正确与否，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头等大事，也是检验领导干部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根本标志。那么，我们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很明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在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首先要强调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只有牢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一往情深、忠贞不渝，才能经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卓有成效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历史使命。（二）政治立场。讲政治，必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我们讲的政治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立场。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对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坚定地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站在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站在维护党和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只有站在这样的正确立场上，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的斗争形势下，正确地观察和处理问题；才能在事关大局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也才能拥有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三）政治观点。讲政治，必须具有鲜明正确的政治观点。我们共产党人鲜明正确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这是我们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观察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国内外各种矛盾的伟大认识工具。实践证明，只要掌握了这些正确观点，就能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的教条式理解，纠正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是扭曲的认识；就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坚定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理想和信念，扫除那些西方“民主”、“自由”、“多党制”、“非政治化”和“私有化”等影响；就能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扬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和无私奉献精神，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诱惑影响；也才能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事物面前，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克服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客观地、全面地和本质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加强我们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7页）（四）政治纪律。讲政治，必须具有严格的政治纪律。党的政治纪律是党员政治行为的规范，也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坚强领导，党的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都离不开严格的政治纪律。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讲加强政治纪律，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守党章，按党章的规定去做。对党章的各项规定，所有党员都要遵守，高级干部更应该带头遵守。”（《人民日报》1996年1 月17日）党章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四个服从”，最重要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坚持贯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示，确保政令畅通，这是遵守政治纪律的最高准则，是对共产党员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的一条极为重要的要求。可见，遵守党章乃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尺。对待党章的态度，说到底是对党的态度问题，包括对党的理论信仰、政治目标、组织原则、党员义务的态度问题。因此，每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必须义不容辞、不折不扣地按照党章办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维护党的根本利益和最高利益。（五）政治鉴别力。讲政治，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鉴别力。我们讲的政治鉴别力，就是政治上识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并不是一眼就可以区分开来，要作出正确的判断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客观的事物纷繁复杂，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往往又不那么“一致”；同一本质的事物在其外部表现出来的现象，可以是各种各样的，甚至其中还可能有假象。尤其在社会领域，识别和判断事物的真假的难度更大。同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划清是非界限也不那么容易，还因为真理和谬误往往是“结伴而行”的，二者既有确定的界限，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特别是一些错误思潮往往披着时髦而华丽的外衣，而一些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事物在其前的过程中还不够完善，甚至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缺陷。因此，就特别需要我们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努力提高政治鉴别力，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政治上划清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等界限，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增强我们对于一切有害党的肌体健康和毒化社会风气的病菌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六）政治敏锐性。讲政治，必须具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所谓政治敏锐性，简单地说，就是在政治问题上要有见微知著的眼光。任何事物都有征兆可寻，都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党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目光犀利，当某种错误思想“起于青萍之末”时，就能敏锐地识别并及时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做到防微杜渐；在新事物处于萌芽状态之时，就能洞察本质，判明利害，把握发展趋势，及时采取相应对策，促进并维护它的健康成长。政治敏锐性还要求我们在遇到困难、曲折时，能看到成绩，看到光明前途，看到战胜困难的有利因素，充满信心地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转化；在形势大好时，则要居安思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能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并能做到尽可能快地把问题解决好，从而促进形势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总之，上述政治内涵的六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统一体。要做一个坚定而又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使自己成为政治素质高的合格的党政领导干部，都必须具备上述六个方面的要求。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这四个方面，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而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两个方面，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清醒性。坚定性和清醒性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只有科学地全面地理解它，才能正确地认识它和把握它，并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三、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必须有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是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的重要基础。基础坚定、稳固了，就能“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了。（一）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要想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清醒的头脑，就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大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驾驭全局，掌握主动权；才能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避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才能不断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把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胜利地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我们深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世界形势变化的本质，不被历史长河中的旋涡和逆流所迷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第32页）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系统、完整地把握这一理论。（二）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即是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因此，在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的我国，必须始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但是在具体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还必须辩证地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因为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就可以忽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总的来说，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82页）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当经济建设提到党的议事日程的情况下，俄共（布）党内出现了“从经济上看问题”或者“从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看问题”的倾向，直接干扰了党的中心工作。列宁因此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强调说：“问题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列宁全集》新版第40卷第279、280页）列宁这个教导对我们的领导干部来说仍然具有指导意义。诚然，我们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并不意味着讲“政治”，不讲“经济”。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不可抽去政治的丰富内涵，不要把政治搞成一种空洞无物的东西。恰恰相反，现在正需要我们站在政治的高度，把政治工作落到实处，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如果只是就经济抓经济，而不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处理问题，就有可能使经济工作走上邪路，最终有害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人民日报》1996年1月17日）可见，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才能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三）必须增强党性锻炼，提高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归根结底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9 页）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始终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应当说我们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对世界观的改造是自觉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在体制转轨时期的负面效应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的腐蚀是严重的，有的高级干部甚至被“糖弹”所击中。实践再次证明，只有牢固地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才能在历史性的转换时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政治方向与立场的坚定性，才能自觉地抵制腐朽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影响。要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的核心内容。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认识到，政治的根本在人民，政治的血脉在人民，一切要看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赞成不赞成，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答应不答应，并以此作为检验我们政治的标准。同时，还要强调增强党性锻炼的自觉性，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用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克服自己头脑中的个人主义思想等等。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要求共产党员通过党章的学习增强党性，很重要的就是体现在自觉履行党员义务和正确行使党员权利的相互统一上。特别是在同腐败现象的斗争中，领导干部更要廉洁自律，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用党纪政纪严格约束自己，防微杜渐，自觉地培养浩然正气，抵御歪风邪气，永葆共产党人和人民公仆的本色。责任编辑 谭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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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19卷 第1期 Vol.19 No.1 1999南四湖底泥污染及其变化过程张祖陆 牛振国 孙庆义 沈 吉摘要：为研究南四湖形成以来的污染变化过程,对微山湖、独山湖两湖底泥剖面的同位素测年、沉积速率进行了测定并作了有机地球化学指标和重金属指标的测试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湖泊形成以来2000余年的污染变化,可分为4个阶段,历史上污染变化受到黄河泛滥、开挖运河等事件的影响,近20年受现代工业污染影响显著.关键词：南四湖；底泥；有机污染；重金属污染；污染变化过程中图分类号：X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6923(1999)01- 0029- 04Pollution of sediment and it’s changing process of Nansihu Lake.ZHANG Zu-lu1, NIU Zhen-guo1,SUN Qing-yi2, SHEN Ji3 (1.Department of Geography,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2.Jining Managing Committee of Water Resources, Jining 272119, China；3.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δLimn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Nanjing 210008,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1999, 19(1)：29～32Abstract：This study combineδthe radio-dating anddepositional rates with the determination of organic geo-chemical quota andheavy metal quota of two sedimental profiles in Weishan Lake andDushan Lake,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pollution changing process of Nansihu Lake;andalso analysis historical reasons that the overflow of Yellow River andthdexcavation of GrandCanal etc.causedthe changes of the sediment pollu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c geo-chemical,the changes of deposit pollution was dividedinto four phases. Modern industrial pollution was very notable in recent 20 years.Key words：Nansihu Lake；sediment；organic pollution；heavy metal pollution；changing process of pollution国外在70年代环境污染研究中已采用沉积学研究的思路和技术路线[1].近10多年来我国不少学者也已将沉积学方法与沉积有机指标的研究用于湖泊古环境演变历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2,3].本研究将沉积学研究方法与底泥沉积有机质与重金属指标分析研究相结合,以期揭示南四湖自形成以来水环境污染的变化过程.1 样品的采集及底泥沉积年代与沉积速率的确定本研究利用美国产活塞型采样器(living stone)在水下进行湖泊底泥的采样.采样点选择在南四湖二级坝以上的东部独山湖及二级坝下游的西部微山湖中,两个点共采4个深度110～120cm底泥岩芯,独山湖Ds孔系2个,微山湖Ws孔系2个.野外现场以2cm间隔分割样品,密封入塑料袋内.通过沉积年代与沉积速率的测定,可确定湖泊沉积环境污染变化过程及时间尺度.实验室内样品的沉积年代采用C-14和Pb-210、Cs-137方法测定,根据南四湖沉积环境的特征,选用Pb-210方法的CIC模式[4] 计算了沉积速率.C-14测定结果表明南四湖形成约2500年;与前人历史研究的结论吻合［5,6］,沉积速率计算结果比较理想,与测年结果也一致.测年与沉积速率的计算结果见图1.图1 微山湖、独山湖两沉积剖面C-14年代及沉积速率Fig.1 C-14 ages anddepositional rates of the sedimen-tary profiles in Weishanhu Lake andDushanhu Lake2 两剖面有机污染指标测试结果分析长期监测表明南四湖水域主要为有机物污染.研究主要选用有机碳TOC、有机氮TN、碳氮比C/N、有机碳同位素δC-13等有机地球化学指标.湖泊水体中有机碳含量反映了湖泊初级生产力,是评价水体需氧有机物的一项综合指标,总氮量是有机物中除有机碳以外的主要代表性指标.所以,两项指标可大致反映和比较湖泊水体不同时期有机物含量的总体水平.2.1 测试结果南四湖区东(独山湖)、西(微山湖)部两个沉积剖面TOC、TN及C/N测试计算结果见图2,图3.图2 微山湖沉积剖面TOC、C/N、TN垂直分布Fig.2 TOC、C/N、TN of the sedimentaryprofile in Weishanhu Lake图3 独山湖沉积剖面TOC、C/N、TN垂直分布Fig.3 TOC、C/N、TN of the sedimentaryprofile in Dushanhu Lake由图2,图3可见,独山湖TOC值波动变化于1.0%～4.7%之间,平均值为2.2%,微山湖TOC值在0.02%～4.2%之间,平均1.8%;而且两剖面中TOC均具有向表层快速增长的变化趋势.两剖面中TN与TOC值的变化几乎都是同步,独山湖TN值在0.04%～0.17%内变化,微山湖TN值在0.02%～0.25%范围内变化.沉积年代学和沉积速率研究的结果提示,在100cm以上沉积底泥对约2500年以来水体中有机物的变化有所反映.两剖面中大约在A.D.150a～A.D.550aTOC与TN出现峰值期,另一高峰期独山湖出现于A.D.1410a～A.D.1560a;微山湖出现于约A.D.1560a～A.D.1860a.在两剖面顶部20cm以上TOC与TN均出现急剧上升的趋势.一般沉积物中陆源有机质占主导时C/N值>14,而内源有机质为主时则<10[6] .通常较低的δC-13值反映有机质来源于湖泊外源的高等植物,而较高的δC-13值则反映有机质来源于湖泊内源的水生植物和浮游低等植物.两剖面中Ws孔60个样品沉积物C/N平均值为17.68,Ds孔120cm柱样60个样品的C/N平均值高达33.74.独山湖δC-13值波动于-18‰～-25‰之间,平均-21.8‰;微山湖δC-13在-22.5‰～-25‰之间,平均-23.6‰,均不是很高,而且具有逐渐降低的趋势,充分说明在湖泊发展过程中,底泥沉积中的有机质始终是受到外源的显著影响.2.2 讨论南四湖乃为历史时期受黄河下游河道迁徙、泛滥事件以及开挖运河、蓄水济运等人类活动影响,而形成演化较晚的湖泊[4,5,7].由图3,图4可以看出,两剖面变化的共同特征是：有机质含量均有向表层呈明显上升趋势;同时整个曲线TOC、TN值的变化均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结合分析历史上黄河在本区的溃决、泛滥事件的记载[7],两剖面底泥有机质都显现出4个阶段性变化.2.2.1 微山湖剖面(Ws孔) 微山湖剖面除上部22cm为灰黑色淤泥外,以下底泥均为灰黄色亚粘土,根据研究中所作矿物、粒度和磁化率分析表明主要为黄泛沉积.82cm深度的年代约为2450±70a.B.P.据历史文献记载[7]和所作的4项色素测试指标表明,在此时期以前该位置还未成湖,TOC、TN及C/N值变化不大,有机质含量较稳定.58～82cm深度,大约相当于2450±70a.B.P～1307±50a.B.P,TOC与C/N波动变化显著,C/N值达到最高值,表明微山湖开始形成时期,黄河已影响本区,带入大量外源有机质,δC-13曲线明显为低值.这可见于历史上早期黄河影响本地区的汉文帝12年(公元前168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汉武帝元光3年(公元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7]的数次泛滥事件.18～58cm段,TN值持续上升,湖泊扩大,湖泊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沉积有机质含量增加.C/N值在波动中不断趋于减少,表明湖泊内源有机质不断增加.又受到黄河泛滥的不断影响.TOC与C/N值剧烈波动表明湖水环境不稳定,导致陆源―内源有机质成分比例波动变化.0～18cm,约145年以来TOC与TN值急剧增长,反映现代南四湖形成,湖泊生产力提高很快,向富营养化发展;同时湖泊淤积不断加快.TOC、TN值波动变化较大,说明近代湖泊沉积受入湖河流显著影响,人类生产活动的有机污染对底泥有机质快速增长有直接影响.2.2.2 独山湖剖面(Ds孔) 独山湖底泥表层60cm为灰黑色淤泥,62cm深度以上为一套东部山麓来源的松散状泥质碎屑沉积,以下主要为灰黄色粘土,亦主要来源黄泛物质.102cm(2444±80a.B.P)以下,C/N值为剖面上最高值段,TN值处在剖面的最低值段;而TOC含量变化很大,据史料分析并结合色素指标为零的结论,可以推断当时该位置亦处于陆地环境,尚未成湖.80～102cm(2444±80a.B.P～1395±55a.B.P) TOC与TN含量均达到整个剖面上的次高峰值,推测受黄河泛滥的影响,独山湖始积水成湖.由本段底部始C/N值始终较平稳,说明外来水源成湖后一直比较稳定.该时期δc-13值为一突出的低值段,表明湖泊水较浅,接受较多外源有机质.28～80cm,TOC与TN含量均呈波动状上升,反映出湖泊生产力不断提高,有机质含量在50cm附近均为一峰值段.C/N值仍维持在原有水平上,说明有机质来源较稳定.δC-13在该时期表现为不断降低,都反映了外源有机质随水流不断地被带入湖中沉积,这期间黄河溃决,泛滥频繁,加之历史上在此时期人工挖掘运河并多次改变路线,对湖泊的沉积产生很大影响.在该段的上部,TOC、TN含量表现为低值,从底泥物质成分推断这可能是湖泊来水、来沙量增大,沉积速率变大,从而使得湖泊底泥中有机质含量被稀释,TOC、TN含量相对降低.28cm至表层底泥中TOC与TN含量均由低值迅速升高,在近表层达到最高值,C/N值仍处于稳定的波动变化,反映出独山湖中水生植物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同时外源有机物污染迅速增大,湖泊明显向富营养化方向发展.3 底泥重金属污染指标分析南四湖底泥污染除有机物污染外,重金属污染也较严重,尤其在各入湖河口污染突出,包括汞、铅、砷、铬、镉污染,其中主要是铬和汞污染.为能反映南四湖内重金属污染总体水平变化,选择了远离周围入湖河流影响的微山岛西侧进行取样分析,选取底泥剖面20cm以上的黑灰色淤泥按2cm间隔分样测试分析.分析的结果见图4.图4 微山湖沉积剖面Hg、Pb、As、Cd、Cr垂直分布Fig. 4 Hg、Pb、As、Cd、Cr of the sedimentaryprofile in Weishanhu Lake由图4可看出,微山湖岛西地区近150年来5种重金属元素的变化有一定的同步性,在18cm深度(时间约相当于距今130年左右)均出现一个峰值期, 1855年黄河铜这正值瓦厢决口泛滥前后的时期[7];其后在14cm深度即距今约100年左右为低值谷段,这可能与黄河已开始进入稳定的大清河流路入海,对本区的影响已明显减少有关系.近数10年来5项元素的含量均呈现明显的快速增长趋势,特别近20年来尤为突出.显然这是由于本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流域内大量工业污染源不断扩展所造成.近十几年来流域内对电镀工业已进行整顿治理使铬含量有所下降.4 结语4.1 研究表明,对湖泊底泥的沉积学研究与相关污染指标分析相结合,可以很好地揭示湖泊水环境污染变化过程.南四湖水环境变化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湖泊形成的早期,湖泊中主要有机物质来源于外源,而且与黄河水、泥沙物质对湖泊影响有密切联系;湖泊发展中后期,湖泊内源有机质稳定增长,除黄河影响外,人工开挖运河,周围山地、林木的开发、砍伐的影响也在逐渐加重.现代工业造成湖泊有机质、重金属污染均有增加趋势,近20年来湖泊污染发展最快、最为严重.4.2 以往对水体中底泥污染监测采用表层5cm深度的混合样品,污染指标采用平均值.本研究说明5cm的混合样品可能是数10年沉积底泥中污染物的一个平均值,并不能表征污染现状,应结合沉积学研究方法加以改进,使环境污染监测研究向更准确的高分辨率方向发展.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Y95E0367)作者简介：张祖陆(1949-),男,教授,主要从事环境地学与环境变化研究.主持、参加完成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和山东省各类科研项目10余项.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奖1项、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以及山东省教委优秀科技成果奖等奖励12项.发表论文30余篇.作者单位：张祖陆 牛振国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山东 济南 250014；孙庆义 山东省济宁市水资源管理委员会,山东 济宁 272119；沈 吉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08参考文献：[1] 刘东生. 刘东生文集 [M] .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24- 95.[2] 王苏民,吉 磊,羊向东等.呼伦湖─古湖泊研究 [ M]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 24-95.[3] 沈 吉,王苏民,羊向东.湖泊沉积物中有机碳稳定同位素测定及其古气候环境意义 [J] . 海洋与湖沼, 1996, 27(4): 400- 403.[4] 项 亮,韩晓钟. Pb-210测年模式比较D以巢湖现代沉积速 率变化分析为例 [J]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集 1992,(9)：104- 112.[5] 郎丽如. 南四湖形成问题初探 [J] .海洋湖沼通报, 1983(1): 31-38.[6] 郭永盛. 历史上山东湖泊的变迁 [J] .海洋湖沼通报, 1990 (3):15- 22.[7] 岑仲勉. 黄河变迁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171- 708.收稿日期：199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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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o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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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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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2377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3 【原刊页号】17-27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 作 者 】许殿才 【复印期号】199710 【 标 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学术讨论会纪要 【 正 文 】 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２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召开学术讨论会，邀请部分在京史学工作者讨论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问题。苏双碧（《求是》杂志原副总编）、王思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蒋大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桂生（北京大学教授）、施丁（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德金（《历史研究》主编）、于沛（《史学理论研究》主编）、马金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卫（《中国史研究》副主编）、周溯源（《求是》杂志哲史部副主任）、马宝珠（《光明日报》理论部副主任）、瞿林东（北师大史学所教授）、吴怀祺（北师大史学所教授）、陈其泰（北师大史学所教授）、许殿才（北师大史学所副教授）、向燕南（北师大史学所副教授）、张越（北师大史学所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部分访问学者、研究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龚书铎教授主持，他说：２０世纪即将过去，为了迎接新世纪，更好发展史学，有必要对走过来的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而准确估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是其中的关键问题。２０世纪史学变化很大，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又发生新的变化。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应怎样估计？有人讲２０世纪学术经典，不提马克思主义学术作品，这是否恰当？有的文章提出解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叫“战时史学”，以强调阶级斗争为主要特点，解放以后延续了这一特点，现在发生变化，正在突破，这样说是否合适？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中有得有失，得是什么，失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左的影响，但怎么看，也需要研究。文学界现在也出现一些情况，反映也比较突出，有的人排文学大师，把茅盾排除在外，把金庸、张爱玲等人排进去。对左联的评价，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说明不光是史学，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各方面，都有不同的反映。所以请大家讨论，讨论中请按照双百方针，畅所欲言。讨论围绕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和怎样看现在的学术思潮等问题展开。会上发言的意见不完全一致，有待于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本纪要反映的是各发言人自己的观点。一、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与会者认为应从２０世纪社会发展和国际文化的大背景下认识史学，资产阶级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继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都与救亡图存的社会主题有关，也都是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在打破封建史学体系方面有卓越的建树，新方法论的引进，也带动历史研究和新史料开发整理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但在理论建设和对历史的系统性总体把握上，资产阶级史学表现出先天不足，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取代新史学，成为史学主流，是历史的必然。王思治：传统史学到《清史稿》的编纂，可算是一个完结。关于《清史稿》的体例，是用纪传体还是改用章节体，刚开始就有争论。梁启超、柳诒徵等人都反对采用旧史体例，认为应该研究社会生活等内容，说明史学观念在一部分人中有了变化。首先指出传统史学缺陷的是梁启超、胡适。梁启超提出要从历史中求进化之公理，对史学发展有很大促进。本世纪初甲骨、敦煌经卷等面世，为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学术大师提供新的东西，他们创立新考据学，力图客观描述历史真实，在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这样的学派在２０世纪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另外一个重要学派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也要充分肯定。他们与王国维等人治学特点不同，注意把传说中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分别开来，冲击了传统史学。对他们的成就要进行科学总结。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三十年代随着革命形势得到发展。我认为这是２０世纪辉煌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历史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改变了以往只注意帝王将相，对社会发展的整体、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研究不够的状况。因此，要理直气壮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于沛：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同２０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处于被西方列强掠夺瓜分的更加危险境地。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新高潮。而封建文化无法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因此必须向西方学习。西学输入的步伐明显加快，以满足人们了解世界，求强求富，救亡图存的需要。中国近代文化的开放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处于封建社会发展末期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就中国史学而言，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历史观所发生的深刻变化。１９世纪末，严复将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思想介绍到中国，《天演论》广泛流传，“优胜劣败”、“物竞”、“争存”等思想开始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时对历史学产生深远影响。康有为对“天道不变”、“复返其初”的循环论提出批判，强调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草昧向文明、由专制向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梁启超在１９０２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更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思想，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是历史上每一民族无法逃脱的天演公例，并以此为武器，批判封建史学，中国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果说鸦片战争时，西方列强用炮火打开中国大门，中国对外国文化的接受是被迫的，那么在２０世纪，被迫的对外国文化的接受便成为主动的自觉的吸收。２０世纪上半叶，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和德国兰克学派，陆续传入中国，并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发生深刻影响。进化论是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第一次重大的选择，另一次重大的选择便是马克思主义。当时西方哲学思想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还有罗素、柏格森、杜威、尼采、叔本华、康德的思想，反映在史学发展方面，这些哲学思想激励了中国知识分子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和勇气，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２０世纪初，唯物史观已开始传播，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撰文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历史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以后，在十年内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得到发展，并在实践中走向繁荣。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随着中国开放意识的不断加强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过程是中国传统史学与外国文化撞击交融、消化吸收的过程，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施丁：本世纪我国的史学，大致是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它经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本世纪初至二十年代。这时的史学，新陈代谢，西方近代史学进来了，是新的，与土生土长的旧史学争领地，旧的相形见绌，败下阵来。《清史稿》于１９２７年问世，以后便难以为继了。这标志着旧史学告一段落，但它也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不能不委屈求生而已。第二阶段，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各家相争，各显神通。这一斗争此前已见端倪，此时更为激烈。唯物史观的宣传和运用，显出威力，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起来。文化史观、古史辨说、唯心之论、史料之学等等，纷纷登台亮相，有着可观的成绩。相互比较，自有长短，但都有生命力，各有建树，很难说谁胜谁负。在当时的战乱年代，史学能有作为，实在难能可贵。第三阶段，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独享际遇，随着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凭着党和国家明确的指导思想，再由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导演”作用，顺利地处于史学主流，有虎虎生气，也有明显失误。其他史学流派似乎“蛰伏”，或偶尔流露。第四阶段，“文革”时期，为时十年。这时期很特殊，史学也有特殊性。各家史学都在经受严峻的历史考验。第五阶段，自１９７８年至今，各种学派似逢初春、惊蛰前后，生气与死气并存，胜笔与败笔都有，浮躁与谨严不一，阵线待清理，家数有更新。颇疑“三王之道若循环”，实在螺旋式之又一环。能得道者得天下，能说明历史者必生存。试看今日之史坛，竟是谁家之天下？！暂且慢言主流支流，只是断言唯物史观依然有生气。马金科：２０世纪是中国史学的变化和大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发展，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首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是新史学的产生。但新史学诞生时即带有某些先天不足的方面。它主要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也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日本翻译的西方著作中吸取理论的。它的黄金时代是２０世纪初至三十年代以前。新史学的主要贡献是打破家谱式的封建史学体系，建立起初步的史学理论，探讨史学研究的科学性问题，带动了新史料的挖掘，特别是河南殷墟的挖掘、敦煌资料、内阁大库资料等的整理，是了不起的，开拓了史学领域。为考古学、敦煌学、史料学及某些专史或断代史打下基础。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家的辉煌成就，代表了新史学的黄金时期，而他们的成就与新的方法论和新史料的发现是分不开的。新史学的不足之处是史学理论的不成熟，某些方面有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现象，如讲史学宗旨及民族形成等问题上都有表现。另外，这时期的史学著作中教科书居多，断代史研究较多，专门性的问题研究较多，缺乏系统全局性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使史学领域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有一个酝酿阶段，这个阶段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的。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很多，那时介绍和论述较多的是《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李大钊首先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史学研究。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形成，是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时。其重要标志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虽出版较晚，但也应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时期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熟与高潮时期的到来是在延安时期。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对中国古史、近代史及中国古代、近代社会性质的系统论述。可以说他的许多论证支配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近半个世纪，直到现在仍具有广泛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后，史学研究进入系统化研究的阶段。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发展；而且出现带有全局性的专题和专史研究，及历史方法论研究，使史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同各种思潮与流派斗争、竞争中得到发展，解放后随着唯物史观的普及，取得核心主导地位。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资产阶级新史学要高出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学的面貌，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要理直气壮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蒋大椿：解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同其他派别互相补充、斗争和竞争中成长的，从其他派别那里学到好多东西。解放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定型化时期，是最先进的，代表进步潮流，但还不能说是主流。解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也很多。对此要理直气壮地充分肯定。比如在历史认识上，讲历史是合规律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解释历史，总比其他派别强，为什么不能肯定？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系统揭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史料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绩也很大，解放后成果更多。这些完全应该肯定。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讲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平等发展的历史，这也比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强得多。另外讲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在解放前是正确的，当时的现实就是如此，肯定人民革命自然会承认这一点，这是真理相对性的体现。解放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按定型化方向发展，普及传播开来。郭老在史学会成立大会上讲史学的六大变化，第一条就是向唯物史观的转变，这是有意义的。吴怀祺：如何认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是当代史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一时期各个史学家所作的重大贡献，都要给以科学的评价。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其他史学家的成就是十分重视的。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其他史学的成就对立起来，是不符合事实的。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一方面指出罗振玉与王国维在思想上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指出：“大抵在目前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侯外庐先生也多次说到他的研究与中国的考据学的关系。同样，不少其他史学家在这一时期，认识到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出现了向唯物史观靠拢的倾向。从史学发展的趋向上看，从史学的实际上看，我们都有理由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成长为这一时期史学的主流。这样说，没有忽视其他史学家的创造与贡献的意思。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在谈到史学近代化的特点时说：“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此后三十年代的最大的特色和主流，也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最大特色和主流。”书中引用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说：“我们细细思索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可以认识到‘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之重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的话是：“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任何历史时代。”后来，白寿彝先生在他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收录了这一论述。不过改称之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这涉及到近代史学史评价，也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的基本估价。陈其泰：科学地总结过去，是为了预见未来。在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时，我认为有三点很重要。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要放在史学发展大背景下考察，才会看出其意义的巨大。２０世纪史学内容丰富，从新史学的倡导，新考据学的出现，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史学获得重大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但在本世纪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整个中国史学发展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创立到今天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评价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不是说看不到它发展中的曲折、失误，而是在充分看到成长过程中的曲折教训的前提下进行总结。第三，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进行比较，会得出更恰当的结论。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把２０世纪史学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这有充分的事实根据。１、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史学家，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２、在人才培养、资料整理、刊物创办上都有卓著的成绩。３、在史学理论上，我们充分肯定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陈寅恪提出民族盛衰连环性、陈垣使用类例法等的价值。但要承认，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大工业时代，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历史现象，在理论要比他们的建树高出整整一个时代。４、在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用历史知识教育人民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作用也是其他史学流派不能比的。如把握好民族问题，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所作的工作可说是有目共睹。下面着重谈谈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以及“战时史学”的提法有没有道理的问题。这里可以范文澜为例，因为范老被称作“战时史学”的典型。范文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１９４０至１９４１年在延安著成《中国通史简编》，５６万字。建国后修订出版了第一、二、三编，共约１１０万字。范老于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５年离开延安时，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册），约３０万字。以后对此书多次进行修订，至１９５５年已出版修订第９版。建国初，范老严格检查《中国通史简编》原著存在的缺点：一，唯物史观运用得还不熟练，对汉武、唐宗有贡献的一面写得不够。二，“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观点。”如借三国时孙、刘联合抗曹类比抗日统一战线，借写孙权来批评蒋介石破坏统一战线。范老治学特点是不爱讲自己的成就，常爱作严格的自我批评，因而上述讲的两项缺点给人们的印象很深。实际上，延安版《简编》成就是主要的。１，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演进提出系统的看法。对起于西周，迄于鸦片战争的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奠定了范老以后关于古史分期学说的基本格局。２，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二者的结合，做到比较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各个时代的特点。３，正因为本书是运用科学理论为指导，对大量史料分析、综合而写成，体现了治史的正确方向，故书中许多篇章构成以后修订本的基础。范老的书写于延安窑洞，而其理论方向和学术品位，则标志着史学新时期的到来，以其新颖的观点、系统的内容、生动的文字而大受欢迎。故戴逸教授评价说：“它集中了当时许多革命者的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观点新颖，气势磅礴，使人发聩振聋，耳目一新。”《中国近代史》（上册）更是一部名著，被誉为“造端宏大，材料新颖”。范老做修订工作，还请了近代史所许多同志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的同志帮助审订、修改。其史料采自大量官私文献，包括许多以往很少被征引的文集、笔记；还有许多外文材料。书中论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都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中考察，有开阔的视野。范老仅论证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这一论点，所引用的史料有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言论、英国外相及外交部副大臣的演说、奥京报纸评论、赫德的著作、印度总督的言论、法国议员的演说等，可见史料之翔实，立论之有据。故范著《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建立在详细占有材料基础上、体现了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结合的成功之作。它深刻、丰富、生动地再现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中肯地评价了各个时期的事件和人物，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了新的阶段，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一系列深刻的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本书揭示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深刻地阐述人民大众和进步人物爱国反帝和反封建斗争推动着近代社会前进，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统治集团的卖国和腐败则是近代中国灾难的根源。本书担负着让广大读者了解和掌握真实的近代史知识的任务，使人们懂得要救国，就必须继续把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坚决进行下去，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书中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复杂进程，尤其是对戊戌变法中各派力量的作用、变法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等，都有精到的论断，深刻地、中肯地反映了近代史的进程，证明范老具有卓越的史识。如果说“学术经典”，范老著《中国近代史》就是成功的一部。范著出版以来，近代史研究更加深入，恰恰是在范老著作的基础上更向前推进，恰恰证明范老奠定的基本格局具有指导意义。近代史又担负着思想教育的任务。在今天，弘扬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传统，珍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坚持民族独立，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如果听信蒋延黻之流帝国主义侵略有理的胡说，中国将永远处在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也就决不可能有今天祖国强大、香港回归、“百年耻辱一朝洗刷”的胜利！范老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做的奠基工作，我们应予充分肯定。范老的创始工作固然有缺点，但不是主要的，而其成就才是主要的。今天的史学要前进，要解放思想，要大力学习外国有用的东西，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我们的创新是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创新。不久前，学术界有“战时史学”的提法，用以指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认为范文澜即其典型。持这一看法的学者的动机是出于推进当前史学工作，但其立论是否有据，值得商榷。“战时史学”的含义大致有二：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所写的著作，学术听从于政治，配合中心任务，是战时政治的附属物，自然谈不上学术价值。二，“战时”早已结束，这些著作早已过时，其学术方向也无价值。我们拿上述范老的成就来相比照，“走出束缚和禁锢”之说，岂不是等于抹杀老一辈学术业绩，否定在时代推动下中国史学所达到的新阶段，岂非不恰当地夸大范老等人在三四十代存在的缺点而本末倒置？如果按此“走出束缚和禁锢”之说，那么范老等人所坚持，并且成功地做到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治学方向，岂不是也产生疑问了吗？周溯源：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我认为有两点必须肯定：第一，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史学后，使中国史学发生了深刻变革，许多观念、研究法、研究领域都起了重大变化。例如传统史学认为历史的主体是帝王将相，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少数杰出人物有重要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传统史学认为压迫有理，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有理，历次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传统史学认为历史发展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循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不出清晰正确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人类社会的分析则洞若观火，认为人类社会的结构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们的实践可分三个方面：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历史的发展规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引起历史变革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社会的生产力。这些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传统史学是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史学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追求的是人类的解放、自由与进步，等等。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使史学真正成为科学，对历史的认识更客观、更深刻，从而更好地发挥了史学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帮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同志对历史的重视和运用，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革命政党要取得胜利，有三个必要条件，即具备革命理论、历史知识、了解现实。他一生实践中的成功决策，无不借鉴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井冈山革命时期，他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就是总结了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犯流寇主义的错误。１９４４年，抗战胜利前夕，适逢甲申年李自成失败三百年。毛泽东重视李健侯写的《永昌演义》历史小说，认真研读。重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并作为整风文件，要求全党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避免重蹈“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覆辙。１９４９年上半年，蒋介石集团为挽救垮台的命运，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有朝一日卷土重来。此时国际上兄弟党某领导人也建议中国共产党划江而治。毛泽东断然拒绝，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不可沽名学霸王”，避免了使革命半途而废的历史悲剧。在进京前夕的西柏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一定要考好，决不能退回来，决不当李自成。由于借鉴了历史教训，从而头脑清醒，措施得力，避免了李自成“打江山１８年，坐江山１８天”那种悲剧。总之，每逢重要关头，都可看到毛泽东对史学的运用，史学对他的宝贵帮助。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推进史学发展同志们对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谈出了自己的心得体会。新时期思想活跃，是文化探索的新阶段，多种思潮与流派并存表现出学术文化的繁荣，但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会上，有的同志就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些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苏双碧：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吴晗解放前写的《朱元璋传》还有学术性，解放后因为要为政治服务，所以再版的《朱元璋传》就没有学术性了，没有价值了。我查阅了有关材料，实际情况正相反。吴晗自己讲解放前他写《朱元璋传》，有两个目的，一是挣稿费，二是骂蒋介石，而且写在西南联大，材料少。因此他自己说：对这本书，感情极端坏，连看都不想看，很反感，唯一的办法是重写。解放后重写的本子重视了学术性、科学性，材料也充实了。写上述文章的人，可能并不了解这个情况。但却要这样说，是不是反映了简单否定解放后的学术工作的一种倾向。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两次文化讨论热潮。第一次文化热的主调逐渐演变为否定传统文化；第二次文化热主要是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文化热本来是繁荣中华文化，积极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的契机，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有个正确的认识，对建造社会主义文化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第一次文化热中，讨论的声音和基调都向西方化倾斜。以至于一说到传统文化，就引起年轻人的反感。这种偏激的舆论导向，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其实，从方法论上说，对任何文化都要抱着辩证的、分析的态度，外来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只有否定其糟粕部分，肯定其精华部分，才能减少一些片面，更接近客观实际。外来文化如何吸收，吸收什么，最好是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比较进行鉴别。如果简单地一边倒，人们的思想就会受到禁锢。特别是青年学生，多听一些不同声音，不仅可以引导思考，而且可以避免那些偏激。九十年代出现了第二次文化热，这次文化热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研讨会接连不断召开，出版了许多大型的“国学”研究丛书。对于这次出现的“国学热”，学术界评价不一，有的人认为，“热”得不正常，是“炒作”出来的。特别是一些封建迷信读物趁机泛滥，应该降温，加以整治。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国学热”中，出现一种“话语转换”，亦即批判激进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从批判激进主义，否定革命入手，其主旨“关心的主要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起某种“侵蚀”和“解构”作用。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的重视传统文化是个好现象，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总体上应加以肯定。所谓“国学”热，只是传媒的一种形象说法，许多国学专著还无钱出版，根本谈不上热。至于重新使用“国学”这一概念是否妥当，只能说也无不可。严格来讲，“国学”含义并不清楚。它不过是表示中国学术的约定俗成的用法。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内容，这些都包括在“国学”这一概念之中，含义很庞杂。其实，就文化学术这个范畴来说，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但都没有用“国学”这个概念来给本国的文化定位，特别是欧美各国，从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宣扬的是文化的国际化，向外国介绍和推行他们的文化，而没有把一些本国特点的学术文化称为“国学”，自囿于本乡本土。文化学术是历史的积淀，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德国，但它并没有被德国人看成“国学”，而很快地向世界各国扩散，成为人类最进步的思想和理论之一。从这点来说，把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概括为“国学”未必科学。至于国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有人担心国学热会导致用国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和国学不是处在一个层面的问题。二者不可能互相代替。我认为，九十年代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建国以后，我们在文化建设问题上走了弯路。特别是在“文革”中，一方面排斥外来文化，一方面反对传统文化，导致文化发展出现了深刻的“断层”。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首先关注外来文化，这是自然的。但是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由于存在“全面批判传统”和要求“西化”的偏差，这就自然导致九十年代出现重新重视传统文化问题。这本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但是，任何事物都要有个度，有个标尺。任意肯定，任意拔高，就会泥沙俱下，或者出现新的故步自封，影响我们去吸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只有摆好传统和现代这个关系，对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才是有益的。蒋大椿：解放后史学的问题出在本应向建设方向发展，应为建设服务，为建设而研究历史，但没转过去，仍然以阶级斗争为核心。这是虚幻的，影响了很多人。五十年代有所谓的五朵金花，六十年代基本是农民战争一花独放。当时一些高明的史家讲历史主义，就是从实际出发，从封建社会实际出发，为现实提供经验教训，但没能贯彻下去，因为无法跨越阶级斗争思想。当时凡是接受历史主义的史学家都很有成绩，凡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往往脱离开建设的实际需要。阶级斗争发展史是文明史主要内容，当然文明史不光是阶级斗争过程，也是统一的过程。有人讲告别阶级斗争，是愚蠢的。历史螺旋式上升，阶级斗争现在不是主要问题，但在历史上起过作用，对于塑造现代人的人生观也有价值。不能因为现在不是主要问题，就否定其历史上的价值。最近正在想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教条主义，很难摆脱，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还是学习者的水平问题？教条主义是从哪里来的，研究历史应从哪里出发？比如五种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马克思也经常讲我们的历史观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现实的人为前提。如果离开这一点，可能变成无人式的劳动，成了幽灵。物质是基本东西，但是人创造的成果，研究物质生产及方式是对人创造结果的分析。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讲的，既坚持物质第一原则，又考虑是人的劳动结果，就可能在具体研究中避免教条主义。王思治：过去，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存在缺陷，教条主义的东西比较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取代历史理论，用个别语句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历史分析，对马克思主义讲到的研究历史的范畴重视不够。马克思主义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是历史的主体，但人是有思想的，由此就产生一系列问题。如社会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东西，而社会规律是由人来实现的，不同于自然规律，那么同样的社会规律，由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对此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规范，如存在决定意识、阶级属性等，但个人作用到底怎样体现？比如，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偶然怎样体现历史的必然过程？再比如，史学工作者本身有主观知识结构，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这些对认识客观历史有多大影响？这些我们研究得都很不够。很多马克思主义史学提到的历史研究范畴，我们没有认真研究，把丰富多采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简化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等几大块。所以我认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还要从它本身的范畴开始，进行科学的研究总结。宋德金：新时期以来，由于政治上出现了较为宽松的局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摆脱了以往的框框，更加接近了马、恩原意，在史学理论研究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并有所突破。许多“禁区”被打破，史学研究领域有了很大拓展。先是“文化热”，随后是社会史研究。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目前仍方兴未艾，还有发展下去的趋势。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与运用，是新时期史学的一大进展。近十多年来，“三论”等自然科学方法及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跨学科研究等引进许多学者的兴趣，有的学者还试图运用这些方法从事具体问题的研究。尽管对于如何评价这些方法，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就改变我们过去那种闭塞状态，增加对外面情况的了解这点，史学界取得了共识。在运用这些方法，特别是在跨学科研究上已经发表了一些成果。如新近出版的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体现了政治学与历史学、法学、民族学的结合。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也就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作了尝试。汪征鲁著《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据作者称，在研究方法上，除了采用传统的考证方法、典型史料的定性方法之外，还采用了系统的方法。这部著作还是很有分量的。至于单纯利用“三论”方法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目前还不多见。在诸多方法中，比较、计量、心理、跨学科等方法，在国外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正在逐渐为我国一些学者所接受和采用，它们应该是有前途的。当然，在运用新方法过程中，有的作用对相关学科缺乏足够的驾驭能力，有的显得牵强，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由于这些尝试和探索刚刚起步，存在一些缺陷，是难免的。普及历史知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也是新时期历史学的一个趋势。在一个时期，一些学者忽视史学普及工作及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史学研究成果传播的范围很小，作品不讲文采，缺乏可读性，也影响了社会功能的发挥。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其原因：一是市场经济使然；二是史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的观念在变化。当然，不是大家都去从事普及工作，但它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缺少的，应该受到重视。就是高深的学术著作也应写得好读一些。近十多年来，史学界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比较关注。而认真总结苏联史学发展历程，对我们来说，也很有必要。过去我国史学曾受过苏联史学的很深影响，从发展历程上，也有相似之处，我们应注意汲取他们的成功经验，避免他们的弊病和失误。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对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学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反思，不断更新观念，借鉴和吸收行之有效的新方法，中国历史学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吴怀祺：世纪之交，史学工作者都在思考史学发展的课题，提出转型时期的史学问题。我认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我们的史学向什么方向转？怎样转？史学发展是不是还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史学界许多同志，提出很多有益的意见。但是也要看到有一种观点认为，转型时期史学发展，可以不必再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这种观点在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史学工作对立起来，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明了史学创新的道理之所在。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要不断深化，李大钊同志曾指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说：“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其次，当代史学史发展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有活力、创造力的。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各种考验，日益证明当代史学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当然，当代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不断吸收中外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发展自己，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担当起指导新时期史学发展的重任。从考据风到方法论热、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热以及国学热、文化热等等，在各种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吸收新的东西发展自己，回答新问题。２０世纪史学发展的事实，表明中国史学发展的主线，而未来的新世纪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大发展的时期。马金科：当前在史学研究中，如何排除某些西方非科学的思潮干扰，以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地研究历史，推动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特别是如何使青年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研究历史，是２１世纪的重要课题。应该提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占主导地位时，不应该排斥其他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史学与史著。特别是在现今改革开放形势下，更应该互相取长补短，因为科学是有继承性和联系性的，例如，早期郭沫若、吕振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作，就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当时新发现的考古史料；又如毛泽东的史学理论也是在系统总结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基础上形成的。又如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成就，是积累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２１世纪是电子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史学必将面临新的挑战。实际上，史学仍存在着改革与发展的问题。刘桂生：回顾２０世纪史学，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回顾要充分认识２０世纪的历史特点和史学特点，把握准世纪的特点再来总结史学，这样会看得深一些；二是对本世纪史学的反思要力求深透，最好的办法是从建设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用向前发展、走向２１世纪的思路去回顾反思。先说第一点。２０世纪与上个世纪相比，很不一样，先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来两个世界的巨变，第三世界的崛起等，这些大特征对我们理解史学关系重大。１９世纪基本是平稳发展，小有波澜，因此进化论为人们接受很自然。２０世纪大波澜来了，用进化论来理解显得不够了，理论上把握不住了，各种新思想都出来，由此引起观念等的变化。比如，历史学这个词是哪里来的？是舶来品。中国历来叫“史学”，从来没有“历史学”这个完整的名词，这就有大问题在里头。这个词是日本送来的，中国第一次使用这个词的是蔡元培先生。在欧洲传统上有两个词表示历史学，意思不大一样，一个侧重于从中得到借鉴，一个相当于总体的历史，它背后有社会学的背景，日本人把这两个意思合起来，送给我们历史学这个词，至少有亚当斯密、孔德、斯宾塞等人的社会学观念在里面。所以研究２０世纪史学要把其中一系列观念的变迁搞清楚，要看到中外交融的深远文化背景。再举一个例子，有人说甲骨文救活了殷商史，但是谁救活了甲骨文？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一个王懿荣老先生？王先生发现甲骨文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以后是刘铁云先生继续收藏。１９世纪西方考古学已大大发展起来，接近西学的人接触了这些东西，刘先生家是三世西学，接受很多西学观念，他把这个意义讲出来，人们才认识了它的价值。所以是中西的文化交流救活了甲骨文。这也说明就史学解释史学，是解释不通的。第二点，回顾要一心一意以马克思主义为思考中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是受前苏联影响比较大。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误认为是史学理论，这就弱化了史学理论的建设。一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就想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设等，这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哲学，与史学是两回事。在西方文化背景中，两者差别很大。我们以前编的马恩论历史科学的书，讲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是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但不等于史学理论。实际上，马恩论史学的东西很多，很丰富，建议北师大史学所编一部马恩论史学的书。中国需要这样的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需要这样的书。我们象吸乳汁一样接受马克思主义，但爱之深更要思之切，要注意不能对之有误解，更不能用我们的误解影响了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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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1期 Vol.24 No.1 1998定量限制血压下降速率的多模控制方法郑连清 刘建平 张忠惠 程敬之关键词 多模控制，速率，血压.A MULTIPLE-MODEL CONTROLLER FOR QUANTITIVELY LIMITINGTHE BLOOD PRESSURE REDUCTION RATEZHENG LIANQING(Department of Automation,Air Force Telecommunications Institute,Xi'an 710077)LIU JIANPING(Department of Cardiac Surgical,Xijing Hospital,Xi'an 710040)ZHANG ZHONGHUI(Shan'xi Electronics Workers' College, Xi'an 710043)CHENG JINGZHI(Biomedical Depart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Key words Multiple-model control,rate,blood pressure.1 引言在硝普钠(SNP)输注过程中，多模自适应控制算法(MMAC)能表现出良好的强壮性［1，2］.本文给出一种改进型多模控制算法(MMAC/ORL(Output Rate Limiter)),它能对血压下降速率进行定量限幅.2 系统模型(plant model)血压 P 和 SNP 输注速率 U 的关系为［1］(1)P(S)=P0+Y(S)+Pn(S)， (2)其中 P0 是血压初始值，Pn(S)是背景噪声.3 MMAC/ORL图1给出了MMAC/ORL 的结构.图1 MMAC/ORL 的结构辨识器(recognizer)通过权值计算确定模型组(model bank)中的“最优”模型.模型组由12个取不同增益值的模型(见(1)式)组成，这些模型的参数取值为Tmd=70s，Tmr=75s，τm=45s，αm=0.4，及Gmj=8.1/1.4j (j=0,1,…，11). (3)图1中 Y′(K)=P(K)-P0，限幅器H(P)限制 Y′(K)≤-0.13.偏差计算(operation of residuals)采用的方法为Rj(K)=［Ymj(K)-Y′(K)］/(P0-Pc), j=0,1,…，11. (4)其中Pc 是目标值，Ymj(K)是模型组的输出.权值计算(operation of weights)采用文献［2］中的方法，选择其中的δ=0.0001.选择器(selector)根据权值大小选取“最优”模型.假设WJ(K)≥Wj(K)， j=0,1,…，11， I(K)=0, or 1,…，or 11. (5)则认为模型组中第 J(K)个模型为“最优”模型.“最优”无延时模型Q(S)的定义为(6)PI调节器选择为(7)其中E(K)为血压误差，T为采样周期(取T=10s)，θ(K)=［β(K)/1.2］1/2，且限制θ(K)≤1，β(K)取值为(8)基于Q(S)的ORL取U(K)=U′(K),但限制 U(K)≤UH(K).UH(K)由下式计算［3］UH(K)=｛0.4GmJ(K-1)-7.5Yd(K)［1-0.8GmJ(K)］｝／［0.28GmJ(K)GmJ(K-1)］. (9)4 计算机模拟及讨论模拟时取 P0=20kPa，Pc=13.3kPa，Pn(K)是标准方差为0.27kPa的高斯噪声序列.为确切地观察算法的性能，采用无噪声血压y(y=P0+Y)记录模拟结果［3］.表1给出了对每组模型参数模拟5次的结果，其中Ts表示最长建立时间［1］(s)，yu表示最大y超调量(kPa)，y′m表示y最大下降速率(kPa/10s).表1 模拟结果Plant ParametersResultsTdTrταGTsyuy′m6075600.49.02400.530.404.63200.750.433.03200.490.551.93400.210.481.03800.110.520.354400.360.350.254700.350.362003009.04100.400.514.63900.530.493.04100.510.481.94400.170.481.04900.240.490.355600.270.630.255800.230.51ORL的限幅作用在模拟过程中已经观察到.表1中y′m 最大为0.63，此值接近理论值［3］，这说明 ORL是很有效的.模拟结果表明 MMAC/ORL 的性能较好.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作者单位：郑连清 空军电讯工程学院自动化室 西安 710077刘建平 西京医院心外科 西安 710040张忠惠 陕西电子职工大学 西安 710043程敬之 西安交通大学医电系 西安 710049参考文献［1］ He W G,Kaufman H,Roy R.Multiple model adaptive control procedure for blood pressure control.IEEE Trans.Biomed.Eng.,1986,BEM-33:10-19.［2］ Martin J F,Schneider A M,Smith N T.Multiple-model adaptive control of blood pressure using sodium nitroprusside.IEEE Trans.Biomed.Eng.,1987,BME-34:603-611.［3］ 郑连清.硝普钠降压自动控制系统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安：西安交通大学，1993.收稿日期 1995-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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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13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912 【原刊页号】(12) 【分 类 号】F14 【分 类 名】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200010 【 标 题 】香港经济走向新时代 【 作 者 】夏冰 【 正 文 】 2000年8月17日， 盈科数码动力与香港电讯两家公司的合并计划正式完成，合并后的新公司易名为“电讯盈科”，市值达5400亿元，成为一家具备进军世界互联网、宽频及通讯市场的强大实力的国际级电讯科技公司。随着这项总值达380 亿美元的亚洲最大规模合并计划画上圆满的句号，新闻媒体爆炒李嘉诚父子尤其是小李点石成金的热情也告一段落。然而在这神奇的网络时代，在香港这个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心，焉知明天不会出现更颈爆的新闻？香港经济正走向新时代。过去提起香港经济，人们关注的是对外贸易、金融证券、房地产、旅游服务等熟悉的领域；而现在，我们不能不谈到香港数码城的远景规划、 盈动与香港电讯的传奇合并或者是tom.com公司上市后引发的疯狂追逐。一年来，以资讯科技产业为特征和动力的新经济在香港迅速崛起，并引发了生产、销售、消费、企业经营与管理方式等一系列重大变革，有力地推动了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的李嘉诚次子李泽楷成为“英雄”般的人物，风头超过其父“老超人”，他的故事成为香港新经济兴起的最好注脚。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政府痛定思痛的结论之一是：在电子化、网络化经济竞争中，香港已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削弱了香港的竞争实力；为迎头赶上，香港经济要重新定位，要发展创新科技，要跟上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时代潮流。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数码21世纪新纪元――资讯科技策略”。3月，特区政府接受李泽楷的建议， 决定兴建香港资讯科技基地――数码港，整个工程由李泽楷的盈科公司承建。所谓“数码港”其实就相当于内地的“高科技园”、“软件园”等，由政府以比较优惠的价格提供土地，由盈科开发，然后用相对低廉的房租吸引高科技公司入往。目前数码港发展计划已引起很多国际企业的兴趣，已有155家本地及海外公司登记表示有兴趣成为数码港租户，其中15家跨国企业已签署了入租意向书。1999年5月，李泽楷借壳上市，建立盈科数码动力公司，消息尚未发布，公司的股价就一路飙升，在香港掀起网络科技股旋风。一时间，各式各样的网络公司层出不穷，科技股网络股资讯股大行其道。李泽楷没有就此止步，不久又以一间借壳上市不到一年既无客户又无收入和利润的互联网企业，鲸吞市值达3000亿美元的英资百年老店香港电讯，创下世纪收购事件。就其意义而言，收购案之以小搏大和峰回路转还在其次，关键在于为以网络公司为代表的新经济展示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互联网向传统产业接近，可得到实质性业务的坚实支撑；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结合，为企业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回顾李泽楷前行之路，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首先提出高科技概念，公司转型为高科技公司，推出网络概念股。再利用“新经济”理论推波助澜，使网络股价飙升，虚拟财富剧增，继续利用盈动的虚拟资产和财富效应，对具有实质资产和赢利能力的老牌公司成功实施了收购，完成虚拟资产实体化。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始终得风气之先，而且都是大手笔。这一点并不是任何有同样想法的普通人可以做到的，斯坦福计算机毕业加富豪之子加网络概念才是一支完整的有升值潜力的网络股。有的人说，老超人干一辈子，不如小超人干一天，这也许正是新旧经济的差别所在，但同时也从多个角度证明新旧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区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一度跟在“老超人”身后亦步亦趋的香港投资者们，现在又跟在“小超人”后面，开始进入互联网的无限世界里。许多面临调整的传统企业纷纷制定投资计划，以合资、合作、独资、收购、重组等不同方式，加入电讯、互联网、电子商贸等资讯科技领域。一些跨国公司相继宣布在港设立亚太区总部和增加投资。同时，香港资本市场也出现了重大变化，融资结构和股市结构均出现了悄悄的调整，资讯科技公司成为市场投资的重要方向。网络经济及其相关产业更是蓬勃发展，被视为香港新经济的增长点。传统产业也加速了科技创新，加大科技投资，改革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一年前，香港的企业有自己互联网站和资讯系统的不到5％，而今已超过30％。根据测算，香港电子贸易总额1998年为6000万美元，到2003年将增加到24亿美元。最近一段时间，来自香港的消息显示，从政府到民间对新经济的热情还在升温。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香港青年商会日前宣布，为了配合特区政府推动资讯科技发展、保持香港竞争优势的策略，将举行“21世纪数码青年新动力”大型活动。为了协助香港中小企业发展资讯科技，利用电子贸易提高竞争力，香港六大商会近日联合推出了数码企业普及计划。尽管如此，有识之士也指出：新经济也并非包治百病，一抓就灵。学术界对新旧经济的定义尚有争议，对其中的泡沫更是忧心忡忡。如何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形势，保持香港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仍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不管怎么说，香港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泡沫，有一个名人是这样说的：啤酒有泡沫，但啤酒不是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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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164 【原文出处】东方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48-50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 作 者 】徐勇 【复印期号】199605 【 标 题 】走出非此即彼的樊篱――三种流行的政治理论观点辨析 【 正 文 】 90年代以来，理论界深深浸淫着某些流行的政治理论观点。如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国家权威和秩序优先，社会民主可以暂缓，将国家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目标置于压倒一切的位置，忽视社会基本价值等。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些思想观点颇为各方认同。某种思想观点的流行自有其原因，但是知识界缺乏深人的理性分析，丧失其独立的批判意识，其后果难免造成盲目“跟进”，误入非此即彼的樊篱。这正是中国知识界和社会容易走极端的原因之一。观点之一：国家行政力量对经济的推动这一观点最初来自于国外某种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不能走经济社会自然成长的老路，而应强化国家力量的推动。一些学者对所谓“东亚模式”和“亚洲经验”的考察，也得出了这一结论。1993年后，这一观点继续得以延伸，即由强调国家推动转而突出中央政府的推动，强调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和中央政府的集权，甚至主张中止分权式改革，以防国家的四分五裂。出于对失控的担心和动乱的恐惧，“集权说”流行一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国家行政力量对经济的推动和对市场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不能笼统提国家推动和行政干预，并夸大其作用。我们知道，国家是一种来自社会又高于社会的公共权力机构。如果从权力资源配置看，在国家外部，存在着国家与社会的分权，在国家内部，存在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西方的现代化基本上走的是分权式道路。而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其表现是国家对社会的全面干预和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充分利用了西方国家所没有的巨大的国家行政组织这一传统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迅速积聚社会资源、广泛动员民众、建立权威秩序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由此笼统得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家的推动，并要强化中央集权的结论，就有些过于轻率了。如果根据这一逻辑推理，在高度集权的古代中国，在1949年后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下，岂不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吗？事实恰恰相反。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关键因素是对国家统摄一切的传统集权体制的突破。对此，中国领导人的认识是相当清楚的。邓小平在1987年6 月发表的《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一文中指出：“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中国，权力下放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将统摄一切的国家权力下放一部分给社会民众，一是将高度集中的中央权力下放一部分给地方。由此形成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格局。正是这一格局调动了国家和社会、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才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突破了延续数千年的传统的“大一统”结构框架。由于中国正处于历史大转变时期，社会市场的发育，地方能动性的增长，难免呈一定的无序状态。正如长期关闭的闸门一旦开启而难以控制一样。面对这一情况，应以宽阔的视野加以理性分析。笼统强调国家行政力量推动和加强中央权力，势必压抑刚刚发育尚十分脆弱的市场的成长，扼制刚刚具有尚不太强的地方的自主能动活力。根据世界现代化和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和趋势，我认为，在发展战略上，应明确和强化国家与社会分权，中央和地方分权，调动两方面积极性的意识；在策略上，则可根据情况作适当调整。切莫为了一时需要而将战略目标置之一旁，盲目推崇国家行政的推动。观点之二：国家权威和秩序优先，社会民主缓行这一观点的产生背景是，由于复杂的原因，80年代伴随经济改革出现的民主化进程屡屡受挫。有人根据东亚，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经验，认为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为了迅速发展经济，必须借助国家的强大权威，建立稳定的秩序，而民众参与的社会民主则可缓行。换言之，只有经济发展了，才可搞民主。这一观点颇为流行。不少人因此断言，只有20年后，才可谈民主！民主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民主并非只是自然生长和仅供观赏的花果，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以社会参与国家，以社会制约国家。因此，社会民主和国家权威这一相生相克的对立物，都是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不可或缺的。离开了哪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都会失衡。不错，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国家权威和秩序优先，社会民主缓行的政治策略实现了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但人们在眩目于非凡的经济成就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衰败紧相伴随，“金权政治”已成为社会毒瘤，上至国家领袖，下至公务人员腐败成风。其深层原因便是社会沉浸在经济成长中，民众沦为单一的“经济动物”而失去“政治头脑”。当国家权力缺乏来自社会的参与和制约时，政治衰败在所难免。与东亚国家和地区不同，中国通过革命，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权威。这种权威能量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和秩序，构建了基本的工业体系，但也曾导致过重大失误，乃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性后果。其重要原因在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的约制。正是基于此，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由于人们对刚刚来临的民主的不熟悉，甚至将其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之物，忽视了“民主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邓小平语。）致使民主化进程屡屡受挫。但不能因此否定民主的独立价值，将国家权威与社会民主绝对对立起来，仅仅强调国家权威的功能。特别是进入市场化过程后，国家权力被侵蚀而造成政治衰败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君不见，因腐败而被解职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曾经是国家权威和秩序的最坚定捍卫者之一。国内外人士普遍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官员腐败高速增长的“两个高速增长”而困惑，其实这正是国家权力缺乏社会民主有效约制的重要表现。公共权力变质和官员腐败必然导致国家权威能量的迅速流失，将出现的是既无民主、亦无秩序的景象。“民主不是万能的，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在中国现代化中，切莫将国家权威和秩序与社会民主简单对立起来，过分突出国家权威而忽视、乃至放弃对民主的追求。对所谓的“东亚模式”和“亚洲经验”，应批判性视之。观点之三：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发展经济、满足社会大众生存要求，其他社会价值暂可搁置一边。产生这一论点的背景是，80年后期以来西方国家一些人士屡屡以“人权”、“自由”、“民主”等社会价值观念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在对西方责难的抗争中，有人认为中国压倒一切的目标是发展经济，满足社会大众最紧迫的生存需求。至于诸如人权、自由和民主则因为是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口号而避之不及或搁置一边，似乎中国并不需要这些社会价值。20世纪可以说是中国人为生存抗争的世纪。而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抗争，必然需要国家力量的组织，需要统一的国家目标整合分散的社会大众。对于个体来说，国家的目标成为至高无上，压倒一切，乃至唯一的指向。20世纪上半期是求亡图存，20世纪下半期是赶超富强。在这一背景下，个人本位的“人权、自由、民主”等社会价值很容易被忽视，一切由国家作主，国家全知全能。民众只需获得生存，一切皆足。在20世纪这一各民族国家凭借实力而角逐竞争的时代里，将国家某一特定时期的目标置于优先地位，以其为中心，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将国家整体与社会个体，国家目标与社会价值绝对对立起来。离开了单个的社会个体，国家整体不过是“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语）。而作为社会个体的人，不仅需要温饱，还需要自由表达意愿，人身不受侵害，人格得到尊重，免于恐惧和参与政治社会生活等。人的嘴巴除了吃饭外，还会说话。只有这样，人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人；民众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现代公民而存在。在现代社会，国家之所以要制定宪法，重要目的之一是确立人民的主权地位和公民多方面的政治社会权利。只有如此，才能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实现国家整体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除了提出“打土豪、分田地”这一满足民众生存需要的口号外，还与提出人民大众享有广泛权利的人民民主的口号有关。1957年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屡屡受挫，直至出现亿万人食不果腹的危机，不正是仅仅赋予人口以吃饭的功能而钳制人口的言论功能所导致的恶果吗？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国家目标优先，而将社会价值搁置一旁；不能因为西方人士利用“人权”、“自由”和“民主”责难中国，而对这些社会价值避之不及。不论什么时候，富强、民主和文明都应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成为中国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作者：徐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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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业科学HUBEI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9年 第1期 NO.1 1999特异种质复小穗稻的发现及初步研究*曾左癸摘要 初报了特异种质――复小穗稻(又名多小穗稻)的发现、系统纯化、品系培育和矮化改良。同时阐述了复小穗稻多花多果基因研究的科学意义，并对其研究前景进行了预测。关键词 水稻 特异种质 复小穗稻 多花多果基因Discovery and preliminary study on special germplasm compound spikelet riceZeng Zuogui(Agricultural Modern Institute,Hubei Acad. of Agric. S ci.,Wuhan 430064,China)Abstract A special rice variety:compound spikelet (or multispikelet)rice was found.Line breeding and dwarfin g improvement are carried out.The polyanthous and polythalamic fruit genes of the compound spikelet rice have been pro posed in this paper.The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of this research are discus sed.Key words rice(Oryza sativa),special germplasm, compound spikelet rice, polyanthous and polythalamic fruit genes1 复小穗稻的发现及品系的系统纯化1981年10月，笔者在鄂西山区收集到一批地方稻种，带回武汉进行田间观察。发现在一种当地的地方稻混合群体中，约有30%的单株小穗的基部出现丛生性的3花现象。后经单株选择，考种追踪，发现每小穗基部凡丛生3花的大多能顺利地成熟并结成相应的3果。因为这种特异型种质与一般常规的单小穗稻不同，故为了研究方便，将这一特异型种质水稻称为“复小穗稻”或“多小穗稻”，而将常规常见的水稻称为“单小穗稻”。当年对复小穗型单株进行了选择性整理，选取典型单株。1983～1985连续3年进行株行、株系观察和系统鉴定。将稳定遗传的株系，形态相似的株系进行了混合，以期保存复小穗稻种质遗传的多样性。至1986年，将系统纯化后的复小穗稻类型的系列品系种质，在本省中期水稻种质库保存下来。1986～1998年，对复小穗稻的部分品系完成了矮化改良研究。在对全国30个省(市)参加单位纳入全国编目的7万余份水稻品种进行了初步的调查和了解后证实，复小穗稻系列品系种质，确属国内外少有的特异种质，全国至今尚未发现第2例。1997年10月，笔者向中国水稻科学发展基金会申报了“水稻多花多果型特异种质――复小穗稻的发现和遗传基础及利用研究”课题，以便对复小穗稻在多花多果基因的存在、表现、遗传基础、利用的可行性及应用前景等方面开展研究，以期达到加速其发掘和利用的目的。该课题已获中国水稻科学发展基金资助，并正式立项开题研究。2 复小穗稻多花基因研究的科学意义我国以占全球7%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其中水稻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有60%以上人口以大米为主食)。回顾我国近50年来，培育出了大量的水稻良种，特别是获得了矮化育种和杂交水稻育种的重大突破。这些突破主要是通过发掘矮源“野败”细胞质雄性不育和国外强恢复系等重要水稻种质，并成功地对其利用而实现的。因此，特异种质的发掘利用在水稻科研和生产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另一方面来分析，近40年来，国内外在对某些特异种质的有利基因的开发利用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那就是某些有利基因利用上的单一性，它孕育着一种潜在的危险。例如：目前国内外已推广应用的矮秆品种，其半矮生性都是由Sd1基因控制的；籼型杂交稻基本上都是利用野败型胞质雄性不育基因及其恢复基因［1］。这种遗传背景的单一性，势必造成遗传上的脆弱性。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注意。1970年玉米小斑病在美国流行，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在当时美国玉米小斑病的病原菌中，存在一种致病力很强的小种；二是这种小种对当时美国种植的雄性不育细胞质的玉米杂交种具有很强的致病性；三是这种玉米杂交种在美国全国种植面积达到90%。这三个条件同时具备，使该病的流行很难避免，而且流行是全国性的，它影响生产的全局。正反两方面的育种经验告诉我们，要在不断加强和加速特异种质有利基因发掘利用的同时，增加特异种质有利基因利用的多样性。既要不断地丰富特异种质的遗传基础，也要不断地丰富其遗传背景。关于水稻产量构成的三要素――有效穗数、每穗粒数和粒重的遗传，一般认为有其共同的特点：一是都属于数量性状遗传，二是都受多基因的控制。稻穗是由穗轴、一次枝梗、二次枝梗和小穗等几部分组成。水稻的每个小穗通常只着生一朵颖花，最后也只结成一个颖果(种子)。每一颖果中，一般只形成一粒米；也有极少数稻种，在一粒稻谷(颖果)中，有几粒米的现象，谓之“复粒稻”，它是由多雌蕊产生的，故也称多雌性稻。多雌性稻又可分为多柱头多子房和多柱头单子房两类。多柱头多子房受控于一对隐性基因，多柱头不育系3～8个柱头，异交率可达71.5%～76.1%。复粒稻均为高秆品种，还未见有矮化改良株型的品种(系)报道。本文报道的复小穗稻既不同于一般常规单小穗稻，也不同于复粒稻。在复小穗稻的稻穗上，单位小穗的基部一般是丛生2～5个小穗，而以3个小穗的发生频率最高。一般以每穗上的第一次枝梗的顶端着生的多小穗表现型最稳定、最典型。同一稻穗上着生的小花(小穗)数受田间栽培的密度和肥力条件的影响，肥力偏高、密度偏稀、单株营养条件优异时，小穗数偏多。这也表明控制复小穗分化和发育的多花多果基因具有一种随肥力条件的提高而增加小穗分化数表达的增产潜力。由于水稻颖花数和结果数是产量构成因素及基础，增加颖花数和增加结果数无疑可以提高产量。通过对复小穗稻多花多果性的遗传传递动态、方式和机理进行研究，同时组织多个育种单位协作，开展多花多果基因在常规稻、两系杂交稻和三系杂交稻育种中的导入和转育研究，有可能寻找到进一步提高水稻产量的新途径，开创新局面。复小穗稻与普通的单小穗稻，不论是在花器形态特征上，还是小穗熟时的形态上，均有明显差异，从而很容易识别，这在未来复小穗稻的育种中，对其相应的种质保纯、去杂和保持种性等都将十分有利。目前我国已纳入全国稻种资源编目的品种(系)数已达7万余份，国际上有稻种15万份以上［2～4］。据初步了解，它们都属于单小穗稻型。随着复小穗稻的发现、研究和利用，将来有可能形成各种类型的复小穗稻系列新品种(系)，并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复小穗稻体系或“家族”。这对增加水稻品种遗传的多样性，将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中国水稻科学发展基金资助课题作者简介：曾左癸：男，57岁，研究员作者单位：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 武汉 430064参考文献[1] 林世成，闵绍楷主编.中国水稻品种及其系谱.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2]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品种资源所主编.中国稻种资源目录.北京：农业出版社，1992[3] 应存山主编.中国稻种资源.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4] 应存山，盛锦山，罗利军等主编.中国优异稻种资源.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收稿日期：1998-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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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37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动态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710 【原刊页号】13-16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复印期号】199710 【 标 题 】加快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步伐 促进农业产业化 【 正 文 】 收稿日期：1997.6.18＊ ＊ ＊本文首先探讨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说明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是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的重大举措，同时农业也日益成为大型工商企业新的和具有良好前途的投资领域；然后对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一、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必要性支持和鼓励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开发领域，使之担负起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业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的重任，是促进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1.弥补农业投入不足从资金来源看，一般可将投入农业的资金分为财政资金、农户投入资金、农业集体投资和其它社会资金等4个部分。据统计，这4类资金来源在农业投入中所占的比例，目前大体为2:6:1:1[1]。也就是说，财政资金和农户投入资金是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近年来，财政支出中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呈不断下降之势，而且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国有企业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有收入的比重也有不断下降的势头。在财政投入不可能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动员其它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尤其是动员占农业投入近六成的农户资金向农业投入，是增加农业投入的关键。一般说来，吸引社会资金向农业投入，有三种途径可供选择：一是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刺激农户对农业的投入。应该说，我国农产品的价格长期以来相对偏低。适当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是完全必要的，对增加农户对农业的投入也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是，我们也该看到，提高农产品价格，不仅涉及到财政的补贴能力和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据匡算，靠提价平衡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投入，农产品价格至少要在目前水平上提高5倍才行[2]），而且，在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前景下，我国农产品的价格的上涨，还势必碰到国际价格封顶的限制。因此，单纯依靠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刺激农户对农业的投入，在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二是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来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的状况。这个思路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伴随经济增长的长期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是一个跨世纪的大工程。在短期内，农业劳动力过多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很难有大的改观。而且，在我国城市失业严重存在，国有企业冗员严重存在，再就业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因而，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措施难以解决目前农业投入严重不足的近期问题。三是扩大农户参与经营的领域，即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通过各种中介组织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帮助农户回避经营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从而提高农户经营的效益，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户对农业投入的积极性。而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与农业生产者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无疑是开创农业产业化新局面的大有可为的好方式。2.改变工农业的比较利益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只是看到农业受自然环境和生长规律制约，以及受需求的收入弹性制约的不利方面，认为农业投资周期长，风险大，是天生的弱质产业。但实际上，我国农业的弱质性和落后性，除了自身产业特性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我们且不谈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造成的人为的工农业比较利益关系偏差，单就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的情况来看，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的体制原因，至少可作如下分析：首先，我国农产品供给体系的基本格局是，亿万小规模生产经营农户构成我国农产品供给体系的“第一车间”，它们提供的主要是初级农产品，在与享有“买方垄断”地位的农产品购买者进行交往时，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农户往往处于劣势地位，他们无法应付市场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在很多情况下，市场的波动会使得农户无法弥补其生产成本或取得正常的经营利润。其次，通观农产品从生产到加工、销售的全过程，比如说，如果“从田头到饭桌”来考察，我们会发现，农产品（食品）加工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并不低，这里的问题是，如何在农产品生产者与农产品加工、销售者之间形成一种有利于农产品生产的利益分配格局，或者至少是形成一种产、加、销利益均衡分配的格局，从而有利于刺激农户投资于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为了解决农业产业组织过份分散的问题，也为了扭转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利益分配格局，让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就可在一方面使为数众多且分散的广大农户联合起来，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可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实现农户与大型工商企业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机制。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改变农业的比较利益偏低的状况，从而刺激农户对农业投资的积极性。3.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推进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户经营外部规模效益的有效途径。在目前我国农业劳均土地状况、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状况和国家实力状况等现实约束下，要有效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增加农业投入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把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密切联系起来，促进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确属一种明智而现实的选择。由此来看，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或实质，是实现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互利互惠、共同繁荣，从而通过农业关联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农业的社会化、商品化、专业化，并通过一定的组织措施，在农业及其关联产业这个大系统内部，调整其利益分配关系，以保证农业生产者真正得到实惠，从而调动其投资农业、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积极性。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实践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问题也不少。如有的农业一体化组织组织程度不高，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化链条；有的则技术层次较低，产业规模过小，自我积累能力弱；有的利益分配不合理，组织体系不稳定。这些状况使得很多农业一体化组织或自生自灭，或困难重重、难以为继。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宏观政策不配套、原有社区封闭性和部门分割难以突破的原因，也有“公司＋农户”多停留在松散联系层面上，一体化组织缺乏“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制度保障的原因，还有产品和技术选择不当，或资金缺乏、无力抗拒市场波动等方面的原因。针对这些阻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因素，可以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办法，消除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从现有一体化组织中龙头企业的规模状况来分析，就会发现，目前农业一体化组织中的龙头企业，大多是县属或市属的加工企业或商业公司，这类经营性企业虽有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的愿望，但却不一定具备深度参与农业资源开发、技术开发和市场开发的能力，从而难以按照产业化的要求完成供应全部生产环节的一体化过程，这就类似于“小马拉大车”，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我们认为，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定阶段，有必要因势利导，积极引导一些有条件的大型工商企业介入农业领域，进入农业一体化体系，由它们来充当更高层次的龙头企业，这必将对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战略，产生积极的影响。二、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可能性1.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的情况正在得到改善人们通常认为农业的比较效益偏低，其实认真分析起来，却不尽然。据专家分析，如果按从初级产品生产到最终消费的综合效益计算，农业是最有前途、获利较高的投资产业之一。在全球排名前10位的大型企业财团中，有4个是以农业为基础的食品企业集团。即使是农业第一线生产，投资回报率也不低。据有关资料分析，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产品价格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五大物质部门（农、工、商、建、运）中成本利润最高的产业，农业成本利润率已由1978年的-5.16%提高到90年代初期的60%左右，比五业的平均值高出1倍多。[3]应当指出的是，农业投入回报率水平与农户收入水平是有区别的。就农户而言，因为农户人均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太少，就业极不充分，所以一般农户的收入是低的。但是，那些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户，收入水平却较高。因而，从投入产出率来看，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是有利可图的。如果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将会构造成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链条，从而获得整体规模效益。2.农业正成为新的投资热点随着近几年对金融秩序的整顿和监管的不断加强，通过各种投机手段和行政特权谋取暴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这种宏观环境下，一批工商企业在追求新的实业投资机会时，看准了农业投资领域，使农业领域中的许多项目正日益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如农业开发中的绿色食品基地、水产品基地、奶牛基地、瓜果基地等，正逐步成为高附加值、高市场份额、高投资回报率的新兴产业；农产品深加工中的植物油、豆类制品、纤维毛类制品、畜牧水产业保鲜加工、特种产品、花卉养植、生物制药和饲料加工、种子培育、休闲食品、旅游农业等等，正吸引着为数不少的工商企业和投资者；在农业相关产业中，农用运输车行业、农机具行业，在国家基本没有投入的情况下，近3年来生产增长迅速；农业化工行业中的复合肥，成为当年投资当年收回成本的获巨利项目；饲料加工业近10年来造成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4]3.农业是国家重点支持和保护的产业在我国所有投资领域中，农业理应成为国家保护和各种优惠政策支持的重点。就目前政策来看，农业项目免征投资方面税，农业贷款是在金融全面紧缩情况下加大信贷投入力度的重点之一，这种倾斜政策将具有长期性；农副产品的绝大部分税率是最低的，大部分农业项目的审批、用地、资金融通、外汇调剂都是极为优惠的；国家每年都对一些大型项目给予无偿援助，在外债盘子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唯独对农业网开一面，并提供担保，等等。这些政策措施，无疑对国内外大型集团进入农业领域是有强大吸引力的。4.大型工商企业向农业投资的条件日趋成熟如果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未被充分开发的投资市场的话，那么农业则是中国最大的未被充分开发的投资市场。在中国农业的许多领域，还存在着投资的空白，我们农产品供求关系的矛盾，将长期处于供给的约束的状态，持续发展的市场潜力很大。现在，随着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断展开，一度成为阻碍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农业的主要因素――缺乏投资载体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外资的进入将有助于缓解我国农业投入的不足，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可以说，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现已适逢其时。三、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对策思考1.区分公益性农业和经营性农业，使工商企业在经营性农业中大显身手。农业是基础性产业，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保障。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一靠科技、二靠政策、三靠投入，归根结底是靠投入的增长。因为科技进步需要投入，优惠政策的目的也在吸引投入，增强投入者投资农业的积极性。按照农业投资的预期收益率高低，农业投资可区分为效益性投资和公益性投资，政府投资的重点在于预期收益率较低、期限较长、外在性较大的公益性投资领域，而预期收益率较高，投资建成期较短、外在性不太显著的效益性投资，应尽量吸收独立性经营主体来承担。长期以来，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对农业投资不足，而有限的农业投资又分散于公益性投资和效益性投资两个方面，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公益性投资不足的矛盾。而公益性投资不足，就影响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使效益性投资缺乏吸引力，弱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在效益性投资方面，由于政府不属市场经营的主体，其目标不在追求经济利益，使得效益性投资效益低下，资金周转不畅，限制了农业和市场化发展。由此可见，明确界定农业效益性投资和公益性投资的范围，区分政府和企业的投资职责，对于缓解农业投入不足的状况，有着重大的意义。一般来说，政府的农业投资职能在于公益性的投资，通过加强农田水利工程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加大科技研究和推广的投入，为农业的现代化转变和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创造条件。通过投入支持和政策引导，就可以为农业效益性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使政府投入与企业及个人投入产生互补和良性循环，从而促进农业投资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2.引导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要政策支持和监督约束并重。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开发领域是有一定风险的。虽然从一个长周期来看，它应该而且可以获得平均利润甚或超额利润，但毕竟农业开发投资的回收期较长，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影响较大。因此，为吸引工商企业投资于农业开发，政府应对这类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从信贷、利率、税收、国内外融资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优惠，以形成投资农业的较大利益吸引力。毫无疑问，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其目标是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这里，“支农”是手段，“赚钱”是目的。政府就是要通过一定的政策和调控措施，使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及其相关产业之后，产生一种企业经济效益较好，同时客观上又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的“双赢”局面。为此，政府在给这类企业必要的优惠政策的同时，必须考虑设置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保证这类企业与农业生产者之间的良好利益分配关系，限制其可能产生的榨取农业剩余的行为。3.依靠科技，走科技兴农的产业化道路。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要选择高科技含量、高投资回报率的项目。在这里，要充分发挥农业科研所的作用，促进农业科研院所与大型企业集团的联合，加强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应用；要利用海内外各种团体提供的赞助和企事业单位的集资，建立“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发展基金”，把引进消化和科研创新结合起来，采取多种形式促进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要在充分协商合作的基础上，采取工业化管理的办法，建立或兼并研究机构、实验基地，组织科研攻关和技术引进，依靠对市场信息的最新把握，依靠著名企业的实力和信誉，对相关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进行市场化改造，形成企业自身的现代科技成果推广体系，使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建立在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从而保证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到千家万户，优化品种结构，确保农业最终产品适销对路，使农产品总量的增长建立在科学、高效的基础上。4.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要有所突破。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部门只具有农业生产的职能，产前的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品购销归商业部门经营，产后的农产品加工属工业部门的职能，农产品出口归外贸部门管理。且在原有体制下，农业生产又是按行政区划组织的。这样，不同地区和部门为了各自的利益，形成相互封锁，限制了农业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之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地区和部门封锁并没有彻底打破。因此，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有必要实现两个突破：一是突破农业产业化只局限于农业内部的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范围，实现大范围的农业关联产业的密切合作与联合，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形成农业关系产业互利发展的良好格局；二是要突破地区和部门的狭隘利益和相互封锁，形成跨部门、跨地区、优势互补的经济联合，以促进企业与农业发展的良性循环。要实现这两个突破，就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用市场冲破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的藩篱，为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扫除人为的障碍。5.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要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无论是产加销一条龙还是贸工农一体化，龙头企业都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对价格有优先的发言权，有时甚至是绝对的发言权，农民仍然处于弱势或附属地位，这样就有可能造成产品销售利润中农民应得部分难以得到保障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业产业化就没有生命力，或农业产业化难以实现应有目标。但是，工贸企业无疑是要追求最大利益的，它们与农业的结合是由利益驱动的，因而在它们不能获得平均利润或超过平均利润的条件下，不可能自觉地向农民让利。按照农业产业化的要求和目的，又必须保证农民的利益。这种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可以有两条措施：一是让农户参与决策，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与工商企业大致对等的谈判力量；二是培育和发展农民自己的加工、销售合作社，建立股份合作制的农业关联企业，使农民有自己的发言权，同时也对工商企业形成潜在的竞争压力。此外，在鼓励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同时，要防止它们为片面追求利润而破坏生态环境和侵占耕地，在这方面要出台严格的限制措施和规范，以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注释：[1][4]杜鹰、关键捷：引导大型工商企业进入农业领域的战略构想，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2期；[2]樊纲：中国粮食前景与战略，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8期；[3]刘福恒：中国农业交换地位的变化(1978-1991)，中国学者论农村，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西方国家工业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研究的一部分。项目顾问张培刚教授，项目负责人方齐云，本文执笔：方齐云、刘勃（作者单位：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 430074）责任编辑：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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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153 【原文出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504 【原刊页号】084-091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罗漫 【复印期号】199510 【 标 题 】宋玉的文学贡献与历史地位 【 正 文 】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位作家一直与屈原并称，一位是庄周，并称“庄屈”；一位是宋玉，并称“屈宋”。然而宋玉却没有庄周那样幸运，进入２０世纪以来，由于某种历史的误会，他在文学史的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在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其作品除《九辩》外均被排除。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同名著作，也只扩大到《文选》中收录的数篇作品。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丰富，文本研究的不断深入，重评宋玉，还其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已日益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最近，彭德先生发现宋玉以“宋”国国名为姓，以两周帝王或诸侯贵族方可使用的至尊之“玉”为名，加上宋玉的语言风格与艺术构思，又与宋国文化巨著《庄子》极为相似，因而，推测宋玉乃“楚籍宋人”，亦即宋亡后其公族之居于楚者［（１）］。此说的提出，又为我们考证宋玉作品的真伪与讨论宋玉的文学成就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在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九辩》、《招魂》、《大言赋》、《小言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讽赋》、《对楚王问》、《神女赋》、《高唐赋》、《钓赋》１１篇作品为对象，讨论宋玉的文学贡献与历史地位。一、推出“悲秋”情结情结（Complex）指人类心理上一种复杂的异常状态。中国文学有所谓“春女思，秋士悲”［（２）］及“喜柔条于芳春，悲落叶于劲秋”（《文赋》）的主题，即秋天一到，文人，特别是失意文人的心头，便常常笼罩着一层悲哀的阴影，成为两千多年来“剪不断，理还乱”的典型情结。这一情结便是由文学史上第一篇“悲秋”的巨制――《九辩》所推出。宋玉以圆熟的技巧成功地表现了给人以悲戚苍凉之感的肃杀秋景。开篇“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喷薄而唱，遗响千古。随着宋玉“悲哉”的一声呼号，仿佛人们正在拥有的季节立即被秋风卷尽，使人顿时陷入一个“宋玉之秋”的“悲惨世界”，周围全是不可抗拒的惊心动魄的突变景象。在那久雨之后的秋风、秋寒、秋景之中，伫立一位在异国他乡“登山临水”的“失职贫士”。“悲秋”的宋玉，比前人更善于叙说平凡人生的呻吟与挣扎、向往与追求，更善于展示自然的各种色调、人心的各种感受，因而更富于激动读者心灵的艺术力量。从生命观的角度看，人生之秋与自然之秋有着本质上的同一性。也许是受宋玉启发，三国时吴国的潘尼就曾以“素秋”喻老，以“青春”喻少。更早的《礼记・乡饮酒义》则说：“秋之为言愁也。”可以说，是宋玉首先完成了由“秋”向“愁”的形象转化与心理对应。《九辩》之“秋”，不再只是一种季节色彩、一种时间节奏，而是鲜明地与古人心底莫名的恐惧、忧伤与悲哀相融混。同时也唤起人类对大自然由盛变衰的某种悲悯，并由此与自然同病相怜。这种情结，毋庸讳言，非常感伤，甚至消极，但它却大大推进了人类情绪与自然景色的交融。宋玉之前，从《诗经》到屈原作品，先秦诗文数以百计，为何单是《九辩》成了千古悲秋之祖？影响中国文人心态两千余年的“悲秋”情结，为何只有宋玉才能推出？过去的研究多从宋玉的政治失意来加以解释。然而，宋玉之前的官场失意者何其多也，并未见有人对秋季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敏感和凄怨。很显然，政治失意与宋玉悲秋并不是唯一的直接关系。事实上，“皇天平分四时，宋玉独悲凛秋”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乃是宋玉“失职”之后于某年秋季进行的一次艰难跋涉！此次“去故就新”的“远行”，先是中途“秋霖淫溢”，阻雨日久；待到“天高气清”，却又“后土不干”，路积秋潦，“独守芜泽”，“薄寒中人”。但是，为了前方渺茫的希望，宋玉又起程跋涉了。一路上由秋入冬，经“白露”，历“严霜”，遇“霰雪”，“无衣裘”，“恐溘死”。既饱受秋气之寒苦，也饱览秋景之萧条、大地之变衰……“悲秋”情结，就在这次跋涉中孕成，并以宋玉凄怨独绝的才情加以推出。二、奠定“云雨”意象“云雨”在中国文学中的特殊涵义是迷恋中的男女合次。这个意象几乎见于魏晋以后的各种文体，尤以旧小说为最。在文学名著如《牡丹亭》、《红楼梦》中，都有“梦中云雨”的主题和意象，而且是作者浓墨重彩大加渲染的开场情节。“云雨”意象不始于宋玉，早在《易经》中，古人就开始注意大自然由云雾生雨水、由雨水生万物的现象了。至《老子》３２章更是明确指出：“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直接将“雨露”视为天地交合的产物。但是，真正将“云雨”运用于人类自身繁殖、情感交流与两性欢娱的却是宋玉。宋玉显然接受了老子的观点并加以发展：老子是将古老的宇宙形象变作人类行为，宋玉却将平凡的人类行为变作宇宙形象。宋玉根据长江三峡一带白昼多云、夜晚多雨的特殊气象，将神女的幻像视作巫山地区的“朝云暮雨”。从此，在汉语文学中，两性交合的情感与行为，便外化为“云雨”这两种特定的自然物象了。为何“巫山云雨”和“梦中云雨”一经形成，竟被古代社会的雅俗阶层普遍接受并久远流传呢？我以为，“梦中云雨”的文学价值、认识价值，恰恰在于它揭示了人类青春期的一种潜意识的跃动。无论男女，在其青春觉醒的人生阶段，当其理智在睡眠中放松了对潜意识的抑制之时，“与人梦交”便成为多数人的一种典型梦境［（３）］。这类梦境有如云之飘忽，雨之空灵。这是“梦中云雨”能为众多读者所接受的潜在的心理基础。从巫山神女是一位“未行而亡”亦即未嫁而亡的处女，可知“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乃是青春性饥渴的意识流露。《牡丹亭》写杜丽娘在花园春色中小憩时“游园惊梦”，《红楼梦》写贾宝玉在秦可卿房中歇息时“梦游太虚幻境”，都是青春初觉之时，因受环境与氛围的刺激而产生的性梦幻。这种梦境中的奇丽情景，宋玉之前的文学家从未有人关注过。尽管宋玉的主要意图是借神女恋情来作政治上的委婉讽谏，但由于这种出色描绘的本身正好准确地揭示了全人类心灵所共有的隐秘和骚动，因而对后世作家的文学构思产生了重大影响。三、描绘神女与丽人神女与丽人的形象在宋玉笔下获得了比前人丰满得多的表现。神女与丽人的差异，在于神女乃是大自然变幻不定的影像和人间绝代佳人的交融，同时富于人情味和人类正常的生理欲求。如《高唐赋》序文所述：“其始出也，ｄｕì＠①兮如松ｓｈí＠②；其少进也，晰兮若姣姬，扬袂障日，而望所思。”既有自然的形象与属性，又有人类的行为与情感，这便是神女超越丽人的特性。在《神女赋》序文中，宋玉以旭日乐升映射云霞的五彩缤纷和无穷变化来形容神女的“朝云”形象。这无疑是空前的创造。尽管《诗经》已用“东方之日”比喻新婚洞房中新娘子的娇艳，但与巫山神女的“环姿玮态”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只是人像的联想，后者则是美景的感受。神女有日月般的光彩，如花的艳色，如玉的体温，若兰的气息，以及“采照万方”的盛饰和“婉如游龙”的飞翔，还有“扬袂障日而望所思”的一往情深。就连庄子，也没有写出如此英采绝伦的神女形象。与来时热情奔放，去时柔情缱绻的巫山神女相比，《逍遥游》中那个居于藐姑射山的神女，不过是“肌肤若冰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冷美人而已。在《神女赋》正文中，梦中神女的体貌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刻划。宋玉用“阴阳”亦即云霞与日光的交互辉映，以及飞翔的翡翠鸟在阳光下所展现的羽毛的艳丽来表现神女的“姣丽”、“渥饰”与“华藻”。宋玉还对神女的瞳孔、眼珠、眉毛、朱唇作了精细入微的连续刻划，这也是前所未见的。值得注意的是，楚人对女性的审美标准，从楚灵王好细腰到《大招》的“小腰秀颈”，两百多年基本不变，但巫山神女却是“貌丰盈”和“素质干之ｎóｎｇ＠③实”，亦即白皙、丰满且散发烈酒般的体香，这就更多地带有宋玉个人的理想色彩了，这或许与宋玉的故国――宋国的审美风尚有关亦未可知。宋玉是第一位把笔触伸进爱情梦境的作家，他对梦境以及神女的容貌、情态、心理的描摹，不仅富于开创意义，而且达到相当水准。丽人形象的描绘以《登徒子好色赋》的一节最为传诵：“天下之佳人，莫如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否定式排除句的连续运用，使“东家之子”的出场，产生了“明月出而群星退”的艺术效果。各种条件不同的读者，都会公认这位宋玉“邻居”是天下的绝美者。奥秘在于“东家之子”不仅具有“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天然丽质，而且具有“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以及“腰如束素”的神秘比例，所以能够满足一切人对美女的最高期待。同时他又将《诗经》美人的“巧笑倩兮”，推衍为“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增加了“笑”和“美”的效应描写。这方法不独是汉乐府《阳上桑》写罗敷之美的先声，而且是唐人《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张本。值得文学史家格外注意的是：宋玉赋不仅写了神话中的神女，虚构中的“东家之子”和“主人之女”，他那支多情的笔，也曾描写了劳动生活中的青年女性。在《登徒子好色赋》中，“秦章华大夫”说：“臣少曾远游……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ｃāｎｇ＠④ｇēｎｇ＠⑤―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对比《招魂》中“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娱酒不废，沉日夜些”的宫中群女，这些在大自然中劳作的姑娘们确实美丽得多。他们不靠颜料的涂抹，酒精的刺激，青春的脸庞自然焕发出生命中最美艳的色彩。四、展示长江三峡的自然景观宋玉之前，奇丽的三峡景观完全是一片文学的处女地。尽管屈原曾在《九歌・山鬼》中虚构过巫山风物，但毕竟属于想象或传闻之词。是宋玉第一次把那里奇艳的朝云、神秘的暮雨、险峻的群山万壑、汹涌澎湃的险滩急流，变为精采的艺术语言和艳丽的神女形象而千秋传诵。作者言：“登ｓｈàｎ＠⑥岩而下望兮，临大ｄǐ＠⑦（山旁突出处）之ｘù＠⑧（蓄）水。遇天雨之新霁兮，观百谷之俱集”；又说：“在巫山下，仰视山巅……俯视ｑīｎｇ＠⑨嵘……不见其底。虚闻松声，倾岸洋洋，立而熊经。久而不去，足尽汗出”，完全是亲临观察的语气（文字上模仿《庄子・刻意》和《田子方》）。作者是什么季节登临的呢？因三峡地暖，节物与中土不同，故后文有“玄木冬荣，煌煌荧荧”的描写，指桂树在秋冬之际开出黄色与白色的繁花。《远游》说：“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曾任嘉州刺史，其《招北客文》也指出三峡上游的气候是“花叶再荣，秋冬如春。暮夜多雨，朝旦多云”。所述均与此同。故《高唐赋》的登临地点之一是在江峡巫山半山腰的“大ｄǐ＠⑦”和“倾岸”之上，时间是秋末冬初某次一夜大雨初停之后。此时天雨新霁，百水注江，“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亩（丘）。势薄岸而相击兮，隘交引而却会。ｚú＠⑩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奔扬踊而相击兮，云兴声之霈霈”。这是中国文人献给长江的第一支赞歌。宋玉还仔细描写了高唐观附近那些可亲可爱的山花野鸟。那样集中地描写众多花鸟，先秦时期，实为仅见。当然，巫山的奇美与神秘，全在云雨。杜甫居于三峡多年，其《寄柏学士林居》诗云“巫峡日夜多云雨。”元稹的《离思》诗更说：“除却巫山不是云。”《高唐赋》开篇就写巫山之云：“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须臾之间，变化无穷。”从高峰俯视，由于云遮雾掩，故江涛声与山泉声一并从翻腾的云海深处传出，形成“云兴声之霈霈”的奇观奇响。三峡地貌及其云雨成为举世闻名的自然景观，宋玉功莫大焉。五、娱乐文学的创始宋玉作为楚王的文学侍臣，少不了要写些引逗楚王开心的作品。这些作品的主要功能便是娱乐，辩诬和讽喻都是其次。也只有让楚王高兴了，辩诬和讽喻的目的才能达到。在本文认定的宋玉作品中，除《九辩》的沉痛压抑之外，都不同程度地给人以轻松、通俗之感。究其原因，便是娱乐的性质所致。此种特色的形成，大约与襄王在继位前期的１９年里，楚国的国际形势尚未十分紧张有关。宋玉文学的娱乐色彩，首先是那些大而无当或不近人情、使人惊怖的大言、小言的语言游戏。这是战国常见的一项与思维训练有关的智力活动。对文学思维也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它们常常使作家超越于现实的时空与行为，冥想种种非现实的，甚至非物理的时空，以及发生于这些特殊时空中的离奇事件。战国时代，天文学、物理学思想获得空前发展：宇宙无始终、无边际、物质无限可分等等，成为众多思想家讨论的话题。大言、小言的智力游戏，正是在这种空间理解力空前大解放、大提高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大、小言赋》是一对姊妹篇，近年，李学勤先生用《易传》与《小言赋》对勘，又用出土的《唐勒》残赋与此二赋比较，认为皆是宋玉作品［（４）］。此一结论代表了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据《大言赋》所述，楚襄王在阳云之台主持了一次“有奖大言竞赛”。他首先说：“操是太阿戮一世，流血冲天，车不可以厉。”为何如此杀气腾腾，充满血腥味呢？《史记・楚世家》顷襄王１８年载：“楚欲与齐、韩联和伐秦，因欲图周。”襄王既然有过“伐秦”、“图周”的雄心或头脑发热，那么，他在此前或此后口出“大言”，杀机毕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接着唐勒讲了一个绝天维、转北斗、平泰山的巨形力士；楚贵族景差讲了一个“吐舌万里唾一世”的巨怪。但是，只有宋玉“长剑耿耿倚天外”的大言，才比较符合襄王的趣味。不过光倚剑而无行动，襄王便很不满意，提醒说：“未也！”宋玉领会襄王以利剑血洗世界的野心，于是描述了一个“占领了全部空间”的超级巨人：“并吞四夷，饮枯河海。跋越九州，无所容止。”这里的“九州”乃是当时流行的邹衍的世界政治地理概念“大九州”。“大九州”的学说认为：中国并不处在世界的中心，而是位于世界最东南端的一个小角，仅仅占“大九州”亦即全部陆地世界的１／８１。大言竞赛以宋玉获胜而结束，因为宋玉大言与襄王意欲盲目统一中国的思路相吻合。宋玉之所以获奖甚至获宠，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比别人更能善解王意。《小言赋》不像《大言赋》那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可以说纯是语言游戏而已。但“小言”的作用是大大刺激了作家们的“视觉想象力”（Ｔ・Ｓ・艾略特语）。其中唐勒的两次小言虽然模仿《庄子・列御寇》和《外物》的痕迹过重，但也别有情趣，尤其是后一次小言：“馆于蝇须宴于毫端。烹虱胫，切虮肝。会九族而同哜（吃），犹委馀而不殚。”最后当然还是宋玉的小言夺冠，因为“无内之中，微物潜生”之说，完全可以看作是对细菌等微生物的天才猜想。宋玉作品涉及大言的，尚有《钓赋》、《对楚王问》和《招魂》。《钓赋》的“建尧舜之洪竿，摅禹汤之修纶，投之于渎，视之于海，漫漫群生，孰非吾有”的“大王之钓”，极类《庄子》的《外物》与《说剑》，也与宋玉本人的《大言赋》相一致。《对楚王问》直接脱胎于《庄子・逍遥游》的鲲鹏故事，但个别句式如“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鳍于碣石，暮宿于孟渚”，则取自《离骚》而加以变化。宋玉文学的娱乐色彩的第二点，是一种以女性为娱乐素材的胡编乱造的笑话。这在田间地头和茶楼酒肆的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中最为常见，宋玉不妨说就是这一派的文宗。如《讽赋》显然是用笑话小品的方式为自己辩诬，因为唐勒在襄王面前说宋玉“身体容冶，口多微词，出爱主人（旅店老板）之女”，品行不端，请大王疏远他。宋玉如果正面否认与反驳，效果不一定很好。利用襄王爱听的极富刺激性的笑话小品进行反驳，证明自己面对主人之女炽烈如火的百般挑逗，依然保持“幽兰白雪”、“秋竹积雪”般高洁冰冷的情怀，令襄王佩服得赶紧声明他难以做到。这就在极为轻松的气氛中击败了对手，同时又投襄王之所好，博得新的好感与信任。《登徒子好色赋》言登徒子在襄王面前攻击宋玉“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把宋玉好色与襄王后宫相牵扯（《风赋》言宋玉曾与襄王“游于兰台之宫”），这可是一个掉脑袋的玩笑。故宋玉便以更尖刻、更辛辣、更令襄王发笑的语言进行反击。他先夸赞自己的女邻居如何的绝美而且绝媚，天下无人能够抵挡她的美与媚的诱惑，唯有宋玉，在“此女登墙窥臣三年”的不寻常的情况下，依然理智清醒，“至今未许也”。突然话锋一转：“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ｚｈǐ＠⑾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又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当然，登徒子之妻肯定并非如此之丑，宋玉也只是信口开河编笑话而已。目的是用极有讽刺锋芒的笑料，化解对方暗藏杀机的谗言。其结果是用语言的铆钉，将“好色之徒”的标签永远钉在了“登徒子”的额头上。尽管这样，由于宋玉总体上是在编造以女性为娱乐素材的笑话，这就难免使笑话本身格调不高，流于庸俗。在笑话中，女性（包括非笑话中“自荐枕席”的巫山神女）总是扮演性主动的角色。仅这一点，就使得宋玉的那份“冰洁”，那份“不敢仰之视”的腼腆，显得十分矫情与虚假。也正是这个原因，从未有人将宋玉与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并尊为道德的楷模。与上述笑话接近的，还有长诗《招魂》。在庄严肃穆地呼唤“魂兮归来”之后，突然换以美女如云，烛光摇曳，秋波荡漾，纵情欢娱的场面。这是先秦文学中唯一集中刻划宫廷女性群体生活的一处文字，涉及了女性的年龄、发式、体型、眼波、脸色、肌肤、服装、歌舞、宴饮等等方面，以及“士女杂坐，乱而不分”的酒后失控行为。如此放浪不羁的歌舞声色，“娱酒不废，沉日夜些”的节日般狂欢，可以使人想见其国风气、其王喜好。与《神女赋》、《讽赋》等单写一位丽人相比，这里的女性群像别是一番风景。与《好色赋》中的郊外采桑群女相比，也具有人工装饰美与天然本色美的不同。为何屈宋作品中会如此集中地、反复地描写女性，甚至以娱乐的心态来刻划女性呢？过去对此问题有过种种不甚切实的说法。我以为屈宋作品多是以楚王作为第一读者而创作的，所以首先应该考虑楚王“期待”听到什么。《战国策・楚策三》载张仪问楚怀王：“王徒不好色耳？”怀王竟坦然地反问：“寡人之独何为不好色也？”这是一代君王不讳“好色”的自我表白。《淮南子・主术训》又载：“倾襄好色，不使风议。”襄王好色还不准别人讽谏议论。明乎此，宋玉公然以“好色”为赋并力辩自己并不好色就好理解了。宋玉一再表白不为美女的绝色多情所动，或许意在辩诬之外，还想对襄王有所劝诫，只因襄王不准别人讽谏，宋玉才不得已采用娱乐方式曲折表达主题，并题其中一篇为《讽赋》。不过这样一来，宋玉那点并不显豁的讽喻之义，也就随之被彻底淹没了。因此，就其作品的实际效应而言，宋玉堪称第一位娱乐文学大师。六、确立“微词讽谏”的文学传统宋玉作品５次提到宋玉本人“口多微词”：《讽赋》３次，《登徒子好色赋》２次。微词就是隐晦的批评，亦即把批评的意见隐藏在述说另一问题的语言之中。我相信司马迁是读过大量宋玉作品尤其是《讽赋》与《好色赋》的，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对以宋玉为首的楚末文人的历史评价是“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从容”取自宋玉《九辩》：“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按而学诵，性愚陋以褊浅兮，信未达乎从容。”“莫敢直谏”即“微词讽谏”的另一说法。具体表现请看《对楚王问》：“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辞的本义是“诉讼”或“口供”，《说文》云：“辞，讼也。……犹理辜也。”宋玉被人诬告，接近于有“罪”，楚王允许这位被告“先生”申辩。但宋玉并没有直接讲述自己“无罪”的事实，而是讲了一个“曲高和寡”的故事，以及“蕃藩之ｙàｎ＠⑿”不能理解凤凰和“天地之高”、“尺泽之鲵”与鲲鱼和“江海之大”的比喻，然后说：“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演说洋洋洒洒，从容不迫，征庄引屈，联想丰富，文辞华美，但又与“证据”全不相关。这就是典型的“从容辞令”，而宋玉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即讽谏襄王不要听信群小之言的意见，却完全隐藏在一连串的故事与比喻之中。“微词讽谏”的典型作品还有“风赋”和“高唐赋”。在《风赋》中，宋玉说楚地盛夏之风有雄雌二种，即“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前者使王“快哉”，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清凉之风；后者使民“死生不卒”亦即“不死不活”，是在“穷巷之间”对下层人民造成诸多疾病和痛苦折磨的瘟温热风。宋玉在这里首次显示了一个外地文人对楚地盛夏热风（今日尤烈）的强烈感受。将夏风分为雄雌二种，我以为与《庄子・天下》引《老子》２８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的思想有关。宋玉显然是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希望襄王关心生活在污垢环境中的下层人民，收纳他们，保护他们，使自己不失德，使人民不离心。然而这一层用意未免过于隐晦曲折了，襄王未必就能领悟。又如《高唐赋》讲了一个楚国历史上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风流的故事，中心意思是要襄王仿效先王，重视巫山这一楚国屏障和盐库（任乃强先生认为巫山是楚国的重要食盐基地）的重要作用。但这一意思却是到了赋的结尾才点明：“盖发蒙，往自会。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九窍通郁，精神察滞，延年益寿千万岁。”（《开元占经》卷１１３《人及鬼神占・神瑞・神女》引《瑞应图》说：“美女者，盖神女也，君德被远则至。”）襄王如果能使自己的心灵不受蒙蔽，前往巫山自然会见到神女（《神女赋》中梦见神女的是宋玉而非襄王），如果能留心国际关系，忧虑危害国家的各种因素，启用贤圣之才，弥补自己能力之不足，才可能精神愉快，保证国运长久。“延年益寿千万岁！”就是所谓“曲终奏雅”，影响汉赋创作甚巨。“微词”的艺术技巧不始于宋玉，但先秦时代以宋玉运用得最具文学性。一篇叙述事实的申辩词，绝不会成为千古传诵的文学名篇，但“从容辞令”和“微词讽谏”的《对楚王问》，却使人百读不厌。这一特点渗透在宋玉的多数作品之中，而且与国家政治相关，所以，可以说是宋玉首先在文学史上确立了这一传统。七、历史地位与功过评说依照本文观点，宋玉与文学史上第一位大散文家庄周的故土――宋国，有着某种今人还无法了解的关系。东晋襄阳人习凿齿撰《襄阳耆旧记》载楚襄王对宋玉云：“子盍从楚之俗，使楚人贵子之德乎？”也是把宋玉当“外国人”看待的语气。这可以解释宋玉为何在创作上偏离屈原而更多地倾向于《易》、《老》、《庄》，也可以解释为何他的作品兼有楚屈宋庄的艺术风格。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与条件，才使他成为先秦文学史上仅次于庄屈的具有独特成就的文学大家。诚如欧阳修所云：“宋玉比屈原，时有出蓝之色。”［（５）］当代楚辞学大师姜亮夫先生也说：“从战国以后的文学发展来分理细绎一番，我们发现宋玉所撰各文，影响于后世者极大而且多，比屈原影响于‘文学’方面还大得多。”［（６）］从文学史角度看，宋玉创下了好些“第一”：第一位“悲秋”诗人，第一位写景高手，第一位刻划“女色”及性心理的作家，第一位赋体文学大家，第一位游衍于诗、赋、文领域的三栖型文学家。他创造了许多极富生命力的文学词汇。他塑造的一些文学形象包括他自己的形象，一直活跃在以后的文学史中。从伦理学角度看，也许有人因其作品“劝百讽一”的娱乐效果而判为过大于功；但从文学角度看，宋玉作品题材广泛，文体多样，手法繁富，文彩艳发，形象鲜明，对文学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我以为其功甚大，其过甚小。如予归纳，大要有六个方面的贡献。（１）宋玉标志着先秦文学的终结与转型。他以楚辞体的《九辩》作为先秦诗的光辉结束，又以大量的赋显示文学的转型。宋玉赋是在庄周文的基础上，吸收屈原辞而形成的新文体，与荀卿赋截然不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也更为巨大。这是由他亦宋亦楚、亦庄亦屈、亦诗亦文的文化知识结构以及文体的综合性与独创性所决定的。概言之，宋玉处在中国文学主流的一个转折点上，既标志着早期诗的结束，又标志着早期赋的兴起。（２）宋玉是赋体文学“第一次浪潮”的领袖。汉赋之前，楚赋的作者、作品已有相当规模和成就，其中以宋玉最为杰出。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宋玉赋有１６篇，与之相似的唐勒赋只说有４篇，景差赋未见记载。就连别一类型的荀子赋也只载１０篇之数。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独创性和影响看，宋玉均超轶群伦。（３）宋玉大大拓展了感伤与通俗的文学领域。《诗经》、庄周文、屈原辞都有感伤成分，位均不如宋玉作品突出、集中与全面。庄周和屈原的感伤是超人或伟人的感伤，宋玉的感伤则是凡人的大众的感伤。通俗文学有三大特点：离奇的故事情节、美丽多情的女性、浓淡多寡不等的性挑逗色彩。宋玉诸赋有的颇合这些标准。同写民俗与神话，屈原的《九歌》写得优美而雅洁，缥缈而深情；宋玉写女性则未免轻溥浮荡。屈原以崇敬的心情写女神，宋玉则以世俗愿望写女神；屈原把俗的文学（如民间祭祀歌词）雅化，宋玉则把雅的文化（如神女传说）俗化。（４）宋玉作品创造了一套有别于屈原作品的象征符号。屈原在忠君、忧民、恋楚与理想人格方面，创造了一套独特的符号如龙、凤、香草、美人、恶鸟……。宋玉则是在悲秋怜己、漂亮男女及其浪漫恋情方面，创造了另一套符号，如秋气、草木摇落、登山临水、贫士失职、巫山、阳台、高唐、神女、云雨、襄王、登徒子、宋玉、东家之子……。这两套符号共同作用于中国文学史的不同层面，造成不同的文学景观。从中国文学的总体系统看，“宋玉符号”的增殖领域显然要比“屈原符号”的增殖领域宽广得多。因为“屈原符号”一般只具有第一人称单数的抒情功能，只能在典雅的抒情诗歌的特定领域出现。“宋玉符号”则同时具有抒情与描述的两种功能，可以广泛“流通”在诗歌、散文尤其是通俗化程度较高的戏曲、小说领域。正是这种思想价值不等，但文学功能又不可互代的两种符号体系的各自独立性，才使宋玉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与屈原并称的地位。应当看到，能创造一套符号以影响文学史的作家为数不多，至于影响的深远与广泛，更属寥寥！（５）宋玉将中国文学的景物描写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宋玉之前，《诗经》只有特色而无景色。《庄子》除大海与风外，多是鸟、鱼、树之类的独体形象，也是物色多而景色少。屈原辞以抒情为本位，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风景片断也不多。到了宋玉的《高唐赋》，中国大地上的壮丽风景，才开始以长篇巨幅的系列形象和整体场面，被描绘在古典文学的殿堂之中：论四季，他的《好色赋》写春，《风赋》写夏，《九辩》及《高唐赋》写秋冬。论自然风物，他写了日月、星空、风云、雨露、霜雪、岩石、江岸、山峰、激流、花鸟、虫鱼、树木………。每一种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６）宋玉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九辩》而后，“悲秋”之歌，代有续唱，佳作如林。虚构或描绘美女仪态情思的作品也影响深远。初唐王勃是将诗歌从宫廷扩展到江山塞漠的功臣之一，其《秋日饯别序》云：“黯然别之销魂，悲哉秋之为气，人之情也，伤如之何！极野苍茫，白露凉风之八月；穷途萧索，青山白云之万里。”可见受宋玉影响极深。正因为如此，《滕王阁序》才会有写秋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杜甫、李商隐对宋玉倾心服膺，究其原因，或系中原文人而滞留三峡，异方风土，感受多同。杜甫《雨》诗云：“楚宫久已灭，幽佩为谁哀？侍臣书王梦，赋有冠古才！”此老乃中国诗圣，他对宋玉如此钦佩，甚至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７）］实在令人深思。李商隐专以《宋玉》为题赋诗云：“何事荆台百万家，唯教宋玉擅才华？”老杜、小李之后，神似宋玉者，当推北宋柳永。柳永不仅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的写秋名句，而且径此宋玉：“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８）］。叶嘉莹女士云：柳永“把中国词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开阔的境界”，即“把词里的感情从‘春女善怀’转变成了‘秋士易感’的感情了［（９）］”。每当中国文学的轨迹有所转换，即从狭窄的人际、人身、人情发展向广阔的宇宙自然时，总能发现宋玉的某些影响。这或许更是宋玉在文学史上不可低估的地位。（１） 彭德：《宋玉生平考》，《东南文化》１９９２年第６期。（２） 《淮南子・谬称训》。（３） 《当代大学生梦境分析》，《自然》（上海）１９８４年第９期。（４） 《齐鲁学刊》１９９０年第４期。（５） 《宋诗话辑佚》上册，第２９１页。（６） 《楚辞学论文集》，第４６５页。（７）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８） 柳永：《雪梅香》。（９）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第２４３页。（责任编辑 王平）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日右加对＠②原字木右加时＠③原字酉右加农＠④原字仓右加鸟＠⑤原字庚右加鸟＠⑥原字山右加免下再加二点＠⑦原字队去人加氐＠⑧原字禾右加畜＠⑨原字山右加青＠⑩原字山右加卒＠⑾原字齿右加只＠⑿原字晏右加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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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10期 Vol.35 No.10 1999黄庚跳远助跑起跳技术浅析宋跃先 彭支玉摘要：通过对收集黄庚的比赛技术参数，从绝对速度、助跑最后10 m的分段速度(即节奏)和快速起跳的能力3方面与鲍威尔等世界级运动员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黄庚除绝对速度明显差于对方外，助跑最后10 m的分段速度由于受绝对速度的影响也均低于鲍威尔等，且节奏正好与他们相反，呈减速趋势，即后5 m的分段速度低于前5 m的分段速度。另外，由于助跑速度利用率偏高，起跳垂直速度所占腾起初速度的比例也少于对方。关键词：跳远∥助跑∥起跳∥技术分析An Analysis on Huang Geng's Runup and Takeoff SkillSong Yuexian, Peng ZhiyuAbstract:By collecting Huang Geng's technical parameters in competition, the author makes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Huang Geng and Powel (the world top level athlete) on three aspects: 1) Absolute velocity. 2) The velocity and rhythm of the last 10m runup. 3) The ability of quick takeoff. The result shows that apart from absolute velocity obviously lower than Powel, Huang Geng's velocity of last 10m runup is also lower than Powel, and his rhythm is opposite to Powel's. that is the velocity of last 5m is lower than that of first 5m. Moreover, because of the high utilization ration of runup velocity, the share of vertical velocity of takeoff in the initial jumping velocity is also smaller than Powel.Key words:long jump∥technical analysis∥runup∥takeoff1 前言近10年来，我国男子跳远运动成绩突飞猛进。多次打破亚洲与全国纪录，已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在总体水平上与世界高水平相比还存在着差距。如何尽快缩短差距，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我国优秀的男子跳远运动员的技术现状与世界级运动员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将有利于我国跳远运动水平的提高与发展。2 研究对象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黄庚。黄庚是我国目前男子最优秀的跳远运动员之一，几度进入世界男子跳远10强之列。3 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收集资料，将黄庚有关的比赛技术参数进行处理、归纳和分析，同时与鲍威尔等世界级优秀运动员进行对比分析，从中找出差异。4 研究结果与分析、讨论4.1 提高绝对速度的能力是提高跳远成绩的基础跳远运动员的短跑速度是其助跑速度的基础，而运动员在跳远助跑过程中获得的水平位移速度又是跳得更远的主要动力来源，它的快慢直接关系到运动成绩的优劣。有资料表明，助跑对跳远成绩影响的诸因素中，作用大于70%。在衡量运动员绝对速度能力的100 m跑成绩来看，世界级优秀男子跳远运动员代表比蒙、刘易斯、鲍威尔的电动计时成绩都在10.45 s以内。与世界级优秀运动员相比，黄庚的10.82 s的100 m跑成绩就相差较大。由于绝对速度水平偏低，助跑时就不得不用提高助跑速度利用率来弥补。尽管如此，助跑最后10 m的速度仍然低于刘易斯和鲍威尔(表1)。因此，在助跑速度利用率近99%，已明显高于3位世界级运动员93.59%的平均数的情况下，黄庚想要再提高助跑速度的途径只能是提高绝对速度。表 1 黄庚与世界级运动员基本情况一览表国家身高(m)跳远(m)100 m(s)平跑最快速度(m／s)助跑最后10 m速度(m／s)助跑速度选用率(%)黄 庚中国1.798.3810.8210.8110.7098.98比 蒙美国1.908.9010.2011.4110.7093.78刘易斯美国1.888.919.8612.0511.2593.36鲍威尔美国 8.9510.4511.6110.8793.634.2 提高助跑最后10 m的速度是提高跳远成绩最后重要的途径跳远助跑最后10 m的速度与跑远成绩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助跑最后5 m的分段速度与跳远成绩的关系更为密切，呈高度相关且非常显著(r=0.8431，p＜0.01)。从表2中看出，鲍、刘最后10 m的分段速度十分高，而且后5 m的分段速度比前5 m的分段速度快，达到助跑最后10 m速度的最高峰，助跑节奏呈越跑越快的趋势。反观黄庚在跳8.18 m时的比赛技术参数，他的最后10 m分段速度前5 m较鲍、刘慢0.15 m／s和0.59 m／s，后5 m差距进一步拉大，分别差0.3 m／s和0.62 m／s，而且最后10 m的助跑节奏呈逐渐减速的趋势。这样就直接影响到他的上板速度，从而影响到跳远的成绩。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黄庚的绝对速度较差，助跑速度利用率过高，起跳能力跟不上，助跑最后5 m不得不减速以完成好起跳技术。在今后的训练比赛中，他应合理地安排助跑后10 m的分段速度，后5 m应快于前5 m，呈加速上板的助跑节奏。科学合理地提高助跑速度利用率对于黄庚跳远成绩的提高无疑是大有益处的。表2 黄庚、鲍威尔、刘易斯跳远成绩与助跑最后10 m分段速度相关关系一览表跳远(m)最后10 m助跑速度(m／s)前5 m(m／s)后5 m(m／s)黄 庚8.1810.5310.6410.42鲍威尔8.9510.8610.7910.94刘易斯8.9111.2511.2311.264.3 提高快速起跳的能力是提高跳远成绩的关键我们知道，决定跳远成绩好坏的主要因素是腾起初速度，而腾起初速度的大小取决于助跑速度的快慢。因此，为了获得更大的腾起初速度，跳得更远，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助跑速度上，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助跑速度越快，有效完成起跳，获得较大腾起角的难度也越大，而这恰恰又是跳远运动员成功的关键。斜抛运动的远度公式(S=V2 sin 2α／g)告诉我们，跳跃的远度除受腾起初速度影响外，还受腾起角度的制约。从表3可看到，鲍威尔和比蒙的特点是起跳中向上腾起的意识好，垂直速度分别达4.2 m／s和3.96 m／s，腾起初速度与垂直速度之比分别为42%和41%，腾起角度大。黄庚与他俩相比，差值最大的是起跳垂直速度，分别差0.81 m／s和0.54 m／s。腾起初速度与垂直速度之比只有34%，说明他垂直速度所占腾起初速度的比重小，致使腾起角度相差4.1°以上。与鲍威尔相比，各个技术参数均低于对方，其中决定成绩的主要因素――腾起初速度的差值达0.35 m／s，腾起角度差4.5°，也就出现了0.57 m的成绩差值。刘易斯是利用快速助跑进行起跳，从腾起初速度等技术参数上来看，黄庚似乎好于他，但刘易斯最后10 m的11.25 m／s助跑速度则是黄庚望尘莫及的。另外，从刘易斯的腾起初速度与垂直速度35%的比值来看，还是多于黄庚1%，水平速度与垂直速度之比为2.703%，也小于黄庚的2.728%，说明刘易斯在垂直速度所占腾起初速度的比重上，还是高于黄庚，这点我们可以从腾起角度高于黄庚0.2°中看出，再加身高等因素，而使成绩差值达0.53 m。表 3 黄庚与世界级运动员跳远的技术参数一览表成绩最后10 m助跑速度(m／s)腾起初速度(m／s)水平速度(m／s)垂直速度(m／s)腾起角度(°)黄 庚8.3810.709.859.253.3920.1比 蒙8.9010.709.608.763.9624.2刘易斯8.9111.259.719.113.3720.3鲍威尔8.9510.8710.209.274.2024.6分析以上数据说明，黄庚快速助跑下接快速起跳的能力还没有与助跑速度能力的提高同步，这是制约他进一步提高跳远成绩的主要问题。针对黄庚绝对速度能力的现状，今后要在大力发展绝对速度，提高或保持起跳水平速度的同时，重点提高起跳中的垂直速度，加大垂直速度在腾起初速度中的比例，从而改善起跳技术，提高快速起跳的能力，达到提高跳远成绩的目的。5 结论与建议1.提高绝对速度能力是跳远助跑速度的基础。与比蒙、鲍威尔和刘易斯的100 m跑成绩相比，黄庚的差值分别达0.62 s、0.37 s和0.96 s，这直接造成黄庚助跑最后10 m的速度低于对方而阻碍他跳远成绩的提高。2.控制好助跑最后10 m的节奏，应呈越跑越快，即加速上板的趋势。鲍威尔和刘易斯最后10 m的两个分段速度证明了这一点。而黄庚则是呈逐渐减速，即后5 m的分段速度慢于前5 m的分段速度，这是导致其跳远成绩差于对方的另一原因。3.提高快速起跳的能力，完善起跳技术，在大力发展绝对速度的前提下，黄庚应适当缩小助跑速度利用率，这样才能够更充分地准备起跳，加大垂直速度在腾起初速度中的比例，从而创造更好的成绩。作者简介：宋跃先，男，1958年5月出生，副教授。作者单位：宋跃先 (湖南大学体育部，长沙 410082)彭支玉 (湖南师大体育组，长沙 410000)参考文献1 章碧玉.对提高我国跳远成绩有效途径的探讨.体育科学，1997(3)2 林 琳.跳远助跑最后10 m的分段速度与成绩的相关分析.浙江体育科学，1997(4)3 李 琳.比蒙和鲍威尔两破跳远世界纪录的启示.四川体育科学，1997(2)(收稿日期：1999-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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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067 【原文出处】经济学家 【原刊期号】199906 【分 类 号】F61 【分 类 名】财政与税务 【复印期号】200003 【 标 题 】“国家分配论”与市场经济逻辑相悖吗？ 【 作 者 】林致远 【 正 文 】 “国家分配论”是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主要流派之一，在对财政本质问题的研究方面，其区别于其他财政思想与观点的最具特色之处，当数它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依据，通过层层“剥笋”式的剖析，揭示出财政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着的本质联系。问题在于，“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这似乎强调了国家的意志，带有任意性和主观性。同时，由于国家的需要无穷大，这会导致财政缺乏客观定量，在支出方面陷于随意性和盲目性。如此看来，“国家分配论”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即强调发挥市场在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强调市场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制约与监督作用等是相互背离的。事实上，对“国家分配论”把财政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提升到本质层次的疑虑、质问与挑战由来已久，在西方国家的财政理论被大量引进国门后更是如此。应该承认，对“国家分配论”持质疑或反对态度者的担忧的确不无道理。因为，国家或政府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机构，是政治权力的唯一行使者。由于政治权力是实现阶级经济利益的最强大、最有效的手段，决定着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必然具有强化运用政治权力的动机，这使得政治权力经常表现出任意性扩张的倾向。这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假如市场缺乏与政府的随意性扩张行为相抗衡的力量，那必然会经常导致政府的非市场行为大量干预市场正常运行的后果，从而使市场的有效运行机制受到削弱与破坏。那么，“国家分配论”是否真得与市场经济的逻辑相悖呢？它还能不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作出合理的解释呢？要澄清这些问题，首先应该对“国家分配论”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提起“国家”这一词，我们耳熟能详的似乎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国家产生与消亡规律、国家的本质特征等问题所作的论断。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历史把握，不仅在于它揭示了国家产生和消亡的规律，及其存在的本质特征，而且还在于揭示了国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变化和发展。而国家的变化与发展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中，不是国家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1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国家生活现象的基础是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即各种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或交往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之称为“市民社会”。既然如此，国家在一切方面就必然要受到客观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因而国家首先也就是一种客观存在。（2）社会的性质决定国家的性质。 即国家的性质是由市民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市民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国家性质的转变。（3 ）国家问题归根到底应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到解释。因为，在市民社会物质生活的诸多方面中，经济生活是占主要地位的，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物质交往方式对人们的政治活动――其最高形式国家――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其次，从权力的角度看，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国家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凭借其特有的权力――政治权力得以体现和实施的。与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相对应，政治权力来自于社会，而又独立于社会，与社会大众相分离。这意味着，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势必存在着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政治权力相对于社会具有其独立性，对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政治权力与社会关系上，政治权力是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权力是由社会物质经济条件决定，并随这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通过考察国家及其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推衍出国家的阶级统治的本质特征之时，十分强调经济基础对于国家及其政治权力的决定作用，即便国家或政府在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中，有时确实会干扰经济活动的有效运行。通过以上的介绍与分析，假如我们对“国家分配论”的国家观基础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那么，对“国家分配论”是否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符，以及它还能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合理解释等等问题，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清析、明确的肯定答案了。下面试析之：当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受到来自国外的巨大威胁，或者国内社会经济条件恶化时，即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政治职能也无疑将攀升到其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上方。这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所揭示的国家与政治权力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获得解释：国家与政治权力源于社会，但国家与政治权力又脱离社会，并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反作用。而国家与政治权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权力所维护的那个“公共利益”，即经济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利益的实现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公共利益必须通过经济发展得以实现，那么国家权力就将遵从经济运动规律，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如果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将使得现有的公共利益遭到破坏，并可能被一种全新的公共利益所替代，那么国家权力在竭力维护这种公共利益的同时，限制或阻碍发展，尽管这种限制和阻碍将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和政治权力的全面瓦解。因为，眼前的既得利益对于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来说，是最主要的。当然，我们所着重关注的并不是国家处于“非常时期”的情形，而是在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时期，市场或者说社会公众的力量能否对国家或政府的行为进行约束、规范与监督呢？应当说，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这一点也是能够得到较合理的解释的。在经济运行的常态下，较之政治职能，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无疑将居于主要地位，因为这从根本上是有利于其政治职能的实现的。在此情形之下，从国家与政府的角度看，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让市场经济尽可能在有效作用范围内运行，从而它有必要而且一般也能够对自身所具有政治权力的扩张倾向进行约束。我国近来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乃至于我国迄今为止的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权力的逐步下放，正是这一方面的佐证。而从市场的角度看，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结成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或交往关系，都将对政府及其政治权力的行使起到影响和制约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一般来说是决定性的。亲历着经济改革进程的人们不难体验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意识的逐步增强，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也逐渐发生着变化，对于政府行使政治权力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对于政府干预行为的监督与约束力量正逐步增强。当然，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市场力量对于政府行为的规约尚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但是，从中已经不难看出，只要能够真正全面理解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我们是不会认为坚持“国家分配论”是与市场经济的逻辑相违背的，也是不会对“国家分配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适应性产生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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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605 【 版 号 】2 【 标 题 】简讯 第二届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将举办 【 作 者 】费伟伟 【 正 文 】 本报讯 第二届中国国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将于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博览会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主办，设铁道交通、邮电、民航、船舶、航空、管道、机械及集装箱等馆。 （费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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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4期 No.4 Vol.18 1998科技期刊硅酸盐水泥的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初探*刘顺妮 林宗寿 张小伟 （武汉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武汉 430070）文 摘 介绍了生命周期评价方法（LCA）及其在水泥工业中的应用。运用环境影响指标标准化和AHP权重定量法对硅酸盐水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LCA评价，得到了硅酸盐水泥环境综合指标为6.70×10-12年,并提出了水泥环境性能改善的关键在于提高能效、减少碳酸质原料用量及改进工业燃烧技术。单纯减少水泥生产煤耗而提高电耗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水泥的环境性能，只是将污染从水泥行业向电力行业转嫁。关键词 环境 LCA 硅酸盐水泥Studies on the life circle assessment of portland cement.Liu Shunni，Lin Zongshou，Zhang Xiaowei (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4):328～332Abstract―In this article, the basic concept and framework for LCA(Life Circle Assessment) are described and the methodology of its application to portland cement is discussed. By normalizing environmental themes and utilizing AHP to quality weighting factors, LCA of portland cement is processed systematically and its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index is 6.70×10-12a.At las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decreasing coal expense and increasing electricity expense can not improv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cement, it just transfers the pollution from cement production to electricity production. The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cement are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utilization, decreasing the amount of carbonate raw materials used and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burning technology.Key words:environment LCA portland cement传统的环境影响评价和治理方式局限于单一的生产过程及污染介质，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甚至由于污染在不同生产过程或介质间的转嫁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1〕，因此人类期望通过研究整体生产行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作为评价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工具，LCA方法及应用的研究已覆盖整个工业社会，涉及到工业产品及生产工艺的设计、评价、改善及环境政策制定等诸多方面〔2〕，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制定工业发展战略的首选指导工具〔3〕。本文介绍了LCA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对硅酸盐水泥进行初步的LCA评价。1 LCA的基本概念及方法1.1 LCA的基本概念LCA即寿命周期评价（Life Circle Assessment）或寿命周期分析（Life Circle Analysis）。可定义为：按系统路径（即从摇篮到坟墓）评价产品或工业行为的一种系统方法〔4〕。1.2 LCA的基本框架及方法按照SETAC给出的LCA基本框架〔5，6〕可知：一个完整的LCA由研究目标及范围确定、编目分析、环境影响评估、环境改善评价等组成。1.2.1 研究目标及范围确定 确定整个研究的基本框架，定义其它三部分间的相互关系，决定后续阶段的进行及LCA的最终结果。这个过程一般需确定4个方面的内容〔4〕：LCA研究目的、LCA研究结果使用者、LCA研究对象、LCA研究的边界条件。1.2.2 编目分析(即LCI（Life Circle Inventory)) LCI是LCA方法发展最为完善的一部分，通常由工艺流程图、数据收集、系统边界确定、数据处理等4个阶段组成。1.2.3 环境影响评估(即IA（Impact Assessment）) 采用一定的换算模型将LCI过程得到的产品寿命周期的大量环境数据转换为可比较的环境影响指标进行评估的过程。主要包括分类、指标化、评估等部分〔7〕。分类：将环境污染物按影响作用划分为以下9类〔4〕：不可再生的原料消耗（ADP）；不可再生的能源消耗(EDP)；温室效应(GWP)；臭氧层的破坏(ODP)；生物体的损害(ECA)；环境酸化(AP)；人类健康损害(HT)；光化学氧化物生成(POCP)；氮化作用(NP)。指标化：根据环境影响分类，依据一定的模型将各LCI数据转化为相应的环境影响指标。为便于处理，通常将环境指标无量纲化，以环境指标占整个研究范围的相应环境指标的比例表示〔4〕(即标准指标)。评估：采用层次分析法〔8，9〕得到具体的环境影响指标权重系数，将环境影响综合指标定量为：标准指标i×权重系数i，从而得出环境影响评估总体结论。1.2.4 环境改善评价 确定寿命周期各阶段对环境的影响，提出改善措施，并进行了相应评价。2 硅酸盐水泥LCA评价方法硅酸盐水泥LCA评价一般分为两种。广义的LCA评价：就某一区域的水泥工业系统进行总体评价，对确定水泥的环境地位，制定相应的环境政策及水泥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指导意义。狭义的LCA评价：对确定的水泥工业系统进行评价，为水泥的环境性能改善、新工艺和新技术的发展提供方向和指导。考虑到水泥寿命周期的不确定性，本研究以原料开采至水泥生产，同时以一定标准的混凝土制造构成LCA评价的寿命周期，其流程见图1所示。由于所有的工业系统几乎都包含有燃料开采、电力生产、运输等环节，可将其称为公用系统。公用系统环境数据库是LCA评价的基本要求 。硅酸盐水泥LCA评价的关键在于数据的计算和收集。结合水泥实际生产和部分文献数据，进行硅酸盐水泥的广义LCA评价。图1 水泥寿命周期流程示意Fig.1 The flow diagram of cement production process2.1 确定评价体系的边界条件2.1.1 研究对象为硅酸盐水泥，原料采用石灰石、粘土及石膏，吨水泥料耗：石灰石1.3t、粘土0.3t、石膏50kg，不考虑工业废渣的利用。2.1.2 功能单位以1m3标准混凝土所用水泥重量计，并以此应用构成完整寿命周期。1m3标准混凝土配比为：270kg水泥、60kg飞灰、1850kg集料。2.1.3 不考虑水泥的循环利用、废弃处理。2.1.4 5t柴油汽车运输。水泥和混凝土原料运输距离分别假定为5km和30km。2.1.5 生产设备、建筑设施相关的环境污染不予考虑。2.2 硅酸盐水泥LCI分析LCI分析主要在于确定有关子系统的环境数据。公用系统的环境数据见表1。表1中的电力生产污染物数据是按我国发电能耗平均值0.424kg标煤/kWh，折合为热值24244kJ/kg燃煤计算而来；CO2生成量按原煤固定碳含量50%计算；原煤灰分以20%计；电力生产、运输系统NO2、SO2生成量系根据相应平均排放因子〔10〕计算得到。所有的原料开采以相同的电力消耗计，未考虑其它污染物。同理可得水泥生产过程的环境数据（见表2）。表1 水泥公用系统环境数据(kg)Table 1 Environment data of public system (kg)公用系统 能源（GJ）CO2COCxHyNOxSO2废弃物电力(kwh)标煤0.424kg0.9384.0E-57.2E-55.1E-31.12E-30.10230.0124GJ运输(5t/km) 柴油0.2L0.6730.0021.1E-34.7E-31.36E-40.00714GJ原煤(103kg)电力13.89kWh表2 水泥寿命周期过程的环境数据(kg)Table 2 The life circle environment data of portland cement(kg)生产过程能耗CO2COCxHyNOxSO2废弃物电力(kwh)煤耗(kg)原料开采(103kg)13.89水泥制造(103kg)123.3204.4燃煤3741.15E-22.73E-21.5330.35440原料511混凝土制造(m3)2表2中的水泥生产能耗数据见文献〔11〕，燃煤热值以22990kJ/kg计，固定碳以50%计，水泥生产固体废物以产量4%计，其它数据参考电厂燃煤按能耗换算得到。混凝土制造耗电约为2kwh/m3, 其它污染未考虑。利用表1，表2的数据对水泥功能单位(1m3混凝土)进行LCA汇总计算，结果见表3。表3 水泥LCA数据汇总Table 3 The collect of LCA data of portland cement过程原燃料和能量消耗电耗(kwh)煤耗(kg)柴油(L)CO2(kg)CO(kg)CxHy(kg)NOx(kg)SO2(kg)废弃物(kg)原石灰石351kg4.88料粘土 81kg1.125开石膏13.5 kg0.19采运输 5km 0.08910.38.9E-44.9E-42.1E-36.1E-5水泥制造水泥用量270kg33.2955.19 2393.1E-37.4E-30.4140.09610.8混集料1850kg25.7凝运输30km土(水泥飞灰集料) 2.6168.790.0260.0140.0635.3E-3制2180kg造制造2生产过程总计67.1855.192.7052480.030.0230.480.1010.8能源 煤55.19kg 0.767 63.82.7E-34.9E-30.357.6E-26.96生产 电67.95度 34.77寿命周期总计 89.962.7053120.03270.02720.830.1817.8注：表中能源生产未考虑运输燃油的生产2.3 硅酸盐水泥IA分析根据LCI数据将水泥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分类，并依对应当量进行指标化,结果见表4。表4中未考虑固体废弃物及粉尘。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求出各指标的权重系数，不同指标的重要性标度〔9〕见表5。由表5标度值得到相应的判断矩阵，求出其特征向量经一致性检验合格得到各指标的权重系数，结果见表6。表4 水泥环境影响分类、指标化及标准化Table 4 Environment impact classification、index and standardization of portland cement环境影响分类有关污染物参照物当量指标世界指标标准指标(kg)(10-9a)(10-12a)ADPEDP能源消耗1GJ2.112GJ235GJ8.987GWPCO21kgCO2311.937.7kg×10128.273ODPECAAPNOx、SO21kgSO20.761 286 kg2.661HTCO、NOx、SO21kg人体0.8638576 kg1.500NPNOx1kgPO3-40.107974.8 kg1.443POCPCxHy1kg乙烯0.01013.74 kg2.701表5 水泥环境指标重要性标度Table 5 Environment importance level of portland cement生态重要性EDPGWPHTAPPOCPNPEDP124779GWP1/213668HT1/41/31456AP 1/71/61/4135POCP1/71/61/51/313NP1/91/81/61/51/31表6 各影响指标的相对权重系数Table 6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very effect factor指标权重系数指标权重系数EDP0.4138GWP0.2916POCP0.1557HT0.0709NP0.0434AP0.0246注：λmax=6.471 R.I=1.24 C.I=0.0942 C.R=0.076＜0.1据此，求得水泥的环境综合指标为：标准指标i×权重系数i=6.70×10-12年，用同样方法对水泥寿命周期各子系统求得环境综合指标，结果见表7。2.4 水泥环境性能评估与改善从表7结果可以看到，水泥寿命周期环境污染主要来自水泥制造及电力生产阶段，其影响比例分别为68.06%和26.17%。主要环境影响在于能源消耗及由于CO2排放所导致的温室效应。对照表2，表3的LCI数据可知，CO2主要来源于石灰石原料分解、电厂燃煤、水泥生产用煤。因此，降低碳酸质原料的用量和煤耗，提高能效是改善水泥工业环境污染的主要途径。单纯减少水泥生产阶段煤耗而提高电耗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水泥的环境性能，而是将污染从水泥行业向电力行业的转嫁。此外，NOx、SO2等气体的排放也是环境影响的重要因素，它们主要来源于燃料燃烧，因此，发展新的燃烧技术也是改善水泥整体环境性能的主要手段之一。表7 水泥寿命周期各阶段综合指标及比例Table 7 The environment impact level and proportion at different production stages生产过程标准指标×权重系数10-12（a）综合指标比例(%)EDPGWPHTAPPOCDNP原料开采0.040 0.0400.6水泥制造2.4451.8480.11850.09570.03250.01774.557468.06混凝土制造0.176 0.1762.63电力生产1.0530.4940.09850.07960.01190.01501.75226.17原煤开采0.004 0.0040.06运输 0.0690.01570.01390.06510.00280.16652.49总计3.7182.4110.23270.18920.10950.03556.69591003 结论3.1 运用寿命周期全程评价方法，从考察水泥整体生产行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评价、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对水泥工业新品种、新工艺和新设备的研究和开发，改善环境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2 水泥的主要环境污染存在于电力生产及水泥制造阶段，主要影响为能耗及温室效应。水泥环境性能改善的关键在于提高能效、减少碳酸质原料用量及改进工业燃烧技术。单纯减少水泥生产阶段煤耗而提高电耗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水泥的环境性能，只是将污染从水泥行业向电力行业转嫁。3.3 采用AHP分析计算法可得到我国硅酸盐水泥环境综合指标为6.70×10-12年。参考文献1 Michael Lenox，John R Ehrenfeld.Design for environment: A new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decisions.Total Qualit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5,4(4)37～512 Mary Ann Curran.The history of LCA.In:Mary Ann Curran.Environmental life circle assesment.Cincinnati,Oh:The McGraw-Hill Companies,1996.1.1～1.33 Thomas D Foust.Future perspective.In:Mary Ann Curran.Environmental life circle assesment.Cincinnati,Oh:The McGraw-Hill Companies,1996,18.1～18.154 van den Berg N W, Dutilh C E.Beginning LCA: A detch guide to environmental life circle assesment.In:Mary Ann Curran.Environmental lite circle assessment.Cincinnati,Oh:The McGraw-Hill Companies,1996.17.1～17.415 Terrie K Boguski，Robert G Hunt,James M Cholakis,et al.LCA Methodology.In:Mary Ann Curran.Environmental life circle assessment.Cincinnati，Oh: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1996.2.1～2.376 Gabriel G Crognale.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What ISO 14000 brings to table.Total Qualit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5，4(4)：5～157 Jrgen Giegrich.Valuation as a step in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s and case study.In:Mary Ann Curran.Environmental life circle assesment.Cincinnati，Oh:The McGraw-Hill Companies,1996.13.1～13.148 Agis Veroutis，Vital Aelion.Design for environment:An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Total Qualit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6.5(4)：55～689 甘应爱，田 丰，李维静等.运筹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461～46610 王文兴，王 玮，张婉华等.我国SO2和NOx排放强度地理分布和历史趋势.中国环境科学，1996,16(3)：161～16511 Cabrera J G ，Woolley G R.Life cycle benefits of calcium silicate replacements.Waste Management,1996,16(1)：215～220作者简介刘顺妮 女，1964年2月生。现为武汉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水泥化学、工业废渣利用及环境材料的研究。“高炉矿渣活化技术”获1996年度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发表论文35篇。收稿日期：1997-10-20*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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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信 息 探 索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Research1998年 第5期科技期刊加强报纸信息的开发和利用农业部信息中心 董秀英农业要发展，信息打前阵，而报纸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传递的信息具有及时性、新颖性、共享性、可信程度高等特点，且量多面广，内容涉及当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可以及时、快捷地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信息要求。更好地开发利用报纸信息资源，为农业发展及农村经济建设服务，以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我们信息工作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一、报纸信息已成为信息开发的重要资源报纸信息的主要内容有政务信息，如中央及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有关经济政策、方针、规划、法律、部署、措施；经济与科技信息，如有关经济与科技发展、战略、趋势；商情金融信息，如地区、部门、行业之间供销情况，市场预测、商情分析、金融投资。由于报纸能为公众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因此已成为信息开发的重要资源。近几年信息部门重视开发利用报纸信息，发挥报刊信息在网络信息中的作用，以最先进的手段、丰富的报刊信息资源，加快信息开发的规模和速度，促进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和农村经济建设。二、做好信息采编工作，发挥报刊信息的优势通过对大量报纸信息进行筛选、分析、归类、整编、检索，使信息产品质量和信息服务水平明显提高。但报纸信息的巨大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那么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能做好信息采编工作，发挥报刊信息在网络中的优势?首先应做到三个提高：一是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清楚地认识到农业信息工作在农业建设中应发挥的作用。二是提高自身素质，结合实际工作加强学习。信息服务工作是知识密集型工作，要求具有较强的信息意识和分析判断能力，素质过硬的专业采编队伍，要求采编人员有收集、鉴别、整理、评价、综合信息的能力，同时还应熟练掌握现代化的信息处理技术和一定专业科学知识，尽快提高业务素质和敬业精神。三是提高信息产品质量，开展市场调查。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处理信息资源，是提高信息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应主动调查了解不同用户对信息需求范围、内容、数量、时间及检索要求，收集用户信息反馈，根据用户调查和反馈的信息，调整信息的服务方式，发展多种用户。目前，报刊采编工作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技术的支持下，达到了高速度、大容量，确保了信息的系统性、完整性、准确性，实现了资源共享，建立起信息服务网络和报刊信息资料的交流。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完善、规范报刊信息的利用和开发，使其为农业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收稿日期：1998年9月10日 作者单位地址：北京 邮政编码：1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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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通报BULLETIN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1999年 第19卷 第4期 Vol.19 No.7 1999根治我国水灾的全方位战略谭 国 岗要根治我国的水灾，需要采取多方面相互配合的全方位措施，即要打破单纯的、片面的、孤立的防洪和治理方式，确立具有多重效益的、全面的、全流域的开发治理战略思想。1 要打破孤立治水的方式，走全流域协作开发、保护和治理的道路水灾多发生于平原和低地，各平原和低地广泛采取以疏浚河道和修建堤坝为主的水利工程治理措施。然而，要根治水患，除了沿用这种4000a前大禹治水所采用的疏导办法外，还应采取山区治理、生态治理的治本办法，坚持不懈地开发治理我国各大江河的上游山区。我国水土流失及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山区，一般都是贫困落后或比较贫困落后的山区,在这些地区，“贫困→垦殖→水土流失→贫困→垦殖→……”恶性循环，资金、技术、人才缺乏，人口素质低，仅靠山区的力量治理山区是不行的，必须依靠中央和发达、较发达的低地、平原地区的协助。发达、较发达的低地、平原地区对贫困山区和较贫困山区的协助不是单方面的援助，而是互利的协作。甚至发达、较发达的低地、平原地区获益更大。因为这可以减轻发达、较发达的低地、平原地区的水灾及水体污染等危害。例如，截止到1998年8月22日，主要发生于发达、较发达的低地、平原地区的水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7×1011元，是1996年我国全部国有企业总盈利的3.3倍。如果把这些损失的资金投资于具有山区植被保护作用的大农业开发和山区水利建设两大方面。完全有可能避免水灾，而且其投资可以使山区居民致富，还会具有一定的经济利润。大农业开发具有很好的农业经济效益，山区水利建设包括拦水坝、水库、水渠等，也具有发电、灌溉、水产养殖、河运等方面的直接经济效益。而低地、平原地区的水利设施和措施主要为堤坝、挖泥船挖泥沙等，没有诸如发电、灌溉、水产养殖、河运等方面的直接经济效益，在山区植被保护和山区水利建设良好的情况下，低地、平原地区的水利设施和水利措施的防洪效益也比山区植被保护和山区水利建设小得多。因此，低地、平原地区的各种水利设施和措施虽然十分重要，是防洪的最后一道(第三道)主要防线，不可忽视，但山区的水保措施更为重要，它们分别是防洪的第一道、第二道主要防线。至于低地、平原地区的植被主要为受到洪水威胁的农作物，是水灾的侵害对象，没有多少防洪作用。低地、平原地区的植被中的林木、草地很少，不能构成防洪的主要防线之一，仅对保护农田、水利设施和其它设施有一定作用，其中的较大树木在水灾时不易被淹没，也可供灾民逃命。农村贫困人口、水灾灾民(或潜在的受水灾威胁的居民)和城市下岗职工是我国目前三大社会性的困难群体，对社会安定具有很大影响。应高度重视具有山区植被保护作用的大农业开发和山区水利建设,因为这既具有巨大的山区农村扶贫效益及民族地区发展扶助效益、老区的发展扶助效益，又具有巨大的低地、平原防洪效益，还可以增加山区农村就业，减少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挤占职工就业机会，减少下岗职工和增加下岗职工再就业。2 改变单纯的治理方式，通过兼具生态、防洪和直接经济效益的开发，达到治理目的单纯的治理，无视客观实际、或缺乏内在动力，或治理成本过高，或难以推行。例如在缺乏经济效益、影响山区居民致富甚至威胁山区居民生存的情况下，实行坡地退耕，是难以推行的。而具有生态防洪效益和直接经济效益的土地等资源开发，才切实可行。如能使山区农民掌握各种林牧渔副业技术和其它产业的致富手段，又掌握平地农耕高产技术，再推行退耕还林、还牧等措施，才切实可行。因此，在大农业开发、水利水电开发和其它治理保护方面，均应兼顾生态效益和直接经济效益。3 要改变片面治水的方式，走全面系统的开发治理保护和治水道路流域的开发治理不仅要从水利工程、防护林建设等方面治理，而且要从大农业开发，有关的非农产业技术、科技推广，山区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入手，以保护山区生态、植被和水土资源才能彻底根治我国水灾。作者单位：谭 国 岗 (天津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天津市 3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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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1204 【 版 号 】2 【 标 题 】中国经济信息网正式开通 【 作 者 】肖丽 【 正 文 】 本报讯 一个系统地提供中国经济信息的大型信息服务网络――中国经济信息网１２月３日正式开通。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各有关部委领导及国内外信息界有关人士共６００余人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开通仪式。中国经济信息网是由国家信息中心和各省市信息中心、部分部委信息中心共同创建的经济信息资源网络。它的目标是成为提供经济信息服务的公用服务事业，通过为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提供经济信息服务和增值通信服务，沟通各方信息，提高经济活动的有效性，从而在整体上提高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质量。中国经济信息网利用邮电公共通信网络和“金桥工程”的卫星信道建立其通讯环境。首批开通全国漫游服务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深圳、南京、济南、成都、海口、杭州。中国经济信息网还与吉通公司合作，在全国建立了２４个“金桥工程”卫星通信站，以支持业务的发展。 （肖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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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60 【原文出处】财贸经济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7 【原刊页号】58～61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09 【 标 题 】亚洲十经济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标题注释】本文采用的数据是根据1999年联合国公布的世界贸易统计数据计算而得，数据由美国加州大学政府事务研究所提供。 【 作 者 】岳昌君 【作者简介】岳昌君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0871 【 正 文 】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重要的发达国家，香港地区、台湾省、新加坡和韩国等是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四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后起之秀，以上10个亚洲经济在近些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备受瞩目。这些经济在世界商品出口市场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这10个亚洲经济的关系究竟是互补的还是替代的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以下通过对实际贸易数据进行统计来分析此问题。一、显示比较优势（见表1）按1位数的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出口产品包括10大类。其中0至4类为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5至8类为制成品，其中第6类和第8类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第5类和第7类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第9类是未分类的杂项产品。从显示比较优势(RCA)看：(1)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在9类产品中，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只有杂项制品(SITC8)和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SITC6)。从要素禀赋看，中国自然资源和资本缺乏，而劳动力资源十分充裕。中国的外贸发展确实发挥了中国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2)日本只有机械和运输设备(SITC7)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说明日本的比较优势已上升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3)亚洲四小龙大于1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有8个，其中4个为劳动密集型产品，3个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只有1个为资源密集型产品，说明它们的比较优势正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发展。(4)东南亚四国大于1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有13个，其中9个为资源密集型产品，3个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有1个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说明资源密集型产品仍然是它们的主要比较优势。表1 “亚洲十经济”比较优势对比(1997)SITC0 SITC1 SITC2 SITC3 SITC4 SITC5 SITC6 SITC7 SITC8中国 0.93 0.53 0.64 0.51 0.77 0.62 1.28 0.61 2.96日本 0.06 0.10 0.20 0.07 0.03 0.77 0.74 1.76 0.74香港地区 0.26 0.83 0.43 0.15 0.46 0.62 1.11 0.84 3.01台湾省 0.25 0.03 0.37 0.04 0.04 0.69 1.29 1.26 0.99新加坡 0.27 1.43 0.26 0.94 0.60 0.64 0.37 1.71 0.61韩国 0.28 0.09 0.39 0.41 0.04 0.80 1.22 1.15 0.65马来西亚 0.37 0.32 1.26 1.08 12.87 0.39 0.61 1.45 0.68印度尼西亚0.98 0.47 2.18 3.17 8.23 0.38 1.20 0.22 1.22泰国 2.76 0.33 1.25 0.31 0.26 0.47 0.79 0.98 1.32菲律宾 0.81 0.19 0.51 0.16 5.67 0.16 0.30 0.77 0.75二、在世界市场和美国市场中的出口份额（见表2）1.亚洲十经济在世界出口市场上的变化。从1980～1997年，亚洲十经济的出口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中国和香港地区，分别增长了8.66倍和8.08倍。增加最多的是日本、香港地区和中国，分别增加了2887亿美元、1682亿美元、1672亿美元。从1997年的出口额看，日本占绝对优势，其出口额达到4000亿美元以上；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位居中游，出口额均在1000亿―2000亿美元之间；而东南亚四国的出口额均在1000亿美元之下。从亚洲十经济的世界出口比重看，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均有所增加。2.亚洲十经济在美国进口市场上的变化。从1980～1997年，亚洲十经济对美国的出口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中国、泰国和新加坡，分别增长了28.99倍、13.27倍和8.00倍。增加最多的是日本、香港地区和中国，分别增加了858亿美元、357亿美元、336亿美元。从1997年亚洲十经济对美国的出口额看，日本占绝对优势，其出口额达到1000亿美元以上；中国和亚洲四小龙位居中游，出口额均在200亿―500亿美元之间；而东南亚四国的出口额均在200亿美元之下。从亚洲十经济占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看，除了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以外，均有所增加。而日本在美国进口市场中的份额下降幅度很小，仅下降了2.70%。表2 “亚洲十经济”在世界市场和美国市场中的出口额和出口份额(单位:10亿美元、%)出口额 占世界市场份额 对美国出口额 占美国市场份额1980 1997 1980 1997 1980 1997 1980 1997中国 19.30 186.53 0.96 3.29 1.16 34.79 0.46 3.87日本 138.33 427.04 6.87 7.52 34.26 120.08 13.72 13.35香港地区 20.83 189.06 1.03 3.33 5.50 41.23 2.20 4.59台湾省 21.12 135.23 1.05 2.38 7.48 33.72 2.99 3.75新加坡 19.19 125.52 0.95 2.21 2.56 23.05 1.03 2.56韩国 18.46 125.00 0.92 2.20 4.99 23.80 2.00 2.65马来西亚 13.79 79.89 0.68 1.41 2.31 15.07 0.93 1.68印度尼西亚23.63 56.08 1.17 0.99 5.51 8.40 2.21 0.93泰国 6.86 59.08 0.34 1.04 0.88 11.68 0.35 1.30菲律宾 6.12 25.54 0.30 0.45 1.75 9.08 0.70 1.01三、出口市场结构（见表3）世界经济一般分为两大类：发达国家有美国、日本、西欧和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中国、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四国和其他国家。联合国贸易数据中一共包含180个国家和地区，本文中的发达国家是指17个西欧国家、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22国家。发达国家只占全球国家和地区总数的12.2%，但是这22个发达国家却是亚洲十经济的主要出口市场，占亚洲十经济的出口市场比重平均达到52%。东南亚四国和中国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最高，发达国家占东南亚四国和中国出口市场的平均份额分别为58.7%和52.9%。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印尼例外）、其次是西欧（印尼、中国例外）、第三是日本（印尼、中国例外），三个市场的差别并不大。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四小龙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新加坡例外）、其次是东南亚四国（香港地区、台湾省、韩国例外）、第三是中国（香港地区、台湾省、韩国例外）。表3 “亚洲十经济”出口市场结构(1997) 单位：%发达国家 美国 日本 西欧 亚洲四小龙 东南亚四国 中国中国 52.90 18.65 17.82 13.96 33.20 3.50日本 48.38 28.12 16.37 24.35 10.61 5.62香港地区 46.41 21.81 5.99 15.63 6.82 4.66 34.40台湾省 51.32 24.93 9.24 13.86 16.11 7.65 12.16新加坡 42.48 18.36 6.81 14.20 16.60 24.35 3.94韩国 45.82 19.04 11.67 11.79 12.01 8.77 11.94马来西亚 47.75 18.86 11.85 14.23 34.11 5.96 2.63印度尼西亚 59.73 14.98 25.00 15.71 18.77 6.31 4.89泰国 54.68 19.77 14.74 17.22 21.22 7.92 3.34菲律宾 72.50 35.54 17.03 18.08 17.44 6.58 0.99四、区域内贸易（见表4）1.中国与其他经济的关系。一方面，亚洲十经济一直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在中国出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保持在55%左右。其中亚洲四小龙占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不断上升，由1980年的26.0%增加到1997年的33.2%；而日本和东南亚四国占的份额有所下降，其中东南亚四国所占的份额由1980年的6.38%下降到1997年的3.50%；尽管日本占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由1980年的22.4%下降到1997年的17.8%，但日本仍然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是亚洲四小龙的主要出口市场。从1980～1997年，中国占其他9个经济的出口市场份额都有提高，提高最多的是香港地区、台湾省和韩国，中国所占的出口市场份额均在10%以上。然而，对其他6个国家来说，中国所占的出口市场份额却均在6%以下。2.日本与其他经济的关系。一方面，亚洲十经济在日本出口市场中的地位普遍迅速提高（印尼例外），总份额由1980年的26.03%上升至1997年的40.58%。1997年，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四国、中国所占的日本出口市场份额分别达到24.35%、10.62%、6.24%。另一方面，尽管日本占其他经济的出口市场份额普遍下降（香港地区例外），但是日本仍然是这些经济的主要出口市场。日本是中国和东南亚四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占各个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均在15%以上。同时，日本也是亚洲四小龙的比较重要的出口市场，占其出口市场份额均在6%以上。3.亚洲四小龙与其他经济的关系。一方面，亚洲十经济在亚洲四小龙出口市场中的份额普遍提高，占香港地区出口市场的份额由1980年的27.10%上升至1997年的51.88%，占台湾省出口市场的份额由1980年的28.21%上升至1997年的45.16%，占新加坡出口市场的份额由1980年的39.27%上升至1997年的51.70%，占韩国出口市场的份额由1980年的29.90%上升至1997年的44.39%。另一方面，亚洲四小龙是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四国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1997年，占中国、日本、东南亚四国的出口市场份额分别为33.2%、22.4%和15%以上。不仅如此，从1980～1997年，亚洲四小龙占其他各国的出口市场份额普遍有较大提高。4.东南亚四国与其他经济的关系。一方面，亚洲十经济是东南亚四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占各个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均在40%以上。但是，从1980～1997年，亚洲十经济占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出口市场份额略有下降。此外，亚洲十经济中只有日本和新加坡是东南亚四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另一方面，东南亚四国是新加坡、日本比较重要的出口市场，1997年东南亚四国占两国的出口市场份额分别为24.4%、10.6%；而占中国、香港地区、台湾省、韩国的出口市场份额分别为3.5%、4.7%、7.7%、8.8%。附图{图}五、结论与分析从上述的数据统计可得出以下结论：(1)亚洲十经济的比较优势呈阶梯结构发展。日本的比较优势已经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亚洲四小龙正由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的比较优势明显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东南亚四国在从资源密集型产品向劳动密集型产品过渡。从显示比较优势看，它们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2)亚洲十经济的出口地位普遍显著增强。它们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由1980年的4.27%上升至1997年的24.82%。它们在美国进口市场中的份额由1980年的26.59%上升至1997年的35.69%。除了印度尼西亚以外，其他经济的出口比重均有增长，这说明亚洲十经济的关系不是替代的。(3)亚洲十经济的出口市场结构比较相似。在它们的出口市场中，美国、西欧、日本并驾齐驱，成为它们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最主要的目的地。尽管它们的出口市场结构比较相似，但由于彼此之间的出口产品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它们迄今为止尚未出现替代性的恶性竞争关系。(4)亚洲十经济的区域内贸易进一步加强。它们在经济发展、出口增加的同时，区域内贸易也在不断地增强，尤其是它们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市场的份额从1980～1997年都有很大的提高。按经济发展程度划分，可以将亚洲十经济分为“上游”、“中游”、“下游”。其中“上游”为发达国家的日本，“中游”为新兴工业化经济的亚洲四小龙，“下游”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东南亚四国。它们又表现出如下的规律性：(1)“上中”、“上下”之间贸易关系的变化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中游”和“下游”国家和地区成为“上游”国家更加重要的出口市场，但是“上游”国家占“中游”和“下游”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市场份额未升反降。其原因很简单，即中国、东南亚四国是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国，亚洲四小龙是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地，中间产品主要来自日本，而加工后的制成品却主要销往欧美等国。(2)“中下”彼此之间的贸易关系明显加强。“下游”国家成为“中游”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基地，使中国和东南亚四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中间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亚洲四小龙自然资源缺乏，对东南亚四国的初级产品的需求随其GDP的增加而增加。另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对台湾省、韩国和香港地区的出口增加。(3)“下下”之间贸易关系的变化也存在不对称性。中国占东南亚四国的出口市场份额增加，而东南亚四国占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下降。中国与东南亚四国的要素比较优势既相似又略有不同。中国的比较优势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东南亚四国的比较优势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外，还包括资源密集型产品。中国自然资源缺乏，对东南亚四国的初级产品的需求随中国GDP的增加而增加。相反，东南亚四国随本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能力的提高，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相对减少。(4)“中游”和“下游”的区域内贸易也都增强。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四国各自的区域内贸易都有增强的趋势，但是彼此之间的贸易依赖程度仍然不高。东南亚四国彼此的贸易依赖程度均在5%以下。亚洲四小龙彼此的贸易依赖程度几乎都在10%以下，唯一的例外是台湾省对香港地区的出口依赖程度较高，达到12%。对上述讨论一言以蔽之，亚洲十经济的互补性显著地大于替代性。【参考文献】 ①Frankel, Jeffrey A.,David Romer, Teresa Cyurs,"Trade and Growth in East Asian Counties:Cause and Effect?" NBER WorkingPaper W5732,1996.②Lardy, Nicholas R,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April 1994.③Yeats, Alexander-J,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Prospects, problem,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WorldBank Discussion Papers, on. 141. 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1.④岳昌君：“遵循动态比较优势―中美两国产业内贸易对比实证分析”，《国际贸易》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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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2期 No.2 Vol.18 1998科技期刊广州市气溶胶中多环芳烃分布、季节性变化及来源判识指标*成 玉 陈立民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上海 200433)盛国英 闵育顺 傅家谟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 510640)邵 波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兰州 730000)文 摘 多环芳烃(PAH)具致癌特性，研究气溶胶中的PAH在不同功能区中的分布、变化及来源，具有重要意义。使用大流量总悬浮颗粒采样器，在广州市区5个代表性功能区采集季节性气溶胶样品共25个。用GC-FID、GC-MSD定量和半定量分析PAH组份。研究区气溶胶中检测出23种母核PAH，50多种烷基PAH。优先控制的PAH含量随功能区和季节而变化，其秋、夏季平均浓度具工业区>商业区>交通区>化工区的分布特征，秋季优控PAH浓度高于春、夏季。根据荧蒽/芘和间四联苯/荧蒽比值等指标判别，区内PAH主要来源于油、煤类等燃料的不完全燃烧。关键词 多环芳烃 分布 季节变化 来源判识 气溶胶Distribution,seasonal change and source identifications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 aerosols from Guangzhou.Cheng Yu，Chen Limin（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Sheng Guoying，Min Yushun，Fu Jiamo(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angzhou 510640);Shao Bo(Lanzhou Institute of Ge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anzhou 730000).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2):136～139Abstract― Twenty-five aeroso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5 representative function zones of Guangzhou in 3 seasons by using high-volume TSP samplers.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 (PAH) fractions in aerosols were quantitatively and semi-quantitatively analyzed by capillary columns GC/FID and GC/MSD. Twenty-three kinds of parent PAH and more than 50 kinds of alkyl PAH were detected in the aerosols from this area.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precedent controlled PAH (PCPAH) in aerosols were changed with function zones and the seasons.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PCPAH in industrial zone was higher than in commercial zone. This concentration in traffic zone was higher than in chemical industry zone and lower than in commercial zone. As season changes, the concentrations in aerosols in autumn were higher than in spring and in summer. The ratio of fluoranthene to pyrene and m-quarterphenyl to fluoranthene could be used as identifications of sources and indicated that PAH in the study area was mainly from the uncompleted combustion of oil and coal.Key words: PAH distribution seasonal change source identifications aerosols多环芳烃(PAH)是广泛分布于环境中的有机污染物，其中一些苯并芘类的稠环芳烃有致癌特性〔1〕。美国环保局(U.S.EPA)于70年代公布的16种优先控制PAH，其中大部分具致癌性，有的为怀疑具致癌性物质。PAH主要来源于含碳物质不完全燃烧产物〔2〕，主要分布于气溶胶中〔3〕。国外关于气溶胶中PAH的组成〔4,5〕、分布〔6,7〕、污染源〔8,9〕等方面的研究已比较深入。而关于城市不同功能区气溶胶中PAH的浓度分布、季节性变化和污染源判识指标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作者选择经济发达的广州市作为研究区，着重研究区内工业、商业、交通等5个功能区气溶胶样品中PAH的组成、分布、季节性变化规律及来源判识指标。1 采样与实验1.1 采样使用流速为1.05m3/min±大流量总悬浮颗粒(TSP)采样器连续采集样品24h，分别于1994年4月、7月和11月在广州市内5个功能区进行准同步采样。采集了25个样品，分析了其中17个样品。这些功能区分别为：荔湾工业区(广雅中学、陈家祠)、 荔湾商业区(西来西小学)、化工工业区(员村)、交通繁忙区(天河路)、市内清洁区(麓湖)(图1)。1.2 实验将滤纸剪成细条带状，用二氯甲烷超声抽提气溶胶样品中的可溶有机质，抽滤液过滤后经硅胶层析柱分离出饱和烃、多环芳烃、酯类及极性物质4个组分。多环芳烃组分经GC-FID、GC-MSD鉴定和定量、半定量分析〔10〕。 空白实验表明，在采样和实验流程中分离的多环芳烃馏份中未检测到PAH〔10〕。图1 广州市气溶胶样品采集分布位置Fig.1 The location of aerosols sampling in Guangzhou表1 广州市气溶胶中多环芳烃组成及其致癌特性Table 1 The composition and carcinogenio properties of PAH in aerosols from Guangzhou化合物 分子量致癌性化 合 物 分子量致癌性萘●128±荧蒽●202±C・1-萘132 芘●202C2-萘(4个异构体)156 11H-苯并(b)芴216C3-萘(5个异构体)170 11H-苯并(a)芴216C4-萘(8个异构体)184 C1-芘/荧蒽(3个异构体)216二甲基联苯168 苯并(a)蒽●228+苊●152±Α228±二氢苊●154±C1-/苯并(a)蒽242±芴●166±C2-/苯并(a)蒽256C1-芴(3个异构体)180 苯并(k)荧蒽+苯并(b)荧蒽●252±C2-芴(6个异构体)194 苯并(e)芘252-菲●178±苯并(a)芘●252++蒽●178+252-C1-菲(4个异构体)192 间-四联苯306C2-菲(11个异构体)206 二苯并(def,mno)276C3-菲(多个异构体)220 吲哚(1,2,3-cd)芘●276±C4-菲(四甲基菲)234++二苯并(a,h)蒽●276+二苯并噻吩184 苯并(g,h,i)А276±C1-二苯并噻吩(3个异构体)198 晕苯300C2-二苯并噻吩(4个异构体)212 二苯并芘(3 个异构体)302++注：*烷基碳数，++强致癌，+致癌，±怀疑具致癌性，－非致癌；●U.S.EPA优先控制污染物2 结果与讨论2.1 研究区内气溶胶中PAH组成广州市气溶胶中检出70多种2～7环PAH，包括23种母核PAH，50多种烷基PAH。母核PAH以稠环结构为主，少量联苯类。其中15种母核多环芳烃属U.S.EPA优先控制污染物(见表1中●)，浓度为1.32～228.56 ng/m3，平均为48.65ng/m3。四甲基菲和优控PAH，具强致癌、致癌和可能致癌特性(表1)。化工区和交通区气溶胶中PAH组成较其它功能区复杂，检出了痕量的萘、苊、二氢苊及芴。2.2 不同功能区优先控制PAH的分布与季节性变化广州市1994年秋、夏季各功能区的气溶胶中U.S.EPA优控PAH平均浓度分布有较大的差异(图2)。荔湾工业区最高(120.28 ng/m3)，位于上下九路附近的商业区次之，市内清洁区稍高于交通易阻塞区，化工工业区最低。广州市各功能区气溶胶中优控PAH浓度的季节性变化也非常明显。秋季气溶胶中优控PAH浓度为27.38～228.56 ng/m3，在各功能区的分布与其秋、夏季平均浓度分布一致。春、夏季优控PAH的浓度为1.32～17.88 ng/m3，较其秋季低一个数量级，其分布与秋、夏季平均浓度分布有较大的区别。春、夏季以交通区最高，工业区次之，化工区较低，其中春季以市内清洁区最低(图2)。造成各功能区气溶胶中优控PAH浓度分布差异较大的原因主要有3点，污染源分布、气象条件和采样位置。荔湾工业区内有热电厂、印染厂等工厂分布，其中热电厂用煤量很大，是区内主要排污大户，排放大量的PAH。商业区污染源比较复杂，有机动车尾气、星罗棋布的饮食业炉灶污染及区内民用炉灶排污等，另外受采样期处于上风向的钢铁厂排污的影响，所以优控PAH含量较高。交通区污染源排放较单一，且在距地面1.3m处采样，其排放量受季节性影响较小，浓度在13.21～52.17 ng/m3之间。化工区含量较低的原因，可能主要与采样条件有关，采样点位于化工区西边，位于污染区的上风向。因此，化工区的样品不能反映该区中心带的情况，仅反映化工区边缘的郊区气溶胶中PAH的分布。麓湖公园是环境监测站70～80年代选定的清洁区代表点，但90年代以来该区开发很快，由于新建高尔夫球场等工程的影响以及公园内烧烤区的增加，造成该区优控PAH的排放量增大，该区已不能代表清洁区。广州市全年气温变化较小，不存在冬季取暖期，故秋、冬季与春、夏季燃料用量相差不大。造成秋季比春、夏季优控PAH浓度相差较大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气象因素造成的。广州市春、夏季风力较大，特别是夏季常有台风影响，污染物扩散迅速，因此污染物浓度较低。1994年11月～1995年1月的秋、冬季静风期频率高，常常造成逆温层出现，污染物很难扩散，故低地面的污染物浓度聚增。图2 广州市不同功能区EPA优控PAH分布与季节性变化Fig.2 The distribution and seasonal change of PC PAHfrom different function zones of Guangzhou2.3 PAH来源判识指标20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能够反映大气气溶胶中有机质的来源的物质或指标，但是由于许多污染源都排放各种PAH，所以这项研究相当困难。70年代末Lee等〔11〕提出了荧蒽/芘(Fl/P)，认为该比值可以判别污染源来源。当Fl/P为1.4时代表PAH来源于煤的燃烧， 为1时代表来源于木材的燃烧。在随后的研究中认为，当该比值接近于1时，代表PAH直接来源于燃烧源〔12〕。取广州市各功能区气溶胶中Fl/P的平均值，发现荔湾工业区Fl/P为1.50～1.52，交通易阻塞区为1.27，化工区接近于1.2，其它功能区均接近于1。说明荔湾工业区PAH主要来源于煤的燃烧，这与实际污染源调查情况相当一致。广州化工工业区内以重油为燃料，交通区以汽油和柴油为燃料，商业区以汽车尾气和重油为燃料。所以作者认为，该比值接近于1时，可以代表油类的燃烧。间四联苯/荧蒽(m-Q/Fl)比值能反映污染源来源〔13〕。比值大于5 时，代表有大量多聚体的燃烧，大于10时代表垃圾焚烧来源。广州市不同功能区气溶胶间四联苯/荧蒽比值为0.05～2.42，大多数比值在0.80～1.50之间(图3)。广州市目前仍没有设立垃圾焚烧炉，间四联苯的检出可能与塑料工业比较发达有关〔14〕。3环、4环和5至6环PAH分布类型也可以反映PAH来源，广州市气溶胶中94 %的样品以4环PAH为主(图3)，5环和6环PAH次之，3环PAH百分含量较少，一般10%左右。 以4环、5环和6环PAH为主时，代表高温燃烧来源〔12〕。可以得出，广州市气溶胶中的PAHs主要来源于高温燃烧产物。图3 广州市气溶胶中不同环数PAH的分布类型Fig.3 Distribution types different rings of PAHin aerosols from Guangzhou3 结 论广州市气溶胶中检出70多种多环芳烃，包括23种母核多环芳烃，50多种烷基多环芳烃。其中15种母核多环芳烃属U.S.EPA优先控制污染物，具致癌特性。广州市秋、冬季受逆温层的影响污染物不易扩散，气溶胶中优控多环芳烃的浓度较高，达27.38～228.56 ng/m3，各功能区气溶胶中优控多环芳烃分布与秋、夏季平均浓度分布一致。春、夏季由于风力较大，优控PAH浓度较低，为1.32～17.88 ng/m3。由于污染源分布、气象条件及采样风向等因素的影响，使广州市各功能区气溶胶中优控多环芳烃的分布有较明显的差异。秋季有荔湾工业区最高，商业区次之，市内清洁区和交通区高于化工区，化工区最低的分布特征。春、夏季则交通区最高，市内清洁区最低，工业区和商业区基本相当。麓湖公园不能代表市内清洁区。荧蒽/芘(Fl/P)、间四联苯/荧蒽(m-Q/Fl)及PAH不同环数的分布，是比较有效的来源指标，可以判断煤类、油类、垃圾焚烧高温燃烧来源。参考文献1 Verschuerren K.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data on organic chemicals (second edition).19832 Tan Y L, Quanci J F, Borys R D，et al.Atmos.Environ.,1992.26A: 1177～11813 Isidorov V A.Organic chemistry of the Earth′s atmosphere, Springer-Verlap Berlin Heidelberg,19904 Beernert H. J.Chromtogr,1979, 173: 109～1185 Simoneit B R T, Crisp P T, Mazurek M A，et al.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1991,17: 405～4196 Daisey J M, McCaffrey R J,et al. Atmos. Environ., 1981, 15: 1353～13637 周春玉, 叶汝求, 汤国才等.中国环境科学, 1991, 11: 337～3428 Takada H，Onda T,et al. Environ. Sci. Technol., 1990, 24: 1179～11869 Rogge W F, Hildemann L M, Mazurek M A,et al. Environ. Sci. Technol., 1991, 25: 1112～112510 成 玉，盛国英，傅家谟等.环境化学, 1996, 15: 360～36511 Lee M L, Prado G P, Howard J B,et al. Biomed. Mass Spectrometry, 1977, 4: 182～18612 Prahl F G ,Carpenter R. Geochim. Cosmochim. Acta., 1983, 47: 1013～102113 成 玉，傅家谟，盛国英等. 科学通报, 1997，42(7)：728～72914 Hawley-Fedder R A,Parsons M L,Karasek F W. J. Chromagr., 1984, 315: 201～210作者简介成 玉 女，1959年10月生。助理研究员，现为复旦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大气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参加过多项中国科学院重大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主持了中国博士后基金等项目的研究工作。发表论文14篇，参加编著1部致谢 感谢广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大气室孙大勇副主任、广州市荔湾区环境监测站蔡滇英副站长、黄永强工程师及广州市天河区环境监测站邓桂虹高级工程师、广州化工厂环保科等单位和个人在采样中给予的支持与帮助。收稿日期：1997-01-2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937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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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6期 第10卷 Vol.10 No.6 1999一种用于单向链路网络的路由算法*黄 浩 吴礼发 陈道蓄 谢 立 孙钟秀摘要 价格低廉的卫星只收接收器能接收卫星发送的高带宽的数据,但是它不能向卫星发送数据.这样,卫星到这种接收器的链路就是单向的链路.现有的路由协议要求每条链路都是双向链路,不能处理单向链路的问题.一些学者利用“隧道”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种方法需要事先知道一条从接收者到卫星上行链路发送站的“隧道”,因而不能适应网络拓扑结构的动态变化.文章提出了一种动态路由算法,它能用于具有单向链路的网络，并能适应网络拓扑结构的动态变化.关键词 单向链路,单向网络,路由算法,距离向量,卫星通信.中图法分类号 TP393A Routing Algorithm for Network with Unidirectional LinksHUANG Hao WU Li-fa CHEN Dao-xu XIE Li SUN Zhong-xiu(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Novel Software Technology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Abstract An inexpensive satellite receiver can receive high bandwidth traffic from a satellite, while no bandwidth from the receiver to the satellite is provided. Theref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atellite and the satellite receiver is unidirectional. The existing routing protocols stand on the fact that any links are bi-directional. They can not handle unidirectional links. Some scholars use a tunneling method to solve this problem, but the tunneling method needs a fixed back channel from satellite receiver to the satellite uplink station. It can not adapt to dynamic topology chang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propose a dynamic routing algorithm that can be applied to networks with unidirectional links. The routing algorithm can also adapt to the change of network topology.Key words Unidirectional link, unidirectional network, routing algorithm, distance vector, satellite communication.目前，Internet上的路由协议(routing protocol)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任意一对路由器之间的链路都是双向的.即如果报文能从站点A发往站点B,则也一定能从站点B发往站点A.然而，近年来出现了单向(unidirectional)或非对称(asymmetric)的链路.卫星通信系统在数据传输速率、地面站的大小、电源需求和移动性方面差别很大.例如,有像公文包大小的手持的系统可以接收和发送每秒几K位的数据，也有直径为几米的接收天线的地面站,可以接收和发送每秒几百兆位的数据.DBS系统［1］在功能和移动性方面则是一个折衷.在DBS系统中,地面的上行站收集信息,然后发送给广播卫星,最后由广播卫星播回地面.在DBS系统中,卫星运行在对地同步轨道上,能覆盖很大的区域,并使得天线设计简化，免去了跟踪等费用.地面接收站的天线只有几十厘米,耗电很少,易于移动和安装,但它只能接收,而不能向卫星发送数据.这就使得卫星链路成为单向的链路.图1［1］描述了一个具有单向链路的DBS系统.图1 DBS系统当前计算机网络上运行的路由协议(例如RIP［2］,OSPF［3］,MOSPF［4］,BGP［5］,IGMP［6］等)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每条链路都是双向链路.原有的基于双向链路的路由协议在具有单向链路的网络中将不能正常工作.为了解决正在飞速发展的卫星通信网络和移动无线计算机通信中的路由问题,一些学者开始考虑构造新的适于在具有单向链路的网络上运行的路由协议.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成立了一个UDLR(unidirectional linkrouting)工作组,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解决问题的方法.H.Izumiyama［7］给出了一种利用“隧道”将一条单向链路模拟成双向链路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求单向链路的接收者记下发送者的IP地址,当这条链路的接收者要给发送者发送报文时,将此报文打包成IP包,按发送者的IP地址发送出去.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网络拓扑动态变化的情况.文献［8～10］给出了对现有的路由协议,如RIP,DVMP,OSPF等进行修改以适应于具有单向链路的方法.这些方法要求单向链路的接收者知道有一条固定的从它到发送者的路径，但是这在一般的具有单向链路的网络中是难以做到的.T.Ernst［11］给出了一种基于有向图闭路的路由算法.这种方法利用洪泛的方法找到若干闭路,闭路上的任一结点都知道到其他结点的路径,链路或结点出现故障时也要用选择洪泛的方法通知其他结点.本文给出了一种可运用于具有单向链路的网络的路由算法.它适用于带有单向链路的网络,并能适应网络拓扑的变化,不必事先知道单向链路的接收者到它的发送者的一条“隧道”.它也可以与其他现有的路由算法并存,即不与单向链路相邻的结点可以不改变原有的路由协议.1 单向链路网络的概述为叙述明确起见,我们给出若干在本文中要用到的术语和符号.一条链路如果只能沿固定的一个方向发送数据而不能沿相反的方向发送数据,则称此链路为单向链路,否则称为双向链路.部分链路或全部链路是单向链路的网络称为单向网络,否则称为双向网络.至少与一条单向链路相邻的路由器称为单向结点,否则称为双向结点.若两个结点由一条单向链路连接,则该单向链路的箭尾结点称为父结点,箭头结点称为子结点.首先，我们将单向网络抽象成一个有向图.结点表示路由器,弧表示链路,弧上的权表示距离(时延或费用等).在本文中称这种表示网络的有向图为网络图.因为在计算机网络中，任意两个进行通信的主机一般都需要进行信息交互,也就是要求网络中任意两结点是相互可达的,所以不妨假定我们所讨论的网络图是强连通的.我们将网络图中所有的结点分成两类:一类是双向结点,另一类是单向结点.一个单向结点,如果至少有一条单向链路以其作为箭尾结点,则称为单向出发结点.算法在每个单向结点上都维护着两个表.每个表都是由形如(node,distance,next-hop)的三元组所组成.三元组中的3个分量分别称为结点域、距离域和次结点域.设e是某结点上距离向量中的三元组,我们分别用node(e),dist(e)和next(e)表示三元组e的结点域、距离域和次结点域.一个表称为到达距离向量,另一个表称为出发距离向量.结点X上的到达距离向量记为IN(X),出发距离向量记为OUT(X).若(F,3,G)是结点A上所维护的到达距离向量,则它表示从F到A有一长度3的路径,在这条路径上，F是起点,与F紧邻的下一个结点为G.若(K,4,B)是结点A上所维护的出发距离向量中的一个三元组,则它表示从A到K有一长度4的路径,在这条路径上，A是起点,与A紧邻的下一个结点为B.各结点根据本结点上的出发距离向量来维护自己的路由表.本文给出的路由算法通过相邻结点交换、比较距离向量来维护自己的距离向量.为此，我们给出相邻两个结点上两个同类型三元组之间的关系的概念.设G=(V,E,W)是一赋权有向图,它表示一个我们要讨论的单向网络.设(X,Y)∈E,即X是Y的父结点,(S,n,N)∈IN(X),(Q,m,M)∈IN(Y),或(S,n,N)∈OUT(X),(Q,m,M)∈OUT(Y),若S=Q,则称(Q,m,M)是与X结点上的三元组(S,n,N)对应的三元组.设(X,Y)∈E,(S,n,N)∈IN(X),(S,m,M)∈IN(Y),若n+1≤m,则称(S,n,N)优于或等价于Y结点上对应的三元组(S,n,M).设(X,Y)∈E,(T,n,N)∈OUT(X),(T,m,M)∈OUT(Y),如果m+1≤n,则称Y上的三元组(T,m,M)优于或等价于X上对应的三元组(T,n,N).为叙述简单起见,在我们的算法中，假定每条弧的权都为1.目前主要考虑两种单向网络:(1) 有若干双向网络,这些双向网络是被一些单向链路互联起来的网络,本文称这样的网络为双向网络岛群，如图2所示.图中不含箭头的线段表示两条方向相反的弧.A1～A7,B1～B2,C1～C2是3个双向网络岛.图2 双向网络群岛(2) 网络中每条链路都是单向链路,称这样的网络为纯单向网络，如图3所示.图3 纯单向网络2 路由算法2.1 纯单向网络的路由算法算法1. 到达距离向量的建立.(1) 定期向所有子结点发送自己的到达距离向量.(2) 当收到父结点X的到达距离向量时,若本地结点的到达距离向量中无结点域为X的三元组,则加入(X,1,本地结点),计时器置零;否则将其修改为(X,1,本地结点),计时器清零.(3) 收到父结点的到达距离向量时,对于它的每一个三元组都检查在本地结点上是否有与其对应的三元组.若无,则将其距离域的值加1后添进本地的到达距离向量,计时器置零.若有,则当父结点的三元组优于或等价于本地结点的三元组时,将父结点的三元组的距离域的值加1后取代本地结点中对应的三元组,计时器清零.(4) 定期检查到达距离向量中的所有三元组,将它们计时器的值都加1,并将那些计时器的值超过阈值的三元组都删除.(5) 若父结点送来的到达距离向量中包含本结点的三元组,且能从父结点的到达距离向量中找到本结点到这个父结点的路径,则通过源路径方式向父结点发送自己的出发距离向量.步骤(4)是一个超时机制,它可使由于网络拓扑的变化已经不存在的路径被删除而代之以新的路径.表1～表3为图3所示的网络中结点是I,D,A上的到达距离向量.图4是根据A结点上的到达距离向量画出的各结点到A的路径.表1 I结点的到达距离向量NodeDist.NextD11G11C2DE2DF2GH2GJ3HB3CA4BK4B表2 D结点的到达距离向量NodeDist.NextC1DE1DB2CA3BK3BI4AG5IF6CH6GJ7H表3 A结点的到达距离向量NodeDist.NextD1AI1AC2DE2DG2IF3GH3GB3CJ4HK4B图4 结点A的到达路径步骤(5)的依据是根据父结点的到达距离向量能够建立一个到父结点的路径,我们将在第3.1节给出它的证明.这里，我们以图3所示的网络为例来说明,其中假定每条弧的权(长度)为1.当A结点收到父结点D送来的到达距离向量(见表2)时,发现本地结点A到达D的距离为3,从而知道有A到D的长度为3的路径AX1X2D.并且，从表2中可以看出，A到D的路径上第2结点为B(因为有三元组(A,3,B),B是A在该路径上的相邻结点),即X1=B;第3结点为C(因为有三元组(B,2,C)),即X2=C;第4结点为D(因为有三元组(B,2,C)).从而知道A到D的路径为ABCD.算法2. 出发距离向量的建立.(1) 每当收到父结点送来的到达距离向量时,若能从中找到从本结点到父结点的路径,则通过源路径方式向父结点发送自己的出发距离向量.(2) 当收到子结点X的出发距离向量时,若本地结点的出发距离向量中无结点域为X的三元组,则加入(X,1,X),计时器置零;否则，将其修改为(X,1,X),计时器清零.(3) 当收到子结点的出发距离向量时,对于它的每一个三元组都检查在本地结点上是否有与其对应的三元组.若无，则将其距离域的值加1，次结点域改为该子结点后添进本地的到达距离向量中,计时器置零.若有,则当子结点的三元组优于或等价于本地结点的三元组时,将子结点的三元组的距离域的值加1，次结点域改为该子结点后取代本地结点中对应的三元组,计时器清零.(4) 定期检查出发距离向量中的所有三元组,将它们的计时器都加1，并将那些计时器的值超过阈值的三元组都删除.距离向量的修正 当一个结点或链路失效时,相应的子结点或链路的箭头结点在规定时间内收不到从相应的父结点或链路来的路由消息,从而使原来的距离向量中的某些三元组因超时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其他结点送来的距离向量重新建立相应的新的三元组.下面以图3所示的网络中链路D→I出现故障时为例,说明A结点与I结点的距离向量中部分三元组重建的过程.当D→I链路出现故障时,结点I不会再收到从D发来的定期的距离向量更新消息.在I结点上原来的到达距离向量中,包含了根据从D发送的距离向量建立的三元组(D,1,I),(C,2,D),(E,2,D)等,而原来从G发送来的距离向量只能推出(E,3,F),(C,4,E),(D,7,A)等，因此被忽略.这时,因为I在规定时间内未收到从D发送来的定期更新信息,到达距离向量中的三元组(D,1,L),(C,2,D),(E,2,D)因超时而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根据从G发送来的到达距离向量而建立的有关结点D,C,E等的三元组.很快地,结点I上新的到达距离向量将被建立,如表4所示.表4 I结点上无链路D→I时的到达距离向量NodeDist.NextG1IF2GH2GJ3FE3HC4EB5CA6BK6BD7A2.2 双向网络群岛的路由算法在双向网络群岛的结构中,单向结点和与之关联的单向链路是连接各岛的关键结点和链路.只要单向结点知道了它们之间的路径和距离,再将这些路由信息通告各自岛内结点就可以了.为此,我们首先将双向网络群岛的拓扑结构作一个简单的变换:在每个岛内只保留单向结点;岛内单向结点之间都用方向相反的两条链路相连,其距离为原两结点间的最短距离;原单向结点之间的链路与距离不变.例如,图2所示的双向网络群岛变换后如图5所示.我们将单向结点的路由工作分成两部分:与岛内双向结点之间的路由信息交换(采用原来岛内所用的路由协议)和与整个群岛中所有的单向结点之间的路由信息交换.一个岛内的所有单向结点参加同一个多目通信组,使得所有的单向结点能像在纯单向网络中执行路由算法1和算法2一样.在这个纯单向网络中,有一些单向链路就是双向网络群岛中的单向链路,在这些链路上,路由信息的传递方法不变.另一些单向链路在原双向网群岛中不存在(但它们之间存在一条链路),在这些链路上,传递信息利用岛内的多目通信的方式传递.即单向结点除了按向单向链路接口传递信息之外,还要利用多目通信的方法向岛内的单向结点传递路由信息.算法1和算法2略作修改后分别成为算法3和算法4.岛内的双向结点有两种方法能将信息送给岛外结点:一种是将岛内的一个出发单向结点设置为默认路由器,目标地址不在岛内则送给这个默认路由器;另一种是岛内单向结点将自己的出发距离向量通告给岛内的结点.图5算法3. 到达距离向量的建立.(1) 定期向所有子结点和单向路由信息组发送自己的到达距离向量.(2)、(3)、(5)、(7)分别同算法1的(2)～(5).(4) 当收到非父结点的岛内单向路由信息组的到达距离向量时,确定其发送者(设为X)到本地结点的距离(设为s);对于它的每一个三元组都检查在本地结点上是否有与其对应的三元组,若无，则将其距离域的值加s后添进本地的到达距离向量,计时器置零.若有,如果收到的距离向量中的三元组为(Z,t,Y),与之对应的三元组为(Z,u,W),并且t+s≤u,用(Z,t+s,Y)取代本地到达距离向量中的三元组(Z,u,W),计时器清零.(6) 在双向网络群岛的网络中按源路径传递出发距离向量时,源路径只包含单向结点.如果在源路径中相邻的结点(例如图2中的A1和A3)在同一个岛内,而它们在这个岛内并不直接相邻,则前一个结点(例如A1)应根据自己的出发距离向量,将自己到下一结点在本岛内的路径(例如A1～A2～A3)添进源路径中自己和下一个结点之间,使得这两个单向结点之间的双向结点都能传递这个报文.算法4. 出发距离向量的建立.(1)～(3)、(5)分别同算法2的(1)～(4).(4) 如果这个出发距离向量是从单向路由信息组来的,确定其发送者(设为X)到本地结点的距离(设为s),如果收到的出发距离向量中的三元组为(Z,t,Y),与之对应的本地的三元组为(Z,u,W),并且t+s≤u,用(Z,t+s,X)取代本地到达距离向量中的三元组(Z,u,W),计时器清零.3 算法的性质与性能分析3.1 算法的性质性质1. 若X,Y是网络图中的两个结点,且存在从Y到X的路径,则存在e∈IN(X),使得node(e)=Y.证明:性质是显然的,证明略.性质2. 若X,Y是网络图中的两个结点,X是Y的父结点,且存在Y到X的路径,则Y可以找到Y到X的路径.证明:用数学归纳法.因为X是Y的父结点,所以X会定期地向Y发送到达距离向量IN(X),Y能获得父结点X的最新的到达距离向量.因为存在Y到X的路径,由性质1,必存在e∈IN(X),使得node(e)=Y.若dist(e)=1,则结点Y必然得知Y就是X的父结点,所以可知自己到父结点的路径.归纳假设，当存在e∈IN(X),node(e)=Q,dist(e)=k时,Y能得知Q到X的路径.我们来证明当e∈IN(X),node(e)=Y,dist(e)=k+1时,Y能知道自己到父结点X的路径.记next(e)=Z,由三元组的意义可知，必有f∈IN(X),node(f)=Z,dist(f)=k.由归纳假定Y可以得知Z到X的路径,设为ZA1A2...Ak-1X,这样，Y可以进一步得知Y到X的路径为YZA1A2...Ak-1X.性质3. 若网络图中两个结点X,Y是双向可达的,则存在e∈OUT(X)，使得node(e)=Y;存在f∈OUT(Y)，使得node(f)=X.证明:设X到Y之间有一条路径XA1A2...AnY,Y到X之间有一条路径YB1B2...BnX.Y到其父结点An之间必有路径.由性质1,存在s∈IN(An)使得node(s)=Y; 由性质2,Y将得知Y到An的路径.根据算法2,Y将把自己的出发距离向量发送给An,所以An将在自己的出发距离向量中加入三元组(Y,1,Y),即存在t1∈OUT(An),使得node(t1)=Y.同理,An也会知道它到An-1的路径,将自己的包含三元组(Y,1,Y)的出发距离向量发送给An-1,这样,必存在t2∈OUT(An-1),使得node(t2)=Y,即An-1知道它到达Y的路径.依此类推,最终X将知道X到达A1,A2,...,An,Y的路径,即存在e∈OUT(X)，使得node(e)=Y.同理,可以证明存在f∈OUT(Y)，使得node(f)=X.3.2 算法的模拟实验3.2.1 纯单向网络的模拟我们用C语言在PC机上用模拟的方法实现了路由算法1和算法2.通过对图3所示的单向网络和其他一些单向网络的实验，结果表明，各结点都能正确地建立距离向量.链路失败消息和链路恢复消息都能使各结点的距离向量得到正确的修正.3.2.2 双向网络群岛的模拟图1描述了休斯(Hughes)公司实现的一个“卫星信息传播与局部再分布”的原型系统［1］的示意图.在这个系统中,有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和Internet上的一个固定站点作为卫星的上行站(uplink center);分布在不同地区的若干带有卫星接收天线和接收解码器的只接收卫星发送数据的微机移动站;移动站通过低轨道卫星电话系统，或蜂窝电话系统，或公用电话交换网，向Internet访问点IAP(internet access point)发送数据.移动站装备成只接收的卫星下行站,可以节省大量的费用.我们把这个原型系统抽象成如图2所示的双向网络群岛.其中A1结点是卫星的上行站;B1,C1都是卫星下行站,它们只从卫星单向链路接收数据.A2和A3是IAP.B2和C2用通常的双向链路分别与B1和C1相连.在如图2所示的网络中,假设在各岛上运行RIP或OSPF算法,A1作为默认的路由器.结果表明，每个单向结点上都能得到正确的距离向量.模拟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路由算法在纯单向网络上和双向网络群岛上是完全可行的路由算法.3.3 算法的性能分析与比较本文提出的算法能在具有单向链路的网络中完成路由功能,是可适应网络拓扑结构变化的动态路由算法.本文提出的算法在每个结点上存储的主要包括到达距离向量和出发距离向量.存储量大约是现行Internet的利用距离向量机制的路由协议RIP的两倍.因为RIP只考虑链路的一个方向,而本文提出的算法要考虑链路的两个方向.本文提出的算法在建立出发距离向量时,路由信息都是用源路径法传递,不必采用任何洪泛机制,报文传送的范围和容量都很小,因而路由信息量要少.与基于“隧道”机制的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算法不需要固定的“隧道”,因而能适应网络拓扑结构的变化.与基于寻找闭路机制［11］的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算法不必存储闭路,因而没有冗余信息.4 结 论本文研究了单向链路网络,给出了一个距离向量型的路由算法.从理论证明和模拟实验都表明算法是可行的.这方面的工作方兴未艾,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比如多目传送的路由问题.完整协议的制定与实现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攀登计划基金资助.作者简介 黄浩,1957年生,博士生，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网络.吴礼发,1968年生,博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网络.陈道蓄,1947年生,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分布式计算与并行计算.谢立,1942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分布式计算和并行处理.孙钟秀,1936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分布式系统.本文通讯联系人:黄浩,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93 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南京 210093参考文献1 Zhang Yong-guang, Dao S. Integrating direct broadcast satellite with wireless local acces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atellite-based Information Services. New York: Rye, 1996. 24～292 Maldin G. RIP version 2 carrying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FC 1388, January 19933 Moy J. OSPF version 2. RFC 1583, March 19944 Moy J. Multicast extensions to OSPF. RFC 1584, March 19945 Rekhter Y, Li T. A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4. RFC 1771, March 19956 Deering S. Host extensions for IP multicasting. RFC 1112, August 19897 Izumiyama H, Tosaka A. An IP tunneling approach for unidirectional link routing. Internet-Draft, July 19978 Duros E, Chuitema. Handling of unidirectional links with RIP. Internet-Draft, March 19969 Duros E, Dabbous W. Handling of unidirectional links with DVMP. Internet-Draft, March 199610 Duros E. Handling of unidirectional links with OSPF. Internet-Draft, 199611 Ernst T. Dynamic routing in networks with unidirectional links［MS. Thesis］. University of Nice-Sophia-Antipolis, France, 1997本文1997-11-20收到原稿,1998-06-30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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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646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 【原刊地名】石家庄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56～58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199906 【 标 题 】处理好党政关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课题 【 作 者 】高山 【作者简介】高山：河北省人大 邮编：050051 【 正 文 】 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曾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时，他强调“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这里不难看出，邓小平同志把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看作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和第一位的工作。这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思想。认真领会这一思想，对于我们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党政关系问题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一种国家形式，说到底是一种国家制度。近代以来，民主是伴随着资产阶级政党登上政治舞台，在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民主政治集中表现为政党政治。不同政党通过定期竞选，轮流上台执政，达到掌握政权、治理国家、实现阶级统治的目的。由此决定了政党在国家政权中占有支配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政党和政权的关系也就成为民主政治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离开政党和政党参与，就谈不上现代民主政治，也就谈不上民主政权建设。资产阶级在其300多年的统治中，党政关系已经形成了一套以三权分立为理论基础、以议会制为核心的较为成熟的制度。具体表现为议会制、普选制、内阁制、总统制、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等，使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是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取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众所周知，在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只是从理论上阐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强调“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同样是融为一体的，离开了无产阶级政党，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但是在无产阶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以后，究竟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先验地规定下准则。这一涉及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只能靠社会主义的实践来解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166页。），建立了一套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随着国家建设和社会管理任务的全面展开，很快暴露出这种领导体制上的弊端，党政关系开始出现了不协调和运转机制受阻的现象。列宁敏锐地感觉到党政关系问题的严重性，及时提出了必须十分明确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的问题。强调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对细节进行干涉。从而为以后处理党政关系问题提出了总的指导原则。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虽然在理论上承认党和国家不是一个东西，党不能代替苏维埃及其他组织。但在实践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却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代替国家机关对各项工作实行直接管理，重新形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以后几届苏联领导人曾试图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但都未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苏联的影响下，战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采用了这种党政不分、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后，在原先领导创建民主政权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活动国家化的过程。由于强调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加之苏联模式的影响，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同样形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这种体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端，由此给国家生活和民主建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也越来越突出。其中最主要的弊端就是妨碍国家职能的发挥，党的最高领导人一旦犯错误，或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决策一旦失误，不可避免地会对国家生活和经济建设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因此，解决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历史课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通过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果断地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战略任务，从而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了以解决党政关系为课题的艰苦的探索。二、处理好党政关系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经过多年的实践，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国家党政关系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但是，要落实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课题。因为党政关系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主要的是个实践问题。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总结我国的实践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教训，改革领导体制，理顺党政关系，必须在正确的原则指导下进行。1.党政分开原则。这是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关键。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也不同。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执政党的主要职能是对国家实行政治领导，在国家领导体制中发挥核心作用。国家是从人类社会分化出来的由一定阶级掌握统治权力的社会管理机关。国家的基本职能是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管理社会，维护国家安全。党组织不能代替国家机关包揽管理事务，国家机关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行使职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应当从组织机构和职能上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区别，理顺党组织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逐步走向制度化。2.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原则。实行党政分开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加强党的领导，不是由党包办一切，干预一切，不是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不是直接向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发号施令。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应该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3.简政放权的原则。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必须遵循的原则。简政放权，就是精兵简政，下放权力。凡是适宜下面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实行。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力，使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有更多的自主权。按照这个原则，划清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党和政府同群众组织的职责，理顺关系。同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对党政机构进行改革，解决机构重叠庞大、层次过多、政出多门、互相扯皮、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活力，提高效率。4.健全法制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健全法制，最根本的是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方面要加强立法，用法律指导改革，为建立新型的党政领导体制提供法律保障，使党政关系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切实做到依法治国。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工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5.保持稳定的原则。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搞改革开放、搞建设，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政治局面不稳定，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保持稳定这也是处理好党政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改革中我们要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但是绝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要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使政治体制改革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不断深入。三、当前理顺党政关系需要进一步解决的几个问题自从党的十三大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以来，我国在实行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机构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但由于党政关系问题是同治理国家的实践紧密相连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健全和完善，它只有伴随整个国家制度一起经过必要的历史发展过程，才能逐渐走向成熟。因此，处理好党政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从当前情况来看，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1、从领导体制上进一步理顺党委、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坚持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这一政治原则应该从领导体制上得到更好的体现。目前，各级人大常委会主任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但是不少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没有进入同级党委，只是列席党委常委会议，而政府首长一般是党委二把手，在党内有较高的地位。再加上党委和政府往往联合发文，共同部署工作，这在客观上给人大履行职责特别是行使对政府的监督职权带来了困难，也影响了人大的威信。为此，建议中央进一步从领导体制上和人事安排上理顺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之间的关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的安排，可由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也可以参照中央机关现行的做法，党委的二把手兼任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三把手兼任同级政府首长。这样不仅能够保证党从组织上对人大和政府的领导，而且能够使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相互协调一致，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2、切实改进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方式。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不同性质和职能，决定着二者必须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它的根本任务是领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来实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的。要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由党委决策、政府执行的领导方式，真正实现由党的形式向国家形式的转变，即由党委的直接领导转变为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实行间接领导，由主要依靠党的政策领导转变为主要依靠国家法治。党的主张应该形成决策建议向国家权力机关――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由权力机关形成法律法规或决定决议，然后由政府执行。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党的领导和依法办事是一致的，实施宪法和法律就是实行党的领导，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3、充分发挥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履行着宪法和法律赋予制定地方性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监督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选举、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重要职责，担负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繁重任务，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稳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对人大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清，仍然把人大看作“二线机构”，安排老干部的“场所”；在一些文件、领导讲话和报告中，也把人大同群团组织相提并论。同时，由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人大职权的行使还难以到位，这些都影响了各级人大作用的发挥。为了充分发挥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真正成为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加强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的宣传，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性质、地位、作用和人大工作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人大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为人大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二是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要善于通过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从法律上和制度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善于把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主张，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成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和共同行动。凡是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大事，依法由人大讨论决定的事项，都要提交人大讨论，或形成法律法规，或作出决定决议，然后动员全体人民去执行。三是各级政府和法院、检察院，都要尊重人大的法律地位，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主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自觉接受其监督。要欢迎和支持人大代表对行政工作和司法工作进行视察、调查、检查和评议，认真办理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和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及时采取措施，改进工作，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四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更好地依法履行各项职责，既要敢于行使职权，又要善于行使职权。要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根本任务。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重点做好立法和监督工作。针对目前监督工作较为薄弱的状况，可考虑在各级人大设立人民监督委员会，专司监督工作，强化监督职能。要密切同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注意研究新形势下人大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更好地反映民意，集中正确的意见，做出科学决策。同时要注意总结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把人大工作推向前进，真正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应有作用。【责任编辑】孙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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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红五月音乐会降下帷幕新华社西安５月２３日电（记者李勇）以继承发扬延安精神为主题的１９９０年西安红五月音乐会，今晚在千人《黄河大合唱》的雄壮歌声中降下帷幕。“西安红五月音乐会”是西安地区广大群众的一个传统音乐盛会，从１９５８年至今已举办２０届。这一活动始终贯穿着歌唱党、歌唱祖国、歌唱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据初步统计，这届音乐会参加单位有１０００多个，人数达数十万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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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85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55-60,97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 作 者 】邓红风 【复印期号】199608 【 标 题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 【 正 文 】 内容提要：西方史学家关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曾经作过种种论述，但都没有涉及其中的本质区别，不能正确回答历史学是否能自然科学化的问题。其实，二者的根本差别在于：自然科学研究客体的规律性不受研究者的影响，客体具有重复性；而历史学研究的客体是人，人通过认识的提高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而使人类社会的规律性不断变化，历史呈现出不重复性。这就决定了二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历史学的客观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二者所使用的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也有明显的差别。因此，历史学不应盲目地追随自然科学，而应当走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之路。＊ ＊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在此，就这个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与史学界的同仁讨论。一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从这两门学科诞生以来就产生了。在古代希腊和罗马，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门理论知识。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相应的技术水平有限，自然科学还没有成为一种实验科学，许多结论仅仅是推测或逻辑推理的结果，这就要求自然科学的知识是系统的，有规律的，可以通过原因推及结果。典型的例子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一般说来，古希腊人认为瞬息万变的东西不可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比如历史。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科学当作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而把历史当作是关于特殊事物的知识，没有普遍适用的规律可言，因而认为历史学不是科学，他甚至认为诗比历史学更科学。柏拉图认为关于特殊事物的知识不是知识，只是观点〔1〕。到了中世纪，科学和历史学都成了神学的婢女，古希腊罗马划定的历史与科学的明确界线又模糊了。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目的都是为了证明上帝的英明伟大。这时，历史已经不是一系列瞬息万变的和没有规律的事件，而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上帝意图的表现，历史不再依据人的意志而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世纪史学对古希腊罗马历史观念的一种进步。历史也同自然界的事物一样成为一种有规律的运动。从中世纪进入近代，物理科学的实验技术手段有了渐渐的但却是实在的发展，随着哥白尼的革命和实验科学的诞生，神学在人类知识探索领域的统治也宣告结束了，但是与此同时，历史学又面临着一次双重的挑战。第一，自然科学要建立一个客观的世界体系，而这个体系是建立在实验证据之上的；而历史学在摆脱神学之后，同时也失去了神学所赋予它的完整的体系。第二，历史学无法用实验的方法去构建一个客观体系，只能再次借助思辨，像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一样，来构建一个规律性的历史体系，否则就不得不承认历史之非系统性和历史学的主观性。西方进入近代以后历史学的发展恰恰就表现出这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都在哲学上反映出来。第一种倾向的典型代表是黑格尔，他通过他的逻辑体系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历史体系。历史在黑格尔那里是有规律的，但是这个规律是无法用实验证实的。第二种倾向的代表有李凯尔特等人。李凯尔特认为：“历史上的东西，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那种仅仅出现一次的、件件都是个别的、属于经验范围的实际事物；它既带直观性，又带个别性，因而是自然科学构成概念的界限。”〔2 〕他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统摄无比丰富的特殊事物的一般概念，是自然科学的目的。……而历史则与此相反，为了能够科学地进行思维和判断，它虽然也利用一般的东西，然而一般的东西对于历史来说仅仅是手段，……历史想通过这条弯路重新回到作为自己本来对象的个别事物上去。”〔3〕“历史并不是一门评价科学， 而是一门与价值相联系的科学。”〔4〕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主要潮流是把科学贬为一种伪知识形式，而认为知识的真正形式在历史之内，于是把历史放在了知识的中心地位。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有马赫、伯格森、詹姆士、克罗齐等。他们认为科学不是知识而是行为，不是真的，而是有用的。他们认为任何认识都是具体的，所以是历史。他们不否认自然科学的价值，因为自然科学是有用的，他们仅仅否认它的真理性〔5〕。不管哲学家的态度如何，西方职业历史学家在自然科学伟大成就的激励下，在新兴的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于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的推动下，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就提出了使历史自然科学化的问题。历史学家们相信，如果历史学也采纳自然科学的方法，使它变为一门“科学”，那么将会大大增加历史学的价值和在学界的地位。于是，在史学界就出现了寻找普遍适用的科学定律和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潮流。例如， 早在19 世纪中叶， 英国史学家托马斯・巴克勒（ThomasBuckler）断然宣称， 他通过把历史带入一个“普遍和没有例外的规律性的光辉法测”――自然法则的领域，而把历史变成了一门科学。法国的孔德（August Comte）则宣布，“历史现在第一次被系统地加以研究，而且被发现和其他现象一样，是受不变的规律支配的。 ”19 世纪末20世纪初，剑桥大学的两名教授，艾克顿勋爵（Lord Acton）和巴里（Bury）都认为，如果历史还不是科学，也一定会成为科学〔6〕。现代的西方历史学家则没有那样乐观了。统而观之可以分作这样几类。第一类，历史相对主义。认为历史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其结论都是相对的，更极端的看法是，历史研究是一种信仰行为，其代表人物有卡尔・贝克、比耳德等人。第二类，把历史分类，把其中的一部分归为科学，其余则归为文学、哲学等门类。例如，罗素就认为，历史著作可以分为以科学为主题的和以艺术为主题的两个部分。他认为“历史的科学规律并不象人们有时所认为的那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历史通过历史学家的著作，像文学作品那样给人以启迪〔7〕。而李・本森（ LeeBenson）则把历史分为4类：1，作为文学或消遣用的历史；2，作为自我认识的历史；3，作为哲学的历史，给人以哲学思想和启迪；4，作为科学的历史，给决策者提供忠告，给人类进行合理选择的知识〔8〕。第三类，认为历史与自然科学一样，同样是科学。典型的代表如怀特（Moton White），他把历史研究分为两部分：1.发现历史事实；2. 作为历史解释。他认为就第一点而言，历史学可能受到不同的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第二点，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一样，应当能够不受他个性、世界观等个人因素的影响〔9〕。尽管上述历史哲学对实践中的西方历史学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目前大多数西方职业历史学家都持有这样态度：历史是有规律的，但是现在探索这种规律的时机还不成熟，现在历史学家所要做的是研究具体的问题，弄清基本事实。规律性探索要等很久以后时机成熟才能着手进行。所以，西方历史研究集中到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面，而对规律性问题的研究则被小心地回避了。这就是西方史学界的基本状况。二笔者认为，过去种种关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的论述，都没有涉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所以都不能正确回答历史学是否能自然科学化，或者历史学是否能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的问题。任何科学都是研究对象的规律性，通过对规律的认识来指导具体的实践。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是一样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是人，客体则是外在于人的自然界，人是作为一个外在的观察者，其主观意识不会干扰研究客体本身所遵守的运动规律。这就决定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通过实验和预见加以证实的（或者用卡尔・波普尔的话说，是可以证伪的）规律。而历史学研究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本身，人一旦有了对自己的新的认识，人就已经不是原先意义上作为研究客体的人了，他成长了，他的行为必然也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原有的社会规律性和预期的实现。所以人类社会的规律是随着人类对自己的认识提高不断变化着的，也就是说，历史研究的客体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一刻是相同的，是不重复的，这就决定了它所研究的规律是无法通过实验和预见加以证实（或证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这种区别，决定了这两种知识体系在方法上的根本不同。大多数自然科学的结论都是通过实验检验的，而这些实验都必须可以在相同的条件下产生相同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可以重现的。但是历史是在不断地发展的，现在的条件和过去的条件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这就决定了历史的事件不具有可重现性。如果历史具有可重现性，过去的事件可以在现在重现，我们就没有必要研究历史了，只研究现实就可以了。历史的这种不可重现的性质决定了历史研究的结论是无法通过实验加以验证的。历史学家可以说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在于一场没有预料到的大雨打乱了他的作战计划，但是却不能用实验证实这一结论。历史学家要说明古埃及人确实靠双手及简单的工具建造了金字塔，并且用现代人实验性地建造一个小金字塔来证明这一点。但这种实验按自然科学的标准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实验中至少有一个条件古今是不同的：古埃及人与现代人有着不同的体力、智力和经验。这一实验违反了在相同的条件下产生相同的结果这一科学实验所遵循的规则。这并不是说，历史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不真实的。历史研究的结论很可能是真实的，只是它的真实性是无法通过实验加以证实的。这样就使得历史研究的结论，除了那些确定事实的结论（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等等）外，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的结论那样被普遍接受。这是历史学的本质决定的，无论历史学家如何去效仿自然科学也无法改变它与自然科学的这种本质区别。多少年来，为了鉴往知来，许多历史学家试图发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构想）历史的规律。从19世纪中叶开始，许多历史学家都在致力于这种寻找历史规律的工作，结果一无所获。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在19世纪末写到：现在有五分之四的学生都认为自己的工作已经接近于找到一个伟大的概括，使历史变成一条像物质世界的规律一样清晰的法则。亚当斯自己找到了这样一条法则，即熵定律，或称能量递减定律〔10〕。20年后切尼（Cheyney）在1923 年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致词中也提出要寻找历史规律的任务。他自己提出了6条规律，这里仅举3条为例。1.连续法则。历史的事件是一个接一个的，中间没有间断。2.变化法则。一切都在变化之中。3.互相依赖法则〔11〕。历史上各种因素都是相互依赖的。这些法则或称规律不能说不是真实的，但是它们缺乏自然科学规律的那种准确的预测力，按自然科学的观点看，只能是无法验证的猜测，不能同自然科学中的规律和定律相提并论。三主张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学者所持的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自然科学是客观的，所以其结论被普遍接受。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要想被普遍接受，历史学就应当是客观的。如果历史学家做到了这一点，历史学就会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了。“这种观念要求历史研究遵循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客观的态度，‘是什么就还他一个什么’，摒弃个人的主观好恶，无偏无私；二是对史料和史实的高度尊重，强调考据，认为历史著作是纪实，每句话都要有材料根据。具备了这两个特征，一般说来，历史学才具备了科学的前提。”〔12〕把自然科学的成就和它在世人心中的地位归结为它的客观性，这其实是对自然科学的误解，传统史学与自然科学之分野也不在于此。自然科学的研究非但不能“摒弃个人的主观好恶，无偏无私”，而是必须有个人主观的好恶。换句话说，自然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中必须使用价值判断，这不但是自然科学，而且是一切科学研究的起点。事实上，自然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总是把人类的需要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总是朝着最有利于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方面发展。科学的重心在古代和中世纪是天文学，近代是经典力学和化学，现代则是量子力学、生物学、电子学和宇宙学，都反映了这一事实。为什么没有科学家去研究脚的大小与智力的关系呢？这是由于一般人为脚的大小不会与智力有什么关系，或者因为即使能确定这种关系也没有多大价值。显然，这是一种主观的判断。这类主观的判断在科学家确定研究课题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使是在课题确定之后，科学家在从事研究时，也并不是不带主观成见或偏见的。赫兹1888年首次证明了无线电波存在的实验时就假定实验室的大小与他要检验的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是“显然无关的”。这一偏见明显影响了这次实验的结果，使他得出了无线电波的速度与光速不一致的结论〔13〕。那么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内涵是什么呢？我认为，它的客观性的含义是，不管科学家的主观意识如何，只有在相同条件下会产生相同的结果的实验结论才会得到科学界的公认。这就是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界只承认可以得到重复验证的结论，无论这种结论与自己的主观愿望多么地不相同。自然科学的这种客观性在历史研究中是不存在的。那么，历史研究中的所谓的客观性是什么，或者换一句话说，历史研究中可不可能有客观性？这是一个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我认为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是指不受个人感情和偏见的影响来解释或利用事实（资料）的态度。它是法官和裁判的客观性，即所谓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与自然科学中的客观性是根本不同的。谁都知道，法官判案和裁判打分虽然应当公正，但却不可能完全不受主观态度的影响，而“公正”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标准，更何况对法律和规则本身就有颇多争议，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过去的法律现在看来很多是不公正的。同样，一个历史的观点在一个时期被认为是“客观”的，在另一个时期则可能被认为是偏见。因此，历史学和自然科学都使用“客观”这个概念，但它在这两个学科中有着不同的内涵。这里不妨看一个具体的例子。从1880年到1917年期间，客观性被美国历史学界视为历史研究的中心标准，并且几乎没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就在这一时期的“客观”历史著作中，美国革命的历史被描绘成殖民地人民没有耐心和忘恩负义的历史，而内战后的重建被描绘成改革狂热所造成的悲剧，等等〔14〕。在历史研究领域，被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是不存在的，也做不到不偏不倚。通过达到“客观”性来使自己自然科学化的路是走不通的。四坚持历史可以自然科学化的学者一个最重要的主张就是把自然科学中的方法用于历史研究，从而使历史学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这里自然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历史研究中使用自然科学方法的限度。第二，在历史研究中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是否就可以使历史学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本人认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归纳推理是自然科学中最常用的推理方法之一。粗略地讲，归纳原理可以表述为：如果大量的A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被观察到， 而且如果所有这些被观察到的A无例外地具有B性质，那么，所有的A都具有B性质。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中都大量地使用归纳。现在的问题是，它们使用的归纳之间有什么区别。汤恩比曾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历史事实数据太少，无法作出有效的概括或归纳〔15〕。笔者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此。这里不妨看一下发现哈雷慧星的例子。哈雷1682年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慧星，他又从资料中找到了1607年及1351年出现的慧星同他所观察到的慧星有相似的轨道，因此推论它们是同一颗慧星，并且计算出这颗慧星每隔76年6个月出现一次〔16〕。到此为止， 哈雷只有三次观察的数据，可以说是少得不能再少了，许多历史研究中的归纳所使用的数据远比这要多得多。问题在于：1758年，在哈雷去世15年后，这颗慧星在他预计的天空出现，时间只比他预计的晚几天，也就是说他的归纳得到了验证；而历史研究中的归纳却是无法验证的。这就决定了哈雷的归纳在1758年就立即得到了公认，而历史研究中的归纳大都只能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归纳的结论是否被接受为真理，不在于所依据数据的多少，而在于是否得到验证。这里并不是说历史研究中不能使用归纳推理，而是说，历史学家在使用归纳时要记住，他们使用的归纳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归纳，不要把他们的归纳结论等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归纳结论，希冀会得到世人的公认。历史的归纳给读者和世人的是一种历史可能性的选择。选择是有用的，有价值的，但却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真理。演绎推理在自然科学中和在历史学中也有明显的不同。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特殊和个别，是根据一类事物都具有的一般属性、关系、本质来推断该类中的个别事物具有的属性、关系、本质的推理形式。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演绎推理时，大前提很难是一个公认的真理，因为，历史研究中的概括都不是真正的全称判断。例如，我们可以给奴隶制社会下一个定义：主要以奴隶从事生产的社会是奴隶社会。如果从这一定义出发，那么内战前的美国南方社会主要以奴隶从事生产，所以应处于奴隶社会，但是几乎没有哪位历史学家会接受这种推论。美国南方的奴隶制是一种特有的社会形态，它的特殊性使它无法纳入一个普遍的概括中去。可以说任何一个历史的概括都不可能排除例外。说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般要经过政治革命，所以要使用一般一词，就是说有例外。事实也表明，许多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更迭没有经过政治革命。所以，使用这种不完全的概括作为大前提进行的演绎推理，与自然科学中使用的演绎推理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历史学家可以使用一个非全称的并且不被普遍接受的判断作为大前提，但是自然科学家却不能这样做。数学方法是自然科学最常用的方法，也是史学借助自然科学方法中的一个最重要最受重视的方法，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风靡欧美史学界，形成了计量史学派。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史学也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它昭示着21世纪史学的前景〔17〕。本人不反对在凡是有可能的地方就使用计量的方法。但是，计量的方法并不能使史学自然科学化，因为自然科学与历史学使用计量方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此仅以计量史学使用的最多的统计方法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使用统计方法得出正确的结论需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要有足够大的样板，否则得出的结论就有太大的误差，就与臆测没有什么差别了。从整个中国人口中抽出1000人的资料进行统计所得出的结论，比如年龄的分布，职业的分布等，与中国人口的实际状况就有很大的差距，就缺乏可信度。第二，抽样必须是随机的，以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而影响统计的准确性。但是，历史的材料，特别是近代以前的资料，很难符合上述两个条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历史局限性，人们对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总是有所选择的，而且与实际相比，能够记录下来的，只占很小一部分，能够流传下来的则更少了，其中掺杂的有意无意的歪曲和虚构更自不待言。虽然历史学家可以对这些材料进行考证，但是能够证实的毕竟是少数。对这样一些材料进行计量分析，所得的结论是不能与统计方法运用于自然科学，如统计力学，所得的结论相提并论的。统计学的基础是概率论。概率论中有一条小概率的实际不可能原理，概率小到一定的程度，如0.01的事件，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18〕。就一般统计而言，这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历史，一个事件的概率再小，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如果根据法国革命前后低级军官擢升为统帅的概率来否定有过一个叫拿破仑的下级军官曾当过法国的最高统帅，岂不是荒唐？历史上的偶然性所起的作用远远超出了统计学所能估计的范围，这就决定了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局限以及所得结论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在西方大多数从事计量史学的人也都是承认的〔19〕。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甚至认为，“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们不能用计量的方法加以回答”〔20〕。计量史学派的重要代表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也承认，“从目前计量史学家发表的东西看还不足以驳倒施莱辛格的断言。”至于说通过量化使史学科学化的问题，福格尔更是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他认为，即使计量史学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历史学从本质上讲还是一门人文学科，不会变成社会科学，更不要说是自然科学了〔21〕。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甚至于与大多数社会科学也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学所关心的是事物的具有一般规律性的特征，而历史学不但对一般规律感兴趣，而且关心个别的特征，他们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漠视个体间的差别。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这种不同态度的根源在于各自研究的价值出发点不同：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而自然界的现象只有具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对人类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严格地讲，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每一个个体也是彼此不同的，但是自然科学家并不注意这种不同，因为这种不同对于他们的研究没有意义。例如，对于一种马，生物学家所注意的是这种马的一般特征，而不是其中一匹马与另一匹马的不同，尽管这种不同显然是存在的，而且这种不同对马这个种群自己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挑选赛马的人来说也是这样，但对科学家来说却没有什么意义〔22〕。历史所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其中的具体事件和一般规律一样，对人类都是有意义的。历史学家不但对法国革命时期的法国人的一般特性感兴趣，而且对具体的人，如拿破仑也感兴趣。对任何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学家不但对它们的共同点感兴趣，而且对它们的不同点感兴趣。任何历史的事件，对历史学家来说，都是不同的，换句话来说，历史的事件是不重复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用实验或预见的方法验证历史研究中的概括性结论。正是因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这种本质差别，历史学从自然科学那里可借鉴的方法是有限的，其应用的范围和深度也是有限的。即便是借鉴了自然科学方法，由于这种本质的差别，历史学也不会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100多年来， 许多历史学家致力于这一借鉴工作，而且产生了大量的成果。然而，这些成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人类对自己历史的认识深度却是值得怀疑的。本人不否认，为了弄清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自然科学的技术性方法有时是很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历史学家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具体细节上，个个都成为对越来越具体的问题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人，那么，历史学家的命运可能是自己被历史学抛弃，而历史将重新回到业余大众那里去。100多年前，当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浪潮开始涌动之前，人们要了解历史，会去读《史记》、《资治通鉴》，读蒙森、吉本、米芝勒、马考莱等人的著述；100多年后的今天， 大多数人却要从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中了解历史。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并没有减少，只是对历史学家写的历史不再感兴趣了。正当历史学大呼危机之时，历史小说、历史影视作品和记实文学却大行其道，一部作品可以有几亿乃至十几亿的观众。职业历史学家难道不应从中受到一点启示吗？自然科学许多领域的直接成果，读者也很少，但是这些成果可以通过应用而使无数的人甚至整个人类受益，使他们感受到自然科学的作用。这些科学家自然也受到人们的敬仰，尽管并没有多少人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然而，历史学的成果很少可以通过应用而使千百万人了解，只有直接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成果才能使大众了解历史的研究工作。历史学家应了解它与自然科学的这种不同，不要去东施效颦，更没有理由把历史学从神学和政治的婢女地位上解放出来然后让它去充当自然科学的婢女。自然科学的准确性、严格性和可预见性固然是令人羡慕的，但是模糊性、可争论性和或然性常常给人以更多的智慧和启迪。“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才是历史学所应坚持的原则。＊注：〔1〕R.G.Collingwood:《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Austin,1965,第24―25页。〔2〕〔3〕〔4〕〔7〕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6、7―8、24、131页。〔5〕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212―232页。〔6〕〔10〕〔11〕Henry Steele Commager: 《The Nature andStudy of History》,Columbus,Ohio,1965,第12、84、84页。〔8〕《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0,No.2,第199页。〔9〕Hans Meyerhoff,ed:《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Time》,Garden City,New York,1959,第188页。〔12〕王学典：《历史研究的致用寓于求真之中》，载于《文史哲》1993年第3期。〔13〕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43页。〔14〕《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4,No.4,1987年10月，第1022―1013页。〔15〕Amold J.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转引自：HansMeyerhoff,ed.前引书101页。〔16〕James F.Maurer:《Concis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Biography》,1984,N.Y,第331页。〔17〕彭卫、孟庆顺：《历史学的视野》，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18〕林少宫：《基础概率与数理统计》，高等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第20页。〔19〕Charlotte Erickson:"Quantitative History", 《Th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0,No.2,April,1975,第361―362页。〔20〕Arthur Schlesinger,Jr:"The Humanist Looks at EmpiricalSocial Research",《American Socialogical Review》,Vol.27,第770页。〔21〕Robert William Fogel:"The Limits of Quatitative Methodsin Hist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0,No.2,April,1975,第333、341―346页。〔22〕除非为了区别试验的对象，但是可以通过做标志来做到这一点，不一定非要从生物特征上加以区别。作者：青岛海洋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李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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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３民事 合同 ０１０２国务院 中国 民用 航空局航空 货物 运输 合同 实施 细则（１９８６ 年 １１月 ８ 日 国务院 批准１９８６ 年 １２月 １ 日 中国 民用 航空局 发布 ）第 二 条 本 细则 适用 于 航空 运输 承运人 与 企业 、 农村 经济组织 、 国家 机关 、 事业单位 、 社会 团体 等 法人 之间 签订 的 国 内 航空货物 运输 合同 。个体 经营 户 、 个人 与 航空 运输 承运人 签订 的 国 内 航空 运输 合同 ，应 参照 本 细则 执行 。军事 运输 、 航空 与 铁路 、 水路 、 公路 之间 的 货物 联运 ， 另行 规定 。第 二 章 货物 运输 合同 的 签订 和 履行第 三 条 托运人 托运 货物 应 向 承运人 填交 货物 托运 单 ，并 根据 国家 主管 部门 规定 随 附 必要 的 有效 证明 文件 。托运人 应对 托运 单 填写 内容 的 真实 性 和 正确 性 负责 。托运人 填 交 的 货物 托运 单 经 承运人 接受 ， 并 由 承运人 填发 货运 单后 ， 航空 货物 运输 合同 即 告 成立 。第 四 条 托运人 要求 包用 飞机 运输 货物 ， 应 填交 包 机 申请 书 ，经 承运人 同意 接受 并 签订 包 机 运输 协议 书 后 ， 航空 包 机 货物 运输合同 即 告 成立 。 签订 协议 书 的 当事人 ， 均 应 遵守 民航 主管 机关 有关包 机 运输 的 规定 。第 五 条 托运人 对 托运 的 货物 ， 应当 按照 国家 主管 部门 规定 的标准 包装 ； 没有 统一 规定 包装 标准 的 ， 应当 根据 保证 运输 安全 的 原则 ，按 货物 的 性质 和 承载 飞机 等 条件 包装 。 凡 不 符合 上述 包装 要求 的 ，承运人 有 权 拒绝 承运 。第 六 条 托运人 必须 在 托运 的 货件 上 标明 发 站 、 到 站 和 托运人 、 收货人 的 单位 、 姓名 和 地址 ， 按照 国家 规定 标明 包装 储运 指示标志 。第 七 条 国家 规定 必须 保险 的 货物 ， 托运人 应 在 托运 时 投保货物 运输 险 。 对于 每 千克 价值 １０ 元 以上 的 货物 。 实行 保险 与 负责运输 相 结合 的 补偿 制度 ， 托运人 可 在 托运 时 投保 货物 运输 险 ， 具体办法 另行 规定 。第 八 条 承运人 承运 货物 时 ， 应对 托运人 填交 的 托运 单 进行 查核， 并 有 权 在 必要 时 会同 托运人 开 箱 进行 安全 检查 。第 九 条 在 运输 过程 中 必须 有 专人 照料 、 监护 的 货物 ， 应 由托运人 指派 押运员 押运 。 押运员 对 货物 的 安全 负责 ， 并 遵守 民航 主管机关 的 有关 规定 ， 承运人 应 协助 押运员 完成 押运 任务 。第 十 条 托运 货物 内 不得 夹带 国家 禁止 运输 、 限制 运输 物品 和危险 物品 。》 如 发现 托运人 谎报 品名 ， 夹带 上述 物品 ， 应 按 有关 规定处理 。第 十 一 条 托运人 托运 货物 ， 应 按照 民航 主管 机关 规定 的 费率缴付 运费 和 其他 费用 。 除 托运人 和 承运人 另 有 协议 外 ， 运费 及 其他费用 一律 于 承运人 开 具 货运 单 时 一 次 付清 。第 十 二 条 承运人 应 按照 货运单 上 填 明 的 地点 ， 按 约定 的 期限将 货物 运达 到货 地点 。 货物 错 运 到货 地点 ， 应 无偿 运 至 货运 单 上规定 的 到 货 地点 ， 如 逾期 运 到 ， 应 承担 逾期 到 的 责任 。第 十 三 条 承运人 应 于 货物 运达 到货 地点 后 ２４ 小时 内 向 收货人发出 到货 通知 。 收货人 应 及时 凭 提货 证明 到 指定 地点 提取 货物 。货物 从 发出 到货 通知 的 次日 起 ， 免费 保管 ３ 日 。 收货人 逾期 提取 ，应 按 运输 规则 缴付 保管 费 。第 十 四 条 货物 从 发出 提货 通知 的 次日 起 ， 经过 ３０ 日 无 人提取 时 ， 承运人 应 及时 与 托运人 联系 征求 处理 意见 ； 再 经过 ３０ 日 ，仍 无 人 提取 或 托运人 未 提出 处理 意见 ， 承运人 有 权 将 该 货物 作为无法 交付 货物 ， 按 运输 规则 处理 。 对 易 腐 或 不 易 保管 的 货物 ， 承运人 可 视 情况 及时 处理 。第 十 五 条 承运人 应 按 货运 单 交付 货物 。 交付 时 ， 如 发现 货物灭失 、 短少 、 变质 、 污染 、 损坏 时 ， 应 会同 收货人 查明 情况 ， 并填写 货运 事故 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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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87 【原文出处】《文学评论》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105 【原刊页号】5～12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12 【 标 题 】中国新文艺与中国共产党――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而作 【 作 者 】张炯 【作者简介】张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不但使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跃向社会主义社会，也使我国的旧文艺急剧 转变为新文艺，并且开辟了人民文艺的新时代。可以说，走向现代的我国新文艺从一开头就是在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准备的我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下才登上文坛的。而新文艺的每一重要发展，差不多都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组织和政策领导的影响，许多共产党员作家、艺术家更为新文艺的发展作出过呕心沥血的贡献。也当然，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伟大变革中所表现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探索、理论上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也给中国新文艺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历史印记。【 正 文 】 一20世纪之初，中国文艺虽然已经开始蜕变，梁启超等主张改良的维新派曾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率先推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1906年欧阳予倩等也积极探索新剧的演出，但那时的文坛和艺坛，旧文艺仍然占有统治的地位。遍布城乡的旧戏曲固然演出的几乎全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而泛滥于文坛的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作品，更以揭露所谓“黑幕”阴私和耽于言情，在文艺观念或题材、主题、形式、风格诸方面均鲜有开拓。因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当时还是急进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创办了以积极传播新文化为目的的《新青年》杂志，还撰写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一文，呼吁推倒“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的旧文学，主张建设“平易”、“抒情”“新鲜”、“立诚”、“明了”、“通俗”的新文学。《新青年》的另一编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更抨击那些“不过摭给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文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学的商贾的旧毒新毒”的所谓“文学”，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新文学的开山之作正是发表于1918年的《新青年》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等就积极提倡“革命文学”。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面前》一文中便批评当时那些不知自己处于什么时代和环境的作家，发出至今仍不失警策意义的见解说：“他们对于社会全部的状况是模糊的，对于民间的真实疾苦是淡视的；他们的作品，上等的不是怡性陶情的快乐主义，便是怨天尤人的颓废主义，总归一句话，是不向社会的个人主义；下等的，便是无病呻吟，莫名其妙了。”他主张作家要“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还号召新诗人“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恽代英在《八股？》一文中更期望新文学“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而后来担任共产党领导人的瞿秋白在1923年便撰《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一文，介绍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敏锐地指出“俄罗斯革命不但开世界政治史的新时代，而且辟出人类文化的新道路”。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于当时掀起的“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郭沫若、蒋光慈、成仿吾等作家都极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对于这种文学的理解虽不无偏激和局限，但他们要求文学表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并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注：《革命与文学》，《郭沫若文集》第10卷第323页。）。这种主张从新文艺的进步意义上看，正是十分可贵的。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左翼文艺运动则是20年代革命文艺的进一步发展，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包括鲁迅、茅盾、胡风等许多著名左翼作家、艺术家在内的声势浩大的文艺运动。胡乔木、夏衍、丁玲、周扬、田汉、阳翰笙等共产党人都为积极推进左翼文艺运动作出自己的贡献。尽管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有过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并且遭到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的血腥镇压，但鲁迅和后来毛泽东都给左翼文艺运动以很高的评价。鲁迅曾经沉痛悼念血溅龙华的左联五烈士。他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称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他说，“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污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而毛泽东则指出，从1927-1937年反革命对于革命力量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与苏区革命文艺相呼应的白区左翼文艺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正是反革命势力失败的有力证明。当然，这不是说当时就没有其他有价值的文艺，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成为当时中国文艺的主流和最有社会影响的部分，则完全是事实。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文艺方面左翼也先后提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还在武汉建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全国文艺界的广泛人士。如周恩来在该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所说，“……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注：《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1938年3月28日《新华日报》。）正因此，使得以抗日为核心内容的人民文艺在全国范围蓬蓬勃勃开展起来。无论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和小说以及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形式，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当时涌现的许多作品，包括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和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都为动员广大群众投身抗日的伟大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其间，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对于指引和促进人民文艺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尤产生划时代的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影响。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历史迈上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的征途。我国文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走上社会主义文艺的轨道。从此，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的发展更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党的思想理论路线的正确和错误都会左右到文艺。半个多世纪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大略分为三个时期，这就是建国初的十七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新时期以来的二十余年。十七年中作为党的文艺指导方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已有新的发展，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的工农兵方向和文艺与现实、与传统的关系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外，毛泽东还先后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新的方针。这对于促进那个时期文艺的初步繁荣，关系至大。1957年前，党在实现民主改革、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正确路线、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更为新中国初期文艺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历史条件。而1957年后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的发展，思想战线上更发动了一系列混淆敌我的批判运动，其中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等运动除了批判还加上错误的政治处理，文艺的正常发展也就不断受到伤害。而十年“文化大革命”则更使文艺受到空前未有的打击，文艺工作者大多都受到迫害，被剥夺创作的权利，除了所谓“革命样板戏”，只有极少数文艺工作者后期才被允许创作，而且多要遵从那时极左的政治和文艺路线去创作。对于前此由于党内的左倾错误而给文艺发展带来的损失，永远足为全党和后人引为教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纠正了左倾错误，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线，在文艺领域更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代替以往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旧口号，在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反映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政策，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的同时，还强调要重视遵循文艺的规律，对作家、艺术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因此，就大大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使这时期文艺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而鉴于文艺界曾经出现过的左的教条主义和右的自由化的倾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文艺思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纲领，强调文艺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既要弘扬主旋律，又要提倡多样化。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引导我国文艺继续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应该始终代表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更同样是指引我国文艺前进的光辉指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把“三个代表”的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且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根本任务是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业精神。”应该说，这同样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迄今我国文艺的持续繁荣和更大发展，正证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阐明的文艺任务，所采取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于此可见，20世纪以来我国新文艺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分不开。如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同样可以说，没有共产党也没有中国的新文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回顾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中国新文艺的发展表明，毛泽东的总结具有何等的历史穿透力和未来预见性！它不仅符合前二十年的文艺实际，而且预示了迄今的我国新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状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文艺前进的历史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新的文艺实践相结合，不仅引导了新文艺的正确方向，促进了新文艺的蓬勃发展，而且使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文艺的方针、政策不断走向成熟，更加符合文艺自身的规律，也更加完整。而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正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做出自己的卓越贡献。二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开创了人民文艺的新时代。人类历史上自从产生阶级社会，历代剥削阶级作为统治阶级都力图使文艺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广大劳动人民处于受压迫和剥削的地位，他们尽管也以自己蓬勃的创造力，通过某些文艺作品表达自己的情感、理想和愿望，但他们的大多数长期被实际剥夺了享用文艺的权利。在中国，这种情况的根本改变正发生于20世纪，特别是发生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人民文艺时代的到来，使我国文艺产生如下三方面的深刻变化：第一，突出实现了文艺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利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就撰文提倡“平民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明确提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可以说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如此鲜明地揭橥出人民文艺的旗帜。此前平民意识的崛起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汹涌，使“五四”后的新文艺已经涌现大批描写劳动人民的作品，像文学领域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茅盾的《春蚕》、老舍的《骆驼祥子》、丁玲的《水》等都是。但指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使文艺为他们而创作，为他们所利用，并且阐述得如此全面和透彻，应是自《讲话》始。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多数人服务，正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方向性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当然有充分的权利要求文艺满足他们的审美需要，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对于人民的内涵，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还做了补充，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利用，实际上就是要求文艺符合人民的利益，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其中，当然也包含为人民的政治利益服务。过去把“文艺从属于政治”理解成文艺必须从属于党在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必须“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演中心”，这无疑是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了，并极大地限制了文艺的广阔题材和主题。邓小平鉴于以往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利少弊多，主张以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来取代它。但他也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20页。）。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蕴含十分重要而根本的政治方向。因为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的表现，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害，许多作家艺术家关注政治是符合历史和现实的逻辑的。由于社会主义是我国人民的选择，也是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所以，为人民服务与为社会主义服务正相一致。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固然也存在反革命的、不革命的以及唯美主义的文艺，但为人民革命服务的文艺始终是主流。这种文艺包括描写今天的人民群众的，也包括描写昨天的各种题材而站在人民的思想立场上来写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雷雨》等戏剧，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等小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更如浩荡洪流，奔腾在广阔的文艺航道上。尽管不同时期也有背离人民利益的创作杂音和某些旋流，但整个社会主义的文艺大潮，不论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在题材、主题广泛的表现中，于满足人民审美需要的同时，正是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巩固和发展了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第二，极大促进了文艺反映人民生活和斗争，表现人民的形象和人民的情感、愿望。历史上文艺表现对象的变化永远与这种对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的变化相联系。在人民通过革命，争取自己当家作主的时代，人民成为文艺描写的中心自然合乎历史的规律。在以往的文艺中统治阶级里的帝王将相以及已经成为贵族或将要成为贵族的才子佳人充斥于文艺作品，以至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呼吁要把这种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他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2-883页。）。邓小平则认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的生命就会枯竭。”（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第183页。）江泽民更号召我国文艺工作者“要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地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注：江泽民：《在全国第六届文代会、第五届作代会上的讲话》。）。在这个问题上，文艺界过去并不是没有分歧与斗争。可以说，从新文艺诞生起直到今天，都仍然有人只醉心于写自己，写无关人民斗争的“杯水风波”，乃至于只写个人颓废的情感或写脱离社会背景的男女的性爱。但毕竟大多数作家艺术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影响下还是把自己的笔触转向了人民群众。他们多年来深入人民的生活与斗争，作品中描写工农兵及其知识分子的形象越来越多。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工农兵成为现实生活的主人公，他们的形象更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公。人民为夺取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成为众多文艺作品的主要题材和主题，人民中涌现的英雄和社会主义新人，尤成为作家艺术家所着力塑造的形象。文学作品从《红旗谱》中的朱老忠、《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红岩》中的江姐、《雷锋之歌》中的雷锋，直到新时期文艺中的乔光朴、陆文婷、孔繁森等许多人物典型，他们正都是来自人民，又为人民忘我地工作的新的英雄。油画《开国大典》、《上甘岭》，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更以雄浑壮烈的气魄和绚丽多彩的格调再现了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夺取革命胜利的不朽群像。诸多文艺作品所反映的斗争事迹为我们提供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生动图卷；而它们所塑造的新英雄人物形象的思想品格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时代精神的崇高写照。文艺表现对象的上述转变正是划时代的，旷古未有的。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自不待言。第三，不断探求文艺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多样艺术形式和风格。人民的审美需要是丰富多彩的，但又是富于民族特色的。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追求必须与为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追求统一起来。文艺的现代化与文艺的民族化也必须统一起来。毛泽东曾要求文艺作品的革命政治内容与完美艺术形式的统一，要求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并提倡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但他又鼓励文艺的“百花齐放”和“推陈出新”，鼓励“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8页。）。邓小平也认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邓小平文选》第183页。）江泽民在论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时尤指出，“反映主旋律的精神产品不仅思想内容要健康向上，艺术表现也应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精益求精，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文化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注：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那种认为民族化就是形式与风格的单一化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国有着56个兄弟民族，他们无不拥有民族独特印记的文艺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即使同一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也不相同，其作品的审美创造也不可能使形式与风格单一化。而且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吸纳外国外民族有价值的审美创造经验的选择中，也会不断革故鼎新，新的民族特色将不断展现。只要我们不徒事模仿，不搞毛泽东当年所批评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就定能在创造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时使形式和风格更加丰富多彩。“五四”以后的新文艺虽然曾有过欧化的毛病，但经过30年代左翼所发动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和后来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探索实践，特别是解放区作家艺术家的探索实践，在创造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富于民族形式与风格的作品方面就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创业史》、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等小说与诗歌，还有话剧《茶馆》、《关汉卿》，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及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都是突出的例子。20世纪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后，盲目移植西方文艺的形式和风格的作品多了起来，但大多作家艺术家仍然重视民族的独特的创造，像李瑛的长诗《一月的早晨》，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苏叔阳的话剧《左邻右舍》，还有电影大片《大决战》、《毛泽东的故事》和电视连续剧《围城》、《大宅门》、《日出东方》、《长征》等。因而从主流看，对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追求仍然没有松懈。广大群众无疑希望这种势头能够保持下去，并做出更大的成绩。三文学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媒。它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文艺产品通过市场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巨大产业之一，而作为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大多文艺作品都具有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性质，由于它通过审美形象易为群众所接受，还能通过电子传媒广为传播，覆盖面大，影响广泛，对社会主义建设关系至大。文艺领域的问题不仅会影响文艺本身，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甚至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未来。积80年的经验和教训，为了继续开拓人民文艺的宽广道路，保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文艺的繁荣昌盛，就必须继续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事业的领导。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者，也是我国领导一切事业的核心力量。文艺事业自不能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和胜利，也很难实现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历史实践证明，曾经有过的反对党领导文艺的论调都是错误而有害的。今天，我们党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充分反映文艺规律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因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除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外，最重要的当然是需要更好地实现党对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领导。在中西文化频繁交流、多元撞击的开放环境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领导无疑更加重要。要继续提倡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作斗争，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艺观，使文艺工作者更深刻地认识社会、认识人民、认识世界，并按照文艺规律去从事审美的创造。这对于保持我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具有关键的意义。文艺创作并非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影版照相。创作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与作家艺术家创作什么样的思想和艺术倾向的作品正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个领域，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艺都同样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不继续作出努力，乃至掉以轻心，都只能有利于国际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势力对我国进行思想腐蚀，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图谋。其次，党和各级政府还应该继续努力帮助解决文艺工作者创作和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使他们能够切实地深入生活，并全心身投入创作而没有后顾之忧。文艺创作是复杂的创造性极强的精神劳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用行政命令去干涉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往往只能产生缺乏艺术魅力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而变干涉为服务，积极为作家艺术家创造有利于创作的环境和条件，这才是促进创作繁荣，促进文艺生产力活跃所不可缺少的另一关键性的工作。如何帮助文艺工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深入生活，去了解和熟悉我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所展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以及这种斗争中先进人物和普通劳动者的精神境界、情感波澜，特别是帮助作家艺术家去把握自己时代的本质与特征，从而也更好地把握当代环境中各种人物的典型性，在当前尤有迫切的意义。它关系到我国文艺从整体上能够在多大的深度和广度去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否真正能够成为时代的镜子。最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党和政府更要通过有关管理部门把宏观调控与运用市场杠杆结合起来，在力求文艺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一致的前提下，对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文艺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文艺，要依其有利、无害和有害的不同性质而分别对待。事实表明，并非所有文艺产品都可以推向市场。而市场也并非可以自动地选优汰劣。优秀的作品固然早晚会被市场所看好，会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但市场追求利润的天性也会使大批迎合低俗趣味的、乃至有害的作品泛滥。文化产业中的不法商人总是千方百计利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尚不够完善，以盗版倾销等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破坏社会主义文化的有序建设。大众文化和文艺领域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已经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的腐蚀性损害。许多渲染性与暴力的的大众文艺产品与高雅艺术争夺市场，这已经不是秘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高雅艺术、传统艺术曲高和寡，就需要国家投入资金去扶植。对这类艺术就应与对待畅销的大众文艺产品有区别。市场上畅销的能够获得很大经济效益的产品，实际上既有好的，也有坏的。而对于有害于社会和人民的产品，即使经济效益很高，也要坚持给予批评，乃至加以取缔。要提倡文艺评论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坚持真善美，反对假恶丑，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开展实事求是的有原则的批评，不应为了商业性的炒作，随便捧场。特别要反对鱼目混珠的广告性评论。上述诸方面，过去都不是没有教训，对此一定要很好地加以总结。一定要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规范文艺市场，加强文艺评论，以保障文艺的正确方向，使文艺真正眼沿着“三个代表”的思想所指引的道路，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而不是损害这种建设。总之，面对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只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使我国文艺工作者沿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旗帜所指引的方向，努力贯彻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思想，认真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将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就一定能够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开创更加辉煌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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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4197 【原文出处】当代电影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6 【原刊页号】96～101 【分 类 号】J8 【分 类 名】电影、电视艺术研究 【复印期号】199802 【 标 题 】战争、历史和个人的故事 【 作 者 】李一鸣 【 正 文 】 读《英国病人》1996年，刚刚以导演处女作《真正地，深深地，疯狂地》引起世界影坛注目的英国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又如愿已尝地把加拿大作家杰翁达的小说搬上了银幕，并在第69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仪式上一举夺得了9项奖。 这一成功使全世界的观众都能有幸在银幕上去体验杰翁达那部荣获了布克奖、而对于电影来说改编难度极大的小说。但显而易见，这部被称为关于战争与爱情的浪漫史诗的影片并不同于一种可以想见的好莱坞式的经典。仅从它的创作班底的构成，我们就可以窥见它所可能蕴含的复杂性――加拿大小说家、美国的独立制片人、意大利籍的英国导演，再加上来自英国、法国以及美国的演员队伍。而由这支“多国部队”所诠释的故事仅其人物序列就会使观众如入迷雾之中：在影片横贯战前的北非沙漠、开罗直到战后意大利一所乡间别墅的场景中，被称为“英国病人”的匈牙利沙漠探险家阿尔马西、法籍加拿大女护士哈娜、印度锡克族工兵上尉基普、加拿大小偷――后来的盟军间谍卡拉瓦焦，以及一对英国新婚夫妇杰夫里和凯瑟琳，不断在现实和主人公的回忆中淡出淡入，演出或讲述着一个浪漫迷离而又如幻如真的故事。一位欧洲评论家曾把《英国病人》的成功看作对经典文学进行改编的一座新的里程碑。他认为，这部影片的成功使电影“又重新返回产生《乱世佳人》、《日瓦格医生》和《永垂不朽》等成功的经典文学改编电影的黄金时代”。撇开关于文学改编这一概念不论，单就对一部史诗式的文学作品进行银幕搬演而言，《英国病人》并不是一部生产上述那类电影史诗的大制片厂式的作品。作为一部独立制片的电影，它不但在追踪着电影史上传统的浪漫史诗，也充满了一种当代的个人精神自救的氛围。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它对史诗片这一传统类型的一种新的定义。缺少“身份”的故事和人物《英国病人》的故事可以复述如下：匈牙利伯爵阿尔马西是一位沙漠探险家，他一直在努力寻找着早已消失的沙漠绿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结识了富有的英国青年杰夫里・克里夫顿夫妇，并很快与杰夫里美丽的妻子凯瑟琳陷入情网。他们的恋情被杰夫里发现了。杰夫里愤怒之下，驾驶着和妻子一起乘座的飞机冲向正在沙漠中的阿尔马西，企图与他同归于尽。但结果是，杰夫里撞机身亡，凯瑟琳受了重伤，而阿尔马西则幸免于难。阿尔马西把受伤的凯瑟琳安置在沙漠的一个山洞里，只身去搬救兵。在遭到英国人的拒绝之后，他只好把走出沙漠绝境的地图卖给德国军队，换取了一架飞机。然而，当他带着凯瑟琳打算飞出沙漠时，德国人击落了他的飞机。凯瑟琳死了，阿尔马西被烧成重伤，并被沙漠里的阿拉伯人救起，送到了意大利的一家盟军野战医院。在医院里，失去记忆的阿尔马西被当做“英国病人”留了下来，一名叫哈娜的女护士开始对他产生了同情。随着战争临近结束，在战争中失去恋人和父亲的哈娜决心离开部队，和英国病人住在了附近的一个被废弃的别墅中。在那里，她一边精心照料着英国病人，一边听他断断续续地讲述自己的爱情往事。同时，她也渐渐爱上了一个在那里负责清除德国人遗留的地雷的印度工兵基普。与此同时，哈娜父亲生前的好友，一个名叫卡拉瓦焦的人也来到了别墅里。他因在战争期间为盟军做谍报工作而被德国人剁去了双手的大拇指。他怀疑那个所谓的“英国病人”实际上是一名德国间谍，因此他守候“英国病人”的床前，不断从他的喃喃自语中试图探询他的真正身份。当影片结束时，已讲完自己经历的阿尔马西在哈娜为他注射了大剂量的麻醉药后死去，基普带着对英国和战争的失望也告别了哈娜；卡拉瓦焦似乎并没有搞清那个“英国病人”究竟是不是德国间谍，哈娜则最终独自离开了那所已空无一人的别墅……我们似乎不得不对明格拉的这个故事稍加整理和重新叙述。这不但是因为影片断续的叙述、含混不清的对话以及并不明晰的人物关系，而且也是因为这个故事包含了太多的“包装”。评论家们把它称为一部包含了史诗、战争、伟大的爱情、甚至关于侦探的影片；并把它与《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格医生》、《走出非洲》以至《印度之旅》这样一些与史诗、战争、冒险、爱情以及非洲有关的影片联系在一起。这使我们在阅读这个故事的同时不得不不断接受、同时又不断揭去这些包装，以找到明格拉所关心的那个世界。从如梦如幻的北非撒哈拉沙漠，老式的双翅膀蛾式飞机，在沙漠骄人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机翼，到神秘的“游泳者洞穴”，开罗的豪华酒店，气质迷人的英国少妇凯瑟琳以及独身一人的沙漠探险家阿尔马西……或许再加上来自英国的导演明格拉，这一切使观众有理由期待着一部大卫・里恩《阿拉伯的劳伦斯》式的歌颂大英帝国的壮丽史诗。但在影片展示了雄伟壮丽的撒哈拉沙漠的奇观不久，一阵德国军队的炮火就粉碎了观众的梦想。它喻示着富于浪漫情怀的沙漠探险者阿尔马西不可能像那位著名的英国军官劳伦斯一样驰骋在沙漠中率领阿拉伯人向德国人开战。相反，在影片的主要情节中，他浑身布满伤疤，一动不动地躺在意大利一间破旧的乡间别墅里艰难地喘息着。显而易见，这并不是里恩的那个传奇般的沙漠冒险故事。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个可能会十分熟悉的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英国人的飞机，德国人的炮火，盟军野战医院，数不清的伤员，到处布满的地雷和炸弹以及一个个被卷入战争的主人公。不过战争似乎只是在它应该爆发的时候爆发了。影片的故事主要聚焦在战前的沙漠探险、阿尔马西和凯瑟琳之间的浪漫史和战后那所远离战争的别墅。片中的主人公们实际上只是被偶尔卷入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影片中只是主人公们生活中的一种背景；尽管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背景，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也不是观众所熟悉的那类战争与命运的史诗。还有一个关于侦探的故事。片中的一位主人公马多克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里到处都是间谍！”的确，几乎片中所有的男主人公都与间谍有关。露面不多的克里夫顿在为英国间谍报机关工作，阿尔马西被怀疑为德国间谍，卡拉瓦焦因为间谍的特殊使命遭受了德国人的残酷折磨。而他在影片现实部分中几乎唯一的举动就是以一种侦探的方式不断探询着阿尔马西的真实身份。不过，关于间谍的线索肯定会使期待着一连串悬念的观众摸不着头脑。克里夫顿除了驾机撞向情敌的壮举和监视过凯瑟琳与阿尔马西的来往外，好像从来没有从事过什么实际的谍报活动；阿尔马西只是为了救助躺在洞穴里的恋人才被迫向德国人出卖了那份宝贵的地图。卡拉瓦焦对阿尔马西的审询并没有带来多少关于破案的悬念和快感，阿尔马西到底是不是间谍随着故事的进展实际上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最后留给人们的是两段充满浪漫的激情和令人伤感情调的爱情故事。它们构成了影片中最动人的场面和似乎是一条断断续续的主线。只是它们不是我们按照通常的爱情片所能够期待的那种爱情――它并不是发生在美丽善良的女护士哈娜和她独自留下来精心照料的英国病人之间；也没有出现在似乎顺理成章的卡拉瓦焦与哈娜之间。这部被称为1996年银幕上最伟大的爱情史诗中的爱情以一种超出常规的“搭配”出现在两个不同的时空中；它是由两个主角分别与配角之间构成的两段不同时空的浪漫史。一段发生的撒哈拉浪漫迷人的沙漠里，发生在匈牙利伯爵和富于贵族气质的英国少妇之间；另一段发生在荒芜的意大利别墅中，它的主角是美丽的加拿大女护士和纯朴少言的印度工兵上尉。而它们的相互交织则使影片变得更加神秘和扑朔迷离。但至少它没有构成一部如《永别了，武器》或《日瓦格医生》那类的战争和爱情的史诗。战争、爱情、沙漠探险、侦探以及忠诚、友谊和背叛……，这些历史和生活中的碎片就如同影片中那架老式飞机的机翼在阳光下的闪光，不时照亮明格拉的故事，而又往往一闪而过，只给观众留下一串充满魅力的幻影。当人们试图循着任何一条线索去寻找它的踪迹时，总有一种若即若离之感。而同样使观众感到迷惑的不仅是故事，还有片中主人公们含混的身份。正如一位影评人所说，当观众试图把片中人物的身份与故事的内容简单地联系起来时，将是十分“危险”的。不言而喻，“英国病人”根本就不是英国人，他也不是间谍；而所谓间谍的卡拉瓦焦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战争受害者，他的原始身份在小说中甚至不过是一个小偷。人们始终无法明确凯瑟琳的丈夫杰夫里在片中或战争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哈娜的加拿大背景也并没有使她与卡拉瓦焦产生什么特定的联系，而偶然到来的印度工兵基普显然与作为影片部分背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有着一种边缘性的关系。显而易见，明格拉在他的影片中几乎完全破坏了我们所习惯的一部影片的“完整性”。他既没有给出一个特定的故事类型，也没有给出在某一电影类型下常见的特定的人物和关系。对此，我们把它称之为对一种电影的“解构”或甚至是一种对“历史”的解构都是并不为过的。这种“解构”式的取向与其说是来自原小说的框架，倒不如说更是来自明格拉对这部充满“身份不明”的小说的喜爱，从而选择了把它搬上银幕。这位出身于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而生长于英国小镇的导演从小就感受到了一种“身份不明”的困惑。“从小生活在英国，有一种没有归属感的感觉。因为那里的人都是世世代代住在那里，而那里很少有外国人。我可以肯定，这是我痴迷《英国病人》的原因。这本书涉及到了许多问题――国籍、身份等，这些问题总是使我迷恋。”后来又娶了一位中国妻子的明格拉自己也始终是一位缺少特定“身份”的人物。这使他感兴趣的不是特定背景下的个人和历史，不是那种把一个国家、民族和历史联系起来的故事。正像他的《英国病人》中那些实际上处于“历史的边缘”和“身份不明”的人物一样，他更愿意超越国家、民族和个人身份的因素，去寻找处于历史中的一些“孤立”的个人，成为一个在更加纯粹的历史进程中个人世界的探索者。因此，对于他来说，打破传统故事中把人物身份与其命运联系起来的构架似乎才真能使他走近他在生活中所体验到的在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人的故事。战争和历史中的个人文本尽管明格拉对于其故事的定位比起好莱坞或其它电影史上古典浪漫史诗来说显得更为复杂和含混不清。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它称为一部与战争、甚至与历史相关联的浪漫史诗。在影片开始展现了北非沙漠壮丽的情景之后，德国士兵的炮火击落了阿尔马西驾驶的飞机，这一短短的场景使每一位观众都不难意识到它的人物所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但是，在跨越战前与战后和从北非沙漠、埃及首都开罗到欧洲战场意大利的广阔时空中，明格拉却把他的镜头不断拉回到一所几乎与世隔绝的意大利乡间别墅和它的四位孤独的主人公身上，这一在几乎是广阔的历史的画卷般的背景下凸现出的几个平凡的人物不能不使人们对明格拉的聚焦方式感到惊讶。慢慢聚集到别墅中的四位主人公开始在这里讲述或演出着各自与战争有关或无关的故事。这里有阿尔马西的沙漠探险和与凯瑟琳充满激情的热恋，有哈娜与基普浪漫而又热烈的爱情，当然它也包括着卡拉瓦焦充满阴郁色彩的战争经历。它们看上去互不关联，各自发展，从而构成了明格拉史诗般的背景下的一种个人的文本。而这些个人文本的实质就是主人公们难以愈合的战争创伤。被称为“英国病人”的阿尔马西的创伤是肉体上的和显而易见的。他那被火烧焦的躯体和满脸伤疤实际上构成了对别墅中其他三位主人公的一种隐喻。哈娜的创伤是精神和心理上的。她的个人故事中包括了男友的牺牲和女朋友的遇难。这使她在影片中与基普的热恋实际上成为医治自我精神创伤的手段。卡拉瓦焦的创伤既有肉体的，也有精神的。而基普的创伤则似乎更加隐蔽，它是这位来自殖民地的参战者对自己宗主国――大英帝国的幻灭。由此，那座半是废墟的意大利别墅便成了一所真正的战地医院。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这里医治着自己的创伤。明格拉在不断从别墅中淡出淡入的叙述中所描绘的正是每一个充满这一精神创伤的个人文本。别墅里的人或者在讲述（如阿尔马西和卡拉瓦焦）、或者在发展着自己的故事（如哈娜和基普），而他们的行为又都导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展示和医治着自身的战争创伤。哈娜的行为几乎是最直接的。她之所以不顾伙伴的劝阻和部队的纪律独自留下来照顾素不相识的“英国病人”，其动力即源自遭受着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的哈娜对于阿尔马西这位被战争“破坏”了的对象有着一种深刻的精神上的认同感。在她眼中，浑身伤疤的阿尔马西甚至犹如一位“圣人”。阿尔马西的创伤则是双重的。他不但承受着受伤的肉体的折磨，而且也在断断续续的回忆中经受着精神的磨难。他与凯瑟琳之间的恋情使他徘徊在友谊与背叛之间，而这一恋情又使他无意中被卷入了战争――为解救恋人背上了难以洗刷掉的间谍的罪名。失去双手拇指的卡拉瓦焦在精神上的焦虑似乎比肉体的痛苦更加令其不安。他盘亘在别墅中对阿尔马西不停的“审问”正是他企图解除创伤的一种举动。他试图找到那个出卖他的间谍，以解除他在战争中最后的遗恨。与他们相比，印度工兵基普清除战争伤痕的行动是最为外在而实际上又是最为内在的。他在清理德国人留下的炸弹的工作中实际上也是在医治着自己内心深处的创伤。在这里，地雷和炸弹的隐蔽性象征了其心灵创伤的深刻――战争带给他的是信仰的危机。明格拉对于他镜头前的这些个人世界充满了同情。他对于这种个人文本的关注不仅表现在对他们个人精神世界的描写，同时也表现在使这些孤立的个人处在一种相互关联的自救和相互的疗救之中。哈娜以她的精心看护医治着阿尔马西的创伤，阿尔马西所讲述的他的战前的浪漫史实际上又构成着对哈娜心理创伤的医疗。正是在阿尔马西那段浪漫爱情故事的鼓舞下，使哈娜重新找到了爱和生命的感觉。而她和基普的爱情无疑也是一种自救和互救的精神历程。通过这些人物和他们的行动，明格拉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彼此孤立而又相互依存的充满精神危机和渴望得到心灵的医治的个人世界。他们在自己经历的历史进程中犹如遭受了一场洪水劫难后的飘泊者，在试图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明格拉在《英国病人》中对一种“个人文本”的关注无疑是他对史诗的一种重新定义。影片中所包含的战争、爱情和人的命运等元素使人们很容易把它与大卫・里恩的另一部史诗式的巨作――同样获得奥斯卡奖的《日瓦格医生》相比较。但是如果说在《日瓦格医生》中，日瓦格和女护士拉拉之间的爱情悲剧向观众叙述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战争、革命与人的命运的史诗，《英国病人》则显然通过片中主人公含混的身份和其孤立性把这种个人悲剧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和特定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淡化了。从明格拉关于《英国病人》一句最通俗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理解的史诗就是：“一些国家大事如何影响一些平凡人的生活。”这使明格拉对战争与爱情的悲剧叙述脱离了特定的阶级、政治甚至是历史的背景，成为一个更加纯粹的历史进程中人的故事。在这个个人命运与历史相纠缠而产生的史诗中，明格拉通过个人与历史的直接碰撞向我们阐示了历史对个人的影响：它不仅使那些普通人被卷入了它所创造的“事件”之中，不仅影响着他们的命运，也影响着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它使阿尔马西选择放弃生命，使卡拉瓦焦成为一个不安的战争罪孽的追索者，也使基普最终放弃了他与哈娜之间的爱情。个人命运中的历史本文《英国病人》是一部改编难度极大的作品。它的个人阅读性与电影的大众性几乎是格格不入的。明格拉作为一位成功的电影人在选择了这部小说后，并没有把它照搬于银幕。正如他在努力制作一部与主流电影并不相同的史诗一样，明格拉也非常熟练地努力使它成为一部能够被观众接受的电影。明格拉在改编中显示他在更深的层次上对于什么是小说、什么是一部当代的电影方面所具有的理解力。他对原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不仅将小说曲折复杂的叙事变得更简单明了和容易被人接受，把小说中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和多元、复杂的主题进一步澄清和简化；更加重要的是，他也显然大大削减了小说中更为复杂的“个人文本”。在小说原作中，除了哈娜、基普、阿尔马西和卡拉瓦焦等人之外，包括杰夫里、凯瑟琳以及马多克斯在内，几乎每个人物都带有着自己的精神创伤。明格拉避免了对每一个人物进行精神分析式的描写，相反，在意大利别墅的场景之外，他开始努力为观众创造着一种为他们所熟悉的场面――成功地把小说中字里行间的闪光的诗意转化为北非沙漠壮丽的景象和阿尔马西与凯瑟琳之间的浪漫爱情。这使影片在另一端上开始与观众所熟悉的战争浪漫史诗联系在一起。当阿尔马西开始陷入回忆后，影片和他一样沉醉在金色沙漠雄伟的景象和战前爱情的浪漫史中。在这一向电影史诗的靠拢中，明格拉也使《英国病人》从单纯的个人文本实现了向一种史诗过渡，它也把小说中对多元文化的个人（阿尔马西）的描写转移向一种历史的主题。这便是人们所熟悉的殖民帝国的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不但终结了德国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和人类的恶梦，也同样标志着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和这种殖民主义的衰败。这也成为许多与非洲沙漠相联系的史诗片的一个主题，如《走出非洲》。当明格拉把小说中几乎纯粹的个人文本纳入一种电影史上的浪漫史诗时，也明显地运用和操作着这一欧美电影中惯常的主题。这种类似类型片的操作模式对于普通观众群来说的确是需要的。明格拉削弱了基普和哈娜的爱情这一在小说中几乎与主题相平行的故事，而把阿尔马西与凯瑟琳的爱情作为贯穿影片的主线。这一主线把影片的两个主场景――战前的撒哈拉金黄色沙漠、开罗与战争结束前夕荒芜的意大利别墅紧密地贯穿在一起，构成了影片两个梦幻般的时空。在前者中，沙漠探险、激动人心的史前岩洞壁画、风采迷人的英国少妇和与探险同样浪漫的爱情构成了一幅战前北非殖民地迷人的图画；在后者中，以绿色为基调的意大利别墅则成为几位经历了战争磨难的主人公试图平复自己精神创伤的伊甸园。而随着这两个梦幻被打碎，明格拉最终使主人公们个人的命运与历史联系起来，完成了人们期待的史诗。从影片开始的场景中，随着德国人的高射炮火击落阿尔马西的飞机，明格拉对于大英帝国的衰落就给予观众一个强烈的暗示。接着，当他随着阿尔马西的叙述逐渐展开从撒哈拉直到开罗的梦幻时，我们在从沙漠探险到浪漫的爱情中逐渐体会到了其背后的一种历史本文：英国人对沙漠探险的浓厚兴趣与迷人的英国少妇的高贵典雅使阿尔马西对凯瑟琳的追逐和热恋不仅是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浪漫爱情，它也代表了这位匈牙利伯爵对英国文化的迷恋。德国人野蛮的战争和征服世界的雄心显然打断了沙漠探险，它也使阿尔马西心目中的英国妇女葬身火海之中。而在影片的现实的场景――意大利别墅里，这一昔日大英帝国的梦幻同样也遭受着幻灭。当阿尔马西断断续续地讲述着这段迷人的恋情时，它的确在遭受着战争创伤的哈娜心中得到了积极的反响。哈娜几乎已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并“模仿”着阿尔马西堕入与基普的热恋中。诱人的殖民地梦幻、沙漠猎奇式的探险在哈娜身上激发起的生命的火焰并没有完全实现。当基普最好的英国朋友在胜利的前夕触雷身亡后，他对于这个世界和战前动员他参军的英国军官为他描述的理想彻底幻灭了。他终于中断了与哈娜的恋情。显然，在影片最后的场景中，哈娜代替阿尔马西成为他的故事的叙述者，在她的朗读中，宣告了一个梦想的结束，而“英国病人”则在凯瑟琳最后的日记中死去。剧终，哈娜独自告别了这座充满梦想的别墅，走出了阿尔马西的梦幻和大英帝国的光荣梦想，回到现实之中。当她坐在颠簸的卡车的车厢里，凝望着渐渐远去的别墅时，把观众也从北非沙漠的传奇和浪漫中渐渐走出，回到了现实的阳光下。独立制片的一次胜利《英国病人》在奥斯卡颁奖仪式上取得的惊人成功得益于明格拉在个人文本和传统的浪漫史诗之间建立的平衡，也得益于著名制片人扎恩茨独特的眼光和勇气。同时，它不但成为曾经成功地制作过另外两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飞越疯人院》和《莫扎特》的扎恩茨电影生涯中的又一次辉煌，而且也标志着美国独立制片对好莱坞主流电影的一次不小的胜利。尽管人类正面临着世纪之交，人们很难预测已有着百年历史的电影到底会发展、变化成一种什么样子。一方面，几乎在全世界的银幕上，到处都有好莱坞大公司利用高科技手段制作出来的惊人的银幕影像，电影似乎正在获得这种新的语言的前提下越来越成为一种电脑游戏般的、随心所欲的玩具。施瓦辛格、史泰龙、里夫斯、西格尔在银幕上扮演的美国英雄大打出手，以至哈里森・福特、辛劳・克劳馥都开始成为打斗明星；NBA 明星乔丹被请来由电脑技术将其与卡通明星们组合在一起为战胜邪恶而斗争，法国导演的骄傲吕克・贝松跑到好莱坞拍起了风格怪异的科学幻片《第5元素》，就连香港的周润发也被收买至好莱坞， 在美国的英雄片中一显身手。而如果说80年代主流电影是动作片的天下的话，进入90年代，高技术在电影中的滥觞又使灾难片在主流电影中一时风靡天下。龙卷风、火山、地震、洪水猛兽以及外星人使高科技甚至替代无限风光的大牌演员真正成为银幕上的新一代偶像。另一方面，方兴未艾的独立制片也并未甘于寂寞。自80年代以来美国独立制片几起几落，不少独立制片公司已开始与大公司联手，逐渐摆脱了以往“小打小闹”的地位而发挥出自己的优势。1997年，在第69届奥斯卡金像奖揭晓仪式上，独立制片终于有机会向世人显示了一次自己的势力。在5部最佳影片的提名中， 属于大公司制作的影片只有哥伦比亚三星制作的《征服情海》，其余均是独立制片的作品。其中由哈维和鲍勃・魏因斯坦兄弟创立的米兰―马克斯大型独立制片公司风头尤甚。这个自1989年起先后发行了《性、谎言、录像带》、《我的左脚》、《哭泣的游戏》，制作了《低俗小说》等优秀影片的独立公司在本次奥斯卡的角逐中一共拿到了20项提名，并获得了其中共12座金奖。以至《时代周刊》称：“奥斯卡越来越不像百老汇的托尼奖，而越来越像外百老汇的奥比（Obie）奖了。”特别是由索尔・扎恩茨担纲制作的《英国病人》，仅此一片就为米兰―马克斯取得了12项提名，并最终获得了其中的9项金像奖。 这使它所获得的奖项数量在奥斯卡的颁奖史上仅次于《宾虚传》和《西区故事》而与《末代皇帝》一起并列第三位。这还不包括索尔・扎恩茨本人获得的本届奥斯卡最佳制片人奖――欧文・撒尔伯格纪念奖。看到《英国病人》在豪华的颁奖仪式上独领风骚，好莱坞的大公司首脑们也许会后悔自己错失一着。尤其是20世纪福斯公司的老板不知会不会由此悔青了肠子。毕竟，这部影片原来已被他拿到手中，只是因为扎恩茨和那位英国导演明格拉坚持不肯使用诸如戴米・摩尔这样的大明星，而让名气依然有限的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扮演女主角凯瑟琳。这使福斯在影片开拍前断然撤回投资，从而永远与其失之交臂。不过，从专门生产主流电影的大公司一贯的眼光来看，投资这部影片本来就有几分冒险。小说原作极其难以改编，没有故事，人物复杂，再没有当头的“票房红星”――尽管它还是汇聚了一批大牌明星压阵。福斯公司当初看中的也许是它颇有大卫・里恩《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戈医生》以及《走出非洲》的遗风。不过现在好莱坞对于这种高格调的浪漫爱情史诗的投资显得越来越缺乏信心了――它需要一支高质量的创作队伍。毕竟，由影坛老星伊斯特伍德和斯特丽普主演的《廊桥遗梦》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而最新的《爱你到永远》尽管有当红明星布洛克的加盟，也远不如特技当家的《龙卷风》、《山崩地裂》和《独立日》。因此，《英国病人》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所谓“高格调的爱情史诗会卷土重来”或蔚为风气。但是，它的成功也当足以促使主流大公司多少对自己的制片路线做出反省。当依赖所谓的“当红影星”路线渐渐加大制片成本，并显得收效渐微时，以埃莫里奇为首的《独立日》试用特技来取代明星尽管取得了一次明显的胜利，使这部没有一流红星的影片名列1996年美国电影票房的第一位，但艺术含量的降低也使独立制片越来越能够在颁奖台、甚至在净利润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独立制片以题材新颖、角度独特和较高的编导演水平越来越受人注目。他们之间的区别大约正如扎恩茨所说：“我最不愿意的就是把拍电影当作像做衣服、鞋子那样的流水作业线生产。拍电影最重要的元素应该是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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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11月13日电】法国古生物学家布律内13日向新闻界宣布，他们最近在位于非洲中部的乍得又发现了一个距今300万到350万年的可直立行走的古人类化石。这再一次证明，人类很有可能起源于非洲中部。 布律内是法国普瓦捷大学古人类学实验室的负责人。据介绍，他曾带领研究人员于1995年在乍得发现过一个与此次发现年代相仿的古人类颌骨化石，并将其命名为阿贝尔。布律内表示，此次发现表明，阿贝尔的发现并不是孤立的，他希望能够在这一地区发现更多或年代更为久远的古人类化石，以进一步证实人类起源于非洲中部。法国另一位古生物学家科庞曾于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距今32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并将其命名为吕西。科庞教授认为，吕西就是今天人类的祖先，并断定人类起源于东非大裂谷以东。这一论断一直得到古生物学界的认同。布律内透露，他们在1995年的发现曾对科庞教授的论断提出了质疑，但由于只发现一具颌骨，证据尚不充分，这次的发现增强了他证实人类起源于非洲中部的信心。布律内表示，虽然在中部非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的生活年代与在东非发现的相近，但从骨骼结构分析，在非洲中部发现的后肢发达，前肢疲软，而且已经能够用后肢直立行走。而在非洲东部发现的则是前肢发达，后肢疲软，根本不能直立行走。由此可以认为，科庞教授在东非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并不是今天人类的祖先，今天的人类是由生活在非洲中部的古人类进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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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935 【原文出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原刊地名】长沙 【原刊期号】199906 【原刊页号】70～74 【分 类 号】F10 【分 类 名】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新中国经济体制全盘接受苏联模式质疑 【英文标题】On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alistEconomic System He Yi－chengLaw Science Institute,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 410081【 作 者 】何一成 【作者简介】何一成，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湖南 长沙 410081 何一成（1947―），男，湖南江永人，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共党史研究.【内容提要】初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是从前苏联“全盘接受”过来的，它有自身发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 ，是我党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一个重大成果。我们应当恰当地估计前苏联经济体制对中国的影响。【英文摘要】The Chinese socialist econimic system at the primary stageof its development was not copied from the former So viet Union, instead it took shape by itself and spiraled up along itsown track, carrying typicall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a significant result achieved by the party in applyingMarxism to the reality of China. We should give a fairevalu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s economic system andits effect on China.【关 键 词】经济体制/小农经济传统/官僚资本主义 economic structure/small agricultural economy of tradition/bureaucrat capitalism【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F1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1999）06―0070―05关于初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目前人们对它颇多微词。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说它“全盘接受了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1]。我认为此说不太符合事实。（一）新中国经济体制究竟是不是从前苏联“全盘接受”过来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过程的客观内容。正如列宁所说，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最可行、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2] 假若新中国经济体制完全是从外国照搬而来的，那么它就不会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即形成的过程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经济体制形成是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改革的深化而逐步形成的。从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它的雏形构建阶段。根据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当时的国民经济状况，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通过的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分工合作的范围，统一调剂中央和地方各经济部门的相互联系，使它们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各自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此，新中国刚诞生便陆续建立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及其他负责计划管理的中央机构，如全国编制委员会、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等。人民政府通过这些机构，开始对全国经济活动实行计划管理，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工矿企业，调整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代管帝国主义在华资产，统一财政管理，编制《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概算草案》、《1950年国民经济计划概要》等，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并使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初步把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计划经济体制的格局雏形出现。1950年6月，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中心任务，以及完成这一任务的三个条件和八项工作，掀起了恢复国民经济的高潮。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财委于同年8月召开第一次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讨论编制了1951 年计划和三年奋斗目标。随后，相继拟定和颁发了《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办法》、《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暂行办法》、《关于加强计划工作大纲》、《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规定国营企业主要以部门系统分配控制，地区要对中央主管部门分配的控制数字和计划负责，还应编制本地一切经济部门、一切管理系统、一切经济成分的计划并报中央审批，地方企业的计划由地区财委负全责编制，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中财委及中央各部、各大行政区的计划，中央各部批准大行政区代管企业及直辖管理部门的计划，大行政区财委批准所属省、市的计划， 并于1952 年11月增设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此同时，政务院也相继作出《关于1951年度财经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的决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方针和三级管理制度，把一部分国营企业和财经业务划拨给地方管理，各地中央直属企业的政治工作由当地政府领导，并受当地政府的监督、指导和协助。这时，我国不仅设立了比较系统的计划机构，而且确定了条块结合的经济管理形式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种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形成。1953年初，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3年度的建设计划而奋斗，是我们贯穿全年的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3]显然， 党和中央政府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准备迎接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来，这更加强了建立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追求，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反映了这种追求。随着“一五”计划的执行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展开，中共中央相继发出《关于建立与充实各级计划机构的指示》，批准试行国家计委《关于编制经济年度计划暂行办法》，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工作小组，使各级计划机构和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强，整个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臻于成熟，并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因此，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时，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就完全形成了。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经济体制是在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基础上把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成果。（二）应当承认，新中国经济体制是一种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但它与前苏联所有制过于整齐划一、管理过于集中、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的经济体制相比较，又明显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它在所有制方面，表现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建国初期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尽管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处于绝对优势，1956年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已在国民收入中占85.6 ％， 在工业总产值中占81.6％，但仍然保留有一定数量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成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格局。其次，在经济部门管理体系方面，采取“条条”为主、“块块”为辅的条块结合管理体制。1952年1月， 中财委颁发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暂行办法》规定，国营企业（包括中央各部直属各级管理部门所属企业及委托大行政区代管的企业）主要以部门系统分配控制数字。随后，中财委在《关于加强计划工作大纲（初稿）》中又认为，必须以大行政区为单位作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计划草案，以中央财经各部为单位编制全国分行业的计划草案，政务院财经委审查中央财经各部及大区财委的计划草案，并作全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计划草案。1953 年2月，为便于大行政区和省市综合编制各地区的物资、劳动平衡计划，中央进一步指示中央一级各经济部门必须将有关的计划副本抄送大行政区。这时，基本上是实行“块块”管理为主，工业企业除华北地区以外，都由各大行政区管理。1954年撤消大行政区以后，主要工业企业陆续收归中央各部直接管理，改变为以“条条”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条块结合的关系，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的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4] 目的就是在保证中央统一领导的基础上，给地方和企业以一定的自由。再次，在经济调控方面，实行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计划制度，比较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在新中国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计划制度是灵活多样的。1953年8月， 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对于不同的经济成分应有不同的计划。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他经济成分，实行间接计划。”[5]具体地说， 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和主要产品实行直接计划，对农业、私营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一部分手工业采取多种形式的间接计划，对零星分散的生产经营活动则主要用政策法令指导和从价格、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对基本建设实行直接计划和高度集中的管理办法，在生产和流通中注意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允许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进入市场，企业有一定的自销权，发展农民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以促进城乡物资交流。这样，既管住了关系全局的重要经济活动，又做到了有统有活、统中有活，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地发展。此外，在利益动力驱动方面，形成了多元利益主体和维护国家利益前提下的利益平衡机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央人民政府就以“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调整公私关系，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大家夹着走，搞新民主主义，将来进到社会主义。”[6]1954 年又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各种经济成分的合法地位。为了满足各种不同经济成分的利益要求，在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等利益关系上采取综合平衡的方针，在国家、集体（生产单位）和个人利益关系上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规定“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7] 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我国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因而实际上仍然承认了包括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公私合营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利益的合法地位。尽管这种状况在后来出现过波折，但当年经济体制形成时的事实就是如此。总起来看，新中国经济体制是以大统一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为基本原则的计划体制，在此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上述特点都说明，它与前苏联经济体制是不能完全等同的。这些特点还告诉我们，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行发展国民经济一五计划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决不是简单地从前苏联照搬照抄所能够取得的。（三）当然，新中国经济体制是在前苏联帮助下形成的，它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不可能不受到苏联体制的影响，问题在于如何恰当地估计这种影响。按照那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剥削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制度。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党和人民面前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模式，一切都要靠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实践、开拓和创造。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苏联党和人民开拓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果，虽然有种种弊端，不过它在完全不同于旧社会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整套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经济体制，为后来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榜样，因而必然要为十分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参考。但实际上，我国对于苏联的经验并没有照搬照抄，而是在借鉴中根据自己的国情加以吸收和改造。例如，我们吸收了其重视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注意计划的科学性、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等做法，改造了其“集中统一”的呆板性，而农业、商业、财政、金融、物价等管理体制则完全是自己的创造。所以新中国经济体制具有统中有活、管而不死等特色。至于苏联体制中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中央集权过多等弊端，不能说对中国毫无影响，但主要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像汪洋大海般的国家，小农经济的基础和传统异常深厚，在这种经济文化土壤上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不能不受到制约。小农经济作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的产物，不仅专指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小私有经济，更重要的是一种同落后的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经营方式。马克思把它称为“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并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主义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8] 也就是说，小农经济是一种分散的、封闭的、“小而全”的复合型经济，它在生产经营管理方面需要并有利于行政权力的直接干预，这正是我国经济文化传统与经济体制中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弊端的内在契合点。作为制约新中国经济体制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是我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工作经验。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包括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新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这方面逐步积累下来的组织和管理财政经济工作经验，必然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发生重要影响。由于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条件异常艰苦，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占优势地位，又处于被分割、封锁的状态，它的经济主要不是通过剥夺资产阶级财产而是为了革命斗争需要由军民用双手创立的，在管理方面只能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它重视在统一领导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经验，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做法，以及自给自足、各自为战和供给制的传统，这些都成为建立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参考。还应该看到，被管制、征用或收购的帝国主义在华资产和被没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是新中国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体，原有经济管理传统也会对新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发生影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生活中，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居于统治地位，中国财政经济命脉完全被外人所控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控制权，同他们在中国取得的政治特权密切相关，其在华资产的管理对这种特权有很大的依赖性，具有集中统一管理的习惯。官僚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反动生产关系，是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的产物，毛泽东称之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本身就是一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以政代企”是其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显著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使帝国主义在华资产和官僚资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但他们同行政权力的密切关系等旧习惯也会在新的经济管理中留下某些痕迹。特别重要的是，新中国经济体制是在物质基础相当薄弱、处于中外反动势力包围封锁和颠覆破坏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不能不受到相应的制约。中国地域特别辽阔，人口特别众多，而生产力又特别落后。帝国主义强盗的掠夺，军阀官僚的横征暴敛，国家和人民都已经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新中国是在千疮百孔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各族人民在饱受苦难之后对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期望又特别急切，在这种情况下靠发展生产力的正常手段来迅速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是不可能的。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党和人民政府能够想出来的唯一办法，是运用因革命在全国迅速胜利而形成的崇高威信，依靠党的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把一切能够集中使用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尽快基本好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经历了连续几十年战争喘息未定之时又逼迫他们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更使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措施，集中使用本已十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样，正在形成的新中国经济体制便不可避免地被打上“集中统一”的烙印。实践证明，当初建立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正确的。这种体制尽管有诸多弊端，但基本适应了那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条件下，适当地强调集中统一，的确有利于把有限的资金、物力和技术力量集中起来，建立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须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8％。 这也说明，这种经济体制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更不是从外国移植过来的。收稿日期：1999―06―30【参考文献】 [1]李杰.浅析刘少奇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J］.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5）：1―4.[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7]毛泽东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6]陈云文稿选编（1949～196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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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３民事 知识 产权 ０１０３１９８５ 年 １月 １９ 日中国 专利局专利 收费 标准（１９８５ 年 １月 １９ 日 中国 专利局 公布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 法 》 第 六 十 七 条 规定 ，向 专利局 申请 专利 和 办理 其他 手续 ， 应当 按照 规定 缴纳 费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 法 实施 细则 》 第 八 十 二条 第 一 款 规定 了 应当 缴纳的 各 种 专利 费用 项目 。 现 根据 该 条 第 二 款 的 规定 ， 将 各 种 专利费用 的 收费 标准 公布 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一 ） 申请 费 ① 注 （１） 外国 申请人和 专利 权 人 缴纳上述 各 项 费用 ， 按 缴纳 时 的 汇率 折合 后 ， 以 外币 支付 。（２） 第 十 三 项 所 列 的 年度 ，自 申请 日 起 算 。年 费 从 授予 专利 权 的 当年 开始 按 该 年 的 标准 缴纳 。＊１９８６ 年 ２月 ５ 日 专利局 公布 《 关于 申请 费 的 补充 规定 》 全文如下 ：一 、 权利 要求 附加 费１、 一 件 专利 申请 的 权利 要求 （ 包括 独立 权利 要求 和 从属 权利 要求 ）数量 超过 十 项 的 ， 申请人 应当 在 提交 专利 申请 时 ， 或者 在 提交 专利申请 之 日 起 １ 个 月 内 ， 缴纳 权利 要求 附加 费 。２、 在 提交 专利 申请 时 ， 权利 要求 数量 未 超过 十 项 ，而 在 专利局 授予 该 专利 申请 专利权 时 ， 其 权利 要求 数量 超过 十 顶 的 ，申请人 应当 在 专利局 指定 期限 内 缴纳 权利 要求 附加 费 。３、 在 提交 专利 申请 时 ， 权利 要求 数量 超过 十 项 ，而 在 专利局 授予 该 专利 权 时 ， 其 权利 要求 数量 不足 十 项 的 ， 已 缴纳的 权利 要求 附加 费 不 予 退还 。４、 一 件 专利 申请 的 权利 要求 数量 超过 十 项 的 ， 从 第 十 一 项权利 要求 起 ， 每 项 权利 要求 增收 附加 费 ２０ 元 。二 、 说明书 附加 费１、 一 件 专利 申请 的 说明 书 页 数 （ 包括 附图 页数 ） 超过 ３０ 页的 ， 申请人 应当 在 提交 专利 申请 时 ， 或者 在 提交 专利 申请 １ 个 月内 ， 缴纳 说明 书 附加 费 。２、 在 提交 专利 申请 时 ， 说明 书 页 数 未 超过 ３０ 页 ，而 在 专利局 授予 该 申请 专利 权 时 ， 其 说明 书 页 数 超过 ３０ 页 的 ，申请人 应当 在 专利局 指定 期限 内 缴纳 附加 费 。３、 在 提交 专利 申请 时 ， 说明 书 页 数 超过 ３０ 页 ，而 在 专利局 授予 该 申请 专利 权 时 ， 其 说明 书 页 数 不足 ３０ 页 的 ， 已缴纳 的 附加 费 不 予 退还 。４、 一 件 专利 申请 的 说明 书 页 数 （ 包括 附图 页 数 ） 超过 ３０ 页 的， 从 第 ３ 页 起 ， 每 页 增收 附加 费 １５ 元 。 超过 ３００ 页 的 ， 从 第３０１ 页 起 ，每 页 增收 附加 费 ３０ 元 。（１） 发明 专利 申请 费 ：１５０（２） 实用 新型 专利 申请 费 ：１００（３） 外观 设计 专利 申请 费 ：８０（ 二 ） 发明 专利 申请 维持 费 每 年 ：１００（ 三 ） 发明 专利 申请 审查 费 ：４００（ 四 ） 复审（１） 发明 专利 申请 复审 费 ：２００（２） 实用 新型 专利 申请 复审 费 ：１００（３） 外观 设计 专利 申请 复审 费 ：（ 五 ） 异议 费（１） 发明 专利 申请 异议 费 ：３０ （２） 实用 新型 专利 申请 异议 费 ：２０（３） 外观 设计 专利 申请 异议 费 ：２０（ 六 ） 实用 新型 或者 外观 设计 专利 权 有效期 续展 费 ：１００（ 七 ） 著录 事项 变更 手续 费 ：１０（ 八 ） 专利 证书 费（１） 发明 专利 证书 费 ：１００（２） 实用 新型 专利 证书 费 ：５０（３） 外观 设计 专利 证书 费 ：５０（ 九 ） 优先 权 证明 费 ：２０（ 十 ） 无效 宣告 请求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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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id (无忧), 信区: philosophy标 题: 中西哲学及文化汇通中的三大难题发信站: 日月光华站 (Thu Aug 27 07:36:58 1998) , 转信【提要】：本文简要提出了中西哲学及文化汇通中存在本体如何融合、知识如 何构建、价值如何整合三大难题，认为在解决这三大难题的基础上才能创建“中西共体、中西合用”式的新型哲学与文化。【标引词】：比较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文化哲学。 中西哲学及文化汇通是当今思想界思考与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近代以来，无数先哲已在中西哲学及文化的比较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和思考，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见解，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过：“西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张君劢先生在《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中说过：“以孔孟以来之学术与西方近代科学相对照，则吾国重人生，重道德，重内在之心；西方重自然，重知识，重外在之象，因此出发点之不同，亦即中西文化之所以叛然各别。”方东美先生在《哲学三慧》中说：“希腊人以实智照理，起如实慧，欧洲人以方便应机，生方便慧，形之于业力又称方便巧。中国人以妙性知化，依如实慧，运方便巧，成平等慧。……希腊如实慧演为契理文化，要在援理证真。欧洲方便巧演为尚能文化，要在驰情入幻。中国平等慧演为妙性文化，要在挈幻归真。”等等。为中西哲学及文化汇通奠定了学理基础。今天，要真正做到中西哲学及文化的汇通，首先必须考虑消融中西哲学及文化的这些差异，然后加以建构。在此过程中，无论是中学以融化佛学的精神统合西学，还是西学以强大的科技文化优势包容中学，都必然面对三大难题，这就是：⒈本体如何融通？⒉知识如何构建？⒊价值如何整合？现简要分述如下。㈠、本体融通问题西方哲学中研究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本体论与中国哲学中研究的天地万事万物根基的本根论究竟有多少异同？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问题可望通过比较哲学研究获得解决，而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面对的是对中、西本体范畴的理解和认识。在西方哲学中，存在、逻各斯、理念、数、物质、精神、客观知识等都曾充分当过本体范畴；而在中国哲学中，道、天、本、气、理、心、太极等都作过本体（本根）范畴。弄清这些范畴的含义演变和相互关系是中西哲学汇通的基础，因为只有当明了这些范畴的异同及融通途径后，作为汇通中西哲学本底的新的本体论才能得以建立。对此，成中英教授倡导的“本体诠释学”是一条重要途径①。当本体范畴融通后，一种真正汇通中西的新的哲学本体论可能建立。此后，人们必将对“数是万物的本原”、“理念是世界的本原和基础”、“存在就是被感知”、“一阴一阳之谓道”、“天人合一”、“心外无物”等古老哲学命题作出新的认识和理解，进而使哲学在继承中发展以适应现代世界文明。㈡、知识构建问题任何一种哲学，都应能说明已有的知识并能预示知识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对已有知识进行组织、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知识作出洞悉，新的中西汇通的哲学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令当代人信服，哲学也才能重现智慧之光。在知识构建中，必须注意中、西知识传统的不同，西方重系统、重分析的认知方法与中国重直觉、重悟性的认知方法的差异客观存在。虽然西方以数、理、化、生、地、天、农、工、商、文、史、哲等作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已被普遍习用，但中国传统知识在日常实际生活中仍在发挥作用，如中医药。不过近代以来，西方知识已以强大的文化优势席卷全球，中国传统知识文化处于明显劣势②，尤其是科技与经济方面。鉴于这一状况，新的哲学必须能涵容中西知识，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中较弱的现代科技与经济知识应能充分包容，并对未来人类知识的发展有全面的方向性认识。能否恰当地组织已有的知识和构建新知识，是中西汇通哲学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此外，中西哲学及文化汇通中涉及的另一知识论问题是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如果当代哲学家不能象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那样引导创建新知识而只能跟在科学家后面作解释，那么哲学的衰落将不可避免，知识哲学问题只好让有思想、有良知的科学家去业余思考。实际上，哲学是不能用具体科学取代的，哲学面对的形上问题也是科学无能为力的，科学解决的是实际问题，而哲学解决的是思维问题，科学创造操作知识，而哲学创造永恒智慧。科学与哲学应在当今文明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㈢、价值整合问题价值观问题，既是道德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的核心问题。由于中、西价值观的巨大差异，价值整合问题大约是中西哲学及文化汇通中最大的难题。难就难在中、西方价值系统的差异是如此强烈：在中国，传统价值观认为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是高尚的、应当的；而在西方，保护个人利益、维护私有则是立法原则。中国价值观重名重义；西方价值观重财重利。西方人崇尚自我奋斗，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畏权势重关系的观念却根深蒂固。等等。由此导致的社会伦理和行为规范是截不同的。不过，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西方价值观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中国传统价值观正在瓦解变迁，未来的价值观将以什么为标准，是值得研究的。新的价值系统首先应当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以基本人权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原则，树立对善恶、美丑、好坏的判别标准，兼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平衡义、利关系，给人心以安定，让民愿有归宿，或以道德培育、或以宗教规范，最终整合成真正适应当今中西文明交融的价值观。总的来看，可以预期的是：中西哲学及文化真正汇通后建立的一种新型哲学及文化不会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型，只能是“中西共体、西中合用”式。希望本文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研究解决有助于学术界对中西哲学及文化汇通的认识。【参考文献】： ①参见成中英著：《世纪之交的抉择――论中西哲学的汇通与融合》，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第二次印刷本：《论中西哲学精神》，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６。有关评论参见赵吉惠、刘东超：“中国哲学的重建――成中英新儒学述评”，人文杂志，１９９３．４。②任继愈曾指出过文化势差问题，见任继愈：“中国哲学的过去和未来”，光明日报，１９９３．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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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3期 Vol.17 No.3 1999玉米群体的轮回选择效果及应用研究陈 刚 张红伟 毛振武 陈海林摘 要 对一个由国外血统材料组成的基础群体进行了2轮轮回选择，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从中选育优良自交系。论文对3个群体的群体自身产量及有关性状的群体内方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C0，C1的产量没有显著差异，但C2较C0，C1产量有了显著提高。经轮回选择后，群体内方差没有出现减小的现象。双列杂交试验结果表明，分别从C0及C1中选出的2个自交系501和C111配合力较高。进一步证明了轮回选择的应用价值。关键词 玉米 轮回选择 应用杂交种在生产中的使用使玉米产量获得了大幅度提高。目前育种中最常用的方法为二环系选择，回交改良等，虽育成品种的速度快，但最大的缺陷是造成自交系间的遗传基础越来越狭窄，遗传的脆弱性导致生产中的不稳定，成为产量提高的限制因素。轮回选择可以改良育种材料的遗传基础，提高群体的平均值，并保持群体的遗传变异。从长远来看，群体改良是育种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玉米育种中应用也日益得到重视。不同轮回选择方法的改良效果不同，不同材料所获得的改良效果也不同，本文研究了全同胞轮回选择方法对本研究室所组建的一个基础群体的改良效果。1 材料与方法1.1 基础群体的组建及轮回选择方法1.1.1 基础群体的组建1989年在北京夏播种植84份S1代穗行，这些穗行由国外引入的杂交种经一代自交产生。在抽丝前田间选择12个抗病性和抗倒性最好的穗行全部套雌穗袋。这12个穗行来自10个杂交种，即：78653，Ycp871，Ycp971，Ycp872，87001，87004，78574，78580，78599(2个S1穗行)，78698(2个S1穗行)。在授粉期间，每天将12个穗行中的花粉收集混合后给雌穗授粉。收获前多次对授粉株进行抗病性选择，收获后结合考种进一步对果穗加以选择，最后从12个穗行中各决选出3～5个果穗，脱粒后均匀混合，完成了基础群体的第一次组配。1990年春，将第一次组配获得的种子在隔离条件下种植1.5亩，收获时选择综合性状优良的植株，结合室内考种选择多种类型的优良果穗600多个，每穗脱下等量子粒并均匀混合，由此完成了基础群体C0的组建。获得的群体定名为SR群，即坚秆抗病群。1.1.2 轮回选择方法1991年开始对基础群体C0进行轮回选择，每4个生长季节完成1轮选择，至1996年已完成2轮。其中两季在海南岛完成。每轮选择分3步进行：第一步：群体内选择优良单株，做株间成对互交，一般田间做互交组合800个以上，收获前淘汰抗性不良的授粉株，一般淘汰率在50%以上。收获后结合考种决选成对组合150个左右，共300个果穗，然后按组合将两个果穗混合脱粒并保存种子。第二步：全同胞家系鉴定。将上年配成的组合每组合(一个全同胞家系)用一部分种子做产量鉴定试验，在田间种成一个小区，剩余种子保存在种子库中。根据各家系在田间的产量及抗病性、抗倒性等综合表现，按20%～25%的选择强度选择优良家系。第三步：优良家系的基因重组。用上季当选优良家系的保存种子冬季在海南岛进行组合间相互混合授粉，完成第一次基因重组。下年春季在北京地区隔离条件下种植海南收获的种子，经自由授粉后完成第二次基因重组。至此，完成了1轮选择。依同样方法，SR群C1在1993年秋季完成，群C2在1996年秋季完成。1.2 轮回选择效果试验参试材料有SR群的C0，C1，C2三个群体。田间设计为随机区组排列，4次重复。4行区，行长5m，行距0.6m，株距25cm。试验于1998年在本所试验地进行。6月8日播种，9月底收获。室内考种获得穗长等性状的数据，每性状考20个果穗。1.3 配合力鉴定方法参试材料有京系501，C111等25个自交系，按5×5NCⅡ交配设计，随机区组，重复4次。2行区，行长5m，行距0.6m，株距25cm。试验于1998年在本所实验地进行。6月18日播种，9月底收获。分析方法按NCⅡ设计的配合力分析方法。2 结果与分析2.1 轮回选择与群体自身产量水平的关系从表1可以看出，轮回选择的各轮群体间差异达显著水平(显著性水平α＝0.10)，说明实施轮回选择后群体产量水平确实发生了改变，这也为进一步分析不同轮次间产量如何变化提供了基础。表2为轮回选择群体的产量平均值及3轮间产量的多重比较。表1 轮回选择群体的产量方差分析变因自由度平方和均方F值区组31.4070.4690.55轮次24.9242.4622.886*机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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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机与应用MICROCOMPUTER & ITS APPLICATIONS2000 Vol.19 No.4 P.29-30Java技术在开发分布交互式电站仿真系统中的应用刘勇利 刘强 冯德群摘 要： 基于Ｊａｖａ技术实现电站仿真的开发环境，给出了应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建立电厂仿真模型的过程，并论述了在互联网上进行电站系统仿真的可行性。关键词：Ｊａｖａ技术 电站仿真 实现方法仿真技术是以控制论、系统论、相似原理和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专用的物理设备为工具，借助系统模型对实际或设想的系统进行动态试验的一门综合性技术。随着发电机组向高参数大容量的不断发展，对运行人员的操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样灵活的电站仿真培训装置越来越受欢迎。近几年，在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支持下，计算机仿真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网上的信息交流越来越普及，在线式仿真培训已成为可能。Java技术的推出及应用，为进一步开发分布交互式电站仿真系统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1 基于Java技术开发分布交互式仿真机的体系结构介绍基于Java语言开发交互式仿真系统的体系结构JADISJava－based Architecture for Developing Interactive Simulation是针对大型复杂系统仿真而设计的。JADIS是用Java程序设计语言来实现的，Java语言的最大优势是它的可移植性。由Java所编写的源程序经编译成为可读的代码文件，适用于多硬件平台，包括PC机和Macintoshes及UNIX工作站。Visual J＋＋是Microsoft研制的程序开发环境，它能用于开发跨平台的Java应用程序。JADIS不依赖于某一硬件平台，仿真模型允许有多个界面，可在不同的计算机上并行处理。JADIS集成了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和并行处理以及图形用户界面的概念，提供了开发分布交互式仿真系统强有力的设计方法。在JADIS结构中，模型―视图―控制器框架MVC（Model－View－Controller）是一种用模块化方法开发图形用户界面的结构。在MVC结构里，建模和图形用户的开发可并行进行，并且，这种结构支持多图形进入同一仿真系统。图形专家可按用户要求建立一个图形库，众多的用户可共享同一图形库。这可以极大地满足电站仿真的实时性。2 电站系统仿真的实现过程电站仿真系统是由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构成。其中硬件系统包括计算机、物理盘台、控制系统操作台和就地操作台等。软件系统包括计算机系统软件、仿真支撑软件、电站仿真模型软件、教练员台培训软件等，其中仿真模型软件的建立是实现电站仿真的核心部分。下面介绍应用JADIS结构开发电站仿真系统应进行的工作。2．1 电站仿真类库的建立Java语言是一种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它的基本组成是对象，1个对象是1组数据及对数据进行操作的程序的集合，对象将数据结构和行为合为单一的实体，对象具有标识的唯一性、继承性、操作的多态性和数据的封装性。类是构造对象的基础，可以利用方法的重载和类的继承性增加新的对象和类。2．1．1 创建类的基本原则在创建电厂仿真类库时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1）类的属性和操作组成了1个类，类中的变量分为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全局变量是不同类相互通信的接口部分，在划分类时，局部变量尽可能在该类中是相对独立、紧密相关的，这样可大大减少模型调试过程中的相对影响。力求使类完成某一特定功能，并考虑到类本身内部联系较弱，接口简单（输入／输出个数少），所以在建立类时应尽可能采用局部变量，少采用全局变量。（2）对于各种不同的对象，即使名称不同或在系统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但只要它们所完成的功能基本相同，就可将其创建成同一类，只不过是在创建对象时，各项常数、控制变量值不同而己，从而增加了类的通用性。（3）每个类的建立都应按照其物理过程并遵循质量和能量守恒的基本定律。在电厂中根据所完成的特定功能，建立相应的电厂类库。2．1．2 电站仿真类库建立的过程对于电站系统中的某一类设备或某一种控制装置，按其功能被确立为1个基本对象，再根据描述对象共性的微分方程、代数方程或逻辑关系式计算其动态过程中各输出参数的变化。应用Java语言对实现某一功能的对象进行编程，创造相应的类和方法，并对该类自身的属性进行封装。每一个类可以是多输入、多输出环节，也可以是单输入、单输出环节。在创建类时，对反映不同对象的个性参数（如结构尺寸、材料性能等）设计成局部变量，该变量为类内部享用，而其输出则做为公用参数，在创建对象时与其它相关类发生关系。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类进行扩充、修改，也可以加入新类。继承是面向对象编程中一个独特而强大的工具，在电厂系统中，一些最基本、最通用的设备可创建类，具体到某一型号时可创建子类，通过类的继承可以减少编程的工作量。如单相介质换热器类的创建，是针对火电厂中各种过热器、再热器、省煤器等同一类对象而设计的，在对某一具体机组建立过程仿真模型时，通过多次继承并创建实例，只不过是其换热面积、金属比热、导热系数、管内容积等参数不同而己。2．2 电厂过程模型的生成在JADIS结构下，应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建立电厂仿真模型时，首先将整个电厂系统分解为若干个子系统，然后根据各子系统的组成和功能要求，将其划作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对象，再按照各个对象的具体特性，从已建立好的电厂仿真类库中选择出一些相互关联的类，并对其进行实例化，逐层联结组成整个电厂仿真模型。也就是说模型开发人员不必关心其工作过程，即可通过图形编辑工具将仿真对象的设备和系统再现到屏幕上，依托相应的支撑软件，根据具体的对象填充表格参数，并输入有关的原始数据，即可自动生成仿真模型软件[2]。通过这种方法建立过程模型，既方便又省时，使建模周期大大缩短，并可清楚地表达整个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2．3 人机界面部分的实现发电厂人机界面部分包括系统的组成设备、工质及流动方向、设备与工质之间的连接关系、操作量、显示量，其中操作量有开关量（如转动设备的启／停）和模拟量（如调节汽门开度），操作界面及属性与电厂热力过程的动态数学模型相关联，构成了过程模型与用户的接口。Java中含有丰富的类库，其中Graphics类提供了绘制直线、曲线、椭圆、矩形等各种图形的方法。在MVC结构里，应用Java可开发标准的图素，以生成电厂生产流程图。Java语言具有支持多媒体功能，它提供了用于处理图像、声音的类Imagine、AudioClip。通过该类库所提供的几种方法，可实现一些特殊仪表的仿真，象锅炉炉膛火焰仿真、马达启／停声音仿真等，从而使电站仿真效果更加逼真。在应用Java技术所创建MVC结构中，可方便自动地生成满足需要的用户界面，而不用从头编写用户源程序，从而建立一个友好的人机界面。有了丰富的用户界面，就可根据要求进行事件处理或消息传递。作为一个实时仿真系统，用户可能随时要求与仿真系统对话，应用该技术可实现以下功能：（1）实时监控功能。在电厂生产流程图上可定义所要显示参数的位置、名称及变化曲线，并实时动态地显示各主要参数值及过程曲线。（2）在交互动态仿真图上流程图、虚拟操作盘台图、报警光字牌可以对过程模型进行在线调试，并对设备进行控制性操作。3 在互联网上实现电站系统仿真的可行性Java的网络功能封装在类库Java．net中，包含有一套功能强大的类，这些类提供用于Internet和WWW上通信的TCP和IP协议机制，用来开发一些有用的应用程序。完全面向网络的任务，包括为应用程序提供服务器、构造客户程序用来访问Internet上的服务，或自动完成一些诸如传递文件或登录上网的服务。Java支持数据分布和操作分布二种分布性。数据分布是指数据可以分散在网络上的不同主机，操作分布将计算分给不同主机进行处理。对于数据分布Java提供了1种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对象，便于打开并访问网络上的对象，其访问方式与访问本地文件系统几乎一样。对于操作分布Java的Client／Server模式可以把运算从服务器分散到客户端，从而提高了系统的执行效率。加之与Java相关技术ActiveX的应用，提供了可行的网上仿真技术，实现真正的交互性，Web可传送用Java程序写的执行内容，当用浏览器访问时，就可下载和执行所有嵌入式的Java程序。由于此程序与运行平台无关，可置于任何计算机上。交互性可以使用户与嵌入在Web中下载的图形、画面进行交互式对话等，实现网上仿真。4 结束语Java是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具有平台无关性、稳定性、安全性、多线程等优点，为用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布交互式仿真开发环境。目前，该技术正用于通用型电站仿真培训装置的开发，并在我校的校园网上进行了尝试。应用该技术将大大缩短仿真机的开发周期，提高仿真机的可靠性、可维护性和可移植性。刘勇利（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710032）刘强（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710032）冯德群（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710032）参考文献１，Ｓｉｙａｎ Ｋ Ｓ，ＰＨ Ｄ．Ｖｉｓｕａｌ Ｊ＋＋实用大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２，刘强，白延丽．基于ＪＡＶＡ语言开发电站仿真机的研究．计算机仿真，１９９９；（３）３，美Ｊｏｓｈｉ Ｄ，Ｃｈａｎｄａｎｋ Ｒ．Ｖｉｓｕａｌ Ｊ＋＋精通指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１９９７４，杨明．面向对象建模技术开发大型培训仿真系统的一种方法．系统仿真学报，１９９７；（４）收稿日期：１９９９－１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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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水县出土一件稀世汉代铜（虍下加鬲右加瓦旁）(4)内容: 新华社太原５月１２日电山西省文水县孝义镇马村一农民在一座废砖窑中发掘出的一件稀世珍宝――汉代铜（虍下加鬲右加瓦旁），最近被有关专家认定为一级保护文物。（虍下加鬲右加瓦旁）是一种古代炊具，通常均为两件组成，是商周时盛行的煮蒸并用炊具。而文水县发掘的这件汉（虍下加鬲右加瓦旁），由刻有云雷纹并身带圆环的（复加金旁）、釜、甑三件组成，如先置（复加金旁）于火上，再分别放上釜和甑，可同时进行（敦加火旁）、煮、蒸。如果将（复加金旁）、甑两口相对，正好可把釜装于其内，形成一个高２８・３厘米、直径２７厘米，带有“赤道”棱状的圆球。三件组合奇巧，吻合严密，造型极为精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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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131 【 版 号 】10 【 标 题 】超晶格实验室研究立足创新 【 正 文 】 依托在半导体研究所的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积极倡导创新意识强、物理构思新颖的主动式研究，获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八五”期间黄昆院士等在低维半导体体系的声子模、电子态理论及介观量子输运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成果，在声子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创造性地利用一个微观模型，彻底澄清和解决了连续介电模理论与Ｒａｍａｎ散射实验结果完全相反的疑难点，把超晶格光学声子模置于全新的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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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布了第一个保护美国免遭电脑空间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的全国性计划。该计划将用来保护美国最重要的电脑控制行业，如电信业，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另外，克林顿总统还表示，该计划将在保护美国企业资产利益的同时，也会对美国公众的个人隐私加以保护。 为此，克林顿总统将要求国会在即将来临的2001财政年度拨款20.3亿美元，用于解决关键性基础设施中的安全问题。其中，包括用来资助攻读信息安全学位大学生的2500万美元。获得资助的大学生被要求毕业后在联邦政府机构工作一定的年限来做为回报。另外，联邦政府机构的电脑管理人员也将获得信息安全方面的培训。一个在去年7月份成立的联邦入侵侦测网络--FIDNET，将做为整个安全防护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克林顿总统正在寻求为该网络增加1000万美元的预算，用来替联邦政府的电脑系统开发入侵报警系统。该入侵报警系统可以在网络中的一台电脑遭到非法入侵时对网络的其它成员发出警告。FIDNET由综合服务管理局管理，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监视。20.3亿美元预算中的最大部分- -6.21亿美元，将被用于研究和开发保护联邦政府电脑系统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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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501 【原文出处】未来与发展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55～57 【分 类 号】F8 【分 类 名】世界经济 【复印期号】200010 【 标 题 】下一个千年席卷世界经济的五大浪潮 【 译 者 】吕吉尔 【 正 文 】 人类历史已经历了四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浪潮，即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服务时代和信息时代。在今后一千年中，人类将至少再经历五次这样的浪潮，即休闲时代、生命科学时代、宏材料时代、新原子时代和新太空时代。在农业时代，人类向土地索取食物。在工业时代，人类活动集中于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第三次浪潮，即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的服务时代。目前，我们处于以通讯和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浪潮信息时代，它仍处于鼎盛时期，但优势不会保持太久――也许还有20年的兴盛期。那么下一次浪潮会是什么呢？在下一次浪潮中，新兴产业将给经济结构带来巨变，它们将重新塑造经济，改变整个世界。我们应设法把伴随这种巨变而来的混乱减少到最低的程度，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件极为重要的任务。行业的生存，未来经济的全面增长要求我们始终走在新兴技术的前沿。与前四次浪潮一样，新千年的每一个新浪潮都将有一个短暂的高峰期，向人们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研究表明，推动经济变革的基本力量在浪潮高峰来到之前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就开始聚集了。新千年中每一个将要到来的经济新浪潮都已经在孕育之中。浪潮之一：休闲时代休闲将在2015年后占支配地位。到2015年后，美国的休闲娱乐类企业――如酒吧、音像厅、歌剧院等等――将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50％。“大娱乐”集团企业，如电影、电视、出版、音乐、宾馆和主题公园等将处于这一新兴领域的前沿。一个小小的事实很能说明问题：1996年，参观迪斯尼乐园的美国人达1500万，而访问首都华盛顿的美国人则为1080万（不包括因公访问者）。明智的投资者已经开始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休闲娱乐类企业。社会每前进一个时代，人们的休闲时间就延长一次。当农业在10万年前得到发展的时候，人们不再需要花全部时间去狩猎和采集，人们分出10％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1500年期间，手工艺人和工匠承担了耗时的制造任务，使人们空出了17％的休闲时间。到18世纪70年代，动力机械（如蒸汽机等）使工效大为提高，使人们的休闲时间增加到了23％。到20世纪90年代，电动机器提高了一切工作的速度，使人们能够用41％的生命享受各种消遣。在2015年之前的某个时候，新技术将让人们一生中有50％的时间用来休闲娱乐。每周工作时间在持续缩短，从18世纪初的72小时到1859年的69.8小时到20世纪90年代的不到40小时；在欧洲，甚至有人提出每周工作30小时的设想。人们甚至还在讨论每周20小时工作制，尤其是在欧洲。与此同时，假期也在延长。美国人目前平均享受12天的年休假，到3000年可能增加到40天。1993年的时候，芬兰人享受37.5天年休假。西欧人享受的假期是美国人的2～3倍，荷兰为32.5天，意大利为32天，德国为30天。人们的退休年龄不断提前。在1950～1955年期间，美国人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7岁，到1985～1990年期间下降到63岁；在1994年的时候，60岁是最普遍的退休年龄。然而，退休年龄也可能出现“反弹”。美国的社会保障适用资格计划到2022年将把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随着寿命的延长，保健的进步，2025年退休年龄可能提高到70岁。让我们假设，如果现在人寿大大延长，人们可以活到160岁；那么， 如果人们仍在60岁时退休，他们又将如何打发这100年退休岁月呢？休闲经济将带来大量的新看法、新观点和新活动。人们购买的是“经历”，而不是物品。那些提供冒险性和富有刺激性经历的商家将生意红火起来。人们希望亲眼目睹世界的各个地方。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度假胜地。对于有些人来说，多出的时间将被用来发挥自身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另一些人则将把多余的时间专注于探索精神世界：对“生命的意义”这一古老命题将展开新的探讨。但是，大多数人仍将把休闲时间花在体育运动和其他娱乐上面。浪潮之二：生命科学时代到2100年及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经济活动将受生命科学的支配。绘制人类基因组及其他有机体基因组图谱将开辟划时代的新天地。生命本身的奥秘――有史以来人们探究得最多的奥秘――正开始被逐步揭示出来。理解生命的“蓝图”将使遗传工程师们能够控制动、植物和人类的演进。大多数生物学上的重大进步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尤其是来自宗教和伦理道德方面。就在几年前，一些宗教界人士还公然指责卢瑟・伯班克（Luther Burbank）的植物杂交为亵渎神明。几个世纪以前，宗教领袖们以不道德和猥亵为由阻止人体解剖。遗传工程将克服此类障碍。根除遗传疾病、延长寿命、增加食物生产和改进药品等利益为众望所归，无法抗拒。现在人们已经有把握消除遗传疾病。已经有4000多个基因被确认与遗传疾病有关。人们已经能够用DNA 样品通过微型实验室对遗传疾病进行诊断。已经能够对人胚胎进行筛选，剔除囊性细胞变性和镰状细胞性贫血症。父母亲要求对自己未来的孩子进行“设计”将逐渐成为正常现象。人们将能够在实验室里把经外科手术取出的卵细胞和精子进行仔细挑选，创造出完美的受精卵。一旦该受精卵发育成胚胎，它就将被移植到母体中或借胎母体中。性生活的生育性一面将逐渐淡化，而更趋娱乐性。节育措施将得到广泛应用。“正常的”有性生育将被视为是有勇无谋的行为。人类寿命将延长到125～160岁，由此而造成的人口老龄化将引起新的问题。个人将如何消磨退休后的100年时间？ 社会将不得不对安乐死作出定论。生物技术将提高农业的产量。生物工程作物将有能力战胜恶劣的环境，增加营养成分，减少肥料用量。经基因修整后培植出来的西红柿能抵抗野蛮装卸。生长激素疗法已经成功地用于提高奶牛的产奶量。遗传工程“药用食品”已经应用于对疾病的免疫。农作物可以重新设计，使其产出所需的特定成分――例如没有根、茎、枝、叶、果皮和籽的橘子汁囊。美国蒙桑托公司已经借助于生物工程技术培育出彩色的棉铃。最后，遗传原理还将用来克隆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发现衰老的机制等。“长生不老”的可能性已依稀可见。浪潮之三：宏材料时代宏材料技术，包括在原子水平和亚原子水平分解和重组物质的能力，将彻底地改写物理学，不过尚需要相当的时日。这些技术将在2200～2300年间达到高峰。宏材料科学将解开形形色色的物质状态和物质结构之迷。压力对物质的形态有着深刻的影响。最近的实验室压力试验得出了令人兴奋的结果。呈“巴基球”即富勒稀形式的碳同位素，在室温下施以20万个大气压就会变成钻石。氢在250万个大气压下变成金属。 这种形态的氢能够提供比任何其他燃料高几百倍的能量，因此为开发新的动力源提供了可能性。温度因素也极大地影响材料的性能。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状态下，许多物质会失去电阻，成为超导体。实验室试验正在逐步提高超导体起作用的温度。通过正确条件下的正确元素组合，能在室温下起作用的超导体总有一天会被创造出来。超导体的节能潜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将实现既安静又平稳的磁悬浮运输。利用超强激光束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华氏187万度的超高温， 这样的高温能使大多数材料呈等离子体状态，并引发核聚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96年研制的激光输出功率达到130万亿瓦。还有发射出光波般原子的原子激光。 目前功率最大的激光是自由电子激光，由一台将电子能转变成激光束的直线性加速器提供动力。激光的实际应用，从通讯到外科手术，已给许多行业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名目繁多的合成材料将继续被开发出来。维尼龙、聚苯乙烯之类的塑料在20世纪已经形成了生机勃勃的产业。塑料等合成材料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导电塑料、环氧树脂和用于“不粘”炊具的特氟隆（聚四氟乙烯）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每天都有新材料被开发出来。迄今已有1000多万种化学合成物得到确认，每年还有40万种被发现。合成材料不仅仅局限于无机物，有机合成材料也很丰富，增甜剂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科学家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现了化学合成的增甜剂，到20世纪90年代则用遗传工程方法制造出增甜剂。全世界天然或人工增甜剂品种大约有1000种。有一种合成增甜剂比普通食糖甜万倍。从理论上讲，只要少数几家工厂就能够取代现在用来生产天然增甜剂的数百万英亩土地以及大量人工。最重要的是，这种高效增甜剂具有减少热量摄入、控制体重、增进健康和延长寿命的巨大潜力。纳米技术――制造分子般大小的工具和机器的技术――将把我们带进名副其实的“小人国”。纳米技术将大大节约材料，减少能耗，把浪费下降到最低限度。人们已经用碳纳米管制造出内径仅为千万分之一毫米的试管。直径仅为70微米的静电马达转速达到24万转／分钟，最高转速达到60万转／分钟。更奇妙的是能把药物送到体内特定部位的显微“运输机”，用来疏通动脉的显微外科手术刀，能利用DNA 图谱自动装配的自复制装置。微型机器人则刚刚起步。宏材料科学将探索比纳米技术更小的领域，一步一步地将令人眼花缭乱的粒子排列和原子深层结构揭示出来。科学家们正像剥洋葱那样剥去原子核的外衣，识别繁多的亚原子成分。亚原子物质最深处的奥秘即将被揭开。迄今已经有300多种亚原子粒子被发现， 但亚原子粒子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CERN）的大型电子―正电子对撞机能够分辨10[16]分之一毫米的粒子。这样的分辨率能够分辨物质最基本的成分，让人们看清整个宇宙赖以演进的能量到底是什么。无限小的王国里蕴藏着文明进步的无限希望。改造原子有赖于“看清”或测绘出原子结构和亚原子结构及其运动过程的能力。X射线探测仪能测绘出分子、蛋白质和酶的结构。 新的高效原子显微镜能分辨单个的原子。一旦物质的根本本质被人们所理解，那么科学就将能够任意操纵物质。这一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浪潮之四：新原子时代新原子时代将在2100～2500年占据支配地位。热核聚变将带来一个新的原子时代。核聚变利用几乎无限量的氢作为燃料，因此它有潜力满足没完没了的能源需求。一旦我们学会了复制为太阳提供动力的氢聚变，人类就能够从自己的“星球熔炉”中提取不竭的能量。到2050～2100年左右，由于石油资源的锐减，对新能源的需求将变得更加迫切（美国石油组织估计，地球上尚剩的石油储量为2万亿桶，仅够开采95年）。远在2050年之前，经济将日益依赖于煤炭。而到2250～2500年期间，当煤炭储量消耗完了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矿物燃料将消耗殆尽，找到替代能源将势在必行。氢聚变提供的能量可使用5000万年！海洋最表层的10英尺海水中含有丰富的氘（一种氢同位素），可为核聚变反应堆提供5000年的燃料。地壳中蕴藏着数量惊人的氢。必要时，还可以从地球以外的来源取得氢。将氘转变成ｃｈｕāｎ＠①（一种更有效的氢同位素，其能量四倍于氢）的成本并不是高得令人却步。氦同位素提供的能量甚至比氢更多。为了使核聚变商业化，某些环节有待突破，尤其是在等离子体化学和物理学领域，如有效的场地、粒子束加速器、惯性限制技术、触发装置（例如激光）和原材料的提纯等。但这些障碍不是无法逾越的。核聚变设施的启动可能早在2025年就会开始，到2050年将会达到相当的数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裂变一直被人们用来产生动力。越来越多的国家依赖核裂变来满足其能源需求。这种依赖将继续增长。我们可以期待这一领域的稳步发展。浪潮之五：新太空时代在公元3000年之前，也许早在2500年的时候，太空企业将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几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复杂的望远镜和天文观察探测器一直在搜索和观察浩瀚的宇宙。天体物理学和许多新研究领域不断揭开宇宙的面纱。航天飞机――无论载人或不载人――早已开始踏上探索外层空间的征途。宇宙的浩瀚无垠似乎在挑战人类的理解力。地球所在的银河系包含2000～4000亿颗恒星，其中许多有自己的行星。据估计，宇宙中的星系超1250亿个。尽管宇宙空间是那样的浩瀚，但美好的梦想将为追求刺激的搜索者安排太空旅行，也将为在宇宙中“安葬”火化的遗传安排太空旅行。人类将向太空移民，从太阳系、银河系乃至更远天体的丰富宝藏中开采资源。对宇宙的探索将使人类忙碌到永远。许多新太空时代所需的技术已经形成，这些技术所需要的是进一步成长。抓住机遇求发展任何经济增长的新纪元都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与工业革命相关的技术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时间。 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至少需要250年时间才能看清每一次浪潮的次生效应， 从而采取措施来纠正其负面影响，增强其正面影响。今天的快速生活方式和急功近利阻挡了人们的长远眼光，使我们的历史使命感变得模糊不清。然而，仔细地回顾过去和审视现在对于构思更美好的未来前景是十分重要的。上述经济增长的五次浪潮时段有助于人们放眼远望，抓住未来的经济机会，搭上经济增长的快车。未来必将更加美好。【责任编辑】吕吉尔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氯去录加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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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1期 Vol.23 No.1 1997单层神经网络的快速学习算法研究冯昭志 黄载禄 杨叔子摘 要 该文提出一种适用于单层神经网络(SNN)训练的新颖的广义误差函数，给出了SNN新的快速学习算法(FLA). 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广义系统辨识模型，对FLA的收敛性进行了理论分析. 实验表明：文中给出的新FLA比Karayiannis的LFA具有更快的收敛速度.关键词 单层神经网络，快速BP算法，统计分析.STUDY ON THE FAST LEARNING ALGORITHMOF SINGLE-LAYER NEURAL NETWORKSFENG ZHAOZHI HUANG ZAILU YANG SHUZI(Dept. of Electronic & Information Eng.,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generalized criterion for the training of single-layer neural networks, which leads to a novel fast learning algorithm for single-layer neural network. In order to analyse the convergent properties of the fast algorithm we developed, a new generalized system identificaton model is also presented.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st 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paper performs the training of neural nework faster than the corresponding learning algorithm given by Karayiannis.Key words Single-layer NN, fast BP algorithm, statistical analysis.最近，Karayiannis［1］提出了单层神经网络(SNN)的一系列快速学习算法(FLA)，较好地改善了SNN的收敛性能. 然而，Karayiannis没有讨论神经元状态为连续的情况，也未讨论FLA的收敛性. 虽然Bershad［2］等人在SNN的BP算法分析方面取得了突破，可他们提出的系统辨识模型不适用于对FLA的理论分析.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试图对SNN的FLA及其收敛性分析作一新的探讨.1 SNN的快速学习算法单层神经网络(SNN)的结构如图1所示. 在图中，Nin、Nout分别是输入层和输出层的神经元数；wij是输入层第j个神经元到输出层第i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权.设x*k=[x0,kx1,k…xNin,k］,yk=[y1,ky2,k…yNout,k]分别为SNN的输入向量和输出向量，k=1,2,…,Np，Np为输入模式数；x0,k=1.0，则SNN的回忆过程的系统动力学方程为(1)式中w*i=[wi0wi1…wiNin];f(x)=sigmoid(x);*为矩阵转置运算.给定网络输入模式x*k和训练目标模式tk[t-1,k t2,k…tNout,k],SNN的学习过程就是迭代地修改网络权值，从而使广义误差函数(能量函数)的值为最小. 为了加速SNN的收敛进程，我们提出了新的广义误差函数(2)其中，μ是一给定常数，μ∈(0,1).用梯度下降法可推导出SNN新的快速学习算法的递归计算公式. 权值矩阵w(k)ij和反向误差校正信号δi,k(λ)的数学表达式为(3)(4)显然在公式(4)中，(ti,k-λyi,k)为输出层第i个神经元的输出误差；(1-y2i,k)则为传统的导函数因子项. 因此，可以认为新FLA是用(1-y2i,k)替代了Karayiannis的FLA中的导函数因子项(1-yi,k)yi,k(当f(x)=sigmoid(x)). 进一步考虑到不等式(1-yi,k)yi,k1-y2i,k,exp(-y2i,k)cos(yi,k)成立，我们可得到SNN的一个导函数集合g(yi,k)={(1-yi,k)yi,k,1-y2i,k,exp(-y2i,k),cos(yi,k)}. SNN新的快速学习算法的详细描述如下：图1 单层神经网络结构Algorithm Fast BP algorithmInitialize Randomly WSelect E0,λ,μ,η,α;λ=1;num=0Ⅰ: num=num+1; k=0;E=0Ⅱ: k=k+1yi,k=δi,k(λ)=g(yi,k)(ti,k-λyi,k)wijwij+ηδi,k(λ)xj,kyi,k=if k＜m; then: go to Ⅱλ=exp(-μ/E2); if E＞E0; then: go to Ⅰ End2 算法收敛性分析为了对新FLA进行分析，我们推广了Bershad等人的系统辨识模型，提出了广义系统辨识模型(见图2). 在图2中，X(n)是高斯型输入向量；F，W(n)分别是系统辨识模型权值和SNN的连接权值；e1(n),e(n)则分别是广义系统辨识模型的内部误差和系统误差；函数f(x),λ(x)为非线性函数. 为了讨论方便，取f(x)=(有关符号的定义均与文献［2］的定义相同，以后不再说明).图2 具有期望响应模型的单层神经网络(广义系统辨识模型)SNN的新FLA的迭代计算公式的向量方程为(5)类似于文献［2］，可推导出权值矩阵W(n+1)的条件数学期望设W(n)的平均权值为,则(6)其中λ=λ(E)=exp(-μ/E2). 该式较好地描述了SNN的连接权的非线性特征. 当(0)=0(零向量)时，有即在一次迭代计算之后，(n)是沿着逼近F的方向变化，从而网络的训练是成功的.在公式(6)中，当n→N，λ是以指数曲线上升，并且逼近1. 然而在传统EBP算法中［2］，λ=是线性地逼近1. 因此，我们认为这就是新FLA比传统EBP算法收敛速度快的机理.3 实验利用本文提出的快速学习算法，我们成功地完成了对某油井井壁介质结构的模式分类实验. 实验中采用的神经网络参数为Nin=120,Nout=4，η=0.3,μ=0.1. 网络的初始化权值为(-0.5,0.5)之间的随机数，训练误差精度E0=0.01. 取井壁介质的超声回波信号的120个采样数据为神经网络的输入向量，将第一次对油井井壁介质的采样数据模式作为网络的训练模式，而将第二次获取的介质结构数据作为待识别的模式. 对该油井的井壁介质结构分类效果能达到100%的正确率. 对应于g(y) (g(y)={(1-y)y,1-y2,e-y2,cos(y)})的网络自适应学习过程如图3所示. 显然，本文提出的新的快速学习算法具有比Karayiannis快速BP算法更快的收敛速度，且所需的CPU计算时间也较少. 该实验说明： 文中提出的新学习算法是有效的和可行的.图3 石油测井应用中的网络自适应学习过程* Karayiannis FBP作者单位：华中理工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 武汉 430074参考文献[1] Karayiannis N B, Venetsanopoulos A N. Fast learning algorithm for neural networks. IEEE Trans. Cas-Ⅱ, 1992, 39(7)∶453―474.[2] Bershad N J, Shynk J J, Feintuch P L.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ingle-layer backpropagation algorithm:Part Ⅰ-mean weight behavior. IEEE Trans. on Signal Processing, 1993, 41 (2)∶573―582.收稿日期 1996-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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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8年 第18卷 第3期科技期刊镉对沉水植物硝酸还原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陈 愚 任久长 蔡晓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871)摘要 研究了重金属污染物镉对4种沉水植物(红线草、金鱼藻、黑藻和菹草)硝酸还原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分子毒理学效应.实验结果表明，一定浓度的镉能诱导沉水植物的硝酸还原酶活性，抑制沉水植物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从而破坏其抗氧化防御系统.镉对沉水植物的毒害存在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建议以硝酸还原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变化作为沉水植物受重金属污染的生态毒理学指标.关键词 沉水植物；镉；生物指标.沉水植物(submerged macrophytes)是水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初级生产者和溶解氧的调节者［1］.他们不仅为众多水生动物提供觅食、栖息和繁殖的场所，而且可以净化水体，以维持水体的生态平衡.利用沉水植物的净化作用是治理湖泊污染，改善湖泊水质的途径之一.然而，我国云南省著名的高原湖泊滇池，近年来生物多样性降低，草海沉水植物濒于绝灭［2］.探讨生态系统的恢复(restoration)和重建(reconstruction)的机理与技术措施已成为紧迫的任务.70年代以来，生态毒理学有了迅速发展，已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在分子水平研究水体污染物与水生生物体内酶、蛋白、核酶等有关生化成分的反应，所产生的影响可被用来反映污染物的作用［3，4］.本文研究了重金属类有毒污染物中镉对沉水植物分子生态毒理学的效应.1 材料与方法1.1 植物材料采自京密运河白石桥运河段的多种沉水植物有：红线草，又名蓖齿眼子菜（Potamogeton pectinatus)、金鱼藻(Ceratophyllum demersum)、 黑藻(Hydrilla verticillata)和菹草(Potamogeton crispus)等.选取生长良好、生长状况一致的植株.采回植物在实验室内用蒸馏水冲洗干净后，分别置于盛有蒸馏水的大型玻璃槽内，驯化24h，挑选侧枝顶端发育良好，长约8cm的部分为试验材料.1.2 试验方法1.2.1 试验设计 准确称取CdCl2,用蒸馏水配制镉处理液，其浓度分别为：0.01、0.05、0.10、1.0、10.0和100.0(单位：mg/L).每个浓度设平行重复3次，并以蒸馏水作为空白对照，将试验植株分别置于实验玻璃缸内，重复排列，并设置对照组［5，6］.定期检测两种酶的活性.1.2.2 实验条件 光照周期为12h∶12h(L∶D)，光照强度为5500Lx,用ST-80C型数字式照度计检测；温度28℃±2℃;pH 7.1.1.2.3 酶活性测定 硝酸还原酶活性，参照Radin, J.W.(1973)的方法，制作亚硝酸氮标准曲线和测定样品溶液中的亚硝酸氮含量.用722型分光光度计在波长520nm处测其吸光值［7］.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简称SOD)的活性，参照Dhindsa, D.S等(1981)方法［7］，测定SOD对氯化硝基四氯唑蓝(Nitroblue tetrazolium,简称NBT)光化还原的抑制作用.2 结果与分析2.1 镉对沉水植物硝酸还原酶活性影响硝酸还原酶是植物氮代谢中的一种酶.多数植物以无机的硝酸根和氨离子作为氮源.当植物体吸收硝酸盐后，必须将其还原到氮的水平才能进一步转变为氨基酸、蛋白质等含氮有机化合物.硝酸还原酶在此过程中催化硝酸盐生成亚硝酸盐的反应.A520为反应液在520nm处的吸光度.相对酶活性=实验组酶活性/对照组酶活性×100%.经测定，硝酸还原酶活性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y=0.957x+0.023(r=0.9999) 酶活性=(A520-0.0023)/0.957以每h生成1μg亚硝态氮作为一个酶活单位.沉水植物的酶活性以每g(鲜重)植物所含酶活单位数计，以U/g(f.w)表示.镉溶液处理对红线草硝酸还原酶活性的影响见表1.镉溶液处理对金鱼藻硝酸还原酶活性的影响见图1.镉溶液处理对黑藻硝酸还原酶活性的影响见表2.表1 镉溶液处理对红线草硝酸还原酶活性(10-3U/g(f.w)的影响Table 1 Effect of cadmium on the nitrate reductase activity of P. pectinatus处理时间 h浓度， mg/L00.010.050.101.010.0100.0A5200.0800.0870.1160.1060.1050.1040.03048酶活81.288.511910810710628.9相对酶活，%10010914713313213135.6A5200.0650.0750.0840.1360.3840.2740.04796酶活65.576.685.414039928446.7相对酶活，%10011713021460943471.3A5200.0520.0620.0750.0810.0860.6270.037144酶活51.962.476.082.287.565336.3相对酶活，%100120146158169125869.6表2 镉溶液处理对黑藻硝酸还原酶活性(10-3U/g(f.w)的影响Table 1 Effect of cadmium on the nitrate reductase activity of H. verticillate处理时间, h浓度， mg/L00.010.050.101.010.0100.0A5200.0480.0530.0590.0580.0520.0750.03748酶活47.853.059.258.251.976.036.3相对酶活，%10011112412210915987.8A5200.0410.0260.0300.0310.0310.3260.03196酶活40.424.828.930.036.333830.0相对酶活，%10061.471.574.389.983774.3A5200.0360.0370.0400.0530.0580.1830.044144酶活35.236.339.454.058.218943.6相对酶活，%100103112150165537124图1 镉溶液处理后金鱼藻硝酸还原酶活性Fig.1 Effect of cadmium on the nitrate reductase activity ofCeratophyllum demersum从上述3种沉水植物的试验结果，结果可以看出，在镉浓度≤1.0mg/L时，沉水植物硝酸还原酶活性变化不大，一般多在对照值水平上下波动或略有升高.镉浓度为10.0mg/L时，沉水植物硝酸还原酶活性有明显升高，可达对照值的10倍以上.镉浓度达到100mg/L时，沉水植物硝酸还原酶活性降低.随处理时间不同，沉水植物硝酸还原酶活性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只是酶活性升高的倍数有所不同(图1).2.2 镉对沉水植物SOD活性的影响SOD是沉水植物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含金属的酶，能有效地消除活性氧，防止细胞膜系统过氧化作用的发生.根据SOD抑制对氯化硝基四氮唑蓝(NBT)光还原的性质测定酶活性，以每h抑制NBT光还原50%作为一个酶活单位.沉水植物的酶活性以每g鲜重植物所含酶活单位数计，以(U/g(f.w)表示.红线草和菹草经镉处理后的SOD活性变化见图2.由图2可见，沉水植物SOD活性随镉浓度增加而下降.从图3可知，镉对沉水植物SOD活性的抑制率与镉浓度呈现S型曲线的关系.红线草SOD活性对镉的敏感浓度范围是1.0―10.0mg/L;而菹草则是0.1―1.0mg/L.图2 镉溶液处理对沉水植物的SOD活性的影响Fig.2 Effect of cadmium on SOD activity in submerged macrophytes图3 镉对红线草和菹草SOD活性的抑制作用Fig.3 Inhibitory effect of cadmium on SOD activities of P. pectinatus and P.crispus3 讨论硝酸还原酶和SOD是沉水植物体内起着重要作用的两种酶.目前认为，硝酸还原酶催化硝酸盐成为亚硝酸盐，在植物体内促进氮的代谢.硝酸还原酶是一类含巯基的酶.镉与巯基结合，破坏该酶的活性中心，使酶失活.SOD与植物体内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还原酶，维生素E，维生素C，辅酶Q，巯基化合物等组成了防御过氧化系统，能有效地消除活性氧，防止细胞膜系统过氧化作用的发生.SOD可催化对毒害生物细胞的氧自由基的歧化反应，生成过氧化氢，再由过氧化氢酶转化为无害的分子氧和水.镉进入植物体，通过原生质流动和胞间连丝，逐个细胞迁移进入导管，然后输送到植物各部.水体中的镉被沉水植物吸附后，通过渗透到达表皮细胞内.镉也可被沉水植物根系直接吸收.镉在植物体内可以螯合态和毒性更大的可溶态形式存在.在分子水平上，镉可以破坏沉水植物的保护酶系统，从多方面影响其生理、生化功能，最终可导致整株植物的死亡［8］.本研究结果还表明，重金属镉对沉水植物生化毒理的影响存在着典型的剂量/效应关系［9］，即植物的反应随镉浓度增加而增强.但二者并不成正比关系.低浓度时，处于起始区，反应变化不明显.随浓度的增加，植物的反应急剧增强.而浓度继续增大时，反应的变化又不太明显.4种沉水植物对镉污染的抗性存在较大差别［10］.其中，红线草对镉的抗性较强，从分子水平上，从硝酸还原酶和SOD的活性上可以反映出来.红线草对镉的缓冲力高，解毒能力和抗性较强［11］.因此，红线草可以作为沉水植物群落恢复的先锋物种.这一结论与目前昆明滇池(草海)中残存少量红线草的事实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作者建议以硝酸还原酶和SOD活性作为沉水植物受重金属污染的生态毒理学指标，应用于监测的评价污染物对水生植物的影响［12］，具有相当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本文为“八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85-908-02-03）的一部分** 通讯联系人参考文献1 蔡晓明，尚玉昌.普通生态学(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 吴玉树等.根生沉水植物菹草对滇池水体的净化作用.环境科学学报，1991，11(4)：411―4163 Tanaka K et al. Role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in defense against SO2 toxicity and an increase in superoxide dismutase activity with SO2 fumigation. Plant & Cell Physiol, 1980, 21:601―6114 Ostrofsky L M, Zetter R E. Chemical defences in aquatic plants. J Ecol, 1986, 74:279―2875 金相灿等.湖泊富营养化调查规范(第二版).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6 陈静生等.中国水环境重金属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7 朱广廉等.植物生理学实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8 Carins J J. The recovery process in demaged ecosystem. Ann Arbor Science Publishers Inc, 19809 Bnix H.The use of aquatic macrophytes i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MBIO, 1989,18(2):100―10710 颜素珠.8种沉水植物对重金属的抗性及净化能力探讨.中国环境科学，1990，10(3)：166―17011 蔡晓明等.青龙河底栖无脊椎动物群落结构及其水质评价.应用生态学报，1992，3(4)：364―37012 叶文虎等.环境质量评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EFFECTS OF CADMIUM ON NITRATE REDUCTASE AND SPEROXIDE DISMUTASE OF SUBMERGED MACROPHYTESChen Yu(College of Life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Ren Jiuchang, Cai Xiaoming(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Simulation and Pollution Control, Centr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ABSTRACT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effects of cadmium on four species of submerged macrophytes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bove certain concentration, Cd could induce the activity of nitrate reductase, and inhibit the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Thus the antioxidant defense system of these species was injured.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dose and effec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of submerged macrophytes are expected to be used to monitor and evaluate aquatic ecosystem as a biomarker.Keywords submerged macrophyte, cadmium, biological criteria.1996-07-25收到原稿1997-04-23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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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AEROSPACE SHANGHAI2001 Vol.18 No.2 P.33-43FY-1C卫星姿态控制系统侯建文摘 要：针对FY-1C卫星姿态控制系统，给出了系统方案、系统设计、系统特点和飞行试验的结果；对一些新的技术设计和新颖特殊的方案特点，从理论分析和技术实现给出了设计思路和工程实现的方法；分析了FY-1C卫星姿态控制系统在轨运行的结果；对长寿命、低成本和稳定连续运行的工程实现进行了研究；给出了FY-1C卫星姿态控制系统的水平能力和应用发展方向。关键词：气象卫星；姿态控制系统；磁控制；三轴稳定；章动进动控制分类号：V448.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630(2001)02－0033－11Attitude Control System of FY-1C SatelliteHOU Jian-wen（No.812 Institute of SAST, Shanghai 200233, China）Abstract：Based on the attitude control system of FY-1C satellite, the author of fers the project, design, characters of the system and the flight results. Accor ding to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technique realization, this article also descri bes the design and technical realization method for the new technology and the p eculiar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on-orbit r esults of the FY-1C satellite; makes research on the long life, low cost and co n tinuous stable motion and presents the level an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of FY- 1C satellite's attitude control system.Keywords：Mateorological satellite；Attitude control system；Magnetic control；T hree axis stabilization；Notation and precession control作者简介：侯建文(1960-)，男，研究员，上海市宇航学会会员，研究领域：卫星姿态控制系统。作者单位：侯建文（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812所，上海 200233）参考文献：［1］章仁为.卫星轨道姿态动力学与控制[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998.［2］侯建文.一种带帆板挠性的控制系统分析和设计[J].中国空间科学技术,19 92,（2）.收稿日期：2000年11月20日修稿日期：2001年1月11日出版日期：200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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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艺技术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1999年 第4期 No.4钛合金线圈架精加工工艺Finish Machining of Ti Alloy Coil Rack谢凤林 杨成贞［摘要］ 分析了高精度钛合金线圈架加工的难点，讨论了零件车削、磨削加工工艺及参数。关键词： 钛合金 线圈架 车削 磨削 工艺［ABSTRACT］ The problem in machining high precise Ti alloy coil rack is analyzed. The turning and grinding processes of this part and parameters a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Keywords: Ti alloy Coil rack Turning Grinding Process目前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医疗器械等工业中的钛合金，具有强度重量比高、耐腐蚀和耐热性强、抗磁性能好等特点，但因这类合金热传导系数小、比热低、化学活泼性强及弹性模量小等特征，给切削加工带来一定困难。车削加工时，钛合金轴类零件较钢质轴类零件更易挠曲，从而引起振动，产生变形，不易达到应有的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在磨削过程中，砂轮消耗大，磨削表面的粗糙度等级低(一般低于Ra?0.8?μm)。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型号产品的需求，对钛合金线圈架进行了试验研究。1 典型线圈架零件工艺分析钛合金线圈架如图1所示，材料为TA6，具有磁性低、导热性差、热膨胀系数较大、可切削性差等特点。其加工难点是：壁薄，孔的长径比大，同轴度要求较高，材质为难加工材料，进行整体加工相当困难。为了降低加工难度，将线圈架分为左盖、右盖和主体3部分，分别留一定余量进行加工。左盖和右盖选用棒材，主体毛坯选用8?mm×1?mm钛管。将左、右盖装在主体两端，采用激光焊接组合为一体，进行精加工。这样既降低了加工难度，又容易保证产品质量。由于内孔6.2＋0．036 0要穿心轴加工外圆，作为工艺基准，必须提高其加工精度，即内孔应保证锥度不大于0.03?mm，圆度不大于0.01?mm，表面粗糙度为Ra?0.8?μm。主体加工要求见图2，其工艺路线为：车→研内孔→磨外圆。图1 钛合金线圈架Fig.1 Ti alloy coil rack1.左盖；2.主体；3.右盖。图2 主体示意图Fig.2 Coil rack body钛合金线圈架组件工艺流程为：组合→激光焊接→研内孔→穿心轴车左、右盖→穿心轴磨外圆。2 车削工艺由于钛合金在切削过程中与空气中的氧、氮等元素化合成极硬脆的物质，使加工变得更加困难。钛合金的纵向弹性模量E小(约为钢的一半)，由切削力引起的工件挠曲变形大，因此需要改善加工系统的刚性。同时，刀具不锋利会降低加工精度，并发生振动和摩擦，使刀具寿命缩短。2.1 刀具材料及几何角度的选择车削钛合金常选用YGRM，YD15等硬质合金刀片。粗加工时，车刀的几何角度为：前角γ0=0°～5°，后角α＝8°～12°。精车时，车刀的几何角度如图3所示。图3 钛合金精加工车刀Fig.3 Turning tool for finish machining Ti alloy2.2 切削用量的选择车削钛合金材料时，宜采用较低的切削速度和较大的走刀量。粗车时，由于毛坯系辊轧件或锻件，其表面常常是硬脆的，所以会加速刀具的磨损，最好采用较大的吃刀深度，把表面硬脆层先去掉。粗车时的切削用量为切削速度 vmax=35?m/min；切削深度 ap=1～3?mm；进给量 f=0．2～0．5?mm/r。精车时，为了易断屑，宜采用小的吃刀深度和大的走刀量。这样还可以降低切削热，延长刀具寿命，减小工件变形。精车时的切削用量为切削速度v=25～50?m/min；走刀量一般选f=0.1?mm/r。2.3 冷却液的选择车削钛合金时，使用乳化液进行充分冷却，以便提高工件表面和加工质量，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采用以上工艺参数，精车钛合金轴的表面粗糙度可稳定达到Ra?3.2?μm。3 精磨削工艺3.1 砂轮的选择首先选择与钛合金化学亲和力弱的磨料。此外，磨料还应具有较好的微晶破碎性和较好的韧性。碳化硅类磨料与钛合金的亲和力比刚玉类磨料弱，而且具有较高的显微硬度。微晶刚玉具有较好的强度和韧性，在磨削过程中有自锐性能(即沿微晶的缝隙破裂，破裂后易产生微刃)，因而具有较好的切削性能，并对减少磨削热和砂轮堵塞有较好的效果。把绿色碳化硅与微晶刚玉按一定的比例混合，制成混合磨料的砂轮，可以具有较好的综合性能。3.2 砂轮的修整在磨削过程中，砂轮的正确修整十分重要。磨削以前应认真修整砂轮，磨削过程中砂轮磨损变钝时应及时修整。修整砂轮时工作台速度选用40～50?mm/min。砂轮两侧尖角应该用油石轻轻修整，不得有残存毛刺，以免划伤工件的加工表面。砂轮修整完毕，用刷子和冷却液将残留的砂粒和杂物冲刷干净。3.3 磨削用量经过试验，精磨削时采用表1所列的磨削参数进行磨削，表面粗糙度可达Ra?0.16?μm。表1 精磨钛合金线圈的磨削参数工艺参数精 磨砂轮速度v/m*s-125～30砂轮修整速度vR/mm*s-10.5工作速度vw/m*s-10．26速比k96纵向进给速度vH/mm*s-10.25磨削速度vG/mm*双程－1第一次进刀0.01第二次进刀0.005第三次进刀0.0025光磨次数(单行程)73.4 冷却润滑液磨削钛合金时，必须进行充分冷却，防止工件表面烧伤。同时，由于冷却润滑液的冲刷使切屑及时被带走，不会粘附在工件上或造成砂轮的堵塞。通过工艺试验，采用一种透明冷却液。因其冷却和洗涤性能好，并且有一定的润滑性能，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可以提高一级。冷却润滑液的加注量必须充足，压力也须足够大。同时，冷却润滑液必须过滤，不得混入切屑或砂粒，以免划伤工件表面，影响产品质量。实践证明，采用上述工艺方法，较好地解决了钛合金线圈架的工艺关键，满足了设计图纸要求，精磨砂轮磨削比G＝24，表面无烧伤、裂纹，表面完整性符合要求，具有推广应用价值。参考文献［1］ 陈永富等.钛合金对接螺栓滚压加工.航空精密制造技术，1998(3)［2］ 曹振宇译.钛合金的铣削加工.工具技术，1992(1)作者单位： 航空附件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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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兵为“四化”作出重要贡献 总参召开大会庆祝测绘部队成立４０周年(4)内容: 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１日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友齐、人民日报记者郭嘉、新华社记者胡年秋）人民解放军测绘部队４０年来踏遍祖国山山水水，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测绘保障任务，为国防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总参谋部召开测绘部队成立４０周年庆祝大会，总参谋长迟浩田代表中央军委到会热烈祝贺。江泽民、杨尚昆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为测绘部队题了词。成立于１９５０年５月的人民解放军测绘部队，已由过去“一张图、一块板、一支笔”的状况，发展为向合成军队提供综合性测绘保障和为祖国的高精尖领域提供测绘保障的重要力量。４０年来，全军测绘官兵怀着“为祖国奉献，为人民造福，为军队争光”的豪情壮志，从大兴安岭到五指山区，从天山南北到东海之滨，从辽阔陆地到浩瀚海洋，一次又一次完成了测绘任务。４０年来，测绘部队为“四化”建设提供测绘保障的主要贡献是：――为全军各军兵种部队测制了近１０万幅地形、航空、航海图，结束了旧中国没有统一坐标和高程的全国范围图的历史；――取得４００多项科技成果，研制了一批指挥自动化和精确定位的先进设备，提高了我军快速反应能力。――凝聚着测绘官兵测绘保障心血与汗水的还有：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第一个导弹发射试验基地的建立；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第一次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第一次成功治理好淮河；第一次揭开长江源头的万古之谜和查明长江为世界第三长河；第一次测得珠穆朗玛峰的高程数字为８８４８・１３米；第一次创造世界地面最高处――海拔７０５０米重力测量新纪录；第一条京津塘长距离高速公路的设计；第一个高能物理正负电子对撞实验室的建设和第一次正负电子的对撞成功；第一次把外国制造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等等。４０年来，测绘部队有１０多万名官兵长年奔波在祖国大地。仅在野外连续测量１５年以上的军官有１万多人，累计行程５亿多公里，等于绕地球赤道走了一万多圈。另外，海洋测深里程的长度为２００多万公里，相当于从地球到月球往返两次半。到目前为止，测绘部队有近２００名官兵长眠雪山、草地、江河，有几百人受伤致残。４０年来，在军事测绘战线涌现了数以百计的英雄群体和个人。在今天的大会上，总参测绘局局长崔世芳少将介绍了测绘兵的发展历程，迟浩田讲了话。迟浩田高度评价测绘部队作出的重大贡献。他说，在测绘兵身上体现着革命军人以国防现代化为己任，不计名利、勇于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体现着中国人民不畏艰难、奋发图强的英雄气概，体现着埋头若干、精益求精的优良作风。他勉励测绘部队珍惜荣誉，奋发向上，为国防和经济建设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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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453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28 【原刊页号】④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07 【 标 题 】中宣部召开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强调 发挥评论作用，推动创作繁荣【 正 文 】 新华社郑州5月27日电 5月2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河南郑州召开文艺评论工作座谈会，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强调紧紧围绕繁荣的文艺创作、多出优秀作品，发挥评论对创作的推动作用，以优质丰硕的文学艺术成果迎接新中国建国50周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新闻单位文艺部门负责人，全国部分文艺报刊负责人和文艺评论家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河南省委书记、省长马忠臣出席了座谈会。中宣部副部长刘鹏主持了会议。会议认为，近年来文艺评论工作取得了新的积极进展和变化，呈现出加强和改进的趋势。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宣传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倡导正确的创作思想，热情评介优秀文艺作品，呼唤严肃健康的评论风气，文艺评论界的团结在加强，队伍在发展。近年来文艺创作中主旋律响亮，优秀作品增多，这同文艺评论的积极引导和推动是分不开的。会议强调，文艺评论工作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用邓小平文艺思想指导文艺工作，充分体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唱响时代主旋律。要紧紧围绕繁荣文艺创作、多出优秀作品这个中心环节，密切关注创作实践，密切关注作家作品、创作主张、风格流派等文艺现象，探索文艺规律，推荐优秀作品，批评错误倾向，以科学的探讨、分析和评介，加强对创作的引导。要大力倡导精品意识，推动精品战略，满腔热情地宣传评介优秀作品，宣传评介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等精品工程，营造有利于多出优秀作品的舆论环境。要尊重文艺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支持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倡导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感的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坚持实事求是，端正评论风气，在繁荣文艺的共同目标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严肃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做好文艺评论工作，出以公心，与人为善，秉笔直书，真诚帮助，以理服人。会议指出，文艺评论是文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是党的文艺工作的重要任务。各有关方面要密切同文艺评论界的联系，真正做到团结鼓劲、尊重信任、热情服务、正确引导。要大力加强文艺评论队伍建设，倡导和组织文艺评论工作者学习理论，深入生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要切实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努力办好报刊、电台、电视台的文艺评论栏目，办好各类文艺评论报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要帮助文艺评论工作者解决实际困难，尽力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明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建国50周年大庆，文艺评论界要以推动多出优秀作品的实际行动迎接这一盛大节日。我们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努力开创文艺评论工作的新局面，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迎接建国50周年，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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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鲜花似锦，春深似海――记万里委员长访问巴基斯坦(4)内容: 新华社伊斯兰堡５月６日电通讯：鲜花似锦，春深似海――记万里委员长访问巴基斯坦新华社记者许博渊巴基斯坦是中国多年的老朋友了，两家走动一直比较勤，我国已故领导人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曾访问过这个友好的邻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５月２日至６日的访问，也是看望老朋友的意思。老朋友相见，气氛自然是热烈的。万里抵达拉合尔机场开始对巴基斯坦的访问时，一下飞机，见到的是满眼鲜花。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率领的欢迎人群早已迎候在飞机舷梯下。万里一下飞机，欢迎的人群一个接一个给他戴上由各色鲜花串就的花环，表示对老友的欢迎和敬意。当万里穿过一个由小姑娘排成的长廊时，身穿鲜艳服装满脸稚气的小姑娘们纷纷向他抛撒深红色的玖瑰花瓣。满头银发的万里踏着芬芳的花瓣，边走，边招手，显得有点激动，深感巴基斯坦人民的深情厚谊。３日到首都伊斯兰堡，这热情中没有了拉合尔的乡土气息，却显得庄重。时值仲春的伊斯兰堡市树深似海，车队出了机场，沿途看到，在这绿色的海洋里，红底白字的横幅一路都十分醒目。横幅上写的是：“巴中友谊万岁！”“热烈欢迎万里委员长阁下！”等热情洋溢的口号。主人想得很周到，考虑到万里年事颇高，特地安排他到离首都５０余公里的莫里山避暑胜地休息了一天，还送给他一根精致的木雕手杖。万里笑了。他还是网球场上的勇将呢！在哈立德议长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万里表述了自己的感受。他说：“这是我首次访问你们美丽的国家。我们一踏上贵国的土地，就深深地沉浸在兄弟般的友好气氛中”当然，领导人见面，不可能不谈政治。他们谈到了克什米尔问题，阿富汗问题，南北差距，国际形势的变化。这是朋友之间的友好交谈，不是在那里算计别人，更不是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宾主一致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第三世界国家更需要紧密合作，互相帮助，以共同对付他们面临的各种问题，维护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这正是万里此次访问的目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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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微软公司开始提供一种补救措施，以避免用户遭到使用“Rich Text Format（RTF）”格式文件进行的不法访问的骚扰。所谓的“安全洞（security hole）”，是一些怀有恶意的用户改变RTF格式文件页眉（header）部分的控制字符串，致使用户在打开该文件时发生缓冲溢出（buffer overrun）现象，并且可导致Windows95、Windows98以及Windows NT 4.0等操作系统的微机会发生意外停机。 为了避免一些使用Microsoft Word等宏功能及其“安全洞”的病毒或恶意程序（worm），在编写文件时，人们常见的方法是不使用DOC格式，而采用RTF格式来保存。现在这个RTF格式文件也变得有机可乘了。 微软公司认为，不法用户使用“安全洞”虽然有可能致使系统停止，但是不会令计算机执行其他程序。对此，一些安全保密专家则持反对意见。在此之前，曾经发生过微软公司遭到专家指责反复修改的事例，因此目前还是采取静观态度方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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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3663 【原文出处】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呼和浩特 【原刊期号】199803 【原刊页号】101～104 【分 类 号】G8 【分 类 名】体育 【复印期号】199808 【 标 题 】太极拳八门劲法的分析与研究 【英文标题】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 EIGHT METHODS ZNTAIJI BOXING Ji Zhihua Huang Yanping 【 作 者 】纪志华/黄雁平 【作者简介】纪志华，1943年生，内蒙古师大体育学院，副教授。（邮编：010022）黄雁平，1951年生，内蒙古机电设计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邮编:010023）【摘 要 题】八门劲法是太极拳运用劲力的八种方法。其中＠①劲是基础，贯穿于八法之中。＠①劲是太极拳手受到外力时体现出来的一种不 丢不顶，攻防兼备的状态。＠①劲是一种力，具备力的三要素，其矢量总是随外力的矢量变化而变化，致使合力的方向不能通过我的中轴，而我之意念则直指彼之重心。＠①劲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就是所谓的太极八法。八门劲法可以互相转化，都具有刚柔相济的特征。【英文摘要】SYNOPSIS The eight methods are used for exerting oneself indoing Tai ji boxing.Among them Beng(tightlg stuetchi ng)is thebase that runs through all eight methods.Beng is a state inwhich when the boxer is attacked by an exterior force,heusesit both to defend and attack without neither giving up norresisting directly.Beng(tightly Stretczhing)is a force possessing thethree essential factors ,the amount of it vaying with theexterior force,so that the joined force can not run throughmy central axle while my idea is directly pointed at theopponent's centre of gravity.Beng can be displayed inodifferent ways,and these are socalled the eight menthods,which can turn into each other,and which are allcharacterized with vigor and softness.【关 键 词】太极八法 太极拳 太极推手 ＠①劲 推手模式KEY WORDS the eight methods of Taiji boxing Taiji boxingpushing Beng force pattern of pushing【 正 文 】太极拳八门劲法，简称八法。即＠①、＠②、挤、按、＠③、＠④、肘、靠，八种运用劲力的方法。太极八法是太极拳尤其是太 极推手的核心。自太极拳产生以来，研练太极拳者无不在太极八法上痛下功夫。太极八法中的每一法，都体现出太极阴阳之理，变化万千之法。理可妙悟人生宇宙万事，法可克敌致胜立于不败之地。理中有法，法中有理，法理交融。正因为如此，才使古今众多学者为之青春矢志，皓首穷研。在太极拳问世三百多年来，有关研究论著真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拳种。我们将有关太极八法的论著，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古今学者的研究多限于表象的描述，对于太极八法的本质触及甚少，缺乏明确的概念。造成后学者认知上的困难，既不利于太极拳尤其是太极推手的普及与提高，更不利于走向世界进入奥运。为此，我们在对有关资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数十年研练与教授太极拳的体识，对太极八法逐一验证分析，力求探索其本质并尽可能地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加以表述。一、对有关太极八法研究的回顾（一）明、清学者的研究研读《中华武术文库・古籍部》收集的明清时代132篇有关太极拳的论著，谈及太极八法者首推王宗岳先生。他在《太极拳释名》中写道：“太极拳，一名‘长拳’，又名‘十三势’。长拳者，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也。……＠①、＠②、挤、按，即坎、离、震、兑。四正方也；＠③、＠④、肘、靠，即乾、坤、艮、巽，四斜角也。此八卦也，进步、退步、左顾、右盼、中定，即金、木、水、火、土也。此五行也。合而言之，曰‘十三势’。”（①王宗岳等：《太极拳谱》，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5页。）明、清学者为太极八法命名并定了方位，即四正四斜。还指出八法合五行构成太极拳。但是明、清学者均未对太极八法做进一步地解释。（二）民国学者的研究太极拳发展到民国年间，形成了陈、扬、吴、武、孙五大流派。各派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广传门徒，使太极拳从农村走向城市，遍及大江南北。这一时期对于太极八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具体。在众多论著中以杨式太极拳代表杨澄浦的著作影响最为深远。杨先生提出：“＠①法向外，驾御敌人之按手，使不得按至胸腹贴近，故曰＠①。”“＠②者，连着彼之肘与腕，不抗不采。因彼伸臂袭我，我顺其势而取之，是收回意谓之＠①。”挤者。……用前手侧采其肘，提起后手，加在前手小臂内便乘势挤出。”“按者。……以手心按彼左肘节，左手又以手心按彼左腕上，是谓之按。按复转为＠①。＠①、＠②、挤、按，终而复始。”（②杨澄浦：《太极拳体用全书》，人民体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39～40页。）这个时期的学者根据固定的太极推手模式，描述了太极八法的具体形象。但对八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八法的内涵以及在太极拳技中的一般性意义未做进一步论述。（三）建国以来的进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体委的倡导下，太极拳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一项体育活动，被列为全运会的正式竞赛项目，并多次举办全国性的推手比赛，极大地推动了太极拳的普及与提高。太极拳研究进入高等学府，各地专家教授竞相著书立说，从不同视角研究太极拳。各流派对太极八法的研究从形象的描述转向探究八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在太极拳技中的一般性意义。著名的太极拳家顾留馨提出：“＠①劲在八法中最为重要，在太极拳中也极为重要。济南洪钧生同学总结为：‘太极是＠①劲。动作是螺旋’。”（③顾留馨：《太极拳术》，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297页。）陈式太极拳家冯自强先生进一步研究认为：“＠①劲是八法劲的总劲，贯穿于整个八法劲中……”（④冯自强：《陈式太极拳入门》，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张卓星先生写道：“＠①劲是八门劲法的基础，其余七门劲法……只不过是＠①劲的不同表现。它们的区别，仅仅是用劲的部位，劲力的方向、长短及与之相配合的手法、身法不同而已，其劲力本质并无不同。……都是刚柔兼备的。”（⑤张卓星：《太极推手三十六式》，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191页。）这些专家的论述，虽认识到太极八法的一般性意义，但在对太极八法分别描述时，多承袭民国年间的认识，突破不多。例如著名的吴式太极拳家徐致一先生曰：“＠①读如朋。这是一种向前而又向上用力的斜线动作。”（⑥徐致一：《吴式太极拳》，人民体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赵堡架传人王海洲立说：“我用双手粘住对方腕与肘以上胳膊，顺其来势，向一侧引，使对方来劲落空。＠②要不顶不抗。”（⑦王海洲：《秘传赵堡太极拳》，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张卓星先生认为：“以一掌按于另一手的肱内合向外推，称为挤。”（⑧张卓星：《太极推手三十六式》，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191页。）沈寿先生则说：“按法包括单按和双按，即用两手或一手沉化后向前按出。”（⑨沈寿：《太极拳推手问答》，人民体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二、我们对太极八法的研究与体识（一）对目前研究成果的评价通过对太极八法研究的回顾，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太极八法研究方面有着巨大的进展。首先是认识到＠①劲是八门劲法的基础，贯穿于八法之中。其次是部分地赋予太极八法一般性的意义；部分地脱离开通过具体推手模式描述八法的窠臼。但是也应该看到还存在有许多不足。其表现为虽认识到＠①劲在太极拳中的意义以及在太极八法中的地位，但什么是＠①劲？尚缺乏一个科学的定义，还停留在表象描述上。虽对太极八法的一般性意义有所认识，但在对每法作具体描述时还是不能完全脱离开各自的推手模式，下一个确切的一般性的定义。各流派推手模式不同，体现出八法的形象自然各异。因此，必然会有不同的描述，造成后学者认识上的困难，不利于太极拳尤其是太极推手的普及与提高。其实，只要摸清八法的本质与＠①劲的内涵，是完全可以抽象出来一个适合不同推手模式的有关太极八法的定义的。（二）八门劲法1.＠①劲。我们分析研究了各流派学者们关于太极八法的论著，结合自身数十年研练太极拳的体识，认为＠①劲是有训练的太极拳手，无论身体何处，在受外力时体现出来的一种不丢不顶、攻防兼备的状态。＠①劲是一种力，具备力的三要素（方向、大小、作用点）。＠①劲的矢量总是随外力的矢量变化而变化，致使合力的方向不能通过我之中轴而我的意念则直指彼之重心。其动微，其象隐。只有在受外力时才能体现出来。维持＠①的状态，向前上方引伸，是明、清学者对于＠①劲方位的理解。＠①劲是八门劲的基础，贯穿于八法之中。＠①劲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古人用＠①、＠②、挤、按、＠③、＠④、肘、靠，八个字命名，合称八法。＠①劲的本身就含有太极阴阳之理，可攻可防（可阳可阴）、攻防互变（阴阳转化），随时都可以根据客观情况转化为八法中的任何一种劲法。＠①劲是太极推手的灵魂，搭手具有＠①劲，接触点上一片“中和”之气，敌之力线总不能通过我之中轴，我之意则直指敌之重心，所谓“人不知我，我独知人”（⑩王宗岳等：《太极拳谱》，人民体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5页。），故胜券在握。反之，一搭手非丢即顶，没有＠①的状态，中轴暴露于人，则败数定矣！就这个意义上讲，“太极是＠①劲”的提法也不过分。至于走架中的太极八法，我们认为完全是一种假想、摹拟。只有习练太极推手的人才能在走架中体识到太极八法的真切含意。不习练太极推手者永远也体会不到＠①劲是个什么滋味。这就是为什么不懂太极推手就练不太好拳架的道理。2.＠②劲。在＠①的状态下，接定彼力含向左后或右后引化意，为＠②劲。3.挤劲。在＠①的状态下，接定彼力含向前引伸意，为挤劲。4.按劲。在＠①的状态下，接定彼劲含向下引伸意，为按劲。5.＠③劲。在＠①的状态下，一侧接触点听住突然快速沉带，以拔其根为＠③劲；在按兼＠①的过程中听住彼劲弧形上带，以拔其根也为＠③劲。6.＠④劲。在＠①的状态下，短距离发出的弹抖劲为＠④劲。7.肘劲。在＠①的状态下以肘的部位体现出来的八门劲法皆呼之为肘劲。8.靠劲。在＠①的状态下以躯干部位体现出来的八门劲法，皆称之为靠劲。（三）八门劲的特征及相互关系在八门劲法中，肘、靠二劲是以施力的部位命名的。古人虽给八门劲法定了方位，但在实际应用时也不尽然。肘、靠虽属四隅，也可体现出＠①、＠②、挤、按，四正的劲别；＠①、＠②虽属四正，随时都可演化为＠③、＠④等四隅的劲别。实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然一体。就运劲特征而言，＠①、＠②、挤、按，多体现出圆柔的一面，但不是尽柔，柔中有刚，＠③、＠④、肘、靠，多体现出刚烈的一面，但也不尽然，刚中有柔。必须再一次强调，＠①劲是八门劲法的基础，贯穿于八法之中。若不是在＠①的状态下实施＠③、＠④，其结果与形象则无异于一般拳种的摔、打。若在太极推手中缺失＠①劲，则无巧可言，其结果与形象和摔跤相类。不失＠①劲的推手，才称得上太极推手，才具备太极味。八门劲之所以具备刚柔相济的特点，是因为它们的本质就是＠①劲。因为＠①劲的方向和大小总是随着作用点上所受外力的方向和大小变化而变化。导致合力方向不能通过受力者的中轴；作用点上压力大小的感觉不再增加。因为施力者未感到作用点阻力的增加，故显示了＠①劲圆柔的一面；因为＠①劲的力向总是通过施力者的中轴指向其非支撑方向，故我一旦用力彼必有不可抗拒之感，显示了＠①劲刚烈的一面。这就是所谓的刚柔相济的内劲。表面上看来似乎很神奇，实则完全符合力学原理。太极拳家通过长期的艰苦修练，练就了对形体高度的自我调控能力，能够在碰点瞬间，根据作用点皮肤上获得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做出反应。这是一个复杂的条件反射。作用点上的皮肤感觉器将外力变化的信息传入大脑皮层，通过分析判断后再发出指令，使相应的关节肌肉做出协调的反应，这就是＠①劲。八门劲可以互相转化，都具有刚柔相济的特征。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扌加朋＠②原字扌加将右＠③原字扌加采＠④原字扌加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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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2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与批评》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39～140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江泽民文艺理论理论研讨会”综述 【 作 者 】张燕鹰 【 正 文 】 2000年6月22日，北京市艺术研究所在湖广会馆举办了“江泽民文艺理论研讨会”，着重学习和讨论了江泽民总书记不久前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会者首先就江泽民文艺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论述。黄楠森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关系进行过系统论述。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考虑问题，江总书记最近在“三个代表”中特别突出地提到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整个社会实践，应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要来源和动力。陈尚志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江泽民同志的文化理论。首先，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并把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并列为党的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一项重大突破、充实和创新。第二，强调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突出了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讲，就必须把文化提高到与生产力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并代表其发展发展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必须确定文化建设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必须使所有文化活动都做到符合“二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必须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强调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目前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涂途认为：江泽民同志在我们面对新时代、面临新问题的情况下，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给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生产力、文化和广大人民利益三个内容，是新世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在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社会科技化的时代、在政治多极化的时代提出“三个代表”，具有全球意义。社会生产力是生产关系中最活跃，最富革命性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中最终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并非决定社会变革的唯一因素。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对生产力有积极的反作用，它们之间有着辨证的关系。“三个代表”的提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徐世丕在发言中指出：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提出，是在新时期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新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江泽民同志的很多有关文化的论述，如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指导着新形势、新时代下对“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征。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在“三个代表”中第一次从执政党建设的高度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有创新特征。周传家认为：“三个代表”的提出，给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首先要对文化的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每一个文艺理论工作者和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应该为先进文化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王能宪认为：江泽民同志关于文化的论述有三个特性。第一是民族性，江泽民曾多次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能够独立，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文化积淀。第二是世界性，江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吸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第三是当代性，这表现在先进性和实践性两个方面。江泽民在最近提出的“三个代表”中特别提出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提到文化时，又总是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程曼珍认为：“三个代表”的思想十分重要，但社会上有很多人并不理解，甚至有人曲解，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进行认真的研究，进行积极的宣传，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同时，对不良思潮应从理论上予以批评。不但要重视理论研究，也要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北京市艺术研究所所长秦华生感谢与会者从江泽民总书记最近提出的“三个代表”出发，结合十五大报告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与当前的文化艺术现状，就江泽民文化理论形成的过程，及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对新世纪中国的重要指导意义，对文化艺术的发展，对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发扬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他说：新千年伊始，面对全球化浪潮，世界性共产主义实践，人类的进步与面临的难题，江泽民同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高瞻远瞩，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高层建瓴，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既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人调整思路，不固守成规，敢于理论创新，善于总结经验，又勇于实践探索，一定会在21世纪创造奇迹，出现“东方的文艺复兴”，再现“贞观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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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275 【原文出处】文学评论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605 【原刊页号】56-65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 作 者 】徐贲 【复印期号】199612 【 标 题 】从“后新时期”概念谈文学讨论的历史意识 【 正 文 】 “后新时期”和“后现代”是近年来中国某些理论家用来描述和说明１９８９年以后的文学和文化现象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作为对当今中国社会文化整体形态概括性的自我表述提出来的。它们既是对“历史时期”的命名，又是对“文化形态”的命名。既然这两个概念不只是对当今历史时期所作的简单称谓（如“９０年代”），而且是对它的总体文化性质的某种界定，那么它们对当前时代的历史性质及特定的社会文化批判对象和任务，就不能不包含某些基本的认识和估计。我认为，当今中国的“后新时期”和“后现代”理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估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两个概念不仅未能为１９８９年以后的文学、文化批评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解释，反而成为这个时期需要解释的文化现象的一部分。一、“后新时期”概念的由来１９９２年，当“后新时期”被当作一个新概念提出来讨论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用来描述１９８９年以后“文学”转型的概念。当时，使用这个概念的论者们对“后新时期”文学究竟包括了哪些内容甚至历史时期的划分有着明显相互矛盾的说法。王宁认为，“后新时期”（１９９０―）与“鼎新时期”（１９７９―１９８９）的文学是“逆向相悖”的；“后新时期”文学的“挑战性”和“叛逆性”则有三种表现：“先锋文学”（“［它］的激进实验构成了对新时期人文精神的有力挑战”）、“新写实文学”（“［它］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叛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并存（“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的结果）。张颐武同意王宁对“后新时期”的历史分期，也同意王宁把“人文精神”确定为“新时期”的说法，但他把“实验文学”和“后新诗潮”这样的激进实验划在“新时期”而不是“后新时期”之内。他提出了“后新时期”的另外两个特点：第一，“‘后新时期’的文学是一种‘回返’性的文学，文学开始重新尊重法则和伦理，不仅尊重叙事的法则，也尊重现实的法则”；第二，“‘后新时期’文学具有某种第三世界后现代的‘多元混杂’的特点。”（这种“‘多元混杂’的特点”并不妨碍他接着又说：“‘后新时期’……是整体性和秩序复归的时刻。”）王宁和张颐武都试图在“后新时期”和“后现代”之间建立某种平行的联系，王宁主张将“后新时期”确定为一个文学概念，但张颐武则有意将它扩展为一个文化概念。当时参加讨论的赵毅衡与他们的分歧更大，他强调“后新时期”不是用以在“时间”上和“政治”上与“新时期”相区别的概念，“后新时期”纯粹是为了说明“文学的发展也有其独立的规律可循。”而且在时间上，赵毅衡也认为，“后新时期”“大约从１９８５年新潮小说发端时就开始出现，而在１９８７年先锋小说成形时成形。”［（１）］到了１９９４年，王宁和张颐武对“后新时期”理论进一步作出解释的时候，更强调这个概念的“文化性”和与“后现代”的联系。［（２）］随着这个概念范围的逐渐扩大和这两年间文学新样式的出现，“后新时期”理论阐述中出现的矛盾也增加了。但“后新时期”的历史特征究竟是什么，则还是没有得到说明。例如，１９９２年张颐武把“新写实”说成是“后新时期”的典型文学形式，以区别于“新时期”的“伤痕文学”一类的作品；１９９４年他改口把“新写实”说成是“新时期”“‘寓言’式”文化逻辑的体现，而把“新状态”小说确立为“‘后新时期’文化发展最重要部分。”１９９２年他还说“‘后新时期’的文学是一种‘回返’性文学，文学开始重新尊重叙事的法则”；１９９４年他则改口说“后新时期”文学中出现了“深刻的‘叙事危机’”。［（３）］这一类自相矛盾的说法并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显示，“后新时期”论者总是想在历史时期和文学作品样式之间建立某种一一对应的关系，用“特殊”的文学样式来证明历史时期的特殊性。二、“后新时期”概念的理论根据对提出“后新时期”概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王宁在《“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以下简称《“后新时期”》）一文中曾提出这样两个“方面”的解释：第一是，“中国当代文学自九十年代以来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转型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的“近乎‘狂欢式’‘众声喧哗’打破了权威一统天下的‘新时期’格局”。第二方面的解释是，“批评家无法再沿用‘新时期’这一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概念来涵盖新出现的诸种文学现象。因此我和我的批评界同行便用‘后新时期’这一术语。”［（４）］这需要分析一下。先看王宁所提出的这一方面的解释：“后新时期”因其“众声喧哗”而有别于“权威一统”的“新时期”。王宁告诉我们，新时期是指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８９年（几月不详）这段时期。这个时期中的文学和文化活动果真是“权威一统”的吗？果真不“众声喧哗”吗？不是也有论者认为８０年代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吗？［（５）］不是连王宁自己也说：“虽然在这一时期（指“新时期”――引者按）的不同阶段各有其不同的‘主旨’（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潮文学’等），但我们依然可以在主旋律之下听到发自不同声部的不同声音”吗？（２０３）我们甚至可以问，“众声喧哗”或“权威一统”到底是不是“新时期”最有意义的时代特征？“众声”和“一统”真能截然区分开来？非表面现象的文化研究难道不正是要去洞察和发现特定历史时期“众声”中有“一统”，“一统”中又有“众声”的特殊形态？尽管“后新时期”理论在９０年代的“众声喧哗”上大作文章，其实关键的问题并不在“新时期”或“后新时期”到底是不是“权威一统”或者“众声喧哗”，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新时期”理论需要用非此即彼的“权威一统”和“众声喧哗”的对比来表述“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区别。这种需要和前面已经提到的“后新时期”理论需要勉强在历史时期和特定文学样式之间建立某种一一对应关系的性质是相同的。支配着这一思维的是一种经验实证思想方式。它把历史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它所倚重的是一种曾经支配过十九世纪科学实证论的机械历史观的归纳逻辑。现代历史学，对历史的特殊逻辑早已有了更深的认识，正如费希尔（D.H.Fischer）所指出，历史思维的逻辑不是演绎推理的形式逻辑。它不是亚里斯多德式的三段论法或拉莫斯（Peter Ramus）式的“二分辩证”逻辑，也是不穆勒（Mill）、凯尼斯（Keynes）或卡奈柏（Carnap）式的归纳推论，而是一种“引证”（adductive）思维过程，它对具体的“问题”提供引证式的解答，在问题和解答之间寻求一种解释性的“一致”，根据问题的需要，这种历史逻辑所提供的答案可以是一般的，也可以是具体的。“历史是一种‘解答问题’的学科。历史学家就过去的‘事件’提出无终极答案的问题，并选择那些能构成某种解释范型的事实来回答这些问题。”［（６）］梅洛―庞蒂（Merle au-Ponty）则指出：“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偶然之中有逻辑，非理性之中有理性，而且还需要一种特殊的历史察觉。特殊的历史察觉……需要区别前景和背景，从起始去把握各条线索，并在积极实现这些线索轨迹的时候去寻找它们。”［（７）］我们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历史思维的“引证”逻辑，是因为具有历史意识的学术研究都是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它并不只是在观察归纳过去的事实或者现今的现象，它总是有选择的，总是在决定哪些事实比其它的更值得注意，更有意义。而这种意义判断则是和现实生存目的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詹姆森说得最清楚，他指出，马克思主义释义学的历史理论，不是以“怎么释义”，而是以“为什么释义”为其起始问题。［（８）］历史学家或具有历史意识的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过去和现今重大历史“事件”提出“问题”并使其解答与问题形成特殊解释范型。这一解释范型使他不仅能解释某一历史起始时刻的意义，而且还能说明这一意义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持续保有影响。这是历史分期的要旨所在。“事件”在历史性思考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重大历史时刻都包含两个基本方面：发生（genesis）和规范（normativeness）。“事件”的发生时刻并不是绝对客观的，每一个事件都是由许多可以称作为“发生”的时刻所构成的，历史学家确定其中的某一个为特别“重要”或特别“有意义”，这已经是对“事件”作规范了，而任何“发生”的确定，它本身都在某种程度上限定“规范”的导向。即使对同一“发生”，也总是会有不同意义规范的争夺。“事件”的“发生”和“规范”总是在互相制约，互相起作用。“事件”的“发生”和“规范”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它的“起始关系”（originary relation）［（９）］。真正具有历史意识的文化批评应当责无旁贷地说明它所论及的历史时期是由怎样的历史事件及其怎样的“起始关系”所构建。如果“后新时期”理论家要我们接受“后新时期”概念，他们至少应当告诉我们怎么去理解和认识“后新期”起始关系的“发生”和“规范”的特定内容以及这二者之间有别于“新时期”的特殊关系。我们发现，“后新时期”理论家在确定“新时期”的历史特殊性时，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某种历史事件及其“起始关系”。王宁告诉我们，“新时期”的发生时刻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粉碎‘四人帮’的斗争”（２０２）。这里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文革结束”。在他这样来表述这一事件的时候，他所涉及的已经不只是某一时刻的“发生”，而且也包括了它的“规范”（意义）了。但是，我们也发现，“后新时期”理论家在确定的“后新时期”的历史特殊性时，这种起始关系却不知因何缘故被故意隐去了。王宁告诉我们，“新时期”的第二阶段在１９８９年结束，“后新时期”于１９９０年开始，但他却偏偏没有告诉我们，１９８９年中什么事的“发生”和它什么样的“规范”意义使它的“起始关系”获得了如此重要的一种历史分期作用。“后新时期”理论对“后新时期”概念合理性和必要性的第二方面的解释是，文学史的分期需要“后新时期”概念来帮助它“返回文学和文化的层次”（２０２）。这一解释比第一方面的解释更没有说服力。第一方面的解释至少在逻辑上还是清楚的，而第二方面的解释则连起码的逻辑都是混乱的。王宁告诉我们，“后新时期”的优点是它的非政治化，这对于纠正“太政治化”的“新时期”是必要的。但是在（因为）“新时期”的太政治化和（所以）需要非政治化的“后新时期”概念之间却并没有真正的因果关系。前一个时期的政治概念不能用后一个时期的非政治概念来纠正。从逻辑上说，“后新时期”是区别于“新时期”的，而不是区别于“新时期”的政治性的。“后新时期”并不是“新时期”的替代性概念；相反，“后新时期”是“新时期”的附着和延续性概念，它是以承认（而不是否定）后者的合理性为前提的。而且，提出“后新时期”的用意其实也根本不在于质疑“新时期”这个政治分期概念的合理性，因为王宁自己也认为“新时期”既作为“政治历史分期概念”，又作为“文学分期代码”，本来就完全是可以接受的（２０２）。所以我们要问，既然“新时期”的政治性在８０年代是合理的，那么为什么到了９０年代就不合理了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重要的变化呢？只要“后新时期”理论回避“后新时期”的历史“起始关系”，这个问题就注定永远没有答案。文学史应当也可以是非政治性的，这个前提本身并不可靠。王宁用来支持这个前提的另一个前提是：之所以需要非政治的“后新时期”概念，是因为以“文化代码”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理论依据”是当今世界文学史研究的“趋向”（２０１）。果真是这样吗？李・派顿（L.Pattern）在《文学史》一文中曾专门介绍了从十九世纪到本世纪８０年代西方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趋向：从历史外因到文学自身规律，再到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现象。派顿指出，十九世纪学者所撰写的文学史深受当时科学实证论的影响，用社会因素（包括政治）去解释文学，它的最大弊病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解释。［（１０）］这种文学史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重史轻论，认为“史”所提供的知识比“论”可靠；第二是强调个别现象与整体“时代精神”的整合和一致，掩盖个别现象之间，尤其是主流和非主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在前面曾提到，“后新时期”理论将现象与时代一一对应的作法，体现的是实证机械历史观。其实，“后新时期”理论和旧历史观之间的关系还不止于此。后新时期理论正是把“众声喧哗”当作“后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它所说的“无秩”本身就是一种秩序，在这一种秩序中作家们都只不过是在加入“喧哗”，加强和再生这一秩序而已，一切与现实生存环境有关的不和谐和冲突都已不复存在，文学的批评作用已成为这一秩序所不能容纳的多余的“政治”。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政治上说，这样的文学观和历史观都是保守的。二十世纪初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曾认真试图以文学本身为对象，并按文学自身的逻辑去写新的文学本身的历史。它的出发点不是要写历史，而恰恰是以文学发展的过程取代历史。例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者主张将文学的历史写成艾肯鲍姆（Boris Eichenbaum）所说的“文学形式运动学”，也就是新的文学形式如何不断代替衰老的文学形式，不断保持文学对日常经验“陌生化”的过程。同样的，弗赖（Northrop Frye）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所展示的则是关于文学结构（如样式、象征、神话和文类）的“共时叙述”以及文学结构不同变化阶段的“历时叙述”（五个阶段：神话、罗曼司、高等模拟、低等模拟和反讽），并在这个基础上把西方文化的历史描绘为一种下行的螺旋循环。很显然，尽管“后新时期”理论家强调文学自身发展规律，自称描述文学本身特征，但他们所写的并不是艾肯鲍姆或弗赖那样的文学史，“后新时期”概念也显然与弗赖的文学史阶段观不相符合。提出这一点并不是单纯地要指出“后新时期”理论家所说所做的自相矛盾，而更是要进一步地问，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矛盾？是什么实际的认识限制或者社会环境因素造成了这种文学理论的自我扭曲？“后新时期”理论所谓以“文化代码”为当前“文学史分期的理论根据”一说，恰恰显示了它对当前文学重大问题缺乏了解。其中有三个问题必须提一下。第一个是“文学”的问题。要写纯文学史，它所面临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哪些作品算是“文学”作品，哪些不算，哪些活动算是文学活动，哪些不算，否则它无法决定这样的文学史应包括哪些对象。当今许多文学研究者都同意，作品是否被视为“文学”，其条件并不完全是内在的，文学不只是作品，而且更是特定公众空间中具体的人们产生和流通意义的社会性活动。由于文学是一种社会功能，而不是某些内在品质特征的总和，自然也就没有绝对的文学和非文学。若如此，纯文学的历史是否还有可能？第二个是“文化”的问题。正如雷蒙・威廉斯所指出，“文化”本身是一个在历史上经历了重大变化的概念，本身就是历史思考的对象，而不可能用作一种自我完足的“代码”。威廉斯在提升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同时，一改将文化视为文学、艺术同义词的传统文化观，而从人类学角度重新定义文化。他指出，文化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是某一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艺术和知识过程中得到表达，同样也体现在机构和日常行为中。从这一定义出发，文化分析也就是对某一特定生活方式、某一特定文化或隐或显的意义和价值的厘清。”［（１１）］因此，文化研究的对象不仅应包括学术和想象性作品及其与特定社会和传统关系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应该包括被其它文化定义所排斥的领域：日常生活方式、生产机械、家庭结构、社会机构等。就传播媒体而言，文化研究不仅要对媒体产品进行文本分析，而且应该透视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机制，发现文本背后隐藏的机构运作。这样一种文化观不仅使得人们不能再想当然地坚持“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绝对区别，更不能把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排斥在文学或文化之外。第三个是“历史”的问题。新的历史观包括对历史的性质本身的再认识。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但是新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或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发现”）、研究目的（“辩护”或“批判”）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正如我们在谈到历史的“起始关系”时所指出的，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是和一系列“政治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如现在的秩序（文学当然是这种秩序中的一部分）为谁的利益服务？以何种手段维持其历史的合理性？谁希望，谁不希望维持这一秩序？新的历史观因此还对批评家历来“运用”历史的方式提出质疑。它特别关心文化产品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支持或破坏作用，特别关注历史中被压制的它异声音。新历史观的文学或文化批评从历史中寻找它异的声音，不是无目的的颂扬所谓的“众声喧哗”或者空谈所谓的“多元文化”，而是要寻求社会变革的动力和可能。新历史观认为，那种和平共处的文化多元性想法，它本身并不是非政治、非意识形态的，而恰恰是一种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它掩盖了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被压制的文化它异因素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抹杀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动力问题。［（１２）］三、体现历史意识的“后现代”概念“后新时期”理论家十分强调“后新时期”概念和“后现代”概念的“接轨”，并套用“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他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位理论人物是詹姆森。王宁曾特别提到詹姆森的后现代理论对“后新时期”理论的影响。［（１３）］张颐武更是把詹姆森１９８５年在北大讲学的效应与二十年代罗素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相提并论。［（１４）］但是“后新时期”理论中所缺乏的恰恰是詹姆森的历史意识和这种历史意识所体现的道德感和批判精神。在詹姆森那里，“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经验性的描述概念，而是一个为批判目的服务的“协调性”概念。这个概念使得社会文化批判者可以把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通过社会制度来认识文化形象，并从文化现象来认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质。詹姆森在《后现代主义或晚近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特别谈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命名问题。他指出，批评家“从历史中看到断层还是延续，……这并不能由经验去证实或用哲学去辩解，这是因为起始性的叙述行为本身决定了它对于那些被叙述的事件的看法和解释”（xiii）。［（１５）］批评家若先设定某个历史时刻是一个“新”（或“后”）时期，那么他就自然而然地会按此思路，把那个时期的事件“看作”和“解释为”“新事物”，并且反过来用它们证实他先前的假设。批评家对历史的分期，应当是一种自觉的目的行为。“如何命名”和“为何命名”是分不开的。这可以说是詹姆森对历史“起始关系”的说明。詹姆森接受“后现代”，是从批判晚近资本主义这个目的出发的。詹姆森曾不断强调“后现代”是一个帮助他把当今“文化产品”和“社会制度”“协调性地联系起来”的概念（xiv）。对“晚近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的命名，才是对“后现代”这个历史时期命名的核心。对詹姆森来说，“后现代”所提供的并不只是一个用于评点某些文学艺术“新”现象的方便术语，而且是一种对晚近资本主义制度作“认识测图”（cognitive mapping）的途径（４１５）。这种“认识测图”能使人们对“习以为常的事物重新认识，进而提出改变的设想，提出新的视角，对因循守旧的感情和价值作一番清理”（xiv）。詹姆森观察具体文学艺术现象是为对它们所处的社会制度从意识形态作出分析和从伦理作出评断。早在他１９８３年关于后现代文化的论文中，他就明确地指出，他之所以关注“后现代”艺术的“杂拼”、“模拟”和“分裂”等特征，是为了举例说明“后现代主义是以何种新方式来表现晚近资本主义这一新出现的社会秩序的本质真情的。”［（１６）］我们现在那些喜欢引用詹姆森只言片语的“后新时期”和“后现代”理论家专事寻找中国当前文化的“杂拼”、“分裂”现象，但恰恰忘记了要用它们去说明什么样的社会秩序的什么样的“本质真情”。与詹姆森对“后现代”概念的说明和运用相比较，我们发现目前的“后新时期”是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它虽具有编年史的合理性（时间的自然顺序），但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文化批判价值。它将一个名号赋于一些文化现象，但却不能把这些现象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联系起来。例如，王宁在论及“后新时期”的批评时，指出这个时期的批评大致有四种力量共生；一是八十年代以来的规范批评（历史批评），二是学院批评（尤其是“语言转向”），三是印象鉴赏批评，四是一般通俗批评。单从现象描述来说，这话原本是说得通的。但他作此描述的目的是将“后新时期”的“多元”与“新时期”的“一元”形成对比。他的结论是：“以前（指‘新时期’）的一元格局彻底结束。”［（１７）］这么一说就不对了，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新时期”批评中找到这四种批评中的任何一种。不仅如此，王宁的说法还混淆了“多元”的意义。詹姆森在论述后现代文学艺术特征的时候说明，他所指出的后现代特征几乎都可以在现代艺术中找到。区别现代和后现代的并不是那些特征本身，而是其它的因素，尤其是它们与“特定社会制度的深层逻辑”的关系。［（１８）］真正的多元应当指理性讨论的自由和宽容的公众空间。在当今许多敏感问题尚不能触及或深及的情况下，即便有了某些形式，是不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多元”？詹姆森对“后现代”的命名是以他对“晚近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制度的命名为核心的。对“资本主义”的命名不只是一个“名号”或者“代码”，而且是对它的非道德性（即“历史性”）所作的最大限度的概括。詹姆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所使用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也就必须放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去理解。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社会学理论当然不止马克思主义这一种，但马克思主义运用这个概念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谴责性，使其运用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思想批判意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是同它改变资本主义、解放人类这个道德目标分不开的。［（１９）］詹姆森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阐述“晚近资本主义”时期特殊的“文化控制”，并由此而设想与之对抗的可能。尽管不少詹姆森的批评者认为他对“资本主义”的总述给对抗留下的空间太小，但他始终坚持：“我之所以作这样的分析，完全是因为我坚信，除非我们知道什么是压制和权力，我们必然不能估计对抗是否有效。”［（２０）］正是从对批判现存社会制度和它的文化控制着眼，詹姆森认为，“后现代”这个名称把文化现象和社会制度“协调”起来，起到了“历史重构”的作用。詹姆森说：“历史重构是提出整体的特征和假设，对当下事物的纷杂混乱作出抽象的概括，是对此时此地的激烈的介入，也是对它所包含的盲目宿命观点的抵抗，”历史重构是一种历史释义，它的批判目的在于指出特定历史时刻的非永存性及其特殊的压迫形式和非道德性。［（２１）］我们发现在“后新时期”理论那里，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历史重构”的意识，这样一种道德力量。后新时期理论并不关心与改变人们现实生存历史处境有关的问题，它的“众声喧哗”说掩盖了当前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冲突和求变意识，它的“非政治”说更使它无法涉及人们生存环境中的不公正和不道德的结构因素。它甚至试图从根本上取消人们在中国特殊历史环境下所形成的历史重构意识的合理性，这种历史重构意识就是现代化和现代性意识。四、现代性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意义“后新时期”是相对于“新时期”而言的。“新时期”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中国所形成的一种主流历史认知，现代性不仅仅是它的承诺，更是近代中国人在认识封建传统中形成的历史重构意识。“新时期”的现代化承诺和“现代性”不完全是一回事。中国并不会，也没有因进入“新时期”而自动获得现代性。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不同方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的“现代化”要求和进展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使得争取现代性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充满张力和危机的过程。某些单方面的现代化，非但不能自动带来其它方面的现代化，甚至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阻力。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现代性”在当今中国的危机呢？哈布玛斯曾指出，在马克思对社会制度的危机提出社会学概念之前，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戏剧的危机观来认识制度的危机，认为社会制度本身的矛盾的冲突，一定引起“灾难性的高潮”，从而进入“后”的时期。马克思的社会学危机观与此不同，他把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是社会制度在“解决其问题过程中不断产生新问题”的活性机制。［（２２）］现代性的危机也应当从它的建设性和更新作用来加以认识。用哈布玛斯的危机理论来看“现代化”在中国面临的危机，我们会发现，现代化１９８９年以后在中国的危机非但没有导致“现代性”这个“未完成的事业”的终结，它反而向人们，首先是文化研究者，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性质、任务和条件的更深层、更根本的问题。就在这些更深层、更根本的关于社会和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尚未真正被涉及，甚至它们的紧迫性和合理性尚未被充分认识和承认之前，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宣布已经进入了“后新时期”？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改革中已经有了代替现代化的新的目标？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新目标是什么？看来，这些都是“后新时期”理论所不应回避的问题。“后新时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现代性”否定性的“再思考”上的。“后新时期”理论要与西方“后现代”理论建立“共时”联系，也是出于借助后者对“现代性”的批判结论的需要。“现代性”不仅在历史分期上存在着很多分歧，而且对它的含义也有多种多样的解释。有的论者把“现代性”视为霸道的“理性”、“科学”或“总述”的同义词，有的把它与不同的艺术潮流褒义或贬义地联系起来；而维护“现代性”价值者则重视它对人际交流的理性自由和独立主体的肯定。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里，强调“现代性”，不是要否定“后现代”的批评性，而是要指出，就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代性事业将能动主体、理性和公众伦理以及公民社会建设结合起来的理想，是值得文化批判去维护的。“后现代”理论真正对我们有所启发的是对关于“现代性”的僵化观念的批判，而不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否定。正如政治理论家拉克路指出的：“后现代不是对现代性的简单拒绝；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命题和概念作一番不同的调整。”［（２３）］后现代理论是一种文化批判，而作为文化批判，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思想和思考行为。我们应当把现代性和对“现代性”的僵化观念区分开来。“现代性”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和思考方式：它对事物（包括“现代化”本身）抱着一种欢迎变化又对变化采取审慎的态度。如果我们把现代性看成是一种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积极理性的审慎求变意识，那么“后现代”批判（指积极的那种）本身就是“现代性”在某个关键时期的自我调整。关于“现代性”的僵化观念（个人是自我完足的主体、科学理性凌驾于批判理性、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铁的法则、西方现代化是全球的普遍性模式，等等）本身就是现代思想批判的对象。对于“现代性”的肯定，并不是要接受那些关于“现代性”的僵化观念。肯定“现代性”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述现代性，以便对现代状态作出批判分析，为它的进一步更新而作准备。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现代现象（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关系的改变，都市化倾向，道德伦理观的改变，新的传媒和信息方式，科技商品发展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削弱，等等）并不说明现代性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已得到了确立，正相反，文化研究者如果把这些现象就事论事地认定为“现代性”（或者更糟糕，认定为“后现代性”）而看不到这些现代现象本身可能包含的非现代和伪现代因素，这恰恰说明现代性思想在他们那里还远远没有确立。文化研究者所能做的远远不止于经验式地罗列诸如“商品大潮”一类的现象，而是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中国的现代现象的不现代性、有待改革之处和改革的基本条件。例如，商品经济确实对公众伦理和公民意识产生相当的消极作用，然而，商品经济是不是中国当前社会唯一或者主要的起这种消极作用的力量？经济运作是否已具备了基本的现代平等公正原则？金权结合的商业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民主意识的淡薄又有什么联系？现代化带来了什么新的等级关系和不平等形式？新的不平等关系（资方与雇员、“城市居民”和“盲流”、现行政策或经济结构的受惠者和受害者，等等）是不是因较具有“现代性”而比旧有的社会等级的压迫形式（官贵民贱、男尊女卑）更具有合理性和道义性？现代性在中国尚任重道远。哈布玛斯把“现代性”称作一项未完成的事业，一项未竞的课题，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詹姆森在“后现代”问题上和哈布玛斯有不少观点的分歧，但是他承认对于现代德国社会来说，现代性有着一种不能以美国社会现状来衡量的意义：“在德国，纳粹主义切断了现代（思想）的发展；现代性因此而具有一种未竞事业的性质，于是就有象哈布玛斯那样要求重提现代性的。”［（２４）］即便在西方，“现代性”的紧迫感尚因不同社会而异，更何况在与西方有着很大差异的第三世界。萨伊德是一位对“后现代”思想十分熟悉的理论家，他反对把“后现代”当作一种共时性模式套用到第三世界社会的当今时期中去。他指出，“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反历史的无力感、消费资本主义等等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种种冠之以“后”的思潮和理论。萨伊德借意大利哲学家基亚尼・伐蒂莫（Gianni Vatimo）的说法，将它们称作为“现代末期”的“疲软思想”。他认为，这种“后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并没有存在的条件。阿拉伯和伊斯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仍然是“现代性”问题：“现代性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对那种至今仍受传统和正统思想控制的文化，现代性仍是一种主要的挑战力量。在加勒比海、东欧、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陆（第三世界）是同样的情况，对抗传统和正统思想控制的文化活动是与本土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具有世界意识的文化活动相互衔接的。”他们关于“现代”和“后现代”的讨论，关系着一个紧迫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如何现代化”。［（２５）］为了确定当今文学和文化批评所面临的社会文化建设任务，我们确实需要一种对当下历史性的总体表述。赛蒙・杜林在分析西方“后现代”和“后殖民”这两个概念时说：“这两个概念之所以被广为采用，是因为它们是大概念；它们都自称能用最普遍化的历史性说法来表述当下时刻。它们都想要为我们提供某种自我表述，这就是它们有吸引力之处。”［（２６）］我们需要为当下的历史时期设想一个什么样的自我表述呢？这是一个摆在文化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无论这一自我表述将是什么，它应该体现中国当下时刻文学和文化批评的一个基本命题，那就是现代性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未竞的课题。注释：（１） 张颐武：《后新时期文学：新的文化空间》；赵毅衡：《二种当代文学》；王宁：《继承与断裂：走向后新时期文学》，《文艺争鸣》１９９２年第６期，第９―１０页；第１０―１１页；第１１―１２页。（２） 王宁：《后新时期与后现代》，《文学自由谈》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第５３―５５页；张颐武：《反寓言／新状态：后新时期文学新趋势》，《天津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第５７―６３页；张颐武、王宁、刘康：《后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当代文化转型的一个方面》，《作家》１９９４年第６期，７１―７４页。（３） 张颐武：见注１，第９页；第１０页，并见注２，第６３页；第５８页。（４） 王宁：《“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花城》１９９５年第３期，第２０２页。以下出自此文的引文均在括号中直接注明页数。（５） 例如，早有论者指出，８０年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界“被翻译的作家令人眼花镣乱，从尼采、韦伯、卡夫卡和萨特到本杰明、马库斯、拉康、德里达，从拉丁美洲作家马凯斯到法国新小说作家罗伯・格里叶，从意识流、现代派、未来派和超现实主义到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后现实主义和接受理论。还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反常心理学、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各种时代、传统和观点的思想家一时乱声嚷嚷，穿上新装同时登上中国舞台，不和谐地同声合唱。”Merle Goldman,Perry Link,and SuWei,"China's Inte【 正 文 】ectuals in Deng Era: Loss of Identity with the State,"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Kim,eds.China's Quest for Nat ional Identity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P.43-44.（６） David H.Fischer,Historians' Fallacies: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1970),P.XV.（７） Merleau-Ponty, Résume de course (Paris,1968),P.46.（８） Fredric Jameson, "Metacommentary,"in Robert Con Davis.ed.,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Longman,1986),P.113.（９） 对“发生”、“规范”和“起始关系”概念的详细讨论见Dick Howard,The Politics of Critique (University of MinnesetaPress,1988)。Howard特别提到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这两个“事件”的“发生”和“规范”以及这两者所形成的“起始关系”和西方的“现代”或“现代性”概念的关系。认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也需要从其自身的历史“起始关系”着手。在西方，具有批判意识的“后现代”理论把６０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权运动和欧美广泛的学生反体制运动等确定为最有意义的事件，西方激进文化批评至今仍能感受到６０年代“起始关系”的影响。相反，正如Sohnya Sayres,Anders Stephanson,Stanley Aronowitz和Fre dric Jameson等人所指出的，西方保守政治势力的文化策略则总是包括“对６０年代的糟蹋”。见Sohnya Sayres,etal.eds.,The 60s without Ap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9.（１０） Lee Pattern,"Literary History,"in Frank Lentricchia andThomas Mclaughlin,eds.,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90),PP.250-251.这类著作以Hippolyte Taine,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1864)和E.M.W.Tillyard,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1944)为代表。（１１） 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61),P.57.（１２） 关于新历史观和文学、文化研究的关系，笔者在《新历史主义批评和文艺复兴文学研究》（《文艺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一文中另有详细讨论。（１３） 王宁，见注２，第３７页。（１４） 张颐武：《“后现代”与大陆当代文化的转型》，《中国比较文学》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第１２页。（１５） Fredric Jameson 对“后现代主义”论述最详的是"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in Hal Foster,ed.,The Anti-Aesthetic (Seattle,WA:Bay Press,1983),PP.111-125;"Postmo dernism,or the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no・146,PP.53-92.此文后来成为他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v Press 1991)的主题章节。凡引文后直接标出页数的系引自Jameson(1991)。（１６） Jameson,op.cit.(1983),P.113.（１７） 张颐武、王宁、刘康，见注２，第７３页。（１８） Jameson, OP.cit.(1983),P.123.（１９） 笔者对此另有讨论，详见Ben Xu,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 (New York:Peter Lang,1992),PP.174-5.（２０） Anders Stephanson, "Regarding Postmodernism:A Conversation with Frederic Jameson,"in Andrew Ross,ed.,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P.11.（２１） Jameson,op.cit.(1991),p.400.关于詹姆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释义的批判意义，参见笔者《元批评，元历史：詹姆森的马克思主义释义学》（《文艺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６期）。（２２） Jurgen Habermas,"What Does a Legitimation Crisis Mean Today? Legitimacy in Late Capitalism,"in William Connolly,ed.,Legitimacyand the stat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4),PP.134-5.（２３） 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inAndrew Ross,OP.cit.P.65.（２４） 同注２０，P.23.（２５） 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tialism (New York:Alfred A.Knopf,1993),P.329.（２６） Simon During,"Postmodernism or Postcolonialism," Landfall,39:3(1985):366-380,P.366.［作者单位：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责任编辑：李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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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171 【原文出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南昌 【原刊期号】199404 【原刊页号】055-060 【分 类 号】K91 【分 类 名】中国地理 【 作 者 】陶满德 【复印期号】199504 【 标 题 】试论中国棉花主产区形成的历史原因 【 正 文 】 棉花是工业生产的重要原料。我国的棉花生产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汉水流域和新疆等地区。１９９２年，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新疆等十二个省区的棉花种植面积占全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９５．８５％，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９４．８１％，①成为全国的棉花主产区。在这十二个主产区中，除新疆棉区主要是建国后发展的新棉区外，其余的十一个棉花主产区均是我国传统的植棉区，具有悠久的植棉历史。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分析和寻找棉花主产区形成的历史原因，对促进我国棉花生产的发展和合理布局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我国棉花主产区形成的历史原因作一些粗浅的探讨。１、棉工业发展和分布的双重畸形性导致了棉花生产分布的偏集性。从生产布局的一般规律来看，棉工业，尤其是棉纺工业的布局应与棉花生产基地相结合。但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造成了旧中国棉工业与棉花生产基地之间的逆应现象，即棉花生产基地的分布是为了适应棉工业分布的需要。而旧中国棉工业发展和分布上的双重畸形性就必然导致了棉花生产分布上的偏集性。棉工业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是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集中投资的重点部门。也是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最多的部门。据统计，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全国棉业工厂数占全国工厂总数的１３．７％，棉业资本总额占全国工业总额的３６．２％，棉工业工人人数占全国工人总人数的４９％，均为各工业部门之首，形成了棉工业畸形发展的工业结构特点。同时，中国近代棉工业既有官僚资本的经营又受帝国主义的控制，而前者又不得不依附于后者。这一特点反映在棉工业的空间分布上就表现为布局的畸形集中。马关条约之后，入侵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获得了在华设厂的特权。他们对中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力早已垂涎三尺，纷纷将其国内的过剩资本投到中国。而他们在华投资最多的部门便是棉工业。仅１８９７年，英、德、美三国便在中国设立了老公茂纺织局，鸿源纺织局、瑞记棉纱厂和怡和纺织局等四个大厂，资本总额计４２１．５８万银两，纺绽达１６．０５５万枚。其规模之大远非华商可比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外商在华共设有８家公司，纺织绽３３．８９６万枚，布机１９８６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等国在华的纱厂逐渐下降，而日本在华的纱厂却急剧增加。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的两年内，日本就在上海设立了六个公司，在青岛设立了三个公司，此外还增设了五个纱厂；１９２３年又在上海增设三个厂；１９２４年分别在汉口、辽阳和上海各增设一个厂；１９２５年在大连、金州分别增建一个和二个厂。中国的棉工业形成了由外商特别是日本控制的局面。出现棉花生产大于纺纱，纺纱大于织布、织布大于印染的倒立结构，呈现出明显的殖民地性。而这一明显的棉工业的殖民地性，便决定了旧中国棉工业布局上的畸形偏集，造成了棉工业在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湖北等省市。由于受外商控制，致使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对棉工业的投资也偏集于上述省市。据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统计，在１９２０－１９３６年间，仅上海、青岛、武汉、天津、无锡、南通六个城市，华商纱厂纱绽数占全国华商纱厂纱绽总数的６０．５－７９．７％之间。为了就近获得棉花资源，中外厂商便在附近地区或交通便捷之地发展其棉花生产基地。如日本三菱财团早在１９１６年便涉足于华北棉花生产。他们以石家庄为据点，实行其华北棉田改进计划，并由石家庄分别向正定、无极、东鹿、顺德、彰德各县农民发放美国棉种，并以收买农民棉花为条件。在其十多年的经营中，这一带的棉种得到了改进，刺激了棉花生产的发展；１９１８年日本的东洋拓殖会社在山东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他们以２０万元的巨款贷给济南日籍棉商店和顺泰，令其于胶济铁路线的邹平、张店、高密等县扩种金氏类种棉，并收买其所产棉花；大仓住友财团在当时的满洲设立满洲棉花会社，积极推行其辽河流域的棉产改进，几乎完全掌握了关外的棉产。在棉工业的刺激下，当时棉工业分布集中的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棉花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棉花生产的集中产区（见表１），章有义编辑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可以作为论据，如：“江苏省在民国４年（１９１５）以前，由于纺织业尚处于萌芽状态，纱厂寥寥无几，用棉极少，农民棉花种植经营粗放，但至民国５年之后，由于纺织业兴起，棉花需要量骤增，棉价日涨，农民舍稻而竟相植棉，棉田推广极快”。１９１５年该省棉田面积为９２４１千亩，到１９２４－１９２９年便达１１０７３千亩，１９３４年更达到１２４８８千亩；又如“浙江省的棉花产额自杭、绍二处机制纱厂先后设立，棉花销路日广，各地产额亦因之愈丰。”棉田种植面积由１９１８年的９４６千亩增到１９３５年的２１３７千亩；“河北省由于华北棉纺工业的发展和日本及其他方面对原棉的需要，受到很大刺激，人们愈来愈多地从事植棉。”其棉田种植面积由１９１８年的３６１５千亩扩大到１９３７年的１３８５２千亩；“山东省亦由于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各埠设立纱厂，加之中国纱厂的设立，使得棉花生产得以发展”。１９２０年山东省棉花总产量仅１４８千担，到１９３０年棉花总产量就高达２５４２千担，其发展速度之快，实为纱厂兴建之因；“陕西、河南、山西等省因日本人所办的纱厂的增多，而且加之棉花出口，棉花需要量增加，农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陕西省１９２０年棉花产量为３４４千担，到１９３４年便达到１１７５千担，河南省１９２１年棉花产量仅２５７千担，但次年就增加到６４９千担，到１９３８年更达１６００千担，山西省１９２０年棉花产量仅为７６千担，次年便猛增到２９１千担。以上论述说明：中外棉工业的兴起和畸形发展，以及其在分布上的畸形集中，刺激了棉花生产的发展，并基本上规定了棉花主产区的地理区域。表１ 棉花主产区植棉面积及产量占全国的比重（附图{图}）注：此表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编算２、交通区位的优势促进了棉花主产区形成由于棉花体积大，重量轻，运输成本较高。所以，对于棉花主产区来说，不仅需要有适宜棉花生长的自然条件，而且要求对外要有较为方便的运输条件。特别是由于我国近代棉工业呈现出明显的殖民地性，导致了棉花生产的殖民地性，这就决定了当时的棉花生产区畸形地偏集于那些交通方便之地。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需要，具有方便海运的沿海地区便首先成了他们选择的目标，在上述十个棉花主产区中位于沿海地区的有四个，而其产量（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则占全国棉花总产量的４１．１％。其余六个棉花主产区虽不处沿海，但这些地区要么接近沿海地区，与沿海之间有着方便的交通联系，要么与当时全国性的棉花集散地之间有着方便的交通联系，便于棉花的运输和集散。在这些地区内不仅有较为发达的内河航运，而且铁路的兴建也较早。如１８９８－１９０５年开始修建的有京汉、胶济、浙赣（株萍段）、石太、沪宁、陇海等线；１９０７－１９３４年修建的有沪杭、浙赣、同蒲、淮南等线；１９３５－１９３９年修建的宁芜、湘黔、湘桂、石德、成昆、黔桂等线。通过内河和铁路，棉花主产区便与沿海或全国性的棉花集散地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鄂中、鄂东棉区和长江两岸的棉区所产的棉花可通过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利用民船或小型汽船为运输工具，集中于当时全国最大的棉花集散地－汉口；陕西和湖南棉区所产之棉也可以通过汉水、洞庭湖水域以及铁路而汇集于汉口。另外，济南也是当时全国的一个著名棉花集散地，围绕着这个集散地分布的棉花主产区所产的棉可以很方便地汇集于此地。如鲁北棉区可以利用小清河民船将棉花转运济南；鲁西棉区则可先将棉花集中于临清，再通过铁路运至济南。此外，冀南滏阳河两岸的棉区、豫北、彰德、武安、新乡等地的棉花都有铁路运输之利，因为位于陇海，京汉铁路交叉点上的郑州也是当时全国一个十分重要的棉花集散地，这就使豫、陕、晋等棉区的棉花可通过铁路运输而集中于此地。交通区位上的这一优势成为了促进棉花主产区形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３、人口条件为棉花主产区的形成提供了具有棉花生产经验和技术的充足劳动力棉花是一种技术性强，耗工量大的经济作物。棉花主产区的形成对劳动力条件有较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产区内有数量充足的劳动力来进行精耕细作，而且要求棉农具有较高的栽培管理技术和经验。从劳动力的数量来看，上述十个棉花主产区的农业人口和农户数均居当时全国前列（见表２．３）。表２ 九省农业户数农业人口数及其占全国二十二个省的比重（附图{图}）注：此表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编算表３ 十省的耕地与农民（１９４６年）耕地面积 农业户 农民数 平均每户 平均每人（千亩） （千户） （千人） 耕地（亩） 耕地（亩）山西 ２７８７９ １８７４ ９８７６ ３３．８９ ７．３８河北 １０９１３２ ４２２４ ２４１１６ ２５．８４ ４．５３山东 １００４５０ ５９１８ ５３０２４ １６．９７ ３０．４河南 ９８４９９ ５０６０ ２６２２０ １９．４６ ３．７６江苏 ８５２９６ ５０５７ ２５０８０ １６．７８ ３．４０浙江 ４１６５８ ３１６５ １４０２０ １３．１６ ２．９７湖南 ５０２０６ ３９００ １８９９２ １２．８７ ２．６４湖北 ６４５００ ３９６０ １９０４６ １６．２９ ３．３９四川 １５１４３７ ６３５２ ３８９５７ ２３．８４ ３．９８陕西 ４５６２７ １３８５ ７７６７ ３２．９４ ５．８７全国总计１４１０７３１ ６３２２１ ３３１８４２ ２２．３１４．２５此表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编算沿海地区历来就是我国人口密集之处。陕、晋两省人口的绝对数量虽不居全国前列，但其农业人口主要是集中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关中平原、晋中盆地等棉花的集中产区。除晋、豫、陕三省之外，其余棉花主产区省份的人均耕地面积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说明，这些地区是属于人多地少的地区，从而使其在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就使得当时这些棉花主产区在其形成过程中有充足的劳动力作为保证。从农民植棉的技术水平来看，当时的十个棉花主产区都具有较为悠久的植棉历史，广大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植棉经验。棉种自宋元之际传入我国便迅速在我国普及。大约自元至明的一、二百年间，棉花的种植几乎遍及全国，但主要是集中在江、浙、鲁、晋、豫、陕、湖广以及蜀、赣等省。据万历会计录记载，万历六年（１５７８）明政府征收棉花布实物贡赋的区域包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四川、江西以及南北直隶各府。在这些地区，一方面棉花种植促进了民间手纺业的发展，如明万历年间“榆次太原等县，民间纺织业最多”。而江浙一带更由于黄道婆在元朝元贞年间（１２９５－１２９６）由海南岛回到松江府传授棉纺织技术而得到广泛的发展；另一方面，手纺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地区棉花生产的发展。李文治编辑的《中国农业近代史资料》（第一辑）中，收集了大量的史料，说明这些地区植棉历史的悠久。如“（江苏在乾隆四十年）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洲并所属之各县，……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花（棉花）者则有十之七、八”；“（上海南汇二县在光绪二年）上南两邑，以及浦东，均栽种棉花，种稻仅十中之二”；“（浙江在光绪二十三年）浙江海滨沙地，皆棉田也，每岁所获，为出口一大宗”；“（湖北在宣统二年）鄂省向产土棉一种，以德安府属之随州；黄州府属之麻城，出产最多”；“（湖南在光绪三十四年）近年湖南滨湖州县淤洲日涨，民间种植者亦日加多”；“（直隶在光绪二十三年）热河后府围场，蒙古承德永平两府所属十四州县，……计其大宗厥有九利……一曰棉花。从前所种无多，近五六年来，到处皆种，大约口外地亩除寒土外已居六分之一”；“（山东在１９０２年）近年来由于官吏的鼓励，棉花种植有了很大的进展，很有希望成为本省主要输出品”；“（山西在１８０７年）曲沃这个地方是以棉花市场著称的，我们发现有大量的棉花在巨大的仓库中贮藏着。在蒲州（永济）东北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棉花”；“（陕西在１８７６年）本地的主要产品向来是小麦……但是目前作为输出品来说，更重要的是棉花。”“（河南在１８７６年）河南府地区主要贸易品为棉花，此间各种输入品主要是由出售棉花支付的。除冲积地以外，绝大部分土地都准备植棉”。以上论述和史料说明，在这些棉花主产区不仅有足够的劳动力数量作为形成棉花主产区的保证，而且这些地区悠久的植棉历史，培养了棉农们对植棉的丰富经验，这就为形成棉花主产区提供了劳动力的技术优势。４．棉种改良和鼓励植棉的政策是棉花主产区形成的“催化剂”新的纺织业的出现要求有新的植棉业。日、美等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当时的政府及资本家，为了掠夺和获取更大的利益，在上述棉花主产区内进行了棉种改良，当时的政府也推行了一些鼓励植棉的政策，这些在客观上推动和巩固了棉花主产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棉种的改良，以引进美种为首。如日本三菱公司从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开始，在华北进行棉花改良，他们以石家庄为据点，在农村奖励美棉的栽培，并设立了许多官营农场。民国七年日商又在胶济铁路沿线试种美棉，并在春季发给农民棉种，秋后收买籽棉，美国人卓伯森在民国四年也在中国推行美棉，他的推行地主要在上海附近。另一方面，中国的棉纱业资本家们也积极地推行棉种改良。民国八年（１９１９）他们在南京、金山、唐山等地设立了棉业改良委员会，并与东南大学农科所合作进行良种研究，积极推广。并且，他们还决定了二条植棉大纲：（１）在棉产之区，专事改良棉种；（２）在不产棉之地，专事推广产额。将数百石棉种运往江苏的徐、淮、海扬、镇宁、常等各属以及天津、汉口、宁波等处分散给农民。１９１４年由素倡棉铁政策的张謇出任农商部长，北京政府的棉产改良工作更趋积极，并推行了一系列鼓励植棉的政策和措施。如１９１４年４月农商部发布植棉奖励条例；１９１５年３月聘美籍技师周伯逊（H・Jopson）为植棉顾问，同月在正定设立第一棉业试验场，４月又在南通、武昌设立了第二、第三两个棉业试验场；１９１６年在彰德设立了由北京政府直属的模范植棉场；１９１６年又设立第四棉业试验场，同年从美国购入大批脱字（Trice）及郎字（Lone star）棉种，并公布了分给美国棉种及收买美国种棉花细则，次年即由各省实业厅分给农民种植；１９１８年制定公布了棉业整理章程。除当时的中央政府外，上述棉花主产区的地方政府在棉花种植上也积极地推广美种，设立试验场。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此风尤甚。据严中平主编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统计，在１９１７－１９３１年间，全国设立的试验场不下六、七十处，而这些试验场主要是分布在河北、山西、河南、陕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也就是说，当时的棉种改良事业多在棉花主产区进行。由于品种的改良，技术的提高，使得这些地区的棉花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提高，又由于当时的政府在棉价上作了相对的提高，使得植棉较植其他作物收益更多。这就造成了这些地区以棉花排挤其它作物从而更加促进了棉花主产区的形成。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见，我国棉花主产区形成的历史背景是极其复杂的，深深地打上了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络印，呈现出明显的殖民地性。棉花主产区在历史上之所以形成于江、浙、鄂、湘、冀、豫、鲁、陕、晋、蜀等省，首先是由于棉工业在空间分布上在这些地区的偏集，促进了这些地区棉花生产的发展；其次是由于这些地区具有较为悠久的植棉历史，有传统的植棉技术，而且人多地少劳力充足，加之当时的棉种改良亦主要是集中于这些地区进行，故而在这些地区的铁路沿线或交通便捷之地形成了棉花主产区，也成为我国今天主要的棉花生产基地的基础。（责任编辑：肖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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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3期 Vol.17 No.3 1999植物生长物质和微肥在小麦高产栽培中的应用赵广才 张保明 王崇义摘 要 在超高产栽培条件下应用植物生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小麦进行叶面喷施，结果表明：适当喷施硼、锌、稀效唑、硼＋膨大素的组合、硼＋锌的组合以及化控2号＋喷淋肥的组合均有效地增加了产量。但各种化控处理对子粒蛋白质含量均无明显的影响。关键词 冬小麦 植物生长物质 微量元素在小麦生长发育过程中，进行叶面喷施植物生长物质或营养元素以期改善小麦的植株性状、提高产量和改善品质的研究很多[1～6]，但由于供试的品种、生态环境以及栽培条件的差异，即使同一种生长物质在不同试验中其效果也不尽一致，不同的试验处理其结果更有一定差异。以前的试验多在中高产条件下进行，目前小麦生产已有了进一步发展，不少农业科研工作者正在开展小麦超高产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化学调控技术研究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本试验是在超高产的条件下进行，在小麦不同生长时期进行不同生长物质、微量元素以及不同物质的组合进行叶面喷施，研究其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以期为小麦高产栽培提供参考。1 材料和方法试验于1996～1998年在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双兰村试验基地进行。试验地前茬为玉米。1.1 1996～1997年度试验情况小麦播前0～20cm土层内有机质含量1.29%，含氮0.110%，速效氮62.0mg/kg，速效磷23.5mg/kg，速效钾150.0mg/kg；20～40cm土层内有机质含量1.21%，全氮0.072%，速效氮55.6mg/kg，速效磷7.2mg/kg，速效钾96mg/kg。试验地每公顷施饼肥1500kg，鸡粪1500kg，N173kg，P2O5227kg，K2O135kg。供试品种为温麦6号。试验处理：①97H1于起身期喷化控2号，每小区0.3ml对水200ml；②97H2于起身期、拔节期和孕穗期各喷1次喷淋肥溶液，每小区10ml对水200ml；③97H3于拔节期喷硼酸，每小区3.3g对水200ml；④97H4于拔节期喷硫酸锌，每小区3.3g对水200ml；⑤97H5于起身期每小区喷浓度为30mg/kg的稀效唑200ml；⑥设对照(97CK)不喷。1.2 1997～1998年度试验情况小麦播前0～20cm土层内有机质含量1.43%，全氮0.087%，速效磷41mg/kg，速效钾138mg/kg，有效硼0.54mg/kg，有效锌1.18mg/kg。试验地每公顷底施干鸡粪1500kg，N148.5kg，P2O5207kg，K2O135kg。供试品种为中麦9。试验处理：①98H1于起身期喷化控2号，花期喷施喷淋肥；②98H2于起身期喷化控2号，花期喷膨大素；③98H3于拔节期喷硫酸锌，花期喷膨大素；④98H4于拔节期喷硼酸，花期喷膨大素；⑤98H5于拔节期喷硫酸锌，花期喷硼酸；⑥98H6于拔节期喷硫酸锌，花期喷淋肥；⑦98H7于花期喷膨大素；⑧98H8于花期喷施淋肥；⑨98H9于花期喷硼酸；⑩98H10于花期喷硫酸锌；98HCK为对照(不喷)。两时段的年度试验小区均为6.66m2，均设3次重复。10月10日播种，基本苗株数为225万/hm2。生长期间按超高产田设计浇水、施肥、除草和治虫等管理方案，各处理均相同。收获时拔取样点进行考种，按小区收获实产。子粒蛋白质含量用凯氏定氮法测定(N×5.7)。2 结果与讨论2.1 不同化控处理对植株性状的影响不同的植株生长物质和微肥处理(简称化控处理，下同)对小麦的植株性状有一定影响，从表1可见，用化控2号处理(97H1)其株高明显降低，比对照矮3.85cm，平均株高(包括分蘖)比对照矮7.56cm。可见化控2号对分蘖的降秆作用大于主茎，这可能与药效作用时期正值分蘖基部节间速伸时期有关。从主茎各节间长度分析，主要是缩短了第一节间和穗下节间，而中间的节间与对照差异不大。用稀效唑处理(97H5)，主茎株高和对照接近，只是基部节间略有缩短，而穗下节间略有增长。其余3个处理主茎高度与节间长度均与对照接近，无明显差异。从不同处理的穗长看，喷化控2号和稀效唑的处理穗长比对照略有缩短。而其余3个处理的穗长有所增加。第2年度试验中，有喷化控2号的两个处理组合(98H1，98H2)平均株高分别比对照降低3.49cm和1.86cm。穗长均比对照有所缩短。可见化控2号在降低株高的同时对穗长也有相应的影响。表1 不同处理的主茎植株性状(单位：cm)处理株高第一节间第二节间第三节间第四节间第五节间穗长97H177.594.896.7510.9417.8226.979.2197H281.596.156.7910.1618.1729.559.6297H380.736.066.44 9.8217.3930.749.8197H481.706.346.5510.0318.5930.399.3497H581.565.516.8310.2718.5729.719.2097Hck81.446.206.6510.5518.6329.339.242.2 不同化控处理对产量和子粒蛋白质含量的影响不同化控处理对产量及产量结构有较大影响。从表2可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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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5期 No.5 Vol.18 1998科技期刊在污染较少的湖泊中也发现短吻鳄变形大约5年前，研究人员曾发现佛罗里达州Apopka湖中短吻鳄的性变形与10年前的一次严重的农药泄漏事故和湖边的大量商业开发相联系，但目前在污染较少的其他佛罗里达州湖泊短吻鳄也发现有类似的变形。据佛罗里达大学研究人员称，测试佛罗里达州最大的Okeechobee湖中的短吻鳄的结果表明，有和Apopka湖短吻鳄相同的激素和躯体上的问题，此外还有Apopka短吻鳄所没有的不正常甲状腺水平。新的研究提出了环境毒物对调节生长的甲状腺的影响问题。佛罗里达大学动物学教授Lou Guillette同是两项研究的负责人，他说：“现在Okeechobee湖引起我们的关注是因为我们不再只谈论附近有化学废弃物场所的湖泊，也不再只谈论发生了重大农药泄漏事故的湖泊。Okeechobee湖是一个大水体。”江 英 摘自《Water Environment ＆ Technology》,May,16(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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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业科学HUBEI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8年第6期 总第339期科技期刊水稻抛秧大田前中期光能利用探讨刘善瀚 (湖北省沙洋第二农场 潜江 433124)摘要 以水稻品种IR72为材料，采用塑料软盘育秧后抛秧，以露地育秧后插秧为对照，系统观察并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其大田前中期群体生长动态。结果表明：抛秧栽培大田前中期叶面积指数增长快、光合势强、净同化率高，是提高水稻产量的有效途径。关键词 水稻 抛秧 叶面积指数 光合势 净同化率充分利用照射到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能以提高光能利用率是农业生产中一个根本性问题。但如何提高水稻光能利用率同时存在两种观点：一是着眼于最大限度利用全生育期光能；二是着眼于形成经济器官时期的光能利用。对于水稻来说，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水稻营养生长期光能利用好坏，将直接影响经济器官的形成。同时，水稻前中期漏光率大，亦即提高前中期光能利用率的潜力较大［1～4］。水稻移栽不可避免受秧田环境和栽插植伤等影响，造成大田前期生长光能利用浪费，而抛秧是小苗带泥抛栽，抛入大田后无明显落黄和缓苗期，故大田发根快，分蘖起步早，早发优势强。抛秧是否更有利于经济产量的形成，本文将通过1994年试验并经统计分析，为抛秧大田前中期光能利用率的提高提供理论依据。1 材料和方法1.1 供试品种和试验田选择供试品种为IR72。试验田选择肥力中等的典型水稻土或多年稻麦轮作田。1.2 试验方案1)设抛秧和育苗移栽两种处理，6次重复，小区面积60m2，随机排列。移栽试验为露地常规育秧，5月15日播种。抛秧试验5月28日播种，以60cm×33.3cm大小561孔塑料软盘育秧。抛秧和移栽时间均为6月11日。移栽秧苗叶龄6.1叶，带蘖率91.2%，单株带蘖1.63个，百株地上干重28.6g；抛秧叶龄4.5叶，带蘖率2.1%，单株带蘖0.021个，百株地上干重12.9g。移栽密度13cm×23cm，每平方米32穴，146株苗；抛秧试验每公顷抛600盘，成秧率98%，每平方米34穴，103株苗。大田管理和施肥水平一致。2)各小区分别取1m2，观察5株苗，6月20日开始观察记载，以后每隔5d观察记载1次。3)抛栽后20d、30d、剑叶齐展和齐穗期分别对叶面积系数、地上干物重和每平方米绿叶数进行综合测定，成熟期进行产量结构调查。4)本试验仅对两种栽培方法进行单项比较，不涉及品种、密度等多因素交互作用。2 试验结果2.1 叶蘖消长动态和产量结构抛秧分蘖时间长，分蘖势强，足苗期早，高峰苗多，各项指标明显高于移栽秧苗(图1、图2)。大田抛秧后有40～45d分蘖期，比移栽的30～35d长10d左右；抛秧每公顷日增15万苗以上的日数为15～20d，比移栽的10d左右长5～10d；抛秧足苗期为7月10日，比移栽的早5d，抛秧足苗叶图1 抛秧、移栽群体消长动态图2 主茎叶龄同步增长情况下分蘖消长动态龄平均为8.9叶，比移栽的10.3叶低1.4叶；抛秧高峰苗出现在主茎11.1叶，比移栽的12.8叶低1.7叶，抛秧的高峰苗数为每公顷686.7万，比移栽的497.1万苗多189.6万苗。由表1可见：水稻抛秧与移栽相比，有效穗增加16.13%，每穗实粒数减少0.34%，结实率高1.00个百分点，千粒重持平，虽然每穗实粒数略少，但每公顷总实粒数多4978.75万粒，理论单产(每公顷产量，下同)增加1427.5kg，实际单表1 抛秧稻与栽插稻产量结构与实际产量处 理穴 数(万/hm2)基本苗(万/hm2)产 量 结 构理论产量(kg/hm2)实际产量(kg/hm2)有效穗(万/hm2)每 穗总粒数结实率(%)每 穗实粒数千粒重(g)抛秧移栽(CK)比CK±%34.0532.85＋3.65102.60145.65-29.56480.60413.85＋16.1377.9979.07-1.3797.7096.70＋1.0076.2076.46-0.3427.5027.32＋0.6610071.08643.5＋16.528719.57764.0＋12.31产增加955.5kg，增产12.31%。2.2 叶面积指数和地上干物重水稻抛秧地上干物重随叶面积指数上升迅速增长(图3)。同时，抛秧与移栽的叶面积指数以抛秧和移栽后20d内(7月10日前)上升最快，依据观察值(表2)作t测验(两尾测验)，平方和SS1和SS2分别为7.0196和7.5478，均方值Se2为1.45674，标准误S1-2为0.7。t＝-2.3571，图3 水稻地上干物重随叶面积指数上升而增长1. 水稻抛秧Lai； 1＇. 水稻移栽Lai；2. 水稻抛秧干物重；2＇. 水稻移栽干物重。表2 抛秧与移栽叶面积指数(7月20日)N抛秧n移栽12345615.125.044.932.832.752.793.9112345623.553.363.091.191.192.202.26t0.05＝2.1790。｜t｜＝2.3571＞t0.05，说明水稻抛秧前期叶面积指数上升比水稻移栽迅速。2.3 光合势比较7月10日、7月20日和8月15日对叶面积指数调查统计，并按照公式P＝(I1＋I2)(t1-t2)×667/2计算［5］，结果如表3。抛秧与移栽光合势比较，其优势主要表现在抛秧后20～30d，光合势明显比移栽强。表3 抛秧与移栽光合势(P)比较(单位：m2*d)处 理7月10日7月20日8月15日抛秧移栽(CK)3.111.757.387.004.674.41比CK±%＋77.71＋5.43＋5.902.4 净同化率比较按公式R＝(W2-W1)/P计算，结果如表4。抛秧与移栽净同化率比较，抛秧净同化率比移栽高，主要表现在7月10日左右，t测验达极显著水平。即两尾测验，均方值S2e＝1.0632，标准误S1-2＝0.5935，t＝-2.29885，｜t｜＝2.2985＞t0.05＝2.1790。表4 抛秧与移栽净同化率(R)比较(单位：mg/m2*d)处 理7月10日7月20日8月15日抛秧移栽(CK)26613.317141.934050.027680.511557.7511222.75比CK±%＋55.25＋23.01＋2.983 讨论1)水稻抛秧群体成苗数多［6］，虽然每穗粒数比移栽略少，但群体总实粒数比移栽多。通过大面积推广抛秧栽培的观察和调查表明，结实率和千粒重与试验基本吻合，均为96%和27.5g左右，理论产量抛秧平均9498.75kg，比移栽高1016.55kg，实际产量增加798kg/hm2。2)水稻幼苗期至分蘖期叶面积是影响干物质生产量的重要因素，叶片受光面积愈大，光合势愈强，并且光合势与光能利用成正相关。试验结果表明：抛秧大田前中期比移栽叶面积和光合势显著增大，主要是由于分蘖数增长快、绿叶数明显增多之故。3)分蘖期为扩大型代谢，过了分蘖期，同化产物尽量用于经济器官的形成和扩大，并由扩大型转为积累型代谢［2，7］。一般认为：水稻前期生长好坏，将影响后阶段生长和经济器官的形成。试验结果表明：水稻抛秧较水稻移栽群体成穗多，群体总实粒数多而产量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水稻抛秧前中期同化率高。IBP(国际生物学计划)在日本各地进行的“最高生产率试验”结果表明，在有利于稻株生长的田间条件下，移栽后6周(分蘖数达最高值内)太阳能利用与单位面积内最高分蘖数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而与成穗分蘖数高度相关。群体成穗数多，则群体总颖花数也多。4)有学者认为：随着叶面积指数(Lai)的增加，群体消光系数(K)和叶片的光合活动对群体的光合作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负作用。而水稻抛秧叶面积指数增长快，主要是植株单株分蘖多和绿叶数多。抛秧与移栽7月10日的形态表明，抛秧稻株的叶蘖多，叶片、叶鞘短，株型紧凑。Tsunoda指出，光在植物体内的分布决定于群体Lai和K，K又主要决定于叶的张开角度，即叶片小而直立，排列紧凑的水稻株型是理想的。5)抛秧与移栽植株在大田分布形式。抛秧植株呈无规则分散状，是否影响水稻群体的光能利用神田、左滕(1964)对水稻植株排列方式(正方形、矩形及锯齿形植法)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锯齿形植区经历着与其他栽植方式有颇大差异的生育过程，结论是锯齿形植区所测到的流散型叶层结构，更能够增大阳光投射到群体下层部位的透射量，从光态势方面形成有利于光能利用的群体结构［8］。6)通过试验观察水稻抛秧后期长势长相，除了灌浆至成熟期单株绿叶数较水稻移栽多1.5～2.0片外，其他无明显差别。7)水稻抛秧比移栽大田前中期光能利用率高，是群体争穗争粒的重要途径，也是水稻获高产的重要栽培技术和手段。致谢 承蒙高级农艺师黄双楠大力支持和审阅，特此致谢。参考文献1 南京农学院，江苏农学院主编.作物栽培学(南方本)(上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2 潘瑞炽，董愚得.植物生理学(上册).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3 李泽炳，肖翊华.杂交水稻的研究与实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4 L T 伊文思，村田吉男(Ymurata)，松岛省三(S matusnjma).作物生理学.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5 江苏农学院.种稻原理和技术.北京：农业出版社，19776 蒋正观，沈红星.水稻抛秧.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7 户 义次，山冈登林武(日).作物生理讲座.北京：农业出版社，19958 户 义次(日).作物光合作用与物质生产.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收稿日期：1998-07-23刘善瀚：男，40岁，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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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2964 【原文出处】河北学刊 【原刊地名】石家庄 【原刊期号】199801 【原刊页号】49～53 【分 类 号】K1 【分 类 名】历史学 【复印期号】199804 【 标 题 】旧史周期率及政权瓶颈现象的历史观探析 【 作 者 】科体祖 【作者简介】主持人：薛建中，执笔人：王建政、薛建中，成员：王荣全、谷志远、楚建义 河北省委党校【 正 文 】 为什么历史上无论多么强盛的王朝或政权最终都要走向灭亡？为什么这些王朝或政权存在的时间相差又那么悬殊？存在较长的那些王朝和政权原因何在？本文准备就这些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研究者。一、旧史周期率与政权瓶颈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7 月初黄炎培先生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时，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1〕自此，“周期率”一词成为人们公认的历史命题。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周期率”，主要是指事物由兴而亡的周期性律动，即所谓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指称的行为主体，主要是不同的统治者和政治集团；所说“一部历史”，上限不太明确，但下限是截止到谈话时则可以肯定。据此而论，我们可以认定黄炎培先生的“周期率”感想，主要是就旧史而发。所谓“旧史”，是指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中国历史。所谓“旧史周期率”，是指旧史中政权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规律。在中国的旧史中，封建社会的王朝兴亡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周期率。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然而曾几何时，又“一夫作难而七庙堕”。继之而起的汉王朝，曾以“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得国力日益强盛，出现过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但最后也走向腐败，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打击下垮台。刘秀建立东汉后，一度中兴，但东汉末年，又爆发黄巾起义，随后群雄割据，演化为三国。以后虽有晋的短暂统一，但随后的“八王之乱”却给国家带来了更大的分裂。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至隋文帝灭陈，才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隋炀帝倒行逆施，十几年间又搞得天怒人怨，最后命丧江都。唐王朝曾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李世民吸取历史教训，不仅在位时坚持发展生产，富国强兵，还经常告诫继位者不要竭泽而渔。然而，他的子孙功臣懈怠者有之，无能丧政者有之。致使唐王朝最终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走向崩溃。赵匡胤建立宋王朝，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后世却因享乐腐化被外族所灭。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明、清两个王朝，也大至走过了相似的兴亡过程。考察历史，我们看到，在旧史中，形形色色的王朝、政权，没有一个能逃脱这一规律。并且，他们处在上升时期时，都生机勃勃，无坚不摧，其生命力之强，往往让人难以相信，而他们没落时的不堪一击，也同样让人难以相信。从表面看，形形色色王朝、政权的覆灭，不外乎三种原因：一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二是倾覆于内部争权或宫庭政变；三是被强大的外敌或异族所灭。而从深层的原因来看，则都存在着政权自身的腐败问题。腐败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腐败使政权的社会控制力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权被推翻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导致统治集团倾覆的，是下面几种腐败的交互作用：一是施政上的腐败。主要表现为施政暴虐，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这方面，秦、隋两个短命王朝表现的最为充分。它们都有统一之功，但统一后都未能注意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秦，如果说筑长城、修驰道还与国与民有利的话，那么，修阿房宫、骊山墓，筑离宫三百，四处游幸则纯属劳民伤财了。长城东西数千里，常年暴师数十万。修骊山墓役使吏徒数十万人，所余从事正常生产的丁壮已极其有限。赋敛之重，使“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织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2〕秦二世上台，不仅毫无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人民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大泽乡的揭竿而起也就成为必然。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初，社会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他儿子杨广上台后，建东都、修长城、开运河又耗费了无尽的民力。此外，他还发动了远征高丽的不义之战。当时，在东莱海口造船的役丁“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3〕。 转运军需的往还于道，常数十万人，死者相枕。沉重的徭役负担，使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隋王朝的统治，终于被农民大起义推翻。二是吏治上的腐败。主要表现为宠信亲信，任用群小。秦二世信任赵高，宋徽宗信任高俅、童贯、蔡京，明英宗宠信王振，都造成了亡国之灾。任用群小的前提是主政者昏暗偏私，不以国事为重。群小的得势更使贤才遭殃或不得不隐遁，以至施政会更加腐败。上下之间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欺上压下，会导致整个官僚机构的腐败。而官僚队伍一旦腐败成风，国家机器应有的机能就会丧失贻尽。这时，即使出现个别想振作中兴的皇帝、能臣，也为时已晚，如大厦倾独木难支。（如北宋末年的李纲、南宋末年的文天祥、陆文夫，明朝末年的崇祯、袁崇焕，无不是这种悲剧性的人物）一遇风吹草动，如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就会土崩瓦解。三是统治阶层生活上的腐败。这是施政腐败和吏治腐败的伴生物。中国历史上，因生活腐败而加速灭亡的例子举不胜举。北宋末年，面对内忧外患，以宋徽宗赵佶为首的统治集团却沉迷酒色，大兴土木。为在宫中修“艮岳”，于太湖取巨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拆闸，数月方到京师。在他的影响下，整个统治集团竞比效尤，奢靡成风，以至民怨沸腾，造成方腊、宋江数起起义。后虽被镇压，但国势积贫积弱已成定势，以至金人南下时，如入无人之境，醉生梦死的当权者亡国被掳，也就势所难免了。南宋统治者则更为典型。在偏安一隅的危局中，不思奋起，还居危思安，及时行乐，“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香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这样的掌权者，前途除了跳海，恐怕也是别无选择了。腐败使最初生机勃勃的王朝一步步走向灭亡。历史证明，腐败是周期率发生的驱动器。并且，一个王朝的垮台速度，又总是同腐败程度成正比。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历史上既有建立几天就垮台的政权，也有延续数百年的王朝。这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形态内，通过人的社会活动，有可能加速或延缓一个周期率的完成。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处于矛盾主要方面的执政者是否能够顺利通过政权“瓶颈”时期。“瓶颈”一词，顾名思义，狭窄之通道也。所谓政权“瓶颈”时期，就是指危及政权生存的时期，或者说是这个政权发生严重危机的时期。政权“瓶颈”说最早由台湾历史学家柏杨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提出。本文借用了他的这一概念，并且在考察史实中发现，政权瓶颈现象与周期率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即，政权发生危机但渡过了危机，就形成一个政权瓶颈；不能渡过危机而垮台，就是一个周期率的完成。二、旧史演进中的“政权瓶颈时期”按照柏杨先生的说法，瓶颈时期，是特指封建政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这段时间。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样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即一个王朝往往在建立后的四五十年左右（即传位于第二三代时，或二三十年，或七八十年不等）容易出现政权危机。中国自秦统一以降，先后建立起的大小王朝有五十多个，接近和超过百年的王朝只有汉、晋、唐、宋、元、明、清，其余大多在瓶颈期前后灭亡。而超过百年的王朝，也往往在瓶颈时期发生危机。汉朝立国二十余年发生吕后专权，唐开国七十余年又出现“武周革命”，明立国三十余年惠文帝遭遇“靖难之役”，清定都北京不到三十年出现鳌拜专权，都印证了瓶颈现象的存在。由于“瓶颈”作为旧史的一种政治现象反复出现，又同周期率发生有重要联系，因此，剖析政权瓶颈的特殊发生机制，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在新政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容易形成政权瓶颈，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第一，这个时期是皇权的更迭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容易引发不同程度的动乱。开国君主，当建立帝业时，往往已值壮年。他们执政二三十年最多三四十年，便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权力交接。每个统治者都想让自己的政权“万世一系”，他们为此作了不少规定，但始终不能消除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究其原因是，在封建社会，皇权至高无上且具有不可分割性，皇帝为所欲为且不允许任何超越自己影响的政治势力存在；作为臣子，则惟有时时俯首听命，政敌则随时会有不测之灾。并且，皇子距皇位都仅有一步之遥，迈一步则天地之别。所以，历史上虽有兄弟谦让的事例，但更多的则是为争帝位杀兄弑父的记载；虽有“嫡长子继承制”的规定，但真正当上皇帝的有很多不是嫡长子的。实事说明，掌握最高政治权力毕竟不是排队买东西，不是如何规定和某权威人士指定就可以实现的。一个称职的统治者，不仅自己要具备必要的统治才能，还必须有自己的基础力量和较稳定的核心集团。如果皇位的指定继承人的能力、威望、实力不及非指定继承人，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皇位之争。唐朝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来的武则天改制，明朝的“靖难之役”等，均属此类。这类权力更迭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尽管充满暴力，但未必都是坏事。如果政权转到更有政治实力和政治谋略的人手中，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当然，如果继位者能力低下，不孚众望，甚至荒淫乱政，那就会酿成新的政治动乱，给百姓带来灾难。由于封建王朝的政治体制是家天下，这就决定了只要是皇帝的儿子，不管聪愚，都是权力的合法继承人，都可能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握有者。而在这些继承者中，有的可能是白痴，有的可能是个称职的书画家或词人骚客，却绝对不是称职的皇帝，正是这种角色距离，造成了历史上一幕幕皇帝成为别人手中的玩物、傀儡或被敌手俘虏的悲喜剧，造成一个个政权瓶颈或周期率的完成。第二，这个时期也是封建官僚政治的转换期。据王子今先生在《权力的黑光》一书中考证，中国封建社会中，往往建国伊始是功臣政治，尔后转到功臣子政治，然后再由功臣子政治转到贤臣政治。功臣子政治时最容易产生政权瓶颈现象，之后如能转到贤臣政治，则会渡过瓶颈时期。从功臣政治、功臣子政治转到贤臣政治，是一个“艰难的转换”。在新王朝建立之初，需要的是高层次的政治人才，可那些只具有军功的武将大多文化素质低乏，这往往导致王朝初期功臣政治时代出现武备立而文教不宣的文化断裂带。纠纠武夫管理国家，容易导致以军事管理方式强力推行苛政的政治局面。秦王朝以军人为吏，全国又以吏为师，成为产生极权苛政的人事根源。由于封建世袭制的实行，功臣政治很自然的会转到功臣子政治。到了功臣子（或孙）时代，由于环境的相对安定，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实力的逐渐上升，相当多的功臣子（或孙）不需再经历祖辈或父辈们的艰辛，却能享受安逸、奢侈的生活，从而变得“骄逸”“淫嬖”（当然也不排除有像周亚夫那样的佼佼者），使国家机器丧失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这些功臣子把开国功臣出生入死挣下的功业，当成包袱背在自己身上，以自己的恶行污损祖上的英名，享乐腐化，目无法纪，鱼肉百姓，往往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因素和皇位传至二三代产生的危机相互作用，就容易导致政权进入瓶颈。第三，此时也是政治腐败易于萌发的时期。新王朝的建立者在帝业未成时，受客观条件制约，即使有很强的享乐欲望，也无法马上付诸实施。一旦夺取政权，依靠权力进行享乐的条件便全部具备。开国皇帝中有的上台伊始就腐败，但也确有一些人因起于微末，历经磨炼，知创业之艰难，守业之不易，能保持一付清醒的头脑，为维护家天下的长治久安，注意把握享乐与巩固政权之间的度，在治理国家方面努力做到励精图治，广揽人才，奖励农耕。这样做对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及政权的巩固无疑都非常有益，也是他们的帝位得以传之于二三代的重要原因。然而，皇子皇孙们因多是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流连于娥黛之间，锦衣玉食，不知民间之疾苦，不知稼穑之艰难，因此，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下，享乐欲望就很可能急剧膨胀。在这一时期，建立在世袭荫封与依仗前辈军功基础上的豪强世族势力和利益集团多已形成。在封建社会，浮华奢侈的生活是这个阶层的本能性追求，最高统治者的生活方式极易在他们中间产生示范效应。最高统治者如把骄奢淫逸，享乐腐化，奢靡无度视为时尚，必然加剧王公贵族及官僚阶层的横征暴敛，强夺豪取，致商困役扰，民不聊生。其滋长和蔓延的结果，不仅会造成国势急剧衰微，动摇政权稳定的政治经济基础，而且会严重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或激起新的民变。秦、隋二世而亡，证明腐败会造成严重的政治瓶颈，对周期率的发生起着推动作用。第四，此时还是大政方针的调整期。新政权建立一段时间后，一般都需要对施政方针作相应的调整，尤其是那些通过农民起义或王朝战争建立起来的政权，需要使整个国策从为战争服务转向推动经济的恢复发展。若不能及时调整施政纲领，把政权的行动目标转移到发展生产上来，或在调整政策时对利益的再分配不能兼顾反而严重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国政多舛，便会激化社会矛盾，形成政权瓶颈。施政问题的实质，是能否顺应社会发展和照顾到人民群众利益，许多王朝在此期出现政权瓶颈而亡，就在于施政根本违背人民群众利益，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以上方面，是就整部旧史而言。具体到各个王朝，则原因往往各不相同。有的王朝可能只发生一种危机，有的王朝也许会发生综合性的危机。单一性危机处理好了，是可以渡过的，多发性危机或综合性危机，则是很难渡过的。三、对执政者通过瓶颈时期的历史考察面对瓶颈时期的统治危机，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当然要想办法加以解决。有些统治者由于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曾大幅度的延缓了周期率的发生。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第一，努力实现权力的有序交接。在专制政治的条件下，权力继承处理不当，极易酿成大的政治动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很让统治者伤脑筋，连一些雄才大略的君主也常常被立储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既保证权位不他移，又实现皇位“合法”继承者之间的优胜劣汰。为此，有些王朝实行过“兄终弟及”制度，但较普遍采用的还是“嫡长子继承制”。为保证皇位继承不发生意外，有些王朝还规定不许后妃外戚干政，不许亲王结交外臣。不过，“嫡长子继承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难以保证继承者的高素质，难以避免兄弟相残。到清雍正时，创立秘密立储制度，扩大了皇帝选拔接班人的自由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兄弟相残，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专制独裁和“家天下”的封建制度决定了封建社会永远不可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第二，建立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封建社会一些当权者也认识到，要想将政权延续下去，必须吸引和任用贤能之士，才能使国家机器保持应有的生机和活力。究竟选什么样的人为官呢？韩非关于将功臣和贤臣相区别的观点对后人影响很大。《韩非子・人主》中说：“夫有功者受重禄，有能者处大官”。即授功臣以爵禄，褒奖其已往的政治贡献；任贤臣以官职，使其在治国治世上有所建树。换言之，就是不以官职赏有功，而只授给那些有行政管理才能的人。对如何发现和任用贤能之士，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掌权者也在不断地探索改进，经历了一个从察举制到科举制的发展过程。汉朝实行的察举比世袭封荫有明显的进步。三国时魏文帝实行九品中正制，结果造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门阀士族制度，阻塞了贤者之路。隋唐之后，改为科举制，为一些中小地主参与政治提供了可通之途，贫寒子弟入仕也有了一根独木桥。这无疑扩大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选才制度中，科举制不仅是封建统治者网罗人才的一条便捷而有效的方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人们的斗志，减少了政权的对立面和不安定因素。所以，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着官服走出宫门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之中矣！”尽管科举制越到后期越趋于反动，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科举取士同封荫世袭、买官私授相比，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近年有论指出，近代西方的文官制度和现代的公务员制度，是在吸取了科举制所倡导的公开性和平等竞争原则基础上建立的，似也可以作为科举制积极性一面的说明和注脚。第三，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封建统治者尽管自身不乏享受腐化者，但为了长久统治，还是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防止腐败发生。各种腐败之中，危害最烈的莫过于吏治的腐败。贪官能腐蚀政权肌体，激起百姓忿恨，从而危及政权的生存，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对此是清醒的。史载齐桓公向管仲请教如何治吏，管仲提出“清洁于货”这一政治条件。在管仲看来，官吏是否贪财，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具备不具备为官的政治条件。史家认为管仲能治齐，坚持这一治吏条件是其关键。汉代的“察孝举廉”，也是把孝和廉作为居官的首要政治条件。司马懿在谈到如何才能实现天下大治时也强调过“清固为本”的居官原则。为维持官僚队伍的清廉，不少朝代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朱元璋时甚至规定，将贪官枭首示人，剥皮充草，树于公堂，以儆来者。然而，由于封建官僚政治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土壤，通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以腐败现象一直同封建社会相始终，根本无法消除。在封建社会，可以有个别清廉的官吏，却不可能有整个政权的清廉，这也是封建统治者不能摆脱周期率支配的重要原因。第四，实施客观上顺应社会发展的国策，或在形成政权瓶颈时果断调整政策，使之顺应社会发展，合乎民心民意，这是防止政权瓶颈出现或通过政权瓶颈的最根本的条件。所谓顺应社会发展，就是政策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至少不阻碍、破坏生产力。这是一条根本的、古今中外都起作用的规律。顺应时代潮流，弱小者也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逐渐变强；逆历史潮流而动，强大者也会不堪一击，“忽喇喇似大厦倾”。以中国古代为例，原来弱小的秦国，由于率先实行了顺应社会发展进程的变法，国力大增，奠定了它统一六国的物质基础。但秦虽有统一之功，却无恤民之德，在国家统一之后，实行了一套严重破坏生产力的国策。结果，“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又很快灭亡于农民起义的烽火之中。与之相反的例子是汉武帝，他曾经是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但到了晚年，“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4 〕使汉王朝遇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当他看到这种危机对刘氏政权的存在已形成严重威胁时，果断地转变了政策。他在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禁苛政，止擅贼，力本农”〔5〕，与民休息，发展生产， 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落实，大力推广搜粟都尉赵过所创代田法和新式农具耦犁、楼车，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并实现了新的进步，使汉政权渡过了一次政权瓶颈得以延续下来。秦皇汉武俱有暴政，但秦亡而汉却中兴，史家评论其原因是汉武帝能“受忠直之言，”“晚而改过，顾托得人”〔6〕。 汉武帝的高人之处就在于，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敢于承认自己的“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7〕， 并在有生之年主动实现政策从破坏生产力向发展生产力的转变。上述四条之中，施政是否顺乎社会发展是“纲”，其余是“目”。如果执政者的国策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使有好的权力交接机制和用人制度，也于事无补。在封建社会中，传位、用人、防腐、施政，都是统治阶级单方面主宰的政治行为，在决定瓶颈危机会不会形成上起着内因的作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朝代的长短，总是和这个朝代的执政者和施政、用人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官风紧密相联的。兴亡之道，尽在于此。这一点，敏睿的古人早已注意到。唐朝大诗人杜牧在他著名的《阿房宫赋》中写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复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千古兴亡，凝炼成这美妙华章。历代封建统治者只鉴赏了文章的华美，却难以体察到其中“哀之”、“鉴之”的哲理，或虽“哀之”、“鉴之”却有始无终。因而虽有数百年的王朝，却无一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只有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建立政权并实行了较完善的民主政治以后才能成为现实。注释：〔1〕黄炎培：《八十年来》第148―149页。〔2〕《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3〕《隋书・元弘嗣传》〔4〕《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武帝后元二年》〔5〕《汉书・西域传下》〔6〕《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武帝后元二年》〔7〕《资治通鉴・汉纪十四・武帝征和四年》【责任编辑】方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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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754 【原文出处】中国农村经济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9 【原刊页号】016-022,028 【分 类 号】F61 【分 类 名】财政与税务 【 作 者 】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 【复印期号】199511 【 标 题 】农业税费制度与粮食购销体制同步改革的探索 ――关于农村基层税费改革试点情况的综合分析报告【 正 文 】 从１９９３年一些地区进行以“农业税费折实征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开始，到１９９４年底，全国已有７个省近５０个县、市的大部分乡镇进行了这项改革试点。各地在改革农业税费制度的同时，对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也作了有益探索。本报告以总结几个试点县的典型情况为主，兼及全国其他县、市的试点情况，着重分析农业税费改革的背景、内容、成效和问题，以期对这项改革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一、农业税费改革的基本背景近几年来，农民负担问题一直是农村工作中一个非常棘手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究其根源，这既涉及到现行农业税费制度的弊端，也与当前的粮食购销体制不合理有关。（一）现行农业税费制度运行中的问题现行农业税费制度运行中的问题有：①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性质含混不清且税负不公平。从理论上说农业税属于收益税，实际上已变性为产品税；农林特产税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农业税，但事实上已变成了一种独立的税种。农业税计税地亩与实际耕地面积相脱节，计税产量与实际产量有差距，实际税负已明显偏低；农林特产品的盈利率一般不超过２０％，按１０％以上的税率征收农林特产税，税率显然有些偏高。②征收办法五花八门且存在着重复征税现象。农业税在征收过程中，以征实计税，以货币计征，税中有税，多数地方实际上不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结交，而是从上到下层层分配任务；农林特产税税源广泛，单价变动大，税率类别多，税额难以计算，征收有困难，基层出现了违背政策征收的现象。同一产品既征农业税，又征农林特产税，同一产品在不同生产环节，都要交纳农林特产税。征收办法的不规范，造成不同纳税人之间的苦乐不均。上述问题导致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既不能发挥积聚资金、掌握物资的作用，又不能起到调节收益、促进生产的作用。③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在收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向农民要钱的文件多、项目多、层次多、人员多、时间多。加之农村基层财务制度不健全，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资金管理不严格，使用混乱等，农民意见很大。（二）当前粮食购销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现行的粮食购销体制弊端很多，突出地表面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粮食定购中“购”的部分使农民承担了一部分“暗税”负担。粮食定购价在每年征收时由政府和粮食等部门协商确定，这个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农民因此蒙受了较大一部分收入损失。二是粮食经营中的“空转”不保库，不保值。粮食经营中的“空转”，是指将征实改为折征代金，实物由粮库库存抵补。这样做的问题，一方面是粮食部门能否有库存实物补足很难保证；另一方面是折征代金在市场粮价稳定的时候比较好操作。如果粮价上涨，支出项目就达不到实物量要求；如果粮价下跌，农民又会感到“吃亏”。折征代金不利于国家掌握稳定的粮源。三是定购任务不平衡造成了各县、乡之间的苦乐不均。现在的定购数量已有十年之久没有变化，在这期间各县乡的生产条件有较大变化，粮食定购任务不平衡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定购任务大的县、乡和农民主要有几大苦处：收入减少，“暗税”加重；定购粮过多，人均占有粮食少；限制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不利于发展“两高一优”农业。上述两大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不仅造成农民负担过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给乡村干部的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导致农村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因此，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干群关系的根本出路在于理顺体制和调整政策。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一些同志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一些改革设想，后来又经过补充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以“税费统筹，折实征收，乡镇结算，税费分流”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税费改革方案。从１９９３年夏开始，先在河北正定和安徽涡阳的部分乡镇试点，到１９９４年底为止，试点范围已扩大到河北、安徽、贵州、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等７个省，近５０个县、市的大部分乡镇。这项改革是在各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稳定耕地承包期３０年不变”决定的基础上，本着方便群众、利于征收的原则，进行的以“按国家规定的税费标准，实行总量控制的税费统筹折实征收办法”的改革。一些地方在改革农业税费征收办法的同时，还进行了以“取消定购，放开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因此，这项改革是农业税费制度与粮食购销体制同步改革的探索。这项改革涉及到农业税费制度、粮食购销体制、农村基层财务制度、农民负担监管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是农村较深层次的综合性配套改革。二、农业税费改革的内容和做法（一）农业税费改革的内容各地农业税费改革的基本内容大体一致，主要包括：①取消粮食合同定购，实行农业税费征实制；完成征实任务后，其余粮食可直接进入市场交易；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自主调整生产结构；②改变现行农业税费的征提办法，将农业税费合并征收，征实总量一定几年不变，对因自然灾害而欠收和有特殊困难的农户可适当减免；③征实的粮款由乡镇与粮站统一结算，实行税费分流，税归财政，费归乡村；其中，村提留款实行村有乡管，村提留乡统筹费的收支情况，定期分村向群众公布，并按年度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④农民完成征实任务后，有权拒绝一切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并可向人民法院提出控告。（二）农业税费改革的做法各地在农业税费改革的具体做法上又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１．征收范围。有些地方是将农业税及地方附加、村提留乡统筹费等３项合并一次计征，如河北正定、贵州湄潭、安徽临泉等县；也有些地方将农林特产税也合并进来４项一次计征，如安徽太和、涡阳和河南郾城等县。２．征收依据。有的地方主要依据地亩来征收，如：太和县是按照农业纳税地亩、征实的基本标准和村民小组地亩的多少，划分５个档次，分别计算征实数量和征实任务；有的地方则是根据人口来分摊税费，如：湄潭县将按田亩征收的农业税及地方附加落实给承包耕地的人口来分担，村提留乡统筹费由社区内上年末人口来分摊；也有的地方关行“地税人费”，如：郾城县是按纳税耕地面积分配税类总额，按农业人口分配村提留乡统筹费。３．征实总量的计算。有的地方，如正定县，是按农民承包耕地前３年平均常产的８―１０％计征，一定３年不变，简称“依率计征法”；而有的地方，如太和县，则是采取“公式倒算法”，即：（农业税＋农林特产税＋村提留乡统筹款）÷定购均价＝征实总量；还有的地方，如湄潭县，是将农业税征实部分保持不变，将村提留乡统筹费部分折价征实。４．征收方式。有的地方农业税费全部征实；有的地方以征实为主；有的地方在征实的同时，交粮确有困难的也可折交代金。据河北省对２０个试点县、市的情况统计，全部征实的有１０个县、市，征实比例占７０―９０％的有７个县、市，征实比例占７０％以下的有３个县、市。有些地方，如太和、涡阳和正定等县，是将征实任务分夏秋两季按比例征收的；而有些地方，如湄潭、临泉和郾城等县，则是将征实任务在夏季或秋季一次完成。５．结算价格。征实粮款的结算价格主要有三种：定购价、市场价、由有关部门商定的协商价。有的地方只按定购价结算；有的地方只按协商价结算；而河北省的大多数试点县、市则是采取定购任务以内的按定购价结算，定购任务以外的按协商价结算的办法。６．资金管理。有的地方村有资金是由乡镇财政所代管的；而有的地方则是由乡镇农经站代管的。由于粮食定购价格的调整，在那些征实任务一定３―５年不变的地方会出现征实数量折款超过税费总额的情形，即在税费之外形成“第三块资金”。１９９４年粮食定购价格上调，就使一些地方形成了数量不等的“第三块资金”。对这部分资金，有的地方将它如数返还给了农民；有的地方将它留作风险调节基金；有的地方则用它来发展公益事业。三、农业税费改革取得的成效（一）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通过农业税费改革，把农业税费制度和粮食购销体制两项改革结合起来，初步理顺了价、税、租、费之间的关系。粮食定购中因价格问题使农民承担的“暗税”损失消失了；规范了农民负担的项目和征收办法；各方面对农民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得到杜绝，因此各试点单位的农民负担比改革前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减轻。安徽省太和县１９９４年比１９９２年人均负担降低４４．１８％，比前３年的平均水平降低１３．２７％；若按粮食实物计算，１９９４年比１９９２年人均负担降低６８．８１％，比前３年的平均水平降低５１．５３％。河北省正定县１９９４年人均负担４５．２７元，比１９９２年的８４．４元减轻了３９．１３元，减幅为４６．４％。总起来看，农民的税外负担，如扣除价格因素，比过去减轻了一半以上。（二）国家掌握了稳定的粮源征实制能使国家稳定地掌握了一定的粮源，增强了宏观调控市场的能力。从各试点单位反映的情况看，无论是定购率高或低的县、乡，在试点过程中都较好地完成了征实任务。原定购率偏低的太和县１９９４年因秋季严重干旱减免税费，全年实收粮食仍超过定购任务的３６．９％；如果不受灾减免，应征实粮食将比定购任务增加５８．６３％。原定购率偏高的正定县１９９４年征收粮食４１９８万斤，粮食部门自采８８２万斤，征实加自采超额完成定购任务３２０万斤。据安徽和河北的同志测算，如果在全省推行农业税费征实，按８―１０％计征，完成保量任务也不成问题。（三）改善了农村基层干群关系实行农业税费改革以后，征实具有无偿性、强制性、稳定性，农民认为“皇粮国税，不交有罪；种地纳粮，天经地义”，都积极踊跃地完成征实任务；对乡村干部来说，收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费、定购粮３项工作一次完成，诸多难题解决了，可腾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抓经济建设。既方便了群众，又保证了乡村正常开支，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改善了干群关系。（四）加强了农村基层财务管理实行农业税费改革，粮食部门直接同乡镇进行结算，除按规定给村里留一部分备用资金外，其余全部纳入到乡农经站管理，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村有乡管”名不副实的问题。各试点县、市在推行农业税费改革的过程中，都对农村基层的财务管理进行了清理和整顿，建立和健全了“村有乡管，民主管理，财务审计”三位一体的财务管理体制。（五）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实行农业税费改革，征实的粮款由乡镇统一结算，保证了农业税及时入库，也不减少财政收入。河北宁晋县农业税在增加近１倍的情况下，于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８日全部上解入库。实行农业税费征实，加速了农副产品收购资金周转。安徽太和县农行每年用于农副产品的收购资金约１．５亿元，夏秋两季都要提前３个月备足到位，以保证粮食收购不打“白条”。现在结算粮款时，粮食部门把属于税的支票给财政，属于费的支票给乡镇，财政和乡镇的钱又存入银行，转了一圈都是支票，资金没挪窝。且不说这１．５亿元的投资会增加多少效益，单是３个月的利息就是４００万―５００万元。（六）有利于种植业结构调整一些定购任务大的县、乡在实行农业税费征实后，可减少一些定购任务，节省的耕地就可种植经济作物，调整种植业结构。至于原定购任务小的县、乡，实行农业税费征实后，征实任务大于定购任务，可以使这些县、乡适当增加一些粮田，从而保证这些县、乡种植业内部的协调发展，防止出现大量减少粮田，种植结构调整过度的倾向。四、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的问题（一）关于税费的征收形式，为什么要征实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农业税费征收应采取征收实物与征收货币相结合的办法。农业土地税以征收实物为主，农业产品税以征收货币为主。另一种观点认为，今后农业税应从实物税逐步过渡到货币税，这种过渡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采取货币税与实物税相结合的办法；第二步，待粮食经营和价格放开后，全部征收货币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恢复农业税征实，按传统的“什一税”征收实物。对这种观点，许多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一种倒退。我们认为，农业税费是征实还是征货币，就全国来讲，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的探索。就试点县、市的情况来看，在全国粮食经营和价格还没有彻底放开的情况下，征实比较适宜于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粮食主产区。这样做的好处有：一是征实物有利于国家稳定地掌握粮源，搞好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二是征实可以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确保财政有稳定的收入；三是征实可以方便群众；符合农民的传统心理；四是征实有利于实现价税分离，推进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二）关于税费关系，税费能否合并征收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税费性质不同，不能统一混征。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权力强制无偿征收的一种财政收入，它反映的是国家与农民的一种再分配关系。费在农民身上有两类：一类是乡统筹的诸项开支以及村干部补贴，应从乡财政收入中列支，可以和农业税统征；另一类是农村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诸项开支，应从地租或土地承包费中列支，不能按税征收。另一种观点认为，税和费的性质、用途、征收方式基本相同，可以捆在一起征收。就性质而言，两者的法规依据均为“条例”，虽然“法的形式”不同，但均有法律效力，都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就用途来讲，“三提五统”费是从农业税乡附加演化而来的，过去一向是同国家农业税的正税一块征收的；历史上的“乡附加”与现在的“三提五统”费的用途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多了个“村提留”，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征收方式来看，既然二者都有法规依据，因此都具有共同特征：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除经批准外，不得拒绝缴纳；对无故拒绝缴纳者，要绳之以法。从试点县的实践看，应是性质分开，合一征收。为了方便基层干部和适应农民的传统心理，税费可以一揽子征收，但必须分别计算，并向农民讲清楚。税费统一征收的道理，首先在于对农民可以“一道税，一次清”，这也是这项改革的一个特色。其次，村提留是集体资金，是维持村社自治组织的财政基础。我国的村干部有双重身份，既是农村自治组织的代理人，又是国家行政职能的承担者，就后一种身份来说，也应当享受国家的财政支持。第三，税费统一由乡里收上来再分到各村去，这样做可以避免村干部与村民的直接冲突。（三）关于如何处理税费征实的粮食问题如果在粮食主产区实行农业税费征实，所征收的粮食如何处理是事关这项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当前大体上有５种处理办法：一是乡镇把粮食交给粮食局，粮食局一次把征实的粮款付给乡镇，价格按照市场价减去合理费用的原则，由县政府、乡镇、粮食局协商确定；二是粮权归乡镇，由粮食局代储代销，乡镇付给粮食局代储代销费，粮食局销完粮食后付款给乡镇；三是由乡镇自行经营；四是转入国家专项储备；五是把现有的粮食系统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一分为二：一部分成为名副其实的粮食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营部分征实的粮食；另一部分组成粮食局或粮食储备局，行使供应特种用粮、军粮、救灾用粮和调节粮食市场等政府职能，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留足费用）同乡镇及时结算，盈亏都向财政算帐。我们认为，第五种办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性的。这是因为，粮食部门政企不分的弊端甚多，它既是国家政府的一个部门，又是以盈利为目的企业。这就必然使有些粮站一方面打农民的主意，在收购粮食时压级、压价、扣杂、扣水份偏多；另一方面千方百计算计国家，以重复摊费用、多报亏损等手段骗取财政补贴。政企分开，把粮食企业推向市场，可迫使其转换经营机制，改善经营作风，减轻财政负担；相应的担负宏观调控职能的粮食局负责保管储备粮、经营农业税（含“暗税”）征实的粮食，其任务单纯，经济关系清晰，可堵塞漏洞。从试点的情况看，这样做不仅能保证农业税如数及时到位，而且还保证了乡村正常开支。由于粮食的结算价格略低于市场价，粮食部门也增强了竞争能力。这又符合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为实行粮食系统两线运行提供了经验。（四）关于农业税费征实能否保证全国粮食定购总量的问题有人担心，取消粮食合同定购，实行农业税费征实能否保证粮食定购总量任务的完成。从局部地区来看，可能出现的情况有两种：在那些原来粮食定购任务较重的地方，实行农业税费征实，确实存在着征实总量抵不上定购总量的问题，如：正定县统、定购任务将近７０００万斤，而征实任务只有５０００多万斤；但在那些原来定购任务较轻的地方，实行农业税费征实，反而使征实数量大于原定购量，如：太和县１９９４年在因受灾减免税费的情况下，征实量还比定购任务多出１７５０万斤。因此，征实任务抵不上定购任务的问题，主要出在定购任务较重的县、市，这是在局部推行征实制与面上实行定购制的特殊情况下存在的问题。如果大面积推行征实制，如河北省，若按常产１０％征实，全省粮食总产４７０亿―５００亿斤，即可征得粮食４７亿―５０亿斤，大于全省４５．５亿斤的定购任务；安徽的情况也是如此，每年的定、议购任务为７５亿斤，折成原粮为９０亿斤，如果推行征实制，不仅可以得到纯原粮９０亿斤，而且还有５００万亩征收代金，总量仍能超过定购任务。所以，大面积尤其是在中西部粮食主产区推行征实制，不仅能够保证粮食定购总量任务的完成，而且还能够克服因定购任务不平衡而造成的苦乐不均现象，体现“均税赋”的原则。（五）关于实行农业税费征实会不会影响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问题还有人担心，实行征实制有利于促进种植业结构调整，这会不会影响全国粮食总产的稳定增长。我们认为，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农民是在完成征实任务的前提下，进行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第一，全国８０％的人口是农村人口，粮食生产的自给率非常高。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只要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大起大落。尽管每年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但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粮食生产者的队伍仍在不断壮大。第二，在很多地区，尤其是粮食主产区，无论农民还是基层政府，都不会轻易地放弃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过去曾几次出现的粮食供应偏紧和价格上涨，主要不是因为粮食供给总量出现了大的问题，而主要是由于品种地区结构失衡，加上粮食流通中的问题，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人为造成的。第三，实行征实制，可进一步放开征实以外的粮食市场和价格，发挥粮食主产区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发挥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优势，进一步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恰恰是实行统购统销，价格不合理，比较收益低，才影响了粮农的生产积极性。第四，能否保证全国粮食总产的稳定增长，影响因素很多。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外，还有技术进步、品种改良、投入增加、单产提高等。不能说只要不实行征实制，就可以使全国粮食总产稳定增长。（六）关于征收范围，农林特产税如何计征的问题有的地方在试点过程中，把农林特产税也纳入折实计征范围。农林特产税到底可否包括在内一次折实征收，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研究、探索的问题。目前，在全国多数地方，农林特产税基本上多是按田亩平均分摊的。因为农林特产税一年一征，操作难度很大；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它更是一个阻碍农业结构调整的不合理税种。从试点的实践效果看，在那些农林特产生产量小、分散的地区，将农林特产税与农业税一起纳入征实任务，按亩均摊，有利于克服其征收成本较高的矛盾；而在那些农林特产生产量大、集中连片的地区，则可按现行政策规定单独征收。至于农林特产税存在的不合理性问题，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加以解决。（七）关于税费征收的依据问题我们认为，实行“地税人费”的办法比较好。如果只按地亩折实计征，这种办法不符合农村人均地亩不同和人均收入不同的实际，与现行的农业税按常产依率计征和村提留乡统筹费按人负担的政策不符，结果会造成税费负担不公和把负担都压在土地上；如果只按人口分摊，势必使无地人口也有负担，这显然也是不尽合理的。因此，我们主张税按地亩计征，费按人头计征，税费以外的集资摊派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八）关于征实总量的计算问题从目前试点的情况看，比较多的是采取“公式倒算法”和“依率计征法”。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采用“公式倒算法”的好处是“三提五统”费不受影响，但其弊端是：其一，不公平，不能解决按人均收取“三提五统”费所造成的户与户之间的苦乐不均；其二，不稳定，随着人均收入年度间的变化，“三提五统”费的数量也相应变化；其三，受价格因素的影响较大，这会引起征实总量也变化较大。采取“依率计征法”的好处是透明度高、容易操作，也比较公平，可以解决以乡为单位按人均收入５％收取“三提五统”费所造成的苦乐不均问题；这种办法的弊端就是可能因粮价波动而造成征实的粮款时多时少。其实这个问题也好解决，对农民来说，当粮价高的时候，多卖的征实粮款不退；当粮价低的时候，少卖的征实粮款也不补。以丰补欠，不足的部分通过开源节流解决。从试点的情况看，在人均收入大体平衡的地方，采用“公式倒算法”比较适宜；而在人均收入悬殊的地方，按“依率计征法”计征可能更好一些。（九）关于结算价格的确定问题无论是实行征实制，还是实行统购统销，价格都是一个关键问题。实行统购统销时，定购价格低，粮产区吃亏，农民有意见；实行征实制以后，与农民这头不存在价格问题了，又出现了与粮食部门按什么价格结算的问题。目前，在“暗税”还存在的情况下，仍按定购价和／或协商价结算为好。在“暗税”转“明税”之后，要改为按市场价格结算。这里的市场价格不是指集贸市场的价格，而是指中央批发市场的价格。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即：折实征收的“三提五统”款，和粮食部门与财政部门的结算价格要不要分开。（十）关于村提留款实行“村有乡管”的问题对村提留款的管理和使用问题，各试点单位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村提留款实行“村有乡管”，一个“漏斗”朝下，虽能较好地防止村干部吃喝、浪费、贪污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村有资金的有效利用，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乡镇将村有资金纳入财政帐户管理，侵犯了村有资金的所有权；有的乡镇将村有资金统一调度使用，侵犯了村有资金的使用权；有的乡镇开支在村有资金中报帐，挤占村有资金等。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试点过程中加以解决，在结算方式上可以采取先由村委会与粮站结算，然后再由村委会与乡镇结算的办法；也可以采取结算时让村里参加，乡、村按比例“分灶吃饭”。在使用上，要给村级一定的机动款，应满足其急需的合理开支。（十一）关于“第三块资金”的管理使用问题“第三块资金”是由于粮食提价增值而形成的。对这块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各试点单位采取了不同做法。我们认为，首先，因粮食提价增值而形成的这块资金，本质上是农民的税外负担，应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其次，由于农民承担的征实任务是一定３―５年不变的，这块资金也不是每年必然都有的固定财源，万一遇到不可避免的大灾之年，这块资金恰好可用于规避风险；第三，由于实行征实制，较好地杜绝了各种集资摊派，将这块资金用于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也有其合理性。关于这块资金的管理使用应作出严格规定，首先应切出较大比例用于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以弥补粮食丰欠造成的意外负担；余下的部分可用于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等。要做到专款专用，公开监督。（十二）关于征实以后的负担如何制止的问题从试点的情况看，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今后要坚持下去，关键是要卡住两头。对来自上面各部门的收费、集资和摊派项目，农民完成征实任务后完全有权拒绝。清理农民负担的文件，废除不合理的负担项目，制止各种所谓的达标升级活动，规范各级政府的行为，是实行征实制的配套措施。从制度上完善是主要的，还是增强干部守法、农民依法纳税和靠法保护自己的意识。对于这方面的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应及时受理并依法作出判决。（责任编辑：陈劲松）* 本报告由宋洪远、赵长保、朱守银执笔，参加讨论的有：杜鹰、何开荫、杨文良等，唐仁健、韩俊等提出了重要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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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举办芦笙表演赛欢度传统节日“四月八”新华社贵阳５月２日电（记者石新荣）贵州省今天开始在贵阳举行规模盛大的民族民间芦笙表演赛，欢度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四月八”。上午１０时半，身着民族盛装的表演队走上街头，表演芦笙舞。他们或踩人肩、或倒立、或单手翻跟斗、或连续翻滚……在做这些动作时，仍然笙声不绝。精采的表演使围观群众掌声不断，气氛十分热烈。在数万名观众中，既有贵阳市郊的苗族、布依族农民，也有前来旅游的港澳台同胞和外国客人。这项活动是由贵州省民委主办的。全省５４０多名苗、布依、侗、水、瑶等民族的芦笙手参加了表演。表演赛为期４天，节目近２００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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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4 【原文出处】中国语文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406 【原刊页号】409-418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 【 作 者 】张光宇 【复印期号】199502 【 标 题 】吴语在历史上的扩散运动［＊］ 【 正 文 】 汉语方言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波澜壮阔的扩散运动。一、西晋衰落之后，大批北人随王室渡江南下，把北方话散播在广大的华南地区，形成唐代张籍在《永嘉行》所咏“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的状况。一千五、六百年来，方言历经变化，南下仕民由于住居地理环境的差异，方言发展也呈现不同归趋；然而在梗摄字带较低元音（－a－）这一点上，现今东南诸方言大体一致（张光宇 １９８７；李荣 １９８９，１９９１），极可能即为“晋语”绵延不绝的表征之一。二、五代以来，华南人民辗转流徙，其中由东向西的迁移几如一股洪流。这就是清代魏源在《古微堂内外集・卷六：湖广水利篇》所说：“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史实。同治《醴陵县志》卷六所载：“元明之际，湘潭土著仅余数户，后之人多来自豫章。醴与潭接壤，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者。洪武之初，招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人尤众”可以作为“江西填湖广”的脚注。由于江西人口大量移进湖南，湖南至今留下一句俗谚说“无江西人不成商场”。（何文君 １９９０）至于“湖广填四川”则源于元末、明末的社会动荡，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崔荣昌 １９８５）语言成分的渗透在这两度由东向西的移民史中也十分明显。例如古全浊声母今读清送气音在湖南东部声势强大，越往西走，其势越弱。四川境内把“吃饭”说成[ｔ纭ｉａｆａｎ]的现象正是湖广填四川的具体表徵。三、唐代继汉代之后成为中国史上的第二盛世，声威远播，四方宾服；唐都长安变成东西汉字文化圈的中心，以长安为基础的唐代标准语也随着国势的强盛而无远弗届。日本见中国文化中心已随朝代更替而转移，于是派“遣唐僧”来华至唐都长安传习新标准的一整套汉字读音叫做“汉音”；唐室在安南设都护府，立学校，也把长安音散播到南方臣属之地。如此一来，东到日本，南至越南全都笼罩在以长安为辐射中心的汉字文化圈下。在中国境内，闽南方言的文读系统与日本汉音系统非常近似，其最终来源正是唐都长安。这三次扩散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影响着现代汉语方言的地理格局。归结起来，不外两个因素：西晋衰落之后的“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和五代以来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移民引发的方言扩散。唐都长安标准音的扩散主要系经由文教力量促成。依循这两个因素去加以透视，江东的吴语在历史上也曾充当辐射中心（或“震中”epicenter），影响过广大地区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发展。日本引进“汉音”以前，曾经派人到南朝传习吴音。这反映日本人的务实取向，也就是说，文化中心转移了，他们就跟着见风转舵，以便与时代风尚保持密切联系。东晋政权在金陵奠都，也使金陵成为中国文化的新的中心。（陈正祥１９８２）由于金陵在文化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到了隋初《切韵》诸君子论音韵问题之时，并未独尊“居天地之中”的洛阳音。这就是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的“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客家人历经数次迁徙而越益南下，这一点与闽南人的迁徙过程颇相类似。闽南人慎终追远都说先人随晋室渡江南来，其实从中原到闽南千里迢迢并非一蹴可及。闽南人的祖先渡江之后首先落脚于江东侨置郡县，经过一段时期才又辗转南下。吴音是经由文教力量传布到日本去的，闽南话则是中原移民“路过”江东之时“夹带”吴语继续南下的结果。通史观之，吴语除了这两种扩散运动之外，还有沿江上溯的一股扩散波，经过安徽、江西而伸及湖南中部；鸦片战争后，上海ｙｕè＠①升成为中国最大的吞吐港和金融中心，吴方言也发挥过规模小但很可观的影响力。底下分段论述。一、吴音东迁历史上，日本曾经两度向中国传习汉字音读。第一次从中国南方传习“吴音”，时当公元五、六世纪，也就是南朝时期。第二次从中国北方传习“汉音”，相当公元七、八世纪，也就是盛唐时期。比较“吴音”与“汉音”不仅可以看出时代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点明南北文化中心的方言差异。比较这两种语言系统，现代的字典虽然可以提供便利，但是欲求其真，还得仰赖“历史假名遣”，这是江户时代契冲创制，汉代学者补订的表记法，如桥本进吉所说：“代表着平安朝中期以前的语音状况”，也就是反映了吴音、汉音较原始的语音系统。（王吉尧・石定果１９８６）吴音传习的所在不出今天所称“北部吴语”。因为金陵是六朝京都，当时仍是吴语天下。一千多年来，北部吴语不断受到北方话的冲击，金陵（南京）早已向北京话靠拢，其他方言也深浅不一受到官话化的洗礼。吴音的特点如不见于今天的北部吴语，那是北部吴语经历千余年发展变化的结果。吴音反映的早期北部吴语的特点往往保存于南部吴语或闽方言。东迁现象与南移现象的高度相似性强有力地说明北部吴语为其共同出发点的历史事实。底下是一些有趣的吴音特点：１．日母在吴音读［n－］，在汉音读［z－］。例如如 刃 让 日 人吴音 nio nin nia-u niti nin汉音 zio zin zia-u zitu zin有趣的是，苏州方言日母白读［n玻荩文读［z－］，与吴音、汉音若合符节：（叶祥苓 １９８８：２３）褥 忍 让 日 人（附图 {图}）日语吴音、汉音和苏州方言白读、文读的上列区别代表汉语文言自中古时期以来的南北差异：南方读鼻音，北方读擦音。今天华南方言“日”母字若有文白异读，白读往往表现为鼻音（附图 {图}）虽然声母读为喉擦音，然而论及其音变的出发点则仍为鼻音。（张光宇 １９８９a）２．匣母樵谖庖粲校g－耄萘嚼啵在汉音则只有［k－］一类。其中吴音零声母只出现在部分合口字，例如：会we，画we，和wa，横ou。这类南朝的吴音特点在现代华南方言不只见于吴语，也广泛分布在闽语、粤语、徽语、赣语、客家话、湘语和平话，几可说是现代长江以南方言的共同点。底下所列例证是每个方言区各举一个代表点，以领示其一般状况：（附图 {图}）吴音匣母读［g－］在今天的吴语方言也多少还有反映，前文所举“环”字即其一例。吴语之外，闽语、徽语、湘语、赣语也常见匣母读塞音。（李荣１９６５）至于北方地区、则在山西也不乏其例，如平遥（附图 {图}）这些例证足以说明匣母古音＊g－，但明清以来，学者常以匣母归零为吴语特点。明・陆容《菽园杂让》卷四云“吴语黄王不辨”。清・李汝珍《音鉴》凡例八谓：“又南音或以黄王、湖吴不分”。此类现象罕见于北方。从六朝以来，历经明清，至于现代华南方言，匣母归零与否成为南北方言差异的鲜明标帜。３．梗摄三四等字在吴音的元音较低［－a－］，在汉音的元音较高［－e－］：京 影 清 丁 星 逆 益吴音 kia-u ia-u sia-u tia-u sia-u kiaku iaku汉音 kei ei sei tei sei keki eki早期吴音地名反映的元音一般也比较低，如承平年间（９３１－９３８）源顺《倭名类聚抄》的下列地名：英虞ago，安积asaka，尺度sakado，益头Yakidu，宁乐nara。(平田昌司1993)这类地名所见的梗摄三四等字的元音与现代华南方言白读情况相当一致。关于梗摄三四等字在中国东南诸方言的元音情况，近年论列不少，读者可以参看笔者（Chang，K．Y．１９８７）和李荣先生（１９８９，１９９１）的文章。这里只举南昌和娄底为例。A．南昌方言（熊正辉 １９８９）B．娄底方言（颜清徽等 １９９０）（附图 {图}）一般东南方言梗摄之四等字和南昌一样都ｎàｎ＠②元音［-a-］，湖南双峰和娄底则倾向于把前元音转读为后元音［-o-］。这类字在北部吴语舒促发展不平衡；舒声部分大多已被文读［-in］所取代，明末清初以来已然如此，如顾炎武在《易音》卷二所说：“今吴人读耕、清、青皆作真音。”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促声部分虽然也受文读影响，但在昔韵字中还有不少低元音的读法。（张光宇１９９３）吴音所从出的北部吴语早期梗摄三四等字带低元音的现象，目前只能从南部吴语（如平阳）和闽语（如厦门）去寻其踪迹，这是吴语南下发展的结果。吴音、汉音梗摄三四等字的区别大约代表中古时期以来汉语方言南北的差异。今天在华北地区，元音较低的方言主要见于山西，例如临汾、吉县［－iε］，永济，万荣［－ie］，新绛［－ie］；在华南地区，元音较高的读法一般都是中古时期以后随文教势力扩散的结果，源自北方。４．蟹摄开口四等在吴音读［－ai，－ei］，在汉音为［－ei］。如“低”［tai，tei］，“礼”［lai，lei］，“妻”［sai，sei］。其中的［－ai］可以说是中古时期吴语特点，这今韵母如今在北部吴语几无踪迹可寻，在福建却遍地都是。底下举建阳、厦门为例：（附图 {图}）至于汉音的［－ei］在层次分明的厦门音系当中是文读［-e］特色。换句话说，厦门方言蟹摄开口四等的白读与吴音相当，文读与汉音相当。在华北地区，山西平遥方言的白读与汉音相当，文读与北京相当。（侯精一 １９８９）例字 挤 剂 妻 砌 西 洗 细 婿（附图 {图}）综合上述现象，不难看出汉语方言的演变趋势：－ i 北京音；平遥文读－ei 汉音；平遥白读；厦门文读－ai 吴音；－－；厦门白读A．从汉音出发，北方方言元音自中古以来逐渐升高，有些方言甚至高化成舌尖元音。B． 从吴音出发，闽南方言的主要元音先经后化，再经舌位高低、前后的调整。这就是蟹摄开口四等在潮汕方言白读［－oi］，厦门、泉州白读［－ue］的现象。在这两种演变趋势下，吴音、汉音所代表的中古汉语南北方言差异渐行渐远。吴音的特色虽然保存于闽语，但在闽南白读的发展过程中，越益偏离中原规律，形成标帜鲜明的特色。二、吴语西播中国方言的研究很少提到像西欧的所谓“方言连续体”（dialect continuum）之类的概念。但是，从崇明岛沿江上溯，我们可以发现长江沿岸具有不少共通的特点。赵元任先生在描述自已的语言经验时曾经提到：“从法国东北一路经过比、荷、德到丹麦这几国，渐渐的走过去，听他们自己跟自己说话口音的变化，就仿佛你坐长江轮船从上海到汉口、重庆，一路走一点儿变一点儿，都是渐渐在那儿变的。”（赵元任１９６８：９４）这种类似西欧方言连续体的现象很可能是历史上吴语西播所造成的结果。这一衣带水的地方古称吴、楚。从文献上说，吴楚既有连续的一面，也有断裂的一面。就其连续的一面来说，袁家骅（１９８３：１９）曾经有过这样的推测：“春秋战国时期，越灭吴，楚又灭越，政治疆界的变动也可能影响到方言由分而合。扬雄《方言》里提到吴楚、吴越、荆吴、荆扬、荆吴扬瓯、荆吴淮泗，可见汉代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几个方言是相当接近的。”就其断裂的一面说，桥本万太郎（１９８５：３１）有个理论认为：“吴语和湘语曾经明显地构成同一个方言地区，很可能后来在客家南下时从中间分割开了。”由楚灭越的史实到方言相当接近，袁家骅并未言明系顺流而下产生的语言融合，还是逆流而上产生的同化作用。同时，客家南迁对原有方言格局固然产生不小的冲击，然而西晋以后，客家人又辗转迁徙，并没有完全阻绝吴楚的交流。事实上，客家人的迁徙是“流窜”性质，既构不成铜墙铁壁，也说不上鸿沟深壑。袁家骅所说汉代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几个方言已相当接近，也许相当符合《方言》反映的现象。然而，北方人民大批南下系在西晋衰落之后，唐代诗人张籍在《永嘉行》所咏：“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其实更可以说明许多南方方言的共同点，例如前文所述梗摄三四等的低元音性质。但是一些共同点，很可能是南朝以来由吴语向西散播形成的。１． 鱼韵读［－ie，－e］在吴语是一个分布很广的隐微现象。常见的例字包括“锯、渠、去、＠③、鱼、渔、许”不超过十个，但从地理分布来看却不能不说是吴语的重要特点。底下举几个吴方言的音读情况为例：（附图 {图}）这样稀疏错落的景况不能引起方言学者、古音学者的注意是自然的。但是，我们从方言发展史上屡见不鲜的文白竞争的大趋势来看，这类鱼韵白读的残存现象乃是长期以来被文读取代未尽的珍品。不能因其字少而忽略其所代表的意义。这些鱼韵字的意义是六朝鱼虞有别的痕迹。罗常培先生（１９３１）归纳六朝诗歌押韵指出：“如果咱们拿金陵作中心，彭城作北极，余姚作南极，而画一圆周，恰好把这些鱼虞分用的地方包括在内。”这个地方就是太湖周围。以今推古，当时鱼、虞之别很可能正是［－ie：－iu］的对立。（梅祖麟 １９９２；Sagart １９９３：１８８）鱼韵读［－（i）e］在吴方言区虽呈零星散布，但是溯江而上，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甚而远至四川都可以看到同类现象。底下举三个徽语方言为例：（渠系第三人称代词）（附图 {图}）江西方言近年有三份涵盖面较广的调查报告。第一份是陈昌仪（１９９１）的《赣方言概要》，第二份是李如龙・张双庆（１９９２）的《客赣方言调查报告》，第三份是沙加尔（１９９３） 的《赣方言研究》（L．Sagart １９９３ Les Dialects Gan）。这三份报告内容丰富，也相当一致反映了鱼韵字［－ie，－e］的白读现象。底下摘录陈昌仪（１９９１）所提供的例字：（附图 {图}）同类现象在湖南境内比较常见的是“锯、去”两字：（附图 {图}）２．苏州方言韵母的演变特点在一系列阴声韵中表现相当突出：蟹摄一二等［－a］，麻二［－o］，歌（戈）。这一系列特点不论是在华北还是华南都比较罕见，然而沿江上溯却可以在安徽太平（仙源）和湖南双峰方言见到。A．苏州方言（附图 {图}）B．太平（仙源）方言（附图 {图}）C．双峰方言（附图 {图}）上列方言当中，苏州的［－u］是语音细节的变化，从历史来源上看，出现在唇音声母后头原先念［－u］。（袁家骅１９８３：７３）假使我们将此二韵母合并为一写作［－u］，如此一来，苏州方言与太平（仙源）方言、双峰方言的上列韵母系统配对就更为整齐划一。表面上看起来，在上列三方言的对应关系中，双峰的侯韵（－e）似乎不太谐调。深入一层分析不难发现，这是经历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在吴语史上与“支微入鱼”（也就是止摄合口三等变同北京鱼韵，如“龟”读如“居”）似有相环相扣的关系：早期的，而原先的［－Y］变入［－（i）e］。明正德七年（１５１２）序刊《松江府志》卷四“风俗”说到：“韵之讹则以支入鱼（龟音如居，为音如俞之类），以灰入麻，以泰入ｇè＠④（槐音如华，大音如惰之类）。”其中所举“槐”音如“华”作为“以灰入麻”的唯一例证似有可商。因为“槐”字在《切韵》分归灰、皆两韵，从现代方言看起来，实际上指蟹摄一二等字韵尾－i丢失的现象。（许宝华，游汝杰１９８８）从明正德七年至今将近五百年，但我们从六朝鱼虞有别到发现其区别在鱼韵读［－ie］的长远历程看来，五百年肯定是过于拘谨的估计。同时，我们从方志中提到“灰入麻”的共有九种看来，蟹摄一二等读［－a］可以说是早期吴语的共通现象。三、吴语南移吴闽一衣带水，文化风习和语言质素很早以前即已开始交流、渗透和融化。然而论到比较信而有徵的史实，似乎应从西晋衰亡，衣冠南渡着眼。闽方言素以复杂著称。旧来以闽江为界分为闽南、闽北，而实际上沿海与内陆方言差异不小。这些情况使我们无法混一论析。例如闽西北方言的情况至少从明代以来已混入江西移民的因素而产生变化，这就是明王世懋在《闽部疏》上所说：“建邵之人常豫音”。除了因地理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发展情况之外，闽方言的复杂还体现在文白读层次的纠葛和叠置，例如闽南方言的文白异读是所有汉语方言当中最为耀眼的特点。这一节所论现象以沿海和闽南方言为主要对象。泉州地区有一条江名曰“晋江”，据传是为纪念先人随王室渡江而命名。这种传说在史料上虽然难以稽考，但是背后所代表的意义不容轻忽。近年史学界流行一种说法叫“信其真即为历史”（Belief is history)。从现在看来，传说所代表的意义是：闽南人民的祖先随晋室南下，先由中原故地落脚于江左侨置郡县，其后有辗转他迁，定居于闽南。这一段北来移民辗转他迁的原因是因为在经济利益上与江东世家大族起了冲突。王仲＠⑤（１９８０）在《魏晋南北朝史》有一段论述说：当北方的世家大族不严重损害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害时，江东世家也还能与北来世家大族和平共处，共同维护东晋政权；假如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他们不但不肯发挥支持东晋新政权的作用，甚至会不惜一切，来拆新政权的台。东晋政权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必须迅速解决。于是北来的世家大族就转而去开发东土。……于是以王、谢为首的北来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纷纷流寓到浙东会稽一带，进而又发展进温、台一带，林、黄、陈、郑四姓则移居福建。（３２９页）从东晋以来，吴地居民不断移居福建。这项中华民族迁徙史上的重要故实从“六朝至明十姓移动图”可以看出概略。（吴守礼 １９４８：１４５）移动中的十姓有九姓关涉福建，并且其出发地以浙江为大宗。中原人民由吴入闽并不集中于南朝时期，而是分时期分梯次陆陆续续南下。关于这一点，图“六朝至明”已有分晓。从族谱上举一具体例证更可明白。福建连城《陈氏历代家谱・陈氏世纪》上说到，其祖上“居颖川”，五胡之乱时“中国士民多南避，遂随渡江而迁于吴兴”。“唐元宗契丹之乱，衣冠望族多远涉以避难”，始祖雍公“因适闽而家于南剑州之沙阳”。（项梦冰１９９３）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去探讨吴语南移，我们不能单纯地联系吴闽方言的类似情况，我们更希望能够点明“中原－吴－闽”的藕断丝连现象。１．元韵的元音在日语吴音是个后元音［－o］，在日语汉音是个前元音［－e］。底下是吴音的一些例字：建kon， 献kon， 言gon， 揭koti类似的读法见于福州方言。例如：（附图 {图}）这类相当具有特色的元音从高本汉以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一般汉语语音史学者宁取作为元韵的元音。董同＠⑥先生（１９６０：９８９）在《四个闽南方言》关于厦门晋江，揭阳的音读注云：“有人以为就是‘歇’字，韵母不好解释。‘歇’字古音（所以国语，照例不变。”其实从吴音、福州音往下看，厦门“歇”字读并无不妥。如从古代音系的配对来看，元韵应与阳韵同一元音系列，在南方阳韵多作，早期元韵宜有类似的元音，只是由于韵尾［－n］的关系，其元音较早进行前化。在现代汉语方言当中，只有闽语还保存着吴音的那种后元音的读法。同时，从汉音看来，元韵读前元音系唐代以来最占优势的读法。可是，就在北京音，“轩”字读，隐示其前身为［xion］。（参看张光宇１９９２a）吴音东迁和南移之后，北部吴语元韵元音的圆唇成分早已为前元音一派所取代和淹没，几无遗迹可寻。２．昔韵字在吴闽方言都可分为两类韵母。《切韵》的昔韵字在上古分归锡、铎两部，锡部关系字简称昔A，铎部关系字简称昔B。一般说来，吴方言昔A的元音较高，昔B的元音较低；闽方言昔A具有前元音，昔B具有后元音。有趣的是，吴闽方言昔A字的念法都与药韵一致。底下举上海、厦门方言为例：（附图 {图}）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曾经批评吕静《韵集》“为奇益石分作四章”，意思是说昔A昔B应该合在一起押韵才对。其实，两人分合不一代表音系背景不同：吕静分昔A和昔B为二代表中原东部方言。 这个地方正是东晋南渡士民迁居江东那一批人的主要出发地。虽然音值不同，但字类归趋一致，这是吴闽方言的一个突出的共通点。就汉语语音史言之，这是上古音在吴闽方言的遗迹；而就移民史言之，这是西晋中原东部人民的标帜。３．三四等的分合。咸山两摄三四等字在北部吴语一般都合流且带有较高的元音，浙南吴语呈现三四等有别而且四等的元音比三等的元音较低。吴语方言区的这两种现象都见于闽南方言。若就汉语方言整体来说，前一种合流现象还见于江苏北部，安徽合肥，湖南中部双峰、娄底和南部临武；后一种分立现象在中国境内只见于浙江与福建。A．三四等合流 B．三四等有别（附图 {图}）其中三四等有别的现象特饶兴味。《切韵》成书以前，在陆法言所参酌的五家韵书当中只有吕静《韵集》对同摄三四等大都分为两韵。（周祖谟 １９６６：４５５）综合前文所说吕静分“益・石”为两韵的现象，不难看出：西晋时期中原东部的方言是比较保守的。北部吴语三四等合流在东晋王室南下以前可能已然形成，其后在中原士民的影响下可能一度有过三四等分别的情况，等到隋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对峙，行政中枢北迁，方音势力复苏，三四等有别的情况随之逐渐泯除，合流趋势又再度转强。这样也许才能较好地解释何以三四等之别保存在浙南、福建。换句话说，南渡之时，中原东部的百姓把西晋时期三四等有别的现象带到了江左侨置郡县，并在那儿习染吴语，等到再度迁徙之时，口语已经夹杂官话和吴语，结果就是如今闽南话中既有古中原（东部）方言的色彩，又有北部吴语的成分。（张光宇 １９９３）闽南方言的文白异读素以复杂著称。从中原人民夹带侨置郡县的吴语再度南下的历程来看，今天闽南方言的白读往往含有两个层次一点也不意外。（张光宇 １９８９ b）这两个层次表古中原东部方言与古江东方言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其说是时代关系，不如说是地理类型。浙江目前约有百万闽语人口，其中闽南话为大宗，闽东话次之。这个现象主要是“闽人北迁”造成的，其时代有的可溯及唐代（傅国通等１９８５：３），但是多数可能是明清以来的移民。这些移民沿海一线上达舟山群岛，内陆则到江苏宜兴山区。这些北迁“回流”的人民与其祖先南下拓殖的故事辉映成趣，说明吴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在文化风习、语言质素上早已进行交织。总起来说，吴语在历史上的扩散运动始自南朝绵延至今而赓续不绝。这是中国文化中心随晋室南移以来一个璀灿夺目的语言文化运动，影响既广且深。论其影响面的广阔，则有东迁、西播、南移、北进四至；论其影响程度之深，虽历时一千五百年仍处处可见其踪迹。吴语的四向扩散有同有异，可归纳如次：第一，就时代来说，主要分为南朝和现代。东迁、西播和南移发生在南朝，北进发生在鸦片战后的现代史。其中东迁和南移的史实可谓铁证如山，西播和北进系就语言现象推论。西播史比较坚实的语言史证据是六朝太湖周围鱼虞有别。北进史由于年代浅短，从方言比较就足以明确不二加以鉴别。第二，就内容来说，吴音东迁是汉字音的“整批外销”，吴语南移则是西晋中原“官话”夹六朝吴语以俱下。吴音整批外销缘于日人见中国文化中心南移，刻意模仿学习；吴语南移则是因为中原移民在侨置郡县习染吴越，并非单纯的吴语向福建输出。这个事实至关紧要，不能不辨。参考文献陈昌仪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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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1期 No.1 Vol.18 1998科技期刊武汉市城区大气环境质量现状及趋势研究洪 松 王少平 吴胜军 郑泽厚 (湖北大学生态学研究所，武汉 430062)田献民 (武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武汉 430015)王文革 (湖北省环境保护局，武汉 430072)文 摘 对武汉市7城区1991～1995年间的大气环境质量进行分析评价，并通过模式计算污染物的多年平均地面浓度分布。在此基础上，运用等维灰数递补技术预测大气质量的变化趋势并进行预评价。结果表明，武汉市城区大气SO2浓度逐年下降，TSP浓度基本持平，煤烟型污染将有所改善。但石油燃料燃烧排放的NOX将有显著增加，整个大气环境质量仍呈下降趋势。关键词 武汉市城区 大气环境质量 模糊聚类 大气扩散 等维灰数递补预测Study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endency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Wuhan city proper.Hong Song,Wang Shaoping,Wu Shengjun,Zheng Zehou(Institute of Ecology,Hubei University,Wuhan 430062)；Tian Xianmin(Wuhan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ience,Wuhan 430015)；Wang Wenge(Bureau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Hubei Province,Wuhan 430072).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1)：76～82Abstract―We analyzed and assessed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Wuhan city proper and also calculated perennial average ground level concentration during 1991～1995 by model.On the basis of aforementioned works,we used Grey System theory to forecast concentration changes in later years of 3 major pollutants:SO2,NOX and TSP.The result of ou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O2 concentration in Wuhan proper’s atmosphere tend to descend year after year,and the TSP concentration will have no changes approximately.So,the coal smoke pollution in Wuhan will improve somewhat.But NOX,which is exhausted chiefly by automobiles,will have a outstanding increase.To sum up,the whol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ill tend to decline.Key words：Wuhan city proper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quality fuzzy classify atmospheric diffusion grey forecasting武汉市为华中第一大城市和最大工商业中心，其城区主要特点是人口密集，工、商业分布相对集中。武汉市每年排放的废气总量超过1000亿标准立方米，其中城区就占80%以上，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查清武汉市城区大气环境质量现状并预测其发展趋势，是城市环境管理和规划工作的基础。1 武汉市7城区大气质量现状的分析与评价1.1 各城区大气质量模糊聚类分析表1给出武汉7大中心城区3项主要污染物年日均值的多年(1991～1995年)平均值相对于国家二级标准(GB3095-82)的超标倍数Xij=(Cij)/(Sij)，以此作为聚类参数。表1 SO２、NOx、TSP相对国家二级标准的超标倍数Table 1 The nonattaiment multiples of SO2,NOX andTSP in comparison with national secondgrade standard行政区SO2NOXTSP江岸0.400.501.06江汉1.401.121.18？0.670.771.04汉阳0.630.581.00武昌0.530.790.97青山0.730.581.18洪山0.180.630.92首先用夹角余弦法〔1〕计算衡量被分类对象间相似程度的统计量rij：（1）(i,j=1,2,3,…，7)式中：Xit为i城区的第t个参数的值；Xjt为j城区的第t个参数的值。将表1数据代入(1)式中得到rij,然后对rij进行两次复合运算〔2，3〕得到模糊等价关系矩阵 R*：R*=为给出λ截矩阵现取λ值为0.97，即将R*中大于0.97的数值改写为1，其它数改写为0，得R*λ=0.97。在R*λ=0.97中第1，3，4，5，6行一样，故划为一类，而第2行(江汉区)，第7行(洪山区)各为一类，共分为三类。1.2 各城区大气质量指数分析图1 武汉市各城区大气质量指数变化Fig.1 Changes of air quality index in Wuhan city proper作者用姚志麒指数I对武汉7城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图1)，以便观察各城区大气质量近5年的变化。1.3 城区大气质量综合评价模糊聚类分析结果与指数分析结论一致，江汉区的三项指标均超过国家二级标准，属中度污染型。青山、？凇⑽洳、汉阳、江岸区只是个别指标超标(武昌区的三项指标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属轻度污染型，但青山区的污染相对较重。洪山区虽然也属轻度污染型，但有些年份已达到清洁水平，其三项指标全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其中SO2浓度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因此可认为其大气质量是7城区中最好的。就整个城区大气质量平均状况而言，属于轻度污染型。2 武汉市城区大气污染物扩散计算2.1 大气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2.1.1 气温 1991～1995年武汉市5年平均气温为16.6℃，即289.6K。2.1.2 风况和大气稳定度 现将武汉市各风向下各类稳定度出现的多年(1991～1995年)平均频率及平均风速列入表2。大气低层风速廓线采用指数公式计算，当大气稳定度为A～B时指数m取0.20，稳定度为C时m取0.25，稳定度为D时m取0.33，稳定度为E～F时m取0.43。2.1.3 混合层高度 根据武汉市的实测资料，大气不稳定(A～C)类混合层高度为982m，中性(D)类为814m，稳定(E～F)类为435m。2.2 扩散参数 高架点源参数取值如表3，面源参数取值如表4。2.3 污染源及源强2.3.1 主要污染源 青山热电厂、武钢烧结厂、武钢炼铁厂、武钢焦化厂、武汉石油化工厂等103家大中型企业(包括紧邻城区的阳逻电厂)为武汉市城区工业废气的主要污染源，其等标污染负荷比累计达86%。2.3.2 源强 将全城区进行2×2km网格划分，分别统计70个高架点源(源高≥50m)及所有面源1991～1995年的平均源强。交通源(主要排放NOX)源强未作统计。各城区各类污染源源强(见表5)。表2 武汉市各风向下各类稳定度出现的多年平均频率(%)与风速(m/s)Table 2 The perennial average frequency of stability degrees and averagewind speed in every wind direction in Wuhan city风向不稳定中性稳定∑平均风速风向不稳定中性稳定∑平均风速(A～C)(D)(E～F)(A～C)(D)(E～F)N1.84.42.38.52.3SSW1.00.91.02.92.8NNE1.02.31.64.92.6SW1.50.90.73.12.8NE4.14.92.811.82.2WSW1.00.10.31.42.2ENE0.61.81.74.12.2W0.40.40.51.31.7E1.01.51.23.71.7WNW0.40.20.10.72.1ESE0.20.10.50.81.7NW0.93.10.84.82.1SE1.60.71.03.31.8NNW0.90.80.62.32.2SSE0.60.30.51.41.9C5.99.126.941.9S1.60.80.73.12.2∑24.532.343.2100表3 武汉市高架点源大气扩散参数系数值Table 3 The atmospheric diffusion parameters of elevated emission in Wuhan city稳定度 σy=axbσz=cxdab下风距离(m)cd下风距离(m)A～B0.4260.901≤10000.0091.514≤5000.6020.851＞10000.0012.109＞500C0.2820.914≤10000.1270.964≤5000.3960.865＞10000.0571.094＞500D0.2300.919≤10000.1150.941≤5000.3140.875＞10000.0761.008＞500E～F0.0990.925≤10000.1120.777≤20000.1240.893＞10000.5290.572＞2000表4 武汉市面源大气扩散参数系数值Table 4 The atmospheric diffusion parameters of plan pollution sources in Wuhan city项目A～BCDE～Fc0.440.360.300.24d0.940.890.830.78表5 武汉市各城区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mg/s)Table 5 The discharge intensity of atmospheric pollutants in every urban district of Wuhan city行政区面源高架点源SO2TSP个数SO2TSP江岸649682277862(0)24731129江汉446601923210(0)00？1197662315817(0)2739714488汉阳677172683803(1)2698534228武昌1031443641544(0)646866119青山57333669905352(18) 1851883928494洪山918683668851(1)2888773155阳逻电厂――1(1)15166844908注：()内为源高≥100m的点源数目2.4 污染物扩散模式〔4，5〕2.4.1 武汉高架点源扩散模式 SO2扩散模式式中：Cj(x,y,Hi)为第i个源对接受点j的地面浓度贡献(mg/标m3)；Qi为第i个源的源强(mg/s)；σy、σz分别为y,z方向的扩散参数(m)；为排放口高度处的平均风速(m/s)；Hi为第i个源的有效排放高度(m)；L为混合层高度(m)；n为混合层顶对烟云的反射次数(本计算中取5)；β为SO2转化率。TSP扩散模式式中：Vg为粒子的沉降速度；α为地面反射系数；其它符号意义同前。2.4.2 面源模式式中：CA为任一网格内的污染物地面浓度(mg/标m3)；Q0为待计算网格本身的源强(mg/s)；Qi为待计算网格上风方向第i个网格面源的源强(mg/s)；K为待计算网格上风方向的面源数目。对于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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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sports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5期 No.5 Vol.18 1998科技期刊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内容、方法及训练控制的研究唐建军(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摘要 通过文献资料分析，对兵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系统化提出一个理论框架，供教练员在训练中参考。研究结果表明：能量供应特征、各种素质的主次关系和练习方法的专项化是确定训练内容的依据。而练习方法的专项化，是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负荷控制准确和有效的前提。关键词 乒乓球 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训练内容和方法乒乓球竞赛日趋激烈，对运动员专项身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对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内容确定的依据和练习方法的专项化程度及其在实施过程中对运动负荷的控制进行研究，目的在于从运动训练学的角度对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系统化提出一个理论框架，供教练员在训练中参考。1 研究方法(1)文献法：查阅有关论文43篇。(2)分析法：对训练内容和方法进行分析和归纳。2 结果与讨论2.1 确定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内容的依据确定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内容的依据有3个方面：一是根据乒乓球运动员机体能量代谢的特点来确定。金斯*特林格尔(西德，1989)在一项对竞技乒乓球运动员的能量代谢研究中指出：竞技乒乓球运动是一项强度平均值较低的耐力性负荷。随着负荷持续时间的增加，运动员依靠脂肪供能的比重就越大，乒乓球运动总的负荷强度较低不是因为负荷的时间短所致，而是由于休息――中等负荷――短暂的大强度负荷不断变化的结果。日本学者油座信男等人(1983)关于优秀乒乓球运动员比赛时间、空间的特性和机体生理负担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从心率数看比赛中运动员的生理负担量，相当于最大心率的71%～86%，推测实际相互对打时生理负担量要更高。从对打中的时间分析，可以判定优秀男选手比赛时相互对打是几秒钟内爆发性的无氧代谢的激烈运动，其中包括比赛时拣球等小休息在内的长时间反复的耐久力的运动。刘洵等人(1986)关于乒乓球运动员某些技术运动和一局比赛的能量消耗的研究结果表明：乒乓球运动是一项中等强度的有氧代谢为主的运动。根据乒乓球运动的能量代谢特点，训练内容应选择较低或中等负荷强度――短暂的大强度负荷的练习内容，并在练习的强度和量的安排或不同练习内容的组合上体现出来。二是根据乒乓球运动项目的特点来确定。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乒乓球运动员应首先发展专项速度素质和灵敏素质(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1960)。其依据是，在乒乓球比赛中，判断――反应――起动――移动――摆臂等要快速。这就要求乒乓球运动员有良好的专项速度素质和灵敏素质。而专项力量训练对提高神经系统兴奋与抑制过程的强度有帮助，它有助于发展专项速度素质。其次，是要相应发展专项耐力素质。依据是，在实践方面，正式比赛9～10天，越到比赛后期，越紧张激烈，因而对耐力的要求也高；在理论方面，乒乓球运动所需的耐力，是一种强度经常转换并与速度和灵敏密切结合的专门性耐力。由此可以认为：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内容按其重要程度可分为：专项速度素质、专项灵敏素质、专项力量(爆发力)素质以及专项耐力素质。三是根据乒乓球运动主要技术动作特点来确定。乒乓球运动技术动作主要有：正手技术动作――拉、冲、打、挑、搓 (削)等，反手技术动作――拉、打、冲、拨(推)、搓(削)等，以及与之配合的各种步法移动。要很好地完成这些技术动作，就必需具备良好的专项速度、灵敏、力量以及耐力素质。要使专项速度、力量等素质真正符合每一项技术动作的需要，就必须注意所选用的专项身体训练内容的动作结构、肌肉用力形式要尽量与之相似。乒乓球技术动作肌肉用力的顺序是，从人体总重心的近端始发用力到远端用力终止。只有这样才能使专项素质练习发挥实际效果，才能更好地促使技术的提高。2.2 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的方法在使用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繁多的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变成一个符合乒乓球专项身体训练规律，符合乒乓球运动实际情况，有序且有明确针对性的练习体系。在确定专项身体训练内容的3个方面的前提下，可以对以往的练习方法按照技术动作的解剖学、生理学和乒乓球技术动作本身进行分类，对同一素质练习方法中不同的内容进行专项化程度的区分，以便于教练员在方法选择上目的性更明确。在专项化训练程度区分中，本文运用了专项基础身体素质训练和专项身体素质训练两个不同的专项化程度的概念。所谓专项基础身体素质训练，是指该素质练习方法在专项身体素质上能紧密围绕专项需要，为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水平的提高提供最直接的帮助。而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则是由乒乓球技术动作和战术要求构成的专门性素质练习。根据这两个不同概念可以对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进行划分，见表1。表1 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的专项化程度区分表类别专项基础身体素质训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灵敏素质1. 原地足前部快速交替听(看)信号向同侧或异侧跨步1. 运用各种步法接抛向不同方向的乒乓球2. 侧身躲闪乒乓球2. 看手势做步法移动并做出相应动作3. 听或看信号做出蹲下、跳起或转体动作3. 多球练习中的不定点摆速4. 8字侧身跑4. 两个持拍相互击接旋转球5. 十字快速交换跳5. 球台上两球对击游戏6. 抛球转体360°接球6. 交叉步侧向跑7. 闭眼做各种动作，然后检查是否正确7. 推一侧一扑手步法练习8. 快速、不同要求跳绳8. 左右摆速挥拍练习9. 多球推挡侧身攻练习速度素质1. 原地快速摆臂1. 快速挥拍练习2. 30 m冲刺跑2. 沿球台滑步练习3. 10 m滑步、交叉步综合运用折返练习3. 捡放多球练习4. 左、右跨跳练习4. 多球快速左右摆速练习力量素质1. 哑铃屈臂1. 持重拍挥臂练习2. 中等重量的杠铃撑推2.持瓶转手腕练习3. 轻重量前臂旋转练习3.腿手绑沙袋训练4. 仰卧侧起练习4.多球发力扣杀球练习5. 轻负重左、右跨跳练习耐力1.跳绳1.连续杀高球练习素质2.长跑2.多球训练2.3 运动负荷的控制2.3.1 运动负荷的专项性。运动负荷的专项性是指负荷要与运动员所参加的、与自己水平相称的比赛要求相符合。根据研究结果和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的实践经验，在专项身体素质训练中，可以运用休息――中等负荷――短暂大强度负荷不断交替的方式进行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的安排。2.3.2 练习强度。练习强度决定能量供应性质，改变练习强度，就可以改变能量供应的方式。在乒乓球专项身体训练中，可以通过练习时的心率大致确定该练习对何种能量供应系统产生作用。见表2。表2 按强度区分的训练负荷的特征强度区训练目的身体反应心率(次/分)血乳酸(mM/L)1 (恢复性的)促进恢复过程100～1202～32 (保持性的)保持已达到的有氧能力水平140～1503～43 (发展性的)提高有氧能力，提高长时间工作的专项耐力165～1754～84 (短跑的)提高非乳酸性无氧能力，改善速度能力――2.3.3 持续时间。为了提高非乳酸无氧能力，可采用短时间(5～10 s)极限强度的练习。为了提高有氧能力，练习的持续时间可以长达数小时，即在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中，某些技术练习方法或整堂训练课从运动负荷量安排的角度来看，本身就可以作为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来进行安排。2.3.4 间歇时间。在乒乓球专项身体训练中，一般可以根据心率指标来安排间歇的持续时间。在工作能力最低时心率最高，工作能力的恢复，一般和心率的恢复是一致的。改变间歇的持续时间，可以发展各种不同的专项身体素质，见表3。表3 45 s以下的各种练习间歇的持续时间对训练效果的影响间歇完成距离的速度%训练效果缩短的80～96主要发展专项耐力不充分的88～96同时发展专项耐力与速度能力充分的88～96主要发展速度能力延长的92～96主要发展速度能力3 结束语3.1 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内容的确定，涉及到专项素质的3方面问题，即能量供应特征、各种素质的主次关系和素质练习方法的专项化。它们对乒乓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方法专项化程度的区分和在实施过程中的控制起着理论指导作用。3.2 练习方法专项化程度区分的目的在于，廓清众多专项练习方法的类型，用专项基础身体素质训练和专项身体素质训练两个概念进行归类，以便于在实践中有效地选用。3.3 练习方法的负荷控制是对练习方法在实施过程中科学有效的把握，只有正确控制运动负荷，才能使各专项身体素质的训练起到应有作用。4 主要参考文献1 普拉托诺夫.运动训练的理论和方法.武汉体育学院，19842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训练学专业委员会.中国运动训练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3 田麦久，等.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1997-12-01收稿，1998-03-06修回 责任编辑：尹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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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406 【原文出处】经济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4 【原刊页号】54-65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199706 【 标 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对世界劳动密集产品市场与美国农业出口的影响――动态递推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 作 者 】王直/王慧炯/李善同/翟凡 【作者简介】王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应用经济系） 王慧炯 李善同 翟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 正 文 】 一、导言将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纳入ＧＡＴＴ的框架之中以及发达国家逐步取消多边纤维协定（Multi Fiber Arrangement,MFA）关于进口配额限制的承诺，是发展中国家从乌拉圭回合协议中获得的最主要收益。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够从扩大这些产品的出口上获得巨大的利益。这不仅是由于纺织品和服装在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最大，而且也因为这些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的增长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步骤之一（WhaHHey,1995）。根据乌拉圭回合协议，ＭＦＡ配额的废除是分阶段实施的。它包括在为期１０年的过渡期中逐步提高在纺织品和服装协议（Agreement on Textile andClothing-ATC）中规定的ＭＦＡ配额的增长率，逐渐将纺织品和服装的贸易纳入ＷＴＯ规则，并最终在２００５年取消所有的配额限制。中国在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上一向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转向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近年来世界劳动密集产品市场（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市场）上的竞争已日渐激烈。例如，南亚国家近年已成为重要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国，它们在世界纺织品和服装市场中的份额增加很快。如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努力失败，它就不能从ＭＦＡ配额的取消中获得好处。其结果是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将在世界市场上受到歧视，相对其它已经是世贸组织成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变得不再有竞争力，从而丧失其市场份额。如同近来的一些研究所指出的那样，ＡＴＣ条款的实现是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中获益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在ＡＴＣ实施期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将能从配额增长率的提高中获益，在ＡＴＣ实施结束时，中国则可因配额制度的取消而获得巨大的益处（Yang,1995;Hertel,et al,1995;Wang,1997)。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国之一（１９９２年占其总出口的３０％和世界市场的１５％），中国能否从ＭＦＡ配额的取消中获益将不仅会改变中国生产和出口部门间的资源配置，也将对其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然而，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世界上其它国家贸易结构影响方面的研究却非常有限。本文运用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动态递推可计算一般均衡（ＣＧＥ）模型来考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世界劳动密集产品市场和美国农业出口的影响。分析的时期为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重点考察取消ＭＦＡ配额的后果，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劳动密集制成品之间的替代，以及它们对美国贸易结构和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本文其余部分内容如下：第二节概述模型的基本结构和分析中采用的主要假设；第三节描述本研究所进行的两个模拟实验；第四节讨论模型的模拟结果；最后一节总结本文的主要政策意义。二、模型结构本文所运用的模型是对作者为研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所构造的静态ＣＧＥ模型的扩展（Wang,1997）。它将世界经济划分为１２个地区和１４个生产部门。这１２个地区是：（１）美国，（２）加拿大，（３）欧盟（１２个成员国），（４）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５）日本，（６）韩国，（７）中国台北，（８）香港，（９）中国，（１０）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东盟５国），（１１）南亚（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１２）世界其它地区。１４个部门包括５个农业部门：（１）稻米，（２）小麦，（３）粗粮，（４）非粮食种植业，（５）畜牧业；２个食品加工部门：（６）肉和奶制品，（７）其它食品；２个自然资源部门：（８）林业和渔业，（９）矿物和能源；４个制造业部门：（１０）纺织品和服装，（１１）其它轻工业，（１２）制造业中间投入品，（１３）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以及（１４）服务业（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国际间的运输）。模型包括五个初级生产要素：农业土地、资本、农业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和专业劳动力。专业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受过同样的基本教育，但专业劳动力一般受过更先进的训练。而农业劳动力只受过很少或根本没受过教育，他们只在农业部门工作。模型假设初级要素在部门间完全流动，但在地区间不流动。农业土地仅在农业部门间流动。模型假设在每个地区的每一部门都只有一个代表性厂商，每个厂商只生产一种产品。生产函数分为两层。第一层是里昂惕夫（Leontief）投入产出函数。假设厂商生产每一单位的产品需要固定比例的初级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的投入，并且初级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间不能相互替代。第二层则为常替代弹性（ＣＥＳ）函数，用以确定对五种基本要素的投入。模型假定不同地区的产品是不完全替代的，即遵循阿明顿（Armington）假设。每一地区的居民在其预算约束下，选择由１４类合成商品构成的消费组合以最大化其Stone-Geary效用函数。政府经常项目的开支和投资需求用Cobb-Douglas效用函数描述，即它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按总支出的固定份额确定。在每一地区，企业的中间需求、居民消费、政府开支和投资需求形成了对某一阿明顿合成商品的总需求。对于每一地区的每一种合成商品，模型采用两层嵌套的ＣＥＳ函数集结。总需求首先在国产和进口之间分配，然后进口支出再进一步根据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在模型中的其他地区中分配。因而，每一区域的部门进口需求函数根据Shephard对偶定理由相应的成本函数推导得出，完整的多边贸易矩阵是模型解的一部分。每一地区的政府对进口征收关税，对出口进行补贴，并对企业征收间接税。关税和补贴因地区和部门的不同而不同。与Hertel等人（１９９５）相同，ＭＦＡ配额被处理为起作用的约束，让与配额租相当的出口税率内生调整。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必须为有限的出口配额付出租金以使他们能够完成出口业务，就像交付出口税一样。因此这种出口配额对经济行为的扭曲可以用根据不同的出口目的国而不同的出口税来近似。模型的每一个模拟期有９５４２个方程和９６３８个变量。关于详细的方程和变量清单可参见Wang（１９９７）。模型中各时期之间是这样联结的：沿着动态路径，增长由以下４个因素决定：劳动力的增长率，物质资本存量的积累，劳动力技术构成的改变（农村和城镇间非熟练劳动力的转移，专业劳动力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增长率。劳动力的增长率外生设定。它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Office）对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间（以每五年为间隔）的人口和劳动力预测计算得出的，这一预测考虑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和适龄劳动人口的参与率。每一模拟时期的资本存量等于上一期的资本存量加上总投资减去折旧，并假定前一期的所有净投资都在下一期变为生产资本。资本存量的积累模式取决于折旧率（设为外生）和投资率，后者由每一地区的要素报酬生成的收入以及每一地区的居民储蓄和消费的行为参数决定。假设农业劳动力和城镇非熟练劳动力在生产函数中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但他们通过城乡间的劳动力转移相互联系起来。这种转移由模型内生确定，由城乡间工资差别及生产和贸易结构的变化所驱动。专业劳动力的增长是根据世界银行对每一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增长来估计的（Ahaja and Filmer,1995），这一估计提供了可能成为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力人数变化的指标，因为随着高等教育的增长，专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份额也将相应增长。ＴＦＰ的增长率根据世界银行的经济计量估计结果外生给定。 （Thomas andWang,1993,Martin and Mitra,1996）。基期年的均衡数据集是一个１９９２年世界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它是作者根据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lobalTrade AnalysisProject-GTAP）数据库（第三版，Hertel,1996）估计的。有关这类多国社会核算矩阵的细节及其构造可参考Wang（１９９４）。模型是用ＧＡＭＳ在计算机上实现的（Brook et,al,1988）。三、模拟设计ＣＧＥ模拟中广泛运用的对比实验（counterfactual experiment）是对经济理论分析中常用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的实证模拟。这种实验首先假设模型中的经济处于一个在给定政策框架下的一般均衡状态（可以是非瓦尔拉斯均衡），利用给定基期年的数据计算出模型中的各种参数值，从而使模型的数值解正好能够重新生成基期年的数据（即标定）。通过比较基期数据和政策参数变化后的模型解，我们可以对任何假设的政策变化进行对比分析（Whalley,1985）。这种数值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使ＣＧＥ模型可以同时估计贸易政策变化所导致的贸易条件效应和斯托尔帕－萨缪尔森效应。本文比较了两个不同模拟方案的结果。方案Ｉ模拟了在没有中国和其台湾省参与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自由化情况下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表１提供了乌拉圭回合所达成各地区分部门进口保护率削减的百分比。它们是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由ＧＴＡＰ（第三版）数据集结得出的。ＧＴＡＰ数据包括３１个ＧＴＡＰ部门（不包括６个服务业部门）和２８个ＧＴＡＰ地区（不包括中国和中国台北）。此外，根据ＧＡＴＴ秘书处的估计（１９９４），发达国家的国内农业保护平均减少１８％，发展中国家是１３％，发达国家农业出口补贴减少的幅度为３６％，发展中国家为２４％。所承诺的这些削减对于发达国家要求在６年内实现，而对发展中国家则为要求在１０年内实现；每个模拟期的削减幅度是根据线性公式计算的。由于在此方案中中国和其台湾省被排除在ＷＴＯ之外，它们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ＭＦＡ配额以不变的速度增长，并将在２００５年之后仍持续下去。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ＭＦＡ配额则加速增长，并在２００５年消除配额制度。基期年配额的增长率是根据日内瓦国际纺织品和服装局提供的双边贸易数据计算出的。对所有的ＷＴＯ成员，加速的年配额增长率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间为１６％，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间再增加２５％，在２００３―２００５这最后三年，增长率每年再提高２７％。表１ 模拟设计：分部门和地区的进口保护削减（％）（附图 {图}）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估计数计算在方案Ⅱ中，所有的增长因素和方案Ⅰ都相同，但假设中国和其台湾省加入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１]。中国关税的削减结构是根据中国最近（１９９６年４月）的单边关税减让计算的，按海关协调商品目录代码（ＨＳ）分类的关税税率加总，并以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的１９９４年贸易数据加权。假设中国加入ＷＴＯ时会在现有的关税水平上再削减５０％。在农产品进口方面，除食品加工部门外几乎没有关税减让。中国台北农产品的关税削减幅度由台湾农委会提供，而非农产品的关税削减幅度假定为３６％。模型中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的平均进口保护率的变化情况如表２所示。因为在此方案中中国和其台湾省成为ＷＴＯ的成员，其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将受到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的待遇。表２ 假设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自由化期间的进口保护率变化（附图 {图}）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表１按线性公式推算四、模拟结果４．１对中国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所占份额的影响图１描述了在上述两种方案下中国、东盟和南亚在模拟期各自占世界纺织品市场的份额。它表明如果中国被排除在ＷＴＯ之外，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从１９９６年起将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而在２００５年当针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配额制度被废除时，这一下降超过１个百分点。东盟从中获益最大。它们的市场份额将从基期年的８．２％提高到２００５年的９％，到２０１０年则将超过２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者。南亚的市场份额也将有较大的增长，从基期年的７．４％提高到２０１０年的近１０％。然而，如果中国加入ＷＴＯ，从分阶段取消对其纺织品出口的配额中获得好处，它在世界纺织品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将会在模拟期内提高，２００５年之后将获得比被排除在ＷＴＯ之外的方案Ⅰ高出１０个百分点的世界市场份额。从而使中国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国进入下个世纪。相反，东盟国家的市场扩张将会比方案Ⅰ减少一多半，而南亚国家的市场份额则下降了。这一结果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和服装产品之间的高度替代性，以及由于将中国完全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在世界劳动密集商品市场上所造成的竞争压力。（附图 {图}）图１ 世界纺织品市场份额的变化―中国、东盟和南亚（１９９２―２０１０）比较中国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在受限制的和不受限制的进口市场上的表现，能进一步澄清中国能否从取消ＭＦＡ配额中获益所带来的不同后果，以及对其它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出口潜力的影响。图２和图３给出了模拟期内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在美国纺织品和其它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因为进口受到严格的配额管理，纺织品和服装代表了受限制的市场。其它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代表了不受限制的市场，模型中假设对它们没有数量限制。模拟的结果清楚地表明，不管中国是否加入ＷＴＯ，在整个模拟期内，中国产品在美国非限制性进口市场上的份额都远远大于东盟和南亚国家。然而，加入ＷＴＯ将提高中国市场份额的增长，有利于中国在２０１０年以后维持其领先的市场地位，尽管由于在２００５年ＭＦＡ配额制度的废除会导致国内的生产资源从其它劳动密集型消费品部门流向纺织品、服装部门，从而使中国在美国其它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进口市场上的份额略有下降。（附图 {图}）图２ 在美国受限制产品（纺织品）市场份额的变化―中国、东盟和南亚（１９９２―２０１０）（附图 {图}）图３ 在美国非限制性产品市场份额的变化―中国、东盟和南亚（１９９２―２０１０）然而，在受限制的ＭＦＡ市场上，有没有ＷＴＯ成员的地位将对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都造成很大的差异。如果中国被排除在ＷＴＯ之外，其纺织品将在美国市场上受到歧视性待遇，结果是中国的市场份额由基期年的１０％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６％。东盟和南亚的纺织品出口将超过中国，从而占据美国市场的大部分（在２０１０年东盟为３６．１％，南亚为１１．４％）。然而，如果中国加入ＷＴＯ，到２００５年当数量限制完全取消的时候，中国在美国纺织品进口市场上的份额将有很大的提高，到２０１０年将占领美国市场的近１／３。占据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份额的不同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从劳动密集型出口中获得外汇的多少。然而，随着中国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加速，这一作用已变得不如以前那么重要。统计数据表明，自１９９４年电子和机械产品已超过纺织和服装，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类别。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存在，以及其它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我们就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缓解中国当今的就业压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众所周知，中国的劳动力规模是非常大的。中国的劳动人口（１５－６４岁）在１９９５年是７．２３亿，约占世界总数的２９％和低收入国家劳动人口的一半（World Bank,1995）。预计在２０２５年它将达到８．１４亿，是所有ＯＥＣＤ国家的２．１倍。仅中国出口导向的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劳动力的总数就大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劳动力的总和。而且，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以隐性失业的方式存在于农业部门（估计为１．２―１．５亿）。如此巨额数量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而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乡镇企业曾经是中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主要渠道（在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间吸收了一亿人就业）。这些事实说明尽管近年来有着高资本积累率和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的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在近期内不会改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为了现代化广大的内陆腹地，还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继续扩大其在世界出口市场上的份额。由于工业发达国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进口国，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实行歧视性政策将限制中国扩大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能力，甚至会导致这一份额的缩小。及早加入ＷＴＯ是保证中国获得取消ＭＦＡ的益处和避免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受到歧视的最有效办法。４．２ 对中国出口结构和农产品进口的影响图４描述了模拟期内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它表明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在下降，而电子和机械出口的比重在上升。这一结果与近年来中国外贸统计数字是一致的。有三个基本原因造成了这种变化。首先，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发达国家市场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数量限制制约了中国的增长潜力，迫使生产资源投向其它制造业活动，包括电子和机械。其次，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的投资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阶段。从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长３６．１％，按不变价计算年均增长率为２０．６％。同一时期内，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ＦＤＩ接受国，国外净资本流入超过了１０００亿美元。其直接影响就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扩大。如贸易理论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供给的增长将导致资本密集部门产出的增加和其它要素密集型部门产出的减少（罗勃津斯基Rybczynski定理）。最后，受过去中央计划经济传统的影响， 中国的产业政策更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附图 {图}）图４ 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加入ＷＴ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因为如同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正在进行的那样，中国最终要使其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如同图４所示，加入ＷＴＯ将使中国劳动密集型纺织品的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在２００５年以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提高１０个以上百分点，从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增加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并逐步吸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渠道。图４也表明了中国的总出口中农产品所占份额下降的趋势。加入ＷＴＯ将会加速这一趋势，因为纺织和服装业的扩张将一方面导致生产资源从农业和其它部门流出，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食品和农产品的国内需求，造成农业出口的下降和进口的增加。有趣的是中国的主要竞争者如南亚国家出口结构的变化正好与中国相反。如同图５所示，如果中国加入ＷＴＯ，在２００５年之后，南亚国家出口中的纺织品份额将下降６个百分点，而农产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则提高近２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加入ＷＴＯ减少了其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盟和南亚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使它们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由于利润减少而不能再吸引象在方案Ⅰ中那么多的生产资源。从而使更多的生产要素仍保留在这些国家的农业部门中。而中国和其台湾省对农业进口需求的增加相对提高了世界农产品的价格，从而导致了这些国家农业生产和出口的扩张。（附图 {图}）图５ 南亚国家出口结构的变化（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图６提示了方案Ⅰ和方案Ⅱ在中国食品和农产品进口方面的差别。除总的食品和农产品进口之外，我们也在同一张图上给出了中国非粮食种植业和食品加工业（两个最受纺织业影响的农业部门）进口的变化趋势。由于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即使中国被排除在ＷＴＯ之外，在模拟期内中国总的农产品进口也会以年平均８．５％的速度增加。加入ＷＴＯ会使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增长每年再提高１．５个百分点，到２０１０年两个方案之差达到８０亿美元。从图中也可清楚地看到２００５年ＭＦＡ配额制度的废除将加速这一增长，因为这一政策冲击比在乌拉圭回合协议实现期间的加快配额增长率以及其它任何措施的影响都要强。在部门水平上，非粮食种植业进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原材料投入需求的增加推动的，如纺织业的扩张导致对棉花需求的增加，即使对这些产品的进口保护并没有减少。食品加工业产品进口的急剧增加则是较低的进口价格（在模拟期间关税削减了５５％）和由于逐步取消ＭＦＡ配额造成生产要素从食品加工部门流向纺织业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中国的食品加工部门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它与纺织业和服装部门竞争生产资源，该行业在中国加入ＷＴＯ之后进口价格有较大下降的情况下则难以保持其原有的生产水平。（附图 {图}）图６ 中国的食品和农产品进口（１９９２―２０１０）４．３ 对美国贸易结构和农产品出口的影响由于中国加入ＷＴＯ所引起的上述结构变化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呢？图７提供了分别在方案Ⅰ和方案Ⅱ下美国对中国食品和农业出口的变化趋势。中国加入ＷＴＯ将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使其年增长率从８．７％提高到１１％，在模拟期的最终年份，将增加约２１亿美元。其中食品加工部门获益最多（到２０１０年为１８．５亿美元，几乎占总增加额的９０％）。（附图 {图}）图７ 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食品和农产品（１９９２―２０１０）中国加入ＷＴＯ将使美国农产品在中国农产品进口市场上的份额在２０１０年由方案Ⅰ的２０．０５％增加到２２．６４％。中国的ＷＴＯ地位对于提高美国食品加工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非常关键，它将使美国的这些高附加值商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提高１０个百分点，而否则该市场份额会逐步下降。这一结果也说明了中国削减进口保护水平对于美国农业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中国如能将其他农业部门的保护水平也象食品加工业那样削减５０％以上，将能够为美国农业和农场主带来巨大的利益。在２０１０年，中国加入ＷＴＯ为美国全部农产品出口带来的增加量为２８亿美元，约占当时美国总农业出口的２．３％。为美国食品加工产品出口带来的增加量则为１９．３亿美元。中国加入ＷＴＯ对美国的出口结构只有很小的影响（表３）。在模拟期内美国农业和机器设备的出口比重将持续提高而纺织品和服装在出口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中国加入ＷＴＯ会使这一过程有所加快。而这一结构变化与美国经济的比较利益优势相一致，因为它有充足的农业土地和资本以及相对稀缺的劳动力。表３ 中国加入了ＷＴＯ对美国出口和经济结构的影响（附图 {图}）这样的结构变化会给美国经济带来问题吗？有关美国劳动密集部门的非熟练劳动力就业情况的模拟结果表明这种结构变化并不会形成严重的问题。首先，１９９２年在美国纺织和服装业中就业的非熟练劳动力仅占美国非熟练劳动力总数的不到２％，而且不管中国加入ＷＴＯ与否，它都将随时间逐渐下降。中国加入ＷＴＯ将加速这一过程，导致从纺织业中转移出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人数在模拟期内提高约１０％（在整个模拟期为７万人，即平均每年不到５０００人）。事实上，当美国解除对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进口的数量限制后，从中国涌入美国的这类商品并不会取代大量的美国工作岗位。被取代的是中国台湾省、香港和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已经和正在转移到中国[２]。美国这样的工作岗位早在２０年前就被新兴工业国家（地区）所取代了。五、主要政策意义本文分析了中国加入ＷＴＯ对世界劳动密集产品市场和美国农业出口的影响。中国是否能从ＭＦＡ配额的废除中获利将对其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构有十分重要影响。其主要政策意义可总结如下：如果美国解除对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限制，并以此换取中国对美国食品和农产品进口的开放，对中美双方都是有利的。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双方都有各自的筹码。美国可以选择给予其它低收入国家优惠待遇，从而限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进口市场上的增长。从长期来看，这将不会对美国消费者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是非常高的。中国也可以保持其当前的食品自给政策，限制美国农产品的进口。然而，这将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并增加其在解决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方面的困难。对中国而言，最好的策略是以开放食品和农产品市场（以及其它市场）为筹码使发达国家解除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限制。同时，除美国外，中国也应该与其它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协商以寻求最好的报价。虽然中美双方都有其他可选择的策略，但如果就此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将会大大提高双方经济的效率。[１] 如果中国加入ＷＴＯ，中国台湾将同时加入。[２] 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相对灵活，比较容易实现产业的升级和转换，形成与中国经济相互补的经济结构，因此可以预期，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世界市场份额的减少并不会对其就业形成巨大压力。＊【责任编辑】裴边 【校 对 者】世纪 【参考文献】 Ahuja,V.and D.Filmer( 1995) "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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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材料学报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1999年 第19卷 第1期 Vol.19 No.1 1999NiAl(Fe)体系热爆反应延滞时间的研究许兴利 黄 勇 马利国 谢志鹏摘要： 在提出热爆反应着火判据的基础上，对NiAl(Fe)体系的热爆过程进行了实验研究。对工艺参数如混合物的相对密度、Al粉的相对含量、Al粉粒度、加热速率、Fe的相对含量对热爆点温度和热爆延滞时间的影响做了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反应物配比和混合物相对密度而言，均存在一最佳值，此时热爆反应速率最大，延滞时间最短。关键词： 热爆反应； 热爆点温度； 延滞时间中图分类号：TG14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053(1999)01-0034-05Study on thermal explosion delay time of NiAl(Fe) systemXU Xing-li HUANG Yong MA Li-guo XIE Zhi-peng(State Key Lab of New Ceramics and Fine Process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Abstract： The ignition criterion of thermal explosion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NiAl(Fe) system is studied experimentally.The effects of the relative density of mixture，the content of Al particle,the size of Al particle,the heating rate,the content of dilution Fe on the thermal explosion point temperature and the thermal explosion delay time are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 that:to reactant ratio and relative density of mixture,there exists a optimum value,which the thermal explosion reaction rate is maximum and the delay time is minimum.Key words: thermal explosion; thermal explosion point temperature; delay time热爆反应是自蔓延高温合成技术(SHS)中一类很重要的反应形式，它主要用来合成金属间化合物及其复合材料［1～3］。热爆反应的发生是由于系统热量积累和热平衡的破坏导致的。从热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是由于系统过程中存在一个化学内热源，它的强度和温度之间具有很强的非线性耦合关系。热爆反应的发生与放热系统的温度密切相关。放热系统的温度、放热系统发生热爆反应的经历都与热爆反应的延滞时间相联系，所以热爆反应的延滞时间是研究热爆反应的一个重要参数。傅正义等［4］已对自蔓延模式的SHS过程的延滞时间进行了研究。本文将以NiAl(Fe)体系为对象，对SHS热爆模式的延滞时间进行研究。1 热爆反应的着火判据1.1 热爆反应的爆发点和延滞时间1.1.1 热爆反应的爆发点如果将一定量的SHS热爆系统放入反应器中，然后逐步升温，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观察到整体燃烧现象，即发生了所谓的热爆反应，此时所对应的温度被称为该系统的爆发点或爆燃温度。所以，热爆反应的爆发点就是一定约束条件下加热系统发生整体燃烧时所需的最低温度。系统的爆发点不是系统的不变常数，而是与影响热量产生与交换的热力因素有关，如系统自动加速反应的条件、密度、导热率、形状等。1.1.2 热爆反应的延滞时间热爆反应的延滞时间是指热爆反应在热爆效应(即整体燃烧)出现之前所经历的时间，即从出现化学反应到反应达到某个特征温度时所经历的时间，这个特征温度就是热爆反应的爆发点温度。热爆点温度与延滞时间是热爆反应的重要参数。1.2 热爆反应的着火判据影响热爆着火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混合物组分的性质、相对含量、粒度大小，加热速率，加热时间，系统中吸收的总能量和能量分布的情况，被加热介质的热物性和输运特性，介质的几何形状等。着火是SHS系统从非整体燃烧状态到整体燃烧状态的过程。在着火过程中，外部热源导致系统发生热化学反应，加上系统的自热使之很快变成自维持的整体燃烧，即出现所谓热爆反应。作者认为产生热爆着火现象的基本原因是反应过程中热量积累，而非链载体(活性中心)的积累。热爆反应的着火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一般说来，它由下面一系列分过程组成：(1)由热传导、对流和辐射引起的能量输运；(2)无化学反应的外部加热；(3)反应物或稀释剂可能的相变；(4)反应系统(少量)的化学反应，系统自热；(5)热爆反应发生。在热爆着火研究中，如何选择恰当的着火判据，至今仍没有一致的定义。本文采用的着火判据如下：(1)将系统热流速率随温度变化的曲线上出现主反应峰的拐点记为热爆点温度。(2)将热流速率或温度差对温度的曲线上开始出现较明显的变化(向上或向下)到曲线出现急剧变化的时间间隔认为是热爆延滞时间。2 工艺参数对NiAl(Fe)体系热爆点温度以及热爆延滞时间影响本文所采用的主要实验手段是差示扫描量热分析(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使用的实验仪器是美国Perkin-Elmer公司的DTA 1700测试系统。2.1 混合物密度的影响粉末混合物Ni50Al20(Fe30)(wt%)中，Ni的粒度为-200目，Al的粒度为29μm，Fe的粒度为75μm。制成密度分别为54.91%，64.34%，68.2%，79%的预制块。从预制块上取23±0.3mg的试样进行DSC分析。实验条件为：加热速率20℃/min，氩气保护，氩气流量30cc/min。将测得的DSC曲线主峰前部分进行局部放大，将曲线开始变化的拐点记为起始温度，最后的拐点记为终止温度，也就是所谓的热爆点温度(Tinf)。延滞时间(tdelay)可用终止温度减去起始温度，然后除以线性加热速率来计算。图1是混合物密度对热爆点温度Tinf和对tdelay的影响曲线。试样密度的增加对热爆过程的影响是不固定的。一方面，单位体积内的反应面积因密度的增加而增加，并导致增加热释放密度，最终使得Tinf变小和tdelay增加。另一方面，单位体积内着火能的需求因密度增加也增加了，这将会引起Tinf增大或tdelay减小。其中试样密度为64.34%时，Tinf呈最大值，这说明此时热释放密度最大，这一过程的ΔH=-177.87cal/g，实际上也是最大的。而试样密度为54.9%时，生热率曲线与散热率直线的距离最大，反应速率最高，因而延滞时间最短，相对而言，相对密度79%时的反应率最小，延滞时间最长。要说明的是，Tinf和tdelay随试样密度变化的趋势与ΔH随试样密度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这表明释热原因处于主导地位。2.2 铝含量的影响(稀释剂Fe的含量一定)分别制备4种配比的NiAl(Fe)体系：Ni50Al20(Fe30),Ni40Al30(Fe30),Ni30Al40(Fe30)，Ni20Al50(Fe30)。取松散态试样16.60±0.4mg进行DSC分析。实验条件和测算方法同上。图2是稀释剂Fe保持含量不变时Al粉含量对热爆点温度Tinf和热爆延滞时间tdelay的影响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Al粉含量对热爆点温度Tinf影响不是很大，其相差最大不过3℃。其中Al粉含量30%时着火过程中的反应速率最大，其延滞时间最短，Al粉含量10%时延滞时间最长，原因是相对过量的反应物此时起了稀释剂的作用，降低了反应速率，需要的热积累增加，因而延滞时间最长。图1 混合物密度对Tinf和tdelay的影响 图2 Al粉含量对Tinf和tdelay的影响Fig.1 Influence of mixture density Fig.2 Influence of Al podwer contenton Tinf and tdelay on Tinf and tdelay图3 Al粉粒度对Tinf和tdelay的影响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 particlesize and value of Tinf and tdelay2.3 Al粉粒度的影响选取了4种粒度的Al粉，粒度分别是29μm，100μm，140μm，250μm，按配比为Ni∶Al∶Fe=50∶20∶30(wt%)进行混合。称取混合好的粉末16.60±0.1mg进行DSC分析。实验条件同前，图3是Al粉粒度对热爆点温度Tinf和热爆延滞时间tdelay的影响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29μm的Al粉热爆点温度最高，延滞时间最短，随着Al粉粒度的增大，Tinf逐渐降低，而tdelay逐渐增加。这是因为，当Al粉粒度小时，反应性接触面积增加，反应速率增加，因而延滞时间较短。而当Al粉粒度增加时，反应性接触面积急剧减小，造成反应速率降低，反应转化率降低，其中没有转化的反应物成了稀释剂，降低了反应温度，并且使得延滞时间增加。2.4 加热速率的影响选取Ni50Al20(Fe30)(wt%)试样作为研究对象，加热速率分别取5℃/min,10℃/min，20℃/min和30℃/min,试样称取16.5±0.1mg,其他实验条件相同。图4是加热速率对热爆点温度Tinf和热爆延滞时间tdelay的影响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加热速率对热爆点温度Tinf的影响不太固定，但是基本相差不大。加热速率越大，系统的热爆延滞时间越短。这是因为，单位时间内外部供热量越大，反应活化分子数就越大，反应速率就越快。这表明热释放和来自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加热占据着主导因素。2.5 稀释剂Fe含量的影响保持Ni∶Al=50∶20(wt%)，稀释剂Fe的含量(wt%)分别取30，36.4，46.15和58.62，实验样品用量为16.60±0.2mg，其他实验条件同前。图5是稀释剂Fe含量对热爆点温度Tinf和热爆延滞时间tdelay的影响曲线。当向反应系统中加入了虽然参加碰撞但不参与反应的惰性稀释剂时，会消耗掉大量活泼分子的动能，所以，反应分子之间的有效碰撞次数将大为减少，反应速率也随之降低，具体分析如下。未加稀释剂之前，有：XNi+XAl=1式中：XNi，XAl是Ni和Al的摩尔分数。加入稀释剂之后，有：XNi+XAl+XFe=1若令反应系统中含纯反应物的百分比为α%，杂质(稀释剂Fe)的百分比为β%，则有α+β=1将稀释剂换成对反应物的影响，有：XNi+XAl(α+β)=1所以，从质量作用定律可知：ω=kxaNi(xNiα)b=αbkxaNixbAl也就是说，反应速率比稀释前降低了αb倍(k是比例系数，a和b是相应的指数值)。随着稀释剂Fe的含量逐渐增加，反应速率持续下降，导致释热速率和释热量越来越低，最终将导致热爆点温度的下降以及延滞了热爆着火过程。图4 加热速率对Tinf和tdelay的影响 图5 Fe相对含量对Tinf和tdelay的影响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ting Fig.5 Influence of Fe content onrate and value of Tinf and tdelay Tinf and tdelay3 结 论(1)提出了热爆反应的着火判据。(2)对NiAl(Fe)体系热爆反应延滞时间的研究表明，试样密度对2个热爆特性参数的影响是不固定的，存在一最佳密度，此时的热爆延滞时间最短；Al粉含量对热爆点温度的影响不大，但是Al粉含量存在一最佳值，此时反应速率最快，热爆延滞时间最短；Al粉粒度对热爆点温度影响较大，随Al粉粒度增大，热爆点温度逐渐降低，但热爆延滞时间逐渐增加；加热速率对热爆点温度影响不太大，但随加热速率的提高，热爆延滞时间逐渐缩短；稀释剂Fe相对含量增加，热爆点温度下降，热爆延滞时间延长，其原因是稀释剂的加入降低了反应速率。作者简介： 许兴利(1965-)， 男， 博士， 讲师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型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4参考文献：［1］Philpot K A,Munir Z A.Holt J B.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ynthesis of nickelaluminides through gasless combustion.J Mater Sci,1987,22:159～169［2］Bose A,Rabin B H,German R M.Reactive sintering nickel-aluminide to near fulldensity.Power Metal Inter,1988,20(3):25～30［3］Bose A,Moore B,German R M.Elemental powder approaches to Ni3Al-matrixcomposites.J Met,1988,40(9):14～17［4］傅正义，王为民，袁润章.自蔓延高温合成技术研究进展，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6～11收稿日期： 1998-12-15； 修订日期： 1999-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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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4期 Vol.24 No.4 1998一种用于函数学习的小波神经网络吕柏权 李天铎 吕崇德 刘兆辉摘 要 在非线性系统辨识中，系统输入往往是多变量的.小波处理此类问题则比较复杂.结合神经网络形式和小波特点建立一种新型的网络，可简单有效地解决网络多输入问题.同时给出此网络可以逼近任意连续函数的数学证明.并通过实例验证了此方法的正确性.关键词 参数辨识，小波网络，BP神经网络.WAVELET NEURAL NETWORK FOR FUNCTION LEARNINGLü BAIQUAN LI TIANDUO Lü CHON GDE LIU ZHAOHUI(Department of Thermal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Abstract In identification of nonlinear system,the network inputs usually are multivariab les.The approach using wavelets alone to resolve the problem is complex.Therefore,the paper establishes a new network method by combining neural network and wav elet characteristics to handle the multivariable problem simply and effectively. This paper also gives the mathematical verification that the network can approxi mate any kind of functions.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an examkple indicate the validity of the method.Key works Parameters identification, wavelet network,BP neural network.1 引言小波分析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它广泛地用于信号分析、故障诊断等方面.其最大特点是它在时域－频域同时具有良好的局部化性质.另外小波还能把L2(IR)空间分成闭子空间WJ,J∈ZZ的直和形式(尺度分析).目前利用此特点进行函数逼近也倍受关注［1-3］.但对多维情况，小波处理此问题比较复杂.在实时单输入－单输出的控制系统参 数辨识中，往往又要求网络输入为多变量的.为此本文利用神经网络形式，以小波函数做激励函数从而简单而有效地解决网络多输入问题，同时给出此网络可以逼近任意连续函数的数学证明，并通过实例验证了此方法的正确性.2 小波变换及学习算法首先考虑一维的情况，记〈f,g〉=∫Rf(x)g(x)dx‖f‖=〈f,f〉1/2,Ψ(a,b)(x)=其中Ψ为母小波，即(1)定义1. 函数f(x)(∈L2(IR))空间的连续小波变换为T(a,b).其反变换为当a=2j,b=kb02j(j,k∈zz)时，反变换离散化为(2)其中Ψj,k是Ψj,k的共轭基，Ψj,k(x)=2-j/2Ψ(2-jx-k b0).为了能再现 f(x) 还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框架(Frame)且0AB＜∞,(2)式可近似为，这可以用三层NN网络实现.当维数为d时判断Ψd(x)满足框架条件比较困难［1,2］,同样，Ψd(x)为小波函数时，可以用Ψd(x)=Ψd表示.此表示法在x的维数比较高时计算量比较大.本文用来近似f(x)，其中αTR为行向量，X为列向量，现在讨论Ψ(x)是怎样的函数时用此近似f(x)的误差在允许范围内.定义2［4］. 设函数g(x)∈LPLOC(R1)，若线性组合在任意LP［a,b］中稠密，则称g是一个LP－Tauber－Wiener函数，简记g∈(LPTW)其中Ci,θi,及λi≠0均为实数，i=1,…,N.若g为一个一元函数(连续的或不连续的)且在任意(C［a,b］中稠密，则称g是一个C－Tauber－Wiener函数. 简记g∈(CTW).引理1. 设K为Rn中任一个紧集，V为LP(K)一个紧集，g∈(LPTW(1P∞),则对任意ε＞0存在不依赖f的一正整数N，实常数θi以及向量 yi∈R1，和依赖于f的常数 ci(f),i=1,…,N,使对一切f∈V成立，且所有ci(f)都是定义在V上的连续泛函.定理1. 设K为Rn中任一个紧集，V为L2(K)中的一个紧集，对于框架函数Φ∈L2(IR)，则对于任意ε＞0存在一个正整数N，实常数bi,向量ai∈R1，均不依赖于f∈V,以及依赖于f∈V的常数ci(f),使对一切f∈V成立.所有ci(f),i=1,…，N都是定义在V上的线性连续泛函.为φ的付里叶变换.证. 由引理1知道，只要(x)(在任意LP［a,b］中稠密(其中x ∈R1)，则对任意f(x)∈V(V为LP(K)一个紧集，K为Rn中任一个紧集)，都可以用1(x)逼近(其中向量 x∈R1)，由于Ψ是框架，则保证了(x)在任意L2(IR)中稠密(其中x∈R1)，也就是说用1(x)是可以以任意精度逼近f(x).证毕.定理2. 设K为rn中任一紧集，V为C(K)中R一个紧集，对于框架函数Φ∈L2(IR),则对于任意ε＞0存在一个正整数N，实常数bi，向量ai∈R1，它们均不依赖于f∈V,以及依赖于f∈V的常数ci(f)使对一切f∈V成立.所有ci(f)，i=1, …,N都是定义在V上的线性连续泛函.为φ的付里叶变换.3 仿真结果本文以y″=sin(y′)-(1+1.5y′)*y2+(1+0.2y)u为例进行仿真.仿真步长为h=0.01s).每5倍h作为一个学习点，共100点，每100点作为一个学习周期重新开始学习. u=1.0，其权初值为(-0.01，0.01)的均匀分布；x=｛y(n-1),y(n-2),u(n)｝为网络的输入；y为网络的输出；中间结点选为200.激励函数分别为(BP网络)，(小波网络).易验证小波Ψ2(x)满足框架条件.终止条件为当激励函数为Ψ1(x)且学习7500个周期时E1才小于0.064(学习速率η=0.002).当激励函数为Ψ2(x)且学习440个周期时，E1已小于0.008(学习速率η=0.07).可见效果明显.其仿真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横轴表示采样点，换算成时间秒0.05×采样数).图1 小波网络逼近结果图2 神经网络逼近结果本文给出了一种小波网络逼近任意函数方法的证明，从而为用这种小波网络逼近函数时提 供理论根据.并通过仿真验证此方法的正确性.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 北京 100084参考文献1 Delyon B,Juditsky A,Benvenise A.Accuracy analysis for wavelet Approxi mations.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1995,6(2):3 32－3482 JunZhang,Gilbert G Walter,Yubo Miao et al.Wavelet Neural Networks for funct ion learning.IEEE Transactions on Signal Processing,1995,4 3(6):1485-14963 倪先锋，陈宗基，周绥平.基于神经网络的非线性学习控制研究.自动化学报，1993， 19(3)：307-3144 陈天平.神经网络及其在系统识别应用中的逼近问题.中国科学学报(A辑)，1994，24(1)：1-75 秦前清，杨宗凯.实用小波分析.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收稿日期 1996-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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