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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历史照片集《历史的脚印》出版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５日电文物出版社近日出版了童小鹏同志编辑的大型历史照片集――《历史的脚印》，作为献给我们党的６９岁生日的礼物。《历史的脚印》收入从西安事变至党的十三大召开这５０多年间的珍贵历史文物照片５４８张，配以详细的文字说明，真实形象地反映了中国革命与建设艰苦曲折的历程。编者童小鹏从１９３７年初开始，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以高度的责任感从事业余摄影，为中国革命事业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照片资料，如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访问延安，斯诺等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领袖、群众、社会生活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的亲密合作等等。他从保存的数千张照片中加以精选，编成此图集，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实录，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史教育的好教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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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学报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1998年5月第18卷第5期科技期刊南方土壤酸沉降敏感性研究*Ⅵ.固相组成与酸缓冲性能仇荣亮 张云霓 莫大伦(中山大学环境科学系，广州 510275)摘要 通过连续提取方法研究了土壤固相组成对酸沉降敏感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土壤质子缓冲反应的类型不同，因此缓冲容量及缓冲强度等指标也有较大差异.有机质对酸缓冲反应存在双重影响，取决于土壤原始pH值及盐基组成状态，活性氧化物酸性水解是低pH条件下重要的质子缓冲反应，而晶态氧化物也参与了缓冲反应，但受制于活化反应速率.除了土壤固相组成、种类和含量外，各组成之间的结合方式和相互作用也是影响酸缓冲性能的重要原因.关键词 土壤敏感性；酸沉降；固相组成.SENSITIVITY OF SOIL TO ACID DEPOSITION IN SOUTH CHINAⅥ. SOIL SOLID COMPONENTS AND ACID BUFFERING CAPACITYQiu Rongliang, Zhang Yunni, Mo Dalun(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Zhongsh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ABSTRACT The effects of soil solid components on soil sensitive to acid deposition were studied by sequential extraction method.The soil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main acid deposition region in south China including red soils,latored soils,latosoils,yellow soils (ferrallisols),rendzinas,red limestone soils,coastal solonchak and vertisol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cid buffering capacity and acid buffering intensity differ greatly among soils studied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types of proton buffering reactions.Two kinds of effects of organic matter revealed depend on soil original pH and exchangeable cation composition.The hydrolysis of the activated oxides was a very important proton buffering reaction at low pH.The crystalline oxides also took part in the buffering reactions,but restricted by the rate of activation reactions of oxides.Meanwhile,the interaction and combination of soil solid components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on soil acid buffering capacity.Keywords soil sensitivity,acid deposition,soil solid components.土壤对酸雨的敏感性研究至今尚缺乏统一完善的指标评价体系，国内对长江以南土壤酸沉降敏感性也存在不同看法［1］.我国南方主要酸沉降区大面积分布的铁铝土及铁硅铝土，其CEC及BSP易随环境条件而改变，并不能作为衡量敏感性的主要指标［2］，同时土壤各种组成在不同pH阶段均可能参与质子缓冲反应［3］，因此土壤固相组成特性应是土壤缓冲性差异的根源，也是对南方土壤敏感性评价分歧的本质所在［1］.本文尝试从土壤固相组成的连续提取来研究土壤中各组分对缓冲性能的贡献，旨在进一步探讨土壤酸沉降敏感性机制.1 材料和方法1.1 样品采集及其理化性状表1 供试土样环境条件及其理化性状Table 1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s编号土壤类型采样点母质pH值有机质g/kg粘粒，g/kgCEC，cmol/kg游离Fe，g/kg游离Mn，g/kg活性Fe，g/kg活性Mn，g/kg粘土矿物含量(%)MnotKaoIIIi1.4nm矿物石英1红壤广东韶关森林公园第四纪红土4.2643.88526.4411.2091.210.325.250.07055.517.317.69.52赤红壤广东广州白云山花岗岩4.239.86340.115.2447.730.201.880.04077.91.85.94.43黄色砖红壤海南琼海花岗岩5.0626.74220.243.5422.770.091.830.23056.823.64.315.34黄壤四川重庆南山公园砂页岩4.124.63204.4910.7732.811.380.620.04055.832.0012.25滨海盐土广东汕头龙湖区滨海冲积物8.554.5524.7227.847.250.372.120.11023.635.329.511.86黄色石灰土贵州贵阳花溪公园第四纪冲积物7.6434.26439.3134.0555.872.139.001.04024.619.244.411.87红色石灰土广西柳州鱼峰公园石灰岩7.9822.67320.8432.10334.831.444.390.641.643.536.518.308变性土广西百色第三纪页岩8.1637.70631.8053.8453.431.964.361.7750.919.919.39.90样品主要采集自我国南方主要酸雨沉降区，并根据课题需要，采集了其它主要土壤类型，以期得出较为全面合理的结论.样品采集及基本性质见表1.1.2 样品制备通过选择性去除土壤固相组分后，共制得5组土样.首先取A组(原样)样品加30%H2O2反复处理至无反应后，加热去除多余H2O2，得B组土样(去有机质)；分别取A、B组土样一份，加入0.2mol/L的H2C2O4-(NH4)2C2O4(pH=3，水土比=25/1)，遮光振荡2h，离心分离后得C组土样(去活性氧化物)和D组土样(去有机质+活性氧化物)；再取D组土样，加入0.2mol/L的H2C2O4-(NH4)2C2O4+Vc溶液(pH=3，水土比=25/1)，遮光振荡2h，离心分离得E组土样.B、C、D、E组土样先用去离子水洗涤，再加入1mol/L CaCl2溶液振荡1h，制成钙饱和土壤，再反复离心水洗至无Cl-为止，土样低温烘干，磨细过20目筛，即得到各组实验样品.1.3 土壤酸缓冲能力的测定取各组样品10g置于50mL小烧杯中，加无CO2去离子水25mL，测定原始pH值后，用0.1mol/L H2SO4溶液调整悬浮液pH至3.0，放置24h后测其pH回升值，再用H2SO4回滴使悬浮液pH回降至3.0，重复上述步骤，直至24h后pH回升差值＜0.15单位为止，记录每次悬浮液pH回升值、历次消耗酸量Qx、,累积加酸量Q及实验持续时间.2 结果和讨论2.1 表观缓冲能力由表2和图1可见，变性土和石灰土(No.8、,No.6、,No.7)的累积加酸量远高于其它土壤，表明其具备较大的酸表观缓冲容量.这类土壤原始pH值较高，土壤盐基交换离子含量丰富，CEC值及粘粒含量均远高于地带性土壤.变性土和石灰土Q值的差异主要由于前者粘土矿物组成以蒙脱石为主，粘粒含量高达631.80g/kg,因此缓冲能力和交换点位均大于以伊利石或1.4nm矿物(主要为蛭石)为主的石灰土.同时这两类土壤的酸缓冲强度指标Q/ΔpH也高图1 A组土壤累积酸量Q随时间变化动态Fig.1 Changes in accumulative volume of sulfate acid with time in original soil Sample (Group A)于其它土壤，Q1/Q值均大于0.5，表明该类土壤质子缓冲反应是以反应速度快的碳酸钙平衡反应和盐基离子交换反应为主，缓冲能力强，但易于达到平衡.滨海盐土尽管粘粒含量低，但由于原始pH高，土壤中有较多的中碱性盐存在，故缓冲容量Q仅次于石灰土和变性土，但其Q/ΔpH值较低，同时Q1/Q值高达0.77，显然其质子缓冲主要通过土壤中的中碱性盐的中和反应，很快便可达到平衡.地带性铁铝土纲系列Q值均较低，其中以长期遭受酸雨危害，土壤砂性较强的重庆黄壤最为明显，仅为1.05mL,但这类土壤Q1/Q值均低于0.50，土壤缓冲过程以反应速度相对缓慢的氧化物酸性水解为主，比较而言，交换盐基离子所起缓冲作用不大，因此难以迅速达到平衡，土壤缓冲容量与持久能力主要取决于土壤氧化物的种类与数量.显然，由于不同土壤缓冲反应类型的差异，并不能单从酸缓冲曲线［2］对酸缓冲能力进行全面的评价，表观缓冲体系也必须考虑时间因素.表2 不同处理土样酸缓冲能力Table 2 Acid buffering capacity of soils treated differently土壤号及类型A组B组C组D组E组Q,mLmLQ,mLmLQ,mLmLQ,mLmLQ,mLmLNo.1红壤2.322.070.414.163.360.212.532.270.38No.2赤红壤2.061.860.272.911.850.221.921.210.362.801.510.262.481.250.33No.3砖红壤3.711.890.277.002.780.192.090.830.562.580.640.501.310.650.61No.4黄壤1.050.970.502.031.200.341.330.760.531.750.830.441.390.790.49No.5滨海盐土9.201.670.777.921.400.694.690.810.834.240.740.731.670.300.87No.6黄色石灰土15.603.460.5410.113.080.413.072.060.443.862.040.332.671.630.27No.7红色石灰土18.493.310.5116.503.610.383.861.690.43No.8变性土55.9211.030.7345.779.360.739.902.910.272.2 有机质对缓冲作用的影响由表2可见，pH值高于7.0的偏碱性土壤由于含丰富的盐基离子，有机质多以Ca-腐殖质结合态存在，有机质去除后，大量可缓冲外源H+的有机交换体消失，土壤缓冲容量下降，同时缓冲强度因子Q/ΔpH也随之下降.这种现象在No.6、,No.7和No.8中表现最为明显，而No.5缓冲容量的减少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碱性盐类在样品处理过程中减少的缘故.地带性的铁铝土由于BSP值较低，有机质的去除使土壤酸性物质相对减少，即降低了土壤总ANC的数量［4］，同时有机物质的去除使得很多粘土矿物或氧化物交换点位得以暴露，成为外源质子新的缓冲源，因此缓冲容量及缓冲强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图2 B、D、E组累积酸量比较Fig.2 Comparison of accumulative volume of sulfate acid in group B,D and E由图2可见，较原样相比，有机质的去除使pH回升值＜0.15单位的历时都有程度不同的延长，这是由于有机质表面巨大，且均可看作外表面，因此缓冲反应可以较快地达到平衡，去除有机质后一方面增加了内表面的相对比例，另一方面低pH条件下氧化物的缓冲反应速度也远低于有机物质，使得土壤溶液pH值稳定时间均有程度不同的提高.这个特点从Q1/Q值程度不一的降低可得到较好的反映.2.3 氧化物对土壤缓冲能力的影响Ulrich认为［3］,pH低于4.2后，土壤中的氧化物均可能通过水解反应参与质子缓冲反应.由图2可见，与B组相比，D组土壤的酸缓冲容量(QD)均低于B组酸缓冲容量，活性氧化物含量越高差异越明显，说明氧化物在低pH条件下确是质子缓冲的重要反应.但由于土壤固相组成及其联结方式的复杂性，同时化学浸提可能对有机胶体和无机胶体产生活化作用，如改变以可变电荷为主的铁铝土纲土壤的表面电荷类型或离子吸附特点，处理后暴露的胶体表面成为质子新的缓冲源等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连续提取实验结果的专一性解释.从保持有机胶体，直接去除活性氧化物的C组实验结果看，部分土壤的缓冲容量值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略有增加，这在长期遭受酸雨危害的铁铝土中尤为明显，其原因一则因为其活性氧化物含量低于其它土壤(No.4)，或氧化物与酸沉降的SO2-4形成桥键结合态，影响了缓冲能力，另一方面，去除活性物质相反可“解放”部分被氧化物束缚的物质或有机质，增加吸附交换点位，而使其缓冲时间及容量略有增加.E组与B组及D组比较，可以反应出游离态氧化物或晶态氧化物对土壤缓冲能力的影响.从图2可以看出QD均略高于QE，表明晶态氧化物被去除后，土壤所能承受的总酸量减少.晶态氧化物对土壤缓冲能力具备一定的正效应，这种正效应一方面来自晶态氧化物低pH条件下水解作用的增强，另一方面，作为包裹态的晶态氧化物被去除后，土壤交换点位增加也是重要原因.但是D组与E组两条曲线很接近，表明晶态氧化物对缓冲能力的影响主要受制于活化反应的速度，氧化物活化度越小，则QD与QE的差异越不明显.因此晶态氧化物对酸缓冲反应的贡献应从更长的时间周期去研究，与粘土矿物相同，应是土壤酸次级缓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4 结论1. 土壤的缓冲能力与其固相组成有关，不同组成的土壤对质子缓冲的主要反应类型不同，变性土和石灰土尚处于碳酸盐和盐基离子交换缓冲范围，其缓冲容量和缓冲强度指标均较高，易于达到平衡状态.铁铝土壤中氧化物酸性水解是缓冲质子的重要反应，尽管缓冲容量相对较小，但缓冲持久能力较强.2. 有机质对质子缓冲反应的影响取决于有机质的存在状态，如果土壤盐基含量高，CEC大，pH值处于碱性范围，则有机质是重要的质子缓冲源.但对酸性铁铝土而言，去除有机质使土壤总ANC减少，且增加了矿物质的交换点位，缓冲容量有不同程度的增加.3. 活性氧化物在低pH条件下的水解是重要的质子缓冲反应，氧化物活化度大，活性氧化物含量高的土壤在去除活性氧化物后，缓冲容量明显下降.相较而言，晶态氧化物对土壤表观缓冲体系的贡献不大，其缓冲能力主要受制于活化反应的速度，因此，与粘土矿物组成相同，晶态氧化物酸缓冲反应需经历更长的时间周期，应是土壤次级缓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 除了土壤固相组成、种类和含量外，各组成分之间的联结方式和相互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去除某一组分后对结果的专一性解释，同时化学浸提所导致的土壤胶体活化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精确度.参考文献1 仇荣亮，吴 箐.酸雨及土壤对酸雨敏感性的研究进展.现代土壤科学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4：747―7502 王敬华，张效年，于天仁.华南红壤对酸雨敏感性的研究.土壤学报，1994，31(4)：348―3543 Ulrich B.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component of siol acidification.Z Pflanzenernnahr Bodenk，1986，149:702―7124 Norton S A,Lindgerg S E,Page A L(eds.) Acid deposition (Volume 3):Siols,aquatic processes and lake acidification.Springer-Verlag,19895 刘全友.模拟酸雨对森林土壤风化影响的研究.环境科学学报，1993,13(1)：32―376 廖柏寒，李长生.土壤对酸沉降缓冲机制探讨.环境科学，1989,10(1)：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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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农业科学HUBEI AGRICULTURAL SCIENCES1998年第6期 总第339期科技期刊乙酰甲胺磷防治菜青虫和柑桔螨试验涂喜咏 朱文达 褚世海(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武汉 430064)摘要 田间试验表明，每100m2用75%SP乙酰甲胺磷5.62～11.25g，施药后第3d对菜青虫的防效达82.89%～92.10%，优于敌百虫；100m2用3.00～6.00g，施药后第3d对柑桔螨的防效达89.49%～93.78%，优于三唑磷。关键词 乙酰甲胺磷 菜青虫 柑桔螨 药效甲胺磷属高毒杀虫剂(LD50为20～30mg/kg)，不宜在果蔬作物上施用。其转化为乙酰甲胺磷后，毒性大大降低(LD50为832mg/kg)。为明确其对菜青虫、柑桔螨的防治效果，进行了如下试验。1 材料及方法1.1 供试药剂及试验地75%SP乙酰甲胺磷，20%EC三唑磷，97%敌百虫原粉。试验在湖北武昌进行，试验地地势平坦，植株长势均匀，土壤为黄棕壤，pH值为6.3～6.7，有机质含量在18g/kg左右。1.2 田间设计防治包菜菜青虫：试验设每100m2用75%SP乙酰甲胺磷5.62g、7.50g、11.25g3个处理，以97%敌百虫原粉14.50g为药剂对照，并设空白对照共5个处理，每处理重复4次，共20个小区，小区面积66.7m2，随机排列。防治柑桔螨：试验设每100m2用75%SP乙酰甲胺磷3.00g、4.00g、6.00g3个处理，以20%EC三唑磷18.00g为药剂对照，并设空白对照共5个处理，每处理重复4次，共20个小区，每小区16株柑桔树，长4株，宽4株，随机排列。1.3 施药方法及药效调查于9月11日调查菜青虫基数，10月5日调查柑桔螨基数，调查害虫基数后即用工农16型喷雾器对各小区进行均匀喷雾。两个试验均于施药后第1、3、7d调查残存活虫数，计算校正防效，并采用邓肯氏(Duncan， s)新复极差法进行统计分析，测验各处理间防效的差异显著性。2 结果与分析试验结果表明施药后第3d，75%SP乙酰甲胺磷各处理对菜青虫防效为82.89%～表1 75%SP乙酰甲胺磷防治菜青虫试验结果药剂用量(g/100m2)菜青虫基数(头/小区)校正防效(%)药后1d药后3d药后7d空白对照97%敌百虫原粉75%SP乙酰甲胺磷75%SP乙酰甲胺磷75%SP乙酰甲胺磷14.505.627.5011.2579.2587.0073.7573.7572.000.00 e E62.47 d D70.23 c C77.39 b B90.52 a A0.00 e D70.47 d C82.89 c B87.32 b B92.10 a A0.00 e E75.84 d D85.04 c C90.52 b B94.65 a A收稿日期：1998-06-03涂喜咏：男，33岁，农艺师92.10%，对柑桔螨的防效为89.49%～93.78%；施药后第7d，对菜青虫的防效为85.04%～94.65%，对柑桔螨的防效为84.30%～91.25%。邓肯氏新复极差法分析表明，75%SP乙酰甲胺磷对菜青虫和柑桔螨的防效均优于对照药剂，差异达显著水平(表1、表2)。表2 75%SP乙酰甲胺磷防治柑桔螨试验结果3 结论75%SP乙酰甲胺磷对菜青虫、柑桔螨均有良好防效，其残效期长且对作物安全，是一种取代高、中毒农药及低效农药的优良产品。建议对菜青虫使用剂量为7.5～10.5g/100m2，对柑桔螨的使用剂量为4.0～6.0g/1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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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843 【原文出处】世界农业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9 【原刊页号】006-008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陈厚基 【复印期号】199511 【 标 题 】不同类型国家的持续农业发展道路和模式 【 正 文 】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 陈厚基）当今世界各国，由于发展持续农业的条件不同，农业生产水平存在差距，面临的挑战各异，要解决的难题也不一样，所以不同类型国家提出的持续农业发展道路及其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一）以环境保护为主攻目标的购买性资源低投入持续农业发展道路及其模式――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发展现代化农业的过程中，很重视土地、劳动力与资本的三项基本农业投入。他们把种类繁多的农业投入资源，概括为两大类资源的投入：一类是购买性资源的投入，如机械、燃油、化肥、农药、除草剂、购入或租赁的土地与雇工等，这些投入物质需要花钱买，称为购买性农业投入；另一类是非购买性资源的投入，如自有土地、家庭成员劳动力、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与自有资金等，这些投入物质无需花钱购买，称为非购买性农业投入。本世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期间，美国农场的购买性资源的农业投入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其结果造成农场主的生产性支出增加，国家财政负担重，而且全方位地污染了农业生态环境。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９０年代开始，美国农业部提出了一种购买性资源低投入的持续农业发展道路，其主攻目标是建立一种能够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农业生产体系，并以立法手段予以公布和实施。为了具体探索这种发展道路及其模式，美国农业部已委托４所大学负责４个地区的研究与推广问题：东北部地区，由佛蒙特大学负责；中北部地区，由内布拉斯加大学负责；南部地区，由佐治亚大学负责；西部地区，由加利福利尼亚大学负责。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两年，提出了８０２项试验计划，有１１８３个农场参与了实践活动。试验结果表明，农业持续发展的效果良好，正常产量不受影响，受到广大农场主的欢迎。经过数年努力，目前已初步探索出若干个具体模式：农作物合理轮作模式，如玉米―大豆―小谷物―红三叶草轮作等；种植业与畜牧业综合经营模式，如养牛、喂猪与种玉米、大麦、高粱等综合经营等；主要利用农场内部有机肥对土壤进行培肥管理模式，如利用作物秸秆还田、畜禽粪便、绿肥等并配用少量必需低毒高效化肥以改良土壤；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病虫害综合管理模式，如利用害虫的相应天敌进行病虫害防治；利用作物轮作与机耕措施防治杂草模式等。经过多年多点试验结果表明，上述模式的效果良好；玉米与大豆轮作的高畦栽培，可以减少８０％的土壤表土的冲刷，保持了可耕土层的土壤肥力；利用机械翻耕和天然日晒等耕作措施，可以减少土壤发病率８０％以上，而且利用天敌诱杀病虫的方法，节省费用，产量不受影响。（二）以合理利用资源和有效保护环境为基础的环境保护型持续农业发展道路及其模式――以日本和西欧为例日本和西欧发达国家为人多地少国家，人均拥有资源相对较少，在发展现代化农业的过程中，十分重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有效保护。他们把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划分为两大类：农场（农户）外部资源，如人工光能、人工供水、人工合成肥料、化学农药与除草剂、购买的种子与机械、雇工、借贷资金与有偿管理等；农场（农户）内部资源，如自然光能、天然降水、生物固氮、生物防治、自产种子与自有机械、家庭成员劳动力、自有资金与自我管理等。本世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期间，日本与西欧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场（农户）外部资源的投入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而农场（农户）内部资源的投入则呈逐步缩小的趋势。在这条发展道路中，日本试行的是一种“自然农业”模式。它的基本思路是，农作物的栽培，建立在不施用化肥、农药、其它化学制品与人粪尿和只用落叶枯草为原料制作的堆肥基础上，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以获取必需农产品，简言之即利用土地本身的生产力来提高土壤肥力。其原理有五点：（１）设法挖掘土地本身所具有的土壤肥力；（２）物质原本之元素乃为泥土，由泥土所产生的物质理应还原于土壤；（３）土壤与植物本身均有生命，需要爱护、尊重与利用；（４）应保持土壤内原有的洁净，充分利用其原有性能；（５）需要使用大量的自然堆肥，以达到以土养土之目的。目前，在日本这种自然农业日益发达，所生产的“自然食品”种类日益增多。政府和私人财团，对开发这种自然农业给予高度关注，并在静岗县热海市建立了自然农业研究与开发中心，１９８７年日本政府还公布了自然农业技术的推广纲要，使开发自然农业有法可依。德国、法国和英国试行的是一种“生物农业”模式。其主要技术措施与管理措施有：（１）开发农场（农户）外部资源低投入的栽培品种及其综合栽培技术与管理措施；（２）实行农作物的合理轮作，采用适宜耕作制度，推行生产与环保并重的栽培法；（３）采用有效施肥方法，施用适宜的有机肥与堆肥，并对土壤微生物进行科学管理；（４）采用以生物防治为中心的病虫害综合管理措施，主要开发和利用天敌防治病虫害；（５）种植绿肥，用地养地结合；（６）在大学开设“生物学农业”课程，为逐步推广“生物学耕作技术”培养人才；（７）制定有关法规，确保生物农业措施的顺利执行。法国制定并实行了《自然食品法》，包括生产法规、商标法规与销售法规，以保证自然食品的可靠性和消费者的权益。（三）以减轻资源承载力为前提的成本低能效高农业生态系统合理的持续农业发展道路及其模式――以印度和墨西哥为例印度自独立以来，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取得了显著成效，以稻谷、小麦为主粮的粮食总产量，由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度的５０８２万ｔ增至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度的１７４６０万ｔ，４０年间增加２．４４倍，平均每年递增３．２％，基本实现了粮食低水平的自给。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资源承载力不断加大和环境的恶性循环日益严重等问题。引起了印度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影响下，印度政府于１９８６年颁布了一项《环境保护法》，１９９２年又提出了一份重要报告，名为“印度持续农业的发展途径”。其基本内涵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多方面领域，所有这些领域都必须同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既适合当地的特点，又能取得发展，并且还能持续不断。实际上，这就是一条以减轻资源承载力为前提的成本低、能效高、农业生态系统合理的持续农业发展道路。具体说，印度目前正在实行一种“合理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求生存与探发展”的模式。主要采用以下措施：（１）研制和推广生物肥料；（２）研制和推广生物农药；（３）指定并实施一种合理的综合能源计划；（４）制定并实施采用先进农业科技的“模范村”计划；（５）制定并实施喜马拉雅山地区的生态保护计划；（６）开展以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以提高占全印耕地面积２／３以上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墨西哥和印度情况大致相同，在北美发达国家的直接影响下，奉行一条以减轻资源承载力为前提的成本低、能效高、农业生态系统合理的持续农业发展道路。为此，他们正在试行一种“开发资源、持续环境、加快发展与消灭贫困”的模式。主要采取以下措施：（１）应用立法手段加以实施，目前已颁布的法规计有《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总法》、《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总法实施条例》、《国家水法》、《１９８９―１９９４年全国发展计划》、《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国家环境保护计划》和《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全国农村现代化计划》等；（２）加强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３）促进农村的综合发展，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４）重视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探索科技兴农的新途径；（５）控制人口增加，尤其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的快速增加，减轻对有限资源的压力。（四）以科学技术为主导发展动力的自然有机农户型的持续农业发展道路――以泰国和韩国为例泰国和韩国是亚洲两个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靠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资源相对短缺而且不断遭到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而且各种污染日趋严重，两国政府都制定了一条以科学技术为主导发展动力的自然有机农户型的持续农业发展道路，目前正在试行一种“永续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平衡”的模式。在泰国，推行这种模式的农户，有张布理青年农民训练中心和高宾松农业研究与开发中心，主要推广自然农法来生产自然农产品，并通过有机栽培方法，把低产田逐步改造成为高生产力的示范区，以便在全国推广。在韩国，推行这种模式的农户，有申圣俊农户，主要采用有机堆肥作基肥和自然农药防治病虫害，以生产国内消费者喜欢的自然蔬菜，并努力使其发展成为一种典型的城郊型农业，以就地确决城市的副食品供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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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方铁路迅速发展运营里程达３７００公里新华社济南５月１３日电（通讯员王建国）我国地方铁路迅速发展，截至１９８９年底，全国投入运营的地方铁路已有６３条，运营里程３７００多公里。这是正在山东省青州市召开的全国地方铁路运营管理经验交流会透露的。实行“两条腿”走路，是国家发展我国铁路事业的方针。修建地方铁路，地方受益，调动了地方投资的积极性，“七五”期间，全国用于地方铁路建设资金１７亿元，其中地方投资达１５亿元。１９８５年以来，全国平均每年新建地方铁路３００多公里。目前，除有２６个省市自治区在建的２７条地方铁路约１５００公里外，正在进行筹建的约５０００公里。地方铁路的迅速发展，减轻了国家修建铁路资金负担，又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仅１９８９年全国地方铁路就完成货物周转量２０．８亿吨公里，旅客周转量３亿人公里，实现利润４３００多万元。部分铁路沿线贫困地区的落后状况得到改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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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会见土耳其前总统埃夫伦新华社北京５月５日电（记者周慈朴、杨国强）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今天上午同曾为发展土中友谊作出过积极贡献的土耳其前总统凯南・埃夫伦亲切会晤。埃夫伦自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９年任土耳其总统期间，重视发展土中友谊。１９８２年，他选择中国作为他担任总统后第一个出访国家。两年后，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应埃夫伦的邀请访问了土耳其，从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李先念和夫人林佳楣在人民大会堂高兴地接待了埃夫伦和他女儿一行。李先念同埃夫伦热情握手拥抱，互致问候。李先念说：“我们是老朋友了，都曾担任过国家元首，为发展和加深中土友谊做过工作。”埃夫伦说：“虽然我们现在都不再担任国家元首，但我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继续促进两国友好关系。”“我相信，他们会做得更好，”李先念说道。他们对中土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并希望两国政府为推动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关系进一步作出努力。李先念在向土耳其贵宾介绍中国情况时说，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和苏联发展友好关系。李先念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过几十年的考验，证明是好的，就是一百年也可以经得住考验。他告诉埃夫伦，目前中国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但只要党中央同人民群众团结一心，保持稳定的局面，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和马文瑞参加了会见。埃夫伦和他女儿一行应全国政协的邀请，于昨天晚上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为期一周的访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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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1期 No.1 1999实时环境下的问题求解*陈 正 张 钹摘要 实时环境下的问题求解是近年来规划问题研究感兴趣的话题.在讨论了传统规划算法的不足之后,引入了在实时环境下求解问题的方法――任意时间算法.任意时间算法可以合理分配时间资源,保证系统最佳的输出性能；同时,任意时间算法可以在任意时刻中断,并输出当时相对最优可行解.遗传算法具有任意时间算法的特性,在介绍了同其他搜索算法的不同之处后,通过实验得出利用随机搜索技术和知识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可以较好地处理实时规划问题.最后给出结论,并且简单地讨论了实时规划算法求解问题的策略,同时讨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关键词 规划,任意时间算法,遗传算法,算子.中图法分类号 TP18Real-Time Problem SolvingCHEN Zheng ZHANG BoAbstract Real-time problem solving is an interesting topic in planning in recent years. Besides discussing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planning algorithm, the authors imported the anytime algorithm, which can solve the real-time problems in this thesis. Anytime algorithm could allocate time resource reasonably to ensure the best system output performance. Anytime algorithm could be interrupted at any time and output the relatively best probable solution in that time. Genetic algorithm has the properties of the anytime algorithm. After introduc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and other search algorithms, through the experiments, the authors found that the method, which combines the random search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based method, could solve real-time planning problems relatively better that other methods. At last, the authors gave out the conclusion, discussed the policy of real-time planning problem solving algorithm simply, and discussed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s in the future.Key words Planning, anytime algorithm, genetic algorithm, operator.传统的规划是从具体行为到输出动作之间的一个映射,它认为外界环境的变化很小,同时外界环境对于规划系统来说是完全可以预知的一个系统.GPS（general problem solve）可以说是最初的规划系统,GPS对规划问题作了一些假设,它假设规划是由动作组成的序列,规划输出的行为都是可以预言的,这种假设现在我们称为“传统规划”（Classical Planning）.虽然现在有不少人对这种假设提出了疑问,但是它确实能解决不少问题.［1］上面的假设虽然能够解决一些规划方面的问题,但是大多情况下只适用于离线规划环境；当机器人处于易变的、不完全已知的环境时,必须不断地感知周围环境,作出相应的反应.在这种条件下,显然不可能再把机器人的行为认为是可以预知的动作序列了.因此出现了不少考虑环境对系统的影响的在线规划算法,如：Agre 和 Chapman［2］,Georgeff和Lansky［3］,Rosenschein和kaelbling［4］,Sanborn和Hendler［5］,Schoppers［6］,Firby［7］等等.如果把这些方法简单化,就可以认为它们是在接受外界的刺激(Stimulus)下所作出的反应(Response).［1］传统规划认为一个规划器具有足够的时间寻找最佳结果.但是,如果这个时间对于一个实际问题来讲太长的话,就应该选择在找到最佳结果前,得到每个时刻的局部最优结果.这就要求我们能在任意时刻中止规划算法,并且给出当时的最优结果,具有这种特点的算法我们称为“任意时间算法”(Anytime Algorithm).［8］此外,现在规划研究的一种趋势是,把传统的规划方法和某种响应能力(也就是能够处理动态和突发事件的能力)相结合,出现了“分层规划”等算法,这对解决机器人的规划问题很有意义.1 任意时间算法依赖于时间的算法就是要研究在给定的时间内如何对一些事件作出最好的响应.在现实的规划问题中,存在着很多资源限制,如时间资源、机器的硬件资源等等因素,如何在给定的资源内对系统作出最佳的规划成为规划问题研究的关键.而且,现实的规划问题处于易变的环境中,这要求算法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近年来提出了很多关于实时环境下问题求解的方案,其中任意时间算法具有较突出的特点.给出一定的输入数据,同时分配一定的时间和其他资源,任意时间算法将给出各种性能的输出结果.通过分析给定的输入的类型、给定的时间以及输出结果的质量,可以得到一定具有预计性的算法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可以按照算法各个部分的重要性来分配时间资源,以求得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最优输出结果.任意时间算法提出的解决方案能够较好地适应外部以及内部的不确定性因素,满足实时环境规划的需要.对于每个需要作出响应的时间c,我们假设机器人对c作出任何响应都有一个决定过程,每个决定过程我们都分配一些时间,返回的是输出响应的最好的结果ε∈.我们定义γ是从C×＋到的映射,因此,对于每个c∈C和正实数δ,γ(c,δ)=ε表示机器人在给定的时间δ内对c作出的最好的响应类型是ε,在描述机器人对付依赖于时间的规划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是组合的功能utility(c,γ(c,δ)),它是对给定时间内所输出结果的一个评价.下面,我们介绍5种类型和时间相关的规划算法的输出性能.我们设(x,y)=utilit(x,γ(x,y)).［8］(1) 单调上升性:c∈C,δ,ε∈R+,μ(c,δ)≤μ(c,δ+ε);(2) 阶跃上升(如图1(a)所示):c∈C,r,k∈R+,;(3) 线性增长无边界(如图1(b)所示):c∈C,λ∈R+,μ(c,δ)=λ*δ;(4) 线性增长有边界(如图1(c)所示):c∈C,r,λ∈R+,;(5) 渐渐减慢上升速度(如图1(d)所示):c∈C,f,μ∈(c,t)=f(t),其中f是单调增函数,而且x,y∈R+,f′(x)和f′(y)存在,x＜y(f′(y)≤f′(x)).图1现在许多规划系统都符合第2种类型,无论提供给多少时间,这些系统都需要固定的时间来完成相同的任务,给的时间如果较多,它们也仅仅是用来规划其他事情或者什么也不做.如果给定的时间不够,那么,系统将执行缺省的动作.如果当规划的事件可以预测的话,或者规划所需要的时间很短,那么,第2种方法可以得到较好的结果.第3、4种方法是第5种方法的特例,它们在实际应用中有较好的性能,可以随着给定时间的增加而输出最优的规划结果.任意时间算法的特点在于:(1) 它们可以在任意时刻中断,而不需要附加的负担;(2) 它们可以在任意时刻中断,并返回一些结果;(3) 返回的结果随着时间的增长,性能也在改善. 而正是(2)、(3)两个特点使得这个不同于其他传统的规划算法,为了有所区别,我们称之为“任意时间算法”(Anytime Algorithms).［8］2 遗传算法（GA）通过上面的描述不难看出,任意时间算法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合理地利用了提供给它的资源,使得这个算法可以适应实际环境的需求,在需要的时刻可以输出当时的最优解.任意时间算法不仅可以不断优化算法输出的结果,使性能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长；而且它可以对各个子系统合理地分配资源,达到系统的最优输出.不过,任意时间算法给出的是实时算法的一个框架,适用于各种实时计算,但是对于不同的实际问题,还需要在任意时间算法理论指导下采用相应的解决策略.在规划方面出现了许多适用于实时环境的需求的算法,它们都遵循任意时间算法提出的框架,其中“遗传算法”可以说具有较突出的特点.2.1 遗传算法介绍遗传算法是一种基于自然选择和自然遗传学机制的搜索方法.它通过自然选择中的“优胜劣汰”的策略在每次搜索中生成一些新的串结构,淘汰较差的结构,对于最适合的结构加以保留,每次都是利用随机技术进行交叉生成下一代.由于利用了这种随机技术,使得遗传算法不同于其他传统的搜索方法,但它又不仅仅是随机搜索,因为它还有效地利用了许多历史信息,使得在每代生成中都朝着最好的方向前进.传统的搜索方法与遗传算法比较起来,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鲁棒性”.传统的搜索算法大多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环境,如果环境发生变化,算法就不能很好地适应变化来求出较优解；而对于遗传算法,采用了随机技术,使得它可以运行于任何复杂环境中,而且能够通过不断优化自身的解来逼近最优解.在介绍遗传算法前,我们先来看看传统的搜索算法的特点.传统的搜索算法大体上可以分为3类：［9］(1) 基于微分概念的搜索.整个搜索过程就是对搜索空间进行微分,求其导数为0的点,或者利用Hill爬山法求出其局部最优值.这种方法广泛适用于许多场合,但是,如果在搜索空间中存在多个峰值点时,就不能很好地找出整个搜索空间的最优解,只能在找到局部最优解后随机寻找新的起始点,继续开始新的搜索.(2) 枚举法.这种方法适合于搜索空间是有限的离散数据集合,缺乏有效性,适用范围也比较小.当搜索空间加大时,它就显得不能适应实际环境,也就显示出其较差的“鲁棒性”.(3) 随机搜索.遗传算法是利用“随机选择”作为一个工具来指导算法在一个参数编码串组成的空间中进行搜索.它不是单纯的随机搜索,而仅仅是利用随机选择作为搜索手段,将系统的输出作为评价,使得系统的输出性能不断提高,求得最优解.评价一个搜索算法的准则在于,算法是否能够在给定的时间与资源范围内给出较优的解决方案.仅仅输出最优解并不能表明这个算法一定是最好的,在实际环境中,我们更重视的是能够在给定的资源（包括时间资源）内给出最好的响应.而遗传算法正是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它存在着不同于其他算法的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1) 搜索空间是参数集合的编码,而不是参数本身.(2) GAs的搜索空间是一群例子,而不是一个实例.这样可以避免只搜索到局部极值,而丢失全局最优.(3) GAs利用输出结果的性能来指导算法朝着最优的方向前进,而不利用一些特殊的知识.这样保证了系统的鲁棒性,可以适用于任何环境.(4) 利用随机工具作为搜索手段.以上4个特性使得遗传算法可以在搜索中保持良好的鲁棒性,适用于任何实际环境.2.2 传统GA算法的算子遗传算法在编码串空间进行搜索,搜索过程中使用算子来对串进行处理,得到新的串集合.在GA算法中先寻找一个基本可行解,然后对这个基本可行解进行进化（优化）,进化的方法（算子）基本上来说有以下3种：①selection（选择）,②Crossover（交叉）,③mutation（突变）.GAs通过以上3个算子在串编码空间进行搜索,根据系统输出的结果性能对编码串进行评价,利用随机技术进行Reproduction,同时利用随机技术选择交叉点,对编码串进行交叉,得到新的下一代编码串,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允许在突变概率内对编码串进行突变.2.3 遗传算法的特点(1) 遗传算法具有任意时间算法的特点,可以在任意时刻中断,并输出当时的基本较优可行解（当然很多遗传算法输出的解并不符合要求,但是,经过适当改进可以满足实际问题的要求）.随着规划时间的增加,系统的性能在增长.(2) 遗传算法采用随机技术,因此可以避免传统搜索方法的局部最优的限制,找到全局最优解.(3) 由于其收敛取决于评价以及知识的应用,因此,只有与一些传统方法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最大效用.(4) 传统算法则需要较多的知识支持,当知识不明显或者缺乏时,就无法给出解答方法；而遗传算法只要给出评价方法,就可以进行规划,受外部条件的限制较少.3 实际问题求解3.1 实际应用中简单遗传算法(SGA)存在的问题遗传算法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同于其他规划算法,具有很强的鲁棒性,可以适用于各种易变的环境,而且它能够不断优化输出的结构,取得较优的输出解.但是,SGA仅仅依靠系统的输出作为评价,而不利用系统的一些有用的经验知识或其他有效知识,虽然这样提高了系统的鲁棒性,但是却使得整个系统的搜索速度比较缓慢,收敛缓慢,而且还有可能找不到搜索解.尽管如此,遗传算法给出的观点仍值得我们作为指导依据.它采用了自然界中“优胜劣汰”的原则,符合实时算法的需求,可以不断优化系统的输出,能够在任意时刻中断并输出较优解,因此,适当地对遗传算法进行改造,就可以得到一个较好的实时搜索算法.3.2 实际应用遗传算法广泛应用于许多搜索领域,下面以其在“路径搜索”算法方面的应用作为例子,来看看遗传算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传统的搜索方法虽然存在自身的缺陷,不适用于易变的外界环境,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多优点,它可以很好地利用许多已知的知识作为搜索指导,较快地得到系统的解.因此,可以合理地对遗传算法进行改造,在遗传算法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知识算子来指导搜索的方向,加快搜索的速度,来弥补简单遗传算法中随机搜索的缺陷.在规划中,遗传算法的主体都是相同的,还是利用随机技术作为基本依据,但是由于加入了知识的指导,使得系统在每代中都朝着优化的方向前进.在SGA中采用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先寻找一个基本可行解,然后对这个基本可行解进行进化（优化）.进化通过事先选定的算子和评价方法进行操作.进化的方法基本上来说有以下3种：复制、交叉、突变.然而在实际问题解决中,由于不同问题采用的知识表示方法不同,因此在算子的实际应用中也存在较大的差别,而且评价方法也不同,所以对于不同问题,上面3种算子也要进行相应的改变以适应实际需求.下面,我们以“路径规划”算法中的实际解决方案为例,来看看实际知识是如何应用于遗传算法中的.路径规划要解决的问题是：给定一个具有障碍的二维空间,给定起点和终点,寻找一条无障碍的最短路径..数据表示方法在路径规划中,实际路径采用的表示方法是采用路径中的一系列关键点来表示实际路径,(s,d1,d2,...,dn,e)就代表一条实际路径,其中s为起点,e为终点,di为路径中的关键点..评价方法(1) 与障碍物相交的长度（越短越好）;(2) 与障碍物相交的次数（越少越好）;(3) 路径长度（越短越好）.其中优先级逐渐降低,力求先找出可行解,然后再寻求最优路径..算子(1) 交叉算子：采用的是随机在两条路径中选择一个交叉点,然后对这两条路径进行交叉,得到两条新的路径,如图2所示（选择3作为交叉点）.图2 交叉算子(2) 突变：突变有以下几种:①随机改变关键点的位置,②加点,③减点,也就是随机抽取一个点,在其位置上改变、加入或者删除一个点.改变/加入的点的位置也是随机生成的.如图3所示,改变/加/减点位置选择在3.图3 突变算子（改变／加／减点）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传统的GA对解决路径规划问题采用的就是随机的方法与评价策略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经过多代的选择后可以得到较优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障碍物较多,那么实际搜索时间就会变得很长,甚至找不出解答方案,因为随机搜索寻找最优解毕竟速度比较慢,而且可以说逼近最优的速度完全取决于评价策略.同时,由于缺乏实际知识的指导,因而随机方法存在一定的适用性.针对以上问题,适当地改进算子,加入实际知识的指导,增加了以下算子..躲避障碍的交叉在路径规划中,需要寻求的是一条无障碍的最短路径.在GA算法中先是生成一些基本可行解,然后对这些基本可行解进行优化,在GA算法的最开始,这个基本可行解是采用随机的方法生成,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障碍物的交遇,GA在每代生成中试图去除这些不可行部分,同时达到路径长度最短.利用路径规划算法的特点,我们在GA算法的算子中进行适当的改进,使得每次操作后路径都尽可能地避开障碍物,与障碍物的交叉尽量减少,从而加快最优解的寻找.具体采用的算子操作如下：对一条实际的路径(s,d1,d2,...,dn,e),如果其中di-dj与障碍物相交,那么“躲避障碍物的算子”则会处理这段不合理解,代之以其他的关键点.其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利用平时人们搜寻路径时,遇到障碍物就争取避开这条原则,力求使新生成的路径与障碍物的相交点尽可能少,具体采用的方法如图4所示.在增加新关键点策略方面,可以有以下两种：(1) 寻找一个新关键点来代替原有的不合理关键点;(2) 寻找几个新关键点来代替原有的不合理关键点.图4 躲避障碍算子.距离最近交叉在路径规划中除了需要躲避障碍物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求路径长度最短.在交叉中有可能使两条生成的路径的长度都增加,因此,适当地选择交叉点,使交叉后路径的长度尽量变短,也是要采用的一种策略.考虑到路径长度的因素,因此,在交叉时我们选择两点距离较短的点作为交叉选择点.假设两条路径分别为路径1:(s,d1,d2,...,dn,e)与路径2:(s,d′1,d′2,...,d′m,e)；计算各个点之间的距离,找出距离最短的点,假设为i={j｜min(｜d1,d′2｜-｜d1,d2｜,｜d′1,d2｜-｜d′1,d′2｜,...,｜dj,d′i+1｜-｜dj,dj+1｜-｜d′j,di+1｜-｜d′j,d′j+1｜,...)},则选择di作为交叉点,交叉路径1和路径2,得到新的路径1′:(s,d1,...,di,di+1,...,dm,e)与路径2′:(s,d′1,...,d′i,d′i+1,...,dn,e),如图5所示.图5 距离最近交叉算子.对路径进行优化在由遗传算法交叉生成的路径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多自圈路径,消除这些自圈,得到实际的路径才是系统最终的需要.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把由关键点组成的路径转换成由图中每个实际点组成的实际路径,对于一条从(x1,y1)到(x2,y2)的路径（图中虚线表示的路径）可以转换成图中实际表示的路径,也就是把每个小方格看成是一个点,如图6所示.图6 优化路径实现算法如下：x=x1y=y1i=0while (i＜｜x2-x1｜+｜y2-y1｜{则(［x］,［y］)为其下一步的坐标,其中［x］与［y］是x,y四舍五入的结果x=x+Δx}其次就是对交叉求出的较优解进行优化,优化的方法也就是对整个路径先求出其“精细路径”,去除其中重复的路径,最后得到最短的一条路径,如图7所示.图7 去除重复路径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利用知识的算子外,我们还引入了一些相关的技术,与遗传算法相结合来共同求解问题.对于规划空间,我们先在较粗粒度上进行搜索,得到初步的可行解后再对规划空间进行细化,求得准确的较优可行解.同时,我们也引入了“分区域规划”的概念,利用知识对规划的空间进行区域划分,对划分后的区域分别进行规划（利用遗传算法）,然后合并结果,得到较优的可行解.在路径规划算法中,我们先较粗地划分规划的整个区域,找出一些基本可行解,然后对区域进行划分,得到哪些区域是路径比较集中的,哪些区域是障碍物较多、路径不集中的,然后再在细的区域粒度下进行规划.利用分层规划的概念后,可以使系统搜索的速度加快.3.3 总结知识在实时求解问题中的应用通过上面的实验不难看出,单纯利用遗传算法对问题进行求解既存在优点,也存在不足之处.虽然单纯地利用随机技术可以提高系统的“鲁棒性”,但是缺乏相关知识的指导,使得系统搜索的方向比较盲目,单纯的随机搜索使得系统趋于稳定的速度大大降低.适当地引入经验知识做指导,可以大大加快系统的搜索速度,同时又利用遗传算法的随机选择作为技术,避免了丢失全局最优解,因此,分层规划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但是也不容忽视的是,引入的知识是否合适,对系统的性能的影响是很大的,不合适的知识不仅不会对系统的搜索速度起到什么正面作用,而且还有可能把搜索带入歧途,导致系统丢失最优解.而且引入知识后,系统在处理知识方面不可避免地需要投入适当的开销,因此,需要平衡其利弊来考虑引入哪方面的知识.我们在实验中发现,在路径规划系统中最花费时间的部分就是对路径的评价.引入不同的知识评价的时间不同.只有合理的利用知识和遗传算法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取得搜索的结果.3.4 实 验根据文章中提到的方法,我们在IMB－PC Pentium133机器上实现了路径规划算法,程序采用Microsoft VC++4.2开发,在Windows95下运行,以下的实验数据均是在此环境下得到的.在路径规划程序中,我们在300*200（pixel）的地图上进行规划,路径障碍物可随机或人工生成,初始化随机路径数设为100,路径中关键点个数设为10,随机突变概率为5％.评价方法采用“路径与障碍物相交长度”以及“路径实际长度”作为评价.在规划的初期以“与障碍物相交长度”评价为主,到了规划后期,路径趋于合理,与障碍物相交的长度渐渐变小,因此评价以“路径最短”为主.我们分别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对遗传算法进行测试：(1) 采用基本随机算法,不加入任何多余的知识信息;(2) 改变初始路径个数以及关键点个数;(3) 引入相应的知识信息作为指导.从实验中不难看出,基本的遗传算法虽然具有很强的鲁棒性,可以适应外界环境,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作为指导,容易陷入迷途,导致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找到较优解,而且如果系统初始的人口规模不大,还容易使系统稳定在某些解上,而这些解并不满足系统的要求.在路径规划算法中,如果在障碍物的数目相对来说并不多的情况下,基本的遗传算法可以较好地找出可行最优解,但是,随着障碍物的增加,基本遗传算法的寻找速度就大大减低.下面的例子就稳定在一个不适宜的解上,但是如果加大人口规模,系统就可跳出这个相对稳定解,有可能寻找到较优可行解.系统运行了78代后,基本稳定在这个解上,与障碍物相交长度最短为37,如图8所示.图8 基本遗传算法在引入了相应知识指导后,系统性能大大提高.我们引入的知识基本观点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尽量避免与障碍物相交,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避免碰撞算子,另一方面也引入了相应知识使得路径长度尽量减短,例如：交叉中有意识选择交叉点、优化相应路径等方法.从实验中我们看出,并不是所有知识对系统都能起到效果,而且具体对系统的影响也不同.不同知识适用的方面也各不相同,在系统开始时,避免碰撞算子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到了系统运行的后期,路径较短算子开始起作用.同时,还需注意到的是加入知识算子后加大了系统的负载,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复杂度上来说都比基本遗传算法大.因此不可盲目地引入知识,只有选择适合系统的知识,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果.如何适当选择知识,处理知识与复杂度之间的平衡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采用以上方法,我们进行了相应实验,实验结果如图9(a)、(b)所示.实验1数据见表1.图9 加入知识（避障算子）后规划结果表1nNC15599271562380109477107583796468177381819819668510808511206412599313499414697415364916739717439618311011941992030115nNC21281022218114233211024401142555110268063276090287590293410030868531257132295933447234237235866136073374475381655395759406159nNC417459428159432059448594525046234147866248206249322650282651112552392553282554324556275601957013581105931060820其中n代表第几代,N代表第n代中评价值最高的路径编号,C代表第n代中评价值最高的路径与障碍物相交的长度.在实验1中,系统运行了60代左右后基本稳定,而且寻找出较优可行解.在其他实验中,我们发现引入不同的避障算子,对系统的性能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在这里就不给出具体的实验数据了.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引入规划知识,对搜索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加快了搜索速度.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随着知识的引入,加大了系统的复杂度,每代为了躲避障碍物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而且随着障碍物的增加,系统增加的关键点也逐渐增加,系统的空间和时间复杂度都明显加大.因此,并不是引入知识就一定对规划起到正作用,只有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可以确认的一点是,随着知识的引入,可以减小初始的人口；如果不引入知识,当障碍物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搜索会稳定在一些不可行解上,这时候只有加大初始人口才能求出可行解,不过随着知识的引入,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何处理好障碍物数量、初始人口、知识类型以及规划的时间、空间复杂度之间的关系成为今后研究的关键.4 总 结实时规划算法要求系统能在制定的资源内给出相对最优的解决方案,同时,系统可以处理各种突发的意外事件,可以在任意时刻中止规划算法,输出当时认为最优的解决方案；给定的时间越多,系统的输出性能就越好.任意时间算法提出的框架符合这些特性,也决定了它适用于实时环境下问题规划求解.利用任意时间算法,可以合理分配系统资源,以求得最优系统性能；同时,在实际应用中适当地引入经验知识作为指导,可以大大加快系统的规划速度,以求得最优解决方案.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863高科技项目基金资助。作者介绍：陈正,1972年生,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实时环境问题求解，规划，调度.张钹,1935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应用技术，人工智能.本文通讯联系人：陈正,北京 100084,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作者单位：陈 正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北京 100084张 钹 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84E-mail: snowchen@263.net参考文献［1］ McDermott D, Hendler J. Planning: what it is, what it could b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planning and schedul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995,76:1～16［2］ Agre P E, Chapman D. Pengi: an implement of a theory of activity. In: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87. 1987. 268～272. http: ∥www.ncstrl.org［3］ Georgeff M P, Lansky A. Procedural knowledge. IEEE Proceedings, Special Issue on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1986,74(10):1383～1398［4］ Kaelbling L P, Rosenschein S J. Action and planning in embedded agents. In: Patti Maes ed. New Architectures for Autonomous Agents: Task-level Decomposition and Emergent Functional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35～48［5］ Sanborn J, Hendler J. A model of reaction for planning in dynamic domains. In: International Joint of AI Engineering. 1988. http: ∥www.ncstrl.org［6］ Schoppers M. Universal plans for reactive robots in unpredictable environmen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87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987. 1039～1046. http: ∥www.ncstrl.org［7］ Firby R J. An investigation into reactive planning in complex domains. In: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87. 1987. http: ∥www.ncstrl.org［8］ Dean T L, Boddy M. An analysis of time-dependent planning. In: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88. 1988. 49～54. http: ∥www.ncstrl.org［9］ Goldberg D E. Genetic Algorithms in Search, Optimiza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89. 3～6本文1997-10-15收到原稿,1998-01-09收到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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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亚运会场馆建设为今后举办奥运会打下基础新华社北京５月８日电（记者李贺普届亚运会组委会副主席张百发今天在这里说，北京亚运会场馆建设为今后举办奥运会打下了基础。但是，中国正式申请举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还需要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张百发是在为香港记者采访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这番话的。北京亚运会工程包括新建和改建３１座体育场馆及相应的市政建设，总投资２１亿８千万元人民币。张百发说，北京亚运会肯定赔钱，因为场馆建设投资太大了。但是，亚运会期间，旅游和商业系统会增加收入。早些时候，５６岁的张百发曾说：“如果中国申请举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我承包了，保证不向国家要钱，而且还赚钱。”他今天说，他过去的讲话只是个人的愿望和意见。中国奥委会秘书长魏纪中今天说，申请举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的最后年限是１９９３年，对于中国的广大体育工作者来说，都希望北京举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这种愿望也代表了北京市民。他透露，中国奥委会正在进行举办２０００年奥运会可行性的研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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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1期 Vol.17 No.1 1999春大棚茄子栽培技术崔彦玲茄子是北京地区种植最广泛的蔬菜作物之一。随着保护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和对茄子周年供应的要求不断提高，加之近几年保护地黄瓜、番茄的经济效益相对较差，不少菜农将保护地种植目标转向茄子。早春大棚茄子生产已初具规模。它对调节早春蔬菜淡季供应以及增加蔬菜花色品种起了重要作用。茄子是喜温作物，其各个生长期对温度要求比番茄、大椒高2℃左右，因此保护地茄子生产难度更大。笔者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在进行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对春大棚茄子栽培管理技术的要点，概述如下。1 优良品种的选择由于茄子育种起步较晚，目前北京地区尚缺乏保护地专用品种，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为北京七叶茄。其特点是中早熟、生长势较强，适合保护地和露地早熟栽培。其果实肉质致密，品质好，符合北京地区的消费习惯。该品种经北京市蔬菜研究中心提纯复壮后，植株株形整齐、紧凑，叶色深绿；果实紫黑发亮，商品性能很好。2 培育壮苗北京地区茄子育苗期间正值低温季节，一般要求在加温温室或日光温室铺地热线育籽苗，待长出2片真叶时分苗至日光温室中。2.1 营养土的配制播种床由于播种密度大，在单位面积内从床土中吸收水分和矿物质总量比较大；另外，根系密集，其呼吸作用对氧的要求比较严，所以播种床的营养土必须透气性好，含有幼苗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成份。一般取肥沃的田园土5份，腐熟马粪4份，炉渣1份。另外，每立方米加入磷酸二铵2kg，充分混合、碾碎、过筛，即做成床土。铺床：每亩地需播种床面积1.5m2。铺床方法是，先铺一层粘重土壤，耙平踩实，上面铺3～5cm的营养土，然后浇透水，将催过芽的种子均匀撒播在床面上，再覆盖1cm厚的营养土。床面支小拱棚，覆盖地膜，既保持水分又利于提高温度，促进出苗。2.2 种子处理茄子种子可采用温汤浸种，也可用药剂处理，以达到消毒的目的。其方法是，将种子放入55℃水中，不断搅拌，直至降到室温，或用高锰酸钾1000倍液处理15～20分钟。茄子浸种时间 为10～12小时，要求不断搓洗种子，把粘液除掉，以加快吸水和呼吸，促进发芽。浸种完毕，用清水清洗干净、沥干，再进行催芽。2.3 催芽将种子包于干净湿布中，放于28～30℃的地方催芽。若采取变温处理，每天16小时30℃和8小时20℃交替变温处理，则出芽整齐、粗壮。2.4 幼苗期管理播种后密闭保温，尽量提高苗床温度，促进出苗。待80%出苗后，打开地膜放风，降低温度和湿度，防止猝倒病发生。茄子易发生带帽出土现象，可用喷雾器于傍晚把种壳喷湿，让籽苗夜间脱帽。也可在种子拱土时，均匀撒一层细土，既防带帽出土，也能防止出苗拱土而引起的漏风现象。幼苗期，白天温度应维持在25～28℃，夜间温度15～18℃。待长出2片真叶时即可分苗。分苗前一天，将籽苗床浇一次透水。2.5 分苗床的准备及分苗分苗土的制备与播种床的营养土制备方法一样。分苗床土的厚度为8～10cm，以保证整个苗期根系对养分和空气的需要。分苗密度为8～10cm见方。近年来，营养钵被广泛应用到茄果类育苗上，既可有效地保护根系，又便于操作、管理、运输。茄子育苗用直径10cm的营养钵较为合适。把营养土装入钵中，用手指在中央插个孔，把苗子栽入孔中，然后封孔浇透水。2.6 苗期管理分苗后，将床面支小拱棚以提高温度，尽快恢复根系生长，促进缓苗。一般5～7天即可恢复生长。随后幼苗进入花芽分化阶段，要求适当降低温度，促进花芽分化，白天温度维持在25～27℃，夜间15℃左右。苗床水分管理：以满足秧苗对水分的需要为原则，既不要浇水过多，也不要过分控制水分。通过观察秧苗长势和表土水分情况酌情处理。当表土已干，中午秧苗有轻度萎蔫时，应选晴天上午适当浇水。在秧苗正常生长的情况下以保持畦面见干见湿为原则。施肥管理：如果床土有机肥充足，秧苗生长正常，一般不需追肥。如发现苗子颜色淡绿，秧苗细弱，可用温水将磷酸二氢钾和尿素按1∶1比例溶解后配成0.5%溶液用喷壶喷洒，随后用清水再喷洒一遍，以防烧伤叶片。炼苗：定植前10天，苗床浇一次透水，第2天切坨，并把苗坨挪动，开始晒坨，晒至坨表面见干时，向坨及土坨间隙撒细潮土进行囤苗。对营养钵育苗，只需挪动一下营养钵，以切断伸向钵外的根系。待秧苗根系愈合后，逐渐加大通风量，降温排湿，进行秧苗锻炼，以增强苗子的适应性。3 大棚土壤准备及定植北京地区扣棚时间为3月初，定植期为3月底。扣棚后10～15天开始整地。要求亩施优质腐熟基肥5000～10000kg，过磷酸钙50kg，饼肥100kg。先将有机肥砸碎，然后结合整地翻入土中。定植前2天开定植沟，行距60cm，沟深15～20cm。定植：要求晴天上午进行。选壮苗，按株距30cm的密度定植。根系埋土不宜过深，以和苗坨齐平为宜，定植后随沟浇水。水量不宜过大，以免地温下降，影响缓苗。4 田间管理4.1 温度管理定植后一周内不通风或少通风，以提高地温，促进缓苗。待秧苗恢复生长后，应适当通风降温，以防苗子徒长，保持秧苗蹲实，叶色深紫。待进入结果期后，随着外界温度的升高和浇水量的增大，开始加大通风量。4.2 水肥管理定植后一周浇一小水，即缓苗水。以后以控水蹲苗为主，促进根系发育。待大部分门茄开始膨大时，结束蹲苗，结合浇催果水施入少量速效化肥。门茄采收后即可封垅，并结合封垅施入20kg二铵或50kg腐熟鸡粪干。进入采收期后，因气温升高，通风量增大，应加强水分管理，提高产量。4.3 中耕松土缓苗后及时松土，提高根系温度。待门茄采收后开始封沟，将原来的定植沟封土，成为小高垅，而行间开出浇水沟。4.4 保花保果大棚内湿度较大，通风不良，不易授粉，因此必须采用激素处理才能坐果。一般用20～30mg/kg的2，4－D涂抹柱头或喷花。每天一次，不能重复。5 采收门茄容易坠秧，因此应及早采收，以促进植株生长和对茄的发育。6 病虫害防治保护地茄子最主要的病害是黄萎病。应进行轮作倒茬。病害严重的地块可采取茄子嫁接的办法，常用砧木为赤茄、托鲁巴姆等。茄子的主要虫害是红蜘蛛、茶黄螨和蚜虫。应加强虫情检查，在茶黄螨发生初期及早进行药剂防治，可用70%克螨特乳油3000倍液或用20%灭扫利乳油2000倍液，也可用20%三氯杀螨醇乳油800倍液喷雾防治。对于蚜虫和红蜘蛛的危害，可用40%乐果乳油800倍液喷雾防治。作者单位：崔彦玲(北京蔬菜研究中心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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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将派３５人的代表团参加北京亚运会新华社安曼５月３日电（记者符卫建）约旦奥委会办公室主任蒙・亨蒂迪今天在此间对记者说，约旦将派出由３５人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参加今年９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亨蒂迪说，约旦参赛的项目有篮球、田径、射击、拳击和摔跤（均为男子项目）。他指出，长跑是约旦的强项。阿尔德・萨利斯１００００米跑的最佳成绩为３０分３２秒２０，有望取得好成绩。他的同伴艾哈迈德・海萨利也不弱，１００００米跑的成绩为３０分３８秒５０。亨蒂迪说，有些项目的运动员已选拔完毕，并投入紧张的训练中。他强调说，约旦奥委会决定，让一些运动员参加某些国际比赛，以作亚运会前的热身赛。亨蒂迪说，中国正在积极筹备亚运会的召开，他相信中国有能力举办好这一盛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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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089 【原文出处】江西行政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199904 【分 类 号】F61 【分 类 名】财政与税务 【复印期号】200003 【 标 题 】适应市场经济的中介――税务代理 【 作 者 】陈志杰 【 正 文 】 税务代理是指税务代理人即执业税务师在法定代理范围内接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委托，代为办理税务事宜的各项行为的总称。税务代理制最早始于日本， 不久为其他国家所仿效。 我国的税务代理始于1985年。税务代理在各国实行的历史长短不一，但做法基本相同。一、市场分工与税务代理的产生经济发展促使市场分工不断细化，市场分工的扩展会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生产和服务活动不断纳入专业化体系，形成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生产和服务行业。另一方面，市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也随之加大，每一个专业化生产商在投入品的供应和产出的销售上都不得不深深依赖于其他的生产和服务行业。同时市场分工又具有不完备性，这建立在二个基本假设上：1.不完全信息。专业化生产商无法获得市场交易的完全信息，也无法预知决策的一切可能后果。2.信息不对称。交易信息的分布在市场交易的双方是不对称的。产业分类明细化，发展的专业化使得税来源的构成发生了变化，税制改革的进行，税务机关实行“自核制”，强化税收监督检查，税款的征收更加规范化，要求更加严格化。纳税企业和个人限于专业知识、办税能力、纳税成本等因素在纳税活动中不具备完全纳税信息从而不可能完全协调纳税活动，规避风险，保护自身权益，同时也难以保证纳税的准确性。这种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企业和个人集中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市场竞争中和由于不具备完全纳税信息面使纳税企业和个体在纳税活动中大量耗费时间和精力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就为社会性的中介机构专门于税务代理活动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空间。税务代理从事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到申请税务行政复议或税务行政诉讼等范围内的业务代理。税务代理机构的出现弥补了市场分工的不完备性，将市场不可能专业化的纳税活动实现了税务代理机构内的专业化。由税务代理机构内的精通税收法律和税收业务的专业代理人员办理纳税事宜，发挥其专业优势。二、税务代理的功能1.税收管理费用最小化税务代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税务代理降低了税务管理费用，符合以最小的税务管理费用来取得最大的税收收入的“最少征收费用”原则。通过发挥专业税务代理人的专业特长和利用税务代理服务中介管理协调的优势，降低了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的交易费用，这表现在：第一，税务代理服务中介可以大大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在复合税制下，纳税人将繁杂琐碎的纳税活动，如办理税收登记、纳税申报、计算税额及税收筹划交给专业税务代理机构，从而为纳税人节约了人力、物力和时间，大大降低纳税的成本。第二，税务代理服务中介可以大大降低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成本。税务代理人员一般由熟悉税收法律和税收业务的专业人员组成，发挥其专业优势，既能解决纳税人繁杂的纳税活动，节约费用，又可减少税务机关的稽查、审查活动，这有助于精减税务人员，提供高效管理，同时减少税务机关行政费用开支，降低税收征管成本。第三，由于税务代理机构具有管理、协调、决策专业化优势，这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税制越复杂这种优势越明显。2.服务功能税务代理属于为纳税人服务体系中的社会服务体系中很重要的一个服务主体。因此它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体系的需要，以独立、客观公正原则为基础，为强化税收调控功能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提供有偿服务。这表现在它既要为加强税收征管，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提供经常性服务，同时又为加强税法宣传，增强全民的纳税意识提供服务，又要为纳税人提供税务登记，建帐核算、纳税申报、申请产品出口退税、代办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等方面的代理服务。通过中介服务能协调征纳矛盾和理顺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及时规范纳税人行为，帮助其正确行使权力、承担义务，从而有效地推进依法办税，加快经济改革步伐。3.监督功能在纳税人――税务代理人――税务机关“三位一体”的征管体系中因税务代理自身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既减少了纳税人偷税、漏税的可能性，也减少了税务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因为税务代理使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失去了直接联系，这就大大减少了各种合谋的可能性。这使得税务代理在征管体系中起着有效的监督作用。一方面它接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委托，代依法向税务机关办理有关税务事宜，既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又对纳税人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它超脱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外，可对税务机关依法征税，贯彻执行税收政策进行监督，预防和及时处理征纳纠纷，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再一方面，它自身税务代理业务的开展，也要受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监督，形成一个彼此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有利于依法治税，保障财政收入。三、我国大力推行税务代理的必要性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经济成分向着多层次、多元化方向发展。首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会不断加剧，经营者为了集中精力从事经营活动，提高产品或劳务的市场竞争力，避免因纳税问题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时间，会委托税务代理机构为其服务。其次，随着我国经济成分向着多层次多元化方向发展，私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但也出现了诸如数量多，布局分散，财政管理混乱等，而且大多数经营者缺乏税收知识，不了解税收政策，这就给税收征管带来极大不便，所以只有实行税务代理，让既懂财务又掌握纳税知识及国家税收政策的税务代理人代理税务事宜，才能保证纳税人的应纳税款及时，足额地上缴国库，防止偷漏税的发生，以有效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顺利实现。推行税务代理是保证我国税收征纳关系向规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的迫切需要。市场经济是法制化的经济，市场经济越发达对法制的要求也越强烈，而税法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税法的有效贯彻实施对生产经营者来说是造就一个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但我国现状是从企业到个人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差，尤其纳税观念和纳税意识更差。通过税务代理能加快使我国走向依法治税的道路，同时税务代理是以服务为宗旨，以税法为依据，站在中介立场客观公正履行代理职责，依照税法规定妥善办理税务事宜，在税收征纳关系中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制约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对推进依法纳税和规范征纳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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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19 【原文出处】暨南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906 【原刊页号】73～79 【分 类 号】F13 【分 类 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复印期号】200004 【 标 题 】雇佣劳动与市场经济 【 作 者 】陈国泰/谭颖卓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经济系 【内容提要】雇佣劳动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而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范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雇佣劳动的存在有 其合理性；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劳动者的劳动仍然是雇佣劳动。【关 键 词】雇佣劳动/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劳动力商品 【 正 文 】 提起雇佣劳动，人们自然会想起马克思的著名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人们往往把雇佣劳动与资本划上等号，认为雇佣劳动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资本，因而社会主义与雇佣劳动不相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承认雇佣劳动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发展，要求我们在理论认识上有新的突破，我们必须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联系实际，正确认识雇佣劳动这一范畴，才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文着重对雇佣劳动是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雇佣劳动存在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性质等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一、雇佣劳动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范畴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现象，而不是特有现象。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过程时说过：“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可见，雇佣劳动这一经济现象的出现比资本主义要早，它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发展成为普遍的成熟的形式，也就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形式。实际上，雇佣劳动是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范畴，市场经济不为资本主义所特有，雇佣劳动也同样不为资本主义所特有，雇佣劳动的发展同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同步性。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经历了萌芽的初始的发展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还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品、衣物和用具，只有当他们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和缴纳租金后，还有生产更多东西的能力时，才有力量进行商品生产。因此，这时候，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市场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邓小平在1979年11月26日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时的谈话说过，“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在这一阶段，主要是物质产品表现为商品，而其他生产要素只是少量地个别地表现为商品，从总体上说尚未实现商品化、市场化。劳动力只是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表现为商品，劳动力商品化还未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农业劳动者都有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他们不时出去打工只是为了帮补家计；受雇于封建行会的手工业作坊的帮工和学徒是为了将来成为师傅。因此，“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它尚处于萌芽的初始的发展阶段，但不能说这种萌芽的初始的雇佣劳动不是雇佣劳动，道理同不能说初生婴儿不是人一样的简单。任何事物都有初始、发展和成熟的演变过程。请人打短工，请人当帮工本身就是一种明显的雇佣劳动关系。随着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萌芽的初始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为自由竞争的近代市场经济，主要指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到本世纪30年代。这一阶段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完全通过市场，社会经济运行表现为完全的自由竞争，完全依靠价值规律自发调节进行，政府对经济实行不干预的自由放任政策，物质产品逐步商品化，各种生产要素也逐步商品化。这一阶段内，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封建扈从人员大量遣散，农民被驱逐出家园，广大个体小生产者纷纷破产，他们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外别无他途。因而，雇佣劳动由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变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 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雇佣劳动从而进入了与机器大生产相联系的发展阶段。本世纪30年代以后，自由竞争的近代市场经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竞争的、在国家调控下通过市场对生产资源进行配置的形式。由于生产社会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各种资源的商品化程度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生产和资本朝国际化发展，生产要素已突破一国范围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股份制”、“垄断集团”、“跨国公司”的出现和发展，促使劳动力在国际间流动，扩大了雇佣关系的范围。同时，由于政府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劳动力在市场上的流动日趋合理，因而雇佣关系更加国际化和规范化。雇佣劳动之所以和市场经济同步发展，是因为雇佣劳动本身也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社会资源的配置包括人力资源的配置。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的配置是通过计划统一调拨实现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的配置则是通过市场、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也就是通过劳动力的买卖实现的。雇佣劳动是市场经济内涵的丰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离不开雇佣劳动，但不等于雇佣劳动就是资本主义。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小商品经济的两极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我们不能说小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大规模地、迅速地发展起来，在经济上必须具有大量的有人身自由的、但失去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以及组织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大量的货币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这两个基本条件，对于这两个基本条件，我们同样不能说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综上所述，雇佣劳动和市场经济是密切联系的范畴，雇佣劳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两者的出现和存在又都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低下、没有剩余产品、没有交换、劳动力完全不表现为商品的情况下，雇佣劳动自然不会出现；一旦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有了剩余产品，交换从偶然现象逐步变为经常现象，雇佣劳动也就从萌芽阶段逐步发展到成熟的典型的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情，不仅决定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还决定了雇佣劳动仍将长期存在并继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二、包含着雇佣劳动成份的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雇佣劳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就必须分别研究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中雇佣劳动的合理性。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由于没有认识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仍然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和长期性，我国只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理论上都只承认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形式，在实践上取消和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非公有制经济被排除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外。又由于当时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经济，因而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私营经济也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私营经济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私营经济存在着雇佣劳动，既然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私营经济也就成为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调动各种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指出私营经济是存在着雇佣劳动的经济成份，必须对它加以引导，并没有说存在着雇佣劳动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但有的人就误解为存在着雇佣劳动的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对发展私营经济总是忧心忡忡。现有不少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阐述私营经济在现阶段作用的同时，也总是不忘记给它作出“本质是资本主义”的结论。私营经济是指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以获利为目的的一种私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成份这些相同的一面，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复现。资本主义经济一般是生产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生产力的产物，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本身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且发展不平衡，虽有现代企业，但以手工劳动为主、机械化水平较低的企业占大多数，企业规模也较小。1997年平均每户从业人员只有14人，注册资本仅为50万元左右，且普遍实行家长式或家族式管理，缺乏资本主义的现代管理。判断雇佣劳动存在的合理性，必须依据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十五大报告明确肯定，“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私营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表现在：第一，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私营经济把各种潜在的分散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 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为社会增加财富。 至1997年底，我国私营企业共96.07万户，注册资金5140.12亿元，从业人员1349.26万人，（注：《广州日报》1998年3月21日。）共创工业产值8475.16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5.9％；社会零售额达9929亿元，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7％；共缴纳税金540亿元， 占全国工商税收的8.5％（注：《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年第4期。）。同时，发展私营经济可以实现藏富于民，增加社会财富。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一般较高，其意义不仅限于私营企业主致富本身，而且还起到示范的作用，即从少数人致富到多数人致富、到更多人致富，从而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第二，私营经济已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据统计， 1978 年至1996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 而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5％。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80％是由非国有经济拉动的，有力地提高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注：《中国证券时报》1997年7月1日。）第三，有利于减轻就业压力，促使社会稳定。就业压力增大是近期和较长时间内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当前较大面积企业亏损再加上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力度加大，以及政府机构实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下，下岗职工增多是不可避免的，而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又使就业问题的解决面临更多的困难。私营经济的发展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了重要渠道。据统计，1996年底每500万名再就业下岗职工中， 个体私营经济吸纳量约为200万人。（注：《中国证券时报》1997年7月1日。 ）1997年全国平均每天诞生387家私营企业，平均每天约16500余人加盟个体私营企业，其中1万人是下岗职工，占总人数的60％以上。 （注：《信息时报》1998年3月23日。）第四，有力地支持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资产重组过程中，私营经济将填补国有企业退出的一些行业和领域，通过吸纳一些国有中小型企业转让的产权，包括债权债务，或者向国有企业注资，增添了国有经济的活力。可见，私营经济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任何一个经济范畴，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和合理的。包含雇佣劳动的私营经济形式既然对生产力发展起促进作用，就应该承认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经中共中央建议，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的决议，在宪法中明确“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注：《羊城晚报》1999年3月17日。）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劳动者的劳动仍然是雇佣劳动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二是劳动者既无生产资料，又无生活资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还存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我国宪法规定劳动者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和劳动权利。第二个条件中，关于拥有生活资料的问题。常言道，“手停口停”，劳动者在参加劳动以前，也是没有生活资料的，只有在参加劳动之后，才有权利获得生活资料。关于拥有生产资料的问题，马克思说的拥有生产资料，是从“直接拥有”的意义上说的。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是单一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人们的劳动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劳动者是直接拥有生产资料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理论上说，公有制企业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集体所有制的生产资料由参加这个集体的劳动者共同所有，国有生产资料由全国人民共同所有。但共同所有并不是共同瓜分，不是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切割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的其中一部分，公有制企业单个劳动者不能单独占有生产资料，享有生产资料的独占权。从国有企业来说，生产资料所有权包含着和表现为国家的终极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且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企业的劳动者并没有直接享有公有生产资料的终极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由此可见，劳动者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来说，是直接拥有生产资料，但作为劳动者个人来说，并未直接拥有生产资料。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现实存在的，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商品属性。劳动力仍然是商品。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必须抛弃原来的计划经济时期关于劳动力的旧的观念。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各种生产资料由国家计划统一调拨，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劳动力由国家统一调配，劳动力的培训就业由国家包起来，职工的生老病死等事情都由国家和企业处理，整个社会是低水平的产品经济，当然不存在劳动力的买卖问题，劳动力不是商品。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依然持这种看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已突破了理论上的上述界限，许多生产资料已经进入市场，对于劳动力属性的看法渐有松动。党的十四大报告使用了“劳务市场”的概念，“劳务”是劳动服务的意思。但实际上，劳动是指劳动力的使用和消费。在市场上，劳动者所能提供的只是他自身的劳动力，他的劳动还没有进行，只是通过市场完成交易活动进入生产领域或消费领域以后，劳动者的劳动和服务才开始进行，可见，“劳务市场”的概念并不科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准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中包含着“劳动力市场”的新概念。商品与市场，是一种相互依托的关系，没有市场，商品就不能成其为商品；同样，没有商品，市场也不能成其为市场。因此，“劳动力市场”这一概念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上交换的商品是劳动力，如果劳动力不是商品，那么，劳动力市场也就不存在。劳动力的商品属性现已得到广泛地承认。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它存在于活的人体当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不再是剥削者的奴隶，而是新社会的主人，他们当然有权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有择业的自由，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它亦有选择适用人才的权利。这就形成了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一种平等的劳动力商品的买卖关系。认识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企业和劳动者相互关系的认识就迎刃而解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企业和劳动者个人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为同一远大目标共同奋斗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又是雇佣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否定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业由于拥有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权，那么它就有权根据市场需要和效益原则去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确定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技术和信息在内的生产要素规模及其比例，这种配置是通过市场上的交换行为实现的，企业通过签定合同招聘工人和其他人员的行为实际就是一种雇佣行为。劳动者经雇佣后，在一定期间内劳动力的使用权或支配权归企业所拥有。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企业按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给予一定的报酬，这就是劳动力价值的主要体现，并通过工资的形式来实现的。人们过去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企业的主人，劳动力的所有者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一致的，因此劳动者不能把劳动力出卖给自己，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对此，我们必须作出具体和深入的分析。在社会主义阶段，雇佣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第一，由于生产资料最终所有权和企业法人所有权的分离，企业作为雇主并未拥有最终所有权，只是拥有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因此企业只是作为运用各个出资者财产的法人代表。这样，企业对于各个生产劳动者来说是雇主，但对于出资者来说则是受雇者。第二，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生产现代化和管理现代化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生产经营的经理人阶层，经理对于各个生产劳动者来说，是企业雇主的代表，但对于股东会和董事会来说，则处于受雇者的地位。第三，在企业职工股份化和股票分散化的情况下，许多生产劳动者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受雇者，他们已成为本企业的雇主或别的企业的雇主。然而即使出现了这些变化，雇佣关系的存在仍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列宁在分析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劳动关系时曾说过：“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25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就肯定了国家同劳动者的雇佣关系。另外，在1950年6月28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也曾使用了雇主和雇佣劳动者的概念，把国营和合作社中的劳动关系称为雇主与受雇的关系。例如第一条，“……凡在中国境内一切企业、机关和学校中以工资收入为其生活资料之全部或主要来源之体力与脑力的雇佣劳动者及无固定雇主的雇佣劳动者，均有组织工会权”。第五条，“在国营及合作社经营的企业中，工会有代表受雇工人、职员群众参加生产管理及行政方面缔结集体合同之权。”（注：《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可见，“雇佣”并不是专指资本主义制度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有区别，但在“方法上基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相似”。 （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雇佣劳动、工资、必要劳动、剩余劳动， 这此范畴在不同社会中由于所有制不同反映的生产关系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如果我们把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独特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都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人们知道，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者的劳动除了维持劳动者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剩余时，劳动者的劳动才能分为维持劳动者本身需要的必要劳动部分，以及提供社会其他方面需要的剩余劳动部分。在雇佣劳动关系中，雇员按劳动力价值取得工资，用于个人生活消费，而雇主和社会其他方面取得劳动者剩余劳动提供的价值，用于各种不同的需要。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是不同的，但必要劳动得到的工资用于劳动者生活消费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马克思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归结为它的一般基础，也就是说，归结为工人本人劳动产品中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0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这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0页，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这些指示，为我们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责任编辑】翟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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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MISSILES AND SPACE VEHICLES1999年 第5期 No.5 1999基于Hamilton原理的柔性多体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刘才山 陈滨 阎绍泽 吴德隆摘要 首先基于Hamilton原理建立起一般柔性体连续系统的动力学建模方法，进而以水平面内作大范围回转运动的柔性梁为例，在Eu1er-Bemoulli梁模型的假设前提下，根据轴向不可伸长的柔性梁的几何约束条件，推导出作大范围刚体运动的柔性梁连续系统的一致线性化振动微分方程。采用假设模态法对其离散化，导出考虑刚弹耦合作用的柔性梁有限维离散化动力学模型。文中最后给出了仿真算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主题词 柔性体 ，动力学，＋多体系统，数学模型。The Modelling Method of Flexible Multibody Dynamics Based on Hamilton PrincipleLiu Caishan Chen Bin(Department of Mechanics ＆ Engineering Science,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Yan Shaoze(Department of Precision Instrument,Q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Wu Delong(Beijing Institute of Astronautical Systems Engineering)Abstrac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normal flexible body dynamics modelling method of continous system is built based on hamilton principle. And then taking the flexible beam tunning in the horizontal plan for example, in the assumption of Euler-Bernoulli beam,the identical linearilized vibration differential equation is deduced according to geometry constraint conditions . The flexible beam finite discrete dynamic model with rigid-elastic coupling behavior is deduced by discretizating the equation with assumption modal method. The effectiveness is verified by computational simulation at last.Key Words Flexible body, Dynamics, + Multibody， Mathematical model.1 引 言机器人技术和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使得弹性体的大范围运动与其自身变形之间相互耦合的非线性惯性力项的作用变得不容忽视。 Kane［1］等于1987年指出，当弹性体的大范围运动的速度接近或超过柔性体的固有频率时，传统的线性化的动力学建模方法将会导致较大的计算偏差，甚至会得出完全错误的计算结果。这一现象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成为柔性多体动力学建模的热点问题之一。陈滨等［2］以带有中心刚体作大范围回转运动的Eu1er，Bernou11i梁为例，指出当大范围刚体运动的速度超过梁的一阶固有频率时，数值求解会发生失稳和分岔现象，解释产生这种错误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忽略了重要的刚柔耦合离心惯性力项的作用。文献［3，4］利用结构的中性轴和中性面不伸长的几何约束条件，将轴向位移或面内位移表示为广义坐标的二阶小量，通过附加几何刚度项考虑刚弹耦合项。文献［5，6］在几何非线性应变-位移关系中引入小变形假设，通过将一般弹性体的弹性位移表示为广义坐标的二阶小量，推导出一般柔性体的一致线性化模型。本文从Hamilton基本原理入手，首先建立起一般柔性体的动力学建模方法，进而以Euler-Bernoulli梁模型为例，根据轴向不伸长的柔性梁的几何约束条件，推导出柔性体一致线性化的连续系统的振动微分方程，利用假设模态法导出考虑刚弹耦合作用的柔性体有限维动力学模型。仿真算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2 一般柔性体的Hamilton原理建模方法Hamilton原理的基本形式如下：(1)其中 t1，t2为任意的时刻；δT为系统动能的变分；δV为系统势能的变分；δW为作用于弹性体上外力所做的功的变分。图1表示具有大范围刚体运动的任意柔件体B。P为体B上的任意一点；Oa1a2a3为固定在体B上并随其一起运动的随动坐标系框架；为随动坐标系相对于固定坐标系的位置矢量；为柔件体B上的任意一点P相对于随动坐标系的位置矢量。则点P相对于固定坐标系位置矢量为(2)图1 具有大范围运动的任意柔性体位置矢量依赖于柔性体弹性变形的广义坐标qj，(j=1,2,…,n为广义坐标的数目)。(3)点P在固定坐标系的速度可表达为：(4)式中 0为系统的随动坐标系的原点O在固定坐标系中的平动速度矢量;为随动坐标系框架在固定坐标中的角速度矢量；i为柔件体弹性变形的广义坐标的速率。整个系统的动能T为：(5)式中 M为柔性体B的质量；c和分别为体B的质心和惯性矩并矢量。将式（5)代入方程（1），并进行分步积分，可得弹性体变形运动的振动微分方程如下：(6)在方程(6)的推导过程中，没有对柔性体的变形作任何假设，因此，式(6)适合于任意形状、任意假设条件下的柔性体。3 Euler-Bernoulli梁模型的一致线性化动力学方程考虑如图2所示的在水平面内作回转运动的柔件机械臂系统。杆件的总长度为L；截面积为A；质量密度为ρ；弹性模量为E；固定端处的集中惯性矩为Ih；电机轴中心距柔性梁固定端的距离为a；电机的驱动力矩为τ；θ为刚体大范围运动的转角位移；l为截面惯性矩；Oij为固定坐标；Oa1a2为随动坐标系。图2 在水平面作回转运动的柔件机械臂系统设柔性梁上任意一点Q经变形运动后到达Q′点；u为柔性梁轴向位移的广义坐标；v为柔件梁的横向位移的广义坐标；x为点Q距臂根处的距离。则Q′点在随动坐标系Oa1a2下的位置矢量为(7）其对时间的一阶导数为(8)忽略重力的影响，则系统总的势能即为系统的应变能(9)将式(8)，(9)代入式(6)可得(10)忽略惯性力作用下柔性梁产生的轴向应变，即认为弹性体在中性轴上为一轴向不可伸长的柔性梁，则梁上任意一点Q在变形前后存在如下的几何约束条件。(11)式中 σ为哑元变量。对上式求变分(12)将式（12）代人式（10）（13）式中方程(13)是基于几何约束条件，u关于v为二阶精确描述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而使得动力学方程中关于v及其的一次项和零次项是精确的，因此，方程（13）称之为一致线性化动力学方程。基于假设模态法对方程（13）进行离散化，将v(x,t)用模态广义坐标qi(t)表示成如下形式：(14)式中 φi(x）为柔性梁横向振动的第i阶模态振型函数；qi(t)为i阶模态广义坐标；n为模态阶数。可得系统如下的离散化动力学方程：(15)式中 为系统的广义主质量对角阵；为系统的广义主刚度对角阵；4 仿真算例为验证以上方法的正确性，引用文献［1］所给出的算例，设一转动基础上的柔性梁，梁长L=10 m，截面积A＝4.60×10-4 m2，弹性模量E=6．895×1010 N/m2，截面惯性矩Ib= 2．031×10-7 m4，质量密度ρ=2．767×103 kg/m2，基础运动规律为(16)式中 Ω为稳定转速；Ω＝6 rad/s；T为加速时间，T=15 s。动力学仿真结果如图3所示。图3 末端弹性变形曲线仿真结果同文献［1］给出的结果非常吻合，验证了本文基于Hamilton原理建立的一致线性化动力学模型的有效性。5 结 语本文从Hamilton基本原理出发，推导出适合任意形状，任意假设条件下的一般柔性体的动力学建模方法，以作大范围刚体运动的Euler-Bernoulli梁模型为例，根据轴向不伸长的柔性梁的几何约束条件，导出柔性体一致线性化的连续系统的振动微分方程。基于假设模态法对其进行离散化，得到考虑刚弹耦合作用的柔性体有限维动力学模型。仿真算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本课题为航天高科技资助项目(863-2-3-4)、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基金资助项目作者单位：刘才山 陈滨 （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北京 100871）阎绍泽 (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北京 1000871)吴德隆 （北京宇航系统工程设计部，北京 100076）参考文献1 Kane T R， Ryan R R， Banerjee A k. Dynamics of a cantilever beam attached to a moving base.J.Guid.Contr.and Dyn.1987,10:139～1512 肖世福，陈滨.一类刚-柔耦合系统的建模与稳定性分析.力学学报，1997,4:439～4473 Banerjee A K, Dickens M. Dynamics of an arbitrary flexible body in large rotation and translation. J. Guid Cont. and Dyn.1990，13：221～2274 Ryu J， Kim S S. A genera1 approach to stress stiffening effects on flexible multibody dynamics systems Mech. Struct. ＆ Mach．， 1994，22（2）：157～1805 Zhang D J，Liu C Q,Huston R L. On the dynamics of an arbitrary flexible body with large overall motion: An integrated approach. Mech Struct. ＆ Mach.， 1995,23(3):419～4386 Chang B L， Shabana A A.Nonlinear finite element formulation for the large displacement analysis of plates. J. Appl. Mech．，1990,57:707～71收稿日期：199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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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645 【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199602 【原刊页号】1-5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 作 者 】曾明 【复印期号】199608 【 标 题 】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精神 【 正 文 】 内容提要：对李白的山水诗，历来重视不够。本文从返朴归真的逍遥，登山临水的快慰，夕阳明月下的沉思等三个方面，对李白的山水诗予以研究。李白的山水诗，均是倾情倾心之作。境界宽朗，潇洒天然，遣辞造句，纯任自然，如行云流水，极具自然美。他写自然山水，其本质特征就是突破庸常，反抗尘俗，决不是超现实的。我们能够透过那柔漫、散淡的语境，感悟到一种巨大的人格力量。关键词： 李白 山水诗 现实性 自然美＊ ＊ ＊天宝初年，生性飘潇、浪漫的李白初入长安，就被当时文坛大师贺知章惊呼为“子谪仙人也”。于是，“诗仙”这一颇具浪漫色彩的绰号，就成了李白诗歌艺术精神的一种诠释，仙风道骨，想落天外，飘逸放恣，意象万千，有强烈的浪漫主义作风，似乎才是李白诗歌的精髓。但在唐代的现实生活中，李白是人，决不是仙，其人其诗，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纵观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是超现实的。的确，李白毫不掩盖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但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那些取得富贵利禄的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但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又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于是，在他神往自然、投身自然、礼赞自然的山水诗篇中，我们可以发现李白人格的闪光点。李白一生徜徉于山水之间，热爱自然山水，达到了梦寐以求的境地。考察起来，李白山水诗中的日出月落、名山大川等自然物的社会属性是这样获得的，第一是因为人化的自然山水凝聚着人在改造客观自然山水的社会实践中，对象化到这些客观自然山水之上的人的本质力量，使这种客观的自然山水获得一种可以印证人的主观自由自觉创造性的社会意义；第二是非人化的自然山水，它虽然暂时未经改造或未能改造，但作为人的环境的构成因素，却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去想方设法接近它、改造它、利用它，因而极易成为人们想象中被驾驭掌握的对象，于是就具有观赏和返照的意义；第三是因为自然山水那种超脱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自然属性又极易让人“入乎其内”，去体味它的生气，穷究它的妙态，以为体己，省察自身，然后又“出乎其外”，玩赏它的情性，品评它的神韵，以己体物寻求逍遥解脱，因此，自然山水又极易成为人寄托某种情思的精神活动对象，从而获得某种寓意或象征意义。正因为如此，李白的山水诗就具有了非常丰富的社会内涵，我们可以从对他山水诗的观赏和返照中得到一种沁人心脾的舒适与刺激，从而在思想上得到某种启迪，在情感上得到某种疏导或宣泄，使我们的内心世界更加充实、丰富和完善，使我们的精神达到一种自乐自足的境界，感受到更加美好的人生。李白的山水诗由于具有这种特殊的艺术精神价值而具备了自然美的意义。下面，拟从三个角度予以研讨。一、返朴归真的逍遥观览李白的山水诗，首先感到的即是诗人在远离了官场衙门后，返朴归真的那份逍遥。这是诗人在欲进不能情形下的心灵传真。在《夏日山中》〔1〕他这样写道：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诗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仲夏季节，当我们走进李太白所营造的诗歌氛围，就会体悟到《夏日山中》那扑面而来的阵阵清凉松风，那个“脱巾挂石壁”的潇洒诗人，沉醉忘情于《夏日山中》，悠悠然一种自乐自足的逍遥，特别是对个人情感的放纵与宣泄，可以说达到了极点。你看：在《夏日山中》，羽扇可以不摇，衣履可以不穿，“裸体青林中”，“露顶洒松风”把要说的千言万语都包蕴了。因为纵情无言于《夏日山中》，让人既感受到自然山水的巨大魅力，又充分享受了心灵的林荫，这难言的妙处，真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其实，东方人向来就以人与自然山水的融合为最高精神境界，我们东方美学的极境也就是人和自然的默契，这即是中国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这首五绝，表现出李白在自然山水中的得意忘形，从心所欲，不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吗？李太白的这类诗歌，仿佛是滚滚红尘里奏响的一声声清纯空灵的笛音，我们完全能够透过这类诗歌的语言外壳，领悟到他在极其真诚的心灵之下，渴望自己精神上飘逸逍遥的那一份真实淡泊、自然宁静。现代社会，人们追求自然，企盼宁静，有人更把当今西方的裸泳鼓吹得如何神秘与文明。其实，在李白的这首诗歌里，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远离尘世的喧嚣，忘却心灵的苦恼，寻美于山水自然的投入与真诚。不可否认，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自然山水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中国历代文化人格的修养与发展，一直都没有离开自然山水这一具有导引意义的象征物。揭开中国文学历史的幕幔，我们不难发现，千古文人山水梦。时光如箭，岁月无言，究竟是人化成了自然山水，还是自然山水化成了人呢？至今，人们还在自问自答着。由此看来，文明与自然，自然与文明，始终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日夕山中忽然有怀》一诗，李白与山水云石为伴，在大自然的天籁中充分感受到内心世界的丰富和充实，流布于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完全是心灵的传真，在这些淡忘荣利、自乐自足的诗句背后，我们可以发现“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人是何等的逍遥。久卧青山云，遂为青山客。山深云更好，赏美终日夕。月含楼间峰，泉漱阶下石。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惜。……。久居山中，卧看青云，人随云动，物我难分。云好更在山深处，终日赏美忘归人。在一轮清月的朗照之下，群峰格外秀丽；在一泓清泉的叮咚声中，山石分外透明。习习的山风迎面吹来，让人心旷神远；温情的月光如诗如画，妩媚醉人。“素心自此得，真趣非外惜。”这山中的“真趣”，这超然的“素心”，幽幽古思，款款真情，让人流连，给人安宁。这类诗，是李白在穿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历经了生活的坎坎坷坷，见惯了世间的悲欢离合，感受了生命的大起大落后的大彻大悟，是诗人灵魂的又一次飞升。不错，李白的一些诗里常常写到醉态梦境，似乎浪漫逍遥的诗人多是生活的蔚蓝色的梦境之中和沉溺于“会须一饮三百杯”的烈酒里，其实，李太白的一颗心早就苏醒了。感于时代的压抑、黑暗，感于社会的小人专权，李白称得上是懵懂时代的先觉者。“众人皆醉我独醒”，“我辈岂是蓬蒿人”，在大自然的千山万水中，当李白把自己的主观情感直接注入于客观的自然山水之上，那山便也有了性，那水便也有了情。这时，自然山水之灵和李白艺术之魂在静寂中完全统一在一起了。流淌于他多彩的笔下，就有《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ｙǎｏ＠①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桃花，火红热烈鲜艳奔放；流水，清澈明亮百折不挠。它们都是李白旷达逍遥性格特征的传神写照。花开花谢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随着季节的更替，满树桃花总有凋谢的一天。一川春水向东流，奔腾到海不复还。流水无声，逝者如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那随风凋零的桃花，那不舍昼夜的流水，一切都平平常常、自自然然。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景观里，李白独具只眼，发现了“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确，荣盛和消逝，是组成世界万物生命的两个轮子，它们都分别显示出不同的美，但其所具有的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天然二字。这种美学观点，恰好反映了李白酷爱自由、开朗天真的逍遥性格。大自然中的桃花流水，春荣而秋凋，东去不复归，这其实是自然双重性的一个方面，寄寓于桃花流水中的，完全是李太白生命意识的觉醒，是他生命意识的一种延伸。“别有天地非人间”，可谓把李白的逍遥思想一笔写尽，描绘山中幽景，既抒发了对“人间”（即现实）的不满，又礼赞了山水自然，表述了放情山水的逍遥思想。《独坐敬亭山》、《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与夏十二登岳阳楼》等诗，都流露了李白返朴归真的逍遥思想。二、登山临水的快慰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蜀江水碧蜀山青”，巴蜀的奇丽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葱茏的艺术想象。当现实不合他的理想，怀才而不被起用时，官场的绝望并没有使他心灰意冷，去掉身心的羁绊，正好远走高飞，在自然山水中，领悟到一种心灵的故园感和归宿感。这时，李白向外发现了自然山水的灵魂，向内发现了自己心境中的深情，在对自然山水的理解把握中，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在山的怀抱中，在水的情怀里，胸襟更宽广了。登山揽胜，临水抒情，在灵山秀水间，那明丽可人的千山万水，清风朗月，秋菊落英，沙沙穿林打叶声，潺潺小溪与泉鸣，风过雨霁，山岚白云，在李白的心中投下了一抹抹快慰的林荫。七绝《登庐山五老峰》：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在这首七绝里，李白挥毫走笔，饱蘸浓情，在登峰极顶的无比快慰中，盛赞庐山秀色。最美丽的是“青天削出金芙蓉”，最动人的是“九江秀色可揽结”。天才纵逸，性格豪爽的诗句，让人通体舒畅，如坐春风，不仅充分领悟到庐山山水的妩媚动人，而且心驰神往。《冬日归旧山》一诗，李太白归心似箭，未洗征尘，行色匆匆，叩访山门。那久违的远山近水仿佛于他有意，那故园的芳草仿佛于他有情。在归来的路上，他以诗人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一条藤径绿，万点雪峰晴。地冷叶先尽，谷寒云不行。嫩篁侵舍密，古树倒江横。……。诗中，那碧绿的“一条藤径”，那高远的“万点雪峰”，满地密密麻麻的枯枝冷叶，一谷厚厚浓浓凝滞不动的寒云，冬日里生命常新的嫩篁，深山中老树古木破江而横。在这首诗中，万点静寂的雪峰前有一条鲜活碧绿的藤径，人踪渺无的自然里有冲风冒雪的嫩篁常青，纵然“谷寒云不行”，纵然“古树倒江横”，但静寂中依旧有远方的召唤，死灰中依旧有顽强的生命，这就是不灭的人性之灯。正是在这样的自然里，在这样的山水中，李白真切地感到，他的心是属于阳光、雪峰、嫩竹、白云和大自然的，也只有在自然的山水之中，他的心才是最自由的。李白的这种对自然山水的心仪与交流，其实并不是简单的逃世，而是一种人格的“寻真”。他希望达到的，就是借客观自然山水的清凉，来尽情洗涤自己主观的俗虑。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情。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声。――（《清溪半夜闻笛》）情到深处，渊雅空灵，情音袅袅，不尽余韵。羌笛悠悠，吹出梅花三弄的撼人乐音；溪水淙淙，流来吴溪陇水的无限深情。那清澈的吴溪，那缠绵的陇水，光闪闪、亮晶晶，曾为李白洗征程，今日看来分外亲。秋浦的明月冉冉升起来了，如银的月光给远山近水披上了一层朦朦胧胧的白纱，笛有情，水有情，月有情，人有情，听着如诗的羌笛声声，伴着如画的波光粼粼，李白的心境也被山水感染了。在李白的山水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身心与山水自然景色浑然一体，因此，在他的山水诗中，构成的是一幅幅融汇着诗人情绪的动态画卷。三、夕阳明月下的沉思我们知道，凡是能够人为描绘的自然风光就失去了其神秘性。人类之所以世世代代始终保持着对客观自然山水挚热而纯真的那一份爱，那一份情，就在于人生无穷，生命无尽，山水永恒，探索不停。于是，在李白的笔下，自然山水有时就是一种象征，当自然山水被当作是一种客观关联物，作为一种永恒的象征时，它就能使李白产生强烈的时空意识。展读李白的描山绘水之作，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沿江独步，还是月下独饮，在潇潇春雨和瑟瑟秋风里，在红红夕阳和皎皎明月下，他时常陷入一种深沉的哲理思考。江边行吟，思接古今，李白胸襟大开，心潮滚滚，耳闻飘渺的音乐，目睹翻飞的白鸥，一种强烈的时空意识油然而生：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遥想历史，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亘古不灭，世代相传，光照千秋的是天才诗人屈原的词赋，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闻风汲流，也许李白正是从“屈平词赋悬日月”这一文化现象中，发现了人类精神瑰宝传递的秘密。天才惜天才，名人慕名人，原本就是人生的一道风景。妇孺皆知的《静夜思》一诗，李白望月怀乡，见月起情，乡情、亲情、人情，时间、空间、灵魂完全交融于一体，明明白白的语言，却告诉了我们一个千百年来东方人常有的思维定式。可以说，月下思乡本身就是一种美丽的痛苦。月下饮酒，李白神思飞奔，倔强兀傲、热爱自由的诗人也生出疑问，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对生命意义及对生命的有限和无限的深层思考之中：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把酒问月》）人生苦短，皓月永存。静心细想，无论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瞬间过客而已。逝水年华东流去之后，只有那空中的一轮朗月从古至今，清辉永存。在对明月的沉思疑问中，李白悟出了，生活在山水明月之中，一旦自然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对立彻底消失，人心也会因此变得温和善良起来，这时奔腾咆哮的主观感情，在清柔的月色之下，也会用一种极其平静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平静的主观感情，其实是一种很深刻的情感宣泄，构成了李白文化人格的又一特点。因为在如水的月光下和自然山水中寻找到的精神自由和解脱，李白得到的是一种人格的完善。山中落日，景色迷人，在如血的夕阳下，李白笔随意转，情不可遏：雨后烟景绿，晴天散余霞。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花落时欲暮，见此令人嗟。愿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落日忆山中》）赞美夕阳下的山水，赞美春雨后的风景，天边片片多情的晚霞，山中阵阵醉人的春风，可餐的秀色，欲燃的山花，让我们感到，这是李白在自然山水中黯然得到的一种精神解放，诗歌中自然山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冲淡之美，正是李白寻求到的一条由有限到达无限的通道，这是一种人的主观精神和山水之形的有机融合。该诗结尾，因花落而叹时暮，见花谢而感神伤，虽有年年花相似，岁岁人不同之憾，但“愿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却又是李白在沉思后的另一种解脱。因为宇宙苍茫，红尘滚滚，心最大，人最小。在唐代那个令李白并不顺心的朝代里，他常常都想为自己寻求一个精神寄托，有时在心里，有时在山水中。李白一生存交重义，极具侠义精神。他一手拿剑，一手执笔。剑用来仗义行侠，希望铲除人间的不平；笔用来体物言志，希望留下优美的诗篇。他虽然从小就学道，是道教的“道”，可是却不能超然物外，忘情人间。他情系大自然的万水千山，因为在名山大川中，他的心真正自由、解放了。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精神：在唐朝这样一个对文艺和个性都提倡张扬宽容的朝代里，浪漫诗人李白的山水诗却主动地取向、追求自然，并在自然之中安放其人生价值，这应该是人类的又一次重大的文化觉醒。这种文化觉醒，首先使得李白在感情上要求一种对象化、自然化。因此，在他的山水诗里，远山近水，夕阳明月，都仿佛沉浸在一种或冲淡或苍凉或静寂的阴柔之中。尘世间的风起云涌、狞厉悲惨，都似蕴含在一片阴柔的，平静的，潜深的幔纱之中。使人既容易接受，又能透过那柔漫、散淡的语境，感悟到一种巨大的人格力量。李白山水诗的美学特征：李白的山水诗，均是倾情倾心之作。挥别荣利，握手山水，境界宽朗，潇洒天然，极具自然美。李白山水诗的启示：李白的山水诗，毫无斧凿痕迹。写山水自然，绘云月风景，其实是将怀才不遇的孤独与寂寞，挥洒在大自然的万水千山之中，决不是超现实的。李白山水诗的了不起处，就在于心无形役，鄙弃利禄功名。他的山水诗，其本质特征就是突破庸常，反抗尘俗。展读这些山水诗，我们能够呼吸到一口口新鲜而又清凉的空气。由此看来，真正杰出的作家是无需任何人来给他排名打分的，因为他的座次早已在我们心中。注：〔1〕本文所引用的李白诗歌，均见《全唐诗・李白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责任编辑 徐其超）＊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穴加目，上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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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研究RESEARCH OF ENUIRONMENTAL SCIENCES2001 Vol.14 No.2 P.54-56含聚合物污水回注时污染地层的主要物质分析刘晓冬 徐景祯摘 要：笔者系统分析了大庆油田南三区东部聚合物驱产出水处理前后原油、聚合物、固体悬浮物、无机离子和细菌等成分的含量及其固体悬浮物颗粒直径大小与分布，并且对该区聚合物驱产出水主要特征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根据油层损害机理并且结合该区油层的孔渗特征，研究和确定了污染物质。得出结论：聚合物驱产出水中硫酸盐还原菌是主要污染物质，此外，向萨葡油层的低、中渗层及高台子油层回注时，固体悬浮物和原油也是主要污染物质，而聚合物仅对低渗层造成损害；常规处理方法对污水中原油处理效果最好，而对PAM和固体悬浮物处理不太理想。关键词：聚合物； 聚合物驱产出水； 回注； 污染物质分类号：X70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929(2001)02-0054-03Analysis of Contaminants in Water Produced from Formation with Polymer Flooding and Its Possibility for RecyclingLIU Xiao-dong（Petroleum Department , Daqing Petroleum Institute, Anda 151400, China）XU Jing-zhen（Petroleum Department , Daqing Petroleum Institute, Anda 151400, China）Abstract：The contents of oil, polymers, solid particles, inorganic ions and bacteria in water with or without pretreatment we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by means of various chemical and physical methods, which was produced from formation with PAM flooding in Nanshan Area, Daqing oilfield. The diameter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of solids were also measured by laser granularity equipment. According to the chemic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se materials and their damage mechanism to oil formation, the damage contents were determined. The sulphate-deoxidized bacteria are main damage contents for the rejecting of water into formation. Solid particles and oil can damage formation with medium or low permeability, and PAM can damage formation with low permeability. The usual pretreatment of water can remove oil significantly, but have some effects for removing PAM and particles.Keywords：PAM; water from PAM flooding; recycle; contaminant作者简介：刘晓冬(1964-)，女，辽宁北宁人，讲师，硕士.作者单位：刘晓冬（大庆石油学院 勘探系，黑龙江 安达 151400）徐景祯（大庆石油学院 勘探系，黑龙江 安达 151400）参考文献：［1］ 王克亮，王风兰，李群，等.改善聚合物驱油技术研究[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7.1～73.［2］ 裘怿楠，刘雨芬.低渗透砂岩油藏开发模式[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8.134～145.［3］ 张绍槐，罗平亚.保护储集层技术[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3.155～199.收稿日期：1999年6月5日出版日期：2001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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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4 【原文出处】国外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3 【原刊页号】52～55 【分 类 号】C8 【分 类 名】新兴学科 【复印期号】199903 【 标 题 】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新变化 【 作 者 】唐绍欣/张芳洁 【作者简介】唐绍欣 张芳洁 通信地址：250100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发展经济学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成长最为迅速的学科之一，它应该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形势对其研究重点作出调整。本文从知识资本 的开发、重视制度分析、寻求政府与市场的协调、关注不公平分配、对腐败的经济学研究五个方面概述21世纪发展经济学可能出现的研究热点和领域。【关 键 词】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人力资本 【 正 文 】 1997年底，世界银行和迈克阿瑟基金会在华盛顿主持召开了一次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探讨21世纪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新重点和新方向。发展经济学家一致认为，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出现重大变化，除了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会发生转移外，还会出现新的热点和新的研究领域。一、从重视物质资本投资到关注技术知识开发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认为资本存量的规模，尤其是资本积累的速度，是促进或限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批判了这种片面性的观点，作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发展）的源泉和决定性因素的分析。舒尔茨(T.W.Schultz,1990)等人则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从劳动力要素的角度切入，探讨人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认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刺激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所在。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80年代中期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以及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综合考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商品和劳务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技术知识、信息、教育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明显提高，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一国对新知识的获取、利用及开发改进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比物质资本更为稀缺。种种迹象显示，一种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知识经济在西方国家初露端倪，成为未来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热点。一般认为，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支柱，以知识的生产、分配、消费为主流的创新型的经济体系就应属于知识经济范畴，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何去何从显然是发展经济学的题中之义。为了加速技术知识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有必要对技术知识是纯私人产品的属性加以反思，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尽管许多技术知识的开发成本相当昂贵，但在现代社会中却能够很便宜、很快捷地复制出来。这就在客观上为其传播提供了前提，而这种传播对社会经济发展将是十分必要的。很多技术知识本来就不是很好的私人产品，它们一产生就会转化成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据此，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环境，世界需要更多的作为公共物品的技术知识与信息，政府与多边机构应该增加其研究与开发支出，并为其成果的转移与扩散提供更多的政策、技术与财务支持。二、从侧重一般发展理论到强调制度分析20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可能是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发展经济学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它的影响，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对转型期间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正是这种影响的显著表现。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多偏重于纯理论研究和一般政策分析，忽略了对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制度因素分析，即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将制度要素看成是既定的外生变量；另一方面，以科斯(R.H.Coase,1960)为代表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也忽略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尽管像舒尔茨、缪尔达尔、刘易斯(W.Lewis,1989)等人在其发展理论中掺杂着制度因素分析，但这种分析并不彻底。因而，努力打破发展经济学与制度分析互不包容的现象，对经济发展的制度功能开展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实现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交叉与融合，有可能成为21世纪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人们发现，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要素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他们更需要变革，需要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他们对制度的需求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而制度的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中国已有的实践表明，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它包括政府的组织与营运能力、社会的政治适应性、公平分配与再分配的制度、规范与非规范的交换协议、反腐败的制度、激励机制的设计等等，这些制度因素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约束或激励人们的行为，决定经济效率水平，并最终决定政策的实施效果。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计划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密切注意制度变量的作用。三、从注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到寻求政府与市场的协调发展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不再那么重要，21世纪真正会对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构成挑战的，是要在加速发展的大前提下，从实践的层面上弄清政府与市场的行为特征，并据以制定和实施能够使二者有效协调的发展政策，这或许正是以往主流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之一，简而言之，21世纪的发展经济研究应当是务实的，不是务虚的。目前，人们已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信息不完备、市场竞争不完全的环境下，政府积极、有效的干预，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PraetoImproving)，即可实现所谓的在不使其他人状况更坏的前提下而使某些人状况获得改善的资源再配置。过分依赖市场的效率，盲目减少必要的政府干预的政策，起码对大国来说是不太适宜的。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不应完全在自由贸易和最少的干预下进行，政策必须反映这样的现实：经济并不一定仅在市场中出现增长，其市场运行往往是次优的，例如，如果具有垄断地位的贸易商攫取垄断租金，那么，贸易自由化就可能不会带来更低的价格；如果简单地以私有部门代替国家垄断，则私有化很可能不会带来福利水平的提高。发展经济学家一致承认，上述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要求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与实践相结合，其中实证性的案例研究应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尤其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市场功能、市场与政府失灵和发展的政策效果的研究，要以综合数据而非单一数据为基础，加强纵向的发展案例研究，以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实现发展经济学的突破。四、从注重效率研究到对不公平分配问题的关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注重效率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最致命要害是没有效率，因此，如何提高经济效率水平，成为传统发展经济学家广泛注意的问题。诸如分析资本的形成、技术进步、政府干预政策、人力资本的作用、经济发展战略等等，其目的都在于探索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效率水平的对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也讨论收入分配问题，也关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但总的说来，传统发展经济学更注重效率研究。21世纪的发展经济将更加注意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分配状况，即收入分配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公平分配现象似乎是一个与发展中国家市场化改革伴随而生的社会经济难题。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不公平分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经济绩效产生不良影响：其一，不公平分配导致政治动荡，使投资环境明显恶化；其二，不公平分配会导致集团间的“讨价还价机制”失灵，降低集团或团体间相互接受与融合的能力；其三，不公平分配会从根本上损害一个社会的效率促进规范，对诚实、守信的商务伦理构成挑战；其四，不公平分配会降低激励机制的效果。此外，财富的分配也会通过对非市场机构即社会组织方式的影响而对经济绩效产生作用。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非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往往会加深社会阶层的隔离性，穷人会长期依赖于这种不正规的保障机制，而富人却可以存在于这种能够免于支持穷人的保险网络内，这显然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分配。为此，如何建立公平有效的财富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自然要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应当看到，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旨在调整不公平分配的再分配政策，在制度保障、政策设计和执行力度等方面还远远没有到位，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五、从笼统地关注经济环境到具体地防治腐败的分析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十分注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像投资环境、外资外贸环境、自然环境，甚至政治、文化环境，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好坏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便利的财政税收体制、外贸外汇体制，努力营造和谐宽松的人际关系环境，构成了以往发展经济学分析的侧重点。与此相对应，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仍然必须关注这一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它会加剧发展的制度障碍，侵蚀经济增长的根基，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应当看到，发展经济学迄今对其成因、效应和治理措施的研究很不充分，相关文献对腐败经济影响的分析与阐述，或囿于现有的理论泛泛地做一般性的解释，或仅以个案资料为依据做出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判断，缺乏全面、综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甚至有人根据东亚一些国家高增长与高腐败并存的现象，提出所谓经济中的行贿、受贿是增长的润滑剂的观点。对此，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有义务在有关腐败的经济分析上做出努力。在这方面，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就防止腐败所作的综合分析，有着重要的探索与引导意义。该报告援引一项对69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公务员受贿和法律制度受到损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严峻的挑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情况相当严重，但号称法律完备的发达国家也同样难免受其害，仅德国公司每年就发生10万起腐败案件，世界银行估计，全世界每年贿赂额可达发展中国家外来直接投资和进口的5%，即每年近800亿美元。腐败行为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起的恶劣影响众所公认。世界银行指出，在腐败最猖獗的国家中，投资只占GDP的12%，而在较廉洁的国家中，投资的比例则超过21%。什么是腐败？发展经济学家的定义并不一致。Robert Klitgaard说，“腐败等于垄断加随心所欲减责任心”。Cheryl W.Gray指出，“对腐败的一般性定义是公为私用。它包括贿赂和敲诈，这两种形式必然涉及两方面的人，腐败还包括官员能独自进行的其他形式的违法乱纪行为，比如贪污和欺骗”，而意大利经济学家Paol Mauro的定义则是，腐败就是“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这些对腐败的定义尽管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大同小异的。在腐败成因的研究方面，一项综合了39个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1)政府官员的自由决定权越大、责任感越弱，腐败行为就越多；(2)政策扭曲程度越大、透明度越低，腐败就越严重；(3)法律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越不健全，腐败就越广泛；(4)官员和公务员薪金越低，腐败动机就越强。据此，世界银行提出了政府减少腐败的关键，即健全法规以严格限制官员自由决定的范围、鼓励通过契约方式将有关事项交给与政府无特殊关系的企业处理、规范公共采购制度、提高政策和法规的透明度、精减政府机构并引进竞争机制、强化监督和惩罚力度等。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腐败的经济学研究，但仍不能算作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威性成果，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将对此问题展开全面、综合的分析与研究。我们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关注腐败的经济学研究，它与世界银行合办的《金融与发展》季刊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一问题。意大利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一局经济学家Paolo Mauro以《腐败：原因、后果及进一步研究的议程》为标题，进一步考察了腐败对经济发展的恶劣影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工作报告是由Caroline VanRijckeghem和Beatice Weder两人完成的，他们的题目中《腐败与诱惑单：行政机构的低工资是否是产生腐败的原因？》这一报告细分了腐败产生的原因，从一个具体的侧面探讨了腐败可能存在的理由。这对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变化产生巨大影响。【参考文献】 ①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公报》，1997年7-9号、10-12月号。②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1996年发展经济学年会论文集》，1997年1月版。③ 陈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④ 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⑤ World Bank,1997,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7,OxfordUniversity Press.⑥ Coase,R.H.,1960,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i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21.⑦ Robert Klitgaard，《治理腐败》，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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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选定今年无烟日口号新华社日内瓦５月７日电“无烟童年”，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为今年５月３１日第三个世界无烟日选定的口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今天在解释这一口号时指出，世界上每一个儿童自出生来到人世，都有可能成为吸烟的受害者。父母抽烟对儿童的危害尤其更大。有关专家认为，如果目前香烟的消费势头不减，世界上将会有１・５亿儿童最终因受烟害而死亡。中岛宏总干事指出，世界无烟日决不仅仅是要求抽烟者不抽烟，而是旨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促使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意识到抽烟对儿童的危害，并为此采取相应措施。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在无烟的环境中长大”应该成为每一个儿童的基本权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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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4期 Vol.35 No.4 1999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身体基本状况调查与评价程 公 刘 玮摘要：本文通过专家访问，确定了可行性指标，对女子足球教练员进行专访调查，取得原始数据，经过数理统计运算，得出各指标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对女子足球运动员身体基本状况进行讨论与分析，建立女子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评价标准，旨在为科学训练提供某些参考。关键词：足球∥女子∥中国∥青年∥身体状况∥身体素质∥调查∥评价∥标准Fitness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ChineseYoung Women Football PlayerCheng Gong Liu Wei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ith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the fitness of Chinese young women football player was studied and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it,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cientific training of women football player, a fitness evaluation standard for women football player is set up in this article.Key words： football∥women∥China∥young∥fitness∥investigation∥evaluation∥standard前 言近年来，我国女子足球运动水平发展迅猛，在多次世界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已跻身世界前列。在这种情况下，后备人材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从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发展水平的现状入手，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研，试图从中找出一些规律，用评价的方法，建立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评价标准，为科学训练服务，为科学选材服务。1 研究对象与方法1.1 研究对象参加全国青年女子足球锦标赛(A组)前几名的队伍，依次为上海队、北京队、河南队、陕西队、河北队、中足一队、中足三队全体运动员，共计112人。1.2 研究方法1.文献资料法：查阅有关文献资料。2.调查、访问法：对女子足球教练员及部分体育院校专家调查与访问。3.数理统计法：通过微机对所取得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4.课题研究指标的确定：根据专家访问及教练员调查统计结果，确定以下指标为本课题研究的指标：身高、体重、30 m跑、100 m跑、折返跑、立定跳远和12 min跑。2 研究结果与分析2.1 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年龄、身高、体重特点调查资料显示，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的年龄结构表现出不均衡性，年龄一般在14～18岁之间，个别队伍中有12～13岁的运动员，年龄跨度较大。因此，在训练手段的运用上、训练负荷的安排上将造成一定的困难，给整体训练的效果带来一定的影响。这说明，在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的选拔手段、训练体系、比赛制度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同时也反映出，后备力量的培养不足，队伍梯队建设不系统。由此看来，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队伍的年龄结构表现出的不均衡性，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统计结果表明，第1名的上海队，身高、体重的平均值均占首位，身高平均168.5 cm，体重平均59.3 kg。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身高总体平均166.5 cm，最大值为177 cm，最小值156 cm，变异系数为2.6%。可以看出整体水平较高，差异较小，群体样本波动范围不大。说明各队教练员在选材上，比较重视身高这一指标，充分考虑到利用空中优势，总体思路符合足球运动发展方向。表 1 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身高、体重情况一览表上海北京河南陕西河北中足一中足三总体身高(cm)168.5166.3167.6166.1164.0166.5166.8166.5(%)2.62.32.52.62.53.11.92.6体重(kg)59.3055.3755.8754.4056.3155.3457.5356.36(%)9.26.36.08.411.111.610.59.4从体重的情况看，总体平均值为56.36 kg，最大值75 kg，最小值47 kg，变异系数为9.4%。这组数据可以看出，群体内个体差异较大，即样本波动范围较大，体重的增长水平参差不齐。说明教练员在训练负荷、营养调配等方面，能够有所掌握，使运动员的体重达到一个较适中的水平，更有利于训练和比赛。2.2 身体素质各项指标分析与评价自70年代初，全面型足球风摩世界足坛以来，运动员的职责范围扩大，比赛的质量、强度、速度不断提高，对抗强度不断加大，对运动员身体素质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立定量化、最优化身体训练模型，对运动员实施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训练，是现代竞技体育的需要。本文确立的身体素质指标，基本上能够反映女子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发展水平(表2)。表 2 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情况一览表上海北京河南陕西河北中足一中足三总体30 m跑(s)4.404.484.474.324.294.294.724.42(%)4.504.855.383.212.991.073.805.02100 m跑(s)14.6014.7114.8014.4814.5714.1215.1214.63(%)2.292.475.012.372.472.675.094.02折返跑(s)36.0737.4337.4036.3037.0436.3737.0636.81(%)3.311.433.202.092.041.752.122.69立定跳远(m)2.212.052.212.162.002.142.072.12(%)5.703.752.673.894.176.364.295.6312 min跑(m)28702876288327862806287527602837(%)4.682.342.992.653.883.234.313.87从表2反映的情况看，中足一队的速度素质水平较好，平均水平较高，样本的波动范围较小，整体水平较高。取得A组比赛第1名的上海队，速度耐力素质水平较高，但群体内样本的波动范围较大，即运动员的速度耐力素质水平参差不齐，可能与年龄结构有关。取得比赛第3名的河南队，力量和耐力素质较突出，整体水平较接近，样本的波动范围较小。可以看出河南队比较重视力量素质和耐力素质的发展，这为取得良好成绩奠定了基础。本文将30 m跑、100 m跑、折返跑、立定跳远、12 min跑作为女子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评价指标，并根据正态分布原理，规定样本的15%为优秀水平，30%为良好水平，40%为一般水平，15%为低水平，建立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评价标准(表3、表4)。表 3 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评价表30 m跑(s)100 m跑(s)折返跑(s)立定跳远(m)12 min跑(m)优秀水平4.2114.1135.792.232951良好水平4.3114.3636.292.182895一般水平4.4714.7637.062.092808差低水平4.6415.1537.832.002722表 4 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各项指标标准差表12345S0.220.580.990.111103 结论1.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年龄结构表现出不均衡性，年龄跨度较大，对整体训练效果及比赛水平的发挥可能造成一定影响。2.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身高总体平均水平为166.59 cm，最大值为177 cm，最小值156 cm。体重总体平均水平为56.31 kg，最大值为75 kg，最小值为47 kg。3.建立我国青年女子足球运动员身体素质各项指标的评价标准，可以为女子足球运动员的身体训练及科学选材提供某些参考。作者简介：第1作者：程公，男，38岁，沈阳体育学院足球教研室，讲师，硕士。作者单位：程 公(沈阳体育学院，沈阳 110032)刘 玮(沈阳建工学院，沈阳 110032)参考文献1 王路德.体育统计学.湖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19852 体育测量与评价.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03 运动生理学.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收稿日期：199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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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科技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 第35卷 第11期 Vol.35 No.11 1999水平速度的损失与跳远成绩之关系研究佟艳华摘要：通过对中外跳远运动员的对比分析发现，中国运动员只有在加 大水平速度的同时，进一步减少其速度的损失率才能更有效地提高跳远成绩。同时，找出了造成水平速度损失的原因、水平速度损失率对跳远成绩的影响以及减少水平速度损失的对策。得出结论，跳远中必须在高速助跑与快速起跳结合的同时，控制好最后2步步长的合理变化。关键词：跳远∥影响因素∥水平速度∥踏跳∥助跑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ss of Horizontal Velocity and Performance of Long JumpTong YanhuaAbstract:By comparing our long jumpers with foreign athlete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only way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long jump is to increase the ho rizontal velocity and decrease the loss ratio of velocity. Moreover, the author found out the reason of leading to the loss of horizontal velocity and the way to decrease i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asonable change of length for last two steps must be controlled in the long jump.Key words:long jump∥influence factors∥horizontal velocity∥takeoff push∥runup1 前言已有研究表明：在决定跳远成绩的所有因素中，助跑速度所起的作用占到80%～90%，尤其是 最后2步的助跑，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跳远成绩。较高的水平速度是获得较好跳远成绩的前提。可是，运动员在踏跳时水平速度的损失往往又 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最优秀的运动员。那么，怎样才能在尽量减少水平速度损失的前提下提高跳远成绩呢?这正是本文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2 研究对象与方法2.1 研究对象世界优秀男子跳远运动员2人和我国优秀男子跳远运动员5人的12次试跳。2.2 研究方法采用高速摄影机现场拍摄了我国男子跳远运动员在1994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全国田径锦标赛和全国田径精英赛比赛中的助跑及起跳动作，主光轴正对倒数第2步，镜头高1.20 m，距运动平面25 m，拍摄频率通过拍摄秒表进行校正，其稳定频率为96格/s，数据处理用国产JTK-Ⅰ型影片解析系统进行解析，采用日本松井秀治人体模型参数，用数字滤波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平滑处理。3 结果与讨论3.1 水平速度损失率对跳远成绩的影响学术界曾一度争论过水平速度的损失在跳远中的利弊，对此，专家们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 认为，水平速度的损失直接影响了跳远成绩；也有的认为，水平速度是伴随着垂直速度的增长而 减少的，没有一定水平速度的损失，也就不可能取得较大的垂直速度；还有的认为，大的水平速度是前提，没有较大的水平速度，也就不能保证一定的水平速度损失率。就助跑速度而言，鲍威尔和刘易斯是在积极加速的情况下完成起跳的，而我国运动员除1人 外，竟有4人是在减速中完成起跳的。从水平速度损失率来看，我国运动员比鲍威尔和刘易斯的水平速度损失率低，但成绩却远不如鲍威尔和刘易斯，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运动员最后几步的助跑速度没有世界优秀运动员高(表1)。表 1 中外跳远运动员部分运动学参数对照一览表起跳时身体重心水平移动速度(s)水平速度均值(s)水平速度损失率(%)鲍威尔11.009.2710.09刘易斯11.069.1110.4511.03<td alig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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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1期 Vol.24 No.1 1998《自动化学报》征稿简则一、《自动化学报》是中国自动化学会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主办的全国性高级学术期刊，双月刊.在美国出版英译版，季刊.二、本刊刊载自动化科学与技术领域的高水平理论性和应用性学术论文.内容包括：1.自动控制理论；2.系统理论与系统工程；3.自动化技术及其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创造性应用；4.自动化系统计算机辅助技术；5.机器人与自动化；6.人工智能与智能控制；7.自动控制系统中的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新设计；8.自动化学科领域的其它重要问题.三、本刊以发表论文和短文为主，并不定期地发表综述文章、问题讨论、书刊评论、国内外学术活动信息等.四、本刊不接受已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包括待发表)的稿件，但不排除已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或准备发表的优秀论文(对于此种情况，作者必须在稿件首页脚注说明).五、稿件内容的正确性、真实性和可靠性由作者自行负责.六、来稿一式三份寄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自动化学报》编辑部.邮编100080.编辑部在收稿后一周内寄送回执.作者请自留底稿，稿件概不退还.稿件是否录用一般在半年内通知作者.七、稿件刊登与否由本刊编委会最后审定，已被接受的稿件需严格按审查意见和《作者加工稿件须知》修改并一式两份寄编辑部.同时与编辑部签订版权协议.八、编委会有权对来稿作适当文字删改或退请作者修改.文章发表后，按篇酌致稿酬，并赠送30本抽印本，在稿件的修改及联系过程中，如果不特殊说明，本刊只与第一作者联系.九、来稿格式及要求：1.来稿要求论点明确，论证严格，语言通顺，文字简练.一般定稿时论文尽量不超过5000字；短文不超过3000字；其它形式文章视具体内容由编辑部决定.2.论文和短文的文章结构请参照本刊近期发表的文章格式，论文摘要限制在200字左右，其内容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等.文中非标准缩写词(中文或英文)须在首次出现时定义清楚，公式、图、表均须分别用阿拉伯数字全文统一编号.3.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单位，即SI单位.名词术语必须规范化、标准化，前后一致.外国人名、地名、书刊名称除已通用者外一律用原文.4.参考文献按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期刊的格式为：［编号］作者(姓在前，如Wiener L N,Kalmn R E,Wang H等).文章题目.期刊名(外文可根据国际惯例使用缩写词)，年，卷号(期号)：页码顺序编排.图书的格式为：［编号］作者(姓在前).书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年份，页码顺序编排.正文未引用的文献及未公开发表的文献不得列入参考文献栏目.5.文末附英文摘要(内容与中文一致).摘要包括英文标题、作者姓名和工作单位、文章摘要、关键词.摘要一般不超过250个单词.6.来稿请尽可能打印.打印稿请用四号字，行间空距不小于7毫米.手写稿件请用20×20标准稿纸正楷抄写，但其中外文部分必须打印，字体必须工整清晰.文中符号、大小写等必须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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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环境INDUSTRY AND ENVIRONMENT1998年 第20卷 第4期 Vol.20 No.4 1998科技期刊加纳：采矿环境法规的演变Peter C.Acquah,Executive Director,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P.O.Box M.326,Ministry,Accra,Ghana目前成为加纳的这个地区的黄金矿开采已经有很多个世纪的历史了.15世纪时，葡萄牙人发现沿海一带有兴旺发达的金粉易货贸易.然而，黄金及其它矿物的工业类型开采只是大约100年前才开始.1936年《矿产法令》(Cap155)是调控加纳采矿工业的第一次真正尝试.多年来，该《矿产法令》和1962年《矿产法案》(Act126)及其各种修正案，是调控采矿工业的主要法律.这些法律无一包含任何能令人满意地调控污染的条款.然而，1970年采矿法规、立法文件(LI655)以及1971年采矿(修正)法规LI689，包括论述采矿作业期间工人保护和空气质量的条款.采矿卫生区法令Cap150对采矿区和健康与卫生作为规定.除这些为数不多的条款外，1986年以前没有任何法律力求确保采矿活动不导致环境退化.矿产与采矿法律1986年《矿产与采矿法律》(PNDCL 153)包括一些力求保护环境的条款.第72节规定：矿产权持有者在按照执照或租约行使其权利时应当充分关注矿产经营对环境的影响，而且应当采取可能必要的步骤来防止因此类矿产经营而产生的环境污染.这个条款要求执照持有者履行法律义务，充分关注其活动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采取步骤来防止此类活动对环境的任何有害影响.这意味着，要求执照持有者事先了解他的那些将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的活动的可能后果.然而，没有关于在采矿作业之前提交一份“环境影响评价”(EIA)的法律要求，是PNDCL153的一个严重缺陷.第80(i)(f)节使得污染环境成为一种犯法行动，与第72节相悖.处罚是罚款或不超过2年的监禁期，或二者兼而有之.此外，第83节规定：国务秘书可以根据立法文件制定一些条例，以利于矿山和矿产的保护与开发以及达到使本法律的条款生效之目的.探矿执照“探矿执照”第4条要求探矿公司：进行(其)全部作业时……要以充分的努力、效率和经济，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与采矿工业良好实践相一致，并以一种真正工人的方式观察合理的技术与工程原则与实践，利用适用的现代与有效设备、机械、材料与方法和对环境保护给予特别关注.采矿租约“采矿租约”还包含少数几条关于环境管理的条款.首先是5(a)条，其文字表达几乎完全与以上引用的“探矿执照”第4条一样.涉及环境管理的其它条款是：◆ 8(b)条，要求该公司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防止河流及其它可饮用水体的不当污染，和确保这样的污染不对人类生命或动植物造成危害；◆ 29(e)条，要求该公司在租约到期或期满相当时留下处于良好状况的区域，这涉及生存、排水、复垦、环境保护和安全.按照“探矿执照”和PNDCL 153的规定，不能改正其不良环境实践的探矿公司在它收到通知后，其执照可能被终止.在采矿租约的情况下，矿山检察长在该公司没有达到环境要求的情况下有权按租约规定采取适当措施，并向该公司收取此类行动的费用.对租约的终止也做了规定――一种迄今为止尚未实行的权利.它很可能只有在持久的和有意的不履约之后才会实行.国家环境行动计划1980年代后期通过了一项“国家环境政策”，以便为加纳国家环境行动计划(NEAP)的编制和实施提供广阔的框架.前环境保护理事会(EPC)在NEAP的编制中发挥了牵头作用.1988年7月，环境保护理事会成立了6个专家委员会以帮助提出该行动计划，目的在于到位一个连贯的框架来进行认为是保护环境所必需的干预.这些进行广泛协商的委员会寻求实际上所有利害攸关者的看法.所成立的6个委员会之一是采矿、制造业和危险化学品(MIHC)委员会.1988年中期，这些委员会各自起草了一份环境行动战略草案.1989年1月，举行了一次为期两天的评议工作会议，来讨论这些报告稿.此后，这些委员会再次开会，以根据工作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修改那些报告稿.所提出的修改在NEAP进程第二阶段期间进行，最终在1989年6月的一次全国大会上讨论提案稿和争取公众更广泛地参与该计划的编制.200多名与会者出席大会，他们代表社会的一个代表性剖面，包括区代表大会(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酋长、学术界、工业界、工商协会等.大会原则上通过了“行动计划”，授权环境保护理事会敲定大会文件，其中考虑了或者所做出的或者随后提交的所有修改意见.该行动计划于1991年下半年完成并由政府最后通过.如此上已经说过的，MIHC委员会进行了广泛协商并得出如下结论：在《矿产与采矿法》(PNDCL 153)中没有规定足够的采矿环境影响控制.此外，也没有提到固体废物、气态废物和液态废物，以及采矿土地的恢复.作为这些观察的结果，MIHC委员会除其它方面外还提出了下列提案供政府考虑：◆ 应当使环境影响评价(EIAs)和环境管理计划成为批准采矿租约的先决条件.◆ 应当让现有老采矿公司提交环境管理/行动计划.◆ 必须在法规中明确规定环境标准和质量控制政策，并结合进行持久的环境中污染物监测，以便有效执法.◆ 根据1986年《矿产与采矿法》第83条规定颁布的“采矿(环境)条例”，必须对矿山以及采空区恢复所产生的气体废物、液体废物和固体废物进行全面调控.◆ 应当为所推荐政策与项目的实施做适当体制安排.要解决的课题是：.责任分配，和.适当体制加强.作为NEAP进程的一个必然结果，主管采矿的部，与矿产委员会联手并在环境保护理事会支持下，于1990年初启动了一个关于“采矿对加纳环境的影响”的世界银行资助研究项目.在政府机构、采矿公司、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以及确实广大公众之间，有着广泛协商.这项环境研究最终在1991年6月底提供了该国全部现有大型矿山的基线信息并编制了指导准则草案.1992年初，举行了一次关于“加纳采矿与环境指导准则”草案的所有利害攸关者全国大会.在编制最终指导准则时考虑了这次全国大会期间和之后提出的书面陈述、口头意见等，覆盖勘探、采矿与选矿、退役、环境影响的评价，和环境行动计划.这些指导准则还必须变成法规.作为加纳地表矿显著增加的一个结果而遇到的一些问题本来是可以防止的，尤其是关于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因素的问题.不过，当前采矿部门为实施这些必要规定和采纳MIHC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而正在采取的紧急行动，将在解决该行业的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的方向上走很长的路.环境保护局NEAP编制期间所做的主要观察之一，是加纳没有一个关于环境的总体管理机构.由于这个理由，也为了设立一个主管环境的部，1994年颁布了《环境保护局法案》(Act 490).它使环境保护理事会(EPC)转变成一个除其它方面外还有行政管理和实施职能的机构.在本文范畴内，加纳环保局的有关法定职能如下：◆ 与它可以确定的人员合作，保障对于向环境中排放废物的控制与预防，以及环境质量的保护与改善；◆ 颁发环境许可证和污染削减通知；◆ 制定与空气、水体、土地的污染及其它环境污染形式(包括废物排放和有毒物质控制)有关的标准和指导准则；◆ 确保履行开发项目规划与执行方面任何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包括关于现有项目的达标.结 语加纳采矿环境法规的演变，也许是很多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同类演变的典型.就环境而言，基本立法一般都为环境保护做出了总规定.然而，为便利勘探、采矿和退役期间的合理环境管理而使该法律中的这种(总)规定得以生效的辅助立法的颁布通常被拖延.由此产生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可能是显著的，在新地表矿日益占主导的地方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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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2175 【原文出处】戏剧艺术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503 【原刊页号】117-122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 作 者 】刘颖 【复印期号】199510 【 标 题 】高行健剧作的历史定位 【 正 文 】 本世纪８０年代，尤其是８０年代前半期，中国戏剧舞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也引起了艺术观念和审美心理的复杂变异，当时涌现出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相对于以前戏剧而言的“新”戏剧，而高行健可以说是这一场中国戏剧革新中的先锋。自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６年短短的五年中，高行键共发表了六个剧本，其中，《绝对信号》、《车站》和《野人》由北京人艺上演，每个戏都在戏剧界乃至文艺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另外，他还有对不同戏剧形式进行尝试的《现代折子戏》、独幕剧《独白》和《野人》、《彼岸》，每一个戏都是他对现代戏剧观讨论的实践与推动。距高行健的最后一个剧本《彼岸》迄今已有十年了。十年间，中国的戏剧舞台与当年相比，又有了不小的变化。有必要在十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看高行健的剧作和他的戏剧观及其历史地位。高行健的戏剧革新，是就以前的中国话剧而言，中国话剧是本世纪初由日本传入的。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话剧雏形阶段出现的文明戏，它由日本新剧的直接影响而产生，是西方戏剧与中国戏曲结合的产物。在学习西方戏剧的同时，文明戏中掺杂了大量传统戏曲的表演、结构、形式乃至体制，从而显得有些非驴非马，不久即被新兴的话剧所代替。然而不可否认，这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的第一次碰撞与结合，虽说这种结合是因循的、惯性的、低层面的。中国话剧在三、四十年代达到了它的第一次繁荣。显然是因为它正适应的中国革命的需要。因此，中国话剧自形成时就有了浓厚的宣传战斗色彩，戏剧作为一种宣传手段，而非艺术手段，带有很大的功利性。也因为这一层原因，介绍过来的最受欢迎的剧本是易卜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剧。当时虽亦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流派戏剧的出现，但并不能成为主流，直至解放后，“科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被贯彻到一切艺术创作中去，文革结束后出现的《报春花》、《丹心谱》、《于无声处》这些剧本最大的贡献在于思想上的解冻与反思，但所遵循的，依然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这种单一局面的全面打破是从８０年代初开始的，高行健便是代表人物，应该说，在他之前，我国话剧领域那种被写实主义和舞台演出的幻觉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已萌生出变动的征兆。从《屋外有热流》发硎，在一系列不多的剧本和舞台演出中，可看到与我国话剧长期存在的习见形态“异常”的变化。尽管如此，高行健和一些剧作家们相比，他的戏剧变革更为彻底，有着更为开阔的文化艺术视野和自觉明确的探求目标。以马中骏、贾鸿源为例，他们合作的一些剧本如《屋外有热流》、《街上流行红裙子》给当代剧坛带来了很大影响。《屋外有热流》一剧，一般都将它作为中国当代探索话剧的一个起点、一个标志。它在高行健之先便对舞台时空的流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进行了探索。然而更注重的是人的灵魂、精神上的失落的一些理性思考。在《街上流行红裙子》中，剧作家重又回到了现实主义创作中，着重于探讨人物的精神、行为、价值观念，以及对人性的思考。另一位剧作家刘树纲的两个剧本《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与《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这两个剧本则可以说是对社会的调查，对人性的剖析，可以说，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理性的“社会问题剧”，这两个剧本形式上的探索类似于报告文学，然其主旨所在仍是内容，要引起观众的思考，其思考或可上升到哲理，但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批判，人性批判。清朝廖燕云：“作文亦然要从三十三天发想，得题中第一义，然后下笔，压倒天下才人。”与同时代的剧作家相比，高行健可以说是最有理论基础的一个。他发表过２０多篇关于戏剧的论文或随笔，介绍阐明外国戏剧思潮、流派。他是从戏剧观的高度来革新，是一种自觉的实践。关于戏剧观，高行健作了如下一些表述：“戏剧需要拣回它近一个多世纪丧失了的许多艺术手段。”“戏剧原本诞生于原始宗教仪式这个源泉，具备了现代戏剧种种形式的萌芽和一切内在的冲动。”“戏剧不是文学。”“戏剧是表演艺术。”“戏剧是过程、变化、对比、发现、惊奇。”“戏剧是在剧场……再现艺术家的虚构的并由观众的想象加以完成的一个非现实的世界。”“戏剧从根本上说建立在某种假定性之上，这导致了对戏剧的另一种认识：戏剧是游戏。”“没有比面具更能表现戏剧这门艺术的本质的了。”这些是高行健戏剧实践的根据，有如此明晰的戏剧理想，这在当代剧作家中并不多见。然而从中亦可看出，高行健的这些观念并未超出西方现代派戏剧观念，他只是从中撷取，而并非独创。因此，在他的戏剧观指导下，他的戏剧创作与其说是探索，不如说是对西方戏剧观念的介绍与实践。高行健的剧本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８２、８３年创作的《绝对信号》、《车站》与《现代折子戏》，第二阶段则是８５、８６年创作的《独白》、《野人》与《彼岸》。其间高行健经历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在长江流域的一次考察旅行。在前期中，高行健的各种戏剧尝试已经显露出来。而在后期这些戏剧手段的尝试则被推进、深化。在高行健的第一个剧本《绝对信号》中，高行健首先便提出，这个戏是要“一开始就造成一种情势，剧中的每个人都处在这种情势之中，不能不有所行动”，让演员在情势下去行动，伴之以即兴的脱口而出的必要的话，并且要求演员“不必把功夫用在挖掘人物内心的潜台词上”，而是“使这些心理活动在舞台上体现为鲜明而精确的动作。”由此可以看出，高行健在从事戏剧创作的一开始，就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斯坦尼体系的要求，而是借鉴西方戏剧观念，要求戏剧以演出为主，以动作为主。今天看来，尽管这个戏的风格基本上仍可归为现实主义范畴，然而其基点已经不同，并且为他以后戏剧创作打下基础。另外，高行健在此对于戏剧的假定性有了一些实践，他“希望对真实的追求不要掩盖了剧场性。”由此而很顺序地解决了戏剧中的时空流动问题、回忆、现实与想象三度时空自由流动。同时，假定性也让演员的表演有了更大的发挥余地，借助音响、灯光多种舞台技巧，不必囿于传统的斯坦尼式的表演方法。这两点是高行健剧本创作的基石，也是他对传统话剧形式的一次初步的、从根本上的反叛，在他以后的戏剧创作中贯穿始终。《车站》是高行健剧作中争议最大的一个戏。在此，他进行了他的多声部戏剧实验。时而两三个，最多到七个声部，同时说话。有时，对话也是多声部的，他试图借鉴音乐手段，来达到独特的艺术效果，因为生活中的声音本就是多声部的、嘈杂的，甚至结构也借用了音乐中的奏鸣与回旋两种曲式，以代替通常流行的易卜生式的戏剧情节结构，这种实践，似乎只是对生活原质的机械套用，实践证明并未获得成功，然而，这一尝试对于他后来的几个戏，尤其是《野人》影响非常大。《车站》一剧，很明显地受到了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的影响，用荒诞的形式，象征的手法表达出他的哲理思考，然而，从这一方面来说，高行健也并未完全获得成功，与荒诞派戏剧相比，它的思考，它的哲理层次显然过于表层，浅露，虽然与当时戏剧比较起来，是有相当深度的。他的《现代折子戏》可以说是他对于各种不同的剧作法，不同的表现手段，不同的风格的一次大胆尝试。在这里，高行健的创作目的则在于分别研究现代戏剧手段的艺术表现力和培养、锻炼全能的戏剧演员，他把四个小戏分为动作的与语言的两类，《模仿者》在于借鉴哑剧与独角戏表演的尝试，《躲雨》则继续了他的多声部戏剧，发展为心理状态的多重对比，《行路难》则尽量借鉴戏曲中形体的表现手段，而《喀巴拉山口》则是一出布莱希特式的叙事剧。这种多样的尝试，在高行健的戏剧创作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同时也几乎囊括了高行健的所有戏剧思想，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戏剧的介绍与尝试，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借鉴。新的戏剧形式必然要求适应这种形式的新的演员，高行健在这一些折子戏中亦开始主动培养、训练一批新的、全能的演员，因为他的理念先导，从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出阿尔托与格洛托夫斯基的影响。统观高行健第一阶段所创作的这些剧本，可以看到这里面存在着他在后一阶段创作中的几乎所有的因素、要点，这是高行健对于西方现代派戏剧理论的初步尝试，通过尝试，又把这些理论介绍给了中国戏剧界，同时，这也是他对新戏剧的初步探索。经历了一次对于整个长江流域的考察之后，高行健的戏剧思想由于接触了大量传统戏剧、原始戏剧而有了新的蜕变，在他的西方现代派戏剧观念体系中又融汇进了流传于中国山野之中古老精神的血液。独幕剧《独白》可以说是他的一篇短短的戏剧观念宣言。内中主要探讨的是戏剧的假定性和演员与观众的交流的问题，把他前一阶段的戏剧观念再一次向中国观众灌输，形象地介绍西方现代戏剧中的最基本观念。而他的《野人》则是他前一段经历厚积而薄发的结果。在《野人》中，高行健进行了他的“多主题复调式戏剧”的实验。这是他从前一阶段的《车站》中便开始的“多声部”戏剧实验的衍进与深化，从形式上深化到内容上，从声部深化到主题，在此，作者不再用同一的价值观念去评判一切、协调一切，不同声部的对立。既表现了权衡不定的矛盾认识，也表现了错综复杂的情感。复调性，或者说多主题、多层次、多元化的审美观照，成为这一现代史诗剧最显著的特征。多主题平列地展现各种彼此无法代替的意识和不相混合的声音。然而，现在看来，高行健并未完成这一追求，似乎只是许多主题的堆砌，浅尝辄止，浮在面上，无法深入，“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野人》的另一大贡献，则是向总体戏剧的复归，“总体戏剧”是由残酷戏剧领导人阿尔托提出的，要求调动戏剧舞台的所有手段，从而席卷观众，而高行健则称之为“完全的戏剧”，提出“戏剧需要拣回它一个多世纪丧失了的许多艺术手段”，戏剧从其产生初期，是完而未分的，语言、音乐、杂技、武术、木偶等等都是戏剧的表现手段，而众多艺术门类的分离和纯化，实际上是后来的事，中国戏曲还保留着这一古老形态。现代戏剧则又由分离走向综合，《野人》中采用了大量说唱、史诗、民歌等艺术手段，是现代戏剧回复到戏曲的传统观众上来的一次尝试，这种尝试，在他前一阶段的戏剧创作中已可初见端倪，《野人》则成为这一观念的集大成者。这种尝试，使得以文学手段进行艺术创作的戏剧文学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在高行健的最后一个戏《彼岸》中，他把在前一阶段的《现代折子戏》中的“为演员而剧作”的这一因素发挥到了最大地步。他直接声称“本剧正是为了演员的这种全面训练而作，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剧作家们是绝不可能如此声称的，这也是他从《绝对信号》就开始的演出中心主义发挥到极致的结果，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格洛托夫斯基的影响，格氏训练演员的方法被高行健所借鉴，指导着他向中国戏曲的借鉴。中国戏曲身段只是他按格氏方法训练演员的手段之一，他的这种训练希望达到的恰恰是非程式化的，不规范的、没有固定格式的表演。演员在高行健的剧作中始终处于中心位置。高行健的这种想法并未获得实践，而他始终是一个剧作家，并非戏剧实践家，剧作家本身的存在是要求演出以剧本为本位的，而他的剧作中却要求以演出、以演员为本位，这之间便存在着矛盾，而在高行健则始终未获解决。在他的第二阶段创作中，始终贯彻着他从一开始便具有的戏剧理想，而把这些戏剧理论的介绍和深化更向前推动。高行健的介绍者与学习者身份，决定了他的剧作的形式先行，先有形式、理念，然后再构造内容，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形式是第一位的，或者说，戏剧观念是第一位的，他走了一条与传统的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完全相对抗的路。他的每一个戏都是对一种新的戏剧形式的实践，也正因为此，他较早地进入了戏剧探索的自觉状态，现代艺术首先是一种形式艺术，在此，艺术形式是可以决定内容的。然而，高行健毕竟是一个学习者，而非一种艺术形式的开创者。然而，高行健的这种形式上的追求，对于中国剧坛影响是巨大的，他和与他同时的这批剧作家打破了中国长期存在的单一的现实主义的戏剧局面，而高行健在戏剧形式的开拓这一方面，影响尤大。甚至在以后的现实主义戏剧中，也有不少非现实主义因素的存在，最成功的例子如《桑树坪纪事》和《狗儿爷涅ｐáｎ＠①》。由于高行健当时向戏曲学习了大量表现手段，在评论家认为他要搞的是民族化戏剧，今天看来，并非如此，尽管高行健提出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戏剧。然而，在他的剧作中，依旧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主体性的。他的戏剧的剧场效果有时看起来颇类似早期的文明戏。然而其根本是不同的，对于戏曲的借鉴，在高行健主要在于表演手段的借鉴，其目的在于训练演员，训练出一种全能的演员，他的一些戏剧体系仍属于西方体系，而并非真正的民族化戏剧。当然，他也作出了一些探索，然而这种探索也是为他的在西方戏剧理论指导下的戏剧实践服务的。高行健本来是学习法语的，有机会大量接触西方文艺思想，与其他当代剧作家相比，他有着明显优势，但优势本身往往也是一种限制。作为一个西方文化介绍者的身份而存在的高行健，他的功绩并不能被抹杀。直到现在，他所介绍的这些理论也经常被提起，被应用，而并未被完全超越。他不仅对当时剧坛形成巨大的冲击，而且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国现代戏剧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基础。戏剧发展到现在，似乎有些羡慕那些革新的一代。如今的一代却是一边拯救，一边解构，时至今日，高行健所介绍、学习并实践的这些戏剧理想又将如何被用来表现拯救或是解构呢？抑或是干脆被拯救，或被解构？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般下加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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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5-1240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727 【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200008 【 标 题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曾庆红【 作 者 】马利/张严 【作者简介】马利、张严，本报记者 【 正 文 】 如何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和“三个代表”的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能上能下、充满活力、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健康成长的选人用人机制？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曾庆红。问：这些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答：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推进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干部工作法规建设取得重要成果。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等重要文件，对规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起到了重要作用。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一系列配套法规，建立了干部管理的新体制。二是干部考核工作进一步完善。在总结实绩考核和届中考察经验的基础上，中组部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建立了绩效评估、干部考察工作责任制等制度。三是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逐步推开。各省区市和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先后开展了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实行了党政机关内设机构领导干部竞争上岗，扩大了选人视野，拓宽了选人渠道。四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得到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五是干部交流工作迈出较大步伐。中央作出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一些重要岗位和重要职务实行干部交流、回避、轮岗制度。六是干部监督工作不断加强。七是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有新的突破。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哪些经验，摸索出了哪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逐步展开，不断深化，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概括起来主要有六个方面：必须坚持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正确方向，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相适应；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党管干部方法；必须着眼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必须实行分类管理，搞好配套改革；必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各地各部门大胆创新；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走规范化、法制化的路子。这些好的经验，为我们开拓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境界、开创新局面、实现新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问：当前干部人事制度和干部人事工作中还存在着哪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当务之急是什么？答：从总体上讲，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显得滞后，有些制度还没有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时代的要求，还存在一些弊端。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禁而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次“三讲”教育中，群众对这些问题，意见集中，反映强烈，要求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呼声很高。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对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前不久又明确指出，要坚持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落实到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中去。进一步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培养造就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和创新人才，形成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选人用人机制，进一步增强干部工作的公开程度和透明度，实现干部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不断铲除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从根本上保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和优政，既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总之，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人心所向。我们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搞好这项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问：为建设一支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抓紧做好哪些工作？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作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努力在以下几个重要环节上取得明显进展：一是要以观念创新为基本前提，进一步解放思想。要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陈旧落后观念，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把积极探索和大胆创新贯穿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项工作，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和办法，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二是要以扩大民主为改革方向，进一步扩大群众在选人用人上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要坚持和完善民主推荐、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制度。加大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推广力度，争取三至五年内在地厅级以下领导干部中普遍实行。积极推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干部竞争上岗制度。三是要以解决干部“能下”为工作重点，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要抓紧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任职试用期制、辞职制度及部分领导职务聘任制，使干部“能下”逐步制度化。抓紧研究建立和完善“能下”的各项配套措施，努力营造“能下”的社会环境。四是要以完善考核为关键环节，进一步健全择优汰劣机制。要尽快研究制定一套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扩大考核范围，改进考核办法，建立健全干部考核责任制。五是要以推进交流为重要措施，进一步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六是要以加强监督为根本保证，进一步完善制约制度和措施。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尽快建立干部推荐责任制、干部考察责任制，研究制定用人失察失误追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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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否认巴士兵在印巴冲突中被打死新华社伊斯兰堡５月１８日电巴基斯坦军方人士１７日指出，印度新闻机构关于１５名巴基斯坦士兵在克什米尔的蓬奇地区边界冲突中被打死的报道是“完全虚构的”。《巴基斯坦时报》今天还援引军方人士的话说，印度关于巴边境部队为了挖地堡而毁坏一座学校建筑物的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一地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座建筑物。但是，巴基斯坦军方人士承认，印巴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一带偶尔发生过交火事件。这些军方人士还否认了印度总理有关巴向边境地区调动军队的指责。他们说，巴方把军队调出营地是“为了在远离边界的地区举行正常的夏季训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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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利再次发生武装冲突新华社雅温得５月１日电据此间今晚收听到的乍得电台广播，乍得全国武装部队４月３０日在乍得―苏丹边境再次同利比亚伊斯兰军团发生激战。乍得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１日发表的第７号公报说，激战中大约有７０名利比亚雇佣军被打死，另有４７名被俘虏，被摧毁的战车和运输车辆尚无法统计。广播说，“五一”节，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以示对哈布雷总统和政府军的支持。自３月底以来，乍得武装部队和利比亚伊斯兰军团在乍得―苏丹边境地区进行过多次激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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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学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9年 第2期 No.2 1999桁架结构阻尼控制的绝对值模态应变能法吕 刚 陆 锋 张景绘摘 要 本文阐述了近似求解复特性值问题模态阻尼比的模态应变能法(MSE)和绝对值模态应变能法(AVMSE),分别用两种方法计算了空间桁架结构应用粘弹性阻尼器进行阻尼控制时结构的模态阻尼比。完成了空间桁架结构模型的粘弹性阻尼控制实验。理论分析与实验结果比较显示,当结构中粘弹性的成分较大时,AVMSE对复特征值问题中模态阻尼比的近似计算给出更准确的结果。主题词 粘弹性 模态 桁架 阻尼ABSOLUTE VALUE MODAL STRAIN ENERGYMETHOD FOR VISCOELASTIC DAMPINGCONTROL OF TRUSS STRUCTURELü Gang Lu Feng Zhang Jinghui(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710049)Abstract The Modal Strain Energy Method(MSE) and Absolute Value Strain Energy Method(AVMSE) to solve the complex eigenvalue problems approximately are described briefly.The modal damping ratio of space truss structure with added viscoelastic dampers is calculated using both MSE and AVMSE methods for damping control of the structure.The experiment in damping control of a truss structure adding viscoelastic dampers is completed.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nalytical result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s that the AVMSE method is more advanced and accurated than the MSE method while the effect of viscoelasticity to the structure is larger for calculating the modal damping ratio of the complex eigenvalue problems.Key words Viscoelastic Mode Truss Damping1 前 言模态应变能法(MSE)已被广泛用于计算粘弹性阻尼结构的模态阻尼比［1,2］,这种方法简单、计算量小,可得到粘弹性结构模态阻尼比的近似值,在阻尼结构的动力分析和设计中被广泛采用。但由于MSE法采实模态理论近来计算复模态问题,当粘弹性材料在结构中所占份额较大时或对于复杂的粘弹性复合阻尼结构,用MSE法得到的结果就有较大误差［3］。本文在模态应变能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考虑VED滞后特性对结构动力特性的影响,采用绝对值模态应变能(AVMSE)法来分析结构的阻尼特性。这种方法不增加分析的工作量,又考虑了粘弹性的影响。以安装剪切式VED的复合空间桁架为例,分别采用MSE法和AVMSE法来分析结构的阻尼特性,得出仿真结果,并与阻尼特性实验结果相比较,结果表明了AVMSE法是对MSE法的一种有效修正。本文阐述了AVMSE法对使用VED来控制结构被动阻尼和VED动力设计,以及对粘弹性复杂结构的动力分析提供了更为有效和准确的方法。2 MSE、AVMSE方法2.1 MSE法:Johnson C.D.and Kienholy［2］在近似处理复特征值问题时,提出了MSE方法,即,用弹性分析得到的实模态振型Φ近似替代复模态振型Φ*,得到结构第r阶模态阻尼比ζr的近似表达式。当结构中含有粘弹性材料构件时,结构刚度阵为复刚度阵,其运动方程为(1)其中KR、KI复刚度阵的实部、虚部。设解的形式为(2)其中λ*r,Φ*r分别为第r阶复特征值和复特征向量,根据Rao的分析［4］(3)其中ηr为第r阶模态损耗因子。求瑞利商(4)这里,用M―KR的实特征向量Φr近似代替复特征向量Φ*r,则(4)式为(5)分别比较(3)、(5)的实部和虚部,得(6)令K=KR+jKI=Ke+KdR+jKdI (7)其中Ke为主结构系统弹性刚度,KdR、KdI为粘弹性刚度阵实部、虚部。当结构中只有一种粘弹性阻尼材料,且材料的损耗因子为ηv时KdI=ηvKdR (8)取立(6)、(7)、(8)并考虑到ζr=ηr/2得结构第r阶模态阻尼比ζr的近似表达式为(9)2.2 AVMSE法:由MSE法推导可知,在(4)式实部虚部分离时,采取了用结构刚度阵的实部KR所求的特征向量替代结构复振型的近似处理,忽略了粘弹性滞后对结构振型的影响。考虑到当结构刚度阵中虚部较大时,用KR所求的特征向量替代结构振型误差较大,必须考虑虚刚度的影响。如用实验模态代入可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但工作量过大,对阻尼结构的动态设计亦不现实。下面通过对复刚度取绝对值进行修正,用修正的刚度阵Ka计算得到的实模态来近似替代复合结构模态Φ*。取(10)式中,NE为单元数,ηj为j单元的材料损耗因子,KRj为j单元的储能刚度阵,NVE为粘弹性单元数,KdRj为第j个粘弹性单元刚度阵的实部。相应的特征值问题为(11)用来近似替代(4)式中粘弹性复合结构的复特征向量Φ*,与MSE法类似,对只有一种阻尼材料的结构,则(9)式可相应写成(12)由(9)、(12)可知,当粘弹性构件特性已知时,则可计算出结构的模态阻尼比。反之,当确定所期望的结构模态阻尼比后,则可求得粘弹性构件的实刚度KdR,从而有了设计粘弹性阻尼构件的依据。3 数值仿真在空间桁架结构中安装VED来实现结构的被动阻尼控制,应预先按结构所要求的模态阻尼比设计阻尼器,根据粘弹性材料的剪切耗能原理,设计了一种圆柱形剪切式VED［5］。分别按MSE和AVMSE法计算图1所示空间桁架结构在安装VED后的第一阶模态阻尼比。共安装两个相同粘弹性材料制成的VED于如图1所示(2)、(6)杆位置,这是控制第一阶模态阻尼的最佳位置。在悬臂端的前三跨节点上附加集中质量块以降低结构的固有频率。计算时考虑了主结构具有结构阻尼C。桁架结构的几何尺寸和物理参数见表1。表1 桁架结构的几何尺寸,物理参数框数6附加质量0.16kg×16每框边长20×10-3m杆横截面积80×10-6m2总杆数N=78弹性模量7.2×104MPa节点数28图1 桁架结构示意图用(9)、(12)式来计算结构的模态阻尼比。图2是分别用两种方法计算得到的模态尼比ζ1与阻尼器储能刚度kdR的关系曲线。由图可见,MSE法比AVMSE法计算的模态阻尼比偏高。在阻尼器的动刚度较小时,这种差异不大,当阻尼器的动刚度增加时差异增大。定义VED的动刚度kdR与桁架杆的弹性刚度kd(本例kd=25MN/m)之比k,这一比值可衡量粘弹性材料在结构中所占比重。当k=0.4时,用MSE法比AVMSE法得到的第一阶模态阻尼比高出1.16倍,当k=0.8时,将高出1.26倍。从计算曲线还可看出,模态阻尼比的增加随阻尼器动刚度的变化关系为非线性,当阻尼器的动刚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结构的模态阻尼比减小。这说明不能一味增加阻尼器的剪切面积来增大结构的模态阻尼比。图2 结构模态阻尼比与刚度关系曲线4 实 验4.1 实验概述:用合金角铝制做一空间桁架结构模型,几何尺寸、材料、附加质量和两个阻尼器安装位置同第3节所述。阻尼器剪切面积A=1.44×103mm2,粘弹性材料厚度h=2mm。用悬置的电磁激振器在桁架中部沿水平方向正弦扫频激励,测量桁架悬臂顶端水平方向的加速度响应,用HP3562A测量复合结构系统的频率响应函数,通过对频率响应函数的零极点拟合得到结构的实验模态阻尼比。图3为实验装置照片。图3 实验装置照片4.2 实验结果:图4是环境温度为15℃时,相同激励条件下未安装阻尼器和安装阻尼后的前5阶实测频率响应函数。由图可见,阻尼器对增加结构的模态阻尼比,降低前5阶模态的峰值是十分有效。第一阶模态的阻尼比由原先的0.6%增加到8.33%,增加了12.88倍。…未安装VED ―安装VED图4 桁架模型实测频响函数(T=15℃)5 讨论和结论桁架模型的实验结果可以印证MSE与AVMSE法估算粘弹性复合结构模态阻尼比的近似程度和误差取向。表2是实测模态阻尼比与分别用MSE,AVMSE法计算得到的第一阶模态阻尼比的比较。表2 第一阶模态阻尼比理论计算值实验值(%)误 差(%)MSE法AVMSE法MSE法AVMSEE法模态阻尼比ζ(%)9.209.038.3310.48.4MSE法由于过分预估结构的模态运动,当粘弹性成为较大时,得到的模态阻尼比偏大。AVMSE法考虑了粘弹性对结构模态的影响,计算出的粘弹性复合结构模态阻尼比要比MSE法的结果更接近实验结值。这一结果与两种模态应变能法的物理概念分析是不矛盾的,从第一阶模态阻尼比提高的程度可知,两只VED的剪切耗能与结构的总模态应变能力比不可忽略,而AVMSE法正是考虑了这种不可忽略的粘弹性耗能因素。空间桁架模型结构的数值仿真和实验结果显示,在不增加计算工作量的条件下,AVMSE法考虑了粘弹性滞后特性对结构模态的影响,从而对粘弹性影响相对较大的结构可给出更接近实际的估计。用VED进行桁架结构阻尼控制,当VED的动刚度与主结构中桁架杆刚度之比大于0.25时,应采用AVMSE法计算模态阻尼比,若用MSE法来计算将带来工程上所不能容许的误差,这一结果与文献［3］的分析是一致的。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西安.710049参考文献1 Chang K C.and Soong TT.etal.Viscoelastic Dampers as Energy Dissipation Devices for Seismic Application.Earthquake Spectra,1993,9(3)2 Johnson CD.and Kienholz DA..Finite Element Predietion of Damping in Structure with Constrained Viscoelastic Layers.AIAA Journal,1982,20(9):1284-12903 田千里.具有离散阻尼器的结构动力分析.固体力学学报,1983,(2)186-1964 Rao DK..Frequency and Loss Factors of Sandwich Beams Under Various Boundary Condition.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cience,1978,20:270-2825 吕刚,陆锋,李俊宝,张景绘.桁架结构的阻尼设计.振动工程学报,1998,11(2):145-153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9632001)收稿日期:1997年5月26日,修回日期:1998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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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705 【 版 号 】2 【 标 题 】简讯 北京将开办首家“电子世界” 【 作 者 】刘桂莲 【 正 文 】 本报讯 北京首家由大型国际电子产品商场和电子大厦组成的『电子世界』，将在位于崇文区的北京新世界中心建成。面积达一点五万平方米的电子商场，将办成电子精品展示和销售中心，成为电子部培育发展电子市场的一个样板。智能型电子大厦将为国内外电子厂商提供现代化的办公场所。 （刘桂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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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研究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1999年 第20卷 第6期 Vol 20 No.6 1999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高新技术体系的选择与构建胡春胜摘 要：在分析农业高新技术与农业现代化关系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高新技术体系的选择与构建原则，农业高新技术体系优先发展的领域，提出了基于高新技术体系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思路与对策。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业高新技术；农业新技术革命中图分类号：S-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75(1999)06―0321―04Op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ySystem i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HU Chun-sheng(Shijiazhua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CAS,Shijiazhuang,050021，China)Abstract:In this paper,relationship of agricultural high technology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principle of how to opt and construct the technology system,the emphasis field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The idea and the countermeasure of how to develop th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new and high technology was proposed.Key words: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high and new technology system；agricultural high technology revolution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新技术是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预计今后30―40年间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1］。1 农业新技术革命与农业现代化一般而言，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技术或技术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发生重大突破，引起质的变革时，就称为技术革命或科技革命，它引起社会经济结构性巨大变革，生产率获得极大提高。20世纪以来，世界农业发生过农业动力、农业化学技术与农业育种技术第三次大的技术变革。这三次重大技术变革，使20世纪的世界农业得以不断突破自然的限制，超越人口的增长。1948―1995年，世界耕地面积共只增长6.8%，但由于持续的技术进步，世界粮食产量增加了1.85倍。世界人均粮食产量从282kg上升至328kg。当前世界上一场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为代表的农业高新技术革命正在向现代农业渗透和扩散。与前几次农业技术革命相比，这次农业新技术革命具有高度的创新性、综合性、渗透性，知识、技术、人才的聚集性，高度的资源投入和高度的增值性。它是运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效应，将对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生产方式、产业结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全方位地产生冲击，确立新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实现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改造，形成现代化大农业的新格局。从产业角度讲，农业高新技术涉及到大农业的各个领域，包括：动植物基因及细胞工程，酶及发酵工程，化工工程及新蛋白资源和多样化食品开发，饲料开发及农产品精加工技术工程，农、林、牧、水产品优良新品种工程，生物环境工程及抗旱、节水、土壤改良与区域综合治理技术工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技术，以及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新技术等。从技术角度主要有生物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核技术、信息遥感技术、化控技术、激光技术、等离子技术等。这些高新技术的应用将推动传统农业的改造，带动一批新型产业的兴起，如动植物技术产业、动物疫苗与生物农药技术、控释性专用复合肥产业、农业节水工程产业、工厂化农业、设施产业、农业信息产业，并拓宽农业新领域，如白色农业、兰色农业与太空农业。这次新技术革命既是技术体系的革命，也是产业体系的革命，抓住这次农业新技术革命的时机，加速我国传统农业体系的改造与重建，有望实现我国农业的跳跃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使我国农业直接进入持续、集约、高效、低耗的后现代化阶段。综上可见，农业新技术革命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现阶段关键的任务是要瞄准我国传统农业与农业新技术的结合点，尽快选择与构建适合于我国农业现代化阶段性发展的农业高新技术体系，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进程。2 农业高新技术体系选择的原则农业高新技术革命应与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相适应，以农业现代化为目标，以技术产业化为突破口 ，以传统农业的产业化改造、升级与高新技术产业确立为立足点，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农业高新技术体系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2.1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我国的国力与农业发展水平不允许、也不可能全部接纳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必须抓拄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关键环节与重点，选择关系到培育新产业生长点与传统产业改造等关键产业的高新技术。对这些技术要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争取时效，强调效益。2.2 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继承我国传统农业体系和吸收西方常规农业技术体系中的科学精华，适应我国技术发展不平衡性与阶段性的特点，以传统农业技术的改造为切入点，允许劳动、资金和知识密集型技术的时空交叉发展，推动高新技术向传统农业的渗透，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技术、生态、经济协调统一的多层次的集约农业技术体系。2.3 集成与综合相结合原则适应现代大农业生产环节和技术体系的综合性、整体性特点，实行生物技术、现代工程技术与现代管理技术相结合，既要注重单项技术的创新，更要注重各项高新技术的组装配套，逐步建立起综合农业产业化技术体系。2.4 时空分异性原则我国地域辽阔，生态环境、技术水平、经济实力都差异很大，农业现代化建设阶段对技术体系的要求与接受能力也相差很大。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体系的选择，要特别注意时空分异性原则，要因地而宜、因时而宜。2.5 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由资源依附型向科技依附型的转变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资源与环境已经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走可持续的资源节约与保护 的技术策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唯一选择［2］。3 农业高新技术体系发展的重点农业高新技术体系发展在技术上以生物技术领域为重点［3］［4］，在产业上以传统农业的产业化改造为重点，在区域上以东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为重点。坚持有限目标，重点突破，分步推进。3.1 农业生物工程技术生物工程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其主要的关键性技术包括：基因重组技术、细胞融合技术、细胞大量培养技术、生物反应技术。以此推动新物种塑造和新物种快速繁育为核心的生物产业技术开发与应用，主要包括：作物、畜禽、鱼虾贝藻超级种培育技术；生物组织培养快繁和工厂化技术；农用生物制剂技术；资源再生、废弃物利用与污染修复技术；新型食品及饲料开发技术。3.2 农业工程与材料技术关键技术体系包括：工厂化高效设施农业技术；节水灌溉设施与材料开发技术；高效无毒无污染农用材料开发技术；配套农用机械与食品加工机械开发技术；智能控制型农业机械开发技术。3.3 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技术包括用于可持续性资源开发、资源管理与环境治理的各种高新技术。主要有：高效节水技术；高效专用复合肥及施肥技术；环境污染修复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生态工程技术。3.4 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宏观管理技术以计算机和网络为载体信息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快速渗透与发展是农业新技术革命重要特征之一。农业信息技术包括农业信息采集技术、农业信息传输技术和农业信息处理技术。关键技术包括：精确农业技术；农业灾害预警技术；主要作物长势动态监测与实时产量预报技术；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网络技术；农业管理决策支持系统。3.5 新型农业技术包括农业新型生产领域拓宽技术，主要有：白色农业、蓝色农业、太空农业开发技术。4 农业现代化建设思路与对策4.1 建设一批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区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具有高科学技术含量、高资源综合利用率、高资金投入产出率、高产品加工增值率、高农业商品率和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同发展等特征。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一批有区域经济和区域农业生产特色的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园区，以带动一大批技术水平高、经济效益好的农业高新技术与产业化的示范工程项目，包括工厂化农业示范工程、农作物良种产业化工程、节水高效示范工程及农业信息网络工程等作为“特区”，将对我国的传统农业的技术体系和技术产品改造起到示范推动作用。4.2 开发一批适合我国分区实施的实用见效的关键性高新技术按照我国自然资源、生态类型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区域分异，在东部沿海发达区，以外向型农业产业化为目标、瞄准国际前沿，选择国外现阶段高新科技作为突破口，集中建设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技术为主的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大面积推广工厂化设施农业，建立大型蔬菜、花卉基地，拓展蓝色农业，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甚至跨国经营的农业产业或企业集团；东北粮食主产区，以粮食为依托的产业化建设为目标，发展超级种培育技术与快速繁育技术，采用保护地设施农业技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粮食生产基地、农产品加工基地、中国蛋白生产基地，形成大型农业产业化或企业集团；在中部粮棉产区，重点采用生物技术与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发展超级种培育技术与快速繁育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与转化效率，减少污染，发展以高科技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产业和乡镇工业，建立农产品商品基地与产业化集团；西北干旱地区，以粮食自给、多种特色产业建立为目标，重点采用高效节水技术，发展生态工程技术，减少水土流失，积极应用各种高新技术，加快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改造，发展农业高科技园，逐步建立特色产业和高科技产业。4.3 扶持一批高科技农业产业化企业或公司1985年我国开始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到1996年，全国52个高新区实现技工贸收入2300亿元，工业总产值2100亿元，出口创汇38亿美元，利润240亿元，人均产值超过16万元。在近年的农业产业化实践已经创造了“产学研”、“公司+农户”、“开发区+基地”、“研、工、产、贸一体的集团公司”等多种形式的高科技实体、龙头企业，政府必须加以积极扶持，并应广泛组织起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农民群体，积极引导农户与企业的分工协作，激发农户的创新与创业意识，形成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各环节的一体化。4.4 培育一批高技术与高科技产品市场，完善技术传播机制与产品流通机制加快高新技术的扩散速度与高科技产品的流通，缩短成果与生产的距离是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关键。以信息网络为依托，建立技术信息社会化服务网与文化教育网，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交易市场与高科技产品贸易集散中心，完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4.5 培养一批包括从管理、科技、信息、推广、开发等各方面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农业新技术的研究、推广、应用不仅需要大量知识面宽、有创新能力的高级科研人才和工程人才，还需要数量众多的、有熟练技巧的实验员和技术农民，以及精通科学管理的干部。从现在起国家要下大决心，加强和加快跨世纪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稳定的生活条件，使这些人在农业岗位上既有雄心、有决心，又安心。4.6 完善多元资金投入体系增加农业科技投资强度，力争在近年内把投资提高到农业总产值的1.2%―1.5%，并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资金投入上要优先保证农业新技术和产业化发展的需要。在投资体制上要完善多元投入体系。4.7 转换科技体制根据适应我国产业化发展的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总体规划，加大力度改革现有农业科技体制，科研机构要分工明确、运作高效；科研结构要方向明确、突出成果；运行机制要开放流动、公平竞争。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九五”重点项目(KZ952―232)，院重大项目(KZ951―AL―301)与特别支持项目(KZ95T―04―01)专题部分内容作者简介：胡春胜，男，34岁，博士，研究员。一直从事农业生态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现主持与参加国家攻关、中科院重大项目专题、中澳合作项目与中科院重点项目等5项，曾获省部级成果奖2项。发表论文40余篇。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河北石家庄 050021参考文献1 徐颖秋.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构想［N］.科技日报，1996-09-162 王晓方，申茂向.农业新技术革命与中国农业现代化［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79―80，384―3853 卢良恕.21世纪的农业与农业科技革命［J］.中国农学通报，1997(1)：58―654 石元春.迎接农业新技术革命［N］.中国科学报，1997-05-02收稿日期：1999―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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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574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325 【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D6 【分 类 名】中国外交 【复印期号】199903 【 标 题 】江泽民主席谈科索沃问题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我们呼吁立即停止空中打击，使科索沃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 正 文 】 新华社米兰（意大利）3月24日电 正在此间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3月24 日晚在意大利伦巴第大区主席福尔米科尼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就科索沃问题发表了谈话。江主席说：在今晚欢乐的宴会上，我们听到了科索沃遭到空中打击的消息，我感到非常忧虑和不安，像科索沃问题这种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靠军事手段是无法解决的，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地区局势更加动荡。尤其不幸的是，很多无辜平民百姓将遭受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中国政府一贯主张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我们呼吁立即停止空中打击，使科索沃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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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AEROSPACE SHANGHAI2001 Vol.18 No.1 P.2-6小卫星故障诊断与处理技术廖明宏 吴翔虎 程光明摘 要：介绍一种简单有效的故障诊断及处理技术。它将小卫星的故障分为分系统级、系统级和系统外部级三种，并由星务管理软件处理系统级故障。在每个循环周期都对遥测参数进行采集和监测，当故障发生时，根据故障的优先级，选择并恢复具有最高优先级的故障。该技术在某小卫星中应用，能有效满足系统控制周期的限制和系统可靠性要求。关键词：小卫星；可靠性；故障检测；故障隔离；故障恢复分类号：V47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630（2001）01－0002－05Fault Detection Isolation and Recovery for the Small SatelliteLIAO Ming-hong（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China）WU Xiang-hu（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China）CHENG Guang-ming（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1, China）Abstract：A simple but effective fault diagnosis and processing technique is introduced. The failures of small satellite ar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sub-system level, system level and outside system level, and the failures in system level are processed by housekeeping software. The telemetric parameters are sampled and monitored in each control cycle. When failure occurred, only the highest priority failure is selected and recovered. This technique is applied in small satellite, and satisfies the limitation of control cycle and reliability requirement of system.Keywords：Small satellite; Reliability; Fault detection; Fault isolation; Fault recovery基金项目：得到国家高技术航天领域863-2基金资助（863-2-5-1-8）作者简介：廖明宏（1966-），男，博士/副教授，研究领域：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并行分布式处理；吴翔虎（1968-），男，硕士/讲师，研究领域：操作系统；程光明（1971-），男，博士生，研究领域：嵌入式系统。作者单位：廖明宏（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吴翔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程光明（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系，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参考文献：［1］Paules G, Luther M.NASA's earth science program-Increasing science opportunity and payoff though small satellites[C]. 2nd Int.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Astronautics, Berlin, April 1999.［2］税世鹏.新世纪初军用卫星技术及市场发展评析[J].国际太空,2000,（5）.［3］何慧婉.小卫星的发展应用与前景[C].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空间探测专业委员会第九次学术会议论文集,重庆,1986.11.［4］蔡开元.安全关键软件的可靠性评估[C].98'航天高技术青年学术讨论会,黄山,1998. 8.收稿日期：2000年6月29日修稿日期：2000年9月18日出版日期：200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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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2753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家 【原刊地名】桂林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77-82 【分 类 号】K3 【分 类 名】中国近代史 【 作 者 】黄晋祥 【复印期号】199707 【 标 题 】论清末警政演变的历史轨迹 【 正 文 】 内容摘要：警政的举办是清末经济结构变动，中国步入近代化的必然结果。１８９８年湖南保卫局的创设可视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萌芽，而八国联军的入侵则直接促成了清末警政的举办。１９０２年５月京师工巡局和直隶保定警务总局的创设标志着清末正式举办警政的开始。虽然清政府不断加强警察统治，但由于其整个政权的封建腐朽和半殖民地的性质，因而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关键词：警政 保卫局 工巡局 警务总局 巡警部 巡警道学科分类号：Ｋ作者黄晋祥 男，１９７０年３月生，河北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邮码：０７１００２＊ ＊ ＊警政的举办是清末中国走上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当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笔者在研究清末警政的过程中发现，清末警政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经历了萌芽、筹划和酝酿、初创、发展和定型这样几个时期，现著此文以论之，期于清末警政的研究能起到一点微末之功。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一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长期以来警察职能是由军队、地方府衙之捕役以及保甲组织等担当。这种行政与司法、军事与警察一体的体制适应了封建经济的特点而被一直持续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洋务运动伊始，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开始成长，到了甲午战后，民族资本更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动。清政府原来靠绿营、保甲所维系的治安体系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状况。这样，建立近代警察制度遂成为一种客观的需要。甲午战后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开始从物质的层面转向制度的层面，维新运动蓬勃兴起，仿效外国，鼓吹变法，一时成为潮流。帝国主义在租界的警察制度使一部分维新人士认识到了警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创设警察很快被作为效法外国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提上日程。湖南为当时维新运动最活跃的省份，变法空气浓厚，政治条件也较他省为好。当时在湖南帮助推行变法的按察使黄遵宪对警察制度极为推崇，他认为：“警察一署为凡百新政之根柢，若根柢不立，则无奉行之人，而新政皆成空言。”［①］基于这种认识并应绅商之所请，黄遵宪参照日本警视厅和上海等地租界的巡捕制度，于维新高潮期间的光绪２４年（１８９８年）７月在省城长沙创设了湖南保卫局。这样，一种新型的警察机构出现了。保卫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影响和维新运动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湖南保卫局的职责是“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②］并把清查户口作为“第一要义”。保卫局的组织体系分为三级，即总局、分局、小分局。总局设于长沙城中央，为最高领导机关。总局以下有五个分局，城内按东、西、南、北各设一个，城外设一个。局长由官吏充任，副局长由绅商充任。每个分局之下复设有六个小分局，局务由官吏充任的理事委员主持。各小分局均设巡查长一人，巡查吏二人，巡查十四人，负责巡逻、侦探、搜索罪犯及清查户口等事务。由上述组织体系我们不难看出，保卫局“实为官、绅、商合办之局。”［③］这种官、绅、商结合办警的方式对以后清末地方警政有很大的影响，清末的地方警政，尤其是州县一级，绅商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事上清政府州县一级的警察机构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官方机构，而大多为官、绅、商所合办。有的同志在论述湖南保卫局和后来警察机构的不同时竟以此作为区分标识是非常错误的。湖南保卫局的存在时间很短，仅仅只有三个月，可谓是昙花一现。随着戊戍变法的失败，光绪２４年（１８９８年）秋被清政府裁撤。它的主办人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也被革职、永不叙用。然而它的创设却是清末地方举办警政的一次有益尝试。湖南保卫局遂作为中国警政的萌芽而被载入史册。二虽然保卫局随着戊戍变法的失败而惨遭裁撤，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在客观形势的迫使下，清廷不得不开始考虑筹办警察的问题。庚子之役，八国联军占领京津，慈禧、光绪逃往西安，京城地区一片混乱。清政府兼管京或警察事务的步军统领衙门和五城兵马指挥司等机构也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京城各地段的绅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于光绪２６年（１９００年）８月创设了公所，雇佣巡捕，维持治安。联军入京后，这些绅商和分界占领北京的各帝国主义很快就勾结在一起，公所的领导权也随之转到了侵略者手里。各所所长和事务官统由外国人担任，中国绅商在其中只不过是“聊充绅士，分班带勇查夜”以及负责挨家敛收“损募”而已。［④］显然它是一种殖民性质的警察机构。尽管这些公所被冠以“安民”、“保卫”、“普安”等字样，实则是帝国主义用以镇压中国人民，维护侵略秩序的工具。因而公所的设立不能视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开端。光绪２７年（１９０１年）６月和约议定后，联军将依约撤离京城，为了收回京师的警察权，整顿京师秩序，清政府开始筹划和酝酿举办警政。要收回警权，裁撤公所就成为当务之急。当时在京主持和议的钦差大臣奕ｋｕāｎｇ＠①、李鸿章认识到了这一点，遂向清廷具奏，建议清政府速派大员接办京师地面的巡缉事宜，并“将此项公所裁并，以一事权。”具体办法是将“城内地面，按照八旗，每旗各设一局。皇城内分左右翼各设一局，居中设一总局，以资统率。”［⑤］７月清廷批准了这一请求，设立了京城善后协巡总局。协巡总局担负着京城警备、司法、治安等多重任务。其具体职责是：维持该地区治安、分段巡查缉盗、审理案犯以及办理交涉等。显见，其警察职能还没有得以独立出来，只能视为正式办理警政前的过渡机构。由于协巡局管理的事务庞杂，巡缉不力因而并没有能够改变京师糟糕的治安状况，京城地区仍然是“人心浮动，抢劫横行”。［⑥］各帝国主义乘此对清政府交相要挟，提出如果清政府不能保护治安，则不予交还地面。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加紧了部署。为了应“创办警察之急需”，［⑦］光绪２７年（１９０１年）８月１４日全权大臣奕ｋｕāｎｇ＠①与日人川岛浪速订立合同，聘其为监督，开办了北京警务学堂。紧接着，９月１２日清政府发布上谕，令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绿营“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⑧］由此拉开了清末办警的序幕。这以后经过反复筹议，清政府于光绪２８年（１９０２年）５月接受胡ｙù＠②ｆēｎ＠③的“创设工巡局以期整顿地面”的建议，［⑨］设立了工巡局，它和同时创立的保定警务局一起标志着清政府正式举办警政的开始。三从光绪２８年（１９０２年）５月京师工巡局、直隶保定警务局的成立到清朝灭亡，清政府举办警政整整十年，根据清末警政自身发展的特点，这十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光绪２８年（１９０２年）５月到光绪３１年（１９０５年）１０月巡警部成立前，为清末警政的初创期。这一时期警政的开办从区域上来说还很小，各省大多仅止省城及重要通商口岸办有警察。清政府基本的警察体制还没有得以建立，中央对各省的警政还没能形成统一的、有效的领导，各省举办警察往往是各自为政，独树一端。另外，这一时期的警政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各省总领警务的人员并非专官，而多由臬司或藩司兼理。清末警政之所以始于京师和直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八国联军的入侵。兵燹之后的北京到处呈现出破败的景象，街面、城墙、门楼狼藉一片，亟需整顿。至于治安秩序则更为混乱，虽经设立协巡局“分段协巡，而劫案仍复不少。”。［⑩］在各帝国要求保护治安，否则不予归还地面的严峻情势下，清政府遂于光绪２８年（１９０２年）５月在北京内城创设了工巡局。工巡局是管理京师地方街道及警务的机构，主要职掌为整顿京师地方治安、督修内城街道并管理京师巡捕等事宜。工巡局直接隶属于皇帝，设管理工巡事务大臣一人，初由肃亲王善耆担任，后改由外务部尚书那桐兼任。其下设工巡总监和副总监各一人，毓朗任总监。总局以下设有东、西、中三分局，分局以下又设有局分局。每局除巡捕长外另置巡警队长、巡长和巡捕若干人。工巡局初级时仅局限于内城。以后清政府又于光绪３１年（１９０５年）８月仿照内城的办法在外城也设立了工巡局。内城工巡局的设立，成为清末京师举办警政的开端。直隶警政的开办其情势和工巡局也颇为类似。按照战后清政府与各国达成的协议，各国应在光绪２８年（１９０２年）８月归还天津。但各国在归还天津时提出了种种苛刻的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距天津城二十华里以内华兵不得驻扎。经外务部同各国多次磋商，始议明巡警不在此例。这样创设巡警就势在必行了。为了符合帝国主义的规定，同时又要实行对人民的监督和控制，袁世凯先于５月间在省城保定，“查照西法，拟定章程”，［①①］创设了保定警务局。接着于６、７月间将其训练的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先住在保定，编成十局。天津交还后，袁世凯即将他们派驻天津，分别成立巡警南段、天津北段巡警总局，并委赵秉钧专理津、保两地警务，由此开清末地方举办警政之先河。京师和直隶警政开办以后，迅速扭转了两地庚子变乱以来的混乱局面。清政府从中看到了警察对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巨大功用，遂决定把它推行到全面，由于直隶办警的效果好且较正规，因而深受清廷的赏识。清政府认为“袁世凯奏定警务章程暨保卫地方，一切甚属妥善”，遂于光绪２８年（１９０２年）１０月１７日严谕各省督扶“仿照直隶章程奏明办理，不准视为缓图，因循不办。”［①②］此后，各省纷纷效法直隶，相继于省城和重要商埠开办了警察。除少数边远省区外，到光绪３１年（１９０５年）１０月前各省省城基本上都开办了警察。但各省的警局除少数为新创外，大都为保甲、绿营所改设；各省办理警政不仅章程互异缺乏勾通和交流，而且未能形成统一的领导。这一情形直到巡警部成立以后才稍有改观。第二阶段：从光绪３１年（１９０５年）１０月巡警部成立到光绪３４年（１９０８年）初各省奏设巡警道前。这一时期为清末警政的扩展期。在中央，清政府设立了巡警部和随后的民政部，使全国的警政有了统一的最高的领导机构，既大大地推动了各省警政的发展，同时使得京师的警察体制趋于完备。在地方上，光绪３２年（１９０６年）清政府谕各省裁撤绿营。这样，原来的以绿营、保甲所维系的治安体系逐渐被打破，警政迅速从省城和重要通商口岸向厅、州、县转移，全国的办警区域从而大大地扩展了。清政府设立巡警部虽然客观上是应领导全国警政的需要，但更直接的原因却在于９月间发生于北京的一起刺杀事件。该月２４日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等五大臣乘火车出京，革命党人吴樾投炸弹行刺。刺杀虽然未遂，却极大地震动了清政府。清政府认识到“巡警关系紧要，自应专设衙门，俾资统率。”［①③］这时力图控制京师警权的袁世凯乘机上奏，建议清廷设立巡警部。１０月，清政府发布上谕成立了巡警部，任命袁保荐的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为尚书，直隶候补道赵秉钧为右侍郎，以内阁学士、工巡局总监毓郎为左侍郎。光绪３２年（１９０６年）１０月，清政府实行官制改革，又把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原来巡警部的事务转归为民政部所属的警政司办理，警政成为民政部综理的事项之一，警务也由此成为内务行政的一部分。随着中央巡警部和民政部的设立，原京师外城工巡总局也改组为内、外城巡警总厅，成为巡警部长随后民政部直接领导下的管理京师警政的专门机构。改组后的巡警总厅，组织机构比工巡局更加严密和完整。巡警总厅不仅于京城内外遍设了分驻所、派出所、守望岗等，还组建有探访队，从而在京师织成了一个极为严密的警察网。工巡局改组为巡警总厅后，京师的警察体制趋于完备。第三阶段：从光绪３４年（１９０８年）初各省奏设巡警道直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清末的警政逐渐趋于定型，各地的警察机构也渐归一致。这时各省不仅府、厅、州、县都已开办巡警，乡镇巡警也已次第举办，清政府从中央到乡村的各级警察机构业已粗成，警察法规、警察条例也大体完备。巡警部和民政部设立后，京师的警察机构大体完备和定型，而各地仍然是“编制条殊，章程互异。不独精神未能统一，即形式亦复参差。揆厥由来，实缘警察机关未臻完备，内外隔阂，呼应不灵。不得不各囿方隅，姑乃旧惯。”［①④］为了解决这一情况，清政府决定在各省增设巡警道，专管全省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诸事务。光绪３３年（１９０７年）６月，清廷谕令内阁设立巡警道。光绪３４年（１９０８年）４月，民政部奏拟巡警道官制，５月，经宪政编查馆核议，奏准颁行。与此同时，各省先后奏设置巡警道缺。各省的巡警道干在省城设置的警务公所内督率下属办事。警务公所多由原设立巡警总局改立，为办理全省警务的执行机构。按照统一的规章，各省的警务公所均分为总务、行政、司法、卫生四科办事。巡警道设立以后，各省所属厅、州、县均设有警务长一员，并将管辖地方划分为若干区，分设区官若干员，在巡警道及地方官的指挥和监督下管理各该地方的警政。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期以后，更加注重警政的建设，并视警政为筹备宪政的重要内容。由此民政部奏定了逐年筹办巡警期限，规定“各城治巡警限于宣统二年办齐，各乡镇巡警限于宣统三年后陆续成立。”［①⑤］这样，到清朝灭亡之前，虽然许多省份未能如期完成，然而清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警察机构已大体成型。从上述清末警政的几个发展阶段，我们不难看出，清末的警政呈现出这样的发展趋势：即各地警政的办理从零散渐趋统一；从无专官专门的领导机构到专官专门机构的设立；从无一致的举办章程到统一规制的厘订。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阶段的划分是从全国警政发展的总体上来把握的，不排除有的省有所例外。如乡镇巡警直隶早在光绪３１年（１９０５年）就已在天津四乡开办。四川乡警的举办也要稍早于其它各省。再如，各省大都于光绪３４年（１９０８年）奏设巡警道，而直隶、江苏、甘肃等省却迟至宣统二年以后才设立。清末由于绿营、保甲流弊日深，“防盗不足，扰民有余，不得不改弦更张，转而从事于巡警。”［①⑥］其开办警察的目的主要是“清内匪”，即镇压人民的反抗。然而由于其政权的腐朽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必然使它的警察机构也同样地腐败不堪。各地的警察机构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衙门。清政府的办警经费基本上采用就地筹款的方式筹集，而所用“官款有限”。［①⑦］这些款项通过房捐、铺捐、车捐、田亩捐、牛羊捐、井捐等五花八门的名目落在老百姓的头上，使得他们往往难堪其负。加上各地警员多由绿营、乡勇、保甲改设，素质低劣，专以扰民、滋事为能，至使警民矛盾非常尖锐。各地抗拒警捐、甚至捣毁警局的事件屡有发生。因而尽管清政府极力推广和强化警政，却并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①梁启超：《戊戍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版，第１４３页。② ③《湘报》７号《湖南保卫局章程》④仲芳氏《庚子纪章》第５９页。⑤《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１２２４页。⑥ ⑩《清实录》（光绪朝）第４９４卷第９页。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巡警部档案，文件代号１５０１，３７―２，１１⑧《光绪政要》第２７卷第５８页。⑨ ①③分见《清实录》（光绪朝）第４９４卷第１３页及第５４９卷第７页。①① ①⑥分见《袁世凯奏议》中册第６０５页，第６０４页。①②《端忠敏公奏稿》第４卷第２２页。①④分见《大清光绪新法令》第９册第１４页第４册第１２页。①⑤《清朝续文献通考》第１１１卷，第８７０１页。①⑦《历史档案》１９８８年第４期第５３页，《清末江苏等省民政调查史料》责任编辑：龚维玲＊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匡加力＠②原字火加鹬左＠③原字芬下加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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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应用Computer Applications1999年 第19卷 第7期 Vol.19 No.7 1999中间件及其在三层客户机/服务器模型中的应用*宋晓梁 刘东生 许满武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中间件的五种类型及其各自的特点，并讨论了中间件在三层的客户机/服务器模型中应用的一个实例。关键词 中间件，客户机/服务器模型MIDDLEWARE AND ITS APPLICATIONIN A THREE TIER C/S MODELSong Xiaoliang Liu Dongsheng Xu Manwu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National Key Laboratory for Computer Software,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Nanjing 210093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discuss the five kinds of the middleware and give a sample of themiddleware′s application in a three tier C/S model.Keywords Middleware，Client/server model随着以网络计算为中心的应用系统规模的扩大和软硬件结构的日趋复杂多样，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负担也日益繁重，并且传统软件的移植性、互操作性和重用性也都不能满足现在的性能需求，为此人们提出了一种介于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软件――中间件。中间件(Middleware)作为前端客户机和后端服务器之间的一个中间层，为应用程序处理提供了如下功能，它一般包含应用逻辑，负责接收客户端的应用请求，对请求做出响应处理后将请求交给后端服务器，并负责将服务器的处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从概念上讲，很早就已经有了中间件的雏形，在主机环境下的TP Monitor就是一种中间件。但是，只有客户机/服务器以及downsizing的概念提出之后，中间件的概念才被人们广泛地关注。在客户机/服务器环境下，一般将中间件放在位于客户机和服务器之间的中间层，负责应用逻辑的处理，从而使客户端变得精干。与此同时，中间件还可以放在客户机和服务器之间的多层应用服务器中。中间件已经成为了联结分布式计算环境中各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的胶合剂。中间件具有如下特点：易于集成 中间件能无缝地连入应用开发环境中，应用程序可以很容易地定位和共享中间件提供的应用逻辑和数据。易于移植 中间件使与平台有关的细节对于应用程序来说是透明的，因此可以在不改变应用程序代码的情况下改换计算机底层硬件、操作系统或通信协议。易于演进 中间件实现的功能对应用程序来说是透明的，所以可以对局部进行改进而不会影响到系统的其它部分。高可靠性 中间件应该是可靠的，需要提供接管和恢复功能，保证事务及关键性业务不被丢失。易于使用 中间件能和同构或异构环境下的多种数据源通信，同时它能管理数据间的公共逻辑约束。它将用户从复杂的平台、网络、数据库选择中解放出来。1 中间件的分类根据中间件所起的作用及采用的技术，我们大致可将其分为以下五种。1.1 基于数据库的中间件基于数据库的中间件是所有中间件中最普遍、最成熟的一种。基于数据库的中间件允许应用程序同本地或异地的数据库进行通信。它提供了一系列应用程序接口API，通过中间层而不考虑操作系统及网络来访问数据库。并且在很多情况下，API被隐藏在开发工具之中而不被开发者了解。ODBC、JDBC都是基于数据库的中间件标准。通过ODBC访问数据库的方式是绝大多数应用程序使用数据库的方式，它通过使用驱动程序(driver)来提供数据库的独立性，驱动程序与具体的数据库有关，它是一个用以支持ODBC函数调用的模块(通常是一个DLL)，应用程序通过调用驱动程序所支持的函数来操作数据库，若想使应用程序操作不同类型的数据库，就要动态地链接到不同的驱动程序上。ODBC具有良好的数据库独立性，它可以避免应用程序对不同类型数据库使用不同的API，通过ODBC可以使得数据库的更改变得非常容易，因为对应用程序来说这只需改换一下驱动程序。JDBC定义了一个Java开发的CLI。JDBC实际上就是一系列用于特定数据库的Java类库，它源于ODBC体系结构。ODBC的结构图如下：图1 ODBC结构图现在，Microsoft又提出了OLE-DB。OLE-DB提供了不同数据源的统一的访问点。OLE-DB的目标是提供通过OLE Automation来访问多种数据库，或在应用程序和数据库之间提供一个COM层，通过COM层的对象访问数据库。在基于数据库中间件领域中，目前还提出了应用分割技术，即将用户的一些应用逻辑放到中间层，为客户机“减肥”，这也为NC(Network Computer)等的引入打下了基础，并增强了应用程序的处理性能、安全性和并发性。目前，很多数据库前端开发工具都支持应用分割技术。但是，在基于数据库的中间件模型中，数据库作为信息的中心存储单元，中间件负责数据间的同步及点到点通信。这种方式不适合于高性能应用处理，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数据通信，同时，当网络发生故障时，系统将不能正常工作。1.2 基于RPC的中间件RPC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它沿用了用户熟悉的编程模式，从程序员的角度出发，RPC十分容易理解――程序代码调用远端过程并将结果返回。当使用RPC时，只需要编写很少的网络程序代码，大部分代码由IDL(Interface Define Language)生成。RPC应用不仅可以调用在远方节点上的子程序，甚至可以在不同操作系统环境下运行。它使程序员不必考虑网络的细节，仍可采用自己熟悉的Call/Return语法。RPC一般采用Call/Return模式，多用于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而且采用同步方式。RPC程序之间的同步通信一般采用Request-Wait-Reply方式， 因此，对小型简单的不需要采用异步通信方式的应用比较适合，但对大型复杂的应用不太适合，因为它需要程序员考虑网络或系统的故障、处理多个网络连接、可移植性、缓冲及流量控制和进程之间的同步等多种问题。1.3 基于TP Monitor 的中间件TP Monitor是一种复杂的中间件产品，它为应用处理提供了一种通信机制，它允许开发者在TP Monitor环境中定义事务服务。TP Monitor位于客户机和数据库服务器之间，采用三层或多层模型。客户通过Transaction RPC(TRPC)机制在TP Monitor中调用事务，TP Monitor运行事务来连接数据库，并将处理结果返回给客户端。TP Monitor提供一系列服务，如应用管理、管理控制和应用之间消息传递等。常见的属性包括全局事务协调、分布式两阶段提交、资源管理器支持、协调故障恢复、高可用性、安全性、网络负载平衡等。在TP Monitor中，事务有一个明确的起止点，如果事务失败，TP Monitor可以回滚事务，不会使系统处于不完整、不一致状态。TP Monitor同时可以复用数据库请求。因为每个客户调用事务，而不是直接和数据库进行连接，因此TP Monitor可以协调数据库请求，传统的Connection-Per-Client的限制(在客户机/服务器环境中)可以去掉，如100个客户可能只需要10个数据库连接。并且TP Monitor还可以在同一个事务中读写异构数据库中的信息，并保持异构数据库的完整性。常见的TP产品有：BEA的Tuxedo、IBM的CICS、NCR的TopEnd、Microsoft的MTS等。1.4 基于ORB(Object Request Broker)的中间件基于ORB的中间件主要是采用面向对象的技术，ORB可以看作是与编程语言无关的面向对象的RPC应用。它的成员函数可以采用类似Object-function()方式调用远端的对象。目前，ORB存在两个彼此竞争的标准：CORBA ORB和DCOM ORB。当使用ORB时，IDL(Interface Define Language)用于定义对象之间的接口，它类似于RPC中的IDL定义过程的接口。ORB特别适用于对象接口变化不频繁，不会导致代码经常被重新编译及链接的情况。ORB的总体框架图如图2所示。图2 ORB的总体框架图理想的要求是，一个ORB应赋予每个对象(与其它对象特别是远程的对象进行通信时)以下的分布透明性：位置：无论其它对象是否处于同一个计算机中；访问路径：与其它对象交换消息经过的途径；重定位：其它对象从一台计算机移至另一台；数据表示：其它对象相应的数据格式；通信机制：使用何种进程间的通信机制和规程；调用机制：其它对象的方法是如何执行的。例如：进程、线程和动态链接库等的细节；存储机制：其它对象任何可以或不可使用存储的情况；机器类型：任何机器型号上的不同；程序语言：其它对象是以何种语言实现的；操作系统：任何操作系统上的不同；安全机制：其它对象本身所具有的访问控制机制。对以上各方面的任何变更都无须将这个特定对象重新编译(或重新链接、重新加载等等)，其整体效果是， 对任何一个对象的实现动态地进行更改，都将不会影响到其它的对象，无论它们是服务者还是请求者。1.5 基于消息的中间件MOM基于消息的中间件MOM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处理环境，允许开发者及用户连接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和代码，或采用一致的界面进行应用处理的互连。MOM提供了一个高层应用接口，为不同系统提供操作核心。MOM产品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将信息以消息的方式在程序间传递来完成。MOM一般可以分为两种形式：消息传递(Message Passing)和消息队列(Message Queuing)。消息传递在建立大型的分布式应用中比较常见。其主要的模式是广播/订购(Publish-Subscribe)方式。采用该方式，应用程序既可以订购，也可以广播。该通信模型提供了位置透明性。程序只需要简单地将消息以主题方式发送出去，由中间件来负责将消息传递给所有订购该主题的程序。MOM主要通过agents技术来实现Publish-Subscribe方式应用。当程序广播消息时，首先与一个代理进行连接，将消息传递给代理。代理负责路由消息给相应的程序。由于代理可以实现消息的动态路由功能，因此，该方式能够提供较好的容错性能，但它缺乏MOM的异步特性，不太适合长时间网络断开的情况。消息队列方式允许程序无需直接建立起连接即可发送和接收消息。程序只须简单地将消息发送给消息队列，由消息队列负责消息的传递，对应用程序完全透明。消息队列采用异步方式，为信息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存储方式，特别适用于不是直接连接的应用，如移动用户、发送方或接收方进程可能处于不活动状态的应用。它的缺点是需要一些配置工作，性能不是很高，而且如果队列丢失，整个系统将受到影响。MOM可以克服基于RPC的中间件的限制，提供基于消息的异步通信机制，因此MOM API调用不会阻塞应用程序，同时MOM不会占用大量的网络带宽，可以跟踪事务，通过将事务存储在磁盘上，可以恢复系统及网络故障。常见的MOM产品有：DEC的MessageQ、IBM的MQSeries、Microsoft的MSMQ。2 中间件优点及具体应用传统的客户机/服务器模式是一种双层模型。双层模型的物理实现方式为：一台桌面电脑当做客户机使用，而一台网络服务器则用于容纳后端数据库引擎。在双层模型里，程序逻辑在客户机与服务器这两种物理位置之间分担，应用程序的商业逻辑必须物理性地驻留于客户机端，或在后端DBMS里以触发器或存储过程的形式实现。这种双层的客户机/服务器方案的优点在于实现数据访问相当简单，GUI可与数据源直接约束在一起，数据维护的所有细节都可以得到自动控制。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多的不利因素。尽管数据访问得到了简化，但却缺乏灵活性，我们通常无法对自己与数据源的交互作用进行完全的控制，因为这种控制是自动的。很明显，额外的管理会消耗客户机资源，并可能导致应用程序的性能下降。双层客户机/服务器模型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限制因素：不可伸缩 双层模型无法超越客户机的物理界限，而且服务器也会禁止这种模型的伸缩。不能管理 由于不能封装商业规则，也不能对这些规则进行集中配置，所以常用程序的重用也不方便。性能较差 因为将图形界面与数据源绑定在一起，所以会消耗客户机的主要系统资源。这对客户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会导致系统性能的下降。正是由于双层客户机/服务器方案存在诸多限制，所以又提出了一种新的三层服务器模型。三层客户机/服务器模型以构建分割式应用程序为基础。对一个应用程序进行分割以后，可将代码划分为不同的逻辑组件，在三层的客户机服务器模型中，这些逻辑组件分为三个逻辑层：用户服务、业务服务和数据服务，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应用程序。我们把这种三层的设计模型称为“服务模型”。三种服务的属性如下：用户服务 提供信息和功能、浏览定位，保证用户界面的一致性和完整性；业务服务 共享的业务政策，从数据中生成业务信息，保证业务的一致性；数据服务 数据的定义、永久数据的存储和检索，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图3 服务模型结构图使用服务模型，可以把应用程序的需求分解成明确定义的服务。在定义了服务之后，需要进一步创建具体的物理构件来实现它们。构件是一个或几个服务在物理上的封装，可以通过构件的接口获得这些服务。构件可以是.exe或.dll文件、数据库触发器和存储过程的集合，或者任何几个其它物理软件实体。构件是由它所提供的服务以及它和其它构件的相互作用来定义的。根据性能和维护的需求、工作量、网络带宽以及其它的因素，可以在网络上灵活地部署这些构件。这些构件总是通用的，并且遵守公开的接口标准，所以它们可以被重用，并能被多个应用程序所共享，外界所能知道的就是它们的接口。实际上这些物理构件就是基于ORB的中间件。这种基于构件的三层客户机/服务器的优点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可重用性 许多应用程序可共享和重用封装在构件中的功能。灵活性 从桌面计算环境到功能更强的网络服务器，随处都可分配工作，这有利于协调性能和网络带宽。可管理性 将大型复杂的工程细分为简单、安全的构件工程。易维护性 将业务逻辑部署在中央服务器上，而不是分散在用户桌面上，这有助于处理各种变化，并缩短解决方案的往返时间。在某电视台资料管理及业务处理信息系统中，我们采用了上述三层的服务模型：在客户机上的客户服务程序，在构件服务器上的业务服务程序和在数据服务器上的数据服务程序。客户服务程序主要处理表示逻辑，也就是以某种方式同用户进行交互，它基本上是一种图形用户界面。业务服务程序主要完成业务规则的控制和对数据库的访问，并且业务服务程序是以构件的形式提供给客户服务程序调用的。由于业务服务程序是以构件的形式给出的，所以一个构件能被多个客户服务程序调用，例如节目资料检索构件就能让其它各个子系统的客户服务程序调用，以便客户服务程序在检索结果集基础上进行其它处理。数据服务程序主要就是各种智能数据库所能提供的功能，例如存储过程、存储查询等等。该系统的结构如图4所示。图4在这个三层客户机/服务器模型中，我们把各种业务规则都封装在各自相应的构件中，这样业务规则的实现和客户使用的图形用户界面的实现就相分离了（在传统的两层客户机/服务器模型中，两者是同时在客户机应用程序中实现的），当一方要进行改变时，只对需改变的一方进行改变。与此同时，在同一层上的构件之间也可以相互调用，这样也增加了代码的可重用性，减少了编程量，而且因为构件也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当需求改变时也只需对相应的构件进行改变。如此一来就大大减少了系统维护的负担，并提高了系统的适用性。宋晓梁 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型程序语言设计。* 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及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作者单位：宋晓梁 刘东生 许满武（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江苏．南京210093)参考文献［1］ Ron Ben-Natan. CORBA-A guide to common object request broker architecture. McGraw-Hill,1995［2］ D.Box. Q&A ActiveX/COM.Microsoft Systems Journal,1997；(3):93-105［3］ A.Birrel,B.J.Nelson. Implementing Remote ProcedureCalls. 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 Systems, 1984;2(1):39-59［4］ 黄 俊,许满武,陆剑锋.中间件LSM及其在物资运输调配系统中的应用.微型计算机，1997；17(增刊2)：78-80［5］ Cynthia McFall, IBM Corporation. An Object Infrastructure for Internet Middleware IBM on Component Broker. IEEE Internet Computing, 1998;2(2)［6］ Object Management Group. CORBA 2.1 Update Sheet,1997，8收稿日期:1999-04-23(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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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解组织正式拒绝美国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新华社突尼斯５月２日电巴解组织正式拒绝美国国会关于耶路撒冷城是以色列首都的决议，并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敌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巴解组织驻突尼斯代表哈基姆・巴拉维今天在这里发表一项声明说，巴解组织在美国国会通过了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后提出了一项正式抗议照会。在照会中，巴解组织拒绝和强烈谴责这项决议，重申巴解组织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把耶路撒冷城作为自己独立国家首都的权利，以及阿拉伯和伊斯兰民族不允许在这一圣城问题上发生任何争论的权利”。巴拉维还说，巴解组织在照会中确认，“这项违反国际法和鼓励以色列侵略扩张政策的决议十分严重地威胁着和平进程以及为促进这个进程所作的各种努力”。巴拉维还向美国驻突尼斯大使罗伯特・佩莱特鲁递交了一项照会，抗议美国政府对接纳巴勒斯坦国参加国际组织持敌视立场和施加压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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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5-711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704 【原刊页号】B①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200007 【 标 题 】把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立足点和着力点 【 作 者 】缪合林 【 正 文 】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形势新任务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紧密关注时代发展的变化，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才能适应新形势，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一、要着眼于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着力在战略思路上创新。战略思路创新事关全局。大凡军事战略，只有三种，一种为攻式，一种为守式，一种为退式。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采取攻式战略，守是守不住的，退，更没有出路。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采取攻式战略，就必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法轮功”问题的出现，再次向我们敲响警钟：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必然会去占领。我们必须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认识上树立“事关大局”的思想；在工作指导上树立“争取主动”的思想；在工作部署上树立“重中之重”的思想；在工作安排上树立“切实加强”的思想；在工作过程中树立“经常讲、反复讲”的思想，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号召力、凝聚力、吸引力、说服力和战斗力，用科学的、进步的、民主的、爱国的思想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在实际工作中，一要研究和引导现代传媒文化，占领现代传媒文化阵地。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要坚持唯物论，运用辩证法，提高艺术性，把宣传上级精神与反映民情民意相结合，把唱响主旋律与批判错误东西相结合，把正面宣传为主与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相结合，把生动活泼与保持基调平稳相结合。二要研究和引导精神产品消费文化，占领文化市场阵地。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积极推进优秀文化产品的生产，努力把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同时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活动，净化文化市场。三要研究和引导网络文化，着眼于利用、建设和管理，占领网络文化阵地。四要研究和引导休闲文化，占领休闲文化阵地。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出现了工作时间相对减少，休闲时间不断增加的趋势。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研究和适应这种社会生活的变化，寓教于乐，用健康的精神生活丰富休闲阵地。五要研究和引导社区文化，占领社区思想文化阵地。社会发展越来越使社区功能强化，我们要继续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特别是广泛开展文明城市、文明城区、文明街道、文明小区创建活动，把工作触角伸向社区。六要研究和引导社团文化，占领社团文化阵地。二、要着眼于紧跟时代步伐，着力在体现时代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上创新。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建立起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核心内容。进行理论创新，首先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指针，是指引并经受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南。进行理论创新，必须正确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功能，从思想政治工作应该解决什么，能够解决什么方面建设新的理论体系。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但我们又必须坚持历史的辩证法，充分肯定精神对物质，政治对经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功能，首先要进一步强化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为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服务，不能动摇党的基本路线。同时，也不能忽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就要牢牢地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进行理论创新，必须着眼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现在面临两大课题：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何与市场结合。这两大课题落实到思想政治工作上来，就是要思想政治工作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这种适应绝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理论体系，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在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的具体内容中，要从实际出发，满足群众需求，切合实际，受到群众欢迎，既坚持先进性，也体现多样化所要求的层次性。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党性原则和“生命线”原则，大胆借鉴和吸收反映时代要求的优秀理论成果。要大力弘扬和倡导自立意识、参与意识、创新意识，培育符合现代要求的健全人格；要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出的历史规律，抓住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时代本质，积极主动地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原则。三、着力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着力在加大科学含量上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要从科技发展和知识经济悄然走来的实际出发，积极吸取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善于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知识和手段，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科技含量。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在对“人”的认识上要讲究科学。首先，要把握“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单纯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社会人”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本质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而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的本质应该是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其次，要把握“人的需求”。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研究人的需求问题。他认为人的需求大体有四个方面，即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交往需要和劳动需要。最主要的是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此，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应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另一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第三，要把握“人的思想”。恩格斯指出，人们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们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们的愿望和动机，才能使他们行动起来。这个原理告诉我们，要把理论信念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第四，要把握“人的观念”。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每时每刻都会遇到公与私、义与利、苦与乐、生与死、荣与辱、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观念碰撞和严峻选择，这就告诉我们，在思想工作中，一定要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第五，要把握“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人在总体上是积极的、理智的、能动的。人是“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人，每个人都有“发展自我的需求和要求”，都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着眼于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要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不断开发人的潜能，促进人的发展。四、要着眼于适应群众要求，代表群众利益，着力在方式方法和工作机制上创新。改进方式方法，健全有效机制，是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保证。只有根据思想政治工作的环境、条件、对象的变化，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工作机制，才能适应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完成新任务。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依据时代要求，主动吸收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成果，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和总结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规律，从环境、方法、手段、途径等多方面入手，进行改进和创新。要改进方式方法，坚持继承与创新、先进性和广泛性、普遍要求与分类指导、理论灌输与实践活动、一般号召与典型宣传、正面宣传与反面教育、精神塑造与文化熏陶、塑造环境与主观感化、历史比较与目标激励、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等相结合，区别不同情况，根据政治问题、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等不同层次的问题，针对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新变化，针对社会人口流动性大、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新特征，精心设计新的活动形式，分层施教，分类指导。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全在于实践，在于对实践的总结和探索。实践、认识、再实践，不断升华，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基本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要针对不同的人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在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提出不同层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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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4921 【原文出处】旅游天地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60309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研究 【 作 者 】李祥石/沈自龙 【复印期号】199603 【 标 题 】图化的历史――贺兰山彩绘岩画 【 正 文 】 贺兰山层峦叠翠林草茂盛，野生动物麇集，我国古代北方的羌戎、匈奴、鲜卑、突厥、党项等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同时也创造了璀璨的岩画艺术。不久前在宁夏平罗县贺兰山腹地白芨沟内的一处岩洞中，首次发现用赭石颜料绘制的洞窟岩画，这是我国北方地区继新疆、西藏发现彩绘岩画之后的又一新的发现。贺兰山白芨沟彩绘岩画洞窟，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天然洞窟，岩洞为敞口状，开口长约40米，高约20米，进深约35米，可容纳数百人。彩绘岩画分布在岩洞东侧呈斜坡形岩石夹缝的层面上，岩画共有37组（其中有凿刻岩画1组），约有近百个单体岩画。（附图 {图}）彩绘岩画是用赭石粉末搀杂粘合剂绘制而成，赭石即赤铁矿石，化学成分为氧化铁，它的粉末色彩艳丽明亮，引人注目。红色是血液的颜色，象征着生命、力量以及火热的生活和澎湃的激情。岩画内容大体上是记实性的，描绘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和所见所闻，有人物形象，有人们赛马时的热烈场面，有北山羊、马、狗、蛇等动物的生动形象，有对生殖和太阳崇拜的描绘，还有标志、符号和人的空心手印。其中对人们狩猎时的巫术性活动的描绘引人瞩目：猎人手执圆形箭头对准猎物，经过交感巫术的模拟而达到获取猎物的目的。这种交感巫术几乎是世界性的文化形态，早在欧洲的奥瑞纳文化时期的洞窟岩画中就已有了交感巫术活动的反映，在我国各地的岩画中也多有交感巫术的描绘。因此，可以说岩画是世界性的艺术语言，是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都可以读懂的共同艺术语言，是人类最早的最普及的文化。彩绘岩画的制作方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用手指或毛刷蘸颜料绘制图画；另一种是用骨管或芦管蘸上颜料，然后把手按在岩石上，把颜料吹到手上，留下空心手印。在作画的表现手法上仍采用剪影式大轮廓描绘方法，不知透视原理，不分物体远近，不表现物体细部，但是在体形比例、特征方面却能做到惟妙惟肖。一些动物虽然仅数厘米，仍很传神逼真。经过分析比较，这批彩色岩画大致可分为三期。早期是空心手印岩画，均制作于岩洞夹缝的顶部。这些空心手印大约是人们进入岩洞后不久制作的，其含意是表示对该洞穴的占据。从空心手印的大小形状上发现显然不是一人所为，而且有断指现象，可能是与野兽搏斗或是在争夺洞窟时留下的伤痕，于是就把它作为一种胜利的标志永久地留在了岩石上。这些空心手印现已很难辨认，它们大约制作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万年左右。中期彩绘岩画不仅色彩黯淡，而且存在凿刻岩画叠压彩绘岩画的现象，岩画内容有动物、符号等，中期岩画时代距今约有2000－3000年；晚期彩绘岩画不但色彩明亮，而且出现了人骑以及赛马的场面，距今约1000－1500年。我国岩画大致分为南方系统和北方系统，南方系统岩画基本为彩绘法，即赭绘法；北方系统基本为研磨凿刻法，南北各异，风格迥然。贺兰山岩画属于典型的北方岩画。这批彩色岩画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北方岩画（主要是宁夏岩画）的空白，而且对研究我国北方和南方岩画的发生发展、古代民族的迁徙、古代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古代宗教等都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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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366 【原文出处】社会主义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44～46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199812 【 标 题 】论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 【 作 者 】杨年松 【作者简介】作者：杨年松，解放军体育学院政教室教师。广州，510502 【 正 文 】 一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政治稳定是指一个国家在一个历史时期政治统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也就是指一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机构的有序运转，二是人民同政府关系的协调一致。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是实现普遍公民有效政治参与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持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才能不断建立和健全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为公民及公民团体提供正常的组织和舆论渠道。另一方面，有效的政治参与将促进和维护政治的稳定。因为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参与意味着向政治系统输入公众要求，使政府获得全面而又具体可靠的政治资源，输出相应的政治产品以满足公众及公众团体的不同需求，加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带来政治系统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参与并不总是与政治稳定成正比关系，不适当的政治参与则会破坏政治稳定。二80年代初，中国所进行的伟大的农村改革，开辟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新时代。农民作为经济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在中国农村经济发生飞跃性变化的历史进程中，自身也在发生各个方面颇具深刻意义的变化，这就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无论农民政治参与的类型、形式、还是性质内容，都较过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由过去的被动型盲动的政治参与转到基于自身利益驱动的主动参与；由过去简单集中统一的政治参与转到方式多样、渠道多种、层次不一的政治参与，并且参与的范围和人数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可喜变化，不仅标志着我国政治民主程度的巨大进步，而且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政治发展。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和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就决定了农民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第66页。）同样道理，中国政治能不能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农村民主政治是不是取得真正的实质性发展，要看农民政治参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没有我国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就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只能是畸形的发展。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不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对我国政治稳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冲击性，必须引起我们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否则，参与就有可能演变为政治动荡甚至动乱，从而破坏当前改革开放的稳定形势。第一、农民政治参与的多样性和规范性发生冲突引发政治不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步伐逐步加快，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明显加强，形式也一改过去集中统一的样式，趋向更加多种多样，如投票、投诉、诉讼、接触、抗议、暴力对抗活动等等。农民政治参与的日趋多样性一方面预示着社会主义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政治参与在内容上缺乏引导，在形式上有待规范，潜伏着对政治稳定的一种冲击。如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集体冲击乡镇政府、暴力攻击乡村干部、政治参与旨在报仇泄私愤等，缺乏理性，缺少规范，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农村政治的稳定。“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237页。）第二、由政治性参与向利益性参与转轨所引发的政治不稳定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强调农业生产主要靠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担心注重物质利益原则会引起社会差别，平均主义愈演愈烈，其结果是政府的全面干预。政社合一，造成农民生产没有自主性，并要求农民思想高度集中统一，绝对服从政府，使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成为一种基于政治目的、被动性的政治参与。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农民政治生活的新变化，使农民的政治参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性参与转变。利益性参与是一种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为，农民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影响政治决策，以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在农民政治参与的转型期，由于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通，政治参与的形式不统一，加之国家政策的制定难以考虑到处于转型期农民各个不同利益主体、群体的利益要求，使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要求都得到满足，导致农民政治参与愿望同结果之间出现矛盾。如果矛盾不在改革进程中逐步解决，久而久之，就有可能引发人们的政治冷淡，使人们产生政治不服从，从而影响政治稳定。第三、农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影响政治的稳定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农民政治参与，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还处于一种不成熟和不完备的状态，其突出表现就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从政治参与的地域看，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落后地区、沿海与内地农村存在明显的差别。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基于争取、实现、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具有很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愿望，如对国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规的颁布、重要会议的召开给予极大的关注，对村民委员会、村长、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检查监督都能遵循严格的法律程序，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这非常有利于农村政令的畅通和廉政建设。但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广大农民普遍不关心政治，对政治非常冷漠。这既是政治制度软弱的表现，又是政治制度软弱的根源。它意味着政府没有将农民组织到政治活动中去，没有激起农民对政治的兴趣和对政府的理性服从。如果他们长期游离于正常的政治渠道之外，不能共同参与决定他们利益的政治决策，而政府也没有更好的方式了解这些农民究竟在想什么，要求得到什么，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一种威胁。从政治参与的主体看，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有二个显著特点。一是参与主体的不平衡性。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政社合一的政体被打破，乡镇企业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扶持以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中国农民在地区、行业、收入、权利等方面产生分化、分层，产生了众多不同的利益主体。有调查和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分化分层大致可概括为：农村基层干部、集体企业管理人员、乡镇集体企业工人、农业劳动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智力型自由职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雇工阶层等八个阶层。这些不同利益主体，在社会主义政治参与过程中，必然会从各自的群众利益需要出发，如农村基层干部、集体企业管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远比农业劳动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雇工阶层要高，这就不能全面掌握分化分层后农民新的愿望和要求，不利于农村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就农民的分化分层和政治参与的变化速度来说，改革中农民阶级的分化与分层，远比政治参与扩大和发展的速度迅速，政治参与渠道的完善和制度的建立健全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使分化分层后不同利益群体的农民利益要求通过政治参与得不到满足，导致政治参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形成农民政治参与的挫折感。如果这种挫折感不能得到很好地调整和正确地引导，就容易被引申到制度本身，对基本制度产生不满，甚至对国家和社会失去信任和信心，走向极端，形成一种盲目的破坏欲，从而危及到政治的稳定。二是政治参与能力的不平衡性。在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由于人们受教育的状况不同，对政治关心的程度不同，获取政治资源的数量和获取能力的不同，农民参与的能力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许多农民的政治生活中，对自己拥有什么权利和义务以及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方法不甚了解或一无所知，使农民的政治参与极易被引向不正确的轨道，采取过激形式，导致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占主导地位，结果影响政治的稳定。第四、农民政治素质和政治心理不足引发政治不稳定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由于整体上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不发达，就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当前我国农民普遍文化素质不高，民主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政治技能急待提高；加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条件下长期形成的“权力崇拜”、“官本位心理”、“政治冷漠”、“清官心理”等深深积淀在农民的内心深处，使农民容易把政治参与作简单化或公式化的极端理解，走向歧途，从而对政治稳定产生负作用。三以上分析表明，改革进程中形成的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有效的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政治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完善的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政治发展具有破坏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当前，从我国的国情和农村现实出发，当务之急是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尊重农民利益，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建立和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其目的在于满足农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实现他们的利益要求，以提高政治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减少和避免农民寻求制度外的参与途径，维护政治稳定，推进政治发展。今后要做的工作是，在村级体制方面，要完善村民自治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村民委员会制度，让村民通过村委会的选举、监督、考核、罢免等措施，增强民主意识，提高政治参与的能力，以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产生上，要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农民阶级的分化与分层，保证各个不同利益主体能产生出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管理，保证不同地区之间保持一定的代表比例，使农民增强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信任，增强政治服从感。第二、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制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36页。）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 “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第12页。）“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的稳定性的过程。”（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第12页。）目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制化就是要在充分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同时还要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使其具备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以有利于农民的政治参与。当前要做的工作有：（1）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政治地位， 进一步完善农民代表的选举办法，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2 ）进一步增强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作用。（3 ）建立健全农民团体、咨询智囊机构，充分发挥他们在表达民意、吸引农民参与以及提供政治决策等方面的作用。 （4）建立和完善大众传媒的组织机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维度、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5）进一步完善农村自治组织形式，使其充分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方面的作用。（6 ）进一步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防止农民寻求制度外参与。第三、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加强对农民的教育，特别是加强对农民的法律教育、政治技能教育、民主意识教育，以增强农民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的能力。同时，引导广大农民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农民“变得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并感到自己是社会中的一员。”（注：《政治参与》，（日）蒲岛郁夫，经济日报出版社，第5页。）从而，消除附庸意识，强化农民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责任编辑】项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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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224 【 版 号 】2 【 标 题 】安全的核能――大亚湾核电站透视 【 作 者 】孔晓宁/谢联辉 【 正 文 】 蓝天，与海水一色清亮；煦风，送来南国花卉的淡淡芬芳。隆冬时节，记者随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一行，来到温暖如春的广东大鹏湾，置身于大亚湾核电站厂区，眼前是一派宜人的风光。这座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起投入商业运行的电站，有两台９０万千瓦的机组，去年即输送电１０６亿千瓦时，其中７成送至香港地区（占该地区所耗电力的１／５）。同时也向远近的人们送去了光明与希望。记者从环保局官员手中厚厚一沓大亚湾环境监测报告中看到，这座我国目前最大的核电站，运行两年来没有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它的安全运行，展现出我国发展核电的光辉前景。拉直的问号伫立在距核电站百米之遥的山坡望去，这座“大型”电厂躯体并不大，似乎只相当于一个中型机械厂。然而，国家在其中投入的资金，竟达４０亿美元之巨，是我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之一。它的外表平静而又寻常，却包容着令人心惊胆颤的几十亿居里的放射性物质。核电站是如何让巨量的放射性物质按照人们的意愿做工发电，而又不释放到环境之中的呢？当我们在主人的带领下，深入核电站的“心脏”探视一番之后，头脑中的那个问号立刻给拉直了。进厂房，先得过一道大铁门，它一直是认卡不认人的。用主人为我们配备的磁卡，在门外扫描器上划过，门才闪灯放行。如是几次，方得进入主控室。在这里，成百上千的指示灯满房子闪闪烁烁，令人眼花缭乱。几名操作员时而操作，时而用电话收发指令，有条不紊地操纵与监控着数以万计的仪表和设备。走出主控室，我们又去参观核燃料厂房。按照厂里规定及主人吩咐，我们几乎卸去所有衣装，换上白色内服外套，着白袜，穿白鞋，又戴上白帽子与白手套。戴眼镜者，每人另发一根绳拴住镜腿。此外，还要领一只个人辐射剂量计。又经过几道戒备森严的铁门，终于接近核燃料厂房的一个大水池旁。池水有１２米多深，清亮见底。４米高的核燃料箱整齐地排列在池的底部。备用或用过的燃料组件，置放在箱内一个个圆孔内。池边有一通道，可通反应堆，核燃料便是从那儿用特殊装置送进与取出。广东核电集团公司核电部负责人马云青告诉我们，核反应堆堆芯中的１５７个燃料组件，每年需更换其中的１／３。从反应堆中取出的乏燃料，仍有强烈的放射性。它们若跑出来，我们站在这儿，１分钟内就会送命。不过，这满池含硼水，是一道强大的屏障，完全可以把核辐射阻挡住，因此大家不需要有任何担心。果然，我们胸前口袋中的个人辐射剂量计，上面的两个零，一直纹丝不动。据介绍，眼前这个水池，可以安全地存放１０年内更换出的“高放射性”乏燃料。这部分废物待后处理厂建成后，即可运出进行妥善处理。另有一部分“中低放射性”废物，就地装入特制的可以隔绝辐射的水泥桶中。厂里已决定在附近建造中低放废物处置场，作为这些需经大约３００年才可衰变为无害化垃圾的最后安身之地。这类紧紧“包住”放射性物质的技术措施，核电站已经全部实施，并且还在不断完善。亮起警惕的“眼睛”大亚湾核电站的安全性究竟如何？遍布厂区内外方圆几十公里的十多个专设的环境监测站，拿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资料。目前，核电站在厂区设立了４个环境监测站，厂区之外设立了３个站。环保部门亦在厂内外设立了９个站。其中最远的一个站建在４５公里外的沙头角中学内，以监测核电厂是否会对香港地区产生影响。在环境监测上实行“双轨制”，是为了保证监测结果的客观与公正，也是确保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在广东省环境辐射研究监测中心的一个监测站看到，站内的伽玛计量器，可以每５分钟扫描一次，并把数据传至广州中央控制室。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套仪器几年来一直工作正常。一旦环境中出现异常，仪器可自动改为每分钟测一次数据，并迅即报警。不过，这种情况至今尚未出现过。除了测量伽玛射线与贝塔粒子这两种核电厂产生的主要放射性物质，各监测站还采集大气飘尘、饮用水、水库水、海水、土壤、生物、气态流出物等样品，进行放射性测量。结果表明，陆上各种样品，放射性较电站运行前没有变化。而在某些海水和鱼类样品中，发现了人工核素，但其放射量很低，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看得出的影响。综合来看，目前大亚湾核电站产生的辐射剂量，控制在每年０．２５毫希沃特以下，而人们每年受到的天然放射性剂量则高达３毫希沃特。经过核电站上上下下协同努力，去年废液放射性排放量比上年下降了很多，放射性废物产生量也接近国际８０年代后期水平。“核电是最清洁的能源。我国目前二氧化碳与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均比较高，要扭转这种状况，发展核能是重要的渠道。”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在参观过大亚湾核电站后，发表了如是感想。警钟仍需长鸣大亚湾核电站在设计与建造过程中，有关中外各方充分吸取了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与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的经验教训，采用了一系列保证电站安全运行的手段与设施，使得放射性物质泄漏等严重事故的发生概率，小于百万分之一。然而，通过严格管理，做到安全运行，仍然是须臾不能放松的关键一环。用核电公司总经理周展麟的话说，就是“警钟必须长鸣”。“对于核电站的安全，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周展麟总经理感慨地说道。据他介绍，去年，一号机组首次换料大修期间，检修完试机时发现７根控制棒落棒时间比规定慢了０．２５秒。从安全计，厂方不顾停发电一天就要少收入数百万美元，决定再次停机检修。终于发现，造成上述落棒超差的原因，属导向管设计问题。经供货商法国法玛通公司重新更换导向管，机组才重新启动。可这“三起三落”，前后耗时近半年，厂方损失之巨可想而知。目前，广东核电公司又在大亚湾筹建第二核电厂。我们在“二核”工地看到，各种大型机械穿梭奔忙，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周展麟总经理告诉我们，“二核”虽是“一核”的“翻版”，却准备在“一核”基础上，围绕着提高反应堆的安全性与减少废物量等方面，要作大大小小２０多项改进。“安全是核电的生命”。当我们告别了那些日夜紧张地与可裂变原子打交道的核电工作者时，他们那句沉甸甸的话语，还在我们的心头跳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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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机与应用MICROCOMPUTER & ITS APPLICATIONS2000 Vol.19 No.6 P.51-53基于MS Help Workshop的资料信息查询系统的实现耿书文 刘胜富摘要：运用MS Help Workshop技术与计算机高级语言相结合研制开发信息资料查询系统的方法，阐述了资料库的建立和目录式查询、关键词查询、资料全文搜索查询等查询功能的技术实现以及与高级语言的联接。关键词：MS Help Workshop技术 资料查询系统 检索技术在人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要处理、查阅大量的文字、图表资料，如行政部门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公文处理、情报资料部门的情报资料管理等等。这些资料的特点是内容广泛、形式各异、格式纷乱复杂，很难找出统一的规律。这就给资料库的建立、资料查询系统的计算机实现带来很大的困难。Microsoft公司提供的Help Workshop是1个开放式的软件帮助制作工具。该工具应用非常灵活方便，具有丰富的帮助制作功能。软件帮助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较简单的资料信息查询系统。笔者经过开发实践认为，计算机高级语言与MS Help Workshop合理的结合进行信息资料查询系统开发，系统结构简单、操作灵活，且可大大减少编程工作量，不失为开发中小型文字、图表信息资料查询系统的一种有效方法。1 MS Help Workshop技术简介MS Help Workshop是1个用于创建系统帮助文件的工具。通过编辑建立项目(project)文件、目录(contents)文件，将包含帮助文本内容的RTF文件、位图文件和其它源文件联系在一起，经编译生成可由Windows函数调用执行的帮助文件(*.HLP)。其中关键技术是RTF文件的编辑、RTF文件之间及目录文件与RTF文件所包含的主题之间如何建立关联等。经MS Help Workshop创建生成的帮助文件具有目录查询、索引查询、全文搜索等功能。1.1 RTF文本编辑由于帮助文件需要在文字内容中加入一些如脚注、下划线、删除线或隐藏文字等特殊格式，甚至还必须能够加入图片，因此一般的文本文件格式(*.TXT)就无法胜任。而RTF文件具有设置不同段落格式的属性。因此，编辑帮助文件文字内容必须保存为*.RTF文件格式。MS Word是编辑RTF文件的最佳工具。RTF文件的编辑工作，按顺序可以分为如下过程：输入所有文字→分页→设置格式→保存文件1.2 建立关联RTF文件之间及目录文件与RTF文件所包含的主题(Topic)之间的关联是通过以脚注的形式加入RTF文件的关联标记实现的。关联标记有主题ID号、主题关键词和标题文字等几种形式。目录文件与RTF文件之间以及跳跃文字、定义文字功能通过主题ID号实现关联；“索引”功能可通过主题关键词、标题文字建立起索引菜单与主题文字内容之间的链接，并且主题ID号、主题关键词、标题文字之间也是相互关联的。2 信息资料查询功能的实现信息资料查询系统的开发包括二方面的工作：一是信息资料库的建立，二是查询方式的设计实施。信息资料库的建立就是将录入计算机的信息资料进行合理分类，并以一定的格式存放，供系统查询访问。查询方式的设计实施就是运用适当的查询技术，设计科学的查询方式，以使用户能够方便、灵活、快速、准确地进行查询。查询方式的设计应着重考虑系统的简洁性、可靠性、灵活性和查询速度。信息资料查询的功能包括目录式查询、主题关键词查询、资料全文搜索查询等几方面。如何科学合理地实现这几方面的查询功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2.1 信息资料库的建立运用MS Help Workshop开发信息资料查询系统首先应对信息资料进行分类，合理划分主题(MS Help Workshop技术以主题为基本查询单元)；然后将分类和划分主题后的信息资料编辑为RTF文件，可以每1个主题写成1个RTF文件，也可以几个主题写成1个RTF文件。为了查询功能的实现，在编辑RTF文件时，最关键的是其中特殊格式的设置。不同特殊格式及其作用、功能如表1所示。RTF文件建立完成后，将所有主题的RTF文件名和ID号写入目录文件和项目文件，最后编译形成*.HLP文件，可脱离原RTF文件运行，具有很好的安全性。表1 特殊格式的作用及功能特殊格式作用功能说明＃脚注加入主题ID号设置资料主题与目录(Contents)文件、跳跃文字或定义文字的关联＄脚注加入主题关键词设置资料主题的关键词，显示在索引搜索框中，并建立索引与主题间的关联K脚注加入主题的标题设置资料主题的标题名称隐藏文字标记链接的主题ID号指定跳跃文字或定义文字链接的资料主题的ID号双下划线或删除线跳跃文字设置转到下一页面显示指定资料主题下划线定义文字设置以弹出窗口形式显示指定资料主题特殊格式2.2 目录式查询功能的实现目录式查询功能是从形式上模拟人们实际翻阅书籍的情形。经适当的分类后，将信息资料编制目录，目录就类似1本综合性的书籍，由篇、章到节，再到小节，为逐级细化的层次结构，详细列出了信息资料的类别、标题名称、构成章目等。运用MS Help Workshop技术建立目录文件，可逐级编排信息资料的主类别、次类别、章节、……等，目录最多可达9级，并且各级目录可任意进行编辑、移动。目录文件中的最后1级目录应是信息资料主题，这里需要指定主题的标题名称、主题ID号、主题所在的HELP文件的名称和显示窗体的类型。MS Help Workshop通过主题ID号和HELP文件名称实现最底层目录与指定资料主题的关联。将目录文件写入项目文件，经编译完成后，在目录窗体可显示信息资料目录的内容。目录可任意打开、关闭，操作非常灵活方便、直观。用户可根据查询需求，对目录逐级打开，层层选择，直至所查找信息资料的主题。系统通过主题ID号和HELP文件名称访问相应的信息资料库，并将指定主题的内容显示于指定类型的窗体中，从而实现对信息资料的目录式查询。2.3 关键词查询关键词查询就是对每一信息资料主题提取关键词，根据用户输入或选择的关键词进行信息资料查询。运用MS Help Workshop技术可对每一信息资料主题设置1个或多个关键词(关键词长度最长可达255个字符)。具体方法为，在RTF文件中以“K”脚注文字的方式给出，若有多个关键词，每个关键词之间用半角“；”分隔。同时，在RTF文件中以“＄”脚注文字的方式给出资料主题的标题名称。需要说明的是，“＃”、“K”、“＄”脚注均要置于资料主题的开头。脚注设置完成后，经MS Help Workshop编译，则所有给定的关键词就会列于关键词索引中，并且资料主题关键词、标题名称和主题内容之间建立起了可靠的关联。MS Help Workshop根据给定的每一信息资料主题的关键词，建立主题关键词索引，并显示于“索引”窗体中，索引中的每一个关键词都指向1个或几个信息资料主题。通过“索引”窗体，用户可直接输入关键词，也可以从给出的索引中选取，系统根据用户的输入或选择，依赖资料主题关键词、标题名称和主题内容之间可靠的关联，访问信息资料库，找出所有关键词所标明的资料主题，给出符合要求的资料主题标题名称列表，供用户进一步选择，进而输出选择主题的内容。如果系统开发者提取的主题关键词完善合理，关键词查询功能就可以很好地实现。2.4 资料全文搜索查询资料全文搜索查询功能是指系统根据输入的查询内容对资料库中的相关主题进行全文搜索，从而找出所有含有与查询内容相匹配部分的资料主题。MS Help Workshop实现资料全文搜索查询功能非常容易。在建立项目文件时选择“Windows button”菜单，给定窗体类型为“main”，在按钮(Buttons)设置区选中按钮“Find”，并确认在＼Windows＼System＼目录中有动态链接库文件ftsrch.dll。这样，项目文件编译后，就可以实现对包含在该项目文件中的所有信息资料RTF文件的全文搜索。2.5 相关查询相关查询是指对信息资料的某些部分的进一步解释和相关主题的查询。相关查询功能可采用MS Help Workshop的跳跃文字和定义文字技术实现。具体方式为，在编辑信息资料RTF文件时，将配有相关内容的部分增加双下划线或删除线设置为跳跃文字，或增加下划线设置为定义文字，并在其后标明相关资料内容的主题ID号(设置为隐藏文字)，由此，跳跃文字或定义文字与相关资料主题之间使建立了关联。经MS Help Workshop编译后，相关查询设置完成。用户查询操作时，只需点击其中的跳跃文字(带有实下划线)，系统转到下一页面显示相关资料主题内容；或点击其中的定义文字(带有虚下划线)，系统以弹出窗口形式显示相关资料主题内容。3 与高级语言的联接如前所述，信息资料的核心查询功能完全可以运用MS Help Workshop技术实现，而系统其它内容，如系统界面、外部菜单项、各种格式输出以及其它的附加功能均可由高级语言(如VB、VC等)编写。二者之间的联接也很简单，可以用Windows提供的API函数WinHelp来实现，即用WinHelp函数调用通过MS Help Workshop制作生成的信息资料*.HLP文件。以Visual Basic 6.0为例，WinHelp函数定义语法为：Declare Function WinHelp Lib ″user32″ Alias ″Win－HelpA″(ByVal hwnd As Long，ByVallpHelpFileAs String，ByVal wCommand As Long，ByValdwData As Long)As Long函数中各参数的含义：.hwnd――打开*.HLP文件窗口的句柄；.lpHelpFile――打开的*.HLP文件的名称；.wCommand――打开命令(取值可参阅有关书籍)；.dwData――*.HLP文件打开操作的附加数据。调用的语法为：Private Sub mnuHelp＿Click()RetVal＝WinHelp(Forml.hwnd，″c:＼vbbb＼query＼query.hlp″， HELP＿INDEX，cLng(0))End Sub笔者应用MS Help Workshop技术与Visual Basic 6.0相结合成功开发了“矿产资源管理法规查询系统”，该系统广泛、全面收录有关矿产资源管理的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重要领导的讲话稿、矿产资源管理典型案例以及其它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经过对这些资料进行分类和主题提取，系统设计有主控界面、分类查询菜单，实现了目录查询功能、索引式查询功能、正文关键词查询功能、法规条文解释查阅功能以及其它打印、复制输出等辅助功能。其中主控界面、分类查询菜单等用Visual Basic 6.0编写，各种信息资料查询功能由MS Help Workshop技术实现。系统设计结构合理，操作简捷灵活，可靠性高，经许多用户使用，反映良好。耿书文（北京科技大学资源工程学院100083）刘胜富（北京科技大学资源工程学院100083）参考文献1，陈俊源，王一华．活用Visual Basic5．0数据库编程．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19982，详实翻译组译．Visual Basic 6技术内幕．北京：机械工业出 版社，1999收稿日期：1999－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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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术ENVIRONMENTAL TECHNOLOGY1999年 第17卷 第6期 Vol.17 No.6 1999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环境技术专业委员会第4届第1次会议在昆明召开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环境技术专业委员会第4届第1次会议于1999年10月19日～21日在昆明召开，与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环境与可靠性试验设备分委员会共同举办。有41篇论文交流，出版了论文集，评选出优秀论文一等奖2篇；2等奖3篇；3等奖5篇。会议还通过了委员会的章程，陆启凯主任作了会议总结，并作了关于今后委员的活动如何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讲话。(李务平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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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AEROSPACE SHANGHAI2001 Vol.18 No.3 P.36-40系统可靠性优化方法高尚摘 要：介绍了系统可靠性优化的各种模型:组合优化模型、两类失效模式优化模型、可靠性优化分配模型、多目标优化模型以及可靠性模糊优化模型等。分析了可靠性优化分配模型各种解法的优缺点。研究认为，蒙特卡罗法具有简单和广泛适用性特点，因而推荐使用该法。关键词：可靠性优化；多目标优化；模糊优化；蒙特卡罗法分类号：TB11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630(2001)03-0036-05Optimization Method of System ReliabilityGAO Shang（Dept.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ast China Shipbuilding Institute, Zhenjiang Jiangsu 212003,China）Abstract：In this paper，several optimal models are discussed including 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 model，two-failure-mode optimization model，optimum allocation model，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model and fuzzy optimization model. Many optimization methods to solve optimum allocation model 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shortages are analysed. Monte-Carlo method is provided，which is a simple practical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nd can be widely used.Keywords：Reliability optimization；Multi-object optimization；Fuzzy optimization；Monte-Carlo method作者简介：高尚（1972－），男，讲师，研究领域：武器系统分析。作者单位：高尚（华东船舶工业学院电子与信息系，江苏镇江 212003）参考文献：［1］曹晋华,程侃.可靠性数学引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2］Tillman F A ,Hwang C L ,Kuo W, 刘炳章译.系统可靠性最优化[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8.［3］梅启智,廖炯生,孙惠中.系统可靠性工程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4］顾敏.固体火箭发动机可靠性分配-随机枚举的Monte-Carlo法[J].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1991,(2).［5］袁亚华.系统可靠性的多资源目标优化算法[J].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1991,(4).［6］崔创福.系统可靠度的模糊分配[J]. 军械工程学院学报,1991,(3).［7］高尚.系统可靠性中的优化设计[J]. 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环境试验,1994,(1).［8］汪培庄.模糊集合论及其应用[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9］魏权龄,王日爽,徐兵. 数学规划与优化设计[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4.［10］高尚.可靠性与维修性指标综合权衡[J].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1998,(7).［11］[美]曾天翔,丁连芬,等译.可靠性设计手册[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87.收稿日期：2000年9月8日出版日期：200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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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466 【原文出处】戏剧艺术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57～63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戏剧、戏曲研究 【复印期号】199812 【 标 题 】《俄狄浦斯王》与《雷雨》艺术魅力探寻 【 作 者 】何祖健 【作者简介】何祖健 湖南大学副教授 【内容提要】艺术魅力是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等审美因素在其接受者的心里产生的诱惑力、吸引力以及愉悦感等征服人心的美学力量的总汇，其 强弱取决于接受者在欣赏过程中审美心理发挥的程度。如何从内容到形式契合观念的审美需求，如何触摸观众的艺术兴奋点，是《俄狄浦斯王》和《雷雨》的魅力所在。本文对此作探讨。【英文摘要】 Artistic charm is a complex of the attraction,the pleasant sensation,etc.that aesthetic factors such as content and formof artistic works engender in an appreciator's mind.Its dispa-rity in strength is also determined by the extent to which an appreciator's aesthetic mentality works in the course of appr-eciation.Sophocles and Cao Yu knew how to meet appreciators' aesthetic demands and how to touch appreciators to the heart w-ith their works.That is the reason why Oedipus Res and Thunde-rstorm have so great artistic charm.【 正 文 】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这部人类早期悲剧不仅被当时的亚里斯多德誉为戏剧中的典范，而且两千多年来其命运之谜给不同时代的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考。被誉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颗明珠的《雷雨》，不仅茅盾先生曾用“当年海上惊雷雨”的诗句热烈赞颂它在三十年代的成功，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其幽深博远的主题意蕴连同那些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成为几代观众真实记忆的一部分”。时代变迁，岁月如流，为何这两部戏剧魅力长驻、经久不衰呢？艺术魅力是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等审美因素在其接受者的心里产生的诱惑力、吸引力以及愉悦感等一切征服人心的美学力量的总汇，其强弱取决于接受者在欣赏过程中审美心理发挥的程度。对戏剧这种艺术形式来说，戏剧文本只是一种审美导因，当这一导因在读者或观众心理产生共鸣时，艺术魅力便油然而生。因此，探寻《俄狄浦斯王》和《雷雨》这两部戏的魅力，就在于剖析这两部戏剧从内容到形式是怎样契合观众的审美需求，又是如何触摸到观众的艺术兴奋点，从而使戏剧产生悲天悯人的艺术效果的。一喜新厌旧，是人们的一种正常审美心态。心理学实验表明：刺激物的强度、新奇是引起注意的重要动因。因此，古今中外的艺术家都千方百计从纷纭复杂的生活中寻找新题材，目的是给自己的接受对象输送一种新的审美信息，以引起人们的审美注意。观众对《俄狄浦斯王》和《雷雨》的兴趣和关注，首先就是通过新奇的戏剧冲突实现的。《俄狄浦斯王》的戏剧冲突表现为命中注定的杀父娶母与现实中伦理道德不相容的矛盾。俄狄浦斯为忒拜城平息了妖孽，人民拥他为王，并娶了前王的遗孀作妻子。没想到，这正是他自己的母亲，于是他陷入了杀父与乱伦的可怕命运中。《雷雨》则将两个家庭中的八个人物组成奇妙的关系，周蘩漪是周萍的后母，但他们却在一起“闹过鬼”，发生过暧昧关系。周萍想重新作人，可他爱的竟是同父异母的妹妹。鲁大海是周朴园的亲生儿子，但他正是“罢工闹得最凶的工人代表”。两位戏剧大师都将冲突处理成家庭内部关系的纠葛。这种由自然属性决定的关系，从血缘角度看，当然是最为亲密的，然而，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照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矛盾纠葛，无论是古代的西方，还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照样存在着血缘关系上的母子、父子、兄妹，而实际上的对抗关系，这不能不引起观众的新奇和惊异。但两位戏剧大师并没有停留在新奇的戏剧题材上，而只是将它作为引导观众进入审美殿堂的导游。正当观众对审美对象产生独特、新颖的感受时，作者便将他们带入了由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而引发的爱与恨、情与理等深刻的心理冲突中。弗洛伊德曾把人类被压抑被排挤的情绪经验叫作潜意识。弗氏不仅将俄狄浦斯的杀父娶母行动归结为潜意识深处的恋母情结，而且将这一恋母情结说成是人类儿时就有的性本能。我们当然不可能这样去认识，因为从主观上说，俄狄浦斯是把养母当作生母而极力加以逃避的，但弗洛伊德毕竟看到了俄狄浦斯内心深处尖锐的矛盾：一方面他必须平息妖孽，铲除杀害前王的凶手，另一方面，在潜意识深处又有着对杀父娶母命运的恐惧和担忧。他想到因玷污了母亲床榻而无地自容，“不知当用什么样的眼睛去看我父亲和我不幸的母亲”。对于妻子，他有更多的恩爱和眷恋，“如果还有什么灾难也应归俄狄浦斯忍受”。与人类早期的悲剧相比，这种意识与潜意识冲突在《雷雨》中表现得更加扣人心弦。鲁侍萍意外地撞进周家，她多么想见一见离别近三十年的亲生儿子――周萍，然而理智告诉她，如果“哭哭啼啼地叫他认自己的母亲”，只会给儿子丢人，“他的地位，他的教育，不容他承认这样的母亲”。于是侍萍就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与儿子相见了：鲁妈：（走至萍前）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周萍：你是谁？鲁妈：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通过这两次险些说出口的失误，作品真实、生动的体现了鲁侍萍交织在内心深处的痛苦。这种深刻的心理冲突在侍萍与周朴园相会一场戏里同样表现得十分充分。三十年来，尽管周朴园在事业上一帆风顺，但在家庭生活上却不十分满意，尤其是蘩漪的倔强使他十分恼火，因此，他把对侍萍的怀念深深藏在心底，只是通过夏天关窗户，按照侍萍的习惯摆家具，每年纪念侍萍的生日来寄托自己的依恋之情。这一次，鲁妈的来临，特别是她那关窗户的姿态又一次引起了周朴园对往日生活的回忆。这种回忆随着侍萍的“诱导”层层深入，最后完全进入对往日的追忆之中。然而当他确认眼前的鲁妈就是当年的侍萍时，周朴园从感情的浪尖上一下子跌落到现实之中，从对“侍萍”深情的回忆到“你来干什么”，短短几秒钟，可见周朴园内心激烈的矛盾。与周朴园相比，侍萍的内心冲突也不逊色，尽管她常告诫女儿不要进公馆当佣人，然而这一次她却怎么也挪不动离开周公馆的脚步。虽然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使她吃尽了苦头。然而当周朴园没有认出她，要她离开时，她仍然是“望着朴园，泪要涌出”。在步步紧逼的询问中，她完全任潜意识将她理智的防线击穿。当周朴园说出：“你来干什么”时，她“没有委屈，有的是恨，是悔”，最后当周朴园想以金钱了断这段旧“债”时，她清醒了：“我这些年的苦不是拿钱算得清的”。弗洛伊德认为：“审美感产生于化装地表现被压抑的情意结，艺术地表现它们，让人们得到化装的满足，就能引起人们审美快感（注：转引自王世德：《审美学》，第126页，山东文艺出版社。）。”《俄狄浦斯王》和《雷雨》的确是通过家庭内部是非恩怨的描绘，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交织在人物心灵深处的爱和恨的冲突，从而使观众获得审美满足。二心理学告诉我们：“美感实际是人们对于自然社会生活和他们在艺术中反映的富有情感的评价”（注：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36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不是尽善尽美的，不是因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历经磨难，就是在大喜大悲的波澜中飘摇度日。读者、观众在观看这类作品时，往往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置身于人物的位置，与之同命运、共患难，从而形成悲哀、伤感、愤慨、遗憾等以同情为核心的各种审美反应。这种审美情感往往爆发出放射性的能量，令人感奋，催人上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能引起人们同情的。黑格尔认为：“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的内容意蕴和美好的品质，正如他们的遭到破坏的伦理理想和力量使我们感到恐惧一样，只有真实的内容意蕴才能打动高尚心灵的深处”（注：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第289页。）。读过《俄狄浦斯王》和《雷雨》，掩卷深思，两位戏剧大师不仅充分调动了观众的怜悯之情，而且还令我们为主人公面对不幸命运所作的积极抗争而赞叹。在《俄狄浦斯王》中，作者要表现的主题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而是主人公的坚强性格与命运的搏斗。《俄狄浦斯王》诞生于人类的早期，那时的人类还处在把一切归结为命运安排的阶段。但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并没有向主宰一切的命运之神屈服。对于杀父娶母的命运，他首先是逃避，为了逃避，他才来到忒拜城，然而有意的逃避却成了无意的陷入，这自然引起观众的怜悯与同情。特别在忒拜城，当妖魔袭来时，为了降妖他义无反顾地追查凶手。尽管在追查中，他的每一步都要经历痛苦的煎熬，但他一如既往，随着剧情的展开，当杀父娶母逐步变成事实时，他毫不退缩，仍然在痛苦的折磨中坚强地行动。最后他勇敢地背起罪恶的重负，毅然刺瞎双眼，请求放逐。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忒瑞西阿斯先后阻止他追查，但他力排众议，勇往直前。对现代观众来说，无论是俄狄浦斯的出走，还是刺瞎双眼，都比不上后世的正面反抗，但作为人类早期的初民，这种行动至少也够得上一个与命运抗争的英雄。二十世纪的曹禺是直接受到古希腊悲剧影响的，孙庆升先生在《曹禺论》中认为：“曹禺是感受到希腊戏剧美才去写《雷雨》的”。且不用说《雷雨》中那位为自由和幸福而做着困兽之斗的蘩漪身上具有着强烈的“悲剧美”，即使对最有争议的周萍和周朴园我们也不难为他们掬一把同情之泪。曹禺在《〈雷雨〉序》中就说过：“周萍是难演的，他的成功，要看演员挑选得恰当，他的行动难获得一般人的同情……，演他的人要设法替他找同情。”三年前，在周公馆这个密封得象罐头一样的家庭里，周萍与蘩漪这两个年龄相近的人相爱了。作品一开始，周萍就陷入痛苦的悔恨之中，他经常借酒浇愁，甚至痛悔自己“爱上一个绝对不应爱的女人”，但他仍然关心着蘩漪。例如在第一幕的“劝药”一场戏里，当周朴园命令周冲劝母亲吃药时，周萍对着周冲说道：“听父亲的话吧，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在那剑拔弩张的气氛中，这番话既是对周冲的劝说，也是对蘩漪的暗示，饱含着对蘩漪的关切之情。为了洗刷自己过去的罪孽，周萍把“生命交给了另一个女孩子”，他把四凤当作“能拯救他的女人”。临别之际，不顾黑夜的电闪雷鸣及父亲的严厉和蘩漪的纠缠，坚持与四凤约会。他痛悔自己对不起周冲与四凤，但又无力自拔，最后当他得知四凤是他同母异父的妹妹时，终于开枪自杀了。这种因陷入泥坑无力自拔、痛苦挣扎最后走上自杀道路的行为，虽不能与“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罪恶家庭的一代青年相提并论，但是也不难引起人们对他的同情。周朴园是一家之主，在社会上是煤矿的董事长，应该说，他可以颐指气使，可实际上他连自己的婚姻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感情去选择。三十年前，在与侍萍同居并生了两个儿子后，为了服从封建家庭的意愿“赶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不仅抛弃了鲁侍萍，并且在大年三十晚上将分娩才三天的侍萍赶出家门，这是周朴园不愿而又不得不为之的。因此曹禺曾说：“我老觉得侍萍的被赶走，周朴园是不同意的……他没有办法。”最后周冲、四凤死了，只剩下周萍。周朴园发疯似的叫喊：“萍儿，萍儿……我的大儿子呢？”回答他的是“书房的枪声，屋内死一般的静默”。尾声中，十年后的侍萍和蘩漪都成了疯疯颠颠的老人，往日威严可怕的周朴园一直在寻找自己唯一的儿子鲁大海，但未能如愿，此时他已成了一个皈依宗教、终生悔罪的颤颤巍巍的老人了。当这一幕展现在观众面前时，人们是不难产生同情之感的。心理学试验证明，当人们看到另一种机体受到某种刺激，常常在心理上产生同情。这种同情，英国美学家柏克认为是艺术鉴赏中悲剧快感的来源，甚至断言一切痛苦、灾难都令人同情，并使人产生审美快感，在最需要同情的地方，快感也最大。与《俄狄浦斯王》相比，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下的《雷雨》中的人物更丰满，性格更复杂。《雷雨》中八个人物都被放在一个色彩斑澜的调色板上进行艺术加工，其中不仅有“爱起来像一团火，恨起来也像一团火”的蘩漪、既绝望又欲爱不能的侍萍，也有庸俗的鲁贵、单纯的四凤、对未来有着无限憧憬的周冲，还有反抗与无奈的鲁大海。因此，曹禺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正是他们在沼泽中像羸马一样的挣扎所引发的悲剧，使戏剧产生无穷的艺术美。三外国接受美学中“未定点”理论认为：艺术作品中的未确定成份可以充分调动观众的联想、体验等审美心理功能。任何本文都有未定点空白要求读者用想象去填补，读者对未定点进行补充的时候往往是美感最强烈，作品最具魅力的时候。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伊瑟尔曾用比喻来解释这一现象：是我们见到的山美还是文学描写的山美？他认为后者更美，因为前者没有为想象留出余地，后者蕴藏的未定点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拓展读者的审美空间。这些未确定成份，从心理学解释，是它适时地调动了读者的探究心理。在《俄狄浦斯王》和《雷雨》中，两部戏都是通过神秘迷浑的命运主题留下的许多未确定成份来充分调动观众的探究欲，激发观众审美想象的。为了逃脱命运的安排，俄狄浦斯没有再回到自己认为是亲生父母而实际上的养父母身边。流浪途中，他一气之下杀死了一个老人，而这个老人正是他的生父。途经忒拜城，他识破了斯芬克斯之谜，受到了忒拜城人民的爱戴，却被命运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他娶的前王的遗孀，正是他的生母。王后为了解除俄狄浦斯对先知预言的忧虑与恐惧，才把自己过去弃婴的事告诉对方，可是这正是他最怕的一件事。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为减轻而逃避，却反而成了因陷入而加重。为什么俄狄浦斯聪明无比，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他是拯救忒拜人民出苦海的英明的国王，可又是杀父娶母的双重罪人，他到底怎么了？这是俄狄浦斯的困惑，也是戏剧家的困惑。虽然二十世纪的中国观众不会象古希腊人一样归结为神的安排，但戏剧蒙上的这层神秘色彩却给观众留下了一片审美空间。曹禺在《〈雷雨〉・序》中说：“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这一群无辜的男女被什么力量推进了罪恶的深渊，他们为什么不能相爱？为什么会有那场暴风雨？为什么“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对于这一切，虽然曹禺不象索福克勒斯那样完全归结于命运的安排，而是隐隐约约觉得有一种什么力量在主宰这个世界，但究竟是什么？曹禺感到“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形容它的真实相”。正是这些问题，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想和思维空间。观众能借助于联想和想象进行审美再创造，由艺术形象的有限达到内在意蕴的无限。不同的是，《雷雨》中的命运毕竟不象《俄狄浦斯王》那样抽象，曹禺在《〈雷雨〉・序》中说过：“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觉得天地间的残忍”。因为在《雷雨》这场悲剧中，鲁侍萍被赶走是悲剧之源。正是因为鲁侍萍被逐，才导致剧中人物关系的隐匿，而鲁侍萍的被逐，是因为周家封建等级观念，使得她和周朴园不能终成“眷属”。也许当年的曹禺未能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被一股难以名状的力量所困惑，但通过作者的困惑甚至矛盾，我们仍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悲剧的根源不全是因果报应，而是大于这种因果报应的宇宙间的“残忍”。四毋庸置疑，期待中的事物最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在观察试验结果的学生和正在等待“下回分解”的听众，此时他们的兴奋点高度集中在期待的对象上，这种现象在艺术欣赏中便是一种审美期待。当人们在对对象产生了审美注意后，便有进一步获得美感享受的欲望，这种欲望旋即转化为一种期待――对艺术作品更丰富更深入的体验，对审美内容的急切盼望。艺术家们早就了解读者的这种心理，他们往往巧设悬念，然后又逐步地展开一个个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情节，从而把读者的审美期待提高到最大限度，使他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获得最充分的审美满足。在《俄狄浦斯王》和《雷雨》中，两位戏剧大师是利用追溯法来调动观众的审美期待的。也就是先布置悬念，然后利用倒叙法，将过去的事情与舞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逐步展开戏剧冲突，一个接一个地解开观众心目中的谜团。观众便随着戏剧冲突的展开而获得审美享受，同时也随着谜团的解开加深对戏剧内涵的认识。《俄狄浦斯王》的戏一开始便提出谁是杀害前王凶手的悬念，引起观众的期待。随着俄狄浦斯的追查，戏剧冲突层层展开，事态一步步朝着俄狄浦斯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最后真相大白：原来这个追查凶手的国王，同时就是犯有杀父与乱伦两大罪行的罪犯。全剧从主人公得到“神示”决心追查凶手开始，以他发现真相、刺瞎双眼结束。悲剧气氛扑朔迷离，震人心魄。《雷雨》同样使用追溯法来结构情节。《雷雨》的帷幕拉开时戏剧矛盾已经濒临一触即发的前夕，周、鲁两家人物之间的各组冲突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这些冲突的缘由，作者是通过“追溯”来交待的。如在第一幕第一场中利用鲁贵与四凤的交谈，介绍了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关系：大少爷爱上了自家侍女，而这位大少爷三年前又与后母发生过乱伦关系。第二幕则通过侍萍与周朴园的相识追溯了三十年前的往事。接着，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情节接踵而至。这些情节伴随着雷雨到来前躁动的气氛，紧紧地扣动着观众的心弦。戏剧作品要在接受者身上产生审美效应，首先是激发接受主体的接受兴趣和热情，仅此还不够，还必须诱导他们的接受情感，唤起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俄狄浦斯王》和《雷雨》两部戏不仅蕴含着作家对接受主体的审美兴趣、审美情感、审美想象力及创造力的激发、诱导和召唤，而且其激发、诱导和召唤的能量具有极强的放射性，这就是《俄狄浦斯王》和《雷雨》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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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艺技术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1999年 第1期 No.1 1999美国得宝公司维修调整CNC数控立车实例李 勇Example of Maintaining and Adjusting CNC Vertical Lathe in Devlieg_Bullard Inc.of U.S.A.美国得宝机床(北京)有限公司录属美国得宝公司。美国得宝公司(Devlieg-Bullaard Inc.)是一家上市的跨国机床公司，是机床领域著名的集团公司，具有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1998年9月正式在北京成立全资子公司―美国得宝机床(北京)有限公司，全面负责在中国的业务，得宝北京公司拥有一批经济丰富的专家队伍，专业从事与机床和工业自动化有关的设计、制造、改造、翻新、维修、销售、培训、咨询等业务。位于四川成都的某合资企业，主要生产飞机发动机零件用于出口，因此对产品质量要求十分严格。由于生产需要，引进了7台得宝公司70年代生产的单柱和定梁单柱立式车床。这些二手机床由国外一家公司采用GE-FANUC OMC系统进行数控改造后，于1997年运至成都现场进行安装调试。从其中几台机床的试运行情况看，机床电气部分的数控改造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机械部分遗留问题较多，致使设备迟迟不能验收，用户损失很大。主要原因是机械部分、液压和润滑系统中的老化、磨损、易损部件没有全部更换；机械传动的某些重要部件未能拆卸、检查和清洗；横梁导轨面的磨削修复未达到精度要求；整机机械精度调试亦未达到合格标准。为解决这些问题，用户作过多种努力和尝试，但均未获得满意的结果，最后决定放弃与原公司的合作改由美国得宝公司来承担这项工作。我公司承担了这项抢修任务后，对机床进行了精度调整和故障排除。现场抢修工作如下：(1)首先通过用户对每台机床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并开机对机电运行状态作初步检查，针对每台机床的具体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和实施步骤。(2)对具备修复条件的6台机床的几何精度作了详细测试和记录。(3)根据测试得到的横梁相对于工作台台面的平行度误差曲线，利用立柱顶部左、右两侧横梁升降机构中的倾斜调整装置精调横梁倾斜度(见图1)。由于测试得到的横梁相对于工作台台面平行度误差曲线呈无规则的凹形或鞍形变化，在不能拆卸横梁重磨导轨的情况下，如按导轨全长调整平行度，对保证工件加工精度并非有利。因此，根据零件的形状特点，确定与加工精度有直接关系的横梁导轨长度上的对应位置(约350～600 mm，见图1中的L)，并将此段与工作台面的平行度调整至最精确的状态。事实证明，这种调整方法是可行的，对提高工件的加工精度十分有效。图1 横梁相对于工作台台面的平行度调整Fig.1 Parallelism depth adjustment of cross beam relative to the work table(4)拆卸、清洗导轨滚动体和镶条，检查修理后重新安装调整，并施以预加负载。此举明显提高了机床运动刚性和稳定性，有效地消除了加工震动，对降低加工表面粗糙度值十分有利。(5)对液压系统、润滑系统和冷却系统进行全面检查，拆卸包括液压泵、过滤器、液压阀和油管接头在内的有关零部件，疏通管路，清除堵塞物，从而使各系统工作正常，消除与这些系统有关的报警。(6)检查各机床工作台转速，发现其中4台机床的工作台实际转速与程序指令值相差5%～20%。通过调整，将转速误差控制在0.5%以内。工作台转速指令值为S100时，调试前后4台机床工作台转速实侧值见表1。表1 调试前后工作台转速实测值 r.min-1机 床 编 号＃1＃2＃3＃4调试前工作台实测转速92．092．0120．0105．3调试后工作台实测转速100．0100．1100．1100．0(7)在机床几何精度调整完毕后，根据激光干涉仪对X，Z轴运行精度的测量值，重新进行间隙补偿和螺距误差补偿，使各轴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均达到比较理想的数值。＃2机调试前后X轴和Z轴定位和重复定位精度测试结果见图2，3。(a)调试前：定位精度：0.057 54 mm；重复定位精度：0.046 67 mm。(b)调试后：定位精度：0.008 18 mm；重复定位精度：0.004 43 mm。图2 ＃2机X轴测试结果Fig.2 Test result of X axis of No.2 machine(a)调试前：定位精度：0.014 61 mm;重复定位精度：0.013 58 mm。(b)调试后：定位精度：0.007 58 mm；重复定位精度：0.005 25 mm。图3 ＃2机Z轴测试结果Fig.3 Test result of Z axis of No.2 machine通过实际加工验证，确认机床在调试后运行正常，几何精度和各轴运动刚性得到显著提高，已完全满足生产加工要求。(责编 根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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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6-420 【原文出处】西亚非洲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4 【原刊页号】23～27 【分 类 号】D7 【分 类 名】国际政治 【复印期号】199910 【 标 题 】从救国党到繁荣党看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变迁 【 作 者 】刘云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刘云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正 文 】 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广泛发展，7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经历了许多变化，这从繁荣党和救国党之间的差异中可以看出来。本文拟探讨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这种变迁。一、伊斯兰主义政党兴起的背景凯末尔改革是以世俗化为特征的西化运动，旨在土耳其建立以西方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改革力图使伊斯兰教退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并将宗教组织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以世俗民族主义代替伊斯兰教作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造成了以上层精英为代表的世俗文化和大众伊斯兰文化的分离。然而，随着凯末尔改革的深入和土耳其现代化的发展，伊斯兰教不但没有边缘化，反而日益朝着政治化的方向发展。战后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成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直接推动力。民主化虽仍是一种西化的改革，但却为宗教复兴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和条件，许多宗教组织在信仰自由的民主原则下活跃起来。各政党在竞选中对宗教的利用更是对伊斯兰复兴运动推波助澜。战后，尤其是60和7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企业日益强大，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竞争力下降，他们在大工业产品的竞争下感到难以生存，转而从他们熟悉的宗教中寻求安慰，伊斯兰教成了他们维持现状、反对大资产阶级、表达对社会不满的工具。另外，经济现代化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导致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一过程在60年代加速发展。1950年75％的土耳其人居住在农村，1980年这个比例降到54％。（注：Mehmet Yasar Geyikdagi,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New york, 1984.p.7.）涌入城市的农民居住在城市贫民区， 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社会和政治观念；贫民区的艰苦生活环境、经常面临的失业危险使他们的希望破灭而心存不满，伊斯兰教遂成为他们斗争的工具。N.E.亚普认为现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是新的城市群体表达政治要求的载体，他认为救国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注：M. E. Yapp. ContemporaryIslamic Revivalism, Asian Affairs, June 1980.pp.178-195.）在此情况下，伊斯兰因素在土耳其公众生活中的比重增加。麦赫迈德・亚沙尔在《土耳其的政党》一书中指出了这种变化的诸多表现（注：Mehmet Yasar Geyikdagi,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New york, 1984.p.8.），这包括宗教出版物的增加、宗教活动的活跃、 到麦加朝圣和在安卡拉大学神学院注册人数的增长，以及张贴的伊斯兰标语的急剧增多。一些个人和组织则直接攻击世俗主义者，一些议会代表甚至提出：“将国家的发展归因于凯末尔及其革命是不正确的，必须以伊斯兰教拯救国家。 ”（注： Mehmet Yasar Geyikdagi,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New york, 1984.p.78.）各种宗教组织也乘机活跃起来。蒂杰尼亚是战后颇为活跃的教团组织。其成员以伊斯兰教不拜偶象为名到处破坏凯末尔的雕像，要求恢复神权政治和沙里亚法。努尔西学派是温和的伊斯兰组织，从战后至今一直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有很大影响。它的建立者萨伊德・努尔西认为国家应是宗教的保护者，国家宪法应是《古兰经》，国家应由乌里玛委员会统治，声称他能提供解决所有日常生活问题和道德混乱的知识。 （注：Feroz Ahmad,Politics and lslam in modern Turkey, Middle East Studies, Jan, 1991,p.11.）1960年政变的发言人阿尔帕斯兰上校认为伊斯兰信仰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1965年大选后，土耳其政治中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分化加剧。1970年民族秩序党成立，1973年该党又成为秩序党的继承者。 救国党利用其权力推动了宗教因素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上升。1980年该党在科尼亚的宗教聚会成为导致第三次军人干政的最后因素。军队将伊斯兰价值视为对付70年代末各种极端主义的解毒药，这一点从1982年宪法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注：Feroz Ahmad, The TurkishExperiment in Democracy 1950―1975,London, 1977,pp. 97- 130. ）1983年大选后，埃夫伦总统和厄扎尔总理都反复强调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结构中宗教价值的重要性，厄扎尔经常强调在学校开设宗教课程的重要性，他实际上也完全执行着一种倾向于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战后延续至今的伊斯兰情感的上升是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兴起的重要背景。70年代以前，尤其是本世纪前半叶，西方现代社会的许多特征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追逐的现代化目标。但战后以来，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纷纷崩溃，第三世界作为一种强大的国际政治势力而崛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东亚经济的发展更加增强了第三世界国家与民族的信心。70年代以来遍及第三世界的传统回归潮流就是对现代化道路的重新思考和对西方文明为基础的现代化的批判。战后以来，土耳其在凯末尔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不断受阻，出现了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诸如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社会腐败日盛、通胀成为经济发展的痼疾、社会出现动荡，导致几次军人干政，凯末尔主义不能全部回答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土耳其的伊斯兰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凯末尔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转而在伊斯兰传统中寻找解决方法。当代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并不像19世纪晚期的伊斯兰主义者那样试图调和伊斯兰教和现代化，他们更多的是对现代化的前提本身提出疑问；他们“是以伊斯兰的眼光看待现代化，而不是以现代的眼光去解释伊斯兰教”（注：Binnaz Toprak, Islamist Intellectuals: RevoltAgainst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Metin Heper ed. Turkey andthe West, London, New York, 1993,p.264.）。阿里・布拉奇是90 年代土耳其的著名知识分子，他指出：“在西方范式内有效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存在着严重的疑问。 ”（注：Haldun Gulalp, PoLiticalIslamin Turke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efah Party. TheMuslim World, Jan.1999,p.23.）救国党和繁荣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繁荣党的纲领体现了土耳其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思想，是对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思考。（注：陈德成：《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载《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第47页。 ）两党的伊斯兰主义对凯末尔主义提出了挑战。二、救国党到繁荣党的变迁救国党和繁荣党都将道德秩序建设作为追求目标，都强调学校教育中道德和伦理课程的重要，主张建立伊斯兰道德秩序而反对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资本主义道德价值，提倡“公正的经济秩序”。两党纲领都不反对私有经济，但反对多国公司和垄断资本主义，主张国家保护小企业，使之免受大企业排挤。这说明两党都得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然而两党也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区别。70年代的救国党曾多次强调国家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并认为这是土耳其经济和政治独立的迫切需求。（注：Turker Alkan,The National Salvation Party in Turkey, inMetin Heper and Raphael Israeli,ed.,Islam and Politics in theModern Middle East,New York,1984,p.88.）而繁荣党的纲领则很少提到工业化；救国党主张保护国内市场，而繁荣党则提倡经济上的对外开放。救国党试图在广泛发展私有企业的基础上，将对小企业的保护和国家领导的重工业结合起来，以此来反对私人垄断。80～90年代，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成为世界性潮流，埃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也主张在土耳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加速私有化，反对资本主义垄断，政府支持农民和地方小项目的建设。（注：参见陈德成：《土耳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初探》，载《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第41页。 ）埃尔巴坎将“公正的经济秩序”作为党的目标。政治上，繁荣党提出个人自由并以信仰为根据建立多元化的法律秩序，以多元主义代替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它认为在既定的社会中不同的司法体制可以并存，国家的作用应是保护每个司法社区的自治，少数民族亦可获得司法自治。伊斯兰知识分子认为这种文化和司法多元模式曾被先知在麦地那时期建立过。 （注：Ayse kadioglu,Republican Epistemology and Islamic discourse in Turkey inthe 1990s. The Muslim World, Jan.1998.p.16. ）这种文化多元主义体现了一种城市化取得了一定发展后公民社会的强烈要求。尽管繁荣党的许多成员来自救国党，但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思想却是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激进的伊斯兰知识分子提出的。救国党的追随者主要是教团组织和安那托利亚的手工业者、小商人。他们抱怨资源流向了大城市的大企业，要求政府保护他们，他们不反对国家主义。救国党代表工业化冲击下的衰退中的小资产阶级，因此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保守的。而繁荣党是激进的，它对宗教社团有很大的依赖，它的理论家是世俗大学的毕业生，它的选民除小业主外，还包括城市的职业技术阶层和下层工人。救国党和繁荣党在城乡受到的支持不同。1973年救国党在全国大选中获得11.8％的选票而成为第三大党。与共和人民党相比，救国党在发达省份仅获选票8.4％，而人民党则获得选票38.6％；在半发达省份，两党所占选票份额分别是13.7％和30.5％；落后省份这一比例是15.4％和27.5％。（注：Gulalp前引文，p.29.）在几个最大城市中， 共和人民党取得了明显胜利。这种状况在1977年选举中仍无改变，救国党在大城市的得票率还是很低。而在90年代，繁荣党在许多大城市选举中都得票很多，1994年的城市选举中赢得了包括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在内的28个省城的市长职位。（注：Salt前引文，p.22.）相比之下， 坚持凯末尔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仅赢得8个省城的市长职位。这说明，90 年代繁荣党日益在大城市中取代了世俗主义政党的位职，凯末尔主义的合法性受到挑战。1991年大选中，厄扎尔的祖国党遭到失败，结果德米雷尔的正确道路党和社会民主党组织了联合内阁。坦苏・奇莱尔任总理后，土耳其面临严重的贫困、失业和腐败，这成为繁荣党攻击政府的口实，为该党执政铺就了道路。90年代，土耳其伊斯兰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从新的角度和新的方面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呼声，而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主张正迎合了这种要求。救国党和繁荣党的阶级基础也有很大的不同。60年代，土耳其经济曾高速增长，社会各阶级都从中受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明显。但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手工业者、小商人日益受到大工业家和大商人的排挤。救国党的兴起正反映了“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大工业家、大商人与居住在安那托利亚的手工业者、 小商人的利益冲突”（注：Alkan前引文，P.97.）。该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小店主、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城镇的宗教人士。而当时的正义党则主要代表大城市的大工业家和大商人。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纷纷破产，进入城市工人阶级的行列。90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职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为主的白领阶层成长起来，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得以扩大。这些人渴望使他们深受其害的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繁荣党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该党的支持者除安那托利亚的小资产阶级以外，还有年轻的职业中产阶级、学生以及城市中大量的贫困工人。90年代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在城市中迅猛发展，并受到许多伊斯兰知识分子的倡导和支持。三、繁荣党执政及其后1995年12月全国大选中，繁荣党获选票最多，但它获得的选票没有达到单独组织政府的足够多数。伴随着军事政变即将发生的传言，土耳其直到1996年6月份仍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府。 期间曾有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组织了一个短暂的反对繁荣党的联合内阁，但由于意见不和而很快垮台，从而为繁荣党组阁创造了机遇。1996年6月28日， 德米雷尔总统批准了繁荣党和正确道路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内阁名单，埃尔巴坎成为总理。大选和执政后，繁荣党努力安抚政治反对派，并一再表示它是值得信赖的主要政党之一。为了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其政治合法性，繁荣党试图获得以前支持中右政党和未投票的选民的支持。未参加投票和投了无效票的选民人数超过了任何一个政党的得票数。 （注：Alkan前引文.p.36.）繁荣党为此注重挑选一些党内的温和派参加政府，并许诺坚持世俗制度和民主、遵循凯末尔主义的原则；经济方面实行市场经济机制，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快私有化进程；外交方面，降低了反西方的调子，表示增进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并保持与西方的友谊。繁荣党的举措，对改善其形象产生了积极作用。它执政后不久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对它的支持率升至30％。正确道路党多年来一直塑造着一种亲西方的和反对繁荣党的世俗化形象。但奇莱尔声称，尽管她仍坚持世俗主义的原则且不喜欢繁荣党，却相信让繁荣党进入土耳其的政治中心是维持社会安定和维护民主制的唯一办法。1995年大选后，土耳其政治上形成了两大派，以军方、社会民主党、正确道路党为一派，坚持世俗主义；另一派是繁荣党为主的伊斯兰主义派别。（注：参见陈德成：《土耳其在政教分离和民主法制轨道上艰难行进》，载赵国忠等主编：《1997～1998年中东非洲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若将繁荣党排斥在土耳其的政治中心之外，无疑会导致伊斯兰政治向更加激进的方向发展。繁荣党的温和措施使奇莱尔感到满意，却遭到了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批评。联合政府组后不久，繁荣党的领导人就宣布它要在土耳其政治中起一种新作用，通过执政地位和与世俗主义者的妥协代替厄扎尔时期祖国党的地位。厄扎尔的祖国党代表着土耳其的4种政治倾向， 即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它显然是试图将现代资本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结合起来。1996年10月，繁荣党召开了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会上埃尔巴坎不再提及以前经常强调的“公正秩序”之类的东西，而集中谈论与世俗主义的妥协。他强调繁荣党是凯末尔的真正继承者，真正支持世俗主义，要与军队保持良好关系，并且要填补厄扎尔去世后留下的空白。埃尔巴坎的发言使党内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失望。其实，繁荣党执政后在许多方面是朝实用主义方向发展的。1996年11月3日的地方补选前，埃尔巴坎经常提醒选民， 厄扎尔当初是他的救国党的成员，厄扎尔去世后，他是祖国党的合法继承者，而现在耶尔马兹领导的祖国党已经背离了厄扎尔的路线。结果，繁荣党赢得了30％的选票。繁荣党迫于伊斯兰主义支持者的压力，并感到自己站稳了脚跟，在这次选举后开始将其伊斯兰主义的认同提上政治议事日程。它主要将文化事务当做目标。1997年1月， 它宣布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心塔克希姆建一座大清真寺的计划。该计划由伊斯坦布尔繁荣党市政府提出，却引起了国内世俗主义者的强烈反响。军方反应最激烈，采取了许多世俗主义的措施表示对繁荣党的不满，其中包括与以色列签订军事条约和解除一批有“反世俗”行为的军官的职务。自实行多党制以来，土耳其的民主化和世俗化陷入两难处境，民主化越发展，国内的伊斯兰倾向就越明显，从而导致军队多次干政。现在军队以捍卫宪法为由，将国内许多反世俗现象归咎于繁荣党，不断向该党施压。1997年2月28日， 以军方为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该党提出20点计划，要求它采取从教育改革到限制宗教服装的法律和行政措施，抑制全国的伊斯兰主义行为。在军方和世俗主义政党的压力下，同年6 月埃尔巴坎被迫辞职。耶尔马兹组织的新政府立即通过了军方建议的一些立法，并采取了军方提出的许多措施，从而受到军队支持。1997年5月，埃尔巴坎辞职前， 繁荣党由于违反宪法和政党法的反世俗主义行为而受到审判。一个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获得20％以上的选票、且正在执政的党受到审判，这在土耳其是前所未有的。就在宪法法院闭庭之前，埃尔巴坎让其律师伊美尔・阿尔普特金以德善党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新党。1998年1月，宪法法院宣判，解散繁荣党， 埃尔巴坎等人在未来5年内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就在判决文书于1998年2月底下达前，埃尔巴坎一直劝说其他政党支持他发动一场运动，促使修改一些法律从而保证不能轻易解散政党，并制定一些新法律从总体上加强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但无一个政党响应他的提议，这反映出土耳其政治中缺乏民主文化。其实，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也认为民主是一种和伊斯兰教矛盾的西方传统。然而，埃尔巴坎之后，民主成了土耳其伊斯兰政治运动的追求目标。繁荣党被解散后，它的所有议会成员都转向了德善党。1998年5月14日，这个党的建立者召开大会， 埃尔巴坎的亲密同事雷杰・库坦代替阿尔普特金成为党的领袖。当天晚上，库坦发表电视讲话，宣称他的党与繁荣党不同，党的基本目标是要促进土耳其的民主、人权和自由。综上所述，70年代以来，土耳其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与变化，到90年代，土耳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社会阶级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在70～90年代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变迁中反映出来。救国党主要代表了安那托利亚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利益，反对大工业和大商业阶级，它的最有力的支持来自土耳其的落后地区，在城市中它获得的支持则很少。繁荣党除得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外，还得到了城市职业技术阶层和企业管理阶层、经济上被边缘化的城市工人的支持。它主张私有经济，但反对垄断，主张对外经济开放并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繁荣党执政后修正了其激进形象，表现出了其实用主义的一面。繁荣党被解散，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结束。该党议员都已转向德善党，它的领导人表示，德善党不再追求取消利息和“建立公正”秩序这样一些目标，而是要促进土耳其的民主。90年代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在世俗主义势力的压力下被迫在许多方面与世俗主义妥协，但这并没有促进土耳其的民主。德善党的出现将给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带来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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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723 【原文出处】学习・研究・参考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008 【原刊页号】24～26 【分 类 号】F14 【分 类 名】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200010 【 标 题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亟需有法可依 【 作 者 】周爱群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策研究室 【 正 文 】 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创举，这一新生事物的诞生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经过15年的发展，开发区已从沿海扩展到内地，仅国家级开发区就有39个。开发区已成为我国利用外资最为集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对全国利用外资发挥了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但与开发区蓬勃发展形势极不相称的是开发区管理法规的严重滞后，无法可依已在实践中严重制约了开发区的健康发展。一、管理无法可依纵观世界各国及地区成功开发区的发展轨迹，都是先立法，后建区，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修改法律。我国开发区发展却面临着实践先行、法律滞后的严峻形势。国家兴办开发区的主旨就是利用外资。而外资进入不仅以生产过程的可计算性为前提，而且也以经济运行的法律环境可计算性为前提，投资者只有依据法律计算其成本，确信其预期收益有法律保障时，才会大胆投资，但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开发区管理法规。这很容易引起外商误解，认为我国兴办开发区只是权宜之计，因而投资信心受到动摇。现有的涉及开发区管理的法规文件，层次普遍较低，无法形成全国性的法律体系，这不仅不利于外资的进入，而且也使全国开发区的管理陷于失控。据有关资料，至1997年底，全国各类开发区的总数为4210个，其中真正由国家审批的只有139个， 省级审批的有989个，其余的3082个都属越权审批，擅自设立。1992 年后开发区一哄而起、陷于失控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开发区的设立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开发区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定主管部门。1993年4月， 为使一些地方出现的“开发区热”降温，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明确规定“设立各类开发区，实行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两级审批制度。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各级人民政府不得审批设立各类开发区。”但国务院的通知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一些地方对国务院的通知置若罔闻，仍然越权审批了许多开发区，乱批乱设开发区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所以中央1997年11号文件又再次要求撤除未经国务院或省一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各类开发区。机关、团体、公司、企业的设立都有其法律依据，但对全国利用外资有着重要影响的开发区却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这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滞后。全国174万亩闲置土地，开发区就占了三分之一强， 有61万亩。过多过滥的市、县甚至乡镇级开发区，不仅造成了不可再生土地资源的惊人浪费，而且各级各类开发区良莠不分，影响了开发区的整体形象，冲击、干扰了国家重点支持的开发区的发展。因此，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开发区管理法规，对开发区的设立程序、审批权限、管理体制予以明确规定，已是迫在眉睫之事。二、依法行政无法可依各级各类开发区的管理机构大都叫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人们习惯于把管委会看作是一个“政府”，但实际上我国行政机构设置序列中并没有开发区。开发区管委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从其实际运作过程看，多数并不明确，有的仅是当地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如南通、连云港开发区），有的与一级政府合二为一（如青岛、福州开发区）。就全国整体而言，开发区管委会仍然定性不明，职能不清，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而随着“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没有明确法律地位和行政主体资格的开发区管委会又如何依法治区、依法行政呢？目前开发区管委会依法行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1 ）行政主体资格不明确。现有规范开发区发展的主要是地方性法规，如《江苏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第8 条规定“开发区管委会是开发区所在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开发区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第9 条规定开发区管委会行使制定总体规划和发展计划、审批或审核投资项目、管理土地和房地产业、管理进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理财政收支以及所在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1条、第17条和《行政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某些行政处罚，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可以在授权范围内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故笔者认为，开发区管委会据《条例》享有行政执法权，但实践中对开发区管委会有无行政主体资格仍是认识不一。（2）行政管理权不全面。 因为开发区管委会只能在《条例》授权范围内行使特定行政职权，而不能像行政机关一样行使区域一般行政权，其在行使非《条例》所授职权时，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只是一般的民事主体。（3）若《条例》某一授权与更高法律效力层次的法律、 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有抵触，则《条例》失去法律效力，相应的授权也归于无效，开发区管委会在这方面的行政执法也就没有了法律依据，如建设部发布的《开发区规划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了开发区管委会不能行使规划管理中的行政执法权。（4）开发区行政执法体制的不健全。 目前大多数开发区没有法院，开发区又不属所在市的某一行政区，属地管辖不明晰，一旦发生行政诉讼或申请强制执行，由何地法院受理，有待明确，且保持稳定性有难度。开发区管委会行政主体资格的缺陷已在实践中严重制约了开发区的发展，开发区管委会一方面要“对开发区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另一方面对“市属各有关部门设在开发区的分支机构的工作”只能“进行监督和协调”，对区内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政违法案件只能说服教育，这实在是强其所难。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开发区的“一口式收费”至今仍落不到实处，为什么开发区优化投资环境是如此步履艰难？三、机构设置无法可依对开发区应定什么级别，其机构如何设置、人员如何定编，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条例》明确规定。实践中常有因人设岗，遇事新设机构的现象。同是国家级开发区，其行政级别有时相差很大。从内部机构设置看，各开发区大都有办公室、经济发展局、招商局、规划建设局、劳动人事局等机构，但有一些机构的设置却差别很大，如烟台开发区设立的旅游局、司法民政局、监察审计局；青岛开发区设立的农村经济发展局；天津开发区设立的城市发展局，都带有地方特色。机构膨胀是开发区面临的又一难题，虽不是一级政府，但为了与上级有关部门对口、衔接，管委会不得不设置了综治委、政法委、安委会、妇联、团委、宣传部等非经济管理机构，机构日渐庞大。199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6号文件专门指出， “要继续办好……各类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截止1998年底，32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为50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280.4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8.9％和10.5％。可以肯定，今后较长一段时期， 开发区仍将在扩大开放、体制创新、产业升级、功能开发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全国统一的开发区管理法规，这是确保开发区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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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773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74～82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复印期号】199812 【 标 题 】从同性恋透视古代希腊社会 ――一项历史学的分析【 作 者 】黄洋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黄洋，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200433 【 正 文 】 柏拉图在其著名的对话录《会饮篇》中，通过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自己关于真正的爱的见解。在他看来，最崇高的爱是精神上的，是爱的双方对真实和美德的共同追求，但这种共同追求仅仅限于男性之间。就是说，柏氏所推崇的以感情为基础的爱情完全是同性之爱，是男性的同性恋。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柏拉图具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而他终生未娶，似乎也证明了这个推断。也许有人会说，柏氏的同性恋倾向纯粹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令人吃惊的是，在同一篇对话录中，出身名门、以貌美著称的雅典将军阿西比德向众人坦言，他和苏格拉底是一对情人，并称赞苏格拉底是一个高尚的、对爱情非常专一的情人。对此苏格拉底丝毫没有予以否认。这样看来，柏拉图的同性恋倾向也许并不完全是出于偶然，而是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历史分析。一实际上，男性的同性恋不仅是古代希腊贵族社会中一种流行的时尚，而且是希腊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柏拉图还告诉我们，除了苏格拉底和阿西比德之外，公元前416 年在雅典的戏剧节上获得一等奖的悲剧家阿戛桑和宝桑尼阿斯也是一对情人（注：柏拉图：《普罗泰戈拉》，315d ―e。）。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崇拜者色诺芬同样著有一篇题为《会饮篇》的对话录，其中也提到一些男性同性恋的例子。雅典最富有的人之一卡里阿斯和年轻的自由式摔跤冠军奥托吕科斯是一对情人，苏格拉底的追随者之一克里托布洛斯和克里尼阿斯也是一对情人。不止如此，推翻雅典僭主政治的英雄哈莫迪俄斯和阿里斯托格通也是一对同性恋情人。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哈莫迪俄斯和阿里斯托格通的英勇行为，主要是由一件同性恋的纠纷所引起的。据说哈莫迪俄斯是雅典最为俊美的青年，他和出身贵族的阿里斯托格通是一对同性恋情人，但僭主希庇阿斯的兄弟希帕科斯意欲强行夺走哈莫迪俄斯。面对这种威胁，阿里斯托格通和哈莫迪俄斯决定刺杀僭主兄弟。在公元前514 年庆祝泛雅典娜节的武装游行仪式上，这对恋人和他们的同党一起发难，刺杀了希帕科斯（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Ⅵ，54―59。）。有人甚至认为，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阿基里斯和他的战友帕特罗克勒斯也是一对同性恋者（注：多弗尔：《希腊的同性恋》（K.J.Dover, GreekHomosexuality ），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虽然荷马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不过，这个事实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希腊人自己把他们看成是一对同性恋的情人。柏拉图通过一个虚构的人物斐德罗之口，说阿基里斯之所以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而毅然重返特洛伊战争，是因为他受了爱情的激励，要为他的情人帕特罗克勒斯之死复仇（注：柏拉图：《会饮篇》，179d―180b。）。据公元前4 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埃弗鲁斯的一条残篇记载，在克里特岛存在类似抢亲的习俗，只不过被抢者不是新娘，而是青年男子。虽然它本身并不是婚姻仪式，但却同后者有许多相似之处。抢亲者是成年男性公民，所抢的对象是他所爱慕的青年。在抢亲的仪式之先，抢亲者先将自己的计划告知他所爱恋的青年情人及其家人，然后在后者的假意抵挡中，将青年抢走。两个月之后，抢亲者将青年归还，并赠以贵重的礼物（注：埃弗鲁斯（Ephorus），残篇149。）。色诺芬在提到斯巴达有关同性恋的规定时说，斯巴达的立法者莱库古提倡建立男性同性之间的感情关系，但禁止男性公民和他们所爱的青年发生性关系。紧接着他解释说：“我并不奇怪有人对这样的规定不以为然，因为在许多城邦中，法律并不禁止（男性公民）向男青年求欢。”（注：色诺芬：《斯巴达政制》（ SpartanConstitution），2.13。）雅典的一条法律也证实了同性恋现象的普遍存在。根据雅典的法律，如果一个公民作过男妓，那么他就会丧失公民权，不得担任官职，也不得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围绕这条法律所引发的一宗诉讼案清楚地说明，男性的同性恋是合乎法律的行为。公元前346年， 雅典城邦同马其顿的腓力浦二世订立了和约，但随即雅典公民就对和约的苛刻条款感到极为不满。因此，当赴马其顿同腓力浦签约的使团回到雅典之后，便有人以损害城邦利益的罪状，对他们提出起诉。虽然这件事主要是由著名政治家、主战派的领袖德谟斯提尼策划的，但主要的起诉人却是某个名叫提马科斯的公民。使团成员对此予以反击，其中之一爱斯基尼斯指控提马科斯曾经当过男妓，因而无权提出诉讼。结果提马科斯被判有罪，而丧失了公民权，他对使团所提出的指控因此也就失去了法律效力。由于爱斯基尼斯在法庭上的演说保存了下来，使我们得以了解法庭辩论的详细情况。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提马科斯是为金钱而出卖了自己的身体，还是只卷入了不涉及金钱的同性恋。即是说，正常情况下的男性同性恋并不违反雅典的法律，只有出卖自己的身体以获取金钱的行为才是违法的。苏格拉底的一段话也反映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他说：……一个任意出卖自己的身体以获取钱财的男人被称为男妓，但如果一个男人知道某人是一个高贵而可敬的爱人，而同他建立感情关系，我们认为他的做法完全是值得尊敬的。（注：色诺芬：《苏格拉底回忆录》，1，6.13。）在这里，苏格拉底对男妓和男性同性恋的区分和雅典法律中对二者的区分显然是一致的。而当被告提马科斯指责爱斯基尼斯本人也曾卷入多起同性恋关系时，后者立即将自己的行为和提马科斯区别开来，说他所卷入的是正当的爱，而不是出卖身体的行为。他接着说：我把同美貌而又明智者相爱看成是一个充满爱心而又明智的心灵的感情经历，但是出于金钱的极端下流的行为是无耻者和没有教养者的行为。在我看来，作为爱的对象而不堕落是可敬的，但由于贪图钱财而出卖自己（的身体）是可耻的。（注：爱斯基尼斯（Aischines），I，137 。）苏格拉底的对话和爱斯基尼斯两段辩护都说明，至少在雅典， 正当的同性恋不仅是合法的，而且甚至是值得尊敬的。只有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的身体才是违反法律的，是可耻的行为。在古风时代的爱情诗歌中，有很大一部分所表达的是同性之爱。据说在勒斯博斯诗人阿尔凯俄斯所创作的诗歌中，有相当部分是表达对青年男子的爱情的。虽然这些诗歌没有能保存下来，但西塞罗曾经提到，阿尔凯俄斯“歌唱对青年男子的爱”（注：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辩论》（Tusculanae Disputationes），Ⅳ，71。），罗马诗人贺拉斯也说他“歌唱吕科斯（男性人名――引者）有着美丽的黑色眼睛和黑色头发”（注：贺拉斯：《颂歌》（Odae） ，I，32.9―11。）。和阿尔凯俄斯同时代的著名女诗人萨福歌唱的是勒斯博斯妇女的感情和生活，她的诗歌表现了女性的同性恋感情。色雷斯阿布德拉城邦的阿那克里昂也是一个以撰写表现同性恋的诗歌而著称的诗人。不过，大部分表达同性恋感情的诗歌都集中在归于迈加拉诗人提欧根尼的诗集之中。诗集的最后一部分主要是描写男性同性恋感情的诗歌，共计约164行。 这些诗歌都是写给青年男子的，或表达爱慕之意，或表达嫉妒、失望与伤心之情。其中一首这样写道：你能许身于我真是太好了，因为我爱你，所以乞求并不是耻辱。跪在你的膝前，握着你的手，我请求你，美貌的少年，答应我的要求；有一天你会站在另一个少年面前，乞求头戴紫罗兰花冠的塞浦路斯人（注：指爱神阿芙蒂忒。传说她出生在塞浦路斯，因此有塞浦路斯的阿芙罗蒂忒之称。）的礼物；愿你像我一样如愿以偿。（注：《提欧根尼诗集》（Theognis），1329―1334行。）男性的同性恋也是古风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也许是由于表现手段的限制，艺术作品大多直接描写身体的接触和性爱的情景。古风时代的最后一个世纪，不仅是爱情诗的繁荣时代，而且在艺术史上，也被称作彩陶装饰画的“性爱时代”。许多表现同性恋关系的彩陶上还刻有简短的铭文，以表达爱恋之意。最为典型的铭文是某某“非常俊美”，而铭文中所提到的人名多是真实的男性人物，而且是贵族子弟常用的名字，这一点也为其它资料所证实。除彩陶外，其它形式的艺术作品对男性的同性恋也有所反映。1968年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波西多尼亚发现的墓葬壁画中，也描写了男性同性恋的情景。在艺术作品中，男性的同性恋往往表现为一个年长的男子主动向一个年轻的男子求欢，而后者却总是表现得被动和矜持。这种关系十分明显，因为希腊人习惯于用胡子表现年长者，而没有胡子则是年轻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艺术作品中的这种表现与文献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在古希腊文中，有一对专门用来表示男性同性恋关系的词汇：erastes和eromenos，它们都源于表示“爱 ”的动词erao， 其含义也相同， 都用来指“爱人”， 但其语态有被动和主动之分。erastes 表示在两者的关系中采取主动的一方，即“爱者”，而eromenos则表示被动的一方，即“被爱者”。而在文献资料的描述之中，年长的男子往往扮演主动的角色，是爱者；而年轻的男子则往往被描写成尚未成年的男青年，其所扮演的是被动的角色，是被爱者。二男性的同性恋不仅是希腊贵族社会中一种流行的时尚，而且希腊人普遍把男性的同性恋看成是最为崇高的爱情。现代人观念里以感情为基础的爱情，或是浪漫的爱情，在希腊人的观念里主要表现为同性恋，特别是男性的同性恋。人们普遍认为，虽然同性恋并不排除自然欲望的满足，但只有男性之间的爱情才能够激发相爱者的勇气和其它优良品质。阿基里斯是传说时代的这样一个榜样。正是对帕特罗克勒斯的爱激发了他和特洛伊英雄赫克特尔决斗的勇气，也使他不畏死亡，而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哈莫迪俄斯和阿里斯托克通也是在爱的激励下，做出了刺杀僭主的英雄行为。虽然修昔底德坚持认为，雅典的僭主政治是在这件事的3年之后才最终跨台的， 雅典人还是把他们二人看成是推翻僭主政治的英雄，为二人举行了公共葬礼，将他们的雕像树立在雅典卫城之上。在民主政治时期，他们一直被看成是一对模范的情人。在这一方面，苏格拉底也是一个榜样。在公元前432年的波提德亚之战中， 他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情人、受了伤的阿西比德从战场上救了回来，这件事一时传为美谈。无论是在传说中，还是在真实的历史上，像这类的故事都很多。据说有一次，神谕要求雅典人进行人祭，一个名叫克拉提诺的美貌青年主动提出将自己作为祭品，他的情人阿里斯托德谟甘愿陪伴着他，一道作了祭品（注：库芝科斯的内安特斯（Neanthes of Kyzikos），残篇一。）；底比斯的著名将军埃帕梅侬达斯在公元前362 年的曼提尼亚之战中战死，据说他的情人阿索皮科斯也倒在了他的身旁（注：普鲁塔克：《道德论集》（Moralia），76ld。）； 斯巴达将军阿那克西比俄因为粗心而致使军队遭到伏击，感到无颜逃生而决意战死疆场，他年青的情人也一直伴随着他，直至最后一刻（注：色诺芬：《希腊史》（Hellenica），Ⅳ，8.39。）。在观念上，哲学家们所谈论的崇高的爱也主要是男性的同性之爱。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阐述的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精神恋爱也许有些超乎寻常，但在同一篇对话录中，悲剧家阿伽桑的情人宝桑尼阿斯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把爱分成世俗之爱（pandemon ）与天间之爱（ouranion），前者完全是肉体之爱，爱的对象是妇女和青年男子， 爱的目的主要是满足自然的欲望。而主管世俗之爱的女神是世俗的阿芙罗蒂忒，她是由男女之合而生的。与此相反，天间之爱是精神之爱，爱的对象完全是男性，爱的目的是建立稳定的、持久的感情关系，而主管这种爱的是天间的阿芙罗蒂忒。她没有女性的成分，因为她只有父亲，而没有母亲（注：柏拉图：《会饮篇》，180c―182a。）。从宝桑尼阿斯的这段分析可以看出，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自然的爱是异性之爱，但在希腊人那里，自然的爱并不仅仅限于异性之间。对他们来说，异性爱与同性爱同样是自然的。所不同的是，男性之间的同性爱比其它形式的爱要崇高得多。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关于爱的起源的说法，最为明确地反映了同性爱与异性爱的这种区别。他说最初人是合二为一的，他力量巨大但却十分傲慢，以至于常常攻击众神。为惩罚人类的这种傲慢行为并削弱其力量，天神宙斯将人类的个体一分为二，使其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因此，对阿里斯托芬来说，爱就意味着寻找其自身被分开的另外一半。而如果自身的另一半是异性，那么这些人就倾向于异性恋。但如果自身的另一半是同性，那么这样的人就倾向于同性恋。同性恋又分为两种，即女性同性恋和男性同性恋。阿里斯托芬接着评论说，在这三种情况中，自身的另一半同为男性者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最具有勇敢的气质”。同样，只有他们才能建立终身不渝的感情关系（注：柏拉图：《会饮篇》，189d―193d。）。也许有人会说，上述观念是柏拉图借宝桑尼阿斯和阿里斯托芬之口所表达的思想，并不一定反映他们本人的想法，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代表性。但宝桑尼阿斯和阿里斯托芬都是雅典城邦中的真实人物，而且还是知名度较高的文化名人，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阿里斯托芬，生前即已成为著名喜剧家，是雅典城邦中众所周知的人物。因此，柏拉图在表述他们的观点时，并不能毫无根据地进行虚构。即使具体的谈话是虚构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的想法，或者是当时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唯其如此，他的作品才具有可信性，才能为读者所接受。这种推测得到了其它资料的验证。和柏拉图同时代的色诺芬也著有一篇名为《会饮篇》的对话录，其主角同样是苏格拉底，后者也同样阐述了对爱的看法。所不同的是，色诺芬的对话录并不纯粹是哲学性的探讨，因而更接近于实际生活中的聚会与谈话。其笔下的苏格拉底同柏拉图笔下的宝桑尼阿斯一样，同样把爱分为世俗之爱和天间之爱。前者是肉体之爱，后者则是精神之爱（注：色诺芬：《会饮篇》（Symposium），8.4―36。）。而他所推崇的同样是以感情为基础、激发人的勇气和高贵品质的那种精神之爱。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在这里所说的爱，指的也完全是男性之间的爱，而不涉及异性之爱。因为希腊人相信，男性之间的爱能够激发爱的双方的勇气，因此有些希腊城邦甚至组建了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军队。色诺芬提到两个这样的例子，它们分别是伊利斯和贝奥提亚的希腊城邦（注：色诺芬：《会饮篇》，8.32。）。对于伊利斯一例，已无法加以证实。但贝奥提亚的例子却是得到了其它文献的证实。公元前378年， 底比斯组建了一支称为“神圣军团”的部队，它全部由同性恋者组成。这支部队战斗力非常强，成为底比斯军队的核心，它也是底比斯在公元前4 世纪前期称雄希腊世界的基础。普鲁塔克也提到，某个名为巴门尼斯的底比斯将军提倡按成双成对的情人组织军队的原则。而且在底比斯有个传统，当一个青年男子达到服役年龄时，他的同性恋情人要送给他一件武器，作为礼物（注：普鲁塔克：《道德论集》，761a。）。三既然古代希腊的同性恋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广泛存在的，那么，同性恋及其相应的观念必然具有其赖以广泛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对此希腊人自己并没有予以解释。尽管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到，克里特岛人之所以提倡男性的同性恋，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人口的过剩（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2a23―26 。），但这似乎不能成为一个根本的原因。除此之外，他并没有试图对同性恋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具体分析起来，同性恋的广泛存在同希腊人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文化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许多其它的传统社会一样，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由男性主宰的社会，或者说是男性社会。在城邦中，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主体是男性公民，妇女的地位则十分低下。虽然她们拥有公民权，但她们却不能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在雅典，人们用一则神话来为将妇女排除在城邦政治之外的做法进行辩护。据说海神波赛冬和雅典娜曾经为了争夺雅典的保护权而发生争执。波赛冬用他的三叉戟在雅典的卫城上挖出一眼泉水，作为送给雅典人的礼物，而雅典娜则在泉水旁种植了第一颗橄榄树。众神裁决的结果是将雅典的保护权判给了雅典娜，但为了平息波赛冬的愤怒，众神剥夺了雅典妇女的投票权。显而易见，这则神话的实质在于从意识形态上为男性社会中男性的统治地位进行辩护。而雅典妇女之所以能够保有她们的公民权，最为主要的目的仍然是为男性服务的，是为了使她们所生的男性后代能够合法地取得公民权。因为按照雅典的法律，只有夫妻双方都是公民，他们所生的孩子才拥有公民权。而这种公民权本身对于妇女而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妇女不仅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她们还被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在希腊人看来，妇女的位置是在家里，而参加社会活动则是男性的专利。色诺芬关于家庭分工的一段对话恰恰反映了这样的观念。某个名叫伊斯科马科斯的公民对他的妻子这样说道：啊，我的妻子，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不同安排，我们应该尽量担负起各自的责任。法律似乎也鼓励我们这样，因为它将丈夫和妻子联系在一起。正如神使他们成为养育后代的伙伴一样，法律使他们成为家庭的伙伴。对妻子来说，留在家里比呆在外面更为体面；而对丈夫来说，呆在家里比参加外面的活动则更为丢脸。……当然，你应该呆在家里亲自监督奴隶们干家务。至于外面的活，则应该派奴隶去干……（注：色诺芬：《家庭经济》（Oeconomicus），Ⅶ，29―35。）因此，有身份的妇女绝大部分时间都应该呆在家里，而不应该抛头露面。她们不能观看体育比赛，也不能去观看戏剧表演。即使是参加葬礼，也有严格的限制。一年之中，妇女能够外出的机会唯有参加城邦举行的公共葬礼，还有每年第四个月举行的庆祝谷物女神德墨特尔的地母节。这个节日一般举行3天，它是一年中妇女唯一可以彻夜不归的时节。但这个节日完全是妇女的节日，男人被排除在外，而且只有成年妇女才能参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男性和女性被完全隔绝开来。而即使在家庭生活中，妇女活动的区间也十分有限。许多时候妇女只能呆在她们的内室里，因为习俗禁止她们见到陌生的男人。家里的客厅在希腊文中称“男人的房间”，它是举行酒会的地方，而照例有身份的妇女是不能出席这样的聚会的。在男性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希腊人把默默无闻、深居简出看成是妇女最大的美德。在公元前431年为牺牲的战士举行的葬礼演说上， 伯里克利这样告诫雅典的妇女：你们的光荣是不辜负神对你们的安排。女人最大的美德是最少为男人提及，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45。）也就是说，男性社会的观念要求妇女完全退出主宰一切的男性的社会生活。同样的观念对男性自身的行为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即男性不能沉迷于同女性的关系之中，而应该尽量减少同女性的接触。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女性没有理性思维的能力，是毫无节制的肉欲的象征。而过度的肉欲则会使男性丧失节制能力，从而失去理性。另一方面，同女性过多的接触也会使男性沾染女人气，而丧失作为男性象征的优秀品质――勇气。在推崇勇气、以培养最为勇敢的战士而闻名希腊世界的斯巴达，男孩在年满7岁之后，就必须离开母亲的抚育，集中起来过集体生活，而负责培养他们的则是比他们年长的青年男子。这种生活一直要持续到30岁以后，已婚男子在30岁之前很少有机会同妻子相守。公开同妻子同居被视为是可耻的行为，他只能乘黑夜偷偷溜回家同妻子相会（注：普鲁塔克：《莱库古传》，15。）。而在这之后，丈夫同妻子接触的机会仍然有限，因为斯巴达城邦实行共餐制，男性公民必须集体就餐，连国王也不例外。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以及两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隔离，使得男女之间不可能产生以感情为基础的爱情。爱情的双方在地位上必须是平等的，但在古代希腊，无论是在社会权利上，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中，男性和女性都是不平等的。因此，以感情为基础的爱即浪漫之爱只能是在同性之间。女性不是爱的对象，而更多的是男性之间建立社会关系与政治联系的工具，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婚姻关系中，新郎和新娘的关系是次要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新郎和岳父之间的关系。西居昂僭主克里斯提尼为其女儿挑选女婿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虽然希罗多德说他之所以选择雅典的迈加克勒斯为婿，是因为后者良好的举止与品德（注：希罗多德：《历史》，Ⅵ，128―130。），但实际上起关键作用的是他显赫的出身与家族势力。迈加克勒斯出身于雅典最显赫的贵族家庭――阿克美奥尼达家族，克里斯提尼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无论如何，关系的双方是岳父和女婿，而事件的真正主角之一似乎完全消失了。传统上认为是公元前4 世纪雅典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德谟斯提尼的一篇演说在谈到婚姻时说：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就意味着，通过她生儿育女，以使子嗣得以进入家族和村社，使自己得以有女儿嫁给他人。我们眷养情妇为乐，纳娶小妾以服侍我们，但迎娶妻子以为我们生育合法的子女，充当我们家庭的忠实管家。（注：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LⅨ，122。）妇女的作用完全是功能性的。无论是作为丈夫还是作为父亲，德谟斯提尼对待妇女的态度都完全是理性的，而不涉及任何感情色彩。妻子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是管理家庭事务的管家，而女儿则是建立社会关系的纽带。因为传宗接代是妇女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已经生育过的年轻寡妇尤其受到未婚男子的青睐。由于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男性就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正是这样的单性环境成为滋生同性恋的土壤。古代希腊的贵族阶层是一个典型的有闲阶层。由于贵族家庭大多拥有数量不等的奴隶，贵族成员无须亲自从事维持生计的农业劳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贵族社会生活的中心是体育训练与酒会。由于体育比赛是表现贵族优秀品质的一个主要形式，体育训练也就成了贵族生活的一部分。在希腊的每个城邦都建有体育场、体育馆和摔跤场，这些地方不仅是体育训练的场所，同时也是社交活动的主要场合。希腊人十分推崇优美的人体，因此，当贵族青年进行裸体的体育训练时，其他的贵族成员常常聚集在训练场上观看。男性之间的这种亲密接触为同性恋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温床。古希腊最著名的抒情诗人、底比斯的品达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体育馆里度过的，他以创作赞美运动员的抒情诗而闻名。据说他在阿戈斯的体育馆里观看他所热爱的运动员训练时去世，这时他已年逾80了。阿里斯托芬也提到“在摔跤场上游荡以勾引男青年”的行为（注：阿里斯托芬：《和平》（Peace），762。）。酒会是贵族社交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场合，其较小的规模和较为固定的社交圈子也使得酒会的参与者易于培养一种亲密的关系。又因为酒会同时是欢娱的场所，所以酒会和同性恋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柏拉图和色诺芬都以酒会作为讨论同性之爱的背景，也许并不完全是出于偶然。许多以同性恋为主题的诗歌是为了在酒会上吟唱而创作的，因此它们也被称作酒会诗歌。在波西多尼亚的墓葬壁画中，男性的同性恋是作为酒会的一部分而被表现出来的。然而，古希腊的男性同性恋还有一个独特的社会功能，那就是它的教育功能。年长的男子要表现出勇气、教养等“绅士”（kaloi kagathoi）的优良品质，树立起一个榜样，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将贵族阶层的价值观念传授给他年轻的情人，并将他引领入贵族社会的社交圈子。在克里特，年长的男子要送给年轻的情人三件礼物：一件披风、一头用作祭祀的牛和一只酒杯（注：阿提尼乌斯：《宴饮丛谈》（Athenaeus ，Deipnosophistae），11.782c。），象征着他已为贵族社会所接受。在斯巴达，年长男子的职责之一是培养其情人的勇气。如果他的年轻的情人在战场上表现出胆怯，他就会因此而受到指责。爱斯基里斯在谈到哈莫迪俄斯和阿里斯托格通的英雄行为时说，他们是“受到了他们纯洁而守法的爱的教育”（注：爱斯基尼斯，140 。）。而在一个没有职业军队、但却充满战争的社会里，这样的教育方式也许并不是不可理解的。男性公民是城邦最主要的战斗力量，他们作为士兵的勇气也只能在社会生活中培养出来。在影响人类性关系以及相应观念的诸多因素中，人性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定的历史与文化环境在形成人们的性关系及其观念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就是说，人类的性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还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在古代希腊，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隔离、单一的男性社交环境、以及人们对优美人体的推崇导致了男性同性恋的流行。相比起来，女性的同性恋则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虽然希腊的文献作品对女性的同性恋也有所反映，但由于妇女的活动范围基本上被限制在家庭之中，很少有机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或集体活动，因此，女性的同性恋并不十分普遍。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同性恋的流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结构和人们的家庭生活，它至多不过是家庭生活的一种补充。由于婚姻并非以夫妻双方的感情为基础，人们在家庭生活中得不到感情的满足，于是转向从同性恋中寻求这种感情的满足。对希腊同性恋进行分析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使我们看到了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在左右人们的性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使我们得以从更为深刻的层面理解导致这种特定的性关系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希腊社会中两性的不平等关系，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进而形成了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单性社会。在这个强有力的单性社会中，不仅女性被完全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而且作为男性优秀品质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女性成分也被完全排除在男性社会的意识形态之外。【责任编辑】赵文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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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6227 【原文出处】湖北农村金融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706 【原刊页号】6-9 【分 类 号】F62 【分 类 名】金融与保险 【 作 者 】李金山 【复印期号】199708 【 标 题 】农业银行市场营销研究 【 正 文 】 一、农业银行市场营销发展现状的实证分析农业银行的市场营销活动始于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整体上仍处于“广告促销→友好服务”这一中间路径，其主要特征是：１、推销的个体行为活跃，但整体行动迟滞。农业银行因受向商业银行转轨和同业竞争的牵引，近年来推行了大力度的全员责任揽存制度，强有力的奖惩为全员个体售卖存款商品的上门推销行为，效应无疑是明显的。但这种分散的个体推销行为并没有长久地涵养存款的稳定性，由于同业博奕的竞夺和同行员工的重复推销，进一步强化了客户对利息额外回扣的预期，在吸纳了大量存款的同时，也负荷了沉重的资金成本“包袱”。正视这种缺失，一些先进的农业银行分支机构开始探寻组建专门的公关机构来进行整体的推销行动，实践证明效果是明显的，不仅有利于统一提供服务、统一定价策略，而且有利于形成新的分销渠道，涵养稳固的客户群体、降低成本开支。如果能持续开发创新，先人一步，实施整体营销行动，效果将更突出，博奕也更主动。２、促销方式初步齐备，但组合决策稀缺。一般而言，促销活动的基本方式有四种：广告、人员推销、营业推广、公共关系。从广告方式看，近几年农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广告媒体日趋多样化，有报刊、杂志上的印刷广告，有广播、电视上的视听广告，有广告牌、霓虹灯、交通广告等户外广告，更多的是橱窗陈列、招贴广告等营业现场广告，但都是以告知为目标，而以强调说服为目标和以强化提醒为目标的广告内容短缺；从人员推销看，农业银行售卖的只是存款商品，推销内容单调，覆盖的客户面较小，相对成本较高；从营业推广看，农业银行的员工习惯于无差异的促销活动，难以形成客户对农业银行产品的长期品牌偏好；从公共关系看，农业银行通过第三者在报刊、广播、电视、会计等传播媒体上发表了一些有利报道，扩大了农业银行的知名度，但是并非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基础，缘于公共关系力度小、频率低、范围窄，难以激发潜在的买主。在上述四种促销方式的有机组合、综合运用方面，农业银行更显缺失，不能体现整体的促销决策思想，也不能收到更好的促销效果。３、目标市场总体定位空间广阔，但被分割的趋势加剧。农业银行的总体目标市场从区域方面可界定为：农村地区的目标市场，城乡结合部的目标市场，城市地区的目标市场，海外地区的目标市场。这一定位接受覆盖了国有商业银行所能覆盖的所有业务空间。相对优势是不可忽视的。但是，由于目标市场因金融改革的法定分割和同业竞争的博奕浸润，使农业银行这个国有金融企业“巨人”的总体目标市场呈现出明显的“腿长手短腹部空”畸形。在农村地区的目标市场因农村信用社的脱钩及民间信用的崛起而遭遇双重分割，农业银行很难守住“滩头阵地”；在城乡结合部的目标市场，农业银行在地理区域上原本具有相对优势，但由于对开发区、保税区、高科区内企业所必须的配套金融服务需求不能满足，使地利之优势丧失；在城市地区的目标市场，农业银行接纳的不是被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放弃的“边角余料”，就是补缺填坑的遗留项目，在流动资金贷款上很难与工商银行博奕，在项目贷款上更难与建设银行抗衡，在城区，农业银行的业务市场占有率较低，一般都在１５％以下，并且大多是高投入高成本博奕的低水平回报，使农业银行在城区目标市场开拓中陷入“不开拓等死”与“高投入开拓找死”的两难境地。４、金融产品创新的品种多，但技术主创的品牌少。近几年农业银行对传统业务进行了大力度的创新。负债业务方面，有因利率限制导致的创新品种：有奖储蓄、爱心储蓄；有增加流动性的创新品种：定活两便、３个月、６个月的储蓄；有便利型创新品种：通知存款、协定存款、金穗信用卡系列、代发工资；有业务技术型创新品种：密码储蓄、有限度的通存通兑。资产业务方面，有因利率限制导致的创新品种：特种贷款、委托贷款、代理放款；有便利型创新品种：信用卡透支；有信用扩张型创新品种：票据承兑贴现、抵押贷款、押汇、打包放款。中间业务方面，创新了保管箱业务、国际结算、代理业务、租赁业务、资询业务。表外业务方面创新了信用证业务。这些创新无疑丰富了农业银行的业务内涵，金融商品品种丰富，然而，如果进一步考察农业银行产品创新的过程，我们发现农业银行产品创新中模仿创新的多，但业务技术主创的少，具有独特风格的品牌稀缺，并且创新成本高、利润率低，创新速度也滞后于公众对农业银行服务的现实需要。５、分销渠道市场占有率高，但单点效能低。农业银行恢复１７年来，分销渠道一直在拓展，机构总量持续递增。据统计，到１９９５年底，农业银行分支机构总数分别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１．８５倍、１．９３倍和５．９６倍，但是每个机构的平均存贷业务量只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平均水平的６０％，分别只相当于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同期机构平均贷款业务量的３９％和３８％。这不仅意味着农业银行分销渠道的相对过剩，单点产出效能低，而且意味着分销渠道分散、单位业务量的管理成本新，这是农业银行分销渠道的明显特征。二、农业银行市场营销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１、农业银行市场营销发展的必要性。（ａ）金融体制改革为农业银行市场营销发展产生了推力。随着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银行业与信托证券业的分业，合作金融与商业金融的分立，农业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本能特征日益凸现，不得不面向市场，按市场原则运作，这必将推动市场营销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ｂ）同业竞争的日益加剧和金融需求的动态变动为农业银行市场营销发展产生了压力。同业竞争的直接后果，使农业银行固有的市场被分割，负债规模环比增长幅度在一定的饱和点后将逐减，边际资金成本率将攀升，边际资产利润率将下降。金融需求的发展和变化迫使农业银行通过选择最佳的营销组合战略来影响外部环境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水平、时机和构成，以在复杂的市场条件下实现预期的经营目标。（ｃ）服务的本能使农业银行市场营销发展产生了原动力。商业银行的功能是通过金融服务来实现的，服务是商业银行最基本的经营方式。服务是无形的，客户是基于某种信任或因主观判断决定择某一家银行。服务又是不可分的，易变的，有周期性的。针对服务的特点，通过产品、网点、人员、促销等策略及其组合，市场营销可以为有效地克服或避免金融服务不足提供极好的对策。（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农业银行市场营销发展产生了拉力。利润是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是商业银行经营的最终目标。但是，商业银行本身并不直接创造利润，其利润是在金融服务过程中从客体转移而来的。农业银行要使利润最大化，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力向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市场导向正确、客户满意，这正是市场营销最基本的观点。２、农业银行市场营销发展的现实基础。农业银行有着发展市场营销的诸多相对优势，加快发展市场营销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从湖北省农业银行的调查来看，一是“一分一脱”后，全省农业银行至少有１４０００人需要转移、分流，这恰恰为加快市场营销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可供选择的人力支撑。二是农业银行拥有遍布城乡的营业网点，到１９９５年末，全省农业银行共有１２家二级分行，１２１家支行，１３６７个营业所（办事处），１３９４个储蓄所，为大力拓展营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分销渠道。三是农业银行恢复１７年来，社会形象不断改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全省农业银行共有开户企业４１万家，为农业银行构建新的目标市场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四是农业银行城区机构网点拥有较齐全的电子化服务设施，为进一步大力拓展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提供了过硬的科技条件。五是近几年沿海地区农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市场营销起步快、势头好，为农业银行整体推行市场营销战略和策略提供了成功的参照经验。三、农业银行市场营销策略的初步设计１、目标市场。我认为农业银行目标市场的定位应采取分区域、分梯次、分阶段的立体型策略，以提高农业银行分支机构在不同的层面上相机而动，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１）分区域的市场定位。全国农业银行支行可划分为“四大板块”：Ａ类：经济发达地区所在地的城区支行。包括沿海七省、三直辖市和计划单列省会大城市。可采用一体化定位方式（包括城乡一体化和国内国际一体化定位）。在城区把“大行业、大企业”定为目标市场，发挥后发优势，重点拓展城区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产业金融市场，支持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支持以大市场、大商场为主体的流通业；在城乡结合部，充分发挥农业传统的以城带乡优势，拓展城乡一体化金融业务市场和国内国际一体化金融业务市场，条件成熟的还可介入离岸金融的市场业务。Ｂ类：一般大中城市所在地的农业银行城区支行。可采用多样化定位方式。在城区把经济活跃高效的区域定为目标市场，重点支持经济活跃的工业区、商业区、高新技术区、开发区、个体私营经济区；城郊菜蓝子工程建设；国有市场、国合商业企业、大中型企业集团。Ｃ类：大中城市设立的省级以上开发区和保税区内的农业银行支行。农业银行开发区支行和保税区内的支行是新形势下农业银行市场区域定位的独特板块。可采用密集性定位方式，充分利用开发区内科技、资金、人才密集的相对优势，重点依托“三资”企业和外向型企业展开全方位的业务经营。Ｄ类：以农业为主体的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农业银行运行。可采取保本性定位方式，立足于经济重镇，拓展城乡结合部业务，其经营依托应定位于骨干乡镇企业、骨干供销企业及当地利税大户企业。（２）分梯次的市场定位。就是针对农业银行组织结构设计上的直线职能制，以总行、省级分行、二级分行和支行分别作为定位单位，发挥分层次梯形定位的整体效能，以提高整体市场占有率。第一梯次，总行市场定位的基本构想。农业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实行总行一级法人制，以管理为主，经营为辅。管理方面，要制定各个时期、分类指导的市场营销总体方案，并对省分行级单位的市场营销进行督导、检查、修正偏差并定期评价市场营销的成果。经营方面，以总行直属经营单位为依托，按国家产业集约化发展的需求，组织银团贷款支持特大项目和特大跨国集团，参与公开业务市场和国内金融市场，组建海外分支机构，开拓海外金融市场业务。第二梯次：省分行市场定位的基本构想。重点是以营业部、国际业务部、直属直行、金穗办事处和经营公司等直属经营机构为依托，立足省会城市，辐射全省城乡，参与大市场、投入大资金、支持大项目、获取大效益，着重支持跨地区、跨省份的企业集团和对全省有牵动影响的交通、通信、电力等大系统。第三梯次：二级分行市场定位的基本构想。农业银行二级分行作为一个整体的经营核算单位，有义务作为一个金融厂商单位确定区域内的整体目标市场，指导所辖机构分类定位，相互补充，同时，二级分行的直属金融机构和城区支行应定位于城区，城乡结合部及经济新区，着重支持中等行业和中等企业。（３）分阶段的市场定位。就是按照农业银行经营市场的总目标的基本构造，分解成难易程度不同的市场定位内容，根据经济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动，动态地调整重组，分阶段地实施。近期：本期是农业银行目标市场定位的起步推开阶段。目标是构建市场营销的基础体系，全面分析市场、调查市场潜力，稳住农村目标市场的业务量，主攻城乡结合部的目标市场，稳健拓展城区的目标市场，整体目标是继续保持农业银行在国有商业银行中靠前的位次。中期：本期是农业银行目标市场定位的成长调整阶段。目标是巩固城区的目标市场，拓展新业务市场，渗透跨区域业务市场，整体目标是把农业银行建成具有全面市场营销能力的现代商业银行。远景：本期是农业银行目标市场定位的完善成熟阶段。目标是经营市场全能化、多元化、国际化，经营活动与国际惯例对接，海外市场规模成型，农业银行跻身世界大银行之列。２、产品策略。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农业银行必须开发、研制、推出与目标市场客户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实施“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人精我换”的金融产品持续创新策略。负债业务创新的方式和类型：①增加存款户利益的创新，可开办复利储蓄、贴现储蓄、自动转帐服务帐户、累进利率制定期存款；②提供便利服务的创新，可开设支票存款帐户、联立定期储蓄存款（在定期存折上记存多笔不同期限的存款，存入时不定期限，年终由银行代客户积零为整成一个大数转存定期）、定活一本通、本外币一本通存款、礼仪储蓄（由银行提供与客户约定的服务）；③增加流动性的创新，可开设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④拓展业务的存款创新，可开设住房储蓄、养老金等基金型帐户、健康保险储蓄、建设现代家庭生活储蓄、教育基金储蓄。资产业务创新的方向和类型：①增加资产流动性的创新，可推进银行信用证券化，出售贷款，发行证券，以增加信贷资产的流动，提高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周转率；②促进闲置资产转换的创新，可采取调剂、折卖租赁的方式促进银行收购的闲置资产和自有的多余资产的转换；③满足公众需求的创新，可推出消费者贷款，如汽车按揭贷款、住房按揭贷款、住房改良贷款、教育和学资贷款、度假旅游贷款。中间业务创新的方式和类型：①结算业务创新，有商业汇票承兑贴现；②代理业务创新，有代理融通业务（代收帐款或收买应收帐款）、代理它行业务（政策性银行、保险等金融业务代理）；③租赁业务创新，有融资租赁（直接购买租赁、返租赁、转租赁、代理租赁、衡平租赁）；④咨询业务创新，有资信咨询业务（信用签证、资信咨询、验资业务）、评估类咨询业务、技术贸易中介、市场信息咨询、国际经济金融信息咨询；⑤保管业务创新，有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露封保管，文件、契约遗嘱等的密封保管。表外业务创新的方向和类型：①贷款承诺，有开口信用、备用承诺、循环信用及票据保险；②银行担保；③互换业务；④期货业务与期权业务。３、渠道策略。针对农业银行分销渠道的市场占有率高但网点单产低的现状，其市场营销的渠道策略应坚持总量不增、结构调整、布局优化、提高单产的原则，以确保分销渠道适度、有序、高效发展。分销渠道最重要的方面是支行一级的金融网点。（ａ）整合城区的组织架构，以契合农业银行城区目标市场的营销拓展。一是整合城区支行的组织结构，改直线职能型为矩阵型。如图所示，这种组织结构的主要优点是灵活性和适应性较强，有利于开发新产品，吸纳新客户和激发基层人员的创造性。整合后城区支行的人事、纪检、监察、保卫、审计、科技开发等职能由二级分行集中实施。（附图 {图}）二是整合城区支行的分销渠道。主要目的在于变间接渠道为直接渠道，变短渠道为长渠道，变窄渠道为宽渠道。可考虑的措施是：合一批，将地处城区边缘、储源不多、业务量小的储蓄所，就近同较大所合起来，实行“中心储蓄所”制度；转一批，把有条件的储蓄所转为分理处，选择条件成熟的分理处转为办事处，拓展业务功能；撤一批，把业务量少、长期达不到保本点的边远处所撤消；增一批，瞄准有作为的空间地带，增设一批起点高的营业网点。（ｂ）整合农村的组织架构，以契合农业银行农村目标市场的营销拓展。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效益出自适度的规模经营。在农村，农业银行要收缩外延效益出自适度的规模经营。在农村，农业银行要收缩外延效益差的网点，扩大内涵效益好的网点。可供选择的措施是：有限度地撤一批，偏远乡村、效益低和保本无望的坚决撤；有选择地降一批，对保本有望，但发展潜力不大的降为分理处或储蓄所；有目的地迁一批，依据经济流向将网点向经济重镇和城乡结合部位移。４、人本策略。一是用新机制激发全员整体的市场营销意识。根据渐进改革的原理，可考虑在农业银行内部实行“一行两制”推动商业化进程。在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按商业化要求逐步进行改革，在城区的分支机构再造一块商业性的“特区”，完全按市场机制运行，实行内部股份制管理，主管行注入资金拆为股份，保持控股地位，设董事会、监事会，应聘行长（经理）全权负责；行长对中层干部全部实行聘任制，明确责、权、利，聘期内量化考核；对新入行的员工大学本科以下的全部实行聘用制，人事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双方签定聘用合同书；为解决新机构骨干营销人才短缺的问题，可在系统内部公开竞聘，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二是用新知识培训全员的综合市场营销素质。可定期组织培训、可鼓励自学，使农业银行每一位员工都拿到设定的不同档次的市场营销水平等级证书，其考核内容应含括仪表形象、人文素质、服务水准和业务能力四个方面。三是用新服务熔铸农业银行的形象系统工程。客户对于金融机构的选择，归根结底取决于银行服务水平和质量优劣的比较。服务是市场营销的基本载体。提高服务水平是涵盖服务组织、方式、手段、品种等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农业银行当前及近期有四个关键的基础性问题值得重视：（１）准确体察目标市场中客户的金融需求，把客户的合理要求当作服务努力的方向；（２）健全服务功能，提高办事效率，重点在于普及电子化，提高服务的科技含量；（３）规范服务程序。对不同部门的员工分别制定分类的《规范服务手册》，实行承诺服务，接受外界监督；（４）创新服务方式。可结合实际开办汽车银行、夜市银行。推行客户经理制，实行“贴身服务”；可推行大堂经理制，设大户室，对“黄金客户”提供一条龙服务。（作者单位：农业银行黄石市分行）责任编辑：宋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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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2000 Vol.26 No.1 P.126中国自动化学会第十五届青年学术年会(YAC’2000)征文通知中国自动化学会第十五届青年学术年会(YAC’2000)将于2000年7月3～4日在上海召开，这将是我国自动化界青年科技工作者在新世纪的第一次盛会。本次会议由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承办。会议组委会热烈欢迎全国青年学者前来参加，并将组织与会者全程免费旁听第三届亚洲控制会议。一 征文范围(1)线性与非线性系统控制；(2)自适应控制和预测控制；(3)H∞控制和鲁棒控制；(4)智能控制、模糊控制；(5)系统辨识与建模；(6)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7)神经网络及其应用；(8)自动化仪表与过程控制；(9)软件工程、并行处理；(10)人工智能与专家系统；(11)计算机视觉、图象处理与模式识别；(12)机器人学与机器人控制；(13)大系统；(14)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15)电机驱动及运动控制；(16)传感器与检测技术；(17)离散事件动态系统；(18)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19)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及其应用；(20)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及其应用；(21)企业改革，发展战略与管理决策；(22)工业过程与生产管理；(23)图书馆自动化与数字图书馆技术；(24)其它。二 征文要求(1)录用论文将由正式出版社出版《自动化理论、技术及应用》(卷7)，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学术或实用价值，未在国内外学术期刊或会议发表过；(2)论文第一作者的年龄不超过40岁；(3)来稿中英文皆可，请用A4纸打印，一式三份；(4)投稿时请注明文章所属的研究方向(见征文范围)；(5)请说明联系作者的详细通讯地址及电子邮件信箱。三 奖励本次会议将首次设立大会优秀论文奖和应用论文奖。四 重要时间论文截稿时间为2000年3月1日。五 投稿地址上海交通大会自动化研究所YAC’2000组委会邮政编码：200030联系人：苏剑波，李少远电话：021-62932806-85传真：021-62933155Email:jbsu@ascc2000. sjtu. edu. cn或syli98@maill. sjtu. 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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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43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510 【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D6 【分 类 名】中国外交 【复印期号】199905 【 标 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 胡锦涛发表电视讲话 【摘 要 题】中国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暴行表现出极大愤慨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 规定的抗议活动。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维护大局，使这些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要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 正 文 】 同志们、朋友们：在北京时间5月8日清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袭击了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我人员伤亡，馆舍严重毁坏。这一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政府当天上午发表了严正声明，严厉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暴行，要求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央还决定，由外交部紧急约见了美国驻华大使，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和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行径；采取一切措施抢救伤员，立即派专机前往贝尔格莱德，接回我有关人员；我国政府还在声明中郑重表示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所有这些，都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坚持正义、反对侵略的共同心愿。在此，我代表党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问候，对死难的烈士表示深切的哀悼，对他们的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从昨天开始，全国各地的广大群众，纷纷举行座谈、集会、发抗议信或抗议电等各种活动，拥护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行径。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一些城市的学生和群众，还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暴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维护大局，使这些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要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依据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依据我国的有关法律，保护外国驻华的外交机构和人员，保护外国侨民和来华从事经贸、教育、文化等活动的人员，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优良文明传统。中国人民是坚持正义、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相互支持，加强合作，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共同努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振奋精神，团结一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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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4期 No.4 Vol.18 1998科技期刊臭氧和好氧生物法处理污水处理厂出水的纳米过滤浓缩液蹇兴超 吴天宝 （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84）Mathias Ernst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水质控制系，柏林）文 摘 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的纳米过滤浓缩液较难直接生物处理。臭氧氧化该浓缩液降低DOC的速度较慢，但是可以有效地破坏该浓缩液中含苯环和有色基团的大分子有机物，显著增加小分子有机物的相对含量，从而增大其可生化降解性能。研究发现臭氧的投量为52mg/L左右时，臭氧化改善该纳米过滤浓缩液的可生化降解性能的效果最佳。关键词 纳米过滤浓缩液 臭氧氧化 好氧生物处理Treating the nanofiltration concentrate of a tertiary effluent from a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by ozonation and aerobic biotreatment. Jian Xingchao，Wu Tianbao（Institute of Nuclear Energy Techn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Mathias Ernst（Department of Water Quality Control,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erlin,Berlin）.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4):353～355Abstract―The nanofiltration concentrate of effluent from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was difficult to be biotreated directly. The influence of oxidation by ozone on the molecular weight distribution of the DOC of the nanofiltration concentrate was studied. Due to the ozonation, the percentage of small molecules increased while the UV adsorption of 254 nm and 436nm decreased much more than the DOC. As a result from this behavior, the biodegradability of the oxidized concentrate was enhanced. The consecutive aerobic biotest (Zahn Wellens test) showed that when the ozone dosage was around 52mg/L, it could improve the biodegradability of this nanofiltration concentrate to optimum, if compared with the DOC reduction of the direct ozone mineralization.Key words:nanofiltration concentrate ozonation aerobic biotreatment纳米过滤是一种新型的膜分离技术，它介于反渗透和超滤之间, 并综合了二者的优点〔1〕。它既能阻碍大分子物质通过，又只需在低压(138～827kPa)下操作，具有更强的经济竞争性〔2〕。美国亚利桑纳大学的研究人员采用纳米过滤工艺成功地处理了科罗拉多河水和污水处理厂出水。他们发现纳米过滤可除去污水处理厂出水中2/3的盐度、4/5的硬度, 超过90%的溶解碳和三氯甲烷前体，其出水完全符合美国1986年安全饮用水法律对优先污染物的规定〔3〕。本试验中，采用纳米过滤技术处理德国柏林Ruhleben污水处理厂的三级出水，滤液出水中DOC为1～2mg/L。但是在生产出如此高质量的滤液同时，也产生了有机物浓度较高的浓缩液，其DOC为25～32mg/L。该浓缩液所含的有机物，分子量较大，难以被生物降解。众所周知，臭氧氧化可以改变分子结构，提高有机物的可生化性。臭氧氧化和好氧生物处理相结合将是一种有效的处理该浓缩液的方法。然而臭氧投加过量，也将不利于后续的生物处理并且会增加处理费用。本文研究了一种寻求适宜的臭氧投加量的方法。1 试验方法1.1 活性污泥的处理和浓度测量新鲜的活性污泥取自Ruhleben污水处理厂曝气池。取活性污泥100mL于蒸发皿中，移入110℃烘箱内，放置24h后称重，计算污泥浓度。试验所用的污泥浓度为10.7g/L，然后去除活性污泥的水中所含有机物，方法如下：取50mL新鲜活性污泥，称重后置于离心分离机中，离心分离5min，倒去上清液，然后加入自来水，使污泥恢复原来重量，搅拌均匀后再次离心分离，去掉上清液，再补充自来水恢复污泥原来的重量，搅拌均匀后备用。1.2 钠米过滤浓缩液的制备与臭氧氧化将Ruhleben污水处理厂的三级出水经沙滤柱过滤，滤速为5.7m/h，然后使用Desal 公司生产的型号为DK-5的聚酰胺为主体的纳米过滤膜在压力为0.7MPa下过滤，水的回用率为80％。将此纳米过滤的浓缩液用臭氧氧化。取6L纳米过滤浓缩液于内径为100mm的臭氧反应器中，开始投加臭氧，氧化共进行70～90min。在氧化过程中，每隔几分钟取出250mL的水样备用。1.3 好氧生物处理在250mL水样中加入少许上述去掉有机物的活性污泥，使活性污泥的浓度达到0.1g/L，然后加入磷酸盐缓冲溶液1mL，MgSO4，CaCl2，FeCl3溶液各0.2mL并混合均匀。上述4种溶液的配制方法如下：(1)磷酸盐缓冲溶液：溶解21.75g K2HPO4, 23.83g Na2HPO4, 0.5g NH4Cl, 6.6g KH2PO4于1L蒸馏水中；(2)称取22.5g MgSO4*7H2O于1L蒸馏水中；(3)称取27.5g CaCl2于1L蒸馏水中；(4)称取0.25g FeCl3*6H2O于1L蒸馏水中。测量上述加有活性污泥和营养物质的水样的pH值，并用10%的NaOH溶液和1∶5的磷酸调节其pH值到7.5。将这些水样加入磁力搅拌器后敞口置于20℃的恒温环境中，搅拌以保持水中有足够的溶解氧，记录液面位置。如此好氧处理14d，在此期间，每隔3d，用自来水补充蒸发消耗掉的水分，测量并调节各水样的pH值为7.5，7d后从各水样中取出50mL，用0.45μm的核孔膜过滤后测量DOC，UV吸光值等。原水样继续处理，14d后再次测量DOC，UV吸光值等。根据不同的臭氧比投量后的生物处理的效果，寻求最佳臭氧投量。采用臭氧的比投量，也即臭氧投量（mg/L）与浓缩液的原始DOC浓度（DOC0，mg/L）的比值来表示臭氧相对用量。为了研究臭氧氧化对水中有机物分子的改变，采用型号为YM1，YM3，YM10的三种超滤膜过滤水样。它们分别可以阻挡分子量大于 1000、3000和10000的有机物。2 结果和讨论臭氧氧化改变了纳米过滤浓缩液中有机物的分子结构，降低了有机物含量。从表1可以看出臭氧氧化能很快降低UV吸光值，但是降低DOC的速度较慢，这是因为UV254主要代表的是在254nm处有吸收峰的大分子有机物，例如具有C＝C，C＝O双键的大分子有机物酚类，多环芳烃、芳香酮、芳香醛等含苯环的芳香族化合物，臭氧可以很快破坏这些大分子和苯环，从而降低UV254吸光值。UV436吸光值主要代表的是水中的含深色团的有机物，臭氧对这类有机物也有较好的处理效果。但是较低投量的臭氧很难使水中的有机物完全氧化，水中有机物的总量减少并不多，所以DOC的降低并不快。表1 臭氧氧化纳米过滤浓缩液的效果Table 1 The ozonation results of nanofiltration concentrate臭氧投量(mg/L)臭氧比投量 DOC(mg/L)UV254(1/m)UV436(1/m)0031.080.44.2115.40.529.543.20.9628.60.9227.428.00.6141.81.3525.121.20.4452.51.6923.217.10.2662.32.0121.314.70.2671.72.3119.412.40.0888.52.8515.99.30.02110.73.5711.25.70.01128.84.169.34.40.01表2，表3表示纳米过滤浓缩液和对该浓缩液投加100mg/L的臭氧后，用YM1、YM3、YM10 三种超滤膜分别过滤后，各滤液的DOC和UV254占超滤前各自原始DOC（DOC0）及原始UV254（UV254-0）的比例。投加100mg/L的臭氧氧化后，分子量小于1000的有机物占DOC 的比例从35%上升到49%，增加了40％，而此类小分子占UV254吸光值的比例从28%上升到52%，增加了86％。由于UV254吸光值表示的是大分子有机酚类和带苯环的芳香族有机物，臭氧氧化破坏了多环有机物并生成了一些分子量较小的芳香族化合物，因此，分子量小于1000的有机物在UV254中的比例增幅大于在DOC中的比例增幅，这也说明了臭氧氧化的主要作用是破坏了大分子，尤其是带苯环的芳香族有机物，而减少总有机物含量的速度较慢。表2 臭氧氧化前后DOC/DOC0的变化Table 2 The change of DOC/DOC0 by ozonation分子量范围纳米过滤浓缩液(%)投加100 mg/L臭氧后(%)＜100035491000～300040263000～10000109＞100001516表3 臭氧氧化前后UV254/UV254-0的变化Table 3 The change of UV254/UV254-0 by ozonation分子量范围纳米过滤浓缩液(%)投加100 mg/L臭氧后(%)＜100028521000～300038343000～10000161＞100001813臭氧氧化和好氧生物处理都能降低水中的有机物浓度。图1中DOC0是纳米过滤浓缩液的原始DOC；DOC0d为臭氧氧化后，生物处理前的DOC；DOC7d和DOC14d分别是生物处理7d和14d后的DOC。D7和D14分别是DOC0d～DOC7d 和DOC0d～DOC14d，表示的是由于生物处理所降低的那部分DOC。不同的臭氧投量对改善后续的好氧生物处理的效果是不同的。从图1可以看到臭氧的比投量为1.69时，D7和D14均达到了最大值，也即生物处理的效果发挥到最大。臭氧投量不足和过量都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从图1还可以看出，随着好氧生物处理时间的延长，不同的臭氧投量下，生物处理效果的差别减小了，这正说明臭氧氧化明显改善了最初7d的生物降解效应，加快了生物降解的速度。 不投加臭氧，7d中因生物降解导致的DOC降低为5.8mg/L，而臭氧的比投量为1.69时，7d中因生物降解导致的DOC降低为15.8mg/L，比不投加臭氧增加了172％。图1 臭氧氧化对后续的生物处理影响示意Fig.1 Ozonation improved the effect ofaerobic treatment3 结论3.1 臭氧氧化可以有效地破坏污水厂出水的纳米过滤浓缩液中含苯环和有色集团的大分子有机物，显著增加小分子的有机物相对含量，但是降低总有机物含量的速度较慢。3.2 臭氧氧化显著改善了污水厂出水的纳米过滤浓缩液的可生化降解性能，初步的研究发现臭氧的比投量在1.69左右，即臭氧的投量为52mg/L左右时，臭氧化改善该纳米过滤浓缩液的可生化降解性能的效果最佳。参考文献1 Amy Gary L，Alleman Bruce C，Cluff C Brent. Removal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by nanofiltration.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1990, 116 (1): 200～2052 Watson B M，Hornburg C D. Low-energy membrane nanofiltration for removal of color, organics and hardness from drinking water supplies.Desalination,1989,72 (1～2) : 11～223 Cluff C Brent. Slow sand/nanofiltration treatment for secondary treated wastewater.Desalination.1992,88 (1～3): 53～67作者简介蹇兴超 男，1973年4月生。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曾参加过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和核工业部攻关课题“放射性废物的处理”，目前从事中德合作“城市污水深度处理回灌地下水研究”项目。出版专著1本，译著1本，发表论文6篇。收稿日期：199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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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4期 No.4 Vol.18 1998科技期刊厌氧(水解)―好氧处理工艺的理论与实践王凯军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37)文 摘 对厌氧、好氧工艺在污水处理领域的作用和新的应用领域进行了探讨。厌氧和好氧处理工艺各有优点和缺点，而厌氧-好氧联合处理工艺可以发挥单独工艺的优点，厌氧-好氧联合处理工艺在难降解污水的处理上有其独特的优点。对水解工艺理论分析结果和进一步的实验研究表明，工艺本身还有巨大的潜力，用作高固体含量废水厌氧处理的预处理单元。可以解决高悬浮物和含脂类物质给厌氧工艺带来的抑制和破坏等问题，为解决这类工业废水的厌氧处理开拓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线。对于厌氧、好氧和兼性微生物，特别是兼性微生物作用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开发高效率、低能耗的污水处理新工艺。关键词 厌氧处理 水解工艺 兼氧反应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anaerobic(hydrolysis)-aerobic treatment process.Wang Kaijun(Beijing Municip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Beijing 100037).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4):337～340Abstract―In this paper,author discussed the functions and new application areas of anaerobic and aerobic treatment processes. The integrated anaerobic-aerobic process can mutually complement in their advantages and offset in their disadvantages, especially for refractory wastewater treatment. Anaerobic(hydrolysis)-aerobic process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in the field of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also applicable for industrial wastewater. Through theory analysis and further experi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hydrolysis process has the capacity as a pretreatment unit for anaerobic treatment of high SS contained wastewater. It might be a new technical solution for such kind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It is beneficial to further study the roles of facultative bacteria for developing new processe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low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igh efficiency.Key words:anaerobic treatment hydrolysis process facultative reaction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开发水解―好氧生物处理工艺已经趋于成熟，并被广泛地应用于城市污水和各种难降解污水工业废水的处理中〔1，2〕。同时近年来污水处理领域又有了许多新的进展和新的工艺，这些丰富了污水处理的工艺并扩大了传统的污水处理领域。如何及时地总结这些新的进展，并从理论上给予合理的解释，并应用指导生产实践是本文的目的之一。同时本文也介绍了作者在水解工艺这一领域新的探索和实践。1 基本理论污水生物处理工艺分好氧和厌氧工艺，这两类各有特点和优缺点。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作为生物处理的主角仍是微生物。如何能使好氧生物处理提高污泥浓度，减少氧的消耗；如何使厌氧生物处理缩短处理时间和提高处理负荷，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过去对于好氧微生物和专性厌氧微生物研究十分充分, 而对兼氧性微生物的研究不多。各种类型有机污染物的厌氧(缺氧)、好氧降解反应过程汇总如下。除反应式(1,5)为传统的厌氧和好氧工艺流程外，其它反应均为一些新工艺的化学反应基础。好氧(缺氧)过程1 COD → H2O＋CO2 (传统好氧工艺)2 NH+4 → NO-３ (硝化工艺)3 H2S → So (微需氧或缺氧工艺)4 R-Cl → CO2 + Cl- (好氧反应)厌氧(缺氧)过程5 COD → CH4+CO2 (传统厌氧工艺)6 NO-3 → N2 (反硝化或缺氧工艺)7 SO2-4 → H2S (厌氧反应)8 RCCl → CH４+CO2+Cl- (厌氧反应)利用兼性细菌的工艺人们已有涉及，如对去除 N、P的A2O或AO工艺(反应2，6)是利用兼性菌在好氧条件下进行好氧代谢，而在厌氧条件下进行不同代谢反应的工艺。在含有硫酸盐的有机废水中，厌氧反应将有机物和硫酸盐分别转化为有机酸和硫化氢(反应7)，产生的硫化氢被微需氧细菌直接氧化为硫元素，这可以用来去除硫化物并回收硫元素(反应3)。最新研究表明，一些在好氧状态下难降解芳香族和卤代烃在厌氧条件下容易分解(反应4,8)。以上的基本原理是新工艺开发的基础。例如，目前国内外流行的A-B工艺和序批式活性污泥(SBR)工艺。前者是在A段的高吸附段，发生水解和部分酸化反应，大分子物质降解为小分子物质，所以使得整个工艺的效率大为提高，而SBR过程同样历经了好氧―缺氧和厌氧的过程。2 水解―好氧工艺应用2.1 低浓度污水处理成功的利用兼性微生物的典型工艺是由北京环保所在80年代开发的水解―好氧生物处理工艺〔1〕。水解池利用水解和产酸微生物，将污水中的固体、大分子和不易生物降解的有机物降解为易于生物降解的小分子有机物，使得污水在后续的好氧单元以较少的能耗和较短的停留时间下得到处理。采用水解―活性污泥法，与传统的活性污泥相比，其基建投资，能耗和运行费用可分别节省30％左右。由于水解池具有改善污水可生化性的特点，使本工艺不仅适用于易生物降解的城市污水等，而且更适用于处理不易生物降解的某些工业废水，如纺织废水、印染废水、焦化废水、酿酒、化工、造纸废水等。工艺的应用情况见表1〔2〕。表1 水解－好氧生物处理工艺的应用*Table 1 The application of hydrolysis -aerobic biological treatment process地 点水量(m3/d)反应器容积(m3)后处理工艺阶段年份北京密云15,0002×1,600活性污泥运转1991河南安阳10,0002×1,100氧化沟 运转1989新疆昌吉30,0004×1,100活性污泥运转1992福建长乐机场50004×1,800活性污泥运转1990山东潍坊10，0002×1,500活性污泥建设1987山东安丘20，0004×1,100土地处理建设1996北京顺义酒厂15001×200活性污泥运转1989山东潍坊印染厂30004×860接触氧化运转1989昆明福保造纸厂20，0004×1,100接触氧化运转1992河南开封啤酒厂6000-接触氧化运转1990秦皇岛正大屠宰厂2000-接触氧化运转1996注：* 工艺已广泛被研究、设计和应用部门采用，以上统计的仅为我院设计的部分工程2.2 难降解污水处理萘是美国EPA规定优先监测有机污染物质之一。萘属于难降解芳香族化合物，其在城市污水的难降解部分中占很大的比例。据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测定，萘在北京市城市污水中普遍存在，而且在传统的活性污泥中不能很好降解，天津市纪庄子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测定也证实这一点。在水解和好氧条件下测定萘的降解情况见图1〔3，4〕。在萘与水解污泥接触24.5h后，光密度降低率达98.9％；水解反应3h后，在230nm左右有一吸收峰，根据有机化合物的波谱和萘的降解途径分析，这个吸收峰可能是萘的中间产物(水杨酸或β-酮已二酸)，水杨酸的BOD为0.95mg BOD5/mg水杨酸很容易降解。从图1b可知，萘在好氧条件和厌氧条件下都能得到降解，但在水解反应中萘降解得更快。所以，水解预处理为进一步的生物处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图1 难生物降解物质萘的水解、好氧降解反应比较Fig.1 The anaerobic and aerobic degradation of refractory chemical-naphane3 水解工艺的再认识3.1 水解工艺的再开发与应用水解池除将污水中的固体状态大分子和不易生物降解的有机物降解为易于生物降解的小分子有机物的这一特点外，还有悬浮物去除率高和去除的悬浮物可以在水解池中得到部分消化的特点。近年来，利用这一特点进行处理高含悬浮物和脂类废水，如酒糟废液、活性污泥、乳制品废水和畜禽粪便等，表2为处理这类废水的实验结果〔5〕。表2 水解池处理不同高悬浮物或脂类废水(mg/L)Table 2 Results of hydrolysis reactor for high SS and lipids containedwastewater treatment (mg/L)成分(COD)剩余污泥生活污水奶制品废水t=17℃HRT=3.0hSRT=20dt=20℃HRT=9.6hSRT=1.4dt=20℃HRT=4.5hSRT=2dOLR=5.6gCOD/L*dOLR=4.5gCOD/L*dOLR=21.2gCOD/L*d进水出水去除率(%)进水出水去除率(%)进水出水去除率(%)总量697432382010129943890156360悬浮355124651339832011564胶体14511123 27 230323590脂类 -----290798实验结果表明，水解反应器作为预处理对于悬浮性COD和脂类有较高的去除率，对于城市污水和剩余污泥悬浮性COD去除率分别为65％和98％。而奶制品废水由于乳酸的预酸化使pH值降低至4.0，造成蛋白质和脂类的沉淀从而达到98%的去除率。去除的悬浮COD或污泥在水解池内得到富集，对于城市污水、剩余污泥可达到20～30g/L,奶制品废水达到100g/L，以上物质在水解池中得到了部分水解和酸化需要进一步稳定。最后，由于水解池的预处理作用，使出水中主要为溶解性COD，对于城市废水，剩余污泥和奶制品废水可以采用EGSB反应器在2.0h内分别取得47％，78％和53％的处理效果，处理效果优于传统UASB反应器。以上研究结果扩大了高效厌氧处理工艺的应用范围和效率。3.2 高含悬浮物废水含高悬浮物废水是指污水由于悬浮物含量高(如大于10g/L)，处于粘稠状态，其处理往往采用低负荷的厌氧消化工艺。能否提高其去除效率，并采用高效的厌氧工艺是研究开发的目标。3.2.1 活性污泥 某医院污水处理厂水量为2000m3/d,污泥稳定化装置做成一体化的设备(图2)。为使活性污泥达到稳定化和良好的脱水性能，剩余污泥先排入污泥酸化池，污泥酸化池为完全混合并带搅拌反应器(CSTR)，在池内活性污泥进行酸化水解，水力停留时间为3～5d。污泥酸化池出水排入水解池，进行固液分离，水解池排出的上清液排入UASB反应器，从水解池排出稳定化的污泥进行脱水。实验结果表明，厌氧出水可达到90%以上COD去除率，污泥脱水性能良好，从而解决了污泥处理问题。图2 污泥三阶段处理工艺Fig.2 Three stage treatment system for slurry treatment3.2.2 酒精糟液的处理 薯干糟液与玉米槽液不同，由于其蛋白含量较低回收价值不大。合理的治理工艺应首先采用适合的固液分离，上清液采用上流式厌氧污泥床技术处理。其中固液分离方法之一是经过带式脱水机进行固液分离，滤液(固含量<0.3%)已经适合采用UASB技术处理,并且可以采用较高的容积负荷。另一种固液分离的方法是采用分离的两级厌氧系统，糟液经厌氧酸化池水解酸化，去除大部分悬浮物和部分有机物质，然后进入固液分离池去除固体物质，以利于后续UASB的正常运行，经固液分离后的液体进入UASB反应器，经厌氧处理后再进入好氧生化池。这两种方法在工程中都得到应用，表3为不同工艺的应用情况。表3 高含悬浮物废水的应用实例Table 3 The application cases of high suspended solids contained wastewater treatment地 点 糟液量(m3/d)分离方式UASB负荷(kgCOD/m3*d)后处理温度(℃)山东日照酒厂150水解酸化池10.0接触氧化35唐山冀东制药厂2000水解池＋浓缩池7.0活性污泥35山东扳倒井酒厂450带式机械脱水机7.0SBR55山东景芝酒厂850卧式离心机8.0接触氧化55河南邓州酒厂1000带式机械脱水机10.0CAST55安徽泗县酒厂250带式脱水机7.0SBR354 结论4.1 厌氧(水解)―好氧联合处理工艺，具有单独好氧处理和厌氧处理两者的优点，特别适于难生物降解污水的处理。4.2 充分发挥兼性微生物作用,开发高效率、低能耗的污水处理新工艺，是大有潜力的新领域。4.3 含悬浮物比例较高的低浓度污水(城市污水和屠宰废水等)和高固体含量的废水(剩余污泥、酒精糟液、畜禽粪便等)是目前厌氧处理的难点和热点。利用水解工艺可以解决高固体悬浮物给厌氧工艺带来的抑制和破坏。参考文献1 王凯军. 低浓度污水厌氧(水解)处理.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2 王凯军,许晓鸣,郑元景.水解-好氧生物处理工艺应用实例.环境工程,1991,9(4):3～73 Wang Kaijun.Integrated anaerobic and aerobic treatment of sewage.Netherlands：Den Haag, 19944 王凯军,许晓鸣,陶 涛等. 水解池稳定塘废水处理系统研究. 中国环境科学, 1991,12(2):81～865 Zeeman G Wendy，Sanders T M,Wang Kaijun,et al. Anaerobic treatment of complex wastewater and waste activated sludge-application of an Upflow Anaerobic Solid Removal(UASR) reactor for the removal and pre-hydrolysis of suspended COD. IAWQ Conference of Advance Wastewater Treatment. 1996.225作者简介王凯军 男，1960年5月生。博士，现为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水污染控制的研究和设计工作。承担国家“七五”、“八五”、“九五”攻关课题和北京市科研项目多项。获得各种成果奖10余项。其中“水解－好氧工艺研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获国家发明专利；“水解－氧化塘工艺”获国家环保局二等奖。并主持过北京市和其它省市多项设计工程。发表论著50余篇。收稿日期：199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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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208 【 版 号 】7 【 标 题 】世界金价大幅上扬 南非金矿静观市场 非洲采金业蓄势待发 【 作 者 】温宪 【 正 文 】 本报约翰内斯堡２月５日电 记者温宪报道：继世界金价去年全年在每盎司３７０―３９０美元之间徘徊不定后，今年以来金价在世界主要交易市场急剧上扬。本月２日，每盎司黄金价格在纽约交易市场已突破４１５美元；当日下午，伦敦交易市场价格最高为４１６．５美元，创１９９０年２月以来最高价。南非去年黄金产量为５２２吨，仍名列世界第一。但与１９９４年的５８３．９吨相比，产量已下降了１０％，成为１９５７年产金５５２．４吨以来黄金产量最低的年份。作为世界黄金生产第一大国，目前南非矿业对金价上扬普遍持审慎乐观态度。南非矿业协会去年１２月已将雇员人数达１４．６万的１５座金矿列入“处于非盈利边缘”的“黑名单”，矿业巨头英美矿业公司已计划关闭５座亏损严重的金矿，面临解雇威胁的矿工达１万人。南非矿业协会的经济学家罗杰尔认为，金价上扬固然可以使一些面临关闭的金矿喘一口气，但从长远观点来看，南非矿业的出路在于提高生产率，而不能侥幸于世界金价的一时坚挺。本报约翰内斯堡２月６日电 记者温宪报道：来自世界各地的矿业专家５日在此间一致认为，非洲采金业正面临着迅速起飞的前景。专家们说，除南非外，非洲其它地区、特别是西非诸国的黄金资源尚未得到大规模勘探和开发。同时，专家们也指出，尽管非洲采金业潜力极大，但其真正起飞仍有赖于政局稳定、开放的经济政策、严谨的矿业法规和消除投资操作中的各种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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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8 【原文出处】东方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7-10 【分 类 号】G0 【分 类 名】文化研究 【 作 者 】董平 【复印期号】199502 【 标 题 】社会思潮与文化现状述评 【 正 文 】 伴随着与社会转型同步的文化转型过程，文化的层次，功能逐渐分化，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分化重组。在这一大背景下，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引人注目；道德重建的尖锐呐喊与全社会重视道德建设的努力，使这一问题被提上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日程。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致讨论的直接背景是在商品经济勃兴，日益世俗化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所谓“文化危机”；不仅“纯文学”一蹶不振，文学创作渐入商业化轨道，严肃的思想，学术和艺术也处境维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商业激情”的驱使下转移阵地，投入市场。与此同时，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性的价值失落，道德失范的担忧以及对自身责任、角色的困惑和对前途的焦虑。讨论首先从文学评论界开始。王晓明等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1994年第3期《读书》杂志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题，开展持续讨论，将阵地转移至文化理论界。此后，《文汇报》开展了“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的讨论；《东方》《传统与现代》杂志等也参与了讨论。讨论在以下几个层面展开：首先是事实判断。与“文化危机”论相反，王蒙等人认为，并不能断言文化市场和大众流行文化的发展吞噬了严肃文化，中国仍然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严肃文学期刊的大国，《收获》，《花城》、《钟山》等始终保持着相当质量，《读书》杂志的订户大幅增加，一大批新的人文社科期刊、报纸创刊并获好评。显然，这是与前述文化衰颓并行不悖的事实，端在于如何作总体的评价把握。针对“失落”之声，有人提出：我们有过人文精神吗？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环境中，人性的弱点固然暴露无遗，甚至令人沮丧；但在计划体制和传统意识形态中唯意志、唯精神论制造的“虚假的崇高感、道德感（诸如大公无私之类）”却是一种伪人文精神，是抹杀和否定人的欲望和个性的。因此，我们或许应该寻找人文精神，却难言失落。学术的层面上，学者们从儒学传统及其当代命运、东西方人文主义和终极关怀的差异、五四文化传统及其中继、近代以来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式徽的路径、当代知识分子话语系统的转换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等诸多角度深入探讨这一主题。许多人认识到，当前所谈人文精神的危机实际是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危机。在失去了社会代言人的中心地位之后，人文知识分子应如何理解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如何面对大众文化的高涨。许纪霖认为，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大致仍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角色，追求建立一种统驭一切、用于安邦治国的道德。在当今意识形态化的道德意识淡化之后，学统的意义正在凸现。王晓明等强调人文精神的实践性和个体主义的原则，它最终体现为知识分子个人对生存意义的思考和体验，却不能自认这是终极价值本身并垄断解释权。因而，人文精神应该成为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一种规范，人文精神的重建，在于知识分子在开放社会和市场环境中，重新获得信念的支持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周国平认为，救世的热忱和救世者固然可敬，但在没有救世主的时代，更应当致力于精神的自我拯救。王朔、吴滨、杨争光等作家认为，人文精神应落到人对自身的关注和关怀上，使人立于现实去追求理想，实现信仰；因而，外在环境并不会妨碍、影响人文精神的存在，市场经济恰恰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提供了新的人文精神形成的契机。这场讨论公开了在多元格局中知识分子集团业已存在人分化和分歧，并深化了在转型社会中文化重建和知识分子角色、功能等问题的思考，大致趋近了知识分子当自重和尊重他人的选择，从恢复个体活力和信念以焕发整体文化精神的立场。道德建设成为热点伴随社会转型出现的道德失范、治安恶化，以及腐败现象和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忧虑。1994年，道德建设被提到重要位置在不同层面上推进。作为国家和政府行为，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旨，展开一系列社会公益活动，以营造“助人为乐”的社会氛围。并以“五个一工程”命名，展开社会主义道德的宣传活动。在学术界和知识界，则着力于道德建设的传统资源的开掘，在儒学及中国人伦文化的研究上，做出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今年以来，各地的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批介绍传统美德的书籍，力图在青少年教育中充分利用传统资源。社会日益强烈的重建道德的呼喊，是由张承志、梁晓声、张炜等几位作家发出的。张承志继去年出版的《荒芜英雄路》之后，在今年出版的散文集《清洁的精神》中，再一次“以笔为旗”，向呈现“末世相”的社会病态和丑恶现象宣战，追求正义、和平、国家统一，美和善。在被他称之为的“后庭花大合唱”中，发出锐利的呐喊。他坚持站在民众的一边的“底层立场”和与“无原则，无操守”的知识上层、与文坛决裂的态度，对现状充满忧患。梁晓声在其近作中，同样对社会弥漫的唯利是图，寡廉鲜耻、以恶为荣等现象，以及知识分子不辨是非、放弃原则和道德立场上的媚俗行为大加讨伐。张炜则呼吁当前尤应“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他们构成了当前道德生活中最尖锐、激烈的一极，从而为改善我们道德状况树立了一个鲜明的参照──“把羞耻当羞耻，把罪恶当罪恶”。这种道德批判即是人民群众心声的某种反映，也透露了知识界思想、态度的分化变动，以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等重要信息。文化艺术事业：雅俗共进1、严肃文化呈回升之势严肃文化的回升，既有社会和政府倡导重视，实行扶植政策之功效，也有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社会和市场的严肃文化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一批以精品杂志定位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杂志创刊问世，提供着严肃文化的精品而备受好评，其佼佼者如《东方》、《大家》、《战略与管理》、《今日先锋》、《社会科学季刊》、《爱乐》等。事实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报刊热，新创刊的这类报纸杂志还有《中华读书报》、《原学》、《学人》、《中国文化》、《寻根》、《传统与现代》、《原道》等等。标志着严肃的学术和文化经商潮的冲击淘洗后，以更精粹的形式重组再建的努力。自1994年元旦首办新年音乐会始，倡导和扶植高雅艺术渐成风气。上海、天津、沈阳等各地举行多种面向市民和青少年旨在普及高雅艺术的广场音乐会、免费音乐会。高雅艺术的文艺演出有所复苏。由于文化部采取场次补贴和奖励办法，所属13个艺术表演团体1至5月份共演出606场次，一改多年来全面亏损的局面，首次出现盈利。出现了一批有较高水准的优秀文艺作品。2、文化艺术事业：从数量到质量新闻出版事业近年来发展速度极快。今年上半年统计，全国共有报纸2040种，期刊7596种。广东一带的报纸刊物尤其活跃，娱乐消费版几乎全部出彩版。图书出版业日趋活跃。全国450家出版社共上报了选题73000种，全年实际约9万种左右。自6月1日起，新闻出版署对使用书号进行总量控制，全年出书控制在7万种左右，比去年有较大幅度下降。此举旨在控制卖书号行为，提高出版质量。在选题计划的社科类图书中，以经济类和法律类为主要支柱。文学类图书中，严肃的纯文学作品大幅增加，港台通俗小说、武侠小说仅100余种，大陆版的通俗文艺作品已多于港台的同类作品。长篇小说共600余种，比去年增加10％。这是已持续两年的“长篇小说热”的继续。自1992年至今年6月，两年半中共出自动长篇小说990部，平均每天一部，其中纯文学作品占70%，通俗文学占30％。作家们继续探索新小说，继“新写实小说”之后，亮出“新体验小说”、“新状态文学”、“新历史小说”、“新市民小说”等各种旗号。与此同时，出版社的包装、营销等出版运作也进入了新的水平。自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丛书”以雅俗共赏的纯文学小说定位后，各出版社相继推出文学丛书，如花城出版社的“金羊毛丛书”，长江文艺的“跨世纪文丛”等等，推动着高涨的文学潮。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加入国际版权组织的影响，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数量骤减，今年仅不足100种；出版社改为重复出版《红与黑》、《呼啸山庄》等古典名著。在电影市场总体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今年却是中国电影创作的丰年。在经历了前几年艺术片与娱乐片分道扬镖，前者没有观众没有票房，后者粗制滥造、日渐低俗的初始阶段，有志于振兴中国电影的电影人均致力于沟通纯艺术和电影市场，以期拍出高水准高档次的商业片。第五代导演佳作不断，屡获重要的国际大奖。更年轻的新生代导演亦成批涌现，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备受好评，已捧回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管虎导演的《头发乱了》、娄烨导演的《周未情人》、胡彐杨导演的《湮没的青春》等等均有光彩和新意，以“新电影”的形象引人重视。目前国内电影市场仍然在萎缩，农村放映网点减少，城市电影观众流失，以上海市为例，电影院的平均上座率不足50％，而票价奇高；上海市区平均每千人拥有的电影院座位为9.6个（世界平均水平为21个，发达国家为50个），并不能算过剩，归根结底，还是受观众欢迎的好电影太少；旧的电影生产和发行机制弊病很大。目前，电影生产和发行体制正在转换，电影制片人应运而生，已初见成效；电影发行制度的改革，打破了中影公司多年来的垄断性经营。与电影相比，电视业的发展迅速，目前我国电视生产规模已达每年数千部（集）。今年新播放的佳作，如《情满珠江》、《三国演义》、《京都纪事》、《九・一八大案纪实》、《我爱我家》等， 显示了不同风格、不同样式的电视剧制作达到了新的水平。但就总体而言，高水准的制作并不多。就题材而言，历史题材仍偏多，尤其是高成本的大制作，多为历史剧，反映出制作人对现实题材的力不从心和规避。另一方面，反映现实的剧作，从商业性和娱乐性出发，出现了在时装模特、空中小姐等“热门”题材上的严重“撞车”，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电视业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供不应求的“片荒”。至1993年年底，全国共有683个电视台，节目套数753套，平均每周播出时间为 33406小时，分别比1992年增加了14.2％、14.5％、和20.9％。但以35个省级电视台为例，平均每周播出4000多小时，而平均每周制作节目仅为794.7小时，不足播出量的五分之一。不能不说，这导致了粗制滥造和水平低下。3、文化市场：发展和整顿文化市场包括音乐、美术、艺术品、演出、出版、影视、音像、娱乐业等诸多领域。今年以来，发展有明显特色的是流行音乐和艺术品市场。1994年被称为流行音乐的“大陆年”，自1993年起渐露声势的大陆作者创作的“原创歌曲”大成气候，在音像市场舞台上和屏幕上，大陆歌手已成为主体，遏制了数年来流行音乐港台歌曲唱主角、爆炒港台歌星的势头，中国流行音乐在整体上已渡过了模访追随港台的“初级阶段”。流行音乐的“大陆年”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原创歌曲水准大幅提高，自去年起就稳占了京、沪、穗等地排行榜的前列。二是与前些年引进输入港台歌手相反，台、港、新、马日、韩等地开始瞩目大陆流行乐，签约和包装大陆歌手，一批歌手加盟海外公司，在海外产生影响。三是大陆流行音乐的创作、制作逐渐规范化，继广州之后，北京和上海均有大动作和大制作，大陆音乐人正在市场运作中渐趋成熟。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自1992年西安首响拍卖的槌声，在今年得到迅速发展，全国各类拍卖公同和拍卖行已近200家；上海的拍卖公同已达17家。目前艺术品市场的主要买家是港台富商，但大陆买家的队伍正在壮大，朵云轩拍卖中大陆买家已占56%，主要在中低价位的拍品中竟争，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对提高艺术品的价值和人们的艺术素质，以及遏制文物地下交易和走私，有积极功效。娱乐业（歌舞厅、卡拉OK、KTV等等）、尤其是高档娱乐业呈盛极而衰之势。上海共有高档专业舞厅805家，KTV1020家、卡拉OK厅1539家，其它高档娱乐场所500多家，共约4000家，但适合于工薪阶层、大众化的娱乐场所相对较少。娱乐业调整经营策略，提供面向大众的中低档消费，增加体育、健身等项目，已呈趋势。文化市场发展的一大动力，是企业文化意识的觉醒，企业投资文化，进入文化市场成为热点。企业投资和参与文化产业的主要方向包括办学，参与影视、音乐、美术品制作，资助文化艺术团体等等。1993年拍摄的156部影片中，53％是向企业和社会筹资拍摄的；宝钢集团出资100万元建立“宝钢振兴高雅艺术基金”；上海证卷交易所向中央乐团提供每年不少于250万元的无偿长期资助；春季北京舞蹈学院拍卖舞剧《鱼美人》版权而获企业资助等等，均是企业投资文化的典型事例，透露了大陆企业走向成熟的重要信息。伴随文化市场的发展，盗印、盗版、出版非法和淫晦书刊，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犯罪活动极其猖獗，各地均持续不断整顿图书市场，打击非法出版物，扫除黄色书刊，个别盗印盗版大案的要犯判以重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文化书场中的混乱和违法行为。1994年严肃文化的回升和文化市场的迅速发展，反映了伴随经济振兴出现的全社会高涨的文化需求，尤其是对高品质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这种高涨的文化需求与相对较少的文化精品的极大反差，于是出现了“泡沫文化”的泛滥和大量假伪低俗之作。如何保持业已出现的文化发展的良好势头，更充分地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以及保护、调动文化部门、文化产业和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当前重要的任务和课题。当前的文化管理仍十分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为观念落后和制度滞后两个方面。例如，对弘扬主旋律应有正确的把握和理解，不应将其内涵狭窄化，以致于出现了一种“既不面对观众，也不面对市场，”靠“红头文件”来推销的文艺作品。对严肃文化的支持，也亟待健全机制，克服宣传“炒”作，靠高额票价自标身价等不良行为。对于出版社等等许多文化生产部门，目前政企不分（事业单位还是企业，按行政部门管理还是建立现代全业制度）的状态严重制约了自身的发展，使其难以在文化市场中竞争，并逐渐丧失自我发展的机制。因此，有必要将文化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勇于探索面向未来的新思路，新方法。作者简介：董平 自由撰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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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鑫强调税收工作要突出抓促产增收新华社北京５月４日电（记者丁坚铭）记者从国家税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工商税收大体与去年同期持平，税收收入完成情况不很理想。为此，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今天在此间强调，税收工作要突出抓好促产增收，帮助企业排忧解难。金鑫在今天在此间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指出，税收工作是我国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各方利益分配关系的焦点，面临的困难和矛盾很多。税收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金鑫分析说，今年国家预算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资金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国家要求今年工商税收必须完成２０５８亿元的任务，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高于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但目前国家在治理整顿期间又出现了市场疲软、工业增长速度回落过猛、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等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必然会给完成今年的税收任务带来很大困难。金鑫强调，税收工作必须为稳定发展服务。当前的税收工作要针对我国财政经济面临的困难，突出抓好促产增收。金鑫指出，目前我国企业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各级税务部门要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充分运用税收的经济杠杆，采用多种形式，为企业排忧解难，努力促产增收。同时税务部门还要发挥联系面广、信息灵、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熟悉财务管理的优势，积极为企业提供更多有益的帮助。金鑫提出，当前，税务部门开展促产工作应主要围绕帮助企业挖掘潜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搞活资金下功夫。金鑫特别强调，税收部门在运用税收的征、减、免、退等手段帮助企业促产增收时，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法和税收政策。他说，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税收政策也会作相应调整，但这种调整必须严格按程序进行，各地方都不能自作主张，擅自“变通”，尤其是在减、免、退税方面，必须按税收管理权限办事。为了确保今年税收收入任务能顺利完成，金鑫还要求各级税务部门要搞好日常税收的征收管理和经常性的税收检查工作，继续抓紧抓好个体零散税收，加强对个人收入调节税税源的控制；加强对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财务管理和发票管理；继续认真清理整顿减免税。金鑫透露，今年国家税务局清理整顿减免税的重点是：清理整顿集体、乡镇企业的减免税；新产品的减免税；经济开发区和新技术开发区的减免税，以及假集体、假校办、假民政、假知青、假新办企业的减免税问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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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5-926 【原文出处】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原刊地名】呼和浩特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8～13 【分 类 号】B1 【分 类 名】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007 【 标 题 】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和统一 【 作 者 】胡万钟 【作者简介】胡万钟，男，浙江中医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讲师 【内容提要】文章介绍并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基本理论观点，引述了马克思对“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产生的 历史必然性和它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解释，以及马克思为解决这种对立所提出的理论设想。【关 键 词】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分离和对抗/重新合二为一 【 正 文 】 〔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 （2000）03―0008―06一“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是近现代一个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但对于它们的论述却早就存在，在西方，一直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18世纪法国思想家用“政治社会”指称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关系。用“市民社会”指称人们（特别是当时的第三等级）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关系和财产关系。在“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它们大体上继承并发挥了洛克关于个人和社团对国家的独立性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市民社会”高于或者外于“政治社会”。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作了另一种解释，把它界定为“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是“为了达到他们的个别和共同的利益而形成的一种外在组合”。[1]他与洛克及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反，他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和基础，不仅可以而且应当支配“市民社会”。同时他也反对脱离国家孤立地来研究“市民社会”，为此他甚至把法院和警察等也列入“市民社会”的范围。洛克及18世纪法国思想家和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解释成了后来的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来源。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17、18世纪英法思想家及黑格尔学说的基础上，对“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含义作了更为详尽和准确的解释。他最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使用“市民社会”概念，并把它归为在摆脱封建伦理、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种种束缚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以独立自主地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领域。马克思认为，在18世纪以前，在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中，是不存在市民社会的（尽管“市民社会”业已孕育其中）。在中世纪只存在单一的、封建的政治社会生活。他说：“中世纪的各等级的全部存在就是政治的存在，它的存在就是国家的存在。”[2]只是到了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中世纪的政治统治，才出现市民社会。他说：“‘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的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3]“只有法国革命才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 或者说，使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完全变成了社会差别，即没有政治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社会同市民社会分离的过程。”[2]这就是说， 资产阶级革命在推翻了中世纪单一封建政治社会（政治国家）生活的同时，发生了市民社会从原有的只是单一的封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分离，正是这一分离才确认了市民社会的存在，并出现了后来的社会生活中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矛盾的对立统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说：“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3] 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力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4]在此， 他既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把“市民社会”看作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也不是把它仅仅看作是“政治国家”的对应物，而是把它看作全部政治和思想上层建筑的基础，并把它归结为“物质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从而赋予了“市民社会”概念同以往任何思想家都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和解释。商品市场经济的出现并逐步取代封建自然经济，是市民社会产生并最终从单一中世纪封建政治社会中分离出来，形成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对立统一的前提和条件。自欧洲中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扩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在欧洲封建城市中，逐渐出现了一批能在商品经济体制下独立自由地进行生产和交换的个人，尽管这些人在欧洲封建社会中，政治上依然没有权利，经济上也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封建统治者的盘剥，但他们大都摆脱了对封建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了城市中的“自由民”，即所谓的“市民等级”（在当时的法国被称为“第三等级”）。这个“市民等级”便是后来的“市民社会”的最早萌芽和雏形。从15、16世纪开始，欧洲封建社会进入末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等级”发生了分化，其中少数人（城市的土地所有者和房东、高利贷者和行会头领等）变成了资产者，大量小手工业者、小行东以及帮工、学徒等沦落为无产者。正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的城市的自由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2] 它为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抗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然而不管是自由民中的哪一个阶层，不管是资产者和无产者，作为自由民，他们都是作为商品生产中和交换市场上具有独立自主权的个人、阶层或阶级而存在、因而都具有“市民”或“市民社会”的性质。后来随着资产者的日益壮大，资产者联合并领导其他受压迫的社会力量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单一的、封闭的封建政治社会（封建伦理、政治国家）的统治，并使市民社会从单一封建政治社会中分离，进而进入了完全市场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政治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极对立并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东方或者西方，国家及其相关机构（政治社会）早在商品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前就已存在，然而，随着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的转化和过渡，它们的表现形式及职能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现代，尽管各地区和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不同，其与商品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政权形式（政体）也往往不同。譬如，有的国家采用了民主共和制，而有的采用君主立宪制，甚至有的国家仍保留着君主专制，但是，即使是后者，只有它实行和维护商品交换的市经济体制，在不同程度上满足市场经济运行所不可或缺的那些条件，也即允许存在并维护商品自由生产、自由交换和平等竞争等秩序，那么该社会也就会出现市民社会并与政治社会并存。鉴于以上分析，所谓“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概念和含义也渐渐清晰，“政治社会”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包括一个国家在特定的社会阶段所特有的政治、法律、道德、伦理、宗教等关系和思想、理论观点及其设施。所谓“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在完全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摆脱了封建的政治、伦理、道德和宗教等束缚及人身依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民”个体所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合，它们体现着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自主的个人（“市民”）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二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在实质上是分离和对立的。马克思曾把人的历史发展过程概括为三大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占支配地位的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人的“自由个性”的阶段。[5] 这三个阶段表现为人的存在的三种主要形态。如前所述，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个人无法摆脱封闭的社会关系的纽带，完全处于对他人和群体的依赖关系中，缺乏独立的人格和自主能力，个人总是直接从属于某一社会政治共同体，并大体上只能在这一政治共同体及其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的控制和压迫之下进行相对封闭的活动，因而它不可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这样，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种狭隘的社会关系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5]。 而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即商品市场经济阶段，最主要特征之一是肯定人作为独立而自由的个人而存在。为了使商品生产和交换得以进行，作为商品所有者的个人必须摆脱各种社会限制和束缚，能独立自主地走向市场，按照自己的选择去进行竞争，追求自己的目标。在这里，独立、自由、平等、竞争、开放、理性是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个人间商品货币关系的基本原则，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方式不是群体而是个体，即个体主体。从人的存在的历史发展来说，人之作为独立的个人存在及相应的个人主体（以个体为本位）的出现是一种进步。正是由于独立的个人的不尽追求，才使人的潜力得以较充分的发挥，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在此种条件下，每个作为独立的个人即个体主体、各个“市民”（不管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尤其是资产者（一小部分“市民”）为了最大限度追求资本剩余价值，往往会因其极端的自私、贪婪和欺诈而不择手段地残酷压榨、剥削无产者（“市民”中的大多数）。它使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人主义走向极端。这使得该社会包括无产者在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市民”及其相应的各种组织同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国家和思想意识形态之间出现了分离和对抗，从而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对立。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说：“市民社会和国家彼此分离。因此，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因此人就不能不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作为一个真正的市民，他处在双重的组织中，即官僚组织（这种官僚组织是彼岸世界的，即不触及其独立活动的行政权在外表上的和形式上的规定）和社会组织即市民社会的组织之中。”[2] 处在双重组织中的“市民”个体，自己的本质发生了分裂，作为市民，“在后一种组织中，他是作为一个私人处在国家之外的，这种组织和政治国家本身没有联系。”[2]作为公民，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他要成为真正的公民，要获得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就应该走出自己的市民现实性的范围，摆脱这种现实性，离开这整个的组织而进入自己的个体性。”[2]这样，“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 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2]而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则更把这一对立概括成四种表现形式：一是类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对立。政治社会国家的成员表现为“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二元性”[2]， 类生活就是他的政治生活，这时的“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切人――是有主权的人，是有最高权力的人。”[2]但是作为市民社会的个人， 由于物质生活利已的倾向，他又是一个“失掉自身的人，自我排斥的人，被非人的关系的势力控制的人，一句话，还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2] 二是公人和私人的对立。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发生了“人分为公人和私人的这种二重化”。[2]人在政治社会里是公人， 即关心公共事物或被公共事物左右的人，在市民社会里是私人，即关心个人利益或被利已主义左右的人。三是目的和手段的对立。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宣布自己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的目的是市民社会生活”[2]；但在实践中，市民“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是权利”[2]，政治生活又成为目的。四是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立。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还表现为“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这个冲突”[2]。政治社会注重的是普遍利益，市民社会关心的是私人利益。从以上这些复杂的对立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作为社会中的每个市民个体，在政治社会中是“平等”的（表面上看），并且体现了自己的社会特质，而在市民社会中则不平等，并且丧失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表现个人“平等”和自身本质的政治社会又是抽象的、虚假的，而表现个人不平等和非本质的市民社会则是真实的、现实的。一方面，市民个体作为公人，在政治社会里关心公共事物和普遍利益，而这种政治生活虽是普遍的却又是不真实的，普遍利益对个人来说是虚拟的；另一方面，作为私人，在市民社会里关心个人事物和私人利益，而这种市民生活虽是狭隘的，却又是真实的，个人利益对人来说是实在的。由上述分析，我们可确定资本主义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相分离和对立的基本特征：即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生存是最终目的；活动、劳动、内容等等不过是手段而已。”[2]“实际需要、利已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2]三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分裂，产生了人作为公民和作为私人的矛盾和对立，它是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所能带来的以及所能达到的必然结果，也即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么能否消除以及在怎样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手段，才能消除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公人和私人的分离、矛盾和对立，并进而达到它们两者的统一呢？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2]在这里马克思所指的“人类解放”， 就是分裂为二的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重新合二为一，分裂为二的人（公人和私人）也重新合二为一，这两个合二为一的实质就是消除一个社会中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公人和私人及人的私人存在即个体存在和类存在即社会存在的分离、矛盾和对立，并达到它们的和谐和统一。这一分离和对立的消除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改造，一是对人作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和私人所引发出人自身的利已主义、个人主义倾向的改造。这一改造的根本途径，是消灭财富集中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甚至一无所有的两极分化现象，使每个人都具有保障自己生存、活动，享受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相互联合起来进行集体创造性的活动。二是对由人的集体参与而形成的政治国家（政治社会）的改造，这一改造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消除少数人（资产者）垄断政治并藉此对大多数人（无产者及其它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压迫和统治的情形，并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实现以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真正平等的普选权为基本内容的民主制度，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和集体对大多数人权利的侵蚀、压抑和限制，使人的集体、国家和社会成为维护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联合组织，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能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这两个方面的改造完成，人类社会就能从分裂的社会（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和分裂的个人（公人和私人）中解放出来。由此出发，未来社会即达到“人类解放”的社会中的个人就有了崭新的意义。未来社会中的个人，是摆脱了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等等外部局限和限制而全面、自由发展具有“自由个性”的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这种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人的活动在两个方面达到相当的发展高度，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3] 这两个普遍发展的实现也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是对人“自己的全面本质”的真正占有，这个人所占有的“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绝不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只囿于个人利益的单个人的利已性，也不是以往政治社会中与个人利益无关的甚至对立的、虚拟主权的抽象性，而是个人政治社会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公人和私人、个人和社会和谐统一从而使人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人的社会性本质”扬弃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使人类成为由“世界历史的真正普遍的个人”[2] 所组成的人类，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化的人类”[2]。现在我国正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经济上由单一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实现这一过程的主要手段。这一转向发生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因此它不同于西方国家由封建的自然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是，尽管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在社会性质上不同于西方国家，它同样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功能及其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因为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我们既能通过改革各级党政机关的机制，加强国家（政治社会）自上而下的指导和宏观调控作用，又能通过调整企业及各种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市民社会）的职能，发挥它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并通过对个人的独立自主性的肯定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两方面的统一，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统一，是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正因为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实现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它能够在各方面超越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相关的种种局限性。例如，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下进行的，国家可以通过宏观手段来最大限度地限制和缩小市场竞争中通常必然出现的自发性和破坏性。又如，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仅可以有效而有序地调整政府等国家机构内部的关系，而且也可以调整它们与企业及其它各种社会组织、人民团体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处于既活跃又和谐的状态之中。换言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国家”（“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都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职能，而两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存在的那种分离和对抗却被消除了。当然理论上的可行性分析并不能代替实践中的有效性实施。由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尚短，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及机制正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而远未成熟，尤其是在我们刚刚过去的长期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由于未能认真、科学地研究党政机构及其以外的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群众的性质和作用，正确处理党政机构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致使有时对社会组织及群众放任自流，以至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大民主”等无政府状态，而有时又忽视甚至害怕这些社会组织及其群众的作用，因而许多本来可以而且应当由它们（他们）去完成的事则不得不由党政机构来包揽。因此，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成熟的时期，如何正确面对和消除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留给我们在这方面的“后遗症”，正确处理好各级党政机构（政治社会）和各种社会组织、团体和其群众（市民社会）的关系，并真正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应实现的“小政府、大社会”即“小政治社会、大市民社会”的正确方向迈进，我们确实任重而道远。〔收稿日期〕2000―03―10【责任编辑】哈布尔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1：17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18―44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39―4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M］.8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104―485.[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8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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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3期 vol.23 No.3 1997一类可修非周期 Fork-Join排队网络分析丁连宇 杨德礼摘 要 研究一类排队空间有限且服务台可修的非周期 Fork-Join 排队网络，给出求解稳态概率的直接法和等效法，并计算一些排队指标和可修指标(如稳态队长、服务台的可用度和服务台的失效概率)，最后通过仿真验证其正确性.关键词 排队网络，可靠性，稳态，概率分布.ANALYSIS OF A CLASS OF REPAIRABLE ACYCLICFORK-JOIN QUEUING NETWORKSDING LIANYU YANG DELI(Institute of Systems Engineering,DUT,Dalian 116024)Abstract A class of repairable acyclic fork-join queuing networks(RAFJQN)with finite queuing spaces and repairable service machine is considered.In calculating steady-state probability,both direct method and equivalient method are proposed.In addition,some indices(such as steady-state queuing length,failure probabilities of server and utilizable rates of server)in queueing theory and repairable theoy are obtained.Finally,examples are given by simulation.Key words Queuing network models,reliability,steady states,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1 引言非周期 Fork-Join 排队网络(AFJQN)［1］是一类输入和输出均具有同步性的离散事件运态系统，在计算机领域反映并行过程，在制造系统是装配和拆卸的模型抽象.由于现有文献分析 AFJQN 时采用的方法都假定服务不失效［1―3］，对于服务台可能失效和可修的 AFJQN(RAFJQN)，无论从排队论角度，还是可修理论角度，都是值得研究的.考察图1所示的具有两个并联服务台的 RAFJQN，其中Mj 为服务台；Bj 为存贮器，j=1,2;服务规则为先到先服务；完成的服务总能输出.图1 具有两个服务台的 RAFJQN令λ，αj,βj 和 γj 分别为输入率、服务率、修复率和失效率，j=1,2.进一步假设：(1)空闲服务台不失效；(2)失效服务台等待修复时已服务过的时间有效；(3)服务台修复后，功能完全恢复.本文基于文献［3］的分析框架，借鉴文献［4］在分析单服务台可修系统的思想，有效地解决服务台可修的RAFJQN的性能分析，并给出一些指标的计算方法.2 RAFJQN的稳定条件令 jn 为队列 j 中第 n 个顾客从开始接受服务到服务结束的时间，其中包括为该顾客服务期间内服务台发生失效而进行修理的时间.根据文献［4］可得1/j=Ejn=(βj+rj)/αjβj, j=1,2. (1)因此，可将 jn 理解为“服务”时间.这样图1的RAFJQN就可等效为服务率是j 的 AFJQN.定理1.对于 u 个服务台并联的AFJQN，达到稳定平衡的条件是(2)证明.文献［5］已经证明了通常排队理论中系统达到稳态平衡的条件，即输入率严格小于所有的服务率对AFJQN同样成立.由于RAFJQN可等效成AFJQN，根据(1)式可知(2)式是RAFJQN的稳定条件.3 RAFJQN的分析设系统状态空间为｛(i,j,k):0≤i≤N+1,0≤j≤M+1,0≤k≤2｝.其中 i,j 分别为两列队长(即排队等待和正在接受服务的任务总和)；k 为故障标志，k=0 表示系统正常，k=j 表示服务台 j 故障，j=1,2;N,M 为存贮容量；t 时刻系统处于(i,j,k)状态的概率为 Pijk(t).根据图2的状态转移图，可建立如下平衡方程：图2 RAFJQN的状态转移图εPi,j,o=α1Pi+1,j,o+α2Pi,j+1,o+λPi-1,j-1,o+β1Pi,j,1+β2Pi,j,2,0≤i≤N,0≤j≤M; (3)εPN+1,j,o=α2PN+1,j+1,o+λPN,j-1,o+β1PN+1,j,1+β2PN+1,j,2, 0≤j≤M; (4)εPi,M+1,o=α1Pi+1,M+1,o+λPi-1,M,o+β1Pi,M+1,1+β2Pi,M+1,2, 0≤i≤N; (5)ζPi,j,1=α2Pi,j+1,1+λPi-1,j-1,1+γ1Pi,j,o, 0≤i≤N+1,0≤j≤M; (6)ζPi,M+1,1=λPi-1,M,1+γ1Pi,M+1,o, 0≤i≤N+1; (7)ηPi,j,2=α′Pi+1,j,2+λPi-1,j-1,2+γ2Pi,j,0, 0≤i≤N, 0≤j≤M+1; (8)ηPN+1,j,2=λPn,j-1,2+γ2PN+1,j,o, 0≤j≤M+1; (9)(10)其中 ε=λ+α1+α2+γ1+γ2,ζ=λ＋α2＋β′,η=λ+α′+β2,且有α1Po,j,o=0,α1Po,j,2=0, α2Pi,o,o=0,α2Pi,o,1=0,λPN+1,j,k=0.下面采用分块矩阵求解，令Ωj=［Po.j.o,P1.j.o,…,PN+1.j.o］T,Φj=［Po.j.1,P1.j.1,…,PN+1.j.1］T,Ψj=［Po.j.2,P1.j.2,…,PN+1.j.2］T,Ω=［Ωo,Ω1,…,ΩM+1］T,Φ=［Φ0,Φ1,…,ΦM+1］T,Ψ=［Ψ0,Ψ1,…,ΨM+1T,H=［0,0,…,0，1］T(q-1)×1,这里 i=1,2,3;v=N+2;q=v(M+2);a1=ε/α2;a2=ξ/α2;a3=η/α2;b1=b2=b3=-λ/α2;c1=c3=-α′/α； c2=0;d1=-β′/α2;d2=-γ′/α2;d3=-γ2/α2;e1=-β2/α2.另有于是将(3)―(10)式写成如下矩阵形式：若令 W=R1-M1R-12M2-N1R-13M3,则有Ω=W-1H,Φ=-R-12M2W-1H,Ψ=-R-13M3W-1H.至此解得稳态概率分布｛Pijk｝，称此方法为直接法.为降低状态维数，克服计算量大的不足，可通过(1)式将RAFJQN等效成AFJQN.令系统状态空间为｛(i,j):0≤i≤N+1,0≤j≤M+1｝,则有(11)(12)(13)(14)这里 根据(11)―(14)式及直接法的求解过程易得｛ij｝，称此方法为等效法.可见等效法的状态维数是直接法三分之一.定理2.令队列 j 的稳态队长为 Lj，服务台 j 的稳态失效概率和稳态可用度分别为 Pjf 和Piu(j=1,2)，则有如下排队指标和可修指标(15)(16)P1u=1-P1f, P2u=1-P2f. (17)证明.由于,所以(15)式成立.根据失效概率和可用度的定义易得(16)和(17)式.4 实例N=M=2,(α1,α2,β1,β2,γ1,γ2)=(1.0，1.25，0.5，0.5，0.05，0.05)，由(1)式得′=0.909，2=1.36.计算结果见表1和表2，显然直接法与等效法在稳态队长的求解中相对误差小于 1%.表1 直接法λ=0.2λ=0.4λ=0.6λ=0.8E［L1］E［L2］1.9127031.7615341.9898271.8414912.0682671.9235872.1450002.004980P1fP2f0.0479790.0546550.0448540.0503840.0414790.0459060.0380680.041539P1uP2u0.9520210.9453450.9551460.9496160.9585210.9540940.9619320.958461表2 等效法λ=0.2λ=0.4λ=0.6λ=0.8E［1］E［2］1.9164931.7551621.9961611.8395562.0785241.9277902.1597982.0159165 结束语实例验证表明，本文所研究的RAFJQN是有效的.相信对其进一步地研究，将会推动通讯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柔性制造系统(FMS)和并行处理的广泛应用.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系统工程所 大连 116024参考文献［1］Baccelli F.Acyclic Fork-Join queuing networks.J.ACM,1989,36(3):615-642.［2］Zhang Z S.Analytical results for waiting time and system size distributions in two parallel queuing systems.SIAM J.Appl.Math.,1990,50(4):1176-1193［3］徐学雷，郑大钟.一类 Fork-Join 排队系统的分析.控制理论与应用，1994，11(3)：361-365［4］曹晋华，程侃.服务台可修的 M/G/1 排队系统分析.应用数学学报，1982，5(2)：113-127［5］Konstantopoulos P,Walrand J.Stationary and stability of Fork-Join networks. J.Appl.Prob.,1989,26:604-614.收稿日期 199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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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7年 第23卷 第5期 Vol.23 No.5 1997一类新的知识型指纹图像非线性滤波方法倪 林 边肇祺 王文渊摘 要 给出了基于小波变换的多尺度边缘表示方法及其对一般的图像信号表示的完备性和相应重建算法的稳定性，然后在小波变换的多尺度极大值表示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在尺度空间中基于多种知识的指纹图像非线性滤波方法.实验表明，这类滤波方法具有很强的自适应性，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关键词 小波变换，多尺度边缘表示，多尺度极大值表示，指纹图像，非线性滤波.A NOVEL KNOWLEDGE BASED NON-LINEAR FILTERINGMETHOD FOR FINGERPRINT IMAGESNI LIN BIAN ZHAOQI WANG WENYUAN(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Tsinghua Univ, Beijing 10008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described the multiscale edge representation of images in the wavelet transform domain, and also discussed the representations completeness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corresponding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Then using the multiscale maxima representation based on the wavelet transform, we proposed for fingerprint images a non-linear filtering method which was constrained by several kinds of knowledge in the scale spac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filtering method has more adaptive performance and can obtain satisfactory results.Key words Wavelet transform, multiscale edge representation, multiscale maxima representation, alternate projection algorithm, non-linear filtering1 引言S.Mallat［1］利用二进小波变换域的多尺度极大值(Multiscale Maxima)表示方法(MMR)实现了图像的多尺度边缘表示，这种表示方法将二维图像内容f(x,y)在三维尺度空间Wf(s,x,y)中展开，得到原始图像在不同尺度下的内容，从而提供更多的关于原始图像的信息，可以想见，基于这些信息形成的图像处理方法会具有更强的针对性.要实现尺度空间中的图像处理方法，首先会遇到MMR的完备性问题，以及基于上述表示方法的交替投影重建算法的稳定性问题，其次要找到关于MMR与原始图像局部内容的对应关系的知识，从而使图像处理方法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有效性.本文通过介绍S.Mallat［1-2］和Z.Berman［3］等人的工作，说明MMR对一般的图像都具有唯一性，而相应的重建算法又能表现出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利用指纹图像的相关知识，提出在多种知识约束下的，基于多尺度极大值表示的指纹图像非线性滤波方法.2 基于小波变换的图像多尺度边缘表示2.1 多尺度边缘表示的实现以下先考虑一维情况，再将结果推广到二维情况，定义平滑函数θ(x)，它必须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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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022 【原文出处】上海文学 【原刊期号】199511 【原刊页号】62-73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 作 者 】南帆 【复印期号】199601 【 标 题 】个案与历史氛围――真、现实主义、所指 【 正 文 】 一迄今为止，“现代”仍然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字眼。无论是人格、艺术还是工业产值、国防力量，“现代”都代表了一批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当然，从古典、传统进入现代，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转移。历史学家认为，19世纪的中国开启了现代历史阶段，〔1 〕农业文明的尾声与工业文明的曙光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交接。在文化维面上，五四时期是一个有声有色的高潮。从此以后，历史颠颠簸簸同时又不容置疑地越过了那一块古老的界碑。尽管“现代”只能是后人的命名，可是，人们显然已经在当时察觉到，一种激动人心的语境正出现在地平线上。世界范围内，“现代”的来临是一个综合性的巨大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派生出来的文化反应并不一致。围绕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种种思想如同圆心周围的波纹四向扩散。除了肯定、赞颂、倡导，人们还可以看到抵抗和否定“现代化”――这也就是艾恺所说的“文化守成主义”。这显示了现代历史的全部复杂性。殴文・豪说过，现代不像“当代”那样是一种年代编号，现代意味了一种历史性的“情趣和风格”。概括地说，现代包含了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群体化诸多部分。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西方许多现代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却在这样的时代察觉到巨大的危机，不安甚至阴郁成为他们的主要情绪。显然，这种复杂的悖反并未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明显上风。胡适、陈独秀以及其他著名的五四人物发出一系列乐观而又激烈的呐喊，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成为进入现代的理论动力。这一切汇成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不难看出，多数五四人物对于现代社会的特征――例如科学与民主――充满了信任与好感，这不啻提醒人们考虑，中国版的现代文化具有本土涵义。解读这种涵义不仅是一种历史回溯，同时还包含了当今文化性质的判断――人们很可能看到，这样的涵义仍然顽强地通过当今纷繁的文化景观体现出来。作为这种解读的一个个案分析，我想考察现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转折――“真”的理论范畴如何确立，现代文化赋予这个理论范畴何种命运。“真”为什么会得到单独的呈现和聚焦？它的内涵为何被规范？它在文学批评之中派生出哪些亚代码？它所遭遇的理论难题被引向了什么样的前提？分析表明，现代文化的范式集中地投聚到了这个理论范畴之上，使之成为一个典型的标本。于是，“真”的个案分析可能显示额外的内容，从而扩大为文化范式的分析。熟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知道，古代批评家的言论之中很早出现了“真”的概念。尽管如此，“真”并未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核心范畴。“真”并没有“道”、“气”、“境界”、“神韵”这些范畴的显赫位置，它无法像这些范畴一样组织和统筹一系列次级的理论命题；“真”仅仅和“形神”、“妙语”、“立意布局”、“虚实奇正”这些概念相提并论，成为某个局部或者某个层面的特征概括。另一方面，在古代批评家那里，“真”远远不止是摹写器物的标准；“真”的涵义是多方面的。这个理论范畴既有“修辞立其诚”、“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认识，也有“真诗知民间”、“真心”即“童心”的论断。如果用陈绎曾在《诗谱》里面的话说，“真”包含了“情真，景真，志真，意真”。当然，在更多的时候，古代批评家强调的是言说主体的“诚”，并且将“诚”等同于“真”。《庄子・渔父》说：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显然，这与古代文学批评的“诗言志”和“诗缘情”互为表里，并且经过人物品藻传统的中介而成为一种艺术人格的理想象征。古代批评家看来，这个意义上的“真”不仅是个性的保证，同时还天然地解决了语言的工拙。所以，袁宏道指出：“大抵物真而贵，真则我面不能与君面同，而况古人之面貌乎？”〔2 〕而沈德潜从另一方面许诺说：“情真，语不雕琢而自工。”〔3 〕古代批评家并未将摹写之“真”当成文学的首要原则，他们多半在评点某些叙事作品――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摹写技巧时方才谈到这一点。“真”的理论范畴所包含的主客体关系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很大兴趣。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同样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断裂与再生。经过一系列剧烈波动，“真”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轴心。一批理论命题和阐释代码围绕着这个范畴分布就绪。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这样一些重要概念到环境描写、动作描写的具体技巧，“真”成为一切方面的最终依据。“真”的至高威望到了这样的程度：不同的批评学派都为他们心目中的“真”反复辩解，可是，很少人愿意申张文学的想像权利从而越过甚至否弃“真”的意义。无论是五十年代的“中间人物”，六十年代的“三突出”还是七、八十年代重新清算“瞒和骗”的文学，批评家时时都在以“真”的名义发言。“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这样的反诘从来不会过时。“真”拥有了超常的光芒之后，“神韵”、“境界”、“气”、“风骨”、“气象”这一套术语不得不退到批评家的理论视域之外，偃旗息鼓。当然，文学批评史上的断裂不可能边缘整齐，线索清晰，一切概念范畴的改头换面都在某一天之内完成。“真”的现代涵义无宁说是在现代语境之中逐步成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轫期，“真”时常继续被视为“诚”的延续。胡适提出《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废除个性的束缚和桎梏仍是一个基本的主题。今天，人们可以从胡适著名的“八项主张”之中看出，他所努力倡导的不过是恢复中国文学之中畅言心志的传统。尽管胡适在解释“言之有物”的时候否弃了“文以载道”，可是，他还是将“物”定义为“情感”与“思想”的结合。这显然是“诗缘情”或者“诗言志”一脉相承的继续――胡适在说明“情感”的时候不惮援引《毛诗序》的言辞。稍后，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表示了相近的思想：“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至少在这里，“真”的指向并未脱离话语主体，这个概念不过是撕裂“止乎礼义”、“温柔敦厚”这些古典戒条。将个性申张作为“真”的寄寓和实现，这条线索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从郭沫若、郁达夫到徐志摩，莫非如此。对于文学读本，话语主体始终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范畴。即使在后现代主义式的主体解构那里，话语主体的存在仍然被当作一个展开理论的反向前提。于是，这就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真”在何种语境之中转向了相对于主体的客观――通俗地说，也就是转向了“现实”？什么原因致使话语主体这个概念逐渐稀薄、淡隐，终于蒸发消没在“生活”、“世界”、“现实”、“社会”、“历史”――“真”所派生的种种亚代码――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真”的现代涵义显然依托于“写实文学”的兴起。“写实文学”的语义表明了“真”的指向改变。如果仅仅把写实文学看作文学的一个类型，人们必将难以解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种种潮汐。追溯写实文学这个概念的历史可以知道，文学周围的种种因素汇集到这个概念之上，共同将这个概念推举为文学的盟主。换言之，写实文学仅仅表明了某种文学类型的话语成规，然而，这种文学类型的位置演变却是现代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曾经按照进化论的逻辑看待文学：“吾国文艺术，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给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4〕在这里， “写实”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类型的选择，“写实”同时代表了历史进步势力对于腐朽文化的冲击。在《文学革命论》之中，陈独秀明目张胆地将写实文学的意义确定在政治层面上。众所周知，他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中“写实”作为“文学”前面的修饰语与“国民”、“社会”并驾齐驱，这显示了这个概念在陈独秀心目中的份量。的确，陈独秀毫不讳言文学上“三大主义”的政治目的：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坚持写实主义不再是文学内部事务，不再是个人的风格选择或者叙事类文体的内在规范。当写实主义与“为人生”的口号结合起来时，否认写实主义势必成为推卸社会责任的同义语；当写实主义成为抗拒形形色色颓废主义的旗帜时，放弃写实主义无异于投向资产阶级的怀抱；当写实主义被当成唯物主义或者科学的标本时，脱离写实主义就是认可种种可疑的唯心主义哲学阵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理论运作，写实主义――后来易名为现实主义――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重要概念。它终于从一种文学类型转变为一种进步文化、正确世界观和先进阶级的标记。这使现实主义具有了异常的号召力乃至威慑力。如果说，文学研究会的不少作家自愿地割弃既有的文学主张，皈依于现实主义的麾下，那么，50年代以后的作家更多是带着敬畏之情膜拜这个概念。这时，“反现实主义”已经是作家难以承受的恶谥。不难发现，这种理论运作逐一放逐了话语主体背后的一套概念，诸如个性、风格、文气、性情、格调、感伤、感觉、激情等等；同时，“真”的指向扭转了，现实主义的一个本义即是维妙维肖地再现客观真实。作为一个重要的征兆，“镜子”的比喻在文学批评之中得到了大量推广。“镜子”是现实主义所赢得的一个美称。许多批评家作出了类似的断言；文学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的确，逼真地映照出外部世界，还有什么比镜子更让批评家满意呢？可是，必须遗憾地指出，现代文学批评远未能对“真”的理论范畴作出充分阐述。“真”将涉及认识论、符号学、心理学诸多领域之间复杂的理论缠绕，然而，在多数批评家那里，“真”仅仅是个人经验的验证。盛行阶级分析的时代，一些批评家提出，人们心目中的真实来自所属阶级意识形态的塑造，各阶级共同认可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套用鲁迅的比喻说，拾煤渣老太婆与煤油大王所见到的真实截然不同。不可否认，这种论点包含了深刻的思想。然而，阶级斗争工具论和残酷迫害的气氛只能让这些思想窒息于庸俗的理解之中。如果重温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摹仿论”，人们可以发现，多数批评家并未在这个问题上走出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他们甚至无法保持必要的理论水准，参与“摹仿论”对于“真”这个范畴的具体分析，例如诗的真实与历史真实或哲学真实，虚构与真实，真、善、美的相互关系，真实感的产生，如此等等。在另一方面，“真”的崇拜同时使许多批评家看不到中国古典诗学之中众多饶有趣味的命题。中国古代批评家对于客体之“真”保持了一种暖昧的态度。他们曾经提到“江山之助”，“工夫在诗外”，“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而且众多小说均以信实如史的“史传”模式为楷模，可是，更多的时候，他们又将超越经验的真实当成一种至高的艺术境界。形神之论无疑包含了对于“真”的某种挑战。超以象外，离形得似是许多批评家津津乐道的辩证法。苏轼甚至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读必此诗，定知非诗人”。〔5 〕中国古代批评家并没有将形而下的器物之真当成文学的命脉，客体之真不过是一种描写的分寸，所谓“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夸过其理，名实两乖”。〔6 〕倘若意到境成，诗人可以无视日常经验而自出机杼――例如王维的“雪中芭蕉”不问四季，张继的《枫桥夜泊》无所谓寒山寺三更是不是敲钟的时候。另一些批评家甚至站在文学的立场上提出了“真”的悖论。贺贻孙说过：“凡天下之事，假难而真易，真属天机，何因人力，以人力而夺天机，是岂容易能之乎？”〔7 〕慢亭过客借《西游记》表示：“是知天下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8 〕现代文学批评所以绕开了这批命题，这可以追溯到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现代文学批评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决裂的姿态，批评家不愿在理论上过多地垂询传统文化；其次，这批命题更像文学内部精致的玩味斟酌；如果这种玩味斟酌无法与救国救民衔接起来，当时的气氛很难给予慷慨的接纳。但是，假如现代文学批评不加节制地扩大“写实”的意义，不惜将文学之外的超额使命赋予“真”的理论范畴，那么，文学可能遭受压抑。人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作家的想象力似乎开始衰退。经验世界拘住了他们的心智，他们的故事只能贴着地面爬行。“精鹜八极”或者“心游万仞”的气质在文学之中消失了。事实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引致的强烈震撼恰恰从反面表明，中国文学从神话那里所继承的想象资源已消耗殆尽。另一方面，现代文学批评谈论“真”的时候遗忘了语言层面，遗忘了语言的结构、层次、组合、间离以及隐含其间的意识形态。一旦“真”成为一种理论神话，批评家将对语言所制造的矛盾、压抑、呈现视而不见。这样，人们就会将文学之中种种人为的安排信奉为无可非议的真实。当然，现代文学批评表现于“真”这个理论范畴上的幼稚并不意味着，人们有理由草率地将这个问题一笔带过。相反，追溯这种状况的成因是意味深长的。它将促使人们考察现代历史的语境结构、知识背景以及理论演变，并且最终决定这方面的结论：生产这种理论的环境已经一去不返，抑或仍旧潜在地支配着今天？二即使在今天，人们仍然对五四时期如火如荼的紧张气氛感到惊异。许多激烈的辩论抛开了耐心缜密和深思熟虑的学术风格，辩论的主角往往摆出了“打死战”的架势。胡适判断二千年的文学“都是死的”，鲁迅认为不该读中国书，钱玄同厉声喝斥“桐城谬种”，并且主张干脆“废灭汉文”。倡导白话文的时候，陈独秀甚至专横独断，不允许对方发言。他在《答胡适之》的信中悍然宣称：“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的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显而易见，这一切无不体现出一种学术所难以解释的峻急。的确，这些著名的五四人物并不是书生气十足地将上述问题拘束在学术范畴之内。例如，钱玄同断然认定，废除汉文的意义是为了“使中国不亡”、“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这是他们普遍坚持的理论立场。后继的文学批评又表明，现实主义的理论同样在类似的气氛之中展开，一步一步地逸出文学上升到惊人的高度，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仅仅用文学的眼光显然已经不够了。八十年代以后，不少作家曾经在各个场合提出，没有必要将文学问题无限夸张，使之成为政治话语的一部分。作家感到不堪重负。多少次政治运动无不以文学作为首当其冲的突破口。作家迫切地产生了逃离政治的愿望――无论是政治的褒扬还是政治的贬斥。让文学归文学，这是许多作家的共同呼吁。然而，作家的愿望不可能轻易扭转历史惯性――这个惯性后面积累了五四以来难以抗拒的文化冲动。林毓生不止一次地将这种文化冲动形容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解释说，这是五四精神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反之则非是。反传统知识分子或明或暗地假定：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而所谓最根本的变迁，是指这种变迁是其他变迁的泉源。〔9〕林毓生将这种因素的源头追溯到了儒家思想。在他看来，这是用传统的思想模式反叛传统的一个例证。显然，这种文化冲动同时凝聚了五四人物的社会责任和思想水准。林毓生指出，这种思想模式导致文化化约主义的流行。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认为，一切文化事件都将化约在社会系统之中，思想、信仰、美学必须立即投射为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在这个意义上，个性伸张必须汇入民族大业，启蒙必须服从救亡，文学问题同样不可能单列出来，成为世外桃源。于是，赞成现实主义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个人爱好，它的最终意义仍然指向了江山社稷的生死存亡。除了这样的文化冲动，当时语境之中的另一个常见成份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在蔡元培撰写《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之中，西方文化成了中国文化史参照的先进模式。蔡元培将先秦文化比拟为希腊罗马文化，将五四新文学运动比拟为欧洲文艺复兴，这种描述无意地体现出一种文化归附心理。即使在最后的祈愿之中，蔡元培所召唤的仍然是“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这种文化归附心理不难解释人们的现实主义崇拜。按照陈思和的考察，在瞿秋白翻译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等人的信之前，中国文学批评对于现实主义理论不甚了然。〔10〕在胡适、陈独秀以及周作人的心目中，写实文学仅仅是一个模糊的影象。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于现实主义先验的热情。他们毅然挥去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无视中国古代批评家对于“真”的种种潜心考究，坚决地转向一个涵义不明的外来术语，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归附心理的支配。《中国现代化史》一书曾经介绍“早发内生型”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两种类别。显而易见，中国属于后一种类别，这种类别现代化“最初的诱因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具体地说，“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因素。”〔11〕西方文化的船坚炮利惊破了封建王朝的美梦，这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方面，知识分子不懈地寻找物质支柱和精神支柱，力图抗拒西方文化的强权入侵，另一方面，五四以来的一批知识分子终于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强大。他们开始由衷地钦佩西方文化，将西方文化尊为楷模，甚至不惜公开摹仿。这样，民族自强的企图巧妙地成为文化归附心理和首要依据。许多时候，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并未公开承认，中国新文化必须亦步亦趋地尾随西方文化，他们在中国新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设立了一个中介：进化论。摹仿并不是归顺对方，而是服从一个更高的进化规律。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将欧洲文学之中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解释成为一个进化过程；因此，中国文学仿效西方的现实主义，这显然是历史进化的必然要求；周作人则是将日本小说的成功归因为“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通过”，中国小说的差距在于跟不上进化过程，“不肯模仿不会模仿。”〔12〕当然，这仅仅是进化论参预问题解释的一个小小例证。事实上，进化论在五四时期的语境之中是一个强大的知识背景。众多著名的五．四人物都曾经是进化论的信徒。这使进化论在当时成了最为活跃的思想之一。不言而喻，进化论的巨大功用体现为反叛传统。诚如林毓生所言，进化论在当时成了求“变”的意识形态，尽管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在众多方面产生理论困难，但是，它却投合了五四时期的激进情绪而得到了广泛的垂青；或者应该说，恰是激进情绪按照自己的意图解读了进化论的基本思想，某种程度上，进化论乃是激进情绪的一个理论代理。人们不难看出，激进情绪乃是五四时期一注潜在的涌流。激进情绪解释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基本的心理状态。数千年的积重难返终于酿成了一种巨大的心理反扑力。激进情绪并不是一种涵义明确的主张或者思想，它更像一种态度，一种倾向，这种态度或者倾向甚至可以贯注在一些相距甚远的理论体系之中。余英时为激进找到了一个动态的参照：“……一般说是相对于现状，最简单地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要打破现状的人，我们常把他放在激进的一方面。要维持现状的人，我们把它放在保守的一方面。”尽管激进情绪未曾出示几条固定的口号纲领，但它成了一种强大的历史无意识，暗中左右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发言。余英时曾经用“激进”与“保守”的对抗模式分析中国史、现代思想史。他不仅描述了“保守”势力的节节败退――“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同时，他还解释了激进的来源：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我们发现政治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现状。所以保守主义很难说话。……在没有现状值得维持的情况下，就只有另外一股力量，就是激进的力量拚命发展。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并不是像西方般有一个基本系统在那里，有些人要保守它多少，有的人要改变它多少。不是这样一个问题，而是中国在现实上找不到一个体制系统，可以使大家安定下来。中国有一种特殊的现状，就是保守与激进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坐标，因此双方就永远不能有真正的对话。〔13〕有趣的是，甚至连“科学”也某种程度地成了激进情绪的载体。当时的“赛先生”是五四精神的一面旗帜。科学不仅是一套物理、化学的专业术语，一套精确不移的公式和实验器材；科学同时还是一种号召，一种信仰，一种意识形态。这清楚地在20年代的科玄论战之中表现出来。虽然“玄学派”所提出的许多观点远为深刻，但论战的结果却是以“科学派”占据上风而告终。李泽厚说明了“科学派”取胜的历史气氛：“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符合向往未来、追求进步的人们的要求，承认身、心、社会、国家、历史均可有可确定可预测的决定论和因果律，从而可以反省过去，预想未来，这种科学主义的精神、态度、方法，更适合于当时中国年轻人的选择”。〔14〕这种气氛也将理所当然地进入现代文学批评，为“真”的理论范畴找到一个恰如其份的保护伞。人们还记得，茅盾一度大量倡导自然主义。《小说月报》曾经围绕自然主义发表了一批文章。自然主义声名狼藉之后，茅盾解释过当初热衷于自然主义的原因：他混淆了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显然，茅盾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将自然主义作为“真”的范本。除了每件事实地观察之外，自然主义的魅力还在于它的“科学”面目。茅盾赞赏地说：“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系……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15〕在这里，“真”、科学、进化论终于汇成一炉。对于许多人说来，不论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文化冲动、西方文化中心论还是进化论、激进情绪、科学精神，这些均为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耳熟能详的特征。我无意引述更多的证据描述每一个特征――我仅仅想指出，这些特征的综合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语境之中的主导声势，并且作为现代文化范式的结构产生作用。这样的语境潜在地规约了“真”这个理论范畴的提出、确立、演变、规约了批评家论证“真”的理论轨迹。人们可以说，每一种洞见的出现必须依赖一个或者一批富有天才的人物，同时，人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物只能活动在历史语境给定的种种预设之内，他们的视域和辩识力无法超出预设的框架。这些著名的五四人物所流露的类似思想让人意识到，他们置身于一个共同的结构――一个现代语境。如今，在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合奏之中，上述语境是否依然？这将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判断。不过，作出判断之前，人们可以察觉到曾经有过的一个变动：“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文化冲动曾经急剧扩张，并且与激进情绪结合成一种强大的统治性政治话语。这个变动同样将“真”的理论范畴导入一段硝烟四起的历史。三一旦不是将个人的感官经验作为最后确证，“真”的问题就会显得意外的复杂。主体与客体之间所有的关系层面都将参预“真”的确定。这必定导致“真”的歧解。“盲人摸象”的古老寓言早已预示了这种歧解。可以看到，人们曾经为“真”设立过诸多不同的座标体系。从传统的认识论到分析哲学，从发生认识的心理到文化类型分析，“真”分别在这些坐标体系之中得到不同的描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批评将“真”的问题导入政治话语，政治坐标成为“真”的确定依据。不难发现，这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模式发展出的逻辑结果。救亡任务和战争环境所形成的紧张气氛投聚到文化方面，文学被幻想成改天换地的器具――无论正面还是反面。文学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于是，它在批评家的想象中成为各个阶级共同争夺的对象。这样，文学必定是阶级斗争的主战场之一，所有的文学流派都将按照不同阶级划分出的槽模显形，它代表着不同的阶级互相搏斗，为本阶级发言。即使在一些自然山水或者人间亲情的作品里面，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隐蔽地操纵着作家，使之不知不觉地表现出他们的阶级成份。无论是将文学看成革命机器之中的螺丝钉，还是怀疑作家利用小说反党，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一个共同的认定：文学负有重要的政治使命，多数时候，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这种激烈的声调之中，科学、进化论和西方文化中心都将因为找不到位置而退出舞台。“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模式终于将文学送入了政治话语系统。如前所述，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保・恩斯特和敏・考茨基的信曾经对现实主义理论作过重要阐述。瞿秋白根据苏联《文学遗产》所提供的材料，将恩格斯的论述译介到中国，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重要指导。可以肯定，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理论交流，上述交流包含着浓重的政治意味。当时，恩格斯已是最为重要的革命导师之一，他的文学理论将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文学指示；同时，左翼作家将苏联看成革命圣地，因此，来自苏联的声音享有莫大的政治威望。这些附加因素无形地将现实主义嵌入政治话语。“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口号的出现明确了这一点。这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不是文学内部一个单纯的流派，它无宁是社会主义作家的组织纲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入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30年代初期，周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之中介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已经看到：“这个新的提倡是和苏联作家同盟的结成有密切关联的”；这个口号是作为清算“拉普”的一个有力武器。如同这个口号的政治意义一样，文学之中的真实与否同样具有了阶级根源。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跳跃。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认为，诗起源于人的摹仿本能；从生理本能的解释转为阶级本能的解释，这是历史气氛指定的必然。这样的理论线索在茅盾的《夜读偶记》里面得到了发扬光大。在他看来，“由于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本能及其斗争的性质规定了它对于文艺的要求和任务，因而它的这种文艺就其内容来说是人民性的，真实性的，就其形式来说是群众性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产生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另一方面，“和被剥削阶级和现实主义站在相反的地位的，是剥削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剥削地位、剥削制度而制作的文艺；这些文艺歌颂剥削阶级的恩德，宣扬剥削阶级的神武，把剥削阶级描写成宿命的不可变革的永恒的制度。这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里，文学类型的差异急剧上升为阶级的较量，政治话语强有力地掐断了现实主义问题上异己意见的表达。最后的合围终于完成：“在阶级社会内，文学的历史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现实主义获得了如此的政治高度，真实与否的判断立即显得严峻起来。何为真实？判断一个故事、一个场面是否真实的最后依据是什么？政治话语重新在这里展开了角逐。人们认定，“真”具有无可非议的说服力，于是，“真”的解释和判断就会成为一个阶级不可出让的权利。这迫使现实主义理论不得不在这方面大作文章――这是现实主义理论之中最为复杂同时也最为薄弱的一面。当初，瞿秋白在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理论时已经意识到，不能将“真”或者“现实”看作政治之外的超然存在：“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同样是有政治的立场的――不管作家自己是否有意地表现这种立场；因此，如果把‘有倾向的’解释为‘有政治立场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不但不反对这种‘倾向’，而且非常之鼓励文学上的革命倾向”。〔16〕此后，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之中的修饰界定――“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提出的“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人们都可以体察到政治话语对于“真”的规范。批评家不时察觉，某些经验到的故事和场景无法吻合特定的政治话语，这是一种危险的脱节，通常，批评家通过政治话语的描述矫正现实的偏离，从而使后者统一到前者之上，他们并不担心这种矫正可能损害真实。批评家自信地认为，他们拥有最为先进阶级的眼光，这种眼光可以透过历史表象，指明历史未来。如果政治话语的判断遭受怀疑，它就会以必要的铁腕进行辅助。60年代初，周扬在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之中说过：“……我们却不是‘为真实而真实’论者。在阶级社会中，文艺家总是带着一定阶级的倾向来观察和描写现实的，而只有站在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才能最深刻地认识和反映时代的真实。人民的作家选择和描写什么题材，首先就要考虑是否与人民有益。真实性和革命的倾向性，在我们是统一的。”也许，人们对于这样的观点已不再惊奇，但论述之中的人称“我们”是个强烈的修辞。事实证明，如果谁无视这样的修辞而贸然站到“我们”圈子之外，他将从文学引渡到政治领域，承担政敌的罪名。于是，这样的语境终于使“现实主义”和“真”成为文学理论之中特殊的政治语汇。四80年代后期，“所指”这个概念开始在中国文学批评之中露面的时候，“真”的理论范畴再度遇到一个深刻的转折。文学批评对于陌生术语的过份热衷一度遭到了多方面的讥诮。很多时候，嘲笑者与被嘲笑者都未曾看到这些术语所隐藏的语言塑造力。的确，一些批评家仅仅在猎奇的意义上招受种种术语，毫不心虚地将“文本”、“无意识”、“代码”、“二项对立”这一类术语点缀在反映论或者表现论的老生常谈之中。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陌生术语同时引入了它们所属的理论体系，后者的框架将挤垮批评家既有的运思习惯。譬如，如果将“文本”看作“作品”这一概念的新颖代号，宣布某某文本“反映”了客观现实，这就将带来种种似是而非的混淆。也许，某些新旧术语指涉同一个对象，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改名游戏――这是将同一个对象导入不同的阐释视野。同一个人可以穿上不同的制服，这将表明这个人社会身份的改变；他将服从这些制服后面不同权力机构的调遣，例如军队、警察、消防队或者海关官员。批评家将“所指”作为以往“客观真实”的代替，这是对“真”的涵义作出了相当彻底的颠覆。“所指”的出现意味了一个大规模的理论行动，从索绪尔到德里达所代表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全部到场。“真”的传统认识论遭到了强烈的排挤，传统认识论的基本术语――例如，主体，客体――以及“真”在文学批评中派生出的一系列亚代码黯然失色。笛卡儿以来认识论的中心位置遭到了“语言转向”的强大挑战。作为“语言转向”的重要一翼，结构主义以及后来的解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之中称雄一时，语言批评成为批评家的新式法宝。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抛弃了再现现实的基本观念，它们将语言作为一个自足自律的共时系统，纵组合与横组合两轴经天纬地，所有的文学问题都变成了语言问题，尔后在这两轴上分别找到自己的位置。许多批评家喜欢将眼前的作品称之为“文本”。这仿佛是一个申明：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一个语词的编织体，关心语词如何在写作之中互相组合、配置、修饰、瓦解――批评家慷慨地割弃了文本之外的现实社会。当然，这并不是说批评家的全部职责不过是玩弄几个没有内容的语词，而是说批评家心目中的“内容”变了。文本的“内容”不是指向外部世界――指向大观园的遗址或者阿Ｑ的人物原型，相反，文本的“内容”仅仅在语言内部――批评家从索绪尔的理论之中调出一个术语给予描述：所指。所指是和能指相称的一个术语。通俗地说，能指即是一个语词的音响和形象，所指即是一个语词的概念涵义。一个语词的能指与所指是任意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语词所指表明的概念涵义所以如此，这取决于整个语言系统的结构，而不是取决于语言系统之外的现实社会。恰是在这里，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与主客体关系意义上的“真”分道扬镳了。前者所谈论的仅仅是语言内部的事件，客体真实的一套指标被冷漠地弃置不顾。在他们那里，语言即是客体。不可否认，读者同样能够在文本之中得到“真”的体验。但是，这并非文学摹仿了现实，而是文学吻合了读者的期待。因此，文学之中并未出现传统意义上所指认的真实，巴特将这种状况称之为“真实效果”。换一句话说，真实与否的裁决不是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相互衡量，而是语言与读者期待之间的相互衡量。解构主义批评强调了文本的多义。批评家否决了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他们倡导更为自由、更为开放的阅读。这对于传统的“真”又是致命一击。解构主义批评家在文本之中的自由嬉戏。由于他们的智力与才华，文本的种种意义纷至沓来。这个时候，令人可怜的“真”应该投靠在哪一种意义之上呢？“真”的理论范畴所出现的转折终将让人们意识到，谈论这个问题的语境开始转换。语境转换可能改变人们提问、思考和论证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甚至改变整个问题的价值，将问题转移到另一个维面上去。上述迹象表明，真已经不是文学批评的目标，批评家的精力无宁说转向了语言平面的“可理解性”，转向了“可理解性”内部所包含的矛盾、分裂、消解。历史的魅力让位于历史叙事的魅力。“真”的理论范畴出现了某种衰竭。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批评家的智慧，而不是辩识真相的激情。从“真”的谈论到“所指”的谈论，这个事实后面包含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至后现代主义的巨大理论跨度。中国文学接受了“所指”的时候，这样的理论跨度又将形成何种程度的冲击？人们记得，在“所指”及其配套术语大量涌入的同时，科学的神话悄悄破灭了。如今没有人继续将科学视为“奇技淫巧”，但是，人们同样意识到，科学的有效范围并非无限。作为一套知识体系，科学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无坚不摧。许多人不再对科学表示盲目的迷信，尤其是在人的精神方面。另一方面，人们曾经幻想，科学所昭示的“真”无可非议，但是，不确定原理、波粒二象性和人择原理俱已表明“真”在科学内部的浮游不定。“所指”及其配套术语的出现暗示了这样的前景：通过语言结构的描述考察一个“对人存在”的现实。有趣的是，这样的认识恰是一次科学膜拜的后果。六、七十年代的亵渎科学终于在八十年代制造出一个拨乱反正的盛举。一时之间，科学至少在理论上享有了至高威望。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批评应声而出，众多批评家踊跃地投奔于“科学方法”的大麾之下。他们看来，已经到了自然科学向文学批评大举进军的时刻，新的方法预示了文学批评的“现代化”。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到数学模式和公式图表，种种实验云蒸霞蔚。然而，恰是这一次集中表演让人意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距离。尽管这一次集中表演未曾得到深刻的总结，但是，批评家对于自然科学的态度开始保持了必要的谨慎。这种谨慎为后继语言批评所包含的怀疑和批判留下了位置。语言批评是不是已经放弃了思想、文化的责任？如果说，“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冲动遭到了挫折，那么，语言批评是不是意味着收敛锋芒，躲入宁静的书斋，专心致志地遨游于语言迷宫？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也许，人们很难在一批严谨的结构主义批评之中看到明显的社会介入，他们的叙述语法和诗歌模式似乎是一些远离尘嚣的“深层结构”，这些“深层结构”对于“阶级”、“历史”、“民族”、“战争”这一类字眼无动无衷。然而，晚近的语言批评重新显露了社会内涵。批评家从话语的成规之中发现了权势和意识形态，揭露这两者借助话语所产生的迷惑和假相，并且进而破译文化思想的结构。换言之，批评家无心查核文学的故事与场景是否吻合国家统计机构公布的一系统数字；批评家只想解释，某些故事和场面为什么会让人信以为真，作家使用了哪些修辞策略，哪些文化代码掩饰了种种人工痕迹，致使种种场景成为无可怀疑的现实。如果文学批评揭示出“真”所赖以形成的复杂机制，并且揭示出这些机制背后的动机、意图和历史无意识，那么，文学批评同样意味着犀利的现状怀疑和社会批判。诚然，这种怀疑和批判的专业面目很难产生一呼百应的效果，但是这也许恰恰是今天比五．四时期深刻的地方。知识分子的文化冲动依然存在，而且，他们更多地懂得了做什么和怎么做。当然，人们可以感叹地指出，上述的进步占用了几乎一个世纪的时光，这暗示了历史蠕动的缓慢。事实上，一些批评家更多地感到，当今所谈论的问题仍然与五四时期相去不远。他们都或明或暗地察觉到历史循环的捉弄。在我看来，问题的另一半同样重要：至少在某些方面，五四时期的情结仍然遗留在今天的语境里面，主宰着话语生产机制――尽管这种话语所使用的词汇可能已经进入后现代。这显示了西方的思想前锋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巨大紧张。在这里，我想重复提到的是“西方文化中心”、“进化论”和激进情绪。首先可以指出，“真”的理论转折完成于西方文化所提供的知识背景下面。所指、能指、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这一切无不代表西方文化突破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既定防线。更大范围内，“语言转向”的思想源头同样来自西方哲学史上一系列重要的姓名。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中国的本土文化丧失了思想生产力之后，文化“过继”就是下一代难以避免的命运。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所指”的出现无形地封闭了汉语的语言特征――例如汉语之中所指与能指的关系某种程度地异于拼音文字，封闭了中国古代批评家围绕“真”所表述的思想，同时，它还重新确立了西方文化的等级优势。等级优势必将导致不平等对话。中国批评家时常在西方文化面前显得弱小自卑。西方文化既是他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他们论点的最后验收。“后新时期”这个文学史概念的提出即是一个典型例证。显而易见，“后新时期”是“后现代”构词的仿造；另一方面，海外汉学家的青睐又成为倡导者津津乐道的有利证词。〔17〕事实上，这一概念的恰当与否，中国批评家――包括倡导者――远比海外汉学家更有发言权。令人奇怪的是，这种不平等并未引致中国批评家的愧疚。也许这已经成为习惯。五四时期以来，批评家贩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等一系列概念，他们不会再为创造力的匮乏而产生“影响的焦虑”。但是，这种情况本身就成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分析的一个选题。“后殖民”理论即是这种分析的理论武器。有趣的是，“后殖民”理论毫无例外地在中国批评家那里得到了复制。于是，人们看到了一个奇妙的文化景观：中国批评家开始在西方批评家的开导之下批判西方文化霸权。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怪圈――摆脱西方文化中心的企图再度驯服于西方文化的思想压力之下。如果说，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曾是“西方文化中心”的中断时期，那么，进化论和激进情绪却始终蛰伏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尽管它们在每个时期派生出的政治口号不尽相同。今天，“西方文化中心”理所当然地再度和进化论、激进情绪珠联璧合，重新为中国批评家的话语指定一个文化空间。作为进化论的一个显目标志，“新”无疑是一个最为突出的主题词。李欧梵曾经指出：自晚清以来，日益面向当前的思想（以区别于过去面向经典儒学的总倾向）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比喻的意义上讲，都充满着“新”内容：从1898年“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概念，到具体表示五四的新青年、新文化和新文学，新这一形容词几乎伴随着所有的社会和知识界的运动，使中国摆脱昔日的桎梏，从而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因此“现代性”在中国不但意味着对当前的专注，而且也意味着放眼求索“新意”，从西方求索“新奇”。〔18〕显而易见，“新”的赞颂几乎在这个世纪不绝于耳。从“新民主主义”、“新人”、“新生”、“新生事物”到“新方法”、“新启蒙”、“新潮小说”、“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新”始终是一个抢手的字眼。可以猜想，“新”的不懈追逐暗示了一个民族的巨大梦幻，唐晓渡称之为“时间神话”。唐晓渡认为，新文化废弃了传统之中“大道周天”、“无往而不复”的时间观，强调了时间的“前方”维度。人们对“前方”充满了紧张的期待，未来被事先注入价值――未来即是光明和希望，并具有某种神圣而神秘的意味。〔19〕这种“新纪元”情结驱赶着中国批评家，他们从浪漫主义开始，途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方法年、主体年、语言年等一系列驿站，意气风发地直扑后现代主义。至少在目前，“后”恰如其份地吻合了时间之轴上的“新”。风驰电掣的理论进程不得不考虑一些善后问题。批评家如何处置不断抛下的理论遗物？这时，激进的否定再度抬头了。这种否定与其说依赖思想，无宁说依赖勇气。否定的意义仅是为后来者腾出席位。否定的理由仅是过时。为什么不是人道主义而是荒诞哲学？为什么不是现代性而是后现代？为什么不是存在主义而是解构主义？回答仅仅是，前者已经过时，尤其是在西方过时――时间刻度再次成为肯定或否定的尺度。陈晓明曾经描述过，理论如何在时间平面上迅速进化和互相驱赶：理论的演进总是替代性的，一种学说过时，表明时代观念的终结，理论的圆圈只能一次性划下，不可能被第二个人以同样的笔划再划一次。在后的理论总是残酷地排挤先前的学说，正如先前的学说总是一直压制刚刚滋长的新观念一样。因而在结构主义风行的时代，新批评就难以有一席之地，当分解主义成为最时兴的学问时，还有谁死抱住僵硬的“结构”不放的话，无疑要被看成智力的低能儿。理论的相象力仅仅凭着它的新奇就可以征服它的追逐者，一种学说不会因为不完备、不完善面被淘汰，但肯定要因为“陈词滥调”而被抛弃（否则这种文化就陷入惰性之中）。〔20〕就是在这种气氛之中，一些批评家号称只用十多年走完了西方文化一百多年的历程。然而，这只能是一种没有思想质量的演变史。如果所有的学说只有先后的编年序号，那么，它们不过是堆放在那里的一批时髦而又破碎的辞句。这些学说之间不可能出现思想上的咬合、交锋、追随、叛逆。也许，这的确是一些批评家对于西方文化史的理解方式，结构主义经过激烈的思想搏斗从而改变了存在主义的盟主地位，可是，在一批评家眼里，这不过像两根手指掀过一张书页一样轻松；德里达在精思熟虑之后提出一系列质询，从而反出结构主义山门，对于那些批评家说来，两者之间的移交手续一夜之间即可完成。在进化论和激进情绪不断诱导之下，批评家可能袭用西方思想大师的辞句，介绍眼下最新动态和流行辞汇表，他们所缺乏的恰恰是最为根本的品质――思想。人们有时甚至很难确定，这些批评家究竟有没有能力将遭遇的问题与上述的辞句和词汇逻辑地衔接起来。例如，谈论“真”这个问题时，批评家一方面纵论解构主义的迁异、互文和无底的棋盘；另一方面又敦促人们信奉“新写实主义”那种“原汤原汁”、“不加修饰”的真实。两者之间的巨大裂缝暴露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脱节。20世纪人文学科的知识背景正在改变现有的文化范式。或许，这同样是汉语文化范围内一种新型文化的迹象。对于文学说来，“真”的理论范畴已不像过去那么重要，这方面的许多辩论也不像过去那么重要，可是，上述的考察仍然包含了启示。它不仅汇集了种种有关论点，同时还企图揭示这个问题由以形成的历史和批评家的基本视域，这样的回溯有可能让批评家再度反躬自问：如今，他们有没有能力提出新的问题？他们能不能摆脱衡量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模式，采取另一种视域和思想姿态？在我看来，这是参予新型文化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注释：〔1〕参见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37页〔2〕袁宏道《与丘长孺》〔3〕沈德潜《清诗别裁》卷二十八汤懋统《岁暮得家书》评语〔4〕陈独秀《答张永言的信》，《新青年》一卷四期〔5〕苏轼《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6〕见刘勰《文心雕龙》的《辩骚》与《夸饰》〔7〕贺贻孙《答友人论文一》〔8〕慢亭过客《（西游记）题词》〔9 〕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10〕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见《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书。〔11〕同〔1〕，2―3页。〔12〕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13〕余英时《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1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59页〔15〕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见《中国现代文说选》第二册〔16〕瞿秋白《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见《中国现代文论选》二册〔17〕参见王宁《后新时期与后现代》，《文学自由谈》94年3 期〔18〕李欧梵《寻求现代性》，《文艺报》89年4月29日〔19〕参见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文艺争鸣》95年2期〔20〕陈晓明《拆除深度模式》，《文艺研究》89年2期理论责任编辑 蔡翔 杨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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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97 【原文出处】《蒲剧艺术》 【原刊地名】临汾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21～30 【分 类 号】J5 【分 类 名】舞台艺术 【复印期号】200104 【 标 题 】论戏曲文丑分路・形象创造・行当概念――试解戏曲文丑十三行路及三种人物性格艺术形象的塑造与行当概念的辩证关系 【 作 者 】苏笑神 【 正 文 】 二、文丑塑造三种论“梨园”界的前辈们，根据中国戏曲“程式”特征美的艺术规律，以及故事中的喜剧人物、文武身份、职务地位和舞台上的表演格式，创造描绘出来了“文”、“武”两类丑行。按“文丑”行当所扮演角色的衣帽穿戴、官职级别、合股扇技等服饰扮相划分出了官丑、方巾丑、褶子丑、茶衣丑等。同时又根据文丑在剧中所担任丑角人物的年龄、性别、长相、身份、语言、性格、神鬼妖怪等总结命名出了公子丑、神妖丑、娃娃丑、老丑、小丑、俊丑、苏丑、女丑等戏曲喜剧人物的刻画套路。然，在中国的传统戏曲剧目中，丑角演员所扮演的人物，在塑造及刻画方面，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沾有恶习及祸国殃民或阴险狡诈的坏人，这些人物都是被社会及人们打击、讽刺、嘲笑、鞭鞑、忌恨的对象。即称做戏曲舞台上的反面人物（角色）。而另一种则是心地善良，朴实淳厚，滑稽乐观，忧国忧民，可尊可敬，风趣幽默，可歌可颂的下层官吏与平民百姓，以及多为“武丑”扮演的英雄豪侠、枪刀剑客等不同阶层及不同身份的性格迥异，粗犷豪放，侠肝义胆，抱打不平，为民除害，令人赞扬，可喜可叹的人物形象。譬如《时迁偷鸡》和《盗甲》剧目中的梁山好汉时迁（武丑），《三盗九龙杯》剧目中的杨香武（武丑），《三岔口》剧目中的刘利华（武丑），《挡马》剧目中的焦光普（武丑），《济公三戏花太岁》剧目中的济公（神怪丑），《徐九经升官记》剧目中的徐九经（文丑），《七品芝麻官》剧目中的唐成（文丑），《巧县官》剧目中的县官（文丑），《卷席筒》剧目中的曹张仓（文丑），《屠夫状元》剧目中的胡山（文丑）等，这些丑角人物的刻画与艺术形象的塑造，均是戏曲三花脸喜剧人物画廊中被歌颂的典型艺术形象的塑造。以上所举例中的正义文丑人物，大多属被树立的官丑角色，那么，正义官丑是如何走进舞台上呢？应该说，戏曲艺术中的正义“官丑”，集中体现则来自民间的审美要求。在权大于法的封建统治下，普通老百姓无法保护自身的生存权利，他们把伸张正义与惩治邪恶的基本心愿，倾注于戏曲人物中的正义清官。但清官的清正执法只不过是封建皇权的另一形式，百姓的正义愿望和要求不可能在舞台上的少数清官里完全伸张。于是民间的文化艺人，便走动笔墨创作出了符合民间意愿的民间行为，诚然，不循常规的喜剧性幽默理想人物便穿上了官服，人们通常所见到的滑稽小丑变做朝政官员出现在舞台，随剧情发展行施民间权力，来满足人民愿望。把社会正剧的沉重内容，置立于以“俏治诈”，以“谋治赖”，以“乐治恶”，以“怪治凶”，以“犟治硬”，以“孬治坏”，以“倔治蛮”，以“软治硬”，以“柔治霸”，以“忠治奸”，以“憨治阴”，以“善治狡”，以“捣治压”，以“正治邪”，以“斗治刁”，以“神治妖”的虚拟背景，皇权邪恶即成为了被告，于是戏曲舞台上的官丑艺术形象便展现在观众面前。以正义官丑为中心的剧情结构的出现，大长了民众的志气，削弱了权势的威风。填补了严肃戏曲题材的不足，丰富了广大民众的心理意愿，同时弥补了天下百姓的正义要求所需。故而，喜剧主调统统是为天下百姓出气解恨及调解心理平衡的艺术氛围，老百姓看得痛快。凡以官丑角色为重头戏的领衔剧目，大多为正面喜剧人物，因此官丑戏以他顽强的艺术生命力，世代相传，倍受欢迎。然而，50年代以后，被誉为戏曲五大剧种之一的河南豫剧（原称河南梆子）相继出现了一批类似《朝阳沟》剧目中的银环娘，《小二黑结婚》剧目中的三仙姑、媒婆，《人欢马叫》剧目中的刘自德，《朝阳沟内传》剧目中的老小孩，《金鸡引凤》剧目中的肖朱阁，《倒霉大叔的婚事》剧目中的常倒霉、侯圈，《倔公公与犟媳妇》剧目中的刘万顺等男女丑角喜剧人物。此类人物大多都是一些具有缺点、毛病、较为自私、爱好不良，即无大恶，又无大善，思想比较落后，但又不属于坏人的角色。这些剧中人除个别角色外，虽不是被赞扬的英雄模范，也不属戏里被树立的主人翁及歌颂的正面人物。但是扮演此类角色的演员却以丑角独具的艺术魅力，赢得了成功，给广大观众带来了欢快的笑声与真实可信、风趣幽默和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虽然不像传统古典戏里的丑角有勾开“脸谱”的面部特征，但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其刻画方面，却有他生活趣味颇强，人物个性鲜明，民风民俗及乡土气息浓厚的丑角演唱艺术的美好特质，即充分体现出了戏曲喜剧中的丑角表演艺术在戏剧美学的概念中所起到的研究价值及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应该说，这是戏曲界的喜剧表演艺术家们用智慧创造出来的第三种丑角艺术的喜剧人物形象。笔者作为一名专工戏曲丑行的豫剧演员，为了表达对戏曲喜剧学习探究的心怀，借浅文献丑诗一首。四行丑最后，意思是压轴。艺者不恳学，笑神愿承受。明皇为始祖，观众看不够。要为丑作文，立志丑学透。将丑化为美，笑倒五大洲。笑洒天地界，江河乐开口。生为梨园人，丑伴终身走。三、如何理解行当分工戏曲演员的行当，乃是中国戏曲特有的表演体制，是戏曲表演艺术的程式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具体反映。按传统习惯，每个行当均有若干分路，分路以内尚有若干层次的细目，各有其基本固定扮演人物和表演的特色。在中国戏曲的三百多个剧种中，行当的名目有的繁细，有的简单，有的规整，有的俚俗，情况较为复杂，但归纳起来，大体不出生旦净丑的范围。其中，“旦”是女角色的统称；“生”、“净”、“丑”各行中除丑行有女丑外，其它全是男角色。行当这个词语，作为戏曲特有的表演体制，人们对其含意的阐释不尽一致。有人认为行当是戏曲演唱类型化的表现，有人认为是戏曲演员的艺术分工，还有人认为是戏曲的表演技能等等。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戏曲演唱艺术的实践表明，行当是一个具有双重含意的概念，从内容上说，它是戏曲演唱中艺术化、规范化了的人物类型；从形式上说，又是带有一定性格色彩的演唱程式分类系统。简言之，它既是形象系统，又是程式系统，两者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应该说行当既有性格的内涵，又含有相应的演唱程式，是一类形象和程式的统一构体。为什么会形成行当呢？从根本上看，这要归之于戏曲表演的程式性这个基本特点的制约。行当是从创造具有戏曲人物形象起步的。由于戏曲演员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仅要求性格刻画的可信真实和鲜明独到，要突出人物的内在特征，还要求把这些内在特征的情感加以外化的表现出来，并从程式上对其外部特征进行提炼和规范，这就会使唱念做打翻各类程式功法无不带有性格的色彩。经过漫长的艺术磨炼，一些性格相近的艺术形象以及相应的演唱程式、表现手法和技巧逐渐积累、汇集而趋于相对的进化稳定，促使了行当的形成。而当一个行当形成之后，它所积累的演唱程式又可作为创造新形象的手段。如此的不断创新，继承发展，又促进了行当体制的逐步丰富和完善。故而，行当成为了戏曲表演程式及形象创造的艺术结果，又是形象再创新的基础发点和双重品格的具体表现规律。以上所述，是行当的构成要素，其实也就是构成戏曲舞台艺术形象的主要因素，因为行当正是作为一类舞台形象的汇集而存在的。不过，这些构成因素只有在进行分析研究时才能把它分开，实际上在演员的创作实践中，这种种因素并不是单线并行的，而是非常复杂交织的，并且统统的凝聚在各自表演程式的系统之中。从而也可以看出：行当是戏曲表演中一类艺术形象的自然性、社会性、技术性同艺术家们的美学评价的综合体现，及具有鲜明的造型表现力和独特的形式美素的魅力。舞台艺术形象作为当众演唱，首先是诉诸观众听觉和视觉的审美对象，并要求尽快的赢得观众的感知和认同，以期产生良好的审美效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戏剧是一种直观艺术。戏曲的歌舞表演虽然带有表现力度的性质，但在要求直观效果方面，同其它戏剧样式相比，并无原则的区别。不过，戏曲的分行划路方法长于运用最经济的手法揭示出人物最富于特征的内在素质及其外部的形象表现，开门见山，深入浅出，这种形象外观的鲜明性，更易于调动观众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从而成为帮助观众认识人物性格本质的一种更富有直观性的形式。戏曲舞台有许多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例如佘太君、穆桂英、白娘子、孙悟空、西门庆、关羽、张飞、曹操、严嵩、包拯、唐成、赵云等，只要一上场，不用说，观众就难从外部造型上对他们的身份、地位、年龄、性格、气质乃至品德的善恶美丑等各个方面有一个鲜明的印象。这种强烈的剧场效果，常常更易于激起观众的欣赏趣味，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人们，使他们尽快地“入戏”进情，关心人物的命运和戏剧冲突的发展结局，这是中国戏曲表演的一种值得重视的重要优势。诚然，行当是一种艺术形象及其相应的演唱程式的汇合，因此在戏曲表演中，没有抽象的演唱程式，只有带着一定行当特色的表演程式，唱念做打翻，生旦净（末）丑演技各有异趣。老生的雍容端方，小生的倜傥风流，花脸的粗豪雄浑，丑角的风趣幽默，青衣的庄重娴静，老旦的气量慈祥，花旦的活泼窈窕，武生的英俊帅美，闺门旦的秀雅柔婉，刀马旦的明丽婀娜等各具风姿，归结到行当应是戏曲表演的种种具有特色的造型语言，由于它的风格多样，形象鲜明，所以成为了戏曲演员塑造人物形象及刻画角色的必要手段和表演联系生活高于生活与艺术创造的重要桥梁。显然，演员是艺术集创的作者及创作材料和创作成品，即艺术形象于一身的艺术。就演员作为创作材料和行当的分工而言，没有纯粹处于自然形态的戏曲演员，只有从属于一定行当的戏曲演员。梅兰芳是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但他只是属于京剧四大名旦之首，马连良是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但他也只是属于京剧四大须生之首，任何一个戏曲演员，都有他一定的行路归属。即便是有些演员的艺术才华颇为出色，表演技能较为全面，可以“跨行”“越路”甚至能够“反串”，扮演属于其它行路的角色，也总有他的基本行路的归属。例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既能演青衣、花旦、又能兼演刀马旦，还可以演反串武生和武小生，虽然如此，但她的本行还是旦角。因而，每个戏曲演员都必须掌握某一行当的表演程式与演唱手法和表演技巧，才有可能进入具体艺术形象的创造。所以说，行当中包有戏曲演员的专业分工的概念。戏曲演员的专业分工是戏曲综合艺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时才形成的。在戏曲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专业技巧还不十分成熟，故而同一演员可以兼扮多种角色。另外，还由于早期的戏曲演出班社（剧团）规模狭小及人员较少，有时使艺人们不得不改扮多行多角前后赶场。再着，戏班里的艺人们为了生存及多争包银（工资）养家糊口，也只好串行多演。显然，在这样的演出环境下，演员的专业技巧虽然也可以有所提高，但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不能够抽时间使自己的本行精益求精。演员的专业分工必须从粗放到精炼，才能使演唱艺术得以提高，方是行当体制得以丰富和完善的一个重要条件。戏曲演员专业行当的分工，系演员承担演出任务时，在工种练习方面的指定范围。每一行的基本功课，都有它具体明确的修炼功法。而这些功法，是让演员们在自己的主攻专业行路内备有所用与塑造人物及刻画角色时得心应手。但是生旦净丑这四梁八柱十六工路之间，却存在着相互依靠和互相串用及吸取营养的维妙关系，又各有各自的表演套路，以及创造人物性格的独具特征。行当中的五功：即唱、念、做、打、翻（注：“翻”是作者所加）；五法：即手、眼、身、发、步。各行之间相互使用是必行之路，又各有特色和各具不同的明显差别，由此看来，这就是戏曲行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体制规律，以及四行分工在戏曲演唱艺术程式学科方面的成论哲理。在中国众多的地方戏曲中，人们对行当的分工划路之说法各有不同的见解，名称与叫法也各有差别，但无论是戏曲界的什么剧种，在“文”、“武”两大类之分的说法及叫法上，还是一致的。同时内行们所谈论的“同行不同路”的词语也是一样的。不过做为戏曲行当的分工而言，只能是针对剧中人物之间的身份、年龄、性格、长相（扮相）等相辩证的去理解涵义，决不可生搬硬套的拿演员自身来定套角色。戏曲行当与行路（支）的划分，虽属演员本身所主攻艺术专业的归属，但行当只不过是指导演员用其来更好的刻画人物的工种手段，理应是活而套之，决不可是死而套之。故而，行当与各行的分支工路也应是辩证相对的体制关系。不能绝对地说某个演员必须是专演某行某路的，要根据剧情所需和演员自身的擅长与专业条件而论。否则，就没有一专多能，六路通透，多才多艺，全能全智的词句了。例如有些戏路较宽及表演功力深厚的梨园名家，不但能演好本行中所承担的角色，而且也能够成功地胜任及演好其它行路中的人物。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裴艳玲就是一例，她虽属武生行当，但可演花脸，虽属河北梆子演员，但能唱好京剧。另有在戏曲团体内，人们通称的“戏补丁”、“戏状元”的含义，就是指有些演员演什么象什么的意思。比如丑行中的某些艺员，既能演武丑还能演文丑，既能演官丑和老丑，又能演方巾丑和公子丑。因此，应该说某人主攻某行，擅演某路。可以说某一剧中人物由某个行当的演员扮演比较合适，却不能说某一行当的演员属于专演某一人物的演员。可以说某一演员擅演某类角色，却不能说某个演员定是演某类角色的。比如说：张三主攻武生，擅演短打，李四主攻花旦，擅花旦和彩旦，王五主攻花脸，擅演铜锤（文净），赵六主攻文丑，擅演官丑及公子丑。这样的说法就比较正确了。待我们理清了戏曲行当的分工，以及文武两类与行当的各种分路区别的细目含义后，也就能够更加准确深刻地理解戏曲程式行当的体制划分，去更好的把握表演机能的尺度准位，使演员更加正确地针对自己的专业特长，努力攻其本行，对准其路来精心研究和苦练必备的技艺功法。预防毫无目的的盲目练习，使基本功练有所用，同时在刻画剧中人物的运用上大显身手，使演员身怀的绝技在戏里起到最佳的展现用途，并使平时练就的过硬演唱技巧能为塑造角色产生更加良好的配合效果。在分析了行当的特性及其作用后，还必须说明行当体制规范性的另一个方面，而演员在掌握行当上又有其灵活性的一面，两者即矛盾，但又是统一的。从艺术规范而论，行当的区别应该是严格的，生旦净丑，一行有一行的程式规范，不能混淆。同是起霸（即戏曲舞蹈名词），生旦净丑演来却各异其趣；同是走边（即戏曲舞蹈名词），丑净旦生演来却各具风格；同是趟马（即戏曲舞蹈名词），各行表演则风姿不一。这是行当所概括的性能内涵所决定。戏曲界常说的“隔行如隔山”，具含带该意在内。但从演员所掌握的角度而言，却又是灵活辩证的，可以专攻一行，也可以兼演其他。在角色的分配上，传统中素有“本工”和“应工”等说法。饰演员所属行当本身的人物的，叫本工，如《空城计》剧目中的诸葛亮就是须生、老生演员的本工戏，《铡美案》剧目中的包拯就是文净演员的本工戏等等。不属本工戏范围但惯例必须兼演的，叫应工，如《长坂坡》剧目中的赵云（长靠武生）后带演关羽的惯例由武生行兼扮。还有一些戏里的人物是两个行当的演员都可以扮演的，叫“两门抱”，如京剧《霸王别姬》中的西楚项羽有两种表演路子：一是由架子花脸行扮，二是由武生行的演员扮，两种路子各有特色，都演出了项羽的英雄气概及勇猛帅威之风，同时又显现出两行各自的独特风采。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分行机能的表演体制，又充分证实了行当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诚然，为了解决演员分工和角色分配的矛盾等问题的相关存在，行当以“活为上，灵活配用，应属艺术哲理的正确观念。但戏曲演唱的实践证明，行当规范的严格性有利于准确地刻画人物和表演艺术技巧的提高及充分运用，确属必行规律，两者缺一不可，例如昆曲《牡丹亭》剧目中的杜丽娘，历来是闺门旦的本工，经过世代演员的加工磨炼，已成为了戏曲舞台上的精品。演员掌握行当的灵活性又有利于发挥演员的创造才能，使他（她）们能够广收博采，融汇贯通，丰富自己的艺术才华及创造能力，乃至带动整个行当体制的提高发展。例如京剧《铁笼山》剧目中的姜维，《艳阳楼》剧中的高登，《状元印》中的常遇春等，本是属于武净扮演的人物，后来改为长靠武生兼演，保留了勾脸的艺术，在表演上融合了武生和武净两者之长，使表演风格起了变化，不但丰富了这类人物的性格色彩，而且逐渐形成了一路介乎武生与花脸之间的新型艺术形象，被人们称为“勾脸武生”，此举相继增加了行路的类型。至于融合几种行当的演唱艺术来刻画某一特定人物形象的，更是戏曲界的前辈们常用的手法。这种手法常常能为塑造人物形象增添某种特殊的风彩。例如谭鑫培就曾吸收旦行的唱腔而使老生行腔更加玲珑婉转，细腻传情；王瑶卿融合青衣、花旦和刀马旦的表演技巧，创造了窦仙童（《棋盘山》）、双阳公主（《珍珠烈火旗》）等一路人物，寓婀娜于刚健，寓妩媚于英武，人称“刀马花旦”，就是单用某一个行当的表演程式所难以达到的效果。总起来说，行当是在戏曲表演性格化的长期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从性格化表演开始积累，又以性格化表演为依归，是一个从形象塑造到行当的汇集，再到形象塑造的不断创造、不断发展的过程而成。如前言所述，在戏曲中，只有带有一定行当特色的表演程式和从属于一定行当的演员，而没有脱离戏曲行当和人物特征的戏曲演员。戏曲演员创造角色除了以自身为材料外，必须以各行技巧表演起伏有续为手段才是刻画人物的基本保证，所以说就不能不受到行当程式化的制约和限制。“行当乃戏曲独到，程式乃戏曲独尊”，这两句格言并不无道理。例如一位很好的影视演员却胜任不了程式化较强的戏曲角色，但一位较好的戏曲演员却可以饰演影视人物。再着戏曲演员之间虽然可以突破本行，相互借鉴，但也不能够行距远之，跨度过大。再例如梅兰芳饰演花脸，周信芳扮演花旦，袁世海饰演武旦，肖长华扮演武生，李少春饰演彩旦。恐怕要闹出笑话，演出喜剧色彩会热闹一翻，也要失去艺术家们的光辉形象。以上几人虽属梨园的名流大家，但也要受到戏曲行当的严格制约。这就是行当程式的特殊功能。但笔者认为行当之间相互制约的本身，并不能代替行当的创新、借鉴、发展，也并不是坏事，因为制约包含独到、精华、绝技、窍门等之类艺术珍品的积累结晶，如果要是轻而易举的取到，将失去戏曲行当二字的奥妙，否则，将不是戏曲。但另一方面行当只是一种艺术化、规范化了的性格类型，而剧中的角色总是有个性的。因此，任何一个行当的表演艺术都不能代替角色的个性。戏曲演员创造角色，要从类型求出个性，仍然需要经过体验角色、悟出内涵、重新创造的过程，才能使行当与角色达成统一，笔者在前所举出的例子，其实都是类型与个性、行当与角色统一的结果。当演员确实真正的突破了行当类型的约束及有所创新时，那么，一个新的艺术形象就会产生，在这个来之不易的过程中，创造的新型表演程式又相继丰富了行当的宝库，将成为进行形象再创造的艺术手段。如此不断突破，不断积累，将会使艺术形象和行当的内容同时得到丰富和完善。行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科，单用一篇万把字的浅述是很难说透理清的，断非人力私志也。故而，笔者只希望该文能为戏曲演员、尤其是文丑行的演员起到一些小小的作用，起码愿意参阅，这就是作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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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668 【原文出处】中国经济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3 【原刊页号】143～154,159 【分 类 号】F7 【分 类 名】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近年来台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概况（之一） 【标题注释】本文以近五年来在台湾出版的期刊、会议论文为取材范围，尤其以台湾本地学者所发表的论文为主，学位论文的介绍则视行文需 要，斟酌叙述。部份论文虽然常被归入社会史范畴，但由于其论述涉及经济层面，笔者仍然酌加简介。应该说明的是，五年来的研究论著极多，不可能篇篇述及，因此文中所列诸篇，皆经筛选排入。笔者也尽量持平介绍各篇论文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评议，则留待专家为之。【 作 者 】谢美娥 【作者简介】谢美娥：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助理。 【 正 文 】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一）人口、农林业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 Skinner 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 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 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农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 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 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赌博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赌博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 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 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 of the Old ChinaTrade: acase study of Manhop's Failure,1828”一文中， 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口交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从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 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 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 8 期合刊（1997.6）：43―62。）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朱德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朱德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朱德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 ：《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 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 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 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朱德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日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 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 ）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 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 ）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 ）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与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 Growth Theory）， 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 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 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 ）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 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 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 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三）工矿业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近代新式工业方面，陈慈玉一系列以东北、山西、山东各地区日本对华煤矿投资为主题的论文，讨论日本自投资汉阳铁厂以来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对华的侵略，日本政府及其财阀在各阶段的互动关系及投资特征。目前研究日本对华投资者，以工矿业部门为主的研究多偏重汉治萍公司，对于其他企业少有发抒，因此陈慈玉近年各篇矿业的研究论文值得重视。著者认为，抚顺煤矿的前中期成长阶段，属于日本对华矿业投资的萌芽期（1904―1925）特征，即国家主导型的资本输出。这是由于抚顺煤矿为满铁所经营，而满铁即是此期日本国家资金输出的两个重心之一（另一为汉治萍公司），形同“国策公司”。抚顺煤矿产品先是内销东北地区，再而输出日本本国，继而转向开展中国本部及东南亚市场。在1920年代，抚顺煤矿扮演日本工业化资源的重要补给站的角色，配合满铁带有“国策”性质的发展导向，实即类似“输出原料和资源给母国，自母国进口工业产品和资本”的殖民地典型。（注：陈慈玉：《抚顺煤矿的发展，1907―193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1996.12）：133―177：《抚顺煤矿工人》， 《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605―627。）对于日本在山西地区的煤矿投资，陈慈玉在《日本对山西的煤矿投资（1918―1936）》中表示，日本财阀在政府的鼓励之下，以“企业联合团”的方式成立中日合资公司，其中中国人名义的资本都来自此联合团，而日方资金则有含军部在内的国库融资，并经北洋政府交通系的中介，可视为日本对华矿业投资迈向发展期（1914 ―1925 ）和迟滞期（1926―1936）的投资模式。也就是说，此时财团担当对外投资的尖兵角色，国家资金则透过财阀行之。（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1―28。）在陈氏《1920 年代日本对山东的煤矿投资》中描述的山东矿业株式会社，也可看到“企业联合团”模式的运作。另外，山东淄川的南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则是纯日资模式，山东博山更有以日本中小企业为主的煤业投资，采用“预买煤炭→承包开采→中日合资”模式。（注：《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2册，页381―415。 ）著者称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日本的矿业投资为蜕变期，其模式转变统制体制，其特征为国家权力正式介入矿业投资活动，从开发、生产到流通，全由官商合资的“华北开发公司”统制，由政府和军方主导，财阀只能配合政令以完成战争使命。这在陈慈玉《战时日本对华北煤矿的统制（1937―1945）――以太原集团和胶济集团为例》和《中日战争（抗日战争―编者按）期间日本对山东煤矿的统制》二文中，叙述得极为详细。（注：此二篇依序见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4 （1995.6）：697―739、《郭廷以先生九秩诞辰纪念论文集》，上册，页69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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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73 【原文出处】生态经济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号】199705 【原刊页号】1-4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 作 者 】刘思华 【复印期号】199711 【 标 题 】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 ――论“农业是基础”的生态经济规律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 正 文 】 （中南财经大学 湖北 武汉 武昌 430064 刘思华）摘要 本文从“三个不可替代性”论证“农业是基础”的生态与生态经济实质，从而揭示“农业是基础”生态经济规律的内在依据，在此基础上，指明了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关键词 生态性农产品 生态经济实质 协调持续发展＊ ＊ ＊陈文科教授在“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再认识”（以下简称“再认识”）（《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一文中， 阐述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规律的内涵是“三个不可替代性”，即是“农业作为生产人类最基本生活资料（粮食等农产品）和生产最必需特殊产品（良好生态环境）的特殊产业部门的不可替代，作为非农产业部门发展先决条件或前提的农业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种论证，应该说是可以得出“农业是基础”是个生态经济规律的新论断的。但是，因“再认识”主要是针对目前有的同志否定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规律的错误观点，而用“三个不可替代性”来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规律不会过时”。至于这个规律是个什么性质的客观规律就没有明确回答。然而，“再认识”把过去人们通常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用第一个不可替代性和第三个不可替代性来分析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规律的内在依据，发展到用“三个不可替代性”，不仅提出第二个不可替代这个新的客观依据；而且对第三个不可替代性从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这就为揭示“农业是基础”是个生态经济规律迈出了可喜步伐，是理论上的一种前进。现在，我们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进一步阐明“农业是基础”的生态与生态经济实质，从而分析“农业是基础”这个生态经济规律的内在依据。首先，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中经济系统的经济再生产生产出符合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产品，尤其是生产诸如粮食和肉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使农业成为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这种基础的意义，应该包括着两层含义：一是农业之所以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是由于农业能够生产诸如粮食和肉食等基本生活资料这种特殊经济产品，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不可能生产的，从而使农业成为特殊的产业部门。二是农业提供的粮食和肉食等基本生活资料，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经济产品，它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是无法以其他任何经济产品所能代替的。这两方面特殊性的内在根源何在呢？它就在于农业生产符合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产品是有机物产品，尤其是其中的食物性产品。〔1〕它并不只是农业经济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 并不只是农业经济再生产的产物，而是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体生命活动的结果，是农业生态再生产的产物。确切地说，它是农业生态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作用与统一运动并以生态再生产为基础的结果。可见，农业之所以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就在于农业生产有机物产品的这种特殊性。这不仅是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物质前提与内在依据，而且是生态成为农业发展的基础的根本原因与深刻根源。因而，生态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就构成“农业是基础”规律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着“农业是基础”的生态本质。其次，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系统的生态再生产，创造一个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良好生态环境，使农业作为提供生态产品的特殊生产部门。生态产品这种特殊农产品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所最需要的特殊社会产品。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产品与生态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产品的概念与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后者认为，现代经济社会生产的社会产品应该包括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生态产品三个组成部分。人类生存与生活，社会生产与再生产，都要消耗生态环境质量。现代人的生存与发展，既要从农业经济系统运行中满足其粮食和肉食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经济需要；又要从农业生态系统运行过程中满足其良好生态环境的生态需要。尤其是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日益现代化，必然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去谋求生态需求，获得良好的生活环境或享受优美的生态环境，提高现代生活质量。这是现代新文明的重要特征，也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的重要标志。因此，人民群众对农业提供良好生态环境的消耗与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重要。可以说，“环境质量和生态条件问题，已成为直接满足人民需要的对象被提到首要地位上来了”。〔2〕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来说， 它不仅要以一定的农业生态系统作为自然环境，而且要以健全的生态条件作为人们的劳动条件，还要以良好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农业作为地球上最大的人工生态系统生产良好生态环境这种特殊农产品，也是人类生存之本，社会发展之源。这种基础的意义，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农业提供良好生态环境不仅是农业自身发展的基础，而且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二是农业提供良好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般基础与先决条件，而且是人类自身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80年代以来，国内外科学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这就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与生态资源的持久、稳定的供给能力为基础。1987年问世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著名报告中，反复强调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以生态为基础，与生态系统的生态潜力相协调，持续发展才能够进行下去。1996年江泽民总书记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这样的发展才是健康的和可持续的。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忽视农业提供的生态性农产品在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它排斥在农业生产与再生产价值运动之外，从而不承认它是构成“农业是基础”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使“农业是基础”只是半边农业基础，使“农业是基础”规律缺乏生态基础观念，造成农业基础的巨大破坏，极大地威胁着整个现代社会经济大厦的安全。现在，我们把农业提供的生态性农产品同农业提供的经济性农产品一样，看作构成“农业是基础”的一个基本内容，就还给“农业是基础”以本来面目，使农业的生态基础和经济基础有机统一成为完整的农业基础即农业生态经济基础。第三，农业作为生产有机物产品这种特殊产品的特殊产业部门，作为生产良好生态环境产品这种特殊农产品的特殊生产部门，固然构成“农业是基础”这个生态经济规律的基本内涵，但这并不是农业作为基础的全部内容。农业之所以是基础，还在于超越于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人类社会中非农业产业部门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人们通常所说的农业提供的粮食、原料、劳动力、资金、市场、外汇等，实际上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发生的农业剩余劳动或农业剩余产品的各种具体形态。农业提供的良好生态环境这种生态性农产品，是否属于农业剩余劳动或农业剩余劳动具体形态或转化形态呢？笔者认为，是的。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文明时期，农业提供的生态性农业产品似乎与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是，工业文明时期及发展到当代，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交织，已经成为笼罩着当代世界农业发展的魔影，直至严重阻碍着现代人类的生存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现代整个生态经济系统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使工业文明日益走向衰落，生态文明正在兴起。在这种新的生态经济条件下，农业提供生态性农产品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作用与日俱增。因此，要保证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消耗，并有效维持生态环境具有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要求社会总产品必须保持一个相应的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来补偿农业生态经济再生产的消耗，农业生态经济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如果说，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系统生产生态性农产品，是按其固有的生态规律，没有人类劳动的参与，也可以自发地生产出来的话；那么，当今则不行，不仅要按其固有的生态规律，还要或多或少投入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改善农业生态条件，加强农业环境建设，才能再生产出达到维持生态环境具有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特殊使用价值。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现在农业提供生态性农产品，从本质上看，归根到底也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超越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具体表现，即是农业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的转化形态。因此，农业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所形成的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生态基础，就构成国民经济中的非农产业部门生存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中，农业经济系统提供食物这种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经济性农产品，是“基础的基础”，这是一切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的客观规律；而农业生态系统提供良好生态环境这种具有更特殊使用价值的生态性农产品，更是“基础的基础”，更是一切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的客观规律。所以，“农业是基础”规律，不仅仅是个一般经济规律，而且是个特殊的经济规律即生态经济规律，这是不容置疑的。到此，我们可以把“农业是基础”规律大致表述如下：在生态是农业发展的基础的条件下，农业经济系统的经济再生产生产经济性农产品不断增长必须同农业生态系统的生态再生产生产生态性农产品稳定增加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是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对“农业是基础”的生态和生态经济实质的最充分表达。因此，“农业是基础”规律的本质特征，就是把包括现代农业在内的整个现代经济社会运行与发展切实转移到严格按照生产经济规律办事的轨道上来，使农业的生态与经济真正成为生态经济有机整体，实现农业与工业、农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农业与全社会及其它们与农业生态环境相互适应与协调持续发展，这是现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农业生态经济基础作用的根本标志。所以，建立在生态良性循环基础的农业的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来保证人类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就成为“农业是基础”的本质特征。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农业是基础”的生态经济规律，准确地体现了农业与农业生产的本质，是农业的生态本质和经济本质内在统一的生态经济本质；如实地体现了“农业基础”是农业的生态基础和经济基础高度统一的生态经济基础；全面地体现了农业基础作用是农业的生态贡献和经济贡献有机统一的生态经济贡献。因而，这个规律正确地决定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任务，从而指明了全面加强农业基础的正确方向。＊ ＊ ＊New Trend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in Modern AgricultureLiu Sihua(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Wuchang, Wuhan, Hubei 43006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crux of eco-economy, thatagriculture is the base, with "three imsubstitutes" andrevealed the immanect basis of eco- economy rule. Based onthese, a new trend of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 modernagriculture was pointed out.Key words eco- produce crux of eco- economy coordinatedsustainable development＊注释：〔1〕食物既指“两白一黄”的粮食，还包括肉、蛋、奶、鱼、 菜、水果、茶叶、可可等食品在内。〔2〕刘思华：《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第27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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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811 【原文出处】《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200004 【原刊页号】141～143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02 【 标 题 】秦兵马俑与阳陵汉俑艺术特色之比较 【英文标题】A Comparison of Artistic Characters between the TerracottaWarriors and Horses of Emperor Qin Shihuang and the Ter racottaFigures of the Han Dynasty in YangLingHUANG Qian-qian(Faculty of literature,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作 者 】黄倩茜 【作者简介】黄倩茜(1973-)，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艺术系教师，主要从事绘画艺术教学与研究。 西北大学 文学艺术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内容提要】秦兵马俑和阳陵汉俑都是写实主义作品，其重视头部塑造，运用适度夸张的手法，绘塑结合，采用群塑的形式，是它们艺术特色相 同之处，但二者大小比例不同，夸张和概括的程度不同，表现手段不同，模塑多少不同，则构成它们艺术特色的差别。【英文摘要】This article compared the Terractta Warriors and Horses ofEmperor Qin Shihuang with the Terracotta Figures of the HanDynasty in Yang Ling,especially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differences of their artistic characteristic.【关 键 词】艺术特色/写实主义/塑/模artistic characteristic/realism/mould/model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J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0)04-0141-03秦始皇陵兵马俑与汉阳陵彩俑是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相继面世的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杰作，前者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后者则被赞作“东方维那斯”。多年来，研究者对秦俑和汉俑各自的艺术特色，曾从不同的视角做过不少有益的研讨，但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似乎并不多见。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在这方面做些探索，以求教于贤达。一历史上有“汉承秦制”的说法，其中也包括艺术品的制作在内，这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汉俑的陶塑艺术直接受秦俑艺术影响”；“汉景帝距秦亡不远，相隔只有50年时间，艺人的传授不过跨代，甚或还是当年的修陵人。”[1](P195)惟此，比较秦兵马俑与阳陵汉俑的艺术特色，首先需要找出二者一脉相承的地方。据我肤浅的考察，觉得它们艺术特色的相同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写实主义手法的运用。秦俑运用写实主义手法，早已是人们的公论。而最能说明这方面意义的依据，莫过于秦兵马俑与真人真马同大的事实。有研究者甚至从现代解剖学的角度进行考察，指出“秦俑形体的比例基本适宜、合度”，“细部的刻画也符合解剖学原理”[2](P240)。艺术品如此细腻地仿真，无疑是写实主义手法的典型运用。阳陵汉俑从整体塑造来看，其合乎人体与动物体的比例，体现出了一种艺术的求真精神。制作者还别具匠心，特意为陶俑安装上能活动的木制双臂，并着衣施彩，力求逼真。这种极力仿真的做法，在一些细微之处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头发束敛以“陌额”，小腿著有“行ｔéｎｇ＠①”等等。诚如学者所指出的：“以高度成熟的写实主义手法塑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是阳陵汉俑最大特色之所在。”[3](P6)其二，重视头部塑造。头部是人体或动物体最能传达情感和特征的部位，通常都是艺术家努力表现的关键地方。无论是秦兵马俑，抑或是阳陵汉俑，对于头部的塑造，皆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大家知道，秦俑头的塑法是最复杂的，而且技艺多变。其“先借助于模作出头的粗胎，堆塑出后脑勺，贴接上耳杂，捏塑或把模制的发髫贴接于头的右侧，再精工刻画眼、眉、口、胡须等细部，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2](P240)。如此复杂的工艺流程，说明了制作者对头部塑造的高度重视。对于马头的塑造也同样重视，就连马的牙齿这个相当隐蔽的末节亦颇费匠心地雕了6颗牙，以示马正处于青壮期。阳陵汉俑继承了秦俑这一传统，于“头部的刻画尤为精到，五官周正，表情愉悦，反映了个个具有不同的性格和气质”[3](P6)。阳陵动物俑的塑造也有同样的特点，如“牛头的塑造，更为精彩，上阔下狭，颊似斧砍，吻如圆椎，有棱有角”，“眼如铜铃”，“嘴角下弯，鼻孔张大”[3](P6)。制作者仅仅通过牛头，“就把牛那种憨态十足、力大耐久又有点倔强的性格和盘托出”[3](P6)。其三，适度的夸张。夸张是艺术家最常使用的表现手法。秦俑和汉俑的制作者，都善于抓住关键性部位，给予适度夸张，以突现主题。众所周知，东方人面部轮廓较平，眉毛几乎没有什么厚度，如果完全按照真实的眉骨眉毛塑造，势必平和圆润。这样近看尚可，远看则模糊不清。秦俑制作者在这里采用夸张的手法，加大眉毛的厚度，把眉骨塑得棱角鲜明。如此一来，便把面型显示出来，“近看觉得细致，远看面目明快、清晰”[2](P238)。其他像胡子等的塑造，也采用了夸张手法，或让它飞起来，或让它立起来，或让它翘起来。“这种夸张使人并不觉得不真实，反而感到人物的性格鲜明、突出”[2](P238)。如上述秦俑那样的适度夸张，在阳陵汉俑中也屡见不鲜。像人耳朵高于连接双眼的延长线，腰、腹、股的长度被相应加大等，都是很突出的例证。“这样做的结果，既避免误视，也收到了像戏剧人物画眉、描眼那样的艺术效果”[1](P192)。其四，塑绘结合。秦后马俑和阳陵汉俑作为古代绝塑，均还具有塑绘相结合的特点。今日重见天日的秦俑，呈一种青灰色，但在2000多年前埋入地下时其色彩却非常鲜艳夺目。根据秦俑上残存的彩绘颜料分析，其使用的是矿物颜料，有朱红、大红、紫红、粉红、深绿、粉绿、紫、蓝、中黄、橘黄、赭、黑、白等颜色。整个秦俑的制作，由雕塑、烧制、彩绘三道大工序完成。“秦俑彩绘具有中国传统彩绘的风格，即大红大绿，色泽鲜艳，对比强烈”。[4](P1132)阳陵汉俑的色彩保存较秦俑要好得多。其颜面、躯干、下肢皆为橙红色，有如人的肌肤；头发、眉眼、胡须、瞳孔为赭黑色。从工艺流程来看，汉俑制作与秦俑制作基本相近，塑、绘皆为关键工序。本来塑、绘皆是单独的艺术手法，各自完全可以成就作品，但秦汉艺术家把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我国雕塑艺术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传统。研究者曾指出，阳陵汉俑的个性获得是靠“塑”，而赋予神采则是借助于“绘”来实现的[1](P192)。其五，群塑的形式。无论是秦兵马俑还是阳陵汉俑，皆以群塑的形式出现，这与西方雕塑艺术多为个体作品的形式迥然不同。秦兵马俑数量之多，为世罕见。仅1号坑就埋藏着兵马俑6000余件，组成一个由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长方形庞大军阵。像这样的群塑形式，在西方雕塑史上是根本找不到的。研究者认为，秦兵马俑“开创了我国雕塑史上纪念性大型群塑的先河”[2](P233)，极是！汉阳陵的考古工作虽还没有全部完成，但从南区从葬坑已发掘的1100平方米的6个小坑内（仅占南区从葬坑总面积的1/13）出土彩俑600多个的情况来看，汉俑和秦俑一样，亦为群塑的形式，则毋庸置疑。二作为比较研究，秦兵马俑和阳陵汉俑的艺术特色又有哪些不同点呢？其一，大小比例不同。秦兵马俑是按照当时真人真马的原大塑造的。其俑身高平均1.8米，最高者达2米。文献记载的秦汉人身高有确切数字可查者，如刘秀“身高七尺三寸”[5]（《光武帝纪》），约合今1.64米，这或可视为当时一般人的平均身高。秦俑平均高度显然略高于时人身高的平均值，“这符合关于要取得和真人等大的艺术效果必须略大于真人的雕塑一般造型规律”。[2](P235)陶马身长2米，通首高1.72米，“和真马大小相似”[2](P235)。阳陵汉俑则是按照真人约1/3比例塑造的。其俑平均身高0.62米，比起秦俑要矮小得多。由于汉俑仅有真人1/3左右，所以它的写实，只好另辟蹊径，从安装活动的臂膀，穿真实的衣服，雕塑肚脐，附添阳物等方面去体现。由与真人同大变为不及真人的1/3，反映了秦汉两朝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其二，夸张及概括的程度不同。秦兵马俑和阳陵汉俑虽然都成功运用了夸张和提炼概括的艺术表现手法，但二者夸张及概括的程度却有着明显的不同。阳陵汉俑中有一位跨马披甲的老妇人，被论者称为“夕阳余晖下的巾帼英雄”[1](P190)。制作者对这个人物似乎独有情钟，在塑造她颧骨下的肌肉时，采用了特别大胆的夸张手法，使之鼓如半个皮球，而她的眼睛则被挤到一浅沟里去了。像这样大胆的夸张，在秦俑里尚未发现。可见汉俑在夸张手法的运用上，比秦俑走得更远。由于秦俑与真人同大，也就给过细雕琢提供了较广阔的空间。像其发型便有螺旋纹式、蓖纹式、波浪式之分，发辫的盘结则有三股、六股、十字形、丁字形、卜字形之别等等。而阳陵汉俑只及真人的1/3，因此它不可能如秦俑那样细雕细琢，只能采用更概括更简练的大写意手法去表现发型等对象。其他像身体的塑造，由于需要着衣，所以也较概括简练。总之，汉俑较之秦俑，更多运用提炼概括的手法。其三，汉俑较秦俑的表现手段更为多样化。尽管阳陵汉俑比秦陵兵马俑只晚了约50年时间，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人们的思想方法及审美情趣等的变化，还是相当显著的。就秦俑而论，它是纯粹的陶艺制品。由此看来，当时的人们恐怕只想到了用陶塑这一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且制成的陶俑，呈静态的单一姿势，不能活动。然而阳陵汉俑就不同了，它除了陶制的身躯之外，还附加以木制的可以转动的双臂，从而增加了俑体的动感。另外又给陶木组成的俑体穿上丝绸衣服、进一步增强其动感，可见汉俑的表现手段比秦俑要复杂。不妨说，阳陵汉俑是陶塑、木雕、服饰三种表现手段相结合的产物。值得一提的是，阳陵汉俑制作者对于俑体生理特征的表现，这在秦俑里是压根儿没有的。应该说，这也是汉俑表现手段比秦俑多样化的反映。其四，秦俑模少塑多，汉俑模多塑少。秦俑和汉俑的制作工艺，都是有模有塑的，但二者模塑的多少却存在差别。一般地讲，秦俑制作由下而上分为足踏板、脚、腿、体腔、臂、手、头颈7个部分。这之中除足踏板全部模制外，其余从脚到头很少模制。即令是模制部分如俑头的初胎，亦需要复泥加以重新雕塑，而不是一次性模制成型。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在论述秦俑制作工艺时，对不少模制的地方，都十分谨慎地标注“可能使用范模”的字样[6](P80)，以表示尚有商榷的余地。当然，秦陵陶马的制作，使用范模的情况要多一些。但模制后仍普遍需要复泥加塑，所采用的是模塑结合的方法。阳陵汉俑的工艺流程虽与秦俑近似，但仍有明显的不同。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阳陵汉俑的制作分为7步：1、模制，分别制出头、躯干、腿、脚（汉长安城出土模具有臀与大腿连在一起者，据此推测，阳陵汉俑的模制很可能也是如此）；2、加塑（主要是头部的耳鼻及躯体的阳具等）；3、烧制；4、着色；5、烘烧；6、雕琢（推测工作的主要对象应是木制的双臂）；7、组装。这之中，第一步模制显然工作量最大，是基础性的。相比之下，第三步加塑工作量并不很大，称之为模多塑少，还是合乎实际的。以上所述，仅为秦俑和汉俑艺术特色不同点的最主要方面，至于一些较细微的差别，如秦俑的胡子是塑造的、立体式的，且先塑后绘，而汉俑的胡子则是用平涂彩绘的方法绘制成的，不经塑造，亦无立体感等等，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列论了。收稿日期：2000-02-07【参考文献】 [1]王学理．阳陵春色大汉风采[A]．黄留珠．周秦汉唐研究：[C]．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2]袁仲一．秦俑艺术[A]．袁仲一等．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论文集[C]．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3]王学理．中国汉阳陵彩俑[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4]黄留珠．中国地域文化・秦文化卷[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6]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的制作工艺[A]．袁仲一等．秦俑研究文集[C]．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滕去水加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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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59 【原文出处】《江西社会科学》 【原刊地名】南昌 【原刊期号】200009 【原刊页号】54～57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101 【 标 题 】论艺术知觉的超越性 【 作 者 】张建永 【作者简介】张建永(1953―)，男。文学硕士，吉首大学副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从事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以及文学创作。 吉首大学 ，湖南吉首 416000【内容提要】在知觉中，知识性认识是知觉最直接了当最普遍的精神现象。但是，这种知觉远远不能完成主体对世界的“艺术化”改造。因而， 在知觉中，主体必须及时消解或弱化知觉中的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超越物质对象自身严密的规律性“陷阱”，摆脱对象知识性结构所可能对主观情感意志等个性化内容产生否定、排斥的强大引力，否则，艺术思维的翅膀就不能凌空腾越。【关 键 词】知觉/思维/知觉霸权主义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0)09－0054-04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在知觉中怎样从“物质性关联”转化为“诗性关联”的关键，在于知觉改造。这种改造不是在知觉形成结论以后，而是在知觉过程之中进行的。知觉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在摄取客观世界的刹那间，就在自身所依存的主体的全部精神内容的参与下，迎遇客体投射过来的信息，并既是客观地同时也是创造性地构成心灵的感受。那些没经科学研究意图和艺术创作欲望支配，每时每刻随意发生的目之所见（视觉）耳之所闻（听觉），舌之所尝（味觉），鼻子所嗅（嗅觉），体之所动（动觉）等感觉基础上形成的知觉，在类别上可称为日常感知觉。对这些日常感知觉再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其中构成要素中，客观物质属性的映象是最基本的原生状态。如直觉黄果树瀑布的表象收获。这种表象客观真实地反映了黄果树瀑布的客观景象。再进一步分析，可发现日常感知觉中含蓄着科学知觉和艺术知觉的基因。它的客观真实性可以发展成为科学知觉，主观选择性又可以发展成为艺术知觉。关键是看知觉主体是以什么样的心理值（莱格所使用的用来衡量分配某一种特殊的心理要素的心理能量的计量尺度）为主导。由于艺术家与科学家的心理值不同，他们从日常感知觉中所获取、所建构的东西就大为不同。一、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的弱化与消解当我们知觉一个对象时，对象的许多信息传入大脑并促成我们对这一对象的了解和把握。这时，一种可称之为知识性的认识随之而展开。因而，知识性认识是知觉又一显著特征。比如法国西南部出土的“蒙特加特指挥棒”，上面所刻绘的海豹、蛇、鲑鱼等形象是动物季节发情的符号。这就是原始人在反复知觉季节变化后，对每次季节转到春天动物就会发情的现象所作的知识性认知结果。知识性认识是知觉直接了当最普遍的精神现象。人在知觉中，能由表及里地进行深入的认识活动。比方说，当天我们看到天边雷声不绝，狂风大作，知觉马上就在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这是大雨将临的迹象。由于知识性认识是知觉最普遍的精神过程，它既为科学思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艺术思维奠定了了解把握认识客体的基础。但是，对艺术思维而言，在知识性认识这一过程中，主体又必须及时消解或弱化知觉中的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超越物质对象自身严密的规律性“陷阱”，摆脱对象知识性结构所可能对主观情感意志等个性化内容产生否定、排斥的强大引力，否则，艺术思维的翅膀就不能凌空腾越。例如，我们身处草原，知觉到草的生长情况，如果，此时，我们的心理值是求解大自然的规律，那么知觉就会对草原一岁一枯荣的现象作知识性认识。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迷恋沉浸在草这类植物的生长规律和生态习性之中，长此以往，我们就会变成生态学家，植物学家。我们对草的知觉模式中，就会塞满草的规律性习性。艺术在这种知觉中便不可能产生。但是如果我们在知觉中，并不迷恋关注草的本质属性，我们在知觉中消解或弱化知性要求，或者穿越它们把主体在草的枯荣与人生的境况，与个人的命运、感悟结合起来，人与草的关系就不再是物质性关联，而是一种诗性关联。在这一基础上，才会产生“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篇。从西方绘画史的发展过程看，知觉在处理人与客体的关联时，有一条越来越明显的在知觉中不断加大对对象作知识性的客观描述手法的超越。具有写实主义开山大师之称的佛罗伦萨的菲力波・布鲁涅列斯奇(Filippo Brunelleschi,1377-1446)创造的透视理论，对美术有极重要的价值。他利用数学，得出一条线性透视公式：各条线后退会聚于一点之上，在这之上它们仿佛消失掉了。透视理论是三维绘画空间的重要基石。应该说，这是对客观对象在空间中的一种知识性认识。利用这种理论，知觉对象时，对象的各部位在空间中的位置就会如同客观真实一模一样被复制为表象。但即或是受过良好透视理论熏陶的观察主体进行艺术思维时，知觉也依然时时要超越知识性认识，而实现主观要求。美术史家萨拉・柯耐尔认为“布鲁涅列斯奇的透视理论，使早期文艺复兴的美术家能在一个场景内强调对心理上关系的某种意识”。正是这种意识的确立，它时时在消减或弱化着知觉的知性结构和物化属性。在西方美术史的进展中，要艺术地把握世界，要更多地表现或传达主体的认识感受，艺术知觉对客体的物质属性的超越一步步强烈。到当代的莫奈、凡・高、蒙克、高更、马蒂斯、毕加索等艺术家那里，知觉被主观因素自由地驾驭着，以至于以他们的作品中已找不到或很难找到与现实的相同的对应物来。对感知觉的知性结构和物化属性的弱化或消解，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一种特性。特别表现在老庄和道家思维形式之中，庄子提出了几个重要范畴，如“心斋”（《庄子・人世间》）“坐忘”（《大宗师》）“丧我”（《齐物论》）“无己”（《逍遥游》），就极重视对感知觉的知性结构和物化属性的消解。从一般表面意义看，“心斋”、“坐忘”、“丧我”、“无己”好象非但不是强调“人”，强调主体精神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否定“人”并趋向于“物”。其实深研进去，就会发觉“丧我”、“无己”并非是把主体的人消除掉，而是要清除主体中“为物所物”的那部分东西，要排除主体的“物化”功能，使主体对客体的知觉和把握获得一种自由的精神主体性。“绝圣去智”是老子的最高口号，在庄子这儿发扬光大。他强调“丧我”、“无己”就是要“丧”去我之中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一种物利。人只要有物利、就会为“物所物”。“物利”会逼使人在知觉中，过份关注客体的物质规定性，因而知觉也就会为客体的规律、本质所含蓄，最后深深陷入到知识性认识之中而不能超拔出来。比方说，巴尔扎克作品之中的高老头，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在他的观念中，金钱、财产等同于生命，他的知觉自然就“为物所物”。他只关注那些怎么能保证金钱不贬值并不断增值的方法手段。生命本身的意义被金钱异化了。这类人的知觉是不可能与客观世界建立什么“诗性关联”的，艺术也不可能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长养出来。庄子的“丧我”、“无己”，实为护“我”而有“己”。这就是对知觉物化属性的消解方式。他的“心斋”、“坐忘”的主旨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大宗师》）。其实也就是通过铲除生理欲望，罢黜对世界的知识性认识，从而达到对物化属性的消解，成为“至人”。这种生命哲学极近似于艺术思维，它在知觉领域建构了与客体的“诗性关联”。青源惟信禅师有段著名的语录，揭示了一般日常感知觉和艺术感知觉的巨大差异：老僧三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一次“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一般日常感知觉的结果，是对对象的客观真实的知觉记录。但在主观值大量地投入下，也就是说主体在与山水熟识过程中，个人的人生际遇与这里的山水发生关系，主体心理值趋向把自身的主观情愫投入到对象上去。这里再知觉这山这水时，知觉的“内在图式”发生了变化，主体消解了知觉的知性结构和物化属性（比如山是否是喀斯特地貌等的认识），超越了日常感知觉层面，迅速建构起艺术的知觉世界。所以，此时的“山”“水”不再是一种物质属性的东西，它是承载主体精神情感内容的符号。它所引起的知觉表象就不是在知性结构中产生识别，分析作用的那种表象，而是凝聚着与主体生命历程紧密关联着的人和事以及附着其上的喜怒哀乐等现象。因之，“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次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知觉结果，告诉我们，这种知觉与第一次的全客观描述不同，与第二次纯主观感受也不同，它是在参禅的至境中，将对人生更深层次的体悟，对生命的自然形态，也就是对“禅境”的体悟转化为更高皈依，把“天”“地”“人”紧密地融汇在一起，复归自然之道。因而才“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山这水是自然之道，是生命之貌。青源惟信大师对山水的三次知觉过程，极生动地说明了在消解知觉知性成分和物质属性后，知觉将人与客体的关系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一种“诗性关联”。二、精神主体和人化属性的建构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的消解与精神主体和人化属性的建构是同步进行的。为着分析的需要，专门分开加以阐述。精神主体作为能充分体现主体自由本质的精神能量，能够在较大范围内超越世界的物质性樊篱，冲破各种物质的规定性。它是艺术思维和宗教思维的本质体现。因而，在艺术领域内，思维一旦启动，精神主体类似“内在图式”的功能一样，积极主动甚至是霸气十足地支配着知觉活动。“这一个”主体的全部人生经验和审美态度被投放到知觉之中，使知觉不再是那类“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知识性结构。例如大雁，作为候鸟，对鸟类学家来说，秋去春来是极自然的现象。他们对大雁的知觉绝对排除个人的人生体验，而专注于大雁为生存择地而居的规律。艺术家则不然，他们知觉大雁南来北往的现象时，精神主体将“自我”的人生体验投入进去，消解对象“物”的规定性，以主体全部精神背景建构着这一知觉。于是，大雁那种与人毫不相干的，因气候原因北飞南迁的生存状态被赋予了“人”的意韵，获得了艺术品质。惟其如此，才有李清照“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的人生喟叹。正因为艺术知觉是精神主体对客观事物的“霸权性”干预的结果，客观对象的非艺术性品质才能转化为艺术性品质，才能构成艺术，才能“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萧瑟秋风中的一片落叶，皓首百发中的一根青丝、深刻变革中的冲突，塞外边关的画角……“，生活中的林林总总全都有它们自身存在的理由和它们固的的物质性品质，有它们自己的运动形式和规律，有自己的走向和意义，与艺术本是没有太多的关联。但在精神主体的干预下，经由主体个人的人生体验和审美态度建构起来的知觉观照中，“万物皆备于我”。它们无不被主体赋予全新意义而获得艺术品质。科学知觉中心理能量的投入不能超过对象的规定，否则对象就可能变得“面目全非”。艺术知觉则相反，主体投入的心理能量时时在消解着知觉中的知性成分和物化属性，而且随主体意愿的霸权性投入，对象被扭曲变形……。俄国著名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反常化）。这个很有影响的理论。这一概念的本意是“反常化”，只因什克洛夫斯笔误少写一个字母，而被误读作“陌生化”。什氏的意见是指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不是故事，而是使之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这种东西。他在研究大量的作品后，发现造成“文学性”的主要原因是作家对描写对象采取了一种反常化描写方法。这种方法最主要的作用之一是把取自现实中的各种材料进行变形处理，使之“违背”或“偏离”现实或超越一般感觉，而成为艺术的新的构成元素。“陌生化”理论只是从形式上说明了文学性建构的方法。其实这一方法的本质就是我所确立的“人化思维”。在这一步法中，思维主体的心理能量以绝对优势压制着客观实在能量，思维是“人化”而不是“物化”的。因此，真正的艺术精神，并不是要去实现我们长期奉为圭臬的“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再现事物”，而是在艺术创造中完成自我表现。当然我并不反对人化思维在艺术中再现事物的客观形象，而是反对把“再现事物”作为艺术之所以艺术的必要前提，它不可能成为必要前提，只能是目标之一。否则艺术与科学就没有本质区别了。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感知觉中就投入了较多的主体心理能量，使“陌生化”效果蔓延在整个字里行间。请看：“日炽的阳光……晒着父亲棱岸的肩膀和两只崎岖的大脚”。（《爆炸》）有人认为以棱岸修饰肩，崎岖修饰脚不规范，因而拙劣。其实这正是莫言在感知觉中以主体强大的精神力量对对象进行的审美歪曲。从一般感知觉看，脚只有大小之差，无崎岖顺畅之别。但在莫言的主观图式中，投入了父子两辈人的全部艰难的辛酸。他对父亲那两只在土上蹭。石上磨、沙上蹈、水中趟的双脚的认识，早已超越了脚的具体形状。崎岖的人生之路的崎岖性质，被对象化地积淀在他父亲崎岖跋涉的大脚之上。因此，崎岖修饰脚已不是语言学上的修辞学问题，是主体对对象的超越性认识，是主体在个人人生际遇中所体验的主观认识和情感，对对象进行“歪曲”式的“陌生化”处理。“陌生化”作为主体心理能量的一种表现力，本质上就是精神主体和人化思维的一种运作方式。因此，精神主体性和人化属性和人化思维的一种运作方式。因此，精神主体化和人化属性的建构对艺术而言，是必要前提。无此，客观万物就只能冰凉地存在于它们自足的体系之中。精神主体性的“霸权”建构，是改变客观物质属性的关键、经它处理的万象世界就被赋予了“人化”属性。华兹华斯认为：“物象的影响力的来源并非来自固有的物性，亦非来自本身之所使然，而是来自与外物相交往受的外物所感染的智心所赋出的。所以诗……应该由人的灵魂出发，将其创造力传达给外在世界的意象。”那些认为在艺术中将自己完全隐藏起来，或如意象诗人庞德和威廉斯那样，“完全”按自然原状加以描写：“找出明澈的一面，呈露它，不要加以解脱”（庞德）。“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没有随后追加的意念强烈地感应和观看事物，体现实有”（威廉斯）等观点实际上是忽略了诗人（艺术家）与客观世界发生关系时，主体知觉对对象已做过的“人化”处理。这时主体已不自觉地在“解脱”或“先入为主”地感应和观看事物的。西方意象派诗人宣称，他们从中国山水诗中找到一种完全抛弃主观因素，能够揭示出自足自化的客体世界的无穷魅力的方法来，仿佛客观物象本身是艺术，只是将它们拼合过程中，千万要将主体可能进行的侵蚀消除掉。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威廉斯的《楠塔基特》(Nantucket)。透窗的花朵/淡紫与黄/被白色的帷幕改变――/干净的呼息――/午后的阳光――/在玻璃的盘子上/一个玻璃杯壶杯子/倒放、旁边/一根横放的锁匙一和那/全然干净的白色的床表面上看，这的确仿佛是纯客观的描画，仿佛主体心理内容被剔除殆尽。但是稍加领悟和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纯客观”的背后有一双主观投注的视线。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诗的意象。从色彩上讲这首诗给我们一种明亮甚至有点明媚和绚的感觉：紫黄的花朵、白色的帷幕、床、透明的玻璃杯和银色的锁匙，在这些色调上再投上午后的阳光，以此烘映出浅色中的温暖，冷调中的洁净，静态中的漫温。静物的组合构成触发了一种愉快的、开朗的、温馨的心境。这果真就是客体自化自足的奉献吗？我们可以设想几个推论，(1)假如诗人此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处在这些物象之前，他不可能对此产生观注和描写的欲望。(2)就算诗人此时正与所描写的物象之间处于一种“同情”状态，视野中一定还有其他物象（如窗户、桌子等等）被诗人剔除掉了，那么是什么导致诗人“顾此而失彼”呢？(3)可以肯定地说诗人触目所及的色彩中一定还有白色基调之外的色彩，它们都被什么蒸发掉了？如此等等，无不说明了诗人知觉中的主观内容并非沉睡。它们在暗中积极地进行选择，排列和组合。正如萨特所讲：“在原先没有秩序的地方引进程序，并把精神的统一性强加给于物的多样性，于是我就意识到自己生产了它们”。威廉斯的《Nantucket》只能说是以一种纯客观的形式，表现了作者从大千万象世界中摘取一静谧空间来宣喻主体心境的一首意象诗作。主体内容被较深地埋藏在意象的结构之中。大千万象世界只有在精神主体性的烛照中，才能从物质性结构向艺术品质转化。没有这种烛照和建构，淡紫的花、白色的帷幕、午后的阳光，都只在自身的物质性结构中具有意义，它们充其量只是好看的物质而已。但在精神主体性的灌注下，它们就不再只是一种物质、或一种物质的运动状态，它们可能就是一种心境、一种情调、一个故事、一种可以不加名义限定的情感、一种可以煽诱起无限想象力的“物”在艺术的世界里，知觉的霸权主义是艺术思维的本质特征。它以主体的“这一个”的全部精神内容，撞击客观物象的现存结构，使之在知觉这个艺术生成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中，重新描述、组织和诠释了对象。没有这种描述、组织和诠释，“星星就还是那颗星星”，客观对象就只能在自身的本质规定性上，与艺术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收稿日期］200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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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体育科学ZHEJIANG SPORTS SCIENCE1999年 第21卷 第5期 Vol.21 No.5 1999体育课堂教学的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朱金婵摘要：体育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较多，为了更好地分配权重，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有效易行的办法是采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方法进行评判。关键词：体育课堂教学；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评价指标体系中图分类号：G80-32 文献标识码：B1 体育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将体育课堂教学要求分解成若干评价指标，形成一个有机的评价体系。为此，评价指标要具体化、客观化、可操作化，尽量达到简单、易行。评价指标体系如下：(1)教案完备、合格； (2)教案内容的深广度要达到基本要求；(3)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处理得当；(4)各个教学环节安排合适；(5)教学进度与时间安排正常；(6)普通话准确、熟练；(7)语言通顺有条理；(8)表情富有感染力；(9)启发式教学；(10)在讲解中使用先进教学手段；(11)示范动作规范、优美；(12)示范动作要领突出；(13)示范动作稳定、安全；(14)在示范动作中使用先进教学手段；(15)精讲多练，讲练结合；(16)掌握多种反馈方法和手段；(17)学生提问或回答问题踊跃；(18)学生练习认真；(19)学生动作完成率高；(20)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结合好。2 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模型的建立评判指标体系中的20个指标是影响体育课堂评判的因素，我们可分别记作ui ui＝1，2，3，…20这样便可作出因素集U＝｛u1,u2,u3,…，u20｝因为因素较多，为更好地分配权重，充分利用所得到的信息，我们将因素集按因素的属性分成四个子因素集，即U1＝｛u1 u2 u3 u4 u5｝U2＝｛u6 u7 u8 u9 u10｝U3＝｛u11 u12 u13 u14 u15｝U4＝｛u16 u17 u18 u19 u20｝分别表示“备课情况”，“讲解情况”，“示范情况”，“练习情况”。对于每一个子因素集Uk(k＝1，2，3，4)，分别作出综合评判，取评判集为，V＝｛很好，较好，一般，不好｝先进行单因素评判。例如，单就u1评判，若有70%表态为“很好”，20%表态为“较好”，10%表态为“一般”，则关于u1的单因素评判向量为(0.7，0.2，0.1，0)由此可知，我们能得到u1(i＝1，2，3，…20)的单因素评判向量为，｛ri1，ri2，ri3，ri4｝ i＝1，2，…20由此得出单因素拼盘矩阵：Uk中各因素相对于V的权重分配为：Ak＝｛ak1，ak2,ak3,ak4,ak5｝ k＝1，2，3，4.其中ak1+ak2+ak3+ak4+ak5＝1，则得出关于Uk的一级评判向量：Bk＝Ak Rk＝(bk1,bk2,bk3,bk4) k＝1，2，3，4.再将每个Uk视为一个因素，记U｛u1，u2，u3，u4｝于是U又是一个因素集，U的单因素评判矩阵为：每个Uk作为U的一部分，可以按它的重要性给出权重分配：A＝（a1,a2,a3,a4）于是得出关于U的二级评判向量：最终评判结果可由bj,j＝1，2，3，4中的最大者决定。图1 体育课堂教学的多层次模糊评判模型3 实例由评判的专家打分、统计百分数得出Uk的单因素评判向量表，见表1。表1 单因素评向量表因素很好较好一般不好U10.70.20.10U20.60.20.10.1U30.50.30.10.1U40.80.10.10U50.70.10.20U60.50.30.10.1U70.40.30.20.1U80.30.50.10.1U90.20.20.40.2U100.30.30.30.1U110.60.20.20U120.60.10.20.1U130.50.30.10.1U140.60.400U150.50.30.20U160.50.20.30U170.70.20.10U180.80.200U190.80.200U200.70.300由此可得出单因素评判矩阵：再由评判专家决定Uk中各因素相对于V的权重分配为：A1＝(0.3，0.3，0.2，0.1，0.1)A2＝(0.2，0.4，0.1，0.2，0.1)A3＝(0.3，0.2，0.2，0.2，0.1)A4＝(0.2，0.2，0.3，0.2，0.1)U中各Uk的重要性权重分配为：A＝(0.2，0.4，0.2，0.2)从以上条件可得出一级评判向量：B1＝A1。R1＝(0.3 0.2 0.1 0.1)B2＝A2。R2＝(0.4 0.4 0.2 0.2)B3＝A3。R3＝(0.3 0.2 0.2 0.1)B4＝A4。R4＝(0.3 0.2 0.2 0)依据一级评判向量，经归一化处理得：B1＝A1。R1＝(0.4286 0.2857 0.1429 0.1429)B2＝A2。R2＝(0.3333 0.3333 0.1667 0.1667)B3＝A3。R3＝(0.3750 0.2500 0.2500 0.1250)B4＝A4。R4＝(0.4286 0.2857 0.2857 0)从而可得出的评判矩阵：于是得出二级评判向量：B＝A。K＝(0.3333 0.3333 0.2 0.1667)依据二级评判向量，经归一化处理得：B＝A。K＝(0.3226 0.3226 0.1936 0.1613)故这个教师的体育课堂教学评判为介于“很好～较好”之间。此研究方法对教师体育课堂教学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对体育教师的教学评价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指导意义。作者简介：朱金婵(1945-)，女，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参考文献：［1］ 王光远.论综合评判几种数学模型的实质与应用［J］.模糊数学，1984，(4).［2］ 李洪兵.干部质量评价的数学模型［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87，(3).［3］ 李洪兵，等.工程模糊数学方法及应用［J］.天津科技出版社，1991.［4］ 朱绍禹.高师教学基本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责任编辑：金开云收稿日期：1999-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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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005 【原文出处】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乌鲁木齐 【原刊期号】199504 【原刊页号】48-50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 作 者 】吴妍春 【复印期号】199603 【 标 题 】古代亚欧大陆游牧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 【 正 文 】 摘要 本文认为，古代亚欧大陆盛行的具有草原风格的动物纹艺术，内涵丰富，流派众多，既表现出同一的文化背景之下思想意识的统一，又呈现出内容题材的丰富多样和艺术表现风格的差异，是世界游牧文化园地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关键词 亚欧大陆 游牧文化 动物纹＊ ＊ ＊以动物为主题，进行艺术创作，是远古人类文化共有的特征。但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各民族，所创造的动物艺术形象又各具特色，各不相同。本文所要谈及的，是公元前10世纪～公元1 世纪盛行于亚欧大陆游牧民族文化中的动物纹艺术。学术界称其为草原风格的动物纹，即在游牧民族的兵器、马具、日用器皿、服饰、带扣、牌饰、织物上装饰的各种动物形象。其中有马、牛、羊、骆驼、鹿、狮、虎、豹、狼、野猪、兔、飞禽及神话传说中的各种幻想性动物，如翼马、狮身鹰首怪兽等。这些动物的造型，或侧身直立，或回首长啸，或成双成双相向而卧，或背向伫立；有的动物躯体做各种团蜷姿势；有的后半体扭转，成为独树一帜的特殊造型。具有草原风格的动物纹是游牧艺术工匠，运用金银青铜的雕铸、模压，石、木、骨皮的雕刻，毛织品图案的绘织，彩陶器皿上的描绘，多种复合材料的制做等高超的工艺手段，使各种动物千姿百态的呈现于装饰物之上，形成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艺术风格流派众多，流行地域极广的，独特而博大灿烂的远古游牧文化艺术。亚欧地区的考古成果表明，黑海流域、西伯利亚、伊朗高原、哈萨克草原、蒙古草原、阿勒泰地区、中国北方以及西南某些地区都具有草原风格的动物纹。从19世纪以来，上述各地陆续发现的草原动物纹艺术，引起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通过对其艺术风格的研究，划分出斯基泰式动物纹，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鲁里斯坦动物纹、鄂尔多斯式动物纹、阿尔泰巴泽雷克兽纹等类别。其动物纹的源流问题，学术界学者各持己见：1.草原风格动物纹的创造者是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其它地区的动物纹是受斯基泰艺术的影响产生的〔1〕。2.伊朗的鲁里斯坦是动物纹艺术的发源地，鲁里斯坦艺术在斯基泰动物纹艺术形成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2〕。3.斯基泰人在前亚居住时期和其它前亚文化并例，互相借鉴，其中包括了复杂的选择某些近东艺术成分的过程。这种成分成为高质量的斯基泰艺术形成的基础。〔3〕4.动物纹艺术是多源性的，它们的一系列肖像图案的共同性应看成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统一〔4〕。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观点比较客观而合乎历史事实。因为游牧的经济生活，使远古时代的游牧民族“全部经验的最重要部分都是和动物界相联系的，而且在这个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5〕， 即动物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动物是神灵的化身，是力量的象征，是神圣权威的标志。这种思想意识，激发着不同游牧部族的艺术工匠的创作欲望，促使他们去表现与各自部族图腾崇拜、神灵崇拜或是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借以寻求精神的慰藉和表达其审美情趣。思想意识的类同，生产力水平的相近，又使亚欧草原动物纹艺术表现出形式和手段方面的类同。金银和青铜动物纹尤其突出。我们可选择典型例证作进一步说明。在金质动物纹艺术品中，亚欧各地的艺术风格虽然不尽相同，但大多用于王公贵族的头冠、衣饰和生活用品的装饰这一点却是基本相同的。如以圆雕表现动物立体的身形；浮雕刻画动物的皮毛斑纹、骨络唇褶；镂空透雕凸凹起伏的视觉效果，复合材料制品表现对象的真实和玲珑华贵。凡此种种，都是为了给王公贵族赋予神一般的威严，以示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贵。例如，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墓出土的金衣贵族，头戴金冠，身穿金衣，足登金靴，系由上千件的金片组合而成。金衣襟边袖口，金冠的基座四周，胸前挂的金项圈上，都装饰着种类不同形态各异的动物纹〔6〕。有关专家认为，其中的许多动物， 是古代神话中神的化身。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阿鲁柴登古墓出土的金冠，冠顶半球体之上，傲立着一只展翅的雄鹰，鹰的头、项部嵌有绿松石；球体扇形面上，浮雕着狼咬羊的图案。整个冠饰，构成了雄鹰俯视狼咬羊的生动画面〔7〕。冠饰带的两端，分别作成浮雕的虎、盘角羊、马的形状。其构图意境，在于显示神鹰的强大威力及佩戴使用者的至高无上。阿富汗境内的古代大夏王墓地，发现了2万多件金器中， 同样有数量众多的动物纹艺术品。其中，龙的主题十分突出，如双龙守护国王耳坠。龙纹脚镯，龙纹短剑鞘等等，也都体现了龙这一神话动物对王权的守护和支持〔8〕。在新疆阿拉沟塞人贵族墓出土的上百件金银饰件中，虎、 狮、熊等动物纹达几十件之多。金碧辉煌的动物纹艺术品蕴含着古代亚欧各游牧部族人民丰富的思想意识和艺术情感。青铜动物纹，在亚欧动物纹艺术中占的比重也比较大，流行地域也极广泛。它的内涵，大多是和游牧民族对所崇拜的神灵的祭祀有关，许多动物纹是塑造在青铜祭坛上的。游牧民族的艺术工匠，通过青铜雕铸，再现动物体态特征，突出表现动物肌体构造之完美，强壮和矫健，强调雄浑、庄严的神韵，总的艺术格调凝重质朴。在这种格调之中，由于时代早晚不同和各地文化传统的差异，又包容了或是形态逼真的写实风格，或是概括写意的简约格式，还有抽象夸张的浪漫情调，虚幻神秘的怪异造型等等特色。譬如，中国北方，尤其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动物纹，以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为主，黑海之滨的斯基泰式，则有概括写意的风格化模式；〔9〕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特殊的地理位置， 造成了各种艺术形式的交融，青铜动物纹也呈多样化的格调，既有形象逼真的虎纹、熊纹、牛头纹，也有幻想性的双翼对兽纹等等。东西南北各方面的因素，都若隐若现地展示出来。皮质动物纹，以发现于前苏联境内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贵族冻土墓中的出土物为典型代表。其中包括了皮雕和皮质贴花两种形式：皮雕是在厚皮革上用浮雕手法雕琢出一个个动物造型，最具特色的有山羊、马和鹿。这些精雕细琢的皮质动物纹上，还往往施以金粉，以达到华美绚丽的艺术效果。皮质贴花是将薄薄的皮革按需要剪出大大小小的图案，再着以色彩和金粉，其中最精美的有虎噬山羊纹、翼虎噬羊纹、虎噬马鹿纹、有翼怪兽决斗纹、怪兽叼鹰纹、绵羊头纹、虎头纹等等。这些贴花纹饰，多用于装饰鞍具，而且往往和彩色毛毡互为表里，有的毛毡为里，皮革为面；有的皮革为里，毛毡为面，构成一种既耐用，又有装饰效果的艺术形式〔10〕。这些皮雕和剪贴的动物纹，是古代阿尔泰居民对动物纹艺术的一大贡献。木质动物纹，数量相对较少。典型的有巴泽雷克古墓。新疆且末扎洪鲁克古墓和吐鲁番苏巴什古墓中发现的器物。巴泽雷克的木质动物纹是以浮雕手法表现动物，装饰车马具。扎洪鲁克的则是在一把木梳柄部的两面，以阴刻手法刻画出两幅图景。一幅是一只狼在追赶一只小羚羊；另一幅是两只大角盘羊带着小羊奔跑。苏巴什的刺猬形木盆，是把木盆的外形削刻成刺猬形，又在刺猬的背部刻出网状花纹，以象征它满身的尖刺。各地的艺术工匠，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选用木头做原料，创造出风格特色迥然不同的木质动物纹。毛织动物纹是动物纹艺术中另一重要分支，以图案化风格为主要特征。新疆南部地区的一些出土物令人瞩目。例如，与扎洪鲁克木梳同时出土的一块毛布上，就织制着一排大角羊的侧像，图案线条简洁流畅，色彩明快和谐，是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毛织动物纹。到了汉代，毛织动物纹在新疆更加发展。和田洛浦山普拉丛葬墓中出土的毛织裙带上，以连方形式织制着形态或相同或相异的动物图案，有鹿头纹、鹿全身纹，骆驼纹和山形纹；独角怪兽纹，胡蝶纹等等〔11〕。其中，鹿纹的表现最多，而且形式多样，反映出由头像到全身像，由具体到抽象的这样一种发展过程。鹿角的描绘，更能说明古代艺人对鹿的深刻观察和体会。往往是一个连方的鹿角表现其正面形状，另一个连方表现其侧面形状。鹿纹全身像中，鹿身上还装饰有羽翼、尾部也有变体装饰。鹿四周的空隙处，也填充了象征性的变体装饰。山普拉毛织带上的动物纹，已是动物纹艺术发展到顶峰期的佳作。骨、石、陶器上的动物纹，各地也有发现，但数量不如金和青铜质那样繁多。骨质动物纹以骨镳形式出现最多。把骨头雕刻成动物形象，腹部穿孔，作马具使用。这种形式是欧洲草原斯基泰式动物纹的重要题材之一，新疆和静察吾呼文化中也有发现。石雕动物纹，在新疆有二例。一是伊犁霍城地区发现的羊头石雕。它是在一椭圆形石头前半部，雕刻一正面羊头像。羊的大角向下弯成半圆形，鼻子突起，眼圆而鼓，嘴巴呈一微凹的圆点。石的后半部为一深凹的圆窝状。这种器物的功用，估计与生殖崇拜有关。另一石雕兽形是阿勒泰地区出土的兽柄石臼。石臼柄端刻一兽头，头上有双角，口微张，形态古朴。古阿勒泰地区有悠久的石雕传统工艺，将动物纹艺术与这种工艺相结合，自然是得心应手。陶器上彩绘动物纹也是动物纹艺术的一种表现手法。新疆察吾呼文化遗址中，除发现青铜和骨质动物纹外，还有陶器上的彩绘驼纹和变体蛙纹；温宿县包孜东古墓中，除大量出土青铜动物纹外，还发现了一件鸭形陶壶，其壶体鸭形状，头颈部为流口，腹部贴有凸棱以似羽翅，表现手法颇为独特，是半游牧地区动物纹艺术的特色。游牧民族长期游牧、狩猎的生活，使他们对动物的感受最为深刻。动物的奔腾跳跃，野兽的凶猛顽强，飞鸟猛禽翱翔于天际的自由，正好和游牧民族粗犷膘悍的心理张力及其自由奔放的游牧生活相一致，相协调，从而也激发了他们的审美情感和艺术创造灵感，使动物的飞跑奔放之美，猛兽的威武勇猛之气，通过草原艺术工匠之手再现出来，最终形成了盛行长达10个世纪之久的、辉煌灿烂的草原风格的动物纹。＊注：〔1〕〔7〕田广金、郭素新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91页。〔2〕〔3〕〔4 〕г・н・库罗奇金：《斯基泰的野兽纹艺术与鲁里斯坦青铜器》，载于《俄罗斯考古》1992年第2期第102页。〔5〕户晓辉：《动物图象与生殖巫术》，《西域研究》1993 年第1期第8页。〔6〕阿基舍夫：《伊塞克古墓――哈萨克斯坦的塞人艺术》， 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8年俄文版。〔8〕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文物天地》1991年第6期。〔9〕王欣译：《斯基泰艺术》，《新疆文物》1994年第1期。〔10〕谢尔金、鲁登科夫著，汤普森译：《西伯利亚冻土墓葬》，（英文版）加里福尼亚大学1970年版。〔11〕新疆博物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89年第2期。＊ 本文于1995年3月30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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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611 【原文出处】财经科学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200002 【原刊页号】102～105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200005 【 标 题 】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 作 者 】钟勉 【作者简介】钟勉，中共乐山市委 乐山市 614000 【内容提要】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进入从温饱向小康迈进的新阶段，这一发展阶段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应该从 农村经济体制，农业增长方式以及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上寻求新认识和新思路。为此，必须以实现农民增收为核心，推进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具体来讲，就是要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所要求的“五个转变”。【关 键 词】农村经济/农民增收/新阶段/发展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0）02―0102―04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20年改革和发展正在发生着深刻的阶段性变化，农村从整体上进入了由温饱向小康迈进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有四个明显特征：一是农产品供给已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二是农业的发展已由受资源约束和依靠政策拉动变为受资源和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或者说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需求和依靠农业科技推动；三是农业已由解决温饱的需求转为适应进入小康的更高要求；四是农村经济与整个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关联程度更加密切。在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出现了不少新的矛盾和问题，如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下跌、乡镇企业发展放慢、农民收入低速增长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其实质是农村经济体制、农业增长方式、生产经营方式等没有及时跟上阶段性变化的客观反映。因此，解决新阶段的新矛盾、新问题，必须从农村经济体制、农业增长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上寻求新认识、新思路，必须从理论上解决如何深化新阶段的改革和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本文围绕如何解决新阶段的矛盾和问题，推进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实现农民增收，从四个方面予以研析。一、农民增收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全局性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农产品处于短缺状态，价格不会随产量的增加而迅速下降，农民生产积极性一调动，产量增加，卖粮增加，农民收入就增加。而产量增到一定程度，即供求基本平衡后，产量再增加，就出现丰收年卖粮难、粮价下跌，收入反而下降。这是农民收入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133元提高到1998年2150元， 年增长10.6％（扣除价格因素）。但分阶段看，增长速度却呈阶段性递减，1978年至1984年年增长15.6％，增长速度最快，1985年至1988年下降到5.6％，1989年至1991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进一步下降到2 ％，1992年至1998年增速虽提高到5.3％，但不及80年代。 特别是最近两年，农民收入增速趋缓，1997年4.6％，1998年4％，连续两年下滑，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农民增收放慢后，农村消费水平下降，直接制约了城市工业的发展。目前，十几种新兴耐用消费品的综合普及率城镇为60 ％， 农村只有10％，农村市场潜力巨大。另一方面，这些耐用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却过剩一半。据测算，目前农村消费水平与城市相差15年，如果把中国农村的消费水平提高到目前城镇人口的水平，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可以增长2～3倍。因此，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强，农民增收形势的严峻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农民自身的生活水平和农业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徘徊，必然导致其购买力下降，农村消费市场低靡不振，进而对通过扩大国内需求来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构成重大障碍。我们必须立足国民经济全局的高度，清楚地看到，农村经济发展不只是解决吃饭问题，它也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应摆上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也决定了必须尽快调整农村经济发展的工作思想和方式方法，把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重心放在农民增收上，始终坚持将农村增收作为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推进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回顾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历程，有两个明显的飞跃。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基本解决了农民温饱和中国吃饭问题。二是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沿海各省利用80年代中期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飞跃，有力地推动了沿海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比而言，内地发展乡镇企业实行“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过度分散，信息闭塞，规模偏小，加之发展力度不如沿海地区，启动慢刹车快，使内地第二次飞跃不如沿海明显，拉大了与沿海经济发展的差距。当前，制度改革带来的效应逐渐递减，农村经济徘徊不前，乡镇企业运行困难三年有余。那么，农村经济发展究竟走向何方？农民增收从何而来？，如何实现第三次飞跃？我认为，全面推进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是必然选择，这是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趋势，是实现农民增收、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途径，是客观的经济规律。（一）发展市场农业，实现农村市场化发展市场农业就是要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降低自给率。因为我国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况，农民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用于自己消费。农产品自给率70％以上，商品率只占20％～30％。而市场农业是劳动者不再主要为自己消费而生产，是为了将生产的劳动产品卖出去，实现商品惊险的一跳，成为社会商品。市场农业可分为两个层次：较低的层次是适应性市场农业。即过去短缺经济时代，生产的产品主要自己消费，即使卖出去的产品也由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消费者适应生产者。而在供求平衡后变为人们消费什么，农户就应该去生产什么，生产什么成为消费者的主动权，生产者适应消费者。这就要求农业生产者认真研究分析消费者的需要，去适应、紧跟市场的不断变化，瞄准市场需求调整结构，及时减少、淘汰那些品质低、没有销路的传统农产品。更高的层次是开拓性市场农业。即生产引导消费，生产者根据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发展的趋势，超前生产一些将来会成为消费热点，现在还没有形成消费习惯、消费需求的新产品。主动开拓消费市场，主动推动消费、生产的升级换代。这种方式与短缺经济时代的生产决定消费，好像有相似之处，但已有本质区别，此时农业由整个国民经济的制约因素变为动力因素，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二）实施乡镇企业的二次创业，推进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要发挥农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储藏和运销业，并积极进入农村第三产业，改变农村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状况；要增强乡镇企业的辐射扩散效应，成为带领千家万户共闯国内外市场的“龙头”。并将乡镇企业融入大工业发展体系，着力提高其规范化、集约化经营水平。乡镇企业具有比农业部门相对高的劳动生产率，因而也有比农业部门更高的劳动报酬，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可以源源不断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从而加快广大农村工业化进程，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现代化战略之路。（三）加快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过去发展乡镇企业，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过度分散，使企业无法形成外部经济效应，影响劳动力岗位的再创造，所以只有实行乡镇企业向一定区域集中，形成农村市场的空间和农村要素聚集，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统一，这就决定了小城镇成为乡镇企业理想的依托基地。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使人口、资金等生产要素集中在一起，从而可以获得巨大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这一方面有效地解决了乡镇企业因分散带来的种种问题，为农村工业的发展赢得十分有利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可使小城镇因此而繁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力地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在发展小城镇建设中要合理布局，节约用地，保护环境，政府要增加对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各投资主体参与开发，并改革小城镇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探索农民转变身份后原有耕地使用权流转方式。以小城镇建设提高农村人口消费水平，转变消费模式，从而启动农村市场。三、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要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以农业产业化为突破口。农业产业化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跨产业、市场化、集约化、高效益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它具有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经营规模化、管理企业化四个基本特征。它的本质是提高农业比较利益，使农业获取平均利润。目的是解决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如何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载体是实体＋农户，实体或是工商性的龙头企业，或是农民自愿组成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家庭承包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的第一个环节，并以此为基础，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一）农业土地适度集中，推动农业产业化我国目前有2亿多农户， 这些单家独户的农民面临日趋增大的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土地零星分散，户均经营土地六、七亩，且细分为数块，这样的土地规模及分户经营不利于将现代农业所需的资本、技术、知识、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吸引到农业中来，造成农业先进技术采用成本较高。并且，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超小规模农业经营的机会成本不断提高；农民不愿意也没有资金对土地作任何重大长期的投入，土地资源与种田能手不能优化配置，土地荒芜现象日益严重，导致土地资源严重浪费。因此，应积极探索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实行土地转包、流转，集中起来，搞适度的规模经营。土地适度集中，要明确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集体是土地的所有者，每户农民向集体承包土地，取得30年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者可以自己从事土地的生产经营，使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合一；也可以把土地承包权自己保留，而把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出去，使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让专业生产大户从事土地的规模生产经营；土地集中也可以土地入股，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相对分离，搞农村股份合作制等。小土地所有制（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均化阶段过渡到土地流转集中的土地市场化阶段，这种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对于农业现代化意义上的流转有着深刻的影响，使得围绕土地设施与投资利益主体得到不断改善，从而使得围绕土地的生产主体积极性与生产效益得到不断提高。（二）造就一大批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推动农业产业化现代农业不仅需要土地集中、市场化，而且其他一些要素都应资本化、市场化，也就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将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并不是仅为满足自身生活需要和简单的出卖产品，而是使生产要素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寻求生产要素最佳组合，实现优化配置，创造高效农业。要鼓励资金雄厚的个人、单位投资于农业，承包集体的土地或转包农户的承包地，鼓励支持农村专业生产大户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象国外农业资本家似的农场主；鼓励引导农民将承包地转包出去，收取租金，并通过培训使其成为农业生产某方面或某环节的农业工人，获得工资报酬。农场经济实体有雄厚的资金，可以加大农业基金设施建设，增加科技开发能力，可以吸收农业技术人才。这种有一定规模经营的农场实质就是农业企业，实现了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克服了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生产，解决了小而全、信息不灵、资金不足和效益低下等问题。据对部分投资办农场的效益测算，农业的资金利润率可以达到50％，远远高于工业的10％和商业的20％左右，投资农业是划算的；农户转包出去承包地，收取租金，获得工资，出售农家肥等收入，也远远高于自己经营耕种承包地收入，都有积极性，说明这种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是可行的。（三）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业产业化搞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必须减少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业也需要减员增效，也只有减员才能增效。据统计，我国现有2.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 若继续留在传统农业生产上，大家都望着土地，以土地为命根子，不将承包地转包出去，就不可能搞规模经营，搞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四）推进农业产业化，还要注意“三个结合”一要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虽说现阶段我国农产品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但是我们要看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由温饱向小康迈进，整体消费档次随之提高，追求层次性，转向多样化、优质化。因此，农产品过剩是结构性的相对过剩，人们想消费的高档次农产品还不能满足需要，价格奇高的外国农产品还在大量进口。所以，优质农产品还大有文章，只要我们坚持市场取向，围绕市场需求调整结构是大有前途的。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培育主导产业，加速农产品更新换代。二要与多种经营、规模基地建设相结合。要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品和多乡一业的多种经营格局，发挥规模基地优势。三要与科技进步相结合。要千方百计增强科技与经济的粘合度，变科技优势为经济优势，依靠科技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水平和档次，随着农业新技术的引进和推广，科技因素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以实施“种子工程”为重点，突出抓好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四、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五个转变”（一）由注重抓产量向产量、质量、效果并重转变要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上下功夫，走集约化经营之路。要认真研究市场需求及其变化趋势，主动开拓农副产品市场；注重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优化品种结构；全面实施品牌战略，生产出更多质量优、价格高、市场前景好的农产品；提高农产品加工能力，通过农产品的优质化和转化增值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使广大农民从有限的土地资源中获得相对较高的回报。（二）由注重生产速度向质量效益转变现代农业要改变传统的追求速度的做法，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提高投入产出率为目标，追求成本最低化和效益最大化。要象搞工业项目，搞好规划设计，搞项目论证，通过一个个的具体项目、工程和基地等来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实现规模效益。（三）由注重抓生产向生产、加工、运销并重转变要解决传统农业生产、加工、运销脱节问题，建立农业产业化的利益共同体。处理好农业产业化各个参与者的利益关系，组成由不同经济利益主体连接起来的农业产业化链条。各参与者通过协商方式，确定预期利润，订立合同、协议，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进而使各个利益主体基本上能实现预期目标，实现共同发展；在困难情况下，产业链条各方互让，共同解决困难，共同维护农业产业化的链条不受破坏，使各方在利益杠杆作用下，共同搞好基地建设，并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运销一条龙。（四）由注重人力物资投入向资金、科技、信息投入转变发展现代农业，光靠人力和物资投入是不行的。要拓宽农村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既要鼓励社会资金直接融资进入农村领域，又要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信贷服务，还要大力支持龙头企业实施股份制改造，上市交易融资。有雄厚的资金为基础，必须加大信息服务力度，随时收集掌握各地农产品市场价格和生产情况，造就农民销售大军；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增加科技进步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五）由注重行政命令向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转变政府要转变以前作为农村生产组织者的身份，由“球员变裁判员”，让市场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政府要以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目标，通过财政、税收、信贷和法律法规等手段，积极引导农村生产，理顺农产品流通体制，维护农产品市场有序竞争；保障农户和农村经济织的市场主体地位，赋予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避免行政随意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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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1217 【 版 号 】7 【 标 题 】短讯 木卫三存在磁场 【 正 文 】 通过分析美国“伽利略”号木星探测器传回的数据和图片，科学家们确认木星最大的卫星木卫三存在磁场。这样，木卫三就成为太阳系固体天体中除地球、水星外，第三个自己具有磁场的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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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4-160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111 【 标 题 】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时间处理艺术 【英文标题】The Art of Disposal of Time Element in the Historical Roman-c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JI De-jun 1,HONG Zh e-xiong 2(1.Chinese Departmen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405, China;2.The Editorial Office of Zhongshan UniversityJournal, Guang-zhou 510275, China)【 作 者 】纪德君/洪哲雄 【作者简介】纪德君(1966-)，安徽长丰人，广州大学副教授；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5；洪哲雄(1945-)，广东潮阳人，中 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中山大学 学报编辑部，广东 广州 510275【内容提要】在时序变位方面，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虽以顺叙为主，但也常用倒叙和预叙，采用倒叙和预叙，常伴随大量的诠释性、评论性干预。 这一特点的形成，是与史传、说唱乃至传统天命观念等的影响分不开的。在时间变形方面，成功的演义小说都擅长于“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长久”，并爱将笔墨集中在那些野史、传说色彩比较浓的部分，致使叙事跌宕有致，引人入胜，具有鲜明的民族叙事风格。【英文摘要】In terms of time sequence, although historical romance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mostly narrated in chr onologi-cal order, yet flashback and flashforward are often employed, with a great deal of explanatory and commentary interventions. The formation of such a feature is indispensable with the ef-fects of historical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huo Changand e-ven the idea of destiny. In respect of time variation, histor-ical romances are all good at "knowing where to play downand where to touch up" and fond of focusing on unauthorized histo-ry as well as sections with strong flavor of legend, thusmak-ing the novels delightfully intricate, fascinating and distin-ctive of national narrative style.【关 键 词】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叙事时间/历史时间Ming and Qing dynasties/historical romances/time of narration/historical time 【 正 文 】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4-0114-07法国叙事学家兹维坦・托多罗夫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1]这就是说，叙事时间乃是对故事时间的一种变形，没有这种变形，叙述就难以进行。因此，为了深入、细致地把握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艺术特征，从中汲取丰富的叙事艺术养料，以裨于当今的历史文学创作，有必要对其处理、加工历史故事时间的艺术方式作一些具体的探讨。一、叙事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参差变位历史演义小说主要是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自然顺序来叙述人事之变更和朝代之兴衰的，特别是当作家强调历史演义之信实性时，他还会在每卷卷首有意标明所叙史事的年代起讫，而且在叙述的过程中对一些重大事件、著名战役、主要人物之生卒等，也常会标出真实的具体年月。例如嘉靖本《三国演义》中就有六十多处标明纪元朝号，《唐书志传演义》有四十余处，《西汉通俗演义》有二十四处，《东西晋演义》标出的纪元年月竟有四百五十余处，《樵史演义》有一百余处，《北史演义》则有近四十处。这些演义小说所记年月与正史记载大多相符，给人貌似历史的真实幻觉。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明演义是一种通俗信史，而只能说这是作者用以加强叙述信实性的一种策略，因为我们只要对照史书一读，即可随时发现演义叙事时间对历史时间的种种移位变形。如毛宗岗批读《三国演义》时即云：《三国》一书，有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之妙品也。如吕布取曹豹之女本在未夺徐州之前，却于困下邳时叙之。管宁割席分坐本在华歆未仕之前，却于破壁取后时叙之。吴夫人梦月本在将生孙策之前，却于临终遗命时叙之。武侯求黄氏为配本在未出草庐之前，却诸葛瞻死难时叙之。诸如此类亦指不胜屈。”（《读三国志法》）毛氏在此所言多可视为倒叙。在其他演义中，倒叙自亦屡见不鲜。如果我们对演义中的倒叙略作辨析，则可看到其倒叙方式是比较丰富的。比如在某一重要人物出场时，述说此人的过去，即是较为典型的一种。这种倒叙既可使读者对此人之过去及品性有一个初步认识，同时又可以为此人以后的行动提供一种内在的性格依据，如上举华歆的例子即是。不用说，这种倒叙是受了史传的影响。如杜纲所云：“凡忠义之士，智勇之臣，功在社稷者，书中必追溯其先代，详载其轶事，暗用作传法也。”（《南史演义凡例》）有时叙事者则在人物死时作些回述。如《三国》写杨修被杀即是。杨本为曹之重要僚属，但曹却一怒杀之，似与情理相悖，故叙事人一连回述了六个故事，揭示其因，这样就使本不易在顺序中安插的一些琐事串成了一体，集中地表现了杨修的恃才放旷与不识时务。在演义中还常会出现一些“如天外奇峰，横插入来”的情节，接下来便是一段倒叙，交代此事的来龙去脉。如《女仙外史》第四回：“请问济宁与蒲台相隔着三四百里，林公子小小年纪如何知道有个才女与他八字相仿的呢？其中却有自然而然引导之人……”。这样在读者莫名惊诧之际回叙一番，不仅可以增加读者对叙事的兴趣，而且还可以省却不少冗笔。故陈奕禧评曰：“文法倒行，如逆流之水，波涛冲激，姿态尤奇。此非故作险笔，盖有势不容已者。……若使顺序而出，则必加以点缀，施之藻采。”（第四回回末评）在演义中还常有不少补叙，实际上也是一种倒叙。如《北史演义》第十五卷：“你道宇文弟兄何以在葛荣手下为将？盖自武川杀了卫可狐……”许宝善评道：“补叙得井井有条，前后线索一丝不乱。”第三十一卷：“你道高王何以如此？先是王在东府……”许评：“补叙前事，为广选美女之由。”第四十一卷写高澄“无端”被杖，娄妃惊曰：“澄儿何罪而王杖之？”王叹曰：“……”许评：“借此一问，正好补叙世子在京所做事情。”第四十四卷写：“你道蠕蠕公主若何身故？先是……”许评：“借高王用间，正好补叙西事，牵连无迹。”可见这种补叙对于情节之转换过接与前后之关联照应等，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情节线索发生了交叉，叙事人无法将它们同时叙出时，这时他便常会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先叙一事，再叙另一事。如《北史演义》第七卷写胡后荒淫失政，导致六镇叛乱，叙事人即先叙破六韩拔陵一处反形，再叙他处。第三十五～三十六卷写高欢征讨刘蠡升与高澄私通郑娥。这两件事本同时发生，叙事人则先叙高澄私通，次叙高欢征讨，再叙高澄受责，章法井然，一丝不紊。故许评：“作书最易顾此失彼，看他将内外事相间而叙，何等细腻，何等周匝！”有时，叙事人为了追求情节之连贯性与完整性，也会将本来在时间上犬牙交错的众多事情分割开来，移前挪后，进行重新缀合。例如春秋列国时期，大大小小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即颇错综繁杂，往往一年就发生好多起事。如果叙事人按史实编年顺序，逐一将它们叙出，不惟头绪纷繁，而且前后无法衔接、贯串。因此，叙事人为了使读者对一国之兴衰，大致能够“察其本末，原始要终”，就将本事时间加以分割、缀辑，先用数则或十数则叙郑国事，接着叙齐国事，再往下才叙楚晋秦诸国事，尽量减少头绪，提清线索，使观者不致茫然困惑。这也就是余象斗在《春秋列国志》序中所说的“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不过，这一做法却受到了冯梦龙的讥讽，认为“旧志叙事，或前后颠倒，不可胜举”（《新列国志凡例》）。可是，冯氏似也同样难免将本事时间“前后颠倒”。如小说第六十五回，始叙周灵王二十三年（实为二十四年）齐国崔杼杀君，继以是年吴王诸樊伐楚，承以卫人二易其君，而转叙卫晋结怨、晋楚盟约、卫国内讧，才又接续崔杼乱政后的情况。这就将本来是立体化的故事时间转换成了一种轮流接替的线性时间。非如是，则叙事人很难措手。所以，有丰富创作经验的晚清历史小说家吴沃尧曾说：“其叙事处或稍有参差先后者，取顺笔势，不得已也。”（《两晋演义》第一回回评）除此而外，叙事人为了保持叙述线性，还经常把倒叙用直接引语转述表现，这样时序变位造成的混乱就更少了。如《三国》第四十一则，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提到上一年征张绣时士兵途中饥渴，他使用了望梅止渴之计。这种倒述，由曹操口中说出，有自夸味，但却巧妙无痕，自然生动，也省了叙事人的指点说明。又如《英烈传》第八回郭光卿向朱元璋说他如何起兵，第九回宋濂向孙炎讲述章溢、叶琛出生异迹和才情人品，第四十回李文忠向朱汇报攻打张士诚经过，第五十八回承差向朱禀告傅友德大败元兵之事等等，也都是借用人物之口来倒述的。这种倒述既可避免叙述之烦杂、拖沓，突出故事主线；同时又可使行文虚实相生，参差变换，各个入妙。由以上这些论析也可看出，演义中的倒述，并不是有意要破坏顺叙，更多的时候倒是为了维持一种叙述的线性。正因如此，叙事人才常会在倒叙时出面，用“先说”、“先是”、“初”、“原来”、“你道如何如何”、“话分两头，先说……”等具有“确认性”与“方向性”意义在套语来提清故事线索，以免读者淆乱。这与西方小说惯用倒叙制造悬念，抓住读者，是不大相同的。如近代翻译家林纾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翻译《块肉余生述》第五章时就说：“外国文法往往抽后来之事预言，故令读者突兀惊怪，此其用笔之不同者也。余所译书，微将前后移易，以便观者。”但是林纾好像并未意识到西方小说与我国古代小说“用笔之不同”的根源，乃在于它们秉承了不同的叙事传统：西方小说是从史诗发展而来的，史诗在处理故事时间时即常用大幅度的倒叙和追叙，通过主人公边回忆边叙述的方式来讲述其经历（如《荷马史诗》），这种处理时间的技巧经过理论家的总结和小说家的承袭，便逐渐成为一种传统的叙事经验；而我国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则是从史传衍生而出的，所以其叙事就特别注重以时间的记载为线索，“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顺叙历史的发展，叙事人只有在交代事件的起因或人物的来历时，才用倒叙或补叙。此外，它还直接蒙受了宋元说话艺术的滋育，自觉采用向“听众”宣讲的方式来敷陈历史人物，因此为了便于讲说，同时也为了更便于“听众”理解、接受，叙事人就必然要尽量地减少时序倒错，维持一种线性叙述。如果势不容已，或为了获得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而必须采用倒叙，则常要附加解说。所以，历史演义在运用倒叙方面所呈现的一些特点，是与史传、说话的深刻影响分不开的，它更多地着眼于“听众”的接受效应。除了倒叙，历史演义还常用预叙来处理故事时间，表达某种叙事题旨。比较常见的是许多演义开头所有的一段寓言式楔子。如《英烈传》首回写元顺帝梦一红衣人“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执扫帚，将蝼蚁毒蜂尽皆扫尽”；《续英烈传》写朱元璋与刘基参破天机，预先替建文帝准备度牒、僧衣，以为其避祸全身之计；《ｔáｏ＠①杌闲评》写朱工部治水，火焚蛇穴，导致妖蛇投胎报复；《铁冠图》写铁冠道人向朱元璋作歌、献图，预示大明国运等等，都是将整个故事的结局率先提破。因此，它们对于整个故事情节有一种先声夺人的控摄权，体现了作者对所叙历史人事的一种认识和把握。有时，这种预叙则穿插于故事情节之中，以异兆、占卜、相命、谶语等方式出现。如《南宋志传》写崔庆寿、韩素梅、王奇、赵思忠等数见赵匡胤头现金龙、红光闪闪；苗光异卜算赵之命相贵不可言，但此去有二十日血光之灾；郭威将死，其本相“黄龙”一现于澶州城下兴风作浪，遭赵箭射；二现于汴京戏龙楼内露牙展爪，为赵棒击，等等，都是寓言式的预述。又如《北史演义》第七卷写高欢与尉景等入沃野田猎遇仙妇指点前程；第二十七卷写乙弗氏梦高欢、宇文泰将要豆剖魏之江山，宇文泰算命，姚金花梦金龙据腹等，也都是将后来发生之事提前暗示一番。至于大将将死，必有先兆，在演义中更是屡见不鲜。这些寓言式预述所寓含的旨义，无非就是天命有归、天道无常等宿命或命定观念，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强调天命在国家兴亡、人事变幻上的不可抗拒，借以巩固某种道德天条的力量和权威，诚如《隋炀帝艳史》第十六回开首诗所吟：“君莫悼，国家兴亡皆有兆。举头不独乾象垂，一草一木能先告。君莫疑，国家成败自有时。不必蓍龟与四体，一禽一鱼皆前知。”这种命定论，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荒谬的，但是它以预述方式出现在小说开头或行文之中，也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即它可以提示故事的来源及衍变的脉络，操纵着情节的发展，以及预设情节之走向等。如许宝善即指出，这些预述“看去皆似闲文，其实一一为后半部张本。前后关锁，极灵极幻”，实为“行文三昧”（《北史演义》第二十七卷卷末评）。在演义中还有一种指点评论性预述。例如《隋史遗文》第三回：“上天自要兴唐灭隋，自藏下一干亡杨广的杀手，辅李渊的功臣。不惟在沙场上一刀一枪，开他的基业，还在无心遇合处，救他的阽危。这英雄是谁？姓秦名琼，字叔宝……”《樵史演义》第五回：“从此朝朝商量，夜夜算计。恰好有汪文言一件事，他们肯轻轻的放过那些正人君子么？”《ｔáｏ＠①杌闲评》第二十一回：“这就是他日害东林的祸基，亦是天道要一班阉奴来颠倒社稷。此是后话。”这类预述往往在后文都有具体的叙述以为回应，因此它们自然也就有了控摄叙事线索，突出叙事主旨的功能。至于演义小说每回结尾，也常用预述来提示下回所叙的内容。如《西汉通俗演义》第八十二回末：“张良遂起身向韩信、李左车前秘密道了数句言语，使诸将心志懈怠，八千子弟自然离散。但不知其言还是如何，下回便见。”《北史演义》第十七卷末：“那知大恶既盈，显报将至。管教：掀天事业俄成梦，盖世威权化作灰。且待下回分剖。”这种预述式结尾，几成一种定式。总起来看，预述在演义中频繁出现，从叙事意图上讲，主要是为了表现一种宿命或命定的历史意识，以裨于劝惩教化；从叙事效果上讲，这些预叙则通过回答“故事的结局将如何”及“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满足了部分缺乏耐心的读者的好奇心，同时也制造了一种新的悬念――“这一结局是如何取得的？下一步将怎样发生？”这种悬念自然是要由顺叙来解决，因此读者借助预叙又增强了对顺叙的兴趣；再从叙事功能上讲，这些预叙不仅具有提摄、遥控叙事线索的作用，并且还常能帮助叙事人解决令其挠头的“分叉”问题，迅速处理掉那些无关大局的故事线索、事件或人物，使顺叙专注于最重要的内容。例如《大宋中兴演义》的叙事人用几句话即打发了抗金失败而退隐的姚平仲（第三则）及出使金国的洪皓的结局（第二十五则），这就像削去了树干上的枝杈，从而使主干更显突出了。于此也可看出，预叙虽是对故事时间的一种变位，但有时它反倒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叙述的线性。这大概也是演义常用预述的一个原因吧。二、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疏密张弛如果叙事人在叙述历史人事时有意变换叙事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的比例尺度，那么叙述就会出现疏密张弛，呈现出某种带有规律性的叙事节奏。如南宋人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即这样来描述彼时讲史平话变换时间节奏来讲述历史人事的技巧：“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长久。”明清时的演义评点家们则常爱用急与缓、忙与闲、刚与柔、热与冷、浓与淡等方面的对比效应来形容演义小说的叙事节奏及其韵律感。如毛宗岗即借用绘画色彩的浓淡来作譬喻：“《三国》一书，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画家之法，于山与树之远者，则轻之淡之，不然，林麓迢遥，峰峦层叠，岂能于尺幅之中一一而尽绘之乎？作文亦犹是也。”（《读三国志法》）这里谈的实际上就是《三国》时间节奏的快慢疾徐。可以说，绝大多数演义小说的叙事节奏基本上都是由轻描淡写的概述和浓墨重彩的场景反复交替构成的。概述一般用来走马观花地扫视那些不值得花费多少篇幅的故事时间区域，因此出现在此区域内的事件相对来说也就比较稀疏。例如演义小说的开头，通常都要以极简短的概述来溯源。如《英烈传》即从三皇五帝说起，用几百字导入所叙之本事――元朝失政，农民起义。《西汉通俗演义》则从战国时赵国虏秦皇孙异人说起，纵掠84年历史，然后才进入本题。一些人物传记体演义则大都从传主祖籍家世和出生说起，而且还常有明确的地点、日期以与历史相验证。如《于少保萃忠传》即是。至于演义小说的结尾，也无一例外地采用概述，如《英烈传》的末三回即概述了朱元璋登基后12年的历史，《于少保萃忠传》（七十回本）后八回则简述了少保在冤案昭雪后近一百三十年内屡受旌表的情况。这种追本溯源式的开场和顺流入海式的结尾，不仅可以理顺历史的脉络，避免起局突兀，收场匆忙，保持叙事链条的完整性，而且还使叙述稳稳地锚定在了历史语境上，从而增强了叙述的历史感和信实性。除此而外，概述则常用作正文中场景之前的铺垫或两个场景之间的过渡，所谓“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如《西汉通俗演义》第十回写刘邦起事，先概述秦朝君昏臣佞，导致烽烟四起；次约叙刘邦出生及壮年行迹，接着是一段场景（刘邦娶妻），这以后又是约叙（刘邦送徒夫至骊山），接场景（芒砀山斩蛇），再接约叙（四方归附），再接场景（袭杀沛令）。因此，叙事就显得张弛有致，波澜起伏。与概述相对，场景在演义中一般则多用于一些能见出作者叙事旨趣的戏剧性情节关目，所谓“热闹处敷演得越长久”。但是就现存演义对“热闹处”敷演的效果来看，这些所谓的“热闹处”，却多半令人生厌。其所以如此，盖因叙事者为了突出其心目中的英雄，或为了以戏剧性取悦读者，过于频繁地描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战争场面，诸如攻城劫寨、出奇设伏、争锋厮杀、布阵斗法等，犹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而在“放法”上又都大同小异，看多看久，又岂能不厌！所以毛宗岗说：“每见他书所纪劫寨之事，不过‘杀入寨中，并无一人，情知中计，望后便走’等语耳。层层叠叠，数见不鲜。”（《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总评）又说：“每到遇伏兵处，便是一声炮响，一彪军出，文法旧矣。”（第九十九回夹评）查书云说：“余观诸小说，欲大败之，必先与之以小胜，竟成故套。”（《女仙外史》第三十四回回末评）刘廷玑也说：“余尝观历代演义诸书，凡攻城拔国，覆军破垒，皆出定算之中，而不能变易于定算之外。”（《女仙外史》第三十五回回末评）李卓吾甚至还指摘《三国演义》场景描写之陋处，说：“读《三国志演义》到此等去处，真如嚼蜡，淡然无味。阵法兵机，都是说了又说，无异今日秀才文字也。”（第一百一十回回末评）又说：“读演义至此，惟有打盹而已。何也？只因前面都已说过，不过改换姓名，重叠敷衍云耳，真可厌也。”（第一百一十二回回末评）因此，高明一点的作家就比较注意省俭笔墨，将之留供一些重要场合使用。如《三国演义》所写大小战争约有四百场，但真正浓墨重彩、肆笔渲染的却只有官渡、赤壁、彝陵等几个大战役，以及一些相对次要的战役，如讨董卓、灭吕布、败袁术、定张绣、破刘备、占荆州、取蜀川、定关西、战汉中、夺襄樊、擒孟获、出祁山等，这些精彩、热闹的战役依次分置在五、九、三十～三十一、四十～四十二、四十三～五十、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二～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七十～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六、八十一～八十四、八十七～九十、九十四～一百零四等回中，便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浪峰，而其他各回则作为波谷，通过粗陈梗概式的略述来承递、过接这些浪峰，于是全书便显得跌宕起伏、错落有致、张弛相间、节奏分明，具有一种新奇、强烈的艺术效果。诚如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所言：“节奏在小说中的作用是……凭它那美妙的盈亏圆缺使我们心中充满了惊奇、新鲜感和希望。”[2]当然，如果叙事人仅将浓墨重彩涂染在一些重要的战争场面之上，而不追求内容、节奏的变换，那么这样的节奏有时也仍然会让人觉得单调和腻烦。所以，精明的叙事人在龙争虎斗、雷轰电激的战争场景之间又别出心裁地穿插了一些花明草媚、温柔旖旎的场景，以“舒其气而杀其势”，务使行文节奏不致单一、滞闷。如叶朗先生就曾据此总结说：“叙事的冷热相济，壮美和优美的连接……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适应欣赏者的美感心理的特点。”[3]对此，毛宗岗曾作过生动的描述和揭示。他说：“《三国》一书，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如正叙黄巾扰乱，忽有何后、董后两宫争论一段文字；正叙催、汜猖狂，忽有吕布送女、严氏恋夫一段文字；正叙冀州厮杀，忽有袁谭失妻、曹丕纳妇一段文字；正叙赤壁鏖兵，忽有曹操欲取二乔一段文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人但知《三国》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应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读三国志法》）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在交替运用场景、概叙，以营造适合于读者审美心理的叙事节奏、韵律方面所积累的艺术经验，并未被大部分演义小说很好地继承，只有《隋唐演义》、《北史演义》等少数作品能得其余绪并有所发展。如《北史演义》在运用场景、调配文武场次方面，就有别具匠心之处。“书中大小数十余战，或斗智，或角力，移形换步，各各不同”（《北史演义凡例》）。而重笔渲染者，则惟有败拔陵、破葛荣，以及沙苑、邙山、玉璧等数战而已，且“每写一番苦争恶战，死亡交迫，阅者方惊魂动魄，忽接入闺房燕昵，儿女情长琐事以间之，浓淡相配，断续无痕，总不使行文有一直笔”（《北史演义凡例》）。如小说四～六卷写高欢与昭君私恋、订婚，胡后逼幸清和王；十三卷写胡后思念杨白花；十七卷写高欢纳金娥；二十一卷写高欢遇桐花；二十五卷写高欢逼娶尔朱后；三十四～三十六卷写高欢娶郑娥，高澄私之；四十卷写永宝通金婉等等，皆笔香墨艳，曲折详尽，夹杂于金戈铁马、争斗杀伐的场景之中，也确能产生一种刚柔相济、动静相生的美感效应，使读者于悲壮激越的旋律中时而能听到舒缓悠扬的协奏，有效地避免了大部分演义滥用战争场景而导致的刚柔不济、张弛失调的窒息感和僵硬感，增强了演义的抒情意蕴和审美娱乐功能。除此而外，演义小说在运用场景方面还呈现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特点，即笔墨多半集中在那些取材于平话和传说、传奇色彩和市井气息比较浓的部分。如《残唐五代史演义》共六十回，可写李存孝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业绩就占了二十六回，这是全书叙速最慢也最精彩的部分；《西汉通俗演义》写韩信弃楚投汉、筑坛拜将、暗度陈仓、悉定三秦等经历，在史书中不过寥寥数句，约两个月的时间，但演义却整整敷演了二十个回目；《南宋志传》写赵匡胤在市井民间济困扶危、行侠仗义等传奇故事，不见于史书，显系据民间传说敷演，但这部分却用了十个回目，占全书的1/5。凡此，都显示了叙事人对主人公的极度偏爱。《ｔáｏ＠①杌闲评》则耐人寻味地将场景集中在魏忠贤入宫前的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涯上，笔触中时蕴细微的怜惜，也许叙事人是想从人物生活的社会时代环境及其命运播迁中寻索人物由善转恶的种种矛盾动因。至于其他的一些历史演义，其平话、传说色彩浓的部分，也多用场景。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而最早发现这一规律的是鲁迅。他在评论《五代史平话》时曾说：“全书叙述，繁简颇不同，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状以骈丽，证以诗歌，又杂浑词，以博笑噱。”[4]夏志清在评论《隋史遗文》时，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说：“第一至四十五回，实际上是一部秦叔宝演义，文笔不慌不忙，引人入胜，在结构上有‘长篇小说’的规模。四十六回开始转入正史，以李世民为中心，交代的大事太多，叙事不免急促起来。”他们两人都没有将这两部小说在叙述事件之疏密、叙述速度之快慢方面所呈现的规律普遍化，但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历史演义都如此。之所以会如此，大概是因讲史、传说乃市人揣摩古人古事，“勇于变古”之所为，故以讲史、传说为基础的叙述，就自然要比一味泥史尚实的叙述更多描绘、皴染的成分，而其叙述的速度自然也就相对要慢一些。不过，从根本上讲，叙述事件之疏密，叙述速度之快慢，乃至叙述情调之冷热、叙述色彩之浓淡等，都无一例外地要受制于叙事人的立场、观点、爱憎和意愿等主观因素。这里不妨再以《三国》中的“当阳之战”为例，来简略分析一下叙事人是怎样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向去成功地调配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比例尺度的。据历史记载，这场战斗的胜利者是曹操，惨败者是刘备，刘备只在败逃中获得了局部自卫性的小胜。作为演义小说的叙事人，对于这一众所周知的史实，是不能随意变更或掩盖其真相的，但是他又不愿正视、实叙之。于是，他便在叙事的时间节奏上巧作文章：一方面只是蜻蜒点水、意到笔随地匆匆勾勒刘备走新野、弃樊城、败当阳、奔夏口等大败，另一方面则精雕细刻、极尽夸张地徐徐描绘了“赵子龙单骑救主”、“张翼德大闹长板桥”等大败中的“小胜”；而从叙事的情调上看，他则以高度同情的笔调虚写了大败，同时又以热烈兴奋的心情实写了“小胜”。从叙事的色彩上看，他也是淡抹轻写了大败，浓描重绘了“小胜”，从而构成了一幅淡抹浓描相映生辉的战争风云图，使“小胜”在“大败”这个背景的烘托下显得格外灿烂夺目，而刘备部下虎胆英雄神勇无敌的战斗雄姿，也因此变得更加光芒四射，其整体效果，则在读者印象中把“大败”淹没在“小胜之中，好像最后胜利的还是刘备这一方。由此可见，客观的历史事件经过叙事人主观的简化压缩和拉长延宕的变形处理之后，就产生了与历史事件本身价值大相径庭的另一种价值――审美价值。这是历史价值与文学审美价值的错位，而直接导致这一错位的内在动力，却正是叙事人的主观情感与思想倾向。综而言之，历史演义小说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参差变位与疏密张弛，都是有一定的特点和规律的。通过寻绎这些特点和规律，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叙事人对所叙历史人事的理解把握、轻重权衡和审美评价，而且还可以从叙事人对两种时间次序及比例的成功调度中获得种种有益的艺术启迪。诸如“横云断岭，横桥锁溪”、“添丝补锦，移针匀绣”、“隔年下种，先时伏著”、“急脉缓受，忙中偷闲”、“笙箫夹鼓，琴瑟间钟”等处理时间的多种艺术技巧，无疑都是颇有借鉴价值的。［收稿日期］ 2000-09-15【参考文献】 [1] 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94．[2] 卢伯克．小说美学经典三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338．[3]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152．[4] 鲁迅全集（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4．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木加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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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学报JOURNAL OF ASTRONAUTICS1999年 第20卷 第3期 vol.20 No.3 1999大型弹道式飞行器六自由度仿真研 究 与 展 望邓方林 阎 斌 王仕成摘 要 本文针对大型弹道式飞行器传统建模和仿真方法的局限性，采用多种运动形态一体化建模方法，建立了飞行器全干扰、全量、全通道、时变非线性六自由度模型，并进行了数字仿真和接入部分实装的半实物仿真。该模型已在控制系统设计、系统质量评估、误差分析与精度评定、飞行效果预报和发射技术决策等领域中应用并获得了良好效果，证明该模型与传统三自由度模型相比更正确、更符合实际，深化了系统分析与仿真的研究。主题词 大型弹道式飞行器 六自由度建模 六自由度仿真 系统分析THE RESEARCH AND EXPECTATION OFSIX-DEGREE-OF-FREEDOM SIMULATIONOF LARGE SCALE BALLISTIC VEHICLEDeng Fanglin Yan Bin Wang Shicheng(The Second Artillery Engineering College.Xi'an.710025)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th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modeling methodology and analysis method of large scale ballistic vehicle,adopts incorporate modeling method of various movement forms and establishes complete disturbance,complete quantity,complete passage and time-variant non-linear six-degree-of-freedom model of ballistic vehicle,and carry out mathematical and parcel hard-in-loop simulation.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in the field of control system design,system performance estimation,error analysis,accuracy evaluation,flight effect predication and launch technique decision have gained satisfactory effect which indicates the six-degree-of-freedom model is much more correct and accordance with real circumstance of flight.It develops and deepens the research of system analysis and simulation.Key words Large scale ballistic vehicle Six-degree-of-freedom modeling Six-degree-of-freedom simulation System analysis1 问题的提出――大型弹道飞行器基于摄动理论简化方法的局限性飞机或有翼导弹虽曾采用六自由度模型，但无一例外地都依据摄动理论采用质心与绕质心运动分离式建模和基于小偏差假设的线性化增量方程。弹道式飞行器不曾采用六自由度模型，它的飞行包含箭体质心运动、绕质心运动、弹性振动、推进剂晃动和发动机摆动等多种彼此耦合且相互激励的运动形态，形成复杂的变质量质点系非线性运动，一体化建模十分复杂。受计算机资源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国内外传统方法都是基于摄动理论的线性化方法，并假定多种运动的合成满足线性叠加原理，把质心运动和绕质心运动视为两个独立运动；在研究质心运动时，认为绕质心运动是瞬时完成和相对静止的，忽略控制系统动态过程、弹性振动、推进剂晃动、发动机摆动惯性等对质心运动的影响；在研究绕质心运动时，把质心运动完全程序化，忽略质心运动参数偏差对绕质心运动的影响，并把时变非线性方程采用系数冻结法进行线性化，用小偏差增量方程描述绕质心运动。基于摄动理论的分析方法，在严格的小偏差条件下可以将复杂问题简化到便于工程处理的程度。但弹道式飞行器在很多情况下不满足小偏差条件，例如导弹机动发射或水下发射时，姿态角初始偏差可达几十度；在能量管理段的大姿态飞行、为突防而进行的大姿态机动飞行、弹头再入段的大攻角再入等都将出现大扰动、大姿态偏差的飞行，小偏差假设已不成立，各种运动之间的铰链项不能忽略，质心运动和绕质心运动不能截然分开，三自由度模型的分立式分析和仿真造成的误差，足以导致导弹失稳和飞行失败。十年来我们致力于研究一种无小偏差约束条件的、与摄动理论完全不同的六自由度建模理论和方法，它是全弹一体化建模方法，并采用时变、非线性全量微分方程模型，经多年应用和考验，证明它既适用于小扰动条件，也适用于大扰动条件。2 六自由度建模与仿真的关键技术2.1 复杂大系统的一体化建模。全弹一体化建模的困难主要表现为“三多”：2.1.1 多种力和力矩的同时作用。包括气动力、推力、重力、哥氏力、牵连惯性力、控制力、弹性振动的广力、推进剂晃动力、发动机摆动惯性力、综合干扰力等十类力和对应的八类力矩同时作用于弹体上，每一类力或力矩又可能包括若干品种或若干分量。上述力和力矩值又与导弹运动状态密切相关，形成各种外作用之间的耦合。传统的分离式建模，每一种运动只与少数几类外作用有关，各种运动响应可用线性叠加原理来综合，一体化建模不能这样处理了，大大增加了建模的难度。2.1.2 多种运动同时存在。导弹的质心运动、绕质心运动、弹性振动、推进剂晃动、发动机摆动等同时存在，各种运动状态的变化，伴随各种作用力和力矩的变化，它们相互激励、相互耦合，增加了运动描述和建模的难度。2.1.3 多种坐标系的转换。传统方法中，不同外作用可选不同的坐标系，使描述和分析得到简化；而一体化建模要照顾到各种外作用和运动的描述，需要向更一般的、都感到较为方便的坐标系归化，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更多、更复杂的坐标转换。2.2 六自由度仿真模型的校验、验证和确认(即仿真模型VVA)仿真模型的校验、验证和确认是六自由度建模与仿真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之一，在大型飞行器系统仿真、分析和设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检验仿真模型最基本、最直接的方法是考察仿真模型输出与实际系统输出在统计意义上的一致性，也就是六自由度仿真与飞行试验的相容性检验，验证的方法是比较二者在相同输入条件(试验条件)下，试验结果在统计意义上的一致性。对于静态性能采用秩和检验法和游程检验法，对于动态性能采用由Burg和UCN算法构造的极大熵谱估计检验法，根据飞行实验数据，运用多种静态、动态验模方法，验证了六自由度仿真模型的可信性。2.3 六自由度仿真模型的高精度和高速度实时解算大型飞行器六自由度仿真模型是一个庞大的数学模型，以某型战略导弹为例，仿真模型包含400多个变量，132个微分方程，1248个代数方程，同时还有大量的非线性函数生成和单(多)变量函数插值，系统最大时常数和最小时常数之比达105，是一个具有严重病态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为了提高仿真精度和仿真速度，我们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1)积分算法采用高精度的龙格库塔转阿达姆斯法以保证仿真精度；(2)仿真基本步长取为2ms，在积分过程中采用变步长、倒积分和逐次逼近积分等方法提高仿真精度，特别是关机点的仿真精度；(3)针对非线性函数采用平均值算法提高积分精度；(4)采用多种插值算法提高插值的速度和精度；(5)运用软件工程技术优化仿真程序设计。2.4 接入控制系统实装的闭环六自由度仿真闭环六自由度仿真与传统的仿真方法相比存在更多的工程难题和技术难题。控制系统实装的接入特别是惯性制导系统或惯导器件的接入，是目前仿真界正在致力解决的重要问题。最大难题是线加速度表以实际飞行加速度状态接入问题。线加速度模拟装置成本很高，而且效果尚待研究，信号注入法易于实现，但未必能满足所有状态和要求。3 六自由度仿真的模式和特点有些专家把已开展的六自由度仿真形式分为联合制导规律仿真模式和联合稳定性仿真模式［2］，两者的共同特点是考虑质心运动与绕质心运动的相互激励和相互影响，但建模和仿真方法差别很大。联合制导规律仿真考虑姿态运动过程、弹性振动、推进剂晃动、发动机摆动等各种因素对制导及精度的影响，同时也考虑了质心运动和上述多种运动形态对姿态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各种运动形态之间的铰链影响，是严格意义的六自由度仿真，本文主要讨论该模式的建模与仿真问题，它与传统建模方法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3.1 采用多种运动形态的一体化建模，基本形成了制导回路闭环仿真六自由度仿真原理框图如图3-1所示。由图可见，六自由度仿真是全箭运动特性的描述和模拟，揭示了箭体内外各种激励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把箭体质心运动和绕质心运动进行一体化建模，考虑了多种运动形态(刚体运动、弹性振动、推进剂晃动、发动机摆动)的铰链和影响，接入控制系统实装(或局部用数学模型)基本实现制导回路闭环仿真，这是传统三自由度仿真无法实现的。图3-1 六自由度仿真原理框图3.2 全面研究了各种运动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箭体一体化建模仍然依据变质量质点系动量和动量矩定理，但它不同于传统的三自由度模型，而是充分考虑了各种运动形态的共存和它们之间的铰链影响，如箭体质心运动视加速度为：(3-1)等式右边一、二两项分别为空气动力和发动机推力在箭体坐标系的投影，是传统三自由度模型也有的，而后三项分别为发动机摆动、推进剂晃动和弹性振动作用于箭体上的力在箭体坐标系的投影，这三项是六自由度模型独有的，它们各自的表达式可充分说明各种运动之间的铰链影响，为减小篇幅不再展开讨论。3.3 采用时变、全量非线性方程描述，比传统模型具有更好的适应性采用线性化增量方程还是采用时变非线性全量方程，是传统三自由度仿真与六自由度仿真最根本的区别之一。现以传统三自由度弹体俯仰运动模型的局限性为例，从反面证明采用全量非线性模型的必要性。(3-2)该方程只能在严格的小扰动假设条件下才能使用，这是因为：3.3.1 所有运动变量Δφ、Δθ、Δα、Δδφ均由三角函数台劳展开取其一次项得到，即假定sinΔφ=Δφ,sinΔα=Δα,sinΔδφ=Δδφ,cosΔθ=cosΔα=cosΔδφ=1，显然，当Δφ、Δθ、Δα、Δδφ较大时，小扰动假设将不成立，模型将会失真，严重时该模型不能使用。3.3.2 所有运动方程系数b1、b2、b3、c1、c2、c3均为箭体运动状态的组合函数：(3-3)当飞行状态变化时，所有运动方程系数都是变化的，在线性化增量方程中，把运动方程系数在若干个特征点上固化，等于把飞行状态程序化，忽略了飞行状态摄动对姿态运动的影响，如果飞行状态偏离“标准状态”就会造成误差，扰动较大时，误差将无法接受。3.3 (3-2)式中第三个方程Δφ=Δα+Δθ严格说是不成立的，因为Δφ、Δα、Δθ以及ψ、β、σ是不同坐标系里的欧拉角，三者不共面，不能代数相加，三者之间有较复杂的坐标转换关系：(3-4)只有在小扰动条件下满足Δφ、Δθ、Δα、Δδφ、ψ、β、σ、γc趋近于零时近似认为Δφ、Δα、Δθ三者共面，(3-2)式的第三个方程才近似成立，当扰动和姿态偏差较大时，(3-2)式不能使用。以上三点说明严格的小扰动条件是十分苛刻的，若不满足，传统的线性化增量模型将会失真。六自由度建模对飞行器运动不作任何小扰动假设，也不进行线性化，而是采用时变非线性全量模型，从而避免了许多误差，无论对大扰动还是小扰动都是适用的。4 六自由度仿真的应用研究及其前景六自由度仿真应用领域非常广泛，目前已经投入使用或正在研究使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大扰动、大姿态偏差条件下的控制系统设计飞行器系统质量评估和飞行落点预报弹头再入段的误差分析弹道导弹的精度分析和精度鉴定基于六自由度的全弹半实物仿真基于六自由度仿真的导弹闭环动态测试导弹系统作战仿真和作战效能分析通过六自由度仿真，进行飞行故障分析进行爆高控制的误差补偿，提高毁伤效果5 结论国内开展大型弹道式飞行器六自由度建模理论和仿真方法研究已有十年，目前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很好地解决了大扰动、大姿态飞行条件下弹道式飞行器的建模与仿真问题。虽然六自由度仿真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部分理论和应用问题还处在探索和研究之中，但从目前成功的应用实例来看，这项技术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和应用前景。作者单位：第二炮兵工程学院301教研室.西安.710025参考文献1 Robert L.Swam.Stability in Control Investigations,Aerospace Mechanics Branch of the Flight Control Laboratory,ASD-TDR-62-627,19642 朱华瑞.战略地地导弹六自由度仿真的两种实施方案.导弹控制系统重点仿真实验室论文选编，航天工业总公司北京仿真中心，1996.43 Research on Minimization Simulation System of Large-Scale and Complex Flying Vehicle,Deng Fanglin,Wang Hongli,1992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IMULATION AND SCIENTIFIC COMPUTING.4 Six-Freedom-Degree Simulation Research for Ballistic Vehicle System,Deng FangLin,Wang ShiCheng,1992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IMULATION AND SCIENTIFIC COMPUTING.5 Six-Freedom-Degree Simulation of Large-Scale Vehicle System,Deng FangLin,Yan Bin,Wang ShiCheng,1995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IMULATION AND SCIENTIFIC COMPUTING.6 查亚兵.导弹系统仿真置信度研究.国防科大博士论文，1995收稿日期:1997年9月11日,修回日期:1998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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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与环境保护JOURNAL OF GEOLOGICAL HAZRDS AND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1999年 第10卷 第3期 vol.10 No.3 1999广州市解放大桥钻孔灌注桩施工工艺探讨朱志刚摘 要： 探讨广州市解放大桥钻孔灌注桩施工工艺，着重阐述各主要工序如测量、机械设备、固定钢平台及其搭设、钢护筒制作与安装、钻机成孔、钢笼制作与安装、清孔、导管、漏斗、剪球、水下混凝土配制及浇注等施工工艺。经本工程的实践，对跨江大桥的水下桩施工总结出一套较成熟、可操作性较强的施工工艺经验。关键词： 水下施工；钻孔桩；固定钢平台；钢护筒；工艺中图分类号： TU473.1+4； U443.15+9 文献标识码： BCONSTRUCTION PROCESS OF BORED AND CASTINPLACE PILES OF JIEFANG BRIDGE IN GUANGZHOUZhu Zhigang(Traffic Construction Company of Down Town Area,Guangzhou 510000)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Bored and Castinplace piles of Jiefang Bridge in Guangzhou is discussed,and the key techniques are introduced and stressed such as measuring,mechanical equipment, fixing and setting of steel platform making and installation of steel casing,holes drilling,steel cages,holes clearing,conduct,hopper,shear ball,underwater concrete mixing and casting,etc..Through practice of building such a big bridge,a set of technological experience has been summarized which is mature and easy to operate in constructing underwater piles of overriver bridges.Key words: underwater construction;borepile;steel platform fixing;steel casing;technology1 前言解放大桥是广州市南北主要干道解放路上的一座特大混凝土桥，横跨珠江(图1)，全长724.5 m，主桥采用三跨连续下承式钢管混凝土系杆拱桥。主桥两个中孔墩，位于距珠江两岸50 m的主流中，两墩相距83.6 m，采用单桩单柱形式，桥梁基础采用桩径为2.5 m的大直径嵌岩钻孔桩，桩长22 m。由于桥位处地质和水文条件复杂，要求使用施工设备和材料数量大、型号多、投入大，施工周期长，而实际工期要求很紧，使施工组织和工艺较复杂。但经过精心组织与施工，现已圆满完成。以下着重阐述各主要施工环节的具体施工工艺和要点。图1 解放大桥平面布置示意图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Jiefang Bridge plan2 施工前的准备工作施工准备工作包括机具设备的配置，测量放样定位，搭设桩架钢平台，钢护筒的埋设等。(1) 水下桩基施工配置的主要设备： GPS25型旋转钻机2台，拖式混凝土泵车2台，混凝土拌和站一座，混凝土运输车10辆，吊机2台。(2) 测量定位① 主桥测量控制： 以设计院交的主桥控制网为依据。经复测设计院设定的“桥北”、“桥南”两岸墩位中心距离无误后，与设计院商定，确定采用已设定的桥轴线为基线，对双联大地四边形进行平差计算，同时，对大地四边形进行复测。全部边长与夹角包括三角形闭合差，与设计院相应的平差相比不超过交通部部颁《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J 041―89》(以下简称《规范》) 中表2.2.5规定的六等限差(表1)，即可使用。表1 桩位三角网精度表Table 1 Accuracy of triangulation net survey for piles等 级桥轴线桩间距离（m）测角中误差（" ）桥轴线相对中误差基线相对中误差三角形最大闭合差（"）六201～500±10.01/10 0001/20 000±30② 主轴线上墩位中心的确定： 待施工平台形成后，利用“桥北”、“桥南”两点在轴线上定向实测放出。即分别在此两点架设仪器，实测同一点的距离，其误差不超过《规范》的规定值，即正负8 mm,并取平均位置为墩中心点位。此点位直接在施工平台上绑点；同时，利用大地四边形点在两岸实测检查。在大地四边形点上检查墩位中心点时，误差不超过正负8 mm，即以轴线上放出的中心点位为准。③ 钻孔灌注桩单桩中心的放样： 在施工平台上的墩位中心点架设经纬仪，以“桥北”或“桥南”点定向，转90°量距确定桩中心，并在施工平台上绑点。再在岸上任意一个大地四边形上实测检查。检查结果点位误差不得超过《规范》规定的50 mm的一半，即25 mm（另一半留作施工误差），在此范围内时，仍按中心轴线放出的点位为准。(3) 施工平台及其搭设由于桥位处水深流急，为保证施工安全和质量，采用水中固定平台施工。平台主要依靠具有足够强度和刚度的钢管桩来承受竖向荷载，并依靠钢管桩间的多道纵横联结，以及钢管桩与钢护筒间的联结来保证其稳定。平台完成后，将为埋设钢护筒、钻机成孔、浇注水下混凝土等工序提供可靠的施工条件，并可大大简化施工。施工平台按1 500 kN荷载计算（包括各种机具和施工荷载），采用壁厚10 mm和直径1.0 m的钢管桩为支承。钢管桩每隔1.5 m用角铁加十字撑一道，且预先在工场加工和接长到预计长度，然后按要求打到设计标高。钢管桩的定位方法：在岸上桥中线处架设经纬仪，定出中线位置；然后，利用测距仪测距，定出钢管桩位。用800 kN浮吊吊起钢管桩到位，利用导向船导向，采用90 kW 振动锤振动下沉，直至到达设计标高；最后，架设水准仪测出标高，割平钢管桩，并安装纵横向联结。平台的横向联结，采用与桩顶相同规格的角铁焊制的珩架进行联结。在顺桥向的上、下游及中间共三排钢管桩的桩顶，加此珩架进行联结，以减少支承钢管的自由长度，增加平台的稳定性。在钢管桩上架设军用梁或贝雷架，作为平台的承重结构，以工字钢作荷载分配梁，用厚1 cm钢板铺作平台面板，并在平台周边设围栏及航标等通航导向装置，以确保平台的运行安全。(4) 钢护筒的制作及埋设① 钢护筒的制作： 钢护筒内径为270 cm，采用厚12 mm 的A3钢板卷制而成。在制作工场用卷扳机卷成筒后，吊运到焊接平台上进行焊接。为加强钢护筒的整体刚度，在焊接接头处均外加设厚12 mm，宽15 cm的钢带；钢护筒底加设厚12 mm，宽50 cm的钢带作为刃脚。护筒在制作工场分段制作，每段一般长5～6 m。制作标准：垂直度偏差不超过1 cm/m，椭圆度不大于2 cm；焊接采用坡口双面焊，所有焊缝必须连续，以保证不漏水。② 钢护筒的埋设： 平台搭设完成后，开始埋设钢护筒。为了保证埋设精度，落护筒前应先放好桥墩十字线，然后，据此安装护筒的导向架。导向架的内空，应比钢护筒的外径大3 cm，之后，把分段制作好的钢护筒段在平台上现场连接。接长的长度，需参考河床标高与河床地质情况而定。下钢护筒时，应随时检查护筒的垂直度及偏位值，防止护筒倾斜和偏位。水下埋设钢护筒，采用90 kW振动锤振动下沉。护筒吊装前，需在桩架钢平台上，根据测量放样的结果，用型钢焊好导向结构，以保证钢护筒位置准确。钢护筒应埋入亚粘土层内深1.0 m以上。钢护筒埋置好后，应反复测量其位置，当确认无误后，再安装钻机就位。水上护筒需高出水面80 cm以上。(5) 钻机就位本工程采用QJ250型旋转钻机。先立好钻架，调整和安装好起吊系统，将钻头吊起，徐徐放进护筒内，启动卷扬机把转盘吊起，在转盘底座下面垫方木，将钻机调平并对准钻孔，然后，装上转盘。转盘中心和钻架的起吊滑轮，应在同一铅垂线上，钻杆位置偏差不得大于2 cm。3 钻孔过程（1） 采用泥浆反循环钻孔。在正式钻孔前，应先往孔底供泥浆，换出原孔底的清水；然后，开动空压机送风吸渣；最后，开动钻机转盘机构，并低速开钻，直至整个钻头进入土层，才能进入正常速度钻进。采用9 m3/min空压机反循环排渣，钻渣由钻杆内孔排出。（2） 在开孔及整个钻孔过程中，应始终保持孔内泥浆压力大于地下水与河水压力。由于本桥位于潮汐河流上，潮差可达2.0 m，施工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泥浆压力。（3） 泥浆的配制：优质泥浆，采用钠质膨润土加适量外掺剂配制。对于粘土地层，按用水量的5%掺入膨润土；沙、岩石地层可提高到8%。同时，根据需要在膨润土泥浆中，可加入适量纯碱等外掺剂。优质泥浆的性能指标一般按以下数据控制：比重：1.08～1.1 g/cm3；黏度：18～22 s；静切力：0～6 mg/cm3；含砂率：2%；酸碱度：pH=8～10；胶体率：98% ；失水量：14～20 ml/30 min；泥皮厚：小于2 mm；稳定性：r＜0.03。在钻孔过程中，注意控制护筒口泥浆标高，当浆面渐低时，应及时补浆填充。（4） 钻孔过程中，必须及时填写钻孔施工记录。要求每隔1 h记录1次钻孔土层地质情况。在正常情况下，每相邻2 h之间的进尺相差较大，或孔深已进入岩层时，应进行捞渣取样；逐层保留岩样，并登记取样深度。4 清孔钻孔达到设计要求深度后，由施工人员通知质检人员会同验孔，并做好终孔记录。（1） 验孔合格后，应立即进行清渣，不能停歇过久，否则将使孔底的泥浆、钻渣沉淀增多，造成清孔困难甚至塌孔。清孔后应在最短时间内灌注混凝土。（2） 本工程采用抽浆换浆法清孔，将钻头提高至离孔底20～30 cm时，高速转动钻头，一边继续气举反循环，把孔底钻渣混合物排出孔外，一边以中速向孔内补充比重为1.12～1.15的较纯泥浆，用以将钻孔内悬浮钻渣较多的泥浆换出，直到检测出浆口的泥浆达到要求为止。5 钢筋笼的制作和吊放在水下钻孔的同时，应安排制作钢筋笼。待钻孔到终孔时，钢筋笼应制作就绪，并从加工场运至桩孔处就位，准备吊放。钢筋笼应严格按设计施工图的有关要求制作。吊放施工程序是：(1) 钻渣清除后，应及时吊放钢筋笼，以防止泥浆中的悬浮钻渣沉淀过多，而增加混凝土灌注时的清孔工作量。(2) 钢筋笼按节吊放，每节长约7～9 m。为防止钢筋笼在吊放过程中变形过大，制作钢筋笼时，应在加劲箍内设置足够的内支撑。内支撑在吊放过程中逐层割去。(3) 钢筋笼采用吊车吊放就位。吊放过程中，应严防钢筋笼变形过大，采用两点吊：第一点设在骨架的下部，第二点设在骨架长度的中点到上三分点之间。起吊时，先提第一点，使骨架稍提起后，再与第二点同时起吊；待骨架离开地面后，第一吊点停止起吊，继续提升第二点；随着第二吊点的不断上升，慢慢放松第一吊点，直到骨架同地面垂直，停止起吊；解开第一吊点，检查骨架是否垂直，如有弯曲应及时调直。当骨架进入孔口后，应将其扶正徐徐下降；当骨架下降到第二吊点附近的加劲箍而接近孔口时，可用槽钢或方木穿过加劲箍的下方，将骨架临时支承在孔口上方，将吊钩移至骨架上端，取出临时支承，继续下降到骨架最后一个加劲箍处，按上述方法暂时支承；继续吊放第二骨架，使上下两节骨架位于同一竖直线上，进行焊接。焊接接头应错开，不能位于同一平面上。焊接长度：单面缝为10 d（d为钢筋直径,单位：mm）；双面焊为5 d；相邻钢筋间的接头错开长度为30 d。当全部钢筋笼吊放完毕后，应测量骨架的高程与设计标高是否相符，偏差不得大于5 cm。(4) 钢筋笼搭接要顺直，安放要居中，以保证有足够的保护层。6 二次清孔钢筋笼安放完成后，即放下灌注水下混凝土的导管及除渣管到孔底，在浇注前30 min开动空压机送风，用气举法通过除渣管将孔底沉渣吸出，以达到设计孔底沉渣厚度为零的要求。经检查合格后，才拆除除渣管，转入下一道工序――灌注水下混凝土。7 灌注水下混凝土(1) 主要机具和设备① 导管： 导管用壁厚10 mm的无缝钢管制作，内径30 cm，标准长度2 m，底节长度7 m，另有0.5～1.0 m长的辅助导管。导管接头用法兰连接，设置有8 M 20螺栓。法兰处设必要的导向装置。接头处设止水胶垫。导管制作完成后应按1.5倍孔底水压力做水密性试验，以保证导管在灌注水下混凝土过程中不致漏水或爆裂。② 储料槽、漏斗： 根据计算，首批混凝土数量需6 m3左右，因而设计一个容积为6.0 m3的大型料斗。漏斗容积为1.5 m3，用厚8 mm钢板和型钢加工而成。③ 混凝土拌和及运载工具： 混凝土拌和采用在场外商品混凝土搅拌站搅拌；混凝土运输用10台混凝土运输车运送，要求至少每隔8 min要有一辆运送车到达现场，使灌注水下混凝土保持连续，不得中断。(2) 水下混凝土的配制① 水下混凝土拌和物应有良好的和易性，在运输和灌注过程中无显著离析与泌水等现象。灌注时应保持足够的流动性，塌落度控制在16～20 cm之间。② 水下混凝土的配制，应先考虑控制初凝时间。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可加入缓凝剂，一般情况下每方混凝土外掺剂用量为水泥用量的千分之五。采用普硅425＃水泥。(3) 水下混凝土的灌注施工① 灌注前的准备工作： 灌注水下混凝土前应检查导管及连接螺栓，并对导管作严格的水压试验；导管拼接后，应按每节的顺序依次编号。当用拖式地泵灌注水下混凝土时，在灌注前应检查混凝土输送管及主机各部分机件的性能。灌注水下混凝土前，应预先制作好混凝土球栓。球直径比导管的内径小2～2.5 cm，球面必须光滑。② 灌注水下混凝土： 在钢筋笼和声测管安放结束后，需再次检测孔深及孔底沉淀物厚度。当沉淀物厚度不满足要求时，应立即再次清孔，直到满足要求后，方可开始灌注水下混凝土。③ 各节导管之间的联结必须紧固、牢靠、顺直；导管的定位必须居中，以防止灌注中导管挂擦钢筋笼。④ 开始灌注水下混凝土时，导管口离孔底应保持40～50 cm的间隙，以利于剪球后混凝土能顺利下落。 混凝土球安置在漏斗与导管的连接口处，用铁丝悬挂于漏斗的吊点上，利用混凝土球截住第一斗混凝土，待漏斗装满后，开始灌注水下混凝土时，以铁钳将悬挂混凝土球的铁丝剪断，混凝土即开始下灌。⑤ 首批灌注的混凝土数量，应满足导管第一次埋置深度1～1.5 m和填满导管底部间隙的需要。⑥ 在灌注水下混凝土过程中，导管埋置深度一般应控制在2.0～2.5 m范围内。当卷扬机起吊能力足够时，埋管深度还可适当增大。⑦ 为缩短灌注时间，要求参加水下混凝土灌注施工的操作人员必须技术熟练，每次拆管时间争取在10～20 min内完成。应配备两班作业人员，使换班时施工操作不能停顿。8 结论由于在施工前，针对本桥的水下桩施工工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采取了必要的技术措施和施工对策，所以，使解放大桥主墩大直径水下钻孔灌注桩施工取得了成功。全桥水下桩全部工程质量经声测管做超声波检测或抽芯检测结果，均达到A(优良) ，B(合格)级的标准。通过本工程的施工实践，可得出以下主要认识：(1) 大直径水下桩施工，常成为跨江大桥施工的重点和难点，据本工程实践证明：只要牢牢抓住并搞好水下桩施工中的钢护筒止水、成孔、两次清孔、导管、漏斗和剪球等工艺，以及水下混凝土的配制和浇注工艺等几个重点环节，大直径水下桩施工的困难将迎刃而解。(2) 对水深流急的大桥水下桩施工而言，采用大型固定平台，为水下桩施工中的钢护筒埋设、钻机成孔和浇注水下混凝土等工序，既可提供可靠的施工条件，又可大大简化施工。作者简介：朱志刚，男，32岁。工程师。198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应用力学系，获学士学位。一直从事工程技术管理工作。作者单位：广州市中心区交通建设公司，广州 510000参考文献［1］ 苏泽存 等.广州市政工程施工技术规程［S］.广州市市政总公司内部发行，1992，7.［2］ 林婉华 等.建筑施工手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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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学报ACTA AUTOMATICA SINICA1998年 第24卷 第5期 vol.24 No.5 1998含结构不确定系统的变结构鲁棒自适应控制1)林 岩 张 杰 毛剑琴摘 要 讨论了含结构不确定SISO系统的变结构模型参考鲁棒自适应控制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变结构控制方法，使得：1)系统在同时含参数及结构不确定性时，跟踪误差仍能在有限时间内收敛到零；2)无须假设参考模型为SPR(严格正实)函数.理论分析与数值仿真结果是一致的.关键词 自适应控制，变结构控制，鲁棒控制.VARIABLE STRUCTURE ROBUST ADAPTIVE CONTROLWITH UNMODELLED DYNAMICSLIN YAN ZHANG JIE MAO JIANQIN(The Seventh Research Division(Systems & Control),Beijing University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100083)Abstract In this paper,a new variable structure robust model reference adaptive control(VSMRAC) scheme is proposed,which deals with a class of SISO plants under parameter and unmodelled dynamical uncertainties.It is shown that even with the existence of unmodelled dynamics,the output tracking error will converge to zero in finite time, and the SPR(strictly positive real)condition for reference model is not required.Numerical simulation is provided to support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Key words Variable structure control, adaptive control, unmodelled dynamical uncertainty.1 引言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将变结构控制理论用于被控对象含参数不确定时的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系统设计，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1］，其突出特点是：系统具有良好的过渡过程品质和对干扰的鲁棒性.但变结构控制在处理含结构不确定情形时的结果并不理想［2，3］.文中设同时含参数和结构不确定被控系统为y(t)=G(s)［u(t)+d(y,t)］=Gp(s)(1+μΔG(s))［u(t)+d(y,t)］=kp(np(s)/dp(s))(1+μΔG(s))［u(t)+d(y,t)］, (1)满足假设：a1)仅输入信号u(t)及输出信号y(t)是可测量的；a2)扰动项d(y,t)满足｜d(y,t)｜≤f(y,t),f(y,t)为一已知的有界连续函数；a3)Gp(s)为相对阶n*=1的最小相位系统，kp,np(s),dp(s)的系数均为未知常数，但属于一个已知的紧集S，并且恒有kp＞0以及np(s),dp(s)为互质首一多项式；a4)ΔG(s)为一稳定正则传递函数，其所对应脉冲响应函数的1-范数已知并有界，即存在γ1,使‖h1(t)‖1:=‖L-1(ΔG(s))‖1≤γ1＜∞,这里，“L-1”拉氏逆变换算子，设模型参考系统为yM(t)=M(s)r(t)=kM(nM(s)/dM(s))r(t). (2)满足假设：a5)kM＞0;nM(s)，dM(s)分别为n-1阶及n阶首一Hurwitz多项式；参考输入信号r(t)分段连续且有界.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由图1可得被控对象的控制信号为u(t)=Tω(t)+uvs(t), (3)图1 变结构自适应系统结构图其中∶=［,0,(1)T,(2)T］T,∶=kM/p,∈R2n,ω(t)∶=［r,y,υT1,υT2］T,ω(t)∈R2n,,uvs(t)的定义将在下面给出，信号υ1(t),υ2(t)由如下输入/输出滤波器产生：1(t)=Λυ1(t)+gu(t),2(t)=Λυ2(t)+gy(t),Λ ∈R(n-1)×(n-1),g∈Rn-1,满足det(Is-Λ)=nM(s).熟知，当uvs(t)≡0,d(y,t)≡0以及(a3)成立时存在常向量θ*=［k*,θ*0,(θ*1)T,(θ*2)T］T,使y(t)=G(s)｜μ=0u(t)=Gp(s)［(θ*)Tω(t)］=M(s)r(t).文中设控制信号u(t)中常向量作为上述θ*的一个任意预先给定的估计值，而uvs(t)为欲设计的变结构律，即在满足上述各假设时，跟踪误差e(t)∶=y(t)-yM(t)能在uvs(t)的控制下在有限时间内趋向于零，即进入滑动模态.2 主要结果首先给出由图1所示变结构自适应系统的跟踪误差表达式引理1.设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则跟踪误差e(t)可表示为e(t)=M(s)(kp/kM)［h(ω,d,μ)+μΔG(s)(1-d1(s)/nM(s))uvs(t)+uvs(t)］, (4)其中证明.根据图1，利用Mason公式即可得结论，详细证明过程在此略去.引理2［4］.设c(t)=(s)v(t)=kg［b(s)/a(s)］v(t)为一严格正则系统，a(s),b(s)为互质首一多项式且kg≠0.若令(s)之相对阶为n*，则必有n*阶的首一多项式γ(s)以及一阶数小于b(s)的多项式ρ(s)，使a(s)=γ(s)b(s)+ρ(s)，进而有c(t)=(kg/γ(s))v(t)-(ρ(s)/(γ(s)b(s)))c(t).将(4)式中M(s)按引理2展开，并根据(a5)，知其相对阶n*=1，设dM(s)=γ(s)nM(s)+ρ(s)=(s+p)nM(s)+ρ(s)，经整理后得到(t)=-pe(t)+kp［(ω,d,e,μ)+ε(t)+μΔG(s)(1-d1(s)/nM(s))uvs(t)+uvs(t)］ (5)这里，(ω,d,e,μ)= ∶h(ω,d,μ)-［ρ(s)/(kpnM(s))］e(t).上式中增加了一项ε(t),ε(t)依指数速度收敛到零，表示非零初始条件对系统的影响.作者感兴趣的是上式中p符号.引理3.设参考模型M(s)(参见(a5))中，多项式nM(s),dM(s)分别为nM(s)=sn-1+b1Msn-2+…+b(n-1)M,dM(s)=sn+a1Msn+1+…+anM，那么，若a1M＞b1M，则(5)式中p＞0;若a1M≤b1M,则(5)式中p≤0；特别，若M(s)为SPR函数，则必有p＞0.证明.按引理2将dM(s)展开成dM(s)=(s+p)nM(s)+ρ(s)后，易知p=a1M-b1M，于是上述结论成立为显然；特别，当M(s)为SPR函数时，由文献［5］之结果不难推得此时必有p＞0.下面推导变结构律uvs(t).首先对(5)式中(ω，d,e,μ)进行估计.由假设(a1)-(a5)以及d1(s)/nM(s),ρ(s)/nM(s)均为已知的稳定且严格正则的传递函数，于是不难求出在t∈［0,∞］上的连续函数fi(t),i=1,2,3,4,5,使之满足如下估计：｜Tω(t)+(1-d1(s)/nM(s))d(y,t)｜≤f1(t), ｜ρ(s)/(kpnM(s))e(t)｜≤f2(t); (6)令β1(t)=(1-d1(s)/nM(s))f(y,t),于是，(ω,d,e,μ)中(7)其中h1(t)之定义见假设(a4).(8)上式中，作者利用了β1t(τ)为连续函数这一事实.令β2(t)=(1-d1(s)/nM(s))Tω(t)，则与(7)式推导类似地，有μ｜ΔG(s)(1-d1(s)/nM(s))Tω(t)｜≤μ(γ1‖β2t(τ)‖∞= ∶μf4(t), μ≥0. (9)在uvs(t)的设计中，还需要考虑到p≤0(参见(5)式)时的情形.此时必须对μ(/kpm)×ΔG(s)(1-d1(s)/nM(s))e(t)进行估计，这里kpm为km的下界，由假设(a3)不难求得.预选＞｜a1M-b1M｜,令β3(t)=(1-d1(s)/nM(s))e(t)，与(7)式推导类似，有(10)记,那末，根据以上讨论及(ω,d,e,μ)之定义，不难证明｜(ω,d,e,μ)｜≤α(t,μ),及｜(ω,d,e,μ)+μ(/kpm)ΔG(s)(1-d1(s)/nM(s))e(t)｜≤(t,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上两个不等式右端取常数μ=μ*＞0时，其对所有μ∈［0,μ*］仍然成立.进一步，令‖h2(t)‖1=‖L-1［(1-d1(s)/nM(s))］‖1≤γ2,有定理1.若系统(1)及参考系统(2)满足假设(a1)-(a5).取μ*＞0，使0＜1-μ*γ1γ2＜1,记α(t)=∶α(t,μ*)，(t)=∶(t,μ*)，那末，当变结构控制律uvs(t)如下时：(11)对所有μ∈［0,μ*］，误差e(t)必在有限时间内收敛到零，即进入滑动模态，且滑动平面恰为e(t)≡0.这里‖αt(τ)‖∞,‖(τ)‖∞的定义与(8)式相同，Δ为任意大于零的常数.证明.因篇幅有限，详细证明参见文献［6］.进而，当μ=0，即无结构不确定性存在时，可得比(11)式更简单的控制律定理2.设系统(1)及参考系统(2)满足假设(a1),(a2),(a3),及(a5)且μ=0.如取变结构控制律(12)则e(t)必在有限时间内达到零，即进入滑动模态.这里，f1(t)、f2(t)由(6)式描述，、kpm及Δ的定义与定理1相同.证明.略.3 数值仿真结果本节将通过数值仿真例子验证上节理论分析的正确性.例.采用与文献［3］类似的数学模型.设被控对象为干扰d(y,t)=0.2cost；理想参考模型为M(s)=(s+1)/(s2+5s+6).本文取μ*=0.1，这比文献［3］中取μ*=0.01大10倍.取r(t)为峰值±3的方波时的仿真结果如图2所示.将本文与文献［3］的仿真结果比较不难发现，即使在允许的结构不确定大10倍的情况下，本文的结果仍优于文献［3］的结果.(a) 含结构不确定系统uvs(t)图(b) 含结构不确定系统e(t),y(t),yM(t)图图2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七研究室 北京 100083)参考文献1 Hsu L et al.Analysis and design of I/O based variable adaptive control.IEEE Trans.,1994,AC-39(1):4-212 Costa R R,Hsu L.Robustness of VS-MRAC with respect to unmodelled dynamics and external disturbances.Int.J.of Adapt.and Sign.1992,6：19-333 Fu L.New approach to robust model reference adaptive control for a class of plants.Int.J.Control,1991,53(6):1359-13674 Morse A S.A three-dimentional universal controller for the adaptive stabilization of any strictly proper minimum-phase system with relative degree not exeeding two.IEEE Trans.,1985，AC-30(12):1188-11915 Ioannou L,Tao G.Frequency domain conditions for strictly positive real functions.IEEE Trans.,1987,AC-32(1):53-546 Lin Yan,Zhang Jie,Mao Jianqin.Variable structure robust adaptive control with unmodelled dynamics.In: 36th IEEE Conference on Decision and Control,San Diego,1997:3243―3249收稿日期 1997-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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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体育科学ZHEJIANG SPORTS SCIENCE1999年 第21卷 第3期 Vol.21 No.3 1999试论我国体育人口的发展程红义摘要：体育人口与总人口之间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大众体育发展规模和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根据当前我国体育人口的现状以及人口体育化的过程，对照国外发展体育人口的方法，提出一些发展我国体育人口的对策和建议。关键词：社会体育；体育人口；对策建议中图分类号：G812.4 文献标识码：AOn development of our sports populationCHEN Hong-yi(Department of PE,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006，China)Abstract：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sports population and the total population is an important norm which scales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for all of a country or an area.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sports popul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people into sports population in our country,we take some countermeasures on developing our sports population by compares with foreign methods of enlarging the sports population.Key words：sports for all;sports population;countermeasures1 引言体育人口一般是指经常从事身体锻炼、身体娱乐、进行专项训练以及与其它体育事业有关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数量和比重。体育人口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体育指标，它反映了人们对体育的参与程度和亲和程度。它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它是制定社会发展规划、进行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为此，《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经过努力，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系，使体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国民体质、健康水平等主要指标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本世纪末，“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在90年代前期的基础上，全国增长5%～8%，经济、社会和体育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分别有所增长。”因此，了解我国体育人口的现状和人口体育化的过程，研究发展体育人口的措施，对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促进社会体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2 我国体育人口的现状2.1 我国体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体育人口与总人口之间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体育发展规模和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1997年，国家体育总局对中国社会体育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996年，我国16岁以上的体育人口约为15%，若将7至15岁的在校学生以及武装力量等人口作为当然体育人口统计，我国体育人口总数约为31.4%。这个调查表明，我国体育人口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距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尚有显著差距。2.2 我国体育人口的年龄分布。体育人口的年龄分布与总人口的年龄构成关系很大，有的国家属于老年人口型(即15岁以下人口在30%以下，而65岁以上人口在10%以上)，有的国家属于青年人口型(即15岁以下人口在40%以上，65岁人口在5%以下)，也有的国家属于中间型。不同人口类型的国家，就会出现不同类型的体育人口分布。我国属于青年人口型国家，因此发展体育人口的重点在青少年。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老年人口增加很快，人口年龄构成正在迅速转型，老年体育人口也在迅速增加，老年体育勃然兴起。但是一些调查也表明，我国处在婚育阶段的青壮年体育人口较少，这就提醒我们应有意识地加强这方面的工作。2.3 我国体育人口的性别分布。目前我国男性体育人口占男性总人的16.9%，女性体育人口占总人口的13.64%，同时，我国女职工体育较男职工为少，约为男职工的三分之一。 就社会总人口而言，妇女体育特别是农村妇女体育就更为薄弱了，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妇女体育开展得好坏，对整个民族身体素质的影响深远，积极动员千百万劳动妇女参与体育活动，千方百计增加妇女体育人口是社会体育工作者的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2.4 我国体育人口的地域分布。一方面，根据我国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农村地区体育相对落后，体育人口形成以大中城市和沿海为中心，梯度减少的趋势，这是提高我国体育人口数量不可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随着乡镇发展、新型县级城市和小城镇的崛起，城市的数量进一步增加，部分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除了城市人口自身增长导致体育人口增加外，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农村体育人口在不断增加。因为新兴城镇与农村的血缘关系，城市对农村的示范辐射作用，加之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使农村的余暇生活方式向城市靠拢。2.5 我国体育人口的职业分布。对体育人口的职业分布的研究，可以考察不同行业、不同劳动强度的人群对体育的生理和心理需求。目前我国不同职业中体育人口的排列顺序为：工人、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科教文人员、农民。工人和管理人员群体在参加体育活动的次数、时间及强度上明显高于服务人员、科教文人员和农民。3 人口体育化的过程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体育人口，是由一系列环节的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社会成员个体体育化，成为体育人口，要经过几个必要的环节。环节之一：健康观。人的发展和进步是以健康为基础的。人体是知识、精神、信仰等的载体，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的创造力。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高度紧张的社会，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身体，就难以在这个竞争急烈的社会中有所作为。因此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人们就越会觉得健康的重要。但是，意识到健康的重要并不一定会自然地、直接地导致体育行为的发生。由健康的欲望转化为体育行为还需要一个中间环节，即体育意识的培养。环节之二：体育意识。体育意识是人们对体育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观念、心理活动的总和。一个人有没有体育意识决定着他是否参与体育活动或以何种方式参与体育活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全民健身计划的推行，我国大众对体育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对身体的健康也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总体来讲，人们的体育意识还不够强，参与体育的热情还不够高。因此，要使人们由健康的欲望转化为体育意识，需要对群众进行体育功能的教育，即以一系列的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传播手段与形式，让群众认识到体育锻炼是最积极、最有效的增进健康的手段。使广大群众在思想上对体育与健康的关系有一个清晰的全面的认识。环节之三：体育行为。体育行为是人们实际参与体育的形式。当一个人具有较强的体育意识时，体育行为会自然产生。但是，体育行为的产生需要通过体育活动具体知识的教育，以提高它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例如，不同年龄、性别、身体状况和工作环境的社会成员应当采用何种体育手段进行锻炼。具体到某一个人，应当建立什么样的体育技能储备，以适应自身和环境的变化等。环节之四：体育行为的结果。人们对体育投入了时间、精力，是以换回健康的身体为目的。因此，制定一种群众自我检测的评定标准，对体育行为结果作出客观的评定，对于修正体育行为、强化体育意识、完善健康观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人口的体育化，群众体育管理者不仅应当注意到体育意识的培养是其核心环节，还应注意到促使各环节间转化的各种中介，即通过体育功能的教育使健康观转化为体育意识；通过体育技能知识的教育使体育意识物化为体育行为；通过体育评定标准的实施使体育行为呈现出清晰可见的体育结果，这些结果又反过来去修正体育行为、强化体育意识、完善健康观念，形成一种自我循环的机制，使群众体育人口的质量不断得到提高。4 发展体育人口的对策和建议针对人口体育化的几个环节，结合我国体育人口的现状，参照国外发展体育人口的方法，我们提出如下发展我国体育人口的对策和建议。4.1 要高度重视大众体育发展战略目标体系的建立。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纷纷推出了本国的大众体育发展计划。这些计划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发展体育人口实施目标管理的具体体现，如美国的《健康公民2000年》，加拿大的《积极人生计划》，英国的《90年代体育――迎接新的起跑线》，以及德国的《德国东部黄金计划》等等。这些计划，极大地推动了本国体育人口的发展。如德国在实施《黄金计划》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体育人口从1970年的1万人上升到3600万，占总人口的69%。目前，欧洲共有17个国家已经多年对国民体育活动状况进行了跟踪调查，并建立了体育人口数据库。我国于1995年颁布与实施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采取了整体规划，逐步实施的方式。全民健身计划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推进，还要陆续制定和出台相应的配套文件和具体实施计划，来推动我国体育人口的发展。4.2 确定重点实施对象，推动体育人口的全面发展。西方绝大多数在实施本国体育人口发展战略过程中，均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体育人口状况确定重点实施对象，以推动体育人口的全面发展。如，荷兰政府在实施《荷兰人在运动》过程中，把1995年～1999年的重点实施对象确定为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1999年～2003年的重点实施对象则为青少年。加拿大在实施《积极人生计划》中，将12岁～15岁的青少年，24岁～44岁以及55岁以上的成年人确定为重点实施对象，并且针对不同的实施对象制定了不同的实施方案，如针对55岁以上成年人的“健身行走方案”和“健康生活方案”。英国则将刚毕业的青少年与妇女确定为重点实施对象。我国目前属于青年人口型国家，因此在2010前我国发展体育人口的重点实施对象是青少年，这在我国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已明确反映出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老年人口正在逐渐增加，据联合国人口预测，202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2.8亿，占人口总数的19.3%，并将成为老年人口型国家。因此，我们也应该根据不同时期的体育人口状况，确定不同的重点实施对象，以推动体育人口的全面发展。4.3 做好广泛、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人们的体育意识。各国在开展大众体育活动中，持续不断地推出各种体育口号，发动群众运动，如德国的“有氧锻炼―130”，法国的“保护心脏”、加拿大的“人人参加”等。各国还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广告、书籍、体育咨询等手段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来增强人们的体育意识，这些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4.4 开展形式与内容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使人们的体育意识物化为体育行为。目前，大众体育的主流是以有氧耐力运动为核心的周期性运动，同时采用多种形式，并赋予一定的政治内容，具有趣味性、集体性和比赛性。如，设立体育节、体育日；开展家庭体育活动；大众体育与旅游相结合；重视残疾人体育等，以促使更多的人参加体育活动。同时，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在有很多国家倡导国民参加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如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大众体育发展战略中，均把提高每周参加3次以上、每次20～30分钟的中等强度体育活动的人口数量作为主要的实施目标。4.5 实施国民体质测定制度，对人们锻炼的效果作出经常的、量化的评定。各国都非常重视国民体质的测定工作，如新加坡每年定期进行职工的体验测验，评选出全国体质优胜者奖以及体质明显。美国、日本等国家也都颁布了体质测试指标和评价标准，并定期进行测试。目前我国已开始颁布实施《中国成年人体质测定标准》，使增强人民体质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了具体的科学的测定标准。但是，我们要加快制定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的体质测定标准，以完善全体国民的体质监测系统，激励广大群众自觉、经常、科学地坚持锻炼身体，不断提高我国体育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作者简介：程红义(1959-)，男，山东烟台人，苏州大学讲师.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体育系，江苏 苏州 215006参考文献：［1］ 张发强.中国社会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报告［J］.体育科学，1999，(1).［2］ 吕树庭，等.体育社会学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3］ 国家体委.全民健身计划纲要［S］.中国体育报，1995-06-29.［4］ 秦椿林，等.体育管理学［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5.［5］ 卢元镇.社会体育的社会学分析［J］.福建体育科技，1997，16(2).［6］ 黄一飞，等.试论体育意识［J］.浙江体育科学，1995，17(2)：4-7.责任编辑：黄一飞收稿日期：199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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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103 【 版 号 】10 【 标 题 】警惕！电脑垃圾 【 作 者 】升平 【 正 文 】 电脑还会产生垃圾？是的。当现代人享受着信息时代带来的高科技优势时，其发展的负面已给人们带来贻害，那就是电脑垃圾，通常指那些无用的信息。信息资料的流通与共享，无疑会对促进各国科学、经济及军事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科学在发展，信息数据库的容量也就随之增大，在过去看来先进而在今天看来已落后的数据库中的许多资料显得陈旧过时而且无用，这些信息大量侵占了计算机的容量，使人们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查询有用的资料时变得越发困难，检索时间也越来越长。目前美国政府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正积极拟定一些有效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将电脑相互联网的开山鼻祖、计算机专家文顿・Ｇ・瑟夫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费力研究用于信息传输和资料共享的计算机联网，今天却给人们制造了另一种电脑垃圾―――计算机病毒。最近几年计算机病毒的发展相当迅猛，危害性也越来越大。有关资料表明，全球每天有５种新的计算机病毒产生。一家计算机中有毒，只要你与之联网，那可恶的病毒就会找上门来，让你的信息内存面目全非。另外，一些对计算机本身无害却干扰人们正常使用计算机的骚扰病毒也大量滋生。特别严重的是不法分子为了自己的私利使色情泛滥于电脑网络。这些糟粕在公共网络中跟一些政治、宗教和科技的图片混在一起，甚至世界各地使用电脑互联网络的孩子也可能看到。纽约一个小童某日收到一个带有神秘文件的电子邮件，附有解密说明。他叫妈妈打开它，结果其母大惊失色，因为显示在屏幕上的竟是变态色情行为的大图片。由于电脑网络系统属无人管理、无指挥中心、无主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只要标明电子地址，任何信息均可自动寻找途径到达目的地。对此，人们无不担忧。由于技术原因，目前还很难在没有警察没有国界的电脑联网中废除色情内容，特别是藏于用户小组中的图像。所以，在世界各地，电脑网络的色情问题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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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9年 第19卷 第6期 Vol.19 No.6 1999大气环境腐蚀性因素的相关性屈祖玉 董玉兰 李长荣 卢燕平摘要：通过相关性数据处理和模糊聚类分析,发现影响大气环境腐蚀性的21种环境因素在相关系数大于0.54的情况下,可明显地聚为5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逐个因素的分类能力的特征评价,选取大气环境腐蚀性的主要因素(RH>80%时数,SO2沉积速度,水溶性尘降,Cl- 沉积速度,NO2浓度),进而在特征空间中进行镀锌层样本的大气环境腐蚀性预测和考评,为今后实现我国大气环境腐蚀性等级评判提供依据.关键词：大气腐蚀；聚类分析；特征评价；腐蚀性预测中图分类号：X131.1 文献标识码：ACorrelation among corrosive factors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QU Zu-yu, DONG Yu-lan, LI Chang-rong, LU Yan-ping.(Department of Corrosion Engineer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1999,19(6)：495～499Abstract：By considering correlation of data and the using fuzzy cluster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ous corrosive factors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has been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21 atmospheric corrosive factors are clustered into 5 distinct clusters under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bove 0.54. On basis of this analysis, the abilities of corrosive factors to distinguish atmospheric corrosivety are assessed; the main factors (RH>80%h,rate of SO2 depositing, water-soluble dust precipitutes, rate of Cl- depositing, NO2 concentration) are selected; and the atmospheric corrosivity for unknown samples is predicted. Thus, basis for assessing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corrosivity has been provided.Key words：atmospheric corrosion；cluster analysis；characteristic assessment；corrosion prediction大气环境使材料产生腐蚀的性能称大气环境腐蚀性.大气环境腐蚀性的影响因素很多,作用复杂,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小也不相同,有的还随地区、时间条件的改变而变化[1].因此找出若干主要因素,探讨这些主要影响因素与大气环境腐蚀性的相关性是本研究的重点,也是对各类大气环境腐蚀性的评价、分类和预测的基础.本文应用1983～ 1994年我国大气腐蚀网站的环境调查数据及相应曝晒场镀锌层挂片腐蚀结果的数据,通过相关性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的系统聚类方法,对大气环境腐蚀性因素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讨论,并采用K-W(Kruskal and Wallis)检验方法[2],选取出大气环境腐蚀性的主要因素,再根据大气环境腐蚀性挂片样本在多维空间的最近邻配置,推测不同等级的大气环境腐蚀性点在空间的分布情况,为解决我国大气环境腐蚀性等级判断和材料在给定大气环境中的长期腐蚀行为预测问题提供参考和依据.1 大气环境腐蚀性因素的聚类分析1.1 大气环境腐蚀性因素的相关系数根据全国大气腐蚀网站1983～ 1994年的环境调查数据,选取了大气环境腐蚀性影响因素21项.气候因素:(1)平均温度;(2)极端最高温度;(3)极端最低温度;(4)平均相对湿度;(5)年RH>80%时数;(6)年降水量;(7)年降雨日数;(8)年降露日数; (9)年降雾日数;(10)年降轻雾日数;(11)年日照时数; (12)年日照百分数;大气中腐蚀性因素: (13)Cl- 沉积速度;(14) Cl- 浓度;(15)SO2沉积速度;(16)SO2浓度;(17)NO2浓度;(18)雨水pH值;(19)非水溶性尘降;(20)水溶性尘降;(21)NH3浓度.考虑上述因素与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通过“相异度”和“相似度”表达,因使用的运算不同而有各种定义.按最大最小法,度量相似性的参数应表示为[3]:(1)式中:n为样品数;xik为第i种特征(因素)在第k个样品中的取值;xjk为第j种特征(因素)在第k个样品中的取值.由式(1)对大气腐蚀环境调查数据进行处理,算得相关系数rij,进而确定出相似矩阵R=(rij)n×n,并得到图1所示的相似关系矩阵.(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1)10.520.860.760.760.810.720.630.160.330.470.440.350.110.180.220.150.410.200.220.25(2) 10.520.580.540.520.590.610.180.550.400.420.160.100.360.410.250.580.430.380.44(3) 10.820.860.740.780.620.210.390.490.450.410.160.260.300.150.430.220.240.31(4) 10.890.710.750.640.230.450.510.480.390.180.310.360.210.530.280.260.38(5) 10.730.790.630.230.430.510.500.430.180.280.330.210.500.280.280.36(6) 10.720.640.140.320.480.490.320.130.160.200.210.490.250.230.25(7) 10.660.210.450.430.450.290.160.270.320.200.490.270.290.37(8) 10.180.410.380.390.200.120.290.370.180.360.230.270.37(9) 10.300.270.260.210.630.570.500.120.260.220.300.29(10) 10.280.300.110.150.540.630.230.380.420.470.44(11) 10.920.360.320.360.280.160.620.320.350.18(12) 10.350.310.350.300.180.660.350.380.20(13) 10.330.130.190.090.280.130.100.14(14) 10.380.310.140.310.160.130.15(15) 10.670.200.340.410.470.43(16) 10.200.300.350.450.46(17) 10.340.570.280.54(18) 10.480.280.34(19) 10.510.56(20) 10.44(21) 1图1 大气环境腐蚀性因素的相似关系矩阵Fig.1 The matrix of correlation coeffients1.2 大气环境腐蚀性因素的聚类在相似矩阵的基础上,进行模糊聚类分析的方法有3种[4].本文选用直接聚类法.它是直接利用相似矩阵R进行聚类的方法,图2为大气环境腐蚀性因素随相关系数变化所形成的聚类图谱.图2 大气环境腐蚀性因素的聚类图谱Fig.2 Pedigree of factor clucters由图2聚类结果表明,在相关系数大于0.54的情况下,将影响大气环境腐蚀性的21项因素聚合成明显的5类.从同类因素中选取主要因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是对众多腐蚀性因素的降维处理,为大气环境腐蚀性因素的选取、等级的分类及预测提供依据.2 大气环境腐蚀性主要因素选取2.1 单个因素的特征评价为了评价单个因素分散能力的强弱,常用的方法是K-W(Kruskal and Wallis)检验方法[2],假设一批样本共有N个,这批样本可分为m类,第i类包括Ni个样本,则两种检验方法为:取每类样本编号的平均值,分别记作R1,R2 …Rm;计算统计量H,K.当H,K越大时,单个因素分类能力越强.(2)(3)根据图2聚类结果求得的各因素的K-W特征检验值(H/K)为第一类:平均温度5.571/156.0,最高温度5.893/149.3,最低温度5.571/156.0,平均相对湿度5.786/160.3,年RH > 80%时数5.893/163.3,年降水量5.893/149.3, 年降雨日数4.286/113.0,雨水pH5.036/125.3,年降露日数5.571/156.0,年日照时数5.893/149.3, 年日照百分数5.893/149.3;第2类:SO2沉积速度5.893/163.3,SO2浓度5.036/125.3,Cl-浓度5.571/149.0,年降雾日数5.786/125.3,年降轻雾日数5.893/149.3;第3类:NO2浓度5.571/128.0,NH3浓度3.321/91.3,非水溶性尘降5.036/125.3;第4类:水溶性尘降5.036/139.3,第5类:Cl- 沉积速度5.893/163.3.2.2 主要因素的选取从同类因素中选取代表性特征的原则是:选取对识别作用最大的特征;实际中容易获取的特征.参照表2中的聚类结果和单个因素的特征评价数据,按上述选择原则,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特征因素为年RH>80%时数;SO2沉积速度;水溶性尘降;Cl- 沉积速度;NO2浓度.由于单个特征的分类能力不同,因此它们对于分类的贡献率也不相同.假定全部考虑上述选取的5种主要因素对分类的总贡献率为100%,则主要因素各自的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可分别由下式来考评:(4)(5)式中:Hi为第i个特征因素的分类能力;k为所考虑的特征因素的总个数.表1将主要特征因素的顺序按贡献率的大小排列,它表明主要因素的优先选取顺序.在表1中还给出前若干个因素的累积贡献率,该参量表示只考虑前若干个因素讨论问题时所反映的总信息量的百分数.表1 主要大气环境腐蚀性因素的特征评价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 assessment of main factors主要因素年RH>80%时数(h)SO2沉积速度*Cl-沉积速度*NO2浓度(mg/m3)NH3浓度(mg/m3)K-W检验值H5.8935.8935.8935.5715.036贡献率(%)20.8320.8320.8319.7017.81累积贡献率(%)20.8341.6662.4982.19100.00注:* (mg/100cm2/d)3 大气环境腐蚀性的等级评判3.1 标样的最近邻配置以全国7个典型地区大气腐蚀试验站11年(1983～ 1994年)镀锌层大气腐蚀环境因素和腐蚀数据为标样,在上述选取的5种主要因素构成的多维空间中,求取样本之间的广义距离(即规定两因素间的相关系数的倒数(1/rij)作为这两因素间的广义距离dij),并确定各样本的最临近配置.为了消除各个指标量纲的影响,首先对数据进行处理[3].由此得到如图3所示的最近邻配置情况.图3表明,中等腐蚀性等级标样的最近邻一边是弱腐蚀性等级的标样,另一边是严重腐蚀性等级的标样.而弱腐蚀性等级和严重腐蚀性等级的标样都仅仅邻近中等腐蚀性等级的标样.也就是说,相同腐蚀性的点在多维空间中相聚在一定的区域,而不同等级的区域在空间有一定的排列顺序.由此得到,我国典型地区大气环境腐蚀性的相对强弱可划分为3级,北京为Ⅰ级(弱腐蚀性),琼海、万宁、广州、武汉等地为Ⅱ级(中等腐蚀性),青岛、江津等地是Ⅲ级(强腐蚀性),其强弱顺序为青岛、江津、广州、万宁、武汉、琼海、北京.这一评价结果与镀锌层长期曝晒试验的腐蚀结果基本吻合[5].可见模式识别方法能直接得到镀锌层的大气腐蚀性,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镀锌层大气环境腐蚀性分级标准提供了依据.图3 标样的最近邻配置Fig.3 Disposition among specimens by way of shortest distance3.2 贴近度度量法我国幅员辽阔,不可能在每个地区都建立大气腐蚀试验站,对于任意地区大气环境对材料所产生的腐蚀程度,只能用与其环境因素最接近的大气腐蚀试验站的数据作为评价依据.为此,本文应用贴近度概念对试验样本(未知地区)的大气腐蚀性进行分类判别,具体方法如下:为消除各指标量纲的影响,先对已知样本(全国7个典型地区大气腐蚀试验站)和试验样本的环境参数(ui)进行标准处理; 采用最大最小贴近度计算试验样本A与已知样本B之间的距离[2],即(6)确定与已知样本最贴近的地区,即未知地区的大气环境腐蚀性因素特征与已知典型地区相近;评价、预测未知地区大气腐蚀性.上述各个步骤可以通过“镀锌层大气腐蚀咨询评价系统”软件完成[5].在识别可靠性的考评试验中,从试验样本集的总体来看,识别正确率达到90%.4 结语4.1 通过相关性数据处理和系统聚类的方法,将影响大气环境腐蚀性的21项因素在相关系数大于0.54的情况下聚合成明显的5类,是对众多环境因素的降维处理,为评价我国大气环境腐蚀性及其等级提供依据.4.2 采用K-W检验方法,对大气环境腐蚀性因素的分类能力的特征进行评价,从同类因素中选取出代表性特征,可作为参与大气环境腐蚀性考评和预测的主要因素.4.3 应用最大最小贴近度概念和选取的5种主要因素,基本可实现对我国大气环境腐蚀性及其等级的预测,为材料大气腐蚀与防护的研究提供新方法.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9899144)作者简介：屈祖玉(1945-),女,四川省万县人,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腐蚀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我国自然环境材料腐蚀防护咨询、决策系统的研究工作.发表论文12篇.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表面科学与腐蚀工程系,北京 100083参考文献[1] 王光雍,王海江. 自然环境的腐蚀与防护 [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1997.14.[2] 王碧泉,陈祖荫.模式识别―理论、方法和应用 [M]. 北京:地震出版社,1989.30.[3] 邹开其,徐 杨.模糊系统与专家系统 [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 72.[4] 李安贵. 模糊数学及其应用 [M].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4.[5] 萧以德,李兴濂.电镀锌层的大气腐蚀行为研究 [J]. 腐蚀科学与防护技术,1995,7(3):190.[6] 董玉兰.镀锌层大气腐蚀咨询评价系统研究 [D]. 北京:北京科技大学,1997.收稿日期：1999-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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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2106 【原文出处】东方文化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199703 【原刊页号】73-75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研究 【 作 者 】方楚雄 【复印期号】199703 【 标 题 】两宋花鸟画的历史贡献 【 正 文 】 （附图 {图}）（附图 {图}）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首都汴京，画家云集，名手如林，是继唐代长安洛阳之后的又一古代绘画中心。南宋虽然维持偏安的残局，但江南广大地区的城市经济仍有相当发展，制瓷、造纸、印刷等行业都比北宋发达。两宋历时三百余年，绘画艺术领域一直保持着繁荣昌盛的局面。唐、五代绘画艺术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为两宋绘画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迅速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宋建国之初就设立了翰林图画院，先后集中了社会上的名手及西蜀南唐两地画院画家。宋代皇帝又都不同程度地爱好书画，重视画院建设。因此，画院体制逐渐完善，规模不断扩大，尤以徽宗时最为突出，成为2古代宫廷绘画最为繁盛的时期。而宋代花鸟画家阵容之大，水平之高是空前的，仅见于文献记载的画家就达百余人，如北宋黄居ｃàｉ＠①、赵昌、易元吉、崔白、吴元瑜、马贲，南宋李安忠、林椿、李迪、毛松、毛益等都在艺术上各有独诣专长。花鸟画题材之广也是前代所没有的，现留下可见的作品就有走兽、禽鸟、水族、昆虫、蔬果、花卉、案头博古，有折枝花卉，也有山涧、水口、以风景溶入花鸟画的大景花鸟画。体裁形式多种多样，有小品、纨扇、横披、手卷至大幅巨作。唐张彦远云：“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国时并运”这种教化性、叙事性内容的绘画到了宋代，转到自然对象――山水、花鸟为主要内容。这一审美兴味和美的理想的变化，是历史、变异的间接反映，绘画不单有教化功能，还有审美功能。这是中国绘画的进步，也是宋花鸟画的贡献。宋以前，中国的绘画史，经过了漫长的描画客观物象，以准确再现客观物象为目的的阶段。西晋学者认为“存形莫善于画”，指出绘画的意义在于“存形”。东晋顾恺之在“存形”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提出“形神兼备”“以形写神”，要求不但画得像，还要画出神气。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云：“曹不兴，吴兴人也，孙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此成蝇状。权疑其真，以手弹之”。《益州名画录》记载黄筌在后蜀宫廷偏殿的墙壁上画六只不同姿态的仙鹤，栩栩如生，甚至吸引了真的仙鹤到壁前活动；在八卦殿四壁上画花竹雉鸡，使皇帝行猎的白鹰误为以真而向之扑啄。这种准确地描绘客观物象并追求形神兼备的绘画至宋代而成熟并迅速达到一个高峰。现在能看到北宋崔白的《禽兔图》（又名《双喜图》和《寒兔图》），描绘深秋的荒野，大风呼啸，叶落草枯，树枝摇曳，蹲在坡下的野兔子正回首惊视两只逆风扑翅鸣叫的喜鹊，画面充分表现秋野荒郊的萧索气氛，予人以细腻真实的质感。南宋李迪的《鸡雏待饲图》雏鸡的造型非常准确，嘴、脚、绒毛、羽翼的质感是那么的逼真，可爱的雏鸡声声细唤待饲的神态栩栩如生。南宋林椿的《果熟来禽图》，几片苹果叶，新、老、正、背，婀娜多姿，就连被虫咬破的枯黄状也表现得惟妙惟肖。作画要达到如此程度，需要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严谨扎实的技巧。这种严谨、典雅的宋院体花鸟画风格作为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典范，影响及今。宋院体花鸟画不仅仅一味追求精细入微的描绘，还讲究构思上含蓄巧妙。强调诗情画意，在笔墨技巧上重视传统但又不泥守古法。宋画院选拔画师或院中画人的职位晋升，一般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考试标准是“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自然，笔韵高简为工”。既要求状物绘形的严格写实技巧，又强调立意构思。试题多摘取古人诗句，如“踏花归去马蹄香”“蝴蝶梦中家万里”“万年枝上太平雀”等等。因此，尽管宋院体画对物象作尽精入微的细节真实描绘而不流于自然主义的标本挂图画，这和当时强调诗意，将意境、情趣作为绘画的灵魂有很大关系。宋花鸟画注重深入生活和生活感受，重视观察写生，注重生活美，艺术美，使花鸟画令人产生亲切感、平易感、愉悦感。赵昌自称“写生赵昌”，常于晨露未干之时，绕栏谛视各种花草的形色情状，而对园中植物认真摹写。而易元吉则主张跳出表现园林花木的窄小天地。他深入到两湖一带的崇山密林中去观察野兽行踪，又在家中饲养禽鸟，栽种花竹，朝夕观摩。“故心传目击之妙，一写于毫端间”。甚至宋徽宗赵佶还亲自带领宫廷画师进行花鸟画写生研究，尽管有些细节的追求显得过分，但这种以大自然为师，却避免陈陈相因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针对细腻繁密的宋人院体画，一些文人士大夫如欧阳修、苏东坡、米芾、黄庭坚发表了不少极有见地的议论。他们强调作者感情在画面的流露，强调笔情墨趣，强调画家的主观感情与表现客观形象的有机结合，达到神与乃物交、“天机之所合”。主张诗画相融相通。“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认为诗境和画境应是同一，都是心境的外化，而最高品位的心境应该是“萧散简远”。苏东坡强调“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针对当时“再现”型绘画一味准确、细腻、严谨的风气而提出批评。认为造型的似与否，不是作为论画的唯一标准。这各不同于时尚的审美观的提出，对宋以后元、明、清的文人画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实践上，北宋中后期文人士大夫绘画形成了独特体系，他们的绘画抒情寄兴，状物言志，不完全拘泥于形似格法。他们多好水墨写意，爱画梅竹，以表现高洁品格，审美趣味与精工的院体工笔画不同，在创作观念上，开辟了新的表现领域。北宋文同是以擅长画墨竹著称，被称为“湖州竹派”。他为了使竹子画得生动自如，常对月光下的竹影进行认真的观察。他强调意在笔先，主张作画要“胸有成竹”，深刻理解和把握对象之后再大胆落笔，一挥而就。杨补之则以专门画梅著称，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四梅花图》卷，画“未开”、“欲开”、“盛开”、“将残”四时梅花，纯以水墨绘成，花朵是白描圈线，不加晕染，用笔轻快洗炼，毫不刻板，整个画面呈现出匀协恬静，清淡闲野的气氛。杨补之所画的是村梅、野梅，生于山涧水滨，荒寒清绝之处，花稍小而疏瘦有韵，香而清，不同于当时帝王宫苑所栽培的名贵“宫梅”。这种在绘画中表现出来的“洒落”、“清闲”、“野逸”的思想情趣，在南宋以后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绘画思潮，这是当时一些文人士大夫的“遁世”“隐逸”思想在绘画中的表现。还有南宋赵孟坚擅画梅兰竹石，白描水仙尤为人称誉。郑思肖则精工墨兰，尤擅墨竹，尝自画并题云：“纯是君子，绝无小人。”文人士大夫赋予梅兰竹菊以道德品格。专事“四君子画”始于宋代，经元、明、清而大盛，成为中国绘画中的独特门类。南宋的梁楷、牧溪、玉涧以简炼姿肆的笔墨，创造了简约疏阔，洗练率真的画风。在南宋精工富丽的院体画风及清逸的士大夫梅竹石外别具一格，是一种新兴的画风，梁楷性格狂放，“嗜酒自乐，号曰梁疯子”，擅长人物道释、山水、花鸟、笔墨精练纯熟，草草数笔，被后人称为“减笔描”。牧溪，杭州长庆寺和尚。他继承了石恪、梁楷放纵的“减笔法”，在掌握水墨性能方面又有新突破，题材涉猎广泛。他的花果鸟兽，彻底打破了两宋院体双勾着色的传统作风，笔墨简洁严整，粗中带细，疏放随意又不失稳重。牧溪的画风曾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被誉为“画道大恩人”，尤其他画的猿猴更受珍爱，被奉为模仿的典范，称之为“牧溪猿”。梁楷、牧溪、玉涧皆受禅宗思想影响，在创作中强调智性火花猝然闪现，往往从意象出发，去把握视觉与作画媒体接触的暂短瞬间，如闪电似的快速挥扫。这种狂怪画风曾被元代一些权威鉴赏家所贬斥。认为粗恶无古法，只宜挂在僧房道舍，不宜士大夫所雅玩，但对东瀛日本及明、清的大写意花鸟画影响较大。两宋是中国绘画的一个辉煌灿烂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开创了中国文人画及中国大写意水墨画的先河，在近千年的中国绘画历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作用。（方楚雄 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副教授）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字改子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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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1129 【 版 号 】11 【 标 题 】加强中外文化与文论的研究（书刊评介） 【 作 者 】钱中文 【 正 文 】 《中外文化与文论》丛刊（第一期）出版了，这对文艺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今天，中外文学、文化的评论与研究，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繁荣。８０年代，那时我国学界正在大力介绍西方的文学与文论，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不免有浮躁的弊端。比如，就文学理论来说，那时推崇的所谓“内在的”研究方法，对社会学、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颇多微词。诚然，过去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单调、简单化得已难以为继，引起了普遍的反感，以致那时对文学作品不能作社会分析，而且连伦理这类字眼也被抛弃了，“道德批评”成了恶谥。结果是，不少作品可以广泛地描写伦理道德，评论却只能默不作声，只能谈谈作品的文字游戏、写作策略，等等。十分有意思的是，当我国学界正在大力介绍７０年代末以前的西方文论时，８０年代的不少西方学者却改弦更张，纷纷修补原来习惯使用的方法，转向社会学、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等文学批评。自然，其中一些学派并非自８０年代始，它们早就存在，而今只是从过去的边缘发生了转移，显得生机勃勃。这当然不能看作是简单的重复。我国学界经过８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的反思，大体摆脱了文学研究中的片面性。把文学研究置于广泛的文化背景中加以探讨，应当说这是文学研究的进步的表现。单一的方法，缺乏相互联系的方法，难以阐明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内涵。中外文学、文化的交流，比过去任何时候也更为频繁。文化交流的目的，在于达到不同国家、民族的相互理解，在理解中相互吸取他人长处，用以补充、激活、丰富、建设自己的文学艺术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交流就是对话。进行对话就会有比较，在比较中展现各自的独特性与共同性，发现共同的规律性现象，以丰富人类文化。对话应是平等的对话，对话不是跟着说，可以接着说，但更应是对着说。对着说不是对着干，不是故意闹对立，但是对于对立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必要加以讳避，而应理论清楚。中外文学艺术、文论、文化的研究，一方面需要在大量材料的分析、把握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的探讨，及时观照一个时期、阶段中的文化现象，发现其规律性的东西，以影响文学艺术的研究、文论的分析。整体分析是多种具体问题多方把握、深入的结果，而不是大写意的随意发挥。２０世纪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反复地探讨和总结。另一方面，该刊也提倡多做作品、文论等文艺现象、文化现象的微观研究。提倡单个问题的深入、纵向的深入，从作家作品的独特的研究中找出规律性现象。少发空论，多研究问题，这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偏废主义，问题和主义，两者相辅相成，但都反对空话。文学研究、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影响文学的创作和不断出新。《中外文化与文论》的创刊有助于广大中外文学研究者在中外文学、文论的基础上，结合文学创作实践，提出新的见解，既有总结，又有发现，使理论有所前进。理论的创造也就是新的文化的创造。 （《中外文化与文论》丛刊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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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1118 【原文出处】国际展望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921 【原刊页号】14～16 【分 类 号】F14 【分 类 名】特区经济与港澳台经济 【复印期号】200002 【 标 题 】回归效应 ――澳门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作 者 】于孔义 【 正 文 】 随着回归祖国日子的临近，澳门的经济状况正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注意。尤其当澳门经济最近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时， 人们对它今后的发展趋势更为关注。澳门经济现状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失衡，澳门经济一直处于被动的结构调整之中。澳门治安状况骤然恶化，加之澳葡政府无心采取刺激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旅游博彩、建筑地产、金融保险和出口加工四大支柱行业都遇到困难，整体经济出现颓势。旅游博彩业客源减少。在澳门经济构成中，旅游博彩业有独特的地位，博彩业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因受到本地治安恶化、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来澳门旅客大幅减少，旅游博彩业收益跌幅惊人。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司公布的数字，1998年来澳门旅游的人数是695万人次，与1996年相比游客减少了15％，博彩收益减少15.1％。今年1至9月份来澳门游客总数仅为523万，财政收入下降了11％。 博彩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影响总体经济增长，还对运输、旅店、餐饮等行业带来不可忽视的副作用，酒店业平均入住率仅50％，日平均房价跌到成本价边缘；百货零售业销售额下降两成，饮食业营业额下降幅度约为41％。房地产严重供过于求。澳门房地产建筑业泡沫在1993年破灭后，至今仍在低谷中徘徊，房地产大量积压问题仍未缓解。据澳门官方统计，1998年澳门共签订不动产买卖契约14100宗，成交金额只有68.4 亿澳元，比1997年减少40.3％。目前，不少在地产高峰期购入的土地正进入发展期，新的商住楼房还将陆续投入市场，进一步加大了市场的供应量。除非有大的突发性需求，澳门的空置楼宇要消化，大概至少还要5 年时间。金融业风险加大。由于澳币与港币挂钩，澳币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未出现大的风波。但澳门整体经济不景气，尤其是房地产业持续多年低迷不振，积压大量资金，对银行的拖累很重，银行业风险加大，经营效益明显跌落。1998年，澳门22家银行有一半以上出现经营亏损，银行盈利跌幅达22.3％，今年整体的盈利水平下降了13.7％。保险业的境况也不理想，多家保险公司出现亏损。贸易出口存在隐忧。1998年澳门进出口贸易总额327亿澳元， 出口制造和贸易业最突出的隐忧是双“高”偏向，即出口品种高度集中于纺织成衣和出口目的地高度集中在美、欧地区。1998年澳门的出口产品构成，纺织品及成衣占总值的85％，出口目的地美国和欧盟份额高达80％，对日本的出口却下跌39.1％。工业多元化的问题在澳门谈论了近20年，澳门工业转型进展较为缓慢，至今收效甚微。由此可见，由于澳门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一些沉积多年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影响澳门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仍十分突出。澳门经济的不利和有利因素对于澳门经济来说，今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既有不利因素也有有利因素。不利因素：1、从国际上看，澳门对外出口主要集中在欧美， 如欧美经济出现风吹草动，将影响澳门的出口。亚洲经济复苏不力，不仅影响澳门出口，也不利吸引东南亚国家居民来澳门旅游观光。2、 从澳门政府看，短期心态突出，对经济的管制进一步放松，1999年施政报告没有对改善经济提出思路和对策，对改善经济环境无所作为。澳门政府还随意使用公众基金建造纪念碑、博物馆等建筑物。3、 从回归进程看，公务员本地化进程缓慢。目前澳门政府公务员中，政府7 个政务司及50多个辖下的司级官员基本上为葡人，要做到“澳人治澳”，只能由副司长甚至更低层的官员提拔。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特首何厚铧指出，澳门特区政府成立后差不多一切要由零开始。4、从社会治安看， 治安恶化的隐忧依然存在，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旅游发展构成威胁。澳门黑社会已渗透到多个政府部门，黑社会争夺赌场利益的斗争日趋激烈，已在本地和国际上留下了恶劣影响。治安严重恶化使外客不敢来旅游和投资，本地人不敢增加投资，1998年澳门投资下降16.2％，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有利因素：1、 回归效应：澳门人对澳葡政府多年来的管治不力极度不满，归心似箭，有强烈求变的诉求，希望在“一国两制”方针下能带动澳门经济走出低谷，尽快扭转跌势。回归效应将激发广大澳门同胞积极参与澳门的经济事务，刺激投资增长，将刺激需求和增加就业。 2、旅游因素：随着回归的临近，国际社会对澳门的关注将会增加，来澳门观光旅游者将大幅增加。因此，1999年将是澳门向外宣传自己旅游城市形象的大好时机，成为发展旅游的黄金年。随着回归效应的显现，以及内地逐步放开赴澳门旅游的限制和治安形势可能好转，旅游博彩业的境况定将有大的改善。3、 欧亚内地经济因素：欧元的启动有利于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澳门外贸关系最密切的欧美两大市场处于稳定的发展时期，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可望好转，这些将有利于澳门的出口。内地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将带动澳门经济的发展，内地各地区将不断加强同澳门的经济合作，这给澳门经济提供新的发展机遇：香港经济明年可望复苏，对澳门经济将产生正面促进作用。4、 基础建设因素：澳门政府在后过渡期不惜斥资50亿美元，推出跨世纪的“玫瑰园”计划。1998年澳门公共投资及发展计划预算达19亿澳元。目前电厂、莲花大桥、观光塔、新港澳码头、南湾湖计划、工业与住宅及商业区等一系列大型基建工程相继开工和竣工，有利于刺激澳门的内部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5、治理社会治安因素：今年澳门警方采取一系列行动，打击黑社会犯罪活动。5月份展开了最大规模的扫黑行动， 澳门当局颁布了新的打击有组织犯罪法律，要求周边地区协助通缉有关嫌疑人。对于澳门的治安形势，中国政府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十分重视和关心，江泽民主席表示中国政府决不会坐视恶势力的猖獗。为配合澳门警方扫黑行动，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各地警力，开展了代号为“F―1”的专项行动，集中打击澳门黑社会成员在澳门周边地区的犯罪活动，抓获犯罪嫌疑人近1900人。澳门经济发展趋势在“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下，澳门经济应以综合性旅游博彩业和中介性商贸服务业为主导产业，促进澳门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现代化发展，带动澳门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繁荣。发展成为综合性旅游博彩城市。澳门博彩业号称“东方蒙特卡罗”。在现行专营合约制度下，澳门博彩业缺乏内部竞争机制，经营传统保守，设备落后，形式单一，无力应付外界日益严竣的挑战。现行的博彩专营合约于2001年满期，以后将打破专营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和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吸引外资投资澳门博彩业，把澳门发展成为区域内的综合性旅游博彩城市，以增强吸引力。为了恢复海外对澳门信心，近期澳门政府旅游司进行了一系列推广旅游活动，如投资12.15 亿澳元筹建海洋世界乐园，预计建成后每年可吸引150万外来旅游者。 澳门具有“博物馆”式的都市风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能加强对历史、人文等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澳门将可能建设成为具欧陆风情的亚洲旅游度假中心。发展成为中介性商贸服务城市。澳门与125 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经贸联系，是世界30多个国际组织机构的正式成员，目前在澳门设有领事馆的国家有34个，这些使澳门具有广泛的国际信息网络。澳门联系的国际层面以欧盟和拉丁语系国家为侧重点，这将有利于加强澳门与欧盟、拉丁语系国家的经贸、文化多层次的联系机制，将澳门建成联系欧盟、拉丁语系国家和中国内地的桥梁以及中介性国际商贸城市，积极把澳门发展成为欧盟与中国内地的科技交流和转移中心、亚洲的葡语培训中心。加强与内地、香港、台湾经济的合作，推动澳门经济结构多元化。内地和港澳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内地已是澳门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和转口目的地，截止今年10月澳门对内地实际投资额达33.26亿美元。 香港资本在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中都占相当大的比重。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澳门、香港及广州、深圳、珠海的区域内合作将得到加强，由此可推动建立三地多层次协调机制，使人员、货物、资金自由流动组合，提高整体竞争力，使澳门成为现代化、多元化、国际化都市。台澳自1995年12月通航以来，双方关系一直快速发展，目前双边贸易已高达7 亿多美元，其中60％转往大陆。1998年前往澳门观光的台湾民众也高达90万人次。钱其琛副总理关于澳台关系的讲话，为台商投资内地提供了有力保障，澳门将可能发展成为台商投资中国内地和欧盟的中转站。在金融服务业方面，需加强内地澳港金融部门合作协调，增强澳门防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澳门金融业的实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澳门企业汲取资金的理想地点。在建筑、交通业方面，加强港澳地产建筑业的合作协调，吸引香港居民来澳购房居住，不仅可能解决澳门房地产积压问题，而且可以相应缓解香港社会房屋压力。在加强港澳两地与内地交通基础设施的合作协调方面，也有许多事情可做，如改善港澳两地的海路客货运输效率，协调解决伶仃洋跨海大桥跨域交通建设，铺设澳门同路环岛和凼仔岛之间的铁路或公路，与祖国内地连接起来。强化澳门自由港功能，进一步扩充海港设施，成为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主要转口港。在贸易方面，港澳在市场网络及管理方面具有稳固的基础，澳门的产品可使用香港的贸易服务输往世界各地；广东及珠江三角洲的产品，可以通过香港和澳门各自的销售网络，输往欧美及世界各地；港澳则可通过这条贸易走廊，进军内地市场。在科技方面，可利用内地的科技及人材，加强内地港澳间的科技合作，推动澳门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和发展。但是，必须看到澳门经济毕竟积弱已久，经济的根本好转尚需待以时日，“回归效应”必定会对澳门经济有大的正面影响，相信亦会为澳门经济带来好的效应和投资机会，澳门经济、社会在新世纪必定会更加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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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报JOURNAL OF SOFTWARE1999年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1999支持多种并行计算模型的面向对象框架研究吕建 陆陪 于大川 David L.Shang摘 要 为了支持并行程序设计，几乎所有的程序设计语言均通过提供并行与同步通信机制来支持某一高级并行计算模型，如Ada语言的任务与会合机制以及Java语言的线程和同步方法.显然，这样的程序设计语言仅能支持一种高级并行计算模型.尽管单模型的途径对某些应用来说简单而有效，但由于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往往较为繁杂而难以完全用单一模型来解决.文章采用面向对象的语言机制和框架技术来解决此问题.通过分析现有各种语言中高级并行计算模型的共性，提出了若干新的面向对象语言机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并行面向对象框架的概念，并讨论用其表达和使用高级并行计算模型的方法.结果是，可在某种意义下将高级并行计算模型从语言中分离出来，而单一语言可由多个并行框架加以支撑，从而使得在单一面向对象语言中支持多种高级并行计算模型成为可能.关键词 并行模型，并行框架，嵌套类，抽象函数类，隐式代码，auto机制.中图法分类号 TP311Researches on Object-oriented Frameworks SupportingMultiple Parallel Computing ModelsL Jian1,2 LU Pei1,2 YU Da-chuan1,21(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Novel Software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2(Institute of Computer Softwa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David L. ShangSoftware Systems Research Laboratory Motorola Inc. USAAbstract In order to support parallel programming, almost all of the programming languages incorporate a high-level parallel computing model into the language by providing parallelism and synchronization mechanisms, such as Ada's task with rendezvous and Java's thread with synchronized method. Obviously, such a programming language can only support one high-level parallel computing model. Although the approach of one model is simple and fairly effective to some applications, unfortunately the problems in the real world are always too diverse to be solved by using a single parallel computing model. In this paper, a new object-oriented approach to this problem is proposed. After analyzing the high-level parallel models of the various languages, some novel object-oriented language mechanisms are presented. Based on them, the concept of object-oriented parallel framework is proposed and the method for expressing and using the high-level parallel computing models by parallel frameworks is discussed. As a result, the high-level computing models are separated from languages in some sense and more than one framework could be given within a single language. Therefore, using a single language to support the various parallel models turns to be feasible.Key words Parallel model, parallel framework, nested class, abstract function class, implicit code, auto mechanism.从解决多任务操作系统中的并发问题开始，直到MPP系统的出现，并行程序设计一直是计算机领域的研究热点［1,2］.由于分布式系统、并行系统和实时控制系统中程序设计的需要，如何在程序设计语言中支持并行程序设计是程序设计语言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支持并行程序设计的语言，如Ada83［3］，Concurrent Pascal，Actor［4］以及较新的Java［5］等，基本上都是在传统程序设计语言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并行机制以及同步和通信机制，来支持特定的并行计算模型.例如Ada83的具有会合机制的Task模型、Concurrent Pascal的基于管程的Process模型、CSP的同步通信模型［6］和ABCL/1的基于多种消息传递模式的Actor模型［7］.对这些程序设计语言进行研究不难发现，对于某一种程序设计语言，它往往只能支持一种特定的并行计算模型，并且支持相应模型的并行与同步通信机制均是通过关键字的形式紧密地嵌入到语言中去的.但是，客观世界中的并行问题复杂多样，某一种特定的并行模型虽然能够有效地解决某一类问题，但往往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场合.例如，基于共享变量的管程模型能较好地解决多任务操作系统中的资源共享问题，但要实现远程过程调用就显得很困难；而消息传递类的模型则恰恰相反.因而，客观世界的具体问题往往需要一种程序设计语言来支持多种并行计算模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一些低层程序设计技术来模拟实现所需要的但该语言并不支持的并行模型.然而，这种模拟实现是不自然的，常常使得系统结构较差，难以理解、维护和重用.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面向对象框架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对并行模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面向对象语言机制，使用这些机制并结合与并行相关的低层系统原语，可将用关键字表达的并行模型从程序设计语言中分离出来，而采用并行面向对象框架来加以描述.不仅如此，所提供的语言机制可使得并行面向对象框架的使用和程序设计语言中关键字的使用同样方便和直观.由于同一种语言可支持多种不同的并行框架，从而使得用单一程序设计语言来支持多种并行模型成为可能.本文首先对两类典型的并行计算模型进行分析，然后提出几种有利于表达和使用各种并行模型的面向对象语言机制，接着引入了并行框架机制用于表达并行模型，最后是一个详细的例子，通过给出简化了的Java，Ada83和所对应模型（分别代表了共享量和消息传递两类模型）的并行框架，来说明用同一种程序设计语言来支持不同的并行模型是可能的.1 并行模型分析传统程序设计语言所支持的并行模型大致有两类：共享量类和消息传递类.共享量就是指多个并行执行单元利用读写共享变量的方法来实现同步和通信.此类模型主要有：Concurrent Pascal 的基于管程的Process模型、Smalltalk的基于PV操作的Process模型［8］和Java的基于管程的多线程模型.消息传递就是指多个并行执行单元利用各种各样的消息传递手段来实现同步和通信.此类模型主要有：Ada83的具有会合机制的Task模型、CSP的同步通信模型和ABCL/1的使用多种通信模式的活动Actor模型.对上述模型进行分析不难发现：程序设计语言主要通过提供两组关键字来支持某一特定的并行计算模型：其一是与并行执行单元有关的关键字，如Task, Process和Thread；其二是与通信和同步有关的关键字，如Entry, Synchronized等.并且第2类关键字通常在第1类关键字所刻画的单元中使用.因此，要在单一语言中支持多种并行计算模型，就必须将其从程序设计语言中分离出来.而能否分离又取决于可否用面向对象的概念来解释与表达上述两组关键字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基本思路如下：(1) 可以将Thread，Process，Task等作为特殊的类，每一个并行执行单元就是一个对象，这些对象的内容是可执行的代码.与常规对象所不同的是，在创建这些对象时，系统往往需要做一系列底层处理工作，例如分配控制块资源、注册到处理器上以供调度等.在对象的运行过程中，其工作方式类似于函数.在其消亡时，也要做一系列底层处理工作.为了刻画Thread，Process和Task这样特殊的类，我们引入了函数类的概念.(2) Java的synchronized关键字，Ada83的entry，accept，call关建字等的主要作用是包含了一些与同步和通信有关的代码，我们称之为“隐式代码”.例如，Java程序中的某一个对象执行一个带synchronized关键字的函数时，必须先自动调用一段代码，这段代码检查该对象是否还有其他synchronized函数正在被别的线程所调用，由此来决定本线程是进入等待队列还是继续执行下去；Ada83程序中执行一个entry时，调用accept语句的任务和调用call语句的任务都必须各自先调用一段同步通信的代码.如何灵活地刻画这段代码并使之方便直观地使用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引入了auto机制.(3) 通常，两组关键字之间呈嵌套关系，例如，Ada83的程序是由多个Task构成的，而每个Task中就嵌有多个entry.ABCL/1的程序是由多个Actor构成的，每个Actor又有多个script.为了反映这样的关系，我们引入了嵌套类结构.(4) 为了能采用类似于关键字的方法使用由嵌套类刻画的并行计算模型，我们引入了嵌套继承机制,并采用前缀式的子类使用方法.2 语言机制基于上述对程序设计语言中并行计算模型的分析，我们在常规面向对象语言基础上提出了几种对描述和使用并行模型行之有效的语言机制.(1) 将函数看作类，称之为函数类（function class）.函数调用看作为函数类的实例化.常规类的实例化一般是指根据类描述给对象分配空间，然后调用类的构造函数来进行初始化工作.实例化的结果是生成一个新对象，这个对象一直保留在存储区域中，直到被显式地删除.而函数类对象的生成就是按照常规函数调用规程或某一函数，一旦调用结束，该函数类对象立刻消亡，并不保留在存储区域中.将函数看作为类后，我们发现，对类进行实例化生成对象的语义完全可以不局限于常规的面向对象语言函数调用的规定.因而程序员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写函数类的对象创建方法create和对象消亡处理方法terminate,以此来定义不同的对象创建和消亡规程.这样，前文所述的task，process，thread等，都可以用类来描述了.(2) 类可以多层次嵌套.即在一个类的内部可以定义另一个类.如果在类A中定义了类B，我们称类B为类A的内嵌类，而类A为类B的外包类.如果一个类C不是任何一个类的内嵌类，则称其为自由类.由于函数被看作类，则类中的成员函数也可以看作嵌套的成员类.因此，所有具有成员函数的类都可以看作具有嵌套层次的类.嵌套类能够从包含关系的角度反映出整个计算模型的体系结构.采用嵌套类结构，可以比较方便地刻画并行计算模型中关键字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嵌套层次结构的类的继承同时牵涉到嵌套类和外包类的双重继承，它使得一个嵌套结构的性质可由相应的嵌套结构一致地继承.嵌套类继承规则如下：如果类A是类C的嵌套类，且类C继承类D，类A继承类B，则B必为一个自由类，或类D的嵌套类.如图1所示.图1 具有嵌套结构的类的继承示意图(3) auto机制.如果一个类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被说明成为auto的，则在其直接子类的构造函数执行之前，一定要先执行该类的构造函数；在其直接子类的析构函数执行之后，一定要执行该类的析构函数.当有多个类组成一条继承关系链时，由此类推，递归执行所有的auto函数.在引入auto机制的基础之上，我们来讨论函数类的继承问题.首先，我们定义“抽象函数类”（abstract function class),抽象函数类指的是不能进行实例化（即不能直接调用）的函数类，它只能用来被其他函数类继承.抽象函数类中没有类体，只有构造函数enter( )和析构函数exit( )，而且它们必须被声明为auto的.这样，根据auto的语义，一个函数F1（抽象的或非抽象的）继承一个抽象函数F2，指的是在函数F1被调用之前，必须先调用F2的构造函数enter( )；在函数F1被调用之后，必须调用F2的析构函数exit( ).(4) 关键字类化机制.即将与传统并行语言中的与并行机制相关的关键字通过类的形式来描述.这种类可被称为关键字类.Task,process,thread等类的描述并行执行单元的关键字，可以通过前文所述的改变类的对象创建和消亡规程的方法来将它们封装成类.与同步机制相关的关键字，如synchronized等，则可以将它们封装为抽象函数类.例如，我们将Java语言中synchronized关键字类化为抽象函数类Synchronized_function，其隐式代码封装到该类的构造函数和析构函数（并将它们说明为auto的）.而后，我们将所有需要互斥执行的函数说明为抽象函数类Synchronized_function的子类.这样，每当我们调用它们时，就会自动执行Synchronized_function中定义的隐式代码，达到互斥执行的目的（具体细节请详见第4节的例子）.关键字类化机制的实质就是，将以关键字形式紧密嵌入传统并行语言中的并行机制，以灵活的、可分离的类的形式加以封装.事实上，我们可以将传统关键字的使用和关键字类的继承使用在语法形式上等同起来，使得仍然可以用类似关键字的方式来使用我们将关键字封装成的类.例如，“task t”在传统的语言中用关键字task表明t是一个可并行的任务.而在我们的关键字类化的思想下，它是“t是task的一个子类”或“t继承task”的一种语法缩写，等同于“t is task” 或“t inherit task”.3 并行框架运用上述的语言机制，我们就可以比较方便地描述并使用各种并行模型了.这种描述和使用是通过具体的并行框架来实现的.框架技术是当前面向对象技术的研究热点［9,10］，对于“框架”这一概念,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明确认识.本文所指的并行框架，就是为表达某种并行模型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组类，这些类中含有所有反映该模型的并行单位构成和同步通信的机制.并行框架的描述显然要涉及到一些与系统底层紧密相关的操作，所以，其宏观结构可以用具有前面所给出的嵌套类等机制的面向对象语言来描述，但其中核心的隐式代码等操作必须利用系统提供的底层的原子操作来实现.关键字类化是描述并行框架的核心之所在，将原来紧密嵌入语言中的并行机制“抽取”出来，用类的形式加以封装.一种并行模型的全部相关并行机制都应该包含在其并行框架中，这样一种模型才能完全地体现在一个框架中.并行框架的使用主要是通过前面所阐述的嵌套类继承来实现.通过继承框架中的类，用户类可以具有并行框架中的类与并行相关的性质（例如，继承一个线程类就可以得到一个可并行执行的线程），以及使用框架中的同步和通信机制（如隐式代码）.一个简单的多线程任务类的框架继承使用如图2所示.图2 通过继承使用并行框架的示意图通过引入并行框架，我们成功地将语言和并行模型分离开来.一种面向对象语言，只要具有前文所讨论的语言机制，它本身无需任何并行机制，只要结合系统低层操作开发出反映若干不同并行模型的并行框架，便可以通过使用这些框架来进行各种不同领域的并行程序设计，从而达到以同一种语言支持不同并行模型的目的.由于很多并行模型相当复杂，因而，并行框架本身的开发就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所以，并行框架的程序设计完全可以从传统的程序设计中分离出来，我们称之为“框架设计”或“模型设计”.而应用的并行程序设计可以从繁重的同步互斥问题的琐碎细节中解脱出来，直接利用框架程序员提供的高层并行框架来开发可靠性好、结构清晰、易于维护的并行系统,如图3所示.多个并行框架可以构成一个框架库，由语言的支撑开发环境来对它进行维护.图3 并行框架设计与使用示意图4 一个简单的例子本节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述思想.这个例子基于前述的语言机制，通过一个并行框架来支持简化了的Java的多线程模型.为方便阅读，框架的宏观结构用类C++的伪代码来书写，一些具体的底层操作则用文字来描述.简化了的Java语言多线程模型只提供线程类、类方法的Synchronized关键字说明和不带任何参数的wait( )和notify( )方法（只维护一个等待队列），其含义都与Java相同.其实这也就是一个最简单的Monitor模型［11］.假设系统底层提供了PV操作，我们用PV操作来实现关于Synchronized关键字的全部隐式代码.我们的并行框架全部地体现于一个Multi_thread类中，其中内嵌了支持并行执行单元的Thread类和支持同步机制的Synchronized_class类和.具体描述如下：class Multi_thread{class Thread{terminate( ){ ∥ 改变对象消亡规程... ∥ terminating, releasing occupied resource... ∥ Notify Multi_thread∷self to kill the thread}meta create( encloser: Multi_thread){ ∥ 改变对象创建规程... ∥ Create a thread according to code in self. Run()... ∥ Pushing the thread object into the stack... ∥ Pushing arguments into the stack... ∥ Get the entry point of selfclass... ∥ Set the teminating address... ∥ Notify encloser to register/schedule the thread}virtual void Run( );∥ 由子类重载} ∥ End of class Threadclass Synchronized_class{Semaphone mutex, condsem, urgent; ∥ Semaphone是由系统提供的原子类型int wcount, urgentcount, condcount ; ∥ 3个计数器wait( ){ ∥ 供子类使用的函数condcount=condcount+1;if (urgentcount>0) V(urgent); else V (mutex);P(condsem);condcount=condcount+1;}notify( ){ ∥ 供子类使用的函数urgentcount=urgentcount+1;if (condcount>0) {V(condsem); P(urgent)}urgentcount=urgentcount-1;}abstract_function_class Synchronized{∥ 将Synchronized关键字类化为一个抽象函数类auto enter( ){P(mutex)} ∥ 构造函数，被说明为auto的auto exit( ){ ∥ 析构函数，被说明为auto的if (urgentcount>0) V(urgent); else V(mutex)}} ∥ End of class Synchronized} ∥ End of class Synchronized_class} ∥ End of class Multi_thread在这里，我们通过改写对象创建和消亡方法terminate( )和create( )，实现了Thread类；通过用PV操作实现隐式代码，实现了Synchronized类以及其外包的Synchronized_class类；并将它们组合在Multi_thread类中.使用这个框架时，直接继承Multi_Thread类来生成用户的多线程应用，其中，重载Thread类中的Run( )函数生成用户所需的线程类（作为Java提供的模型的简化，只要一个线程类的对象一经生成，即自行启动执行）；继承Synchronized_class及其内嵌类Synchronized来生成需要进行同步控制的对象的类.下面就是一个包含产生者线程和消费者线程共享一个队列的多线程的并行应用例子.Multi_thread Producer_and_Consumer{∥ Producer_and_Consumer是Multi_thread的子类SharedQueue sq; ∥ 先使用后定义SharedQueue, 关于SharedQueue的定义见下面.Thread producer(speed: integer){Run( ){ ...; sq.Push(random_integer); ... ∥ 以给定速度speed产生随机数放入共享队列sq.}}Thread consumer(speed: integer){Run( ){ ...; sq.Pop( ); ... ∥ 以给定速度speed从共享队列sq中取出数并处理.}}Synchronized_class SharedQueue{∥ SharedQueue类是Synchronized_class类的子类.Element* Head=NULL, Tail=NULL;∥ 共享队列的头指针和尾指针.Synchronized Push(int aValue) {∥ Push函数是抽象函数类Synchronized的一个子类.Element* tmpNode;tmpNode=new Elment; tmpNode.value=aValue;if(Head==NULL) Head=tmpNode; else Tail.next=tmpNode;tmpNode.next=NULL; Tail=tmpNode;notify( );}Synchronized int Pop( ){∥ Push函数是抽象函数类Synchronized的一个子类.int TmpValue;if (Tail==NULL) wait( );TmpValue=Head.value;Head=Head.next;∥ 此处省去释放Head指针所指向空间的操作，假设系统支持自动垃圾收集.return TmpValue;}}∥ end of SharedQueue.}∥ end of Producer_and_Consumer.Producer_and_Consumer pc_test;pc_test.producer(5); ∥ 生成第1个Producer线程并运行,以速度5产生对象到共享队列中去pc_test.consumer(10); ∥ 生成第2个Consumer线程并运行,以速度10从共享队列中取出pc_test.producer(8); ∥ 生成第2个Producer线程并运行,以速度8产生对象到共享队列中去上面这一个例子从形式上来看，Thread，Synchronized_class和Synchronized像是作用于producer/consumer，ShardQueue和Push/Pop函数的传统的关键字，但实际上分别是producer/consumer、类SharedQueue和函数类Push/Pop的父类.这样，通过继承，producer/consumer是可并行执行的线程；它们共享的ShardQueue的对象sq中隐含了与其读写同步控制相关的信号量和计数器；同时，由于被producer/consumer线程调用的函数Push/Pop继承了抽象函数类Synchronized，在开始调用它们之前，就自动调用Synchronized类中的auto构造函数enter( );在调用它们结束之后，就自动调用Synchronized类中的auto析构函数exit( );并且，Push/Pop函数中可以直接使用Synchronized_class类中定义的wait( )和notify( )对SharedQueue中的变量进行读写，来达到同步的效果.这一系列内部实现对用户来说都是透明的，用户仍然以一种类似于传统的关键字的方式来使用并行框架中提供的并行机制和同步机制.5 结束语本文的主要工作在于：引入了若干面向对象语言机制，并采用并行框架技术将原来紧密嵌入某一种语言中的并行计算模型从语言中分离出来，从而使得用同一种语言来支持多种并行模型成为可能.将本文的思路拓广一下，不难发现，将表达计算模型的机制从语言中抽取出来以框架的形式来描述这一想法，不仅适用于并行计算领域，同样可以用于分布式计算和实时计算领域.框架技术的研究是目前面向对象技术研究的热点.但从反映高层计算模型这一角度对框架进行的探讨还为数不多.由于计算机应用的领域越来越广，所需表达的高层计算模型也越来越丰富，探讨各种不同框架的描述和使用这些框架的面向对象语言机制是很有必要的.这样，才能大大地增强一种面向对象语言在某一领域中解决各种不同问题的能力.上述研究成果已体现在基于Transframe语言的软件开发环境MagicFrame设计之中.MagicFrame是我们和美国Motorola公司合作研究的项目,其主要设计目标之一就是以框架的手段来支持领域相关程序设计.本文的工作只是一个尝试.在对并行框架的语言支持方面，只给出了函数作为类、嵌套类继承、关键字类化、auto机制等语言机制.由于并行计算模型复杂多样，还需要有其他更强有力的机制来支持并行框架的描述和使用.下一步的工作设想是：(1) 从更广的范围，更深入地来分析各种不同的并行模型，从而给出更有效的语言机制；(2) 从实现的角度来具体设计实现一些典型的并行模型的框架；(3) 在已有工作［12～14］的基础上，讨论基于并行框架的软件规约与形式化方法.本文研究得到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与美国Motorola合作项目基金资助.作者吕建，1960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软件自动化，面向对象语言与环境，并行程序形式化方法.陆陪，1974年生，硕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面向对象语言与环境，并行程序形式化方法.于大川，1977年生，硕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面向对象语言与环境，并行程序形式化方法.David L. Shang，1958年生，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面向对象语言与环境.本文通讯联系人:吕建，南京210093,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作者单位：吕建 陆陪 于大川：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京 210093吕建 陆陪 于大川：南京大学计算机软件研究所 南京 210093David L. Shang:Motorola公司软件系统研究实验室 美国参考文献［1］Snow C R. Concurrent Programm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2］Andrews Gregory R, Schneider Fred B. Concepts and notations for concurrent programming. Computing Surveys, 1983,15(1):3～43［3］Stratford-Collins M J. ADA: A Programmer's Conversion Cours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82［4］Beaudouin-Lafon Michel. Object-oriented Languages: Basic Principles and Programming Techniques. London: Chapman & Hall, 1994［5］Arnold Ken, Gosling James. The Java Programming Language.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96［6］Hoare C A R. Communicating Sequential Proces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5［7］Yonezawa A, Briot J-P, Shibayama E. Object-oriented concurrent programming in ABCL/1. In: Norman Meyrowitz ed. Proceedings of ACM SIGPLAN Conference'86 on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Systems, Languages and Applications (OOPSLA'86). New York: ACM Press, 1986. 252～268［8］Goldberg Adele, Robson David. Smalltalk-80: The Languag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83［9］Johnson Ralph E. Documenting frameworks using patterns. In: Andreas Paepcke ed. Proceedings of ACM SIGPLAN Conference'92 on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Systems, Languages and Applications (OOPLSA'92). New York: ACM Press, 1992. 63～76［10］Nierstrasz Oscar, Tsichritzis Dennis. Object-oriented Software Compos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5［11］Hoare C A R. Monitors: an operating system structuring conception. Communications of ACM, 1974,17(10):549～557［12］Lü Jian. Introducing data decomposition into VDM for tractable development of programs. ACM Sigplan Notices, 1995,30(2):41～46［13］Lü Jian. Developing parallel object-oriented programs in the framework of VDM. In: McGregor J D ed. Annals of Software Engineering――Special Volume Object-oriented Software Engineering: Foundations and Techniques. Amsterdam: Baltzer Science Publishers, 1996. 199～211［14］Lü Jian. Sound and complete rules for data reification.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E), 1997,40(4):379～386（1998-03-30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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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工会反对削减社会福利新华社波恩５月１日电（记者翁振葆）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布赖特今天告诫联邦德国企业家和政治家，不要利用民主德国的形势发展，削减西德的社会福利。布赖特在西柏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上说，西德某些企业家和政治家似乎梦想使民主德国成为一个低工资和工会软弱无力的国家，并利用这一点在联邦德国或统一后的德国削减社会福利。他说，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张两德都应有强有力的工会，并在两德统一之前首先实现两德工会的统一。布赖特主张在联邦德国实行每周３５小时工作制，以便通过缩减工作时间来增加就业机会。他号召工会会员继续为缩减工时和提高工资而奋斗。今天，两德近千个城市和地区有数十万人参加了庆祝五一节的集会，与会者提出头物 德国统一的经济后果不能由工人来承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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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314 【 版 号 】3 【 标 题 】我国矿产资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地矿部部长宋瑞祥等答中外记者问【 作 者 】严泉兴/傅旭/张平力 【 正 文 】 ●时间：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地点：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有记者问：中国在吸引外商投资地质矿产业方面的政策有哪些变化？宋瑞祥（地矿部部长）：中国关于吸引外资进行矿产开发已经制定和颁布了海洋和陆上开发两个条例。条例颁布后，我们和海外三百多家公司签订了合同，共吸引三十多亿美元进行海上石油开发。陆上开发已在国际上进行了两轮招标，先期放开了我国南方十一个省区，后来放开了北方的若干个省区，已有多家石油公司在陆地进行风险勘探。有多家公司对金属、非金属固体矿产在川西、河北、云南、贵州进行单项商务合作。国家计委也制定了关于外商在资源勘探和开发方面的若干政策指南和产业导向的政策性文本。我国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着手制定外商在中国勘探矿产的一揽子政策方案。中国政府按照开发和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方针，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使我们的资源勘探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合作。有记者问：地矿主管部门如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的资源保障？宋瑞祥：我国矿产资源总量在世界居第三位，经过四十多年的工作，已探明一百六十八种矿产资源，品种齐全，其中一百五十一种已探明一定储量和资源量，为国家提供了工业化的资源保障。现在全国有一万多家国有矿山，有二十八万个集体和个体采矿企业，有三百多座依靠开采资源建立的新兴城市。我们将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鼓励企业和个人投入地质勘探来寻找资源。另外，我们要十分珍惜和保护已掌握的资源，用好资源，提高矿产资源的回收率。我们还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我国的经济生活参与国际竞争，把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利用好。有记者问：塔里木油田的勘探工作进展如何？陈洲其（地矿部副部长）：塔里木盆地是我国一个油气资源非常丰富的盆地，资源总量一百九十亿吨，到现在已探明的资源量只有五亿吨，因此塔里木的油气勘探开发的潜力还是很大的。我国开发油气资源的方针是，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油气并举，扩大开放。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们对西部地区特别是塔里木的油气，加大了资源开发的力度，而且加快了开放的速度。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方针和措施，塔里木的油气勘探开发有了很大改善，在盆地的北部、西南部、东南部和中部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塔里木盆地在『九五』期间将有可能成为我国油气资源的重要基地。有记者问：第三十届世界地质大会将要在中国召开，这次会议对我国地质工作将产生什么影响？张宏仁（地矿部副部长）：世界地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从一八七八年第一届大会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八年的历史了，过去世界地质大会很少在亚洲和发展中国家召开。建国以来进行了大量的地质工作，在经济建设和科学知识的积累方面都卓有成效，世界各国的地质学家都很希望来中国看看，支持本届大会在中国召开。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加强与各国地质学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以推动中国地质学研究有更大的发展。宋瑞祥等还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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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环境INDUSTRY AND ENVIRONMENT1999年 第21卷 第1-2期 Vol.21 No.1-2 1999经合组织关于志愿思路在环境政策中的作用的工作Jean-Philippe BardePrincipal Administrator,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Environment Directorate,OECD,2 rue André-Pascal,75775 Paris Cedex 16,France背景志愿协议(VAs)在能源等若干个部门中被使用，但看来尤其要应用于环境领域.例如，在欧盟，已经记录到300多项志愿协议.这些协议已经吸引了颇大兴趣，而且已经实施了很多不同形式的志愿协议.1996年，欧洲委员会进行了一项关于在欧盟成员国中使用志愿协议的实践的广泛调查，并在同年11月公布一份关于环境协议的通报［COM(96)561/最终报告］，提供了其使用的指导准则.尽管对一批志愿协议有实质性分析工作和评论，但还是缺乏后评价，尤其是由于其历史尚短.此外，在志愿协议倾向于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新政策思路的第一个“反复试验”时期之后，分析家和公共当局中间对于其理想性和有效性的某种怀疑也在出现，更不用说缺乏关于其有效性的数据.欧洲环境局的最近一项研究说，“还不能得出关于这些协议的环境有效性(相对于‘反事实的’或照常营业的情况而言对该协议的评估)的任何结论，尽管可以检测到一些更广泛的环境效益.”1另一个问题是，当引进志愿协议来缓解法规的复杂性和成本或引进经济手段的难度时，其短期效益不应当因推迟其实施而排除高效率政策手段的长远效益.虽然在欧洲联盟范围内已经进行了大量实质性工作和调查，但对于其它经合组织国家来说，证据和评价还是较少的2.关于志愿思路的术语学是多种多样的，仍然摇摆不定.有“志愿协议”、“契约”、“环境协议”和“谈判的协议”，不胜枚举.一个关键因素是公共当局是否成为这些协议的缔约方.在“志愿思路”的总标题下，一个经合组织项目(见下)将覆盖3种主要思路：单边承诺，公开志愿方案，和谈判的协议.单边承诺私有部门单边承诺要开展一系列活动或履行旨在保护环境的指导准则或行为规范、这样一种自律安排的一个实例是加拿大化学品生产者协会推出且现在运用于很多国家中的“责任关怀”(Responsible Care)举措.公开志愿方案在公开志愿方案的情况下，各参加企业同意履行由环境局等公共实体制订的(与其表现、技术或管理有关的)规则或指导准则.这样一种非强制性方案的一个实例是美国环保局推出的“33/50”举措.谈判的协议谈判的协议是公共当局与工业界之间的真正合同.这些合同(“协议”)通常包含目标、时间安排、履约与控制条款、和制裁.如果达到了这些目标，则公共当局就同意不引进新的立法、法规或其它手段例如税收.这典型地是荷兰“契约”所代表的思路.经合组织项目在经合组织关于经济与环境政策一体化的工作方案范畴内，最近推出一个关于志愿思路在环境政策中的作用的项目.这个项目的目的是：◆获得经合组织国家对志愿思路/协议的代表性观点；◆获得关于志愿协议在环境政策范围内的作用的观点；◆在具体案例的基础上，确认和分析实施问题；◆在案例研究中，评价志愿协议的结果和有效性，以及影响因素；◆得出实用的和面向政策的结论.这个项目在3个层次上实施：1.在环境政策及其它政策手段的范围内，志愿协议的作用与范围的调查.由于已经进行了欧盟中志愿协议的许多调查，因而此调查排他性地覆盖其它(非欧盟)经合组织国家.当然，最近欧盟调查与评价的结果将纳入经合组织统一报告中；2.详细的案例研究分别进行，尤其在日本和美国；3.一份综合报告，将分析该调查和案例研究的结果，同时并入欧盟范围内最近和正在进行的研究的结果.该调查的目的不是要得到一份经合组织国家中志愿协议的分类目录，而是要分析一批实施问题，例如利害攸关者(工业界、政府、非政府组织等)的作用，志愿协议的法律框架，监测与制裁，和特定问题，例如自由骑士(即，当志愿协议的效益不是“公益”时，在后一种情况下，任何企业都不能排除在该效益之外)，信息不对称性(在工业界与公共当局之间，在各企业之间，在大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排他性(例如，当志愿协议由大企业使用以排除中小型企业或其它竞争者时)，和法规捕获(当一家或一群企业利用志愿协议来“捕获”进一步变革和法规演变时).只要有数据可供利用，就要收集关于志愿协议环境有效性的数据.这个项目预期到1999年中期完成.注释1.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Report on Voluntary Agreements(1997).2.属于经合组织的欧洲国家大多数但并非全部也属于欧洲联盟.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冰岛、日本、墨西哥、新西兰、大韩民国和美国也是经合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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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115 【原文出处】《新美术（中国美术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杭州 【原刊期号】200101 【原刊页号】46～57 【分 类 号】J7 【分 类 名】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0104 【 标 题 】艺术史与“情境分析”――波普尔的客观理解理论在艺术史研究中的意义 【 作 者 】高士明 【摘 要 题】历史理解的主要目的全在于从假设上去重建一种历史的问题情境。 ――卡尔・波普尔只有通过时间才能征服时间。――T・S・艾略特【 正 文 】 一E・H・贡布里希在结束其《艺术的故事》的导论部分时，论及艺术欣赏中的一种“脑力短路”现象（注：贡氏所说的“脑力短路”是指那种在目录、标签（如伦勃朗的Chiaroscuro明暗对照法）与种种解释中得到满足而大“大胆地到画面中寻幽探胜”的艺术观众和批评家。之所以称之为“短路”，是因为这种“欣赏”很大程度上并未经过艺术品这个“导体”。详见《艺术发展史》P16，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从而揭示了面对一件往昔之作我们时常会陷入的那种矛盾境地：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艺术品原本历史关系的丧失，其本然涵义渐趋隐没，因而我们知之甚少；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似乎知之甚多，我们的脑中被塞满了不同时代的形形色色的阐释，它们为我们戴上一幅幅有色眼镜，以致于使我们沉溺于阐释的海洋，再也不能虚心地面对作品。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克服这种“短路”现象？如何才能从阐释的海洋中脱身，把握住作品的本然涵义呢？贡布里希认为，这正是艺术史的任务。在我看来，这个任务具体地表现为对艺术作品的理解问题。在历史上，对于此理解问题的探究大致呈现出三种理论倾向。第一种理论认为，对任何一件作品的理解都在于把握从众多的作品中抽离出的那种特有的、共同的本质。这种理论以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为其基础，贡布里希称之为“观相谬误”(the physiognomic fallacy)（注：所谓的“观相谬误”是一种神话，这种神话认为，符号系统，即风格，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向我们发出的集体呼声；此民族、此时代的所有文化现象都是这种呼声的可见之相。）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许多艺术史大师或多或少都持有这种观点，如施纳泽(Carl Schnaase)、布克哈特(J・Buckhardt)、李格尔(A・Riegl)、沃尔夫林(H・Wolfflin)、德沃夏克(M・Dvorak)甚至潘诺夫斯基(E・Panofsky)等（注：关于黑格尔对西方艺术史家的影响，可见贡布里希的《探索文化史》（1969年）和《艺术史之父》（1984年）；另外还可参考MPodro的著作The Critical Historians of Ar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另外，就其从一个超出艺术家本人的阿基米德点（注：“阿基米德点”是追寻某种确定性原则而又无法得出自己的概念的哲学家们所设置的“自在之物”的总称。本文在此指“造型意志”(will-to-form)、“绝对精神”之类的形而上学概念。黑格尔主义者们总是企图用此类概念解释艺术史的发展，对此，潘诺夫斯基指出：“一种纯粹的历史思考，不是根据某个更高等的知识来源，而是从与其他现象的关系中来解释艺术品的现象。”（见其《艺术意志的概念》）“绝对精神”、“造型意志”之类概念的危害不仅因为它是一个错误的、空洞的答案，更在于这种答案阻碍了问题的进一步提出。）对艺术品进行解释而言，许多教条的社会学派艺术史家也属于这一倾向，区别仅在于他们将时代精神换成了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这种倾向的研究总是与艺术反映论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其答案早已预先设定，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历史学家的历史想像力和洞察力。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艺术史界对之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注：最早对黑格尔主义提出批判的艺术史家是一批文艺复兴研究者，他们是瓦尔堡(Aby Warburg)、萨克斯(F・Saxl)、温德(E・Wind)、库尔茨(Otto Kurz)等。他们通过对图像所涉及的主题史、母题史以及其它种种惯例的发掘和考察，推翻了那种基于黑格尔所谓“艺术反映时代精神”的教条的权威学说，证实了古典时期、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复杂联系。他们的发现对于黑格尔主义无疑是沉重的一击。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对黑格尔主义的清理几乎成为艺术史家必须表明的姿态。连与黑格尔主义渊源最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断地对之提出批判，阿诺德・豪泽尔(Anold Hauser)在1954年出版的《艺术史哲学》就被称为“站在支持马克思主义但反黑格尔学派和反历史决定论的立场替艺术史的社会学作的一场辩护”，见John Robert 编辑的《艺术没有历史》（伦敦，1994）的导言部分。）第二种理论尽管没有那么恢宏的历史，却深植于许多研究者的意识之中，它认为理解一件艺术品即洞悉艺术家的内在思想、或者（用一个有争议的词）“意图”。在方法上它往往借助于一种心理移情，其最为完备的样本是科林伍德的“心灵重演说”(re-enactment)。科林伍德认为，“作为理解者的观众”所要做的，就是“力图在自己的心灵中准确地重演艺术家的想像性经验。”（注：见科林伍德《艺术原理》P318，社科出版社，1985年。）这种理论以艺术表现论为前提，其最新版本是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那本颇有些影响的《作为艺术的绘画》(1987)，在此书中，作者宣称对绘画的研究必须是对画家内在心理根据的把握。在阐释学、文艺理论与美学等领域中学者们就这类观点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第三种理论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总是处于艺术与社会的二元张力之中，因而艺术品只有在其原本的历史关系中才能显示出其意义，对艺术品的理解则应诉诸对其所处历史情境的分析。这一理论是从对黑格尔主义艺术史理论的反动之中凸显出来的。在五六十年代，一些优秀的艺术史家们逐渐意识到，黑格尔主义者们最致命的缺陷在于对技术与功能等观念的忽视，而他们的工作正应该从这里开始。于是，艺术传统、习俗惯例、社会制度、赞助人……成为艺术史家们讨论的核心话题。这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艺术史的传统认识。（注：通过对图画再现技巧之传统的研究，贡布里希在其《艺术与错觉》中向人们证实了：不同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呈现出相同或相异的风格，并非因为投射入他们心灵中的某种相同或相异的“精神”，而是在于他们各自拥有特定的传统，选择了不同的图式。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ell)对15世纪文化习俗的分析使我们得以用一种恰当的眼光去欣赏当时的绘画（见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Fifteenth Century Italy,A Primer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Pictorial Style,Oxford,1972)，而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对于17世纪艺术赞助状况的研究则改变了人们对巴洛克艺术的传统认识（见其Patrons and Painters,A Stud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Italian Ar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he Baroque)……）从事这类研究的艺术史家大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经验主义者，因而很少言及理论。但我认为，这种种对历史情境因素的探论都可以纳入卡尔・波普尔这位哲学家所谓的“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注：贡布里希在其《名利场逻辑：在时尚、风格、趣味的研究中历史决定论的替代理论》、《艺术史与社会科学》以及《秩序感》等著作中相当明确地对波普尔的方法表示认同，并在艺术史中进行了实际演练。而巴克森德尔的整个“历史说明”的观念即来自波普尔，见其《意图的模式：对于图画的历史说明》(Yale University,1988)；而其中“重演的三角模式”就是“情境分析”的艺术史翻版（见下文第三部分）。至于哈斯克尔，众所周知这是一位被认为公开对理论表示厌恶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方法与波普尔理论的关系可见曹意强先生的论文《西方艺术史研究的途径》。）之中。本文的任务就是对“情境分析”作一番理论上的梳理，以显示出它对于艺术史研究的意义。二“情境分析”在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中被首次提出。众所周知，此书以对社会科学中种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的尖锐批判著称，而“情境分析”正是对于它的一种替代理论。在此书第31节中，有一段话贡布里希曾多次引用：“我毫不赞同这些‘精神说’，不赞同它们的唯心论原型和辩证法与唯物论的化身，我跟对它们嗤之以鼻的人看法完全一致。然而我觉得这些精神论至少表明存在着一块真空，存在着一个有待填充的地带，用较有意义的东西去填充它是社会学的任务。例如对传统所造成的问题进行分析以及对‘情境逻辑’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注：见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P119，华夏出版社，1987年。）在此，“情境逻辑”指的是特定情境中事件发生的逻辑，而历史理解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出这种逻辑，包括其前因与结果。在1968年的《关于客观精神的理论》以及后来的《历史哲学的多元论》中波普尔又集中地将之论述为一种历史理解的客观理论，以区别于当时颇为盛行的、以“心灵重演”为代表的主观理解说。在波普尔看来，情境分析是指对人的行为所做的某种尝试性的或推测性的说明，这种说明诉诸活动者所处的情境。它不仅提供了一种方法，还暗含了一种历史理解的客观理论；用他本人的话说，“客观的理解在于认识到此行为客观上适合于情境”（注：见卡尔・波普尔《社会科学的逻辑》，收入《通过知识获得解放》，P112，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为此，在方法上，历史学家就要调查该行动由哪些因素引发？受哪些因素影响？又使该情境产生了什么变化？他必须重构行为者所处的历史情境，并以理性的行为模式推测出其可能的关切，从而使此行为成为可理解的，或理性上可以明白的。作为一种历史理解的理论，“情境分析”的客观性首先在于：它不是依据某种理论先行设定答案，再到历史事实中寻找证据（许多黑格尔主义者和某些社会学派的艺术史家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理论而对某些历史事实感兴趣）；它是一种探究，一种从具体材料的调查分析中构建起假说并在不断扩大的材料分析中检验假说的活动。“情境分析”关注的是处于某种特定情境中的个人，而非某个民族、某个时代或某个阶级。因为艺术史家们发现，决定艺术面貌的，并非某种抽象的时代精神，而是生活在过去的那些男男女女，正是他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情境分析力求阐明个人与其情境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情境中的诸种因素是如何促成个人创作的具体性与独特性。在实践中，它将严格奉行阿比・瓦尔堡所时常吟诵的那句话――Derliebe Gott Steckt im Datai”（上帝在于细节），并在由种种细节所构成的特定的历史关系之中把握艺术家的选择与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情境分析”比任何信奉“时代精神”或“造型意志”的史学家所采用的那些方法（注：贡布里希将此类方法称为“解经法”(exegetic method)，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对其答案的信仰之上的，即：“先假设某一文明的所有现象为统一体，把文化的不同成分拿来，例如希腊建筑和希腊哲学，然后设问怎样才能表明他们是同一精神的表现。”（见其《探索文化史》））都更适合艺术史的考察。事实上，正是通过对具体个人的观点与行为的研究，才使“文艺复兴艺术重感官与世俗性”之类的陈辞滥调显示出其荒谬与武断。阿比・瓦尔堡对Francesco Sasserti的研究堪为一例――正是他向我们证实了这位圣三位一体教堂(Santa Trinita)连环湿壁画的委托人对于来世的热情。其次，“情境分析”要求艺术史家“尽可能多地分析情境，使那些最初像是心理因素的东西，如愿望、动机、回忆、联想等，都成为情境因素。把一个怀着这样或那样愿望的人，转化成一个处于追求这样或那样目标的情境的人。把一个有这样或那样回忆和联想的人，变成一个处于用种种理论或者种种信息装备起来的情境的人”。（注：见卡尔・波普尔《社会科学的逻辑》，收入《通过知识获得解放》，P112，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于是，艺术家的意图就不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应被看作他的行为与其情境（包括他本人的其它行为）之间的关系项。因此，艺术史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对种种客观存在的情境因素如赞助人的要求、当时所盛行的社会思潮以及审美趣味、各种传统与习俗、画作所悬挂的位置、画家的生活境遇等等进行分析和推论，而非去重新体验艺术家的内心经验――无论这种经验是某种情感冲动，还是某种心理臆想。然而“情境分析”并非对心理因素漠不关心，相反，心理因素是情境中极为活跃的因子。但“情境分析”关注心理因素的方式却与“心灵重演说”迥然有异。其中的区别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达利因虚荣而自夸”这个陈述对后者来说意味着“他自夸的原因是因其内心突然出现的一种虚荣冲动”；但对于前者而言则应被解释为“达利的自我炫耀符合那个心理学规律，即在一个竞争激烈的情境中，凡是发现一个能赢得别人钦佩和羡慕的机会，他便会去做任何一件他觉得可能获得此类钦佩和羡慕之事（例如写一本自传体的《天才达利的隐秘生活》，并且身着潜水衣发表惊世骇俗的讲演）。”我们看到，“情境分析”确立了一种规律性的行为模式，并将之用作对特殊行为的说明。在此，历史学家需要的并非对无法观察的心理事件进行感应，而是将一个动机包摄在心理学法则、一种情境逻辑之中。（注：在《秩序感》中，贡布里希就在其题为“情境逻辑”的一节中探讨了用竞争意识与厌烦等心理因素取代时代精神以解释装饰中的风格发展的可能性。但实际上，我认为贡氏是将竞争当作一种社会学因素使用。同样的例子可参见其《名利场逻辑》。）因此，历史理解所依靠的不是心灵相通，而是逻辑推理。通过对情境逻辑的分析，历史学家可以确立一种“模式行为”，即处在某一特定情境中的理性的个人为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最佳行为方式。在此，历史学家所依据的不仅是个人的经验，而且是理性――“理性之人”(Homo Sapiens)是对某个“个人”所做的极简规定，对主体是否按理性行事的怀疑将直接导致“理解”在逻辑上的不可能（注：对于“人按理性行事”提出质疑就等于说“理解是不可能的”。这种彻底的怀疑尽管提出了一个似乎难以反驳的事实，对我们的讨论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况且，即使是无意识的行为，都还是处于理性的行为传统的基础上。）。“情境分析”相对于黑格尔主义式的“观相谬误”以及“心灵重演”的最根本的优点在于其可批判性。而从根本上说，其客观性也正在于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更广泛的客观材料的调查分析来检验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科具有的商业数学知识、高更1896年在巴黎看到的人类学图片展……而对于这两位艺术家在某一时刻的某种心理冲动，某种“心相”，我们却既不能受之如真，又不能弃之如假。三富有实践经验的艺术史家会对上文的论述表示怀疑：很明显，模式行为得以确立，是以对艺术家所处的历史情境的重建和分析为前提的。然而这种重建和分析真的可能成功吗？情境分析何其复杂！它不仅包括绘画材料、赞助人的协约、画家的地位这些明确、实际的因素，还包括种种审美时尚、艺术传统（包括母题史与类型史）、社会思潮等不那么实际的因素；艺术史家不仅要对画家的生活经历了如指掌，而且还要熟悉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不仅要调查与他发生关系的所有同代人，而且要对他可能知道的历史上的一切艺术家有清晰的了解……然而不管艺术史家做出怎样不厌其烦的努力，他都永远无法全面地把握一件作品产生时的历史情境。巴克森德尔曾对19世纪80年代建筑的福斯桥作过一番演示性的背景分析（注：见米歇尔・巴克森德尔的《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说明》，尤其是第15页之后。），在罗列出25条情境因素之后，他意识到这场分析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把它们增加几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从西门子公司的平炉，到苏格兰东西部几家铁路公司的竞争；从70年代人们对工业化未来的那种交织着希望与疑惑的复杂心情，到1884年某天下午设计者本杰明・贝克的一次感冒……这所有的因素似乎都会影响甚至“决定”着这座桥的面貌。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情境因素，我们应如何去筛选？如何判断其重要与次要呢？这个表面看来难以回答的质疑将我们引向波普尔的那句名言：“历史理解的主要目的全在于从假设上重建一种历史的问题情境。”这句话将给我们众多启示，最重要的就是其中隐含着的，将历史对象（科学理论、艺术品）当作对某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观点。正如贡布里希在其著作中所一再强调的，“艺术家像科学家一样工作。其作品不仅作为作品本身而存在，而且代表一定问题的答案”（注：引自《规范与形式》见《艺术与人文科学》P126，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因此，我们所要重构的是“问题情境”，而我们进行重构的目的就是在情境的范围内去发现艺术家的问题（注：“努力发现艺术家的问题”与“重演艺术家的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种可以批判的活动，而后者却隐匿于密尔所谓的“神秘主义的心灵暗相”之中，见《心的概念》。）。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逻辑循环：因为我们所要重构的情境是问题的情境，所以上文提出的质疑便迎刃而解――我们根据问题的相关性来筛选、区别和测度情境因素；但是令人尴尬的是，如我们所知，艺术家的问题又需要通过重建艺术家所处的情境才能被发掘出来。巴克森德尔在其《意图的模式》一书中对这个循环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在此书中，他屡屡提及一个“重演的三角”(the trigle of re-enactment)。附图{图}这个看上去颇有些深奥的三角模式（其深奥恐怕主要来自巴氏所涉及的语言学分析）十分明显地基于这样一个波普尔式的理论立场：历史的对象即艺术作品，可以被看作对情境中的问题的解决方法，并通过重构情境、问题、作为解决方法的作品三者间的关系来理解。在我看来，这个三角模式大致可以简化为：附图{图}三者之中，作品作为视觉对象是已知的和可见的，它就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作为解决方法，它却是模糊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未知的，因为问题并不清楚。问题与作为解决方法的作品与情境因素分别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艺术家的问题由某些情境因素如赞助人的委托直接规定，并且由更多的惯例性因素如“祭坛画”的概念与要求间接规定着。可以说，是情境产生了问题。另一方面，艺术家的解决方法也必然地受到情境因素的限制。比如17世纪意大利是按全身人像的数目给画定价；这就可以决定一幅作品的外貌――若委托人付的钱太少，画家就不得不把场面画得小一点。（注：圭多・雷尼(Guido Reni)的《残杀无辜婴儿》堪为一例。）然而，情境因素对问题的解决来说既是限制，又是基础，它同时为画家的创作提供了可能性。以毕加索1910年秋季至冬季所创作的《卡恩韦勒肖像》为例。这一时期毕加索的问题情境中的几个重要因素包括塞尚所谓“超平面”的手段、非洲雕刻的风行和它的图式化手段，以及他本人1909年开始的大量试验（尤其是1910年春天到秋天他画的另外两幅肖像，分别画Wilhelm Uhde和Ambroise Vollard）。这些因素都是毕加索这幅作品的参照物，为其进一步发展“分析的立体主义”语言奠定了基础。另外，还有一些作为反例的情境因素也不容忽视，包括A.马蒂斯玩弄我们对画面较平的色域的知觉与我们对再现物像的推断之间的摇摆性。B.印象主义记录瞬间知觉的企图以及他们注重色彩、忽略形体的作法。C.他本人早期的一些不成功的尝试如1909年夏季画的《Bust of Man》与该年5月画的《Portait of Manuel Pallares》。在叙述1910年秋季到冬季这段时期毕加索的情境时，我们显然是根据对毕加索艺术问题的某种假定进行筛选的。但我们作出这种假定的依据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依据作品的直证性，也就是它的可感知性。直陈于我们面前的艺术品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对象（这也正是普通历史学与艺术史、科学史的不同之处）；尽管我们与它之间的时间距离给我们戴上了一幅有色眼镜，尽管岁月遮蔽了它的某些部分，尽管历史上对它数不尽的阐释已将它搞得面目全非，只要我们愿意认真地观赏，其直证性依旧存在。但必须指出，作品的直证性只有在与其他（包括在它之前的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与在此前后作者本人的其它作品）作品的比较之中才会显示出意义。对艺术史家来说，这种比较是情境分析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但可以推测出艺术家面对的问题，还可以欣赏他的解决方法。毕加索在创作《卡恩韦勒肖像》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被假定为：A.作为二维平面的绘画与画面所表现的三维物像间的张力。B.形式的复杂性与色彩的极度缩减之间的张力――这一问题自A中产生，具体地说即通过对物像形体的每个局部进行（Frank Rutter戏谑地称之为）“晶体化”处理以及对物像色彩的单一化处理达到对形体的消解（将形体消隐于背景之中）。C.将不同视点之所见溶于一体的可能性，也就是画面虚构的瞬间印象对观察的持续介入之间的张力。现在，情境、问题与解决方案都有了一个答案。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情境分析所提供给我们的永远是一个假设，它还需要检验。检验的方法一方面是依靠三角之间的相互修正，检查一者是否符合其它两者；另一方面是从对情境因素的考古式分析入手，在不断扩大的材料中，一旦发现问题情境中的某项假定与事实不符，就应及时调整，并随即调整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其它假定。三个角之间，始终保持着相互依赖、相互检验和相互修正的关系。然而，在进行考古式的资料分析时，我们往往会陷入一个无穷后推的不确定性之中，即：若我们要核对某一资料，就必须使用某个已确定为真的材料，但事实上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被无条件地确定为真。作为佐证的材料同样需要其它材料的佐证。然而对这一困境，我们却有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法――事实上，在史学实践中我们从未真正陷入这一困境，因为我们发现，材料之间的相互佐证（不是两个材料之间，而是在不断增多着的材料之间）具有实质性的论证力量。众多假说如果能客观地相互验证，其中任何一个若能够符合其它所有假说和材料，构成一个可理解的，符合我们理性的叙事，那么这个假说，应该说这些假说便很可能为真――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单独被确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去获得历史情境中的现实材料，因为艺术史是一张相互确定的假说之网，我们获得的知识越多，固定下的结越多，它的确证能力就越强。部分的确定性应被归结到整体的可能性中。（注：设想一下我们是如何确认一位画家如拉斐尔的作品：如果拉斐尔只有一幅作品传世，那么，无论如何我们无法辨识其真假。但如果我们同时找到了一份16世纪初的合同，合同上的要求与这幅作品完全相符，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件作品基本可信。而如果我们又发现在拉斐尔给某位朋友的信中记录了他创作这幅画的一些经过，那么这件作品的可信性便得到了加强。尽管作品、合同、信札都有可能是伪造的，但只要所有的材料都相互吻合，它便极有可能为真，而且相互吻合的材料越多，它作为拉斐尔真迹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这个三角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艺术史的研究呢？巴克森德尔指出两点困难，也即艺术创作活动的两个特征（理解的方法论模式首先取决于对象的类型）。第一，绘画创作是一个过程，因此画家的问题及其对作品的预期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注：巴克森德尔指出：艺术家的意图不是静止的，而是由无数个或隐或显的意图汇集成的一条起伏奔腾的意图河流。因而艺术家关注的问题也是不断变化着的，我们不可能准确无遗地构划出这个过程，但却可以作出大略的假定。见《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说明》P62-65。）第二，与其他行为相比，艺术家受到的委托与指示显然更难以确定，它们不只来自某个具体的赞助人，而且来自历史上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伟大的艺术家，正如T・S・艾略特所说：诗人们总是在为其他诗人而创作（注：引自《什么是经典作品？》，见《艾略特诗学文集》P191，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因此严格说来，我们不可能完全地、准确无误地理解一件艺术品或一位艺术家的行为，模式行为与实际行为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别。因为除了上面所说的两点之处，我也始终无法逃避以下两种因素：画家未必理性行事，而其最为理性的意愿和行为也可能导致意外后果（注：处在情境中的个人，永远无法看清他所处的情境，他不能调查出有可能与其行为发生关系的所有因素，更不可能准确无误地预测出其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丢进水中的一块小石子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我们似乎总是无法避免意外的因素对行为的干扰。因此，像科林伍德那种由后果（艺术品）推导出原因（艺术家的思想）的企图注定是失败的（尼采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对形而上学认识论中的这一错误的认识类型进行了尖锐的抨击）。而“情境分析”通过对诸种情境因素的调查与分析，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探明真相，即艺术家的行为是如何招致未期的效果。）。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这也正是我们从波普尔那句名言中所学到的另一点）：情境分析所提供给我们的将永远是一个假说。但这并不能够作为指责历史理解的客观性的理由。波普尔本人对这一点曾反复强调，在其《社会科学的逻辑》中，他指出：“对问题情境的各种解释过于简单化和公式化，因此一般都是假的。然而它们却可以有很大的真理量。因为它是可以检验的和可批判的。通过检验和批判，它们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接近真理，即接近历史事实。”“客观性”的对立面不仅是“主观性”，更重要的是诞妄和谬误；事实上，“客观性”仅仅是“真”的一个表达形式，而一切真理都是以假说的形式存在，即使我们已说出了它，我们依然不能毫不怀疑地信奉它为真――它永远都站在被告席上等待审判（注：将这个观点上升为一种知识理论的哲学家是卡尔・波普尔。在其名著《猜测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之中，他令人信服的论证了这种理论，即一方面“不存在终极可靠的知识根源，我们的知识是猜测和意见――doxa而非epistēmē”。另一方面，这些猜测都可以而且必须被批判和证否，而可证否性或可检验性正是划分科学命题与非科学命题的标准。因此知识的可证否性与其客观性是相统一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整理客观证据去批驳、证否我们以及前人的猜测。在这里，波普尔的知识理论与科学进化理论统一起来。）。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Xenophanes)在一首诗中所说：在创世之初，神就不曾向我们昭示世间所有奥秘，只有在时间的历程中通过探索，我们才能更好的知晓。然而那确凿的真理，却从无人辨识，将来亦如是，不论是神亦或我所言之万事。即使偶然有人说出，那终极的真理，他也不会察觉。因为一切不过是猜测编织的蛛网。历史已经证明，一切企图让自己的学说摆脱批判的行为都只能是谬误的产物和产生更多谬误的根源。“情境分析”的客观性正在于其本身所包含的可批判性。四模式行为与实际行为的差别在艺术史中还具有另外的涵义，它推动我们对“历史理解”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一件艺术作品可以被看作对于某个或某些特定艺术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假说早已潜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当我们发明或使用一些风格或形式术语时，我们就已经在不自觉地将研究置于这个假说之上（注：潘诺夫斯基曾对这个问题作出如下论述：如果我们说某幅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中的人物是“塑造性的”，某幅中国画中的人物“有体积而无块面”，那么我们是在把这些人物解释为对同一问题即可概述为“体积单位（实体）对无限延展（空间）”[volumetric units(bodies)to illimited expanse(space)]的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见其《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载于《新美术》1991年第4期。）。然而有意识地运用这个假说却还是这个世纪的事，而且最先使用它的是一群密切关注当代创作的批评家。卡恩韦勒（注：Daniel Henry Kahnweiler，画廊老板、批评家，1907-1912年期间毕加索与勃拉克的主要赞助商。）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一直将毕加索描述成一个奋力解决一切问题的探索者（注：见米歇尔・巴克森德尔的《意图的模式》P68。）。而毕加索本人在1923年所说过的一番话却与之不相一致，面对着对他形形色色的评论，毕加索争辩道：说到现代绘画，我难以理解“探索”一词为何这么重要。我认为在绘画中“探索”毫无意义。“寻找”才对……探索观念常常使绘画步入歧途，使艺术家在苦思冥想中自我迷失。也许这是现代艺术的主要毛病。探索精神毒害了那些没有完全理解现代艺术中所有积极和确定的成分的人，使他们企图画不可见、无法画的东西……不能把我在艺术中所用的几个手法当作是一种演化或通向未知绘画理想的台阶。我所画的一切为现在画的……（注：见米歇尔・巴克森德尔的《意图的模式》P69。）毕加索对批评与理论的反感是众所周知的。作为立体派绘画的开创者，他与勃拉克拒绝参加立体主义者的群体展，并公开鄙视立体主义宣言。他嘲弄批评家说“自然没有脚”，对热衷于理论的让・梅灿热说“别跟司机谈话”……但这次他至少是认真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尽管极其罕见）。他提出了他对艺术创作“本质”的看法，与批评家卡恩韦勒对他的描述迥然不同。作为毕加索的密友和代理商，卡恩韦勒对他的创作过程、创作背景极为熟悉，然而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是如何产生？哪一种更加正确呢？他俩都没有错。因为“问题”对于画家与研究者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绝大多数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对其问题并不清楚。这首先是因为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传统，而真正塑造着我们的意念的传统却往往难以察觉，正如我们在谈天时意识不到汉语的语法规则对我们的规定性。其次是由于艺术家的某些问题是关于直觉（指形式感，表现为画面的视觉意趣）和情感的，本身就不可言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艺术家在创作中解决某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代之以新的问题。旧问题的解决同时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所以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往往是同一个过程，整部艺术发展史就是在向我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毕加索的问题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变异、衍生出其它问题一如形体与背景的关系以及画面的无中心性等等。然而，正如毕加索本人不能完全看清他所处的社会现实情境，他同样也无法清楚地意识到他在艺术史中的上下文；他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艺术传统留给他的问题，从而也就更不可能准确地知道他的作品解决了哪些问题。一切仿佛都包含在其好恶之中。对他来说，前途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需要自己去探索。在这种意义上，正如他所说的――他在寻找；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艺术创作才是创造性的和富有吸引力的。许多艺术家毕生所追求的就是连他自己都无法把握的作品，而且艺术家也往往能够创造出令自己震惊的完美之作。海顿在听到《创世纪》的第一首合奏曲时，流着泪说：“我从未写过这首曲子”（注：这个例子显示了艺术作品的自主性，即：艺术作品虽然是人创造的，但它创立了自己的相互联系，并可以超越它的创造者，而艺术家也正由此而超越自我（见贡布里希的《艺术与自我超越》；另外，T・S・艾略特在其《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也做出了极为精彩的论述）。）。对于研究者（艺术史家或批评家）来说，情形则大不相同。他并不能进入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去体验其内心欲念――在第二部分我已对这种心理主义的理解观作了批驳，他只能依据一种客观的方式探讨可见的作品序列，并且着重考察一件作品与另一件作品甚至所有其它作品间的差异，在差异中找到问题的发展线索――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持续表演。在他看来，每件作品都不只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一个结局。他在以历史的眼光看一件艺术品。毕加索的任何习惯性行为，在他眼中都是需要分析的有原因的行为；他的意图与其说是出于一种冲动的精神状态，不如说是根源自他的行动与情境之间的作用关系；而艺术作品的意义则在于它与其它作品的差异及其在艺术史中的位置。卡恩韦勒比我们幸运：因为他与毕加索共享他们的文化背景，而我们则不得不将他们凭好恶就能够做出的决定放回到他们的背景中去――在那里，问题和背景结为一体。然而同样是由于这一点，卡恩韦勒又比我们不幸：正如我们对于当代艺术的判断总是非常不确定的，卡恩韦勒也不可能把握毕加索作品的真正意义。只有当它归属于一种封闭的关系，比如说一个艺术史的上下文时，其意义才可能综合全面地被认识到；只有当它脱离了那种由当时情境所产生的现实性、抛开作品与本人之间的实际联系（如利益关系和个人情感）时，其客观的意义才会明确地得以昭显。古希腊人不知道自己是古希腊人。恰恰是时间距离为“历史理解”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毕加索和卡恩韦勒对同一时期创作（毕加索在1906-1912年间的创作）的不同陈述显露了历史理解的一个重要方面：艺术史家与艺术家的问题处于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极易被艺术史家们忽视的一个事实。毕加索的问题是某个或某些具体的艺术及操作问题，但艺术史家所要回答的却只有一个纯粹的历史理解的问题，即“什么是毕加索的问题？”这是一个元问题――事实上，只要我们试图解释或理解任何一个理论或命题，甚至像777×111=86247那样平常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在提出一个关于理解的问题；而这总要变成关于问题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注：引自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P18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相应的，艺术史家所要分析的问题情境与艺术家眼中的情境也不相同。正是在这一点上，波普尔与科林伍德显示出最大的也是根本性的差异。我们知道，科林伍德同波普尔一样强调历史学家要进行情境分析，但“情境分析”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中却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形式。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学家若想理解皇帝的某条法令，仅仅阅读和翻译这条法令的语言是不够的；他必须想像到皇帝试图对付的情境，而且必须像皇帝想到的那样去想像那个情境，必须经历皇帝在决定这个特定事件时经历的心理过程。对情境的想像性重建只是“体验”和“心灵重演”的必不可少的道具。而对波普来说，把行为者所看到的情境和情境本身区分开来却是情境分析的一个重要任务。他认为在历史理解中“重要的不是心灵重现而是情境分析”（注：引自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P18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科林伍德与波普尔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就科林伍德而言，历史理解的道路通向历史人物幽暗的内心世界，这是一条通往迷宫的路，这个迷宫不仅没有出口，而且是不可企及的。就波普尔来说，历史学家所要重构的问题情境不同于艺术家自我认同的情境，所以历史理解并不能重现历史人物的思想过程。“作为历史学家，他必须做的事情不是重演过去的经验，而是整理客观论据来证明或反驳自己推测性的情境分析”（注：引自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P19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反思我们对于过去的即有认识，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不理解，只有误解。因此历史理解同时正是一种清除误解的工作。这是一条猜测与反驳持续交织的道路，因而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只有在这条道路上，艺术史家才真正可能达到瓦萨里这位伟大先行者在几个世纪之前所设立(Giorgio Vasari)的要求：“历史学家不能在对事件单纯的叙述中自我满足，他们必须调查出这些事件是因何成功、因何失败”。（注：引自Vasari's Lives of the ArtistsP41,New York,1946。）五在艺术史界，“情境分析”可能会遭遇来自不同阵营的两种责难。第一种责难将首先来自那些认为艺术品的意义应具有某种开放性的人们，他们认为情境分析显示了一种可笑的还原历史的企图，而这是既不可能又不必要的。在他们看来，艺术史家应抛开对于历史原意的徒劳的探究，真正应做的是对于作品的创造性阐释（注：See Stanley Fish,Is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Communi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Alan Goldman,"Interpreting Art andLiterature,"Journal of Aesthetice and Art Criticism 48(1990):205-214;Robert Kraut,"On Pluralism and Indeterminacy",in Peter A.French,et.al,.Mide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16(1991):209-225.）。然而，首先，认为我们永远禁锢在自己的语言与历史视野中，因而永远不可能理解一件艺术品的本然涵义的观点，是建立在两种错误的假设之上：(1)理解是一种要么全部理解，要么什么都不理解的活动；(2)人不可能超出自己去认识客体，因而人不可能改变自己。然而事实上，我们总是不断地在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认识中改变着我们自身。正如在知识论领域存在着所谓“真理量”一样，在我们的认识活动中，同样存在一种“理解度”――事实上，这个概念在百余年前已由狄尔泰提出。其次，这些非终极性概念的提出并非要使人们放弃探索，转而苟同事实，而是要在对一切终极神话的瓦解之中激发起研究者的勇气和良知，开始一种理性的、具有高度自反性的探索。那些企图将艺术作品纳入新的语境以产生新的可能性的人们，充其量只会提供一些有趣的批评文字，却必然而且已经造成了阐释的混乱和标准的丧失。那种寻求批评的创造性的企图筑基于一种相对主义的意义理论之中，混淆了艺术品意义的层次（注：E・D・Hirsch在其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中对意义的层次进行了划分，即含义与意味(meaning and significance)。）。他们自命为“开放性”、“创造性”的写作中渗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可耻的两种毒素――学术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以及行动上的实用主义。第二种责难来自那些珍爱艺术品的独立价值的人们，他们担忧：过多的原因分析、过多地考虑艺术品形成的情境因素会大大地损害艺术家和创造性，从而贬低艺术品的价值。（注：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申曾以类似的言辞对亨利・托马斯・巴克尔的实证主义史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反驳了那种以外界影响的决定性取消个人价值的作法，对此我完全赞同。但我认为这一类的批判不应针对“情境分析”，原因见下文。）这于这种责难我想澄清两点。首先，情境分析是一种历史学的研究，绝对无意于建立一种“艺术决定于情境”的理论。相反，情境分析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抵抗任何形式的决定论（详见前文）。其次，不管艺术家本人有没有意识到，艺术创作的每一步行为都是有原因的，并且总是与情境因素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这种对原因的探究有助于研究艺术家的创作实况。当艺术史家强调情境因素对艺术创作的限定时，并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使艺术品的创造性和价值贬低；恰恰相反，这种强调愈发显示出艺术家的创造力。例如：提香在《伊莎罗圣母》中将圣母从历来的中心位置移到祈祷者的右方，这个作法向来被认为是一种原始巴洛克式的创新，现在则被证实并不是单纯的“艺术开拓精神”，而是它所处的位置规定了它的形式――祈祷者从会厅走下去时，会看见画是在左面靠墙的祭坛上方。但这一发现并未使提香的创造性消失。画作所处的位置虽然决定了圣母必须放在祈祷者右方，但它却无法决定提香以何种方式将圣母放在右方；符合“圣母在祈祷者右方”这一条件的画面可以有几千种形式，提香创造了或许是最合适的那种。事实上，这种发现也并未让提香的魅力有丝毫减色（对那些珍爱艺术品独立价值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画面的安排(commensurazione)依旧令我们赞叹，而且更让我们赞叹的是他在这种限定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他高超的技巧与对画面非凡的控制能力将情境的限定因素变为一种创造性的视觉意趣；对于一个平庸的画家来说，这无疑是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此，“情境分析”显示出其在艺术史中的真正意义：首先，通过对情境的重建揭示出艺术家的问题及其受到的种种限定，从而恢复人们对于绘画困难的意识――正如往昔的作者所意识到的；唤醒人们对于绘画的惊奇与热情――正如当时的观者所感受到的。其次，在重建艺术家所处的问题情境的过程中，研究者可以通过理性的“模式行为”与实际行为的偏离，显示出创作中的必然因素与或然因素（包括内在于艺术家的非理性因素，以及外在的偶然因素），从而对之进行评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情境分析”又被称为“零点法”(Zoro method)，即以模式行为作零点坐标以衡量实际行为的方法。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艺术史中，“零点法”并不能像在经济学等其它社会科学中那样评判行为的对与错。因为一种非理性的或偶然的动机（在经济与政治学中这常常是错误的渊薮）可能产生超越艺术家本人的赫赫杰作。“情境分析”所要做的，就是使这些事件（包括行为的原因及其后果）的或然性彰显出来，同时去发现艺术家在其情境中思索、行动时的种种可能性，并在对这些未发生的可能性与已发生的历史事实的比照中，显现出行为的确切意义。只有推想出选择时的情境，艺术家在众多可能性中作出的选择才能显示其意义；只有在原本的历史关系中，艺术品才能显示其价值。“一位船长本来能撤离沉船，却留下来坚守在船上，他无疑是位英雄；一个人在酣睡中落水溺死，他也可能勇敢过人，但我们却永远无从知晓”（注：见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序言部分。）。尽管本文一再强调，艺术品的价值与意义只有在原本的历史关系之中才能真正显示出来，但这并不能成为非难价值客观性的理由。我们不能就此宣称过去的艺术对我们已没有任何价值，也不能妄图任意地阐释、评价它们。艺术品的历史相对性不能导致价值的相对主义。事实上，对“情境分析”的那两种责难都根源于这种价值相对主义，即认为艺术品的价值是被给予的而非自在的，后世可以对之任意塑造。然而，正如贡布里希所言：“米开朗基罗并非由于出名人们才称他伟大，他是由于伟大才出名的。不管我们喜欢他与否，他的伟大是我们受命讲述的这个故事中的一个成分。它构成了情境逻辑的一部分，没有它，历史将陷入混乱。”（注：引自《艺术史与社会科学》，见《理想与偶像》P271。）我们处于历史之中，这一事实决定了价值对于我们而言具有一种先在性。我们总是生活在种种预设的价值观中，而这些价值观本身就建立在既有的历史假定之上。因此，每一个审美范畴都同时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能宣称：审美的价值判断必须以历史理解的事实判断作为基础。那种脱离了历史探索的、将往昔之作置入当今视域之中加以批判的企图只是一场言语的幻梦（注：科林伍德在其《历史的观念》中表述了这一观点：“历史学家不仅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错误……最完全的错误莫过于假定，史家之为史家只是确定‘某某人思想着什么’而把决定‘它是否正确’留给他人。一切思维都是批判的思维，因此重演过去的思想的思想也就是在重演之中批判它们。”然而，首先，他如何检验这种批判是否正确适度――如果它同时是一个主观行为的话？其次，“批判”本身是一种意志行为，而在重演中批判显然提供了一种“无意识的批判”，这可能吗？事实上，这种将差异性当作批判性的谬论只会产生不负责任的奇谈怪论以及合法的谎言。这种“批判”与“情境分析”所产生的批判性的差别在于：后者并非价值判断，尽管它为价值判断提供基础；它所作的并非说出对、错，而是通过问题情境的分析揭示出因何对，因何错。），除了一些想当然的阐释之外，不会带来任何东西。这种阐释是与我们所说的“情境分析”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后者是一种探究，是对历史性的抵抗，前者却是对历史性的苟同，因而在方法上是反历史的。采用反历史的方法不会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收益，因为他摆放在自己面前的并不是历史的画卷，而是一面镜子――他从中看到的只会是他自己的面容。然而，正如诗人里尔克(R・M・Rilke)所说：如果你只是接住自己抛出的东西这算不上什么，不过是雕虫小技――只有当你猛然攫住永恒之神以精确计算的摆动以神奇的拱桥般的弧线向你抛来之物这才算得上一种本领――但不是你的本领，而是某个世界的力量。艺术史家只有在对种种谬见的抵制与瓦解中，只有在历史探索的道路上不懈前行时，才能对艺术史的叙述构成真正的批判，因为批判从根本上说意味着澄清与去蔽。（注：在艺术史研究中的“情境分析”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是：破坏任何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目的论和宿命论；将艺术史的“堂皇叙事”――无论是“绝对精神”还是“造型意志”――推上历史的被告席。）在这条无穷无尽的探索之途中，艺术史家推断出的不只是关于历史事实的假说，通过对影响艺术家创作的种种负面因素（如客观上的物质材料限制和主观上的名利场操作）的澄清和剔除，他还可以估测出一件艺术作品的理想化效果，进一步将可能性归还给过去。（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情境分析”对于失败的作品比对成功的杰作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真正可能确信地攫住那永恒之神抛来之物――她抛来的不只是历史的事实，而且是历史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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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603 【原文出处】当代财经 【原刊地名】南昌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3～7 【分 类 号】F107 【分 类 名】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复印期号】200007 【 标 题 】西部大开发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 作 者 】魏杰 【作者简介】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 【内容提要】西部大开发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包括放弃紧缩政策，启动需求；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新兴产业；利用 新的政策机遇，解决国有企业历史负担等问题。【关 键 词】西部开发/启动需求/结构调整/新兴产业/政策机遇 【 正 文 】 一、放弃紧缩政策，启动需求，促进经济发展从1996年开始，我国经济基本上是低速增长，如果继续这样低速下去，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影响很大，所以，从2000年开始，我国要大规模地启动经济。这次我们讲启动经济，其核心是解决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的问题。因为从1996年以后，我国经济从宏观上讲已经进入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的时期。当时就有人主张应该放弃紧缩政策，实行启动经济、启动需求的新政策。（一）选准投资方向，加大投资力度因为总需求中的50％左右是投资需求，投资需求起不来，整个需求就不会起来。原来我们定的投资方向，就是基础设施建设。2000年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四个投资方向，这四个方向是：（1 ）技术改造投资。技术改造投资的口子很宽，今年基本上都是贴息贷款。只要符合国家计委提出的项目，基本上都是全面放开的。（2 ）环境投资。今年的环境投资预算做得比较大，是建国以来投资最多的一年。（3）农村的城市化。海外经济学家到中国来考察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实际是很穷的，为什么东西多得卖不掉？他们考察的结果是中国的农村比重太大，最后得出个没有中国农村的城市化，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结论。因而这次我们讲启动需求，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启动农村的城市化建设。（4）西部开发。实际上， 这次西部开发的直接原因就是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从1995年之后，西部的市场需求一直往下掉，这么大的西部没有市场需求，那么整个市场需求当然起不来。为了启动需求，我们必须想办法开发西部。要使西部的需求增长起来，一是国家要加大投资，二是要吸引东部资金和外资进入西部。就吸引外资和东部资金来看，制定一项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就是东部不能干的事可以在西部干。比如说，现在东部的股票交易所有两个，能否在西部再搞一个1000万股以上的交易所；同时银行体系能不能在西部作为改革试验重点，促进非国有银行在西部的发展。如果这些确定了，那么资金肯定会过来。这就是说，这次西部开发不是为了解决开发西部资源的问题，而主要是让它的需求尽快增长起来。所以西部开发也成了我们今年投资的重要方向之一。这五个投资方向恰恰是我们国家供给方面的短缺，故我们投资下去之后，只能拉动需求，而不会造成供给的过大或不成比例。（二）调整消费政策，启动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是我们的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起不来，整个需求也就起不来。在启动消费需求上要搞好六个调整：1.调整消费观念。媒体要改变在消费观念上作宣传的内容。过去我们宣传的是勒紧裤带过紧日子，到节假日我们又要讲勤俭节约过一个节日；现在我们的口号变为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节假日又推出新鲜的假日经济，如去年国庆节放假7天，结果大城市的消费几乎翻了一番。 原来我们讲勤俭办喜事，提倡集体结婚；现在提倡结婚的个性化。这就是说，要把原来的消费观念适当调整到现代的消费观念上来。2.调整消费方式。从消费资金来源上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收入性消费，即自己赚钱来消费；另一类是信贷性消费，即借钱消费。这两种消费在人们的消费结构中应该成比例，而目前我国居民收入性消费比重太大，信贷性消费几乎没有。不启动信贷性消费这个方式不行。现在，我们实际已进入第三次消费的升级换代时期，也就是私人住房、私人小轿车、私人现代通讯设施时期，其支付量很大。如果仅靠个人去赚钱消费，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形成消费能力，而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生产能力都已经开始接近世界水平，但我们消费不起，国家也就无法发展，因而要加大消费信贷的比重。过去我们批资本主义时，有一条就是腐朽性问题，腐朽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每个人都是银行的债务人。我们国家谁都不欠银行的钱，但结果却发现是我们错了。人家欠银行的钱有好房子住，有好车开；我们不欠银行的钱，既没房子住，也没车开。看来不是什么腐朽性问题，恐怕是我们操作上不太现代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加大一点调整。实际上，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靠信贷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的。3.加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我们大家之所以不敢消费，是因为有后顾之忧。我们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大家赚了钱都要储蓄。为此，今年中央决定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且政策力度很大。比如说国家已经同意国有企业可出卖自己的资产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口子放得很开，目的在于能够使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消费能够有所回升。4.价格政策。过去我们一直实行降价的政策，好像经济学早有一个规律，价格越低，大家越有钱消费。但是结果发现，中国人有个特点，他（她）属于买高不买低的一个阶层，越降价大家越不买。所以2000年价格政策的调整就是提价。首先从国家掌握的那些公共产品开始，最后到一般的加工工业产品，价格都要陆续反弹。反弹的目的是想启动消费。5.存款利率。现在有几种观点，如有的人说，为了启动消费应继续降息，理由是我们的年存款真实利率还有6％。 我是不太主张今年再降息，因为降息的结果对老百姓消费作用并不大。中国的老百姓存钱，主要是为了社会保障，而不是什么投资问题。我主张现在可以借这个机会放开利率，走利率市场化的路子。6.收入政策。收入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就是应普遍提高收入，今年提高的幅度还要大一点，而且全社会受益的幅度也要大一点。（三）增加货币供应量，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就是从过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向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其意义非常大。原来我们为了扩大投资，启动需求，用的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仅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很难启动我们的经济。是不是该适当动用货币政策呢？货币政策的核心是让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这个政策一经提出便有人提出质疑：如果这个政策出台后达不到效果，反而把中国的通胀搞上去了，谁负责任？尤其是出现了滞胀怎么办？争论很大。我是这个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从1999年年初我就极力呼吁，仅靠财政政策不行，要考虑到动用货币政策。我之所以这样主张有三大理由：第一个理由，我们原来有一个观念，增加货币供应量就必然会产生通胀增加，这个理论我觉得要适当修改。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是不是会增加通胀，关键是看生产供给的能力怎样，如果生产供给能力的潜力很大，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只会拉动需求增长，需求增长又会拉动生产增长，而不会拉动通胀增长。况且我们现在的通胀率还很低，3 ％都不到。通货膨胀率不是越低越好，当然也不主张越高越好。现在我们通胀率低的结果是，物价连续25个月下降，下降的结果是企业没有投资机会，没有商业机会，当然也就没有投资需求；老百姓没有就业机会，没有收入增加机会，消费需求也就起不来。所以10年前我就主张中国的通胀率最高不要超过两位数，也就是10％，但是最低绝不能低于5％。 最近我计算了一下，我国通胀率从7％往下掉，每降一个百分点，就增加近300万的下岗失业人员，结果是通胀率低了，但大规模的下岗失业人员产生了。现在中国正是动用这个政策的好时机。如果现在我们是通货膨胀，这个政策就不能用，现在恰恰是通货紧缩，正是动用这个政策的好时机，这也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我们常讲实际上现在有两难选择：一个是通胀，一个是失业。从目前中国经济状况来看，实际通胀或失业都不好，但问题是我们必须在两者中作出一个适当的选择。那么选择什么呢？我的看法是宁可选择一个适度通胀，也决不能选择失业。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承受不了这种失业，但对适度的通胀可以接受。因为中国人有个很重要的特性，他是否安分倒不仅仅是看自己利益受多少损失，而主要是拿自己和别人相比，其利益有无受损；如果大家利益都受损失，他心理就比较平衡，一般都比较安分，这次降息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对此无所谓，反正对我降，对大家都降，心理比较平衡，尤其是有钱人降得更多，他心理更平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是我们动用货币政策的好时机。货币量增加，通胀即使是反弹点，问题也不大，但是失业下岗决不能再增加了，再增加就会出问题。因为失业下岗刚好打破人们之间的心理平衡。正因为这三个理由，所以我极力主张要增加货币供应量，只有货币供应量增加，财政政策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财政政策如果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今年我们启动需求的政策就要泡汤。二、关于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新兴产业今年为了启动市场需求，也就是为了启动整个经济，我国不仅在总量上需要解决一个需求不足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供给适应需求的问题。为适应这次经济的启动，西部应该有所动作，寻找到自己的投资方向，利用这次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的机遇，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一）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升级这次我们调整结构，大致上是两个方面的战略选择。由于传统产业普遍过剩，所以有人提出放弃传统产业，我是坚决反对这种提法的。中国人不能放弃传统产业，有三条理由：第一，中国人多。这么多人不发展传统产业是不行的。第二，中国现在很穷，大家没有房子，没有车子，实际上对传统产业的需求量很大。这么大的市场需求，我们不应该放弃它。第三，这次西方国家已经把传统产业向中国转移，这对我国来讲是个机遇。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便宜，是重要优势之一。从这三个理由来看，我们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但是我们的传统产业确实过剩，怎么办？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用技术改造更新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的产品能够升级换代，这样既可解决过剩的问题，同时又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我们国家的纺织业全面过剩，但却有32种纺织品生产不出来，要靠进口，因为技术水平不行，所以才导致目前似乎的过剩。核心问题，就是要用更新的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大力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我国结构调整的另一战略选择。所谓新兴产业主要指三个方面：（1）高新技术产业，包括信息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业。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在政策上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要解决产业的融资问题。产业的融资有两个特征：一个叫高风险投资，另一个叫战略性投资。银行的间接融资方式适应不了它，只有资本市场，也就是股市以及各种基金才能适应。因为资本市场在融资方面的两个特征和高新技术产业对融资的要求刚好吻合，所以世界各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方式都是靠资本市场，而不是靠银行的间接融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推进中国资本市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融资发展，没有资本市场是不可能有所谓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的。第二个是要解决人力资本的问题。技术创新者不是一般的人，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源是指所有的人；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两种人，一种是技术创新者，一种是企业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把技术创新者当作人力资本设计到产权结构中去，只有这样，高新技术产业才能发展。很可惜，我们现在连他们是人力资本都不太承认。比如说中关村，它是一个技术创新者致富的摇篮，摇出了多少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但是中关村以前摇不出，因为没有像样的大企业。中关村的企业之所以都是长不大的小老树，就是因为没有把技术创新者当作人力资本设计到它的产权制度中去。如果这两个问题能解决，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会得到进一步发展。（2）生命生物工程产业。生命生物工程产业是个很宽泛的产业，凡是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有利于人的青春常驻、有利于人的生命延长的产业，统统叫生命生物工程产业；它包括保健药，保健食品，保健饮料，化妆品等等，市场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人富起来之后，命就比较贵了，对保健品、化妆品的需求量就急剧扩大。去年我国资本回报率高的产业有两个，一个是保健药，一个是化妆品，反映出这个产业在中国已经作为新兴产业得以发展。我国农业的出路在哪里？我看可以考虑一个方向，那就是有些农业产品能不能向生命生物工程靠拢。如山东作为农业大省，这两年粮食产量是下降的，但是效益却在逐年提高，原因之一就是它选准了农业向生命生物工程靠拢的产业。（3）精神产品产业。人的消费分两大类，一类叫物质产品享受，一类叫精神产品享受。人们富裕起来之后，对物质产品享受是有一定限度的，比如说粮食，一天恐怕吃上一斤多就够了；吃龙虾，一周最多吃两次，吃多了容易得脂肪肝。但是，精神产品享受的需求，其弹性要比物质产品享受高得多。我们过去把精神产品都当作上层建筑，不当作产业来对待，而现在我们有三亿多人进入小康，当这种需求逐步加大之后，我们还当作上层建筑已满足不了需求。所谓的精神产品产业也很宽泛，包括文化、教育、娱乐、旅游等等。去年我们在这方面提了两个口号：一个叫教育产业化，另一个叫旅游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决不是什么交学费的问题，教育产业化是号召要产生一大批教育投资家。只有国家投资，没有产业运作，教育投资家就产生不出来。由于国家财力有限，所以每年定一个上大学的分数线，好像那个分数线就是人的智力标准。实际上分数线不是人的智力标准，而是国家能养多少大学生的标准。由于我们养不起那么多的大学生，别人养得起，所以大规模的高中生海外求学。我们国家是需求严重不足的，结果又把钱拿到海外去花费，给人家造市场，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产业化。关于旅游产业化问题。例如北京到海南，来回差不多要4000元钱。有4000元钱可以到新、马、泰跑一趟，何必到海南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产业化。如果产业化了，机票非常便宜，但其他的收费可以提高，收来的钱用以弥补航空公司的损失，这就叫产业化。但是，我们实行的是条块分割，结果旅游发展不起来。搞不好，一旦我们加入WTO，外国人会承包我们的旅游业。所以， 从结构调整来看，就是两句话：对于传统产业加快产品升级换代，然后大力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三、关于利用新的政策机遇，解决国有企业历史负担问题我国国有企业要解决四大历史负担：第一个历史负担就是债务问题。我国国有企业不良债务太重，解决债务问题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债转股，解决负债率过高的问题；另一个是冲销呆坏帐，解决坏帐太多的问题。第二个历史负担就是富裕人员太多。怎么办？减员增效，把人员裁减下来，效益就能提高。但问题是搞了几年发现，我们无法把人员从名册上取消掉，不干活可以，在家呆着有钱发也可以，但要取消掉绝对不行。第三个负担是退休金问题。按道理讲，退休金不应该是企业的负担，因为退休金就是职工能劳动时的积累。现在不能劳动了，就该发给退休金。但问题是，我们过去给大家的除了工资，连简单再生产的权利都没有，全部上缴国家。现在国家有困难，所以实行了一项制度改革，企业自己解决自己的退休金问题。企业怎么解决呢？由于不准冲销税利，只有打入生产成本，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根本没有竞争力。有个老国有企业，退休人员1300名，在职人员1200名，退休人员超过在职人员，这样的企业怎能发展！最近我得知，再过5年， 我国国有企业的退休人员通通超过在职人员，如果退休金没有着落，那是不得了的事情。第四个历史负担就是企业办社会的问题。企业办学校，办医院，我们怎么能和国外企业竞争，人家是不办社会的企业，我们是办社会的企业，哪里有竞争力！那么，解决四大历史负担的钱从什么地方来呢？第一个来源就是要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变现的钱不是拿来搞投资和其它的项目，而是用来解决历史负担问题。当然还有三个问题要思考：一是观念一定要转变。这次变现一部分国有资产，就是想筹集解决历史负担所需要的钱。因此变现的必须是好资产才行。二是这个钱必须专款专用，专门用来解决国有企业历史负担问题，不能拿这个钱去修桥修路。三是资产变现的价格问题。资产变现卖多少钱合理，大家都坚持投资成本法。实际上，国际惯例不是这个办法，国际惯例是资产收益法。这个企业能卖多少钱，关键看它有多大的盈利能力，用盈利能力来决定这个企业值多少钱。第二个来源就是，财政要调整预算支出，拿出一部分钱来解决历史负担问题。如果这两条能抓住，就能很快解决国有企业的历史负担，国有企业就有可能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机遇。本文为魏杰教授参加江西财经大学和科瑞集团创办的“21世纪经济与中国企业发展论坛”的讲稿，经李宁、陈薇宇整理而成。收稿日期：2000-03-15【责任编辑】魏琳 【校 对 者】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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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3135 【原文出处】科技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830 【原刊页号】⑶ 【分 类 号】F2 【分 类 名】农业经济 【复印期号】199710 【 标 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佟屏亚认为 我国农业产业化要有重点有选择【 正 文 】 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几大制约因素一是农业产业被割裂限制了增强农业发展的动力。尽管十几年来我国改革农业微观经营体制颇有成效，但从整体来说，农业产业链条断裂、产供销脱节、多部门“条条”管理的局面没有实质性变化，没有形成足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的激励机制和动力机制，而资金投入不足限制农业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不能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导致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农民收入不高。只要这种相悖的现象继续存在，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就会愈来愈尖锐，并进一步削弱农业内在的发展动力。二是要正视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性质。90年代初实施的土地“双层承包”，特点是平均性、不变性和长期性。在一个集体经济组织（以村为单位）内，不得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和土地的农业用途，耕地失去了流动机制并限制作为农业资本因素进入市场。土地为农民公平占有，长期使用，制约扩大规模经营和专业分工。“小而全”单一产品结构的经营方式，劳动生产率低，产品销售批量小，生产和交易成本高，难以防范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三是农民科技文化素质限制了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谁是承载和发展产业化经营的主体？是掌握科学技术的农民群体。必须确立农户在产业化经营中的主体地位。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农村文盲半文盲占农村总人口的13.5%，小学文化程度占36.2%，初中文化程度占40.5%，就是说现今农村有90.2%的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有些知识和头脑的农民，一些又进城打工或从事第三产业。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过去40年培养了几十万大专学生，大部分进入国家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真正到基层从事农技工作的为数寥寥。农业是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产业，对于一个拥有8亿农民近3亿劳动力的农业大国来说，农民如不能成为科学技术的主载体，农业现代化乃至产业化将十分费力且欲速而不达。四是缺乏现代化工业支撑和资金投入。从理论上讲，农产品是一种资源短缺性的产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求日益多样化和高档化，农产品市场具有有待挖掘的巨大潜力和广阔的开发前景。但长期以来，我国工业无力“反哺”农业；农业的工业化水平基本上以提供初级产品为主，加工增值程度低，其价格又显著低于非农产品。不管理论上怎么讲，必须承认我国农业当今还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弱质产业，投资周期长，回收慢，产出率低，自然风险很大。这是造成资金不足和影响企业投资的不利一面。五是没有形成发育完善的农村市场机制。产业化农业实质上是市场农业。我国农村市场经济不发达主要表现为农村市场经济的主体不完善，市场体系不健全，调节能力差，农产品价格不高，等等，限制了农产品顺利进入商品市场。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我国提出发展农业产业化，并作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和新目标并不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获取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农业和农村经济深层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突出地表现为农业宏观管理体制和小规模农户经营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难以稳定、持续、协调发展。发展产业化经营无异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但是，根据国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特别是缺乏雄厚的经济和工业基础，更重要的是要突破传统体制和制度的束缚，建立起一整套新的有利于产业化经营的运行机制、组织体系和保障制度。因此，应该走一条符合国情的、有选择性的、分批分期稳定发展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路子。作者认为，笼统地提倡农业产业化，目标太大、太远、太原则，容易形成空泛的议论或号召。应该因地制宜发展各类形式产业化经营模式，重要的是把产品生产、加工、贮运、经销融为一体，使之成为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当前，农业产业化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1.依靠政策引导逐步扩大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现代化农业必须在精耕细作基础上走规模化经营的道路，实现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我国部分地区实施农田适度规模经营取得一定的成效和经验，但从发展产业化规模要求说，还有很大距离。可行的措施是把现行的土地承包经营农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口粮田，每户有份，收入自留，供作农民生息的主要来源；另一部分是经营田，招标经营，扩大规模，追求适度规模效益。经营田的产品在国家、农民、集体之间合理分配。我国学者设想全国经营田比重应不低于25%（相当于全国商品粮数量），争取30年后使经营田增加到55%以上，逐步解决农户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有必要在三权分离上做文章，即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经营权（或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动最终会形成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这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但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坚持条件、适度、多样、引导和服务的原则，建立激励与约束兼容的土地制度。特别指出，农业的问题主要还是依靠农业发展自身解决，产业化经营应是农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自发产生并积极要求实现的目标。2.努力培植区域性主导产业或称“龙头”企业。引导工商企业参与农业的开发与经营，把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联接起来，走扩大农业经营外部规模效益之路。确定主导产业，就是要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选择市场容量大、经济效益好的农产品作为开发重点。各地实践有两类主导企业：一是由政府扶植的龙头企业，开发具有本地资源优势的农副产品，可以称为“政扶企业”。第二类是大型工商企业进军农业，可以是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经营，可以称为“切入企业”。但要强调指出，真正的所谓“龙头”不是企业，而是市场，只有农产品或其加工产品在市场上实现商品价值，才算是完成产业化经营的周期。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是产业化经营的核心，防止利益结构的扭曲和失衡，特别是建立农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是巩固和发展产业化经营的重要因素。3.因地制宜，创造机遇，有选择地发展专业、行业或地区产业化经营。专业经营，指的是有广阔市场、较易形成主导产业的蔬菜、花卉、果品以至当地的名、优、特、稀产品；行业经营，指的是在农业生产中覆盖面较大的企业，如种子、机械、化肥、农药、塑膜、饲料等；地区经营，指的是沿海经济或交通发达的地区（或县市），通过建立各种形式的经营体系，如公司＋农户、企业＋农户、专业市场＋农户、开发集团＋农户等等，其共同特点是突破了所有制界限、行政区划界限、地区行业隶属关系以及城乡分割的体制，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以及城乡之间的优势互补。但要指出，当前这些经营模式多是松散的经济利益组合体，相比之下，农户处于被动地位，并无任何法律约束或组织规范。它是随着市场价格波动和各方经济利益变化而存在或瞬间消失。4.适应我国的国情和现阶段农业特点，应该重点发展和完善社会服务产业化体系，特别是在物资供应、科技服务、信息咨询乃至销售服务实行产业化经营，做好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把以农户为主体的经营活动与大市场连接起来，集管理、经营、服务于一体，建立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服务体系，社会服务产业化路子宽，范围广，限制少，不管东部西部，不限经济水平，规模可大可小，全国各地都可以搞起来。5.增加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培育和增强产业化经营内在动力。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一样，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还处在起始阶段，多是初级产品或原料生产，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国家对农业投入不足，比较效益低。国家应予以多方面资金支持。一是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包括国家、集体和农户的投入；二是从政策法规上给产业化经营充分享有人、财、物的配置使用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三是开拓市场，培育市场主体效能，增强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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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5466 【原文出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原刊地名】长沙 【原刊期号】199706 【原刊页号】13～18 【分 类 号】A2 【分 类 名】毛泽东思想研究 【复印期号】199801 【 标 题 】毛泽东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政治 【 作 者 】罗予超 【作者简介】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哲学系，副教授，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内容提要】 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紧密相关， 本文试从揭示毛泽东政治哲学的丰富内容与深刻内涵入手，揭示它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揭示它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思想理论遗产，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现实，无疑都具有丰常重要的意义。【关 键 词】毛泽东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背景理论/政治的观念原型 【 正 文 】 政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传统，从古至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代中国哲学家，基本上都是政治哲学家。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哲学的这一传统，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熟练地掌握、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加以发展。这就产生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规定和影响着当代中国政治的现实及其发展的方向的毛泽东政治哲学。毛泽东政治哲学概括地体现为以下一些基本观念：（１）实事求是，（２）阶级和阶级斗争，（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４）人民民主专政，（５）政治是统帅，是灵魂，（６）群众路线，（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将集中地考察这些基本观念，以揭示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深刻内容，及其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实事求是观念最典型、最生动地体现着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场。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人的思想、意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以最通俗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基本原理精辟地概括为四个字：“实事求是”。他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念，可以说是最精辟地把握住了哲学唯物主义的实质和要害。思格斯在论述唯物主义的实质的时候写道：“这就是说，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②。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解释， 和恩格斯的这个论述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念，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藉助于这一观念，我党制订了一条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路线。依据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观念和这样一条思想路线，我党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如何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既批判了教条主义，又反对了经验主义，从而为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念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方式以决定性的影响，使之成为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使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都深刻地懂得，要想在实际工作中不犯错误，就必须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给予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念以高度评价，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③邓小平的这段话，不仅是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念的高度评价，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观念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毛泽东政治哲学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观念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一些在经济上处于不同乃至根本对立的地位的社会集团。阶级的经济利益是他们最根本的阶级利益。阶级的根本的经济利益的区别，又决定了他们的根本的政治利益与政治态度的不同。要领导革命，指导现实的政治斗争，就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即要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它们可能采取的基本政治态度。由于社会阶级之间根本的经济利益与根本的政治利益的分裂与对立，阶级斗争也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为社会的发展所必须，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④。因此，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⑤毛泽东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我党和我国革命人民群众，在整个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紧紧地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牢牢地把握住了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成功地对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进行了阶级斗争，维护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阶级利益。但是，毛泽东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对当代中国政治也起过负面的作用。这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完成以后，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由于毛泽东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的作用和影响，使得我们未能及时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还在那里“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结果不仅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而且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空前浩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念，通俗而又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政治哲学在关于统治权的来源、关于国家政权的实质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毛泽东是这样表述他的这一观念的：“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⑥毛泽东的这一观念， 首先给予了一个政治哲学的老问题――统治权的来源问题――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对于上述问题，几千年来，政治哲学家们主要提出了两种答案：一种是神源论的，认为政治统治权来源于神。西方的君权神授论，中国的“天命论”（“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⑦），都属于这一派。另一种答案是， 社会契约论。认为统治权来源于某种社会契约，政府是自由的具有道德的人自愿同意的人为产物。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都是持这种观点。毛泽东对于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回答是，政治统治权既不是来源于神，也不是来源于任何社会契约，而是来源于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对比，而这种阶级力量的对比又最终表现为暴力、枪杆子的较量。这就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以最朴实的语言，对统治权的来源这个数千年的老问题所作出的唯一唯物主义的回答。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观念，还正确地回答了国家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是有组织的暴力的观点。毛泽东的这一观念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一观念中包含了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正确答案，从而使我们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找到了武装斗争这一中国革命的“法宝”。在我们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它又使我们牢牢地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个暴力机器，毫不留情地对阶级敌人行使专政职能，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一切复辟阴谋，一切破坏和捣乱。与上述观念密切相联系，毛泽东一方面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另一方面又依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观念。这一观念的基本内容是：将要建立的新的国家是人民自己的国家。人民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这两方面，对于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⑧。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观念， 是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观念的原型，它既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工人阶级是它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它的阶级基础，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规定了新中国的政体（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国家制度，完全是依据毛泽东的这一观念建立起来的。其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当然更是不可估量的。一切政治的核心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而国家政权的实质则在于它所体现的意识形态观念：国家是“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⑨。因此，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观念， 乃是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和要害。谁不了解这一观念，谁就不可能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在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是：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一方面，毛泽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建立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的集中反映。另一方面，毛泽东又特别重视和强调政治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和功能。虽然政治是对经济的反映，但它在社会生活中却处于主导性的地位，它要对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包括经济领域在内，实行调节、管理和控制。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要受到政治的调节、管理和控制，都是在政治的作用之下，在政治所建立的秩序之中来实现的。政治可以促进其发展，也可以限制其发展，可以使它朝这个方向发展，也可以使它朝那个方向发展。政治愈是强大、有力，它对社会的调节控制作用也便愈大。社会生活便愈要受到政治的控制。而如果政治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甚或处于瘫痪状态，那对整个社会来说，绝非福音。社会将因失去了政治的作用而陷于混乱，陷入如同霍布斯所说的那样一种人对人象狼一样的战争状态。正是基于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这样一种作用和地位，毛泽东认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同经济工作、同技术工作、同一切其他的业务工作相比，始终是占首位的。毛泽东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观念，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意义是，它使当代中国政治带有鲜明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色彩，使我党的干部和群众都深深地懂得，并牢固地树立起必须从政治上来思考问题，必须讲政治，必须特别重视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的信念。坚持这样一种信念，就使我们的实际工作始终遵循着无产阶级政治的大方向，而不会走到邪路上去。近年来，江泽民特别重视和强调党的领导干部要讲政治的问题。这是对毛泽东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观念的坚持，是完全正确的，必将对即将跨入２１世纪的当代中国政治发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基本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群众路线的观念。这一观念的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肉不可分割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方面，群众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群众才能成为一种自觉的、有组织的力量，才能发挥其创造一切的伟大力量；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又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从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出发来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以人民群众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并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好人民群众，还必须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要当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当群众的学生。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要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根本的认识路线和根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观念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使我党有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使我党在一切实际工作中都能够切实地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而且使我党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一条正确地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基本原则，使我党数十年来，形成了一种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血肉相连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我党深得人民群众拥护，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有着坚如磐石的基础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由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在任何一种政治哲学中，都有一个体现该政治哲学的政治理想，一个体现它的终极政治目的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念。在毛泽东政治哲学中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⑩毛泽东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政治哲学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无疑对当代中国政治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因为这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为之奋斗争取的根本目标，是规定新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基本理念。这种作用和影响应该从两方面来考察：首先，在毛泽东的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我国成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唯一真正幸福的时代”⑾，“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⑿新民主主义革命刚一取得胜利，我国革命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胜利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对于这一胜利的取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功不可没。其次，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过一些弯路，出现过一些失误。这主要是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所带有的某些特点相联系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的色彩。“大同”的社会理想，最早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近世康有为写了《大同书》，热衷于宣传这一理想。毛泽东很受他的影响。早年，他就说过：“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⒀。几十年之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⒁更有趣的是，１９５８年８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派人到河北徐水县，传达他的指示，要在那里搞共产主义试点，并把康有为的《大同书》连同《共产党宣言》一道推荐给当地干部学习⒂。这就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对毛泽东影响之深。第二，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与政治特征之间，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特征，意识形态特征，而较不重视它的经济方面、物质技术方面的特征。当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始终只抓阶级斗争，抓无产阶级专政，抓意识形态斗争，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的又只是所有制关系：仿佛社会主义就只是一种所有制，只要用行政手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那就是社会主义了。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毛泽东似乎缺乏明确的概念。因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也就带有某种平均主义与“穷过渡”的色彩，在这一观念起支配作用的时候，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大锅饭”、“穷过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现象，就绝不是偶然的。以上，我们对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及其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通过这一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毛泽东政治哲学具有在理论上博大而精深，在实践上又便于掌握、便于运用的特点。它的每一基本观念一经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所掌握，就立刻能够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能够转变为当代中国政治的现实。我们业已看到，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每一基本观念都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当代中国政治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找到它的观念的根源。毛泽东政治哲学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政治哲学的背景和内涵，是当代中国政治的观念的原型。例如，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我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都可以在毛泽东政治哲学中找到它的观念的来源和观念的原型。第二，毛泽东政治哲学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不了解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政治。著名政治学家Ｄａｎｔｅ Ｇｅｒｍｉｎｏ在论到政治现实和政治哲学的关系的时候说：“打个比方来说，实际的政治情况可以视为一幅巨画，设若吾人正立于此画之前，而透过政治学家的帮助，吾人想要对此画有更深入的了解。画中的前景，所描绘的是细微琐碎得令人难以捉摸的政治斗争――国内和国际间的斗争均包括在内。某些学者――吾人可称之为前景理论家，或科学家――帮助吾人辨清画中不同之景象与人物间的某些形态与关系。另外有些理论家――吾人可称之为背景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则促使吾人看透前景与整幅画的关系”⒃。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就正是这样一种必须用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现实的背景理论。只有通过这一背景理论，我们才能够对当代中国政治现实中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与Ｄａｎｔｅ Ｇｅｒｍｉｎｏ所说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现实的那种关系不同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不是那种与政治现实无关，不必对政治现实本身负责，只是简单地用来解释政治现实的理论。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不仅与当代中国政治密切相关，而且是当代中国政治的观念的来源。它不只是简单地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这样一种现实，创造了这样一种现实。第三，毛泽东政治哲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讲，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科学的、正确的，它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积极的；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充分肯定。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或由于对毛泽东政治哲学的观念、原则掌握、运用不当（例如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完成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又例如突出政治，突出到使政治同经济、政治同业务相分裂的地步），或由于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某些观念本身就带有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杂质（例如，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所带有的某种原始社会主义因素），毛泽东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政治中也产生了某种负面的作用和影响。这种负面的作用和影响正是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的改革的最重要的根源。邓小平最伟大的功绩，恰恰在于他提出并正确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恰恰在于他以天才政治家的过人的胆略和气魄，克服了毛泽东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所产生的消极的、负面的作用和影响。收稿日期：1997-06-30【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７５９页。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２２２页。③《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８２页。④《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８８页。⑤《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２４页。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５１２页。⑦《尚书・召诰》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１３６４页。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２３２页。⑩《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６４６－６４７页。11《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６４４页。1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６４７页。13《毛泽东早期文稿》，第８９页。14《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７１页。15参阅《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３８页。16［美］Ｆｒｅｎｄ １．Ｇｒｅｅｎｓｔｅｉｎ，Ｎｅｌｓｅｎ Ｗ． Ｐｏｌｓｂｙ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政治科学大全》第一卷），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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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民族军解放４个敌伪据点新华社曼谷５月２３日电据西哈努克亲王驻柬埔寨和亚洲私人代表处今晚公布，西哈努克民族军５月２１日攻占了暹粒省吴哥仲县的４个金边伪军据点。战报说，５月２１日，西哈努克民族军第３旅对该县的干博据点发动进攻，在与敌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激战后攻克了这个据点。同一天，民族军的第６、第８、第９旅也分别攻克了斯雷克万等３个据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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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中国女队获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冠军新华社大阪５月２２日电（记者梁金雄、姜占国）快讯：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今天在这里再次表现出坚强的实力，以３：０力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成为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首届盟主。中国队出场的３名选手是陈子荷、邓亚萍和乔红。三盘比赛的比分是：陈子荷２：０胜余顺福（２１：１９和２３：２１）；邓亚萍２：０胜李粉姬（２４：２２和２１：９）；邓亚萍/ 乔红２：０胜余顺福/ 李美淑（２１：１６和２１：１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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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2724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研究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52～59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05 【 标 题 】《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发展史上的意义 【 作 者 】高恒文 【作者简介】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 【 正 文 】 报纸的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有的甚至对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紧要的作用。例如北京的《晨报》，在“新月”派的历史上就具有特殊的意义，正是由于徐志摩主编该报的副刊，使“新月”派的诗歌通过报纸这种大众传媒，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它的前任主编孙伏园的离职，导致了《语丝》周刊的创刊，是“语丝”派散文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再如天津的《大公报》，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由吴宓主编，成为“学衡”派继《学衡》杂志的一个重要阵地；其后改由杨振声、沈从文接编，又成为“京派”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十分独特，因为它涉及到“学衡”派和“京派”这两个不同性质的文学流派，研究的意义将超出对这两个文学流派的讨论本身，具有超出文学之外的重要文化意义，对此当以专文讨论。本文将集中分析、讨论它与“京派”的关系。一“京派”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一系列不同性质的形成原因，在此不能作详细说明。但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1926年“新月”派文人南下到三十年代初该派文人北返北平，经过了分化、组合。以胡适为首的志在“议政”的知识分子创办了《独立评论》这样一个专门“议政”的杂志；而叶公超、闻一多等人则志在“学文”，组成了“学文”社并创办《学文》杂志。“学文”社的知识分子最后和前此创刊的《骆驼草》的成员互相融合，成为三十年代“京派”队伍和结构的主要班底〔1〕。《骆驼草》以周作人为首，是二十年代后期那场著名的文人南下大逃亡行动中留在北平的一批知识分子。“学文”社是由“新月”派分化而来的一个小文学团体，与陈源、徐志摩等人同属于英美留学出身的知识分子圈子，和《骆驼草》成员的文化个性、旨趣有所不同，并且因为二十年代中期的那场著名的“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争，双方在三十年代初虽然同处北平并同在北大、清华等大学共事，但影响它们进一步交往的人事上的阴影仍然存在，因而在三十年代初，这两个团体之间并无交往，也看不到联合的趋势――虽然两者此时同受“左联”的批判和攻击。真正促成《骆驼草》成员和“学文”社成员走到一起并最终成为构成“京派”的两支主要力量的，是杨振声、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杨振声和沈从文闻一多是1933年7 月结束在青岛大学的工作回到北平的。这可以看作1926年以后“新月”文人南下之后最后一批返回北平的重要成员。没有他们回到北平，叶公超、林徽因等1929年左右聚集到北平的知识分子，还构不成一个文学小团体，只不过是散兵游勇而已。杨振声、沈从文回到北平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易人，原主编吴宓被辞绝，换成了他们二人。但实际上，杨振声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而是由沈从文一人操持。也许是由于主编易人，《大公报》考虑到需要一批撰稿人，需要团结一批作者队伍，因而在沈从文主编该刊以后，基本上是每月一次由沈从文出面招集北平的文人聚餐，团结、联络作者，并征求办刊意见。沈从文为了广泛地取得北平著名文人的支持，每次招集聚餐，所请的文人并不拘于某一团体，也没有把副刊办成小团体（特别是由“新月”分化而来的那部分）的同人刊物的意思。于是，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朱自清等原来的《骆驼草》成员， 都是每次聚餐必请的常客。 沈从文是1933年9月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查周作人日记， 1933年9月10日记载：“（下午）四时往达子营三九（号）， 应沈（从文）君茶话之约，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作文事。”〔2〕从同年10 月开始，周作人的日记中，几乎每月都有出席《大公报》“文艺”副刊聚餐的记录。如10月22日，“午（和俞平伯）同往北海漪澜堂‘文副’之会，来者今甫、从文、废名、余上沅、朱孟实、振铎等共八人”； 〔3〕11月26日，“午往丰泽园应《大公（报）》‘文副’招，来者金甫、从文、平伯、佩弦、西谛、健吾、巴金、梁思成君夫妇等”。〔4 〕从11月以后，聚餐基本上都是在中南海的丰泽园。这种频繁的聚餐会，显然扩大了北平几个方面的成员的互相交往，促进了思想情感的交流，对于“京派”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虽然周作人与胡适、徐志摩等人自1926年“语丝”和“现代评论”之间论战后中断了交往已开始恢复，〔5〕但与在北平的其他“新月”派成员，都没有什么交往， 正是沈从文招集的聚餐会，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有了逐渐加深的交往和思想情感的沟通，甚至是消除了某种误解。典型的例子还是沈从文。沈从文的批评文集《沫沫集》是1934 年4月出版的，其中《论冯文炳》一文，对周作人及其影响的俞平伯、废名等人，颇有直接的批评。沈从文在文章中论及废名（冯文炳）创作风格上的变化时说：趣味的恶化，作者（按：废名）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散文揉杂文言文在文章中，努力使之在此等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在我觉得是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所谓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完全失去，代替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6〕这个批评是比较严厉的。从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这本文集出版时间来看，沈从文的这篇文章肯定是他1933年9月回到北平之前写的。 具体考证很繁琐，这里姑且从略。那么，我们可以从此文看出沈从文在回到北平之前周作人等人的批评的态度。但是，回到北平之后，沈从文对周作人等人从未发表过批评，并且有了同情的理解，或者说为之辩护。1934年，巴金从北平回到上海，发表了题为《沉落》的小说，“批评了周作人一类的知识分子”，〔7〕认为周作人、俞平伯、 废名等人的思想和文章都显示他们在追求个人趣味时的人生追求和态度的“沉落”。据巴金回忆：“（沈）从文读了《沉落》非常生气，写信来质问我：‘写文章难道是为着泄气？！’”〔8〕原因当然不是文学的创作问题， 而是对周作人等人的看法和态度问题，因为“周作人当时是《文艺》副刊的一位主要撰稿人，（沈）从文常常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从文认为我不理解周（作人）”。〔9〕由此我们不难看出， 沈从文对周作人等的态度和看法，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其实，巴金小说中的批评，和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的批评并不根本的分歧。沈从文所谓的“趣味的恶化”，不仅是指文学创作上的审美追求，同时也和巴金一样，指人生态度和“趣味”。因为沈从文在那篇文章中，称周作人的“普遍趣味”，来自“那种绅士有闲心情”。〔10〕而我们知道，“绅士”在沈从文的批评文章中，一直是个特殊的贬义词，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自称为“乡下人”。〔11〕并且，正如巴金所说，周作人一直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要撰稿人。1933年9月，沈从文刚刚接编该副刊， 周作人在第一期上就发表了《〈猪鹿狸〉》，是对日本作家早川孝太郎的《猪鹿狸》的书评。10月，周作人又在该刊第10期上发表了评清代李元《蠕范》的书评。二促进北平各方面的大学的文人、学者结成“京派”文学团体的直接事件，是1933年底沈从文在他主编的“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所引起的“京派”与“海派”的论争。〔12〕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并未使用“京派”和“海派”这两个概念，当他的文章引起上海作家的反驳时，沈从文才明确站在“京派”作家的立场上批评“海派”，并且给“海派”一词作了明确的解释。这就是《论“海派”》一文。〔13〕从沈从文的文章来看，“海派”并非一个文学团体或流派，而是指上海文坛的不严肃的创作态度和商业化的文学风气，涉及到上海所有的不同性质的文学团体或流派。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这篇论文中，仍然没有使用“京派”一词，而是和他在此前后的有关文章一样，用“北方的作家”来代称北平的作家（以北平为中心，包括与北平文坛有联系的平津一带的作家）。“京派”这个概念是上海作家在反驳沈从文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和“海派”一词有所区别，上海作家文章中的“京派”是有明确的所指的，而非对北平作家的统称（或泛称），也不是指一种创作态度和文坛风气，而是有具体人物的。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是鲁迅在1934年初发表的著名文章《“京派”与“海派”》。〔14〕鲁迅和所有参加这场论战的作家各占一方（“京派”或“海派”）来立论不同，而是仿佛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以超然的态度对“京派”与“海派”各打五十大板，都持批判态度。他们著名结论是：“京派”“近官”，是“官的帮闲”；而“海派”“近商”，是“商的帮忙”。鲁迅对“海派”的批评，论点和沈从文一样，因为沈从文在《谈上海的刊物》一文中〔15〕，就是对上海文坛上的商业作风和习气的明确批判，是其《论“海派”》一文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但是，鲁迅对“京派”的批评，却令人奇怪，因为众所周知，“京派”作家并不“近官”，而是身在大学的典型的自由派作家，不依附任何政治团体与政党。其次，鲁迅在这篇文章所谓的“京派”，主要是指胡适等《独立评论》的成员。〔16〕直到1935年发表《“京派”和“海派”》，鲁迅才明确地以“京派”来指周作人等文人。〔17〕这样，鲁迅有意将“海派”一词外延和内涵缩小为指称“左联”以外的作家，相反，在使用“京派”这一概念时，却将外延和内涵扩大到包括以胡适为中心的《独立评论》杂志的那批并非文人、与文学关系不大的“议政”的学者。对此，只要我们阅读一下当年与鲁迅有直接交往的曹聚仁的文章，就可以进一步明白这一点。曹聚仁在《北平与上海》一文中说：京派教授的领导者梁启超、胡适赶忙开国学书目，叫青年转向古书堆中去。近来以新考证、新考古学驰名的大教授已成京派重心了。京派教授对统治阶级说：“听你们做去罢，我们只管我们的学问。”京派教授的另一途，由教授而得名，办一个什么“评论”之类（按，此处暗指《独立评论》），有建议，有批评，有注解，时价相合，可以成交。是则统治阶级方爱护之不暇。〔18〕曹聚仁论“京派”，和鲁迅一样，都是从政治态度与立场上着眼，并且是指“京派”文人以外的“教授”，虽然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废名、叶公超、沈从文以及年轻一辈如“汉园三诗人”（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人，有的也埋头“只管我们的学问”，但基本上是“只管我们的文学”的文人，而不是曹聚仁所谓的“非谈学问不可”的“京派教授”。〔19〕但是，在其他上海方面的批评文章中，“京派”是文学范围的概念，是指身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学院中的文人（或称学者式的文人）。所指比鲁迅、曹聚仁文章中的这个概念要明确得多，范围也小得多，更符合当时这场论争在文坛上发生的性质。这是文学史常识，不必一一举例证实了。这样，由于争论，北平的周作人、沈从文等作家便被统称为“京派”，并且共同面对“海派”作家的批评，特别是来自“左联”的激烈批判。在此之前，周作人等《骆驼草》成员，曾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新月”派作家也曾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徐志摩去世后不久，《新月》从上海移到北平由叶公超主编，直至1933年6月停刊）， 被“左联”视为不同性质的文学团体。但自从1933年底引起的这场“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之后，这两个小的文学团体，就被视为一个大的文学集体，并且一同受到批判。也就是说，此后这些成份并不完全相同的学院中文人，将共同面对来自“海派”的批评或批判了。而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既挑起了引人注目的“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并除了自己的几篇批评“海派”的文章之外，还发表相当数量的这方面论争文章，使该刊无形中被视为“京派”的一个阵地，同时，沈从文又在该刊上大量发表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中心的北平学院中作家（包括刚从该校毕业的学生，如“汉园三诗人”）的作品，也使得这些作家被文坛上视为“京派”成员。虽然“京派”并无具体的组织形式，但因此被作为一个集体的“京派”，而事实上，包括我们这里讨论的这个原因在内，各种复杂因素的结果，北平的这些作家也确实“无形中形成一个小圈子”而存在。〔20〕直到1937年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京派”才有了真正的自己的同人刊物，并集体登场亮相。所以，朱光潜曾说：他（按沈从文）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21〕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早在《文学杂志》创刊之前，1933年9 月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始，该年底由他引起的“京派”与“海派”论争，“京派”这个概念已出现，“京派”作为一个文学集体已开始形成。这也是上文的讨论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三1934年的那场论争之后，《大公报》“文艺”副刊进一步扩大了“京派”的社会影响和文学创作的实绩。下面，我们试图通过两件事，来说明这一点。事先应当说明的是，这两件事都是由萧乾继沈从文之后接编该刊的期间内发生的。萧乾1935年6月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 早在毕业之前，他的作品就经沈从文之手发表在该刊之上了，并经沈从文的引荐、介绍，成为林徽因家中的那个“京派”著名沙龙――“太太的客厅”――的座上客。〔22〕萧乾接编该刊后，编辑方针仍然秉承沈从文的意图，是在沈从文的支持之下编辑该刊的，甚至每月一次的招集北平作家聚餐，也仍然由沈从文出面招集。最初，萧乾只负责编辑《大公报》的“小公园”专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沈从文才放心地将“文艺”副刊交给萧乾编辑，自己作为幕后参谋，帮助筹划。〔23〕萧乾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书评研究》，〔24〕对书评的兴趣，使得萧乾大胆地在“文艺”副刊上开辟“书评”专栏，并将这个专栏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很大。〔25〕我们所要讨论的与“京派”有关的第一件事，就是该刊的“书评”栏目的影响和意义。在“书评”专栏持续发表书评文章的，首属署名刘西渭的李健吾。李健吾毕业于清华大学，三十年代初从法国留学回国，他的一篇论福楼拜的论文受到林徽因的称赏，因此与“京派”文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1934年以后他任教于上海的暨南大学，仍然与“京派”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被视为“京派”成员。李健吾在“书评”专栏发表的书评文章，1936年结集题为《咀华集》出版，影响很大。〔26〕这些书评文章，除评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和《神・鬼・人》、评罗皑岚的《苦果》等三篇之外，其余的八篇文章，都是对“京派”作家的新作的评论。李健吾尤其表现出对“京派”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的巨大热情，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称赏，对他们的新作――大多是第一部作品集，一一品评。这些评论的作品是萧乾的小说集《篱下集》、卞之琳的诗集《鱼目集》、李广田的散文集《画廊集》、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等。虽然这些“京派”年轻作家已经以单篇作品受到文坛的注目和好评，但李健吾对他们第一本作品集的热情褒扬，无疑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文坛上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健吾对卞之琳和何其芳的评论，引起了作者的反批评，特别是卞之琳，他和李健吾在“文艺”副刊上反复讨论，是当时很引人注目的。尽管李健吾的评论，总的是持肯定的态度，但卞之琳、何其芳还是对李健吾文章中个别论点持不同意见，毫不客气地撰文反驳。针对李健吾的文章中的“没有内容”的批评，卞之琳虽然有些恼火，进行了一番批驳之后，颇为负气地说：“总之，随便人家骂我的作品无用，不合时宜，颓废，我都不为自己申辩，惟有一个罪状我断然唾弃，就是――斩钉截铁的‘没有内容’。”〔27〕只是这种讨论，是在严肃认真的态度与气氛中进行的，虽有负气的成份，但并不伤和气，卞之琳和李健吾在讨论之后，仍然是好朋友，1936年卞之琳南下经过上海，还曾在李健吾家中小住。〔28〕李健吾的这种对“京派”作品评论的重点，使他仿佛成了“京派”文学成就的宣扬者，或者说是“发言人”，及时地向“京派”之外的文坛报道了“京派”的文学成就，并及时向文坛推荐“京派”年轻一代作家，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书评”专栏并非专门评书，实际上也以相当的篇幅评论单篇作品。林徽因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发表在《学文》创刊号上，由于杂志发行量较小，因而虽然这篇作品在“京派”内部颇有影响，但外界并不一定知道这篇作品。李健吾在“书评”专栏里特意发表了一篇专评，满腔热诚地称赞这篇作品。李健吾说这是一篇“最富有现代性”的作品，“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29〕李健吾的分析还是指出了《九十九度中》的意识流的艺术特征，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这个术语；措辞不尽准确（这是李的评论文章的特征或通病），但所谓“现代性”的判断还是准确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书评”专栏开展了对曹禺新作《日出》的集体评论，分两期刊发了不同作者的十五篇评论文章。〔30〕作者中既有“京派”作家，又有茅盾、巴金、荒煤等左翼作家，一致公认《日出》是一部优秀作品。这次集体性的大规模的专评一篇作品的活动，不仅扩大了《日出》的社会影响，同时也扩大了“书评”专栏的社会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刊发“书评”文章，早在沈从文主编该刊时，已经开始，但确实是对“书评”特别重视的萧乾，进一步专门开辟专栏，把这种评论当作一种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且，《大公报》“文艺”副刊也因此培养了“书评”作家。常风就是“京派”年轻作家中专写“书评”的批评家。到1937年为止，常风写了相当数量的“书评”文章，大都发表于该刊，并于四十年代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文集、同时也是专门的“书评”文集《弃馀集》。常风的“书评”，体现了明确的“京派”的文学立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评论虽然不象李健吾那样主要以“京派”作家的作品为评论对象，但是，常风明显表现出对“京派”作家作品的称赞，而对“海派”作家的作品，常常直言不讳地指出艺术上的缺点和不足。例如他对茅盾的《子夜》、《泡沫》等作品，基本上持否定的意见，认为艺术上是失败的。〔31〕对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常风也有严厉的批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常风认为巴金“完全受了他的热情的围困”，“忘记了小说并不是历史或传记”；并引述了巴金在《爱情三部曲》再版时所写的长篇“总序”中的自述写作和重读时“流出感动的眼泪的几段文字”，批评巴金忘记了“小说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是艺术”。〔32〕我们知道，在常风此文之前，李健吾也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过批评《爱情三部曲》的书评，观点和常风相近，受到了巴金的反驳；〔33〕在常风此文之后，朱光潜发表了《眼泪文学》一文，虽然不指名但却同样引述巴金关于自己流了眼泪的自述，给予批评，观点也和常风基本一致，同样受到巴金的反驳。〔34〕常风的这篇文章却没有引起巴金的反应，原因颇难推断；这篇文章亦未引起巴金研究者的注意。总之，常风的文章体现了他更重视文学的艺术性，并将此视为文学的首要原则。这也是“京派”的共同的文学观。其次，1934年前后的“京派”与“海派”论争，“京派”作家除沈从文之外，几乎一致保持沉默。原因恐怕是在“京派”作家看来，沈从文批评意见是正确的，没有必要再卷入论争，表现出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不屑置辩。〔35〕只有常风在一篇文章中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对“海派”持批判态度。在评张天翼的短篇小说集《反攻》时，肯定了张天翼的艺术成就，却认为“张天翼君即或有一时被称为‘海派’作家，他却‘别’有一副面目”，因而也就批评了“海派”。下面一段话，更明确地对“海派”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近年来北方文坛比较的消沉，南方文坛却有相当的昌旺。许多有名而热闹的争辩都发生于南方，北方的作家简直不曾过问。有些与文坛消息相辅而行的文坛相骂的文章，在北方的人有时就看不懂。讲到“幽默”文学和小品文，那更是南方正应景儿的玩艺儿。〔36〕语调中有严厉的讽刺，措辞和内容都容易让人想到沈从文在批评“海派”时所说的话。所谓“南方文坛却有相当的昌旺”，不过是讽刺“海派”只是互相谩骂而不从事严肃的文学创作，或者只是“应景儿的玩艺儿”；所谓“北方文坛比较的消沉”，实则是说“京派”作家的严肃的创作态度和文坛上的纯正的风气。这显然是站在“京派”立场上对“海派”的批评，和沈从文完全一样。我们所要讨论的有“京派”密切相关的另一件事，就是1936年底《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评选活动。这次评奖活动，是《大公报》为纪念该报复刊十周年而举行的纪念活动，同时还有“《大公报》科学奖金”的评奖活动。〔37〕我们先看文艺评奖委员会的组成。这次活动由于具体工作由萧乾负责，因而评奖活动会的构成成员，大部分是“京派”主要成员。共有十人组成：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凌叔华、沈从文。〔38〕也许考虑到评委要代表各地、各方面的意见，才有了叶圣陶、巴金、靳以三人。从这个名单显然可以看出，“京派”作家是评委会的主要力量。事实上，评选活动主要在北平进行，叶圣陶、巴金、靳以，以及李健吾、凌叔华只有书面意见，评奖结果是由在北平的“京派”作家反复讨论而产生的。据熟悉内情的卞之琳回忆说，正是由于林徽因的推荐和游说，何其芳的《画梦录》才获奖的。评选结果是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曹禺的话剧《日出》和卢焚的小说集《谷》获奖。这三位作家都是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者公认的“京派”成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评奖活动是“京派”作家主持的，并且是“京派”作家获奖的文艺活动。与此同时，为了配合这次纪念活动，萧乾还请林徽音编选了一本《大公报文艺丛刊1・小说选》。 因为都是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作品中选出的作品，所以“京派”作家的作品占入选的25位作家的30篇作品中的绝对多数。〔39〕总之，1936年的《大公报》的上述文艺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京派”的社会影响，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京派”文学的部分成就（评奖只限于1936年发表的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的良友图书公司也进行了“文学奖金”的评奖活动。评委是蔡元培、郁达夫、叶圣陶、王统照、郑伯奇等人，与“京派”无关。评奖结果是左兵的《天下太平》和陈涉的《像样的人》两部小说获奖，也与“京派”无关。有意味的是，常风在1937年7月写了一篇书评，评《天下太平》。 针对良友的广告中宣传《天下太平》“是从许多应征文稿中最先也是最后被评判先生认为值得获奖的一部”，常风分析的结论是这部作品完全是失败的作品，十四五万字几乎“只留下个概念”，即“概念化”的失败之作。常风文章开头特意将《大公报》“文艺奖金”和良友图书公司的“文艺奖金”相提并论，认为是“今年我们出版界两件值得纪念的事”。〔40〕这样，常风显然是对良友图书公司“文艺奖金”评奖活动的一个讽刺，褒贬十分分明。注释：〔1〕参阅拙文《京派：备忘与断想》，载1995 年《文艺理论研究》第四期。〔2〕〔3〕〔4〕《周作人日记》下册，P487，P508，P526， 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5〕参阅周作人1929年8月30日致胡适的信，及同年9月4日胡适复周作人的信，俱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P538-539，P541-543，中华书局，1979年版。又，参阅周作人《悼志摩》，载1932年3 月《新月》第四卷第一期。〔6〕〔10〕沈从文《沫沫集》，P6-7，P2，上海大东书店， 1934年4月版。〔7〕〔8〕〔9〕巴金《怀念沈从文》， 引自《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P8， 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11〕参阅沈从文《水云》等文章，见《沈从文文集》第十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12〕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载1933年10月1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最早反驳此文的，是苏汶（杜衡）的《文人在上海》一文，载1933年12月《现代》第四卷第二期。从此，论战正式开始。〔13〕载1934年1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14〕载1934年2月3日《申报》“自由谈”副刊。〔15〕载1935年8月18日《大公报》“小公园”副刊。〔16〕参阅拙文《鲁迅论“京派”“海派”》，载1997年《鲁迅研究月刊》第七期。〔17〕载1935年5月5日《太白》第二卷第四期。〔18〕〔19〕收入1935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曹聚仁散文集《笔端》。本文引自《曹聚仁杂文集》P50-51，P51，北京三联书店，1994 年版。〔20〕〔39〕卞之琳《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载1989年《新文学史料》第三期。〔21〕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载1980年10月《花城》第五期。〔22〕参阅萧乾《一代才女林徽因》，见《负笈剑桥》，P35-46，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版。〔23〕〔25〕参阅萧乾《我当过文学保姆》，见《萧乾文学回忆录》，P67-92，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又，朱光潜1937年编《文学杂志》时，有意吸取《大公报》“文艺”副刊开展“书评”活动的经验，重视发表“书评”文章，并请当时专写“书评”的常风作为他的编辑助理。参阅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一文，见《逝水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24〕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26〕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是巴金主编的一套大型文学丛书中的唯一一本批评文集。其中的文章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时，影响很大，参阅卞之琳《追忆李健吾这匹“快马”》，载1990 年6月《新文学史料》第三期。〔27〕卞之琳《关于〈鱼目集〉――致刘西渭先生》，载1936 年5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28〕参阅卞之琳《追忆李健吾这匹“快马”》，出处同注〔27〕。〔29〕刘西渭（李健吾）《咀华集》，P66-67，花城出版社，1984年重印本。〔30〕分别载1936年12月27日和1937年1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31〕常风《茅盾〈泡沫〉》，见《逝水集》，P151-154，版本同注〔23〕。〔32〕常风《巴金〈爱情三部曲〉》，引自《逝水集》P140，P144，版本同注〔23〕。〔33〕刘西渭《〈爱情的三部曲〉》和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作者自白》，均收入《咀华集》。〔34〕朱光潜《眼泪文学》，载1937年1 月《大众知识》第一卷第七期；巴金的第一篇反驳文章《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载1937年4月《中流》第三卷第三期。此后两人各有几篇互相争辩的文章发表，此处不一一注明。〔35〕1935年4 月鲁迅在《“京派”和“海派”》一文开头即说：“去年春天，京派大师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小小的回敬了几手，但不多久，就完了。”出处见注〔17〕。〔36〕常风《张天翼〈反攻〉》，引自《逝水集》，P122，版本同注〔23〕。〔37〕〔38 〕见1936年9月3 日上海版《大公报》所载的关于两项评奖的“启事”。〔39〕参阅《大公报文艺丛刊1・小说选》，1936年8月，天津《大公报》社出版。〔40〕常风《左兵〈天下太平〉》，引自《逝水集》，P172-173，版本同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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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1-881 【原文出处】人民日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90816 【原刊页号】①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199908 【 标 题 】李鹏听取全国人大机关“三讲”教育情况汇报指出 “三讲”教育必须突出讲政治这个核心【 正 文 】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8月10 日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三讲”教育进展情况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李鹏说，中央决定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中，集中一段时间，以整风的精神开展“三讲”教育，这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一个多月来，全国人大机关的“三讲”教育是按中央要求进行的，进展情况也是好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央巡视组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深入，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现在人大机关的“三讲”教育已经进入自我剖析、听取意见阶段，这是整个“三讲”教育的关键阶段，要求高、任务重，而且马上又要召开常委会会议，工作头绪很多。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处理好各方面工作的关系，做到“三讲”教育和日常工作两不误、两促进。李鹏强调，要搞好人大机关的“三讲”教育，关键是深刻领会、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在建党78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央关于“三讲”教育的各项要求，不断加深对“三讲”教育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李鹏说，人大机关工作的政治性很强，“三讲”教育必须突出讲政治这个核心。要在人大工作中牢牢树立党的领导的观念，自觉地把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辩证地统一起来。立法工作不能就法律谈法律、就立法谈立法。法律是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人大的立法是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变为国家的意志，充分体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立法工作要借鉴外国的经验，但不能机械地照搬外国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立法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符合中国的国情，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大的立法工作还要牢牢树立群众观点，充分走群众路线，一些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法律，要公布草案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人大是人民选出来的，整个人大的工作要对人民负责，并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也是在人大工作中讲政治的重要体现。李鹏指出，全国人大每五年换一次届，常委会组成人员、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变动往往比较大，但人大工作是有连续性的。这就对人大机关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机关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工作水平如何，对整个人大工作都有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次“三讲”教育，使机关干部在坚定理想信念、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和大力弘扬正气等方面收到实际效果，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纪律上都有明显的转变，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使机关有一个新的面貌、新的风气、新的姿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工作中。在谈到“法轮功”问题时，李鹏说，我们和“法轮功”组织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政治斗争。对于每个机关、每个单位来说，关键不在于有多少人练过“法轮功”，而在于对“法轮功”问题有没有清醒的认识，有没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法轮功”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我们要通过这件事举一反三，切实加强对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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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3-5599 【原文出处】社会主义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603 【原刊页号】41-43,6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 作 者 】张永强 【复印期号】199608 【 标 题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 【 正 文 】 一政治参与是指公众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围绕国家政权展开的活动。政治稳定是指一国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稳定的政权性质、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三个不同层次的范畴。在剥削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为了维护自己既有的剥削利益和更加残酷地剥削被统治阶级，他们把建立绝对的政治稳定作为自己的目标。为了政治稳定，统治阶级对公众实行了严厉的政治控制，排斥公众政治参与的要求。这种以牺牲社会发展和进步为代价的稳定，是极其脆弱的稳定，一旦专制统治和停滞的经济超过了社会承受的极限，一个貌似稳定的社会必然被公众高涨的政治参与（如暴动、起义等）所瓦解。社会主义第一次实现了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国家的主人是全体人民，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方面要求参与政治，管理国家事务；另一方面要求政治稳定，保证自己参与权利的实现和利益的获得。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也出现过政治发展中的高度集权以及独断专行的政治体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参与的发展。同时，在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下，国家作为唯一的利益主体，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利益分配和利益调节。这样的利益格局和利益机制容易把党和政府推上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风口浪尖，使自己置身于矛盾的焦点，在驾驭和协调利益矛盾冲突中不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氛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对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生活中要求体现等价交换的平等原则和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以及在相互合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竞争原则。经过改革发生了变化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势必要求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在选拔人才、任用干部等方面，理应体现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民主原则。对政治决策，公众理应有更多参与机会。同时公众还要形成对政府人员的监督机制以防止政治腐败，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社会的动荡。没有参与监督，无疑会挫伤一大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会引起人民群众的抵触情绪，从而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多种经济并存，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外资企业、私人企业和个体经济。各种经济利益主体在政治上会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在政治上必须要求有表达他们愿望的正常途径。对他们正常的要求，要在政治和法律上肯定，从而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对他们的不正当的要求和愿望应加以限制和制止，从而避免他们无理要求的扩张和泛滥，使政策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防止忽左忽右，以利于政治的稳定。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会带来利益市场化的结果，这一结果对3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影响也很大。具体讲利益市场化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表达的自主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它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打破了社会利益平均化的状态，造成了公众之间的利益差别，于是，各个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积极介入政治，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影响政治生活，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这样必将促进政治参与的不断发展。同时，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一种平等关系，市场经济尊重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能够清晰自主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既要对自己实际利益有一个客观估计，又要对其它利益主体状况有一定了解，在此基础上，利益主体就可顺畅地表达其要求，这对政治稳定起着“安全阀”的作用，使社会中矛盾和冲突的能量不断有序的排放而不致积累。其二，利益差别适度化、公开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力之一，就是用利益差别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利益差别太小或者呈隐性态势，就很难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差别太大或失控则会激化矛盾，影响政治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利益差别产生的后果：一是有适度的差别。在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先富刺激后富易引起人们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公众的参与程度和水平。同时先富帮助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又保证差别不致出现两极分化，保持政治稳定。二是有公开化的差别。公开化的差别，有助于激发利益群体之间、劳动者之间的积极性、减少相互之间猜疑、攀比，把利益竞争导入合理有序的参与规范内，成为促进政治参与的推动力，有序的政治参与又可以成为政治稳定的保证。其三，利益分配、调节手段的经济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在利益分配、调节过程中，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实行货币分配形式。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实际上是对劳动者付出劳动热情和劳动成果的一种鼓励和确认，这种“劳动本位”必将破除“官本位和权力本位。”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得到市场和社会的承认，获得相应利益，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才有了取之不尽的动力源泉。二应当承认，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一方面，有效的政治参与离不开政治稳定。只有保持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才能有秩序有步骤地建立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以适应人们不断增强的参与要求，离开政治稳定，只会使政治参与建设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也离不开有效政治参与的发展。只有通过政治参与不断向政治体系输入公众的要求，才能使政治体系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输出相应的政治产品，满足公众的要求，有效的政治参与可以兼容并蓄各种利益集团、政治团体、利益个体的政治经济要求，避免由非法参与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反之，离开有效政治参与的政治稳定，由于得不到公众的感情支持，这种稳定必将是脆弱的和短暂的。然而，政治现代化的理论告诉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并不存在必然的相互促进作用。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盲目扩大政治参与只会导致政治动荡。就我国目前的状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由于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尚未彻底转变，对实现广泛政治参与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对所要建立的新体制心中无数，公众在政治参与中易产生盲目的破坏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有人就认为以前存在的统统不合理，都应当否定，推倒重来，把政治参与看得简单化、理想化，导致对参与的期望过高，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幻想在短期内使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走向科学化，立即消除腐败、分配不公，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和政治地位。过高的期望值一旦得不到相应满足就产生社会挫折感和对政府的不满，有的甚至不顾法律、法规，感情用事，破坏社会秩序，引发政治不稳定。其二、各利益主体政治参与愿望增强与制度化参与渠道相对匮乏会引起政治不稳定。一般来说，政治参与可以使政治体系及时调整公众的利益要求，缓和社会利益集团对于社会分配的不满情绪，增加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但是它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系统的稳定，因为“任何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要保持政治安定，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也必须随之提高”〔1〕。 如果政治体系不能向公众提供畅达的利益表达通道、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和个体政治参与的渠道，社会公众就会转向制度外的渠道如暴动、罢工、骚乱等方式表达其利益要求，向政治体系施加外部压力，酿致政治不稳定。目前，我国也正处于这种困惑之中，一方面社会利益关系调整造成的利益群体和个体在分配上的不均衡极大地触发了社会公众利益表达的愿望和政治参与的热情；另一方面政治体系改革的成果还不足以使政治体系的民主性和开放性达到能容纳各种社会利益群体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要求。两者作用的结果是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三，政治参与的高指向和低指向的反差易引发政治不稳定。就当前我国公众的政治参与而言，参与往往指向国家决策，而对参与主体身处其间的基层社区、单位反而注意不够，参与不足。由于国家层次的政权机构运转复杂，决策与施政受多方面因素制约，许多公众参与经验不足，初涉政坛，就跻身这种高水平的参与时容易产生无所适从感，造成秩序的混乱。在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过程中，由于各个社会成员所处的阶层、思想水平、认识能力、价值观等各不相同，因此看法也不尽相同，事实上大多数人不愿表露自己的主见，而是随大流。在某种政治环境和外力的强制下，还可能违心地“赞同”以至支持某种错误观点。这种随大流无主见，忽东忽西的大规模参与，往往会引发惊人的动乱。三以上分析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一方面要求人们辩证把握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关系，因为两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和政治动力；另一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也有某些自发、盲目的因素，不能不成为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障碍因素和制约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不可能仅仅靠市场手段加以消除和减少的，还必须以政治、法律、文化等手段来加以克服和避免，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协调发展。具体讲，当务之急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其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改变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必将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严重贫困的群众根本无法获知公共事务的足够信息，对公民事务进行有效的讨论。”〔2〕只有使公众获得相对的生活满足，才会关心政治。 同时，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较大改善后，在其生活相对安逸富足的基础上，公众就不会再把政治愿望，利益要求寄托于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转而支持政府改革方案，谋求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力图通过合法民主渠道满足自己的要求。反之，如果抑制市场经济，以中断发展的代价来换取稳定是不可取的，只会导致经济萎缩、政治停滞。其二，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扩大引发的政治不稳定，主要原因是社会中缺乏相应的制度保证，难以吸纳社会中突然增加的政治要求。为此，必须加强政治参与方面的立法，把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其规范化，消除非理性参与可能导致的动乱因素。当然，制定有关的法律制度只是实现稳定的第一步，如果这些制度得不到很好贯彻，政治稳定仍然只是一句空话，因此，还应加强法律、制度的操作性建设，尤其应对违反和破坏制度者给予必要的惩罚，防止制定的法律、制度成为一纸空文，为此必须训练一批高水平的执法队伍，用执法者的严肃执法保证政治生活的有序进行。其三，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大致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需要的文化氛围：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但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积弊不可能彻底消除，尤其是政治冷漠和政治急躁两种政治情绪对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危害极大。政治冷漠和政治急躁是传统社会小农经济与专制政治共同作用的产物。政治冷漠使人们只注意个体的实利，政治参与缺乏感情支持，政治急躁则使人们过分热衷于政治，而当某些不合理的政治参与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则容易诱发政治偏执感和政治过激行为，导致政治不稳定。为此，必须加强公众的政治文化教育，培养理性的公民，逐步使公民树立制度意识、守法观念、政治责任感以及理智的判断力。对公民政治教育采用灌输、说服诱导和一定程度的惩罚手段是必要的，应动员学校、企业、机关、团体以及其它社会结构共同发挥作用。〔1〕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9页。〔2〕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1页。（作者单位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队）[责任编辑 项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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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273 【原文出处】理论探讨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199804 【原刊页号】14～20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199809 【 标 题 】论我国现实政治发展中的矛盾及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 【 作 者 】包心鉴 【作者简介】包心鉴 作者单位及职称：山东省社科联 研究员 济南 250002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矛盾的根源在于：利益结构多元化，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差异性，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我国现实政治 发展中的矛盾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选择，主要表现在：民主与集中的矛盾，民主与法制的矛盾，执政党内部的矛盾，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 正 文 】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系统中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必要性，决定于两大方面因素：一是以经济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迫切地提出了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的党对管理体制和政治运行系统的要求；二是以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政治发展自身的矛盾，内在地把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位置上来。社会矛盾是社会变革的根本依据。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必要性，直接地发源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矛盾运动。而深入地研究我国现实政治发展中的矛盾运动规律，对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矛盾，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重要内容，又是集中表现。从这个意义说，只要基本矛盾存在，政治矛盾也就不会消失。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矛盾长期存在的具体根源，则表现在多方面：首先，利益结构多元化，是社会主义政治矛盾的经济根源。在我国现阶段发展市场经济，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必然呈多元化状态：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前提下，必须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进一步促进生产力；在坚持按劳分配基本制度前提下，必须实行多种社会分配方式，以进一步调动各方面劳动者的积极性；在坚持共同富裕总原则前提下，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多元化，从总体上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而也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巩固，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多元的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对政治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复杂的影响：国家行政管理既要适应经济结构多元化的需要，简政放权，放开搞活，又要有利于宏观政策的集中统一和国家调控能力的增强，这就是一种矛盾；既要维护和加强执政党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统一领导，又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防止和克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现象，这又是一种矛盾；把商品交易原则带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从而导致权力商品化等腐败现象，这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种政治矛盾。如此等等，都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矛盾不可忽视的经济根源。其次，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差异性，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矛盾的社会根源。政治行为大致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国家（在我国，执政党与国家机构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联系，因此党的领导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公共权力的特点）对经济、社会管理的行为，它主要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再一类是公民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它主要涉及公民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显然，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国家对经济、社会的管理，还是公民个人从事经济、社会活动，在相当大程度上都带有政治行为性质。公民一定的政治行为，直接决定于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在我国现阶段，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即对政治的理解和认同程度不尽一致，因而公民的政治行为也就表现为多样性和差异性。例如，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要求，在现阶段就表现为参差不齐状态，人们的动机很不一致：有的人是出于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念和行动来影响政治上层建筑，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有的人是出于本身某种利益需要，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来使党和政府注意到他们的要求，实现自己的利益；有的人则是简单地出于对现实生活中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现象的义愤，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来消除不平等。如此等等不尽相同的政治动机以及由此生成的政治行为差异，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就有可能酿成某种政治矛盾甚至冲突。再次，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矛盾的阶级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已经消亡，但是剥削阶级残余依然存在；同时，由于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小生产意识的积淀以及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在市场经济过程中还会滋生新的剥削阶级分子。剥削阶级分子对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干扰和破坏，既是我国现阶段政治矛盾一个方面的重要表现，也是政治矛盾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根源。我国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矛盾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选择，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类矛盾中：第一，民主与集中的矛盾。民主与集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矛盾的一种主要内容。这一矛盾的状况和发展趋势，既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巩固和执政地位，又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总体而言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而没有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全党全国人民的统一意志，那样自然也就很难保证和促进民主顺利发展。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根本目的是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还是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都由于充实了新鲜内容而得以新的巩固发展，但同时在实际生活中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分析指出：“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分析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民主和集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薄弱环节，这是民主与集中的矛盾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表现。一方面，民主不够的问题严重存在：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还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些党政领导层中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甚至公然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为所欲为；权力监督、制约制度还不完善，少数党政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利欲熏心，权欲膨胀，利用手中权力介入经济活动，进行不等价交换，以权经商，以权谋私，导致严重的腐败现象和经济犯罪行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民主制的最严重破坏；同时，公民民主素质的增长和民主能力的提高程度，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要求相比较，还存在不小的差距，甚至在某些范围和某种程度上出现民主萎缩现象。总之，无论是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来说，还是从广泛的社会生活来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主不够的问题。推进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生活民主化，切实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尚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非常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集中不够的问题也严重存在：有的人以为实行市场经济，就可以不要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集中，或者以为强调集中统一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有的地方和部门，对中央的某些决策执行得不够有力，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的地方党政领导机构，对新形势、新情况缺乏驾驭能力，软弱涣散，导致严重的分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甚至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现实生活中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不同程度地同时存在的现象，深刻警示我们：在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矛盾，坚持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健全民主集中制，而绝不能削弱和放弃民主集中制。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民主与集中的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不仅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对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暂时低潮中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普遍的长久的意义。在党和政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步伐，切实提高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化程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矛盾，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性工程。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民主，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正确的集中，不可能形成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政治权威。民主对于集中的基础作用，是由民主集中制的性质决定的。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深刻指出：“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的集中。”缺乏高度民主的集中，或者排斥民主的集中，必然导致主观主义、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通过深入持久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拓展党内民主，逐步提高社会民主化程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措施。第二，民主与法制的矛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是制度化、法制化的民主。民主是法制的根本基础和根本依据，法制是民主的集中体现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密不可分。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制的矛盾，坚持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能否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已经深刻证明着并且继续证明着这一规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我国正在进行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革，无可回避地影响着政治上层建筑和广泛社会领域人们的政治行为，使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都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处于这样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伦理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主与法制的矛盾，在某些方面、某些程度上更加复杂和尖锐了。具体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还不够有力，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很不相适应，在政治上层建筑中还存在着某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甚至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严重障碍；少数人把民主与法制绝然对立起来，提出经济市场化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企图把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理论与实践搬到中国来，从而引发种种极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虽然有了飞跃式的进步，出现了空前的法制完备局面，但是在某些方面法制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还不相适应，特别是众多与社会主义市场规律相悖的经济、政治、社会行为，尚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和法律制止；在广泛的社会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贪赃枉法现象还比较严重地存在，少数执掌政治权力和法制权力的人甚至公然破坏民主，践踏法律。上述种种现象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向民主化、法制化目标迈进的漫漫征途上，无论是民主建设还是法制建设，任务都非常艰巨。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快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进程，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长期任务。第三，执政党内部的矛盾。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也有矛盾甚至斗争，执政党内部矛盾及其转化结果，深刻地影响着其他社会领域的矛盾和社会发展。对党内矛盾的认识和处理，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和党的核心领导作用能否加强。30年代，前苏联共产党内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党内矛盾，从而使苏联共产党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由此埋下了隐患。这不啻是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无产阶级政党大面积地丢失政权和改变颜色的深层历史原因。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抓“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等错误理论和实践，使我们党内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作用。这一错误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极大地影响着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着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这些严重的历史教训说明，执政党内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矛盾中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也具有极其特殊的性质，必须予以特殊的重视，采取特殊的方法促进矛盾向着有利于党的建设和社会进步的方向转化。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内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1.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对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重大举措，党内认识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中，党内在这些重大问题认识上的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趋于统一。对于新时期党内思想认识上的矛盾，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要搞抽象争论，要重在用事实说话。早在1986年，他就明确指出：对于我国改革中的一些新政策、新措施，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处理新时期党内思想认识上的矛盾的方法是完全正确、行之有效的。当然，“不搞抽象争论”，并不意味着可以混淆是非，放弃原则，而是说要通过实践的逐步发展不断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实现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一致。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内思想认识上的矛盾还将进一步复杂化。处理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得以澄清和统一。2.权力运行上的矛盾。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党内的政治生活与国家权力运行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国家权力中的绝大部分职位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党员的政治思想作风素质和党内政治生活状况，直接影响着以至决定着国家权力的性质和操作状况。同时，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权力的复杂运行状况对党内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从而导致新时期党内在权力运行上的特殊矛盾。政治权力介入商品经济活动，导致“经济权力化”，造成对市场经济平等交换原则的严重破坏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侵蚀，这就是我国新时期一种特有的政治矛盾。由于我们党与国家权力的密切联系，这种权力运行上的矛盾在党内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正确处理这类矛盾的主要途径，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一是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权力运行机制；二是加强党内监督，及时遏制、消除少数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腐败现象；三是加强社会监督，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媒介、公众舆论等多种载体和手段，使党执掌国家权力的活动切实置于国家宪法监督之下，使广大党员特别是执掌国家权力的党员干部切实置于人民监督之下。总之，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只有认真处理党内在执掌国家权力方面产生的矛盾，严格防止政治权力对商品经济的非正常渗透，严肃处理一切滥用权力的党员，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永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本色。3.利益分化上的矛盾。市场经济对社会肌体的深刻触动，首先表现为利益的分化和重组。这种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也深刻地影响到执政党内的政治生活，造成党内在利益分化上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不少党员通过合法经营、科学管理而先富了起来，这就提出了先富之后如何体现共产党人的宗旨和本色的尖锐问题；一部分党员受个人利益驱动，利用新旧体制转轨出现的某些缝隙和漏洞，运用不公正手段进行不平等竞争，这就必然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产生矛盾；少数党员干部利用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非法参与商品经济活动以谋取私利，侵占人民的利益，则是党内在利益分化上的矛盾的最严重表现，对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产生了严重的腐蚀作用。上述分析可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中，执政党内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不可忽视，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加以引导和解决。一是要把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与坚持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机地统一起来，共产党员既要做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模范，更要做带动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模范，为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员应当顾全大局，甘于奉献和牺牲。二是严肃党纪，遵循法制，严格防止和清除运用任何手段侵占人民利益的行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执政党能否处理好党内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问题，而且是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政治形象，从而直接关系到党能否继续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的重大政治问题。只有立足于这样的政治高度，才能处理好党在新时期面临的特有的政治矛盾。综上所述，解决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内矛盾，一是要顺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趋势；二是要逐步深化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改革，不断拓展党内民主。改革是解决执政党内部矛盾、提高党的战斗力和核心领导作用的根本措施。第四，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矛盾。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中一种特殊的政治矛盾。各国国情不同，政党制度不同，因而这方面矛盾的表现形态和解决办法不尽相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有着亲密合作的历史，但这不等于说我国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没有矛盾。党派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矛盾，既是改善和加强共产党核心领导作用的重要措施，又是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的重要前提。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1)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对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方针，在认识上不可能完全一致或者不可能很快达到一致，有时甚至存在着某种差异。(2)参政程度上的矛盾。某些领域、某些层次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的渠道不畅，会直接影响民主党派的积极性。(3)领导方式上的矛盾。某些地方共产党的领导人官僚主义严重，腐败现象滋延，会直接造成对多党合作制度的不良影响甚至破坏。这些矛盾，从总体上说，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之上的矛盾，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之中的矛盾，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的多党政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矛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绝不是要搞多党政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方针。坚持十六字方针，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矛盾，重要途径是加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即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建设现代化国家中的政治协商作用，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民主监督作用。实践证明，政治协调，民主监督，是有利于巩固、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措施，必须坚定不移，长期坚持。从中国共产党来说，任何时候都必须把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当作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载体。要大力发挥民主党派在参与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领导人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中的积极作用，高度重视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并不断健全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从各民主党派来说，应当积极主动地围绕各个时期我国的中心任务来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当前就是要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改革目标，积极发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第五，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矛盾体系中具有综合性质。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各类政治矛盾，都无不表现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或者与干群矛盾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干部与群众之间矛盾的正确解决，直接促进着社会主义社会各类政治矛盾向着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化。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反复表明，能否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实现干群一心，同心同德，直接关系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乃至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处于新的调整过程中，尤其需要高度重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的新特点、新表现，积极寻求解决矛盾的有效途径。1.由于改革角色的不同而产生的矛盾。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深刻触及社会各个层面，直接影响人们的切身利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改革进程中所充当的社会角色不同，因而对于任何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以及改革的方针政策，都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取得完全一致，而只能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逐步统一。各级各类干部与一般人民群众，由于各自社会地位、社会责任和社会角色不同，对于各项改革认同程度的差异则会更为明显，有的甚至酿成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例如，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使干群矛盾呈现某种新的内容和特点。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自由经济、自主经济，它要求赋予商品生产经营者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尽量减少行政权力的强制干预。然而商品生产经营者的这种独立自主权，在实际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地实现，还会受到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我们搞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不仅不能排斥国家运用经济、法律的以至行政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相反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尤其需要重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以获得经济平衡发展和社会协调稳定。另一方面，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还没有被完全冲破，旧体制的弊端还在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起作用。在加强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过程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管理体制有可能改头换面甚至是原封不动地作用于经济生活，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深化改革过程中如此种种体制上的矛盾，都无不是通过各级干部和一般群众的关系体现的，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与群众勇于探索的新内容。显然，这类矛盾的逐步解决，只能靠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和人们对于改革认识的逐渐趋同。2.由于观念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一般说来，各级干部的文化程度较高，思想观念能够适应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要求。而一般人民群众，相对地说文化素质还不高，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还存在着比较普遍的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现象。观念文化落后性，通过计划生育、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生产管理等具体的工作环节表现出来，就导致某些地区基层干群之间严重的矛盾。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知识分子汇聚的单位，也会出现干部的观念文化水平落后于一般人民群众的现象，由此导致某些具体的特殊的矛盾。总之，观念文化的差异性，既是我国现阶段干部与群众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一种深厚根源。因此，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文化投入和文化生长，大力普及发展科技和教育，促进观念变革，提高国民素质。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抹平干群之间观念文化方面的差异，妥善解决干群之间的矛盾，形成有利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观念文化合力。3.由于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而产生的矛盾。一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执掌相当权力的领导干部，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大潮中放任自流，蜕化变质，忘记了自己“社会公仆”的性质和责任，忘记了人民群众的甘苦和重托，依恃手中权力大摆官僚主义，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由此造成某些领域干群关系紧张甚至严重对立，造成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某种不信任情绪，这是在新时期干群矛盾的最严重表现，它对改革开放声誉影响极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破坏极甚，不可丝毫忽视。解决这方面的矛盾，一要靠加强对各级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牢固确立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要靠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干部制度改革，切实健全和完善依靠人民群众选任、管理、监督各级干部的制度。三要靠严肃吏治，依靠党纪国法坚决处理、清除那些严重脱离人民、肆意侵犯人民利益、已经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少数腐败分子。这是使党和政府取信于民，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责任编辑】刘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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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漂亮的３：０――记中国女队勇夺第一届世界乒乓球团体赛冠军(4)内容: 新华社大阪５月２２日电特写：漂亮的３：０――记中国女队勇夺第一届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冠军新华社记者姜占国 梁金雄３：０！中国女子乒乓球队战胜劲旅朝鲜队，登上了冠军领奖台。中国女队从１９７５年以来一直独揽世界锦标赛团体冠军。国际乒联举办世界杯团体赛，目的是让更多的队有机会夺得冠军，推进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因此，世界各路劲旅均把这次杯赛视为结束中国队垄断局面的一次机会。朝鲜队在本届杯赛中，从小组预赛赛起一路以３：０的战绩打入决赛，大有夺冠之势。今天决赛一开始，朝鲜队二号主力俞顺福就以６：２领先。而“怪球手”陈子荷则冷静如常，不断变化球拍两面击球，使对手难以判断球的速度和旋转，将比分追成１５平。此后，她利用发球抢攻，以２１：１９拿下首局。第二局，双方又打到１５平。随后，俞顺福以２０：１８超出。关键时刻，陈子荷毫不手软，抓住机会就起板扣杀，而俞顺福求胜心切，连连失误，又以２１：２３失掉第二局。接着，中国队１７岁小将邓亚萍出场迎战世界亚军李粉姬。邓亚萍以其特有的侧身正手大力扣杀在第一局先以１６：８领先。此时，李粉姬打得比较放松，反以２０：１９超出。邓亚萍在落后的情况下手不软，猛攻对方正手弱点，扣杀频频得手，以２４：２２获胜。第二局，邓亚萍越战越勇，比分一路领先，以２１：９轻取。头两盘单打的胜利，为中国队夺杯奠定了基础，也更加激发了队员的斗志。邓亚萍再次上阵，与老搭档乔红合作，出战俞顺福和李美淑。这对世界双打冠军技高一筹，仅用１５分钟，就以两个２１：１６战胜了对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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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1458 【原文出处】文学评论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27～38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807 【 标 题 】论青春体小说 ――５０年代小说艺术类型之一【 作 者 】董之林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内容提要】青春体小说是特定历史年代的产物。它描摹了建国初期社会的青春风貌，也反映了这一时代赋予作家的诸种青春心态。该文通过分 析作品在青春评价、代际对比、追逐理想和抒发感伤等不同侧面所采取的一系列表现形态，探讨50年代这一小说艺术类型的基本格局。【 正 文 】 1949年新中国诞生，为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青春气息，而先期体现当时社会风貌的文学，应首推诗歌。“在我们的记忆中，象《放声歌唱》和《向困难进军》这样的诗，以前还不曾有过。他们的激情而充满朝气的诗句，开创了一代诗风，成为最有代表性的时代风格的诗”（注：谢冕《共和国的星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63 页。）。在回荡着纯真和浪漫气息的诗句里，“黑暗久远地消亡了，／随太阳一起／滚滚而来的／是胜利和欢乐的高潮”（郭小川：《向困难进军》）。诗歌的青春气韵，固然在以浪漫的想象憧憬未来，以铿锵的旋律抒发理想，却也体现在诗的字里行间，诗人对新的、尚在朦胧的生活意向的体察和感受，带有青春期的敏感、躁动不安，以及随之而来的纷纭复杂的思绪。作为一种创作心态，它对勘测未知领域有强烈的欲望，并以奔突不羁的情感形式，拓宽了原有文学母题的疆界。就此意义而言，公刘的诗《西盟的早晨》闪烁着惊异的目光，以“带着深谷底层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的边陲清晨的云，来比喻新生活带给诗人的感受，比“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的诗句，更富于意象生动的青春气韵。而当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事件触发了诗人的灵感，何其芳的《回答》则以特有的情感意象，展现了诗人富于青春气质的丰润多变的心灵。1952年何其芳写这首诗的时候，尽管“鬓间的白发警告着我四十岁的来到”，但诗人的个性气质以及共和国酿造的青春心态，却无法用生理年龄来限定。诗人对新时代“奇异的风”明敏的察觉；对内心“甜蜜，又有一些惊恐”的感受微妙的体验；对他为赋“新诗”，却在诗中没有明言的一个“愁”字辗转的表述；对“永远留在人间，不要让／灰暗的老年和死神降临到我的身上”的希望热切的展示，以及最终决意“为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象鸟一样飞翔，歌唱，一直到完全唱出你胸脯里的血”的“回答”，都充满青春想象的特质。一、青春与生活以诗的形式传递青春体验，虽然领时代风气之先，但将这种体验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叙事文体，却是当时的青春体小说。“青春”原指春季，草木一片青葱，故《楚辞・大招》云：“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杜甫《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一诗中“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的“青春”也指春天。由对青春的自然指涉引申为人的少壮年龄阶段，即指人的青年时代。青春体小说发生于50年代，它既是文学在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之后，对建国初期除旧布新时代的反映，对古老的中华民族所展示的青春风貌的描绘；同时又是对这一特定时代赋予作家的青春心态的抒发，有其自身的表现形态。把青春体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大致考虑到当时两部分作品，一部分作品含有这种小说类型的些许因素，因为不同类型的作品受同一时代风气的濡染，难免有相近之处，青春体小说的某些特征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一般小说创作的整体氛围中；另一部分作品更集中、更强烈地反映了这种文类的特点，比如王蒙发表于50年代的作品就很有代表性。与当时汇聚了青春意向的诗坛相呼应，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注：王蒙《青春万岁》，50年代曾在《文汇报》连载（见李希凡《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载1957年2月9日《文汇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也是以“序诗”开篇：“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在小说创作中大量运用抒情笔法，使某些章节、段落更近似诗歌和散文，这是《青春万岁》在文体上比较明显的特点。如果用传统的眼光看，当时不满20岁的作者更象抒情诗人：由于对“生活的爱，这种被生活所强烈地吸引、强烈地触动着的感觉，使我走向了文学”（注：王蒙《倾听着生活的声息》，《王蒙选集》（一），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11月版。）。小说主要描写北京解放三年后，一群即将毕业的高中生的校园生活。伴随野营，学习评奖，班级学习成绩讨论会，新年联欢会，毕业和分手等一系列学生时代生活的展开，作品基本确立了以时间发展顺序为线索的故事结构。但小说给人印象至深的，却不是精心构制的故事段落，而是作者对“生活的爱”的情感的一次次喷涌。比如作品开始有一段描写，露营第一天，一个男同学故意把脚一横，把一本正经地提议大家去散步的袁新枝绊了一跤，可谁也不在乎，“他们又笑着跑走了。既然飞翔都不能满足青年的心，更何必谈散步呢？让青松的阴影交错，让金色的亭台旋转，让姑娘的裙子掀起来吧”。只有内心充满幸福感的年轻人才有如此旺盛的精力，不放过任何微小的人生末节，去尽情挥洒和炫耀自己亮丽的青春年华。在一定意义上，青春就是抒情的时代，人类在这个生存范畴内是以抒情的态度对待生活的。在《青春万岁》中，作者把他的抒情时代谱写成了一首赞美生活的歌。然而，作者对青春和生活的赞许不是对等、平分秋色的，他更强调的是青春对生活的力量。首先青春有鉴别生活的能力。作品以色调鲜明的对比手法，表现了不同社会制度下人物的命运，将光明与黑暗、开朗与压抑，欢乐与阴郁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感触传递给读者。这不仅说明作者对生活有明确的判断，也反映他对青春向上的品格充满了自信，他相信这种品格对生活中美与丑、善与恶具有敏锐的鉴别能力。70年代末，作者在回顾那段生活时曾说，当时“我好象突然睁开了眼睛，第一次感觉到解放了的中国是太美好了”，由于它给人印象至深，“甚至于当生活被扭曲、被践踏的时候，我也每每惊异于生活本身的那种力量，那种魅力，那种不可遏止、不可抹杀、不可改变的清新活泼”（注：王蒙《倾听着生活的声息》，《王蒙选集》（一），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11月版。）。其次，青春有选择生活的力量。像郑波、田林、杨蔷云、张世群、袁新枝等人物作为新时代的代表，他们充满阳光色调的性格，与呼玛丽、苏宁等人物的压抑阴郁构成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郑波等人不是没有过去的生活经历，而在于她（他）们以青春的热情、锐气和力量，尽早地从以往生活的“痕迹”中得到超拔：“生活要求我作好多努力，我不含糊，那么，就干吧！”（郑波）而与他们相比，后一组人物的生活经历更复杂，因而也就更少青春的活力和锐气，更难摆脱与旧生活的瓜葛。再次，也是作者最为赞赏的，是青春潜在着一种改变生活、预示未来的热能。例如小说描写苏宁的家庭保留着与时代不相协调的气氛：虚伪的谦卑，抑郁的沉闷，寂寞的苦涩。但当性格爽朗的杨蔷云迈进这座四合院，给人的感觉宛若一阵清风刮过发霉的角落。其中最精彩的描写，是杨蔷云和苏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苏君一段对话。当苏君批评学校的生活中“口号和号召非常之多”，“任意激发青年人的廉价的热情却是一种罪过”的时候，杨蔷云问苏君：“那么，你以为生活应该怎么样呢？”苏君的回答显然经过对生活的一番斟酌，他说：“这样问便错了。生活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不是‘应该’怎么样。”他主张人应逃避生活的困扰，寻求“花中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的人生境界。杨蔷云对此很不以为然，说：“您那个‘无事小神仙’，说起他们就象说起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不但虚妄，简直就是可笑！”她还说：“如果您以为生活就是旋涡，那么您也应该赞成。不到旋涡，难道停在死角里？而且您，您本人，也不应该把自己的青春虚度”。争论的结果苏君输了。以杨蔷云的阅历和单纯的性格，她并不是与苏君辩论生活的对手，而且从当今人们对50年代校园生活的反思来看，苏君关于“口号和号召”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杨蔷云毕竟得时代风气之先。换言之，在一个奋发向上的年代，与其说杨蔷云是以真知灼见说服了苏君；不如说她是以青春的活力与青春的锋芒，以青春对人生的进击姿态战胜了对手。二、青春叙事的个性空间描写校园题材，或者表现青年的生活，并非就是青春体小说。这里所指的“青春体”具有特定的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内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也有不少描写青年题材的作品，比较典型的如美国作家杰克・克茹亚克（Jack Kerouac）的《市镇与城市》（The Town and TheCity）和《在路上》（On The Road ）。 虽然这两部作品分别出版于1950年和1955年，与王蒙1953年创作的《青春万岁》几乎同时，但他们作品之间的旨趣迥然相异。杰克・克茹亚克的小说描写一群富足社会里的青年流浪者，他们以自身放任不羁的生活方式，向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秩序提出抗议，甚至对孕育这一社会的西方文化传统发生动摇与怀疑。当时美国正统社会把这些反对从事固定工作，主张“自由生活，自由恋爱”（free living and free love ）的青年称为“被打垮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 即是自愿‘从正常社会撤退出去’的一代青年。他们因为完全‘看透了世情’，理解到‘正常社会’的那种‘狗打架的人世生活’（the rat race）不但‘愚蠢可笑’，而且‘可厌可鄙’，因此他们除了对自己原来生活的那个社会抱敌视态度外，在生活上更力求跟它断绝一切关系”。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厌弃与反抗，因此杰克・克茹亚克小说中的人物也被称作“圣洁的野蛮人”（The Holy Barbarians）（注：或者将Beat 看作美国俚语中的一个形容词，意为“实在厌倦了”，而译为“厌倦的一代”更为合适。见黄石雨为《在路上》中译本所作“后记”。杰克・克茹亚克《在路上》（中译本），作家出版社1962年12月版。）。虽然《青春万岁》与《在路上》都以青年人的敏锐对不同社会的文化秩序提出质疑，但是在这两部作品截然不同的生活旨趣之间，却横亘着革命带来的巨大差异。在杰克・克茹亚克小说的主人公们看来，他们面对的现实就是一种“狗打架的人世生活”，而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正在把所有的人（除他们之外）变成认同这种生活的“老油条”。“只有他们这些‘明眼人’才真正了解世界是怎么回事， 人生是怎么回事，时间是怎么回事。”因此他们作出种种与众不同、 令人不可思议的生活选择，例如拒绝稳定的工作，四处流浪，甚至群居、吸毒，以表现他们与现世文明决绝的姿态。姑且不论他们的这种“革命”能否成功，单就他们对常规断然否定的态度来看，他们是将眼前的生活当作革命的前夜，并以种种大谬不然的行径昭示社会体制的衰朽，因而要掀起一场社会变革的“风暴”。《青春万岁》的人物则处于革命产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和转移之后。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革命后生活的一片新绿；是一个民族对恢复战争创作、建设美好未来的渴望。无论其中是否包含以理想代替现实的因素，对这些天真烂漫的知识青年来说，革命是他们所厌恶的黑暗龌龊生活的清道夫，是驱逐污浊的一道清流。尽管他们对革命第二天的事全无经验，也缺乏准备，但革命带来的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宁的确令人欢欣鼓舞，同时也形成了他们开拓新生活想象空间的现实基础。“革命的风暴，黑暗到光明的巨变，使他们早熟了而且充满着革命的理想。在1953年，我已经感到这样一代青年人是难以重复地再现了的，我要表现他们，描写他们。”（注：王蒙《倾听着生活的声息》，《王蒙选集》（一），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11月版。）作者的话， 正说明革命后的生活背景所具有的特殊含义。当我们注意到作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创作的本质差异，也并不排除它们在抒发青春情绪的表达方式上有相似之点，尽管在冷战时期中美作家之间存在巨大隔阂，不仅“老死不相往来”，“鸡犬之声”也不“相闻”。《在路上》从传统的叙事角度看，“几乎不能算一部‘小说’”，原因在于作者一任强烈的主观情绪的宣泄，使其表述显得“杂乱无章”（注：黄雨石为《在路上》中译本所作“后记”。）。《青春万岁》大体有比较清晰的叙事线索，但作者对那一代人青春的向往和满怀激情的述说，也使作品脱开传统小说讲故事的套路。一般说来，故事的套路赋予作品比较固定的程式化概念，像乐极生悲，否极泰来，因果报应等等，已经构成比较圆熟的叙事规范。但青春体不拘格套的情感表达方式，使原有的叙事规范失去效力。比较明显的是在小说第34节，作者摆脱原来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章法，直接插入一段采用第一人称的抒情描写：“我每每寻觅一种光明的、奇妙的、多采的生活，原来，这生活就在身边，就在中学的孩子们里……”传统长篇小说讲求叙事人称前后一致，这样写显然是不合规范的，至少不大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但是创作首要的不是讲求技巧圆熟，而寻求激情表达的酣畅淋漓，却使青春体小说为当代小说的演化提供了一些原创性的命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小说对理想化、纯而又纯精神境界的寻求。这种创作意向与传统讲故事的“俗套子”是难以兼容的，它强调了一种精神极致状态的合理性，本身有强烈的反世俗倾向，这也许是作者觉得“编故事”有违真情，因而不以为然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作品对一些生活细节的描写，对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杨蔷云听苏宁哼唱一首旧时的歌，不禁叫道：“你还没忘记这破流行歌曲呀？”“如果你在无意之中多唱唱志愿军战歌，那好不好？”又比如班长郑波和比她年长的黄丽程解放前一起参加过地下斗争和学生运动，在她心目中，黄应该是“职业革命家”，而这种“职业革命家”是不应该恋爱、结婚的，“丽程是不应该有这种平凡、俗气的事儿的……”革命不意味着只能唱“志愿军战歌”，更不意味着选择独身生活。尽管人物有点想入非非、不近人情，有世俗人生完全不能接受的一面，但那些青年作为艺术形象，又自有她（他）们的可爱之处。作者的成功在于，他的叙述使这些细节获得与历史进程有机的联系和可能的内在逻辑。新时代所谓的“新”字，既包含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现实，也包含变革促使人们对未来人生的猜测与想象，因而也应该包含那代青年心目中的革命，曾充满各色幻想的云霓。三、代际对比中青春的形象青春体小说中人物对生活的敏感和富于挑战的性格，往往通过作品对不同代际人物的对比，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像《静静的产院》里谭婶婶与荷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刘世吾与林震，《春大姐》里李玉春与玉春娘等，这些作品的青年形象都在与上代人的冲突中，确立了自身在生活里的位置。从这些人物可以看出，传统中和之美不是作品的追求；而通过冲突强调差异，在冲突中强调青春的力量和新生的喜悦，才是创作的审美焦点。这种创作倾向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整体氛围，而且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哲学思潮背景也大体吻合。正如19世纪末恩格斯所揭示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不断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 这种思想对一个古老的国度，特别是对向来以长幼论尊卑，“以不变应万变”的思想模式而言，不啻为一种根本性的颠覆。在这场波及广泛的思想变革中，乐于接受新事物的青年人自然走在前列。青春体小说里的青年形象正集中了这种时代风范和思维方式的特点：他们是进取的，而不是守成的；是激进的，而不是平和的；是追求冲突的，而不是向往内心平衡的……这种青春偶像是作品通过代际冲突确立起来的。例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最初发表于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 发表时编辑部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及其他集子时，又由作者改回原题。参见《〈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由《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另见上海师范学院学娴为该小说所作“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2 ），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49页。）中林震、 赵慧文与刘世吾、韩常新等人的冲突便是突出的例子。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围绕区委组织部对麻袋厂厂长王清泉官僚主义问题从发现到处理的经过。但小说虚写王清泉的问题，他的问题只是小说的叙述线索，由此引发了组织部内部不同代际人物对生活的分歧日益公开和明朗化。比如小说开始描写组织部工作的缺点很难让人察觉，像刘世吾“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作得很出色”，他思路清晰，也平易近人……而林震逐渐明白了，使他感到压抑却又说不出来的是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象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批评生活中看不见、摸不着、“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的“灰尘”，在饱经忧患、阅历坎坷的人来看，似乎是对生活过于苛求了，或者说是希望生活纯而又纯的想象的延续。古诗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注：唐・元稹《离思五首》。）。“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注：宋・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这些诗句概括出不同年龄、经历的人，对生活有不同的心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成年人的成熟心态对生活复杂性的认知，因此更具有耐人寻味的审美价值。而作品正是在这一点上，反其道行之，以代际对比的表现方式，把刘世吾等人的成熟心态中“看不见、摸不着”的人生缺陷勾勒出来。比如刘世吾爱看小说，也很有鉴赏力，“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好的、透明的生活”。但是他只限于“斜躺在沙发上，两手托在脑后，半闭着眼”欣赏生活，而不是把美好的东西作为人生理想去付诸实践。用林震的话来说就是“为什么您把现在的工作看得和小说那么不一样呢？”刘世吾对生活的回答不是追求知行统一，而是从两者的冲突中退缩。既然现实不像小说描写的那样尽如人意，他就说：“党的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赵慧文的婚姻出现裂痕，他就劝她“不要作不切实际的要求，没有遗弃，没有虐待，没有发现他在政治上、品质上的问题，怎么能说生活不下去呢”。他总是用“就那么回事”来弥合分歧，消除差异，从而也在逐渐麻痹自我和周围人对生活的感受力。正如作者当年对刘世吾形象的阐释：“我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中怎样‘官僚主义’（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而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注：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是一种回避矛盾，缺乏生活热情，消极的人生态度。50年代有评论肯定这部作品在“干预生活”上的积极意义（注：见邵燕祥《去病与苦口》，《文艺学习》1957年1月号。）， 也有评论认为“它用党内生活个别现象里的灰色的斑点，夸大地织成了黑暗的幔帐”（注：李希凡《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汇报》1957 年2月9日。）。无论正反两方面的批评都是从文学“干预生活” 的价值与否来判定这部小说的。50年代在前苏联和我们文坛上都有“干预生活”的说法，或者说，我们沿用了当时苏联的这个口号，因此这些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值得我们在分析作品时注意的。但是对背景的分析考察不能代替对作品艺术特点的把握，而且实际上50年代的苏联文坛与我们之间有很大差异，以一种口号来概括表面相似的作品，难免出现脱离创作实际的问题。苏联“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为过去在肃反扩大化中和历次批判运动中受害的一批文艺界人士恢复了名誉。在‘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下，文学中也出现了一批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作品，它们提出了工农业中的种种迫切问题，揭露了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冲突”（注：叶水夫《苏联俄罗斯文学概述》，见《苏联文学史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9月版。）。 而王蒙的小说，也确实触及并批评了建国初期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但不能不看到苏联这一口号的提出，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为其漫长的历史背景。苏联自1934年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大会，就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其中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文学要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们的成长”（注：叶水夫《苏联俄罗斯文学概述》，见《苏联文学史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9月版。）。 以王蒙小说中提到的苏联女作家迦林娜・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为例，法捷耶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发言中，认为这部作品“是1954年度最优秀的苏联散文作品之一”，因为在娜斯嘉这个人物“身上一切美好和英雄的东西，也就是苏联人民所具有的那种美好和英雄特征的反映”（注：草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译后记》，见《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12 月北京第1 版，1956年2月北京第3次印刷。原著作者为前苏联女作家迦林娜・ 尼古拉耶娃，作品最初发表在1954年9月号《苏联旗帜》杂志。）， 尽管这篇小说也揭露了集体农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问题。我国正式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作为“指导和鼓舞作家、艺术家前进”的指导思想是在1953年（注：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1953年9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2 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距王蒙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不过3 年时间。尽管一种文学观念的接受程度并不能完全以其流行的时间长短来衡量，但也不能不承认这种文学观念依不同国家、地域、时间等条件，对创作的渗透有深浅的差别。事实上，就是正面描写居多的《青春万岁》，也并没将反映“苏雄们成长”作为写作的目的，它着重刻画的是特定时代的青年风貌，但不是那个时代的青年英雄。青春体小说与塑造青年英雄的作品有所不同，主要差别在作者的注意力不胶着于人物的英雄素质，而重视对青春不成熟心态的体验与描摹。因此，《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不是娜斯嘉那样的“集中了一切美好的英雄的东西”，具有“美好和英雄特征”的人物形象。与娜斯嘉的美好和圆满相比，林震在复杂的人生面前更缺少经验，有更多成长中的困惑和烦恼。比如作品中本该承担责任的领导却文过饰非，振振有辞地总结麻袋厂工作的教训，好像错误与自己毫不相干，这时林震“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他打断领导的话说：“我希望不要只作冷静而全面的分析……”“他没有说下去，他怕自己掉下眼泪来”。结果这个本应受表扬的人，反而受到领导的斥责：“冷静而全面的批评比急躁而片面的冲动好得多。同志，你太容易激动了，背诵着抒情诗去做组织工作是不相宜的！”其实林震话中的潜台词是批评那些“冷静而全面”的领导对生活麻木和缺乏热情，但没人愿意领悟他的潜台词，这也是小说揭示代际冲突十分有力的一笔。在复杂的生活面前，林震像一个不知保护自己的拳击手，他的性格即他的命运，他的青春气质也是他难以成为杰出人物――英雄的致命弱点。作者当年就说过：“我不想把林震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生活不止一次地提示给我热情向往娜斯嘉又与娜斯嘉有相当区别的林震式的人物，林震式的‘斗争’，林震式的受挫。老实讲，我觉得娜斯嘉的性格似乎理想化了些，她的胜利也似乎容易了些。甚至于，我还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生活斗争是比林震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里读到的更复杂的。”（注：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显然作者对生活有比林震更深刻的思考。但是人物不仅仅是深刻思考的产物，作为作品倾注了全部热情和同情心的艺术形象，林震也许不是娜斯嘉那样的“模范人物”，但他作为青年人必不可少的，带着一股傻气、跌跌撞撞、执着地扑向生活的那一面，在作品中显得更生动可感，也就更能博得来自文学审美角度的认可和赞许。四、追求冲突的理想化场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为小说《生活在别处》的题目做这样的解释：“‘生活在别处’是兰波（注：阿瑟・兰波（1854――1891），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一句名言。安德列・布勒东（注：安德列・布勒东（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在他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的结论中引用了这句话。1968年5月， 巴黎学生曾把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刷写在巴黎大学的墙上。”（注：［捷］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序言》（中译本），作家出版社1989年1 月版。）由于兰波的这句名言，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昆德拉作品中青年主人公雅罗米尔的心理特质，所以他把这部像“青春的叙事诗”一般的小说，由《抒情时代》更名为《生活在别处》。反对传统，强调冲突，几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不同国家青年中流行的趋势。在美国有所谓“baby boomer”（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的一员，尤指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参见《最新英语新词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8月北京版。），法国有60年代“五月风暴”中激进的一代， 中国比较突出的则有“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这些运动的成败得失自然有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各种因素，但就探讨作为其运动主体的青年人来说，“生活在别处”则是认识他们行为动因的一处有力的标识。对兰波的这句名言，该书的中文译者又做了进一步解释：对于一个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来说，周围是没有生活的，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这正是青春的特色。在青春时代，谁没有对荣誉的渴望？谁没有对家庭的反抗？谁没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举目四望，我们周围的生活平庸狭窄，枯燥乏味，一成不变，每天的日子都被衣食住行所填满，毫无色味，毫无光亮。正是为了逃脱这一恼人的生存现实，人们才赋予自己激情和想象。对青年人来说，没有梦想的生活是可怕的，那是老年人日暮黄昏的平静和死寂，青年人拒绝承认生活的本质就是平庸实在，总是向往着动荡的生活，火热的斗争。这就是青春、爱情和革命之所以激荡着一代代年轻心灵的原因。（注：景凯旋《〈生活在别处〉译后记》，见《生活在别处》（中译本），作家出版社1989年1月版。）以文学抗拒现实的平庸，这种创作心态自然不为青春体小说独有，但是不以传统的圆满为结局，在平静中窥见挑战的端倪，在和谐中发现差异的萌动，在美满中陷入冲突的烦恼，就像青春奔放无羁的热能时刻寻找新的突破点，追求纯而又纯的“别”一片人生沃土，却是青春体小说明显的特征。与其他国家以青年首当其冲的激进运动相比，我国50年代青春体小说更早地触及这个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话题。《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描写林震到组织部不久的一段人生独白是颇具代表性的，他觉得“他的生命史上好象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有做过”，所以他渴望经历这一切，“学这学那，作这作那，他要一日千里！”青春体小说本是和平年代的产物，战争年代最为紧张激烈的冲突已不复为现实生活的内容。但50 年代文坛要求文学作品为新的时代和社会风尚立言，“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同时反对人民的敌人，反对人民内部的一切落后的现象”。因此，作家“就必须站到这个时代的斗争的最前面”（注：宗璞《红豆》，《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应该说， 这种表现对立和斗争的意向，与青春体小说追求冲突的特质在整体上是趋向一致的，现实与文学的时代构想之间的错位，在青春体小说里得到某种程度的弥合。活跃在50年代文坛上的大部分青年作者是学生出身，他们刚刚在校园怀着几分激动，几分新奇，几分冒险的心情参加革命，就赶上了革命胜利的和平年代。他们很少有荷枪实弹的经历，也不像那些有漫长革命历史的人对革命有更多的切身体验，但是革命成功的喜悦，却为他们提供了极大的有关革命的想象空间。因此在50年代小说的总体氛围上，你可以说作者缺乏实际经历，因而作品的某些描写与实际生活有不小的距离；但你不能说那些作品缺乏理想，缺乏神奇的想象。因为那些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作者，他们生命的底色是不甘于平庸。在和平的年代，他们实现不了的投身烽火岁月战斗场面的传奇人生，只有在浪漫的艺术想象中，在对不平凡的生活矛盾与冲突的描写中，才能得以实现。在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之前，王蒙早期创作的一篇类似儿童文学的作品《小豆儿》，已经表现出青春体小说追求冲突的写作倾向。这是描写50年代初中学生小豆儿检举她叔叔和父亲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短篇小说。作品以班级推选小豆儿参加诗歌比赛开始，也以小豆儿退出诗歌赛场结束。这种首尾呼应的写法，对理解青春想象的特质具有一定意义。小豆儿参赛作品是一首叙事诗《玫瑰花的故事》，它讲述一个“美丽、勇敢的青年人，如何追求幸福，反对狂暴的压迫”。虽然小豆儿为抓特务没完成比赛规定的任务，但是她大义灭亲、追求革命、向往光明的举动，以及这种举动流露出作品重视描写富于情感震撼力的冲突，与《玫瑰花的故事》在急剧冲突中寻求美的意向形成暗合。在小豆儿看来，生活中“新的一天，都和诗歌在一起，感动着我”，她企盼的诗意不仅是写在纸上和朗诵在口头的，而且更多地应该发生在现实生活里。即使现实缺乏诗意，青春的想象也要在作品叙述的“现实”中满足这种愿望，因此他设计的人物小豆儿，恰恰以不平凡的经历实现了《玫瑰花的故事》中诗的想象。追求冲突的艺术氛围，也弥漫在50年代的许多作品中，尽管还不能把它们笼统地称作青春体小说，但是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使平常生活的矛盾尖锐化。像邓友梅的《在悬崖上》（1956），描写一个工地技术员“我”在爱情与婚姻上的波折。小说中已经结婚的“我”爱上了从艺术学院毕业、做雕塑师的姑娘加丽亚，作品的前半部分写加丽亚如何有风度，有魅力，使“我”一见倾心，觉得以往平静似水的婚姻生活原是人生一场误会。作品后半部分，加丽亚逐渐露出“在感情上剥削人”的嘴脸，“我”也越来越“弄得象个资产阶级大少爷”。这样一来，在这个本是和平岁月平凡的爱情婚姻故事里，人物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又如李ｚｈǔｎ＠①的《灰色的帆篷》（1957），描写县文化馆馆长孔令顺向上级汇报工作时见风使舵，他本来要向省文化局局长汇报的，是上级“硬叫艺人赶任务”不是好办法，“群众并不喜欢这些硬凑出来的”节目，但是见局长不愿听这种汇报，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上级这样做“水平高”，“观众欢迎极了“，买票的队伍“排的可长啦”。作者描写“孔令顺说得那样逼真，那样有声有色，连他自己也好象真的置身在这个盛况中”的自欺欺人的做法，使这个本来属于有缺点的人物，越来越接近标准的反面角色。再如刘绍棠的《田野落霞》（1957）中对刘秋果、杨红桃和高金海三人关系的描写，在表面三角恋爱的冲突里包含更激烈的诬陷与反诬陷、革命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由于作者将作品的矛盾紧张、尖锐化，平凡的生活不再平凡，平庸的人物也不再平庸。而且这种带有强烈戏剧色彩的冲突，也不应该和后来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观念混为一谈。五、抒发青春的感伤与“生活在别处”的青春心理特质相关，青春体小说流露的感伤情调往往构成作品耐人寻味的一笔。思乡、别怨、离愁，惜春、伤秋、怀古，因诸种感触而悲伤本是人类普遍的情感，也是文学隽永的主题之一。但是在青春体小说中，这一切不以主题或基调的形式出现。与50年代的时代氛围相吻合，青春体小说赞美一代人的青春，绘制诗一般的理想，对生活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追求冲突的人生格局，它的基调是振奋或昂扬向上的。然而，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这种单纯到近乎透明的叙事方式，他们往往把青春的忧郁和它来不及领悟大千世界的困惑，集中于作品的爱情描写――有情人终难成眷属，使人物感伤的情绪成为作品对人生的补白，在有缺憾、不圆满的爱情中，实现小说对艺术的追求。《青春万岁》描写了两对青年没有结局的爱情。其实说“爱情”只为叙述简便，但不确切，因为这种爱是十分朦胧的。郑波与《青年日报》的编辑田林相会在黄丽程的婚礼上，他们相互爱慕的表现仅仅是愿意一起交谈。“他们说着话，走过了电车站，郑波想：要不，等下一站再坐车吧，于是继续在路边走”。当郑波意识到他们的交往过于密切了，她毅然地给田林写了一封信，非常委婉地表示不再往来：“十二分地请求你，别伤心吧，原谅我！你是勇猛的纯洁的战士，丢开一切，向前去吧。让我说句傻话，我看得出，你不是个平凡的人！”作品的另一对儿，杨蔷云和张世群之间的爱，朦胧得几乎只能用纯洁的友谊来形容，但他们在分手时也禁不住沉浸在惆怅的感情里，“焦躁的杨蔷云，现在却忘我地沉醉在自然与人类的混杂的声音和气息里，一想也不想，一动也不动”；“张世群半闭上眼，看看已经走向西边的太阳，感慨地说：‘有时候我真怕离别，比如原来两个人是好朋友，顶好的朋友，分开了，最初是一星期来一封信，后来一个月一封，后来一年来一封信，最后，慢慢地失去了联系，就此生疏了，隔阂了，谁也不想谁了……’”作品描写这种没有结局的初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彼此的爱，只有到了结束和分手的瞬间，只有当分手的感伤来临之际才逐渐清晰起来。这种描写虽然令人有仓促之感，却也通过人物分手时那转瞬即逝的一分难舍之心，一丝留连之意，不经意地传递出特定年代青春的焦虑状态。那些人物来不及细细地品味本属于生活的一切，甚至来不及认真对待自己的初恋，就行色匆匆地被时代理想的浪潮裹挟而去。因此，如果说青春体小说在描写青春、革命和爱情三者的联系时没将生活绝对化和简单化，那么不回避对青春感伤情绪的描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使作品加强了人物的命运感，而不单纯是理想的赞歌，或简单的革命观念的传声筒。 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宗璞发表于1957年的小说《红豆》（注：宗璞《红豆》，《人民文学》1957 年7月号。）。作品描写1948年，“那动荡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使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江玫“象是山岩间平静的小溪流”似的“从来也没有波浪”的生活出现了波折。先是做过大学教授的父亲失踪、去世，接着是她与恋人齐虹相恋、争论，直至分手。在革命与否的问题上，江玫开始不是义无返顾的，而动摇于革命者萧素和个人主义者齐虹之间。她钦佩萧素内心“有着更丰富的东西”，是萧素为她接上了通向“新的生活，新的社会秩序”的轨道；她不赞成齐虹灵魂深处那个无法改变的“冷酷”的角落，但又为他“学物理，弹一手好钢琴”，为他对艺术“迷醉的表情”，特别为他对她的倾慕与爱所陶醉。她最终选择革命而与齐虹分手，可以说是时代的风气使然，但也意味着她不得不放弃属于个人心灵中异常细腻且敏感的部分，在这一点上，她与齐虹有相通的地方。因此当齐虹和她告别的时候，她觉得生命的一部分正离自己而去，“好象有千把刀子插在喉头”，“我要撑过这一分钟，无论如何要撑过这一分钟”，“周围只剩了一片白，天旋地转的白，淹没了一切的白――”《红豆》为青春与革命的关系做了更复杂，也更生动的阐释。尽管作品一发表就受到粗暴的批判（注：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月报》等先后登载了批评《红豆》的文章，批评作品“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恋爱观点”，江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情至上的个人主义者”，责备革命不容许“美好”的爱情的发展，表现了资产阶级的“人情味”，等等。），但是由于这部小说为深化青春、革命与爱情的描写提供了先例，当时相继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1958）、《三家巷》（1959）也都分别以林道静和于永泽、卢嘉川、江华，周炳和“三家巷”少女的感情瓜葛构成青春与革命复杂关系的篇章。但表现感伤在小说中不是一种程式化的东西，也不是可以随处添加的调味品， 它们在不同的作品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比如将王蒙创作于1953年的《青春万岁》和宗璞后来发表的《红豆》相比较，就会发觉在《青春万岁》中，爱情描写还处于某种被封存，或朦胧的状态，初恋的感伤是淡淡的，有时甚至让人难以觉察。作品几次提到人物看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主人公也想努力做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物。他们对异性爱慕采取回避的态度，这并不因为他们把爱情看作是后来受极左思潮攻击的“不健康的”修正主义或“资产阶级的恋爱观点”，而更倾向于像保尔倾慕的伏尼契小说中的人物亚瑟（牛虻）那样，执着于信念，受尽曲折和磨难，却吃苦而不诉苦。作品中人物虽然不可能经历牛虻和保尔那样的生活，但他们也把初恋的感伤作为人生的资历，虽然并不过分夸示，但真正是有点儿“为赋新诗强说愁”了。而在《红豆》里，人物已深深地卷入爱情的漩涡，江玫的感伤不是因为她有意回避爱情，而是因为她在齐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自己的文化背景，审美情趣，以及长期形成的与革命不尽一致的优雅与虚飘。江玫与齐虹分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与旧日的自己分手，她的感伤是不得不舍弃的感伤。面对与以往迥然有别的社会变革和人生断裂，她既有来自青春强烈的渴望，也包含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因为她难以想象怎样把齐虹所谓的“女革命家”和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怎样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她过去的书斋生活之间构成一架自然而然的情感的桥梁。简言之，作品主人公既不能回到过去，又无法一下子进入现实的角色，江玫的感伤对建国初期青年知识分子心态的艺术描摹是意味深长的。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淮下加十【责任编辑】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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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与环境保护JOURNAL OF GEOLOGICAL HAZARDS AND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1999年 第10卷 第1期 VOL.10 No.1 1999岷江上游小海子坝溃决洪水危险性评价韩坤立 韩爱果 刘汉超摘 要 天然堆石坝溃决洪水，严重威胁下游的安全。在分析和计算岷江上游小海子坝不同溃决方式下的洪水演变规律基础上，对洪水灾害进行初步预测和评价。关键词 天然堆石坝 溃决洪水 溃决方式 洪水灾害中图号 TV122.4 TV641.4EVALUATION ON HAZARD OF BURST FLOOD OF XIAOHAIZI DAMHan Kunli Han Aiguo Liu Hanchao(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Geology,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Abstract Flood water resulted from break of natural rock-fill dam threatens the safety of downstream seriously.In this paper,the evolution regularity of outflood under different kind of out burst form of Xiaohaizi dam at the upper reach of Minjiang river is analysed and computed,and the flood disaster is also evaluated and predicted preliminarily.Key Words Natural rock-fill dam Burst of flood Outburst form Flood disaster滑坡堵江形成的天然堆石坝一旦溃决，堰塞湖湖水迅速下泄，常会引起灾难性的突发洪水，不仅破坏下游沿岸的水利水电设施、影响交通航运，而且严重威胁下游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如1786年康定―泸定地震(7.5级)引起的泸定磨西滑坡，堵塞大渡河10d，滑坡坝溃决后，在下游1400km范围内引起洪水，致使10×104人丧生；1967年，唐古栋滑坡堵塞雅砻江9d后坝体溃决，冲毁下游沿江房屋、农田、公路、桥梁、隧道、水电站等；1840年12月，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上游一座200m高的天然堆石坝发生溃决，洪水冲毁下游几百个村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1974年秘鲁Mantaro河上一座天然堆石坝(高170m)堵江54 d后，堰塞湖水翻坝，对下游造成极大的破坏……，由此可见，溃坝的危害性极大。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溃坝造成的损失，认识它的危害性，有必要对溃坝洪水进行预测。本文采用谢任之教授提出的方法［1］，分析计算岷江上游小海子坝三种溃决方式下的溃坝洪水，并对洪水灾害进行预测及评价。1 小海子坝的形成和发展小海子坝由叠溪―较场台地滑坡堵江形成，位于四川西部岷江上游茂县境内，距茂县县城约54 km(图1)，成(都)松(潘)公路沿江而行。岷江上游旱雨季分明，5～10月份为雨季，降水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80%～85%，自古洪水不断。小海子坝的存在，潜伏着更大的洪水灾害，直接威胁下游的安全。图1 小海子坝位置示意图Fig.1 Site of Xiaohaizi dam叠溪―较场台地滑坡，北起蚕陵山地震断层，南至原叠溪城南洗澡塘，西临岷江(图2)，地貌上南高北低，后缘山体陡峭，出露有石炭、二叠、三叠和第四系地层，滑坡长约800m，宽2 000m，面积约3.3 km2，总体积约1.5×108m3。坡体前缘高出江面100～200m〔2〕。1933年8月25日，叠溪发生7.5级地震，叠溪―较场台地发生滑动，并解体为三大滑块，即Ⅰ，Ⅱ和Ⅲ滑块(图2)。其中，Ⅲ滑块冲向河谷并堆积在河床上；Ⅱ滑块位于滑坡中部，地震后冲入岷江，形成高160m以上的叠溪坝，后完全溃决；Ⅰ滑坡又称较场滑块，位于整个台地北部，北起蚕陵山断层，南至较场村南的陡坎，西以岷江为界，面积约占整个台地的1/2，滑动方向280°，最大滑距136m，垂直落距34m，下滑坡体与对岸山体相撞后堵塞岷江，形成高约100m的天然堆石坝，即小海子坝。图2 叠溪―较场滑坡平面图Fig.2 Plan of Diexi-Jiaochang landslide1.河、湖；2.地震崩塌堆积；3.洼地；4.拉陷坑和沟；5.古崩塌体堆积界线；6.古崩塌堆积；7.滑坡及其边界；8.基岩界线；9.陡崖；10.滑坡分块界线；11.滑块编号与滑动方向；12.地层界线小海子坝形成伊始，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曾通过开渠放水和降低天然堆石坝高度等方法以减轻灾情，但并没有完全消除隐患，之后小海子坝仍不时溃决，酿成下游多次水灾。1986年6月15日，因暴雨、山洪，小海子部分决口，水位下降12m，形成岷江上游建国以来的最大洪水。决口后6m高的洪峰沿河而下，冲毁索桥17座，小水电站11座和提灌站21座，较场乡粮店被冲走，经济损失数十万元；洪水还将较场至飞虹桥的大部分公路冲毁，使到九寨沟的旅游车被困。1990年8月又发生一次溃决洪水，也造成严重灾害。目前，小海子坝仍存在有再次溃决的可能。2 小海子坝溃决洪水计算及灾害预测2.1 溃坝可能性及方式小海子坝由砂、砾石和块石组成，结构松散，湖水通过坝体渗漏，空隙水压急剧增高，从而降低了坝体稳定性；此外，坝顶溢流，冲蚀天然堆石坝的坝顶和下游坝坡，也危及大坝的安全。由于岷江上游降雨集中，多发季节性洪水，而小海子坝每次溃决都与降雨和洪水有直接关系。因此，突发性洪水即成为坝体溃决的主要诱发因素。同时，小海子坝址处于我国东西两大块体过渡地带――中国南北构造带的中段，秦岭东西向构造带与龙门山北东向构造带的三角地带内（图3），区内变形复杂，新构造活动强烈。松潘地段地壳上升幅度较大，河流下切迅速，达10～20mm/a；茂县以北地区近年来有轻微隆起，抬升率为3.7mm/a；地震活动频繁，强度高，也严重影响坝体的稳定性，甚至导致溃决。如1933年10月9日，叠溪余震曾引起叠溪坝溃决。图3 小海子坝址区域地质构造图Fig.3 Regional geological structuremap of Xiaohaizi dam1.Ms=7.0～7.9；2.Ms=6.0～6.9；3.Ms=5.0～5.9；4.地震破坏区；5.小海子坝上述诸因素都对坝体稳定不利，局部溃决的可能性较大。但考虑到瞬时完全溃坝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同时，岷江两岸居民密集，经济繁荣，当地修建了很多水利水电设施；成松公路是连接上游各州、县、旅游景点的交通要道，每天过往车辆川流不息，是当地及上游各地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些基础设施都是经过多年的努力，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克服很多困难才兴建起来的，一旦被溃决洪水所毁，后果十分严重。因此，尽管瞬时全溃的可能性不大，但仍有必要对这种溃决方式进行计算。2.2 溃决洪水计算据谢任之教授提出的计算方法，对溃坝洪水进行分析和计算，计算结果列于表1。表1 小海子坝溃决洪水计算成果表Table 1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outburst flood from Xiaohaizi dam断面位置溃坝流量(m3/s)可泄库容(×104m3)距坝址距离(km)最大流量(m3/s)一般洪水溃坝水深(m)一般洪水水位上涨(m)全溃决 5 000坝 址17 670 0 12.8010.80马老顶 915 89811.709.70两河口 3212 53410.128.12茂 县 5310 5229.307.30汶 川 977 8838.276.27映 秀 1605 7967.255.452/3坝高溃决 3 464坝 址14 893 0 9.857.85马老顶 913 1169.337.33两河口 329 9398.416.41茂 县 538 1547.885.88汶 川 975 9327.165.16映 秀 1604 2646.544.541/3坝高溃决 1 797坝 址6 251 0 7.505.50马老顶 95 6337.335.33两河口 324 4546.934.93茂 县 533 7466.664.66汶 川 972 8136.254.25映 秀 1602 0725.843.84按三种溃决方式进行计算，即瞬时完全溃决，2/3坝高溃决和1/3坝高溃决。小海子坝的有关基本数据列于表2。表2 岷江上游小海子坝基本数据表Table 2 Basic data of Xiaohaizi dam in upstream ofminjing river河面宽(m)坝宽(m)回水长度(m)库容(×104m3)河床平均比降(‰)河床糙率一般洪水深(m)坝前水位上涨(m)702002350500010.30.0302.00422.3 溃坝洪水灾害预测(1) 坝址至两河口段，瞬时完全溃决时，两河口以上洪水位上涨8.12～10.80m。由于较场一带海拔较高，位于河床以上百余米处，溃坝洪水对其没有危害。较场以下至马老顶段，岸坡陡峭，沟谷深切，江边居民稀少，基本上没有农田和水利水电设施，洪水造成的损失有限。马老顶至两河口段受灾最严重，洪水将摧毁沿江屋舍、农田、索桥和公路等。2/3坝高溃决时，同样对该段损害较大。相比之下，1/3坝高溃决时危害最小，只有一级阶地将被淹没。(2) 两河口至汶川段人口比较稠密，经济也相对较繁荣，沿江建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如提灌站、小水电站和公路等。汶川和茂县两县城就座落在江边，街道整齐，秩序井然。小海子坝瞬时全溃和2/3坝高溃决时，洪水在该段内水深7.16m以上，高出大部分河岸，两岸几乎全部被淹，水深1～3m，洪水将破坏上述各种基础设施。1/3坝高溃决也不容忽视，与1986年溃决(如前所述)形成的洪水相比，淹没范围将更广，所造成的损失肯定会更大，绝不可掉以轻心。(3) 汶川至映秀段，全溃决和2/3坝高溃决时，仍有一部分被淹没；1/3坝高溃决时，在汶川下游造成的洪水，将对河漫滩上的建筑和农田构成威胁。(4) 映秀以下段，河道急剧变宽，洪水深度迅速下降，全溃决和2/3坝高溃决时，水位与河岸基本持平，仅在低洼地段造成洪水淹没，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1/3坝高溃决时，对映秀以下影响不大。3 结论与建议据上述分析和计算，三种溃决方式都会造成巨大危害，尤其是前两种，对下游汶川和茂县两县城、沿江大部分村镇及各种基础设施，都具有毁灭性的破坏力，而且会影响到上游各地区。一旦公路被冲毁，通往九寨沟的旅游线路将中断，更严重的是山区内的农副产品无法运出，山外的物资无法运进，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如果长时间不能恢复通车，必然会制约当地及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损失将无法估量。小海子坝近几年虽没有溃决，但不等于以后不会溃决，应该克服侥幸、麻痹心理，因为溃决洪水所造成的损失远远高于治理费用。针对小海子坝的实际情况，应该采取果断措施，建议考虑以下治理方案：(1) 开挖溢洪道。开挖溢洪道是使用最多、最简单的方法。1993年10月曾在小海子坝上开挖溢洪道，降低坝体的高度，排泄部分湖水，减轻了对下游的威胁。美国工程兵团于1981年也成功地运用这种方法，控制了华盛顿州的一个堰塞湖的水位。(2) 在左岸或右岸岩体中开凿隧道，降低堰塞湖的水位。这需要对两岸山体、台地的稳定性作详细的研究，且施工难度较大。国外治理Spirit堰塞湖曾采用此方法，在滑坡坝右坝肩开挖了一条导流隧洞来降低湖水水位。(3) 采取虹吸管方案，在溢流口处并排设置虹吸管，放出小海子内的湖水，以降低水位。当然，除上述一些方法之外，还可采用其他一些措施。总之，宜及早治理小海子坝，早一天消除隐患，就可早一天安居乐业。第一作者简介：韩坤立，男，25岁。成都理工学院工程地质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地质工程专业，主要研究方向：岩体稳定。第10卷 第1期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学院工程地质研究所，成都 610059参考文献[1] 谢任之.溃坝水力学.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2] 柴贺军.滑坡堵江事件及其环境效应.成都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1995[3] 李芳英.城镇防洪.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4] 卢螽栖.滑坡堵江的基本类型、特征和对策.见：滑坡文集(6).北京：铁道出版社，1988[5]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水工水文研究室译.水力学公式集.北京：人民铁道出版社，1977[6]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水文处.水利工程实用水文水利计算.北京：水利出版社，1980(收稿日期：1998－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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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业科学BEIJING AGRICULTURAL SCIENEES1999年 第17卷 第3期 Vol.17 No.3 1999玉米群体的轮回选择效果及应用研究陈 刚 张红伟 毛振武 陈海林摘 要 对一个由国外血统材料组成的基础群体进行了2轮轮回选择，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从中选育优良自交系。论文对3个群体的群体自身产量及有关性状的群体内方差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C0，C1的产量没有显著差异，但C2较C0，C1产量有了显著提高。经轮回选择后，群体内方差没有出现减小的现象。双列杂交试验结果表明，分别从C0及C1中选出的2个自交系501和C111配合力较高。进一步证明了轮回选择的应用价值。关键词 玉米 轮回选择 应用杂交种在生产中的使用使玉米产量获得了大幅度提高。目前育种中最常用的方法为二环系选择，回交改良等，虽育成品种的速度快，但最大的缺陷是造成自交系间的遗传基础越来越狭窄，遗传的脆弱性导致生产中的不稳定，成为产量提高的限制因素。轮回选择可以改良育种材料的遗传基础，提高群体的平均值，并保持群体的遗传变异。从长远来看，群体改良是育种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玉米育种中应用也日益得到重视。不同轮回选择方法的改良效果不同，不同材料所获得的改良效果也不同，本文研究了全同胞轮回选择方法对本研究室所组建的一个基础群体的改良效果。1 材料与方法1.1 基础群体的组建及轮回选择方法1.1.1 基础群体的组建1989年在北京夏播种植84份S1代穗行，这些穗行由国外引入的杂交种经一代自交产生。在抽丝前田间选择12个抗病性和抗倒性最好的穗行全部套雌穗袋。这12个穗行来自10个杂交种，即：78653，Ycp871，Ycp971，Ycp872，87001，87004，78574，78580，78599(2个S1穗行)，78698(2个S1穗行)。在授粉期间，每天将12个穗行中的花粉收集混合后给雌穗授粉。收获前多次对授粉株进行抗病性选择，收获后结合考种进一步对果穗加以选择，最后从12个穗行中各决选出3～5个果穗，脱粒后均匀混合，完成了基础群体的第一次组配。1990年春，将第一次组配获得的种子在隔离条件下种植1.5亩，收获时选择综合性状优良的植株，结合室内考种选择多种类型的优良果穗600多个，每穗脱下等量子粒并均匀混合，由此完成了基础群体C0的组建。获得的群体定名为SR群，即坚秆抗病群。1.1.2 轮回选择方法1991年开始对基础群体C0进行轮回选择，每4个生长季节完成1轮选择，至1996年已完成2轮。其中两季在海南岛完成。每轮选择分3步进行：第一步：群体内选择优良单株，做株间成对互交，一般田间做互交组合800个以上，收获前淘汰抗性不良的授粉株，一般淘汰率在50%以上。收获后结合考种决选成对组合150个左右，共300个果穗，然后按组合将两个果穗混合脱粒并保存种子。第二步：全同胞家系鉴定。将上年配成的组合每组合(一个全同胞家系)用一部分种子做产量鉴定试验，在田间种成一个小区，剩余种子保存在种子库中。根据各家系在田间的产量及抗病性、抗倒性等综合表现，按20%～25%的选择强度选择优良家系。第三步：优良家系的基因重组。用上季当选优良家系的保存种子冬季在海南岛进行组合间相互混合授粉，完成第一次基因重组。下年春季在北京地区隔离条件下种植海南收获的种子，经自由授粉后完成第二次基因重组。至此，完成了1轮选择。依同样方法，SR群C1在1993年秋季完成，群C2在1996年秋季完成。1.2 轮回选择效果试验参试材料有SR群的C0，C1，C2三个群体。田间设计为随机区组排列，4次重复。4行区，行长5m，行距0.6m，株距25cm。试验于1998年在本所试验地进行。6月8日播种，9月底收获。室内考种获得穗长等性状的数据，每性状考20个果穗。1.3 配合力鉴定方法参试材料有京系501，C111等25个自交系，按5×5NCⅡ交配设计，随机区组，重复4次。2行区，行长5m，行距0.6m，株距25cm。试验于1998年在本所实验地进行。6月18日播种，9月底收获。分析方法按NCⅡ设计的配合力分析方法。2 结果与分析2.1 轮回选择与群体自身产量水平的关系从表1可以看出，轮回选择的各轮群体间差异达显著水平(显著性水平α＝0.10)，说明实施轮回选择后群体产量水平确实发生了改变，这也为进一步分析不同轮次间产量如何变化提供了基础。表2为轮回选择群体的产量平均值及3轮间产量的多重比较。表1 轮回选择群体的产量方差分析变因自由度平方和均方F值区组31.4070.4690.55轮次24.9242.4622.886*机误65.1190.853总变异1111.45*在0.10水平上显著表2 轮回选择群体的产量均值分析群体小区平均产量(kg)折合亩产(kg)多重比较(α＝0.10)C1/C0(%)C2/C1(%)C06.91383.9aC17.04417.6ab＋8.7C27.15424.9b ＋1.7表2表明，C1与C0间、C2与C1间产量没有显著差异，但C2与C0间差异显著，C2较C0增产10.7%，说明轮回选择2轮后，群体自身产量水平显著提高。轮回选择每轮是一个逐渐提高的、积累的过程，且以C1与C0间提高幅度(8.7%)较大。2.2 选择轮次与群体自身方差的关系为研究轮回选择对群体方差的影响，分别计算了穗长、穗粒重、百粒重3个与产量相关较大的性状的群体方差，结果见表3。表3 轮回选择群体穗长、穗粒重及百粒重3个性状的方差性 状群体方 差 值Bartlettx2区组1区组2区组3区组4平均穗 长C05.92810.224.75312.5768.1190.227C17.1127.0297.176.6647.224C27.826.1588.43710.0398.114穗粒数C0894.93421.461328.062236.091970.130.680C11311.641649.552028.571621.021652.82C21631.691190.212003.082054.131719.78百粒重C021.7372.9440.4219.0638.540.227C111.9231.6642.9621.0626.90C219.1127.3415.6549.0027.78可以看出，穗长经2轮选择后，群体方差无明显变化，分别为8.119，7.224，8.114，Bartlett方差同质性检验表明三者间差异不显著(Bartlettx2＝0.227)。穗粒重的3个群体方差分别为1970.13，1652.82，1719.78，三者间差异也不显著(Bartlettx2＝0.680)。百粒重性状的方差同质性检验(Bartlettx2＝0.227)也表明三轮选择没有造成方差减小。说明轮回选择并没造成群体内主要产量性状的遗传基础变窄而导致遗传脆弱性现象。2.3 轮回选择的实际应用效果分析2.3.1 从轮回选择群体中选育出的自交系及杂交种以基础群体C0为原始材料，从1991年开始进行自交系选育工作，已育成综合性状优良的自交系京系501，组配成杂交种京玉1号和京玉7号。京玉1号于1997年通过北京市品种审定，现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15万亩以上。该品种抗病性非常突出，其抗性主要来自京系501。京玉7号现正在试验示范中。以群C1为原始材料，从1993年开始选育自交系，以育成优良自交系C111。用该系为亲本组配出杂交种京玉4号和京玉9号。这2个杂交种的突出特点是综合性状优良，抗性强，其抗性主要来自C111。本试验表明，群体改良应与杂交种选育紧密结合，这样才有利于快出成果。2.3.2 自交系的配合力分析1998年夏，通过NCⅡ交配设计对选育出的上述2个自交系进行配合力分析。结果表明(表4)，这2个自交系的一般配合力(GCA)和特殊配合力(SCA)都是较高的。C111的GCA值最高(7.4)，京系501的GCA值为第三(4.94)。在前10位的组合中，包括C111的组合有5个，包括501的组合有3个。表明这2个自交系所配组合的特殊配合力较高。表4 NCⅡ设计10个自交系的GCA值♀♂C111501京31866478先早6GCA京2455.37*49.9244.9536.4033.746.17京34145.2737.3235.8732.7824.71－2.79京40441.3340.3344.9536.0429.370.43黄野四42.0444.0638.2033.1529.46－0.59R4342.8942.9937.3827.2623.56－3.16GCA7.404.942.29－4.85－9.81*表中数字为各组合的小区平均产量，单位为500g。3 讨论在轮回选择过程中，对参试群体本身的抗病性选择是在自然发病条件下进行的。为了更真实地鉴定群体的抗病性，1998年将C0，C1，C2三个群体委托给中国农科院品资所作物抗病虫性鉴定及检疫研究室进行抗病性鉴定，共鉴定病害7种(表5)。除粗缩病为田间自然发病结果外，其余6种均为常规人工接种田间鉴定结果。表5 3个群体的抗病性鉴定结果病 害群 体C0C1C2大斑病MSMRMS小斑病MSMRMS矮花叶病MRRR弯孢菌叶斑病RRR灰斑病RHRR茎腐病HRHRR粗缩病＋－＋注：HR，R，MR，MS，S，HS为评价品种抗病性的6级指标，分别代表高抗，抗，中抗，中感，感，高感。在轮回选择过程中，对抗病性的选择最好在接种条件下进行。笔者认为，群体的抗病性应在组群的时候考虑，即尽量使用抗病的材料组群。在轮回选择中，除提高群体的产量平均值外，还应保持群内的抗病性处在较高水平。作者单位：陈刚 张红伟 毛振武 陈海林(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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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科学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年 第18卷 第3期 No.3 Vol.18 1998科技期刊酚类化合物的生物吸附特征与其结构关系*陈勇生 闫 姝 孙启俊 金朝晖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系, 天津 300071)文 摘 选用经处理过的盐泽螺旋藻为吸附剂，研究其对10种酚类化合物的吸附行为。结果表明：盐泽螺旋藻对苯酚、邻苯二酚、对苯二酚、邻氨基酚、对氯酚和2，4-二氯酚6种酚均有不同程度的吸附，用Freundlich和Langmuir吸附等温方程描述时，均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该6种酚的吸附常数k的对数值与其分子连接性指数(2Xv)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盐泽螺旋藻对其余4种酚（邻甲酚、间羟基酚、间氨基酚、间乙酰氨基酚）均不产生吸附。关键词 盐泽螺旋藻 生物吸附 酚类化合物 分子连接性指数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tructure of phenolic compounds.Chen Yongsheng, Yan Shu, Sun Qijun，Jin Zhaohui(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1998,18(3):248～251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prepared Spirulina subsalsa as sorbent was investigated on its adsorption of ten kinds of phenolic compoun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irulina subsalsa is capable of sorbing phenol, o-dihydroxy benzene, p-dihydroxy benzene, o-aminophenol, chlorophenol and 2,4-dichlorophenol. The adsorption behavior represent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Freundlich isotherm and Langmiur isotherm; and the values of lg k of above six kinds of phenolic compounds show a good linear correlation to their molecular connectivity index respectively. The Spirulina subsalsa can not sorb the other four phenolic compounds,i.e. o-methylphenol, m-hydroxylphenol, m-aminophenol and m-acetamidephenol. In addition,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organic compounds which affect on biosorption behavior were also discussed.Key words:Spirulina subsalsa biosorption phenolic compounds molecular connectivity index随着世界各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规模迅速发展，氮、磷等植物营养物质被大量排入水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现象越来越普遍〔1〕。富营养化现象发生之后产生的大量死亡藻体，就成为水体中极好的天然生物吸附剂。吸附了某些特定污染物的死亡藻细胞，部分被微生物分解，部分被浮游动物吞食，大部分向海底沉积。因此，研究死亡藻体对不同污染物的吸附作用，对研究污染物在水体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生物吸附作为一种新兴的污染物处理技术，与传统方法相比，不仅具有选择性吸附的特点，同时也是一种成本低廉、吸附剂来源丰富、去除效率高的新型处理方法，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其中以重金属的生物吸附行为研究尤为多见, 但有关藻类吸附有机物的研究报道甚少〔2,3〕。本实验拟采用海洋中广泛存在的盐泽螺旋藻为生物吸附剂来研究一系列酚类化合物的有关生物吸附特性。并从定性和定量角度对酚类化合物的生物吸附特性进行探讨。1 材料与方法1.1 仪器和设备THA-S气浴恒温振荡器；HITACHI 20 PR-52D高速冷冻离心机; 800B型台式离心机; 722光栅分光光度计。1.2 药品和试剂4-氨基安替比林, L.R. (北京化工厂）; 铁氰化钾, A.R. (天津市化学试剂一厂）; 氯化铵, A.R. (天津南开化工厂）; 氨水, A.R. (天津南开化工厂）; 苯酚, 邻苯二酚均为A.R. (天津市化学试剂一厂）; 对苯二酚, A.R. (天津南开化工厂）; 邻氨基酚, C.P. ( 北京西中化工厂）; 对氯酚, C.P. (军事医学科学院药材供应站）; 2，4-二氯酚, C.P. (上海试剂一厂）。1.3 培养基实验选用盐泽螺旋藻为生物吸附剂，所需的培养基为：每升无离子水中加入16.8g碳酸氢钠，0.5g磷酸二氢钾，2.5g硝酸钠，1.0g硫酸钾，0.2g七水硫酸镁，1.0g氯化钠，0.04g二水氯化钙，0.01g七水硫酸亚铁，0.08g EDTA而制成。1.4 生物吸附剂的制备在盐泽螺旋藻培养基中培养15～16d（在3.86×103 lux光照，25℃），离心（5,000 r/min） 12min后收集藻体，并用去离子水洗涤3次，转入烘箱（60℃）中烘至恒重(12～14h)。将已恒重的藻体在研钵中研碎，经过40目筛网过筛并称重，再以无离子水定容，得到一定浓度的生物吸附剂。1.5 生物吸附实验实验采用盐泽螺旋藻悬浮液对10种酚类化合物进行生物吸附研究。每种酚的吸附实验均包括5组浓度和1组藻空白，每组浓度又包括2个平行样品和1个酚空白。各组实验所加试剂如下：藻空白：2mL藻悬液、8mL无离子水; 酚空白：酚储备液（mL数依浓度而定）、无离子水; 样品溶液：酚储备液（mL数依浓度而定）、2mL 藻悬液、无离子水; 以上各溶液的总体积均为10mL。吸附条件：将总体积均为10mL的各样品溶液置于50mL离心管中，摇床恒温（25℃）振荡14小时至吸附平衡，溶液经离心（10,000r/min）10min，测定上清液的酚浓度。1.6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4〕酚类化合物浓度的测定采用4-氨基安替比林直接光度法，于510nm 波长，光程为1cm的玻璃比色皿，以水为参比测定吸光度。1.7 酚类化合物分子连接性指数的计算见文献〔5〕2 结果与讨论2.1 吸附剂对不同酚类化合物的吸附同一种吸附剂对不同酚类化合物具有不同的吸附特性。本文研究的10种酚类化合物, 结果表明，盐泽螺旋藻对邻甲酚、间羟基酚、间氨基酚、间乙酰氨基酚不产生吸附，而对苯酚、邻苯二酚、对苯二酚、对氯酚、2，4-二氯苯酚、邻氨基酚等6种酚有吸附, 以达到吸附平衡时溶液中酚的浓度（mg/L）为X轴，吸附量（mg酚/g干藻）为Y轴作图，可得出后6种酚的等温吸附曲线，见图1。图1 6种酚类化合物在盐泽螺旋藻上的等温吸附线Fig.1 Adsorption of six phenolic compounds on Spirulina subsalsa采用Freundlich和Langmuir等温吸附方程对实验数据进行计算比较表明(表1，表2)，盐泽螺旋藻对苯酚等6种酚类化合物的吸附行为更符合Freundlich等温吸附式。两种等温吸附方程的直线形式如下：lgq = lgk＋nlgCe (1)1/q=1/qo＋1/qobCe (2)式中：q为吸附量(mg/g干藻);Ce为平衡时溶液中酚的浓度（mg/L); k, n, qo, b为与吸附剂和酚本身相关的常数。表1 6种酚生物吸附的Freundlich等温方程及有关特征常数Table 1 Freundlich isotherm parameters for biosorption of 6 phenolic compounds酚类名称Freundich等温方程 k n相关系数rr2苯酚q=15.41Ce0.763915.410.76390.9560.91邻苯二酚q=14.69Ce0.833114.690.83310.94060.88对苯二酚q=3.131Ce0.32893.1310.32890.93990.88邻氨基酚q=2.223Ce0.71372.2230.71370.99830.99对氯酚q=0.6647Ce0.35880.66470.35880.96380.932，4-二氯苯酚q=0.0437Ce1.3410.04371.3410.99990.99表2 6种酚生物吸附的Langmuir等温方程及有关特征常数Table 2 Langmuir isotherm parameters for biosorption of 6 phenolic compounds酚类名称 Langmuir等温方程 qo b相关系数r r2苯酚1/q=0.0295/Ce+0.061016.392.0680.9710.94邻苯二酚1/q=0.0524/Ce+0.012480.640.23660.97250.95对苯二酚1/q=0.6217/Ce+0.083711.940.13470.87560.77邻氨基酚1/q=0.5707/Ce+0.026438.880.04630.99840.99对氯酚1/q=3.178/Ce+0.33233.0090.10460.91880.842,4-二氯苯酚1/q=5.437/Ce+0.069514.390.01280.93650.882.2 盐泽螺旋藻酚类化合物吸附特性2.2.1 生物体吸附量的比较 在较低的起始浓度（10mg/L以下)时，以溶液中酚的平衡浓度均为 0.5mg/L时作比较，根据表1可计算出盐泽螺旋藻对苯酚、邻苯二酚、对苯二酚、邻氨基酚、对氯酚、2，4-二氯苯酚的吸附量q值分别为 9.07、8.25、 2.49、 1.36、0.78、0.017 mg/g干藻。由此可得，较低浓度下盐泽螺旋藻对6种酚的吸附量大小顺序为：苯酚 > 邻苯二酚 > 对苯二酚 > 邻氨基酚 > 对氯酚 > 2，4-二氯苯酚。在较高的起始浓度（10～50mg/L)下，苯酚的吸附行为与低浓度下截然相反，随着平衡浓度的增加，q值逐渐减小。当Co为10mg/L左右时，盐泽螺旋藻对苯酚的吸附量达到最大值。而其它5种酚的q值则呈线性增长。以溶液中酚类平衡浓度（Ce)均为2.7mg/L时作比较，可计算出盐泽螺旋藻对邻苯二酚、邻氨基酚、对氯酚、2，4-二氯酚的吸附量q值分别为33.60、4.34、4.52、0.95、0.17mg/g干藻。由此可得较高浓度下盐泽螺旋藻对5种酚的吸附量大小顺序为：邻苯二酚 > 对苯二酚 > 邻氨基酚 > 对氯酚 > 2，4-二氯苯酚（由于本实验中苯酚在较高浓度下的吸附行为不能用Langmuir等温方程描述，故在此未列出进行比较）。2.2.2 生物体吸附强度的比较 根据（1）式，当Ce=1时，q=k，k值的物理意义可看作是溶液中酚类化合物的平衡浓度为1mg/L时，每单位重量（g)的生物吸附剂吸附酚类化合物的重量（mg)。当Freundlich方程中的n值相差不大时，就可用k值来比较其吸附能力的强弱，也就是说，k是一个“吸附强度”的概念。由表1可以看出，盐泽螺旋藻对6种酚类化合物的吸附强度顺序为：苯酚 > 邻苯二酚 > 对苯二酚 > 邻氨基酚 > 对氯酚 > 2，4-二氯苯酚(苯酚为低浓度下的吸附强度）2.3 生物吸附常数lgk与酚类化合物的定性关系实验共选用了以下10种酚作为吸附质：苯酚、邻苯二酚、间苯二酚、对苯二酚、对氯酚、2，4-二氯苯酚、邻氨基酚、间氨基酚、邻甲酚、间乙酰氨基酚。实验结果为：用Freundlich等温方程来描述盐泽螺旋藻对苯酚、邻苯二酚、对苯二酚、邻氨基酚、对氯酚、2，4-二氯苯酚6种酚的生物吸附行为时，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而盐泽螺旋藻对邻甲酚、间苯二酚、间氨基酚、间乙酰氨基酚不产生吸附。从以上实验结果看，盐泽螺旋藻对不同酚类化合物的吸附强度可能与以下几方面有关。2.3.1 取代基的位置 选取苯酚为母体，实验结果表明：3种间位取代酚均没有发生吸附现象，而6种邻、对位取代酚中，除邻甲酚外，均有不同程度的吸附现象。可见，对于母体苯酚而言，盐泽螺旋藻对邻、对位取代酚比间位取代酚具有较大的吸附选择性。2.3.2 取代基的种类 实验主要选取了4种不同的取代基来研究，即氯原子、羟基、氨基和甲基。实验结果发现，对位、邻位的氯原子取代酚、羟基酚，邻位的氨基酚均有吸附，但邻位的甲基酚却无吸附。根据表2可知，在实验研究范围内，盐泽螺旋藻对取代基不同的苯酚取代物，吸附强度顺序为：-OH > -NH2 > -Cl > -CH3。2.3.3 取代基的数目 当取代基为氯原子时，比较母体苯酚与对氯酚、2，4-二氯苯酚，根据表1，k值依次为15.41、0.6647、0.0437，是随着氯原子的增多而逐渐降低。当取代基为羟基时，比较苯酚与邻苯二酚，对苯二酚的k值，见表1，在低起始浓度下，k值依次为15.41、14.69、3.131, 也是随着羟基的增多而降低。可见，对于氯原子和羟基取代基而言，k值随取代基数目的增加而降低。2.4 生物吸附常数lgk与酚类化合物结构的定量关系图2 生物吸附的特征常数lgk与酚类化合物化学结构间的关系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gk and MCIs of phenolic compounds为了进一步研究盐泽螺旋藻对酚类化合物吸附的特征常数lgk与酚类化合物的化学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计算出了6种酚类化合物的二阶价分子连接性指数（2Xv)，并对其进行了数学处理，结果见图2。由图2可知，6种酚类化合物在盐泽螺旋藻上的吸附特征常数lgk与其各自的二阶价分子连接性指数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R2=0.93)。3 结论3.1 盐泽螺旋藻对苯酚、邻苯二酚、对苯二酚、邻氨基酚、对氯酚、2，4-二氯酚的吸附行为能很好地符合Freundlich吸附等温方程；而对邻甲基酚、间苯二酚、间氨基酚、间乙酰氨基酚不产生吸附。3.2 盐泽螺旋藻对酚类的吸附选择顺序为：苯酚 > 邻苯二酚 > 对苯二酚 > 邻氨基酚 > 对氯酚 > 2，4-二氯苯酚。3.3 以苯酚为母体，当取代基的位置、种类、数目不同时，其吸附常数k值有较大差异。3.4 苯酚、邻苯二酚、对苯二酚、 邻氨基酚、对氯酚、2，4-二氯苯酚的吸附常数对数值lgk与各自的二阶价分子连接性指数（2Xv）之间，存在着良好的线性相关性。参考文献1 金相灿.有机化合物污染化学―有毒有机物污染化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2 Kennedy J F，Cabral J M S.Immobilized living cel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Appl.Biochem, Bioeng., 1983,4:1893Volesky B,May H，Holan Z R.Cadmium biosorption by xacharomyces cerevisial. Biotechnology and Bioengineering, 1993, 41:826～8294 国家环保局.《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编委会.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5 陈勇生,陈丽侠，杨 杰等.拓扑学指数在定量结构生物降解性关系中的应用. 环境化学, 1997, 16(3)：208～214作者简介陈勇生 男，1963年4月生。博士、副教授。现在南开大学环境科学系工作。主要从事废水处理中的物理化学过程、有机污染物的生物降解和生物吸附以及生物修复技术研究。曾承担国家和部委科研项目9项。发表论文20余篇。收稿日期：1997-07-1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9577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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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号 】2-3900 【原文出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199501 【原刊页号】164-172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 作 者 】余建华 【复印期号】199505 【 标 题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非历史诸问题探略 【 正 文 】 １９－２０世纪之交是西非社会近代史上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随着西非瓜分的基本告成，英、法、德分别在各自殖民地建立殖民统治制度，西非畸形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开始形成，社会阶级关系发生演变，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西非沿海地区初步兴起，由此构成西非早期殖民地化的历史图景。作者余建化，１９６３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一、西方殖民统治制度的建立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是西方列强瓜分西非并建立殖民统治的时期。大致迄止１９０２年，英国、法国和德国通过对西非人民的征服和镇压以及它们相互间的争斗和妥协，已将西非分割完毕。在此前后，英法德分别在西非各自所占的殖民地逐渐建立一整套各具特色的殖民统治制度。英国在西非殖民统治制度的特征是“间接统治”。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英国征服北尼日利亚后，发现其殖民统治制度的建立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由于英国当时在非洲同时忙于阿散蒂战争和英布战争，无法凑集足够的人力、财力在这一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新殖民地有效地建立殖民统治。二是当时的北尼日利亚依然保留着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土著政权系统及司法、税收制度，对当地居民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样，一方面英国殖民者难以在当地建立直接统治制度，另一方面当地却具备实施间接统治的有利条件。英国殖民主义老手弗雷德里克・卢加德直接促成了间接统治在北尼日利亚的付诸实施。他在调任北尼日利亚高级专员后，发布了一系列公告、指示和法令，对间接统治作了详尽阐述，使之由一种单纯的统治手段发展完善成一套政治、经济和法律的间接统治制度。间接统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与原则有四大要素。一是英国的宗主权。“这种宗主权包括对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任命埃米尔和所有国家官员之权，立法权和征税权。”［（１）］土著统治者只有接受英国宗主权，其权势和地位才得以维持。当地的各级英籍官员对这些土著统治者进行“监督和指导”，成为英国宗主权在殖民地的具体执行者。二是土著政权。各级土著政权由英国总督任命并授予委任状和麾标。“他们不得作为独立的统治者而应作为附庸的统治者对其人民进行治理。”［（２）］土著政权的职责主要是维持治安，征收税款，执行总督命令，负责一些地方建设，可拥有少量警察。三是土著税收。英国官员确定各地应纳的年度直接税额，由土著官员征收。土著政权留取大部分税额以支付土著官员薪水和公共建设事业费用，其余上交英国殖民当局。四是土著法院。允许土著法院对土著居民拥有司法权，实施伊斯兰律法或土著习惯法，其审理受到殖民当局严密监督。其管辖权主要限于民事案件，并拥有极有限的刑事审判权。在间接统治制度之下，北尼日利亚各级土著首领成了英国人的傀儡，完全维护英国殖民统治的利益。在１９０６年萨提鲁起义中，索科托哈里发和大多数埃米尔纷纷协助英军镇压起义者。鉴于间接统治制度在北尼日利亚已达到“预期效果”，英国当局决定将这一行之有效、花费甚少的殖民统治制度推广到其他西非殖民地。法国在西非殖民地主要推行以“同化”为特征的直接统治制度。法国在征服西非过程中遇到由传统首领（国王、酋长等）组织和领导的西非人民的英勇抵抗。即使在镇压这些抵抗后，法国殖民者仍心有余悸。为此，法国人决定消灭可能成为反法领导力量的非洲国家和部落组织，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废除传统首领的权力，委派各级官员，推行宗主国法令，直接统治土著居民。即使那些充当殖民走卒的地方酋长也往往不是原来的传统酋长，而是由法国人重新委任的非洲“忠诚者”。这种直接统治制度对于反对各种可能的反殖民起义能提供最大的保证。为在西非推行“同化政策”，１９１２年法国当局制定“入籍法”，规定凡出生在法属西非，“能效忠法国或任公职１０年以上、能阅读或书写法文、拥有生活资料、具备良好品质”者可获得法国公民权。［（３）］显然在非洲居民中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和土著上层符合这些条件，能成为“法国公民”，而绝大多数非洲人则沦为没有公民权的“法国臣民”。１９１６年的一项法令规定，法国在塞内加尔的老据点达喀尔、圣路易、吕菲斯格、戈雷埃四市镇为宗主国的一部分，实行法国市政法律，全体居民及其后裔为法国公民，各镇可派一名代表进入法国下议院。［（４）］到１９１８年法属西非获得公民权者为２４９９７名，其中２２７１１名住在塞内加尔。法属西非在司法制度上，除由殖民政权控制的土著法院根据伊斯兰律法或土著习惯法审理一般土著诉讼案件外，法国当局还实行“速决裁判制”，即根据１８８７年总统法令，法国殖民官员可不经过法院就逮捕非洲人，任意处以各种监禁或罚金。为加强法属西非各领地的集中统治，１９０２年法国设立了一个驻跸达喀尔的独立的西非大总督，在圣路易的塞内加尔总督和其他领地总督一起受其节制。法属西非政府体制如同一个金字塔，顶端是法国总统及殖民大臣；其下便是西非大总督，代表宗主国颁布殖民地法令；第三层是各领地总督，对下属法国官员和地方酋长的更换任命负有全权；第四层是各领地省和郡两级法国行政官员，指挥下属土著官员；最底层则为大批法国人委派的土著官员，其中许多人并非出身部落上层，而是曾在法国殖民军队服役的“立功者”，他们充任各领地郡和村两级官员和地方酋长，成为殖民当局的走卒。德国在多哥、喀麦隆则推行高度军事专制的直接统治制度。在多哥和喀麦隆分别设置由德国皇帝直接任命的德国总督，有权“颁布殖民地法令，拥有最高司法权、统帅军队，控制财政”［（５）］。德国殖民者把普鲁士军国主义体制搬到这里，政权一般都操纵在军事长官手里。两个殖民地内部在行政上划为若干区域，各由隶属于总督的德国军事长官管辖。军队和警察驻守在各战略要地。这些部队由招募来的非洲土著编成，德国军官指挥。依仗这些军队和警察，德国殖民者独断专行。德国当局也指定部分“非洲协理员”作为政府雇员，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征募土著劳工，按照德国法律审讯土著诉讼案件。殖民当局还在多哥设立“感化营”，用以惩罚那些敢于反抗德国残暴统治的非洲人。随着欧洲殖民统治在西非的确立，当地原有的国家组织、部落制度趋于解体。在实行直接统治的地区，昔日的非洲国王、部落酋长等传统首领被废黜或放逐，殖民当局往往以一些并不出身于酋长和皇室家的“忠诚者”取而代之，充当殖民机构的下级官员，这些人在当地百姓中毫无威望可言。在实行间接统治的地区，殖民当局利用笼络和威胁的手段，促使当地的传统首领和土著酋长成为其“驯服的地方代理人”，然而随着他们成为殖民者手中的玩偶，昔日在臣民中的威信和尊严也逐渐失去。这种政治制度上的变迁必然导致西非人民政治心理上的变化，由殖民者制造的政治权威不可能获得非洲人民的认同，传统的政治权威也丧失了当地人民过去的神圣忠诚。主权和独立的丧失使绝大多数非洲人无从产生政治忠诚，因为他们失去了决定自己命运、按照自己意愿对外交往资格的权力，从而成为殖民政权的异己力量。二、殖民地经济结构的雏型１９、２０世纪之交，随着欧洲殖民者对西非地区实际占领的扩展和政治统治的建立，英法德殖民当局运用经济或超经济的手段，把西非社会传统的经济结构改变为适合欧洲垄断资本掠夺所需要的殖民地经济结构，使西非逐渐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宗主国的农业原料附庸。土著土地制度的演变是西非传统经济变成殖民地经济的关键所在。在建立殖民统治之初，欧洲殖民当局也曾在西非像南部非洲等地一样，直接掠夺土地，但遭到西非人民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１８９４年和１８９７年黄金海岸英国当局两度提出有关土地条例，试图将森林、矿产和一些荒地收为己有，均因当地人民的竭力抵制而作罢。在法属西非，法国当局宣称，作为“战胜国”的法国“有权支配非洲的土地”，屡次宣布“空而无主的土地属于国家”。１９０６年法国当局颁布《土地注册法令》，规定土著居民通过注册，领取地契，则所耕土地归其所有，但领取地契的非洲人不多，直到１９１５年，经登记而发出的地契仅１２６７件，包括土地约１２０００公顷。因此在西非几乎没有白人大种植园存在，小种植园也不多。这是由西非当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第一，沦为殖民地之前，西非广大地区保存着村社制度，土地基本上是集体公有的。就尼日利亚而言，在北部弗拉尼统治者拥有土地最高所有权，并实行分封，但土地分配权由各村社酋长和族长掌握，土地由村社或家族成员共同使用；在南部，村社或家族之上没有一个最高土地所有者，“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则是土地的所有人”，酋长或族长只是土地的托管人，习惯法禁止土地出售，即使是出租或抵押也须酋长批准及村社、家族主要成员通过。在黄金海岸，土地是属于家族或部族财产，酋长只是族有土地的保护人或经理人。至于法属西非，当地“习惯法并不承认非洲统治者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土地被看成耕地者的公共财产。”西非这种根深蒂固的村社土地公有制阻碍着殖民者对土著土地直接的大规模掠夺，而且西非人民为保有自己生计所系的土地，也坚决反对殖民当局的土地掠夺政策。第二，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西非沿海商品贷币关系已有一定发展。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塞内加尔沿海地区的土著居民已开始种植经济作物，欧洲商人也逐渐建立以不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商业掠夺体系。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末拉各斯出口的棕榈仁由１２０００吨增加到３６０００吨。欧洲资本家不用开办种植园，也可以继续通过这种不等价交换剥削西非人民，获取丰厚而可靠的利润。第三，西非炎热潮湿的气候使许多欧洲白人望而生畏，不愿前来开办种植园。这样，在西非除了喀麦隆外，殖民者几乎没有占有大片土地，开办大型白人种植园。就总体而言，殖民者在西非基本上保持原有的土地关系。例如在尼日利亚北部，英国人剥夺了费拉尼统治者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宣布“土地和矿产的最高所有权属于英国政府”；但同时又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土地占有关系，土著首领继续依照土著习惯法分配土地，土地转让受到严格控制。在尼日利亚南部，除从皇家尼日尔公司所取得的那部分“皇室土地”所有权属于英国当局外，保存村社或家族土地所有制，承认土地属于全体土著居民，只是土地出租给外来人须经英国总督批准。在黄金海岸，殖民当局也是维持旧的部落土地所有制，根据１９００年《租借法令》部落领袖虽可将土地出租给欧洲人，但土地出租的面积、期限和用途均有限制。至于法属西非，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当局掠夺土地的规模也不大，也没有建立白人大种植园。唯有德属喀麦隆例外，德国殖民者先在沿海地区大规模占领土著土地，分配给欧洲大租让公司，建立在奴役非洲“应募工”基础上的大种植园经济。１８９６年德国当局宣布，“一切空地”均归德国所有。到１９１３年已建立５８个大种植园，分别种植可可、棕榈、香蕉和烟草等。在保留传统土著土地关系前提下，殖民当局使用经济和超经济权力，把西非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到１９世纪末西非地区曾猖獗一时的奴隶贸易已呈强弩之末，但在西苏丹内地家内奴隶制还广泛存在。当时尼日利亚还有上百万名奴隶，法属西非到１９０５年尚有约２００万名奴隶。［（６）］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殖民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殖民当局着手废除奴隶制。１９０１年尼日利亚英国当局发布公告，规定从１９０６年４月１日之后出生的所有儿童均为自由人；奴隶制的存在属于非法；取消债务奴隶制。但该公告对奴隶主还是作出一些让步。在黄金海岸，１８７４年英国总督就宣布了内容相似的废奴条例。１８８７年起法国殖民当局曾设立一些“自由村”，安置那些挣脱奴役枷锁的非洲奴隶。仅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法属西非就有约３０万奴隶获得解放。［（７）］欧洲殖民者在西非采取的土地政策和废除奴隶制措施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小农经营的方式，发展满足宗主国经济需要的出口作物种植业。为此，殖民当局又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和行政手段。首先是用贷币征收直接税。英法德当局在其各自所属的西非殖民地均按人或户对土著居民征收高额贷币税。如在法属西非，殖民当局要求土著居民用法国贷币支付１－３法郎人头税。过去习惯于物物交换、与贷币接触甚少的非洲小农现在为获得足够贷币缴付税款，不得不种植可在市场上出售的出口经济作物。其次是实行强制性行政手段。在英属西非，殖民当局把种植出口经济作物作为农民拥有土地的必备条件。法属西非则推行以行政制裁相威胁的“义务作物制”，如从１９０８年起象牙海岸农民必须种植一定数量的可可树，否则就被处以罚款和监禁。再次是欧洲殖民当局为推广经济作物种植，采取各种支持、鼓励措施，包括建立试验站和苗圃，提供优良种籽和苗木，指导栽培技术，给予优惠贷款，提高收购价格等等。最后为推动殖民地商品经济发展，殖民当局还在殖民地设立银行，发行纸币。１８９４年英国建立西非银行，１９１６年英国商业部在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和黄金海岸发行英属西非纸币。１９００年法属西非银行成立。到本世纪初，西非各地已初步形成以生产、出口单一经济作物为特征的畸形的殖民地经济结构的雏形。黄金海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产国。１８９１年黄金海岸首次出口可可８０磅，到１９１３年已达５．０６万吨，占到世界首位。尼日利亚农民种植经济作物已呈现地区专业化趋势。棉花与花生的种植主要在北部，可可种植业几乎全都集中在以阿贝奥库塔为主的西部诸省，而油河地区仍是西非最大的棕榈产品产地。１９００年棕榈产品超过尼日利亚出口总额的８０％。塞拉利昂也以种植棕榈产品为主，产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仅次于尼日利亚，此外还出口可拉果，到１９１３年两者占该地区出口额的９０％。１９１３年花生占冈比亚出口总值的９５％。花生也是塞内加尔输出的主要商品，１８８０－１９００年间花生占该地区出口的总值由５２％增至７３％。象牙海岸、达荷美主要输出棕榈产品，法属几内亚输出橡胶，多哥农民种植咖啡、可可。在喀麦隆，欧洲种植园主要出产可可、棕榈油和橡胶。在西非，出口经济作物主要由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种植，如在黄金海岸“所有的可可都由加纳人拥有和经营的大大小小的农庄生产”［（８）］。西非欧洲资本家主要通过控制流通领域剥削土著农民。大批来自利物浦、曼彻斯特、马赛、波尔多和汉堡的英法德各贸易公司在西非各地操纵、垄断经济作物的收购与出售。它们一般不直接与非洲小农打交道，而是由当地的非洲人及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充当中间商，由他们将收购来的经济作物汇集至沿海欧洲商站集中输出。如在１９世纪末有２０家英国商行在油河地区设立近６０个商站，雇佣２００名欧洲职员和约２００名非洲中间商。该时期西非各地因广泛种植出口经济作物，传统的粮食作物生产面积大为缩小，不得不从海外进口粮食。当时塞内加尔每年输入印度支那大米达１５００至２０００吨。［（９）］大批廉价的欧洲日用品注入西非市场，给西非原有的手工业以致命打击。昔日著名的卡诺纺织业和塞内加尔土布业日趋衰落。欧洲垄断资本家在西非低价收购当地生产的经济作物，高价出售西非所需要的粮食、布匹等日用品。１９世纪末，在欧洲每吨售价为５２０法郎的棕榈油在达荷美仅以２４０法郎收购，［（１０）］在印度支那按每吨１６０法郎收购的大米在西非售价竟达３５０法郎。［（１１）］欧洲资本家通过贱买贵卖的“剪刀差”攫取超额利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西非农村社会开始发生一场由传统经济向殖民地经济转换的深刻变革。第一个特征便是农村传统的村社土地所有制日趋瓦解。这主要是出口经济作物种植业发展的结果。首先，经济作物的种植缩短或改变了维持土地公有关系基础的休耕制和定期分配制，象可可树长年生作物，连续种植１０年而无需休耕，这就需要小农拥有土地的长期固定使用权，而长期使用权经过登记后往往变为所有权。其次，种植出口经济作物提高了小农对土地价值认识的深化，出现了土地继承权、租赁权和所有权等问题，土地通过出租，转让而日趋私有化。例如，１９世纪阿库皮姆的可可农开始向西边森林地带的部落首领购买或租借土地，他们通常集体购买一大片土地，然后按出资多少分得自己领有的一段土地。到１９１４年前仅在阿基姆阿布库瓦一带就有约８００平方英里的土地转卖给外乡人，成为可可农的私有农庄。殖民地经济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欧洲资本家把西非各国变成自己的矿产原料产地。本世纪初英国在西非殖民地实行租借法，迫使非洲酋长把蕴藏矿产的土地全部转让给欧洲各公司。黄金海岸金矿的主要产地在塔克瓦，１８７８年法商邦纳特的“非洲黄金海岸公司”获得了第一个租借地，开始运用科学方法采金。１９００－１９０１年来此采金的欧洲矿业公司不下３００家，它们从当地酋长获得约４０００块租借地作为矿场。其中著名的阿散蒂金矿公司控制的采矿地面积竟达２６００平方公里。欧洲租让企业挤跨了非洲人惨淡经营的采金，“到１９世纪末，加纳人已被外籍矿业公司完全排挤在采矿业之外了”［（１２）］。到１９０８年塞康第到塔克瓦铁路修成，大批采矿设备运入，黄金产量急剧提高，输出量亦由１９０１年的６万盎斯增至１９１４年的４０万盎斯，成为仅次于可可的第二大出口商品。１９１０年欧洲人在黄金海岸的恩苏塔开始采掘锰矿，１９１４年后每年输出锰矿石约３万吨。采锡业是尼日利亚采矿业的主要部门，１９１０年前后欧洲人在包奇高原开始大规模开采锡矿，到１９１３年已有５５家企业投资４００万英镑在此采锡。埃努古煤矿是当时西非唯一的煤产地，１９１６年采煤量达２．４５万吨。［（１３）］西非采矿业掌握在欧洲公司手中，土著居民往往被迫成为矿场的契约劳工。西非殖民地经济的第三个特征是加工工业极不发带。英法德资本家只在沿海城镇开办为数不多、规模不大的农副产品初级加工厂，如榨油厂、轧棉厂、锯木厂、碾米厂和棕榈油、椰子干、鱼类罐头加工厂等等，分别对花生、棉花、木材、粮食、棕榈产品、椰子和鱼类等各种农副产品在出口前进行初步加工，而将原料运回欧洲，变成最终产品。１８８０年法国人在大巴萨姆建立象牙海岸第一家锯木厂，１８９０年法国人在塞内加尔建立拥有５０名工人的第一家榨油厂。为了畅通无阻地运出西非经济作物产品和矿产原料，以及征服内地、维护殖民统治的战略需要，１９－２０世纪之交欧洲列强在西非修建铁路、公路和港口。鉴于铁路便于加强沿海与内地的联系，能够有效地提高运输效率，特别是运输军队及其装备的效率，英法德殖民当局均较重视铁路建设。到１９１３年英属西非铁路总长１４０５英里，法属西非铁路总长１５４５英里，到一战前德属多哥与喀麦隆铁路总长分别为３６４．５公里与３４０公里。当时西非所有的铁路均是从沿海向内地辐射，往往有着特殊的用途。如洛美到阿内乔铁路被称为“椰子线”，此外还有“可可线”、“棉花线”、“铁矿线”、“棕榈线”。西非各地还修筑了许多通往火车站和水路码头的公路，新建和扩建了一批港口。这些近代交通运输网都控制在殖民当局手中，它的建设是建立在大量役使土著居民的无偿劳动的基础上，法属西非全境３５０００公里的公路敷设和维修，９０％是靠抽调劳役完成的。一切铁路、港口均是靠借款建筑的，借款利息多由当地居民以各种捐税形式支付。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网的建设，促使了一批近代城市在矿区、贸易中心、铁路与公路沿线以及沿海港口兴起与发展。据上所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是西非社会经济开始剧烈变化的年代。西非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西非逐渐被纳入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三、社会阶级关系的演变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初兴１９、２０世纪之交也是西非社会阶级关系的大变动时期。随着殖民列强对西非的瓜分，非洲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即由传统社会统治者（酋长、封建主或奴隶主等）与被统治者（农牧民、手工艺人、城镇贫民、小商贩、奴隶等）为主的矛盾，逐渐变成了西非各族人民同西方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当时不论是经济已经发生变化的沿海城镇，还是正处于变化中的内地农村，都能感觉得到这种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使旧式的反殖武装斗争带有新的性质和特征，而且为西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初兴奠定了基础。经济作物的种植、私有土地的增多、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西非广大农村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小农阶级，并开始出现两极分化。这种现象在黄金海岸、尼日利亚等地最为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黄金海岸的经济作物产区出现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和富农。富农中的许多人还经营商业与高利贷。自耕农，即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小农拥有土地３－６英亩。他们地位极不稳定，或发财致富升为富农，或负债破产沦为租佃农。租佃农则佃耕地主或富农的土地，收成的２／３上交。被地主、富农甚至自耕农长期或临时雇佣的农工，有的领取固定的月工资，有的按日计酬或按件计酬。西非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形成的早期阶段。在尼日利亚黄金海岸和塞内加尔等地出现了一批土著商业资产阶级，有的充当欧洲商业公司的中间商，为欧洲商人收购经济作物、推销欧洲日用品。他们逐渐在沿海城市赢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力图打破欧洲商业公司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有的也向工矿业投资，开办公司，但遭到殖民当局或欧洲资本家的压制和排挤。例如，３个芳蒂企业于１８９０年在奥布瓦西开采金矿，雇佣２００余名工人，不久即被英国人办的“阿散蒂金矿有限公司”所收买。这些土著商业资产阶级力量还十分薄弱。西非工人阶级也已经出现。最初一批西非工人主要是在采矿企业、交通运输部门、建筑工地上从事雇佣劳动。在黄金海岸他们大多是农场工人、矿工、铁路工人、船夫、司机、机修工、建筑工、裁缝等。１９００年时塞内加尔约有９００名各类工种的工人（杂工不算）。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在西非引进、推广西方教育的结果。从１９世纪起欧洲殖民当局和教会出于殖民侵略和统治的需要，在西非建立许多进行欧式教育的学校。１８２７年英国教会在塞拉利昂创办福拉湾学院，１８４５年英国在巴达格里创办尼日利亚第一所学校。１８５７年法国圣灵传教会在达喀尔创办了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各一所。１８５６年和１９０５年法国与英国殖民当局分别在塞内加尔的圣路易和塞拉利昂的博城创办“酋长子弟学校”，其目的是培养一批为其“文明事业”所服务的“土著名流”。１９０９年英国当局又在黄金海岸的阿克拉设立培训师资的学院和工艺学校。１９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批受过西方教育、掌握一定的文化科技知识的近代西非民族知识分子，包括医生、律师、教师、新闻记者、编辑、行政职员、公司雇员等，其中不少人曾到欧洲留学深造，他们逐渐聚合成一支为数可观的政治力量。这些饱尝种族歧视之苦的黑人知识分子较早接触西方文明，受到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的影响，许多人走到殖民者愿望的反面，成为西方早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骨干力量。西非沦为殖民地之后，酷爱自由的西非人民继续开展多次反殖武装斗争。例如，１８９８年塞拉利昂的茅屋税战争，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黄金海岸北方部落暴动，１９０６年尼日利亚萨提鲁起义，１９０７年喀麦隆阿达马瓦“圣战”，１９０８年象牙海岸巴乌莱人起义等等。这些斗争尽管采取中世纪的形式（如部落起义、伊斯兰“圣战”），是下层群众自发性的反殖斗争，但由于西非社会性质的变化，这些斗争已带有民族觉醒的特点，斗争目标主要是指向残暴的殖民统治和掠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茅屋税战争。１８９７年塞拉利昂英国当局宣布对保护地土著征收５－１０先令的茅屋税，次年在德高望重的老酋长拜伊布里赫领导下，土著居民揭竿而起，与欧洲殖民者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塞拉利昂英国总督也认识到，这次起义是非洲人政治觉醒和财产保护意识增强的表现。从西非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反殖斗争已是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早期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形成的阶段。早在１９世纪中叶，西非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一批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他们主要是获释黑奴的后裔和教会学校的非洲学生。他们著书立说，宣扬民族主义思想，为民族运动进行舆论准备。主要代表有霍顿、刘易斯和布莱登等人。詹姆斯・霍顿（１８３５－１８８３年）是塞拉利昂获释黑奴之子，曾在福拉湾学院就读，后赴英国深造，他不但是一位颇有造诣的非洲医生，而且通过对西非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发表了《西非国家和人民》等著作，批驳了欧洲种族主义的谬论，就西非的行政管理和文化教育等问题提出许多建议，宣扬爱国思想。塞缪尔・刘易斯（１８４３－１９０３年）也是约鲁巴族获释奴隶之子，曾赴伦敦求学，后成为塞拉利昂高级律师和立法议员，１８９６年成为第一位黑人爵士。他在立法议会中力图维护非洲人权益，批评殖民当局诸多政策，同时要求非洲人自尊自立。被誉为“非洲民族主义之父”的爱德华・布莱登（１８３２－１９１２）是西非杰出的民族主义思想家。他生于加勒比海圣托马斯岛，据说是伊格博人后裔，１８５１年到利比里亚定居。尽管他在语言文学上极有天赋，但他为了实现争取黑人自由的理想，曾放弃留在英国从事研究的宝贵机会。１８６４年出任利比里亚国务卿。后曾移居塞拉利昂、尼日利亚，访问过黄金海岸、象牙海岸和塞内加尔。他除了从事教育工作外，还于１８７２年在弗里敦创办《尼格罗人报》，后又参与创办《西非记者报》、《塞拉利昂每周新闻》、《拉各斯每周纪事》等报刊。他始终为这些报刊撰文，讨论非洲古代文明、伊斯兰教的影响、非洲的教育事业和黑人独立的前途等社会问题。他著述甚丰，先后出版了《流血中的非洲人呼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尼格罗人种》、《非洲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欧洲人到来之前的西非》等一系列著作，他是系统提出非洲民族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认为黑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曾以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指出近代非洲的落后不是种族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欧洲人所进行的万恶的黑奴贸易。他强调保持非洲黑人的特殊个性。他说道：“民族主义是一个自然法则，没有一个独特而有效的民族主义。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一个有影响的地位。”［（１４）］布来登倡导的“非洲个性”或“黑人传统精神”基本上包括三个因素：一是非洲人生活中的村社概念和非洲社会的和谐团结关系；二是非洲人跟自然界广泛的和谐一致；三是非洲人在宗教信仰上跟神（上帝）的广泛一致。由此，他提出，“只有在非洲，黑人的天赋才能如实表现。”［（１５）］因此，布莱登渴望在西非建立一个以非洲文化为基础，吸取西方先进文明的非洲新国家，鼓励克里奥耳人非洲化，支持成立独立的非洲基督教会。布莱登的思想不仅极大地促进了西非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而且对西非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及他们的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后一阶段是民族主义组织的出现和民族主义斗争的开始。随着早期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西非出现了一批早期民族主义政治组织。１８９７年黄金海岸一些知识分子和酋长、商人建立“保障土著居民权利协会”，两次迫使殖民当局废除旨在剥夺非洲人土地的《公共土地法令》，随后在拉各斯和塞拉利昂又分别成立两个分会。１９０８年在反对当局征收自来水捐的群众抗议运动中，拉各斯两位非洲医生发起成立“保卫非洲人权利民族联盟”。１９１２年“青年塞内加尔”在圣路易创立，领导人为沃洛夫族的贵族迪奥普，其成员多为职员、教师、翻译等受过教育的非洲人。这是个温和的民族主义组织，并没提出独立的要求，只是主张与宗主国的法国人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支持非洲职员提高工资的要求。［（１６）］１９１４年该组织推选塞雷尔族的布莱斯・迪阿涅参加议会选举，迪阿涅以“争取我们作为法国公民的权利”为口号，在该年４月１６日以１９１０票竞选获胜，成为进入法国议会的第一位非洲人。［（１７）］他提出把没收的土地归还给达喀尔居民，保证付给铁路工人退休金等。１９１６年９月他又在法国议会中，为达喀尔等城市的非洲居民争得了扩大公民权。在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领导和推动下，英属西非特别是一些沿海城市的广大群众开展了示威游行、集合请愿等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１８９５年拉各斯发生了抗征房捐和地产税的示威运动，５００名群众参加游行，许多进步的非洲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声援支持，迫使殖民当局取消这两项捐税。１９１２年南尼日利亚又掀起大规模群众运动，抗议当局把北尼日利亚土地法推广到南部各省。次年由拉各斯知识分子与阿贝奥库塔等地酋长组成的土著代表团前往伦敦抗议请愿，使该法未能实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还反映在宗教领域。在西非，主要是摆脱欧洲传教土对基督教会的控制，建立非洲人自己领导、管理的基督教土著教会或教派。１８９１年在布莱登的推动下，拉各斯商人科尔建立“联合土著非洲教会”，１９０１年它与１８８８年成立的“约鲁巴独立土著浸礼会”合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油河地区非洲部落中出现了一个由布雷德领导的“以利亚第二”教派，主张农民组织起来，驱逐欧洲殖民者，结果遭到英国当局的镇压。１９１４年在象牙海岸等地掀起了规模可观的“哈里斯运动”。哈里斯是一位利比里亚黑人新教牧师，１９１０年因参加部落起义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创立“哈里斯教派”，出狱后在象牙海岸南部传教布道，宣传非洲人之间是平等的兄弟般关系，抨击殖民当局的黑暗腐败，深为当地农民的欢迎，１９１３年信徒发展到１２万人。在塞内加尔，也出现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伊斯兰教“穆里底教团”。它是由沃洛夫族的一位伊斯兰教隐士阿赫马杜・班巴创立的，主张保持传统教规，抵制“异教徒”法国殖民者。其信徒包括乡村农民和城镇劳工，１８９５年已达５０００名之多，成为当时塞内加尔一支重要的反法力量。总的来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非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还主要掌握在一些初步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部落酋长手中，民族主义运动刚刚迈出第一步，但却是具有历史转折性的一步。注：（１）Ｍ．佩勒姆：《卢加德的权威年代》，伦敦，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４８页。（２）（１３）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非洲史（１８００－１９１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５６１、５９１页。（３）（４）Ｍ．克劳德：《塞内加尔：法国同化政策研究》，伦敦１９６７年版，第２６、２７、２８页。（５）Ｔ．埃昂戈塔和Ｒ．布雷恩：《喀麦隆史》，朗曼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０页。（６）（７）Ａ．霍普金斯：《西非经济史》，朗曼１９７３年版，第２２６、２２７页。（８）（１２）Ａ．博汉：《１９－２０世纪加纳的演变》，朗曼１９７５年版，第９３、９６页。（９）（１０）（１１）苏勃波丁：《法国对西非的殖民政策（１８８０－１９００）》，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５４、５９、５４页。（１４）（１５）Ｒ．朱利叶：《非洲人民史》，纽约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１１、４１０页。（１６）（１７）Ｇ．约翰逊：《塞内加尔黑人政治的兴起》，加利福尼亚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４９－１５０、１６２－１７０页。（责任编辑：张家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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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研究RSEARCH OF ENUIRONMENTAL SCIENCES1999年 第12卷 第1期 Vol 12 No.1 1999一种耐酚菌种及其固定化细胞降解含酚废水性能的比较研究孙 艳 李 京 谭立扬摘 要 通过对土壤及污水的采样、分离、纯化，得到了一种降解苯酚的菌种，经过一系列驯化实验，使其苯酚耐受能力达915 mg/L。在此基础上，利用正交实验，确定了该菌种固定化细胞制备的最优操作条件。之后，对游离细胞和固定化细胞的降解苯酚过程进行了动力学分析与比较。结果表明，2种类型细胞的降解苯酚过程均符合Monod模型，并且固定化细胞的降解效果明显高于游离细胞。关键词 苯酚 固定化细胞 正交实验 Monod模型Study and Comparation of a Kind of Microorganism and ItsImmobilized Cells for Phenol DegradationSUN Yan1) LI Jing2) TAN Liyang2)( 1)National Laboratory of Protein Engineerig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2)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Beiji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2)Abstract In this work, a strain of bacteria isolated form sewage and soil nearby coking plant has been reported. The strain uses phenol as sole carbon source and degrades phenol up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915mg/L. Optimal preparation condition of the strain immobilization is carried out by the cross-test experiments.Going further into the kinetic study of biodegradation for both free and immobilized cells proceeds in the simulated wastewater. Results obtained from degradation experiments agree fairly well with the Monod model. The final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adation efficiency of immobilized cells is apparently superior to that of free cells.Keywords Phenol; Immobilized cells; Cross test; Monod model随着工业生产中苯酚需求量的增加，相应地产生了大量的含酚废水，这种废水不经处理任意排放，会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1］。含酚废水处理方法有多种，目前普遍使用的是活性污泥生物处理法，但由于这种方法存在着生物浓度低，微生物菌体易流失，产生大量的污泥易造成二次污染，占地面积大等不足之处，目前国际上一直致力于固定化技术进行废水生物处理的研究［2］。所谓固定化技术，是指通过化学或物理手段，将酶或微生物细胞加以固定(分别称为固定化酶或固定化细胞)，使之成为不溶于水但仍具有生物活性的衍生物［2］。其中微生物细胞被固定化后，细胞内酶系保存完整，相当于一个多酶生物反应器，可使反应更加充分、彻底，所以固定化细胞技术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文中从北京焦化厂所排放含酚废水中分离纯化出一种降解苯酚的细菌，经驯化实验后使其苯酚耐受能力达到915 mg。L-1，大大高于活性污泥中微生物的苯酚耐受极限；同时又通过正交实验，探讨了包埋法制备该菌种固定化细胞的最优操作条件。并对游离细胞和固定化细胞降解含酚废水的过程进行了动力学分析与比较。1 实验部分1.1 菌种的采样分离取活性污泥样品，倒入已灭菌的锥形瓶中，同时加入无菌玻璃珠，振荡1～2 h使菌胶团打散，之后用无菌水将上层清液稀释不同浓度，涂布于以苯酚为唯一碳源的选择性培养基上，恒温培养12 h后再进行划线分离。如此重复，直至镜检时菌体、菌落形态一致，挑取单菌落，接入试管斜面后置于冰箱保存。分离得到的实验用菌种，暂命名为SY号，该菌种的具体生物学特性参见文献［3］。1.2 苯酚含量及降解率的测定参照文献［4］的4－氨基安替比林比色法测定苯酚含量，苯酚降解率的测定参照文献［5］。1.3 菌种固定化细胞的制备以普遍使用的海藻酸钠为载体，采用包埋法制备固定化细胞。具体实验装置及操作方法参见文献［6］。1.4 主要试剂及仪器苯酚、4－氨基安替比林均为分析纯，海藻酸钠、硅藻土、己二胺和戊二醛均为化学纯，721型分光光度计，TZ－2AG型台式振荡器，模拟含酚废水参照文献［7］配制。2 结果与分析2.1 菌种的驯化与降解苯酚实验挑取SY菌单菌落，接种至以苯酚为唯一碳源的培养液中，过夜培养后，以1∶10的比例接种入新鲜培养液中，培养3～4 h后得到对数生长期菌体，离心后向湿菌体中加入由低到高不同浓度的模拟含酚废水，对菌种进行驯化实验，以提高其苯酚耐受能力。定时测定残留苯酚浓度，求得降解率及平均降解速度，结果见表1。表1 SY菌游离细胞降解苯酚的效果ρ初(mg。L-1)ρ残(mg。L-1)降解率(%)Δt(h)V(mg。L-1。h-1)27.61.5994.6480.5466.514.178.8481.09123.743.464.9481.67254.90.3799.8485.30455.128.793.7488.88558.8121.478.3484.56649.368.689.4486.05915.050.594.5489.01由表1可以看出，随着苯酚初始浓度的逐渐增加，菌种的平均降解速度也不断提高，说明驯化实验使得菌种耐高浓度苯酚的能力逐渐增强。通过这样一系列实验，该菌种耐酚能力达到了915 mg。L-1，远远高于实际处理中活性污泥的耐酚能力(北京焦化厂水处理分厂要求进入活性污泥曝气池的初始苯酚浓度不得高于300 mg。L-1，否则易使活性污泥中毒)。2.2 菌种的固定化研究2.2.1 菌种固定化细胞最优制备条件的确定在制备固定化细胞的过程中，有诸多影响固定化细胞降解效果的因素，其中包埋的微生物细胞浓度、成型剂CaCl2的浓度、海藻酸钠的浓度以及钙化时间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实验中采用正交实验法，利用以上4种因素3个水平L9(34)正交表［8］，以苯酚的降解率为指标进行了最优操作条件的确定。依照表2中不同的因素与水平，制得了9组固定化细胞，每组100 mL，分别加入50 mL初始浓度为915 mg。L-1的模拟含酚废水，经过6 h后，测定残余酚浓度，求得降解率。以降解率为指标进行评分估价，得到表3的实验数据分析表(评分时考虑到实际厂家的标准，以降解率80%为基准，每增加1%加1分)。表2 因素水平数据表水平因素A因素B因素C因素Dρ湿菌体(g。L-1)WCaCl2(％)W海藻酸钠(%)t钙化(h)120224230436350848表3 实验数据分析因素ABCD实验方案降解率(%)评分1 A1B1C1D194.0142 A1B2C2D291.0113 A1B3C3D396.0164 A2B1C2D394.0145 L9(34) A2B2C3D190.0106 A2B3C1D289.097 A3B1C3D295.0158 A3B2C1D397.0179 A3B3C2D196.016K141434044K233384525K352454147k113.714.313.314.7k211.012.715.08.3k317.315.013.715.7R6.32.31.77.4最优水平A3B3C2D3最优方案 A3B3C2D3通过正交实验的分析，从实验指标中可以看出：①所制备的固定化细胞6 h后降解率均达到较高水平(按北京焦化厂水处理分厂活性污泥法处理含酚废水的实际情况，凡降解率在80%以上者均属达到较高水平)。而对于活性污泥法来说，要达到这一水平需要时间长(数天)，同时还要考虑避免活性污泥中毒的问题。②根据正交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选出了制备固定化细胞的最优条件组合为A3B3C2D3，而这一组合不在正交实验表所包含的9组实验中，因此将这一组合再与9组实验中苯酚降解率最高者(即A3B2C1D3)进行实验比较，结果见表4。表4 实验结果比较 %因素水平组合苯酚降解率A3B3C2D398.4A3B2C1D397.0通过表4，确定出制备固定化细胞的最优操作条件为A3B3C2D3，即：湿菌体量为50 g/L；CaCl2质量浓度为8%，海藻酸钠质量浓度为3%；钙化时间为8 h。2.2.2 菌种固定化细胞的降解苯酚反应以最优操作条件制得SY菌固定化细胞，用于含酚废水的降解实验，用和表1 SY菌游离细胞实验中初始苯酚浓度相同的废水进行实验，结果见表5。表5 SY菌固定化细胞降解苯酚的效果ρ初(mg。L-1)ρ残(mg。L-1)降解率(%)Δt(h)V(mg。L-1。h-1)27.612.156.262.5866.531.153.265.90123.760.551.1610.53254.9113.255.6623.62455.1203.655.3641.92558.8246.655.9652.03649.3316.751.2655.43915.0456.250.1676.47从表1，5 两种细胞降解苯酚的实验来看，SY号菌固定化细胞的降解苯酚速度远远大于游离细胞(近1个数量级)。这表明固定化细胞的降解苯酚能力较游离细胞大大增强，显示出固定化细胞降解含酚废水的优越性，也充分体现了固定化细胞抵抗外界刺激、抗毒能力强的特性，显示出固定化细胞较高的降解活性。2.3 2种细胞降解反应动力学分析与比较基于生物反应过程的复杂性，人们提出了多种描述生物反应过程的模型。为了从理论上确定出SY号菌游离细胞及其固定化细胞降解苯酚的生物反应过程模型，对表1，5的数据分别进行了降解速度－苯酚浓度作图，见图1，2所示。图1 SY菌游离细胞对苯酚降解速度曲线图2 SY菌固定化细胞对苯酚降解速度曲线从图1，2可以看出，无论是游离细胞还是固定化细胞，其降解速度曲线在开始时都随着苯酚浓度的增加，反应速度逐渐呈双曲线型增加，但反应速度并非无限止地增大，而是随着苯酚浓度的继续增加，反应速度逐渐趋向于一个定值，即最大反应速度。这种降解反应速度曲线恰好符合了Monod在生物反应过程中提出的一级不可逆动力学模型［9］。该模型的数学公式为(以苯酚消耗速度计量)：(1)式中：rs，max――最大底物(此处为苯酚)消耗速度，mg。L-1。h-1；rs――底物消耗速度，mg。L-1。h-1；［s］――底物浓度，mg。L-1；Km――饱和常数，mg。L-1。由图1，2可以直接得到SY号菌种游离细胞和固定化细胞降解苯酚过程的最大反应速度分别为9.3，79.0 mg。L-1。h-1，降解反应的饱和常数(通过推导可知，在rs=1/2rs,max时对应的底物浓度［s］即为Km)分别为175，265 mg。L-1。为进一步验证由实验求得的这2个参数，又用了双倒数作图(或称Linewaver－Burk法，简称L－B作图)验证这2组数据。具体方法是：由式(1)两边同时取倒数，得到如下形式：(2)以降解速度的倒数(r-1s）对苯酚浓度的倒数(［s］-1)作图，分别可以得到2条直线，如图3，4所示。图3 SY菌游离细胞L－B作图图4 SY菌固定化细胞L－B作图由式(2)和图3，4可以看出，当［s］-1=0时，直线与纵轴的交点为r-1s,max；当r-1s=0时，直线与横轴的交点为-K-1m。于是从图3得到游离细胞r-1s,max=0.12，rs,max=8.3 mg。L-1。h-1，-K-1m=-0.005,Km=200 mg。L-1；从图4得到固定化细胞r-1s,max=0.012,rs,max=83.3 mg。L-1。h-1，-K-1m=-0.0035,Km=285.7 mg。L-1。从表6可看出，由实验法所得到的结果与双倒数作图法所得到的结果相近，这进一步说明了我们所确定的该菌种及其固定化细胞降解含酚废水的生物反应过程均为一级不可逆动力学过程的正确性。表6 结果分析对照表V－ρ作图L－B作图rmax(mg。L-1。h-1)Km(mg。L-1)rmax(mg。L-1。h-1)Km(mg。L-1)游离细胞9.31758.3200固定化细胞79.026583.3285.73 结论a. 通过采样、分离、纯化，对获得的可降解苯酚的菌种进行了驯化实验，使其苯酚耐受能力达到915 mg/L。b. 在得到了高耐酚能力菌种的基础上，通过正交实验，确定了制备该菌种固定化细胞的最优操作条件是：湿菌体量50 g/L,CaCl2质量浓度为8%，海藻酸钠质量浓度为3%，钙化时间8 h。c. 通过对菌种游离细胞和固定化细胞的降解反应过程分析与比较，又由L－B作图验证，确定SY菌游离细胞和固定化细胞降解含酚废水时均符合Monod一级不可逆动力学模型，不同的是：固定化细胞降解含酚废水具有游离细胞所无法比逆的优越性，一来，固定化细胞由于被包埋在载体内，可以免受外界有毒物质浓度过高而对细胞造成的突然伤害；二来载体本身的环境也有利于内部细胞的增殖，达到一个较高的菌体浓度，而固定化状态又不至于造成菌体流失，这样固定化细胞在降解废水中的有毒物质时就显示出降解速度快、降解效率高的特性；从L－B作图我们求得了游离细胞和固定化细胞最大反应速度分别为8.3 mg。L-1。h-1和83.3 mg。L-1。h-1，底物饱和常数分别为200 mg。L-1和285.7mg。L-1。以上结果与分析显示了固定化细胞在降解有毒物质方面的应用潜力，值得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第一作者：女，1973年生，硕士研究生*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9522001)作者单位：孙 艳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蛋白质工程国家实验室，北京 100871；李 京 谭立扬 北京工业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系，北京 100022参考文献1 张芳西.含酚废水的处理与利用.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1983.2.2 马子骏，陆志号.固定化细胞技术及其应用.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0.16.3 孙艳.固定化细胞降解含酚废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学位论文〕.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系，1996.4 夏青，张旭辉.水质标准手册.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277.5 杨大庆，刘复今.细胞固相化脱酚方法的研究.工业水处理，1991，11(5)：25～29.6 周定，侯文华.固定化微生物法处理含酚废水的研究.环境科学，1990，11(1)：2～5.7 孙艳，谭立扬.固定化细胞性能改进的研究.环境科学研究，1998，11(1)：59～62.8 正交实验法编写组.正交实验法.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76.66.9 山根恒夫.生物反应工程.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50.收稿日期：1998－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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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19960809 【 版 号 】9 【 标 题 】正确认识《周易》摒弃占卜糟粕 【 作 者 】罗华/朱伯/王德有/郑万耕 【 正 文 】 （主持人：本版编辑 罗华 嘉宾：朱伯 王德有 郑万耕（上篇））主持人：近年来，各种封建迷信活动颇为盛行，利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周易》搞占卦、算命即是其中的一种表现。一些出版社大量印行宣扬占卦、算命的读物；有的地方开办了以科技产业为名、挂靠科学研究部门、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的算命“连锁店”；社会上还出现了来自不同文化层次的所谓“预测大师”，摇唇鼓舌，妄言吉凶。本来，成书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本经，确是周朝人用来算命的书，利用《周易》占卦、算命由来已久，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但是，今人以《周易》占卦、算命又有新的特点，即打着弘扬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研究的旗号宣扬封建迷信，这就具有较大的欺骗性，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一定混乱。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涉及《周易》与科学的诸多重要问题作一番解释、澄清工作。我们走访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的几位专家学者，请他们追根溯源，分析鉴别，指点正途，廓清迷雾。我们首先要了解《周易》是怎样一部书，它的精华在哪里，糟粕又在哪里？朱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古人向神灵卜问吉凶，常用龟卜和蓍（ｓｈī）占，后世的签占、卦占、棋占、牌占、金钱卜，可以说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龟卜是钻凿甲骨，用火烧灼，观其裂纹以断吉凶。蓍占是把蓍草分组，据分组后余数的奇偶得爻（ｙáｏ）画，积爻成卦，再参考卦辞、爻辞测定吉凶。《周易》即是蓍占专书。《周易》中卦象的结构，蕴含着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卦爻辞保存了古人求生的智慧和生活经验，后人从中可得到某种启示，这是《周易》的精华。至于依卦爻象和卦爻辞推测吉凶福祸，大都出于比附和联想，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王德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周易》原本是一部算卦书，所以在人们中间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它之所以流传至今，在于它能占卦、算命。其实历代易学研究者之所以特别看重它，并不在于它用以判定吉凶的外在形式，而在于它所揭示的宇宙及人世的道理。比如它把宇宙分为两个层次：一层是不能用感官感觉到的无形的东西，称为道理，另一层是能够用感官感觉到的有形的东西，称为器物，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引导人们透过事物的外在形式去把握事物的内在道理。它把宇宙的根本道理归纳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是由性能相反的两个方面组成的，它们相反相成，形成了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它从事物不断发展变化的道理出发，又提醒人们居安思危，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还比如它提出了“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的观点，提醒人们抓住时机，立刻行动，以免错过了时机。它说“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劝导人们在行动之前先要站稳自己的脚跟，说话之前要先使自己心平气和，有求于人时要看以往的交情，不要贸然行事。正是基于对宇宙和人世道理的深刻理解，所以它试图将人从顺从天地、鬼神的地位上升到支配天地、鬼神的地位，努力探索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道理，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辅助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对自然加以调整、控制，为人类造福。朱伯：我们来看看古代的大思想家孔子是怎样看待《周易》的。《周易》中有一卦，名为“恒”卦，其第三画的爻辞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说，做事没有恒心，难免受到羞辱。孔子评论说：懂得这条道理，便用不着占卦了，所谓“不占而已矣”。他认为，卦爻辞所记录的先民的生活智慧，叫人改过迁善，是精华，应发扬光大；用它来算命，卜问吉凶，便迷失了方向。所以战国时代的大儒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自孔子以后，如何对待《周易》，从来就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视《周易》为经学的一部分，探讨卦爻象和卦爻辞所蕴涵的哲理。古代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持这一种见解，通过对《周易》的解释，提高人的思想境界，尤其是阐发其中的相反相成等辩证思想，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种视《周易》为算命的工具，搞占术，不谈学理，流行于民间，一些人用它为人算命，以此骗钱谋生。宋朝以后，在民间又出现了一大批借用象数范畴、术语，宣扬算命术的著作，如《火珠林》（纳甲法）、《梅花易数》、《四柱命理》、《紫微斗数》等。这些算命术，很少涉及甚至抛弃了《周易》的卦爻辞，而是依卦象中干支排列和五行生克的程序，用违反逻辑推理的比附手法，推断人事吉凶。它们一出笼，就受到古代哲学家和科学家如程颐、朱熹、方以智、王夫之等人的批判。郑万耕（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知识非常贫乏，人们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感到十分恐惧，以为一切都由神灵主宰着。为了使自己的活动顺利成功，避祸得福，人们都通过卜问神意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凡国之大事，先筮（ｓｈì）而后卜”（古代占卦用龟壳叫“卜”，用蓍草叫“筮”）。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进步，人们对占卦的结果就不大相信或者干脆置之不理了。比如齐国大夫崔杼想娶棠公的寡妇棠姜为妻，占卦的结果是：“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可是崔杼说，一个寡妇女人，能有什么危害，即使有危害，她的前夫已经遭受了，于是便娶了棠姜。可见他根本不把占卦所示的吉凶放在心上。有的人把占卦的结果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如鲁成公的母亲穆姜，与大夫叔孙侨如私通，合谋废掉成公，立奸夫为国君，后来阴谋败露，被贬东宫。当时她占得“随”卦，占卜者说，随就是随人出走，你赶快随情夫逃走吧。穆姜回答说：我不能逃走，因为“随”卦辞说“无咎”，是说只有具备了“元亨利贞”即仁、礼、义、坚操四种德行的人，才会“无咎”，像我这样一种德行也没有的人，怎么能“无咎”呢，我必定死在这里了。这是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决定着人的命运，品质不好，占卦虽吉，也不能改变人的处境。春秋战国以前，占卦的地位很高，史官在朝廷为君王占卦。可是到了汉代，占卦的方术就流落到民间，被看作一种卑贱的职业。《史记・日者列传》就有贾谊数落占卦者夸大其辞、巧言惑众、骗人钱财、谋取私利的记载。《汉书》中也有隐士严君平自称“卜筮者贱业”的话。从事占卜的人也往往没有好下场。例如汉代的京房，曾创造了占筮的“纳甲”方法，以推算阴阳灾变闻名于世，受到皇帝赏识，但他后来也正因此背上了非毁政治、谤讪天子的罪名，落得个弃尸于市、妻子流放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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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供晚报）万里委员长出访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4)内容: 新华社北京５月２日电（记者李怀林）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哈立德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今天上午乘专机离京前往巴基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万里委员长还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鲁比和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萨利赫的邀请将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彭冲等到机场送行。巴基斯坦、伊朗和伊拉克驻华使节也到机场送行。随同万里委员长出访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常务副秘书长曹志和外交部副部长齐怀远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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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计测技术AVIATION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1999年 第19卷 第6期 Vol.19 No.6 1999单直管科氏质量流量计――壳体振动的动力补偿减振陈楸 陈明 范东远摘要 消除壳体振动的影响是单直管科氏质量流量计的关键技术。采用独立激振的补偿管，在一定的激振控制条件下，可以平衡测量管对壳体的作用力，从而达到降低壳体振动的目的。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补偿管的设计要求及对补偿管的激振控制条件，并用实验进行了验证。关键词 科氏质量流量计 激振控制 动力补偿减振Coriolis-type Mass Flowmeter with a Single Straight Measuring Tube――Reducing Shell Vibration with Dynamic CompensationChen Qiu,Chen Ming,Fan DongyuanAbstract Eliminating the effect of shell vibration is the key technique for a Coriolis-type mass flowmeter with a single straight measuring tube.A compensating tube stimulate independently,controlled under given condition,will balance the force produced by the measuring tube.The shell vibration will be reduced.The design demand and the stimulate control conditions of the compensating tube are discussed.The results are verified by experiment.Key words Coriolis-type mass flowmeter,Stimulate control,Reducing vibration with dynamic compensation科氏质量流量计利用科氏效应，通过振动来测量流量，因此壳体的振动和外界环境的振动都会对测量造成影响。双直管科氏质量流量计有两根完全相同的测量管，并通过流体分配器保证两管中的流量完全相同，两测量管反相振动，因此测量管对壳体的作用力可以相互抵消，从而降低壳体振动。而位移传感器测量的是两测量管的差动信号，因而可以避免共模干扰。但是双直管科氏质量流量计要求两测量管严格一致，并需要精密的流体分配器，结构比较复杂，对制造工艺要求很高。我们所研制的单直管科氏质量流量计只有一根测量管，不需要流体分配器。测量管振动时对壳体的作用力靠补偿管来配平，测量管和补偿管各自独立地激振，通过调整补偿管的相位和振幅，就可以使系统达到动平衡，从而降低壳体振动。残余的壳体振动和外界振动的干扰再通过数字信号处理进一步补偿。理想的单直管科氏质量流量计的测量管可看作两端固支梁，它以对称振型振动。当测量管中有流体流动时，由于科氏效应将产生反对称振型。只要对称振动和反对称振动之间有相位差，其合成振动就会有反对称的相移。所以从对称于测量管中点的两测量点所测得的位移信号，其相位差即可用于测量质量流量。1 两端固支梁的特征频率和特征振型均匀直梁的无阻尼自由振动微分方程为(1)中m为分布质量，EI为梁的弯曲刚度。其解可表示为分离变量的形式w(x,t)＝X(x)T(t)(2)将式(2)代入式(1)并整理得(3)由于上式两端分别为x和t的函数，显然应等于同一常数，设＝λ4EI／m，式(3)分解为以下二式d4X／dx4＝λ4X， d2T／dt2＝－T(4)解得X(x)＝a1sinλx＋a2cosλx＋a3sinλx＋a4cosλx(5)T(t)＝Asin(ωnt＋φ)(6)由两端固支边界条件解得(7)因T(t)含任意常数，故可令a1＝1；而λ由超越方程cosλL＝(coshλL)－1(8)解得，它的一系列值λi确定各阶特征频率ωi，n和特征振型Xi(x)。奇数阶振型是对称的，偶数阶振型是反对称的。各阶特征振型是正交的：(9)其中L为梁长。2 两端固支梁有阻尼简谐受迫振动均匀直梁有粘滞阻尼时的简谐受迫振动微分方程为(10)其中，c为分布粘滞阻尼系数；p(x)为分布载荷的幅度。其解可表示为各阶固有振型的迭加(11)将式(11)代入式(10)，并以式(4)代入，得(12)上式两边同乘以Xj(x)，并沿梁长积分，由式(12)特征振型的正交性，得模态方程Aj((Kj－ω2Mj)sin(ωt－φi)＋ωCjcos(ωt－φj))＝Pjsinωt(13)由式(13)解得(14)并有(15)对于均匀直梁在中点受集中载荷作用的情况(16)由于载荷是对称的，因此只需要考虑对称的奇数阶振动。设1＝1±0.1，Q1≥100，则有：A1＞1.482×10－2FL3／(EI)，A3＜1.001×10－4FL3／(EI)，更高阶项将会更小，因此只需要考虑一阶振动，以下略去表示阶数的下标。两端固支梁在中点受集中载荷作用ψp(x,t)＝Fδ(x－0.5L)sin(ωt＋ψ＋φ)(17)其中δ(x)为单位脉冲函数。梁振动的一阶近似为w(x,t)＝A((sinξ－sinhξ)－1.0178(coshξ－cosξ))sin(ωt＋ψ)(18)其中，ξ＝4.730x／L，A＝0.3117×10－2L3βF／(EI)。3 测量管对壳体的作用力科氏质量流量计的测量管可以看做完全封闭于刚性壳体之中的振动梁，梁两端固支于壳体。梁在中点受集中载荷作用，载荷形式如式(17)，梁相对于壳体的振动则如式(18)所示。激振力作用在壳体上的反力为Fs＝－Fsin(ωt＋ψ＋φ)=－320.8(EI／L3)A((1－2)sin(ωt＋ψ)＋(／Q)cos(ωt＋ψ))(19)梁通过阻尼对壳体的作用力为(20)梁两端作用在壳体上的支反力为(21)振动梁对壳体作用的合力为(22)这个力是由振动梁产生的动载荷，它会引起壳体振动。4 壳体振动的动力补偿减振由上节的分析可知，单测量管的振动会引起壳体振动。为了降低壳体振动，就需要对测量管的动载荷进行动力补偿。为此，在流量计中增设了补偿管，它与测量管的材料相同、长度一致、横截面几何参数接近。工作时在补偿管中充入被测流体，使补偿管与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相近(如相差在10％以内)。科氏质量流量计的工作频率选为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它接近补偿管一阶特征频率，当测量管和补偿管的品质因数较高时，式(22)中第二项可以略去。(23)设测量管为系统1，它对壳体的作用力为(24)设测量管为系统2，它对壳体的作用力为(25)当FT；1＋FT；2＝0时，补偿管可以补偿测量管对壳体的大部分作用力，由此得动力补偿的相位条件为ψ2＝－ψ1动力补偿的幅值条件为A1／A2＝0.2422I2／I1＋0.7578m2／m1(27)5 激振控制方案对测量管的控制要求为：始终工作在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上，当流体密度变化时要跟随频率的变化。振幅要稳定在设定值上.对补偿管的控制要求为：满足动力补偿的相位条件和幅值条件。激振控制方案如图1所示。图1 激振控制方案测量管特征频率的跟随：由测量管的速度零相位正反馈来控制测量管的激振力可以实现自激振动，当测量管的品质因数较高时，可以准确地跟随测量管的特征频率。实现时测量管的速度信号由测量管的位移信号相位导前90°得到。测量管的稳幅：由PID控制测量管速度信号的增益，以控制作用在测量管上的激振力幅度，从而使测量管的振幅稳定在设定值上。动力补偿的相位条件：测量管和补偿管上传感器的安装方向正好相反，因此只要测得的相位相同就可以满足动力补偿的相位条件。由于补偿管与测量管的品质因数难以做到完全一致，因此即使用同相位的信号进行激振，两管的振动相位也不保证是相同的，要保证相位条件就必须进行相位跟随。用PID控制两个正交迭加的信号的比例实现相位微调，以保证补偿管能够跟随测量管的相位。动力补偿的幅值条件：式(27)的条件中包含时变的成分，必须采用自适应控制。式(22)测量管对壳体的作用力与其位移相位接近，补偿管亦如此。如果满足了动力补偿的相位条件，则当测量管的动载荷在壳体振动上做正功时，应增大补偿管的振幅;当测量管的动载荷在壳体振动上做负功时，应减小补偿管的振幅。测量壳体振动的加速度，积分可得壳体振动的速度。关于系统特征频率的讨论：壳体与基座弹性连接，只考虑壳体的平动，测量管和补偿管只考虑一阶振动，则系统有三个广义自由度，因此系统有三个特征频率及相应的特征振型：振型1，测量管与补偿管反向振动；振型2，测量管与壳体同向振动；振型3，补偿管与壳体同向振动。满足动力补偿的相位条件可以保证系统工作在振型1上，为了保证壳体振动最小，调节补偿管的振幅以满足动力补偿的幅值条件会产生振型2或振型3，以补偿壳体的振动。下面分析所需的控制能量。振动梁的激振功率为(28)均匀直梁在中点受集中载荷作用时所需的激振功率为(29)其中有功功率(30)无功功率(31)由于系统工作在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上，因此对测量管的激振只有有功功率，没有无功功率，当测量管的品质因数较高时，所需的激振功率很小。如果对起振速度要求不高，则对测量管的激振功率不需要太多地考虑。主要应考虑补偿管所需的控制能量，如果补偿管的一阶特征频率偏离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那么补偿管激振所需的无功功率将显著增加。6 算例我们所设计的样机参数为:测量管长L＝400 mm，外径D＝8 mm，内径d＝6 mm，材料弹性模量E＝200 GPa，密度ρ＝7.8 kg／cm3，品质因数Q＝100。实验时流体为水，激振力幅度F＝0.5 N。计算出EI＝27.48 N.m2，m1=0.1998 kg／m，ωn,1＝1639.9 rad／s，A1＝363.0 μm。测量管作用在壳体上的动载荷为FT,1＝65.98sin(ωt＋0.14°) N可见这个动载荷是相当大的，并且它与测量管的位移接近同相。测量管的激振功率为P有功,1＝0.2406(1＋cos2ωt) WP无功,1＝0设补偿管的m2＝0.81m1，其它参数与测量管相同，则有ωn,1／ωn,2＝0.9按照补偿的幅值条件可以求得A2=0.8627A1所需的激振功率为P有功,2＝0.2955(1＋cos2ωt) WP无功,2＝6.238sin2ωt W而当补偿管的m2＝1.21m1时则有ωn,1／ωn,2＝1.1按照补偿的幅值条件可以求得A2=0.8627A1所需的激振功率为P有功,2＝0.19697(1＋cos2ωt) WP无功,2＝－3.760sin2ωt W可见如果补偿管与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偏差在±10％以内，所需的激振功率是可以实现的，而实际中补偿管与测量管的一阶特征频率偏差是很小的。实验表明如果激振频率偏离一阶特征频率不超过±10％，样机的激振系统可以使振动管达到所需的振幅，所以即使补偿管与测量管的参数存在偏差，也可以通过调整补偿管的激振条件实现动力补偿。放宽补偿管参数的容差可以有效地降低流量计的制造成本。*国防基金、航空基金、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作者简介:陈明 教授 博士生导师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测量与控制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市，7100721999-06-16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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