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man: 特别行动：寻找知识产权"文化人"
assistant: 入世十年，中国人对知识产权文化的认识日益深刻。什么是“尊重知识”，什么是“崇尚创新”，又怎样才算“诚信守法”？文化是抽象的，但又是具体的，可以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行为方式。符合知识产权文化的行为一定有很多种，但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次特别行动中只采写了4位，看看他们在知识产权文化的陶冶下，是如何做人、做事的——
 绝不侵权 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
 “突破跨国巨头的专利壁垒，就要有自己的专利；让别人尊重自己的专利，就要从尊重别人的专利做起；尊重别人的专利，首先从不侵权做起。”在北京握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下称握奇数据），张德志这样诠释了他的知识产权理念。
 入行7年，从普通员工成长为国内智能卡行业领军企业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管理部经理。张德志事业的起步颇有些戏剧性。2005年，刚到握奇数据负责知识产权管理的张德志面对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参与一场与国外企业的专利谈判。“当时老外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知识产权，还拿出了针对握奇数据专利的分析报告。”张德志说，“因为握奇数据当时的专利比较少，老外分析得非常透彻，但是我们在对老外专利进行分析时却发现，人家的专利有近千件，我们根本无从下手。”
 这是张德志在握奇数据挂帅后的第一次出师，在综合考量了握奇数据产品涉及到相关专利的情况后，张德志与这家国外企业最终达成了和解。这次经历，为张德志“不侵权”理念的生根发芽埋下了种子。此后，张德志重点辅助握奇数据完善了知识产权预警工作，“我们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研发立项的过程中时时跟进，争取在每一个产品中都有自己的专利。”张德志说，很多年后的今天，他还时常从媒体上看到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进行专利谈判的报道，中国企业输多胜少的状况让他记忆深刻，他深有感触：“只有当你与老外坐在谈判桌上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我们是如此的被动。”
 从这次谈判之后，握奇数据加紧成立全市范围内智能卡行业知识产权联盟的准备工作。此时，国外的智能卡巨头如金雅拓、捷德、欧倍特等，已具有强大的技术积累，拥有大量基础性的专利。与握奇数据同属国内智能卡行业领军企业的北京飞天诚信科技有限公司，就在这时因为涉嫌侵犯一家在美国注册的以色列公司的专利权而被告上法庭。这场官司经过5年“鏖战”，虽以和解告终，但5年的拖累会给公司带来怎样的重负，作为同行的张德志很是清楚。
 兄弟企业的遭遇加速了张德志和握奇数据成立知识产权联盟的脚步，也让张德志更明确了联盟的定位。“最好的知识产权联盟是‘进攻型’的，但中国的智能卡企业急不得，一定要打好基础。因此联盟一定要首先发挥好预警功能，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而陷入诉讼，延缓行业发展。”张德志说，绕开跨国巨头的专利，或是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这些专利的许可使用，是实现“不侵权”的必修课。
 2008年，握奇数据、飞天诚信等5家智能卡企业正式成立了北京市智能卡行业知识产权联盟。张德志抽出部分精力参与建立联盟的智能卡行业专利数据库，并成立了专利经营公司，进行智能卡行业专利动态分析研究，提升了行业整体的预警能力。
 经过3年的发展，智能卡行业知识产权联盟的各个企业都已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其中领军的握奇数据，已累计提交国内外专利申请近500件，其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申请，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如今的智能卡行业知识产权联盟也已摆脱了早期单纯“造盾”的模式，开始了“锻矛”的工序——不断增加“专利池”储备，进行联盟内部交叉许可，准备“打仗”——“与跨国巨头的专利侵权指控掰一掰手腕”，张德志如此形象地解释了联盟的发展现状。在“不侵权”理念的指导下，国内的智能卡企业近年来很少因知识产权问题诉诸公堂，面对国外企业的侵权指控也多以谈判并形成专利交叉许可结束，行业整体实力快速提升。
 企业实力更强了，联盟运转起来了，张德志对于知识产权的理念却悄然发生了些许变化。“过去成立知识产权联盟时，是害怕因为侵权而被拖进无休止的专利纠纷中，才下决心不侵权。”对比过往，张德志说，“如今，智能卡企业逐渐成熟了，反而更让我们认清了知识产权的本质。知识产权本就是市场竞争规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这个规则，本应成为参与竞争的前提。”
 不买盗版 给予电影人最好的回馈
 黄金说，自己是个宅男。与其在街上与陌生人擦肩，他更喜欢周末窝在家里看一天的电影。除去朋友的聚会，他闲暇时间外出目的都是为了去淘碟。一张喜欢的电影人的正版光碟，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买正版光碟，是对喜欢的电影人最好的支持，也是对电影工作者的劳动所能致以最基本的尊敬。”黄金说，从开始接触电影至今，他有一个非常值得自己骄傲的纪录：从未在网上下载过盗版电影视频。“也许在别人看来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真正喜欢电影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事。”黄金有些固执地强调，“这样做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也可以骄傲地说我为中国电影票房的飞速发展和电影版权价值的提升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
 熟悉黄金的人说，只要是他自己喜欢的电影，只要在影院上线的，他一定花钱买票去看，不过瘾、或是错过了上线时间，他就想方设法买正版光碟收藏。
 2003年，黄金独身来到北京上学，不变的依然是他对正版电影的渴望。经过了2005年的高考，黄金进入了北京工商大学读书，由于本科前3年是在房山区良乡大学城度过，离校观影、进城淘碟就成为了他课余生活的主旋律。“零用钱差不多都花在了影院和那上百张光碟了。”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活，黄金有些自嘲地说，有时候“钱根紧缩”，明知道校外的网吧内就有免费的盗版电影资源库，但一次次犹豫后还是没有选择花费几块钱的上网费去享受一时的欢愉，“看了盗版电影，总觉得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除了当影迷，专业为新闻学的黄金也开始通过博客、论坛和杂志发表影评，独特的视角很快在影评圈内崭露头角，吸引了一批博友加关注，结交了很多未曾谋面却心有灵犀的影友。黄金说，圈子大了，他突然觉得找到了很多知音，当身边的同学纷纷以谁手里有最新上线的电影“枪版”视频而引以为荣的时候，他从未想过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人和他一样对正版光碟求知若渴。“东方新天地的FAB音像店、东单北大街上大华影院的酷乐天星唱片店、中关村四环边上的第三极书城。”来北京8年，说起北京正版光碟的卖场来，黄金已像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爷们儿般熟稔。
 “盗版对中国电影的影响太大了，从根本上打击了中国电影产业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对民营企业投资电影的负面影响更大。”观影之余，黄金也开始了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思索。他说，这样的思索来自自己的切肤之痛，很多自己喜欢的小众电影的投拍企业，因为抵挡不住盗版对市场的冲击，资金链断裂而宣告破产，留下的只是可怜的一两部叫好不叫座的影片。
 回忆入世十年的观影人生，黄金说，这是他从懵懂到成熟的十年。他不仅感受到了越来越多优秀的国外大片的涌入对中国电影思潮形成的冲击，也体味到了中国电影产业在抵制盗版、跬步前行中的坚韧。“推进正版化，最重要的是形成对盗版的长效打击机制。另一方面，尽快实施电影分级制度也是必要的，这对于遏制小众市场类型片的盗版现象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2003年北来京至今，黄金的电影收藏架上始终有一部正版光碟放在左手边第一张的位置，那是他最喜欢的由导演霍建起拍摄的电影《暖》。巧合的是，这部电影的摄制工作正是始于入世的2001年，在2003年黄金来北京时杀青上线，也是黄金拥有的最早的一批正版光碟中的一张。一晃十年过去了，黄金说，他对未来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期盼也是暖的。
 公正审理 实现中外平等的承诺
 “法院依法公正审理案件，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个司法体系的应有之意。”法官的特质是善于切中要害，陈锦川便是如此，一语点破了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要义，“被保护的当事人当然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当事人，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没有地域和国籍之分的。”
 1989年，陈锦川作为北京市法院系统第一名硕士毕业生进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并在1993年凭借优秀的知识背景成为全国率先成立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的一名法官。从事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近20年，陈锦川审理了百余起疑难复杂的知识产权案件，很多案例已成为相关领域的经典案例。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作为外商投资云集的北京，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激增，互联网环境下新型侵权案件频发，给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在不断学习和实践中，陈锦川在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时坚持公正、中立、平等的准则，赢得了中外当事人的交口称赞。
 2002年，新加坡百灵达控股有限公司发现广东声朗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未经其许可，在其生产并销售的产品中复制了百灵达公司拥有著作权的计算机软件产品，遂在华提起诉讼。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声朗公司败诉后，声朗公司一纸上诉状将官司打到了北京市高院。当时，作为审判长的陈锦川十分重视此案，为此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在审理过程中，陈锦川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确定了作为与中国同属《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缔约国的新加坡的企业可以依法对自己开发的软件主张著作权。为了确认百灵达公司确系涉案软件的著作权人，陈锦川调取了国家版权局往年颁发的软件登记证书进行核实。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在我国是年轻的法律，社会各界争论的问题很多，再加上知识产权领域专业性、技术性强，技术发展变化飞快，每个案件均涉及具有挑战性的技术问题。”陈锦川说，近20年来他每审理一起案件，都要如学生般先钻研相关的专业知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更是如此。学无止境、与时俱进，这是陈锦川从业的准则。在经过细致的调查和严谨的合议后，北京市高院最终驳回了声朗公司的上诉。声朗公司被判停止对新加坡企业的侵权行为，并赔偿50万元的经济损失。
 北京甘李药业被判侵犯美国伊莱利利专利权后不服判决，上诉被驳回；北京滕氏制衣被判侵犯韩国SBF.INC株式会社商标权后不服判决，上诉被驳回；浙江家泰电器被判侵犯英国施特里克斯专利权后不服判决，上诉被驳回……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陈锦川的名声也不胫而走。
 2005年，有记者问陈锦川，法院在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时会不会倾向保护本地和本国企业的利益？陈锦川淡淡一笑，据他透露，在北京市各级法院审理的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中，绝大部分都是外国当事人胜诉。当然，这也并非是受本末倒置思想的左右。“在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主张依法维护当事人权益，平等保护中外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切实履行我国的入世承诺。”陈锦川说，“中国法律明确规定，外国人在中国领域内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当然这里胜诉首先是他们享有合法权益，根据我国的法律应该受到保护。”
 如何能够始终做到公正审判？陈锦川说，唯一的窍门还是“学无止境、与时俱进”。虽然已身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之职，但异常忙碌的陈锦川还是雷打不动保持每天早上7点前就到办公室的习惯，加班学习外语、浏览专著。去年，陈锦川和他所领导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知识产权审判庭获得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版权保护金奖，他本人亦当选为“2010年度全国知识产权保护最具影响力人物”。陈锦川说，他的荣誉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对北京市法院系统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嘉奖。入世十年，我国法院的公平审判的理念在陈锦川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专利意识 培植孩子创新的动力
 坐在学校会议室的张德奕似乎有些手足无措。每当有人发问，他总要习惯性地去看自己的科技辅导老师王锡秋，希望能得到一些答案。
 “我大概能明白这个专利证书是对我发明的一个认可，它是不是能保护我的发明几年内有效？”张德奕指着这本属于自己的绿皮证书反问。
 “你获得的是实用新型专利，有十年的保护期，别人不经你许可不能使用你的发明，能一直保护到你大学毕业之后。”采访15岁的张德奕，带给记者最大感受就是，有时说着说着，会突然发现采访者与受访者在不经意间互换了角色。
 因为出色的学习成绩，小升初时张德奕本可以免试进入一所区重点中学，由于这所中学不是他理想的学校，张德奕与家长商量后毅然放弃了直升，并以“优A”的成绩考入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天津四中。与别的男孩儿不同，相比踢球打球，他更爱花时间去读《海底两万里》或《科学猜想》等书籍，这个从小满脑子装着“古灵精怪”东西的孩子引起了四中科技辅导老师王锡秋的注意。
 很快王锡秋吸收张德奕进入了自己的科技课外辅导班，张德奕的创新灵感被进一步激发出来，就连日常生活中的废旧物品，也逃不过他的奇思妙想。他第一次参加天津市科技创新大赛的作品“便携式防盗报警器”，核心材料只是一块3平方厘米报警器的电路板，而报警器的喇叭和电池盒则用的是家中废弃的门铃。张德奕用吸铁石将报警器固定在防盗门上，设计巧妙、美观，这个作品获得了当年比赛的一等奖。然而，张德奕直言，他只对自己的发明感兴趣，至于创新成果有没有权利可言，“问都没问过”。
 有一次，张德奕晚上去大学校园里散步时发现，大学自习室人数不多，白炽灯却全部点亮。“到了熄灯时间才统一关灯多浪费啊？如果能做到有多少人开多少灯，是不是可以节约很多资源？”带着疑问，他萌生了研发“教室照明节能智能控制系统”的想法。经过反复地试验论证后，张德奕通过辨向探测器技术实现了动态检测教室的实际人数，并利用微控器，完成了有人区域必须人数坐满后再来人方可开启新区域的照明灯这一设想。在王锡秋的指导下，2008年，张德奕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提交了专利申请，并在2009年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学校联系天津市知识产权局给我安排了专利代理机构，专利说明书的初稿是我自己写的，后来代理人和学校的老师还带着我一起去递交了申请书。”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孩子，略带羞涩地说完这段话。
 “我要让他有这个意识的萌芽。”王锡秋坚定地说，“从发明创造开始到申请专利，这个过程我都要求张德奕亲身参与。”王锡秋说，培养一个小发明家，不应该只盯着孩子得了多少奖，或者是提交了多少件专利申请，社会更应看重的是提交专利申请并得到授权的过程。
 去年年底，已对知识产权有所了解的张德奕又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提交了“光电智能辨向探测器”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而这时，他桌上的读物已经换成了《18岁前懂点经济学》。入世十年，也是张德奕从记事到对社会形成初步价值观、世界观的十年，从一个孩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代青少年知识产权意识的萌芽。（知识产权报 记者 崔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