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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拒绝给我们补贴足够的钱来装修房间，理由非常荒谬，说他们接管的时候房子才刚粉刷过一两年，因此他们只能补贴粉刷一间房子的钱。可谁只装修四分之三啊？我们还发现船屋也被破坏了不少，石料被搬走了，台阶损坏了，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损伤。这种涉及房子结构性方面的损坏修理起来是很费钱的，他们不得不付钱。这笔钱让我得以重新装修厨房。

我们又为了厕所的问题与他们拼命争辩。因为他们说他们这么做是一种改善，我应该付钱给他们。我说在厨房通道上建十四个毫无用处的厕所绝不是什么改善，我们需要的是原先的食品贮藏室、木棚和餐具室。他们说如果把那栋房子改成女校的话，这些厕所就是巨大的改善。我指出我们不打算把房子改成什么女校。我很有礼貌地说他们可以留下一间厕所，然而他们不肯。要么拆除所有的厕所，要么我就要付改善工程的钱给他们，以此抵销赔偿给我的补贴。于是，我就像红心王后[1]一样说：“统统拆掉好了！”

对海军部来说，这意味着许多麻烦和高昂的费用，可他们不得不拆除。亚当斯先生还一次又一次地把海军部的人叫来，让他们妥善地拆除干净，因为他们总是留下一些管道和固定设施。让他们重建餐具室和食品贮藏室真是一场漫长而可怕的战争。

很快，搬运工来了，重新把家具布置到屋内各处。居然几乎没有东西被破坏或损伤，只有地毯被虫蛀了，这简直不可思议。我告诉过他们要防虫，可他们都乐观地没当回事——“圣诞节前战争就会结束”。一些书受潮了，不过数量少得惊人。客厅的屋顶没有漏雨，所有家具都保存得非常好。

格林威带有一种乱蓬蓬的华丽感，非常美。可是我很怀疑我们能否把小路清理出来，甚至不敢保证能否找出原来的路径。每过一天，那个地方就会变得更像荒地，邻居们也都视之为荒地。我们要把随便走进来的人赶走，他们总在春天来此散步，折断了很多杜鹃花枝，还不经意地毁掉了灌木丛。当然，海军部搬走以后，那里空了一段时间，没有人看守，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为所欲为——不仅是采花，他们还总是折树枝。

终于可以安顿下来了。尽管生活和以前大不相同，但总算是个新的开始。和平的到来使人们都松了一口气，但和平是否会持续尚不得而知，任何事都无法确定。我们为团聚而欣慰，试着开始新生活，看看我们究竟能让生活变成什么样子。财务上的事情也很烦人，填写表格、签订合同，还有复杂的税务——乱糟糟的，完全弄不懂。

此时再回过头来看，我才发现战时我竟写下了数量多得难以置信的作品。我想这是因为没有社交活动来分散精力——那时晚上人们基本不出门。

除了之前提到的作品之外，我在战争初期还写了两本书。那时我时刻做好了在空袭中被炸死的思想准备，在伦敦这种可能性很大。其中一本是为罗莎琳德写的，这本书先完成，是赫尔克里·波洛系列的；另一本是为马克斯创作的，书中有马普尔小姐。这两本书写成之后，我把稿件存放在一家银行的保险库里，之后作为礼物正式送给了罗莎琳德和马克斯。我记得我还为它们买过高额保险，以防被毁。

“这能让你们高兴起来。”我对他们俩解释道，“哪怕是从葬礼上或悼念仪式上回来，想想看你们有这两本书，每人一本，属于你们！”

他们说他们宁可要我，我说：“我也希望如此，真的！”然后我们大笑不已。

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谈到死亡时总是那么尴尬。亲爱的埃德蒙·科克，我的出版代理人，在我提出“假如我死了”的问题时总会非常不安。可是如今死亡问题真的很重要，我们不得不谈论它。律师和税务人员告诉了我关于遗产税的问题，至少让我明白——只明白了一点——我的死亡对于我所有的亲人来说都将是无与伦比的灾难，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尽量让我活久一点。

由于提高了税率，我竟有些幸灾乐祸地想，这样就不用那么拼命地写了，一年一本足矣。一年创作两本书比一本书多不了多少钱，不过是增加工作量而已，以前鼓励我努力写作的动机不存在了。但如果有我自己想写的事，那又另当别论。

大约就在这时，英国广播公司（BB C）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为玛丽王后（Queen Mary）安排的专题节目写一个广播短剧。玛丽王太后曾表示喜欢我的作品，希望我为她写点什么。他们问我能否很快完成。对此我很感兴趣。我踱着步思考，然后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可以。我构思了一个自己很满意的故事，写了一部名为《三只瞎老鼠》（Three Blind Mice）的广播剧。就我所知，玛丽王后很喜欢。

这件事似乎就这么过去了，但是不久之后，有人建议我把它扩写成一篇短篇小说。此时《空幻之屋》一书已被我改编成剧本，并由彼得·桑德斯搬上舞台，一举成功。我很喜欢那出剧，以至于想再写些剧本。为什么不把《三只瞎老鼠》写成剧本呢？这要比写书有趣得多。一年写一本书所得的稿费够用了，于是我又沉浸在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

我越思考，就越觉得可以把《三只瞎老鼠》从二十分钟的广播剧改编成一出三幕惊险剧。需要加上几个人物，背景和情节都要丰富些，高潮之前要有一段渐进的情节发展。我想，《捕鼠器》（The Mousetrap）——《三只瞎老鼠》改成剧本时的名字——之所以比其他剧成功，就在于它是从故事梗概扩展而成的，因而显得有血有肉。一开始它的结构就很合理，适合构建故事。

至于剧名，得感谢我的女婿安东尼·希克斯。我一直没提安东尼，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物，他至今仍和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中若没有他，我不知道会如何。他不仅是我所知道的最和蔼可亲的人，还是一个智力非凡、诙谐有趣的人。他主意很多，在餐桌上他能使举座皆欢。他会突然提出个问题，让大家一下子活跃起来，争先恐后地各抒己见。

他学过梵文和藏文，还能颇有见地地谈论蝴蝶、稀有灌木、法律、集邮、鸟类、南特格拉斯瓷器、古玩，以及环境与气象，等等。如果非要挑毛病的话，那就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谈论葡萄酒，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有些偏见，因为我不喜欢那东西。

得知《三只瞎老鼠》这个名字不能用——因为已经有一出戏叫这个名字了时，我便动员大家一起绞尽脑汁地思索剧名。安东尼想到了《捕鼠器》这个名字，最终被采用了。我想他也该享有版权的，可当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剧会久演不衰。

人们总问我《捕鼠器》成功的秘诀何在。显然，首先要说的是“运气”，我得说至少有百分之九十靠的是运气。除此之外，我能说出的理由就是这个剧符合所有人的口味：无关乎年龄和品位，人人都喜欢。年轻人喜欢，老年人喜欢；马修和他在伊顿公学的朋友们去看过后很喜欢，后来他和大学里的朋友们去看也很喜欢；牛津大学的教授们也都喜欢。我仔细地思索了一下，既不骄傲也不过谦地说，与和它同类的剧相比较——我指兼具幽默和惊险元素的轻松剧——这个剧本构思得很巧妙。故事层层推进，观众们会急于想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却又猜不到。另外，尽管所有经久不衰的剧都有一个共性，剧中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夸张，但《捕鼠器》中的角色却都是现实中的人物。

曾经有这样一个案例，三个孩子被地方议会安置到一座农场，无人照管且受到了虐待。其中一个孩子死了，人们普遍认为另一个有轻微违法行为的男孩子长大后会怀有强烈的报复情绪。我记得还有一起谋杀案，案犯多年来一直把儿时的怨恨深藏在心底，后来特意回来实施复仇。这些情节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接下来再谈剧中人：有一位年轻妇人，她怨恨生活，决心只为将来而活；一个小伙子，他不愿面对生活，渴望得到母爱；还有一个小男孩，他幼稚地打算报复那个伤害了吉米的残忍女人，以及年轻教师——这一切，在我的眼里，在观众眼里，都是那么真实、自然。

首演由理查德·阿滕伯勒和他妩媚的妻子希拉·西姆担纲主演，他们的表演多么精彩啊！他们很喜欢这个剧本，并且对它很有信心。理查德·阿滕伯勒为了表演好角色用尽了心思，预演我就很满意，全部都喜欢。

接着终于开始公演了。我一定要说，我完全没料到这部剧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一丝类似的预感都没有。我觉得公演一切顺利，不过我记得——不记得是不是第一轮演出了，我想是在牛津郡巡回公演之初——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去看，我很悲哀地发现我有些弄巧成拙了。掺入了太多幽默成分，笑声太多了，这样容易把惊悚成分抹杀。是的，我记得我曾有一点难过。

另一方面，彼得·桑德斯轻轻地点头对我说道：“别担心！我敢说这出戏能连演一年多，我准备给它十四个月的时间。”

“不会连续演出那么久的。”我说，“也许八个月。是的，我想会有八个月。”

现在，当我写到这一章的时候，这部剧已经上演十三年了，演员阵容几经更改。外交官剧场（The Ambassadors Theatre）不得不把座椅和帐幕更换一新，听说舞台布景也要换了，原有的已破烂不堪，但依旧场场座无虚席。

我得承认，我一直觉得这事令人难以相信。为什么一部轻松的娱乐剧能连续上演十三年之久？毫无疑问，人世间总有奇迹发生。

那么，收入都落到谁手里了呢？当然，主要部分毫无例外地缴了税金。除此之外呢？我把好几本书和短篇小说的版权赠送出去了。短篇小说《避难所》（Sanctuary）的连载权赠给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基金会，还有一些小说的版权分赠给了其他人。你只管坐在那里写，然后把版权转赠给他人，这可比信手给人开张支票或类似的什么更让人激动，而且更自然。可能有人会说，归根结底都是一回事啊，但事实远非如此。我把一本书的版权给了我丈夫的外甥，尽管那本书是很多年前就出版了的，但直到现在它仍能给他们带来收入。我把电影《原告证人》（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的版权中属于我的那一份给了罗莎琳德。

那出戏，《捕鼠器》，我给了我的外孙马修。马修始终是家里最幸运的一员，我送给马修的这个礼物后来成为“盈利冠军”。

另一件让我特别高兴的事情是，我写了一部小说——我想人们把它称为中篇小说，介于长篇与短篇之间的东西——我把它的收益捐给了我家当地的彻斯顿·费勒斯教区（Churston Ferrers）教堂，用来修整彩色玻璃。那是一座很美的小教堂，然而，教堂东面平淡无奇的玻璃窗总让我觉得像是美人打哈欠时露出的牙齿豁口。我每个礼拜天都看着它，心想如果换成浅浅的彩色玻璃该会多么可爱。但我对彩色玻璃一窍不通，之后我犹豫不决了一阵子，拜访了很多画室，拿了很多彩色玻璃艺术家们绘制的各式草图。最后我选中了一位叫作帕特森的玻璃艺术家，他住在比德福德（Bideford），他寄给我了一份窗户设计图，我很满意，尤其是他所用的色彩，不是普通的红色和蓝色，而是主要采用了紫红色和浅绿色，都是我最喜欢的颜色。我希望中间的人物是好牧人[2]，关于这一点，我和埃克塞特教区主教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不得不说，他和帕特森都坚持东面窗户中间的图案必须是耶稣受难像。然而教区主教在对此事作了一番研究之后，同意我把耶稣画为好牧人，因为那是一个牧人教区。我希望这是一面欢快的窗户，孩子们看见它能开心愉悦。于是中间的图案是好牧人和他的羊，其他玻璃上的图案有：马槽、圣母和圣婴，天使出现在野地里的牧羊人面前，打鱼的人在船上下网，在海边行走的身影[3]，都是福音故事里的简单场景。我非常喜欢那些窗户，以在每个礼拜天看到它们为乐。帕特森先生制作出了非常精美的窗户，我想它们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因为它们朴实无华。而我能将作品的收益贡献于此，感到既自豪又谦卑。

2

在戏院的某一晚常在我的记忆中浮现，那就是《原告证人》的首演。可以说，这是我唯一感到乐在其中的首演之夜。

首演之夜往往使人痛苦和尴尬。作者应该出席观看首演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卑鄙的理由是，可怜的演员们在全力以赴，一旦演出失败，剧作者不在现场分担这种尴尬是很不公平的。我听人讲过，《不在犯罪现场》的首演就曾出现过意外事故。根据剧本要求，那个男管家和医生必须敲打书房紧锁的门，随后觉得问题严重了，再把它撞开。可那天晚上，书房门没等人敲、更没等人撞，就自动打开了——扮尸体的演员正在最后调整姿势。从此以后，我就对紧锁的门、按照剧情应该熄灭而没有熄灭的灯光、剧情要求必须亮而没有亮的灯之类的事紧张不已。在现场时你会感到真正的痛苦煎熬。

去观看首场演出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好奇心。明知道会不喜欢、会痛苦难耐、会看到演出中一片混乱，比如念错台词、忘记台词啦，插科打诨啦。可是因为“象宝宝”难以满足的好奇心，你还是会去，要亲自去体验剧场内的效果。因为别人怎么说都不顶用。好奇心将你带进剧场，你颤抖着，浑身忽冷忽热，暗中祈祷千万别被人发现躲在剧场后排的这位剧作者。

《原告证人》的首演之夜完全不同，这是我最喜欢的剧本之一。我对这出戏的满意程度差不多达到了我对剧本的最高要求。我原来并没想创作这样一出戏，心里曾有些踌躇，是彼得·桑德斯敦促我动笔的。他一直具有惊人的说服力，会软磨硬泡。“你当然做得到。”

“我对法律程序一窍不通，我会搞得自己像白痴一样。”

“这很容易。你可以阅读一下相关的资料，我们会找一个律师来帮忙纠正错误。”

“我写不出法庭场面。”

“哦，你可以的，你看过法庭戏，也可以研读一下审判案例。”

“哦，我不知道……我想我是没办法写好的。”

彼得·桑德斯继续说我当然能行，而且我必须马上动手，因为他希望剧本很快写好。于是我照例又被施了催眠术，屈从于权威意见。我阅读了多卷本的《著名审判案例》丛书，并就一些问题请教了很多初级律师和高级律师。后来我对此产生了兴趣，并且突然发现自己乐在其中——写作中出现这种兴奋时刻持续的时间往往不长，却会让人十分振奋，仿如被大浪冲向岸边。“真是有趣……这个……可以用……好了，接下来怎么写呢？”这是发现事物的宝贵时刻，不是在舞台上探寻，而是在心里探寻。一切都浮现在眼前，真实的一切，真实的法庭——不是老贝利[4]，我还没去过那里——而是一个已在我的脑海中初具雏形的真实的法庭。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站在被告席上、神经质的、绝望的小伙子，还有那个不为恋人，而是为了法律的正义毅然出庭作证的不可思议的女人。这是我完成速度最快的作品，除去研读材料做准备的时间，我想我仅用了两三个星期，就完成了这部《原告证人》。

自然，排演的时候做了些改动，我极力抗争，要保留精心设计的结尾。没人喜欢那个结尾，大家都说这样结尾会毁了整部戏。每个人都说：“这么收场肯定不行。”都想改个不一样的，我几年前写的同名短篇小说原作的结尾都比这更好。可是短篇小说毕竟不同于剧本，小说中没有法庭，没有命案审判的情节。那只是一个与被告及一个不可思议的证人有关的故事，我坚持到底。我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因为大多数时候我总是信心不足，然而这一次我充满了信心。我就要这样的结尾，如果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宁可不让这出剧公演。

我的目的达到了，演出也获得了成功。有的观众说这是一个骗局，是故意引人入彀，可我认为并非如此。它是合乎逻辑的。这种事能够发生、也可能发生，而且在我看来，现实中很可能发生过。只不过可能没那么多暴力因素，但这种心理是存在的，而且隐藏的事实贯穿于全剧之中。

一位出庭律师和他的首席秘书在排演时针对戏中的两个场景适时地提出了建议。首席秘书严厉地批评说：“嗯，在我看来全都不对。你瞧，因为像这样的庭审，一般至少要花三到四天。你不可能压缩到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内。”当然，他说的话再正确不过了。不过我们解释说，戏中所有法庭内的场景都不得不按照戏剧化的方式安排，三天必须浓缩成几个小时而不是几天。不时地将幕布升起、降下也许会有帮助，可我觉得，在《原告证人》中保持连续的庭审场面是很重要的。

不管怎样，该剧首演当晚我心情很好。去剧院的时候我像往常一样战战兢兢，可大幕一拉开，我的精神就立刻为之一振。在我所有搬上舞台的剧目之中，这出戏的演员阵容最合我意：德里克·布卢姆菲尔德饰演年轻的被告。由于不熟悉法律，我没有确切地想象过被告在法庭上的举止，可被告被演绎得如此活灵活现！帕特里夏·杰塞尔饰演难度最大的角色，这出戏成功与否几乎都取决于她，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女演员了！这个角色的确很难演，特别是在第一幕里，台词不大起作用，因为台词都是断断续续、踌躇含蓄的，完全靠眼神的力量。她把这一切表演得完美无缺，一个紧绷着的、高深莫测的形象，我至今仍觉得她扮演的罗曼·海尔德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舞台表演。

我很高兴，听到观众们鼓掌更是喜形于色。谢幕之后，我像往常一样悄悄地走出剧院来到朗埃克大街上。在寻找自己的小汽车的那几分钟里，我被一群热情的人围住了，他们都是普通观众，在认出我后拍着我的肩膀，鼓励我说：“亲爱的，这是你的最佳作品！”“一流的，太棒了！”“这出戏要用胜利手势来庆贺！”“每一分钟都很有意思！”大家掏出本子要我签名，我欣然从命。第一次，那种忸怩感和紧张都不见了。是的，这是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我至今还为之骄傲和兴奋。即使现在，我还能从记忆的箱子里把它发掘出来，看一眼说：“那一晚啊，真是值得纪念！”

我还记得一个令我非常自豪的场合，不过我得承认，我也饱受煎熬。那是《捕鼠器》上演十周年纪念日，为此举办了一个聚会——必须举办一个聚会，而且我非去不可。我并不介意参加为演职人员举办的小型戏剧界聚会或者之类的活动，都是老朋友们，尽管会紧张，我还是能够克服的。然而这次是在萨伏依饭店举行的重要的大型聚会，社交场合所有令人头痛的事物都会出现——成群的人、电视、灯光、摄影师、记者、演讲，等等。还有更糟的，这世上再没有人比我更不适合做女主角的了。尽管如此，我心里清楚，我必须克服。我不打算做演讲，只是说几句话，但这也是我以前从未做过的。我做不了演讲，从来没做过，以后也不会做。我不做演讲是明智的，因为我会表现得很糟糕。

我知道那天晚上做任何演讲我都会表现得很糟糕。我试着想想看要说什么，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想得太多可能更会弄巧成拙。最好什么都不要想，当那可怕的一刻到来时我就随便说几句，说什么无关紧要，总比我事先想好了词，结果说得结结巴巴要好。

宴会一开始我就有不好的预感。彼得·桑德斯要我提前半小时到萨伏依饭店（等我到了才发现这是为了应付摄影记者令人痛苦的纠缠。要是能应付过去倒也是件好事，只是我没有想到规模会这么大）。我如约而至，勇敢地独自来到饭店。可当我想要走进为聚会专设的私人包间时，被挡住了。“现在还不能进，夫人，要再过二十分钟才能进去。”我只好退回来。为什么我不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是克里斯蒂太太，他们要我进去”？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那可怜、可怕、无法避免的羞怯性格吧。

这实在可笑，因为普通的社交场合我根本不会怯场。我不喜欢大型社交聚会，但也可以去，不管感受如何，反正不是怯场。我觉得实际上那种感觉就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这种感觉，我想大多数有——我在扮演别的什么人，因为至今我仍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还是感觉自己在假扮一个作家。我也许有点像我的小外孙马修。他两岁的时候从楼梯上走下来，为增加信心，他说道：“这是马修在下楼梯。”我也是这样到了萨伏依饭店，对自己说：“这是阿加莎在扮演一个成功的作家，参加为她举办的大型社交聚会，她得表现得像个大人物，还得发表一个她做不了的演讲，必须得做一些她不擅长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