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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战争时期，总会有朋友和熟人消失不见。你无法再与认识的人随时保持联络，你甚至很少写信给朋友们。

我还能继续见到的两个亲密伙伴是西德尼·史密斯和玛丽·史密斯。西德尼是大英博物馆埃及与亚述文物部的负责人，一个容易激动的人，总有奇思妙想。他的观点总是与别人不同。如果我花半个小时和他聊天，离开时我总会因为他给我灌输的想法而激动，以至于感到飘飘然。他总会激起我强烈的反抗情绪，让我不得不在每个观点上与他争论。他不可能、也不想赞同他人，而一旦他不赞同某个人或者不喜欢某个人，就绝不会留情。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一旦成为他真正的朋友，你就是他永久的朋友，再也不会更改了。他的妻子玛丽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画家，一个美丽的女人，有可爱的灰色头发和修长纤细的脖子。她也有着极好的判断力，她就像晚餐时一道绝妙的开胃菜。

史密斯夫妇待我极好，而且他们住得不远，总是欢迎我从医院下班后去他们那儿，和西德尼聊上一小时。他会借一些他认为我会感兴趣的书给我看，他总是坐在那里，像古时候的希腊哲学家。而我就坐在他的脚边，仿佛一个谦卑的门徒。

他喜欢看我写的侦探小说，尽管他的批评方式与众不同。对于我认为不好的地方，他总是说：“这是你这本书里最精彩的部分。”而对于任何我很得意的地方，他往往会说：“不，你没有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在这里，你有失水准了。”

一天，斯蒂芬·格兰维尔突然对我说：“我给你想了个好主意。”

“哦，什么好主意？”

“我想让你写一本关于古埃及的侦探小说。”

“古埃及的？”

“对。”

“可是我办不到呀。”

“啊，可以，你可以的，根本没什么困难。一部侦探小说以古埃及为背景和以一九四三年的英国为背景，二者的难易程度是一样的。”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人无论生活在哪个世纪、世界的哪个角落，其实都是一样的。

“而且这样会很有趣。”他说，“你应该写一本这样的侦探小说，同时能满足喜欢看侦探小说和对那个时代有兴趣的读者。”

我仍说这样的事我办不到，我的知识储备不够。但是斯蒂芬是个十分善于说服别人的人，到傍晚时，他基本已经说服了我。

“你看过大量的埃及学著作。”他说，“你的兴趣不会仅仅局限在美索不达米亚的。”

没错，我过去最爱看的相关书籍是J.H.布雷斯特德（J.H.Breasted）的《道德的曙光》（The Dawn of Conscience）。而且在写作《埃赫那吞》的剧本时，我曾阅读了大量有关埃及历史的书籍。

“你要做的不过是选定一个时代，或者说一个事件，一个特定的背景。”斯蒂芬说。

我诚惶诚恐地感到，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但是你得给我提些意见。”我信心不足地说，“比方说时代和地点方面的。”

“唔。”斯蒂芬说，“这儿有一两起事件或许用得着。”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给我指出该读的章节。随后又给了我六本以上的书，并驾车送我回草坪路我的家，然后说：“明天是星期六。你可以逍遥地在家把这些书看上两天，看有没有能激发你想象力的东西。”

我终于挑出了三处可能用得上的有趣段落，都不是特别著名的事件或著名的人物，我认为过于出名常常给历史小说留下过多人工雕琢的痕迹。人们毕竟没见过珀披国王（King Pepi）或哈特舍普萨特皇后（Queen Hatshepsut）长什么样，而谎称知道是一件很傲慢的事。我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人物，置于那个时代背景之上，只要对当时的风土人情和时代精神有足够的了解，就会获得成功。我选中的故事之一发生在埃及第四王朝（fourth dynasty），另一个则相当晚了，大概是在拉美西斯王朝晚期（the later Rameses）。最后决定采用的第三个情节是从最新出版的第十一王朝（11th Dynasty）的一个嘎教祭司（Ka priest）的信中选取的。

那些信件几乎把一个现存的家族面貌勾画了出来：父亲是个吹毛求疵、固执己见的人，他因为儿子们的不听话而生气；儿子们中，一个唯唯诺诺缺心眼，另一个脾气暴躁、浮华奢侈。父亲在写给两个儿子的信上表明他有义务抚养那个中年妇女，她明显是一个多年来寄人篱下的穷亲戚，家里的长辈们都待她很好，而孩子们成人以后就厌恶她，因为她常常搬弄是非。

老人家定下规矩，应该怎样处置油，怎样处置大麦，他们不能让某个家伙或者另一个人在粮食质量上做手脚。在我的脑海里，这一家人的情况越来越清晰——我又加入了一个女儿，并且从其他段落中摘取了一些细节。后来家里的老父亲娶回了一个新媳妇，他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另外我又增加了一个娇惯的男孩子和一个贪婪又精明的祖母。

我激动地开始动笔，那时手头没有其他作品在写。《无人生还》在圣詹姆斯剧场演出，场场成功，直到这个剧场被炸毁，而后该剧又到剑桥演了几个月。我刚开始构思一本新书，此时正好是适合着手创作古埃及侦探小说的时候。

毫无疑问，完全是斯蒂芬逼着我写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件事也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如果斯蒂芬下定了决心，要让我写一部以古埃及为背景的侦探小说，我就非写不可，他就是这种人。

就像我在之后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向他指出的，他肯定会后悔劝我写这种小说的。我接连不断地给他打电话，索要资料。他对我说，提出问题只需要三分钟，但是答案得花上好长时间、翻上八本大书才找得到。“斯蒂芬，他们都吃些什么？他们吃肉怎么吃？他们在特殊的宴会上有没有特别的食品？男人和女人是不是一起吃饭？他们的卧室是什么样的？”

“啊，哎呀。”斯蒂芬往往会发出痛苦的哼声，随后只好去查找。他对我说，要学会从很少的描述中想象出许许多多的事情来。书中有吃烤芦雀串的场面，有吃面包、采摘葡萄的场面，等等。最后，我获得了足够的信息来描绘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而这时，我又提出了几个新问题。

“他们是在餐桌前吃饭，还是席地而坐？女人是否有单独的房间？他们把亚麻衣服放在箱子里还是搁在橱柜里？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

古埃及的住房比神殿和宫殿难考查得多。这是因为石头建的神殿和宫殿仍然存在，可是造房子的材料都是很容易腐烂的。

斯蒂芬为了结尾与我争执不休，我必须很遗憾地说最后我向他让步了。我一直恼怒于这次让步，但他有一种类似于催眠术的感染力，他如此坚定于自己的正确性，结果就是让你不禁怀疑自己。在此之前，尽管我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让步于人，但基本上从未在写作上向任何人妥协。

假如我认为自己在书中的某些描写是对的——就是说某些描写应该如此——就绝不会轻易改动。但在这本书上，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而是让步了。虽然问题并不严重，但今天重读这本书时，我仍然很想改写结尾部分。这说明人必须坚持自己最初的主见，否则就会不满意。但是我没有去改写，因为我一直对自己给斯蒂芬带来的那些麻烦，以及他促使我产生写这本书的想法而由衷地感谢他。无论如何，这本名为《死亡终局》（Death Comes as the End）的书如期写完了。

完成这本书之后不久，我又写了一本让我非常满意的书。那是一本全新的、用笔名玛丽·韦斯特马科特发表的作品。这本书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我早就想把它写出来，现在终于线索清晰了。这本书刻画了一位有个性的女人，她认为很了解自己，其实不然。通过她的所作所为和对她思想感情的描写，读者会发现这一切。她好像不断地与自己重逢，但又没有意识到那是另一个自我，为此她变得越来越局促不安。有生以来，她第一次无人陪伴，在真正的孤单中度过了四五天之后，她才发现了这个事实。

现在，我有了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之前它尚未在我的脑海里成形。那是在横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途中，你困在他乡的旅店里，无法继续前行，周围没有一个会讲英语的人，当地人给你送饭时，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只会点点头。你无处可去，也见不到什么人，一直滞留到再次上路。随身带的两本书已经翻烂了，你只好坐在那儿自省。故事的开始——这个开场我早就想好了——女主人公从维多利亚火车站启程，要去探望嫁到海外的女儿。当列车徐徐驶出车站时，她回头望着站台上渐渐远去的丈夫，她看到丈夫就像一个终于摆脱了桎梏、可以去欢度假期的人一样昂首阔步地离去，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痛苦。这太出乎意料了，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然，这是她的错觉，她的丈夫罗德尼会很挂念她。然而这颗怀疑的种子留在了她的脑海中，使她非常担忧。随后，当她独自一人开始默想时，过去的生活便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以我所想要写的方式来写，技术上是很困难的。我需要的是轻松的、口语化的表达，但又要带有一种逐渐紧张起来、令人心神不宁的情绪，一种能引起共鸣的感觉。我想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经历这种感觉——我是个怎么样的人？我究竟做了些什么？我所热爱的人如何看待我？他们会像我待他们那样待我吗？

于是，全世界都变了样，你开始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你不停地安慰自己，可是猜疑和焦虑总是反复泛起。

我用了整整三天写完了这部小说，第三天是星期一，我向医院请了假，因为我不敢中途停笔，必须一气呵成。这部小说并不长，不过五万字，但它已在我的脑海里构思很久了。

构思一部小说的过程真是一种奇怪的感受，在六七年之久的时间里，你心里始终明白，自己终有一天会把它写出来，并且感觉到它在不断地丰富起来，直到变为文字。是的，它早就完成了，只是必须拨开云雾，才能清晰地呈现在他人眼前。所有人物都在那里了，等候在舞台两侧，准备好看到提示后就上台表演，然后突然间，有人一声令下：就是现在！

“现在”就是你准备好的时候，“现在”你已经知道全部的故事。哦，一个人可以一气呵成地做好一件事，那真是一件幸事，那个苦苦等待的“现在”，终于到了。

我害怕思路的连贯性被打断，一旦我在亢奋中写出第一章，就要一直写完最后一章。因为我清楚自己的思路，有种必须付诸文字的感觉，这时就无需注意细枝末节。我总能一蹴而就。

我从未如此筋疲力尽过。放下笔后，看到写完的章节一个字都无需改动时，我倒头便睡。我记得那次我睡了二十四个小时才起来，饱饱地吃上一顿，第二天就回医院了。

我的样子一定很奇怪，人人都为我不安。“你一定是生病了。”他们说，“眼圈黑得可怕。”其实完全是疲劳过度的缘故。然而，只要写作顺利，疲劳过度也是值得的。确实非常顺利，除了体力上的消耗，没有任何阻碍。无论如何，这是一次非常值得的体验。

这本书被定名为《幸福假面》（Absent in the Spring），取自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里的诗句：“春天，我离开了你。”（From you have I been absent in the spring.）我自己无法评估这本书质量如何，也许题材很乏味，可能写得很糟糕，毫无可取之处。但我是怀着真诚和真挚写这本书的，它忠实于我的初衷，这是一个作者最引以为傲的。

几年之后，我又以玛丽·韦斯特马科特为笔名发表了一部作品，书名是《玫瑰与紫杉》（The Rose and the Yew Tree）。这本书我再读时总觉得很愉快，尽管它不像《幸福假面》那样令人爱不释手。同样的，关于这本书，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应该说从一九二九年就开始了，当时只不过是个轮廓，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把它写出来。

人们总想知道那些想法来自何处——我是说那些必然会写出来的想法。有时候我觉得，人类会察觉到那就是自己与上帝最接近的一刻，因为你被允许感受到一点点纯粹的来自创造的乐趣。你能够创造出一些完全有别于你自己的东西，你感到这就像万能的上帝，你可以在第七天看看你所创造的东西有多好。

我还进行了一项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创作。出于对亲人的思念，我写了一本书。因为那时我和马克斯分隔两地，并且很少得到他的消息。我时常强烈地回忆起我们在阿尔帕契亚和叙利亚度过的日子。我渴望回到那时的生活，渴望重温回忆中的乐趣，于是我写下了《情牵叙利亚》（Come, Tell Me How You Live）。这是一本轻松的、描写日常琐事的书，然而它确实是我们生活的写照，有一些已被遗忘的小事情。人们对这本书推崇备至，但印数很少，因为当时纸张短缺。

当然啦，西德尼·史密斯对我说：“你不能出版那本书，阿加莎。”

“我打算出版。”我说。

“不行。”他说，“最好不要出版。”

“可我就是想出版。”

西德尼·史密斯不满地看着我，他不会喜欢自己这个样子的。我的固执己见与他加尔文式的样子正面冲突。

“马克斯也许不会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