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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那么……就是喷火式。”

“这不是喷火式，这就是梅塞施米特型的，你怎么能把梅塞施米特型的说成飓风式或者喷火式呢？”

“可是那不可能是梅塞施米特型的。”我说。这时，两枚炸弹被扔到了山坡上。

大卫看上去快要哭了。“我早说了，这是梅塞施米特型的。”他说，语气中流露出痛惜的意味。

当天下午，孩子们跟保姆一起坐船的时候，一架飞机猛扑下来，对着河面用机关枪扫射，子弹就从保姆和孩子们身边飞过。回到家时保姆惊慌不已。“我觉得您最好打电话给麦克劳德太太。”她说。于是我给佩吉打了电话，我们实在不知所措。

“我们这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佩吉说，“我想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开始，我认为他们不应该回来，你说呢？”

“也许他们不会再来轰炸这儿了。”我说。

大卫因为炸弹而兴奋，坚持要去看看它们掉下来的地方。有两枚落在了迪蒂斯汉姆河边，另一些在后面的山上。我们爬过长满荨麻的山坡和一两个树篱，最后找到了一个。三个农夫正围着田地里的炸弹坑看，还有一颗似乎掉下来时没有爆炸。

“该死的。”一个农夫说，狠狠地踢了一脚那颗没有爆炸的炸弹，“真是下流，要我说，丢下这种东西就是下流透顶！”

他又踢了一脚，我觉得他最好不要踢那东西，可他显然是想好好地表示一下对希特勒的轻蔑。

“还丢下不会爆炸的东西。”他轻蔑地说。

两枚都是非常小的炸弹，比起我们后来在战争中遭遇的要小得多。但这也意味着战事已经开始。第二天，从达特河上游的康恩沃斯（Cornworthy）传来消息，一架飞机俯冲下来对着一所学校的操场扫射，当时孩子们正在玩耍，一名女教师被击中了肩膀。

佩吉又给我打了电话，说她已经安排好孩子们去科尔温湾（Colwyn Bay），他们的祖母住在那里。无论如何，那里似乎太平些。

孩子们走了，他们走后我很落寞。过了不久，一位叫阿巴斯诺特的太太写信给我，希望我把房子借给她。大规模轰炸已经开始，孩子们纷纷疏散到英格兰的各个地方，她希望能租下格林威，作为育儿所来安置从圣潘克勒斯（St. Pancras）疏散过来的孩子们。

战场好像从我们这里转移到了别处，附近不再有轰炸了。不久后，阿巴斯诺特夫妇来了。他们留用了我的男管家和妻子，找来了两名医院的护士，还收留了十个不到五岁的孩子。我决定去伦敦与马克斯会合，他正在土耳其难民署工作。

我在新的一轮袭击之后到了伦敦，马克斯来帕丁顿车站接我，把我带到位于半月街的公寓。他很歉疚地说：“恐怕……这是个相当糟的地方，我们得继续找别的住处。”

我刚到那里就觉得有些厌恶，那栋公寓就像一颗牙齿一样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两边的房子都没有了，显然都在十天前被炸掉了。这也是为什么能租到这套公寓，因为主人们早就匆匆撤离了。我在那栋房子里住得很不舒服，泥垢、油污和廉价香水的气味闻起来相当可怕。

马克斯和我在一个星期后搬到圣詹姆斯街的公园广场（Park Place），那是一处相当昂贵的服务式公寓。我们住的时间不长，爆炸的声音不绝于耳。我尤其心疼那些服务生，他们要服侍客人用完晚餐，然后在空袭声中回家。

很快，谢菲尔德巷的房客问我们可否退租，于是我们搬了回去。

罗莎琳德申请了空军妇女辅助队，但她并不太热衷，她更想做地面服务。

她参加了空军妇女辅助队的面试，表现得不够机智。当被问到为什么想要加入时，她只是说：“因为我们必须做点事情，做这件事和做别的事一样。”尽管直率，但我觉得很不讨人喜欢。没过多久，在短暂地为学校递送食物之后，她又换到军事办公室之类的地方工作了。她觉得自己可以去陆军运输处，因为那里不像空军妇女辅助队那么专断，为此她填写了一系列表格。

这时，马克斯在我们的朋友斯蒂芬·格兰维尔的帮助下加入了空军，他很得意。这位朋友是一位埃及古物学教授，和马克斯一起在空军部共事，合住一个房间。两个人都是烟鬼，马克斯抽烟斗，抽个不停，屋里的空气总是浑浊不堪，他们的朋友都把他的房间叫“小炭窑”。

后来发生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记得谢菲尔德巷在一个周末被轰炸，当时我们不在伦敦。炸弹从天而降，正好落在街对面，把三幢房子夷为平地。对于谢菲尔德巷四十八号的影响在地下室，那里还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呢。屋顶和顶楼也不同程度地受损，一楼和二楼则几乎毫发未损，只是我的斯坦威钢琴从此大不如前。

我和马克斯从来不去地下室，所以即使我们当时在屋里，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战争中我没去过任何避难所，我害怕被困在地下。无论在哪儿我都要睡在自己的床上。最后，对于伦敦的空袭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空袭多得都很难把我吵醒了，我会在半梦半醒中觉得自己听到了警报声，或者不远处有爆炸声。

“哦，天哪，他们又来了。”我会嘀咕一声，然后转个身，又睡着了。

谢菲尔德巷被炸造成的困难之一是，当时在伦敦很难找到一个存放家具的地方。而进出那栋房子已经不能走前门了，只能爬一段梯子。最后，我说服了一家搬家公司帮我搬，还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把家具存放到沃灵福德，放在我们一两年前造的壁球场里。我让建筑工人准备好，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拆下壁球场的房门和门框。他们最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沙发和椅子无法通过狭窄的房门。

马克斯和我搬到了汉普斯特德公寓区的草坪路公寓，我开始在大学医院里做药剂师。

马克斯突然告诉我那个消息的时候，我想他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他要去中东，可能是北非或埃及。我为他高兴，我知道他有多想去，也知道他这么做是对的，他对阿拉伯地区的了解会派上用场。这是我们结婚十年来第一次分离。

马克斯的离开让草坪路公寓显得更适合居住了。这里的人很友善，还有一家能让人放松、气氛欢快的小餐馆。透过三楼我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种满树木和灌木的平地后面有一道堤坝，一棵又大又白的重瓣樱树正对着我的窗户，树梢呈金字塔状。那道堤坝的样子就像巴里（Barrie）的《亲爱的布鲁图斯》（Dear Brutus）第二幕中，剧中人转向窗口，发现罗伯的树恰好伸到了窗格外。那棵樱树特别惹人喜爱，春天早上醒来时，它总是令我愉快的事物之一。

公寓的一头有个小院子，夏夜里可以在那里用餐，或者就那么坐在那儿。去汉普斯特德绿地步行也就十分钟，我经常带着卡洛的詹姆斯去散步。这只西里汉梗犬现在由我来管，因为卡洛在军工厂工作，没法把它带去。大学医院的人对我非常好，他们同意我把它带去药房。詹姆斯表现得乖极了，它把那白色的香肠似的身体置于放瓶子的架子下面，就待在那儿，偶尔接受女佣清扫时对它友善的关注。

空军妇女辅助队和其他一些战时服务单位都没有吸收罗莎琳德，就我所知，她也没想干点什么。她又打算进入陆军运输处，于是又填了一大沓表格，填写了日期、地址、姓名和许多政府要求的不必要信息。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今天早晨，我把那些表格都撕了，我不想进陆军运输处了。”

“真是的，罗莎琳德！”我严肃地说，“你应该拿定主意，我不在乎你干什么，你可以干任何你想干的事，但不要总是三心二意的。”

“嗯，我想干点更有意义的事。”罗莎琳德说，然后露出她这一代的年轻人极不愿向父母吐露心事时的神气，扭扭捏捏地补充道，“我打算下星期二和休伯特·普里查德结婚。”

这并没什么奇怪的，只是下星期二这个日期有点奇怪。

休伯特·普里查德是一名正规军少校，威尔士人。罗莎琳德在我姐姐家结识了他，休伯特是我外甥杰克的朋友，常去他家。他也曾来过我们的格林威一次，很招人喜欢。他这人文静、皮肤黝黑，养了一大群狗。罗莎琳德已经和他好了一段时间了，但我没想到会谈婚论嫁。

“我想，”罗莎琳德说，“你会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吧，妈妈？”

“我当然会参加。”我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我又觉得那纯粹是没必要的折腾，我是说，你不觉得你不参加婚礼会更简单、更省事吗？我们得在登比（Denbigh）结婚，因为他无法请假。”

“没关系。”我竭力使她安心，“我会去登比的。”

“你肯定你真的想去？”罗莎琳德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说。

“是的。”我坚定地说，然后继续道，“相当奇怪，你竟然告诉我你打算结婚，而不是事后才宣布。”

罗莎琳德脸红了，我知道我一语道中了实情。

“我猜，”我说，“是休伯特让你告诉我的。”

“这个……这个……是的。”罗莎琳德说，“算是吧，他还说，我没有满二十一岁。”

“好了，你最好还是让我在场。”我说。

罗莎琳德的守口如瓶总能让人开怀大笑，我这次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和罗莎琳德一起坐火车去了登比，第二天早上，休伯特到饭店来接她。他和他的一个军官弟弟一起，我们去了登记处，仪式就在那里举行，一切都尽可能地简化了！整个过程中唯一的障碍在于，那个上了年纪的登记员拒绝相信罗莎琳德父亲的名字和头衔：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上校，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勋章（CMG）、卓越服役勋章（DSO）获得者，前皇家陆军航空队（RFC）队员。

“如果他是空军，就不可能是上校。”登记员说。

“可他就是上校呀。”罗莎琳德说，“这就是他正确的军阶和头衔。”

“他一定是个空军中校。”登记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