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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我像个胆小鬼一样接受了被拒之门外的事实,转过身去,悲惨地在萨伏依饭店的走廊里踱来踱去。我想尝试鼓起勇气跑回去,像玛戈特·阿斯奎思[5]那样说:“是我!”不过我很幸运,彼得·桑德斯的总经理、亲爱的维里蒂·赫德森解救了我。她笑了——忍不住地哈哈大笑——彼得·桑德斯也大笑不止。反正他们把我带进去了,然后我顺从他们的意思剪彩,亲吻女演员,咧开大嘴傻笑,还不得不忍受自己的虚荣心受到蹂躏——与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行贴面礼时我心里很清楚,我们会同时出现在第二天的新闻里。她们看上去美丽动人、充满自信,而我却糟糕至极。哎,好吧,我想这也是好事,可以治一下我的虚荣心!
一切进展顺利,不过当然了,那些天才女演员不会像在女王的晚宴上那样卖力。我总算“演讲”了,也没有闯祸。我一共只说了几句话,但大家很捧场,每个人都说我讲得不错。我还不至于会相信他们的话,不过算是应付过去了。人人都看出我不擅此道,也都意识到我尽了力,于是就宽容地对待我的努力。不过我的女儿并不满意,她说:“你应该多费点儿心思,妈妈,应该事先准备一篇合适的稿子。”然而她是她,我是我,预先准备好合适的稿子对我来说会造成更大的灾难,还不如临场发挥,反正不行了我就提对妇女的敬重。
“今晚你改写了戏剧史。”彼得·桑德斯拼命地鼓励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这是事实。
3
几年前我们在驻维也纳的英国大使馆做客,詹姆斯·鲍克爵士和夫人艾尔莎都在,当有记者要采访我时,艾尔莎·鲍克就严肃地批评了我。
“可是,阿加莎!”她用她那悦耳的外国口音喊道,“我真不了解你。如果我是你,我应该会很骄傲,我会说:‘好啊!好的,来吧,坐下来!我知道我的成就很了不起,我知道,我是世界上最好的侦探小说作家。是的,我为此骄傲。是啊,是啊,我当然会告诉你。我很乐意这么做。啊,是啊,我确实很聪明。’如果我是你,我肯定觉得自己很聪明,聪明到我可以不停地谈论它。”
我乐不可支地说:“艾尔莎,但愿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你我能互换角色,你会很完美地接受采访,他们会为此爱慕你。可我,实在是没有能力当众做任何事。”
大体上说,我基本不会在公开场合做任何事,除非绝对必要,或者如果我不做就会严重伤害到其他人的感情。如果你做不好某件事,那就不要尝试去做,这样会聪明很多。我也确实不觉得一个作家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抛头露面,这并不是他们的分内事啊。对很多职业而言,个性和公众关系非常重要,比如演员和公众人物。而一个作家就只是写作而已。作家是极其缺乏自信的一群人,他们需要得到鼓励。
我的第三部在伦敦久演不衰(各戏院同时上演)的剧作是《蛛网》(Spider's Web),这是特意为玛格丽特·洛克伍德创作的。彼得·桑德斯约我去见她,商谈这件事。她说她很感激我专门为她创作一部戏,我问她喜欢怎样风格的戏剧,她不假思索地说不想再扮演邪恶、过度夸张的角色了。最近她在许多部电影里扮演了“坏女人”,她想演喜剧。我觉得她的想法无可非议,因为她拥有强大的喜剧天赋,能演得很动人。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演员,很会把握节奏,能表达出台词的内涵。
塑造《蛛网》中的克拉丽莎这个角色使我乐在其中。最初,关于剧名我还有些犹豫不定,是用《克拉丽莎发现尸体》还是用《蛛网》?最后决定用《蛛网》。这部戏演了两年多,我很满意,玛格丽特·洛克伍德领着警官走上通往花园的小径时的样子真是妩媚动人。
之后我写了《意外来客》(The Unexpected Guest),以及一个虽不受观众喜爱却被我视为杰作的本子。剧名叫《判决》(Verdict)——名字很糟糕。我本来把它命名为《无处栖身的不凋花》(No Fields of Amaranth),取自瓦尔特·兰德(Walter Landor)的诗句:“在墓的那一边,不凋花无处栖身。”(There are no flowers of amaranth on this side of the grave.)至今我仍认为它是除《原告证人》之外的最佳作品。但这一部失败了,我认为大概是因为它既非侦探故事又非惊悚类。这是一部涉及谋杀案的剧作,但其真正的背景和主旨是说理想主义者是危险的,他很可能毁灭那些爱他的人。并由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信仰,一个人可以牺牲多少?不是自我牺牲,而是牺牲自己所爱的人,虽然他们并不相信这种信仰。
在我创作的侦探小说中,有两篇是我自认的得意之作:《怪屋》(Crooked House)和《奉命谋杀》(Ordeal by Innocence)。某天我重读自己写的小说时,惊奇地发现《魔手》(The Moving Finger)也颇令人满意。重读那些十七八年前写的小说,对它们是极大的考验。人的观点是会变的,有些小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有些则是永恒之作。
有一次,一位印度姑娘采访我(不得不说,她问了我很多无聊的问题),她问道:“有没有哪本书是你认为很糟糕的?”我生气地回答说没有。我说,书写出来,都会和最初的构想有些不同,总会有不满意之处,但如果某本书我刚写完就认为很糟糕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让它出版的。
不过我觉得《蓝色列车之谜》有点接近于此。每次重读此书,我都会觉得它内容平庸、描写陈腐、情节淡而无味。可遗憾的是,许多人喜欢它,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是最没有发言权的了。
我并不贪得无厌,可如果有一天写不出书了,我会非常伤心。我能在七十五岁这个年纪继续从事写作事业毕竟是幸运的,到这个岁数,人都该满足并且急流勇退了。事实上,我反复考虑过今年封笔的想法,但是刚完成的作品比以前的任何一部销路都好,这使我欲罢不能。我想此时封笔是在犯糊涂,或许我最好把封笔的时间定在八十岁?
我非常享受这第二春,结束了被情感和人际关系所包围的人生,突然发现——比方说,在五十岁时——生活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面前,到处都是你可以思考、学习、读取的东西。你发现自己乐于去看画展、听音乐会、观赏戏剧,怀着和二十岁或二十五岁时一样的狂热之情。有一段时期,个人生活耗费了你所有的精力,而现在你自由了,可以环顾四周,享受闲暇,享受一切。你还足够年轻,可以享受出国的乐趣,尽管你也许不能再忍受艰辛了。这就像是有一股新鲜的观念和思想的激流在你的体内升腾,当然,伴随着日渐衰老的惩罚。身体上总会有个地方在做怪,不是后腰痛,就是颈部的风湿痛折磨了你一整个冬天,以至于一转头都会痛苦难耐,要么就是膝关节炎使你不能久站或步行下山。这些事都会发生在你身上,你必须忍受。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对生命的感恩之情在这个年纪会比以往更强烈、更举足轻重,带有梦想的真实感和强烈感——我至今仍然非常享受梦想的乐趣。
4
一九四八年,考古界重新活跃起来,人人都在谈论远征中东的可能性。到伊拉克发掘古物又成为可能。
战前,叙利亚为考古所提供的条件更具吸引力,不过此时,伊拉克政府和文物部决定提供相同的优惠政策。尽管所有出土的“孤品”都要送到巴格达博物馆,但任何被他们称为“非孤品”的文物,发掘者都可以享有一份。于是,经过一年的小范围尝试性发掘之后,人们开始涌向那个国家。战后成立了西亚考古学会,马克斯参加了,并在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担任教授。每年他都会花几个月时间在发掘现场工作。
时隔十年之久,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再次出发,继续在中东的发掘工作。这次没有东方快车了,哎!那不再是最划算的方式了——人们现在不会从头坐到尾了。这次我们坐飞机,从此开始了单调的、例行公事般的空中旅行,但你也不得不承认,这样很节约时间。更悲哀的是,也不再有奈恩兄弟的穿越沙漠之旅了。你就是从伦敦飞抵巴格达,仅此而已。早些年,你必须在途中停在某个地方住一晚,而那只是一个开端,显然,旅程会逐渐变得非常无聊、昂贵且毫无乐趣。
不管怎样,我们到了巴格达,同行的有马克斯、我,还有罗伯特·汉密尔顿,他曾经随坎贝尔·汤普森夫妇一起发掘,后来成为耶路撒冷博物馆馆长。很快,我们便一起探访伊拉克北部的遗址,在大小扎布河(Zab)之间穿行,直到最终抵达伊尔比尔(Erbil)那与众不同的市镇和土丘。从这里我们继续向摩苏尔行进,途中第二次来到尼姆鲁德。
尼姆鲁德和我记忆中很久以前第一次来访时一样可爱。马克斯这次特别热心地勘察此地。之前说这里不能进行挖掘,但此刻他虽没明说,却已能看出一些可能性。我们又一次在这里野餐,寻访了几个土丘,最后抵达摩苏尔。
这次行程的结果是,马克斯终于发话了,他坚定地说此时他唯一渴望做的就是挖掘尼姆鲁德遗址。“这里规模很大,有历史价值——应该被发掘。自莱亚德[6]以来,这里近一百年没人动过。而莱亚德也只动过边缘地带,他发现了一些漂亮的象牙碎片,一定还有更多。它是亚述三个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阿舒尔(Assur)是宗教首都,尼尼微是政治首都,而尼姆鲁德,或者叫它当时的名字卡拉,是军事首都。应该发掘它,这意味着需要很多人、很多钱,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但如果我们足够幸运,这里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遗址之一,为世界百科增加一处著名发掘地。”
我问他对史前陶器的发掘是否已告一段落,他说是的,那么多问题都已迎刃而解,现在他全部的兴趣都在尼姆鲁德,这是一处颇有历史价值的遗址。
“它将与以下几个地方齐名。”他说,“图坦卡门法老王墓(Tutankh-amun's Tomb),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王宫(Knossos in Crete),还有乌尔。”他继续道,“而且你可以申请经费。”
经费很快就到位了,起初不是很多,不过随着发掘有所进展,渐渐越来越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是我们最大的赞助人之一,伊拉克的格特鲁德·贝尔考古学校也捐了钱,还有很多赞助者:英国的阿什莫尔博物馆、菲茨威廉博物馆、伯明翰博物馆,等等。于是我们开始了历时十年的工作。
今年,也就是这个月,我丈夫的著作《尼姆鲁德及其遗址》即将出版。他写了十年,一直担心活不到完成它。人的寿命是不一定的,像血栓、高血压等现代疾病总是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你,尤其是男人。然而一切顺利,这部著作是他毕生的心血:从一九二一年起,他一直扎扎实实地为此而努力。我为他的成就感到光荣,也为他高兴。他和我都在自己喜爱的工作中获得了成功,这似乎是一种奇迹。
我们俩工作性质之悬殊可以说天差地别。我很浅薄,他却是阳春白雪,但我们能相互补充对方之不足,相互帮助。他时常问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而我则是一个对他的考古事业颇为了解的业余爱好者。的确,许多年前我曾很悲哀地对马克斯说,可惜年轻时我没能学习考古,那样我就可以更了解考古问题。他说:“你没发现,现在你比任何一个英国妇女都更了解史前陶器吗?”
在那一刻或许是这样的,但无法持久。我永远不具备专业的态度,无法确切地记得历代亚述国王的在位日期,可是我对考古学所揭露的个人生活有着强烈的兴趣。我喜欢某一只埋葬在门槛下的小狗,门槛上记述的文字是:“别迟疑,咬他!”这是一只看门狗的绝妙箴言,你可以想象出某人在黏土上写下这句话时哈哈大笑的样子。那些契约刻板也非常有趣,轻描淡写地叙述了一个人如何、在哪里把自己卖身为奴,又以同样的方式描述如何收养了一个儿子。你可以看到撒缦以色国王(Shalmaneser)怎样建造起他的动物园——把他在战争中赢得的外国动物都运送回来,以及他是如何尝试种植新的植物和树种的。我总是很贪心。我们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记录着国王举行宴会时的饮食菜单,这让我非常着迷。在我看来最奇怪的是,在一百只羊、六百头牛和大量这类东西之后,只有二十条大面包。为什么面包的数量这么少?事实上,为什么要有面包?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怀有科学态度的专业发掘者,对于地层、设计图等这些东西都不感兴趣,如今在现代化的学校里它们常被拿来热烈讨论。我很不害臊地专注于从土中发掘出来的工艺品,我想这些远远不如前面所说的那些重要,可是对我来说,没有比手工制作的东西更令我着迷的了。小小的象牙盒子,四周雕刻着乐手和他们的乐器;长着翅膀的男孩;令人称奇的女人头像,丑陋但充满了活力与个性。
我们住在土丘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算是村里酋长房子的一部分。一楼有一个吃饭和堆放出土物的房间,隔壁是厨房;楼上有两个房间,一间是马克斯和我的,另一间在厨房的正上面,是罗伯特的。我晚上要在餐厅里冲洗照片,此时马克斯和罗伯特就会跑上楼。但是每次他们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都会有尘土从天花板上掉下来,落在冲印盘里。在冲印下一批之前,我会跑上楼去,愤怒地说:“记住,我在楼下洗照片呢,你们每次走动都会掉土,谈话时就非走动不可吗?”
但他们总会聊着聊着就很兴奋,然后急忙冲到一个箱子前,拿出一本书来查阅,于是又会掉下一块干土。
我们的院子里有一个鹳巢,鹳在交配的时候会发出可怕的声音。它们扇动着翅膀,发出骨头咯咯作响般的动静。在中东的大部分地区鹳都极受尊重,这里的每个人都对它们非常尊敬。
第一个发掘季结束后,我们在动身返回前已经准备好了一切,要在土丘上造一座土砖房子。土砖都做好了,放在那里等待晾干,屋顶也安排好了。
第二年再来时,新房子让我们非常得意:有一间厨房,厨房隔壁是餐室兼起居室,接下来是一间绘图室和一间古物存放室。我们睡在帐篷里。一两年后我们扩建了房子,增加了一间小办公室,有一张办公桌对着一扇窗户,发薪日时可以通过这扇窗户给工人们发工资。另一侧还有一张供碑铭专家使用的书桌。隔壁就是绘图室和工作室,里面有一盘盘的古物等待修补。再过去就是我这个可怜的摄影师通常冲洗照片、装胶卷的狗窝。时而会有可怕的沙尘暴和大风席卷而来,我们会马上冲过去,拼尽全力死死地抓住帐篷,垃圾箱盖都会被吹得不见踪影。最后帐篷往往会砰的一声倒塌下来,把某人压在底下。
又过了一两年,我请求为我增添一个小房间,我可以自己出钱。于是我出了五十英镑,建起一间小小的、四四方方的土砖房间,我就在这里开始写这本书。屋里有一扇窗户,一张桌子,一把直背椅和一把几乎散架的老明蒂椅子,很陈旧了,几乎很难坐下去,不过很舒服。墙上挂着两幅年轻伊拉克艺术家的画作:一幅画着一棵树和一头看似很可怜的母牛;另一幅像万花筒一样,堆砌了所有你能想象出的颜色,起先看起来像是大杂烩,可突然间,你会看到两头被人牵着的驴子正穿越集市。这幅画令人心醉神迷。最后我把它留在了那里,因为每个人都迷上了它,它被转移到了起居室。不过我总觉得有一天我会把它要回来的。
我们的碑铭专家之一、唐纳德·怀斯曼,帮我在房门外钉了一块楔形文字的门牌,宣告这是BEIT AGATHA——即阿加莎之屋。在阿加莎之屋里,我每天都干一点自己的活儿,不过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冲洗照片、修补并清洗象牙物品中度过。
我们雇的厨子每一个都很出色。其中一个疯了,他是一个葡萄牙和印度混血。他厨艺很好,可是在发掘期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终于,厨房男仆跑来说他们非常担心约瑟夫,他变得非常古怪。有一天他不见了,我们去寻找他,并报了警,最后酋长的人把他带了回来。他解释说他得到了主的命令,必须遵从,但他必须回来确认主的意愿。似乎在他的脑子里,有点儿把万能的上帝和马克斯给混淆了。他在房子周围大步流星地走着,在马克斯面前跪倒。此时马克斯正在向工人们解释什么事情,厨子突然亲吻他的裤脚,让马克斯困窘不已。
“起来吧,约瑟夫。”马克斯说。
“我必须照你的吩咐做,主啊,告诉我该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派我去巴士拉我就去巴士拉,让我去巴格达我就去巴格达,叫我去北方雪域我就去北方雪域。”
“我告诉你,”马克斯接受了万能的上帝这个角色,说,“我要你立刻去厨房,按我们的需要给我们做饭。”
“我这就去,主。”约瑟夫说,然后再次亲吻马克斯卷起的裤脚,起身前往厨房。很不幸,他的脑子好像有点错乱了。之后马克斯继续指挥着约瑟夫,可他还是经常走失。最后我们不得不把他送回巴格达,把钱缝在他的口袋里,并给他的亲戚发去了电报。
接着是第二个男仆丹尼尔。他说他了解一些烹饪知识,可以在这一个发掘季的最后三个星期担任此职。结果我们陷入了无休止的消化不良。他喂给我们吃的全都是他所谓苏格兰鸡蛋,非常不好消化,是用一种非常奇怪的油脂做的。丹尼尔还在离开之前使自己蒙羞,他和我们的司机吵了一架,结果司机来告发了他,告诉我们他在自己的行李里藏匿了二十四罐沙丁鱼罐头和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我们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警告丹尼尔,说他玷污了基督徒和仆人的双重身份,让阿拉伯人看轻了基督徒。我们不能再留用他了,他是我们最差的仆人。
丹尼尔跑去对我们的碑铭专家之一哈里·赛格斯说:“你是这个发掘地里唯一的好人,我看到你在读《圣经》。你是个好人,肯定会把最好的裤子给我吧。”
“真是的。”哈里·赛格斯说,“我才不会做这种事呢。”
“你要把你最好的裤子给我,你是个基督徒。”
“不给你我最好的裤子,也不给你我最坏的裤子。”哈里·赛格斯说,“我两条都要。”于是,丹尼尔走了,尝试到别的地方乞讨。他实在是懒到极点,总是想方设法拖到天黑后擦鞋,这样就没人看到他其实不是真正在擦鞋,而是坐在那里抽烟,哼哼小曲。
我们最好的男仆是迈克尔,他曾经在英国驻摩苏尔领事馆服务过,看上去就像埃尔·葛雷柯(El Greco)画中的人物,有一张忧郁的长脸和巨大的双眼。他的妻子总是给他添麻烦,偶尔还会尝试用刀刺杀他。最后一名医生说服了他,把他的妻子带去了巴格达。
“那位医生给我写过信。”迈克尔有一天说,“他说只是钱的问题,如果我给他两百英镑,他就可以想办法把她医好。”
马克斯力劝他带她去一家大医院,并预先和医院打了招呼,防止他再被江湖郎中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