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 (旗人)】
于成龙（1638年~1700年），汉军镶红旗人，字振甲，号如山，谥号襄勤。历任乐亭知县、署理滦州、通州知州、江宁知府、安徽按察使、督理高宝按察使、直隶巡抚、都察院左都御史、汉军都统、兵部尚书、加总督衔直隶巡抚、河道总督等职。
青少年时代的于成龙是在不断的移居中生活的，颠沛流离的艰辛生活是底层旗人的一个典型写照。童年的艰难困苦造就了于成龙体恤民生、关爱大众的品格。即便依然成为名声显赫、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依旧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深得康熙帝的赞赏和百姓的爱戴。直隶曾经流传很多有关于成龙的民间故事，还有一些地方曲艺作品也取于成龙事略为素材，多为侠义公案类内容，如《于公案》等。
== 生平 ==
于成龙1638年（清崇德三年或明崇祯十一年农历七月初五日）生于辽东盖州。1700年4月16日（康熙三十九年农历二月二十七）卒于淮安河道总督署中，享年六十三岁。于氏家族为辽东望族。于成龙生父于国安(汉军镶黄旗)，生母为康氏。他出生后不久全家即徙居广宁闾阳（今辽宁北镇）。他9岁入小学，11岁举家迁北京通州，后移居通州张家湾，13岁时又移居延庆州，并开始科举学习，15岁时与李氏成婚。他16岁时移居固安县南房村（今南房上村），并在此定居。因八旗子弟不必参加科举考试，他在16岁时即开始学习满文，20岁时进入国子监学习，23岁毕业，经考试有了人生第一个官职——吏部笔帖式（主管翻译等文秘工作的文官）。伯父于得水（汉军镶红旗）屡有战功但无子嗣，按照当时的习惯，于成龙被伯父挑中成为继子。康熙七年(1668)四月,蒙荫成为直隶永平府乐亭县知县。
据《乐亭县志》记载，康熙七年六月，乐亭县正直严重水灾，百姓田庐损毁严重。这一年，滦河水五次出槽，西岸塌庄，毁民房数百间，冲坏田园无数。于成龙“抚字为怀”，辛勤操劳，安顿灾民，免除赋税，放赈救民，恢复生产。于成龙又带领百姓疏浚滦河，但是因为地方志的局限性，这段治河经历仅仅一笔带过。据《乐亭县志》所记，经这次治理，滦河十年没有大的泛滥，还出现了麦子长出两三穗的情况，乐亭民生大为改观。当时的乐亭人张一跃写了一篇《瑞麦志》褒扬于成龙的功绩，文章写道“……康熙乙卯，乐邑四郊，麦穗以三岐五岐告者，日夕踵至。倘亦和气之感召，符其自然者耶？！田叟野老，初则骇之，继而歌之，咏之，咸归德于公……”
康熙八年，于成龙因罪囚脱逃被降级调用。乐亭县百姓顾明亮、王尔正等人竟奋不顾身，两次赴京叩阍，乞求于成龙复任。吏部不准，顾明亮、王尔正等人被发配到尚阳堡。康熙皇帝觉得事有蹊跷，命直隶巡抚金世德核实。金世德调查后开列了于成龙的十七条善政。康熙皇帝认为民心难违，善政可嘉，下旨令于成龙重新出任乐亭知县。于成龙复任后慨叹：“天下有贪官，无刁民，民之刁皆官致之。官言民刁，即非良吏。”
康熙十八年七月，京师及周边地区发生了大地震，灾害波及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破坏十分严重。《广阳杂记》记载：“京城倒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三间，坏房一万八千二十八间……”。《光绪顺天府志》记载：“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蓟州、固安等处尤甚。“危难之际，时任巡抚金世德火线提拔于成龙担任通州知州，着手抗震救灾。于成龙下车伊始就立即着手为灾民筹划生计，使百姓迅速得到安置。他没有理会倒塌的衙署，只在搭建的席棚居住办公。
于成龙通州为官三年，建立和发展了义学，为城乡的贫穷子弟选择良师，使其能够免费入学受到应有教育。他还善于审理刑罚案件，严格遵照朝廷所定律条，公正断决、公开审判，外县盗贼闻名而不敢入通州偷窃。他宽严有度，即使一些顽固强硬的罪犯也得到转化，于是一方安定，黎民乐业。在任通州知州期间，于成龙疏浚加固了大运河通州段，保障了十几年的畅通无阻，在温榆河架起了四座桥梁，凡事身先士卒，与民众一同抬土运石。他爱民如子，不惧豪强，深得百姓爱戴。
康熙二十一年，时任直隶巡抚也就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位于成龙（北溟）迁两江总督，他惺惺相惜，推荐提拔清操久著的通州知州于成龙，康熙即亲自提拔他为江宁知府。九月，于成龙抵达江宁，宣布裁漕规，禁馈赠，一切陋规俱罢。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南巡至南京考察江苏水灾时，赞誉于成龙：朕在京师闻尔居官廉洁，今临幸此地，确加咨访，与所闻无异。因此赐给你亲书手卷，以嘉尔清操。十一月，康熙回銮经过宿迁，破格提拔于成龙为安徽按察使，也拉开了下河之争的序幕。
公元前2000年至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黄河经河北、山东入渤海。公元1128年，朝廷任命杜充任东京留守，此时金兵来犯。面对金兵的金戈铁骑，杜充想到“水淹三军”的办法。他在滑州（今河南滑县）挖开黄河之堤。滚滚黄河水，从滑州李固渡喷涌而出。熟料，这黄河水非但没有阻止金兵的步伐，反而一改原来向北的水道，转而向南抢夺淮河水道，由江苏进入黄海，历时728年的“黄河夺淮”的灾难史由此开始。
明代潘季驯曾提出了“蓄清刷黄济运”的方略，即在与淮河相接的洪泽湖东岸的高家埝筑起大堤（即现在的洪泽湖大堤），提高淮河水位，使淮河的清水从清口处倒灌黄河，冲刷黄河带入大运河等的泥沙，从而使得大运河畅通无阻。
清朝在政治和国家治理上基本延续了明王朝的策略。在这种背景下，明代潘季驯的治河方略再次获得清朝的认可。特别是平定三藩后，康熙皇帝希望以此法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黄河问题。
河道总督靳辅与陈潢早期治河颇有成效，采用的就是利用自然水流冲刷河道，降低河床泥沙淤积的方式，意图以此一劳永逸。通过不断筑堤和修建减水坝减轻河道压力，减水坝的作用是约束水流速度，减缓对下游的冲击，这个方式短期内颇见成效，但势必增加水流泥沙的沉积，短时间似乎减轻水患，实则长期淤塞河道，隐患巨大。河工按照“靳陈二人组”的思路，各种筑堤、增坝的工程四面开花。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靳辅出任河督，再行明代潘季驯“蓄清刷黄”之策，束堤建闸，将黄河中河泥沙冲向下河，同时，不断抬高洪泽湖大堤，最终，洪泽湖成了悬湖，泗州城位于洪泽湖正常水位之下。而江苏地区入海口也加剧了淤积，成为超大蓄水池。
清朝康熙十八年（1679年）冬十月，大水先冲开了泗州城外东北处的石堤，决口七十余丈。接着，泗州城城墙西北角忽然崩塌，开口数十丈，大水冲入城中，人们四处逃散。次年，泗州城彻底沉没。
同时，大量的泥沙被冲向江苏下河七州县，加剧了黄河入海通道的淤塞，江苏七州县成为蓄水池。为了保住运河的漕运命脉功能，靳辅创建大量的减水坝，向下河放水，而不修引河，并认为七州县的水灾明朝就已经如此.......
康熙二十三年，监察御史李时谦上奏请求疏浚淮扬下河以救民生，成为康熙朝下河论战的导火索。李时谦指责时任河道总督靳辅“为总督重臣一应河务皆其综理，连年止知运道之当急，筑堤以束水，建坝以保堤(延用明朝潘季驯之法)，专其意于上河，而不知高宝（高邮、宝应）一带下河沃野千里，田地甚多，一自黄河沙垫，海道不通，每遇霪雨，已苦渰浸，近复日纳减坝之水而无出路，民生国赋两有攸，关奈何听其日在水乡而不恤呼”。实际上，他也不是唯一一个看到靳辅治河方法弊端的人。
李时谦的弹劾折子，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重视，在南巡时特别留意河南河工的调查，而李时谦的弹劾，也成为黄河治理“下河之争”的导火索。
当康熙皇帝南巡在高邮、宝应等州县视察时，看到当地因为减水坝溢出的湖水泛滥，导致许多民田被淹没，更有大量百姓叩阍，请求康熙拯救民生。
针对这个情况，“台臣有请浚海口出积水者”，建议将水引导至海中，减轻地方水患危害。康熙皇帝认可这个建议，但是如何引导，河督靳辅并没有很好的对策，因此康熙帝下旨“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单独拨付款项，授命时任按察使的于成龙主持其事，虽然于成龙具体负责高宝地区的水务治理，但是官员序列上仍然要接受河道总督靳辅节制。
于成龙、靳辅采用的方法是截然相反的，在涉及“下河”的问题上，两位朝廷重臣发生了严重分歧。于成龙的主张是疏浚泄积，逐步减轻上中游的压力。
靳辅则以为，下河地势低而水位高，疏浚有害无益，建议在高邮另筑一道高一丈五尺的长堤，约束深一丈深的流水，来抵御海潮，用“束水”的方式强逼河水改道入海，原堤内的干透土地，可以屯田，再租给百姓耕种，可收取佃价充实河工费用。
于成龙则认为“束水”绝不可行，并且让出的土地本就是百姓民田，借国家工程圈占百姓民田，再收佃价实为掠夺百姓，朝廷旧有赋税，另立名目是害民、累民之举。
靳辅在下河大搞屯田，这也是下河之争的重要话题，除了任用丁理等人随意圈占民田激起民愤，还有更多于宣、骆龙友等人肆意屯田，百姓民人到处上告，时任两江总督董讷听完诉状对其劣迹震怒，誓将这些恶棍绳之以法，百姓欢欣鼓舞。
在治河策略上于成龙与靳辅争执不休，康熙皇帝委决不下，即召见二人入京奏对，会同九卿详加讨论，商讨最终意见。
为了让于成龙改变初衷，靳辅“费尽心机”。他多次向于成龙示好求全，甚至放下身段，许诺于成龙可以继任河督一职，“余老矣，三年工竣，乞骸骨归，此席（指河道总督一职）荐汝为之”，还为于成龙购置一件裘皮大衣，“至涿州出貂裘衣公”，但是都被于成龙拒绝。双方辩手于成龙、靳辅到位后，各抒己见僵持不下，主持人内阁大学士明珠的意见偏向河督靳辅，参会的九卿，多数意见也倾向靳辅，结论以为，于成龙虽然政声卓越，但是擅长不在河工，靳辅久任河务，颇有成效，应采纳他的意见。而有少数官员则坚持于成龙的观点更有道理。
保奏河督靳辅的意见中，多认为他是著名治河名臣，治河十余年，黄、淮水患明显减少，方法得当，功不可没。而弹劾靳辅的官员中，也有不少重磅大臣，比如先后遭到过于清端、张书玉等名臣的弹劾，认为靳辅的河工策略并非完美，只是隐患尚未显现。
此时的治河之争，已经演变成朝堂的政治斗争，清代史学家蒋良骐《东华录·卷十四》载，“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明确提出，河督靳辅背后的势力强大，河工经费和河道职务都把持在以明珠为首的党徒控制中，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
利益链保护下，当新的治河任务下达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但结果却大出意料，花落新贵于成龙手中。于成龙当时仅仅是一省按察使，不过是主管地方司法事务的三品官员而已，但毕竟是康熙指派，担心他取代河督靳辅，又见到于成龙的主张果然大不相同，便纠集一党极力阻挠，想要重新夺回主动权。所以在朝议上，出现了一边倒局面，而谁对谁错倒在其次了。
既然朝臣的意见不统一，康熙皇帝也看出其中有党徒势力作祟，便下旨，“以河工事传问淮扬七州县籍现任京官”，传召在京官员中，有祖籍下河范围内淮扬七个州县的，内阁中书江苏宝应人乔莱御前奏对。
乔莱是康熙六年（1687）进士，门风崇尚气节，正直不阿，朝廷初授内阁中书，曾担任翰林院编修，参与修订明史，康熙皇帝对他的评价是“学问优长，文章古雅”，任命为“日讲起居注官”，每日为皇帝讲解经书，这既是殊荣，又是信任。
据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十九《翰林侍读乔君墓志铭》：“上意不决，命讯淮扬人官京师者，河臣使其客以厚利啖君，君笑不应。淮扬士夫群集君邸，君慷慨言日：以朝廷言之，请帑至三百万，国用绌矣！题官至三百员，铨政乱矣！弧夫至数十万，民力殚矣！以七州县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日筑堤，日弧夫；既成之害日卖田，日决河。……今日之事，当以死争之，功名不足顾，身家不足惜矣。”
乔莱奉旨意觐见康熙皇帝，针对淮扬河工事务，慷慨陈词提出了“束水注海四不可议”，陈奏靳辅的河工之弊。大致如下：
河臣议开大河，筑长堤，堤高河宽，势必坏垄亩，毁村落，掘坟墓，惨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 河臣议先筑围埂，用车踏去埂内之水，取土筑堤，不知淮扬地卑，原无干土，况积潦已久，一旦取土积水中，投诸深渊，工安得成？成亦易坏，不可行二。 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间庐舍多矣，伏秋风雨骤至，势必溃。即当未溃之时，潴水屋庐之上，岂能安枕？不可行三。 至于七州县之田，向没于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岂能倒流入河？不能人河即不能归海，淹没之田何由复出？不可行四。不得不说，内阁中书乔莱的奏对，再次引起康熙皇帝的思考，他立即诏命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额，前往淮扬等地，“速往详问地方父老”，深入基层一线收集民情民意。这些官员不敢得罪明珠党徒，竟然以刑讯逼供的手段，逼迫百姓承认于成龙的方法无效，然后带着造假的“民意结论”回奏说，“疏浚无益，成龙议应停”。而义愤填膺的乔莱，因为得罪靳辅及其背后实力，“中蜚语罢归”。
不久之后，曾任江宁巡抚的一代理学名臣汤斌升任礼部尚书兼管詹事府事，到京师后，康熙召见了汤斌。
皇帝再次询问下河治理的意见。汤斌支持于成龙疏浚入海口意见，请求皇帝不要停止下河工程。汤斌说：“上游洪水滔滔而来，下游却没有个去处，不只是百姓田地永远没有干涸露出时，城里百姓生命安危也有巨大祸患。比如去年，兴化城内积水有几尺深，万一再遇到洪水整个城市就会被大水淹没。作臣子的就罪责难逃了。如果说挖开疏浚入海口就会把洪水排泄干净，微臣当然不敢这样讲。但水有去路之后，挖一丈就有一丈的好处，挖一尺就有一尺的好处。假使洪水逐渐消退，那过去河流湖泊形状就可找到了。再加以疏浚、修筑、防御，就有功夫依次展开了……”
汤斌的证词，狠狠的打了前去下河调查的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额的脸，他们俩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下河治理也再次被提上日程，但也走向了极端的对峙，新的下河负责人孙在丰，将直面靳辅的挑战......
因靳辅等人的反对，于成龙挖渠引泄积水的方案经过周折后最终被否决，但他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品格得到皇帝认可。康熙皇帝曾对他说：“朕深信者，总督于清端、巡抚汤斌及尔三人耳。”
二十五年二月，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
当时，直隶盗贼猖獗，曾抢劫至皇城之下。陛见皇帝时，康熙问：“今直隶地方一切利弊应兴应除者甚多，尔如何治之？”于成龙答曰：直隶民生不安，第一以平息盗贼为主，平息盗贼即是安民。康熙肯定了他的说法。
到任后，他便雷厉风行，废除累民弊政，弹劾失职人员，惩办贪官污吏，推进“旗民平等”，将旗人与原住平民共同编入保甲管理。减免直隶顺天等州县灰车摊派、豁免州县狐皮摊派、废火耗、免由单等政策，大大减轻了州县负担；旗人恶霸沈癫、司九、刘平成、王锡爵、黄四、太监王启宇等等众多黑恶案件被一一侦破，旗人恶霸被源头压制。他经常微服私访，体查民情，甚至不顾生命危险，深入匪巢。面对仗势欺人的官宦子弟、土匪豪强、宫廷太监等为非作歹之徒，他不畏强暴，勇敢果断。先后将积年巨盗、市井恶棍、潜匿土匪、土豪恶霸抓获归案，直隶肃然，盗匪扫平，百姓沉冤得雪，民众悦然欣慰，直隶地方百姓立生祠纪念他，称其“本朝第一贤抚”，他的威望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五十岁的于成龙被皇帝加太子少保衔。皇帝说：“国家设官分职，原以绥靖地方，惠养黎庶。督抚为封疆大吏，表率属员，尤须才守兼优，谙练政务，方于吏治民生实有裨益。巡抚于成龙自为县令以至郡守，素秉清操，爱民尽职。遂从臬司超擢巡抚。简任以来，孤介自持，清廉益著，厘奸剔弊，扶弱锄强。境内谧宁，旗民允服，殊为可嘉。从优特加太子少保，以为廉能称职者劝。”
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汧莅任未久，黩货多端，凡地方盐引、钱局、船埠，靡不搜括，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按数派钱。当日保举之人，必有贿嘱情弊，请一并敕部论罪。”上命于成龙、，马齐往查，并将证据密奏康熙。
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监察御史郭琇承担起了弹劾明珠党羽的工作，该奏折交由康熙亲自修改了三次。张汧贪腐大案被称为康熙朝第一贪腐大案，权相明珠、河臣靳辅等相继被弹劾免职，康熙朝一时人人自危，波及面甚广。这也导致满汉矛盾彻底激化，于成龙的官场生涯也从此发生了转折。
次年五月，内阁学士凯音布、侍卫马武奉命巡阅中河，弹劾漕运总督慕天颜有意阻挠中河漕运，皇帝下令逮捕慕天颜审问。查审结果中出现于成龙寄书让慕不要顺从靳辅治河主张的情节。吏部建议削于成龙太子少保衔，降二级调用。皇帝下旨：于成龙削去宫保官衔，从宽免于降职调离。
二十九年六月，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于成龙奉命率领本标官兵参与征剿，将抵京师时，又奉旨整理京师周边驿递事务。十一月，于成龙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兼镶红旗汉军都统。
三十年，康熙洞鉴其清贫，赐甲第一区，使得一家人能够享受同居之乐。
三十一年十二月，靳辅病逝，于成龙接任河道总督，但康熙皇帝命其遵循靳辅之法，不得擅改河道。次年正月履任后，遍历两河，查看险情，每天谋划补偏救敝方法。先是加筑高家堰堤岸，新旧堤顶合宽五丈。大堤坚固后，周家桥安然无恙，裴家场水出如驶。继之，又在清江口出水处加帮大墩，逼使洪泽湖水大量流入黄河，只有少量湖水入运河抬高水位，使清江运河清水深至丈余，利于漕运。
三十三年正月，于成龙奉召至京。他向皇帝建议黄、运河堤大修方案：“运河自通州、天津至山东峄县大堤卑薄，各堤宜加筑高厚。武清八百户等处宜增建月堤。黄河自荥泽县至江南砀山县卑薄，各堤宜加筑高厚；高堰六坝、周桥大坝、永安西堤均宜改建石工。徐州城石岸急应大修，清江浦以下至黄浦东西两堤、扬州属江都东堤、高邮西堤俱需加筑，并修葺闸坝涵洞。”于成龙看到百姓因工程疾苦，上书豁免河夫，称修筑黄河、运河，应增设河道官员，免于使用夫役。九卿谈论不应该准许施行，并弹劾于成龙明知道这是难行之事，故意写了这个奏章，这不是做大臣实心实意干事的本分，应将他革职。康熙下旨：于成龙修河事未完，将他革职后留任，准予他戴罪立功。于成龙的治河主张和策略遭到九卿的反对，人生也进入了低谷。
翌年八月，因治河勤劳，调查无疑，于成龙又官复原职。此时，养父于得水在北京去世，于成龙告假丁忧。
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复统大军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夺情”丁忧中的于成龙督运中路大兵粮饷，凡内外一应文武大小官员俱听其调遣，时有“六部不得掣肘”之旨。于成龙深感此举责任重大，激励部属称：“人臣竭智摅忠，正在今日!”于成龙考虑到西北戈壁道路的实际情况，提出“中路运粮应兼用小车、驼、马分载”的策略被康熙皇帝否决，奉命督造运粮用大车六千辆。而每车还需牲口四头，这二万四千多头牲口难以一时得到，发帑购买又会延误时间。于成龙不得已，只好请皇帝下旨：“大小臣工及士民有急公捐助者，给予叙录”。结果不到一个月，收到捐助牲口的数量就超过了所需。直隶、山西、山东等情愿效力人员云集京师，有些百姓自带干粮为于成龙运队赶车。
四月初八日，康熙中路大军至克鲁伦河，大将军费扬古率军在昭莫多大胜噶尔丹。康熙挥师追至拖诺山，军粮将尽，而于成龙所运粮饷尚未赶到，下旨斥责，后见于成龙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大为感动。
三十六年正月，康熙出宁夏第三次亲征噶尔丹，于成龙主动请战获准，再次督运军粮。于成龙再次奏请以旗员及情愿效力者分管押运，派鄂尔多斯兵牵驮负载。奉旨允行。
闰三月，于成龙率部沿河用船装运粮饷，至青海白塔城上岸卸下，再用马驮运到前线，保障了大军粮饷供应。大将军费扬古从前线侦报噶尔丹死亡。此后，罪魁授首，俘获甚众，大军凯旋。
回京后，康熙慰劳于成龙曰：“卿辈辛苦，得成大功”。康熙兴奋之余，特命侍卫吴达禅引于成龙去见被俘的噶尔丹大将丹济拉，告之曰：“此公即运米灭尔国之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龙也!” 丹济拉俯首欠身，手足无措，一脸恐惧。于成龙蒙恩加军功四级，授拜他喇布勒哈番（骑都尉）一职，可世袭。
康熙三十七年春，六十一岁的于成龙奉命扈驾巡幸五台山，皇帝命他在内大臣班内就坐，早晚陪伴左右，等候垂询。这次扈驾竟成为一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重大水利工程的起点。
康熙历次巡幸五台山，返程路线惯例经新安至白洋淀进行水围后，由霸州向东经水路从通州回京。而这次巡幸却反常在霸州苑家口登陆，沿浑河一路北上，又在固安县驻足。
这一年，浑河在雄县九花台决堤，造成了雄县、固安、霸州、文安等地百姓生命财产巨大损失。康熙皇帝沿途实地观察浑河泛区水灾情况。回宫后皇帝召集九卿议论治理浑河方略，命于成龙前去视察浑河，怎样修整治理才能让两条河分流，详细勘察、绘图、商议后上报。
同月，康熙命于成龙以“总督衔、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管直隶巡抚事”再次执掌直隶，并加以总督衔。据宋荦记载：直隶百姓听到，于成龙回来任职都欢欣鼓舞，豪强们奔走相告、互相提醒“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三月十六日，直隶巡抚于成龙将绘制的浑河形势图呈览给皇帝，并汇报察勘浑河情况：“臣同西洋人安多等人自霸州至郎城实地踏勘旧河形势，采用了更为先进的西方测量技术。由永清、固安至张协有一道旧堤，约有七十里还可以培土修整。水流较急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可以进行疏浚。”于成龙这个建议，充分考虑到各方因素，是一个极大节省人工物料和时间的高明选择。
皇帝说：“朕经过发生水灾的地方，见到百姓以水藻为食，朕曾亲自品尝水藻的味道。对百姓生活的艰苦，朕时刻挂念在心。因此命令尔等在雨季到来之前，加速疏浚河道修筑堤坝，使百姓有田地可以耕种，生计有望。不知在六月之前可否完成？”
于成龙答道：“臣率领分段修河的各个官员加速办理，六月之前可以完工。”
四月，于成龙到宫内向皇帝辞行赴直隶上任。很快朝廷就拨发三十万两帑银，治理浑河工程正式开始。
当时正赶上炎热的夏天，花甲之年的于成龙日夜在两岸奔忙，选拔人才丈量土地，在严格规定的期限内动工，仅用一个月就大功告成。
七月十六日，于成龙在上书中向皇帝报告浑河疏浚工程完成情况：“良乡张家庄至东安狼城河，长二百里，两岸筑堤，约束河水出三角淀，至西沽入海。北岸大堤自狼城河口起，上至张庙场，长二万七千一百六十二丈五尺，共计一百五十里。由张庙场以上沿河五里，地势高峻没有大堤。又沿河二十里，至立垡，积沙成堤，上行与卢沟桥石堤相接。南岸堤自狼城河口起，上至拦河坝，长二万七千三百七十五丈五尺，总计一百五十二里。由拦河坝沿河西至高店，三十四里。”于成龙请求皇帝为新河赐名，并下旨建河神庙。
七月二十一日，康熙下旨，“照该抚所请赐名永定河，建庙立碑”
九月十二日，直隶巡抚于成龙建议在直隶永定河南岸、北岸设立分司，各派一名官员。这是永定河河道署的前身，将直接影响到永定河和很多与治理此河相关人员的命运，这是专业化治理永定河的起点。
于成龙治理永定河，保证了京师安全，极大改善了京畿水系结构，使得这些地方百姓生产生活环境得以改善。《畿辅通志》称：“湍水轨道，横流以宁，三十年来河无迁徙，此古所未有也。”
十一月，河道总督董安国被罢免，康熙再命已年老体衰的于成龙担当此职。
康熙三十八年正月，于成龙抵达清江浦，见黄、运各堤敝坏已极，河床日高，土石各堤无一全工，仰天长叹：“凡治河之道，原无一劳永逸之法，惟有补偏救敝之方。两河之险倘一年不补救，则崩溃肆出，费千万之工，竭数年之力而不克如旧，正今日之谓也。”故此，于成龙对其危急之处先行补救。
二月，康熙第三次南巡，察阅高家堰、归仁堤等处。河工之争持续了数年之久，错过了疏浚机会，此时河工积重难返，洪水泛滥，到了不得不改移清口的地步.....御舟抵清江口，于成龙奏请拆毁拦黄坝，堵闭马家港，使黄河水复归故道泄出。
九月，于成龙因劳累过度，卧疾不起。康熙闻知，立召于成龙子于永裕至干清门，问明病情，令其驰赴清江省视父亲，并派御医前往诊治。于成龙服药后稍愈，奏请在任休假两月，获准。生命的最后时刻，于成龙于桃源盛家道口 至清 河，放弃中河下段，开凿了一段长六十里的河道，命名为“新中河”，进一步解 除了黄河对运河的干扰。疏浚了芒稻河、人字河等数条引河，为改移清口赢得了时间了。
二月二十三日，他叮嘱儿子永裕：“我现在病入膏肓，药饵已经不能治愈。治理两河关系国计民生，卧病治理是断然不行的。赶紧上书，请皇上另派贤能大臣，不要耽误了国家大事，加重我的罪过。”直到临终，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治理黄淮，抱憾终身。四日后，于成龙病逝于淮署。康熙闻讯后深为痛悼，两次遣人谕祭，谥曰襄勤。
雍正八年(1730)，诏入祀贤良祠。
==家庭==
*孙于宗瑛，乾隆甲戌科三甲进士，著有《来鹤堂诗钞》。
*曾孙鳌图，乾隆庚寅科举人，江苏按察使，著有《习静轩诗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