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运动】
土改工作人员向农民宣传《土地改革法》
土地改革运动，是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高层主导，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土地改革。 这次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对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继续；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边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并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从195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中国大陆推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包括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人民公社”运动等，收回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198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
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从政治和经济上改变了两千多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局面，国家政权的动员力从此深入村镇基层。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表示，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开辟道路”。中国自秦、汉以来作为地方统治阶级的地主和乡绅阶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消亡，使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得以进入农村基层。 颜昌海认为土地改革运动并未采取和平方式而是采取暴力方式进行是因为中共官方的坚持。叶明勇称，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从未否定“和平土改”，甚至多次对土改中的“左”或“右”两种倾向进行纠正；对部分地主采取暴力手段是由于其反攻倒算如夺地、破坏生产、杀害农民和干部，甚至勾结或组织土匪进行暴乱。有非中国大陆研究学者及中国大陆异见人士估计此次运动共造成100万-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导致了农村乡绅地主阶层的消亡——被压制的为地主富农及其家属。
== 土改进程 ==
土地改革运动期间农民正在对地主进行批斗（1946年）。据各方估计，土改期间的暴力行为共造成了100万-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截止1947年7月，依据中共刊物《群众》所公布的数据，东北解放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嫩江、辽北、松江、牡丹江、合江、辽宁等八省及热河一省）已有约629万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得8亩地。” 但土改的内容和打击对象也不断改变，逐渐左倾，被卷进土改的阶级和人数越来越多，暴力化程度也越来越高，造成人口死亡、逃亡。
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了“五四”以来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和通过了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10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公布。其中规定：“废除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它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
1947年12月，毛泽东发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8年1月，任弼时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纠正土改运动中的“左”的偏向。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到1948年夏，冀中区和北岳区除边沿村外，在能进行土改的150066个行政村（1068万人口）的区域中，已有90%以上的地区达到了土地大体平分；譬如，原热河有80%的地区农民共分得土地240万亩。到1949年2月，解放区2.7亿人口中，有1.5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有1亿农民分到到大约3.75亿亩的土地，同时还分到了从地主手中没收的粮食、住房、衣物、农具、牲畜等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截止1950年6月，据刘少奇报告，全国“已完成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约有农业人口一亿四千五百万（总人口约一亿六千万），尚有约二亿六千四百万农业人口的地区（总人口约三亿一千万）没有进行土地改革”。
== 土改方式 ==
=== 激烈推进土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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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中还对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等做出了及时将土地改革规划上报中央的要求。毛泽东称这场土地斗争将会极其激烈，“除了地主以外，还会有帝国主义、台湾和西藏的反动残余、国民党残余、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等起来反抗”。毛泽东认为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为了进一步避免在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打击面过广的倾向，毛泽东主张“可以采用孤立地主、不动富农、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措施来保障土地改革的稳妥推进”；“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到1952年，全国大约有三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大约700亿斤粮食的地租，改变了“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部耕地的70%”的土地制度。
=== 反对和平土改 ===
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则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1956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
秦晖认为，（内战时期的）土改让农民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在国共内战中支持中共，因为如果中共在内战中失败，这些农民不仅要失去土地，还要因为他们血腥的罪行而被清算；如果土改不够暴力血腥，就不能达到逼农民交“投名状”的目的，所以当时要反对只分土地而不死人的和平土改。抗日爱国士绅牛友兰在1947年的晋绥土改时被斗得死去活来，有二流子将他的鼻子用铁丝穿过，系上绳子，由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牵着游街。牛友兰不堪忍受，绝食身亡。
===划分农村阶级成份===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雇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占农户总数不到7%的地主、富农，占有总耕地的50%以上，而占全国农户57%以上的贫农、雇农，仅占有耕地总数的14%，处于无地少地状态。地主人均占有耕地为贫雇农的二三十倍，农村存在着大量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尽管中华民国政权在大陆已被击败，但中共认为就地主阶级而言，“不甘心失去其原来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被划分为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家庭成员成为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贱民阶层，在以后运动中不断受到迫害，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另一方面，对地主带有苦大仇深感情，对土改运动积极的贫农和下中农阶层的农民当时称为“思想进步者”，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土改根子”。“土改根子”带领其他农民通过“诉苦、挖根”运动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其他农民与地主、富农实现阶级对立。土改根子在土改运动中经常为“斗地主”运动推波助澜，为土地由高度集中的地主阶级到无地少地的农民的再分配，以及巩固新建立的农村地方政权做出贡献。
== 暴力行为 ==
=== 地主 ===
=== 农民 ===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造成土改时期有大量的人民死亡。voa苏南2742个乡之中，有200多个乡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七个人。voa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党主席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和赵紫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道：“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
至广东新上任的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voa牛荫冠晚年回忆晋绥土改：“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土改中，对被划分为地主的人和其亲属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导致大量的人死亡。其中对女性更充满性暴力，强奸、轮奸、性虐待的事情时有所闻。
== 运动影响 ==
=== 官方数据 ===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表示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迅速恢复与发展。以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产量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分别增长8.7%、48.8%、22.4%，1952年又比1951年分别增长14.1%、26.5%、12.5%， 到1952年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40%左右，是1950年占比的3倍。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5.9亿元增长到1953年的499.1亿元、增长了53.1%，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2162亿斤增长到1953年的3138亿斤、增长了31.1%，棉花产量也从1949年的889万担增长到1953年的2349万担、增长了62.2%，土地改革客观上对生产力增加、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生产的持续恢复和发展。
=== 社会结构 ===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满清宫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下层结构还在原型阶段，显然未来需要修正。在此同时，这个惊天动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热——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似乎一直持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277-278
土改剥夺了农村乡绅阶层的土地和一切财产，剥夺了100万-500万人的生命，从而彻底消灭了农村的精英阶层，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土改把上千万人划分为地主和富农，成为政治上的贱民，在以后发生的政治运动中，生命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
=== 土地所有制 ===
土改后的家户田延续至今
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此后农业合作化在中国展开，大量农民把土地所有权通过参与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当今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efn|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
===死亡人数===
毛泽东在1948年的指示将土改打击对象定为低于人口百分之十。对于土改死亡人数，周恩来估计83万人，毛泽东估计2-3百万人。费正清等学者采用的数字都超过一百万，不同学者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00万-500万之间。
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与抗美援朝战争三者同时进行，彼此协调。在1950到1953年间，中国共产党总共处决了2-5百万人。中国共产党因此铲除了反对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历史评价==
=== 正面评价 ===
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等对土地改革运动有如下的评价：
# 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中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也被消灭。efn|1=此处「封建」有歧义。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封建」指由共主或中央王朝给王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而不是一种“社会”，属于政治制度范畴；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汉朝之后就不存在，被中央集权制取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封建社会”是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直至中共完成土地改革，封建土地私有制作为一种封建经济形式被消灭，中国的封建社会才正式结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封建社会”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封建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使用了同一个名词，容易混淆。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学说。
# 农民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1=后来在土地国有化运动中，农民又失去土地，中国大陆政治教材认为国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向农民让渡了土地的使用权。
# 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 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为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使人民政权更加巩固，也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
=== 负面评价 ===
* 学者刘练军认为，土改中以人民法庭镇压，是法律政治化，违背了法治。
* 学者颜昌海认为，“先分后收，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分给农民，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然后再把它收回来。收回来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所谓建立公有制、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其实就是官有制，党有制，最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第一次是被分地；第二次是被收地；最后一无所有。”
* 原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谭松在长期研究后，认为“长期以来，执政当局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彻底妖魔化了地主，也打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土改丰碑”。大量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根据当局的旨意，编造了大量的谎言。”他指出，土地改革“摧毁了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和乡村的文化艺术，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它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使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它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以穷为荣，以富为恶；它把不劳而获、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当作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行动。这种作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等等。这些恶果影响至今。”
*作家陈沅森认为，土地改革“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