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裔台湾人】
2011年公告的台湾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可见客家人口比例较高的区域集中于桃竹苗、台中市东势区以及南台湾六堆地区及花东纵谷。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都市化的影响，客家人口数则以桃园市居冠，其次为新北市、台中市
1920年代闽粤（闽南与客家）两祖籍分布图；红色部分代表粤族，可见当时客家人多集中于今桃竹苗和台中东势一带，其次为南台湾六堆地区。其他地区以客语方言岛的型态零星分布。注意汀州与漳州诏安的客家人在此被归类为闽而非粤
台湾客家人（客语白话字：Thòi-vân Hak-kâ-ngìn ；客家话拼音：Toi⁵ van⁵ hag⁴ ga¹ ngin⁵ ；客家语拼音方案四县腔：toiˇ vanˇ hagˋ nginˇ ˊ；客家语拼音方案海陆腔：toi van hag gaˋ ngin），又称客家裔台湾人，是指父系或母系为汉族客家民系的台湾人，是台湾汉族的一支，为台湾第二大族群，祖籍大多源自粤东地区，以及部份闽南地区与闽西地区。
其母语为台湾客家话，历经早期、明郑时期、清治时期皆能通行于台湾的客家地区，在日据时期也仍为台湾大多数客家族群的母语。台湾进入战后时期后，中华民国政府积极推行国语运动，台湾的许多客家人都改以中华民国国语为母语，还有一定数量的客家人后裔改用在地占多数的闽南语，于是台湾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幅减少；现今中华民国政府设有客家委员会主管相关的族群事务，并推行母语运动，在学校中设立客语课程，以保存客家文化。一般而言，在提及「台湾客家人」这类词语时，所指的通常是在1949年以前移民来台的客家人及其后裔；相对地，1949年以后的客家移民，通常归类在台湾战后移民的行列中，如：电影导演侯孝贤、舞台剧导演赖声川等，又称为外省客家人。除了汉族以外，粤东畲族移民来台后也被视为客家人。
== 定义 ==
关于台湾客家人的认定方式与定义，2004年12月，接受行政院客家委员会委托的学者杨文山，在由他所主持之研究计划的报告中，依据主观认定与客观认定等方法，归纳出下表4大类11种对于台湾客家人的认定方式与定义。杨氏并且说明，因为大陆客家人与台湾客家人的历史背景之不同，前者人数相对后者人数来说，亦是较少，所以未将大陆客家人列入该认定方式与定义中。
学者池永歆与谢锦绣则评价，这「可说是当前可见到、最广泛界定何谓客家或客家人的方法」。另一方面，在法律上，按照中华民国政府于2010年1月所公布之《客家基本法》中对于「客家人」的定义，是「指具有客家血缘或客家渊源，且自我认同为客家人者。」至于对于「客家族群」的定义，则是「指客家人所组成之群体。」以认定方式与定义言之，《客家基本法》的制定与公布，即是为学术研究补充来自于法制规定中的定义。该定义，亦新增进于2011年4月由行政院客家委员会所编印之《99年至100年全国客家人口基础资料调查研究》中，成为「定义十二」。
=== 讨论 ===
有关《客家基本法》中的客家人定义的讨论，2012年12月，学者王保键与邱荣举表示，依照《客家基本法》中的规定，所谓之「客家人口」系「指客家委员会就客家人所为之人口调查统计结果。」但是该法对于客家人的定义，是「不似原住民以户籍登记制度确认血缘关系」，而「客家血缘实不易考证」。加以他们认为，「『客家渊源』之不确定法律概念，未来确认某特定人是否为客家人恐将不易」，所以，恐怕最后是均以「自我认同为客家人」为主要的认定标准。该问题亦「恐致客家人口调查统计之精确性不足」。除此之外，王氏与邱氏表示，在由行政院客家委员会所委托研究之数据报告中，客家民众认为客家人所应具备之条件的比例，是「必须具有客家人的血统」者，占46.3％；「必须会讲客家话」者，占38.2％；「自认为是客家人就是客家人」者，仅占1.2％。所以，显示「熟悉客语」（38.2％）确实是客家人在认定上的重要指标；至于「自我认同」（1.2％）的重要程度，却反而不高。因此，他们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以『自我认同』来建构客家人，是有其必要性，所以可以接受不会说客语者（有血缘或渊源），自我认同为客家人。惟一旦认同为客家人后，就应该积极学习客语，否则在精通客语的客家人眼中，会觉得这些不会说客语的客家人之『客家味』不足。」
=== 分类与认同之变化 ===
在清代，政府以「粤人」等措辞称呼本族群。在日本统治时代，官方则以「广东人」等措辞称呼本族群（参见本岛人）。但是，本族群之母语使用者等普遍以「客人」指称自身族群。
清代政府之政策框架，使在「粤人」移民中占多数之本族群，自移民台湾（参看渡台禁令）还有后续进行垦殖活动及参加科举等方面，皆相对闽南裔台湾人处于劣势。
在日本统治时代，官方基于统治管理等考量，在各方面以方言作被统治人群之群体分类界线；台湾原住民基于语言与文化而来的分类，而不是先前根据所属部落的分类，也同时开始（参看台湾原住民族#族群列表及认定状况），台湾原住民的族群自我认同也由此逐渐发生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中国国民党为主之政权在台湾取得广泛之政治场域主控权力，并引入进一步之「客家」族群概念，使得原先即在台湾使用有关方言之人群在既有认同基础上，接纳更广泛的「客家」族群概念及来自更多地区有类似背景的新移民。
在台湾光复之前，台湾汉人人群之分类多以日常生活使用语言为（因语言隔阂等自然产生之）边界；台湾光复后，透过论述建构形成且带有中华民族相关认同观点被引入台湾，将台湾各汉人人群与在时空上更广大且长远的历史论述连结起来，形成更包含与连结更多群体的族群概念。
== 语言 ==
台湾客家人的母语，为台湾客家语，其主要源于粤东地区，以及部份闽南地区与闽西地区。学者桥本万太郎认为，现代的中国语言，由五大语言所组成。其中，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客家话，可以说是中原地区语言的代表。在查阅中国古代等韵学中所言之全浊音的划分后，他亦认为，客家话的起源地，乃可以追溯至黄河中游地方，而这样的事实，与从传说或历史方面的推测，完全相异，「是有其科学性的根据，具有不同的价值。」在台湾客家语中，其次方言之间的音韵，差异不大。不过在台湾仍然至少存在著十种客语次方言，例如，四县腔、海陆腔、大埔腔、饶平腔、诏安腔、丰顺腔、永定腔、五华腔、揭扬腔、美浓腔等腔调。其中的四县腔、海陆腔、大埔腔、饶平腔、诏安腔，又合称为「四海大平安」。多数次方言的命名，以来源地为主，例如，海陆腔，即是取自海丰县与陆丰县的合称。在台湾客家语次方言中，较为优势的腔调，则是四县腔与海陆腔两种，其中又以四县腔较为通行。四县腔主要分布在苗栗、桃园、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南投等地；海陆腔主要分布在新竹、桃园、花莲、台东、南投等地。
=== 腔调比例 ===
按照2011年4月由行政院客家委员会所编印之数据报告的内容，在符合《客家基本法》定义的会说客语的客家民众中，与他人沟通的客语腔调，是以四县腔为最多（63.4％），其次则为海陆腔（47.6％）。其他腔调的比例，如大埔腔，占4.5％；饶平腔，占3.9％；诏安腔，占2.6％。使用「四海大平安」以外腔调者的比例，则是占0.5％。至于「不知道／未回答」者的比例，占6.2％。
=== 能力认证 ===
自2005年起，中华民国客家委员会，即对台湾客家语的使用者，办理语言能力程度的认证。该项认证，为「客语能力认证」。其认证等级，区分为基础级、初级、中级、中高级、高级、专业级等六种。在该项认证中，台湾客家语次方言，分有四县腔、海陆腔、大埔腔、饶平腔、诏安腔等五种。至于通过该项认证者，则会由客家委员会发给相应等级的「客语能力认证合格证书」，以证明通过认证者的客语能力程度。
== 主管机关 ==
=== 中央政府 ===
关于台湾客家人事务的中央政府主管机关，为中华民国政府于2001年6月14日所设立之「行政院客家委员会」。该委员会的首任主任委员，为律师出身之范光群。2012年1月，该委员会在配合组织改造下，改制为「客家委员会」。学者王保键认为，客家人事务的专责行政组织的体系成立，其政治效果，是除了彰显台湾客家族群拥有专属的行政组织以帮助他们争取权益外，亦是「代表台湾客家族群有了明确的政府预算分配规模」。易言之，此即表示国家在政府预算的资源分配中，均有一定比例分配在办理客家族群的事务上。
=== 地方政府 ===
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于2001年6月14日设立「行政院客家委员会」后，其地方政府亦相继设立关于台湾客家人事务的专责行政组织。2002年6月17日，台北市政府即设立「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其是在地方政府的层级中最早设立的客家人事务的专责行政组织。
== 历史 ==
=== 渡台时间 ===
早于17世纪时，即有客家人在台湾活动的踪迹。1897年，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的德国籍犹太裔史学家路德维格·里斯，在他所著之《福尔摩沙岛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中表示，在17世纪中叶时，荷兰人即将客家人当作翻译，来与原住民族部落中的头目们沟通。他亦表示：「客家人也负责将福尔摩沙的物产与外界交易」。美国商人达飞声，在他出版于1903年的《福尔摩沙岛的过去与现在》（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中的谈论以颜思齐为首的海盗帮派所进行之劫掠与贸易活动的段落后表示，于此同时，已有相当多的汉人，因为受到肥沃土地的吸引，所以成群的迁移至台湾岛。接著，他称：「最先避难而来的是客家人（the Hakkas），他们在中国被视为流浪者，事实上『客家人』意即『异乡客』（stranger）；他们像犹太人一样，被迫不断迁徙，所以虽然勤劳，却毫无立锥之地。」他亦称：「这些在大陆过著悲惨生活且饱受压抑的流浪者，来到福尔摩沙寻找平静的生活，发现了多么『理想中的黄金国』（El Dorado）啊！客家移民快速增加，据估计，在一个世纪内，拥有最多客家人的广东省，其中3分之1的客籍人士迁居福尔摩沙。」学者尹章义则是指出，由于明末嘉靖至万历年间纵横于中国东南沿海与台湾等地的「海上巨寇」，如林道-{干}-（潮州惠来人）与林凤（潮州饶平人），均为粤东人，而明代潮州府辖下的惠来县与饶平县，均有客家族群分布其间。因此他推论，客家人有可能伴随两人在台湾的活动而一同迁移至台湾。大体上，客家人在台湾的拓垦活动，开始于清康熙二十年代，即约是郑克塽降清前后，并且兴盛于雍正至乾隆年间。其中籍贯方面，首先以广东省嘉应州属的人数为最多，约占全部客家人总数的二分之一；其次是广东省惠州府属的人数，约占四分之一；再次是广东省潮州府属的人数，约占五分之一；最后则是福建省汀州府属的人数，约占十五分之一。
=== 「渡台禁令」与「禁惠、潮之民渡台说」 ===
1920年11月，连雅堂在《台湾通史》的叙述过去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时的经营活动的文句中表示：「初，延平郡王成功克台之岁，淸廷诏迁沿海居民，禁接济。至是许开海禁，设海防同知于鹿耳门，准通商；赴台者不许擕眷。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来。」其实，在目前史料中所能见到之最早关于施琅禁止广东省的惠州府与潮州府人民渡台（赴台、入台）的说法，可见于担任巡视台湾监察御史的黄叔璥所著之《台海使槎录》一书中。黄叔璥表示：上述黄氏书中的文句，乃是他引用自夏之芳所编辑之《理台末议》一书中的文句。该书经过学者林淑慧搜寻后，被林氏认为是「惜今仅存其目」。文史研究者杨熙认为，这出自于《理台末议》之说法，「可能是传闻失实」。因为杨氏在引用学者伊能嘉矩所推定之说法上指出，早在康熙二十五年或康熙二十六年时，即有广东省的客民入台，他们并且拓殖于下淡水溪东岸流域等地。而施琅是卒于康熙三十五年。在出版于1928年的《台湾文化志》中卷第十一篇的「第二章　台湾渡航之弛张」中，伊能氏写道：随后，伊能氏又表示有「同时附带之」关于人民渡台之三项限制。其内容如下：
==== 近人研究 ====
在承接过去由连雅堂等人所提出之惠州府与潮州府人民因为施琅的关系而被禁止渡台（赴台、入台）与离台的说法上，1990年代初期，学者尹章义在研究中，即曾经质疑所谓的「禁惠、潮之民渡台说」。他认为，假如施琅禁止惠、潮之民渡台的原因，真如《理台末议》中的文句所言，是「盖恶惠、潮之地，数为海盗渊薮而积习未忘也」，「那么闽南的泉漳难道不也是『数为海盗渊薮』，而且直到嘉庆、咸丰年间，仍然产出不少大海盗吗？」尹氏亦认为，施氏严禁人民渡台的问题，「或许需要学者做更深刻的研究才能解答」。1990年代末期，学者王东表示，客家人在朝向台湾迁移的过程中，「与福建的漳泉移民相比，客家移民受政治上的牵制更大」。他认为，清政府之所以严禁粤东人民入台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少数粤东人民的海盗活动，而是因为「明末清初以粤东为中心的客家大本营地区曾多次成为反清的重要策源地」，所以清政府顾虑若是让该地的人民入台，将容易出现对抗之势。并且他指出，该项论点亦在施琅的《靖海纪事》中，「曾多有表露」。次要原因，则是属于族群因素。由于迁居台湾的闽南人与客家人，时常发生规模大小不一的械斗。王氏认为在双方的长期械斗中，「身为闽南人的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总是偏袒闽南人，并将引起械斗的原因推给粤东的客家人（也包括闽西的部分客家人）。」因此，以施琅为首的管辖台湾的福建地方官僚，即对粤东人民采取严禁入台的措施。
无论是在主观或客观上，清政府对于人民来去台湾的政治限制，亦影响到文史研究者曾喜城与刘还月所发表之研究中的论点。曾氏认为，在讨论清代台湾的客家人口数量比起闽南人口数量要来得少的议题上，其核心原因应该是「满清平台之后，郑军及移民纷纷被遣返大陆。」他指出，向施琅投降的「郑成功的得力部将刘国轩」即是「曾被清军遣送天津垦荒」。他亦认为，当时「清廷颁布了『台湾编查流寓六部则例』」，所以导致「移民台湾第一代的客家人，有不少是为人雇佣的『客子』，终难逃被遣返的命运。」在转引学者林衡道所编辑之通史著作内容下，刘氏称：「清廷治理台湾之初，曾颁布三条限制中国人民渡台的禁令，其中『粤地屡为海盗渊薮，以积习未脱，禁其民渡台』一条禁令，使得客家人到台湾的开拓过程中，比漳洲人与泉州人多了一道枷锁。」关于人民来去台湾的限制，尚有地理方面。学者王幼华表示，来自于广东省的人数之所以会少于来自于福建省的人数，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距离。以海岸线论之，福建东岸与台湾西岸，有300公里以上为彼此相对，而且在两岸之间，其航线，至少有28条以上。相比较之下，广东东岸则是与台湾南部地区（今日之台南市、高雄市等地）相对，而且两岸之间的距离甚远。人民从广东渡台，主要是由汕头出发，而其航线甚少。如果人民不从广东汕头渡台，即须北行至福建厦门。因此，在渡台一事上，广东人民比起福建人民来说，是不方便得多。
=== 祖籍来源 ===
2001年5月，学者邱彦贵与吴中-{杰}-，在他们的共同著作中，大致整理出清代台湾客家移民的主要祖籍来源。摘如下表：
==== 嘉应五属 ====
所谓之「嘉应五属」，是指清代的嘉应直隶州所管辖之镇平县、平远县、兴宁县、长乐县，以及嘉应直隶州直辖地（为州衙门所在）等五地。在1733年（雍正十一年）嘉应直隶州设置之前，嘉应直隶州直辖地，原为潮州府的程乡县；镇平县与平远县，原受潮州府所管辖之；兴宁县与长乐县，原受惠州府所管辖之。1912年（民国元年），嘉应直隶州直辖地，改设梅县。因此，原本之嘉应五属，在民国之后，即是指梅县、镇平县、平远县、兴宁县、长乐县等五县。后又于1914年，镇平县，更名为蕉岭县；长乐县，更名为五华县。
由于可能是受到1945年以后始迁移至台湾的广东省梅县客家人的说法影响，所以清代即迁移至台湾的客家族群，常自称其家族源自于中国大陆的「梅县」。不过，该地于1733年后实为嘉应直隶州直辖地，其直至1911年时，均未再设县级行政区。虽然，梅县是以作为客家人的「先祖之地」而广为人知，不过，该县其实于1949年以前，亦是以作为全中国的学校数量最多的县份而闻名。在抗日战争时期，该县即有640所小学，学生数量达6万人。该县的初级中等学校、高级中等学校，以及师范学校等校的数量，亦有30余所。这些学校几乎均是私立学校，其主要是由返回家乡的重视教育活动的客家人所捐献兴办的。蕉岭县、平远县、兴宁县、五华县等四县，同样也是学校数量多的县份。
=== 拓垦活动 ===
==== 台湾南部 ====
关于客家人在屏东平原拓垦的滥觞，约于1696年或1697年以后，客家人已在屏东平原上建立名为「滥滥-{庄}-」（位于今日之屏东县万丹乡四维村滥-{庄}-）的稳固据点。在该-{庄}-西边的下淡水溪以西地区，全为闽南人所占；而在下淡水溪以东地区，闽南人亦建立万丹、新园、东港等村落。其余地区，则是分布有平埔族的凤山八社。该-{庄}-亦是「六堆」之起源。学者陈丽华指出，学者林正慧对清代客家人拓垦屏东平原的研究「已经做了细致勾勒」。陈氏在引用林氏研究成果上表示，客家人的拓垦活动，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康熙年中叶至末叶，客家人以滥滥-{庄}-为中转点，分别向北、中、南三个方向进行拓垦。他们于初期时，是以东港溪沿岸为主要的活动地区，而垦成内埔、竹田、万峦等-{庄}-。约于同时或稍晚，是往北方垦成长治、麟洛等-{庄}-。这些地区，相当于日后六堆中的传统分区——整个「中-{庄}-」的范围。至于往南方的拓垦活动，他们则是发展至东港溪流域，即佳冬、新埤等「下-{庄}-」境内。第二阶段，为乾隆年初叶，他们主要则是集中于「上-{庄}-」境内的美浓、高树等地。约于此时期，所谓之六堆聚落的格局，才大致底定。
=== 分类械斗与联-{庄}-组织 ===
清代台湾的分类械斗，始于朱一贵事件。为在动乱中求取自保，当时在台湾的客家人，于是陆续成立所谓之「联-{庄}-」、「联甲」等民间组织。该类组织，在后来的发展上，亦经常转型为在地方乡土上守望相助的「团练」组织。例如，肇因于康熙年间的朱一贵事件爆发，由于其中的朱一贵（漳州长泰人）与杜君英（潮州海阳人）两人发生龃龉，为求取自保，若干生活在下淡水溪流域的客家族群，便即串联13大-{庄}-与64小-{庄}-，共约1万余人，「划地为营」与「联-{庄}-为垒」。他们在组成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营、巡查营、先锋营后，并且击溃来犯的朱一贵部队。在事件结束后，巡查营被取消，其余各营则是分别被改制为前堆、后堆、左堆、右堆、中堆、先锋堆。此「六堆」共同推举大总理、副总理等职，以统一管理六堆事务。在后来发生于雍正年间的吴福生事件与乾隆年间的林爽文事件中，该组织亦适时发挥其保卫地方乡土的作用。此一类型的地方团练组织，在清代边防的活动中，其通常是「背后有政府力量作为支撑」。除此之外，在台湾中部活动的客家族群中，亦从「七欠」（七崁）中发展成一保卫地方乡土的联-{庄}-组织。七欠原先为一祭祀区域，由居住在西螺等地的祖籍为清代漳州府辖下的诏安县张廖宗族所共同组成。其所包含的各欠，均辖有数个小-{庄}-。后在分类械斗中，七欠即形成为以保卫地方乡土为目的的联-{庄}-组织。其内部的习武风气，更是兴盛。
学者萧新煌与黄世明认为，在乾隆年以前的台湾乡村社会中，所谓之「保甲」，只是一项有名无实的官治组织。他们在引用学者萧公权的论点上表示，政府之所以会在社会中建立保甲，其目的为监视与控制人民；而由政府所建立之保甲，乃会与固有乡村中的民间组织，发生互相制衡的效果。易言之，他们认为，保甲的头人，是政府稳定乡村社会中的治安的工具，而不是乡村社会中的地方利益的代表。学者李信成表示，保甲是清政府「于县、厅之下，采十进法编查户口以辅助地方治安的一种组织，其职务在于编查记录户口并稽查犯罪」。他认为，于康熙年至乾隆年，清政府的官员「从未放弃在台湾实施保甲的企图」，但是其中「也从未有成功的经验」。保甲「可以说是一种时做时辍的非常设性制度」。于嘉庆年后，「保甲徒具形骸而无其实」；于道光年后，保甲即渗入联-{庄}-与团练内。若干变化，使得保甲固有的组织与其机能，不复存在。
=== 人口地理分布特征 ===
在出版于1928年的著作中，学者伊能嘉矩于讨论移民台湾的汉人原籍地时称：「闽属之分布区域，主要在海岸平原地区。粤属之分布区域，主要在山脚丘陵地区。换言之，闽属之势力范围集中于平原地区，粤属之势力范围集中于丘陵地区等，而持续其情形。」在1970年补充修订的著作中，学者王育德于谈论移民「反抗清朝的隔离政策」时称：「渡台的限制解除后，有许多客家移居台湾，但因条件较佳的地方都被福建人捷足先登，只好怀恨进入丘陵地带开垦。」关于客家人在台湾拓垦时的地理分布的讨论，为破解常见的文化迷思，学者尹章义，在他出版于1989年的著作中表示：「有人说，泉州人先至，开发了滨海原野；漳州人后至，开辟近山地区；客属各籍移民最后来，才进入丘陵山区。这种说法对于初至的拓垦者必先寻求水源，而以山脚、坑口最为优先这一特色缺乏基本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忽略了十八世纪末期绵延至十九世纪中期的长期械鬪所导致的台湾社会整合运动的重要现象——大迁徙，而误以为十九世纪末期以来的漳、泉和闽、粤籍移民分区聚居的现象就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台湾拓垦时期的现象。」他并且批评：「这种说法自伊能嘉矩以来就缺乏实征研究的支持，谓之信口开河亦不为过。」尹氏亦在利用垦照、开垦合同等字据来探讨清代台北平原拓垦历史的研究中，「证实拓垦者首先考虑的是水源问题」。
即使是已有上述所提及之研究成果，不过，沿袭伊能嘉矩等人说法的后来学者，仍是不乏其人。例如，2013年，学者李筱峰称：「今天台湾的客家族群，多分布于丘陵地区，如桃竹苗或南部六堆，以及『后山』东部，何以故？由于来台时间较福佬族群（闽南族裔）略晚，较适合耕种的西部平原地区多被福佬人占据，因此客家移民多选择居住在未开发的边陲地区，譬如平原上方的山麓、丘陵或台地。」
=== 族群观察 ===
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台湾客家人中的知识分子，经常撰文表达对于自己族群的性格与处境的观察。例如，毕业于台湾省立新竹师范学校的客家作家李乔，以他自己多年的「生活经验」批评：「客家人总是『半自动』加以『半被动』地以『客人』自居，那深沉的、彻底的自卑感，令人悲哀又愤怒！」他亦批评，在历史上，除了经济层面的原因外，他们「骨子里未始不是自卑意识的作祟——曾经扮演过一些颇有疑义的角色。」凡此种种，所以李氏郑重的建议：「『我客家人子孙』在今天、在以后宜深刻省思的。」毕业于美国布朗大学的客家学者徐正光，在他所主编之以台湾客家社会与文化为主题的论文集的序言中指出，当代客家人活动经常表现出两种现象。他认为，在一方面，「客家人常被称为社会中的隐形人。他们在一般的公共生活中可以很流利的使用北京话或闽南语，但很少或避免使用自己的母语；在社会和政治运动上，他们较少参与，或即使积极的参与，他们也尽可能不凸显作为一个族群的客家人的身份。」易言之，「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客家人是一个不具备自主的族群意识的一群人。」但是，在另一方面，「客家人又是一个极端重视历史意识，并自傲于具有悠久的优异文化，具有强烈认同意识的族群。」而且「这种强烈的客家人意识常表现在他们的日常言谈和历史思考中」。徐氏认为，在表面上观察，两种活动现象，是「呈现出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事实，它不只是客家族群的集体面貌，也具体表现在客家人的个别行为中。」不过，伴随著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改变，这两种活动现象，乃「逐渐产生了质的变化」。易言之，他认为，「模糊的隐形人的身份日渐凸显成为客家人的族群标记，而强烈的族群意识快速退隐到内心深处，成为一种兼含焦虑和无奈的情结。」由肄业于国立台湾大学的客家作家钟肇政于1990年所组织之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Hakk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在其成立宣言中，亦对当时客家人的处境有所表述：「史册上曾经辉煌光耀的我们客族，曾几何时成了弱势的族群，或曰『隐藏的一群』，或曰『冷漠退缩』，讥诮诋毁，无所不至。」该协会，更是表达了他们作为客家人中的知识分子而对当时自己族群所面临之危机的集体性焦虑——「目睹客家语言之濒临流失，客家尊严之几近溃散，能不懔懔于怀而瞿然心惊？」
==== 语言 ====
学者施正锋认为，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台湾客家人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会产生集体性焦虑，其原因，乃是他们忧心台湾客家族群在文化认同上的逐渐衰退。这并且导致客家族群在承受人口数量占多数的其他族群的无形文化压力时，往往将是「不得不屈从，让自己成为隐形人」。具体言之，他表示，在中华民国政府国语政策的影响下，由于客家语沦为弱势语言，因此即导致会说客家语的年轻客家子弟愈来愈少的状况。除此之外，也是由于客家人口数量少于闽南人口数量，因此客家语在都会区被当作沟通工具的机会，几乎是没有。这类对于己身文化认同的集体性焦虑，亦是台湾客家人之何以会于1988年发起还我母语运动的原因。关于由客家人所发起之还我母语运动的背景与目的，施氏言简意赅的指出：「长期以来，作为少数族群的客家人，不仅是在政治场域的参与客客气气、小心翼翼，在公共领域的再现几乎也是被当作是隐形人看待。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随著国民党威权体制的自由化，民间的社会运动一一崛起，客家运动才打破百年孤寂式的缄默，以跨越政党的『还我母语』运动来表达对于族群文化凋零的痛心、以及对中华民国的『独尊国语』政策的抗议。」
此外，施正锋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伴随著台湾政治上的解严，于1990年代，由李登辉所领导之中华民国政府，其为了取得治理台湾的正当性，因此即极力进行「本土化」的政策。其中，在语言方面的改变，则是一改由过去的政府所推动之对于台湾特定族群母语的禁锢方针，而有所松绑。于这段时期，同时亦是台湾民主化中的选举活动的蓬勃发展时期，在当时选举造势活动的场合上，「反北京话几乎是与反国民党、反外省人、甚至于反中国的情愫相互纠结」。所以，也伴随著在政治上感情的发泄，当时「让听众如醉如痴的名嘴演讲，几乎都是以福佬话为主」。然而，他认为，其中的问题，是「并非所有嫌恶国民党统治的人都是福佬人，而他们并不一定懂福佬话，尤其是人数至少占了台湾人口总数15％的客家人」。他表示，客家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机会学习福佬话，因此，这种一再重复的『无知忽视』（ignorant neglect），再加上福佬人习于称福佬话为『台语／台湾话』」，其实正是在「无形中累积了客家人对于福佬人目中无人的印象」。他亦认为，伴随著由政府所施行之国语政策的放松与资本主义化的媒体针对阅听人归属的族群所采取之调整，在除了作为共通语言的国语之外，尚有使用语言的人口占绝对多数的闽南语。面对这社会上的种种情况，是「难免让客家人日生疏离之感」。对于施氏所描述之发生在选举造势活动中的语言问题，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的客家学者张世贤在他的著作中，亦有相似的描述。他表示，在当时客家-{庄}-所举办之造势活动中，闽南人可以使用闽南语演讲而不会遭遇到客家人的抗议。但是，当客家人使用客家语演讲时，却是经常出现位在台下的少数闽南人，高声表达出其「听不懂」的抗议。而且他们更是会大喊「用『台语』讲啦！」张氏指出，在面对该问题上，「十分可悲的是，在这种大福佬沙文主义的阴影下，真的有不少客家人在客家-{庄}-用福佬话演说」。他亦指出，客家政治家许信良，即是其中一个例子。尽管客家人有时候面对张氏所描述之语言问题的表现，是抱持著退让的态度，但是，在选举造势活动的场合上，仍然有客家知识分子以行动来坚定的表示，自己的母语为台湾话。例如，于2005年退休的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永炽，他过去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替党外人士助选的场合上发言时，曾经遇人大声抗议：「你为什么说北京话？你是不是台湾人？你不会讲台湾话吗？」李氏表示，他当时很生气，所以「立刻转用客家话发言」，而「那个人虽然听不懂，但也没办法反驳客家话不是台湾话，摸摸鼻子就坐下了。」当时的主持人，便因此再请他使用国语发言，因为，如果他继续使用客家话发言，等于是无法与在场的多数听众沟通。在相继受到日本与中华民国的国家权力影响下，他认为：「台湾的语言不只有闽南语，不能『因为多数台湾人说这种话』，所以被压制的闽南话就等同于台湾话，位阶高于其他语言，这叫客家人及原住民情何以堪？」他亦认为：「台湾的四大语群都是『国语』（国家语言），只要能够沟通，哪一种『国语』都可以。」
除了学者之外，尚有政治家意识到语言问题。例如，于1988年至1990年间担任台北市市长的吴伯雄，他在1999年的访谈纪录中表示，自己有一次在与朋友吃饭时，因为同隔壁桌的客家朋友说客家话，而招致使他觉得奇怪的反应——「拜托您说台湾话好不好」。对于此事的看法，吴氏认为：「我们的祖先一样来台湾两百多年，为什么我们说的客家话不算台湾话，要闽南话才能算是台湾话，实在是毫无道理。」他亦表示：「从政这么多年的经历，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客家人在台湾是很弱势的族群，与我们人口数不成比例。」他亦认为：「客家文化的弱势是来自政治的弱势、经济的弱势，台湾五百大企业几乎没有客家人经营的，而政治是需要财力配合的。所以比较起来，客家人在政治上就会吃亏。」
关于「隐形」或是「隐藏」的说法，学者丘昌泰认为，所谓之「隐形族群」，实「不是一种恭维，而是一种讽刺」。他认为，这种讽刺，乃指客家人本身缺乏族群认同、我群意识，以及自我定位，并且他们对于自我的观照抱持消极态度。他亦认为，他们的这种消极与退缩的态度，将使得传承台湾客家文化一事，更加困难。他指出，相较于台湾原住民在法律与宪法上所受到的保障，台湾客家人在1988年的还我母语运动发起以前，一直是在台湾社会中被其他族群所漠视的少数族群。
=== 还我母语运动 ===
于解严以后，伴随著台湾人重视本土意识的高涨，客家人意识的自我觉察运动，亦是随之兴起。1988年12月28日，台湾客家人中以《客家风云》杂志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即发起「还我母语运动」。该运动的诉求，主要有三：一是开放客家语的广播与电视节目；二是实行双语教育；三是建立平等语言政策，并且修改《广播电视法》第20条对方言之限制条款为保障条款。学者张茂桂认为，该运动「其实是客家的『族群尊严』与自我认同运动」。他指出，其「有两个对立主轴，一个是针对国家的不公平的国语语言政策，一个是针对传统以『福佬』为领导主流的政治反对运动」。学者江灿腾认为，该运动的目的，是他们透过游行的方式，在台北传达出其对于中华民国政府的国语与「福佬沙文主义」中的强势语言——台湾闽南语的不平之鸣。学者若林正丈认为，该运动的发起背景，是「本省人中的少数族群客家人，对于本省人赋权将一面倒地造成人口多数的福佬人赋权，同时导致已在官方中国民族主义的语言一元化政策中遭受打击的自身文化，更进一步遭抬头的福佬文化埋没一事甚感危机」。有鉴于此，「使得他们发动以语言为主的文化防卫运动」。他指出，游行的参与者，以同属客家人的孙文为「名誉总队长」，而他们举著嘴巴被打上「╳」记号的孙氏肖像，是「批判连『国父孙文』的母语，都在国民党一元语言政策下被迫衰退。」学者范振干认为，如果孙氏当时仍然在世，「也一样会被执政当局严格禁制，无法在公共领域中使用自己优美的母语，也无法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听到、看到自己优美的母语节目，同样要面临听不到『客家人的声音』的困境，同样是一只失声的画眉鸟。」
对于该运动影响的讨论，策划该运动工作的钟春兰认为：「一九八八年台湾客家人的『还我母语运动』，对一向温和、理性的四百万客家族群，影响深远。」他亦认为：「今天有客家电视台、客委会，即是那次运动打下的基础。」文史研究者何来美则是认为：「『还我母语』大游行虽惊动朝野，却有如『犬吠火车』」。他表示，面对客家人权利诉求的官方，「只象征性开过半小时的客语电视节目」。不过，他指出，官方是「直到省市长、总统直选，客家族群的选票因常扮演关键角色」，所以其「心声始真正获得重视」。日后「中央、地方政府纷纷成立客委会、客家事务局，设立客家电视台，大学院校也成立客家学院、研究所（中心）」，这才「明显提升客家地位与能见度」。
=== 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 ===
==人口==
按照2011年4月由行政院客家委员会所编印之《99年至100年全国客家人口基础资料调查研究》，在各大族群单一自我认定的分布比例上，「福佬人」占67.5%；「客家人」占13.6%；「台湾人」占7.5%；「大陆各省市人」占7.1%；「原住民」占1.8%；「大陆客家人」占0.5%。在「客家基本法定义」的条件下的调查，则有所差距，台湾人口客家人占18.1%，约419.7万人，其中新竹县71.6%、苗栗县64.6%是客家人。其次桃园市39.2%、花莲县31.7%、新竹市30.1%、屏东县23.7%、台东县19.9%、台中市16.4%、台北市16.4%、南投县16.0%、新北市14.1%、高雄市11.6%、基隆市10.0%，其余县市比例不足10%。客家人口数最多的县市依序为桃园市（78.5万人）、新北市（54.9万人）及台中市（43.6万人）。2016年12月，客家委员会调查显示，台湾客家人口超过453万人，占台湾人口约19.3%，较2011年调查结果增加33万人，提升1.2%，代表民众客家自我认同的提升，但能够讲客语的比例则降至46.8%（212万人）。
===台湾客家人口===
依据客家基本法，行政院客家委员会对于客家人口达三分之一以上之乡（镇、市、区），应列为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加强客家语言、文化与文化产业之传承及发扬。
== 文化 ==
=== 传统服饰 ===
==== 男性 ====
客家男性服饰穿著大都为唐装，有长短之分，春秋冬季穿长衫，夏季穿短衫，衫为单层、有袖。礼服则为长袍，外罩马挂，男有短褂、长短棉袄之类。
客家男子穿的裤子很阔很大之「大裤管」，又称「大裤裆」或「大裤脚」；形如长裤，但裤裆无开口，且裤头系用比较差的布接成，因裤头穿在里面，被衫遮住，外面看不见，亦是节俭之意。穿时，裤头要叠成三层，叠得跟肚子一样大小，再用裤带系于腰间。
男子一般的礼服为长袍马褂，天寒时，穿袄及褂神，袄为双层，即裌，有袖，依长度分短袄、长袄，依质料则有棉袄、皮袄之分。短褂即背心，无袖，亦有棉、皮之别。
==== 女性 ====
客家蓝衫
女性服饰在六堆地区以客家蓝衫形式呈现，在中坜、新竹、苗栗等地区则以较短之大襟衫形式呈现。
=== 信仰 ===
客家人的信仰多为儒道释三教奉祀之神明。除了释迦佛、观音、玉帝、关帝、玄帝、妈祖、城隍等等华人共通的神佛之外，各地有独特的乡土神祇。
*土地伯公：为汉人共通的信仰，客家人更视为乡土神，称之「伯公」。土地庙称为「伯公下」，常见于客家地名。
*三界爷：为汉人共通的信仰，即掌管天、地、水三界的大神，三官大帝。
*龙神：守护地脉之神，常与土地伯公并称。
*三山国王：广东潮州府——独山、明山、巾山的山神信仰，主要是潮州福佬人和畬族的信仰，客家人信仰的部分只有潮州、漳州南部（平和、东山、云霄、诏安四县）、部分嘉应州（主要为梅县、蕉岭和平远）和部分惠州（海陆丰）的客家人信仰。
*定光古佛：闽西汀州客家人的高僧信仰。
*惭愧祖师：粤东客家高僧信仰，庙宇多分布在台湾中部南投。
*五显大帝：诏安客家人和福佬人的信仰，现今在台湾的台北、宜兰、彰化、台中、云林、屏东、台东等18个县市，共有从诏安分香的五显宫或五通宫，目前彰化县大村乡、员林市、埔心乡、溪湖镇等4个乡镇市，共有10个-{庄}-头，为轮流值年炉主，故依帝别划分奉祀区域。
*开漳圣王：漳州客家人和福佬人的信仰。
*义民爷：台湾客家人独特信仰，为各地因保乡护土而阵亡的客家子弟英灵。
=== 音乐 ===
*客家山歌
*客家八音
*客语流行音乐
=== 戏曲 ===
客家大戏
*四平戏
*乱弹戏
* 三脚采茶戏，发展自相褒戏；「三脚」指的是其演出组成唯一丑两旦共三个角色，演出内容多为日常生活琐事或伦理相关题材。
** 客家大戏（客家改良戏），自1920年代起由传统三脚采茶戏曲吸收各大戏元素改良而来。
===民居===
台湾汉人传统建筑为三合院，而典型的传统客家建筑为「伙房」（伙房），这种建筑集宗祠与居住功能，并依当地地形、家族背景，可大致区分为「一条龙」、「单伸手」、「三合院」、「四合院」、「围屋」等五种。从客家传统建筑民居，可以清楚了解客家人阳宅的风水观。中国古代的风水观讲求气的灵动，「化胎」及「五行石」已将龙脉之气蕴蓄其中，透过厅下之「土地龙神」福佑子孙，经由「祖先牌位」最高点，到「禾厅」而达出入之门。其中五行石的设计，更是配合伙房内每位居民所需，而有木形、火形、土形、金形、水形等五种造形。
屏东佳冬萧宅是台湾少见的客家五落大院，在空间上采用双「回」字型的建筑配置
=== 出版物 ===
==== 《苗友》（《中原》） ====
1962年6月，《中华日报》的资深记者，亦是籍贯为广东省梅县的客家人谢树新，在苗栗创办《苗友》月刊。该刊以「研究中原客家文化、阐扬客族先民遗德」为宗旨，其长期撰稿人，大多为当时的军公教人员，若干撰稿人，亦是县志的编纂人员。该刊是介绍由学者罗香林所提出之客家学说的重要刊物，亦是于1980年代以前，在台湾之「以客家为主题产出最为丰富的期刊」。
==== 《客族源流新志》 ====
1964年，籍贯为广东省大埔县的客家人郭寿华，自费出版《客族源流新志》一书。该书是台湾第一本讨论客家的专门著作。郭表示，欲以此书来「发扬客族精神，也就是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 《客家人》 ====
1978年，台湾省苗栗县的客家人陈运栋出版《客家人》一书。该书承袭学者罗香林的论述内容与写作架构，其亦是于1945年以后，在台湾之「第一本由台籍客家撰写的客家专著」。关于该书的评价，文史研究者杨国鑫认为：「是客家人及研究客家人必读的书籍。」该书的出版，亦使陈「成为客家研究名家」。
==相关作品==
*时代剧《源》
*电影《原乡人》
*电影《一八九五》
*戏剧《新丁花开》
*戏剧《出境事务所》
*戏剧《斯卡罗》
*戏剧《茶金》
==参阅==
*台湾客家语
*台湾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
*中华民国客家委员会
*客家语
*客家族群
*客家文化
*客家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