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两】
银两是中国古代银质称量货币的统称，在明清以银锭为主要形式，但由于银两的成色（含银比例）没有统一标准，因此在称重之外还需要验证银两的成色，以确定银两真正的含银量，使用起来较为繁琐。中国使用银作为货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唐宋时期银两已经开始流行；宋仁宗景佑年间政府规定纳税征银，银两首次取得了法定货币地位，此后金朝、元朝和明朝都是以银两为主要货币；明代银两形制、质量和成色都获得政府规范，银两成为了纳税的唯一法定货币和财政收支的计量单位，银两制度正式确立。
== 定义 ==
“银两”中的“两”原来为衡量重量的单位，顾名思义银两的价值取决于所含银的重量，因此所谓“银两”本质是借用重量单位表示白银价值的货币单位。银两是一种相对落后的货币制度，可以和英镑做对比：“英镑”的“镑”本来是重量单位的“磅”，但英镑在历史发展中逐渐脱离了重量单位的含义，转变成不依赖于重量的法定货币，成为了一种彻底的货币单位；银两至始至终都是一种称量货币，它并没有一种法定的价值，甚至都没有一种统一规范的形式，需要根据其贵金属材质的含量衡量价值。换言之，银两的使用需要检验成色，称量重量，计算含银量，才能得到确切的价值。177-178银两盛行于明清两代，以银锭为主要形式，不仅是民间大宗商品交易和埠间交易以及官方财政收支的计量单位，并且衍生出实际流通的实银两和仅仅作为价值符号的虚银两。所谓实银两，就是真实存在、实际流通的白银，例如银元宝。虚银两衍生自实银两，由于实银两平色各式各样，为了方便计算其价值，往往假定一种银两的成色与质量作为标准，这一标准并不需要现实中存在对应的实银两，仅仅充当记账中的货币单位，这种假定的标准银就是虚银两。
==历史==
=== 唐宋以前的白银 ===
扁平的金锭银锭
中国用银历史悠久，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而唐代《史记索隐》考证“白金”即为白银，此外唐代《通典》中也有白金即白银之说，但这些来源缺乏根据，并不足以信服。根据商周考古发现，白银在周代主要用于装饰。1973年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曾经出土银布币18枚，其中年代最早的在春秋中叶，也有战国早期实首布币，形态并不统一，虽然有一定规格和型制但仍属于称量货币。除了银布币之外，1949年以前长沙楚墓中曾经出土银质郢爰，1949年湖北江陵和长沙的楚墓中也发掘出银质郢爰和包银箔饼状冥币，河北平山的中山国古墓中也有银贝币出土。虽然先秦时期确实有白银货币的实物佐证，但却罕有文献记载，当时的文献大多统称用金，而后来的秦律则废止了白银货币功能。2+5
汉武帝时期，首次出现官方发行的“白金三品”，然而由于“白金三品”法定价值高而铸造成本低，不到一年时间就因为民间仿制太多而废止。王莽于公元10年重新发行“白金三品”，将白银分为“朱提银”和“他银”两类，均以流（等于8两）为衡量单位，规定“朱提银”1流等值于1580钱，“他银”则只值1000钱。根据云南昭通（古称朱提）出土的“白金三品”铸料化验分析，朱提银系银锡合金，含银量只有42%，还不是纯粹的银币。三国时期，吴后主孙皓曾得到汉制小银锭，近代彭信威也曾收藏汉代银锭。自三国以降至隋，战乱频仍、百业凋零，商品经济出现去货币化的趋势，实物的丝帛逐渐取代铜钱成为主流交易媒介。但白银的使用有增无减，白银的计价单位也逐渐从斤到两，反映了白银的相对普及，例如《晋书·石勒传》记载“谷二升直银二斤，肉一斤直银一两”，而交广、河西受到周边国家贸易影响也开始使用银币，但直到隋代其他地区的白银都还只是用于贡品、宝藏或者赏赐等用途。5-6
=== 白银货币化与普及化 ===
建阳出土宋代束腰银铤
唐代由于经济发展、商业繁荣，部分地区甚至因为制钱不足出现钱荒，为白银的普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根据《旧唐书》记载，唐宪宗内库曾经出银5000两以供军饷；《资治通鉴》也记载朱全忠在文德元年（888年）花费白银万两用于购物；根据《新唐书·食货传》记载唐代非桑蚕产地以银纳税，1970年陕西西安曾经出土过刻有“洊安县开元十九年（731年）”字样的“庸调银饼”，证明至迟在开元年间岭南就已经推行这一制度；1977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文物时也曾征集到同属岭南的税商银锭，说明唐代在岭南不仅租庸调纳银，还曾以银征收商税；1970年西安隋唐宫城还曾出土“和市银”，重达50两23，铭文显示当时政府会将各地缴纳丁税出售换取白银。种种迹象表明，至少在天宝年间唐代政府财政用银已经成为常态，岭南地区仍在延续汉代以来用银贸易传统，但大多数地区民间习惯以银易钱用于贸易。至唐朝末期和五代，白银已经比黄金更加普遍，白银的衡量单位也从魏晋南北朝的斤两并用演化为以两为主，金银商铺也开始承接白银汇兑功能，至五代就已经出现银锭造假和专业承接白银业务的“鬻银肆”。7-9
宋仁宗景佑年间，诏令福建、两广以银代绢缴纳税收，白银正式获得法定货币地位。宋金元时期白银不仅在民间流行，政府赏赐和外交纳贡都常用银。宋代不仅税收可以纳银，各地缴纳的实体税也会折算为银两，史载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各地上贡白银总额241630两，白银已经是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白银官价2000文/两，而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税银883900多两，宋神宗治下达到了惊人的2909086两，据官价折算可以占到宋神宗朝财政收入的9.7%。在民间衣食住行已经开始用银交易，但民间仍是习惯用铜钱，因此宋代金银兑换行业极为发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称汴京的银肆交易动辄千万。北方的金朝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在财政上全面用银，金世宗还批评民间铜钱笨重不便贸易，鼓励民间用金银贸易；《金史·食货传》记载金章宗见民间凿银验色导致货币贬值，于是发行了自汉武帝以来第二种银铸币——承安宝货银锭，这种银币并非称量货币，虽然推行时间较短，但极大促进了民间用银，顾炎武曾评“金承安以后，民但以银论价”，金朝后期因为纸币滥发，民间逐渐只用银交易。蒙古人受到周边的金、西辽、花剌子模影响也是使用银，因此元代用银十分普遍，但白银在元代更重要的作用是平准钞法，即充当纸币发行准备金。为了维持纸币的币值，元朝实行金银集中管理制度，不准民间私相买卖金银，政府在各地设立平准仓和交钞库，在纸币贬值时可以到平准仓用纸币兑换白银，反之可以到交钞库用银换钞，从而稳定纸币信用。10-26
=== 明清时期的银两及其衰弱 ===
虽然明太祖洪武三十年当局「禁民人用金银」，但这阻止不了民间对金银使用的需求，根据《明实录》记载，“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明英宗曾在即位元年（1436年）宣布税收一律以银缴纳，实际上放开民间银禁，结果很快“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虽然他后来曾经试图恢复银禁，但用银趋势已经势无可逆转，最后直接开放了银禁。由于民间惯用银、钱，政府发行的宝钞逐渐贬值、退出流通，至明中叶白银已经成为通用货币，形成了“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格局。政府也是普遍用银支付，乃至与制钱成本也是用银衡量，官员薪水也是90%以上为银，尤其是一条鞭法实施后全国税赋一律纳银，社会用银的趋势进一步增强。27-32
清代对白银的依赖大大超过前代，不仅所有商品按银两定价，甚至制钱价值也是根据银价确定，白银成为了社会上唯一具有价值尺度功能的货币。虽然清代实行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但清代统治者较制钱更看重银两。在国库储藏方面，此前历代都是以粮食为主体，清代则专以白银为重心，从中央到地方无不重视白银储备。清代的银两还是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不仅贸易用银结算，出超和入超也是通过白银平衡，晚清的外债也多是用银偿还。33-38清政府以纹银为银两的标准成色，规定征税在1两以上必须使用银两，乾隆甚至将要求降低到1钱，政府的会计账目都是用银两核算，民间大宗商品贸易也是用银为主。178-179虽然清代将银锭作为合法货币，但银锭实际上并不具有法定货币无限法偿的功能，因为清政府无法利用法律赋予银锭在各地强制性流通的特权，各种银锭只要和当地流行银两平色不同，就需要改铸为当地通行品种才能投入流通。学术界对银两本位货币地位存在争议。如果按照西方统一铸造、平色划一的货币标准判定，银两显然不属于本位货币；但如果按照唯一具有价值尺度货币的标准衡量，银两毫无疑问称得上本位。
== 形制 ==
在唐宋以前，银质钱币形式主要为银铤和银饼两类。汉代虽然只有银饼的记载，但在考古中也出土过船形和条形的银铤，直到魏晋时期才出现了“铤”的记载。唐、宋、金多“铤”少“锭”，虽然都是“铤”，但形式上有区别：汉、唐的铤多是长条形，像笏，因此有时也称银笏、银板，也有船形、砝码形的；宋、金银铤为束腰形，重50两，唐、宋之后的“银锭”多是指代这种束腰形的银铤；金代的承安宝货独称“宝货”，虽然也是束腰，但重量从1两到10两分5等。南宋庆元年间曾经颁令规定银两的成色、形制与重量，要求上贡金银成色必须达到“上色”的标准，银两必须铸造成铤，大者50两，小者22两。25元代的“元宝”最早可以追溯到至元三年（1266年），元初元宝与晚期的宋金银铤别无二致，中凹外挑，但到了元末挑高逐渐增加并超过以往，别具特色。明代虽然仍叫“元宝”，形式上已经有很大差异，出现后世所习见的船形，较元代厚度增加、长度缩短、两侧弧度增加，边缘挑高从里到外逐渐增高，两侧如翼。49-52由于民间厌恶“元宝”之“元”，明代制钱不再冠以“元宝”之名，“元宝”也逐渐成为了银锭的专称。明代最大的银锭在工部节慎库，据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称需登梯才能到顶，顶上边尚高于人，为明国库镇库之宝，造于永乐年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尚有万历年间造500两镇库银，被日军掠至日本、现藏日本造币局。从明末开始银两形制开始出现多样化、地方化趋势，虽然清初仍然延续了明代样式，但雍正朝元宝开始越发像马蹄状发展，并且各地制造的元宝都各具特色，不仅重量形状不再统一，并且出现了半球体圆锭这样的完全脱离传统元宝、银饼范畴的异类。除了各地通行的元宝银，地方又有区域性流行品种，例如两广湖湘流行砝码形10两，江西、甘肃又流行方形50两，山西、河南的腰形重约5两，甘肃、宁夏却只有2两，云南又有独树一帜的5两牌坊锭。52-56
Tang Silver Disc with Characters (9949889713).jpg|唐洊安县庸调银饼
Tang Silver with Characters (9949780366).jpg|唐中期饶州产银铤
Chinese Money 12 - Jin Silver Currency.jpg| 金代沂州产束腰银铤
元至元十四年五十两银锭.jpg|元初束腰元宝
Ming Silver Sycee (16927338878).jpg| 明代束腰银锭与银元宝
Qing Chinese Silver Sycee (15873050738).jpg|晚清湖北官铸银元宝
清四川“荣兴楼”十两银锭.jpg|清代四川流行的半球体圆锭
Saddle-shaped silver ingot.jpg| 云南特色牌坊银
Kuangsi Square Trough sycee.jpg|广西祥珍砝码形银锭
== 生产与流通 ==
=== 铸造 ===
清代对于银两铸造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吾国银锭之铸造，历代相沿，皆听民便”，因此银两的货币供应完全取决于民间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民间自发形成了不同的银两平色标准。在清代，铸造银锭的机构在中国南方称作银炉，在中国北方称作炉房，河南的南阳、郑州也叫宝炉。清代银炉的开设最初需要户部执照，拥有执照的银炉称公炉，但到了晚清私设的私炉蔚然成风，然而不论公炉还是私炉都属于私人机构，只需要一定经济实力就能够成立65，但是有少数地方成立了官方的银炉，例如南昌的宝昌局和长沙的官钱局，直到1903年以后全国各地才推行官炉。
除了上海、济南等少数地方，各地的银炉或炉房在铸造银两外，往往会承接一些金融业务，北京、天津、营口的炉房都曾经充当当地金融中枢的作用。例如北京的炉房在有清一代长期占据核心地位，这是因为各地上缴国库的白银成色不一，都需要交给炉房熔铸才能入库，久而久之北京的炉房开始起到鉴定成色、兑换银两、代缴国库的功能。在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以前，炉房承接户部有关的一切金融业务，地方上缴白银“补齐成色”的升水往往为炉房和官吏贪墨之资。营口的炉房也兼职金融信用，其兴起最初是由于商业发展，本地收受的大多属于不便于交易的碎银，外地运入的现银却不符合营口本地的成色，都需要一定时间改铸，如果遇到顾客急需用银，炉房就会出具收据作为凭证，顾客可以用这种凭证到市场上交易，后来逐步演变成存银在炉房，炉房出具凭条供市面流通。南方的银炉以上海最多，但上海的银炉没有复杂的金融功能，只会承接钱庄和银行代铸银两的订单，人员不过二十多，资本最多四五千元。上海银炉熔铸的大多是进口的大条银和异地宝银及银毫，要开设银炉需要10家商号作保和公估局批准，在承接银行订单时还要出具本票以示欠款，信用不足还要拉上同行一同作保，遇到大宗交易还需要公会出面组织几家银炉合作承揽生意。188然而随着近代银行的兴起和机制银元的流行，银两已经不如以前受用，银炉业也逐渐走向末路，北京的炉房到了光绪末年仅仅剩下26家，而宣统年间就只有10家，北京和天津都有很多炉房或转行银钱业，或从事银价投机，最后在1933年废两改元中银炉业彻底灭亡。
=== 鉴定 ===
早在宋代，判断银两成色就已经非常重要，宋元《居家必用宝货辨伪》就记载了银两的11种成色，宋代民间铸造银两一般也会标注成色，出土文物中有部分只有阴文的成色，例如真花银、十分银、渗银等等。23-25随着用银的普及，民间鉴别银两的需求与日俱增，银两的鉴定甚至进入了儿童的蒙学教材。康熙时期的《简捷易明算法》专门写了一段“堆垛银数法歌诀”，则是两、钱、分、厘换算的珠算口诀。乾隆时期的《幼学杂字》也有《银色门》，通过口诀教育儿童如何辨别银色。更加专业的书籍最初流行于江南闽粤地区，例如明末《三台万用正宗》这样的商书就有章节专门教导商人如何辨别八成、九成、九二三、九五六等成色的银两，至康乾盛世民间出现“银谱”类专著，像是山西人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周行银色歌》更是成为晋商的教材。但是由于各地识字率差异和商品经济水平不同，百姓银两的辨别能力又有差异，中国南方用银区往往家家有戥子（银秤）、人人能辨色，但许多偏远地区的民众由于不识银色还是只会用钱。
银两成色鉴定最简单的方法是看银锭上面银炉标注的成色，在许多地方银炉出产的银锭不仅需要银炉标明产地和炉名，还需要得到当地公估局鉴定才能顺利投入流通领域。公估局是五口通商之后的产物，可确认设立过公估局的城市不过21个，没有公估局的地方要么是银炉、钱庄、钱业公会凭信用担保，要么像是广州商人专请看银师，还有少数地方会要求运到本地的银两一律改铸。61-62和银炉不同，公估局必须得到官方批准才能成立，如果鉴定成色不符合实际则要赔偿顾客，一般一个地方只会有一所公估局。以上海为例，上海公估局实际上最初是民间组织，创建者是一名旅沪安徽商人，光绪初年绍兴商人又成立一处公估局，不久以后两局合二为一。在上海，不仅银元宝需要公估才能流通，就连碎银也要经过公估，公估过的碎银会用厚纸包裹，纸上写有公估局笔据。公估局一般有秤量和秤色两套班子，一般先从秤量开始，管秤人先拭净元宝，然后用衡具秤量，最后在元宝表面墨书重量，然后交给看色人观察成色，看色人在判明成色之后会写下升水与贴水“贴水”和“升水”是中国金融业早期的术语，指个不同币种之间进行调换或汇兑时的比价差额，“贴水”是比价低的一方需要补偿另一方的比例，“升水”则与之相反。譬如，假设英镑比美元为1比1.23，100美元要兑换100英镑需要再加23美元，这23美元即贴水；反之，100英镑兑换100美元会多出来23美元，多出来的部分称作升水。61-62，盖印为证；如果看色人对成色有疑问，会将长铁锥凿入元宝中央，听音辨色判断里面有无铅锡。
上海公估局效率很高，一般每日可以公估四五百枚元宝，并且整套流程全部依靠眼力和耳力，既不讲究什么科学原理，也不依靠任何精密仪器，直到近代1920年代才有印度造币厂提供化验鉴定银两中的含银量，实际相差与银炉定色不过千分之几，因此上海的华洋商人均信服结果。银两鉴定中最权威的工估局尚且如此原始，古人各式各样的成色标准，实际上仍然缺乏科学实验进行定量分析：大英博物馆曾对馆藏银锭进行成分鉴定，结果所藏银锭成色大多在98.5%—99.5%的区间，只有云南方锭成色偏低；中国钱币博物馆也做过类似的工作，所得成色大多在95%-99%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地理或时代差异。
=== 汇兑与价格 ===
基于“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原则，不论官民在日常使用中都有很大需求兑换银和钱，就此衍生出专职货币交换的钱庄。由于各地银两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银两流通异地时也需要钱庄衡量价格，兑换成当地使用的银两进行交易。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许多钱庄与外国银行开展业务合作，从而控制了市场上的外汇交易。在1930年代海关改征关金券之前，中国的外汇市场都是通过银两结算，而用于外汇结算的标准化银两即海关银，则是由中英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