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
== 背景 ==
北宋中叶以后，内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续增加：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之巨，冗官造成巨大的财政危机，也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导致北宋官僚机构持续膨胀，甚至于出现了“一官三人共之”的局面，人民生活压力更加沉重，以至于“死者道路积，城市接田野”。人民受高利贷和大地主层层盘剥，最终导致“公私之债，交争互夺，帛未下机，谷未离场，已非己有”。人民生活困顿，而官府却“暴敛不暂息”。政府却仍不限制地主阶级实行的大规模土地兼并，以至于富者有产而无税，贫者产去而税存。人民生活更加痛苦。最终激起了一系列民变：真宗朝有李顺、张余等领导益州贼乱，之后持续爆发小规模的匪乱，“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英宗治平二年，北宋的年财政收入为116,138,405，支出却达131,864,452之巨，很明显是入不敷出。外部方面，由于实行“兵无常将，将不专兵”的更戍法，导致北宋军队指挥系统极度混乱，战斗力低下，在和辽与西夏的战争中败多胜少，民族矛盾日趋激化。为了应对同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大规模战争，以及缓和人民内部矛盾，北宋政府常在荒年招收流民入伍，以至于北宋兵力臃肿，到仁宗朝西夏事起，总兵力已达一百二十五万之巨，形成所谓“冗兵”问题，巨大的军费支出更是令北宋政府捉襟见肘。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同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神宗，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进行改革。一年又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宣告失败。但庆历新政却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相当的基础。
== 具体内容 ==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四月，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细项如下：
===富国之法===
制置三司条例司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二月，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推动变法第一个设立之机构。原本宋朝的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类似现代的财政部，并将之地位提升）。
均输法
均输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资。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税捐）负担。
青苗法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实行青苗法，青苗法针对「兼并之家」趁农民青黄不接时发放高利贷，从中盘剥的状况。由各县政府每年分夏秋两次贷款或粮食给农村主户(自耕农)，按户等高低规定借贷数额，半年后加利息二分(20%)归还。出发点是企图以政府高利贷抵制民间高利贷，但措施过于简单化--采用「散俵」「抑配」的办法，带有强制性，对不想借贷的农户来讲，无形是多了一种变相的税收，可谓利弊参半。
农田水利法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类似一种地方税，但专用于水利）
免役法
又称「募役法」，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先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宋代职役名目繁多，主要由主户中的上三等户承担，但实施中下等户的稍富裕者无不充役，往往被职役压得倾家荡产，于是形成应役人户千方百计逃避职役，「贫者不敢求富」的反常现象。免役法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使民出钱雇役」的改革方案：
# 凡当役人户按户等高低出钱雇役--谓之「免役钱」；
# 凡有产业物力者而不承担职役的人户出钱助役--谓之「助役钱」
# 州县政府所需役钱按雇役多少而定，在此数额以外多征两成(20%)--谓之「免役宽剩钱」
方田均税法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类似土地税)。
市易法
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针对商业行为中存在的市无定价，富商大贾从中操纵获利的状况，在京师开封设立市易务，管理市场，物价贱时增价收购，物价贵时减价出售，并要商人以产业作抵押，向市易务贷款，年利二分(20%)。以后在几十个大城市均设立市易务，并将开封市易务升格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这一办法把商富大贾的商业利益加以分割，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 强兵之法 ===
保甲法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乡村住户，每十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此制度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相当于现代的民兵制度。
裁兵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置将法
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各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质素(类似现代士官制度)。
保马法
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集中式生产的专业兵工厂)。
===取士之法===
太学三舍法
希望以学校的平时考试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上舍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其中学行卓异者，可直接被推荐给中书省，由中书省任官。始入太学者为外舍，通过考试依次升降舍。考试中弥封、誊录如科举制。
编写新教材
王安石撰《周官新义》，王雱、吕惠卿撰《毛诗义》、《尚书义》等所谓“三经新义”。为熙宁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王安石在《周官新义序》中说明，他训释《周礼》，意在“立政造事”。熙宁八年（1075）颁于学校， 成为法定教材，并用以取士，统一经义，以“一道德”。为变法培育人才。
唯才用人
王安石等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任用，许多有志于改革的官员得到提拔，保守主义按资升迁的成规在变法中被打破了，成功为变法在舆论上宣传造势。
改革科举
王安石重视官员治国能力，为确保质素，科革不再考诗赋，而改考更实用的经义和时务策，改善政府治国能力，又设立大量新科目，如武学、医学、律学，培养大量专业人士，为国家贡献。
设立学校
== 实行效果 ==
王安石的变法对增加国家收入，有著积极的作用，但急于求成，利弊互见，并遭到许多守旧官员反对。王安石又自视过高，不愿接纳别人的意见。倡行「市易法」的平民魏继宗「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韩琦在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奏疏中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入京途中，王安石夜泊瓜洲，有一诗：「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同年十一月有彗星出现于天，曹太皇太后与高太后哭劝神宗帝不能用王安石。
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之后继续由神宗执行变法。
== 罢新法 ==
元丰八年（1085年），支持变法的神宗病逝。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苏轼、范纯仁等人皆曰不可，温公执意而行，“熙宁变法”以司马光的“元祐更化”结束。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马光病死。史载王安石退居金陵时“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元佑元年二月，罢青苗法。到了三月，范纯仁以国用不足，请复之。八月，司马光奏称：“散青苗本为利民。”
苏轼在反对免役法时说，“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终为天下所可常行”；还说“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圣观”，但是后来苏轼又认为免役法确实可行，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十余年后元祐更化时，苏轼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他说“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凡熙宁以来政事弗便者，次第罢之”。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者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宣仁太后死后，哲宗亲政，随即废除旧法，恢复神宗的新法，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 失败主因 ==
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只可惜实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五方面论之：
* 政策未能对症下药：王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在于官僚集团的反对，改革不及于官僚体制。因此王安石的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远未到核心问题——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财政问题解决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针对支出太多问题，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又如军事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针对到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不过元丰官制改革重点在解决兼职暂代导致的冗官问题，此由神宗推行，效果不大。
* 政策本身之缺点：如青苗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 托古改制：王安石说他的新法皆出于先王及孔子遗训，以塞反对新法之人的口，如将青苗法比之「周礼」之泉府；免役法本之于「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禄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于先王之农为兵，市易法比于汉之平准。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
* 刚愎自用：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此外因有皇帝的加持，王安石得以执行新法，便贬谪反对其新法的大臣。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王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
* 任用非人：王安石不乐闻逆耳之言，但喜欢听人恭维和奉承话，于是投机份子(?)章惇、吕惠卿、李定之流，曲意迎合，因缘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变质。
* 宋神宗决心动摇
== 历代评价 ==
明代杨慎的《丹铅总录》对王安石极尽毁谤之能事，谓为「古今第一小人」。最严厉的指控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李贽评价：「（王）安石欲益反损，使（宋）神宗大有为之志，反成纷更不振之弊。此胡为者哉？是非生财之罪，（乃）不知所以生财之罪也！」
入清后蔡上翔则有《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为王安石之辨诬，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当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参考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农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后，「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沟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利水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宋史》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梁启超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 。王曾瑜则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
温家宝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结束后接受记者访问时，曾引用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来表明他实行改革的决心。
== 年表 ==
下表中碧绿色为新党（变法派）得势时期，红色为旧党（守旧派）主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