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36年中国大事年表

此时间线涉及到中国的内部的政治发展。

## 1912

1912年8月，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的同僚宋教仁组织下宣告成立，新党主要由革命前的小型激进政治团体融合而成，其中也包括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华同盟会”。

## 1913

1913年2月为选出新两院制国会而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宋教仁义不容辞地率领国民党对抗袁世凯政府在国会的代表——梁启超领导下的共和党，并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竞选才华，成功为中国国民党争取到议会多数席位。

宋教仁遇刺后，袁世凯被普遍谴责为幕后黑手。

1913年4月，袁世凯在未与国会商榷的情况下向英国、法国、俄罗斯与日本借入总计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并将贷款金额的主要部分投入其麾下北洋军的整备工作。

1913年5月20日，袁世凯又与俄罗斯签订外交协议，承认沙皇俄国在外蒙古地区的特别权利，并同意限制中国军队在当地的驻军规模。

对此，国民党议员们愤怒地谴责袁世凯的行为无异于滥用职权，他们呼吁立即组织投票弹劾他的职务。

然而，国会的另一端，立宪派与袁世凯支持者改组而来的中国进步党，则反过来指控国民党此举是意图发动政变。袁世凯亦随后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武力弹压政策。1913年7月，南方七省联名起义反对袁世凯的统治，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双方的战斗在袁世凯势力与国民党（及其盟党）间激烈展开。

1913年8月1日，江西国民党武装被袁世凯军队击败，南昌易手。9月1日，南京也随后沦陷。国民党起义自此遭到镇压，孙中山及其他党内运动家被迫流亡日本。

1913年10月，国会在武力威胁下正式选举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外交场上的主要列强都对其执政合法性予以承认。段祺瑞及其他北洋派嫡系将领也在新内阁中出席显要职位。

为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袁世凯在外蒙古与西藏自治权上做出过相当的让步。尽管两地宗主权仍在中国，却为俄罗斯自由干预外蒙古与唐努图瓦，大英帝国维系其在西藏的影响力大开绿灯。

1913年11月，中华民国合法总统袁世凯下令取缔国民党并强行从国会驱逐该党议员。因为国民党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国会也因不能满足法定开幕人数而被迫休会。

白朗起义爆发（持续到1914年年底）

## 1914

袁世凯继续巩固自己的统治，为总统职务敛取更多权力。（为日后称帝铺平道路）

1914年7月，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但其要求在党内实现决策集权、提倡个人效忠的做法，在共和派内部引起广泛不满。

袁世凯的一系列行动开始招致社会各界的反对：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党记恨于双方爆发的冲突、中国进步党对袁世凯在民主政治上的倒行逆施愤怒不已、各省主政因他的帝王梦心生忌惮，甚至北洋军将领们也因其将地方税权收归中央的做法转向袁世凯的反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日本政府与同盟国开战，武装占领德国山东租界。

## 1915

日本当局向北京政府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目的旨在确保日方于山东、满洲与福建的铁路和采矿等经济控制权。此外，“二十一条”要求还敦促袁世凯任命日本顾问在中国政府内担任机要职位，使中国实际上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公然侵犯了英美未成文地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导致三国关系出现紧张。

北京方面拒绝了其中的部分条款，但允许日本军队继续维持对山东控制区的占领。同时也承认了东京在满洲南部与内蒙古东部享有的特权。袁世凯的妥协为他带来更多非议，但他依然无知无觉地推动着自己的称帝日程。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其子袁克定支持下，宣布登基为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的称帝行为在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多个省份因此爆发起义。1915年12月25日，前云南省省长蔡锷与前江西省都督李烈钧，在云南督军唐继尧配合下宣布独立，共同组建护国军讨袁，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 1916

云南省独立的消息激励起其他南方省份的争先效仿。而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军将领对其加冕的举动深表顾虑，因此未对护国军采取积极的镇压措施。

1916年3月22日，作为洪宪王朝首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风口浪尖下的袁世凯黯然宣布退位，并在6月6日郁郁而终。

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他的职务，并任命北洋军将领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袁世凯的皇帝梦终于随着共和政府的回归而彻底覆灭。

然而，这也标志着中国军阀时代的开端。

## 1917

临时宪法恢复后，中华民国国会重新开幕。

然而，黎元洪与段祺瑞间也存在着若干冲突，其中尤其是关于中国应该在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欧洲战争爆发以来，民国政府始终维持着不偏不倚的地位，直到英国通过谴责德国滥用无限制潜艇战的做法，呼吁世界各国加入到协约国的行列中来。总理段祺瑞对“参战”后能够从日本取得贷款建设皖系军队的前景兴致满满，黎元洪的态度则更为谨慎。双方在国会围绕相关事宜的讨论中撕破了脸，1917年5月，黎元洪决定将段祺瑞开除出自己的政府。

此举导致忠于段祺瑞的诸多地方军政府宣布独立，反而要求黎元洪递交辞呈。

事件最初，黎元洪曾电召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然而，作为前朝任官的军事将领，张勋一心想把溥仪（宣统皇帝）捧回大清皇座。不希望中国参与世界大战的德国公使馆也极力向张勋筹集必要的武器与军资。

1917年7月1日，张勋率私兵千人入主北京，正式宣布大清王朝复辟，并命令黎元洪放弃总统职位，对此，黎元洪当场拒绝。段祺瑞亦随后率领军队击破张勋驻守北京的复辟武装。7月12日，张勋麾下支持复辟爱的武装部队彻底瓦解，这场满族王室复辟的努力几乎从开始便宣告结束了。这起事件引发的政治混乱中，北洋军将领，副总统冯国璋宣布出任共和国代理总统，并在南京宣誓就职。段祺瑞也恢复了他的总理地位。

复辟闹剧之后，冯国璋领导下的直系与段祺瑞率领的皖系成为主宰中国命运最重要的两大政治力量。

段祺瑞胜利回归北京后，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实权的政治领袖人物。

国会在段祺瑞回归北京后即宣告解散，但在冯国璋的强烈反对与美利坚合众国缺乏动向的情况下，段祺瑞最终未对德国宣战。（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审慎的，毕竟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在俄罗斯革命后依然有意向掺和欧洲战争的泥潭）

新文化运动也在这段时间内兴起。

1917年9月，段祺瑞蔑视宪法的行为，导致孙中山、岑春煊及其他遭开除的国会议员在广州成立军政府，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的违宪行为。云南军阀唐继尧也以孙中山盟友的身份参与其中。值得讽刺的是，孙中山此时组建的新政府也并非是以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为基础的，其组织模式也同样是军阀时代经典的军政府，孙中山本人自任大元帅，南方六省汇集于他的旗帜之下，成功抵御了段祺瑞镇压护法军的企图。

唐继尧领导下的滇系军阀与孙中山军政府结盟，以靖国军的名义在护法战争中征服并掌控了贵州、四川等广大地区。

## 1918

护法战争一直持续到1918年。

孙中山广州政府内部有不少人对其担任大元帅期间高度集权的行为模式深感忌惮，因此提出建立内阁体系来限制他的最高权力。重组后的广州护法军政府确立起“七人总裁”的内阁制度，也被称为“政务院”。孙中山再次被他的政治对手与军事强人们排挤到一边，在失意中辞职前往上海，护法军政府则改推岑春煊出任“主席总裁”承担内部领导权。

段祺瑞北京政府的境遇与孙中山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部分皖系将领与直系串通不愿出兵平抚南方叛乱。他们认为谈判是解决中国分裂问题的唯一渠道，并因此在1918年10月发起逼宫迫使段祺瑞退位。此外，段祺瑞从日本大量借款来供养嫡系部队镇压国内异己的做法也是他迅速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

冯国璋总统任期届满后，将政权和平移交给徐世昌，后者有意愿同南方各省组织谈判事宜。1918年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成为直系领袖。

## 1919

1919年2月，来自南北各省的代表们齐聚上海，就战争善后问题进行商讨。但在段祺瑞利用日本借款偏袒皖系军队一事上，各方分歧过大导致谈判破裂，护法战争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南北分裂格局的逐渐成型。

法国战败后，德国政府选择对其实施军事占领，并派遣军队进驻海外领土。

1919年11月17日，皖系将领徐树铮率领人马远征外蒙，迫使当地无条件撤销袁世凯时代授予他们的自治权。

旧桂系起兵反孙，入主广东。

1919年10月，孙中山为对抗北京政权重建国民党，并将旧桂系集团排挤出南方政府序列，第二次护法战争正式爆发。

凭依与中国签署过的外交条约，日本军队依然“合法”驻扎在青岛。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日本代表也对外坚称他们与中国缔结的“新约”是日本合法控制山东的基础，德国对青岛的宣称在那之后已经实际失效了。英国代表团认为，日方的这种坚持行为不过是毫无意义地拖延战争持续的长度，既然德国代表在首轮谈判中即宣告否决这项动议，往后他们也不必再做强求。认为自己受到孤立与羞辱的日本代表当即决定退出和谈，东京方面也公开谴责“英日同盟”是不可靠的外交骗局。因此日方并未在和会中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依然与同盟国延续着战争状态。

根据哥本哈根会议商讨结果，法国在华租借地也被德国收入囊中，其中包括广州湾。

尽管几经更迭，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仍在，他们继续与西方维系着外交往来——外国驻华使节团是形成这种现状的重要因素。

## 1920

四川军阀与滇系爆发局部摩擦，面对外敌威胁团结一致的四川督军们成功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段祺瑞的宿敌，直系领袖曹锟与吴佩孚成功组织起多名军事领导人参与的包围圈，共同向段祺瑞发难，其中也包括奉系军阀张作霖。1920年7月4日，他们设计扳倒了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作为报复，段祺瑞也向新总统施压免去曹锟与吴佩孚的内阁职务，尽管他们根本不可能被彻底解除中央役职。因此，段祺瑞后来将嫡系部队改称“定国军”，动员起来向直系及其支持者发动进攻，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在这起冲突中赢得胜利，因此段祺瑞被迫下野，由他的门生靳云鹏接任总理职务。

广东省军政长官陈炯明利用远征福建取得的资源筹建起自己的武装，作为广州政府的支持者，他在政见上偏向于温和的联省主义，对孙中山担任总理期间愈发明显的独裁倾向感到疲惫不堪。

陆荣廷与岑春煊以“倾向和谈”的直系获胜为由，企图与北方联合，国民党则对他们秘密媾和的行为提出强烈谴责。1920年8月，南方国会迁移到云南，9~10月间又安排在四川。滇系与桂系间的紧张关系使得陈炯明乘虚而入，于1920年8月11日发动桂粤战争，将旧桂系集团驱逐出广东，并在11月底将孙中山接回广州。

1920年10月1日，恩琴的军队跨越外蒙古边境，而后向西南进军直抵当地首府库伦。不少希望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蒙古人也为他提供了支持，例如博格多汗，他秘密地为恩琴从蒙古驱逐中国势力的行动表达祝福。

## 1921

1921年1月，南方国会再度于广州召开。除孙中山之外剩余四位政务总裁中，唐继尧必须留在云南维持他对本省的控制力，吴婷芳卧病难行，唐绍仪兴致不浓。4月，国民议会宣布解散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

遗憾的是，新成立的广州政府缺乏外国承认；且组织形式独立于其宣言维护的国内宪法条目之外，面临着合法性危机。

陈炯明邀请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与联省主义者前来广东共谋前程的做法，闹得孙中山很不愉快。两人的关系逐步走向恶化。彭湃是受陈炯明邀请来到广东的激进主义者之一，他是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陈炯明的同乡。后者大力支持他在自己的故乡组织农民运动。

1921年2月4日，恩琴突袭库伦中国驻军，成功夺下城市。3月13日，蒙古在博格多汗（八世博格多-格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治下宣布独立，成立神权君主国。

四川战役失败后，从前线归来的滇系将领顾品珍发动政变驱逐唐继尧，迫使其败走广州，手下的精锐干将也随龙云撤往云南南部。

在广州期间，孙中山最初希望劝服唐继尧为行将到来的国民革命提供支持。然而，陈炯明则抢先令唐继尧相信在陈的帮助下回到云南是自己最好的出路，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不希望看到唐继尧的加盟进一步抬高孙中山的地位，威胁其在广东的统治，此外，陈炯明也有意将唐继尧发展进自己的“联省自治运动”。与此同时，尽管陆荣廷希望夺回广东的控制权，但因德国接管印度支那带来的中越关系紧张，这些念想最终未能付诸实践（历史上的第二次桂粤战争没有发生）。

“光荣和平”的签署标志着世界大战的结束，协约国成员与德国及其盟友间终于达成和睦。不久之后，德意志帝国遂背弃了他们在俄国内战中维持中立的承诺，大力干预其中并向白军提供支持。

## 1922

   德属亚洲殖民地的沦陷及大英帝国的严重衰退，使得日本成为中国局势的唯一主导力量；即使是德意志公海舰队也不敢冒险将海军部署到如此远离本土的地方。与此同时，日本在国际上依然处于孤立地位，缺乏既定盟友，尽管目前或许并非迫在眉睫，长远来看，日本注定需要面对复兴后的德意志帝国，以及太平洋那一端缓慢崛起中的工业强国美利坚。

美国麦卡杜政府呼吁重建“六权财团”的做法开始为事态带来转机，该机构存在期间曾向过去的中国政府垄断了外国贷款与投资服务。重振“中国银行团”的明面宗旨，是为推动世界强国合作与东亚经济发展，实际上，该政策同样有限制日本大陆优势的目的，如果日本继续被国际社会排除在亚洲事务之外的话，就会对欧洲银行团的地位产生竞争威胁。意识到这点的伦敦与柏林方面也心照不宣地表态认可，对此，日本政府虽然深感顾虑，但考虑到达成协议后有望避免外交孤立的未来，同时也能为日本在中国的至少部分利益提供坚实担保。因此，东京方面最终同意参加谈判，条件是将满洲地区排除在重建后的“六权财团”管辖范围之外，以此维系对满洲经济的垄断。尽管如此，鉴于日本与德国在理论上仍然处在战争状态，双方都拒绝在青岛/山东租界问题上做出让步，使这份倡议的具体落实变得困难重重。

数月的紧张谈判过后，双方最终同意将领土恢复到战前态势；作为交换，日本“在华既得利益”也被排除出“第二次中国银行团”的干涉范围，日德单独缔结和平协定，其中不再涉及山东租借地问题，而德国同时也对日本在满利益予以承认。事实证明，这份谨慎斟酌后的和约在日本依然不受欢迎，政府放弃了战争中征服的所有领地，以此换取德国对部分长期非实体利益的口头承诺，反对者们甚至将其称为“第二次三国干涉献土”（隐射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在俄罗斯、德国与法国的联合施压下被迫放弃辽东半岛）。尽管如此，1922年11月，最后一批日本驻军如约撤离青岛。

[需要提及的是，本位面的“五四运动”并未达到历史线规模，如此设定的原因如下]：

1.本位面中国的受侵害程度有限，相对于历史线日本强占山东而言，没有那么敏感。

2.段祺瑞政府没有卷入世界大战，因此不存在同为战胜国情况下遭受协约冷落的问题；因为根本没有议价基础。

3.无意冒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中发挥的作用在本位面是不存在的，没有著名的《十四点原则》，“民族自决”的理想未能争取到充分影响力。

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接触到工团主义思想，从此处为中国工团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李大钊等诸多左派人士选择加入孙中山以广州为基地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则是羽翼日益丰满的国民党左派运动公推的领导人。

自1920年联手攻取北京后，奉系与直系两派共同控制着名义上的华北政权。不稳定的联合政府很快在两派间开始催生矛盾，例如，奉系方面以梁士诒替换内阁总理靳云鹏的做法就未曾事先得到直系认可。

尽管直系享有德国的支持（他们曾公开反对过段祺瑞以协约国身份参与世界大战的念头，因此与德国建立起互信关系），但奉系军阀却也能背靠日本的援助。

日本政府曾短暂支持过皖系军阀，政权更迭后又随即将主要精力投向奉系。（但仍然与皖系保持联络）

1921年12月25日，梁士诒在张作霖大力支持下宣布组阁，新内阁很快通过法案特赦六名前皖系内阁成员。直系曾强力反对他们的做法，却未能获得成功。

梁士诒内阁因拒绝向直系军队提供先前承诺过的三百万美元军费，引发两派冲突持续升级。作为回应，1922年1月25日，在吴佩孚及其他直系成员联名逼迫下，梁士诒不得不辞去总理职务。

奉系内阁筹建刚满一月即告解体，令张作霖大感震怒，他威胁以武力手段解决分歧。1922年4月10日，奉系军队已开始得到部署，尽管吴佩孚与直系内部直到4月25日才正式决定向奉系提出谴责。

事件标志着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奉系军队于同年五月中旬遭到击溃，此战亦使吴佩孚以“中国第一军事思想家”之名广博于世。

此后，德国传教士成功说服直系集团，滦州德国领事馆愿意居中斡旋结束双方敌对状态。领事随后向张作霖提出议和总纲，责令奉军自关内撤退，以此换取直系停止进军。1922年6月18日，双方代表在秦皇岛停泊的德国军舰上签订和约，共同认可德国调停下的停战总方针，从而使山海关成为两大派系间的势力边界，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的胜利告终。

从此，奉系军阀的势力退回满洲，吴佩孚领导下的直系则开始主导北京政府的控制权。

唐继尧集结亲兵反攻云南，顾品珍力战不敌，身死沙场。残余武装在杨希闵与范石生带领下流亡广东投奔国民党。其他支持顾品珍而留守昆明的将领，金汉鼎、唐准源与朱德先是逃到四川，金汉鼎与唐准源经辗转后前往广东加入孙中山麾下的革命军队，而厌倦了战争的朱德则前往德国寻找政治解决中国问题的方略。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孙中山与徐世昌主动辞去彼此敌对的总统职务，让贤于开国元勋黎元洪，国内一时洋溢起南北复合的佳音。陈炯明对此热情高涨，但孙中山则悲观地认为即便他们付出时间与耐心，最终诞生的新政权也不过是直隶的傀儡。

不久后，孙中山与陈炯明在北伐策略上出现分歧，孙中山认为远征应从攻占广西开始，以此作为北进湖南的基地。

陈炯明则更希望先行推动和平统一中国的进程，这起矛盾成为他与孙中山合作破裂的最后一根稻草。

北京吴佩孚直系政权逐步确立他在南方的势力后，陈炯明决心与孙中山摊牌。他出人意料地发动兵变镇压国民党，率领军队攻打孙中山的居所与官邸。孙中山无奈乘船而逃，北伐计划亦被迫搁置。事件之后，陈炯明得到吴佩孚担保，确认广东省为他的势力范围；陈炯明建设模仿省为其他军阀树立榜样，推动中国联省制发展的希望也同时得到认可。

川系内战，熊克武战胜刘湘与杨森。

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国民政府被法兰西公社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权，从此开始接收工团国际的援助，这场转机到来的主要原因是：

1.鉴于社会主义者大量入党，法国认定对国民党采取“扶持吸纳”政策是鼓励亚洲革命最有效的手段。

2.陈炯明兵变，使直系军阀呈现一统中国的可能；众所周知，直系集团背后最大的推手便是德国，法兰西公社的宿敌，这是总工会无法接受的事情，他们希望内战获胜后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彰显自己的地位。

## 1923

几经斟酌后，唐继尧决定入侵广西而不是向贵州拓展势力范围，滇桂战争爆发。尽管旧桂系集团被云南军队击溃，唐继尧依然没有充足的实力统治广西全境，被迫率军队班师回滇，新桂系集团乘机在滇军撤出后的乱局中迅速崛起，与唐继尧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纽带。

在滇军协助下，国民党武装成功夺回广州，陈炯明兵败逃往惠州，在广东东部勉强立足。孙中山本人则回到广州重建革命军政府，在法国援助下，孙中山变得更加亲近党内左翼，整装到位的支援也为他的胜利和巩固华南政局的举措奠定了基础。

四川内战再起——吴佩孚与直系集团决定支持杨森回归四川主政。

曹锟以每票五千银元的价格明码标价“说服”国会选举他为总统，事件导致北洋政府颜面大失，愿意参加国会的人甚至连组织选举的核定人数都凑不齐（译注：选举预备会未齐虚报人数，正式选举时达到核定，四百八十票投曹锟，其他一百余票投孙中山、唐继尧、火车劫匪、五千银元等人）。所有的敌对派系都将曹锟当作靶子，就连直系内部也对此颇有分歧；吴佩孚是曹锟的主要门生，二人的关系在事件后不断恶化，甚至出现直系行将分裂的传闻，所幸在奉系集团的威胁下，双方的矛盾没有公开化。

曹锟就任总统后的首要举措就是颁布《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这份国会匆忙起草的宪法，被认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具民主与进步精神的宪政条文，但正如过去的宪法那样，在具体实践中没有人将它看得太重。

## 1924

云南军阀因难以治乱而放弃广西后（与历史线1924年唐继尧占领贵州后的走向相似），新桂系集团成功崛起，在国民党与唐继尧的帮助下镇压了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势力，安定领内匪患，使广西省重新团结起来。

直皖两系再度因上海控制权问题大打出手，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兼重要港口法理上属于江苏省督，直系军人齐燮元的统治范围，然而，当地的实际治理权却属于浙江省督卢永祥，他是直皖战争后垂死挣扎中的最后一位皖系省督。（广义上“皖系”的实际控制范围还包括山东，但他们得以保全的缘由在于维持中立，认可直系霸权）

1924年9月，因拒绝将上海治理权划归齐燮元，直皖战争再起，张作霖与孙中山都承诺捍卫浙江独立，将战火延烧到华南华北。尽管奉军在上次战争中被直系军阀击败，在此之后，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意义上，他们却做足了复仇的准备，与广州国民党人、皖系军阀与有意倒戈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建立起同盟关系。（冯玉祥不久后将发动北京政变）

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亲率奉系军队在满洲边境与直系第一兵法家吴佩孚对峙。9月18日，双方战事正式打响，截至28日后前线交火仍然激烈。直系军队凭依坚固的防御工事，享尽地利之便，将奉系兵马牢牢挡在山海关之外，

与此同时，如先前承诺的那样，孙中山亲率兵马北上牵制南京督军孙传芳，后者当时也是华东地区的首要统治力量。孙中山本希望借此避免孙传芳增援直系同僚，遗憾的是，广东商团与陈炯明支持者们却于后方掀起叛乱，孙中山无奈回师镇压，商团战败后不久逃入香港境内。

尽管与北方的小规模交火仍在持续，国民革命军南征成为历练黄埔军校生与军官的首场大规模战役。（黄埔军校，是在法国支援下组织起来的国民党军事学院）

孙中山罢兵后，孙传芳军队迅速占领浙江与上海。

1924年10月间，奉系军队在华北地区的成功战略，迫使吴佩孚向当地投入更多军队以应颓势。尽管如此，战争在当月底再度陷入僵持状态。，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突然发动政变，以下克上，对抗现任中华民国总统曹锟。曹锟在事故中黯然被废，随后两年内继续遭受软禁。

恶名昭彰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听闻北京政变的消息后，当即转向支持奉系，以此将自己处在有利的军事地位上。

被牵制在山海关前线的吴佩孚被政变消息彻底激怒了，他当即撤下前线部队赶去救援北京。揪准时机的张作霖立即下令追击，麾下李景林指挥兵马顺滦河南下抵达滦州，兵锋直指天津而去。

早在1924年10月18日，张宗昌所属部队悄然接管滦州火车站的做法（特别是在装甲列车与外国雇佣兵的帮助下），实际上为奉军此战大获全胜埋下了坚实的基础。

吴佩孚含恨撤至天津，援军却已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截断，他只能乘船南下寻求孙传芳的庇护，免于奉系的报复。

华北地区被划分为奉系军阀与冯玉祥集团两大势力范围，后者在政变后将所属部队改名为“国民军”（区别于“国民革命军”）。富饶的东北是张作霖的根基，冯玉祥的底牌则摊在相对贫困的大西北。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任命黄郛出任中华民国代理总统，并以他的名义发起数项改革，例如从紫禁城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城内的钟鼓楼也从此卸下官方报时的职能。然而，黄郛拒绝就赋予外国特权做出任何担保的做法，令张作霖对这位前盟友倍感失望。冯玉祥与张作霖达成的唯一一项重要协议，就是解散臭名昭彰的国民议会，以立场亲日而相对有能力的皖系首领段祺瑞出任临时政府首脑。

溥仪被从紫禁城内驱逐后，开始在天津德租界居住（直系军阀的支持者是德国，因为冯玉祥当时与日本关系密切，溥仪没有胆量向后者寻求帮助）。

因为怀疑彭湃在海陆丰乡下的制度试验与国民党及法兰西公社有牵连，陈炯明决定停止他的工作转而压制这些改革。因此，彭湃随即转投国民党而去，成为党内农业社会主义派别的领袖。遗憾的是，国民党与法兰西公社也并不诚心支持这个派别，彭湃希望成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PMTI）”的想法也不幸遭到拒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称，这场运动只会给农村地区带来长期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并全力阻止农业社会主义者开展农村改革试验的努力。

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与孙中山决定就国家统一问题展开协商，孙中山本人亦亲赴北京。

1924年5月20日，博格多汗去世。恩琴夺取他的玉玺，自称为摄政王，宣布下一世活佛被寻见之前将由自己主持大政。

## 1925

反直系联盟的谈判努力徒劳无益，孙中山也于1925年3月因癌症去世于北京。
孙中山逝世后，滇系集团领袖唐继尧决定争夺国民党领导权，但斟酌再三后，考虑到征伐广西时遭遇的失败，他决定放弃与胡汉民争夺代理权。而是集中兵力攻取贵州，将提振的财政收入用于重组滇军。唐继尧在内外立场上也越来越多地偏向反工团主义叙事。
除却唐继尧之外，国民党内部最有权势的三位人物分别是汪精卫、廖仲恺与胡汉民。

值得注意的是，廖仲恺认为国民党应与法兰西公社和中国工团主义运动维持紧密联系，这使他在国民党右翼中风评不佳，新桂系集团是他在党内主要的支持者。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途中险些遇刺。

许崇智与胡汉民涉嫌刺杀的证据曝光后，蒋介石与汪精卫随即以此为由处决了两人，而国民党右翼依然强硬否认这些指控，许多人出于安全考虑大批离开广东转到唐继尧麾下避难。尽管如此，国民党依然没有分裂——大多数党员都认为实现中国统一才是第一位的。

事件告一段落后，汪精卫正式出任革命军政府大元帅，蒋介石则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廖仲恺成为南方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依附国民党武装的新桂系军阀与广州革命政府联手压服了邓本殷与陈炯明，实现了广东与广西的统一。

在吴佩孚直系集团支持下，杨森发动了旨在实现四川统一的战争——结果在唐继尧麾下滇军介入四川局势后遭到击溃。广州国民政府也派出杨希闵援川。

中国工团主义者在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国民党也是如此。（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工团主义者人数甚少，其中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国民党正式党员，也是党外合作者）这一状况使国民党右翼深感不安。

不列颠革命爆发后，日不落帝国堕入到无尽的混乱中，英国华东驻军撤往澳大利亚镇压当地叛乱使得中国英租界很大程度上陷入无保护状态。广州国民政府随即表达了他们收复香港的意愿，迫使香港总督克劳德·塞文（施勋）爵士向德属印度支那总督求援，希望得到广州湾德国驻军的援助，保卫租界安全。对此，德国人相当乐意效劳，短短数天内，超过三千名德国士兵入驻九龙与新界，并有望很快得到更多支援。

   柏林方面很快将这种保护扩展到英国在华的所有租借地，宣布德军将负责当地的治安秩序直到“负责任的英国政府”恢复为止，这样的提案迅速得到其他享有在华利益国家的支持。在即将到来的被称为“上海争夺战”的国际外交危机中，德日双方军队围绕英国剩余租借地问题爆发了紧张对峙，使得三年前被《青岛协议》签署所掩盖的紧张局势再度发酵。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与第十五步兵团很快也介入了这场未流血的冲突，外阿穆尔与奥地利不久后也派遣象征性部队增援。尽管俄罗斯与奥地利军队在事故爆发两个月后便宣布撤退，实质性的对峙行动却持续了将近两年，双方各自划定了他们的“准势力范围”并定期与对方发生冲突。直到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这样的现状才得到短暂缓解。

陈炯明再度发动起义反对广州革命政权，失败后被迫流亡香港，这场战争宣告着陈炯明在广东残余势力的彻底终结。流亡香港后的陈炯明开始与唐继尧的滇系集团取得联系，后者正开始考虑与国民党领导层保持距离。

朱德留学德国主修军事策略，尽管他对工团主义抱有一定兴趣，但最终还是成为一名社会民主主义者。学成归国后，他加入了滇系老友统领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

吴佩孚以直系集团为核心成立华中十四省联盟。

德国担心法兰西公社支持下的中国国民党有实现统一的危险，因此，他们与吴佩孚密切接触提出直接干预中国内战的打算。

第二次直奉战争使得冯玉祥（国民军），段祺瑞（皖系）与张作霖（奉系）三方间的关系变得愈发不稳定。

1925年夏，张作霖与冯玉祥都开始向他们的前对手——直系军阀吴佩孚寻求帮助。出于对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愤怒，1925年11月，吴佩孚最终决定与张作霖结盟。

1925年10月，奉系将领郭松龄率部叛逃冯玉祥国民军。11月22日，郭松龄围攻奉天，反奉战争正式爆发，国民军开始与直奉联盟交战。

蒋介石试图说服孙传芳改投国民党，但隶属于吴佩孚直系集团的孙传芳原本就是位多方拉拢的目标，尽管他因为最近才与张作霖军队交手，而对直奉联盟的再兴感到恼火，但这不能成为他发动叛变的理由。孙传芳处死了蒋介石的说客，作为回应，蒋介石也处决了孙传芳的使节。

孙传芳原本与奉系军阀张宗昌分享着上海的控制权，但他趁乱袭击了后者并将张宗昌的势力彻底逐出市区，被迫隐退乡下。自此，孙传芳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江苏、福建、安徽与江西。1925年11月25日，孙传芳以江苏督军的身份宣布成立五省联合，将南京作为自己的指挥本部。

1925年12月24日，北方战局出现惊人转折，郭松龄对奉天的围困遭到日本关东军突破，郭松龄本人亦在乱战中被害。为抵御吴佩孚、与张作霖等多路联军，冯玉祥国民军在无休止的战斗与士兵溃逃中严重失血。不久之后，蒙古的实际统治者，恩琴·冯·斯滕伯格男爵也在他和张作霖共同的幕后赞助者，日本人的要求下，加入了反冯联军。

新文化运动在1925年普遍认为已近尾声。

## 1926

1926年初，国民军战局每况日下。3月8日，他们不得不封锁大沽口并在海域布雷以保卫天津控制权。3月18日，一艘日本军舰为支援奉军进攻而炮击大沽口的国民军工事，在射杀数名保卫要塞的国民军士兵后，后者开炮还击将军舰逐出塘沽港。此举被日本官方认为违背了义和团拳乱后于1900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全部拆毁大沽口炮台）

事件爆发四天后，代表《辛丑条约》签署国的八国大使联名向北洋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责令段祺瑞政府拆除大沽口要塞的一切防御工事。

1926年3月18日，天安门前爆发示威运动，异见领袖李大钊在人群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中国政府应废弃与列强国家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发表最后通牒的外国使节全部驱逐出境。他还敦促广州国民革命军要敢于直面帝国主义的威胁，因为北洋政府宁愿丧权辱国也不肯硬气半会。

段祺瑞担心放任局势蔓延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因而责成军警驱散示威人群。清场引发的暴力冲突导致47名示威者死亡，两百余人受伤。李大钊本人也在这场血腥屠杀中负伤。事件引发各地军阀对民族主义与工团主义支持者的政治反弹，段祺瑞政府也越来越不受公众欢迎。

尽管段祺瑞公开对武力镇压结果表示懊悔，国民军方面还是于次月决定解除他的公职。

1926年4月，为平息直系军阀的愤怒，国民军方面决定释放前总统曹锟，后者自从1923年遭到冯玉祥扣押以来渡过了两年的软禁生活，但吴佩孚方面并未对冯玉祥释放的善意做出任何回应。5月1日，张学良率军攻占首都，并将城内洗劫一空。在吴佩孚军队姗姗来迟之前，北京城内的混乱局面已经导致北洋官僚体系几近崩溃，

恩琴夺取了原属国民军控制下的内蒙古地区。国民军原本希望借道山西撤回西北，不料阎锡山采取极为严苛的武装中立政策，对一切接近山西边境的兵马进行武力阻截。作为前同盟会成员，尽管阎锡山同情国民军的事业，但他不希望自己的省份卷入到这场内战中。国民军在华北溃散后，残余武装被晋系兼并，冯玉祥率残部撤至张家口，这批忠心的人马后来成为西北军的前身。

1926年7月9日，意识到时机成熟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决定启动北伐。蒋介石亲自在“北伐”揭幕仪式上向国民革命军（NRA）十万官兵发表讲话，这支生力军是以黄埔军校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经验丰富的军事顾问与法械装备支援下，这支武装力量比大多数军阀军队都要强得多。除此之外，国民革命军也坚信自己是代表普通劳苦大众的进步力量，他们的理想是从军阀手中解放这些受迫害和虐待的人民。无论如何，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也确实得到了大批工农的强烈欢迎与自发支持。

此外，他们还得到若干法国军事顾问的支援，甚至还包括备受尊敬的著名俄罗斯将领瓦西里·布留赫尔(Vasily Blyukher)领导下的红军流亡志愿军。（俄罗斯内战结束后，远东地区的许多红军指挥官都选择越过边境，加入国民军或国民革命军继续服役，不过反奉战争爆发后，加入前者的人数便大大缩水）

 File:KR incident on the Yangtzee.png  国民党对赢得北伐充满信心，他们知道自己领导的，是全中国最为积极也最具向心意识的军团，他们义无反顾地对北方的吴佩孚与孙传芳等军阀武装发起猛烈的进攻。

列强国家大多将北伐军视作法兰西公社援助下的工团主义者，他们的存在即是对中国现存秩序的威胁，因此租借地驻军开始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大约一年前，德国方面曾派人与吴佩孚接触，就直接介入局势协助直系作战交换过意见。日本直接干预中国内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对德国的外交意向产生多少阻挠——前提是鹰派能够说服帝国首相冯·提尔皮茨的话，前者指出如果他们不能尽快采取行动，中国将很快落入法国或日本的掌心。面对大英帝国的解体、俄罗斯的衰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军方战略家们毫不担心他们在东亚或欧洲会遇到这些地缘意义上的传统对手。

最终，德意志帝国内阁裁定，放弃干预的代价过于高昂（不可明说的是，积极干预的好处也相当丰富），德国正式开始筹备他们在远东的军事行动。

1926年7月15日，德国正式介入中国内战。

早在七月中旬以前，德国东亚卫戍军便从新加坡调往中国南部海岸，截断法兰西公社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的渠道，迫使他们开通后备渠道转运支援。

印度支那德国驻军在香港登陆，而后迅速向北推进，此时大多数国民党武装部队都在湖南酣战，有的则在进军南京的途中，因此德国干涉部队几乎没有遭遇多少抵抗就成功夺取了国民政府正式首都广州。

    尽管国民革命军成功在湖南取得突破，甚至一度围攻武昌（部分原因在于吴佩孚将主要兵力集中在北方，准备与他曾经的盟友奉系集团开战），德国干预迫使他们回师保卫南方，导致北方战局也陷入停顿。

尽管如此，蒋介石领导下的部队仍然火速向南京进发，孙传芳等军阀武装根本无力抵挡（孙传芳的武装部队内部存在轻微分歧，他的“盟友”张宗昌依然留在山东，孙传芳担心他很可能叛变），直到法肯豪森领导下的德国军队在青岛再部署后加入孙传芳的武装，才成功扭转南京城以南的逆风战况，蒋介石终究未能夺取这座城市。

唐继尧开始意识到德国将成为他统治云南的最大威胁，因此在德国干预期间采取绝对孤立主义政策。尽管德国最终没有攻打唐继尧，却也不怎么喜欢他。决心推行省内集权政策的唐继尧也越来越依靠他的弟弟唐继虞，而不是任用麾下其他有经验的将领。

新桂系军阀在北伐战争打响后在省内留下半数兵力，这些兵马在黄绍竑带领下撤入桂北山区抵御德军入侵。陆荣廷乘机在桂南登陆，集合起自己的部队，广西再度陷入新旧桂系之争中。

陈炯明自香港归来在粤东收拢残部，在广东商团与地方士绅支持下东山再起，后两者在国民党统治下因持地方主义立场而备受打压；北方军阀也随后承认了陈炯明的地位，陈炯明的支持者无情地镇压了海陆丰农民运动，彭湃也在变乱中被害。尽管陈炯明有意阻止他们，最终却还是默许了这种暴行。

变乱之后，许多国民党右翼成员以“背叛胡汉民”的名义，联合起来刺杀蒋介石。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此举是得到陈炯明的指示还是新桂系的背书（新桂系军阀在南方战乱开始后便撤回广西，投入到收复故土的无望斗争中）

围攻武昌失败，加上广州的陷落，国民革命军的士气日益低落，有关叛逃的传言也开始在散落于湖北、湖南与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中间传播开来。当蒋介石自南京撤退的残部带来更多散乱的坏消息时，情况愈发趋于恶化，越来越多的军队开始叛逃、变节甚至彻底瓦解。诸多革命军领导层选择流亡海外，法国与新成立的印度加尔各答社会主义公社是他们的主要选择。尽管如此，部分革命军武装仍然顽强地作战到1927年2月，直到最后一支主力放弃抵抗。国民党党内积极分子则撤退到沿海租界与农村地区，继续煽动民间起义。

在华北战场，随后抵达北京的吴佩孚军队并未参与奉系盟友对城市的洗劫，而是调转枪头保护城内苦苦支撑的北洋国会。第三次直奉战争由此打响。

在派驻青岛与天津的德国军队帮助下，直系军阀充分利用出其不意的战法，大举攻入奉系境内。尽管张作霖随后发动反击，但战事还是陷入僵局，北京的控制权仍然牢牢掌握在直系军阀手中。

尽管其他派系也各自处在火并中，西北军的压力仍然日益膨胀，这也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西北军领土被晋系、直系与蒙古各自瓜分，冯玉祥选择向阎锡山投降，西北军残部也被晋系完全收编。

山东奉系军阀张宗昌担心自己的地位难保，因此选择向吴佩孚宣战，尽管如此，因为在上次与孙传芳的斗争中损失惨重，他与直系间依然维持着事实上的战时中立关系。因为1926年的山东是国内硕果仅存的“和平净土”，因此成为了南北逃难者们的重要集散地。在此期间，一支小型中国民间教团“一贯道”（先天道/金丹道演变而来）通过为难民与当地贫困社区提供帮助而声名鹊起，其中最有名望的教团领袖叫张天然。

吴佩孚在德国坚持下，要求残存的北洋国会通过法案承认宣统皇帝复辟成立新政府。新国家继承了大清帝国的一切外交关系，但1911年至1926年签署的外事协议均被宣布非法，尤其是袁世凯与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直系/大清军政府预定在大约两年内恢复宪政统治。

众人支持爱新觉罗复辟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的人是出于直系集团的压力，也有真正的右翼保皇派对直系军队“击溃”国民党的胜利欢欣鼓舞，此外复辟论者大多对奉系持负面立场（许多共和派人士追随张作霖军队一同逃往满洲）而感谢吴佩孚与德国人的“奉献精神”。

德国的意图则更多着眼于共和制中国的分裂现状，希望得到一位更为“稳定”的盟友来料理相关事务，因此他们力劝吴佩孚允许溥仪复辟——诸派系永无休止的内部纷争使双方都疲于应付，因此助长了这一需求。

四川诸军阀联名驱逐省督袁祖铭，允许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回归四川主政。

## 1927

在奉系军阀手中夺取内蒙古后，恩琴从此脱离了对日本的依赖。

在山海关与九门口历经数周对峙后，随着直系军阀援军北上，张作霖与吴佩孚在一月初决定同意停火。和平秩序的恢复与海外开支的不断增长，促使德国决定撤出他们在华的大多数武装部队，北京的军事使命则被交托给法肯豪森将军，而大量驻军则依然掌控着有争议的英国租界。

为充分利用他们的在华优势地位，德国政府决定与清政府谈判开放更多中国租借地。吴佩孚当即对这些要求表示反对，而孙传芳相对而言则更容易接受些。讨论本身的机密性、围绕现有租界相关的事件以及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复杂形势，使这场会晤的进展一再拖延。而在接下来几年内，这类商榷结果最终构成了“东亚总督监事会（AOG）”的筹建基础。在德国的帮助下，孙传芳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拓展到前国民党时期统治下的华南各省，名义上将其五省联军拓展到八省。而在实际运行中，陈炯明统治下的广东省与陆荣廷统治下的广西省依然维持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

对德国的东亚存在感到顾虑的日本当局决定敦促张作霖恢复战争重返北京，他们为奉系军阀提供大批武器装备，又利用地下情报网同大陆其他势力商榷希望他们共同对抗吴佩孚。山西王阎锡山是他们的首选目标，云南军阀唐继尧与山东军阀张宗昌也很受欢迎。

汉口、上海与天津的国际租界发生的几场意外事件，导致日本与德国东亚驻军间的关系急剧恶化，省内的中国军队也涉及其中。日本船队向山东军阀张宗昌输送武器的消息被德国特工揭露后，柏林、华盛顿与北京方面已正式向东京表达各自的外交抗议，余下一年内，争议各方都在进行着紧锣密鼓的巩固、重建与备战工作。

蒋介石去世后，国民革命军迅速解体。张发奎、薛岳等革命军左派将领试图率领军队向沿海地区突围流亡法国，而中右派军官则聚集在湖南长沙讨论彼此的出路。商议结果是撤回南方伺机再兴北伐，遗憾的是，他们低估了返程途中的损耗。

当精疲力竭的国民革命军残部流散至湘黔边境时，唐继尧曾试图阻止他们入境。但龙云等其他三位将领出于对唐继尧的独裁专断与任人唯亲的不满，决定启用这支客军来制衡他的力量，因此力劝唐继尧为他们敞开门户。考虑到可能因拒绝引发的政变，以及直系军阀势力日益膨胀的威胁，最终，唐继尧决定允许联军入驻自己的地盘，其中也包括他的云南老对手，顾品珍的旧部。

在战争中赢得“铁军”之名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江西被德国击溃后宣告瓦解。第四军指挥官张发奎与叶挺率领依然忠于自己的部下，跟随汪精卫流亡法国。陈铭枢与陈济棠则率领第四军残部回到广东，在得到陈炯明的招揽后成为其麾下的军官团骨干。

广西地区则仍然处在旧桂系与新桂系的纷争中，李宗仁与白崇禧曾期望回到广西加强当地新桂系的力量。然而，为显示个人对重建旧秩序的忠诚，陈炯明决定帮助陆荣廷夺回广西。因此两广联军在共同击溃新桂系后恢复了唐继尧等旧桂系将领对当地的统治。

唐继尧与滇系军阀并未直接介入广西内战，却为被击败的新桂系军队提供庇护。

四川复兴会议——杨森被推选为四川各军总司令。

## 1928

1928年3月，准备工作就绪的山西军阀正式宣布清政府复辟非法，云南方面也紧随其后，预备重启中国内战。奉系军阀及其盟友立即展开动员，但张宗昌却背弃承诺，用日本方面提供的武器巩固自己的个人统治。尽管如此，清军仍然在战争期间向济南方向布防以备不测。

晋系军队在出兵攻打洛阳时曾以为清军的主力会部署到东北方向，不料在南线遭遇优势武装突袭后被分割歼灭，而唐继尧的军队则深陷于四川与湖南西部的群山中难以及时来援，因为山海关方向已难以像四年前那样产生突破性进展，因此北线战事逐渐陷入胶着。

唐继尧在加入反直联军后随即对直系军阀宣战，派遣亲军入侵四川，前国民革命军武装与新桂系集团则分别攻打湖南与广西。尽管他们初期在四川与湖南取得一定进展，受战场指挥组织结构混乱等问题影响，这场战争最终失败了。唐继尧不得不承认大清王朝的合法性，但云南方面仍然有充分实力确保自身不会受到孙传芳的鲸吞。

时间来到1928年4月，为使战争向他们各自期望的方向发展，德国与日本政府都向中国地区输送出大笔军资。德国飞行员开始驾驶战机现身于北京上空，而日本正规师团则身着中国军服协助奉系军阀作战。近两个月的战斗之后，清国军队率先在阳泉取得突破，直接威胁阎锡山位于太原的统治中心，迫使他几近退出战争。

随着清国军队开始向西北战线转移，久历的战火又导致国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华东地区的社会秩序再度出现崩溃的征兆。国民党顽固分子、匪帮与小刀会名下组织（例如“红枪会”）乘机利用乱局再掀波澜，自1928年7月开始，外国人也开始成为叛军经常袭扰的目标。

当一列从上海开往天津的火车不幸在苏州城外出轨，车上乘客遭到八省联合（LEP）逃兵劫持时，上海的日本驻军当即以此为名发起“营救性远征”。因为此次行动的单方面性质，当地中国军队并未得到日方的事先警告，且位于北方的战事进一步拖延双方的反应时间；因此，在南京、上海与东京的两国高层接到通知以前，中日武装部队就已爆发冲突。北京政府当即对日本侵犯其主权的行为表示严正抗议，江南地区则随后爆发大规模反帝示威，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当局威胁自己要出面“调解”。接下来紧张刺激的四十八小时内，尽管仍在紧密评估形势的双方都竭尽全力避免可能的战争，然而局势仍然处在恶化之中。

当美国政府提出调解时，和平解决方案开始初见雏形。尽管中国其他省份的战乱仍在持续，上海周边地区的停火却得到保障。这种调和自然是有代价的，美国政府提出他们不仅要缓和当前危机，还希望“永久解决”东亚地区的势力冲突。尽管此举将使美国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进程上取得他们本不该有的强大话语权，但对于急需缓解双边冲突的德日两国而言，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初步谈判结果呼吁多国前往上海参席在美国斡旋下举行的国际会议，所有在中国具有条约义务关系的世界强国都需要参加，但会议的主导权则牢牢掌握在美日德三国手中。以“缺乏能够肩负责任的英国政府”为由，日德双方都希望把加拿大当局排除在外，最终在美国代表昆汀·罗斯福的倡议下，加拿大代表才最终以“观察员国”名义列席参会。作为华盛顿会议的最初倡导者，昆汀·罗斯福踏过自己的父亲在三十年前曾留下的足迹，在这场国际会议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会议最初的主题是如何解决中国与东亚地区的纷争，随后却逐渐演变为如何对中国与其他世界大国间的关系实现全面重整，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影响，希望所有国家都能自由平等地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对此，日本有避免进一步受到国际孤立的期望；德国虽然想要拓展自己的对华影响力，却苦于难以承担相应的军事责任；美国则极力维护他们的国际形象，压抑民间兴起的“军事冒险主义”。所有这些因素为外国势力整合在华租界成立国际托管地奠定了坚实的外交基础。

新建立国际托管地，也被称为“使馆城市”，最初以北京东交民巷使馆界为中心，后来在修订扩展后转移到上海。每座城市都维持着历史悠久的民族分区，而在日常管理上接受同一位总督或地方市政议会的领导，这些行政部门又在理论上从属于代表各成员国利益的“领事委员会”。除此之外，列强们均同意结束彼此在中国发生的利益冲突，德日双方扶持的两派因此宣告停火，云南与山西军阀也随后承认北京政府的统治。奉系军阀则是他们中的例外，在日本的支持下，尽管他们同意签署停战协议，却被默许拒绝承认清政府的合法性。

根据直系军阀与山西-奉天联军在日本和德国斡旋下达成的停火，奉系与晋系间的同盟被彻底终结，阎锡山也被要求承认清朝统治的回归（直系军阀的权力也同时得到认可）

事件结果导致国内较大的军阀派系（八省联合、云南军阀、四川军阀、马家军、新疆杨增新政权）均向大清帝国宣誓效忠，西藏、蒙古与张作霖统治下的奉系军阀则并未如此。而顺从北京的军阀都被允许维持他们的自治地位。

第四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受到震撼的两广军阀决定加强彼此的联系纽带，粤系部队从广西全面撤军，而陆荣廷也意识到现代化改革的必要性。在听取陈炯明的意见后，陆荣廷决定邀请国内著名科学家兼教育学者，马君武承办广西民政改革，而马济则负责军务改新。双方签署《两广互防互助协定》，确认在彼此任上相互尊重对方的自治权利，维护与促进两省互保。

张作霖在关外建立自己的中华民国奉天政府，坚持宣称清政府复辟非法。而大清帝国也同样不承认奉系在东北的执政合法性。

## 1929

北京政府新召集的国民大会决定召开爱新觉罗王室复辟后的首次大选，选举范式大体上遵循了共和国时代的投票规则：采取非直选制度，先由符合资格的选民选出30,000名选举人，再由选举人团投票决出2,000名咨议局议员与596名众议院代表；274名成员组成的参议院则让1909年届（上届）的咨议局议员们负责投票产生；年满二十一岁曾受过教育或拥有一定数目财产，无不良纳税记录且在某特定市县生活过两年以上可有凭据的中国成年男性，均可获得投票权。

预计符合资格的中国选民数量约在4,000万左右，全国总投票率则在4~6%之间（计入无投票权人口，约150万人参加投票）。参议院原则上是通过咨议局选举产生的，但出于现实因素考量，内阁总理大臣不得不任命共计108名藏族、蒙古族、满族及海外华人代表列席其中。超过三百家民间团体积极参与了本次竞争，这是1921年以来中国举行的首次公开选举，也是继1913年以来最为激烈的全国性大选。

其中，亲直系的和谐社团因大量贿选且缺乏政界反对者而在国会赢得压倒性胜利——安福俱乐部因支持率远远落后而自行解体，遭到取缔的国民党未被准许参选，“交通系”成员跟随张作霖前往东北筹建奉天国会。曹锟最终被大清帝国国会提名为内阁总理大臣（按照吴佩孚的意志），遭受冯玉祥拘禁期间，他在健康与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尽管曹锟仍然是直系名义上的领袖，但已不再对吴佩孚的势力构成威胁，任命他组阁是直系内部的一致意见。（他的弟弟曹锐在软禁期间自害——此事对曹锟造成深远影响，使他逐渐开始酗酒和抑郁）

来自广东省的代表由陈炯明领导下的致公党组成，因为曹锟承诺在国内推行联省改革，他们决定支持直隶政府掌权。云南与贵州的国会代表则秉持更为中立的立场。

云南反直系战争的失败导致前国民革命军武装不得不继续留在滇系麾下，而国民革命军内部的云南籍军人，在朱培德、金汉鼎与范石生领导下，团结起来成立了“云南建国军”（建国滇军）。尽管唐继尧拒绝与他们分享权力，却共同仇视直系军阀的统治，因此双方依然能维持着微妙的合作关系。云南建国军获准在贵州边区建立统治，新桂系的辖区则在滇桂边境。

## 1930

吴佩孚将其行动基地迁往洛阳（当地是北京的重要屏卫），尽管放弃出任内阁总理而是担当帝国陆军司令，他仍然有能力主导政府的行动。

以江南地区为中心，首届德属东亚总督监事会（AOG）会议正式召开，标志着它作为德国在华商业利益保护伞的职能得到正式履行。

在遭遇昔日被害者的侄子暗杀未遂后，张宗昌开始愈发受到上清教徒的思想渲染，并最终在教主张天然的教导下皈依“一贯道”。当时也有传闻认为，那起所谓的“孝道谋杀”很可能是当地直隶省督企图刺杀张宗昌这位政敌而布下的伪装。

张天然自封为一贯道第十八代祖师，这场运动当时已在山东地区站稳脚跟，并于缓解政治腐败与改善当地经济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张宗昌军队的压制，配合新兴的一贯道准军事化地方武装支持，匪患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尽管部分一贯道教徒秉持着强硬的反帝国主义立场，青岛德租界还是对他们在山东省内维持治安与社会秩序的活动进展大加赞赏。

新旧桂系间的边界摩擦仍然存在，对此，陈炯明与湖南省督赵恒惕决定调停云南与广西间的矛盾冲突，在各西南地方派间达成亲密的合作关系。

曹锟总理任期内的主要工作在于将其拟定的1923年宪法与全新的清政府地方运行机制实现接轨，从而为地方各省引入更为广泛的自治权；即便如此，这也远远不能达到联省派的期望——因此致公党决定撤回他们对本届政府的支持。除此之外，曹锟仍然是位相当富有争议的人物，尽管这些行为能够得到直系支持者的理解，1923年贿选丑闻的遗留问题仍然在导致和谐社团内部的矛盾裂隙日渐加深。

张君劢成立中华民主同盟，遗憾的是，他们的活动范围也遭到当局的严密限制。

## 1931

德国在华军事任务也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重建，与此同时，德国青年军官留学交换生项目也同步在校内展开，暗中扶持起一支直系军阀内部的“影子派系”。

新疆省督杨增新在发现自己的内政部长樊耀南竟然是国民党方面派遣的秘密刺客后，立即将他逐出政府；而樊耀南在企图逃跑时被杨增新的门生金树人抓获归案，一度危及新疆军阀内部稳定的政治危机由此得到避免。

长江、淮河流域发生洪涝灾害。

张天然开始愈发口无遮拦地批评国内的军阀统治，他指责这些因素是肆虐中国的疾病虫害，直系军阀与吴佩孚尤其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他主张共和制的实验是场不折不扣的失败，中国的未来在于恢复传统价值观。尽管没有明确表述，许多人认为这番言辞的背后含义是，他的忠诚属于大清皇帝。

## 1932

国民党以杭州为中心在八省联合的统治区发动起义，却被孙传芳手下与东亚总督监事会的安全部队联合剿杀。在这起事件中，部分孙传芳的下属督军对于东亚总督监事会企图在任务中夺取他们军队指挥权的行为感到不满，而这只不过是东亚总督监事会逐渐掌握八省联合控制权的另一项佐证罢了。

陈炯明选择大幅削减下属陆军规模，将节余的经费投入广东省的经济重建。

云南省依然维持着数量惊人的武装部队，唐继尧曾涉法向各方势力提出军备削减计划，但因无人愿意真正响应自己的号召而被迫宣告流产。

## 1933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去世。

九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蒋巴南卓，生于西藏，被认定为转世活佛后移居蒙古并在那里被任命为可汗。恩琴男爵则继续担当他的摄政。

1933年国会选举中，成员数目锐减的和谐社团只在其中赢得微弱多数。尽管他的身体与精神正被多年来的酗酒与慢性抑郁逐渐摧垮，曹锟还是设法保全了自己内阁总理大臣的职务。

收支问题困扰下的唐继尧曾准备再度入侵四川，但这项企图却在八省联合干预下遭到遏制。云南省被迫扩大省内的鸦片种植面积来解决其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

## 1934

康有为去世后，草创未就的“新中华帝国改革协会”领导权被托付于晏阳初、梁漱溟和女儿康同璧。

正欲寻求扶持溥仪势力，在华北摧垮吴佩孚的德国人开始借助地下渠道向上清教徒宗教武装输送武器和物资。与此同时，这种信仰的传播范围开始超出山东省界，华北华南地区目前都已催生出规模庞大的一贯道教团。

为复兴萎靡不振且缺乏具体意识形态领导的直隶协和会，曹锟与吴佩孚联手启动了“国家振兴计划”的第一阶段——以弥补中国国际贸易短板为中心，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外界舆论对他们的做法反应不一，毕竟，这项行动实际上在华北平原以外的地方没有取得多少效果。

## 1935

新疆军阀杨增新的健康状况正在持续恶化，他的大多数时间已被迫在床上度过。尽管他花费了许多时间来教导金树仁如何治理好新疆省务，遗憾的是，金树仁大多数情况下都把这些教诲当成耳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