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

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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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

国玺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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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地理位置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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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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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民国**（Republic of Theodosius），通称**昭明**（Theodosius）

四色稻荷旗目前仍拥有着昭明的法定国旗地位，然而，其在国内的地位越来越多的被日辰旗所取代。

目前，只有在外交场合，以及国会附近得以看见稻荷旗的身影。

后韶家取得昭明中央权力后，日辰旗被看做是政府旗帜，韶家控制下的省份也多悬挂该旗。

因此，此旗实质上已经被看做是政府旗与国旗，曾在奥运会，国际峰会中，其他国家错误的使用日辰旗作为国旗。

同时，日辰旗的变种（即右边的星系图案发生变化）也常常被授予不同的军阀，作为中央承认他们统治与他们服从中央统治的证明。

该旗帜还拥有另外一种变种，即“日月旗”，可能曾经作为国旗候选之一，又或者只是后人捏造，

传言为昭明民国为前齐皇室回归准备的帝国旗帜与皇室旗帜，也有人说，该旗帜或许会用于韶家真正统一全国时的国旗。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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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地区，一般为特别行政区，下辖当地的特殊行政区划（如西黎地区，有一些土邦被保留了下来）。

如游牧地区，则会遵循特别行政区（政务委员会）-盟-旗的行政区划模式。

而在特别行政区之上一般直接对接中央设立的的专门管理某一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如：伊黎院

昭明额外设立了“特别市”，其一般被看做是直辖市规模，如“中京特别市”，“应宗特别市”，直属于昭明国务院管辖。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行政区划中，由于昭明在“省”以上经常设立管辖数省（甚至有管辖一个省+两个半省的特殊情况出现）的督政使，巡阅使等头衔，在许多地区“省”更多的是一个虚职头衔。

#### 省厅/地区

在昭明，省厅/地方区是介于“省”与“厅”之间的临时行政区划。一般用于边境省份？其理论省辖地包括北方沦陷区的省份。

一般认为，设立省厅的地区，其属于某一已经停止职能的省份（如北都省-永南省厅，岭南省-江西省厅），省厅暂时代替该省履行省行政职能，待该省恢复职能后，省厅应被取缔。

而地区与省厅类似，也存在于停止职能的省份中，但其区别为，设立地区的地区一般没有地区政府（即，地区这个行政区划是一个虚衔，并无实际的部门），而地区也一般处于被其他省份/省厅托管的状态（如岭南省代行-燕中地区。但燕中地区的托管名义上是归属岭南省，但实质上由于江西省厅代行了岭南省权能，因此，目前燕中地区被江西省厅托管）

### 部门

#### 行安院

“行安院”即一般国家的考试院，主管公务员筛选，核查，考试等。

行安院源自于古代昭明培养士子（即上层士族子弟）的机构名称，昭明民国沿用。

行安院的职责为“管理全国公务员体系”，其职责包括“依照国家法律举行国考招募各级公务人员”，“负责国家公务人员的褒奖，审查，惩戒，退休，福利”等。

一般来说，行安院是昭明国务机关中较为特殊的机构，其体现在其院长未必是行政长官（行政长官指的是通过“民选手段”上台的政客，虽然严格意义上昭明的“民选手段”一般被认为很虚），也可以是政务长官（政务长官一般用于表现昭明各部门的公务员首脑，一般位于部长，副部长之下的部门第三长官）。行安院院长，副院长理论上由昭明国会进行任命。

然而，根据《昭明民国训政法令》指出，“现昭明之国民民智未开，行政任命等事物应由统制监督进行，以使得民主之治深入人心”

尽管该法令中，目前诸多禁令已经解除，然而，行安院长，副院长的任命权依旧属于统制。

根据传统，昭明统制一般会从公务员体系内推举出几位首脑中选择一位担任行安院院长（当然，也有例外），因此，行安院长又被称为“昭明文官之长”，是昭明公务员体系中最为显目的存在之一。

行安院一般自诩为“不拘一格录用人才”（即不注重家世出身，只注重能力），然而，许多昭明国内外批评者认为，昭明行安院依旧存在非常严重的等级歧视。

尽管考试成绩不予公开，但是许多人披露，经常出现高等级低成绩的公民要比高成绩低等级的公民通过国考获得的职位更高。

许多国家岗位也有隐晦的等级需求，如若低等级的公民报考，当地行安院会找出理由拒绝公民的报考与面试。

也有人披露，有一些低等级的人报考专门为高等级预留的职位，被教令警察上门警告“不知深浅”的现象。

注意：行安院与一般国家的考试院不同，如升学考试等属于义务教育范畴内的考试不属于行安院负责，属于教育部负责。

#### 教令部

教令部，全称教化与宗教指令部，为现任昭明政府权利机关之一。主管昭明教育事业，促进公序良俗与公共道德事业（即所谓教化），宗教事务，以及昭明臭名昭著的“再教育事业”

拥有类警察力量-“教令警察”，通常用于再教育事业中（即对一些参与叛乱，谋反的高等公民家族，尤其是其子嗣进行再教育）。

他们通常驻扎在各地的“教化院”中（可以理解为被严格管控的小区，专门用于关押这类人），监督与实施再教育工作。

一般认为，昭明的教令部为一般国家的教育部，宗教事务部，惩恶扬善部的合体。

教令部下管“宗教事务司”“教育司”“教化司”，其中，通常教育司司长由副部长兼任（即副部长实质上干的是教育部长的活）。

同时，因昭明的教育系统主要为通过教育系统向新一代年轻公民灌输“教化公民遵守等级制度与传统礼法纲常（对男性，长辈，上级的忠诚与服从，对家庭与君主，国家的奉献）”的观念。

故在昭明，教育与教化（再教育）被认为是密不可分的。

同样的，因政府与宗教达成的协定（不同宗教需要宣传昭明的这一教育理念，辅助教化百姓。作为交换，昭明会根据该宗教，教派的规模，给予其宗教主要领导人相应的公民等级），因此，宗教事务也被划归教令部管辖

#### 统一厅

统一厅设立于1924年革命，昭明民国建立后，因国际列强介入，导致昭明民国无法彻底统一全国而设立。

“统一厅”的职责包括：在文化宣传上，与非官方交流中促进昭明全国的统一。对有意向来到昭明避难的沦陷区国民提供庇护，办理户籍，国籍等事物（其中也包括对海外愿意接受昭明管辖的昭明沦陷区国民/海外昭明人提供帮助）

对海外/沦陷区领土的昭明国民审核，并发放单项通行证（即：昭明民国东北公民通行证，拥有该通行证的公民，在通过昭明国境时，应当做本国公民看待）。

负责协助外交部办理沦陷区（即海东国）公民探亲许可证。

关于归化国民（即沦陷区公民/海外回到昭明本国）所享受的待遇外国知之甚少。然而，从流出的信息来看，大部分可以达到良民水平，具有财富，声望等甚至会被给予乡贤等级。

#### 公民武装部

公民武装部，简称“公武部”，是昭明动员与基层军事组织，负责动员预备役与组织人民武装等，通常见于镇，县一级的军事行政机构。

昭明各级公民应有义务，也有责任向当地公民武装部提交自身的户籍资料，并相应公民武装部的号召。

一般来说，当地武装部应有责任对当地可动员预备役与公民进行编制上的整理，并向中央政府与军事机构提交相关数据。

同时，根据各级公民的等级与家族履历（如二者都属于望族阶级，有就近的军队供职经历的家族/武家勋贵后代）将授予不同等级的动员时军衔（或预备役军衔）

### 政策

#### 公民等级制度

在韶家掌权后，所有公民都被划分为了“国族”，“望族”，“名门”，“乡贤”，“良民”，“公民”，“贱民”六个等级。

公民等级代表着该公民可以享受到的公民权利，所拥有的福利以及社会地位。

（如：公民以上才拥有选举投票权。贱民不得出入公共福利设施-如国立美术馆游泳馆等。以及根据等级分配的公立学校。）

国家政府机关各个等级的职员一般会强制性要求公民等级下限（如：做公务员至少也需要良民级别），而大部分公司在录取时也更倾向于录取高等级的公民。

在现行制度下，大多数公民等级是被固定的，没有阶级上升通道，除“乡贤”“良民”两个等级外，达成条件后可以由教令部授予。

根据《关于教化公民向善的8912710号法令》

“良民”的晋升条件为“其直系亲属两代内都不具备犯法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特指对高等级的公民不敬），该公民品德考察过关（一般为笔试）”

“乡贤”的晋升条件为“对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良民”。

当然，乡贤的晋升条件相当模糊，通常认为“巨大贡献”指的一般为国家奖赏（如战功，为救人-尤其是高等级的公民牺牲生命或受伤获得的功劳，或是科研，为国家缴纳巨大赋税-比如商人）

当然，在许多乡贤以上等级的热不看来，乡贤，良民与公民并无太大区别。

然而，在现代昭明社会普遍认为，许多“乡贤”的含金量已经与名门相同。

当然，在名门以上，一旦被其家族成员参与谋反，其直系亲属的待遇也会下降（严重的甚至会剥夺公民等级一级），被软禁起来（针对这些人的家属专门有所谓“教化大院”来软禁他们），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也要比许多公民的待遇高出不少。

而一旦公民/良民参与叛乱，等待他们直系亲属的只有“贱民”这一等级。在社会上遭遇歧视，不公正待遇。在国家上，也被是做“次等公民”。许多公司企业，包括国营机构都拒绝他们的求职，导致大部分贱民只能从事最低级的体力劳动（搬砖）亦或者没人愿意干的工作（疏通下水道）等。

#### “共和国下的帝制”

“共和国下的帝制”并非指的是昭明民国实质的军阀与等级政治，威权政治统治，而是指的是

根据《昭明民国三十一年宪法》指出

“昭明之国体暂议为共和制，其元首为统制，代替皇帝，百姓行使管理国家之大权”

这里的皇帝通常被认为是后齐皇帝以及其家族。

昭明民国为强化自身的统治引入了等级制，为强化自身的正统地位，将后齐皇帝一系与富有影响力的神宫神子们授予了“国族”的最高地位与高位。

在昭明民国法律中，曾多次出现“若遇后齐皇帝一脉正统承继人留存，应拥戴之为皇帝，行君主立宪之治，享万民之养，开万世太平”一语

即“如果发现后齐皇帝一脉的正统继承人（历史上逃亡至济世的齐朝皇帝被认为是非正统继承人而不被承认），昭明民国应建立君主立宪的体制，将其拥立为新的皇帝”

然而，这一承诺从未实现。有许多外国齐人网站推测，昭明民国此举一边在宣誓自己的正统性，为等级政治寻找合理来源，另一方面则是消除潜在的后齐皇室人员。

据推测，有许多暴露该血脉的昭明国民遭到了秘密处决，或软禁。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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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族

黎族分布于昭明西江地区以及西川平原地区。在历史早期，黎族也曾经以游牧方式生活。在收到齐朝影响后，逐渐转为定居生活，受丝绸之路影响，兴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商业城邦。

一般认为，黎族在此时分裂成为了两派，依托河流铸起城市，发展为定居民族的“西黎人”与继续秉持游牧方式生活的“满黎人”（实质上这是黎族对自己历史上生活方式分化的描述，但其族群远远没有西黎人与满黎人那么简单区分那么简单）。

传统上认为，满黎人在历史上多次洗劫西川，后续其族裔多数也在西川地区或西江地区北部定居。而西黎人的生活方式则逐渐主导了西江地区，由此在风俗，习惯上产生了不同点。

在干旱地区地区生活的他们，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原生信仰（被称为黎族诸神信仰，或“满夏子”），这种信仰中的神大多以暴虐，玩弄世人为乐，因此，也需要人们更多更为勤勉的侍奉他们。

尽管我们认为满夏子维系了黎族身为一个种族的文化认同，但是，该宗教的许多因素（如主张以幼童的身体部位制成法器，主张对主动致残，以获得“与神更近的关系，从而被人们崇拜”）却在今天被认为是不可取的。

或许正是因为黎族在历史中很少有统一的历史，导致了满夏子的各个高阶神权人员在黎族地区与社会拥有极高的地位（甚至高于王公），并形成了类似教皇的政治与军事实体。

#### 政治概述

现代黎族在昭明民国内，是被承认为合法的少数民族之一，一般认为，现代黎族在昭明内部拥有极大的自主权-黎族在旧觉林时期的各个王公，土邦的统治被认可，在现代昭明也承认他们的政治地位（即爵位）。

而三位最为著名的“满夏子”高级神官则被给予了西江诸省的省主席等地位用于招抚。

#### 文化概述

黎族人的文化建立在很浓的“受苦文化”与“虔诚文化”，这或许是受到了宗教的影响。

许多黎族人在其人生中的关键时刻（一般被认为是成年礼）时，其家族长辈都会为其纹上有独特象征意义的纹身，纹身的意思在现代许多黎族老人中也模糊其词。

有的认为这是一种家族符号与传承符号，也有的人认为这是源自于宗教信仰（大体为施加痛苦＋纹上神的印记让神能注意到你），但一般认为该文化产生于十世纪以后（暂无考古发现证明纹身文化产生于更早）。

而“受苦文化”则源自于黎族的宗教信仰，他们认为一个人身体上的残疾，亦或者是后天施加的肉体残缺越多，其距离神明也就越近。（值得一提的是，先天残疾被后天致残要好得多，而且后天致残也有说法，必须是四肢或者是五感器官）

一般来说，某个村庄先天残疾的人会被附近几个村庄的人认为是有福的，或者干脆将其视为低级神职官员。

当然，这也导致有许多满夏子神官，用许多人为致残的幼童身体部位作为法器，且这种法器在黎族社会被认为价值不菲。当然，这一文化也催生出了苦行僧。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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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

介于昭明民国对外部信仰的排斥性，现代昭明你很难看到大面积的非本土信仰崇拜，因此，本文着重介绍其本土信仰。

昭明民国的信仰拥有着强烈的多神教信仰特色，其境内拥有者不同的神宫，供奉着不同的神明并信奉着不同的宗教体系。

根据昭明教令部批示，昭明民国的宗教必须经过官方审查后才能予以创办教会（或神宫）的申请，这也导致许多现在昭明宗教被改造的符合当权者的愿望-即为宣传父权政治（服从家中男性长辈）与礼教纲常，服从昭明的公民等级制度（服从高等级公民）。

除此之外，昭明信仰的共同点还表现出大面积的君王崇拜（即历代君主都会有自己的庙宇进行崇拜，并给予其神号加以崇拜）

同样的，各个信仰领袖以及神宫的负责人都会被昭明授予较高的公民等级，

#### 洛安神宫信仰

洛安神宫拥有一般原始多神教的特征，他崇尚神的主宰为“帝君”，而正式名称为“东胜帝君”，而帝君下则设星王（分别主管日月星辰等）。

洛安神宫认为，整个世间分为七界人间只是其中一界，额外还有上二界与下四界。

上一界则为天宫以及天庭所在，为东胜帝君与他的臣子所居住的神州。

而上二界则是得以通过修炼成为仙人的妖怪亦或者人类所居住的天界。

下四界则分别对应了不同死法以及生前根据所犯下的罪过不同而坠入的世界。

下一界为冥界，为轮回转世与地府所在地，由明阴帝君所管理，名义上明阴帝君是东胜帝君的下属，而在辈分上则是如今东胜帝君的爷爷辈，他深感游魂在世间游荡所带来的麻烦与痛苦，他开创了下一界，又设判官负责审判灵魂生前善恶诸事，来决定他是否发配到其他三界亦或者来世会投生在什么人家。

传闻，人在临死之际，灵魂脱离肉体时，会看到有着长舌头，穿着上古服饰，手持烛台与蜡烛的“烛鬼灵”带领着前往冥界，同时，还有一位狗头人身，手持关刀的牟鬼辅助护卫灵魂前往地府，如若灵魂反抗，他则会挥动大刀斩断灵魂与俗世的缘分，让灵魂得以安心上路。

进入下一界后，灵魂会被押送至判官处进行审判，在审判结束后，如若被允许转生的话，灵魂会先在冥界生活一段时间，等到着自己被叫到的时候，则需要前往冥界的另一边，独自跨过往生河，生前做过善事多的人将会很容易的像“走在水上”一样跨越冥河，而生前伴随着财宝下葬的人也可以做着摆渡人的船过河。

灵魂在渡过河流之时，受地府驱使的河鬼会抽离灵魂的记忆，在抽离的过程中，灵魂会如同身临其境一般的再次经历自己的一生。随着一丝丝发亮的光丝进入水中时，灵魂此世的记忆被储存在地府，而跨过河流的灵魂将会转世成人。

而怨念与执念过重的人则会被往生河所吞噬，永世的被囚禁在河里，不得超生。

对于神明与上仙而言，洛安神宫信仰认为神明与上仙的地位（除帝君与星王以外）取决于其信众的多少与香火是否旺盛，根据以上两点帝君将决定给予那位仙人与神仙的官职更高。

同样，洛安神宫信仰认为人的灵魂分为魂与魄，魂是代表人性善的性格，而魄则代表着动物的本性，一般来说，人死后魂因为较轻而会首先分离，入下四界重入轮回，而魄则会逐渐分解消散。

因此，如若人生前怨气过重，则会导致魄的分量更重，而无法分离，反而造成“活尸”现象，活尸只会遵从于自己的欲望，因为他们失去了魂与正在逐渐失去魄，他们的本能驱使他们杀死一切看得到的东西。

同时，因为失去了人类的部分，他们的身体也会逐渐的变异，在中神陆，类似的现象被称作“神化”。

进入昭明民国以来，越来越多人活着就活尸化的现象迫使洛安神宫开始进一步研究活尸化的真正条件。

他们暂时将活尸定义为鬼迷心窍，即为游魂控制人身所出现的现象。

同时，如若人生前的执念过重，则会导致魂在分离后无法重入轮回，但魂的部分依旧会逐渐的消失，从而导致游魂一开始可能抱有理智且善良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会变得极端有攻击性。

因此，发现魂后，需要及时由神宫“神人”或者是神官们进行驱散。

同时，洛安神宫信仰也相信“等级论”与轮回论。

他们认为，人会在死后接受审判，一生善恶行都会成为参考标准，会决定其在下四界收的苦以及来世的荣华富贵，因此，洛安神宫额外强调只有忠于君王，忠于孝道，妇女要遵从妇德，而小辈则要遵从辈分礼仪，以及行善才能够改变来世自己的地位与财富情况。

一般来说，洛安神宫认为除自杀外的人都需要进入轮回，但除了一种情况，成为仙人亦或者进入庙宇侍奉神明。

侍奉神明的神官们将会根据自己对信仰的虔诚程度以及奉献，善行将有机会进入天界，拜托轮回转世之苦。

然而，只有一种人是能够确定进入天界的，那便是修道者，只要他们能够参透神力，他们便会拥有进入天界的资格。

而现世中通过修炼能够使用神力的人则被称作“神人”，洛安神宫以及其下属神宫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神人，用于解决活尸或是鬼迷心窍现象，神人被认为是“活圣人”因此在洛安神宫信仰中拥有较为高的地位。

#### 神子信仰

神子信仰并非单独的信仰，而是一种宗教理论。即，一些宗教派系认为，一些人是其神明的转世，尽管其神力遭到削弱，但其仍然拥有着部分神的智慧与神力，其在现世的肉体死去后，短暂的回归天界，并会根据其在人界的所见所闻对一部分人降下审判或恩典。因此，这些人被称作“神子”

“神子”的选拔标准通常不同神宫都有着自己的标准，但相同的是，这些神子从幼年时就被迫离开父母（且余生不得与父母再度相认与相见），接受神宫的教育，展现身为神子的智慧与神力。

在许多场合中，我们得以看见，神子身着华丽的白色神衣，并以白纱蒙面（世人不可窥视到神子的真容），且沉默寡言（极少的公开讲话）。

然而，这也产生了一些疑惑，大部分神子都看起来相当年轻（无论过了多少年），这让人怀疑各个神宫的神子换届是否过于频繁（亦或者是担任神子需要年龄限制）。

但毫无疑问的是，神子拥有着极高的宗教地位，通常是这一信仰/神宫的崇拜对象。尽管大部分神子在其教派的行政上面常常为其他高位神职人员所架空。

### 侍童文化

昭明古代，自齐朝开始，兴起了世家大族为了彰显权势，会豢养侍童的习惯。

贵族们聚会时，通常会互相攀比他们各自的侍童，甚至会将侍童交换几天把玩，他们所攀比的点无非是谁家的侍童更为标致可爱-不只是脸，对于身材也有要求，谁家的侍童在被要求做羞耻之事时更为顺从听话，以及通过侍童来判断主人的品味如何。

因此，大部分主人也在他们侍童的装束上下一番功夫。

除了用于观赏外，世家大族通常也会用侍童来发泄欲望，因此，在古代一些朝代时期时，侍童在国家法律上，被看做是妾一级别的法律身份，如果正室死亡，他们甚至有的时候在家中会被看作正室，甚至于母辈（老夫人的地位）的地位。

对于昭明南方而言，侍童大多数时候会被教育音律，诗歌等，毕竟，如果侍童在这些地方表现优秀的话，也可以从侧面说明该家族的学风之浓厚。

而对于昭明北方而言，侍童们则大多数时候会被教育武义-例如骑马，摔跤等，通常北方武家聚会时，也会让各自的侍童互相比试拳脚功夫，或许也会借此赌些什么？

而大部分家族，也会选择让他们家族的继承者与这些侍童们一同成长，以便于为他们培养亲信。

而有些家族，也会为了巴结大族，为自己谋一份好差事而将他们长得标致的孩童送进官家，这或许是他们改变命运飞黄腾达的契机。

又或者说，许多家族巴不得哪个世家大族看上他们的儿子，愿意把他们的儿子收做侍童。

而对于帝国皇室而言，侍童的地位却是低下的，通常来说，皇宫中的杂役人员分为两种-第一种便是所谓的太监，经过阉割后，他们可以一直在宫中做到老死。

另一种则是伴童，对于大多数帝国宫廷内的伴童而言，他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低下，领的俸禄与级别跟杂役太监一样，而且，侍童的年龄仅限于9-16岁男性，一旦他们超过16岁后，便会被遣散。而且，对于他们来说，也有条条框框的束缚。

通常来说，为了防止他们淫乱后宫，他们每周固定的一天都会被内务部统一集合起来泄元（也就是被榨干），有些喜好男风的皇帝也可亲自帮助伴童泄元。

到了民国时期，民国法律已经不承认任何形式的卖身契有效，自然，侍童的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一般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收养孤儿作为侍童，或者是将其他人的子嗣过继为养子，成为侍童，然而，其作用也是相同的。

### 服饰文化

#### 昭明北方

在历史上，北方常年受到武家文化，甚至是游牧文化的熏陶。

在历史上，北方武家常常以拥有一套华丽的盔甲，刀剑作为荣誉与传家宝。许多将领也会以朝廷所赐予的盔甲，刀剑为荣（这里的赐予未必是皇帝赐予，也有可能是自己当将军的时候被分配的盔甲）

然而，自觉林朝以来，享平之日久与火器的出现，传统的盔甲开始被淘汰，许多武家没有必要去定制昂贵的盔甲（更何况许多中下层武家也定制不起）

因此，根据过往盔甲内衬，武官朝服，与狩猎服装结合而成即有实战能力与武家风范，又兼具华丽的甲衣由此诞生。

随着时间发展，甲衣逐渐成为北方昭明显贵的“常礼服”。随着民国建立与“恢复古代文化”的提倡，甲衣也称为了许多昭明高等公民（或称之其为望族的选择），选择以甲衣作为礼服的人，多数是以其祖辈所拥有的武家身份自傲，又或者是以自己身为昭明现代武家身份而自傲（即现代在昭明军中服役的高等公民）。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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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朝-国奉时代

##### 奉土制度

“奉土制度”被认为是弥朝建国的基础，其将整个天下划分为了十二域，并派遣官员进行管理。每个域中最为肥沃的土地与城市，将会被划分为“幕旌”，即王室在这个域中的土地。且，每个诸侯国也需要将自己国土中一部分最为肥沃的土地划归为君主的土地，

幕旌，这一称呼来自于，管理域的官员（即都正）通常会被授予“旌”（代表王室的旗帜），“幕”（代表朝廷授予官员管理该地的权力）两样事物。

幕旌，亦或者是这个域的行政中心，被称作“都”，由于代替君主的官员驻地常年在“都”，因此，该官员又被称作“都正”

“都正”的职责相当明确，代替君王管理幕旌的王领，代替君王管理分布在该域中各个诸侯国中君主的财产，代替君王监督诸侯们是否履行了职责（通常认为一些不太大的罪行一般来说都正就可以先判决再跟君主说，但是需要死刑之类的大案件还是要都正负责押着诸侯和证据前往都城）。

一般来说，幕旌中也还居住着许多弥人（通常是君王为了确保统治，将一些王畿内的国人迁移到幕旌进行开发），在该域遭到入侵时，或诸侯谋反时，都正也有可以直接动员他们的权力。当然，如果朝廷下令需要动员，都正也需要服从命令，这又被称作“旅”。

另外，都正一般为王室委任的官员，不能世袭，而并非是当地诸侯担任。通常为弥王自己的家臣，或者是宗室子弟（一般最有可能）。也正因如此，在礼乱时代时，许多强力诸侯都要求弥王室册封其为都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能在历史中看见如“安丰都正”之类的词汇。

值得注意的是，都正只是一种官职头衔，并不附带爵位。

“奉土制度”使得弥王朝前期得以拥有大量王室领地来确保自身实力，还可以快速，且有效的对诸侯造逆进行处理与防范（甚至进入礼乱时代后，许多小诸侯依旧对弥王室毕恭毕敬）。

##### 内外幕制度

内外幕制度，判断依据一般为“该封臣是否收到都正的管理”。

在弥王朝早期，经常出现弥王册封封臣到某地进行开发与殖民的情况，这些诸侯一般为“幕外诸侯”。幕外诸侯通常自主性较高，直接受弥王命令与管理，其封地内也不需要拿出一部分肥沃的土地给予弥王作为王领，其最大的义务就是维持国家存在（来保护弥王室的安全）。

同样的，许多归顺的氏族首领也会被划分到幕外诸侯中。

幕内诸侯，即收到都正管理的封臣，在上面已经解释了该封臣所需要承担的义务，故不再赘述。

幕内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国奉时代，弥王经常进行国征拓展土地，因此，也有一部分幕外诸侯被转变为幕内诸侯的例子（但是很少）

##### 国征制度

“国征”指的是，弥王在登基后的前十五年内，必须进行一次对外战争。

该制度由第三代弥王津确立，其本意很有可能是帮助新登基的弥王确立权威，展现弥王朝的力量等等来震慑诸侯，然而，在后来，这却适得其反。

而在此时，国征制度即可以消耗诸侯的势力，扩张领土，册封更多的封臣，还可以让封臣与弥王的关系更为紧密（诸侯与弥王一同作战，弥王会根据战功授予诸侯更高的爵位与财富，甚至将打下来的土地一部分封给诸侯）

然而，该制度到了国奉时代晚期，礼乱时代早期/中齐，国伐概念甚至不仅限于外部了，也可以将目标设定为违反礼乐制度与国法的诸侯。因此，礼乱时代与安丰与授时代，经常有诸侯迫使弥王发布对其敌人的国征命令，以获取大义名分（挟天子以令不臣）

进入礼乱时代后，国征制度则几乎以礼仪性的大型狩猎与比武所代替，弥王会在仪式开始时进行“御射礼”，来彰显自己的力量，以及对神明的崇敬。

### 附录-弥前王朝的其他文明

#### 西川地区-岐国

##### 历史概述

一般认为，西川地区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被发现产生了文明，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当地开始出现城市以及早期城邦奴隶制国家。尽管西川地区产生城邦国家较早，但是其第一次出现一个统一西川诸城邦的国家则要等到1200年左右。

##### 政治概述

###### 名称

一般认为，“岐国”是弥人对他们的称呼，这可能来自于岐国人对自己所在地区的称呼，通常被翻译为“岐川”（即与中原一个概念）

岐国在进行政权更替时（即内战），胜利者通常会以自己的城邦（或地区）对国名进行修饰，形成类似于“伊曼岐川国”的国名。（伊曼为城邦名）

### 前齐（142-356年）

#### 历史简述

弘光皇帝于公元142年彻底终结安丰与授时代，统一弥朝诸国。为纪念这一功绩，其自称“皇帝”，并以“弘光”之名自居，舍弃朔辰都正名号，建国名为“齐”。

在弘光皇帝时期，他致力于收复弥人时期诸国丢失的南部领土，专注于对渝夷发动战争，将帝国疆域扩展到东南平原。另一方面，其则对西南用兵，意欲将西川平原全部收入掌中。

然而，介于天下初定的局势，在完成了这些军事扩张后，他选择了休养生息，专注于稳固齐朝的统治。

尽管，我们普遍认为弘光皇帝是一位有雄心的皇帝，但是在他的野心之外，他也意识到前齐的统一并非是稳固的，需要多年时间来彻底巩固其的统治。

因此，其在弘光建制后（即改革帝国的行政体制），开始推行文化上的统一。

最为显著的则是文字统一，其以朔辰的“良文”作为基础，开始推广“齐文”（即昭明文字的统一写法），他虽然设立了察举制，允许不以昔日国别录用人才，然而，他同样规定“官员上表汇报时一律使用齐文”，并昭告天下，等待其五十岁时，即推行”会写齐文是选拔官员的考察项目之一（但不是决定性的）”，等其孙继位后，则推行担任官员者，必须会书写齐文。

此外，还有度量衡，钱币上的统一，在此不再赘述。

弘光皇帝相当清楚物极必反的道理，他不仅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即更多的并不是强制推广，而是利益诱惑）使得统一深入人心。同时，其也不急于一时，选择用几代人来完成其的大业。

同样的，弘光建制建立了律令制为主的帝国体系，但同时也保留了分封制的部分要素（即建立了郡国并行制）。

其派遣值得信任的宗室子弟前往地方进行监督，其卸任后，根据功绩将给予一些小的封地与俸禄（通常认为也有那些封虚爵的，就是没必要上任，朝廷给你俸禄爵位和待遇）。

除此之外，弘光皇帝通常被认为是缺乏物欲的人，他不喜好奢侈的生活与宫殿，甚至极力避免在个人享受上无端的浪费民力，甚至对于一些大型工程趋之若鹜，一般认为其奉行部分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理念。

这集中于其统治中后期。其前期致力于政治改革与军事扩张，中后期则致力于休养生息，减少赋税，促进文化，思想统一。

其子宣德皇帝大体延续了他的政策，在宣德皇帝任内，其还额外加强了对各地宗教势力的管控与利用（也因此爆发了小部分骚乱），让其为皇权所用，并利用文官士族集团来牵制宗教集团。

昭安皇帝时期，北方的赤曲，白狄，依波汗国不断强大，威胁着帝国的北部边疆。206年，昭安皇帝向北扩张，建立十一府卫，震慑夷狄，但大体依旧奉行着休养生息的国策。

至第四任皇帝，昭武皇帝在位时（昭武皇帝于224年继位），为了削弱边关卫巡武家力量与解决边关之患，下令征伐不断强大的赤曲汗国，战争持续了二十年，最终将赤曲汗国，白狄汗国，依波汗国灭亡，并向北设立四州二十余府，建立了后世昭明的齐人基础。

231年，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迫使依波人内附。

246年，派王骁主将，灭亡赤曲汗国。

其后的皇帝开始以昭武皇帝的边境线修建防御工事，边境的卫巡势力开始膨胀。

至帝国第七任皇帝，永昌皇帝继位时（291年），外患与内部的文化矛盾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日益武将集团与士族集团，皇权日益尖锐的矛盾。

因此，永昌皇帝决定在继位3年后，决定实行“永昌改制”，削弱朝廷武家的势力，并改革帝国行政制度（主要针对卫巡进行改革）。这一改革最终促成了“太安之乱”（又称卫巡之乱），边境几位卫巡长官联合以清君侧名义发难朝廷。太安之乱最终虽得以解决，却导致了皇权的衰落，士族的崛起。

312年，顺安皇帝即位，顺安皇帝自出生起便体弱多疾，尽管其经常因病而未能上朝，只得要求尚书台，敕令省，丞相于病榻之前报告政务，决定帝国政策，但他依旧秉持了他父亲的制衡之道，并未让任何一团体得以取得优势。

319年，顺安皇帝审核察举院提名官员后，勃然大怒，命令敕令省主管李奉追查，从而引出府院案，震惊朝野，丞相王经利用其权势在收受贿赂的同时结党营私，致使许多原本不够资格进入行安院的士人们得以入学行安院入朝为官，

顺安皇帝于府院案后病情加剧，于当年7月驾崩，一说有人下毒。

驾崩前，任命王经一派较为清廉富有能力的谭贡为丞相，由将李奉，顾安（尚书台主管）宁栾（大司马）召至病榻前，名其四人为摄政大臣，辅佐新帝。

同年，不到13岁的熙安皇帝即位，摄政大臣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320年4月，李奉与顾安假传皇帝口谕，要求宁栾秘密调兵进京，点名要求将顾安侄女婿担任副将的甘州卫调入京城，同日下午，顾安觐见皇帝与太后，请求调赤甲卫以谋逆之罪抓捕宁栾，并请求皇帝对军队下达诏书，要求其停止进军，否则以谋逆判处。

宁栾所辖家兵与部分京城部队与顾安交战，最后以宁栾被诛告终，顾安得以以士族之身就任大司马，此后，顾安因手握兵权而变得越发跋扈，与王经的斗争越来越白热化。

同月，李奉继续调查因先帝驾崩后一度草草收场的府院案，在李奉觐见太后，与太后达成一致后，与某日上朝时于顾安对峙，痛斥顾安十大罪名，随后太后则令戌内卫当庭拿下顾安，后李奉并未如商量好的一样到此为止，而是继续抨击王经是府院案的知情人却知情不报刻意包庇，王经只得辞去官职谢罪，但好在无论是朝野还是太后都不希望对其进行发落。

这一政治事件被称作熙安二年府院之变，象征着武家已经彻底失去了在朝堂的政治话语权，而士族派系也集合统一在李奉名下。

李奉随后被封为丞相，并按照士族与自身的利益开始改革朝廷体系，至建京改制前，彻底完成了丞相士族独揽大权的改造。

伴随着士族的得势，帝国最为显赫的人毫无疑问是帝国最大的望族，身为丞相

李奉一方面团结士族集体，将帝国的举荐制逐渐变为服务于士族利益的体制，当时还有人笑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望族”，希望将李家与自己塑造为士族的代言人，

甚至一度使皇帝下达的有害于士族的政令又或者那些李奉不同意的政令，根本无法得到执行。

这使得皇帝对于李家与士族的忌惮与厌恶日益严重。

另一方面，李家也意识到了皇帝的威胁，但李奉却担心自己被树立为朝贼而不愿意行废立之事。

355年，永安皇帝与靖安军一道，假传李贵妃口信，称有要事相谈，宣李奉入宫，李奉深知有诈，辞之不去，随后，永安皇帝密诏安幽边军，令其率领军队开赴京城。

翌日，李奉在上朝前令其子率领蓝翎军（京城禁军其一），在其上朝后集结其余部队，包围皇宫，李奉深知，今日朝上必凶多吉少，然而他却必须以身犯险，以免给人落下话柄。

朝会之上，永安皇帝怒斥李奉以及其同党目无君上，并令人陈述其十大罪状，随后，则令靖安军包围大殿。

然而，李奉却临危不乱，一方面不断拖延着时间，与永安皇帝对峙，令则命其同僚以巨木挡住宫门，武官则拔剑与皇帝近侍对峙。（以防万一，李奉上朝前曾密令其同僚与武官在官袍之下穿戴甲胄与携带刀剑）

后续-，蓝翎军攻入宫城，包围大殿的靖安军被迫解围，对抗蓝翎军及后续赶来的其他部队。

至中午时，战斗以李奉一方的完全胜利为告终。

永安皇帝被软禁起来，不到一年便离奇死去（有传言说是被李奉指使毒杀），李奉与其他大族在商量后，决定扶持永安皇帝三子继位，是为延兴皇帝。

随后，李奉则命禁军北上，预防可能的边将谋逆-事实上，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边将郭安与卫巡其他将军，武家早已经对士族不满-，而李奉的所作所为与永安皇帝的诏书更是给予了他们大义名分。

郭安一边动员卫巡军队，另一方面则动员武家与边关百姓壮大自己的军队，七月末，便誓师勤王。郭安与他的军队连战连胜，最终逼迫李奉迁放弃昌京，迁都辰安。

自昌京之战后，南北朝的战线逐渐稳定，

郭安奉永安皇帝五子为帝，是为熙兴皇帝，定都昌京，李奉则挟朝廷与延兴皇帝南迁建京，二朝对峙时代由此开始。

#### 政治制度

##### 兵役制度沿革

兵役，劳役是前齐税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兵役一般分为三种形式：

1.卫役（中央军）-征发各地良家子（品行优良，无犯罪记录，多数以富农以上为主，当然也有农民）前往中央，担任中央军士兵一年，这种征发一般在路途上的花费都由国家承担，且待遇较为良好。

2.戍役（边地）-征发各地百姓前往边地担任士兵，这种征发兵役时间较短（朔辰国时期通常是7-10天，后陆续减少，前齐为3天）。然而，路上花费，甚至于兵甲花费都要百姓自负（兵甲自负分时期，有的时期王朝边军给不了足够的戍卒装备，也会有一些富农自带武器）

3.兵役（当地服役）

事实上，这三种兵役在前齐时期一直延续，但是有所更改。

在朔辰国统一弥朝各国的过程中，随着疆域的扩大，原本服兵役3天对于百姓也成为了负担（路上时间过长）。在在前齐统一左右，曾有一小吏阊泽，在履行戍役返乡后写了一首诗批评戍役为暴政，描述了他一路上看到的戍卒与他们家中的艰难，连带着讽刺君王。此事惊动了当地府守，抓捕阊泽后觉得其所说有理，便将此事报告给皇帝，以“辖地有小吏大不敬”的名义，连带着诗词一同报告给皇帝。

皇帝听后暴怒，他罢免了府守，并命令官员抓捕阊泽，送入都城，并私下里与其对峙，在听闻其所见所闻后，朔辰王决定改革戍役，成为了后世我们所知晓的“卫巡制度”。

原本在边境设立军州，设立军事为主的管理体系与征发当地百姓服役在朔辰国时期就已经有所雏形，然而，卫巡制度的真正成型却是在前齐时期。

在非卫巡地区，戍役，劳役被允许使用金钱来折抵，且大多数戍役征发一般会选择距离较近的州府征发（这更类似于不成文的规矩，如果真的紧急还是会全国征发）

而在卫巡地区中，朝廷则进行了重新均田（给予无地农民土地），并取消了当地百姓所需要承担的地税与人丁税，转而以兵役与戍役进行征发。

在军州，是完全以戍役取代了地税，人丁税。而在半军州，则以对地税，人丁税的减免换去兵役，戍役时间的加长（与频繁）。且加征戍役，兵役时间过长时，半军州会进一步减免税负。

而在内地收取的替代戍役的缴纳金则多数充做了军州，半军州的行政资金，或当做给予奖赏。

而内地民州的兵役制度也得到了改进，在前齐中期，朝廷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种制度会导致民怨四起，最终会导致好战的皇帝过度征发民力，加重社会负担。

同时，也有着皇帝们，文官集团们对越来越膨胀的军功贵族群体感到难以处理与不安。

因此，在前齐中期后，戍役，兵役被彻底取消，转而被戍役，兵役代税取代，代税-即以固定的金钱/实物税折算原本的戍役与兵役，这一取代时国家强制推行的结果，从结果意义上保证了齐朝内地，尤其是沿海平原地区以及永江东南的农业发展。

这一改革也使得本就庞大的军功贵族团体被进一步缩减，其在内地的实力范围逐渐转变为地主，士人，士族等团体。

##### 卫巡制与军州制

卫巡制与军州制是齐朝最为著名与重要的军事制度，主要为应对北方漫长的边境线而布置的永久性防御制度。

齐王朝为保证边境在游牧入侵时，有足够的力量能够迟滞入侵者的脚步，并快速做出应对，其在行政系统上将州分为了“民州”与“军州”

“军州”指的是那些在边境地区的行政省份，居住在当地的公民在王朝初期被给予被给予了一定量的土地用于耕种，并可以不向政府缴纳地税与人丁税。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需要用兵役与劳役取代作为税收缴纳。

在这些军州中，通常实行军事长官与民事长官并存的双首长制。

在边境州府中，最高的长官即为“卫巡将军”，然而，在理论上，卫巡将军并无行政职能，平时行政职能由各郡守负责，卫巡将军负责监督各级行政，军事官员完成其军事义务（即各级行政/军事官僚需要统计男丁数量，在战时动员其成为军事力量。其在战事发生时，才拥有当地的最高军政大权。

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如边境遭灾等，都是卫巡将军统计遭灾情况，随后向中央进行拨款。因此，实质上其并不是完全的没有行政职能，而是履行的是行政统合，上报职能（而不管理地方行政）。

（值得一提的是，边军是另一套体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边军在实质上已经相当依靠卫巡将军，且听命于卫巡将军）

同样的，这些边境卫巡将军也受朝廷派来的御史进行监督，御史不仅要监督卫巡长官，也要监督各级行政系统的运作。

另外，军州下只有郡县是行政官员（也会派遣如校尉等，负责郡县战时的军事领导），县以下则通常是拥有军功爵爵位退位还乡的军政一体官员，他们不仅要负责行政，还要负责在战时动员本行政区的男丁集合参战（其本人作为军官）。

值得一提的是，军州本身拥有“全军州”与“半军州”两种概念

即靠近边境（或者直接在边境上）的郡，会被称作“藩”（代替郡），其首脑为军事官员担任军政合一职位。其下则设立“卫”（代替县），“镇”（镇级别的行政区），“行”（村级别），其各级皆为军政合一官员，需要在战时动员其辖区内的男丁，并参战。其行政区划同样也为军事编制。

如：甘州卫巡宁边藩有着4000人部队，其下设拂林卫，所辖1000人，拂林为下设斥衢镇，所辖300人。

半军州即为在卫巡范围内，但并不是很靠近边境的地区。

这些地区则与全文一样，遵循“卫巡”，“小州”（比州行政区划要小，但是与州同级），“郡”，“县”，“镇”，“行”

“镇”“行”与前文一样，为军政合一官员，不再赘述。

“小州”为州同一级别官员（一般也是把其称作州，但是为了区分，一般叫其小州），但其拥有完全的行政治理职能，受卫巡监督与战时管辖，一般两三个小州组成一个卫巡（即卫巡行政职能由这位三个州负责）。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对于卫巡将军与藩都尉通常采取警惕的态度，不仅派御史进行行政与军事上的监督，还强制性要求其不得在同一卫巡担任将军超过四年，其担任卫巡将军的总年数不得超过十年。

而对于藩则是，都尉不得担任同一藩都尉超过六年，其担任都尉的总年数不得超过十五年。

都尉与卫巡将军卸任后，一般可以回朝担任高级军事指挥指挥官职与军事文职（但一般认为如果卫巡将军这么做会导致一定的猜忌）。同样的，也可以在结束职务后，选择还乡养老（毕竟也拥有军功爵了），如若如此，朝廷则允许其家族中的年轻一代（通常为儿子，但也有侄子之类的情况）担任中，下级军事官员（一般前往卫巡与朝廷都有）积累军事经验与功绩，如若其将来袭爵，则能更有作为。（这是朝廷的想法）

卫巡制”与“军州制”在前齐时，很好的保护了其北方边境，并帮助帝国完成了早期的扩张。

然而，进入朝代中期时，军功授爵与该制度一同，产生了一系列植根于边境的类武士阶层与武家势力集团，其与皇帝，中央政府，文官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并最终导致“卫巡之乱”，促成前齐进入南北朝时代。

### 二朝时代/南北朝时代（356年-422年）

#### 历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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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君主世系在本条目中不单独列出，请参考“南齐君主”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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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时代以356年，郭安迎立熙安皇帝，建立北朝武家政权作为开始。422年，蒯颖建立燕国作为结束。

在二朝时代开始后，南朝北朝都依次进行了体制改革。

357-359年发生的宥庆案，成为皇帝与南方士族打击李奉的契机，在此前，皇帝对李奉早有不满，认为自己会成为第二个永安皇帝。借助战败，南渡之时机，联合南方士族打击李奉，其结果为李奉被罢丞相位，但皇帝感念其拥立有功不忍处死。

359年，因李奉受南方士族刘向以及延兴皇帝猜忌而贬官，李奉亲族沈煌以“为李奉诉冤”之名，进京勤王，史称沈煌之乱。

360年，李奉病逝，其子李德继父亲位。

361年，延兴皇帝病死，不久后，沈煌也相继病逝。太宁皇帝继位后，平定沈煌余党，并任用李德辅政，实行“建京改制”

太宁皇帝的英年早逝得以让李德彻底通过建京改制实现“相权政治”，总理朝纲。

建京改制-其核心为减轻如卫巡之乱，王煌之乱等武将将军所带来的影响，弱化中央军战力，以大量士族子弟填充其中。同时，削弱地方武将势力（实行严格的流官制），并削弱单一武官所管辖的部队数量与防区，同时对原本就受皇帝青睐的“尚书台”“敕令省”权力的加强，加强了行政专业化与决策专业化。

在太宁皇帝死后，永和皇帝继位后，建京改制迎来了第二阶段，其核心为建立以相服为中心的行政体制，尚书台，敕令省得以彻底归为丞相管理，二者需向丞相汇报，再由丞相转而呈报皇帝。

其余如司空等职虽依旧保留，但在这一时间与尚书台，敕令省职务与权力发生重叠与冲突，在李德建立相权统治后，司空等职务更多的成为了虚职，但仍然由朝廷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担任。

368年，敕令省官员杜钧提出“南夷论”，其大体认为南朝继续向南扩张收益极小，甚至主动要求缩边，放弃一些难以掌控，且没有价值的土地。

对于西南与古南地区的部族/酋长则以朝廷册封，招抚为主。而对于东南平原/西川盆地，今拂青地区等征服较晚的地区，则鼓励当地士族与官员推行礼仪教化，辅以鼓励齐人移民开垦，修建水利工程对难以开发的平原沼泽进行整修。

这成为了齐朝以及梁朝前期最为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372年，明泰年间，李德趁北方间硕南侵时，也曾下令北伐，可惜战果寥寥，后被迫撤军，后下令开办讲武堂，培训士族职业军官。

378年，永熙皇帝继位，《齐史》描述其为荒诞不经，曾在朝廷之上对李德与朝臣恶语相向，沉迷于享乐与后宫之中，被李德认为“无人主之德”，从而废立。

也有部分史料认为，永熙皇帝是因秘密组织反李德的谋反暴露而遭到罢黜，有同样被流放的诗人束名曾作诗云“志士幽人莫怨嗟”永熙皇帝被罢黜代表着南朝相权政治达到顶峰。

383年，元象皇帝继位，南齐迎来了为数不多的和平时期，这一时期，南朝经济，文化快速发展。

411年，南朝永初朝再次北伐，然而，这次北伐也成为了李家的衰败点，尽管其结果为借助间朔南侵之际收复了一些州府，但讲武堂新军在这一场战役中也损失惨重。

最终于419年，爆发了永康之乱，李家一族被下令处决，与一部分北方士族被一同处决。取而代之的则是杨范任丞相位。

然而，自永初北伐后，朝廷受南方士族影响，开始懈怠于军备与大型北伐战争。

而北朝则改革了卫巡制度，并建立“备边司”作为代替，同时，为册封一同勤王的有功武家之臣，授予其朝廷州最高行政长官之职（如丰州巡慰-同刺史），并加封将军，都督之名（丰州将军），授予其军名/爵位/朝廷官位。形成了虽无节度使之名，却成节度使之实的局面。

而军功爵制度/卫巡制度/备边司制度的保留，也使得北朝在这一时期具有武家政治色彩（并影响了后世北方文化与政治势力）。

他没收在战乱中反对郭安以及北朝（包括南逃的士族官员）土地，财产，官职，并将其赏赐于功臣。

同时，郭安则自封为讨逆大将军，隶京畿之地，总理朝政，废除丞相，建立以大将军与将军府为最高权力/决策机构的“摄政政治”

然而，这一不稳定的政治体制依靠的是郭安掌握京畿富庶之地与强大的军力所维持，其下武家则在伺机而动。

在此期间，南朝与北朝曾发生过多次冲突（大多数冲突也是以郭安主动南征为主），但北朝都战果廖廖。北方少数民族（赤曲人，西波-汉化的依波人等等）也在伺机而动，发动了多次民变。

与此同时，北方的间朔人也逐渐崛起，进一步削弱了北朝的实力。

371年，河间赤狄叛乱，郭安亲自领兵北上，平息河州胡人叛乱后，攻破河中望津二地，命令军队屠杀城内胡人，以慑北朝之内内迁的戎狄。

372年，间朔人南侵，郭安转而，击退间硕人，并迫使其签订熙兴合议，间硕与北朝的武装冲突与边境劫掠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边境茶马贸易。郭安另请皇帝下旨，册封间硕可汗为北地王。

郭安在征间朔之战中，曾被流矢击中，待其374年还朝后，旧伤复发，一年后病亡。

郭安在时，仍能维持武家一心的局势，至郭安死后，各地武家军阀已经发展为只是尊郭家为讨伐南朝的盟主，而并非实质的首领。从而导致郭安死后，北朝逐渐走向分裂，且缺乏对南朝发动进攻的能力。

411年，兴安皇帝在位期间，南朝北伐，使郭家元气大伤。

420年，建昌皇帝在一些反对郭家的武家的支持下，发动了宫闱之乱，希望借此来恢复实权，然而，这场事件最后却以讨逆将军郭翮的胜利为告终，皇帝在乱军自杀，经此事后，郭翮决定不再奉立皇帝，而是直接登基称帝，建国号为“昌”

借此事件，在间硕人的支持下，以王石为首的河间武家掀起了对郭家的叛乱，扶持宣德皇帝旁系，建国号为“成”，自任“平乱大将军”，割让衡春府，居榆府，镇宁府以谋求间硕人支持。

420年9月，郭颍亲自率兵讨伐成国，在11月的河中之战中大败而归？郭颖撤军路上为臣下狄安都督郑晟所杀，郑晟后于和幽自立，取得军权后向燕州进军。

420年12月，郑晟克燕中，自任和，燕二州都督，后欲进军青州，自立为“安北军都督”，宣布效忠正统皇室家族，即成朝。

421年1月，狄安都督彭勋为白狄人葛晋所杀，葛晋自立为青州都督后投诚郭颍，青西六郡叛而投昌。郭颍册封葛晋为北元将军，后命其率军南征，与郑晟一同伐昌国。

421年3月，郑晟攻昌国收效甚微，决定撤军。

422年4月，在对抗安北军与成朝中立下赫赫战功积累实力的昌国权臣严征血洗昌国朝廷，自命为讨逆大将军，立郭颍之子郭孝为昌帝，迁都安丰，史称后昌。

423年6月，郑晟叛成而称帝，建国为“燕”，号“大命皇帝”

二朝时代结束。

### 五国时代（423-463年）

#### 历史简述

五国时代一般以421年，郑晟称帝开始，至463年，齐胡和议作为告终。通常，五国时代被认为是二朝对峙的一部分。然而，因五国时代的特殊性与政治逻辑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昭明历史学家开始将五国时代作为独立的时代进行研究。

在这一时期中，因北方战乱而大量逃离北方的北朝人得以加速了南朝的发展。而北朝各国持续不断的战乱与少数民族问题，最终将其推向毁灭毁灭，

在五国时代的南朝，迎来了一段相对稳定期，内部缺乏大的动乱与政权更迭（多数都是小范围快速结束的）。杨范继承了李家建京改制的体制，进一步强化相权与自己家族的实力。

在他任期内，“议品制”得以诞生，其核心为根据家世决定举荐一个官员时他任官的上下限，根据举荐时的考核给予其在这个上下限范围之内的品级与职位。同样的，家世也决定了这个人做官的上限。（当然这是约定俗成的）

南朝在这一时代，当权者（即丞相与皇帝）通常放纵士族进行土地兼并，一方面，这加强了南朝短时间内的政治稳定性（即大士族崛起），但另一方面，这也导致在五国时代结束后，世家大族与中下层士族，寒门的矛盾日益严重，人口增多，土地兼并所带来的问题也注定了齐朝在百年后的灭亡。

433年，永康皇帝驾崩，针对皇位争夺引发了壬戌之乱，最终，建武皇帝在少部分世家与一部分中等规模士族的支持下继位，

尽管建武皇帝希望改革朝廷弊端，然而，其也意识到了士族的尾大不掉，因此，针对士族其依旧采取宽容态度（而并非放任态度，针对前朝有所缓和），同时，实行建武新政-其核心为在现行制度下加强武备，效仿当年李德的建武军，吸纳一批中等士族到地方任官，训练，组成数制新军以代替旧有的不堪一战的中央军。这也加强了中等士族的话语权，配合建武朝多次与北朝国家/间朔人发生冲突，中等士族开始崛起。

而五国时期的北朝，则陷入了完全的战乱之中，武家政治开始解体，武人政治出现（即：武将集团膨胀，在地区与中央拥有极大实力，并相互倾扎）。北朝所建立的武家体制在这一时期彻底瓦解（即军功爵制度与朝廷的武家政治。）

422年6月，间硕人伐镇宁，为燕国所败，双方签订“始安和议”，燕国向间硕人缴纳岁贡，开放边境用于茶马贸易。

426年-431年，燕成交战，燕军克七府而还朝，致使成国本就不稳定的武家政治土崩瓦解，身为成国武家之一的西波人军阀勃斤在间硕人支持下，于混乱之中取得政权，建国号为“西”，勃斤才取得政权后，为了稳固政权与进一步获取间硕人的支持，将卫州割让给了间硕人。

435年，建武皇帝在位时，南齐与后昌爆发战争，最终以南齐胜利作为告终，而西国也趁火打劫。这一战败打击，现在严征在后昌的军事实力与威信，最终，在437年，后昌大将军严征为浩波都督鲁清所杀，后昌政权落入鲁清手中，昌国陷入内乱。

441年后昌昭光皇帝利用昌国内乱之际，诛杀鲁清，安抚各地武家，得以重新控制实权，其恢复了类分封制的行为逻辑，除京畿外，分封给了朝廷最具势力的武家。

422年-441年期间，南齐断断续续的对北朝各国展开军事行动，史称世宗北伐。虽取得了一定战果，但南齐也缺乏势力继续扩张，

449年-457年，间硕人大体统一北方草原后，南征后昌，后昌节节败退，致使间硕人连克甘州八府，意欲继续南下，后昌昭光皇帝向南齐永安皇帝请降，永安皇帝允殖人，并册封其为顺化王，其余后昌军队，武家得以被暂时留用，抵御间硕人南侵。

至齐胡和议前，间硕人与西线攻取甘州，外加安州丰州六府。

450年-454年，通过军事与政治手段，间朔人迫使西国投降，也因此保留了许多西国武家对原有土地的管理权，只要求其缴纳赋税与为间朔可汗征战，建立了包税制的体制。

451年-462年，间硕人借甘州，卫州之道南伐燕国，燕国皇帝郑嘉率军抵抗，不敌间硕人，而陆续丢失燕，青二州，连续兵败后，深感其无言见燕国诸先帝与幽州父老后，于屯望自尽。后，燕国朝臣携幼主与幽州军民投齐。

至齐胡合议时，燕，青，幽三州具失。

463年，齐胡和议，二朝以昌河为界，昌河为北划归间硕人，昌河以南则划归齐人，五国时代结束。

### 胡国时代（463年-551年）

#### 历史概述

胡国时代以463年齐胡和议为开始，551年，南齐攻陷胡国首府燕京，驱逐胡国作为结束。

胡国时代初期，大量北方齐人难民与武家逃往南齐，进一步的促进了南方的开发。然而，这些人的到来却使得南朝政治局面进一步陷入到危机之中。自建武皇帝以来的土地兼并问题伴随着人口增多进一步严重。如何安置投奔而来的武家也成为了朝廷的问题。

最终，南齐决定稀释北朝武家以及以及在北方边境安置投奔而来的难民，将他们分散编入南朝军队后，在边境设立数十个都尉，其一是为了防止间硕人南侵，其二便是准备北伐，这些都尉士兵同时也在边境州府屯田，建立要塞与堡垒等自给自足与加强防御能力。

介于连年战乱所收到的影响，南齐决定，暂且不进行北伐收复故土，而是进行恢复国力，平息民怨的战略。

这一段时间，南朝与胡国虽然有所冲突，但战争规模都不算太大。且，武家与边境中小士族战功集团的崛起也使得南朝皇帝得以通过权术手段进一步稀释士族政治所带来的影响

497年，升明皇帝因朝内士族对战功集团的猜忌（即养兵自重等问题），对近来在边境崛起的苏拓颇为猜忌。或许是苏拓也察觉到了这一点，决定在升明皇帝解除其兵权，甚至是处死之前行动，引发了苏拓之乱。升明皇帝被迫任命苏拓为丞相。

501年，升明皇帝病逝，登国皇帝继位，密诏以公御昱，博傅等宗室，外戚，以及对苏拓不满的朝臣将军勤王。年末， 苏拓醉酒骑马摔死。

502年，公御昱平定苏拓之乱，同年，登国皇帝暴毙，公御昱登基成为义熙皇帝。

义熙皇帝凭借其手上的军权与对京畿的控制，实行了强硬的集权政策，许多升明朝/登国朝权臣或罢官，或流放，或下狱处死。

同时，义熙皇帝开始改革朝廷制度，史称“义熙改制”。其取缔了自建京改制后对武将的严格限制，并着手拔高尚书省，敕令台的地位，削弱相权，得以为宣武一统打下基础，

539年，南齐大举北伐，551年，齐军攻克燕京，宣告胡国时代结束，齐朝再度一统。

在这一时期，胡国（间朔汗国）则以其政治的不稳定性而出名。胡国前期，间朔汗处于方便统治与消化被快速征服的领土的考虑，决定将一部分征服的北朝诸国土地赏赐于臣服的齐人武家，实行包税制的统治方式。（但仍然以律令制进行统治）

同时，他将一些富庶的中原土地收归汗领，一部分则同样赏赐给了再征服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胡人。

然而，这却为后世留下了祸患。

481年，新任间朔汗继位，其意识到胡国政治的薄弱性，在前北朝土地上决定进行改革，效仿北朝武家与南朝士族政权建立起律令制帝国。

然而，其的改革却最终导致了齐人，间朔改革派，间朔保守派三方势力的明争暗斗，也埋下了许多间朔保守派贵族对间朔汗不满的种子。

同样的，因为包税制的弊端，间朔人统治下的前北朝土地民变也开始滋生。

在胡朝中后期，胡国朝廷与北方可汗的矛盾日益突出，朝廷对草原的掌控能力不断下降。

最终，在536年，肃穆汗即位后，北方草原的可汗们对朝廷发难，在草原上，许多间朔人保守派会盟决定，选举达勘沁尔亲王为间硕人的新可汗。

尽管这场保守派的发难不足为惧，然而，朝堂中的许多归顺前北朝武家却也蠢蠢欲动，加之需要防备南朝，使得肃穆汗无法专注于处理北方问题上。

与北方达勘沁尔亲王的战斗不断激烈，极大的消耗了朝廷的力量，并且，对于南方北方同时开战，也使得朝廷的财政日益紧张，胡国朝廷开始向百姓征更多的赋税，到后期严重时甚至达到了一个月收三次的地步。这最终导致了胡国的崩溃。

539年，南朝大举北伐。

542年，肃穆汗暴毙，间朔朝廷迎来了一场内乱风波。

加之胡国末期不断产生的民变与起义（其中，最为著名的则是“白衣教”起义，白衣教起义也影响到了南齐统一后的覆灭）严重削弱了胡国的国力，

551年，南齐军队攻破燕京，胡国朝廷北逃，胡国时代结束。

### 中齐-齐末乱战（551-6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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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处不展示中齐君主年表，如有需要请查看“中齐君主”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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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概述

中齐-齐末乱战一般认为从551年宣武皇帝还都昌京，到627年戚嵩被击败作为结束。

在宣武皇帝死后中齐继续北伐政策，决心消灭间朔人在草原上的残党。然而，这却进一步的导致了国库亏空与财政吃紧，这激化了自南朝以来逐渐深化的土地矛盾。

而原本反抗间朔人的义军（如白衣教义军）也未得到妥善安置，在朝廷大臣的反对下，小部分义军领袖只获得了中下级官吏的身份，更多的义军则被用银两与土地所打发。

而北方寒门地主在中齐统治下与南方士族集团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其原因在于南方士族集团对朝廷官员的垄断。

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后齐于从草原撤军（这进一步引发了不满），随后几年则逐渐崩溃。

中齐建国之后，曾短暂休息三年（即宣武皇帝死后），至新皇帝即位后，后齐决定继续北伐，即554年-579年，与北方间朔汗国朝廷爆发了数次冲突，并建立四将军部。

然而，在575年之后，许多百姓开始抗议征兵（因他们需要长期镇守漠北，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也因不知道他们出征这段时间他们的家人是否能够幸存），而土地兼并，连年战争也导致国家财政吃紧，朝廷被迫向民间征收更多的税银以支持北伐（皇帝坚信间朔人问题很快就能够解决）。

最终，这导致了579年的白衣教徒起义，这场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却成为了后齐崩溃的开始。

583年，朝廷以间朔人的威胁被彻底消除为名，决心撤军，并撤除四将军部，引起了一些武将与士兵的不满。草原驻军被调回国内后，大部分被复员，其余则被投入到了各地的维稳工作中。

朝廷对起义的残酷镇压引起了连锁反应，尽管在579年-590年之间的大大小小起义均以朝廷胜利告终，然而，却大幅度的削弱了帝国的国力。

594年，帝国东南爆发褚漠起义，当地官员剿匪不力导致东南帝国腹地（在南朝时发展起来）落入敌手，陪都江京（南朝首都）受到威胁。

思同皇帝痛斥东南官员与将军“与贼人暗送秋波，意图造逆”而决定让位于太子，是为维定皇帝。其本人则亲自带领禁卫军远征，驻守陪都江宁监督剿灭褚漠乱军。

597年，黎台太守起兵，其高举“清君侧”之名，认为思同皇帝禅位于维定皇帝是一场阴谋，其随即拥立宗室公孙入，是为太安皇帝。598年，攻克昌京，接受禅让，建国号为“梁”。

同年，江京之变年末，太上皇思同皇帝暴毙，中齐实录中记载其“上闻帝殂于贼人之手，忧愤交加，次日暴毙”。然而，梁所修订的史书坚信思同皇帝在大臣逼迫下，自缢身亡。

眼见北方寒门夺权以及江京之变禁军夺权，许多南方士族也以“为先皇复仇”的名义起兵。

598-627年间，中齐大地陷入军阀/义军乱战的局面，最终，在627年，梁军平定戚嵩军，宣告后齐乱战的终结与全国统一。

### 梁朝（62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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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词条不展示梁朝君主年表，如有需要，请查看“梁朝君主”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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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概述

梁朝时昭明历史上最为强大与光明的王朝之一，经历了数年征战，梁朝初年，采取休养生息的国策，后借助漠北大战后草原的混乱局势，对漠北草原以及海东诸国展开了攻略，并在极盛时期确保了“丝绸之路”（暂定）的安全，并建立了数个招抚府，经略府，都护府等。

梁朝拥有强大的军力，以府兵制（改革后的卫巡制度）与募兵制相结合，并对征服的土地进行移民拓边与齐化政策，以扩大齐人的核心土地面积与彻底消灭北方的游牧势力（然而，这一决策最终以失败告终）。

梁朝建立后，礼至的武功与华朔帝的文治，使得梁的统一过程快速而温和，没有引起太大的政治动荡。这一段时间，被称为“至硕之治”。

梁许多政治制度的基础，如科举制度等，都在礼至朝与华朔朝确立了基础，并在日后不断发展与完善。

然而，在华朔帝的末年，能力出众的三子，能征善战的邓朴方被皇帝所看好，原因是众说纷纭的。

然而，在华朔帝末年，华朔帝与二子邓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有人说在华朔帝看来，邓昶威胁到了皇权，也有人说是华朔帝的执政理念与邓昶冲突，又有人说只是因为华朔帝对三子更为看好，又有人说他只是为了补偿死去皇后。

在梁朝统一后不久，有传言说华朔帝将要收缴邓昶的兵权，又有传言说，华朔帝将行卸磨杀驴之事。

然而，在皇子们的剑拔弩张后，华朔帝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何等可怕的事情，他仍然在制止儿子们的自相残杀，决定平衡两个儿子的关系。然而，在他病重后，权力的斗争却愈发激烈。

最终，在627年，3月。以华朔帝的病重为节点，邓朴方先一步进宫控制了皇帝，并假传圣旨，责令军队扑杀意图谋反的邓昶

与之相对的是，邓昶则选择利用这段时间去控制了京城以及京城附近的军队。

在后续梁朝的正史中，曾多次描述是邓朴方先一步派兵包围了邓昶的宅邸，然而邓昶有备无患早已经秘密离开了宅邸作为序幕。

然而，正史中同样记载了在传言收缴兵权前后，邓昶曾主动上书请辞，却没有得到答复。然而，在之后的酒宴上，邓朴方曾对邓昶的妻子利用皇帝的宠信做出非礼举动，即触碰其妻子的脚。

在旁人看来这或许是不足挂齿的，但对于邓昶而言，这却是莫大的侮辱，最终坚定了邓昶杀了邓朴方的心思。

无论如何，叛乱最终以邓昶的胜利作为告终，在京华之乱中，他杀害了大部分对其权力有威胁的皇子们，即便是那些没有明确反对他的。

或许是华朔帝在病重中听到了这个消息病急攻心，在京华之变发生后几个小时内，华朔帝也随之离世。

邓昶登基为帝，是为“永正皇帝”。永正帝的统治继承了“至硕之治”的繁盛，同时，向外积极拓展势力。

在其统治期间，为了保护与间洲的贸易免受卑南汗国与纳穆浑汗国的侵扰，昭明从635年开始，第一次将其军事影响力直接拓展到了现如今的西昌，黎台地区，从并设立了都护府。

为了保证梁朝对该地的影响，以及稀释宗室对国内的影响，在都护府的边疆地区实施“夷地分封”的政策也在此时第一次被提出。

在梁建立前后，其北方的纳穆浑汗国逐渐崛起，并统一了北部草原。其与卑南汗国也持续性的开始袭扰昭明北部边境与西域地区，最终，在648年，纳穆浑决定大规模入侵昭明，这被称作永正战争。

然而，在梁与纳穆浑汗国正在主力对抗的同时，卑南汗国却在梁的收益下偷袭了纳穆罕汗国的后方，并于649年袭击了纳穆罕王庭。

而同时，纳穆浑汗国在梁的作战也胜败参半，加之后方的沦陷与士气低迷，在振宁之战中，纳穆罕的军队为梁所击败，在其后，纳穆罕汗王被属下所杀，其部从也都选择撤回纳穆罕汗国争夺地盘，永正之战结束。

在永正之战后，纳穆浑罕汗国的各个部族与卑南汗国都向昭明表示臣服，卑南汗也被昭明册封为卑南王，得以与梁朝贸易，然而，或许是中齐的教训，直接控制草原似乎是没有必要的。

在654年，草原大部分可汗已经向梁朝表示臣服之时，永正帝决定前往草原巡游，过去纳穆罕汗国的王庭上接受了各草原部落的朝见，并被他们推举为草原的汗王。

然而，在最终这场在草原与全国的大巡游的路途中，永正帝驾崩。

永正帝在路上驾崩的消息震惊了朝野，根据其生前所立的太子，尽管并非太后的生子，然而，天辰太后依旧拥护了太子成为皇帝，是为“临元帝”

临元帝与天辰太后的合作使得朝局平稳过渡，然而，临元帝的统治是不幸的。

一方面，临元帝的许多子嗣都夭折的，另一方面，其皇后也因流产等原因无法为皇室诞下子嗣，而临元帝又不广纳妃子。

另一方面，临元帝在施政上也迫于大臣们的压力而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即他想要做些实事来改革），而被迫只能够扮演一个实施些无关紧要的仁政，做些表面功夫的仁君。

最终，在执政仅仅五年后，临元帝暴毙身亡，然而，也有人说临元帝是死于自杀。

在临元帝死后，太后则扶持了另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景云帝继位。然而，景云帝一朝，景云帝始终在深陷于他自认为的与太后派系的斗争之中，为了巩固权力，667年，他最终掀起了党锢之祸。

天辰太后起初对自己的权力并不在意，在景云一朝，太后开始深居简出，不问前朝政务。然而，最终面临着党锢之祸所导致的国家分裂在即，以及景云帝与某个文管派系借此机会大肆打击朝敌。

669年，天辰太后最终发动了景云之变，软禁了景云帝，任命自己亲生的广顺帝为摄政王与太子，监国理政。在景云帝死后，广顺帝得以登基。

广顺一朝，是开拓与进取的年代，许多有利于民生与国家的新政得以开展，当然，这也离不开天辰太后对新政的支持。

然而，最终景云朝的余波与改革所产生的激荡最终促成了御台之乱的爆发。

672年的御台之乱，是一场涉及到司隶地区的小规模起义，其中包含着农民，一部分对改革不满的将领等。尽管其影响并不深远，仅仅三年之后就得以被平定，从结果上来说也没有过于损耗梁朝的国力。然而，在御台之乱后，广顺帝深居简出，对政事漠不关心，沉浸于花天酒地之间，最终，于登基七年后去世。

在广顺帝去世后，天辰太后决定临朝称制，自称“摄政太后”，建立了太后摄政体制，其所实行的温和的改革一定程度的挽救了梁朝的危局。

同时，天辰太后在其摄政期间，拥立同会皇帝作为皇帝，同会皇帝一般被认为是胸无大志，且无心于权力的，一般认为天辰太后拥立同会皇帝的原因仅仅是希望完成改革，并寄希望于培育同会皇帝的皇子。

也因此，天辰一朝诞生了许多典故，如好圣孙等。

然而，这也为天辰太后死后的朝局混乱埋下了伏笔，然而，天辰太后的改革也为致和皇帝时期的鼎盛打下了基础。

在天辰太后前期，所爆发的梁-邱战争（678-680）最终以梁朝的胜利作为告终，梁朝在东庭都护府，并在702年，灭亡了南罗济国。

689年，天辰太后病逝，有许多资料表明，其死前曾指使近臣将同会皇帝一并毒死，拥立同会皇帝之子，太后一直作为继承人而培养的邓瞿为帝。

这被称作同会之乱，最终，秉持女帝遗命的几名顾命大臣被诛杀，皇权落入了五位摄政王大臣手中。

同年，刺驾案发生。在同会之乱后，同会皇帝太子邓瞿深感在朝廷恐怕为奸人所害，因此则自请前往边境担任监军，然而，在路上，邓瞿却被贼人袭击而死。

然而，在刺驾案发生后，许多矛头都被指向了五位摄政王大臣，并认为是他们指使了刺驾案。

而邓瞿的死也导致了五位摄政王大臣内部的倾轧与斗争，儿子的死也让同会帝感到不安与震怒，同会皇帝得以利用一部分支持他与天辰皇后乃至太子的朝臣参与到五位摄政王大臣的斗争之中，并罢免了两位摄政王大臣。

同时，同会皇帝的癖好也是广为人知的。史书记载同会皇帝面容俊丽，曾与官员云雨（也有说法是同会皇帝依靠此来博取更多的支持），

然而，同会皇帝也因此而毙命，在同会皇帝与他的男宠在床上交合时，他的男宠却趁机杀害了他。或许是某位摄政王大臣的手笔，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天，天辰皇后之女临应公主与他的夫君，在天辰皇后末期一度被贬，同会之乱后成为摄政王大臣之一的邓朝在朝廷上开始争取百官的支持，意图立他们的儿子为帝。

而一贯以游手好闲心无大志的皇子邓承应则成为了官员们拥立反对临应公主与邓朝的主力军。

最终，691年，邓承应举为先帝报仇为由，再度发动了政变，诛杀了临应公主与邓朝一党，废黜了其余的摄政王大臣，登基成为致和皇帝，是为“应龙之变”。

致和皇帝的统治期间被认为是梁朝的鼎盛时期，

一方面，自天辰皇后后期，梁朝对草原的掌控力开始不断降低。自685年以来，驺佢汗与不断挑战梁王朝在草原的权威，并逐渐演变成为了武装冲突。

在692年，致和皇帝决心北伐，史称致和北伐，至700年，梁朝完成了对草原的重新掌控，并设立了鲸海与北海都护府。

709年，回兀诸部臣服，岭北地区划入北海都护府管辖，都护府东迁，“以夷制夷”政策在北海都护府实施，授予回兀大大小小部族都督职位，授予最大的忠梁派部族都护职位。

伴随着强大的武功，致和皇帝得以更加充分的施展权谋，削弱了自同会朝以来不断扩大的文官集团势力。

而另一方面，在致和朝中后期，致和皇帝致力于减免税负，免除了数项税务或干脆连年不征某项税务。

这虽然使得致和朝成为了梁民众生活与疆域的鼎盛时期，然而，这也导致了致和朝后期的财政匮乏。

伴随着建宁皇帝继位，面对着国家财政紧张与膨胀的军队势力，建宁皇帝开始了他的改革，其中最令人诟病的则是其任用以神道宰相道保为首的酷吏掀起的“建宁大狱”。

“建宁大狱”的起因是多种多样的，建宁皇帝的税制改革遭到了一部分朝臣的反对，处于巩固权力推进改革，为国家获取紧急的额外收入等等。

而改革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建宁大狱所导致的人心惶惶，加之对军队勋贵的猜疑与排挤种种原因构成了正始之乱（735-746）的爆发原因。

735年，以华峻为首的勋贵们矫诏，以建宁皇帝下令除奸臣，靖国难为由，发动了正始之乱。

736年，华峻等叛军攻克昌京，尽管建宁皇帝仍希望坐守京师与叛军同归于尽，然而，在亲近大臣的半强迫下，建宁皇帝得以逃亡，并以朝廷名义号召各地官员勤王。华峻等叛军则拥立了宗室邓诹为帝。

在昌京之战后，建宁皇帝逐渐荒废政务，将国家局势与政务委托给值得信赖的大臣进行处理，在史料中则记载，建宁皇帝在这段时间深居简出，极少露面。也有人说建宁皇帝只是沉迷于享乐，而他的继任者仁昌皇帝删除了这些记载。

在其后期，建宁皇帝册封其弟邓泽为亲王，在他的最后几年时光中，曾经常召见其弟。

743年，建宁皇帝在行宫病逝，其在死前召见了邓泽，并留下了“吾弟当为尧舜”的遗诏后死去。邓泽登基，是为仁昌皇帝。

744年，梁军收复昌京，两年后，正始之乱被彻底平定，邓诹被梁军俘获后被处于软禁。

然而，正始之乱却进一步的导致了地方割据势力扩大，甚至于许多都护府与宗室借此机会占地为王，以及经济等其他原因，为梁朝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仁昌皇帝在位期间，致力于维持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平衡，并借此维持朝廷的权威。其在位期间，重礼义，法度，轻赋税，其本人身为皇帝却勤俭度日，逐渐使在正始之乱中遭到打击的京畿地区开始恢复，被称为“仁昌暂治”

然而，或许是因为其本身能力不足，他在位期间尽管努力维持，却导致了地方割据势力与朝堂权臣势力进一步膨胀，而对外，他无法控制住外族对于大梁的侵略，而导致国土/都护府进一步沦丧。

然而，仁昌皇帝或许是认识到了自己的平庸，亦或者是希望历练自己的儿子，当时仍为太子的天复皇帝就得以“侍上理政”，甚至据许多文献记载，许多仁昌朝后期的施政正来源于天复皇帝之手。

然而，这一对父子却没有重演都林苑之乱的前车之鉴，这一事迹后续被传为美谈，即为“二龙临朝”，在天复皇帝继位后，梁朝曾短暂出现过中兴复昌的现象，这被称作太宁复昌。

天复皇帝在晚年再度上演了二龙临朝的美谈，然而，其长子，二子的早逝，让天复皇帝发出“天命不眷”的感慨。

在其晚年，他软禁，甚至是废除了好几位儿子的继承权。他最终决定，效仿建宁皇帝与仁昌皇帝的美谈，将皇位传给宗室中最为聪慧的他的侄子天梁皇帝。

天梁朝的统治是不幸的，一方面，天梁皇帝因为是旁系继位，不得已深陷于朝堂与其余天复皇帝之子与他的斗争漩涡之中。

另一方面，在天复朝，对西黎人，回乞人的反击使得边境军阀独大情况进一步加大，天复朝仍需要小心对抗这些军阀。

而在此之上，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则将梁帝国的虚弱暴露的淋漓尽致。

在持续不断的打击之下，早年间勤政的天梁皇帝逐渐怠倦政务之中，这加速了梁朝的灭亡。

天梁皇帝死后，其系与天复皇帝一系的斗争越来越公开化，各地军阀也参与其中。

尚新皇帝纳辰州最大军阀，靖江军将领之女为贵妃，在斗争白热化后，担心天复皇帝一系先行政变而，下诏靖江军勤王。

831年，靖江军占领京畿全域，朝拜天子，诛杀不臣，是为“尚新之祸”。在“尚新之祸”后，尚新皇帝开始利用权术手段试图重新恢复实权。期间，京城曾数次易手，但占领京城的军阀多数都选择迎立皇帝。

839年，王尹政受诏，攻入京城，迎奉皇帝。

841年，王尹政被刺杀，这次刺杀虽然没有造成致命伤，却导致王尹政的旧伤复发，最终不愈身亡。其子认为尚新皇帝为幕后黑手，在其父与许多节度使的悲剧下，其认为迎奉朝廷与皇帝已再无必要。其列举尚新皇帝种种罪过与失德之处，决定废黜皇帝，梁朝灭亡。

##### 政治制度

###### 宗室政策-夷地分封

梁朝建立前中期，大体信奉“宗室不能过多的干预朝政”这一准则。然而，这一准则逐渐成为了梁王朝的负担与弊政。

许多宗室子弟无所事事，依靠着朝廷的俸禄吃喝玩乐，即便有大志也很难得到伸展（预防遭到皇帝的猜忌）
因此，在梁朝高宗，中宗朝，曾两次大规模的册封了宗室至夷地就藩，折叠夷地指的是那些拒绝臣服梁朝并在梁朝设立节度使被摧毁的大大小小的王国亦或者封建氏族，而我们所提的就藩多数指的就是这些王国（即定居区域）。

这些藩的面积一般都较小，拥有完全的民事能力与部分的军事能力，但在军事上，需要大体服从都护府派遣的地方都督。

这也导致许多册封了大量宗室的都护府都护一般是由宗亲（甚至是皇帝的兄弟）出任都护，或者是由梁朝皇帝赐予“假节之权”，允许处置当地违反法律的宗室（然而只是罢免其治权，押回国内由中央审判）

然而，伴随着正始之乱的爆发，这一局面得到了改变。在正始之乱中，有大量都护府宗室在都护府官员的支持下，打着勤王的名义回撤，并趁机占领了一些土地，占地为王。

而在正始之乱后，这样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因此，在内地形成了一系列由梁朝宗室亲自担任节度使，或者夷藩内地化（迁至内地）的事情多次发生。

#### 政治概述

##### 政治制度

###### 宗室政策-夷地分封

梁朝建立前中期，大体信奉“宗室不能过多的干预朝政”这一准则。然而，这一准则逐渐成为了梁王朝的负担与弊政。

许多宗室子弟无所事事，依靠着朝廷的俸禄吃喝玩乐，即便有大志也很难得到伸展（预防遭到皇帝的猜忌）
因此，在梁朝高宗，中宗朝，曾两次大规模的册封了宗室至夷地就藩，折叠夷地指的是那些拒绝臣服梁朝并在梁朝设立节度使被摧毁的大大小小的王国亦或者封建氏族，而我们所提的就藩多数指的就是这些王国（即定居区域）。

这些藩的面积一般都较小，拥有完全的民事能力与部分的军事能力，但在军事上，需要大体服从都护府派遣的地方都督。

这也导致许多册封了大量宗室的都护府都护一般是由宗亲（甚至是皇帝的兄弟）出任都护，或者是由梁朝皇帝赐予“假节之权”，允许处置当地违反法律的宗室（然而只是罢免其治权，押回国内由中央审判）

然而，伴随着正始之乱的爆发，这一局面得到了改变。在正始之乱中，有大量都护府宗室在都护府官员的支持下，打着勤王的名义回撤，并趁机占领了一些土地，占地为王。

而在正始之乱后，这样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因此，在内地形成了一系列由梁朝宗室亲自担任节度使，或者夷藩内地化（迁至内地）的事情多次发生。

##### 非齐地行政区划

梁朝中期，曾多次对外征服，征服了北方，西方，东北方的大量民族与国家，如罗济人，栗咸人等。梁朝在这些地区设立的行政区划的军事管制区（极少数为民政地区），更多的是方便管理这些臣服的游牧部落与国家，服务于梁朝的国家利益（其中以保护商路与梁朝核心地区为关键）。

为了区分这些行政区划，我们一般将其称作“非齐地行政区划”

###### 教化使

教化使在梁朝时期，有且只设立一个，即“岭南教化使”，位于今海东国渤乐，山南省。在历史上，齐人在弥朝后期与齐朝时期，第一次对这里实行了控制。然而，在之后的历史中，岭南地区曾多次反复易手于各个民族之手。

梁朝中期，在梁征罗济之战后，该地区重新回到了梁朝手中。为使该地区能够更好的回归梁朝，梁朝在当地设立了“岭南教化使”

教化使的主要任务为在当地仿照梁朝内地行政区划与官制，在本地建立起以教化使为行政首脑的律令制体制，教化使同时也司掌教化之职（即我们今日所说的教育），负责在当地重新推广齐人的礼仪，文化，与知识，风俗等。最终，达到彻底将该地区齐化（同化），并入梁朝核心区域的目的。

教化使的设立使得该地区在之后的历史中，一直处于被高度齐化的状态中。尽管历经战乱，入侵，当地在历史上曾多次的回归/服从齐人中央王朝政权，或建立了自己的律令制政权。

###### 经略使

经略使曾广泛的设立于梁朝内外。经略使在梁朝以外的设立，通常被认为拥有以下两种目的。

1.经略使是介于节度使与教化使之间的同化政策等级，经略使的目的首先是对当地建立其有效的军事管理，其次，在建立起民政管理，通过恩威并施的手段，最终使得该地的部族，国家得以融入梁朝（即成为梁朝的附庸与亲藩）。

2.在梁朝各个非齐地行政区划（即都护府）崩溃时，经略使将作为保卫梁朝的最后一道境外军事防线而发挥作用。经略使在设计初就有着在中央允许下，招募当地部族，国家成为梁朝军事力量（1也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服务），抵御外部敌人的入侵。

###### 招抚司

招抚司是否用应当被列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依旧很难判断。

招抚司一般被认为是文职行政区划，并且几乎没有附加任何的军事力量。其职责在于管理，招募，抚慰那些愿意臣服梁朝，但是因为距离过远，或重要性不是那么突出的地区/部族。

一般来说，招抚司驻扎在最近的都护府，尽管名义上与都护平级，但因为其职权因素，通常被认为是都护府的下级官员。（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许多声音认为招抚使并不应该属于梁朝行政区划）

招抚司官职表（只展现重要官职）
 副招抚使（少使）
 礼外主簿（外使）
 录事
 校尉（借调）

（注：招抚司名义上与鸿胪寺高度对接，高级官职拥有鸿胪寺官职。礼外主薄，录事通常为鸿胪寺直接派遣。）

（注：招抚司一般没有拥有自己的武官部队，一般是出使节找附近都护要人，他的权限足够支持调用250名精锐甲士-全甲士兵，其领队为校尉衔）

#### 文化概述

##### 性文化

有梁一朝，在两性问题上极为开放。不仅各类性产业在民间火速发展，而且在官方的文书上，已经默许了这些＂不合传统礼教＂的小众性好。

这一现象在高宗一朝尤为突出，在这一时期，被后世称作＂足控＂的性好得到了蓬勃发展，传闻永正帝也热爱这一性好，并常常与妻子进行相关的性活动，据《大梁起居注》记载，每当深夜时，总能听到皇官中如银铃般的笑声。

在永正帝在位的二十九年，以足控为主的新型性好得到盛行，虽然被文人士子认为＂不雅＂，但的确遏制了以牺牲女子肉体营利的传统青楼产业，因此，后世史学家对高宗这一表面为满足私欲实则为女权的一场运动进行了不余遗力的赞赏。

然而，随着时间发展，足控逐渐成为上层人士享乐的工具，他们日日笙歌，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最终使足控变质，成为了在民间严格管制，在权贵里却成为日常的矛盾性好。于是，足控这一性好又被文人士子们痛骂是＂无耻羞聒之癖＂，最终酿成了梁朝灭亡后王氏义帝所下发的一纸《禁欲令》，原本变得开放宽容而光明的性重新变成了人们羞于谈起之物，而大义之下是无数可怜女子被私下支配交易的黑暗现实。

### 十三国时期（841-1052）

#### 历史概述

十三国时代以841年梁朝灭亡作为起点，以1052年崇朝建立作为重点。

这一段时间是昭明少有的黑暗时代，在两百一十一年的时光中，军阀乱战，割据王国互相倾轧，外族入侵，或外族建立齐化的地方割据政权在这一段时间屡见不鲜。

但同样的，这一段历史促进了古代昭明与其周边民族，少数民族的交流，这一时期对古代昭明与其少数民族，周边民族与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其趋于汉化。

### 息朝

#### 历史概述

息朝，是昭明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朝代之一，黎族人的征服与短命王朝对昭明国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驱逐齐人，对齐人的歧视政策，黎族军功贵族的圈地政策，文化上的强制黎化与去齐化，政治上的否定中央王朝制度，引入西黎制度。许多昭明历史家将这一段时间成为“黑暗时代”。

也有人认为，黎族所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贵族民主制也对后续的中央王朝产生了正面与积极的影响。

### 崇朝前期（1114-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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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崇朝的历史包括松宫摄政时代与东西朝时代，然而，在松宫摄政与东西朝时代皇室已经丧失权力，且政治体制发生巨大变化，故而分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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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概述

崇朝君主因其在统一过程中与息朝中低层军功贵族/齐人地主团体，起义军团体的妥协而建立，因此，在政治上保留了息朝一定程度上的相对于中央王朝较低的君权的政治惯性，加之其饱受诟病的合法性问题，使的历代崇朝君主更倾向于在幕后操纵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倾轧，而不轻易以皇帝的身份做出决策。

#### 政治制度

##### “内圣”

在崇朝时期，大多数君主都励志于将自己塑造为“儒家”意义上的圣人，严守道德规范。也不轻易以皇帝身份做出那些饱受争议的政策。

也因此，崇朝君主一般极力避免对官员，士子阶层的用刑（在崇朝，被处以死刑的读书人与官员极其罕见），即便是那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官员也仅仅会被贬官，流放。

崇朝君主通常在治理国家中扮演的是仁君，与幕后操盘手的角色，通过操控利益集团的相互倾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维持朝局的平衡与自身的权力。

#### 宗室政策

##### 宗室监察体系

崇朝吸取了梁朝，息朝的经验，既不能让宗室掌握太大的兵权，以免割据一方，又不能让宗室彻底成为没有权力的象征物，以避免在朝廷出现危局时，这些“最忠诚的团体”无法发挥他们的作用。

加之崇朝地方势力相对于各朝来说略强，这使得崇朝积极任命宗室子弟出任地方最高监察长官一职（但这本身与御史体系是分开的，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寄希望与宗室，地方，与外官势力能够在地方保持制约与平衡，以此来维护中央集权，

##### 家训体系

崇朝因其彰显孝道，前几任君主也格外注重保持与维护其后代子孙也能够维持“内圣”的形象，来维护崇王朝的稳定。

因此，在崇朝一朝，“祖宗家训”（即历代前任皇帝定下的各种道德规范）被看的极为重要，宫廷中的内侍被赋予了在日常生活中（不包括政治上）以死规训皇帝的责任，而宗室的年长，德高望重者（一般就是资历老年龄大的宗室成员会被尊称为“宗贤”，崇朝关于这点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他们也肩负着规劝皇帝的责任（但也仅限于皇帝个人道德作风上）。

不过，这一体系逐渐也成为了皇帝施政的阻力，一些皇帝在改革时，常常遭遇到大臣以“先皇已有成规，不宜更改”为理由劝谏皇帝。

#### 历史概述

松宫摄政时代因其时代背景特殊（即皇帝下令要求各路太守勤王，西川太守在这次勤王之战中获益最多，并控制了京畿之地），最终演变成为了律令制下的分封制。

西川太守得以就任丞相，加摄政之权，开府总理朝政，形成了事实上的行政集团，这又被称作“松宫府”。而朝廷在这一时期虽然被得以保留，但其其行政职能完全被松宫府所取代，朝廷的大大小小官职已经成为荣誉官职。

在此期间，松宫摄政家族与皇室家族不断联姻，使得皇室家族并进一步加大对皇室家族的控制，在这一段时间很少再出现希望夺回实权的皇帝。

各路诸侯（支持西川太守勤王的诸侯）因其功劳大小，被给予了不同的地方官职，松宫府向他们承诺，他们的后代能够永享诸如太守之职。

事实上，在松宫摄政时代，崇朝以及过去齐人引以为傲的中央律令制帝国已经瓦解，被持续了将近三百年有余的事实分封制所取代？直到觉林朝才得以重建。

第一代松宫摄政死后，他将他的领地分为了三分，其家族领袖与长子拥有京畿及附近地区与松宫丞相衔。次子与三子分别领有西川地区与今湑江地区，分别被授予道守衔，代替中央（或松宫家）管理这两个地区（事实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的管理附近诸侯的作用）。

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制度，导致即便是松宫摄政时代，松宫府势力较大的情况下，崇朝境内依旧迎来了无数政治纷争，这最终导致了东西朝时代。

### 后崇朝

#### 历史概述

**“是月，林虏克丰京，圣主乾元于崇元殿中自缢，文武百官，城中士卒殉死者可达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