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极盛时期

第三章 极盛时期

从巴塞尔代表大会到巴黎公社的覆灭
（一八六九——一八七一年）

↘第一国际发展的最高点
↘代表大会的延期
↘普法战争和工人阶级
↘汝拉组织和巴枯宁
↘巴黎公社

　　从巴塞尔代表大会到巴黎公社的覆灭这一年半的时间，是国际发展的极盛时期。国际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再次承认了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性，从而给自己最终制定出了完备的理论纲领；国际通过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在总委员会、联合会委员会和支部之间建立较密切联系的办法，使自己的组织变得更加严密有效。有了这样的纲领和这样的组织，国际便能够吸引愈来愈多的新国家和持旁观态度的居民阶层接受自己的关于建立整个无产阶级的联盟的观念和思想。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组织已经得到了巩固，在日内瓦成立了俄国支部，在不发展的农业工人中问，国际的活动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就像几年前在半开化的矿业无产阶级中间取得了很大成果一样。国际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似乎接近于实现。
　　预示雷雨即将来临的沉闷气氛笼罩着资产阶级的欧洲。所有的内阁都在等待着行将来临的革命爆发。十二月宝座二十年来一直是欧洲均衡的重心，而在大陆资产阶级的眼中也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重心，这个宝座现在已开始动摇。一八六九年的普选结果表明，人们对国家政变持怀疑态度，于是政治犯罪的能手便让全民投票来重新解决这个问题。全民投票的结果一般说来虽然对他是有利的，但是各大城市和相当大一部分军队终究是反对他的。革命就在门前。但是，它来时并不是“穿着铁履、披头散发地”闯进来，而是以被国境上的贵族士官所鞭策的普鲁士兵士的形象出现的。普鲁士兵士“制造了”革命。德国军队的胜利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使法国资产阶级实行了共和主义的复辟。这些胜利把永恒的罗马交给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帮助了凡尔赛分子同公社迸行斗争。当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被淹没在萨托里的血泊中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王国则在整个欧洲庆祝胜利。
　　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与此同时开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必然耍导致国际的倾覆。德国无产阶级以实际行动，指出了一条工人运动在保存自己充分的民族独立性的情况下同国际的组织和意向保持密切联系的道路。可以设想，如果其他地方也像德国那祥，由于形势的需耍而减弱了形式上的联系，总委员会同样也不会去横加阻挠的。
　　在一八六九——一八七一年期间，瑞士和英国的运动也变成了具有民族独立性的运动，但是并没有和总委员会发生冲突。国际不应当崩溃和瓦解，但是应当发生分化，应要放松自己组织的一个方面，以便使它在另一方面变得更加巩固。要引起组织瓦解的过程，还必需有一些特别的酵母。
　　民族分化不仅改变了总委员会和各民族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使得受历史和民族差别以及在更大程度上受政治设施的不同所制约的民族矛盾，有可能比在过去几年中进行差不多纯粹的经济斗争的时候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全世界的无产者旣一致要求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军阀制度和反对比利时的部长兼股东，也一致要求反对巴塞尔、日内瓦、巴黎或伦敦的工厂主。在进行简单形式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本能地感觉到要团结起来；在政治土壤上进行较复杂形式的集中斗争的情况下，这种态度则只能是分析和思考的结果。换言之，在民族范围内进行的政治斗争，不仅削弱了同总委员会的关系，而且这种斗争本身中也隐藏着民族之间互相疏远的原因。在最初几年里，蒲鲁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矛盾还没有表现出来；可能，只有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少数代表才意识到这些矛盾。但是，当政治观点上的差别不是在本身就要求联合的经济斗争中，而是在把历史上形成的划分提到了首要地位的政治斗争中同实际现实发生了冲突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历史现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把一般的政冶活动问题变成了一个引起国际内部纷争的原则性问题。一般说来，是否可以把政治斗争和政治活动列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手段之中？无产阶级是否会因参加具有党性的资产阶级政治、参加有利于现代强制性国家的工作而蜕化昵？这些问题变成了一个中心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内部斗争。当然，这些问题与其说是眞正的原因，不如说是一种口实，与其说是对可能发生的危险的一种严肃的警吿，不如说是各罗曼语国家中不断受骗的无产者的传统怀疑的一种蛊惑性的表现。因为实际上，从成立宣言出现和日内瓦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以来，关于政治活动的问题早就从理论上解决了。至于国际的实际活动在此以前一直局限于纯粹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活动方面，那并不取决于国际的愿望和纲领，而完全是由于具体条件决定的。限于具体条件，差不多欧洲的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此以前一直缺少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前提。一当在德国和英国具备了这种前提，国际便立刻展开了政治活动，从而实现了自己纲领的政治部分。
　　对国际说来，很大的不幸是：在这个危机关头，在国际队伍内出现了一些具有很大个人影晌和特别手法的人，他们强调和扩大争端，力图吸引无产阶级离开它眞正的目的和放弃它的久经考验的斗争手段，并谴责政冶活动。但是，他们既然谴责了较复杂的组织形式，从而也就谴责了整个组织。把德国和罗曼语区的无产阶级区分开的那些历史特点，是由德国和各罗曼语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的不同决定的。国际联合本来可以消除这些特点，使它们协调一致起来，但它未能做到这点，而变成了罗曼语区无产阶级的误会、不信任，甚至仇恨的源泉；而罗曼语区的无产阶级仅仅因为德国的实践显然符合于总委员会的理论，就毫不犹豫地把这种仇恨集中到总委员会身上。在冲突、罢工和政治迫害的时代，曾经被经济斗争掩盖了的理论矛盾，如今在关于政治活动的形式、关于一般的政冶活动本身以及关于组织形式的争论中暴露出来了。不仅如此，矛盾还由于个别人的恶劣品质而被弄得更加深刻了，由于各种各样的不幸的偶然事件而变得更加激烈了，结果使得分裂采取了尖锐的形式，甚至在那些分裂大致已经结束的地方（如英国）也是如此。

第一国际发展旳最高点

　　随着国际的思想在农业无产阶级中间的迅速传播，新的支部在各个新的国家中相继建立起来，各个旧的组织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以各国政府方面进行新的政治斗争和新的迫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反动势力，只是加速和加强了无产阶级的运动。在维也纳以及在整个奥地利，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政府力图用曲解法律的办法来阻止联合会的一切合法组织，其结果只是使得各种秘密联合会和秘密组织得到了非常广泛地发展，并且由于举行规模宏大的工人示威游行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在荷兰，一年之中就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工人联合会网，这些联合会现在都加入了国际。总委员会早就同荷兰建立了联系；现在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多尔得勒支、乌特勒支和安亨，出现了建立宣传委员会的方案。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支部，其任务是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同时也把奥地利境内的斯拉夫工人吸引到国际方面来。俄国支部同伦敦总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使总委员会批淮了它的章程和纲领，委托马克思为它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并和俄国保持联系。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在日内瓦为工人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死后，由年轻的有才能的吴亭担任俄国支部的领导。在巴黎、里昂、马赛以及在法国的所有大城市中，在法国的采矿工业区和产煤区，对国际的向往大大增加了。在比利时，经常举行一些会议，来有效地进行支持国际的宣传。在瑞士，工会和合作社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此外，苏黎世《哨兵报》的出版为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国际的敌人也没有打盹。在巴黎，提出了反对国际的政治审判案，七个受控人被判处一年监禁，罚款一百法郞，并剥夺公民权一年；二十七个人被判处两个月监禁和罚款五十法郞，四个受控人被宣判无罪。被判刑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服满自己的刑期，像腐烂了的藤菇般的帝国便被俾斯麦的胸甲骑兵的铁蹄踏碎了，他们也就飞出了樊笼。在维也纳，帝国法庭对奥伯温德、肖伊、莫斯特和其他十一个同志提起叛国审判案，以“图谋”犯“预料的”罪行的罪名，把他们判处四个月到六年不等的感化监狱监禁。在日内瓦，也像前两年一样，发生了建筑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只是在普法战争开始以后才吿结束。

代表大会的延期

　　由于波拿巴主义的新的迫害（四月三十日警察局长比埃特里为了给五月八日的全民投票创造良好的条件，制造了“谋杀”拿破仑第三的事件；结果奥利维耶便命令在所有城市中逮捕国际会员），还在一八七〇年五月十八日，总委员会便发表了一个宣言，抗议波拿巴警察当局的下流诽谤，并决定于一八七〇年九月五日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这个决定是总委员会根据共同章程第三条的规定：“在必要时，可以改变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并考虑了德国会员请求在德国举行代表大会的愿望后做出的。七月十二日总委员会公布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其中包括七点：承认社会义务和讨论获得工资的权利，工人运动对政治活动的态度，把土地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实际途径，把商业银行变为国家银行问题，生产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的条件，根据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实行工人统计的必要性，以及讨论防止战争的手段问题。几天之后，战争便爆发了，它不仅打消了代表大会的整个议程，而且使得代表大会根本不能举行。不伦瑞克委员会通过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建议把代表大会延迟到战争结束后再召幵，总委员会接受了这个建议。

普法战争和工人阶级

　　战争的狂热首先呑没了法国。巴黎工人给波拿巴主义报刊的挑衅泼了一瓢冷水。国际在给各国工人的呼吁书中称战争是一种犯罪的愚蠢行为，它将使莱茵河两岸的专制制度获得完全胜利。七月十六日，在不伦瑞克的顿哈勒举行了有二千五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响应了这个呼吁书。这次大会把波拿巴和法国议院的大多数议员称为欧洲和平和安宁的轻率的破坏者，认为反对这些破坏者是首要的任务。此外，承认防御战争对德国说来是“不可避免的祸害”。不伦瑞克党委员会七月二十四日发表的宣言也是根据这种精神写成的。达个宣言号召德国工人“作为德国人起来保卫德国”。纽伦堡和菲尔特的党员反对这种“德国沙文主义”。这个抗议书刊载在《人民国家报》上。不过《人民国家报》本身对战争的态度是极其摇摆不定的。最初，它声明北部联邦处于危险之中，后来预言十二月的宝座要垮台，最后又冷淡地宣称：“我们无产者同战争毫无关系。”与此同时，在开姆尼斯举行的萨克森人民党会议，以及在开姆尼斯、莱比锡、德累斯顿、克雷弗尔特和爱北斐特举行的“群众集会”，都通过了反对不伦瑞克党委员会宣言的决议。然而在奥格斯堡、慕尼黑、阿尔腾堡和布勒斯劳举行的工人大会却同时都反对拿破仑，主张必须用一切手段保卫祖国。伦敦总委员会七月二十三日发表的宣言称这次战争从德国方面讲是防御性的战争。这篇对德国工人的宣言中说，如果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对他们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接着，宣言指出了不伦瑞克和开姆尼斯两地工人大会对战争的看法上的矛盾，但是没有赋予这点以很大的意义。[1]在北德意志联邦议会中，在表决战争拨款案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弃权，可是不仅施韦泽和哈森克累韦尔，而且在这时参加了爱森纳赫派的弗里茨舍也投赞成票，因为他们害怕拿破仑第三的胜利会导致法国工人的失败，使法国军国主义称霸欧洲，并且使德国处于彻底分裂状态。[2]
　　在与这次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也举行了反对破坏和平的规模宏大的群众示威游行。在比利时，根据联合会委员会的指示，在波里纳日、佛尔维耶和列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列日支部发表了致世界各国工人的宣言。国际西班牙组织中央委员会于七月二十八日举行了反对战争的示威游行。国际在西班牙的各地方委员会在所有大城市中，如马德里、巴塞罗那等，也举行了这样的抗议。
　　普鲁士军队以迅速有力的打击击溃了拿破仑的军队，迫使他们的领袖在色当投降。十二月的宝座垮台了。九月四日在巴黎宣布了共和国，而巴黎的议员则篡夺了临时政府。德国的民族防御战争结束了，法国的常备军做了德国的俘虏，其中一部分被围困在麦茨；只有极少一部分逃回巴黎。于是，在整个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的德国军队便站到了没有武装的法国面前，而这个没有武装的法国已经推翻了把它拖入不幸战争的政府。共和国政府不应为拿破仑的罪行担负责任。德国军队获得了这样大的胜利，只有爱国者们最大胆的幻想才是可以想象到的；色当之后最初几天的整个事态和共和国在巴黎的宣吿成立，对于迅速签订一个使双方都不会受到严重损失的公平和约，是极其有利的。不伦瑞克委员会于九月五日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写的一篇致德国工人的宣言；宣言提醒说战争应当具有防御性质，呼吁签订对法国是光荣的和约，指出德国侵略政策对欧洲的威胁，预见大陆上的工人运动的重点已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四天之后，根据阿勒尔河沿岸地区总督法里肯施坦将军的命令，逮捕了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他们被戴上镣铐押至东普鲁士列岑附近的博因要塞。此后不久，海布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是汉堡监察委员会的主席，暂时代理委员会的职务。约翰·雅科布也未能逃脱被捕的厄运；他曾在科尼斯堡一次大会上抗议侵占亚尔萨斯和洛林。此外，许多散发宣言的党员也遭到逮捕，其中包括约尔克。不同的是，他们被暂时关在本地的监狱中。反对并呑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任何抗议都遭到禁止。《人民国家报》被禁止在法里肯施坦管辖的整个地区发行。于是党委员会迁到了德累斯顿，在那里法里肯施坦已经无能为力了。对于法里肯施坦所逮捕的人，例如对约尔克，法院曾根据关于“仇恨和鄙视”的条文进行了审讯，但结果被宣吿无罪。然后，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被控进行叛国活动，但归根到底这一指控又变成了“破坏社会治安”罪。在第二审后，被告们被根据“参加违法团体”的罪名判处几星期到几个月不等的监狱监禁。最后，在莱比锡会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赫普纳提起了政治审判案；可是这个案件直到一八七二年三月才得到审理，结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所有这些政治审判案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根据法里肯施坦的命令没收的不伦瑞克党委员会的信件。
　　军国主义对不伦瑞克委员会的打击把德国无产阶级中阔分裂 的分子联合起来了；战争的王朝掠夺目的变得越来越明显，工人一 致赞成不为这种战争出一文钱。新战争拨款不仅遭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反对，而且现在也受到施韦泽、哈森克累韦尔、弗里茨舍、门德和施拉普斯的否决。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个派别第一次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了团结一致；这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团结所必需的一切历史条件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因为它们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在现实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义。因此可以说，不伦瑞克宣言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它证明德国无产阶级内的分裂倾向是可以战胜的。
　　九月九日，即在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被捕的那一天，总委员会发表了致国际所有支部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详细分折了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问题以及可能产生的一切历史后果，并且预言，这个掠夺政策的后果将是俄国称霸欧洲。纽约的国际工人协会法国人支部和德国人支部，伦敦德国工人教育小组和维也纳无产阶钑的代表，也都发表了类似的宣言和呼吁书。维也纳无产阶级的代表还把一封反对并吞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抗议书交给一个有八千人参加的维也纳公众大会批准。
　　卡尔·马克思向德国工人发出呼吁书，抗议德国的掠夺政策，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光荣的”和约，这个呼吁书招致了对德国工人阶级及其代表的一系列司法迫害。正当不伦瑞克委员会公布了卡尔·马克思的这个呼吁书的那一天，在纽沙特尔出版和在汝拉法语区及其他地方传播的《致国际各支部的宣言》则号召国际会员拿起武器来捍卫法兰西共和国，因为它“如今代表着欧洲的自由”，而“君主制的德国则是专制制度和反动势力的代表”。“共同敌人是普鲁士的军事实力”，“让我们武装起来，作为志愿兵去同我们的法国兄弟携手为自由和平等而战”。“募集特别捐款吧。……为志愿军要求武器吧”……。在瑞士，支援运动引起了政府当局的干预：伯尔尼联邦会议命令没收发表有宣言的《团结报》的附刊，并且逮捕了《团结报》编辑吉约姆。命令的第一部分立即就付诸实行，而关于逮捕吉约姆一事，纽沙特尔绍局声明说，这会赋予问题以过大的意义。于是伯尔尼联邦会议取消了自己命令的后一部分。而对于《团结报》则在印刷厂里面郑重其事地加以没收；预定运入德国的《团结报》在巴塞尔边境被查获，但是预定运入法国的报纸的一部分则在巴黎、里昂、马赛及其他大城市自由出售。一些法国报纸转载了宣言，而在里昂这个宣言则被张贴在街头。
　　法国资产阶级在读了这个宣言以后，大概会感到十分惊奇。国际武装起来为保卫共和国而去同普鲁士作战！所以毫不奇怪，谁也没有去阻止这些战争叫嚣。正当国际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继续这场不幸的战争的时候，这些荒诞的狂热分子却号召国际会员拿起武器来，这些狂热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这是不是滥用感情的蒲鲁东主义者库列里及其同伴出的主意呢？啊，不是！这是那些一切革命者中最革命的分子的主张，这一伙人在一八七〇年四月四日、五日和六日在拉绍德封举行的最近一次罗曼语区支部代表大会上，已脱离多数派而独立，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组织，以《团结报》为自己的机关报。《平等报》则仍然是联合会委员会设在日内瓦的旧组织的机关报。[3]分裂分子在拉绍德封举行的单独的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无条件否定一切参加政权的行动，让无产阶级纯粹从事经济活动，而各个旧支部则正好相反，反对放弃政治活动。这些放弃和否定政治活动的人同时却主张从事最主要的政治活动——战争，而且是主张为了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利益而进行战争，这对他们说来是一种极不合逻辑的行为！在拉绍德封，他们这样来论证自己的政治弃权论：任何政府或国家只能是一种以基本法固定下来的资产阶级剥削组织”，可是他们现在却想同共和国的兵士一起去战斗！当然，整个这一计划只能是一种卤莽的轻率行为；而更其卤莽和缺乏原则的是，这伙人发表了一个致国际所有支部的宣言，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总委员会就设在纽沙特尔，似乎吉约姆是总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宣言可以说是个别人头脑发热的一种表现，不过它远不是这些天汝拉德语区的叫嚣中最坏的东西。最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图谋的策划者们在形式上和实际上坚持自己有做这种蠢事的权利时所表现出的那特别的顽固性，以及他们在辱骂批评他们的人时所暴露的那种荒诞的幼稚性。而对于国际说来，特别重要的是拒绝对九月四日共和国作任何支持。所以，在拉绍德封的旧支部的代表立刻发表了一个反对这个臭名昭彰的宣言的抗议书，他们称这个宣言是一个根本无权发表宣言的无人知道的委员会的创造物。吴亭在《平等报》上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文章，题为《欺骗者的宣言》，反对这种“幼稚的企图”，认为这是空谈家或根本不学无术的人的骗局。吴亭以辛辣的讽刺笔调写道，这个宣言根本不可能是《团结报》编委会发表的，因为它经常宣扬消灭任何国家，甚至嘲笑瑞士的爱国主义，——既然如此，难道可以想象它去推行法国的沙文主义吗？分裂派把对吉约姆的狂妄行为的这种反击称为“库列里—吴亭集团的下流勾当”，但是，当罗曼语区各支部的中央委员会把总书记亨利·培列签署的一封抗议书递交给伯尔尼联邦会议以后，他们的狂怒达到了极点，因为在这个抗议书中，中央委员会声明同这个荒唐的宣言没有任何关系，并且指出这个宣言应由几个根本不了解国际的目的的无名之士负责。库列里也在自己的报纸《山岳派》上撰文说，他愿意向吉约姆和巴枯宁指出他们的行为的不合逻辑性；同时他仅仅反对联邦会议对个别人怂恿它的公民去干健全理智所反对的事情的企图进行干预。
　　事实上，巴枯宁的行动也几乎同他的伙伴吉约姆一样；最初他发表了一个小册子《给法国人的信》，然后他作为实干家鼓吹在法国采取行动，并在里昂组织了起义。他占领了市政厅，但是他没有派兵守卫市政厅；也许他觉得这是一种“政治行动”；结果，正当他颁布了“废除国家”的命令的时候，一小队国民近卫军就把他驱遂出官邸。

汝拉组织和巴枯宁

　　在这里必须叙述一下特殊的汝拉组织的情况，因为它起了一种特别的作用，成为国际内部破坏组织倾向的中心。在这里，即在瑞士法语区的汝拉山区、拉绍德封、列洛克里和纽沙特尔，出现了分解的因素，这个因素逐渐潜入国际的所有组织，最初潜入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年靑的组织中，然后潜入法国、比利时，潜入大陆运动的中心——日内瓦，最后，甚至潜入国际的心脏——伦敦，潜入英国联合会和总委员会。瑞士法语区的汝拉山区成了破坏活动的中心。当然，这种野心计划在这些偏僻的瑞士山城中是不可能自行产生的；如果让这些地方的支部自己发展，它们会像其他支部一样，将以自己的手段结束内部纷争，永远不能，而且也不会去破坏国际的组织的。它们只是在破坏的天才、具有恶魔般的政治犯罪禀赋的人——巴枯宁的挑唆下和被他掌握了以后，才接受了这种可耻的思想，并且凶恨顽固地追随这种思想和实现这种思想。
　　汝拉组织本身为自己的罪行提供了证据。前面提到的汝拉联合会的备忘录[4]曾企图阐述它的分立主义意向和独特组织的历史。备忘录的结构表明，而且序言里也讲得很淸楚，这个文件是在起草的过程中逐渐扩大起来的，因此重复的地方很多，而且这些重复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三番五次、喋喋不休地赘述同一事件，而且敌意和仇恨一次比一次深。可以用数学的准确性指出，在起草这个通告的九个月之中，激动情绪与日俱增，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和以后具有了各种不同的色彩。备忘录最初是打算作为一个申辩书提交海牙代表大会的，但是到一八七二年九月它还没有准备好，后来便逐渐变成了一种激烈的煽风点火的作品；它煽动反对总委员会，特别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竭力诽谤卡尔·马克思，把他说成是国际中的恶魔。但是，尽管这个备忘录中包含有疯狂的愤怒、明显的片面性和谎言，尽管其中对个别人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并包含有抬高汝拉联合会的愚蠢企图，而对于一切善于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个备忘录的人来说，它至今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因为它不是用政治骗子手们的明显的谎言写成的，而是带有受了骗的、自以为找到了哲学基石的人的幼稚性。
　　当然，备忘录具有极端的倾向性，但是它的倾向性是非常幼稚的。巴枯宁带到国际里面来的矛盾，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区各支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全面暴露出来了。这次代表大会导致了汝拉人和瑞士法语区其余会员的分裂。可是按照备忘录的说法，这种矛盾还在巴枯宁出现以前就已经产生了。为了揑造这种倾向性的谎言，找了一个极其方便的借口，这就是：来自拉绍德封的敌人、瑞士法语区汝拉山区许多支部的创立者库列里[5]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进行的政治实验变成了可耻的投机勾当，这彻底激怒了汝拉山区的工人。库列里在政治上的失策成了备忘录中诬蔑任何政治活动的凭据。但是，当巴枯宁出现以后，库列里便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巴枯宁当时还是以国际的忠顺宣传鼓动家的身份进行活动的。巴枯宁于一八六八年七月来到了日内瓦，从这里他很快就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瑞士法语区的汝拉山区。一般说来，备忘录对巴枯宁在进行政治活动和放弃政治活动之问制造矛盾的做法进行了中肯的批评，对各个年靑支部的幼稚的理论观点做了正确的评价。备忘录指出：工人当时在响应国际的号召时，只听到了联合起来的号召，因而对任何响亮的词句[6]都一槪加以欢迎；日内瓦代表大会及其决议对瑞士法语区各支部的影响是极其微不足道的[7]，这些支部中没有一个支部对国际的目标有充分明确的认识[8]，以及最后，巴枯宁以前的时期应当看做是胚胎时期，在这个时期盛行的是豪言壮语、感伤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只是在巴枯宁出现以后，集体主义精神才被充分自觉地提出并具有了明确的理论。集体主义思想的发展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导致了新的革命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国际的会员“从理论转到了实践”。[9]在汝拉各支部发展的最初几年中，这些矛盾后来被抽象为“理论”，人为地移植到同它格格不入的各支部中去；在汝拉的一些城市中的“库列里派”和“集体主义者”之间爆发的冲突，同巴枯宁的恶毒宣传所撒下的种子相比，简直不値一提。
　　如果把关于在巴枯宁出现以前就已存在所谓的分歧的神话除外，那末在汝拉各组织的整个历史上剩下的就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地方性纷争了。这些纷争，如杲不是汝拉备忘录把它们作为汝拉的不幸争吵的反映永远保存下来的话，它们早就被遗忘了。整个历史的中心是库列里，关于他的精神面貌我们在叙述各次代表大会时已经介绍过了。在这个人的性格中，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人道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同狭隘的虚荣心、进行蛊惑宣传上的不择手段，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库列里的朋友们只看到了他的品质的肯定的一面，因而无限忠实于他，而且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宣传自己思想时所表现的那种奋不顾身的精神。从一八四八年开始，库列里便一面行医，一面作为流浪宣传家进行活动，而当国际建立时，他便立刻购买了印刷厂，并建立了《未来之声报》。这个报纸同《先驱者》一样，是瑞士法语区各支部的机关报。实在说，这个小报从来都仅仅是宣扬一些空洞的社会主义词句，经常用一些漂亮言词来谈论当前发生的一切问题，但是当需要采取十分明确的立场时，这些词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在一八六七——一八六八年参议员选举中完全暴露出来了。库列里在拉绍德封曾被选为参议员和治安法官。根据备忘录的说法，他当选为参议员应归功于激进派的帮助，而当选为治安法官是幸赖有保守派的效力。当库列里开始为国际进行宣傅鼓动的时候，激进派的机关报《瑞士国民报》开始对库列里进行最恶毒的攻击，因此库列里对新选举的结果甚为担心。正在这时候，国际会员甩开了激进派和“库列里派”，于一八六七年五月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对将于一八六八年进行的参议员选举一事发表了宣言。库列里想要考验一下自己的威望，于是拒绝了治安法官的职务。但是社会民主党选了一个保守派分子做自己的候选人，因为后者还得到所有保守派选票的可靠支持，这样一来，激进派害怕自己成为少数派，便也投票选举了这个保守派候选人，因此后者差不多被一致选出。
　　列洛克里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里的领导人是詹姆斯·吉约姆和弗里茨·罗伯尔。这里的国际会员也和激进派脱离了关系，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戴奥吉尼兹报》。但是这家报纸很快就停止出版，库列里便用报纸《山岳派》取而代之。当纽沙特尔州议会选举快要临近的时候，库列里由于几件文字审判案而被剥夺了一个时期的自由，从而提髙了自己的威望。才诞生的社会民主党在一八六八年二月发表的选举纲领非常温和。库列里愈来愈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他在自己的报纸《山岳派》上建议所有党派联合起来反对激进派。列洛克里的社会主义者对此表示抗议，于是吉约姆公开和库列里断绝关系。拉绍德封的波动非常大。库列里力求息事宁人。在列洛克里的一次会议上，座列里的朋友们替他辩护，说人们对他的文章作了错误的理解。库列里自己也保证说，他绝不想同保守派结成任何联盟。可是，几天之后，拉绍德封的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公布了，其中有一半是保守派分子！库列里固然再次当选，但是他在国际中的作用也完结了；不过他还参加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但是谁也不认眞看待他了。[10]在列洛克里，国际会员同激进派携起手来，但是激进派好几次欺骗了他们，于是他们通过了一项严厉的决议，宣称他们将拒绝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个庄严的决议曾发表在日内瓦的周报《自由报》上；这家周报在一个时期内曾和《未来之声报》一起把自己说成是国际的机关报。
　　大家知道，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了拥护集体主义的决议。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库列里在自己的《未来之声报》上激烈攻击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代表大会本身。这种攻击引起了极大的愤慨，特别是在日内瓦。此外，日内瓦各支部还责备他交付手续和账目不淸。事情直闹到公开发表激烈声明的地步。在列洛克里，大致在这个时候，梅隆和吉约姆为了在即将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因为列洛克里社会民主党人很想参加市的政治活动，他们只是否弃州的政治活动），创办了《进步报》，在报纸上讨论了市政、税务和宗教等问题。巴枯宁[11]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小报的撰稿人和幕后领导者。在汝拉，从库列里逃避参加运动的时候起，国际便开始衰落；他所建立的支部也停止存在；在洛桑，建筑工人生产合作社的瓦解在长时期内阻碍了国际的发展。于是，备忘录赞扬说，正当国际在瑞士法语区的汝拉山区发生普遍危机的时候，巴枯宁在日内瓦出现了，他被当做是救世的天使。
　　巴枯宁究竟是个什么人？汝拉备忘录很少谈自己英雄们的过去的生活。按照备忘录的说法，巴枯宁在一八六八年就已经是日内瓦罗曼人支部的成员；而根据卡尔·马克思的回忆，巴枯宁只是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之后才加入国际的。当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正在举行的时候，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主席向大会建议加入国际。这是巴枯宁在出席同盟理事会会议的时候出的主意。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坚决拒绝了这个同盟的建议；于是几天之后巴枯宁便在伯尔尼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各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平等”的主张；他成为少数派，于是他就利用这个方便的机会退出了同盟。他大槪了解到这个同盟是微不足道的，便选择了国际作为自己活动的场所。
　　巴枯宁究竟是个什么人？根据认识他的人的说法，他的外表就使人难于信任。他有一双狡猾的、神秘的眼睛，就像猛兽的眼睛一样。他生着一头蓬松的鬈发，所以乍看起来像狮子一样。马克思还在靑年时代就认识巴枯宁，当时他们都在研究黑格尔。在德累斯顿五月革命后，巴枯宁在开姆尼斯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俄国要求引渡了他，于是俄国政府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西伯利亚的总督、波兰“绥靖者”的亲戚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是他的表兄，因此流放西伯利亚对巴枯宁说来还是过得去的。巴枯宁具有在整个西伯利亚旅行的护照。他在一八六一年逃跑，途经日本转赴伦敦。在伦敦他和当时出版《钟声》的赫尔岑建立了联系。他发表宣言，写文章宣传泛斯拉夫主义。[12]一八六七年巴枯宁出现在和平和自由同盟成员的行列中，而在一八六八年就钻入了第一国际。伯尔尼代表大会少数派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中遭到了惨败以后[13]，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组织声明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发表了自己的纲领，选举了自己的中央局，并暂时以日内瓦为驻在地。参加这个中央局的，除了巴枯宁以外，还有佩列和约·菲·贝克尔。这个新同盟的纲领同巴枯宁在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纲领是一样的，其主旨是“阶级平等”，并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同盟在确定了章程后，便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在伟大的自由原则的基础上硏究政治和哲学问题”。但是，据卡尔·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三月二十八日给不伦瑞克委员会的《机密通知》[14]中说，这个“理论纲领”没有任何意义；整个实质在于组织。问题在于，新的同盟要想变成一个具有由巴枯宁亲自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国际，而这个中央委负会应该设立在日内瓦，并像总委员会一样有权接受新支部。一切应当领导地方组织的全国局都要听从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支配。预定在国际举行代表大会期间同盟的盟员甚至还要举行自己单独的代表大会。不仅如此，总委员会是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选出的，而这个僭称的中央委员会却是自己选举自己的。总的来讲，这个新组织同时旣存在于国际之外，又存在于国际之内，它是破坏国际组织的最有效的手段。
　　当这个纲领送交总委员会（它于十二月十五日收到）批准的时候，同盟巳经根据自己的章程为自己网罗了相当多的成员。在日内瓦，同盟的盟员已有一百人，此外，他们在罗曼委员会中占据多数。巴枯宁靠自己的旧联系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都已建立了同盟的支部。意大利盟员法奈利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之后，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中也建立了人数众多的支部。同盟还以瑞士法语区日内瓦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告西班牙工人书：这个告西班牙工人书是由巴枯宁起草的，其中包含有同盟的纲领。伦敦总委员会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它保持很高的警惕。马克思非常了解巴枯宁，知道他的个人生活和过去的政治活动，因此很淸楚，这个独特的组织除了干最坏的勾当以外，不可能做别的事情。当同盟由约·菲·贝克尔写了一个申请书，正式向总委员会要求加入国际的时候，总委员会立即复信（注明十二月二十二日，由奥哲尔和肖署名）拒绝接受，并宣布它的章程是不合格的。复信中详细论证了拒绝的理由，指出，这个新组织只能是破坏国际的一种工具，它的章程的条文是同国际的共同章程完全抵触的。[15]
　　在日内瓦，拒绝接受同盟这件事像一颗爆炸的炮弹一样引起了震惊。贝克尔最初说，不要理睬总委员会的决定，因为它是“非法的”。但是，由于代表比利时中央委员会的德·巴普，法国的联合会委员会[16]，甚至列洛克里的吉约姆，都建议解散同盟，因而任何反抗都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根据佩龙和巴枯宁的正式建议，决定解散同盟。佩龙受委托通知总委员会说，同盟中央局承认总委员会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声明解散中央局和民族局，建议同盟的所有支部加入国际，不过这些支部应当保存自己的“理论纲领”。然后，佩龙询问，根据这些条件是否可以接受这些支部。一八六九年三月九日佩龙得到了对这封信的答复。总委员会在回信中通知了自己的决定。决定说，如果同盟，确切些说，它的中央局和民族局确实已经解散，那末就没有任何障碍阻挠同盟支部变成国际的支部。如果同盟已经解散，总委员会便委托这些支部把每个新支部的建立地点和成员数目通知它。
　　与此同时，总委员会也顺便说明了它对同盟的“理论纲领”的意见。总委员会预先指出，根据国际的章程，允许承认阶级斗争和工人互助的一切工人组织加入国际；但是由于它们发展的条件的不同，它们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有不同。不过，共同的活动可以促进在工人阶级内部交换意见；在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上的讨论也有助于交换意见；这样就为制定共同的理论纲领提供了可能。但是，对同盟的纲领进行分析批判并不是总委员会的任务；总委员会只应当研究，这个纲领中是否包含有同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相冲突的东西。在同盟的纲领中有一句话正好具有这种缺点。纲领中说，同盟追求“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阶级平等就意味着确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协调，可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眞正目标正好是消灭任何阶级。总委员会非常客气地补充说，这可能是一种简单的笔误，纲领的起草人无疑会纠正这个错误。
　　中央局考虑了这个要求，把受到指责的那个句子改写为：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和实现一切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巴枯宁以这种方法来回避解散同盟。在同盟各支部一致把全权委托给中央局以后，中央局才宣布自己解散，并建议各支部请求总委员会承认它们是国际的合法支部，只是它们仍然奉行同盟的纲领。巴枯宁领导的同盟日内瓦支部做出了榜样，于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请求总委员会接受它。总委员会非常淸楚这种诡计，知道解散只是做做样子，同盟将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它当时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于是在七月二十二日一致决定接受它加入国际。巴枯宁在他起草的关于同盟的备忘录中虚伪地说：“从今以后我所要说的同盟，已经完全是另一个同盟；它仅仅是日内瓦同盟的一个地方支部。”只有同盟的那不勒斯支部以后彻底瓦解了；而马德里支部、巴黎支部和里昂支部则走上了巴枯宁给它们指出的歪路。[17]在里昂，担任同盟领袖角色的是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后来他们变成了波拿巴的代理人。
　　日内瓦支部向联合会委员会申请入会时，遭到了拒绝。因为，在日内瓦，人们对同盟的盟员了解得十分淸楚，以至连他们自己也不指望被接受。[18]同盟日内瓦支部从一产生起，就是一切地方纷争的策源地。由于一连两个春天发生的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以及由于全体日内瓦建筑工人对建筑工程承包人的联合反杭，结果消除了日内瓦地方“工厂”工人之间，即熟练的、高薪的钟表匠、雕镂匠、工具制造工人等等和大多数是外来的、低薪的建筑工人之间的经济矛盾。同盟盟员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复活这些矛盾，并尽量加剧这些矛盾。他们把日内瓦的“工厂工人”仅仅看做是激进的资产者；在他们看来，只有不熟练的工人才是无产者。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参加一八六八年十一月的参议员选举遭到了同盟盟员的嘲笑，他们极力阻碍这一活动。工人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时，同盟盟员则把这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后来，巴枯宁便开始为自己罗致顺从的刊物；他很狡黠地利用了人们对库列里和他的《未来之声报》的不满，并想用瑞士法语区的正式机关报来取代这个销路不广的小报。为此目的，他认为使瑞士法语区各支部加入法国联合会是有益的。他把这两个方案提给了各个支部并获得了它们的赞同。此后便于一八六八年一月三日在日内瓦召开了法语区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正好是在等待总委员会对接受日内瓦同盟一事做出答复这个紧要关头召开的。代表大会没有辜负巴枯宁的期望，做出了关于建立新机关报《平等报》的决定；为该报撰稿的有贝克尔、巴枯宁、马兰、瓦尔兰、荣克、埃卡留斯和德·巴普。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巴枯宁起草的组织草案。联合会的章程规定由它来替代同盟的组织。《平等报》变成了纯粹是同盟的、也就是巴枯宁的机关报；巴枯宁预先强使把他选为由七人组成的编辑部的成员之一。在瑞士汝拉山区，巴枯宁控制有《联盟报》。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同盟的机关报《平等报》开始在那不勒斯出版。
　　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受同盟这件事使得分别由工厂工人和建筑工人组成的国际在日内瓦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敌意大大激化。按照汝拉人备忘录中的说法，约·菲·贝克尔当时是同盟方面的整个灵魂。[19]只是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前夕，由于偶然机会而成为《平等报》指导者的巴枯宁，才着手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关于废除继承权和实行集体主义[20]的思想。在选举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巴枯宁未能得到日内瓦的委托书，因此，不得不接受他的里昂的信徒们发给的代表资格证。
　　马克思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不伦瑞克委员会的通吿信[21]中就已经指出，巴枯宁在巴塞尔组织了一个真正的阴谋，以便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拼凑一个拥护自己废除继承权方案的多数派并推翻总委员会。当这种阴谋未能得逞的时候，当巴枯宁确信他自己更加促进了总委员会权力的扩大的时候，他便在《平等报》和《进步报》上对总委员会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所举出的反对总委员会的理由只不过是吹毛求疵而已。他说什么，总委员会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它没有出版定期报告，而按照历届代表大会的规定它应当做这件事；它应当卸去英国各支部的工作并关心建立像其余联合会委员会一样的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它如果卸脱它所担负的英国事务，它的工作就会轻松得多。按照他的意见，总委员会就芬尼社社员被捕一事发表的声明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因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改善现存制度并不重要，而是须要彻底消灭它。总委员会不应当去管纯属大不列顚本身的事务。最后，同盟要求对于“施韦泽和李卜克内西的臭名昭彰的问题”做出正式解释，因为他们两个都参加了资产阶级议会，而他们两个及其信徒又似乎是国际的会员。在发生了这些挑衅以后，总委员会认为它进行干预的时候已经到了。它发表了给设在日内瓦的法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函，通函中首先驳斥了这样一种说法：似乎总委员会有义务回答报刊的挑衅。然后答复了一些预料是由瑞士法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出版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是受经费限制的，而这个条件至今从未具备过。总委员会所以没有和英国地方性委员会分离，是由于英国现在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强有力的杠杆，总委员会不应放弃这个杠杆。居于总委员会之外的地方性委员会将作为国际的总委员会和工联的总委员会之间的中间环节。总委员会对爱尔兰大赦的态度可以由爱尔兰的特殊条件来说明；在爱尔兰，人民反对大地主的斗争同时旣带有经济的性质，又带有民族的性质。此外，爱尔兰问题至今是资产阶级所掌握的分裂英国工人阶级的手段。总的来说，总委员会断定，《平等报》和《进步报》所宣布的关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的矛盾的学说，是同国际的章程相对立的。同时总委员会对于国际章程法译本歪曲原文的做法进行了谴责。那些询问施韦泽—李卜克内西事情的人的好奇心也可以从下面的回答中得到满足：爱森纳赫派属于国际，但施韦泽并不属于国际。其次谈到，施韦泽拒绝接受李卜克内西提出的把他们的事情提交总委员会裁决的正式建议；对于这个问题总委员会没有更多的意见。法国各委员会以及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都一致赞同总委员会的这封通函。[22]
　　但是，这封通函还没有送到设在日内瓦的法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那里的《平等报》编辑部里就发生了危机，日内瓦委员会对巴枯宁的专横独断感到厌烦了，于是它便利用编辑部内的“宫廷”革命来摆脱巴枯宁。巴枯宁的拥护者被新生的力量所代替，其中最有才能的是俄国人吴亭。吴亭力求使同盟不致为害，为此目的他加入了同盟，并宣传反对同盟纲领中最糟糕的两条：无神论和放弃政治活动。他在贝克尔的帮助下的确争取到对这两条迸行了修改。可是巴枯宁突然到日内瓦来了儿天，他没费多大力气又把被删去的这两条恢复了。在这之后吴亭就脱离了同盟。
　　同时，同盟全力准备在拉绍德封召开罗曼语区代表大会，他打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国际进行最后的打击。这次代表大会要把《平等报》归还给同盟，并解决接受同盟参加罗曼语区联合会的问题，因为罗曼语区联合会以及联合会委员会都拒绝接受它。拉绍德封的一个属于同盟的支部和库尔特拉里雕版匠工会也就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受它们一事向这个代表大会提出申诉。最后，同盟盟员想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把对所有罗曼语区支部的领导权都夺到自己手里。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他们会很乐意地把联合会委员会的会址和《平等报》编辑部从“反动的”日内瓦迁移到汝拉的某个山村去。
　　代表大会定于一八七〇年四月四日举行。为了保证自己获得胜利，同盟为自己在代表大会上制造了一个人为的多数。在汝拉山区，巴枯宁靠《进步报》的宣传，仍然有很多信徒，可是在日内瓦，他早已声誉扫地。[23]因此，同盟在代表大会上只获得了两三票的多数，虽然它所获得的二十一票所代表的支部还不到十五个，而仅仅日内瓦一地，就有三十个支部。这十五个支部所代表的会员甚至还不到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全体会员的五分之一。代表眞正多数的是十八名代表：日内瓦的十二名代表，拉绍德封的五名代表和纽沙特尔的一名代表。[24]而且，联合会的章程规定，每一项重要决定，除了代表大会以外，还应当提交各支部表决，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这次代表大会忽视了章程中的这一规定。大会就接受同盟日内瓦支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个支部总共只有二十个人，实际上根本不値得为它焦急不安。但是同盟的拥护者占大多数。他们都持有汝拉山区的限权代表委托书，他们必然要利用自己的优势。所以他们决定接受同盟；于是少数派提出抗议，离开了代表大会，另行召开了自己单独的代表大会。多数派现在把自己装做是联合会的眞正代表，称自己的代表大会为“罗曼语区代表大会”，指定拉绍德封为联合会的驻在地，并在纽沙特尔创立了自己的正式机关报《团结报》。这家报纸的专门任务是把日内瓦的工厂工人描绘成半资产者，同眞联合会的机关报《平等报》论战，并鼓吹放弃政治活动。《团结报》的编辑是吉约姆。多数派的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反对工人阶级参加任何旨在通过政治改革的方法达到社会变革的活动。相反地，少数派则决定，必须同放弃政治活动的主张进行斗争、必须参加政治活动来宣传和组织工人的代表机构（这个代表机构会成为未来的准备形式）。
　　代表大会闭幕后，各日内瓦支部的代表召开了全体大会，大会不顾巴枯宁及其朋友的反对，赞成了各支部代表在代表大会上的行动。在弄淸楚了表决的结果后，日内瓦各支部打电报召回了自己的代表。在这之后不久，巴枯宁及其最积极的追随者便被开除出旧罗曼语区支部。
　　伪称自己现在是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拉绍德封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向总委员申诉，请它迸行干预。总委员会建议它把全部申辩材料寄来。当它把材料寄来后，总委员会于一八七〇年六月二十九日通过决议，认为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徒有其名，而日内瓦委员会一贯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拉绍德封委员会无权剥夺它的名称；因此，日内瓦委员会今后仍将被认为是瑞士罗曼语区的联合会委员会，而拉绍德封委员会愿意叫什么名称听其自便。此外，荣克还补充说，任何政治活动作为一种手段应该服从干经济活动。随着事件发展的进程，这个决议变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团结报》及同盟的拥护者掀起了一个反对“不公正判决”的大合唱，攻击总委员会太骄傲自大。于是总委员会同拉绍德封断绝了任何关系。
　　当普法战争爆发的时候，吉约姆在《团结报》上发表了一个犯罪的叫嚣战争的宣言。汝拉人于十二月九日在圣伊米耶召开的非常代表大会赞同了吉约姆的宣言。但是，与此同时却不得不通过了一个停止出版《团结报》的决议。在巴黎公社倾复以后，《团结报》以所谓流亡者的机关报的形式复刊，但是只出版了四号。关于把各汝拉支部组织为汝拉联合会的建议遭到了代表大会的否决，认为这个建议为时过早，因为预料国际的下一次全协会代表大会将最终解决罗曼语区的纠纷。

巴黎公社

　　德国军队只花了四个星期的时间，就把法兰西帝国的正规军粉碎、俘虏和围困在法国的要塞中，但是它为了战胜法国的民兵和国民自卫军，却整整费了五个月的功夫。巴黎是国防的中心。为了把巴黎从德国人的铁桶般的包围中解放出来，全国都武装起来了。当九月四日卖国政府背叛地交出了巴黎的时候，整个法国也就被出卖给德国侵略者了。不仅如此，对这个政府说来，似乎在紧张地动员全国人力物力来组织的国防只不过是一出笑剧，是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及其伙伴为了取得个人统治、搜括钱财和夺取政权的一种借口。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对武装起来的国民自卫军的恐惧更甚于对已经站在巴黎门外的普鲁士人的恐惧。这个“国防”政府（这是它自挂的招牌）从一开始就决定要成为卖国政府。这个政府的军事委员特罗緖在巴黎被围四个月之后当着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的面承认，他把保卫首都仅仅看做是一种“英勇的蠢举”[25]；因此，按照九月政府的意见，国防的任务在于戒除武装的巴黎进行流血斗争的这种英勇的蠢举和削弱可怕的国民自卫军的力量，因为它对普鲁士人进行毫无意义的、需要付出许多人的生命的出击。实际上，与其说九月政府在防备普鲁士兵士，不如说在防备武装的巴黎无产者，而唯有无产者在认眞地对待国防，并为了国防而不惜牺牲生命和一切财物。九月政府的如意首脑是梯也尔，这个«mischievous avorton»——邪恶的畸形儿[26]，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他的行为的卑劣”。[27]这个政府的“外交部长”是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在同德国人签订了合约后，社会主义者议员米里哀尔，把所有这些可耻的勾当公诸于世。在公社倾覆后，茹尔·法夫尔为了报复，下令枪毙了米里哀尔。茹尔·费里也同他们是一丘之貉。他是个不名一文的律师，曾利用巴黎被围期间城内的饥荒刮了大批钱财，而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个罪犯政府的“卡尔·福格特”，他使他的弟弟阿尔图尔·皮卡尔成为自己主办的《自由选民报》的主编；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伪造行为被巴黎交易所撵走，而且他曾被控盗窃了三十万法郞。当这帮“投降分子”骗子手在三月十八日起义后仓皇逃离巴黎时，把一些证明他们政府卖国勾当的文件遗留在巴黎。正如公社致外省的一个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为了毁掉这些文件，‘这些人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投降分子”的行为完全证明对他们的这种评价是正确的。[28]
　　九月政府的心怀叵测的行为还在巴黎被围期间就已经导致了与它平行的仿佛是另一个政府的建立，这就是巴黎二十区共和中央委员会，它在每个区里组织了一个监督政府采取的国防措施的监察委员会。在这个中央委员会里占优势的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工人，特别是国际的会员在其中几乎没有代表。[29]在勒—布尔热失败那天，以及当麦茨投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一些坚决的委员，如布朗基、弗路朗斯、皮阿、米里哀尔、德勒克吕兹等，冒险实行了政变，占领了市政府，逮捕了政府成员。曾经选出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实行公社选举。但是皮卡尔逃跑了。以前，九月政府党的成员、巴黎市长阿拉戈自己曾经规定在十一月一日举行选举，以便在城内建立一个合法的代表机关。后来政府又取消了公社选举，当巴黎的一个区不顾禁令实行了选举的时候，政府便下令逮捕当选人。布朗基和皮阿逃脱了被捕。巴黎市长阿拉戈被茹尔·费里所替代，而国民自卫军的将领塔米泽叶被前骑兵司务长和《国民报》过去的撰稿人克列芒·托马“将军”所替代。只是在这之后政府才准许每个区选出一个区长和两个议员。郊区选出的十一个社会党人，其中包括朗维耶、弗路朗斯、勒弗朗赛、德雷尔、米里哀尔、马隆、托伦，没有得到批准，他们被政府专员所代替。其余的区长没有任何权力，他们对政府的事务甚至连谘议权都没有，因此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便卸去了自己的职务。在一月的最初几天里，当宣布成立公社的新宣言发表了的时候，政府逮捕了宣言的签署者。
　　仅仅在前台活动的人的名单就已经表明，国际在参加所有这些造反活动方面是极其有限的。总委员会充分意识到法国工人阶级的困难处境，它在自己的九月九日的宣言中指出：“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资……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30]巴黎的国际会员接受了这个指示，利用围城的时间来完善自己的组织，并学习掌握武器，打算在军事独裁结束（这将是投降的必然结果）后提出自己的共和主义要求。布朗基和他的拥护者弗路朗斯、朗维耶、米里哀尔、德勒克吕兹、德雷尔以及其他忠于布朗基主义革命理论的人，进行了暴动的尝试，自然这些尝试始终是没有结果的。而国际的会员，如托伦、马隆、赫利贡，虽然也属于当选而没有被批准的人之列，但一次也没有在暴动宣言上签过字。两年之后，托伦在给议会任命的公社历史议会调查小组写的报告中说，国际会员在巴黎被围期间很少参加当时的运动。托伦认为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参加任何运动的实际可能性，因为所有工厂都关闭了，而参加国民自卫军的活动占去了工人的全部时间和吸引了工人的全部注意力。正因为一切精力都集中到国民自卫军的活动中，所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了三月十八日革命的自然中心。其次，托伦说，国际在公社社员中有一些坚决的反对者，如德勒克吕兹、皮阿、里果、普罗托、特里东和其他许多人，因此国际会员在公社中始终是少数派。[31]
　　一月二十八日“投降分子”政府签订了停战条约，并根据条约中的一项规定，立即决定在二月八日举行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以便由议会来批准和约。这个议会，即农村贵族把持的“地主议会”，便立刻了解到自己的真正任务，是同巴黎进行国内战争。梯也尔当了共和国的总统。三月一日，议会批准了和约，三日它任命耶稣教徒和宗教界的奴仆奥列尔·德·巴拉丁为国民自卫军的总司令，四日便命令军队包围巴黎。三月十日议会决定不迁往巴黎而迁往凡尔赛，并决定只有将来议会在巴黎开会时才承认巴黎是首都。接着波拿巴主义的无赖汉瓦伦亭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而维努亚则在巴黎封闭了六家激进的社会主义报纸。但是清偿过期期票的法令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因为这个法令使巴黎的小商业遭到了破产。三月中旬左右就提出了二十七万五千个期票拒付证书；此外，商人无力缴付房租。如果国民议会希望在巴黎引起暴动的话，那末必须公正地说，它是做得非常狡猾的。
　　投降的消息在巴黎引起了对九月政府的无能而又暴虐的军事专政的强烈不满。国民自卫军战士、工人把自己看作是巴黎的捍卫者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代表会议决定通过自己的机关——中央委员会——抗议解除他们武装的任何企图，并烕胁要用武力反抗这种企图。同时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制订国民自卫军的章程。[32]三月三日章程制订好了，并任命了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33]三月十五日国民自卫军组织自行在联邦制的原则上建立起来了。接着国民自卫军最终选举出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共有十五名委员。根据托伦的供认，委员会中最初只有两个国际会员。[34]瓦尔兰和阿宛代表国际联合会委员会；但是不久之后瓦尔兰便对中央委员会的方针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国民自卫军的二百七十个营中有二百个营承认了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保卫巴黎的宣言，并命令在蒙马特尔和肖芒高地上建立坚强的工事。三月十五日，国民自卫军战士举行了露天大会，他们所有的人都在会上保证从今以后只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巴黎的各个堡垒都鸣炮欢迎这个消息，在蒙马特尔还挂起了红旗。政府命令逮捕了四百个人，但是在三月十八日他们被国民自卫军解放出来。梯也尔在三月十七日还发表了一个告巴黎居民的宣言，里面充满了漂亮的词句。可是第二天他的政府便企图以盗贼的方法窃取国民自卫军的武器，而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己的财产。这个图谋未能得逞。正规军同国民自卫军联合起来了，托马“将军”被拖下了马，不知道根据谁的命令，被拉去由一群兵士和国民自卫军战士枪毙了。
　　巴黎人和凡尔赛分子之间的国内战争便以这些事件开始了。虽然中央委员会以它没有签署死刑判决书为理由，否认了对枪毙托马的任何责任。但是，凡尔赛政府不理睬这个声明，于是在三月十八日的告示中说，这是个“叛乱委员会，人民几乎不知道它的成员，他们只是遵循共产主义的教条，一心要掠夺巴黎”。对三十万国民自卫军的这种恶毒诽谤自然在巴黎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从三月十九日起，巴黎公社的机关报《公报》开始在巴黎出版，该报由龙格、莫罗、罗热尔等主编。该报三月二十日的社论中说：“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洽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动，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但是——总委员会宣言补充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5]所以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以公社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总委员会的宣言说：社会共和国的要求，“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36]关于公社的历史意义总委员会说：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髙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祌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淸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祥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淸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眞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成为废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par décret du 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髙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的时候，——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是气得发疯了。
　　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也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和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一八四八年会参加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可是随后制宪议会立刻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交给债主们去任意宰割了。可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还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感觉到他们必得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决定取舍……在波拿巴派髙官显宦和资本家那帮bohème〔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以共和联盟名义出面的中等阶级眞正的秩序党，就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面，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诬蔑，保卫公社……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属于这类措施的有：禁止面包工人作夜工；用违者严惩的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来减低工资——这是雇主们惯用的方法，他们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而且把罚金纳入私囊。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37]

　　从卡尔·马克思阐述的公社这个纲领可以看出，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一种能排除阶级国家的政府机器并且会自然导致财产关系中的变革的组织的第一次尝试。当然，公社领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到了他们所提出的纲领的意义，这是另一个问题。在三月二十六日公社选举之后，公社会议主席、国际会员别列在第一次会议上的演说中只叙述了行政改革的纲领。“公社的自由就是共和国本身的自由……政府将掌管全国的事务，省将掌管省的事务，而我们建立的公社将成为一个模范公社。”[38]由此可见，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公社带有浓厚的纯法国的精神。在差不多整整一世纪中，法国人民尽管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大的政治变革，但是不论是在两个帝国中，还是三个共和国中，不论是在复辟时期，还是在奥尔良王朝时期，它始终保持了自己最恶劣的祸根：集权制的国家官僚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切制度下都原封未动，并篡夺了国内的、直到最偏僻的乡村公社的自治；但是，尽管发生了种种政治变革，一七九三年的公社仍继续活在人民的记忆中，而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则是对许多世纪来一直起窒息作用的官僚制度压迫的—种最起码的反动。各大城市，首先是巴黎，想一劳永逸地摆脱警察的宰割，并力求把公社作为社会机体的一种自然细胞加以恢复。正是这些意向才促使了公社的建立。所以，纽约《工人日报》在一八七四年七月十八日的一篇文章中非常公正地说，国际并没有创造公社，不能把国际同公社混为一谈，但是国际的会员领会了公社的纲领并扩大了它的意义，他们同时是公社的最热心和最忠实的捍卫者，因为他们了解到公社对工人阶级的意义。参加了公社的大多数国际会员并没有停留在别列所宣布的行政改革的纲领上，他们中间最进步的分子把这些改革看作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国际会员在公社存在的最后几天发表的告伊夫里和贝尔西车站工人书[39]中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地更换政府和实行国家改革，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而是建立能够保证实现我们一切社会要求的制度……我们所实行的革命是社会革命。”
　　“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40]总委员会宣言中的这些话正确地评价了国际在巴黎公社中的活动。从无数的事实，从不同程度的正式声明中可以看出，国际会员还在公社成立以前就组织成为独立的政党，它并没有把自己同公社等同起来，而公社也把它看作虽然支持它但实质上独立于它之外的一个政党。利沙加勒说，革命政党（他指的是国际会员和布朗基主义者）在公社产生时几乎对它采取了反对立场。这实质上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略微尖锐的说法，即公社的多数派是由小资产者和职员组成的，工人仅是公社中的人数不多的少数派（在八十七名公社委员中只占二十五名），而少数派中又有一半是布朗基主义者。利沙加勒指出[41]，俱乐部的决议常常对事情的进程起很重大的影响。国际正是选择这种方法来影响最重要的团体的。国际联合会委员会早就通过全权代表保证自己在政权机构中（最初在中央委员会中，后来在公社中）对重大问题的解决经常起影响。这些全权代表逐渐变成了联合会委员会在共和联盟中的常驻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在公社的领导下进行独立的工作并向公社提出建议，从五月二十一日《公报》[42]上刊载的一则声明便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国际工人协会

　　“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驻公社代表团。由于我们受联合会委员会的委派来向公社报告所有巴黎支部的工作结果，所以代表团委员会通知所有的国际会员，委员会暂时宣布自己是常设性的，今后每天一点至六点在科尔德里街六号开会。
　　建议各支部尽速将它们认为需要公社研究的建议提交委员会。
根据委托
代表团临时书记
伊·诺斯塔格。”

　　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国际是怎样帮助公社的。
　　在三月二十六日公社选举之后，联合会委员会便在《公报》[43]上发表的一篇文告中立即表示了自己对公社意义的看法，同时陈述了自己的社会纲领。“利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灾变；自由、平等和团结定能保障在新基础上建立秩序，定能改组劳动。公社的自由是将要进行讨论的那个条约的保障，这个条约将使阶级对抗中止，将导致社会的平等。我们要求解放劳动，而公社的权能就是这种解放的保障，因为这种权能给每一个公民以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实际上监督自己全权代表服务活动的手段。我们为我们的平等原则进行了斗争，忍受了痛苦，现在当我们要为新社会大厦奠定第一块基石的时候，我们决不退让。我们要求组织信贷、交换，建立协作社，以便保证工人享有他们劳动的全部价値。我们要求实施非宗教的免费普及教育，要求集会结社的权利和言论自由，要求建立市政警察机关，建立武装力量，采取保健和统计措施等等。我们以往的历届政府在这方面始终欺骗我们。现在巴黎的人民成熟了。它在市政机关的选举中开辟了由它亲自领导的运动。这个原则今后仍然应当成为我们的指导原则。人民将会记起，决定团体或协会的原则也就是决定整个社会的那个原则。人民将摒弃从外面强加给它的任何一个主席，将否弃以这种方式向它提出的任何一种措施，任何一个地方长官。”[44]显而易见，向工人发表的这个文告涂有蒲鲁东主义思想的色彩。它在一定程度上把资产阶级的平等翻译成了社会平等，关于这种平等论的代表人物托伦，我们在叙述国际建立的时候巳经介绍过了。[45]国际对公社的独立地位直到后来当它由于人数多和参加各种专门委员会而能够对事件的进程起更大的直接影响的时候，都没有改变。不仅如此，它直到公社的最后几天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在五月二十日的《公报》[46]中，公布了国际联合会委员会在五月十七日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

　　“兹定于下星期六，五月二十日下午一点整召开联合会委员会非常会议，讨论当前局势。邀请参加国际的公社委员出席这次会议。在那里他们应当报告自己在市政府中的活动并说明公社内部发生分裂的原因。国际会员凭自己的会员证可以参加会议，各支部的全权代表列奥·弗兰克尔和赛拉叶以及所有与会者都投票赞同这个建议。”

　　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从五月二十四日出版的最后一号《公报》[47]上发表的一个声明便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声明说：

　　“国际工人协会在自己五月二十日的非常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在听取了同时是公社委员的国际会员的说明以后，承认决定他们行动方式的理由是绝对正当的。我们要求他们在经常保持工人利益的条件下，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维护公社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反对凡尔赛政府的斗争中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赞同他们的要求：举行公社的公开会议并限制建立‘公安委员会’的决定的第三条，因为这一条使得对执行权力机关，即公安委员会及其全权代表的行动的任何监督都成为不可能。”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际的二十六个巴黎支部的成员；公社委员中有六人出席了会议，三人缺席。在人数众多的最积极的公社委员中，最多只有二十个国际会员。如果国际有更多的会员参加了公社的话，如果巴黎无产阶级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时间较久的话，许多事情很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在三月十八日公社宣布成立那天，政府巴黎市长茹尔·费里和几乎所有资产阶级逃出了首都。谁也没有用手指去碰他们一下，于是逃跑者便把这看作是软弱性的标志；三月二十二日，巴黎的纨袴少年，可鄙的花花公子们和有闲阶级的分子，同“半上流社会”的代表一起举行了“示威游行”，然后暗地里用凶器袭击国民自卫军的岗哨，企图出其不意地占领国民自卫军的要塞警卫室。当他们拿自己的手枪和刀剑开始制造混乱并拒绝让他们走开的合法要求的时候，国民自卫军便向他们开了火，于是这些“高等”恶棍抱头鼠窜，逃到凡尔赛去了。
　　三月十八日发生的敌对行动实际上已经是内战的开始。梯也尔命令截断通往巴黎的一切电报线，于是巴黎城与外界完全断绝了电报联系。当时梯也尔实际上已在等待着国民自卫军向凡尔赛进攻，所以命令维努亚率领四万军队守卫到凡尔赛去的道路。但是，由于他在军事方面暂时比巴黎人弱得多，所以他暂时对公社采取了拖延的策略，提出了种种“调停的建议”，以争取时间。与此同时，他再就遣返被俘到德国去的四万法国正规军问题同俾斯麦进行谈判。中央委员会受了骗。它没有在三月十九日立即向凡尔赛进攻，以便连根拔除地主议会和梯也尔，使全国投入运动[48]，而开始同那些虽然与委员会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对它持不信任态度的一些巴黎区长和议员进行谈判。之后，瓦尔兰和其他三个人被派去说服巴黎的自由主义的区长和议员，让他们设法使凡尔赛同意公社的选举。在经过了无数次的谈判之后，巴黎的区长们和议员们向凡尔赛提出了一个建议——请同意实行选举。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但是它被用另一种方式再次提出；区长们试图进行调解；发生了议会争吵。只是在气忿的区长们走了以后，议会才承认了实行选举的必要性。三月二十五日路易·勃朗在议会中通知说，巴黎的区长们和议员们已经同中央委员会达成协议，以便让选举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议会默然接受了这个声明，而当它的在巴黎的受托人、由梯也尔任命的国民自卫军总指挥赛塞海军上将发表了一个关于国民议会已经同意实行选举的文吿（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的时候，也没有予以驳斥。三月二十六日星期日举行了选举。由于富裕的居民中一部分已经逃跑，一部分拒绝参加投票，所以参加选举的人数只占居民的百分之五十二多一点。当选的人有十六个上届区长和议员，几个激进派分子和七十二个社会主义者，其中有十七个国际会员[49]：潘迪、杜邦、瓦尔兰、别列、泰斯、弗兰克尔、马隆、得马、克列门斯、茹尔德、阿西、阿夫里阿耳、杜瓦尔、托伦、奥斯登、阿穆鲁、郞之万；瓦尔兰是第三次当选，泰斯是第二次当选。国际会员别列被选为主席。
　　组织公社的那些日子同时也是眞正淸洗的日子。在选举之前和在选举迸行的时候发生的那些事件本身，便把不坚定分子和不可靠分子淸除出去了。巴黎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区长和议员是以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国民自卫军为靠山的，这部分国民自卫军承认赛塞为自己的指挥官。中央委员会三月二十四日的文吿说，这些区长和议员支持了一些营的叛变行为。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坚决措施：它任命布律涅尔、杜瓦尔和艾德为国民自卫军的将领，并责成布律涅尔占领各资产阶级街区的区政府。布律涅尔带领国民自卫军和火炮开往罗夫尔区区政府。起初事情似乎已经到了发生敌对行动的地步，可是后来就选举问题达成了协议，于是在若干时间内又普遍友好起来。这种情緖直到举行选举的时候还继续存在；当选举结束以后，资产阶级的区长和赛塞便拒绝任何合作。塞纳省的议员中在中央委员会发表的选举宣言上签字的只有五人，其中包括托伦在内。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议员根本再也没有在巴黎露面。另一方面，马隆、米里哀尔、德雷尔和雅克拉尔也拒绝参加凡尔赛的议会。
　　公社现在转而对凡尔赛采取进攻行动，但可惜只是纸上谈兵。它决定代表祖国和共和国向国民自卫军表示谢意，并宣布凡尔赛国民议会应受法庭审判，宣布凡尔赛政府的命令无效。其次，它宣布免收三个季度的欠缴的房祖，禁止房东逼迫房客搬家和停止拍卖当铺里的典当物品。降低了官员的薪金，规定官员的薪金最多不得超过六千马克。教会和国家分立，取消了对教会支付的一切费用。绝户地产被宣布为国家财产并予以没收。最后公社宣布，它的成员不得同时是国民识会的议员。
　　国际也赞同这个决议；因此，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把国际的一个最老的法国会员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因为他怯懦地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正是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才选举他的。总委员会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指示中批准了这个决定，指示中同意联合会委员会的理由并补充说，国际的任何一个法国会员无论如何应该站在公社方面，而不应该站在凡尔赛的篡夺了权力的反革命议会方面。[50]的确，国际参加公社的活动现在越来越积极了，人数也比较多了。参加公社各个行政委员会的国际会员越来越多，例如：杜瓦尔参加了执行委员会；瓦尔兰、别列和茹尔德参加了财政委员会；潘迪和杜瓦尔参加了军事委员会；阿西和沙兰参加了公安委员会；马隆、弗兰克尔、泰斯、杜邦、阿夫里阿耳参加了劳动委员会。阿西、阿宛和阿夫里阿耳还作为国际的代表参加了构成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核心的一个委员会。但是小资产阶级和布朗基主义者仍在数量上占优势。由于许多资产阶级代表的逃跑而不得不于四月十六日举行的公社补充选举，很少改变数量的对比关系：除选出了几个新的国际会员（如龙格、赛拉叶、杜朗、约翰纳尔、库尔拜）以外，还选出了几个国际的敌人，就中有一八六六年被开除出国际的韦济尼埃。在经过补充选举而革新了的公社内，茹尔德和瓦尔兰主管财政；弗兰克尔主管劳动和商业；泰斯主管邮政，他发现邮政处于混乱状态，在接管后把它重新组织起来；封丹主管电报局；卡梅利纳主管铸币局；科姆勃主管直接税。所有这些实质上都是行政职务。领导职务仍然掌握在小资产阶级和布朗基主义者的手中。
　　四月一日，梯也尔截断了巴黎和外省之间的邮政联系；四月二日，在库尔贝瓦附近发生了巴黎军队和凡尔赛军队之间第一次冲突；进攻是由凡尔赛分子发动的。公社宣布梯也尔、法夫尔、皮卡尔之流应受法庭审判，并命令没收他们的财产。凡尔赛人对待俘虏的行为是令人发指的；被俘的常备军兵士经常被他们枪毙，而突然被俘或被解除了武装的国民自卫军战士通常也被他们枪杀或用马刀砍死。凡尔赛的贵族猪猡们，加利费、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及其妻子们，把枪杀俘虏当做愉快的涫遣。公社决定采取报复措施。于是残酷和胆怯的梯也尔停止了残杀俘虏的暴行，但是不久之后，当他了解到公社的命令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威胁后，便又开始大批地枪杀俘虏。于是公社逮捕了巴黎的大主教和一些神甫作为人质。
　　利沙加勒不无讽刺地说，公社根本没有注意到“真正的人质”：银行、地籍簿、文件保险柜、税务机关和储蓄银行的保险金库。公社只要把这些东西抓在自己手里，就会掌握资产阶级的命脉。一切认眞的起义都是从掌握敌人力量的主要源泉——金库开始的；只有公社在取消了宗教费预算以后，面对着唾手可得的资产阶级储金而不知所措。凡尔赛人认为银行里已经一无所有，而实际上里面还有三十亿法郞，其中有十亿法郞是现金。这就是说有九万个存户可以作为“人质”，而在流通中的二十亿法郞是由银行保证的。三月二十九日，别列来到了巴黎银行，建议银行帮助支付薪饷。银行经理把自己的职员武装起来，准备抵抗他所期待的暴力。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事情并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于是同意别列作为公社的全权代表来掌管银行事务。银行经理激动地说：“请您帮助挽救这里的财产，这是法兰西的财产。没有它就不会有工业和商业，没有它法兰西就要破产。”公社中的蒲鲁东主义者忘记了他们的导师和鼓舞者把取消银行放在自己革命纲领的首耍地位，而支持别列反对自己的较坚决的同志。[51]公社的财政任务是：每天要找到供发官员薪饷用的六十七万五千法郞，供应二十五万人的给养和支付军费。为了支付这些费用，公社首先利用了政府机关，如邮政局、电报局、直接税局、烟草税局、铁路等机关的收入，只是在这些收入不够用的时候，公社才请求银行帮助。从三月二十日到四月三十日，公社从这两个来源共拿到了二千六百万法郞，而从五月一日到自己倾复时为止，还开支了二千万法郞。这样，公社的预算在四千六百万法郞以上，其中大部分用作军费。一千五百万法郞是由银行提供的，而其中九百四十万法郎为巴黎所有。[52]
　　公社的元老和驻巴黎银行的全权代表别列关于对法兰西银行采取什么态度将最符合公社的利益这个问题，看法稍有不同。[53]在别列看来，社会对银行的信任是每一个银行存在的主要条件，而每一个能够动摇这种信任的行动都是对银行存在的打击。别列认为，派一营国民自卫军去占领银行会是剥夺对银行的信任的最有效的手段。采取这种措施，银行券的价値就会跌到纸币的价値，别列继续说，由于公社是靠银行贷款为生的，因此采取暴力措施来破坏银行的威信从自己方面来讲是一种自杀行为。银行应该成为中立的，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应该只管自己的业务。[54]别列使公社及其执行委员会相信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所有的人都同意让别列独自一个人去完成驻银行的全权代表的职资，而不需要任何军事力量的协助。别列使银行副行长普列克也赞成了他的思想，而且他向后者担保，为了公社和银行的利益，他将利用自己的权威来防止军事力量的任何干涉。到四月八日别列就有机会来认眞捍卫自己的观点，因为“国民自卫军的一些领袖想要派军队占领银行”。别列恪守了自己的保证；几天之后，当银行所在的街区的警察局长勒·穆修想以搜查家宅为借口占领银行的时候，别列严词加以拒绝，同时提出了卸去驻银行全权代表职务的辞职书。但是在大家的坚持下他收回了辞职书，在五月二十二日，当凡尔赛分子已经打进城内两天之后，他还为公社取得了五十万法郞的公共福利费。
　　谁的观点比较正确，利沙加勒的观点还是别列的观点？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这样一个问题：公社究竞应当追求什么目的。如果公社是一次社会革命，是资产阶级复灭的开端，那末蒲鲁东的密友别列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和无意义的。[55]别列根本不赞成公社的革命政策，他把公社看做是行政改革的开端，关于实行这种改革的问题可以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别列把银行看做是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基础，这种基础根本不需耍改变，自然应当保护它不受任何侵犯。在利沙加勒看来，银行是政权的武器，而在别列看来，银行是一种信贷机关。使别列感到懊恼的是：普列克在三月十八日委员会面前把他叫做空想家，“空想家的幻想是不能被看做是淸醒的理智的”。可见，普列克是个了解自己事业和自己阶级的资产者，而别列则不了解公社。
　　公社对待保存了一七八九年以来的文件的资产阶级官方档案，几乎也像对待银行一样，备加保护。监察院向公社暴露出官方骗局的秘密；国务委员会藏有专制政府的秘密条约；从警察局内会揭发出各种社会势力的最可耻的阴谋，而各国的外交官都害怕有关“外交”事务的文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只要把有关文件加以公布，就有可能让全体人民了解革命、督政府、第一帝国、七月王朝、一八四八年各届政府和拿破仑第三的眞正历史。可是却没有这样做，而仅仅发表了两三个文件。[56]
　　最坚决的革命分子集中在中央委员会中。因此，瓦尔兰坚持要中央委员会继续和公社并存。尽管这个委员会否认一切政治活动，想使委员会仅仅成为国民自卫军的机关，但它毕竟以自己出色的文告给事态以影响。它所发表的文告日益充满社会主义精神；这些文告愈来愈肯定地把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斗争称为争取社会统治的斗争，并不断指出，在市政自治问题后面隐藏着现代社会阶级矛盾的秘密。[57]
　　最初情况对公社是有利的。巴黎城内的广大居民都同情公社；辛迪加全国联合会——实业家和大商人的联合会——宣布自己是自由共和国和巴黎市政自由的拥护者。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律师、技师和大学生都向人民发表了宣言，他们在宣言中要求实行公社自治和组织公社联邦。巴黎一部分旧区长副区长成立了共和联盟，来保卫巴黎实行自治的权利和国民自卫军用武器来保卫巴黎的绝对权利。凡尔赛国民议会从全国各地收到了要求同巴黎缔结和约、承认公社自治和解散议会（因为委托书已经失效）的呼吁书。在巴黎城内的公社选举结束后，在里昂、图卢兹、纳尔榜、马尔格利、圣太田、格勒诺布尔、阿维尼翁，甚至发生了暴动，但是暴动被军队鎭压下去了。为了平息普遍的不满，梯也尔不得不决定于四月三十日在全法国实行公社选举。这些选举的结果到处都对凡尔赛分子不利；新选出的法国各大城市的公社委员会决定用共和国城市爱国联盟代表大会来对抗篡权的凡尔赛议会。政府禁止召开这个代表大会，并宣布在全国实行戒严。
　　在整个四月中，巴黎和凡尔赛之间的斗争互有胜负。与此同时，经常有人出来调停，这主要是上述那些资产阶级人士，支持他们的还有共济会会员。梯也尔用模棱两可的词句来搪塞他们，同时迫使议会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只有不超过两万居民的公社才有选举区长的权利。于是共和联盟发表了一个很有战斗精神的宣言，它在宣言中威胁说，整个巴黎将奋起为公社的正当要求而斗争。巴黎市政府在《公报》上发表了关于调停尝试的总结报告。几天之后，共济会会员隆重地加入了公社，同公社的代表一起热情地联欢，并在巴黎防御工事上的公社红旗旁边竖起自己的小旗帜。在四月三十日举行的有一万五千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集会上，各省的共和联盟决定加入公社。[58]
　　在四月十六日实行了补充选举以后，公社向全国阐述了自己的纲领。同时它对自已的内部制度进行了改组。执行委员会被解散，由九个具有全权的委员会代替，并由它们来分工管理。由国际会员领导的那些管理部门工作做得最好，而纯粹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主持的劳动和商业部门的工作成绩尤为卓著。这一部门的领导人是弗兰克尔，他不管在公共事务方面，还是在私人事务方面，都为社会改革奠定了始基。他建立了劳动统计局，为工人建立了仲裁法庭，取消了面包工人的夜班工作，禁止企业主向工人罚款和扣除工资，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设法使被抛弃的工厂开工。最后，他要求到处成立生产费用核算委员会，以便确定手工劳动的价格。一切产品的价格都应由工人代表、企业主代表和劳动部商业委员共同协商确定。
　　在四月下旬，两支敌对的军队的人数对比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四月初，梯也尔军队的人数还不到五万人，四月二十五日他已经掌握有一支有十三万五千人的军队；当然，为了使凡尔赛分子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个数目太少了。对这一点，谁也没有像俾斯麦了解得那样淸楚，他在得知公社委员会选举的结果以后，立刻建议梯也尔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签订最终和约。在法兰克福，俾斯麦要求缩短缴付军事赔款的期限和延长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要塞的时间，但为此表示愿意遣返被俘的波拿巴军队以便歼灭巴黎，并答应在必要的时候由普鲁士军队支持波拿巴军队。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欣然同意了这个建议。五月十日签订了和约，而在十八日国民议会就批准了这个和约。
　　最后一次调停的尝试是由外省进行的；里昂、里尔、马赛和哈佛尔的市政府代表团在四月下旬到梯也尔那里去，建议实行调停。梯也尔坚持拒绝允许实行自治。向国民议会提出了同公社进行谈判的建议，但是遭到坚决拒绝。五月八日，梯也尔在同俾斯麦商妥以后，便断然破坏关于调停的任何谈判，向巴黎人提出了最后通牒，并在其中号召他们起来反对他们的“暴君”——公社。公社命令把这个文告张贴在巴黎的所有大街上，而于五月一日组织起来的公安委员会下令没收梯也尔的资产和个人财产，并拆毁他的住宅，在这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布朗基主义者朗维耶。
　　还在四月的最后几天，在伊西炮台附近就已经发生了战斗。五月八日这个炮台便无法继续防守，于是公社命令炸毁了它。在公社中，对领袖们的失职行为进行了讨论，结果选出了一个新的公安委员会。参加这个新委员会的有布朗基主义者朗维耶和阿尔诺，此外还有加姆波恩、艾德和德勒克吕兹。这个委员会的活动，也和前一届一样，是没有成效的，而且这一届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引起了公社的分裂。在差不多全是国际会员的十八个公社和中央委员会成员发表的集体声明中，对公安委员会这个机关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们把这个机关看作是对产生了公社革命的那个真正社会改革的否定。[59]
　　在四月底，凡尔赛分子就已经掌握了十四万二千名兵士，而公社则只有九万六千名国民自卫军战士，他们大部分是工人，作战非常勇敢。五月二十一日凡尔赛分子经过防御薄弱的地方闯入城市。展开了历时八小时的惊心动魄的巷战。公社社员殊死进行抗击。梯也尔命令炮轰城市；公社社员构筑了街垒。为了掩护退却，公社烧毁了整整好几条街。[60]大批房屋也由于凡尔赛分子的榴弹而燃烧。德勒克吕兹发布了一项命令，授权街垒上的指挥员可以烧毁他们防御工事附近的房屋，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拖延斗争或者可以促进敌人失败。关于这一点别列可以作证[61]，而别列本人是坚决谴责放火的。[62]这样便证实了总委员会宣言中所确定的事实，即放火既然是根据公社的命令实行的，这说明公社对它是负责任的，是仅仅为了防御的目的，根据一般的作战惯例这是可以允许的。五月二十七日维努亚攻占了贝尔拉雪兹公墓；二十九日文新炮台投降。公社被战胜了，文明社会取得了胜利；巴黎恢复了秩序。
　　梯也尔统率下的野兽般的暴兵所实行的八日血洗，连可怕的六月大屠杀也为之黯然失色。梯也尔这个半虎半猴及其手下的匪徒们，对于不管男女老幼一无赦免，他们用无产者的血来满足自己嗜血的欲望。“为了祭奠两个被打死的将军的亡灵”，凡尔赛分子参谋总部的一个军官命令在蒙马特尔枪决过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的墙下枪决了四十二个男人、三个妇女和四个儿童。对俘虏、伤员、妇女和儿童的残杀成为凡尔赛分子的主要活动，在这之后他们便抢劫商店，酗酒，在喝得酩酊大醉之后又继续进行枪杀。街垒的捍卫者常常一连几天点食未进，他们遭到沿街追捕和屠杀。凡尔赛分子迷恋于残酷暴行，他们为了在和平的日子里也能欣赏他们杀人的景象，还把那些进行屠杀的可怕场面摄影留念。任何一个人，他要是想了解资产阶级的“道德”，了解这个阶级的牲畜般的野蛮、无原则的残酷、无止境的卑鄙，了解这个在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怯懦、可耻和残酷的阶级，他就应当研究巴黎五月里的八日大屠杀。世界历史上有过不少次可怕的大屠杀，从苏拉的丰功伟绩和耶路撒冷的被毁灭直到马格德堡的杀戮和巴托罗缪之夜[63]，但是即使把世界历史上的所有大屠杀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嗜血的资产阶级的兽行。麦克马洪的暴兵复仇的欲望使得无产阶级血流成河，他们对俘虏的精神和肉体进行百般蹂躏，毫无例外地杀害每一个被怀疑的人，他们的复仇的欲望在这些暴行中得到了满足。在贝尔拉雪兹公墓附近，有五千多名公社社员被俘，他们被送往拉罗盖特街监狱。一个营长命令把他们分为左右两行；凡是站在左边的都被拉到围墙下枪决。被枪决的共有一千九百多人。在马尔斯监狱里，在军事学校里，在蒙索公园里，在卢森堡公园里，也发生了同样的疯狂大屠杀，这些地方的凉台的墙上溅满了牺牲者的血和脑浆。在沙托列戏院，瓦布尔上校演出了军事审讯的滑稽剧。审讯只用了四分之一分钟。他把俘虏，不管是男人、妇女、小孩还是老人，根据外表加以“分类”，然后把他们带到附近的花园或院子里去，让宪兵像打猎一样向他们射击，残杀他们。在杜普勒兵营，在波拿巴中学，在北车站和东车站，在植物园，在许多区政府和兵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了这种屠杀，这些地方在杀人方面竞相比赛。那些失去了抚养者的妇女和孩子向兵士们叫喊：“把我们也枪毙吧！”兵士居然也把他们枪毙了。尸体被装在带栅门的大货车上，拉到附近的空地上去。《公共福利报》还在大叫大喊：“必须通缉公社社员。”资产阶级把他们叫做匪徒、强盗，鼓励军队杀害他们。只是在尸臭变得对资产阶级不可忍受的时候，它才要求停止屠杀。但是，大屠杀仍然继续到六月初，大规模处决继续到六月中。这样，仅仅在巴黎一个地方遭到杀害的就有两万人。
　　这种野蛮的屠杀逐渐变成了根据军事法庭一切审讯程序进行的杀害。从五月二十一日到三十日，共逮捕了四万个不同年龄的男人和女人（包括有乳儿的母亲在内）。他们被戴上脚镣手铐，在炎热的太阳下，被骑兵用马刀赶往凡尔赛，在那里，就像对待牲畜—样，让他们挤在狭小的牢房里。数千人因患热病而死在那里，惨无人道的待遇使得瘟疫在他们中间流行起来。俘虏死于饥饿者不计其数，而在监狱墙外的萨托里田地上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处决。然后军事法庭又开始审讯。从六月到九月共处决了二万八千人；其中将近一半人被判处流刑、要塞监禁或监狱监禁。这些不幸的人备受野蛮的摧残。在女狱中监禁有八百个妇女，他们被剥光衣服来玩赏。在这个监狱中，让妓女来监视品行端正的妇女。秩序的救主们——凡尔赛人，当着所有人的面同这些下流妓女们亵狎纵乐。他们对被俘的儿童们采取了同样的兽行。一个旅长把一个小孩的肚子踩破，内脏四流；朗维耶的十岁的儿子被打得半死不活，因为他拒绝说出他父亲在什么地方。
　　八月里，资产阶级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开始了轰动一时的审判案：对逃脱了血腥屠杀的一些著名的公社社员费烈、阿西、茹尔德、帕沙尔·格鲁赛、库尔拜和十一个其他社员，以及两个中央委员会委员进行审讯。军事法庭由波拿巴的军官组成。色当和麦茨在审判巴黎。受审者全被判处死刑或终身流放。然后又开始了一系列同一类型的大规模审讯。在整整一年内这种大规模处决从未间断，甚至在一八七六年秋天还对被捕获的公社社员进行了审判。他们之中许多人在被判处死刑后，还要在监狱里受几个星期的折磨，然后在一天早晨，突然被拉去行刑。罗塞尔和费烈的遭遇就是这样。他们两人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惨遭枪决。屠杀结束后便开始了流刑。对好几千人做出了“缺席判决”。被处流刑的共有一万三千人，其中有一百七十个妇女和六十个儿童。
　　历史的公正性还要求我们指出国际在公社最后几天斗争中的表现。在巴黎遭到冲击的时候，国际著名的活动家中在公社里担任要职的有瓦尔兰、别列、泰斯、卡梅利纳和阿夫里阿尔。瓦尔兰在公社进行殊死斗争的最后儿天里担任军事代表。在德勒克吕兹牺牲后，瓦尔兰代替了他的职务。他从一个街垒转战到另一个街垒，他以身作则来激励和鼓舞公社社员。五月二十七日午后他还在别利维尔林荫道指挥战斗，在这里进行最后的抵抗。《每日新闻》曾转载了他发布的一个命令：“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夜里二点三十六分。集合命令。听鼓声集合；各营联合起来！军事代表瓦尔兰。”只是在五月二十八日星期日，瓦尔兰才被捕，他被押到蒙马特尔要塞司令那里去。要塞司令下令把他押到罗捷街上枪毙。瓦尔兰一路上备受辱骂和虐待。他的头部遭到佩刀乱砍。一个眼珠也从眼窝里耷出来了。到了罗捷街他再也走不动了，他们就架着他走。在枪毙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站立，只好坐在那里。在他死后，那些可耻的无赖还践踏他的尸体。关于别列，流行着这样一种传说：据云，他在五月二十四日得知，在公社任命他担任代表的那家巴黎银行的地下室里放有十一桶炸药，以备用来炸毁银行。别列起来（据说，事情是在夜里发生的，当时他已经睡了），到地下室去打开了炸药桶，把里面的炸药全倒到井里去。凡尔赛分子把这看做是一种维护“秩序”的行为，为了感谢他拯救了银行，允许他毫无阻碍地离开法国。[64]奇怪的只是，别列本人根本不知道这种传说。他是根据普列克的邀请于五月二十一日搬到银行里去住的，显然普列克对他去住很感兴趣。五月二十三日公安委员会曾要求银行提供五十万法郞。完全可以理解，处于绝望中的委员会试图派军队来支持自己的要求。尽管如此，银行仍然拒绝给钱。别列亲自向委员会代表保证，他立刻可以得到钱，这样便使得军队被召回。钱的确立即交给了委员会。在公社的其余成员都被捕后，别列本人向总检察官和梯也尔自首，但是毫无下文，于是别列被不受阻碍地赶到纽沙特尔去。[65]关于别列的传说的实际情形就是这样。泰斯曾是邮政局长，他阻止烧毁邮局大厦，因而也得以从法国逃走；我们以后在伦敦还可以遇到他。卡梅利纳是铸币厂经理，他也阻止了烧毁铸币厂。根据托伦向调查委员会的报吿，阿夫里阿尔和书籍装订工人Ｌ(他的姓名没有查明）的情况与此相同。巴黎的国际会员并不赞成公安委员会的活动。国际会员的会议做出决定，对委员会封闭一些报纸提出抗议，并支持公社的少数派反对委员会。但是，把国际会员个人活动的历史自始至终加以考察就会看出，他们从未采取一次暴力行动，虽然根据当时的局势是完全有理由采取任何暴力的。尽管会员的行为是这样，但是国际毫不动摇地宣布自己拥护公社。
　　对于法国的国际来说，公社的覆灭成为工人运动精神复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起点。别列、托伦及其同伙们的行为非常明显地说明，蒲鲁东主义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宣告破产，尽管蒲鲁东主义者中的个别人具有肯定的品质。托伦于一八七一年六月十六日在议会大声宣称自己厌恶“纵火犯—公社社员”。差不多与此同时，国际会员在巴黎举行了三次会议，这些会议也都推卸了自己对放火的责任，并建议在选举中支持极端激进派的候选人；但是所有这些表态都未能对国际会员有所帮助，未能防止反对法国国际的特别法的颁布。这项法律的实施给了蒲鲁东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在一八七六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和一八七八年的里昂代表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还占有优势；一年之后，在马赛代表大会上，多数已经属于拥护国际的集体主义决议和政治决议的新派别了；这个新派别着手建立工人党组织，把建立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夺取政权和对社会实行社会化的要求写在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旗帜上。
　　在公社覆灭以后，国际资产阶级对公社展开了一个可耻的诽谤进军，企图辱没它的名誉。人们力图把备遭蹂躏和折磨的公社骂成是罪犯；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及他们手下的刽子手同公社相比是上流社会的代表。对公社的唯一稍有根据的指责，是公社处决了人质。但是，这是在公社已经流血之后，由一群处于绝望状态的人枪决的。不用说，公社对这种处决是不负责的。即使说公社在这件事上有什么过错的话，那末同无产阶级的血海[66]相比，这种处决简直微不足道，而无产阶级的血海则是由资产阶级犯罪地造成的，因为它要维护自己最神圣的东西和自己的阶级统治，耍对那些胆敢亵渎圣灵来触动它的最神圣的东西的人进行报复。
　　资产阶级战胜了公社，但是这没有什么値得髙兴的，因为它不能消灭无产阶级，而只是在本国人民中间给自己造成了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个敌人的力量与日俱增。公社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并教会它了解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学会了一切，什么也没有忘记。“在一八七一年的圣灵降临节之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67]这不仅对法国，而且对全世界说来也是正确的，因为“法国工人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罢了”。公社没有死亡。它活在无产阶级的记忆和希望中，因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凡尔赛人的肆无忌惮的暴行则是资产阶级专政。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六——七页。——译者

[2] 详见梅林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第四页及以下各页，其次参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在莱比锡工人纪念会上的报告。第五十五页及以下各页。

[3] 参看一八七〇年《先驱者》第五十九页及以下各页；《汝拉联合会给国际各联合会的备忘录》，第一〇七页；《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十二页。

[4]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眹合会给国际各联合会的备忘录》，一八七三年桑维耳耶。

[5] 在国际成立以后，即在一八六五年穿天，库列里便立即建立了许多支部，同国际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在这些支部中备忘录提到的有：彭库尔支部、比安支部、桑维耳耶支部、圣伊米耶支部、佩伦特柳支部和纽沙特尔支部。列洛克里支部是由一八三一年的老侨民康斯坦·梅隆和詹姆斯·吉约姆建立的。

[6] 《备忘录》第四页

[7] 同上第五页。

[8] 同上第六页

[9] 同上第四十五页。

[10] 汝拉人常常企图把库列里当作政治活动的拥护者列入马克思主义者之中。这里把总委负会委员荣克的一封信拿来和这种说法对照一下将不是多余的。荣克在拉绍德封分裂之后不久给汝拉人（寄给吉约姆）的一封信中说：“至于库列里，对他已经宣判了死刑，他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以后的行为已经充分向我说明了他的意图。”参看《备忘录》第一三八页。

[11] 巴枯宁写给《进步报》的信后来聚印成书，题为：《给汝拉国际的信》，见巴枯宁《文集》第二〇七——二六〇页。

[12] 鲁道夫·迈耶尔著《第四等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第二卷第三六八页及以下各页。

[13] 备忘录在谈到它的狭隘眼界以外的事情时是多么荒谬和愚蠢，从下面的例子中便可以看出。备忘录第三十八页上说，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乂的决议案由于从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的罪过而遭到了否决。“这些先生们才在爱森纳赫通过了关于在实行社会改革之前必领实行政治改革的决定，他们企图同人民党的激进的资产者联合起来，他们来到伯尔尼是为了同反动派携起手来反对国际的拥护者（！）及其建议。”大家知道，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只是在一八六九年才举行的，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可能出席一八六八年的伯尔尼代表大会。一般地讲，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和平同盟代表大会的说法纯系撒谎，尽管汝拉人表现了这样的可耻的愚蠢，可是他们却恬不知耻地在自己的备忘录中把出席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和英国代表称为“国家共产主义者”（第九页），并且讽刺他们是“崇拜权威的社会主义者”（第三十页）。

[14] 见《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四七二页及以下各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二九六页。——译者）。关于约·菲·贝克尔参加同盟的情况，马克思还写道：“理智往往被宣传癖遮盖住的约·菲·贝克尔被提到首要地位。”（参看马克思著《机密通知》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四六五页。——译者）

[15] 德·巴普的这封信无疑是由荣克给他的信而引起的。事情是这样的：当总委员会给同盟以这种打击的那一天，巴枯宁给卡尔·马克思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到他们过去的交情，力图替自己近年来的政治冒险辩解，并尽量向马克思谄媚。这封信刊登在《新时代》第十九年集第一册第六页及以下各页上。马克思知道究竞和什么人打交道，由于巴枯宁通知马克思说，他已经把同盟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德·巴普，所以马克思托付荣克提醒德·巴普保持警惕。

[16] 同盟的这两个联合会委员会更早一些时候就曾申请加入国际，但是遭到拒绝。参看《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六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17] 关于同盟和总委员会之间关系的详情，参看《汝拉联合会备忘录，申辩书的一部分》第四十六——五十六页，以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八——十页。

[18] 《汝拉联合会备忘彔，申辩书的一部分》第五十八页。

[19] 拫据需要赞扬贝克尔还是需要谴责贝克尔这两种情况，备忘录时而把他称为“饶舌的总主教”（le verastile patriarche）（第六十九页），时而把他称为“热情的老头子”（le fougeux vieillard），见《申辩书的一部分》第四十九页。

[20] 我们在这里举出汝拉人愚昧无知的两个例子。马克思称巴枯宁关于废除继承权的方案是圣西门的旧调重弹，可是汝拉人却拿《共产主义宣言》来反对马克思，说什么马克思自己在《共产主义宣言》中建议废除继承权（第八十页）。两页之后，他们又断言，他们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发现了马克思学说和蒲鲁东学说的合题。

[21] 《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四七五页。

[22] 参看马克思著《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四三五页。——译者

[23] 一八七〇年《先驱者》第六十页。

[24] 参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第十九——二十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2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三六页。——译者

[26] 见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新时代》第十九年集第一册第七〇九页。（参见《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一八页。——译者）

[27] 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版的第三版。一八九一年《前进报》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四二——三四三页。——译者）

[28] 对茹尔·法夫尔、茹尔·费里和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些卖国贼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三五——三四五页。——译者

[29] 关于这个第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二十三页）说，这个委员会是由工人、公务员和作家组成的，这些入都是最近几年革命运动中的出色人物，中央委员会的开会地点在德良科尔德里街的一个大厅，这个大斤是国际专为这个目的而准备的。（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二十八页。——译者）

[3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二九二——二九三页。——译者

[31] 据利沙加勒说（《公社史》第七十六页），国际制止了中央委员会去干极大的蠢举，中央委员会在得悉普鲁士人向巴黎进攻之后，便一致决定拿起武器来抵抗这种进攻。这个消息立即传到了国际开会的地点科尔德里。在这以前，国际的委员会对这个“由根本没有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无名人物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于是便立即采取行动。国际会员赶到中央委员会去，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第二天他们便发表了一个反对中央委员会决定的宣言；于是，中央委员会做了让歩，并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在最重要的部分中一字不差地复述了总委员会九月九宣言中的一些地方。（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七十六页。——译者）

[32] 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七十页）这样叙述这个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每区选出了一个代表参加章程起草委员会。这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是宣传鼓动家、科尔德里俱乐郁〔国际开会的地方——作者〕的革命家或社会主义者吗？不是的。他们之中并没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各区的代表全都是小资产者、小商人、小官吏，他们过去与各种政治集团，甚至多半与政治本身毫无关系”。（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七十二——七十三页。——译者）

[33] 根据利沙加勒的说法（《公社史》第七十八——七十九页），由于中央委员会和国际的委员会历次谈判的结果，两者接近起来了。据利沙加勒说，瓦尔兰、潘迪、雅克·社朗参加了改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七十八页。——译者）

[34] 在中央委员会四日发表的宣言上签名的是瓦尔兰、潘迪、奥斯登。在三月二十日宣言上签字的，除了上述人外，还有阿西和茹尔德，可见，国际在委员会中逐渐加强了自己的代表。顺便指出，茹尔德只是在公社时期才成为国际会员的，关于茹尔德的个人品质，别列（《回忆录》第四〇二页）这祥写道：“这是个年轻人，头脑淸晰，思路敏捷，性格坚决。他具有最好的意向……此外，他是个不倦的劳动者。他在管理财政的短短的时期内的情况也证明了他是个聪明而有毅力的人……在公社存在期间他毎天只花三十二苏（约一马克二十八分尼）的饮食费，而他的妻子依旧在塞纳河里洗自己的衣服。”后来茹尔德被判处流刑，经过长年的监禁后，他和罗什弗尔及其他几个囚犯一起逃走。

[3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五五页。——译者

[36] 同上书，第三五八页。用仿宋字体表示的着重处是本书作者的。——译者

[37] 以上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五八——三六四、三六六、三六七等页。用仿宋字体表示的着重处是本书作者的。——译者

[38] 参看《巴黎公社会议纪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一年版，第三十五页。——译者

[39] 见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公社机关报》，第六一二页。（以下简称《公报》。——译者）

[4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八四页。——译者

[41] 《公社史》第八十五页。（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五十四页。——译者）

[42] 《公报》，第六三〇页。

[43] 《公报》，第六十六、六十七页。

[44] 参看凯尔任策夫著《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版，第三〇八页。——译者

[45] 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译者

[46] 《公报》，第六二一页。

[47] 《公报》，第六五四页。

[48] 这种建议还在中央委员会最初几次会议上就巳经提出来了。但是它遭到了否决，因为中央委员会“仅仅被委以捍卫巴黎的权利”。由于外省的想法也和巴黎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省也就仿效巴黎的榜样。见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一〇二页。（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一〇二——一〇九页。——译者）

[49] 参加公社的国际会员的确切人数很难确定，因为有些公社社员，例如茹尔登（托伦特别指出他），只是在公社时期才加入了国际；因此，参加了公社的国际会员的数目逐渤地比最初的时候增多了。鲁道夫·迈耶尔（《第四等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第二卷第六五一页）把各种布朗基分子，例如瓦扬、德雷尔、弗路朗斯，甚至布朗基本人，都算作国际会员，同时却漏掉了许多眞正的国际会员，例如阿西和阿夫里阿耳。国际会员中担任区长副区长的有托伦、赫利贡和马隆；此外，托伦和马隆还是塞纳省选岀的凡尔赛议会的议员。所有这些代表机关中的多数派都是由激进分子和布朗基主义者组成的，他们在公社中同祥也占居多数。利沙加勒（见《公社史》第一七六页）说，三月十九日参加公社的有二十五名工人代表，其余成员都是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十七个国际会员的名单是从《公报》第一〇四——一〇八页上摘录下来的。

[50] 这个决定发表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东邮报》上，在议会一八七一年六月十六日的会议上，托伦坚决否认同“巴黎的杀人犯和纵火犯”有任何关系。在三月十八日国际情况调查委员会面前，他对政府表示忠诚，虽然带有一些蒲鲁东主义的片面性。

[51] 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二一二页。（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一九四——一九五页。——译者）

[52] 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二四一见。（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二二三——二二四页。——译者）

[53] 参看别列著《回忆彔》第三九三——四三〇页。

[54] 有趣的是，银行理事会也持这种观点。利沙加勒说：三月十九日瓦尔兰和茹尔德被任命为财政事务全权代表；他们在财政部里找到了四百六十万法郞，但是保险柜的钥匙在凡尔赛，而全权代表们竞认为不需要打破保险柜；于是，他们在第二天到路特希尔德那里去，请求他给予贷款。他们得到了一张一百万法郞的支票。银行经理在接见全权代表时吿诉他们：“我不想谈论所发生的事件，法兰西银行不过问政治，你们事实上是政府；银行今天给你们一百万。你们在自己的收据上应当注明，这笔钱是提取巴黎市的存款。”公社并没有利用这四百六十万法郎和二亿一千四百万有价证券。（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二四一页。）（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眹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二二三页。——译者）

[55] 参看别列著《回忆录》第三七一页。

[56] 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二五九页。（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版，第二三八——二三九页。——译者）

[57] 利沙加勒《公社史》第一七八和二一〇页。（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一年版，第一六五和一九三页。——译者）

[58] 参加联盟的各省，保证各自通过寄发文吿、通吿和派代表的方式向各省解释公社的意义。这是米里哀尔的倡议，他已经彻底投入了运动。

[59] 参看维列塔尔德著《公社史》第三十和三十四页；利沙加勒著《公社史》第三一七页以及第一六五页。

[60] 在五月二十四日《公报》最后一号中，公布了公社的最后一批命令。公安委员会下令，所有房屋的窗户都必须开着，任何一幢房屋，如果发现有人从中向国民自卫军射击或攻击的现象，立即将其烧毁。同时委员会号召巴黎构筑街垒，并授权国民自卫军没收一切存粮和防御武器。处在这样的绝望状态中，中央委员会还公布了一个同凡尔赛分子协商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是由美国驻巴黎公使华施贝恩提出的，公安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分别向进攻的凡尔赛兵士发出了呼吁书，向他们的无产阶级感情呼吁。大概，公社是在自己倾覆以后才了解到资产阶级的全部卑鄙行为。

[61] 别列著《回忆录》第四一二页。

[62] 同上书第四一三页。

[63] 苏拉（公元前一三八——七八年）古罗马的统帅和国务活动家，建立了军事专政，实行恐怖统治，以残酷著称。
　　耶路撒冷的被毁灭——公元前五八六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攻占了耶路撒冷，他将城中富裕居民迁往巴比伦，然后毁掉该城。
　　马格德堡的杀戮——马格德堡是德国的一个城市，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战争期间，该城居民惨遭杀戮，城市几乎全被破坏。
　　巴托罗缪之夜——一五七〇年胡格诺战争结束后，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新教徒）之间签订了和约。此后胡格诺教徒的势力日增，并企图掌握宫廷大权，于是政府于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巴托罗缪节前夜在巴黎对胡格诺教徒实行了大规模屠杀，一夜之中就杀害了三万个新教徒，结果胡格诺战争再起。——译者

[64] 鲁道夫·迈耶尔著《第四等级争取解放的斗争》，第二卷第六五一页。

[65] 别列著《回忆录》，第四一〇、四一一页。

[66] 根据利沙加勒的计算，公社牺牲者的数目如下：两万五千个男人、妇女和小孩在五月和以后的日子里被杀害；三千人死在监狱、平底船和耍塞里，或死于在监禁期间染上的各种疾病；一万三千七百人大多数被判处终身监禁和流放；七万个妇女、小孩和老人被剥夺了当然抚养人。总共有十一万一千个牺牲者。这就是资产阶级对三月十八日革命报复的总结。（参看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四四四页。——译者）

[6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八三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