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日条约问题和鲁瓦联名提出质询时所作的演说（1895年6月10日众议院）

2、就中日条约问题和鲁瓦联名提出质询时所作的演说
（1895年6月10日众议院）
　　先生们；
　　这次争论是如此微妙，同时又是如此重要，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需要众议院友好地倾听我的意见。而且，我也许是有权要求它这样做的。
　　我登上讲台并不是为了反对政府的意图。和大家一样，我毫不怀疑肩负着我们外交重任的部长在行使自已的职权时所关心的始终只是公众的利益和国家的光荣。
　　我现在发言，决不是作为一个反对党议员为了搞垮政府而反对它。不是，绝对不是。这是一个法国人为国家的利益着想，觉得应该请其他法国人一同齐心一致地对一个最重要、最大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是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和尊严最好和最有益处的？
　　先生们，法国同德国和俄国一起干预了中日冲突[24]的解决。外交部长先生在向参议院所作的声明中说，法国的干预完全是友好性质的。我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如果胜利者不那么狡猾，不是表现得那么温和，法国的干涉是否会保持这一性质呢？肯定是不会的。我们的外交行动一定会被另一种类型的行动所代替了。至少，法国舰队一定会同德国和俄国舰队一起，对日本的港口实行了封锁。
　　为什么政府不经过议会就自作主张，采取一项使它遭到这种危险的举动呢？为什么我们到日本去呢？
　　我在参议院听取外交部长先生的解释时，曾期待他会提出一个符合法国传统和我认为是符合法国利益的理由来说明我们的干涉。地球上发生了无论什么重要的事件，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出现了非正义行为和滥用暴力的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较长或较短的期限内，使各国的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和侵犯。
　　各国共同的一项最高利益是，在任何地方都不允许暴力压倒正义。我本来希望我们的外交界会把这一利益作为我们进行干涉的理由。在不太远的未来，我们的外交界也许会在解决尼罗河畔和莱茵河畔的问题时援用这一先例。
　　如果我根据部长先生到今天为止所做的解释来作判断，那就要说，或者是我们的外交界没有认识这一理由，或者是轻视这一理由。
　　据说我们去日本，首先是因为我们在东京[25]的利益不允许我们听任中国的完整受到损害。
　　先生们，可以说，这个理由无非是一种借口。如果中国是我们在东京的值得信赖的邻邦.如果她在我们的边界线上设有一支严密的警察，如果她预防或制止了她的民团的袭击，那么人们可以理解，我们的利益要求我们不允许别人欺侮这一好邻邦，尤其是不允许侵害她的国内统治，以免我们同她的良好关系受到威胁。
　　但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而且说实在的，先生们，甚至用不着等到部长先生在参议院的讲话中隐约地谈到这一点，大家早就完全了解我们在那里进行干涉的真正理由。
　　这个理由你们是知道的。自从1891年以来，在法国和俄国之间就存在着一个协定，一个协约，关于它的条件和意义还没有正式通知议会。
　　关于这个协约的条件和意义，我们和大家一样，都是根据公开发生的事件才知道一些。我要公正地举出两件事，从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来看，这两件事都是协约的最明显的结果：一方面，通过喀琅施塔特庆典向世界表明，并且可以说确认法国的复兴；另一方面，法国的几十亿储备落进俄国金库，给了俄国以它所需要的财政援助。
　　不管法国还可能从这一协约中得到什么结果，但是如果说，在没有取得议会同意的情况下，政府认为它不应该并且不能够承担责任，破坏或者仅仅损害一个已经产生的协定，对此我是能够理解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在1870年9月就曾预言过，如果德国打败法国，这个协定是注定要产生的。如果说，政府不愿意让另一个强国代替我国来给俄国出谋划策，我也能够理解。
　　不允许日本成为辽东半岛和旅顺口的主人，这对俄国显然有的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政府已经通知俄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指望得到法国的援助。
　　同时，德意志帝国政府出于不难识别的动机也向俄国作出了同样的保证。就这样，先生们，使我们到日本去的协约就完成了。
　　我们到日本去了，那么要去多久呢？
　　有人说，日本只是暂时占领中国的某些领土。他们还悦，当战争赔款确定后，日本就会从那里撤退。
　　支付这一赔款的期限已经确定了吗？我们肯定这一期限会受到尊重吗？如果不是这样，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俄国和德国已经要求补偿，并且确定了它们应得的份额，我们共和国政府又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这些问题提得很明确，我想，外交部长先生最好能够作出同样明确的回答。
　　但是，不管我们对日本的干预今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它现在产生的一个重大的结果已经涉及到我们的全部对外政策，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应该非常克制地、但是非常明确地加以说明。
　　由于我们同德国和俄国共同采取行动，就使在这以前我国政府同意参加基尔的庆典[26]这件事显得更加突出，更加引人注目了。当时这件事在法国已经引起了理所当然的惊异，而且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我之所以认为这种惊异理所当然，是因为，我觉得没有比婉言谢绝类似这样的邀请更加容易了。这里说的是一次庆典，而外交部长先生在参议院却想把这一集会同另一些国际集会混为一谈，那是明显地歪曲了事实的真相。法国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严重的义务参加这后一种国际集会，因为直接涉及到它的利益。我想说的是俄土战争之后1878年的柏林会议，有关刚果问题的1885年的会议，甚至1890年的社会会议。
　　这次集会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何况，我们能够援引一个先例，我认为搞外交时有先例可循不是没有意义的。
　　德意志帝国政府曾经以对王朝的怀念或君主的顾虑为借口，拒绝参加我们在1889年举行的大革命一百周年的和平纪念活动，当时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既没有感到不安，甚至也没有见怪。既然如此，如果残废的、伤口还流着血的法国拒绝应邀到德国从另一个战败国手里夺取的领土上去参加一条运河的落成典礼（这条运河的启用就是对我们的威胁），德意志帝国怎么能仅仅由于这一件事就表示惊奇！
　　政府却并不这样想。但是我在上面已经证明，国际礼节这个理由不足以解释这一决定。那我们真不明白，决定政府态度的最主要考虑是什么。
　　不管怎样说，我们对日本的共同行动，我们参加基尔庆祝活动，这两个事实造成了一种可能是错误的、却又是确定的印象。似乎我们外交政策的方针改变了，似乎有一个法德协约和法俄协约并行，或者更确切地说，使法俄协约复杂化了。
　　人们对于这个解释已经提出抗议，现在还要提出抗议。但是对于我面前的这些政治家，我并不需要提醒说，他们无权轻视表面现象。
　　何况，世界上确有某一个人，他正竭尽全力制造这种表面现象，并且使人相信这种表面现象。
　　徳皇是怎样坚持不懈地、怎样始终如一地想法同我们接近，又是多么细心地、多么巧妙地抓住一切机会来缓和和麻痹我们的猜疑和敌视态度，先生们，难道这还需要再说吗？
　　我们出席基尔的庆典是这种政策的最新和最辉煌的成就。
　　非常明显，这是对德国帝国政府有利的。
　　正是按照同样的思想，出于类似的考虑，很久以前，也就是在1878年，俾斯麦先生对我们的代表说，非洲是一块满足我们合理欲望的肥肉。很明显，任何事情，只要有可能促使1870年事件成为既成的和公认的事实，都是德国政策的胜利，德国有理由因此欢欣鼓舞。
　　但是，先生们，难道我们有理由服从这些建仪吗？
　　一些优秀的法国人，非常真诚的爱国者，听信了俾斯麦先生在1878年引诱他们的话。他们以为，为了准备将来收复失地，提高我们的威望，加强我们的力量，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规模的殖民扩张。还有许多法国人也是毫无逊色的真诚的爱国者，我同他们意见一致，认为这是最可悲的幻想，我们上当了，以后在大陆上的灾难到来的那一天，我们将痛悔我们由于缺乏远见而大手大脚地把百万金钱和人力拋洒在世界各个角落。
　　但至少是到现在为止，谁也不能说我们忘掉了所受到的屈辱以及因此而承担的义务，谁也不能说我们把对这一耻辱的纪念放到了次要地位。
　　先生们，我比任何人都更加感到，提起这一点是多么痛苦。我真不想再讲它了。而且，我相信在这方面大家是一致的……我相信，谁也不会想到要法国永远放弃她对被夺走的省份的忠诚。但是，我们还应该不允许任何人故意错误地理解表面现象以及我们的愿望和意志。
　　我们采取这种态度，使用这样的言语，是为了不让任何人抓住把柄，对我们的想法作模棱两可的解释。法国要和平，它热爱和平。我可以说，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能够在法国人中间加以区别的话，那么，尤其是那些同我们一样热烈向往社会改良的人特别热情地希望维持和平，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战争对于实现他们的理想来说是最可怕的灾难。
　　我们要和平，正是在和平中我们才可以，我们才有可能，依靠我们的能力和智慧使不可避免的收复失地的时刻早日到来，时间和事情本身的正义性都是有利于我们的。
　　我们受到各国人民可贵的和真诚的同情，其中有些是在我国处于历史上最艰苦的形势下表现出来的。我认为，在丝毫不否认共和国政府对于外国政府有义务维持礼貌和表示克制的情况下，能够并且必须不忽视另一种性质的义务，依我看，是否尊重这种义务，这同国家的伟大和它的安全本身是有重大关系的。
　　先生们，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提起一件往事。
　　甘必大一直到死都体现了对于失去的省分的怀念和向往，他在1870年12月，通过我们在国外的一个代表寄了一封信给那些英雄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作为德国人，敢于在战争狂热处于高潮的时刻对德国政府图谋反对我们的罪行提出抗议。我要求众议院准许我宜读一下这封信的原文。
　　“作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委派的特别代表，我认为有义务代表法兰西共和国对你们表示感谢，因为在一次笼罩着征服思想和军国主义狂热的大会上，你们发表了高尚的演说。你们在这一场合表现的勇气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注意，使你们获得了自由战士的光荣称号。
　　你们如此雄辩地阐述了自由和人道的思想，这一思想今天在德国正黯然失色，我们自己在第一帝国时期也经历过相似的情况，这种情况的结局将同样是失望。野蛮统治的狂热掌握了最有聪明才智的人。在俾斯麦先生的煽动下，不久前在世界上曾以学识著称的那些思想家现在都成了屠杀和灭绝一个民族的鼓吹者。
　　正是你们，先生们，在这样普遍堕落的情况下，你们和你们的党保持了德国的伟大传统。在我们看来，你们就是我们以一种真正的母亲般的感情所热爱的，并且从来没有停止过给以尊敬的德意志民族的伟大代表。先生们，法国向你们致敬，对你们表示感谢，因为她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徳国的未来，以及我们两国间和解的希望。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那些常常自称甘必大的继承者（但愿他们不是徒有其名）的政治家们，请他们回想一下，甘必大打算怎样使法国履行她对于世界上的广大支持者的义务。几个月以前，卡普里维首相同一位法国记者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没有人出来否认，而且不幸已有事实充分加以证实），他表示希望德国帝国政府能够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越来越密切地合作贯彻一种政策，这一政策把亚尔萨斯——洛林问题撇在一边，集中力量对付社会民主党的愿望和行动。因此，我认为现在有必要提起甘必大的看法。
　　就在昨天，坐在这里政府席上的内阁荒唐到不可饶恕的地步，竟敢把那些由于相信法国的好客而在我国领土上避难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交给克里斯比[27]先生，我认为向人们提起上述看法是有好处的。
　　我们相信，先生们，为了我国的利益，为了她的光荣和安全，我们不应背弃法国民主的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们是遵循整个共和派的最基本的理论的。我刚才说过，并且要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我们决心竭尽全力使和平不致受到破坏。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我把这一意见提交给全体众议员，并且想用它来结束我的发言）为了维护和平，应当以同样的慎重态度既避免我们无论如何不想要的挑衅政策，也避免同样危险的忍让政策。
　　一种无非只是表面上忍让的政策会带来互相矛盾的双重危险；或者大大削弱民族自尊心，直到使它衰竭，使国家成为敌人唾手可得的牺牲品，或者相反，引起另一种更加可能而且同样可怕的危险，就是煽动民族情绪，在国民和政府之间造成一 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并会使我们有一天面临一场没有人能预防、没有人能制止的群众示威，这种示威可能成为最可怕的灾难的前奏和借口。
　　人们可以否认这一危险，人们曾经否认过另一些危险，而且否认得比你们现在更加坚决，但是时间一到，灾难照样降临到这个国家。
　　我不愿意同样的盲目性给我们造成同样的危险。我指出了任何冷静和真诚的人所不能否认的灾难。我告诉你们（我现在不是向一个政党而是向所有的政党呼吁），我告诉你们，应当由我们在这里发表一个宣言（正是为了这一点我才登上讲台），应当由我们大家来发表，我提出一个议程来向你们提供发表这一宣言的机会。我相信，它的措词很一般化，这里的人大家都能接受，同时又很明确，外边的任何人都不会误解它的意义。
[24] 指1894年发生的中日战争，又称甲午战争。——译者注
[25] 指越南北方。——译者注
[26] 指徳国的基尔运河通航典礼。1895年6月18日法国舰队同俄国舰队一起访问了德国基尔港。——译者注
[27] 弗兰契斯科·克里斯比（Francesco Crispi 1819—1901）——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治家，曾任意大利总理（1887—1891、 1893—1896）。——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