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照法

在语言学中，**比较法**是一种研究语言发展的技术，它通过对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特征进行逐一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祖先，然后向前推断该祖先的特性。比较法可以与内部重建法进行对比，后者是通过分析一种语言的内部特征来推断该语言的内部发展。通常，这两种方法一起用于重建语言的史前阶段；填补语言历史记录的空白；发现语音、形态和其他语言系统的发展，以及确认或推翻语言之间的假设关系。

比较法在 19 世纪初随着印欧语系研究的诞生而兴起，随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新语法学派的著作而确定了科学方法。丹麦学者拉斯穆斯·拉斯克（Rasmus Rask，1787-1832年）和卡尔·维尔纳（Karl Verner，1846-1896年）以及德国学者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年）做出了重要贡献。奥古斯特·施莱谢尔（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年）是第一位提供祖语重建形式的语言学家，他的著作《印欧语系比较语法汇编》（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最初出版于1861年。下面是施莱谢尔对他提供重建形式的原因的解释：

> 在本著作中，我们试图将推断出的原始印欧语与其实际存在的派生语言并列在一起。我认为，这样做的好处除了能以更具体的形式将研究的最终结果立即呈现在学生眼前，从而使他们更容易洞察特定印欧语言的本质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好处，即它表明了非印度印欧语言源自古印度语（梵语）的假设是毫无根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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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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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

比较法的目的是突出和解释两种或两种以上有据可查的语言之间系统的语音和语义对应关系。如果这些对应关系不能合理地解释为语言普遍性或语言接触（借用、地域影响等）的结果，而且如果这些对应关系足够多、有规律、有系统，以至于不能将其视为偶然的相似性，那么就必须假定这些对应关系是由称为“祖语”的单一母语演变而来的。

这样就可以推测出一连串有规律的音变（连同其背后的音变定律），以解释已证实的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最终通过在一个普遍的对应系统中对“语言事实”进行有条不紊的比较，重建一种祖语。

> 每一个语言事实都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在这个整体中，一切都与其他一切相关联。不能把一个细节与另一个细节联系起来，而是要把一个语言系统与另一个语言系统联系起来。
>
> ——安托万·梅耶, 《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 1966 [1925], pp. 12–13.

如果重建共同祖语是可行的，那么这种关系就被认为是 "排除合理怀疑的"。

> 遗传关系的最终证明，也是许多语言学家心目中唯一真正的证明，在于成功地重建了祖语的形式，并从中衍生出语义对应的同源词。
>
> ——汉斯·亨利希·霍克, 《历史语言学的原则》, 1991, p. 567.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重建只能是部分的，一般是因为所比较的语言证据太少，它们与其祖语之间的时间距离太深，或者它们的内部演变使研究人员对许多音变定律感到模糊不清。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关系被认为是可信的，但并不确定。

### **术语**

*“后裔”*指的是世世代代的传承：子女从上一代——父母那里——学习语言，同时也受到同辈人的影响，他们再将自己的语言传授给下一代，如此延续下去（语言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至今尚无完满的解答）。一条不间断的链锁穿越了若干个世纪将世俗拉丁语同她现在的子孙连接起来（现代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等）。

如果两种语言的祖语相同，那么它们在基因上就是有*“亲缘”*的。例如，意大利语和法语都来自拉丁语，因此属于同一谱系--罗曼语族。“亲缘”的定义中还有一层暗藏的含义：语汇高度相似的两种语言不见得就一定是至亲。比如，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波斯语从阿拉伯语中引入了数量巨大的借词，以至于在现代波斯语的语汇中，借词所占的比例已超过了从祖语原始印度-伊朗语继承下来的固有词。但是，依照定义，波斯语仍然是原始印度伊朗语的后裔，而不是阿拉伯语的子胤。

不过，语言之间也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例如，英语与德语和俄语都有亲缘关系，但与前者的亲缘关系比后者更密切。虽然这三种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原始印欧语，但英语和德语也有一个更近的共同祖先--原始日耳曼语，而俄语则没有。因此，英语和德语被认为属于印欧语系的一个亚群，而俄语不属于这个亚群，即日耳曼语族。

将相关语言划分为亚群的方法是找到区别于母语的*共同语言创新*。例如，英语和德语都表现出被称为“格林定律”的一系列音变的影响，而俄语则不受影响。英语和德语共享这一创新的事实被视为英语和德语最近的共同祖先的证据--因为这一创新实际上是在英语和德语分化为不同语言之前，在共同祖先的范围内发生的。另一方面，母语的*共同留存*并不足以证明这是一个亚群体。例如，德语和俄语都从原始印欧语中保留了与格和宾格之间的对立，而英语已经失去了这种对立。然而，德语和俄语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并不能证明德语与俄语的关系比与英语的关系更密切，而只能说明有关的创新，即与格/宾格区别的消失，在英语中发生的时间比英语与德语的分化更晚。

## 起源和发展

在古典时代，罗马人便意识到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的相似之处，但并没有系统地研究它们。他们有时用神话来解释它们，认为罗马是希腊殖民地，使用的是低级方言。

尽管古代的语法学家可以接触到他们周围的其他语言（奥斯坎语、翁布里亚语、伊特鲁里亚语、高卢语、埃及语、帕提亚语......），但他们对比较、研究或记录这些语言兴趣不大。语言之间的比较真正开始于古典时代之后。

### **早期工作**

公元9世纪或10世纪，犹大·伊本·库莱什（Judah ibn Kuraish，יהודה אבן קריש）比较了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和阿拉伯语的语音和形态，但将其相似性归因于《圣经》中的巴别塔故事，即亚伯拉罕、以撒和约瑟保留了亚当的语言，而其他语言则在不同时期从原始希伯来语中嬗变而来。

在1647 年和1654年的出版物中，马库斯·范·博克霍恩首次描述了进行历史语言比较的严格方法，并提出存在一种原始印欧语，他称之为“斯基泰语”，与希伯来语无关，但却是日耳曼语、希腊语、罗曼语、波斯语、梵语、斯拉夫语、凯尔特语和波罗的海语言的祖先。安德烈亚斯·耶格尔（Andreas Jäger，1686年）和威廉·沃顿（William Wotton，1713年）进一步发展了“斯基泰语”理论。1710年和1723年，Lambert ten Kate 首次提出了音变定律，并引入了词根元音一词。

匈牙利人亚诺什·沙伊诺维奇（János Sajnovics）于1770年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性地证明两种语言有滋生亲缘的尝试。他以语法和词汇的相似性为基础，试图阐明萨米语和匈牙利语之间的亲缘关系。在此基础上，沙伊诺维奇的同胞萨穆埃尔·焦尔毛蒂（Samuel Gyarmathi）于1799年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芬兰-乌戈尔语族。但是学术界普遍将威廉·琼斯爵士——一个生活在印度的英格兰人——看做是该学科的创始人。琼斯于1782年发表了下面这段著名的言论：

> “梵语尽管非常古老，构造却精妙绝伦：比希腊语还完美，比拉丁语还丰富，精致之处同时胜过此两者，但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又跟此两者无比相似，不可能是巧合的结果。这三种语言太相似了，使任何同时稽考三者的语文学家都不得不相信三者同出一源，出自一种可能已经消逝的语言。基于相似的原因，尽管缺少同样有力的证据，我们可以推想哥特语和凯尔特语，虽然混入了迥然不同的语汇，也与梵语有着相同的起源；而古波斯语可能也是这一语系的子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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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语言学**

比较法是在试图重建琼斯提到的祖语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他没有为这种语言命名，但后来的语言学家将其称为原始印欧语（PIE）。德国语言学家弗朗茨·博普（Franz Bopp）于1816年首次对当时已知的印欧语言进行了专业比较。他没有尝试重建，但证明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具有共同的结构和共同的词汇。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于1808年指出了，在试图证明语言亲缘的过程中尽可能使用最古老的语言材料（指文献）的重要性；随之，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姆斯·克里斯蒂安·拉斯克（Rasmus Christian Rask）于1810年确立了规则音变的原则，以之解释他的有关日尔曼诸语言单个词语间的相似性以及同拉丁、希腊语共有的同源词的学说。之后，以格林童话著称于世的雅各布·格林在他的著作《德语语法》中（四卷本，1819初版，1837再版）首次运用与现代比较法相似的方法，尝试阐示了日尔曼语族从共同来源到当代诸语的演化史，这也是第一次对历时语言现象的系统研究。

拉斯克和格林都不能解释他们所发现的音变法则的明显例外。虽然德国语言学家格拉斯曼在他于1862年提出的格拉斯曼定律中对这些异常类型其中的一种作出了解释，真正在方法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却是卡尔·维尔纳。维尔纳在他的维尔纳定律中首度以通过比较得出的证据说明了音素的音韵转变可以由同词中的诸如相邻音素和重音位置等因素造成——在现代语言学的概念中称这种现象为“条件音变”。

### **新语法学派**

19世纪末在德国的一群激进的来自莱比锡大学的被称作“新语法学派”的年青人中间，有了更多的类似的发现。最终他们得出结论：所有的语音演变都是极度规则的。卡尔·布鲁格曼（Karl Brugmann）和赫尔曼·奥斯特霍夫（Hermann Osthoff）更于1878年断言：“音变法则没有例外”。这一波革命性的思潮奠定了现代比较法的基础，因为比较法的前提要求亲属语言间语音对映的规则性，以及从祖语到子孙语言语音演变的规则性。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新语法学派假说”。在这个前提下，从当时研究最为深入的印欧诸语出发，比较法开始被用于去重建原始印欧语。随后，语言学家们又把研究范围拓展到了其他语系。很快地，比较法被确立为探求语言亲缘的科学方法。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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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的应用没有固定的步骤，但莱尔·坎贝尔（Lyle Campbell）和特里·克劳利（Terry Crowley）提出了一些步骤，他们都是历史语言学入门教材的作者。这篇简短的摘要就是根据他们的概念编写的。

### **第一步，整理潜在的同源词列表**

这一步骤包括列出被比较语言中可能存在的同源词。如果具有相似含义的基本词汇的语音结构之间经常出现匹配，那么就有可能确定它们之间的遗传亲缘关系。例如，研究波利尼西亚语族的语言学家可能会列出类似下面的清单（实际清单会更长）：

借词或伪同源词会歪曲或掩盖正确的数据。例如，英语 *taboo*（[tæbu]，禁忌）与表中的六种波利尼西亚语所对应的词在形态上都很相似，是因为这个词是从汤加语借用到英语中，而不是因为基因相似。这个问题通常可以通过使用基本词汇来解决，如亲属关系术语、数字、身体部位和代词。不过，即使是基本词汇有时也会被借用。例如，芬兰语从原始日耳曼语\*aiþį̄中借用了“母亲”一词（äiti）（与哥特语的 *aiþei* 相比较）。英语从北欧语中借用了代词 "they"、"them" 和 "their(s)"。泰语和其他各种东亚语言从汉语中借用了数词。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南美洲的一种Mura语--皮拉罕语（Pirahã），有争议地宣称它的所有代词都是从Nheengatu语借来的。

### **第二步，建立对映组**

下一步是确定潜在同源词列表所显示的有规律的声音对应关系。例如，在上述波利尼西亚语数据中，很明显，在所列的大多数语言中含有 t 的单词在夏威夷语中的同义词位置上都有 k。这一点在多个同源词中都可以看到：被标注为“一”“三”“人”和“禁忌”的词都显示了这种关系。这种情况被称为夏威夷语中的 k 与其他波利尼西亚语言中的 t 之间的 "规则对应"。同样，夏威夷语和拉帕努伊语的 h、汤加语和萨摩亚语的 f、毛利语的 ɸ 和拉罗汤加语的ʔ 之间也有规律的对应关系。

单纯的语音相似性，如英语 day 和拉丁语 dies（都是白昼的意思），没有任何证明价值。英语的首音 d- 与拉丁语的首音 d- 没有规律性的对应关系，因为大量的英语和拉丁语非借用同义词不可能组合成英语的 d- 与拉丁语的 d- 在单词的开头反复、一致地对应，而可以观察到的零星的对应关系要么是偶然的（如上例），要么是借用的[如拉丁语 diabolus 和英语 devil（皆魔鬼意），两者最终都源于希腊语]。不过，英语和拉丁语呈现出 t- : d- 的规律性对应关系（其中 "A : B "表示 "A 对应于 B"），如下面的例子：

 **英语** | **t**en
 **拉丁语** | **d**ecem

如果我们发现了多组的系统对映，并且它们在整体上呈现出合乎情理的样式（比如已经可以把某些样式和某些已知类型的语音转变关连起来），而且，某些对映显然不是无关紧要的，那么共同的来源就是确定无疑的了。

### **第三步，发现互补的对映组**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有两项重大发展提高了比较法的有效性。

首先，人们发现，很多语音转变都受到了特定“语境”限制。比如，在希腊语和梵语中送气塞辅音可以转变成不送气音，但是只有当同词中后续的塞音是送气音时，转变才能发生。这就是格拉斯曼定律的主要内容——本来是古代梵语语法学家波你尼的发现，却是由赫尔曼·格拉斯曼当成重大的历史发现所发表。

其次，由特殊“语境”所引起的条件音变可能被后续的语音演变所掩盖。例如在梵语中，起先是，软颚塞音（近于普通话的*g*、*k*、*h*的发音）在元音“*\*i*”、“*\*e*”紧随其后的情况下转变成了硬颚音（近于普通话的*j*、*q*、*x*的发音）。随后是，先前转变中所有“*\*e*”又都转变成了“*a*”（更准确的说是*\*e*、*\*o*、*\*a*合并成了*a*）。这样一来，就无法被重建早期*e*和*a*的分别了，因为即便是在其他的印欧语言中也没有哪一种完整地保存了这一套对立。拉丁语的“*que*”（连词“和”）中的“*\*e*”保留了梵语辅音转变之前的原始形态：

 **3.** | *ca* | 「\*e」转变成了「a」

卡尔·维尔纳于1875年发现的“维尔纳定律”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案例：日耳曼诸语辅音的发声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由旧印欧语重音的位置决定的。变化之后，重音转到了词首。维纳通过将日耳曼诸语的发声模式与希腊语和梵语的重音模式进行比较，解决了这一难题。

因此，比较法的这一阶段包括检查在步骤2中发现的对映组，看看其中哪些只适用于特定的语境。如果两个（或更多）对映组的分布互补，则可以认为它们反映的是一个原始音素：“有些音变，尤其是条件音变，会导致一个原音与不止一个对应集相关联”。

例如，可以为拉丁语后裔的罗曼语族诸语建立以下潜在同源语表：

它们证明了两个对映组，即 k : k 和 k : ʃ ：

 **2.** |  k

由于法语中的 *ʃ* 只出现在其他语言也有 *a* 的地方的 *a* 之前，而法语中的 *k* 出现在其他地方，因此差异是由不同的环境造成的（在 *a* 之前是变化的条件），而且这两组词是互补的。因此，可以认为它们反映的是一个原音素（这里是*\*k*，在拉丁语中拼写为⟨c⟩）。拉丁语的原词是 *corpus*、*crudus*、*catena* 和 *captiare*，它们的首字母都是 *k*。如果能提供更多与此相关的证据，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由于环境不同，原来的 *k* 发生了改变。

更复杂的情况涉及到原始阿尔冈昆语中的辅音丛。阿尔冈昆语学家伦纳德·布卢姆菲尔德从该语系的四种部族语言中整理出如下这几组辅音丛的对映：

尽管这五组对应中出现了多处的交叉重叠，可是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形式的互补分布，布卢姆菲尔德意识到，每一组对应都源自一个独特的辅音丛，他分别重建了*\*hk*、*\*xk*、*\*čk*(=[t͡ʃk])、*\*šk*(=[ʃk])和*çk*（其中 "x "和 "ç "是任意符号，而不是试图猜测原音素的音值）。

### **第四步，重建祖语音位**

类型学有助于决定哪种重构最符合数据。比如，介于元音之间的清辅音发生浊化就属于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相反的转变——元音间的浊辅音清化——则极为少见。有鉴于此，如果语言学家在比较两种语言的过程中遇到了 *-t-* 和 *-d-* 的对映，那么较为合理的推测是将原始音位重建作*\*-t-*，即假想后一种语言的音位 *-d-*是由*\*-t-*在元音间浊化而来（除非有更好的理由支持你不去这么做）。

音变的形式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例如，原始印欧语的“二”——重建形式为“*\*dwō*”——所对映的古典亚美尼亚语就是“*erku*”。其他一些同源例证亦表明“*\*dw-*”→“*erk-*”的对映在亚美尼亚语的演进史上确然是一类规则的转变。类似的，斯拉维人的阿萨巴斯卡语（德内语支）熊湖方言经历了一个从原始阿萨巴斯卡语的*\*ts* →熊湖方言*kʷ*的转变。通常来讲，由*\*dw-*到*erk-*，或是由*\*ts*到*kʷ*都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直接转变，而必然是经历了若干过渡形才能转变成最终的形态。这些例子告诉我们，经历了足够多次的演变，一个给定的音可以变成任何意想不到的音。这就是为什么“表面的语音相似”不足以用作比照的依据，“规则对映”才是关键。

在重建原始音位的过程中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优先选择最简的音变模式。换言之，应该尽量重建出与子孙语言中的各种对映形最切合的形态。以下例说明：我们在阿尔贡金语系的几种语言中找出了这样一组对映位：

针对这一组音位对映，*\*m* → *b*和*\*b* → *m*（\*A→B的意思是\*A转变成了B）都是合理的重建，也就是说，以可能性指导重建的原则在这里中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两者都是“可能”的）。那么，在这两个方案之中如何取舍就得依赖上面提到“最简”原则。假设欲构拟的原始音位为X，很明显的，在六种子孙语言中有五种以m对映X，只有一种以b对映。如将X重建作\*b，就意味着五种语言都发生了 *\*b* → *m*的音变，倘或改重建作\*m，就只须假想一种语言经历了*\*m* → *b*的转变。以五个转变对一个转变，遵照最简原则就应该将这个原始音位重建作\*m。

这一论点假定阿拉帕荷语以外的语言至少有一部分是相互独立的。如果它们都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亚群，那么\*b → m的发展就必须假定只发生过一次。

### **第五步，对重建音系进行类型学检验**

最后一步，语言学家要检查重建出来的所有原始音位是否符合类型约束的标准。例如，一个构拟的系统

中只有一个浊双唇塞音 *\*b*，虽然它有一个齿龈鼻音 *\*n*和一个后鼻音 *\*ŋ*，但却没有相应的双唇鼻音。然而，语音系统的音位分布都是比较整齐匀称的（尽管这不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家可能会尝试研究早先被重建为 *\*b* 的发音实际上是 *\*m* 或者说 *\*n* 和 *\*ŋ* 实际上是 *\*d* 和 *\*g* 的可能性。
即便匀称的系统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可靠的。比如对原始印欧语塞音的早期重建如下：

 浊音 | (b)
 送气 浊音 | bʱ

由于证据不足，早先的一列送气清音被删除了。自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此系统是不可信的，一种语言不可能只有送气浊音列而没有相应的送气清音列。

托马斯·加姆克列利茨和瓦谢斯拉夫·伊凡诺夫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他们认为传统上被重建的那一组送气浊音由单纯浊音应该被重建为喉化的：或者是内爆音（ɓ, ɗ, ɠ），或者是挤喉音（pʼ, tʼ, kʼ）。因此，单纯清音和送气浊音列将被清音和浊音所取代，而送气则是这两个组的非区别性特质。这种将语言类型学应用于语言重建的例子被称为喉音理论。该理论拥有众多支持者，但并未被普遍接受。

对原始音位的重建和对历史音变的分析是祖语重建的基石。后续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比如对语法语素（构词词缀和屈折词尾等）的比较，对变位、变格式样的比较等。对一种无文字记载的祖语而言，永远无法重建出它的全部细节（原始句法就要比音韵结构和形态结构更加难以捉摸，而且语言构成中的各种元素都不可避免地随着时光的流逝或磨灭或嬗变）。然而局部的重建是可以实现的，并且只有借助重建才能可靠地证明滋生亲缘。

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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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语言学的历史**

开发比较法的语言学家们也认识到了比较法的局限性，但比较法仍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工具。就印欧语系而言，该方法似乎至少部分验证了数百年来对祖语（Ursprache）的探索。其他语言被假定为在一棵谱系树上有序排列，这就是新语法学派的树模型。

考古学家们紧随其后，试图找到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考古证据，推测这些文化曾说过一种祖语，例如维尔·戈登·柴尔德于1926年出版的《雅利安人：印欧起源研究》（*The Aryans: a study of Indo-European origins*）。柴尔德是一位由语言学家转变而来的考古学家。这些观点在古斯塔夫·科辛纳的 "定居考古学"（*Siedlungsarchaologie*）中达到顶峰，被称为 "科辛纳定律"。科辛纳断言，文化代表着种族群体，包括他们的语言，但他的定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否定了。科辛纳定律的失效否定了以前适用于许多祖语的时空框架。福克斯总结道：

> 事实上，比较法*本身*并不是历史的；它提供了语言关系的证据，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历史解释……（我们对所涉及的历史进程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可能使历史语言学家不那么容易将该方法所要求的理想化等同于历史现实……（只要我们把对结果的解释和方法本身分开），比较法就可以继续用于语言早期阶段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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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语可以在许多历史实例中得到验证，如拉丁语。尽管定居考古学已不再是定律，但对于一些跨越历史和史前的文化，如凯尔特铁器时代（主要是凯尔特人）和迈锡尼文明（主要是希腊人），定居考古学基本上是有效的。这些模型都不可能或已经被完全否定，但没有一种模型是足够的。

### **新语法学派的假说**

比较法乃至整个比较语言学的基础是新语法学派的基本假设，即“音变法则没有例外”。在最初提出这一观点时，批评新语法学派的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 "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实际上，有几种变化会以不规则的方式改变词语。如果不加以识别，它们可能会掩盖或歪曲规律，造成对关系的错误认识。

#### **借词**

所有语言都会在不同的语境中借用其他语言的词汇。借词模仿供体语言的形式，如芬兰语中的 *kuningas*，来自原日耳曼语 *\*kuningaz*（国王），并可能根据当地语音进行调整，如日语中的 *sakkā*，来自英语中的 *soccer*。乍一看，借词可能会误导研究者，使其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遗传关系，不过，如果了解了供体语言和受体语言的历史阶段，就能更容易地识别它们。从本质上讲，从共同来源借来的词（如英语 *coffee* 和巴斯克语 *kafe*，最终来自阿拉伯语 *qahwah*）确实具有遗传关系，但仅限于该词的历史。

#### **区域扩散**

更大规模的借用发生在区域扩散中，即在一个地理区域内连续的语言采用了一些特征。借用可能是音系、语素或词位方面的。该地区的伪祖语可能被重建，也可能被认为是作为扩散特征来源的第三种语言。

一些地区性特征和其他影响可能会汇聚成一个语言联盟，即一个更广泛的地区，共享一些看似相关但却扩散的特征。例如，东南亚大陆语言联盟在得到承认之前，曾对汉语、泰语和越南语等语言进行过一些错误的分类。

#### **随机变异**

零星变化，如不规则变音、复合和缩写，并不遵循任何规律。例如，西班牙语单词 *palabra*（单词）、*peligro*（危险）和 *milagro*（奇迹）本来是由拉丁语 *parabŏla* 、*perīcŭlum* 和 *mīrācŭlum* 按规律变音而来的 *parabla* 、*periglo* 、*miraglo*，但 r 和 l 通过零星的音位变换而改变了位置。

#### **类推**

类推是指一个特征零星地发生变化，变得与同一语言或不同语言中的另一个特征相似。它可能影响到一个单词，也可能泛化到整类特征，如动词范式。俄语中的 “九”就是一个例子。这个词从原始斯拉夫语开始就有规律地变音，本应是/nʲevʲatʲ/，但实际上是/dʲevʲatʲ/。据说是受俄语中表示“十”的单词 /dʲesʲatʲ/ 的影响，首字母 nʲ- 变成了 dʲ-。

#### **渐进应用**

研究当代语言音变的人，如威廉·拉波夫，承认即使是系统的音变，起初的应用也是不一致的，其在一个人的言语中出现的比例取决于各种社会因素。音变似乎是在一个被称为“词汇扩散”的过程中逐渐传播开来的。虽然这并不能推翻新语法学派关于“音变法则没有例外”的公理，但音变法则的渐进应用表明，音变法则并不总是同时适用于所有词项。霍克指出：“从长远来看，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这可能是事实，但像某些语言学家那样得出结论说新语法学派关于语言变化性质的立场因此被证伪是没有道理的”。

#### **非遗传特征**

比较法无法复原一种语言在其子代习语中没有继承的方面。例如，拉丁语的变格在罗曼语族中消失了，导致无法通过系统比较来完全重建这一特征。

### **树模型**

比较法被用来构建语言演化的树模型（德语 *Stammbaum*），其中子语言被视为祖语的分支，通过语音、形态句法和词汇变化的累积，逐渐远离祖语。

#### **明确界定节点的假设**

树模型中的节点被假定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独立存在的不同祖语。重建未经考证的祖语本身就会让人产生这种错觉，因为它们无法得到验证，语言学家可以自由选择任何看似最合适的明确时间和地点。然而，托马斯·杨从印欧语系的研究一开始就说：

> 然而，要确定构成一种独立语言的定义并非易事，但将习惯说另一种语言的普通人无法理解的语言称为不同的语言似乎最为自然……然而，丹麦人和瑞典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否不能很好地相互理解......这仍然是个问题，也不可能说属于汉字的二十种发音方法是否应该被视为这么多的语言或方言……但是，......如此近似的语言必须按系统顺序相邻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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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法中隐含的祖语统一性假设是有问题的。即使是小规模的语言群落，也会因地区、性别、阶级或其他因素而存在方言差异。巴西的皮拉罕语只有几百人使用，但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方言，一种由男性使用，一种由女性使用。坎贝尔指出：

> 这并不是说比较法“假定”没有变异；相反，只是比较法中没有任何内在因素可以让它直接处理变异……这种统一性假设是一种合理的理想化；它对语言理解的损害并不比现代参考语法的损害大，现代参考语法只关注语言的一般结构，通常不考虑地区或社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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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方言在演变成独立语言的过程中，仍会相互接触和影响。即使在它们被认为是不同的语言之后，彼此相近的语言仍会继续相互影响，并经常共享语法、语音和词汇上的创新。语系中一种语言的变化可能会传播到邻近的语言中，多种变化的浪潮会像涟漪一样跨越语言和方言的界限进行传播，每种语言都有自己随机限定的范围。如果将一种语言划分为一系列特征，每种特征都有自己的时间和范围（同言线），它们并不都是一致的。历史和史前史可能无法为明显的重合提供时间和地点，原始意大利语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对它来说，祖语只是一个概念。然而，霍克认为：

> 十九世纪末，人们发现同义词可以跨越既定的语言界限，这一发现一开始就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和争议。将“涟漪模型”与“树模型”对立起来，成为一种时髦......然而今天，这两个术语所指的现象显然是语言变化的互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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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的主观性**

对未知祖语的重建本身就带有主观性。在上述原始阿尔冈昆语的例子中，选择 *\*m* 作为父音素只是可能，而不是肯定。可以想象，在这些位置上使用 *\*b* 的原始阿尔冈昆语分裂成了两个分支，一个保留了 *\*b*，另一个则将其改为 *\*m*，而第一个分支只发展成了阿拉帕霍语，第二个分支则传播得更广，发展成了所有其他的阿尔冈昆语部落。也有可能阿尔冈昆语最近的共同祖先使用了其他音，如 *\*p*，最终在一个分支中变异为 *\*b*，在另一个分支中变异为 *\*m*。

众所周知，确实存在着惊人的复杂甚至循环发展的例子（如原始印欧语 *\*t* > 前原始日耳曼语 *\*þ* > 原始日耳曼语 *\*ð* > 原始西日耳曼语 *\*d* > 古高地德语fater中的 t > 现代德语 Vater），但在没有任何证据或其他理由来推测更复杂的发展的情况下，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倾向于更简单的解释是合理的。由于重建涉及许多这样的选择，一些语言学家倾向于将重建的特征视为声音对应的抽象表征，而不是具有历史时间和地点的对象。

祖语的存在和比较法的有效性是可以验证的，前提是重建的祖语可以与已知的语言相匹配，而已知的语言可能只是另一种语言借词的影子。例如，芬兰语等芬兰语支语言从日耳曼语的早期阶段借用了许多单词，这些借词的形式与重建的原始日耳曼语的形式相吻合。芬兰语中的 "*kuningas*"（"国王"）和 "*kaunis*"（"美丽"）与日耳曼语中的 \*kuningaz 和 *\*skauniz* （>德语中的 *König* "国王 "和 *schön* "美丽"）相吻合。

#### **此外的模型**

涟漪模型在19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它是树模型的替代品，用来表示语言多样化的历史模式。树模型和涟漪模型都与比较法兼容。

相比之下，有些方法则与比较方法格格不入，其中包括有争议的语言年代学，以及更有争议的大规模词汇比较法，大多数历史语言学家都认为这些方法存在缺陷且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