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獨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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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独立**，简称**滇独**，指的是认为云南应该从中国中央政府中脱离，建立独立自治的政治实体的主张与运动。在中国近代，先是云南爆发了全省各民族以穆斯林云南人为主的杜文秀抗清战争[1]，并建立了潘泰王国[2]。后受日本泛亚细亚主义的影响，主张对清朝体制进行革命的人士提出了包括云南独立在内的对云南的未来规划[3]，其中大部分为清朝洋务运动后留学日本的滇籍留学生。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农历九月初九，唐继尧等人领导的昆明爆发重九起义。公元1911年11月1日，云南宣布建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政权，得到清末新政产生的云南各阶层士绅的支持。蔡锷被推举为军都督，随后云南政府照会英法，宣告独立[4]。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云南省成为中华民国中的一省。而后在国共内战[5][6]中，云南主政人物亦有独立建国的流产尝试。

### 背景

主条目：云南历史

云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部边疆地区的一个省份。历史上东亚及东南亚多民族在此建立过包括滇国、南中、南诏国、大理国等各种辉煌的文明，而来自中国的王朝也曾发动多次对云南地区的征战和屠杀。到元朝，蒙古人通过大理蒙古战争将云南正式并入中国王朝的版图[7]，并通过设立行省结合土司制度进行统治[8]。 经过元帝国梁王政权、明帝国沐氏政权，大西国以及吴三桂的吴周政权统治后，云南被纳入清帝国的版图。

### 杜文秀起义与潘泰国

主条目：杜文秀起义

在清末，如同广东等地爆发土客战争一样，云南爆发大规模的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械鬥。1856年、杜文秀率领云南穆斯林举兵反清起义，杜军攻佔大理後，宣佈寬恕大理居民，并将汉人与各地少数民族涵蓋入军队范围。

“總統兵馬大元帥杜，為興師五路，收復全滇，除殘暴以安良善事：竊思滇南一省，回漢夷三教雜處，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嘗有畛域之分？慨自滿清僭位以來，虐我人民二百年餘於茲矣。妖官偏袒為計，石羊起釁，池魚皆殃；強者逞鴟張之威，弱者無鼠竄之地。爾時百姓危若倒懸，可惡妖官猶安然高枕，置蒼生於不問，棄黎庶其如遺。甚至漢強則助漢以殺回，回強則助回以殺漢，民不聊生，人心思亂……檄文到日，凜遵勿違！此檄。”

——杜文秀：《兴师檄文》。[9]

杜文秀以云南为版图建立的独立政权的国名，历史有多种记载，如“平南国”[10]、“新王国”[2]等，而杜文秀的称谓也包括“西平王”[11]，“苏丹亲王”，“哈吉·比比·撒来玛”[1]等。在西方，大理政权则普遍被称为潘泰王国：

“我们已看见由伦敦出版、德国翻印的最新的地图，被划成一个完全和中国隔离的王国，并名之为潘泰（Panthays）王国。”

——1868年法国澜沧江探险队负责人安邺的记载。[2]

杜文秀在潘泰王国施行的国策是“三教同心”，将雲南各族群团结起来进行對清的一致反抗。因此杜文秀的身份是具有多重性的。在穆斯林面前以及与西方世界外交时，杜的称谓是“苏丹”，在汉人面前，他的角色是“天下兵马大元帅”，提出“驱满”、“革命满清”、“蓄发”的政治纲领[1]。在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土著面前，杜则坚持宣布潘泰国继承南诏国与大理国：

“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十八土司俱各袭职。文则划策，武则立功。三教同心，联为一体，纵不能远期大成，亦可以偏安小就，效法南诏，历年八百。揆诸时势，差堪自信。”

——杜文秀：《无烦尊驾到谕》。[12]

“十九峰，开基南诏，称王道，体帝德，不图霸术；五百年，重建白国，因天时，据地利，更占人和。横批：一人定国”

——杜文秀元帅府中的对联。[13]

1868年，英印政府派出大佐斯莱登率领官员多人入滇探测，从八莫到达腾冲。回到英国后，他向英国政府建议利用杜文秀的大理政权把云南从中国分裂出去，实现英国由缅甸进入云南的贸易战略。一些英国政治家面对当时的云南局面，也热衷于制造分裂。斯莱登在策动云南独立的同时，还向英国政府提出他拟具的两条由缅甸进入云南的商路，即“八莫路线”和“老挝商道”[14]。而在清灭潘泰国戰爭的最後階段，一名叫劉道衡的潘泰国官員冒认为杜文秀义子亦出使英國，向英國提出將全滇獻給維多利亞女王，向英国献上包括四箱大理石的贡品，請英軍支援滇人抗清：

“古来中华规矩，每逢小邦归顺大国，名为献土称臣，必取小邦主山之石，以为凭据。将此石献于大国，即如将小邦的土地人民山川城池拿到大国一般。大国将此石收下，即如将小邦的土地人民山川城池收了一般……二千余年，小邦归顺大国必行此礼。今我大理所管之地，东至楚雄，西至腾越，南至耿马，北至丽江，由东至西，人走十八日，由南至北，人走二十二日。今我父亲将大理所管之地，归顺贵国，因取大理主山所出之楚石四箱，送到贵国，以做凭据，即如将我大理所管之土地人民山川城池，拿到贵国献与皇上一般了。”

——劉道衡：《上英皇表》。[15]

这场外交尝试因为英国决定支持维持清帝国稳定而失败。1872年11月26日，在大理陷落前，为免遭屠城，杜文秀服毒药孔雀胆后着礼服自杀，被抬送至清军大本营投降，而清軍后来卻背信棄義地進行了屠城，1873年，潘泰国灭亡。中国历史学者范文澜批评，“杜文秀是中国人，竟敢出卖祖国的云南和云南各族居民，从他勾结英国侵略者的一天起，他不再是起义军的代表。而是祖国和起义军的叛卖者。1868年，他们（指英法）都派人到大理活动。法国的活动没有结果，英国则与杜文秀建立了联系……给杜大批军火，帮助建立兵工厂。在缅甸八莫专门设立了政治商务代表处。杜文秀在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下自称撒里曼苏丹，改年号．造宫室，建立了一个所谓“独立国”……1871年（杜文秀）更派他的儿子访问英国、土耳其，准备进一步出卖祖国。”[16]

### 清末云南独立思潮

19世纪，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由封建国家转型为民族国家的同时，一方面产生日本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则产生了泛亚细亚主义。泛亚主义者主张日本必须在东亚扶植自己的仆从国，把整个亚洲从欧洲人手中解放出来，在亚洲建立一个类似欧洲的国际体系。清末，大批云南学生奔赴日本留学，他们对云南与中国未来的规划也受到了日本泛亚主义的影响。[17] 1906年10月15日，同盟会云南支部出版的《云南》杂志于日本神田区问世，迅速得到了云南绅商、学界，定居日本、缅甸、越南、泰国的滇侨的全面支持，甚至清国内的云南籍官僚也踊跃捐款。杂志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云南的未来路线，反对清朝对云南的统治以及对云南主权的出卖，同时警惕英法的殖民主义，支持东南亚各国脱离英法殖民体系独立。而对云南未来路线的探讨中，有部分文章主张云南与越南脱离殖民体系独立建国，例如当时越南独立人士潘佩珠就以“巢南子”为笔名在杂志上写到：

“我固事迫而图存，彼亦困极而思奋。一旦风雷变化，南北陨篪，以越人扼法之喉，则滇人从而挤其背，以滇人掣法之肘，而越人起而压其肩。滇人不难为独立邦，越人亦必赫然为中兴国。”

——潘佩珠：《哀越吊滇》。[3]

杂志亦经常介绍云南的历史文化与物产资源以激发云南人的爱乡热情，如有人主张通过开发矿业，是云南成为堪称“亚洲英吉利”的“矿业国”，“工业国”：

“嗟乎，一十四万六千六百八十方英里之黄金窟，将得数辈大实业家开发之而利用之，则云南将以富雄于东西两半球。对于世界至富极强之六七大国，称工业国焉。虽谓之日亚洲英吉利可也……四通八达，农工商业，技艺学术，长足进步。庄严美丽之新云南，吾将跛予望之。且亚洲工业国，乃公断居首席也……至于今日，且将让他族重开新幕。而我一千二百万云南人所据有之庞然硕大之矿业国，所谓天府膏腴，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者，不啻遭洪水之变，沉没于太平洋海底。而我矿业国开幕之伟人，亦遂不免为亡国民之祖宗。呜呼痛哉。吾故为赵老人作传，阐明其心法，列举其事迹，以期待我父老子弟之思想不俗者，苟有数人焉，得此心法之的传而兴起，则我矿业国建国之事业有托焉矣，我矿业国建国之伟人接踵焉矣。”

——佚名：《云南大实业家赵老人传》。[3]

1908年，云南爆发河口起义。吕志伊、杨振鸿、李根源、赵伸等云南同盟会骨干在东京锦辉馆发起召开云南独立大会。当天有万余人到会，这次大会在国际产生了影响，清政府立即下令将吕志伊、杨振鸿、汤増壁开除官费，予以通缉[18]。在缅甸地区，云南独立运动则以张成清为代表。张成清作为云南人，曾在缅甸，学习英、印度及景颇、傈僳、彝族等语言[19]。1908年，他在曼德勒创立云南死绝会，宣告滇人应与北京政府断绝，时与会者近万云南及缅甸人：

“今我滇人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人人爱国爱乡爱种，统一精神，实行革命……将滇缅滇川滇桂铁路造成，滇越铁路赎回。再俟我民智民气民力充足，发五百万之死绝国民兵，助安南、缅甸、印度独立，若其不成，则我千五百万之云南人，同日同时同归于尽，以免如缅、越、印度人之为牛马奴隶，见羞世界。”

——张成清：《死绝会宣言》。[20]

张成清号召以云南独立带动东南亚诸国独立的计划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当时群情激奋，声势浩大，上万观众都为之鼓掌。英国驻仰光总督知道此事后感到十分惊恐，下令抓捕张成清。得知消息后，张成清即离开曼德勒到眉苗，但最终未能脱险，于1909年8月15日被英属缅甸当局处决[19]。

### 民国初年

主条目：护国战争

民国初年，因袁世凯试图重建帝制，云南省军政府在蔡锷，唐继尧等人的领导下曾宣布从中华民国独立，后爆发护国战争。

### 国共内战时期

1948年，昆明《观察报》[21]和《大公報》[5]等報章刊登多篇文章，指責干崖土司刀京版召集眾多土司开会企图建立名為“南诏联邦合众国”的政權，“扶持白夷自主”，“邀集南甸，户撒、盏达等司商讨成立与汉人对抗的设计委员会”。1942年，刀京版在日军攻陷腾龙的时候提出过“兴夷灭汉”的口号。並且，刀京版父亲刀安仁在日本留学时亦曾受日本天皇接见，日本表示支持他建立“干崖国”。這些文章藉此批評少數民族土司是“封建統治”，並且認為這是改土歸流和勘乱不徹底的結果。10月15日，刀京版通過報章对部分這些指稱予以否认[22][23]，但未否認父亲留学时期以及中日战争时期联日独立的指控。

1949年11月15日，在国共内战中国民党方节节败退的背景下，滇系主政人物卢汉密派了一名身分不详的滇商友人前往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会见代理馆务的副领事陆德瑾。这位滇商以卢汉代表自居，告诉美方，云南省政府因受到美国会通过之军事援助方案，以及华府表示愿意援助中国境内反共地区性政权之鼓舞，而向美方寻求支持云南宣布独立[24]。代表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协助保持云南领土的完整，不受国共两方染指，则该省“最高当局”将愿意接受美国所提出的任何条件，包括切断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接受美国外交保护与美军进驻，同时将遵照美方有关军事政治与经济方面之指令[6]。为了取信于美国政府，这名代表甚至声称，云南天然物资丰富，包括鸦片，因此不需美方的财政援助，即使只是美国政府口头上对于雲南獨立運動道义上的支持，昆明当局都将由衷感激[25][26][27]。

陆德瑾收到这项秘密信息后，急忙发电报给国务院，请求明确的指示。他对卢汉的困境和云南独立倾向表示同情，他也担心甫发生于沈阳美国驻当地领事馆人员遭中共拘捕的情事，将会在昆明重演，因而向华府示警道，若断然拒绝此项提议，将对云南政情与美国驻当地领事馆人员的安全撤离，带来不利的影响[28][29]。

一星期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与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讨论之后，驳回卢汉有关云南独立的秘密请求，美国政府认为，在连当地国军部队都挡不住解放军攻势的情况下，美国对于地理位置遥远的云南，更无可能有效地运补军事与其他相关物资。陆德瑾并且奉命婉转告知卢汉代表，在不便干涉中国内政的前提下，美政府将无法给予其任何具体的承诺[25][30]。

11月28日，眼见重庆即将不保，卢汉的密使向陆德瑾作最后一次请求，强调任何形式的美援都有用，不一定要派兵，卢汉甚至愿意先公开宣布云南独立，再请求国际协助与保护，他深信此举将可让美国不致有”干预中国内政”之嫌[31]。然而美国政府仍不改初衷，卢汉眼见事不可为。美国政府因无法承诺支持云南独立，间接催化了卢汉后来决定变节到共产党一方，也消極導致台灣成為蔣介石最後一個反共據點[28]。

由于美国放弃了对云南的独立支持，卢汉转而谋求与中共进行外交谈判，希望力求保证云南自治性。中共亦通过统战手段笼络滇系高层人员。卢汉亲信林毓棠（时任财政厅长）、安恩溥（卸任民政厅长）多次潜赴香港与中共代表密商，卢汉提出以下要求：

“一、保持卢在云南的军政地位。二、云南的清算斗争从缓。三、共军不开入云南。四、在东北作战向匪军投降的云南部队六十军调返云南驻防。”

卢汉[32]

最终云南与中共在广州达成“和平解放之五点协议”：

“1、保持卢汉在云南之领导地位，卢如愿意出国，保证给予自由选择。2、共军非经请求，绝不进驻云南。3、云南境内现有之国军（第八、廿六两军）及甫经改编之保安部队（第九三、七四两军），除番号变更外，其原建制不予变更，各级部除仅增派政工人员。4、扩大省市县政府组织，容纳各民主党派人士参与。5、省有财产（原属云南人民企业公司管理之黄金、白银、鸦片及锡矿、纱厂等，约值美金三亿八千余万元），中共不予提取，仍留充地方建设经费。”

《和平解放之五点协议》[32]

11月下旬，卢汉利用共军已迫近云南的形势，将余建勋的74军和龙泽汇的93军(云南保安团队扩编的两个军)调来昆明及其附近地区，做好投共的准备工作。12月1日，他下令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加强治安管理，维持社会秩序。

12月9日下午，张群、余程万、李弥等又回到昆明。卢汉将张群单独软禁，并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云南军事首脑于当晚9日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人到齐后，卢汉的警卫营长李青龙率领十多名警卫，扣押了与会全部人员。晚10时整，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云南起义”，投奔共产党阵营。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共军进入昆明。很快就破坏了《和平解放之五点协议》，开始了对云南进行共产主义社会改造，卢汉为此会两度自杀未遂。1951年，中共通过类似手段进入西藏。

根据中国共产党文献披露，在云南被中共占领前夕，缅甸木邦土司曾策动云南境内各土司开会，建议成立“南诏联邦”，并指责美国在背后提供支持。[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