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y

五、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指导和最后的受洗(337 A.D.) 信奉新教勤于思考的读者，认为君士坦丁叙述自己改变信仰的过程时，以慎重其事的态度有意做出伪证，将假说真。读者还可能不假思索断言，他在选择宗教信仰时，完全基于自身利益(据一位不信上帝的诗人描述)，利用教堂的祭坛作为阶梯以登上帝国宝座。然而像这样苛刻而绝对的结论，从对人性的理解来看很难成立。在宗教狂热流行的时代，可看到最会耍手腕的政治家，有时也会为自己所挑起的狂热所感动；即使是最正直的圣徒，也免不了利用危险的特权，拿欺骗说谎和虚伪作假的手段来保卫真理大业。自身利益往往是世人决定信仰的标准，同时也指引他们采取行动；同样出于世俗利益的动机，君士坦丁经深入地考量，认为这会影响在公众面前的行为和声望，就在不知不觉中选择名利双收的教派。公众认为他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之说，可满足个人虚荣。他在事业上的成就证实，君权神授的说法完全以基督启示的真理为基础。无意中夸大的颂扬有时能激发真正的美德，君士坦丁一开始所表现的虔诚或许是故作姿态，但经由赞扬、习惯和典范的影响，逐渐变成严肃的信仰和热诚的皈依。新兴教派的主教和学者，若从衣着和举止来看都不配进入宫廷，却被邀请与皇帝一同用餐，陪伴出外远征。他们之中有一位埃及人或西班牙人

[288]  ，智慧超群，令君主心仪不已，异教徒说是使用魔法的结果。拉克坦提乌斯发挥西塞罗的辩才润饰《福音书》箴言，

[289]  欧西比乌斯奉献希腊人学识和哲理来服务宗教，

[290] 两人被君王视为挚友，交往非常亲密。辩论大师可以耐心观察他被逐渐说服的缓慢过程，以此了解皇帝的性格特质和理解能力，很技巧地提出各论点，使他易于接受。 无论身为皇帝的教徒会带来多少利益，他与数以千计信奉基督教义的臣民的最大差别，是身着紫袍的荣誉地位，并非异于常人的智慧和美德。在文明进步的时代，使格劳修斯、帕斯卡尔和洛克

[291]  加以赞赏或深为信服的道理，能让知识有限、头脑简单的军人完全接受，这不应看成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谈起这位军旅出身的君王，白天的工作极为繁重，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勤奋学习圣经教义，撰写神学论文，然后拿到人数众多的集会去宣读，获得听众的如雷掌声。在一次至今尚可见到原文的长篇大论演说中，皇家的传教士详细论述许多有关宗教的道理，但他满怀喜悦之情，畅谈西比莱的《神谕集》

[292]  和维吉尔的第四首《牧歌》

[293]  。在耶稣诞生前四十年，曼图亚的吟游诗人似乎受到以赛亚的神圣启示，

[294]  用充满东方宏伟象征意义的壮丽词句，歌颂圣母重临人世、蛇的诱惑失败和即将出生的上帝之子。这位天神朱庇特的后代，将洗掉人类的罪孽，用天上的父所具有的美德统治和平的宇宙，蒙受天恩的种族即将茁壮成长，原始简朴的国家即将遍及世界，纯真幸福的时代即将重新出现。诗人可能不了解伟大预言的秘密语义和目标，最后被加在一位执政官的幼儿头上，这位执政官也可能是执政三人团之一

[295] ，结果变得毫无价值可言!如果对第四首《牧歌》所做的一种崇高的、可能看起来会有点似是而非的解释，真的使一位基督教皇帝变更宗教信仰，那么维吉尔可算是传播福音最杰出的教士。 基督徒的宗教活动和礼拜仪式都非常神秘，竭力避开外人的耳目，甚至连新加入尚未受洗的教友，都不得与闻，借此增加神秘感和好奇心。但是主教出于小心谨慎，制定种种十分严厉的教规，却对帝王新教友完全放任不管，这也是出于审慎的做法，因为不惜采取迁就的手段，把他拉入教会的阵容，此事极为重要。因而在君王承担基督徒的义务之前，便已获得允许或者至少是默认，他可以享受最大限度的特权。在执事宣布异教会众退出大会会场时，皇帝不必离开，可以与信徒共同祈祷，聆听主教的讨论，宣讲最深奥复杂的神学问题，参加盛大的复活节和各种神圣的守夜仪式。他甚至当众宣布，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更可以说是亲身体验基督教各种神秘活动的教士和导师。高傲的君士坦丁免不了要摆出与众不同的架势，事实上根据他的贡献，他确定有这种资格。在时机尚未成熟的状况下，宗教过分严格的措施，很可能会断送掉改变宗教信仰的成果。要是教会遵守严厉的规定，把这位君王拒之于千里，他又已经抛弃供奉多神的祭坛，那么帝国的主人便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可以信奉。他最后一次前往罗马时，骑士阶级组成欢迎的队伍，他拒绝在前面领导游行，也拒绝当众向卡皮托山的朱庇特神庙许愿，等于放弃并侮辱祖先的迷信传统。早在君士坦丁接受洗礼和去世之前很多年，他便已向世人宣告，无论是他本人或他的图像，将永远不会出现在偶像崇拜的神庙之中，同时他却向各行省散发很多种奖章和图片，显现皇帝参加基督教仪式虔诚而恭敬的形象。 骄傲的君士坦丁拒绝接受新入教者的恩典，让人难以解释或原谅，但是他的洗礼一再延迟，倒是可以用基督教会古老习惯的准则和做法加以说明。洗礼仪式

[296]  由主教亲自主持，加上几个教士的协助，时间是庄严的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之间的50天

[297]  ，在教区大教堂里举行。这段神圣的日子里，有一批儿童和成年人被教会接纳。审慎的父母常常把自己儿女的洗礼推迟到他们能明白自己所许诺的责任时。古代严厉的主教一定会要新入教的教徒经历两年或三年的见习期，而那些新加入的教徒出于各种世俗或宗教方面的原因，很少表现出急于要拥有基督徒身份的迫不及待心情。洗礼仪式可以全面和彻底消除一切罪孽，受洗后的灵魂将立即恢复原来的纯真，从此可以永远得救。在那些改信基督教的人士中，有许多人认为，把令人肃然起敬而无法重复举行的仪式匆忙地履行完毕，或者是把失去无法再得而又极为贵重的恩典轻易地加以抛弃，是很不明智的事。推迟洗礼却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享受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乐趣，同时又能把确保得以赎罪的简便办法掌握在自己手中。

[298] 福音书具有的极为崇高的理想，在君士坦丁感情上所留下的印象，与在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相比起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所指引的伟大目标，君士坦丁走过了一条黑暗而又血腥的战争和谋略之路，在获得全盘胜利之后，更毫无保留让自己完全听任命运的播弄。 君士坦丁不去强调超越图拉真和安东尼，因为他有理由相信他的作为在他们不完美的英雄主义和不信上帝的哲学思想之上。然而，处于巅峰期的君士坦丁，却把年轻时代获得的声誉完全断送。随着逐渐深入认识真理，相应的行为却愈来愈背离仁德规范，就在他召开尼西亚宗教会议那年，他处决了自己的长子，也可说是谋杀，使得宗教史上最高贵的盛典受到玷污。从此事发生的日期，可驳斥无知和恶毒的佐西穆斯那毫无道理的说法

[299]  ，那就是在克里斯帕斯死后，身为父亲的君士坦丁非常悔恨，但他能从基督教教士那里获得赎罪，反倒是异教徒祭司不愿给予。克里斯帕斯的死亡，使君士坦丁在选择宗教的问题上不能再犹豫不决。他不可能到现在还不了解，教会确实有一种无比灵验的处方，只不过他不愿服用而一再向后延，直到死亡临头不能再反悔时，因为反悔就会带来危险。到他最后一次病中，他在尼科米底亚的皇宫召见几位主教，主教看到他热切请求，于是为他进行洗礼。他们听到皇帝郑重宣称，他在余生一定要做到不愧为基督的门徒，以及他受过洗礼穿上新入教者的白袍以后，很谦恭地拒绝再换上皇帝紫袍的做法，无不使在场的主教受到很大的启发。君士坦丁的榜样作用，以及他的威望似乎支持了推迟洗礼的做法。

[300] 后来的暴君因而相信，在长期统治中可能双手沾满无辜者的鲜血，全都会在带来新生的圣水中冲洗得一干二净。这种滥用宗教教义的错误解释，对于高尚品德的形成造成非常危险的威胁。

六、基督教教会合法地位的建立和传播(312—438 A.D.) 慷慨的庇主将基督教置于罗马世界的宝座，教会用感恩之心高度赞扬他的美德，原谅他的过错。希腊人不会忘记庆祝皇室圣徒的节日，在提到君士坦丁的名字时，特别会冠以形同使徒尊称的名号。

[301]  当然，这也不过是一种比喻，如果指的是神圣使徒的品德，就会变成非常夸张而又俗气的奉承话。但是，如果这种对比只限于基督福音获得胜利的程度和次数，那么君士坦丁的功劳并不亚于上帝的使徒。他颁布宽容基督教的诏书，将阻碍基督教前进的世俗不利因素全部排除，基督教众多活跃的教士都得到承诺和慷慨的鼓励，让他们自由地运用打动人心的说法，用理智和宗教的热忱宣扬神启的真谛。两种宗教势力真正处于均势状态的时间很短暂，野心和贪婪的锐利眼光很快就会看出，加入基督教不论对眼前的利益还是将来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好处。

[302]  对财富和荣誉的希求、一位皇帝做出的榜样、他的劝说以及他那不可抗拒的笑容，在皇宫里充斥着唯利是图和奴颜婢膝的人群中，一定会为基督教拉到不少信徒。有些城市自愿拆除原来的神庙，以显示日益增加的宗教热情，结果都被授予某些特权，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捐赠。东部的新都城君士坦丁堡，从未遭受过偶像崇拜的玷污，更因这种独特的优越条件而受到众人景仰。

[303]  社会下层民众的行为准则以模仿为主，在出身、权势或财富方面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士一旦改变信仰，那些附属于他们的群众立即纷纷效法。

[304] 据说在一年中，除相应数目的妇女和儿童外，就有1.2万位男士在罗马接受洗礼，又说，皇帝许诺赠给每个改变信仰的人一件白袍，外带20个金币。如果这些说法属实，要让一般民众得救也未免太过容易。 君士坦丁强势的影响力，并不仅限于他短短的一生，或所统治的疆域之内。他让自己的儿子和侄儿所受的教育，确保帝国有一批信仰更为坚定和虔诚的王子，因为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便已经被灌输基督教精神或有关基督教的学说。战争行为和商业活动已把福音教的知识传播到罗马帝国以外的地区，蛮族原来对出身卑贱而又奉令信仰的教派，产生反感而深为厌恶，但很快就仿效起世上最伟大的君王和最先进的民族，对他们信仰的宗教表示无限崇敬。聚集在罗马军队旌旗下的哥特人和日耳曼人，对高举在军团前面闪闪发光的十字架，愿当作胜利的象征而奉献牺牲，他们凶狠的同胞同时获得宗教信仰和人性仁慈的教育。伊比利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仍旧崇拜原来的保护神；而他们的始终保存基督徒名称的臣民，很快就与罗马教友建立起神圣而永恒的联系。在战争期间的波斯基督徒，有人怀疑他们宁可不要国家，也不会放弃信仰的宗教。但是只要在这两大帝国之间出现一丝和平，祆教祭司的迫害行动在君士坦丁的干预下就会受到有效的制约。 福音教的光芒照亮印度的海岸，原来深入阿拉伯半岛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殖民地，全都反对基督教的扩张，但是当地人士对摩西的启示早已有所了解，传教士的努力因而在某些方面更易于收到成效。君士坦丁时代的弗鲁孟提乌斯，终身致力于传教工作，要使封闭地区的人民改变宗教信仰，至今仍受到阿比西尼亚人的尊敬。在他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统治时期，提奥菲卢斯

[305] 的出生地是印度，曾被同时授予大使和主教职务，带着皇帝送给萨巴人或荷美莱特人的200匹纯种卡帕多细亚马，乘坐在红海航行的船只。提奥菲卢斯还带了许多其他有用的新奇礼物，可能引起蛮族的钦羡和赢得他们的友情。他花费好几年的时光，走遍这片灼热的土地，成功在各处进行宗教事务方面的访问。

七、基督教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区分(312—438 A.D.) 罗马皇帝拥有的无法抗拒的实力，在改变民族宗教信仰这个重大而危险的问题上也都完全表现了出来。用军事力量的威慑行动去镇压异教徒只会产生微弱怨言，可以相信基督教教士以及一般人民的欣然皈依，完全是出于良心的驱使和感恩的情绪。罗马体制早已确定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任何社会阶层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对宗教的关心既是行政官员的权力也是应尽的义务。君士坦丁和他的继承人不相信这样轻易地改变宗教，便会丧失任何方面的皇家特权，也不认为在改变信仰以后，就不能为所保护和笃信的宗教制定法律。罗马皇帝对于整个教会仍然拥有最高司法权。《狄奥多西法典》第十六卷在几个不同的标题下，明文规定皇帝在基督教会行政机构中所享有的权力。 但是，这种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相互区分的观念，过去对希腊和罗马的自由精神从未产生影响，却被合法建立的基督教会所接受并肯定。从努马

[306]  到奥古斯都时期，最高祭司的职务总是由国家最杰出的元老担任，最后更和帝国的高级官员混为一谈。国家最高行政官员出于迷信或政策需要，一般总要亲自行使神圣的职能。无论罗马还是行省没有任何阶层的祭司，自称较别人更为圣洁，更能和神明直接沟通。但基督教会在圣坛前的献祭永远由专职教士负责，君王的精神地位却比最低等的执事还要低，所以只能坐在教堂内殿的围柱以外，与普通的教徒混在一起。

[307]  皇帝可以作为人民的父亲受到朝拜，但他对教堂的神父却必须表示出子女的恭顺和尊敬，而君士坦丁对圣徒和忏悔牧师所表示的尊敬，很快就让骄傲的主教阶层也获得这种荣誉。

[308]  行政机构和教会在暗中争夺审判权，使得帝国政府处处感到为难。用不洁的手碰到神圣的约柜

[309]  ，会带来罪恶和危险，这难免让一位虔诚的皇帝感到吃惊。把人分为僧侣和俗民两大类，在古代许多民族中都早已盛行：印度、波斯、亚述、犹太、埃塞俄比亚、埃及以及高卢的祭师，都是通过神明的渊源获得世俗的权力和财产。这些受人尊重的制度逐渐融入各国的社会习俗和政治体制之中

[310] ，当时的行政机构抱持反对或蔑视的态度，更强化原始基督教会的纪律。基督徒早已选举自己的执事人员来征集和分配特殊的税收，在得到人民同意以后，经过300年实践所成形的法典，对教区的内部政策做出规定。当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时，他似乎是和一个特殊的独立社会签订永久性的盟约。皇帝和继承人所授予或认可的特权，不会看成是宫廷的恩宠，而认为是教会的合法和永恒权利。

八、基督教神职制度的内容和原则(312—438 A.D.) 正统基督教会共有1800名握有宗教及合法审判权的主教，

[311] 其中1000人在帝国的希腊省区，800人在各拉丁省区。教区管辖的范围和边界的设立，是基于最早传教士的热情和成就、群众的意愿和福音书的传播程度，在不同的状况下偶然形成。主教教堂一个接一个排列在尼罗河两岸、阿非利加海岸以及前执政官管辖下的亚细亚地区，直至南部意大利各省。高卢、西班牙、色雷斯和本都的主教都管辖着极大一片土地，还委派一些农村副主教在下级教区行使职权。一个基督教教区大到涵盖一个行省，也可能小到仅限于一个村庄，但所有的主教都有平等尊严的地位，全都得到使徒、人民以及法律赋予相同的职责和权力。当君士坦丁推行军政分离政策时，一种新的永久性的，始终受人尊敬的，但又十分危险的神职官员制度在教会和国家内产生了。关于神职制度的内涵和特性，可以择要按下面几方面简单说明 ：一、公开的选举；二、教士的任职；三、财产；四、民事审判权；五、教会的谴责；六、公开演说的训练；七、宗教会议。 其一，公开的选举。基督教会合法地位建立后，选举的自由权利还依然存在。原来在共和国时，他们可选出必须服从的行政官员，但如今罗马臣民只有在教会中，才能享受失去的权利。只要有主教逝世，大主教教区立即发布命令，委任某位副主教代行主教职权，并限期进行选举。下级教士有选举权，最有资格评定候选人的优劣；城市的议员和贵族，地位很高或财富出众者也有选举权；选举大权最后还掌握在全体教徒手里，他们在选举日，成群结队地从教区最遥远的角落赶来，有时候会发出喧闹的呼喊，完全压倒理智和法纪的声音。他们的欢呼声有时正好落在最合格的候选人头上，选出年长的长老或圣洁的僧侣，或者以虔诚和狂热著称的世俗教徒。然而，大家全力求取主教职位，特别是在那些富裕的大城市，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种世俗的高官，并不在乎宗教界的地位。讲究利害关系，激起私恨怨恨，运用欺骗伎俩，贿选腐化堕落，以及流血暴力活动，过去曾败坏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选举自由，现在使圣徒继承人的遴选受到影响。有位候选人大谈自己家族的荣誉，另外一位用丰盛的佳肴笼络选民，还有第三个比起其他的竞争对手更是不择手段，公然提出贿选的做法，凡是帮助他实现下流无耻愿望的人员，将可以分摊一份从教会贪污的财产。

[312]  民政和教会法令把普通群众排斥在庄严的重要事项外，古代宗教法规明定担任主教资格的年龄、地位等有关限制，使候选人不致过分浮滥。行省所有主教在空出职位的教堂举行会议，任命人民选出的候选人，他们所具有的权威多少可控制住选民的情绪，纠正选民的错误。这些主教有权拒绝任命不合格的人选，不同派别激烈争斗时，有时可能由于他们的公正调解而得到解决。教士和教区人民不论是顺从还是反抗，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先例，最后逐渐成为正式的法令和各行省的习俗。

[313] 但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宗教原则，那就是没有得到教民的同意，不得派遣主教到一个正统教派教堂。皇帝身为罗马或君士坦丁的第一公民，也是公众和平的捍卫者，可有效地公开宣告自己希望的大主教人选，但这些专制君王都尊重教会的选举自由，因为在重新分配国家和军队的职位时，他只容许1800个终身任职的宗教官员，通过人民的自由选举接受他们的服务。这些不能被免职的宗教官员，自己也绝不会擅自抛弃光荣的职位，这自然吻合一般法律的原则。明智的宗教会议想使每个主教都有固定的处所，不得随意调动，但是收到的成效不大。西部的纪律不像东部那样松弛，但是信仰热情使得规定成为需要，也就同样收效甚微。愤怒的主教彼此严厉指责的对立情绪，只不过暴露出共同的罪孽，以及他们的行为全都让人诟病。 其二，教士的任职。主教具有精神世界承前启后的功能，这种极为重要的特权就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美德，一种义务，一种必须肩负的责任，对于痛苦的独身生活

[314]  更是一种补偿。古代宗教专设非常独特的祭司阶层，奉献一个神圣的种族，一个部落或一个家族，用来永远侍候神明，这种制度的建立只是为了拥有而不是为了征服。这些祭司的子女非常骄傲而且获得保证，可以接受神圣的遗传。但是家庭生活的烦恼、欢乐和关怀，又会逐渐消除炽烈的信仰热情。每一位雄心勃勃的候选人，渴望进入未来的天堂，或是得到现世的职位，基督教圣殿的大门都为他们敞开。教士的职务与军人及行政官员没有不同，具有天生的性格能力热心于宗教职务，被有眼光的主教看中，认为他的品行和尽心做事的态度，可以维护教会的荣誉和利益。主教

[315]  (法律制止滥用权力之前)根据职权可以强制心怀不轨的野心分子保护受苦受难的平民大众，奉行按手礼授予世俗社会里最珍贵的特权。整个正统教会教士的人数比罗马军团的士兵更多，皇帝却豁免他们应尽的公私劳役、市政职务、个人赋税和奉献乐捐，这些对一般公民来说可是难以忍受的沉重负担；教士担任的圣职却可以抵消对帝国应尽的全部义务。

[316]  每位主教对委派牧师拥有绝对不可干预的支配权，也获得受委派教士永远的服从，因而每个主座教堂的教士连同下属的教区，各自形成永久性的正常社会。君士坦丁堡

[317]  和迦太基的大教堂维持一个拥有500名圣职人员的特殊机构。那个时代迷信的风气盛行，把犹太教会堂和异教庙宇的各种盛大仪式都引入了基督教会，使得各种职位

[318] 和人数都在不知不觉中迅速增加。成群结队的各级教士，像是执事、副执事、辅祭、祓魔师、读经师、唱诗班以及门房，都在各自的职位上为盛大的礼拜仪式增添气派的场面。教士的称呼和特权还被广泛授予许多热心支持教会统治权的虔诚教友。曾经有600名游方教士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病榻边为病人祈祷，1100名掘墓人在君士坦丁堡埋葬死者。成群结队来自尼罗河畔的僧侣，像一层乌云遮住整个基督教世界。 其三，财产。教会在《米兰诏书》颁布(313 A.D.)后的收入和安宁都获得保障

[319] ，基督徒不仅重新收回被戴克里先迫害政策所夺去的土地和房屋，对过去在行政官员默许下占有的财产也从此拥有了真正的主权。等基督教成为皇帝和帝国的宗教后，全国教士马上有权公开要求得到相当数量的生活费用。对一般人民而言，每年征收一定数量的税款，比起摆脱迷信活动所要求的奉献，必须忍受更加沉重的负担。但随着基督教的日趋茁壮，要求和开支也逐渐增大，教会阶层必须靠信徒供奉，才能维持并且富裕起来。在《米兰诏书》颁布八年之后(321 A.D.)，君士坦丁公开容许臣民可自由将财产遗留给基督教会。教徒在生前要过奢侈的生活，或是因贪心而难免对奉献有所保留，等到临死时，对宗教的慷慨行为如潮水一样奔腾出来。有钱的基督徒学习君王的榜样。一位虽然富可敌国，但并没有世袭遗产的专制君王，有可能不论如何行善也获得不了善果。 君士坦丁未免过于听信闲言，以为牺牲全民勤劳所得利益，来养活不事生产的教士，把全国的财富全分给教会，就可邀得上天恩宠。带着马克森提乌斯的头颅，前往阿非利加示众的使臣，受皇帝之嘱带给迦太基主教凯基利安一封信。皇帝在信中通知他，已命令该省的金库把一笔3000袋或1.8万磅白银的巨款支付给他本人，还将进一步指示他设法解决阿非利加、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各地教会的困难。君士坦丁的慷慨大方随着宗教热情和罪恶行为一同迅速增长。他命令各城市分出相当数量的粮食充实教会慈善事业的基金，不论男女只要甘愿过着僧侣生活，都将受到君王的特殊宠爱。 位于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大教堂，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一位衰老的皇帝想要与完美的古代建树一比高下，却显露出来只图夸耀的宗教热忱。

[320]  这些宗教建筑的形式多为简洁的长方形，有的向两边扩张形成圆顶，还有伸出两臂成为十字架形的建筑。所用木材大部分是利巴尼乌斯的雪松，屋顶上铺着镀金的铜瓦，墙壁、柱子、地面等都用色彩斑斓的大理石镶面。装饰圣坛用的是大量珍贵的金银、珠宝、绸缎。这些格局宏伟的圣殿可以靠着地产收入，当作最稳定的财务基础。从君士坦丁在位到查士丁尼统治的两个世纪里，帝国1800座教堂不断得到君王和人民不容他人染指的财产，日益变得更为富有。合理分配给主教的年收入可能是600英镑，这样可以使他们与富人、穷人之间都保持相等的距离。

[321]  但随着他们所管辖城市的升级和繁荣，他们的财产无形中提高很多。一份虽然不完整但真实可信的租税清单

[322]  ，详细列举了分属于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东部行省三座罗马大教堂——圣彼得、圣保罗和圣约翰·拉特兰大教堂的房产、作坊、果园和农庄的收益。这几座教堂除了留作专用的油、亚麻、纸张、香料等租税外，每年还生产2.2万金币或1.2万英镑的税金。在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时代，主教早已无法获得教士和人民的真正信任。各教区教会的收入总共分为四部分，一份主教自己支配，其余三份分配给下级教士、救济穷人以及用于公众礼拜费用。为避免这项神圣的委托发生舞弊，经常进行严格的查核。

[323] 教会的财产仍然要按规定向国家纳各种税款。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帖撒洛尼卡等城市的教士可以要求并获得减免部分捐税；但是里米尼宗教大会提出全部豁免的要求，由于时机尚未成熟，遭到君士坦丁儿辈的坚拒。 其四，民事审判权。拉丁地区的教士感激君士坦丁赐给他们的礼物，接受独立的司法权力，在民法及公共法规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宗教法庭，

[324]  实际上这是时机恰好以及教士的勤奋所产生的结果。不过有些基督教皇帝慷慨赐予教士一些司法特权，使他们不仅保住并且进一步提高圣职人员的地位。

[325]  (1)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只有主教享有珍贵无比的特权，那就是只能由同样身为主教的同僚对他进行审判。即使犯下最重大的罪行，也只有同教弟兄组成的宗教会议能够判定他是否有罪。这样的法庭除非因为个人仇恨关系，或是宗教思想不能兼容而激起的愤怒，一般对犯罪的教士总是尽量宽容，甚至公然偏袒。然而，君士坦丁却对此十分满意，他认为公开的丑闻比暗中让当事人逍遥法外更为有害。他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中公开宣称，如果他碰上某位主教正在和人通奸，他将脱下御袍，好遮盖那位宗教的罪犯，这番话使大家受到很大的启发。 (2)主教的教内审判权对教会阶层来说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他们的民事纠纷已不在世俗法规的审理范围之内。教士的轻微过失，不会因公开审判或处分使教会丧失颜面。年幼的孩子从他们的父母或教师那里得到温和的指责，在这里也只不过受到主教较为严厉的训斥。但是，如果教士所犯的罪行比较严重，仅是撤销神圣而且待遇优厚的职务，已不足以抵偿所犯的罪行，那么罗马的行政官员可以挥出正义之剑，不再考虑宗教豁免权的问题。 (3)主教的仲裁权获得正式合法批准，法官据以运用的宗教法规，因各方都表示同意而被视为有效，裁定以后不容上诉，也不得推延执行。行政官员以及整个帝国臣民纷纷加入基督教的情景，逐渐消除基督徒原有的恐惧和疑虑。但他们遇事仍求助于主教法庭，因为他们信赖主教法庭的能力和正直，圣奥斯丁语带满意地抱怨说着，宗教永远为招人怨恨的俗事干扰，不断裁定谁该得到多少金银、土地和牛羊。 (4)古老相传的对罪犯的庇护权也转移到基督教，慷慨而虔诚的狄奥多西二世将庇护权扩大到圣地的邻近地区。

[326] 逃亡者甚至是罪犯，都可前来恳求上帝和他的使者主持正义或给予宽恕。这样一来，专制主义的粗暴行为由于教会的干预获得缓和，最有地位的臣民在主教的斡旋和求情之下，生命或财产可能得以保全。 其五，教会的谴责。主教永远是考核教民品德的监察官，有关赎罪的戒律也全都纳入整套宗教法规体系之中，

[327]  它精确规定私下或公开忏悔的责任、取证、定罪以及量刑的原则。教皇如果在惩罚凡人隐匿而未彰显的罪行时，却对行政官员明显的恶行和深具破坏性的罪过仿佛视而不见，那他就不可能真正行使精神的监察权。如果想对官员的行为依法审理，却又非有政权机构的管辖权不可。某些宗教意识、忠诚思想或恐惧心理，能够保护皇帝的圣职人员，使他们不致受到信仰狂热或私仇愤恨的伤害。主教却大胆谴责没有穿上紫袍的暴虐之臣，将他们逐出教会。圣阿塔纳修斯就曾将埃及的一位大臣逐出教会，他所宣布有关火和水的禁令，也被庄严送交卡帕多细亚教会。

[328]  狄奥多西二世在位时期，赫拉克勒斯的一个后代子孙

[329]  ，口才出众、彬彬有礼的辛尼修斯，在昔兰尼古城遗址附近接替托勒密的职位。这位颇有哲学修养的主教，尽管并不愿意担当这一角色，却仍处处表现出应有的威仪。

[330]  他惩治人称利比亚恶魔的安德洛尼库斯省长，此人占据可以牟利的职位，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采取一套搜刮民财和施展酷刑的新办法，更因为亵渎神明而加重了压榨百姓的罪行。辛尼修斯一开始选择使用温和的宗教方式，但等到光靠劝诫无法挽救行政官员傲慢堕落的灵魂时，只有用宗教法庭的权威进行最后裁判，

[331] 结果使安德洛尼库斯、他的同伙以及家族，全都遭到人类和上天的唾弃。 那些比法拉里斯或西拿基立

[332] 更为残酷，比战争、瘟疫或蝗灾破坏性更大而又不肯悔改的罪人，将被剥夺作为基督徒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进入天堂的希望。主教告诫数量众多的教士、行政官员和人民，要与耶稣的敌人断绝来往，不容这些人进入自己的家门，不和这些罪人共餐，也不能与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更不让他们参加庄重的葬礼。托勒密教会的名声并不响亮，所作所为引人反感，却向全世界的姊妹教会发出了这份声明。那些拒绝遵守这项教令的俗人，将被视为与安德洛尼库斯及其邪恶的追随者同罪，要受到同样的惩罚。这一可怕的宗教法规用非常巧妙的方式，强加于拜占庭法庭，使得惶恐万分的庭长只得向教会乞求宽恕，也使得这位赫拉克勒斯的后代子孙，可以命令一位俯伏在地的暴君平身，这种乐事倒是不容易获得。诸如此类教规和事例，一直都在无声无息的状况下，为长期骑在帝王头上的罗马教皇铺平胜利的道路。 其六，公开演说的训练。每一个得民心的政府，都经历过群众粗俗不堪和无的放矢的叫嚣和呐喊。这种肆意的攻讦随着冲动的情绪，很容易传播开来。冷漠的性格受到刺激，强大的理由也被推翻，凡听到的人在内心引起共鸣的同时，也受到周围广大群众的影响。公民自由权利受到彻底破坏，使得雅典的政治煽动家和罗马的护民官全都沉默下来。布道的风气是基督徒献身宗教相当重要的表现，但在古代的庙宇里却付之阙如。直到帝国各地的讲坛挤满神圣的宣讲人，他们能享有异教前辈想也不曾想到的特权，从这时起帝王再也不会听到群众演说家的刺耳声。

[333] 护民官所提出的理论和雄辩，马上就会出现许多熟练而坚定的反对者，同样在后面跟着很多摇旗吶喊的人，争着出头加以反驳。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和良知的目标往往从敌对情绪的斗争中获得意外的支持。不论是主教还是受到主教慎重委以布道特权的长老，知道顺从的听众被各种繁杂的宗教仪式摆布得非常听话，布道者丝毫不用担心自己的讲辞会有被打断或受到质疑的危险。 基督教教会对上级的指示会严格服从，只要罗马或亚历山大里亚大主教用居于高位的手定好音调，

[334]  意大利或埃及数百个讲坛，立即会响起完全相同的和声。这种制度的设计值得赞许，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布道人敦促大家履行社会职责，他们称颂的完美修道士所具有的品德，对个人而言只会带来极端的痛苦，对人类根本没有一点益处。他们对慈善事业的规劝，透露出他们暗中希望为了赈济穷人，最好让教士来管理信徒的财产。代表上帝最崇高的属性和法则，为形而上学的诡辩、俗气的仪式和虚构的神迹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玷污，他们用最大的热情所鼓吹的主题，不外是憎恨教会的反对者，发扬宗教美德，服从教堂的神职人员。当公众的和平因异端邪说和分裂活动而受到干扰时，神圣的布道者便吹响了引起不和、甚至煽动叛乱的号角。这时会众的头脑会被神秘的论调所扰乱，挑逗性的言词更激起狂热情绪，于是他们从安条克或亚历山大里亚的基督教堂里冲杀出来，准备自己去做殉教者，或者让别人去为教会牺牲。这种在风格和语言方面的堕落，在拉丁地区主教的激烈演说中随处可见。但是格列高利和克利索斯托的文章，却常常拿来和雅典最辉煌的典范相比，不管怎么说至少比亚洲的状况要好得多。

[335]  其七，宗教会议。基督教共和国的代表每年定期在春季和秋季聚会，宗教会议向罗马世界120个行省传送基督教的教会教规和立法精神。

[336]  依据法律规定，授权大主教或首席主教召集他所管辖行省的副主教举行会议，用以改进与会人员的行为，重申神职人员的权利、表达在座人员的忠诚。如果教士和人民选出填补红衣主教团空缺的候选人，就对他们的绩效进行审查。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迦太基以及后来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享有更大的审判权，可以召集所属的主教举行多种会议。但是最关紧要的宗教大会却只有皇帝本人有权决定。每当教会中出现紧急情况需要采取此类重大步骤时，他会立即向各行省的主教或其代理人发出强制性召唤令，同时附有可以使用驿马并支付足够旅费津贴的证书。在君士坦丁统治的早期(314 A.D.)，那时他还是基督教的保护人而非教徒，他便把有关阿非利加问题的争论交给阿尔勒会议去处理。来自约克、特里尔、米兰以及迦太基的主教，操着本乡本土的语言，在会议上像朋友和兄弟一样，讨论拉丁地区或西部教会与大家利害相关的问题。

[337]  11年之后(325 A.D.)，在比提尼亚的尼西亚召开的阵容盛大而且千古留名的宗教大会，能够通过与会人员最后的裁定，彻底解决在埃及出现的有关三位一体的问题，事实上这种争论非常微妙。380名主教听从宽容君王的召唤全部到场，与会人员包括各个阶层、教派和称号的教士总共是2048人。希腊的教士都亲自前来，拉丁地区的教士在获得同意后，由罗马教皇派出的代表团担任。皇帝经常御驾亲临为期两个月的大会，让侍卫等在门外，自己(在得到会议的同意之后)坐在大厅中央的矮凳上。君士坦丁耐心听别人发言，讲话非常谦虚。如果他的话对辩论产生了影响，他总是很谦恭地声明，他是使徒继承人的行政首长，绝不是审判官，何况各位都奉神的指派成为地上的僧侣。一位专制君王对无拳无勇的臣民集会，竟然表示如此隆重的尊敬态度，唯一先例就只有采用奥古斯都政策的罗马帝王，一度对元老院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就在短短50年中，一位精于哲理的旁观者，看到世间风云变幻，不免想到罗马元老院的塔西佗和在尼西亚会议上的君士坦丁。朱庇特神殿之父和基督教教会之父都同样日趋堕落，在品德方面全都无法和原来的创始人相比。但是，由于基督教的主教深深扎根在公众舆论之中，比较能够用合理的傲气维持自己的尊严，有时甚至还能用英武的气概反对君王的意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迷信思想的发展，曾使宗教会议丧失威信的软弱无能、意气用事和愚昧无知，都已被世人逐渐淡忘。整个基督教世界全无例外，完全听命大公会议永远正确的教条。

第二十一章 异教受到迫害 多纳图斯教派的分裂 阿里乌斯的宗教争论 君士坦丁及其子统治下教会和帝国的狂乱状况 异教的宽容(312—362 A.D.)

一、基督教的异端教派受到迫害及产生分裂(312—362 A.D.) 极为感激的教士用赞美的声音，推崇君士坦丁一生的作为，使他们可以发挥宗教热情，增进实质利益，获得安全、财富、荣誉和尊敬。君士坦丁支持正统教会的信仰，认为这是政府官员最神圣的义务和最重要的责任。《米兰诏书》是信仰自由的大宪章，赋予罗马世界每位臣民选择自己的宗教的权利，但是这个极为宝贵的权利立刻受到侵犯。皇帝自认了解真理，所以吸取了迫害的典则。对于反对正统教会的教派来说，基督教的胜利给他们带来苦难和压迫。君士坦丁很容易相信，异端教派敢于争论他的理念，反对他的统治，是执迷不悟的犯罪行为，要及时采用严苛的手段，对他们加以节制，将这些可怜的人们从永恒惩罚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皇帝非常慷慨地对正统教会的教士赐予酬劳和豁免，异端教派却不得享受这些特权，他要求大臣和教谕立刻采取行动，不得浪费时间和减低成效。有些异端的徒众因帝国尚未统一而能苟延残喘，等到君士坦丁征服东部，随着东部行省立即奉行他的诏书，这等于宣告他们完全绝灭的命运。在充满宗教狂热和严词指责的序幕后，君士坦丁绝对禁止异端教派的集会，籍没他们的公共财产，将之作为国家的收入或是供正统教会运用。有些教派抗拒皇室的严厉作风，像是萨莫萨塔的保罗，领导追随的徒众进行直接的反抗；弗里吉亚的孟他努派还是狂热地继承先知的预言；诺瓦替安派严正否认尘世的悔改所能产生的效果；在马西昂派和瓦伦提尼安派的领导之下，亚细亚和埃及形形色色的诺斯替派信徒，又开始重整旗鼓，蠢蠢欲动；摩尼派从波斯传入东方和基督教神学

[338] 中最欺世盗名的著作。地方行省运用雷厉风行的手段推动皇帝的政策，企图将可憎的异端完全根除，或者至少要能限制他们的发展。一些针对异端的刑事规定是从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中复制而来的，而这种“改宗皈依”的方式受到某些主教的赞许，他们过去尝过高压手段的滋味，现在有权诉诸这方面的要求。 有两个微不足道的情况，可以证明君士坦丁的内心没有完全被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所腐化。在他谴责摩尼教和同宗的派别之前，他决定对相关教义就其本质方面进行精确的探索和调查，但是他不相信他的宗教顾问会公正无私，于是把这件很精细而微妙的工作，交付给一位学问渊博而且行事稳健的政府官员负责。然而他并不知道这位官员是很容易被金钱收买的。另外一件事是皇帝很快被说服并承认他对诺瓦替安派的正统信仰和严谨教规加以禁止是过于仓促的举动。教会之所以对诺瓦替安派产生异议，是他们认为有些戒律条款并非救赎世人的基本要件。为此皇帝特别下了一道诏书，赦免诺瓦替安派教徒在法律方面的罪行，

[339]  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兴建一所教堂，尊重他们的圣徒所行的奇迹，邀请该派的主教阿塞西乌斯参加尼西亚的大公会议。同时他用开玩笑的口气，温和地嘲讪这位参加会议的主教，说他的教条太过琐碎。从君主口里所说出的话，自然会被赞美和感恩的心情所接受。

[340]  君士坦丁在马克森提乌斯死后，立刻用获得胜利的军队光复阿非利加，他误以为一位受过教化的改宗者能很快适应该地，结果不断产生的怨言和相互的指控给他的统治带来很大的困扰(312 A.D.)。等他得知从昔兰尼到直布罗陀海峡的各行省的广大地区，都因宗教的纷争而动荡不安时，真是感到非常惊异。人心涣散的根源在于迦太基教会的重复选举，而这个教会无论就位阶或富裕的程度，在西部的教会中都名列第二位。凯基利安和马约里努斯是阿非利加相互敌对的两位总主教，等到后者过世，就留下一个空缺给多纳图斯，他因为才识过人而且品德高尚，受到他这一派教徒的坚定支持。凯基利安的圣职任命在前，应该在位阶上具有优势，但是他过于急躁，没有等努米底亚的主教们到达，就自己登上了总主教的宝座，这就算称不上不合法，至少也是不合程序的行为。于是这些主教指责凯基利安，同时推崇马约里努斯，结果这70名主教，因为有人发生丑闻，再加上努米底亚宗教会议上发生了涉及女性的阴谋、亵渎神圣的交易和嚣闹暴乱的议程，使得他们的职权再度受到削弱。 这些产生争执的党派，他们的主教仍然争权夺利，互不相让。有人由于过去把《圣经》私下送给戴克里先的官员，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受到对手的群起而攻，地位岌岌可危。双方相互攻讦，同时进行私下的活动，像是有人证实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在上次的迫害期因宗教信仰吃尽苦头后，态度还是没有改过自新。分裂的教会没有能力进行公正的裁判，皇帝为了平息双方的争论，陆续成立五个法庭很慎重地审理本案，整个审判的过程从最早提起上诉到最后的宣判，拖延了三年之久。意大利禁卫军副统领和阿非利加拥有代行执政官头衔的总督，负责进行全面的调查。两位主教的贵宾把处理报告带到迦太基，里面是罗马和阿尔勒御前会议所下达的敕令，以及君士坦丁在神圣宗教会议中至高无上的裁决。整个案件对凯基利安有利，全体一致承认他是阿非利加真正合法的总主教，具有民事和教会的全部权力。将教会的位阶和财产判给他所指定的主教，对于皇帝而言毫无困难，君士坦丁将多纳图斯派的主要领导阶层全部放逐。 然而这件案子要求公正处理的呼声甚嚣尘上，在受到关注后又重新进行判定。或许他们的冤情不是没有根据，完全是宠臣奥修斯运用狡猾阴险的手段取得皇帝的信任所致。欺骗和贿赂的影响力，可以使无辜者受到惩处，有罪者加重刑责。不过，这种不公正的情况要是发生纠缠不清的争执，在专制政体看来只是微不足道的缺失，何况类似的案例多如牛毛，后代子孙觉察不到，很快就会遗忘。 这次事件要不是导致了教会的分裂(315 A.D.)，发生重大的影响，也不会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阿非利加的行省忍受了300年的痛苦，靠着基督教本身的力量才完全平息下去。多纳图斯派受到争取信仰自由和发挥宗教狂热的激励，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拒绝服从篡夺者，他们认为凯基利安的当选有争论，教职的权力不被他们承认。凡是有人接受凯基利安叛教者和邪恶的党派，使自己获得圣职任命，多纳图斯派就将这些人全部逐出教会，这样他们也失去了与人类社会和宗教正常的交往。他们极为欣喜而又充满信心，认为欧洲和亚洲的主教受到罪行和分裂的影响，使徒的继承权已经断绝，正统教会的特权如今只属于所选定的阿非利加信徒，只有多纳图斯派的信仰和纪律，才能够保证教会正直纯洁不受任何污染。他们用毫不通融的态度坚守着顽固的原则，要是一个改信者，或者是来自东方遥远行省的圣职人员被派到阿非利加，他们都会怀疑这些人的合法性，视之为异端或分裂分子。对于这些人所主持的洗礼和任职，他们还要再重复一遍这些神圣的仪式。

[341] 这些教徒在获准接受多纳图斯派的圣餐礼之前，无论是主教、处女或是纯洁的幼儿，都要蒙受公开认罪的羞辱。要是多纳图斯派得到一座教堂的所有权，而它过去曾被正统教会的敌手使用过，他们就会像获得一座偶像崇拜者的庙宇那样，用猜忌的心理很小心地处理以净化这个亵渎神圣的建筑物。他们洗净进出的道路，重新粉刷墙面，焚毁木制的圣坛，熔掉金银器具，把作为圣餐的面包丢给狗当食物，用尽一切侮辱的手段，在宗教的派系之间激起永恒的仇恨。虽然这两个派别混杂在阿非利加的城市里，彼此有相同的语言和习惯，同样保持着宗教的狂热和知识，也有同样的信仰和崇拜仪式，但却存在着无法化解的嫌恶之情，酿成了水火不容的分裂局面。多纳图斯派受到帝国政府和教会的排斥，毫无权势可言，却仍旧在有些行省保有人数上的优势，尤其是努米底亚，有400位主教承认总主教的管辖权。 但是教派坚强不屈的精神有时会被人抓住要害。原本分裂的教会由于内部的离心离德，造成的后果更是惨不忍睹。多纳图斯派的主教有四分之一追随马克森提乌斯自立门户，他们最早的领袖规划出狭窄而孤独的道路，要与人类的大社会分道扬镳，不相往来。与他们差异不大的祈祷派，竟敢大言不惭地宣称，等到耶稣降临世上进行最后的审判时，必然发现真正的信仰保存在恺撒里亚·毛里塔尼亚几个无名的村庄里。

二、三位一体论的哲学渊源和发展经过 多纳图斯派的分裂还仅仅局限在阿非利加一地，酿成大祸的三位一体争论却不断危害基督教世界的每个地区(360 A.D.)；前者是滥用自由形成偶发性质的吵闹，后者用哲学当幌子带来神秘难解的争辩。从君士坦丁时代到克洛维或狄奥多里克时代，罗马人和蛮族的世俗利益，深深涉入阿里乌斯教义的神学争论之中。因而请允许历史学家用尊敬的态度掀开圣所的神秘，从柏拉图的学院到帝国的衰亡，推论出理性和信仰、谬误和激情的发展过程。 柏拉图的才智受到本人沉思冥想的激发，或是埃及僧侣传统知识的启示，

[342] 竟敢探索高深莫测的神性。他把自己的心灵提升到超越思维的境界，首次提出了自存的概念，进而考量宇宙的必要成因。雅典的智者没有能力领悟：为何经由个体本质极为简单的结合，能容许不计其数的相异而又连续的观念，构成智能“理性”世界的模式；为何一个“人”纯粹的精神力能够执行完美模式，用擅长塑造的手铸造出粗陋而自主的混沌状态。要从这种困难中脱身而出已是徒然无望，甚至人类心灵中微弱的力量也要受到压制，诱使柏拉图要考虑经过三次变形的神性：宇宙的首次成因、宇宙的理性或逻各斯(道)、宇宙的灵魂或精神。柏拉图充满诗意的想象力有时会贯注于形而上的概念，有时又会受到这种概念的激发。这三种原始的要素在柏拉图的系统中，被述说成三个神明，在一个神秘莫测而又难以形容的世代，三者相互结合在一起。而逻各斯对一位永恒之父的圣子来说，被认为是最易获得的本性，至少圣父就是造物主和世界的主宰。很明显，这些隐秘难知的玄理在学院的花园里审慎地喁喁私语，就是柏拉图最私淑的门徒，经过30年勤奋的学习，还是无法完全了解。 马其顿人

[343]  用武力将希腊的语文和知识传播到亚细亚和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知名的学院教授柏拉图的神学体系，不仅保存了原有的内容，还能发扬光大。犹太人受到托勒密王朝

[344]  的庇荫，在他们的新都城建立人数众多的殖民区，这个民族的大部分人员遵从合法的传统祭典，从事赚钱的经商行业，只有少数希伯来人有更为自由开放的心灵，将一生奉献给宗教和哲学的沉思。他们对于雅典哲人的神学体系不仅全力钻研，而且心悦诚服，但是不会公开承认他们过去在这方面的贫乏，那将会使民族的自尊受到羞辱。他们勇敢地指出，就像是那些从祖先继承神圣的金银和珠宝，都是后来从埃及主人那里偷窃的物品。在基督出生前100多年，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创作了一篇哲学论文，被当成受到所罗门智慧所启示的遗物

[345]  ，被认为货真价实而且极为珍贵，因而毫无异议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种做法不符合柏拉图学院的风格，也有伤哲人的感情。还有一些类似的状况，摩西信仰和希腊哲学的结合突显出斐洛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创作于奥古斯都统治的时代。

[346]  宇宙的灵性与希伯来人的虔敬相违背，他们把逻各斯的特质赋予摩西的耶和华以及以色列人的族长，神的儿子以可见的形象，甚至是以人的容貌降临世间，执行众所周知的职责，看起来与宇宙成因的本质和属性自相矛盾

[347] 。 柏拉图的滔滔雄辩、所罗门的崇高名声、亚历山大里亚学院的学术权威，以及犹太人和希腊人思想的几不兼容，这些都使得高深莫测的学说无法建立不朽的真理，虽可取悦理性的心智于一时，但却无法永远得到满足。受到上帝启示的先知或是使徒，只有他在人类的信仰领域施行合法的统治，要不是《四福音书》作者

[348]  用天赐的巨笔，完成卓越的神圣著作

[349]  ，肯定逻各斯的名声和神性，学院学派、吕克昂学派和画廊学派

[350]  基于各自的哲学观点，必然会因柏拉图的神学而困惑得不知所措。基督教的改革完成在涅尔瓦统治的时代(97 A.D.)，向世人揭露绝大的秘密，那就是逻各斯(道)太初与神同在，逻各斯就是神，他创造万物，万物都借着他而被创造，化身为人就是拿撒勒的耶稣，他为童女所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古老而受尊敬的教会作者即福音神学家，提出基督凭着神的荣誉建立了永世不朽的根基，他们特别警惕，致力于驳倒两个持反对立场的异端邪说，它们曾破坏原始教会的和平。

[351]  其一就是伊比尼奥派，他们的信仰过于粗俗而且不够完美，这些人又被称为拿撒勒派，崇敬耶稣是最伟大的先知，具有超凡入圣的德业和权柄。他们把希伯来神谕中所有的启示，提到弥赛亚所应许属灵和永恒的国度，

[352] 全部归之于他本人以及未来的统治。

他们之中有人承认他为童女所生，但是对逻各斯或神的儿子存在于太初和保有完美的神性，仍旧非常固执地加以否认，这在《约翰福音》里有明确的释义。过了50年以后，殉教者查士丁提到伊比尼奥派的谬误，认为这个派别只保留基督徒的名义，成为微不足道的少数，不值得用严厉的口气加以谴责。 其二是以别号“幻影论者”而知名的诺斯替教派，此教派完全逸出正道走向极端，主张基督具有神性的同时也显示他的人性。他们受教于柏拉图的学院，经常听到逻各斯极为玄妙的观念。他们想要表示，上帝最光明灿烂的“元气”或称为“流溢的光”，可以用来塑造成一个“人”的外表形体和可见容貌。

[353] 但是他们又徒然无益地声称，世俗物体的缺陷和天国本质的纯净，两者之间根本无法共存。就在基督的宝血依然弥漫在髑髅地的山顶时，幻影论者虚构出邪恶和纵情的假说，认为耶稣并非生于处女的子宫，而是以完美的人形降临于约旦河的河岸，并把旨意强加于敌人或门徒的身上，使彼拉多的手下对着空虚无物的幻象，愤怒而无能为力地杀戮，耶稣看上去像是丧生在十字架上，但三天后又从死中复活。

三、三位一体论的主要观点和对基督教的影响 使徒借用柏拉图神学的基本原则，特别提到这些原则经过神的核准，第二、第三世纪博学的长老受到鼓励，可以欣赏并研究雅典智者的著作，因为这些作品有不可思议的先见之明，其中之一就是预见到了基督教的改革。柏拉图可敬的名声经常被正统教会使用，以及被异端教派滥用，一般都是拿来支持自己的真理或是反驳别派的错谬。柏拉图评论者的妙思所建立的权威，以及逻辑辩证的运用技巧，被用来证明柏拉图的见解在遥远的后世的意义，同时这也让有创造力的作者保持谨慎的沉默。特别像是神秘莫测的三位一体

[354]  ，有关三个神格的性类、形成、区隔和平等，这些微妙而又深奥的问题，亚历山大里亚的哲学学院和基督教学校展开争论不休的激辩。热烈的好奇心促使他们探索深渊的秘密，导师和门徒的骄傲满足于文字的表达技巧。但是那些最明智的基督教神学家，像是伟大的阿塔纳修斯，他们坦承

[355] ，无论如何用尽理解力去思索逻各斯的神性，辛劳的工作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产生反效果，思考得愈多理解得愈少，写作得愈勤愈是无法表达出自己的观念。人们在探索的每一个步骤，不得不认识到或者是感觉到，人类心灵的运思能力与所望目标的大小之间不可估量的差距。吾人可能会努力萃取时间、空间和事物的概念，这些概念与我们通过经验知识获得的理解力发生密切的关系，但是一旦我们想很快地合理推定属灵世代的无限的本质，通常就会从否定的概念推断出肯定的结论，如此我们就会陷入黑暗、困惑和不可避免的矛盾之中。这些困难源于所讨论主题的性质，带着无法负荷的重量压在哲学和神学的争论者身上。但是我们也可能观察到两种最基本、也是最特殊的情况，从柏拉图学院的论点中辨别出正统教会的义旨。 其一，在一个哲学家所精选的社会中，其中的成员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格物致知的习性，在雅典的花园或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可以安静地沉思或是温和地讨论有关形而上学的一些深奥难解的问题。对于柏拉图学派的弟子而言，个人的思考不会指望别人有所理解，更不会激起大家辩论的热情

[356] ，他们神游物外的深思，由于他人的怠惰、忙碌或是勤奋从事其他的学问，不会引起注意而受到忽略。但是等到逻各斯被揭露出来，成为基督徒信仰、希望和宗教崇拜的神圣目标之后，高深莫测的神学体系，被罗马世界每个行省数量庞大而日益增加的群众所接受，无论这些人年龄、性别和职业为何，都很少习于抽象的推理和切望的沉思，没有资格来判定神性的制度。 然而德尔图良大言不惭地提到，基督徒的神智可以回答任何问题，甚至那些难倒了最聪明的希腊智者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当目标离我们无限远，人类对它的理解程度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的确可以被计算为无限小。至于小到何种地步，就要用对固执和教条所产生的信心来加以衡量。这种沉思不再是打发时间的休闲活动，而变成当前生活中最严肃的责任，也是未来生活中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这种神学成为个人沉思和公众谈话最常见的主题，相信是义务，怀疑是罪恶，错误是危险，甚至带来致命的后果。冷酷的哲学所呈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被虔诚的狂热精神激起腾空的烈焰，甚至就是普通语言表示的隐喻，也暗示了感觉和经验所造成的谬误的成见。基督徒憎恨希腊神话粗俗而龌龊的世代，忍不住要用大家熟悉的孝顺和父子的关系来加以证明。圣子的角色像是永恒从属于赋予它存在意义的创造者，

[357] 但是由于世代继承的行为就精神和抽象的感觉而论，必定会传承自然之道的属性，不会在圣子和永恒全能的圣父之间，树立起权柄和时效的界线。基督去世后八十年，比提尼亚的基督徒在普林尼的法庭里宣称，他们把他当成神明祈求保护，他那神性的荣誉在每个时代和国家都永垂不朽，所有的教派都尊他的名，自视为他的门徒。他们崇敬基督，恐惧任何异教崇拜，原本可能让他们断言逻各斯相等和绝对的神性，但他们忧虑会触犯到基督伟大的圣父和宇宙中那独一的至高权柄，害怕在不知不觉中阻碍他们迅速升至天国的宝座。基督徒由于这种对立的意向，内心会悬虑难安，甚至发生动摇，我们可以由神学家的作品看得出来，从使徒时代的末期到阿里乌斯争论开始，上述的忧虑在这段期间盛极一时。无论是正统还是异端教派，都需要信徒的赞同以增加他们的信心。就是最吹毛求疵的评论家也得承认，即使他们走运获得罗马正统教会的真理，也会用散漫、含糊甚至矛盾的语言，来陈述他们的概念。 其二，区别基督徒和柏拉图学派的首要条件是个人的虔诚，其次是教会的权威。哲学的徒众强调学术自由的权利，对教师尊敬的情感，往往体现于出手大方和自愿呈送束脩。但基督徒形成人数众多而纪律严明的社会，法律和官吏的管辖权很严格地运用在心灵的信仰上，想象力毫无拘束的漂荡状况，逐渐受到信条和忏悔的制约，

[358]  个人判断的自由权利降服于集合公众智慧的宗教会议。神学家的权威为教会的位阶所决定，主教是使徒的继承者，对背离正统信仰的人施以教会的谴责。但在宗教争论的时代，任何压迫行为都会对心灵的反弹增加新的力量，一个精神上的叛徒的宗教狂热和固执作风，有时会为野心和贪婪的秘密动机所激发。形而上的论辩成为政治斗争的原因和借口，柏拉图学院的精妙之处成了党派倾轧的徽章标志，激烈刻薄的争论使双方本已分道扬镳的信条更扩大了分歧。普拉克西阿斯和撒伯里乌的黑色异端，长久以来竭尽全力要混淆圣父与圣子。

[359]  只要他们对神格的区隔较之神格的对等，坚持得更为严谨而热烈，可能就会受到正统派的谅解和宽恕。等到争论的狂涛消退，撒伯里乌派的发展不再成为罗马、阿非利加和埃及教会所恐惧的对象，宣扬神学见解的浪潮开始平稳地流向对立的极端，就是出于其他宗派之口的受到谴责的名词和释义，最正统的神学博士现在也会拿来使用。

[360]  宗教宽容的诏书恢复基督教的平静和安宁后，有关三位一体的论争又在动荡不安的亚历山大里亚复活，那里是柏拉图学派、智慧才俊以及富有人士在古代的聚集中心。宗教纷争的火焰迅速从学术界传播到教士和人民中间，再散布到各行省和东部。有关逻各斯的永恒性这个玄妙的问题，在基督教大会和群众的布道会上也有人热烈鼓吹。阿里乌斯学说的离经叛道，

[361]  通过他本人和对立教派的狂热宣扬，很快变得众所皆知，即使是态度最坚决的反对者，都承认这位杰出的长老学问渊博，生活上无可指责。他还在前一次的选举中，慷慨地拒绝登上主教的宝座。

[362]  而阿里乌斯的竞选对手亚历山大后来却成了他的审判官，这一重大案件得以在他的面前进行法庭辩论。如果开始时亚历山大还有些犹豫，最后他却做出判决，认为这是一个有关宗教信仰绝对不容违背的原则问题。无所畏惧的长老决心要否定愤怒主教的无上权威，因而被排斥于教会的一切活动之外。但是孤军奋斗的阿里乌斯得到了人数众多这一派的支持，直接追随者中有2位埃及主教、7位长老、12位执事以及700名处女(简直可以说是不可思议)。亚细亚大多数主教都支持或赞成他的主张，他们所采取的步骤是通过两位欧西比乌斯的行动实现的，他们分别是恺撒里亚的最博学的高级教士欧西比乌斯，以及尼科米底亚的虽已成为政治家，却仍未失去圣徒身份的欧西比乌斯。在巴勒斯坦和比提尼亚召开的宗教会议，与埃及的宗教会议对抗。皇帝和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神学的论争上，经过整整六年后(318—325 A.D.)，

[363] 最后结果仍然要提交具有最高权威的尼西亚大公会议做出裁定。

四、基督教有关“本体同一”和“本体相类”的争论 有关基督教信仰的神秘性，一旦进入民众的公开论争，就会产生危险。提到神圣的三位一体说所具有的性质，按了解的状况，虽然这种区分并不完善，但是显然有三种不同的学说。而且早已有人很明确地指出，要是从宗教信仰绝对和纯粹的眼光看来，三种学说之中没有一种能免去异端邪说和思想错误之嫌。 其一，根据阿里乌斯及其门徒最先提出的第一种假说，逻各斯是圣父按自己意愿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必须有所依附的自发性产物。至于创造出来的圣子，

[364]  是在一切世界出现之前诞生，最长的天文年代也只能和他存在时间的一刹那相比。然而，他的存在时间并非无限，在极其精微的逻各斯产生前，已有过一段时间。圣父在唯一的儿子身上注入他那博大的精神，赋予他灿烂的光辉。作为绝对完美的可见形象，他在脚下无比遥远之处，见到宝座上面光芒万丈的天使长；然而他只用一束反射的光，使得圣子如同罗马皇帝受到恺撒或奥古斯都封号的儿子一样，

[365] 按照圣父和神王的意愿统治着宇宙。 其二，根据第二种假说，逻各斯具有一切与生俱来和不可言喻的完美，就宗教和哲学而论应归属于“最高神明”。三种相异和无限的心灵或物质，三种均等和永恒的存在构成神性本质。如果说其中任何一个不曾存在或停止存在，本身便是一种矛盾。那些相信共有三个神明独立存在学说的鼓吹者，则企图用三者在统治万物时能够永远协调和一致的说法，解释在世界的设计和秩序中第一动因显而易见的统一性。和这种行动的统一约略相似的情况，在人类社会乃至动物社会中都经常出现。破坏相互之间的和谐，这种动因只能来自于功能的不完美或不平等；但是由无限的智慧和美德所引导的全能全知，必定会选择同样的手段以达到同一目标。 其三，三个神明因自身需要而存在，具有神一切最完美的属性，彼此永远同时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具有永恒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令人惊愕的心灵有无可抗拒的力量，他们实际是同一个神明，只是在天恩和自然的体系中，可以同时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并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思考。按照这种假说，真正实质的三位一体经过精纯化和抽象化以后，存在于心灵之中，只会想到有三位一体这个名字。逻各斯不再是一个神格而是一种属性，只有在比拟的意义中，应用永恒的理性才能称呼为圣子，从开始便与上帝同在，而且是逻各斯并非圣子创造万物。逻各斯的化身只能成为神智的灵感，充满耶稣这个人子的灵魂，指导着他的行动。这个神学问题绕过一圈之后，让人感到非常惊奇，竟然发现撒伯里乌派所做出的结论，正是伊比奥尼派论争的起点，是以极难理解的神秘学说引起人们的崇敬，却规避有心人士的探究。

[366]  如果参加尼西亚大公会议(325 A.D.)的主教能凭良心公正行事，阿里乌斯和他的同道很难夸口，说基督教世界最主要的两种观点虽针锋相对，但全是他们提出的学说，很有希望得到大多数人赞同。阿里乌斯派很快发现自己处于险境，马上审慎装出谦虚和友善的态度。这种卑躬屈节的模样，过去无论在民事纠纷和宗教争执中很少人采用，那是力量弱小的一方不得已而为，别人看到也不会赏识和钦佩。他们建议教友遵从福音书仁爱和宽容的训示，强调两种论点的特质是内容深奥难以理解，反对使用在《圣经》上无法找到的词句和解释，自愿做出重大让步，满足争论对手的要求，同时又不损害自己坚持的原则所具有的完整性。获胜的一方带着傲慢的怀疑态度接受他们提出的提议，同时又急于寻找相互之间无法调和的差异，只要阿里乌斯派加以拒绝，便会背上异端邪说的罪名。 在一封公开宣读以后感到惭愧又马上撕毁的书信中，他们的支持者尼科米底亚的欧西比乌斯坦承，柏拉图学派很熟悉“本体同一”或同体论的说法，这种论点与神学理论体系的原则相违背。控制宗教会议的进行并提出各种决议的主教，见到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依照安布罗斯生动的叙述，拿起由异端邪说身上拔出的宝剑，斩断那个可恨怪物的头颅。圣父圣子同体的学说在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得到确认，后来的希腊教会、拉丁教会、东方教会以及新教都一致同意它是基督教的根本信条。但是，如果这个“名词”不能用来指责异端教派，使得正统基督教会团结起来，那就无法达成多数派的目标，他们基于这种原因才把它纳入正统基督教教义之中。实际上多数派又分为怀有对立情绪的两派，分别支持三神论和撒伯里乌派的观点。但是极端的对立将要推翻自然宗教或天启宗教的根本，双方都同意限制各派对原则的严格要求，避免在对手的催促下产生公正但招人怨恨的后果。宗教事业共同的利害关系让他们愿意联合在一起，暂时放下不同的观点，仇恨心理由于宽容的和解协商而软化。采用神秘的“本体同一”这个名词，使双方的争论暂时搁置起来，对这个非常特别的字眼，大家可以用本派的教义灵活加以解释。 撒伯里乌派的解释，曾在五十年前迫使安条克会议不得不禁止使用这个著名的专用名词，但暗中抱有偏爱的神学家们对名义上的三位一体说产生好感，支持“本体同一”。然而，在阿里乌斯时代声誉最高的圣徒，如无所畏惧的阿塔纳修斯、博学的格列高利·纳齐安赞，以及其他一些教会的实力派人士的强力支持下，尼西亚教义获得了最后的成功。他们认为“本体”一词实际上就是“本性”的同义词。他们因而非常肯定地表示，根据他们对这个名词的理解，如果三个神格完全属于相同类型，那么彼此就是“本体同一”或同体。这种单纯的平等关系会受到干扰，一方面由于内在联系和精神渗透牢牢结合了神格，另一方面由于圣父的崇高地位，这一点在圣子不失去独立性的前提下是公认的。

[367]  只是在这个限度内，那几乎不可见而极为恐惧的正教球体，才被允许安全地颤动。不论哪一边，只要超出这块圣地，都会有暗中埋伏的异端分子和魔鬼，袭击不幸在外的游荡者并把他们吃掉。但神学的憎恨程度取决于好战的精神而非论争的实质，异端分子贬低圣子神格时所受到的待遇，比否定圣子神格时更为严苛。阿里乌斯派渎神的疯狂行为，使得阿塔纳修斯将一生的时光奉献在无法讲和的斗争中。

[368] 但是他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为安锡拉(Ancyra)的马塞卢斯(Marcellus)所宣扬的撒伯里乌教义辩护。等到他被迫从会众中退出以后，在提起这位可敬友人的微小过错时，总带着一丝暧昧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