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耶克（Gustav Jaeckh）《第一国际史》（1904）第一章 第一国际的建立

## 第一章 第一国际的建立

圣马丁堂——日内瓦代表大会
（一八六四——一八六六年）

↘第一国际在圣马丁堂成立
↘第一国际和工联
↘成立宣言和章程
↘最初的成就
↘伦敦代表会议
↘组织上的成就
↘成立宣言
↘日内瓦代表大会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在伦敦的圣马丁堂宣吿成立。
　　第一国际是个什么组织？它是怎样产生的并追求什么目的？它以后的情况怎样了呢？仅仅它的突然产生本身，就被资产阶级看作某种神秘的事情，仅仅它的初次露面，就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不能理解的某种巨大而无限的东西的性质。于是便出现了惊慌失措情緖和恐惧心理，这种惊慌失措情绪在国际产生时曾笼罩了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这种恐惧心理直到现在当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国际时还常有表露。第一国际是什么？它是欧洲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历史形式。它在诞生的时候就具有与无产阶级的规模相适应的巨大规模，而在为时不长的六七年内，它就发展到自己的躯体不得不分裂的程度，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组织。今天的世界工人运动就是由旧国际分化为许多全国性国际而发展起来的。
　　其实，国际甚至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学家来说，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历史之谜。欧洲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无产阶级斗争的必要经济条件已经具备，但是政治前提几乎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都没有形成：因为一八四八年革命被血腥镇压后的十五年时问，使整个西欧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甚至在德国和奥地利这样一些最落后和中世纪残余保留得最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破冰船也不顾警察国家的智者们的强烈割据主义意向，一个接一个地排除冰障，为工业自由和来往自由开辟道路。不管怎样，每一个旁观者都曾觉得，只要解放这些经济力量，就能在短期内不仅为资产阶级革命，而且也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并由于无产阶级的毅然觉醒而使德国在十五年沉睡时期所失去的东西得到补偿。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看起来更加美好。在法国，作为资产阶级的最后工具的愷撒主义已经死亡，无产阶级等待着为六月的日子复仇的时刻的迅速来临。在历时十五年的、仅仅由于遥远的克里木战争而中止了的欧洲沉眠时期之后，意大利首先活动起来了，欧洲革命也苏醒了——整个文明世界都由于摆脱了反革命的浩劫而似乎松了一口气。甚至在最反动的德国，资产阶级也明白了，波河两岸的斗争并不是为它的政治未来而进行的，因此便把国民议会（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永远落后的自卫军）这个机器开动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侨居英国，远离可悲的德国现实。由于近十五年来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他们把资产阶级革命（它以意大利战争而在欧洲开始，以一八七一年法兰克福和约而结束）看作是另一次欧洲革命即社会的、国际的革命的先驱。所以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来组织这次国际革命。
　　从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七一年，在欧洲大陆上发生的事件诚然是一种变革，但是这种变革与其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不如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幕；在这十二年之中，整个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结束了。革命的结果巩固了资产阶级在西欧的统治达整整数十年之久。不过，资产阶级本身也改变了，它已经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五年前在大陆上所看到的那一代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早已丧失了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时所表现出的那种革命毅力，它旣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本身的力量上，也不寄托在它根本不了解的、对它说来是盲目的社会发展上， 而是寄托在某种历史的偶然性上，寄托在国家要人的个人影响上，寄托在统治者—英雄们的身上，或者寄托在对外战争上面。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完成的。就像为大陆上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的是耶拿会战和奥斯特尔利茨会战一样，完成这次革命的是马振塔会战和索尔费里诺会战，凯尼格列茨会战和色当战役[1]，而不是街垒和流血的巷战。哪里的资产阶级同旧统治者的武力订立了同盟，那里对旧国家形式的消灭都是靠战争来完成的，而在法兰克福和约[2]签订之后，在柏林和巴黎，在维也纳和罗马，不管是战胜者还是被战胜者都在庆贺资产阶级的胜利。
　　一八五九年开始的欧洲革命固然导致了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却没有使它获得胜利。法兰西资产阶级共和国用消灭公社这一事实向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法国和小农的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证明，它仍然具有生命力，仍然有权利进行统治。它证明了资产阶级自己可以用武力鎭压无产阶级而不需要任何波拿巴。五月的兽行可以说使梯也尔、茹尔．法夫尔、甘必大的要求合法化了。可是胜利了的德国资产阶级却不得不在自己的新德意志帝国内忍受某种波拿巴主义。纵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夸大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最近一次欧洲变革的无产阶级性质，那末现在看来他们终究是正确的。诚然，这次革命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它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后卫，只是在它也想跨入政权的堡垒的时候才被排除了。随着旧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随着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产生，也标示出了一条历史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应当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下一阶段，即在民族范围内进行政治斗争的阶段。国际之所以不能作为一个坚实的组织者的整体存在下去，与其说是由于内部的纠纷和分裂，不如说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统一运动结晶为民族国家的形式的结果。领土的归属一直是以某种语言的通行范围为标志的，现在则以民族国家来区分了。原来是日耳曼民族和罗曼民族的无权的无产阶级所在的地方，如今已形成了具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德国的、瑞士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和西班牙的无产阶级。经济斗争让位于政治斗争，而政冶斗争是在各个民族范围内进行的斗争。在这种条件下，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最高指挥部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是无论如何不能发出统一的战术指令的。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国际的产生部分是出于伦敦世界博览会的举行，部分是由于波兰起义被镇压的结果，这是不足凭信的。不错，这两个事件都是建立国际的偶然因素。但是不管是前者或后者，都不能成为这个伟大组织产生的原因。建立国际的想法由来已久。这种想法还在正义同盟以及在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就已经产生，而国际的第一个檄文并不是成立宣言，而是《共产党宣言》。早在一八四七年就已经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纯粹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情况和后来一八六四年的情况完全一样。在两个场合，当宣布国际的口号的时候，革命都已临近；在两个场合，都是外部情况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事业效力；在两个场合，他们都预先给运动指出了精神方向，他们不顾重重障碍，把运动掌握在纯粹无产阶级的范围内；在两个场合，我们的精神先驱和先进战士在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整个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估计上都有过错误。但是，这种错误对运动的成功或失败都没有起重大的影响。它的成功取决于上述规律，而这些规律的倾向曾被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虽然他们在估计这些规律的意义时有过错误[3]。

第一国际在圣马丁堂成立

　　一八六二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一次国际会见，它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国际”。这次博览会完全偶然地促进了工人之间的接近。德国资产阶级就像它所崇拜的波拿巴一样，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即派一个工人代表团到英国的首都去。两个工人代表团满载着完全新的印象回到了祖国:他们看到了英国工联的情况，了解了工联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这样一来，德国工人运动就像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本身一样，同伦敦世界博览会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英国人只是在来自巴黎的推动力的影响下才产生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思想。只是由于法国人和英国人就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影响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个问题热烈交换意见的结果，工人阶级借助特殊的国际组织来干预历史的想法才有了确定的形式。
　　英国的报纸对于国际建立时的各次群众大会和委员会各次会议的情况作了极其有益和非常详细的报道。从一八六一年起，英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机关报是《蜂房报》；该报的编者是波特，他自称是 “工人协会”的主席，并喜欢乔装成工联的领袖，实际上当时英国特别是伦敦的工联的最有威信的领袖埃普里加尔特、阿兰、豪威尔、奥哲尔等，根本不承认他是眞正的工联成员。但是，他巧用心计来办自己的小报；在一个时期内，他的小报被看作是最好的工人报纸。因此，在国际建立后不久，受委托起草章程的总委员会决定把《蜂房报》选作公布自己文件的正式机关报。《蜂房报》上有时还刊登卡尔·马克思的文章，但是这只继续到一八七〇年该报由于同总委员会发生分歧[4]而被取销国际机关报的资格时为止。《蜂房报》不是社会主义的报纸，而是激进民主派的机关报。它在一篇关于圣马丁堂大会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可笑的建议——召开产业代表大会，以便把劳动的权利同 “资本家的合法权利”调和起来。但是，不管怎样，它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活动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道。除了《蜂房报》以外，国际的机关报还有另外一个周刊《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这个刊物于一八六五年秋季由国际和靠近国际的人接办；起初的名称是《工人辩护士报》，在扩大后更名为《公共福利报》。该报的编辑是埃卡留斯。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一本书，书名是：《驳斥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说》。恩格斯也常常在《工人辩护士报》上发表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
　　在这里撮述一下《蜂房报》关于圣马丁堂大会的报道是不无益处的。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澄清关于这次大会的许多讹传[5]，其次，是为了根据这家报纸关于大会的枯燥报道，描述一下当时的工人阶级通过它的出席大会的优秀代表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
　　首先谈一谈工联的情况。不应忘记，英国工联运动从一八六〇年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促进工联运动的髙涨方面，一些工联领袖的个人组织才能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的工联领袖有：机器制造工人联合会总书记威廉·阿兰；罗伯尔·埃普里卡尔特，他仿照机器制造工人的榜样把细木工组织到联合会中；鞋匠乔治·奥哲尔，他是一八六〇年成立的伦敦“工联委员会”的书记，这个委员会在工联时代起了主导作用；裁缝埃卡留斯，他生于图林根，曾参加了魏特林“正义者同盟”，后来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些为数不多的工联领袖，集中表现了力求扩大工联运动的视野和组织世界工人运动的意向。而世界工人运动是从英国的首都伦敦肇始的。还在六十年代初，这些工联领袖就联合起来大力鼓吹政治改革，并且力求克服工联运动特别是外省的工联运动对任何政治（主要对议会鼓动）所持的冷淡厌恶态度，他们做到了把伦敦的“工联委员会”变成宣传自己新思想的基地。在奥哲尔的影响下，“工联委员会”也开始参加其他政治活动，例如：它在为欢迎加里波第而举行的游行中起了很大作用；一八六二年，它举行了反对英国资产阶级的群众大会，反对它站在美国南部奴隶主方面的无耻行为；最后，在这一年它还开始进行支持选举法改革草案的宣传鼓动工作。
　　法国工人代表对一八六二年伦敦世界博览会的参观，使得英国工人同法国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使两国工人能够就当时使整个文明世界激动不安的国际问题举行共同的抗议大会。举行这种大会的导因是一八六三年对波兰起义的血腥镇压。英国工人向法国工人同志寄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吁请他们一起支持波兰，法国工人为了响应这一呼吁，派了一个新的代表团到伦敦去；在群众大会上对这个代表团的欢迎后来导致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兰问题是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导因是正确的，但仅仅是一种导因而已。由于历史的偶然性，爱尔兰问题或美国内战，也同样会成为这两个伟大国家的工人代表举行共同抗议大会的导因。会议的全部过程和结果都表明，波兰问题仅只是一个火星，而使运动能够燃起熊熊烈火的大量燃料则带有国际的和社会的性质。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于九月二十八日在圣马丁堂举行，与会者除了英国人以外，还有许多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大会主席是伦敦激进的慈善事业家比斯利敎授；在一八六一年建筑工人大罢工期间，他曾不止一次地在自己卓越的文章中和反对顽固的英国曼彻斯特资产阶级的公开信中，有效地捍卫了工人的要求。在许多年中，比斯利不断以自己辉煌的论文给工人运动以宝贵的帮助。这些论文发表在《双周观察报》以及《蜂房报》上。
　　大会主席首先指出，这一年四月法国工人派代表団参加了在圣詹姆斯堂举行的支持波兰的群众大会，后来英国工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它起草了一封友好的信件寄给巴黎的工人同志。巴黎工人为了送交复信，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这里。这个群众大会就是为了欢迎这个代表团而举行的。然后主席表示深信，这次大会的结果，必将是英国工人同其他一切国家的工人建立合作和友好团结的关系。这一声明得到了热烈拥护。接着他详细阐述了英法工人结成亲密联盟的迫切必要性，因为这个联盟可以保障自由。然后他指出了各国政府破坏国际法的暴力行为。他直接指出，英国政府不仅不比大陆的许多列强好，甚至比它们更坏。比斯利把英国政府非法占领直布罗陀，把它在中国、日本和印度的做法，称为卑鄙的和不道德的行为。他建议所有与会的人抛弃在爱国主义掩盖下的一切自私感情，只维护他们良心上认为是眞诚的和正义的原则。然后，他把英国工人和法国工人用来解决与劳动权利有关的法律问题的各种方法作了对比。他在热烈欢呼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精彩的讲话。
　　在这以后，德国工人歌咏队唱了一支歌，奥哲尔宣读了英国工人委员会给巴黎工人的信，这封信引起了热烈的欢呼。接着发言的是托伦，他和佩拉顿、利穆津同为巴黎工人代表团的成员。他宣读了法国人的回信，受到了热烈欢迎。这封回信从许多方面来看是很有意思的。它实质上还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其中谈到进步和自由，贯串着法国大革命的传统，认为资本主义似乎威胁着这个革命的结果。说什么资本主义在蹂躏着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的世界，用经济奴隶制代替了这种世界。资本在贸易自由影响下具有了流动性，它对一七八九年世界已变成危险的东西了。这种危险性只有靠工人的国际联盟才能克服。这个联盟应当恢复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已经被破坏了的均势，国际也应当为实现这个目的而服务。德·卢比槪括地介绍了他们所提出的建立这种组织的方案；这个组织的中心应当设立在伦敦，并同欧洲所有首都的分部保持联系。他建议明年在比利时召开代表大会来制订指导这新联盟的最终准则。
　　最后，工联成员惠勒提出了如下的决议案：

　　“会议听取了我们法国兄弟的复信。我们再次向他们表示欢迎，鉴于他们的纲领会促进工人的联合，所以我们接受它作为国际协会的基础。为此，特委派一个有权增加自己成员的委员会，以制订这个协会的条例和规章”。

　　埃卡留斯、马志尼的秘书沃尔夫少校、法国人博凯、爱尔兰人福倍斯等都积极发了言，详细解释并支持这个决议案。然后决议案经公开表决后被通过了。大会进而选举了一个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除了许多任务联成员（像奥哲尔、豪威尔、奥斯波伦和鲁克拉夫特等）以外，还有许多外国工人代表，例如：博凯、沃尔夫和马克思——他的名字被《蜂房报》放到了最后。这是建立国际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第一国际和工联

　　在会议的整个过程中以及在委员会的成员中，英国工人从一开始就占有一定的优势。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开会的地点是在伦敦，而主要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英国工人阶级具有一个由许多有经验的领袖组成的完整的司令部。英国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唯一的已经具有一定历史的工人运动。这样一来，对新组织的领导自然就落到了英国人的手里。英国工人阶级不仅对各种政治事件，而且对外国生活中的经济现象也极感兴趣，是有其非常重要的经济原因的。在欧洲大陆上，资本主义经过了历时整整十年的经济繁荣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涉及到了一些完全新的部门，在这种变革的最初的破坏作用的影响下，多数人日益贫困化，失业和贫困现象大量出现。一八四六年开始风靡欧洲的自由贺易思想给英国的资产者在大陆上造成了竞争，而英国的资产者、这些纯粹的生意人则力图利用这种竞争在经济生活中造成的坏现象，即用不断输入外国工人的办法来摧毁当时不管在法律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没有得到承认的工联的强大势力。我们在后面叙述国际历史时还会谈到这祌现象；这里我们指出这种现象，仅仅是为了说明一些最有远见的工联领袖的观点：他们期望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能够专门为英国人带来一些利益。由于最有能力的工联领袖、新政治派别的代表都来为国际效力，所以从一开始就在国际和英国工联运动，或者起码和它的最进步的人士之间形成了一种像君合国（Personal-union）[6]那样的联合。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人以外，参加临时总委员会的还有其他许多工联成员，他们在临时总委员会中占居多数。在国际存在的最初几年中，这种君合国式的联合有好几次几乎导致国际和工联这两大组织结成实际的联盟[7]。
　　伦敦工联委员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国际在英国的最好的支柱，新工联主义的领袖阿兰、埃普里卡尔特、库里松、豪威尔和奥哲尔所依靠的也正是伦敦工联委员会。国际建立两年之后，伦敦工联委员会作出决议，公开承认英国人和国际是利害相关的。这个决议中说，当各国工人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关系来解决劳动时间的长度和工资的高度的时候，工人的状况实质上不可能得到改善，相反地，经常有恶化的危险。由于国际最能促进这些目的的实现，所以决定在涉及劳动利益的一切问题上同国际达成协议；不过伦敦工联委员会必须保留自己以往的独立性[8]。当自由派政府在那一年提出选举改革法案的时候，伦敦工联委员会便展开了支持改革法案的宣传鼓动工作，决定拥护国际准备向欧洲所有政府提出的民主改革要求。

成立宣言和章程

　　为了最终成立临时总委员会以及为了讨论和通过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条例所必需的预备工作很快就完成了，而且做得非常切实。九月二十八日选举出的总委员会[9]在十月初就开始活动，它用加聘的办法补充了其他民族的代表，选举了一个委员会，并为支付最初的费用进行了募措。募捐得到了三基尼。
　　总委员会在下一个星期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选出了起草宣言和章程的小委员会。然后马志尼的秘书沃尔夫少校发言。沃尔夫把意大利工人协会的章程译成德文。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可以把意大利工人协会的原则运用于其他民族。他说，意大利现在已有四百个工人协会，它们准备几个星期后在那不勒斯举行代表大会。参加总委员会这次会议的有许多外国人，其中有不少人认为可以把马志尼的组织的原则作为国际章程的基础，而马志尼的组织实质上不过是个秘密团体。但是多数人是比较明达事理的，他们把意大利的草案作为一种材料交给了审査委员会, 由审査委员会修改后再提交总委员会。沃尔夫少校被作为国际的代表派去参加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代表大会。最后，在这次会议上最终确定了新组织的名称：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国际工人协会或国际工人联合会。
　　以后的两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马克思代表小委员会提出了附有引言和临时章程的总的宣言。经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后，马克思的草案被通过了[10]。同时还通过了于下一年即一八六五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全欧洲工人代表大会，来制定最终章程和选举总委员会的决议；会议决定伦敦为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这样一来，沃尔夫提出的，实质上是空谈社会主义而否认阶级斗争的马志尼政治纲领的翻版的宣言，便不声不响地被否决了。委员会成立了以伦敦为驻在地的临时总委员会；临时总委员会的第一主席是奥哲尔，第二主席是埃卡留斯。

最初的成就

　　协会和英国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密切。在协会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凡住在英国的人都可以参加国际，但是只有能够出席国际的各种会议的人才可以被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这样一来，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的权利差不多完全变成了英国人的特权，而外国人只有在居住于伦敦或其附近的情况下才能当选。其次还决定，在英国的国际会员每年应缴付一英镑的会费。在以后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整个的工人联合会（工朕等）加入国际的条件，而在另一次会议上决定向所有工人联合会提出加入国际的建议；同时议决，缴纳会费的多少由各工人联合会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自行确定。最后，会议还决定，加入国际的伦敦工联有权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但是总委员会保留有接受或不接受所选出的代表的权利[11]。
　　外地各郡的工联也获得了称自己为国际的通讯会员的权利。这样一来，伦敦便被宣布为总委员会的驻在地和国际的首都。
　　虽然国际对工联的态度非常客气，而且这些决议对工联也很有利，可是工联只是逐渐地、一个一个地加入了国际。一八六五年二月，总委员会收到了砌砖工人联合会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决定加入国际的通知。同年三月，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出席了英国鞋匠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伯明翰和赫尔两地代表提出的决议，决议说，代表会议承认国际的基本原则，加入国际，并请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在自己联合会的会员中宣传国际工人协会的思想。但是，这些成就在很长时期内只是表面上的。许多工联仅限于答应以后加入国际。只是当选举改革法案在政治地平线上出现以后，事情才发生了良好的转机，因为这种改革会提供选举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参加议会的权利。在格莱斯顿的自由派内阁垮台后，当迪斯累里的托里派内阁认为可以把选举改革法案束诸高阁的时候，对选举改革法案的宣传更为加强起来了。这种宣传，同工联为反对司法机关的许多强制措施和许多有组织的企业主而进行的宣传鼓动工作正好同时发生。在关于选举改革法案的宣传的直接推动下，设菲尔德的工联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必须创立政治工联主义和国际联合会的决定。正因为如此，这次有英国一切工会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才一致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拥护国际的决议。这个决议说：“国际力求用共同的兄弟友谊把世界各国的工人联合起来，为此特向国际表示深切的谢意，代表会议郑重建议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各个联合会加入国际，并且深信，这对工人阶级的进步和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只是在这以后，工联才大量地加入国际。 据刊载有设菲尔德决议的同一号《共和国报》的报导，在最近三星期中，加入国际的共有十二个工联组织，还有其他一些工联组织表示愿意在下一次会议上加入国际。伦敦排字工人联合会和缝纫工人联合总会也派代表出席了日内瓦会议。让·菲利普·贝克尔出版的《先驱者》杂志也提供了关于国际在工联运动中取得成就的十分肯定的材料。《先驱者》一八六六年五月号中说，有五个大的工联组织的全部成员都加入了国际，而以前参加国际的仅是其中的个别成员。这五个工联组织是:有一千个会员的饰带工人联合会，有八千个会员的缝纫工人联合会，有九千个会员的鞋匠联合会，以及机械工人联合会和铸工联合会，后者正好在这个时候举行了罢工。《先驱者》杂志九月号中报导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英国粗木工代表大会（主席是埃普里卡尔特）一致通过了一项建议自己的所有分支加入国际的决议。根据同一个杂志的报导，伦敦和斯特腊特弗德的砖瓦匠联合会，还有许多比较小的联合会以及拥有三万三千个会员的英国机械工人联合会总会都加入了国际。十一月号《先 驱者》中报导说，拥有三百个会员的英国编筐工人协会和拥有二千八百个会员的掘土工人协会加入了国际。总委贝会代表英国支部向洛桑代表大会（一八六七年举行）所作的总结报吿中说，工联的民主制的形式手续大大增加了工联加入国际的困难，然后报告指出，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加入国际的有十五个工联组织，在代表大会后加入的有十三个工联组织。所有这些工联组织都承应缴纳年度会费，因为向每一个会员收会费非常困难。上述英国支部的总结报吿介绍了工联缴纳会费的槪况[12]。关于这个总结报吿我在叙述洛桑代表大会的时候将详细介绍。
　　我提前叙述了国际和英国工联运动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对于国际的最初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国际的组织草案中以及在成立宣言中，不难找到英国实践和英国环境的影响的痕迹；这个草案只是作了一些不大的和不重要的修改就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的组织经验在国际的组织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国际和工联运动之问的联系逐渐变得更加密切，这种联系对工人协会的进一步发展的帮助，并不亚于对工联运动的帮助，而工联中的新政治倾向，正是在它为了保证自己的合法存在而必须着手解决政治问题的那十年中变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倾向的。
　　总委员会在英国的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这些成就 是总委员会中杰出的演说家奥哲尔、埃卡留斯、克里默和魏勒尔在 伦敦及其郊区和在无数工联组织的大会上进行的广泛宣传的硕果。在格林威治成立了一个特别支部；关于砖瓦匠联合会和鞋匠联合会加入国际一事前面已经谈过了。总委员会决定对一八六五年初发生的支持选举改革的运动予以特别注意；曾一致通过决议：对普选权的任何限制都不应受到总委员会的支持，而应当特别注意站在运动的最前列的那些人。工人阶级在受了许多欺骗之后，应当特别簪惕。参加总委员会的第一个外国人联合会是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共有三百五十个会员，但是它不久便解散了，这可能是马志尼指示这样做的。其次，参加总委员会的有三个德国组织：条多尼亚协会、康科尔吉亚协会和从一八四〇年起就已经存在的共产主义的旧屮心：德国工人敎育协会。此外，为了支持波兰流亡者而新成立了一个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立即加入了国际。从欧洲大陆也逐渐传来了佳讯。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报告说，在德国各邦中散发了五万份成立宣言和章程，在瑞士成立了特别支部。不久之后，从瑞士传来了更好的消息。瑞士书记、总委员会委员、钟表匠荣克向总委员会报吿说，在日内瓦成立了五个工人联合会，在那里新运动受到了热烈欢迎。在日内瓦工人大会上逐条讨论并通过了总委员会的规章。封丹从比利时报吿：全国联邦运动支部委员会通知他说，委员会赞成总委员会的临时章程，并且建议在全体代表大会上讨论这些章程，以便吸引整个比利时支部加入国际。此后不久，德瓦斯泰尔被任命为比利时通讯书记。 在法国，在德·卢比去职后，杜邦成为通讯书记，窗帘纱织工的大罢工在宣传加入国际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工厂主硬说什么工人工资的降低是由于英国企业主竞争的结果，罢工工人请求总委员会对这种说法表示意见。总委员会向他们介绍了诺定昂的情况，并根据罢工工人的愿望，给里昂寄去了五百张会员证。一八六五年春季德国排字工人在莱比锡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排字工人联合会主席也写信给总委员会，请求国际和印刷工人联合会关心它们的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幸福而斗争的莱比锡兄弟。最后，西班牙和美国也选出了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在进行这种组织活动的时候，总委员会并没有忘记利用外国的政治事件来宣传国际的原则。在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再度当选的时候，总委员会给美国人民寄去了热烈的祝贺信，因为他们再次把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了美国南部奴隶主的死敌。在林肯被害以后，总委员会给他的继承人约翰逊寄去了哀悼信。总委员会组织的支持波兰的群众大会，是宣传国际原则的规模宏大的示威，而总委员会组织的巴黎六月革命纪念大会也具有这样的意义。
　　但是，所有这些积极活动，所有这些重大成就，并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在一年之内便创立起一个国际工人组织，使这个组织的代表可以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所以总委员会决定延缓最初设想在布鲁塞尔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计划，其理曲有以下三点：第一，迫切霈要先在英国和大陆的代表—领导者的较小的会议上讨论准备提交代表大会审査的纲领；第二，英国的选举改革运动和选举运动，法国的罢工，大量耗费了工人阶级的精力和吸引了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以致使协会的成长受到了影响；第三即最后一个原因，比利时政府在这一年颁布了一项关于外国人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在比利时首都举行代表大会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因此，改定于九月二十五日在伦敦举行代表会议，预计提交会议讨论的有以下事项：确定代表大会的议程；有关国际的组织的问题；在协会的帮助下，在资本和劳动在民族范围内进行斗争时把工人的力量联合起来的问题；工会，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合作社，直接税和间接税问题；妇女和儿童劳动问题；俄国在欧洲的影响、恢复独立和完整的波兰问题；常备军及其存在对劳动者阶级带来的后果。为了庆祝国际的成立，欢迎大陆的代表，以及庆祝联邦主义和自由劳动在美国的胜利，预定在九月二十八日举行晚会。

伦敦代表会议

　　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九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第一次代表会议，呈现出了一幅五光十色的景象。参加会议的首先是人数众多的英国代表，他们是：奥哲尔、克里默、豪威尔、魏勒尔、肖、德尔、威斯顿及各个中央联合会和分会的其他代表。除了务实沉着、只有在讨论时才表现活跃的英国人以外，出席会议的有活泼热情的法国人：托伦、利穆津、瓦尔兰、弗里布尔、克拉里奥耳，他们兴致勃勃，喜欢侃侃而谈。他们在组织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几乎完全不了解实际活动，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非常大胆地谈论一切；代表瑞士出席的有：罗曼语区支部代表杜普勒和瑞士德语区代表——老约翰·菲利普·贝克尔，他是普法尔茨人，职业是制刷工人，在一八四九年巴登—普法尔茨远征期间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后来成为支持年靑的德国支部的谙练的组织家和出色的鼓动家。他很快成了《先驱者》杂志的出版者。代表比利时出席的是德·巴普，职业是医生，由于对事业的热爱，当了排字工人，他是个有学识的、在各方面都可以信赖的人。除了这些代表以外，代表外国工人出席的还有在伦敦的各民族的工人联合会的代表。例如：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两个老盟员列斯纳和沙佩尔，他们是德国工人的代表；博布任斯基代表波兰工人，沃尔夫少校代表意大利工人。此外，总委员会中的各国通讯书记也参加了代表会议：马克思代表德国，荣克代表瑞土，杜邦代表法国，埃卡留斯作为总委员会第二主席，同时也作为一个德国代表出席了会议。这就是在代表会议前一年来踏上征途的这伟大的国际军队的参谋总部的情况, 而伦钦代表会议是这支军队的远征的第一阶段。
　　在代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也和会议代表的成分一样，是五花八门的。总委员会主席奥哲尔在整个三天中非常谙练地指导了代表会议的工作。首先发言的是英国人，他们由总书记克里默代表向会议提出了关于一般情况的报吿，然后叙述了英国人的国际纲领。克里默特别强调指出了英国工人阶级中发生的有利于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的伟大变革；克里默认为，工联运动所以能从关于工资和工作日的长短这个狭窄问题的沉闷气氛中摆脱出来，是由于同新的运动融和起来并且把自己许多同志吸引到运动中来的英国工联颌导人影响的结果。法国人弗里布尔和托伦向会议提出了关于巴黎和全法国情况的报吿，杜邦报吿了里昂的情况。他们抱怨说，法国人被剥夺了举行集会的权利，他们无权组织二十个会员以上的联合会，这些强制措施阻碍了联合会的建立。这些抱怨是不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拿破仑第三还在前一年就取消了禁止组织工会的法律，况且根据法国的传统，很可以采取俱乐部的形式，因此这里不过是暴露了他们对秘密团体的偏爱而已。里昂代表通知说，关于代表大会延期到下一年召开的消息得到了赞同；里昂代表把“道义力量、正义和眞理”看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瑞士的情况最好。罗曼语区支部代表杜普勒代表纽沙特尔、日内瓦、蒙特尔、维维和洛桑的五个大工人联合会出席代表会议；老贝克尔代表瑞士德语区支部，他可以用同样的成就而自夸。还在伦敦的时候，他就跨上了自己的社会之马，大显身手：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会社和互助会。在克里默的支持下，他甚至争取通过了建议组织病葬互助会的决议。德·巴普在比利时总共工作了六个星期，但仍然使国际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说，比利时工人并不期望人类从合作组织中获得复兴，但是他们乐意承认它的意义，把它看作是达到他们目的的辅助手段。对波兰人的道义上的支持引起了他们的一些怀疑，但总的说来，他们对国际采取了同情态度。一些外国代表表示希望建立一个公认的国际机关报，代表会议把这个问题委托给卡尔·马克思和其他一些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来解决。当时只是根据贝克尔的建议，承认《工人辩护士报》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
　　第二天代表会议决定把国际代表大会从布鲁塞尔移到日内瓦举行，并决定代表大会在下一年九月召幵。法国代表坚决反对把代表大会延至下一年九月召开，伹其反对理由极不充分，即认为尽速召开代表大会对他们的组织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讨论克里默和埃卡留斯的提案时，法国人表现出他们在组织工作方面经验不足。克里默和埃卡留斯建议，只承认具有委托书的代表才有积极参加代表大会的权利，并决定每个代表起码代表三十个有组织的会员，而且参加协会的时间不得少于三个月。法国人坚决反对这个提案；他们所有的人几乎全都坚持所有会员在参加代表大会和投票表决方面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不管是向他们证明，这种投票表决方法是毫无意义的，或者向他们证明，采用这种投票表决方法将破坏代表大会的代表性质，会把代表大会变成可能延续半年之久的一场笑剧，都是徒劳无益的。最后不得不修改提案，把必须代表三十个会员这一条删掉。只是在这时候法国人才赞成只有代表才能积极参加代表大会和参加投票表决的决定。第三天讨论了对波兰问题的态度。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激烈辩论。德·巴普和其他代表提出问题：为什么正是波兰问题値得国际的特别注意，其他一些民族（比如爱尔兰民族）所受的苦难并不少于波兰人；军事专制的其他表现，比如法国的专制制度对共同福利的危险性并不下于俄国的专制制度。但是，由于英国人坚决千预的结果，最后在大多数人的同意下通过了要求在民主基础上恢复独立的波兰的决议。经多数人赞同还通过了一个把讨论宗敎观念对社会、政治和精神发展的影响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建议[13]。九月二十八日晚，在举行了座谈会，庆祝了国际建立一周年之后，代表会议宣布正式结束。
　　还应当指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公开会议之前，还举行过几次总委员会和大陆各国代表的秘密会议。而且在开了三次讨论会以后，又在九月二十八日举行了一次新的秘密会议。在所有这些会议上讨论的都是“家务事”，例如：协会的财政状况，筹措举行代表大会所需的资金，各地组织的收支情况。这些会议由荣克主持，他精通三种语言：德文、英文和法文，这种才能引起了普遍注意。荣克还被提名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主席的候选人。到提出总结报吿的那一天为止，国际的收入只剩下了三十二到三十三英镑。关于法国的情况，托伦报告说，会费用于维持中央局和支付代表的路费。不过会员证的工本费将来会给总委员会提供一些纯收入。在瑞士，根据杜普勒的报吿，每月会费是半法郞，如果有必要，会员可以缴纳一先令。一般说来，瑞士人认为必需向总委员会缴纳会费，甚至认为有必要解散原来的组织，以便使它们加入国际。德·巴普从比利时报告说，那里的会员承应每年至少缴纳三法郞的会费，其中一先令应作为总委员会的费用。弗里布尔认为这个数目太大。对这个意见马克思回答说，代表大会每年将确定收支的分配。但是，从哪里筹措维持总委员会的资金呢？贝克尔建议铸造价値一辨士的代表会议纪念章，以六辨士的价格出售，将盈余的钱交给总委员会。还提出了另外一些建议。最后，根据马克思和杜邦的建议，决定接受比利时、瑞士和法国代表的建议，并决定下几次会议延期举行。马克思反对确定始终统一的会费。第二次秘密会议决定建议代表会议负责筹措一百五十英镑的资金，作为进行宣传和召开代表会议的费用。各国支部应负担数目的多少，由常设委员会即总委员会分派。总的来说，这次会议是为准备第二次公开会议的日程而举行的。在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筹措一百五十英镑的建议以后，九月二十九日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这一百五十英镑中由英国筹措八十英镑，法国——四十英镑，德国、比利时和瑞士各十英镑。
　　代表会议确定，协会最近的任务是：弄淸楚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工人运动的性质，以及完成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这个任务没费多大周折就完成了。精神方面的成就在动摇的罗曼语区代表中间特别显着。顺便指出，英国报刊阴险狡猾地故意对代表会议的情况保持沉默，但是，法国的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报纸，却好像为了故意刺激帝国似的，对代表会议的情况作了非常详细的报道。著名的历史学家、久经考验的共和主义者亨利·马丁也加入了国际，发表了一篇关于代表会议的卓越文章。从巴黎突然收到了要求立刻提供一千张会员证的订单。还计划通过巴黎同西班牙的民主主义者建立联系。甚至在诺曼底地区的卡耳瓦多斯省，也有国际的通讯会员。从瑞士传来了关于新的成就的消息；巴塞尔和苏黎世的工人联合会加入了国际，在拉绍德封，后来名蜚一时的库列里被委派为通讯员。瑞士中央委员会德语区支部就计划出版《先驱者》（从一八六六年一月一日起出版）杂志一事，向德国各地发出了一个出色的通告，由让·菲·贝克尔主编的《先驱者》第一期于一月一日如期出版了。从那时起直到一八七一年底为业，《先驱者》在罗纳河地区有国际组织存在的各个城市中始终不渝地捍卫着国际工人运动。

组织上的成就

　　一般说来，从那次会议起，除了英国以外，瑞士成了国际组织方面的一个典范国家。但是，在海峡的那边，国际碰到了工联，它很久以来就掌握了工人运动中的垄断权。因此，在最好情况下，同工联只能建立起像君合国那样的关系，而且国际和工联之间的一切联系始终取决于个别人物。在瑞士情况则大不相同，国际可以给整个工人运动一种完全新的推动力。而且瑞士地居欧洲中心，它的居民操多种语言，这便为国际聚会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瑞士的大工业械市，特别是日内瓦，由于集会的自由而变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组织的中心。一八六六年初，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德国人支部，根据同伦敦总委员会的协商，暂时负责协会在德国的事务。从那时起，德国和奥地利的工人联合会以及个别人，如果想同国际建立联系，便要加入日内瓦巾央委员会德国人支部。日内瓦的罗曼语区支部在很长时期内也戍了汝拉法语区的组织和宣传鼓动的中心，它的影响在一个时期内甚至扩展到里昂和马赛。国陈在日内瓦的两个领袖老让·菲·贝克尔和杜普勒在各自活动的范围内（一个在操法语的人中间活动，另一个在操德语的人中间活动）积极地展开了工作，获得了很大戍就。特别是贝克尔，他表现出了很大的组织才能，争取到把瑞士德语区、德国和奥地利的一切工人敎育小组和其他一切工人组织吸引到国际中来。而在日内瓦的德国人地方性支部则把德语区中的匈牙利人、丹麦人、瑞典人、亚尔萨斯人和操德语的瑞士人联合起来。
　　贝克尔和杜普勒在建立组织和进行宣传时所使用的方法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日内瓦中央委员会为了能够召开全体工人代表大会，首先同任何现存的地方性组织（如像地方性的工人敎育小组），同任何工会组织建立了联系。由于这些地方性组织极不稳固，摇摇欲坠，所以日内瓦中央委员会便利用一切机会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它发起召开大会来帮助巩固国际。像平常一样，在大会之后便开始建立地方组织，召开大会的那个地方组织便成为新建立的那些组织的核心；然后支部委员会建议居民操同一种语言的地方及其附近的工人组织，以联合起来的地方同业团体的资格，根据现行的日内瓦模范地方组织条例的规定，加入这个支部，让这些团体中的每一个团体派一个代表做支部委员会的委员；此外，召开大会的地方组织应向中央会计处缴纳每月的集体会费，其数目多少由该组织自行决定。但是，在全体大会上享有表决和选举权的只是这些组织的代表，而不是它们的每一个成员。通过这个决定的目的，是要使各个合作组织直接参加支部，从而扩大国际活动的场所。这种做法在日内瓦和洛桑获得了辉煌的结果。所以《先驱者》杂志向所有的人推荐这种方法，认为它是一种値得效法的宣传工作范例。
　　这种方法的结果的确是良好的。贝克尔每个月都在《先驱者》上刊载关千成立新支部，关于地方支部接收了许多新成员和新联合起来的工人组织加入国际的报道，使《先驱者》杂志增色不少。同时，这个老实践家力求给工人提供某种现实的东西。由新的事业所引起的热情，不应当像燃烧的稻草那样骤燃而迅灭。所以贝克尔极力用组织各种各样互助机构[14]的办法来把会员的物质利益同国际联系起来。他组织了医疗互助会，帮助妇女以及不到十岁的儿童治疗疾病。参加互助会的人通常缴纳会费的比例是：男子——一法郞，妇女——七十五生丁，儿童——二十五生丁。男子生病每天可以得到一个半法郞的补助，妇女——一法郎。此外，不管男子和妇女或者参加互助会的儿童，都免费得到医疗和药物。当然，这种医疗互助会在工人中早就存在。但是新的互助会具有以下的国际性：在各个国家的一切支部中都设立这种互助会，任何一个会员在迁徙后都不会失去获得帮助的权利。读者还记得，伦敦代表会譲根据贝克尔的建议通过了一个这样的决议。此外，日内瓦德语区支部和罗曼语区支部成立了储金和信贷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并力求从一开始就把它们集中起来。这些年靑的协作组织都办得非常出色。洛桑罗曼区支部决定在将来承包大型工程，从共他地方性支部邀请为此所必需的工人。为执行这个决议，洛桑支部向市政当局承包了包价为二万四千法郎的掘土工程；为了存放承包工程所得的利润，同时还成立了人民银行。这些利润应当用于公益事业。人民银行以互助信贷局的形式成立了，它共握有四千张五法郞的股票，同时它应当是工人的贷款银行，为工人发放建筑住宅的用款。最后，这个精力充沛的支部还为自己购置了每天举办报吿会、进行娱乐和举行会议的房舍。由操罗曼语的人和操德语的人组成的拉绍德封支部成立了一个工人贷款银行，并开始为工人建筑一座预计造价为四万法郞的福利宫。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将包括三百间房，其中有供食堂用的大厨房、生产协作社的车间、食品售卖处、香肠和面包售卖处、休息室、游艺室、阅览室、成人和儿童学习室、冼澡间和冼衣房。计划在福利宫中开辟一个儿童游戏室、体操馆、歌咏室、供举办音乐会和演戏用的剧场。建筑费预计用售卖股票的办法来补偿，同时各支部也将分担一部分费用。在瓦泽康，除了医疗互助会以外，还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纯收入也应当用于公共福利目的。最后，日内瓦中央委员会拟定了一些草案，这些草案中包括了一个把一切协作社和互助会集屮起来的计划，这些草案的一部分后来由工会实现了。
　　除了在国际成立以前就已存在的工人敎育小组和与此类似的工人组织外，大多数工会也参加了国际。这些工会中，一部分以地方性的工人联合会的身份同国际建立了联系，一部分在国际的推动下建立了更集中的组织，这些集中的组织有时直接同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这样一来，瑞士逐渐成了五花八门的组织麕集的地方；其中有直属日内瓦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德语区支部、罗曼语区支部和混合支部，其次还有地方工人组织、敎育小组、工会等等，这个团体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某一个地方支部，但是只能由自己的代 表来使用参加总委员会会议的权利和表决的权利。最后，各种互助会和协作社也都参加了这些支部。这些会社力求集中化，并且按其本质来说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地方利益的圈子。这种组织是在现有的工人团体和新的要求的基础上有机地成长起来的，它必然是极其纷繁和复杂的，因此它的一些个别部分有时在自己活动的狭隘范囤内不免犮生一些冲突。
　　最后，在自由的瑞士，在工人中间已经开始产生参加政治活动的意向。不管怎样，关于在可能和方便的条件下应当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在国际的队伍中一般说来已经没有疑问。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比利时，或者在瑞士，已经不否定参加政治活动的意义了。在英国，工人正好在这时候开始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大规模宣传鼓动工作；在比利时，德·巴普向工人散发了要求争取普选权的坚决宣言，并为讨论这个问题举行一个人数众多的民众大会；在瑞士，操德语的人和操罗曼语的人在一八六六年春季巳经联合起来，共同讨论了在实行联邦宪法改革的时候如何最好地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问题。《先驱者》杂志的几乎毎一页都讲，不应当局限于组织工会和协作社，对于工人阶级说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特别重要的是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在日内瓦德国人支部的备忘录中讲得非常明确。因此，大家仅仅对于党不以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而沿着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向发展，持本能的和完全有根据的不信任态度。
　　国际成立后最初几年在各罗曼语国家中的发展情况很难探索，何况，那里的支部，尤其是法国的支部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在巴黎有一个法国中央委员会[15]，这个委员会出版了一家工人报刊《蚂蚁报》。与此同时，在那里还产生了两家报纸《互助报》和《联合会报》，这两家报纸只是逐渐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此外，在巴黎、里昂、马赛、鲁昂、圣太田、卡恩、爱尔贝弗、波尔多和里摩日[16]也存在有国际支部。除上述报刊外，用法文出版的报刊还有：布鲁塞尔的《平等报》和《人民论坛报》，拉绍德封的《未来之声报》，后者是由库列里[17]出版的。库列里的职业是医生，生于伯尔尼汝拉区。他居住在拉绍德封，从一八四八年起就已经以进行民主主义和人文科学的宣传而闻名。国际产生时，库列里同总委员会建立了联系，并在拉绍德封建立了有五百个会员的支部。在他的影响下，在汝拉山区还产生了许多其他支部：彭库尔支部、比安支部、桑维耳耶支部、圣伊米耶支部、佩伦特柳支部和纽沙特尔支部。列洛克里支部是由一八三一年被征入伍的一个老兵詹姆斯·吉约姆建立的。在日内瓦、洛桑、维维和蒙特莱的支部，根据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吿，在一八六五年就已经由贝克尔和杜普勒建立起来了。这一点不应忘记，因为这对正确理解汝拉人的争执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班牙的工业中心巴塞罗那，也出版了一个国际机关报《工人报》。西班牙的运动当时主要带有以互助为目的的工人生产合作社性质。在意大利虽然有许多同情国际的表示，但是运动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罗马沦陷这个“民族问题”上。在北美合众国，芝加哥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于一八六六年八月二十日，即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几天决定加入国际，以便进行共同活动。
　　这就是在一八六六年五月以前，即在召开国际第一次代表大 会的时候，国际在宣传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耍的结果。如果要使大陆上新建立和刚刚产生的支部都能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话，根据法国人固执的要求所确定的这个日期，显然是不能遵守的。在春天来了的时候，老贝克尔也开始急不可耐了，而总委员会根本没有考虑进行召开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总委员会甚至在绐该委员会瑞士总书记荣克的信中也表达了这种想法。但是，总委员会最后不得不承认，它自己对召开代表大会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它以瑞士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正式建议。在总委员会征求意见时，除了巴黎以外，到处都赞成这个建议。于是总委员会一致决定在九月三日召开代表大会。预定大会将举行五天，会上将完成伦敦代表会议提出的任务。这些项目分两部分：第一，最终成立国际和批准它的新组织；第二，阐明工人运动的道路和目的以及各种斗争手段的眞正内部的相互关系。第一个目的应当是确定章程和条例，第二个目的应当是讨论联合会的各种形式、缩短工作时间问题、妇女和儿童劳动问题、合作社问题、工会问题、直接税和问接税问题、国际信贷机构问题、常备军问题、宗敎思想问题等等。波兰问题对国际说来实质上主要是用来举行示威的一个口实[18]。

成立宣言

　　实际上，对阐明这些问题的必耍性咸到特别迫切。只耍随便翻阅一下那些称为国际的喉舌的报刊，就可以了解，讨论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道路和手段已成为国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库列里在自己的《未来之声报》这家在汝拉流行很广的报纸上不断宣传模糊的人文激进主义，巴黎的联合会和《互助报》在捍卫垂死的蒲鲁东主义，而许多激进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则竭力宣传资产阶级阵营和无产阶级阵营之问的调和，而工人有时也上了这种圏套。由此可见，需要在不强迫工人运动的任何一个组织接受任何一种理论的情况下，划淸资产阶级阵营和无产阶级阵营之间的确切而鲜明的界限，强调成立宣言的指导思想，即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同时也需要在代表大会的帮助下，就阶级斗争的一般原则、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各种斗争手段的形式和意义、关于联合会、职工会等等问题，最终达成协议。
　　所以，只是在这时候才讨论了成立宣言，虽然宣言在两年以前就已经由总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前，宣言也像章程和条例一样，纯粹带有临时性质，只是这次代表大会上才使它们具有了公认的正式文件的意义。
　　十七年前，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共产党宣言》提交共产主义者同盟审查的时候，讨论所花的时间要比这次长得多。那时同盟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便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其目的是改组同盟和讨论有关确定统一纲领的问题；这次代表大会对宣言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十天的讨论。新纲领在未获得一致通过之前遭到了顽强的反对，对它提出了种种怀疑和反驳。不错，马克思当时是在和工人阶级的精神贵族打交道。但是工人阶级接受理论的能力在一八四四年就使他惊叹不已。他在谈到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时写道：“只要把德国的政洽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璨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19]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20]十七年过去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优秀宣传家的闭体，不是由这些宣传家来领导行将来临的革命并且自觉地把这个革命引上无产阶级的轨道，而是开展群众运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一小部分人所能推向前进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引导的了，这种运动应当自然而然地产生和解决关于自己的道路和目的问题。由于这一切，在成立宣言中不便于展示全能的历史观的新前景和从生产力与生产（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观点来考察当时工人阶级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就像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那样）。而只要这样就够了，这就是根据确切的文件，指出那些赤裸裸的可恶事实，并以远远走在前面的英国运动为镜子，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它的可怕未来。一方面聊以糊口的工人群众处于可怕的贫困状态，生存对他们说来只是逐渐饿死，逐渐死亡；另一方面有产阶级又积累了令人陶醉的财富——这就是“英国典范”的景象。因为“在大陆上所有工业的和先进的国家里，都重复着像在英国发生的同样的事实，不过地方条件有些不同和规模较小罢了。……在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业都有了空前的规模，输入和输出都有了过去梦想不到的扩大。‘完全局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厉害。……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顚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成为一种常规。”[21]在《共产党宣言》中，卡尔·马克思利用人类的全部历史来阐明革命的历史意义，而在成立宣言中，他只限于用每个成年人都亲身经历过的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情况来说明问题，并且不是诉诸精神贵族的理论，而是诉诸工人的切身经验。
　　接着马克思转而阐明政治状况。他愤怒地指出反革命取得的精神上的胜利，一八四八年以后反革命不仅以暴力的铁掌消灭了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而且在狂热的工业发展、精绅钝化和政冶反动年代中摧毁了工人的革命毅力。大陆上工人的失败也影响了海峡彼岸；它使大地主和工厂主恢复了曾经失去的信心，而英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则由加里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以及由于厂主以增加工作和工资的办法暂时收买了他们，而容忍了他们政治上的无所作为状况。在这个黑暗时期，只有两件事实现出了光芒，马克思所以特别强调这两件事，显然是为了借这两件事来向整个无产阶级指明它的未来运动的方向。这两件事实就是：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实施和罗契得尔先进工人的合作运动社会试验的成功。马克思明确地称十小时工作日法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因为这个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国家对作为资产阶级政冶经济学基础的盲目的供求规律和由社会本身调节的、作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基础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伟大斗争进行干预的结果。“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22]
　　但是，工人阶级更大的胜利，是罗契得尔先进工人的试验。这个试验之所以是个大胜利，是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并不是各议会党派采取暂时的有利联合的结果，就像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那样，而是靠一批工人努力的结果，他们充分认识到进行这一试验的重重困难，并且纯粹靠自己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个试验以实际事实证明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原理的虚伪性，这个原理就是：把人类分为两个阶级即雇主和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剥削是必要的；这个试验还证明了联合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优越性。当然，“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国家财力”[23]。但是，当大地主和工厂主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来维护他们的垄断地位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夺取政权巳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24]。所以，到处都出现了要求对工人政党实行政治改组的意向。人的数量是成功的因素之一，但它本身本还不是成功。他们应当具有共同的意志，奔向被淸楚意识到的目的[25]。国际性的工人党——协会就是为了这个事业而创立的。
　　成立宣言末尾还对促使建立国际的外部导因——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波兰问题做了评价。成立宣言根据美国奴隶解放战争、侵占髙加索和波兰的事例，即根据现代史的事例指明，工人阶级应当“自己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达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照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淮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26]
　　宣言以这祥的话结束：“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 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7]
　　把这个得到国际的日内瓦成立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宣言称做是“非政治的”宣言，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宣言把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活动看做是当前最迫切和最必耍的问题，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谈到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时候；第二次是在评价在全国范围内和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合作劳动的可能性的时候。在这两种情况下，参加政治活动都是支持工人阶级共同经济斗争的一种手段。两个场合都是把工人阶钑的组织家的首创精神和它的政冶活动联系起来的典范。第三次，宣言直接建议无产阶级影响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用暴力方法或用对这一政策进行公开谴责这种精神手段来阻止这一政策的实施。由此可见，成立宣言中包含有政治要求，并且指出了无产阶级参与内部的、国内政策和参与对外的、国际政策的必要性。

日内瓦代表大会

　　日内瓦代表大会于九月三日到八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际的二十五个支部的四十五名代表和十一个合作社的十五名代表；总共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六十名代表，其中有：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和德语区支部的领导者杜普勒和贝克尔，拉绍德封支部的主席库列里，伦敦总委员会的代表克里默、杜邦、埃卡留斯、奥哲尔，苏黎世和维齐康的代表毕尔克里，巴黎的代表缪尔、瓦尔兰、托偷、马隆、佩拉蒙、布尔顿、舍马列和弗里布尔，鲁昂代表奥布里，里昂代表理査等；英国人派了七名代表，巴黎人派了十二名代表；此外，出席会议的还有维也纳、鲁昂、卡恩、波尔多及其他一些小城市的代表。英国代表得到确切的指示——使代表大会注意根据总委员会制定的原则普遍研究劳动阶级的状况时所能得出的结论。英国代表所以很熟悉情况，还因为议事日程中包括的一切问题，巳经在总委员会中讨论过了；除此以外，代表们不仅得到指示，而且还掌握有关于这些问题的重要资料。除了各个支部以及合作社以外，还有许多任务会也派代表出席了大会。卡尔·马克思没有出席代表大会[28]。
　　代表们隆重地排成队列，打着旗帜，在日内瓦各支部（其中有十一个工会组织）的陪同下步往预定开会地点，在那里杜普勒、贝克尔和库列里发表了演说。当时还检査了代表资格证，这还引起了一场误会。根据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只有具有代表资格证的代表才有参加代表大会的权利和投票表决的权利，可是有几个法国（主要是巴黎）会员却混入了代表大会。他们要求允许他们以普通会员的资格参加代表大会，并给予他们表决权。只是由于英国代表的坚决反对，这些狂热分子的要求才被否决了。于是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相似的关于参加代表大会和进行表决的权利的决议。然后选出了主席团。瑞士总书记荣克被选为主席，杜普勒和贝克尔为副主席，日内瓦的库列里和卡尔德、佐林根的莫尔和布尔顿担任书记。指导大会的工作并不是特别轻松的，因为法国代表不愿遵守巳定的议事日程，但是由于能同样流利地讲三种语言的主席态度镇静而有分寸，结果一切都圆满解决。英国代表和德国代表的态度冷静和考虑周到给了主席很大的帮助。
　　审査由伦敦代表会议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大量材料的工作所以进展得很慢，还由于英国代表、德国代表和法国代表就伦敦代表会议提到代表大会日程上的问题准备了篇幅很大的备忘录，哪怕稍微读一下这些备忘录也耍花费很多时间。虽然《先驱者》在热心赞扬各个备忘录在主要问题上思想的一致性和观点的相似性，但是，由于这些特殊情况以及改变伦敦通过的议事日程就有破坏会议进程的危险，因此德国支部和瑞士德语区支部非常明达地决定：只是在方便的场合下宣读自己备忘录中的片断，在其余场合则同意英国备忘录中提出的原则。
　　国际为自己选择的组织原则对它的进一步成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国际的意义正好在于它的组织。它的组织应当尽可能是持久的和巩固的，所以它需要一定的集中，因为集中可以为总委员会发挥自己力量和首创精神提供广阔的场所。同时，它的组织也应当具有一定的伸缩性，以便给工人运动的独立发展以一定的自由。由于运动中存在有民族差别的缘故，这种自由是必要的。当然，共同章程应当是绝对必须遵行的；共同章程中包含有关于工人阶级自己必须以自身的力量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原则，关于工人在经济上处于被奴役地位和在政治上处于屈从状态的重耍论点，关于政治斗争作为一种手段服从于总的经济斗争的原则，而总的经济斗争旣不是地方性的、也不是一个国家的社会问题，而是国际性的社会问题，因此它应当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同样必须共同遵行的还有涉及组织问题的决议，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的决议，关于各国组织（后来称为联合会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对总委员会和地方性支部的关系的决议，以及关于组织条例的决议。代表大会所制定的组织条例考虑到了有关组织问题的一切详情细节。除了在章程中已达成协议的那些问题（例如关于政治斗争问题）以外，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的关于斗争的这种或那种手段、罢工等的重要性这些复杂问题的决议，是否具有普遍必须遵行的意义，根据协会的整个内部结构来看，可能引起一些怀疑。但是，以后几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干消灭交通工具和土地的私有制的决议显然具有原则意义，因而是必须普遍遵行的；这些决议使得一切“反集体主义分子”在协会内的继续存在已成为不可能。
　　国际通过了共同章程，从而最终完成了建立国际的工作。这项工作迸行得相当迅速。讨论的基础是在一八六四年就已经通过的临时决议以及提交给代表大会讨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为了起草章程，曾经选出了一个由十四人组成的委员会（五个法国人，三个英国人，二个瑞士人和四个德国人）。这个委员会在热烈讨论后起草了一个章程草案，分别用法文、德文和英文写出。这个章程草案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逐条宣读和讨论后，被一致通过。
　　最后通过的共同章程同两年前就已付诸实施的临时章程没有任何原则差别。共同章程逐字转述了临时章程的总的理论原则，这些原则印在会员证的背面，其措词如下：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耍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工人在经济上受一切劳动资料即一切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落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冶运动都应当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先前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而作的一切努力所以遭到失败，是由于每个国家的各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各个国家的工人彼此不够团结。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都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迸各国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上的合作。委员会还对临时章程总则做了一些补充，增加了一些关于眞理、正义和道德的词句，认为一切人，不论他们的肤色、信仰和国籍如何，都应当承认眞理、正义和道德，同时宣布了一项原则：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后一点无论如何是多余的，因为大会已经宣布了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斗争。马克思对这些补充是没有责任的。然后委员会对主要谈到总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的专门条文，作了一些颇为重要的改变。例如，委员会提出的协会章程和条例规定，总委员会必须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授权代表大会规定总委员会的驻在地、选举总委员会委员以及规定下一届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只是在极端必要时，总委员会才可以变更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但不能推迟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问。其次，責成总委员会经常出版通报，以便报导有关情况。接着详细确定了协会会员迁居于另一个国家时得到兄弟帮助的权利。最后，章程后面还附加了由埃卡留斯、库列里、毕尔克里和弗里布尔起草的条例。这个条例中详细规定了总委员会的任务，规定一八六六——一八六七年度向毎个会员征收三十生丁的会费，允许总委员会给它的专职总书记发薪金。建议在一切条件许可的地方建立屮央委员会。这个条例也几乎被一致通过。
　　但是，正是在日内瓦通过的这个章程后来使总委员会遭到了最骇人听闻的责难。在总委员会不得不进行的反对汝拉分立主义者和巴枯宁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斗争中，竟有一些人恬不知耻地起来反对伦敦的总委员会，特别是反对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集团”。他们提出了毫无根据的、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是荒诞的责难，说什么章程是“伪造的”。这种怯懦的谎言流传得非常久，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保尔·布鲁斯还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一书中若有其事地重弹这种旧调。当分裂的倾向初露端倪和不太显着的时候，总委员会仅限于用共同章程和国际的组织来与分立主义意向相对抗。于是汝拉人便计从心生，宣布总委员会的章程是“伪造的”。
　　同时，一些偶然情况也帮了他们的忙。下面来谈一谈，日内瓦大会记录的记录者和编辑者不得不同怎样荒诞无稽的隙碍进行斗争。这里仅指出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根据总委员会向洛桑代表大会报告的那些原因，总委员会在一年内不能大量印发日内瓦代表大会的记录。总委员会早已整理好的正式记录只能在一八六七年出版。于是，汝拉人便利用了这种情况，用一种好像是早的（即早出版的〉、似乎在日内瓦代表大会结束后立即刊印好的总结报吿来偷换了正式记录。这个报吿包括在一本只有三十页的小册子内，这个小册子题为：《一八六六年九月三——八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小册子的作者没有掌握任何正式材料，因为代表大会结束后，记录便被立即从日内瓦寄往伦敦[29]。尽管如此，汝拉人的备忘录（关于它的丰富幻想后面还耍谈到）称这个小册子的文本是正式报吿。因为，第一，它比总委员会的正式总结报告出版得早；第二，因为（请注意）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了“公众所不知道的”用法文写的共同章程。第二个说法是无耻的谎言[30]，它已被贝克尔用无可辩驳的证据所驳倒。贝克尔非常肯定地指出，章程像条例一样，曾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成[31]。可见，日内瓦匿名作品的“正式法文本”的来源是极其可疑的。章程的第一个临时草案在一八六四年就已经刊印，并且也译成法文散布。当时总委员会就向巴黎的法国总支部以及其他一些比较大的支部建议，把章程法文版中遗漏的地方补充起来；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法国人用存在有波拿巴主义的警察专制制度来解释这种遗漏的原因，说什么他们不愿意给警察当局提供干涉的口实[32]。现在看来，这些解释就主观上讲是不无理由的。关于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法国备忘录，贝克尔会这样说：它“对于国内的专制制度，无疑充满了恐惧感，可能是由于害怕协会遭到损害的关系，常常避免叙述彻底的结论”[33]。由于法国人生性胆怯，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那个预定在法国人中间散发的小册子中，删去了一切可能引起警察迫害的词句。贝克尔在偶然写这些意见时根本没有考虑到我们会利用这些意见来说明问题，上述小册子的匿名出版者大槪也像贝克尔一样根本没有考虑到会有人钻空子，利用小册子来指责眞正总结报吿的出版者进行伪造。
　　所谓的伪造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首先，说什么“作为手段”这几个字是总委员会加到关于政治运动服从整个经济运动的原理中去的，以便用这种提法把政治活动变成普遍必须遵行的，把主张放弃政治活动[34]的人驱逐出国际。这种责难表现出一种童稚般的狡黠。显而易见，“作为手段”这几个字的目的只是指出政治活动的从属性这一槪念，或者换句话说，是说明政治活动是一种辅助手段[35]。一般说来，用来说明似乎是促使总委员会进行伪造的理由是杜撰得极其笨拙的。最后，汝拉人的备忘录不攻自破：在上述引文[36]前四十页左右的地方刊有瑞士总书记荣克写的一封充满了和解精神的信，这封信是荣克根据总委员会的委托于一八七〇年六月寄给汝拉联合会的。这封信的附言中非常肯定地说:“不过我们极其友好地提醒你们，我们的共同章程规定，一切政治运动都应当作为手段服从于经济运动”。汝拉人的机关报《团结报》公布了这封信，并且还加以评介；但是，这家报纸还不了解所谓“伪造”的内情，所以尙能接受荣克的提醒，承认章程是证实了总委员会的观点。很可能，当时“伪造”还没有“发明”出来。
　　为了说明这件事情本身，还应当指出，眞实性遭到争议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作为手段”这几个字那样经常和那样充分地被证明是正确的。草案中包含有这几个字是丝亳用不着怀疑的：这首先在《先驱者》[37]杂志中得到了证明。不过，章程的最后修订本具有重要意义。据《先驱者》证明[38]，就是在最后修订本中也有这几个字。《先驱者》在这里尤其是可靠的证人，因为它详细核对了章程最终修订本中的一切改变，所以它在转述临时章程的最终修订本时引用了这几个“伪造的”字。一八六六年出版的两种法文版日内瓦章程中也有这几个字[39]。再者，总委员会致参加国际的各团体的成员的呼吁书也证实了这几个字的眞实性；这个呼吁书注明的日期是一八六七年七月九日，发表在《共和国报》上。其次，于一八六八年出版的艾希霍夫[40]着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无数的会员证（它的背面都印有章程）以及荣克信的附言发表后的无人反驳现象，都证明了这句话的眞实性。我觉得所列举出的证据已足够说明问题了。
　　关于第二个“伪造”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有人责难总委员会，说什么总委员会给章程加进了“并赋予总委员会以增补新委员的权利”这句话，这样一来，总委员会便狡猾地为自己攫取了加聘委员的权利。组织条例草案[41]中有这些话而在最终修订本中没有[42]，这是事实。不容争辩的是，这个决定成了章程起草委员会上述那种限制总委员会权限的意向的牺牲品。但是，下述事实同样也是毋庸怀疑的，即在后来公布的共同章程中却包含有那些受指责的话。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很简单：一八六七年在洛桑恢复了大槪于一八六六年在日内瓦被删去了的决定。《先驱者》说得非常肯定[43]：“其次，赋予总委员会根据需要以增补新委员的权利”。但是，亳无疑问，由于记录问题造成的种种麻烦，章程在洛桑代表大会以前根本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因此可以设想，总委员会在新修订的章程中恢复了关于承认它加聘委员的权利，对这点它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利。这样一来，当章程终于有可能得到流传的时候，在日内瓦被删去的决定又重新在章程中出现了。由此可见，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伪造”[44]。
　　在这里之所以需要谈这些在四年以后或者较晚一些时候对章程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因为关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吿显然包括了一项任务，即确切而无可争辩地确定章程的原文。
　　关于总委员会接受委员的决定，引起了为时不常的但是很有意思的辩论。一些法国代表（其中包括弗里布尔和托伦）提议加上一个附带条件，即只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才能被接受为委员。杜普勒支持这个建议，但是英国人奥哲尔、埃卡留斯、査尔特尔、贡宁沃尔以及贝克尔和库列里激烈反对这个建议，最后这个建议被以大多数票否决。
　　对议程其余各项，即主要关于国际的辅助手段问题的讨论，也像关于章程和关于组织问题的讨论一样，密切团绕着英国代表的备忘录进行。据马克思说[45]，英国备忘录是由他起草的，他在起草的时候故意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允许工人直接进行协商和采取共同行动，直接培养和促进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考茨基非常公正地指出，甚至现在我们也会在日内瓦决议的差不多每一宇下面签字，因为日内瓦决议直到现在仍然是对这些问题的最明确的陈述。只有罗曼人，特别是法国人，以及拉绍德封的代表库列里极力玩弄蒲鲁东的词句。伹是他们只得满足于夸夸其谈的发言和表现自己不学无术而已。卡尔·马克思虽然很为这次代表大会担心，但是对整个会议的进程和结果非常满意。只有法国人的无知和饶舌使他感到气愤。当时马克思根据他们的发言就已经对他们了解得非常透彻，在上述那封信中很准确地指出了他们的特征：“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从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46]
　　在讨论了备忘录之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和实行国际互助作为原则确定下来，并以下述方式叙述了工人阶级的当前活动：协会的任务是反对资本家的阴谋，因为在实行罢工的时候，资本家总想把别国工人作为反抗本国工人要求的工具来利用；另一个任务是根据统计材料来研究一切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为此目的曾建议各地方支部塡写调査表，调査大纲附在这项决议中。法国人自然立刻大叫大嚷罢工的危险性，他们建议用一种万能手段来代替罢工，这种手段就是在互助的基础上建立各种生产合作社，以便把劳动报酬变成劳动收入；法国人的主张得到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的不倦的宣传家贝克尔的支持。在讨论缩短工作时间问题的会议上，法国人也表现出十足的荒诞无知。英国备忘录指出，过度劳动有害于健康，美国已在进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顺便指出，在美国两年以前就巳经通过立法手续承认了国家企业中的八小时工作日制），因此提出了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制和废除夜工的要求；备忘录还根据英国的经验指出，资本家喜欢破坏法律，因而要求确定日班和夜班工作的时问。罗曼人在这个问题上自然也是冒充行家……库列里和维耶米叶没有一点实际经验，却维护十小时工作日制，当然也遭到了在这方面有经验的英国人（请回想一下十小时工作法案）的彻底驳斥，甚至法国代表团也不支持他们，而提出了一个争取八小时工 作日决议案。当然，这个决议案完全是用关于自然权利的词句和普鲁士的价値理论装饰起来的。显而易见，在一八七二年春天于萨拉戈萨举行的西班牙代表大会上炫耀出的那些社会政治智慧，在这时就已经露出了一点苗头。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曾建议否弃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一切会议，说什么“这些会议意味着限制伟大的目标——彻底消灭一切雇佣劳动”。但是，在讨论妇女和儿童问题时罗曼人更是大显身手。备忘录认为现代工业的倾向——吸收妇女和儿童参加生产过程一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和合乎规律的前进步骤,只是痛斥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这种倾向存在的可恶形式；其次备忘录中包含着一个对儿童（根据年龄把他们分为三级）进行“全面”敎育即体育、智育和综合技术敎育的完整的革命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工作应当同身体和智力的发展结合起来。但是，要确立这样一种从社会意义上讲是较髙级的秩序，只有“把社会理智变为政治权力”才是可能的，就是说，在适当的条件下，“要依靠国家政权所付诸实行的一般法律的帮助”。“工人阶级实行这种法律并不是巩固统治政权。相反地，工人阶级要使现在被利用来反对它的那个政权受自己支配。工人阶级用一般的立法行为能够取得靠无数分散的、个别的努力所达不到的东西。”因此，在现在社会中就应当力求确立一种法制，使儿童的生产劳动始终同敎育，即同智育以及经常的体育和综合技术敎育结合起来，这种敎育应当使儿童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一般科学原则和学会实际使用各种工具。根据不同的年龄，儿童应当分为三类。备忘录希望用这种方法能够很快地把工人阶级提高到中等阶级和高等阶级的水平以上。这个草案的出色地方就是它在现代的生产本身中找到了培养和敎育未来的因素。但是，这个光辉的敎育纲领也引起了唱髙调的能手库列里的创作欲望，他就妇女解放这个题目创作了一首多愁善感的即兴作品，其结尾是对妇女参加家务劳动的赞歌。一部分巴黎代表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谴责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认为这从“体力、道德和社会观点来看是一种堕落的原则”。这个决议案指出，妇女是儿童的敎育者，她们的职位是在家里。另一部分巴黎代表接受了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决议案，并且巧妙地把这个决议案同对蒲鲁东主义的“合作社”的新的吹捧结合起来。但是，归根到底，一致通过了总委员会的草案，即英国的备忘录以及根据这个备忘录提出的一切建议。罗曼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根本不了解英国的备忘录。
　　然后讨论了总委员会的关于法国人的万能手段——合作社的决议案。奇怪的是，尽管备忘录对合作社所做的淸醒的、审愼的评价未必能使法国人满意，尽管决议案一开头所谴责的“任何学理主义体系”显然指的是蒲鲁东主义，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没有进行多么长久的辩论。决议明确拒绝“宣布特殊的合作社制度”，因为这种制度规定合作社在阶级斗争中担负的任务是，“同其他因素一起成为力求改变现代社会的一种伟大力量”。而实际上，为了把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变为合作劳动的制度，单凭人数旣少而又分散的工人阶层的狭小发展形式是不够的。为此就必须实行普遍的社会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靠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这里复述一下成立宣言中关于罗契得尔先进工人倡议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政权由资本家和地主的手中转归工人自己掌握。凡是将来建立合作社的地方，都不应当把合作制限制在消费合作社的范围内，而应当使它发展成为生产合作社，因为只有生产合作社才会触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墓础。同时，这些合作社应当拨出一部分收入作为宣传自己原则的基金。此外，到处都应当保证，使这些合作社不致变成为进行剥削而建立的通常的资产阶级合作社。法国人只是对这个决议中的最后一个原则感到兴趣，他们还在一个单独决议案中特别强调了这个原则。大会向洛桑支部表示热烈祝贺，因为洛桑支部承包了许多社会工程，从而阻碍了企业主实行降低工资的计划，并且还建立了自己的信贷机构[47]。
　　总委员会关于工会的报吿是关于工会的辉煌宣言。报吿对工会的过去作了历史槪述，一开始就指出了资本即被集中起来的劳动对简单的、单个的工人力量的社会优势；接着评价了工人阶级用联合起来的方法来消灭不平等的尝试，这些尝试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而经常遭到失败。工会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消灭或者起码削弱竞争，但是它们的直接目的逐渐变为反击资本的不断进攻，解决工资和工作日问题。报吿接着说：“工会的这种活动是不合法的，但是是必要的。只要现代社会还存在，这种活动就不能停止。相反地，它应当获得更普遍的性质，其方法是把世界各国的工会联合起来”。接着报吿对工会的社会意义作了出色的历史对比和分析：“另一方面，工会不自觉地做为组织工人阶级的重心，就像中世纪的市政局是资产阶级的重心一样。如果工会由于自己的第一种倾向（消除工人之问的竞争〉，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日常游击斗争中是必要的，那末它们由于自己的第二种倾向，即做为消灭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因素，便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顺便指出，这种出色的分析在《哲学的贫困》[48]一书中是可以找到的。然后决议转而谈到工会的现状，并对“新工联主义”作了评述。“工会过去过分迷恋于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它们还不了解自己的反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活动的意义。它们站在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外。但是，最近一个时期它们（至少在英国）对自己的伟大历史任务已经有了认识，设菲尔德工联代表大会的决议可作为这一点的证明。在将来，它们应当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巨大组织中心而自己行动，应当支持旨在达到这一目的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把自己看做是自己整个阶级的先锋战士。因此，它们的策略要求关心工人阶级的最落后的阶层，例如农业工人，而它们自己则应当给全体工人灌输一种信念，即他们的目的决不是自私的和狭隘的，而是旨在彻底解放千百万被压迫的人们。”法国人还是情不自禁地要表现自己的无知，他们对决议作了如下的补充：“工人在过去由于行会组织和工长的特权而处于奴隶状态，现在旣存在着法律约束，同时又存在着无政府状态，而在将来工人将同时是生产者、资本家和消费者”。代表大会太宽宏大量了，不仅通过了总委员会的决议案而且也通过了这些无稽之谈。
　　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总委员会的备忘录首先指出，任何税收制度都不能使劳动和资本的互相关系发生重大改变。但是，出于经济和政治的考虑，应该要求废除任何间接税，代之以直接税。法国人对官僚制度和警察刑讯进行了笑剧式的诅咒，而库列里则满怀热情地要求确定统一的直接税。此外，法国人作为蒲鲁东主义的眞正先知者，还异想天开地要求在日程之外通过一项关于研究建立国际信贷机构和建立国际的中央银行的决议；老贝克尔，甚至连英国人，都上了蒲鲁东主义的这个圈套。这说明，甚至连英国人的理论水平也还不是很髙的。不过，总委员会关于反对俄国帝国主义和复兴波兰的决议案，使得代表大会上暂趋和缓的矛盾又激烈起来了。弗里布尔代表法国代表团（其中部分代表两年前曾参加过支持波兰的群众大会）提出一项建议，要求代表大会不要就这个“复杂的民族问题”进行表决，而只限于对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的任何专制制度表示愤慨。也许，法国人不满意总委员会对自己的决议案的解释吧？总委员会的解释中说：整个封建官僚和资产阶级世界把这个阴暗的亚洲式的国家看作是自己最后一个强大的堡垒，在民主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可以使这个国家不致为害，德国将变成神圣同盟的桥头堡垒，还是成为共和制法国的盟友，将取决于波兰问题的解决。只要这个欧洲大问题没有解决，工人运动就要经常遭到屮断、阻滞和迟延；所以，正是德国工人阶级应当倡议解决波兰问题。如果回想一下各罗曼语系国家中的国际的历史上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那末就不能否认，法国人（日内瓦和瓦阿德什南德的一些代表支持他们）不满意对德国工人运动的这个号召是不足为奇的。
　　最后，老贝克尔提出了一个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法国人关于专制制度的一般词句，需耍用要求消灭俄国帝国主义和恢复社会民主的波兰的话加以补充。这个决议案当然并没有什么特别机智的地方，但是它被一致通过了。反对常备军和主张武装全体人民的决议案，也给法国人提供了发表反对暴君的慷慨激印的演说的机会。这些决议案在增加了一个附带条件后被通过了，这个附带条件就是：在国际的一切支部中设立主管武装的专门部门。下一个问题是：宗敎观念及其对政治、精神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这个问题又打开了那些能说会道的人的话匣子，使他们大谈其宗敎、道德、敎条、迷信等等，最后根据奥哲尔的建识，决定转到议事日程上来。临结束时德国各支部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代表大会做出关于到处建立医疗储金互助会和关于这些储金互助会的国际集中和团结的必耍性的决议。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根据奥哲尔的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给各支部去硏究，并由它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所必需的材料。
　　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举行了六天会议后闭幕了。大会决定伦敦为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一致批准了临时总委员会及其职能，并规定一八六七年九月一日在洛桑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进行过程中，根据英国代表的倡议，举行了几乎有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在这些大会上，英国人向公众介绍了他们组织工金的经验[49]。德国代表和瑞士德语区代表也在代表大会外举行了晚会，由贝克尔担任主席。在这些会上讨论了储金会问题，然后原则上解决了把医疗互助储金会集中起来的问题，向中央委员会说明了这个决定的可实现性，再次委托日内瓦支部地方委员会代行德国支部中央委员会的职能。最后，委托中央委员会起草总的组织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应当对中央委员会同各支部和总委员会的关系以及屮央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的权利作出规定。这个决定很快就被实现。集中化的组织在国际史上起 的作用，甚至老贝克尔连想都没有想到。当一八六九年举行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时候，贝克尔想尽了一切办法要把这个年靑的党置于中央委员会的翅膀之下。但是他的努力毫无结果，为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详细谈。
　　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差不多与日内瓦代表大会同时举行。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国际并派代表出席国际的下一次代表大会。这样一来，运动的国际性的要求实际上巳经实现[50]。

[1] 耶拿会战——一八〇六——〇七年英俄普瑞联合反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与拿破仑第一队会战于耶拿，结果普军遭到失败；奥斯特尔利茨会战——一八〇五年俄奥法战争中，俄奥联军与法军会战于奥斯特尔利茨，结果拿破仑第一的军队粉碎了俄奥联军；马振塔会战——一八五九年奥意法战争中，法国撒丁联军在拿破仑第三指挥下，同奥军会战于马振塔，结果奥军溃败；索尔费里诺会战——一八五九年奥意法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法意联军战胜了奥军；凯尼格列茨会战——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开始后，普鲁士军队与奥地利军队会战于凯尼格列茨要塞附近的萨多瓦，普军大败奥军，结果俾斯麦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色当战役——一八七〇——七一年普法战争中，法军被德军围困于色当，拿破仑第三率部投降。——译者

[2] 法兰克福和约——一八七〇——七一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德两国于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了和约，根据条约，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并给德国五十亿法郞的赔款。——译者

[3]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是这祥看的:“是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国‘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誓为共和国而死＇，——恩格斯回忆他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期间参加争取帝国宪法的战役的情绪时这样写道），有很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他们一八七一年也犯了错误，他们当时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他们（贝克尔写的是‘我们＇，这是指他自己和他的亲密友人而言，见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的第十四封信）为此而牺牲了人所能栖牲的一切，冒了一个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险……＇。在同一封信里写道: ‘如果我们在三四两月间可以多筹集一些钱，我们也许就能把整个法国南部发动起来，把巴黎公社挽救过来’（第二十九页）。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两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尙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 （见《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三六二页）。——译者

[4] 见一八七〇年《先驱者》第七十二页。

[5] 就像关于其他任何历史事件都有讹传一样，关于圣马丁堂大会也已经产生了种种虚妄传说。甚至像伯恩斯坦翻译的韦伯夫妇的《英国工会运动史》这样有份量的科学著作中也说，马克思在这个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这个大会上卡尔．马克思被选为临时委员会委员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发表演说。

[6] 君合国是两个以上的国家同奉一君主丽各自为政。这里指英国工联加入第一国际，但又极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译者

[7] 卡尔·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载于《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三十一页）中直接这祥说：“协会，或正确些说它的娄员会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伦敦工联的代表，即那些为加里波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和在圣詹姆斯堂举行群众大会来阻止帕麦斯顿对美国作战的人参加了它。”可见马克思认为工联领袖参加国际具有重大意义（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十六页。——译者）。

[8] 《共和国报》的报导中谈到了讨论和决议的详细内容。关于两个组织实行“合作”和进行共同活动的建议是由总委员会提出的，它向工联派去了一个代表团，建议同它联合起来。代表团是由三个人组成的：荣克、列斯纳和哈里斯；此外参加讨论的还有阿兰、埃普里卡尔特和豪威尔；曾决定同国际达成协议，起草应当作为协议的基础的章程，并提交工联下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工联一八六六年年度总结报吿中公布了关于谈判结果的决议，这个年度总结报告发表在一八六七年五月的《共和国报》上。
　　韦伯夫妇关于国际总委总会对伦敦工联委员会的关系的说法，同上述事实不符。前面曾提到的韦伯夫妇的著作的一个注释（见他们的著作第一九〇页）中对有关国际和工联的关系问题作了详尽的叙述，该书作者说，总委员会向工联发出了参加国际的邀请书，如杲拒绝这个邀请，总委员会请工联允许国际的代表参加它的会议，以便国际能够立即并通知大陆上罢工的情况。根据记录来看，这两个建议似乎被拒绝了。其实问题非常简单。从上面所引证的决议（它可能是一种妥协）的最后一句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工联极力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总委员会提出的邀请工联加入国际的第一个建议遭到了柜绝。的确，在对待第二个建议的态度上，工联暴露了一些本位主义，这在它提出的理由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它说什么它只承认大陆的工会是中介者。总之，这里显露出的，与其说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形式主又，不如说是对国际的敌视态度。
　　关于总委员会和工联合并的建议的确讨论过，这从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一封信（《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六十四页）的一个地方也可以得到证明。马克思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还不了解会议的结果，当时他对伦敦工联委员会加入国际一事曾寄予很大希望。

[9] 总委员会当时有五十个成员，一半是英国人，十个德国入，九个法国人，六个意大利人，波兰入和瑞土人各有两个。

[10] 关于成立宣言的内容见本书第三十四页。

[11] 过了一个时候，除了工联以外，总委员会还开始邀请伦敦支部、德国支部、法国支部及其他支部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为了使章程不致因此受到破坏，起初规定了毎个支部应派代表的数目，同时总委员会保留有根据各支部和工联选出的代表是否称职来决定是否接受他们的权利，因此，这些代表能否成为总委员会的委员并不取决于支部给予他们的全权，而是甶章程赋予总委负会吸收新委员的权利来决定的。只是在一八七一年伦敦代表会议以后，总委员会才认为它作为国际的总委员会和英国的中央委员会，除了它自己选举的委员外，还应当吸收各个支部的代表参加。详情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一书，一八七二年日内瓦版，第十八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12] 不大理解，对情况无疑非常淸楚的韦伯夫妇却断言，全体成员都参加国际的工联组织“为数不多＂，而且还只是皮鞋工人和皮毛匠。

[13] 马克思在一八七八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反对豪威尔不正确地阐述国际历史。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馼斥了豪威尔的这样一种说法：似乎关于宗敎观念的条文起初就包括在总委员会的纲领中，而且是由马克思自己添加的。马克思指出，上述条文只是根据法国人的要求而列入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的。但是，《工人辩护士报》的报导中说，讨论宗敎观念问题的建议是甶马克思自己提出的，得到了法国入德·卢比、弗里布尔、托伦的坚决支持。这里显然有某种矛盾。可能《工人辩护士报》的报导是不正确的，但是也可能，马克思在一八七八年记错了，因为在代表大会之后已经过去了十三年。第一种设想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根据的，即在总委员会最初起草和提出的十条纲领中没有谈到宗敎观念。后来査明，在英国人向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的备忘录中根本没有谈到宗敎观念问题，而其他问题却谈得非常详细（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一六九页）。可是在法国入的备忘录中却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几个荒谬的决议。代表大会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按原定议事日程进行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入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六三——一六九页。——译者）

[14] 贝克尔在发言（发表在《先驱者》杂志上）中用以下的话表达了这种思想：“国际的经常任务应当是发现、热调和保证人民的精神、道德和物质的耍求。应当经常在已经具有建立联系的实际可能性的地方完成这一任务。同时，首先应当关心建立一切工人联合会、团体、互助会等组织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通过协调各种极其不同的利益的方法，将逐步战胜民族冲突，并为政治和经济团结的思想的实际实现铺平道路”。显然，贝克尔想用建立一个完整的支部网的办法，换言之，用组织各种互助会网的办法，把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15] 其实，这个中央委员会根本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并且没有得到法国全国代表大会的批准。总委员会平常只是同法国各支部联系。参看《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第十八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译者）。

[16] 关于这些情况泰秋任一八六六年的《先驱者》杂志上（见第二十六页）作了报导。不过，泰秋的报导有时候不完全确切，特别是谈到国际内部事务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硏究了关于巴黎支部的大量材钭，巴黎支部还在一八六五年就已经建立，在一八六六年就已经有六百个成员。这个支部的领导者是缪拉、瓦尔兰、托伦和舍马列，他们都是参加日内瓦代衷大会的巴黎代表，其次，他还谈到了与里昂支部的情况，这个支部是以工商业协会的形式组成的，吸收一切承认国际的工人参加，鲁昂支部后来成为法国最强有力的支部之一，它成功地组织了许多次罢工，它甚至比公社存在的时间还长。这个支部是由《社会改革报》的出版者奥布里建立的。前面提到的那些支部，据泰秋的说法，是在一八六七年才产生的，甚至还耍迟。不过，伦敦代表大会已经提到了这些支部中的大多数支部，把它们看做是已经存在的支部。向洛桑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中说，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开会期间，除了巴黎、里昂、波尔多、鲁昂和卡恩等地的支部外，建立起国际支部的还有二十个城市（而且举出了这些城市的名称）。但是，这些城市中没有马赛、圣太田、爱尔贝弗和里摩日。

[17] 马克思在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五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见《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三十二页）只承认伦敦的《工人辩护士报》、布鲁塞尔的《人民论坛报》、瑞土罗曼语区支部的《国际工入协会会刊》和《先驱者》报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

[18] 卡尔·马克思在一八六五年给荣克的一封信中草拟了如下的议事日程大纲；―，有关国际的问题，即（1）组织问题；（2）协会会员的互助组织，对协会孤儿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二，社会问题：（1）合作劳动；（2）缩短工作时间；（3）妇女和儿童劳动；（4）工会，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5）在国际的帮助下积极参与资本和劳动间的斗争；（6）国际信贷。建立国际信贷机构，它们的不同种类和活动形式；（7）直接税和间接税；（8）常备军及其同生产的联系。三，国际的政策：必须摧毁俄国在欧洲的影响，其办法是确立各族人民自治的权利，在民主和社会改革的基础上恢复波兰。四，哲学问题：关于宗敎思想对社会、精神和政治发展的关系问题。“关于其余问题”，马克思补充说，“荣克可以在《工人辩护士报》关于伦敦代表会议的报导中找到有关资料。”

[19] 灰姑娘是格林童话里的人物，是一个受继母虐待的女孩子，毎天在家里像婢女一样地工作，后来嫁给了一个王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注。——译者）

[2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八三页。——译者

[2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五八页。——译者

[2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入民出版社版，第三六〇页。——译者

[2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六一页。——译者

[24] 同上。

[25] 亳无疑问，这里还有拉萨尔鼓动宣传的回声。不过也立刻可以看到差别。成立宣言是以存在工人对合作制企业的首创精神为前提的，其中只讲到，现存的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然而拉萨尔却把自己的军事行动计划首先放在夺取政权和夺取它的先决条件——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上，只是在这以后他才考虑利用得到国家信贷帮助的生产协作社，他把国家信贷看作是“能够从自己内部有机地、不可遏止地创造一切迸一步发展的芥子”。在拉萨尔着来，夺取政权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而依靠利用国家信贷的协作社这个人为机器的帮助则是实行社会革命的经济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夺取政权则是长期革命发展的最终一个步骤，在长期革命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在经济合作制和积极的政治活动中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以便在资产阶级社会崩溃的时候夺取政权，并依靠政权“强制改变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谈到了这些改变，指出耍成立国家银行、把土地和交通工具转归国家所有、成立国家工厂。也可以参看一下日内瓦大会关于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见汇编第四十五页。奇怪的是，施韦泽主编的拉萨尔派机关报——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八六四年底出版的第一号中刊载了成立宣言，并且一般对国际持友好的态度。详见梅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二卷，第一八六页。

[2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六二页。——译者

[27] 同上。

[28] 马克思在日内瓦代表大会前给库格曼的一封信屮（见《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六十一页及以下各页）写道：“我现在虽然费很多时间来筹备日内瓦代表大会，我不可能，也不愿意出席大会，因为要我的著作这样长期地停顿下来是不可能的。我想，对于工人阶级，我在从事的这本著作比之我个人参加任何大会所能做的任何工作都要更为重要。”马克思所说的自己的箸作是指于几个月以后完成的《资本论》。（参看《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二十六至二十七页。——译者）

[29] 见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一三六页。在荣克遗留下的文件中有一个小册子：《一八六六年九月三——八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共有三十页，由杜科迈和埃塔特尔于一八六六年在日内瓦出版；小册子中确实没有“作为手段”这几个字。如果这个小册子同汝拉人关于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吿是相同的（这很有可能），那末汝拉人的责难就失去任何根据。因为在这个报告中整个章程被大加剐削，这自然使章程失去了一切原有的色彩。但是其中对法国人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建议和发言却做了非常详细的叙述。

[30] 马克思谈到了“错误的译文＂；汝拉人以及尾随他扪的保尔·布鲁斯回答说，这是“无耻的谎言＂。不错，无耻的谎言是有的，但究竟谁是无耻的撒谎者呢？

[31] 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一三七——三九页。

[32] 参看一八七〇年一月一日总委员会的信，载于《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四七九页。当然，一设说来引用这个地方来反驳关于伪造的指责是不大方便的，因为由某个人自己来证明自己是不太合乎习惯的。

[33] 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一四四页。

[34] 《汝拉联合会给国际各联合会的备忘录》第二〇六页。

[35] 汝拉人非常淸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自己备忘录的另一个地方以嘲笑的口吻说，他们将把政治活动的“从属性＂弄到根本不从事政治活动的地步。

[36] 《汝拉联合会给国际各联合会的备忘录》第一六〇页。

[37] 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六十四页。

[38] 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一三七页。

[39] 《国际工人协会。一八六六年伦敦。国际工人协会宣言和临时章程》。

[40] 艾希霍夫著《国际工人协会》第十六页有“作为简单的辅助手段”这句话。泰秋的著作多么无批判性和轻率，下述例子可以证明。泰秋在自己著的《国际》的第六十三页上举出了“作为手段"儿个字，而在第一一一页上就已经不提这几个字了。他从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别。他的意见经常受到他手边现有材料的左右。

[41] 一八六六年《先驱者》第七十四页。不过，这个决定在九月二十八日于圣马丁堂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就已经有了。

[42] 一八六六年《先躯者》第三十八页

[43] 一八六八年《先驱者》第十八页。

[44] 其实，在上面援引的两个法文版中，总委员会的遭到非议的权利也得到了证实。在第一个版本中说：“授予总委总会以接受新委员的权利”，在第二个版本中总委员会的权利是以如下的词句规定的：“按照协会的需要”。

[45] 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新时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六十二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九五页。英国备忘录即马克思为英国代表团拟定的纲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该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二一三页。——译者）

[46] 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九五页。——译者

[47] 后来洛桑支部的企业遭到了失败。它的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完全垮台了。这沉重地打击了“国际在洛桑的组织，使它长时间不能恢复＂。见《汝拉联合会备忘录》第三十七页。

[48] 参看马克思著《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五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九一——一九八页。——译者

[49] 在一次这样的大会上谈到了工资问题，英国的工入报刊报导了这次大会的情况。根据《蜂房报》、《雷诺新闻周报》和《毎周通讯》的非常相似的报导，在这次会上最出风头的也是库列里。而且在这里他显然比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表现得更加露骨。顺便指出，他在这次会上敎导说，必领“取消资本的集中”，协会的任务是用建立储金会和储金银行的办法来促进实现这一目的，说什么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任务是依靠劳动、节约、道德和互助把工人变成资本家。托伦承认工会仅仅是些“抵抗团体”，并认为合作社比工会优越。德围代表卡里也认为与其把钱花在罢工上，不如利用它来建立合作社。英国入耍很好地对付这些演说家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归根到底他们争取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把废除雇佣制作为同资本家斗争的最髙目的。

[50]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见《新吋代》第二十年集第二册第六十三页）中说：“同时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使我感到很高兴。那里的口号是组织起来对资本进行斗争，而且値得注意的是，在那里，我为日内瓦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由于工人的正确本能也被提岀来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一九六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