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藍色中國)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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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達8年的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共的勢力獲得很大增長，國共兩黨於是起了不少衝突。1945年9月起，中國共產黨為與中央政府之間爭奪受降權及受降區而復與政府軍發生武裝衝突。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與重慶達成雙十協議，以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黨派平等、地方自治為目標，並儘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商討制憲事宜。然而在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閉幕不久，雙方便在4月因東北接收問題而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1947年初，中國共產黨三次拒絕國府的和平要求、堅持廢除憲法後才能實現和平，於是1947年2月中，中央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逐出南京市，至此國共談判完全破裂，戰爭全面爆發，眼見內戰已無法避免，美國宣佈完全退出國共調停，並開始在中華民國撤軍。同時，中國共產黨開始將其控制區稱為解放區。

戰爭初期，國軍在各戰場呈進攻態勢，1947年2月，北滿會戰爆發，國軍於杜聿明、孫立人率領下先後攻破佳木斯、北安、齊齊哈爾及海拉爾等，東北收復，國軍士氣受到提升而共軍則普遍低落。5月，75萬東北國軍入關。7～8月國軍在冀、晉、魯、豫、察、綏等華北六省發動晉冀魯豫會戰及冀察晉綏會戰兩大會戰以打擊共軍有生力量，共軍潰敗，主力崩潰，分別損失約19萬。緊接著國軍佔領華北數個解放區，並於10月進攻陝北延安。11月2日，延安戰役結束，中共中央遷往蘇聯。

### 蔣中正政府(1948-1975)

#### 混亂與改革

1948年到1950年，中華民國政府逐漸收拾著長達10年不間斷的全面戰爭所留下的慘重後果:政軍腐敗、經濟接近瓦解、社會動亂不休等。

為了避免中華民國政府在擊敗了"中國共產革命"之後，又被隨之而來的下一場革命擊倒，蔣中正政府透過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重修為「國家重建與恢復秩序時期臨時條款」建立「開發獨裁」的政治體制，並且在西南會戰以後，進行政治、經濟、軍事三方面的改革。政治上，加強推動新生活運動、嚴懲貪官污吏，力求一掃戰後國民黨腐敗的形象，並於1950年開始地方自治，唯省以上仍有所限制；經濟上，1949年推行了幣制改革，以抑止通貨膨脹、重振經濟，同時進行全國性漸進的土地改革；軍事上將原有各軍隊打散重編，以杜絕前軍閥影響，同時加強對軍紀的要求。為消滅中共殘餘勢力與地方土匪，在改革同時進行了長達3年的全國性剿匪行動。

#### 介入韓戰與進口替代

1950年6月25日，北韓發動韓戰。戰爭初期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幾乎佔領整個朝鮮半島，在7月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84號決議後，中國派出3個軍及部分空海軍加入聯合國軍參戰。在數場大戰役後，北韓全境被佔領，於是1953年5月，韓戰結束，韓國統一。在韓戰期間，其所產生的軍工經濟很大程度上幫助了中日兩國的戰後經濟復甦。

同時期在中南半島爆發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則並未獲得中國的太大關注，主因是蔣認為這次戰爭屬越南的民族自決戰爭，以及中國將精力主要用於重建國家並安定國內上。然而面對大量以越南國民黨為主的北越反共人士北逃尋求庇護，中國政府因此多次譴責越盟迫害反共人士行為，而北越則多以譴責中國壓制左派共產勢力作為回應。

在國家統一的項目上，1948年在新疆三區自行宣告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由於蘇聯壓力無法收復；而在西藏，1947年「熱振事件」中，中國政府雖試圖以強硬手段要求噶廈政府釋放五世熱振活佛並將中央軍調往康藏邊界，然而在軍隊抵達康藏邊界前引起西南軍閥的警戒，因而爆發大規模叛變，入藏援救熱振的計畫於是被迫中止，而熱振本人也於不久後遭達札毒殺身亡。1951年，在數次談判之後，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與拉薩的噶廈政府最終於南京簽訂《最終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協議》以正式解決40年來中國政府難以在西藏地方行使主權的問題，並確立了噶廈作為西藏地方政府的地位。

1950年代外交方面，中國在1951年和同盟國與日本共同簽訂的《對日和平條約》中獲益良多：在中國外交官的要求下，條約除了明確地重申了《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明文規定臺灣、澎湖群島、南沙群島與西沙群島的主權向中華民國移交外，同時在法律上追認了戰後中國收回所有在華日本資產的行動，但考量到需要維持一個自主的日本經濟，中國並沒有要求大量賠款。同年底，中美之間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條約以軍事為基礎，包含政治、經濟、社會等合作條約，並明確了中美之間的同盟關係，然而此舉造成相鄰的中蘇之間更為緊張，為日後的中蘇邊境衝突與蘇聯策畫的大量暗殺未遂事件埋下伏筆。

在1950年代的經濟方面，1940年代後期至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政策告一段落之後，政府一方面奉行「以農養工」的政策，將農業所得支援工業部門，以農產品出口來換取外匯以進口工業機器，發展民生工業；另一方面實行進口替代的政策，以提高關稅、管制外匯、限制進口等方式來保護尚在發展中的本土產業。

#### 集體防禦與「白色恐怖」

受到1954年4月奠邊府戰役的結果與當年7月的《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的影響，美國於1954年9月推動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的簽訂，以牽制東南亞的共產主義勢力。基於華人在東亞及東南亞的巨大影響力，中華民國政府獲邀加入；不過，中方對於該規章中模糊不清的反共條款感到不滿並多次提出修正要求；於是在蔣中正的中國政府要求下，1958年8月23日參與《東南亞條約組織》的各國在中國南京舉行的大會上簽訂了新的《南京條約》，內容除明確了各國的共同防禦責任外還要求《東南亞條約組織》改組為由中美雙方共同主導、容納各環太平洋國家的《南京條約組織》，並在2年後仿造北約建立了共同指揮機構——軍事委員會及其下轄的亞太盟軍最高司令部。不過蘇方對於共同防禦組織的簽訂十分牴觸，導致中蘇邊境情勢愈發緊張，甚至爆發零星地區衝突。

1950年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氛圍中圍繞著一股相當壓抑的氣氛，有鑑於共產主義勢力的滲透性，在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的主導下，全國各警備總司令部藉恢復秩序為由維持戒嚴令，並以《懲治叛亂條例》、《國家重建與恢復秩序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法律為法源，在擴充解釋犯罪構成要件後，縱容情治單位機關網羅人民的政治活動並限制之。在此國家公權力長期濫用情況下，人民基本言論或隱私權嚴重失去保障。

事實上，根據1990年代後期行政院法務部向立法院所提之一份報告的資料顯示，1950年代前五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全國至少殺害了25萬至35萬名，甚至於50萬名以上的「匪諜」嫌疑犯，並將同樣數目的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無期徒刑。這就是一般所謂的「1950年代中國白色恐怖」或「1950年代中國麥卡錫主義」。

其中以1955年導致時任總統府參軍長之孫立人遭軟禁33年的孫立人事件、1957年因美國軍事顧問槍殺革命實踐研究院少校學員劉自然而獲釋導致反美示威失控並迫使時任內閣總辭，參謀總長、衛戌司令和憲兵司令撤職，甚至蔣中正總統親自向美方致歉的劉自然事件以及1960年因反對蔣三次連任並要求組織新政黨而爆發的雷震事件最為著名。

#### 出口擴張

自1953年起，中國政府藉由美援的支持，以四年一期的經濟建設計畫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包含「第三期全國經濟建設四年計劃」、「第四期全國經濟建設四年計劃」、「第五期全國經濟建設四年計劃」，該類型計劃重點為維持物價穩定、擴大輸出、促進農業現代化、擴建基本設施、改善工業結構等；也獲得預期效果。這過程中間，中國也積極興建基礎建設，如為防止黃河洪患而興建的八里峽水庫。

經濟方面，1950年代末，中國的進口替代產業面臨國內市場飽和的問題，同時一些工業化國家的工廠面臨工資上漲等因素，因此紛紛搬遷到一些具工業基礎又勞工成本低廉的地區，中國的經濟政策遂改為出口擴張。1956年（民國四十五年），政府通過《獎勵投資條例》，積極爭取外商在華投資；1960年（民國四十九年），政府於沿海各城市成立出口加工區，這是亞洲第一批出口加工區，以擴大加工生產。中國以加工中繼站的角色，成為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一環。1961年（民國五十年），工業佔中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超過農業。

在財政金融上，中國於1960年代中期成立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實施「海關管理保稅」、成立證券交易所及取消結匯證制度，在充分準備中，即使美援終止，中國經濟並未受到太多影響。

#### 九年國教

有鑑於國民學校畢業生升學壓力日趨沈重，再加上1950年代起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對中級技術人才的要求逐漸增加；為提高教育水準，改進人力素質，同時增強國防力量與加速經濟發展，1960年6月蔣中正總統召集行政院院長陳誠及教育部長梅貽琦，指示籌畫延長國民教育為九年事宜。在總統發表談話與會談後，行政院與教育部開始辦理籌備工作，分別成立專案小組，進行研訂法令，籌措經費，廣設國民中學，同時新訂國民中學課程暫行標準及修訂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1960年12月，蔣決定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所需經費極為龐大，為籌措財源，乃實施加稅計劃，以達成預算平衡。自1961年全國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為學制之重大改革。高等教育以研究高深學術，培養專門人材為宗旨。提倡建教合作及技藝訓練。

九年國教的實施提高了中國的教育水準，同時廣設技職學校，並普遍認為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國經濟起飛之時，奠定了中級技術人才的人力資源基礎。

#### 電視普及化

於政治考量下，中華民國政府於1955年設置了第一家官方電視媒體——中央電視台(央視)（CCT），官方利用該媒體進行各項政令宣導。在中央電視台設立以後，1957年由美資企業與揚子公司合作成立的超級電視公司(超視)（SuperTV)通過申請並成立，緊接著1958年由中國廣播公司結合部份有志於電視事業之工商文化界人士集資創辦了中國電視公司(中視)（CTV），然而開辦不足4年即因財務問題將經營權轉交中國國民黨，成為黨營媒體，1961年具有軍方背景的中華電視台(華視)（CTS）成立；由於中央、中國、中華三家電視台都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而在當時被稱為「三中」或戲稱為「黨國三中台」。

在四個具有特殊政治背景的電視台成立以後，對於全民營電視台的開辦卻因為各式因素而未有進展，直至1963年才通過了關於上海天一影視公司成立天一電視台的申請，而成為接下來近30年中國唯一的民營電視台。至此1960至1980年代所謂「老五台」的格局形成，直至1990年代中國全面民主化為止，再無任何電視台申請通過。

而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電視機的普及率成為了中國經濟成長的寫照。1950年代時中國剛剛走出內戰的陰影，國民平均收入尚低，而當時的電視作為美國製造的進口奢侈品，只有在上海、南京、北平等沿海大城市數個家庭中才有一台，不過隨著技術轉移使得電視機成本下降與國民收入增長使其負擔能力增加，以及因1963年天一台成立、1964年南京奧運會和1960年代末起的三級棒球熱的風潮，電視機逐漸走入各城市居民的家庭生活中，以至於到了1970年代初，大城市中每家每戶皆有電視機，其中還有些是新式的彩色電視機，甚至於鄉村地區也是每個村莊合資一至二台電視機一起觀看。

#### 南京奧運

隨著戰後中國經濟迅速成長，以及受到成功申辦1958年的第三屆亞洲運動會的影響，中華奧會於1955年嘗試申辦1960年奧運會，但最終被義大利羅馬擊敗。於是中華奧會決定再次於1959年申辦1964年奧運會，最後成功擊敗比利時布魯塞爾、奧地利維也納、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美國底特律及日本東京，成為首個舉辦奧運的亞洲國家，而日本東京與韓國漢城則分別相隔12年與24年成為第二和第三個取得主辦權的亞洲國家。申辦成功後，中國政府耗資數十億美元，用作興建運動場館，以及修建相關配套的基礎設施，如交通設施及供水系統。

因為東道主是中國的原因，此次的奧運比賽項目第一次加入了乒乓球、棒球和排球。

#### 介入越南與中國危機

自《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中關於普選的協議破裂起，南北越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從而成為了1958年南京條約組織成立後年年被提上理事會議程的重要議題。然而在主要成員國對是否介入與介入形式缺乏共識的情形下，美國於1961年繞過南京條約組織在越南發動「特種戰爭」。

1950年代共產主義在南亞與東南亞的擴張引起了鄰近地區的緊張，自1953年韓戰結束起短短10年間，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接連赤化，泰國、印度、南越、寮國、柬埔寨則陷入與共產主義敵人的戰爭或內部動亂之中。在這樣的氛圍下，1964年的北部灣事件促成了南京條約組織理事會上關於駐軍南越、協助綏靖的決議，標誌著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即將由「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

促使中國政府下定決心將南京條約組織在越南的行動由「局部戰爭」徹底升級為「全面戰爭」的契機是越南國民黨幹部於1967年秋季對中國政府的呼籲、北越長期在邊境的騷擾，以及1968年北越發動的「新春攻勢」；於是，在應對北越「新春攻勢」所召開的南京條約組織臨時會議之中，中國以自越南北方開闢第二戰線並擔當下波攻勢之主力為條件，說服原想自越南撤出的與會代表，以一場大規模攻勢一勞永逸解決中南半島的共產黨問題。

1968年5月10日，準備完畢的中美韓聯軍以南京條約組織的名義，趁著北越在南方發動第二波攻勢時，以約12個軍，45萬人的兵力越過中越邊境進攻。然而在北越境內由於猛烈的抵抗與劇烈的游擊活動，聯軍直至1968年10月方才控制河內，越南國民黨組織的臨時政府更是直至1970年4月才能穩固地控制北越全境。

不過隨著河內的淪陷以及聯軍在中南半島各國發動的綏靖行動，中南半島的左翼勢力逐漸衰弱，1971年10月南京條約組織聯軍及中南半島各國共同宣布第二次印度支那戰爭正式結束，然而部分地區的小規模騷亂仍持續至1975年4月。

作為對南京條約組織進攻北越的回應，蘇聯方面於1968年6月起在中國東北和新疆發動了砲擊甚至有限的軍事入侵，中華民國國軍於是以砲火猛烈還擊，中蘇邊境緊張情勢再度升高，蘇聯甚至於1968年9月初發出核威脅以試圖迫使中方在中南半島問題及中蘇邊界問題上讓步，「中國危機」爆發，而一場在1968年9月16日對時任中國總統蔣中正發動的未遂暗殺則更進一步的激化了局勢，為避免局勢再度升高，9月18日至9月22日之間，美國多次透過美蘇熱線及中美熱線調停這場危機，直至9月23日，蘇聯方面同意放棄核威脅，同時中蘇雙方同意停止衝突並後撤軍隊，「中國危機」方告落幕。

這場危機一般與1961年的柏林危機和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一同看做是1960年代、甚至整個冷戰當中，最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三個時刻，同時「中國危機」被認為是主張緩和政策的尼克森在1968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高票當選的緣由之一。

#### 家庭計畫

在1949年內戰結束時，中國人口共計約5.47億人。然而隨著半世紀的動亂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龐大的戰後嬰兒潮。由於預視到如此快速且大量的人口增長可能帶來的問題，馬寅初等學者因而極力地要求推行家庭計畫，在這樣呼聲下，1953年，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成立中國家庭計畫協會，負責向民眾傳達婚姻、生育、家庭生活及衛生等基礎知識，但成效並不佳。

到了1964年，中國人口已暴增到7.96億人，促使政府愈發重視家庭計畫，於是成立行政院衛生部家庭衛生委員會負責策畫、推動及執行家庭計畫，並提出「實施家庭計畫，促進家庭幸福」的口號和「擴大進行家庭計畫五年方案」，以期在10年內降低20%的生育率，同時於次年將其列入「全國經濟建設四年計劃」之中。

1967年政府提出了「五三」的口號，以期望國民將生育間隔控制在三年、總共不超過三胎。1968年，行政院頒訂「家庭計畫實施辦法」，並於翌年公布「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使家庭計畫得到法源依據，並據此挹注大規模的經費與人力。1971年，隨著出生率的穩步下降，中國政府希望將總體生育水平穩定在平均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的水平，因此“兩個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樣好”及“三三三一”的口號被相繼提出。

不像眾多反對實行家庭計畫者事前所擔憂的那樣，中國政府所推行的家庭計畫並沒有導致強制節育或性別比失衡，且雖然在推行的最初成效不彰，但隨著時間過去，其成效愈發顯著，出生率由1964年的34.5%迅速下降至1972年的24.2%，中國的人口增長趨緩。

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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