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论战（国际关系学）

1919年英国威尔士阿伯斯威大学成立首个“国际政治”讲席后，国际关系学学科建立。自此之后，国际关系理论内部先后出现了四次大的论战。

## 第一次论战：理想主义vs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idealism）的产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战的爆发根源在于陈旧的均势理论和联盟政治，**战争是由制度缺陷造成的，可以被制止**。引发一战的国际体系最终可以转变为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且这一体系正在改变。而现实主义所研究的是政治现实本身，而不是人们理想中的政治。

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于1918年1月的国会演说中提出“十四点原则”，其中诸如建立国际组织、通过民族自决原则处理殖民地和领土问题等思想均体现了理想主义的原则。**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1910年出版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中认为，随着现代化和相互依赖过程的不断深入，发动战争和使用武力将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战争将不再有利可图。

一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化使得理想主义思想备受指责。国际联盟的倡议国美国未加入国联，且国联在实际运转中收效甚微；法西斯独裁政权在德国等国大获成功；经济大危机使人们对经济相互依存的希望受到打击，贸易保护主义浮现。这些因素都冲击了理想主义的乐观认知。

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率先对理想主义进行了抨击。他在《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中指出，理想主义者将愿望当成了现实，充满了乌托邦意识；国际关系的本质应当是利益的冲突，权力在其中至关重要。**汉斯·摩根索**在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中，摩根索提出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六原则，创立了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利益的实质就是权力。摩根索被誉为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乃止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人。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乔治·凯南、阿诺德·沃尔弗斯也是重要的现实主义学者。

国际关系的第一次大论战以现实主义的胜利告终。但从时间上看，两大理论出现的时间并不重合，理想主义主要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现实主义则在20世纪30至50年代对理想主义进行了大量单向抨击，因此更准确地说，这场论战是一种范式对另一种范式的取代和超越。

## 第二次论战：传统主义vs行为主义

此次论战大约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争论双方分别是倡导古典方法的传统主义者和主张借鉴自然科学、采取实证方法的行为主义者。

早期国际关系学者大多有历史学、法学、哲学等学科的背景，因此多采用人文的、历史的方法研究国际关系，这些学者被称为**传统主义**者。传统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的研究者应当在沉思具体情境、搜集并理解相关证据的基础上依赖判断、直觉和洞察力得出结论。赫德利·布尔是传统主义者的代表人物。

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界出现**行为主义**思潮，这些学者主张像自然科学家一样，搜集有关国际关系的大量经验数据，对一切进行形式化和定量化，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统计学、经济学、博弈理论、沟通理论等进行对国际关系的研究。

这场论战并没有明确的获胜方，两种研究方法都继续存在下去，但新兴的行为主义影响力上升，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

## 第三次论战：新现实主义vs新自由主义

20世纪60年代，区域一体化、跨国关系发展等国家间和平、合作发展的现象对以追求权力斗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除了继承理想主义有关进步与变化是可能的思想之外，新一代自由主义学者用逻辑严密的推理、科学研究的实证方法构建理论，摆脱了早期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色彩，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冲突可以抑制，合作能够实现并保持，自由贸易可以激发合作和相互依赖，促进和平。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标志着自由主义范式向现实主义范式重新发起挑战。

1979年，**肯尼思·华尔兹**将系统论运用于国际关系理论构建，出版《**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提出了以“结构”为核心的**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或**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新现实主义引入了系统和结构的概念，对国家和国际政治进行高度简化，提高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简约化和科学化水平。

新现实主义的提出促使新自由主义向简约化、科学化发展。1984年，基欧汉出版《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系统阐述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全面论战。新自由制度主义接受了新现实主义有关在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且是理性利己行为体的基本假定。这构成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对话的基础。但新自由制度主义引入了制度这一变量，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理性利己的国家合作完全可能，认为国际制度通过降低合法交易的成本、增加非法交易的成本、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等机制，能够有效促进国家间合作。

新现实主义针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一个核心反驳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忽视了相对收益对国家合作的重要影响。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中，妨碍合作的原因往往不是双方没有共同收益或信息不畅，而是双方获益不均，收益较少的一方会担心对方威胁自己未来的安全，因而拒绝合作。

第三次论战的结果是，双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逐渐趋同，到90年代统称为“**理性主义**”。

## 第四次论战：理性主义vs建构主义

第三次论战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国际关系学的主流理论范式的科学化程度都有了较大提升，但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仍无法令人满意（如未能预见冷战的结束）。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并未符合新现实主义理论逻辑的弱国制衡强国、均势很快恢复的局面，而是出现了与之相悖的美国长期独大的局面。一些学者提出，自然科学所倡导的实证主义和主流经济学所遵循的理性主义无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这些反对和质疑理性主义与实证方法的学者被统称为“**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者”或“**反思主义**（**reflectivism**）者”。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被统归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者”或“**理性主义**者”。

后实证主义包括**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女性主义**（femin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等派别。这些派别总体上认为科学的认知是不可能完全客观中立的，研究的主体与客体也不能截然分开。后实证主义方法基于这样一个命题：人们能够设想、建构、组成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包括完全由人类安排的国际世界。

**批判理论**的经典陈述是：理论总是为某些人与某些意图服务的，并认为社会理论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它们认为结构现实主义是“一门为强国控制国际体系而服务的科学”。

**女性主义**则将重点放在对现实主义理论所隐藏的男权主义及性别差异等偏见的批判上，认为现实主义者故意忽视女性的作用。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学所描绘的当代世界都是在“男性霸权观”的主导下形成的，是不公正、不全面、有偏差的。

**后现代主义**接受了福柯有关权力与知识关系的论述，认为知识深受权力运作的影响，因此，像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那样宣称发现社会世界本质的元叙事理论是不可能存在的。既然客观知识是不存在的，那么人类想在知识上取得进步进而增强认知和控制世界的能力也是不可能的。历史没有最终架构，只有对它的解读。后现代主义把对现实主义相关概念的二次解读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比如，它们认为“国家”这一概念实际上与国家主权主义、核主义、父权制等存在密切联系，它们的任务是颠覆“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霸权”，认为一切现实都是社会建构，不存在“真理”。

后实证主义对主流理论的质疑和挑战在90年代中期助推了**建构主义**的成长，第四次论战由此进入激辩阶段。

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坚持理念主义（idealism），认为社会的本质是观念性的，物质力量是次要的，“物质力量只有在被建构为对于行为体有着特定意义的时候才是重要的”。在认识论上，建构主义与实证主义相近，一定程度上承认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主流建构主义也便致力于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方法论上，建构主义坚持整体主义，强调社会结构对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体的建构作用。

基于以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者构建了一套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从分析层次上，它与新现实主义一样，都是体系结构理论，但建构主义所说的结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不是权力的分配，而是一种观念的分配。国家间的互动会造就不同的观念结构，也就是不同的体系文化，而体系文化又会塑造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这种身份和利益继而决定国家的行为。根据这一理论逻辑，一方面，国家所面临的体系结构不是唯一的，另一方面，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并非如理性主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先天给定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后天的社会互动而建构和变化的。

否定身份和利益是先验给定的，强调行为体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存在建构作用，这是建构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最核心挑战。在与理性主义的争论中，建构主义已发展为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之后第三个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

## 参考资料

1. ↑ 1.0 1.1 1.2 1.3 1.4 1.5 1.6 曹玮.国际关系理论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9：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