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
前言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有人说好得很，是善之善者；有人说坏得很，是洪水猛兽。为什么这样对立？答案就在于这个学说的鲜明的阶级性，它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武器，无产阶级越喜欢它，资产阶级就越害怕它，总要千方百计把它说得一无是处。
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要点归纳为六点：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找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团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份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份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台，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对毛主席时代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可以从这六大要点直观地看出，这个学说的起点是在1956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论十大关系》，主要形成时间是从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到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期，完善和要点的文字化是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一直到1967年11月6日上述要点在“两报一刊”发表出来这个时期。
毛主席逝世之后不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被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所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复辟所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成了现今的资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这一结果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预见性，从而也证明了它的真理性。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

“……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越来越频繁的谈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

毛主席也遭遇着马克思遭遇过的，甚至遭遇的更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专家”们，一些人昨天千方百计地歪曲摧残毛主席的革命学说，今天更已把毛主席的革命学说完全抛弃，却虚心假意把毛主席的旗帜高举得比谁都高，仿佛他们才是毛主席思想的真正继承人，仿佛毛主席缔造和锻炼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就是为了搞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而这个“特色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另一些人，昨天是千方百计地歪曲摧残毛主席的革命学说，今天则是变本加厉的继续歪曲摧残它，并诬蔑诋毁毛主席所做过的一切，惧怕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完整地掌握毛主席的革命学说，把它变成摧毁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任何假马列主义的物质力量。此外，还有一些号称左派或者无产阶级的人，也在谈论或者“研究”毛主席的革命学说，千方百计把它歪曲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者实用主义的反腐败论。列宁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相，我们也必须努力恢复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本来面目，让继往开来的将来的革命者，获得最丰富的历史借鉴，获得最可靠的革命真理的指导，建成将来的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开辟道路。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依据

1917年列宁在俄国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终结了，不等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本身也终结了，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还要千方百计巩固他们革命的成果，即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当作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我国在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诞生。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和方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1840年以来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12月，毛主席和几个同志合作，写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课本，还未写完就已经向全党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历史使命和历史前途。1940年1月，毛主席发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写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两步走理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的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为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中间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1945年4月，离抗战结束不远了，毛主席写出了《论联合政府》，明确提出了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要彻底完成各革命阶级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完全地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从而“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中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态，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将来纲领或者最高纲领：

“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最高理想。共产党人入党的时候，心中就是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告诉人们，历史上的国民党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代表，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 ”，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却是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抗日放在第二位，这不符合于我们民族大多数中国人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国家。
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没有一个远大理想的、坚强的、具有战斗力的，而且永远是清醒的革命政党，革命就不会成功，革命就会失败。1949年3月，正是民主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主席似乎已经意识到，共产党的一些人将有一个懈怠而忘却革命初衷的转变，于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发出告诫。毛主席的告诫在当时是革命者的头脑清醒剂，现在则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照耀出背叛革命者的肮脏的灵魂。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毛主席当时发出的推翻蒋家王朝，建设人民的新中国的动员令，18年后更成为无产阶级在新时代的造反宣言，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大街小巷和红卫兵游行队伍中最醒目的革命标语和口号。许多人如今只大约记得毛主席那次告诫中的“两个务必”，这是不够的，如果丢掉了其前面的内容，“两个务必”势必成为抽象的说教，失掉它的革命性质：

“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向他们乞讨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意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增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地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判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乞讨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

1871年巴黎公社两个月的革命失败了，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起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巴黎公社的核心原则：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之后，不能只是简单接过旧的国家机器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1949年建立新中国，标志着中国革命走完了民主革命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其最低纲领，“一出长剧的短小的序幕”完结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剧必须开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带领全国人民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去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让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为实现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开辟道路，准备条件。
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特定条件所限，新中国国体采用了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革命的巴黎公社原则未能得到完全的贯彻。这是新中国的一个先天的缺陷。首先，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上包括对敌人的专政方面和对人民的民主方面这两个方面。但所谓敌人，包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大地主，国民党反动派等等，在1949年10月建国的时候，基本都消灭了或者赶跑了，余下的大多数也在建国初的剿匪、1951至1952年的镇反中被基本肃清，残留的只是极少数美蒋特务，他们一般也不敢公开活动了；而所谓人民，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既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在人民的范畴里，那这个由四个阶级组成的共和国其实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其次，新中国并没有完全砸烂国民党旧政权的国家机器，其标志主要包括：1）新中国接纳了大批国民党留下来的官员，他们中一些人是国民党的潜伏人员，是留下来等待国民党再回来时做内应的，即使那些不是潜伏的人员，也都存在着剥削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思想意识。2）接纳了约500万旧知识分子，其中很多是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根深蒂固的人，他们只是迫于政治形势而归顺共产党统治，决非是接纳了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都没有接受人民民主专政，因为他们是看不起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要他们与工人、农民平起平坐，他们感到身价降低了。他们这种阶级的心态，至今还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变本加厉地表现着，一种形式就是吹捧民国多么多么好。3）接管了国民党的很多警察，那些人历来和社会中的三教九流，包括黑社会组织厮混在一起。这三类接纳下来的人员，不少人因为在工作中的“优秀表现”入了党，甚至当了共产党的干部，混入了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机关。其三，三年内战中大批的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或者投诚，他们被立即改变为解放军而调转枪口对国民党军队作战，解放后这些国民党兵也都一定程度上成为功臣，在共产党的军队获得一定地位，转入地方的也都体面得很，但他们同样并没有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也没有接受人民民主专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机器的最能体现专政色彩的两大部件，那么，即使不考虑国家干部系统接纳的无数的国民党官员和旧知识分子，单从军队和警察看，新中国就没有完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因此国家机器的资产阶级性质是很浓厚的。
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新中国既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那么搞资本主义就会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搞社会主义革命则要取决于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坚定性、自身的纯洁性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一致性。从以往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看，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很难保持原有的坚定性、纯洁性和稳固的团结，因此，即使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的精彩剧本在前，又有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告诫在后，中国革命是否还要继续的问题，也就是共产党还要不要巴黎公社原则，要不要建立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还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就立即出现了。很多共产党人，包括共产党的一些领袖，一进城就忘掉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告诫，更忘掉了革命的初衷，打算躺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功劳簿上睡大觉，不愿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刘少奇第一个从党内站出来，反对向社会主义过渡，反对对资产阶级开展任何斗争，更反对消灭资产阶级，他 “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就是不要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共产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对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进行改造，使其变成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那股党内力量是一股社会主义的异己的力量。
毛主席在建国前就预料到，民主革命胜利可以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也可以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毛主席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不得不和刘少奇进行斗争，在1952年就提出并敦促党在1953年确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终归不能代替国家根本大法，所以为了让社会主义改造变得合法，毛主席又亲自带人起草了1954年的宪法，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写进宪法里，变成了全国各党派共同的工作方向指针，而不再只是共产党一个党派的政治和经济路线。1954年的宪法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增加一个“社会主义原则”，这是它革命性的地方，起到了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作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5年底就基本完成了。这个成就为城市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大大缩短了这两大改造的时间，至1956年上半年，三大改造都取得决定性胜利，农村集体经济基本建成，城市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也基本建成。以三大改造完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1956年上半年就初步建立起来了。这就是说，从1949年到1956年，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集体中，毛主席几乎是以个人的力量，坚持着人民民主专政向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才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发生和完成。现在反观历史，如果当时不是走了互助合作经济，又经过一个时期，最终实现了农村的集体经济和城市的集体经济与全民经济，我们就不可能从1950年开始，仅仅用了20来年的时间，在完成农业社会化的同时，也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建立起来了完备的、合理布局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成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的基础和保障，使社会主义中国那时就完全摆脱了被帝国主义重新奴役的危险。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是任何其他的革命，而是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这个革命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中间不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而它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共产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而制定的最高纲领，即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毛主席要求共产党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建立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依据。这个历史依据在1954年又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确定下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律依据。

促成毛主席创立该学说的政治背景

1，1956年波、匈事件前后的社会思潮

1956年2月，我国三大改造即将全面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将初步建立，可是，就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起了极大破坏作用的苏共二十大召开了。苏共二十大最初的政治影响，按毛主席的说法，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揭了盖子，就是说是苏共、苏联和斯大林不是一点错都没有。这就破除了迷信，各国共产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办事。捅了娄子，就是说，对斯大林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赫鲁晓夫不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商量，搞突然袭击，会搞乱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思想，可能要在世界上造成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苏共二十大长远的破坏作用，回头看则是怎么评估都不为过，因为它犯了方向性错误，错误的本质就是毛主席在1956年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铁托“反斯大林主义”的普拉演讲事件之后评说的“丢刀子”，导致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使党内党外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动摇，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掉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判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是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列宁这把刀子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个很危险”。

苏共二十大路线就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但其充分表现出来，需要一定时间，这就好比走在一个圆弧上，那分明是一条曲线，刚走几步，却看不出是走在圆弧线上，还以为是走在直线上，再多走几步，才明朗那其实是一条曲线。1956年波兰事件发生的时候，赫鲁晓夫兵临华沙城下，比斯大林还老子党主义，而匈牙利事件发生，匈牙利共产党请求苏联红军协助平叛，赫鲁晓夫开始却按兵不动，让匈牙利因为搞资本主义而下台的纳吉再次上台，党和国家发生分裂。在这两个事件上，赫鲁晓夫和他领导的苏共，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都是违反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的，逐渐地暴露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1956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最高苏维埃会上，打出了他的“和平纲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大讲“三无世界”（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这也是苏共修正主义的一种外形，使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暴露得更加充分了。后来的苏共二十一大路线、二十二大路线，都是苏共二十大路线和“和平纲领”路线的延续，这条路线没有因为赫鲁晓夫1964年10月下台而终结，而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扬光大，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变成所谓的“改革新思维”。这条路线最终彻底葬送了列宁十月革命的成果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成果，对于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整个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分崩离析等等都有直接责任。
苏共二十大的初步情况传回国内后，为了防范不测，毛主席采取了两个重大措施。
第一个重大措施是指示陈伯达写出文章，弥补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的不利影响，捍卫斯大林所代表的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就是陈伯达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和提出的中心思想写出的。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十月革命后产生的，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阶级专政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斗争无疑是情况很复杂、道路最曲折、斗争最艰难。因此在这个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许许多多错误，但也存在着无限发挥人民群众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以克服种种错误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开拓光辉的前景。这篇文章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比较全面地辩证地分析问题，充分肯定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苏共的方向是社会主义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斯大林的错误，是从哲学高度上用对立统一的马列主义方法，分析了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从个人感情出发，搞情绪宣泄。
第二个重大措施是在党内发起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主动出击，争取有利的局面。为此，毛主席从1956年2月25日苏共20大闭幕到4月11日这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夜以继日先后和三十多个国家部、局、委的负责人谈话，做调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探索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探索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与我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道路。1956年4月25日他在党内所做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就是这个探索的具体成果。“十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十大矛盾”。毛主席在吸取斯大林个人主观主义的错误的经验教训之后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它经常表现为对抗性矛盾；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它是非对抗性矛盾。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转化，对抗性矛盾可能变成非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也可能变成对抗性矛盾。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如何分析矛盾，如何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量使对抗性的矛盾能够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使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以达到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社会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成为日后毛主席处理各项问题的一个方法论指导，贯穿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里，成为他关于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方法论基础。
波、匈事件事件一出，毛主席觉得早先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够用了，需要再写一篇文章把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也写进去。八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久，毛主席就开始落实写这篇文章的事，1956年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就是吴冷西、胡乔木他们根据毛主席12月初提出的具体观点组织文字写出的。这篇文章深化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思想，继续从分析世界基本矛盾入手，旗帜鲜明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同时也反击了英美法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舆论工具，借助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报告之政治错误，发起对社会主义的诬蔑和攻击。
反修防修理论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体现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中，尤其是第二篇文章中的思想，标志着毛主席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对修正主义有所警惕了，已经注意到了防修的问题了。因此这两篇文章，尤其是第二篇文章，对于1963年至1964年反修防修的中苏论战起到了理论奠基的作用。
什么是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将其总结为五条：

（1）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2）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3）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4）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5）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出现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潮流，根子是在各国的共产党内，中国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虽然还没有国际上那么严重，但已经有发展的趋势，其根子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不断地通过政治工作，使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传统，那就是党员要当群众的榜样，党的干部要当党员群众的榜样，党要当非党（包括民主党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榜样，教育别人的人先要接受教育。共产党要搞马列主义、要搞社会主义，那共产党自己是不是马列主义的、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毛主席非常清楚，共产党要把社会主义搞下去，就非要正人先正己，先把共产党的作风整顿好。列宁说过：“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毛主席按照列宁的方法来指导党的工作，对中国共产党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要中国共产党自己洗涤自己，吐苦纳新，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更大的知识分子一同努力，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为此，他提出要来一次党内整风运动。
毛主席号召整风，实际上是毛主席把共产党的革命革到共产党自己头上了，可是资产阶级右派却借机闹事。像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这样的人，到底说了什么，究竟做了什么，中央是知道的，中央统战工作是起到了作用的。反右运动开始后，中央把资产阶级右派的言论和行动公布出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对他们是很不满意的。不否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和毛主席是一致的，因为毛主席提倡了“双百方针”，也赞成说共产党一些人就是不学无术，毛主席还主动倡导批共产党内的“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是，在根本方向上，他们却是与毛主席完全相反：毛主席要的是社会主义，他们要的是资本主义。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他们的言论，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很容易找到，就是在80年代初写出的高校党史教科书上也不难找到要点，但随着资本主义化的逐步深入，那些仇视社会主义的言论都完全消失了，他们变成了符号，成为毛主席迫害知识分子的标签，他们的后人，甚至是非婚生的后人，可以一无所能，单凭他们当年的反社会主义的名望，就可以名利双收。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章诒和、章立凡了，而储安平的后人今年5月，在江苏省委的操作下，把他们的不知所踪的父亲“入土为安”了（搞了个衣冠冢），那么多的政治要人捧场，成为他们父辈反社会主义历史剧在当下的续集。
还有一个叫林希翎的，几十年来也被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塑造为英雄。1956年11月，南斯拉夫的铁托发表普拉演讲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讲，说“用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看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却发现了封建主义，封建主义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中国存在庞大的官僚机构，特权，等级制度，对思想，言论的压制，对公民权利的剥夺，愚民政策，宗派主义，地主霸王作风，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要承认林希翎批评的这些东西不少是实际存在的，而且都正是毛主席也在党内批判的东西，是毛主席想要解决的问题，党内整风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社会主义只有短短几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在形式上是建立了，但也只是所有制方面是初步建立的，更多的方面，更关键的上层建筑里的东西，还没有触动，封建的思想、意识不会立即消失掉，需要去斗争，需要用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去改造。这正是毛主席要求全党和全社会正在做的事情，他提倡大家都要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共产党自己，包括他自己，都要改造，而林希翎则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民主传统”去改造，好像中国只要第一天搞了资本主义，第二天早晨起来她批判的那些东西就都无影无踪了。这种“幼稚病”共产党在搞民主改革的时候党内不知道出现过多少次了，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什么有知识、有思想、有头脑的表现。
资产阶级右派借题发挥，对社会主义制度表示敌视，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不以毛主席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以工人、农民阶级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一部分。
如果说建国初刘少奇等人“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局限性的第一次大暴露，那么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到1957年中国共产党整风这个期间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历史局限性的第二次大暴露。
在这个时期，党在理论工作上，虽然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主要标志，一再强调是走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斯大林代表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是谈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共产党包括毛主席在内，很怕得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因为他们有文化、有科学技术知识和一定的国家管理知识，而这些正是共产党军队出身的干部所不具备的。在1956年八大期间，毛主席说中央已经制定三个五年计划，要培养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将来的中央委员会就会有很多科学家、工程师。可是，长远的计划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眼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自己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工程师不够，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很大程度上要听人家民主党派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所以共产党不但还要那个“民主统一战线”，也不敢把人家排除在人民的范畴之外，不敢放弃人民民主专政，甚至毛主席1948年就提出的“民主革命胜利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不敢提了。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利用自己知识文化上的优势，利用宪法上的缺陷（1954年宪法保留着人民民主专政，这决定了它与建国的《共同纲领》还是没有完全划清界限，这是它的致命缺陷），再利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毛主席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契机，利用“双百方针”带来的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向刚刚建立不久的初步的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

马克思当年的教导（巴黎公社原则）在这里发出了回声：革命成功之后，无产阶级不能只是简单接过旧的国家机器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打碎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否则革命的成果就不能最后保住。

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毛主席在建国前夕说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论断是极其正确的，所以七届二中全会把它写进了党的决议。可是，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主席自己，那时候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人民民主专政与这个正确的论断是存在相互冲突的，就在建国时采取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其局限性两次大暴露之后，尤其是第二次大暴露之后，毛主席意识到了他以前对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旧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的认识是过于乐观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从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出发，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还是反对的、抵制的，而人民民主专政、《共同纲领》、1954年的宪法，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促使毛主席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对于阶级斗争都有了新的认识，让毛主席再次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是一次认识上的轮回，但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轮回，不是原地转圈。
反右派运动的理论指导文件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文件因为历史的原因还不能立即废除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毛主席只好基于新的形势对“人民”的概念做出调整，以使其不与还没有遭到废除的人民民主专政、1954年宪法、八大文件相冲突，而又能为反右派提供政策上的依据：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体，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在这里毛主席已经不是像以前简单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划在人民的范围了，而是加了一个 “是否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就是说，这四个阶级中凡是不赞成、不拥护，不按照要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不再属于人民的范畴。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论述是高屋建瓴的，可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却是共产党与社会所有各方妥协的一个产物，也是共产党内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妥协的一个产物，因此它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大杂烩。在当时虽然是合适的，却把当时必须解决的问题推到了后来，正如1954年宪法把1954年就该解决的问题推到后来一样，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敌我不分，一定程度上讲，理论上的根源也在这个《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存在的理论缺陷之中，而法律上的根源就在于1954年的宪法的致命缺陷，即还是保留着人民民主专政，并把资产阶级当成人民，而使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敌我矛盾无法在法律上做出分别。文化大革命后的1975年宪法对此采取了革命性措施，把人民民主专政废除，用了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邓小平他们掀翻华国锋夺取中央最高权力之后马上把1975年宪法废除，搞了一个1982年宪法，把人民民主专政又请了回来，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邓小平他们欺骗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至今还是连很多号称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都在为人民民主专政叫好，不知道它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本质上不同的。
(待续)

2，整风反右运动后党内外资产阶级有政治结盟之势

标题给出的这个看法，就是拿到现在恐怕也会让很多人觉得是捕风捉影，是倒果为因。然而，认真梳理历史问题的过程，让我不得不坚守这一看法，而且在我看来，毛主席本人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虽然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其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两类性质的矛盾，做了更加具体的展开说明，但却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为了对此问题有一个较为具体的认识，有必要扼要提及整风反右运动期间发生在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这一事件当年震动了中南海，却在现在的党史中无影无踪了，可以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又一个实际例子。戚本禹是当年“八司马”之一，是为首者。最近网上传开了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长文，该文就提到“八司马事件”。
戚本禹为首的中央办公厅政秘室的八个科级干部，响应整风运动的号召，给当时的政秘室副主任何载写小字报提意见，指出他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平等对他其他同志的老爷气息恶劣。何载因为这些问题在中南海政秘室下层干部中民愤极大，但长期以来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戚本禹的小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发展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都是对着何载的，个别情形不点名涉及到杨尚昆。何载的背后是中办主任杨尚昆，杨尚昆背后是刘少奇。何载在杨尚昆、刘少奇的支持下，搞打击报复，把戚本禹等八个科级干部打成反革命分子，还把其中的林克擅自隔离起来了。林克是毛主席的英文秘书，毛主席研究国际问题，都要林克帮忙，哪能离得开林克。毛主席找林克找不到，费了很大功夫才听说林克成了反革命，被隔离审查了。这样，“八司马事件”进入毛主席的视野。在毛主席直接干预下，1958年5月初，戚本禹、林克等八个遭受何载打击迫害的科级干部得到平反昭雪，何载等人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有的还受到组织处理。这就是1957-1958年所谓“八司马事件”。
1979年这段历史公案再次被颠倒过来，何载得到“平反”，成了党的好干部，而戚本禹他们被定性为迫害何载的坏人。何载有个儿子叫容全堂，2007年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文革预演和试验：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历史真相》一文。该文就是根据1979年邓小平领导的新的中央再次“平反”八司马事件的调子写出的，人场很好，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全文转载或者部分内容的引用。容全堂不但为自己的父亲树碑立传，还用最近几十年一贯流行的“稀释事实，扭曲事实，改装事实，倾泻个人主观观点以迎合否定毛主席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挪动骨干事情的实际发生时间以建立某些事实之间本不存在的逻辑关联或者颠倒它们的逻辑关联”等手法，将猜测、臆想、直接的捏造、欲加之罪和现实政治观念杂糅起来，就把一个真相本来清清楚楚的事件，写得毫无真相可言。
容全堂还认为“八司马事件”是“文革预演和试验”。“八司马事件”，表现形式上的确就像是一场“小文革”。例如，戚本禹、林克他们响应整风号召，给何载写大字报遭到何载在杨尚昆、刘少奇支持下的打击报复，很像是文革初蒯大富等学生响应文革号召起来造反，遭到清华大学领导在王光美、刘少奇他们支持下的打击报复；毛主席从外地发现戚本禹他们遭到打击报复，然后回来干预，使中南海的整风运动回到正确轨道，很像是文革初毛主席在外地知道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北京打击造反的学生、教师之后，毅然回北京干预运动并扭转文革方向，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但是“八司马事件”决不是“文革预演和试验”，因为当时毛主席和党内其他同志，都没有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八司马事件”之前也是根本没有的，毛主席当时也没有形成党内走资派的看法，因此不可能在那时搞“文革预演和试验”，仅看两件事情的外在的表现形式有些类似的地方，就立论说是试验和预言，这是完全混淆了两件事件的性质。（另：2010年，《炎黄春秋》曾发表孙言诚结合了采访戚本禹的记录写出的《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一文，比较系统地还原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对容全堂也提出了一些反驳）。
这样，我们就可以再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整风反右运动后党内外资产阶级有政治结盟的趋势”，但包括毛主席在内全党那时对此问题都没有足够重视。
从八大到整风反右运动结束这一段历史，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可惜，直到现在还没有多少左派史学家去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所蕴涵的历史密码。1956年“八大”之前，全国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主体经济形态基本确定，毛主席觉得可以放手让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去干了，就主动退居二线，专事理论、文化、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恰在此时，苏共二十大的负面影响开始呈现，波、匈事件相继发生，毛主席提出党内整风，右派借机闹事。中南海发生“八司马事件”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发生。
据孙言诚的文章和其他一些历史材料的佐证，当时的何载和中办杨尚昆手下不少人是直接支持北大某些右派言论的，林希翎就直接受到何载等人的赏识，也实际上直接卷入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中（希望有朝一日能看到戚本禹同志自己对此事的详细回忆文章）。戚本禹他们则是旗帜鲜明反对林希翎的，这实际上也是何载他们决不放过戚本禹他们，非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说更直白一些：何载他们的行为代表着党内资产阶级，正在与党外的资产阶级，形成政治默契。当然，我们不能就此推测这种政治默契的动机。但却可以说，这个事情反映出党内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信仰是发生动摇了的，有的甚至已经和资产阶级右派搞到一起去了，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在行动上走得这么远，但在思想意识上，恐怕是和资产阶级右派有共鸣的。由于毛主席是不许右派翻天的，亲自站出来领导了这场反右派运动，那些与资产阶级产生共鸣的党内人物，不但不敢与右派共鸣了，反而急转弯，摇身变成了反右派的最坚决的力量。刘少奇、邓小平恐怕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反右派运动的核心力量，但从不久之后他们与各类右派打得火热，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是像毛主席那样发自内心，发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发自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去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单纯担心资产阶级右派夺了他们的权，才去反对资产阶级右派。那时，在毛主席眼里，共产党不管内部怎么分歧很大，整体都是完全代表无产阶级（工人、农民阶级）的。所以，他那时是不怀疑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反右的动机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
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了“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提法并不代表毛主席的思想，是秀才们在八大闭幕前临时拍脑袋加上去的，不久就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前文指出，右派的进攻让毛主席重新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所以，反右运动基本结束之后，1958年5月5日，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推翻了《关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但是，八大二次会议其实也并不能完全清算八大在根本问题上的错误，因为在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立论，只是把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纳入主要矛盾之中，没有把党内哪怕尖锐的思想对立纳入其中，而那时的一线班子核心成员，表面上和毛主席和和气气，团结一致，却在根本的原则问题上，与毛主席是对立的，所以很容易利用他们在一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便利条件，将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置之不理，还是去贯彻八大的精神。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毛主席开始意识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紧接着，1960年至1962年，党内外复辟倒退风刮起来了，毛主席才从根本上意识到党内曾经的根本对立的意见，实际上是新的形势下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毫无疑问，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与后来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唯生产力论”存在着血缘关系，因为反右运动结束后，党的工作在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领导下转向了唯生产力论了，其直接的后果就是他们把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搞成了三面酱色旗，至今也洗不干净
1958年11月，也就是大跃进开始后才三四个月，毛主席就已经开始反左，1959年召开庐山会议也是要继续反左，庐山会议后半期彭德怀的意见书，不管问题说得多么实在、多么尖刻，根本的就是一个反人民公社化，这和赫鲁晓夫一致。毛主席是把人民公社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分界线，谁反对人民公社，他就认为谁是要搞资本主义。百花齐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是遭受党内党外批评很多，彭德怀意见书看上去迎合了这些批评意见，党内有一批人，包括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这些大秀才们，都确实是和彭德怀搞在一起，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发生怀疑。双百方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这三个事情，赫鲁晓夫和苏共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事先都没有跟他们打过招呼。赫鲁晓夫对任何公社都反对，他把我们的人民公社和苏联搞社会主义之初的公社相提并论，完全不管二者之间的差别：1918年苏联办公社，有两个致命缺点，一是取消社员的小私有权，二是搞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而我们的人民公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仍然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而且我们的公社也搞积累，不但公社搞积累，国家也搞积累，让生产走在消费的前面，这都是符合列宁主义原则的。
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反对人民公社的思潮是这样强烈，又是这样一致，那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彭德怀在意见书里写大跃进“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毛主席认为他这是经过斟酌的，是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和他一样的同志都是“重复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喜欢这种论调”。

“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路线究竟正不正确，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另换一条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确实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缺点，已经改正了，他说改正了不算，还要再改。他们抓住那么一些东西，把结论引导路线错误，领导机关错误。”
“我国现在还处在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依然存在……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离彻底消灭还很远。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
“庐山会议出现的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他们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是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实际上他们是党内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他们参加民主革命是积极的，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是仇恨的，对蒋介石是仇恨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十年，对于他们是突如其来的”。

毛主席这番话，尤其最后一段话，要让人对号入座，别说党外，就是党内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贺龙、朱德，甚至周恩来，有几个人不是这样的？搞合作化的时候，周恩来不是也积极“反冒进”，后来被毛主席反了他的“反冒进”吗？
整风反右之后，资产阶级右派非常清楚，正面冲突不可能是共产党的对手，就改变策略，开始观察共产党内哪些人和自己志同道合，加紧把他们发展为自己的代理人，从堡垒内部攻击堡垒。
庐山会议的变故，让毛主席加深了对很多共产党干部和共产党自身的认识，他不但看到了共产党搞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不足，也看到了很多共产党干部对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阳奉阴违，很多人每时每刻都在和党内外资产阶级右派眉来眼去、勾肩搭背，纠缠不清。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作用的。打击一个，也就是打击另一个。而且，当时我国刚刚建立初步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是半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是不健全的，也是半社会主义的，甚至半社会主义也达不到，都还十分脆弱，打击起来是比较容易。这个浅显的道理，党内党外那些反社会主义的人是懂的，他们把他们的什么东西都说得冠冕堂皇，其实根本的就是一点，就是要赶快停止社会主义，赶快回到资本主义，只有回到了资本主义，他们就不需要思想改造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了。毛主席当然最清楚这些，所以，他在庐山会议上说：

“我们这样一个大党，一个大军，都是五湖四海的人。那么用什么东西团结起来呢？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把我们团结起来。”

然而，党内像毛主席那样还牢记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的人实际上不多了，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人实际上也不多，这样一来党的团结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实际的分裂每时每刻都在发展着，其表现就是那些不懂马列主义或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的人，总是自觉不自觉把党外资产阶级右派的思想、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带到党内来，甚至公开地为资产阶级做宣传员。庐山会议说是团结了全党，实际上党发生了再无法弥合的分裂，比高岗那一次的分裂要严重得多，对后来历史的影响也要严重得多，对社会主义的损害更是怎么说都不过分，就这一点来说，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一点不错的。
本文对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的详细情况不做讨论。现在，很多左派人物甚至也还只是在彭德怀“为民请命而遭到批判”这一简单逻辑下思考问题。没有几个人怀疑彭德怀是为民请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民请命之后提出什么样的路线，对照现实看，不是哪怕最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也在为民请命然后乘势提出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路线吗？所以，对彭德怀的为民请命，不能简单化，必须客观评估他的行为造成的历史后果。
毛主席说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来了，资产阶级右派在寻找党内代理人，这在整体上、在方向上是对的，但如果要落实到彭德怀这个具体的人身上却并不见得十分准确。不过，毛主席也并没有说彭德怀就是右派要在党内找的代理人，只是说他的话符合党外资产阶级右派的口味，他离右派三十公里，到了右派的边缘。彭德怀有单干思想，刘少奇也从来都是主张单干的，他们其实是一致的，但刘少奇为了巩固自己的党内地位，见风使舵，从“确保私有”翻筋斗翻到“共产主义”里去了，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掩藏起来了。彭德怀还是老样子，直接反对集体，主张单干。其实，彭德怀在党内的地位、他的个人涵养和种种其他因素，决定了他并不符合资产阶级右派寻找的党内代理人的需要，右派只是欢迎他的言论，因为他的言论有利于右派壮大自己的舆论力量。右派最合适的代理人是刘少奇，他是党主席的接班人，在建国初就提出“确保私有”，“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和他们是一条心的，只是被毛主席压下去了才表现得左得很，他这个伪装的左是逃不过党内外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的眼睛的。可是，彭德怀横炮一打，不但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给摧毁了，把他自己炸得粉碎，也帮了刘少奇的忙，等于在政治上把刘少奇保护了起来。刘少奇在反右派的时候，对待右派是穷追猛打，现在庐山会议上，对待彭德怀也是穷追猛打，他知道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其实是对着他的，把彭德怀打下去，他得到的好处越多，而且越穷追猛打，越能掩盖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即“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越能推卸掉他对大跃进中“五风”的直接责任，从而越能巩固他在党内的位置。
从历史的后果看，庐山会议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清算刘少奇的极左思想（包括指导思想的极左和具体工作中的极左错误），反而加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最大的收获，是毛主席对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认识，比较反右派时期，发生一个飞跃，形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寻找代理人的划时代的看法，提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这表明，毛主席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了阶级矛盾的表现在现实中发生的变化，阶级矛盾决不只是现存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包括无产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之间的矛盾，而与党内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个认识飞跃是决定性的。

3，赫鲁晓夫积极配合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

苏共二十大路线，起初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影响是积极多于消极，因为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使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知道苏联不是一切都正确，各兄弟党，包括中国共产党，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探索符合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必事事都照搬苏联的经验。赫鲁晓夫起初没有直接干涉我们的内政，没有在国际上搞反华。所以，毛主席在内部批评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公开场合是尽量维护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影响力的，而且也没有把我国社会内部出现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责任都推给苏共二十大，主要还是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并因此发动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因为各种原因叠加影响，迅速改变初衷，演变为一场反右派运动。反右派运动大局已定之后，1957年11月，毛主席对苏联进行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访问，是去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典，同时也是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后来一般称为“莫斯科会议”）。那次，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增加对中国的援建项目，答应帮助中国建立实验性的核反应堆，答应给中国一个小型的原子弹样品，为了回报赫鲁晓夫的好意，毛主席亲自说服对苏共意见很大的一些兄弟党，要懂得“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坚持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与帝国主义阵营进行斗争。最终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签订了一个宣言，即《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莫斯科宣言》。
中苏关系变得不好起来是与以下几件事情有关：
第一件，1958年春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1958年7月21日，苏联又提出和中国搞一个共同潜舰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进来。这两个建议背后的目标是想控制我们，遭到毛主席的断然的言辞拒绝。
第二件，苏联把中印边界纠纷国际化，而且站在印度和美国一方。1959年3月间西藏发生叛乱，苏联就借发表印度和西方的言论，诬蔑和攻击中国，实际上苏联是暗中支持印度的。1959年8月26日中印边境冲突爆发，9月9日塔斯社发表声明，公开谴责中国，偏袒印度，这是在领土和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开指责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去偏袒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第三件，苏共干涉我们的内政，赫鲁晓夫对于毛主席1956年倡导的双百方针、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众多事情都是不满的，起初赫鲁晓夫没有公开批评我们，后来就不同了，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南发表演说，公开借人民公社问题不点名攻击中国。彭德怀上庐山开会之前，是刚刚结束访问苏联和东欧的，他7月14日写了万言意见书，要求解决“小资产阶级狂热”问题，时间上是在赫鲁晓夫波兹南讲话前仅仅四天，调子赫鲁晓夫的调子一致，好像是内外呼应的反人民公社的合唱。这也是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问题恶化的一个外部诱因。
第四件，苏联在台湾问题上帮助美国搞“两个中国”，这也是干涉中国内政，只是表现在领土问题上。1959年6月20日，庐山会议前夕，苏共通知我们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是赫鲁晓夫讨好美国，为他9月访问美国做政治铺垫。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美国倡导全面彻底载军，说世界可以永久和平下去。在美国他又对彭德怀大加赞扬，给我们国内处理彭德怀问题增加了不必要的难度。结束美国访问后，赫鲁晓夫马上就来参加我们的国庆十周年，可是他却利用这个机会为美国做说客，不但帮助美国把中印边界问题国际化，而且更为严重是帮助美国把我国台湾内政问题国际化，对我们炮击金门、马祖表示不满。在10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说社会主义力量已经空前强大，“但是，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样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四页398页底注释）。毛主席正告他：“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你无能为力，不要说三道四”（据吴冷西《十年论战》）。

赫鲁晓夫走后，毛主席就在严密关注赫鲁晓夫和美国的来往和苏共的政策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基本上是三股力量：西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东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美国的企图是要把革命力量和民族独立运动都打下去。杜勒斯1958年12月抛出《对远东的政策》，1959年发表《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直到1959年5月死的时候，他都是寄希望“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毛主席让外交部搞来关于杜勒斯的大量材料研究后得出结论，杜勒斯这个“苏联世界”并不是指苏联一个国家而是指“社会主义阵营”，杜勒斯“要用正义和法律来代替武力……意味着和平转变……”。杜勒斯要“和平转变什么呢”？毛主席认为 “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具体就是借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把赫鲁晓夫拖下水，联合苏联打击世界各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运动，包括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内。苏联反华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 页150。《毛泽东年谱》卷四页243-247）。毛主席关于美国搞和平演变，我们要反和平演变的思想，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
1960年夏季，正是我们三年困难时期中最困难的时期，苏联在7月正式通知我们要撤走全部专家，还要我们偿还所欠债务。当时，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对我们的援建项目合计304项，还有147要在1960年底才能完成。苏联将专家撤走，意味着我们剩下的147项可能要报废，而我们所欠的债务还是要还。
1961年10月苏共22大召开，《苏共纲领草案》获得通过，一条完整的赫鲁晓夫和苏共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系统化了，概括起来就是“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苏共22大还大搞四反：反斯大林、反“莫洛托夫他们的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反阿尔巴尼亚其实也是反华，因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直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到了什么程度呢？要把斯大林搬出列宁墓，焚尸扬灰。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就是怕那些还信斯大林路线的人。这个“四反”一出，中苏关系就是覆水难收了。更有甚者，1962年4、5月间苏联在我国新疆塔城伊犁地区搞大规模的颠覆活动，煽动好几万人跑到苏联那边去。1962年9月开始，中印关系更加恶化，苏联支持印度越过本来就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打死打伤我军多人，1962年10月20日印度更出动十多个旅的兵力，在空军配合下，占领我国大片土地。毛主席下令自卫反击，一个月击退了印度的武装挑衅和入侵，然后撤军。可是，苏联却不顾事实指责中国过界，入侵印度。
列宁的十月革命和它所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的。前文列出过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总结的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的五条内容，其第五条说：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即使对照十月革命共同道路中的这一条原则看，苏联就已经不是一个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了。毛主席指出，苏共和赫鲁晓夫的 “三无世界”（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全民国家、全民党，都是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是“麻痹无产阶级，粉饰资产阶级”的一套东西。赫鲁晓夫和苏共自己搞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主义，却指责我们搞宗派活动、民族主义，分裂主义等等。赫鲁晓夫原以为毛主席是可以压服的，没有想到毛主席不怕孤立、不怕他们搞几十个党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坚持原则、坚决维护我们的民族利益、坚持维护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做好了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破裂的思想准备，与他们斗争到底。这就是后来在1963年爆发中苏论战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去世后，毛主席的晚年遭到共产党叛徒的全盘否定，一些人跟在人家后面说中苏关系破裂就是因为毛主席争强好胜，和赫鲁晓夫争老大的位置。看了这些历史的真相，不知这些人还怎么说？中国自1840年以来，那么多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赴死，不就是要争取民族的独立吗？1949年中国在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中获得了独立，1950年到1953年我们抗美援朝不也是为了保家卫国，保卫我们的独立吗？把美帝打败了，不是为了去做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无非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又一次要摆脱苏联的错误的影响，在坚持真正的马列主义道路的前提下，第二次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与争强好胜、争抢老大位置有丝毫的关系吗？没有。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也曾顶着第三国际压力，顶着斯大林压力，走出一条中国独特的民主革命胜利道路，按照某些人的逻辑，毛主席岂不是也在和第三国际、和斯大林争老大位置！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曾批评那些以为苏联人放的屁都香的人是贾桂，是做奴隶做惯了，叫他坐他说站惯了。这些说毛主席和赫鲁晓夫斗争是为争老大位置的人，就是现代的贾桂，而且是依然满身弥漫封建奴隶思想之后又骨髓里都充满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奴隶心态的现代的贾桂，他们自己一副奴隶相，不敢造反，却要把敢于造反的人说成是龌龊的。
（待续）

4，1962年前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性已经出现

本文在前言中说：“（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学说的起点是在1956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论十大关系》，主要形成时间是从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到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期……”。到目前为止本文已把作为起点的1956年到1959年庐山会议的历史要点做完简要的交代，现在就来看看1962年前后的情况。
1966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有言：“……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多年前，我刚开始研究文革历史，在读到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的时候，对于其中“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这句话的实际所指是不知道的，也不知道1962年到底发生过什么。随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把许多零散材料（基本都是被人刻意剪裁并重新组装过的）汇总在一起，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之后，就慢慢有所了解了。而最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对于我完成自己的研究，完善自己的思考，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从《毛泽东年谱》里可以看到，毛主席很早就注意到苏联社会内部已经是很不公正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有权、有势、有钱的人，特殊于一般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是苏联社会中一个实实在在的官僚贵族阶层，他们的成员包括收入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他们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他们有支票本，可以任意从银行取钱）；包括苏联党的一部分中高层的干部队伍；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搞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一帮人。这个构成复杂的特殊阶层，也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苏共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实际上代表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1959年12月，庐山会议过去才几个月，毛主席在带领陈伯达、田家英、邓力群他们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专门对“既得利益集团”做过这样的一个批语：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是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些人抵触。

毛主席是从来不读死书，也不死读书的，他读书就是要解决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他写那样的一个批语，当然不单是想到苏联社会的情况，也是想到我们自己这边的情况。苏联内部发生的情况，会不会像流行病一样流行到我们国家来，流行到我们的党内来？这是毛主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苏联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要保持既得利益，就需要维持对他们有利的现有制度，或者把它转变到对他们更有利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决不愿意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搞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意志反映到苏共党的纲领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之中去，同时必须要把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说成是错误的，把斯大林批得体无完肤，只有这样才能取悦和讨好西方，从外部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获得支持（邓小平后来对待毛主席和投靠美国与赫鲁晓夫如出一辙），赫鲁晓夫1956年10月搞的那个和平纲领，无非就是这么个东西，是个背叛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东西，苏共22大的纲领还是这样一个东西，只是更系统化了，更变本加厉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党内一旦也出现一个像苏联那样的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他们也一定会像苏共一样，把他们的思想体现到党的纲领之中，搞出一套欺骗人民的修正主义党纲和与它相配合的方针政策来，本质的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事实上这个危险性在1961年至1962年确实已经出现了。
前文提到过中南海“八司马事件”。戚本禹是八司马之一，戚本禹被打倒后，被人说成是“小爬虫”，即使现在也还有自称左派的人坚持这个诬蔑戚本禹的说法。戚本禹的实际经历及其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负面的被夸大，正面的被忽略了。《毛泽东年谱》里，记载了戚本禹1960年到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写出过《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告让田家英递交毛主席这一事实。这个报告指出的“十多十少”，即代表了共产党正在官僚贵族化。所以，毛主席非常重视戚本禹的报告，将它批示给中央会议，以引起全党的注意。最近戚本禹写出了《回忆江青同志》长文（此文有不少值得斟酌的问题，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恶意攻击。一些是记忆问题，据史料稍作校对，就可避免，一些是叙事方法和措辞的问题，稍作调整即可避免，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其史料价值毋庸置疑），其中提到他在1961-1962年这个时期，曾办过一个《群众反映》的最高密级的小型读物，是给毛主席等少数几个高层领导看的。这是个什么样的读物，外界并不知晓，我从其他材料中也看到有这么个读物，但都查不到它的具体内容。可以推测，这样一个读物，一定对毛主席判断党内思想动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说，1961-1962年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腐败已经和苏共一样严重了，但是事物总是在发展中壮大的，好的事情是这样，坏的事情也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事情，露出苗头就要警惕，就要打击，以防止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苏修一样的特权党，只为少数人服务，而忘掉了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人民的军队服务这个宗旨。我想，这应该是毛主席当时的一种思考。
1961年是三年困难期的最后一年，困难即将过去，但就在这个时候翻案风、平冤狱、单干风骤起。为了对大跃进以来的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统一党的思想，毛主席呼吁召开扩大到有五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在1962年1月召开，它就是后来说的七千人大会，毛主席把他叫“神仙会”，就是让参加会议的代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好办法，都拿出来，把情况摸透，把问题搞准。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开始是他自己组织人起草的，发到下面征求意见，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毛主席只好组织人重新起草，反复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最后确定下来。那本是全党对形势作出的正确估计，但是1月27日刘少奇把中央集体确定的稿子不要了，突然改为口头发言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方，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是这样的，来个“有失有得”，“失”是第一位的，拿具体工作上的错误，去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现在刘少奇又把彭德怀揭过的疮疤，换了一种揭法，好像那些错误与他刘少奇无关，把他自己的错误推个干干净净，把什么都堆在毛主席身上。这和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是一样的，甚至更恶劣，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去世后这样做，而刘少奇在毛主席活着就这样做了。刘少奇虽然没有明说反对人民公社制度，但实际上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就是彻底否定人民公社制度。当初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的是他，现在反对人民公社又是他，反正他里外都是对，毛主席里外都是错，社会主义就不能搞，最好就是搞他的那个“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
刘少奇和彭德怀在方向上本来是一致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做了一次共产党的钟馗，把彭德怀拿下了，保护了刘少奇，可是刘少奇现在又表现出了比彭德怀还要严重得多的动摇思想（在当时还不能说他就是修正主义）。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较少经验到有较多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 “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刘少奇推卸大跃进中自己的责任，毛主席没有跟着他推卸，而是负起了该负的责任，甚至讲了秦穆公用三个之前败于晋国的将领灭了晋国的故事，来表达他对所有犯错误同志的信任，也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最重要的是要有革命的信念。可惜，即使打个不当的比喻说毛主席是秦穆公，刘少奇也算不上那三个先败于晋国而后又把晋国灭亡的大将军，最根本的是刘少奇没有一个坚定的革命的信念。
毛主席还专门把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结合起来，讲了反修斗争问题，预言苏共和赫鲁晓夫大在苏共22大已经到了顶点，接着就走下坡路。毛主席批判苏联、批判赫鲁晓夫，其实也是敲打党内反人民公社要搞单干的力量，包括敲打刘少奇，不要走在赫鲁晓夫正在走的修正主义道路上，要坚定自己的信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61年7月1日刘少奇要在党庆40周年发表讲话，6月下旬他把讲话稿交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将他讲话稿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了，贫穷落后的中国已经开始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了”中“根深蒂固地”几个字删掉了、“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改为“走上翻身的道路”；又将讲话稿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伟大的胜利”中“伟大的胜利”改为“第一步的胜利”。几个月前，刘少奇还在说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伟大胜利，中国走在繁荣富强道路上”，几个月后，他就把社会主义说得一团漆黑了，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了。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兼而有之？难怪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说他“小资产阶级狂热”，难怪毛主席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搞了小动作，七千人大会一结束，毛主席一离开北京，他的大动作就开始了。1962年2月21至23日，他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史称“西楼会议”），改变七千人大会决议对形势的估计，即“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而提出不同的政策路线。3月12日又让与自己思想完全一致的陈云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批转陈云等人在国务院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于是全国各地对形势的估计也跟着变调。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还是不在北京），分析财经形势，说现在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主要的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足。这个调子还是西楼会议调子，此后很多地方对形势的估计就跟刘少奇一样了，是一片黑暗，不见光明。
刘少奇还把田家英拉下水，利用毛主席对田家英的信任、田家英随时可以向毛主席进言，让田家英来为他刘少奇自己冲锋陷阵。
田家英是1948年通过陈伯达介绍（也有文章说是胡乔木介绍）成为毛主席的日常秘书的，自那之后一直到这个时期，都得到毛主席最大的信任。1957-1958年中南海发生的“八司马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刘少奇和毛主席的一次“不见面”的冲突。那次，田家英实际上是站在戚本禹他们一方的。在大跃进中，田家英头脑非常清醒，没有跟在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调子搞过共产风、浮夸风。在浮夸风恶果出现后，毛主席还派他去搞农村调查，他对于揭露浮夸风的恶果做出了贡献。毛主席从一开始就不信万斤粮，1959年初指派田家英带领包括戚本禹在内的一个小组到四川种粮和调查，彻底搞清楚当时的粮食产量实情。在庐山会议上，田家英把他们小组的调查报告（《四川的粮食调查报告》，由戚本禹执笔完成，并派人从四川送达在庐山会议上开会的田家英）交给毛主席，彻底揭穿了四川高产粮的谎言，使在四川搞浮夸的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戚本禹写出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这一事件，非常关键地影响了庐山会议的进程，至今少有人提及，《党史》则完全抹去。我推测，《党史》这样做的原因是怕庐山会议的全部真相由此被揭开，所以他们必须堵住这个缺口。而且，戚本禹在揭露万斤粮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远高于田家英，如果他们不堵住这个缺口，那戚本禹这个被他们彻底否定的人物之最真实的一面，就会大白于天下；而戚本禹向上直接关涉江青、关涉毛主席本人，向下直接连接红卫兵、连接工人造反派，那么就进一步意味着围绕戚本禹这一文革理论家和其周围的造反派的活动所构建的虚假的文革历史就会经不住考验，进而围绕中央文革、围绕江青，围绕毛主席的所谓晚年错误构建的整个文革历史就会轰然倒塌。这一政治后果，写《党史》的人是断然不敢承担的）。
田家英在1962年2月11日还在向毛主席提交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报告，毛主席基于他的报告决定农村人民公社核算单位采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可是5月16日，田家英就向毛主席汇报说，全国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呼声很高；7月6日又在给刘少奇汇报工作后，主动请见毛主席，说：全国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已经有30%，与其让他们自发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结果可能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达到40%，另外60%还是集体和半集体的，现在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权宜措施，将来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引导到集体经济。毛主席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又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家英称是自己的意见。
7月6日同日，陈云带病来找毛主席推荐分田到户，毛主席没表态，陈云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很生气”。据姚依林回忆，5月在上海陈云找姚依林、陈国栋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包产到户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的办法，可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姚依林担心毛主席不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
还有刘少奇最信任的人之一邓子恢，他5月31日、6月1日两次在总后勤部礼堂做了《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听报告的人有少校以上军官三千多人，提出单干比人民公社有优越性，使军队中不少人觉得他“思想解放”，“很解决问题”。
6月16日彭德怀写了“八万言书”，陈述自己的历史功劳和庐山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批判，要求翻案。
7月17日邓子恢亲自找毛主席，推荐安徽的责任田，说当涂和宿县 “责任田五统一”（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都统一于集体），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不是单干，有强大的生命力。
……
毛主席那时把赞成还是反对人民公社当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界线，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分界线。赫鲁晓夫就是反人民公社的，彭德怀也是反人民公社的，现在刘少奇也要反人民公社了，但他自己从来不正面提，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且是发动陈云、田家英、邓子恢等大批人去替他打先锋。拉拢田家英，那就等于不但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而且是在毛主席身边埋地雷，搞政治策反，用的是对敌斗争的手法。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即使从私人品德来说，都是很不当的。刘少奇写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自己却修养出如此的一套东西来了。毛主席说，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毛主席说刘少奇不搞秘密的，搞的是公开的。实际上，刘少奇没有少搞秘密的。以上这些都是证明，他是能公开则公开，不能公开则秘密，双管齐下。
1962年5月16日陈云、田家英都给毛主席建议包产到户，毛主席没有接受，田家英是重复了庐山会议上的错误，当时他是和彭德怀一致，现在是和刘少奇一致，这是必然的，因为本来刘少奇和彭德怀在单干这个问题上就是一致的。陈云因为“毛泽东同志很生气”就请病假，一般不参加工作，连当年最为重要的北戴河会议也没有参加，以后凡是中央高层有重大分歧，开会他都请病假。他是在等待时机，再搞分田单干，直到毛主席去世华国锋叛变，邓小平窃取最高权力，陈云的机会终于来了，他成为邓小平最有力的助手之一，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卷土重来。再对照1962年7月17日邓子恢给毛主席推荐的“有很强的生命力的联产计酬”，看1978年小岗村是什么？小岗村不是先搞联产计酬，最后发展为完全的分田单干吗？到现在呢？小岗村致富了吗？
陈云的蛰伏、田家英的倒掉，邓子恢的狂言对照小岗村的故事，都只证明了一点：1962年前后的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复辟是每时每刻的，而刘少奇是这个复辟的总指挥。刘少奇、陈云、田家英、邓子恢他们的冠冕堂皇的东西，和苏共和赫鲁晓夫提出的苏共20大路线、21大路线，22大路线一样，都说得冠冕堂皇，无非就是“麻痹无产阶级，粉饰资产阶级”，只是因为毛主席及时识破了他们的冠冕堂皇，并立即发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他们坚决斗争，他们的思想才没有像赫鲁晓夫既得利益集团的思想那样，成为党的纲领，成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后来的“改革开放”基本就是完完全全复制刘少奇路线和赫鲁晓夫苏共路线，这是多么触目惊心啊！所以，毛主席在他1966年8月5日的大字报里“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是毫不奇怪的。

以上从四个方面把1956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北戴河会议之前这个时期促成毛主席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政治背景做了介绍。当然，在这个背景下的历史和社会面貌远比这里表述的四个方面的问题要丰富得多，它们是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史、共产主义运动史等等要研究的问题。我选取的这四个方面，是着重于共产党内思想状态和毛主席对这个思想状态的把握和采取的对策，是革命的政党建设和革命的政治学方面的扼要的简单的线索。在这个线索下，我们看到毛主席正人先正己，打铁还要自身硬，用马列主义世界观，对共产党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59年12月中旬，毛主席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读到“苏联全盘集体化，在国内消灭了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即富农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也得到了解决，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在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这一段时，对最后一句话（我加黑的这句话）批注“完全不对”。毛主席还对这部教科书说苏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彻底巩固了集体农庄制度”中的“彻底巩固”表示了不舒服，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彻底巩固的”，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新的质变的基础上又产生新的量变到质变，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上面说过，1961年毛主席把刘少奇7月1日党庆讲话稿中“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了”里面的“根深蒂固地”几个字删掉了，将讲话稿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伟大的胜利”中“伟大的胜利”改为“第一步的胜利”。这说明毛主席对当时国际上和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牢固性有清醒的认识。
但历史发展不是某个领袖意志的产物，而是人民共同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反对的思想也有它自己的地位和对历史的影响，再好的方针和政策也要遇到反对的意见，也还要靠具体的人去执行，党内最终的状态，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不稳固，也是党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结果，所以才在1962年前后在党内出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复辟思潮发展起来的情形。
与此同时，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也即将发生很多变化，中苏论战和中苏分裂也不可避免了。国际上和国内的修正主义正在合流，世界社会主义何去何从？中国尚未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何去何从？毛主席及时发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在这个革命中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给出的回答：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结束本章的写作后，在此我聊发一点关于历史研究的感言。在我看来，历史至少有三个层次：1，发生过什么？这是表象事实层，是感觉世界；2，何以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这是历史哲学层，是解释世界；3，如何影响其后的历史？这是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层，是改造世界。殊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相当多自诩左派的人，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研究，是只在第一层，其中很多人还是在第一层中的“故事层”，连真正到深入一点的事实层去感觉世界都谈不上。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表象世界，准确感觉了世界，然后正确解释了世界，没有来得及亲自改造世界；列宁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世界的解释，接过他们提供的改造世界的工具，发起了改造世界的运动，但列宁去世太早，实际也没有真正改造世界，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列宁的事业，斯大林代表了列宁所坚持的方向，这一点毫无疑问。毛主席继承了列宁的事业，用马克思、恩格斯提供的工具，借鉴列宁用过的方法，吸取斯大林改造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改造了世界。这一改造的深远的历史影响至今未得到合理的评估，今天的人们也没有能力做出合理的评估，正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意义不为当秦始皇时代的人及其稍后时代的人所能评估，非再历经千年的历史发展不可，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不能为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人和稍后一些的历史学家所能评估，非要等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于历史的改造实际发生之后不可。
毛主席也是凡胎肉身，不可能把一切改造都做完。今天许多内心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或多或少，或这样或那样地在埋怨毛主席，觉得是他不够坚决，不够心狠，没有把走资派从肉体上清除，以致于大革命后不久资本主义就复辟了。其实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历史观，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至于官史（眼下主要体现在《党史》里），当然也主要是在感觉世界里打转转，虽然讲究“字字有出处”，但也字字都是春秋笔法，字字都是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在传达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微言大义，因而在解释世界层面上提供给我们的，基本是一堆政治垃圾，于是开出的改造世界的方子就是自我毁灭，正如8月12日的天津大爆炸，迟早是要来的。
辩证法的诡异之处就在于，正因为官史讲究“字字有出处”，也就无论那些人怎么精心剪裁，怎么刻意重新组装，怎么微言大义，给我们今天的研究设置了重重障碍，却又同时给我们洞穿历史真相，正确感觉世界，进而正确解释世界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以此为基础，继承伟人的事业，拿出今后继续改造世界的更为正确的方法提供了可能（这其实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自身的要求和实际内容了）。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感觉和解释毛泽东时代，必须依靠毛泽东时代所坚持的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标准，而不是现在所运行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准。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党资本主义，如果把它作为标准去感觉和解释毛泽东时代，那整个毛泽东时代都是完全错误的，是一次天大的历史误会，是一个历史走过的巨大的弯路——这就是这个时代所坚持的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说。
一切资产阶级的无论多么宏伟的历史结构，都可以为无产阶级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所解构。被资产阶级颠倒的历史必须再被颠倒过来，这是当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顺便说明，本文未特别指出出处的引文主要是来自《毛泽东年谱》，《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党史》（第二卷），吴冷西《十年论战》等书籍。

（后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具体形成”待续）

2015-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