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社会主义和国家统治主义

第五章 社会主义和国家统治主义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国家统治主义的区別。
　　国家统治主义意味着**由国家，即由政府，来组织社会劳动**。社会主义则意味着**由集合在公共社团中的工人来组织劳动**。
　　在这两种制度中，实现第一种制度可以设想为对于现有的阶级关系不发生任何根本的改变。
　　因此，在资本主义集中显得最突出的工业部门或国家，我们看到：那些根本对社会主义并无好感的工业巨头和政治家认为，到一定的时候，主要的工业部门都要由国家控制了。
　　例如，不妨重新读一下雨雷所写的《来因与威斯特法利》（《Rhin et Westphalie》）一书中关于访问煤业辛迪加总经理基尔道夫先生的非常有趣的记载。
　　当基尔道夫先生为垄断公司辩护，竭力说明这个公司是在采煤业即将破产的情况下不得不组织起来的时候，他的访问者认为还可以采取一项中间的解决办法：国家在看到不是实行垄断便是让采煤业破产时，可以把采矿权抓在自己手里．由自己来加以经营。
　　于是基尔道夫先生回答道：

　　“它现在正在想这样办！它已经拥有萨尔河盆地和西里西亚的煤矿，甚至丰富的钾矿。它只想要买新的矿山。蒂森先生已经把座落在我们的盆地里的年产八十万至九十万吨的格拉德巴赫和瓦尔特罗普煤矿的开采权卖给了它，几年之后普鲁士国家也许就会变成辛迪加的一部分了。你要知道，它的目的首先在于挣钱，因为采矿是合算的。但它也注意控制价格，有机会就利用它的影响来降低价格以有利于政府。因此，基本上保守的普鲁士政府反对国家资本主义。”
　　基尔道夫先生还对这种倾向作了说明，他似乎觉得这种倾向是很自然的，但他并不赞成。其他一些人比他更进了一步。
　　当塔夫特先生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新自由报》（《NeueFreie Presse》）的一位编辑就国营企业问题对他进行访问，把他的意见概述如下：

　　“他相信，如果不对托拉斯加以限制，美国的这个倾向将到处产生完全的垄断组织，而那些垄断组织的经济权力势必会十分巨大，以致国营企业的利益，因而也就是社会主义，将成为必然的结果。”[1]
　　那家社会党报刊用一种有点过分亲切的口吻加以引述的这种预言，在许多人（除非怀有好意）为自己创立的关于将来社会制度的形态的怪论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问题确实很清楚，如果社会主义仅仅意味着由现在这种形式的国家把垄断企业接收过来，那么，这样一种制度势必会有政府权力的可怕的集中作为它的存在的条件。
　　圣保罗大教堂副主教英杰先生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四日在赛翁学院发表的一篇关于《当代主要思潮》（《Principal currents of contemporary thought》）的讲演中说道：

　　“社会主义可以被设想为由少数属于拿破仑或庇埃邦特·摩尔根[2]一类的干练的人领导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机关政治；并且这种人是习惯于领取高的工作报酬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可能是强有力的和昌盛的，但它将必须用铁杖来实行统治。”
　　如果这是社会主义，那么没有谁比社会主义者自己反对得更激烈的了；这一点难道还需要重复说明吗？
　　这样地概括起来的国家统治主义将维持工资制度，将维持雇主的权力，将维持存在于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从属关系。
　　相反地，社会主义却意味着这些关系的一种彻底的、根本的改变。
　　这不是由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由工人们即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主人们的合作来代替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这种消灭资本家和工人的差別的转变十足是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即《共产党宣言》把它比作地质上的一次隆起、比作推翻现有一切法律和政治上层结构的下层社会的一次起义的社会革命，也许是突然发生的或缓慢的，也许会采取以前历次革命的传统形式或者更可能的是分解为一系列比较艰苦、比较激烈的局部斗争；但是，不管根据任何解释，当这一革命完成时，作为有产阶级统治工具的资本主义国家，同作为共同利益管理机关的新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将不再有丝毫共同之点。
　　今天，国家主要是一种附带地行使某些经济或社会职权的实行高压和统治的权力。相反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职权将成为它的活动的主要部分。它将不再统治工人。它将直接从工人中间产生出来。它将成为他们的国家。它将符合圣西门的这一著名的定义：

　　“法兰西国家的目的，在于通过有实际效用的和平工作来实现其成员的幸福。”
　　这种从超越的资产阶级国家过渡到內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要算阿纳托尔·弗朗斯在《巴黎的贝哲雷先生》（《MonsieurBergeret à Paris》）的一段著名的话里了解和解释得最清楚了：

　　“‘什么是国家？’贝哲雷先生问他的女儿，她那渊博的学识已经不可思议地同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融合在一起。

　　贝哲雷小姐很快地回答说：

　　‘爸爸，国家是一个坐在小窗口后面的粗暴的讨厌的人。你知道我们并不急于想为了他而剥夺我们自己的权利。’

　　‘我懂得，’贝哲雷先生含笑地回答说。‘我的确经常懂得，并且在这上面我已经浪费了宝贵的精力。我终于发现，在不懂的事情方面有很大的力量。有时候那种力量能使一个人征服世界。如果拿破仑像斯宾诺莎那样聪明，他就会在亭子间里写出四大卷书来。我懂得。可是这个坐在小窗口后面的粗暴的讨厌的人——保利涅，你把你的信交给他，就是有私营邮车的话，你也不愿再把它们交给私营邮车了。他经管你的一部分的财产，并且那还不是最小的和最不贵重的部分。他对你是绷着面孔的。可是当他样样都管的时候，他便不再显得那么突出了。或者毋宁说，他将不过成为我们自己罢了。他在被他的普通性消灭以后，就不会再显得那么爱管闲事了。我的女儿，如果一个人不再具有独特的个性，他就不会再那么坏。他今天之所以叫人看得不舒服，是因为他到处刮削，从肥的上面咬得少，从瘦的上面咬得多。这就使人对他难以忍受。他是贪心的。他有种种需要。在我的共和国里，他将像神祇一样没有什么贪欲。他将拥有一切，但他又不愿占有什么东西。我们不会意识到他，因为他将按照我们的形状形成，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他将仿佛像他并不存在的那样存在着。当你认为我是在把个人牺牲给国家、把生活牺牲给一个抽象概念的时候，我其实倒是在使那抽象概念从属于现实；我正在使国家和一切社会活动等同起来，从而消灭国家。’”
　　我们在这几段文字里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过巧妙压縮的思想。
　　像在政治体系里一样，在经济体系里，以及一般说来在集体生活的一切领域里，社会主义不是亲国家的，而是反国家的。它力求国家同工人阶级分离，正如同宗教和同家庭分离一样。作为三重革命的最后一项，它希望国家政权，即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即使不完全变为乌有，也至少变为监督和警察的次要职能。家庭生活不受它的控制。教会不外乎是公民们按照他们哲学的或宗教的爱好自由组合的团体。社会劳动的达到其最充分自主程度的庞大合作组织，摆脱一切政府的干涉而自行管理。
　　这种理想的实现也许是比较彻底的并且是为期不太远的。可是，为了避免危险的偏差，无产阶级必须完全了解这种理想。
　　我们曾经设法防止过分相信一种无益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会使我们拒绝国家的任何干预，不愿接受国家的任何帮助，甚至准备废除国家。
　　我们更加应当防止相反的倾向，这种倾向认为国家职能的扩大和政府对于主要工业部门的控制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终形式。
　　在马克思于一八七三年写的旨在反对巴枯宁思想的一封值得注意的信中，他很有理由地嘲笑那些反对国家统治的人们，那些人唯恐使资产阶级的地位得到巩固，避免一切实际的活动：限制劳动时间就是同剥削者妥协；为了争取较高的工资而举行罢工就是承认工资制度；要求那依靠剥削工人阶级而获得发展的国家对工人子女提供初等教育或任命工厂视察员就是加强而不是瓦解和摧毀国家。
　　可是今天需要提出告诫，并不是为了防止这种危险。社会主义者处在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中间。他们对国家施加影响，强制它实行改革。他们甚至还在要求扩大国家的势力范围。他们正在努力征服国家，使它的强制力的锋芒转过来反对资本主义。顶顶重要的事情是：**这种征服或利用国家的行动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反对国家的斗争，只要国家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光是说在征服国家以后就可以把它废除，这是不够的；还必须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內为废除国家作好准备，力求实现属于个人和集体的日益完善的对国家而言的自主。
　　让工人们接受或要求资产阶级国家的最低限度的保护，以改善他们的状况吧。让他们宁可要国营企业部门而不要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吧，因为国营企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考虑到公共利益的。让他们保持在战后会建立起来的对于主要的生产和交换部分的控制吧。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承认这些必要的改革的全部价值。可是，当战争期间国家统治主义的发展到处都表现为集产主义的部分实现时，我们应当不厌其烦地再三强调指出：这些主要可以由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改革，老实说还不是社会主义。
　　它们可以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它们可以成为未来制度的准备工作和先决条件。但是，如果我们不审慎从事，那么由于仍旧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国家权力的惊人发展，这些改革可能会大大地削弱个人的自由。
　　所以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即使主要的工业部门开始并入集体支配范围，未来的制度还必须通过国家的转变而建立起来；这种制度只能由战斗的无产阶级来建立，因为它最深切地感到现今不公平的社会状况，并决心竭尽全力以争取幸福和自由。

[1] 胡果·閔斯特堡的文章，載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新自由报》。

[2] 庇埃邦特·摩尔根（一八三七一一九一三），美国财政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