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资产阶级的夺取公共权力

第一章 资产阶级的夺取公共权力

Ⅱ．对当选的议员施加的影响

　　在大多数的国家里，普选制的确立不是像在法国那样成为起义运动的结果，便是像在比利时、瑞典、奧地利和英国那样，成为具有游行示威、骚动或政治罢工特征的无产阶级努力的结果。
　　在这时以前单独掌握选票的资产阶级突然发现自己丧失了它的特权。属于各阶级的像洪流般大量新的选民淹没了占有土地的少数，于是至少在工业国家中，统治者们便面临这样的问题：怎样控制普选？怎样才能达到这种表面上看来像是矛盾的结果，即在大多数公民的阶级利益在于摆脱资本主义统治的选民中间，可以比以前更有办法维持、有时甚至加强资本主义统治？
　　当然，为了实现夺取公共权力的目的，占少数的资本家曾经不得不慎重考虑其他的阶级，力求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至少使它的政治具有民主的外表，使教会的权威和政治势力对它的种种计划发生兴趣，并用一切办法增加“社会权威”影响群众的行动。但是，如果群众本身在正常时期并不抱有顽固的保守态度，从本能上仇视一切变革，深切地尊重既定的秩序，那么上述的一切措施还是不够的。
　　这就是易卜生在其所写的《人民公敌》这一剧本中十分动人地证明的事情，并且这也就是英国政论家布昌先生在《半月评论》（《Fortnightly review》）（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发表的《民主制度和代议政府》“Demo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mment》）—文中以露骨的满意所宣布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不是生活在低级感情旋渦中的神经病患者，像有些人要我们如此形容的那样。他照例要比他的官方解释者们聪明得多、坚定得多。他对国家没有猜疑，但另一方面他也没有什么不健康的愿望要国家对他另眼相看。他不是一个空论家，他显然是讲究实际的。我是以向他提供商品的商人的资格认识他的，我十分推崇他的清楚的头脑。如果你向他提出异想天开的改革计划，他会像那苏格兰高地人回答某一个委员会那样作出答复（那个委员会向他提出，如果他准备遵守三十条上下的官方诫律，他可以得到一份租地）——他拒绝了，理由是他只要遵守十诫，就可以享受整个天国。同时，他又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是一个忠顺的人，十分尊重一切合理的法律。在他的內心深处，正如休·塞西尔勛爵所说的那样，他是‘异常不革命的’。”
　　在维护现今社会制度的党派能够向之求助以反对民主政治的一切“保守的保证”中，肯定是没有比群众中的这种保守主义、这种对于新事物的憎恨更灵验的了。然而，我们愿意承认——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是对普选制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从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感觉到它的阶级利益的那一刻起，资产阶级就不再能够专门依靠这些精神因素了，虽然这些精神因素事实上是为过去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所以，资产阶级日益使劲地开动它手中所掌握的各种影响手段，来影响选民和通过普选当选的人们。

### **I．对选民施加的影响**

　　由于各占有阶级拥有财富这一事实，它们掌握着一系列的影响手段，其相对的重要性在不同国家互有差异。其中主要的手段是：直接或间接的贿赂；由雇主、地主、慈善机关甚或国家施加的压力；出版物的持久的行动；以政党形式分肥统治阶级所提供的大量经费的有组织的投票群众团体。

#### **（甲）贿赂**

　　“代表比利时人民”，一九○八年六月十九日的《独立报》（《L'Independance》）说，“既不需要才智，又不需要知识；不过必需有钱。这是愚蠢的、令人恶心的、可耻的，但事实俱在，确实如此。”
　　我们不得不完全接受这个说法，因为我们看到，在比利时，尤其是在其他国家，尽管绝大多数是穷人，几乎所有的议员都是富豪，或至少是手头宽裕的。
　　可是，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直接贿赂，那就是对穷人的一种严重的和不应该的侮辱。相反地，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多数地区，大部分人并不受到礼物或受到答应给予金钱和食物的诺言的影响。
　　在比利时和法国，可以举出几个地区，并且也只能举出几个地区，那里大家知道良心是被出卖的。
　　在英国，从前贿赂是政治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传染病，但自从扩大选举权以来，收买和请客这两种传统的选举贿赂活动已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有些地区，特別是在那些“教堂城”里，选票是以一先令到十先令的代价收买的。并且在选举的前夕往往减价供应啤酒。可是就全局来看，这些初步的贿赂形式已不再起任何重大的作用。它们已经让位于更好地适合改良手法和大量扩充选举队伍这一新局面的比较隐蔽的措施：给城市送礼，给各种宗教团体、慈善机关或竞技组织捐款；组织“自由吸烟音乐会”、各种娛乐、野餐、舞会、“樱草会宴会”；所有这些费用浩大，只有富豪或富裕的党派才有力量办到；但很难证明这是一般所说的贿赂。[1]
　　事实上，收买选票或分配啤酒和葡萄酒的做法不是大规模地实行的，产生实际影响的地方不过只是少数腐败的城市、领取施舍的人为数特別众多的某些地区，以及像美国那样的一些国家，在那些国家里，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条件比别处更有利于贿赂之风的滋长。
　　在內战以前，美国只有在以纽约为首的三、四个城市里人们是用金钱收买选票的。可是在內战以后，党派精神的日趋强烈和政党分肥制度的空前发展，使收买选民的勾当变成习以为常的事情。城市的迅速增大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和半犯罪阶级的发展、欧洲贫苦移民的到来和选举权之扩大及于黑人，也助长了用金钱收买的事件。托拉斯以及一般说来还有巨大的工业和金融集团，力求能够挑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官吏以图自己的方便，它们之登上政治舞台，也大大有助于为收买选票而提供必要的资金。

　　“在北美合众国的许多地方，选举的风气是十分纯洁的，但在其他许多地方，贿赂却成了毫不间断的惯例。值得注意并且多少有些使人惊异的是，城市并不是仅有的甚或不是主要的贿赂活动的根据地。即使在乌烟瘴气的城市里，贿赂也不总是以个人为对象的，他们收买‘工作者’，即收买那些具有支配某一部分贫苦选民的力量并使他们遵照命令投票而不毖给与正式代价的小‘领袖’。那些政党往往也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获得工会会员的选票：领袖们在不致引起工人怀疑的情况下‘出卖’给政党。有意出卖其选票的城市选民多半是居民中的渣滓。见钱眼开的极端寡廉鲜耻之辈却往往是在乡区，特別是在住着清教徒后裔的新英格兰。那里选票是像在市场上一样公开地出卖的；它们经常有固定的行情。把自己的选票进行交易的，不仅有家徒四壁的穷人，而且还有道地美国出身的相当富裕的农场主、每星期日上教堂去做礼拜的信徒。在某些乡区，出卖选票的人占选民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奧斯特罗戈尔斯基）
　　可是，应当看到，由于实行了保证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改革即所谓澳洲选举法，近几年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
　　在纽约和其他大城市举行的公开选票市场已经不再出现。选举时普遍秩序良好。在某些地方，竞选的政党同意不采用舞弊手段。

#### **（乙）高压手段**

　　也许在任何国家，在选举斗争之后的一天，被击败的政党没有不把它们失败的原因诿诸对方的高压手段的。
　　例如，在比利时，议会的记录连篇累牍都是这样的指责。
　　不论那是全国议会还是市议会的选举问题，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徒都互相指责对方曾用非法手段影响了他们的劳工、佃户或者还有接受公私施舍的不幸的人的选票，甚或还有依靠他们生活的雇员和职员的选票。
　　当然，这种行为在城市里不会有多大影响，但是在一个大老板在那里制订法律的某些工业地区，特別是在乡区，情况就不同了。
　　关于这个问题，最能发人深思的莫过于一九一二年七月在比利时议会中关于尼维尔区的选举是否有效这一点所掀起的辩论了。自由派议员若雷先生曾用下列动人的语句描述了他称之为“地主的压力”的现象：

　　“在这种舞弊中，收买的人是不花什么费用的。对于那个命令人们怎样投票的人说来，只要拥有甚或仅仅是在经管地产，并充其量在这些天賦之外再加上一点大胆就够了。

　　而且，这种舞弊的办法是在一个小小的饶有趣味的世界里实行的；关于这个世界，需要稍稍加以说明。它不是一个富裕的世界，而是往往很穷，仍旧依恋着它的本乡本土，拒绝城市恶势力的引诱。小小的耕作者像他的父亲并且往往还像他的祖父一样，靠他那块并不属于他的但他认为好像是归他所有的土地生活。他从来没有或者只是千载难逢地偶然听到真正的主人、即业主的情况；对于这个主人，他即使有所了解的话也是十分肤浅的。他只在签订租约的圣安德烈节才想起他来。如果他注意自己应负的责任，这一天不会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但是，土地的主人（当然应该懂得这个主人是神甫的一党）露面的时候是在选举的那一天。这一天对于束缚在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往往是一个不幸的日子，因为这时业主或他的经租人就会出现在这小小的佃户面前，并且对他说：‘今天你必须在你的利益和良心的嘱咐之间作出选择，你要按照我的心愿和按照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去投票，否则我就要夺你的地，你就必须离开你祖先所居住的、你从小在上面长大的这块土地。’

　　于是，这个不幸的人虽然可能抱有和他的地主截然不同的政治见解，却由于想到他必须供养的妻子和儿女，便屈服于这个比他自己的意志更强的意志了。他把反抗的情绪深深地隐藏在心底。他照命令行事！但如果他的良心在力量上胜过他的利益，它就会继续保留它的自由权利，这样，由于他不愿被人奴役，不肯随波逐流，他们就会把他挤垮。”（《议会记录》，一九一二年，第185页。）
　　这些事实不是若雷先生的对方所能驳倒的。他们只是回答说：自由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买进土地，把它租给投票公正的选民；总之，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格充当弱者的自由的保护人。
　　我们不打算追究这些相互的指责真实到什么程度。在这类问题上，法律上的证据一般是不容易找到的，而且，比起各国的实业巨头、地主、施赈机构的管理人、慈善团体的成员以及高级官吏对从属于他们的人们所施加的间接的和无法惩处的压力来，直接的和可以惩处的高压行为一般说来是微乎其微的。
　　的确，应当考虑到在全部选民中由下面这些人所代表的巨大的百分率：一旦被解雇以后难于找到另一职业的工人，担心在租约期满时将失去其所占用的土地或根本未订立书面租约的佃农，处在贫民救济委员或天主教慈善团体视察员的权力之下的不幸的人们，地位的提拔以上司的好恶为依归的政府雇员或官吏。也许这还没有发展到禁止他们随心所欲地投票的地步，——无记名投票可使这类事情不易实施，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但他们却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不能订阅某些报纸，或者如果他们开设一家小酒店的话，也不能把房间交给他们所赞成的那个政党的宣传员去使用；总而言之，这样就有可能在最初阶段搞垮——如果这些势力不遭到削弱——任何会使工人获得解放的运动。
　　特别是在神甫和地主互相勾结的乡区，穷人的这种依存状态究竟可能达到怎样的地步，可以从下面这段摘录自一本小册子的文章中看出来。那本小册子是由比利时的一个天主教徒以写给美林的紅衣主教梅尔西埃阁下的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发表的：

　　“当教会当局同黄金的势力、同土地和封建传统的大军结成友好同盟而实行压迫时，那就是法利赛主义的统治。

　　在政府坚决实行神权政治的比利时纳缪尔省，这种城堡和祭坛的可悲的联合比其他任何地方产生了更具灾难性的后果。这里是有组织地以奴役为基础的。在这里，上帝的放债人把他们的至高无上的意志强加在受益人身上，而这些受益人不过是处处受人干预的人，是在这个制度下靠別人的施舍活命的。在公私方面，任何企图表现反抗的行动都遭到抵制，并通过行政手续被剥夺了它的最神圣的权利：它不受法律的保护。人们以同样的权限和同样的压迫手段，通过做礼拜、孝敬神甫及其下属、孝敬领主等办法，向穷人和地位低微的人提出无情的要求。要算这里的穷人和工人最被人瞧不起的了。”[2]
　　凡是熟悉我们乡区情形的人都会承认这种描绘是真实的。

#### **（丙）报 刊**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孟德斯鸠说，“政府机关的价值并不高于控制这些机关的舆论。”
　　现在舆论多半是由报刊造成的，并且，除了存在着强大劳工组织的少数国家以外，报刊几乎完全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中。
　　从前，一家报纸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性的事业。某些人为了保卫一种思想或为了取得政权而联合起来。他们创办一份日报，一种宣传或斗争的工具。他们并不想从出售报纸谋取利润。新闻事业与商业毫无共同之处。
　　大约在三十年的期间，一切都改变了。当然，经常存在着一些或多或少从属于党派组织的政治报刊，但我们越来越看到在一切国家中都兴起一种售价低廉而销路颇广的新型的报纸。它自称是“独立的”，但它实际上是指挥、拥有或津贴它的商人们的奴仆。
　　就权力而论，我们在这里又看到舆论机关在表面上已经民主化，而实际上则为富豪阶级所攫取。
　　这种演变在美国早就完成了。它甚至引起人们发生这样的反感，认为报纸的影响正在逐渐縮小，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为了求得“较好的生存环境”，已经转到杂志、周刊和每月评论方面去了。
　　如果说英国的情况也同样糟糕，那当然言过其实，虽然在最近几年中英国的多数报纸已为财政家或有钱人的报业辛迪加所收买，[3]可是，弊端最显著而报馆的组织最可恶的，也许是在法国了。德勒西在《民主和财政家》（《La démocratie et les financiers》）一书[4]以及安德烈·莫里宰以更精确的材料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报纸》（《Why we need a powerful press》）这一小册子中事实上已经清楚地证明：由于缺乏很大的销路，像差不多所有激进的报纸所遇到的情形那样，或者由于开支很大，即使销路很广也无法收支相抵，像一些大的报馆所遇到的情形那样——法国大多数的日报为了生存，便不得不依赖它们的“广告”，接受秘密款项，帮助大银行发行证券，更不必说以热心公益或爱国作掩饰，为吹嘘私人企业活动而接受津贴这种乌七八糟的肮脏事情了，或者更高妙的是绝口不谈一家诚实的报纸应该提出的问题。

　　不难想像，在这些情况下，一家报纸必然会对普选发生什么影响。借用饶勒斯评论戈科·桑加丑闻的话来说，这样一家报纸“通过一切党派的发声器管在同一个时候发表同样的意见，损害同样一些企业的名誉或给它们捧场，把所有的意见当作羊一样沿着同样的道路驱赶”。
　　如果老百姓不懂得怎样怀疑“大报”的倾向运动，如果劳工和社会主义报纸由于销路不广有时不能遏制那些运动，那么，目前仍然很大的影响就会是无限的。还应当补充说明的是，在许多国家，特別是在法国，不那么乌烟瘴气的小城市的报纸所具有的政治影响也许比首都的报纸来得大。

#### **（丁）投票群众的有计划的组织**

　　除了被收买、受恐吓或受欺骗的人们而外，还有一些人曾参加传统的政党，并且由于习惯、保守思想以及唯恐成立新党会助长敌方势力这种畏惧心理，因而始终忠实于那些政党。这可以部分地说明，比如说，何以美国存在着两个政党，这两架“机器”在纲领上很少有什么区別，并且二者都是由三教九流的成分组织起来的。
　　在其他的形式下，法国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在那里，政治标签——共和党、激进党、激进社会党、独立社会党——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英国的程度较差，但情况也是一样。奧斯特罗戈尔斯基用下列语句描述了英国两大政党的堕落：

　　“这两个政党虽然从它们的政策和方法上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別，却始终互争权力。它们的领袖当中有些人才干杰出，具有行政的能力，可是即使他们心里想要在行动上保持政治家的风度，也无法办到；他们没有并且不能有明确一致的思想或前后一贯的坚定政策。他们最关心的是党的暂时的利益。他们的纲领首先是为了适应两党斗争的需要而拟订的；除了真正从国家生活中发生的问题以外，其他问题之所以提出，只是为了把它们当作赌博的工具。通常所说的‘党派角逐’事实上一针见血地说明了它们的斗争的主要性质。并不是由于领袖及其党徒（至少是绝大多数）缺乏信念和真诚，而是由于热烈地追求党的胜利这一欲望掩盖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往往不可能辩明这种胜利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政党为了获得胜利，就必然或多或少地降到机器的地位，把商界习用的广告术来代替思想宣传。但是这种广告的代价是高昂的。必须在城市或乡区的一切墙头上张贴无数的海报，必须印刷政治信仰的表白、传单、画像、传记等等并把它们送到各家各户，必须创办一家报纸来保卫他们自己的思想并侮辱他们的政敌，必须举行集会、租用礼堂并雇用一大批选举活动工作者、海报张贴者和选举掮客。
　　据德勒西[5]估计，法国举行一次选举的平均费用为五万法郎。在英国和美国，由于作用越来越大的竞选宣传活动的支出并不列入一般所说的选举费用，所费更大。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告诉我们，在最近一段时期內，英国竞选运动已经带有真正五花八门的广告宣传的特色。这是在互相竞争的候选人之间关于谁能在大多数的墙上贴满和重新贴满招贴的一种类似赛马的竞赛。一个候选人所张贴的广告愈多，他对民众产生的印象愈深。相反地，如果一个候选人对这种竞赛感到厌倦，人们一定要认为他对自己的事业已经丧失信心，或者更加严重的是，认为他的银行存款已经全部报销。自然，这些招贴与其说是要使选民了解情况并说服他们，还不如说是要使他们目瞪口呆、精神恍惚，对他的实力和数字上所占的优势产生幻觉。
　　在美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情况比这更糟。
　　为了表现热情或激起热情，各个政党的“工作者”采用一套他们自己称之为“中国人生意”的办法：群众集会中夹杂着音乐插曲、烟火、火炬行列、马队和自行车队、排成纵队前进的几百艘船的水上游行，以及由候选人亲自率领的有时超过十万人的带着旗帜奏着音乐走过党的某些高级人员面前的游行队伍。
　　不必说，政党的这种规模的竞选宣传如果没有富豪作靠山，是根本办不到的。自然，这些富豪所津贴的，只是他们可以指望它们作出贡献来帮助他们保卫阶级利益甚或私人利益的政党。
　　法国巴黎的一些大委员会，例如著名的“马斯库罗委员会”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又如在英国，同大地主勾结起来的造酒商人是保守党的主要支持者，而想要置身于贵族之列的暴发户则是自由党经费的最慷慨的捐助者。
　　在美国，政客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依存关系格外显著。

　　“私人的馈赠”，奥斯特罗戈尔斯基[6]告诉我们，“提供相当大的一部分竞选经费。在多数情况下，这是纯粹的投机，是以后可以通过帮忙而大量收回的金钱投资。大工业企业或金融企业的代表，公司或个別资本家，由于大量捐助竞选经费而获得一种以未来的行政或立法作抵押的保证。就一八九六至一九○四年的总统竞选运动来说，各公司拿出的款项凑成一笔庞大的贿赂经费，及时地开支出去，虽然这个行动只能私底下打听到。据估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在一八九六年有七百万美元的作战资金供他支配，在一九○○年有三百五十万美元，在一九○四年有三百万美元。”
　　在一九○四年总统竞选运动之后暴露出来的內幕使舆论哗然，群起攻击公司的捐款。当时制定了一些法律。这个丑闻本身是一种健康的朕兆。最近几次的竞选就进行得比较谨慎了。但有关的利益对统治阶级十分重要，它们难免还要或多或少地公开使用它们所能掌握的行动手段来影响选民。
　　总之，占少数的有产者能够使用合法或非法的有力手段来使“人数的力量”保持中立或转到他们这方面来。他们的一边有着传统、“社会权威”的名声、办事经验和门径。他们通过教会、学校、慈善团体等等用千百条利害关系或恐惧的绳索把穷人牵在自己手里。他们可以抵制怀有敌意的商人，解雇具有独立倾向的工人，赶走胆敢反对他们的佃户。他们拥有力量无限的报刊。他们统治着需要靠他们的金钱维持生活的旧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不论这些控制的手段是否为强大的工人组织所遏制，他们在普选制度下保持着几乎像在有限选举制度下一样的优越地位。
　　可是，随着他们的传统势力的削弱，他们不得不凭借更粗暴的或更不诚实的手段来维持他们的优势。
　　一方面，直接的、特別是间接的贿赂和高压起着或多或少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虽然日薄西山、分崩离析并且成分复杂，却利用它们的操纵组织机构的技巧和推行机会主义的策略，以弥补它们的缺乏纲领这一缺陷。英国的政治作风还算是比较好的，但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在谈到英国的政治竞争时所描绘的这幅图景却决不是令人鼓舞的，

　　“政党的一切活动最后变成一种不是说服选民而是使他们陷于催眠状态的运动；这无非是继续不断地打动他们的感情的行径。所用的一切方法起了一种图谋全面地影响选民的轻信心理的作用；那些政党各显神通，竞以天花乱墜的謊言、形诸文字和图画的带有誹謗意味的暗示、打动人们的贪欲或畏惧的行动，或者用单纯贿赂的卑鄙手法，出其不意地襲击老实的选民。它们把擄获的选民像牲口一样领到投票的地点；获得胜利的，并不是具有最高原则的曾有功于制定最能造福人民的法律的政党，而是有最大数量的小汽车供其使用的政党。”
　　固然，作者宣称，由于工党登上了舞台，它已在它的活动范围內使这些惯例得到了改进。但是它的活动所能达到的范围还非常有限，而事实仍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尽管实行普选制，尽管存在着“人民的主权”，选民中间的实权一般属于富人。
　　而且，即使这种权力居然旁落，他们也能通过对当选的议员而不是再对选民施加影响的办法，重新把权力抓到手里。

### **Ⅱ．对当选的议员施加的影响**

　　由于有产阶级对选民拥有控制权力，西方世界的三大民主国家是受资产阶级政党统治的。
　　可是这些政党自称为激进党或民主党。它们不得不考虑到工人阶级。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代表，它们有时甚至不能组成议会的多数。为了生存，它们被迫使某些改革方案获得通过，制止某些弊端，抨击某些阶级特权，并且，如果除了资本主义对选民施加的影响外，不再有资本主义对当选的议员和政府施加的影响，那么它们是会进一步保持局面的平衡的。
　　当然，这种活动并不十分明显。它如果不把自己伪装起来，就不能收到实效。然而，它的效果是可以猜想到的。我们研究了存在于政治和实业或财政之间的关系以后，可以发现这种活动。我们也往往看到，使资本家的无耻行径暴露无遗并使政客的名誉扫地的丑事把这种活动放到众目睽睽之下。
　　而且，要想深入了解民主政治的这种阴暗面，我们也不乏门径可寻。在这里，奧斯特罗戈尔斯基的《民主和政党》一书仍旧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但是另外还有两本书可以有利地加以补充，其中一本是我们已经引证过的德勒西所写的关于法国的著作《民主和财政家》，另一本是贝洛克和切斯特顿合写的关于英国的著作《政党制》（《The party system》）。

#### **（甲）美 国**

　　受金钱势力支配的美国资产阶级政党，差不多总是由职业政客在一位“大亨”的领导下组成的所谓“机器”、即一个具有唯利是图的基础的系统所操纵的。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在指出了这一点以后，用下列语句描述了这些机器——中央机器或地方机器——对普选产生的议员所施加的影响：

　　“在每一个众议院里，这架机器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由它供给竞选费用的议员……。有些立法者出卖他们自己。其他为数更多的人是乡区来的老实人，他们是由于软弱而屈服的。”
　　不消说，那位大亨以及其他“幕后人物”和政客多半只是大铁路公司和其他金融或实业公司手中的工具罢了。
　　特別是在最近几年，被人收买的操纵政治机器的政客已经稍稍退居从属的地位，贿赂的零售业即使没有遭到禁止，现在也只起次要的作用了；居于掌握全国和地方议会大权的超立宪政府之上的，不再是大亨或政治团体，而是高级财政和大企业的巨头了。资本家对于公共权力的夺取是做得很全面的，这一点可以从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关于两院的情况以及全国和地方议会的情况的概述中看出来。
　　**1．国会**。在参议院、即美国的大议会中，没有人关心公共的福利。这毋宁说是一个面向全国的大交易所，其中有一些分別经手鋼铁、棉花、木材、石油等买卖的“角落”，配备着一心想获得某些法律或阻止其实施的、负责经管所有这些私人企业的精明的经纪人和熟练的跑街。买卖是他们的目的，而生意经是他们的方法：国会的工作按“公平交易”的原则进行，每一党派为它所表示的支持索取代价，并且在它感到满意以前阻挠议案的通过。

　　在众议院里不像在参议院里那样有充分的财阀代表；代表私营“企业”的议员也许不超过三分之一；但是其他的议员是受那使他们闭着眼睛投票的党纪的约束的。
　　**2．州议会**。在那些受政治机器支配的、同时也正是资本主义的集中表现得最濃厚最发达的州里，议会的大多数议员不过是“大亨”的娄罗，他们接受他的命令，乖乖地把各种各样的特权给与资力雄厚的实业公司或金融公司。

　　**3．市议会**。市议会照例像州议会一样，充满着由公司选出的或直接由它们收买的“受贿议员”。他们从事同样的业绩，对公共福利产生同样灾难性的后果。
　　贿赂所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轻率和浪费的习惯可以把它完成。由于影响到将近一半的美国居民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各城市的行政机构提供了美国由选举产生的政府的彻底大失败的景象。但是，如果不指出近年来已经努力改进城市的行政管理并在总的方面给与审议会以此较健康的气氛，那是不公正的。
　　在一九一二年的总统竞选运动的过程中，威尔逊总统关于这个问题作了某些有趣的说明：

　　“美国人民已经决心要为政治和大工商业作一件有益的事情……。他们将打开门户；他们将卷起帘子；他们将把有病态的东西拖到户外的阳光底下。他们将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狩猎，用烟熏把某些兽类从它们的穴洞里赶出来。他们将把野兽逐出莽丛，而在过去狩猎的时候不是他们逮住了野兽，反而是野兽逮住了他们。因此，他们已经打定主意要带把斧子去削平莽丛，看看野兽究竟躲在哪里……”[7]
　　当然，这些话是一个候选人说出来的，如果我们过分重视，那就错了。不过那种倾向倒确实存在着。公正的观察家——比如说，我想到的是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娄厄耳[8]——叫我们注意这一点，并且认为欧洲人可能是夸大了美国立法机关的混乱组织。

　　可是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并且也不能否认，现在各大公司拥有左右代议机关的巨大能力，因为它们能够向“大亨”的亲戚朋友以及靠他吃飯的政客们提供无数的职位。

#### **（乙）英 国**

　　英国具有政治传统和明确的社会分工，在这样的国家里，金钱势力能对立法和行政人员施加的行动并不这样直接，并不这样粗暴，而且从另一方面说，也没有这样的必要。
　　保守党即便在不占多数的时候也掌握着一个十分厉害的强大的少数，足以保卫它的阶级利益。如果构成自由党的右翼的富豪拒绝加以支持，自由党就势必会软弱无力。在这两大资产阶级政党里，组织是寡头政治式的，因此美国的那种影响舆论的方法在这里没有存在的理由。
　　但是，它们没有、不敢和不能直接做的事情却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做出来了。
　　事实上似乎毋庸置疑的是，特別是在自由党里，许多议员感到或多或少依存于那些为党提供经费的大资本家。
　　究竟是用的什么手法呢？
　　要了解这一点，你就应当——请原諒这种明显的夸张——读一读贝洛克和切斯特顿写的那本不寻常的小册子。[9]
　　按照我们这两位作者的说法——并且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在他的那本巨著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现代的英国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样由下议院所统治，而是受一个或毋宁说是两个指挥集团——“政党领袖席”——支配的，他们在“领导人”的最高权力控制下得到他们的“议会领袖们”的协助来组织政府。

　　“（他们问）下议院的权力转移到谁的手里去了呢？转移到了一个没有正式名称（因为它是秘密活动的）但可以称之为政党领袖席的政治委员会的手里。这个委员会不是由票选、口头表决甚戎默认所指定的。它的成员并不依靠下院的意志或全国人民的意志才享有他们的地位。它是通过互选的手续并且多半是在有钱的政客及其娄罗中间选出的。它事实上构成一个单一的团体，当它的利益或权力遭到威胁时，它在行动上就完全像单独一个人一样。”
　　当然，“政党代表席”并不掌握绝对的权力。他们必须考虑到群众的愿望、他们的党的意志以及“下层”同事们的意见。但是，领导人通过议会领袖的媒介至少对“下层”同事们所拥有的支配能力，并不总是单纯以精神因素为基础的。
　　事实上，选举花费很大，那些政党的地方组织一般都很穷。在下院占有一个席位，意味着很大一笔开支，即使在今天议员领取薪金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撇开工人议员不谈，在这些情况下，一般只有三种类型的人能够进入下院：第一，有力量津贴地方组织的某些地区的富人；第二，党的中央委员会可以指望他们慷慨解囊而加以吸收的原来是党外的富人；最后，一些比较穷苦的人们，他们或多或少地同意成为党的奴仆，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中央金库的津贴来支付他们的竞选费用。
　　现在，这种使金库充盈的秘密资金完全在领导人的支配之下，从而多少给他们的权力提供了物质基础。他们有时候力求通过比较合法的投机买卖增加他们的资金，但它大部分是有钱的党员拿出来的。很难说这些捐款人是或仅仅是出于为美好事业奋斗的热诚。他们比较关心的是保证自己得到党的最高组织的承认。
　　对他们来说，拿出去的金钱是一种投资。有些人希望得到下院的“稳妥席位”，另一些人希望得到尊敬的头銜：爵士、勛爵甚或更高的头銜。最后，还有像大政治阴谋家这样一些人，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保守党，依靠和他们抱有共同政治信仰的人的帮助来保卫他们的利益。
　　这些金钱上的干预对于当选议员的影响究竟达到怎样的程度呢？这很难具体说明，并且英国也并没有发生类似、甚至稍稍类似美国某些立法机构中有时演出的丑剧。但至少可以指出：固然保守党明确地是一个赞成维持现状的政党，自由党对少数富人的依存关系却也使自由党畏首畏尾，妨碍它在民主或社会改革道路上的前进步伐。大体上，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在他的著作里对于英国政治似乎作出了同样的判断：

　　“虽然尽可能地照顾到一些条件和限制……我们却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英国政府目前互相冲突的社会的和财阀的势力来看，从它的有组织的政党的制度来看，从行政权力的无上地位和占压倒优势的官僚政治来看，英国政府不是一个道地人民的政府。这是一个受寡头政治操纵的民主制度。”

#### **（丙）法 国**

　　在欧洲所有的大国中，法国无可否认地是政治制度最接近民主理想的一个国家。
　　年满二十一岁的所有法国人都是选民。由多数选民选出的议员征收捐税、制定法律、监督政府的工作，并且可以通过投不信任票的办法把政府推翻。参议院，即法兰西各省组成的大议会本身就有一种比较民主的起源。共和国总统是一个执政几年而并无绝对权力的根据宪法产生的临时元首。
　　在这些条件下，其他地方的任何民主国家似乎都不会这样有效。可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其他的议会很少像第三共和国议会这样的保守，因为它在战争的压力下，眼看已经成为确立累进所得税的欧洲最后一个议会。
　　查尔斯·迪尔克爵士有一天在谈起他本国的一位政治家（我不了解他的身分）时，指责那个政治家有计划地反对一切改革方案，并且对我说，“他像一个法国激进派那样保守。”事实上，坐在波旁宫里左翼席上的许多议员，不论他们称为社会党、激进社会党、激进党、民主党或进步党，都有这个共同点，因此他们的政策基本上是尊重有关收入、个人财产或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切事情的。
　　那些自称为激进的党派之所以如此保守，当然大部分是由于法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的选民是土地所有者，而革命后的重分土地更使千百万农民关心维持已经建立的秩序。
　　可是这些农民尽管在人数和社会影响上占有重要地位，却并不是法国的真正的主人。
　　在这个国家里，较大的资本主义不如像在英国或德国那样发达，但它由于遭到较小的反对，支配政府的势力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大。
　　法兰西银行、地产抵押公司（土地银行）、铁路公司以及工商界巨头，不仅是经济权力，而且是支配民主政治表面上的控制者的政治权力。
　　这是拉马丁在一八三八年就已经预料到的，那时他在众议院发表了一篇值得赞扬的演说，反对将铁路租给私营公司。

　　“在阅读历史或观察局势发展的时候，有一种情绪总是强烈地引起我的注意；这是人们对于公司的恐惧，这是真诚而进步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或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同公司的势不两立。如果按照你们的轻率的计划，把五、六十亿股金的无数股东归并进集团企业，归并进实业公司和金融公司，因而铁道系统将集中在它的若干公司的手里，哎喲，我不知道将产生怎样的结果！

　　那么，要不要改变运费率？可是你们用什么办法来改变呢？用法律。可是谁来表决这个法律呢？占投票人多数的股东。那就把铁路接收过来！可是谁来表决这个议案呢？仍旧是股东。那就建设对抗路线。可是，为了这些路线来投票的是谁呢？占投票人多数的股东。那就在你们路线的背后来改善、完成和改变铁路系统！可是，对于这种也许是全国一般利益所要求的改善和扩展，谁来投票表决呢？又是股东。这就是说，你们一下子就把一切竞争、未来的成果、你们全部疆土上的未来的改善永远抵押出去了。人民对当局的要求、诉苦和谴责都不会产生效果，人民和你们将在若干四分之一世纪或半世纪的期间受那些公司的权力的支配。你们将使人民的利益和一般的利益从属于那些公司。”
　　也许，其他任何社会预言从来没有这样彻底实现过；自然，拉马丁关于铁路公司所说的一番话，经过必要的变更，完全可以适用于统治着法兰西共和国的其他大公司。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保证这种统制，资本家或者在可能时使自己当选为议员，或者并不在乎自己出头露面而以资金津贴那些能够提供保证的政客们所组成的委员会，借以对选举团体施加影响。
　　但除此以外他们还直接影响到议员和政府。
　　在德勒西的著作中，[10]有一段话详細地（并且举出许多名字来证实他的论据）说明了人们用什么手段使每一集团中的忠实部下利用他们的势力来为资本家的庞大企业服务。
　　首先，除了那些在参加政治以前曾在金融界或工商界活动的名副其实的实业家议员之外，且看一看由于加入一个或几个董事会而与私营企业共命运的某些政客。
　　这两类的实业家议员人数并不很多；包括参议员在內，他们在议会里至多只有一百人。但他们在议会的同事中间拥有很大的势力。他们不难把比较贫寒的同事们的儿子、兄弟、侄子或表兄弟安插到他们的公司里去任职。这样，他们就在各党各派结交了一批得到他们好处的朋友，这些朋友甘心情愿拿选票来作为报答，并在时机成熟时拥护他们起来执掌政权。．
　　其次是担任公司法律顾问的众议员或参议员。每一个实业公司或金融公司必须在身边有一个总法律顾问，他给它提供意见，当涉及组织辛迪加、托拉斯、联合企业和其他垄断机构这种微妙的问题时指出采用哪些方法才不致违背法律，并且必要时可以为它出庭辩护。这些任务报酬很高。通常是规定一笔固定的薪金，遇到出庭时另加优厚的酬劳。所以追求这种位遲的人很多。
　　在最近十五年间，大的实业公司和金融公司宁愿在议员中间物色它们的法律顾问。不用说，它们所聘请的当然不是众议员或参议员，而是法律顾问，并且，当案件发生时，如果这个法律顾问——众议员或参议员——除了他的法律才干之外还发挥了他对政府的影响，那是只有存心不良的人才会加以批评的一种单纯的巧合。
　　而且，公司的律师和资本家只构成议员总数的一小部分。可是他们通常都是领袖。他们的经验或才干使他们适合于担任不同的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时，他们表现出他们有能力充任內阁的职位，并且在经过几次考验之后，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损害他们的名誉或使他们丢脸的事情，他们就会掌握政权。
　　由此看来，共和国的统治者既然一旦引起了银行和报刊的反对便无法生存，于是就逃避人民的控制而屈服于事务家的控制，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阿纳托尔·弗朗斯曾经问过一位部长，为什么政府关于改革事项显得软弱无能。
　　所得的答复是：“你说我们该怎么办？财政部长在里昂信贷公司里，海军部长在克鲁索公司里，陆军部长在‘委托公司’里，等等。”
　　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无论什么地方的民主国家里，真正的主权不是属于人民，而是属于受金钱势力支配的政党。
　　奧斯特罗戈尔斯基已经异常有力地指出了这种局势的危险，为了补救这种局势，他提出了某些纯粹从政治入手的解决办法，虽然它们是不可靠的并且也是不够的。

　　他说，“解决各个政党所提出的问题的办法不是被明白地指出来了吗？难道它不是在于我们在实践上不再利用僵硬的政党、即拥有追求其自身目的的力量的永久性政党吗？难道它不是在于使党恢复并保持它的**为了一定的政治要求而特別组成**的公民团体的基本特性吗？”
　　我们尽量不抱这种看法。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社会里党务起着过分重要的作用；为了一项具体的要求而把公民组成团体来同这种独占的势力相对抗，这也许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是我们怎么能够设想，这种同盟的建立足以消灭以政党政府为幌子的财阀统治呢？让资本主义像统治旧政府那样来统治民主国家的，就是“财富是权力”这一事实。
　　遏制财阀统治的不二法门并且也是从政治上加以剥夺的最后结果是：用作为阶级政党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权力来反对财阀的权力，反对那些纯粹作为财阀的政治表现的旧政党。可是，无产阶级的权力本身是不是充分呢？假如它是充分了，那么，由于议会政治的破产，是否还应该担心它那夺取政权的努力是没有办法和徒劳无益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探讨的问题。

[1]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民主和政党》，一九一二年法文版，第217页及以下。

[2] 斯蒂斯蒂芬：《布萊的计划》（《Le projet Poullet》），布鲁塞尔，勒培克书店一九一三年版，第24ont face="宋体">页。

[3]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民主和政党》，一九一二年版，第182页。

[4] 第145页及以下。

[5] 《民主和财政家》。

[6] 第473页。

[7] 伍德罗·威尔逊：《新自由》（《The new freedom》），紐約达布耳德—佩季出版公司，一九一八年，第116页。

[8] 娄厄耳：《舆论和人民政府》（《Public opinion and popular government》），紐約朗曼斯—格林出版公司，一九一三年，第139页。

[9] 《政党制》，伦敦，一九—○年。

[10] 《民主和财政家》，第76页及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