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采石场的社会主义共和委员会为庆祝桑巴公民当选而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1893年9月30日）

三．对外政策

1、在大采石场的社会主义共和委员会为庆祝桑巴[17]公民当选而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

（1893年9月30日）

　　公民们！
　　承蒙大家邀请我参加这一兄弟般的庆祝会，我感到不胜荣幸，我首先应当对此表示感谢。
　　你们今天晚上庆祝的胜利具有完全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一胜利应归功于社会主义者的团结，归功于选民本身不管某些候选人的反抗而实现的团结。
　　我提到这些反抗，绝对不是为了责怪谁（在一切政策中，记仇的政策是最卑劣和最不高明的），而是为了对你们的胜利作出真实的评价。
　　我谈到了选民，但决不会谈到当选者。我是他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不能赞扬他。反正通过选举你们已经了解他的价值。至于我们的那些敌人，他们用一种嘲笑的、傲慢的腔调问道：“桑巴？桑巴是什么 人？”他们不必等待很久就会得到这个问题的回答。他们将通过作品而认识行家。请允许我仅仅指出他是属于那样的人，他们过去的贡献为将来的贡献作出保证。看到这些经历过艰难的人受到尊敬，既是令人快慰的，也是理所当然的。
　　桑巴曾经是艰难的，但这样艰难的不仅是他一个人。我有把握说，在这胜利和欢庆的日子把他的名字同多年以来与他同呼吸共命运，并争相为社会主义民主事业作出牺牲的战友们联系在一起，这是忠实地反映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感情。我在9月3日晩上曾看到他们,他们在那一天对于他的当选比他自己感到更幸福，例如我们的朋友蒂罗和佩利埃就是如此。
　　公民们，象这样的集会是美好的，因为它使当选者能够同选民接触，共同交换他们对于最使他们感兴趣以及最使他们激动的现实问题的观点和印象。因此请你们原谅我冒昧承领你们的厚意，利用这个宴会为我提供的机会，同你们当面谈谈我对一个问题的看法，这一问题无疑是微妙的，但是实在有必要直截了当地阐明我们的观点：我想谈谈法俄联盟或者不如说法俄协约。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共和党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
　　我知道，这个协约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共和党订立的，全部责任应由政府单独承担。但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任何政党都不应该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漠不关心，尤其我们这样的群众性的大党更不应该如此。
　　我们的敌人有权要求我们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也有义务毫不暧昧和毫不隐晦地阐明它。当然，公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仅仅从民族利益和国家的外部安全观点来探讨它。何况，我们不会感到这样做有什么困难。
　　尽管受到每天重复的、十分可憎和荒谬的诽谤，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是爱国主义者，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从感情到理智都是爱国主义者。
　　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不管他自称属于什么流派，不是一再宣称，法国作为民族的存在，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胜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而且，长时间以来，社会主义者已经经受了考验。我只要向这个大厅、向我的周围看一下，就可以看到符尼埃尔，他在1870年即十四岁的时候就拿起枪同敌人进行战斗，还可以看到保尔·曼克，他曾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普鲁士防线去完成一项他所接受的秘密任务，从而做出了最纯粹的爱国主义的榜样。
　　如果民族危机的时刻重新来到，那么社会主义者昨天做过的，他们明天将重新去做。所以社会党人对于他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可以轻而易举地以十分平静的心情探讨自己的答案。
　　公民们，从这一观点看，一个基本事实支配着我国整个现代史，这一基本事实就是1870年的战争。
　　当然，社会主义者对于这次战争是没有罪贵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完全一样，都是没有罪责的。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对被欧仁妮[18]皇后称为“我的战争”的这一疯狂的冒险提出抗议，而在国境线的另一边，德国的具有同样信仰的人也提出抗议，同他们相呼应。为此，应该对卓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表示敬意，它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中不断作出公民的大无畏精神的榜样。它敢于在一个陶醉于胜利硝烟的民族中间，在任何场合对于正在策划的罪行不断地提出抗议。从9月21日起直到战争结束，党的正式机关刊物《人民国家报》的每一份的报头都用醒目的大字日印了这样一句话：“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光荣的和约，不要兼并！”
　　这种态度使他们得到法兰西共和国驻维也纳领事的公开赞许。几个月以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这一赞许付岀了代价，他们被判处两年的要塞监禁。
　　但是，公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能够并且应该在那次战争中采取这种态度，战争结束后，他们能够提出“不给一个钱也不给一个人”来反对俾斯麦和卡普里维[19]的一连串要求，这是因为，如同他们在1870年12月5日的宣言开头中所说过的，德国的独立和安全在那时巳经不成问题，这是因为，德国军队已经是战胜者。
　　可惜，法国在那次可悲的战争中战败了，这种形势迫使法国社会主义者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承担完全不同的义务。固然，取消常备军一直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愿望。怀有这种愿望的人不仅仅是他们。正是一些如同弗雷德里克·帕西[20]先生那样的经济学家和一些象“和平和自由同盟”[21]的成员那样具有各种观点的人，和我们一样预见到人类最终将摆脱这种沉重的负担，并尽力为这一未来做好准备。但是，不应该由战败和失去土地的法国来带头裁军，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听任她的无情的敌人宰割。
　　法国二十三年来一直手持武器，常备不懈，因为她不知道敌国的哪一个国王会出于任性而驱使全部子弟走上前线。
　　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切社会主义者的无可推卸的义务是，不管自己多么反对，也不顾自己内心的感情，必须接受普遍义务兵役和庞大军事预算的双重负担。
　　当然，社会党议员在这一问题上如同在一切问题上一样，要履行义务并行使他们的创议和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共和党在议会上将提出在国外已经解决的关于缩短兵役到两年的问题。它将对军事预算进行最仔细的检査。财政委员会的一位报告人——今天的部长，在几个月前就坚决要求众议院对军事预算实行监督。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在检查这些问题时，我们这些社会党议员将不会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我们的投票特别要受到专门人员意见的影响。任何的理由都要向国防利益这一最高理由让步。就这样，公民们，我们在联盟问题上也不会有完全的自由。在这一问题上，如同在前一个问题上一样，我们要忍受我们所遇到的现实状况的后果。
　　当然，法国首先应该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如果她使自己的政策和利益服从于某一外国的政策和利益，那她就犯了最大的错误。
　　但是我们每天都听到说，三国同盟竭力要把所有次等国家纳入它的势力范围，面对着这种情况，如果法国试图以一种力量组合来同这些敌对力量相抗衡，那么在世界上有谁会感到惊讶呢？
　　如果在盟国的选择上，共和国政府只受它的天然意愿的驱使，这当然是理想的办法。甚至，我们可以正当地谴责我们的政府，它以过分严格的海关政策过分轻率地对待一些国家，亳无益处地伤害我们已经获得的最深刻的同情，例如瑞士共和国对于我们的同情。
　　可是，制度的共同性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足以成为采取共同的国际行动的理由，而制度的不同也并不总是两国政府间建立诚挚关系的障碍。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只想举出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目前存在着友好关系这件事就够了。
　　同样，一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在1870年9月给他的同志们的预言性的信中，宣告了今天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他写道：“如果德国胜利者夺去了亚尔萨斯—洛林，那么法国就会联合俄国共同对德国作战。”[22]公民们，如果法国拒绝一个国家的帮助，她明天在战场上也许会后悔莫及，在社会主义者中间；有谁敢于承担这一重大责任呢？但是如果社会党为了国家安全的最高利益，果断地接受形势已使其成为必要的联盟，那么，为了国家的尊严和荣誉，我们有责任恢复这一协约的本来面目。
　　宣布俄国舰队到达这个据说从前嘲笑能够制人死命的国家，引起了上千个计划，一个比另一个更加奇特，更加荒谬可笑。
　　只是由于公众采取了冷静和意味深长的克制态度，才在刚一冒头时就控制住那些显示感情的方式，否则这些方式就会使接受它的人和进行组织的人同样难堪。
　　不，公民们，法国在明天用来欢迎俄国海军和人民的代表的，将不是对于拯救者的洋溢奔放的热情，而是对于可能在某一天成为战友的客人应有的彬彬有礼的友好态度。
　　因为法国既不是俄国的被保护者也不是受惠者。象通常一样，法俄协约的决定性动力是利害关系。既然利害关系是法俄协约的原因，它应当也是法俄协约的准则。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借口，法国都不会同意充当某一外国的政治工具°
　　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协约和联盟，只能是一种相互保证的契约，而且双方都作出至少是同等价值的贡献。
　　我绝对不想缩小喀琅施塔特示威[23]的意义。它是欧洲和我们自己二十年的耐心和艰苦的努力的结果。它向世界证明了法国终于在欧洲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我不打算贬低这一道义援助，但是我国对此已经提供物质援助作为报答，近四十亿法国黄金已在几个月内落进俄国金库。
　　可见法国和俄国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相处的。社会主义者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为了祖国的利益，唯有走这一条件下才接受同俄罗斯帝国的协约。
　　但是，公民们，在社会党岀于爱国精神服从欧洲形势为它造成的必要性的时候，它没有忘记互相支援的伟大义务。它尤其没有忘记在俄国那里，社会主义者为了我们在这里捍卫的正义的、人道的共同事业每天都在进行斗争，直到被关进监狱，被流放，甚至辆牲生命。
　　法国政府不能够插手外国的政策和内部事务，正如我们不允许外国干预我们的政策和内部事务一样，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党人——法国革命传统的继承人和后继者，却有权向世界任何角落的、和我们捍卫同一思想的人伸出兄弟之手。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是既为我们自己的事业服务，又为法兰西祖国本身服务。
　　无疑，每当一名社会党议员进入德国议会或是意大利议会，也就是进去一个德国人或一个意大利人。和这一样，当五十名社会党议员将进入波旁宫时，也就是进去五十个善良的法国人。
　　但是如果说法国的、意大利的和徳国的社会党议员自然有权利深切关心本民族的利益，那么至少有一种他们履应当关心的事使他们联合起来，即维持和平。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宣传和实现他们的思想，必须有和平。
　　他们懂得战争会长久地把社会主义的战士和思想淹没在血泊中。这就是为什么说，每选举一名社会党议员进入欧洲的一个议会，都是对于世界和平的一个新的安全保证，都是直接为法国的利益服务的。法国热爱和平，只求能在平静和安宁中继续它全心全意投身进去的文明的和卓有成效的事业。
　　公民们，我想这些解释是很清楚了，很完整了，我已尽了我的力量，我希望这些解释将使人们停止对于我们的诽谤。
　　啊！我表达这种心愿并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二十年以来，每当发生外来的危险时，一切内部的分裂就消灭了。
　　二十年以来，每当外交部长登上民族讲台向法国的议员的爱国主义感情呼吁时，他就会看到人民的代表一致团结在他周围。
　　国际金融家纯粹为了损害一个威胁到他们个人利益的政党的威信，不惜破坏这一团结并给法兰西祖国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我现在所谴责的卑劣的造谣运动就是他们在自己的天然摇篮——交易所的廊柱下搞起来的。
　　公众的健全理智将结束这些伎俩，它将使诽谤我们的人沉默。
　　至于我们，我们蔑视这些诽谤，唯一关注的是无愧于劳动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明确认识到民主在世界上应该发挥的作用，我们作为这个不分国界的、维护社会正义和国际和平的伟大的党的忠实成员，将不屈不挠地继续把我们的全部力量、能力和智慧贡献给它的事业，我把对于这一事业的三方面的愿望归结为三声万岁：
　　法国万岁！
　　社会党国际万岁！
　　社会共和国万岁！

[17] 马赛尔·桑巴（Marcel Sembat 1862—1922）——法国社会党的改良主义首领之一。1893年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党的候选人当选为议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译者注

[18] 欧仁妮（Eugénie 1826—1920）——拿破仑三世的妻子，1853—1870年为法国皇后。——译者注

[19] 列奥·卡普里维（Leo Caprivi 1831—1899）——德意志帝国首相（1890—1894）。——译者注

[20] 弗雷德里克·帕西（Frédéric Passy 1822—1912）——法国经济学家，众议院议员（1874—1889）。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译者注

[21] 1867年在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积极参加之下成立的一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译者注

[2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3页。——译者注

[23] 指1891年夏法国舰队访问俄国海军要塞喀琅施塔特。当军乐队奏起在俄国严禁演奏的《马赛曲》（法国国歌）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脱帽致敬。——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