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

詞源與概念之形成

清末立憲運動期間，留學日本的滿蒙旗人和滿洲官員對梁啟超、楊度等人的主張作出正面回應。1907年，恆鈞、烏澤聲等留日滿蒙旗人在東京創辦《大同報》，後來又在北京創辦《北京大同日報》，提倡「滿漢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結合民族與立憲政治議題，認定滿漢問題之所以出現，歸根結底是君主專制獨裁造成的惡果，因此必須改革政治，實行君主立憲政體，開設國會。在這樣的認知下，留日旗人在其他場合更多次逕稱「我漢、滿、蒙、回、藏四萬萬同胞」。 留日滿蒙人士在「國民」觀念的啟示下，對於中國族群關係「從多元到一體」的認知，深刻影響了民國建立後的族群思想與族群政治。清朝統治者與以維新派為代表的漢族士大夫之間，取得了透過「變法維新」將王朝轉化為近代國民國家的共識。立憲運動的「五族共和」族群論述，被晚清政府接納，成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 到了20世紀初，清廷開始將自身定位為合「五族」、「五地」為一體的「中央」政府。清朝君主在遜位詔書中表示「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新清史學派學者、哈佛大學漢學家及亞洲歷史教授歐立德表示，清朝在疆域方面將地理上屬於內陸亞洲的許多地區，都編入帝國的版圖，而為1912年以後的中國政權所繼承；滿洲人更將漢人傳統以長城劃分的內、外統為一體，使「中國」的概念得以重新定義。在多民族性方面，滿洲統治者標榜的「滿漢一體」或「五族一體」說，也為後來的中國政權所採用；在清朝的統治下，促使由各個不同民族所組成的「中華民族」一詞，可以與「曾經過去是清朝疆域內的人們」同義。

「中華」詞源

「中華」一詞出現甚早，源自於中國古代華夏民族起源於黃河流域一帶，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發達；歷史悠久，因此稱該地為中華，此區後來被稱為中原。 在《資治通鑑》記載的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民族」詞源

民族一詞具有十分豐富而複雜的內涵，可以表達多種近似而不同的概念。詞彙本身歧義較多，概念和用法受到政治的較大影響，這些義項之間容易相互混淆。在不同的學科中，對於民族的範疇與用法也有許多歧異。

「中華民族」詞源

「中華民族」一詞由近代的梁啟超首先提出，同時期後續有楊度和章太炎等諸多學者的闡釋與政府認可。梁啟超所提出意指華夏族、漢民族、炎黃遺族等。1902年梁啟超在《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指出：「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使用了「中華民族」七次（簡稱為「華族」），並表示：「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俗稱所謂漢族者」，它是「我中國主族，即所謂炎黃遺族」，但梁啟超在具體使用「中華民族」一詞時卻比較混亂，有時指漢族，有時又指中國的所有民族，認為「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族群內涵

一般中文語境下，中華民族一詞的使用常泛指大中華地區境內的公民及海外華人。
在行政及法律上，中華民族的族群內涵至今無明確的現代公民、血緣種族的統一識別標準，而中華民族、大中華地區等概念包含的內容之差異，可以從此詞的當代官方界定到和歷史演變(自晚清到現代) 來說明。

國族意涵及體制化

華人學者費孝通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換言之，中華民族並非傳統中國裡的民族，而是中國建立了現代主權國家後，經由「民族自覺」所出現的國族團體。他還認為，在過去的三千年中，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彙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他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繫關係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成為中華民族。史式認為中華民族是用來指代由古至今主體曾經在中國，在現代可理解為大中華地區，長期居留且有較深層次的相互交流、融合甚至同化的一批族群的統稱。
若以公民身份國族定義中華民族，則該詞包含由中華民國憲法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所有國境內的各民族，為中國人的國族。亦有學者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中國民族國家的稱謂，乃為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族、與國家三種認同的合為一體。例如芮逸夫曾詮釋孫中山之說，將中華國族、中華民族和中華國家三個稱謂，說是「三位一體」。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強調其中華文化的正統性，並包含了自行發展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多元文化影響下形成的多民族文化總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則是一個例子，由蔣中正發起以對抗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
1949年後中華民國政權遷移至台灣，台灣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原有的中華文化，保護中華文化免於受文革破壞，於1966年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文革運動分庭抗禮，主要以倫理道德與儒家思想之精華來宏揚中華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來開始大力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其民族政策將中華文化定義為境內56民族文化總匯，主張該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該國治下各民族都有發展自己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中國境內至少有30種以上民族文字，包含漢字與少數民族滿文、藏文等，皆並為中華文化的遺產寶庫。

形成觀念

中國史學家黃興濤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中國人整體的身份認同標誌，在中華民族觀念上，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雖存有分歧，但在「九一八事變」與「抗戰爆發」之後，當時社會皆廣泛使用和認同中華民族這一整體性稱謂，爭戰雙方又完全一致在這凝聚符號一點上有共通性。他認為這表明了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的命運和目標，以便與共同的民族敵人戰鬥到底。尤其是國共合作宣言等一系列震動全國、激動人心的政治文件中有關中華民族概念的共同使用和民族整體性的強調，對於現代中華民族觀念認同所產生重大影響。亦可看出在抗日之前的內戰，正是在「中華民族」這面旗幟下停止內戰而再度合作了起來，並被視為國家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某種象徵，亦促進了現實的民族融合。《中共中央為國共關係問題致蔣介石電》描述：「中外人士皆認此為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主要根據；此不僅為兩黨同志之光榮，抑且顯示中華民族之偉大。因此，凡關心中華民族命運者，無不企盼國共兩黨之鞏固的與長期的合作。」

中華民族、海外華人與雙重國籍

由於海外華人常擁有中國之外的國籍，因不同的國籍法則有不同的國籍及僑務政策，而為維護海外華僑華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有人主張採取允許雙重國籍的政策，如中華民國政府的作法。1956年東南亞華人的雙重國籍問題，使周恩來明確採取單一國籍的政策，以避免東南亞諸國對對華僑華人政治忠誠度的疑慮。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僑委會曾宣示，「Overseas Chinese」是英文中的專有名詞，指「認同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人」，僑委會號召對中華民族與文化的認同，並期望華僑教育能保存中華民族文化優良傳統。

界定

中國未清楚以法律明定「中華民族」包括或排除的民族列表，行政上的「中國民族列表」是否等同於「中華民族」的民族學劃分和族裔政治認同是富含政治及文化分岐的議題。

民族識別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於1949年至1954年進行第一階段民族識別工作，首先認定38個少數民族。後來在1954年至1964年進行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第二階段工作，並新確定了15個少數民族；同時，將普查中自報的74個族體分別歸併到53個少數民族中。在第三階段工作則在1965年至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中進行，1965年認定了西藏珞瑜地區的珞巴族，後來在1979年認定了雲南基諾山的基諾族。直到最近使中華民族的成員增加到56個是在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顯示自1982年以來，中國民族成份恢復的人數在1200萬人以上。

五族共和民族大同

中華民國建立以後，黃興、劉揆等革命黨成員於1912年3月19日創立了「中華民國民族大同會」，此會重要發起人亦包含了少數民族成員（如：滿族恆鈞等）。因為清朝末年的立憲運動的恆鈞等人從事「大同報」社活動。辛亥革命後，百廢待興，當時的孫中山於同年4月初批准該會立案，除了贊同之外，在民國初年政府財政極為拮据情況下還提撥經費支援。同時一些地方官員也發布《化除種族見解之文告》與政策以配合政府實行大同主義。某些革命黨人士甚至主張禁止鼓吹排滿、有違五族共和宗旨的書籍可見當時促進各民族間平等共處的社會需求，當時諸多社會組織大為提倡以「五族共和」為目標，並以民族平等融和為宗旨。眾多組織中較為特別的是於1912年5月12日在北京成立由袁世凱下令組成的「五族國民合進會」，不僅是因為由最高首長授意，其成員也是真正由五大民族重要人士所組成，而且該會在《申報》上分析了血統、宗教和地域以論說來證實五族共同起源、共同祖先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