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無謬誤

聖經和伯多祿的權力

根據瑪竇福音三16、九2，路加福音廿四34，及格林多前書十五5，天主教教理描述伯多祿在宗徒中位居首位。這充分說明因著伯多祿的信心，他作為教會的磐石。耶穌基督在瑪竇福音十六18說，伯多祿將建立他的教會，並宣稱戰勝死亡的能力。在路加福音廿二32，耶穌給伯多祿一個使命去持守信心，而且每次他回轉後都要堅固他的弟兄。
天主教教理透過瑪竇福音十六19節，認為耶穌給予伯多祿權力的鑰匙，標誌著有權柄去管理著神的殿，就是教會。在若望福音廿一15-17，耶穌復活後給伯多祿權柄去牧養主的羊。耶穌將捆綁與釋放的能力賦予給所有宗徒，尤其伯多祿 (瑪竇福音十六19)，被認為是在天主教教理中去開脫罪的權柄、對教義作出判斷和在教會紀律上作出決定 。

Ex cathedra

「Cathedra」及「sedes」是拉丁文形容「椅子」的字詞，在古代是老師的象徵，寓意著在大學教授辦公室裏的「椅子」，以及「看到」主教的意思（由「sedes」這字而來）。由於天主教認為宗徒伯多祿在保存合一上有特殊的角色，在眾主教中被選立的教宗，好像伯多祿一樣承繼了為全教會發言人，也是宗徒的承繼者，故教宗是被認為是坐在「伯多祿的椅子」或聖座上的。
拉丁詞組cathedra在字面上是解作「由椅子」的意思，被定義為「當他（教宗）作為全部基督徒的牧羊人和教師，憑藉他最高的使徒權威，（羅馬的主教）所定義有關信仰或道德的教條，全教會都需要執行和堅持。」
基於同意教宗「ex cathedra」，信徒需要的回應的特點是對教宗宣告「應有的尊重」。

羅馬教宗的權力

天主教等以教條為主的信仰隨著時間和歷史而發展出它們的神學，而神學是由早期教會所形成。關於羅馬教宗權力的教條就像教會的教導和教會的構成一樣，也經歷過一段時期的發展。福音書上已經清楚指出羅馬教宗擁有重要地位的意識，這一點同時也得到早期一世紀教會的認可。亞歷山大的革利免曾就門徒彼得的身份寫了一句說話，「有福的彼得，他是被揀選的，是超群的，是眾門徒之首的，凡與彼得一起的人，救主已為他獻出自己。」所以，彼得及他的繼承人（羅馬主教）都擁有特別權力。教宗聖西里修在385年曾寫道，被祝福的使徒彼得為我們承擔了責任，他是我們所相信的，在一切的管理的問題上保護我們和他一切的繼承人。天主教一般認為使徒的理解和想法已經被寫下並記載在聖經裡，並迅速地成為教會的生活習慣，從那裡開始，一個清晰的神學就被展示出來了。很多早期教父談到大公會議和羅馬主教時，雖然認為他們沒有防止錯誤的神聖保證，但卻認同他們具有可靠的權力來教導聖經和傳統的內容。

神學歷史

克勞斯·沙茨(Klaus Schatz)稱教宗無謬誤的教條是「不可能確定於單一作者或年代作為起始點」。其他學者如布賴恩·蒂爾尼(Brian Tierney)則認為誤皇無謬誤的教條是由中世紀的彼得·奧利維(Peter Olivi)提議的。沙茨和其他學者視這教條的根源是來自更遠的早期基督教時期。
布萊恩·蒂爾尼認為13世紀的方濟各神父彼得·奧利維是為教宗無謬誤定下基礎的第一人。蒂爾尼的想法被奧格斯·伯恩哈德·哈斯勒(August Bernhard Hasler)和貴格利·積遜(Gregory Lee Jackson)接受；詹姆斯·哈夫(James Heft)和約翰·克魯斯(John V. Kruse)則拒絕認同。沙茨指出奧利維不應如蒂爾尼提議般，在這教條上有如此重要的角色，因為蒂爾尼是一位不能被早期正典學者和神學家的工作認同的人，而他的主要的教導來自奧利維兩個世紀後的15世紀；沙茨宣稱「可能確定於單一作者或年代作為起始點」。爾里希·霍斯特(Ulrich Horst)以同一原因批評蒂爾尼的觀點。馬克·鮑威爾(Mark E. Powell)以他的新教評估教宗無謬誤的一般性問題，他拒絕承認蒂爾尼有關13世紀的奧利維理論，即認為教宗無謬誤的教條定調於第一次梵蒂崗大公會議，且有源自14世紀的傳統。鮑威爾特別引述主教泰雷尼(Bishop Guido Terreni)的重要，並認為教宗無謬誤是主教不斷宣告擁有這權力，以及長久發展下來的。
沙茨指出「羅馬教廷群體得到特別的尊崇，往往與信仰上的忠誠及傳遞上的保存(即信仰的傳世)有關」。他繼續指出「教宗教導無謬誤」的後期教條和513教宗何彌方程式(Pope Hormisdas)的不同，後者宣稱「羅馬教廷從未曾犯錯(及永遠不會犯錯)」。沙茨強調何彌方程式並不意味著能廣泛應用於「個別教條的定義，但能應用於羅馬教廷於整體信仰上的承傳和彼得傳統」。他特別主張何彌方程式並不能排除個別教宗成為異端的可能性，因為該方程式引用「主要於羅馬傳統之上，而不是專門為教宗個人而設」。

大公會

十二世紀《教會法匯要》包含由羅馬教宗貴格利一世（590-604）的聲明，前四個大公會議都被大家敬仰 「......類似的四福音書」，因為他們已經 「被普世同意成立」，並就貴格利的說法是，「神聖羅馬教會賦予權力予聖典，但並不受其約束。」 一班稱為教會法學者教的評論員，一般的結論是教宗可以改變大公會議的法令和紀律，但被約束他們對信仰的言論，在該領域的權威高於教宗。不像那些十五世紀教會會議至上主義者提出來的理論，他們明白一個大公會議為必需涉及教宗，並意味著教宗加上其他主教的力量是大於教宗單獨行動的力量。

中世紀

當談及有關道德與信仰的議題時，一些中世紀神學家（如阿奎那）便曾討論過有關教宗無謬誤一事。《教宗訓令》是一份可能由教宗額我略七世在1075年簽署的關於27條應屬教宗之權力的文件。該訓令的宗旨是教宗至上，其中「他可以罷免皇帝」一條使得世俗與宗教權力的界限被打破，並引起了世俗力量。而第19和第22條則分別指出「沒有人能判斷教宗」及「在聖經作證下，羅馬教會從來不會犯錯，他不會犯錯直到永遠」。
在早期的14世紀，方濟會對貧困形式展開衝突，屬靈的人反對修道院方濟並採取極端的立場，最終令使徒貧困的概念名譽掃地，並因而被教宗約翰二十二世譴責，他們因拒絕接受教宗要他們改變規例而遭到迫害。在1322年3月，他委託專家根據基督和使徒們的想法來考究貧困的想法。專家們彼此都反對，大多數反對的理由是它譴責教會擁有財產的權利的想法。1322年5月，方濟會在佩魯賈及出相反的聲明。他們使用的一種觀點是，約翰二十二世的前任教宗曾在一篇文章宣布基督的絕對貧困的看法，並且因此，沒有教宗可以提出相反意見。到了同年12月8日，約翰二十二世與他們繼續爭持。在1324年11月10日，教宗回答了之前的批評，他否認他對手的說法，「羅馬教宗曾經提及的信仰和道德是不可改變的，及不容許繼位人撤銷。」他亦宣稱，他自己的陳述與他的前任教宗們之間是沒有矛盾。但事實上他的說法與前任教宗所說的有出入。
很多人都認為約翰二十二世強烈不滿別人將錯誤歸到他或在他以前的教宗身上，而且他在譴責方濟會時亦犯下了錯誤。

反宗教改革後時期

在反宗教改革後的時期，羅馬大聖托馬斯學校的多明尼加神學院，即後來的聖托馬斯·阿奎那天主教大學的阿格利暗(Pontifical University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Angelicum)積極地維護教宗無謬誤的教條。由1654年至1672年出任聖托馬斯大學的院務長的費雷(Vincentius，1682)在他的神學論文(De Fide)中為教宗無謬誤護航，他指基督說「我已為你──彼得祈禱，這足已證明無謬誤並不是對教會承諾，因教會是由頭(seorsum)分離出來；卻是對頭(seorsum)承諾，因從他那裏能成為教會的來源」。羅馬聖托馬斯大學神學教授多米尼克·格拉維納關注教宗無謬誤的問題，寫道「對教宗來說，他是一(人)而且孤獨的，他被賦予為頭」；另外，「羅馬教宗在時間性上是合一的，所以就個人而言他是無謬誤的」。同樣作為聖托馬斯大學神學教授的文森佐瑪麗亞·加蒂為教宗無謬誤辯護，指出基督的話「我已為你祈禱」等等，是「單單對教會或使徒以外的彼得承諾不易駁倒的原因；但這並不對不代表頭(seorsum)和與頭(seorsum)一起的其他使徒或對教會作出承諾。」他補充「因此彼得即使是在教會以外，仍然是無謬誤的」。

1870年的教條定義

教宗無謬誤正式在1870年被定義，雖然這觀點的傳統可以追溯至更遠。對教會第四條教條式憲法的結論 「永恆的牧人」，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宣布與主教里奇奧和愛德華菲茨傑拉德持反對意見：我們的教導和定義這是神聖教條，去透露羅馬教宗講及有關教宗寶座時，他憑藉他的最高使徒權威，去領導所有牧師和基督徒博士，他定義有關信心和道德的教條，並由普世教會執行，透過神聖助手在彼得的祝福下給他承諾，是無謬誤和神的救贖意志，他的教會應賦予有關信心和道德的教義，因而羅馬教宗的這些定義本身並不是從教會的同意。
根據天主教神學，這是一個大公會議通過無謬誤的教條。由於1870年的定義沒有被天主教徒看作為創立教會的，而作為一個對羅馬教宗訓導真理的教條式的啟示，教宗教導在1870年之前宣布取得了就可以了，如果他們符合載於教條式的定義標準，就認為是無謬誤的。聖母無原罪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一位英國首相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公開抨擊第一次梵蒂岡會議，指出羅馬天主教有「......喪失道德和精神的自由。」他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叫《梵蒂岡的法令關係到公民效忠》中，他描述了天主教會的「亞洲君主制：無非是專制的一種暈眩的高度，和宗教奉承的死亡層面。」他還宣稱，教宗想破壞法治，並以暴政取代，然後隱藏這些「.....與自由對立的罪，今人在窒息的煙霧下面。」紐曼紅衣主教著名地以他的信回應函諾福克公爵。在他的信中，他爭議良心才是至高無上的，與教宗無謬誤沒有衝突。他說：「如果教宗願意，我與教宗喝杯，但仍然首先為良心，其次才為教宗。」他其後再說：「梵蒂岡會議離開羅馬教宗是因為發現了他。」他滿足於溫和的定義和具體的問候，可以聲明無謬誤。

教會憲章

在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提出的教會憲章，是對教會來說重要的文件，為了避免任何人的討論和懷疑，明確地重申教宗無謬誤的定義。內容的表達如下：
本屆神聖會議，步著第一屆梵蒂崗大公會議的後塵，一同教導並聲明，耶穌基督永生的牧人，曾經建立了聖教會；如同祂由父派遣而來，祂也把使命交給了宗徒們（參閱若：二十，21）；祂要宗徒們的繼承人，就是主教們，直到世界終窮作教會內的牧人。為使主教職保持統一不分，基督定立了聖伯多祿為其他宗徒的首領，並在他身上建立了信仰統一及精神共融的、永久可見的中心與基礎（一）。對於羅馬教宗首席權的設立、權限、性貿、與永久性，以及其不能錯誤的訓導權，本屆神聖大會，再次向全世信友提示其為應該堅信的道理。

東正教會

東正教拒絕教宗無謬誤的教條。東正教基督徒認為的聖靈將不允許東正教基督徒的整個信徒體墮入錯誤，但留下怎樣才能確保任何情況下也確保聖靈保守的問題。東正教認為，在頭七個大公會議中，福音的真理均有可靠、準確的證人，所以會議是無謬誤的，因為他們注意的是基督徒的信心，而不是注意在會議的體制結構之上。
此外，東正教基督徒不相信任何一個主教是無謬誤的，或教宗無謬誤的想法在第一個世紀基督教中被教導。正統歷史學家常常指出譴責教宗和諾理一世為異端的基督教第六次大公會議，是重要的指示。然而，和諾理的給謝爾蓋(Sergius)是否符合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的標準，是一個爭議。而其他的正統學者認為，過往教宗於梵蒂岡會議以無謬誤的身份，作出在信仰和道德的教導，現在被公認為是有問題的。

聖公會

英國教會和它的姊妹教會聖公會拒絕教宗無謬誤論，透過英國教會在1571年所頒布的三十九條信綱去表達拒絕：
第十九條 - 論教會：凡是誠心相信的人，聚集成會，傳講神的正道，遵守基督的命令以施行聖禮，不遺棄聖禮中的要事，那麼這會便是基督有形的教會。
第二十一條 - 論公會的權威：公會未奉君王命令和意旨不可召開。它們既得以召開（它們既是人的會，一切的事並非都為神的靈和話語所統治），它們可能錯誤，並且有時錯誤了，甚至在屬於神的事上也錯誤了。所以，它們規定為得救所必須的事，除非得以證實是從聖經來的，否則既沒有力量，也沒有權威。

循道宗

約翰．衛斯理從循道宗的角度修正了英國聖公會的文章，特別是那些在美國的。文章省略了有關羅馬教會和議會的錯誤，包括聖公會條款明文的規定，但仍保留第五條，其中隱含屬於教宗權威的羅馬天主教想法，而且能夠定義信仰等事項顯然不是源自聖經：第五條指出，聖經包含一切有關救贖的事情，它是不需要的任何人的解讀或推理才能成為一則信條…這亦表明沒有人能凌駕在聖經的權威之上。

改革宗

長老會和改革宗教會拒絕教宗無謬誤。西敏斯特信仰信條指出，「在1646年，這是打算取代三十九條信綱，標明羅馬教宗為『反基督者』是為了走得更遠」，信條包含以下陳述：
(第1章)9：聖經對無謬誤的解釋規則是聖經本身：因此，當有任何經文的真實性和完整意義上出現問題(不是多方面的，而是一方面)，它就必須被搜求和被其他地方的知名發言更清晰。
(第1章)10：最高法院法官引致的宗教爭論都被確定，所有層級的議會、古代作家的意見、人的教條以及個人的聖靈，都要被檢查，並在判決時我們要靜下來，沒有人能說話，只有聖靈透過聖經中說話。
(第25章)6：除了主耶穌基督外，教會裏就沒有其他的頭。既不是羅馬的教宗，在任何意義上，是它們的頭；那敵基督，即大罪人，和滅亡之子、在教會高舉自己的，就是敵擋基督和自稱為神。

福音派

福音派教會不認同循道宗與改革宗對教宗無謬誤論的論點。福音派相信聖經是無謬誤的。大多數福音教會和機構都有教義去聲明，聖經是由希伯來文聖經和新約聖經組成，是信仰和實踐的唯一規則。當中大部份的聲明，是有關福音派積極回應方式的信條，並且不包含引用教宗或不屬於福音派教義的成份。

把教宗的世俗權力當作教條闡述的聲明

為了在教條中提升教宗的世俗權力並在羅馬召開大公會議，起源於第三世紀的天特會議，在1863年12月舉行了一次會議，當中出席的主要是奧地利和匈牙利的主教。
在普奧戰爭後，奧地利意識到義大利國，結果因此而有重大的政治改動，「卡托利卡文化宮(Civiltà Cattolica)建議教宗無謬誤將取代教條的世俗權力。」
麥克米倫在一本書中(Bismarck: Some secret pages of his history )寫了有關條目：
這次會議的主要目標將是引起教宗強烈的聲明，並有關世俗權力的事。這個議會的第二個目的，就是遠離羅馬，並向歐洲顯示出梵蒂岡不再享有必要的自由，雖然行為上已證明義大利政府在其渴望和解，並準備以滿足教廷的意願，而實際上他在能力上已經做了一切可做的事。

俾斯麥的反應

據FBM Hollyday，德意志帝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擔心庇護九世和未來的教宗將使用無謬誤的教條作為促進一個潛在的「教宗渴望國際政治霸權」的武器：
「俾斯麥的注意力被固定，這源於他懼怕國際天主教會有意欲以於1870年宣布的教宗無謬誤來控制德國。若如之前所述，沒有一位教宗對國際政治霸權有渴望，而俾斯麥的抵抗就可被視為太極拳，當時許多政治家都作為說客。這引致文化鬥爭，當中主要是普魯士在德國各州實行的措施，試圖以立法限制天主教教會的政治權力，減少事務的危機。」
天主教教會在多個世紀以來的政治行動，早在1868年2月29日於義大利就發生了。當神聖的監獄頒布法令非埃克佩迪，宣告天主教應該於義大利王國是「既不作選民，也不被選上」。該法令的主要動機是，通過採取人大代表誓言可能會被解釋為一個批准掠奪聖座，因於庇護九世1874年10月11日的觀眾宣布。但這只有在1888年是被宣布為絕對禁止的，多於告誡意味著一個特定場合的法令。
為了防止教宗干預政治的潛在危機，於1872年，俾斯麥嘗試與其他歐洲國家政府達成共識，即未來的教宗選舉將被操縱。他建議歐洲國家政府應該事先擬定一些不合適當教宗的候選人，並指示自己國家的樞機主教以適當的態度投票。這計劃在《俾斯麥對德國對外代表的外交機密通傳》中流傳。(1872年5月14日於柏林出版，由FBM Hollyday翻譯)在裏面，俾斯麥寫道：
這協定已結束這世紀的開始時產生的，在某程度上，教宗和政府間親密的關係；但是，在這一切之上，梵蒂崗會議完全改變有關教宗的無謬誤和司法權。他們對教宗選舉的興趣增到一個極大的程度──但他們關心自己的權利也是堅實的基礎。對於這些決定，教宗開始假設給予權利每個獨立教區裏的主教──主教的權力更為實在地掌握他們的手中。原則上，教宗取代了每個主教的獨立位置；但實際上，教宗隨時隨地能將自己提升至之前的位置，與政府聯繫。而主教成為了教宗的工具，其官員也沒有責。相對於政府，他們成為正式的外交權力，而這權力是因著教宗的無謬誤的，是世上一種完全絕對的權利。在政府承認新教宗的地位，並給予教宗行使權力的特權前，他們必須問清楚自己選舉的選擇，以及他們選擇的人能否保證不會濫用這些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