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 (文学)

別稱

原稱「曲子詞」，因為可以合樂演奏，又稱「樂府」。文句長短不一，又稱「長短句」，宋人已有此稱。在說明詩歌的演變或發展的過程中，多以詞為詩的餘緒，或詩的下一階。故又稱詞為「詩餘」。

興起原因

詞的興起源於文學發展的趨勢。詩到唐已發展到高峰，難再創新局面，詞正是詩漸趨衰微時出現新的文學形式。詞的興起也受外樂傳入的影響，唐時多外來音樂，宴會時多以外樂便興盛起來。
詞的興起亦源於五代時南方文化發達，五代時戰爭頻仍，南方戰禍較少，社會安定，因此文化得以發展。西蜀、南唐的國君都好文學，南唐更成為文藝發展的地方。而宋初政治經濟較穩定，宋初局面較安定，都市繁榮，人民對文娛活動的興趣大增，加上君主提倡，流行民間的詞更興盛。

晚唐五代

自中唐起，已經有一些文人開始從事詞的創作，如白居易、劉禹錫等，不過作品大都不多，只是詩餘之際的創作。而晚唐溫庭筠，是最先專心從事詞之創作的詞人，他的詞多寫閨情，描寫女子容貌情態、服飾和心理，以濃艷華美為主，滿是香、玉、金、釵、錦、繡等字眼。手法上表達細膩，造語清新，善於描繪具體鮮明的形象，細密婉約，情意悠遠。
到晚唐五代之後，詞的創作越漸流行，期間詞的創作大多為兒女豔情，離愁閨怨的風格，後世稱為花間詞。
五代與溫庭筠齊名的有韋莊，他與五代時期的重要詞人馮延巳、李璟的詞作，都較溫詞清麗自然，在五代與溫詞並為兩種流行的風格。在風格上，溫詞明豔，韋詞淡雅。溫詞深隱含蓄，韋詞直接抒情。
而五代成就最高的詞人為南唐後主李煜。李煜前期的詞，反映豪華富麗、風流浪漫的宮廷生活，多溫馨綺麗之作，仍然呈現花間詞氣息；後期的詞寫家國之恨，拓展了詞的題材，感慨既深，詞益悲壯。李煜詞的最大特色是自然真率，情感真摯醇厚；善用白描手法，語言明淨洗煉，通俗生動，接近口語，與花間詞縷金刻翠，堆砌華麗詞藻的作風迥然不同。至名詞評家王國維認為，詞至李後主而境界始大,並開北宋一代風氣。

北宋初期

北宋前期詞人基本上繼承了五代婉約清麗的詞風，多寫春愁秋恨、離別相思。體制上，承繼晚唐五代遺風，仍以小令為主。代表詞人有晏殊(991-1055)、范仲淹、歐陽修、張先(990-1078)、晏幾道等。
晏殊、歐陽修等，都是達官貴人，作品都有一種雍容華貴的風度，但作品個性極不分明，往往彼此相混。晏幾道的作品則把五代南唐、花間的詞風發展至高峰。在這一期的詞人中，范仲淹於溫婉中寓豪宕之氣，下啟蘇軾豪放詞風。張先創作了一些慢詞，對慢詞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北宋中期

北宋詞至柳永而一變，由小令時期進入慢詞時期。有「凡有水井處,皆歌柳詞」之說。柳永開始大量作長調，喜用慢詞，以長調的形式和手法為主。在詞的內容方面，柳永也有所開拓，內容多寫都市的繁榮生活，以及沉溺其中的男女心理。除戀情相思外，他還寫都市的繁華、山川的壯麗、羈旅愁思、懷古喟嘆。作品長於鋪敘，曲盡形容，善於白描，意境秀麗，情景交融。
其後蘇軾在婉約詞之外，另立豪放一派，想像豐富奇特、個性鮮明。蘇軾擴大了詞的題材，抒情寫景、說理、懷古感事等題材，無一不可入詞；他又開拓詞的意境，提高了詞的格調，使詞脫離音樂的束縛，又以詩為詞，詞境壙大，個性分明。不過當時仿效蘇軾的人不多，即使蘇門學士黃庭堅、秦觀，詞風都近柳永而不近蘇軾。

北宋後期

到了北宋末之周邦彥，於慢詞的審音調律上有所貢獻，集北宋婉約詞之大成，其詞情感真摯，富艷精工，善用典故；詞之技巧、格律進一步深化成熟。周邦彥詞影響大多數南宋詞人，有結北開南之稱。
北宋末期女詞人李清照，善於表達女子閨閣之情。前期生活美滿，作品熱情明快天真；後期丈夫病死，又逢國家破亡，都一一映入詞作之中，纏綿淒苦，而入於深沉的傷感。她喜以淺白之字、尋常之語入詞。

南宋初期

南宋初期金兵入侵，中原淪陷，南宋主和派當政，有志之士報國無門。故詞壇興起豪放之詞風，代表詞人有張元幹、張孝祥、陸游、辛棄疾、岳飛等，多豪放激越，悲涼沉鬱之詞。
辛棄疾詞風悲壯，大量用典，多比興寄託，充滿濟世愛國的熱情，多愛國傷時及復國之作。

南宋中期

南宋中期。代表詞人為姜夔、史達祖、吳文英。格律派雅詞由以興起，講究聲律，注重詞藻。
姜夔詞多是紀遊與詠物之作，其中偶然流露對於時事的感慨，更多是抒發身世的飄零和情場的失意。他精於音律，自度曲頗多，並琢煉字句，詞風高雅。
吳文英詞造句鍊字工巧，音律優美，然詞意太過隱晦。
姜彝詞騷雅清空，吳文英詞質實，兩派詞皆影響後世詞人很深。

南宋後期

南宋後期元人入侵，南宋覆亡，詞人目睹時艱，心傷離亂，於是發為悲苦之音。主要有兩種趨勢：一種是進一步發展為姜夔風格的格律派，詞多詠物寓意，以寄家國之恨、身世之感、遺民身世的淒涼，以周密、張炎、王沂孫為代表。
另一種趨勢是繼承辛棄疾的詞風，沉鬱悲壯，充滿亡國之痛，以劉辰翁、文天祥、汪元量為代表。

元代及以後

到了元明兩朝，優秀的文學作品漸轉至戲曲與小說，常有詞衰於元，或詞衰於明之說。至清代又有所復興，出現不少詞人和詞的流派。

傳播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詞在11到13世紀的繁榮，是目前中國人的共同精神財富。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三關於西夏「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和金海陵王完顏亮聞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的記載，說明當時詞的歌唱，已普及到目前中國境內的西北、東北廣大地區。另據遼人王鼎《焚椒錄》記載，遼道宗耶律洪基宣懿皇后蕭觀音曾創作了《回心院》等詞作十多首。至於金代，以蘇、辛詞風為宗，出現了蔡松年、趙秉文、元好問等不少優秀詞人。相傳辛棄疾早年在北方曾從金人學詞，成名之後，又成為金朝詞人學習的榜樣。

清代與近代詞學評論

清初的浙西詞派，爲救明詞之弊，主張尊南宋詞、尚醇雅，以姜彝、張炎爲圭臬。戈載的《宋七家詞選》將周邦彥、史達祖、姜夔、吳文英、王沂孫、張炎、周密列為宋七大詞家。而到之後的常州詞派，張惠言有感於浙西詞派的題材狹窄,內容枯寂，提出了「比興寄託」的主張，強調詞作應該重視內容，並推崇唐五代，輕南宋詞。張惠言的詞論有超越前人之處。但他的詞學評論常缺乏邏輯論證，不能實事求是，如論說溫庭筠、韋莊和歐陽修的一些艷詞都有政治寄託，即失之偏頗。而再之後的周濟，撰定《詞辨》﹑《宋四家詞選》，言:「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但他得論述不囿於張氏的立論，以周邦彥﹑辛棄疾﹑ 王沂孫﹑吳文英為詞四大家。
而到晚清，一部分傳統詞派的詞人，如況周頤等清末四詞家，受到常州派的影響。而況周頤著有蕙風詞話，集合前人詞話，強調作詞有三要: 曰重、拙、大。並講求"性靈流露"與"書卷醞釀"。另外受到西學影響的新氏詞派，如王國維著之人間詞話，對詞學提出不同意見。王國維喜愛北宋詞的天然明暢，否定南宋詞的雕飾及詞旨晦澀，以情感的真摯為評詞標準，對南宋雅詞(如姜夔、吳文英、張炎詞)評價甚低。這些觀點在後世影響很大。
五四運動以後，胡適深受王國維影響，又建立了新的詞史觀。1927年胡適《詞選》問世，在《序言》中，認為姜夔以後，直到宋末元初，是詞匠的詞。他批判詞匠的詞「重音律而不重內容，側重詠物，多用古典，又缺乏情感與意境，沒有文學的價值。詞發展到『詞匠』的階段，便已到不可挽救的末運。胡適提倡白話，以通俗自然和真實作爲審美標準，大程度否定南宋雅詞與清代詞。另外如胡雲翼等，受時代的影響，也形成了重豪放、輕婉約的詞學觀，他的《宋詞研究》初版於1926年，認爲「宋末的詞已經變到無可變了。所謂作家作詞，也隻是在舊詞裏面換字斟句並無新意，不值得我們加意來敘述。上世紀30年代，部分傳統的詞學研究仍在繼續發展，對風雅詞派看法也比較公正。然而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詞學觀卻幾乎是二三十年代偏頗觀點的延續。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出版於1957年，書中把婉約派詞人如周邦彥、姜夔等人稱爲格律派而加以貶低。1962年胡雲翼的《宋詞選》出版，對南宋末風雅詞的看法則更加武斷。在該書的《前言》裏，胡雲翼批評姜派詞人遠離的社會要求，將姜夔一派視爲詞壇逃避現實、偏重格律的逆流。。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這些看法實際上是當時社會審美理想的反映，因此進入新時期以後，詞學界對此前的社會學批評模式進行檢討，開始重新審視南宋末的風雅詞。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對南宋末風雅詞人的撥亂反正也得以展開。如萬雲駿在《再評胡雲翼<宋詞選>》中認爲，「解放以來對宋詞的研究狀況用五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言必稱蘇、辛』」，其表現是對蘇、辛爲代表的豪放派詞人評價高、研究多，對婉約派除二李外評價低，對周、史等人基本上否定。萬雲駿認爲辛亥革命以後至抗戰之前，對宋詞的發展和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顯然分成兩派，「一派主要以古人作品與前人論說爲據，如主易《詞曲史》、劉毓盤《詞史》、吳梅《詞學通論》、張振鋪《中國文學史分論》等對周、姜、史、吳等的評價很高，而對蘇軾、辛棄疾也肯定其思想價值與藝術成就」，「另一派則以『白話』爲評論作品的準則，一反前人之說，可能也未遍讀宋人的詞，或讀而未必深人。

著名詞人

下面列出幾位廣為人知的詞人，此外歡迎參看詳細的詞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