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

民族、主權和民族主義

在西方，民族主義一詞可以追溯的明確起源是在17世紀早期，胡果·格老秀斯在其拉丁語著作《戰爭與和平法》的出版完善了「民族」（gentium）、「主權國家」（summi imperii）等相關概念，胡果本人生活於宗教改革的時代，當時包括荷蘭在內的新教國家與西班牙為首的天主教陣營因宗教問題在八十年戰爭、三十年戰爭中持續衝突——因而胡果對於由宗教分歧產生的衝突深感關切。而在18世紀前的歐洲，「民族」一詞既可以指代一國之居民，亦可指由共同歷史、法律、語言、政治權利、宗教、傳統而結成的共同身份認同，而後一定義已經接近於現代民族主義的含義。
Nation及其變體源自於拉丁語的natie（出生），在法國最早指血緣相近的親屬團體，而在西班牙則指代外地人，而在荷蘭文中解釋為不論語言的一國之國民——其真正成為現代國族的代名詞是相當晚近的事情：例如在1884年以前《西班牙皇家學院辭典》定義「民族（nación）」為「一省、一國或一帝國內的人群」，而之後開始指代「轄設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政權的國家或政體」，到了1925年則演變為「擁有共同族群起源的人群，他們說著共通的語言，承襲著相同的文化傳統」；而在《牛津英語詞典》中「民族（nation）」在1908年以前和族群（ethnic）定義幾乎相同，爾後越發強調「民族」作為政治實體和獨立主權的含義。
自19世紀起，民族主義開始廣泛流行。在漢字圈的現代民族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870年代的日本，當時「民族」一語對應外語中的「民族」（nation）、「人民」（volks）、「人種」（ethnos）等多個概念且對於nationalism一詞同時存在「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國家主義」「國粹主義」等譯法，而在戊戌變法失敗後東渡日本的梁啓超開始接觸並第一次在漢語中引進了「民族主義」的概念，他在1902年的《新民說》第一次對民族主義給出明確定義——「民族主義者何？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民族主義「在西方迅速變為一個負面詞彙，就如雪梨大學的格倫達·斯拉加教授所言：「20世紀既是見證民族主義深刻幻滅的時代，也是全球主義的偉大時代。」

民族主義的定義

民族主義的定義一直以來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E·B·哈斯曾評價道：「民族主義是只大象，研究者是個瞎子，每個人都只能摸到『民族主義』大象的一個部分。」主流的現代主義解釋認為「民族」及「民族主義」是一種現代概念，例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安東尼·史密斯教授認為「民族是一個橫向或者縱向聯繫上一體化、擁有固定領土的群體，其是以共同的公民權力和一種（或更多）共同的集體情感為特徵的」，「民族」與「國家」概念聯繫緊密，雖然在現實中民族和國家之間不完全相關，但當近代民族與國家結合形成「民族國家」時，「民族主義」也就由此產生——漢斯·科恩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情感，其要求對民族國家至高無上的忠誠；而卡爾頓·海斯認為「民族主義是兩種極其古老的現象——民族性和愛國主義的現代情感的融合和誇大」；安東尼·吉登斯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心理學現象，即個人在心理上從屬於哪些強調政治秩序中人們的共同性的符號和信仰；約翰·布魯伊則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運動，其以民族主義為由證明奪取國家政權行為的合法性；史密斯認為民族主義既是政治運動也是意識形態。
《不列顛百科全書》將「民族主義」定義為「一種認為個人對民族的忠誠和奉獻超越其對其它個人或團體利益的意識形態」；《中國大百科全書》定義為「資產階級思想在民族關係上的反映，是資產階級觀察和處理民族問題、民族關係的指導原則」；《史丹佛哲學百科全書》則認為，「民族主義」包含兩種含義：一則「民族一員關切其民族認同的態度」，二則「民族成員為推動或維護其民族自決所採取的行動」。

政治學領域

許多政治學家對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和主權概念進行了理論闡述，而政治學中的民族主義概念就是從這些理論基礎中提煉出來的，例如馬基雅維利、洛克、霍布斯、盧梭等學者將國家（state）概念化為統治者與個人之間的社會契約。馬克斯·韋伯對國家的更加廣為接受的定義則是「國家是一種在一個給定範圍領土內（成功地）壟斷了武力合法使用權的人類共同體。」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則認為，民族（nations）既是想像的共同體，也是社會建構的機構。
許多學者注意到了國家建構、戰爭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認為民族主義在歐洲（以及後來的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源於戰爭的威脅。「當人們深刻地認識到其所在的整個民族（nation）正受到威脅時，外部威脅就會對民族主義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人們將不得不承認，只有作為一個民族才能成功地戰勝這一威脅」，而外部威脅的升級極大刺激了國家的動員能力的提升。柯蓋德大學的吉福利·赫伯斯特教授認為，儘管20世紀90年代以來獨立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沒有受到外部威脅，這些弱國的民族主義的發展也與其國家的落後相關。美國外交學者巴里·波森認為民族主義助長了戰爭的激烈程度，政府往往會有意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以支持擴充軍備。

現代主義理論

社會學或現代主義有關於民族主義或者民族建構的理論認為：民族主義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民族主義只會產生和發展於那些經濟上實現自我維護之工業經濟、政治上存在保持自身權威及統一之中央政府、及文化上存在一種為「共同體」人群所理解的單中心語言（centralized language）的現代社會中。諸如卡爾頓·海斯、亨利·梅因、 斐迪南·滕尼斯、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愛米爾·涂爾幹、馬克斯·韋伯、阿諾爾德·J·湯因比、塔爾科特·帕森斯等現代主義理論家認為傳統社會通常會缺乏產生民族主義的某些先決條件，或乏可以自持的現代經濟，或無一統一政權，或無通用語言——而只有現代社會才能夠滿足以上所有政治、經濟、文化的條件。就如亨利·梅因在分析人類社會的歷史變化和發展時指出，傳統社會間的關鍵區別在於傳統的「身份」社會基於家庭聯繫並稀釋了個人的角色，而現代社會則屬於「契約」社會，其社會關係是由個人為促進其利益而追求的理性契約所決定——社會的發展是從傳統的身份社會向現代的契約社會的轉變。
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將「共同體」（Gemeinschaft）定義為基於傳統社會的情感依附，同時將「社會」（Gesellschaft）定義為現代的非人格社會，在承認現代社會優勢的同時，他也批評了現代社會冷酷無情的本性，認為現代社會的這種本性造成了社會異化，並讚揚了傳統共同體之間的親密關係。在滕尼斯的基礎上，涂爾幹擴展了對社會異化的認知，並認為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差別在於傳統社會是基於「機械團結」而現代社會是基於「有機團結」，所謂「機械團結」包括了對於保持共同觀點必要的風俗、習慣、以及鎮壓性刑罰，而風俗、習慣、以及鎮壓性刑罰等威權傳統使人們接受社會秩序，推動了傳統社會的融合——而在基於「有機團結」的現代社會中，社會分化導致了勞動的分工，分工帶來的共贏促進了現代社會的融合，但是現代社會的非人性一面同時也導致了社會的異化和失范。馬克斯·韋伯聲稱推動現代社會及民族發展的變革源自於魅力領袖型權威的崛起，這些領袖人物為社會創造了使國家政權得以建立的新傳統或者法理權威，而這一理論也為許多民族主義政府所支持。
較新的民族主義理論受後現代主義所影響，強調民族為社會建構現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中將民族表述為「想像的共同體」，並視印刷術與資本主義等事物為民族主義產生的必需品。歐內斯特·蓋爾納評論道：「民族主義並非民族自我認知的覺醒：它只是在不存在民族的各處虛構出（invent）各民族。」「簡言之，民族主義是一種關於政治合法性的理論，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一個國家中，族裔的疆界不應該將掌權者與其他人分割開——這一偶然性在該原則制定時早已被正式排除了。」安東尼·史密斯則提出綜合傳統與後現代的觀點。據史密斯所言，形成民族的先決條件為（現存或歷史上的）確定的祖國、高度自治、具敵意的環境、爭鬥的記憶、宗教性的核心、語言文字、特殊的習俗、歷史記錄與想法。史密斯認為民族經由全體人民（非僅精英份子）、法制與政治體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國際承認、與劃界等條件的匯聚而形成。

原生進化理論

原生進化理論是基於進化論的民族主義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民族主義是人類進化的結果，人類會認同如民族群體或其它構成民族基礎之群體的社會團體。 羅傑·馬斯特斯在《政治的本質》（The nature of politics）一書中將對種族和民族群體起源的原始解釋描述為「團體依戀」（group attachment），認為這種依戀被認為是獨特的、情感上的、強烈的和持久的，因為它們是建立在親屬關係的基礎上並沿著共同祖先的路線發展起來的。這一觀點的支持者認為，外國軍事力量在國家邊界上動員的情景可能會促使一個民族團體的成員團結並動員起來以作出反應。在一些近似的例子中，個體會將並非自己親眼目睹的事情或自己的猜測和自己親眼看到的情形相結合併通過主客觀判斷作出相應反應。
這一理論較容易為大眾所接受，但通常會受到社會科學領域學者的反對——拉蘭德等人認為「社會科學領域的絕大多數專業學者不僅……忽略了進化論方法，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極端反對」那些從相當有限的證據中得出大量概括性結論的論點。進化理論通常會參考達爾文的進化論或者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聲稱族群、種族、民族或國家之間存在生物學差異，但是現代科學已經否定了這一觀點，但在心理學層面這一理論仍存在研究。羅伯特•希斯洛普（Robert Hislope）在內的批評者亦認為依賴於進化心理學的原生理論模型並非基於歷史事實而是基於對過去未知歷史的臆測，這一理論假定居住於特定區域的人群存在穩定的基因構成，但是並不能處理所有影響已知歷史進程的偶發事件；而由社會生物學衍生出的文化進化理論雖然在宏觀上表現良好，但是難以解釋那些偶然發生的微觀事件的作用或非進化性的、非直接的因素。英國歷史學家古奇在1920年表示: 「雖然愛國主義和人類社會一樣古老，並逐漸從氏族和部落擴展到城市和國家（state），但作為一種可操作的原則和明確表述的信條的民族主義，只有在現代世界更為複雜的知識過程中才會出現。」

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

馬克思主義的建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工人沒有祖國」（Vaterland）。
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列寧支持民族自決的理念。其在1913年的《民族問題提綱》中宣稱「社會民主黨承認一切民族都有自決權」，同時強調根據鬥爭條件和革命需要對不同民族自決的運動單獨衡量，並且反對「民族文化」和「民族自治」，呼籲各民族無產階級不被本民族資產階級「蒙蔽」、分化，聯合起來共同反抗沙皇獨裁統治。
史達林在其1913年發表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文中認為「民族不是種族的（расовая）共同體，也不是部落的（племенная）共同體，而是歷史上形成的人們的共同體」「民族不是偶然的、曇花一現的混合物，而是由人們組成的穩定的共同體」「只有經過長期不斷的交往，經過人們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來」——總之，「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但當史達林於1929年掌權後，其民族理論又受到了攻擊，史達林批評布哈林所主張之無產階級敵視國家政權的立場（將其斥為無政府主義傾向），聲稱當國家（蘇聯）進入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階段時，無產階級和國家關係將會保持和諧。直到1936年，史達林還認為即便蘇聯已經建立共產主義生產方式，只要社會主義世界還在被資本主義勢力包圍，社會主義國家依舊會存在。

歷史發展

儘管民族自治、自決等現代民族觀念直到18世紀才形成，但在歷史上民族主義一直是文明中反覆出現的一面。 歷史上的民族主義運動不乏其例，從古羅馬的猶太人起義、薩珊王朝的波斯文化復興再到現代的由拿破崙占領所激發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琳達·柯莉在《英國人：國家的形成1707-1832》中縱覽了英國民族主義由17世紀形成到18世紀30年代全盛的歷史，而大多數歷史學家將法國大革命作為歐洲民族主義的開端，法國大革命不僅激發了法蘭西民族主義思潮，還對義大利和德意志地區的知識分子起到了極大影響。民族主義的典型模式：將民意團結在一個基於人民主權的新生政權周圍——這一模式可以追溯到盧梭、伏爾泰等人的啟蒙學說以及諸如科西嘉共和國和美國革命的早期憲政主義實踐。

民族主義的起源

傳統觀點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歐洲，例如埃利· 凱杜里所說「民族主義是歐洲在19世紀初發明的學說⋯⋯而這一學深植於西方政治話語中，並最終為世界各地使用」——因而按照這一觀點，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本質都是西方的，大多是西方民族學說的改良版本——不論這一觀點正確與否，絕大多數學者都認同民族主義屬於更廣泛的現代化的一種表現。民族主義和人民主權的思潮引領歐洲各族群或民族的革命來到高潮，在19世紀民族主義成為了歐洲社會及政治的主導思想之一，其也是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拿破崙對德意志和義大利地區國家的征服刺激了當地民族主義的產生，德意志人和義大利人開始追求民族的團結與統一。
18世紀晚期，工業革命率先在英國展開，英國開始形成了全國性的統一市場和公共領域，英國的國民也由此從諸如省份、城鎮、家庭等更小單元的身份認同轉向對於整個國家的身份認同，從18世紀中葉開始早期的的愛國民族主義出現並為大眾接受，受到英國政府以當時的及知識分子的推廣。 民族主義者們不斷創造著代表國家的象徵、神話、國旗、國歌以及相關敘述，並使之廣為接受，就如議會批准新英國國旗——聯合傑克（1801年）， 托馬斯·阿恩譜寫《統治吧，不列顛尼亞！》（1740年）,、 約翰·阿巴思諾特創作出約翰牛的漫畫形象（1727年）。而後來的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也增強並擴散了世界範圍內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力。
1793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新生的共和國政府頒布了大規模徵兵法令，號召全體人民無分老少參加國民自衛軍保家衛國，這也是現代民族主義的最初表現之一。在拿破崙戰爭中，英國海軍切斷了西班牙本土與拉美殖民地之間的聯繫，這也激發了拉丁美洲的民族主義，西班牙本土的半島人和殖民地的克里奧爾人的矛盾最終導致了拉丁美洲獨立戰爭，西班牙的所有美洲殖民地都最終獲得獨立。
拿破崙戰爭中法國還入侵德意志地區並在1806年解散了神聖羅馬帝國，這也為德國統一掃清了舊制度的障礙。拿破崙還給德國帶來了新的制度法理，而他建立的萊茵邦聯更是為德國民族主義注射了一劑強心劑，讓更多人加入民族主義以尋求德意志的統一與強盛——其中普魯士的首相俾斯麥通過鐵血政策最終於1871年將德國統一為一個國家。
義大利的民族主義由來已久，早在1532年義大利外交家馬基雅弗利在其著作《君主論》中呼籲義大利人從「蠻族」手中奪回義大利；在法國佔領科西嘉後，帕斯夸萊·保利率先捍衛義大利存在，而後來的義大利領土收復主義者繼承了他的事業——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以馬志尼為首的義大利民族主義者帶領義大利反抗奧地利專制統治，最終建立了統一的義大利王國。德國和義大利的民族主義還啟發了後來本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
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也是源於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雖然在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時，俄羅斯人對國家的認同僅僅停留在忠君上；但隨著法國大革命思想的擴散，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尼古拉一世治下的俄國採用以「正教、專制、民族」為口號的官方民族理論；經過長時間教育灌輸，到了1860年俄羅斯的思想界開始變得保守、抵制西方思潮並追求俄羅斯民族主義及泛斯拉夫主義；而這一傾向通過歷次俄土戰爭不斷增強，還激發了巴爾幹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諸如希臘、塞爾維亞等民族國家在俄國等國的支持下從鄂圖曼帝國手中獲得獨立。

民族主義的擴散

按照民族主義的西方起源理論，民族主義很大程度上是現代化的一種現象，並隨著西方擴張而擴散——就如歐內斯特·蓋爾納所認為，當工業化擴展到某一地區民族主義就會在某一地區流行起來——史密斯、吉登斯等人認為，民族主義屬於現代國家的機能之一，任一非歐洲國家接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定義的國家概念時，民族主義就會在當地出現。但是這一理論並不是民族主義起源和傳播的唯一理論，例如印度學者帕沙·查特吉的學者反對其它地區的民族主義完全模仿自歐洲，並認為印度民族主義意識的形成要早於殖民主義的到來，而在塞繆爾·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後，滕尼斯等人進一步提出來文明國家的概念，認為諸如中國、印度的亞洲國家的民族主義與歐洲民族主義有著系統性的差異，而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在近代以前就已經具備以儒家文明和漢族認同為基礎的同一政治共同體模式，而這種政治意識的萌發既沒有人民主權等現代理論驅動，也沒有來自西方的現代化影響。
從19世紀後半期到一戰前夕，歐洲的民族主義開始進入大發展，民族主義開始擴散到那些歷史上乏人問津的「民族」上，在西班牙巴斯克人開始追求獨立，在俄羅斯從未有過建國史的愛沙尼亞也要求獨立，而赫茨爾（Theodor Herzl）在流散世界的猶太人中開始提倡猶太復國主義並進一步復興淪落千年的希伯來語。民族主義也逐漸為歐洲右翼所接納，並最終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的崛起。那些被官方民族所排斥的族群的精英，例如猶太人和殖民地土著民族，在接受殖民母國教育後無法獲得與官方民族同等待遇，因而拒絕了進一步的同化並開始擁抱民族主義；伴隨著落後地區民族向發達地區的全球性民族遷徙，越來越多的地區興起對外國人的敵意，德國開始興起反猶太和反波蘭思潮，就連作為移民國家的美國也頒布了針對華人的排華法案，而這些受排斥民族之間的互助和互保助長了劣勢民族中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為將到來的世界大戰推波助瀾，無論大小國家，民族主義都使人們相信自己是在保衛自己的民族而戰，而政府通過激發民族主義情緒動員了大量公民投入慘烈的戰爭當中。
隨著西方列強的持續殖民擴張，歐洲的民族主義開始開始影響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意識。按照《想像的共同體》的見解，隨著歐洲的王朝國家逐漸演變為現代的民族國家，歐洲列強在其國內及全球範圍內的殖民地開始推行諸如「俄羅斯化」的「官方民族主義」政策，而民族主義通過列強教育所灌輸的民族主義歷史傳播到世界各地，就如日本、泰國等亞洲國家率先模仿西方民族主義，建立新的民族國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終結了王朝國家的歷史，在王朝國家的廢墟上建立起新興民族國家，民族主義成為了如此正當的國際標準，乃至於健在的帝國主義列強也開始偽裝為民族國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將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運動推向了高潮。
19世紀末，民族主義的觀念擴及亞洲。在印度，民族主義鼓動著終結英國的統治。印度在20世紀的民族主義與甘地密切相關，另有許多當地領袖涉足其中。在中國，民族主義始創建立現代國家的信念，與過去天下一家的帝國觀點並不相容。在日本，民族主義與日本例外論（Japanese exceptionalism）相結合，形成了帝國主義，正如極端民族主義通常引致帝國主義。
中國出現民族主義的時間較歐洲早，至遲在宋代即己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義，轉化為自我想像的民族主義，自我中心的民族主義開始興起。而且「宋人對於國界的重視，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認為傳統中國與外夷之間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權力的界限』的看法」，形成了民族和國家的邊界意識。當時這個漢族中國，在越來越變得龐大的四夷的壓迫下，顯出中國有限的邊界和存在的緊張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引導出新成立的各民族國家。這些國家因美國之對抗古老帝國而受激勵，也因為法國希望將德國與奧地利孤立為一連串託管的國家。民族國家紛紛成立的結果導致多民族的帝國（鄂圖曼帝國與奧匈帝國）解體。帝俄亦因之喪土失地。凡爾賽條約，基於伍德羅·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企圖承認民族主義的原則，使得大部份的歐洲分解為多個民族國家，婉言稱之為「維持和平的嘗試」。然而多民族與多人種的國家依舊存在，更新出現了兩個多族合組的國家：捷克斯洛伐克（佔人口43%的捷克控制一切）與南斯拉夫（由塞爾維亞人統治）。
20世紀初，暹羅的泛泰主義也是一種民族運動，由拉瑪六世的「國王-宗教-民族」三位一體理論為起源，支持者認為泰國的泰族、寮國的老族、英屬緬甸的撣族、英屬印度的阿薩姆邦阿豪姆人、法屬印度支那的儂族、岱依族、越南泰族以及中國雲南的傣族乃至中國南方廣西的壯侗語系的壯族、布依族、水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海南島上的黎族、臨高族等都是泛泰民族。有些泛泰主義者還把南詔、大理國當泰人國家。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泰國政治領域的泛泰主義受到了當時日本法西斯思潮影響，之後便影響當時的總理鑾披汶·頌堪陸軍元帥，之後便奉行泛泰主義方鍼，1939年是他領導的泰國政府將國名由「暹羅」改為「泰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啟始了建立民族國家的新浪潮，肇因於戰前出現的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以及歐洲各殖民帝國於戰後主張獨立。最戲劇化的去殖民化出現於非洲，自歐洲的殖民禁臠轉變為民族國家。其中數國合乎歐洲「單一人種，單一語言」以及固定領土的理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符合此一準則的索馬利亞解體了。
蘇聯解體於1990年左右在歐洲引致無預期的民族運動復興，使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在現代史上第二次獨立。
20世紀下半，若干潮流的出現或顯示了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之弱點。歐盟將主權從國家轉移至次國家（sub-national）與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層次。反全球化者通常訴諸民族認同情感、文化、與主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等自由貿易協定，與貿易市場持續國際化，看來損害了國家經濟，引致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之復甦，及反對全球化負面因素的激烈抗議行為。
並非所有反全球化者皆為民族主義者，但民族主義者持續主張民族主義及強化國家認同以順應潮流。民族主義政黨持續於選舉中獲勝，而人們大多對民族感有強烈的認同。且全球化主義與歐洲聯邦主義並不全然反對民族主義。例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的中國民族主義理論家清楚表明，中國因鼓勵國際與多邊組織貿易，國力潛在性增長，而非降低。曾有一次，加泰隆尼亞自治論者（Catalonian autonomist）與威爾斯民族主義者（Welsh nationalism）等次國家的權力中心支持強大的歐盟，希望分為大區的歐洲可以約制現有的民族國家。然而，隨著歐洲懷疑主義遍及歐盟，這項改革已不再存於政治日程內。

語言與民族主義

共同的語言為民族的特徵之一。例如說，在法國革命之前，法蘭西當地說的是布列塔尼語和奧克語，兩者彼此不能互通。標準法語通行於全國大部分地區，且為主要語言，但在革命之前無以成為非法語區的民族語言，像布列塔尼就禁用凱爾特語命名。形成民族國家並在獨立之後鞏固自身，一般伴隨著以政策限制、取代、或棄絕少數民族語言。由此加速社會語言學研究所注意到的趨勢，即地位高的語言取代地位較低者。參見法國語言政策。
若干理論家相信，民族主義於19世紀成為顯學是因識字能力提高而使語言成為重要的統一工具。更多的人閱讀報紙、書籍、小冊等等，閱讀能力因印刷術廣為散播而提高，首次於歷史上得以發展出對本鄉本土以外的廣泛文化認同。語言間的差異也在同一時候固定下來，裂解為方言，不同語群之間並且相互排斥。
自愛爾蘭至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者推廣教學、保存、及使用凱爾特語、希伯萊語、北印度語等傳統語言。參見語言復興。
美國向來是一個歡迎多民族移民的國家，對英語以外語言的歧視仍顯而易見。其中，德語是個鮮明的例子，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於美國境內幾遭連根拔除；而法語與義大利語也幾乎從日常生活中絕跡。今日，西班牙語在美國很多地方是第二語言。有些政治人物，如帕特·布坎南因害怕傳統制度受侵蝕，曾有意的反對西班牙語興起為美國的第二語言。
阿拉伯世界在殖民時期，曾依不同程度被強迫學習土耳其語、法語、西班牙語、以及英語。殖民時期結束後（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過一段「阿拉伯本土化」（Arabisation）的過程，以復興阿拉伯語作為一統阿拉伯國家並促進受泛阿拉伯主義所推動的廣泛阿拉伯認同。阿爾及利亞與西撒哈拉從事大規模的阿拉伯本土化，各自由法國化與西班牙化轉為阿拉伯化。
然而，阿拉伯世界中有些民族主義份子企圖擺脫官方語言並以傳統阿拉伯語為外語，與名義上的阿拉伯國家─政治上阿拉伯化，但在語言文化與人種上則未必見得─文盲人口通常不能互通。這項政策由埃及學者兼民族主義人士Ahmad Lutfi al-Sayyid於20世紀中期於埃及境內推廣，他稱埃及官方語言為埃及人的母語。晚近的埃及語言學家兼埃及古物學學者Bayoumi Andil以民族主義的角度研究他認為與阿拉伯話「無關」的「現代埃及語」。他主張，是繼承自Coptic語的第四期古埃及語於句法、形態以及音韻上，涉及阿拉伯語。
類似於強調少數民族語言與阿拉伯語言互不相關的是，努比亞語（Nubians）自埃及與蘇丹中劃分而出，較成功的例子為柏柏爾諸語言自摩洛哥中劃出。

民族主義種類

民族主義可自我表明為官方的意識型態或群眾（非政府）運動，並以公民、人種、文化、宗教、或意識型態上的言詞加以表述。民族的自我定義用於區別民族主義的種類。然而這樣的區分並不全然互斥，許多的民族主義運動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若干或全部的區分元素。民族主義運動亦可以範圍與地區作為區分的準則。
若干政治學家主張，區分民族主義的型式為假議題。在任何型式的民族主義中，大眾都相信自身擁有共同的文化，且文化也不能全然外於種族淵源（ethnicity）。例如說，美國的貨幣與效忠誓詞上都有「上帝」，並明定出若干被認為促進文化偏向的法定假日。

公民民族主義和自由民族主義

公民民族主義為國家由公民主動參與，產生「全民意志」而取得政治合法性的民族主義型式。此論一般認為源於盧梭，特別是自其1762年的著作「社會契約論」而得名的社會契約論。
公民民族主義界定民族為：一個成員間彼此認同自己同屬於一個國家，並且彼此平等共享政治權力，並且效忠於相似的政治程序的人民團體。根據公民民族主義的原則，民族的基礎並不在於每個成員有共同的種族或族群上的祖先，民族反而是一個核心認同並非族群或種族的政治實體。公民民族主義的例子有法國政治哲學家歐內斯特·勒南在1882年的短文「民族是什麼？」，在這篇文章中，他將民族定義為「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並認為民族的基礎在於人們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志，而非共同的族群、血緣、語言或文化。這篇短文的背景是普法戰爭時法國割讓亞爾薩斯給普魯士，亞爾薩斯人在文化、語言、族裔上都與普魯士的日耳曼民族比較相近，歐內斯特·勒南的這篇短篇中，試圖以公民民族主義的角度論證，儘管文化、語言、族裔上亞爾薩斯人比較接近於普魯士人，但亞爾薩斯人已長期生活在法蘭西的憲政制度下，已是法蘭西民族的一員。因此，亞爾薩斯人的民族身分的歸屬，應該是基於亞爾薩斯人的意志而非語言、族裔、文化等。
此外，公民民族主義是一種不排外的民族主義，他與自由、包容、平等、個人權利等價值相容。歐內斯特·勒南以及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常被認為是早期的自由民族主義者。自由民族主義者認為由各種不同族群和種族所組成的國家需要有共同的民族(國族)認同，其理由在於，個體要享有意義且自主的生活是需要民族(國族)認同的，並且，由各種不同族群和種族所組成的自由民主政治需要共同的民族(國族)認同才能適當的運作，否則自由民主政治將淪為族群鬥爭的工具，甚至導致民族分裂乃至國家分裂的結果。
公民民族主義來自理性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傳統，公民民族主義與種族民族主義是互不相容的，公民民族主義認為民族成員的身份認同應該是取決於每個成員的自我決定，而種族或族群民族主義則認為民族成員的身分認同取決於血緣或共同的祖先等外在條件，由此可知，公民民族主義認為民族認同是由個體內在的主觀意志所決定，而種族或族群民族主義則認為個體的民族認同是由外在的客觀條件(例如血緣、語言、文化)所決定。

種族民族主義

種族民族主義以種族來定義民族。種族以先人的血緣世系為要素，也包含群體成員與其祖先之間文化共享、語言共享的觀念。民族之成員身份為自遺傳而來。國家政府因為是種族群體之祖國、有能力保護國內族群、以及促進文化與社會生活為一體而取得法統。族裔觀念極為古老，但現代的種族民族主義受約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及提倡人民 （德語：Volk）觀念的約翰·戈特弗里德·馮·赫爾德的影響極深。種族民族主義現為主要的民族主義型式，通常就被直接簡化為「民族主義」。學者安東尼·史密斯使用「種族民族主義」一詞當作非西方觀點的民族主義，以對照出西方以地理範圍定義民族的的觀點。（此處的volk除一般意義上的人民外，尚有基於地緣與血緣關係上的意義，中英文皆無對等詞彙，日譯基礎集團。）

浪漫民族主義

浪漫民族主義（又稱有機民族主義（organic nationalism）、身份認同民族主義（identity nationalism））為種族民族主義之一型，政府因自然（"有機"）結果與代言（expression）國內民族而取得合法性。浪漫民族主義反映浪漫主義的理想，反對理性主義，強調符合浪漫理想的種族文化，民俗發展為浪漫的民族主義概念。格林兄弟受赫德著作之激勵，創作出一連串理想化的傳說，標明為德國人的故事。歷史學家儒勒·米什萊以之為法國浪漫民族主義者之前例。

文化民族主義

文化民族主義以共享的文化定義民族主義。作為民族一員之身份既非自願（文化無法傾刻而得），亦非遺傳（民族成員之子弟若成長於其他的文化中，會被視為外族）。中國民族主義為文化民族主義之一例。

國家民族主義

國家民族主義為公民民族主義之變形，通常與種族民族主義結合，意味著民族為貢獻於國力與國家主張者之共同體。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為最佳範例，體現於墨索里尼的口號中：「一切為國家；無所自外於國家；無可反對於國家。」。其與自由主義中，個人自由的觀念以及自由民主之原則相左並不令人意外。雅各賓俱樂部之建立單一且中央集權的法國政府通常被視為國家民族主義之濫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時代的西班牙，以及現代的凱末爾主義 （或土耳其民族主義）則為新近的例子。
然而，「國家民族主義」一詞通常用於民族主義發生衝突時，尤其是分離主義運動發生於已建立的民族國家時。分離主義者的說法是，國家民族主義因較不可信與較不民主而敗壞國家的合法性。法蘭德斯分離組織稱比利時民族主義為國家民族主義。巴斯克分離組織與科西嘉分離組織同樣分稱西班牙與法國為國家民族主義。反過來說，這些國家則稱這些分離組織為恐怖主義。其間沒有無可爭議的準則來判定孰是孰非，而其結果通常為人民因效忠對象不同而分裂。

宗教民族主義

宗教民族主義（Religious nationalism）以共同的宗教來定義民族。政府若因嚴守教義而取得法統，就比較是神權國家而非民族國家。其實，有些種族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在若干方面具宗教特徵。宗教為群體認同的標誌，而非主張民族主義之動機。愛爾蘭民族主義與天主教教義相關，且近一百年來的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們皆為天主教徒，但其早期的（18世紀）許多民族主義者則為基督教徒。愛爾蘭民族主義從未如以神學區分宗教變體、聖母瑪利亞的身份、與教宗的超卓地位等。但對北愛爾蘭的若干基督教徒而言，這些宗教改革之前的學說實際上是愛爾蘭文化的一部分。與之類似的是，儘管有猶太復國主義存在，其主流卻較為世俗，以種族及文化為基礎。自從英屬印度分割後，印度民族主義即與印度教相關。在現代印度，現代印度民族主義已明顯地有包含印度人民黨與民族衛隊（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在內的追隨者
。

離散民族主義

離散民族主義（Diaspora nationalism）（或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說的「長程民族主義」）一般指感覺流離失所（diaspora）的民族主義者，如在美國的愛爾蘭人與美非兩洲的黎巴嫩人。安德森稱此型的民族主義為，想要有民族連繫，卻又不願離開寄居地者的「幽靈根基」（"phantom bedrock"）。

九一一後的美國民族主義

九一一襲擊事件在美國掀起一陣表達民族主義的浪潮。在國際上譴責暴行的狂潮及對美國的公開支持後，美國的民族主義變得令外人難以接受與理解。在二戰後的西歐，尤其是法國、英國與德國三國境內，許多美國人認為炫示國旗為過激行為。
許多人相信這場民族主義的衝擊帶起美國國家政策上的許多重大改變。於2001年10月26日簽署成為法律的美國愛國者法案，雖是為反恐而設計，但被許多人認為係機構性地妨害公民自由。這場衝擊也幫助喬治·沃克·布希執政，導致美國入侵阿富汗與美伊戰爭。
跟其他戰爭一樣，衝突自身在任何國家都會挑起民族主義情緒，非僅止於美國。例如說，包含加拿大人在內的反美民族主義情緒自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後戲劇性達到高峰2006 Liberal Canadian Press Room。隨著傷亡增加，反對繼續佔領並重建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意見持續高漲，並使美國眾議院通過法案促使美國自伊拉克撤軍。2005年末的民調顯示布希總統的聲望為有史以來最低者之一，導因於高漲的反戰聲音。其他人認為這場戰爭已成為戰後的佔領，需要長期穩定的警政管理，以及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民主化。這項由雙方提出的主張有似於60年代美國捲入越戰時的民心凝聚。其主要的差別在於美國於越戰是逐步擴大規模，而未能完全驅逐北越的反西方政府。
許多擁戰者將反對這場戰爭與／或重建過程者視為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自以為是、偽善。反戰者則引用對民心凝聚的爭論，令人聯想到美國於19世紀昭昭天命的觀念。有些人指控反戰者不愛國，甚至於叛國。若干擁戰的評論員表示，覺得新聞對美國的負面報導因破壞美國軍隊達到反恐戰爭的最終勝利而助長敵人氣焰。因反戰者對此種指控感到憤恨，這項政治爭端造成彼此持續對立。
儘管軍事主力在兩國徹底獲勝，持久自由軍事行動在改革阿富汗政治與重建伊拉克上進展緩慢。儘管兩國於2006年一月邁出民主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朝向奠定長期和平、穩定、正義的基礎Afghan Parliament Convenes, Impending Iraqi Nationwide Elections。許多在911後美國情緒高漲的民族主義者們擁護這些未完的改革與重建程序所可能帶來的長期利益。在此緩慢的進程中，關於產生這場國家重建的軍事行動的真正動機，與在倫理方面的爭議，仍在持續，而關於民族主義的爭議為此中關鍵。例如，美國所領導的軍事行動究竟是否構成帝國主義，或為審慎互利的新型世界主義。這些爭議的激烈程度與撕裂性或因媒體偏見導致恐懼的文化（culture of fear）而起。媒體朝向遮掩兩國境內的暴力行為，尤其是伊拉克因反對外國佔領者與「通敵者」所產生的暴動。
許多反對美國與其盟國入侵伊拉克與阿富汗者將這些軍事行動稱為帝國主義，以「石油之戰」之名提醒世人石油帝國主義（Oil imperialism）之說。擁戰者們認為這些主張荒謬，他們視這些軍事行動為國際合作打倒阿富汗的塔利班與伊拉克復興黨等專制獨裁政權；支持者們更認為這些入侵與佔領為在所謂恐怖主義與護教聖戰猖獗之地改革社會政治背景的必要手段。論戰於冷戰期間的反共政策立場互異的鷹派與鴿派之間激烈展開，論戰的中心為權衡美國及其盟國在民族認同、國家安全、國家主權上與其他國家之間孰輕孰重。

極端民族主義

在穩定的民族國家中，民族主義雖然對日常生活具多面影響，但卻通常隱而不顯。邁克爾·比利希（Michael Billig）的「平實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的說法認為，日復一日，越來越不引人注意的民族主義，日日影響居民的想法。在一些國家，仇外與移民團體經常自稱為民族主義者，以避免種族主義這種貶義的稱呼。持此立場之政黨可能有眾多支持者，並進入國會。光頭黨等小而知名的團體同樣也自稱民族主義者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者或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婉轉稱呼。其他國家多稱其為極端民族主義者，帶著明顯的貶義。參見愛國沙文主義與愛國侵略主義（jingoism）。
民族主義為包含法西斯主義等政治意識型態之要素，極端主義一詞通常用於此處。但簡單地將法西斯主義表述為民族主義之極端型式並不正確。法西斯主義在一般意義上為始自義大利的種族民族主義與國家民族主義之結合，明顯影響了納粹主義。對於希特勒在地理政治學的志向，可能帝國主義是較好的形容，且納粹德國治下的廣闊地域中有許多在歷中上並無德國人的蹤跡。納粹德國在與典型的歐式民族國家相較之下，自成一格（sui generis）。
這也可稱之為史達林主義。史達林為民族主義專家，他對民族之定義廣受引用。在其統治下，蘇聯於蘇維埃共和國與各加盟共和國中定義並鼓舞民族認同。儘管如此，各共和國的主權仍遭否定，且俄羅斯化政策自相矛盾。於1945年遭蘇聯佔領的東歐國家亦有類似的遭遇。其統治面臨具強烈的民族主義特色卻含義糢糊的「蘇維埃」（實為俄羅斯）認同，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反對與責難

民族主義為專斷之意識型態，其主張廣泛深遠，甚至包含抹去一整個國家在內；所以招致強烈反對不足為奇。早期許多對民族主義之反對是有關其主張每個民族都應各有其國的這種地理政治學理想。19世紀，傳統的民族主義者排拒歐洲當時各多民族帝國，導致這些帝國（多為專制）政府的嚴峻壓制。分離主義、壓制、與暴力等常規流傳至今，但多變為大國壓制小國（目前不會有國家自稱帝國）。即使在早期，仍存有對民族主義批評，從而在西方世界衍生出各色反民族主義的型式。在20世紀崛起的伊斯蘭教也對民族主義具有伊斯蘭式的責難。
自由政治傳統常批評民族主義是一危險的力量，是造成民族國家間衝突與戰爭的原因。一般來說，自由主義者並不否認民族國家的存在，但也強調個人自由以平衡民族認同，因為民族認同難免傾向集體主義。
和平主義者對民族主義的非難著重於民族主義運動的暴力行為、與軍國主義結合、以及因愛國侵略主義（Jingoism）與沙文主義而在民族間產生衝突。在某些國家，如德國，民族象徵與愛國性的自負因與過去的戰爭相關而名聲大壞。
反種族主義（anti-racism）者對民族主義的非難則集中於其對他族之態度，以及民族國家為一族而存在以排拒他族之說；他們喚起人們重視許多國家中的沙文主義與仇外心理。有些作家─如《人權之敵友》（The Friends and Foes of Human Rights）一書之作者狄米區克里托─論斷，民族主義因削弱人權運動，須為大多數的人權侵犯行為負責。對克里托而言，民族主義為人權之大敵；而民族主義之反面，即世界主義，有助人權。
左派的政治運動者通常懷疑民族主義，但也不尋求消滅民族國家。馬克思主義是否傾向民族主義曾有疑義（傳統上認為馬克思反對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19世紀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則全然反對。對有些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世界革命暗示著世界政府（世界性無政府）大同，對另外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各民族國家各有其革命進程。一個重要的事件為社會民主與社會主義運動未能跨國界動員歐洲勞動者們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
西方世界中，所能替代民族主義的最廣泛的意識型態為世界主義。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常被相互誤解。國際主義按定義就預設著國家之存在。種族世界主義拋棄種族民族主義一條重要的原則：民族之一員較其他族裔者對本族負更多更大的責任；即拋棄民族認同與民族忠誠。反過來說，種族民族主義者也猜疑世界主義者的態度，視其為叛國及破壞本國文化傳統。
政治世界主義具有地理政治學方案以匹配民族主義：追尋某種世界政府。極少有人心胸開放且公開地支持建立全球性政府，但政治世界主義影響國際刑事法的發展，並侵蝕國家主權。
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最廣泛而深遠的替代性主義之一來自激進伊斯蘭主義，其否定基於伊斯蘭教義以外事物為基礎的國家之存在。對伊斯蘭主義激進人士來說，團結於伊斯蘭教之下代表地球上只能有一個伊斯蘭王國存在。這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府，所有現存的政府，包含以伊斯蘭教為國教之民族國家在內，與這種理想皆不相容。僅有少數伊斯蘭主義人士持此觀點，而凱達組織的意識型態則包含建立伊斯蘭王國在內。
作為全球性宗教，伊斯蘭教在名義上反對所有不具信仰者。伊斯蘭教促進由穆斯林共同組成的烏瑪（意為群眾或團體）。許多穆斯林毫無疑問對宗教團體具有強烈認同，說不定比基督徒更深。齋月與麥加朝聖等共有的儀節更加促進這樣的認同。烏瑪一詞在字典上的意思為「回教國家」，但它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飽受批評的美國的伊斯蘭國家組織認為，將伊斯蘭與俗世意義上的國家相比為瀆神。烏瑪並不是伊斯蘭國家的同義詞，而是與伊斯蘭歷史（可參看阿拉伯帝國）上的伊斯蘭王國相關的觀念。
無政府主義與此類似，反對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者一般提倡創建基於自由結合（free association）與互助（mutual aid）的互助性社會，不計種族之別。

歷史性影響

歷史上因民族主義而掀起的事件（非僅止於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