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冷戰前期（1949年－1972年）

1949年6月2日，中共中央為與日本進行直接貿易問題致電東北局，指出：「在雙方有利而平等的條件下，我們不需要拒絕對日直接貿易，而應歡迎日船商到中國口岸來通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外交上陷入西方國家的孤立。1951年9月8日，美日為了從戰略上封鎖中國大陸，在對日和會上通過舊金山和約（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皆未被邀請參加），美國同時和日本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結成軍事同盟。10天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聲明指出對日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1952年4月28日，日本又與中華民國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建立正式外交關係。7天後，總理兼外長周恩來發表聲明，表示堅決反對此合約。
1956年6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宣布，除45人外，釋放全部其餘1017名日本戰犯。然而，當時的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岸信介在1957年6月2日訪問臺灣，表示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光復大陸。日本政府允許中共在東京設立LT辦事處，以廖承志和高崎達之助兩人之姓氏為名，負責商貿往來和民間交流；岸信介破天荒批准中國大陸桌球運動員入境參加世界桌球大賽。1958年5月2日，長崎發生日本右翼損毀五星紅旗事件，中日貿易因此中斷。7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中日關係「政治三原則」：日本政府停止反華言行；停止製造「兩個中國」；不再阻撓兩國關係正常化。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次郎在北京發表演講，指出「美帝國主義是日中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引起日本右翼人士反彈，並在1960年選前大會上刺殺淺沼。
由於美國對日本壓力，兩國並未建交，並且因為未簽訂二戰和平條約，中日在1972年前屬於法律上的敵對狀態。然後中日雙方在冷戰前期雙方發展了活躍的民間貿易，並於1950年代先後4次簽訂民間貿易協定。1960年8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會見日本貿易界人士，提出「對日貿易三原則」：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自1950年代中期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貿易大有增加，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後，日本已經取代蘇聯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在大躍進與文革之間的調整時期，日本更成為了中國發展學習的重要對象。
1962年11月9日，中方代表廖承志與日方代表高碕達之助在北京簽訂了《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開啟雙方「LT貿易」。自中國共產黨據守中國大陸以來，日本執政之自由民主黨對中國共產黨雖不作正式之承認，但雙方自1962年後分別設立「備忘錄貿易辦事處」，從事商品之交易。日本左翼屢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亦經常派遣文化團體赴日本從事活動。「文化大革命」後，中共與日本貿易總額略有增加，因之日本政客積極從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活動。由於周恩來敵視日本佐藤內閣，「建交」談判遲遲未獲具體結果。
1971年10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中日復交三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舊金山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中華民國政府則發表聲明加以譴責，申明中華民國才是代表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桌球外交」改善了中美關係。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日本也追隨美國開始了中日關係正常化的努力，最終放棄臺北當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之合法代表。
1972年7月，田中角榮繼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首相），周恩來乃利用時機主動發表雙方儘速「建交」之聲明。9月25日，田中角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9月27日，田中角榮會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政府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宣布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彼此從事「外交」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結束「敵對狀態」，致力於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同日，中華民國政府宣布與日本斷交。

接觸時期（1973年－198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建交以來，以官方為主導積極發展兩國關係，在經濟、文化、科技等眾多方面開展雙邊合作。天津市和神戶市於1973年6月24日正式建立友好城市關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之間建立的第一對友好城市關係。1974年9月29日，中日定期航線正式通航。1978年8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10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日，23日，與日本交換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然而，就在鄧小平訪日前不久，1978年10月17日，靖國神社舉行例行「秋祭」時，正式把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放進了靖國神社。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在以後的中日關係中時常可以看到，但在六四事件之前，中日關係還是快速的向好的方向發展。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諾提供第一批政府貸款。此後，日本共為中國大陸提供了4批數萬億日元政府貸款，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1980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訪日，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訪問日本。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時，修改日本在二戰期間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不滿和抗議。9月26日，日本首相鈴木善幸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日中關係已進入成熟時期，關於教科書問題，日本政府將按照《中日聯合聲明》的精神加以解決。 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病逝。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錢其琛以國家主席楊尚昆特使身份出席裕仁天皇葬禮。1989年4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訪日，日本明仁天皇在會見李鵬時談到中日間不幸歷史時，第一次以「表示遺憾」這種方式表達歉意。

蜜月時期（1989年－1996年）

六四事件後，日本在內的西方七國集團對北京實施的制裁：凍結第三批政府貸款，停止雙方高層往來。直到1990年7月11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宣布將恢復對中國的政府貸款。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在西方已開發國家中率先訪問北京，改善了當時中國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1992年4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訪日，並邀請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10月23日，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美智子應國家主席楊尚昆邀請訪問中國，這是歷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訪問中國。 
1995年5月2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訪華，首次參觀了盧溝橋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戰後五十周年之際代表日本政府就歷史問題發表談話，明確表示願正視歷史，承認侵略，對此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這段話後來被稱作「村山談話」。但從「村山談話」之後，中日關係沒有像村山講話所期望的方向發展。1995年8月29日，日本政府抗議中國大陸進行核試驗，宣布凍結對中國的政府貸款援助。

1996年至今

1996年7月起，日本右翼團體成員連續四次登上釣魚島，引發中國內地、香港等地民間保釣運動。1998年4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胡錦濤訪日，強調發展中日關係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這次訪問並沒有改變中日關係逐步惡化的局面。
1998年1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訪日，這是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訪日，也是江澤民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第三代領導核心和最高領導人後第二次訪日。雙方發表《中日聯合宣言》，宣布兩國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訪問期間日本並未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期望的那樣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寫進宣言並就對中國的侵略正式道歉，與1個月前日本向韓國的道歉形成鮮明對比。有評論認為，此次訪問是中日關係由友好轉為敵對的轉折點；政治學博士卜睿哲曾在其書中提到，日本曾在當年會面時提出向江澤民道歉，但是條件是中國以後不能夠再就此事向日本找麻煩，因此中國最後不肯接受日本道歉的原因是為了避免「不能再以『日本沒有反省歷史』的理由批評日本和反對日本進聯合國安理會」。
2001年8月14日，中國人馮錦華在東京靖國神社門前的石犬底座上用油漆噴寫了「該死」兩字，抗議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此前一天參拜靖國神社。這並沒有影響10月份小泉到北京進行訪問，並參觀了位於北京西南的盧溝橋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對日本侵華歷史表示反省和道歉。但小泉擔任日本首相6年，參拜靖國神社6次，使中日關係陷入最低谷。
2002年5月8日，據日本方面稱：5名北韓人企圖進入瀋陽的日本領事館，被中國武警強行帶走，即「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館闖館事件」。日本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擅自進入屬於日本國領土的使館區抓人，侵犯了日本的治外法權（《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和《維也納公約》確定的原則「使館館舍不可侵犯」，和領土延伸並無關係）。但中國則認為，事件始發地點並未進入領館區域，因而與日本無直接關係，且此舉恰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動積極維護了日本領館正常秩序。
2003年9月18日，由日本大阪建築公司組成的旅遊團，在珠海國際會議中心大酒店中大肆「買春」，並公開稱「就是來玩中國小姐的」。數百名中國妓女從珠海甚至深圳的夜總會趕過來，成為日本客的尋歡對象，被稱為「日本旅遊團珠海買春事件」。
2004年11月，日本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所屬的一艘091型核潛艇從日本南部海域穿越、返回母港，即「漢級核潛艇穿越事件」。日本政府指責中國軍方違反國際法，秘密闖入日本領海，並派海上自衛隊前往驅逐。中國政府則稱潛艇一直在公海水域行駛。
2005年4月9日，因日本謀求「入常」和屢次篡改歷史教科書問題，引起中國民眾普遍憤慨和反日情緒，爆發大規模集會遊行和抵制抗議活動，活動從北京、上海等地迅速波及全國十數個大中城市。日方認為，自發反日示威若無政府默許絕無可能，所以示威必定為有北京當局做幕後推手。指責中國暗中策動。對此中方予以反駁，並認為這純粹是日本政府一系列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舉動引發的結果，活動純屬民間自發行為；日本不僅不自省而且將後果怪罪於中國政府，是荒唐的。最後日本首相小泉公開致歉。
2006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趁即將離任之際，在日本投降的紀念日又一次參拜靖國神社，再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不過自小泉下野後，在第一次安倍內閣時期兩國領導人積極改善兩國關係。
2007年12月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訪問北京，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等領導人親自會見。過了1個多月日本警方查出中國製冷凍手工水餃內含殺蟲劑「甲胺磷」成份，有毒水餃由中國河北省的天洋食品製造，日本警方也以殺人未遂罪嫌展開調查2010年3月，經過兩年偵查，中國公安機關逮捕一個投毒嫌疑犯呂月庭，該人犯案時在河北石家莊天洋食品廠當臨時工，因為對工資待遇及個別職工不滿在餃子中投毒。
2008年4月26日「餃子投毒事件」還未平息，又發生了北京奧運火炬在日本長野傳遞時日本右翼分子試圖破壞火炬傳遞、毆打中國留學生，僑民的事件。雖然兩國摩擦不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還是在2008年5月對日本進行了五天的訪問，雙方簽訂兩國第四份重要條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與日本首相在此之前的訪問分別被媒體稱為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
2008年10月25日，參加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回國前，接受了中國央視《高端訪問》欄目的採訪，表示願意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並不認同中國威脅論的可能。
在2009年後民主黨，鳩山由紀夫，菅直人政權，接近中國，融入亞洲的「新外交政策」，使得中日關係取得了進展。而然，民主黨政權內政外交，尤其是關於遷走美軍沖繩基地問題上的失誤，使得民主黨的新外交走向終結，民主黨最後一任的野田政權，在外交政策上基本撤退到了自民黨保守右翼的路線，並且在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上重新引起了中日之間的嚴重分歧。加之中國綜合國力的全面提升，中國在對日問題上不願過多妥協。
2012年10月17日，第二次安倍內閣上臺，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參拜了靖國神社，一度令中日關係惡化。安倍晉三重新上臺執政後，附和美國歐巴馬政權，重返亞太，鞏固軍事同盟，遏制威懾中國的策略，其帶領的自民黨提出修憲，更改憲法解釋，主張取消當中否定的集體自衛權以允許自衛隊到海外部署，使日本成為一個正常的主權國家。這些親美遏華的外交安全政策（稱謂安倍的「安全三箭」）構成了對中國安全形勢的挑戰，兩國關係再度惡化。
另外，在歷史問題方面，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晉三上任後首次參拜靖國神社，質疑日本二戰「侵略」之性質，再次修改教科書，這些新的歷史修正主義行為也促使中日關係的惡化。
2015年，停止三年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韓國首爾重新啟動召開，中國總理李克強、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韓國總統朴槿惠出席會議。
2018年10月，安倍晉三應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邀請，於25日至27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正式訪問。 內地官方《環球時報》形容安倍訪華是兩國關係回到正軌的標誌事件，更指出中日應確立「共存共榮」大原則。不過《環球時報》的立場隨即引起網民熱論，直指《環球時報》用詞令人震驚，「質疑是否要共建『大東亞共榮圈』」。有輿論指出，中日關係出現緩和跡象，只是因為北京在2018年中美貿易戰中正處於下風，急需拉攏日本。
2018年11月3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G20）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期間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19年8月8日下午，中國外交部官網發布公告稱中日雙方將於8月10日在日本舉行新一輪中日戰略對話。這是雙方自2012年6月以來，時隔7年以來的首次戰略對話。

科技、文化

在古代，日本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日本在第三次遣隋使國書中稱「日出處天子至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也間接反映了日本當時對地理環境的認識。這使得中原文明成為日本文化輸入的第一選擇。在公元8世紀以前，日本沒有自己的文字，這之前的日本歷史除了考古發現以外，更主要的是通過中國的史書得以保存和研究。早在中國的東漢就有了日本來中國朝貢的記載，中原文化最早是從朝鮮半島間接傳入日本。到了中國的唐朝，日本派遣了大批的留學生和留學僧，全面學習了唐朝的典章制度、律法、建築、宗教、醫學、音樂、棋藝、書法、繪畫、工藝、武術、服飾、飲食等等等等，相撲、和服、料理以及茶道無不脫胎於中國文化，京都甚至就是中國的兩京長安與洛陽的一個縮影。也是在這個時期，日本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了自己的文字，才有了自己的歷史記載。
公元894年，由於唐帝國的衰落，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此後，中國向日本的文化輸入陷入低谷，日本也走上了一條文化本土化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與日本鉅細無遺的了解中國不同，中國直到清王朝時對日本的印象還是《後漢書》、《三國志》中的寥寥幾筆。戴季陶在《日本論》開篇曾說道：「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臺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裡化驗了幾千百次。」到了19世紀中葉，日本的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了著名的「脫亞入歐」論，對日本近現代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明治維新開始，日本迅速強大起來，並強烈影響著東亞各國近現代化進程，中國也不例外。歷史戲劇性的逆轉，中國開始向日本派遣大批留學生，學習日本的經驗。從1898年至1911年間，至少有2.5萬名中國學生赴日本留學然而，中國向日本的學習比之於日本就顯得過於粗略和傲慢了。有證據表明，「中國留日學生的總體水平低得可憐」。
1949年以後，中國和日本開展了非常有限的民間交往。中國與日本民間科技交流始於1960年代初期，當時交流的主要形式是主辦中日科技座談，日本工業界技術人員來到中國，專題介紹日本新的技術，中日雙方技術人員進行討論。該項交流規模逐年擴大，成為當時中國技術人員了解世界科技發展情況的重要渠道之一，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中期。
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後，中國和日本的科技和文化交流發展很快。1978年日本政府同開發中國家進行科技合作的執行機構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JICA）開始同中國建立聯繫。1979年12月6日中國和日本政府簽署了《中日文化交流協定》；1980年5月20日，中國和日本簽訂了《中日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目前，中日民間科技、文化交流亦發展到相當規模。近年來，日本的流行文化對中國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如日本的電影、動畫片、漫畫、電子遊戲等對中國幾代人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釣魚臺列嶼主權問題

釣魚臺列嶼是一片無人島嶼，在日本被稱為「尖閣諸島」，位於東海南部，距臺灣基隆約100海里，距日本沖繩那霸約225海里。目前兩國都宣稱對該群島擁有主權。

東海油氣田問題

東海油氣田問題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關於東海專屬經濟區的劃界和油氣資源開發的分歧和爭論。

沖鳥礁問題

沖鳥礁，日本稱為沖之鳥島，是日本南部太平洋海域的一處日屬礁石。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其是岩礁；日本則認為是島嶼。如果承認沖鳥礁是島嶼的話，日本將得到其周邊43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並獲得區內的一切自然資源。

中日戰爭的歷史遺留問題

如何看待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佔領中國的歷史，一直是中日關係的焦點。在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已明確表述，構成了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雙方曾經歷一段蜜月期，在中國官方宣傳中，「中日兩國世代友好」是基調。80年代末，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引發民間右翼排外思潮不斷興起，使得很多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反感甚至仇視不斷加深，日本右翼勢力藉此否定、美化侵略歷史的活動時有發生。而六四事件以來，中國政府的國際形象大損，被日本民眾普遍認為是沒有言論自由、肅清異議人士、提倡仇日思想和民族主義狂熱。同時，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思潮也不斷興起，加之日本在各個敏感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使自發的反日和仇日宣傳不斷增多，網絡上時常流傳各種或真或假的「日本辱華事件」，每每激化中國民眾對日本人的反感，出現了大量「抵制日貨」的呼聲。中國政府對於反日宣傳，一般採取低調放任的態度。但對於民間反日組織的活動，亦採取高壓控制方法。2005年4月，上海大規模反日示威遊行，普遍認為有政府背景。但事件發生之後，安全部門秘密拘捕了一批民間反日人士。

臺灣問題

臺灣問題在這裡指日本如何看待臺灣的政治地位的問題，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國建交的前提和基礎。在臺灣問題上，日本基本上追隨了美國的對華政策。

歷史教科書問題

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是指圍繞日本國內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修訂而衍生的東亞、東南亞國家對日本國內怎樣看待日本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戰爭歷史的爭議。

靖國神社問題

靖國神社供奉著自明治維新以來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及軍屬。由于靖國神社同時供奉著14名二戰甲級戰犯，被東亞各國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而備受爭議。

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日語：南京虐殺事件）是日本侵華戰爭初期日本軍隊在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規模屠殺、強姦以及縱火、搶劫等戰爭罪行與反人類罪行。日軍暴行的高潮從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開始持續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開始好轉。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軍事法庭的有關判決和調查，在大屠殺中有20-30萬以上中國平民和戰俘被日軍殺害，約2萬中國婦女遭日軍姦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軍縱火燒毀。
在中國，自1947年南京軍事法庭審判以來，普遍認為約有30萬人在大屠殺中遇難。在日本，日本政府承認「發生過殺害非戰鬥人員和掠奪等行為」，但對遇難人數則曖昧不清。日本學界對遇難人數的估計有20萬人、4萬人、2萬人等幾種，也有認為南京大屠殺不存在的「否認派」。「否認派」得到部分日本政商勢力的支持，在中國引起強烈反感，這使得南京大屠殺成為嚴重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歷史問題之一。

戰爭賠償問題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所發起的各起戰事讓中國蒙受了巨大經濟財產和生命損失。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明確表示痛感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責任並對此深刻反省。在此前提下，中國政府決定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並載入1972年中日兩國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再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確認了放棄對日戰爭賠償要求的決定。但很多人認為，雖然中國政府放棄了政府間的戰爭賠償，但不包括民間賠償問題，因而民間的受害者仍有權利向日本政府及有關企業提出民事賠償的請求，如針對慰安婦和強制勞工的賠償。在近代史上，日軍是唯一有隨軍妓女的軍隊，有關針對慰安婦的賠償問題近些年來也顯得較為突出。

關於日本遺棄在華化學武器問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公然違反國際公約，使用化學武器，造成大量中國軍民中毒傷亡。日軍戰敗時為掩蓋罪行，毀滅證據，將大量化武就近掩埋、遺棄。到近年，已經有十多個中國的省市自治區，三十多處發現了日本遺棄化武。由於這些遺棄化武已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雨侵蝕，鏽蝕嚴重，有的已發生泄漏，對各地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生態環境等造成了嚴重危害。為解決此問題，自1989年至今，中日已舉行了最少4次政府談判及4次專家磋商。1997年，雙方成立聯合工作組，並舉行了4次工作組會議。在中國推動下，日本對遺棄在華化武進行了15次現場調查。日本由最初不承認這些武器屬日軍留下，到最後承認武器屬日軍所留下。1999年7月30日，中日兩國政府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關於銷毀中國境內日本遺棄化學武器的備忘錄》，日本承諾將根據《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的原則精神及《備忘錄》的有關規定儘快解決這一問題。

日美安全合作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美就建立了軍事同盟，並且以日美安保條約的形式確定下來，並在近年不斷增加軍事預算，對此，中國認為日美的防衛對象是中國，並提出抗議；同時，也以不斷加入軍費投入予以回應。

日本修憲和爭常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日本，經濟實力僅次於美國，但是由於日本是二戰戰敗國，在政治上卻受到了諸多限制。如日本的憲法規定，日本只能專守防衛，不能擁有軍隊。於是在日本國內有了修改憲法的聲音，並想借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提高國際影響力，成為「正常國家」。因為歷史問題，日本修憲和爭常均遭到中國、韓國及其他一些地區民眾的強烈反對。

中日軍備問題

關於中國國防開支連續18年以兩位數增長一事，強調「繼續注意中國國防費的增額和軍事現代化仍有不透明的部分」，日本將「要求中國國防開支更加透明化」。中國則對日本迴避談及其自身軍事投入不斷提高，以及武器裝備不斷提升質量和數量，以及日本自衛隊不斷謀求以「維和」等名義派兵海外予以批評。

日本政府對華援助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中華民國政府一樣，免除了日本明治維新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起戰事的官方戰爭賠償，對此日本政經界人士深表感激。而同時中國的發展需要日本的資金、技術，於是中日政府雙方達成默契，以日本政府發展援助的形式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中國放棄戰爭賠償的經濟損失。
日本對華援助是ODA項目的一部分。日本對華日元貸款始於1979年。截至2006年6月，日本政府已累計向中國承諾提供日元貸款協議金額約32078.54億日元，用於242個項目的建設。截至2006年5月底，中國實際使用日元貸款約23864.13億日元。截至2005年，中國共接受日本無償援助累計1376億日元（約合12.5億美元），用於136個項目的建設，涉及環保、教育、扶貧、醫療等領域。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是中國的最大援助國，如北京國際機場之興建便由日本政府提供三百億日元的援助。由於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加之日本政府強烈懷疑中國政府將日本的援助使用於擴充軍備等非和平用途，日本政府正逐年減少對華援助，轉而援助印度。2006年3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凍結新財政年度的對華日元貸款計劃。

在日中國留學生問題

目前中國留學生佔在日留學生總數八成以上。持有留學的居留資格在日本從事有收入的工作是受到時間限制的。然而，為了維持在日開銷及讀書費用常有學生冒著被學校除名的風險超時打工。其中也有部分留學生假借讀書為名，而以打工賺錢為本業。日本也確實存在一些專以協助留學生獲得學生簽證並謀取高額學費的「野雞大學」。為此，有些受騙的中國學生與學校發生衝突和爭執，學校或以不予協助緒期簽證威脅，中國留學生則以不辭而別及不繳納學費作為回應，並釀成了轟動日本的「酒田短期大學倒閉事件」。也有一些中國留學生加入日本的犯罪集團，或自組幫派，依地域稱為福建幫、東北幫、上海幫、廣東幫等，釀成「福岡中國留學生殺人事件」等犯罪事件。因此日本核發留學簽證的條件就變得嚴苛，以期對此不良結果予以限制。在日本國內經濟長期不景氣引發的排外情緒及右翼團體興起的影響下，日本民眾對中國的態度由中日建交時的睦鄰親善，轉變成對中國人抱持觀望或不歡迎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