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圭植

早年獨立運動

申圭植出生於朝鮮忠清北道文義郡桂山里（今韓國清州市上黨區加德面仁次里）的一個書香門第望族家庭。他3歲便開始識字，後在家塾學習漢語、四書五經，在鄉里有「神童」的美譽。1893年，申圭植與其他青年革命者在當時重文輕武的朝鮮組成同年軍，每日操練，倡導武德救國。他還撰寫了《斥倭檄》、《辟邪》等激勵同胞奮起與列強抗爭的文章。1896年，他去漢城新式學校學習，但因參加反日活動而被退學。1899年，他考入官立漢語學校學習，後於1901年進入京師陸軍士官學校，1904年畢業後任步兵營副尉。
1905年，日本強迫朝鮮簽定《乙巳條約》，奪取朝鮮外交權。申圭植投身當時的義兵運動與地方鎮衛隊共同發動兵變，反抗日本人的統治，但因日本爪牙破壞而失敗。出於憤慨，他服毒以死抗拒，但被家人救起。他的右眼神經因此受損只能斜著眼看人。他於是自號「睨觀」，意為斜視、蔑視日本帝國主義。此後，他多次密謀舉事，但數次被捕入獄。之後，他由武德救國轉為近代思想啟蒙運動，創辦學會、報紙雜誌，並先後創辦了中東學校、清東學校、文東學校等從事愛國主義民族教育。1907年，大韓帝國軍隊被日本人強行解散後，申圭植脫掉軍裝，後加入大韓協會和大倧教 。為發展韓國工業，申圭植1908年成立「皇城廣業會社」，並任責任經理，後於1909年創辦月刊《工業界》。1910年，申圭植在得知日本吞併朝鮮半島的消息後第二次服毒以死抗拒，幸虧被大倧教第一世都教司羅哲所救。

參加辛亥革命

1911年春，申圭植從漢城經丹東、瀋陽、北京、天津、濟南、青島到達上海。在上海他結識了在《民立報》工作的徐天復（徐血兒）。經徐天復介紹，他很快與中國同盟會總部領導人宋教仁、黃興、陳其美、譚人鳳和《民立報》主編于右任建立起密切的聯繫。他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並曾赴武昌參加辛亥起義，是參加辛亥革命的唯一外國人，也是第一位參加中國民主革命推翻清政府的韓國人。孫中山歸國後一到上海，申圭植就和孫中山會了面。1912年9月，孫中山發表演講首次公開譴責日本對朝鮮半島的侵略。1913年初，孫中山出訪日本。在與桂太郎會面時，孫中山當面批評日本「乘戰勝之勢，舉朝鮮而有之」是不義之舉，並勸日本貫徹「大亞細亞精神」，「以真正平等友善為原則」。
1913年，申圭植參加了二次革命，並於同年年底加入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文學團體「南社」，是該社唯一的外國人。1915年3月， 南社不定期刊物《南社叢刻》刊載了他的《申睨視與同社諸子書》一文。申圭植還幫助戴季陶經營《民權報》，在其經營陷入困境時慷慨解囊相助。《民權報》是中國革命的重要報紙，也是韓國抗日救亡運動的輿論支持。申圭植曾在《民權報》上多次發表文章和新聞報導。在參加中國革命期間，申圭植與孫中山、黃興等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領袖建立的深厚的友誼，其中與宋教仁和陳其美關係最近。宋教仁被暗殺後，申圭植為其絕食3天，並組織韓國志士為其開追悼會。陳其美遇刺後，他第一個前往弔唁，並為其作詩文《碧浪湖畔恨人談》、《陳先生英士誄》、《英士我兄靈右》。

組建同濟社和博達學院

隨著中國革命影響的擴大，越來越多的韓國青年來到中國。韓國獨立運動的領導人也漸聚上海。於是申圭植組建了光復運動的中心機關「同濟社」（同舟共濟之意），後與中國革命黨人一起組建了「新亞同濟社」。以孫中山為首的中國革命黨人對周圍朝鮮、菲律賓、越南等被壓迫民族深為同情，強烈譴責日本的侵略。新亞同濟社因此得到中國革命黨人的大力支持。宋教仁、陳其美、戴季陶、殷汝驪、鄒魯、柏文蔚、呂天民、胡漢民、廖仲愷、張靜江、吳鐵城、黃介民、屈映光、胡霖、唐紹儀等都是新亞同濟社的成員。陳其美的侄子陳果夫回憶：「叔（陳其美）在申，與朝鮮人某某等組織一秘密結社，名『新亞同濟社』，專為謀朝鮮獨立……叔為該社之監督，且作物質上精神上之援助」。
為培養韓國進步青年，申圭植還成立了「博達學院」。博達學院聘用的是朴殷植、申采浩、洪命熹、文一平、趙素昂等韓國知名學者和革命家，先後培養出三期共一百餘名學生。在申圭植的資助下，這些學生或進入中國的大學學習或到歐美留學。申圭植也很注重軍事人才的培養，通過與中國革命黨人的關係，他還將韓國學生送往雲南陸軍講武堂、保定軍官學校、天津軍需學校、南京海軍學校、湖北講武堂、廣東講武堂等中國軍校學習。先後有百餘名韓國學生從中國軍校畢業，其中包括李范奭、閔石麟、趙東祐、申性模、鄭元澤、申建植、鄭恆等韓國獨立運動骨幹。

創辦《震壇》

1920年10月，申圭植在上海創辦《震壇》周刊，宣傳韓國獨立運動。《震壇》是份大16開的報紙型刊物，每期8版、12版不等，在北京、常州、無錫、南京設有代派處，在蘇、法、英、美、德設有通訊處。從1920年10月創刊到1921年4月，《震壇》大約維持了半年的時間。
中國革命黨人對《震壇》非常支持。孫中山寄來「天下為公」的祝詞，陳獨秀為《震壇》題字「東亞之光」。胡漢民、于右任、張靜江、唐紹儀、柏文蔚等，以及《救國日報》和新亞同濟社都送來祝詞。申圭植在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吾人今後之責任」的文章，並在第5號至22號連載了他所寫的《韓國魂》。《震壇》還登載了《大同團結宣言》和他親自撰寫的「民族自決與韓國獨立」的文章。《震壇》也花相當的篇幅宣傳韓國的悠久歷史和民族文化。朴殷植的《李舜臣傳》曾在《震壇》連載。許多南社成員也在《震壇》上發表文章。

助力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1917年7月，申圭植與上海的韓國獨立運動領袖趙素昂、朴殷植、申采浩、朴容萬、尹世復等14人發表《大同團結宣言》，主張召集民族大會，建立臨時政府。這是韓國獨立運動最早正式表明建立獨立政府的意志。1919年2月，他又與金教獻、趙素昂等39人在《大同團結宣言》的精神下發表《大韓獨立宣言書》，闡述通過全民族抗日武裝鬥爭恢復民族獨立，建立共和制新韓國的政治理想。此外，他還組建了「新韓青年黨」。在協助金奎植和趙素昂參加巴黎和會的同時，他派郭儆、方孝成攜帶密信回韓國發動全民反日運動，並秘密派人赴美讓李承晚派人參加巴黎和會呼籲國際社會輿論支持。這些對日後的三一運動和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產生了重要影響。
1919年3月1日三一運動爆發後，申圭植與其他獨立運動志士在上海法租界寶昌路（今淮海中路）329號成立籌建臨時政府的事務所，並發表《獨立宣言》。同年4月10日，他與其他獨立運動志士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金瑞金二路）22號組建臨時議政院。4月13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申圭植任政議院副議長。同年9月初，在各地臨時政府合組成統一的上海韓國臨時政府後，申圭植被推舉為法務總長。由於臨時政府在上海而總統李承晚在美國，臨時政府從1920年開始內部問題不斷。統一後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由於成員背景、地域、信仰的不同，內部出現激烈的派系鬥爭。主要分為文治派和武斷派兩大派。以李承晚、申圭植、安昌浩、李始榮、金奎植等為代表的文治派主張通過向美國、國際聯盟請願的和平手段得到他們對韓國獨立的認可，之後通過他們向日本施壓，迫使日本放棄對韓國的統治，或是通過宣傳、群眾運動等和平方式恢復韓國獨立。以李東輝、盧伯麟、文昌范、朴容萬、金立為代表的武斷派則主張通過激烈的武裝鬥爭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國家獨立。兩派鬥爭非常激烈，危機到臨時政府的存亡。
1920年5月，金立等人試圖對李承晚提出不信任案。最終，李承晚於當年12月5日抵滬。李承晚試圖調節各派矛盾，但無功而返。他認為只有申圭植「多年異域，備經風霜，猶困窮自安，為國盡瘁，絕不以黨派繫念，唯以忠愛為心，余嘆服其義，虛懷托深，乃以遠東事一委於公而余返美矣」。1921年5月，申圭植出任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代國務總理兼法務總長、外務總長、財務總長和勞動總辦，實際負責掌管臨時政府事務。同年7月12日，申圭植為反對英、日在7月13日英日同盟條約屆滿後簽續約，他以代理國務總理的名義致電英國首相、外交部和上下議院進行抗議。1921年在得知美國建議英、日、中、法、意等國在華盛頓舉行調整太平洋地區國際關係會議後，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申圭植的支持下於同年8月15日發表《告韓國民眾書》號召全體同胞共同努力廢除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恢復國家獨立。8月30日，臨時政府國務院通過太平洋會議提出《獨立請願書》，提出承認大韓民國為完全獨立國家、廢除韓日不平等條約、日本撤出韓國等五條要求。同年10月4日，申圭植又以代國務總理和外務總長的名義發表《懇求援助韓國獨立書》，向中國各法團、報館呼籲敦促中國政府在太平洋會議上提出韓國獨立問題。
1921年11月，申圭植以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特使的身份到訪孫中山在廣州剛剛成立的廣州中華民國政府。孫中山以國賓禮的排場，高規格地接見了申圭植。申圭植在會談中提出「韓中互惠五項條款」，並向孫中山遞交了國書。雙方相互承認，並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成為中韓近代關係史上的一段佳話。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隨即派遣外務部局長朴贊為特派員常駐廣東。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國際地位得到大大提高。孫中山在成立護法政府之初，被一些外國輿論認為是軍事叛亂。中國國內也有輿論認為孫中山自組政府、軍隊屬非法。陳炯明等國民黨高層領導也對孫中山的做法表示反對。申圭植此訪對孫中山的護法政府也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同時，申圭植也得到孫中山護國政府對韓國獨立運動的進一步支持的承諾。

逝世

申圭植與孫中山見面後政局的發展並不如人意。美國操縱的華盛頓會議拒絕了韓國獨立復國的要求，也將廣東護法軍政府拒之門外。次年6月，陳炯明在英帝國的支持下炮轟總統府，孫中山敗退到上海，給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帶來重大衝擊。臨時政府內部在對華政策上出現嚴重分歧。內憂外患纏身的申圭植深陷絕望，病倒後拒絕服藥進食。1922年9月25日，憂國憂民的申圭植絕食25天絕命殉國，終年42歲。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沒罪。我沒罪。再見！各位朋友。大家一定要堅守臨時政府，為我三千萬同胞盡全力。我先走了，我沒罪！」。
申圭植的葬禮於1922年10月3日在上海福照路愛仁里31號舉行，後葬於上海萬國公墓，中韓人士送葬者達千餘人。一年後，申圭植所著的《韓國魂》出版，胡霖為其作序：「朝鮮問題是日本軍閥留給日本國民的一筆大債務，這個帳遲早要清算的。波蘭復國了，捷克新興了，印度埃及遲早要獨立的。朝鮮問題能長此終占嗎。申先生死，他的精神不死！」 韓國獨立紀念館內豎立有申圭植《韓國魂》的節錄碑。
1993年8月5日，韓國政府經中國政府同意，派專機將申圭植等5位先烈遺骸運回韓國，舉行隆重國葬。

詩文

申圭植留有《韓國魂》和許多詩文。申圭植的學生、女婿，韓國獨立運動家閔石麟在《申圭植先生傳略》中如是說：「先生不僅文章好，詩詞也很可觀，多慷慨悲昂熱情充沛之作。以異邦人作中國詩，得此成就，詢屬不易。」 1939年為紀念申圭植誕辰60周年，中國重慶出版了他的詩文集《兒目淚》，其中收錄了他在1909-1922年間創作的160餘首漢詩。他的詩主要是五言和七言律詩。
根據書前序言，《韓國魂》是申圭植經過10年的醞釀與寫作完成的。如他所言：「我人之心而猶未死也。雖輿圖異其色，歷史易其稱，我大韓雖亡，我人心自有一大韓在。我人之心大韓之魂也。」《韓國魂》由韓國何以滅亡和如何復國實現民族解放兩部分構成。作者在書中歷數了封建王朝腐朽沒落的六種現象後，提出了恢復國家民族獨立的四策。該書最初是申圭植以「汕廬主人」筆名在《震壇》第5號-22號「痛言」欄中連載。在他殉國後，《韓國魂》被出版。
申圭植創作有許多歌頌抗日義兵運動和韓國獨立運動的詩。代表作包括《挽安義士重根》、《哈爾濱即事》、《旅順就義》、《九月一日》、《建國紀元節後十五日（十月十八日）李忠武公閒山島紀念》、《贈島山》等。《束裝聞友人被捕》：「今夜籠中鳥， 明朝海上鷗。忽聞風浪急,，誰能共我舟。」揭露了日本強占朝鮮後四處搜捕監禁愛國志士的現實。詩人在《哈爾濱即事》：「白日青天霹靂聲，六洲諸子膽魂驚。英雄一怒奸雄斃，獨立三呼祖國生。」中熱情謳歌了安重根在哈爾濱火車站擊斃伊藤博文的壯舉。《建國紀元節後十五日（十月十八日）李忠武公閒山島紀念》是詩人紀念朝鮮民族英雄李舜臣所作。《贈島山》是申圭植讚譽安昌浩從美國來中國組織韓國獨立運動所作。《海上懷人》表達了詩人對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內部矛盾加劇，不能同舟共濟的失望之情。1915年，申圭植三弟健植在杭州發現宋與高麗關係遺蹟高麗寺（恵因）後，他即前往杭州憑弔，並作《高麗寺提感》。他還四處募集資金，重修高麗寺，並親題「高麗寺」匾額和楹聯。
1911年，申圭植流亡中國。在去上海的途中他創作有《吟所思》、《發漢城渡鴨綠江》、《抵山海關》、《抵燕京訪晴蓑》、《過舊公館》《髮膠州灣向上海》等詩。「大江如被逝，何日更歸東。無數宜陽子，聲聲搏浪中」這首《發漢城渡鴨綠江》表達了詩人在渡鴨綠江時對祖國懷念之情。在《抵山海關》：「落日青邱子，北風山海關。聶君多血語，能使此懷寬。」中，詩人以自然景物比喻當時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前夜的中國。詩人在到訪已經成為法國銀行的昔日朝鮮公館時所作的《過舊公館》：「行尋公使館，誤到貸金家。寂寂無人向，西邊日又斜。」表達了詩人喪國的痛苦和對日本侵略罪行的無言譴責。
在參加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過程中，申圭植與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領袖結下深厚友誼。他在辛亥革命勝利後作有《贈孫中山》：「荊天棘地一身輕，楚水吳山路不平，鐵血疆場當日願，數千萬口是同聲。」和《祝孫總統中山》：「共和新日月，重開舊乾坤。四海群生樂，中山萬世尊。」歌頌了孫中山為創建共和國進行艱苦卓絕的鬥爭，取得辛亥革命勝利和萬民擁戴的光輝形象。在《寶劍》中，詩人稱讚黃興是中國革命的「寶劍」，在中國民國建立後，他又作《贈黃克強》，在黃興逝世後，他寫了《挽黃克強》緬懷黃興的功績和人品。《贈漁父宋教人》是申圭植贈給好友宋教仁（漁父）的詩。陳其美遇害後，申圭植為他作有詩文《碧浪湖畔恨人談》、《陳先生英士誄》、《英士我兄靈右》。申圭植為徐天復（血兒）作有《寄徐血兒》、《滬上春秋》、《悼故友血兒君》。他還為南社主任柳亞子作有《南社十一次雅集示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