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迪特·索德格朗

童年

1892年4月4日，伊迪特·伊蕾內·索德格朗生於俄國聖彼得堡。她的父母分別名叫麥茨·索德格朗（Matts Södergran）和海倫娜·索德格朗（Helena Södergran，娘家姓為赫爾莫魯斯，瑞典語: Holmroos）。他們都生於芬蘭，屬於以瑞典語為母語的少數族裔，後來搬到了俄羅斯居住。伊迪特·索德格朗是家中的獨生女。她母親在以前曾與一名俄羅斯軍人交往並懷了孕，後來生下了一個私生子，但這個男嬰僅僅存活了兩天就夭折了。她的父親結過一次婚，但他的妻子和兩個小孩都死去了。喪失親人的悲傷把他們兩人拉到一起，在當時看來因兩人的過去他們是很難找到結婚對象的。伊迪特·索德格朗的母親來自一個很尊重女性的地位的富裕家庭，她和她的女兒關係很好，但他們家的經濟狀況並不很穩定。目前還沒有資料能讓我們查證出伊迪特·索德格朗和父親的關係如何。
伊迪特·索德格朗在文化認同上存在著矛盾心理：她雖然在家裡使用瑞典語，但她不是瑞典人；她也不認為自己是芬蘭人，因為芬蘭早在1809年就成了俄國的領土；她雖然住在俄羅斯，而且後來也學會了俄語，但她同樣不認為自己是俄羅斯人。瑞典語僅僅是索德格朗一家在家裡才使用的語言，因而她對瑞典語文學的了解一度是很有限的。所以她最初寫詩時乾脆採用了外語——德語。
伊迪特·索德格朗幾個月大的時候，全家來到了芬蘭西南部的雷沃拉（芬蘭語、瑞典語：Raivola，現在俄羅斯的羅西諾，俄語：Рощино，這座城市離聖彼得堡不遠），在那裡，他們住在她有錢的外祖父（加布里埃爾·赫爾莫魯斯，瑞典語：Gabriel Holmroos）為他們買的一幢鄉間別墅里。從此，他們一家春夏秋三季住在聖彼得堡，冬天則呆在雷沃拉。不久，她的父親接手了一家伐木場。三年後，他的事業幾近破產。幾個月後，他的岳父去世，索德格朗一家的母親用獲得的遺產還清了所有債務，經濟狀況也獲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剩下的錢很快就被父親很不成功的經營給花掉了。後來，伊迪特的母親請求她的母親用她所得的遺產來幫助索德格朗一家，這樣，索德格朗一家又一次還清了債務，而且經濟重新富裕起來（不過他們欠債時生活也沒有受到什麼太大的影響）。
她在聖彼得堡的佩特里舒勒（Петришуле）女子學校上學。佩特里舒勒女子學校在當時頗負盛名，為她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在那裡，德文是必修課）。這所學校就在冬宮對面不遠處，發生政治變動時她實在是太容易感受到了。1905年1月的血腥星期日她就曾親身經歷過。她在學生時代學會了德語、法語、俄語。在她十四歲那年，她開始了在詩歌上的最初的嘗試，她那時使用德語寫作。
1904年，她父親懷疑自己感染了肺結核。1906年5月，他在芬蘭新地區（芬蘭語：Uusimaa，瑞典語：Nyland）被確診。過了一段時間，重病之中的他從努美拉（Nummela）療養院回到家中，於1907年10月病死在那裡。同年死的還有他的母親，也就是伊迪特·索德格朗的祖母，她被認為是死於她兒子傳染給她的肺結核。伊迪特·索德格朗最終也是死於這種病的，而且也很可能是她父親傳染的。
伊迪特·索德格朗的母親為家裡做了很多，比她丈夫更像家裡的頂樑柱。她丈夫死後，家裡的一切都要她來料理。她對伊迪特·索德格朗的女權主義思想影響頗深，可以說是啟蒙者。不過她第一次真正接觸女權主義是在瑞士療養期間。
伊迪特·索德格朗是一個攝影愛好者，為她的母親拍攝了許多照片，但只為他父親拍攝了很少的幾張。她的母親是一個聰慧的女人，很愛笑，可是雖然她看起來很堅強，但她實際上經常焦躁、驚恐、缺少休息。她與女兒關係很好，而且很支持女兒成為詩人的夢想。女兒和母親呆在一起的時間比和父親一起的時間多得多。當女兒上學時，母女二人回搬到聖彼得堡市中心去，但父親不怎麼去那兒，只是偶爾住住。
伊迪特·索德格朗朋友不少，但她母親還是怕她會感到孤單。有些傳記作家，例如貢納爾·提得斯特羅姆（Gunnar Tideström），認為她的母親專門為此收養了一個與她年紀相仿的女孩，名字叫辛加（Singa），而且她上學時住在索德格朗家，放假時住在生父生母家。一次，辛加想儘快回到生父生母家，抄近道走在鐵軌邊上，結果被火車撞死。後來，她的養母找到了她的殘肢。也有另外一種說法，認為辛加是死於肺結核，而且是死在了她養父的母親之後，她的肺結核很可能也是被她養父傳染的。不過也有第三說法，認為索德格朗一家根本就沒有收養過任何小孩。

佩特里舒勒女子學校

佩特里舒勒（Петришуле）女子學校學校德文全名為"Die Deutsche Hauptschule zu St. Petri"，是一所德國學校，所以才會把德文作為必修課之一。她在那兒一直呆到1909年。當時俄國政局的動盪和社會問題的嚴重對她的世界觀產生了影響，比如在她自己學生時代時的詩集Vaxdukshäftet中就有關於政治問題的詩。在佩特里舒勒女子學校里，有許多不同國籍的學生，包括德國的、俄羅斯的、芬蘭的、挪威的、瑞典的。她在學校的語言課里主要學習德語、法語、英語、俄語，沒有學習瑞典語。德語是她在學校和在朋友之間說得最多的語言。
伊迪特·索德格朗是個尖子生。她的一個同學形容她是班上最具天賦的學生。後來她越來越對法語感興趣，這主要歸功於她的法語老師，亨利·科蒂埃（Henri Cottier）。她在詩集Vaxdukshäftet中有著很多對他表示敬愛的詩歌。
1908年，她突然放棄用德語寫詩，改用瑞典語寫詩。瑞典語、芬蘭這兩樣東西她並不夠熟。顯然，她改用另一種語言來進行創作是事出有因的。有兩種說法——可能是因為雨果·貝格羅斯（Hugo Bergroth，1866-1937），這個人是伊迪特·索德格朗的親戚，也是一個專門搜尋來自芬蘭的瑞典語少數族裔作家的資料的人。她幾年以前在瑞典自由人民黨在赫爾辛基的刊物上發表過一首名叫《希望》（Hoppet）的詩歌，並開始主動聯繫來自芬蘭的瑞典語少數族裔作家，尤其是詩人。伊迪特·索德格朗就是受她啟發，改用瑞典語的。但也有另一種說法，說伊迪特·索德格朗這樣做是為了紀念她前一年病逝的父親麥茨·索德格朗，因為比起其他語言，他更經常地講瑞典語。

肺結核

1908年11月的一天，伊迪特·索德格朗從學校回家，說她感覺不舒服，認為可能是沒休息好。家裡找來了醫生，醫生說她的肺出了問題。她母親讓她明白了「出了問題」是什麼意思，也就是可能得了肺結核。果然，1909年1月1日，她被確診了，大約一個月後進入了一家療養院，而這家療養院就是她父親回家前住過的最後一個醫院——努美拉（Nummela）療養院。在二十世紀初期，感染肺結核後十年內的病死率高達70%~80%，所以伊迪特·索德格朗死於這種病也就不足為奇了。
伊迪特·索德格朗不喜歡努美拉療養院，而且那兒常常讓她想起她父親，讓她很不舒服。她在那兒體重下降，心情低沉，在療養院裡被形容為「奇怪的病人」，甚至曾被醫生懷疑是誤診了。她感覺努美拉療養院更像是一座監獄，在那兒過得一點都不開心。她在那兒一直夢想著到其他地方去去，她把這些想法跟其他人說，這使她在病人中更加與眾不同。1910年，她的病情變糟，於是她的家人準備把她送到國外去療養。最後選擇了瑞士，因為瑞士是當時歐洲的肺病療養勝地。
1911年10月，她和她母親來到了瑞士阿羅薩，三名完全不同的醫生先後給了三分完全不同的治療建議，但她的病情依舊沒有好轉。幾個月後，她被送到了達沃斯-多爾夫（Davos-Dorf）療養院的路德維希·馮·穆拉特醫生（Dr Ludwig von Muralt）處。這個醫生是個有婦之夫，但伊迪特·索德格朗對他一見鍾情，身體也好了不少。馮·穆拉特醫生建議她做針對他左側氣胸的手術——將肺切開，並向裡面充入氮氣，肺結核不會痊癒，但會「緩解」。1912年5月後，她的結核桿菌數目不再增加。但正如醫生所說的，沒有痊癒。為此，她必須注意飲食，而且每天都得休息好幾個小時。
在瑞士的生活是她國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瑞士，她開了眼界，而且遇見了許多歐洲的知名人士。她感覺在瑞士生活比在俄國有趣。馮·穆拉特醫生是她的戀人。1917年，馮·穆拉特醫生去世，他與她的愛情（婚外戀）也終結了。她寫下了總結她在瑞士時的悲傷記憶的兩首詩：《森林中的樹木》（Trädet i skogen）和Fragment av en stämning。正如前文所說，她的女權主義思想也是在瑞士初步形成的：有一次，她被問到了一系列有關女權主義的問題，深受啟發，後來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女權主義思想。

不受重視的詩人

正如前文所說，伊迪特·索德格朗的詩歌創作始於1906年，起先用的是德語，1908年改成了瑞典語。
她的第一本詩集出版於1916年秋。這本詩集的名字叫《詩》（Dikter）。這部詩集裡收錄了63首詩歌，主要是受民間謠曲啟發而成的短詩，但同時具有法國的象徵主義色彩，語感新穎，題材寬廣：主要是自然、內心獨白和幻想。但是幾乎沒人關注這部詩集。一些評論家對這部詩集拋棄格律和韻腳大為貶斥，有一個評論家甚至問她的出版者是否有意嘲笑講瑞典語的芬蘭人。這部詩集裡有幾首詩顯而易見地表露了她的女權主義思想，比如《冷卻的白晝》（Dagen svalnar...）和《現代處女》（Vierge moderne）。這種宣揚女權主義的詩歌在當時的瑞典語詩歌中是她最早創作出來的。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發，最初的俄羅斯帝國變成了後來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她家大量持有的烏克蘭的證券由於俄國內戰而變成了廢紙（她家在她父親死後主要靠投資證券來賺錢）。由於她家在彼得格勒（聖彼得堡在1914年改成了這個名字）只能靠領取救濟度日，而且布爾什維克政權實行恐怖政策，她聽說她的幾個同學逃離了彼得格勒，於是她們一家就回到了雷沃拉。12月6日，芬蘭宣布獨立，不久就成立了芬蘭王國。1918年1月，芬蘭內戰爆發，戰火蔓延到了雷沃拉，滿載著軍人和難民的火車經常穿過雷沃拉（雷沃拉在一條連接彼得格勒的鐵路線上），飢餓隨之來臨。她就曾在自家廚房的窗邊聽到槍聲。到了5月，內戰結束，成立了芬蘭共和國,生活終於恢復平靜。她在內戰期間讀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著作，並且受到了他在哲學和美學上的影響，所以不難發現，她在一首名為《黑暗中》的詩歌中幾乎是故意地提到了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他是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書的主人公）。難怪人們認為她受到了德國表現主義的影響，因為尼采就是表現主義的宗師之一。
1917年，新出版的詩集《九月的豎琴》（Septemberlyran）也沒有引起讀者和評論家的什麼關注。她給Dagens出版社旗下的總部設在赫爾辛基的報社寫信，希望在這份報紙發表文章，來解釋讀者在《九月的豎琴》中可能看不懂的具有象徵性的詞句。她的要求被拒絕了。但是她獲得了另一個機會來發表有關她的現代主義瑞典語詩歌的理論的文章。1917年12月31日晚，也就是新年前夜，她的文章得以發表。這篇文章在作者死後受到了畢爾格·肖貝格（Birger Sjöberg）、彼得·魏斯、埃里克·林德格倫的重視，認為這是闡述她的詩歌理論的文章，但是當時那篇文章根本就沒有引起任何關注，理解其中思想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再來看看她的生活情況吧：除了親戚，幾乎沒人關心她的生活，而此時她受到了營養不良和肺結核的困擾，如果內戰中布爾什維克勢力攻占了雷沃拉，她就有可能會被處決或是被迫流亡海外（她是「大資本家」）。
雖然戰爭結束了，但索德格朗一家在俄國內戰之前買的證券完全作廢了，所以她家很快就從富裕階層變成了貧困階層，家道就此中落。她家賣掉了別墅，搬到了一個偏僻的小村莊住了下來（這個村子已經消失了）。接下來，她的貧困持續了一生。
儘管她的詩歌和其他文章並未受到絕大數讀者和評論家的重視，她還是找到了一位發現了自己文學價值的人——芬蘭女作家、女評論家黑格·奧爾森。黑格·奧爾森後來成了伊迪特·索德格朗的終生好友。
黑格·奧爾森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對伊迪特·索德格朗的才華表示驚嘆。而伊迪特·索德格朗卻不得不拒絕黑格·奧爾森在赫爾辛基會見她的邀請，因為「失眠，結核病，身無分文，我們靠賣家具以及親戚的善意來生活。」但是，她異常興奮（她不得不天天穿著老式衣服；由於缺乏紙張，她甚至賣掉自己的內衣或香水瓶來買稿紙）。不久，黑格·奧爾森專程來到伊迪特·索德格朗的住所，而且深入地了解了伊迪特·索德格朗的生存狀況。在她離開伊迪特·索德格朗，回到赫爾辛基後，兩位女友在伊迪特·索德格朗死前的幾周還保持著書信來往，只是在伊迪特·索德格朗死前，黑格·奧爾森去法國進行了一次旅遊，所以沒能第一時間得到她的女友病危和病逝的消息。伊迪特·索德格朗為黑格·奧爾森專程去探望她而寫了一首無題詩，在詩中稱後者為「我的姐妹」。黑格·奧爾森曾記述說，伊迪特·索德格朗曾在這次會面中說過一句：「讓咱們走出去，獲得自由吧！」黑格·奧爾森認為那僅僅意味著圍繞鄉間房屋散步，或走向古老的東正教教堂，或穿過古木參天的花園，也許離開那些景物，伊迪特·索德格朗認為她們會感到某種自由。
黑格·奧爾森被認為是20世紀芬蘭最傑出的評論家之一，而在伊迪特·索德格朗還在世的時候，她則被認為是伊迪特·索德格朗的代言人，她撰文介紹伊迪特·索德格朗，即使是後者死後依然如此。如果沒有她這個跟伊迪特·索德格朗接觸了很久的評論家不遺餘力的介紹與肯定，伊迪特·索德格朗的文學地位很可能不能有現在這麼高。黑格·奧爾森認為自己對伊迪特·索德格朗有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她們的來往書信在伊迪特·索德格朗死後很久才被黑格·奧爾森公布，但她自己的來往書信已經丟失，於是公布的是伊迪特·索德格朗留存的來往書信。黑格·奧爾森後來回憶過伊迪特·索德格朗又風趣又緊張的氣質。
1919年6月，伊迪特·索德格朗出版了她第三本詩集，《玫瑰祭壇》（Rosenaltaret），裡面的詩歌想像豐富，也有著對現實的描繪。詩歌Fantastique和《姐妹》（Systern）被貢納爾·提得斯特羅姆認為是很顯然地受了黑格·奧爾森的影響，正如黑格·奧爾森自己所說的一樣。這年12月，她發表了一篇名為Brokiga iakttagelser的文章，這是她的一部格言集。
1920年，又是一部詩集《未來的陰影》（Framtidens skugga，最初定下來的書名是Köttets mysterier，後來出版前她自己改成了現在這樣）。這部詩集是經歷過芬蘭內戰的伊迪特·索德格朗的轉型之作，也是她最後一本生前出版的詩集。僅存的幾個評論她的詩歌的人（不包括黑格·奧爾森）繼續保持輕蔑的態度，認為她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有趣的傻瓜」。這部詩集深受沃爾特·惠特曼的影響，後來影響了吉姆·莫里森等人。這些詩歌更像是預言，其中最著名的詩歌是《愛神的秘密》（Eros hemlighet ）。
在這段時間裡，伊迪特·索德格朗接受了無神論，而周圍人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但是，她經常以女王和先知的口吻來寫詩。這些詩歌無疑受到了尼采的影響，試圖體現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學思想，尤其是權力意志理論和超人說，例如Botgörarne和Först vill jag bestiga Chimborazzo這兩首詩歌。當她給她的詩歌里注入了新思想後，她的詩歌同時也顯得更加積極、樂觀，她在存在中也體驗到了更多的尼采式的樂趣，她對未來也有了更多的希望。
1920年夏天至1922年8月，她中斷了瑞典語詩歌的寫作。在1922年秋天和冬天，她寫下了她最後的一系列詩歌，總題為Ultra，其中包括著名的Tankar om naturen。同時期，埃爾默·迪克托紐斯（Elmer Diktonnius，1896-1961）、黑格·奧爾森和一些其他的年輕作家，合出了一本介紹現代主義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的書。這是芬蘭第一本此類的書，書中對伊迪特·索德格朗大為讚賞。這本書激勵了伊迪特·索德格朗繼續創作，而且她緊接著發表了幾首新近寫成的詩（這是她最後發表詩歌）。她不再希望自己能夠像以前夢想的那樣，去引領詩壇（實際上她生前一直不為讀者所知），但也並沒有懷疑自己作品的文學價值，所以她最後發表的詩歌中有一些她最喜愛的自己的詩歌。

逝世

1923年6月24日，也就是仲夏節的那一天，伊迪特·索德格朗在雷沃拉病逝，死因是肺結核和營養不良，時年31歲。一位在她臨終前不久去看望她的詩友寫道：「她那又大又灰的眼睛，如同幽暗水面上的月光。而她在微笑。」她終生未婚，沒有後代。她被安葬在當地的一所鄉村教堂的墓地里。她的母親海倫娜·索德格朗一直活到了1939年，她死的時候正值蘇聯入侵芬蘭的冬季戰爭。根據1940年3月12日芬蘭和蘇聯簽署的《莫斯科和平協定》，包括雷沃拉在內的卡累利阿地峽被割讓給蘇聯，伊迪特·索德格朗的墓地也轉到了蘇聯境內。冬季戰爭後結束不久，雷沃拉（Raivola）更名為羅西諾（Рощино）。1960年，羅西諾政府為她樹立了一座雕像，但她的故居已經只剩下一片石頭地。1991年的蘇聯解體後，她的墓地又轉入了俄羅斯境內，但那裡她住過的的村莊已經消失。現在她的墓地已經沒人能夠找得到了。人們已經根據她的故居的照片修了一座一模一樣的房子，供遊客參觀。

評價與影響

伊迪特·索德格朗是瑞典語文學和芬蘭文學最傑出的探索者之一，是北歐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之一，也是最受讚賞的一個。比起埃爾默·迪克托紐斯、貢納爾·畢堯爾林（Gunnar Björling）、拉貝·恩克爾（Rabbe Enckell）等芬蘭現代主義作家，她無疑是名氣最大、成就最高的，只是,她的名聲是在死後多年才獲得的。在瑞典，她的詩歌獲得了重視，影響了一大批男女詩人，包括貢納爾·埃凱洛夫（Gunnar Ekelöf）、卡琳·博耶（Karin Boye）等人。現在她的作品已被譯成了多國語言。她的詩歌的中文譯者主要是北島。
但是，她獲得重視要等到她死了很多年的時候。她死了十四年後，雅爾·黑默（Jarl Hemmer）仍然說道，她的詩歌是有一點意義的，但是絕不會為讀者所接受。
現在在瑪蕾·坎德爾（Mare Kandre）、貢納爾·哈爾丁（Gunnar Harding）、埃娃·呂內菲爾特（Eva Runefelt）、埃娃·達爾格倫（Eva Dahlgren）的文學作品或歌詞身上很容易找到伊迪特·索德格朗的影子。
伊迪特·索德格朗一生中流傳下來了二百六十多首詩（包括沒有寫完的），內容大都是對自己的生活、愛情和死亡的寫照，對上帝的冥想，它們短小抒情而深刻，形式自由，想像力豐富，表現了時而憂傷、時而歡樂的變幻不定的情緒。她吟詠生命、痛苦，渴望、「愛情、孤獨和死亡的面孔」，詩作用詞大膽，比喻新奇，如同「粗獷的素描畫」。 她以前經常被認為是一名印象主義詩人，但後來經過評論家的評論，她又被認為是一名現代主義詩人。不過她的詩歌印象主義色彩確實很濃，這一點是她區別於艾爾默·迪克托尼烏斯、拉貝·恩克爾等人的特點。有時她也會被讀者誤以為是瑞典人，因為她使用瑞典語來寫作。
她的詩歌中最為人所知的是《黑或白》（Svart eller vitt）、《我童年的樹木》（Min barndoms träd）、《不存在的國土》（Landet som icke är）。她被評論得最多的詩歌是《冷卻的白晝》（Dagen svalnar...），這首詩只有四節，但卻傳神地表達了愛與怕、想要靠近與渴望疏遠、渴求完全的自由等現代女性的情感，反映了伊迪特·索德格朗的女權主義觀點。
伊迪特·索德格朗很崇拜馬雅可夫斯基的世界主義思想。所以人們說她受到了未來主義的影響，因為馬雅可夫斯基就是未來主義的代表之一。
伊迪特·索德格朗的詩歌和她本人的氣質無疑是受了尼采的重大影響。比如，她的詩歌理論，就受了尼采的美學思想的影響。而她本人接受了尼采的超人說，於是她中後期的詩歌的口吻有很多是先知、女王或聖徒的，要不然就乾脆用「我」（"Jag..."）的口吻來寫詩，主要表達她們的願望、觀點和感受。這也是她的詩歌與其他現代主義詩人的不同之處，也是很吸引讀者的地方。伊迪特·索德格朗認為讀者和評論家不應該把主人公和生活中的自己混淆——她在給黑格·奧爾森的書信中反覆提到這一點，許多知道她的人也說她很注意這一點——而且為了使自己的詩歌不僵化，她詩歌的主角也會經常是敘述者要拜訪或探索的人或事物：例如，《玫瑰祭壇》（Rosenaltaret）、《風暴》（Stormen，她一生中寫過兩首以"Stormen"為題的詩，不過形式都是一樣的）、Skaparegestalter、Vad är mitt hemland，等等。她也寫過一些闡述藝術家使命的詩歌，比如《大花園》（Den stora trädgården，寫於1920年4月）。
——順便提一提，這首《大花園》被認為是她最美的詩歌之一。裡面指出真正的藝術家並不需要什麼外在的壓力就能創作出佳作，也告訴人們不要把藝術的作用想的太大，不要有靠藝術來改造世界這類幻想。這首詩寫於1920年4月，當月就被寄給了黑格·奧爾森，供她閱讀。這時伊迪特·索德格朗得了流感，家中十分缺錢，不得不把一些用舊了的內衣賣掉來換錢。貢納爾·提得斯特羅姆曾經評論道，「她很少寫下這樣的文字來記述自己那令一般人絕望的貧困生活」，「她認為生命是殘酷的，生命繼續，她就要繼續——但這不是一封用來自我安慰的信，裡面充滿了發自內心的光明。」
她的詩歌在芬蘭和瑞典幾乎家喻戶曉，被傳誦，被譜曲，被收入各種有關北歐詩歌的詩集。芬蘭還專門成立了索德格朗研究會。她作為北歐現代主義詩歌的開拓者，被載入文學史冊。她的名字常常和艾米莉·狄金森、安娜·阿赫瑪托娃等人相提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