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

早期生活與思想

沙特於1905年6月21日生於法國巴黎的富裕階層家庭，住在巴黎第五區的勒高夫路（Rue Le Goff）1號。父親讓-巴蒂斯特·沙特是海軍工程師，在沙特1歲零3月時去世。四歲時，沙特由於角膜翳導致右眼斜視，這使得他的相貌在有的人看來有些醜陋。母親是安妮-瑪麗·沙特（婚前姓史懷哲）在丈夫去世後帶著沙特前往阿爾薩斯，在做德文教師的外祖父家裡生活，儘管他日後排斥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但祖父家裡的知識氛圍讓沙特在寫作和文學上受益很多。
沙特最初在蒙田公立學校上學，在祖父的要求下校長讓沙特直接上8年級（最低年級是1年級預備班），但很快以基礎太差而被要求從1年級開始就讀。祖父則在一氣之下讓他退了學，請老師在家給他上課，這使得沙特接觸同齡人的時間推遲了幾年。10歲時沙特進入巴黎亨利四世公立學校，後來轉到了拉羅舍爾公立學校，3年後，他又隨外祖父重新就讀亨利四世學校。在就讀了2年後家裡讓他轉到了路易大帝學校，可能因為後者的文科預備班較好。不久沙特考上了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攻讀哲學。在這期間，沙特讀了笛卡爾、康德、柏拉圖等人的主要著作。這對他後來有了不小的影響。巴黎高師每年有戲劇演出活動，這使沙特開始重新對戲劇喜好起來。並寫了他的第一個獨幕劇《我將有一個好的葬禮》。沙特在大學期間通過朋友關係認識了在巴黎大學就讀的西蒙·波娃，她後來被稱為沙特的「終生伴侶」。當時他們都在準備中學教師資格考試。
1929年，沙特在一個氣象台里服兵役，為期1年半。1931年4月，沙特去了法國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爾，在高中教哲學，同時寫作小說和哲學論文。
1933年，沙特前往柏林，進修胡塞爾的現象學。1934年，沙特在柏林寫了《論自我的超越性》（或譯《自我的克服》，Transcendance de l'Ego）一文。1936年又發表了《影像論》（或譯《想像》，L'Imagination）這是沙特對現象學研究後的論文。
1936年，沙特完成了一部關於偶然性的文學作品的第三稿。沙特將它定名為《憂鬱》，起初這篇稿子被出版社拒絕。後又幾經周折，在朋友的幫助下出版社終於又重新接受了這份作品。但名字受建議改為《噁心》（Nausea）。1938年4月，《噁心》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雖然不是特別暢銷，但評論界反應不錯。
在小說《噁心》出版之前，沙特得到了出版社的幾個短篇的約稿，於是《牆》、《艾羅斯特拉特》和《不自在》相繼發表，而《房間》和《親密》也都接近完稿。伽利瑪出版社將《一個工廠主的童年》、《艾羅斯特拉特》、《牆》等其他幾篇已經發表的小說合在一起，作為小說集《牆》出版。這本小說集非常受歡迎，沙特也真正的開始有名氣起來。

二戰期間

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法國和英國發布命令總動員，沙特在波爾伏的陪同下到指定地點集合。沙特先在南錫受訓，然後調派到布魯馬斯，成了氣象兵。他的工作是把觀測到的風向通知炮兵連，其他時間則用來閱讀和寫作。1940年6月21日，沙特隨部隊轉移到阿爾薩斯，在法德邊境時被德軍俘虜，那天是沙特35歲的生日。在沙特被俘幾個小時後，法德之間的停戰協議開始生效，這種偶然性和荒誕戲劇般的在沙特身上重演。沙特開始被關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錫之間的巴卡拉。8月中旬時，他們遣送至德國特里爾的一個戰俘營。在戰俘營期間，沙特讀了馬丁·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並撰寫、組織了話劇《巴理奧納》。最終他以眼睛有疾病根本不可能打仗為理由，使德軍軍官相信他不是士兵而並逃出戰俘營。沙特回到巴黎後創辦了一個抵抗組織，名為「社會主義與自由」（法語：Socialisme et liberté）。起初沙特想和其他抵抗組織聯合起來，但卻被當作是「法奸」而拒絕。1941年沙特解散了這個組織，但在兩年後沙特又獲得了信任，重新加入了抵抗組織，為《法國信使報》和《法蘭西文學》做工作。
1943年沙特完成並出版了他的哲學專著《存在與虛無》（法語：L'Être et le Néant），仍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沙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對人與世界關係的思考寫進這本哲學專著中。寫作是在艱苦的環境下完成的，因為煤炭短缺和電力供應不足，沙特就到住所附近的一個叫弗洛的咖啡館，用乙炔照明來寫作。書問世後在知識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許多職業哲學家都關注著這本書。但《存在與虛無》從一開始就難以為學術界正統權威所接受，他們覺得這本書過於離經叛道，不能入哲學的殿堂。這本書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吸引了大量的讀者，使得存在主義成為五十年代最具影響的思潮，而這本書也被視為法國存在主義運動的奠基之作。
戰爭期間，沙特還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長篇小說《自由之路》（法語：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第一、二卷。書名最初定為《魔鬼》，卷首語是：「我們是痛苦的，因為我們自由！」以後書名改為《自由之路》，並在「二戰」結束前陸續完成了這本書的第一卷《理性時代》（又譯《懂事的年齡》或《不惑之年》，法語：L'Age de Raison）和第二卷《延緩》（又譯（緩期執行，法語：Le Sursis）。小說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法國的精神狀態，但重點卻在描繪主人公和情婦如何支配他們的自由：她是否應當流產，他是否要與她結婚。小說的前兩部於1945年9月出版，第三部《心靈之死》（又譯《痛心疾首》，法語：La Mort dans L'âme）則於1949年發表。第三部中政治和哲學色彩明顯的變得厚重起來，使這小說的續集不是很成功。《痛心疾首》是沙特在抗德勝利之後創作和發表的，期間沙特在思想上、政治上、倫理上、與蘇共和法共產生了分歧。他試圖建立第三政治勢力（革命民主同盟）的努力遭到失敗後，不得不與法共既聯合又鬥爭，思想上充滿矛盾，政治立場曖昧不明。他的小說原構思為布呂內和重傷復員的馬蒂厄聯手領導戰俘一起走向巴黎解放，共奏自由的凱歌，所以原題名《最後的機會》。但贊尼事件使他對法共極為失望，小說無法繼續，戛然而止，只得將《最後的機會》更名為《痛心疾首》，在讀者面前展示出一條望不到盡頭的「自由之路」。
沙特對創造戲劇也充滿興趣，在這之前他只在戰俘營寫過《巴里奧納》。1943年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了題為《蒼蠅》（法語：Les Mouches）的劇本。這個劇本是為了喚起法國人的自由意識，也是為了沙特當時一個叫奧爾加的情人。奧爾加當時在學演戲，希望沙特能為她寫一本劇本。《蒼蠅》取材於古代傳說，但沙特對這個傳說作了改造。劇本通過了德國的審查後在6月首次上演。演出得到了好評，並讓奧爾加開始出名，但德國很快查覺了這部戲的含義，不久後便停止了演出。這次成功使沙特倍受鼓舞，並開始構思新的劇本。1944年，沙特的新戲《間隔》（法語：Huis-clos，又譯《密室》）公演。這部戲只有三個演員，同時自始至終同時在舞台上。大致情節是：三個人，一男兩女，他們死後被安排在一個房間裡。每個人都需要其中另一個人，而每一個又都妨礙另外兩個人彼此依靠，最後終於沒有任何一個人達到自己的願望。這次演出大獲成功，戲劇中的台詞「他人，就是地獄！」（法語：L'enfer, c'est les autres）成為沙特最為人熟知的一句話之一，沙特甚至受邀進行一個關於《間隔》的演講。而後沙特又創造了一些戲劇，包括1946年《死無葬身之地》（法語：Mort sans sépulture，沙特戰後的第一個劇本），1946年《畢恭畢敬的妓女》（法語：La Putain respectueuse，或譯《可敬的妓女》，曾改編拍攝為同名電影），1948年《骯髒的手》（法語：Les Mains sales），1951年《魔鬼與上帝》（法語：Le Diable et le Bon Dieu，沙特本人非常喜歡這本劇本），1953年《基恩》（是對大仲馬戲劇《基恩》的改編），1955年《涅克拉索夫》，1959年《阿爾托納的死囚》（法語：Les Séquestrés d’Altona）。
在傳記小說上，沙特於1944年完成《波德萊爾》（1947年出版），1949年完成《讓熱內：戲子與殉道者》（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52年出版，該書原為讓·熱內一本書的序，完成時卻長達578頁，成為自有書籍史以來最長的一篇序）。

二戰後的政治主張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沙特主編了評論雜誌《摩登時代》（法語：Les Temps modernes），編輯部成員有西蒙·波娃、雷蒙·阿隆、米歇爾·萊里斯、莫里斯·梅洛-龐蒂、阿爾貝·奧利維埃和讓·波朗等。而後沙特開始被人稱為存在主義者（沙特並不喜歡這個稱呼，後來則開始接受），並開始越來越出名。1945年10月，沙特在現代俱樂部作了「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法語：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演講。演講中沙特向公眾闡明了些基本觀點，指出存在先於本質：「我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宣稱如果世上沒有上帝，至少還有一個存在，一個先於本質的存在，一個在可透過任何觀念定義前便既存的存在，這個存在便是人，又或者像海德格爾所說的人的實在性。」沙特引用了俄羅斯作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話「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稱這正是存在主義的出發點。而這時期，沙特關於文學的思想發生了變化，提出了「介入」的主張，認為作家須通過作品對當代社會、政治事件表態，從而保衛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並提出：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時代而寫作的口號。為了更系統地闡明自己的觀點，沙特寫了《什麼是文學》一書，分6期連載於1947年的《現代》雜誌上。沙特試圖論證散文較之詩歌而具有的優越性，並提倡一種對作者與讀者皆屬自由行為的實用文學，宣稱作家的責任在於塑造世界。1948年2月沙特接受邀請擔任革命民主同盟（法語：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執行委員，開始「介入」政治活動，但不久就和其領導人胡賽之間產生分歧並且日趨嚴重。第二年四月，沙特自己召開了一個革命民主同盟大會，在大會上宣布同胡賽對著幹。而此時，沙特的政治立場介於左翼與右翼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因此倍受兩方面的攻擊。
1950年代初期，沙特在政治上逐漸傾向共產黨，成為共產黨同路人。1952年暑期的共產黨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6月4日發生的罷工失敗，對沙特造成很大的刺激。沙特撰寫並發表《共產黨人與和平》試圖說明共產黨和工人間的關係，分析造成罷工失敗的根源。文章分成三個部分，而到最後成了頌揚共產黨的文章。沙特新的政治立場雖然得到編輯部大部分人的贊同，但仍導致一些人離開了《現代》雜誌，其中包括梅洛-龐蒂。
1952年，阿爾貝·卡繆的《反叛者》一書由於宣揚「純粹的反抗」、即反對革命暴力而導致了他和沙特的決裂。（另一說法是：《現代》雜誌一個叫尚松寫的關於《反叛者》的評論文章惹怒了卡繆，而卡繆卻把這篇文章歸怪罪到沙特身上。）
1954年5月，沙特應蘇聯作家的邀請，訪問了蘇聯，發表了後來自己也承認是「撒謊」的演講。1955年9月，沙特和波娃應邀到中國訪問。對他來說中國是一個陌生的國度，而在中國，除了幾個法國文學專家外，人們對沙特也幾乎一無所知。11月2日，中國《人民日報》發表了沙特的文章《我對新中國的感受》，沙特在法國《觀察家》上也發表文章《我所看到的中國》談到他對中國的感受。
1956年蘇聯軍隊入侵匈牙利，沙特譴責了蘇聯軍隊和對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領導，並與共產黨決裂，但在政治傾向上仍然向左。1957年，《現代》雜誌的匈牙利問題專期，沙特寫了《史達林的幽靈》一文反對蘇聯干涉。但他又認為，蘇聯仍然是血肉築成的社會主義。1954年沙特公開反對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支持秘密發行的出版物《為了真理》，並在「關於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有權不服從命令的宣言」（主要內容是，法國士兵有權不服從命令，拒絕參加阿爾及利亞戰爭。因為簽名者共有121人，所以又稱為「121人宣言」）上簽名，同時又發表「左派應該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聯合起來」的演講，當局因此指控其「有害國家安全」。1960年2月下旬，在古巴最大的報紙《革命報》主編的邀請下沙特和波娃訪問了古巴，稱讚古巴「是一種直接的民主制」並感嘆「這是革命的蜜月」。1960年8月，沙特和波娃應邀訪問巴西，在里約熱內盧大學直接對戴高樂和馬爾羅作了抨擊，受到了巨大的歡迎；也同時使得沙特被視為叛徒和法國之敵。退伍老兵在香榭麗舍大道遊行，高呼「殺死沙特」；沙特回法國後不久就遭到了起訴，但因為其影響力而不了了之。之後沙特不斷受到暗殺的威脅，但仍然堅持自己立場，並親自上街參加遊行和靜坐示威。
1960年，沙特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學著作《辯證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實用整體理論》，第二部分則一直沒有完成。沙特認為這本書討論的哲學是馬克思主義自己產生以後又拋棄了的地方。有人認為這是沙特試圖使用存在主義和心理分析法來分析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並闡述其可行性，因此沙特被視為馬克思主義一個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在沙特晚年時，他又否認他這本書屬於馬克思主義，認為它只是在某些領域接近馬克思主義。1963年，《現代》雜誌發表了沙特的自傳性小說《文字生涯》（Les mots；人民文學出版社有中文譯本），很多人認為這本書標誌著沙特又重新回到了文學上來，沙特在這本書里描述時間到他12歲、母親再婚前的童年生活為止，沙特寫這本書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他當時欠出版社一筆錢。1964年，沙特因為《文字生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並最終獲獎；但沙特拒絕領獎，理由是他一向否棄官方的榮譽；但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表示，拒領獎是因為它把作家和文學分等級。
1960年代，美國介入越南戰爭，沙特堅決反對越南戰爭，並以執行主席的身份參加了一個審判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罪行的法庭；法庭的名譽主席是伯蘭特·羅素。
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沙特發表談話，稱蘇聯人為戰犯，表示與蘇聯徹底斷絕關係。他原本暗示反對德國法西斯占領的劇本《蒼蠅》、《骯髒的手》在捷克上演，成了反對蘇聯占領的代言，受到捷克人的熱烈歡呼。1968年5月，法國大學發生了騷亂，反對越南戰爭和校規；沙特與波娃等人發表了支持學生的行動的聲明，並前往大學發表演講。5月風暴過後，沙特繼續同左派分子保持聯繫，參加了無產階級左派所辦的報紙，並上街散發。1973年，沙特又擔任了另一份左派報紙《解放報》的主編。

晚年生活與逝世

1970年代初，沙特的身體開始出現一些明顯的症狀，此時他正寫《家中白痴——古斯塔夫·福樓拜》。1973年沙特的眼睛幾乎完全失明，他的生活由西蒙·波娃和他的養女來照顧。沙特於1980年4月15日去世。他的「終生伴侶」西蒙·波娃在沙特去世後，以沙特最後10年生活為基礎，寫了回憶沙特的作品《永別的儀式》和沙特的書信集《致海狸和其他人》。（海狸是沙特對西蒙·波娃的愛稱）
日常生活中沙特喜歡看電影、聽爵士樂，他還經常在巴黎街頭的咖啡店裡寫作，他一生保持著這個習慣。他平時的生活放蕩不羈，嘗試過迷幻劑和安非他命。他常常住在朋友家裡，並與很多女性有過曖昧關係，其中很多女性一直接受他在生活上的支助直到沙特去世。但同時沙特從未斷絕同愛人西蒙·波娃的關係，他們互相訂立著名的「兩年契約」經常擴期，儘管西蒙·波娃在1947年的美國之旅結識的美國作家艾格林，雙方維持三百多封的「越洋情書」（Lettres à Nelson Algren‎）。西蒙·波娃死後和沙特一起合葬在巴黎蒙帕納斯公墓。沙特是「左岸」知識分子中著名的中心人物，但後來卻跟他許多昔日的老友發生爭執，如雷蒙·阿隆、阿爾貝·卡繆、亞瑟·凱斯特萊以及莫里斯·梅洛-龐蒂等。而五十年代積極的政治活動，又使他贏得了「世界良心」的聲譽。同時沙特最終也沒有得到學院派的承認，他是法國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聲名如此顯赫而除了在中學執過教卻從未進入高等學府正式任教的哲學家。
沙特的作品是「存在主義」哲學的代表（但他自己並不是很樂意得到這個「標籤」）。其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有索倫·克爾凱郭爾、弗里德里希·尼采、海德格爾（但海德格爾本人很討厭人們將他和沙特都稱為存在主義者，明確表示兩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以及阿爾貝·卡繆。雖然祈克果是有神論者、神學家，而尼采和沙特都是無神論者，存在主義者在諸如個體的自由，選擇的重要性，承擔作為真實的人類存在的義務，人類生命除人類所賦予的以外沒有其他意義等觀點上觀點都基本相同。

虛無（Nothingness）

「虛無」（nothingness）是人的意識作為「對己存有」（For-Itself）之根本特質，人在朝向未來，投射出理想的自我之時，他便不再只是當下的自己，這時，他從理想的狀態回頭看自己，而否定眼前的自己。
否定自己，就是將眼前的自己虛無化。但是，人們藉以否定當下狀態的理想既然尚未實現，所以也是一種虛無。如此一來，人生徹頭徹尾都由虛無所貫穿。然而，虛無不表示否定生命的意義。
相反地，沙特認為，這樣才能肯定人之為人的意義。因為，假若人只是固定不變的物體，則他將任人擺布，這難道不是對人最大的否定嗎？或許我們用「缺乏」（lack）來解釋「虛無」的涵義會更為恰當。當人心中有個理想，因而對照出現狀的種種缺失時，他就是處於一種「缺乏」（lack）的狀態。

對他存有（Being-for-others）

對「我」來說，其他的人就像一個賊，要將「我」的世界偷去，將我納入他們的軌道中，成為一個「在己存有」（being-in-itself），成為一個對 象或東西。於是，我不再是一個自由的主體，而是他人的奴隸，從一個「對己存有」（being-for-itself）墮落為一個在己存有。我怎樣重新得到自己的自由，得到自己的主體性呢？
在此唯一的辦法是：將他人對象化。如果他人只是對象（object），是在己存有，那麼我就不會成為他的對象了。我可以通過我的「看」（look，眼光），將他人的世界粉碎，將他人的自由去除。但這樣的做法，是不能一直成功的，因為他人的存在是一項無法化除的事實，他人不是我所造出來的，而是我所遇到的。他人留在那裏，威脅著我，隨時用他的「看」（look，眼光）來作為反擊。
終於，人際關係成為一種互相對象化的循環；這是無可避免的事。我藉著將他人對象化來肯定自己，然後他人又將我對象化來肯定他自己，然後我又將他人對象化來肯定我自己……如是下去，沒有了時。故沙特認為，人際衝突與交通失敗是必然的結果。
人不僅要將他人（Other）作為一種事物對象來支配，且要將他人（Other）作為一個自由的存有（對己存有）來支配。換言之，人既要把他人（Other）作為一個自由的存有來佔有。這是人的一種極大的欲望（desire）。我們志不只在他人的身體（作為在己存有的身體，Body），還在於他人自己。
例如在戀愛的愛撫（caress）行為中，我們所「得到」的，並不像吃了一個蘋果之後的「得到」，但我們仍然要愛撫，仍然期望在愛撫的行為中有所得。照沙特看法，愛撫（caress）是我們期望自己能將他人同一（identify）的一種行為。
然而，所有這些要「佔有他人」的目的，終歸是會失敗的。因為這些目的本身都有矛盾。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每一個人都要自己支配他人，將他人佔有。但當每一個人都要這樣做時，人又無法不同時變成他人的對象（object），為他人所佔有。此所以「佔有他人」這種目的終歸會失敗。
在沙特的筆下，人與人之間「你看我，我又看你」的情形是有其特殊的哲學意義的。既然當一個人發覺自己正被他人的眼光看著的時候，他就會覺得不安，他變成了別人的對象，為別人所佔有；於是，為著要重新肯定自己，他就反看（look back）那個看他的人，重新將那人轉化為自己的對象，只有這樣他才能再次覺得自由。
結果，人際關係就只是在鎮壓他人（sadism）與被他人鎮壓（masochism）的情況中轉來轉去。人和人之間沒有真正的交通，每個人都看不見對方，只是孤獨地自我掙扎以成就自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