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標準漢語

名稱

在兩岸三地和東南亞，官方和非官方組織對現代標準漢語的定義各有不同：

普通話

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把「國語」改稱「普通話」，意為「普遍共通、普遍通用」之全國共通語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以「推廣普通話」為重要的政策之一。
1958年1月10日，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指出：「要把六億漢族人民的方言逐漸統一起來，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必須作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實現。究竟多長？就要看交通、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和我們的工作，但是只要我們不斷認真地工作，這個任務是一定可以實現的。」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其直接管理地區推廣，比如方言地區許多中小學校不提倡師生在校使用方言。
港澳地區常將「國語」一詞作為中國大陸普通話的別稱。在香港、澳門，粵語是通行語言也是政府工作語言，政府不強制推廣普通話，不少中小學校以粵語為教學語言，但都教授普通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民間機構均通過不同方式推行普通話，但民間交流仍然使用粵語。在香港，粵語和英語已成為社會主流語言和定型語言，粵、英夾雜地講話極為普遍。在政府部門、法律界、專業人士和商界裏，英文是廣泛採用的語文，但許多於香港營商或到中國大陸和台灣經商的企業中，精通英語、粵語和普通話的三語人才都擔任重要職位。香港、澳門過去分別被英國、葡萄牙所統治，殖民統治期間，普通話不曾提倡及鼓勵使用，但不少從中國大陸來的人會懂得普通話，後來主流使用廣東話，加強自身的身份認同。
新疆地區亦用「國語」稱呼普通話，並針對少數民族開展講國語運動。

華語

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乃至其它東南亞國家，現代標準漢語的正式稱謂是「華語」，基本上以跟隨中國大陸及台灣的規範為基礎。新馬華人普遍使用的具有當地口音的華語，用詞受到閩、粵、桂、瓊等南方沿海各省的漢語方言影響，並引入了一些源自英語及馬來語音譯詞，因此較中國大陸、臺灣有較多外來語，加上80-90年代港產電影、連續劇的影響，所以與香港語文相似。

現代漢語的來源

元朝時，以中原音及大都話為基礎，制定天下通語，作為標準語，成為北方官話。明朝初年時，以北方官話為主，參照了南方下江官話，制定南京官話。在明成祖遷都北京後仍以南京官話為標準官話正音，但北方官話的影響力增強。清朝官場上的官方語言滿漢雙語制，漢語正音延續明代。實際上則仍用漢語為主。由於明至清代定都北京的關係，腔調逐漸染上以北京語音、北方話和滿語的腔調，經過時間生成了北京官話。現代漢語標準語定命於明清官話體系。北平音系的聲調，為陰平、陽平、上、去之四聲，而沒有入聲，例如「合」、「含」等字沒有合口尾音，而且尖團合流，「箭」「劍」不分。
雍正6年（1728年）8月6日，雍正上諭內閣曰：「凡官員有蒞民之責，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訓，必使諧聲會意，嫻習言語，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敷奏對揚，仍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言語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言語既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為編氓，亦不能明悉官長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更改，故必徐加訓道，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府州縣有司教官，徧為傳示，多方訓導，務使語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習為鄉音，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達矣。」上諭頒布後，閩粵二省的各個郡縣普遍建立了正音書院、書館，教授官話。

1949年以後的現代標準漢語

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官方語標準（分別為普通話系統和國語系統）沿不同的軌跡發展。台灣的《國語審訂表》和大陸《普通話審音表》有所差別。此外，在東南亞等華人地區，有源於國語系統的華語系統。
台灣於1945年至戒嚴結束，一直延續中華民國的新國音作為國語標準。之後的語音，常混有台語、客家或原住民口音，而出現俗稱的台灣國語。
1955年中國科學院召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與會代表一致同意北京音為標準音，決議用「普通話」來稱呼漢語標準語。會議對普通話的內容作了定義式的規定，除了繼續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外，新增加了「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兩項內容。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機構的解釋，「普通」二字的涵義是「普遍」和「共通」，不稱為「國語」是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尊重。普通話仍以北京音為基礎，與（老派）國語相比，在單字的發音上幾乎相同，但在聽感（涉及到語調等）、詞彙上又有不同。自1950年代起，各時期普通話的特點亦有所變化，兩者已有一定的區別。1950年8月，國家出版總署組建新華辭書社，著手編寫《新華字典》，由錢玄同的學生、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主編。1953年出版的《新華字典》的注音體系和《國音字典》是一致的，在文白異讀上，較《國音字典》來說更注重口語音。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發出了《關於在中學、小學和各級師範學校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向全軍發出了《關於在軍隊中推行漢字簡化、推廣普通話和實現語言規範化的通知》。編寫《現代漢語詞典》是1955年10月，在國務院領導下召開的全國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確定的任務。1956年，國務院成立了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國務院指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語言所，前身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開始編纂《現代漢語詞典》，1978年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現代漢語詞典》和《新華字典》，是繼三十年代《國語字典》之後最權威的現代漢語工具書。1958年，幾經修訂的《漢語拼音方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代替已經推行了40年的注音字母。1956年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成立，歷經八年編成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及「續編」「三編」，1963年合併為《普通話異讀詞審音總表初稿》，奠定了普通話語音規範的基礎。1982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重新組織成立普通話審音委員會，開展了第二次普通話審音工作，以《總表初稿》為基礎，形成了《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此表1985年由國家語委、國家教委、廣播電視部聯合發布，是普通話語音的現行國家標準，是普通話推廣普及的基礎依據。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提出了推廣普通話的跨世紀奮鬥目標，計劃在2010年以前在全國初步普及普通話，下世紀中葉在全國普及普通話。1992年國家語委舉行全體會議，審議並通過了《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綱要》（草案）。「八五」計劃期間，推廣普通話工作方針由「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調整為「大力推行，積極普及，逐步提高」。努力使普通話成為學校的校園語言，成為黨政機關的工作用語，成為交通、郵電、商業、旅遊等公共服務行業部門的主要服務用語，成為省、市級以上廣播電台、電視台的播音用語。部分中心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要率先普及普通話。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八五」規劃的重點項目，根據《簡化字總表》《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等規範字形，根據《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規範詞形，根據《漢語拼音方案》和《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規範讀音等，出版了「新的有特色的現代漢語詞典」《現代漢語規範詞典》。2011年10月28日，新的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成立。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葉聖陶力主將小學「國語」科改稱「語文」。1950年《小學語文課程暫行標準（草案）》規定：「所謂語文，應是以北京音係為標準的普通話和照普通話寫出的語體文。」「講解用的語言，仍用以北京音係為標準的普通話，不用方言土語。」《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初稿）》和《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草案）》再次強調：「教給兒童的語言必須是規範化的漢民族的共同語言。這種語言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推廣普通話是小學語文科的一項重要任務。」「第一是詞的聲音。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話的語音進行教學；在方言區域須特別注意正音工作。」《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小學語文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繼續要求：「堅持說普通話，能用普通話清楚明白地表達自己的意思。」1982年，呂叔湘在人民日報上呼籲推廣普通話，提出「所有學校都應該是推廣普通話的陣地」、「小學是推廣普通話的重點」。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接著，教育部等15個單位向全國發出《大家都來說普通話的倡議書》。1991年第七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也明確提出要「大力推廣普通話」。1990年國家語委明確以廣東、福建兩省和上海市作為南方方言區推廣普通話的重點地區。1991年派出專門的調查組深入廣東、福建的一些地區做了較為深入的調查研究，就兩省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提出建議。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施行，確立了普通話「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定地位，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通過漢語文課程教授普通話和規範漢字。」「廣播電台、電視台以普通話為基本的播音用語」。北京大學教授蘇培成認為學校更是貫徹「說普通話、寫規範字、正確使用漢語拼音」的主要園地，認為「學生從小養成正確使用祖國語言文字的能力與習慣，才有可能真正推動我國語言文字的規範化進程」。
在東南亞華人社區裡，「華語」特指現代標準漢語，而不指東南亞華人最常見的母語（幾種漢語南方方言）或其他北方方言。東南亞華語的標準語大致繼承了老派國語-普通話的體系，但是當地自1919年五四運動後推廣標準漢語以來，已經出現具當地特色的華語，如新馬華語。日常生活中人們的發音、詞彙甚至語法往往帶受母語方言和非漢語（如馬來語及英語）的影響，與國語、普通話有一定的差別。

投票軼聞

網絡流傳西南官話、吳語、粵語以「一票之差」敗給北京話，差點當選為現代標準漢語。然而，北京話自清末以來在北京一直就是官方話，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從未以投票形式決定官方話。投票傳言的來源之一是1913年（民國2年）2月15日由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舉行的讀音統一大會，會上以一省一票的機制對6500個字的「國音」進行投票審定，但並無將任何方言票選為國語的議程；另一來源則是1955年由中國科學院舉行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惟會上代表一致贊成將北京音定為官方音，亦沒有投票。
美國也有一個流傳已久的很相似的傳說，稱為米倫伯格傳說。傳說美國首位眾議院議長，本身為德裔美國人的弗雷德里克·米倫伯格投了關鍵的一票，令德語以一票之差未能成為美國的國家官方語言。這個傳說也已經查證為虛構。

地位

現代標準漢語是中華民國與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語言，在新加坡是四種官方語言之一，也是聯合國六種官方語言之一。

中國大陸

在中國大陸，「推廣普通話」被作為重要的政策之一，甚至寫入了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九條），方言的使用則受到了限制。近年來，這種限制有所放開，各個地方電視台方言類節目層出不窮，不少城市有方言類新聞節目和電視劇，但多以娛樂類為主，例如安徽台的情景喜劇《我愛飯米粒》、重慶台的《霧都夜話》、《生活麻辣燙》；上海台的情景喜劇《啼笑往事》；蘇州台的《民生在線》、《施斌聊齋》等；南通台的《總而言之》；吉林台的《紅男綠女》；湖南經視的《一家老小向前沖》；江西台的《松柏巷裡萬家人》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也推行「普通話成為校園語言」的運動，致使一些學校某些時期出現了禁止學生講方言的情況。有觀點認為：一面倒的「推普政策」致使九十年代生的小孩子無法流暢地使用方言，只懂說普通話，方言和地方文化的傳承出現了斷層，也有可能會滅絕。
有些觀點則認為，「推廣普通話」有利於不同地區的中國人交流，也便於外國人與不同地區中國人交流。但方言承載著大量的口頭文學遺產，例如蘇州評彈、河南豫劇、紹興越劇、成都川劇、溫州南戲等曲藝或戲曲都誕生於方言基礎。消滅方言將導致這些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瀕臨滅絕。並且方言是鄉情的紐帶。人為割斷這種紐帶，可能會加速地方性傳統文化的破壞。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以前，習慣說普通話的人很少，人們在生活中往往使用當地方言進行交流。隨著推普蔓延至全國，以及近年來廣播電視等媒體的作用，這種現象已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截止2009年全國約有九成左右的人會說普通話，方言流行空間受到一定的擠壓，發達地區的普通話普及程度較高，但日常生活中本地人間多以方言交流。而普通話甚至變成異鄉人後代的主要語言。更有人指「普通話教學」即是「母語教學」，此番言論更激發方言保護者的輿論撻伐。關於「是否應該推普」、「推普同時是否要限制方言使用」、「推普是否必然造成方言萎縮」等問題，在民間一直有爭論。
在許多特定場所，如大型機構、地級以上政府部門、高等院校，規定普通話是唯一的正式語言，一般不會在這些場所中使用除了普通話外的其他方言。但是局部的村鎮由於本地人佔多數，官方仍以當地方言作一般交流。各地的本地人在公共場合與外地人交流多使用普通話，當地人之間交流一般使用方言，然而對於1990年代後出生的年輕一代人來說普通話的影響越來越大。在北方使用冀魯官話、晉語的部分地區的許多城市和南方個別城市，已經出現一些當地年輕人不會說當地方言，只會說普通話的情況；在其它地區，城市年輕人的母語也受到了普通話的影響，方言表達能力相對上一代有不同程度的減弱，即使講方言也會偶爾夾雜普通話。
普通話與北京話有些許差異。在中國大陸沿海經濟發達的深圳、上海等城市，普通話普及率高，但日常生活中本地人多以方言交流。在普通話逐漸侵蝕方言的背景下，就連以往的區域強勢方言——四川話也未能倖免，出現了老派與新派的分歧。而老派方言者在逐年減少，新派方言者逐年增加，導致了目前的新派四川話與普通話的互通程度，相對以往來說更高了。
在包頭、烏海等新興移民城市，由於第一代定居者來自全國各地，因此從第二代移民起形成了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群。 
普通話在鄉村的普及率較城市低，但逐年提高。鄉村方言保留著比較多的古漢語詞彙，某些方言詞彙無法用普通話準確表達，而普通話歷來在村民心中屬於場面上的「官話」，有時說普通話會被嘲笑是「拿腔拿調」。

臺灣

國語是中華民國的主要官方用語、不同族群間的交際語甚至年輕族群的主要語言。根據國語推行委員會統計，臺灣能聽講國語人口達90％（中國大陸的普通話普及率約66％）。臺灣目前的政策是推廣母語，但由於先前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與大眾媒體的強勢作用，包括新聞台、親子台、新知、娛樂、綜藝、卡通等類型節目及電視廣告仍以國語為主。
根據語言學家洪惟仁於台鐵主要車站的調查，除了部份小型車站以外，國語的使用量大於40%，台北、桃園等北台灣大車站甚至超過60%，且認為有向其他地方語言擴張的趨勢。

香港

英屬香港時代，英語長期是香港唯一法定語文；直至1971年，中文才定為另一種法定語文。中英兩種語文並行之法律地位，是由《香港法例》第5章《法定語文條例》確立，但它並沒有說明中文是以何種書寫或口頭方式表達，例如粵語、普通話抑或繁體中文。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中文和英文仍是香港法定語文，同時，特區政府提倡兩文三語，書寫中、英兩文。語言則說粵語、英語和普通話三語。香港立法會會議或政府新聞發布會等行政人員一般用粵語和英語回應，如有需要，會有傳譯員提供粵語、英語、普通話三種語言的同聲翻譯。政府部門網頁設有繁、簡、英三種版本。社會上，粵語和繁體中文具主流地位，不過隨著與中國大陸交流增加，香港人對簡體中文認識逐漸增加，部份人因方便而使用簡化字，會說普通話的人也越來越多。
中學教育方面，特區政府推行母語教學政策（除英文、英國文學等科目外，使用粵語授課），但保留一百多所全面採用英語授課的中學，但教中文、中國文學等科目會使用中文（粵語），學校另有普通話老師教學生普通話科，讓學生學習。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試提供中英兩個版本的試卷（中國語文、中國文學、英文、英國文學等科目除外）。近年港府提倡以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部分學校於是推行普教中計劃，不過，此舉在社會上引起爭議。支持人士認為普教中能使「聽、說、讀、寫」統一起來，減少文言用詞及廣東俚語入文，提高學生普通話能力和整體語文水平等；另一方面，反對者認為粵語已在香港通用超過百年，處絕對的母語地位，在缺乏普通話在社會實踐（例如立法會、施政報告）、普通話師資欠培訓的情形下強推普教中會適得其反，使學生不明白課堂所授，結果語文能力不升反跌。而以粵語教授古代經典和文言文會能讀出入聲，較少同音字，學生會更容易吸收。
祖父母已在香港紮根生活一百多年的少數族裔，如：土生印度裔、巴基斯坦裔等後裔，他們除了有自身的族群語言外，還有不少能操流利粵語（廣東話）和英語。有一些能操流利粵語的香港南亞裔人士更從事面對大眾的工作，例如藝人喬寶寶和新聞主播利君雅。

澳門

澳門主要語言是粵語、葡萄牙語及英語。但葡語在澳門民間並不廣泛，且葡語在世界上流通程度不如英語，故澳門民間仍以粵語為主要語言，民眾中會葡語者亦不如會英語者多。葡語主要流通於土生葡人及其後裔中。

新加坡

在新加坡，華語是四種官方語言之一。自新加坡1965年獨立建國以來，雙語教育即成為主流教育體系的基石。所有新加坡學生除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言外，還必須修讀所屬族群的「母語」課程。新加坡推行以英語為主、族群「母語」為輔的雙語教育政策是人民行動黨政府基於國家發展和族群團結所作出的必然選擇。經過40多年的推動後，英語已成為本地強勢語言，主導日常生活、大部份工作及跨族群交流，接近為實質上的「國家語言」，並在未來有著取代族群「母語」的可能性。
在新加坡的華族社群裡，華族學生必須接受「英文為主，華文為輔」的雙語教育體制，在基礎教育階段修讀十到十二年的華文課程。但相對於英語應用能力，華語在新加坡的教育體系只是單科，教學時間有限，本地學生聽說能力還行，「讀寫能力」卻不斷弱化。到了現在，當地華人時不時就在華語夾雜英文、甚至不會說華語只會說英文的情況，被馬來西亞華人戲謔地稱為「香蕉人」。

馬來西亞

在馬來西亞，英語，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皆為受承認的教育語言。多數當地華人和不少馬來人都會講華語，在馬來亞獨立之後，國民型華小和獨立中學都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而大多數的國民型中學也規定華語為必修科。在20年代中後期，開始推廣華語之初，當地華人帶有濃厚方言腔、低音階的華語口音被新加坡華人稱為「聯邦腔」。
如今，華語的推廣至今已經在整個大馬華人社區持續了三代以上，廣泛的流行亦加速語言的異變，政治上的不同，加上地理位置確實和兩岸三地有一段距離，當地特色的馬來西亞華語已經成型。

音系

現代標準漢語基本沿襲了北京話的語音系統，但各地標準略有差異。現代標準漢語的音系常用音節作爲分析單位，一個音節往往對應一個漢字，由聲母、韻母和聲調組成。

超音節發音

現代標準漢語在讀詞句時，字的發音會有一定的變化，例如變調、輕聲和兒化。

傳統

由於漢字不完全表音的特性，從古至今產生了多種多樣的記音法。最早的漢語字書中採取同音相注的直音法，中古時期受悉曇學影響產生了以上字之聲切下字之韻的反切法，這兩種注音方法作爲數千年間記錄漢語發音的通例，留下了對於音韻學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的大量材料。然而這兩種古法都有各自的侷限性，不能充分反應漢語的音系。
此外，亦有等韻圖等方式以描寫漢語音系。

近代

16世紀後，隨歐洲與中國的交流，以拉丁文譯寫，
19世紀至20世紀，產生了多種多樣的漢字拉丁化方案，如威妥瑪拼音、國語羅馬字、拉丁化新文字、漢語拼音等。
清朝末年切音字運動興盛，除了以拉丁文進行轉寫的方案外，還產生了由章太炎參考日語片假名，以篆字爲基礎創制的注音符號。
另外，速記系統也在漢字記音歷史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現代

然而在20世紀，中國大陸官方和一些意見認為漢語應該走拋棄漢字的漢語拉丁化道路。這個意見認為中國之弱就在於漢字難讀、難寫和難認，所以拋棄漢字才能使中國變強。所以漢語拉丁化要先簡化漢字、最終則是用拉丁字母來書寫漢語語音。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58年推出標準漢語拼音方案，因為最終目的是不要讓幼童有中文方塊字的包袱，所以將注音符號中的21個聲母都指派一個拉丁字母來表示，比如說c=ㄘ、q=ㄑ、x=ㄒ、z=ㄗ和zh=ㄓ都是比較特殊的強制性規定，而韻母則由注音符號轉寫為拉丁字母。但是由於注音符號在創制時，為了配合開齊合撮的等韻傳統，所以規定ㄧㄢ不念ian而要念ien；相對的ㄩㄢ也不念üan而念üen。這些轉音規定在制定漢語拼音方案時仍然留下影響，比如淹就拼yan而不是如威妥瑪式的yen。由於漢語拉丁化運動採取的是漢語標準語的語音系統，因此漢語拼音得到了運動支持者的重視。但完全以漢語拼音取代漢字的漢語拉丁化最後被徹底放棄，技術上是基於漢語包含非常多同音字和詞，漢語拼音無法提供足夠分辨的線索而徒增溝通困難。而更根本的是，使用文字與國家強弱的關聯有限，過去認為漢字不利於掃盲的觀點被實際掃盲成果否定，中國後來的快速發展也否定了「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魯迅所說）之類的文化不自信的觀點。
然而隨著中國大陸的發展，漢語拼音的標音系統除了在它境內使用外，在國際間也越來越盛行。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現在也部分採用漢語拼音。2009年起，台灣的中文譯音也採用了漢語拼音。

語法

現代標準漢語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是指現代優秀作家、理論家如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代表性優秀作品，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論著和國家發布的各種書面文件如法律文本、通告、政令等。1898年，馬建忠以印歐語系的語法為基礎，發表了第一本漢語語法專著即《馬氏文通》，從此奠定了所謂的現代漢語語法的基礎。
國語運動以及新文學運動以來，不少語言學家投入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初期有劉復的《中國文法通論》、金兆梓的《國文法之研究》，以及後來黎錦熙的《新著國語文法》（1924）、王力《中國語法理論》、高名凱《漢語語法論》、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朱德熙《語法答問》。如《新著國語文法》的最大特點是在最大程度上仿照英語語法。《新著國語文法》在民國時代講現代漢語語法的著作中，影響最大。在以上專家語法的基礎上，國家教育系統頒布了一類教學語法。教學語法又稱學校語法。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的社論，號召人們學語法、修辭和邏輯。並且從同一天起，連載了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1954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中學實行漢語、文學分科教學，責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組織力編寫《漢語》和《文學》教科書。從1954年初擬訂，全國語法學界和廣大語文教師共同努力，花了兩年半時間經過試教、修改、審訂終於形成了《暫擬漢語教學語法》1959年得以頒行。期間張志公和王力編寫了《語法和語法教學——介紹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供中學語文教師參考。「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是共和國的第一個教學語法系統，儘可能集中各家語法研究的成果而又便於進行基礎教學的一個語法系統。根循《暫擬系統》，1955年至1957年陸續編寫出版了初級中學《漢語》課本，1959年又根據《漢語》課本,改編、出版了《漢語知識》。1981年,全國語法學界在哈爾濱舉行全國語法和語法敎學討論會，研究修訂「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1984年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了「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的討論，對《暫擬漢語教學語法》進行了修訂，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學語文室制定的《中學教學語法系統提要》中的語法系統成為了現代漢語語法學的藍圖。胡裕樹、黃伯容、張斌編寫的各類稱作《現代漢語》的教科書。
現代漢語語法是句式使用「主謂賓」的結構，經常使用「的、地、得」，以及甚少語氣助詞。現代標準漢語雖然摒棄了文言文的表達方式，但在許多官方或正式文件仍遵從這種方式。而在其他許多華人社會的現代文章中，經常會用到曾經歷幾個朝代全國各省通用文言文中的通用字、詞或成語以令句子更為簡潔文雅，如之（的）、其（他）、甚（很）等等。

地方差異

北京話、中國普通話、臺灣國語、中華民國國語、新加坡華語、馬來西亞華語等在語音、詞彙等方面有少許差異。要注意的是北京方言並不屬於一種標準語，因為它是未經整理和標準化的北京城區方言。以上的幾種標準語都是以北京話這種方言為基礎來進行標準化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