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

義勇軍時期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人民組織游擊隊，聯合東北抗日義勇軍，於長白山、三江平原、小興安嶺等地開展游擊戰爭，對抗日本關東軍。滿洲省委派遣幹部到地方上去拉隊伍開闢武裝鬥爭。楊靖宇去南滿的磐石游擊隊；周保中去了吉東的王德泰部義勇軍；李兆麟從遼陽被滿洲省委調到了珠河中心縣委組建游擊隊；趙尚志去了張甲洲的巴彥游擊隊；崔庸健前往吉東的寶清、虎林、饒河等地發展黨組織和組建游擊隊（後來的抗聯7軍）；馮仲雲作為滿洲省委巡視員去湯原組建游擊隊。

工農紅軍時期

1932年6月中共臨時在上海召開「北方會議」（北方五省書記會議），批判滿洲省委提出的「滿洲特殊論」，決定「東北依然要進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工農紅軍，建立蘇維埃政府」這一極「左」的指導方針。例如，滿州省委指示巴彥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六軍江北獨立師，旋即瓦解。

抗日大反攻時期

1945年5月初，納粹德國戰敗投降。抗聯教導旅轉入了緊張的臨戰訓練。十幾名參加過對德戰爭的蘇聯軍官被調到88旅任職，將最新的實戰經驗傳授過來，還帶來了最新版的步兵戰鬥條令。凡是從伯力市返回北野營的蘇聯軍官，都會帶來一些最新見聞：大批的蘇軍在西方前線部隊轉移到遠東地區，大批的火炮坦克經鐵路運輸呼嘯而過等。教導旅的伙食標準有了提高，黑麵包變成了白麵包，過去看不見的黃油擺在了早餐的餐桌上，午餐肉食的定量也增加了。有對德前線戰鬥經驗的蘇聯軍官說這是第二線作戰部隊的標準，在此之前是按後方部隊供應的。至1945年8月初，數十名教導旅的抗聯人員從北野營被調出，擔任空降先遣組任務。
1945年八月風暴行動前夕，抗聯教導旅僅有700多人，其中約五分之二是朝鮮族或朝鮮籍。擔負先遣偵察任務空降到東北各地。在國內抗聯游擊隊的配合下偽裝潛入虎頭要塞，突襲炸毀了日軍在要塞內針對蘇聯設置的410毫米巨型大炮，為蘇聯紅軍進攻滿洲開闢了道路。
1945年8月，抗聯教導旅編入蘇聯遠東第二方面軍編成內。根據旅長周保中、政治副旅長李兆麟與蘇方商定的作戰計劃，教導旅在北野營登上一艘運輸船，沿松花江而上，在佳木斯投入攻城戰鬥，爾後向哈爾濱方向攻擊前進，並擴充至6個步兵軍規模。戰爭開始前，抗聯領導人估計對關東軍的戰爭將持續一年，最起碼也得半年。但是，蘇軍轉入總攻後，僅3天日本乞降，一個星期日本正式投降，蘇軍決定不把教導旅投入戰鬥。蘇聯與中國國民政府商定蘇軍三個月內撤出東北，由此教導旅領導人認識到必須盡力控制東北廣大中小城市與鄉村，利用蘇軍占領期間猛烈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恢復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系統，取得黨中央的聯繫，收回原東北抗日聯軍的失散人員。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教導旅中的700多名抗聯人員中全部近300名朝鮮人交由金日成率領回到北韓。由此，教導旅停止待命達半個多月，直到8月底，周保中和李兆麟才召開了原抗聯人員的幹部會，宣布了上述決定，並公布了在東北地區各大、中城市以及若干重要縣城工作人員派遣名單，共57個工作組。其中，周保中、李兆麟、馮仲雲各率20至30餘人分別進駐長春、哈爾濱和瀋陽，並同時領導著附近的十餘個縣市的工作組。每個城市的組長都被任命為該地區的蘇軍衛戍司令部副司令員，借用這個名義在社會上公開身份，以引來當地的共產黨秘密組織和原抗日聯軍失散人員，收攏這些人以開展黨的工作並組建武裝隊伍，利用群眾性的社會團體進行活動。在政治鬥爭方面，今後主要的任務必然是與國民黨之間爭奪東北的鬥爭。
57個抗聯工作組於九月初完成進抵東北各目的地。例如，彭施魯在1945年9月3日率領40餘人乘蘇聯軍用運輸機從伯力飛抵佳木斯市，並在次日內將應到依蘭、勃利、湯原、方正、通河、富錦、寶清、鶴崗各縣市開展工作的各二至三人工作小組用蘇軍汽車送達目的地。彭施魯率12名抗聯幹部和戰士到佳木斯地區蘇軍衛戍司令部開展工作。幾天內，佳木斯地區大批失散人員與關內黨組織派來的秘密工作人員前來報導，希望能重新為共產黨工作。當時無法查清這些人的真實歷史，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實際工作中認識他們的政治面目和工作能力。
八路軍冀熱遼軍區第13軍分區（轄區位於冀東的灤河以東至山海關）的部隊，在分區司令員曾克林、分區政治部主任唐凱率領下於9月上旬到達瀋陽郊區。這是關內共產黨軍隊最先進入東北的隊伍。但駐瀋陽蘇軍不允許曾克林部八路軍入城，理由是依據蘇聯政府與中國國民政府之間協定，為期三個月的蘇軍占領期之內，不允許中國軍隊進入東北地區，以免造成軍事管制上的混亂。後馮仲雲率領的抗聯工作組抵達瀋陽，蘇軍確認了曾克林部是中國共產黨的部隊，改稱為東北人民自治軍之後，默許該部駐紮在瀋陽城郊。同時經遠東蘇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駐長春）批准，蘇軍派一名代表與曾克林乘蘇軍飛機從瀋陽飛抵延安，向中共中央（此時毛澤東與周恩來赴重慶談判，劉少奇在延安主持工作）才確知了東北的最新情況，並立即決定組成中共中央東北局領導班子，隨該架蘇軍飛機飛返瀋陽。佳木斯地區在1945年10月下旬迎來了第一支關內老八路隊伍，1945年11月中旬又迎來了以李范五、李延祿率領的黨政幹部四十餘人；在蘇軍衛戍司令部的抗聯人員的協調、掩護下，開始建軍，建黨和建政的工作。到1945年底，中共派赴東北的十萬軍隊和兩萬名黨政地方幹部已到達各自的目標區，開始了東北解放戰爭時期。

1945年12月下旬，周保中從長春向各地的原抗日聯軍幹部發出通知：在中共中央東北局的領導下，東北各省、市、縣的黨組織都已建立起來。因此原東北抗日聯軍所建立起來的黨的工作系統已沒有保留的必要。所有原抗日聯軍的幹部必須在各省、市、縣黨委組織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從此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結束。

其他

1936年10月，毛澤東評價：
「我們東北抗日義勇軍能夠進行繼續英勇的抗日鬥爭。敵人的報紙都承認東北義軍已使敵人損失「十萬以上的生命和幾萬萬的金錢」並使日本帝國主義不能很快地侵入中國內地。雖然他們還未取得徹底的勝利，可是對於國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勞與幫助。」
金日成回憶錄《與世紀同行》中文版第3卷497頁記載，此信曾於1937年初發表於蘇聯《太平洋》雜誌，後輾轉傳達至東北抗聯第1路軍。1937年8、9月間，魏拯民受楊靖宇委託，向時任第2軍第6師師長的金日成傳達過毛澤東這一指示和周恩來在廬山與蔣介石談判時對東北和朝鮮抗日鬥爭的讚頌。金日成對此予以高度讚揚，認為這標誌著黨中央對東北抗聯與朝鮮共產主義者的褒獎。
1938年11月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擴大）發出由楊松（即吳平，曾任吉東特委書記，時任《解放日報》第一任總編兼中宣部副部長）起草的致東北抗日聯軍的致敬電，高度評價東北抗日聯軍是「在冰天雪地與敵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艱難奮鬥之模範」，指出「我們也不會忘記在最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同民族死敵作長期鬥爭的親愛的同志們」。在致敬電開頭，使用了「東北抗日聯軍楊司令靖宇」的稱謂，並指示由楊靖宇將致敬電轉達給抗聯全體官兵和政工人員。1938年年底，這份文件經中蘇邊境國際交通線輾轉傳入東北。當時的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部（駐今長春市政協大院）評價：「中共日益堅持抗日持久戰，於陝西省紅都延安召開中共黨六中全會……從此次會議中共向在滿東北黨致電，鼓勵繼續長期抗戰等情況，中共不僅從未放棄其長期抗日之迷夢，還希望東北黨亦與之相策應，頑強且積極地開展抗日游擊戰。對此點乃不難預想，因而絕不能輕視其將來之動向」。
1931年至1945年，抗聯稱斃傷日軍及偽軍共20多萬人，牽制關東軍70多萬。東北抗日聯軍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和日軍作戰。著名的烈士有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以及八女投江事蹟中的烈士冷雲（鄭志民）、胡秀芝、楊貴珍、郭桂琴、黃桂清、王惠民、張福順（安順福）、李鳳善，等等。
東北抗日聯軍從1932年的前身武裝開始，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通過滿洲省委（機關在哈爾濱）領導的抗日隊伍。1933年中共中央遷入中央蘇區後，由中共中央上海分局領導滿洲省委。1935年4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事實上撤銷了滿洲省委，東北抗聯部隊受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領導。至1940年1月的第一次伯力會議，東北抗聯失去了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聯繫，只能接受遠東蘇聯方面（主要是駐哈巴羅夫斯克的蘇聯遠東方面軍情報部門）的指導。東北抗聯實際上和延安沒有直接聯繫，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通過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過的人員（如陳雲），特別是曾在東北黨、抗聯工作過的幹部（如楊松、李范五、李延祿等）了解東北鬥爭情況。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及1939年1月26日召開的專題研究抗聯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楊松（曾任吉東特委書記、時任《解放日報》總編兼中宣部副部長）兩次在會議上做報告匯報東北抗聯詳情。毛澤東在書記處會議上說「現在的問題是使中央同東北抗日聯軍建立聯繫，首先派交通員並設法派電台去」，為此，中央組織部門、中央交通局和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以抗聯幹部楊松、李延祿、李范五等為主體，後由抗聯幹部韓光主持）把恢復中央與東北抗聯的聯繫作為東北地下黨的重要任務，並和冀熱遼抗日根據地一起向東北多次派遣交通聯絡員。其中王鵬（原名彭申年，原東北抗聯第7軍人員）受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與楊松的派遣，經晉東南、魯南抗日根據地、山東龍口赴東北，於1940年6月於黑龍江省饒河縣與抗聯第2路軍第2支隊王效明、彭施魯部接頭並見到了周保中，傳達了黨中央「要抗聯第七軍派一個忠實可靠的同志作為代表隨他到延安，參加中共七中全會，並熟悉交通線以備今後聯繫」的指示，但因不久即犧牲而未發揮更大作用，但王鵬的聯絡使得東北抗聯感受到中共中央對抗聯和東北鬥爭的重視與關心。
其中東北抗日聯軍有不少朝鮮族人。二戰結束後，在蘇聯幫助下，其中部分人員組建了朝鮮勞動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代領導人中如金日成、崔庸健等為東北抗日聯軍中層軍官。在東北抗日聯軍紀念館陳列的60多位抗日將領和著名烈士中，有許亨植、李紅光、李學福、李敏煥、李福林、李龍雲、李悌淳、李一平、李風善、安順福（張福順）、徐鳳山、金正國、金根、韓浩、韓震、權永碧、朴振宇、朴翰宗、朴先鋒、柳萬熙、趙吳善等20名朝鮮族烈士。

東北抗聯與東北義勇軍的關係

東北抗日義勇軍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東北地區平民，警察和東北軍部分官兵組成的義勇軍、救國軍、自衛隊等抗日武裝的統稱，其中也包括共產黨組建的抗日武裝。東北義勇軍名義上是中國抗日武裝，但國民政府怕公開支持東北義勇軍會給日本以開戰口實，所以拒絕承認其合法地位，僅給予口頭道義上的支持。這些武裝部隊無統一領導和編制，各自具有相當獨立性；軍費靠自籌或全國人民捐助；主要用輕武器乃至大刀長矛，以游擊戰為主要作戰樣式打擊敵人。義勇軍高舉「誓死抗日救國」、「還我河山」的旗幟，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同日本侵略軍展開英勇的武裝鬥爭。1932年3月10日偽滿洲國建立後，日本帝國為穩定其殖民統治，不斷對義勇軍進行「討伐」。義勇軍主動出擊，部隊迅速發展壯大，是年夏秋達鼎盛時期，總人數約30萬。1932年日本關東軍在滿偽軍配合下，調集數十萬大軍大舉進攻，雙方爆發大規模攻防戰，東北義軍給予關東軍重創，但自身損失巨大，一部分退入蘇聯，一部分留在東北。退入蘇聯的義勇軍4萬餘人根據蘇聯與國民政府達成的協議由蘇聯將其繳械，押送至新疆，由於環境惡劣一萬餘人凍死在回國的路上。留下的則繼續戰鬥，堅持武裝鬥爭。
東北義勇軍大部隊潰散後，1933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滿洲省委要加強黨的領導，克服「左」傾關門主義、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擴大游擊戰爭。於是，中共滿洲省委作出決定，以游擊隊為基礎，組建東北人民革命軍，1934年3月，根據中共珠河中心縣委的指示，趙尚志召集"愛民"、"青林"、"北來"、"七省"、"友好"等十多個抗日義勇軍首領開會。會上，珠河游擊隊提出，在不投降、不賣國、抗日到底，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一切財產和土地充作戰費，保護群眾利益、武裝群眾共同反日抗戰、允許群眾性反日組織的自由等條件下，義勇軍與各抗日隊伍共同抗日。會上共同決定成立東北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一致推舉趙尚志為總司令。1936年2月，東北人民革命軍改稱東北抗日聯軍。此後，發展到11個軍，30000餘人，游擊區擴展到70餘個縣境，建立了東南滿、吉東和北滿三大片抗日游擊根據地，成為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