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

苦難歲月

焦裕祿生在博山縣北崮山村。焦裕祿的祖輩曾經發達，焦家在北崮山村的老宅留存至今，是獨門小院，帶有七級高台階，南北房各三間，占地面積約4分。但到焦裕祿父親一輩，因不善經營，家道中落。焦裕祿的祖父焦念禮因為不識字，曾遭財主欺騙。在祖父焦念禮的力主之下，全家節約開支供焦裕祿上學讀書，焦裕祿這才勉強上了4年小學。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1938年日軍占領博山縣城，經常到北崮山村一帶掃蕩。這時，當地南古山村村民李星七組織了一支紅槍會，抗日自衛。16歲的焦裕祿那時已從高小輟學回家數年，也加入了這支紅槍會。1938年6月，日軍前來掃蕩，紅槍會組織數千人準備抵抗，但最前面一支隊伍剛交火便被日軍打死打傷二十多人，紅槍會部隊四散，從此這支紅槍會解體。焦裕祿到山裡住了兩天才敢回家。
1939年，焦裕祿的父親與叔父分家，焦裕祿家有其父親、母親、哥嫂侄子六口人。除了種地，焦裕祿的哥哥到八陡村商店當學徒，焦裕祿擔扁擔、推小車掙錢。1940年，焦裕祿的家鄉收成不好，而日偽捐稅又很重，焦裕祿便和父親一起賣油、賣菜、打鍋餅賣，冬季到黑山後煤窯做工。1941年，因家庭貧困且欠下外債，焦裕祿的父親上吊自殺。
1942年6月24日，焦裕祿被漢奸抓住，叫他帶路去抓另一個人，但沒抓著。隨後，焦裕祿被押上拉滿被抓中國百姓的汽車，拉到博山縣城西冶街趙家後門的日本憲兵隊，遭到憲兵隊用腳踢、用棍打、灌涼水，被打得無法行走。焦裕祿在嚴刑逼供下承認和中國共產黨有聯繫，但其實他根本沒接觸過中國共產黨，連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是何關係都沒弄明白。十多天後，焦裕祿等被抓中國百姓能走路了，日本憲兵隊又將他們集中到李家家廟。他們抵達時，李家家廟已關押有數千男女中國百姓。他們每天只能吃兩頓飯，每頓只有兩個煎餅、半碗涼水。誰要水喝就會被日本人拉出，強迫跪在院內，被逼一口氣喝完一大瓷盆水，喝不完便會被日本人毆打，喝完了便會被日本人推倒後用腳踩肚子，把水吐出後再喝。說話打盹的人會被毒打甚至被打死。關押在李家家廟的數千人，每天都被日本人使用各種方法毒打、用刺刀刺殺、逼令男女裸體跳舞等，每夜都有死屍向外抬。
1942年12月初，焦裕祿等人被捆上汽車，拉到膠濟鐵路張店車站憲兵隊，關押一個多月後，又輾轉被押至濟南。焦裕祿等人在濟南的訓練所被訓練七天。在輪流接受身體檢查後，偽軍把焦裕祿等人交給撫順勞工招募所，每人發一套破棉衣，押上火車運往滿洲國，1943年2月被押到撫順大山坑煤礦當苦工。撫順煤礦當時被稱為「千金寨」，是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控制的最大煤礦。日軍在華北等地抓捕的類似焦裕祿的「特殊工人」有4萬餘人，到抗日戰爭結束時只剩七、八千人，大部分被折磨死亡。1943年6月，焦裕祿從煤礦跑出，逃到撫順消防隊一位姓鄭的老鄉處。1943年8月，焦裕祿通過鄭老鄉坐汽車到瀋陽買火車票回到家中。
焦裕祿回到家鄉不久，鄰村夏莊成立了一支隊伍，名義上是漢奸隊，實際上是以此作為掩護打日軍。焦裕祿與叔家弟弟焦裕禎一同參加了該隊伍，分到第四連當兵。這支隊伍僅有二十多人，三四支破槍，每頓飯每人只能分得一個谷糠窩頭。三、四天後，焦裕祿在夜裡趁小便之機當了逃兵，躲進西山。
1943年，焦裕祿夫婦帶著孩子逃荒來到江蘇省宿遷縣城東十五里的雙茶棚村，在早已逃荒來此的博山縣黃台村幾戶同鄉家住下。焦裕祿給開飯鋪的張家擔水為生。半個月後，張家介紹焦裕祿到宿遷縣城東二里的園上村（2010年代為宿遷市宿豫區順河鎮雨露社區13組）地主胡家當僱工。此後焦裕祿在胡家當了兩年僱工，起初只是擔水、劈柴，後來成為胡家主人、商會副會長胡杰生的貼身傭人。據說因為家裡沒有男丁，胡杰生還準備把焦裕祿認作乾兒子，所以後來胡家不但讓焦裕祿認字，還教焦裕祿做生意。焦裕祿還經常隨信佛的胡杰生到前大庵進香，常主動為前大庵打掃衛生。
1945年7月間，新四軍解放宿遷縣，成立人民政權，工作人員接連開會，焦裕祿由此得知家鄉也解放了，於是焦裕祿等逃荒來的幾位同鄉便推著小車一起回到家鄉。

參加革命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焦裕祿也自宿遷縣回到家鄉。當時，博山縣城仍在日偽軍占領下尚未解放，北崮山村成立了民兵連，支援解放博山縣城。民兵連的民兵隊長焦方開動員焦裕祿當了民兵。那時北崮山村有27個民兵，28支槍，100餘發子彈。民兵連抓漢奸，到敵占區偵察，碰到搶百姓糧食的地主還鄉團也打。焦裕祿隨民兵連參加了解放博山縣城的戰鬥。
1946年1月，經焦方開介紹，焦裕祿在北崮山村焦念禎家的一間老屋裡秘密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被派到博山縣八陡區武裝部任幹事。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焦裕祿率領民兵參加了不少戰鬥。此後，焦裕祿調到山東渤海區參加土地改革複查工作。
1947年7月，為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挺進中原，中共中央華東局在山東解放區抽掉幹部隨軍南下，崮山區武裝部選送了焦裕祿。焦裕祿被調到屬於部隊編制的渤海區南下工作隊，集訓後被分配到淮河大隊一中隊任班長。在1947年南下工作隊行軍途中，每當停下休息時，焦裕祿都會教戰友識字，或者表演山東快書。他還被中隊領導選中，參與排演反映地主階級殘酷剝削勞動人民的大型歌劇《血淚仇》。南下工作隊邊行軍邊演出《血淚仇》10多場。
1948年初，焦裕祿隨渤海區南下工作隊進入河南省境內，抵達豫皖蘇區，隨後被分配到尉氏縣彭店區開展土地改革，焦裕祿任區隊指導員。在區隊指導員任內，他多次率部剿滅土匪。1948年春，中國國民黨方面的鄢陵縣保安中隊長洪啟龍率部襲擾彭店區，也被焦裕祿率部打退。
1948年9月，焦裕祿被任命為尉氏縣大營區副區長，抓鎮壓土匪和土地改革工作。焦裕祿在發動群眾時，擅長自編或激昂或詼諧的打油詩，在土地改革、剿匪反霸鬥爭中都起了很大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夏，焦裕祿被提升為中共尉氏縣大營區委副書記兼大營區區長。1952年春，調任青年團陳留地委宣傳部部長。後任青年團鄭州地委宣傳部部長。1953年夏，任青年團鄭州地委第二書記。

工業戰線

1953年6月，焦裕祿被抽調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籌建處工作。最初他擔任該廠臨時公路總指揮，領導修建了一條自洛陽老城區通向工地的公路。期間他與其他黨員、團員讓出工棚給群眾住；他領導大家連夜修浮橋，興建了澗西大橋。
1954年，洛陽礦山機器廠黨委決定選派焦裕祿和其他4人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焦裕祿小學只讀了4年，其他4人的情況也類似。哈爾濱工業大學首先為他們安排了速成課程，以使他們先達到高中文化程度，再編入本科班學習。焦裕祿等人發憤學習，終於補考通過。但在即將編入本科班學習時，洛陽礦山機器廠調整了培訓計劃，緊急將他們召回廠里。
1955年春，在洛陽礦山機器廠的安排下，焦裕祿率領上過哈爾濱工業大學預科班的4人以及另外其他12名職工到大連起重機器廠實習，焦裕祿任第二金工車間實習主任。在一年實習期內，焦裕祿努力學習並掌握了管理業務，提出了經營管理、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的建議，在大連起重機器廠廠報上發表文章，並曾在廠里用二胡表演節目。大連起重機器廠黨委決定派兩位工程師到洛陽礦山機器廠工作，以換取將焦裕祿留在大連起重機器廠，但焦裕祿婉拒了這一決定。
回到洛陽礦山機器廠後，焦裕祿任第一金工車間主任。1958年，第一金工車間設備仍沒完全安裝到位，便接受了製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台2.5米卷揚機的任務。焦裕祿日夜吃住在車間，不迷信蘇聯專家，用靈活的土辦法解決了卷揚機製造中的許多問題，成功完成了任務，這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工業起步的里程碑之一。1959年，洛陽礦山機器廠全面投產，焦裕祿調任該廠調度科科長。在調度科科長任內，他經常深入各車間了解情況並解決問題，還幫助工人解決思想問題和家庭困難。
因工作過度勞累和飲食不規律，焦裕祿患上肝病，廠黨委多次動員他住院治療，但焦裕祿一直帶病堅守工作崗位。

縣委書記

在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為吳芝圃）的領導下，河南省在1958年「大躍進」中連放衛星、大刮浮誇風，隨後在三年困難時期成為困難最為嚴重的省份之一，大批群眾餓死。大批飢餓的農民逃荒，農村形勢不穩，農業生產低落。在這種嚴重的形勢下，1962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調焦裕祿任中共尉氏縣委副書記。1962年12月起，調往蘭考縣，任中共蘭考縣委第二書記。當時，中共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想讓焦裕祿接替王金壁直接任縣委書記，但是遭到一些人反對，所以在縣委書記空缺的情況下，焦裕祿一直擔任縣委第二書記至一年後在任上去世，始終未接到「縣委書記」的正式任命。
在焦裕祿上任前，河南省和蘭考縣政界內鬥已極其嚴重。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後，中共蘭考縣委門口貼了張大字報，揭發中共蘭考縣委組織部長孫躍堂利用職權霸占一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並和自己妻子離婚，在那位軍人復員回鄉後，孫躍堂捏造罪名將他關進監獄。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的有200餘名蘭考縣幹部。當時，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省委秘書長戴蘇理、省委組織部部長趙文甫等人是一派，在反右運動中，趙文甫到蘭考縣把200餘名揭發孫躍堂的幹部全劃成右派。中共蘭考縣委副書記、蘭考縣縣長張欽禮反對趙文甫這種做法，被趙文甫「內定中右，限制使用」。而孫躍堂卻升任中共東明縣委副書記。在吳芝圃的領導下，河南省右派數量全國最多。在「大躍進」中，吳芝圃、戴蘇理、路憲文（中共信陽地委書記）等人大刮浮誇風，打擊迫害河南省內反對浮誇的幹部，並在三年困難時期隱瞞群眾大批餓死的情況。1960年12月上旬，張欽禮冒險到北京上訪，使周恩來了解了河南省的嚴重情況。1961年6月，吳芝圃被免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職務，中央派劉建勛接任。劉建勛為一批遭吳芝圃迫害的幹部如潘復生（河南省省長）、楊珏、王庭棟、邢照堂、陳冰之、張欽禮等人平反，但沒有撤銷吳芝圃派系幹部的職務。
焦裕祿之前的中共蘭考縣委是王金壁，是緊跟吳芝圃的幹部。據反對王金壁的蘭考縣幹部稱，王金壁與其保姆通姦；到農村視察時要帶著藤椅以求舒適；到劇院看戲時不但不出戲票錢，而且全家必須坐在劇院第三排中間位置，被群眾諷刺為「三排排長」，每次王金壁還沒來就不得開戲；王金壁還命村幹部為他劃出自留地，產的糧食、雞鴨送到他家。
焦裕祿上任時，正是蘭考縣困難最嚴重之時，該縣火車站每天擠滿外出逃荒乞討的災民。當時蘭考縣正在遭受內澇、風沙、鹽鹼這「三害」，糧食產量已降至歷史最低水平。為改變蘭考縣的面貌，焦裕祿抽調20名幹部、老農、技術員組成了一支三結合的「三害」調查隊，在蘭考縣展開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探流沙的調查研究。焦裕祿率領大家行走五千多里，查清了全縣風口84個，逐一編號並繪圖。1963年9月，焦裕祿調查總結了群眾的抗災救災經驗，在蘭考縣推廣「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幹勁，雙楊樹村的道路」。他在蘭考縣推廣種植抗鹽鹼、抗風沙的泡桐。1963年秋，蘭考縣連下13天雨，全縣11萬畝秋糧歉收、22畝秋糧受災，焦裕祿組織全縣幹部群眾救災，還率幹部進村查訪，為受災群眾將政府的救濟糧款送上門。
王金壁在任末期，正逢中央在全國推行「民主補課」，以糾正「大躍進」中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但王金壁藉機排斥異己，命令2000餘名基層幹部參加「民主補課」學習班。焦裕祿一到蘭考縣便發現了已獲平反但仍受王金壁排擠的張欽禮。在張欽禮建議下，焦裕祿給抵制浮誇風、共產風的這2000餘名蘭考縣幹部平反。在焦裕祿領導下，張欽禮又奉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規劃。
焦裕祿帶頭反對幹部特殊化。一次他發現自己的孩子看戲沒有買票，隨即對全家開展了一次不能搞特殊化的教育，並將戲票錢送交戲院。此後他建議中共蘭考縣委起草通知，禁止任何幹部搞特殊化，不准任何幹部及其子弟看「白戲」。焦裕祿到蘭考縣後，建議城關鎮將城內的大水坑改為魚場，半年後城關鎮魚場為感謝焦裕祿的指導，將10多條活魚送到他家，被焦裕祿悉數退回。一次國家撥給蘭考縣一批救濟棉花，救災辦公室見焦裕祿穿的棉襖全是補丁，乃給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3斤棉花票做新棉襖，被焦裕祿堅決退回。1963年春節，蘭考縣肉類和副食供應仍很緊張，中共蘭考縣委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給焦裕祿家送來幾斤肉。在得知這肉僅送給縣委幾位領導後，焦裕祿拒絕接受，並囑咐以後不要單獨照顧領導。
焦裕祿夫婦因贍養兩位老人（雙方的母親）並養育6個子女，有時還接濟困難群眾，所以家裡經濟很緊張。1964年春節前一個風雪交加的日子，焦裕祿找到蘭考縣縣長程世平借路費，以便全家回家鄉看望母親。那天焦裕祿僅穿了一件棉襖，連秋衣也沒穿，程世平問起才得知焦裕祿家沒布票，手頭也緊，但他從未要求縣委照顧。焦裕祿有兩個侄子，高中畢業後在山東家鄉務農，多次寫信請焦裕祿幫助找工作，都被焦裕祿拒絕。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鳳初中畢業未考上高中，在家待業，焦裕祿不讓女兒靠自己權力獲得工作，後來焦守鳳到蘭考縣食品加工廠當臨時工，焦裕祿還專門找到廠長要求把她安排到工作辛苦的醬菜組，不要特殊照顧。
焦裕祿任縣委書記後，縣裡有秘書、通訊幹事，但焦裕祿儘量自己寫工作總結、講話、調查報告等。他主持並起草了《關於治沙、治鹼、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設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澇治鹼方案》等治理「三害」的文件，並親自寫出了《關於鹽鹼地的普查報告》、《一個七季受災的特重災隊，今年生產一片繁榮景象的調查報告》等調研文章。臨終前在病床上他還在撰寫《蘭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一文。他寫的文章文風樸實，注重事實，善於發掘，常被報紙、電台採用。
1964年春，焦裕祿的肝病病情惡化，中共開封地委領導勸焦裕祿住院治療，但焦裕祿堅持工作不去住院。醫院開出藥方，但他嫌藥貴而沒買。焦裕祿堅持繼續下鄉工作，肝痛時無力騎自行車，他就推著走。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因肝癌急性復發而在鄭州市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病逝，享年42歲。送葬當天，蘭考縣上萬群眾自發上街，披麻帶孝為焦裕祿送葬。

新聞報導

焦裕祿逝世後，他在蘭考縣的工作事跡因為與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階級鬥爭」潮流不合拍，所以在報導中遇到了諸多困難，後來還成為河南省內政治鬥爭的焦點之一。
1964年5月16日，處理完焦裕祿後事的中共蘭考縣委副書記、縣長張欽禮趕到民權縣參加河南省豫東沙區造林工作會議。5月17日，張欽禮作為四個沙區造林先進縣的領導之一作典型發言，在介紹蘭考縣造林情況外，還介紹了剛剛病逝的焦裕祿的事跡，會場泣不成聲，主持會議的河南省副省長王維群宣布暫停典型發言，休會討論焦裕祿事跡。採訪會議的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魯保國記錄了張欽禮的發言，隨後在會場採訪了張欽禮。會後魯保國回到鄭州，向分社領導匯報了焦裕祿的事跡。
焦裕祿逝世一個多月後，中共蘭考縣委通訊幹事劉俊生寫了《蘭考人民滿懷信心迎豐收》一文。但《河南日報》社「黨的生活」專欄編輯勸他改為寫篇關於「黨的好幹部」的文章，以迎接7月1日黨的生日。分管通訊報導的中共蘭考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卓興隆聽完劉俊生匯報後，隨即想到寫焦裕祿，劉俊生很快寫成《一個黨的好幹部》一文，後由欣賞此文的「黨的生活」專欄編輯交給《河南日報》副總編輯翁少鋒。翁少鋒看後對劉俊生說：「因為你寫的是縣委書記，要通過省委，不過你沒必要在這等，就放心吧！」但到了1964年7月1日乃至後來，該文一直未刊發。
1964年8月29日，張欽禮向中共河南省委遞交了《關於在蘭考人民除「三害」鬥爭中焦裕祿同志先進事跡的報告》。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趙文甫讀完後，在「四清」工作會議上表揚了焦裕祿，號召河南省黨員、幹部向焦裕祿學習。會後有關部門編印的《四清簡報》編錄了趙文甫的講話。不久，中共河南省委下發了《關於向模範共產黨員焦裕祿同志學習的通知》。
新華社河南分社得知趙文甫的講話後，徵得新華社總社同意，認定焦裕祿是正面典型，計劃深入採訪並突出報導。1964年10月，新華社河南分社副社長張應先、記者魯保國、逯祖毅到蘭考縣，在劉俊生陪同下採訪半個多月，寫成兩篇稿件。
1964年11月19日晚，新華社發出張應先等寫的通稿，刊登在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報》第二版，肩題為《在改變蘭考自然面貌的鬥爭中鞠躬盡瘁》，主題為《焦裕祿同志對黨對人民忠心耿耿》，副題為《中共河南省委號召全省幹部學習已故前縣委書記焦裕祿同志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同時新華社發表了張應先等寫的更為詳細的地方稿。這是焦裕祿逝世後媒體首次關於他的報導。1964年11月22日，《河南日報》第一版在刊登地方稿時，配發了《學習焦裕祿同志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社論。《河南日報》社當天還打電話給中共蘭考縣委，要劉俊生來報社。劉俊生在報社受到《河南日報》總編輯劉問世接見，劉問世表示《河南日報》準備辟一個「學習焦裕祿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專欄，請劉俊生為該專欄撰稿。此後該專欄曾經每周一期刊發了劉俊生寫的四篇關於焦裕祿的文章。1965年1月，《河南日報》農林部副主任黎路、《河南日報》駐開封記者站記者薛慶安到蘭考縣採訪，經20餘天寫成通訊《焦裕祿同志，蘭考人民懷念您！》，發表在1965年1月27日《河南日報》第二版。但是當時全國都在「階級鬥爭」熱潮中，該通訊發表後，連續數月都不再有報紙刊登有關焦裕祿事跡的文章。
1965年秋，新華社總社準備在西安舉行分社會議，討論報導計劃。負責國內工作的新華社副社長穆青決定與同行的記者馮健繞道河南尋找報導計劃的突破口。在新華社河南分社（社長為朱波），穆青給分社記者周原安排了到豫東重災區採訪三年困難時期農民如何脫貧的任務。穆青走後，周原隨即到豫東穆青的家鄉杞縣，但一無所獲。翌日周原到汽車站後隨便坐了輛汽車，上車後才得知是開往蘭考縣的。到蘭考縣後，周原找到中共蘭考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卓興隆，隨後聽新聞幹事劉俊生介紹了焦裕祿的事跡。周原在蘭考縣採訪12天，回到鄭州時恰逢穆青一行剛從西安回來，乃向穆青匯報了焦裕祿的情況。1965年12月17日，穆青來到蘭考縣，周原、馮健、楊居人等記者隨行。在縣委會議室，穆青聽了張欽禮、劉俊生、李忠修（焦裕祿的秘書）等人對焦裕祿的介紹，看了焦裕祿的遺物後，感動得流淚。穆青當即決定要重新報導焦裕祿。此後穆青一行先後到東壩頭、韓莊、張莊等村採訪，隨後去開封寫稿。
入住開封交際處（國際旅行社）當晚，穆青拍板決定要寫蘭考縣的「災荒」（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媒體的不成文規矩是，除非獲得上級指示，否則一般不報導災荒等災難，以免「給社會主義抹黑」），並決定不寫蘭考縣的「階級鬥爭」（當時不寫階級鬥爭會冒很大政治風險，而焦裕祿帶領群眾改造環境的事跡又和階級鬥爭無關），隨後穆青分配了寫作任務。周原用一晝夜寫成初稿，穆青親自改寫到第9稿後，由穆青、馮健帶該初稿回北京。穆青向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匯報後，吳冷西說「寫！發！」，並完全同意了穆青提出的要寫自然災害、不寫階級鬥爭的意見。在吳冷西建議下，穆青先在新華社內部做了場報告，聽眾哭成一片。穆青將第7稿拿給吳冷西，獲吳冷西通過。穆青讓周原帶著此稿到蘭考縣核對，囑咐周原「必須保證全部事實絕對無誤。」
其間，劉俊生接到新華社河南分社社長朱波及周原的電話說「中央決定要把焦裕祿作為縣委書記的典型」，讓劉俊生「給縣委、地委匯報一下」，並「把焦裕祿的有關遺物和照片迅速送到分社來」。新任中共蘭考縣委書記周化民聽取劉俊生的匯報後說，蘭考縣「三害」的改變「是縣委領導的，還是焦裕祿自己改變的？這樣大張旗鼓地宣傳個人，其他同志的成績就沒有了。」中共開封地委宣傳部部長秦一飛聽取劉俊生的匯報後說：「這麼大的事，中央也決定宣傳了，我一個地委宣傳部長還得通過你一個縣的幹事來『傳達』麼？搞什麼名堂！」此後劉俊生找到中共開封地委副書記延新文匯報，延新文聽完很高興，並讓劉俊生到地委常委擴大會議匯報，會上地委書記張申表態支持宣傳焦裕祿。會後劉俊生將焦裕祿的遺物和照片送到新華社河南分社。
周原等帶稿子再到蘭考縣時，正逢縣委開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幹部大會，張欽禮、卓興隆、周原在大會上念了此稿，他們和在場兩千多名幹部哭成一片。最終除訂正幾個人名和地點外，認為事實都準確。但新任縣委書記周化民說：「寫得不行。怎麼允許對現實生活這樣污衊呢？」穆青接到周原的匯報後告訴周原：「你就拿著這文稿，請蘭考縣委逐段逐句地研究！」為此，在蘭考縣四清工作團駐地，秦一飛（蘭考縣四清工作團團長）、周化民（蘭考縣四清工作團副團長）同張欽禮展開激辯。周化民提不出具體修改意見。穆青決定刊發。為穩妥起見，吳冷西帶穆青找到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彭真匯報，彭真拍板同意發表。
1966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焦裕祿革命烈士稱號。1966年2月6日，署名穆青、馮健、周原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由新華社發表。1966年2月7日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了這篇通訊。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向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焦裕祿學習》以及長篇報導《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1966年2月9日，董必武作《學焦裕祿同志》一詩。1966年3月15日，郭沫若作詞《水調歌頭·贊焦裕祿》，後來發表在《人民文學》1966年第四期。在1977年出版的《沫若詩詞選》中，郭沫若又對該詞進行了較大改動。而當時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在內的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無一為焦裕祿題詞。

文革鬥爭

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1964年7月，中央決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彭真任組長，陸定一任副組長，康生、周揚、吳冷西為成員。1966年3月，毛澤東嚴厲批評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是錯誤的。不久，曾批准報導焦裕祿的彭真、吳冷西相繼倒台。
1966年5月文革爆發後，8月下旬全國大、中學校學生開始「串聯」，此後河南省不少中學傳達中央文件，要求按10:1的比例推選學生代表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見。開封地區赴京代表團中，有焦裕祿的兩個女兒焦守鳳、焦守雲。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三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經周恩來同意，13歲的焦守雲被領到天安門城樓上與毛澤東握手、講話併合影；在天安門城樓的休息大廳，周恩來、鄧小平與焦守雲握手，並問她：「媽媽身體好不好？蘭考現在怎麼樣？」次日，焦守雲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的合影刊登在《人民日報》。
文革初期，北京市第六中學的紅衛兵曾毆打過焦裕祿的女兒焦守鳳一頓，因為別人問她是什麼出身，她說是「革命幹部」。多為高幹子弟的北京市第六中學的紅衛兵對焦守鳳說：「你他媽也配！你爸不就是個小縣長嗎？」
文革初期，秦一飛成為蘭考縣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組長，周化民為副組長，蘭考縣四清工作團就地轉為蘭考縣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他們組織「造反派」，把張欽禮定為黑幫、遊街批鬥。周化民手下的中共蘭考縣委、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貼出「批判《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大字報，並派「揪穆青戰鬥隊」到北京抓捕穆青。1967年2月，張欽禮、潘子春、卓興隆等隨焦裕祿除「三害」的縣、公社、大隊三級幹部1207人全被作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抓起來遊街。城關鎮一個姓管的群眾說了句：「這綁住遊街的不都是好人嗎？」就被造反派在街上亂棍打死。中央輕化部設在蘭考縣的開封造紙林場場長劉永松說：「遊街示眾的人不都是跟著焦裕祿書記乾的好幹部嗎？」秦一飛、周化民隨即將劉永松關進監獄。
蘭考縣「樹焦」（樹立焦裕祿）與「不樹焦」成為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文革爆發後，周化民將「樹焦」當作張欽禮是「政治扒手」的證據，向全國散發大字報，驚動了中央。國務院辦公廳見到這張大字報後，讓中共河南省委限期調查解決。省委命開封師範學院（現河南大學）派人調查，調查組向國務院辦公廳寫出報告稱：焦裕祿的事跡詳實無誤；張欽禮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之一；周化民一直對報導焦裕祿的事跡有意見，應予以批評。這時，1967年1月29日，周化民逮捕以張欽禮為首的「反革命集團」成員，將當年隨焦裕祿工作過和在焦裕祿死後宣傳過焦裕祿事跡的蘭考縣幹部群眾共計1200多人抓進監獄。向國務院辦公廳寫出報告的開封師範學院調查組負責人楊捍東（周化民造謠稱其為國民黨中校）也被開封軍分區逮捕關押。
為焦裕祿、張欽禮申訴的信件潮水般寄給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蘭考縣秦寨大隊貧農李占榮還到天安門毛主席像前長跪痛哭，為張欽禮鳴冤。周恩來派記者到蘭考縣暗訪後，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指示周恩來：「河南的蘭考、林縣這兩個先進典型，要保護，不准打倒！」周恩來乃將張欽禮接到北京，當著河南省軍區各級領導的面宣布撤銷下令逮捕張欽禮的河南省軍區政委何運洪，任命張欽禮為中國人民解放軍7249師（空降師）政委。經總理聯絡員安排，張欽禮在北京向30萬工人做了18場推動「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報告。
回河南後，張欽禮還被任命為中共開封地委常委兼地委書記，兼中共蘭考縣委第一書記。回蘭考後，張欽禮首先為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關進監獄的幹部群眾平反，恢復名譽；對周化民派系的幹部不加任何處分，團結他們一起工作。自此至1970年8月，在近3年內，張欽禮領導建設引黃灌淤工程，改造26萬畝沙鹼荒地。周化民在學習班學習三個月後，調任中共安陽鋼鐵廠黨委書記。
1970年8月，林彪派系的王新在河南掌權，過去的吳芝圃派系和王新聯合整張欽禮，調張欽禮任鄂豫皖三省大別山防空指揮部指揮長兼信陽地區革委會副主任，實際上把張欽禮軟禁起來。張欽禮被調離蘭考縣後，縣、公社、大隊三級幹部1200餘人（即1967年被抓進監獄的幹部，也是參加引黃灌淤工程建設的主要幹部）又遭到關押。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後，王新也失勢，但是吳芝圃派系仍在河南掌權。1972年，周恩來派康克清到蘭考縣調查，解放了遭關押的幹部，取消了各類學習班，並了解到張欽禮遭難的情況。1972年11月，周恩來派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找到張欽禮。張欽禮再度受到周恩來接見，王新則在同期被捕。張欽禮請求周恩來幫助調離政治鬥爭複雜激烈的河南省。周恩來答應幫忙，讓他在蘭考縣安心工作。張欽禮恢復了中共開封地委書記兼中共蘭考縣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為遭到批判和關押的幹部平反，並使引黃灌淤工程復工。1973年到1977年，在張欽禮任內，蘭考縣「三害」獲得解決。1973年秋，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勛、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部長姚依林等領導考察蘭考縣，稱讚了焦裕祿、張欽禮。
文革結束後，1977年在「揭批查」運動（揭發批判「四人幫」，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中，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被停職，吳芝圃派系的戴蘇理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趙文甫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書記，周化民升任中共商丘地委書記，蘭考縣被從開封地區劃歸商丘地區管轄。張欽禮成為蘭考縣「揭批查」的目標，被免去全部職務。1978年10月16日，張欽禮在引黃灌淤工程工地遭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逮捕，罪名是「扒開黃河大堤淹蘭考人民」（即引黃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張欽禮被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3年，罪行是「文革中緊跟林彪、四人幫和反黨亂軍」，迫害老幹部（指秦一飛、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祿事跡，欺騙全黨，欺騙全國人民」。與此同時，蘭考縣、公社、大隊三級幹部1200多人被捕並被判刑。
張欽禮一案是由周化民出面，由趙文甫直接定案，背後是戴蘇理。因在「揭批查」中有功，戴蘇理由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升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河南省「揭批查」涉及人數，開除黨籍人數，被判刑幹部人數，占了全國的百分之六、七十。

改革開放

1980年代，對焦裕祿的事跡報導很少，張欽禮等焦裕祿當年在蘭考縣的老部下、老同事都成了敏感人物禁止出現在媒體中。某出版社1970年代出版的有關焦裕祿的圖書，後來再版時把提及張欽禮的文字全都刪除或虛化。直到1990年代，張欽禮的名字才又重新出現在大眾視野中。但張欽禮直到去世也未能獲得平反。2004年張欽禮去世時，十多萬蘭考縣群眾跪地哭祭。
1990年5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領導幹部要學焦裕祿》。1990年春夏之交，穆青、馮健、周原再訪蘭考縣，同基層幹部群眾交談，采寫了《人民呼喚焦裕祿》報導，發表在1990年7月9日《人民日報》，反映了幹部群眾懷念焦裕祿、懷念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這篇報導引起了很大反響。例如時任中共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讀了《人民呼喚焦裕祿》報導，填寫《念奴嬌》詞發表在1990年7月16日《福州晚報》。
1990年6月15日，鄧小平為紀實文學《焦裕祿》（華夏出版社出版）題寫書名。該書還收錄了陳雲、宋任窮為紀念焦裕祿逝世26周年的題詞以及董必武、郭沫若為焦裕祿所作詩詞。
1991年2月9日，江澤民來到蘭考縣向焦裕祿陵墓獻花圈，並會見了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及其子女，題詞：「向焦裕祿同志學習，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94年5月、2003年12月，胡錦濤先後兩次視察蘭考縣。1994年5月，胡錦濤到鄭州參加焦裕祿同志逝世30周年大會，並且為「焦裕祿同志紀念館」落成剪彩暨焦裕祿銅像揭幕，還在蘭考縣接見了焦裕祿後人。
2009年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蘭考縣調研，參觀焦裕祿紀念園。他在蘭考縣的焦家小院和焦守雲等焦裕祿的女兒座談。2014年3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蘭考縣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參觀焦裕祿同志紀念館，次日在講話中要求黨員、幹部把焦裕祿精神作為一面鏡子，努力做焦裕祿式的好黨員、好幹部。在焦裕祿同志紀念館，習近平還接見了焦守雲等焦裕祿的5個子女。
2009年，焦裕祿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
但在河南省幹部當中，對於焦裕祿的不屑甚至敵視依然存在，過去河南省內激烈政治鬥爭的影響也一直殘存至今，有的幹部甚至視焦裕祿為眼中釘。1999年9月4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縱橫》編輯室委託，河南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到蘭考縣採制國慶特別節目《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時，中共蘭考縣委書記宗家邦在該縣一家賓館裡對該記者說：「焦裕祿同志在蘭考有好多事都沒辦好，我的任務很重啊。」「我對你的問題不感興趣，焦裕祿精神我一聽就煩。」9月9日，記者在蘭考縣採訪遇阻的新聞在河南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後，引發強烈反響。1999年10月初，河南省有關部門成立調查組。隨後中共開封市委免去了宗家邦的中共蘭考縣委書記職務。2013年1月4日，蘭考縣城關鎮一居民樓發生火災，造成袁厲害收養的多名孤兒死亡，有記者問蘭考縣宣傳幹事如何看待「部分蘭考官員愧對焦裕祿」的評論，宣傳幹事回答「倒霉就倒霉在焦裕祿，因為他，蘭考很出名，大家都盯著，都在對比。」這一言論引發社會輿論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