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文学

古朝鮮至三國時期

朝鮮半島在三國時期已經進入相當的文明時期。高句麗在公元1世紀就已經編纂了大型的記事史書《留記》100卷。百濟在公元375年開始編纂史書《書記》。公元545年，新羅大阿飡居柒夫等開始修撰《國史》。公元600年，高句麗太學博士李文真在《留記》的基礎上，修撰了《新集》五大卷。後世的文獻中還出現了《古記》、《百濟古記》、《新羅古記》、《古史》、《新羅別記》等大量朝鮮三國時期的史書名字。不過，這一歷史時期的文獻大多在歷次戰火中被焚毀，可供參考的留世典籍很少。據李德懋（1741-1793）之《青莊館全書·紀年兒覽序》，「唐李勣平高句麗，聚東方書籍於平壤，忌其文物不讓中國，舉以焚之。新羅之末，甄萱據完山，輸置三國遺書，盪為灰燼。此三千年來二大厄也。」

古代神話

作為早期人類普遍的思維活動產物，神話幾乎流傳、存在於每個民族。由於古代人類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變化缺乏科學的認識，他們往往將無法解釋的自然和社會現象歸之於神。雖然神話是原始人類幻想和想像的產物，但神話並非憑空捏造，具有一定的社會現實主義因素，同時也具有濃厚的浪漫色彩。馬克思認為神話是「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
朝鮮神話產生於原始社會。高句麗《留記》，百濟《書記》，新羅《國史》，以及《三國史記》、《三國遺事》引用的《古記》、《古史》等朝鮮古籍中收錄有很多神話。但這些古籍由於種種原因都已失傳。目前殘存於朝鮮和中國古代文獻的朝鮮神話大多是「建國神話」。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檀君神話、解慕漱神話、郝居世神話、首露神話等。
和其它東方國家的神話一樣，朝鮮古代的神話也有被後人增刪改動的痕跡，並非古代神話的原始形態。比如金富軾所著的高麗官修正史《三國史記》，因受到儒者不談「怪、力、亂、神」思想的影響，只是出於稱頌建國始祖的目的引入一些當時尚在流傳的少數神話，對神話的記錄也極為簡略。而《三國遺事》是高麗國師一然所著，因此其做記錄的神話有著明顯的佛教烙印。

古代傳說

隨著階級社會的出現，神話日漸消退，各類傳說開始大量湧現。與朝鮮神話一樣，朝鮮古代傳說也是口耳相傳的口頭文學，保留下來的數目不多。現存的朝鮮古代傳說主要以歌頌建國英雄和為朝鮮半島統一起到重要作用的名將，以及稱讚普通人高尚道德品質、智慧為主要內容。
《好太王碑銘》、《三國史記》和《東明王篇》都記錄了有關高句麗開國英雄東明王朱蒙的傳說。李奎報在其長篇敘事詩《東明王篇》序中說他曾「得舊《三國史記》，見《東明王本紀》」，從而根據古籍記錄寫下《東明王篇》。他在《東明王篇》中，處處以雙行細書做了注釋，轉錄舊《三國史記》的內容。
高麗國師一然所著的《三國遺事》是記錄朝鮮古代傳說最主要的典籍。此外《三國史記》等也收集有朝鮮古代傳說。著名的朝鮮古代傳說包括《延烏郎與細烏女》、《昔脫解》、《金閼智》、《射琴匣》、《鼻荊郎》、《金庾信》、《薯童》、《旁迤與弟第》、《龜與兔》、《金春秋與文姬》、《三姓穴傳說》、《首露王娶許黃玉》、《九層塔》等。

國語詩歌

朝鮮半島最早的詩歌是與音樂和舞蹈相結合的古代歌謠。三國時期，朝鮮國語詩歌在歌謠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形式「鄉歌」，和以朝鮮傳統民族音樂為基礎的歌樂「鄉曲」。「鄉歌」和「鄉曲」中的「鄉」字是本鄉本土之意，以別於唐詩、唐樂。

古代歌謠

由於年代久遠，保存至今的朝鮮古代歌謠數量很少。朝鮮古代歌謠一般與勞動、愛情、生活和宗教儀式有關。記載於《三國遺事》卷二《駕洛國記》的《龜旨歌》，作於公元42年，是迄今古代文獻中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朝鮮古代歌謠。這是古伽耶人按天神旨意在龜旨峰掘土迎接神君時唱的歌，因此也被稱《迎神歌》。
《三國遺事·紀異》記錄有一首與《龜旨歌》很相似的歌謠《海歌》。江陵太守的夫人水路夫人是位絕色美人，在海邊採花時被海龍擄入海中。她的丈夫焦急萬分，請求海邊居民聚集起來唱這首歌，迫使海龍歸還水路夫人。這首歌謠在結構和用詞上與《龜旨歌》很類似，但在內容和形式上要更為豐富。
被翻譯成漢語的朝鮮古代歌謠還有《箜篌引》。這首歌謠在東漢蔡邕的《琴操·九引》和西晉崔豹的《古今注·音樂》中都有記錄。據載，古朝鮮人艄公崔子高清晨撐船，見一白髮狂夫披頭散髮，手提酒壺，亂流而渡。其妻在後緊追勸阻，但沒能追上，眼睜睜看著丈夫溺水而亡。其妻悲痛欲絕，彈箜篌「公無渡河」之歌宣洩哀傷，後投河自盡。崔子高回家後將所見所聞講給妻子麗玉。麗玉深受感動，作《箜篌引》。此歌全篇僅16字，但意尤深遠。

鄉歌

鄉歌使用「鄉札標記法」，通過漢字標記韓語。現存朝鮮三國時期的鄉歌只有《薯童謠》、《彗星歌》和《運泥謠》3篇。《薯童謠》是百濟現存的唯一一首鄉歌，收錄於《三國遺事·紀異·武王》，作者是百濟第30代國王武王。傳說武王原本是平民出身的薯童，通過讓群童傳唱這首《薯童謠》，智娶新羅真平王的善花公主。《薯童謠》簡潔質樸，充滿浪漫主義色彩，是首長傳不衰的著名鄉歌。
三國時期，鄉歌的創作在新羅是最活躍的。但在文獻中流傳下來的僅有《彗星歌》和《運泥謠》兩首。《彗星歌》是新羅現存最早的鄉歌，作者是新羅真平王時期的僧人融天師。《彗星歌》共十句，反映了花郎在新羅在國家軍事上的作用和彗星在當時新羅社會不祥之兆的習俗。該詩帶有星怪即滅倭兵自退的咒術性質，開啟了朝鮮半島反侵略愛國主義詩歌的創作先河。
《運泥謠》記載於《三國遺事》的《良志使錫》，是新羅善德王時期，人們為造靈廟寺佛像運土時所唱的歌謠。雖然歌謠中提到修建佛像是為「修功德」，但實際表現出的是勞動者對被剝削壓迫的悲慘命運的嘆息。《運泥謠》簡短，內容典型而深刻，感情真實、生動，在朝鮮國語詩歌史、社會學、歷史學、宗教史上有著珍貴的資料價值。
朝鮮許多三國時期的鄉歌歌詞都已經失傳，只是在典籍中被提及名字。其中包括歌頌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的《兜率歌》、與勞動有關的《會蘇曲》、新羅真平王時期的士人實兮因讒言被貶後，自比屈原抒胸臆所做的《被斥歌》（又稱《實兮歌》）、悼念反擊百濟侵略而犧牲的新羅將軍奚論的《悼奚論歌》等。

鄉曲

除了鄉歌之外，朝鮮三國時期還興起了以本民族傳統音樂為基礎的歌樂「鄉曲」。鄉曲的鄉字與「鄉歌」的鄉字一樣，代表著本鄉本土，以區別與唐樂。鄉曲與鄉歌的區別是鄉歌用鄉札記詞，可以用配樂譜曲，而鄉曲用漢字記詞，大部分情況下配樂唱詞。
出現在古代文獻中的朝鮮三國時期的鄉曲數目並不多，也沒有留下歌詞。不過，這些鄉曲在朝鮮文學史上發揮了重要的影響。高句麗的鄉曲主要有《玄鶴》、《來遠城》、《延陽》、《溟州》等。百濟的鄉曲主要有《井邑》、《智異山》、《禪雲山》、《山有花》等。《三國史記·樂志》中記載的新羅鄉曲有18種樂名屬總目，主要的鄉曲包括《碓樂》等。

漢文文學

朝鮮三國時期，漢字由中國引入朝鮮半島。三國利用漢字創製了吏讀文和鄉扎標記法，來記錄本民族文學，同時也直接使用漢字和漢文文學體裁進行文學創作。古代朝鮮人所創作的漢文文學是當時朝鮮半島社會的產物，屬於當時朝鮮半島的社會意識形態。就像中世紀歐洲一些國家創作的拉丁文作品屬於其本國文學一樣，古代朝鮮人利用漢字創作的漢文文學屬於朝鮮文學，是朝鮮文學史上的珍貴遺產。

漢詩

《黃鳥歌》是朝鮮半島現存最早的漢詩。據《三國史記》記載，該詩由高句麗琉璃明王於公元前17年創作。《黃鳥歌》是首四言詩，與同一時期的中國漢詩在風格上很相似，內容簡單，語言樸實。曾到中國北周留學的高句麗僧人定法師在高句麗平原王在位期間創作有五言寫景律詩《詠孤石》，流傳至今。
朝鮮三國時期有兩首與政治和外交相關的漢詩《遣于仲文詩》和《太平頌》。《遣于仲文詩》是高句麗大將乙支文德在隋與高句麗的戰爭期間，寫給隋將于仲文的五言詩，勸他「知足」退兵。該詩用詞巧妙，不卑不亢，是首被歷代稱頌的作品。《太平頌》是650年新羅真德女王織在錦緞上，贈送給唐高宗的五言排律，以表達對唐朝的敬意和聯唐的願望。該詩對新羅聯合唐朝在660年和668年先後滅百濟、高句麗起到重要的外交作用。該詩在《全唐詩》、《三國史記》、《三國遺事》都有記載。《唐詩品匯》稱其「高古雄渾，與初唐諸作頡頏」。

散文

現存最早的朝鮮漢文散文是高句麗大武神王寫給漢遼東太守的一封書函。公元28年，漢遼東太守率兵攻打高句麗，高句麗閉城固守。漢軍原以為城內無水，久守城外期待高句麗不戰自降。猜測出漢軍意圖後，高句麗大武神王從池中釣了一條鯉魚，用水草包裹好，並附了封信和酒，派人一起送到漢營。信上寫道：「寡人愚昧，獲罪於上國，致令上將軍率百萬之軍，暴露敝境。無以將厚意，輒用薄物致供左右。」遼東軍見到鯉魚和水草後，認為城中有水，一時很難攻陷，逐退兵。
《諫真平王書》是6世紀新羅兵部金后稷寫給真平王的一封說理性書函體散文。金后稷在信中直言不諱地勸導真平王不要沉溺於打獵而荒廢政務。真平王當時並沒有接受金后稷的諫言。但在金后稷死後，真平王開始悔悟，不再沉溺於打獵，新羅也逐漸開始走向強盛。7世紀中葉，百濟也出現了一位敢於直諫的臣子成忠。當時新羅欲聯合唐滅百濟，百濟正處在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之中，但百濟義慈王卻整日沉溺於酒色之中，不問政事。佐平成忠多次進諫，但義慈王卻惱羞成怒。成忠最後被誣陷入獄。《上義慈王書》是成忠在獄中病危臨終時留給義慈王的遺言，是朝鮮文學史上的書函體散文名篇。但成忠的忠心，並沒有換來義慈王的回心轉意，百濟最終被新羅和唐的聯軍滅亡。
現存的朝鮮三國時期的散文還包括一些碑誌和銘文。朝鮮平安南道龍岡地區發現的《龍岡秥蟬縣神祠碑》是現存最早的碑誌。該碑建於公元85年左右，碑面刻有200餘字的碑文，記述當時高句麗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的太平景象。現存於中國吉林省集安市的《好太王陵碑文》是高句麗長壽王於公元414年為其父廣開土大王而立。整篇碑文共1800餘字，由高句麗建國神話、廣開土大王南征北伐的豐功業績、守墓煙戶情況以及有關守墓的教諭和制令四部分組成，是朝鮮古代碑誌的代表作。此外，朝鮮三國的碑誌還有高句麗的《牟頭婁墓誌文》、《新羅真興王巡狩四碑》和百濟的《武寧王墓誌》等。其中立於現今昌寧、北漢山、磨雲嶺、黃草嶺的新羅真興王巡狩四碑碑誌中寫有「聯紹太祖之基，篡承王統，兢身自慎，四方托境，廣獲民土。鄰國誓言，和使交通」，顯示出新羅當時的興盛狀況。

統一新羅時期

新羅在唐朝的幫助下統一三國後，設立九州（高句麗、百濟、新羅故地各3州），並為不斷加強統一中央集權統治，推進了一系列改革，國力日益增強。文化方面，統一新羅繼承發展了原三國的文化傳統，古典文學出現空前的興盛。國語詩歌「鄉歌」在八九世紀達到了高峰。受唐朝漢文化的影響，統一新羅漢文文學也得到很大的發展，出現了強首、薛聰、金大問、崔致遠等儒學大家。統一新羅時期的文學體裁形式也開始多樣化，在民間口頭傳說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史傳文學和傳奇文學，隨著對外關係的發展，出現了長篇紀行文《往五天竺國傳》。此外，還出現了寓言。

傳說

統一新羅時期的民間傳說主要收錄於《三國遺事》、《新羅殊異傳》、《三國史記》等典籍中，其中《三國遺事》收錄的傳說最多。受佛教在統一新羅時期興起的影響，這一時期的朝鮮民間傳說大多帶有宗教色彩，出現了很多神、佛、鬼，以及輪迴，因果報應等思想。
《金現感虎》是個宣揚善惡果報的愛情故事。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位為愛情甘願犧牲的虎女。《三國遺事》的作者一然將男主人公金現收穫愛情和富貴的原因歸咎於他對佛的虔誠。統一新羅時期的另一則人虎結合的故事《申屠澄娶虎》也是有關虎女與人類結為夫妻的故事。該故事在唐代傳奇小說集《河東記》裡也有相似的記載。這些與虎相關的傳說也反映出朝鮮古代對虎的圖騰。統一新羅時期的《調信之夢》、《孫順埋兒》、《兩聖成道》、《善律還生》等傳說是佛教色彩更為濃厚的故事。《無影塔》是個與中國《孟姜女哭長城》相類似的朝鮮傳說，暴露了統治階級為修釋迦塔大量強征苦役給人們帶來的痛苦。釋迦塔是為以「慈悲為懷」的菩薩所修，因此該故事更具諷刺性。
《驢耳王》是個有關新羅景文王的傳說。景文王原本是位花郎，新羅憲安王的駙馬，後繼承了新羅王位。他性格古怪，酷愛蛇，沒有蛇就睡不好覺。每天日暮黃昏，無數的蛇會聚集在新羅王宮。他即位後，他的耳朵忽然變得像驢耳一樣長。這個秘密只有為他做頭巾的匠人知道。這位匠人直到臨死前才敢在道林寺竹林深處無人的地方對著竹林大聲喊道：「國王耳朵可長啦！和驢子一樣！」匠人死後，每當風吹竹林，竹林就會發出同樣的喊聲。狼狽的景文王於是命人砍去了竹林，種上山茱萸。但是風吹過之後，山茱萸依然發出類似的聲音：「我們的國王耳朵可長啦！」，只是把「驢子」一詞去掉了。景文王在位期間，新羅社會矛盾激化，農民起義席捲全國。《驢耳王》傳說反映出當時人們對王權的輕蔑、嘲諷。
《處容郎》是個與朝鮮古代風俗有關的傳說。新羅憲康王為東海龍王修建一座佛寺後，東海龍王讓兒子處容入京輔佐朝政。憲康王封給處容官職並選一美女給他為妻，以希望他永遠留在身邊。瘟神愛慕處容美貌的妻子，在他外出時化成人形深夜與他的妻子私通。處容從外面回來發現姦情後，竟寬宏大量，遺憾而無奈地邊歌邊舞而退。瘟神很內疚，現出原形，跪在處容面前說：「我愛慕你妻，你不怪罪，我甚愧疚。從今後，只要見到你的畫像，我就不進你家門。」此後，朝鮮民間有了在門上貼處容畫像的風俗，以驅趕瘟神惡鬼。
《居佗知擅射救龍》是有關勇士居佗知在護送新羅真聖女王的王子良貝去唐朝的途中幫助解救海神一家的故事。故事中的「百濟海賊」從側面顯示百濟被滅亡後，部分百濟人流落海島，襲擊新羅過往船隻的歷史狀況。此外，故事以新羅使臣出使唐朝為背景，反映了當時新羅與唐朝的友好關係。

國語詩歌

「鄉歌」在統一新羅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高麗僧人一然在《三國遺事》第五卷中描述說：「羅人尚鄉歌者多矣。」李承修在其所著的《帝王韻記》新羅條中也有「花朝月夕攜手遊，別曲歌詞隨意制」的描述。據《三國史記》記載，新羅真聖女王曾命角干魏弘和大矩和尚修撰鄉歌集《三代目》。該書雖已失傳，但可見當時鄉歌在朝鮮半島已經非常盛行。不過統一新羅的鄉歌大多已失傳，現存的統一新羅鄉歌只有《三國遺事》保存的11首。由於《三國遺事》的作者是位僧人，因此對鄉歌的取捨有很大影響，僧人的作品占到多數，也有少量花郎、普通百姓的作品。
統一新羅時期的鄉歌按體裁可以分為十句體、四句體和八句體。四句體的鄉歌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很單純。十句體鄉歌一般按「4*4*2」行分段。其中前兩段並列或遞進，第三段通過情感的高揚或轉化，將作者的情感賦予詩中，最後的兩句前加感嘆詞「啊」。十句體鄉歌形式較為固定，因此也被稱為「十句體定型詩」。八句體鄉歌原本是十句體，後因感嘆詞「啊」後面的兩句在傳唱中消失了，而形成了八句體這種形式。
統一新羅的鄉歌按內容可以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以崇尚佛教為內容的鄉歌比如《原往生歌》、《千手觀音歌》；第二類是反映社會生活和階級矛盾的與政治有關的鄉歌，或多或少地也帶有宣揚佛教的色彩，比如《安民歌》、《怨樹歌》、《兜率歌》、《遇賊歌》；第三類是表達愛慕、思念、懷念、悼亡的抒情詩，比如《祭亡妹歌》、《慕竹旨郎歌》。第四類是有關民間傳說的鄉歌，比如《獻花歌》、《處容歌》。
朝鮮古代除了以鄉札標記法保留下來的鄉歌外，還有一種分段落、每段有副歌的民間詩歌。這種詩歌目前僅存統一新羅時期的《井邑詞》一首。據《高麗史·樂志》記載，這首歌是百濟舊地井邑地區一位行商的妻子所作，是首妻子登高遠眺思念出門經商久久未歸的丈夫的歌。這首歌不是靠鄉札記錄下來，而是靠口頭相傳保留了下來，並被記錄在15世紀朝鮮王朝的《樂學規範》中。此外，朝鮮古代國語詩歌還有通過翻譯成漢文後流傳下來。其中包括朝鮮三國時期的《箜篌引》和統一新羅時期的《海歌》（也稱《水路夫人歌》）。

漢文詩歌

新羅統一三國後，在選拔人才方面由原來的「只以弓箭選人」的武選標準，改為以對漢文典籍通曉和漢文寫作能力的高低定官職的「讀書三品科」制度。這極大地刺激了當時人們學習漢語的熱情。公元640年，新羅善德女王「遣弟子於唐，請入國學」。之後，新羅每年都派大批留學生入唐留學。在唐朝科舉及第的異國舉子中，新羅人是最多的。
現存保留下來最早的統一新羅時期漢文詩是8世紀上半葉新羅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本中的五首。慧超的五首詩記錄了他西行求法的真實心路歷程，從最初到達天竺國的興奮與仰慕，到漸漸濃郁的思鄉情，旅途的艱險，戰亂，惡劣的天氣，到最終看到回鄉希望的激動。慧超的五首詩中有四首是五律，是當時盛唐前期詩壇最盛行的格律，與盛唐前沿保持著一致。另一首詠雪詩是五言古體詩，是使用仄韻寫的律詩。律詩一般是使用平聲韻的，但慧超覺得平聲韻不適合描寫當時天寒地凍、旅途吉凶未卜的心境，而變通採用了入聲韻，對剛剛成型的近體格律進行了突破。拗體詩始於杜甫，盛唐前仄韻極少，慧超此作在文學史上是有其地位的，有人把它看作是近體詩的一種。
據唐朝費冠卿所撰的《九華山化成寺記》記載，新羅王子金喬覺在開元（公元713-741年）末以前，來到九華山修行，被奉為「九子神」。他圓寂後屍身三年未腐，與佛經中的地藏菩薩相似，因此被尊為「金地藏」。九華山也因此成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金喬覺自幼酷愛詩書，來中國前就已有很高的漢文文學造詣。在唐期間，他創作了許多詩歌。清周斌在《游金地藏塔》中說：「鹿苑今無寺，雞林獨有詩。」周山門在其作的《化成寺偶聯》中也寫道：「始信西方活佛，是東國詩仙」，不過金喬覺的詩歌大多都已散佚。其所作的《送童子下山》被收集在《全唐詩》中，是朝鮮現存最早的七言律詩。
統一新羅時期最傑出的文學家是在朝鮮學術界被譽為「東方儒學之宗」的崔致遠。現存崔致遠的詩歌包括《桂苑筆耕集》的60首、《東文選》的30首和分散在《全唐詩》以及歷史文獻和金石文物上的十餘首及一些殘句。他的詩歌按內容可以分為五類：第一類是他在唐留學時所作的思念故鄉的抒情詩，比如《秋夜雨中》、《山陽與鄉友話別》、《東風》、《陳情上太尉》等；第二類是批評現實的詩歌，比如《江南女》、《古意》、《寓興》、《蜀葵花》等；第三類是寫景詩，比如他奉使東泛新羅，在山東大珠山停泊時所作的《石峰》、《潮浪》、《沙汀》、《野燒》、《杜鵑》、《海鷗》、《山頂危石》、《石上矮松》、《紅葉樹》、《石上留泉》十首，以及《芋江驛雪》、《題伽倻山》七絕《入山詩》和《贈智光上人》等；第四類是紀德詩和與學友之間的唱和之作，比如《七言紀德詩三十首謹獻司徒相公》、《酬進士田成義兄贈》、《酬吳進士巒歸江南》、《酬吳巒秀才昔別二絕句》、《酬楊瞻秀才送別》等；第五類是描寫新羅民間舞蹈的詩，比如《鄉樂雜詠》、《金丸》、《月顛》等。崔致遠的詩體裁多樣包有七言、五言；有絕句、律詩；有古體詩，但以七言律詩和絕句為最多。他的詩都以現實生活為基礎進行自然地抒發。他認為詩人不應該過於自由想像發揮。他曾在《謝高秘書示長歌書》中說李白「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州」的詩作是「唯夸散誕之詞」。
統一新羅時期的王巨仁因被人誣陷被新羅真聖女王處以死刑，他在獄中牆壁上寫下《怨憤詩》為自己鳴冤。據說當晚雷聲大作，天降冰雹，真聖女王以為是觸怒了上天，於是將他釋放。這首《怨憤詩》被記錄在《三國史記》和《全唐詩》中流傳下來，不過兩個版本的詩文字句略有差異。7世紀統一新羅女詩人薛瑤的《返俗詩》，是一首反抗束縛的詩歌。作者是新羅左武衛將軍承沖之女，因幕佛教傳說和遭遇父親離世在15歲時出家為尼，21歲時還俗，嫁給郭元振。此詩是她還俗時所做，被載於《全唐詩》七七九卷。統一新羅時期有漢詩留世的詩人還有崔匡裕（代表作《長安春日有感》）、崔承佑（代表作《東文選》10首）、朴仁范（代表作《澤州龍朔寺》、《九成宮懷古》、《江行呈張秀才》、《馬嵬懷古》、《送儼上人歸乾竺國》、《早歲書情》等）。此外，《全唐詩》還收錄了金立之、金雲卿、金可紀等朝鮮文人的逸詩散句。

散文

統一新羅時期，散文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並出現了金大問、強首、薛聰、祿真、崔致遠等散文家。強首是統一新羅早期的文學大師，以文章促進三國統一大業，得到新羅太宗的賞識。他施展外交才能說服唐與新羅聯合先後滅掉百濟和高句麗，後又化解唐朝的憤怒，使統一新羅政權得以鞏固。新羅文武王曾如是評價強首：「強首以文章自任，能以書翰致意於中國及麗濟二邦，故能結好成功。我先王主兵於唐，以平麗濟者，雖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可惜的是強首的文章都沒有傳世，只是有推測認為真德女王送給唐太宗的《太平頌》是強首之作。
號稱「新羅十賢」之一的薛聰是新羅名僧元曉之子。他完善了利用漢字紀錄韓語的「吏讀法」，推動了新羅文化的發展。他自幼熟讀儒家經典，寫過很多文章，不過只有《花王戒》一篇留世。《花王戒》是寓言體，因此薛聰也被認為是朝鮮文學史上最早的寓言作家。據《三國史記·列傳第六》記載，此文是薛聰獻給新羅神文王的諷諫作品（《東文選》以《諷王書》之題名收錄此文）。作品以花王牡丹比喻國王，薔薇比喻宮中美女和一切奸佞之徒，白頭翁比喻忠直敢諫者，諷刺神文王的荒淫生活和腐敗的朝政。神文王聽過寓言後得到領悟說：「子之寓言誠有深志」，並表示應作為今後王者的借鑑。《花王戒》是篇典型的駢文，使用四言、六言的句式，華麗的辭藻，並引用了「孟軻不遇」和「馮唐皓首」兩個中國典故。薛聰所在的初唐時期，中國已經出現了許多優秀的駢文作品，但以擬人化植物為主角的寓言作品是極其罕見的。該文構思巧妙、辭藻華麗、語言流暢，在現存中國駢文到薛聰時代還很少見到有達到這個藝術高度。《花王戒》在朝鮮文學史上有開先河之功，對朝鮮後世寓言的創作影響深遠，並被視為朝鮮諷刺小說的嚆矢。
在《三國史記·列傳第五·祿真傳》中隱藏著一篇《諫忠恭賦》。傳記中並沒有明確指明這是書面文學作品，但從「十四年，國王無嗣子」到「此亦國家之美事也」是一篇完整的賦，作者應該是祿真，只是在寫進傳記時被做了些改動。該篇為主客問答體，情節與中國第一篇大賦枚乘的《七發》極其相似。《諫忠恭賦》像《花王戒》一樣大量使用了對偶的四六句，但對偶句又不拘泥於四六句。與《花王戒》相比，這篇賦更為寫實，而且氣勢不凡，文筆流暢是朝鮮文學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作品。
新羅高僧慧超去印度取經後留有一部重要的紀行之作《往五天竺國傳》。唐朝僧人慧琳（公元737-820年）在其《一切經音義》第一百卷有少量《往五天竺國傳》的摘錄，但原本失傳。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等人在敦煌盜走一大批文物，其中有一份楮紙寫本，有6000餘字，現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根據《一切經音義》的記載，《往五天竺國傳》有上、中、下三卷。但敦煌寫本只有一卷，首尾缺殘，因此是個縮略本的殘卷。慧超西行時已經不是玄奘西行時的和平年代，一路上他親眼目睹了大食（波斯）東征、突厥擴張，印度、吐蕃、唐相互較量的殘酷戰爭。縮略本殘卷雖然簡短，但忠實記錄了8世紀上半葉當時的情況，是印和中亞史的重要史料。慧超在《往五天竺國傳》中除了記載與印度佛教相關的內容，還對45個國家的情況進行了記載，涉及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中亞地區開始突厥化和伊斯蘭化的目擊見證，是研究8世紀中亞絲綢之路的珍貴文獻。
崔致遠在唐的16年間創作了一萬多篇作品，其中詩歌只有300多首，其餘都是散文和應用文。高麗文人周慎齋在其《游清涼山錄》中稱崔致遠是「東方文學之祖」。朝鮮王朝前期文人成俔也說：「我國文章，始發於崔致遠。」崔致遠的散文和應用文大都是駢體文。這種文體盛行於六朝，在唐朝成為朝廷公文「正式的程式」。崔致遠存世的散文集《桂苑筆耕集》收錄的大多數是駢體四儷六的行政公文，但他的散文內容豐富，體裁多樣，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他所撰寫的《檄黃巢書》，條理清晰，措辭犀利。據《孤雲先生遺事》記載，黃巢在讀到「不惟天下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時，不覺從床上掉了下來。

史傳文學

依據《三國遺事》，朝鮮早期史書可以大致分為「古記」和「鄉史」兩類。「古記」內容一般是國家大事，「鄉史」則多為人物和地方掌故。兩者之間也混用，「古記」有更為統指的意味。朝鮮早期以記載地理、年曆、寺廟、文物等為內容的專門史主要出現在統一新羅時期，其中有很多以人物為主要記述內容。中國史書傳統在統一新羅時期還沒有完全被引入，所以朝鮮這一時期的人物史作品大多保留著民間傳說的成分或是注入了作者濃厚的感情與想像，因此大部分屬史傳文學。與側重人物履歷的人物史不同，史傳文學更注重對人物性格的塑造和細節的刻畫。
金大問是統一新羅時期的史傳文學作家的代表，著有《高僧傳》、《花郎世記》、《樂本》、《漢山記》、《雞林雜傳》等。其中《漢山記》是金大問在聖德王三年（公元704年）擔任漢山州都督搜集漢山周邊民間傳說後，寫成的記載戰爭英雄的傳記作品。《花郎世記》是專門記載花郎事跡的書籍，為金富軾《三國史記》列傳的主要資料之一。《雞林雜傳》是有關新羅各方面歷史的故事集。《樂本》是有關新羅音樂史的。
統一新羅時期史傳文學的代表作是《金庾信行錄》。據《三國史記》記載，此書由金庾信玄孫新羅執事郎金長清所作，共十卷，是對金庾信一生的記錄，其中有很多神異成分。金富軾從儒家思想的觀念對其作了刪減，整理成《三國史記》列傳中的《金庾信傳》。《金庾信傳》有9000餘字。《三國史記》列傳一共只十卷，但《金庾信傳》就占到了三卷。《金庾信傳》雖經金富軾的刪減，還是保留了10個神話傳說和30個故事，文學故事占到全文的67%，這是史傳文學中罕見的高比例。通過藝術性的情節安排，生動的語言和出色的細節描寫，《金庾信傳》塑造了金庾信神、德、義、忠、勇、智等多方面的形象，成為朝鮮敘事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

傳奇文學

統一新羅時期，朝鮮文學在史傳文學的基礎上出現了追求神異、志怪色彩的傳奇文學。朝鮮民間神異故事集《新羅殊異傳》是統一新羅時期傳奇文學的代表作。《新羅殊異傳》以朝鮮民間口頭傳說為基礎，最初由新羅文人加工編寫而成，後經新羅和高麗多人多代屢次修改，在高麗中期定型。現存朝鮮古籍中有10部典籍在13處提到該書，其中有6部典籍對其原文進行了轉錄或節錄。該書在不同典籍中以《朴寅亮殊異傳》、《古本殊異傳》、《殊異傳》、《新羅異傳》等不同的名字出現。《新羅殊異傳》在朝鮮王朝初期還傳於世，但後來失傳，目前只存一些古籍轉錄或摘錄的殘篇。
現存的《新羅殊異傳》故事共有12篇。《三國遺事》中轉錄了《脫解王》、《延烏郎細烏女》、《善德王》、《金現感虎》、《阿道傳》、《圓光法師傳》6篇。《寶開祈禱》、《崔致遠傳》見於《太平通載》。《大東韻府群玉》節錄有《首插石楠》、《心火燒塔》、《老翁化狗》、《竹筒美女》。此外，《海東高僧傳》、《筆苑雜記》、《三國史節要》等也可見部分故事。這12篇故事中，只有《金現感虎》、《崔致遠》、《寶開祈禱》是統一新羅時期的故事，其它均為三國時期的新羅故事。
《崔致遠傳》是統一新羅傳奇文學的代表作，講述的是新羅儒家大師崔致遠在唐朝任溧水縣尉期間與「雙女墳」中兩位少女的一段人鬼戀情。朝鮮世祖八年（1462年）成任編著的《太平通載》（卷六十八）所轉載的《崔致遠傳》是目前現存最早的記錄，也是最完整的版本。該版本全文共1934字，其中敘事部分1503字，後面的一首長詩431字。在朝鮮宣祖二十二年（1589年）權文海編著的辭書《大東樂府群玉》（卷十五）中也可見以《仙女紅袋》為題的405位元組錄。「雙女墳」的離奇故事在中國也有流傳。南宋張郭頤所作的私家史地專著《六朝事跡編類》是目前中國最早記錄該故事的典籍。南宋的周應合和元朝的張鉉分別在《景定建康志》（1260年）和《至正金陵新志》（1344年）轉錄的這個故事。清朝朱紹文在其編著的《乾隆高涥縣誌》中又對該故事進行了擴充。位於今中國南京高淳縣的「雙女墳」，由於當地村民認為有神靈不敢冒犯而被完好地保存至今，千餘年來一直是當地有名的古蹟。
《崔致遠傳》採用的是唐傳奇的文體，與之前傳入新羅的唐傳奇作品《遊仙窟》在題材、情節、風格上比較相近。《崔致遠傳》中有12首詩歌，體裁包括樂府歌行、律詩和絕句。文章結尾有一篇長詩，一般被稱為《雙女墳》。唐傳奇的文體一般是一篇散文或駢文，配以一首長詩。現傳陳鴻的《長恨歌傳》與白居易的《長恨歌》就是相匹配的完整唐傳奇作品，但大部分的唐傳奇作品文末的長詩都已失傳。《崔致遠傳》是《長恨歌傳》外，又一篇完整的唐傳奇文體作品。《雙女墳》是典型長篇樂府歌行，四句一節，每四句換一次韻，一般一、二、四句押韻，既有樂府民歌一唱三嘆的魅力，也有近體詩的典雅氣質。全詩共63句，431字，是朝鮮文學史上的第一首長篇敘事詩。

高麗時期

高麗時期是朝鮮封建文明的一個新的成熟期，也是朝鮮文學史上各種文學體裁確立的時期。國語詩歌在新羅鄉歌的基礎上，經過文人的改進、創作，最終形成了國語詩歌的正統體裁時調。國語詩歌的創作群體由民間擴展到了上層文人。在漢文文學方面，古、近體詩、詞、騷均有名作出現。朝鮮文學史上的三大詩人中的兩位李奎報和李齊賢都是出自高麗時期，兩人並稱「高麗雙璧」。高麗時期還首次出現了風格鮮明的詩歌流派「海左七賢」。散文方面也是古文、駢文、賦、應用文等凡中國有的散文文體無所不用，並且達到很高的水平。高麗官修正史《三國史記》的出現確立了史書的體式。傳記文學在此基礎上興盛發展起來。高麗後期還出現了稗說體散文，為後世小說的出現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由於種種原因，高麗文學作品佚失嚴重，現存作品較少。現傳有文集的或被後人編輯成集的文人約有30人，有作品傳世的人有近400人，詩歌2萬餘首，文4000篇左右。不過，從現存為數不多的高麗作品中，人們依然可以看到高麗文學的興盛。

鄉歌

現存的高麗鄉歌是高麗高僧均如所作的11首《普賢十願歌》（均如將這種詩歌形式稱為「詞腦歌」）。「普賢十願」是華嚴宗最重要的綱領之一。均如為了用通俗語言向民眾解說深奧佛理，在光宗十八年以《華嚴經》中的「普賢十願」為基礎創作了《普賢十願歌》。這是朝鮮現存最早的「普賢十願」詩歌。《普賢十願歌》除了十大願歌外，還有一首總結性的《總結無盡歌》，共11首，最初以鄉札的方式記錄。翰林學士崔行歸將其翻譯成了七律漢詩。11世紀，赫連挺將這11首鄉歌及其譯詩收錄在《均如傳》中。《普賢十願歌》在當時的高麗廣為傳唱，甚至被人們當成治病的咒語。其漢文譯詩傳人宋朝後，宋朝君臣甚至說「願王歌主必是一佛出世。」
除了《普賢十願歌》以外，高麗還有一些可能是鄉歌的國語流傳下來。據《高麗史·樂志》記載，有一首以鄉札標記法刻在瑟底的國語歌《寒松亭》，被傳入中國江南。雖然是漢字，但江南人卻不能理解其意。江南人於是請教當時出訪江南的高麗人張晉公。張晉公於是將其翻譯成了一首漢詩流傳了下來：「月白寒松夜，波安靜浦秋。哀鳴來又去，有信一沙鷗。」不過，該國語歌的原詞已失傳。此外，據《靈鷲山大慈恩玄化寺碑陰記》記載，1018年高麗顯宗為給其母后祝福，修建玄化寺，並親撰「國風體」，群臣也獻上11首「詞腦歌」以示祝賀。「國風體」取自《詩經·國風》，意為民歌體裁，應該也是「詞腦歌」。不過該詩歌並沒有流出下來。此後，文史中就不再有確切的鄉歌記載。
1120年，睿宗創作了《悼二將歌》和《伐谷鳥》兩首國語詩歌。其中《悼二將歌》是睿宗在西京八關會上觀看有關兩位高麗開國功臣在戰場上為救高麗太祖王建而犧牲的表演後所作。該詩歌亦採用鄉歌的鄉札記錄方法，但其形式是否是鄉歌很難定論。《高麗史·睿宗世家》收錄有該歌的漢譯詩。《伐谷鳥》的原詩已經失傳，只有存目。隨著科舉制度在高麗的推行，漢語學習在高麗得到不斷的推廣。延續了幾百年的鄉歌在高麗中後期銷聲匿跡。仁宗朝老臣鄭敘所作的「忠臣戀君之詞」《鄭瓜亭曲》是首介於鄉歌和長歌之間的過渡國語詩歌形式。

長歌

長歌也被稱為「俗謠」、「別曲」等，是高麗時期出現的一種朝鮮民族詩歌體裁。長歌在高麗時期以口頭傳唱相傳，直到朝鮮王朝創造出訓民正音之後，才得以在音樂典籍中收錄，保留下來。現存的高麗長歌有《西京別曲》、《青山別曲》、《雙花店》、《動動》（咚咚）、《處容歌》、《滿殿春》、《履霜曲》、《鄭石歌》、《思母曲》、《嘎西里》、《井邑詞》11首。這11首長歌與《鄭瓜亭曲》常被一起稱為「十二歌詞」。
長歌的題材廣泛。《青山別曲》表達的是一位生活在深山裡的失意男人的苦悶。《青山別曲》作者不詳，也沒有具體的旁證說明材料。因此既可以理解為隱士對政治的批評，也可以理解為失戀者的歌曲。《思母曲》以一個失去母親的孩子的口吻和比喻的方式表達對慈母的思念。長歌中也有像《處容歌》這樣的巫歌和《雙花店》這樣的調情歌。其它的長歌基本都是以愛情為題材，如《西京別曲》、《動動》、《嘎西里》等。許多民間長歌因被選入宮中為君王、士大夫們娛樂，而遭到宮廷樂官的刪改，並非長歌之初的民間面貌。
長歌在形式上很自由，沒有鄉歌那樣四句、八句或十句的固定模式。現存的高麗長歌的節奏、音律各不相同，仍保持著民歌自由的形式。除《思母曲》等少數長歌是單章外，大多數長歌都是聯章體，分成許多結構比較統一的小章節的歌曲。這些小的章節圍繞同一主題反覆詠唱，因此得其名「長歌」。現存的長歌中《西京別曲》是最長的，共有14章。長歌最明顯的特徵是由感嘆句和擬聲詞等組成的沒有明確意義的襯詞句。在鄉歌中，感嘆詞只是作為一個樂句的組成部分。而在長歌中，感嘆詞則可以組成獨立的樂句（因此被稱為襯詞句），而且反覆出現。這也大大加強了長歌的抒情性。

景幾體歌

景幾體歌是高宗在位期間出現的一種國語詩歌形式，在其每章的結尾都有「景幾何如」的詞句，因此被稱為「景幾體」歌。高麗武臣當權時期，由於文人受到排擠，文人對政治失去興趣，對文學的教化責任感也降低了。文人開始公開創作抒發個人情感的詩歌（在傳統上，這是國語詩歌的內容），漢詩與國語詩歌的界限變得模糊。景幾體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探索性的嘗試。景幾體歌基本都使用漢字詞，只有感嘆句部分用純韓語，是一種將國語詩歌和漢詩相結合的詩歌形式。
收錄於朝鮮王朝音樂典籍《樂章歌詞》中的《翰林別曲》是目前現存最早的一首景幾體歌。《翰林別曲》由13世紀的翰林學士共同創作，全篇共8章，每章寫一景，反映的是高麗文人在武臣當權的情況下對政治絕望之餘，飲酒賦詩，寄興山水的閒適生活。《翰林別曲》非漢詩，也不同於傳統的國語詩歌，採用的是聯章體，有著嚴格的格律，每章都以「為！某某景幾何如」（意為「啊，某某的情況究竟怎麼樣」）結尾。傳統上的漢詩是只能誦不能唱，而國語詩歌則是只唱不誦。《翰林別曲》的音樂被推測是歌詩和誦詩相結合的吟詠方式。
續《翰林別曲》後，朝鮮文學史中又出現了一些景幾體詩歌作品。忠肅王十七年（1330年），安軸創作了《關東別曲》和《竹溪別曲》，收入其文集《謹齋集》中。其中《關東別曲》描寫的是他在出任江凌道官員期間的所見的關東各地景致。《竹溪別曲》描寫的是他祖先曾居住過的豐基的一條溪流景致。高麗末期和朝鮮王朝初期，朝鮮文學又出現了權近的《霜台別曲》、卞季良的《華山別曲》、丁克仁的《不憂軒曲》、無名氏的《五倫歌》、《儒林歌》、《宴兄弟曲》等景幾體歌。之後，這種詩歌形式就銷聲匿跡了。

時調

時調是續鄉歌、長歌、景幾體歌之後朝鮮文學史上出現的一種具有民族代表性的定型詩歌形式。時調的出現是朝鮮國語詩歌發展的必然，是國語詩歌經過長期的發展、摸索而形成的適合韓語語言特點和抒情風格，能夠表現民族性格的可以歌唱的古典詩歌形式。時調由高麗文人創立，一開始就具有士大夫的文人格調，是符合儒學正統的國語詩歌形式，因此很快被高麗文人儒士所接受。時調是朝鮮文學史上存在時間最長的國語詩歌形式，並已發展成為至高麗末期以來國語詩歌的正統體裁。其在朝鮮文學史的地位相當於中國詩歌中的近代詩地位。至今，仍有人進行時調的創作，並有優秀作品出現。
時調由何人在何時首創，已經無法可證。統一新羅時期，鄉歌成為國風，上至君王、貴族，下至普通民眾都創作鄉歌。但隨著韓語的變化和漢語在上層文人中的興起，鄉歌變得不適合時代要求。高麗時期出現了比鄉歌更為自由的長歌。但高麗文人需要表達比民歌更加儒家思想的觀念，於是出現了嘗試將國語詩歌和漢詩相結合的景幾體歌。但景幾體歌大量使用漢字，形式過於呆板，而且太長，因此也不能滿足要求。在景幾體歌的影響下，高麗文人創作出了「作詩能唱」的靈活形式「時調」。雖然時調在形式上與景幾體歌有著很大的不同，但在內容上都有文人情調。兩者在形式一脈相承，音節數基本上都「34」調，先敘述後感嘆，曲調基本固定。景幾體歌使用大量的漢語詞，時調並不排除漢語，而是使用漢語借詞。兩者最主要的區別是景幾體歌一行由三個音步組成，而時調一行由四個音步組成。
時調篇幅短小，最初被稱為「短歌」，以區別於「長歌」。時調由三行組成，分別叫作初章、中章和終章，起到「起」、「承」、「結」的作用。每章有四個音步，每個音步由三到五個音節組成。全篇音節不超過45個。終章第一個音步必須由三個音節構成，第二個音步是全篇最長的音步，必須由五個音節構成。終章開頭有時也會帶有感嘆詞或語氣詞。時調的唱法有五種，採用「語短聲長法」，即段音節短唱，長音節長唱，使音樂符合語言的規律並加以放大。
現存的高麗時調是被收錄於18世紀朝鮮王朝金天澤編輯的《青丘永言》、金壽長的《海東歌謠》和19世紀安玟英、朴孝寬編輯的《歌曲源流》等音樂古籍中的14首高麗末期作品。動盪的社會與政局使得這一時期的時調帶有很強的政治性。高麗武將崔瑩所做的《綠耳霜蹄》是首氣勢豪邁、表現報效國家勇武氣概的作品。李穡的《白雪》通過烏雲和梅花比喻高麗末年動盪的時局和自己皎潔的人格，表達出對國家前途的憂慮。而李存吾的《烏雲》則以烏雲比喻奸臣當道，遮蓋了太陽，並發出嚴厲的質問。李成桂之子李芳遠為了拉攏高麗重臣鄭夢周，曾在宴席上作了一首《何如歌》，規勸鄭夢周為哪個王朝盡忠效力都是一樣。鄭夢周聽罷立即回了首《丹心歌》表達自己對高麗王朝的忠貞不渝。結果，鄭夢周在回家的路上在開城善竹橋遇刺身亡。

歌謠

高麗時期的民間歌謠不僅是鄉歌和長歌兩種。由於高麗文人對國語民歌的不重視，大多數的民間歌謠都沒有被記錄流傳下來。現存僅有的幾首高麗歌謠都是因為與政治時局有關，在歷史典籍中作為說明材料而偶然流傳下來。
見於《東國通鑑》卷二十五的《普賢剎謠》是首反映高麗武臣之亂的民謠：「何處是？普賢剎。隨此盡，同刀殺！」毅宗二十四年（1170年），鄭仲夫等武臣由於不堪毅宗和文臣的欺壓，在毅宗和文臣到普賢剎遊玩時，將寺廟包圍，殺死所有文臣，隨後又回京大肆屠殺文臣，並將毅宗廢黜。該民謠記錄了這個歷史事件，並表達出對這場內訌的無奈之情。
《墨冊謠》見於《文獻備考·象緯考》是首嘲諷當時「墨冊政事」的歌謠。高麗忠肅王時期，朝廷選官之權落在少數幾個人的手中。貪官不根據才華而是依據所收受賄賂的多少來任命官職的高低。官吏的花名冊因此改了又改，塗了又塗，成了黑墨冊。歌謠《墨冊謠》對此現象進行了辛辣的諷刺：我們乾脆也把這墨冊油油黑吧，好叫你再也塗改不了。可是今年麻子的收成太少，沒那麼多的油，真是沒辦法！
《阿也歌》是見於《文獻備考·象緯考》的另一首歌謠：「阿也，麻古之那。從今去，何時來。」《東國通鑑》將其翻譯為「岳陽，亡故之難。今日去，無時還！」。這是首諷刺高麗忠惠王的民謠。忠惠王生前對元朝卑躬屈膝，因起國內民眾不滿。該歌謠反映了忠惠王死於元朝岳陽縣後，高麗人不但不悲傷，反倒感覺如釋重負的心聲。
《牛大吼》是首諷刺高麗恭愍王臨戰而逃，還不忘享樂的民謠：「牛大吼。龍離海，淺水弄清波。」高麗恭愍王十年（1361年），紅巾軍入侵高麗，燒殺擄掠，直指開京。恭愍王不但不應戰，還逃到映湖樓乘船遊覽，引得湖岸上觀者如堵。由於1361年是牛年，歌謠以「牛大吼」比喻外族入侵。「龍離海」是指恭愍王棄開城而逃。「淺水弄清波」是指恭愍王逃到小地方猶如離開大海的龍，醉生夢死地在淺水中嬉戲。

漢文詩歌

高麗前期漢文詩歌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朴寅亮、金富軾、鄭知常。朴寅亮（？-1096年）是高宗、文宗時期的文人。他曾在遼預入侵高麗時奉命撰寫國表，勸說契丹人任放棄野心：「普天之下，既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遼主見後，取消了原來的計劃，平息了一場即將爆發的戰爭。1080年朴寅亮隨戶部尚書柳洪奉使入宋。據《高麗史·朴寅亮傳》記載：「宋人見寅亮及覲所著尺牘表狀題詠，稱嘆不置，至刊二人詩文，號《小華集》。」《小華集》後散佚，不過朝鮮初期的《東文選》等文獻中收錄有部分朴寅亮在中國期間創作的作品。金富軾出生於文學世家，因平定妙清之亂而權傾一時，曾掌高麗文壇數十年。金富軾有文集20卷，但都已失傳。現存的金富軾詩歌作品僅有《大東詩選》、《東文選》、《破閒集》等收錄的十幾首。他的五古作品《結綺宮》是朝鮮現存較早的古體詩之一。金富軾的詩歌與鄭知常齊名，兩人都是高麗最早大力寫七律的人，但兩人風格很不同。金富軾的詩歌一般帶有說教色彩，較為凝重。鄭知常的詩歌則很靈活，唐詩韻味十足。在大多數高麗文人還在學習唐詩技巧的時候，鄭知常已經創作出自己獨特的風格。不過他在妙清之亂時被金富軾以串通叛賊的罪名處死後，人們幾十年裡都不敢在正式場合提及他，因此他的作品沒有被整理成集，大多失傳。但僅從散見於《破閒集》、《補閒集》、《東文選》的十幾首鄭知常的作品，人民就可以看到他在詩歌上的成就。他的詩歌以七律為最佳，被朝鮮歷代詩人推崇。他的七律是高麗近體詩成熟的標誌。《大同江》、《送人》、《月影台》、《開聖寺》、《春日》、《新雪》、《嶺南寺樓》等都是他的代表作。
高麗中期，由於武臣專政，高麗文人紛紛隱居山林躲避迫害，並通過作詩表達對當時高麗政治的批判。明宗在位期間，高麗文壇出現了李仁老、林椿、吳世才、趙通、皇甫沆、咸淳、李湛之七人組成的文人團體「海左七賢」。。這是朝鮮文學史上的第一個漢詩流派。「海左七賢」的成員都是對武臣政權頗為不滿的窮苦潦倒的下層文人，核心人物是李仁老。李仁老（1152-1221年）自幼就是孤兒，被一僧人撫養成人。他著有《銀台集》20卷、《後集》4卷、《破閒集》3卷。其中《破閒集》是他在其它成員的建議下，為保護朝鮮民族詩歌遺產創作的朝鮮文學史上最早的詩話。
李奎報（1168-1241年）號白雲居士，是高麗現實主義詩人，與崔致遠和李齊賢被稱為朝鮮文學史上的三大詩人，有「朝鮮李太白」之稱。李奎報出身士大夫家庭，是位9歲就能寫詩文的「奇童」。他為人耿直，因此仕宦途中屢遭貶謫，甚至被流放。直到晚年，李奎報因文章才被崔瑀提拔出任較高的職位，最後做到宰相。但他對官場已經厭倦，70歲時辭官返鄉，72歲去世。在他晚年期間，他的兒子李涵將其作品編輯整理成《東國李相國集》41卷。在他去世後，李涵又將遺稿編輯成《東國李相國集後集》12卷。這53卷作品共收錄有2000餘首詩，500多篇文章是現存最早的高麗個人詩文集，也是當時朝鮮文學史上作品數量最多的一部個人文集。不過據李涵在《東國李相國集後集·序》中說，李奎報的作品「僅存十之二三」。李奎報初期的詩歌主要是歷史題材的浪漫主義作品，比如長篇敘事詩《東明王篇》、《開元天寶詠史詩》、《三百零二韻詩》。出任官職期間，他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農民疾苦，批評腐敗政治的現實主義作品，比如《代農夫吟》、《新谷行》、《孀嫗嘆》、《聞國令禁農餉清酒白飯》、《自嘲入京後作》、《眼昏有感贈全履之》、《責貓》、《苦熱》等。李奎報的晚年正值蒙古入侵高麗，在此期間他創作了一些愛國主義抒情詩，比如《聞官軍與虜戰捷》、《聞韃靼人入江南》、《十月電》等。
李齊賢（1288-1367年）號益齋，是續李奎報後高麗的又一位大詩人，倆人被稱為高麗漢詩雙壁。1313年，迷戀元大都生活的忠宣王回高麗將王位傳給忠肅王。退位後的忠宣王於1314年元月返回元大都，更加沉迷於詩酒，經常邀請中國名士，但有時卻窘於元朝文人的提問，於是召李齊賢入元作他的侍臣。李齊賢在元期間，廣交中國名士，遊覽大江南北，作了許多詩詞，也經常往返於高麗和中國元朝。1321年，在元英宗即位後，忠宣王遭人陷害被元英宗逼迫削髮為僧，以學佛教為名流放吐蕃。李齊賢全力救助忠宣王。第二年，高麗權臣柳清臣和吳潛等人為鞏固自己的勢力獻媚元廷，再次請求元朝在高麗設行省，將高麗併入元朝版圖。為挽救高麗的獨立性，李齊賢一方面勸誡柳清臣和吳潛等人勿忘國恩，一方面展開外交活動，多次上書元廷，最終使設行省之事無疾而終。此外他通過多次上書丞相伯住使元英宗下旨將忠宣王改為流放較近些的朵思麻。當年忠宣王被赦返回元大都。李齊賢留有文集《益齋亂稿》和稗說集《櫟翁稗說》。《益齋亂稿》收錄有270首詩、53首詞和93篇散文。李齊賢的詩很含蓄，他的愛國詩不像李奎報那樣直抒對入侵者的憎恨，或是大肆宣揚祖國的歷史文化，而是大多以婉轉、含蓄的方式來表達。一方面這是由於他在元朝人在屋檐下的處境，另一方面也是他的風格，代表作有《多景樓陪權一齋用古人韻同斌》、《黃土店》、《至治癸亥四月二十日發京師》、《白溝》、《送田孟耕赴任全羅道》等。李齊賢也非常擅長寫景，代表作有《金剛山二絕—普德窟》、《山中雪夜》、《朴淵》、《八月十七日放舟向峨眉山》等。李齊賢是朝鮮文學史上為數很少的詞人。在元代出漢族人外其它民族的文人很少能填詞。據《全金元詞》所述，如果把李齊賢當做域外人，少數民族詞作者僅有9人37首作品，占元詞數量的1%，而李齊賢的詞就有53首，超過所有少數民族詞人作品的總和，也超過漢族詞作者人均創作數量。他的詩詞不僅在朝鮮文學史上創作出新的高度，而且在元朝詩壇、詞壇也占有重要地位（他在中國元朝創作的作品）。朝鮮王朝名臣柳成龍在《重刊益齋集跋文》中稱：「高麗五百年間，名世者多矣。求其本末兼備，始終一致，巍然高出無可議焉者，唯先生有焉。」 19世紀末的金澤榮稱他為朝鮮漢詩三千年來第一「大家」。
李穡（1328-1396年）號牧隱，是高麗晚期漢文文學成就較大的最後一位詩人。他十四歲時科舉及第，後隨父親赴元，就讀於元大都的大學。1353年，他參加元朝的科舉考試中第二甲第二名，後被任命為翰林文學承仕郎。他回國後在高麗任要職，晚年曾一度遭流放。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他被封爵，受到極高的尊重。李穡是高麗留詩最多的詩人，他的文集《牧隱集》收錄有6000餘首詩歌和300餘篇文章。權近（1352-1409年）在《牧隱行狀》中說他：「凡為文章，操筆即書，如風行水流，略無凝滯，而辭義精到，格律高古，浩浩滔滔如江河注海。」他的代表作品有《演福寺》、《高歌》、《蠶婦》、《驪江迷懷》、《浮碧樓》等。

傳記

傳記是高麗散文中的重要文學遺產之一。高麗官修正史《三國史記》在體例和思想內容方面都是遵循正史的原則所修。但《三國史記》與中國的《史記》一樣都是以塑造人物為寫作方法，以教化為原則，以道德精神為取人標準，而不是像一般的中國正史那樣以紀實為寫作方法，以對歷史貢獻的大小為取人標準。這使得《三國史記》有了其它一般正史所不能及的文學價值。《三國史記》的「列傳」是最具文學價值的部分。其「本紀」部分也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本紀」部分中用於描寫君主的文字占到了全書的9%，遠高於中國正史的比例，保存了大量的歷史故事，塑造了仁義的赫居世、儒雅的真興王、先知的善德王等性格豐滿、層次豐富的君主形象。其塑造方法很接近文學形象的方法。
《三國史記》列傳部分大多是有關朝鮮三國時期和統一新羅時期的政治或軍事人物，主要有《金庾信傳》、《乙支文德傳》、《朴堤上傳》等。《金庾信傳》共三卷是《三國史記》中最長的列傳。它是金富軾根據金庾信玄孫金長清所作的《金庾信行錄》刪減，整理而成，記錄了在朝鮮三國統一大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金庾信將軍的一生事跡。《乙支文德傳》是有關高句麗將軍乙支文德在反抗隋朝的戰爭中所建立的不朽功勳。《朴堤上傳》寫的是新羅政治和外交家朴堤上通過妙計將新羅王的弟弟從倭人手中救出，自己卻死於倭人酷刑的事跡。《三國史記》的列傳中也有些以平民百姓為主人公的，比如《都彌傳》、《薛氏傳》、《知恩傳》等。《三國史記》中還有些包括《崔致遠傳》、《強首傳》、《金生傳》等有關於文人學者的傳記，但這些傳記只是提供若干歷史資料，文學價值不大。
高麗時期內容較好的傳記作品還有李奎報的《盧克清傳》、《趙沖傳》，李齊賢的《金公行軍記》等。《盧克清傳》附於《明宗實錄》中，寫的是一位官職卑微的盧克青清正廉潔，兩袖清風的故事。《趙沖傳》是有關高宗時期文武雙全的宰相趙沖與外敵周旋取得勝利的故事。李齊賢的《金公行軍記》是有關金就勵五年率兵抵抗外敵的故事。此外，高麗還有兩篇歌頌愛國婦人的傳記，《裴烈婦傳》和《烈婦崔氏傳》。

賦與駢文

賦是高麗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之一。這使得寫文作賦成為高麗文人的基本技能。高麗最為流行的賦體是駢賦。高麗的駢體文主要是應用文。許多高麗的表、狀、書、銘等公文都是用駢文寫成。高麗忠恵王年間，崔瀣即編纂的《東人之六四六》（1338年）收錄了高麗中葉以前的駢文、駢賦。雖然現在只有一小部分流傳下來，但僅從現存的數十位作家的400餘篇文章中就可看出高麗賦與駢文的興盛，主要代表作有金富軾的兩篇賦駢體賦《啞雞賦》和《仲尼鳳賦》，李奎報的6篇古體賦和騷體賦《畏賦》、《夢悲賦》、《放蟬賦》、《祖江賦》、《春望賦》、《陶罌賦》，崔滋的大賦《三都賦》，李穡的2篇古文賦《雪梅軒為日本釋允中庵作號息牧叟》、《觀魚台小賦》，鄭樞的騷體賦《六友堂賦》，以及鄭道傳的《陽村賦》、《墨竹賦》、《梅川賦》，李承休的《旦暮賦》，李達衷的《礎賦》、《思亭賦》等。
金富軾是留有作品的最早高麗賦作家。他的《啞雞賦》在描繪了一個肅殺的環境下，對雞不按天性鳴叫發出了警告，使人感覺內有寓意。崔滋的《三都賦》是篇愛國大賦，存於《東文選》中。中國西晉文學家左思為了超越東漢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花了10年的時間創作出了名篇《三都賦》，引得當時的人們爭相傳抄，以致洛陽為之紙貴。《兩都賦》、《二京賦》和左思的《三都賦》都是通過對比當朝和前朝的首都，來褒揚當朝的首都和政治制度。但崔滋的《三都賦》卻具有更為複雜的內涵。高麗時期，開京與西京之爭由來已久，開京和西京出身的官員都有很強的地域概念。仁宗時期發生的妙清之亂就是因為妙清主張遷都西京未果而引發的。蒙古入侵高麗時期，江華島成為高麗的臨時國都，被稱為江都。崔滋的《三都賦》創作於江都時期，通過西都辯生、開京談叟和江都正議大夫三人的主客問答的方式展開描寫。三人分別誇讚高麗的西京、開京和江都三個都城和相應的制度。崔滋在《三都賦》描繪了三都優美的景色和繁榮的經濟文化，並通過三人的相互辯駁，批判了三種錯誤，提出自己的立國主張。第一是批判「應讖立國」的觀念，提出「祖聖龍興，應天順人，非以地理圖讖之荒唐」的觀點；第二是批判「以險立國」，提出「固國不以山河，在德不在險」；第三是批判沉醉宴樂的態度，提出「凡政理清平，皆由儉始」。這些觀點都直接針對高麗統治者在蒙古入侵期間依仗江華島天險消極應戰，不顧民生疾苦橫徵暴斂以滿足自己享樂的腐敗行徑，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

擬傳體散文

擬傳體，又稱假傳體，是一種以物為主人公，通過擬人化的手法，仿照正史列傳的寫法，為其立傳的特殊散文形式。擬傳體在《莊子》等中國前秦典籍中就已經見端倪，但在中國沒有充分的發展。不過，擬傳體傳人朝鮮後，卻形成了相當的規模。僅高麗時期流傳下來的作品就有林椿的《麴醇傳》、《孔方傳》，李奎報的《麴先生傳》、《清江使者傳》，李允甫的《無腸公子傳》，李穀的《竹夫人傳》，李詹的《楮生傳》，息影庵的《丁侍者傳》等。朝鮮王朝時期又出現了丁壽崗的《抱節君傳》、權韠的《郭索傳》、張維的《冰壺先生傳》、李德懋的《管子虛傳》、柳本學的《鳥圓傳》等擬傳體作品。這些擬傳體散文為後世朝鮮小說特別是寓言小說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朝鮮民族的性格有著風趣幽默的一面，在傳統民間文學中，寓言很發達。擬傳體散文很符合朝鮮民族的精神和藝術表達習慣。統一新羅時期薛聰的《花王戒》就是擬傳體散文的雛形。高麗時期史傳文學的成熟也為擬體散文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基礎。此外，高麗散文一直熱衷於學習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中國散文，韓愈的擬體散文《毛穎傳》因此對高麗擬體散文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另外，高麗擬體散文多出現在高壓的武臣執政時期，高麗文人對政治都是敢怒不敢言，擬體散文成了高麗文人表達對社會不滿的一種方法。由於這些原因，擬傳體散文在高麗出現了蓬勃的發展。
林椿的《麴醇傳》、《孔方傳》是兩篇有很強批判性和現實性的作品，前者寫酒，後者寫錢，是現存高麗最早的擬體散文。作者借物寓意，通過總結酒和錢歷史功過，鞭撻了統治者的貪婪無恥，抒發自己對高麗當時武臣統治的憤恨。受這兩篇文章的影響，李奎報後來也仿作了一篇《麴先生傳》。李奎報的另篇《清江使者傳》以龜為主人公，表達世道險惡，謹慎處世的觀點。李允甫的《無腸公子傳》是篇寫螃蟹的諷世勸人的文章。李穀的《竹夫人傳》以擬人的方法描寫了一位默默奉獻，守節執貞的竹几美女，李詹的《楮生傳》以紙為主人公，對紙的應用歷史做了總結。息影庵的《丁侍者傳》寫的是丁字型手杖，情趣盎然。

稗說體散文

稗說體散文是高麗後期出現的類似筆記類的文學體裁。稗說體散文圍繞詩人、詩句，記述大量的逸聞趣事，傳說，期間夾雜著作者的評論。稗說體散文為朝鮮後世小說的出現起到了推動作用。現存高麗稗說體文集有李仁老的《破閒集》，崔滋的《補閒集》，李奎報的《白雲小說》和李齊賢的《櫟翁稗說》四部。除了詩歌外，稗說體散文還記載了許多有關文、賦、對聯、酒令等其它文學體裁，以及書法、繪畫等藝術門類的軼事。
《破閒集》由「海左七賢」集體創意，李仁老執筆，完成於李仁老晚年，分為上、中、下三卷，近2萬字，收錄文章83則。李仁老的兒子李世黃在《破閒集》「後尾」說《破閒集》的創作動機一是為保存朝鮮詩歌遺產，二是為閒暇或因閒而病的人們提供「破閒之資」。《破閒集》不以闡明事理或記敘事件為目的，因此結構、章法沒有一定之規，全篇既沒有「分章表目」，也沒有在特定的部分另立體系。《破閒集》的內容主要是記述詩歌創作過程中發生的鮮為人知的詩話，對詩歌的品評，以及與詩歌有關的瑣事和古老故事。
《補閒集》，原名《續破閒集》，是《破閒集》的補遺之作，作者是「海東孔子」崔沖之六世孫崔滋（1186-1260年）。《補閒集》也分為上、中、下三卷，145則，字數是《破閒集》的兩倍。其體例與《破閒集》一樣只是對不同事實的連綴性記錄，沒有分章表目，也沒有整體結構上的細心考慮。《補閒集》在內容上與《破閒集》類似，不過在上卷的開頭有《破閒集》所沒有的稱頌高麗太祖、光宗、成宗致力於文治的讚美之辭。
李奎報所作的《白雲小說》與李仁老的《破閒集》和崔滋的《補閒集》一樣都是沒有一定之規，敘事非常隨意的稗說集。《白雲小說》有6000左右字，記述了從朝鮮三國時期到高麗前期的詩人軼事，其中李奎報對自己詩歌作品的議論占有相當的比重。《白雲小說》是朝鮮文學史上首次以「小說」一詞為名的個人作品集。不過此處的「小說」一詞，並非小說文學體裁。
《櫟翁稗說》是李齊賢在忠恵王末期所作的稗說集。《櫟翁稗說》分為前後兩編，共有四卷。前編記述各類歷史掌故、名人軼事，後編則對漢詩的品評，從中國詩歌到朝鮮漢詩。與其它三部高麗稗說集相比，《櫟翁稗說》中詩話、詩評的內容並不多，而具有敘事性的內容卻占有很大的比例。朝鮮文學史中的「稗說」一詞始於李齊賢的《櫟翁稗說》，不過，李仁老的《破閒集》被認為是稗說的開始。

民間文學

傳下來的高麗民間故事數量不多，主要被記載於歷史地理文獻和稗說體著作中。姜邯贊的故事是高麗廣為流傳的傳說。崔滋的《補閒集》記錄了顯宗稱讚高麗抗遼名將姜邯贊的一首詩，並對姜邯贊的故事進行了描述，加入了民間有關姜邯贊的傳說。這是現存最早的姜邯贊故事版本。民間傳說中為了紀念姜邯贊，給他的出生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說他是文曲星下凡。其實他的父親是高麗開國功臣之一的弓珍。崔滋在《補閒集》中也對此作了說明。之後出現的姜邯贊故事增加了更多神秘色彩。比如朝鮮王朝初期成倪的《慵齋叢話》添加了姜邯贊用神力消除虎患的故事。在口頭流傳的故事中，姜邯贊的故事更為離奇，說姜邯贊的父親原本有生100個兒子的命，姜邯贊是他在與99位女子結婚後，沒有生下兒子的情況下，與狐女結合而生，是100個兒子合成的，因此擁有神力。還有故事說姜邯贊是星宿下凡，原本是位天下無雙的美男子，但他認為太英俊難以成大事，就讓麻神在他臉上刻了許多的麻子，成了醜陋的人。
高麗還有一則有關朴淵瀑布的民間故事，記載於《東國興地勝覽》中。朴淵瀑布是位於朝鮮開城北部的一處風景名勝，是「松都三絕」之一，與金剛山的九龍瀑布和雪岳山的大勝瀑布一起被稱為朝鮮半島三大瀑布。據說有一位姓朴的進士在淵邊吹笛。居住在淵低的龍王女兒，聽到笛聲後，被深深打動，於是浮出水面向朴進士表達愛意。龍女後將朴進士帶入水中的龍宮。朴進士的母親見兒子久出不歸後，找到瀑布下，不見兒子，而痛哭失聲，投身潭中而死。之後，人們把這個瀑布稱為朴淵瀑布，稱那個潭為姑母潭（老嫗潭）。包括李奎報、李齊賢]等許多朝鮮文人都寫過有關朴淵瀑布及其傳說故事的詩歌。

朝鮮王朝時期

朝鮮王朝時期是文學創作的繁榮時期。訓民正音的發明為朝鮮國語文學開始了新的起點。高麗末期出現的時調從最初的士大夫階層擴展到了朝鮮社會的各個階層，並發展出「平時調」、「辭說時調」、「於時調」多種形式。與此同時，歌辭作為「長歌」形式也成為與時調並行發展的國語詩歌體裁，朝鮮王朝後期還出現了形式更為靈活的「雜歌」。朝鮮王朝時期的漢文詩歌的創作也蓬勃發展。1918年，文士張志淵將朝鮮文人的漢詩進行了收集、整理，並以《大東詩選》為名出版，成為朝鮮文學史上規模最為龐大的漢詩集。散文在朝鮮王朝時期呈現多樣化的發展態勢，並出現了國語散文。朝鮮敘事文學的發展，訓民正音的發明，城市平民讀者群的形成，以及中國小說的流入，促使小說這種文學體裁在朝鮮王朝時期興起，成為朝鮮文學史上具有跨時代意義的事項。

建國頌歌

朝鮮王朝成立初期，統治者為了取得民心，粉飾太平，鼓勵士大夫創作歌功頌德的建國頌歌。為便於理解和傳播，有些頌歌使用了國語。這些頌歌主要被收錄於《樂學規範》和《樂章歌詞》，主要包括鄭道傳的《納氏歌》、《新都歌》、《文德曲》、《靖東方曲》，權近的《霜台別曲》，卞季良的《華山別曲》，鄭麟趾等人的《龍飛御天歌》等。
《納氏歌》是首頌揚李成桂擊退元朝餘黨納哈出功績的詩歌。《靖東方曲》歌頌的是李成桂威化島回軍給朝鮮帶來的太平盛世。《新都歌》則是首讚美朝鮮新首都漢陽美麗景致的國語詩歌。《文德曲》由《開言路》、《保功臣》、《正經界》和《定禮樂》四章組成，通過頌歌的形式，表達作者所希望的理想治國之道，包括廣開言路，多納各方忠言，優待建國功臣以鞏固新的基業，保障百姓的生產生活，不肆意掠奪，制定禮樂制度以加強統治秩序等。
《霜台別曲》和《華山別曲》是兩首景幾體詩歌。《霜台別曲》中的「霜台」指的是朝鮮監視官吏的中央機構「司憲府」。《霜台別曲》共有五章，通過描寫司憲府的威嚴及其職能來頌揚朝鮮王朝的偉業，同時表達了作者作為司憲府一員的自豪之情。《華山別曲》中的「華山」是漢陽附近三角山的別稱，也用來指代漢陽。該詩共分八章，在稱讚漢陽美景的同時，稱頌朝鮮王朝以民為本，以德治國，並祝願國家繁榮昌盛，國泰民安。
《龍飛御天歌》是鄭麟趾等人奉朝鮮世宗之命在《訓民正音》之後所創作的長篇敘事詩，朝鮮文和漢譯文對照，是朝鮮文字創製後的第一首國語詩歌。《龍飛御天歌》共有125章。其中第1章為全詩總序，第2章為頌揚朝鮮王朝偉業的序曲，第3-109章通過先吟詠中國古代帝王的業績再頌揚朝鮮王朝偉業的形式，表現朝鮮的國家大業與中國一樣的偉大。第110-124章是對以後將執政的君王進行的規諫。第125章為終曲。《龍飛御天歌》之後，朝鮮世宗創作了另外一首長篇敘事詩《月印千江之曲》。這首詩的詩歌形式和表現手法上與《龍飛御天歌》很類似。世宗為超度昭憲王后的亡靈，讓其二子首陽大君依據《釋迦譜》、《法華經》用朝鮮文撰寫《釋譜詳節》，而後他親自在此基礎上創作了這首佛教國語詩歌。該詩全詩已失傳，僅殘存一部分。

時調

高麗末期出現的時調進入朝鮮王朝時期後得到了飛躍的發展。訓民正音的發明，以及朝鮮君王用朝鮮文創作宮中大典和宗教儀式詩歌，對國語詩歌的創作起到了推動作用。朝鮮王朝前半期，士大夫的時調創作空前繁榮。這也使得朝鮮社會下層對時調產生興趣，從而使時調創作出現向社會各階層發展的趨勢。
朝鮮王朝初期，高麗遺臣創作了一些懷念舊王朝的時調，比如元天錫的《興亡》、吉再的《五百年都城》等。新王朝成立後，朝鮮政局相對穩定，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迅速。一些士大夫創作了《治理天下》（卞季良）、《江湖四時歌》（孟思誠）等歌頌朝鮮王朝「太平盛世」的時調作品。其中孟思誠的《江湖四時歌》首次採用了連時調（幾首時調組合）的形式，並開啟了朝鮮王朝前半期山水田園文學的先河。朝鮮王朝愛國將領也創作了一些表現英雄豪邁氣概的時調作品，比如金宗瑞的《朔風》、《長白山》，南怡的《拔出長劍》等。
15世紀50年代，世祖發動宮廷政變，篡位奪權。在許多忠義的大臣眼中，世祖的行為是有悖於儒家正統觀念的不義之舉。他們策劃了端宗復位，但遭到世祖一派的殘酷鎮壓。其中有人罹難，有人倖免，出現了「死六臣」和「生六臣」。在此期間，朝鮮文學史上出現了一批抒發對端宗留戀之情和忠義之節的時調作品。李塏在其所作的《房中》中通過房中燃燒的蠟燭形象表達了自己與端宗永別的悲痛心情。成三問在其所作的《此身》中則以不畏嚴寒的蓬萊松比喻自己威武不能屈的忠貞氣節。《昨夜》是武將俞應孚所作的另一首有關此事件的時調。他以寒風和雪霜比喻首陽大君一派的惡勢力，以凋零的花骨朵比喻端宗復位的失敗，表達了作者對端宗復位失敗的痛心之情。王邦衍的《遙遙千萬里》也是與世祖篡位有關的一首時調。1457年，世祖賜毒給端宗，並命時任禁府都事王邦衍把毒藥送給被流放到江原道寧越的端宗。端宗飲藥而亡。在返回的路上，王邦衍心裡充滿了對端宗的歉意與留念。夜行到江邊時，他聽到「嗚咽」的江水聲，心中異常痛苦，創作出這一時調。後來世祖勢力衰敗時，王邦衍的子孫靠這首時調而免遭株連。
朝鮮王朝前半期，統治者為了在百姓中傳播儒家道德理念與倫理規範，創作了一些宣揚倫理道德的國語詩歌，即「訓民歌」。其中有不少是士大夫創作的時調。周世鵬創作的《五倫歌》通過對日常生活的描寫，倡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的應盡道義。《老者》是鄭澈所作的有關敬老思想的一首時調。楊士彥的《泰山》並沒有直接宣言儒家倫理道德，而是激勵克服困難，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廣為流傳。
山水田園文學開始於15世紀中葉孟士誠的《江湖四時歌》和丁克仁的《賞春曲》等國語詩歌。燕山君執政後，士禍和黨派鬥爭日趨激烈，許多士大夫遵循所謂「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的原則，為了明哲保身隱居鄉間。進入16世紀，山水田園文學開始形成潮流，一直持續到17世紀中葉。在此潮流當中，朝鮮文學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國語詩歌作品，其中以時調居多。主要代表作有李賢輔的《歸去來》、《龍巖》、《漁父歌》，李滉的《陶山十二曲》，權好文的《閒居十八曲》，宋純的《俯仰亭歌》，李珥的《高山九曲歌》，鄭澈的《嶺外》，申欽的《功名》、《山村》，李明漢的《晨星》，金光煜的《三公》、《鄰居》、《陶鍋》、《崔老大》等。時調大師尹善道使這股潮流達到頂峰。《海東歌謠》的編者金壽長曾評價他說「此翁歌法，脫垢清高，吾觀此，則難登萬丈之峰。」尹善道的主要代表作有《山中新曲》、《漁父四時詞》等。
16世紀末至17世紀上半葉，朝鮮王朝經歷了壬辰倭亂和丙子胡亂兩次空前災難。外敵入侵使朝鮮國民愛國情緒高漲。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些抒發愛國情懷和英雄氣概的時調作品。朝鮮抗倭將領李舜臣的《閒山島》，壬辰戰爭義兵將領金德齡的《火起春山》，抗清英雄林慶業的《力拔山》，李明漢的《楚江漁夫》、《夢中路》、《朴堤上》，金尚憲的《別了，三角山》、《南八》，李廷煥的《悲歌》，洪翼漢的《首陽山溪水》都是這一時期愛國主義時調的代表作。與此同時，朝鮮也出現了一批反對黨派紛爭的時調作品，主要代表作是李德一的《憂國歌》（28首）。
朝鮮王朝前半期，時調在士大夫中的流行，使得與士大夫交往密切的妓生也受到影響。起初，妓生只是為迎合士大夫的高雅情趣歌詠或酬唱和答，後逐漸發展成自我創作。妓生的時調作品風格獨特，有些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妓生創作的時調主要以愛情為題材，代表作包括黃真伊的《冬至月》、《我何曾》、《青山里》，李梅窗的《梨花》，洪娘的《野柳》，千錦的《山村夜》。除了愛情時調，妓生也創作了其它題材的時調作品。比如17世紀的妓生松伊創作的《松》，是表現作者堅決維護人格尊嚴的時調作品。
17世紀下半葉，時調開始在平民階層流行。這些平民創作的時調，絕大部分沒有留下作者的名字。與士大夫的時調相比，平民創作的時調作品感情更為豐富，思想觀念更為開放，多採用「辭說時調」或「長型時調」。時調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態是「平時調」或「短型時調」。平時調精煉、規範，是受漢文律詩薰陶的士大夫文人所熱衷的時調形式。辭說時調是平時調的一個變形，出現在朝鮮王朝的初期。卞安烈的《不屈歌》，高應陟的《大學》（25首）中的三首，鄭澈的《將進酒辭》等都是早期在士大夫作品出現的辭說時調。不過，士大夫創作的辭說時調數量很少。朝鮮王朝後半期，隨著朝鮮社會經濟的發展，辭說時調開始在平民階層廣為流行。與平時調相比，辭說時調雖然仍保持著三章的結構，終章開頭也以三個音節組成，但句子數目要多。平時調一般每章都是兩句，而辭說時調則至少有兩章的句數超過兩句，中章較長，對話形式較多，在抒發情感方面比平時調更為自由。除辭說時調外，時調還有另外一種變異形式「於時調」或「「中型時調」。於時調在初章或中章中添加一個句子，而終章保持不變。與平時調相比，於時調變異程度較小，作品數量也很少。
英祖執政期間，朝鮮王朝出現了平民國語詩歌創作團體。時調團體不僅創作時調，而且還收集、整理和出版時調集，為時調的繁榮起到了推動作用。「敬亭山歌壇」是以金天澤和金壽長為中心的平民詩歌團體，是時調發展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重要流派。1728年，金天澤編纂了朝鮮文學史上的首部綜合性國語詩歌集《青丘永言》。《青丘永言》收集了自高麗末期以來350年的時調作品，是當時朝鮮規模最大的詩歌集。金天澤只做過官職卑微的「捕校」，但耳聞目睹了官場的是非顛倒。他的時調作品有著道家情調，多為笑傲山林江湖之作。主要代表作有《山林樂》、《江湖歸》、《我做主》、《醉酒歌》、《三學士》、《惜寸陰》等。「敬亭山歌壇」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金壽長在1763年編纂出版了《海東歌謠》，收錄了883首時調。金壽長的代表作包括《春意興》、《花開洞》、《安貧樂》、《君子節》、《慶會樓》、《洗劍亭》、《皆一色》等。金天澤和金壽長被稱為「敬亭山兩翁」。1876年，朴孝寬及其門生安攻英合編了時調集《歌曲源流》。《青丘永言》、《海東歌謠》和《歌曲源流》是朝鮮王朝的三大歌謠集。此外還有《古今歌曲》、《東歌選》、《南薰太平歌》、《瓶窩歌曲集》、《客樂譜》等。

歌辭

歌辭是在時調出現後不久產生的，與時調並駕齊驅的另一種重要的國語詩歌體裁。時調在詩歌形式上屬於短歌，歌辭屬於長歌。歌辭自由度很高，不分章節，不限長度，但也和時調一樣，每行由兩句構成，每句由兩個音步組成，每個音步有三四個字組成。作為一種長歌形式，歌辭對文字的依賴性很強。因此，訓民正音的發明對歌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歌辭最初是高麗末期僧人向民眾宣揚佛教的詩歌形式之一，其發軔之作是懶翁和尚（1320-1376年）的《僧元歌》。但歌辭被作為一種國語詩歌體裁確立下來則是朝鮮王朝士大夫所為。一般認為，成宗年間（1470-1494年）丁克仁（1401-1481年）的《賞春曲》是歌辭的開山之作。《賞春曲》是首山水田園歌辭，與孟士誠的時調《江湖四時歌》一起，是朝鮮王朝前半期山水田園詩歌的嚆矢。在此之後，朝鮮文學出現了《俛仰亭歌》（宋純）、《星山別曲》（鄭澈）、《江村別曲》（車天輅）、《蘆溪歌》（朴仁老）、《莎堤曲》（朴仁老）、《月先軒十六景歌》（辛啟榮）、《牧童問答歌》（任有後）、《漁民歌》（尹爾厚）、《樂隱別曲》（南道振）等大批山水田園作品。
除山水田園歌辭外，朝鮮王朝前半期的歌辭還有以流放生活為背景的流放歌辭（比如曹偉的《萬憤歌》，李緒的《樂志歌》，宋疇錫的《北關曲》等），記載旅行見聞的紀行歌辭（比如白光弘的《關西別曲》，柳命天的《燕行別曲》，朴權的《西征別曲》等），以戰爭和戰後建設為題材的戰事歌辭（比如楊士俊的《南征歌》，朴仁老的《太平詞》和《船上嘆》，崔晛的《龍蛇吟》等），以及宣揚道學生活的道學歌辭（比如李滉的《退溪歌》、《琴譜歌》、《道德歌》，趙植的《勸善指路歌》，李珥的《樂貧歌》、《自警別曲》等）。
鄭澈和朴仁老是朝鮮王朝前半期的兩位最著名的歌辭大師，被稱為朝鮮歌辭雙壁。鄭澈，號松江，是湖南詩壇的中堅人物。他的歌辭和時調作品主要收錄於《松江歌辭》中。《松江歌辭》是朝鮮文學史上第一部用韓文編纂的個人詩歌集，分為《星山別曲》、《關東別曲》、《思美人曲》、《續思美人曲》四篇構成。其中《星山別曲》是山水田園歌辭，《關東別曲》為紀行歌辭，先後《思美人曲》為流放歌辭。朴仁老號蘆溪，是續鄭澈後的另一位歌辭大師，也是朝鮮的愛國詩人。他的作品主要收錄於《蘆溪集》，其中包括8篇歌辭和60首時調。這8篇歌辭包括《太平詞》、《船上嘆》、《沙堤曲》、《陋巷詞》、《陶山歌》、《獨樂堂》、《嶺南歌》、《蘆溪歌》。
朝鮮王朝後半期，歌辭的題材得到進一步的擴大，創作隊伍也擴大到社會的各個階層。歌辭也從原來的注重抒情向敘事方面轉變。朝鮮王朝女性社會地位低下，平日足不出戶，很難自由參加社交活動。閨房歌辭成為朝鮮女性抒發內心苦悶的一種形式。逢年過節，朝鮮女性可以舉行歌會，朗誦自己的歌辭作品。閨房歌辭主要以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比如《戒女歌》、《規行歌》等），抒發苦惱和寂寞心情（比如《惜別歌》、《十仗歌》、《閨怨歌》、《老處女》、《思親歌》等），反映人情世態、風俗習慣、遊戲、詠景（比如《春遊歌》、《花煎歌》、《庸婦歌》）等為內容。
紀行歌辭是朝鮮王朝後半期歌辭的重要類型之一。朴淳愚的《金剛別曲》，無名氏的《香山錄》是有關作者遊覽金剛山和妙香山的紀行歌辭。1763年，金仁謙跟隨朝鮮英祖派往日本的使節團，東渡日本。他歸國後，以自己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創作了長篇紀行歌辭《日東壯遊歌》。這部歌辭共有8243句，5萬餘字。1866年，洪淳學作為書狀官，陪同朝鮮赴中國燕京的使節柳厚祚出使中國。他以在中國的經歷創作了長篇紀行歌辭《燕行歌》。該部作品有3782句，3萬餘字。
隨著時調、歌辭向社會下層的發展，朝鮮王朝後半期在說唱藝人群體中出現了「雜歌」形式。雜歌不拘泥於歌辭三四調和四四調的音律模式，而是多種音節相互交錯、配合，可長可短，能靈活地表現複雜的社會生活，因此受到市民階層的歡迎。雜歌有著濃厚的地方特色，按地區分為京畿雜歌、西道雜歌和南道雜歌。

漢文詩歌

朝鮮王朝成立後，朝鮮形成了勛舊派和士林派兩個政治勢力。勛舊派是朝鮮王朝的開國有功一派，操縱政治大權，占有大量土地。士林派則是代表地方士大夫宣揚程朱理學的另一派。成宗執政後，為鞏固統治，牽制勛舊派，開始任用以金宗直為代表的士林派，兩派間的矛盾日益尖銳。16世紀60年代，曾發生多次勛舊派血腥鎮壓士林派的「士禍」。兩派在文學觀念上也存在對立。勛舊派士大夫講究言辭文采，被稱為「辭章派」。士林派被稱為「道學派」，主張文學的根本在於「道」，反對追求華麗的辭藻。辭章派的代表人物是徐居正。在他之後，辭章派出現了被稱為「海東江西派」的朴誾、李荇、盧守慎等詩人。道學派的詩歌創作開始於金宗直的弟子鄭汝昌和金宏弼。之後，道學派先後出現了趙光祖、李滉、李珥等人。其中，李滉和李珥被譽為朝鮮王朝儒學雙壁。
朝鮮王朝初期，朝鮮漢文詩壇一直延續高麗時期的推崇宋詩的風氣。朝鮮詩人最初是學習蘇東坡。15世紀後半期，以黃庭堅、陳師道為代表的江西詩派開始受到朝鮮詩人的青睞。江西詩派注重詩歌創作技巧，認為雖然天賦對詩歌的創作固然重要，但專心研究作詩技巧也能寫出好的詩歌。這導致朝鮮王朝前期詩壇出現只注重技巧的形式主義弊端。16世紀中葉，朴淳等人開始批評辭章派過度追求創作技巧的做法，提出「詩回唐朝」，使學習唐詩成為朝鮮詩壇的主流。朝鮮詩壇出現了「三唐詩人」（白光勛、崔慶昌、李達）。
「三唐詩人」之後，朝鮮詩壇出現了一位大詩人權韠（號「石州」）。現存權韠的漢詩有800多首。權韠的父和兄長們都是知名詩人。他9歲時就寫出長篇古詩《驅車兒》。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以布衣身份渡過，他認為科舉制度是派系和權勢爭鬥的一種手段。權韠從小同情勞苦大眾，他的詩歌中有許多反映民生疾苦的現實主義作品，比如《春盡無雨四月初有作》、《送李安訥出守端川》、《切切何切切》、《詠史》等。壬辰倭亂期間，權韠赴前線抗敵，並寫下《高判書敬命改葬挽章》、《夢得一小冊乃金德齡詩集也》、《九日對酒作》、《賊退後入京》等許多愛國詩篇。權韠所處的時代是朝鮮王朝黨派鬥爭最為激烈的時期，在他的詩歌中有不少表達詩人對權力爭鬥諷刺、憎惡之情的作品，比如《鬥狗行》、《忠州石》等。他所作的諷刺光海君執政期間朝廷混亂的詩歌《宮柳詩》，使他在1612年招致「詩禍」，被殺，年僅43歲。權韠著有文集《石洲集》。他的摯友溪谷張維在《石洲集》序文中稱「石洲之詩，談者謂百年來所未有，此只以詩論也。」
朝鮮王朝中期由於壬辰倭亂和女真的兩次入侵使朝鮮國力受到很大的破壞。朝鮮文人對程朱理學的清談空論進行了反省，主張「經世致用」、「利用厚生」、「實事求是」的實學派思想興起。實學派文學也應運而生。丁若鏞（1762-1836年）號「茶山」、「與猶堂」，是實學派的一位代表性思想家和現實主義詩人，是續李奎報之後，成就最高的現實主義詩人，有「杜甫還生詩人」的美譽。丁若鏞有《與猶堂全書》留世，其中收錄有2400餘首漢詩。丁若鏞創作了許多反映百姓悲慘生活的詩歌，比如《饑民詩》、《夏日對酒》、《苦雨行》、《哀絕陽》等。《波池吏》、《龍山吏》、《海南吏》（「三吏」），以及《石隅別》、《沙泙別》、《龍潭別》（「三別」）是丁若鏞仿照杜甫的《三吏三別》創作的揭露腐敗殘暴封建官吏的漢詩，此外還創作了鞭撻官僚魚肉百姓的「三行」（《狸奴行》、《獵虎行》、《僧撥松行》）。
實學派文學代表人物之一朴趾源（1737-1805年）的四位弟子朴齊家、李德懋、柳得恭、李書九被稱為朝鮮王朝後半期的「四家詩人」。這四位詩人友誼深厚，曾在漢城白塔進行詩文創作與交流，因此也被稱為「白塔詩派」。柳得恭的叔父柳琴（1741-1788年）將四人的的作品編纂成《韓客巾衍集》（又稱《四家詩集》）。1776年，柳琴作為副使徐浩修的隨行人員入清。期間，他拜訪的清朝文學家李調元，並請求其為《韓客巾衍集》作序。李調元非常友好地為這位不請自來的客人寫了序。此外，名士潘庭筠也為該詩集寫了序。他與李調元一起對「四家詩人」的作品進行了評價，並以《箋注四家詩》為書名出版。兩人對「四家詩人」的作品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使其不僅在朝鮮，在中原也產生相當的影響。清朝禮部尚書《四庫全書》總編纂官紀昀曾用絹寫下「偶然相見即相親，別後匆匆又幾春；例履常迎天下士，吟詩最憶海東人」的詩句，托使臣捎給正祖轉交朴齊家。吳省蘭主編的清朝暢銷書《藝海珠塵》亦將朴齊家的詩集《貞蕤稿略》收錄其中。
17世紀開始，中人、庶孽、胥吏等朝鮮王朝中下層階級湧現了許多傑出詩人。這些中下層階級被稱為「委巷」。委巷人大部分生活在漢城北部的貧民區。他們把自己創作的漢詩稱為「風謠」，以區別於士大夫的漢詩。委巷詩人主要的作品集包括《昭代風謠》（1737年）、《風謠續選》（1797年）、《風謠三選》等。委巷文學始於崔奇男（1586-1665年）。崔奇男號龜谷，為宮奴，因詩才出眾而得到申欽的大力提拔。他與南應琛、鄭禮南、金孝一、崔大立、鄭南壽等人在1658年合編了委巷詩人詩集《六家雜詠》。崔奇男經常與這幾位胥吏詩人在三清洞賦詩唱吟，因此他們也被稱為「三清詩社」。此外，崔奇男還留有《龜谷集》，其中《龜谷詩稿》收錄有447首漢詩。《傷秋》、《貧居》等漢詩都是崔奇男的代表作。委巷文學的領軍人物是趙秀三（1762-1849年）。趙秀三是庶吏階層出身的傑出詩人，有《北行百絕》100首、《秋齋紀異》71首、《次耕織圖韻》46首、《隴城雜詠》22首、《高麗宮詞》22首等。有人將他和崔致遠、李奎報、李齊賢一起稱為朝鮮文學史上的四大傑出詩人。
金笠（1807-1863年）是朝鮮王朝末期出現的一位著名諷刺詩人。金笠原名金炳淵，出身於兩班貴族。因其祖父金益淳在任宣川府使時投降農民起義軍而被處死，他屢受排擠。22歲的時候，金笠決定終身不任，頭戴斗笠天流浪天涯。他因此得了「金笠」這個稱號，被稱為「斗笠詩人」。朝鮮民間流傳著金笠助人為樂，戲弄兩班的傳說。他經常把友人贈送他的衣物、錢財送給窮人和乞丐，自己卻以乞討為生。金笠寫了許多批判兩班腐朽、虛偽生活的漢詩，其中的代表作有《嘲兩班兒》、《元生員》、《盡日垂頭客》、《是非歌》等。他所作的描寫平民百姓艱苦生活的作品有《貧家》、《貧吟》、《路上見乞丐屍》等。此外，他還寫有有關世態炎涼，憤世嫉俗的作品《無題》，稱讚平民百姓淳樸善良的《逢雨宿村家》、《無題》，表達懷才不遇思想的《矗石樓》，以及描寫自然界事物的《魚》、《飄然亭》、《淮陽過次》、《入金剛》等。

樂府詩

高麗末期，李齊賢以漢文詩的形式收集整理了朝鮮民間歌謠，以《小樂府》為題編纂成集。此外，他還創作了《後小樂府》。在他的帶動下，許多文人紛紛開始進行樂府詩的創作。朝鮮王朝前半期，樂府詩的創作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以往樂府詩主要是收集整理民間歌謠，篇幅短小，而且多採用抒情的形式。朝鮮王朝前半期的樂府詩則以歷史事件或故事為主要題材，並通過作品表達作者的觀點。這一時期的樂府詩採用的是長篇敘事詩的形式，以七言歌行體為主，間或夾雜三言體或五言體。此外，這一時期的樂府詩有突出的朝鮮民族特點，詩歌韻律和修辭手法民族特點很強，並出現了朝鮮式的漢字詞。金宗直的《東都樂府》和沈光世的《休翁樂府》是這一時期樂府詩的代表作。
金宗直的《東都樂府》收錄於其文集《佔畢齋集》第一卷，共收錄了七首樂府詩，包括《會蘇曲》、《陽山歌》、《憂息曲》、《碓歌》、《怛忉歌》等。雖然收錄的樂府詩數量不多，但這是朝鮮文學史上首次以朝鮮歷史事件或故事為題材創作的樂府詩。這七首樂府詩都取材於朝鮮三國時期的歷史事件或故事，利用漢文詩的韻律，體現出鮮明的朝鮮民族特色。許筠在《惺叟詩話》中稱金宗直的樂府詩「東京樂府，篇篇皆古」。洪萬宗在《小華詩評》中，稱讚他「宣陵之世，佔畢獨步」。
沈光世的《休翁樂府》（也稱《海東樂府》）是出版於光海君九年（1617年）的一部史詩集。據沈光世在其序文所述，朝鮮士大夫存在嚴重的「事大主義」傾向，過度推崇中國明朝書籍。他對此很不滿，創作此部以朝鮮歷史為題材的樂府詩集，讓人們以史為鑑。《休翁樂府》取材的歷史事件或故事不局限於某個歷史時期，而是貫穿於從古代至朝鮮王朝初期的歷史。《休翁樂府》題材多樣，其中批評封建統治階級腐敗和內部鬥爭，揭露社會各種弊端以及佛教虛偽性的現實主義作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代表作包括《再請妻》、《三事知》、《八關會》、《龍齒湯》、《朝廷沉》等。
朝鮮王朝後半期，朝鮮樂府詩的創作日臻完善，成為文人喜愛的一種詩歌形式，並形成自成一派的「海東樂府」體。海東樂府詩的創作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把朝鮮的「歌詩」翻譯成漢詩，被稱為「小樂府」。另一種是直接創作漢詩。雖然漢詩不符合朝鮮民謠的特點，但其內容是有關朝鮮歷史或風俗，有很強的民歌特色。以這種方式創作的敘述歷史的樂府詩被稱為「詠史樂府」，而描繪民俗的則被稱為「紀俗樂府」。海東樂府由「小序」和「原詩」組成。原詩以敘事為主，抒情為輔，大體上採取「雜言」和「換韻法」。在朝鮮王朝後半期出現了時調「漢詩化」的現象。時調被轉化成樂府詩，成為朝鮮樂府詩區別於中國樂府詩的最大特點。海東樂府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包括沈光世的《海東樂府》，林昌澤的《海東樂府》，無光韻的《海東樂府》，李匡師的《東國樂府》，申光洙的《關西樂府》等。

稗說體散文

高麗後期出現的稗說體散文在朝鮮王朝前半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不但數量眾多，而且在題材和內容上也更加豐富。稗說體散文在高麗時期一般局限於詩話，而朝鮮王朝時期的稗說體散文則是包羅萬象，涉及名人逸事、傳說、寓言、笑話、天文地理、風俗民情等各個方面。雖然稗說體散文與正史、地理志、寓言集等相比顯得「不正規」，但其豐富的內容和靈活的形式，也彌補了專著的不足，對研究朝鮮古代歷史、地理、文化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此外，稗說體散文中有關志怪、傳說、笑話等部分故事性較強，為此後小說的產生與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意義。
朝鮮王朝時期稗說體散文的主要作品包括徐居正的《筆苑雜記》、《太平閒話滑稽傳》，姜希顏的《養花小錄》，成倪的《慵齋叢話》，曹伸的《諛聞瑣錄》，柳夢寅的《於於野談》等。徐居正的《筆苑雜記》主要記述朝鮮王朝歷代君王、大臣的逸聞軼事等。《太平閒話滑稽傳》是朝鮮文學史上的首部笑話集，收集了自高麗末期至朝鮮王朝初期流傳於民間的各種笑話。姜希顏的《養花小錄》是本記錄牡丹、菊花、梅花、松樹等十幾種花草樹木特徵和栽培方法的園藝書。作者在書中同時強調所記載的的花草樹木的品格和象徵意義，賦予這些花草樹木高雅的審美屬性。《慵齋叢話》是成倪的隨筆總匯，收集了390多篇各種雜文，內容涵括歷史、人物、地理、風俗、文化、傳說等諸多方面，堪稱朝鮮王朝時期隨筆文學的精華。曹伸的《諛聞瑣錄》記錄了作者在日本和琉球的所見所聞。《於於野談》是柳夢寅編寫的一部故事集，收集了光海君年間的各種民間傳說、神話、故事，有人倫卷（第一卷）、宗教卷（第二卷）、學藝卷（第三卷）、社會卷（第四卷）、萬物卷（第五卷）五卷。

紀行散文

1519年，士林派文臣金淨（1486-1521年）因「己卯士禍」被流放濟州島。期間，他創作了朝鮮文學史上第一部有關濟州島風土人情的紀行散文《濟州風土錄》。17世紀，朝鮮王室成員李健（1614-1662年）因光海君王位顛覆事件受牽連，在15歲的時候被流放濟州，在濟州島生活了8年。在他流放濟州島期間，他創作了另一部有關濟州島的紀行散文《濟州風土記》。朴繼叔（1569-1646年）和他的兒子朴就文（1617-1690年）都曾就任咸鏡道的地方官員。兩人先後寫下了《赴北日記》和《赴防日記》兩篇有關咸鏡道自然與人文的紀行散文。《山中日記》是丁時翰（1625-1707年）在辭官隱退後，花兩年時間走訪大半個朝鮮半島後寫下的紀行散文。由於他在旅途中經常寄宿在山中的寺廟，因此他將自己的旅行日記稱為《山中日記》。金剛山作為朝鮮半島的第一名山，是許多文人紀行作品的題材，主要作品包括南孝溫（1454-1492年）的《金剛山記》，李廷龜（1564-1635年）的《游金剛山記》，李宜顯（1669-1745年）的《游金剛山記》，徐榮輔（1759-1816年）的《楓岳記》的等。
《海東諸國紀》是15世紀朝鮮傑出的外交家申叔舟（1417-1475年）所作的朝鮮王朝最具代表性的國外紀行作品。1443年，申叔舟奉世宗之命以書記官的身份出訪日本。回國後，他用28年的時間寫成了這部《東海諸國記》。該書由序文、七張地圖、「日本國紀」、「琉球國紀」和「朝聘應接紀」等五部分組成，詳細記錄了日本的社會及其風俗習慣。蘇世讓（1486-1562年）和他的侄子蘇巡（1499-1559年）都曾出使中國明朝，兩人回國後先後撰寫了《陽穀朝天錄》和《葆真堂燕行日記》兩部有關作者在中國所見所聞的紀行作品。1487年，成宗時期的文臣崔溥（1454-1504年）受成宗之命去濟州赴任。次年，他的父親去世，他乘船從濟州回往故鄉羅州，途中不幸遇到風浪在海上漂流14個晝夜，在中國浙江台州府臨海縣登陸。到達中國後，他歷時四個月經陸路和京杭大運河來到北京，後跨過鴨綠江回國。之後，寫下了紀行作品《漂海錄》。朝鮮王朝後半期，朝鮮文人出使中國清朝時也創作了許多紀行作品，其中的代表作有洪大容（1731-1783年）的《湛軒燕記》、朴趾源（1737-1805年）的《熱河日記》、金景善（1788-1853年）的《燕轅直指》等。這一時期有關日本的紀行作品主要有趙衍（1606-1679年）的《扶桑日記》，申維翰（1681-1752年）的《海游錄》等。

紀實散文

16世紀末至17世紀中期，朝鮮王朝先後經歷了壬辰倭亂和女真的兩次入侵，使朝鮮封建社會遭到極大的破壞。國家的內憂外患激發了人們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一批反省歷史，反映時代問題的紀實散文應運而生。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反映壬辰倭亂和丙子胡亂的作品。朝鮮王朝統治者在這兩次戰亂中的腐敗無能，朝鮮愛國將士的英勇抗戰，朝鮮百姓在戰爭中的遭受的苦難等都在這些作品中得到體現。
柳成龍的《懲毖錄》記述了1592-1598年間壬辰倭亂發生的全過程，包括倭亂前朝鮮的對日關係，壬辰倭亂發生的原因和經過，對朝鮮統治者的昏庸無能，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員的貪生怕死，愛國將士的浴血奮戰都作了真實的記錄。該文不僅是反映壬辰倭亂的代表作也是客觀反映壬辰倭亂的珍貴文獻資料。《亂中日記》是朝鮮愛國將領李舜臣在壬辰倭亂期間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下的戰時日記，包括對每次戰役的備忘錄，對部下的賞罰，戰況的報告等。反映義兵將領英雄事跡的作品主要有《忘憂堂先生集》、《金忠壯公遺事》等。魯認的《錦溪日記》和姜沆的《看羊錄》則是記述作者被倭寇俘虜後經歷的作品。
反映丙子胡亂的作品主要有石之珩的《南漢解圍錄》，南業的《丙子日記》，金尚憲的《南漢紀略》、魚漢明的《江都日記》等。其中石之珩的《南漢解圍錄》以下級官員的眼光記錄了丙子胡亂期間朝鮮朝廷在南漢山的經歷。文中涉及了將士與朝廷官員之間越來越突出的心理隔閡。在南業的《丙子日記》中，將士與朝廷官員之間矛盾則被更毫無隱瞞地揭露。

宮廷女性散文

1444年，訓民正音的發明為女性創作文學作品提供了便捷的工具。朝鮮王朝時期出現了一些宮廷女性創作的國語散文。為弘揚揚「三綱五常」等封建儒家觀念，英祖的嬪妃、宣嬉宮映嬪李氏所創作宣揚「婦德」的「教科書」《女范》。宮廷女性散文也有社會批評性的作品。無名氏的《祭針文》是一位寡婦在陪伴她27年的針不幸折斷後，所寫了一篇反映作者複雜心理的國語散文，寓意封建倫理的禁錮使主人公像針一樣慘遭厄運。《閨中七友爭功記》是另一篇類似題材的作品，作者通過擬人的手法敘述尺、剪刀、針等7件用品的對話，以反映朝鮮王朝婦女地位、命運等敏感話題。
朝鮮王朝宮廷女性還創作了一些紀實散文。《山城日記》是丙子胡亂期間一位跟仁祖在南漢山避難的宮女所作的有關丙子胡亂的紀實作品。仁祖朝臣南以雄的夫人南平曹氏所作的《丙子日記》是另一部有關丙子胡亂的作品。無名氏的《癸丑日記》又名《西宮錄》、《西宮日記》是篇記述了宣祖去世後光海君毒死兄長臨海君與永昌大君爭奪王位的作品。無名氏的《仁顯王后傳》講述的是仁顯王后被肅宗張禧嬪陷害遭流放後又被復位的的經歷。《閒中錄》又名《閒中慢錄》、《恨中錄》是獻敬王后所作的一部流傳很廣的作品，記錄了英祖三年到純祖十五年朝鮮王朝充滿血腥的宮廷爭奪。在這些作品中，《癸丑日記》、《仁顯王后傳》和《閒中錄》被稱為朝鮮宮廷文學三大散文代表作。

小說

進入朝鮮王朝後，小說作為新的文學樣式開始興起。朝鮮古代小說的萌芽狀態早在統一新羅時期的《新羅殊異傳》中就初見端倪。高麗時期志怪、傳說、笑話等類型的稗說體散文在事件構成、人物描寫和語言運用方面幾乎接近於短篇小說的形式。隨著朝鮮城市經濟與生活的發展，朝鮮出現了包括城市平民階層，女性讀者在內的日益激增的文學消費群體。他們已經不滿足於以往的文學形式，而是需求像小說這樣能更廣泛地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形式。與此同時，大量中國小說文學作品的湧入，也對朝鮮小說的興起起到了推動的作用。不過在受封建儒家思想禁錮的朝鮮，小說最初被士大夫文人視為「惑世誣民」的異端文學。正祖在其掌權時期還曾禁止小說的創作與傳播。
朝鮮文學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小說作品是金時習（1435-1493年）的《金鰲新話》。金時習是世祖篡位時期的「生六臣」之一。他出身於貴族家庭，5歲時即能寫詩，曾受世宗的賞賜。金時習21歲在三角山苦讀等待封官的時候，趕上世祖篡位。怒於世祖篡位，他放棄做官打算，削髮為僧，四處雲遊，後在慶州金鰲山安頓下來。成宗即位後，他曾被成宗召回京城，但他無意仕進，又返回金鰲山。《金鰲新話》是他在金鰲山時所作。該小說集原本在朝鮮已經失傳，但後在日本發現了五篇，它們是《萬福寺樗蒲記》、《李生窺牆傳》、《醉游浮碧樓記》、《南炎浮州志》、《龍宮赴宴錄》。這五篇的後面附有《書甲集後》七絕兩首，表明現存的這五篇作品僅是甲集中的作品。這五篇作品在情節和人物上都各不相同，但都是有關懷才不遇的書生與女鬼或仙女的傳奇故事，同時反映出鄙棄貪官，念及百姓，憎恨侵略者，忠於王朝正統君主等觀念。《金鰲新話》是金時習借鑑明朝瞿佑的《剪燈新話》而作，但有著鮮明的朝鮮民族特點，其藝術成就在某些方面已經超過了《剪燈新話》。日本學者依田百川在《金鰲新話》明治十七年版序文中說：「此篇，蓋似明人瞿宗吉《剪燈新話》，而其才情飄逸，文氣富瞻，琦句瑰詞，璀璨如錦，有過而無不及焉。」
《花史》和《鼠獄說》是朝鮮中世紀兩篇代表性的寓言小說，作者是林悌（1549-1587年）。《花史》取材於中國歷史，以編年體的形式通過將花草擬人化的藝術手法，描寫了一部「花之王國興亡史」，揭露和暗喻了當時封建統治者的昏庸腐敗和爾虞我詐的黨派鬥爭。《鼠獄說》是篇比《花史》更為辛辣諷刺的社會批判傾向的作品。小說以大老鼠和看守國家糧倉的司庫神比喻揮霍國家財產、中飽私囊的貪官污吏和昏庸無能的封建官僚。老鼠受審時被擺脫罪名誣告眾多人物。作者對80多個動植物和神靈進行了擬人化描寫，通過這些被招來受審的眾多擬人化的動植物，揭露和諷刺朝鮮社會的種種社會不正之風。比如通過以麒麟、鳳凰、孔雀等美麗動物比喻表面上標榜「仁德」、「清廉」，實際上暗地作偷雞摸狗的兩班士大夫。
許筠（1569-1618年）的《洪吉童傳》是朝鮮文學史上出現較早的文人國語小說。許筠出生於官宦家庭，性格耿直豪放，受其庶子出身的老師影響，他同情社會地位卑賤的人。《洪吉童傳》是以農民起義軍領袖洪吉童的民間傳說故事為基礎創作的小說，描寫了庶子出身的洪吉童由封建嫡庶差別制度叛逆者成長為農民起義領袖，並建立理想社會「硉島國」的過程。作者對封建家庭制度和嫡庶差別制度進行了揭露和批判，表現出反對封建壓迫、剝削的思想和進行社會改革理想。《洪吉童傳》是朝鮮文學史上的首部反映農民起義的小說，也是首部反映社會改革理想的小說。許筠曾與朴應犀、徐羊甲等庶子出身的人物密謀在弼州起義，但計劃被泄露，後被以謀反罪處死。他被處死後，《洪吉童傳》被朝鮮列為禁書，長期以來只是在民間秘密流傳，直到1905年翰南書林根據民間流傳版本內容，以木刻版的形式出版了翰南本。
中世紀，朝鮮長篇小說在國語小說家金萬重（1637-1692年）的帶動下發展到成熟階段，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謝氏南征記》和《九雲夢》。《謝氏南征記》描寫的是中國明朝一個官宦家庭的妻妾爭鬥，但實際上針對的是朝鮮肅宗被張禧嬪迷惑，將正宮仁顯王后閔氏廢黜之事。金萬重作為反對廢閔立張主張正統儒學思想的西人派人物，被罷官流配到南海孤島。《謝氏南征記》就是作者在南海孤島時所作，小說以「勸善懲惡」為基本主題。《謝氏南征記》的出現標誌著現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在朝鮮文學史上的出現。《九雲夢》是金萬重續《謝氏南征記》之後在流放生活中所作的另一部長篇小說，講的是唐朝一位佛門弟子性真邪心忽發，做了一場人間輪迴的春夢，夢醒後由色悟空，大得「寂滅之道」的故事，表達了作者「富貴功名，如一場春夢」的佛教「空觀」思想。《九雲夢》是在朝鮮文學史上有很大影響的作品。受其影響，朝鮮文壇之後出現了許多以「夢字類」的小說，比如李廷桌（1678-1758年）的《玉麟夢》，南永魯（1810-1858年）的《玉樓夢》等。許多後世的傳奇小說也都效仿《九雲夢》以中國為背景進行創作，這樣不僅可以迴避直接寫本國可能引起的麻煩，也為作者提供了更為廣泛的創作想像空間。《謝氏南征記》和《九雲夢》等以中國為背景的漢文小說最初曾被誤認是中國人所作，但後來被更正。
16世紀末和17世紀上半葉，朝鮮王朝經歷了壬辰倭亂和丙子胡亂，催生了許多以抵抗外族侵略為內容的愛國主義小說，其中的代表作主要有《壬辰錄》、《朴氏夫人傳》和《林慶業傳》等。小說《壬辰錄》是部反映壬辰倭亂的演義性講史小說，描述了水軍將領李舜臣、陸軍將領金應瑞，義兵領袖郭再祐、鄭文孚、金德齡、西山大師、泗溟堂，愛國婦人桂月香，以及明朝將領李如松等的抗倭英雄事跡。《壬辰錄》是朝鮮文學史上的首部愛國主義小說，也是首部反映戰爭的演義性講史小說，對後世軍談小說的出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朴氏夫人傳》和《林慶業傳》都是以丙子胡亂為背景的愛國主義軍談國語小說。《朴氏夫人傳》塑造了一位抗金巾幗英雄朴氏夫人，是「男尊女卑」的朝鮮封建社會較為罕見的作品，深受當時朝鮮女性讀者喜愛，在朝鮮文學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小說《林慶業傳》的主人公是朝鮮民族英雄林慶業。作品描寫了他與後金侵略者的鬥爭過程，和最後被奸臣金自點暗殺的悲慘命運。
愛情小說是朝鮮王朝小說的一個主要類型。《雲英傳》描寫的是朝鮮世宗三子安平大君的宮女雲英愛慕年輕書生金進士而惹下禍端的愛情悲劇故事。小說通過民間書生與宮女的自由戀愛和為愛情雙雙殉情的悲劇，表現了年輕人對自由戀愛的渴望，以及對封建專制的鞭撻。《彩鳳感別曲》是朝鮮王朝後半期的愛情小說代表作。這是一部國語小說，描寫了彩鳳和張弼成兩人為爭取婚姻自由與封建束縛作鬥爭，最終結成百年之好的故事。其它的愛情小說還有《玉丹春》、《李春風傳》、《淑英娘子傳》、《青年悔心曲》、《柳綠傳》、《李進士傳》、《權龍仙傳》、《白鶴扇傳》等。
《薔花紅蓮傳》和《孔菊和潘菊》是朝鮮王朝時期的兩部「家庭繼母型」小說或世態小說。《薔花紅蓮傳》是朴仁壽（1765-1837年）根據孝宗時期鐵山府使全東屹（1610-1685年）查辦的冤案的真實事件改編。薔花和紅蓮兩姐妹因受繼母徐氏虐待而死，得不到安息的冤魂經常出現在官府，因此無人敢到鐵山就任。全東屹自告奮勇出任鐵山府使後，明察秋毫處死了徐氏，為兩姐妹平反昭雪。她們的父親後又娶了尹氏為妻，生了一對薔花和紅蓮轉世的雙胞胎姐妹，一家人過著幸福的生活。小說宣揚了懲惡揚善的思想，同時濃厚的佛教輪迴氣息。1924年9月13日，這部古典名著首次被拍成同名電影公映，成為朝鮮半島歷史上首部完全依靠自己的資本、技術、演員製作的電影。《孔菊和潘菊》是繼母裴氏與生女潘菊合謀害死前房子女而招到報應的故事。孔菊在小說的結尾獲得了她應得的愛情和幸福生活。除了這兩篇小說外，類似的作品還有《楊豐雲傳》、《魚龍傳》、《鄭乙善傳》等。其中《楊豐雲傳》和《魚龍傳》以中國為故事背景。
隨著朝鮮實學的興趣，朝鮮文壇出現了實學派小說。朝鮮實學北學派先驅洪大容所作的哲學小說《醫山問答》，通過假託代表朝鮮後期朱子學者「虛子」與代表作者等其他實學思想家的「實翁」對話，來闡述作者的哲學思想。隱居讀書30年的虛子以為自己已「窮天地之化，究性命之徽，極五行之根，達三教之藴。經緯人道，會通物理，鉤深測奧，洞悉源委。」但出隱後，他卻找不到可以說話的人。虛子以為在中國燕都能找到知己，但結果失望而歸。在醫巫閭山，虛子遇到了號稱專破天下之虛的實翁。實翁與虛子討論世間萬物，使虛子心服口服，得到「大道之源」。另一位實學派代表人朴趾源在他所創作的《馬阻傳》、《虞裳傳》、《兩班傳》等小說作品中，對兩班進行了辛辣的諷刺，而對下層平民的高尚品德則進行讚美。在其所著小說《穢德先生傳》中，他通過對掏糞夫勞動的讚美，以表達其主張以勞動作為評價道德的標準的理念。在《烈女咸陽朴氏傳》中，朴趾源通過描寫一位終身守寡的老婦人的痛苦一生和一位剛舉行婚禮便成為寡婦的少婦朴氏守寡三年自殺的悲劇，對烈女不嫁二夫、改嫁子孫勿敘正職等封建禮教進行了抨擊。
18世紀中期以後，講唱腳本小說開始興起，主要代表作有《春香傳》、《沈清傳》、《興夫傳》、《兔子傳》、《裴裨將傳》等。這些作品經過朝鮮民間長期的流傳、加工、潤色後被寫成小說。其中《春香傳》、《沈清傳》和《興夫傳》被譽為「朝鮮三大古典小說」。《春香傳》被譽為朝鮮的西廂記。小說通過李夢龍和成春香的自主、純潔而坎坷的愛情故事，塑造了一個美麗、貞潔的女性春香形象，同時鞭撻了封建社會的腐朽與黑暗。家庭倫理小說《沈清傳》講述的是孝女沈清自願成為被拋入大海的祭海供品，使盲父重見光明的故事，表現了苦去甘來的主題。《興夫傳》是部諷刺小說，通過塑造善惡兩兄弟，揭露懶惰、殘暴、無情無義的惡人，讚美勤勞、善良、仁厚的好人。寓言小說《兔子傳》通過描寫龍王、烏龜和兔子的鬥智鬥勇，歌頌了兔子代表的勞動人民的聰明智慧，同時也表達了勞動人民的艱苦生活和所處的險惡社會的同情與擔憂。《裴裨將傳》是部諷刺小說，揭露了朝鮮王朝末期官場的醜陋。

民間文學

朝鮮王朝的民謠可以分為勞動歌謠、儀式歌謠、反映反侵略的愛國鬥爭歌謠和遊戲歌謠等。《求麥謠》、《插秧歌》、《織布歌》、《鋤草歌》等是典型的勞動歌謠。《蜥蜴歌》、《地神謠》、《輓歌》等屬於儀式歌謠。表現反侵略的愛國主義歌謠有《倭將清正謠》、《強羌水越來》、《風箏線歌》等。安東地區的《踏橋》和全羅南道西南地區的《強羌水越來》都是遊戲歌謠。朝鮮各地區的民謠各有特色。京畿道和忠清道的京畿民謠聲音清脆、輕快、柔和，代表作有《唱夫打令》、《阿里郎》、《道拉吉打令》、《太平歌》、《漢江水打令》等。全羅道和慶尚道的民歌被稱為南道民謠。南道民謠的特點是發「低」和「粗」的聲音，而且有一定的情節。《珍島阿里郎》、《強羌水越來》都是有代表性的南道民謠。西道民謠是平安道和黃海道地區的民謠，其特點是幾乎沒有樂器伴奏，經常結合使用鼻音。主要作品有平安道的《愁心歌》、《出船歌》和黃海道的《山念佛》等。東部歌謠是以太白山脈為中心的慶尚道、江原道和咸鏡道地區的歌謠，其特點是節奏較快。主要作品有《江原道阿里郎》、《蔚山姑娘》等。濟州民謠的特點是節奏較為緩慢，代表作品有《漁夫歌》、《海女歌》等。
《強羌水越來》是壬辰倭亂時期流行於南海一帶的女性圓舞歌謠。「強羌水越來」的含義有「強寇越海來襲」，「要做好邊防警戒」等多種說法。歌謠表達了主人公跟隨丈夫一起去打擊侵略者的決心，以及「你死有我，我死有天」的愛國精神。壬辰倭亂結束後，這首民謠逐漸演變成南海地區的民俗歌謠。每逢正月十五中秋佳節，南海地區的女性就身著韓服，迎著圓月，手拉手形成一個圓圈，一邊唱強羌水越來，一邊跳圓舞。該歌謠目前已被韓國政府列為第8號重要文化財產，2009年被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阿里郎》是朝鮮民謠中最為著名的一首。這首歌謠在朝鮮不同地區的唱法各有不同，有《本調阿里郎》、《密陽阿里郎》、《江原道阿里郎》、《旌善阿里郎》、《珍島阿里郎》、《京畿阿里郎》等多種版本。1926年，同名電影《阿里郎》公映後，其主題歌《京畿阿里郎》傳遍朝鮮的大街小巷，使《京畿阿里郎》成為目前傳唱最廣的婦孺皆知的《阿里郎》版本。《京畿阿里郎》詞淺意遠，帶著哀怨傷感的氣息。這首歌的歌詞在不同時期反映不同的內容。朝鮮王朝末期，它表現參加勞役的役夫思鄉和相思離別的感情。在朝鮮日占時期，它則成為表達朝鮮民族的悲慘心境的民謠。
17世紀中葉以後，隨著朝鮮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適合市民趣味和娛樂的講唱藝術開始繁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盤索里。盤索里以唱為主，說為輔，一般由「廣大」和「鼓手」兩人表演。廣大手持一把扇子說唱，鼓手則盤膝而坐，迎合廣大即興擊鼓。盤索里是以全羅道的全州為中心發展起來的民間文藝，分為「東便制」和「西便制」兩大流派。以宋興祿為代表東便制雄健、清淡。以朴裕全為代表的西便制音色清雅。朴裕全還在西便制的基礎上發展出了「江山制」（又稱「岡山制」）。除全州地區外，京畿道南部和忠清道地區還發展起來了「中高制」，代表人物有廉季達、牟興甲等。中高制的唱法介於東便制和西便制之間，唱法樸素單調，可惜已經失傳。19世紀後，盤索里進入了全盛期，出現了「高宋廉牟」（高壽寬、宋興祿、廉季達、牟興甲）四位表演藝術家和被譽為「朝鮮的莎士比亞」的盤索里理論和表演藝術家申在孝（1812-1884年）。盤索里表演最多的劇目有《春香歌》、《沈清歌》、《興夫歌》、《水宮歌》、《赤壁歌》、《卞江刷打令》、《裴裨將打令》、《雄雉打令》、《雍固執打令》、《江陵梅花歌》、《武淑曰字打令》、《假神仙打令》等「十二場」。不過目前流傳下來的只有《春香歌》、《沈清歌》、《興夫歌》、《水宮歌》、《赤壁歌》等「五場」戲。
朝鮮王朝中期，朝鮮民間文學出現了「野談」形式的文獻故事。野談是一種記錄作者所看到、聽到的故事的文學形式。奎章閣本《溪西野談》對野談的解釋是「野談者，隨其見聞而記錄也。」在記錄所見所聞方面，野談與稗說有著一定的聯繫。野談的體裁非常廣泛，既有慢錄、野史、傳記，也有散文和傳說故事。野談中的故事一般都很簡短。朝鮮文學史上的第一部野談是柳夢寅（1559-1623年）的《於於野談》。之後，這種靈活多變的文學形式得到了蓬勃發展。無名氏的《青丘野談》、李羲平（1772-1839年）的《溪西野談》和李源命（1807-1887年）的《東野匯輯》是朝鮮王朝的三大野談集。

近代

19世紀後半期，市民階層開始逐漸在朝鮮社會內部出現，資本主義開始萌芽。朝鮮傳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外來思潮和事物的進入，朝鮮開始廣泛地接觸並體驗到近代性質的事物。經過前期的過渡階段，朝鮮文學也進入到近代文學時期。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近代對朝鮮的侵略，朝鮮近代文學因此有著反帝、反封建的一面。

詩歌

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化派和愛國知識分子創作了許多「開化歌辭」。這些開化歌辭數量眾多，使用傳統的四四調歌辭形式表達新啟蒙思想和抗日精神，主要發表在《大韓每日申報》、《獨立新聞》、《皇城新聞》、《帝國新聞》等當時的報刊上。受傳統歌辭和西方基督教讚美詩的影響，20世紀初，出現了以七五、八五、六五調的開化詩詞形式「唱歌」。崔南善（1890-1957年）是朝鮮20世紀10年代詩壇最有影響力的唱歌代表作家。
受日本新體詩的影響，朝鮮文學出現了使用日常用語，試圖將詩歌與音樂分離的「新體詩」。1908年《少年》雜誌創刊號上刊登的崔南善的《從大海致少年》是第一首這樣的作品。作為傳統詩歌與現代詩歌的過渡形式，新體詩在20世紀10年代末很快被自由詩所代替。近代自由詩有消極浪漫主義（感傷主義）詩歌、民謠調抒情詩、新傾向派詩歌、普羅詩、純粹詩、現代派詩歌、批判現實主義詩歌等許多流派。1920年代初期以文學同仁志為中心創作的詩歌有比較濃厚的浪漫主義傾向。中期以後又出現帶有鮮明問題意識的作品並發展到後期的新傾向派——卡普系列的鬥爭性和理念性傾向。1920年代朝鮮詩壇開始還出現了時調的復興運動。1926年，崔南善發行了收錄有108首時調的詩集《百八煩惱》。1933年，李殷相發行了《魯山時調集》。此外，李秉岐、安廓、鄭寅普、朱耀翰、金億等人也創作了許多時調作品。
1930年3月，詩歌雜誌《詩文學》創刊。以《詩文學》為陣地的詩文學派開始逐步形成，並在20世紀30年代末期發展成純粹文學的主流學派。詩文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朴龍喆、金永郎、辛夕汀等。1933年8月15日，李泰俊、趙榮萬、金起林、李無影、鄭芝溶、金幽影、李孝石、李鐘鳴、柳致真九人創立代表朝鮮近代文學史中現代主義文學的「九人會」。1930年代後期，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鎮壓，卡普陣營已經無法政治詩歌的創作，而紛紛開始轉型。權煥、李秉甲等人的諷刺傾向詩和林和、尹昆崗的浪漫主義傾向的詩歌等都在詩壇受到矚目。
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末期，由於被剝奪了思想表達的自由，這一時期的詩歌排斥一切政治性和社會性，只能轉為純粹文學的自我深化。李秉岐將自己創作的古典時調彙編成《嘉藍詩集》（1939年）。鄭芝溶則繼承東方隱逸思想和山水詩傳統，出版了《白鹿潭》詩集。在他的影響下，形成了以朴木月、朴斗鎮、金東里為代表的青鹿派。青鹿派繼承了鄭芝溶古典純粹詩的一面，反對30年代後期異軍突起的現代主義詩。而通過《文章》雜誌登上文壇的金鐘漢、李漢稷、朴南秀等人也有著與青鹿派相類似的鄉土情結，但繼承的是鄭芝溶的現代主義的一面。在黑暗的日統末期，朝鮮詩壇還出現了兩位不懼挫折的抗日詩人李陸史和尹東柱。這兩位詩人都死於獄中，李陸史的詩集《陸史詩集》（1946年）和尹東柱的遺稿《天空、風、星星和詩》（1948年）直到最後才得以出版和被大眾所知。

小說

20世紀初，在日本吞併朝鮮半島之前，朝鮮文學出現了《車夫的誤解》（1906年）、《禽獸會議錄》（1908年）、《自由鐘》（1913年）等借用對話或演講形式直敘反侵略、自主獨立和反封建開化主張的時事討論體小說。在傳統傳記文學和軍談小說的基礎上，受外國歷史傳記文學的影響，這時期還出現了張志淵的《愛國夫人傳》（1907年）、申采浩的《李舜臣傳》（1908年）、《乙支文德》（1908年）、《崔都統傳》（1909年）、朴殷植的《淵蓋蘇文傳》（1911年）等歷史傳記小說。這些歷史傳記小說通過塑造抵抗外來侵略的民族英雄，向民眾宣傳民族主義思想，喚起民眾爭取民族獨立的鬥志。
1906年，李人植在《萬歲報》上連載的《血之淚》是新小說的開篇之作。這部作品以中日甲午戰爭時期出國留學的男女青年為主人公，闡述新教育的必要性。新小說是存在於1906-1926年介於古典小說和近代小說的一種特有的過渡文學形式。在結構上，新小說克服了古典小說按時間順序敘述的弊端，在語言上趨於口語體，敘事方式多用描寫，特別是加入了心理描寫。除了《血之淚》外，李人植新還作有《牡丹峰》、《鬼之聲》、《雉岳山》、《銀世界》等作品。李海潮是發表作品最多的新小說作家，作有《驅魔劍》、《花之血》、《牡丹屏》等30餘部作品。他還將朝鮮古典名著《春香傳》改寫成《獄中花》，《沈清傳》改寫成《江上蓮》，《興夫傳》改寫成《燕子腳》。
1917年連載於《每日申報》的李光洙長篇小說《無情》是朝鮮近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近代小說。「三一運動」之後，1920年代正式的近代小說開始出現。這一時期的小說不僅擺脫了以李光洙小說為代表的普遍具有啟蒙性和目的性的局限性，賦予作品藝術性外，還表現出對多種文藝思潮的關注。1923年的新傾向派文學和1925年成立「卡普」（無產階級藝術聯盟）與之形成激烈的反對派。
19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使得韓國農村一片荒蕪。反映農民困苦生活的農民小說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代表作包括李光洙的《土地》（1933年）、李萁永的《故鄉》（1933-1934年）、沈熏的《常青樹》（1935年）等。1930年代的歷史小說是20年代後半期民族主義文學運動的延伸，代表性作品包括朴鍾和的《錦衫之血》（1936年）、《多情佛心》（1940年）；玄鎮健的《無影塔》和《黑齒常之》（1939年）；金東仁的《大首陽》，洪命熹的《林居正》（1939年）等。1940年代，隨著中日戰爭的白熱化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在韓國瘋狂推行同化政策，禁止韓語的使用，強迫韓國文壇日語化。《東亞日報》、《朝鮮日報》等所有韓文報紙和雜誌被強迫停刊。韓國國語文學陷入空前的黑暗。

批評文學

自1890年起，序批評和跋批評開始出現在歷史傳記文學、新小說和詩歌等作品中。這種文體是評判體裁尚未分化時期的產物，以理論批評和實踐批評的混合為內容。開化時期，朝鮮文壇同時出現了屬於體裁分化初級階段的實踐批評和理論批評。有關詩歌的實踐批評中關於時調和民歌的最為豐富。有關小說的實踐批評大部分是文書評形式，體現了批評體裁分化初級階段的特點。有關話劇的實踐批評主要是發表在當時媒體上的社論等。這一時期的理論批評普遍存在只強調文學社會價值，教育功能，而輕視藝術性的局限性。與實踐批評相比，這時期理論批評在數量上要少很多。
20世紀10年代，是朝鮮文學近代批評的初創時期。李光洙、金東仁等一批留學日本的批評家的出現，形成了朝鮮近代文學觀，樹立了批評的理論基礎，並開始進行初步的實際批評。朝鮮批評文學的先驅李光洙對傳統文學觀進行了批評，提出文學並不是知識性、道德的、宗教的輔助物或附屬物，而是一種獨立的、自律的、具有同等地位的藝術形式。金億、白大鎮、黃錫禹對法國象徵派詩歌理論、自由詩和英、法文壇最新動態進行了介紹。小說批評家金東仁是朝鮮文學史上最早的形式主義批評家。他以李光洙開創性批評所未能達到的新批評為朝鮮文學史的階段性發展做出了貢獻。
與10年代啟蒙式的解釋和介紹的批評相比，20世紀20年代的文學批評呈現出對創作的直接評價趨勢，並出現了爭論局面。黃錫禹與玄哲就玄哲的《犧牲花》，朴鍾和與金億就金億的詩作《大同江》都展開了批評爭論。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卡普無產階級文學自1923年開始在朝鮮文壇產生強有力的影響，成為文藝思潮的主流。以金基鎮、林和等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學批評家活躍於朝鮮文壇，並介紹社會主義文學理論。無產階級文學從一開始出於初步介紹的階段時就開始遭到反駁。
20世紀30年代，朝鮮文壇出現了一元論和二元論兩大對立概念。林和的一元論和金南天的二元論之間的分歧是對實踐概念的認識。林和始終如一地堅持一元論。一元論的原則就是卡普的路線。列寧在《黨組織與文學》（1905年）提出的三原則中的第一條規定，文學藝術為黨組織的齒輪和螺絲釘之一。即政治鬥爭、經濟鬥爭、文化鬥爭都是包含在政治鬥爭之中的，不是相互脫離的。如果離開政治鬥爭這一一元論原則，就是脫離黨性原則。他主張作家必須堅持「主人公——性格——思想」的公式，才能通過創作執行無產階級路線。金南天認為：「決定作品的是作家，而決定作家的不是某人的理論，而是他本人的實踐，因此評價作品的標準應該放在他的實踐上。批評家如果不理解這一點，即使再大談特談辯證唯物主義，哪怕是一百萬次，也不可能是真實的馬克思主義的評價。」

戲劇文學

朝鮮的傳統戲劇是一種音樂舞蹈的綜合形式。20世紀初，出現了唱劇。唱劇是由一人演唱的盤索里改編的多人演唱並加入動作表演的一種戲劇形式。20世紀10年代，日本新派劇傳人朝鮮後，逐漸發展成為重要的大眾娛樂形式，近代形式的戲劇文學也隨之發展起來。1912年11月，趙重桓（號一齋）創作的《病者三人》的發表，開啟了朝鮮戲劇文學的新發展。新派劇的代表作家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尹白南。他的「文秀星」劇團和李基世的「唯一團」劇團曾在當時紅極一時。
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三一運動後的20世紀20年代，朝鮮文學思想發生巨大的變化，戲劇文學也擺脫了新派劇為基礎的啟蒙主義與前近代悲劇。女權、自由戀愛和自由婚姻、描寫和揭露社會黑暗面等西方近代文學所追求的主張人的覺醒與個人權利的作品開始出現。雖然這一時期的戲劇文學在形式和內容上都不成熟，但與20世紀10年代相比，主題意義更加積極，並帶有社會性，使人感覺到作家精神的高揚。1922年11月13日，朝鮮圖書株式會社出版了朝鮮文學史上的首部創作戲劇集《在荒野》（金泳俌）。緊接著，趙明熙的戲劇集《金英一之死》（1923年），尹白南的《命運》（1924年）等也相繼出版。
20世紀30年代是朝鮮戲劇史上出現劇作家最多、質量上也是空前絕後的時期。在短短的幾年裡，朝鮮出現了30餘位劇作家，創作發表了數百部戲劇作品。隨著首家專業演出場所東洋劇場的出現，商業劇日益繁榮，出現了任曙昉、李雲芳、王平、李瑞求、林仙奎、金健等商業劇劇作家。1931年劇藝術研究會成立後，隨著近代劇運動的積極開展和西方現實主義戲劇的逐漸成熟，出現了柳致真、咸世德、金永壽、李光來、金鎮壽等以現實主義為基調的劇作家。這一時期話劇界的活躍使也使一些小說家開始關注戲劇，並創作出不少戲劇作品，比如蔡萬植、李無影、金松、俞鎮午等。受日本帝國主義的鎮壓，一些無產階級劇作家在這一時期也轉變方向，創作出大量商業性的通俗戲劇作品，包括宋影、朴英鎬、金兌鎮、金承久等。從創作手法上看，這一時期的戲劇大體可分為新派通俗劇和現實主義劇兩大類，在主題上則可分為新派傳奇劇和社會現實主義描寫兩大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