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的影响

直接影響

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於1982年11月10日逝世時，尤里·安德羅波夫當選為委員會主席，負責安排布里茲涅夫的葬禮。《時代》表示布里茲涅夫的逝世被大量蘇聯人哀悼。第一世界評論員認為這是安德羅波夫將成為布里茲涅夫的繼任者，擔任總書記的證明。布里茲涅夫任職期間，政治腐敗現象大幅增長，到20世紀80年代成為了蘇聯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為此，安德羅波夫曾發起全國性的反腐運動。他認為，如果蘇聯政府能提高工人階級的自律意識，經濟將有可能恢復。布里茲涅夫政權也受到了思想鬆懈，自我放縱的指責。布里茲涅夫建立起的老人政治被安德羅波夫慢慢淘汰，新成員被任命為黨的「中心」，比如未來的總理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和首席理論家葉高爾·利加喬夫。蘇聯外交政策也在布里茲涅夫最後幾年裡出了差池，到1982年6月他出事前夕，隆納·雷根將蘇聯歸類為「邪惡帝國」。這種強硬的外交立場在戈巴契夫倡導「新思維」前並沒有消亡。蘇聯人民對馬列主義的支持依然很明顯，但他的支持基礎在布里茲涅夫時期慢慢衰退。蘇聯人民對自由民主制和多黨制等概念仍保持謹慎態度，也正因為如此，馬列主持在該國仍然保持著領先的信念。由於20世紀60年代的大規模擴軍，蘇聯本身就能夠確保布里茲涅夫統治時期的超級大國地位。
布里茲涅夫的家人尤里·布里茲涅夫、加林娜·勃列日涅娃和尤里·丘爾巴諾夫均被調查。除了加琳娜，其他所有人都在戈巴契夫執政時期以政治腐敗的罪名被逮捕。布里茲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被指控大規模貪污腐敗而判處13年有期徒刑。到1988年12月，丘爾巴諾夫的所有國家榮譽被剝奪，還被送到勞改營。加琳娜和布里茲涅夫的其他家人一同失去了他們的國家特權。以布里茲涅夫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恢復舊名卡馬河畔切爾尼，蘇聯領導層希望重新命名所有叫布里茲涅夫的鄉鎮、街道、工廠和事業單位。這實際上是由當局於1988年12月實行的，當時蘇維埃政府發布聲明，宣布所有叫布里茲涅夫和康斯坦丁·烏斯季諾維奇·契爾年科的城鎮、街道、工廠和機關恢復原名。他的孫子安德烈·布里茲涅夫表示，布里茲涅夫這個名字成為了家庭的詛咒，有幾個家人被迫辭職和被朋友拋棄。曾誇大他在二戰中的角色的布里茲涅夫於1989年9月21日被最高蘇維埃撤回勝利勳章。
在戈巴契夫執政時期，布里茲涅夫的統治略遜色於史達林。在一項民意測試調查中，只有7%的人選擇布里茲涅夫時代是好的選項，而10%的受訪者認為史達林時代很好。隨著蘇聯解體和葉爾辛後來的市場改革，許多俄羅斯開始懷念布里茲涅夫時代，他們想念那個時代的穩定性，而這在後來的戈巴契夫和葉爾辛時代失去了。

歷史評價

歷史學家表達了對布里茲涅夫及其統治的批評。跟他打交道的學術文獻稀缺，並在他去世後立刻被排除在外且絕大多數是負面的。用英語甚至俄羅斯文學撰寫的布里茲涅夫著作一直。《布里茲涅夫再思考》（Brezhnev Reconsidered）作者馬克·桑德（Mark Sandle）和埃德溫·培根（Edwin Bacon）認為，布里茲涅夫很少引起媒體注意，這種對其統治的共識在他去世後不久形式；從字面意義上看，他的統治是停滯的主要原因之一。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巴契夫啟動重組改革時，曾指責布里茲涅夫惡化了蘇聯的經濟政治體制，稱他的統治為「統治時代」。戈巴契夫聲稱，布里茲涅夫遵循著「激進的新史達林主義路線」。不過在後來作出的聲明中，戈巴契夫保證布里茲涅夫本人不像他所做的事那樣糟糕，表示「布里茲涅夫跟現在描繪他的卡通人物不像」。
英國歷史學家勞勃·瑟威斯（Rob Service）在他的著作《從沙皇時代到21世紀的俄羅斯》（Russia: From Tsarism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表示：「當他（布里茲涅夫）接任赫魯雪夫時，他仍然是一個有充滿激情的政治家，希望將黨和政府的工作搞得更加有效率。他並不懶散，他也不墨守成規。但他的總部長職位已經變得名存實亡，將共產主義帶向自1917年以來最深的鄙視。」他補充道，「很難對布里茲涅夫感到深深的遺憾」，他的社會經濟政策已經把國家送入了他的繼任者永遠不能完全恢復過來的停滯時代。塔拉勒·尼扎梅丁（Talal Nizameddin）在他的著作《俄羅斯與中東國家：步向新的外交政策》（Middle East: Towards A New Foreign Policy）表示「布里茲涅夫的遺產總體上不被他的羸弱繼承者（指安德羅波夫和康斯坦丁·契爾年科）的影響，但被阿富汗糾纏，跟中國和日本緊張起來，還把與組建星球大戰計劃的美國進行的軍備競賽的前景推向新的前景。歷史學家大衛·達伊克（David Dyker）在他的著作《戈巴契夫治下的蘇聯：改革前景》（The Soviet Union under Gorbachev: Prospects for Reform）表示，布里茲涅夫留給他的繼任者一個遭受國內外問題痛苦的蘇聯」。達伊克表示，最大的障礙是經濟的疲軟，再加上技術上的相對落後，蘇聯在布里茲涅夫後期的境外影響力明顯削弱。
《蘇聯悖論：外擴內衰》（The Soviet Paradox: External Expansion, Internal Decline）的作者斯威林·畢阿拉（Seweryn Bialer）對布里茲涅夫統治的評估更加複雜。比阿拉認為，那個年代是「失去機會」的時候，但也承認布里茲涅夫執政的頭幾年蘇聯經濟的發展會使得他們「要進行徹底改革的理由」站不住腳。不管怎樣，正如比阿拉在他的書中所指出的，在布里茲涅夫1982年逝世後，即使是他親自建立起的老人政治領導層也表態不會對布里茲涅夫的領導抱有絲毫幻想。在著作《俄羅斯的轉型：一個搖搖欲墜的體系的快照》（Russia's Transformation: Snapshots of a Crumbling System）中，勞勃·文森特·丹尼爾斯（Robert Vincent Daniels）認為布里茲涅夫「給了國家穩定，撇開其他不說，即便這是警察國家的穩定性」，他的國內外政策都會努力嘗試保持「現狀」。丹尼爾斯認為，布里茲涅夫統治時期可劃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起於1964年，結束於1975年，順應「現狀領導層，構築經濟，追求緩和，保持國內政治平衡。」第二階段曾始於1975年，狀況完全相反；經濟停止增長，集體領導隨著尼古拉·維克托羅維奇·波德高爾內被撤職結束，布里茲涅夫培養個人崇拜，蘇聯本身開始停滯不前。歷史學家吉里·瓦倫塔（Jiří Valenta）和法蘭克·齊布爾卡（Frank Cibulka）在他的著作《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和第三世界的衝突》（Gorbachev's New Thinking and Third World Conflicts）對布里茲涅夫時代下了「國內和外交政策失敗和成功同時存在」的定義。不過，他們認為，到他死時，他的失敗成為嚴重的慢性系統性問題。瓦倫他和齊布爾卡認為，布里茲涅夫的主要成就是他的外交和國防政策，然而，隨著經濟的下降，這些成就從長遠角度來看部耐用。他們還指出，蘇聯能夠鞏固自己作為超級大國的地位，這反過來又增加了他們在非共產主義的第三世界國家中的影響力。
往積極的方面看，伊恩·柴契爾（Ian Thatcher）認為「布里茲涅夫應被譽為蘇聯政治藝術最成功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不是要讓他有最受污衊的蘇聯領導人的名聲。」他認為，布里茲涅夫是蘇聯政治制度框架內的優秀政治家。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表示，布里茲涅夫不是國家歷史的負面，而是一個巨大的加號，他奠定了國家的經濟農業基礎。阿奇·布朗（Archie Brown）在他的著作《共產主義的興衰》（The Rise & Fall of Communism）中寫道，「從共產黨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布里茲涅夫在許多方面是取得成功的。」布朗補充道，蘇聯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在軍事上與美國大致齊平，成為世界軍事意義上的超級大國。布朗表示，「布里茲涅夫使數以千萬計的蘇聯民眾生活在平靜的，比以前更具預見性的生活中的時期里」，那時「大多數人並沒有生活在對克格勃的恐懼中。」

民意調查

相較於他的繼任者和前任者，布里茲涅夫在俄羅斯的民意調查中表現不俗。但是，在西方國家中，他最容易引發對經濟開始出現停滯和蘇聯解體的懷念。2000年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VTsIOM）的一項民意調查詢問許多俄羅斯人的問題是：「特定時期對國家而言是更加積極或是更加消極？」36%的受訪者認為布里茲涅夫任期積極多過消極。他的前任赫魯雪夫憑藉33%的支持率緊隨其後。1999年9月，民意基金會（Public Opinion Fund）的一項民意調查同意選擇布里茲涅夫時期作為20世紀「普通人過得最好」的時期，比例是壓倒性的51：10。在1994年完成的一項類似的調查，顯示布里茲涅夫獲得36：16的壓倒性優勢。2006年民意調查基金會的調查顯示，61%的俄羅斯人認為布里茲涅夫時代對國家有利。2007年，VTsIOM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俄國人選擇生活在布里茲涅夫時代多過20世紀俄羅斯歷史上的其他時代。研究人員注意到布里茲涅夫跟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的人氣在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前後飆升，這被許多陷入貧困的俄羅斯人的深刻銘記。當比較這兩個時期時，俄羅斯人最能記住布里茲涅夫時期蘇聯的價格和收入穩定，而不是他被西方國家所銘記的社會經濟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