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中耶稣的探索

第一次探索的結局

Martin Kähler1896年出版的《所謂的歷史中的耶穌和歷史的、聖經的基督》先於阿爾伯特·史懷哲的著作。Kähler認為，人們不能將歷史的耶穌與信仰的基督分開，在任何情況下，聖經分析的主要目標應該是更好地理解影響了歷史的「信仰的基督」。Kähler的作品吸引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它與史懷哲的作品一起有效地終止了第一次探索。

探索終止期

史懷哲1906年的批評削弱了以往對歷史中的耶穌的研究，他經常被看作是一個「探索終止」期的開端。這個時期與1953年結束，這一年祈士曼（Ernst Käsemann）的講座開始了第二次探索。Ben Witherington說，在第一次探索結束時，對歷史中的耶穌的研究被認為是死胡同，雖然事實並非如此。
一些學者，如保羅·扎爾（Paul Zahl）認為，史懷哲著作最後兩段恰當地總結了第一次探索的結束。史懷哲說：「拿撒勒的耶穌不會為了我們用現代觀點將他看成是一個歷史人物而受難……他作為我們不認識的人來到我們之間。」Zahl將第一次探索比作斯科特（Scott）遠征南極，並說，第一次探索作為一場災難而終結，讓學術界研究歷史耶穌的努力鬆懈下來。然而，像Stanley Porter或Dale Allison這樣的學者不同意這種評價，或者不同意這種階段劃分。
斯坦利·波特（Stanley Porter）指出，史懷哲的批判只是結束了對耶穌生活「浪漫化和過度心理化」的研究，而其他研究還在繼續。戴爾·艾利森（Dale Allison）表示，其他研究確實發生在所謂的探索終止期，期間，每年的進展都是持續的，除了1919年，每年都有一本關於耶穌的新學術著作出版。Maurice Casey指出，雖然將這個階段稱為「探索終止」期乍看起來似乎是合理的，但這種描述並不準確，相反，在這一時期其它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例如，B. H. Streeter對馬可福音優先性和Q來源的研究影響了未來的研究。
在1906年到1953年這個相對平靜的時期中出現一個關鍵人物，魯道夫·布爾特曼，他對歷史中的耶穌的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持懷疑態度，並認為我們唯一能夠或需要知道的關於耶穌的東西就是他「如此」（德語：Dass）地存在，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 布爾特曼認為，所有重要的事情是「如此」（thatness），而不是「什麼」，因為，重要的只有「如此」的耶穌存在過、在傳道並死亡在十字架上，而不是在他一生中發生了什麼。布爾特曼同樣也支持人們研究口頭傳播福音的傳統。
布爾特曼相信，人們只能知道關於耶穌的很少零散事實。雖然人們只能知道耶穌一些事情，但這樣的搜索之所以是毫無意義的，是因為最重要的事情是跟隨「耶穌的召喚」，這只能通過在存在中與上帝的話相遇。布爾特曼認為，最早的基督教文獻對特定地點沒有興趣，而且通過歷史分析研究耶穌不僅不可能，而且是不必要的。然而，最終，布爾特曼並沒有完全關閉歷史研究的大門，到1948年他提出了進一步研究的可能性。

第二次探索

雖然人們可能質疑第二次或第三次探索的確切開始日期，但第二次探索的開始有一個著名的時間和地點，即，1953年10月20日，祈士曼（Ernst Käsemann）在馬爾堡大學年度校友聚會上作了《歷史中的耶穌之問題》的演講。祈士曼和布爾特曼都是馬爾堡大學校友。
祈士曼的演講標誌著他與前教授布爾特曼的教導分道揚鑣，布爾特曼強調神學的重要性，並在1926年認為，研究歷史中耶穌是徒勞而沒有必要的；雖然布爾特曼在隨後的一本書中稍微修改了他的立場。Käsemann推進了這個立場，認為：雖然福音書可以根據神學目的進行解釋，但它們仍然包含著可以產生出耶穌信息的歷史記憶。這個視角有效地開始了當時所稱的「新探索」，它後來被稱為對歷史中的耶穌的第二次探索。參與第二次探索的大多數學者是德國人或由德國人訓練出來的。
祈士曼認為，如果系統地應用歷史分析的工具，人們就可能了解耶穌的一些東西，這個觀點帶來極大的影響，激勵了一些學者發明研究歷史耶穌的新方法。其中一個遵循他的方法的有名作品是Günther Bornkamm1956年的《拿撒勒的耶穌》。他說了一句有名的說話：「福音書關於耶穌的信息、行為和歷史的記載的真實性是尤為特出的……這些特徵直接將我們帶到耶穌在世的形象上。」 這個宣言為20世紀60年代第二次探索提供動力。詹姆斯·羅賓遜（James M. Robinson）1959年的書本《對歷史中的耶穌的新探索》重印了許多次，這表明了1960年代人們對這個主題的高度興趣。
為了分析聖經段落，祈士曼引入「差異性的標準」，比較了一個福音段落（例如，耶穌的一段話）與當時猶太背景，如果不相似的話，則認為它是真實的。在第二次探索期間，也引入了尷尬標準。這個標準認為，一個群體不太可能發明一個讓自己尷尬的故事。例如，這個標準認為，早期的基督教會從不想發明關於耶穌受洗的故事核心，因為施洗約翰為了罪的減輕而施洗，而耶穌被視為沒有罪的，因此這個故事沒有任何意義，並且，由於它把約翰置於耶穌之上，這帶來了尷尬。雖然耶穌受洗可能是一個歷史事件，但鴿子的出現和天上的聲音可能是後來對原事件的潤色。馬歇爾·克雷維里（Marcello Craveri）1967年的《耶穌的生活》基於死海捲軸，它認為歷史中耶穌自認為是神的主張應該被嚴格限制，因為對於那一代猶太人來說這並不罕見。而其它許多更強烈的主張，以及對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贖力量的強調，可以看作是聖保羅的重新闡釋，因為他可能受到希臘羅馬傳統的強烈影響。
到20世紀70年代初，第二次探索的最初動力已經消失了。許多學者將這項探索的結束歸因於布爾特曼思想的作用在不斷弱化，本·威瑟頓（ Ben Witherington ）指出：「由於布爾特曼的強大影響力以及對存在主義的熱情開始減弱，對第二探索的熱情也在衰退。」Geza Vermes說：「由於布爾特曼對德國人的巨大影響，以及隨後他的前學生對北美的影響，對新約研究的真正歷史研究停止了半個世紀」，並且只有在它們的影響結束後才再次開始。保羅·扎爾（Paul Zahl）說，雖然第二次探索在當時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其結果現在基本被遺忘，雖然它們沒有被反駁。

對耶穌的歷史闡釋

雖然耶穌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的存在有著廣泛的學術共識，但在三次探索期間構建的耶穌形象通常各不相同，並且與福音書中描繪的形象也不同。 Amy-Jill Levine說，儘管存在不同的耶穌形象，但人們對於耶穌生活的基本輪廓存在一種共識，因為大多數學者都同意耶穌是由施洗約翰施洗，與猶太當局辯論關於上帝的話題，醫治疾病，用比喻教導，聚集追隨者，並被羅馬總督彼拉多釘十字架。
第三次探索的主導闡釋的各種差異可以根據它們對耶穌形象的主要闡釋分類，這就是，耶穌被描述為：啟示的先知，有領導魄力的治療師，憤世嫉俗的哲學家，猶太的彌賽亞和社會變革的先知。但是，每個形象上都存在學術上的分歧，對於構建這些形象的學術方法也存在著分歧。然而，在形象之間有重疊的屬性，學者不認同某些屬性時可能對其他屬性有所認同。這些分組反映了每個形象的基本特徵，並且這些形象的闡釋通常包含著重疊的元素，例如有許多學者，包括克羅森和Wright，雖然彼此批評對方，可他們的闡釋都同意耶穌並不「首先是末世論」的支持者，儘管他們相信耶穌傳講了這樣的信息。而其他學者（例如，Borg and Mack）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第三次探索因此見證了學術解釋之間的分裂，因而不能得出一個統一的耶穌形象。
史懷哲在1906年《探索歷史中的耶穌》中注意到，耶穌形象與構建形象的學者之間的相似性，並說這些形象經常是「研究者自身蒼白的投射」。約翰·克羅森指出，這種趨勢仍在持續，並且總結道，許多作者在寫耶穌生活的傳記，其實寫的是「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