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孫中山的評價

中國方面

章太炎曾在《民國報》、《神州日報》評點孫中山「長於議論，此蓋元老之才，不應屈之以任職事」。1909年，以原《民報》社長名義發表《偽民報檢舉狀》，其中主要指責孫：「雲南本中國之地，而欲贈送法人」。「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
1909年9月，陶成章發布《七省同盟會員意見書》（又稱《南洋革命黨人宣布孫文罪狀傳單》）評價孫，指出：「竊念我同盟會初成立之際，彼固無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貿貿焉直推舉之以為總理，不過聽其大言……於是彼之名譽乃驟起，彼又借我留學生之革命黨，推戴之名目，《民報》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報館，於是亦逐漸有紀其事、稱其名者。」
宋教仁認為：「蓋孫文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懷坦誠以待人，做事近乎專橫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黃興的優柔寡斷又誤了事，孫中山的空想再來誤事的話，革命怎麼辦呢？……黃興食言不來也無所謂，我有兵力，決不允許孫派的人踏進城門一步！」
華興會之主要幹部陳天華於1905年8月13日稱孫中山：「孫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敗之英雄也；非異國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雖屢失敗，而以將來有大望。雖為本族之英雄，而其為英雄也，決不可以本族限之，實為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負、非徒注眼於本族止也，欲於全球之政界上、社會上開一新紀元、放一大異彩。後世吾不知也，各國吾不知也，以現在之中國論，則吾敢下一斷言曰：是吾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獨吾信之，國民所公認也。」
1913年7月，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專訪黎元洪，在談及孫中山時，黎說：
「世人對孫逸仙有錯誤的認識。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沒做什麼實際的工作。他返回中國時，革命已經結束。除了一些道聽途說的模糊印象外，我幾乎沒有聽說過他這個人。除了聽到一些他的煽動性演說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觀點。我對他的認識只有這麼多，我認為他是個空想家。南方黨（或共和黨）決定以南京為首都建立一個名義上的政府。此舉是為了在道義上影響國內外視聽。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義上的總統。當時真正的革命領袖找各種理由拒絕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因為他們認為這一職位不會存在很長時間。孫逸仙離開中國時間長，與這裡的任何勢力均無關聯。他在國外名氣很響，因此他似乎適合這個位置。我從未聽說他對革命工作提供過什麼實質性的幫助。他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
1912年，孫中山北上向袁承諾在十年內修築鐵路二十萬里，袁世凱聽後詫異，向親信說：「孫氏志氣高尚，見解亦超卓，但非實行家，徒居發起人之列而已。」1914年11月3日，袁在《箴規世道人心告令》中評價孫等人：「民國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國民弱點，遂倡為無秩序之平等，無界說之自由，謬種流傳，人禽莫辨，舉吾國數千年之教澤掃地無餘。求如前史所載忠孝節義諸大端，幾乎如鳳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個國家不必愁貧，不必憂弱，惟獨國民道德若喪亡，則乃必魚爛土崩而不可救。」
1925年3月13日，孫病逝翌日，北京《晨報》刊登梁啟超專訪談話，以〈孫文的價值〉為題發表，梁稱：
「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公認的事實。我對於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堅強，經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第二，是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於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應用。第三，是操守廉潔，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我對於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之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但我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我們很可惜的是：孫君本來目的沒有實現的機會便死去了，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孫君的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
1927年5月5日，梁啓超在給女兒信中說：「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著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於是拿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
1927年，陳炯明在其著作《中國統一芻議》中，對孫中山《三民主義》提出異議，他說：「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於國情亦未適合。在今日視之，已屬陳腐不堪，亟待修正。」
清末革命團體普遍只有鬆散組織，多數革命起義事實上並非直接由孫領導，部分是由黃興與其共同籌劃與統帥，時人也多將孫、黃兩人並稱「孫黃」，甚至將兩人共尊為『開國二元勳』，並有『孫氏理想，黃氏實行』說法。
1924年，孫武力鎮壓廣州商團事變後，廣東各界有人組織「各界救粵聯合會」，在香港通電指控孫「禍國禍粵」十一大罪狀：搖動國體，妄行共產主義，縱兵殃民，摧殘民治，破壞金融，抽剝民產，大開煙賭，摧殘教育，蹂躪實業，破壞司法，鏟滅商民團。
據胡漢民回憶：「總理對於一般同志都很和氣，從無疾言厲色。……總理在許多事情上，自己的主張非常堅決，並無遷就的餘地，但別人若有反對他的主張的，他仍然和顏悅色地對人反覆解釋。」
據林森回憶：「總理對他的革命主張和三民主義雖然十分堅持，必須貫徹到底，但是他待人接物，可是十分博大寬厚，無所不容。無論同志之間，或是敵人，祗要表示誠心接受他的主義，對於他們已往的過失，是決不計較的。」
張學良對孫評價：「那我跟他就隨便談一談，我不知道其餘的，反正老頭子也夠瞧的，也喜歡女人。哈哈！」

國外方面

1897年，日本俠士宮崎寅藏在東京首次謁見孫並𣈱談革命計劃後稱：「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懺悔。彼其胸中，且數萬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輩；彼其手腕，可以揮斥八極而無怍；彼其容貌，可以備具四時而有餘；余無以盡之矣！『百年老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孫君者，可謂東亞之珍寶也。我島國民，所謂俠，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當一笑。嗚呼！不愧死，其亦當羞死！」孫於1905年6月4日，自巴黎致書宮崎，告以即將自馬賽搭輪東歸，不久即可與其「抵掌而談天下大事。」；宮崎大感興奮，遂約晤宋教仁等私宅，盛讚孫「志趣清潔，心地光明，現令東西洋殆無其匹。」
1897年，犬養毅時為日本眾議院議員，曾把孫介紹給當時日本外相、日本進步黨首領大隈重信。據《孫中山年譜長編》記載，犬養毅寫信給長年在中國活動之日本大商人平岡浩太郎，稱：「願吾兄將彼等握住，以備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時可用。彼等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犬養毅還曾如此評價孫中山「孫逸仙能為中國革命黨領袖的原因，有下列幾個特點：他是一位誠實，不說謊，言行一致的人物；他篤信自己的學說，提倡共和主義，樹立平等的旗幟。這是誰也不能動搖的，也是億萬黃金不能買的。他的這種人格，可能由宗教信仰上而得來的，以這種偉大的人格，有籠蓋無數人心的威力；清廉節儉，不愛金錢。」
1911年11月11日，孫到達倫敦，以革命勝利後「給英美在華若干優先權利」為條件，企圖向其借款100萬英鎊，英國外交部官員格雷評價孫為「理論性的與喜說大言的政治家」，並轉告孫：「英國將保持中立，對袁世凱將予尊敬」。11月21日，孫向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總裁西蒙提借款請求，西蒙以四國銀行團已達成一致協議嚴格遵守中立等理由拒絕孫的請求。西方政府並不支持中國革命，1910年成立的四國銀行團為控制中國鐵路權，主動勸誘清政府向其借款，並最終訂立借款修路合同，後來因武昌起義借款案未能實現。另外，武昌起義後，孫在美、英、法的外交努力全部落空。
1913年5月，時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桑頓·懷爾德向在北京的駐華代理公使報告孫中山的一次談話：「當來訪者說，萬一發生內戰，日本突然襲擊滿洲，孫中山答稱『滿洲並非整個中國』。有人提出警告，俄羅斯屆時將完成對於蒙古的接管，孫中山說『留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國』。」歷史學家袁偉時評論：「孫文沒有認識到，一個在野的政治領袖根本無權轉讓本國的領土；假如他認為那不是本國領土，那就更加無權說三道四了。」懷爾德評論：「這位受到哄騙的人已經把自己絕對地投入到日本人的手中了。」
1915年，孫中山摯友、日本人宮崎寅藏調解孫、黃（興）矛盾無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宮崎民藏（宮崎寅藏之兄），對其直言：「孫氏曰，『支那人全都不行，唯吾獨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從吾命者來矣！』對此，就連一直追隨孫文始終奮戰、最終逃亡的李烈鈞也產生了反感。」「黃氏曰，『孫文瘋子也！還自鳴得意地謂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見孫、黃二氏並非固有敵意。」
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遞相的犬養毅於東京回憶稱：「孫實不愧為一廉潔之士，處世接物，既決無半點私心，且又常以實現其理想為懷，其為自己之主義而苦戰奮鬥，備極勞瘁者，蓋數十年。雖其所志未克盡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氣，固數十年如一日也。」
澳大利亞記者威廉·亨瑞·端納，在辛亥革命後記述他曾親見孫中山首次披露全國鐵路計劃時的狀態時寫道：「孫中山帶了一幅約六英尺見方的大地圖，當他把它攤在地板上時，我看到了一個最令人信服的證據：他不僅是個狂人，而且簡直是個瘋子。他不因地圖上的種種阻隔而氣餒，只是握著畫筆，在地圖上儘可能地用鐵路線填滿各個省區和屬地（包括蒙古）。說他瘋了，不是因他在地圖上畫線，……而是因為他竟天真地認為，畫了這些鐵路線，外國資本家就會給他足夠的錢，在五至十年內把這些鐵路全部建成！」端納也和孫討論過鐵路問題。對此他評論道：「他是個傻瓜……他告訴我他已決定儘自己的畢生精力來發展鐵路。他說他幾個月內還不能公開他的計劃，我搖唇鼓舌磨了好一陣子，他最終……拿出一張6英尺見方的大地圖，鋪在地上。從這張地圖完全可以看出，他不僅狂妄透頂，而且簡直是個瘋子。他完全不切實際，缺乏常識，對自稱目前正在開創的事業沒有最基本的了解。這幅地圖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國西部最邊遠的地區。孫煞費苦心地用毛筆在各省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圖上畫了許多線條。他用雙線標出從上海到廣東沿海岸方向的鐵路線，方向一轉，鐵路線越過崇山峻岭直抵拉薩，然後穿過西部直抵邊界，又蜿蜒曲折地進入新疆，到達蒙古！他畫的另一條鐵路線是從上海經四川到達西藏。還有一條經戈壁灘的邊緣抵達蒙古。他還畫了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的許多線。無數細線遍布各省，經過孫加工過的地圖成了一幅怪誕的中國智力遊戲拼圖。孫席地而坐，向我介紹他的計劃。當他坐在那兒的時候，我想，這個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竟會演出這麼愚蠢的一幕，簡直不可能。他真的瘋了。」
上海一位國外籍鐵路工程師H·T·福爾德寫道：「聽說孫逸仙有一套修建鐵路的計劃，於是我就主動與他結識。在我的印象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與他交談之後，這種印象更加強烈。我發現他頭腦簡單，當然不是一個危險人物，只是一個徒有虛名的黨魁。該黨受到廣東勢力的控制，可能惹麻煩。」
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特派員莫理循於1911年時對孫中山態度極不友好，支持袁世凱而打擊革命黨，英國政府根據其報告和建議，支持袁世凱之政策，孫遂不能不將臨時大總統讓給袁世凱：可是到孫逝世前夕，他才邀請孫業師康德黎到他倫敦住所裡，正式表達他歉意，對康德黎說：「假如我在幾年前，能像現在這樣欽佩孫中山的人格，中國的歷史必然與今日有別，我希望你把這事公開。」
列寧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稱讚孫中山「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

中國國民黨方面評價

中國國民黨對孫部分涉日言論予以否認，稱《東亞先覺志士傳記》出自日本黑龍會，裡面內容存在捏造言論，目的是為了使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合理化。又稱，孫當時連被日本侵占的臺灣都主張在中國版圖內，何況中國主權仍存的東三省。蔣介石稱，1914年在東北考察時，孫曾告訴他東北和台灣都需交還給中國。對於孫與日本的盟約案，日方堅持認為有據可查，白紙黑字還有簽字印章，而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部分學者極力證偽，加以否認。日本《產經新聞》連載《蔣總統秘錄》，也質疑其真偽。
中國國民黨稱孫流亡日本後，企圖推動中日合作，首先提出大亞洲主義。他認為日本為亞洲最強國家，中國為亞洲最大國家，中日同文同種，以東方王道文化為基礎，驅除西方霸道殖民文化，中國方面認為日本卻曲解本意，作為大東亞戰爭和成立偽南京國民政府之藉口，而日本泛亞派認為俄羅斯作爲半歐洲勢力直接壓迫亞洲人，因此將孫文開啟的聯俄容共政策視為對泛亞主義理想的背叛，這是他們帶頭讓日本入侵中國的真正原因。

中國共產黨方面評價

毛澤東自稱是「三民主義信徒」和「孫中山的學生」。1945年3月31日毛澤東〈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中說：「對孫中山講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們要善於引用他，這沒有害處，只有好處。……他的遺囑中『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兩條是基本策略，他關於民主講得最好，要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國共產黨現在把華盛頓、林肯都當作自己的旗幟，我們就有孫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緣，曾經和他合作過。內戰時期不講他不能怪我們，因為那時我們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孫中山丟開自己就站不起來，如同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一樣。現在不同了。對黨內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孫中山的情緒，應該說服。」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說：「在十年內戰中不要孫中山，這也很難怪，因為我們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戰初期，我們的力量也還小，所以那時候我們要孫中山所發生的影響不大，因為人家還看不起我們。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1956年11月12日，毛澤東為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寫《紀念孫中山先生》，紀念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孫先生是一個謙虛的人。我聽過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種宏偉的氣魄。從他注意研究中國歷史情況和當前社會情況方面，又從他注意研究包括蘇聯在內的外國情況方面，知道他是很虛心的。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他說：孫中山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強調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豐功偉績。紀念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的豐功偉績。他在政治方面給我們留下許多有益的東西。1961年2月8日，毛澤東同中共浙江省委負責人和浙江調查組負責人談話：「從中國歷史來看，孫中山領導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沒有成功。當時是立憲還是共和，是改良還是革命，有六年的爭論。因為那時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不徹底，跟著就失敗了。以後國民黨在蘇聯的幫助下，在中國共產黨的說明下，組織了北伐。」
辛亥革命爆發時，周恩來在他的歷史教員高戈吾的影響下，熱烈地同情革命，他剪去了辮子，表示同清政府決裂。在1923年至1924年周恩來寫的《革命救國論》中充分肯定了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針對它的弱點，提出了懇切希望其「注意今後在國民運動可靠的革命勢力之發展團結和引導，千萬再不要誤認新舊軍閥的四派勢力之調和可以得到那騙人的和平統一！」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周恩來在廣東支持和協助孫中山，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鬥爭。表現在:他支持孫中山平定商團叛亂；協助孫中山辦好黃埔軍校；爭取孫中山同意，創建新型軍隊；支持孫中山北上等。在此期間，周恩來和孫中山有過直接的交往與合作，這一段給周恩來一生以極大的影響。
朱德自辛亥革命以來，親自經歷封建軍閥割地稱雄、搜刮民財、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勢危殆的現實，自己投身革命、振興國家的志向，在軍閥統治之下又難以實現其志。困惑之際，1922年，朱德到上海後，遂即轉赴北京，與好友孫炳文見面。他倆商定再返回上海去拜見孫中山和陳獨秀。會見他們崇拜的領袖孫中山時，朱德首先對孫中山的人格和他的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表示欽佩，但對他的革命策略和方法，則有些不同看法。孫中山建議朱德重回滇軍，組織駐廣西的滇軍起來討伐廣東軍閥陳炯明，並且答應可以先付給他十萬銀元作為民編部隊的經費，朱德婉言謝絕了。朱德對孫中山說到，他對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採取這個軍閥或那個軍閥搞同盟的策略，已經失去了信心。他說，實行這種策略的結果，總是革命派、軍閥勢力增強。朱德承認自己在這種重複的錯誤中，已經耗去了寶貴的八年。他還告訴孫中山，他決定到外國留學去尋找救國的真理。1956年10月11日，朱德作了《紀念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一文。文中寫道：「孫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鬥爭中充分地表現了堅決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難和失敗，他在遭受失敗後，又整頓好革命隊伍，重新走上戰場。孫中山先生能夠隨著歷史的變化不斷地進步，由早期的主張推翻皇帝、建立民國而進到晚年的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導民主革命而進到主張實現世界大同。在孫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遠是在前進的。」
1951年冬，劉少奇去南方休養時，特意到南京瞻仰了中山陵並獻了花圈，到上海又參觀了中山故居。宋慶齡邀請了劉少奇和夫人到她在上海的家裡作客，並親自煮咖啡招待，感謝劉少奇去中山陵。他們談起了孫中山。劉少奇說：「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革命家，是我們的老師。我們現在實行的新民主主義就是繼承了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
鄧小平的談話將孫中山的偉大的歷史功績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開創國共合作，導致了北伐戰爭的勝利。
1996年孫中山誕辰130週年紀念大會上，江澤民就指出：「孫中山先生是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他在我國各族人民和一切愛國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孫中山先生代表著一個時代。」
胡錦濤指出：「孫中山先生說自己『愛國若命』，『生平以愛國為前提』，充分體現了一位真正愛國主義者的偉大情懷。」談到孫中山一百多年前第一個喊出的「振興中華」的口號，胡錦濤說：「他畢生的追求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和中國的民主統一，並通過中國人民自己的奮鬥，改變中國的貧弱處境，將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胡錦濤進一步指出：「孫中山先生的一生，是為近代中國的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無私奉獻的一生，是為實現國家統一、振興中華而殫精竭慮的一生。孫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開拓進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愛國主義情懷，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博大胸懷和放眼世界的開放心態，孫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奮鬥不止的堅強意志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遺產。在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征程上，這一精神遺產仍然具有重要的啟迪和教育意義，值得我們永遠學習繼承和發揚光大。」
習近平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的侵略蹂躪、封建統治的腐敗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苦難，無數仁人誌士奮起尋求救國救民、振興中華的道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硏究員楊天石認為孫是革命家。為拯救中國，孫堅決主張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和北洋軍閥。在此，孫意志堅決，態度鮮明，不屈不撓，終身如一。但是，並不意味著他在任何問題上都主張採取激烈革命手段和辦法。孫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衹能適用於高度發展之西方國家，連蘇俄都不夠格，中國自然更加不行。孫不主張全面剝奪資本家之所有權，而是主張「節制資本」，即已開發國家資本，獎勵私人資本，允許老百姓自由興趣部分企業，政府加以奬勵並以法律保護。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稱：「孫中山的革命就是為了自己，不達到自己掌權的目的會一直革命下去，他並不是要救民眾於水火之中，當時的衝突，就是在爭奪權力，所以革命爆發之後，革命黨自己反而打了起來，搶資源和地位，還總是把自己塑造為一個共和捍衛者。孫中山所謂的非常國會和非常總統，就是拿著德國人的錢，純心搗亂，這是一種毫無道理的行為。國會早就已經到期了，還恢復什麼？而且是自己破產的，他們自己都不想恢復了，孫中山還恢復什麼？還在廣州分裂國家，最後被西南軍閥涮了，就抱怨軍閥是一丘之貉，其實孫中山自己也是一丘之貉，也是這德性。儘管孫中山的人品還不如一些軍閥，但國民黨奪權後，在歷史敘事中把孫中山的位置拔得很高，之前沒人捧孫中山，首先捧他的是蔣介石，因為孫中山在國民黨中是一號人物，孫中山死後，汪精衛、胡漢民都是他早期的助手，是大人物，蔣介石至多是個後起之秀，他怎麼壓倒汪精衛、胡漢民等人？蔣介石只好去拉孫中山的關係。」
對於孫諸多出讓中國利益的言行，中國大陸方面有不同聲音，一方表示孫出讓滿蒙利益與其愛國並不矛盾。還有孫「為救國而賣國」的觀點。另一方則認為，前者說辭是不顧邏輯地為國民黨洗黑，稱孫的行為荒唐。
專欄作家民非民稱，即便把《中日盟約》證偽，也不能否認孫尋求日本支持的事實，雖然政客道德與常人不同，但是至少不能突破投敵賣國這條底線，凡是為個人目的進行以國家利益為抵押的政治交易，都屬於賣國性質，道德上已不容置辯。關於外界對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與孫的關係的各種評論，部分史學家做出解釋來維護孫的形象。

華人學者方面評價

近代教育家蔣夢麟追憶，1911年10月8日，同盟會北美機關報《大同日報》稱，孫在報社內告訴革命同志，中國有一場革命要爆發。相關記載稱在辛亥革命爆發10多天前，孫收到黃興要求匯款電報，當時有些遲疑是否需立刻回覆，直到辛亥革命爆發隔日，在報上得知革命軍佔據武昌。後來雖收到要求立刻歸國的信函，但孫並未立刻歸國，而是赴歐洲，要求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拒絕貸款給滿清政府，並且支持中國革命，主要是擔心列強像在義和團與太平天國時與滿清軍隊聯手攻擊革命軍，導致革命失敗。
歷史學家錢穆稱，康有為主張要變法，不要革命，是看制度沒有看主權；章太炎主張要革命，不要變法，是看主權沒有看制度。孫認為非革命不可，而革命之後還得要變法。變法最重要是把皇位傳襲徹底廢除，根本不要皇帝。他參照中西古今制度，想來創建一個新制度。康有為、章太炎不脫是單純書生之見。孫始是一個大政治家，有書生修養，對政治和社會也有深刻觀察，認識中國，也認識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論也不同。
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蔣永敬認為，孫之三大領導風格：一、交遊廣眾，有志一同；二、滔滔雄辯，聽者悅服；三、樂觀奮鬥，百折不撓。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認為，孫作為革命領袖，在性格上有一些特質：第一是有大志，所作所為不是造反，而是想另建新國；第二是有決心，堅持革命黨必須在唯一之領袖下絕對服從，對自己領導深具信心；第三是能容忍，待人寬厚，有不同意見，會耐心溝通。
香港中文大學潘惠祥指出，孫為革命的成功，不惜曲解西方民主政治，甚至用非民主手段。孫的思想無疑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有重要影響，尤其是用武力解決政治分歧的手段，成為他的繼承人蔣介石奉行圭臬之一。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孫忠實的同盟者離他遠去，他的擁護者也因陳炯明的例子而不敢有不同意見。即使反抗，也被孫開除出黨。隨著孫與同盟者離異，孫的政策愈來愈激進。孫在三民主義中表現出的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可歸咎於對西方民主政治誤讀。孫對「權利」的錯誤理解，導致日後憲政運動缺乏「權利」元素。以孫為首的革命派認為，只有國家先統一，然後才有民權可言。孫在追求民權過程中，手段與目的混為一談，甚至不惜犧牲個體權利，顛倒目的與手段，導致日後國民黨政府有一種明顯傾向，為了國家自由，可以暫時放下個人自由，甚或犧牲、棄置不顧。孫領導下的國民黨黨政文化、三段建國模式以及模仿蘇俄式政黨（列寧主義），更是蔣介石政府「一黨專政」的理論淵源，也是事實上的延續。從中國憲政歷史發展來看，孫的專制和「以黨治國」，成為中國憲政歷程中的巨大包袱。「以黨治國」的黨權政治是一種威權政體，使黨組織控制個人、國家乃至社會每個角落。這種功能與孫思想深處的專制潛在一致
學者馮勝平稱，孫是一國國賊，兩黨黨父。作為一名職業革命家，孫從辛亥革命前到中華民國建立後，都致力破壞，拙於建設。他開啟近代中國百年動亂先河，是中國現代極權制度始作俑者。從二次革命起，孫先後聯合日本並引入蘇聯干涉中國內政，重組中國國民黨，與蘇俄一道培植中國共產黨，發展黨軍，施行黨內獨裁，以革命名義，借北伐名義奪取政權。孫死後，蔣介石完成國民黨的黨國法西斯體制。馮勝平認爲，孫對近代中國最大傷害，不是賣國和假博士的身份，而是先後與章太炎、宋教仁、黃興和陳炯明四位同仁決裂。1909年，章太炎為反對孫專制獨裁而重建光復會，退出中國同盟會。孫公開指責章太炎為滿清暗探，指使蔣介石暗殺章太炎好友陶成章。1912年，孫與熱衷政黨政治的宋教仁分開。為爭奪國民黨領導權，孫中山和宋教仁不和。馮勝平鑑於兩人之恩怨和宋教仁在國民黨中實際地位，判斷孫是宋案主謀。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指責黃興無能，遂組建中華革命黨，要求入黨者按手印向他個人宣誓效忠，最終黃興遠離孫。1922年，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孫與之決裂，兵戎相見。爲奪取政權，孫以國家領土權益為交換，陳炯明則效仿吳佩孚，主張建設地方，反對蘇俄兼併外蒙，拒絕做其在中國的傀儡。孫中山與四位同仁四次決裂，堵住四條可能使中國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不論是章太炎主張自由主義，還是宋教仁偏向議會道路，或是黃興堅持法制道路，或陳炯明鍾愛聯邦制，都可能將中國帶出黑暗，但這些道路都敗於孫的革命。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主義的黨國體制是孫留下的政治遺產。蔣介石、毛澤東都繼承這個遺產。為爭奪這一遺產，國共兩黨內戰22年。
學者黎建軍稱，孫生前是中國國民黨獨裁者，死後為中國國民黨精神領袖。中國國民黨為把建立的黨國合法化，在統治地開始把孫供上神壇。黎建軍表示，用歷史眼光看，孫對於中華民國而言實為罪人而非功臣。孫通過二次革命、護法戰爭、聯俄聯共、北伐戰爭等，把清末民初幾代人幾十年逐漸建立的秩序毀滅殆盡。孫革命幾十年，所爭取的並非民眾利益，實乃自己一己私利。
文史學者倪章榮（筆名楚夢）評價稱，辛亥革命前孫發動數次革命影響有限，暴動皆以失敗告終，讓清廷和國民等閒視之，認為是一群亡命之徒小打小鬧。之後武昌起義孫事先對起義一無所知，與孫無任何關係。孫沒有領導辛亥革命，其影響非常有限。至於孫被選為民國臨時總統，是立憲派和革命黨妥協的結果。孫後來不想「出讓」臨時大總統一職，企圖向日本借款來武裝軍隊與袁世凱決戰，因借款未遂而罷手。倪章榮稱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孫是中國國民黨領袖，國民黨順理成章把革命功績戴在孫頭上，中共把革命功勞給予孫也不難理解，因為若沒有辛亥革命和反北洋政府的正當性，國共就不能證明自己政權正當。孫是一個為了需要而被肯定的人物。孫後期在走途無路時與蘇俄取得聯繫，當時俄國有圖於中國特別是外蒙，在北洋政府拒絕與俄國合作後，蘇共與孫開始合作。中國大陸政治形態很大程度都是孫造成，若沒有孫聯俄聯共，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迅速壯大。孫的黨在國上之理論和黨指揮槍的思想被國共兩黨全盤接收。
學者李劼認為，孫上斷改良之路，下啟國共之禍。他稱孫打斷自曾國藩、李鴻章到袁世凱的改良進程然而，孫革命的喜劇性，在於其與辛亥革命兩大主要事件皆無關。武昌首義時，孫不在場。清室遜位是袁世凱所為，與孫無關。民國成立後的二次革命，孫把中國推回到江湖造反的歷史輪迴中。孫習慣江湖造反，缺乏宋教仁雙方都遵守遊戲規則的現代政治意識。孫口講三民主義，骨子是洪秀全。後來聯省自治也是一條政治現代化道路，國共史家將聯省自治混同於軍閥割據，是為孫的北伐戰爭尋找理由。這場戰爭使中國未能從聯省自治走向民主聯邦。孫後來以列寧主義為中國政治培養兩個勢如水火的國共兩黨，國共內戰是北伐戰爭一種歷史延續。
學者劉宗正（1948年生），指責孫有「大漢沙文主義」思想，指出孫試圖宣揚漢族同化少數民族的合法性，例如：「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第四講）、「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第一講）。「有人說，清室推翻以後，民族主義可以不要。這話實在錯了。……現在說五族共和，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個中華民族。」但通觀孫之民族主義言論，其實更接近美國國族主義，即美利堅國族，以漢族為主體，對內求各族平等，對外求平等，融合而成為中華民族的國族。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稱，孫真正的政治遺產是暴力革命和列寧式政黨，大量史料證明，孫不管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是激進的革命者和霸道的專制者。劉曉波根據孫死前的作為，認為若孫統一中國後，極有可能是一代極權君主。中國政黨史上，孫開創黨派至上、君師合一、以黨建軍、以黨訓政之傳統；中國新聞史上，孫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孫眼中的報紙是黨的宣傳工具，新聞和記者是黨派思想的宣傳員。劉曉波稱，改革開放後重寫中國近現代歷史和重新評價歷史人物，變成自由知識界的主流。學者袁偉時和王怡先後撰寫大量文章批判孫的錯誤選擇和機會主義外交，用大量史實論證從民主走向獨裁的孫文道路，其中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義與獨裁」、「出賣國家主權」、「內戰與分裂」，稱孫「亂共和、亂民國，並在『天下為公』的旗幟下亂天下人的性命。」
學者王耿雄稱，經美國、日本和中國專家筆跡與孫簽名方式考證，「中日盟約」其「孫文」簽名為他人手筆。
歷史學者諶旭彬指出，孫當時通過《中華革命黨通告》散布謠言，稱「二十一條」是袁世凱為換取日本支持稱帝主動提出。諶旭彬指出，孫在「二十一條」問題上對日本保持沉默，是為了換取日本支持自己反袁，而孫也成了日本攫取中國利益的工具。
學者王怡表示，「文學社」與孫文沒有絲毫淵源。另外，孫武因仰慕孫文而改名孫武之説確有流傳，但孫武的字號本是堯卿，後改為搖清，而非遙仙，搖清取「搖翻清朝」之意。1912年初，孫武聽聞孫發緒講述孫文如何吹牛，南京政府如何賣國後，孫武表示「南京政府如此敗壞，我寧可承認袁世凱，不承認南京」。其實，共進會與同盟會的關係在史學界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部分學者認為前者是後者的外圍組織；部分學者認為前者和後者之間存在親緣和離合關係；部分學者認為前者從後者分離後有著自己的綱領，並非在同盟會的部署下開展工作。

海外華人學者方面評價

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在孫、袁、蔣、毛四人之中最後志願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皇帝。
歷史學家黃宇和認為：「孫中山嚴誡鄭士良、陳少白等別妄動，證明孫中山當時已接受了現代的民主思想。孫中山由於聽了楊衢雲的話而退出競選，證明他搞革命不是為了個人名位與財富。他推翻滿清，不是為了建立孫家王朝，而是為了建立共和國。所以，雖然他在童年時代曾敬重洪秀全反清之勇氣，成長後反而非常鄙視洪秀全，斥他與楊秀清『互爭皇帝』，是太平天國失敗『最大的原因』。他建立共和國，也並非為了自己當總統。所以，雖然他當上了臨時大總統，但為了國家福祉，避免打內戰，就拱手把臨時大總統的寶座讓出，並把袁世凱推薦給國民議會選他當總統。雖雲當時雙方實力懸殊，若打內戰則孫中山必敗，但古今中外鮮有不戀棧權力者。美國人林百克也注意到，孫中山沒有一點個人野心，甚至沒有絲毫個人主義的味道，他想的一切，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福祉而奮鬥。」、「若孫中山捨身革命不是為了個人財富與權勢，那是為了什麼？是什麼無形的力量拉動他勇往直前？是以一己絕對的『無私奉獻』來『救國救民』的理想。」、「孫中山『無私奉獻』的精神，來自耶教：他先後在檀香山和香港讀書時，受到耶教傳教士那種『無私奉獻』的精神深深感染。」
學者辛灝年評論認為：武昌起義是「共進會」和「文學社」共同發動，其負責人與同盟會密不可分。共進會首領本名孫葆仁，為發動革命，將名改爲「孫武」，字改爲「遙仙」。之後武昌到處流傳準備發起的新軍起義是孫文的弟弟孫武領導（孫中山名「孫文」，字「逸仙」）。這樣，學生和新軍革命黨便振奮起來，紛紛參加起義和革命。孫葆仁改名孫武後，有大約1500名新軍戰士參加革命黨。辛亥革命先驅張難先在回憶錄中曾說：「當時中國，人人心裏都有一個孫中山的形象。許多青年人甚至想跑到海外去追尋他，去跟著他革命——因為孫中山這個名字，就意味著「革命」，一個要「推翻專制、創建共和」的革命。」辛灝年稱武昌起義發動者因製造炸彈而暴露後，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位烈士被捕。三人赴義前，共同喊出口號：「孫中山萬歲！未死同志萬歲！」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在國外的作為，使得「四國銀行團」終究並沒有貸款給滿清王朝，是滿清政府垮臺和袁世凱敢於逼退隆裕皇太后和末帝溥儀的重要國際因素。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華人教授謝選駿表示，賣國行為應受國家法庭審判。
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陳明銶稱，孫深感忠誠軍隊對其革命之極端重要性，故在蘇聯協助下，創建黃埔軍校，由蔣介石操控，成為日後外省人掌控全國政黨機會。孫深切仇恨陳炯明，對粵籍軍人難以完全放心；故黃埔軍校初年雖位於廣州東郊，但所招納軍校新生中，以非粵人為多，更造成以後粵籍軍人領袖之不足。

外國方面評價

法國漢學家白吉爾認為，孫是一個慷慨大度但想法糊塗之機會主義者，他最熱衷追逐征服和權力遊戲，在歷史過程中表現並不出色，相反經常是無能為力，除了幾個短暫時期曾擔負領導人職責，但決定權也不在他身上，三民主義學說既非原創又缺嚴謹；孫真實是在其冒險犯難和字裡行間、成功和挫折之間所顯現之血肉之軀，是屬於當代世界之人物：一個溝通者、某種媒體天才，並未在他所處時代歷史烙下自己印記，是所處歷史脈絡之產物，他所體現是中國正邁向現代化。孫本能掌握他所處時代之渴望，瞭解時代蘊藏之力量，並將之具體化為實踐之綱領，他將反朝廷之敵意化為反對勢力之主張，在1920年代他才關注反帝國主義之民族主義，他預見技術官僚對民主政治之危害，強調經濟現代化中基礎建設（如交通運輸、能源）之重要，寄望能夠超越或者化解陳年敵意，在外交與國際經濟關係上締造新合作基礎。孫是20世紀之子，是現代中國肇建者之一。
《孫逸仙傳記》作者美國人林百克（Linebarger, Paul Myron Wentworth）認為：「中山仗著他個人天才的感悟，竟也能從蒙昧陳腐的環境，像暗淡的山水、清幽的澗色、散漫的家宅、高低的穹廬，這裡邊衝出一線光明來。恐怕這個極暗的境中只有他一個人能相信自己，所以後來使了他個人的天才把言一線光明發揚光大。他沒有益友，沒有良師，也沒有親族戚黨可以供質疑問難之資。但是藍谷裡樂觀的孩子用他自己理想的光明尋求正確的人生。」孫宣傳反對忠君，很容易使人明白而記得，就是「天命無常」，這四個字無害於眾人，很容易深入人心，工人苦力都懂得這個簡單、無惡意而卻是勸人的口號。孫做革命事業並不把錢當做最重要緊，他曾說：「金錢並不是常常有用的，北京政府有很多的錢，但是他仍舊得不到真正替他出力的人。人民覺醒之後，金錢在革命事業裡面是比較不重要的。」林百克認為：「中山很願意拯拔壞人，因為他可憐他們。他的心完全是本於善性，所以他不能自持地現出慈悲心來，他知道他們是壞人，但是他們是不幸者，所以中山拯拔他們，倘使中山擒拿了一個嘗試害他性命的人，如其這個匪徒說出家裡有很多人靠他養活，又表出悔過的心，中山定要釋放他而同要害他的人做朋友了。中山寬恕的心似乎像孩子氣，他這樣一個意志像鐵一樣堅的人為甚麼心腸像婦人一般軟？他意志的剛強同心腸的柔軟似乎是相反的，但是同他接近之後，就知道他的弱點就是他的天性最強的根由，因為他是偉大所以他寬恕，在火奴魯魯他寬恕牽他髮辮的小兒同他寬恕袁世凱殺革命志士一樣，寬恕是他的天性，在他聽見最偉大的寬恕者耶穌之前，早已有寬恕的習性了。」
易勞逸在《流產的革命》一書中，評價晚年孫「無論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變得日趨獨裁」。
以黑龍會為代表的日本泛亞主義，將孫文開啟的聯俄容共戰略視為對東亞文明的背叛，反華及侵略中國的思想自此日益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