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会议

莫干山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84年9月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召開的「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推動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

背景

在莫干山會議開幕式上，主辦單位之一《經濟學周報》主編王瑞蓀在講話中提到會議背景時說：「這次會議是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入發展、經濟科學研究十分活躍的情況下召開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決策。起初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在農村，城市僅進行了企業層面局部的放權讓利試點。到1984年，農村改革已有很大發展，但城市改革總體仍未起步，國家面臨從農村改革和企業局部試點改革拓展為全面改革。鄧小平指出「改革要從農村轉到城市」。但因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以及意識形態原因（例如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黨內有人將商品經濟理論作為「精神污染」加以批判），改革舉步維艱。
1984年春節，鄧小平視察南方，回北京後於2月24日發表關於經濟特區和增加開放城市的講話。中共高層決定，擬在1984年10月召開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和決定經濟體制改革若干重大問題。
當時理論上遇到的突出問題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即繼續按計劃經濟體制（或該體制的變形——「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運作，還是走向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早在1980年代初，經濟學界已提出以「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作為改革目標模式的理論依據，如薛暮橋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的說明中說，「現在我們提出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是對30年來占統治地位的教條的挑戰。」但這種觀點受到黨內部分人的反對，如參加中共十二大報告起草的袁木致信胡喬木說，「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成商品經濟」，否則「必然會削弱計劃經濟」。胡喬木批轉了此信，此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受到批判。但到1984年起草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無法迴避這一重大問題。史料記載，「這一文件的起草於1984年6月開始。用了一個多月時間提出了一個提綱，但這個提綱：沒有脫離原來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調子，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此很不滿意，因此，重新調整了文件起草班子。」
1984年6月，中央領導提出：「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為此，在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擬作出經濟體制改革決定前，需要社會各方面包括中青年經濟學者「大膽探索」，為中央獻策。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一批中青年經濟學者活躍起來。當時主要有三支經濟科學工作者隊伍：一是高等學校的青年教師和研究生；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地方社會科學院青年研究隊伍；三是在京的中央和國家部委的相關研究機構，及掛靠在相關部委、具有民間性質的研究組織（例如「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簡稱「農發組」）的青年研究人員。此外，民間還有許多關心改革的中青年。
這些經濟科學工作者敢想敢說，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例如1979年底，北京青年學者朱嘉明、王岐山、翁永曦、黃江南受到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接見，就改革開放聽取他們的意見，這是第一次「老青對話」，參加者還有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的幹部。此後這四青年署名發表的文章主要有《我國國民經濟目前所面臨的困難、決策選擇和近期前景》（1980年12月2日發表於《中國未來研究會首屆全國學術討論會簡報》第12期）、《關於我國當前經濟形勢和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的若干看法》（1981年1月10日發表於紅旗雜誌社總編室編《內部文稿》第1期（總47））、《關於我國經濟調整與改革若干階段問題的看法》（1981年4月）、《廣東省經濟發展模式初探》（1981年8月）、《對我國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的若干看法》（1981年11月《經濟研究》1981年11期）、《關於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問題的若干看法》（1982年1月）等。1983年11月，雜誌上發表了署名「忻漢」的《站在堅實的大地上——對四位年輕同志的研究和探索的介紹》一文，這是媒體首次將他們稱為「四君子」。
此外在上海、天津、廣東、浙江、內蒙古、陝西等地的青年經濟學者也十分活躍。這些都為莫干山會議的召開提供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籌備

莫干山會議是由中青年經濟學者民間發起，新聞單位及地方研究機構主辦，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人員參加和支持的會議。中心議題是「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這一名稱及會議地點莫干山是1984年2月由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朱嘉明、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劉佑成、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黃江南以及孫皓暉4個人最初在浙江杭州商議提出，回北京後朱嘉明、黃江南又與《經濟學周報》張鋼、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等商議並獲得支持。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支助會議經費。
1984年初夏的一天，朱嘉明、黃江南、張鋼到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進行學術交流，與研究生見面座談。該所研究人員李羅力、杜廈、金岩石、常修澤等人出面對話。討論中，朱嘉明等人希望中青年聚會，獲得該所人員贊同。後來在從天津回北京的火車上，朱嘉明等人形成了較清晰的構思，並起草了關於召開「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會議」的材料。
當時中青年經濟學者民間主辦這一全國性學術討論會有困難。乃由中央級新聞單位和地方研究機構出面主辦。《經濟日報》、《經濟學周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世界經濟導報》、《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中國村鎮百業信息報》、《經濟效益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等單位先後參與作為聯合主辦單位。
會議成立了籌備工作組。組長張鋼，副組長徐景安（國家體改委）、黃江南，成員盧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周其仁（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高善罡（經濟日報）、崔維德（中國青年雜誌社）、陸微微（中國青年報）、朱杏清（世界經濟導報）、周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劉佑成、王小魯（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孫祥劍（國家經委財貿綜合局）、胡世英（自學雜誌社）、周小川（清華大學）、盧邁（北京經濟學院）。
1984年6月12日，《經濟日報》在總編輯安崗、副總編輯丁望主持下，發布了題為《本報等五單位將召開中青年經濟學術討論會，廣泛徵集論文邀請入選者作為正式代表出席》的消息稱：「將於9月上旬在浙江省聯合召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討論的中心內容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從本月中旬開始，向全國廣大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廣泛徵集論文。論文入選將作為正式代表應邀出席會議。」這次徵文是「以文選人」，提出「不講關係、不講學歷、不講職稱、不講職業、不講名氣」。從6月12日到8月15日，會議籌備組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1300餘篇論文，論文作者既有專業研究人員，也有在基層工作的業餘研究者。
會議籌備組的日常工作由北京的中青年學者承擔。論文評審組組長是王小魯、周其仁，副組長是朱嘉明、盧邁、宋廷明、高粱。其中王小魯負責基本理論，周其仁負責農業經濟，朱嘉明負責工業經濟，盧邁負責財金商經，宋廷明與高粱負責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因來稿眾多，乃增加閱稿人員，張少傑、蔣躍、夏小林、高善罡等人先後參與閱稿。
通過「以文選人」，到8月中旬會議敲定了與會者名單。除以論文入選的代表外，還有部分是發起、組織、籌備會議的中青年學者及少數已有一定成就的中青年學者。兩部分合計124人。此外，還確定邀請中央有關部門代表和浙江省代表。特邀的中央有關部門主要有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和宣教局以及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等。會議特邀中共浙江省委和浙江省人民政府領導及有關方面負責人出席。會前，會議籌備組成員向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領導報告了會議籌備情況並獲支持。到8月底，各項籌備工作就緒。

價格改革「放調結合」的提出

北京籌備階段並沒設計價格組。1984年9月9日，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報告中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個問題，其中價格改革被作為重中之重。這一構思應在莫干山會議前已醞釀很久。莫干山會議因此面臨價格改革的「決策需求」。會議對「價格體系必須改革」有共識。會上就價格改革的目標模式及其理論依據問題，一種主張是「以計劃價格為主體」同時「放開部分價格」，另一種主張側重於強調「導入市場機制」。會議對價格改革的路徑問題討論最深入、爭論最激烈，形成三種意見：一是「以調為主」（代表是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田源），二是「以放為主」（代表是西北大學經濟系研究生張維迎），三是「調改結合」（代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研究生華生、何家成等）。會後，會議副秘書長徐景安專門寫出一份報告《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指出「上述兩種思路，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並不互相排斥和對立，在改革中可把『調』與『放』結合起來，能放的先放，能調的先調，互相促進、相輔而行。」會議推動了中國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的提出。

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這是第三組（對外開放組）的議題，會場設在329牧師別墅。大會印發的《會議情況》第一期是「第三組（對外開放組）的討論綜述」，題為《以沿海開放地帶為先導推動我國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該組組長是朱嘉明，成員有上海的陳申申、陳平、蔡乃中，天津的杜廈、李羅力、金岩石、常修澤、郝一生、楊海田，廣州的張向榮，香港招商局蛇口工業區的梁憲等（除了沿海城市之外，中共內蒙自治區黨委研究室的郭凡生、陝西的張寶通等內地代表也曾到組討論）。討論的焦點是如何進一步實施擴大開放的戰略問題，這是對1984年春節鄧小平提出的進一步擴大開放問題的回應。一是沿海地帶的開放戰略問題，與會者提出了使沿海地帶形成一個既有分工又有聯繫的有機結構與系統的建議。二是沿海開放城市的改革問題，與會者一致認為，沿海開放城市作為中國戰略發展的前沿陣地，需要建立一整套新的經濟體制，沿海開放城市的改革可能成為全國改革的突破口，需要在「區域的整體改革」和「整體的局部改革」中探索新的改革路子。三是沿海地區開放與內地協調發展問題，上海的陳申申等重視沿海地區吸引外資的作用，郭凡生挑戰了經濟界的「梯度推移」理論。朱嘉明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執筆寫成的專題報告稱，沿海對外開放，內地也應對外開放，需國家統籌考慮。

國營企業改革

會議組織者在選題時認為，價格改革與對外開放需要微觀基礎，國營企業（後來稱國有企業）必須成為「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圍繞該問題，主要展開三方面討論：一是國營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啟動點；二是「利潤留成」和「股份制」兩種改革方式；三是國營企業破產問題。

金融體制改革

該組有一批金融專家，包括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的蔡重直、劉渝、齊永貴，武漢大學經濟系的肖帆，深圳市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瀋水根等人。9月4日，全組從宏觀上討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路子」。9月5日蔡重直主持討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商品生產對金融提出了哪些最為迫切的要求」、「我國應建立什麼樣的金融體系」、「當前金融改革主要抓哪些環節」等問題。9月6日瀋水根主持討論「區域性金融中心」、「開放金融市場」問題。9月7日肖帆主持討論由開放金融市場（資本市場）引起的「股份經濟」問題。與會者對金融體制改革特別是銀行體制改革、發行股票很積極。這是會議觸及的最敏感的議題之一。

農村改革和發展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和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是主力，王岐山、陳一諮、周其仁、裴長洪、白南生、左芳等代表參加。一是對農村改革和發展總體形勢判斷，認為連續幾年的改革一方面提出了深入改革農村經濟體制、全面改組農村產業結構的新任務，另一方面也為完成該任務準備了條件，需在系統調查研究基礎上提出可供決策參考的思想認識和解決辦法（本組從一開始便提出了「決策參考」問題）。二是農產品（首先是糧食）購銷體制改革。三是變革農村產業結構。討論成果由王岐山、周其仁執筆寫成《改革糧食購銷體制和農村產業結構》報告，上報中央。3個月後，198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農村進行第二步農產品的統派購制度改革」。

其他議題

發揮中心城市功能，政府經濟職能，以及基本理論組討論的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問題。會上浙江大學經濟系的姚先國提交了《社會主義勞動基金的兩重性與我國工資改革》論文，但會議未設小組專題討論。

提供改革思路和方略

會議結束後，徐景安、朱嘉明、王岐山、黃江南、周其仁等人負責起草擬向高層匯報的專題報告，杜廈、蔡重直、田源、華生、蔣躍、劉渝等青年學者參與執筆（或者提綱寫作）。9月15日完成8份專題報告：《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與價格改革相關的若干問題》（帶兩個附件）、《關於沿海對外開放城市的建議》、《實行自負盈虧應從小企業和集體企業起步》（此處的小企業應指國營小企業）、《金融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發展和管理股份經濟的幾個問題》、《改革糧食購銷體制與農村產業結構》、《關於我國現階段政府的經濟職能》。
8份專題報告寫成後，派代表向主管國家計委和國家體改委的國務委員張勁夫匯報。張勁夫聽後於9月20日批示：「中青年經濟工作者討論會上提出的『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極有參考價值。」10月10日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示：「『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很開腦筋。總題目是如何使放調結合，靈活運用；因勢利導，既避免了大的震動，又可解決問題。廣東的從改物價管理體制入手、江蘇鄉鎮企業走過的路、協作煤價的下浮，以及糧棉油大量搞超購價的結果帶來了比例價，都實質上是放調結合的成功事例。」
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莫干山會議的「價格雙軌制」成果被國家採納為政策，價格雙軌制的代表人物華生、何家成等人被評為國家級突出貢獻的專家。

深化經濟改革理論研究

會後不久，《經濟日報》開闢五個專版，以《探討經濟改革中的理論問題——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論文摘登》刊登會議18篇理論成果。9月25日選登2篇，郭振英的《自負盈虧與企業擴權》，吳克的《計劃管理中綜合運用各種經濟槓桿》；9月28日選登4篇，常修澤的《從蛇口工業區的開發得到的啟示》，郭凡生的《談談技術的梯度推移規律》，夏禹龍、譚大駿、陳平、蔡乃中的《沿海開放地帶的戰略地位》，陸丁、張一寧的《引進外資引力何在》；9月29日選登3篇，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的《價格改革無需增加財政負擔》，張維迎的《價格體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節》，田源、陳德尊的《關於價格改革思路的思路》；10月4日選登3篇，張寶通的《聯產承包製適合當前生產力狀況》，張太平的《農村家庭經濟及其發展趨勢》，王長遠的《縣級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趨勢》；10月11日選登6篇，郝一生、杜廈的《搞好沿海開放城市的產業配置》，夏禹龍等的《借鑑特區形式，開發新興工業》，朱嘉明、何偉文的《引進先進技術與保護民族工業》，金岩石的《內地資源開發與沿海對外開放》，瀋水根的《對外開放與人民幣匯兌制度的改革》，李弘、蔡重直的《建立我國的金融中心》。其他報刊也發表了會議成果。這些發表的會議成果涉及改革發展的理論問題，發表後引發了對其他問題的研究，在研究中開始引進西方經濟學成分。許多青年經濟學者發表文章，形成了1980年代中後期中青年經濟學者從事深度學術研究的熱潮，並對1990年代直至21世紀前期中國經濟學研究產生了影響。

促進經濟學者成長

會議湧現出一批中青年經濟學者，受到中央領導重視，並與他們座談。會後一批中青年進入政府部門（如田源任國家體改委委員）。國家體改委還專門成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吸收與會者參加，例如張維迎自西北大學研究生畢業後進入該研究所工作。
地方政府也重視中青年學者的作用。會後，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劉傑、省長何竹康到北京邀莫干山會議骨幹人員組成了河南諮詢團，團員有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等。另外會議剛開完，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便委託經濟日報社組成「上海經濟工程組」，研究上海振興與發展方略。北京市、天津市等直轄市及有關省份也陸續成立中青年經濟學會。
根據會上商定的意向，會後不久由中青年創辦的刊物《中青年經濟論壇》於1985年4月在天津創刊，標誌著中國中青年經濟學者有了屬於自己的學術陣地。該刊物實際上是民間學術刊物，以北京、天津、上海為核心，聚集了全國各地中青年經濟學者。第一屆編委會由36個中青年學者組成，總編輯丁望，副總編輯王小魯、邢元敏、陳申申、金觀濤、郝一生，委員中有24人是莫干山會議參加者，包括丁望、王小魯、盧健、田源、劉安、劉佑成、喬桐封、朱嘉明、李羅力、杜廈、楊沐、陳一諮、陳申申、陳偉恕、周天豹、周其仁、金岩石、金觀濤、張鋼、郝一生、郭凡生、黃江南、常修澤、蔡重直，另外12人不是莫干山會議參加者，包括王洛林、王戰、左志、邢元敏、孫恆志、劉景林、朱民、巫繼學、羅保銘、姚林、張朝中、高鐵生。
1986年，編委會調整，朱嘉明改任總編輯，增加羅保銘、黃江南為副總編輯，另外增加孫銜、朱小平、伍曉鷹、華生、何凌、楊小凱、陳琦偉、張向榮、張煒、張思平、徐景安、袁中印、散襄軍等13人為編委，其中華生、張向榮、徐景安是莫干山會議參加者。該刊物成為當時很有影響的經濟學理論刊物之一。

第二屆

1985年，第二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在天津召開。論文評審組的兩位組長常修澤、金岩石與十多位青年學者從2615篇論文中選出125位作者，其中30餘位是莫干山會議參加者，他們是馬凱、田源、貝多廣、盧健、孫鴻武、劉安、朱嘉明、華生、李克華、李羅力、李劍閣、李曉西、杜廈、時正新、何家成、陳申申、陳曉梅、周其仁、張鋼、張少傑、張向榮、張寶通、張維迎、周小川、金岩石、郝一生、楊海田、郭凡生、高粱、夏小林、徐景安、梁秩森、黃維德、常修澤、蔣躍、樓繼偉、蔡重直。其他入選者未參加過莫干山會議，他們是馬飈、馬建堂、王戰、馮侖、劉偉、朱民、盧中原、宋國青、李江帆、李維森（即韋森）、沈驥如、吳曉求、卓勇良、洪銀興、陳琦偉、唐傑、郭振英、郭樹清等。
入選論文作者除個別人外都參加了在天津召開的「第二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論文被收入論文集《騰飛的構想》。
莫干山會議和巴山輪會議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思想和方法。由於這兩次會議的民間性和自發性，使得思想更活躍、方法更有針對性。莫干山會議和巴山輪會議可以說開啟了中國現代智庫的先河。

紀念

2014年6月21日，為紀念莫干山會議三十周年，搜狐財經、人文經濟學會、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莫干山：1984的創新和動力——2014搜狐財經夏季峰會」。
2016年9月24日至26日，在莫干山蘆花盪飯店舉辦「第五屆中青年改革開放論壇（新莫干山會議·2016）」，主辦單位是北京中青年改革與創新論壇、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國合現代資本研究院、蘇州銀行、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支持單位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
2017年9月15日至17日，在莫干山舉辦「新莫干山會議·2017」，指導單位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主辦單位是北京中青年改革與創新論壇、中國科學院青年聯合會。

莫干山會議舊址

莫干山會議舊址位於莫干山450號，1923年所建，原為莫干山上最大的教堂，聚會堂（Assembly Hall）內，莫干山會議舊址現已作為一處旅遊景點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