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冯·卡拉扬

家世

卡拉揚的祖先來自馬其頓，他們起初名為「卡拉約安內斯」（Karajoannes）或「卡拉揚尼斯」（Karajannis）。卡拉揚的高祖父格奧爾格‧卡拉揚 (Geórgios Karajánnis, Greek: Γεώργιος Καραγιάννης)生於奧斯曼帝國魯米利亞（現希臘）的大城科札尼。西元1767年，前往維也納，最終在薩克森選侯國的開姆尼茨（Chemnitz）定居，並與他的兄弟在合作開發紡織產業，大有成就。
而家族中人的名與姓之間多插的一個「馮」字（von）是家族兩次被冊封為準男爵的結果。第一次是在1792年6月1日德國開姆尼茨，當時的薩克森選帝侯腓特烈·奧古斯都三世因喬治兄弟在紡織業所做出的成就而授予他們爵位，姓氏Karajánnis就此改為Karajan。 第二次則是在奧地利，哈布斯堡皇朝為了表彰卡拉揚家族對帝國健康事業所做出的貢獻而給家族再封頭銜。
音樂學家法蘭茲‧安德勒所撰寫的卡拉揚傳記裡，認為卡拉揚的母親瑪塔‧科斯瑪姬具有塞爾維亞，或根本只有斯拉夫的血統。雖然卡拉揚的家族為母系家庭，卡拉揚的祖父生於卡尼奧拉公國（今斯洛維尼亞）的莫斯坦那地區的小城鎮，以身世而論，卡拉揚的家族應為斯洛維尼亞人。循脈絡來看，卡拉揚跟奧地利的作曲家胡戈‧沃爾夫有親戚關係，卡拉揚亦熟識許多斯洛維尼亞人。

童年（1908年—1926年）

1908年4月5日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天，恩斯特夫婦再獲一子，取名為赫里伯特（Heribert Ritter von Karajan），即是後來的海伯特。薩爾茨堡是一個有著濃郁音樂氣息的城市，莫札特的故鄉，每年有名的薩爾茨堡音樂節就在此拉開帷幕。卡拉揚一家非常熱愛音樂。父親恩斯特會彈鋼琴，演奏單簧管，還經常參加莫札特音樂學院樂團和薩爾茨堡州立劇院的各種活動。城裡的音樂家都很樂意和這一家子來往。父親除了帶孩子上交響音樂會外，還時常在家裡舉辦小型的音樂會。不難理解，兄弟兩人很早就接受鋼琴訓練，年長的沃夫岡首先學習音樂，到了1912年，海伯特4歲時，也開始跟隨弗蘭茲·列德文卡學習鋼琴。他從8歲起就在薩爾茨堡莫札特音樂學院學習基礎，為時10年。這音樂教育是多方面的，除了繼續跟隨弗蘭茲·列德文卡學習鋼琴外，他還在薩爾茨堡的教堂唱詩班中參加合唱，另外更是師從弗蘭茲·紹爾學習和聲。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揚作曲和室內樂的老師博爾哈德·包恩伽特勒（Bernhard Paumgartner），他很快就發現了卡拉揚身上的潛能，並對之顯示出父親般的關懷。卡拉揚經常駕駛老師的軍用摩托車在郊野狂飆。包恩伽特勒不但誘發了卡拉揚對繪畫和雕塑的興趣，也正是他鼓勵卡拉揚後來走上指揮道路。
其實，兩位家長才是海伯特最重要的老師。在卡拉揚的家裡，兒子們要用「您」（德語：Sie，是德語中的敬稱）稱呼家長。恩斯特是一位嚴謹的人。他每天步行25分鐘上班，在路上將快要進行的手術通盤琢磨。這種作風無疑也深深地影響著日後的海伯特，讓他養成事事做足準備的習慣。母親則是一位樂善好施的好人。卡拉揚12歲時，一次他在爬樓梯的時候失足，從20米高處墮下，腳部關節和脊椎受傷，後遺終身，母親馬塔對之的關懷照料令人動容。
據卡拉揚的自述，他曾因自己在鋼琴方面的早熟，被人稱為「神童」，不過他從沒為這一稱號而去耗費力氣。經過5年的鋼琴課，卡拉揚終於在1917年1月27日第一次以鋼琴家身份在莫札特紀念日裡登台演出。兩年之後的1月26日，他在老師包恩伽特勒的指揮伴奏下，以獨奏家身份演奏協奏曲。

亞琛，納粹，柏林（1934年—1945年）

1933年納粹黨上台，德國音樂人才急劇衰減。就在那一年，布魯諾·華爾特，克倫佩勒，埃里希·克萊伯，弗里茲·布希被迫離開德國。有著猶太血統的作曲家作品被禁，馬勒或是荀白克都在此列。而欣德米特的歌劇《畫家馬蒂斯》被禁，福特萬格勒為此大鬧納粹，辭去了其身上所有的終身職務，以47歲的年紀暫時退休。
而在這些大事發生不久之後的1934年，卡拉揚得到了一個重要的職位—亞琛市立劇院音樂會指揮和歌劇總監。這個劇院比烏爾姆的高一個檔次，樂團有70多人，合唱隊300人，而且帶領合唱隊的正是日後揚名合唱界的威廉·匹茲（Wilhelm Pitz）。以這樣的人員，卡拉揚迫不及待地上演了華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而亞琛也是卡拉揚到柏林和維也納的跳板。1934年8月21日，他在私人晚會上首次與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合作，演奏了德布西和拉威爾的作品。到了1935年4月12日 ，卡拉揚更是被任命為亞琛市立劇院音樂總監。卡拉揚以他當時27歲的年紀，成為了德國最年輕的音樂總監。但是，卡拉揚得作出一項妥協：加入納粹黨。
根據瓦爾特·萊格的評論，卡拉揚不諳政事，只要針不到肉，他也懶得去理政壇上的風風雨雨。而在烏爾姆時他就曾給人不關心政治時局的感覺。但1933年之後德國的形勢和此時的飯碗問題，使得卡拉揚作出決定，成為納粹黨員，就是德語中所謂的「Pg」（德語Parteigenosse的簡稱）。
卡拉揚從不否認自己曾經是納粹黨成員。但是卡拉揚與納粹黨之間的關係，更確切地說是他的入黨時間，帶有歷史的迷霧。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經後人發掘出來的證據與卡拉揚的自白之間有出入。根據一些戰後納粹留下來的文件，有人認為卡拉揚申請入黨的時間是1933年4月8日。但卡拉揚卻非常肯定地說，自己是在1935年才入黨，並且以1933年的黨證上並沒有他的簽名為理據進行反駁。當然，支持卡拉揚的聲音是有的。卡拉揚對自己入黨日期是於1935年所表現出的強硬態度，可能是要避免旁人對其入黨動機所作出負面的猜測。
雖然當時德國在政治上極端壓抑，第三帝國的文化生活卻是非常豐富的。具有「黨員」身份的藝術家，其工作條件非常優越。而納粹黨頭頭對藝術也顯得十分闊綽。卡拉揚和福特萬格勒一樣，在帝國內不斷地指揮音樂會。到了後來，卡拉揚在由赫爾曼·戈林掌管的柏林國家歌劇院（Staatsoper Unter den Linden）工作，後者給與了卡拉揚極大的自由度。
1937年6月1日，卡拉揚受布努諾·瓦爾特之邀，首次到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指揮，劇目是華格納的《特里士坦與伊索爾德》。這是一場令人矚目的勝利。但卡拉揚也領略到了維也納歌劇院的艱難工作條件：大排練被取消，小排練里主角們唱兩句就要離去辦點私事。日後的1956到1964年，卡拉揚會更真切地體會到這些難處。而同在1937年，卡拉揚被邀請去指揮一支柏林的管弦樂團，但卡拉揚拒絕了，因為樂隊不能給他任何時間去排練。不過很快，到了1938年，樂隊就同意了卡拉揚的要求，先排練再演出。於是卡拉揚就在4月8日，首次和這支樂隊合作，指揮了莫札特《「哈夫納」交響曲》（「Haffner」，亦即第35號交響曲），拉威爾第2號達夫妮與克勞伊組曲和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而這支樂團，就是日後和卡拉揚合作35年的柏林愛樂樂團。
而在個人方面，卡拉揚在1938年7月26日與亞琛輕歌劇首席女歌手艾米·霍格羅夫結婚，兩人在亞琛附近的樹林裡擁有一座房子。但是卡拉揚關注得更多的是其事業。而霍格羅夫與戈林夫人的友好關係幫助了卡拉揚進軍柏林。1938年9月30日他得到了在柏林國家歌劇院指揮的機會，劇目是貝多芬的《費德里奧》。而到了10月21日，是卡拉揚的勝利時刻。他指揮的《特里士坦與伊索爾德》引起國際轟動。柏林音樂評論家范·德·努爾（van der Nuell）稱之為「神奇的卡拉揚」（das Wunder Karajan），非但如此，他還添油加醋地寫上，「一些老指揮家」應該向這位年輕人學習一點什麼。這裡的「老指揮家」很明顯就是針對福特萬格勒。這「神奇的卡拉揚」稱號和挑釁的口吻引來了福特萬格勒的抗議，並且成為了福特萬格勒與卡拉揚長時間對立的開端。後來在福特萬格勒非納粹化過程中一些資料除塵，指出范·德·努爾只是為當時納粹中反福特萬格勒陣營所迫，而寫出這種評論的。
不管有沒有范·德·努爾的評論，卡拉揚開始在柏林揚名。雖然他被福特萬格勒掌管下的柏林愛樂拒之門外，但是卡拉揚還是成功在柏林立足，他在1939年11月同時接受了柏林國家歌劇院樂隊長和普魯士國家樂團音樂會指導兩職。他還在1940年2月18日於理查·史特勞斯面前上演了其歌劇《厄勒克特拉》，並得到作曲家的首肯。卡拉揚也到過被占領的巴黎演出華格納的作品。而且其錄音生涯也即將開始，他與德國唱片公司簽下第一份合約期至1943年。卡拉揚的第一個正式錄音，是指揮柏林國立樂團演繹莫札特的魔笛序曲（這些早期錄音為DG公司近期結集發行）。移師柏林後，卡拉揚和霍格羅夫之間不穩定的夫妻關係最終破裂。不過很快到了1942年，卡拉揚便與另一位女士安妮塔·居特曼（Anita Gütermann）結婚。而新婚10天後，卡拉揚宣告退黨，這可能與其新妻祖父是猶太人有關。碰巧的是，卡拉揚亞琛和柏林兩地的合約過期。這一退黨舉動使卡拉揚又一次失業，成為政府和納粹眼中的「不受歡迎的人」（拉丁語：Persona non grata）。希特勒曾因卡拉揚一次《紐倫堡的名歌手》的敗演而極其不滿，加上他認為福特萬格勒是指揮界唯一的國際巨星。所以綜合起來，只要納粹一日當政，卡拉揚就毫無就業的希望。比如當卡爾·貝姆;威廉·退爾（Karl Böhm）離開德雷斯頓歌劇院時，卡拉揚的續任申請竟然是被希特勒本人的命令所駁回。

歐洲音樂總指導

1956年到1971年，卡拉揚在歐洲炙手可熱。他先是出任了薩爾茨堡音樂節藝術指導，歷時4年。在1957年，除了率領柏林愛樂樂團首次訪問日本之外，他還接受聘任成為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藝術指導，以一改這座歷史悠久的歌劇院頹落之勢。在他身上的職稱還有：1967年成為柏林愛樂樂團終身指揮，維也納歌唱協會終身指導，米蘭斯卡拉歌劇院首席指揮之一，1969到1971年繼去世的查理·明希擔任巴黎管弦樂團音樂顧問。
卡拉揚在1958年第三次成婚，對象是一位法國女士—愛利特·毛瑞特。愛利特曾經當過時裝模特，後來成為一位畫家。她有著極強的社交能力，雖然她聲稱自己不懂音樂，但是她無疑在丈夫身邊扮演著極重要的統籌角色。她與卡拉揚出色的私人秘書安德雷·馮·馬通尼（André von Mattoni）一道負責了卡拉揚許多音樂以外的事務，讓卡拉揚可以更專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指揮事業里。夫妻兩人分別育有兩女：1960年6月25日出生的伊莎貝拉和1964年1月2日出生的阿拉貝爾。維也納愛樂樂團和柏林愛樂樂團則分別是她們的監護人。而她們的保姆，正是卡拉揚的首任太太艾米·霍格羅夫。
1959年，卡拉揚除了和維也納愛樂在59年秋季巡迴印度，菲律賓，香港和美國等地演出外，還再次為DG公司錄音，和柏林愛樂樂團製作出自己第一張立體聲唱片，理察·史特勞斯的《英雄生涯》，這同時也標誌著柏林愛樂，卡拉揚和德國唱片公司鐵三角長時間的合作的開始。當時的卡拉揚雖然與EMI有錄音合約在身，但是柏林愛樂卻與德國唱片公司簽下過合同。因此合約需要進行修改，使得這對組合能同時為兩家品牌錄音。在EMI旗下卡拉揚的錄音活動後來一直持續到1984年，並錄製了不少歌劇，另外還有一些不曾為DG錄製過的作品，例如舒伯特的交響曲全集。
有了柏林愛樂和大唱片公司作後盾，卡拉揚就開始有計劃大規模地錄製古典音樂世界裡的管弦樂作品。不過，1959到61這三年間，他只是很謹慎地錄製了一些管弦樂炫技曲（Showpieces），例如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安東尼·德弗札克《斯拉夫舞曲》中的幾首，還有德里布和蕭邦的一些舞曲，不過這些錄音一朝製成，即成經典。到了61年末，卡拉揚終於開始有大行動，為DG公司錄製樂聖貝多芬的全套交響曲，並在62年完成，即俗稱的「紅卡」。時至今天，縱然市場上有著難以勝數的貝多芬交響曲全套，但是這套錄音依然光彩奪目，飽受讚賞。其實，卡拉揚早在接手柏林愛樂樂團時，就已經開始準備這套錄音製作。在第一次美國之行前夕，他就排演了《第五》。《第七號》他在55到59年上演過三次。到了開錄前，除了《第二》和《第八》，他已將其他交響曲在音樂會上過了最少一遍。
以同樣的精心準備，卡拉揚和樂團在63，64年還錄製了布拉姆斯的交響曲全集，巴赫的《布蘭登堡協奏曲》。而柏林愛樂樂團終於在1963年10月15日迎來了自己的家—柏林愛樂大廳。這座大廳是應卡拉揚的技術標準而建成的。一如華格納為拜魯伊特節慶劇院在開幕之際所做的一樣，卡拉揚指揮樂團演奏了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以示喜慶。

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卡拉揚對上一次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指揮是1937年的事，不過他在當時可能已經領略過歌劇院的一些惡習，例如排練時間不足。而到了他再次在50年代中接手這所歌劇院時，這座歌劇殿堂正陷入其歷史的最低谷：紀律可有可無，劇目沉悶，指揮低檔，演唱低劣。
卡拉揚認為，歌劇院之所以衰落，是因為其奉行的歌劇院演出季制度（stagione system）所致。簽約的歌手，不管他是德國人，法國人還是義大利人，要出演這整一季的所有劇目。相比之下，很多歌劇院已實行了新的制度，歌手可以自由往來各歌劇院，唱自己最熟悉的角色，演出質量當然有所保證，加之當時唱片工業已經崛起，立體聲唱片的黎明已顯，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受到的衝擊可想而知。
所以卡拉揚在開始指揮他任內第一部歌劇之前，先花了數以月計的時間整治歌劇院。他做出的改革頗具爭議。首先他憑藉自己的影響力，連接了米蘭斯卡拉歌劇院與維也納國家歌劇院。這樣不但歌手可以往來交換，而且歌劇的製作也可以搬來搬去。另外，他還將薩爾茨堡音樂節的製作轉到維也納露面。他認為這樣做可以節省成本。還有他致力於讓一些優秀的指揮家與劇院簽短期合約，摒棄二流的樂隊長。
整頓完之後，卡拉揚終於讓維也納觀眾領略了兩場演出，華格納的女武神和義大利風味的《奧賽羅》。後者題頭角色奧賽羅由有著「黃金小號」之稱的馬里奧·德·莫納科演唱，女主角則是義大利美聲唱法的代表人物苔巴爾蒂。原班人馬還為DECCA公司錄下錄音。接下來，他陸續將指環餘部，《帕西法爾》，《帕西法爾》，《費德里奧》，《沒有影子的女人》和《佩麗阿斯與梅利桑德》搬上舞台。這些製作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卡拉揚的指揮從沒受到質疑，而且他各方面的準備細緻認真，得到很多評論員的認可，歌劇院再一次獲得國際聲譽。
但是，卡拉揚只是作為一位指揮家獲得了成功，而作為「藝術指導」，他則是失敗的。首先卡拉揚身上任命繁多，長時間不在維也納。當他不在維也納的時候，歌劇院演出水準驟降。在招攬指揮方面，他也沒有多大的建樹，不過這也可能與歌劇院提供的排練時間不足有關。
1961年秋，歌劇院技術組罷工，卡拉揚以辭職支持。政府做出讓步，不過要求為他加添一名共同指導，以求歌劇院管理的穩定。第一位共同指導是當時斯圖加特歌劇院的老闆華爾特·施夫（Walter Schaefer）。不過，狀況並沒改善，卡拉揚繼續是長期離守，施夫在斯圖加特脫不得身。歌劇院原來只有一位長期缺席的指導，現在則有了一對。到了後來，施夫決定63-64年度留守斯圖加特，這樣只得找上另外一人。新的指導名叫艾宮·希爾伯特（Egon Hilbert）。
希爾伯特和卡拉揚可謂相衝相剋，兩個人從一開始就摩擦不斷。他們先是因為製作《波希米亞人》過程中的一些細節鬧矛盾。再是在人事方面的問題，卡拉揚的演出排期還有變動等事宜，希爾伯特都有過單方面行動，引來卡拉揚嚴重的不滿。
卡拉揚無力一口氣應付來自政府，共同指導和自身職責多方面的壓力，他決定在1964年辭職。同時，他也結束了與錄音公司DECCA的合同。除了上述的《奧賽羅》之外，這家以強烈的錄音動態效果著稱的公司還為卡拉揚和維也納愛樂樂團錄製了《阿依達》，《蝙蝠》和《托斯卡》，一系列海頓，莫札特和貝多芬的交響曲以及理查·史特勞斯的音詩。不過話雖如此，卡拉揚在緊接著的1965年，就為DECCA錄製了薩爾茨堡音樂節上的劇目《鮑里斯·戈東諾夫》。兩者還在73和74年再次碰頭，與帕瓦羅蒂以及弗雷尼錄製了《波希米亞人》和《蝴蝶夫人》，和一版《費加羅的婚禮》。

80年代

早在70年代末，唱片工業就已經進入CD時代。1978年9月，卡拉揚的一場音樂會就已使用該技術被秘密錄製。事後卡拉揚被Sony邀請去評估該唱片的質量。卡拉揚又一次站到了唱片工業的前沿，他被該技術所吸引，並戲稱CD以前的時代是「煤氣燈時代」。很快在1980年，他就推出了自己的首款數字CD歌劇錄音—《魔笛》，這也是他本人首次錄音時選擇的作品。1981年4月15日他成為CD數碼音頻系統的國際主席。其數碼錄音從此陸續出爐：《卡門》，和被譽為「卡拉揚65年磨一劍」的最後《薔薇騎士》。另外，他的馬勒第9交響曲和華格納的帕西法爾還旋即獲得了英國留聲機大獎。
有了CD這種音頻新載體，卡拉揚於是又開始了新一輪經典曲目重錄，包括第四次貝多芬的交響曲全集，布拉姆斯的交響曲全集和理查·史特勞斯的作品等。除此之外，他還在1982年成立了Telemondial公司，旨在記錄他自己的演出。這一系列的錄影的音頻部分，遂以「卡拉揚金版」（Karajan Gold）的形式放出。而其錄影，無一不是精心準備的傑作，其效果大大有別於一般的音樂會轉播視頻。卡拉揚在其中採用了多種專業的攝影手法，例如對樂器進行近距離特寫，淡入淡出，多角度拍攝等，增加了觀賞性。

危機潛伏

自卡拉揚真正將視線轉回到柏林愛樂身上後，這對組合便以其多產和藝術方面的高品質成為樂壇佳話。1955年接掌柏林愛樂打後，卡拉揚便開始減少了世界性的活動，例如在1960年4月2日結束了與愛樂樂團的合作。在維也納受挫以及巴黎管弦樂團（Orchestre de Paris）更改合約兩次事件之後，卡拉揚更是下定決心，日後一心一意與柏林愛樂合作，例如在喬治·塞爾去世後，他推辭了克利夫蘭管弦樂團的接任邀請。
而柏林愛樂在任命卡拉揚成為自己首席指揮之後，雖然與貝姆;威廉·退爾，約胡姆和朱利尼等客席指揮有過不少合作（大指揮伯恩斯坦也只有過驚鴻一瞥，與樂隊演出馬勒的第九交響曲），但是最主要的還是與卡拉揚在一起，成為名副其實的「卡拉揚的樂團」。卡拉揚與樂團錄製下的大量唱片，巡迴演出，極大地提升了樂團的知名度，使之柏林愛樂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音樂團體，同時也為樂團成員帶來了大量財富與名譽。樂團成員組合成為多個室內樂團，管樂合奏團，都不忘帶上柏林愛樂的銜頭。而卡拉揚也並未對此有多大微詞。但又正是柏林愛樂的這種自主性，成為80年代，樂隊抗拒卡拉揚絕對權威的支柱。

危機爆發

早在1963年，柏林愛樂和卡拉揚曾經在聘任一位瑞典圓號手的問題上有過出入。縱使當時卡拉揚也是用過威嚇的手段，不過最後做出妥協的還是他。不過到了1981年，他卻對薩賓娜·邁耶（Sabine Meyer）的聘任問題態度強硬，最終導致樂團指揮之間衝突爆發。
曾經在巴伐利亞廣播交響樂團供職的薩賓娜，時年23歲，參加了柏林愛樂的單簧管試奏，意欲擔任樂團的獨奏單簧管一職。她在所有候選人裡面無疑是最出色的一位。她隨著樂團巡迴薩爾茨堡，琉森還有美國。其後一年，卡拉揚意欲聘任薩賓娜，並且想用自己的影響力將薩賓娜為期一年的試用期免去。不過這時樂隊卻提出了異議，認為薩賓娜瘦削光亮的音色與樂隊的單簧管組渾厚低沉的音色不配。不過外界也有意見認為，柏林愛樂的「大男人主義」作祟，因「不願意為女生再開闢一間廁所」而拒絕了薩賓娜 。
面對這次拒絕，卡拉揚立刻故技重施，取消（德語：sistieren，卡拉揚脅迫時用語）了預定好的錄音和巡迴，還將下一年復活節音樂會的預約一筆勾銷。另外，他還脅迫道，日後只按合同跟樂團辦事，一年六場音樂會，不會再多。
樂隊將卡拉揚的威脅看作是公然冒犯。加上錄音與復活節音樂節並不屬於柏林愛樂的公職，而這兩項活動無疑是樂團成員的主要收入來源，所以卡拉揚取消的無疑是樂團的財源，估計在百萬馬克左右。但是卡拉揚在此低估了樂團。次年初，樂團正式明確了自己的決定，薩賓娜將要服一年的試用期（其實薩賓娜的這次留任，是樂團經理彼德·吉特（Peter Girth）的個人安排，吉特也因此被樂團成員要求辭職。）。不過薩賓娜也無法在柏林愛樂工作下去：「關鍵是，我意識到，我在樂團的留任將會在樂團和其藝術指導間引起不可預測的衝突。」所以一到試用期結束，她推卻了卡拉揚的多番挽留而自願離去。值得一提的是，薩賓娜·邁耶現今成為一位極其成功的單簧管獨奏家。
衝突在不斷升級。樂團經理和文化部長的努力也無補於事，事件向高層推進。當時柏林市市長埃伯哈德·迪皮根（Eberhard Diepgen）在1984年聖靈降臨節前往薩爾茨堡，其時正值卡拉揚在聖靈降臨節音樂會將柏林愛樂遣走，並自掏腰包用維也納愛樂取而代之。迪皮根得到卡拉揚保證留任首席一職的承諾。而老經理斯特斯曼也被再次請出山，以求緩和局面。
柏林愛樂也作出威脅，樂隊將不再參加薩爾茨堡音樂節，不再和DG續約，而轉投CBS的陣營，還有最致命的一擊，將取消和卡拉揚新建的Telemondial的合約。沒有了柏林愛樂，卡拉揚的貝多芬影音錄製大計只得擱淺，因為卡拉揚找不到替代的樂團。卡拉揚在此威脅面前，只得再次做出讓步，並在1984年8月24日致箴柏林愛樂，希望雙方能再次走到一起，演奏巴赫的b小調彌撒曲，並且能在此後坐下來，心平氣和地尋求解決辦法。卡拉揚這封信成為了雙方和解的契機，兩者終於再次走到一起。

最後歲月

晚年的卡拉揚，雖然依然受到健康問題的困擾（1983年再次因為椎間盤突出而接受手術），卻依然醉心於音樂錄製事業。84年10月，他獲得UNESCO的國際音樂獎。而到了1985年6月29日，卡拉揚更是有一次非常特別的演出機會，他受邀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教堂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面前指揮維也納愛樂演奏莫札特的《加冕大彌撒》。該演出還由Telemondial作了錄影，並作了全世界轉播。而1987年1月1日，卡拉揚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揮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演出實況被作了世界直播。
1988年卡拉揚迎來自己的80大壽。德國唱片公司以其妻愛利特·馮·卡拉揚的畫作為封面，發行卡拉揚100傑作系列以示慶祝。此後，卡拉揚還作了對日本最後一次訪問。1989年2月卡拉揚與維也納愛樂在紐約最後一次演出，演奏了史特勞斯的圓舞曲和布魯克納的第八交響曲。不過此時卡拉揚的健康已明顯惡化，這更加重了他和柏林愛樂以及當時柏林的政治人物之間的矛盾。當時的「紅綠聯盟」（即德國的SPD和德國綠黨）公開批評卡拉揚責任的不到位：缺席音樂家的應聘試奏，越來越少的巡迴演出，整個月整個月不在柏林。而卡拉揚無法忍受這一系列批評，於是在1989年4月24日，他書面遞交辭呈，推去了在柏林愛樂的職務，從而結束了這對傳奇組合的長期合作。此後，他回到威爾第歌劇《假面舞會》的製作中去。錄音已經完成，只待上演，但是卡拉揚的疼痛日益嚴重，即使是瑞士洛伊克巴德（Leukerbad）的硫浴也無濟於事。在薩爾茨堡一次排練期間，卡拉揚抱怨其胸痛。一天後，即於1989年7月16日，卡拉揚在家中接見來訪的老友日本索尼公司總裁大賀典雄，兩人談及飛機及音樂出版的事情 。卡拉揚要來一杯水並喝下，說道感覺好了一點，然後就倒在一邊。卡拉揚就此心臟病發逝世。他的葬禮簡短從速，第二天卡拉揚便在安尼弗的墓園下葬，只有親朋好友知情，而且並無記者在場。

指揮風格

卡拉揚並不作曲，一心從事指揮演奏事業。他的錄音譜極廣，空間上基本上涵蓋歐洲所有出名作曲家的作品，時間上則從巴洛克時期跨到20世紀，如：巴赫、韋瓦第、海頓、莫札特、貝多芬、布拉姆斯、孟德爾頌、舒曼、華格納、布魯克納、馬勒、理查·史特勞斯、德布西、拉威爾、西貝流士、卡爾·尼爾森、肖斯塔柯維奇還有荀白克，貝爾格。而卡拉揚在台上的風度也頗為世人所熟知：背譜演出，動作流暢，幅度大而不劇烈（與伯恩斯坦形成對比）。另外，卡拉揚在錄音室中製作的歌劇錄音中，很少加入劇情中出現的音效。正如他自己提到的一樣，他的演出結合了「托斯卡尼尼的精確和福特萬格勒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