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一世 (英格蘭)

早年生涯

查理在1600年11月19日生於蘇格蘭法夫的鄧弗姆林宮，是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與王后丹麥的安娜的次子。同年12月23日，查理於愛丁堡荷里路德修道院的王家禮拜堂舉行的新教儀式上，受羅斯主教大衛·林賽施洗，並獲冊封蘇格蘭國王次子的慣例頭銜——奧爾巴尼公爵，同時也獲附帶頭銜——奧蒙德侯爵、羅斯伯爵和阿德蒙諾赫勳爵（Lord Ardmannoch）。
1603年3月，英格蘭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無嗣駕崩，詹姆斯六世作為其外甥孫而繼承了她的王位，成為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同年四月至六月上旬，查理的哥哥和姐姐跟隨著他們的父母前往英格蘭即位。然而查理由於自小身體羸弱而無法承受長時間的路途勞頓，被留在了蘇格蘭，其父王任命時任蘇格蘭最高民事法院院長的好友費維勳爵擔任其監護人。
1604年，當三歲半的查理可以在鄧弗姆林宮的大廳中獨自行走時，便開始了前往英格蘭的長途旅行。同年6月中旬，他離開了鄧弗姆林宮前往英格蘭與他的家人團聚，而在那裡他將度過以後的生活。在英格蘭，查理被交由當時朝臣羅伯特·凱里爵士在荷蘭出生的妻子凱里夫人伊莉莎白（Elizabeth, Lady Carey）教養，凱里夫人教給查理如何說話，並且堅持讓他穿西班牙皮革和黃銅製成的靴子以幫助他脆弱的腳踝適應行走。查理的語言表達能力發育亦遲緩。因此在他的餘生中，保留著口吃或言語吞吐不清地毛病。
1605年1月，查理獲冊封英格蘭君主次子的慣例頭銜——約克公爵，並成為了一位巴斯騎士。一個長老宗蘇格蘭人托馬斯·穆雷被任命擔任其導師。查理平日裡學習的是文學名著、語言、數學、宗教。1611年，他被授予一枚嘉德勳章。
最終，查理克服了可能由佝僂病引起的身體缺陷，成為一名馬術能手、神槍手以及擊劍高手。儘管如此，但其公眾形象與他身材魁梧的兄長威爾斯親王亨利·弗雷德里克相比，仍然相形見絀。查理也非常崇拜兄長亨利，並在各方面都極力地效仿他。可是在1612年11月上旬，年僅十八歲的亨利疑似因患傷寒（或可能是卟啉症）病逝，距十二歲還差兩周的的查理遂成為了王位的法定繼承人。身為英倫三島最高統治者倖存的最年長的兒子，查理自動獲得了好幾個頭銜（包括康沃爾公爵和羅斯西公爵）。四周後，他在1616年11月獲冊封為威爾斯親王和切斯特伯爵。

王位繼承人

在1613年，他的姐姐伊莉莎白與普法爾茨選侯弗雷德里希五世結婚，並搬到了海德堡居住。在1617年，天主教徒哈布斯堡奧地利的費迪南德大公當選為波希米亞國王。翌年，波希米亞反叛者將其信仰天主教的兩名大臣及一位書記官扔出窗外。1619年8月，適值費迪南德被御選為神聖羅馬皇帝之時，波希米亞議會推舉身為新教聯盟領袖的弗雷德里希五世為他們的國王。弗雷德里希不顧皇帝而接受波希米亞王冠標誌著最終發展成三十年戰爭的動亂的開始。起初，這場動亂衝突僅局限于波希米亞，隨後卻逐漸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歐洲戰爭。歐洲大陸上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迅速分化為兩極並開始了衝突，這給英格蘭國會與公眾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1620年，查理的姐夫弗雷德里希五世於布拉格附近的白山戰役中被擊敗，其世襲領地普法爾茨亦遭到了自西屬尼德蘭而來的哈布斯堡家族的武力侵襲。然而，詹姆斯卻開始謀求費迪南德的侄女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瑪麗亞公主同新威爾斯親王的婚姻，並認為到同西班牙王室聯姻是可以實現歐洲和平的一種外交手段。
不幸的是，事實證明無論是公眾還是內閣都普遍不喜歡與西班牙的這種外交談判。英國國會對西班牙及天主教徒持敵對態度，因此，國會在1621年向詹姆斯表決，議員希望執行不服國教法令，以此開展反西班牙海軍運動，並讓威爾斯親王同新教徒結婚。與此同時，詹姆斯的大法官弗蘭西斯·培根被以受賄為名遭到了上議院的彈劾。這是自1459年以來未有國王首肯，而是利用剝奪公民權議案展開的首次彈劾動議。這一事件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先例，如這一彈劾動議過程，在後來被用以對付查理及其支持者白金漢公爵、大主教勞德以及斯特拉福德伯爵。詹姆士堅持認為，下議院只能專注於國內事務。而下院議員們則抗議說他們在下院內有言論自由的特權，並要求向西班牙開戰以及給威爾斯親王娶一位信仰新教的威爾斯王妃。查理像他父親一樣，認為下議院討論他的婚姻大事是在盛氣凌人，並侵害了其父王的王家特權。詹姆斯對他所體會到的魯莽無禮和毫不妥協的議員非常氣憤，並在1622年1月解散了國會。
詹姆斯的寵臣白金漢公爵曾對身為威爾斯親王的查理有著巨大的影響力，1623年1月，查理同白金漢公爵微服前往西班牙，他們試圖為同西班牙王室長期懸而未決的聯姻達成協議。可是，這趟西班牙之旅在最終成了一件令人尷尬的失敗。公主認為查理是個異教徒，他眅依羅馬天主教是西班牙同意聯姻的首要條件。西班牙堅持要求英格蘭信仰天主教並廢除刑法，但查理知道國會不會同意此要求。而在成婚後，公主也要在西班牙滯留一年，以確保英格蘭履行條約中所有的條款。由於相互的誤解，白金漢公爵和西班牙首相奧利瓦雷斯伯爵之間發生了私人爭吵，最終致使查理的這場協商成為徒勞。查理在10月返回倫敦，因為沒有帶來新娘而受到了如釋重負地群眾的熱切歡迎，隨即，他和白金漢公爵敦促厭戰的詹姆斯國王向西班牙宣戰。
詹姆斯在其新教顧問的鼓動下，在1624年召集國會以便獲取戰爭經費。因經費問題反戰的財務大臣米德爾塞伯爵萊昂內爾·克蘭菲爾德在查理和白金漢公爵的策劃下，很快被以和培根幾近相同的方式彈劾。詹姆斯說白金漢公爵是個傻瓜，並有先見地警告兒子說他會為這一彈劾動議的重新上演而感到後悔。與此同時，恩斯特·馮曼斯費爾德組建的一支軍備資金不足的臨時軍隊開始動身收復普法爾茨，但由於這支軍隊財匱力絀，從未超越荷蘭的海岸線。
1624年之後，詹姆斯一病不起，國會也變得愈發不受其控制。當詹姆斯在1625年3月駕崩時，查理和白金漢公爵認為他們實際上已經掌控了整個王國。

初期統治

1625年5月11日，查理在缺席的情況下與亨利埃塔·瑪麗亞在巴黎聖母院的門外舉行了婚禮，他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避免他的第一屆國會可能在婚禮上提出結婚啟事。國會中的大多數人都反對國王娶一個羅馬天主教的王后，害怕他因此而放鬆對羅馬天主教的限制從而削弱辛苦建立的英國國教教會。雖然查理信誓旦旦的向國會宣布對拒不參加英國國教的天主教徒（recusants）不會放鬆限制，但實際上在他與路易十三秘密婚約中，英格蘭將會協助法國壓制在拉羅歇爾地區活動的雨格諾新教派，於是英格蘭在法國宗教戰爭中長期堅持的支持新教的立場被徹底改變了。1625年6月13日，這對新人於坎特伯雷完婚。1626年2月2日，查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正式加冕，成為查理一世，其時對於王后信仰的爭論甚囂塵上，因此王后並沒有出席加冕典禮。查理與亨利埃塔共生有7個孩子，其中有3個兒子和3個女兒長大成人。
人們對查理一世的宗教政策的不信任感與日俱增，因為他支持一位具有爭議的牧師——理察·蒙塔古（Richard Montagu）。在他的一本回應《A New Gag for the new Gospel》的小冊子《A New Gag for an Old Goose》中，他自詡為離上帝最近的人。他與喀爾文教派發生激烈的爭論，從而使他在清教徒中聲名狼籍。在下院的辯論中，在一個清教徒——約翰·皮姆（John Pym）——攻擊蒙塔古的小冊子之後，他要求國王支持他的另一本冊子《Appello Caesarem》（1625年），一本聖徒保羅所作的針對迫害猶太人上訴的參考書。查理一世任命他為隨軍牧師，使得清教徒們不得不相信，作為教會領袖的查理，他這種對於阿民念主義的支持有在英國國教教會復興天主教的秘密企圖了。
在查理一世的初期統治中，他首要關心的問題就是外交政策。本來只限制在波西米亞的三十年戰爭，正在如火如荼的蔓延到整個歐洲大陸。1620年，查理一世的姊夫腓特烈五世在白山之戰中被擊敗，到了1622年，儘管有英格蘭志願軍的幫助，腓特烈五世在普法爾茨的世襲領地還是被神聖羅馬帝國的斐迪南二世占領。查理一世答應姊夫重奪普法爾茨，因此當天主教的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出兵普法爾茨的時候，查理一世向西班牙宣戰了。
國會本來計劃用一種廉價的作戰方案，藉助海軍攻擊西班牙的殖民地，希望能夠捕獲西班牙運輸財物的船隊，藉以補充軍費。而查理一世則決定直接在歐洲大陸直接採取更激進的行動（也更加昂貴）。國會通過決議批准了總額為14萬英鎊的戰爭經費，對於查理的方案這些錢是不夠的。儘管自1414年以來，王家徵收噸稅和磅稅（Tonnage and Poundage）是終身的，但此次下院提出議案，限定查理一世的期限為一年，查理一世需要每年向國會申請以獲得新的許可。但在上院中，以白金漢公爵為首的，查理一世的死黨們則拒絕通過這個議案。查理一世對國會的決議置之不理，繼續徵收噸稅和磅稅（Tonnage and Poundage）。
對西班牙的作戰由白金漢公爵指揮，戰局很快就變得越來越糟了。下院開始議程準備對公爵展開彈劾，查理一世則任命公爵為劍橋大學校長作為回應，1626年6月12日，下院發動了直接抗議「我們於吾王陛下和整個世界面前進行抗議，直到這位偉大的人不再干涉我們偉大國家的國家事務；我們對所有的成功都失去了希望，我們也非常非常擔心，由於他的無能，我們應該或者能夠負擔的金錢已經將變得對您的王國有害了。」。不管國會如何抗議，查理一世始終拒絕摒棄他這位朋友，相反的他解散了國會。
沒有了國會的約束，查理一世變得更加肆無忌憚。為了獲取更多的戰爭經費，他決定進行「強制借款」，這是一種可以不經國會同意就可以肆意徵收的稅。1627年11月，一個觸及基本底線的案例擺上了國王的台面——「五騎士事件」（Five Knights' Case），在該案中，國王利用王家特權，將不肯執行「強制借款」的人不經審判就投進了監獄。1628年，查理一世重新召開國會，5月26日國會提出了權利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呼籲國王改過自新，不能未經國會同意就隨便徵稅；不能對公民強制戒嚴；不能未經正常程序就將公民投入監獄或者在公民的家中駐紮軍隊；查理一世批准了請願書 ，可實際上他仍是我行我素不經過國會同意就繼續徵稅。
儘管查理一世在與亨利埃塔·瑪麗亞的婚約中規定他會協助壓制雨格諾派的拉羅歇爾，但他還是背棄了自己的承諾，取而代之的是1628年，由他一手炮製，白金漢公爵指揮的聖馬丹德雷圍攻戰，於是英格蘭和法國之間就無可避免的產生了隔閡。聖馬丹德雷圍攻戰直接刺激了路易十三，他發動了拉羅歇爾圍攻戰。然而白金漢公爵命中注定要與失敗打交道，聖馬丹德雷圍攻戰以失敗告終，間接導致新教的雨格諾派被鎮壓。從此以後，國會對公爵和國王這對搭檔一唱一和的表演的厭惡感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1628年8月23日，白金漢公爵遇刺，舉國歡慶。這充分暴露了宮廷與國家，國王與下院之間的矛盾。雖然白金漢公爵的死立即就結束了與西班牙之間的戰爭，但是，查理一世與國會之間關於稅收和宗教的鬥爭還遠遠沒有結束。

解散國會

1629年1月，查理一世重新召開了1628年解散的國會，會議剛一開始，他就發表了關於噸稅和磅稅（Tonnage and Poundage）問題的演講，下院的議員們開始提出反對的呼聲，並且以羅爾地區的事情為例。在那裡，有些議員由於付不起噸稅和磅稅而被沒收了貨物。很多議員認為這種行為違反了權利請願書（Petition of Right），議員們認為請願書中「不得隨意逮捕公民」的規定同樣適用於公民的貨物。當查理一世在3月10日宣布休會的時候，議員們把院長（英國下議院院長）——約翰·芬奇爵士——按到椅子上，他們擔心國會會被無限期拖延，而那些關於天主教，阿民念主義以及噸稅和磅稅等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還是得不到解決，於是議員們大聲讀出了這些議案。最後的決議認為如果任何人在未經國會同意的情況下交噸稅和磅稅就「會被認為是對英格蘭自由的背叛，也是英格蘭的敵人」。儘管最後這一決議沒有通過，但是還是有很多議員投了贊成票。不管怎樣，查理一世被徹底激怒了，他在當天就解散了國會，並且逮捕了8個國會領袖，其中包括約翰·埃利奧特。
在解散國會後不久，由於查理一世覺得在沒有國會的幫助下無法有效的獲得用於歐洲戰事的經費，或者是由於白金漢公爵的死，他與法國和西班牙媾和了。之後的11年間，查理一世再未召開過國會，歷史上這一時期被稱為「個人統治期」（Personal Rule）或「十一年暴政期」（Eleven Years' Tyranny）。

財政問題

在伊莉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的統治時期，王國就已經產生了龐大的財政赤字。儘管與西班牙和法國有兩次短暫的戰爭，但實際上查理一世是根本沒有經濟實力能夠負擔得起在歐洲大陸作戰的。在查理的整個統治期間，他都依靠僱傭軍以及外交影響力來支持他的妹妹——伊莉莎白——以及保證普法爾茨的安全。沒有了國會，就沒有了官方的課稅，也沒有法律規定的課稅，在當時英格蘭實際上是全歐洲收稅最低的國家，以查理一世的能力想要以一己之力合理合法的收稅理論上說是不可能的。為了能夠獲得財政收入，而又不用召集國會，查理一世翻出了1279年的一部已經被人遺忘了的法律，名為「騎士扣押法」（Distraint of Knighthood）。法律中規定任何年收入為40或高於40英鎊的人，每年都必須參加騎士加冕典禮並加入王家軍隊成為騎士。根據這個法律，1626年，查理一世對所有沒參加騎士加冕典禮的人都進行了罰款。
其後，查理一世又引入了被廢止已久的封建稅種，例如供應稅（purveyance），監護稅（wardship）以及森林稅（forest laws）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要屬船稅了，這也是在噸稅和磅稅（Tonnage and Poundage）之前最不受人歡迎，也是獲利最豐的一個稅種。根據愛德華一世和愛德華三世的法令，船稅只能在戰爭時期徵收，並且只能在沿海地區徵收。然而，查理一世認為並沒有法律規定和平時期不能徵收船稅。在1634年到1638年間，船稅提供了每年15萬到20萬英鎊的財政收入，在那以後收入就急劇下降了。這些收入直接作為海軍開支，這樣諾森伯蘭郡伯爵就成了稅收的直接受益人。反對船稅的呼聲與日俱增，1637年，約翰·漢普頓進行了法律質詢，從而為大眾提供了一個公開抗議的平台。然而，王家法庭已經把這個稅種定義在了國王特權的範圍內了。
查理一世還通過專利許可獲取財富，儘管這種行為在1624年的一個法案（The Monopolies Act）中已經被明確禁止了。雖然效率不是很高，但是在1630年代還是帶來了每年10萬英鎊的收入。查理一世還利用蘇格蘭貴族賺錢，1625年，他收回了那些貴族所有的王室或者是教會授予的土地，那些蘇格蘭貴族必須每年付租金去繼續擁有本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

宗教衝突

在查理一世整個的統治過程中，英格蘭宗教改革總是不停的成為爭論的焦點。阿民念教派強調牧師的權威和個人能力，反對救助，從而使反對教派認為他們是異教徒，並且是羅馬天主教復興的潛在力量。查理一世贊同阿民念教派的學說，尤其是他希望英國教會遠離喀爾文主義，向一個更加傳統和聖禮的方向（sacramental direction）發展。這使清教徒們一致相信，國王有反對新教趨勢的猜疑並不是空穴來風。從宗教改革時期開始清教徒們就對壓制新教的這位暴君進行了長期的反抗，尤其是在法國發生宗教戰爭，以及後來的'第二次布拉格拋窗事件'（Second Defenestration of Prague）和三十年戰爭開始後。這些在歐洲大陸發生的事情引起了英格蘭人民的強烈共鳴，他們密切關注局勢的發展，而查理一世在國外支持新教的措施屢遭失敗，使得人們的失望情緒與日俱增 。隨著查理一世和他大主教（威廉·勞德）的行為越來越不可理喻，對他們的指責也變得越來越多。
1633年，威廉·勞德（William Laud）被任命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實施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改革。例如為了確保宗教的一致性而解除那些不循規蹈矩的牧師的神職，以及取締清教徒組織等。他的政策是與喀爾文主義背道而馳的，他還堅持所有英國教會的禮拜儀式都要符合公禱書的規定，於是英格蘭所有教堂的內部結構都進行了重新布局，以便強調聖餐禮的祭壇。勞德啟用了兩個最恐怖，最專制的宗教法庭來懲罰那些敢於拒絕執行改革的人——最高刑事法庭（Court of High Commission）和星室法庭（Star Chamber）。前者可以強迫任何人自證有罪；而後者，基本上就是樞密院的擴充，除了不能把人直接處死外，可以用任意方法懲罰任何人，包括肢體折磨。
在十一年暴政期的頭一年英格蘭的局勢還是相對穩定的，部分原因是比較嚴的中央集權。而且很多反對查理一世稅收政策和勞德宗教政策的人在1634年都隨格里芬號（Griffin）被流放到了美洲，例如托馬斯·虎克兒（Thomas Hooker）。1633年，星室法庭（Star Chamber）完全取代了最高刑事法庭（Court of High Commission）的地位，成為了實際上的用來對付宗教異端的最高法庭。在這一時期，犯人們經常是未經起訴就被法庭審判，而且一般來講供詞都是通過肢體折磨獲得的。
然而當查理一世試圖在蘇格蘭推行他的宗教政策時卻遇到了重重阻力。雖然出生於蘇格蘭，但他與蘇格蘭的關係相當疏遠，實際上自從他幼時離開那裡，直到他1633年加冕為蘇格蘭國王，這期間他從沒去過蘇格蘭。1637年，查理一世在未與蘇格蘭國會和蘇格蘭教會（Kirk）協商的前提下，命令在蘇格蘭啟用新的祈禱書，內容幾乎和英格蘭用的公禱書一模一樣。雖然這一舉動獲得了蘇格蘭主教的支持，但卻招致了蘇格蘭長老會的牴觸。長老會認為，啟用新的祈禱書是要把英國國教引入蘇格蘭。1637年，當蘇格蘭教會（Kirk）第一次根據新的祈禱書進行聖禮的時候，民眾的牴觸情緒開始滋生，他們以國民契約（National Covenant）的形式動員那些心懷不滿的貴族。1638年，在蘇格蘭教會公投大會（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cottish Church）上，決定廢黜由蘇格蘭大主教領導的政府，取而代之的是由長老會建立的新政府，查理一世則認為這是對他權威的公開挑釁和背叛。
1639年，第一次主教戰爭（First Bishops' War）開始了，查理一世並沒有通過國會籌措戰爭經費，而是動用了自己的私人武裝。但實際上，查理的軍隊並沒有真正和蘇格蘭軍交鋒，因為查理認為他的部隊寡不敵眾，會被輕易擊潰。1639年，貝里克條約簽訂，在條約中查理一世重新獲得了蘇格蘭，並且取消了長老會的臨時政府，但他也做出了足以改變局勢的讓步——蘇格蘭國會和蘇格蘭教會公投大會（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cottish Church）都得以保留。
雖然在第一次主教戰爭（First Bishops' War）中查理一世通過簽署條約重新獲得了蘇格蘭，但在軍事層面上就只能算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了，這導致了國內經濟和軍事的雙重危機。於是查理一世決定從西班牙獲得經濟支援，然而荷蘭艦隊在離肯特郡海岸外不遠的地方摧毀了西班牙和英格蘭的運輸船隊，這使得公眾蒙上了前所未有的恥辱感。
查理一世與蘇格蘭的和平談判只不過再次發動軍事行動之前的緩兵之計。然而，由於經濟實力不足，查理一世不得不在1640年再次召開國會，期望國會能夠幫助他籌集戰爭經費。在1628年就反對過戰爭籌款的國會，這一次也不例外，仍然極力反對查理一世的冒險行為。
1640年1月，第一代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思（Thomas Wentworth, 1st Earl of Strafford）升任愛爾蘭總督，他與勞德一起漸漸成為了查理一世的得力助手。他推行「一攬子」（Thorough）政策來支持絕對君主制。雖然一開始斯特拉福德伯爵並不支持國王，甚至是國王的主要的批評者，但是1628年他還是背叛到了王室陣營（部分原因是白金漢公爵的遊說），並且負責查理一世的大部分國家事務。托馬斯手中有一隻強大的愛爾蘭軍隊來支持國王和日漸衰弱的愛爾蘭國會（Parliament of Ireland），特別是來自舊英格蘭（Old English）的國會議員們 。托馬斯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可以獨立的從3個王國（英格蘭，愛爾蘭和蘇格蘭）獲得收入和組織軍隊。1640年9月，蘇格蘭國會宣布自治，並且在詹姆斯·格雷姆（James Graham, 1st Marquis of Montrose)的率領下轉移到了諾森伯蘭郡，托馬斯遂被派往北部指揮英格蘭軍隊平叛。在蘇格蘭的軍隊中，有很多都是三十年戰爭中的退伍老兵，與他們的對手相比可謂作戰經驗豐富的多了。
托馬斯揮軍北上，一路上未遇任何正式的抵抗，兩軍最終決戰於紐伯恩，史上成為紐伯恩之戰（Battle of Newburn）。蘇格蘭軍陷落了紐卡斯爾，從而切斷了英格蘭軍隊的煤炭補給。在這種關鍵的時刻，斯特拉福德卻患了痛風和痢疾，於是英格蘭的大部分軍隊只能停滯在約克，進不能進，又不能退，更無法組織起有效的反擊。
9月24日，查理一世不同尋常地召開了貴族大理事會（magnum concilium），這是一種王國里的每個貴族都要參加的古老議會，他通常被認為是國王的世襲顧問，貴族大理事會（magnum concilium）建議國王與蘇格蘭議和並重新召開國會。查理一世遂於1640年10月與蘇格蘭簽署了恥辱的瑞彭條約（Treaty of Ripon），這是個臨時停戰條約，條約規定蘇格蘭繼續占領諾森伯蘭和達勒姆，在恢復和平以及英格蘭國會重新召開前，國王每天付給蘇格蘭軍850英鎊（英格蘭國會重新召開以後所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籌款支付給蘇格蘭）。

劍拔弩張

長期國會（Long Parliament）於1640年11月召開，事實證明其與查理一世的關係和短期國會一樣緊張。新國會伊始，第一件事就是以叛國罪起訴勞德，並於12月18日成功。接下來是掌璽大臣（Load Keeper）芬奇，12月21日芬奇在查理一世的默許下逃往海牙。為了防止國王隨意解散國會，國會通過了《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法案規定每三年至少召開一次國會會議，如果由於某種原因國王無法召集國會，議員們可以自己召開會議，該法案於1641年通過王室認可。
1641年3月22日，早已成為國會議員（尤其是約翰·皮姆）下一個目標的第一代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思（Thomas Wentworth, 1st Earl of Strafford）被以叛國罪進行審判。在審判中愛爾蘭的舊英格蘭人，蓋爾人和新英格蘭移民史無前例的聯合起來，提供對托馬斯不利的證據。然而，由亨利·范恩爵士（Sir Henry Vane）提供的，關於托馬斯利用愛爾蘭軍隊威脅英格蘭的證詞未被採信，4月10日皮姆對托馬斯的起訴以失敗告終。皮姆隨即提出針對托馬斯的剝奪公民權議案（Bill of Attainder），簡單地就宣布托馬斯有罪並判處死刑。
然而，查理一世向斯特拉福德伯爵保證他不會簽署議案，沒有他的簽署議案是無法通過的。此外，上院也反對對斯特拉福德伯爵的判決，認為過於嚴厲。然而，由於時局越來越緊張，再加上支持托馬斯的軍隊企圖發動政變，使得問題開始變得對伯爵不利了。4月21日，在下院的表決中，議案實際上獲得了通過（204票贊成，59票反對，250票棄權），上院表示默許，查理一世則出於對他自己和家人人身安全的考慮，於5月10日簽署了議案，兩天後第一代斯特拉福德伯爵，托馬斯·溫特沃思被斬首。
1641年，查理一世簽署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法案，該法案禁止未經國會同意就解散國會。船稅，「騎士扣押法」的罰款還有強制借款都被定義為非法行為，專利被大量的取消，星室法庭（Star Chamber）和最高刑事法庭在1640年的《人身保護法案》（Habeas Corpus Act 1640）和1641年的《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中被取締。所有其他的稅收形勢都通過《噸稅和磅稅法》（Tonnage and Poundage Act）進行了法律化和常態化。5月3日，國會發動了一個全國性的簽名運動（The Protestation），任何簽名的人都要保證捍衛『真正的革新的宗教』，國會，國王個人的榮耀和自己的家園。整個5月間，下院還提出了好幾個試圖攻擊主教和主教制度本身的議案，但每一次都被上院否決。
實際上，查理一世對於向國會做出的這些讓步是很不滿意的，於是他承諾蘇格蘭可以建立的長老會政府，從而提升自己在蘇格蘭的軍事地位，作為交換條件，他可以在蘇格蘭招募抵抗國會的足夠力量。然而，由於在蘇格蘭偶然發生的一次政變事件，查理一世在那裡的信譽被完全摧毀了。

愛爾蘭叛亂

像英國國會對付白金漢公爵一樣，愛爾蘭國會中的舊英格蘭議員對斯特拉福德伯爵的窮追猛打，雖然顯得矯揉造作，但也充分肯定了他們對查理一世的忠誠。他們聲稱查理一世是被伯爵領進了歧途，而且，根據模凌兩可的波伊寧斯法案，英格蘭國王應該直接參與愛爾蘭政府的運作，但是像斯特拉福德伯爵這樣的人，以總督的身份在愛爾蘭專橫跋扈，並沒有將國王放在眼中 。然而，不像仍然信奉天主教的舊英格蘭人，愛爾蘭的新英格蘭移民是親英格蘭教會的清教徒移民，根據英格蘭國內的局勢發展，他們實際上是從根本上反對查理一世的。
由於很多天主教的土地轉給了新教徒，於是當地人和移民之間爆發了各種各樣的爭端，尤其是一牽扯到烏爾斯特種植園問題，再加上英格蘭國會的影響力逐漸蓋過了愛爾蘭國會，這一切都在愛爾蘭播下了暴亂的火種，儘管在一開始只是一些局部的騷亂，但已經為英格蘭的保王勢力與清教徒勢力之間的直接武裝衝突埋下了伏筆。對斯特拉福德伯爵的成功審判，削弱了查理一世在愛爾蘭的影響力，也自然的促成了愛爾蘭國內一直以來互相敵對的蓋爾人和舊英格蘭人的合作。於是，在其後1641年的愛爾蘭暴亂中，舊英格蘭人在忠於國王的同時也支持蓋爾人，對抗新英格蘭移民。
1641年，下院通過了一個大抗議書，這是一份冗長的，對所有自查理一世執政以來政府不當行為（這些行為也被稱為大天主教陰謀的一部分，而查理一世則是被迫參與者）的控狀列表，在很多方面被皮姆渲染的相當過分，最終下院以微弱優勢通過了該議案（159票贊成，148票反對，200票棄權）。此外，抗議書還攻擊上院阻撓改革，當然上院是不會通過這種法案的。愛爾蘭暴亂的消息傳到國會，再加上有傳言說查理一世也參與其中，國會的緊張情緒達到了頂點。斯特拉福德伯爵建立的愛爾蘭天主教軍隊，曾3次被下院要求解散，現在他們公開宣誓效忠於國王，與此同時，失去了控制的愛爾蘭蓋爾人開始大量屠殺英格蘭清教徒移民，最終證實了實際上是英格蘭國會與查理一世王權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整個11月間，公眾擔心的愛爾蘭問題，還有關於『天主教陰謀』已經遍布整個英格蘭的傳聞，如陰雲般籠罩著整個王國，最終變成了一系列聳人聽聞的小宣傳冊發到了民眾手裡。
查理一世準備徵集軍隊平息愛爾蘭叛亂，國會則根本不相信，許多下院議員都害怕查理一世會用這隻軍隊反過來對付國會。下院遂提出了國民軍法案用來從國王手中獲取軍隊的控制權，但是就連上院也不支持這個法案，更別提國王了。值得確信的是，正是國民軍法案的出現，刺激了上院開始與查理一世分道揚鑣。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查理一世將倫敦塔守備換成了托馬斯·倫斯福德上校，一個臭名昭著且效率奇高的職業軍人，幾乎所有倫敦的居民都憎惡這個任命，很快的憎惡就演變成了無政府狀態，倫敦陷入了一片混亂。當有傳言說國會將要彈劾他的天主教王后亨利埃塔·瑪麗亞時，查理一世決定採取激進措施，這一措施不僅徹底結束了他與國會之間的僵局，而且也標誌著英國內戰開始了。
查理一世懷疑（實際上也是事實），有些國會議員串通入侵的蘇格蘭軍隊。1月3日，他強迫國會解除6名議員的職位，罪名是叛國罪，議會拒絕執行，查理一世（也有可能是受了亨利埃塔的唆使）要強行逮捕其中的5人。然而，消息泄露了，當查理一世在1642年1月4日帶著全副武裝的衛隊氣勢洶洶地闖入國會下院時，他要逮捕的這5個人——約翰·皮姆（John Pym）,約翰·漢普登（John Hampden），登齊爾·霍利斯（Denzil Holles），威廉·斯特羅德（William Strode）和亞瑟·黑塞爾瑞格（Arthur Haselrig）——已經悄悄溜走了。新的下院院長，威廉·倫索爾就坐在他自己的椅子上，查理一世問他議員們逃到哪裡去了？他回答出了那句著名的話：「請尊敬的陛下原諒，作為下院的僕人，我僅為下院服務，對於您所問的問題我只能說，我沒看到，即使看到了也不會說的」。查理一世於是惡毒地說道：「我的鳥兒都飛走了」然後雙手空空的離開了下院。
查理一世在下院拙劣的表演對於他自己而言是個政治災難，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英國國王（或者說在他之前）敢於武裝闖入下院的。本來，他的支持者還認為他是唯一能夠抵抗革新的力量，然而，一瞬間，他們的幻想都破滅了。於是國會迅速封鎖了倫敦，查理一世於1642年1月10日被迫離開了倫敦，逃往北方。在那裡，他將組織一支軍隊對抗國會。

英國內戰

1642年的夏天，對戰雙方都在緊鑼密鼓的武裝自己的部隊，而真正的戰鬥還沒有開始。隨後雙方進行了一些毫無意義的談判，查理一世遂於1642年8月22日在諾丁漢豎起王旗，然後他在牛津建立了新的政府，當時他的勢力範圍大體上涵蓋中部地區，威爾斯，西部鄉村和英格蘭北部地區。國會方面則仍然佔領倫敦，東南部地區和東英吉利。查理用一種非常古老的方式組織他的軍隊（Commission of Array）。
1642年10月26日，第一次英國內戰開始於刀鋒山之戰，隨後不緊不慢的從1643年持續到1644年，在納斯比之戰中，國會軍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隨後查理一世的軍隊又遭遇了一連串的失敗，國會軍最終攻克了牛津。查理一世於1646年4月從牛津逃脫後，在紐瓦克被蘇格蘭長老會的軍隊俘獲，他被送到位於諾丁漢郡的索斯韋爾，現在查理一世的命運完全掌握在蘇格蘭長老會手中了，他們最終在1647年與國會達成了協議，將查理一世交給了國會。
他被囚禁在諾丁漢郡的霍爾姆比城堡，直到喬治·喬伊斯以新模範軍的名義將其押送到薩福克郡的紐馬克特。此時，國會軍與新模範軍之間已經相互產生了猜忌，而查理一世審時度勢，積極的利用了這一弱點。他先被押送到奧特蘭茲，然後又被押送到漢普頓法院，在那裡國會軍與新模範軍又進行了多次毫無結果的磋商。此時，查理一世窺透時局，認為逃跑的最佳時機來到了——也許可以到國外去，到法國，或者讓羅伯特·哈蒙德上校羈押也可以，他現在是國會任命的懷特島郡總督。。他決定採取最後一個方案，認為哈蒙德上校一定會同情他，11月11日他逃往懷特島郡。然而哈蒙德實際上是反對查理一世的，他剛到懷特島郡就被哈蒙德軟禁在了卡里斯布魯克城堡。
在卡斯布魯克，查理一世繼續與不同的黨派進行著討價還價。雖然上一次他與蘇格蘭教會（Kirk）有很大衝突，但是1647年12月26日，他還是與蘇格蘭簽署了秘密協定。在協定中，蘇格蘭承諾幫助查理一世入侵英格蘭，並且恢復他的王位，作為回報，查理一世將會同意長老會建立為期3年的政府。
1648年7月，保王黨軍隊點燃了第二次英國內戰的戰火，與此同時，蘇格蘭軍隊按照協定開始入侵英格蘭。在英格蘭，小規模的武裝起義已經被忠於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勢力鎮壓了；但是肯特郡、艾塞克斯郡和坎伯蘭郡的起義，威爾斯的暴亂以及蘇格蘭的入侵使英國徹底陷入了長期的混戰狀態。然而，蘇格蘭軍在普雷斯頓之戰中被徹底擊潰，使得保王黨再也沒有任何機會取得戰爭的勝利了。
最初長期議會並不想與國王本人公開決裂。在亨利·范恩（Henry Vane）爵士，「一個針對國王的所有罪行的參與者」，的回憶錄中描寫道：「在一次與國王的談判中，他明顯的表現出了想把事情做好的決心，能夠讓國家有最好的發展機會，並且希望國家能夠永遠自由」。1648年12月1日，下院最終以129票贊成，83票反對，通過了國會提出的關於改造國王查理一世政府的議案。這一決議使得國王可以復位，而且可以解決國會與國王之間長期的僵局。奧利弗·克倫威爾和亨利·范恩（Henry Vane）爵士實際上投了反對票。看似一切已經結束，國王可以復位，只是被限制了王權。然而，托馬斯·普萊德（Thomas Pride）上校逮捕了41名贊成國王復位的國會議員，並將其他的贊成者趕出了議會，還有很多其他議員都自動離開了。剩下的這個長期議會歷史上被稱為殘缺議會（Rump Parliament）。亨利·范恩（Henry Vane）爵士暫時辭去了國會議員和海軍大臣的公職，他直言自己無論是對國王還是對聯邦政府都持批評態度。范恩爵士雖然退出了歷史舞台，但他為後世擁護共和的人和制憲運動都樹立了榜樣，在後來的美國革命中有很多人都以范恩爵士的行動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政治影響

隨著君主政體的煙消雲散，英格蘭建立了共和國，權利全部集中在了國務委員會手中。該委員會包括費爾法克斯勳爵，國會軍總司令和奧利弗·克倫威爾。最後的衝突發生在圓顱黨與保王黨之間的第三次英國內戰和克倫威爾征服愛爾蘭的戰爭中。其後，國內所有反對國會和新模範軍的軍事力量都被消除了。1640年由查理一世召集的長期國會（也就是眾所周知的殘缺議會）一直繼續存在，直到1653年克倫威爾強迫將其解散，英格蘭進入了護國公時期，克倫威爾變成了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護國公，這其實也是一位君主，只是名字不同罷了。1658年，奧利弗·克倫威爾去世，理查·克倫威爾繼承了他的職位。理查並不是一個合格的繼承人，1659年長期議會重新掌權，1660年解散，並開始了20年來的第一次選舉，於是全新一屆國會誕生了。新國會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復查理一世的最年長的兒子的王位，既查理二世。緊接著英格蘭復辟了，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屍體被刨出墳墓，並被死後斬首。
查理一世被處決，英格蘭經歷了短暫的共和期，緊接著克倫威爾篡權成為護國公（實際上的國王）。但無論如何，英格蘭君主都再未獲得過像都鐸王朝或者早期斯圖亞特王朝時期那樣強大的權利，但也不是一個純粹的共和制政權。此外，由於害怕再次出現天主教的繼承人，以及國外新教勢力的干涉，其後的繼承人的權利都被嚴格限制。最終，天主教的國王詹姆斯二世被新教忠實的守護者威廉三世罷黜。在以後的幾個世紀中，新教勢力逐漸擴大對英格蘭政府的影響力，通過出任國王的首相而實際上控制了整個聯合王國。

大眾文化

在北美洲的卡羅來納殖民地——後來分成了北卡羅來納和南卡羅來納，其最大的城市查理頓便是以查理一世的名字命名的。在維吉尼亞殖民地，開普查理，查理河郡以及查理城郡也都是以查理一世命名的。維吉尼亞的查理河（後改名為約克河）則是由查理一世生前親自命名的 。查理城郡的名字一直沿用了400年，後來改為了查理城縣。維吉尼亞殖民地現已變成了維吉尼亞州，但仍然保有一個官方暱稱「老自治領」，這個名字是查理二世賜予的，目的是為了表彰在第一次英國內戰期間維吉尼亞始終忠於查理一世。
在查理一世統治時期，英國家具製造具有獨特的風格，通常被成為「查理一世期風格」。

評價

大主教威廉·勞德形容查理一世是：「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王子，只是不知道該怎麼做，或者說該怎樣成為一位偉人。」
拉爾夫·達頓說：「且不說查理一世的智慧和教養，他在待人接物方面表現的相當無能。在社交方面，他表現的非常不得體並且怯弱，他的口吃和濃重的蘇格蘭口音使得人們覺得他的禮貌很差，在公眾場合他很少能給人留下愉快的印象。」

紋章

作為約克公爵，查理的王室紋章以一條有三間的銀白色橫條作區分，而每間橫條都繪上了紅色的小圓盤。威爾斯親王的王室紋章以一條共三間無特別之處的純銀白色橫條作區分。作為國王，查理的王室紋章式樣未有太大變化。他的紋章盾面可以縱橫地分成四部份。位於左上的第一部份和位於右下的第四部份再被等分成四部份，第一部份和第四部份的左上和右下邊繪上天藍色背景，並代表法蘭西的三個金色鳶尾花圖案，而左下和右上邊則繪上紅色背景，並代表英格蘭的縱向排列的三隻面向其左並向前直走的金色獅子；位於右上的第二部份繪上飾有鳶尾形花紋之雙邊帶的金色背景，並代表蘇格蘭的一隻後腿站立的紅色獅子；而位於左下的第三部分繪上天藍色背景，並代表愛爾蘭的一把有三根銀弦的金色豎琴。至於蘇格蘭紋章，位於左上的第一部份和右下第四部份繪上代表蘇格蘭的圖樣，位於右上的第二部份被細分成四部份，並繪上代表英格蘭和法蘭西的圖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