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

早年

康生1898年冬生於山東省諸城縣大台莊（今屬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一個富裕的家庭。其家族為名門望族，祖父張鴻儀曾為貢生。由於其出生於書香世家，由幼年時代便開始接觸文藝作品，因此受到家族薰陶，因此擅長書法繪畫，其藝術造詣曾被指為是眾多中共領導中最為優秀。於13歲時因與群黨在村里毆鬥，因而遭父親禁閉。家裏收一洗衣幫傭，傭女兒常來找娘，得以認識康即是日後江青，後來因在友人協助下到青島禮賢中學學習。1914-1916年，康生在青島禮賢中學上學。1915年，在父親的安排下，康生（17歲）和近鄰陳家莊的地主陳玉楨之女陳宜結婚。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生一女一男，女兒張玉瑛，兒子張玉珉（張子石）。1917年，因家中受土匪搶劫，其兄因而遇害，後舉家遷往諸城。1920年，到諸城教師講習所學習，後赴諸城縣立高等小學講授。
1924年，張宗可（康生）赴上海大學學習，並改名張溶。康生自稱於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卻找不到確切的入黨介紹人。此間結識了後來的妻子曹軼歐。在大學學習時，擔任上海總工會幹事、上海大學特支書記。後擔任區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
由於發生四一二事件，國民黨開始清黨，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張溶（康生）化名趙容開始從事地下情報工作。1930年趙容曾被捕，由於同國民黨要員丁惟汾的親屬一同被捕，在丁惟汾疏通下趙容獲釋。據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盧福坦1932年所稱，趙溶在被捕期間曾叛變，此事有陳賡佐證，但中共黨史對此沒有定論。1931年起趙容與周恩來、陳雲等人負責中共中央特科的情報與保衛工作，下屬有潘漢年。在顧順章叛變等案件中，他協助周恩來處理了中共有關文件和人員的轉移工作及消滅顧順章家屬十人的制裁任務。當情勢更為惡化後，趙容去了莫斯科共產國際工作。
1933年7月，趙容被派駐莫斯科，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副團長，與團長王明關係密切，並在蘇聯取了俄文名字康斯坦丁（俄語：Константи́н，羅馬化：Konstantin），中文音譯就是康生。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康生被缺席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基洛夫被暗殺後，蘇共總書記史達林發動肅反後，在王明等人的指示下，成立了肅反辦公室，負責處理旅蘇黨員幹部。王明為辦公室主任，康生為副主任，在此時，康生將一些中共留蘇人員打成托派分子，使得他們受到殘酷迫害。
回國後，康生負責中國共產黨的情報機關。一般認為，原籍諸城的江青與康生舊時相識，後來江青到延安與毛澤東相戀，之中得到康生幫助，康生基於各種原因，堅決支持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從而獲取毛澤東信任。此時他已再次看準政治風向，籠絡毛澤東，從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延安時期

1937年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的信任，成為毛的忠實跟隨者。此後，他洞察毛的真實想法，無論是公開的還是不便於公開的想法他都能予以洞察，並替領導分憂。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並領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社會部（即中共中央情報部、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主抓黨內的情報保衛工作。1942年，幫助毛澤東發動了延安整風，大搞逼供信，將大批黨員打成特務、叛徒和內奸，製造紅色恐怖，遭到各方指責。但由於他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未受影響。但由於積怨甚多，康生在中共七大之後開始失勢，逐步轉向做基層的土地改革調研工作。又因為他在延安時期騎快馬摔傷腦神經久病不愈，從而休養至1956年。
1943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黨務委員會、民運工作委員會、中央統戰部、海外工作委員會、中央研究局合併為中共中央組織委員會，康生出任副書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6至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康生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副書記，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山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山東等解放區搞土改，並推行極「左」路線。由於在土改中違反中央政策，導致多名地主死亡，被毛澤東批評，但未受實質性處罰。
1948年，康生對其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只出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副書記兼山東省委書記的安排不滿意，原因是他不願當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副手，開始於青島養病，後中共中央電要求其到杭州休養，康生曾發電報表示已康復不需要，但後期又表示赴杭州養病。7月23日赴北京醫院休養，此時醫生判斷其有神經衰弱症。但在八大召開後，他曾對人表示自己不懂搞經濟、建設，但只懂搞階級鬥爭，一搞階級鬥爭，病就好了。
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康生得知八大為權力再一次分配時機，決定復出。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委員。1957年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教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可能從八大起在政治局內負責指導、領導對中國情報、審干工作，對外不公開。康生復出之後，開始負責黨內的意識形態工作。1959年，中共中央成立《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康生任命為編委會副主任，主持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在此期間，中央文教小組設立理論小組，由康生任組長，1959年中期，受中央委託，康生負責領導中共中央黨校的工作，至此，康生掌握了黨內的理論工作領導權。並且在中蘇關係破裂之後，主持了《九評蘇共》的起草工作。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康生大力批評彭德懷，導致彭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並指責彭德懷原名「彭得華」「野心好大，要得中華！還起個號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陰謀嘛！」
1960年，作為觀察員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與赫魯雪夫唱反調，一直深得毛澤東的信任。
1962年，康生指責小說《劉志丹》是作為高崗翻案，指責劉志丹小說是「利用小說搞反黨活動」，炮製了現代文字獄反黨小說劉志丹案，以致小說作者李建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被關押審查，令牽連在內的共有60,000多人，被迫害至死的有6,000多人，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聲。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文革時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康生出任小組顧問，他對文革小組的決策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在8月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康生躋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1968年獲得了中共首要情報機關中共中央調查部的領導權，製造了大量的冤案，成為在黨內鬥爭中令人畏懼的「劊子手」。1967年初，先把賀龍打為國民黨、軍閥。後期並製造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導致大批老幹部被關進監獄。後以此指責劉少奇。
1968年，無故稱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為特務，製造了「趙健民特務案」，關押了趙九年。由此牽連被殺的幹部達14,000人。3月，製造了內人黨事件勒令內蒙古人民黨黨員在三天內到各革命委員會登記，不登記者按敵我矛盾處理。由此迫供受迫害者達八萬七千一百八十餘人，導致一萬七千人死亡。受牽連者三十四萬六千人。
4月，聯同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製造了「羅瑞卿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案」，將近225名幹部、工人誣指為叛徒、反革命，連公安部副部長亦不能倖免，數名副部長僅有一人倖免，大量幹部被拘捕甚至迫害至死。
7月，康生給予江青一份親筆信，信中寫道「送上你要的名單。」名單內，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有88名被打成是「特務」、「叛徒」、「反黨分子」。幾乎絕大多數人受到康生、江青等人逼害，占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候補中央委員共一百九十三名中的70%。
9月16日，劉少奇被康生等人定罪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賣國賊、大漢奸」。並曾對江青說「我覺得他這樣幹，這樣久的做潛伏的內奸活動，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國主義的特務訓練的。」
10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二次全體會議召開前，康生下令對全體中共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的所有名單逐一進行審查，並把大量委員打成為「叛徒」、「特務」。
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下令公安局軍管代表秘密槍決被關押多年的盧福坦，被人懷疑是因盧在1968年初交代了康生1930年代被捕叛變的經過。
1970年起，毛澤東對當時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起疑心，康生敏銳地感到政治氣候不利，再次以養病為由，常閉門不出。
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康生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之後。
1974年起，康生患上癌症，長期在醫院休養。據說在休養期間，患上「恐懼症」，其房需全日有人守候，並以醫生囑咐為由，多次拒絕其他領導人來探望，但卻經常與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會面，以及不停播放電影。而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部長凌雲曾指出，康生死前曾經常強調自己在1930年代沒有叛變，被認為是欲蓋彌彰。12月，在周恩來親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工作之前，病重的康生讓人用擔架把他抬到周恩來處，揭發江青、張春橋的叛變問題。
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4月，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聞生給毛澤東帶話揭發江青、張春橋歷史上有問題。在政治上不可靠。10月，康生在政治上已難以為繼，但仍抱病最後一次面見毛澤東，指毛讓鄧小平復出後，鄧會在毛澤東死後全面否定文革，要求毛澤東再次打倒鄧小平，這動搖了毛澤東讓鄧小平工作的決心，導致鄧小平在1976年四五運動後再次下台。
1975年12月16日，因前列腺癌逝世，死前為中共黨內排名第四的領導人（僅次於毛澤東、周恩來和王洪文）。

個人愛好

康生本人尤其擅長書法、繪畫和戲曲，與學界、藝術界人士如馮友蘭、俞平伯、陳垣、容庚也有往來。他與郭沫若就互稱「郭老」、「康老」。起畫名「魯赤水」，以與齊白石對立。宋雲彬在日記中提及：「陳叔通客廳中懸有康生篆書聯一副，畫一幅，皆精極，余初不知康生書畫造詣如是之深也。」（《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康生有收藏文物的嗜好，喜歡收集硯台和善本書。「文化大革命」抄家盛行期間，康生收穫甚豐，掠奪的圖書達34000多冊、文物5500多件，從而變相地保護了一些文物，並且加蓋了私章。文革結束後，康生收藏的文物曾在景山公開展覽。而王力回憶錄則並不認可「康生竊取文物」。
曾任康生秘書的匡亞明回憶說，康生曾送他「故人不相見，相見依如故。威武不能屈，揮之不能去。」的詩。（王春南：《聽匡亞明校長憶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