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

第一次設立

1941年夏，為了克服黨內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加強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中共中央決定把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主義研究院，下設十多個研究室，將幹部訓練任務全部移交中共中央黨校。一個多月後又改為中央研究院。院長張聞天，並增加范文瀾為副院長。不久，從中央研究院抽調三十多人到楊家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
延安整風的思想準備工作之一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彙編黨的文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部分人員參加了一部分工作，主要是選擇語錄、核對、聯繫印刷廠等技術性工作。文獻均由毛澤東最後審定。同時，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分頭找人談話，進行整風前的思想動員。就中央政治研究室而言，毛澤東找陳伯達、張仲實、丁冬放、於炳然和鄧力群五人一起談了兩個多小時。
陳伯達曾對其子陳曉農回憶：「1941年以後，由我負責，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鄧力群、張仲實、周太和、田家英都是我從馬列學院挑去的，馬洪是我漏下的。當時我是研究室主任兼政治問題組組長，鄧力群是經濟問題組組長，張仲實是國際問題組組長。七大以後，政治研究室改由洛甫（張聞天）負責。」
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柴沫、史敬棠也曾經在延安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1945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擬定了準備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各部委分工及負責人名單，其中有「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張聞天，副主任何凱豐」。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1947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停辦。

第二次設立

1954年，毛澤東指定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到杭州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工作告一段落時，毛澤東指定陳伯達、田家英等人籌備成立新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1955年，中共中央重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設在北京市萬壽路13號一個新建的大院（即今萬壽路西街7號院，中共中央組織部萬壽莊賓館）。重建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實際是直接為毛澤東服務的理論研究班子，主任陳伯達，他的辦公室與毛澤東的辦公室並列著，但毛澤東未來過。副主任為胡繩、田家英，日常工作由胡繩主持，汪浩是辦公室負責人。工作人員來自馬列學院（即後中共中央黨校）、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中央宣傳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單位。辦公室下設哲學組（組長關鋒）、歷史組（組長黎澍）、經濟組（組長陳真），另還有個兩人的國際組、三人的黨建組。
1957年5月15日，針對整風鳴放形勢，毛澤東開始寫《走向反面（未定稿）》一文，署名「本報評論員」，原準備公開發表。毛澤東審閱第一次清樣時，將標題改為《事情正在起變化》，署名改為「中央政治研究室」，並註明：「內部文件，注意保存」。6月12日，該文印發黨內。毛澤東在看已印發的該文時，又將署名改為「毛澤東」，時間定為1957年5月15日。該文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於1977年4月首次公開發表。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屆五中全會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雜誌，定名為《紅旗》，每半月出版一次。」中央政治研究室為《紅旗》雜誌的創辦提供了組織和人員，《紅旗》雜誌首任總編輯是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陳伯達，中央政治研究室兩位副主任胡繩、田家英均為《紅旗》編委。《紅旗》雜誌社址定在沙灘大院後，中央政治研究室便自萬壽路遷至沙灘大院，與中共中央宣傳部、《紅旗》雜誌社在同一座樓。這時中央政治研究室設三個組：原哲學組更名為思想界動態組，該組和邏輯組由胡繩分管，歷史組由田家英分管。
1959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紅旗》雜誌社、中央政治研究室聯合召開座談會，星期五召開，兩周召開一次，每次設一個主題。主持會議的為康生、陳伯達、周揚、胡喬木。具體從事會議組織工作的有馬仲揚、史敬棠、李洪林、丁偉志。擔任會議記錄的是丁偉志、王忍之。與會者是專家、學者、教授，名單報胡繩和田家英批准。《紅旗》雜誌社業務組組長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處負責人都參加。會上大家可自由發表對學術理論問題的意見，思想活躍，有人稱其為「神仙會」。不久廬山會議舉行後，大家就不再敢講真話了。
胡繩在《紅旗》雜誌辟「思想文化評論」專欄，署名「施東向」，取「思想界動向」之意，專欄的不少文章是由胡繩指導青年人寫作並經他定稿。該專欄在社會上很有影響。後「施東向」變為以胡繩為首的作者們的共同筆名，成員大多為中央政治研究室人員如王忍之、丁偉志、李洪林、馬仲揚、鄭惠等。
1958年秋，《思想界動態》創刊，這是根據中央要求編輯的內刊，向中央委員以上（或經特批）領導反映各界思想情況的黨內半月刊，該刊受到中央及省、自治區、直轄市領導重視。1958年8月，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思想界動態》組，首任組長關鋒。同年底，關鋒調任《紅旗》雜誌社編委，由馬仲揚接任思想界動態組組長。該組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內最大的組，人員二十多人，核心成員有馬仲揚、李洪林、史敬棠、丁偉志。《思想界動態》的編輯工作主要由李洪林負責。
1961年春夏，經田家英推薦，柴沫調至中央政治研究室任秘書長。中央政治研究室內設機構再度調整，撤銷了思想界動態組、邏輯組，改編為工業組、農業組、編輯組。柴沫到來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要任務是調查研究。例如1961年6月，柴沫率隊到天津開展工廠和城市人民公社調查，王忍之等人參加。
1962年2月底，毛澤東決定派田家英再度率調查組，到湖南毛澤東家鄉一帶調查《農業六十條》下發後的農村狀況。調查組抵達武漢待命時，毛澤東接見調查組全體成員。調查組在韶山短暫觀摩後，便分成三路工作。一組到大坪大隊（即唐家坨所在大隊）調查時，社員們提出「分田到戶」，認為恢復農村經濟只能靠以戶為單位承包和管理少量田地，這實際上是「包產到戶」。田家英得知後，在大坪分別召開幹部和社員代表座談會以及調查組全體會。另外還派人到安徽無為考察「包產到戶」情況。
田家英將湖南三個點的調查報告送交正在上海的毛澤東及陳雲，並將炭子沖的報告寄給在北京的劉少奇。陳雲稱讚報告「觀點鮮明」；劉少奇讀了炭子沖的報告認為很好。毛澤東的反應則十分冷淡。田家英回北京後，布置中央政治研究室組織兩個調查組，分別對「包產到戶」呼聲最少的中國東北及山西省查看對「包產到戶」的反響。柴沫向中央政治研究室人員傳達稱，據田家英所說，看來中央已原則上確定要在部分地區實行「包產到戶」，問題只是波及面的大小，故要中央政治研究室再去兩地調查。
1962年7月8日，毛澤東在住處召開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參加的會議。會上毛澤東表態反對包產到戶，批評田家英回北京後不但不修改《農業六十條》，反而熱心於包產到戶、分田單幹。毛澤東指定陳伯達為中央起草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

馬列主義研究院

1963年前後，中蘇兩黨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激烈論戰，中共方面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及《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先後發表「九評」。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意見，1964年春決定將中央政治研究室改組為中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研究馬列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任務是「兩史四論一中心」（編纂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關於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文藝學的理論研究；中心為研究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研究院院長陳伯達（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副院長胡喬木（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副院長兼黨委書記周揚（中央候補委員、中宣部副部長，文藝界實際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副院長胡繩（原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秘書長柴沫（原中央政治研究室秘書長）。
馬列主義研究院成立後，起初租用北京市海淀區西頤賓館北館作為辦公場所，後遷至中央黨校。研究院成立後，遵照陳伯達的意思，工作人員全都下基層，起初在北京市通縣農村開展「四清」，後又在北京、天津的工廠開展「四清」。1966年6月，陳伯達命工作人員全體回院參加「文化大革命」。在這期間，陳伯達先後主筆起草了指導四清運動的文件《二十三條》及標誌「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也涉及田家英。會議期間，陳伯達三次到馬列主義研究院講話，嚴厲批判周揚、胡繩、田家英等人，重點是批柴沫，說柴沫不聽他的話，走田家英的門子，搞秘書長專政，並說柴沫在和田家英的關係上犯有嚴重錯誤，缺乏革命原則性。此後，馬列主義研究院一些人紛紛攻擊柴沫，將柴沫定為「黑線人物」，不久對柴沫採取隔離措施，1966年9月4日柴沫自殺身亡。
1967年3月17日，陳伯達到馬列主義研究院接見全體人員並講話。有人將陳伯達講話記錄、整理後外傳，闖下大禍。1967年3月26日，陳伯達又到馬列主義研究院召開大會，在會上稱：「我在會上也聲明過不要記錄，現在不但記了，還散發到旁的地方，而且記得不準確，有很大的嚴重錯誤……這算什麼馬列主義研究院呢？一點紀律都沒有。搞了兩年了，一點馬列主義都沒有，一點毛澤東思想都沒有。我打算向中央建議，馬列主義研究院可以關門。」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後來回憶說，「在一次會上，江青質問陳伯達：你管的單位就那麼乾淨，一點問題沒有？康生在一旁陰陽怪氣地說：那當然咯。弄得陳伯達很緊張。他唯恐江青、康生插手研究院，當天晚上就給毛主席打報告，要求撤銷馬列主義研究院。沒想到主席看後就同意了，在報告上畫了圈。」

第三次設立

馬列主義研究院撤銷後，其人員中有人被分到《解放軍報》社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有人被分到《紅旗》雜誌社，還有的被分到1967年5月恢復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恢復後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大多數人員是青年，主任為陳伯達，不設副主任和秘書長及其他一切官員。秘書史敬棠負責具體工作，但沒有行政職務。
當時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義上是中國政壇第四號人物，但沒什麼實權。中央文革開會時實際由江青說了算，陳伯達每次開會必須到，但僅為掛名。1967年，陳伯達因受毛澤東嚴厲批評，一度想自殺。在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報告被否定後，陳伯達更為小心，唯恐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報復。這時《紅旗》雜誌雖然名義上由陳伯達任總編輯，但實權已被姚文元掌握。陳伯達唯一可控制的僅有中央政治研究室。陳伯達害怕中央政治研究室設立官員後，被江青等人拉攏過去，所以陳伯達一個官員都不敢設。
1970年八九月間，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舉行。林彪在會上大講在新憲法中設國家主席的必要性和稱毛主席是「天才」。陳伯達從恩格斯及列寧的著作中找出一些稱「天才」的語錄，編為《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證明林彪的「天才」說有根據。葉群、吳法憲等人追隨林彪，在會議各組展開活動，打亂了會議的原先布置，意在攻擊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毛澤東隨即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停止各組討論。
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稱陳伯達編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欺騙了不少同志」，並稱「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惟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的一點意見》最後號召大家「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由此改變議程，轉為批判陳伯達。1970年9月6日，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對陳伯達審查。陳伯達自此離開政壇。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下，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新華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中央編譯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劃歸該組管轄單位的工作」，也負責已被撤銷的中央宣傳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善後事宜。
1970年12月22日，中央政治研究室傳達了一份中央文件，內容是中央成立組織宣傳組，撤銷中央宣傳部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政治研究室人員的安置工作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
陳伯達出問題後，有人向中央告狀，稱馬列主義研究院的運動不徹底，有不少「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沒挖出來，研究院就解散了，陳伯達包庇了壞人。為此，上級從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戍區派來15名軍代表，進駐沙灘大院，歷時兩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個也沒查出來，不了了之。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1977年軍代表撤出沙灘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