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駒

早年生涯

1900年生於四川省巴安縣。其父劉觀鏞為漢族，母為藏族。1905年，他隨父親劉觀鏞（時任官話學堂教習）入巴安軍糧府辦的官話學堂學習漢語，學習兩年後開始學習漢文。1910年，入巴安縣立高等小學堂學習，三年後畢業。1914年，拜澤登為師，每天早晚走讀學習藏文。1915年，入謝楷廷辦的私塾學習《瓊林》及對聯，學習一年。
1916年，謝楷廷赴白玉縣，隨同前往，繼續走讀。1917年，在白玉縣擔任邊軍營部錄事時，因為抵抗藏軍東侵，左腳受傷致殘。1918年，入巴安華西學校初中班學習藏文、英文及初中課本。1919年，一邊讀書，一邊兼任華西初小國文、圖畫教員。1920年至1923年，擔任華西學校校長。1924年，開辦巴安平民益智書報社，設有小圖書館，還自製墨、粉筆等等以教平民寫字，並曾創辦平民兒童俱樂部，曾任西康巴安國民協進會副會長。1926年，出任巴安縣代理教育科長，三年後出任科長。

跟隨九世班禪

1929年，應少年時的同學格桑澤仁（1928年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之邀赴南京，入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工作，兼任《蒙藏月報》報社藏文股主任。不久，獲西藏班禪駐京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贊賞識，應邀擔任班禪辦事處秘書。經過羅桑堅贊的介紹，不到兩年，便出任九世班禪的高級隨員，負責九世班禪的對外翻譯工作。其間，他整理了早在巴安寫成初稿的《康藏》一書，交由亞細亞學會於1932年出版。他還參與了格桑澤仁發起成立的西康青年勵志社舉辦的西康青年雜誌社，並且兼任南京蒙藏學校藏文教師、西藏班禪駐京辦事處教務科科長及藏文秘書。1931年，參加中國國民黨，成為中國國民黨的早期藏族黨員之一，並且出席了中國國民黨四中全會。1931年，擔任蒙藏委員會藏事處第三科科長，兼中央黨校藏文教師，還出席了國民政府在洛陽召開的國難會議，並將《康藏的過去和現在》一書分發給與會人士，呼籲他們重視康藏工作。回到南京之後，1932年，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及九世班禪參議兼隨行秘書，並同村曉堪布翻譯了藏文典籍《時輪金剛》。
國民政府封九世班禪為「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這個康巴人雖然僅是九世班禪的秘書，擔任翻譯工作，但其背後是索本堪布、羅桑堅贊、羅友仁（羅桑堅贊的侄子，時任軍務處長），故在以後藏人士為主的班禪行轅內地位穩固。
1933年，擔任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並任九世班禪的西陲宣化使公署秘書，隨九世班禪先後赴北平、內蒙古、杭州、青海、甘肅等地弘法，啟建「時輪金剛大法會」。1935年，九世班禪赴南京參加中國國民黨中央會議之後，又赴杭州主持各界舉辦的「時輪金剛法會」，上海、南京等地政商名流紛紛向九世班禪頂禮，他們均由引見。九世班禪在南京參加所有政治會議，並同蔣介石、戴季陶、陳誠、張群、程潛等人會面時，均由擔任翻譯，由此在南京政界獲得了一定聲望。1936年，先後被任命為駐玉樹、青康藏三邊辦事處副處長。
1932年至1937年，隨九世班禪參與了一系列重大宗教活動及國事活動。在宗教方面，參與了數次時輪金剛法會及灌頂等活動。第一次是1932年7月，應烏蘭察布盟盟長邀請，九世班禪在百靈廟舉辦的第五次時輪金剛法會，約37000多人參加。第二次是1932年10月，應段祺瑞邀請，九世班禪在北平國立故宮博物院太和殿舉行的第六次時輪金剛法會，約10萬人參加。第三次是1933年1月，應戴季陶、居正等人邀請，九世班禪在南京寶華護國聖化隆昌寺為500多名僧俗人士灌頂。第四次是1933年4月，九世班禪在浙江杭州西湖靈隱寺舉辦的第七次時輪金剛法會，約7萬人參加。第五次是1935年2月18日，九世班禪在阿拉善南寺為2000多位僧俗人士念長壽經並灌頂，事後翻譯了《無量壽佛灌頂開示》。第六次是1935年3月13日，應青海塔爾寺池巴之請，九世班禪在塔爾寺（即公朋）舉辦的第八次時輪金剛法會，約5萬人參加，詳細記述了此次法會。第七次是1936年5月26日，應嘉木樣活佛及黃正清裹佑等人邀請，九世班禪在甘肅拉卜楞寺舉辦的第九次時輪金剛法會，約6萬多人參加。
在國事方面，一是1932年12月14日，應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之邀，九世班禪在南京謁中山陵，覲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以及各部長官。10天之後，九世班禪被國民政府任命為西陲宣化使，被任命為西陲宣化使公署秘書，在國民政府舉行了就職典禮。二是九世班禪得知內蒙古王爺德穆楚克棟魯普受日本引誘之後，隨即親自前往勸說德穆楚克棟魯普停止自治，並派、羅桑堅贊等人赴廬山向蔣介石報告內蒙古形勢。三是1934年隨九世班禪參加了國民政府為十三世達賴舉辦的追悼會。其間，九世班禪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國民政府委員，並舉行了就職典禮，則被任命為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四是1934年6月3日，應上海市市長吳鐵城之邀，隨九世班禪赴上海參加了三十萬人歡迎大會，九世班禪作《蒙藏為中國重要國防》的演講，由翻譯。五是1935年1月26日，隨九世班禪到內蒙古阿拉善旗定遠營，宣布西陲宣化使公署成立，專責處理來往函電，並於3月19日向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報告了九世班禪回西藏的計劃。同年8月，國民政府行政院任命為護送班禪回藏專使，成立護送專使行署，並且任命了行署參贊和行署參軍。

九世班禪圓寂與甘孜事件

1937年，在國民政府特派護送班禪回藏大員行署（簡稱「專使行署」）專使趙守鈺的護送下，九世班禪開始西行回後藏的旅程，仍任原職隨行。但是，由於國民政府同西藏噶廈在班禪衛隊是否同時入藏的問題上相持不下，而且自1936年西安事變後，英國對班禪入藏一事進行阻止，班禪回藏被迫停止。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無暇他顧，西藏噶廈拒絕班禪入藏態度也愈發堅決，國民政府遂令九世班禪暫駐康定而不入藏。九世班禪憂鬱成疾，於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樹圓寂。
九世班禪圓寂之後，班禪行轅的一兩千人頓失依靠。當時，班禪私人的珠寶、翠玉、金銀元寶便有六千馱，此外還有張學良、劉湘及國民政府贈送的以及從義大利自購的手槍、步槍一萬多支。而班禪衛隊僅有不足一個營的兵力，如趙守鈺的儀仗隊500人撤離之後，力量便更單薄。班禪堪布會議廳經研究決定，為防止青海馬步青旅長劫奪班禪遺產，將九世班禪靈柩遷至西康甘孜縣暫時停放，請示國民政府辦理善後事宜，並派代表班禪行轅赴重慶匯報情況。
赴重慶匯報後，戴季陶決定親自赴甘孜致祭。戴季陶向國民政府請得三十萬元經費，組織「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行轅」，不久便自重慶出發赴西康。被戴季陶任命為簡任機要秘書兼翻譯。國民政府當時認為，正值抗日戰爭期間，九世班禪靈柩應暫存西康甘孜縣，不宜急於送西藏，以免發生事端，擾亂中國大後方的穩定。
戴季陶在西康時，經人提議，準備收孔撒土司德欽旺姆為義女。許崇灝、得知此事後，均認為這會導致政治問題，勸戴季陶停止，又怕孔撒土司德欽旺姆不滿，乃答應德欽旺姆稱，等戴季陶回到重慶後，再請德欽旺姆赴重慶舉行收為義女的儀式，從而藉此使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西康的統治者劉文輝本來信奉佛教，每年派員去孔撒熬茶布施。但九世班禪靈柩遷至西康甘孜縣後，劉文輝見班禪行轅衛隊有一個營的兵力，還有大量武器，宗教信仰又同康北民眾相同，生怕班禪方面同康北方面結合成一股反對派力量，動搖自己對西康的統治。正在此時，班禪行轅衛隊長益西多吉（孔撒益西）宣布準備同孔撒土司德欽旺姆結婚，實際上是入贅孔撒土司德欽旺姆家。劉文輝遂認為班禪方面準備勾結康北方面地方實力派，長期盤踞康北。這時，劉文輝又得知戴季陶想收孔撒土司德欽旺姆為義女之事，對戴季陶十分不滿，甚至沒有接受戴季陶約其赴雅安的邀請。
孔撒土司德欽旺姆本來是劉文輝的土兵營長。她知道劉文輝對益西多吉入贅一事不滿，劉文輝也曾托勸說德欽旺姆作罷，但德欽旺姆不認為這事關政治。1939年，她仍然同益西多吉結婚，結果劉文輝隨即進行武裝干預，造成班禪行轅同劉文輝的二十四軍的衝突，爆發了甘孜事件。劉文輝手下的甘孜駐軍張團襲擊班禪行轅時，班禪行轅衛隊毫無防範，匆忙撤離，班禪行轅的財物和槍枝損失嚴重。孔撒土司德欽旺姆也率部眾隨班禪行轅一起撤離。
甘孜事件發生後，劉文輝同班禪堪布會議廳雙方均致電重慶國民政府各部會，各執一詞，國民政府無法解決。半年之後，班禪行轅率部聯合康北的各土司頭人，武力奪回甘孜，並攻下爐霍、道孚兩座城市，勢將取康定。提出了「康人治康」的口號。劉文輝急忙電告蔣介石，請蔣介石阻止班禪行轅前進。但蔣介石收到電報後，僅坐觀形勢變化，並未及時作出批示。劉文輝駐重慶代表以及張篤倫（曾任劉文輝駐南京高級代表）則利用行政院秘書翁文灝不通邊情，向翁文灝建議，請行政院急電班禪行轅，阻止班禪行轅前進。收到電報後，只注意署名為「蔣中正」（當時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長），但未注意到其後是「院秘」（「院」為行政院行公文）而不是「侍秘」（「侍」為侍從室發電，為蔣介石知曉），實際上該電蔣介石並不知道。班禪行轅接到該電報後，以為是蔣介石的命令，便停止了前進。不久，張篤倫奉命抵達康定，順利平息了甘孜事件。事後，班禪方面人員於1939年12月29日將班禪靈柩遷回青海玉樹。

邊疆服務

1940年4月，經西藏噶廈同意，班禪堪布會議廳派秘書長王樂階率400多人自青海玉樹護送九世班禪靈柩回後藏。奉行政院電令，回到重慶述職，並改任蒙藏委員會顧問。同年，出任在重慶的巴安人組織的「東隆會」副會長，並擔任班禪駐渝辦事處處長。1941年，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安排下，住在重慶北碚遐光樓，編寫《班禪大師集》，並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1941年11月，請假回到巴安。
1942年，在巴安縣國民協進會第22次年會上，當選副會長。不久，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電令返回重慶。乃自鹽井至雲南葉枝，藉口母親病重而推掉了職務。後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賀耀組來信同意在雲南任職。1942年，受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宋希濂召見，被宋希濂任命為高級參議。1943年，在雲南葉枝興辦滇康工業社，以生產蠟燭為生。同時，他還寫書、作畫、種菜、種果樹。1944年，巴安駐軍816團團長傅德銓在和劉文輝間進行調解，消除了劉文輝對的疑慮，劉文輝乃重新任命為西康省政府顧問。
抗日戰爭勝利後，隨即返回巴安。1946年，赴南京出席制憲國民大會，因大會延期，乃暫任國立中央大學邊政系講師，同時應教育部蒙藏司委託，翻譯高小語文教科書。1946年11月，在南京出席了制憲國民大會。1947年，再度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同年還被任命為巴安國民協進會副會長。其間，所著《西藏政教史略》、《康滇藏歌謠集》等書先後出版。 
1948年3月，作為社會賢達出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同年5月1日，在南京出席了行憲國民大會和立法院全體委員會議。同時，他還參加了憲政實施促進會以及孫科為首的建國協會，還和他人共同組織了貢嘎學會。後來，由於母親病重，返回巴安。1948年，西藏發生驅漢事件，劉文輝授意、格桑悅西同西康省代主席張為炯共同維護地方安定，並委託起草了《藏族自治指導委員會組織大綱》，交格桑悅西在西康組織籌備。回巴安後，同巴安各界士紳代表交往密切，還成功調解了巴安同邦達昌之間由於舊有矛盾產生的糾紛。
1949年12月，自格桑悅西處得知，西康藏族自治協進會已經成立，任委員，並且劉文輝已經在彭縣通電起義。隨之，在巴安參加了「巴安地下黨」與「東藏民青」共同組織的各族各界人士迎接解放會議。
1950年7月，奉康定軍管會苗逢澍函調，赴康定參加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區各族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文字翻譯工作。同年12月，調任康定民族幹部學校藏文教師。1951年，代表康定民族幹部學校出席西康省教育工作會議。1952年至1953年，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區人民政府翻譯室任職。1954年，奉派赴北京參與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翻譯工作。1955年，調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文教處任職，專事翻譯教科書。同年，赴北京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擔任翻譯。1956年，調到四川省教育廳教育科任職，負責翻譯藏文教材。其間，曾赴北京參加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接見。1957年，隨四川省教育廳幹部赴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爐霍、甘孜調查小學教育，徵求對藏文教材的意見。
1957年9月，調任四川民族出版社藏文編輯室主任。1958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1959年，任四川省政協第二屆委員會委員，民族宗教成員，並赴北京出席民族出版社工作會議。1962年，因四川民族出版社同四川人民出版社合併，調任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參事室參事。1963年，任四川省政協第三屆委員會委員。1964年，參加了四川省文史資料委員會擴大會議。1966年，調回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協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抄家，被紅衛兵押回巴塘勞動，停發工資，僅發生活費。1969年，甘孜藏族自治州革命委員會成立後，為補發了工資。其間，他主要從事學習及接待來訪人員。1974年，因病經組織批准，回到巴塘休養。
1977年9月4日，病逝，享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