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是清同治九年（1870年）在天津所發生的一場震驚中外的教案。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在天津開設育嬰堂。1870年（同治九年）6月21日天津人民因懷疑育嬰堂殺死嬰兒數十名，聚眾數千到教堂示威。法國領事豐大業（Henri Victor Fontanier，1830-1870）往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路上向天津知縣劉傑開槍，擊傷隨從一名。天津群眾怒不可遏，毆斃豐大業，焚毀法、英、美、俄、西教堂及法領事署。事件發生後，英、美、法等七國軍艦集結天津、煙臺一帶。清政府派直隸總督曾國藩到天津查辦，曾又奏調李鴻章協同辦理。曾國藩認為責任在中國人身上，將天津知府和知縣革職充軍，處死禍首水火會16人，充軍25人，賠款修建教堂，清政府並派崇厚赴法國道歉。

背景

清末自從簽訂《天津條約》以後，傳教士開始在各地進行傳教工作。傳教士享有建造教堂、治外法權、以及「寬容條款」所賦予的特權。外國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任何地方租買土地和建屋的特權，有些不肖的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霸佔地產，成為後來各地發生民教糾紛及引起教案的嚴重隱患。
治外法權問題，亦使傳教士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寬容條款」賦予教會特權。中國基督教信徒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因此，許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會，卻只是要橫行鄉里。許多衝突由此產生。故中國人憎惡基督教。
中西思想意識形態上有不少矛盾。基督教與中國傳統的思想、信仰、風俗習慣不相容。傳教士，反對敬天、禮佛、祭祖、祀孔，把深入群眾的佛教和道教說成邪教，引起民眾反感，教堂散布在窮鄉僻壤，干涉當地人迎神祭祖儀節，經常與民間發生摩擦，民眾的反抗亦得到部份士紳的支持，初期不少的衝突，便是直接由地方官紳所發動。外國傳教士傳入基督信仰，和中國本土文化衝突，教徒與非教徒亦因頑固勢力的挑撥而引發糾紛，引起兩者爭毆，少數奉教者依仗教會勢力，非教徒亦因宗族勢力強大而迫害教徒，更激起群眾對傳教士的仇恨。
中國人對西醫西藥不了解，誤以為以人體器官做成，另一方面教堂平日森嚴，具有一種神秘感，使得人們產生猜測。教堂的臨終彌撒，洗眼等讓中國人產生挖眼的猜測。
教堂開設仁慈堂，並用金錢獎勵送孩子入孤兒院的人，客觀上鼓勵了拐賣兒童。一些人唯利是圖，拐騙嬰兒，送仁慈堂獲得獎金。

事件經過

同治九年（1870年）4、5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6月初，天氣炎熱，疫病流行，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兒患病而死，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夜間孩子的屍體被野狗扒出咬壞，身體不全，缺少一些器官，於是民間開始誣指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幌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
6月18日，天津當地民間黑社會組織水火會抓住了一個叫武蘭珍的人販子，並從其身上搜出迷藥，嚴刑逼問迷藥是從哪裡來的，武蘭珍挺刑不過，為了逃避懲罰，就拉教會保護自己，說是法國天主教堂給的。同時又有人向水火會反映，說晚上教堂有人向外面搬運口袋，懷疑裡面是死小孩。水火會老大帶著數百名失去孩子的家長求救官府，6月20日，武蘭珍被扭送官府，口供中又牽連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樓天主堂。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天津知府張光藻不敢做主，帶著幾百人去見天津道台周家勛。周不敢處理，又帶著這些人去見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崇厚大罵刁民胡鬧，認為傳教士不可能拐賣兒童，而且西藥用人體器官做藥引子純屬無稽之談，民眾不服，誣指失蹤孩子還在教堂關著。崇厚約見了法國領事豐大業，要求雙方當面對證。
6月21日清晨，崇厚、周家勛、張光藻、知縣劉傑帶著數百人前去教堂找洋人對質。神父熱情接待，問武蘭珍是教堂里哪個人賣給他的迷藥，又是在什麼地方賣的，武蘭珍說是叫王三的中國教民在教堂的左側鐵門邊賣給他的。其實教堂邊門都是木門，沒有武蘭珍所供的席棚柵欄，教堂花名冊也查不到一個叫王三的，「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謝福音神父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協商育嬰堂善後處理辦法。三位官員羞愧難當，連連陪不是，出了教堂走了。
水火會煽動民眾在教堂外不走，又有好事者、無業流民、地痞無賴等，聞訊紛紛趕來。教堂外就聚集了上萬人。教會保護的中國民眾在門裡罵門外民眾，雙方激烈對罵，引起拋磚互毆。
神父馬上派人從後門逃出去向法國駐天津總領事豐大業求救。豐大業跑到崇厚那裡要求派兵鎮壓。豐大業和崇厚說話很不客氣，指令他馬上派出洋槍隊前往教堂彈壓。崇厚認為對方在自己的屬下面前這麼傲慢很丟臉，不肯派兵，豐大業氣急，拔出手槍向崇厚連射兩槍，擊中崇厚身邊的花瓶，破碎的玻璃劃傷崇厚的脖子，崇厚等嚇得一鬨而散。
豐大業帶著秘書西蒙親自前往教堂，在教堂邊的浮橋上遇見前來疏散民眾天津知縣劉傑。豐大業指責劉傑辦事不力，劉傑說自己已經盡力了，雙方口角，豐大業拔出手槍拔出來向劉傑射擊，重傷了劉傑的家丁高升。圍觀的中國人大怒打死豐大業和西蒙。
暴民們殺向教堂，扯爛法國國旗，以兇殘手法殺死了10名修女（被剝光衣服強姦、挖眼割乳，後被燒死）、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毀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與此事無關的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基督新教教堂、1座西班牙天主教堂、1座俄國東正教堂。殺死教士，把附近前來中國旅遊的外國遊客也一併殺死，搶劫了身上的財物，破壞行動持續了3小時。共打死13名法國、3名俄國人、2名比利時人、1名義大利人和1名愛爾蘭人。
6月24日，法國第三艦隊軍艦開到天津，英國第五艦隊、美、德、意等六國軍艦亦結集天津一帶，法國、英國、美國、比利時、俄國、普魯士、西班牙七國公使以法國為首向總理衙門強烈抗議，並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懲辦肇事者，賠償損失。

交涉及影響

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中國負責的官員，否則就要打進北京。清廷驚恐萬狀，西太后派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主張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曾國藩審時度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
曾國藩向清廷匯報說：「臣等伏查此案起釁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 並有挖眼剖心，作為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忿，激成大變。……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貼，或 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貼虛實辨明白。此次應查 挖眼剖心，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壇，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屍，采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其事。」認定「愚民無知，遽啟邊釁，曲在津民」、「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只有這樣才能安撫洋人人心而消弭禍端、「刁風不可長」。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布《諭天津士民》，責怪天津百姓太衝動。聽從崇厚的建議，將天津道台周家勛、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撤職，引起全國上下對曾國藩口誅筆伐，一下子為他打上了「漢奸」的烙印。曾國藩還把精銳劉銘傳部調來，準備隨時應對民眾的抗議。
曾國藩認為，當事人口供有問題，反覆翻供，是否是傳教士的指使沒有證據；仁慈堂的兒童一百五十餘名，都是自願的，挖眼剖心純屬謠傳；教堂、仁慈堂有地窖，都是外地工匠修建的，實地查看後，發現地窖只是放煤用的；有人進入仁慈堂後不願出來，大家就以為裡面有迷惑人的藥；仁慈堂接收將死之人，讓傳教士給死者做洗禮，百姓看到人進去卻不見出來，以為被殺；仁慈堂的房間很多，一些親屬進去了分在不同的房間居住，很長時間見不了面，互相認為是被害了；仁慈堂內死亡的人數不少，都是晚上掩埋，有時一個棺材放兩三具屍體，而且死亡狀況與正常死亡不同。
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曾國藩將騷亂責任歸咎於民眾的無知和百姓、洋人之間的誤解。
法國提了四點要求：重修教堂、埋葬豐大業、處死地方官、懲罰兇手。曾國藩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走，成為第一個被唾罵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曾國藩決定軟硬兼施，告訴法國，官員們已經就地免職送去刑部治罪了，官員們沒有動手殺洋人，甚至自己差點兒被洋人殺了，但法國非要殺了這些官員。法國公使羅淑亞向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去最後通牒，如果不將天津官員砍頭示眾，就撤回使館僑民，交給法國的海軍司令處理。曾國藩向朝廷寫了詳細報告，認為天津官員不能殺，免職屬於正常的處罰。朝廷也對法國的囂張反感，不同意他們提出的要求。
清廷抓了大約八十多人，中秋節前，曾國藩向北京匯報：「應正法七八人，應治罪二十餘人。」但朝廷還是認為處理得太輕，主要是殺的人太少，很難讓洋人滿意，責令曾國藩「趕緊勒限嚴拿」。
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了案」。清政府為了平息法國人的怨氣，並沒有聽從曾國藩的建議，對張光藻、劉傑選擇了比較重的刑罰。曾國藩對朝廷的處理感到失望，籌措了兩萬兩白銀給幾個官員作贖刑的費用。而法國因隨後發生了普法戰爭，無暇顧及東方事務，因此接受了這個條件。放棄殺官員要求。
清廷及中國輿論對這個交涉結果都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甚至直接稱其為「曾國賊」，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曾國藩只好一直道歉，自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不好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由於民怨沸騰，朝廷讓李鴻章接替曾國藩。正好這時發生刺馬案，於是讓曾國藩辦理，免去他直隸總督職務。交接當年，曾問李：「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麼辦？」李回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鴻章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後，並沒有急於去天津，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勢必要接爛攤子，所以他就推給了曾國藩。李鴻章最後判決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俄國鬆口放棄死刑要求）、4名緩刑，其餘不變。由於有些人是冤枉，李鴻章偷偷派人將原來收監在牢的16個死刑犯弄了出來，頂替了被判死刑的人。曾國藩頗為惱怒，一年後即去世。這件案件的一個重要影響， 就是朝廷以為法國接受李鴻章提出的條件，認為李鴻章在外交方面比較能幹。於是往後30年中重大外交事件都安排李鴻章辦理，殊不知法國人只是因為普法戰爭失利，才無暇討處理教案。
朝野愛國者認為應乘機利用愛國情緒打擊洋人，「激其忠義奮發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則無以制夷人」，紛紛上書指責曾國藩對外妥協，對內鎮壓。曾的好友左宗棠和名義上的弟子李鴻章為首大罵曾國藩賣國，使這位「中興名將」、「曠代功臣」變成「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國賊，北京的「湖南同鄉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全被擊毀。曾國藩名聲掃地，帶著「賣國賊、漢奸、軟骨頭」的罵名離開人世。
1897年，望海樓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後被重建，1900年又在庚子之亂中第二次被燒毀。1903年用庚子賠款第二次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