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夏禮

早年

巴夏禮，1828年生於英格蘭史丹佛郡布洛克斯威奇（Bloxwich）。父親哈里·巴克斯（Harry Parkes）是煉鐵公司巴夏禮與奧特韋公司（Parkes, Otway & Co.）的創辦人。他的母親和父親分別在他四歲和五歲時去世，父親因交通意外而去世。亦因為如此，他成為了孤兒。而住在伯明罕的、曾是海軍軍官的伯父收留了他。他在Balsall Heath的一所寄宿學校中接受教育，後來在1838年5月，升讀英皇愛德華文法學校（King Edward's Grammer School）。

第一次鴉片戰爭

在1841年6月，巴夏禮乘船航往中國，居住於表姐瑪麗（Mary Wanstall Gützlaff）的住所中。在1841年10月，巴夏禮抵達澳門，準備接替馬儒翰的職位，擔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及商務總監砵甸乍爵士的翻譯、秘書。在習得基礎華語後，巴夏禮在1842年5月到香港與馬儒翰會合。
此時，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在1842年6月13日，砵甸乍沿長江進攻，巴夏禮在遠征中作為砵甸乍的隨從。在7月21日，鎮江被英軍攻占。在8月29日，在英軍戰艦康沃利斯號，中英雙方簽署了《南京條約》。根據條約，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港口開放為通商口岸。

外交工作

在英軍占領舟山後，郭士立被任命為地方知府。在1842年9月開始，巴夏禮在舟山政府處任職。在1843年8月，巴夏禮通過了英國領事館在香港舉辦的中文水平測驗，在9月被任命為福州的翻譯。但是，在他趕到福州時發現他的職位已經被人代替了，就改任駐廣領事、香港華人部助手。
在1844年6月，他被任命為廈門的翻譯。在1845年3月，他和領事阿禮國一起前往福州，他擔任翻譯。在10月4日，兩人在福州受到清軍擲石。在1846年6月，他和阿禮國一起押運46,163英鎊賠款。
在1846年8月，阿禮國與巴夏禮被派往上海，巴夏禮再次擔任翻譯。在1847年，他開始學習日文。在1848年3月，他跟隨一個副領事，與中方交涉，要求處罰在青浦襲擊英國傳教士的中國人。在1848年4月9日，他被任命為上海的翻譯。在1850年至1851年間，他離開了中國，回到歐洲。在1851年，他返華出任廈門的翻譯。
在1851年11月21日，他被任命為廣州的翻譯，在1852年2月抵達廣州任職。他在此代替寶寧出任領事。在1853年8月又被暫時調職為廣州副領事。
在1854年，他被任命為廈門領事。在1855年，他作為秘書，隨寶寧往暹羅，締結商業條約。這是暹羅第一次與西方國家締結條約。在5月18日，條約於曼谷簽署，在條約簽署後，他返回英格蘭。他在7月1日抵達英格蘭，並在7月9日獲得維多利亞女王接見。在1855年後半年中，他都在幫助外交部處理中國、暹羅事務。

婚姻

在英格蘭時，他在朋友家中遇到了范妮·米爾士小姐（Miss Fanny Plumer），她是第一位副大法官托馬斯·米爾士爵士（Sir Thomas Plumer）的孫女。「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孩」，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提到她，「高挑，勻稱而優美，她膚色濃厚而柔和。她深棕色的眼睛充滿智慧，說話又語重深長。她充滿魅力，而家人都十分優秀。」經過六個星期的追求，他們在1856年元旦在倫敦小斯坦莫爾（Little Stanmore）的聖勞倫斯教堂（St. Lawrence's Church）成婚。次年1月9日，夫婦離開英格蘭。

第二次鴉片戰爭

由於擔任廣州領事這個職位，他再次與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打交道。他們之間的矛盾在不久後引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在1856年10月8日，老閘船亞羅號進入珠江後被清水軍官員登上。有消息指有幾個海盜在英國的保護下登船，所以清軍登船抓捕。12名華籍水手被捕，英國國旗被取下。巴夏禮以英國國旗被降下為由，對葉名琛表示抗議。葉名琛辯稱亞羅號由中國人水手操縱，又為中國人擁有，而且當時並未升起英國國旗。巴夏禮將其視之為對條約權利的侵犯，向港督寶靈稱英國國旗遭到侮辱。
葉名琛礙於顏面，拒絕道歉，只允釋放9人。但遭巴夏禮拒絕。寶靈希望進一步擴大英國在廣東的特權，將事件升級，引發戰爭，以移除在廣州的貿易、外交障礙。
葉名琛拒絕讓步後，皇家海軍在10月29日轟破城牆，隨後，巴夏禮與海軍上將西馬糜各厘爵士一道進入葉名琛的衙門。但英國部隊數量較少，不足以完全占領廣州，唯有繼續使用戰艦、炮兵監視城市。在12月16日，中國部隊在城外向歐洲聚居點開火，巴夏禮退到香港，並留了近一年。在這段時間裡，他在議會內遭到了猛烈批評。
在1857年11月，英國部隊從香港來援。額爾金被任命駐華高級專員與全權代表，並與為一被害教士復仇的法軍一道行動。巴夏禮加入到邁克爾·西摩爵士的部隊中，並在12月12日對葉發出最後通牒。通牒過期後，在12月28日，廣州遭到轟擊。在1858年1月5日，在部隊攻入城內後，巴夏禮帶一隊水兵抓住了葉名琛。
在1月9日，廣東巡撫柏貴復職。他任怡和行伍崇曜與巴夏禮交涉。但柏貴只是西方人的一個傀儡，城市實際上為一委員會所統治。委員會由兩個英國人組成，其中一個是巴夏禮。因為巴夏禮通曉華語，所以成為了領袖。委員會建立法庭，組建警察，並在2月10日開放廣州港口。在天津條約簽署後，廣東官員對巴夏禮敵視依然，為取巴夏禮的首級而動員民兵，巨額懸賞。在1859年12月6日，巴夏禮獲得了巴斯三等勳章（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
在8月21日，英軍突襲大沽炮台，獲得成功。巴夏禮參與了隨後的勸降。在8月24日，他到達天津後調度了聯軍部隊，又與大臣進行了談話。在發現大臣並非預期中的全權代表後，盟軍繼續向通州行進。
巴夏禮行先一步，在通州時，分別在9月14日與9月17日，兩次利用通州政府，獲准將軍隊前進至距城市5英里（8公里）處。在9月18日，他離開了通州。在他發現了中國軍隊正在集結後，他準備回到通州通知委員會，卻被清軍俘虜。
巴夏禮、羅亨利、捺·辛格（Nal Singh）與兩個法國士兵，被僧格林沁俘獲。巴夏禮與羅亨利被送交刑部，關押於普通牢房，並飽受折磨。
在9月29日，奉奕訢之名，巴夏禮與尼斯被移到一座寺廟中關押，這裡的環境較好。此舉是為中方在中英談判增加籌碼。巴夏禮拒絕協助中方，也不願為中方與額爾金交涉。在10月8日，七人獲得釋放。在眾人遭釋放後，皇帝要求處決他們的命令抵達，眾人逃過一劫。英國談判全權代表額爾金以「對外交人員實施虐待」為由，於10月18日下令放火燒圓明園，以作為對清廷的報復。
在11月28日，他航往上海並在次年1月回到廣州擔任原職，處理接收九龍的事宜。根據天津條約，揚子江上的三個口岸開放。在1861年2月至4月，巴夏禮隨海軍中將何伯爵士沿江而行，在鎮江、九江與漢口設立領事館，並試圖與南京的太平天國叛軍立下協議。
在1861年4月，他回到北京，並在6月到南京，準備與太平天國領導會面。在1861年10月21日，聯軍向清廷歸還廣東，因此巴夏禮不再擔任專員。在11月，他前往上海，在同月內，再次與太平天國領袖會面，但這次會面的地點是在寧波。
巴夏禮向洪秀全提出協助太平天國叛軍打敗清朝,以事成後平分中國為條件，但洪秀全欲擁有全中國而拒絕巴夏禮．
在1862年1月，他回到英格蘭，他被囚一事使他變得知名。在1862年5月19日，他獲得了巴斯爵級司令勳章。
在1864年11月，他離開英格蘭，在3月3日抵達上海，在1858年12月21日被任命為領事。

日本

在1865年5月，正在前往揚子江港口的巴夏禮受到通知，任命他為駐日特命全權公使與領事，而上一任特命全權公使與領事是阿禮國。
這個職位他擔任了18年，在任內，他不斷使用自己的影響力去支持日本的自由派。他向幕府的對手示好，所以對明治政府有影響力。因為他支持改革派，所以他成為了守舊派的目標，守舊派三次試圖刺殺他。他鼓勵低級成員深入研究日本：薩道義與威廉·喬治·阿斯頓（William George Aston）獲益良多，後來成為日本學學者。但是，總體來說，為巴夏禮工作並不簡單，他也不為日本官員、民眾所知。
巴夏禮夫人因為在1867年攀登富士山而變得知名，這是第一次有非日本婦女攀登富士山。在1879年11月，巴夏禮夫人在英格蘭病逝，當時她正在為巴夏禮歸來做準備。四日後，巴夏禮通過電報得到噩耗。

和紙匯報與收集

在1869年，後來的首相，威廉·格萊斯頓，要求英國駐日代表團提交一份對和紙與製紙的報告。巴夏禮與他的團隊在日本不同城鎮作出了深入調查，出版了一份政府報告，「對日本製紙的報告」，收集了超過400張手製紙張。大部分收藏品現在在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的Paper Conservation Laboratory與邱園Economic Botany Collection展覽。在1879年，邱園向格拉斯哥、雪梨、墨爾本與阿德雷德送出復樣，但都遺失了。巴夏禮收藏的紙張原始、價值高，造紙方法與每張紙的功能都詳細記錄下來。

朝鮮

他是1883年至1884年間駐朝鮮公使。他代表英國與朝鮮王朝談判，於1883年簽署了朝英通商條約（United Kingdom-Korea Treaty of 1883）。條約生效後，他成為了第一個駐朝外交代表。

逝世、紀念

在1883年，巴夏禮到了北京。在北京時，他的健康變差，在1885年3月21日因瘧疾發熱病逝。在1890年4月8日，干諾公爵（Duke of Connaught）為他在上海外灘豎立紀念碑，但在二戰時被日軍移除。

家庭

巴夏禮的次女，梅布爾（Mabel Desborough Parkes），嫁給了皇家海軍中尉埃格頓·斯科維那（Egerton Bagot Byrd Levett-Scrivener）。梅布爾在1890年策馬時墮下身亡。長女馬里昂（Marion）嫁給了凱瑟克家族的J.J.凱瑟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