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農村改革

在改革前的時期，中國農業的績效極差，糧食短缺現象十分普遍。中國大陸農村地區自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建立了全國範圍的人民公社，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生產生活的指導權過於集中，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較為絕對的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局面，雖然這種體制在產品相對充裕時可以有效地減少自然災害為個人帶來的損失，但也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1978年，中國安徽省面臨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莊、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然而這兩個村在當年的農業收入中就創造了驚人的成績，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報至中共中央，雖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依然規定不得私分田地，但這種行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兩省便已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並取得了在災年農業生產超過往年的成績。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在中國所有的農村都開始強制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的體制轉變，這種決定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的情況下，許可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分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的方向繼續發展，並廢除了不適合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
名義上新體制使農業生產得到大發展，農村開始富裕起來；實際數據表明，改革後，農業產量增速放緩，農業基礎設施成為無人料理的公共物品，隨著農業生產開始向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發展，農產品和工業品之間的價格剪刀差拉大，由於信息不對稱，孤立的農民無法了解農產品的市場價格，無法形成對農民有利的農產品市場，農業收入下降；而原有的農村鄉鎮企業被鄉鎮領導私自占有後迅速發展起來。
同時，人民公社的解體也導致了原本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迅速消失，造成了中國農村和城市地區的進一步分化。並且在包產到戶以後，小農經濟不再適合農業集體化，公社時期大規模建造的水利灌溉設施，由於無法召集大規模人力維修，而不斷破損。同樣在公社時期的大規模新墾高產、穩產田運動，也無法繼續。集體化的消失也打斷了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逐漸開始發展的機械化，在另一個層面上使得農村更加落後。不僅如此，公社解體後，傍依公社生存的部分鄉鎮企業也無法繼續經營，最終全部破產或者通過改制而私有化。
多數人認為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當時佔全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逐步擺脫了貧困，並促使部分農民先於其他地區先富裕起來。同時農業的改革雖然在初期頗有成效，但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漸深入，農村的發展開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兩者之間已經有了巨大的差距，這導致中國出現了令世界關注的貧富分化現象——這在強調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難以想像的。由於步入20世紀，90年代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對農村地區貧富分化抱以足夠的關注，事態逐步成為中國迅速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全面復興的最大障礙——三農問題。
自2002年以來，中國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強調三農問題對中國建設的影響，中國政府也開始重新調整農業地區的政策。
2006年，中國廢止農業稅條例，中國向農民徵收農業稅的歷史終於結束，經改革開放農業改革，中國農村經濟發生了質的變化。

城市改革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佔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而且企業的生產經營脫離市場，一切產品生產由政府下達訂單；而掌握企業主導權的並不是工廠廠長，而是國家委派的幹部——公方代表或上級黨委委派的黨支部書記。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極少部分的私營企業，工人一律不得被辭退，也沒有相應的破產措施，部分虧損嚴重的企業只得由國家背負這些不良資產。缺乏競爭、不負盈虧的企業主觀上沒有研發新科技、擴大再生產的動機，結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農村地區6年多的改革令中國的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著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在1985年全面展開。
鄧小平在1977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便提出以科學技術帶動社會生產力。1985年的改革更進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理念：政府一方面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的闖。」政府認可了私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和所處地位，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以帶動中國經濟，打破了中國經濟公有制成分一枝獨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內，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堅持共同富裕為代價換來了企業的生產活力。對國有經濟成分進行改組，由政府絕對控制經營轉為政府擁有企業的絕對決策權，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持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這極大地動搖了工人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地位極高的工人群體被改革開放引入的政策所衝擊，伴隨著各地國營企業的關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中國政府引入下崗再就業政策，安排紅帽子工程大量減少失業人口，緩解了工人的不滿。
城市改革取得的進展一度成效不大，反而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拋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內民眾的思想混亂。加之1985年以來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原先身為「封資修大毒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被部分知識分子所接受，對西方民主的嚮往與追求成為日後兩次大規模民眾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後，政府再度放緩城市改革步伐，轉而開始控制國內混亂的思想。1992年過後，政府再度對城市的體制進行改革，並不斷將各種政治決策公開化，並設立聽證會以便於民眾參與政治決策。
自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後，蘇聯、東歐和東德共產主義陣營隨之垮台，中國政府的立場日趨保守，政治改革步伐放緩，黨內也出現了重提階級鬥爭觀念的聲音。為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局，鄧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發表了事後稱為「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利用個人威望重新將改革開放的政策穩定下來，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政策的「兩個基本點」之一。這場講話確保了今後中國政府既定國策的穩固，也逐步將中國經濟實力帶上一個又一個新臺階。

服務業

20世紀90年代，金融業自由化。中國於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服務業被解釋為可開放的，外商投資獲准；零售、批發和分銷的限制也已經結束。銀行業、金融服務業、保險業和電信業也向國外投資開放。
中國的銀行業由四家大型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主導，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低效和壟斷的。中國最大的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銀行。由於國家管理效率低下，這些金融部門被普遍視為中國經濟的累贅。不良貸款主要由地方政府和無法盈利的國企出於政治目的進行，尤其是保持低失業率的政治目標，是金融體系和經濟的一大拖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後對這些銀行展開了資本重組。2000年，這些銀行在GDP中的比重高達22％以上；到了2006年，它們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到了6.3%，總額約為1,600億美元。觀察家們建議通過銀行體系私有化來解決該問題，4家銀行在股市上市時，這一建議得到了部分執行。由於中國的兩大金融交易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只占到GDP的11％，因此在籌集資本方面相對無效。
到20世紀80年代，廣告在實現鄧小平推進的現代化目標的作用得到了廣泛的重視。中國政府仍然在毛澤東時代的平均主義理想上大作表面文章，但這並沒有抑制消費主義的增長。

對外開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9年以前對外貿易值只佔經濟比重很小的一部分，這一情況源自於毛澤東「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政策。但一些海外華僑的主要集散地廣東、福建經常有一些華僑在自己的祖籍所在地開辦工廠。1979年，中國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三來一補特殊政策。1年後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宣布改制為對外經濟特區。參考的發展經驗，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意圖從中學習領先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經營方式。改革開放的四個試點城市的發展模式在1980年鄧小平南下巡視時被給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廣州，上海等14個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州地區辟為經濟開放區。
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為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為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感受到對外貿易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後，中國政府將海南單獨設省後全省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著沿海向內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准後設立對外開放區。這成為刺激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大因素。
不過改革開放初期，出於對共產政權的不信任，加上中國自1949年開始，在對外交流方面，接近鎖國狀態，很少人對當時中國有所了解。因此中國改革開放湧來的外資，最初是以香港資金（港資）佔最大比重，達百分之八十。直至2011年全年，名義上港資仍佔外資比例達66.3%（投資金額770.11億美元），是內地吸收外資的最大來源地（實際上一部分港資來源於其他地方，包括中國內地本身）。

影響及意義

鄧小平以及他的理念的繼承者及其他改革派人士頂住了來自國內保守派的進攻，成功地將改革開放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基石之一，並不可逆轉地將中國帶入世界經濟中，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從1978年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一個尚有2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與世隔絕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經濟繁榮，有著活躍市場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減少了當時世界近1/5的貧困人口。中國也在邁向工業化的道路上飛速前進，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中國成功實現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民營經濟產值在總量上已經超越了國有經濟，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重的重要拉動力量。引進外資同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中國為全世界吸引外資金額最多的國家（港、澳、台資金的引入亦被算作外資）。
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也開始出現變化，人民觀點逐漸多元化，「網絡民意」的現象大量出現。不過，中國共產黨在經濟開放之餘，認為為了和平穩定快速的經濟發展，而不願意對意識形態，政黨政治做太大的改革變動。在言論自由方面，與之前有一定程度的放鬆。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領導人，繼承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提出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進一步詮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過也有批評家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摒棄了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轉化為一個資本主義政黨，中國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專家認為中國現狀更像是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國家；不過，「中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的政府」也常被外國專家和領導人提及，然而，從政府公布的一系列數據表明：公有制經濟仍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仍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並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表明了中國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在蘇俄前期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允許社會主義存在部分資本主義、恢復市場、貨幣關係，促進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恰恰表明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是正確的；北韓則一度批評中國是走了「修正主義」的「錯誤路線」；以越南為代表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則是積極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經驗。另外，改革開放導致了中共內部左右兩派的分歧擴大，有人認為，中國要實行多黨政治，只需將中共一分為二。對於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有些人認為應該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有些人認為應將中國轉變為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國家力量大幅增強，國際地位和軍事實力顯著提高。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經濟大國，2018年GDP折合13.6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則達25.5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對外貿易規模位居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同時中國成為美國國債（除美國本國以外）最大債權國。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中國崛起無疑是21世紀國際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經濟數字

從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18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25美元增長到9700美元。2014年，中國外匯儲備約4萬億美元。中國多項經濟產品產量達到世界第一。2007年，中國GDP總量超越德國；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年中國廣東省（人口約1億1百萬）GDP總值超越台灣（人口約2千300萬），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GDP總值超越台灣的省（個人平均仍遠低於台灣）。2012年之後江蘇、山東、浙江、河南的GDP也先後超越台灣，其中廣東達到兩倍以上，2018年四川和湖北的GDP數值也超越了台灣。 四十年來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已從20%上升到58%以上，而實際上由於大量農業人口進城打工，所以中國實際上的從事非農業人口比例更高。

外資

香港資金雄厚作出最多的貢獻包括：內地的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內地批准的第一家合資、合作企業，第一家五星級飯店，第一條合資興建的高速公路，第一塊土地的拍賣等等，在改革開放史上佔了重要的印記。中國改革初期，以香港資金（港資）佔最大比重，達百分之八十。
台商亦開始以外商名義或較為低調的方式進入大陸投資，有更多台商以港資或香港註冊公司名義進入中國投資。

香港資金

直至2011年全年，港資仍佔外資比例達66.3%（投資金額770.11億美元），是內地吸收外資的最大來源地。港澳在廣東省的投資項目超過10萬個，實際利用資金1200億美元，占廣東省實際外來資金的三分之二，其中絕大部分投資來自香港。促使粵港澳形成了以廣東為加工製造基地、港澳為購銷管理中心的獨特格局。數以萬計的港澳投資企業在廣東各地蓬勃發展，數以百萬計勞動力受僱於港澳投資企業。珠三角地區形成了具競爭力的動態化產業集群、開放型，影響世界的加工製造業基地。深圳市投資額在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和年出口1000萬美元以上企業中，約80%是港商投資或參與投資的。2017年，深圳國內生產總值比1978年增長了11426倍，南方最重要的高新技術研發和製造基地。香港資金的投資，迅速推動廣東從農業為主的省份發展成工業發達的經濟大省。廣東的國內生產總值從改革開放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省份排名第第5位逐漸成為第1位，至1989年起保持至今。
廣東省因貪污已落馬的副省長萬慶良說「廣東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一部粵港澳合作的歷史。廣東30年的發展離不開港澳強有力的支持，離不開港澳資企業率先進入廣東，率先投資、率先發展。香港人澳門人不僅帶來了資金、技術、人才，為內地輸入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理念，更新了管理文化。」較為熟悉的例子是港鐵公司，促進了許多領域的觀念更新。中國改革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缺乏優良的貨運設施和海外貿易網絡，而香港當時已經是亞太地區重要的貿易中心，擁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硬體設施和一流的貿易人才。目前，香港是內地第五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在資金、技術輸入的同時，香港資金更為改革開放輸入了許多先進的發展理念、經營方式和管理經驗，促進了觀念更新，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鑑。國外有專家認為「內地市場經濟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擁有香港這樣一個成熟的、國際化的市場經濟體系可以借鑑，並為改革的啟動和深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霍英東投資興建的內地第一家五星級酒店——白天鵝賓館。不僅是因為賓館硬體設施完備，更重要的是從一開業便打破當時的慣例，對所有普通市民開放，其服務意識、管理模式，都令當地政府官員和市民大開眼界，引發觀念的更新，對廣東服務業的興起和發展產生了極大推動作用。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在接受採訪時總結說「內地的現代化建設就是一條有效利用外資尤其是港澳台資金的資本積累和發展之路。內地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績，每一天的變化，都有港澳同胞的奉獻。」四名港啇投資的華南城國際工業原料城是占地1.5平方公里的工業原料及成品交易中心，集信息交流、展示、交易、倉儲、貨運、配送以及金融結算功能於一體，其規模之大、經營範圍之廣，堪稱國內之最。隨著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簽署了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後，港資在內地的投資領域不斷拓寬，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基礎設施建設、現代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快速發展。香港智經研究中心主席胡定旭認為，「CEPA開啟了香港和內地生產要素進一步流動的大門，制度安排為經濟整合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台灣資金

台灣對中國大陸地區投資巨大，尤其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導致西方禁運、當時在中國投資方只有台灣，但由於兩岸尚處於對抗時期，台灣對兩岸經貿往來限制嚴格，有許多台資與港資合資的方式到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甚至直接就在香港註冊後以港資的名義來到大陸。初期的投資集中在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行業，像制傘、製鞋等。1989年，台資對中國大陸投資項目只有540個，協議金額僅5.5億美元，實際利用資金更低至1.5億美元。台灣於1990年正式公布《對大陸地區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有條件開放台商間接對大陸投資，促進了台商對大陸投資的發展。它們以「台灣接單、大陸加工生產、產品外銷」為經營模式，平均外銷比率達85%。
台灣實際開始大規模投資始於1993年鄧小平南巡後。1992年到1994年，台商對大陸投資項目計2.3萬家，協議金額200多億美元，實際投資額75.8億美元。從1993年台商赴大陸投資第一波高峰開始到兩岸經貿論壇，台商在大陸投資的企業已達6萬家，累計投資金額約2000億美元。目前大陸是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 2014年兩岸貿易額為1983.1億美元，較2013年增長0.6%，其中大陸對台出口462.8億美元，自台進口1520.3億美元，大陸與台灣貿易逆差達到1057.7億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