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

先秦時期

中國歷史源自黃河流域，約在商、周時期，中國進入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春秋戰國的法家認為農業是本業，工商是末業，提出了重本抑末，也就是重農抑商的政策，自此一直到近代，中國經濟主體一直都是農業。
商、周、秦、漢等朝代經濟和政冶中心都是位於北方關中。《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西漢中期時，江南一帶還是待開發的地方，《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贏蛤，不待賈而是，地熱饒食，無饑饉之患，故呰窳偷生，無穩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當時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遠低於北方地區。

莊園經濟的萌芽

秦漢時期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地方富商擁有大量田地，並且自行築堡擁兵自據，形成中國最早的莊園經濟，土地兼併也成為主流。西漢前期開始出現貿易市集的經濟形式。到漢武帝時期，朝廷為了增加庫房收入，實行了均輸平準（朝廷統購統銷）和鹽鐵專賣政策。

農業向江南轉移

東漢末年開始經歷戰亂和災荒，「自三國時候開始，農業生產的重心已逐漸向江南轉移。」其中人口在北方減少，南方增加，同時農業技術於南方有所提升，增加了收穫。《三國志·吳書·賀全呂周鍾離傳》載：「鐘離牧……字子干，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得六十斛米」，平均每畝收穫三石。「江南就近利用其資源的礦冶業、煮鹽業、制瓷業、麻織業等也有相當高的發展水平，造船業更為發達」。

晉代

西晉時代莊園經濟大為盛行。平吳之後，皇室與官僚逐漸普及參與經商，並將商業活動發展到交廣等邊遠地區。例如吳王司馬晏的部下從事「市買錢帛」的簿冊，對商業的參與有一定的規模。石崇任荊州刺史時，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他生活奢侈，甚至與王愷競相爭豪。晉室南渡後，中原財富大多轉移至江南地區，商業仍然興盛，最大商業中心為建康、次為江陵。由於戰亂與銅量不足，鑄錢不足，幣值處於混亂狀態。貿易也有發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貿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經營商業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糧食、布帛、魚、鹽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廣州海上貿易發達，進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絲綢為大宗。
東晉時期，永嘉之亂後，大量北人南遷。「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隋書·卷24·食貨》「進入魏晉南北朝以後，南方經濟始過去的零星與局部開發，而轉入到大範圍的普遍開發階段。」「永嘉之亂作為起點，主要持點是南方文化高度上升，無論是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南北均各自形成中心，已南移。」

實行均田制

南北朝時期，北方的北魏承接著前朝戰亂遺下的大量荒地，於485年把這些田地按制度分給農民，亦即是日後西魏東魏北周北齊和隋唐廣泛實行的均田制。

大城市的形成

隋朝商業比魏晉南北朝發達許多，當時規模宏大、商業繁華的都市是長安、洛陽二京，在當時的世界是罕見的。長安有東西二市，東市名都會，西市名利人，外國商賈很多。洛陽在隋唐大運河開鑿以後成為南北貨物的集散地。洛陽有三市，東市名豐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遠。其中通遠市臨通濟渠，周圍六裡，二十門分路入市，商旅雲集，停泊在渠內的舟船，數以萬計。江都是江南貨物集散地，藉由運河之便「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而宣城、毗陵（今江蘇常州）、吳郡（今江蘇蘇州）、會稽（今浙江紹興）、餘杭（今浙江杭州）、東陽（今浙江金華）等等商業城市都是江南繁華之地。成都是巴蜀地區的商業中心，而廣州是海外貿易的重心。當時隋朝的貿易路線分為西域絲路和海上貿易。西域絲路主要經河西走廊、西域到波斯薩珊王朝、歐洲東部的東羅馬帝國。海上貿易，通南洋諸國和日本，對日本的關係尤為密切。
南北朝時期貨幣不一致，南朝梁和南陳有五銖錢，嶺南（粵地）盛行鹽米布，北齊有常平五銖、北周有永通萬國、五行大布、五銖錢三類，河西諸郡用西域金銀錢。隋初，各地仍然多使用各地錢幣。581年隋文帝制定新五銖錢，每一千錢重四斤二兩，禁止古錢和私錢流通。並且陸續在江都（今江蘇揚州）立五爐，在江夏（今湖北武漢）立十爐，在成都（今四川成都）立五爐，依照規定鑄造五銖錢。隋煬帝末期，政治腐敗，私鑄盛行。每一千五銖錢只重一斤，甚至翦鐵片、裁皮革、糊紙錢混入銅錢中使用。隋末錢賤物貴，幣制崩敗，一直亂到亡國。自魏晉以至隋唐，穀物和絹帛等實物經常被用為交換的媒介。
隋朝於619年滅亡後，經過100餘年的比較穩定的發展，到唐玄宗開元年間已經恢復隋文帝仁壽年間的經濟水平。但是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爆發安史之亂，其後七年零二個月的戰亂，使得黃河中下游地區遭受巨大破壞。而南方地區因為受戰亂的破壞相對來說輕微，所以南方經濟趕上，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完全向南轉移的開始。同時，「……江南八道和四川，由於沒有大規模戰事和其他因素影響，在農業、手工業生產方面不斷發展。」江南農業出現了有系統的農業技術書，如《四時纂要》，農具的改造、肥料、品種、農葯的改造和進步等。
唐代的城市商品經濟處於成長的胚芽時期。長安（雍州、京兆府）、洛陽（洛州、河南府）、魏州、清河郡、齊州歷城、睢陽（商州）、楚州、蘇州、涿郡、揚州（江都、廣陵城）、成都（益州、成都府）、廣州、晉陽（并州、太原府）等都是一定地域內的商業中心。唐朝國內交通在當時世界上是十分發達的。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道路遍布全國。水路交通則是以洛陽為中心的南北大運河為主。全國共有驛站一千四百六十三所。其中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驛一百六十六所。商人用於存放商物的邸店因其利潤之高，在交通樞紐周邊發展開來。唐朝中期開始，由於大批官僚士族與工匠南遷，長江流域商業城市發展快速，國家的經濟財政亦仰賴南方的補給，當時有「揚一益二」的說法；而江南最大城市、江南東道治所蘇州的繁華程度在中唐時期已逐漸開始超越揚州和洛陽，在全國僅次於長安，成為整個中國南方唯一的、最高等級的州——雄州，有「甲郡標天下」之說，即所謂「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為大」；此外杭州、湖州等地的經濟也得到較快發展。而坊市分開的制度在蘇州、揚州等商業城市被打破，還出現夜市。
大唐是世界上最早發行紙幣的國家，飛錢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雛形，也是近代世界各國學者所公認和認可的最早紙幣。唐代大城市中出現櫃坊和飛錢。櫃枋經營錢物寄付，在櫃枋存錢的客戶可以憑書貼（類似於支票）寄付錢財。這些都說明商業在唐朝中期的繁榮。唐末，因為黃巢之亂和藩鎮戰爭，戶數銳減，社會經濟規模再也未能達到開元盛世的水平。
唐代，海外貿易開始興盛，西元八世紀下半期，從廣州經由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抵達印度、錫蘭、再西入波斯灣、亞丁及紅海地區的航路。將通往西方的海道與往新羅及日本的海道連接起來，唐代海外交通所能抵達的範圍，已及於新大陸發現之前舊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中東商人如猶太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紛紛東來。中國沿岸的交州、廣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揚州等城市，因與蕃舶互動頻繁，如雨後春筍般興盛起來，成為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為因應海上貿易的新形勢，唐代還特別設置「市舶司」，用來管理蕃舶的進出以及徵稅事由。海外貿易的數量，自此不斷成長。
中唐時期南方的經濟地位，亦可見於文人記述，如韓愈的《十九送陸歙州詩序》說「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載「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唐憲宗也不得不承認：「軍國費用，取資江淮。」
唐末及北宋莊園十分盛行，大半是地主自己經營的農場。莊園經營方式不一，有奴僮、有雇農、有佃農。到宋代，使用奴隸的農場愈來愈少，使用僱工耕種漸漸增加。從北宋末年開始，以僱工經營的大農場也愈來愈少，地主逐漸將土地出租給佃農。
唐朝中葉，官僚地主侵奪田地，均田制廢止，地主莊園經濟便日益發展起來，如田莊、莊田、莊宅、莊院、山莊，嶺南節度使韋宙的「江陸別業」積攢穀物七千堆、宋之問的「蘭田山莊」、王維的「輞口莊」等都是有名的大莊園，江南軍使蘇建雄，「有別墅，在昆陵，恆使傔人李誠來往檢視」。早在唐高宗時，王方翼就已經「闢田數十頃，修飾館宇，列植竹木」。唐玄宗詔稱：「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吞併」。安史之亂後，均田制既壞，莊園經濟更加發達，陸贄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
唐代的僧侶也都有大量土地，宜春郡的齊覺寺，「其寺常住莊田，孳畜甚多」。又如少林寺有柏谷莊，占地40頃。吐蕃亡國後，各地教派割據，政教合一，出現很多莊園。

宋代

均田制自武周末年開始瓦解，自中唐之後的歷代王朝都沒有正式立過任何新興的田制。當時北宋已在五代十國時期各國經濟文化逐步發展和提高的基礎上擁有不同形形色色的工商業，其中有些還是與海外諸國進行貿易，通商城市包括泉州、明州、廣州等。這種通商貿易到南宋時更加頻繁，直到蒙元完全控制全國後朝廷先後實行總計四次海禁政策後，對外貿易日漸趨於萎縮，到明代建立時已完全停止。

遠洋船舶貨易

《宋史·列傳第九十六》雲「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成熟於北宋中期，之後因為靖康之難而重建的宋朝，史稱南宋，建都臨安。在政治中心轉移的同時，期間大量中原人民為避難大量南遷，南宋朝廷「努力安定他們的生活，藉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構成為華南勞動全產的生力大軍……此外還有許多小商人和手工業者」對外貿易方面，南宋朝廷在泉州、廣州和明州設對外貿易港口。南宋市舶司的最高收入因此比北宋最多時高出四倍余，成南宋朝廷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此時期的特徵是除了過往南方經濟不斷發展，其政治中心亦已轉往南方，亦成為經濟核心。

元代

元朝的經濟仍以農業為主，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種植面積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發展。由於蒙古族在草原時期以畜牧為主，經濟單一，對商品交換依賴較大，同時受儒家輕商思想較少，故元朝較少抑商，使得商品經濟十分繁榮，使其成為當時世界上相當富庶的國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北京市），也成為當時聞名世界的商業中心。為了適應商品交換，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紙幣流通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全以紙幣作為流通貨幣的朝代，比歐洲早了400多年（元末時因濫發紙幣而造成通貨膨脹，也比歐洲早了400多年）。商品交流也促進了元代交通業的發展，改善了陸路、漕運，內河與海路交通。

實行匠籍制(匠戶制)

匠籍制為元代的一種手工業制度。
明代沿襲了元代的匠籍制度，將人戶分為民、軍、匠三等。其中匠籍全為手工業者，軍籍中也有不少在各都司衛所管轄的軍器局中服役者，稱為軍匠。從法律地位上說，這些被編入特殊戶籍的工匠和軍匠比一般民戶地位低，他們要世代承襲，且為了便於勾補不許分戶。匠、軍籍若想若想脫離原戶籍極為困難，需經皇帝特旨批准方可，二身隸匠、軍籍是不得應試躋於士流的。輪班匠的勞動是無償的，要手工官坐頭的管制盤剝，工匠以怠工、隱冒、逃亡等手段進行反抗，明政府不得不制定了適應商品經濟發展的以銀代役法。嘉靖四十一年（1562）起，輪班匠一律征銀，政府則以銀僱工。這樣，輪班匠實際名存實亡了，身隸匠籍者可自由從事工商業，人身束縛大為削弱。明中期開始的逐步深化的匠役改革無疑促進了民間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到了清代，持續了4個半世紀的匠戶制度正式終結。
匠籍制的廢除
匠戶在作訪中要受到官吏的層層盤剝。各監局的宦官亦多占匠役。工匠中常有怠工或逃亡的情況。天順十年(1460)﹐工匠逃亡多達三萬八千餘人。明政府一方面設法招撫﹐一方面將逃亡匠戶發往衛所充軍，知情不舉者亦充軍。成化二十一年(1485)﹐明政府被迫下令輪班匠可折收銀兩﹕南匠每名月出銀九錢﹐北匠每名月出銀六錢。納銀後﹐可免赴京當班(見匠班銀)。嘉靖四十一年﹐明政府進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輪班匠每年納」班匠銀」四錢五分﹐從而廢除了輪班制。住坐匠仍需按月當差﹐匠籍制度並沒有取消。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匠戶對於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日趨鬆弛。順治二年(1645)﹐清政府宣布廢除匠籍制度。

明代

明朝建立後實施嚴厲的禁海政策，海外貿易開始轉入地下的走私貿易。隨著明太祖洪武年間寶鈔提舉司發行的「大明寶鈔」紙幣的流通失敗，整個貨幣體系轉向為以銀本位為主，當時明朝佔有世界白銀需求量三成左右。
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朝廷廢止海禁後，此時對外貿易重新活躍起來，直到明亡的這個期間大量白銀通過海外貿易流入中國。明太祖洪武年間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與移民墾荒，曾派遣國子監下鄉督導水利建設，並以減免稅賦獎勵耕作。也實行屯田政策，軍屯面積佔全國耕地的近十分之一，私人商屯也很興盛，朝廷再以買賣食鹽的專賣證（稱之為鹽引）作為交換，利誘商人將糧食運往邊疆，以確保邊防的糧食需求。明代中後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認為經商有成，在價值上也等同於讀書有得，「亦賈亦儒」「棄儒就賈」的現象也開始出現，商幫商會等集團也逐漸擴大。
手工業方面，明代仍然延續元代的匠籍制，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手工業高度發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時有織機1.3萬張，南京一地有眾多的陶瓷廠，每年可生產100萬件瓷器，施釉方式以吹釉法代替刷釉法，使施釉更加均勻光澤。

城鎮經濟的活躍

明代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是城鎮經濟的繁榮，運河沿線由於往來商船不斷，周邊城市如濟寧、淮安、揚州等都非常發達。東南地區由於商品經濟繁榮，成為全國的經濟集散地。明嘉靖、萬曆年間起，各地出口絲綢、酒肉、蔬果、菸草、農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計其數，大量外銷賺取外匯所得；外國的不少東西在中國城市都有賣，如歐洲的西洋鐘、美洲的菸草...等。

清代

明清時期，在中國形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中國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清朝曾實施海禁政策，直到統治台灣後，沿海貿易才稍為活絡，貨幣方面採銀銅雙本位制。康熙晚期為防止民變，推行禁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工商業的發展。
近代的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是逐漸被納入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早在清朝中葉開始，已有大量對外貿易活動，最初只集中在廣州一城，鴉片戰爭後擴展至沿岸各城市，如上海、天津、寧波等等。清末新興工業盛行，主要集中在東面沿海，發展至今日生產規模擴展至全國，為著名的「世界工廠」。同時，19世紀50-60年代，受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太平天國運動影響，中國傳統小農經濟逐漸解體，從通商口岸開始，出現大量自由勞動力，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勞動力基礎。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中華民國建國之初，金融市場、貨幣流通十分混亂。全國範圍內僅流通貨幣就有幾十種，有鷹洋、站人、本洋等外國銀元，有廣東、湖北、江南、安徽等地鑄造的各種龍洋，還有吉林幣、東三省幣、奉天幣、造幣廠幣、北洋幣、大清銀幣等等，嚴重阻礙經濟交流和經濟發展。1912年和1913年，中華民國財政部曾兩次設立幣制委員會，討論國家幣制的問題，但都無果而終。1914年2月7日，《國幣條例》公布，規定中國採用銀本位，定銀元為國幣。1914年12月及1915年2月，先後由天津造幣總廠及江南造幣廠開鑄一元新銀幣，即袁頭幣。1935年起由國民政府發行新的法定貨幣——法幣，結束了中國使用接近五百年的銀本位幣制。法幣後來因大量發行引發惡性通脹，在1948年由金圓券取代。金圓券從1948年8月開始發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只使用了十個月左右，貶值卻超過二萬倍，使大陸民眾經濟損失極巨，導致國民黨失去民心。1949年7月，中華民國政府發行銀圓券取代價值已近廢紙的金圓券。銀圓券發行的同時，中國大陸政局形勢漸變。銀圓券隨著局勢，價值亦大幅貶值，最後被中國共產黨發行的人民幣所取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大陸實行類似於蘇聯列寧時期的新經濟政策，被稱作過渡時期總路線。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實行蘇聯式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該體制的弊端隨著經濟發展不斷趨向嚴重。自1978年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經濟體制由舊有的不適應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的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向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政府對經濟依然有某種程度上的主導作用，與日韓模式相似。在這種改革下，在農村實現了第二次土地改革，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漸取代了農業合作社，工業企業中的企業領導層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國有企業逐漸成為獨立核算的市場主體，允許私人經營服務業以及輕工業，並打開國門，大量引進外資。這種經濟體制在1992年後被中國政府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中國大陸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年均增長率近10%，是世界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從2010年起，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從1979年的275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8000美元，對外貿易規模世界第一，220種製造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居第一，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大發動機，2014年外匯儲備接近四兆美元，2006年經濟競爭力排名世界第19，2014年國內GDP突破十兆美元大關，躋身世界僅有的兩個「十兆美元」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