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

早期生涯

1913年10月15日（農曆九月十六），習仲勳生於陝西省富平縣淡村習家莊一個農民家庭，父親習宗德、母親柴菜花。1920年至1925年（7至12歲）在杜村小學讀書，1926年1月（13歲），在富平縣莊裡鎮立誠學校高小讀書。5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7年1月，在富平縣立第一高小讀書，因組織學生反對傳統的舊式教育制度，年底被迫休學。1928年1月，在三原縣第三師範讀書。1928年春參加學生運動，被捕後在獄中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0年初，受黨組織委派到國民革命軍西北軍楊虎城部做兵運工作，任中共營委書記。
1932年3月，習仲勳與呂劍人、李特生、許天潔等等組織發動了「兩當兵變」，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隊委書記。隨後部隊在攻打永壽縣城時被打散，習仲勳秘密返回家鄉。同年9月，進入渭北革命根據地，任渭北游擊隊第二支隊政治指導員。1933年2月，任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從事武裝鬥爭、農民運動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後，與劉志丹等人創建照金「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歷任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委員，軍委書記和共青團特委書記，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革命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等職務。1934年11月，習仲勳成功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5年春，陝北、陝甘邊兩塊革命根據地在反圍剿戰爭中連成一片，合併成立西北革命根據地，習仲勳為中共西北工委領導成員，並繼續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習仲勳和劉景范等到保安縣瓦子川迎接長徵到達陝北的紅二十五軍。之後，習仲勳在甘泉縣王家坪被中共西北代表團負責人兼中共陝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副書記郭洪濤、陝北政治保衛局局長戴季英逮捕送瓦窯堡關押。10月在毛澤東到達陝北後，得以釋放平反。
1936年1月，習仲勳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4月東北軍攻占關中區後，習仲勳任中共關中工委書記，堅持鬥爭。同年6月，習仲勳隨紅軍西征，先後任中共曲環工委書記、環縣縣委書記。9月，習仲勳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關中，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關中游擊隊政委、關中特區司令部政委。

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10月，習仲勳任中共關中分委書記、兼分區保安司令部政委。1939年5月，習仲勳兼任關中專員公署專員。1940年，習仲勳任兼任陝甘寧邊區第二師範校長、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委員。1941年8月，習仲勳任關中軍分區兼警備第一旅政委，與文年生指揮八路軍反擊國軍挑釁。1942年8月，習仲勳調任中共西北中央局黨校校長。1943年1月，毛澤東親筆為習仲勳書寫「黨的利益在第一位」題詞，予以表彰。
1943年2月，習仲勳調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米警備區和獨立第一旅政委。4月，他在郝家橋村蹲點時，發現並樹立了勞動英雄劉玉厚這一典型，推動了大生產運動。在整風審干和「搶救運動」中，習仲勳對「左」的偏向予以抵制和糾正。1945年6月，習仲勳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同年8月，習仲勳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其間，曾擔任爺台山自衛反擊戰臨時指揮部政治委員，阻擊進入陝甘寧邊區的國軍部隊。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抗日戰爭勝利後，習仲勳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1946年11月，他策動國軍陝北保安指揮部副指揮胡景鐸投奔中共。1947年2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組成陝甘寧野戰集團軍，他任政治委員，其後與司令員張宗遜指揮了西華池戰鬥。
1947年3月10日，各路國軍20萬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揮下，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進行重點進攻。3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邊區各兵團及一切部隊，自三月十七日起，統歸彭德懷、習仲勳指揮」。習仲勳被任命為西北野戰兵團副政治委員，直接指揮西北戰場作戰。中國共產黨調動5000兵力，憑藉地雷和伏地堡壘頑強抵抗，國軍19日攻入延安，中共中央主動從延安撤退。隨後，習仲勳與彭德懷指揮了青化砭伏擊戰、羊馬河伏擊戰、蟠龍鎮攻堅戰，號稱「三戰三捷」。5月下旬，習仲勳與彭德懷率主力進攻隴東，打擊馬鴻賓部，收復環縣、定邊、靖邊、安邊等地。
1947年7月，習仲勳擔任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其後，他協助賀龍組織軍區工作，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等軍隊政治工作，並組織後方支前。1948年2月，習仲勳擔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政治委員，1949年2月又擔任西北軍區政治委員。1949年6月，習仲勳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習仲勳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政治委員，長期主持西北地區黨、政、軍全面工作。他組織了西北地區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工作，並妥當地解決了複雜的民族宗教問題。
1952年9月，為了即將施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央要削減地方權力，調高崗、饒漱石、鄧子恢、鄧小平、習仲勳等地方軍政第一要員進京，史稱「五馬進京」。習仲勳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1953年9月後，習仲勳先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
1962年，李建彤著小說《劉志丹》開始在《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上連載。先前，李建彤邀請習仲勳審閱小說稿。習仲勳認為，小說中並沒有把劉志丹的真實寫出來，提出要把小說寫成三個縮影，「時代的縮影」、「中國革命的縮影」、「毛澤東思想的縮影」。但習仲勳忽略了一個避嫌的問題，因為小說以虛構人物來取代真實人物，其中一個政治部主任就是以習仲勳為原形。習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避嫌，導致日後習被扣上篡黨篡國罪名。小說發表之後，康生宣稱《劉志丹》是反黨小說。同時，康生下令工人出版社印六百本第五稿，三百本第二稿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審查，以便把習仲勳、賈拓夫及劉景范打成反黨集團。
1962年8月，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康生在會議上，指《劉志丹》是用作為高崗翻案。同年9月24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召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主持會議，毛在會議上，發表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康生在會議上，給毛澤東遞了一條條子，條子上寫的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唸了這張紙條後，毛澤東又說「用寫小說來反黨反人民，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後來，在康生策劃下，十中全會決定成立專案委員會，由康生出任主任，對習仲勳、賈拓夫、劉景范進行審查。1963年，經過專案委員會審查後，《劉志丹》被定性為「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勳」；習仲勳、賈拓夫及劉景范被打成「習賈劉」反黨集團。其後，習仲勳在中央直屬高級黨校「學習」，接受審查。1965年12月，習仲勳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任副廠長。文化大革命中，習仲勳受到殘酷迫害，被批鬥。1968年，習仲勳被接回北京衛戍區「監護」。1975年5月，習仲勳解除「監護」，仍回洛陽。

改革開放時期

1978年2月，習仲勳返回北京，以特邀委員身份出席第五屆全國政協一次會議。1978年4月後，習仲勳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12月，習仲勳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1980年1月，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習仲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1978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其間，習仲勳、楊尚昆等人向中央領導人匯報了廣東的情況，並提出讓中央給廣東以更大的自主權，允許廣東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搞出口特區。雖然有人持反對意見，但這個構想還是得到鄧小平等許多中央領導的支持。鄧小平說：「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准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對習仲勳受到的政治誣陷予以平反。9月，習仲勳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後又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1981年3月，參與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書記處日常工作。
1988年4月，習仲勳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排名第一的副委員長，兼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1989年春夏之交六四事件，習仲勳同情民主訴求、強烈反對出兵鎮壓學生。1993年3月，習仲勳離開了領導崗位，之後長期住在廣東深圳。2002年5月24日，習仲勳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壽88歲。他被官方稱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2005年5月24日，習仲勳的骨灰歸葬於老家陝西省富平縣。

軼事

一生性格耿直，替人受過，以致失去人身自由16年。其間精神受到折磨，齊心探監時已經不認得子女（梁劍《習近平新傳》明鏡出版社等，據齊心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