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

陳翰笙（1897年2月5日－2004年3月13日），江蘇無錫人，中國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農村問題專家，共產國際間諜，曾是理查·佐爾格的東京情報網的成員。

生平

1897年2月5日正月初四生於江蘇省無錫。7歲就讀無錫東林小學。小學畢業後，考入長沙的明德中學。1915年年留美，第一年進預科，想要科學救國學園藝, 因高度近視看顯微鏡困難，轉學地質。第二年考進波莫納學院。大二時俄國發生革命，為此學了德語與俄語。但近視眼看石頭標本仍有困難, 但記性特別好，1917年接受了導師衛斯特加德的勸告由地質學改學歐美歷史。1920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波莫納學院歷史系，到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做助教，1921年以論文茶葉出口與中國內地商業的發展》獲得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碩士。1922年獲得獎學金到哈佛大學做東歐史博士，1922-1924年轉去柏林大學東歐史地研究所，用德文寫出論文《1911年瓜分阿爾巴尼亞的倫敦使節會議》，取得博士學位。他後來回憶轉校的原因是美國學費高，無法繼續，而當時德國經濟崩潰，學費低。
1924年4月回國後受聘於北京大學任外國歷史教授，是當時北大最年輕的教授。與李大釗交往密切，被李大釗與北大講師於樹德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胡漢民出資5000元給北大教授王世傑創辦《現代評論》周刊。李大釗指示陳翰笙繼續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文章，不要與北大英美派教授們疏遠。北京俄文專修館講師彼得·格里涅維奇那裡了解了蘇聯的情況，聽從他的勸告讀了《資本論》，對照德文原本和俄文譯本仔細閱讀，哪一章哪一節甚至哪一頁上講什麼都能背下來，常與格里涅維奇一起認真討論通宵達旦。由此，陳翰笙接受了馬克思的方法論與世界觀。從蘇聯大使館文化參贊加托諾維奇那裡看到了一些蘇聯書報。1926年三一八慘案，李大釗與陳翰笙都在場，李大釗頭部和雙手受傷，被背著走出東直門。陳翰笙妻子顧淑型拍攝的《3·18慘案前後》的攝影作品成為這一歷史事件的傳世之作。陳翰笙寫了《三月十八日慘案目擊記》發表於《現代評論》第68期（3月27日出版）。慘案後不久，李大釗介紹陳翰笙與蘇聯大使加拉罕見面，開始為共產國際《國際新聞通訊》寫英文稿。李大釗介紹陳翰笙妻子顧淑型（北京藝文中學教務主任，現北京28中）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一年（1926年）。1926年初，中共黨員胡鄂公通知陳翰笙，蔡和森要見他。剛從蘇聯回國的蔡和森與陳翰笙長談了一個通宵，談論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怎樣革命等問題，蔡和森向他介紹了廣東海豐、陸豐的農民運動，勸他研究中國農村經濟和農民翻身問題，這次談話引起陳翰笙對農民運動的關注，意識到農民問題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要性，萌發了研究中國農民問題的志趣。北大日法派教授的頭頭李石曾和歷史系主任朱希祖發起對陳翰笙的攻擊，試圖把他攆出北大。最終陳翰笙繼續在歷史系教歐美通史和史學史，在法學院教美國憲法史。
1927年1月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邀請陳翰笙、王世傑、周鯁生去漢口參加工作。1927年2月底，李大釗通知陳翰笙立即返回北京。李大釗指示陳翰笙一定不要革命者身份，要用開明學者的身份公開活動。1927年4月6日李大釗被捕，陳翰笙懼怕李石曾株連，與妻子搬到小牌坊胡同里一處偏僻房子匿居。日本人鈴江言一、中江丑吉（《順天時報》社論撰稿人）掩護陳翰笙夫妻經天津赴日本神戶，在神戶的領事館辦了護照，經敦賀搭乘日本小客輪到海參崴，乘火車到莫斯科。第三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所長伏斯涅欽斯基（立陶宛人）安排東方部部長、研究員馬季亞爾（匈牙利人，也是第三國際東方部副部長）與陳翰笙夫妻一起研究中國農民運動，研究所的會計阿利盧耶娃（史達林的妻子）解決陳翰笙夫妻的生活費，住處安排在列夫·托爾斯泰孫女的郊外別墅（空無一物，沒有家具也沒有地板）。當時供應緊張、紙張奇缺，連手紙都沒有，用報紙代替。1927年12月，在莫斯科經陳友仁介紹認識了宋慶齡，經宋慶齡介紹認識了鄧演達。馬季亞爾寫了一本《中國農村經濟》（1928年莫斯科出版），把爭論引向高潮。馬季亞爾認為：中國自原始社會解體後，既無奴隸社會，又無封建社會，而只是一種由亞細亞生產方式決定的「水利社會」。到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傳人中國後，中國也就成了資本主義。因此，他認定中國農村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農村。陳翰笙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馬季亞爾講的只是農產品商品化的問題，實際上農產品商品化，早在宋代就開始了，如菸草、絲、麻等，但這只是商業資本，而不是工業資本。中國農村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封建社會性質，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
1928年夏季回國。國內沒人知道陳翰笙夫妻是從蘇聯回來，都以為從日本歸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安排陳翰笙任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時任所長王世傑疑心陳翰笙是共產黨而拒絕。蔡元培只好介紹陳翰笙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王雲五那裡整理《中國百科全書》書稿。1929年王世傑調任南京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蔡元培兼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與王雲五商定陳翰笙在一年合同期滿前出任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月薪400元，調查中國工農社會實際情況。陳翰笙聘請北大歷史系的學生王寅生為助理研究員，在上海對日資紗廠的包身工制度進行調查，引起了當局的反感與警惕。陳翰笙立即轉向對農村經濟的調查，同王寅生、張錫昌、張稼夫、石凱福（石樵）、錢俊瑞、秦柳方等助手到無錫、保定、濰縣、江蘇蒙台子搞農村調查。無錫農村的調查進行於1929年7—9月，調查了55個村落和8個農村市場，對22個村1207戶村民進行了逐戶調查；保定清苑縣的調查進行於1930年5—8月，在四個月的時間裡重點調查了11個村莊2119戶農民，同時普查了72個村莊和6個農村市場；廣東農村調查進行於1931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在宋慶齡的幫助下調查了梅縣、中山、茂名等16個縣，還進行了50個縣335個村的通訊調查。陳翰笙得到鐵道部長顧孟余每月400元的顧問費，訂閱期刊報紙，聘李滄江與曹軼歐做剪報工作。陳翰笙通過與政府高層的陳公博、顧孟余、唐友壬（中國銀行研究室主任）、朱家驊、段錫朋、何思源、彭學沛的交往了解統治集團的內幕。陳翰笙通過宋慶齡認識了《法蘭克福日報》記者史沫特萊與魯迅。陳翰笙與史沫特萊常用筆名在赤色職工國際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的英文周刊《上海新聞》撰稿。陳翰笙多次幫助宋慶齡、楊杏佛的民權保障同盟執行護送難友脫險、轉交信件的工作。如在1931年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秘書處秘書牛蘭夫婦案件中幾次把宋慶齡的信件轉交給該案的瑞士籍辯護律師。陳翰笙通過史沫特萊認識了左爾格、尾崎秀實。1932年1月，陳翰笙陪同左爾格去西安見了楊虎城秘書南漢宸。回程時陳翰笙去山西通過查良釗認識了馮玉祥與李德全，了解馮與閻錫山的矛盾。
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傅斯年一直不放心陳翰笙是不是共產黨。傅斯年說服蔡元培把社會科學研究所從上海勞利育路（泰安路）搬到南京雞鳴寺，所有人員日常參加中央的黨團政治活動以便考察、控制。陳翰笙在中研院期間著有《中國農民擔負的賦稅》、《畝的差異》、《廣東的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中國菸農生活研究》、《中國北部兵差與農民》。
1933年6月18日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在上海被暗殺。陳翰笙在中研院孤立無援，辭去職務。1933年10月通過國民黨中央委員王崑崙介紹，中山文化教育館理事長孫科、總幹事馬駿超聘任陳翰笙為該館特約研究員。1933年11月開始用中山文教館、嶺南大學名義在廣東開展農村調查。宋慶齡介紹到中山縣打開了農村調查局面。助手有王寅生、孫勉之（孫冶方）、薛雨林（薛暮橋）等。調查報告《廣東農村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1934年出版，有兩種日譯本。通過美國駐廣州沙面領事的波莫納學院校友關係，閱讀了領事館的內部檔案。1933年底與茶葉專家吳覺農發起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有500多名會員，與20多個國家的30多個學術機構保持通訊，任首屆理事長；1934年初創立研究會月刊《中國農村》。1934年2月，與妻子去東京東方文庫研究中國經濟史；與左爾格約定負責與滿鐵的地下黨員來往；在東京認識了郭沫若。1935年10月回上海，史沫特萊安排陳翰笙住到路易·艾黎家裡躲避2個星期，並聯繫了一條蘇聯輪船搭乘陳翰笙夫妻前往海參崴。任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研究員。1935年11月底第三國際安排陳翰笙的組織關係轉到王明、康生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之下，以中國學者名義赴美任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太平洋事務》季刊編輯。1936年4月，陳翰笙夫婦帶著去巴黎《救國時報》社工作的吳克堅從莫斯科赴法。1936年5月，陳翰笙夫婦從法國到倫敦，與太平洋國際學會總幹事愛德華·卡德、《太平洋事務》季刊主編拉鐵摩爾會合，5月25日乘船到紐約。1936年底同徐永煐、陳其璦、唐照明組織《華僑日報》社。1937年2月，去加拿大5個城市巡迴演講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1937年夏回波莫納學院講中國政治暑期班6個星期。陳翰笙夫婦在紐約參加了「救濟戰時難童募捐委員會」。
1939年5月，陳翰笙夫婦離開紐約去香港，在馬尼拉停留一周聯繫活動。5月底到香港，與宋慶齡、廖承志見面。與胡愈之創辦了英文版《遠東通訊》半月刊，航空郵寄各國。幫助宋慶齡組織「中國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任執行秘書，兩年內收到海外捐款1800萬美元，分配給抗戰後方各地的工業合作社，匯給延安的款由李富春簽字接收。1941年12月18日香港淪陷後，陳翰笙夫婦於1942年2月初喬裝離開香港，經澳門、台山、開平、梧州到桂林。張友漁見陳翰笙一家初到桂林，工作生活都沒有著落，就拿了100美金來支援他，陳翰笙婉言謝絕。陳翰笙主持工業合作國際委員會桂林分會（任秘書）與工業合作研究所（任所長）的工作。與張錫昌、簡竹堅出版《中國工業》月刊，一方面做好對民族資本家的統戰工作，另一方面要大力宣傳抗戰大後方振興工業，為抗戰做好準備。陳翰笙在桂林師範學院任西文系主任，每周講三次課。顧淑型在師範學院教英語，籌辦了一個小化工廠（婦女工業合作社），生產市場緊缺的肥皂、牙膏等生活用品。在工作中還結識了科學家高士其，並在技術上得到了高士其的積極支持。在桂林成立的「工合盟軍服務處」，服務對象主要是駐桂的英、美抗日盟軍，為此，專門設立了供應盟軍日用品合作社，供應日常需要的皮鞋、毛巾、襯衣等。陳翰笙通過內外甥女孫少禮認識了桂林美國新聞處處長史密斯。時任廣西省政府民政廳廳長邱昌渭，是陳翰笙在美國留學時的同學，因此，他們兩人經常敘舊，討論時局。陳翰笙被廣西建設研究會經濟部聘為經濟研究員，先後寫了《工合與建設》、《目前工合的困難問題》、《廣西工業化的前途》、《如何走上工業化的正規》等多篇論文，在《建設研究》上發表。他還為《中國農村》戰時特刊寫了《三十年來的中國農村》、《物價與中農》、《民族工業和國內市場》等論文，並與張錫昌、千家駒、狄超白、秦柳方等8人共同寫成了《戰時的中國經濟》一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1943年11月7日，中蘇文化協會桂林分會召開慶祝蘇聯十月革命26周年紀念大會。陳翰笙邀請了英國駐兩廣代理總領事班以安到會，報告英國反法西斯運動的情況，許多中共黨員和進步文化人都到會聽了報告。這事傳到重慶後，引起了當局的注意。1944年3月桂系民主人士、主持廣西建設研究會及廣西文化供應社的陳此生告知陳翰笙重慶軍事委員會電示桂林軍委會辦公廳抓捕陳翰笙。陳翰笙夫婦立即到全州隱蔽，通過顧淑型的姐夫，時任國民政府交通部參事的孫樹珊辦了假名的護照，簡竹堅給了600美元，英軍桂林服務處的賴德（Ride）上校聯繫好印度新德里英國新聞部遠東局，1944年6月派英國人駕車送陳翰笙夫妻到昆明，駐昆明英國領事館安排一架小型軍用飛機送陳翰笙夫婦到加爾各答。再轉赴新德里。德里大學歷史系主任柯來希聘陳翰笙為歷史系入學考試評卷員（Reader，相當於副教授），加入了印度歷史學會，兩度出席其年會。認識了印度歷史學家潘尼迦。陳翰笙對經濟史學的研究擴大到國際範圍。1945年9月和11月，兩次在印度農村調查訪問與經濟區域考察，認識了一批印共學者，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對印度的歷史、宗教、經濟和社會狀況都有了比較透徹的了解。1946年秋，周恩來與廖承志通過英國記者帶信讓陳翰笙不必回國直接赴美。先在華盛頓州立大學任特聘教授，講中國歷史半年。後應拉鐵摩爾邀請，在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係學院參加新疆史地研究工作一年。。陳翰笙評價拉鐵摩爾名著《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這本書是站在英國人的立場上說話的，因而受到英國皇家學會的賞識，授予他金質獎章，由此出了名。」轉到賓夕法尼亞大學任印度歷史研究員2年。將在印度的調查結果寫成了《英國皇家印度農村調查團證詞》、《印度和巴基斯坦經濟區域》等巨著。後應紐約亞洲研究所邀請任教授，每周講課一次。在美期間，通過弗雷德里克·范德比爾德·菲爾德認識了威廉·福斯特並見面數次。 陪同馮玉祥與李德全去華盛頓見了馬歇爾。在紐約期間與南斯拉夫駐聯合國代表弗拉基米爾·波波維奇來往頻繁。
1950年春，FBI兩名探員登門詢問陳翰笙何時回國，與史沫特萊、冀朝鼎的關係。1950年10月，南斯拉夫駐聯合國代表弗拉基米爾·波波維奇幫助陳翰笙夫婦辦理簽證後，乘船到英國，到劍橋大學看望了拉鐵摩爾。一周後乘飛機到捷克，見到了即將去聯合國安理會出席韓戰會議的伍修權、龔普生、喬冠華、浦山等人。轉入波蘭待了1個月等待蘇聯簽證。經蘇聯於1951年1月31日晚抵北京，入住北京飯店。至此結束了25年的地下工作。
擔任中國外交學會副會長、外交部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主管南亞組工作、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等職。1963年創建中國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親自設計印度史的研究方向和計劃。在文革中被懷疑是國民黨間諜受衝擊。1969年下放外交部湖南茶陵幹校，先被分配在菜園勞動, 後來在收發室發報紙信件。1971年下半年，因患嚴重的青光眼、白內障從湖南茶陵幹校返回北京，妹妹陳素雅及其女兒、女婿、及其孩子搬來北京與陳翰笙同住。文革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 國際關係研究所名譽所長，北京大學兼職教授、名譽教授，商務印書館《世界歷史小叢書》主編等職。
2004年3月13日在協和醫院去世，享年10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