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的边界

內容

《言論的邊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簡史》對言論自由的價值加以分析，並介紹了歷史上第一修正案對權利發展的影響。書名源於大法官霍姆斯在1929年美國訴施維默案判決書中寫下的異議，第一條修正案的保障是恐怖和動盪年代中最值得保護的權利，而這樣的年代中那些壓制異議的呼聲往往是最尖銳，並且從表面上看又是最具吸引力的。霍姆斯在判決書中寫道：「如果憲法中有任何一項原則比其他的都更勢在必行，那就是思想自由的原則——這不僅僅是那些與我們志同道合者思想的自由，還包括那些我們所憎恨思想的自由。」
本書以引用禁止美國國會立法限制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的第一修正案開頭。作者分析了這一條款的影響並提及美國憲法之父詹姆斯·麥迪遜，麥迪遜認為，新聞自由可以成為對政府權力分立的一種形式。劉易斯在書中闡述了言論自由的擴張性，告知讀者政府會試圖對報導一場存在爭議戰爭起因的媒體加以封鎖，還指出公民應該反對政府的這種封鎖行徑。劉易斯警告稱，在一個不允許發表爭議性觀點的國度里，公民和記者都不過是這個國家的喉舌。他詳述了多起因恐懼而導致政府，特別是行政機構制訂越權法案造成嚴重後果的重大歷史事件。書中還概括了美國言論自由上百年的漫長發展史，司法系統是如何開始阻止政府對出版商和作家的言論自由進行壓制。
1798年，以總統約翰·亞當斯領導的聯邦政府通過了《外僑和煽動叛亂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其中將「任何針對聯邦政府的虛假、惡意和誹謗性文字或著作」視為非法。政府用這項法案來對付那些批評政府的民主共和黨人。1800年，托馬斯·傑弗遜當選為新任總統，劉易斯認為，亞當斯未能獲得連任正是美國公眾對他壓制言論自由行為不滿的一個例證。1801年上任後，傑弗遜對因《外僑和煽動叛亂法》入獄的公民予以赦免。劉易斯把之後的一些歷史事件解讀為對言論自由的冒犯，如《1918年反煽動叛亂法》（Sedition Act of 1918）將針對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行為的批評定義為非法；又如《麥卡倫國內安全法》（McCarran Internal Security Act）和《史密斯法》（Smith Act），這些法律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年代被用來將批評政府的美國共產主義者送進監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公眾的恐慌情緒和政府壓制批評的企圖都在滋長，聯邦最高法院對第一修正案進行了更廣泛的審查。劉易斯在書中寫道，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蘭戴斯和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開始對第一修正案賦予的言論自由給出更寬泛的解讀。霍姆斯在申克訴合眾國案的判決書中寫道，言論自由必須受到保護，除非某項言論存在「明顯而立即的危險」，導致「實質性的罪惡」。筆者反思，恐怖主義時代隨時都可能會有迫在眉睫的危險，那麼對於言論的相應看法又是否應該有所不同。他在書中表示，美國憲法允許為了防止即將發生的暴力行為而對言論加以壓制，但必須提防政府用這種法律來壓制諸如焚燒國旗或是使用攻擊性口號的表達性行為。劉易斯還認為，對於那些向願意採取恐怖主義行動的人們進行煸動、教唆的言論可以採取懲罰性的措施。
書中回憶了1927年的惠特尼訴加利福尼亞州案判決書中大法官布蘭戴斯撰寫，霍姆斯聯名的意見，其中對人民發表言論這一權力的觀念作出了進一步發展。兩位大法官強調了自由的價值，並確認對於自由來說，最危險的莫過於一個麻木不仁的社會對向公眾表明立場行為的反感。
在1964年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中，最高法院裁決指出，針對公眾問題的言論應該是不受限制、充滿活力而且完全公開的，即便這些討論中會有對公務員和政府成員極其負面的批評也不例外。劉易斯稱讚這一裁決讓媒體可以更好地對存在爭議的新聞進行追蹤和調查，水門事件和越南戰爭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證。他認為，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裁決的理念正是詹姆斯·麥迪遜所信奉的。書中接下來又提及了1971年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紐約時報訴合眾國案，對法院允許媒體發布涉及越南戰爭機密信息的裁決表示支持。
劉易斯在書中對媒體在隱私權尊重方面的作為提出了質疑。他指出，公眾對於道德的期望，以及侵犯隱私權的判斷標準隨著時代的發展一直在發生變化。劉易斯援引了布蘭戴斯在奧姆斯特德訴美國案（Olmstead v. United States）判決書中寫下的異議，該異議支持了隱私權。
作者還在書中提出警告，言論自由權在焦慮加劇時期的美國面臨重大威脅：「總是會有些政府試圖通過壓制批評意見來讓自己的日子更好過。」不過他的結論還是認為，對於第一修正案解讀的歷史演變已經給言論自由提供了更加穩固的支持。

主題

本書的核心主題是警告讀者，每當紛爭和恐懼增加，政府中那些謀求限制言論自由之輩就會試圖對反對意見加以壓制。《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德博拉·所羅門（Deborah Solomon）在對作者進行採訪後撰寫的文章中指出，美國政客經常利用公眾的恐懼來將壓制言論自由的行為合理化。劉易斯向所羅門表示，根據《1917年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 of 1917）和《1918年反煽動叛亂法》，針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進行抗議的個人將被發配入伍前往俄羅斯，並在受審後被判入獄20年。作者稱自己撰寫這本書的動機實際上是要對美國公民無可比擬的公民權利加以認可，其中就包括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他還指出，進入21世紀後美國公民自由的削減正是政府在九一一襲擊事件後所採取措施的結果。
《言論的邊界》對公民批評政府的能力和自由進行了探討，劉易斯斷言，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中，美國的言論是最沒有限制的。法學教授傑里米·沃爾德倫就舉例指出，自己可以放心大膽地批評總統，或是稱副總統和國防部長是戰爭罪犯，而不用擔心會受到執法部門的報復。書中還將當代美國人的言論自由與之前幾個世紀的先輩進行了對比。劉易斯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的公民自由範圍有所擴大，因為其公民對於自由的渴望也有相應的擴增，他還指出在當代法律模式下，總統常常是諷刺和批判的目標，並且不大可能會有人因為這種批評而面臨牢獄之災。

發行和反響

《言論的邊界》最初於2007年由紐約的基本書籍出版社出版，該出版社是珀爾修斯圖書集團（Perseus Books Group）旗下成員，初版時該書還帶有附標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簡史」。書的第二版於2008年在紐約和倫敦發行，附標題簡化為「第一修正案的故事」（Tales of the First Amendment）。之後再版時又恢復了初版的副標題，其中包括2009年的平裝版和2010年的大字版。書的第一、第三和第四版發行了電子書版本，第二版和第四版還發行了有聲書。該書還譯成了漢語，於2010年在北京發行。
本書獲得了評論家的正面評價。傑弗里·羅森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書評中表示對作者背離傳統公民自由觀點的論述感到驚訝，他指出，劉易斯並不支持對那些違反匿名消息來源保密協議的記者提供絕對的保護，即使是在涉及違法行為的特殊情況下也不例外。納特·亨托夫稱這本書對第一修正案進行了一次引人入注而且平易近人的統計調查。《科克斯書評》認為《言論的邊界》對第一修正案和日後的立法以及判決先例進行了一次出色的年代考證。
《哈佛雜誌》的理察·H·法倫稱本書的附標題「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 Hate」（直譯意為「我們所憎恨思想的自由」）是對美國言論自由立法清晰而動人心魄的一次背景教育，他還稱讚了作者將一系列歷史事件的描述編織得很有娛樂性的創作功底。《聖彼德斯堡時報》的羅賓·布郎納（Robyn Blumner）稱，劉易斯恰如其分地總結了美國憲法對言論和新聞自由保護的歷史發展，她還指出，本書有力地呈現了作者對那些敢於通過解讀美國憲法來保護對抗審查制度的言論和表達自由權利法官們的欽佩之情。
比爾·威廉士（Bill Williams）在《哈特福德新聞報》（Hartford Courant）聲稱，這本書應該強制要求高中和高校學生閱讀。《新聞公報》（The News-Gazette）的安妮·菲利普斯（Anne Phillips）表示，本書行文簡潔，文筆流暢，清晰地描述出美國在表達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不同觀點相互拼殺過程中所面臨的衝突。查克·萊迪也在《基督科學箴言報》上指出，劉易斯幫助讀者理解了言論自由對於一個民主國家的重要性，特別是在軍事衝突這種對於異議和公開對話是否恰當存在爭議的時期。
傑里米·沃爾德倫在《紐約書評》上對《言論的邊界》進行了評價，批評了劉易斯在尊重言論自由時也尊重仇恨言論的立場。他之後在自己2012年出版的著作《仇恨言論的危害》中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意見，其中專門有一個章節針對《言論的邊界》進行評述。沃爾頓強調，言論自由觀念膨脹存在的問題並不在於仇恨言論本身的危害，而是在於這些思想被廣泛傳播後的負面影響。他質疑被廣泛傳播的仇恨言論批評的種族群體的孩童能否在如此環境下成功。。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保羅·史蒂文斯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一篇評論，對兩本書進行了分析，他陳述劉易斯主張有必要接受那些仇恨言論的存在，因為一旦試圖對其加以制約就會導致那些存在爭議視點的表達權利受到侵蝕的觀點。他指出，劉易斯和沃爾頓都同意，美國公民擁有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公民的言論自由。史蒂文斯還援引了2011年的斯奈德訴菲爾普斯案判決，稱該案表明，聯邦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仍然支持人們針對社會重大事件發表仇恨觀點。不過大法官也表示，沃爾頓雖然沒能說服自己接受有關立法者應該禁止一切仇恨言論的觀點，但看過《仇恨言論的危害》之後他也認為，至少政府領導人自己應該不再使用這樣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