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大躍進，在1958年至1960年間發生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試圖利用本土充裕勞動力和蓬勃的群眾熱情，在工業和農業上不切實際地增產（即「躍進」）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
由於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等高層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正式提出「大躍進」口號。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為大躍進正式制定任務和目標，成為發動「大躍進」運動的一次重要會議。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1958年鋼的產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達到1,070萬噸；並且決定在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脫離實際的「大煉鋼鐵」運動隨後在全國範圍內推廣，而人民公社化運動也嚴重地傷害了農業生產積極性，糧食產量無法保證，人民生產意願降低，導致連年饑荒。為保證農產品達標，農村開始虛報糧食產量，「大放衛星」現象蔓延開來。但是中國對於糧食的徵購卻按照虛報產量制定標準。大躍進運動浮誇的現象和很快暴露的問題也招致黨內外大量的質疑之聲。蘇聯對人民公社的質疑加深了兩國嫌隙，而黨內的意見分歧甚至分裂集中反映在廬山會議「彭德懷反黨集團」事件上，彭德懷因在與會期間批評大躍進政策而遭到毛澤東整肅，支持彭德懷意見的中共元老人物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受到牽連，全國範圍內一大批中共幹部和相關人士以「反右傾」而被整肅，造成「躍進」在政策上並未及時剎車，進一步助長了「躍進」風潮，而領會毛澤東意圖的林彪則從此在政治上崛起。此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對政策的批評引起黨主席毛澤東不滿，最終導致黨內高層意見出現分歧。
大躍進的後果使得這場運動最終難以為繼，鋼、鐵合格率低下，大量資源遭到浪費，勞動力的轉移帶來產業結構畸形和農業生產的不足，加之人民公社颳起「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高指標引發的「浮誇風」，以及脫離實際的生產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五風」和公共食堂的浪費，與貪污腐化、強征強搶強佔，導致農民百姓大面積死傷，最終釀成1958-1962年的大饑荒。從1960年冬開始，這場脫離實際的運動逐漸被當局叫停。

時代背景

1950年代期間，在蘇聯給予技術援助的情況下，中國開始實行土地分配和國營工業化。19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總體情況似乎開始穩定。朝鮮半島（美國）以及越南（法國）方面的戰爭已不再構成威脅；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資本家財產已在1952年和1953年間被新的中國政府所徵收；通過三反五反運動、反右運動等一系列運動，中國國民黨在大陸地區的殘餘勢力也已經幾乎完全被消滅，被指反對共產黨統治的人已被監禁或遭整肅。

「冒進」與「反冒進」

1957年大陸國民經濟發展取得一定程度提高，財政收支增長，取得平衡還有結餘。歸還前一年向銀行透支款6億，還增撥給銀行信貸資金9億元。貨幣流通量比上年降低4.5億。基本達到財政、物資、信貸平衡，市場趨於穩定。工農業產值較上年增長10%，超過計劃4.1%。農業產值增加了20億元，但未能達到計劃的4.9%的增長率。糧食只達到3700億斤（不含大豆），比計劃低出120億斤，但仍比上年增加50億斤。1957年被認為是建國以後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但毛澤東本人卻並不以為然，他從1957年工業發展速度（10%）不及上年（31%），農業未能達到計劃出發，得出結論：1956年反冒進反錯了，在經濟和政治上都產生了不良後果——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對1956年的反冒進提出了批評。他說：1956年經濟文化有了一個很大的躍進，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績，誇大了缺點，說冒進了，吹起了一股風，把多快好省、農業綱要四十條、「促進會」幾個東西都吹掉了，影響了今年的經濟建設特別是農業的進展，給群眾潑了涼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條、促進會必須恢復。此外還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速度更要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要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毛澤東則在後來說，1958年的勁頭，開始於三中全會。在周恩來於八大二次會議上被「痛快淋漓」地批過之後，反冒進的另一主要人物劉少奇也噤若寒蟬，自問「我們比主席，總是差一大截」從而在58年中力追毛的腳步大搞躍進。

「大躍進」的提出

1957年整風中，1956年冒進引起的經濟和民眾生活緊張局面遭到頗多批評，最尖銳者如張奚若、陳銘樞批評毛澤東和共產黨「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然而這種言論被當局視為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所以中共對社會批評言論進行了反駁，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1957年6月26日一屆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上批駁了1956年全面冒進了的觀點，也表示不同意「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的說法。他在肯定1956年成績時，使用了1956年「採取了躍進的步驟」、「有了一個躍進的發展」的說法，這是中共最初使用「躍進」一詞。對此，毛澤東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會議時還讚揚說：去年6月，周恩來同志在人大會議上的報告很好，「以無產階級戰士的姿態向資產階級宣戰。」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說「在農業合作化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號召農民群眾掀起一場「新的生產高潮，爭取一九五八年的豐收」，鼓勵各地將幹部下放到農村，從事一線生產。周恩來將這篇社論介紹給毛澤東，說譚震林他們提出了一個「大躍進」的口號，周恩來說這個提法很好，毛澤東讀後也很欣賞。1958年5月25日，毛給參加政治局會議的同志信中寫道：「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官方媒體上，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

鋼產量「超英趕美」與高指標的出台

1957年11月，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領導人雲集莫斯科，召開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中共中央主席、國家主席毛澤東也率團前往。在慶祝大會上，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在報告中提出通過和平競賽，在「今後15年內不僅趕上並且超過美國」的目標。蘇聯的行動口號使得毛澤東深受啟發，在18日的會議上提出了中國5年後鋼產量達到1000萬到1500萬噸，15年後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行動口號。195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祝詞中首次在國內公開宣布15年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目標：「15年後，蘇聯隊工農業在最重要的產品的產量方面可能趕上或者超過美國，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時期，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那樣，社會主義世界就將把帝國主義國家遠遠拋在後面」。
1958年2月3日，薄一波向全國人大作關於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1958年鋼產量指標為624.8萬噸，比1957年增長17％。4月14日，國家經委匯總各地上報的鋼產量指標，上報1958年計劃為711萬噸。3月20日，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作報告，提出1962年鋼產量可以達到1500萬噸，十年超過英國、再有十年趕上美國「是比較現實的設想」。王鶴壽的報告受到毛澤東高度重視，號召其他部門要向冶金部學習。毛澤東全盤接受了王鶴壽的十年超英、二十年趕美的觀點，4月15日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宣布：「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不過為了「留餘地」，毛澤東在黨內信件中表示「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不變。
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李富春提出1962年鋼產量3000萬噸，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的計劃。王鶴壽發言論證這一計劃的可行性，認為1959年可以達到1200萬噸，1962年3000萬噸，1967年7000萬噸，1972年1.2億噸，5年可以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5月18日，毛澤東在《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批語中，採納李富春等人的意見，儘管稍做保留，仍明確提出：「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八大二次會議肯定了當時全國出現的「大躍進」形勢，調整了「二五」計劃指標，鋼產量由1200萬噸提高到3000萬噸，糧食從5000億斤上升到7000億斤。提出要使中國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美國（所謂「超英趕美」）。從此，「大躍進」在中國大陸全面展開。農業要「以糧為綱」，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達到12年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工業則「以鋼為綱」，將趕超英國的目標縮短為7年、5年以至到6月份毛澤東簽字的報告定為「兩年超過英國」。
1958年8月，這些指標又誇大了2倍。隨後各行各業都出現「浮誇風」。1958年9月，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向毛澤東當場展示了土高爐土法煉鋼煉出的鋼錠。毛因此鼓勵全國用土高爐土法煉鋼。

大煉鋼鐵與其他基建項目「躍進」

會後全國形成了全民大煉鐵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鋼產量調整較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號召全民煉鋼。在農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煉鋼爐，企圖在田間煉鋼鐵。很多人把家裡的鍋子，鐵器等金屬都捐獻出來煉鋼鐵，但由於技術不合規格，只是煉出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的浪費，並對環境造成極大污染。
煉鋼需要鐵礦、焦炭、燃料等材料。由於鐵礦不足，於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採礦，使糧食產量大減。由於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發日後的天災，所以這些天災都是屬於人為的。有報導稱，廣州增城的掛綠荔枝樹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爐的建築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築拆了，把磚塊拿去建爐，還說文物也要為煉鋼服務。水庫項目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量基建項目紛紛上馬。農村也推行真正名副其實的大鍋飯，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每個家庭都統一在公社食堂吃飯。稱為「放開肚皮吃飽飯」。

矛盾凸顯：廬山會議到反擊右傾

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在大躍進中嚴重泛濫。接連發生的問題使得中共高層開始考慮調整政策。部份中共黨員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希望中共領導調整政策。

毛澤東等人的樂觀基調

對形勢的樂觀估計，並不只限於毛澤東本人。湖北省委在傳達討論上海會議精神給中央的報告，對1958年的總結和對1959年的展望中提到，1958年大躍進，「兩條經驗，一條教訓」。兩條經驗分別是：一、1958年的大躍進為今後工農業高速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造成了大躍進的局勢；二、「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這是保證多快好省的總路線能夠實現的關鍵。一條教訓，是指「勝利沖昏了頭腦」。59年2月毛澤東說藏富於民不見得是壞事，意為糧食是被農民藏起來了。
1959年7月上旬湖北省委經濟工作會議上，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總結中強調，1959年必須繼續組織大躍進。他說：目前我們的形勢是有利的，比去年同期好……現在供應雖然還相當緊張，但是在向好轉方面走。為了繼續躍進，必須抓住兩個問題：1、大力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政策；2、大搞群眾運動，插紅旗樹標兵、抓落後趕先進。說大話是不對的，但革命者要立大志、建大業，因此仍要發揚共產主義風格。

基層幹部的意見

但在地、縣委書記及一般幹部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對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有著不同看法。湖北省經濟工作會議中有人在小組討論發言中說：「1958年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去年大辦鋼鐵是『得不償失』。」「一面說躍進，一面餓肚皮，怎樣也不好解釋。」因此，地、縣級領導人對1959年的生產指標，都是「保險」、「再保險」，多一斤也不接受。
天津市和平區2400多名科以上黨員幹部討論中央緊急指示時，談出了七大埋怨，其中主要是：埋怨領導好造大計劃；埋怨農村工作搞得不好（不給農民自留地，不叫農民自己養豬，弄得人心惶惶）；埋怨宣傳工作有毛病，1958年宣傳這裡大躍進，那裡大豐收，結果卻不是這樣。一般幹部和職工中，有人認為，「現在農村糧食緊張和城市副食品緊張都是公社化鬧的。」他們提出：「去年取消自留地，今年回復自留地；去年搞食堂，今年散夥；去年搞供給制、幾飽，今年按勞取酬，是不是過去搞錯了。」並認為，「煉鋼勞民傷財、得不償失」。

高層領導人的擔憂

如圖：「農村煉鋼土爐」、「人民公社的育幼院」、「樣板戲」。

廬山會議的衝突

1959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江西廬山召開，對1958年高指標政策造成的後果，與會者在認識上出現了分歧，柯慶施等強調「大躍進」的成績是主要的，雖然承認出現了一些問題，但並不嚴重，並認為通過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的工作，問題已經解決。應當鼓足幹勁，繼續躍進。而持反對意見的彭德懷面見毛澤東未果，遂向毛上書陳述意見。彭認為：大煉鋼鐵「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調」；影響到了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關係，「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錯誤的原因，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等。同時黨內中下層幹部也多有懷疑和埋怨，認為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砸了，黨外民主人士多有非議，也被蘇聯「老大哥」認為是錯誤的。而在毛澤東看來，這些以及彭的信在挑戰「三面紅旗」，動搖全黨、全國繼續躍進的信心。於是，毛藉此信，發動了一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以再次激起人們的「革命幹勁」，實現工農業的生產大躍進，從而扳回1958年的敗局。
繼廬山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打成「反黨集團」後，各省市自治區機關的反右傾運動也隨之展開，產生了一批所謂的「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曾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的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愷帆，此外福建、青海、湖南、黑龍江、遼寧等地也都有省委書記、省長、副省長、廳局長、地市縣長被打為「反黨分子」和「反黨集團」。這次反右傾運動，打擊官員和群眾的規模，超過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加上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等類名目的人數則更大，截至1962年8月，全國得到平反的幹部、黨員和群眾共六百多萬人。1980年，解放軍為1959年因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意見而被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或其他「政治帽子」予以平反的有17212人。反右傾運動的直接後果是，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後剛剛稍有糾正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再次颳起，擔心政治錯誤的地方官員幾乎無人敢於講實話，依然強購農糧，終於導致大面積糧荒。經濟學家薛暮橋回憶錄中提到，「1957年農業大減產，情況極為嚴重。但公社幹部不敢反應農民呼聲。」

農牧業產品大幅減產

大躍進的脫離實際導致這場運動難以為繼，據統計，1960年，糧食實產2870億斤，比1957年3901億減少26%以上；棉花實產2126萬擔，比1957年3280萬擔減少了35%以上；油料作物實產3405萬擔，比1957年7542萬擔減少一半多；豬的年底存欄數為8227萬頭，比1957年14590萬頭減少56%；大牲畜年底飼養量7336萬頭，比1957年的8382萬頭減少12.5%.整體上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僅為1951年的一半。

經濟結構比例嚴重失調

「以鋼為綱」、「元帥升帳」。為實現鋼鐵翻番，全國大量基礎建設上馬。1958年到1960年每年新增基本建設投資都在百億元以上，1960年達384億元，比上年增長11%，比1957年增加1.8倍。在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生產性建設投資所占比重都在86%以上（1958年為88%，1959年為86.8%，1960年為86.4%），擠掉了非生產性的建設。工業上單純追求產量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為保證鋼鐵生產達標，鋼鐵工業本身的基本建設規模擴大，與鋼有關的煤、電、運輸等行業建設也隨之增加。導致工業內部失調，全國職工人數猛增，超出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負擔能力，加劇了社會商品的供需矛盾。

饑荒和大面積非正常死亡的災難

農村的人民公社颳起「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高指標引發的「浮誇風」，以及脫離實際的生產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五風」共生，加之大辦工業、大煉鋼鐵調用大量勞動力，大片農作物未及時收割，大片田地荒廢。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保守估計，1958年農作物有10%未收回。大辦公共食堂又浪費了大量糧食，致使1958年冬-1959年春個別地區開始斷糧，浮腫病開始出現。與此同時，各地領導幹部卻恐於被打成右傾，紛紛瞞報，不報，中央對於人民公社依然好評連連。然而斷糧卻使得當年連中南海也受到影響，據時任毛澤東醫生的李志綏回憶，中南海裡沒有了肉和油，連米和蔬菜都很少見。地方上，為了按浮誇數據徵購糧食，出現了抄家、強行搜糧的情況，為補足巨大的數據缺口，農民口糧也被徵收。然而浮誇帶來的巨大的缺口依舊無法彌補，部分人民公社為保留部分口糧和減少損失，以天災作為藉口，降低了高產量糧數。但全國範圍的糧食緊張已經無法挽回。但中國共產黨所屬的高級幹部其飲食均受到按級別分配的「特需供應」保護，生活影響並不大。
同時經濟困難使得珠三角地區大批人員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該情況由內參上報中央，震動朝野。
全國性饑荒和大面積非正常死亡接連出現，許多地方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慘劇。關於具體死亡人數，至今未有精確統計數據公布。當時由於中國內地的消息封鎖，一般專家不易精確的統計死亡人數，各種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數是4500萬左右，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達1000萬，這也成為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之一。中國大陸徐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提供的數據，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2144萬人。而早在1958年非正常死亡就已出現，如四川、山東、河南、甘肅當年則高達21.11‰、個別省份則延續到1962年（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達34.03‰。普通死亡率則僅為7.02‰）據此，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林蘊暉做出結論，從1958年到1962年間，中國因大躍進運動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3000萬左右。另外，根據另外一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計算，大饑荒餓死國人為3600萬。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馮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閱全國解封檔案，認為大躍進造成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國家計生委和國家統計局下達的國家級課題，以及西安交大的蔣正華計算結果，是1700多萬。據當年的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稱，他和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糧食部長陳國棟做了一個電話調查，得出一個死亡幾千萬的人數，送交周恩來審閱後周要求銷毀。
在2011年1月11日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中國官方首次承認「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但迴避了三年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總人數。
2013年，江蘇師範大學特聘數學教授孫經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否認大躍進餓死上千萬人口。孫經先認為，大躍進造成的死亡人數應該在250萬人以下。其中針對楊繼繩的《墓碑》部份引發與楊繼繩的論戰。

中蘇交惡

就在同一時期，陷入意識形態相互撻伐的中蘇關係公開破裂。蘇共在人民公社化運動、大煉鋼鐵上都反對中共的政策，中共則對蘇聯與「帝國主義」緩和關係而不滿，最終蘇共撤走專家、毀棄援華合約，使中國進退兩難。毛澤東為保住顏面，以頂住「蘇聯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的壓力」為藉口，勒令全國人民束緊褲腰帶，提前還債，爭氣煉鋼等為號召，挽回頹勢，以爭取做和蘇聯一爭高低。只是國力早已衰竭，出現的只有更大規模的非正常死亡。

運動剎車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有省市地縣三級幹部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向大會提交了書面發言，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點名毛澤東也有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 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然而周恩來發言要大家承擔自己的責任，他說：「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陳伯達很快也發言，向彭真發難：「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負責？……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
劉少奇於1月27日在大會上作了3個小時的口頭報告。在該會上，劉承認了大躍進的結果：「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麼不足？這是因為1959、1960、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了，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的工業生產也難於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劉少奇說：「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裡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麼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是有，但是小，產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1月30日的講話中，毛澤東帶頭做檢討，承擔中央的責任：「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人的應當是我。」
中共中央書記處是當時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機構，負責大躍進政策的具體部署。鄧小平作為總書記，曾被毛澤東稱為大躍進的「副帥」，他代表中央書記處在會議上做了自我批評，認為應該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大會還下發了中央書記處向毛澤東和劉少奇寫的檢討，但是會上有人提意見，認為中央書記處的檢討不深刻。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作了自我批評，周恩來說：「對於缺點和錯誤，在中央來說，國務院及其所屬的各綜合性的委員會、各綜合口子和各部，要負很大責任。計劃上的估產高、指標高、變動多、缺口大，基本建設戰線過長，權力下放過多、過散，不切實際的、過多過早過急的大辦、大搞，等等，國務院及其所屬部門，都是有責任的。」他說自己犯下兩個嚴重錯誤，一個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提出了超過實際可能的關於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的標準，另一個是主持起草了一個關於將輕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96％的文件，將權力下放過多過散。
國家主席劉少奇整理口頭報告批評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1961年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九中全會中，劉少奇制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大躍進運動終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