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条约

與強加條約的分辨

不平等條約（unequal Treaty）和強加條約（imposed treaty）是兩個類似的概念，都是關於在武力脅迫下簽署的條約的名詞。強加條約的概念出現較早，西方的國際法學自18、19世紀即開始出現類似的概念。不平等條約的稱謂則是中國國民黨於1920年代提出的，最初用來指西方與滿清及北洋政府所簽署的一系列條約。後來不平等條約的概念逐漸發展，在國際上亦有被其他國家使用。但現在法學上對何謂不平等條約還是沒有很明確的定論。有些人認為不平等是指締造條約的手段使用了武力或脅迫而造成不平等。在這種定義下，不平等條約基本上是等同強加條約的。但亦有些意見認為不平等條約是指條約的性質屬於不平等，因此可能是在更多不同的情況下造成，而涵蓋亦更廣泛。

18至19世紀亞洲、非洲的不平等條約

習慣上，不平等條約一詞經常是指西方列強（後來也包括日本）在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與亞洲、非洲等國家間簽署，帶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色彩的條約。事實上，這些時期亦是出現了最多具有不平等內容的條約。（詳見下文各國的不平等條約）

時代終結的開始

這段時期的終結是由一次大戰之後開始。隨著「亞洲的覺醒」時期到來，包括中國在內的原殖民地雖然未能夠甩掉「三等國家」的矮帽子，但國際獨立地位開始不斷上升。歐洲各國此時又忙於應付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瘡痍尚未痊癒，又添經濟危機帶來的巨大創傷。在中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開始實現關稅自主與租界回收（詳見下文的中國近代史不平等條約）。
但在歐洲地區同盟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戰後德國喪失了本就不多的海外殖民地，又需要賠付高達200億金馬克的賠款；昔日橫跨歐、亞、非的鄂圖曼帝國被《摩德洛斯協定》奪走了70%以上的國土，《色佛爾條約》則幾乎將這個擁有400餘年歷史的國家徹底淪為殖民地。奧匈帝國也瓦解了。中國作為戰勝國，《凡爾賽條約》卻把之前被德國侵占的中國山東半島主權出讓給了日本。由於《凡爾賽條約》對弱小國家內政的肆意干涉，被認為是世界史上牽涉國家最多的不平等條約。在1917年，國土面積最大的俄羅斯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領導人列寧宣布廢除同各國簽定的不平等條約（既包括對其他國家不平等的條約，也包括俄國自己受到的不平等條約），雖然這個聲明並沒有百分百實行，但這件事情極大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反對不平等條約努力的熱情。
一戰後的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來極具霸主氣質的德國現在被協約國踩在腳下，短時間內沒有爭霸世界的實力；美日在太平洋利益衝突成為世界不安定格局的中心。為了調和各方（也包括英、法、意等國）在內的利益，華盛頓會議應運而生。不願看到日本獨占中國帶來的利益，以《九國公約》大幅削減日本的在華權利，為中國收回自民四條約喪失的部分主權提供了契機。
隨著一戰後各資本主義國家實力的減弱，一些具有強烈救國意識的國家開始藉著這樣的機會發動權利收回的行動，但這些國家既不敢公開廢除不平等條約，各資本主義國家也畏懼各國廣大人民的力量，採用了秘密協定與偷換概念的方式，一方面廢除一些已經沒有多大用途的不平等協定，又採用新名詞取代「最惠國」等具有強烈殖民色彩的權利。比如《中美新約》的美國國務院經濟顧問就曾說：「1928年七月間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想辦法不使用中國所反對的『最惠國』字樣而保持美國的權利。我們在國務院想到這個和以後的條約中使用『待遇不得有所差別』這一字句的方法。」，可見這些改定新約運動並沒能真正觸及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核心。
對於自道威斯計劃後迅速崛起的德國而言，凡爾賽和約不啻為德意志民族的最大屈辱，在這種情況下上台的希特勒利用這一難得的機遇，極力煽動民族情緒，利用民眾對《凡爾賽和約》的不滿，建立自己的獨裁勢力，發動德國政府撕毀一戰後簽定的大量限制德國軍事的不平等條約，與奧地利合併。面對著凡爾賽體系的破壞，英、法採用了綏靖政策，對德國的行為妥協，並希望藉助德國再度強大的力量進攻蘇聯（但是，這一舉動反而促使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在這種情況下的德國提出了「最後一項領土要求」：取得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英法一廂情願地認為，德國將會在滿足這個要求後與蘇聯決裂，便由英、法、德、意四國召開了慕尼黑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這次會議連帶事後簽定的不平等條約——慕尼黑協定被統稱為「慕尼黑陰謀」。二戰後捷克斯洛伐克與90年代後的捷克一直認為這個條約是大國之間擅自決定的，犧牲小國利益而滿足自身要求的赤裸裸的不平等協定。
遠在亞洲的日本也為了履行大陸政策，展開東北侵略（參見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國民政府採用了向國際聯盟申請仲裁的方式回應日本的侵略，國聯則判定東北應該以「國際合作為最善之解決」，令東北反而成為「國際公認」、名副其實的國際殖民地。
此後不久，影響到世界不平等條約體系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反法西斯同盟不承認與軸心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並在同盟內部展開對各國不平等條約的再修訂，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出重大貢獻的國家取得了部分在條約中失去的權利，為身處亞、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帶來了極大的振奮，對戰後各國民族解放事業起到的推動作用。
二戰後，亞、非兩洲原先的殖民地國家開始了其民族獨立運動，以獨立國家的身份收回失去的主權；戰後原先強大的英、法、德等國失去了足夠強大的實力去維持在海外的殖民統治。廢除不平等條約成為國家取得獨立身份的要求之一。其中在非洲的獨立運動十分廣泛，1960年有17個非洲國家宣布獨立，對非洲不平等條約體系產生極大衝擊；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在其臨時憲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宣布審查並廢除自清末民初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1977年巴拿馬與美國簽訂協議，廢除《美巴條約》，代之以《巴拿馬運河新條約》：取消美國永久占領巴拿馬運河區的特權，1999年12月31日中午期滿後，運河及運河區的主權及管理權將全部交還巴拿馬，由巴拿馬確保運河的中立地位。
為防止強國將廢除的不平等條約再度加之於獨立國家之上，1954年12月亞、非新興獨立國家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會議，為防止不平等條約的再度蔓延，維護獨立主權，發表了《亞非會議最後公告》。經過一段時間後，形式上強加於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條約及其特權在世界範圍內基本上被廢除。

中國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與其他國家簽訂了一系列的條約，這些條約的簽訂造成了中國社會性質的一個轉變。通過不平等條約，中國的領土、領海、司法、關稅等主權，開始遭到嚴重的破壞。簽訂合約之前，中國是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而實施合約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更大規模地傾銷商品以及掠奪原料，由商品輸出模式逐漸轉為資本輸出。
雖然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不平等的，但不乏人表示實際上有很多條約強加條約實際上是平等條約，而且清政府也與朝鮮簽訂對朝鮮不利的不平等條約（甲午戰爭後被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強硬執行的領事裁判權對清政府影響十分大，外國雖然強索外國人在中國傳教與居住的權力，但也有人認為這本來就是應該給予外國的。不少中國人認為通過戰敗合約外國強迫中國與外國建交、也被宣傳不平等條約，但外國向中國強索租借地及海關管理權雖然是不平等條約， 不少租借地的經濟文化繁榮程度往往遠高於其周圍的地區。；租借地的獲取方式有許多種，被動掠奪佔絕大多數，但也存在一些清政府官員及列強的不正當交易，因為可以獲得收益。
然而，無論經濟發展的如何快速，也無法改變不平等條約中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本質。領事裁判權「乃是外國侵略者強迫中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一種非法特權，它的主要內容是：凡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其在中國的僑民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不論其發生任何違背中國法律的違法犯罪行為，或成為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的當事人時，中國司法機關無權裁判，只能由該國的領事等人員或設在中國的司法機構據其本國法律裁判」。據此，列強在領事區內或租界內成立行政管理機構，建立領事法院或領事法庭，派駐警察和軍隊，以充分行使對本國居民的管轄權。領事不僅審理本國國民之間的訴訟，而且依據被告主義原則審判當事人一方為駐在國國民的案件，同時對涉訴的領事館僱傭的住在國國民也要求進行保護，嚴重干涉中國的司法主權。這種非法特權，是對一個主權國家屬地優越權的侵犯，更是對一國獨立司法主權的剝奪，是公然違背國家主權和國家之間權利對等的國際法基本準則的。
英國強迫中國接受鴉片濫用，是很沒道德的，但當時英國人等各國都在濫用鴉片，當時鴉片全球的地位與現在的菸草相近：因為獲益者的利益，而無法禁止，如台灣歷史學家連橫甚於1930年發表《新阿片政策謳歌論》（又稱《鴉片有益論》，替台灣總督府延遲鴉片禁絕時間辯護。英國也是到了1912年方把鴉片當成毒品禁絕。在此之前，鴉片被大量投放入中國資本市場，且在市面上以極低的價格流通，低廉的成本造成了其比世界各地更高的濫用率；正如同目前中國人抽菸率極高、中國二手菸害廣泛。
但是這些條約中的過低的關稅確實是非常嚴重的不平等條約，這不但造成外國產品傾銷，更嚴重的是提高了中國的失業率，進而傷害了群眾的基本權利和利益，造成社會秩序的失衡。內河航行權及開放過多通商口岸也讓中國人面對難以抵禦的商業競爭。俄羅斯向中國強索大片土地，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對中國及中國人都不利。
目前，中國的史學界大多將自1949年以前簽訂的對外條約劃分為三個階段：

土耳其

鄂圖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先後簽署的穆德洛斯停戰協定和色佛爾條約都被認為是不平等條約。惟由於土耳其獨立戰爭的關係，該兩條條約最終沒有被執行，由洛桑條約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