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早年生涯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8月22日，鄧小平生於中國四川省廣安州協興鄉牌坊村（今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的一個家庭，是長子。
鄧氏親族鄧時敏曾任擔任朝廷要員，位至大理寺正卿。
鄧1909年開始讀書，先進私塾發蒙。六歲轉入協興鎮一家較大之私塾。1911年轉入新式小學讀書。11歲那年考入廣安縣高級小學。1918年高級小學畢業。14歲時鄧考入廣安縣初級中學。
1919年春天，鄧15歲，與只比他大3歲的族叔鄧紹聖一起離開廣安，到重慶汪雲松籌建的一所赴法留學預備學校就讀，鄧是當時班上年齡最小的學員。五四運動後，鄧同全校同學一起參加抵制日貨活動，他當時只有「工業救國」思想，希望能到法國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學，學點本事回國。1920年夏在重慶留法預備學校畢業。經過18個月的努力學習，在1920年9月上旬鄧和其他378名學員乘船沿長江到達上海準備赴國外半工半讀。10月19日，抵達法國馬賽。

旅歐生涯

鄧小平個子矮小，卻在這批留學生中被選為領導人，在旅途中表現出了出眾組織能力。1920年10月19日，鄧小平與叔父鄧紹聖乘船抵法國馬賽，短暫停留後到達巴黎。鄧小平在法國非常奔波忙碌，生活很少安穩，而且常常沒有工作，經濟非常拮据。鄧小平在法國第一個居住地，是卡昂以西的小城巴約。他在法華教育協會開辦的一個法語訓練班學了3個月法語。在法華教育協會安排下，以鄧希賢名字到諾曼第巴耶男子中學就讀。
1921年3月13日，鄧和18位勤工儉學之同胞離開巴耶。春，鄧在布列塔尼之貝頁中學語言進修班學習，後來到巴黎附近之工廠做工，住在拉加朗——科隆伯城。4月初，他與叔父到克魯索施耐得鋼鐵廠（Schneider & Company Iron and Steel Complex）做工，開始4年勞工生涯，當時鄧小平只有16歲，只能當學徒工，每天工資只有10法郎，生活拮据，連飯都吃不飽。由於缺錢，他工作3週。在這裡，他掌握鉗工技術，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派上用場。他做1個月苦工後辭職，靠領救濟金（每天5法郎）過了5個月。他在這裡初步認識法國的無產階級，並結識一些中國共產主義者。之後又做過飯館招待和火車司機副手，期間一直住在拉加雷訥克隆布。1922年2月14日，鄧小平到沙萊特的哈金森橡膠廠製作膠鞋，在蒙塔爾吉當體力工人，一天做20多雙鞋，賺15、6法朗，做9個月。期間，他上過夜校，以及蒙塔日學校。10月17日，他辭去工作。同年秋天，入夏蒂榮中學學習。學習4個月法語後，又回到原來的工廠工作。根據這個工廠領導評價，此時鄧小平顯露出倔強和反抗精神。這段經歷對於他意義重大。1985年，他派兒子鄧樸方拜訪此地。1923年2月，鄧小平在赫金森橡膠廠當雇員。3月7日，他因拒絕工作而被工廠開除，失業幾個月後他去了巴黎。6月，在比揚古雷諾汽車廠做工。1925年底，他進入雷諾汽車廠工作，學習鉗工技術。
1922年，鄧小平在巴黎半工半讀期間加入中國少年共產黨（簡稱少共，後改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並為少共出版刊物《少年》擔任編輯，與李大章一同負責刻蠟板。鄧在周恩來丶趙世炎等人介紹下加入少共，因而和周成為終生好友，而周晚年時更為他鋪路協助他推動改革開放。8月1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創刊。1923年，少共改名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2月，鄧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臨時代表大會，大會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之一部分；周恩來當選為總書記。6月11日後，鄧去巴黎，在旅歐共產主義組織裡工作，在周恩來領導下之支部幹雜活，主要工作是印刷該團體一份10頁紙之小報。作為共產主義者，他開始從政。1923年6月，中共宣布加入孫中山領導之中國國民黨，法國之中共黨員也立刻宣布會加入旅法之中國國民黨；鄧也加入中國國民黨，並在1925年成為中國國民黨歐洲支部之領導人之一。秋，中共旅歐支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將機關刊物《少年》改為《赤光》。雜誌宣稱要反對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讀者對是留法中國學生。
1924年，《少年》改名《赤光》，由周恩來負責編輯、發行和主要撰稿；鄧以「希賢」等筆名寫文章，並負責刻蠟板和油印。下半年，鄧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青年團旅歐支部領導工作。隨後，鄧進入雜誌《赤光》編輯組。鄧在支部書記周恩來領導下工作。在此結識了主編周恩來。鄧主要負責印刷，並參與宣傳工作。所有文章都由他刻在蠟紙上再進行油印，使他得了綽號「油印博士」。後來，左傾革命者與中國青年黨論戰，鄧小平發表文章參與這次爭論。在1924年7月會議上，按照中共之決定，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委會包括鄧在內之全部成員，自動成為中共黨員。
1925年春天，鄧在法國里昂做工，受黨組織委派擔任中共里昂區黨特派員，領導里昂地區之黨團工作和華工運動。同年秋天，鄧成為新當選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負責人傅鍾的助手。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鄧出任中國國民黨內代表共產主義者的監督代表。1925年五卅慘案，鄧和旅法之中國學生一起抗議法國政府與鎮壓學生之中國政府沆瀣一氣。6月21日，他們衝擊中國駐法使館，並逼迫大使在抗議信上簽字。包括鄧在內留下的人，都受到法國警察嚴密監視。鄧等受法國警方監視並有被捕之虞。年底，參與示威之中國學生之上層領袖被驅逐出境，鄧在組織內發表主要演講並主持會議。
1926年1月7日，鄧根據中央指示離開法國，前往蘇聯，上車時接到法國警方驅逐令。鄧旅法5年，愛上吃馬鈴薯、起司、牛角麵包，愛喝法國葡萄酒和咖啡，並愛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飯錢）買一張最便宜門票看足球比賽。
1926年1月17日，鄧抵達莫斯科，兩周後進入中山大學一班。鄧起了個俄文名字「多佐羅夫」（Дозоров），到專門培養中國革命者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其中一個「理論家小組」，雲集國共兩黨學員，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鄧和中國國民黨黨員谷正綱。此外，當時在莫斯科同學有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不過他與鄧不同班。鄧在這裡學習了俄語、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以及列寧主義和軍事學。鄧專心讀書，鑽研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因為刻苦鑽研、敢言善辯的作風，鄧又被同學們戲稱為「小火炮」。9月16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鄧陪同訪問蘇聯的馮玉祥將軍返回中國。1926年底，鄧奉命回國參加革命活動。

漸露鋒芒

1926年11月28日，隨著北伐節節勝利，馮玉祥攻下西安。
1927年春，鄧由蘇聯途經蒙古回到中國。1月12日，鄧和其他20名年輕共產主義政治教導員一起，被共產國際派往馮玉祥那裡。回國後，鄧奉命同馮玉祥到內蒙古，並在馮玉祥手下擔任第七團政治委員。鄧在西安由馮玉祥成立軍事學院擔任教學工作。2月，中山軍事政治學校在西安成立，中國共產黨員史可軒為校長，鄧為政治部主任，劉志丹等擔任教官。3月，接受分配到西安，在中山軍事學校工作，擔任政治處處長兼政治教官，並任該校中共黨組織書記，學校隸屬馮玉祥國民聯軍總部，實際上由劉伯堅等幾位中國共產黨人籌建。6月徐州會議後，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反共，將鄧等遣送別處。7月間史可軒帶領千餘人離開西安，該校宣告結束。
1927年4月，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6月，因中國政局發生突變，馮玉祥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隊工作之共產黨員集中到開封，名曰訓練，其實是「禮送出境」，鄧根據黨組織安排，離開西安轉赴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漢口，留在中共中央工作，擔任秘書，不久武漢政府公開反共，中國共產黨轉入地下，為適應秘密環境，從這時起改名為鄧小平。7月8日鄧返回武漢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鄧小平」的名字正是在這時改的。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鄧擔任書記員並負責處理會議文件，從事會務工作。鄧作為中央秘書列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批判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總結大革命失敗經驗教訓，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之總方針。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遷到上海後，鄧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要管理中央機關文書、機要、交通、財務等工作。1928年，鄧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在國內協助李維漢、任弼時處理中央日常工作。至1929年夏，他在上海從事地下活動。
1928年6月底，鄧被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副書記，幫助新的中共中央書記向忠發工作。由於鄧從來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學會上海話，因此成為地下活動理想接頭人。9月，在上海，鄧與張錫璦介紹張曉梅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張曉梅被分配在黨中央機關工作，為中央職工部整理材料，並擔任中央翻譯科之機要交通。是年冬，鄧在上海與中共黨員張錫媛結婚。鄧和張錫媛跟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成為鄰居，一起從事地下工作。
1929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派鄧為中央代表，到廣西與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做統戰工作，並全面領導廣西黨工，準備武裝起義，在龔飲冰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聽取廣東省委軍委書記聶榮臻介紹情況，然後到南寧，是鄧開始獨立擔負一個地區領導重任。鄧以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身份，化名「鄧斌」從上海乘船到香港，又趕赴海防，由陸路潛入廣西省。在南寧，鄧以黨中央代表身份做俞、李工作，一方面以秘密方式同廣西黨組織負責同志聯繫，傳達黨中央指示；另一方面以半合法地位做好俞、李工作，使俞、李任用不少中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人士。鄧奉命到廣西右江和左江地區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積極參與與張雲逸、韋拔群等人領導百色暴動政治活動。由於中央和廣東省委受左傾情緒影響，對鄧在廣西與俞作柏、李明瑞合作不相信也不放心，幾次發指示信提出批評，但是鄧堅持從廣西實際出發，認為俞、李與蔣、桂矛盾完全可以利用。9月1日，鄧在南寧主持召開廣西省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武裝農民、推翻國民黨政權、建設工農民主政權、創立工農紅軍」。10月1日，俞、李率部出發𢇌，鄧調遣部隊作應變：通知警備第四大隊派一個營先去右江地區，警備第五大隊派一個營先去左江地區；派雷經天等去右江，何健南等去左江。10月初，中共黨組織按照預定計劃，將留守南寧部隊拉到左、右江地區。鄧指示張雲逸以南寧警備司令名義接管省軍械庫，並徵集船隻，以備一旦有變，即把軍械庫幾千支槍和彈藥裝船外運；又令在南寧受訓之韋撥群農軍營趕回東蘭，準備起義；並派龔飲冰去上海向中央滙報行動計劃。10月17日，鄧、陳豪人等帶著警衛部隊，指揮船隊溯右江駛向百色，張雲逸率警備第四大隊和教導總隊從陸路掩護前進。一到百色，作為中共中央代表，鄧宣布成立「前敵委員會」，決定發動百色起義。鄧被任命為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書記。11月初，中央電召鄧回上海。鄧在左江龍州對龍州暴動做了布置後，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在鄧離開期間，陳豪人、張雲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別於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發動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建立左江和右江兩塊根據地，創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12月1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在百色縣城廣場集結，宣布成立。同時，在左江宣布成立蘇維埃政府，張雲逸和鄧分別就任紅七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12月上旬，鄧從龍州動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參加中央軍委召開之「對廣西紅軍工作布置的討論」會，在會上作「補充報告」。1930年2月1日，鄧在龍州領導右江起義，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俞作豫任軍長，鄧兼政治委員，李明瑞任第七軍和第八軍總指揮。年初，鄧回到上海，妻子張錫媛於1月因難產而病故。2月7日，鄧從上海回到龍州，電告紅七軍停止攻打南寧，命紅八軍撤回龍州。鄧與袁振武將紅八軍餘部數百人帶至右江與張雲逸等領導紅七軍合併。10月，中共中央代表鄧崗推行「立三路線」，到達右江傳達命令，要紅七軍主力7000餘人攻打柳州、建立廣東北小江根據地、阻止國軍北上。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項英、毛澤東、任弼時、朱德、彭德懷、葉劍英、鄧中夏、曾中生、鄧、周恩來、劉伯承、惲代英、李富春等25人組成蘇區軍委。紅七軍在戰鬥中損失嚴重，決定放棄攻打柳州，為保存實力，繞過柳州、桂林，轉戰在粵贛湘桂邊界地區。11月，紅七軍和紅八軍合編為紅七軍，奉命北上，此後轉戰桂、粵、贛、湘邊境。經約10個月苦戰，終於在1931年7月到達目的地與中央紅軍會合。7月，中央將紅七軍調到中央根據地，紅七軍與中央紅軍會合，編入紅三軍團。紅七軍進入江西時，只剩下2個團不足2000人。強渡樂昌河時，鄧和張雲逸被國民黨軍截斷，鄧帶領先頭團於1930年底到達江西崇義。作為前委書記，鄧打算再次回上海向中央匯報，得到另兩名前委許卓和李明瑞的支持。在崇義，紅軍遭國民黨軍猛攻，鄧與許卓商定，由許代理前委書記並帶領部隊尋機前往井岡山，鄧則去上海匯報。三十多年後，鄧在文革期間自我檢討時承認，在1931年初部隊被分割的危急情況下，作為主要負責人，他不應該離開，「儘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是他「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

第一次下台

1931年8月，鄧擔任中共江西瑞金縣委書記，同時兼管黨在尋烏縣和安遠縣之工作。剛到任就憑其出色調解能力和裁決能力，平息當地政治迫害性質肅反運動。不久，瑞金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鄧離開了黨委書記職位，成為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
1932年初，他被派到會昌擔任縣委書記，很快在那裡擴展中國共產黨組織。隨後又擔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鄧積極推行毛澤東「富農路線」，組織地區武裝力量，是當時黨內毛澤東支持者之一。鄧對毛產生極大崇敬。1932年夏天，鄧第二次結婚，與在會昌認識的金維映結婚。冬，鄧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縣工作，半年後又調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長。
1933年，鄧第一次被打倒。4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辦《鬥爭》報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批判鄧、毛澤覃、謝唯俊、古柏。鄧受中共內部王明派打擊和批判。李維漢等極左勢力抨擊羅明、鄧小平政治路線，實質是批評毛澤東戰略方針，歷史上稱之為「鄧（鄧小平）、毛（毛澤覃）、謝（謝維俊）、古（古柏）」事件。此後，鄧被一步步剝奪權力，從省黨委書記被撤職。鄧被撤銷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之職，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主編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並迫於壓力，做出自我批評，被關進拘留所。鄧受到嚴厲指責，被稱為「毛派頭子」，甚至鄧第二任妻子金維映也加入批判鄧。此時金維映提出離婚，隨後改嫁於李維漢。鄧派到邊遠樂安縣屬南村區委當巡視員。半個月後又被調回紅軍總政治部。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在鄧下放幾個後把鄧叫回來，委任為江西省委宣傳幹事。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中國國民黨把中國共產黨趕出根據地。1934年10月21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鄧參加長征。長征初期，鄧負責《紅星報》編輯出版。年底，鄧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長征給中共造成重創，從江西出發時軍隊大約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還有一些人開小差，1935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區時只剩下不足10,000人；據鄧之女兒說，隨著部隊日益減員，鄧在長征途中負責宣傳以維持紀律，有不少機會與毛交談。
1935年1月，在毛澤東、周恩來推薦下，鄧參加貴州省遵義縣城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鄧作為書記員得以出席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和中央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這次會議後，鄧正式復出。4月，鄧被派到紅一方面軍主持宣傳部工作，中央縱隊秘書長職務交給劉英。5月12日，鄧出席在四川省會理縣城郊召開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6月，鄧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在黨內發生張國燾分裂事件後，彭德懷、鄧承擔紅軍右路軍主要指揮工作。10月29日，長征部隊到達陝西北部時，鄧患上嚴重瘧疾，後因張學良調撥藥品及物資幫助才得以擺脫生命危險。1936年2月5日，鄧隨紅一方面軍東征。5月，鄧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後任主任。鄧曾親自編寫一軍團許多重要材料和《戰士報》社論。

抗日戰爭

1936年12月，軍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囚禁蔣介石總司令，給中國共產黨帶來良機；蔣為使自己獲釋，被迫同意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鄧在延安作為第一軍團宣傳部長領導文工團，並通過演講教育軍政幹部。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全國抗日戰爭開始。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鄧赴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之最高國防會議，同時進行國共談判。中國共產黨同意與中國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後，其軍隊被改編為「第八路軍」，成為全中國軍隊之一部分，形式上接受蔣介石之統一指揮。根據第二次國共合作雙方協議，8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鄧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與周恩來等，到太原搞統一戰線工作。9月，鄧奉周恩來派遣，以八路軍政治部和動委會名義赴五台山動員蒲路東，正太鐵路北各縣民眾裝起來發展游擊戰爭。9月下旬，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動委會、戰委會）在太原成立，動委會是周恩來、彭德懷同閻錫山商談決定建立，續範亭任主任委員，鄧、南漢宸、彭雪楓等參加領導工作。9月23日，朱德、任弼時、鄧、左權率領八路軍總指揮部駐進五台縣南茹村。10月，鄧、傅鍾、韋國清率八路軍總政治部一部分同志到山西孝義縣，開辟晉西地方工作；鄧召開會議布置擴軍、籌糧籌款和幫助地方建黨建政等，同時派幹部幫助縣犧盟會訓練抗日自衛隊、建立抗日游擊隊，組建「八路軍晉西遊擊支隊」，不久從統一戰線大局出發，改名為「犧盟晉西遊擊支隊」。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鄧接替張浩任第129師政治委員，與師長劉伯承一起抗日。鄧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使鄧權力更大，有權判斷部隊戰前政治準備和周圍環境。1月18日，到達129師任職視事。隨後13年，鄧小平和劉伯承一直並肩戰鬥，129師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即第二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後來被稱為「劉鄧大軍」而留名史冊。劉伯承有善待部下之名聲，鄧則對部下要求甚嚴，打起仗來不顧一切；在處決懷疑給中國國民黨做奸細之士兵時，劉伯承也要比鄧更慎重。
比起毛在延安遠離敵人，有時間研究黨之理論和全局性戰略，又有閒暇暢遊於歷史、哲學和詩詞當中；鄧政委住在太行山區，更接近日本人前線，幾乎沒有時間研究理論，鄧得擔起實際責任，處理和居民有關之各種問題。1938年1月7日，鄧在洪洞參加北方局和集總（八路軍番號為第十八集團軍，故八路軍總部簡稱「集總」）召開之中央軍委華北軍分會會議。實際上，鄧在八年抗戰時期為山西太行山區之最高政治領導人。2月6日，鄧在遼縣主持召開129師團以上幹部會議。2月25日，鄧和徐向前副師長到拐兒村參加集總召開會議。4月26日，鄧與劉伯承等送徐向前去河北南部開辟冀南軍區，發展平原游擊戰爭。鄧要建立自給自足之經濟，為當地數萬居民和部隊提供足夠之口糧，同時還要生產足夠之經濟作物，並使當地工業能夠生產出足夠之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鄧還要為正規軍徵募兵員，評估軍事行動之政治意義。
1938年，劉鄧二人率軍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區開闢抗日根據地，1至9月，劉鄧二人共創「麻雀戰術」卓有成效。7月16日，鄧與徐向前、宋任窮等會見美國駐華大使館海軍武官伊·福·卡爾遜，向他介紹冀南抗日情況。當時來訪的美國海軍少校、駐中國國共軍隊運動觀察員伊·福·卡爾遜評論鄧：「是一個矮小、健壯和健談的人，他對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樣銳利（as keen as mustard）。」7月28日，鄧親自領導冀南抗日武裝整編。8月14日，鄧指導冀魯豫邊區省委召開各地縣代表會議，將冀南軍政委員會改選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楊秀峰任主任，宋任窮任副主任；8月25日，離開冀南。9月29日至11月6日，鄧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之擴大六屆六中全會，並在會上報告地方工作。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北方局及分局委員的通知》，決定：以朱德、彭德懷、楊尚昆、聶榮臻、關向應、鄧、彭真、程子華、郭洪濤為北方局委員，楊尚昆兼北方局書記。12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全國我軍中黨務委員會由王稼祥、朱德、彭德懷、譚政、項英、陳毅、聶榮臻、鄧、關向應、程子華、林彪、劉伯承、賀龍、蕭勁光等26人組成。
從1937年到1945年，劉鄧開闢了晉冀魯豫根據地，鄧任根據地黨委第一書記。他主張宣傳中國共產黨思想，推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團結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1939年7月，鄧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同卓琳在延安結婚。9月，鄧第三次結婚，妻子是卓琳，也是他最後一次婚姻。卓琳（本姓浦）是雲南人，出身富商家庭，抗戰後從北平奔赴延安求學，在延安與鄧結識。
1940年8月，彭德懷、劉伯承、鄧等對日本軍隊發動百團大戰（鄧沒有實質參與戰役，但默許其部隊參加）。8月至2月，鄧與劉伯承率129師參加八路軍總部發起「百團大戰」。由於戰役勝利，毛澤東從延安發來賀電，蔣介石也從重慶發電嘉獎彭德懷。但這次戰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紅衛兵口實，指責鄧反對毛澤東遊擊戰方針。1942年末，鄧回到延安，支持毛澤東整風運動，在抗日根據地推行三三制。1942年，鄧成為中國共產黨北方局書記。1943年10月6日，鄧代理北方局書記。1945年6月，鄧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鄧任書記、薄一波任副書記，同時成立晉冀魯豫軍區，任劉伯承為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8月20日，正式成立晉冀魯豫中央局，鄧為書記，薄一波為副書記，成立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為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滕代遠、王宏坤為副司令員，薄一波、張際春為副政治委員。

第二次國共內戰

中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因國民政府及中共政治談判失敗，隨即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1945年冬，晉冀魯豫野戰軍（後改稱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建立，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治委員。抗戰開始時只有9000人的第129師，此時已發展成為近30萬人的大型野戰軍。1945年9月，劉鄧大軍在上黨戰役中成功運用「圍三闕一，網開一面。虛留生路，暗設口袋」的戰術殲滅閻錫山3.5萬中華民國國軍，隨後發起平漢戰役同樣取勝，配合毛澤東在重慶進行談判。戰役勝利後，劉鄧大軍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
1946年8月，劉鄧大軍與陳毅華東野戰軍協同作戰，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原局第一書記。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鄧小平任書記，鄭位三、李先念、李雪峰為副書記。6月30日，劉鄧率軍南渡黃河，進入大別山地區，在此期間鄧小平與劉伯承關係極度不合，在大別山區土改問題上鄧小平與劉伯承矛盾嚴重，但在80年代突然有了劉鄧的說法。1948年3月，鄧小平同劉伯承率主力出大別山與陳毅、粟裕野戰軍和陳賡、謝富治集團會師中原。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改變華北、中原解放區的組織，管轄地及人選的決定》，決定將晉察冀及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兩中央局合並為華北中央局，兩軍區合並為華北軍區，兩邊區政府合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以劉少奇兼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為第二書記、聶榮臻為第三書記，聶榮臻為華北軍區司令員、薄一波為政治委員，董必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原中央局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鄧小平為政治委員。在淮海戰役之最後階段，毛下令成立總前委，將50萬中共軍隊納入鄧總書記之統一領導。在對國共第二次內戰具有重大意義的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鄧小平任總前委書記，負責對前線軍隊戰略指揮，並對不同解放區進行有針對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1949年3月14日，中央決定：鄧小平為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第二書記兼上海市委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兼上海市長，劉伯承為南京市長兼市委書記。4月21日，中共軍隊輕鬆擊潰抵抗渡過寬闊之長江，旋即占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7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由鄧小平、劉伯承、賀龍等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鄧小平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賀龍任第三書記，正式成立是11月23日。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鄧小平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作為中原局第一書記和第二野戰軍代表，鄧小平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委員和中蘇友好協會執行委員會成員。10月19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為副主席，賀龍、劉伯承、陳毅、林彪、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高崗、粟裕、張雲逸、鄧小平、李先念、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勳、羅瑞卿、薩鎮冰、張治中、傅作義、蔡廷鍇、龍雲、劉斐為委員。隨後，鄧小平又和劉伯承率軍攻下雲南、貴州、西康等西南省份。1949年12月2日，鄧小平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49年底，鄧小平擔任西南軍區政委、西南地區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在任期間，他徹底清除雲南的鴉片煙館、平衡少數民族和漢族關係，實施土地改革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1950年1月8日，二野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確定由十八軍擔任入藏任務。1950年，鄧在第二次全國軍事和政府委員會上提出立即沒收地主財產，加強對農民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會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運動發展農業。這些建議受到中央肯定。毛號召用15年時間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鄧和周恩來堅定站在毛一邊。
1952年7月，鄧調到中央工作，他先任政務院常務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任過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長。7月，周提議鄧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務院日常工作，劉少奇提出希望鄧將西南工作布置後即到中央。8月7日，朱德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任命鄧為政務院副總理。8月，鄧被調派北京，全家住進中南海。8月10日，周提出政務院黨組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以周為任政府黨組書記，陳雲、鄧分任第一、第二副書記。8月13日，鄧正式上任，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48次會議，周在會上宣布：在我奉毛澤東主席之命赴蘇聯期間，由鄧代理總理職務。此時，鄧作為經濟專家進入國家計劃委員會。10月22日，鄧給毛、周寫信，提出「『三反』、『五反』，可以結束」，經毛、周審閱同意，10月25日「三反」、「五反」運動正式結束。
從1953年到1954年，鄧不僅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而且擔任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還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稍後又被任命為該委員會秘書長。1953年2月2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改為西南行政委員會，鄧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2月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委。3月3日，毛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3月10日，政府工作領導分工，明確鄧分管監察、民族和人事工作；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調整分工，明確鐵道、交通、郵電由鄧領導。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鄧兼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從1953年9月18日起，鄧擔任1年財政部長，主持中央財政工作。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鄧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鄧出席在北京舉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根據周恩來總理提名，大會決定陳雲、彭德懷、鄧小平等10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名，大會決定朱德、彭德懷、鄧小平等15人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9月29日，毛任命鄧為國務院副總理。直到12月大區黨政機構撤銷，鄧一直兼任西南局第一書記。12月28日，鄧又根據他主持召開之會議討論意見，向中共中央提交書面報告，提出撤銷中央地區工作部，成立中央書記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個辦公室幫助中央工作。毛對鄧說：「中央的事由你們做，對外一律用中央名義，不用秘書長、副秘書長名義。」
1953年，陳雲、鄧將高崗之活動情況向毛反映，引起毛之警覺。1954年發生「高饒反黨集團事件」，高崗和饒漱石兩人企圖與劉少奇、周恩來奪權。按毛之意見，1月25日和2月5日，鄧同劉、周一起兩次找高崗談話，點出他之問題；2月3日，鄧同劉、周、朱德、陳雲一起又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他之問題。四中全會之後，2月15日至2月25日，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周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由鄧、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2月23日，鄧和陳毅發言，鄧希望饒漱石抱著拋棄錯誤之態度，在座談會後向中央徹底交代，以便改正錯誤。鄧專門負責對饒漱石調查，並在1955年3月召開黨內會議上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1955年4月，中國共產黨七屆五中全會上，鄧與林彪同時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補任弼時、高崗之缺）委員，進入黨的最高領導機構。
1956年2月11日，鄧同譚震林、王稼祥抵達莫斯科，與朱德、劉曉會合；鄧和朱德等在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大，鄧、譚震林於3月3日回到北京。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宣布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鄧不大贊成，認為可能引發一場反對中共的群眾運動。
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提出：八大要把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作風切實反一下。9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作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其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黨，容易產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危險，必須堅持群眾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黨與群眾的聯繫。但這次報告只是抽象批判個人崇拜，沒有觸及毛澤東權威和權力。在開幕式上，鄧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成員、大會秘書長。中共八大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9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第十二次會議，鄧小平當選中央委員。9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鄧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鄧成為排名在黨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後的第六位領導人，開始與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負責日常工作。鄧每周召開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需要處理黨政工作，重大問題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討論，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口負責人都在鄧領導之下。10月，中共中央表示，反對蘇聯武裝干涉波蘭內政，主張協商解決問題10月23日，劉少奇、鄧一行抵達莫斯科，11月1日回到北京。11月1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中國政府從波匈事件中注意到，「加強民主、獨立和平等以及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人民物質福利的要求」，「不但有利於這些國家人民民主制度的鞏固，而且有利於社會主義各國相互之間的團結」。11月10日至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召開，確定在1957年開展一次新全黨整風運動。
1957年1月12日，鄧在清華大學師生大會上之報告：「有時社會制度是好的，但要看方法運用得怎樣」，「基本制度是好的，但還要經常注意到調整」；「對民主和專政的看法任何時候都不可以硬化，要看條件」；「總的趨勢是，我們要逐步發展和擴大民主，否則要犯錯誤」。3月上旬，鄧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工業企業中實行群眾監督的指示》：「為了防止罷工罷課一類事件發生，根本辦法是隨時注意調整社會主義社會內部關係中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克服官僚主義，擴大民主。」5月，鄧兩次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準備反擊右派進攻問題；5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在會上作關於最近整風「嗚放」情況和整風運動部署之報告：「如果把凡是罵我們的，尾巴上不帶一點好話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險得很，那就要犯錯誤的。」6月5日，鄧離開北京到各地指導整風運動；鄧分別在瀋陽、西安、成都和濟南作4個報告，是在反右鬥爭正式開展之際所作，從報告中可以看出，鄧同毛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一樣，對當時思想政治領域之形勢和反右鬥爭之形勢，估計過分嚴重。
隨後在1957年到1958年間，中國共產黨開展反右運動，鄧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主持並積極推進反右運動。在1957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鄧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把反右作為整風運動第二階段。反右鬥爭出現嚴重之擴大化和簡單粗暴之做法，使各界人士對黨和政府之工作提批評意見之積極性受到打擊，從而對擴大社會民主造成很大負面影響，鄧覺得應該做好善後工作，在報告中指出：「反右派鬥爭是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掃清道路的，我們決不能允許任何人用反右派鬥爭來阻塞人民內部的言路，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在八屆三中全會前，鄧主持起草《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草案），鄧在9月23日之報告中介紹此文件時說：對於右派，「經常要排一排，開始鬥爭右派中，有一部分是搞得不對的，搞過了」；10月9日，鄧在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發言：「右派分子的標準，中央提出一個草案，不久可以發出。……這個標準的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範圍限於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以後，主要是大鳴大放時期，限於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而把一般歷史上的老賬、個別問的問題的意見和學術性的問題撇開。」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並在通知中規定：「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對於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屬於根本原則的政策、工作中的問題、學術性的問題、共產黨的個別組織、個別工作人員表示不滿，提出批評的人，即使意見錯誤、措辭尖銳，也不應劃分為右派分子；同樣，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在思想意識上有某些錯誤的人，也不應劃分為右派分子。」23年後，鄧承認自己對反右擴大化負有責任，但他仍主張發起這場運動並沒有錯，只是運動被錯誤擴大。由於在工作中普遍採取規定百分比，比例不夠就硬湊，造成主觀把一大批人錯誤劃成右派分子；許多正直有才華之知識分子，敢講真話之優秀黨員、幹部，還有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之愛國人士，長期受到委屈、壓制和不幸，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應有作用，是令人痛心之教訓。反右運動中有55萬人被劃為「右派分子」，是毛最初估計右派人數的一百多倍。在鄧直接關心、指導下，到1981年底，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者全部得到改正，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之錯誤得到徹底糾正。
1957年3月8日，鄧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西藏工委書記、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張經武彙報西藏工作情況；鄧要求積極做好西藏上層人士之統戰工作，說：「在西藏，分別左中右，以是否愛國為標準，不能以土改為標準。我們是依靠左派，爭取中間派。右派是分離派，只要沒有叛國，對右派也要做工作。」1958年8月18日，鄧在同西藏工委副書記、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和西藏軍區副司令員鄧少東談話時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鞏固自己的陣地，維護交通。」9月8日，鄧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張國華關於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局部叛亂情況之彙報時，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冷靜、理智處置，「在叛匪威脅黨政機關和主要交通線時就打，有把握的就打，沒有把握就不打」。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與國外干涉勢力相互勾結，公然撕毀《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發動以拉薩地區為中心之武裝叛亂；3月11日、12日、14日、17日，鄧連續參加劉少奇召集之會議，研究處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叛亂問題。劉少奇和鄧在會上稱：和平解放西藏已經八年，我們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是為了等待上層人物覺悟；現在一些上層人物要叛亂，逼得我們不得不進行改革。
1957年11月，鄧和毛、宋慶齡去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並與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雪夫會面。11月9日，毛主持召開代表團會議，討論關於和平過渡之提法問題，鄧說：「我們可以就和平過渡問題向蘇共提交書面的意見提綱，全面闡明我們對和平過渡問題的看法；同時，在《宣言草案》中照顧到蘇共的觀點，對和平過渡問題有所闡述。」11月10日，中方和蘇方代表就《宣言草案》再次磋商，鄧首先宣讀中方《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一、對於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問題，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兩種可能性，不是單一提一種可能性。……二、按照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從策略觀點出發，提出和平過渡的願望是有益的，但不宜過多地強調和平過渡的可能。……三、取得議會的多數，並不等於舊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毀，新國家機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四、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的含義，不應該只解釋為通過議會的多數。主要的問題是關於國家機器的問題。……五、在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我們同社會黨的立場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這種界限。」
1958年初，毛連續主持召開幾次會議，批評反冒進，發動「大躍進」；1月11日至1月22日，毛在南寧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由鄧抓石油工業。「大躍進」興起後，很快便普遍採取革命戰爭和政治鬥爭慣用之群眾運動辦法搞經濟建設，嚴重脫離實際，違背經濟發展之客觀規律，挫傷人民群眾之積極性，從而造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巨大損失。3月25日，鄧在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黨內圍繞這個問題（反冒進）的思想鬥爭，「是關於建設方法和建設方針的鬥爭，不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是用甚麼方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黨內有一些人跟著反冒進，「有一些是屬於對情況分析不夠的方法問題」；「兩種方法的鬥爭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是有區別的」；避免將問題再無限上綱，對於當時有重要作用。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會議通過毛提出「三面紅旗」的總路線，全面發動「大躍進」運動，鄧對此贊成。會議結束後，鄧作為總書記，積極推動「大躍進」各項工作，陳雲後來說，「有些人到書記處找幹勁，到總理那兒講困難」。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經毛審閱並修改之《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作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再加上黨內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使黨中央和國務院之綜合協調部門再難以發揮作用。6月，鄧出席軍委擴大會議，毛也到會講話，批評軍事工作上之教條主義；7月，鄧出來保護劉伯承，向毛建議保留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7月31日，赫魯曉夫秘密到北京，毛在鄧陪同下同赫魯曉夫舉行會談。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常稱北戴河會議）；毛要集中統一，保證重點放在工業上，工業主要是抓鋼鐵，「馬克思和秦始皇要結合起來」；鄧要求嚴格執行全國統一計劃，並「先保證重點」，「其他零星的不搞」。毛說農村人民公社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鄧贊成毛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性質之意見。北戴河會議後，全國各地迅速掀起大辦鋼鐵之高潮；同時，全國農村迅速開展人民公社化運動，嚴重氾濫以高指標、浮誇風、瞎指揮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之「左」之錯誤。9月至11月，鄧考察東北、華北和大西南，是從1952年調中央工作後時間最長、接觸地方和單位最多之調查考察。11月6日，鄧到達鄭州，參加毛主持召開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11月7日，鄧在會議中說：「人民公社還不是共產主義的，連社會主義還沒有建成，怎麼就是共產主義呢？」11月28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12月9日，鄧《〈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按勞分配原則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具有積極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供給的範圍不宜過寬，不要一下子甚麼都包下來。在集體生活中應當允許個人有適當的自由，也就是『大集體、小自由』。集體生中的個人選擇自由，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凡涉及人民群眾生活的事情，應當和群眾商量，不能憑主觀願望辦事。公共福利事業，如公共食堂、幼兒園、託兒所等，應當用把它辦好的方法，吸引群眾參加，絕不能用強迫命令的辦法。在興辦公共福利時，個人生活資料永遠歸個人所有，這一點公開向群眾宣布。」
1959年2月20日，鄧在中共上海市委工業會議上講話：「只破不立是不對的，破了舊的要立個新的，破了過於煩瑣的要立個簡要的，破了不合理的要立個合理的。規章制度是必要的，越是大生產，越要注意這個問題。對於重要環節的管理制度，改的時候要經過試驗，不要輕易去廢除。特別是一些技術上的問題，操作規程，技術規範，沒有把握隨便亂動，對生產不利。不是說不可以動，有些是可以動的，但是要經過試驗。」2月27日至3月5日，毛在鄭州專列上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稱「第二次鄭州會議」；鄧向毛彙報關於人民公社之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多勞多得，承認差別」；根據毛意見，會議將「多勞多得」改為「按勞分配」，又加上「物資勞動，等價交換」。中共中央決定於4月初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4月2日，鄧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講話：「農業總是不穩，總有豐年平年。現在很多地方還沒有下雨，這是人力沒有辦法的。風調雨順之類不要講多了。」4月5日，毛談到權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之問題：「權力集中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之外，還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在黨內，鄧領導地位更為突出。鄧在一次打撞球時意外摔斷腿，恢復了很長時間。7月2日至8月1日，毛提議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一些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之意見使毛不能接受，而改變繼續糾「左」之初衷；根據毛建議，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以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全會最後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即在黨內開展「反右傾」運動。鄧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療而沒有出席會議，但他非常關心廬山會議；當時鄧對批判彭德懷表示不同看法。這使他免於陷入廬山會議的漩渦，只是發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對彭德懷、擁護大躍進的立場。「反右傾、鼓幹勁，掀起新的大躍進高潮」成為中心口號，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重新颳起來，從而導致國民經濟比例關係更加嚴重失調。12月28日，鄧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黨的根本隊伍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幾是好的，要相信這一點。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原則是不要比賽，劃不劃，都要慎重。」
1960年，他對大躍進產生疑慮。經過到基層視察，他和國家主席劉少奇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3月24日，鄧乘火車抵達天津，參加毛召集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天津會議」。3月25日，鄧主持會議說：「還有一個集體領導問題，也要在適當的會議上說一說。我們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是我們黨的領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裡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因為沒有解決好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存在之嚴重問題，再加上一些別的原因，後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個人崇拜盛行，導致「左」的錯誤，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給中國造成損失。5月25日，鄧在中央書記處會議說：「領導人要清醒，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把應該接受的教訓忘了。各省也有這個問題，不踏實，搞大計劃」。6月10日，鄧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稱：「一切問題解決的關鍵就是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人搞得好一點，事情就搞得好一點。我們這些人注意的不夠，影響是不小的。」9月16日，以鄧為團長、彭真為副團長之中共代表團離開北京，赴莫斯科參加中蘇兩黨會談；9月23日回到北京。9月30日，鄧率中共代表團再次飛赴莫斯科，參加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文件起草委員會會議。
1961年3月19日，在中央工作小組會上，鄧小平代表書記處對中央在「大躍進」中問題主動自我批評，表示「（書記處）日常工作做得不壞，但方針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此後，鄧小平積極參與調整和整頓國民經濟， 在9月提出「工業工作七十條」，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實用主義。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鄧在會上稱「更加注意堅持黨的優良傳統」，「避免沾染官氣」，「避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鄧說：「民主集中制是黨和國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們傳統的制度。」鄧說：「指標過高，要求過急，既助長了分散主義，又助長了命令主義，黨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當大的削弱。」會上，毛等中央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對工作中之缺點和錯誤承擔責任，對黨之民主建設產生深遠影響。會議仍然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沒有根本改變「左」之指導思想。毛點名批評鄧的經濟措施，這使鄧與毛關係開始破裂。8月11日，鄧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毛）主席這次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很及時。不只是講國內問題和單幹問題，內容是很廣泛的，包括整個國際國內的一個歷史時期，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或叫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問題。直到共產主義，消滅三個差別，都管用。」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修正主義之根源，使黨之指導思想日益陷入以階級鬥爭為綱之「左」之錯誤。會議還抵消七千人大會力倡在黨內加強民主集中制之努力，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之現象日益嚴重，破壞實事求是之作風。
1963年7月6日，中蘇兩黨舉行第一次會談，蘇方代表團團長蘇斯洛夫擔任會議主席，並作長篇發言。鄧作為中共代表團團長，彭真為副團長，與康生、楊尚昆、劉寧一、伍修權抵達莫斯科與蘇共中央舉行9次會談，蘇方波諾馬廖夫和安德羅波夫也參加辯論，雙方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開展論爭。7月14日，蘇方不顧中蘇會談前雙方關於「在會談期間不發布會談消息」之約定，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答覆中共中央6月14日信。鄧回覆：「我黨歷來就主張不要把兄弟黨之間的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但是，既然公開爭論已被挑起，就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我們從來是出於被迫的，從來沒有首先攻擊過任何別的黨。我們受到公開攻擊，就不能不作答覆。我們認為，在這次會談告一段落到下次會談過程中，我們能夠討論出一個能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開的論戰的決議。」

第二次下台

1964年初，北京大學發生的聶元梓和陸平的關於教育方式的衝突中，鄧小平支持北大校長陸平的觀點，並且在3月3日的一次集會上批評了左派的學生和教師。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標誌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紅衛兵運動使整個中國都陷於混亂。鄧為維持穩定局面，恢復秩序而奔波。劉少奇、鄧立即到杭州向毛匯報，並請毛回來主持工作。劉、鄧回到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對策，制定出「大字報只限於校內」、「校內校外有別」、「集會限於校內」、「不准示威遊行」、「不准大規模的集會」等「八條決定」。並得到毛同意，派遣「工作組」到各個學校，但工作組所到之處遭到文革派操縱學生們猛烈攻擊。幾乎每個學校都分為兩派或幾派，互相攻擊，亂揪、亂批、亂鬥之風盛行，抄家、打人時有發生。7月16日，毛橫渡長江，7月18日回到北京。劉少奇立即要求會見毛，但被毛拒絕。7月19日，毛說派遣工作組是錯誤。揚言說不僅僅是認識問題，而是路線問題。7月21日，毛正式下達指示撤回工作組。7月24日上午，毛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劉少奇、鄧派工作組，決定撤銷工作組。毛對此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7月29日，毛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及中學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發布決定撤銷工作組，批評劉、鄧、周派遣工作組。8月1日至8月21日，鄧出席在北京舉行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並講話，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全會選舉毛、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在全會小組會上，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攻擊劉少奇，謝富治則攻擊鄧，說他在全國解放後變了。劉、鄧被作為「資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物受到批判，陳伯達趁機向毛揭發鄧。鄧由於被指責犯「路線錯誤」，實際上已不參與中央領導工作。為貫徹全會精神，8月13日至23日，林彪受毛委託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鄧受到批判，會後鄧向康生移交他分管之中聯部、中調部等部門工作。鄧事實上已被停止和剝奪職權，大多數時間待在家裡看文件、寫檢查和接受批判。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被選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鄧小平保留了總書記的位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保持在第六位（國家主席劉少奇跌至第八位）。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話，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會後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表達了自己對於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但是遭到了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批評，而他的書記處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架空。10月23日，毛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作報告批判劉、鄧。結果劉與鄧作自我檢討。11月7日，鄧首次被點名批評，在北京市內大字報上，標題為「第二號走資派」。隨後大字報、黨報陸續開始了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評，鄧小平被說成是劉少奇之外「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二號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根子」。12月13日，毛指使「文革派」把鄧與劉作為「反動分子」點名批判。鄧第二次被打倒。以後劉、鄧就不公開露面。鄧被軟禁在中南海自住。
1967年元旦，文革小組動員北京市各大專院校數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批判劉、鄧。那時候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派」，被解除一切職務，下放到江西一個拖拉機廠勞動。3月15日，鄧的弟弟鄧蜀平因為絕望而自殺。3月底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他被免去了總書記的職務。之後紅衛兵對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擊：認為他是「階級鬥爭熄滅論」的代表；反對毛主席；生活作風腐化（主要是指責他喜歡打橋牌）。5月，汪東興到鄧家告訴鄧，告訴鄧，毛讓他轉告：一、要忍，不要著急；二、劉、鄧可以分開；三、有事可以給他（毛）寫信。到8月對鄧的批鬥已經升級到武鬥，紅衛兵到鄧小平在中南海的家裡開批鬥會，鄧被逼著下跪，坐「噴氣式」。8月5日，劉和鄧在各自住宅中被批判鬥爭。9月，劉與鄧子女都被趕出中南海。毛把鄧夫婦軟禁在中南海之家中。兩名年齡較小之孩子鄧榕和鄧質方（和鄧繼母夏伯根一起）被趕到北京擁擠之工人宿舍，不許和父母見面。鄧的三個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與鄧小平的繼母和他在一起。
1968年5月16日，「鄧小平專案組」正式成立，由康生和黃永勝、吳法憲等主管。5月2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等談話：「鄧小平，你們總要打倒，又沒有拿出多少材料來，你們總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錯誤，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嘛。」6月3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其他中央負責人談話：「對鄧小平，我的觀點還是同以前一樣。有人說他與敵人有勾結，我就不相信。你們那樣怕鄧小平，可見這人厲害。」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鄧被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在10月13日會上，毛說：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麼問題。隨著鄧倒台，他的家庭成員也受到了迫害。
1968年9月，鄧小平長子、物理系學生鄧樸方在北京大學「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批鬥時，由四層樓上摔下來。鄧樸方被在場的紅衛兵及時送到醫院，但因胸椎壓縮性骨折導致鄧樸方從此腰部以下癱瘓。1969年，鄧子女被允許回中南海家中探望鄧夫婦，從鄧楠口中知道鄧樸方傷殘；卓琳傷心難忍，哭了幾天幾夜，鄧則依舊無言，只是不停抽菸。1970年，鄧寫信給黨中央，請求把鄧樸方調來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鄧樸方獲准與父母團聚。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發布「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10月18日，林彪向全軍發出「第一號令」，進入緊急戰爭狀態。由總參謀長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10月20日，鄧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被軟禁在新建縣望城崗，坐車到南昌約20分鐘路程。鄧之宿舍為原步兵學校校長辦公室。1970年1月，從本月起改發生活費，鄧小平原來月工資402元，卓琳165元，從本月起不發工資，改發生活費，鄧小平每月120元，卓琳60元，繼母夏伯根25元。夏天開始，根據本人申請，允許鄧上午到拖拉機廠勞動。卓琳承擔起洗滌工作，沒有強制勞動。這段時間被鄧小平視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時期。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其發動武裝政變未遂，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鄧說：「林彪不亡，天理不容！」林彪集團政變失敗，鄧寫信給毛，敘述對林彪事件看法。11月8日，鄧給毛寫信，表示願為黨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1972年1月10日，毛在陳毅追悼會上，與陳毅夫人談話時，曾表示過鄧小平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王震曾向毛上書，要求讓鄧出來工作。6月，鄧夫婦接到通知，他們工資開始照發。8月3日，鄧寫一封長信給毛：「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並要求恢復工作。8月14日，毛對鄧來信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從這個批示開始，鄧小平第二次受批判命運有轉機。周恩來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對鄧立即解除監督勞動，鄧可以做調查研究工作。年底鄧小平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岡山等地參觀，游歷井岡山，憑吊遺跡，重訪瑞金等地。1973年2月20日，在周恩來的力薦和支持下，鄧離開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舊居。3月10日，根據毛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3月28日晚，周恩來遵照毛之指示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宣布要鄧擔任負責外交之副總理。作為周之助手，鄧從1973年4月開始，陪同周在機場送往迎來，會見其他國家客人；鄧還參加一些會見外賓之活動，但尚未擔負起與他們會談之工作。4月12日，鄧以副總理身份出席為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舉行之宴會。在8月24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調動各大軍區司令員，正式提議鄧出任總參謀長，鄧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再次進入領導核心。12月18日，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提議，討論決定鄧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12月22日，鄧代表軍事委員會宣布各大軍區司令員大調動。
1974年4月，鄧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4月10日鄧在大會上發言，闡明中國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之主張，指出：國家之間之政治和經濟關係，都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基礎上；國際經濟事務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管，而不應該由少數國家來壟斷。鄧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毛「三個世界劃分論」。由於在鄧發言中關於第三世界之基本思想全是來自毛，也由於美國人並不喜歡有人把自己跟蘇聯聯繫在一起，所以這篇發言並沒有收進《鄧小平文選》。鄧1974年會見一個美國大學代表團時說：「我沒有上過大學，但我一向認為，從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著人生這所大學。它沒有畢業的一天，直到去見上帝。」
1974年初，周恩來病情惡化。到5月、6月，周健康更為惡化。6月1日，周住進解放軍三〇五醫院治療。當時周已住進醫院，但名義上仍保留著職務，在他親自指導下，鄧成事實上之代總理。同時，1974年初以江青為首四人幫發動「批林批孔運動」，致使鄧與四人幫的矛盾進一步激化。10月20日，毛建議鄧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2月23日，已經屢現尿血的周乘機前往長沙，與毛討論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籌備事項，支持鄧工作，並挫敗四人幫「組閣計劃」。毛同周、王洪文談話時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此後，毛幾次在黨內批評四人幫，王洪文也被調回上海。

「三副一長」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病重住院後，1975年1月，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正式任命鄧小平為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此後，他立即著手整頓全國範圍內之極左浪潮。1月8日起，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召開，周帶病主持會議。會上選出鄧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1月13日起，周主持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鄧在幕後主持起草周之報告。會上通過周恩來提出主要目標，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大會決定鄧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3月5日，副總理鄧代替周出席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工業書記會議。會中，鄧指出「必須反對派系鬥爭的發起者」。5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張春橋等人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決定讓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人。5月12日，鄧率領中國代表團國事訪問法國。5月27日，根據毛澤東之意見，鄧小平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9月7日，周和鄧等在醫院會見羅馬尼亞代表團。9月13日，代總理鄧小平在山西召開「農業學大寨」中央農業會議。會議中，與四人幫鬥爭已經白熱化。鄧著手對當時極端混亂的經濟局勢、軍隊建設、科研工作等進行全面整頓，並同當時擁有很大權力的江青集團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10月，鄧在領導「整頓」時制定三個綱領文件，分別是：一、《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草稿）》；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草稿）》；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鄧又提出要以毛的「三項指示為綱」，即：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二、促進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由於毛的侄兒兼聯絡員毛遠新多次向毛匯報，說鄧「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又說鄧的「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毛遂於11月決定要解決鄧的所謂「右傾」問題。他在批評鄧時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毛又指出「有些人總是要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由此展開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但是這很快遭到極左派攻擊，他們批評鄧小平喜歡資本主義的東西，企圖「資產階級復辟」，雙方矛盾日趨激烈。

第三次下台

鄧小平的行動遭到「四人幫」的反對，被稱為「右傾翻案風」。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去世。1月15日下午3時起，在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準備舉行追悼會。第一副總理鄧小平致悼詞，並主持會議。在追悼會閉幕後，毛保鏢汪東興率領「八三四一」部隊拘留鄧，軟禁在中南海住宅裡。鄧與外界隔絕，只能與小外孫接觸。而毛鑑於鄧和四人幫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後鄧會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將最有可能繼任國務院總理的鄧和張春橋排除在外。2月2日，鄧提出辭職兩周後，黨中央向中國高層幹部宣布：經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的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對華表示：「你辦事，我放心」。可以說，華的任命是毛力圖調和「四人幫」與務實派幹部、軍人之間的矛盾的結果。2月15日，華國鋒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書記會議上，講過「當前的緊急任務是批判鄧小平、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在這個目標下，幹部、群眾應該團結起來」。不過華國鋒和毛一樣，對批鄧運動作限制：不要上街張貼批鄧的大字報，不要在廣播電台上批判。華國鋒批評鄧不堅持階級鬥爭。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江青指名道姓攻擊鄧小平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3月底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鄧小平。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發大字報反對江青，擁護周、鄧。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國人民傳統「掃墓」的日子「清明節」，有200萬以上群眾到天安門廣場，周悼念活動達到頂點。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會上，華國鋒攻擊鄧小平一派「是一批壞人跳出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很惡毒」。北京市市長吳德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精心策劃的結果。……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政治局會議指控鄧是幕後指揮者，並決定強行清除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花圈。4月5日，北京發生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的「天安門四五」事件，群眾有人貼出大字報要鄧小平接班。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動民兵、公安清理現場所有花圈，還逮捕了一些人；群眾提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最後遭到鎮壓。4月6日，由四人幫控制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堅持「批鄧」運動，並再一次將毛澤東不久前說的話「翻案不得人心」以黑體字標出。
4月7日，在沒有鄧小平參加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鄧小平被指為這個事件「總後台」，再一次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毛澤東託付汪東興對鄧小平加以保護。鄧小平被打倒後，居住在北京東交民巷十七號。4月8日，《人民日報》批判天安門事件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然而四人幫的攻擊並未因此停止。4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將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定性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並稱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同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著名寫作組梁效的文章《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其中稱道：「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它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尖銳鬥爭的一個突出表現，是黨內資產階級反革命猙獰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極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是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垂死掙扎的一場表演。」
8月，開展「批鄧」運動；鄧的三個「整頓」文件被誣蔑為「三株大毒草」。9月3日，江青趕赴大寨，為批判鄧小平作準備。9月9日，毛澤東逝世。毛在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毛又指出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第一，趕走蔣介石和日本人，並沒有爭議性；第二，發動「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10月6日，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兵不血刃地結束文化大革命。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四人幫」倒台。10月7日下午，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華國鋒就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華國鋒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十年動亂雖已過去，中國卻面對「三信危機」（「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
10月10日，鄧寫信通過汪東興交給華國鋒。鄧在信中寫道：「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以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戰勝了這批壞蛋，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我同全國人民一樣……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簡訊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但是華國鋒回應：「……你犯過錯誤，必須繼續接受批判。」四人幫被捕後，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但是關於為鄧小平的平反，中央卻發生了分歧。華國鋒在10月26日宣布，當前要批判「四人幫」，可以附帶批鄧。12月，華國鋒在會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全國農業會議代表時說：「鄧小平雖然同『四人幫』反黨集團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但其本質仍是修正主義，他們之間沒有本質區別。都具有各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毛主席的罪行。打倒『四人幫』後同樣不能放過鄧小平」。
1977年3月10日，打倒「四人幫」後，第一次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有人提出鄧恢復工作，引起爭論。有人並認為鄧與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2月，華國鋒支持《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正式提出「兩個凡是」之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極力反對鄧復出。4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第二次寫信，表示「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麼，什麼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黨中央決定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會主席的時候，我知道了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號文件》轉發鄧兩封信。政治局討論了這封信，同意了鄧的建議。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7月17日，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會議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之職。鄧小平被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後，入住位於米糧庫胡同的宅邸，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萬里、趙紫陽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在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時候，1977年7月，鄧第三次復出，恢復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職務。8月12日，召開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鄧大力整頓軍隊，整治教育制度，平反寃、假、錯案。1978年3月，鄧當選為全國政協主席。

撥亂反正與上台

1978年底以前，鄧還不是黨內最高領導人，華國鋒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最高領導身份，鄧則是黨內四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另三人是葉劍英、李先念和汪東興）。華國鋒被認為與鄧在政治路線上相左：華國鋒雖解決四人幫和停止文革，但文革時期許多問題並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包括自1958年以來數百萬被劃歸右派的共產黨員和文革時被打倒的大多數人，他們和他們的親屬沒有停止過對這些本質性問題的追究。華國鋒基本維持了文革後期的政治思路，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發表的《學好文件抓住綱》，此話即是後來被批判的「兩個凡是」）作為其政治理念。「兩個凡是」的演變結果則是華國鋒遭到了黨內以鄧為首的抵制，並成為鄧在接下來近兩年中對華國鋒所批評的最主要觀點。
在1977年8月3日召開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鄧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在1977年舉行高考，中國的高等學校得以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12月，鄧極力推薦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在1978年初，鄧在當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將知識分子的政治定位從文革時期的底層扭轉稱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改變了自文革以來知識分子飽受歧視的現象。此舉由於在實質上是改變了共產黨在文革時期的一大政策，因而在黨內引發諸多不同聲音，鄧以及他的支持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華國鋒的默許下平息了黨內分歧，也令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召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華國鋒作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堅持階級鬥爭和加強「四個現代化」建設。會議確認華國鋒總理、鄧副總理、葉劍英委員長之人事決定。但鄧在實施自己戰略前，必須先解決他和華國鋒之間路線分歧。5月11日，《光明日報》轉載由胡耀邦同意、「特約評論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得到鄧及其部下支持）；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是在攻擊「兩個凡是」，並且是在暗指應當對此負責之華國鋒和汪東興。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也轉載這篇文章，隨即又被許多地方報紙轉載。深具現實主義特點的政治理念被人認為是鄧贏得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在黨內，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胡耀邦等人宣布支持鄧的理念，而華國鋒、汪東興等則成為少數。這最終導致中國共產黨內決定在本年度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由葉劍英、鄧接管中國的政治大權。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開始平反1958年以來被錯劃之「右派分子」。這個由胡耀邦帶頭的行動得到了當時大部分中國人的讚許，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得到廣泛傳播。這一工作在1980年基本結束，占原「右派」總人數97%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平反活動中質疑共產黨的聲音被更多的讚許聲所壓制，因而改革取得的進展和成效都令人滿意。
鄧第三次復出之後，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平反1976年4月5日發生之天安門事件，表明鄧在現階段之鬥爭中已佔上風。會上嚴厲批評華國鋒，華國鋒承認，應當從事實出發，按照「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原則解決政治問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日在京西賓館召開。是次全會上，鄧批判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把全國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鄧批判「凡是派」（凡是毛澤東説過的就要執行）之思想路線，樹立實事求是之指導方針；鄧否定毛「打倒一切」之組織路線，為文化大革命及「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1976年天安門事件之寃假錯案平反（會議結束前由北京市委宣布）；在政治上否定毛晚年錯誤之同時，鄧著手改革毛時代建立之計劃經濟體制，當時並未訂出完整改革方案，十多年來，實行「摸著石頭過河」。12月25日，政治局會議發布決定設立中央秘書處，代替汪東興一手掌管之「中央辦公廳」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公務。任命胡耀邦為中共中央秘書長。華國鋒依照傳統形式進行了自我批評，結束了他的最高領導生涯。會上批評華國鋒之「兩個凡是」，又批評他之「洋躍進」。會議再度重申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兩個凡是」，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提出要實施「四個現代化」與「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並提出「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社會水平」的目標。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標誌著華國鋒過渡時期之終結與鄧改革開放時代之開始。這次會議上，陳雲、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陳雲被推薦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後來稱，「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
鄧設計之改革方案，首先從農村開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把原本屬於「人民公社」之土地，分給千家萬戶農民承包，農民自主生產和經營，迅速發展農村經濟，解決城鄉生活供應問題。農村改革從1979年開展，它體現於農村經濟形態之根本轉變，即由一個「指令經濟」轉化為一個以「承包製」為基礎之經濟。中國共產黨不再以階級鬥爭為政策中心，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主張中國對外開放，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提出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引進海外資金和技術，加速中國現代化；鄧支持建立經濟特區，對外開放。1979年至1980年間，中共中央創立4個經濟特區，即廣東省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以及福建省廈門市；即中央用來試行特殊經濟政策之區域，包括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試辦中外合資企業，以及發展對外貿易。作為「總設計師」，鄧曾提出設想實現中國基本現代化：「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首先解決十一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到二十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水平。」
對外方面，1978年9月，鄧訪問朝鮮，出席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建國30周年的慶祝活動。期間朝鮮方面安排鄧小平前往參觀金日成雕像，該雕像十分巨大且表面鍍金。鄧此時在國內正試圖去除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對此感到極為震驚。據報導，鄧「勃然大怒」，他私下對朝鮮人說這個雕像是他見過的最浪費的東西之一，並對金日成把中國給朝鮮的援助用在這樣的事上深感惱火。10月，繼續到日本。11月，先後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並且接受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建議，停止革命輸出，不再支持東南亞地區的共產主義游擊隊。12月16日，中美兩國正式發表建交聲明。1979年1月，鄧出訪美國期間參觀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並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等會談，就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深入進行交流。訪問期間，他試探了這些國家元首對中國進攻越南的態度。1979年2月4日，鄧回國。2月17日，在雲南、廣西邊境對越南反擊，中越戰爭爆發。中國軍隊人多勢眾，決心堅定，確實攻下五個省會，但傷亡人數遠高於越南。3月6日攻下諒山後，中國立即宣布取得勝利並開始撤軍，並在撤退過程中盡量破壞越南之基礎設施。
中越戰爭暴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諸多弊病，精簡軍隊的工作隨之進入了改革日程中。為了貫徹幹部隊伍年輕化的路線，鄧辭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並提名他原來的部下、在中越戰爭中表現上佳的楊得志繼任。1980年2月23日，鄧主持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會議決定為劉少奇恢復名譽。胡耀邦和趙紫陽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並且開始進行法制化建設。恢復中央書記處，胡耀邦就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5月17日，鄧參加劉少奇追悼會並致悼詞。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鄧、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辭去副總理職位，趙紫陽取代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1981年3月，鄧點名批判白樺寫《苦戀》，並指出「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黨中央主席。鄧親自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改革開放

鄧早在1980年就指出中國必須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改革」有分別；改革目的並非要取締現行之社會主義政體，而是要使它更趨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即外界所稱之「行政改革」。1981年6月，在鄧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此前長達18個月商議、四千餘人參加、九次大規模修改完善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確立毛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指出毛之領導以1957年為分界線：前期一貫正確；後期犯一連串「左」傾錯誤，包括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以及「錯誤發動」一場「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在這次全會上鄧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又當選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決策人和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他指出要糾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克服個人崇拜，同時正確地和充分地評價毛在中國革命中的貢獻。他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後，他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作為解決香港、澳門及台灣問題的方案。
從1982年以來，鄧致力於國內的改革。2月20日，黨中央通過老幹部的退休規定，以保證幹部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並建立「顧問委員會」來安置這些老幹部。鄧希望中央顧員委員會成員辭去（在黨和政府中）正式職務；鄧宣布中顧委只會存在十到十五年；他解釋之所以成立中顧委，是因為委員擁有過渡期所需之特殊革命經驗。鄧主持中共十二大，推動中共領導層新老交替，設立「老同志」退休顧問機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在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宣布撤銷中顧委後，中共第一代元老全部退下官位。同時開始精簡機構，裁減政府工作人員。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開，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鄧只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十二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排名第三，在總書記胡耀邦和葉劍英之後）、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1983年，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0月，鄧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並發出清污指示，於是展開一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主要由胡喬木、鄧力群和王震領導。鄧因為擔心繼續批右會導致「左」傾回潮，嚴重影響快將上馬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所以在1984年5月便結束清污運動。
對內經濟方面，經濟改革首先在農村地區展開。農業方面，在鄧和趙紫陽的經濟改革方針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包產到戶，提高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總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農民純收入也大幅提高，經濟改革初見成效。習仲勳和廣東領導班子於1979年4月17日帶著方案草稿赴北京，在最後定稿前與鄧等人作討論。廣東之方案於7月15日得到批准，成為中央第50號文件，它同意給予廣東和福建吸引外資之「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按鄧建議，這些地區稱為「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特區於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1980年5月，改稱為經濟特區。同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批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這些經濟特區相繼興建。
1984年1月24日，鄧在冬季「假期」乘專列到達廣州；他用兩周時間視察廣東和福建，包括深圳、珠海和廈門三個經濟特區，還視察中山和順德兩個珠海附近發展迅猛之縣。鄧並鼓勵特區建設，提議增加對外開放城市。對外方面，中國決定擴大對外開放地程度：擴大進口的數量及進口國範圍；改善進口產品結構，重點為技術輸入；提供外資直接進入中國設廠，改善中國生產結構以及派遣大量留學生赴西方學習科技。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之開展。
1984年，鄧小平分析和判斷當時國際戰略格局和周邊態勢的發展趨勢，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提出「反對霸權主義」、「中國不當頭」的韜光養晦對外政策。同時，指導軍隊建設思想戰略性轉變，軍隊要為經濟建設讓路，同時宣布中國軍隊將裁軍一百萬，在士兵中大力開展人才培訓，軍事工業大規模關停並由軍轉民。實行這一轉變的同時，組建了其陸軍集團軍，並通過兩山戰役（老山、者陰山）及其輪防，提高了各集團軍的戰鬥力。雖然鄧在1980年代對國防工業和軍企之調整取得一定進步，但軍企從內陸地區向沿海之轉移、克服官僚作風和提升人員水平之過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不論軍隊商業化有多少好處，把軍隊與私人利益攪在一起，也造成腐敗和貪婪之機，背離軍隊奉獻於自身使命之精神。反對這一政策的張愛萍曾說，「（軍隊）熱衷於經商，必然導致腐敗」、「無異於自毀長城」。
1986年9月3日，鄧談到政治體制改革之迫切性時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9月13日，鄧在另一次談話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之目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開之中共十三大上，鄧辭去所有黨政職務，退出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但保留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之職務；陳雲獲准取代鄧成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第一線工作則交給趙紫陽。他繼續主持並制定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第一步，在80年代，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水平。

中英香港主權移交談判

香港殖民地此前分別有兩項協議：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分別因為《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被割讓給英國；中國大陸的另外一部分被稱為新界的地方在1898年因為香港膨脹的人口而租借給英國，租期99年。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首度訪問中國，並首次向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由於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約將在少於20年屆滿，中國官方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對香港的土地契約等安排十分關鍵。鄧小平提出中國必定會在適當時候收回香港。
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人保留治權
。鄧小平則提出在收回主權和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
，並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樣政策亦適用於澳門，此政策被稱為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提出最初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但最先在解決香港回歸的有關問題方面得以應用。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1982年6月之福克蘭戰爭取得勝利後不久，於9月22日抵達北京。9月24日，她在北京與鄧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她堅持按照《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主權，但鄧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離開中國前，柴契爾夫人在英國廣播公司之採訪中說，「如果簽約一方對（現存的）條約或協議說，『我不同意，我打算違約』，那麼你也很難相信他們會尊重新的條約。」。隨後，柴契爾夫人訪問香港，並重申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所有國家都須要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皆無法進行。其後，英方提出「以主權換治權」，名義上承認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以換取英國管治香港的權利，但中方拒絕接受。1983年7月12日，中英兩國正式展開香港前途的第二輪談判，中方團長為中國副外長姚廣
，英方團長則是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香港總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員身份參加談判。雙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權問題達成共識。英方未放棄「以主權換治權」的構想，中方則堅持主權治權不可分開。
第12輪談判之後，英國外交大臣傑佛瑞·賀維飛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鄧會談兩小時。賀維外相在從北京去香港時，第一次公開承認政治上敏感之香港人早就明白之事情：「想達成一個讓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治理香港的協議是不現實的。」5月25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東大樓會見香港和澳門政協代表，並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席上，鄧小平說：「中央政府有關香港發言，我和趙紫陽的是正式的，還有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是正式的。而黃華、耿飈二人所謂不駐兵香港簡直是胡說八道」。9月26日，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和中國副外長周南正式簽署最後文件。歷經22次的香港前途談判結束。
1984年12月18日柴契爾夫人飛到北京，在次日簡短儀式上，和趙紫陽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該《聲明》中明確規定，中國將在1997年7月1日正式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確保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該香港特別行政區得以實行，香港本身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維持50年不變。1997年7月1日，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式從英國政府手中正式接管香港政權（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式從英國軍隊手中接管香港防務，與此同時，英國政府正式把其所占領的整個香港地區正式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使之成為中國的一個由中央直轄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鄧小平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最終正式得以在香港得以實施。

改革中的問題

當中國在經濟領域取得巨大成就時，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動程度加劇、各類經濟犯罪開始大量出現，鄧小平主張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在保證經濟安全的同時，大量冤假錯案開始湧現，對中國的法治建設構成破壞。
鄧小平對中國在政治領域的開放十分謹慎。鄧小平以鉄腕手法維護政權統治。關於中蘇關係、中美關係的問題，鄧小平明顯感受到來自左派及右派的壓力。隨著中國的開放，中國人開始更多地接觸西方民主人權思想，右派主張改革應該擴大到政治領域，對此他公開批評這些行動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堅持認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應繼續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並堅稱中國發展最需要的是社會穩定，「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左派則強調應當限制改革，並返回到當時的蘇聯模式。
1983年，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加強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克服自由主義。1985年5月，鄧小平提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產階級道路。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
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表了措辭嚴厲的講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1986年12月4日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講話後，爆發大規模學生示威。面對激烈學潮，鄧遂於12月30日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及李鵬等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批評他們未能平息學潮：「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鄧繼而作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指示：「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由於胡耀邦同情挑戰意識形態之「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被撤銷總書記職務。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評胡耀邦後接受他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之請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職務；政治局又將一批進行「自由化」活動之黨內知識分子開除出黨；到1月底，持續一個多月之學潮終於平息。胡耀邦意識到自己要對「態度不堅決」負責，他知道是時候遞交辭呈，胡耀邦總書記的職務由鄧另一位助手趙紫陽接任，而持經濟保守思想的李鵬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1987年4、5月間，當鄧覺察到黨內「保守」勢力企圖利用反資運動來攻擊整條改革開放路線時，他便公開表示「搞四個現代化……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鄧隨後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表示「左是主要危險」，堅持繼續改革。鄧再次當機立斷結束反資運動，阻止「左」傾回潮；從5月開始，改革開放之言論又高唱入雲。
1988年，鄧之經濟顧問警告說，物價改革時機不對，因為在通貨膨脹壓力下，很多商品已供不應求。1988年官方之零售價格指數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之零售價格指數則較去年上漲26%。而1988年底政府之經濟整頓計劃並未收到實效。嚴重通貨膨脹引起中國社會對「官倒」等腐敗行為之廣泛憤怒，鄧之子女被認為是最臭名昭著的「官倒」之一。

八九民運及六四天安門事件

1989年春天，中國出現社會動盪。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學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別向人大代表及總理李鵬提出政治理想和要求，學潮再起，並迅速蔓延到西安、長沙等大城市。4月16日，大約800名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廣場中央之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獻花圈；警察並未干預從大學前來悼念者。4月19日晚、20日凌晨，數百名學生喊著口號、唱著國際歌，衝擊中南海新華門，並打傷警衛戰士，當時圍觀者近萬人。這便是當年的「四二零」事件。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會舉行，趙紫陽、鄧小平、楊尚昆等全體中國高層領導人出席。運動遂向社會蔓延，形勢急轉直下。
4月24日，即在趙紫陽出訪朝鮮之次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學運定性為「動亂」。4月26日，《人民日報》根據這個決定之精神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之社論。然而令鄧失望，結果適得其反，學生領袖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愈發堅定，並且動員更多學生加入他們行列。據稱將這次風波定性為動亂是鄧的決定，也有人認為鄧受到當時向他報告事件動態的高層領導人（指總理李鵬等中央領導和陳希同等北京市領導）的影響。5月13日，數千北京學生藉蘇聯改革派領袖戈巴契夫快將訪華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藉此行動向中央施壓，以爭取成立壓力團體；儘管趙紫陽勸說學生必須克制，以免破壞中蘇高峰會議之進行，學生情緒卻轉趨激烈，並否定所有妥協之主張。由於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學生和官方的失敗互動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5月15日，戈巴契夫抵達北京；5月16日，趙紫陽與戈巴契夫會晤時公開表示：「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5月17日，北京爆發百多萬人上街聲援絕食之大遊行，不少人將矛頭直指鄧。在鄧的首肯下，中共中央決定以武力鎮壓。6月3日下午喬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清場之最後方案；楊尚昆把方案交給鄧，立刻得到批准；即使開始使用真槍實彈，以致命武器對付同胞，部隊仍然用大約4個小時，才走完從木樨地到天安門十約4英哩路程，即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鄧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之「十六字方針」，帶領中共渡過難關。
6月9日，鄧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指出「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鄧稱：「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據悉，正當鄧考慮由誰來接替趙紫陽時，李先念和陳雲一再向鄧推薦上海市領導人江澤民，說江是堅持「兩個基本點」之好幹部，力主調到中央；鄧很快接納二人建議。6月23至24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議決撤銷趙紫陽所有職務；選舉江澤民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7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懲治腐敗，從國務院所屬公司做起，堅決制止高幹子女經商。
由於趙紫陽同情「六四民運」，結果被撤銷總書記職務。六四事件導致鄧小平的另一個接班人趙紫陽（以及據說是原定接任趙紫陽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下台，趙此後一直被軟禁，直至2005年去世。鄧決定不在現有的北京高層中選擇一名接班人，而是從上海召來當時的市委書記江澤民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從此江澤民被確認為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5月31日，鄧對新的中央領導班子做了政治交代：「第一，要改換領導層。新的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無寧日。」、「第二，要扎紮實實地做幾件事情，體現出我們是真正反對腐敗，不是假的。」、「對腐敗的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這個關我們必須過，要兌現。」、「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不久鄧小平又將年輕的胡錦濤提升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錦濤常被認為是鄧為江澤民安排的繼任者。
1989年9月4日，鄧請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9月16日，鄧在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時談到：「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11月8日，鄧在十三屆五中全會上宣布退休。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1990年3月19日，鄧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但他仍是中共精神領袖。

去世與追悼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去世，終年92歲。鄧小平逝世，中國遂進入後鄧小平時代。2月20日，依據聯合國1947年旗典，按例，聯合國總部降半旗、聯合國大會默哀。3月2日，遵遺囑，骨灰撒入大海。其角膜亦捐出，他的殯車為雙尾門的豐田Coaster。此後，中國大陸進入後鄧小平時代，但他的影響力仍繼續存在著。
1997年9月，中共召開「十五大」，該會肯定鄧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將「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明確寫進黨章。

評價

鄧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23日會見義大利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時的兩次談話中，曾對自己評價道：「我自己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但有一點可以講，我一生問心無愧。你一定要記下我的話，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說，也是好心犯的錯誤。不犯錯誤的人，沒有。」
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談話稱：「你問我覺得最高興的是什麼？最痛苦的是什麼？在我一生中，最高興的是解放戰爭的三年。那時我們的裝備很差，卻都在打勝仗，這些勝利是在以弱對強、以少對多的情況下取得的。建國以後，成功的地方我都高興。有些失誤，我也有責任，因為我不是下級幹部，而是領導幹部，從一九五六年起我就當總書記。那時候我們中國掛七個人的像，我算是一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對的有我的份，搞錯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時候的失誤都歸於毛主席。至於「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即使在那個處境，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前幾年外國朋友問我為什麼能度過那個時期，我說沒有別的，就是樂觀主義。所以，我現在身體還可以。如果天天發愁，日子怎麼過？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出來工作，從一九七七年到現在是七年，我相信沒有犯大錯誤。但究竟怎樣，讓歷史去評價吧！」
鄧個性很強，不喜歡空談，喜歡快刀斬亂麻，是一個作風強硬務實、急於抓出成效來之強人，故有「鋼鐵公司」之稱；此外，他還是個意志堅定不移、老是按照自己一套想法去幹；葉劍英曾評論鄧：「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一個人打天下，不撞南牆是不會回頭的。」
若說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群眾運動方式辦事之一人專政之極權時代，那麼鄧小平時代可說是一個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社會走向開放但仍須堅持共產黨領導之專制時代。

正面評價

對鄧小平之正面評價，是他執政後倡導改革開放政策，改變中國長期對外封閉，走向世界，大幅度改善中國國民生活，提高中國國際影響力，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現代中國崛起貢獻卓越。
1997年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會：
「鄧小平同志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評價鄧小平：「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是比較起來，他比較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評價鄧小平說：「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又説：「為什麼小平同志在講到警惕右時，特別指出主要是防止『左』呢？這一點很重要，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這是因為在黨的歷史上『左』的錯誤泛濫的時間很長，影響很深。在建設和改革中要開闢新的道路，要改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時，阻力常常主要是來自『左』的方面。由於『左』的東西往往帶著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給人們以迷惑作用，這就更需要提醒我們的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左』的干擾。」中共中央前領導人薄一波在鄧小平去世後寫下輓聯評價他：「一人千古；千古一人」，並親自闡釋對聯的深刻含義：「一人千古，表達了我對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對他的評價，是說他成就大業、功勳至偉。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凡建非常之業，必賴非常之人；而壯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
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評價鄧時說：「鄧小平無疑是個智勇雙全的人，我將他視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可以和鄧小平這樣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進行中美建交的談判。」鄧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自信，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美國總統喬治·布希評價鄧時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巨變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鄧小平，鄧小平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此外，第四任聯合國秘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里辛斯基等人也稱讚鄧小平的國內政策和國際關係。
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是鄧小平結交的眾多外國友人中的一位。他說：「鄧小平對整個世界最大貢獻就在於，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國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發展；而中國又能夠因此向整個世界作出何等的貢獻。」對於「一國兩制」成功解決香港問題，他說：「這無論對中國、英國、香港本身，還是對世界都是最圓滿的結果。」
2011年，美國《商業內幕》網站評出的「20世紀最成功的獨裁者」中鄧小平排名第八位，並指出在他統治時期中國的教育和經濟相繼改革，而且他讓落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轉型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負面評價

批評者稱，在鄧小平和彭真控制的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織下，大量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被構陷下獄，造成了許多冤案。
鄧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和處理方式至今仍存在許多爭議。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提到，一些幹部認為，六四事件時，鄧採取強硬措施是中國人民得以維護國家團結之唯一選擇；香港媒體人林行止認為這是他一生中的污點和晚年的遺憾。

鄧小平理論

鄧的主要主張和理論被中國官方稱為鄧小平理論，基本上都以講話和談話的方式收錄在三本《鄧小平文選》裡。鄧小平理論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在黨章中把鄧小平理論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作為「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理論是中國大陸地區大學（包括自考）、研究生考試的必修必考科目。
改革開放並非由鄧啟動，它是鄧上台之前在華國鋒之領導下起步。鄧也不是手持偉大藍圖、主宰著變革之設計師；事實上，變革時代並沒有清晰、完整、現成之設計。不如說，鄧是全面領導轉型過程之總經理，梳理和總結各種想法，展示給團隊和群眾所能接受之步調和方式；鄧穩定領導最高層，使人們保持信心經歷巨變；鄧選拔和指導團隊，齊心協力開創並落實各項改革。鄧解決難題，努力找出有利於國內外相關各方之解決方案；鄧加強統治，保持控制中國人努力適應迅速變化之新環境。
毛澤東加強中央集權制，將其深入擴展至全國；鄧則將統治結構拉回來，沒有制定地方必須遵守之嚴密規章制度，而是建立由上級選拔領導班子，授予他們獨立性，只要工作能使經濟快速增長即可。毛去世後，鄧大膽取消「階級出身好」選拔幹部之標準，嚴格依照用入學考試來衡量之辦法；根據鄧在1977年採取之新路線，很多「階級出身不好」之家庭之子女得以通過考試進入好大學並當上幹部。不過，一個人一旦成為幹部，升遷便不再需要通過進一步考試，而是根據工作表現；鄧之接班人也沿用制度。鄧確實鼓勵推廣普通話教學，使各地居民能夠與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國家文化之成長並不是由計劃所致，更多來自城市之新機會和城市生活對眾多農村青年之吸引力。鄧時代開始之開放性流動，與毛為社會設置重重障礙相比，對社會結構產生更加深遠之革命性影響；從以農村為主向以城市為主之社會之過渡以及傳播共同之國家文化，是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統一以來發生之最根本之社會變化之一。
鄧很清楚，如果幹部過於嚴格執行法規，中國經濟將難以起飛；他一向更加關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辦事；他認為一定之腐敗難以避免，正如他說：「窗子打開了，難免會有蒼蠅和蚊子飛進來。」鄧需要敢闖敢幹之幹部，他願意承擔蒼蠅飛進來之代價；鄧某些子女受到過利用個人關係為自己牟利之指控，但沒有證據表明鄧為自己或家人斂財。
鄧給接班人留下體制，沒有對公私利益作出嚴格區分；由於司法不獨立，民眾往往不願意冒險挑戰向個人撈好處之當權者；對於因建新項目而被迫搬遷之居民，中國所提供之保護極差，開發商能夠聯合政府官員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對搬遷戶或原土地使用者之補償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地方政府和建築商勾結未必不當，它可以使企業迅速開工，從而能夠更快為當地居民就業。
鄧認為，領土糾紛應當先放到一邊，讓更聰明之後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決；他所理解之大局是，不要對邊界糾紛過於激動，重要是和其他國家搞好關係；鄧相信，與鄰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和平發展，符合中國之利益。1974年，作為首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之中國領導人，鄧說，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壓迫和剝削其他國家，全世界——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可以把中國視為「社會主義帝國」，與中國人民一道推翻它之政府；1991年8月，王震給黨中央發電報，提出中國應當表示支持亞納耶夫之政變，鄧回答：「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鄧小平主張全黨全國工作重點要堅定不移地轉移到經濟建設上，要求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主張，中國依然處在，而且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不是任何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必經階段，而是中國特有的。中國共產黨的職責是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把這種社會主義叫做「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為堅持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有觀點以為，這種新解釋降低、乃至消解在經濟問題決策中意識形態的重要，而更注重政策實際效用。
鄧小平的改革還包括由政府對宏觀經濟主導和調控，其經濟改革措施也最早在農村施行。在中國農村大部分地區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進行農業生產，提高農民積極性。政府也鼓勵農村工業化，很多鄉鎮開始進行輕工業生產。投資重工業資本主要來自銀行體系，而銀行資金來源則是儲蓄。鄧小平改革項目中首先就確保利潤只能通過稅收或銀行再分配；因此，國有企業利潤再分配是間接的，也保證這些企業多少脫離政府介入，保持了自身活力。同時鄧小平重視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以科技帶動產業改革。
鄧小平還主導打破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閉關鎖國」狀態，主張對外開放。此舉擯棄了毛澤東自給自足的經濟政策。中國通過加大對外貿易加快現代化步伐。中國經濟可以被認為是出口導向。另一方面，中國也從日本和西方國家購買了大量機器。鄧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經濟特區，吸引外商投資。通過吸收國外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中國加快了自身經濟發展速度。

父母

父親鄧紹昌，字文明，生於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曾在成都法政學校讀書，家裡有一點田。在廣安縣協興場袍哥會當過「三爺」，後來升為「掌旗大爺」。是村裡秘密社團哥老會之首領，大多數時間都在協興鎮和縣城度過。曾任廣安縣團練局長、鄉長等。1914年當上縣警察局局長，在協興鎮開過一家小飯館。最富有時，擁有近40畝地和幾個幫他幹農活及養蠶之長工。由於賭博輸錢，賣掉一些田地，幾陷破產，逃到外地。鄧紹昌先後娶了四任妻子，共生育四男五女，成年四男三女。
第一任妻子張氏。無後而死。 
第二任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長女鄧先烈，長子鄧先聖（即鄧小平），次子鄧先修（即鄧墾），三子鄧先治（即鄧蜀平），次女鄧先珍（十歲時病死）。 據鄧榕說，鄧母親十分疼愛鄧；鄧後來也回憶說，非常敬重母親，父親不在家時母親總是悉心照料著家務。
第三任妻子蕭氏，生一男：四子鄧先清。生下一子後不久就死。
第四任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女兒，生三個女兒：三女鄧先芙，四女鄧先蓉（十多歲時病死），五女鄧先群。

婚姻

鄧小平一生結婚3次，首任妻子張錫媛（1907年10月28日－1930年1月）於1930年不幸難產早逝。1931年，與第二任妻子金維映（1904年8月16日－1941年）結婚，1933年離異，後嫁與李維漢（1896年6月2日－1984年8月11日），1941年死於莫斯科。鄧小平與第三任妻子卓琳（1916年4月6日－2009年7月29日）1939年在延安邂逅成婚，育有五名子女。

愛好

鄧原本喜歡打撞球，1959年打撞球被地毯絆倒後骨折，改打橋牌，打牌時雖然不愛賭錢，但是非常守規矩，輸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樣鑽桌子。世界著名的橋牌冠軍楊小燕說：「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鄧是一個偉人。他的打牌技術是又穩又精。」聶衛平曾透露，鄧常在人民大會堂的118廳一起打橋牌，鄧經常跟丁關根為搭檔，聶衛平經常跟胡耀邦、萬里為搭檔。此外，鄧愛抽菸，其煙為「熊貓」牌香菸，由上海捲菸廠特製，以味道淡著稱。「熊貓」牌香菸因為鄧的緣故，價格異常昂貴。晚年的時候鄧把香菸戒掉了。
鄧亦是一位資深的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訪時表示鄧最愛的是孩子和足球。早在青年時期，他曾在法國勤工儉學，花費吃飯的錢去購買球票。鄧亦有要求工作人員錄製重要的足球比賽，供他在業餘時間欣賞。1979年，鄧提出了「足球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並改組中國足協，提出「衝出亞洲」的目標。1977年7月30日，鄧第三次復出後，突然在舉行國際足球邀請賽的北京工人體育場中出現，現場八萬名球迷在賽前起身為其鼓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