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迪

家族的發跡

甘迺迪的曾祖父是愛爾蘭韋克斯福德郡人，1848年逃荒，移民到了美國麻省的波士頓。祖父生於1862年，他在波士頓開了一家酒吧，兼營銀行業，還參與當地的政治活動，當過麻省的議員。
父親老約瑟夫·P·甘迺迪於1888年生於波士頓，1912年在哈佛大學畢業，後從事銀行業。1914年在波士頓東區哥倫比亞信託銀行當總經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伯明罕造船公司下屬的一個分廠任副總經理。
一戰結束後投資股票賺了大錢，成為百萬富翁。後到好萊塢經營電影製片業。1930年回到波士頓。1932年美國總統選舉時，他支持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934年他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為新成立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1937年又主持海事委員會，不久後出任美國駐英國大使。他對阿道夫·希特勒在歐洲的暴行雖然表示過不滿，但極力反對美國與納粹德國作戰。1940年11月，在一片反對聲中辭去大使職務。
1960年美國《財星》雜誌把甘迺迪家族列為美國第十二大富裕家族，估計擁有資產2~4億美元。

早年生活

1917年5月29日，約翰·甘迺迪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布魯克萊恩比爾街83號的寓所。父親老約瑟夫·P·甘迺迪和母親羅斯·菲茨傑拉德·甘迺迪於1914年10月結婚，共育有子女九人，四男五女，甘迺迪是次子。
甘迺迪的一生都在與各種疾病做著鬥爭。在三歲生日前三天，他患上了惡性猩紅熱。1930年秋天開始，他患上了一種無法確診的疾病，後來確診為愛迪生氏病。這種疾病使得他的內分泌發生紊亂，免疫力降低。由於擔心自己的健康問題影響到政治前途，所以一直以來，甘迺迪都在嚴格保密著自己的醫療史，甚至在他遇刺之後也不為人知。他一直以類固醇類藥物來抵禦愛迪生氏症帶來的身體虛弱的影響，並依賴大量的鎮靜劑、止痛藥、睪丸素、抗生素和安眠藥等來對付其他併發症。但另一方面，他的健康問題卻一直是公眾和媒體關注的話題之一。
甘迺迪在他五歲的時候進入愛德華奉獻學校學習，1922－1924年期間，他在那裡學習幼兒園到三年級的課程。1924年，七歲的甘迺迪和他九歲的哥哥小約瑟夫·P·甘迺迪被送入德克斯特學校學習。後來甘迺迪又被送到位於康乃狄克州瓦林福德的喬特學校繼續學習、生活。1935年秋季，他請求插班學習普林斯頓大學的課程，但是遭到了該學校的拒絕。後來，他的父親經過努力，安排他於11月初入學。由於疾病纏身，他只堅持到12月就中斷了學習。1936年7月，甘迺迪申請進入哈佛大學學習並被順利錄取。
在哈佛大學學習期間，他曾兩度到歐洲訪問。1937年夏季，他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在法國和英國旅行。探詢羅斯福政府新政下的美國的發展和歐洲的發展的情況、納粹德國與法西斯義大利是否使人們擔憂會再次爆發歐洲戰爭等問題。1939年春季，他再次訪問了倫敦和羅馬等地，並從教宗庇護十二世那裡領受了聖餐。在這兩次訪問的間隙，他還於1938年7月大學二年級畢業後到達倫敦，利用暑假時間在美國大使館工作，並於假期結束後返回美國，參加哈佛大學三年級課程的學習。
甘迺迪的歐洲之行和課程學習的主要成果，是一篇論述英國綏靖根源的大學四年級優等生論文。他花費了兩個月的時間寫成了論文，《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阿瑟·克羅克幫助他進行了風格方面的修改，並根據英國前首相溫斯頓·邱吉爾的作品《英國沉睡的時候》推薦了一個標題：《英國為什麼沉睡》。甘迺迪寫成這篇論文之後，他的父親鼓勵他出版成書，之後這本書在美國和英國都得到了好評，銷量龐大。1940年6月他以優異的成績從哈佛大學畢業，並獲得了國際關係榮譽學位。
1940年9月，甘迺迪到史丹福大學商學院學習。以便在加利福尼亞州恢復身體健康。他的研究生課程（只學了一個學期，到1940年12月）理應為商務和國際金融，但他仍然對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十分感興趣。健康問題再次導致他於1941年初回到美國東部，忙於找人撰寫他父親的回憶錄。甘迺迪曾考慮申請進入耶魯大學法學院學習，但他後來因陪同家人到南美洲旅行而放棄了這一打算。他遊覽了阿根廷、巴西、智利並且在烏拉圭、秘魯、厄瓜多、哥倫比亞和巴拿馬做了短暫停留。

軍旅生涯

1940年秋季，甘迺迪成為第一批被選定加入美國陸軍的青年。由於他被史丹福大學錄取學習1940－1941年的課程，因此他要到學年結束的時候才會被徵召。但在1941年春季，他在體檢時未能被陸軍、海軍的軍官預備役學校錄取，這中間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背部、結腸和腹部的疾病問題。後來通過美國海軍情報室（ONI）的上校柯爾克的幫助，甘迺迪於1941年10月以海軍少尉的身份到海軍情報室外國情報處工作，成為一名情報資料傳遞人員，他的工作是核對並總結來自國外情報站的報告，用於海軍情報室的資料彙編。由於12月7日日本偷襲了珍珠港（即珍珠港事件），甘迺迪所在的部門開始24小時不間斷地工作，他的班次是夜班，從每日22:00到次日7:00，而且沒有休息日。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裏，他結識了櫻佳·阿瓦德，並開始了一段戀情。但後來有情報顯示，作為《先驅晨報》記者的櫻佳，在納粹德國的一次新聞活動中獲得了可以接觸到德國高層，包括希特勒的的特權，所以櫻佳被懷疑是納粹間諜。當櫻佳與甘迺迪的關係被披露後，甘迺迪被海軍從情報局調往位於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海軍造船廠從事文職工作。後來，他與櫻佳的曖昧關係結束了，但仍保持了三年的通信和友情關係。
1942年7月海軍批准了甘迺迪的出海請求，安排他到芝加哥西北大學一個分部的海軍學校學習。甘迺迪的願望是要指揮一艘魚雷艇（即PT艇）。這一願望在1943年1月得以實現。他離開訓練工作，受命帶著4艘船前往佛羅里達州的傑克遜維爾，並在那裡得到了新的任務，被安排到巴拿馬運河執行巡邏任務，由於他不願意「在戰爭結束前陷在巴拿馬」，便請求調到南太平洋。1943年3月，他踏上了前往美國和日本正在激烈交戰的索羅門群島的征程。成為PT-109艇的艇長。6月，甘迺迪的船被派往新喬治亞東南的拉塞爾群島，7月被派往位於戰區中部的新喬治亞西部的隆巴里島。8月1日，他的船前往布萊克特海峽參與攔截一個躲過美國驅逐艦攔截的日本船隊。
1943年8月2日，甘迺迪的船參加了攔截一個日本船隊的夜間攻擊任務。在戰鬥中，他的PT-109艇被日本驅逐艦天霧號撞成兩截後沉沒，船上兩人喪生，十一人落水，包括甘迺迪在內的六人抓住了漂在水面上的船殼，並將另外五名倖存者領回到漂浮的魚雷艇殘骸處。船上的工程師嚴重燒傷，因此甘迺迪不得不拽著他以抵禦強勁的水流。當日14:00，在漂浮了九個小時之後，魚雷艇殘骸開始下沉，甘迺迪用牙咬著受傷艇員的救生衣帶子，在經過5個小時之後終於游到了一塊60多米寬的小島上。由於該島位於弗格森水道南部，是魚雷艇的常用通道，因此，甘迺迪決定立即出發，以便打信號攔截船隻等待救援。當時他已經36個小時沒有休息。由於沒有與任何船隻相遇，他只能游回小島。8月4日，甘迺迪與其他艇員一起游到附近的歐拉薩納島。8月5日，他與另外一名軍官游到克羅斯島。8月6日，艇員們被兩名當地島民發現，甘迺迪在椰殼上刻了一段話：「當地人知道位置，可以引路，十一人活著，需要小船。甘迺迪。」 托島民帶到魚雷艇基地所在地倫多瓦島。8月7日，島民帶回一封紐西蘭步兵中尉的回信，信中說：「我強烈建議你們跟這些當地人到我們這裡來，同時，我將用電台聯繫你們在倫多瓦島的上級，然後著手設法如何去接你們剩下的艇員。」8月8日，甘迺迪到達紐西蘭人的駐地。在經歷了七天艱苦逃生後，所有艇員在不到24小時裡都被送到了倫多瓦島接受治療。甘迺迪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出的勇氣和決心使他成為了各大報紙的頭條新聞人物，並先後獲頒二戰紫心勳章、亞洲-太平洋戰爭獎章、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獎章、海軍及海軍陸戰隊勳章等諸多獎章。後由於身體方面的原因，他於1944年初回到美國就醫，其間在邁阿密魚雷艇基地當教官。1945年3月1日，他的名字上了美國海軍退役人員名單，僅僅幾個月之後，日本就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2002年5月一個由國家地理學會組織的探險隊在索羅門群島附近海域找到了疑似是PT-109艇的殘骸。

初入政壇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甘迺迪進入美國政壇。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哥哥小約瑟夫·甘迺迪在英國戰場上執行任務時不幸犧牲，而他哥哥是全家寄予厚望、將來要培養成美國總統的人選；這樣一來，家人都將維護家族名聲的重任寄托在了甘迺迪的身上。1946年，他參加了眾議院選舉。在那一年的選舉當中，民主黨的形勢不容樂觀，自1930年以來首次失去了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權。但甘迺迪的表現卻依然不錯，由於麻薩諸塞州的國會眾議員詹姆士·柯利將出任波士頓市長，在國會中留出了一個空缺，經過努力，甘迺迪在競選中獲得了勝利。

1947－1952年，眾議員

1947年1月，甘迺迪到華府上任。當時恰逢民主黨經濟狀況發生重大變化、全國上下開始擔心共產主義威脅的時候，而且哈瑞·杜魯門總統當時也受到了猛烈的抨擊。
在眾議院，他反對塔夫托-哈特利勞工法（即哈特利提案），發起國家退伍軍人住房會議。1948年及1950年他再次當選眾議員。此間，他提出過低房租公共住房和援助公私立學校的議案，建議削減對非洲和近東地區的浪費性援助。

1952－1960年，參議員

1952年他以「甘迺迪將為麻薩諸塞做的更多」（Kennedy Will Do More For Massachusetts）為口號參加了參議院席位的競選，並戰勝了勢頭強勁的對手亨利·洛奇贏得了一個麻薩諸塞州參議員席位，在總計2,353,231票中領先洛奇70,737票，兩人的得票率為51.5%：48.5%。
在成功當選參議員後，甘迺迪的首要考慮是要建立一個辦公室，以滿足他為之服務的麻薩諸塞州的需要。而甘迺迪將進入參議院視為他獲得更高權力的一個跳板是個不爭的事實。1955年9月，在德懷特·艾森豪總統心臟病發作，傳言他不可能競選連任的情況下，甘迺迪計劃獲得1956年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並成為他擔任8年副總統的前奏，然後是1964年競選入主白宮，而到那時，他剛剛47歲。但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田納西州的參議員埃斯蒂斯·基福弗獲得了副總統候選人的黨內提名。競爭提名失敗後，甘迺迪於1956年－1957年間制訂了一項戰略，以照顧到民主黨在民權問題上的各個派別，在1956年，圍繞陪審團庭審修正案（Jury Trial Amendment）的爭論引起了相當的關注，而甘迺迪投票表示支持陪審團庭審。
1953年9月12日，甘迺迪與賈桂琳·李·鮑維爾在羅德島州結婚，他們的結合被描寫為「年度名人婚姻」。從1953年7月開始，他的背部疾病開始嚴重，在1954年4月進行的一次X光檢查中顯示，他的第五節腰椎已經斷裂。10月21日，他做了一個長達3個多小時的手術，將一個金屬盤插進了腰椎以固定脊椎骨，但由於插入的金屬盤被感染，1955年2月又一次手術將它取出。甘迺迪一直休養到當年5月才返回參議院。在這段時間及其後的近兩年時間裡，甘迺迪數次面臨生命危險，曾先後四次接受了天主教的臨終禱告。1956年他發表了一篇有關自己脊背外科手術的文章《我的病中體會》（What My Illness Taught Me），最後定名為《當仁不讓》，書中講述了美國歷史上8位著名參議員的職業生涯，該書出版後成為全美暢銷書，並在1957年獲頒普利茲傳記文學獎，但一直有觀點認為該書為他人代寫。

甘迺迪家族對麥卡錫主義的支持

自從1950年之後，約瑟夫·雷芒德·麥卡錫與甘迺迪家族的交往日漸頻繁，麥卡錫在成為參議院的焦點人物之前就與甘迺迪的父親老約瑟夫·派屈克·甘迺迪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老約瑟夫·派屈克·甘迺迪曾花費數千美元的資金支持麥卡錫，並在後來成為了他主要的支持者之一。20世紀40年代之後，老約瑟夫·派屈克·甘迺迪常常在自己位於海厄尼斯港的別墅裡與麥卡錫共渡周末。而且麥卡錫曾經追求過甘迺迪的四妹帕特·甘迺迪。在1952年的參議院競選當中，老約瑟夫·派屈克·甘迺迪與麥卡錫達成了一筆交易：麥卡錫在麻薩諸塞州的投票中支持民主黨候選人，而約翰·甘迺迪則不會在國會關於譴責麥卡錫主義的表決時投票支持該決議。1953年，甘迺迪的父親又要求麥卡錫聘請約翰·甘迺迪的弟弟羅伯特·弗朗西斯·甘迺迪為自己的高級職員。1954年9月，在經過了9天的聽證之後，國會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建議「譴責」麥卡錫破壞參議院規則。當年12月2日，參議院以67:22的表決結果通過了這一譴責。而在民主黨中，惟一一個沒有投票反對麥卡錫的（更確切地說，沒有就此問題投票的）是約翰·甘迺迪。1960年，他在一次為自己的辯解中說：「我從來沒有說過我是個十全十美的人。我見過大多數人犯過的錯誤。麥卡錫的事情？我當時處於一種非常尷尬的處境。我的弟弟在為麥卡錫工作。」但甘迺迪後來十分後悔自己的決定，因為他沒有同民主黨夥伴和參議院的大多數人一起譴責麥卡錫的這一不光彩行為成了此後一個政治遺留問題。事實上，在1954年7月，在陸軍聽證會結束的時候，即參議院第一次考慮公開譴責麥卡錫的時候，甘迺迪起草了一份支持譴責的演講但因為入院未能成行。

1960年總統大選

甘迺迪相信，由於他的年輕、天主教的信仰、來自民主黨內領導人的有限支持以及自己身體方面的疑問，都表明他無法在1960年有把握地競選總統。事實上，甘迺迪覺得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能力的表現。雖然在美國歷史上曾有一小批候選人在不到50歲入主白宮，但還沒有誰在43歲就登上總統寶座。在威廉·麥金萊總統遇刺後，時年42歲的狄奧多·羅斯福繼任了總統職務，但他在1904年競選連任的時候已經46歲了。更重要的是，歷史上只有一位天主教徒競選過總統——1928年的阿爾·史密斯，並且他慘敗在赫伯特·胡佛的手下。
儘管如此，甘迺迪仍宣布他有意在1960年大選中競選美國總統。
甘迺迪在麻薩諸塞州成功連任參議員以及自1956年民主黨代表大會以來在全國範圍內越來越大的知名度，使他成了許多人心目中1960年總統競選的有吸引力的候選人。他的活力被看作是應對蘇聯挑戰、經濟蕭條、種族隔離和「雜亂無章的美國生活」的優勢。1957年，全美各地邀請他進行演講的邀請函多達2500多份，而他同意在47個州做144場演說，平均兩天一場。1958年初，他每星期收到的此類邀請函平均達100份。民主黨在48個州的領導人大都表示甘迺迪是個很有可能參加競選的人物。1956年民主黨代表大會的1220名代表中有409人支持甘迺迪參加1960年總統競選。在對甘迺迪有所認識的所有潛在選民裡，有64%的人相信他具有當總統的背景和經驗。
儘管甘迺迪取得了廣泛的支持，但畢竟他太年輕，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在總統候選人提名問題上將他排在第四位，列在林登·詹森、阿德萊·史蒂文森和密蘇里州參議員斯圖爾特·塞明頓之後。傾向於讓他競選副總統。甘迺迪並沒有接受這一建議，他曾說過：「我沒有興趣競爭副總統，我的興趣是競選總統。如果我要當選總統，我就會在1960年成功。如果我這次不成功，那麼我可能要等上8年時間，那時會出現一些新的面孔，而我就會靠邊站。」
為了抵抗阻礙他的勢力，甘迺迪在一開始便公開否認自己是個候選人。在民主黨進行的初選中，他面臨的主要挑戰來自明尼蘇達州的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和德克薩斯州參議員林登·詹森。到1959年秋季，儘管甘迺迪還沒有宣布參加競選，但他已經啟動了緊張而疲憊的日程安排，奔波於全國各地，在形形色色的場合向規模不等的人群發表演講。提高甘迺迪的支持率是贏得勝利的關鍵，為此，他的弟弟羅伯特·甘迺迪放棄了在參議院的工作，擔任了競選運動的經理。並立刻於1959年10月底在海厄尼斯港別墅里召開了17位主要人員參加的會議。
1960年1月2日，星期六，甘迺迪在參議院秘密會議廳裡向300名支持者正式宣布競選總統。4月5日，在威斯康星州的初選中，甘迺迪獲得了56.5%、總計476 024張選票，為該州57年來候選人在初選中獲得的最多票數。而且甘迺迪在10個地區中贏得了6個地區的多數票，從而贏得了該州60%的大會代表。5月10日，甘迺迪在西維吉尼亞州取得了60.8%:39.2%的壓倒性勝利，戰勝了休伯特·漢弗萊，此後10天內，甘迺迪又在馬里蘭州以70%:17%擊敗了韋恩·莫爾斯，在俄勒岡州同樣以51%:32%取勝。到此時，甘迺迪已經是第七次大獲全勝，打通了總統候選人提名的道路。但形式並不就此一片樂觀。林登·詹森於6月5日宣布參加總統競選，並就麥卡錫問題等話題公開抨擊甘迺迪。7月13日，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甘迺迪獲得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儘管林登·詹森在這之前對他進行過中傷，但甘迺迪仍然邀請他加入競選隊伍，成為副總統候選人。
甘迺迪的天主教徒身份一直被認為是能否公正履行總統職務的一大疑問。就這一問題，甘迺迪於1960年9月12日，在德克薩斯州休斯敦對一群新教牧師進行的一次公開演說中作出了明確答覆：「我不是天主教的總統候選人，我是民主黨的候選人，只是恰好還是個天主教徒。在公共事務上我不是代表我的教派——教派也不代表我。」（I am not Catholic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I am the Democratic Party's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who happen also to be a Catholic. I do not speak for my Church on public matters—and the Church does not speak for me.）在這次演說中，他還強調，相比於宗教信仰，1960年的大選中還有很多更加關鍵的問題。因為戰爭、飢餓、愚昧和絕望是沒有宗教界限的，並且懇求用宗教的寬容心服務於國家的安康。這次演說暫時抑制住了圍繞宗教問題的喧囂聲。

電視辯論

1960年9月26日晚，在芝加哥的CBS演播室裡，甘迺迪與自己的競選對手，已經在艾森豪內閣中當了8年副總統、與赫魯雪夫進行過廚房辯論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時任副總統理察·尼克森面對大約7000萬電視觀眾（占當時全國成人人口的大約三分之二）進行了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的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在電視辯論中，甘迺迪通過向美國民眾直接宣講自己的開場白獲得了初期優勢。尼克森則利用介紹和總結的機會突出自己和甘迺迪的不同之處。甘迺迪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打算應對國家最大問題的領導人，尼克森給選民的印象則是試圖在一個政敵面前占據上風的人物。尼克森的語言很有節制，但相比於甘迺迪卻缺乏政治家應有的風度，進一步強化了許多人對他在過去競選眾議員、參議員和副總統時留下的負面印象。大多數通過收音機收聽辯論的民眾認為尼克森在辯論中占據了上風，但事實恰好相反，所有現場和電視機前的觀眾都看得出來，甘迺迪占據了上風，他看上去更加輕鬆，更有自制力。而鏡頭前的尼克森卻顯出害怕的樣子，臉色陰沉憔悴，臉上的剃鬚粉被汗水衝出隱約的溝痕。在淺灰色的舞台背景燈光下，身穿淺灰色西服的尼克森淡化成了一個模糊的人影，而甘迺迪的深色西服卻在光線反差中顯得十分歡快。此後，甘迺迪和尼克森又進行了三次電視辯論。電視這種新的媒體在政治中首次成為了重要的宣傳工具，成為了一座里程碑。

就職演說

甘迺迪於1961年1月20日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他在就職演說中對國際事務給予了極大關注。他呼籲美國民眾承擔起更多的義務，做出更大的犧牲。甘迺迪的就職演說與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第一次就職演說被並稱為20世紀最令人難忘的兩次美國總統就職演說，共計1355個單詞的演說成為激勵型語言和呼籲公民義務的典範之作。
甘迺迪從當選之後就開始考慮就職演說，他不想在演說中偏激地指責當前事務，也不喜歡重新闡述有關於冷戰的陳詞濫調、論述一些有可能加劇美蘇緊張關係的有關共產主義威脅的問題。他希望用詞可以激起和平的希望，確定一個新時代的樂觀基調。
雖然有來自社會各界的建議和許多記者、好友、作家、陌生人提供的草稿和眾多的資料，最終的講稿卻是由甘迺迪親自撰寫的。他想使講稿能夠流暢地表達自己的意圖，顯然他達到了這一目的。
「我要讓每一個國家，無論他們對我們抱著善意還是敵意，我們將付出所有代價、擔負所有責任、面對所有艱難、支持所有朋友，對抗所有敵人，來確保自由的生存與成功。……在漫長的世界歷史中，只有少數世代有幸擔負起在最危急關頭時捍衛自由的使命。我對這樣的責任毫無畏懼，當仁不讓。我不相信我們其中任何人願意與其他民族或其他世代交換處我們目前所處的地位。我們所付出的精力、信仰和忠誠將照亮我們的國家及為國效勞的人民，而它所發出的光芒也能真正照亮全世界。」
在演說中，他呼籲全人類團結起來，共同反對專制、貧困、疾病和戰爭，他在演說中提到的：「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更是成為了美國總統歷次就職演說中最膾炙人口的語句之一。在演說的最後，他強調了他在國際主義上的渴望：「最後，不管你是美國的公民還是世界的公民，請以對你們自己的高標準，來要求我們。」在他的就職演說後，約有四分之三的美國民眾認可了新總統。這表明甘迺迪平穩地渡過了權力交替期。

國內政策

甘迺迪在國內政策方面提出了眾多計劃，如：改善城市住房條件、發展教育事業、改革稅收制度、修改農業計劃、保護和發展天然資源、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醫療保健、反對種族歧視、給黑人以公平權利等。但這些計劃在實施過程中大都遭到了來自各方的重重阻礙，尤其是國會。1963年7月，美國媒體在評論甘迺迪的內政計劃實施情況時指出：政府開支已經達到940億美元，1963年的財政赤字將達到70億美圓，黃金儲備量下降到了自1939年來的最低點。大規模減稅的議案和給予黑人公平權利的議案被拖延再三，直到甘迺迪遇刺身亡後的1964年才獲得通過。修改農業計劃、援助公立學校法案和其他一些議案，也紛紛擱淺或被迫放棄。

經濟政策

甘迺迪在其任期內廢止了一些苛刻的財政方針，放鬆了貨幣政策以保持低利率，從而鼓勵經濟增長。這個舉措之後被當做20世紀70年代經濟問題的組成部分而受到批評，因為政府龐大的開銷助長了通貨膨脹。在1962年，甘迺迪提出了總額為1000億美圓的年度財政預算，在1961年，甘迺迪任期內的第一個年度預算導致產生了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非戰爭、非經濟衰退引起的財政赤字。1962年3月19日，甘迺迪宣布美國—日本經濟合作援助沖繩。

聯邦與軍事死刑

作為總統，甘迺迪審查了之前針對死刑政策的聯邦決議案和軍事決議案。愛荷華州州長哈羅德·休斯是一名死刑反對者，他以個人名義聯繫甘迺迪，請求他寬待維克多·費戈爾——一名曾經在愛荷華州法院被判處死刑的罪犯，但甘迺迪最終拒絕了這個請求，最後費戈爾於1963年3月15日被處以死刑。1962年2月12日，甘迺迪對一名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海軍士兵吉米·漢德森予以減刑，把死刑減為無期徒刑。這是美國憲法的深奧難解的事件。

推動民權

在美國，國家默許的種族歧視造成的動盪是甘迺迪時代最大的國內問題之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已經於1954年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中規定，在公立學校實行種族隔離制度是違背憲法的。然而，在很多學校，特別是在美國南部的學校，並沒有服從最高法院的相關規定。種族隔離在公車上、餐廳里、電影院里、廁所里和其他一些公共場所都在繼續著。甘迺迪支持種族融合與公民權益，在1960年的一次活動中他致電給科麗塔·斯科特·金——被判刑入獄的牧師馬丁·路德·金的夫人，甘迺迪認為馬丁·路德·金可以為他帶來一些額外的來自於黑人的支持。甘迺迪和他的弟弟，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的介入為提前釋放馬丁·路德·金奠定好了基礎。
1962年，詹姆斯·莫瑞德斯嘗試去密西西比州大學上課，但白人大學生對其百般阻撓。甘迺迪之後派了400名法警以及3000名士兵以確保莫瑞德斯可以順利的去上他的第一節課。甘迺迪還派遣了一些法警去保護主張自由的人士。
作為美國總統，甘迺迪最初認為民權的草根運動只會激怒那些堅定支持民主黨的南方白人，從而使得民權法案更難在國會通過，因為國會主要被長期支持種族隔離的南方民主黨人士占據，所以甘迺迪自己也對他們和這件事敬而遠之。最後的結果就是，許多民權領袖認為甘迺迪不支持他們以及他們所作的努力。
1963年6月11日，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堵住了阿拉巴馬大學教室的門以阻止兩個非洲裔學生薇薇安·馬龍·瓊斯和詹姆斯·霍德去上課，是為擋校門事件，甘迺迪對此進行了干預。華萊士在法警、副總檢察長尼古拉斯·卡岑巴赫和阿拉巴馬州國民警衛隊到來之後站到了一旁。在那一晚甘迺迪通過國家電視及廣播作了著名的講話。甘迺迪的倡導最後變成了1964年公民權益法案。
1961年，甘迺迪簽署了行政命令，建立婦女地位總統委員會。委員會統計顯示婦女仍然在經受著歧視。該委員會有關指出法律和文化障礙的最終報告於1963年10月，甘迺迪被暗殺前的一個月發表。

公民自由

面對質疑馬丁·路德·金是共產主義者的指控，甘迺迪政府同意讓聯邦調查局對一些人實行竊聽，其中包括馬丁·路德·金。提出原始指控的除了J·埃德加·胡佛之外別無他人，他十分憎恨金，因為他認為金是個「經常製造麻煩的暴發戶」。儘管羅伯特·甘迺迪作為司法部長，只書面允許有限度的竊聽，但是在胡佛勢力控制下的聯邦調查局，將權力擴大到可以監控任何和金的生活有關的事，他們認為有必要這樣做。林登·詹森1967年在國情咨文上的演說中，引用了「窺視」和「竊聽」來形容甘迺迪政府，而其實詹森自己還繼續默許對金和其他人的竊聽。
甘迺迪還使用了聯邦機構的權力去阻止美國鋼鐵的價格升勢。《華爾街日報》撰文寫到：政府利用「赤裸裸的權力、威脅和國家安全警察」控制了鋼鐵的價格。耶魯大學法學教授查爾斯·瑞克在《新共和》刊物上寫到：「行政當局利用大陪審團非常快的控制了美國鋼鐵，這個行為已經侵犯了公民自由。」

移民問題

約翰·甘迺迪最初提出了一個全面的美國移民政策，後來成為了《1965年美國移民和國籍法案》，由甘迺迪的參議員兄弟愛德華·甘迺迪發起。這個政策戲劇性地指出，移民的來源地從北歐和西歐國家轉移到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並且把挑選移民的條件轉移到「促進家庭團聚」。甘迺迪希望可以突破原先以移民原居住國家為重點的挑選條件，他也把這項政策看做對民權政策的延伸。

對外政策

甘迺迪總統的對外政策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不對有可能會傷害美國的那些國家的武裝力量進行支持和幫助，不提供武器給共產主義國家，不提供核武器給中東國家。」

古巴問題和豬灣事件

在甘迺迪當選總統之前，德懷特·艾森豪內閣建立了一個關於推翻古巴菲德爾·卡斯楚政權的計劃。這個計劃是由中央情報局和一小部分政府官員負責起草的，目的在於為古巴的反卡斯楚反革命抵抗者提供武器，然後讓這些受過美國訓練的抵抗者入侵古巴，並煽動古巴民眾，從而削弱菲德爾·卡斯楚在古巴的力量。
1961年4月17日，甘迺迪命令這些先前被訓練的抵抗者開始入侵古巴。在這次被稱為「豬灣事件」的入侵古巴行動中，在中央情報局的支援下，1500名來自美國訓練營的古巴反動軍「2506突擊旅」，帶著推翻菲德爾·卡斯楚的夢想，回到了那片土地。然而，甘迺迪在下命令的時候，要求「2506突擊旅」在沒有美軍的空軍支援情況下對古巴進行襲擊。1961年4月19日，古巴政府就已經逮捕或者擊斃了這群反動者，甘迺迪也被迫要去為釋放被俘的1189名生還者而進行談判。
這次計劃的失敗被歸咎於軍方高層之間缺乏溝通，其中所導致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讓反動軍在登陸時完全沒有得到海上的任何支援，使得他們在登陸之時就已經潰不成軍。20個月之後，古巴以價值五千三百萬美元的食品和藥品為交換條件，釋放了被捕的反動者。更嚴重的是，這次行動讓菲德爾·卡斯楚開始提防美國，並且堅信類似的攻擊會再一次發生。

拉丁美洲和共產主義

伴隨著「那些讓和平革命變成不可能的人，終究會讓暴力革命變成必然」的爭論，甘迺迪決定採取「爭取進步聯盟」的方式來處理拉丁美洲的共產主義，其中包括對困難國家所在的地區進行外交援助以及在該地區建立更強大的人權體制。而後他與波多黎各官員劉易斯·莫諾茲·馬瑞林（Luis Muñoz Marín）進行了緊密的合作以致力於發展「進步結盟」，對波多黎各聯邦自治區內發展的支持就是其中一個重要項目。

和平部隊

作為甘迺迪早期的幾個行動之一，他請求國會建立一支和平隊（Peace Corps）。在這個計劃中，美國志願者將在教育，農業，醫療和建設幾個方面對落後國家進行幫助。

越南

甘迺迪在越南方面所涉及的內容一直都被歸為機密檔案，直到五角大樓文件在1971年被公開後才被解密。在東南亞，甘迺迪早在1961年就受德懷特·艾森豪總統的影響開始在越南利用有限的武力對付當地由胡志明為首的共產黨力量。在宣布要與蔓延的共產主義做鬥爭之後，甘迺迪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對尚不穩定的南越政府給予扶持，其中包括運送16000名軍事顧問以及美軍特種部隊至該區域。甘迺迪還默許使用凝固汽油彈、枯葉劑、噴氣式飛機對所有區域進行攻擊。美國持續對這一地區進行各種干涉，直到之後直接參與到越南戰爭當中。
1963年7月，甘迺迪在越南面臨了一個「吳廷琰危機」。南越是個佛教徒為主的國家，但南越領導人吳廷琰篤信天主教，對佛教歧視且迫害，屠殺了信奉佛教的示威者，引爆了佛教徒危機，怨聲載道。楊文明等將軍們發動了1963年政變殺死了吳廷琰，由楊文明取而代之。而美國政府同意政變的行動。甘迺迪同意了對吳廷琰政權的推翻，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擔心吳廷琰可能會和中立政府（包括共產主義者在內）談判，類似的事曾經在1962年在寮國發生過。國務卿迪安·臘斯克曾經說過，「對中立的妥協……就等於投降。」
甘迺迪把美軍在越南的數量從800人增加至16300人。很多歷史學家在此處有一個爭論點，那就是甘迺迪是否想通過這次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來謀求在1964年選舉中的連任。甘迺迪的以及後來林登·詹森總統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陳述過，甘迺迪曾經非常想在1964年的選舉後從越南抽身出來。在電影《戰爭迷霧》中，不僅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提到過這個，一盤由林登·詹森錄製的磁帶也證實了甘迺迪確實計劃過從越南撤軍——一個詹森並不贊成的計劃。還有另一個證據就是在甘迺迪的國家安全措施備忘錄（Kennedy's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dum，NSAM）第263號文件（1963年10月11日）中下達了在1963年年底前撤軍1000人的命令。不過，由於需要推翻吳廷琰的政權，可能實際發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但是，自從甘迺迪在美國大學做了關於世界和平的演說後（1963年6月10日），他在冷戰中總體上確實走了弱鷹派的路線。
在甘迺迪遇刺之後，新任總統林登·詹森在1963年11月26日立即用他自己的NSAM第273號文件推翻了甘迺迪之前關於在1963年年底前撤軍1000人的決定。

禁止核試驗條約

由於長時間受到放射性污染和核武器擴散的威脅，甘迺迪推動了一項「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條約中禁止在地面、大氣層以及水下進行核試驗，但是並不禁止在地下進行試驗。美國、英國和蘇聯是最初的簽約國。甘迺迪於1963年將這份條約寫入法案。

伊拉克

1963年，甘迺迪管理處支持了一場由阿比德·阿爾·卡里姆·卡希姆將軍領導的針對伊拉克政府的政變，他曾經在5年前推翻了伊拉克的君主制度。中央情報局幫助新的阿卜杜勒·薩拉姆·阿里夫復興黨政府剷除左派及共產主義人士。在薩達姆·胡笙統治時期復興黨的屠殺中，伊拉克政府使用了由中情局提供的左派及共產主義人士清單，系統性的暗殺了無數知識分子，其中包括上百名的醫生，教師，技術人員，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員。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公司，包括美孚，貝克特爾，英國石油在這之後開始在伊拉克得到發展壯大。

支持太空計劃

甘迺迪急切的希望美國在太空競賽中保持領先。謝爾蓋·赫魯雪夫回憶說甘迺迪分別在1961年6月和1963年秋兩度與他父親尼基塔·赫魯雪夫商討在太空計劃方面的合資事宜。在早先，蘇聯在太空探索方面遙遙領先於美國。甘迺迪於1961年5月25日在議會發表了演說：
「首先，我深信我們的國家將在這個十年結束前完成一個目標，即讓太空人登陸月球並安全返回。沒有任何單一的航天計劃會比這個更能使人類振奮，也沒有任何計劃比此對遠程宇宙探索更重要。也沒有任何計劃像登月一樣昂貴且充滿挑戰。」
遲些時候甘迺迪於1962年9月12日在萊斯大學發表了演說：
「沒有一個期望成為其他國家領跑者的國家會在太空競賽上甘於落後。」
「我們現在選擇登月或做任何別的事情不是因為他們容易，而是因為他們充滿挑戰。」
在與尼基塔·赫魯雪夫的第二次會談中，他勸說蘇聯人進行成本分攤是有益的，美國人在太空項目上穩步前進。美國發射了一顆同步地球衛星並在議會通過了超過250億的預算給阿波羅計劃。
赫魯雪夫在1963年晚期同意了合作，但甘迺迪在協定付諸實施前遇刺。1969年7月20日，甘迺迪遇刺差不多六年後，在他的對手尼克森當上總統的任內，美國人最終登上了月球。

遇刺

1963年11月22日，甘迺迪在副總統詹森陪同下到德克薩斯州的達拉斯市訪問。12時30分，甘迺迪乘坐一輛敞蓬汽車遊街拜會市民，行至一個拐彎處時（美茵街，Main Street），埋伏的槍手向他開了槍，第一槍打中甘迺迪的喉部，賈桂琳在甘迺迪受到最後致命的一槍頭部爆裂時，直覺反射動作地攀爬到長禮車的後緣，捧回激射而出的腦部組織。她一直捧到醫院，交給醫師。而甘迺迪在送往帕克蘭紀念醫院前受到槍殺時當下就已當場死亡。數小時後，李·奧斯瓦爾德被警方抓獲，初步認定為刺殺總統的嫌疑犯；但此人僅兩天後亦被槍殺，使案情趨於複雜化。林登·詹森宣誓就任總統後下令組成以最高法院院長沃倫為首的調查組。一年後，調查組提交報告（即著名的《沃倫報告》）認為整個事件全是李·奧斯瓦爾德一人作案。美國民眾普遍表示不相信這個結論。此後數年，民間有很多人士嘗試調查此案，並出版了相當數量的暢銷書。在層出不窮的充滿想像力的結論中，古巴政府、中央情報局甚至副總統詹森都曾被列為主要懷疑對象以致於美國政府79年重新組織了HSCA調查並否定了一些陰謀論說法。現在沃倫報告和HSCA報告都已經全文在網絡上公開。

形象、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

甘迺迪與他的妻子賈桂琳比其他的總統和第一夫人都更加年輕，而且他們廣受歡迎。他們的影響方式與歌星、影星更加類似，照片經常登上時尚雜誌的封面。第一夫人賈桂琳購置了許多家具和藝術品，並把白宮所有房間翻修一新。
在白宮草坪之外甘迺迪添置了幼兒園、游泳池和樹屋。賈桂琳很少允許為孩子們照照片，但當她不在時總統會允許白宮攝影師塞西爾·斯托頓去拍攝孩子們的照片。最受歡迎的照片包括一張小約翰在總統辦公桌底下嬉戲的照片。

緋聞

傳聞甘迺迪與瑪莉蓮·夢露發生關係，及傳聞因瑪莉蓮曾觀看機密的太空外星生物檔案而被甘迺迪的官員發現及謀殺，而非外界所說服食安眠藥自殺。
美國波士頓大學史學教授Robert Dallek 2003年寫的甘迺迪傳記曾提到甘迺迪最喜歡的情婦是Mary Meyer，但Mary Meyer卻在甘迺迪被暗殺後，於1964年也慘遭不明人士開槍擊中多處要害謀殺，此案件一直未偵破。
一位名為Mimi Alford的前白宮實習生在2011年透露，甘迺迪曾與其有長達18個月的私情。甘迺迪曾因擔心其懷孕而親自安排其接受墮胎醫生的懷孕檢查，儘管當時墮胎在美國屬於非法。
此外，甘迺迪的妻子賈姬也被傳出和小叔羅伯特·弗朗西斯·甘迺迪暗通款曲，賈姬的密友更出書爆料第一夫人曾和俄羅斯芭蕾舞王魯道夫·紐瑞耶夫有過一段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