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桥 (兰州)

背景

鎮遠浮橋雖然解決了蘭州黃河兩岸的通行問題，但還是不夠堅固和安全。浮橋不時被黃河汛期的洪水沖毀，「惟當盛夏水漲，浮橋時或中斷，冬冰衝激，則橋折斷。斷必溺人。而冬冰開結之時，車馬行人陷河者尤甚」。據史料記載，從雍正八年（1730年）至乾隆元年（1736年）的六年間，鎮遠浮橋曾「兩遭決壞」。加之每年冬天一到就要將浮橋拆除，來年春天又要重新架設，不但花費巨大，而且不能滿足民眾生活及「輔軒傳符、商賈征旅」的需要。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出任陝甘總督，為軍運需要，擬修建蘭州黃河鐵橋，並同德國商人福克接觸，協商修橋事宜。德商預算工程費用需六十三萬兩白銀，左宗棠認為造價過高而無力承擔，修橋事宜遂暫時擱淺。光緒三十年（1904年），鎮遠浮橋又一次被洪水沖斷，這加劇了清政府在黃河上修建永固橋樑的迫切需要。此後，隨著老龍頭橋於1904年在天津建成、京漢鐵路黃河大橋於1905年在鄭州竣工，修建一座永固鐵橋也成為了大勢所趨。

談判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陝甘總督升允設立甘肅全省洋務總局，並任命蘭州道彭英甲兼洋務總局總辦，在蘭州興辦多項地方實業，「蘭州黃河鐵橋」便是其中一個醞釀待辦的重要項目。同年，彭英甲與比利時人林輔臣反覆談判，達成共識：由林輔臣赴比利時招聘工程技術人員，負責蘭州黃河鐵橋的技術工作。
1906年1月，林輔臣返回闊別40年的比利時。同年5月30日，林輔臣帶著招募的三位工程技術人員返回中國，但在途中不幸染疾病故。臨終前，他將未竟的事業託付給大兒子林阿德（比利時駐華參贊），並口述致彭英甲的信，講述在比利時招聘人才的經過。
光緒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月），適逢德商天津泰來洋行經理喀佑斯遊歷至甘肅，彭英甲與其接觸並洽談了中外合作開發，引進德國先進技術和設備來修建蘭州黃河鐵橋的事宜，並擬訂了初步的包修合同草案。但當時保守派對建橋一事「群相疑沮，胥動浮言」。其中，代理蘭州府傅秉鑒給升允上了一道條陳，請求對包修合同中的一些條款進行「考究」。升允看了條陳後，為慎重起見，於同年五月十六（1906年7月7日）發文責成各司、道、局「再與該洋商詳細討論，然後訂立合同」，並指示「不宜偏執己見，故破成議」。為了解除傅秉鑒等人和中方的疑慮，喀佑斯提出，願自調工程師來甘，待測試確實後，再行簽約。經對現場水域各種數據的實勘確論，喀佑斯遂於九月初一（10月18日）表態：「黃河水性雖云湍急，若如新設章程，架修鐵橋，甘願保固八十年」。甘肅布政使豐申泰等立即就合同一事請示總督升允，升允批示：「所擬包修鐵橋合同甚屬周妥，應准照此籤押」。

簽約

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一（1906年10月28日），彭英甲等與喀佑斯在蘭州正式簽訂包修蘭州黃河鐵橋合同，一式八份。合同約定：蘭州黃河鐵橋由德國泰來洋行喀佑斯承包修建，工期十八個月，工程總包價十六萬五千兩白銀，分四期支付；鐵橋樣式、結構、荷載等均按外國優等章程修建，保固期八十年；同時還規定：「保固八十年限期之內，無論冬夏，倘因起蛟，河水漲發，水勢過大，水已進城，因蛟水神力將橋沖壞，與泰來行無干。除起蛟外，橋有損壞，泰來一定賠修」。當時簽署合同的中方官員有：大清國總辦甘肅洋務總局、蘭州道彭英甲，甘肅布政使豐申泰，署甘肅按察使白遇道；外方全權代表是：大德國泰來洋行喀佑斯。

設計

合同簽定後，建設黃河鐵橋的各項前期工作隨即全面展開。泰來洋行委託美國橋樑公司完成了橋樑設計，其結構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結構為穿式鋼桁架，高5.1米，共計五孔，每孔跨徑45.9米，全長233.5米，總寬8.46米，其中車行道寬6米，兩側人行道各寬約1米；下部結構，南北兩岸橋台為水泥沙漿砌條石，中間四個橋墩為高強度快凝水泥砌料石重力式結構，沉井基礎開挖至岩層。設計荷載為8噸，僅供馬車通行。

橋料轉運

甘肅洋務總局最先在天津、新鄉、西安設立了三個「橋料轉運點」，陸續遴選要員，前往各點主辦運務。派駐天津的材料接運委員為候補知縣張鍾駿、縣丞趙毓岳、巡檢傅晸；駐河南新鄉的材料接運委員是縣丞麥方堃、典史臧炳文；駐西安的材料接運委員是候補知縣沈朝雲、劉啟烈、府經歷高鏡寰。光緒三十三年五月（1907年6月），由泰來洋行從德國購置的黃河鐵橋所用鋼桁架構件、水泥及各種器材、機具、設備等，全部海運到天津。各種物料由天津港下船後，經京奉鐵路運至豐臺火車站，轉經京漢鐵路運至新鄉火車站，由新鄉至西安、西安至蘭州均用馬車運輸。除在外省設點，甘肅洋務總局又於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廿一（1907年11月26日）起，先後在蘭州成立「點收橋料處」（分別在甘肅貢院和下溝等地）和「鐵橋監工所」。
宣統元年閏二月十六（1909年4月6日），泰來洋行駐蘭州經理開列一張收條：「所運橋料均已收齊，第一批至第三十六批。」至此，歷時21個月的橋料運輸終告結束。據洋務總局轉運橋料運費等項的清冊記載，所轉運的橋料建材總重達228.15萬斤。

立案

光緒三十三年臘月十九（1908年1月22日），陝甘總督升允專折具奏皇太后、皇上「為籌建蘭州黃河鐵橋，以期經久而資利涉，恭折仰祈聖鑒事」的奏本。奏摺里談了在蘭州建橋的緣由，以及他本人「到任後，查悉情形，思蕆前人不竟之功，以為一勞永逸之計，屢與司、道籌畫」，擬為地方造福建橋的初衷。在橋料運蘭即將動工之際，升允方才具奏清廷立案：「奴才賦性迂謹，凡事未經辦妥，不敢遽以上瀆宸聽。現在鐵橋料件已陸續運到，立合同人喀佑斯招雇洋工華匠六十餘人，亦先後來西，擬將擇日動工，自應奏咨立案」。在奏摺的尾部，又談了他對彭英甲「講求新政，人頗開通」的器重推薦之情，言明由彭「一手經理，以竟全功」的設想和決策。升允啟奏之後不久即有了回音：「案准度支部咨制用司案呈，內閣抄出陝甘升奏，甘肅籌建蘭州黃河鐵橋所需橋價、運費等項，於統捐溢項下撥用，奏報立案一折」。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廿一（1908年3月23日），來自朝廷的硃批傳達到了甘肅：「該部知道。欽此」，寓有贊同和認可之意。至此，修建蘭州黃河鐵橋一事，在清廷正式立案。
牽頭領辦這項工程的總督升允，護督毛慶蕃和繼任總督長庚，從總攬全局，審批合同奏准立案，奏銷物項，到督飭各方面通力協作，批辦大宗物料和物項，以及督飭甘肅統捐總局按時支付工程款項，無不盡心擘劃，竭力督辦。

反對意見

而就在蘭州黃河鐵橋即將擇日開建之際，仍有保守派在非議建橋的利弊得失，甚至上書反對。其中，莊浪舉人牛獻珠於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初二（1908年4月2日）上書條陳，並由莊浪儒學向彭英甲封遞了一篇稟文：「為請停修黃河鐵橋，以紓財力而彌後患事」，彭英甲閱此稟文後，觀點鮮明地批語：「此項鐵橋經大帥奏明，奉旨飭辦……可否停建，非本總辦所敢擅專」，並言簡意賅地予以駁斥：「當此推廣路政之世界，鐵橋之修，所在皆有。豈人皆昧於後患，而該舉人獨知預防耶？至請移橋寧夏，謂『省會遷移，本意中事』等語，無論語涉無稽，豈有在蘭州，鐵橋有後患，省移寧夏，鐵橋即無後患耶？諒該舉人無詞以自解也」。

開工

督辦修橋一切事務的是彭英甲；協助彭英甲管理修橋事宜的有兩個人，一位是蘭州府知府劉振鏞，一位是皋蘭縣知縣賴恩培；監理工程的是甘肅洋務局坐辦、候補知縣樊鼎樞、徐登第；英文翻譯是縣丞江連慶、照磨孫賢、巡檢林慶椿、千總蒲生祿。
鐵橋工程的施工人員，有德商招募來到蘭州的洋工、華匠共計69人，包括：擔任現場技術負責人的美國工程師滿寶本，負責收管材料、統計施工進度的德國工程師德羅，負責施工現場指揮的天津人劉永起，其中從天津、上海等地招來的技工有10餘人；另外，還在蘭州當地雇用了鐵匠、木匠、石匠等60餘人及小工100餘人參與施工。這些施工人員全都寓居在由中方租用的秦州試館內，長達18個月之久。據洋務總局上報陝甘總督的詳文記載：黃河鐵橋工程於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初十（1908年5月9日）正式開工。

施工

據現存的歷史照片和相關史料記載，承建商在黃河南岸設立了鍋爐房，以便於機具作業。而鎮遠浮橋則作為工程運料和工匠勞作的通道，浮橋兩側的黃河中，立有兩座高出水面的三角形工程架，架子頂端系有一條橫空穿越南北兩岸的鋼絲繩，牽引著河面上的工程船來往運作。澆築橋墩時，先將開口式沉箱下沉到水面以下6米深的河底砂質基岩上，再豎立鐵管、鋼筋，由起重機吊運水泥砂漿進行澆築；四個橋墩的施工順序是：先建最南側一墩，然後建最北側一墩，最後建河中心的兩墩。上部結構的五孔穿式鋼桁架，依次由南向北吊裝並固定於橋墩之上。橋面鋪設木板，木板上再鋪水泥、石子，並劃分車道與人行道，兩側邊圍鋼管護欄。據《蘭州古今注》記載：「橋下設四墩，下用水泥鐵柱，上用石塊，河南第一墩最深，墩底至水面一丈七八尺有奇」；《甘肅勸業道報告書·鐵橋圖說》記載：「計橋長七十丈，寬二丈二尺四寸，架橋四墩，中豎鐵柱，外以塞門德土參合石子石條成之。橋面兩邊翼以扶欄，旁便徒步，中馳輿馬，安穩異常，行旅稱便」。
修建橋墩、橋台的材料不同，南橋台是由條石砌成，北橋台則用水泥砌成。南面第一墩上部是漿砌條石，下部是水泥。其餘三個橋墩上部是混凝土，下部是漿砌疙瘩石。
鐵橋以進口魚油和紅色膏兌松香水油飾，色澤光明且耐風雨剝蝕；橋面上下的螺絲釘均塗白粉油打上記號。

竣工

宣統元年六月初十（1909年7月26日），甘肅洋務總局在甘肅審判研究所設宴慶賀蘭州黃河鐵橋竣工，犒賞包修工程的外方人員。外方人員有：滿寶本、德羅等人，中方出席作東的有：洋務總局總辦兼蘭州道彭英甲，洋務總局總辦、補用道孫廷壽；作陪的有補用知縣樊鼎樞，通判榮勛，知縣江連慶，候選巡檢林慶椿等數十人。所開支銀兩均由皋蘭知縣賴恩培造具清單上報並存檔，宴請、賞錢各項總計花費白銀一百八十兩九錢七分九厘，由洋務總局與織呢局各承擔一半。

牌廈

在鐵橋施工進入尾聲後，地方政界多人認為，橋面景觀難盡如人意。經護督毛慶蕃決定，在鐵橋南北兩端各添建一座中國傳統建築——牌廈。宣統元年六月十八（1909年8月3日），兩座牌廈竣工，均為三開間，雕樑畫棟，典雅壯觀。牌廈前後共懸掛四塊名人匾額：其中由升允題寫「第一橋」匾兩塊，分置南北橋頭；另有「九曲安瀾」、「三邊利濟」匾各一塊。楹聯分別為：「曾經滄海千層浪，又上黃河第一橋」、「天險化康衢直入海市樓中現不住法，河蠕開畫本安得雲梯天外作如是觀」。共用物料匠工合計449兩白銀。兩座牌廈於民國後期被拆除、毀壞，四塊牌匾後來也不知所蹤。六月三十（8月15日）給工程師滿寶本、經理德羅贈送禮品，價值60兩白銀的花紅湖縐八匹。

開通

宣統元年七月初十（1909年8月25日），委派監修橋工委員和巡護橋工的護勇（維護鐵橋施工現場的兵卒）全部遣散。
次日，護督毛慶蕃向軍機處上報電文，請示換鋪橋面木板。經清廷認可後，由蘭州府出面，清除了橋面上原來的水泥、石子，購買了大批木料，製成3寸厚、6.5尺和3.25尺長的松木板材，再用5寸鐵釘逐個進行裝釘。同時，這份電文還提到：鐵橋「現已竣工於本月初四車馬開行」。因此，鐵橋的確切開通日期為宣統元年七月初四（1909年8月19日）。鐵橋完工後，洋務總局還花費52兩白銀，請人拍攝了54張鐵橋全景照片，分送中央政府和地方有關部門閱存。

碑記

為了永久紀念這一重大工程，1909年夏，毛慶蕃決定「於鐵橋兩頭刻上石碑兩座」，由皋蘭知縣賴恩培遵即差傳石匠定做，並請前任總督升允撰文並書寫《創建蘭州黃河鐵橋碑記》，刊刻上石 ，用銀一百多兩。碑記的內容包括：鐵橋建造始末，歷史背景，與外商洽談情形以及遇到的阻力和流言蜚語；充分肯定了升允繼承前任總督左宗棠未竟的事業，利用洋人的奇技巧思為民興利的意義。碑文記錄了自始至終督辦建橋工程的蘭州道彭英甲及協同照料的蘭州府、皋蘭縣主要官員、負責運料人員、英文翻譯員、現場施工員等人的業績，把他們的名字以及外國工程技術人員的名字都銘刻在石碑上。碑記的落款刻的是升允的頭銜和職責：「欽命頭品頂戴，賞戴花翎尚書、陸軍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總督陝甘等處地方兼理茶馬糧餉管甘肅巡撫事」，碑記日期為：「大清宣統元年仲夏六月吉日」。

運營管理

為了加強對蘭州黃河鐵橋的管理和養護，甘肅洋務總局於宣統元年十月初九（1909年11月21日）專門頒布了《管理暨歲修鐵橋法程》，共列十條，其大致內容是：「鐵橋札飭皋蘭縣暨蘭州府經歷，督同巡兵管理」，並由參與修橋的天津人劉文魁幫管；隨時補修損壞折斷的橋板；每年八月必須粉刷油漆一次，以保持色澤明亮，「油橋物料，用魚油和紅色膏為之，每斤兌松香水三兩，不計斤兩多寡，總以油完為止」；「鐵橋上下一切螺絲釘，凡用白粉油者，每七日上緊一次」，「稍有損壞，當即更換」。
同時頒布施行的《巡兵站崗暨車馬行人往來條規》共六條，主要內容有：巡兵12名，分三班晝夜輪流值班巡邏，下班前灑掃南北碼頭和橋道；每班四名巡兵，在南北碼頭各站一名，另兩名站在鐵橋中間；「凡行人走路不合法度者，均須隨時指點」；車馬走中間，行人走兩邊，由北而南者靠東，由南而北者靠西，無論車馬、行人皆需魚貫而行，「毋得久立觀望，有礙通行」；載貨過重的車輛，不宜並駕齊驅，以防損壞橋板。
宣統三年正月二十（1911年2月16日），針對有「馬勇並無賴強徒，跑馬聘車，鐵橋巡兵，攔擋不住」的現象，蘭州巡警道、甘肅洋務總局又專門發布《告示》，嚴禁橋上馳跑車馬，規定：「嗣後，行過鐵橋，無論車馬，務須緩轡徐行，不准馳驟急跑。倘敢不遵，即由站崗巡兵扭送來局。輕則責罰，重則枷號示眾」。
蘭州黃河鐵橋在開通7年後才開始收取「過橋費」。而在其通車後的最初12年中，過橋的除了行人以外，都是人力車、馬車乃至牲畜等。當時駝隊所馱載的貨物主要是商鹽、藥材、布匹、糖、鹼等物資，在蘭州城西開有供駱駝客歇腳的車馬店。直到民國十年（1921年），第一次有汽車駛過蘭州黃河鐵橋，當時甘肅督軍陸洪濤的妻弟、甘肅駐北平辦事處主任董士恩乘坐一輛轎車來到蘭州，這輛車也是第一輛在蘭州註冊的汽車。民國十四年（1925年），馮玉祥部劉郁芬率國民革命軍入甘，一批軍用卡車隨軍開進蘭州，從此鐵橋開始通行大型汽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