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卡夫卡

家庭

卡夫卡出生於布拉格（之後屬於奧匈帝國）老城廣場聖尼古拉教堂附近的一個中產階級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家庭，其父親赫曼·卡夫卡（1852–1931）是卡夫卡的祖父雅各布·卡夫卡的第四個孩子。其祖父居住在捷克南波希米亞州靠近斯特拉科尼采的名為奧塞克的村子裡，村民以猶太人為主。卡夫卡的祖父是一位從事屠宰哺乳動物和鳥類的祭祀屠夫（希伯來語： שחיטה）。後來卡夫卡的父親將家人移居到了布拉格。其父最早從事旅遊業工作，是名旅遊銷售代理人，後來轉行成為一名高檔商品和衣物的銷售商人，他一共僱傭了15人並以寒鴉（捷克語：kavka）為商標圖案。卡夫卡的母親名叫朱莉·洛雅（1856–1934），洛雅父親是猶太釀造商人，母親是在波傑布拉迪的一個富裕的零售商人，接受到的教育比丈夫高。
卡夫卡的家人說一種變種的德語，大概是受到了西意第緒語的影響。意第緒語主要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在操用此語，並且被蔑稱為「Mauscheldeutsch」（即：Moses German，摩西德語）。由於標準德語被認為是社會流動的媒介語言，所以鼓勵自己的孩子說標準德語。赫爾曼和洛雅一共有六個孩子，法蘭茲·卡夫卡是家中長子，法蘭茲的兩個弟弟海因里希和格奧爾格在嬰兒期就死亡，此時法蘭茲·卡夫卡已七歲。法蘭茲還有三個妹妹：埃莉(Ellie，1889–1944)、瓦萊麗(Valli，1890–1942)、奧塔爾(Ottla，1892–1943)，她們都死在二戰德國對猶太人大屠殺時期。瓦萊麗在1942年被驅逐到波蘭的羅茲猶太區，並最終在那裡死去。卡夫卡的父親赫爾曼被傳記作家斯坦利·科恩戈爾德描述為「身材魁梧，自私傲慢的一個商人。」卡夫卡在給父親的信里是這麼說的「你則是一個真正的卡夫卡，強壯、健康、食慾旺盛、聲音洪亮、能說會道、自鳴得意、高人一等、堅韌沉著、有識人之明、相當慷慨，當然還有與這些優點相連的所有缺點與弱點，你的性情以及有時你的暴躁使你犯這些毛病。」在工作日時，卡夫卡的父母都不在家裡，他的母親從事家族的企業，每天工作時長達12個小時，所以卡夫卡的童年在孤獨和寂寞中度過。卡夫卡主要由他的家庭教師以及僕人們撫養長大。卡夫卡和他父親糟糕的關係在他長達103頁的《致父親的信》中有著明顯清楚的展現。在信中卡夫卡抱怨了父親的獨裁和苛刻對自己影響極深;卡夫卡的母親朱莉·洛雅是個溫文爾雅的人，這與他父親形成鮮明對比。父親在家的主宰地位對卡夫卡的作品有著重大影響。。
最早，卡夫卡一家和一名女僕人一起住在一棟狹小的公寓裡。在1913年11月，卡夫卡一家搬到了一棟較大的公寓裡，這時，卡夫卡兩妹妹加布里埃爾和瓦萊麗已結婚並早已在家裡搬家之前就搬了家，並有了孩子。1914年8月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早期，卡夫卡的兩妹妹的丈夫們在軍隊服役，未有音訊而不知所蹤，她們就又回到了父母身邊居住。卡夫卡在31歲時搬到了瓦萊麗曾經居住過的公寓裡，相比之前的較為安靜，這是他第一次獨自居住。

教育

1889年至1893年間，卡夫卡就讀於位於曼斯納街（Masná Street，曾經叫Masný trh/Fleischmarkt即肉市場）的一德意志男子小學（Deutsche Knabenschule）。在卡夫卡時13歲，進行了猶太成人禮，之後卡夫卡便沒接受猶太傳統教育了。卡夫卡從未喜歡過到猶太人的教會堂參加聚會，他每次到這裡來是和父親一起在每年的四個敬畏之日（Days of Awe，ימים נוראים）。
在1893年卡夫卡小學畢業後，他考入了嚴格的面向古典文學的文法類高級中學：德意志阿爾特斯泰特中學（德語：Altstädter Deutsches Gymnasium），學校位於布拉格老城廣場金斯基宮內。該學校以德語為教學語言，但卡夫卡也說並使用捷克語；，卡夫卡在學校學了八年的捷克語，並最終取得了好成績。雖然卡夫卡因捷克語而得到了稱讚，而且他說的德語中也摻雜了捷克語口音，但他從未認為自己捷克語說的流利。在1901年，他完成了高級中學結業考試。
在1901年，卡夫卡被布拉格德語查理-斐迪南大學錄取（Deutsche Karl-Ferdinands-Universität)，開始學化學，但在兩周後轉而開始學習法律學。雖然卡夫卡未對法學產生興趣，但在畢業後，這一領域會提供一系列的就業機會，並會使父親感到滿意。除此之外，法學的課程較多，這樣留在學校的時間就會更多一些，也就因此給卡夫卡提供了學習德語和德國藝術歷史的時間。期間，他加入了德國學生閱讀和演講會堂(Lese-und Redehalle der Deutschen Studenten)的俱樂部，在這個俱樂部里有演講活動、閱讀和一些其他的活動。在學校里，卡夫卡結識了出生在布拉格的猶太法學博士和哲學家的費利克斯·韋爾特斯（Felix Weltsch，1884-1964）、來自波蘭信仰哈西迪猶太教的演員伊扎克·羅伊（Yitzchak Lowy，1887-1942）和兩位作家奧斯卡·鮑姆（Oskar Baum，1883-1941)和法蘭茲·韋費爾（Franz Werfel，1890-1945）等朋友。
在大學第一學年結束時，卡夫卡遇見了當時在進修法學的馬克斯·布洛德，他之後成為了卡夫卡的終身朋友。成為朋友之後，布洛德很快發現卡夫卡雖然性格上較為內向且話語少，但卡夫卡少有的話語卻通常蘊含著深厚的意義。
卡夫卡終其一生都酷愛閱讀，他在布洛德的倡議下一起讀過原版的（即希臘語)的柏拉圖對話錄《普羅泰戈拉篇》，在卡夫卡的提議下讀過法語版的古斯塔夫·福樓拜的小說《情感教育》和《聖安東尼的誘惑》。卡夫卡將俄國的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國的福樓拜、奧地利的法蘭茲·格里帕澤和德國的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這幾位作家認為是自己"真正的乾親"。除此之外卡夫卡也對捷克文學感興趣，也對歌德的作品也十分喜歡。卡夫卡成為法學博士是在1906年7月18日，之後無償地做了一年強制的民事和刑事法庭的法律助理。

工作

1907年11月1日，卡夫卡被義大利忠利保險公司聘用。他在這家公司工作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此期間，通過卡夫卡的書信表明他對工作時間從早晨8點到下午6點並不滿意——使得卡夫卡難以專心于越來越重要的寫作。一年時間不到，在1908年7月15日，卡夫卡在此公司辭職。兩周後，卡夫卡又被波希米亞王國的工傷保險機構聘用。卡夫卡職位晉升很快，兩周後，卡夫卡察覺這份工作比寫作更容易得到父親的接受。卡夫卡的工作涉及到為受到意外事故（如切傷了手指和四肢）造成了人身傷害的工人進行調查並確定相應的賠償金、寫報告和處理一些商人因為自己公司分類風險較高而花過多的保險費用來上訴的事情。管理學教授彼得·德魯克認為世界上首個民用安全帽是由當時的卡夫卡發明的，但工傷保險機構里卻沒有相關的文件記錄因而無法證實。卡夫卡的這份僅僅是支付帳單的工作被父親常稱為Brotberuf也就是（卡夫卡）的生計，卡夫卡則常常蔑視此工作。在卡夫卡工作的幾年內，卡夫卡每次都為保險公司匯集並整理編輯好該年的年報，年報由他的上級查收並對此很滿意。卡夫卡通常在下午兩點下班，這樣就有更多時間花在他忠于堅定立場的文學著作上。卡夫卡的父親還期望他能為他家開的高檔商品商店幫忙以及接管。在卡夫卡的晚年，身體上的疾病經常在保險公司工作和寫作時造成阻撓。多年後，卡夫卡的朋友布洛德杜撰了Der enge Prager Kreis（「閉合的布拉格圈」The Close Prague Circle ）來描述由一些作家構成的團體，其包括了卡夫卡、卡夫卡的朋友費利克斯·韋爾特斯以及他。
1911年末，妹妹加布里埃爾的丈夫卡爾·赫爾曼和卡夫卡在布拉格的第一家石棉工廠：赫爾曼布拉格石棉製造公司（Prager Asbestwerke Hermann & Co.）成為合伙人。創辦該公司挪用了赫爾曼·卡夫卡的嫁妝錢。在最初卡夫卡的態度是十分積極的，將自己空餘時間都投入於此。之後他又開始像之前那樣埋怨這份工作侵犯了他的寫作時間。在那段時期，卡夫卡對意第緒語劇院的表演產生了興趣和樂趣。在1911年10月，卡夫卡看完一場意第緒語劇團表演後，接下來的6個月，卡夫卡沉湎於意第緒語和意第緒語劇院表演。這也是卡夫卡開始對猶太教相關的探索的起點，也是在這個時候卡夫卡成為了一名素食家。在1915年左右，卡夫卡收到了一戰的徵兵令，但是卡夫卡所在的保險公司卻安排職工延期工作，因為保險公司被政府認為是為必要的政治服務。之後，他嘗試加入軍隊，但是由於自身在1917年被診斷為有結核因而被拒絕。在1918年，工傷保險機構因卡夫卡的病狀且由於當時醫院沒有治療的方法而給他補貼了津貼，卡夫卡將自剩餘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療養所。

私生活

卡夫卡的性生活很活躍，根據布羅德提供的資料，可以說卡夫卡被性慾所「折磨」而且卡夫卡的傳記家賴納·施塔赫說明他的生活充滿了「不斷的追求女色」和對「性障礙」的恐懼。卡夫卡在成年後多次去過妓院。並對色情文學產生興趣。除此之外，卡夫卡還與幾位女性有親密的關係。在1912年8月13日，卡夫卡在他的朋友布洛德及其妻子的聚會上遇到了菲利斯·鮑爾卡。鮑爾卡為柏林的一家錄音電話機公司的代理人，並是布洛德的親戚（布洛德的姐姐索菲亞嫁給了鮑爾卡的堂兄弟）。在相遇後的一周即8月20日，卡夫卡在日記里寫道：
菲利斯·鮑爾卡女士。8月13日那天我來到布洛德家，她正坐在桌旁。開始我並不在意，並立刻把她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她憔悴而毫無表情的面孔，寫滿空虛之感。頸部裸露。身著一件應急的上衣。這種穿著使她非常像一位家庭主婦，現實已經是這樣，但看上去她似乎不喜歡這樣。(我漸漸把情感轉移到她，近近地注視著她……)金色的、些微整潔，不吸引人注意的頭髮，有力的下巴。在我往下坐時，我才第一次較仔細地看了看她，剛坐定，我已經作出了不可動搖的判斷在我拿座椅時。
之後不久，卡夫卡僅在一夜晚就寫成《審判》。之後便投入《美國》和《變形記》兩部小說的創作。卡夫卡和菲利斯·鮑爾卡在接下來的五年內大多通過書信，偶爾見下面來交往，並訂婚過兩次。卡夫卡現存的寄給鮑爾卡的書信在1967年以《給菲利斯·鮑爾卡的信》Letters to Felice 為名出版，但鮑爾卡寄給卡夫卡的書信卻沒有保存下來。。傳記作家施塔赫和詹姆斯·霍斯提供的資料，在1920年左右，卡夫卡對在酒店工作的一個貧窮、沒受過教育的女服務生訂過婚，雖然他們二人住在一個出租公寓，並計劃了結婚日期，但始終沒有結婚。 在這個時間內1919年11月，卡夫卡給父親寫了很長一段書信。卡夫卡在訂婚日之前，又與另一女性開始交往。卡夫卡在生活中需要女性和色情時，自信心很低落，感到性是很污穢的，並對特別是自己的身體感到很羞澀。
施塔赫和布羅德陳述在卡夫卡認識鮑爾卡之後，卡夫卡與她的一個朋友，來自柏林的一個猶太女人：瑪格麗特·「格蕾特」·布洛赫有過不正當的私通關係，布羅德還說布洛赫還給卡夫卡生了一個孩子，但卡夫卡並不知道有孩子一事。這個孩子是男性，名字未知，是在1914或者1915年出生，並在1921年早死在慕尼黑。但是另一位傳記家彼得-安德烈·阿爾特聲稱，雖然布洛赫有了孩子，但是卡夫卡並不是一個父親而且和她也從未很親密過。施塔赫陳述雖然布洛赫有了孩子，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矛盾之處能指出卡夫卡是那個孩子的父親。
在1917年8月，卡夫卡被診斷喉頭上患有結核。之後他請求用幾個月的時間去在波西米亞的一個名叫祖拉（Zürau，捷克語:Siřem）的村莊生活一段時間。卡夫卡的妹妹奧塔爾和她姐夫卡爾·赫爾曼就住在這裡，他們以農耕為業。來到這裡後，卡夫卡感到心情很舒暢，並將這段時光描述為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卡夫卡這樣描述也許是因為在這裡沒有任何負擔。他也留下了許多日記和筆記。卡夫卡從中摘錄了109條，後來被出版為Die Zürauer Aphorismen oder Betrachtungen über Sünde, Hoffnung, Leid und den wahren Weg（《卡夫卡隨筆集——對罪愆、苦難、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觀察 》。
1920年，卡夫卡與一位新聞工作者和記者身份的米萊娜·傑森斯卡產生了強烈的感情，同樣，卡夫卡給她的信件後來出版為了《給米萊娜的信》(Briefe an Milena)。在1923年6月，卡夫卡已四十歲時，在德國北部臨波羅的海的城市格拉爾-米里茨的度假時，遇到了他最後的一位情人：一位二十五歲，來自傳統猶太家庭的幼兒園教師多拉·迪亞曼特（1898-1952）。迪亞曼特曾私自保存過卡夫卡後期的一些作品。卡夫卡希望擺脫家庭對自己的影響，以能夠專注於寫作，於是在9月份，短暫的在布拉格待了幾天後，卡夫卡來到柏林和迪亞曼特同居，與她成為了戀人。同居期間，卡夫卡對猶太教的《塔木德》產生了興趣。卡夫卡專注於四篇故事的創作，並打算將其出版為一本合集（即後來的Ein Hungerkünstler《飢餓藝術家(合集)》）。

去世

在1924年3月，卡夫卡從柏林回到了布拉格，此時卡夫卡的結核開始變得惡化在家裡，卡夫卡受到他的家人尤其是妹妹奧塔爾的悉心照料。卡夫卡和陪伴他的迪亞曼特一起在同年的4月10日前往克洛斯特新堡，霍夫曼醫生的療養院進行療養，但在兩個多月後，卡夫卡在療養所去世。卡夫卡的死因似乎是因為餓死的：由於卡夫卡的喉頭結核，使得進食成為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又由於當時的胃腸外營養療法並不成熟，導致沒有任何方式能讓卡夫卡吃下東西。卡夫卡在臨終前，正在創作短篇小說《飢餓藝術家》，這部小說的靈感來源於得知自己無法進食的那一刻卡夫卡死後，遺體運回了布拉格，並於1924年6月11日在布拉格濟之科區（Žižkov）的新猶太公墓（Nový židovský hřbitov）火化。卡夫卡在世時並不有名，但他並不看重名聲。辭世後不久卡夫卡變得有名起來。
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後幾年時間裡，曾給他的一位朋友雨果·貝格曼（Hugo Bergman1883–1975）寄過一張明信片，說自己打算移民到巴勒斯坦。當時在巴勒斯坦的貝格曼卻並不歡迎，擔心卡夫卡的結核會傳染給他和他的小孩。
2005年6月捷克票選「最偉大的捷克人」（Největší Čech）中，他排名第55。

個性

卡夫卡害怕別人發現自己內心的猙獰使人反感，但實際上，和他有過交際的人都認為他的舉止穩重又有風度，才華橫溢，幽默感卻匱乏。他們也發現他的穿著外觀簡樸樸素但有男孩般的帥氣感。布羅德將卡夫卡比作德國的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注意到他們都能逼真地、精細地描述一個情景。布羅德認為卡夫卡是他遇到的最令人愉快的人，卡夫卡喜歡和朋友們分享幽默，雖然看上去不是那麼嚴肅，但在朋友們遇到困難時會提出好的建議進行幫助。布羅德說，卡夫卡對朗誦十分熱情，演講如同音樂歌唱一般動人。布羅德認為卡夫卡最為顯著的兩個特點是「絕對真誠」(absolute Wahrhaftigkeit)和「細緻嚴謹」(präzise Gewissenhaftigkeit).他對細節和不引人注目的地方的刻意追求，充滿了卡夫卡深厚的愛，那些精密的細節使得一些無法預見的事情浮出水面，看上去很奇怪，但都是真真實實的。(nichts als wahr).
雖然卡夫卡在孩童時代未曾喜歡過體育運動，但之後卻對遊戲和體能活動展現出樂趣，卡夫卡會騎馬、善游泳亦是一名不錯的划船手。在周末時，卡夫卡會和朋友著手準備去遠足，而且多數是由卡夫卡個人策劃。卡夫卡還熱衷於自然療法、現代教育體系如蒙特梭利教育法以及新穎的科技如飛機和電影。寫作對於卡夫卡來說很重要，他認為寫作是「一種祈禱的形式」。寫作時，卡夫卡首選在安靜的場合併且對噪聲非常敏感。
佩雷斯·阿爾瓦雷斯（Pérez-Álvarez）認為卡夫卡是個類精神分裂型人格違常患者。卡夫卡的風格，傳記家解釋道：不僅是在《變形記》還是他的其他多方面作品，表現出他的中低等精神分裂症的特徵，這也能解釋他的一些作品為什麼是如此的驚人。卡夫卡的苦惱能從他1913年6月21日的日記看出：
我頭腦中裝著龐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既解放我並解放它，而又不使它撕裂呢。我寧可讓它撕裂，也不願將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我是為此而存在的，這點我十分清楚。
在《祖拉箴言》的第50條:

人若沒有對某種不可摧毀的東西的持續不斷的信仰，便不能活下去，而無論這種不可摧毀的東西，還是這種信仰都可能是長期潛伏著的。
雖然卡夫卡從未結婚，但對婚禮的舉行和擁有孩子持以崇高敬意。卡夫卡前後有過幾個女朋友，但也有學者對他的性取向有過一些猜測與推測。也有人提出卡夫卡受進食障礙之苦，慕尼黑大學精神病學診所的曼弗雷德·M·費希特醫生（Manfred M. Fichter）指出「對於這個假設的證據是卡夫卡患有非典型的神經性厭食症」，並且卡夫卡不僅僅是孤獨和憂鬱，還有「自殺的傾向」。在1912年末，卡夫卡曾多次考慮過自殺。在來自美國的文學史、文化史家桑德·吉爾曼的書《法蘭茲·卡夫卡-猶太病人》（Franz Kafka, the Jewish Patient）中，他對「為什麼一個猶太人可能被認為是疑病症患者或者是同性戀，以及卡夫卡是如何把他對猶太男性認識的這些方式融入到他的個人形象和寫作中」的研究。
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Les testaments trahis）寫道，據布勞德的回憶，卡夫卡喜歡在朋友面前朗讀自己的作品，讀到得意的段落時會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來。

政治立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卡夫卡參加了在捷克的一個名為Klub Mladých俱樂部的幾次聚會，該俱樂部由無政府主義者、反軍國主義者、反教權主義者等等組成。和卡夫卡上過同一大學和高中的雨果·伯格曼（Hugo Bergmann）在大學的最後一年（1900–1901）時就因兩人政治立場不同而發生過爭吵：「（卡夫卡的）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猶太復國主義矛盾十分尖銳。」「卡夫卡已成為社會主義者，我在1898年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猶太復國主義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伯格曼還宣稱卡夫卡戴著一朵紅色的康乃馨去學校來表明他對社會主義的支持。當時俄國具有影響力的無政府主義、哲學家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對卡夫卡有過一定影響，在卡夫卡的一篇日記中還涉及到了他：「不要忘了克魯泡特金！」
在共產主義統治的年代，卡夫卡所留下的有關東歐社會主義作品受到了激烈的爭論。隨著卡夫卡對有著官僚主義、失敗的即將覆滅的奧匈帝國進行譏諷的傾向轉變為有對信賴正在興盛的共產主義的表現，看法從而發生了轉變。另一主要方面是在卡夫卡關於隔閡的主題（針對馬克思異化理論）。傳統立場
對於卡夫卡作品中對異化的描述與社會毫不相干，社會理應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閡。1963年，即卡夫卡誕辰80周年之時，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村莊利比尼策（Liblice）舉行了一場會議，會議上重新評估了卡夫卡對官僚主義刻畫的重要性。對於卡夫卡是否是為政治而寫作的作家，仍是一個在爭論的議題。

猶太教和猶太復國主義

卡夫卡是在布拉格的一個說德語的猶太家庭出生和長大的，並被東歐猶太教及分支深深吸引，他認為東歐的猶太人有著令人著魔的精神生活，這是西歐猶太人所缺失的。卡夫卡的日記中也有很多地方提及到了意第緒語的作家。然而卡夫卡也多次疏遠猶太教和猶太人的生活：「我與猶太人有什麼共同之處嗎？我跟自身沒有任何的相似之處。我應在一角落裡非常安靜地站著，慶幸我還在呼吸。」在卡夫卡青少年時期，曾宣言自己是個無神論者。
英國作家詹姆斯·霍伊斯（James Hawes）表示卡夫卡雖然對自己猶太人的民族性（希伯來語：עמיות יהודית）有者清楚的認識，但他並未將此融入到作品中。根據霍伊斯所說，缺失的是作品中缺失猶太人人物、主題或者場景。洛塔爾·卡恩則毫不含糊地說：「卡夫卡的所有作品中都有猶太民族性的出現，這是毋庸置疑的。」美國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表示，雖然卡夫卡對猶太人身份並不滿意，但他確實是猶太人作家裡最為出色的。卡夫卡作品最早譯者之一的帕維爾·艾斯納（Pavel Eisner，1889-1958）對經典的《審判》一書詮釋道：「存在於布拉格的猶太人的三重維度...其中故事的主角約瑟夫·K，他（象徵性地）被一個德國人（Rabensteiner，拉本什泰納）、一個捷克人（Kullich，庫里徹）和一個猶太人（Kaminer，卡米納）所逮捕。雖然沒有證據表明K是一個猶太人，但他是浸淫在現代猶太人中 '無辜的罪惡'（guiltless guilt）的一個體現。」
對卡夫卡《悲傷在巴勒斯坦？！》一文，以色列文學評論家丹·米龍（מירון דן）發現卡夫卡和猶太復國主義有著一定聯繫：「不管是那些聲稱與復國主義有關係並且復國主義在他們生命和工作有著核心地位的，還是完全否定與它有關或者摒除它的重要性的人，看上去都錯了。真相是在這兩種過分單純化的觀點之間，在那非常難以捉摸的地方。」卡夫卡曾考慮過和菲利斯·鮑爾以及後來的多拉·迪亞曼特搬去巴勒斯坦。卡夫卡在柏林的那段時期，為了學習希伯來語，聘請了布羅德的一個來自巴勒斯坦的朋友普阿·巴托萬(Pua Bat-Tovim)來做他的家庭教師。卡夫卡還在柏林猶太教研究學院（Berlin Hochschule für die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聽過朱利葉斯·格林塔爾（Julius Grünthal）拉比和朱利葉斯·古特曼拉比的課。
歷史學家利維亞·羅斯基爾臣（Livia Rothkirchen）認為卡夫卡是「他那個時代的標誌性人物。」在卡夫卡的那個時代，有著眾多的猶太人作家，他們對德國、捷克、奧地利和猶太文化都十分敏感。「這樣的情形下，使得他們的作品有了廣闊的世界視野，精煉的品質，近乎超越了抽象的沉思。他們中的一個傑出的例子便是卡夫卡。」

評論

詩人W·H·奧登稱卡夫卡為「 二十世紀的但丁 」; 小說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將他列為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稱，閱讀卡夫卡的《變形記》讓他知道「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寫小說」。

與父親的關係

在卡夫卡一家中，這個內斂的作家被看做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特別是他的父親，他對於他兒子的興趣無法給予哪怕一丁點兒的理解。
法蘭茲·卡夫卡越來越沉溺於文學當中，這與他的父親關係甚大。他的父親赫爾曼·卡夫卡是一個成功的商人，而他早期的生活卻非常艱難。赫爾曼·卡夫卡來自於一個農村家庭，在服完兵役後，他在布拉格開始慢慢積累財富。他是一個毫無溫情可言的暴君，經常肆意的使喚和責備他的店員。即使是他自己的孩子，也每天都被他訓斥，他認為他們應該表現得更好，並且應該感恩於他。此外，他一直對他的兒子們有一個明確的期望，即像他自己一樣，坦誠、堅強、並且努力工作。
法蘭茲·卡夫卡後來（1919年）曾給他的父親寫過一封將近一百頁的信，但他卻始終沒有將信寄出。在這封信裡面，他描述了他在童年所受的創傷：他無比傾慕他那強勢的，幾乎決定一切的，並且每件事都能做出正確決定的父親。然而他對兒子們只有輕蔑的嘲諷，對於法蘭茲所熱衷的事情，他表現出的只有鄙視。這場父子之間實力懸殊的鬥爭的結果只有一個——這個本來就靦腆的男孩變得更加內向，並且幾乎不再說話了。年輕的卡夫卡始終活在這樣一種罪惡感中：他對其他人的感情，他對文學的興趣以及他對於生活的夢想——這些所有的個人意識不僅僅是錯誤的，而且簡直是有罪的，他破壞了他父親完美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關於萬能的、神一樣的父親以及關於罪惡感的題材都經常有所表現，例如1912年的《判決》（Das Urteil），此短篇被認為很好地體現了卡夫卡矛盾的審父心理。

作品

卡夫卡所有已出版的作品，除開一些他用捷克語寫給米萊娜·傑森斯卡的信之外，都是使用的德語。卡夫卡在世時出版的極少數作品未有太多關注度。
卡夫卡沒有一部是完整的小說。主要是在卡夫卡和多拉·迪亞曼特在柏林居住的那段時期，他焚毀了自己90％左右的作品而迪亞曼特則幫忙焚毀卡夫卡的草稿。在卡夫卡作家生涯前期時，他受到了德國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的影響。卡夫卡在給菲利斯·鮑爾信中說道馮·克萊斯特的作品是令他害怕的。卡夫卡認為與他的家庭相比他更親近馮·克萊斯特。」
將卡夫卡作品翻譯為中文的第一人為華南師範大學教授的李育中。

版本

從1978年起，在德國聯邦政府的財政支持下，一批來自各國的德語文學專家，開始按照當代學術標準來編輯卡夫卡的小說、日記、書信、遺稿，並由菲施爾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陸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