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北京传道团

緣起

康熙二十一年中國與俄國在雅克薩城爆發了雅克薩之戰，俄軍戰敗於康熙二十八年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其間清軍先後俘獲俄國軍民九十九人，其中有五十九人押往北京，清軍依照處理戰俘的慣例將這些俄羅斯人編入鑲黃旗，史料記載，當時的政府頒布命令：「羅剎歸順人頗多，應令編為一佐領，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資籍」。這些定居於北京的俄羅斯人被稱為阿爾巴津人。
在這些編入八旗的俄羅斯人中有一位東正教司祭馬克西姆·列昂節夫，他在北京為阿爾巴津人主持東正教的宗教活動，清政府也將北京胡家園胡同的一座關帝廟劃撥給他們興建東正教教堂，這就是今天的北館。1710年，馬克西姆·列昂節夫病死於北京，阿爾巴津人德米特里·涅斯托羅夫和阿歷克賽·斯塔里增等人投書沙皇彼得一世，要求彼得委派一位司祭主持北京的東正教活動。彼得收到書信後委派雅爾庫茨克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帶領其他七位神職人員組成一個傳道團前往北京，傳道團於康熙五十四年4月30日抵達北京，這就是第一屆東正教北京傳道團。

存在時間

1715年4月30日抵達北京——1717年10月10日大司祭病死北京

重要事跡

第一屆傳道團成員彼得·卡爾馬克和尼卡諾爾·克柳索夫在北京與中國女子結婚，歸入八旗，並被清政府授予武官品銜，第一屆傳道團後期發生了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侵吞清政府理藩院向傳道團成員發放的月規銀的事件，導致列扎伊斯基名譽掃地，於1717年10月10日因飲酒過度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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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年傳教團抵達北京——1736年大司祭被押解回俄國

重要事跡

1717年第一屆傳道團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在北京去世後，俄國方面很快任命了佩列斯拉夫－扎列斯基兩地主教英諾森·庫利奇茨基擔任第二屆北京傳道團大司祭，但是由於那段時間中俄兩國關係緊張，中國政府禁止傳道團入境，直到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後中國才允許傳道團入境，條約規定：「京城之俄羅斯館，嗣後惟俄羅斯人居住。其使臣薩瓦所欲建造之廟宇，令中國辦理俄羅斯事務大臣在俄羅斯館建造。現在京居住喇嘛一人，其又請增遣喇嘛3人之處，著照所請。俟遣來喇嘛3人到時，亦照前來喇嘛之例，給予盤費，令住此廟內。至俄羅斯等依本國風俗拜佛念經之處，毋庸禁止。再薩瓦所留在京學藝之學生4名，通曉俄羅斯、拉替努話2人，令在此居住，給予盤費養贍。」。在傳道團組建直到獲准進入中國期間，伊爾庫茨克耶穌升天修道院大司祭安東尼·普拉特科夫斯基通過散布詆毀英諾森·庫利奇茨基的言論而取代了後者的地位成為第二屆北京傳道團的大司祭。傳道團1729年抵達北京。
在第二屆傳道團任內，北京發生強烈地震，北館聖尼古拉教堂在地震中倒塌，1732年大司祭向阿爾巴津人募集資金重建了北館。1735年，傳教團又在俄羅斯館建立了奉獻節教堂，即南館。1736年由於大司祭英諾森·庫利奇茨基在任內侵吞傳道團公款，並為獲取更大權力散布不利於他人的謠言，他被剝奪了北京傳教團大司祭的職務並被押解回俄國接受審判，至此第二屆北京傳道團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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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年傳教團抵達北京——1741年大司祭病死北京

重要事跡

由於第二屆傳道團大司祭被解職回國，1736年原貝加爾主易聖容修道院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魯索夫被任命為第三屆北京傳道團大司祭，由於伊拉里昂不滿這一任命，因而終日借酒消愁，平日花消甚巨，不僅將清政府理藩院發放的月規銀花光，還散盡傳教團的公款，甚至將教堂的聖物銀器悄悄典當，其間他的下屬曾經投書俄國本土控告伊拉里昂，史料記載，控告信指出「伊拉里昂「傳著女人的衣服在修道院裡走來走去，自稱是處女，還幹了許多其他的惡作劇」'
1741年，俄國本土的宗教法庭尚未及處理伊拉里昂，他就因為酗酒誘發癲癇而病死在北京，至此第三屆北京傳道團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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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3年抵達北京——1755年大司祭專任他職

重要事跡

第四屆北京傳道團的大司祭的選擇歷盡周折，先後有七名主教獲得提名，但他們均拒絕遷往北京，最終獲得任命的是基輔米哈伊爾金頂修道院副院長格爾瓦西·林采夫斯基。
相比於他的前任，格爾瓦西在任內的工作非常積極，他在北京經常主動接觸中國政府官員和來自西歐的耶穌會傳教士，為俄國政府搜集了大量有關中國和西歐的資料。1755年，在北京任職十年之後，格爾瓦西被委任為白俄羅斯佩列雅斯拉夫教區主教，離開了中國，至此第四屆北京傳道團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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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傳道團抵達北京——1771年大司祭病死北京

重要事跡

第五屆北京傳道團大司祭人選曾經由沙皇親自過問，1755年12月25日傳道團隨同俄國商隊抵達北京，在第六屆傳道團任內發生了司祭索夫羅尼在北館附近自縊身亡的事件，1771年6月1日大司祭阿姆夫羅西·尤馬托夫因結石病死於北京，葬在安定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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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年傳教團抵達北京——1781年大司祭離任

重要事跡

第六屆傳道團大司祭尼古拉·茨維特任職前是謝爾蓋聖三一修道院附設神學院的法語和德語教師，教職為修士輔祭，在1771年第五屆北京傳道團大司祭病死北京後，尼古拉被越級提升為修士大司祭，成為第六屆北京傳道團的首領。
在第六屆傳道團任內，中國政府頒布的禁止天主教的法令，東正教以及天主教耶穌會在中國的活動均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尼古拉沒有能夠成功地完成搜集中國和西歐情報的任務於1781年離任，回到俄國後，尼古拉遭到降職的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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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抵達北京——1794年任期結束

重要事跡

傳教團於1781年11月2日抵達北京，在這一屆傳道團任內，俄羅斯正教最高宗務會議給傳道團修士大司祭下達了一份工作指示，這一指示此後一直是北京傳道團大司祭的行為準則。
在第七屆北京傳道團任內，共有修士司祭安東尼、留學生葉戈爾·薩列爾托夫斯基、伊凡·菲洛諾夫、阿歷克賽·波波夫等人因為酗酒死於北京，另有修士輔祭伊茲拉伊爾病死於北京。並且發生了下級神職人員反對大司祭約阿基姆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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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抵達北京——1807年任滿

重要事跡

第八屆傳道團的大司祭索夫羅尼在任職前是由莫斯科都主教區派往莫斯科大學教授宗教教義和《聖經》的教師。在北京期間索夫羅尼並無令人矚目的建樹，在中國傳教十三年後對漢語和滿語仍然一無所知。他將較多的經歷花費在聚斂錢財上，史料記載索夫羅尼曾經數年不向下屬發放薪金，向中國居民發放高利貸，並且由於債務糾紛被訴訟至衙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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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1821年

重要事跡

第九屆傳道團大司祭雅金甫生於教士家庭，任職前是伊凡修道院的普通修士，由於受到喀山大主教的賞識，被越級提升為大司祭，成為第九屆傳道團的負責人。
另外俄國政府也對北京傳教團的行政隸屬關係作出了調整，其上級機構由原來的西伯利亞總督衙門調整為俄國外交部，從此傳教團更多地擔負起為俄國的外交政策搜集情報的任務。
傳道團大司祭雅金甫在北京任職期間建樹頗多，僅在兩年時間內就精通了漢語和滿語。他積極接觸清政府各級官員和在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搜集到大量西歐和中國的情報，這些情報為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制定大陸政策，與英國奧地利結盟反對拿破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雅金甫在任期內還成為一位漢學專家，他曾經在1817年憑藉目測和步量的方法繪製了一幅《北京城郭平面圖》，他將《資治通鑑綱目》、《大清一統志》、《四書》、《三字經》等中文典籍翻譯成俄文，還著有《西藏記事》、《蒙古札記》、《北京記事》、《成吉思汗前四汗本紀》、《准嘎爾和東土耳其斯坦的遠古和現狀記述》、《蒙古的語言、部落、人口、平民階級》、《蒙古人的古代和現代祈禱儀式》等書籍文章。其中的《西藏記事》、《蒙古札記》價值尤為突出，雅金甫也因此而獲得了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和古物學通訊院士的榮譽。
1822年，第九屆北京傳道團任滿回國，由於教會內部的權力鬥爭，雅金甫被指控在北京期間玩忽職守，因而被革去教職，發配到偏遠的修道院成為普通修士，直到3年之後，由俄國外交部部長涅謝爾羅德出面將他調到外交部亞洲司從事中文官方文件的翻譯工作，直到1853年5月11日雅金甫去世，在此期間雅金甫還著有《中華帝國詳志》、《中國國情與民風》、《西藏青海史》等著作，並因為這些著作三次獲得俄羅斯科學院傑米多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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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1830年

重要事跡

第十屆北京傳道團的大司祭是第八屆傳道團的留學生帕維爾，這一屆傳道團的活動非常受到沙皇的關照，當時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曾經在傳道團臨行前賜予大司祭一支華麗的十字架和一枚二級聖安娜勳章，並且賞賜傳道團所有司祭以上成員佩戴方挎的權利，給所有隨本屆傳道團抵華的留學生授予了官銜，此外沙皇增加了傳道團成員薪俸中俄國負責提供的那一部分的數額，並且賞賜了大量圖書，傳道團抵達北京後，尼古拉一世再次追加賜予十字架一副。傳道團成員任滿回國後，大司祭得到了2000銀盧布的獎金，兩位司祭一位留任北京傳道團大司祭，一位則在莫斯科一所修道院內擔任大司祭。
在第十屆傳道團任內，根據俄羅斯正教最高宗務會議的指示，傳道團在北京成立了教務會議，這標誌著北京傳道團在東正教內部的地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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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1840年

重要事跡

第十一屆傳道團的大司祭是由第十屆傳道團的修士司祭維尼阿明升職留任的，根據史料記載，維尼阿明為人專橫，傳道團內部關係因此而不和，傳道團成員帕維爾·庫爾梁德采夫、阿列克賽·伊萬諾維奇·科萬尼科先後因此中途返回俄國，以至於俄國外交部亞洲司不得不出面干預，在維尼阿明任滿之前將傳道團交由司祭阿瓦庫姆·切斯諾伊負責。在這一屆傳道團中畫家安東·米哈伊洛維奇·列加諾夫是非常引人矚目的一個角色，他經常出入清朝王公大臣的府邸，為他們畫像，成為維繫傳道團與清廷良好關係的紐帶。這一屆傳道團返回俄國後全部成員都受到了沙皇的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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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1849年

重要事跡

第十二屆北京傳道團的大司祭是上一屆傳道團的輔祭，因為受到西伯利亞總督斯佩蘭斯基的賞識獲得提名成為新一任大司祭，由於西伯利亞總督的關係，俄國外交部亞洲司給予佟正笏極大的信任和權力，並要求他在任內儘量獲取有關中國的一切情報，據史料記載，在他赴任前，俄國外交部給他的文件中要求他「取得中國政府中那些能夠以某種方式影響中華帝國政治事件進程的人的好感，以觀察和注意中國政府和社會的動向」。在他的任內中國經歷了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後的巨大變化，而佟正笏努力搜集的各種信息也為俄國政府制定遠東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沙皇政府授權駐北京東正教傳教士團修士大司祭佟正笏（波里卡爾普）於1847年7月首次要求清政府允許俄商到新疆塔爾巴哈台（今塔城）、伊犁和喀什噶爾（今喀什）「三處通商」。由於他在搜集情報方面的出色工作，佟正笏在任滿回國後獲得了一千五百銀盧布的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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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1858年

重要事跡

出任第十三屆傳道團大司祭的是上一屆傳道團輔祭巴拉第·卡法羅夫，在這一屆傳道團中出任輔祭的康斯坦丁·安德列亞諾維奇·斯卡奇科夫是沙俄時代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他在傳道團期間所著的《北京日記》曾經詳細記載了太平天國時期北京的社會生活和清政府高層的反應。由於他對中國的研究，他被俄國地理學會、經濟學會、天文學會、東方和美洲人文學會吸收成為會員，從北京傳道團離任後，康斯坦丁還先後出任了俄國駐塔城領事、駐天津總領事。
在這一屆傳道團任內爆發了中國與英國和法國之間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在戰爭期間傳道團不僅為英法軍隊提供了大量情報，而且傳道團醫生米哈伊爾·達尼洛維奇·赫拉波維茨基還直接參與了璦琿條約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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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1864年

重要事跡

固里是第十二屆傳道團的司祭，1858年受委任成為第十五屆傳道團的大司祭。與他的前任一樣，固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繼續積極為英法軍隊提供中國方面的情報，同時在中國政府面前扮演調停人的角色，在英法軍隊進攻通州的戰役中，固里向他們提供了中國駐軍的信息和第九屆北京傳道團大司祭雅金甫繪製的北京城郭平面圖。在此後關於中俄北京條約的談判中，固里更是被任命為俄方的談判代表，並且以及其強硬的姿態出現在談判桌前，據史料記載，清政府的官員評價俄方談判代表「狡執異常，幾乎一字不能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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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1878年

重要事跡

根據清政府與俄國簽訂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直接派出駐北京公使作為官方外交人員，由於駐華公使的出現，北京傳道團的管轄權再次移交給了俄羅斯正教最高宗務會議。1864年會議決定任命第十三屆北京傳道團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羅夫出任新一屆北京傳道團的大司祭。
卡法羅夫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在中國東北進行了大量的考察工作。1870年，他與一位俄國地理學家從瀋陽出發經過齊齊哈爾到海蘭泡、伯力，後沿著烏蘇里江下行至海參崴，沿途考察了中國東北的地形地貌，道路交通、自然環境。1871年，他又詳細考察了中國東部沿海的重要海港、海灣，他以這兩次長途旅行所搜集到的資料為基礎寫出了《從北京經滿洲到海蘭泡旅行記》、《烏蘇里地區歷史概要》等書。此外他還創辦了以中國研究為主題的期刊《匯報》，翻譯或著述了《佛陀傳》、《早期佛教史略》、《佛教神祇概述》、《漢俄大辭典》、《中國伊斯蘭教文獻集》、《長春真人西遊記》、《金七十輪》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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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1883年

重要事跡

由弗拉維昂·高連茨基率領的第十六屆北京傳道團於1879年抵達北京，在這一屆傳道團任期內，弗拉維昂將工作的重心從外交和情報收集事務轉向傳教，他積極奔走於中國各地，期間在北京、內蒙古、漢口等地的東正教信徒數量都有較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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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18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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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931年（1917年北京傳道團改組為東正教北京教區）

重要事跡

第十八屆北京傳道團是最後一屆傳道團，此後由於成立了東正教北京總會和中華正教會，就不再有傳道團了。
在這一屆北京傳道團任期內中國爆發了義和團運動，中國東北爆發了日俄戰爭，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其間的變化非常巨大。
1900年，中國爆發了針對在華外國人和基督教信徒的義和團運動，在北京的北館被拳民焚毀，在北京的正教教徒有二百餘人被殺，傳道團的一名司祭和數名教堂輔助人員被殺。此外安定門外的俄國墓地被搗毀。北京傳道團在張家口北戴河等地設立的教堂和禮拜所也被拳民破壞，傳道團大司祭則躲進俄國駐華公使館避難。
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大司祭英諾肯提乙返回俄國述職，並且因為他在義和團運動期間留守北京而被提升為主教，之後他帶領三十餘名神職人員和大筆資金返回北京。回到北京之後，英諾肯提乙用庚子賠款復建了北館，並利用復建的機會購置土地擴大北館規模，在北館附近又新建了諸聖殉道者堂、聖母堂等新的東正教教堂，並且開設了學校、修道院、麵粉廠、織布廠、果園等附屬於傳道團的產業，通過經營這些產業，第十八屆北京傳道團聚斂了大量財富。由於有了庚子賠款和教產的經濟支持，傳道團在北京之外的中國其他地區的傳教活動也達到了空前規模，在東北、河北、湖北、新疆、天津、上海等省區建立了許多教堂、修道院、教會學校和養老院等機構。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大批反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俄國人流亡中國，他們在流亡的同時攜帶了大筆財產，他們來到中國進一步為北京傳道團帶來了大量的資金支持。同時由於新成立的蘇聯政府拘捕並審判了普世牧首並且宣布廢止牧首制度，一批反對蘇聯政府的東正教神職人員成立了俄羅斯外國臨時主教公會議，從而形成了一個流亡教廷。北京傳道團的主教英諾肯提乙加入了這個流亡教廷，而這個教廷也將傳道團升格為東正教北京總會。在此期間英諾肯提乙收留了大批逃亡中國的俄羅斯貴族，為他們的反攻計劃提供資金支持。
1924年，為了對抗蘇聯政府提出的接管東正教北京總會教產的要求，英諾肯提乙在東正教北京總會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國正教會，由俄羅斯外國臨時主教公會議任命他為中國正教會大主教，1930年，進一步升值為都主教。

東正教傳教

相比於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東正教北京傳道團在傳教領域是非常失敗的。截止第十七屆傳道團任內，雖然經歷了將近200年的發展，但全中國僅有四百餘名東正教信徒，直到第十八屆傳道團時期情況才有所改觀，但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源自十月革命造成的逃亡。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一方面是早期的傳道團將工作的重心放在搜集情報和從事外交活動上，另一方面是由於傳道團始終不肯接納中國籍神職人員加入，以至缺少足夠的神甫進行布道活動。

中俄文化交流

在中俄文化交流方面，傳道團起到了重要的橋樑作用，俄國早期的漢學家幾乎均出自北京傳道團的神甫和留學生，例如第三屆傳道團的留學生伊拉里昂·羅索欣，在北京期間通過賄賂清政府理藩院的官員成功地將禁止外傳的皇清一統全圖竊出並翻譯成俄文，返回俄國後便加入科學院，專門從事漢學與蒙古有關的研究工作，他甚至還專門寫出書籍教給後來的傳道團成員如何賄賂清朝官員，由此可見其人對中國的了解程度之深；又如第九屆傳道團大司祭雅金甫大量研究和翻譯了中文歷史文獻。

外交和政治事務

相對於傳教，外交和政治事務是北京傳道團更主要的任務，從第一屆傳道團開始，這個宗教團體就被俄國政府賦予了直接搜集中國和間接搜集歐洲情報的任務，1727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簽訂後，傳道團更是直接肩負外交的使命。在將近300年的歷史中，傳道團搜集的關於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和中國東北、蒙古等地區的情報是俄國政府制定遠東政策的重要依據。傳道團在這方面的作用在1860年之後達到頂峰，他們不僅以提供情報的方式間接參與了歐洲國家與中國的戰事，第十四屆傳道團的大司祭固里甚至作為沙皇的談判代表直接參與了《北京條約》的制定。從這一角度講，東正教北京傳教團可以看作俄國政府以傳教名義安插在中國首都的一個重要情報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