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

漢奸是一個負面意義的語彙，泛指出賣中國國家民族利益的人，相當於「賣國賊」、「內奸」，也即通敵或叛國的中國人。
「漢奸」在《辭海》的解釋是「原指漢族的敗類，現泛指中華民族中投靠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出賣祖國利益的人」；在《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原指漢族的敗類，後泛指投靠侵略者、出賣民族利益的中華民族敗類」。

原有典故

在二十五史中，只有清史稿有「漢奸」一詞。「漢奸」兩字始現於清朝，根據日本神戶大學教授王柯的考証，雍正年間，曾有漢人與「苗頑」聯手對抗清廷在西南邊疆的「改土歸流」政策，這些人被罵為「漢奸」。
清代史料中最早使用「漢奸」一詞是康熙年間貴州巡撫田雯的《古歡堂集．黔書》：「苗盜之患，起於漢姦。或為之發縱指示於中，或為之補救彌縫於外，黨援既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複製。」首位使用「漢奸」一詞的皇帝則是雍正帝。
在清史稿卷307有以下一節，「（乾隆）十二年，授雲貴總督。疏言：『苗、惈種類雖殊，皆具人心。如果撫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變。臣嚴飭苗疆文武，毋許私收濫派，並禁胥役滋擾。至苗民為亂，往往由漢奸勾結。臣飭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貴州思州諸府與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饑民百餘入貴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飭貴州布政使、糧驛道以公使銀賑濟。如有續至，一體散給安置。』」
道光年間，西方列強入侵，「漢奸」被理解為勾結外國勢力的背叛者；這意義下的漢奸不分滿漢，指的是叛國奸細，其所損者乃中國整體利益。
義和團事件時使用「教民漢奸」來指稱涉事教徒，並指袁爽秋、許竹篔為漢奸，遭慈禧后黨誅殺，滿人內閣學士聯元被冠上「滿族漢奸」的罪名，亦險遭正法。

抗戰前後使用

在抗日戰爭期間，閩南籍企業家陳嘉庚向重慶國民政府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這個提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被鄒韜奮稱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漢奸也成為法律體系的一部分，中華民國政府訂有《懲治漢奸條例》（1938年）、《處理漢奸條例》（1945年），以此應付外國人扶植政權（主要是汪精衛的南京政府）的主要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政府也曾經發布《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財產的指示》（1951年）。
1946年1月國民政府司法院作成院解字三〇七八號解釋令，同意台灣人原屬日本籍，不應以漢奸罪名追訴。1946年12月國民政府司法院再次作成院解字三三一三號解釋令，主張台灣人於對日抗戰期間的戰爭罪刑，應受戰犯罪名審判，這是跟進盟軍總部清理戰爭罪刑的做法。戰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仍然進行漢奸檢舉追究行動。

台灣的延伸用法

第二次國共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延續了漢奸一詞的用法，在其教科書、官方媒體等宣傳上，指稱那些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以及兩岸政治對立期間出賣國家利益的通敵分子，這一名詞後來在臺灣多被一些台獨人士延伸轉化應用為「台奸」，以稱呼那些被認為為了個人或政黨利益，不惜出賣台灣主權、安全、與福祉的人士。常用來攻擊統派。

傳統界定標準

「漢奸」一詞出現的社會背景，是「滿漢一體」意識的普及。或者是滿清統治者主張自己與漢人利害相通，或者是漢人認為滿清的利益即漢人的利益，才有可能使用「漢奸」一詞譴責他人「通敵」。雍正時代，「漢奸」問題見於國內的民族關係。《大義覺迷錄．附錄》中有這樣一段雍正六年的硃批：「就其言論天下時勢光景、朕之用人行政， 一些不知未聞之人，非是苗疆內多年漢奸，即係外洋逆黨。」但是到了道光年間，帝國主義的侵略讓「漢奸」走出中國國內民族關係的圈子，變成了中外國際關係上的「通敵」問題。 欽差大臣林則徐一到廣東，立即發下一道《密拏漢奸札稿》的指令，說：「照得本部堂恭膺簡命 來粵查辦海口事件，首在嚴拏漢奸。緣外夷鴉片之得以私售，皆由內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廣，流毒日深。」
1841年，三元里抗英之時刊布的《廣東義民斥告 夷說帖》稱：「爾勾通無父無君之徒，作為漢奸，從中作亂。」「今用我國人為漢奸，非爾狗之能。」「爾所用漢奸，皆我天 朝犯法之徒，或殺人逃走，或舞文弄弊，平日極無本事，天朝所屏棄不用者，爾乃重用之。」從「無父無君」、「國人」、「天朝」、 「犯法」等詞語中就可以看出，此處的「漢奸」一詞毫無種族上的意義。「漢奸」一詞使「義民」感到憤怒的，不是 出賣了「漢人」的利益，而是出賣了「天朝」的利益。打著「扶清滅洋」旗號的義和團，在慈禧太后和剛毅等後黨大臣的支持下，攻教堂使館，殺「教民漢奸」。反對使用義和團攻擊外國使館的漢族大臣袁昶、許景澄，則被慈禧太后等目為「漢奸」遭到誅殺。同樣反對攻擊外國使館的滿族大臣內閣學士聯元被加上「滿族漢奸」 的罪名，險遭毒手。在慈禧後黨把「漢奸」當作殺伐異己口實的背後，可以看出：此處的「漢奸」，是被當作「出賣滿漢兩族共同利益、滿漢兩族之公敵」。
然而幾乎與此同時，劉道一等清末民初革命派又提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漢奸」定義，日本人諸橋轍次在1958年編定的巨著《大漢和辭典》卷七中也說道：「漢奸，來自清代，謂漢人勾結滿清 之徒。」與「漢奸」的原義：「不是勾結清王朝之漢人，而是妨礙了清朝利益之漢人」恰恰相反。
王柯指出，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漢奸」話語，其實是他們企圖在多民族國家的母體上，人工催生一個「漢族」單一民族國家時出現的「怪胎」。二十世紀初革命派接受近代民族主義的目的，其實不在於確認「民族」，而在於建立一個新型的國家──「民族國家」。民族不過是手段，國家才是目的。然而，因為現實的中國不可能成為單一民族國家，「漢奸」話語最終不過是強化了本來只是手段的民族意識而已。2002年末，有人以多民族國家為由表示不宜稱岳飛為「民族英雄」。對此國人表現出來的憤怒，就是近代民族主義造成國人將自己的政治認同最終歸結在民族，而不是國家的最好寫照。

當代中國大陸的使用

漢奸的定義也有爭議。在目前的中國大陸，漢奸的定義並非十分明確，時有出現矛盾之處。
在中國民間，「漢奸」一詞已經在近年來成為標籤化用詞，經常被有較強民族主義思想人士用來指責主張接受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中國人。而鼓吹同樣來自西方的共產主義的人，亦可能被指為「漢奸」。
另外，在抗日戰爭期間與日本合作開展「中日親善」宣傳活動，有「中國被日本統治是歷史之必然」公開言論的中國圍棋家吳清源也從未被貼「漢奸」標籤。
同情汪兆銘的旅美文人趙無眠就在《百年功罪》中有二篇文章——《查塔呼奇河畔談漢奸》《二十世紀誰不是漢奸？》——專門討論漢奸，認為漢奸是一個不確定不清晰的概念，文中流露對漢奸這種定義的嘲弄。
中國《人民日報》駐日本分社社長韓曉清，因發表「保釣運動是害國」的言論，被網民集體指責為「漢奸」
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在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中提出《懲治漢奸言論法》，引起廣泛爭議。其中左派和民族主義者表示支持，他們認為言論自由作為公民權利的基本內容，並非沒有邊界，在任何國家，如果學者的言論超越了憲法底線，必然會受到法律的制裁。至於他們認為的言論自由「邊界」和底線到底是什麼標準，則至今沒有闡明。
民眾中普遍存在反日情緒的同時，除了普通哈日族之外，親日派亦不少見，甚至出現支持大東亞共榮圈和侵華戰爭、認同日本政治理念的「精日」。2017年8月間在上海發生四行倉庫日軍照事件，期間幾名中國青年不僅身著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的日軍軍裝以日軍立場組織拍攝照片，同時毫不避諱的自認為「漢奸」，引起中國社會廣泛批評，當事人亦被行政拘留。

相關例子

香港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於2007年10月出訪美國，其訪美期間於《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China's Olympic Opportunity》（中國奧運機遇）一文，李柱銘在文中引述北京副市長劉敬民2001年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的說法指出「申辦奧運不但是為了推動城市發展，亦可推動民主及人權發展……（奧運）有助中國發展和諧社會、更民主的社會，及幫助中國融入世界。」李柱銘說非常認同這些主張，但中國在人權及民主有倒退跡像，國際社會有理由直接參與（direct engagement）中國人權事務。
文章發表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不點名指：「中國人權問題上，不需要外界所謂的壓力；有人去推動外界向中國施壓，是沒有道理的，亦不會取得任何結果。」隨後香港各建制派政黨亦相繼瘋狂批評李的言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認為李等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所說，是典型借外國勢力干預。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形容李等同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曾憲梓批評李「瘋狂到極點」，直指他是「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