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姓名讀音

「恪」（南京官話：ko⁵，苦各切）普通話應讀作「kè（課）」。曾有異議讀「恪」作「què（確）」，根據是陳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屬客家系統，客家話讀「恪」近似普通話的「què（確）」。金文明在《守護語林》中考證，認為這是以訛傳訛之謬，上杭客家話裡，沒有q這個聲母，凡普通話q聲字在客家話裡多讀作/kʰ/。另1980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李氏中文字典》用「課」注「恪」的國音，而用「確」注「恪」的粵音。「確」的粵音為/kʰɔk/，據陳寅恪助教王鐘翰回憶，陳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因此「恪」並不讀「què」。另據陳寅恪家鄉方言懷遠話（江西修水客家話，較之福建上杭客家話受贛方言影響更大），恪與確同音，「確」在懷遠話中應讀quò，所以也有人認為，恪實讀quò。根據目前官方標準，「kè（課）」是「恪」字在普通話中的惟一讀音。陳寅恪本人和至親三代都讀「恪」為què，是既成事實，不爭的事實。

家世

光緒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七日（舊曆）陳寅恪生於湖南長沙，籍貫江西省義寧州（今修水縣）。祖籍是福建省汀州府上杭縣。客家人。陳寅恪是為其父陳三立繼室俞明詩所生的第二子，陳氏門堂三代世家，祖父陳寶箴官拜湖南巡撫，其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祖母黃氏以在寅年生，取名寅恪（恪字為家族字輩），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輩稱其六叔。

求學

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地理等知識。1900年（光緒26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後，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陳家兩代素來倡議新政，「思益學堂」領風氣之先採用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相約一不打學生、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國學底子，眼界並擴及東西洋，留學日本前便「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
1904年秋天，14歲的陳寅恪隨長兄陳衡恪經上海吳淞碼頭離岸東渡日本，自費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父親陳三立相送並作詩一首《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學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兩兒附焉遂送至吳淞而別其時派送泰西留學生四十人亦聯舟並發悵望有作》。
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後就讀作為大學預科學校的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學習。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回到中國。
1918年冬獲得江西教育司官費資助，再度出國深造，先在美國哈佛大學隨蘭曼教授（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學梵文和巴利文。後因時局不穩，官費停寄，生活至為艱苦，每餐吃炒腰花（豬腎），省下的錢買書。性情孤僻，很少社交。
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洪堡大學，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馬克斯·繆勒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具備了閱讀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希臘語等十餘種語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3年陳寅恪在《與妹書》中明確地表示「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漢文，係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於希臘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屬一系」。夏曾佑曾對他感慨說道：「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
頗具意味的是，陳寅恪四處求學，學貫東西，可一生中沒有一張文憑。

執教清華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國，時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在這之前，清華校長曹雲祥原本聘請胡適為導師，胡適堅辭不就，並推薦了梁啟超、王國維和章太炎三人。1928年清華學校改制為清華大學，應聘為中文、歷史二系教授，並在北京大學兼課。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親，與清代台灣巡撫、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唐景崧之孫女唐篔完婚。在此期間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兩晉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1930年以後，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諸科，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律用黃色的包裝著，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鄭天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歷史系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視甚高的劉文典認為西南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他甚至公開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同時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得遍閱故宮滿漢文宗。陳寅恪本人是謙虛的，自稱：「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仍經常到東交民巷向鋼和泰學習梵文。1935年他享受特殊貢獻者的薪資待遇，月薪480元，為清華教授中月薪最高者。他分配有一幢住宅，住清華西院36號。

南渡北歸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其父陳三立憂憤死。寅恪悲慟過度，導致右眼失明。11月攜眷南逃，途中手稿遺失甚多，任教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主要講兩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專題和元白詩研究等。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中國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聯大，次年又隨西南聯大遷往昆明。1940年9月，他離昆明赴香港，準備轉英國。因戰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間撰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有詩「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1941年受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所邀，任職客座教授，講授隋唐史，僅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耗時兩個月，1941年8月4日，許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十分禮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饋贈。期間寅恪閉門治學，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香港日本政權欲以高薪聘請其任香港東亞學院院長，未果。1942年，攜妻女逃離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長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於廣西大學。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學。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國治眼疾，卻因耽擱太久，無法痊癒，僅一眼能見微光。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介石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1946年再任清華大學教授。

嶺南-中大時期

1948年底，解放軍逼進北平，陳寅恪沒有前往台灣的打算。傅斯年電話催請寅恪南下，寅恪舉家乘飛機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後在嶺南大學，未能前去台灣。
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自此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為歷史系、中文系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1960年7月被聘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1954年，陳寅恪寫成《論〈再生緣〉》，油印稿由章士釗帶到香港，輾轉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一時轟動海外，議論紛紜，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關方面與郭沫若、周揚、齊燕銘等人交換意見後，決定在大陸出版陳端生著和郭親自校訂的十七卷本《再生緣》，以回應海外議論。然而，由於這部乾隆年間的虛構作品語涉「征東」，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特殊國際環境下，周恩來、康生出面中止了對《再生緣》的討論，陳著與郭氏校訂本也被擱置起來。胡喬木拜訪陳寅恪時，陳氏因言：「蓋棺有期，出版無日。」即指此事。

文革晚年

國務院副總理，時人稱為「南霸天」的陶鑄敬重陳寅恪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親自關心陳寅恪的眼疾。1962年，陳寅恪滑倒於浴盆內，右腿折斷，陶鑄派三名護士輪班照顧，助手為黃萱。大陸文化大革命時，陶鑄被江青打倒，陳寅恪同時遭到迫害，紅衛兵凍結寅恪夫婦工資，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聲明：「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有詩云：「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劉節代替寅恪受批鬥，造反者依然發明了對付盲人學者的獨特批鬥法，甚至將喇叭設在他床前，「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痺逝世，陳寅恪逝世11天後，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報》刊登了一條一百多字的消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本月七日在廣州逝世，終年七十九歲。」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卷下，「己酉年 一九六九 先生八十歲」條目載：「……舊曆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誕辰……陽曆十月七日（依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推算，為舊曆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時半，先生逝世……」次月21日，唐篔亦逝。

後事

陳寅恪與唐篔相繼逝世後，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場，後改存銀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安葬於江西廬山植物園，是為陳寅恪墓。

遊牧文明對農業文明的周期性激活機制

陳寅恪《李唐氏族推測之後記》中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對中國三千年來中原農業文明和草原遊牧文明之間的互動關係做了極為精闢和創見性的概括；並可延伸到後來《河殤》中認為的黃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的關係。

不古不今之學

陳寅恪曾自言：「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對於「不古不今」之義，歷史學家有不同的說法，在中國有羅志田、桑兵；在臺灣，除了汪榮祖著有《史家陳寅恪》專書以外黃清連、王震邦及逯耀東等亦有專文對此進行探究。而「不古不今」含義至今仍尚有分歧，茲舉數家之言如下：
依汪榮祖的說法「不古不今」為中古史，因陳寅恪本身也是以中古史見長，亦曾言：「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因此，此說得到多數認同。逯耀東則進一步認為「不古不今」係指經學而言，即超越今古文經學，專治乙部之學(按：乙部為古代圖書分類之史書)，故可作兩方面探討，初為乙部之書，進為專指魏晉隋唐之史。而桑兵認為「不古不今」並非由字面上來解釋，應從其時代背景做觀察，「不古不今」為「不新不舊」之意，引申為治史不拘泥於古亦不疑古。但是根據錢賓四教授的想法，首開今古之爭的兩漢經學，就不存在實質的今古差異，僅是虛擬的差異。
陳先生身為一文史名家，不僅在治史上有卓越貢獻，在相當早的時候就提出與乾嘉學派治學風氣不同意見，他認為若是要瞭解詩詞典故的深意，除找出古典(第一出處)之外，還要找出作者當時的今事，這樣才能古今融為一體，這種古典今典共鳴的新傳記批評，實際上已經超越中國歷來詩詞評論的窠臼，乃陳先生晚年著作與早期著作的會通處，也就是陳先生的心史所在。

關隴集團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提出「關隴集團」的說法。從北周、隋至武則天政權，皆與關隴集團息息相關。

關中本位政策

宇文泰建立關中本位政策，並且融合鮮卑及漢文化以消除胡漢隔閡。最後北周形成較團結的關隴胡漢集團，漢族也成為軍隊主力之一，得以攻滅因政治混亂而衰退的北齊。陳寅恪指出：「李唐承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在西北一隅。」

治學理念

陳寅恪一生治學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復》裡，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毛澤東）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於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