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

翦伯贊（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名象時，字伯贊，以字行，維吾爾族，湖南省桃源縣楓樹鄉回維村人，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與范文瀾一起系統地應用馬克思主義方法，重新解釋了中國歷史，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參與北伐戰爭，中國國民黨清黨後，在歷史學家呂振羽等人影響下，開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社會和歷史問題。五四運動以後被稱為史學界的「馬列五老」之一，與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范文瀾並稱為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曾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52年至1968年）、歷史系主任。

家庭

翦伯贊的祖先是高昌維吾爾族哈勒巴士。明初，朱元璋冊封哈勒八士為「荊襄都督」，賜姓「翦」，把義女杜葉公主賜給哈勒八士為妻。1373年，哈勒八士被封為鎮南定國將軍，加太子太保銜，在湖廣的辰州、常德一帶鎮守。翦氏傳至第七代時因事被革去官爵，後代在湖南桃源定居，或從商，或務農。翦伯贊的父親翦萬效是晚清秀才，兼通數學，中華民國成立後受聘擔任中學數學教師，被稱為「翦幾何」，還曾擔任常德中學、常桃漢沅聯合縣立中學校長。

早年

1916年進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學習，不久又轉入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今武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前身），1919年畢業。1924年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經濟專業。回國後研究史學和歷史哲學。

民國時期

他在1936年出版的《歷史哲學教程》一書，從中國國情出發、系統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教科書，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著作。193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40年起，他長期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在重慶、上海等地從事統一戰線和理論宣傳工作，完成了《中國史綱》第一卷、第二卷和《中國史論集》等。抗日戰爭期間，他撰寫文章批判中國國民黨，稱其政策「親日獨裁」。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翦伯贊轉到北京大學，任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長達16年，任北大副校長6年。翦伯贊協同郭沫若、范文瀾等人籌建了中國歷史學會。歷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翦伯贊1952年嚴厲批判張東蓀的中間路線，1957年反右運動時著文嚴厲批判雷海宗、向達、榮孟源為史學界的右派。

文革前觀點

1961年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決定，委託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作為高校文科中國通史教材之用。上級部門鼓勵翦伯贊按照共產黨平素所主張的觀點來寫，於是中國從西周時期進入封建社會的學說寫進了教材。郭沫若、翦伯贊肯定呂振羽的主張「殷商是奴隸社會」，也為教科書所用。1958年毛澤東多次為曹操翻案，說曹操是天下大亂時期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是「代表正義一方的。」翦伯贊在1959年2月發表《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一文，說：「曹操不僅是三國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並且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有數的傑出人物，」長期把這樣一個傑出人物當做奸臣，是不公平的。「我們應該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復名譽。」毛澤東看了翦伯贊的文章後進一步發揮自己評曹操的觀點，從評曹操這一特定歷史人物的角度告訴人們：無產階級就是要講專政。
翦伯贊繼承了顧頡剛的「華夏族羌人起源說」，指出「在野蠻時代之初，分布於甘肅、青海一帶的諸羌之族，亦開始新的遷徙，一批批羌人走下崑崙山，來到東方，創造了中華民族的早期文明。」翦伯贊與費孝通、譚其驤、白壽彝、翁獨健一同支撐起了『自古論』和『共創論』大廈的框架。
翦伯贊指出，「過去以至現在，都是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處理中國的歷史，因此，過去以至現在的中國史著述(都不是中國史，而是大漢族史。但是大漢族史，不是中國史）。」「研究中國史，首先應該拋棄那種以大漢族主義為中心之狹義的種族主義的立場，把自己超然於種族主義之外，用極客觀的眼光，把大漢族及其以外之中國境內的諸種族，都當作中國史構成的歷史單位」。

文革中被迫害自殺

文化大革命前，翦伯贊是歷史學界歷史主義派的主帥，研究了古代的許多歷史事件。因其所持的讓步政策的觀點與毛澤東觀點相左，以及反對姚文元對吳晗的《海瑞罷官》的批判，1960年代後期即被批判。
1951年2月，翦伯贊在《學習》雜誌上發表《論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指出：「每一次大暴動都或多或少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因為在每一次大暴動之後，新的統治者，為了恢復封建秩序，必須對農民作某種程度的讓步，這就是說，必須或多或少減輕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這樣就減輕了封建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會的生產力又有繼續發展的可能，這樣就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因而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農民暴動或農民戰爭，可以說，都是中國封建社會向前發展的里程碑。」
1961年以來，翦伯贊先後為歷史專業組撰寫了《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關於處理中國史上的民族關係問題》等文章，針對當時史學研究中的一些觀點，提出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歷史主義。這些文章很受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文教小組成員的周揚的讚賞，分別刊發於《簡報》和《通訊》。
翦伯贊在《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中，對他十年前在《論中國古代的農民戰爭》中的說法作了重要修改。他說：「在經歷了一次大的農民戰爭以後，封建統治階級為了恢復封建秩序，有時對農民作出一定程度的讓步，但不是對每一次農民戰爭都讓步，他們對於那些小的局部的農民戰爭是不會讓步的。讓不讓，讓多少，這要決定於階級對抗的形勢，決定於農民戰爭帶來的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讓步政策的主要意義為，每次農民革命戰爭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改朝換代之後，新的王朝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恢復生產力的發展，會吸取前朝的教訓，對農民階級做一些讓步，正是這些讓步政策有力推動了歷史的發展。
1965年12月，《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對翦伯贊的歷史觀點進行了批判，攻擊翦伯贊的觀點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12月21日，毛澤東發話：「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1966年3月，《紅旗》雜誌又發表戚本禹等三人的文章《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給翦伯贊扣上「資產階級史學代表人物」的帽子，說他的上述兩篇文章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綱領」。1966年3月28日－30日，毛澤東在上海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他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
文化大革命初，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被扣上「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備受肉體摧殘，人格凌辱。毛澤東曾於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發出「最高指示」，特別提到「對北京大學的翦伯贊、馮友蘭要給出路」。但江青的手下依然通過秘密成立的「翦伯贊專案組」，對其進行逼供，要求他證明1935年劉少奇與國民政府談判時有變節行為。翦於1968年12月18日夜，夫妻雙雙吃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死時口袋內有兩張紙條，一張說「實在沒有什麼可交代的」；一張三呼毛主席萬歲。

官方平反

1978年8月，中共中央領導人鄧小平親自批示：「我認為應予昭雪」，為他徹底平反昭雪。1979年2月22日官方舉辦了他的追悼會。

著作

主編《中國史綱要》，著有《中國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論集》、《中國史綱》、《歷史問題論叢》、《先秦史》、《秦漢史》等。

評價

余英時認為，翦伯贊對中國史的分期，代表了當時中國大陸史學界的正統，其中心系統不是從中國史的內部整理出來的，而是借自西方的現成模式。他在史學上的地位如何，恐怕要看後人是不是能從他的著作中繼續得到啟發。余英時稱，燕京大學有「四大真空管」的說法，翦伯贊即為其中之一。「真空」指的是學問空疏。因翦伯贊「眉眼擠在一處」，鄧之誠的姨太太私下稱翦伯贊為「臭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