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內邊界

緣起

德國國內邊界起源於二次大戰時，同盟國將戰敗德國分割區佔領的計畫。盟軍隨後達成共識，依據十九世紀時德意志邦國和省份的領土邊界（1871年德意志統一後已普遍消失）進行劃分，分為三個佔領區，各占約三分之一的德國領土，即：西北方的英國佔領區、南方的美國佔領區以及東方的蘇聯佔領區。法國後來自英國和美國佔領區分割出佔領區，位於德國極西地區。
德國分割區制度於1945年7月1日實行。由於最後數週在德國中部捷報頻傳、戰況進展出乎意料的順利，英美軍隊便先行佔領了部分原分配給蘇聯的地區。許多德國人於是在此西方軍力短暫停留期間，利用時機、在蘇聯前來接收其餘佔領區之前逃往西部。
同盟各國起初聯手協助德國成立同盟國管制理事會（ACC），但最終因對德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未來走向理念不同而合作破裂。1949年5月，西方的三個佔領區合併成為自由選舉民主政府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蘇聯佔領區則成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以共產主義統治。
從一開始，西德和西方盟軍就否認東德的合法性，僅視之為一個「既成事實」、一個缺乏自由公正選舉政府的共產主義蘇維埃產物。西德政權認為，德國的公民身分與權利平等適用於東、西德居民。東德人民如果潛逃或獲釋到西德，理所當然可享有西德公民權利，包括居住權以及工作權；西德法律同樣適用於東德。由於渴望西德更自由、前景更為繁榮的生活，東德人民一直有著強烈的西遷動力。另一方面，東德政府則定義自身為獨立存在的合法政權，視西德為敵方領土——企圖利用人民收復第三帝國失地，和東德的和平社會主義政府對立的資本主義、半法西斯主義政權。

1952–67年：「特殊體制」時期

如果說1952年之前的邊界還算開放的話，那麼從1952年5月26日開始這種狀態便開始急轉直下。當時東德開始實行一種「邊界特殊體制」政策，他們稱這是為了阻止「間諜﹑敵後反動人員﹑恐怖分子和偷渡者」進入邊界。東德政府的這一舉措挨批為限制居民進一步的流動性，而這會對阻礙東德的經濟發展。
整個邊界沿線的土地都開墾出一段寬10米（32.8英尺）的地帶，與之毗鄰的是一片寬500米（1640英尺）、防守嚴密的「保護區」，其後還有一個寬5公里（3.1英里）的「限制區」，只允許那些持有特別許可證的人才能在那居住或工作。邊界沿線的樹木和灌木叢都被砍光，以此來為守衛提供開闊清楚的視野，同時也防止了有些潛在偷渡者將其作為掩體。邊界附近的房子均予拆毀，橋樑封鎖，許多地方都安上了倒鉤鐵絲網。農民只能在白天在邊界沿線料理農事，還必須是在武裝士兵的監視下進行，這些士兵在對方不聽從指令的時候有權使用他們的武器。
雙方在邊界上的社群團體都遭到了極大打擊。隨著邊界的突然關閉，田地、煤礦甚至是房屋都分成兩半。超過8300名居住在邊界的東德公民在代號為「寄生蟲行動」的專案中被強制搬遷到別地。另外3000名原住民在意識到他們要被驅逐出自己的家鄉後，逃到了西德。1962年7月，在東德宣布封鎖所有波羅的海海岸的邊界以及實施相應的限制措施後，該國的封鎖線又進一步加長了。
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的邊界雖然沒有完全封鎖，但其管制也十分嚴格；東德公民依然能夠進入西柏林，而這條路線後來也成為東德人民移民到西方的主要路線。在1949年至柏林圍牆修建的1961年間，大約有350萬人—占總人口的六分之一—移民到了西方國家，其中大多數都是通過柏林這條路線。因為連接東柏林和東德重要地區的鐵路線都經過西柏林，所以一旦坐上這些線路上的火車就可以輕易的到達西柏林。由於鐵路線規劃是不那麼容易改變的，於是東德就圍繞西柏林另建了一條長125公里（78英里）的鐵路線。1961年，「柏林外圍鐵路線」完工後，封鎖東德和西柏林之間的邊界變得更加容易。同年八月，東德和西柏林之間的邊界最終封鎖。

1967-1989年：「現代化邊界」時期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60年代後期決定強化其邊界防禦設施來建立一個更難穿過的「現代化邊界」。倒鉤鐵絲網由更難攀爬的鋼板網取代；定向反單兵地雷和反戰車壕溝能夠阻止任何人和車輛通過；絆腳線和電子訊號燈讓警衛能夠覺察到任何試圖逃跑的人；全天候的路邊巡邏讓士兵能迅速到達邊界的任何一個地方；原先木製的防衛塔也換成了預製板結構的水泥瞭望塔和觀察堡。
邊界升級的施工工作開始於1967年9月份，大約總共修建了1,300公里（808英里）的防護設施，大部分相比原先邊界的地理位置都後撤了較長一段距離。升級工作一直安然地持續到了80年代。新邊界有效減少了外逃成功人員的數量，從60年代中期的每年1,000人左右降到了10年後的每年只有大約120人。
上世紀60年代末，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提出了「東方政策」，緩解了兩個國家間的緊張局面。在70年代初，該政策促使雙方達成了一系列條約和共識，其中意義最為重大的一項就是東德和西德互相承認對方的國家主權，並且支援對方申請聯合國成員國資格。西德依然將統一作為其理想目標，但實際上早已經將其放置一邊，而東德更是完全捨棄了這個想法。兩國政府在邊界地區修建了新的過境點，東德也適當放鬆了過境規定，但是其軍事設施依然像往常一樣嚴密監控著整個地區。
1988年，西德領導人曾考慮過將現有的昂貴、麻煩不斷的軍事設施轉變為代號「邊界2000」的高科技軍事體系。通過藉助蘇聯陸軍在蘇聯－阿富汗戰爭中使用的科技，感測器和探測器將取代圍牆。然而，該計劃卻最終沒有實施。

經濟和社會影響

邊界的隔絕對西德和東德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都產生了質的影響。跨境交通線大部分都中斷，10條一級鐵路幹線，24條二級鐵路幹線，23條國家高速公路，140條地區高速公路和數不盡的小型公路，鐵路和水路都中斷。1966年的封鎖最為嚴格，當時只允許6條鐵路幹線，三條國家高速公路，一條地區高速公路和兩條水路投入使用。到了70年代雙方關係較為緩和的時候，東德才同意開放更多的過境點來換取經濟援助。在整個冷戰時期，電話和郵政通訊依然在正常使用，但是包裹和信件經常需要開啟來例行檢查，電話也得接受東德情報部門的監聽。
該邊界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影響。眾多小鎮和村莊與其商品市場和經濟腹地的聯絡都被切斷，導致邊界附近地區的經濟情況和人口數量都出現下滑。兩德政府應對危機的方法卻不盡相同。西德政府根據1971年制定的「邊界地區援助計劃」向社群發放大量救助金，以此在經濟蕭條中給予他們援助。邊界沿線的基礎設施和商業發展都因大量的國家投資而受益匪淺。
而由於東德經濟更為落後，而且政府對人民實施嚴格管制，東德社群的生活則要艱苦的多。由於政府清除眾多村莊，許多居民被迫搬離，於是邊界地區的人數不斷減少。邊界的小鎮更是由於政府嚴格的限蓋政策而吃盡苦頭：當地居民被禁止建造新房屋，甚至不允許他們維修現有的房屋，這導致許多基礎設施嚴重損壞。政府雖然為那些居住在封鎖區和防禦地帶的人們提供了15%的收入補助，但是這並不能阻止邊界人口數量的減少，因為年輕人都為了尋找工作和更好的生活條件而搬到了其他地方。
東德為邊界建造以及起軍事設施的修建和維護而花費了大量財力。邊界及其周邊地區共占地6,900平方公里（2,700平方英里）—超出了東德領土面積的六分之一，而且這些地區內的經濟發展嚴重受挫，有的甚至完全停滯。整個邊界系統的實際開銷一直是嚴密封鎖的機密，直到今天也無法肯定其修建和維護費用究竟是多少。每修建一座BT-9型瞭望塔所需費用大約為65000東德馬克，每千米上的鐵絲網的費用大概在151800馬克。70年代「現代化邊界」專案的開展更是導致了單兵支出的巨額增長：邊防軍總開銷從1970年的每年6億馬克漲到1983年的接近10億馬克。在1989年早期，東德經濟學家計算出每逮捕一個越境者就要花掉210萬馬克，是當時一個工人「價值」的三倍。

雙方對邊界的看法

兩德政府對邊界都持有不同看法。東德將它看作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國際邊界——是一條防範西方入侵的防衛線。在一部1981年宣傳東德軍隊的電影「邊防警衛隊」中，將北約和西德聯邦國防軍、戰車全部描述成進犯東德、殘忍至極的軍國主義者。電影中接受採訪的邊防士兵將他們的見聞描述為己方行為的正義性和西德特工、間諜、奸細帶來的威脅。他們在邊界中死亡的戰友受封英雄稱號，還有東柏林的小學生向紀念碑敬禮的場景。
但是，西德的宣傳冊卻僅將邊界看作是「蘇占區的分界線」，還著重強調了分裂德國的殘酷性和非正義性。邊界西德一側的標語上寫著"Hier ist Deutschland nicht zu Ende – Auch drüben ist Vaterland!"（「德意志不會終止與此地，對面也是我們的祖國！」）
當東德政府想盡辦法阻止其人民接近邊界的時候，西德政府卻積極鼓勵旅遊業的發展，邊界附近麻煩不斷的地區都成了旅遊熱點。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巴伐利亞州中一座一分為二的村莊莫德拉羅斯。 美聯社在1976年報導「成批的西方遊客來此拍攝以共產主義圍城、水泥碉堡、從綠丘上突出的地堡為背景的相片，一些集體農莊的奶牛就在山坡上放牧。
而西德還特意於1966年在巴伐利亞的齊莫勞修建了一座高38-公尺（125-英尺）的觀光塔，是為了讓遊客能夠不受山丘的阻擋就能看到東德內的情景。在1970至1980年代，東德境內一個名為開勒的村莊內的居民發現他們自己竟然成為了西德公民的「旅遊必看景點」。附近山頂上還建造了一個名為「開勒之窗」的觀光台，遊客在那可以用望遠鏡看到邊界對面的境況。為了滿足許多人的消遣需要，1975年還在波羅的海的特拉弗明德港口附近一個與界石相鄰的地方開了一處裸體沙灘。去那兒的遊客經常都只是為了拍一張在模糊的東德瞭望塔下裸體相片；西德人民注意到「自從裸體沙灘開放後，對面瞭望塔上的活動便多了起來。」

邊界軍事設施

邊界的東德一側設有複雜嚴密的的軍事設施和防護區，縱向距離超過1,300公里（810英里），橫向距離也有幾公里。這些軍事設施於1952年開始建造，並且其嚴密性和殺傷力在80年代早期達到頂峰。邊防士兵們將邊界朝向東德的一面稱為友軍方面（freundwärts），朝向西德的一面稱為敵軍方面（feindwärts）。

限制區

如果有人想在1980年前後從東德非法穿過邊界到達西德，那遇到的第一個難關就是「限制區」（Sperrzone）。這是一片沿邊界劃定、寬5公里（3.1英里）的地區，嚴禁一般人進入。居住在此地的居民出入時要出示特別證明，並且不允許他們進入該區域內的其他村莊，夜晚宵禁時更是不許外出。該地區沒有鐵絲網包圍，但是入口處都設有檢查哨。
與「限制區」遙遙相望的是「警報柵欄」（Signalzaun），其實是一段綿延1,185公里（736英里）、高2米（6.6英尺）的金屬鐵絲網。鐵絲網上排列有低電壓鐵絲網，當有人觸碰或剪短鐵絲時，警報就會響起，附近的守衛便會有所行動。

東德的海上國界

德國國內邊界還一直延伸到了波羅的海，人們稱其為「藍色邊界」或者東德的海上邊界。東德在特拉維河河口東岸部分地區布有軍事設施，和對面西德的特拉弗明德港隔海相望。泥濘的海岸線上布滿了瞭望塔、圍牆和鐵絲網，以防有人從此處逃走，各水域還有東德的巡邏快船巡邏。綿延不斷的邊界線終止在了普瑞沃半島，該半島雖然屬於特拉沃明德，但是卻是在特拉維河的東側。從這到博爾滕哈根15千米的海岸線都在梅克倫堡灣東側，屬於「閒雜人等不得入內」的「保護區」，剩下的波蘭邊界上的博爾滕哈根到阿爾特瓦爾普的海岸線都設有警衛和安全設施，包括柏爾島、呂根島、希登賽島、烏瑟多姆島、達斯半島和烏斯特羅半島。
東德在波羅的海沿岸採取了安保措施來阻止人們逃跑。海邊露營收到嚴重限制，人們也很難找到船隻。東德政府在波羅的海海岸線上修建了27個瞭望塔。如果發現有人試圖逃跑，他們會派遣快速巡邏船進行攔截，還有持槍警衛攜帶大功率的探照燈監視著海灘。
逃跑者的目的地有梅克倫堡海灣的西海岸（西德），位於蓋瑟港的一艘丹麥燈船，丹麥南部的洛蘭島和法爾斯特島，或者只是任何一條國際航道，逃跑者希望能夠被過往船隻搭救。但是，這條波羅的海的逃跑路線是十分危險的。據估計，總共有189人在試圖從波羅的海逃走的時候喪生。
一些人還試圖從停泊在波羅的海港口的東德船隻上跳入海中來逃跑。想用這種方法從丹麥港口逃走的人實在太多了，港務長不得不在有東德船隻停泊的碼頭周邊地區安裝額外的救生裝置。東德政府則在船上派遣持槍的交通警察來強行制止這種行為。1961年8月，交通警察在丹麥蓋瑟港引起了一起國際糾紛：他們在碼頭附近毆打一名企圖逃跑的公民，而且還開了槍，打中了一艘停泊在港口中的丹麥船隻。第二天，成千上萬的丹麥人上街抗議「德國人民警察的辦事手段」。最終，德國政府通過進一步限制東德人民本就少的可憐的旅遊機會阻止了「跳海事件」的發生。

河界

邊界線還穿過德國中部三條主要河流的部分河段：勞恩堡和施納肯堡之間的易北河（大約95公里（59英里）），韋拉河以及薩勒河。界河上的爭端是最棘手的：雖然西方盟國和西德都認定分界線在河流的東岸，但是東德和蘇聯卻堅稱界線在河流的中央（根據深泓線原則）。事實上，雙方的確是各占了一半的水道，但是雙方的船隻航道線經常越界。東德或西德的船隻總是想維護自己在水上航行的權利，雙方為此也經常發生激烈衝突。
邊界的河流地區也和其他地區一樣有重兵把守。東德在易北河上駐紮有大約30艘巡邏快艇，而東德則駐有大約16艘海關巡邏船。守衛密切監視著河流邊界以防有人逃走，其中有很多人在試圖穿過河流的時候淹死在河中。在二戰封鎖期炸毀的許多橋樑如今依然是廢墟一片，在東德境內剩下的能用的橋樑都被東德封鎖和毀壞。渡口已經不復存在，河流上的駁船則要接受東德士兵的嚴格盤查。為了阻止有人過河逃跑，東德的河岸均由延伸的鐵絲網和水泥牆封鎖了起來。在易北河一處名叫Rüterberg的村莊，這些軍事設施完全將該村包圍起來，將當地居民與東德其他地區以及西德的聯絡切斷。

邊界保衛部隊

邊界保衛部隊由成千上萬來自東德和西德的軍事人員﹑輔助軍事人員和文職人員組成，有些人員還來自英國﹑美國和前蘇聯。

東德方面

二戰結束後，東德邊界一側最初是由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即後來的克格勃）下的邊防部隊負責巡邏的。在蘇聯將邊界控制權完全移交給東德前（1955至1956年），這支部隊從1946年開始得到一支地方招募的軍事輔助隊伍，德國邊界警察（Deutsche Grenzpolizei或DGP）的補充。1961年，DGP變為了一支隸屬於國家人民軍的軍隊，並重新更名為東德邊防部隊（Grenztruppen der DDR，常稱「輕步兵」），隸屬於國家人民軍邊防司令部（Grenzkommando）。他們負責保護與西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波羅的海，和西柏林邊界處的安全和防禦工作。在其鼎盛時期，東德邊防部隊下屬有50,000名士兵。
大約一半的邊防士兵都是應徵而來的，但與東德其他部隊相比，這一比例還是算低。許多其他本可能加入的人因為「不確定是否可靠」而被排除在外，比如說你是一個宗教狂熱分子，或者你在西德有近親。所有士兵都接受了詳細的審查來確保他們的政治可靠性，還要接受大量的思想工作教育。
在1968和1985年間，斯塔西內的一支特殊隊伍曾秘密隱藏在邊防部隊中，他們扮作普通的邊界士兵，目的是清除潛在的叛徒。據說有十分之一的軍官和三十分之一的士兵曾充當斯塔西的線人。斯塔西定期向士兵問話，並且保留了每一個士兵的檔案。斯塔西的人員直接負責多項安全檢查工作；過境點的護照檢查站就是由身穿邊防軍制服的斯塔西成員看守。
邊防士兵也收到嚴密監視來確保他們不會利用自己的內部情報來越過邊界。巡邏車，瞭望塔，觀察站內經常是兩三個士兵同時操作，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離開對方視野。如果有士兵想逃跑，他們戰友接到的命令是在毫無警告的情況下毫不猶豫地向其開槍。有2,500名士兵成功逃到了西德，但更多的5,500人就逮後監禁長達5年，還有許多人在逃跑時被槍殺或者受傷。
守軍的工作還包括維修防護網，在瞭望塔和掩體內監視邊界以及一天巡邏幾次邊界線。邊界偵查兵團（Grenzaufklärungszug ，簡稱為GAK）是一支精銳偵察部隊，負責邊界巡邏和針對西德的情報搜集工作。GAK士兵經常拍攝邊界附近西方遊客的相片，他們還負責監視維修鐵絲網的工人。機槍的火力範圍一直覆蓋著工人，以此來打消他們逃跑的企圖。

西德方面

西德眾多政府機構都負責維持邊界西側的治安，包括聯邦邊界保衛隊，巴伐利亞邊界警察和聯邦海關總署。西德軍隊在沒有聯邦邊界保衛隊士兵的陪同下是不允許靠近邊界的。
聯邦邊界保衛隊成立於1951年，負責邊界沿線縱深30公里（19英里）地區的治安。共有20,000名士兵，配備有裝甲車，反戰車火炮，直升機，卡車和吉普車。聯邦邊界保衛隊在其轄區內擁有應對邊界威脅的有限權力。
BZV（Bundeszollverwaltung）則負責維持邊界多地的治安以及掌管西德的過境點，其士兵都和家人居住在邊界沿線的社群中，在邊界縱深10公里（6.2英里）的區域內執行常規巡邏任務。他們有權在除巴伐利亞段邊界的其他活動區內逮捕和搜查可疑分子。BZV和BGS的管轄範圍在相當一部分上都重疊了，這也導致兩個部門之間一定程度上的不和。
BGP（Bayerische Grenzpolizei）則是一支有巴伐利亞政府組建的邊界監察部隊，負責執行邊界沿線390公里（240英里）的檢查任務。到了60年代後期，BGP內的600人和BZV、美國軍隊一起在邊界轄區內巡邏。由於BGP和BZV的職能相似，因此這兩個機構之間也常因轄區範圍分歧而產生爭鬥。

西方盟國方面

英軍士兵在他們德國國內邊界轄區內的巡邏頻率並不高，而且大多數都是為了訓練或者只是象徵性的巡邏。到了20世紀70年代，他們一個月只巡邏一次，基本上不使用直升機和地面檢測雷達，也不再修建觀察哨。英國在邊界上的轄區分為兩部分，總共涵蓋了邊界沿線650公里（400英里）的地方。英軍並不像美軍一樣派遣一支部隊長期執行巡邏任務，而是讓「英國駐萊茵河軍」下的各部輪流執行巡邏任務。
邊界的英軍轄區由英國邊防部隊（BFS）負責巡邏，而它的隊員數量在西德邊界各國巡查機構中也是最少的。它的下屬隊員其實是充當英國軍政利益及德國邊界部門三者之間的通訊兵。英國邊防部隊在1991年德國統一之後就解散了。
在從1945年至冷戰結束後的這幾十年裡，美國陸軍在德國國內邊界一直持續出現且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美軍常規部隊從戰後就一直控制著邊界，直到1946年才由美軍保安隊所取代，而後者也在1952年美方將監管責任移交給德國政府後解散。後來的邊防部隊則是奉派來實施永久性防禦的三個裝甲團。第3裝甲團駐守在班貝克，第2裝甲團駐守在紐倫堡，第13裝甲團則駐守在富爾達，不久後第13裝甲團就由第11裝甲團代替。這三支部隊負責利用觀察哨、空中和地面巡邏來監視邊界，防止外人侵入以及收集關於華約相關活動的情報。

跨邊界交流

雙方基本沒什麼非正式交流；東德禁止其軍人和西方國家的人說話。直到70年代緩和期的時候，雙方才為14條正式外交用的直連電話線（GIP,「邊界資訊交匯處」）制定相關章程。這些交流是為了解決影響邊界安全的地方問題，比如像洪水，森林火災或者流浪動物。
許多年來，雙方以向對方領土發射或空投宣傳標語和宣傳筒的方式進行宣傳戰。西德的宣傳單是為了說服東德邊界守衛不要射殺穿過邊界的逃難者；東德則極力將西德刻畫成一個試圖讓德國重新變成納粹德國的軍國主義政權。
50年代的時候，東德每年都會向西德散發數不盡的宣傳冊子。僅是1968年一年，東德就向西德方向發射了超過4,000枚「宣傳彈」，其中包含了大約450,000張宣傳單。界河的河水中還發現了另外600個來自東德的防水容器，裡面也含有宣傳單。這場「傳單戰」最終隨著70年代早期兩國為了謀求關係正常化而制定的眾多雙邊協定而停止。

穿越德國國內邊界

德國的國內邊界從來沒有像韓國和朝鮮的邊界那樣完全封鎖過，即使在冷戰時期，人們照樣可以出去邊界。一系列有關柏林管理的戰後協定都明確指出西方盟國將有權通過指定的空中、陸上、鐵路和水上路線進去柏林城區。蘇聯和東德在這一點上是完成的最好的，只是有時道路會出現中斷，給遊客帶來困擾。即使是在1948年的「柏林封鎖」時期，物資也可以空運到柏林—也就是著名的「柏林空運」。不管是在封鎖柏林前還是之後，西德公民、軍用火車、公路汽車和駁船都能從東德到達柏林。
能夠讓人合法穿過邊界的空中、公路、鐵路、河流路線為數甚少。外國人還能夠穿過東德領土進出柏林，丹麥，瑞典，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但是進入東德的其他地區的道路十分有限，而且這些地方都有嚴密的監控，他們在旅遊、住宿以及消費等方面都要受到種種限制。長時間的檢查導致過境點的交通十分緩慢。西方國家的人將過德國國內邊界看作是一件十分麻煩的事情；簡·莫里斯曾寫道：
旅遊時從西德過邊界到東德的經歷簡直就像做了一場灰色調的噩夢，到處都是崇尚極權主義的惡霸。我可以感受到人們在這個灰暗國度里微不足道的憎恨，在這裡任何你從沒聽說過的事都可能發生在你身上。你的一舉一動都在一雙雙警覺的眼睛和各種體制的監督之下。

過境點

1952年前，人們幾乎可以穿過邊界線上的任何一個地方。後來，邊界線上的軍事切實切斷了32條鐵路線，3條高速公路，31條主幹道，8條一級公路以及大約60條二級公路和數不盡的幹道和貨運線路。過境地點也限縮為三條空中走廊，三條陸地幹道，兩條鐵路線和兩處允許船隻抵達柏林的河流交匯口，還有其他一些用來輸送貨物的過境處。
這種情況在70年代的「緩和政策」實行後便有了很大改觀。一些為那些所謂的「少數邊界流動人員」，大多數也就是西德短途旅客而設立的過境點在邊界沿線各地開放。到了1982年，已經有了19條過境路線：六條普通公路，三條高速公路，八條鐵路線以及易北河和中德運河。
規模最大的過境處是在漢諾瓦-柏林高速公路（即聯邦2號高速公路）上的黑爾姆斯特-馬利恩邦過境站，在1985年至1989間共有3,460萬從此處過境，代號為「Alpha過境點」，也是由盟軍在柏林方面公路上建造的三個過境點中最早設立的一個。另外兩個是「Bravo過境點」和「Charlie過境點」，前者所在的高速公路連接著東德和西柏林，後者則是最出名的一個，因為它是唯一一個允許非德國民眾從西德到達東德的過境點。
想僅憑開車就衝過過境點中的障礙是不可能的，因為東德在其中安放了能夠致人死亡的高強度路障和捲動障礙，事實上也的確有人因此喪命。來往車輛要接受嚴格的檢查，防止有人藏身其中。士兵會用探針來檢查車輛的底座甚至油箱，這些地方都是可能藏人的地方，有時候還會將車子在現場的一個修車廠內拆卸一部分。在馬利恩邦甚至還有一個屍體檢查室，人們在那裡將棺材開啟來確定裡面的人是不是真的死了。過境者要接受搜查，還有人盤問他們的旅遊計劃和旅遊原因。這一整套檢查系統科技含量低，行程緩慢，主要依靠大量記錄遊客資訊的資訊索引卡，儘管如此，它卻十分有效。在馬利恩邦過境點發揮作用的28年間，沒有一次成功的越境事件記錄在案。

過境規定

西德居民能夠相對輕鬆地去拜訪東德的親戚，但是也必須經過一系列的官方流程。東德軍民則要受到更加嚴格的限制，直到1964年他們才獲准到西德探親，但只有退休人員才有這項特權。於是就產生了一個笑話：只有東德的人才盼著老年生活。到了1972年才允許年輕人到西德旅遊，但是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有少部分人真正這麼做。他們必須要申請一個出國護照和簽證和支付一大筆費用，還要徵得老闆的同意和接受警察的審訊。
申請成功的概率極低，每年大概只有40000人得到批准。官員們拒絕你申請的理由十分武斷，完全就是取決於地方官員們的友好度。黨內積極分子和文化使節可以經常得到外出旅遊的許可，優秀的運輸工人也是如此，但是他們不允許攜帶其家人。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普通東德民眾才獲准以「緊急家庭事務」為由去西德，比如像結婚、親戚得重病等。1986年2月，政府放寬了對「緊急家庭事務」的定義，於是東德平民前往西德的人數出現大幅增長。有報導說，這些政策的放寬是因為東德領導人想以此來降低公民的旅遊欲望和減少移民申請者的數量。然而事實上，這些政策的放寬卻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從東德移民

東德沒有任何一條法律規定公民可以從本國移民到他國。然而，自從1975年東德簽署了《赫爾辛基協定》後，越來越多的東德公民利用協定中保障人身流動自由的條款來確保其出國簽證的有效性，該協定是一款旨在促進歐洲各國之間關係的泛歐協定。80年代末期，每年有超過100,000人提交簽證申請，只有15,000到25,000人能夠取得簽證資格。
儘管如此，東德政府依然反對移民，並且想方設法阻止那些任何想移民國外的人。他們故意放慢出國許可證的申請過程，潛台詞就是「等著吧，反正是不會有結果的」。申請者會被社會邊緣化，會被降級或者直接失業，與大學無緣，遭到社會的排斥。申請者遇到的另一個威脅就是他們子女將由國家扶養，理由是他們不適合扶養子女。還有專門的法律來懲罰那些一再申請移民的人；在70年代和1989年間，斯塔西（註：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域）共逮捕了10,000多名申請者。
中央委員會安全部門的一份報告上寫到：移民問題已經使我們面臨著事關東德發展的重大問題。經驗表明，現有的一系列解決方案（旅遊條件的改善，將申請者驅逐出境等）不僅沒有起到預期效果，反而使現實情況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報告總結道，移民問題「可能會削弱人們對黨制定政策的正確性的信任度」。

資金贖買和「人道主義特赦」

東德居民移民還可以通過西德政府的一項名為Freikauf（意為「購買自由」）的計劃，即政府出錢購買東德人民，這種方法雖從未出現在東德的移民政策中，卻早已為人熟知。在1964年到1989年間，該計劃共解救了33,755名政治犯。1972年，又有2,087名犯人因特赦而獲釋到西德。還有215,000人，包括2,000名與父母隔離的兒童獲准離開東德和家人團聚。作為條件，西德政府向東德支付了超過34億馬克，其中既包括商品又包括貨幣，這些錢在1990年大概相當於23億美元。
這些被「購買」的人價位也不一樣：一個體力勞動者需花費大概1,875馬克，一個醫生則需約11,250馬克。按照東德的說法，這些錢是政府犯人訓練費用的補償。有一段時間，還可以用東德稀缺的商品進行交換，比如像橘子，香蕉，咖啡和醫療藥品。每個囚犯的平均價格是4,000馬克。
這項計劃在西德飽受爭議。有許多人將Freikauf計劃稱作「人販子計劃」，但有的人卻將它稱作是「完全的人道主義舉措」。西德政府是以「為所有德國公民提供特殊幫助」的名義為Freikauf提供資金支援的。

難民潮和逃跑計劃

在1950至1988年間，大約有四百萬東德公民移民到了西德；其中有三百四十五萬四千人是在1950年至1961年柏林圍牆建造期間離開的。在邊境移交軍方管控和柏林圍牆修建之後，非法過境的人數便開始即急劇下降，並且隨著今後幾十年間邊境防禦工事的不斷升級，過境人數更是持續下降。但是，逃跑人員在所有東德移民總人數中依然占有很大比重。在上世紀80年代，離開東德的人員中，非法穿越邊境的人數只占了大約1%，大多數人是得到官方批准後才離開的：他們逃到了第三方國家或者被西德政府「買走」。
大多數逃亡者的經濟生活狀況都很差，他們想通過移民西德的方式來提高他們的生活條件，增加工作機會。一些事件，如1953年鎮暴、強行集體化以及80年代後期在東德爆發的最後一場經濟危機，都引起了一股又一股的逃亡大潮。
東德有關部門詳細研究和記錄了邊境中的逃跑事件以此來找出邊境看守的薄弱點，這些薄弱地點後來都加固了軍事設施。70年代末，東德軍方展開了一個回顧以往「非法越境」（Grenzdurchbrüche）的調查。調查表明，在1974年12月1日和1979年11月30日間，共有4,956人嘗試「過境」，其中3,984人（80.4%）在外層控制區遭東德民警逮捕。205人（4.1%）在警報柵欄處被捕。
還有另外743人（15%）在內層安全區內落入守軍手中。48人被阻止—也就是遭地雷炸死或炸傷，43人（0.9%）在碰到鐵絲網上的SM -70定向詭雷之後結局也差不多。另有67人（1.35%）在鐵絲網附近被攔截（槍殺或逮捕）。總共有229人，只占總數量的4.6%，也就是說不到五分之一的人成功越過了鐵絲網，在這些人中，有129人（占逃跑成功者的55%）是通過無雷區越過鐵絲網的，89人（39%）是在穿過雷區之後越過鐵絲網的，但是只有12人（總數的6%）成功躲過了鐵絲網上的SM-70詭雷。
東德對有越境企圖的人的懲罰措施極其嚴酷。從1953年起，政府就宣布逃跑行為為「叛逃共和國」（Republikflucht，字面意思為「從共和國外逃」），該詞與軍中用詞「逃兵」（Fahnenflucht）相似。逃跑成功者不會被視為「難民」而是「共和國的背棄者」。試圖逃跑者被稱作「封鎖線突破者」（Sperrbrecher，但是通常將其略譯為「邊境侵犯者」。那些幫助別人逃跑的人不是西德口中的助逃者（Fluchthelfer），而是人口販子（Menschenhändler）。這些意識形態色彩如此鮮明的詞語表明國家將越境者看成與叛國者和罪犯無異。
1957年，叛逃共和國行為正式成為違法行為，違者將收到巨額罰款和最高三年監禁的懲罰。此規定還同樣適用於其他關於試圖逃離的行為，像協助他人逃跑。當場截獲的逃跑者會比照間諜懲罰，定刑時還會在原有的基礎上適當加重處罰。超過75,000人—平均每天超過7個人—因非法越境而被捕，平均每個人都因此而受到監禁一到兩年的懲罰。如果一個邊境守衛企圖逃跑而曝光，那麼懲罰則嚴厲的多，他們的平均監禁時間為五年。

逃跑方式

逃跑者逃跑的方式層出不窮。大多數都是徒步穿越邊境，但其中有些人會另外尋找一些跟更加僻靜的道路。其中最令人咂舌的就是1979年9月兩戶人家的八個人乘坐熱氣球逃跑的事件。他們最高上升到了空中2,500公尺（8,200英尺）處，最終降落在西德小鎮奈拉附近。後來該事件改編成電影《偷渡人》。
其他的逃跑者則更多依靠體力和耐力。1987年，一名逃跑者使用鐵鉤來翻越鐵絲網；1971年一名醫生從羅斯托克游泳45公里（28英里）橫渡波羅的海，在快抵達丹麥的洛蘭島時由一艘西德的遊艇救起。還有一名逃跑者在1987年利用一床充氣床墊橫渡了波羅的海。
大規模逃跑事件很少發生。其中一起成功案例發生在1961年10月2日，當時是53名來自邊境附近的一個名為Böseckendorf的小村莊的村民一起逃出了邊境，數量占了全村的1/4，1963年2月又有13名村民逃到了西德。1964年9月更是發生了一起極其少見的大規模潛逃：14個東德人，包括11個小孩，躲在一輛冷凍卡車裡偷運出境。他們躲在屠宰後準備運往西德的豬屍下來躲過檢查。
人口流動並不是單方面的；每年也有成千上萬的人因婚姻問題，家庭隔閡或者對家鄉的思念從西德移民到東德。也有不少盟國士兵，包括英法德美的士兵叛逃到東德。冷戰後期，有300名美國公民因為各種原因—逃避刑事指控，政治原因或者是像聖彼得堡時報說的那樣逃到了「鐵幕」的另一邊。這些叛逃者的結局不盡相同：一些直接以間諜罪遣送勞改營；有些人自殺了，只有少數人能夠在東德成家立業。

射殺逃跑人員

在1945前，民間的越境者很有可能會被蘇聯或東德的邊防軍開槍打死。他們將「使用致命性武器」這一命令冠以代號「開槍射擊令」（Schießbefehl）。這個口令最早實施於1948年，當時剛剛發布了有關在邊境地區武器使用的規定。1952年5月27日，在下發給東德警察的要求中規定到「對不遵守邊境巡邏秩序的人使用武器」。從上世紀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末，邊境士兵們每天都會接到「追捕、逮捕或殲滅違規者」的口頭命令。1982年5月，東德邊境國家法事務處頒發命令：對那些「公然試圖衝過邊境」的人，火焰武器的使用是所有手段中「最極端的手段」，自此，東德正式將使用可致死武器的規定上升為法律。
東德領導人明確認可了對致命性武器的使用。東德的國防部長海因茨·霍夫曼在1966年8月說道：「任何不對邊境懷有敬意的人將感受到子彈的力量」。1974年，東德國防委員會主席埃里希·昂納克下達命令：「火藥武器將在嘗試越境的行為中不留情面地使用，那些因此成功阻止越境的同志將受到嘉獎。」
毫無疑問，開槍射擊令在西德極具爭議性，也是西德民眾最為批判的一項命令。如果該命令讓東德在解釋逃跑者死亡原因時在政治上陷入尷尬局面時，該命令便會暫時停用，比如說1985年法國外交部長訪問期間。這不僅是許多東德士兵的問題，也成為激勵一部分逃跑者逃跑的一個因素，因為他們知道士兵會因為殺死自己同胞而受到良心的譴責。

邊境死亡人數

由於東德一直將其看做國家機密，德國國內邊境地區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是個迷，更不提他們都是什麼人了。但是自從德國統一後東德有關紀錄中的證據不斷被發現，人們對死亡人數的估計一直在上升。到2009年，非官方的估計人數是1,100人，但官方給出的資料只有270到421人之間。
邊境上有各種各樣的途徑可以讓你長眠在此。許多逃跑者都死於邊境士兵槍殺，也有很多人死在了雷區和各種陷阱中；大量平民在試圖渡過波羅的海和易北河時淹死在水中。而且這些在邊境上死去的人中，有的其實是沒想越過邊境的。1961年10月13日，西發里亞評論報記者庫特·利希滕斯坦在邊境村莊齊歇利附近中彈身亡，原因是他試圖同一名東德農民交談。該記者的死引起了西德政壇的強烈譴責。一些不倫瑞克的學生還在邊境上豎起了一個抗議殺害平民的標牌。
1976年8月，義大利卡車司機兼義大利共產黨黨員Benito Corghi在過境檢查站命喪槍下。這起事件讓東德政府大失顏面，並且破天荒的做出了道歉。在1976年5月的另一起極不光彩的事件中，一名早在幾年前就逃到西德的前東德政治犯，Michael Gartenschläger，在邊境的比興附近遭到一股突擊部隊的埋伏並被殺害。斯塔西則將這起事件描述為他「已被東德安全部隊成功清除」。
有25名東德邊防人員被西德軍人打死，或遭抵抗的逃跑者殺死，還有的是死於己方戰友之手（經常是意外造成）。東德政府稱他們為「槍擊事件及帝國主義對東德邊境挑釁行為的受害者」還宣稱西德的「強盜」槍殺了他們的巡邏士兵，而這些言論都和西德紀錄的有關邊境事件不符。
雙方紀念死者的方式更是大相逕庭。邊境西側的人們豎起了許多非官方的紀念碑來紀念在邊境中死去的人們。對於有些西德公民，比如Michael Gartenschläger和Kurt Lichtenstein，人們則豎起了標誌牌和紀念碑來緬懷他們，有些活動還得到了政府的支援。西德人民每年還以遊行的方式來紀念死於1982年的東德公民Heinz-Josef Große。自70年代的緩和政策之後，這些紀念方式開始妨礙雙方的政治互信，政府對邊境紀念活動的支援度也大為下降。
在東德，與逃跑者有關的資料是十分機密的，也就是說大多數喪生的人並未公布和紀念。但是，邊防士兵的死卻被東德當成宣傳工具，將他們稱為「烈士」。東柏林還豎有四塊紀念碑來紀念他們。政府用死去士兵的名字來命名學校、營房和其他公共場所，還把他們的紀念碑變成讓人們朝拜的聖地，以此來宣揚「他們的死是我們的承諾」（原為一標語），好鞏固邊境的合理性。自1989年後，這些紀念碑便遭到破壞，逐漸為人遺忘，最終轉移到別處。

德國國內邊界的消亡

1989年10月，德國國內邊界迅速消失，其突發性超出了每個人的意料，與之一起倒下的還有柏林圍牆。1989年5月，在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的支援下，當時的一個匈牙利改良主義政府開始拆除邊界上的一些軍事設施，嚴重損害了邊界的整體性。當時，匈牙利已經是東德人民的一處熱門旅遊目的地，它的政府依然是名義上的共產黨領導，但是卻已經在計劃實行民主選舉和經濟改革，並將此作為他們「重返歐洲」和擺脫蕭條經濟的戰略之一。
匈牙利和土耳其邊界的開放是德國國內邊界開放的十分重要的一步。西德曾秘密貸款給急需資金的東德5億馬克（2億5千萬美元）來換取東德居民自由移民的權利。拆毀鐵絲網的畫面也透過西德電視台傳到了東德。
這些使得大批東德人開始離開東德，大規模遷徙正式開始於1989年9月。除了在匈牙利邊界上出口外，成千上的東德民眾還拆除了西德駐捷克大使館、駐波蘭大使館、駐匈牙利大使館的圍牆，他們在使館內才成為聯邦政府所視之「德國公民」，他們將使館稱之為「避難所」。
強硬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意關閉與東德邊界來阻止民眾出境，但是這一舉措卻引起了東德人民極大的憤怒；同時，東德政府將抓住的逃跑者裝在密封火車裡驅逐出境以此來羞辱他們的做法也造成了災難性後果：他們把自己的身分資料撕碎後和東德護照一起扔出窗外的軌道上。當列車行駛至德雷斯頓時，1,500名東德人衝進中央車站想上車。有幾十人受傷，大廳也遭到了一定破壞。
一場小型的號召民主的「週一示威」也很快演變成席捲東德各大城市的上千人的抗議活動。東德領導人曾考慮過武力鎮壓，但最終由於蘇聯沒有提供像鎮壓六四事件那麼血腥的軍事干預而最終放棄使用武力。中央委員會裡的改良派想通過迫使一貫走強硬路線的黨主席埃里希·昂納克辭職來挽救局面，並且在1989年10月成功讓另一個強硬派埃貢·克倫茨當上了主席。
新政府希望通過重新開放和捷克斯洛伐克邊界來平息這場騷亂。但是這卻重新引起大批民眾經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外出。1989年11月8日，在全國大規模示威活動依然繼續的時候，中央委員會成員集體辭職，一個新的更加溫和的中央委員會成立，依然由科雷茨領導。

邊界的開放和東德的滅亡

為了平息騷亂，東德政府從1989年11月10日起放鬆了邊界管制。當時的政治局委員君特·沙博夫斯基於1989年11月10日在東柏林一個有幾分混亂的媒體會議上宣布了這個訊息，他還稱新的管理體制是為了通過合法化和簡化移民政策來消除人們的精神壓力。在會上，他由於誤解了一個遞給他的詢問何時開放邊界的紙條的真正含義，他竟然宣布邊界會「毫不延遲地馬上」開放，而不是政府原先打算的那樣明天開放。最重要的是，會上既沒有表示開放不受控制也沒有表示該如何處理想去西德旅遊的東德人。在媒體會議結束後的一場記者招待會會上，沙波夫斯基告訴NBC的記者Tom Brokaw：「旅遊肯定不是問題，這是一則允許人們永遠離開東德的通知」。
當這場媒體會議正在進行直播時，幾千民眾在短短几小時之內就聚集在柏林圍牆下要求守衛開啟大門。守衛由於聯絡不到上級而無法接到指示，但是他們由於害怕會發生踩踏事故，便開啟了大門。於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幕發生了：人群湧入西柏林，人們紛紛站在圍牆上，用鎬去砸牆，這些景象很快就出現在了世界各地的電視螢幕上。
當全世界都盯著柏林圍牆的倒塌時，德國國內邊界全線在同一時間都開始了「開放邊界」的活動。現有的過境點立即開放。在接下來四天時間裡，四百三十萬東德人，也就是其國家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湧入了西德。在柏林—漢諾瓦高速公路上的黑爾姆施泰特過境站中，汽車排起的長龍有65公里（40英里）；有的司機等了11個小時才能開往西德。在接下來幾個月里，邊界逐漸全線開放。許多新的過境點開始建立，一些分離長達將近40年的小鎮開始重新連為一體。BBC的通訊記者本·布拉德肖還報導了11月12日清晨巴伐利亞霍夫火車站人們歡欣鼓舞的場面：
不是只有到達霍夫火車站的人才喜形於色。當地成百上千的人民也來此歡迎他們。矮胖的男男女女們都穿上他們最好的衣服，那些年齡是車上人平均年齡兩至三倍的老人們一邊鼓掌一邊流淚，說道：「我們的人民終於自由了！」……那些聽說報導霍夫火車站新聞後的東德人排列在鐵軌兩旁，又是揮手又是鼓掌，手裡還舉著牌子，上面寫著「我們很快就來了」。
即使是東德的邊防軍官兵也受這高興的氣氛所感染。一名名叫彼得·薩恩的士兵描述了他和他的戰友們在邊界開放之後的反應：
圍牆倒塌之後，我們處在一種癲狂的狀態。我們向上級提出取消我們的預備方案，幾天後就獲准了。我們去參觀了西德的黑爾姆施泰特和布倫瑞克，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當國家人民軍的士兵還在因收聽西德電台而受罰的時候，我們卻在西德旅遊。
讓許多西德人驚訝的是，許多東德人用他們得到的100馬克「歡迎費」去購買大量香蕉，這東西在東德可是又少又貴。邊界開放後幾個月，西德超市內的香蕉即銷售一空，東德人由於認為香蕉供應很快就會枯竭，他們都是成箱的去購買。東德水果的急缺還一度讓香蕉稱為了民間的「貨幣」，這種現象在當時被一些人稱作「香蕉革命」。
一些西德左翼人士認為這是「過度消費」，為表抗議，他們甚至向投奔西德的東德公民扔香蕉。一件十分出名的愚弄東德人對香蕉的迷戀是西德諷刺雜誌Titanic在1989年10月登出的封面，上面寫著：「東德男孩Gaby（17歲），很高興來到西德：我的第一根香蕉。」而插圖上畫的卻是Gaby拿著一根粗大的剝了皮的黃瓜。
邊界的開放對東德民眾有著深遠的政治和心理影響。對眾多人而言，德國統一社會黨（SED）所謂「德國領土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的東德，其存在毫無意義。國家破產，經濟崩潰，政治階層失去了公信力，政府機構一片混亂，人們因為眼睜睜看著支撐社會發展40年的共同理想不復存在而意志消沉。黨內成員所剩無幾，克勞茨也在上任50天後就辭職，讓權給實行溫和政策的漢斯·莫德羅。旅遊限制的取消導致大批東德人移民到了西德—在1989年11月9日至12月31日間，有超過116,000人移民到西德，去年一整年也不過40,000人。
新的東德領導集體舉辦了一次和反對群體之間的「圓桌談話」，這次談話過程有點和引起匈牙利和波蘭實行多黨自由選舉的過程相似。當東德於1990年實行第一次自由選舉時，前德國統一社會黨，現改為民主社會主義黨被彈劾下台，轉由支援統一的德國同盟黨和基督教民主聯盟共同執政，領導人為科爾總理。西德和東德都積極推進統一行程，同時國際外交團體也在為兩德統一做準備。1990年7月，雙方的貨幣聯盟建立。同年8月，雙方簽訂了一個《關於建立一個統一德國的條約》。1990年10月3日，德國正式統一。

邊界的廢棄

邊界開放幾個月內，沿線的軍事設施都逐漸拆毀至徹底遺棄為止。到1990年2月前已經有許多過境點開始開放，而且檢查人員也不再持槍工作，檢查遊客的護照時也不是那麼嚴格了。邊防士兵數量急劇減少，其中一半軍人在邊界開放後5個月內就被解職。1990年7月1日，邊界廢除，民主德國邊防部隊也正式解散，只留下了2,000人，剩下的軍人都遭到了解僱或委派其他工作。
德國聯邦國防軍命令剩餘的守衛和前國家人民軍士兵清理掉那些軍事設施，這項任務直到1994年才完成，因為工作量太大，他們不僅要清理軍事設施，還要修復不計其數的公路和鐵路。讓任務更加艱巨的就是布滿邊界的地雷。雖然他們認為東德埋的140萬顆地雷已經在80年代即已拆除，但是還有34000顆地雷依然埋在地下。後來又發現了1100顆地雷，並在德國統一後清除掉了，共花費兩億五千多萬馬克，而清除地雷的計劃直到1995年才結束。
邊界清潔工的工作得到了邊界兩旁德國人民自發的幫助，他們將還能用的鐵絲網，水泥塊收回到自己家中。大部分鐵絲網都變賣給了一家西德廢舊金屬回收公司。環保組織也負責起了一個恢復邊界植被的計劃，他們在邊界附近原先砍光植被的地區重新種下樹苗，還播撒了草子。

今日邊境

如今，邊境上的軍事設施已經所剩無幾。當下在原先邊境線旁至少有30個公立﹑私人和市博物館，裡面陳列著各種和邊境有關的設施和工藝品。一些遺址上還保留著幾十座瞭望塔，小段圍牆和相關的軍事設施（有些是後來重建的），殘留在Hötensleben和Mödlareuth的部分圍牆以及其他和邊境有關的建築，比如位於Marienborn的東德過境檢查站。
大部分邊境巡邏道路都留存下來，作為田間和森林小路使用，不過原來與之配套的壕溝、鐵絲網和其他障礙物基本上都已清除。邊境旁還出現了許多藝術品、紀念碑、紀念館和宣傳標牌來銘記邊境的開放，紀念受害者和紀錄德國的分裂和統一。
在封閉時間長達近40年的邊境上，一些地方成了野生動物的避難所。雖然東德一側的土地尚有耕地，但是絕對不是像德國其他地區那樣密集型耕種，大部分邊境地區都不存在農業生產。早在70年代，一些自然保護者就意識到邊境已經成為了一些珍稀動植物的避難所。他們的發現也促進了巴伐利亞政府發起了一個以購買邊境土地來保護自然資源不因經濟發展而遭到破壞的專案。
1989年9月，也就是邊境開放一個月後，來自東德和西德的一些自然資源保護者會面，他們想要建立一個從波羅的海延伸至捷克邊境的一條「德國綠化帶」（Grünes Band Deutschland）。德國聯邦議院在2004年12月投票後一致同意將「綠化帶」劃歸到聯邦政府保護範圍之內，並且將其納入到「歐洲綠化帶」內，後者的位置正是長為6,800-公里（4,200-英里）、以前稱作「鐵幕」的地區，當時正在逐漸成型。如今，「德國綠化帶」連接著160個天然公園，150個動植物保護區，3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物圈自然保護區以及哈茨國家公園，其中生活著眾多在德國其他地區已列為珍稀物種的其他物種，包括野貓、黑鸛、水瀨和已經十分罕見的苔蘚植物和蘭花。在德國生活的紅鳶數量超過其在歐洲總數—25,000隻的一半，而且大部分都生活在邊境地區。德國最大的環保群體之一，自然保護協會正在積極爭取擴大「綠化帶」內的部分地區，使其成為自然保護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