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

背景

「新自由主義」一詞原本是用以形容一些強調遠離國家控制或保護的經濟運動—尤其是從19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一詞並非這些運動的單一稱呼，許多支持者只簡單地自稱為「自由主義」，而批評者（以及一些支持者）則將其貼上柴契爾主義（英國）、雷根經濟學（美國）、經濟理性主義（澳大利亞）、羅傑經濟（紐西蘭）、中曾根主義（日本）或曼莫經濟（印度）。由於新自由主義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緊密關係，再加上常引發混淆的「自由主義」一詞，一些人主張應該將新自由主義改稱為「新古典主義哲學」。
在最極端的形式上，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根基於未經管制的貿易和市場的經濟意識形態，以及在冷戰結束後、或全球化所提供的商業擴展上，主張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認為這樣將能創造出最大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利益。這種形式的新自由主義主張將政府的開支、稅賦最小化，同時也將政府的管制最小化，並將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最小化。他們主張自由市場的力量將能自然地在許多領域創造出最高的價值。在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主張福利國家制度應該被撤銷或民營化。這種形式的新自由主義以全球化來運用全世界的資源：廉價的勞工、原料、市場—儘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來運作，並且要讓更多的市場開放讓已開發國家參與。
不過，新自由主義能被套用至相當廣泛的層面，這些層面並非都與保守政黨相連結。這些層面包括了撤銷政府管制、從企業福利制度轉向私營的福利制度、從布雷頓森林協定的低貿易量轉移至高貿易量的貨幣流通環境，利用相對優勢來增加國內生產總值和工資中位數（median wages）。新自由主義還主張，開發中國家之所以產生腐敗問題的原因正是因為國家對於市場機制的干涉和管制。例如補助價格、設定工資等等。
新自由主義在國際政策上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認為人民、國家、以及公司的本質是良善的。相反的新現實主義認為人民和國家都只是依照其自身的利益行動，並且認為一國只有在對其自身有利的情況下才會與他國合作。新自由主義堅持絕對增益（absolute gain）的理念也顯示他們比新現實主義者更加樂觀。相較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比較能接受國與國之間收益不均的合作行為。
一些人批評新自由主義只是由上層階級所施加的自由市場，宣稱新自由主義藉由大型的國際金融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一些強大的國家如歐盟和美國政府，最終將提升跨國公司的利益。由於這些政府的贊成新自由主義，許多批評者認為這些政策是已開發國家和商業公司對於其他國家的剝削。批評者認為這些制度並沒有促長當地的發展，而只是確保了已開發國家對他們的支配地位優勢罷了（參見華盛頓共識、社團主義），批評者也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給予跨國公司超越當地民選政府的權力，因為公司能夠運用他們撤離資本的能力（也因此影響工作機會和經濟）來作為影響政治的手段。
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則會反駁道：資本流動的自由是高效率的市場所不可或缺的。他們指出許多針對1970年代經濟動亂和衝擊的研究，並主張自由市場能更為穩定地應付這種衝擊、產生更高的經濟成長、更多的資本報酬，也因此會有更多投資和發展。他們主張將其他國家的經濟與已開發國家相連結將能促成全球的穩定，也因此能創造出更多民主的政府。
與名稱相反的是，許多自稱為「自由派」的個人（尤其是在美國）往往反對新自由主義，因為其實是保守派古典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在19世紀歐州已顯露許多缺失，許多歐洲窮人受限於沒錢受教育和沒人脈資源難以在祖國競爭生存，只得移民海外殖民地與原住民搶資源，並沒有能在祖國自由發展，歐洲外移人口多過移入人口的現象直到20世紀中期才結束。新自由主義與約翰·杜威、伍德羅·威爾遜、凱因斯、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等人所創造出的社會自由主義並不相同。凱因斯認為若讓市場自己調整脫離經濟蕭條，那可能要花很久的時間，所以長期來看，今日因經濟蕭條受苦受難的大眾早就死了，等不到經濟好轉的好處。
「新自由主義」經常被反全球化人士和左翼人士作為一種貶抑詞，所指的並非一種經濟理論，而是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實行、和跨國公司的權力，以及自由貿易對於工資和社會結構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歷史

歷史上的「第一波全球化」指的是20世紀初期前貿易自由化和自由放任的經濟趨勢，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金本位的終結、與經濟經濟大恐慌而告終。而新自由主義在當代則與「第二波全球化」相連結，第二波全球化的種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種下的。在1945年至1960年代之間，各種中央集權形式的自由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主導了許多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政策。
在布雷頓森林協定使得國際貨幣漸趨穩定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根基開始重新建立。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運動，新自由主義根基於羅伯特·蒙代爾和阿瑟·弗萊明（Arthur Flemming）的著作上，逐漸普及發展。在同時期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一些理論家如弗里德里希·海耶克、米爾頓·傅利曼創建了一個鼓吹自由市場的智庫——朝聖山學社。他們將理論根基於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經濟學和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認為貿易保護主義和政府主導的計畫在經濟上是毫無效率的，開發中國家應該開放他們的市場讓其他國家參與，並專注於出口上。新自由主義也強調要終結國營的公司，並且減少對於商業行為的阻撓。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在一連串的貿易談判後得已實現，構成了對於關稅和貿易的一般共識，以及區域性的自由貿易協議如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協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一直相當緩慢，直到1970年代才開始更快速的增長，不過新自由主義也非都是透過和平的方式。一個經常被舉出新自由主義的成功例子是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皮諾切特是透過暴力推翻了民選的薩爾瓦多·阿連德才掌權的。阿連德政府採用激進的左翼政策，被人稱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皮諾切特上台後，他起用了一批受到米爾頓·傅利曼影響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迅速轉向自由市場的政策，大量民營化國有的資產。這些政策後來被布雷頓森林協定所模仿，在許多貧窮國家運行，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國家。
這一波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在美國的雷根和英國的柴契爾時期達到最高潮，雷根和柴契爾政府不只將他們國家的政策轉向自由放任的一邊，同時也運用布雷頓森林協定向全世界其他國家施加他們的政策。也因此，一些人視新自由主義為「華盛頓共識」的同義詞，華盛頓共識本身便是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主要政治觀點。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一句格言是（如同柴契爾所說的）：除了通往全球化資本主義外「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存在。
在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也被傳統上位居中間偏右的政黨所採納，美國的民主黨在1990年代大幅採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總統比爾·柯林頓也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並將自由貿易作為他的經濟政策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倡科技智慧財產權以作為美國減少貿易逆差的方式。一些中間偏左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貿易保護主義與左翼右翼無關，而是和「不對稱」的問題有關。許多第三種道路的政黨—包括英國的工黨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都採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這些延續了1980年代政策的政府主張他們可以運用這樣的方式來達成更大的社會利益，並且利用經濟綑綁的方式來使那些剛脫離共產制度的歐洲國家能更快融入世界經濟的行列。
對於新自由主義—無論是其理論或實踐的批評者為數眾多。尤其是在那些資產被外國人大量收購、同時國內政治和經濟制度又被貿易和資本快速流動所侵蝕的開發中國家。即使是在新自由主義內部也存在爭議，一些人批評許多已開發國家在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的同時，卻依然對其自身的國內農業市場實行保護政策。
反全球化運動是新自由主義最明顯的對手，尤其是批評其「資本自由流動」但卻不允許勞工自由流動的制度上。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慫恿一種「越競爭越惡劣」的情況，因為資本的流動造成環境和勞工水準的大幅降低，而且只不過是現代版的「向鄰居乞討」的帝國主義。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新自由主義政策可能造成「道德危害」：政府和國際的金融組織必須協助拯救開發中國家和其債權人，因為他們已經大到無法倒閉的地步了。而這又進一步鼓勵了投機行為和伴隨而來的風險。他們指出一連串國家如墨西哥、俄羅斯、東歐、東亞和阿根廷的貨幣價值侵蝕，顯示出政府允許投機行為而卻沒有足夠的懲罰或管制機制將會造成極大的危害。

實踐

新自由主義在實踐上的變化相當廣泛。一些人認為管制的透明度、發展、和統一是最重要的目標，一些人則認為解除國家管制才是主要目標。許多新自由主義者也批評這些理論被實踐時採取的方式。一些人則指責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介入。其他一些人則歸罪1980年代開始的「休克療法」造成大量的經濟破壞，認為瞬間的市場化—例如俄羅斯在蘇聯瓦解後所採取的政策，導致了中央化而腐敗的經濟寡頭政治，而這些正是新自由主義所反對的（不過辯護者也指出愛沙尼亞和波蘭的快速改革的成功，以及改革較慢的國家如摩爾達維亞和蘇聯的逐漸改善）。
新自由主義的實踐也有失敗的例子，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宣稱國際貨幣基金迫使許多並不適當的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政策，造成許多悲劇性結果（例如亞洲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也被民粹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反資本主義者批評，他們認為無限制的市場力量最終將無可避免地擴大財富的不平等，也因此會導致權力的不平等。

新自由主義者

如同許多政治用詞，新自由主義一詞被以各種不同的方法用以稱呼不同的團體、不同的個人，因此這一詞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式加以分類。最為侷限的定義是「自由放任、由資本主義主導、私營化和貿易機制」，在這種特定的形式下，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商業保守主義政策，要求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執行嚴厲的預算紀律、預算的平衡、和貿易的流動。在這種定義下，突出的新自由主義者包括了隆納·雷根、瑪格麗特·柴契爾和艾倫·格林斯潘。
在更廣泛的定義上，新自由主義指的是那些會贊同布拉德福德·德隆所提出的理論的人，亦即任何主張限制政府提供公共利益的人、主張全球化自由貿易的人都是新自由主義者。在這樣的定義下，約瑟夫·史迪格里茲和阿馬蒂亞·庫馬爾·森也是「新自由主義者」—儘管他們都被狹義的新自由主義者所高度批評。
這兩者的差異可以從史迪格里茲對於華盛頓共識的批評裡看出：亦即，雖然全球化和全球貿易是好的，但它們在實踐上已被引導至會造成貧窮國家更為貧窮的方法上。他也指出農業的補貼和貿易壁壘，以糖為例，他舉出糖在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進出口的價格差異，以及以「熱錢」作為外國投資工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對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義者而言，未經許可就對農業進行補貼是錯誤的，這些都與自由放任的政策相違背。
最顯著的新自由主義者之一是記者湯馬斯·佛里曼，他在紐約時報的專欄長期以來一直提倡自由的全球貿易，同時也批評對於農業的補貼以及反全球化的運動。這些觀點也呈現在他所著的《世界是平的》一書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