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

早年生涯

侯仁之祖籍山東省恩縣龐莊，生於直隸省棗強縣肖張鎮。其父侯天成，字佑忱，畢業於基督教美國公理會1867年創辦的順天府通州潞河書院（燕京大學的前身之一），畢業後搬家到直隸省棗強縣的肖張鎮。肖張鎮是倫敦傳教會在中國內地傳教的中心之一，有一座基督教堂、兩座醫院，教堂附設男子、女子學校各一，侯天成任教於其中的男子中學「掄才學校」。母親劉毓蘭沒上過學堂，但年輕時送弟弟上學時也曾偷偷學過一些知識，結婚後向丈夫侯天成學會了識字、珠算。侯仁之是家中的長子，他出生時劉毓蘭已年近四十，父母高興地為他取名為光臨，學名為仁之。侯仁之有一個比他小兩歲的弟弟，名為重臨，學名碩之。
侯仁之的父親工作忙碌，教育他的主要是母親。他的母親信奉基督教，為侯仁之兄弟倆訂閱了上海廣學會的《福幼報》等多種啟蒙讀物，還為他們講《聖經》故事。侯仁之因而深受基督教的影響。

中學時代

侯仁之小時候身體孱弱，經常生病，每次病後回到學校都要留級，學業很受影響，初中一年級他讀了三年。侯仁之的堂兄侯成之畢業於東吳大學體育系畢業，此時正在德州博文中學任教。1926年，侯仁之離家前往德州，轉學到德州博文中學初中一年級。轉學到德州的侯仁之想參加籃球比賽，卻因身體太弱被拒絕，他於是決定鍛鍊身體，堅持每晚在操場跑步，跑了一個冬天。第二年，侯仁之輕鬆獲得了校春季運動會1500米冠軍，這讓他很受鼓舞。後來，他還參加了學校的足球隊，當上了校隊隊長；男扮女裝參演話劇《山河淚》，廣受歡迎。初三上學期，侯仁之參加演講比賽，奪得頭名。1929年夏，侯仁之初中畢業時，他的母親病逝。侯仁之的母親曾說，希望侯仁之成為一名教師。侯仁之後來回憶道，母親的期望激勵他後來走上了從教的道路。
1929年夏天，侯仁之的父親決定要他到濟南的齊魯大學附屬高中就讀，這所學校也是教會學校。侯仁之的兩位遠房堂兄在齊魯大學醫學院就讀，侯仁之的父親一直想讓侯仁之當醫生，因而選擇了這所學校。然而，一個學期後，由於學生運動，齊魯大學附屬高中停辦，侯仁之不得已只好回到德州博文中學讀高中。德州博文中學沒有在政府備案，學生無法直接報考大學，所以侯仁之在高中的最後一年轉學到通縣的潞河中學。
1931年初秋，20歲的侯仁之第一次來到北平，乘火車抵達北平東站。多年後，侯仁之仍記得此時的情景：「那是我在中學的最後一年，1931年的初秋，我從南方來，到了北京城，夕陽西下的時候出北京東站，那個東站在前門外的東邊，現在搬家了，隨著人群走出來燈火輝煌之中，我看見正陽門的箭樓雄偉孤立在那兒，那時候城牆可以看到一個城門，從城東可以穿過去，雄偉的建築，深厚的城牆，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隨後侯仁之便轉赴通縣潞河中學報到。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侯仁之回憶：「同學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宣傳抗日，抵制日貨，檢查日貨，軍訓……但是到了年底，政府再也不許提抗日了。我們想不通……那天，我實在悶得很，一個人去城裡，從學校一直走到前門。我是想買一本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中學生》，我非常喜歡這個雜誌。我一個人走，心裡太煩悶了。當時沒希望啊，抗日也不允許了！我們該怎麼辦呢？也不知走了多長時間，到了楊梅竹斜街開明書店的分店，買了這本雜誌回去了。它對我影響太大了！裡面有一篇文章，不長，但寫得特別好，滿腔熱情地勉勵青年『不要空談救國』，要『到民間去』，『要把自己的脊樑豎起來，真正去喚醒民眾』。那作者的署名是顧頡剛。」
侯仁之受這篇文章影響很深。潞河中學校長陳昌祐建議侯仁之報考顧頡剛教授所在的燕京大學歷史系。侯仁之同胞弟侯碩之商量是學醫還是赴燕京大學學歷史，侯碩之對侯仁之說：「學醫只能給個人看病，學歷史可以給社會看病。」這番話使侯仁之決定報考燕京大學歷史系投奔顧頡剛。

大學生活

1932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學歷史系，獲得獎學金支助。侯仁之在此經歷四年本科學習，在洪業和顧頡剛教授的訓練與啟發下，開始了學術研究生涯。1936年本科畢業後，侯仁之奉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顧頡剛之命，留校做研究生兼助教。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占領北平，顧頡剛離校南下，侯仁之遂轉為洪業教授的研究生，此時侯仁之的研究方向已向歷史地理學發展。洪業教授對侯仁之說：「擇校不如投師，投師要投名師。」他建議侯仁之赴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系深造。1940年，侯仁之在洪業的指導下完成研究生論文，獲碩士學位。按照洪業的安排，本來侯仁之要赴英國利物浦大學深造，但因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該計劃只好擱淺。
1937年秋，身為研究生的侯仁之依據自己在團契「朝會」上的發言寫成一本小冊子《基督教與人類之再造》。這是當時任團契主席的趙紫宸（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向侯仁之的約稿。小冊子印出後，在燕京大學師生中傳播。1938年的一天，侯仁之在燕京大學校園內遇到校長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告訴侯仁之，他看了這本小冊子，認為很好。侯仁之回憶，當時自己寫這本小冊子是受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在《世界史綱》及《人類的工作、財富與幸福》兩本書中表達的改良主義的影響。
在燕京大學，侯仁之結識了張瑋瑛，二人相戀。張瑋瑛也生於基督教家庭，其母親還曾任天津基督教女青年會會長。1939年，侯仁之與張瑋瑛在燕京大學臨湖軒舉辦了簡樸的婚禮，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做證婚人。

被捕經歷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憲兵隊駐紮在西苑，燕京大學成立了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美國籍教授夏仁德任主席，侯仁之任副主席。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先後秘密協助不少燕京大學學生赴中共的抗日根據地或者重慶國民政府統治的大後方。侯仁之回憶，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之下，僅經他聯繫赴解放區的學生便有三批。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燕京大學隨即遭日本人查封，正在燕京大學任教併兼任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副主席的侯仁之及其他一些燕京大學教授遭日本憲兵逮捕，關押在位於北京大學紅樓的日軍監獄。當時，和侯仁之一同關押在牢房中的是位青年學生孫以亮，即日後成為知名演員的孫道臨。日本人在監獄中多次對侯仁之審問，侯仁之絕口不提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送學生赴抗日根據地或者大後方的情況，咬定自己是信基督教的大學教師。
後來，日本人又將侯仁之等教授押送到炮局胡同監獄。年老體弱的鄧之誠教授因為凍餓而生病，侯仁之便偷偷調換了鋪位，移至鄧之誠身邊，將自己的衣服給鄧之誠老師蓋上禦寒，晚上則挨著鄧之誠睡以給其帶來溫暖。侯仁之被送入炮局胡同監獄關押後，日本人仍然查無實據，1942年6月只得以「心傳心，抗日反日」的罪名判處侯仁之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三年，取保開釋。侯仁之取保開釋後，便赴天津與妻子張瑋瑛會合，在天津定居，直到抗日戰爭勝利。
侯仁之在天津居住期間，燕京大學的兩名學生被日本憲兵逮捕，二人對燕京大學學生赴解放區的情況了如指掌，若二人是因此事而被捕，那麼侯仁之便難逃一死。侯仁之認為必須趕緊逃離淪陷區。張瑋瑛則說：「這樣的大事，應當告訴洪業老師，聽聽他的意見。」她獨自赴北平，當晚返回天津，將洪業的意見帶給侯仁之：一是侯仁之不能走，因為一旦牽連到侯仁之，卻抓不到他，必然抓他的鋪保；二是若再次被捕，甚至被判死刑，燕京大學的人也會知道「侯仁之是為什麼而死的」。聽到洪業的意見之後，侯仁之決定不走了。不久消息傳來，兩位學生遭受酷刑，但堅貞不屈，日本人最後不得不將二人釋放。
侯仁之出獄後，由於處在保釋期，所以沒有遷徙自由。常有著便衣或西裝的日本人上門盤問：「現在幹什麼啦？」漢奸也拉攏他赴日偽的研究機構工作。後來，為了擺脫這些糾纏，侯仁之來到法國天主教學校——天津工商學院工作並開展研究。其間，他寫完了《北京金水河考》以及《天津聚落的起源》。

留學英倫

抗日戰爭勝利後，侯仁之回到燕京大學。按照洪業的安排，侯仁之在1946年8月赴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系學習。在利物浦大學，侯仁之成為利物浦大學地理系主任、歷史地理學奠基人之一亨利·克利福德·達比（Sir Henry Clifford Darby，1909年－1992年）教授的學生。在達比教授的學術理論及研究方法的指導下，侯仁之取得了新的學術突破，1949年7月獲得英國利物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北京的歷史地理》。
侯仁之直到留學英國時，一直將人類進步與基督教聯繫起來思考。在利物浦大學地理系留學期間，一次在學生宿舍會客廳中，他偶然見到一本坎特伯雷教長撰寫的書《占世界六分之一的社會主義》（The Socialist Sixth of the World，by The Dean of Canterbury）。該書是一本飽含對蘇聯社會主義「實驗」的同情的基督教書籍。侯仁之翻看了幾頁，被該書深深吸引，隨即到書店購買了一冊，連夜閱讀。該書對侯仁之影響巨大，他在該書的扉頁上寫道：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午於利物浦大學宿舍會客廳中偶檢此書，匆匆看完序文，以為我歷年追求之夢想盡在斯矣。下午急赴市內購得此冊，當晚讀畢四十六頁。憶十年前盧溝橋大戰爆發之後，余困居平西蔚秀園，曾草成「基督教與人類之再造」一書，痛感耶穌之訓誨實與現社會制度格格不入，而教會中人視如不見，聽若罔聞，殊為可怪。嗣以印稿一冊寄贈星洲好友沈祖蔭，來信說所見甚是，但「天路歷程」何由而致，余亦未能置答。今得此書，豈現世界中之「天路歷程」乎？訪蘇之志由是益決。

仁之記。二十八日夜宿舍中正舉行跳舞會中。今日又購衛布夫婦《蘇聯共產主義》與此書作者另一近著，共三冊，計付二英鎊五先令。
1951年6月14日，沈祖蔭在致侯仁之的信中提到這件往事：
大前天禮拜，又翻出你十年前寄我的《基督教與人類之再造》和我給你信《論「天路歷程」》來重讀一過（仁之，實際上你早已是一個辯證唯物論的信徒並且越來越是了，宗教對於你只是一件外衣），看到當時自己言論的肯定有力，一剎那間恢復了一點自信。
1948年夏，留英中國同學會在利物浦大學開會之時，侯仁之購得香港出版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一直保存至今。留學英國期間，本身並非中共黨員的侯仁之成為左翼學生骨幹，先後出任中國留英學生會副主席（主席為中共地下黨員曹日昌）、中國留英學生會利物浦分會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計晉仁、英國共產黨黨員陳天聲的領導下，動員和爭取留英學生歸國，並起草《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英國協會會章》，提出「加緊認識民主的新中國」。

歸國研究

1949年9月初，侯仁之歸國。他持中共旅英黨組織的介紹信，到香港找到新華社駐港機構接頭，由新華社駐港機構安排乘船北上。1949年9月29日，侯仁之抵達北京，隨後他和夏仁德教授作為燕京大學的代表於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上參加了開國大典。當晚，燕京大學安排侯仁之在燕京大學貝公樓禮堂為全校學生作報告，介紹他當天的感受。
1950年，侯仁之重返燕京大學任教，不久搬到燕南園61號居住。他歷任燕京大學副教授、教授。1950年，侯仁之發表《「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率先奠定了建立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基礎。1952年院系調整，侯仁之改任北京大學副教務長，並且兼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後來改為地理系）主任，自此「歷史地理學」正式出現在中國的大學課程中，侯仁之也開始系統的學術研究活動。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侯仁之在學術上取得豐碩成果。
1950年，應梁思成之邀，侯仁之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為北京的都市計畫提供研究參考。侯仁之乃寫出了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首篇研究論文《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與聚落》，為北京市海淀區的規劃提供依據。他深入研究了北京城的起源與城址變遷、城市發展特點及規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市的建設提供了參考。後來侯仁之先後寫出《關於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等論文。
1951年5月23日星期三人民日報載侯仁之文章，「謂參觀土改從農民學到階鬥爭的恨與愛，此正今後知識分子應走之方向。侯生一語破的，應受上賞也！何以他人皆不能從此處著想，或有授意耶！」
1958年10月，侯仁之作為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主任，參加了在呼和浩特召開的內蒙古、寧夏、陝西、甘肅、青海、新疆六省區治理沙漠規劃會議。會後，他將研究領域拓寬到沙漠，從1960年開始，他利用假期，率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部分師生赴西北半乾旱地區，對寧夏鹽池、靈武一帶的沙漠化及土壤侵蝕狀況進行了一個月的調查，寫成專題研究論文《從人類活動的遺蹟探索河東沙區的變遷》。1962年底，在國務院農林辦公室的直接領導下，侯仁之制定了十年考察計劃：自1963年至1972年，完成從內蒙故西部經河西走廊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1963年，侯仁之考察烏蘭布和沙漠，為包鋼建設配套基地開展了論證研究。在烏蘭布和沙漠北部，侯仁之等人發現3個古城，經考證為漢朝的臨戎、三封、窳渾。後來他和北京大學考古系的俞偉超合寫《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兩文，引起學術界及當地政府重視。1964年8月，侯仁之等人來到鄂爾多斯的毛烏素沙漠，考察了該沙漠東南角紅柳河畔的兩座古城遺址——統萬城、城川城。此後，他發表了《從紅柳河上的古城廢墟看毛烏素沙漠的變遷》等研究論文，在國內外產生很大影響。侯仁之通過上述研究，開創了「沙漠歷史地理」。在侯仁之帶領下，中國西北地區的歷史環境變遷研究開展起來，北京大學設立了「沙漠歷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研究為三北防護林帶的興建提供了科學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政治運動不斷。燕京大學由於是教會大學，以「控訴美帝文化侵略，肅清親美、崇美、恐美思想」為主。隨後又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侯仁之在燕京大學屬於「可以信賴」的知識分子，率先在全校大會上作示範性檢查，並順利過關。後來，侯仁之遞交了入黨申請。1956年，中國共產黨雖對高級知識分子採取溫和政策，但其中的剛性本質仍然很強。如北京大學黨委的報告稱馮友蘭、侯仁之為「投機取巧分子」，認為他們企圖混入中共黨內。1959年，中共北京市委布置北京市各高校吸收一批老專家入黨，由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提名，報經中共北京市委同意。北京大學當時有周培源、高小霞、侯仁之等四人，最後侯仁之未能入黨。侯仁之是北京大學副教務長，但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卻一直很艱難，主要是因他與多年好友沈祖蔭（托派分子）的關係未查清。初中一年級時，侯仁之與沈祖蔭交好，沈祖蔭後被打成托派，中共黨組織讓侯仁之揭發，侯仁之說不清楚，因此這被當作政治上的「疑點」保留，侯仁之的入黨申請也因而一直未獲批准。直到文化大革命，還有人提起此事，企圖從政治上打垮侯仁之。

文革遭遇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侯仁之受到批鬥，罪名是「三家村幹將」，因為他曾為吳晗主編的地理小叢書撰寫了其中的《徐霞客》與《歷史上的北京城》。後來，他又因反對北京大學掌權的聶元梓，被打成「反革命」而停職審查。季羨林回憶稱：
新北大公社的廣播經常鬼哭神嚎地喊出了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的名字，連成了一串，仿佛我們是三位一體似的。有一次，忘記了是批鬥什麼人，我們三個都是「陪斗」。我們被趕進了原大飯廳台下的一間小屋裡，像達摩老祖一樣，面壁而立……忽聽台上一聲獅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押上來！」我們就被兩個壯漢反剪雙臂押上台去，口號聲震天動地。
1969年夏，侯仁之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的北京大學五七幹校接受勞動改造兩年，該地區是嚴重的血吸蟲病發病區，侯仁之等人在此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在鯉魚洲，侯仁之先後參加了築堤抗洪，插秧、育秧，打場、割稻等各項勞動。赴鯉魚洲時，侯仁之帶了一個扁擔，返回北京時又帶回。後來他風趣地說：「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學術新生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包括文物考古在內的部分學科的學術研究，侯仁之自此重新開始研究活動。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後，侯仁之重返西北沙區考察。1979年出版了首部個人學術論文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1980年，侯仁之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學部委員。1981年，侯仁之加入中國共產黨。
後來，侯仁之進一步深入研究北京歷史地理，繼續為北京市的都市計畫提供參考，並組織於1986年完成了他久已計劃的《北京歷史地理圖集》的編繪出版，獲北京市科技進步一等獎。 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已體現在《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中。在北京城市建設的過程中，侯仁之為保護蓮花池、萬寧橋、盧溝橋等北京古城遺蹟、遺址作出了重要貢獻。除北京外，他還開展了對邯鄲市、承德市、淄博市、蕪湖市等城市的歷史地理考察，豐富了中國城市地理研究的成果。到21世紀初，他正在擔任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還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發展戰略顧問組顧問等職。
侯仁之在學術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發展了現代歷史地理學，開創了「城市歷史地理」與「沙漠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領域，系統闡釋了多個類型的城市發展規律及其地理條件，為相關的都市計畫作出貢獻。1984年，侯仁之被英國利物浦大學授予「榮譽科學博士」稱號。1999年10月，侯仁之獲1999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1999年12月，侯仁之被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授予喬治·戴維森勳章，成為首個獲該榮譽的中國人。
1982年，根據侯仁之（北京大學）、鄭孝燮（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單士元（故宮博物院）三人的提議，中華人民共和國設立了「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這一文物保護機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規定，歷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別豐富，具有重大歷史文化價值和革命意義的城市」。
1984年，侯仁之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進行研究，在妻子的協助下完成了論文《從北京到華盛頓 ———城市設計主題思想試探》。在康奈爾大學研究期間，侯仁之得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國尚未參加。1985年4月全國兩會開會時，侯仁之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正式提交了自己起草的提案，認為中國政府應儘早批准該公約，並由其他三位全國政協委員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共同簽名。該提案最終促成1985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中國參加《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侯仁之因此被譽為「中國申遺第一人」。經他努力，1987年，故宮、長城、周口店北京人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首批入選世界遺產名錄的項目。
2013年10月22日，侯仁之在北京友誼醫院病逝，享年102歲。

逸事

1988年，由侯仁之撰文、劉炳森書丹的《明北京城城牆遺蹟維修記》豎立在北京市西二環西便門橋中央的明北京城城牆遺蹟處。
1990年，侯仁之撰寫《白浮泉遺址整修記》，刻成石碑立在北京市海淀區白浮泉遺址。
1995年，為紀念北京建城3040年，宣武區人民政府決定在濱河公園建一座薊城紀念柱。該柱後來拆除，於2002年重建，仍由中央美術學院設計，2003年1月竣工。薊城紀念柱前立有石碑，正面刻有侯仁之撰寫的《北京建城記》，背面刻有《宣武區人民政府建碑記》，石碑1995年與薊城紀念柱同時落成，後來同時拆除，2002年同時重建。
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的西南側有一塊石碑，上書「未名湖」三個大字，落款為「侯仁之」。這是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所立，由侯仁之題寫。
2003年，北京建都紀念闕在宣武區濱河公園內的金中都大安殿遺址上揭幕，紀念闕正面朝南，正面鐫刻「金宮殿故址」五個金色大字，東面是侯仁之撰寫的《北京建都記》，西面是宣武區人民政府設立的建闕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