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温暴动

背景

19世紀早期的英格蘭竟然沒有一個有產的小農階級，這在當時的大國中幾乎是獨一無二的。英國農村的《圈地法》是農民生活困苦的原因之一。在1770年至1830年之間，大約有600萬英畝（也就是24000平方公里）的公用土地被圈走。而在過去的好幾個世紀當中，這些公用土地都是窮人用來放牧並種植自己的農產品的地方。現在這些地卻都被當地的大地主瓜分了，這使得無產階級沒有了自己的土地，而只有為別人做工才能生存。在拿破崙戰爭期間這種生活還是可以忍受的，因為那時勞動力短缺及玉米價格高漲的狀況帶來了經濟的繁榮；但在1815年大戰結束後，就出現了穀物價格暴跌以及勞動力供應過剩的現象。 
根據社會歷史學家約翰·勞倫斯·哈蒙德和芭芭拉·哈蒙德的說法，圈地對小農和佃農的影響是極其致命的。在圈地前佃農是一個有土地的勞動者；而在圈地之後他們就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但與哈蒙德夫婦於1911年做出的分析相反，歷史學家明蓋伊（G. E. Mingay）在其1997年所著的書中指出，當1830年斯溫騷亂爆發時，圈地現象十分普遍的中部地區卻幾乎完全沒有參與暴動。而暴亂最嚴重的地區是集中在南部和東南部的幾個郡，這些地方恰恰受圈地的影響很小。錢伯斯（J. D. Chambers）和明蓋伊認為，哈蒙德夫婦的理論有誇大之處，因為實際上圈地現象反而使得地更多土地得以耕種，因而給不斷增加的人口提供了需要的糧食，還與此同時帶來了更多的農村就業。研究斯溫暴動的現代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和喬治·柳德僅僅引用了3起騷亂事件來證明圈地是直接原因，而整個斯溫暴動共有1475起騷亂事件。自20世紀末以來，一批新近的歷史學家開始質疑這些觀點。有人認為圈地運動導致了長久以來的農民生活方式遭到破壞，使得過剩的農民工不得不進入城鎮成為工業工人。
在18世紀80年代，工人們會去年度招聘會上尋找工作，在接下來的一年裡都會給這個僱主做工。在這一年的時間內，工人會收到他的僱主以實物或現金的方式付款，並且往往可以和僱主家一起吃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勞資關係逐漸趨向惡化。合同變得越來越嚴格，工人們開始只能拿到現金的工資，合同的期限也變得越來越短。一開始還只是月度僱傭變得更加普遍；到後來居然出現僅僅雇一周的合同。1750年至1850年間，農民們面臨著剝奪土地、合同改革以及經濟形勢急劇惡化的局面。到1830年暴動時，他們的生活狀況沒有什麼好轉；除了可以根據舊的濟貧法系統獲得教區救濟之外，他們幾乎沒有任何地位。
歷史上修道院一直是負責救濟窮人的，但亨利八世在16世紀30年代解散了修道院，這一責任就到了教區頭上。1662年的《住所法》嚴格限制了對教區內貧民的救濟。濟貧法體制需要向地主和佃戶收取一種「教區稅」，這些稅金被拿來向生病或失業的教區居民提供救濟。但這些救濟都是杯水車薪，有時還需要這些窮人有殘疾或其他缺陷才有資格收到。隨著更多的人開始依賴教區救濟，納稅人便越來越大力地反對這些稅收，救濟水平因而變得更低了。1795年，伯克郡政府認為一名成年男子需要3.5塊1加侖麵包的供給。然而在1817年，威爾特郡規定提供的配給已經下降到2塊麵包。而且，《濟貧法》的實施導致了農民收入的進一步下降，這是因為農夫會儘可能地壓低自己付給工人的工資，反正教區也會給他們錢來補足到一個可以維持生活的水平（參考「斯賓漢姆蘭體系」）。
除此以外，教會收的什一稅是壓在農民身上的又一塊大石。一開始這就是教會收取教區收入十分之一的稅項。然而本來可以用實物支付的什一稅後來只能付現金，因為現金可以用來作為當地國教教會首領的津貼。現金徵收通常是嚴格執行的，就算本人是教會成員也沒有用，而且金額往往是遠高於窮人所能負擔的。在斯溫暴動中，最大的一個訴求就是要求大幅減少什一稅。
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便是馬力打穀機的引進，這種機器一台可以做好幾個人的工作。打穀機自引入後便迅速在農村蔓延、威脅到成千上萬農民的生計。1828及1829年連續兩年幾乎顆粒無收，而此時1830年的冬季即將到來，農民們都感到十分恐懼。

暴動

英國東南部的肯特郡率先爆發動亂，那裡的斯溫騷亂分子開始砸毀打穀機，並恐嚇那些擁有打穀機的農民。暴亂在南方的薩里郡、薩塞克斯郡、米德爾塞克斯郡及漢普郡迅速蔓延，然後向北擴展到家鄉諸郡、中部地區以及東安格利亞。原本這些騷亂主要是出現在南部和東安格利亞地區的地方現象，但後世的研究揭示了斯溫暴動影響的範圍究竟有多廣：它幾乎涉及到蘇格蘭邊境線上的每一個郡。在所有騷亂中，60％集中在南部（伯克希爾165起，漢普郡208起，肯特154起，蘇塞克斯145起以及威爾特郡208起）；而東安格利亞的騷亂較少（有劍橋17起，諾福克88起以及薩福克40起），而西南、中部和北部都只有輕微影響。
不同郡的暴動者使用的策略不同，但通常都是給當地的地方法官、牧師、富農或濟貧官寫恐嚇信，署名斯溫長官。這些信件通常會要求提高工資、削減什一稅稅金以及銷毀打穀機，信中說如果政府不辦，他們便自己去辦。如果無視恐嚇信，那麼當地農場的工人通常會舉行集會，規模一般在200到400人，他們會威脅稱如果自己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則可能會做出一些駭人的行動。暴動者一般是四處砸毀打穀機、攻擊濟貧院及什一稅穀倉，然後再解散或前往下一個村莊。只要房子裡有為打穀機提供動力的發動機，那這棟房子也會遭到攻擊；許多「圓磨屋」也被摧毀，這些建築物又叫「馬房」，裡面放置有打穀機，英格蘭東南部的「砸馬房」現象格外嚴重。暴徒的行為還包括在夜間對農場、穀倉和草垛進行縱火，一般是在月黑風高時動手，因為晚上更容易逃避追捕。雖然暴動者的很多行為都是在夜間秘密進行的，但他們和農民及政府的談判卻一般是在白天。
儘管他們口呼「給麵包還是吃砍刀」的口號，但有記載的傷亡只有一人，此人還是一個暴動者，且不確定究竟是被士兵還是農民所殺。其實暴動者只想破壞財產，不想殺傷性命；類似的暴動模式就在全國迅速傳播開來。1830年肯特郡第一場騷亂爆發前一個月，在法國就爆發了七月革命；所以這場暴亂又嘗嘗被歸咎於「法國特務」的煽風點火。儘管農民在動亂中使用了各種不同的策略，但他們的主要目標僅僅是達到最低生活工資並擺脫失業。

後續

最終富農們同意提高工資，牧師和一些地主也減少了租金和什一稅。但許多富農後來又違背協議，導致動盪加劇。許多人主張政治改革是解決動亂的唯一辦法。其中格雷伯爵就在11月的上議院辯論中表示，解決這一暴力事件的最佳方式便是開展下議院改革。但首相威靈頓公爵則回答說，現有的憲法實在太過完美，以至於他無法想像任何可能的改進方案。據稱，一群暴民後來襲擊了威靈頓在倫敦的住所。
騷亂一開始僅局限於肯特郡，但在後來11月的兩周內，事態開始全面升級，從東薩塞克斯和西薩塞克斯一路延伸到漢普郡，並在附近的其他幾個郡都出現了斯溫恐嚇信的事件。
1830年11月15日，威靈頓政府在下議院投票中落選。兩天後，格雷伯爵上台、組建輝格黨政府。格雷委託內閣委員會制定議會改革計劃。墨爾本勳爵便成為了新政府的內政大臣。在1830到1832年的騷亂期間，墨爾本的應對手段積極而果敢，他的改革派同僚也因此而十分感謝他。墨爾本指責當地治安法官對暴徒過於仁慈，政府隨後任命了由三名法官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在伯克希爾、白金漢、多塞特、威爾特和漢普等郡審判暴徒。英格蘭的地主階級受到騷亂的嚴重威脅，並採取了嚴厲的懲罰措施。在1830至1831年間，將近2000名暴動者受到審判、252人被判處死刑（但實際上只有19人被絞死）、644人被囚禁、481人被送往澳大利亞的流放地。並非所有的暴動者都是農場工人，被判刑的人也包括農村匠工。
當局收到許多要求起訴左翼官員的信件，作家威廉•科貝特因發表過親農民的言論而也被要求起訴；然而真正讓他被判處煽動誹謗罪的是他在政治登記冊上寫的文章。他曾寫過一篇題為《斯溫起義是一場農村階級鬥爭》的文章。該文批判了那些無所事事卻生活富裕、整日吸食辛勤工作的農民的血汗的人；他呼籲開展議會改革來解決問題。1831年7月他在市政廳受審，他傳喚了包括首相在內的六名內閣成員。在辯護時，科貝特卻繼續猛烈地抨擊社會。他試圖向政府的大臣們詢問一些令他們尷尬的問題，但這些問題被首席大法官拒絕了。然而他還是得以駁斥檢方的起訴，並且令政府非常尷尬，最終他被無罪釋放。
「斯溫暴動」對當時的輝格黨政府產生了的重大影響。這場事件使19世紀30年代英國各地本就已經十分強烈的社會、政治及農業的動盪更加劇烈，它提出了更廣泛的政治改革要求，最終使得《1832年改革法令》及《1834年窮人法修正案》得以推出。《修正案》取消了現金或實物形式的「戶外救濟」，並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一個覆蓋較大地區範圍的連鎖濟貧院，需要救濟的窮人必須要去這些濟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