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禮賓

早年生涯

祁禮賓在1881年7月28日生於英國英格蘭，他的祖父是威廉·格雷伯恩牧師（Rev. William Grayburn），在愛爾蘭都柏林任職，而父母分別名威廉·埃克林·格雷伯恩（William Echlin Grayburn）和瑪嘉烈·埃倫·馬克漢姆·格雷伯恩（Margaret Ellen Markham Grayburn），家中另有一兄兩姊。祁禮賓早年就讀於斯塔福德郡的丁斯頓書院（Denstone College），畢業後旋即投身銀行界，最先在西約克郡的利特漢姆與陶氏公司（Leatham and Tew Company）工作，該行後來被巴克萊銀行收購。

加入滙豐

在1900年，祁禮賓加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倫敦分行，任職助理，1904年12月獲派往遠東，於上海分行工作。他在1912年首次調往香港總行，但隨後於1913年再調到其他地區，包括在星加坡、馬來亞和印度等地的分行任職，至1920年調返香港總行，並出任首席會計師一職，後來先後獲擢升為助理襄理和襄理，擅長於外匯和白銀方面的交易。
在任襄理期間，他在1927年5月27日獲港府奉委為非官守太平紳士。在1927年10月和翌年10月，港府根據1927年通過的《工務貸款條例》（Public Works Loan Ordinanace），分別發行300萬港元和200萬港元的債券，用以支持香港各項工務建設。在兩次發債中，祁禮賓均獲委任到發債委員會任職委員，參與審批申請和批核。祁禮賓其他的公職還包括在1928年6月至1929年5月獲港府委任為香港義勇防衛軍顧問委員會委員，以及在1930年4月起出任香港大學校董。

港元幣值

祁禮賓在1930年3月以署理總司理的身份，接替榮休的A·C·海恩斯（A. C. Hynes），並在同年7月獲董事局正式任命為滙豐總司理。祁禮賓上任總司理之時，正值香港經濟的動盪時期，由於當時港元仍然奉行銀本位，因此港元匯率直接受到白銀價格的波動影響。而1929年華爾街股災和緊接其後的大蕭條，就直接導致銀價的大幅下滑，以及港元的大幅貶值。鑑於港元匯價劇烈波動，港府曾在1930年委任祁禮賓等商界和銀行代表到一個委員會，負責研究港元貶值問題；另方面，英政府亦委派一個貨幣委員會（Currency Commission）到香港研究幣制問題，該委員會在1931年5月發表報告，認為只要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中國一日奉行銀本位，香港都應跟從。
雖然港元的貶值意外地短暫帶動香港的貿易增長，但隨著香港的主要海外貿易夥伴英國、日本和美國相繼在1930年代初放棄金本位，引致了英鎊、日元與美元大幅貶值、以及港元匯價的攀升，而美國政府於1934年決定從世界各地大舉買入白銀，更進一步推高港元匯率，嚴重打擊香港的進出口貿易，港府放棄銀本位的壓力亦愈來愈大。在1934年7月，祁禮賓等再應港督貝璐爵士邀請加入到港府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供職，就當前的經濟問題作出分析。委員會隨後在1935年2月發表報告，當中除了重申貨幣委員會在1931年5月發表的觀點外，亦認為港府不宜在此時放棄銀本位。
可是，此後局勢逆轉，國民政府因銀根短缺問題惡化，在1935年11月宣布放棄銀本位，港府擔心港元進一步受衝擊升值，遂在同年11月9日召開的立法局特別會議上，通過《貨幣條例》，讓港元放棄銀本位制度。同時間，為穩定港元幣值，港府宣布設立外匯基金，宣布除了由港府發行的紙幣和硬幣外，以滙豐為首的三家英資銀行所發行的紙幣，也首次取得法定貨幣地位，而滙豐等銀行要將手上原本用以支持港元的白銀注入外匯基金，再由外匯基金將白銀投資到英鎊資產，以支持這些紙幣的價值，港府亦會向滙豐等發鈔銀行發出負債證明書，以作確認。
《貨幣條例》通過後，港元維持在每1英鎊兌16港元的水平，從而將港元匯價穩定下來，而市面上流通的各類銀圓則逐步回收，改由港府以鎳鑄造的輔幣取代。在1935年12月，港府復宣布委任祁禮賓為外匯基金顧問委員會（Exchange Fund Advisory Committee）委員，繼續就貨幣事宜提供意見。另為嘉許他在穩定香港幣制上作出的貢獻，祁禮賓在1937年5月的英皇喬治六世加冕授勳名單中，獲封下級勳位爵士，是繼昃臣爵士後，另一位獲封爵士的在任滙豐總司理。

重建總行

祁禮賓在總司理任內的另一重要任務，是負責參與統籌和規劃滙豐總行新廈。儘管滙豐總行位於中環皇后像廣場的重要地段，但他在1930年上任之時，總行大樓已落成近45年，隨著滙豐的急速發展，樓高僅數層的總行大樓漸見不敷應用，有重建的需要。祁禮賓上任總司理後不久，便於1931年決定重建總行，而且著手籌備重建的事宜。
在1933年10月10日，滙豐正式撤出大樓，隨即展開拆卸工程。新總行在1934年10月17日舉行奠基典禮，邀得港督貝璐爵士主持，這座大樓除了由祁禮賓主持統籌和規劃外，總行的首席會計師摩士亦負責督建和物料採購方面的工作，而香港巴馬丹拿公司（Palmer and Turner，又譯公和洋行）旗下的建築師G·L·威爾遜（G. L. Wilson）則負責設計和營建的工作。總括而言，新總行面積比舊總行大，亦佔用了部份前香港大會堂原址，整座總行樓高70米，共13層，屬當時流行的裝飾藝術風格，大樓立面的花崗石外牆也是香港當時的嶄新設計。
滙豐總行由著手拆卸到重建，前後耗時約兩年後，於1935年10月10日落成啟用，由護督史美主持大樓啟鑰儀式。這座新總行除了是滙豐創立以來的第三代總行，落成之時是遠東規模最大的商業大廈，也是香港首座安裝冷氣系統的建築物，以便外籍員工即使身處屬於副熱帶的香港，也能享受清涼的工作空間。新總行落成46年後，復於1981年拆卸重建。
滙豐總行的落成標誌著當時滙豐的強盛，而事實上，一直到二戰爆發前夕，滙豐在整個1930年代都有相當可觀的業務發展。雖然中國大陸的局勢日益動盪，但大量的資金流入上海、香港等租界和殖民地，尋求資金避難所，反而助長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連帶滙豐也受惠不少。這種局面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未有止息，相反，香港和外國勢力的租界成為中國大陸餘下的通商口岸後，更使香港經濟在戰前的興盛局面得以維持。根據統計，滙豐在1937年錄得的純利多達約1,543萬港元，而即使戰霾密布，在往後的1938年、1939年和1940年，滙豐的純利仍分別維持在大約1,529萬、1,335萬和1,400萬。

淪陷前夕

雖然滙豐建成新總行，但香港和遠東的局勢卻不容樂觀，尤其是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以及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皇軍由中國大陸南侵，漸對香港構成威脅。為支持英國的軍費以及整頓香港防務，港府積極研究透過開徵新的稅項，以填補鉅額開支。其中，祁禮賓等作為商界代表，分別在1938年12月和1939年10月獲港督羅富國爵士委任為稅務委員會（Taxation Committee）委員和戰時收益委員會（War Revenue Committee）委員，就開徵新稅提供意見。
由於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以「自由港」自居，因此有關提議引來商界及中產人士的強烈反對。即使港府和委員會後來達成共識，同意開徵薪俸稅和利得稅是較公平和可取的措施，但戰時收益委員會多名委員仍對建議持保留態度，該委員會在1940年2月發表的報告書中，更要求大戰一旦完結，就應即時廢除兩稅。幾經商界和港府的討價還價，開徵兩稅的建議才得以在1940年4月獲立法局通過。大戰過後，港府的確立即廢除薪俸稅和利得稅，但旋於1947年重新開徵。
另一方面，隨著香港戰霾密布，祁禮賓仍熱心於社會事務，當中包括在1934年支持創立水兵會（China Fleet Club），並以滙豐銀行名義捐出25,000港元興建新會址。在1939年，他又協助皇家香港遊艇會由北角舊址遷往奇力島新址。祁禮賓也身兼山頂明德醫院董事局主席之職，他在日軍入侵香港前夕為明德醫院和毗鄰的戰爭紀念醫院（War Memorial Hospital）成立一個總值500,000港元的捐贈基金，使兩院有足夠的資金營運。在1941年7月，祁禮賓復獲港府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但上任僅五個月後，太平洋戰爭和香港保衛戰相繼爆發，香港在同年12月25日即告失守淪陷。
香港的淪陷沒有令滙豐的業務停頓，相反，早在淪陷前的1940年，祁禮賓已任命總行襄理摩士調返倫敦分行，在英國政府支持下，設法將總行資產逐步由香港轉移到當地，以防香港一旦落入日本手中後，資產被日方掠奪；再加上滙豐有大批美元儲備在美國國內，一旦總行被日方操控，也可防止銀行在美國的資產被美國政府凍結。此外，在香港淪陷前夕，港督楊慕琦爵士率先於1941年12月12日宣布滙豐銀行總部由香港遷往倫敦，而較早時候，英政府亦下令滙豐各地分行與香港總行均需聽從倫敦指示，在12月16日，身在倫敦的摩士復按英政府要求，出任主席兼署理總司理，以便銀行繼續正常運作。
正因為祁禮賓及早作出人事和資產的調動，使得滙豐不至於在香港淪陷後崩潰。在1941年年尾，倫敦方面仍能夠發表完整的銀行財務報告，到1941年6月更有能力向股東派發每股2鎊10仙令股息。至1943年，倫敦方面發表滙豐截至1942年年底的資產負債表，顯示該行仍保留相當財力。

魂斷香港

由於祁禮賓仍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所以他可借機會透過在市區的聯繫，取得相當數量的金錢，並設法將金錢偷運入赤柱拘留營，接濟被困於營內的英國人。在1943年3月初，一位被囚於赤柱拘留營的拖拔醫生（Dr. Harry Talbot）因病獲准前往銅鑼灣法國醫院照X光片和接受手術，但4月27日返回拘留營途中，在黃泥涌峽道的檢查站被憲兵截查。憲兵對行動不便的拖拔進行搜身，結果發現他在身上包紮的繃帶下，收藏著4,000日元，以當時計是相當大的數目。
事件發生後，多名身處市區的英國人廣受牽連，其中祁禮賓的副手艾文遜、史去非（Edward Streatfield）和負責為日方從事醫療工作的前醫務衛生署署長司徒永覺醫生（Dr. Selwyn Selwyn-Clarke）等人，被指違反軍法和從事諜報而遭扣查。而事實上，拖拔是受祁禮賓所託，將錢帶入拘留營，用以接濟一些年老的銀行大班，不過，祁禮賓在事發後卻自告奮勇，當面與日治政府的外交事務總管交涉，聲稱從拖拔身上搜出的4,000日元是由他籌得，用以平分賄賂拘留營內的護士。
起初，日方先後判處拖拔、艾文遜、史去非、司徒永覺等人監禁於毗連赤柱拘留營的赤柱監獄，但未對祁禮賓採取任何行動；而另一邊廂，祁禮賓亦多番到前身是滙豐總行大廈的日治政府總部，設法就事件向日方解釋，但不得要領。未幾，日方再控告祁禮賓從事諜報和非法將金錢帶入赤柱拘留營，判處他入赤柱監獄當苦工三個月。他被短暫拘留於跑馬地的憲兵隊後，復於1943年6月被送入赤柱監獄，至於祁禮賓夫人和司徒永覺夫人則被送入赤柱拘留營。
祁禮賓入獄初時的身體狀況尚可，但監獄內的環境相當惡劣，而他更受到甚不人道的對待，他除了被關在籠子內，囚室燈光異常昏暗，而且到處都是虱子，再加上缺乏食水和食物供應，祁禮賓入獄後沒多久就發燒、生毒瘡和患上痢疾，後來更出紅斑，並因為高燒導致神智不清。祁禮賓在獄中染病時，曾入住赤柱監獄醫院約一周，但從沒有醫生為他診症。返回監獄後，祁禮賓因沒有起色，有一名印度裔獄卒出於好心，要求赤柱監獄醫院醫官齋藤佐一醫生為祁禮賓診治，但遭四度拒絕；該名獄卒後來建議由同在獄中服刑的拖拔醫生為祁禮賓診治，但同被拒絕。儘管如此，拖拔醫生在獄卒的秘密安排下，仍兩度為祁禮賓診治。拖拔發現祁禮賓延遲接受治療，又因為缺乏敷藥，用手抓破身上毒瘡，使到病情進一步惡化。
拖拔醫生雖為祁禮賓處方磺胺，但印度裔獄卒從外取得藥物時，祁禮賓已藥石無靈，回天乏術，終在1943年8月21日病死於赤柱監獄內，終年62歲。祁禮賓死時僅距刑滿出獄數天，再加上獄方沒有即時將死訊告知身在赤柱拘留營的祁禮賓夫人，使外界對他的死因產生不少揣測。根據赤柱拘留營的驗屍報告，祁禮賓是死於營養不良，而曾為他診治的拖拔醫生，亦估計他死於敗血症，這點與驗屍報告不謀而合。然而，外界有輿論質疑，祁禮賓入獄後，她的夫人獲準定時向他送入大批糧食，但他依然死於營養不良，而且他死後不久，便被安葬於附近的赤柱墳場，令人懷疑祁禮賓是受日軍施行的灌水酷刑折磨致死。
除了祁禮賓外，他的候任繼任人艾文遜亦在1944年8月死於赤柱監獄內，但史去非、拖拔醫生和司徒永覺醫生等人則成功挨過日治時期。香港重光後，曾負責主管赤柱監獄醫院的陸軍中尉齋藤佐一醫生，被控疏忽職守，導致病人在獄中缺乏妥善照料而死亡。案件在1947年4月於銅鑼灣召開的第七戰罪法庭開審，法庭經過一連串審訊後，在同年5月5日裁定被指鮮有在監獄醫院露面的齋藤罪成，判監八年。
雖然祁禮賓死時，滙豐銀行全球43所分行有36所落入敵國手上，但由於滙豐在大戰前夕已遷到倫敦繼續運作，他的逝世沒有為滙豐構成特別打擊。復至1943年1月13日，樞密院發出一道樞密令，正式任命摩士接替祁禮賓為滙豐總司理，而滙豐總行亦在戰後的1946年5月遷回香港。對於祁禮賓的去世，認識他的美國女作家項美麗（Emily Hahn）形容，「全遠東最有權勢的金融家、規模最大的銀行總司理，最終卻落得餓死的下場」（The most powerful financier in the Far East, chief of the biggest bank, had died of star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