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

前期（唐末至元代）

嶽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晉以前為道士活動據點，曾建有萬壽宮、崇真觀等。西晉武帝泰始四年（268年）麓山寺創立，至今仍保存完好。東晉陶侃曾建杉庵讀書於此。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璿等二僧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類」的學舍，嶽麓書院就是在智璿等辦學的基礎上「因襲增拓」而誕生的。
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辦學的遺址上，即嶽麓山下的抱黃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嶽麓書院。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7）年間，嶽麓書院進入了北宋的鼎盛時期。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親自召見山長周式，對周式興學頗為嘉許，親書「嶽麓書院」匾額，書院之名始聞於天下，有「瀟湘洙泗」之譽。至今書院所存明代「嶽麓書院」刻石，便是當年宋真宗的手跡。在周式執掌下，嶽麓書院的從學人數和院舍規模都有很大發展，遂成為天下四大書院之一。關於「四大書院」有多種說法，但唯有嶽麓為諸家共推，反映了古之學者對嶽麓的推崇。
兩宋之交，嶽麓書院遭戰火洗劫，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劉珙重建嶽麓書院。他還延聘著名理學家張栻主教嶽麓，更加強了嶽麓書院在南宋教育和學術上的地位。張栻主教期間，以反對科舉利祿之學、培養傳道濟民的人才為辦學的指導思想，培養出了一批如吳獵、趙方、游九言、陳琦等經世之才的優秀學生。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來訪，與張栻論學，舉行了歷史上有名的「朱張會講」。前來聽講者絡繹不絕，時人描繪「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這次會講，也推動了宋代理學和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所以不僅是長沙，也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朱張會講之後，嶽麓書院名聲更加遠播，元代理學家吳澄在《重建嶽麓書院記》中說：「自此之後，嶽麓之為嶽麓，非前之嶽麓矣！」紹熙五年（1194年），在嶽麓會講27年之後，朱熹任湖南安撫使，再次來到潭州，重整嶽麓書院，頒行《朱子書院教條》。經過他的整治，嶽麓書院再次進入到繁盛時期，理學史上頗負盛名的「湖湘學派」即發展於此。
1275年元兵攻破長沙，嶽麓書院被付之一炬。嶽麓書院幾百學生參與戰鬥，城破後大多自殺殉國。元統治者統一全國後，極力推動書院的恢復和發展，潭州學正劉必大主持重建嶽麓書院，僅廢10餘年的嶽麓書院又開始恢復生機。1314年（延元年）郡別駕劉安仁再次主持大修。元末戰亂再起，嶽麓書院又於1368年（至正十八年）毀於戰火。

中期（明代）

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的政策。重視地方官學的復興，而不倡導書院教育。全國書院頹廢，嶽麓書院也因此沉寂了百餘年。成化（1465－1487）年間，書院開始逐漸恢復。1432年（宣德七年），由民間集資促成嶽麓書院最早的一次修復。1469年（成化五年），長沙知府錢澎再次興復書院，但不久又廢。1494年（弘治七年）長沙府通判陳鋼終於使嶽麓書院基本恢復舊貌。自明宣德始，經地方官員陳鋼、楊茂元、王韜、吳世忠等多次修復擴建，嶽麓書院主體建築第一次集中在中軸線上，主軸線前延至湘江西岸，後延至嶽麓山巔，配以亭台牌坊，於軸線一側建立文廟，形成了書院歷史上亭台相濟、樓閣相望、山水相融的壯麗景觀。書院的講學、藏書、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現存建築基本格局。
1507年（正德二年），陽明心學一代宗師王陽明來嶽麓講學。王陽明及其弟子在嶽麓書院的講學是繼南宋湖湘學派之後，嶽麓書院的又一次重要學派活動，導致了嶽麓書院又一個學術繁榮期的到來。
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御賜「敬一箴」（即程子四箴）。
明清之際，著名的愛國主要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學，「書院之盛，振美一時」。
1643年(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部隊進攻長沙，與明朝官軍進行激戰，書院在混戰中被毀。

後期（清代）

清初朝廷對書院採取抑制政策。1652年（順治九年）曾調令：「各提官督率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習經書義理，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及號召地方游食無行之徒，實談廢業。」然已經實行了數百年的書院制度，具有深刻的社會影響，修復書院的呼聲日趨強烈。就在順治帝詔令各地「不許別創書院」的當年，湖南巡撫彭禹峰就聘請長沙府攸縣縣學生劉自主持嶽麓教事，並未受到處罰。
隨著統治的日益鞏固，順治末年對書院的抑制政策開始鬆弛，康熙、雍正年間進而實行支持和鼓勵政策。1668年（康熙七年），巡撫周召南下令重建嶽麓書院，基本恢復了原有規模。1674年（康熙十三年），吳三桂發動三藩叛亂，攻克長沙，剛剛修好了才４年的嶽麓書院即興即毀。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巡撫丁思孔又重建嶽麓，置膏火田數百畝，並兩具疏章，請求御書匾額。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春，康熙帝御書「學達性天」匾額。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帝又賜御書「道南正脈」於嶽麓，嶽麓書院在全國的重要地位再次獲得肯定，四方求學者絡繹不絕，書院教育達到了鼎盛，培養出了一批批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著名生徒。乾隆後期至嘉慶、道光年間，書院的建設進一步發展。期間羅典、歐陽厚均各主院27年，創建和恢復書院古蹟數十處。1833年（道光十三年）巡撫吳榮光仿學海堂制，在此創設湘水校經堂，首開湖南書院教學改革之風。1852年（咸豐二年），太平天國軍進攻長沙，嶽麓書院受到戰火毀壞，史稱「書院毀半」，隨後院長丁善慶率諸生捐資又逐次修復。1868年（同治七年）巡撫劉昆主持進行了一次大規模修建。清末，嶽麓順應歷史潮流，設譯學、算學等科，增置時務和西學圖書，進行了教學改革。

改制（清末至今）

清末實施新政，廢書院而興學堂，「嶽麓書院」於清朝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被湖南巡撫趙爾巽奏廢為湖南高等學堂（1897年長沙時務學堂創立，1899年改為求實書院，1902年改為湖南省城大學堂，1903年與嶽麓書院合併組建湖南高等學堂）。1912年，湖南高等學堂奉令停辦，工科學生按志願送到湖南高等工業學校和湖南高等師範學校繼續學習。同年，湖南高等師範學校奉命遷入。民國四年十二月《湖南高等師範學校志·建制第二》載：「湖南高等師範學校即故嶽麓書院。」（第2頁）。1917年，湖南高等師範學校奉令停辦，併入武昌國立師範學校（今武漢大學），同年，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遷入，接收了前湖南高師的全部校產和一部分教師。1926年湖南工業、商業、法政三個專門學校合併，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學，仍以嶽麓書院為一院，新建校舍為二院。1937年，省立湖南大學被國民政府教育部確立為國立湖南大學。
1938年4月，日本戰機轟炸湖南大學校園，嶽麓書院部分建築被毀。1941年4月日機再次轟炸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御書樓、半學齋、靜一齋等處均中彈倒塌，文廟大成殿及孔子像被炸毀。抗日戰爭勝利後，嶽麓書院部分建築被修復。
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湖南大學被撤消。在湖南大學舊址上，以原湖南大學土木系和基礎教育部為基礎，合併其他一些大學的相關院系，組建中南土木建築學院。1958年中南土木建築學院擴充後改名湖南工學院，1959年復名為湖南大學。
1981年，嶽麓書院開始大規模修復工程。1986年10月，在歷經5年大修後，嶽麓書院正式對外開放參觀。湖南大學先後在此成立文化研究所和下屬學院（名即為嶽麓書院），招收歷史、哲學等專業本科、碩士和博士生。

書院學規

中國古代書院的學規，是用以規範生徒學習、生活行為的規矩章法。其內容包括書院的教育方針、培養目標、修身治學的準則、日常生活及為人處世的通則等。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頒《白鹿洞書院教條》於嶽麓書院，這是嶽麓書院最早的正式學規，後在此基礎上逐步發展。到了清代，原有學規已不合時宜，歷任山長開始對學規加以擴充和修訂，其中影響最大、最廣為人知的是山長王文清制定的《嶽麓書院學規》。

著名人物

嶽麓書院大門上的對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道盡了嶽麓書院歷史上人才輩出的事實。縱觀嶽麓書院一千多年的歷史，早在北宋，山長周式便「教授數百人」。南宋理學家張栻出任山長後，嶽麓書院成為湖湘學派的發源地，培養出了一批「嶽麓巨子」。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來嶽麓書院與張栻會講，歷時兩月，史稱「朱張會講」。這次會講吸引了大批士子紛紛返歸前來聽講，「方其盛也，學徒千餘人」，「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明清至民國初期是嶽麓書院培養人才的鼎盛時期，一批批日後將深刻影響中國歷史的人物從這裡走向社會，其中最著名的有鴉片戰爭前後出現的以陶澍、賀長齡、嚴如煜、魏源為主體的政治改良派人才群體，咸豐、同治年間出現的以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胡林翼、李元度、劉蓉、劉長佑、曾國荃、劉坤一為主體的「中興將相」人才群體，戊戌變法期間出現的以譚嗣同、梁啓超、唐才常、沈藎、黃遵憲為主體的維新變法派人才群體，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出現的以蔡鍔、陳天華、程潛為主體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人才群體等。余秋雨對此評價說：「你看整整一個清代，那些需要費腦子的事情，不就被這個山間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建築

嶽麓書院歷史上經歷多次戰火，曾七毀七建，現存主要建築是清朝遺構。上世紀以來，經過幾次大修，一些毀於戰火的建築得到了重修。嶽麓書院占地面積21000平方米，在布局上採用中軸對稱、縱深多進的院落形式。主體建築如頭門（大門）、二門、講堂、半學齋、教學齋、百泉軒、御書樓、湘水校經堂、文廟集中於中軸線上，講堂布置在中軸線的中央。齋舍、祭祀專祠等排列於兩旁。中軸對稱、層層遞進的院落，除了營造一種莊嚴、神妙、幽遠的縱深感和視覺效應之外，還體現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級有別、主次鮮明的社會倫理關係，完整地展現了中國古代書院建築氣勢恢宏的壯闊景象。此外還有赫曦台、愛晚亭、自卑亭、風雩亭、吹香亭及曲廊水榭假山等園林建築及人文景觀，在展示書院文化博大精深之餘，渲染了它閒情逸緻的士人風格。在這些建築中，像愛晚亭，已被公認為中國古代亭台中的經典建築，蒞列四大名亭之中。先後恢復重建了延賓館、文昌閣、崇聖祠、明倫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張栻、王船山、羅典等的六大專祠建築原貌。 嶽麓書院為中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書院建築群。
以功能區分，嶽麓書院古建築群分為教學、藏書、祭祀、園林、紀念五大類別。

碑匾

嶽麓書院辦學千年，積累了大量的碑匾文物，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書「嶽麓書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學達性天」、「道南正脈」、清刻朱熹「忠孝廉潔碑」、歐陽正煥「整齊嚴肅碑」、王文清「嶽麓書院學規碑」等，主要分布在麓山寺碑亭、講堂、御書樓壁及復廊、百泉軒園林碑廊等地。
麓山寺碑亭內豎有麓山寺碑。此碑是中國現存碑刻中影響較大的一塊唐碑，也是長沙現存時間最早、價值最高的碑刻，由著名書法家李邕於唐開元十八年（730年）親自撰文、書丹、並鐫刻，因文、書、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絕碑」之稱。歷代許多大書法家都曾前來瞻仰臨摹，宋代書法家米芾於元豐三年(1080年)專程前來臨習，並刻"襄陽米黻同廣惠道人來，元豐庚申元日"16字於碑陰。原刻在麓山寺中，後移至嶽麓書院右側，明知府錢澍建亭護碑。清代嘉慶年間有達官遣吏前來拓取，因不得其法而使名碑碎裂，長沙知府沈廷瑛得知之後，親赴現場，和沙灰集其殘片94字，另嵌碑亭內壁之上。
講堂檐前懸掛的「實事求是」匾，是民國初期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校長賓步程所撰，為嶽麓書院在轉制時期的校訓，對當時寓居於書院的毛澤東影響很大，後成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組成部分。大廳中央的兩塊鎏金木匾，一為康熙皇帝御賜的「學達性天」，一為乾隆皇帝御賜的「道南正脈」，前者為根據老照片複製的，後者為原物。講堂兩壁嵌「忠、孝、廉、節」四大字石碑，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長歐陽厚均刊立，傳為朱熹手書。講堂兩邊軒廊分立「整、齊、嚴、肅」四大字石碑，為清乾隆時山長歐陽正煥書，道光時歐陽厚均立。這兩組大字碑刻皆為中國古代書法碑刻史所罕見。大廳四壁還嵌有歷代山長的「書事齊嚴肅四字因示請生諸」碑、「嶽麓書院學規」碑、「畢沅詩」碑等，均為清代碑刻。
御書樓及復廊內也嵌有的大量碑刻，主要有「朱熹詩碑」、「重修嶽麓書院記碑」、「文昌閣祭田契券」、「吳榮光江南述別詩碑」等。其中「朱熹詩碑」所刻的詩是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來嶽麓書院講學後與張栻同游南嶽，在株洲與張栻告別，張栻作「送元晦尊兄」詩贈朱熹，朱熹以此詩作答。此碑為為清光緒年間巡撫吳大澂所刻，是嶽麓書院歷史的重要見證。「文昌閣祭田契券」碑系山長袁名曜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勒石嵌立，是嶽麓書院租田管理方面的原始資料，對研究嶽麓書院教育經費、祭祀經費的來源有重要的作用。
百泉軒園林碑廊建於1992年，刊歷代遺碑13塊及新制嶽麓書院文獻史料碑27塊。在歷代所遺碑刻中，有明刻「嶽麓感舊詩碑」、清刻「道中庸碑」等，尤以「道中庸碑」最為珍貴，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長歐陽厚均修復道中庸亭時所刻朱熹遺墨。新刻的27 塊碑分別為：善化縣志載《嶽麓書院源流》，宋代王禹偁《潭州嶽麓山書院記》、王炎《論清嶽麓書院堂長》、張栻《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陳傅良《建嶽麓書院記》、朱熹《措置嶽麓書院牒》、歐陽守道《贈了敬序》，元代吳澄《建嶽麓書院記》、《百泉軒記》，明代楊茂元《後重修嶽麓書院記》、李東陽《建嶽麓書院記》、陳鳳梧《嶽麓書院志序》、黃衷《嶽麓書院祠祀記》、李騰芳《重修嶽麓書院碑記》，清代易宗涒《嶽麓書院記》、丁思孔《重建嶽麓書院記》、毛際可《重修嶽麓書院記》、龍驤《重修嶽麓書院記》、王文清《四公德政紀略》、歐陽厚均《新建崇聖祠碑記》、羅典《嶽麓書院課藝序》、郭嵩燾《重建湘水校經堂記》及 1993年楊慎初教授撰《嶽麓書院重修記》。這些碑文反映了嶽麓書院的歷史沿革，是研究嶽麓書院歷史發展的重要文本。撰文者中既有著名政治家、地方官員，也有著名文學家和書院山長，他們本身在歷史上都有較大的影響，這就更加凸顯了碑刻更為廣泛的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