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思華

早年生涯

白思華1887年12月26日生於英國英格蘭赫特福德郡班廷福德（Buntingford）附近的阿斯潘登（Aspenden）。他的父親艾爾弗雷德·雷金納·珀西瓦爾（Alfred Reginald Percival）來自北安普敦郡一個有名的家族，並在阿斯潘登任職哈梅爾莊園（Hamel's Park）業權範圍的土地代理人；他的母親伊迪絲·米勒（Edith Miller）則來自蘭開郡一個棉業家庭。白思華有一名胞兄，名叫法蘭克·內維爾·珀西瓦爾（Frank Neville Percival，1887年－1950年），他比白思華早10個月出生，所以兩兄弟的出生年份都同樣正值維多利亞女皇登基金禧紀念，兩人也因此有「禧年雙星」（"Jubilee twins"）的暱稱。
白思華幼年在鄰近位於班吉奧（Bengeo）的地方學校接受教育，1901年升讀拉格比公學。他的兄長也是該校寄宿生，而且學業成績較為傑出；相反，白思華的學業表現普通，雖然他在校內修讀希臘文和拉丁文，但其中一位任教他的老師形容他「不是一名很好的古典學生」。他在體育運動方面的表現也不突出，但就參與木球、網球和越野賽跑，而且還在校內的志願來福槍兵團擔任掌旗軍士。白思華也是揚斯貝里來福槍會（Youngsbury Rifle Club）會員，不過，他在1906年取得高校證書肄業後，卻選擇在翌年加入倫敦經營鐵礦石業務的內勒及班遜有限公司（Naylor, Benzon & Company Limited）任職文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爆發為止。

一次大戰

1914年7月28日一次大戰爆發當天，時年26歲的白思華隨即以最初級的二等兵身份加入律師學院軍官訓練團（Officer Training Corps），通過五星期的基本訓練後旋即獲擢升為臨時少尉，與他同期接受訓練的同袍當中，有近三分之一後來都在戰時陣亡。白思華於1914年11月已獲擢升為上尉，旋於翌年2月跟隨貝德福郡團旗下新成立的第7（服務）營前赴法國，加入第18（東）師第54旅服役。在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戰役首天，白思華在戰事中未有受傷；但其後在同年9月，他帶領一連士兵穿過已夷為廢墟的蒂耶普瓦勒村莊，進攻其後方的施瓦本碉堡（Schwaben Redoubt），期間他被榴霰彈彈片炸傷，身上四處地方嚴重受傷，他事後因功獲頒授軍功十字勳章。
1916年10月，被送返英國在醫院療養當中的白思華受任為艾塞克斯團的常額上尉，其後又獲原先任職的貝德福郡團委任為臨時少校。1917年，他進一步獲擢升為臨時中校，同時擔任營長一職。1918年初，德國展開春季攻勢，期間白思華負責展開反攻，拯救了一小隊法國砲兵，因此獲得法方頒授英勇十字勳章。1918年5月，他一度暫任第54旅旅長，未幾獲正式擢升為名譽少校和獲英廷頒授傑出服務獎章，當局授勳時更特別對其「指揮能力和戰術知識」予以肯定。憑藉其戰時表現，白思華在一戰完結的時候已被視為一位「十分有效率」的軍人，且獲舉薦入讀坎伯利參謀學院。

馬來亞陸軍總司令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白思華獲正式擢升為准將，並跟隨擔任司令的迪爾加入英國遠征部隊旗下第1軍參謀部任職，其後進一步獲擢升為署任少將。1940年2月，他一度調任第43（威塞克斯）師師長，同年調返陸軍部出任帝國助理總參謀長，但在敦克爾克大撤退後主動請調到前線指揮。此後，他奉調擔任第44（本土郡）步兵師師長，任內花九個月時間強化英格蘭其中62英里（100公里）的海岸線，以免受敵方侵襲。他復於1941年英皇壽辰授勳名單當中獲英廷頒授CB勳銜，對其軍事工作予以肯定。
1941年4月，白思華晉升為署理中將，並在迪爾穿針引線下再一次受命返回馬來亞，接替萊昂內爾·龐德爵士（Sir Lionel Bond）出任馬來亞陸軍總司令。白思華自1922年以來未曾有過實戰經驗，1932年至1941年間有九年時間從事參謀工作，擔任軍隊司令的時間少於一年，他也未曾擔任過軍級部隊或以上級別的司令，所以是項任命屬於破格提拔。受任後，他從英國乘搭桑德蘭水上飛機，途經直布羅陀、馬爾他、亞歷山大港（期間因英伊戰爭拖延行程）、巴斯拉、喀拉蚩和仰光，再轉乘皇家空軍飛機於1941年5月抵達新加坡履新，全程用了兩個星期。白思華對於任命情緒複雜，嘗言「我明白馬來亞之行要面臨雙重危險，一則如果東方沒有戰事，我將要待在那裡好幾年指揮一支無需作戰的軍隊；二則如果戰事發生，鑑於當地的軍隊和帝國其他偏遠地區的駐軍在戰事初期一樣薄弱，事件將會變得相當棘手。」
針對日本的潛在威脅，英國在兩戰之間對於馬來亞的布防計劃一直都側重於派遣一支皇家海軍艦隊駐守在新建成的新加坡海軍軍港；至於陸軍的主要角色是負責駐防新加坡本身和柔佛南部。當時距離馬來亞最接近的日本軍事基地遠在1,700英里（2,700公里）之遙，這個布防計劃最初看似可靠；但二戰在1939年於歐洲首先爆發後，英國忙於應付歐戰；再加上日本進佔法屬印度支那一帶，日軍勢力步步進迫；而《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在1940年9月締結後，更加添了日本對盟國宣戰的可能，這些因素均使英軍原先以海防為本的防衛難度大增。有見及此，英方在二戰爆發後開始在馬來亞北部及其東邊沿海一帶增建機場，透過加派皇家空軍防衛馬來亞，希望可以拖延時間等候援軍從英國增援。然而，鑑於資源緊絀，皇家空軍只能派駐有限的戰機到馬來亞，當中不少更是一些戰鬥力薄弱的舊式戰機，使得當地空軍不得不依賴商用飛機和志願空軍補充不足；而白思華為了保衛這些空軍設施，卻又把陸軍駐軍分散到半島各地。
在陸軍部署方面，為應付日軍日益嚴峻的威脅，白思華於1941年8月向陸軍部提出以六個步兵師、兩個戰車團、並附以反坦克部隊和防空部隊鎮守馬來亞；惟及至1941年12月，陸軍部只能派出四個步兵師守衛馬來亞，也無法應白思華要求派出戰車團和輔助部隊。被派駐到馬來亞的陸軍駐兵當中，大部份都欠缺實戰經驗，軍中不少具經驗的印度陸軍軍官又被臨時調回印度協助擴充當地陸軍和組建新單位，所以留下來的印兵都相當資淺，有些印兵甚至沒有見過坦克。駐軍本身還缺乏叢林實戰經驗，但當地不少大型種植場場主卻以擔心影響生產業務為理由，不願意開放種植場作訓練用途，使駐軍進一步失去受訓的機會。面對訓練不足的問題，白思華只好批准發行一本名叫《馬來亞戰術備忘》（Tactical Notes on Malaya）的訓練手冊，並把手冊分發到各個單位要求駐軍上下加以熟讀。白思華又巡視馬來亞半島各地，並支持在馬來亞北部鄰近泰國邊境的吉打日得拉（Jitra）一帶開展防禦工事，但他卻拒絕在馬來亞南部毗鄰新加坡的柔佛、以及在新加坡北岸興建更多的固定防衛設施，新加坡的對出海域更加是沒有雷達覆蓋。儘管如此，戰前媒體為了安穩人心，大多把新加坡描繪成的固若金湯的要塞，甚至於把新加坡譽為「東方直布羅陀」。
另一邊廂，日本於1941年7月佔領印度支那南部後，英國、美國和荷蘭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凍結日本的財金資產之餘，又切斷對日本的石油、錫材和橡膠供給，希望透過制裁向日本施加壓力，迫使日本停止對中國的侵略；雖然如此，日本政府卻密謀以武力從歐洲各國手上奪取東南亞的資源，並開始動員日本海軍和陸軍，但日本與西方各國表面上仍然處於互相對峙的冷戰狀態。在這個背景下，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和戰鬥巡洋艦「反擊號」在四艘驅逐艦護衛下，終於在1941年12月2日抵達新加坡，並組成「Z部隊」（"Force Z"），使新加坡首次正式有艦隊駐紮。不過，原本計劃一同前來負責提供空中掩護的航空母艦「不屈號」，卻途中於加勒比海擱淺而未能成行。翌日，駐新加坡海軍少將歐內斯特·約翰·斯普納（Rear-Admiral Ernest John Spooner）設晚宴款待新任遠東艦隊總司令海軍上將托馬斯·菲利普斯爵士（Admiral Sir Tom Phillips），白思華也有出席，當時的局勢仍未見異樣。

戰敗分析

新加坡淪陷一事被邱吉爾視作「英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災難和最大規模的投降」（"the worst disaster and largest capitulation in British history"），而白思華更被指要負上很大責任。白思華雖然在開戰前已準確估算出日軍的入侵計劃，但他未能預早作出適當的部署和備戰工作，也不樂於接受別人的意見，例如他沒有安排游擊隊支援正規部隊，而且只安排基本的正規英軍訓練，未能因應馬來亞獨特的環境作出配合和調整，使得軍心散渙、戰鬥力薄弱。此外，他沒有招募反日情緒高漲的廣大新馬華人當兵保衛馬來亞，結果要到戰事中段，英軍才傖促收編新成立的星華義勇軍。日軍入侵馬來亞後，白思華未能即時破壞機場等重要軍事設施，也未及撤走軍事補給物資和其他有用資源，導致這些資源悉數落入日軍手上。再者，白思華在馬來亞部署的兵力過份分散，以致未能集中火力對抗日軍壓境，守軍被日軍逐一擊破的同時，也無法有效炸毀橋樑和交通設施以阻慢日軍推進。
白思華一直拒絕在柔佛和新加坡北岸興建更多的固定防衛設施，成為英軍戰敗的另一個因素。他在戰前多番否決駐軍總工程師伊萬·西姆森准將（Brigadier Ivan Simson）有關加強防務的建議，理由是「對於軍隊和平民而言——防衛設施有損士氣」（"Defences are bad for morale – for both troops and civilians"）。他未有善用其麾下6,000名工程兵展開防務建設，導致錯失機會強化防務以抵禦後來日軍坦克的進攻。此外，可能出於盡力保衛新加坡海軍軍港，白思華不理盟軍東南亞最高司令華福將軍的建議，堅持重點布防新加坡的東北岸。他還把守軍分散於島上各處，而且只留下小量部隊作策略性後備支援，這也導致日軍進攻島上西岸的時候，駐守的澳洲第22旅被迫在沒有增援的情況下獨力抵禦猛烈進攻。由於白思華始終相信日軍的主要攻擊目標是新加坡的東北部，所以他拒絕向澳洲第22旅派出增援。
白思華在1918年原先給人們的印象是「一位纖瘦、說話溫和的人……擁有經實證的勇氣和組織能力而聞名」；但到1945年的時候，外界給白思華的評價卻是變得十分負面，甚至於為他辯護的人也形容他「活像濕水爆竹」。新馬淪陷一事大大改變人們對白思華的評價，輿論雖然並不否認他是一位有勇氣和有決心的軍官，但他被指不願冒上丁點風險，處事像一位「參謀人員」（"staff wallah"）多於像一位前線指揮的司令官。他在戰事中過份專注戰略上的宏觀規劃，把前線戰事交由戰地指揮司令自行處理，引致他無法應對瞬息之間的戰局變化。面對日軍入侵，他欠缺所需的冷酷無情和好鬥心，缺乏足夠的決斷力、領導才能、視野和影響力啟迪部下，也未能在一旦形勢逆轉的時候隨機應變，靈活地調兵遣將和執行應急計劃。
戰事期間，英方內部已對白思華有多番不滿，在馬來亞擔任英內閣代表的東方事務駐紮欽差達夫·庫珀（Duff Cooper）曾經向邱吉爾批評白思華不是領袖之材；接替樸芳爵士出任英軍遠東司令部總司令的陸軍中將亨利·波納爾爵士（Lieutenant-General Sir Henry Pownall）認為他是「一位無法激勵部下的領袖、且頗為陰鬱」（"an uninspiring leader and rather gloomy"）；至於其部將戈登·本內特也指他「有頭腦但處事軟弱而躊躇」（"weak and hesitant though brainy"）；《泰晤士報》特約戰地記者伊恩·莫里森（Ian Morrison）甚至批評他是「一名完全負面的人物，沒有精力、沒有色彩、也沒有信念」（"a completely negative person, with no vigour, no colour, and no conviction"）。身高超過六呎配上修長的身材、臉上留著短促的小鬍子、再加上兩隻哨牙和並不上鏡的形象，白思華的外表更輕易地淪為諷刺漫畫家的目標，往往被描繪成「身材高、齙牙和瘦弱」的樣子。無可否認，白思華向來「舉止內斂，說話時常咬到舌尖的他也不善於公開演說」，這些因素都進一步削弱其外表的影響力。
有意見認為白思華部份同僚也須要就新馬淪陷負上一定責任，有傳習慣在軍事會議上睡覺、以及未能為新馬兩地爭取派駐充足戰機的的樸芳更是其中之一。他在戰事前夕對於是否啟動「鬥牛士行動」猶豫不決，結果錯失了啟動行動的重要時機。另一方面，白思華與他的下屬劉易斯·希思爵士和戈登·本內特關係欠佳。其中，白思華出任馬來亞陸軍總司令以前，希思的軍階原本要比白思華高，因此希思並不願意聽命於白思華；至於本內特更被指獨斷獨行，儘管他深得其澳洲部屬信任和支持，但他在新加坡淪陷後自行逃返澳洲，後來一度被澳洲國內輿論所非議。白思華又認為原訂負責執行「鬥牛士行動」的大衛·默里-萊昂少將（Major-General David Murray-Lyon）在日軍登陸後的表現欠佳，其後更於1941年12月24日遭到撤換。但無論如何，欠缺足夠的守備和備戰，伴隨連番的戰略誤判，白思華都要為其部下的不足負上最終責任。
其他評論，例如研究二戰歷史的二戰皇家空軍軍官彼得·威克姆爵士（Sir Peter Wykeham）認為，倫敦決策當局比起任何一位前線英軍司令更需要就新馬淪陷負上責任。理由是英政府一直不願給予當地充份的駐軍，而英政府方面不願因為「鬥牛士行動」破壞泰國中立，也造成樸芳對於是否啟動行動遲遲未有決定，最終導致白思華錯失啟動行動的時機。除此以外，有評倫認為英軍在馬來亞的管治架構重疊、政出多門，使得白思華在協調三軍方面出現困難，而且往往也難以協調當地殖民地民事政府；至於派到當地增援的澳洲帝國部隊，與白思華也出現從屬關係不清的問題。
針對駐軍和物資不足的問題，白思華曾在其著作《馬來亞戰爭》一書中指出，鑑於當時英國的防衛重點是中東和蘇聯，所以「可以拯救新加坡的軍用物資」都被送到兩地，原本希望派給新加坡的300至500架空軍戰機不單止從未兌現，英軍在馬來亞更是連一部坦克都沒有。不過他同時承認英國「在西方正處於生死搏鬥」，因此「儘管令人感到痛苦和遺憾，這個決定是無可避免和正確的」。相比之下，由山下奉文率領的日軍不單配備了超過200部坦克，而且在海軍航空隊配合下取得了制空權；山下奉文的部隊在侵華戰爭期間累積不少實戰經驗，同時也掠奪得充足的物資，實力本已在英軍之上；加上透過隨機應變和運用滲透和包抄等戰術追擊英軍，使得日軍一路順利南下，而且還得以奪取不少機場、船隻和其他物資，加速了英軍的戰敗。
後世有一些歷史學者都對白思華予以同情，例如其生前友人約翰·史密斯爵士（Sir John Smyth）在1971年出版《白思華及新加坡悲劇》（Percival and the Tragedy of Singapore）一書，書中特別強調出白思華在戰事中表現的素質和勇氣；另一學者克利福德·金維格少將（Major-General Clifford Kinvig）也於1996年出版《代罪羔羊：新加坡的白思華將軍》（Scapegoat: General Percival of Singapore），試圖為白思華平反。但是主流意見始終認為，儘管白思華在戰事中要面對諸多不利因素，但他未盡全力，對英軍迅速戰敗要負上部份責任。

戰俘和晚年生涯

新加坡淪陷後，白思華最初被囚於樟宜監獄，他與另外七名准將、一名上校、他的副官和伙食軍士一同被安排監禁於一座前已婚監獄職員宿舍內，平日以雙手托腮坐在宿舍外面。他很少與其他人談及自己的感受，每天都花數小時在監獄的大操場踱步，沉思著如果沒有投降事件會怎樣發展。為了整頓獄中紀律，他又重新組織了一個馬來亞司令部，並對獄中同僚委以職務，閒時協助組織以法國戰役為主題的講座打發時間。
1942年8月，白思華連同其他軍階屬於上校以上的高級英國戰俘一同被送離新加坡，他最初被送往台灣，其後又改送到滿洲國，在當地與包括來自美國的盟軍駐菲律賓司令喬納森·溫萊特將軍等極重要的盟軍戰俘一同被囚於奉天（今瀋陽）東北100英里（160公里）黑龍江西安的一所戰俘營內。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白思華等人才得以由美國戰略情報局派出的小組從西安的戰俘營接走。
同年9月2日，由美方派出的盟軍駐日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在停泊於東京灣的「密蘇里號」上主持日方投降儀式，儀式中白思華與溫萊特一同站在麥克阿瑟背後，見證他在降伏文書上簽字。後來，麥克阿瑟又將他用於簽署條文的鋼筆送給白思華留念。9月3日，白思華和溫萊特跟隨麥克阿瑟轉到菲律賓見證日軍在當地投降，而帶領日軍投降的山下奉文將軍，正是當年率兵攻佔新馬、並且接受白思華投降的同一人。至於白思華向日軍投降當天、投降隊伍步往武吉知馬期間所掌的英國國旗，則於同年9月12日由盟軍東南亞戰區最高司令蒙巴頓勳爵主持的新加坡受降儀式中再一次升起。
白思華於1945年9月返回英國後，立即著手撰寫呈交予陸軍部有關於新馬淪陷的報告書，但報告書後來經英國政府修訂，並且遲至1948年2月才告出版。在這份《白思華報告書》（The Percival Report）當中，白思華提及新加坡華人未有團結抗日，部份華人甚至於向日方提供協助，有關言論隨即在新加坡引起了軒然大波，更被輿論猛烈批評他歪曲史實、侮辱華人的抗戰功勞、而且有將英軍戰敗諉過於華人之嫌。多名華人代表如林漢河爵士和陳振傳等也指出，新加坡的華人代表在日本侵襲首天已支持號召所有華人抗戰，但政府卻多次婉拒招募華人入伍的建議，也不願向華民分發武器以協助防衛，加上政府封鎖消息，華民也無法掌握戰事的最新發展。戰事期間，新加坡華人參與了交通運輸、招募勞工、救濟難民和宣傳抗戰等方面的支援工作，後來英軍又收編星華義勇軍，並非如白思華所說沒有團結抗日，甚至於時任新加坡總督詹遜爵士也強調當時新加坡華人確實奮力捍衛鄉土，同意報告書確有不當之處。白思華後來雖然表示他接受華人的抗議，又認為華人的看法有其根據，但卻以有關爭議並不屬於報告書的範疇而決定不作跟進。
1949年，白思華又出版名為《馬來亞戰爭》（The War in Malaya）的回憶錄，他在書中誇大日軍兵力，指英兵大多安於逸樂，並把英軍戰敗歸咎於日本的海、空和坦克優勢，以及「大英國協本身沒有準備就緒……未能為戰爭作好準備」。可是，這本回憶錄也無助於洗脫他在馬來亞一役所受的批評，鑑於他在新加坡投降一事深入民心，使他在英國長時間地被一些評論貶抑，並把他與馬來亞淪陷連上關係，認為他要就英方戰敗負上責任，而有別於其他一般的陸軍中將，白思華從沒有獲得英廷冊封成為爵士。
1946年，白思華以名譽陸軍中將軍階從軍中退休，但只能以實任陸軍少將的身份領取長俸。雖然受到外界的不少批評，但他曾經淪為日本戰俘的經歷始終獲得一定尊重，這使他得以在退休後擔任遠東戰俘協會（Far East Prisoners of War Association）終身主席，負責爭取為其他遠東的盟軍戰俘爭取賠償。經過多番努力，協會最終爭取獲得總值500萬英鎊遭凍結的日本資產作為對戰俘的補償。有關資產隨後由他擔任主席的遠東戰俘協會福利信託負責分發。1957年，以二戰時期東南亞為背景的好萊塢電影《桂河橋》上演，白思華等退伍軍人不滿電影內容情節失實而提出抗議，成功爭取在電影影片當中加入劇情純粹虛構的聲明。
白思華從軍中退休後定居於家鄉赫特福德郡威德福德（Widford）布拉德斯（Bullards），並擔任多項名譽職務，當中包括在1949年至1954年擔任本地陸軍第479（赫特福德郡義勇騎兵隊）重型防空團榮譽上校、1951年起獲任命為赫特福德郡副郡尉、以及於1950年至1955年擔任柴郡團上校。他的兒子詹姆士·珀西瓦爾准將（Brigadier James Percival）後來也曾於1992年至1999年擔任柴郡團上校。晚年的白思華又任赫特福德郡英國紅十字會會長，1964年獲頒OStJ勳銜。
1966年1月31日，白思華在英國倫敦英皇愛德華七世軍官醫院逝世，終年78歲。其喪禮於倫敦聖馬田教堂由前任聖公會新加坡主教倫納德·威爾遜（Leonard Wilson）主持，遺體隨後安葬於家鄉赫特福德郡。新加坡福康寧有小徑白思華路（Percival Road）作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