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

早年

成化十六年，嚴嵩生於分宜縣，當時嚴家家道中落，很難維持生計，經常需要依靠娘家接濟。嚴嵩自幼聰穎好學，悟性很高。 其父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於權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兒子身上，於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導，五歲開始在嚴氏祠啟蒙。當嚴嵩八歲後，他就由於其聰慧才智得到了分宜縣知縣莫立之的重視，莫立之將他安排進縣學，並免除了所有的學費。後又有江西提學使經過分宜，面試嚴嵩後將嚴嵩進補為廩膳生。後在十歲時縣試拔擢超群，十九歲中舉。

入仕

嚴嵩在二十五歲時，終於完成父親的心願，於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乙丑科進士，入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當他正懷著壯志雄心，嚴嵩得了一場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嚴嵩退官的十年間，正是宦官劉瑾權傾天下之時。

高升

劉瑾與其黨羽被滅後，嚴嵩北上順天府，正式復官。在此後的十多年內，嚴嵩先後在北京與南京的翰林院任職。歷任翰林院侍講，署南京翰林院事，召為國子監祭酒。嘉靖七年（1528年），任禮部右侍郎。遷吏部左侍郎，進南京禮部尚書，改吏部。嚴嵩在南京任官五年，因賀萬壽節返回北京。當時，明廷要重修《宋史》，輔臣請求讓嚴嵩任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當時明世宗沉迷道教，好長生不老之術，對政事漠不關心，朝中事務皆交由朝臣處理。禮部尚書夏言得到世宗的寵信，又是嚴嵩的同鄉，於是嚴嵩拼命討好夏言。
一日嚴嵩在家中設宴，並邀請夏言，但夏言辭不赴宴，於是嚴嵩跑到夏言家門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不好意思再三謝絕，便到嚴嵩家中赴宴。自此以後，嚴嵩成為了夏言的知己，夏言向多方推薦嚴嵩。有了夏言的引薦，嚴嵩自此步步高升，並深得世宗喜愛。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升任內閣首輔，嚴嵩升任禮部尚書。後加太子太保。
夏言自視甚高，漸不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將沉香水葉冠賜予夏言、嚴嵩等大臣，夏言並不戴上；但嚴嵩每次出朝都會戴此冠，還特地用輕紗籠住以示鄭重。世宗見狀，越喜嚴嵩而嫌夏言。
嚴嵩晉升為太子太傅，羽翼已豐，開始攻擊夏言，又慫恿世宗罷黜夏言。夏言罷官後，嚴嵩為所欲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書許贊、禮部尚書張璧與嚴嵩一同參與機務，但世宗遇事只召嚴嵩。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許贊以老病去職，張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這時夏言知道嚴嵩的為人，處處小心防範。嚴嵩表面上對夏言謙恭，但懷恨在心。日後嚴嵩再以青詞奪回世宗的信任。
後來，嚴嵩握著韃靼入侵中原的機會，迫害夏言。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韃靼入侵河套（今寧夏和內蒙古境內賀蘭山以東，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陝西總督曾銑發兵奪回河套，並上呈奏疏，建議從府谷黃甫到定邊修築一段邊牆，再水陸並進，逼韃靼退兵，此舉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舉薦曾銑，並與之商討計劃。
明世宗決心奪回河套，並褒揚曾銑。此時嚴嵩買通皇帝近待，稱其「輕啟邊釁」，並指使邊將仇鸞誣稱曾銑掩敗不報，剋扣軍餉，賄賂首輔夏言。嚴嵩更在世宗面前說兩人奪回河套別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曾銑被殺，妻子流放兩千里，夏言下獄，後來嚴嵩利用傳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毀謗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斬首，夏言的親信或貶或罰。

權傾

夏言死後，嚴嵩獨攬大權，而明世宗一心修道無心處理政務，所有政事悉由嚴嵩裁決。此時除了嚴嵩、道士和左右近侍外，無人能見世宗一面。
嚴嵩成為內閣首輔後，繼續小心侍奉世宗，「帝以剛，嵩以柔。帝以驕，嵩以謹。帝以英察，嵩以樸誠」，世宗賜「忠勤敏達」銀印。後來，嚴嵩年老，提拔其子嚴世蕃協助掌權，嚴世蕃成為工部侍郎。嚴世蕃收買世宗左右宦官，滙報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飲食。大臣視為「大丞相」與「小丞相」。有大臣譏稱「皇上不能沒有嚴嵩，嚴嵩不能沒有兒子。」
嚴嵩父子權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嚴世蕃狂妄至極，甚至在家中寶庫內大笑說「朝廷無我富！」眾多大臣加以彈劾，皆賴世宗包庇。嘉靖四十一年，有山東道士藍道行以善於扶乩聞名於燕京，徐階將藍道行介紹給世宗，一日藍道行在扶乩時稱「今日有奸臣奏事」，剛好嚴嵩路過。世宗對嚴嵩父子日久生厭。最終，嚴氏父子的權勢被藍道行的幾句話推倒，嚴世蕃被判斬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嚴嵩被沒收家產，削官還鄉，無家可歸，依附墓廬而活。兩年後病卒。

歷史爭議

《明史》把嚴嵩列入奸臣傳，說他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透過戲曲和其他文藝作品，嚴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間。然而多年來，關於嚴嵩是否為大奸臣，仍然爭議不休，這些爭議主要圍繞著他是否專國擅政，逼害忠良，與及鉅貪惡富的指控。
另外來自嚴嵩故鄉分宜的學者，包括嚴曰文、嚴小平等人卻對嚴嵩的評價採截然不同的觀點。亦有認為他也具有忠君愛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績卓著。如嚴嵩重用胡宗憲平東南沿海之倭患，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嚴嵩與夫人歐陽氏相敬如賓，一生不蓄姬侍，在故鄉尤樂善好施，口碑相當不錯。
首先是嚴嵩的專國擅政問題。質疑嚴嵩專國擅政者指出，嚴嵩任首輔後，「帝雖甚親禮嵩，亦不盡信其言，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其勢。」這說明世宗雖長期退居幕後，但仍然是緊握皇權的。因此，任何一位「權臣」是絕無竊弄威權的可能的。此外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世宗晚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故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世宗實錄》也稱世宗「惓惓以不聞外事為憂。」《國榷》卷64引李維楨曰：「世宗齋居數十年，圖廽天下於掌上，中外儼然如臨。」又引范守已曰：「臣於徐少師階處，蓋捧讀世廟諭札及改定旨草，雲人嘗謂輔臣擬旨，幾於擅國柄，乃大不然。……攬乾綱如帝者，幾何人哉！……以故大張弛、大封拜、大誅賞，皆出獨斷。」以上文獻皆顯示指控嚴嵩竊權專國存在不少疑點。
其次是關於嚴嵩逼害忠良的問題。以夏言案為例，質疑嚴嵩逼害忠良者指出：
嘉靖二十四年夏言復出閣揆後，都御使曾銑議復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極言不可。於是吏部尚書聞淵等劾言誤國，二十七年春罷夏言首輔。是年殺夏言、曾銑。《明史·嚴嵩傳》說嵩借「復套事件」構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傳》指稱嵩與陸炳、駙馬都尉崔元聯手倒言。然而，談遷在《國榷》中認為，「貴溪（夏言）不死於敗而死於讒，又嚴氏之代為之受螫也。」可見嚴嵩是背了黑鍋的。在嚴嵩的《奏對錄》裡，曾載有嵩再三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見嵩未必是「心跡俱惡」之人。被世宗殺掉的還有兵部右侍郎薊遼總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軍事、很有責任心的將領，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時不察讓入侵的數萬北虜進入至三屯營，使不少顯貴和宮人的家人財產遭受損失。這些天子身邊的人難免不向世宗投訴。在調查此事時，又牽出王杼疏於練兵等情況。於是世宗震怒，手批「諸將皆斬」。三十七年王杼被殺於西市，時年五十三歲！然傳末又指稱王杼之死責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論，《世廟識余錄》如是說：「杼恂恂長者，悉心體國，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劃策守城，以全國儲，帝眷日隆，洊登樞佐。薊州邊備久弛，整頓良艱，屢至失律，遂於極典。┅┅華亭（徐階）乃予罪嚴嵩，至方秦檜之殺武穆。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對支大綸的判語談遷是極贊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嚴氏也。」
以上文字顯示，嚴嵩背負的惡名，某程度來說，有被後來政敵強加上帽子的嫌疑。
再看看有關嚴嵩貪腐的爭議，正史稗乘無不提及嚴嵩貪污:
王宗茂《皇明經世文編·糾劾誤國輔臣疏》：「嵩撓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嵩攬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員名，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果價或至千金。」
《明史紀事本末·嚴嵩用事》：「永壽共和王庶子惟燱，與嫡孫懷熷爭立，以白金三千賂嵩。」
陳弘謨《繼世余聞》：「嚴嵩籍沒時，金銀珠寶書畫器物田產，共估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餘。又直隸巡按御使孫丕揚所抄京中家產，亦不減此數。」
但考究有關嚴氏抄家的史料，卻發現問題並不簡單。嘉靖41年（1562）嚴嵩被罷, 其子嚴世蕃旋被徐階等人誣以「通倭謀反」，家產籍沒。巡按江西御史成守節負責籍沒嚴氏家產，他上報的數額為：「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條，金廂瑇瑁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廂珠玉帶絛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廂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八十餘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餘畝……」但過了十多個月後，抄收上來的家產還不及所報的十分之三，僅有10萬兩白銀入庫。世宗大為不滿，責問道：「三月決囚後，今已十月余矣，財物尚未至，尚不見。一所巨屋只估五百兩，是財物既不在犯家，國亦無收，民亦無還，果何在耶？」
為了湊足上報數額，成守節將嚴嵩的親眷故吏甚至仇鸞的抄沒之財都歸結於其名下，抄空了嵩婿廣西副使袁應樞、大理寺卿萬寀、豐城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南昌工部左侍郎劉伯躍、慈谿趙文華及其女婿屠叔方、安徽羅龍文、揚州仇鸞等「嚴黨」的家產。但至隆慶17年（1584）僅抄出「奸臣」嚴嵩2萬7千餘畝田產，金銀仍遠沒達到既定的200萬兩數目，成守節與江西按使季德甫、右參議胡順華等人因抄家不力被罷官。嚴氏抄家二十餘年，受害的不僅是嚴氏家族，而且株連江西一省無辜之民。］談遷的《國榷》記載道：「嚴氏追贓二百萬，其貲稍佚，蔓及無辜，一省騷然」。
嚴嵩抄家，結果需要籍抄沒其他「嚴黨」家產來湊數，而且殃及不少百姓！嚴嵩抄家一例未必說明嚴嵩不貪，但足顯示其所貪資產規模有失實誇大之嫌疑。  
最後談談分宜學者反駁嚴嵩為奸臣的論點，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北京外城的建設，使得北京城更加堅固雄偉
明朝中葉前期北京及周圍地區多次遭到蒙古軍隊襲擾，因此極須修建城牆，保衛京師。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式頒旨進行工程。世宗憂慮財政問題，指派嚴嵩實地考察以便有效調度資源。嚴嵩提出了城牆布局方案，形成了北京外城城牆的格局，也對京師防衛起著很大作用。
二：起用能臣胡宗憲，取得了抗擊倭寇的決定性勝利
分宜學者反駁嚴嵩縱子通倭的指控，認為嚴嵩在剿倭問題上立場鮮明，起用胡宗憲為剿倭主帥  ，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後來嚴嵩失勢，胡宗憲受牽連陷獄自盡。世宗崩，明穆宗，明神宗旋即替胡宗憲全面平反。間接地也是對嚴嵩剿倭功勞的肯定。
三：老練的外交政策
在對蒙古政策方面，嚴嵩主張重在防禦，雖然與其他朝臣例如夏言立場完全相反，但這完全是從當時的國情出發。當時朝臣多鼓勵世宗主動出擊，然而以明朝軍隊當時的實力，世宗極有可能重蹈英宗土木堡之變慘劇。 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曾上疏云：「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俱稱無軍。」，顯然面對蒙古侵擾，明朝軍隊準備是極其不足的，嚴嵩主張防禦的立場反而是對國家較為有利的策略。因此分宜學者認為嚴嵩外交上老練持重，不輕啟戰釁，運用和平外交手段，使得北方邊境相對安寧。
四：熱愛家鄉，捐資助學
在分宜，他是一位熱愛家鄉、建設家鄉、捐資助學的好官。例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嚴嵩自掏腰包，出資白銀25000兩，在分宜縣城東南的清源古渡，建了一座十一孔的石橋，使家鄉百姓免受擺渡之苦。嚴嵩將此橋起名為「萬年橋」，並立碑紀念。另外他主持修築了一條分宜至安福縣的「官道」，全長60公里，使分宜與鄰縣的交通大為改善。嚴嵩還兩次捐資助分宜縣學堂，在分宜興建鈐麓書院，是袁州府（今宜春市）規模最大的書院。
再者，作為世人眼中一位「奸臣」，嚴嵩個人私生活卻十分嚴謹，幾乎是無可挑剔的，他一生只有歐陽氏一位妻子，歐陽氏比他大一歲，還是麻臉的，毫不漂亮，可是夫妻倆感情很好，從一而終，嚴嵩並沒有因為富貴飛揚而妻妾成群。
儘管嚴嵩對家鄉貢獻良多，在內政及外政也有不少建樹，但嚴嵩作為內閣首輔凡20年，卻把大部份精力逢迎世宗皇帝齋醮之舉，以致整個朝廷差不多也圍繞著齋醮來運作，對政治產生極大負面影響。明史及民間對嚴嵩的奸臣定論，或許仍有待商榷；奉迎聖意，或許也是他成功之道。但作為中樞首輔，這是否稱職成疑。果然，嚴嵩在日漸失去世宗皇帝聖寵之下，就被政敵扳倒了。

評價

清紀昀編撰《四庫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存目》時，評嚴嵩詩集《鈐山堂集》：「嵩雖怙寵擅權，其詩在流輩之中，乃獨為迥出。王世貞《樂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論也。然跡其所為，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詠雖工，僅存其目，以昭彰癉之義焉。」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云：「王元美云：『孔雀雖有毒，不掩其文章。』 謂嚴嵩也。」
清張廷玉於《明史》說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他「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在當時文士眼中，嚴嵩頗有儒雅本色，何良俊說：「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嚴重，烏可以人而廢之。且憐才下士亦自可愛。」
史學家曹國慶認為嚴嵩在書法上成名，是他初入翰林院的時候。明代的翰林院網羅了天下的科舉人才，相當於中央的智囊團和書記處。嚴嵩的經義文章每每列為首選，他的詩詞唱酬之作也常在宴集中力拔頭籌，於是，人們在欣賞他的文章的同時，又領略了他的書法技藝，觀其文便可獲雙重享受。此後，由翰林院而及其他任上，由京師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寶為榮者。鈐山歸隱的八年間，嚴嵩又精研了許多書法字貼，書法造詣精湛。至今在北京還留有他的書法遺蹟「六必居」等題額10多處。山海關的「天下第一關」（但是人皆諱言嚴嵩，說是蕭顯所題）、山東曲阜的「聖府」、杭州西湖岳飛廟的「滿江紅」（但落款後被改為夏言）同調詞等全國知名景點20多處還保留了他的書法遺蹟。嚴世蕃女嫁衍聖公，孔府至今留有嚴嵩求情在此坐冷板凳的「閣老凳」。

其他

北京至聖堂的大匾，相傳是嚴嵩題寫。
電影《十奏嚴嵩》（1952）是香港著名粵語片，由名伶馬師曾，薜覺先及余麗珍主演。 後來名伶靚次伯也於同名劇目主演嚴嵩聞名。
「平生報國惟忠赤，身死從人說是非」——嚴嵩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