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季翘

鄭季翹（1912年－1984年4月12日）原名鄭宗周，曾用名鄭繼僑，山西省五台縣人，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官員。

生平

1912年，鄭季翹生於五台縣溝南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28年高小畢業後，父親要他在雜貨店當夥計，但他偷跑到山西省城太原，考入太原的山西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校期間，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參加抗日愛國學生運動。1932年初，經杜潤生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後又參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太原學生要求政府同意成立抗日救國會，並且驅逐校長。鄭季翹是此次學生運動的領導人，曾經在山西省教育廳門口演講，事後遭到警方追捕而逃離太原，1933年獨自逃到北平。
來北平後，鄭季翹邊掙錢維持生計，邊自學高中課程。1934年，用堂兄鄭繼僑的中學畢業證考取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在清華大學期間，他一直用「鄭繼僑」的名字，其堂兄更名為鄭惠述。在校學習期間，鄭季翹協助他人編輯《清華周刊》。1934年，鄭季翹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鄭季翹參加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兩次遊行。在北平學聯舉行的「一二·一六」遊行中，鄭季翹與同學沖在前面，打開了西便門西南不遠處鎖著的供平漢鐵路通行的城門，使遊行隊伍衝進北平外城。1935年12月20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號召青年學生「到工人中去，到農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軍隊中去！」鄭季翹響應號召，參加了北平學聯組織的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第3團，到農村宣傳抗日救亡。1936年2月，「中華抗日救國先鋒隊」（後更名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成立，鄭季翹首批參加成為隊員。1936年11月，綏遠傅作義部收復被日軍占領的百靈廟、大廟等地。隨後北平的「山西省留平同鄉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組織）及「綏遠同鄉會」組織了支援綏東抗戰慰問團，到百靈廟等地慰問，鄭季翹為慰問團成員之一。
返回清華大學後，鄭季翹受「山西省留平同鄉會」委託，主編山西省留平同鄉會創辦的《颶風》刊物。1937年初，《颶風》被國民政府查封後，鄭季翹將《颶風》轉移到北平師範大學的同鄉同學處，更名為《新知識》繼續出版。鄭季翹曾用「鄭中洲」、「中洲」、「喬立人」等筆名在《颶風》和《新知識》上發表了不少宣傳馬列主義及抗日救亡的文章。
作為清華大學第十級學生，鄭季翹應在1938年畢業，但他在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即棄學，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部署，隨同許多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一起轉移至山西太原，參加華北抗日戰爭。1937年9月12日，鄭季翹經張仁槐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鄭季翹在太原主編《太原日報》副刊。他還和其他人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學會」，接待從北平、天津來太原的學生。周恩來來到太原時，文化界推舉鄭季翹和常芝青為代表，登門邀請周恩來在海子邊教育館作了抗日演講。
1937年9月20日，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以下簡稱「戰動總會」）成立，續範亭任主任委員。中共黨組織派鄭季翹參加戰動總會工作。自此他更名為「鄭季翹」。戰動總會成立之後，設立了「動員宣傳團」，鄭季翹任副團長兼宣傳隊隊長。動員宣傳團到晉西北十多個縣宣傳抗日，組織抗日團體，成立各縣動員委員會。動員宣傳團解散之後，鄭季翹歷任戰動總會組織科科長兼軍政幹部訓練隊政治部主任、巡視團（負責崞縣、忻縣、寧武縣、嵐縣、靜樂縣、方山縣）團長。
1938年秋，戰動總會派出多個工作團到山西各地配合八路軍開闢並擴大抗日根據地。鄭季翹被派到晉綏邊區任戰動總會晉綏邊區辦事處主任（1939年1月至6月正式任主任）。到晉綏邊區後，鄭季翹在地委及八路軍六支隊支持下，領導整頓各縣動員委員會，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培養地方幹部，開展武裝鬥爭。1939年1月6日，鄭季翹倡導並主持召開了戰動總會晉綏邊區辦事處、一二○師獨立六支隊、察綏游擊軍、教干大隊、犧盟邊委會、警備六團、敵區辦事處參加的聯席會議。
1939年6月，閻錫山認為戰動總會增強了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的力量，乃借轉發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命令之機，以取消各名義動員機關為理由，撤銷戰動總會。鄭季翹等人撤離晉綏邊區，轉至晉察冀邊區。此後，鄭季翹先後在晉察冀邊區晉察冀通訊社、民革通訊社工作，後歷任《救國報》社社長、《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總編輯為鄧拓）。1944年，調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任內率懷來工作團進行減租清算和發動群眾建立農會工作，並親自撰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匯報了當地的左傾錯誤（例如「群眾的意見就是政策」等「左」的口號及做法），受到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和晉察冀邊區政府重視。
1946年初，鄭季翹隨葉劍英抵達北平，參加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其間，鄭季翹以中共黨員的身份任北平《解放》三日刊編輯主任。《解放》三日刊揭露中國國民黨腐敗、迫害民主人士、破壞和平、發動內戰。1946年6月，《解放》三日刊被國民黨當局查封，鄭季翹回到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研究室工作。鄭季翹曾任中共靈壽縣委常委、縣委副書記，參加了當地的土地改革，並注意糾正「左」的傾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鄭季翹歷任中共察哈爾省大同市委宣傳部部長、大同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中共察哈爾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兼秘書長（1952年至1959年）。他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在天津任職期間，鄭季翹反對「大躍進」中的浮誇風。有人提出拆掉天津市公園的鐵欄杆及建築物的鐵門窗大煉鋼鐵，但鄭季翹開會明令禁止。
195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張春橋在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理論刊物《解放》上發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一文，《人民日報》轉載並加按語。此前，毛澤東表示懷念中國工農紅軍時期的供給制，並且不滿工資製造成的差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了以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為內容的講話。鄭季翹時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兼秘書長，很清楚《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一文的發表背景，但鄭季翹認為張春橋的基本觀點不符合馬列主義，乃寫下《談談削除資產階級法權》一文發表在1958年10月的《人民日報》上。此即當時所說的「南橋北翹」之爭。
1959年秋，《紅旗》雜誌社總編輯陳伯達向中央提出調鄭季翹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1959年鄭季翹調到《紅旗》雜誌社後，實際擔任常務編委。1960年，鄭季翹要求調離《紅旗》雜誌社。
1960年11月，鄭季翹調到吉林省，1960年12月至1965年8月任中共吉林省委候補書記兼常委，1965年8月升任中共吉林省委書記兼常委，直至1967年1月中共吉林省委停止工作。在吉林任職期間，鄭季翹分管文藝宣傳工作，糾正了當時演「中心」、寫「中心」、畫「中心」的「左」的傾向，對戲曲推陳出新、歌舞民族化、吉劇發展等方面都提出了意見。1962年7月，鄭季翹所著的《關於客觀規律性》（署名「喬立人」）一書出版，該書對大躍進中的錯誤進行了理論反思。
1966年4月5日，《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了鄭季翹的《文藝領域裡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對形象思維論的批判》一文，批判周揚等人支持的「形象思維論」。該文在《紅旗》雜誌發表前，因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持反對態度，所以幾年都不能發表。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杭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表揚了鄭季翹的這篇文章。隨後這篇文章才得以在《紅旗》雜誌發表。
文化大革命初期，鄭季翹受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處委派，作為中共中央東北局代表參加了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曾建議鄭季翹留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組任專職工作，但被鄭季翹婉拒。因鄭季翹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政策不理解，僅參加了兩次中央文革小組會議就被中央文革小組除名，後來還被扣上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帽子關入牛棚。1968年3月，為落實毛澤東所提出的解放幹部政策，經周恩來提名，鄭季翹才參加了吉林省「三結合」的領導班子，任吉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任至1975年2月）。1970年3月，中共吉林省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成立，組長王淮湘，鄭季翹任小組成員。1971年3月，中共吉林省委恢復成立，王淮湘任第一書記，鄭季翹任書記兼常委（任至1975年2月）。
1972年，鄭季翹給毛澤東寫了封信，批評了「基本路線就是總路線」的觀點。鄭季翹認為，不能把基本路線說成是總路線，並建議在幹部群眾中將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明確起來。此信未獲得毛澤東的答覆。
鄭季翹支持過電影《創業》的拍攝。文革後期，鄭季翹同吉林省的一把手王淮湘關係不睦。1975年，鄭季翹被撤銷一切職務，下放到陝西省一家工廠參加勞動。1975年3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不點名批評了鄭季翹。
1975年10月，鄭季翹回到北京，住在中共中央組織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安排鄭季翹任中共山西大學黨委書記。鄭季翹提出異議之後，又改派鄭季翹任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副校長，未及上任，「四人幫」便被粉碎了。鄭季翹在中共中央組織部招待所前後共住四年，直至1978年。粉碎「四人幫」後，鄭季翹獲中共黨組織徹底平反。1978年，鄭季翹正準備回中共吉林省委工作時，中共黨組織安排鄭季翹到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副秘書長。1978年5月，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任命鄭季翹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1983年11月，鄭季翹任中共吉林省顧問委員會常委，專門從事理論研究。
1984年4月12日，鄭季翹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7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