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早期

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創辦人為輔仁大學倡議者之一的英斂之，屬清末保皇黨。英斂之在創刊號上發表《〈大公報〉序》，說明報紙取大公一名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辦報宗旨是「開風氣，牗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英斂之主持《大公報》十年，政治上主張君主立憲，變法維新，以敢議論朝政，經常刊登北洋政府的公文，成為華北地區引人注目的大型日報。
1915年9月1日，《大公報》長沙版創刊。
中華民國成立後，1916年9月，英斂之將報館售予股東之一的王郅隆。王郅隆是皖系安福系在工商界代表人物。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報》後，聘請有過辦報經歷的胡政之為主筆兼經理，胡上任後主持報館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館一個月後，《大公報》由書冊式改成了通欄式，將垂直的兩欄改成四欄，以後又經過幾次改革，改成六欄、八欄。在字號方面也進行了調整，各種字號大小間隔、搭配，改變了原來比較單調的狀況，使版面變得錯落有致。新文化運動期間，胡政之在主政時掌管言論，在張勳復辟、五四運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報》發表過不少有影響力的文章。胡政之也在採訪完巴黎和會後辭去經理職務。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關東大地震中喪生，安福系於次年垮台。難以為繼的大公報於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大公報》創刊時的大公報一直是書冊式，一個整版直排，分上下兩欄，欄之間留一空白，每欄都加了邊框，對摺以後即可裝訂成冊。

新記大公報

1926年，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三人擬定五項原則：資金由吳鼎昌一人籌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專心辦報，三年內不得擔任任何有奉給的公職；胡政之、張季鸞二人以勞力入股，每屆年終，由報館送於相當股額之股票；吳鼎昌任社長，胡政之任經理兼副總編輯，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經理；由三人共組社評委員會，研究時事，商榷意見，決定主張，輪流執筆。最後張季鸞負責修正，三人意見不同時，以多數決定，三人意見各不同時，以張季鸞為準。
1926年9月正日，《大公報》復刊號由張季鸞執筆發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訓：「不黨、不私、不賣、不盲」。大公報續刊時發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漲至6000餘，同期廣告收入由每月200餘元增至1000餘，營業結算由每月虧損4000餘轉為收支平衡。5年後達到5萬份，1936年突破10萬份，成為全國一流的新聞類刊物和輿論中心。
1928年東北易幟、1930年中原大戰後期張學良通電全國擁蔣入關兩大新聞，皆為《大公報》獨家發布。
1935年12月，吳鼎昌出任實業部部長，辭去社長一職。鑑於平津局勢緊張，《大公報》開始向南發展，1936年4月1日，《大公報》落戶上海望平街，創辦上海版。津滬版同時發行，《大公報》正式成為一張名副其實的全國大報。
1935年至1937年，連載范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公開報導共產黨和紅軍。《大公報》出版部還結集范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題為《中國的西北角》出版，並七次再版。抗戰初期，出版了范長江報導中共陝北根據地的通信集《塞上行》。
《大公報》最輝煌的時期是1926年至1949年，該報「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最為出名。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等報人讓它成為當時中國新聞界的翹楚。

抗戰時期

七七事變後，天津、上海相繼陷落。《大公報》力主抗戰，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別於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張季鸞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繼創辦漢口版（1937年9月18日—1938年10月17日）和重慶版（1938年12月1日—1952年8月4日），胡政之率金誠夫、徐鑄成等先後創辦《大公報》香港版（1938年8月13日—1941年12月13日）和桂林版（1941年3月15日—1944年9月12日）。抗戰期間，《大公報》輾轉遷徙，財產損失嚴重，但由於經營管理得法，報館依舊獲得長足發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時發行，在規模和輿論影響力上，國內報紙難望其項背。
1938年，長沙「文夕大火」後《大公報》長沙停刊一年又四個月。至1940年3月10日才「忍苦復刊」。1944年6月長沙淪陷而停刊。1945年10月復刊，1947年最終停刊。
1940年10月，黃橋事件爆發，緊接著發生新四軍事件，《大公報》猛烈抨擊新四軍襲擊抗日軍隊的行徑，支持國軍對新四軍的軍事處置。
1941年4月，《大公報》收到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來函，被認為是「《大公報》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之報導，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頏者。」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獲得最佳報紙稱號（密蘇里新聞學院獎是新聞界內很高的榮譽，先前亞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聞》和印度的《時報》得到過這個殊榮）。當日重慶新聞界隆重集會，以示慶賀；《大公報》發表《本社同人的聲明》，概括《大公報》的成功經驗為「文人論政」和「商業經營」。
1941年9月，張季鸞去世，國共兩黨以及全國各界幾乎一致給予了他極高的評價。張季鸞逝世後，內部機構變化：成立董監事聯合辦事處，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員，統一領導各館；成立社評委員會，王芸生為主任委員，負責社評的選題、立論和撰寫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慶版發表《看重慶，念中原！》社評，對比河南災民慘狀，斥責重慶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國民政府，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紀念張季鸞逝世兩周年社祭會上，宣布董事會新近制定的《大公報同人公約》五條，其中第一條規定「本社以不私不盲為社訓」，第四條規定「本社以每年九月一日為社慶日，紀念創辦人吳達銓、胡政之、張季鸞三先生」。
1944年5月下旬，《大公報》派孔昭愷參加了國統區組織的一個由二十餘人參加的「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記者團在延安逗留了30天，了解一些當時延安各方面的情況。六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延安邊區政府大禮堂舉行宴會，歡迎「中外記者團」一行。毛澤東曾舉杯對孔昭愷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看。」 之後，重慶《大公報》連續九天刊載了孔昭愷撰寫的《西北紀行》。

國共內戰時期

抗戰勝利後，《大公報》著手停刊各版的復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繼復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報社總管理處。總管理處由總經理胡政之主持，總攬各館。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復刊。言論方面，基本上是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對中共，發表《質中共》、指控中共用人體盾牌的《可恥的長春之戰》等社評，受到《新華日報》抨擊，稱其「小罵大幫忙」，是「法西斯幫凶」；對國民黨，不滿和抗議其鎮壓學生運動和實行文化專制政策，國民黨《中央日報》稱王芸生是「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發起「三查王芸生運動」。
在國共爭奪權力的白熱化時期，《大公報》發表《自由主義者的信念》社論，主張中國走「第三條道路」，「文人論政」的《大公報》處境尷尬。中共代表楊剛1948年9月從哈佛大學回香港，擔任《大公報》社評委員，後住到王芸生上海家中做工作。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離開上海，轉道台灣飛抵香港，親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發表《和平無望》，宣布改變立場，開始左轉。
1949年1月15日，解放軍攻占天津，津版改組為《進步日報》，楊剛任副總編輯兼黨組書記。4月14日，總經理胡政之病逝於上海。5月25日解放軍占領上海，王芸生等從解放區趕赴上海。楊剛從天津南下主持上海《大公報》工作。5月29日，在國統區進步美術運動的中心與最前沿的上海，劉開渠、楊可揚、野夫、朱宣咸、張樂平、龐薰琹、趙延年等國統區「進步美術」的代表以上海為中心的國統區「進步美術」力量在《大公報》發表迎接解放的「美術工作者宣言」，提出國統區美術工作者決心「為人民服務，依照新民主主義所指示的目標，創造人民的新美術」。6月17日，滬版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宣布報刊歸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軍占領重慶，渝版繼續出版，1952年8月4日終刊。後中共重慶市委在其基礎上創刊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
1953年1月1日，滬版北遷與《進步日報》合併出版全國性的《大公報》，並於1956年9月遷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分工報導財經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大公報》於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為《前進報》，辦了103天後停刊。之後原北京《大公報》部分工作人員參與創辦了《財貿戰線》報（即現在的《經濟日報》）。

1949年後的香港時期

1949年之後，《大公報》在中宣部直接領導下和在中共港澳工委的直接控制下，在香港繼續出版發行，與《香港商報》、《文匯報》構成香港左派報紙的陣地。《大公報》的立場明顯地支持中國共產黨，因此被認為有官方背景，在財經新聞方面也常發布有關北京政府對香港或中國大陸的相關政策報導。《大公報》也會與香港一些親共社團舉辦相關展覽活動，例如：「和平正義的偉大事業—紀念中國抗日戰爭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運動60周年」，「雪域明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展覽」等。《大公報》和《香港商報》或《文匯報》的網站也是中國大陸少數「解禁」的香港報刊及相關網站。
由於該報擁有被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悠久歷史背景，在報道國際及兩岸事務時往往站在中共立場，政治色彩濃厚。根據2009年針對香港市民對傳媒可信度的調查顯示，《文匯報》及《大公報》可信度分數排行最低。

市場定位

《大公報》網站自言以2008年1月數據，日均來訪人數近15萬人，在全球閱覽量中，中國內地占75％、香港占5％、美國占5％、其它占10％。2006年，《大公報》在向廣東省零售發行「商旅版」，售價人民幣3元。該版主要報導香港本土新聞為主，不報導除香港以外的新聞。

抨擊中立或反共人士

《大公報》一直經常抨擊香港泛民主派及反共人士，以反對派稱呼泛民主派，當中有不少是不使用真實姓名的署名文章。一些學者和中立人士亦多次遭受批評，例如2012年1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表「香港人」與「中國人」身分認同的民意調查，即使負責該民調的鍾庭耀已多次解釋自己的用意，但也成為《大公報》的抨擊對象，《明報》指出，包括《大公報》在內的親中共報章在兩個月內發表了多達40篇抨擊鍾庭耀的文章，《華爾街日報》亦以「文革式的語言」（Cultural Revolution rhetoric）來形容事件，指「左報」旨在普選前先「閹割」（neuter）香港的反對派。在事件中，聲援鍾庭耀的香港科技大學副教授成名、中文大學導師蔡子強，亦被《大公報》為「抗中亂港之實的真政客、假學者」。成名回應指，《大公報》做的是文革式的方法，目的就是要噤聲。
2011年11月，前《香港電台》廣播節目主持吳志森的言論及政治立場引起部分左派人士不滿，例如早前的「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毒奶受害者代表趙連海」等，他均在節目中批評中共，被指立場「反共」。吳志森稱突然遭撤換節目主持，並指出過去一年內，他受到香港親中共報紙《大公報》、《文匯報》、《商報》的文章批判攻擊達70篇，文章多次要求香港電台中止他當節目主持人。

與香港立法會選舉參選人發生爭執

2016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期間，《大公報》「特別政治組」記者跟蹤及追拍本土民主前線參選人梁天琦。8月14日晚上，梁天琦於港鐵太古站與《大公報》記者發生爭執，其後又連續兩天以頭版報道梁天琦的背景，亦到其中國大陸出生地翻查祖屋及先輩資料。

繁簡字轉換錯誤

2010年12月2日，《大公報》在一篇〈一年一度工展會維園舉行 營業額可望倍增〉的新聞中，內文提及「位元堂響應廠商會的『一元産品大優惠』，在展期首星期推出一元即食翅，每日售一百五十份，希望帶旺攤位墮胎，吸引更多市民購物。」使一些網民以為位元堂發明可作墮胎之用的即食翅，並在工展會中促銷。有網民解釋指，以上文字的原意是「希望帶旺攤位人流」，由於簡體中文的「人流」代表「人工流產」（墮胎），報社將簡體字自動轉為繁體字時便出現錯誤轉換。
2011年2月6日，《大公報》再度犯下「墮胎」的錯誤，發布一篇題為〈商場新春墮胎生意較去年同期錄得增一成〉的文章，文中更出現多次「墮胎」字眼而再次成為熱話，更於翌日上報。

公開美外交官未成年子女資料

香港《大公報》報道美國駐港領事館外交官與黃之鋒、羅冠聰會面的消息，涉事美國外交官及其丈夫的資料，及其兩名未成年兒子的姓名等。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於記者會上，直斥做法非官方抗議的行為，是暴徒惡棍政權所為，又表示與其他國家不同人士會面，是外交官的職能，其工作亦包括與反對派領袖會面，不僅限香港或中國，其他國家外交官也會這樣做。經濟學人一篇以《為何中國官員臆斷香港動蕩背後有美國？》為題的文章指出，香港大公報把美國駐港外交官與黃之峰見面，指是向他們面授機宜進行反政府活動，還形容該外交官「身份神秘，是低調的煽動專家」，但查實她的職責就是跟香港各界聯絡溝通，而當時她與香港民主活躍分子光天化日下在一家酒店大堂見面，或許只有兩個可能，一就是美國特務的職業水準下滑，二就是大公報的「神秘」定義過於寬鬆。

誤報有關習近平的假新聞

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報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習總書記坐上了我的車》一文，被大陸媒體廣為轉載。後大公報發布聲明稱此報導為虛假新聞及向讀者致歉。

到台灣跟拍與誤指自由時報記者為蔡英文密使

2019年1月17日，中華民國立法院立法委員羅致政上午召開記者會指出，香港青年團體學生動源3名成員洪英棠、鍾翰林、洪心弦等人到台灣參訪，結果遭到大公報和文匯報記者跟監偷拍，羅致政表示，大公報刊出1月16日的頭版，其中講到「在『總統府』旁『國史館』與一名神秘男子會面長達一個半小時。該男子在會面後手持一批『獨書』，施施然步行到對面的『總統府』辦公室，驅公務車揚長而去。」事實上該報指出的神秘男子是台灣自由時報主跑總統府新聞線資深記者蘇永耀，大公報、文匯報宣稱蘇永耀停在記者停車區的私家轎車為公務車。羅致政表示，大公報「無視台灣法規，按程序申請採訪，就公然在台灣進行跟監，提出不實指控，混淆視聽，引發國安疑慮」。對此中華民國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譴責大公報所報出的該報導為假新聞，他表示來台旅客在總統府周遭被親中共港媒不法跟監，人身安全跟權利可能受到危害，總統府非常重視，並已要求國安局等相關單位，針對此事進行調查。

被指誣告戴耀廷煽動港獨

2019年2月13日，大公報刊登一篇評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的評論文章，文中指他上星期五出席旺角騷亂三週年集會，並在台上「為港獨份子打氣，並且向他們下指導棋」，認為他煽動香港獨立已經犯下刑責。戴耀廷在個人臉書發文指：「事實是我根本沒有出席那次集會」，他批評該篇評論文章的水平「實在太低」，連最基本的事實也搞錯。

失實報導本土新聞宴會

2019年4月，《本土新聞》指摘《大公報》有關本土新聞五週年宴會的新聞報導失實，例如《大公報》於新聞報導中，聲稱有「出席晚宴的包括最年長旺暴被告七十五歲的陳和祥」。《本土新聞》指出陳和祥因旺角警民衝突而正身處監獄，所以當晩並不可能參與晚宴。對於《大公報》新聞報導失實，《本土新聞》則表示強烈譴責 。

指認紐約時報記者為亂港的「洋指揮」

2019年7月29日，《大公報》拍攝了「洋指揮」在「社交軟體向暴徒通報警方的最新動態」，並認定是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證據。而事實上，被拍攝者是《紐約時報》技術經理Kevin Roche，當時他正在與另一名記者Ezra Cheung通信。Ezra Cheung發推特稱大公報和文匯報這兩家親北京報紙的指控是可笑的。

《大公報》招牌涉嫌僭建

2019年7月，有市民向屋宇署舉報《大公報》於灣仔國華大樓外的紅色大字招牌涉嫌僭建。經屋宇署調查後，確認有關招牌不符合建築圖則，屬違規建築物。屋宇署要求《大公報》須於60日內完成清拆工程。

被指冒充澳門記者及使用假名

2019年8月4日，據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報導，有人在示威場地拾獲曾經在2016年連日跟蹤梁天琦及與其打鬥的《大公報》記者盧永賢的記者證，發現他以《澳門論壇日報》的記者證覆蓋其《大公報》的記者證。由於《澳門論壇日報》的記者證上的名稱為Lo Ho-Yin，而盧永賢的英文名字為Lo Wing-yin，故「《澳門論壇日報》記者證」上寫著的疑似並非盧永賢的真實姓名。8月5日，《澳門論壇日報》在臉書專頁發出聲明，澄清他們從未發出過類似的工作證，又表示與該名人士沒有任何工作關係。香港記者協會後來就事件到灣仔警察總部報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