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

歷史

中國一直到20世紀初還是君主專制的國家，相對於擁有兩三百年甚至更長的君主立憲制和共和制的西方國家，中國在人權領域起步較晚。清末民初，中國發生了急遽的社會和政局變化，新思想和政治概念開始被大量引入，知識分子在中國開始宣揚自由、平等和天賦人權等思想。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中國共產黨批評中國缺乏民主和人權。其中早期的共產主義者陳獨秀把人權、進化論和社會主義作為現代文明的三個突出特徵。
1956年至1969年，階級鬥爭一詞成為政治詞語的主流。在1957年「百花齊放」時期許多民主黨派的人士批評政治運動中對人權的侵犯，要求憲法規定的權利和自由得到更好的保證，但受到反右運動打擊後這類聲音逐漸消失。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狀況開始得到改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民也獲得越來越多的人身與言論自由，在旅行、就業、教育、文化、工作與住房選擇以及獲取信息方面，中國公民已經擁有了一定的選擇權。在1978－79年的民主運動中人權一詞開始復甦。
在1991年的白皮書中，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稱：「中國共產黨從創建那天起就一直高舉民主和人權的旗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人權概念由於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經濟的不同而不同，中國有權利按照自己的標準來建立人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人權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著重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同時也強調個人對集體人權的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97年10月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2001年3月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該公約，但對結社、成立工會等權利做了保留。在1998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多次表明要儘快批准，但至今人大還未批准。2004年1月，胡錦濤表示，一旦條件成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向全國人大提交批准該公約。同年5月，溫家寶訪問歐洲再度回應說儘快批准。在2008年，中國有公民公開聯名請求人大在奧運會前批准，同年3月，有記者詢問溫家寶政府準備何時提請全國人大正式批准該公約，溫家寶回答正在研究，儘快批准。
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建立至今，涉及人權問題的事件或議題包括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反右運動、西藏問題、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鎮壓法輪功等。
2009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首次制定以人權為主題的國家規劃。2011年，中國第一本人權藍皮書《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報告 (2011)》發布並指出，中國已參加27項國際人權條約，其中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全國人大尚未批准，未生效）、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日內瓦公約、兒童權利公約、殘疾人權利公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權安全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禁止並懲治種族隔離罪行國際公約、反恐怖主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難民地位公約、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1958年消除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以及其他公約。2019年9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白皮書。

新聞言論出版自由

在中國大陸，民眾沒有開辦私人報紙、電視台的權利，媒體被控制在中國共產黨與政府手裡，被喻為「喉舌」，通訊社僅有新華社和中新社兩家。儘管在二十五年前就已有《新聞法》立法的呼籲，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迄今尚無《新聞法》、《廣播電視法》，以行政法規進行規範。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招致美國之音、無國界記者等組織的負面批評。
英國廣播公司批評中國政府審查民眾思想、建立防火長城，審查者對內容進行監控與限制消息，如臉書、推特、YouTube與維基百科等網站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屏蔽。2018年4月1日，部分境外媒體報導稱，中國政府禁止使用未經核准的虛擬私人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表示政府並未禁止個人VPN業務，「我們下屬司局並未下發相關通知，此前外媒報道不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審查制度針對中國內地及境外的各類電影。2016年，具有穿越及性別轉換情節的《太子妃升職記》和青春劇《上癮》分別因為內容「有傷風化」及富含同性戀情節被要求整改。同性戀題材的戲劇或影片通常會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禁播或因媒體的自我審查而刪減。

結社組黨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結社的自由。除中國共產黨外，中國另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八大民主黨派，它們大多是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根據中央統戰部的2011年的聲明，中國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已經基本涵蓋目前中國各個社會階層和群體，中國的多黨合作制度具有廣泛的覆蓋面，沒有必要組建新的政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組建獨立的工會，全國唯一的工會為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為中國大陸各級地方工會和產業工會的領導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農民可以自行成立獨立的農會團體，農會團體分為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合作聯合社兩類。根據中國農業農村部的統計，截至2019年2月，全國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有218.6萬家、聯合社有1萬多家。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的規定，所有的社會團體應當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並依照《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進行登記。學者李煜興指出，社會團體登記條件中不確定法律概念較多，變相增加了行政機關的裁量權，使社會組織登記較為困難。

遊行示威集會權利

在1980年代，中國公民的遊行示威集會權利雖不能說有保障，但還在合法狀態下。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0月31日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該法規定，舉行集會、遊行、示威，必須提前五日向主管機關提出書面申請並獲得許可。
2014年1月22日，78名教授、律師和媒體人表達了對該法律的憂慮，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與憲法相抵觸，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目前不能作為判案依據，所以無法進行違憲審查。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關規定：「第六十二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二）監督憲法的實施；第六十七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一）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理論上來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廢止基本法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廢止除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修改的法律以外的法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二、六十七條），因而違憲審查的權力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共同行使。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中國政府部門表示共收到77份遊行示威申請，並已在北京開闢三塊區域專門用於遊行示威。英國廣播公司則指，並沒有任何示威申請得到通過。英國廣播公司及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指，有位80餘歲的老人因為住房拆遷問題申請示威遭到勞動教養處罰一年，但政府隨後撤銷了這一決定
台灣中央通訊社報導指，截至2018年，除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時，公安部批准過遊行，尚無民間申請遊行通過實例。

宗教信仰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2004年11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426號公布了宗教事務條例，規定宗教團體的成立、變更和註銷，應當依照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辦理登記，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行政管理。學者楊俊鋒認為，中國是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設有專門宗教事務管理機關對宗教事務進行全面系統管理的國家。
中國全國性宗教團體包括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等。
在西藏，受到2008年藏區騷亂影響，宗教自由受到一些限制，比如不允許談論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達賴喇嘛，因為其宣傳西藏獨立。而反對者則批評為縮水的西藏佛教信仰自由。

執法領域人權保障

人民網援引北京行政訴訟案件數據指，行政執法部門違反法定程序進行執法的問題較為突出。全國人大代表張桂華批評各地城市管理執法部門的執法方式，認為應加強立法對城管部門的執法程序進行規範。

監獄人權保障

在2010年，中國政府表示刑訊逼供事件至少造成每年30起冤案。2006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公布了禁止刑訊逼供的規定。美國自由亞洲電台批評指，中國部分地區的公安與司法部門仍然存在超期羈押、刑訊逼供等問題，其主要原因是警務部門追求破案率與定罪率。
2010年5月13日，趙作海收到商丘市中院國家賠償金及生活困難補助費共計人民幣65萬元之後，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發文，強調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詞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進一步對審查和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證明責任及訊問人員出庭等問題進行了具體的規範。而無罪推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關於非法證據排除則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而沉默權並未在司法實踐中真正貫徹，但是零口供未經人民法運依法判決前不會被作為有罪的依據。
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及一些人權組織認為中國監獄系統存在管理不嚴格的問題，批評監獄勞動改造制度。亦有學者認為，監獄勞改的多數產品收入以稅收的形式上繳，支援著中國的建設。
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廢止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的決定》，勞動教養制度正式廢止；同時，對正在被執行勞動教養的人員，解除勞動教養。勞動教養工作管理局、勞動教養管理所等機構則陸續撤銷。2014年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全面依法治國」。

死刑問題

由於死刑人數在中國是國家絕密，確切的數字無以得知，國際人權組織大赦國際2018年有關死刑的年度報告中說，中國依然是全球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每年約有數千人在中國被處以死刑。
中國政府承諾要在慎殺上努力。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許蘭亭認為中國政府2000年代中期已經在減少死刑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死刑的核准權於2007年1月1日以後收歸最高人民法院來復核。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指出，2007年一年中，由於證據不足、程序不當或是量刑過重等原因，最高人民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15%的判決。

器官移植問題

21世紀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器官移植分為死刑犯器官捐獻和公民自願捐獻兩種形式。美國自由亞洲電台等媒體相繼指控「中國大陸政府有計劃的在刑場和火葬場摘取死囚的皮膚、眼角膜和腎臟派遣各大醫院使用」與批評。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議員提議拒絕向摘取死刑犯身體器官的中國人發放簽證。
2005年，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在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區衛生高層會議上首次承認中國以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主要來源，但強調不存在強迫或者盜取死刑犯器官的問題。2006年，中國衛生部對規範器官移植、禁止人體器官買賣制定了新規定，並於同年7月1日正式實施；2007年4月6日，中國國務院公布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於同年5月1日正式實施；內容規定，醫療機構臨床用於移植的器官，必須經捐贈者書面同意；捐贈者有權在器官移植前拒絕捐贈器官；人體器官不得買賣。
2008年，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務院的支持下，黃潔夫使用技術准入手段，在3個月內把全國能做器官移植的醫院從600多家減少到163家。2014年12月3日，黃潔夫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停止死囚器官的使用，公民捐獻成為唯一合法來源。2017年2月，黃潔夫在梵蒂岡的反器官販賣峰會上再次承諾對死囚器官移植零容忍。但美國之音、法新社等媒體對於中國是否真正停用死囚器官仍有質疑。

新疆穆斯林群體人權問題

有新聞報導指出，新疆政府將中國及部分中亞國家的一些穆斯林在未經審判的前提下被關押至新疆的「再教育基地」中，在這些基地中，他們被迫接受「重新教育」，要求他們在擁護中國政治體制的同時放棄他們的伊斯蘭信仰。上稱，這些舉措是為了打擊分裂主義以及伊斯蘭極端主義。

財產權

大陸在建國後相當長的時期內，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一直處於缺位的狀態，對個人所能擁有和支配的財產有嚴格的限制，從而使得建國初的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得以完成。改革開放後，對個人的私有財產的承認與保護開始建立並逐步進展，普遍認為初具體系。2004年3月14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文字寫入憲法，在憲法地位上首次確認了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法律保障與價值確認；2007年3月16日物權法在草案經過多次重大爭議後在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通過，這被認為是建立民法典的重要一步。
房產所有權也被部分學者質疑，如王怡認為公民買來的房屋所有權證並非有所有權，「支付的只是70年的房屋租金」，「基於目前的地權制度，我們無法『買斷』任何一間房屋。」認為它和《憲法》修改所確立的「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原則就已構成顯著的衝突。有人認為，由於這種私有財產的擁有不可測性，應當進行地權改革，進行土地私有化。

遷徙居住權

1949年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都曾承認和保障公民的遷徙自由。1958年1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為標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政府管制。1975年，憲法正式取消了有關遷徙自由的規定，至今未恢復。
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擬放開戶籍管理制度，逐步放開自由遷徙權
。2015年，中國開始實施居住證制度改革，並配套以相應的公共資源建設計劃。
。

婦女權利與婚姻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婦女權利大幅提高。當下，中國婦女的權利在憲法意義上規定與男性平等，但是在實務角度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社會權利仍與男性有著差距。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中國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員間的虐待和遺棄。結婚必須男女雙方完全自願，不許任何一方對他方加以強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結婚年齡，男不得早於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於二十周歲。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雙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權利。夫妻雙方都有參加生產、工作、學習和社會活動的自由，一方不得對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

性少數群體權利

LGBT（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行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屬於違法行為，不受到相關法律的保護和法律支持，也沒有任何相關的反歧視法律和政策，同時一直視同性戀議題為「敏感話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於同性戀的態度可以歸結為「三個不」，即「不支持，不反對，不提倡」。《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婚姻為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對同性結婚法無明文規定，行政實務上則只接受由男女登記結婚，不承認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等同性伴侶關係，沒有保護同性戀免受歧視和仇恨罪行的法律、規章和政策。
1997年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廢除了模糊地將同性性行為入罪的流氓罪。2001年4月20日，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學會等制定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將「自我和諧型同性戀」從中刪除。這兩個事件一般被認為標誌著同性戀在中國的非罪化和非病理化。
2006年發布的一項針對生活在大中城市、受過良好教育、相對年輕和「活躍」的男同性戀者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因為受歧視，30%～35%的同性戀者曾有過強烈的自殺念頭，9%～13%的人有過自殺行為；超過半數人由於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並嚴重影響生活和工作。

受教育權

2003年9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教育權報告員托馬舍夫斯基在考察中國教育狀況後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公共教育經費方面的支出不足GDP的2%，低於聯合國建議的6%，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義務教育上的投入在非常低，遠未到達世界教育投入比重的平均水平，但其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托馬舍夫斯基沒有採用中國政府提供的數據，「卻使用了許多與事實不符的數據」。根據20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公布的數據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溫家寶於2013年初所作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內地教育經費投入的比重已占國家GDP總量的4%。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施行《義務教育法》，規定國小國中不收學雜費，但由於政府投入不足，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未能實現。2006年修訂通過《義務教育法》並規定2006年9月1日開始實行，俗稱「新義務教育法」。率先保障西部農村國中國小生，國小生平均每人每年補助140元，國中生180元，貧困寄宿生500元，當年就有20萬中輟生回流。2007年中國大陸中東部農村中國小實施「免雜費、免書本費、逐步補助寄宿生生活費」；2008年京津滬等21個省市試辦城市國中國小學生（含私校學生和農民工隨遷子女）學雜費免費，每生每年免繳190元至350元。2015年，中國財政部、中國教育部宣布將在2017年全面免除義務教育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和提供補助生活費給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

高考招錄問題

高考按省份地區劃分入學分數線的現象的公平性具有一定爭議。諸如山東，河南，湖北等參加高考學生比重大的省份，每年許多學生的分數已經達到很多著名大學在所在地的入學分數線。然而在上述省份的學生若是填寫入學志向略欠考慮，可能會直接落第。例如2008年河南省參加高考的學生100萬人（全國的十分之一）中，僅僅4%的學生就讀重點大學，是全國均值的三分之一，而頂級大學的入學率更是僅有全國均值的四分之一。這是按省份地區劃分入學分數導致的不公平現象。
根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的研究，按照現行的高考制度，以北京大學為例，不同省份學生入學的機率相差懸殊。若以每一萬學生報名北京大學並順利入學的比例計算，廣東省是1.4人，接近萬分之一。而大學所在地的北京的學生入學率是52.2人，相差37倍。由此引發的移民現象已經出現，雖然這種現象通常不被政府允許。以此移民的人又被稱為「高考移民」。
高考除了考試分數外，還有多種加分途徑，如少數民族、烈士家屬等；過去，省級優秀學生、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跡者、奧林匹克競賽優勝者和體育特長生等也可以獲得加分，而這些加分項已於2018年取消。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上述已取消的高考加分項目在方式上違背「程序公平」原則，加分的範圍和具體分值存在不嚴謹性，不能真實體現學生素質，反而會衍生出腐敗、造假現象，對教育公平造成損害——例如無線電測向、航空模型等項目作假現象嚴重。
高校自主招生中曾出現過的校長推薦制存在爭議。對校長推薦制存在質疑的人認為該制度給予校長很大權力，監督不到位則有可能滋生腐敗，並且不能保證實施過程中的公平性；就目前公示名單來看，校長推薦的學生成績多名列前茅，該制度很有可能成為北京大學提前鎖定優秀生源的變相政策。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進一步規範高校錄取、自主招生、保送生；加強、加分資格審核，查處違法違規；中國各大高校已經頒布自主招生簡章，規範自主招生行為。

高考閱卷問題

2011年，《中國青年報》披露了一名河北的學生因模擬考試與高考實際成績相差過大而要求查詢考卷，卻處處受阻的事件。該學生2008年參加高考，原本幾次模擬考成績都可以就讀重點大學，正式考試時也沒有沒有出現發揮失常的情形，但最終成績居然與預估的和模擬考試成績的相差100分之巨，因而向河北省教育局提出查詢考卷的要求，最後被拒絕。後來在2009年，該學生復讀並再次參加高考，得到幾乎和2008年一樣的結果，提出查詢申請雖然得到批准，卻不允許學生本人查看考卷，而是由考試閱卷組的評議專家查看，得到了「考卷沒有問題」的結果，學生本人認為這無法令人信服。同樣的問題在北京、河南等地也出現過類似的案例，有的案例甚至還鬧上法院，但能查詢到考卷的案例很少。教育學家、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認為造成這些事件的原因在於高考查詢制度的不完整，而且高考考卷屬於「國家機密」，查詢考卷的可操作性不高；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除了認同楊東平的意見外，還認為一些高考改卷的評卷員「不負責任」。

批評

2018年，在無國界記者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中國的排名為倒數第五。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為「劣中之劣」。美國人權觀察組織指出2009年中國人權「顯著惡化」。
美國國務院幾乎每年度都在其發表的各國人權狀況報告中國部分中，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侵犯了許多國際普遍認可的基本人權，包括對異議分子的壓制、法律體系無法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等。被指違反人權的例子包括了長時期拘留、通過勞改的形式對犯人進行再教育、強迫供罪、虐待以及對犯人不當管制，以及對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集會集社自由、宗教自由、勞工權利以及隱私權方面的壓制與侵犯。2010年3月11日，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稱：「中國的人權狀況惡化。反對政府的持不同政見者受到迫害和打壓，網際網路信息自由流動受到限制和禁錮。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加強了對使用網際網路的監管、控制內容、限制信息、屏蔽國外和國內一些網站，鼓勵自我審查，懲罰那些違反規定的人。中國中央、省和地方各級政府雇用成千上萬網際網路電子通訊信息監督員（被外界稱為「網警」）。
美國之音報導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把通過網際網路和平表達自己意見的中國公民關進監獄。至2009年年底，中國囚禁了30名記者和68名網絡持不同政見者。2009年，中國對5000人執行了死刑，以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的人數比創紀錄的2008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有1150人被逮捕，其中1050人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被起訴」。
2016年3月，美國駐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代表基思·哈珀宣讀了一份由美國、日本、澳大利亞、英國、德國、荷蘭、瑞典、挪威、丹麥、芬蘭、愛爾蘭和冰島共計12國的政府代表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發表的聯合聲明，聲明說：「我們對中國無情鎮壓公民社會以及手段之嚴厲深表關切，現在已經從壓制批評輿論發展到鎮壓維權人士以及大膽直言的書商和律師，而且還越來越擴展到海外」，「我們在紀念活動人士曹順利被拘留致死2周年的同時，應該採取聯合行動，明確表示，不能袖手旁觀，讓踐踏異議人士的行為繼續下去。」

肯定

英國駐華大使館在2015年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發布聲明，肯定中國在社會和經濟領域所取得的人權進步。「英國與中國的代表都參與起草了世界人權宣言，並且兩國現在都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中國在社會、經濟領域所取得的人權進步值得肯定。單單2014年一年，就有超過1200萬人脫貧，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直在努力普及醫療、教育等社會服務。」
中國政府認為，中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人權保障，中國的人權問題大多是由於經濟不發達造成的，中國政府堅持致力於提高中國的人權水平，中國有權利按照自己的特殊情況來建立人權觀，對中國人權狀況惡意批評者是意圖利用人權問題為其政治目的服務。改革開放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狀況開始得到改善。
2004年4月17日，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沙祖康表示：中國今天的人權狀況就比美國的人權狀況要好，中國人口比美國多五倍，如果按照人口比例來講，我們問題至少應該比美國多五倍，那才說明我們人權狀況和美國一樣。但現實是，我們目前人權狀況比美國的好，說明中國人權至少比美國好五倍。」
新華社在《中國當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意味著什麼？》一文中說：「何為人權？人權的含義和內容比較廣泛，但不管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一個人的最根本的人權就是生存權，也就是吃飽飯的權利，穿暖衣的權利，有房住的權利，總之，就是享有基本生存權的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人權觀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即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人權觀主要是指人的生存權、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較大改善。
200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接受美、英、法、德、日、南韓、新加坡、香港7國和地區媒體聯合採訪宣稱：「中國從來不缺少言論自由。」
2013年7月30日，《人民日報》刊文《中國人權事業，博採眾長的實踐》，文章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是完美的。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努力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中國願繼續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與各國開展人權對話，為促進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在2015年世界人權日當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對於美國駐華大使、德國駐華使館關切中國人權狀況的聲明作出回應稱：「我注意到一些人總是過分關注中國的個案，卻選擇性忽視中國13多億人民的感受和正在享受的自由和進步。這如果不是政治偏見，就是認識論和方法論出現了嚴重偏差。希望他們不要一葉障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