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

早年和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10月16日，劉伯承出生於四川開縣（今重慶市開州區）趙家場。5歲讀私塾，12歲開始接受新式教育。15歲時因父病故、家庭困難，被迫輟學務農。1912年，考入蜀軍政府陸軍將校學堂。1912年底畢業後，被分派到川軍第5師熊克武部，先後任司務長、排長、連長。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參加熊克武四川討袁軍，失敗後，流亡上海。1914年，劉伯承在上海加入孫中山中華革命黨。1915年底，奉命從上海返回四川，組建川東地方武裝「四川護國軍第四支隊」。1916年3月，劉伯承在率部攻占酆都時右眼中彈致殘。1917年，劉伯承任川軍第五師第九旅參謀長，參加護法戰爭。其後，他擔任四川督軍署警衛團副團長。1920年，劉伯承參加與滇軍顧品珍部作戰，戰後警衛團擴編為第二混成旅，劉伯承任一團團長。
1923年，劉伯承參加討伐吳佩孚的戰爭，任熊克武四川討賊軍第一路前敵指揮官，取得了成都龍泉驛等戰鬥的勝利。8月，劉伯承在作戰中右腿負重傷。在成都養傷期間，認識楊闇公、吳玉章，開始認識中國共產黨。1925年，隨吳玉章赴廣州、上海、北京等地考察。1926年5月，劉伯承經過兩年時間考慮，決定加入中共，經楊闇公、吳玉章正式介紹加入，任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委員。然後以國民黨中央特派員的名義回到四川，策動四川響應北伐戰爭。同年12月，與楊闇公、朱德、陳毅等發動瀘順起事，任起事軍四川各路總指揮，打擊四川軍閥劉存厚。後為國民革命軍暫編第15軍軍長
，率部堅守瀘州，抵禦劉湘進攻。1927年5月，因瀘州內外交困，劉伯承被迫撤離，輾轉前往漢口。
1927年7月下旬，劉伯承秘密轉赴南昌。8月1日，與周恩來、朱德、賀龍等人發動南昌起事，任起事總參謀長，率部南下。起事軍隊在潮汕失敗後，劉伯承與吳玉章、林伯渠等赴上海。1927年11月，與吳玉章等30人赴蘇聯學習，先後在高級步兵學校學習。1928年6月，他出席了中共六大。年底，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29年中東路事件期間，劉伯承與葉劍英等人響應「武裝保衛蘇聯」的號召，參與「國際義勇軍」與國民政府軍張學良部作戰，協助蘇聯進攻中國黑龍江海拉爾之役。1930年8月，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任中央軍委參謀部部長、長江局軍委書記，協助周恩來處理軍委日常工作，舉辦短期軍事訓練班，並負責講授暴動方略、游擊戰、運動戰等課程。
1932年1月，劉伯承到達瑞金，被任命為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1932年10月，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寧都會議上，在對於毛澤東是否仍留在前方的問題上，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劉伯承由於來蘇區還不到一年，就支持了多數人的意見，反對將毛澤東留在前方。1933年，劉伯承協助朱德、周恩來在前方指揮作戰，取得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期間，劉伯承撰寫《現在游擊隊要解答的問題》、《到敵人後方開展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等，並翻譯多篇蘇軍教材和理論文章，促進了紅軍幹部軍事素質的提高。1934年，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劉伯承因為與博古、李德等人的意見相左，而被降為紅五軍團參謀長。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長征初期，劉伯承協助軍團長董振堂執行後衛任務。12月，劉伯承復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參謀長，兼任中央縱隊司令員。1935年1月，指揮先遣部隊突破烏江，攻取遵義，隨後參與遵義會議。此後指揮了強渡金沙江等戰鬥。5月，劉伯承兼任紅軍先遣隊司令，同政治委員聶榮臻率部進入大涼山，與彝族沽基族首領果基約達（小葉丹）在袁居海子（今冕寧縣彝海子）結為兄弟，使全軍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繼而指揮所部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劉伯承隨紅四方面軍行動。因為反對張國燾的南下主張，而被張國燾免去總參謀長職務，改任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1936年10月，他隨紅二方面軍到達陝北。12月，劉伯承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兼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抗日軍政大學副校長。1937年2月，任援西軍司令員，組織指揮增援西路軍部隊。

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根據第二次國共合作雙方協議，8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劉伯承任八路軍129師（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129師）師長，被授予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中將軍階。1937年10月19日，129師769團夜襲山西代縣陽明堡日軍前線飛機場，炸毀飛機24架。接著，劉伯承率師主力部隊挺進到正太鐵路以南的平定、昔陽地區，打擊沿正太鐵路西進的日軍，先後取得長生口、七亘村、黃崖底等戰鬥的勝利。
1938年1月，鄧小平調任129師政委。其後，劉伯承與鄧小平一起卓有成效地開展了抗日鬥爭。在隨後的13個年頭裡，兩人一直並肩戰鬥，129師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即二野、中野）後來也被稱為「劉鄧大軍」而載入史冊。1938年，劉鄧二人率軍在河北南部的平原地區開闢了抗日根據地，在1至9月間運用劉鄧二人共同創造的「麻雀戰術」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太行山期間，劉執行「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方針，擴大並鞏固太行山根據地。1938年2月22日，劉指揮部隊在長生口設伏，殲滅了日軍一個加強中隊。3月16日，又在神頭嶺消滅敵軍1500餘人。之後，劉率軍進一步發展，收復長治、沁縣等十八座縣城，將日軍趕出了晉東南。其後，劉伯承部署129師主力進軍冀南，團結各方勢力，開展平原游擊戰爭，並指揮冀南1939年春季戰役等作戰。
1939年12月，劉伯承指揮部隊進行了邯長戰役，改變了太行根據地受夾擊的局勢。1940年2月，他指揮對國軍朱懷冰部的作戰。4月，劉伯承在黎城出席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幹會議，在會上作《黨軍建設問題》的報告，提出了「敵進我進」的作戰方針。5月，與鄧小平指揮部隊進行了白晉戰役，挫敗日軍的「囚籠政策」。8月，劉伯承與彭德懷等人對日本軍隊發動百團大戰，129師協同晉察冀軍區部隊破毀正太鐵路三分之二以上，攻占沿線大部分據點。9月底，指揮部隊進行了百團大戰第二階段榆遼戰役，攻占榆社縣城等榆遼公路大部分據點。10月，指揮部隊進行反掃蕩作戰，在關家垴殲滅日軍一個大隊中的400餘人。而整個百團大戰共斃傷日軍4.4萬人。
1941年6月，劉伯承與鄧小平指示太岳軍區派部隊進入中條山開闢新的根據地。8月，指揮部隊進行邢沙永戰役。1942年，劉伯承指揮部隊粉碎了日軍的多次掃蕩。1943年8月，指揮林南戰役。9月，劉伯承奉命返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和整風。1945年，劉伯承出席中共七大，當選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8月10日，與鄧小平、滕代遠電令晉冀魯豫各軍區迅速奪取日占城市，破壞交通線，準備打擊北上搶占華北的國軍部隊。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隨即爆發了第二次國共內戰。抗戰開始時只有9000人的129師，此時已發展成為近30萬人的大型野戰軍。1945年8月25日，劉伯承返回太行，出任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1945年9月，劉鄧大軍在上黨戰役中成功運用「圍三闕一，網開一面。虛留生路，暗設口袋」的戰術殲滅閻錫山的3.5萬中華民國國軍，隨後發起平漢戰役，並同樣取勝，配合了毛澤東在重慶進行的談判。這次戰役勝利後，劉鄧大軍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1946年2月，劉伯承曾赴新鄉，參加軍事調處執行部談判。
1946年6月，國軍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其時，山東局勢緊張，劉伯承根據中共中央命令，率軍出動至南線作戰。之後，劉伯承率軍三次出擊隴海路，將國軍第三師、四十七師、四十一師吸引了過去。劉伯承隨後採取各個擊破的戰術，尋殲國軍有生力量，採取打運動戰、找弱點的方法，取得定陶戰役、滑縣戰役、巨金魚戰役、豫北戰役等作戰的勝利，在一年內消滅國軍100個旅，取得了內線作戰的勝利。雖然內線作戰取得了勝利，但同時戰爭對解放軍根據地造成了巨大的消耗，因此，解放軍在內線作戰取得勝利後決定轉入外線作戰，將戰爭引向國民政府控制區。1947年6月，石林會議之後，劉伯承開始準備率軍出擊外線。
1947年中旬，解放軍轉入局部反攻。6月30日，劉鄧率軍南渡黃河後，劉指揮發起魯西南戰役，殲滅國軍9個半旅。此時華東部隊因為連續作戰十分疲勞，中原野戰軍遂為了配合華東野戰軍，開始向大別山躍進，並站穩了腳跟。自此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了對中華民國軍隊的全國性戰略進攻。而蔣中正則派白崇禧調集大軍圍攻大別山。1948年2月，劉伯承率主力轉出大別山地區，進入中原。5月9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軍區正式成立，劉伯承任中原局常委和中原軍區司令員。5月，指揮部隊進行宛東戰役，殲國軍萬餘人，策應了粟裕兵團南下加入中原作戰的行動。6月，為保障華東野戰軍進行豫東戰役，連續組織了三次阻擊戰。在第二次國共內戰其間，劉還負責不同解放區進行有針對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
1948年11月，劉伯承指揮中原野戰軍參與第二次國共內戰具有重大意義的淮海戰役。淮海戰役於1948年11月6日發動。戰役第一階段，劉伯承指揮組中原野戰軍切斷津浦路，攻占宿縣。第二階段，主攻黃維兵團。淮海戰役歷時65天，消滅國軍5個兵團和1個綏靖區的部隊，計22個軍56個師（內有1個半師倒戈），共55萬餘人。此外擊退由南京方面來援的第6、第8兩個兵團。至此基本攻陷長江以北的華東、中原地區，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已處於解放軍直接威脅之下，中華民國政府已陷入土崩瓦解狀態。1949年2月，中原野戰軍改編為第二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4月21日，他與鄧小平、粟裕指揮的部隊渡過長江，旋即占領了中華民國首都南京，並擔任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1949年下半年，劉伯承和鄧小平率軍進軍大西南，通過南泉戰役、成都戰役等一系列戰役，攻下了四川、雲南、貴州、西康等西南省份。1949年底，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負責西南剿匪、建設和進軍西藏。1951年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主張「治軍必先治校」。劉伯承親自培訓師資、撰寫審定和翻譯教材，通過在軍事學院陸續創立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防化兵、情報等系，繁衍發展了解放軍諸軍兵種齊全的指揮院校體系。
1954年6月19日，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0月31日，任訓練總監部部長。1955年9月27日，劉伯承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階和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56年9月，出席中共八大，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57年9月，調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1958年，軍委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劉被彭德懷等當作軍事教條主義的代表受到批判，7月10日，帶病的劉伯承被架著在中南海懷仁堂做了檢查。之後，9月13日，劉從軍事學院領導崗位離任，實際上被閒置起來。11月17日，被免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職務。1959年9月，劉伯承任中共中央軍委戰略小組組長。1962年中印戰爭中，劉伯承擔任解放軍參謀顧問。1966年1月8日，劉伯承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經常強調「居安思危」，不要忘記還有敵情；軍隊要堅持正面教育，不要捲入「造反」。1967年7月，赴濟南治療眼病，後又轉赴上海繼續治療，10月回到北京。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10月，林彪發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各軍隊將領被迫疏散離京，劉伯承臨行前向中央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願意留在北京，給軍委和總部當個參謀」，後服從組織決定赴武漢。
1970年，由武漢轉赴北京、上海治療眼病。5月，劉伯承創建的南京軍事學院、北京高等軍事學院與政治學院、後勤學院合併，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校址設在高等軍事學院院內。得到這個消息後，把自己珍藏的2000多冊軍事理論教材與書籍，贈送給了軍政大學。並對軍政大學校長蕭克說：「我現在年紀大了，眼睛也不行了。這些教材和書籍留給你們吧。希望你們把學校辦好！」
1972年，劉伯承左眼失明。1973年5月8日，住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治療疾病。8月，出席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晚年歲月

1980年以後，劉喪失了自理生活能力。1980年8月17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批准了劉關於辭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的請求。1981年，《劉伯承回憶錄》出版；11月23日，副總參謀長張震在全軍防化戰備會議上講話稱：「鄧主席去年說，『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1982年，劉伯承因年齡和健康原因辭去黨、國家和軍隊領導職務。同年8月6日，中共十一屆七中全會通過了《給劉伯承同志的致敬信》：
……由於年齡和健康狀況，您不能再參加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也不能再繼續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您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崇高的品德，將為我們全黨所永遠懷念和敬佩。……您不愧是身經百戰的元帥，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理論家，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1986年10月7日，劉伯承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葬於劉伯承墓。劉伯承的多篇回憶文章收入於1981年出版的《劉伯承回憶錄》。

身後及評價

劉伯承在中共黨內獲得了廣泛且較高的評價，早期井岡山根據地期間，黨內曾將其看作為『無產階級的孫武』，甚至包括後來脫黨的張國燾在內，均認可劉在軍事上的成就和貢獻。有觀點認為劉是『聰明之人，熟知飛鳥盡良弓藏的道理，中共立國後就迅速交出兵權』，某種程度上減輕了後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肅的可能性。
1986年10月8日，新華社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訃告，評價劉伯承為「中國人民的偉大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10月16日，劉伯承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鄧小平主持追悼會，胡耀邦致悼詞。悼詞中特別讚譽了劉伯承的指揮藝術、作戰謀略和軍事論著。1989年11月，劉伯承被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之一。2011年10月28日，劉伯承的部分骨灰安葬在河北省邯鄲市將軍嶺第一個129台階。
而對劉伯承的私人評價也以正面居多。1916年3月，劉伯承在指揮攻打豐都縣城時，右眼中彈致殘。在療傷過程中，他為了不損害腦神經，強忍鑽心的疼痛，堅持不施麻藥，被為其主刀的德國醫生讚嘆為「軍神」。1942年劉伯承五十壽辰時，朱德曾讚譽他「具有仁、信、智、勇、嚴的軍人品質，有古名將風，為國家不可多得的將才」。陳毅稱讚他「論兵新孫吳，守土古范韓」。1986年10月27日，鄧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寫道：「伯承同志是我黨我軍的大知識分子，大軍事家。他的軍事指揮藝術和軍事理論造詣，在國內外屈指可數。」「對於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伯承是有大貢獻的。」甚至原中華民國國防部長白崇禧也稱劉伯承為「共軍第一號悍將」。
劉伯承本人生前曾說：「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的。因此，我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做毛主席的小學生，為中國人民盡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十二個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而劉伯承晚年並不願提及自己的戰爭經歷，對往事更多想起「千百萬的年輕寡婦找我要丈夫，多少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裡很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