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隔都

1930年代的德國猶太人

在1920年代末，大部分德國猶太人都忠於德國，融入德國文化，而且相對比較富裕。他們在德國軍隊服役，投身於德國科學、商業和文化的每一個領域。1933年，納粹在選舉中獲勝後，開始了政府發動的排猶運動，如1935年制定了《紐倫堡法案》，以及1938年的水晶之夜，迫使德國猶太人逃亡海外，尋求庇護。但是正如哈伊姆·魏茨曼在1936年寫的，「看來世界將要分為兩部分 — 猶太人不能生活的地方，以及他們不能進入的地方」 
正如1938年7月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法國召集的討論猶太難民問題的埃維昂萊班會議所證明的，在1930年代末，要找到一個向猶太移民開放的目的地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Dana Janklowicz-Mann說，
「猶太人被趕出來，關進集中營。他們被告知限期離開 — 2周，一個月 — 如果能找到一個國家願意接受。他們的妻子和朋友苦苦掙扎，想搞到護照、簽證或任何東西，幫助他們出去。但所有國家的大使館，包括美國，都向他們關閉了他們的國門。… 在維也納開始流傳 …  『有一個地方不需要簽證就可以去。他們可以自由進入。』 這個傳言像火一樣傳播開來，所有人都想得到這個機會。」

1937年以後的上海

上海公共租界是在南京條約後形成的，警察、行政和護照管理都由外國自治機構執行。1937年淞滬會戰以後，該市被日本占領，而日軍和中國維新政府在該區域內沒有建立護照制度。上海港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既不需要簽證也不需要護照就允許進入的地方。根據中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條約，簽證只在訂票離開歐洲時才是必需的。 
在大批德國猶太人到達上海時，已經有2個猶太社團定居在這座城市：富裕的巴格達猶太人，包括嘉道理和沙遜家族，和1917年十月革命後逃亡來此的俄國猶太人。

杉原千畝和何鳳山

許多俄國猶太社團得到日本駐立陶宛考納斯領事杉原千畝的解救，其中有歐洲唯一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他們設法乘坐火車穿越遼闊的俄國逃亡，來到上海隔都。 
與此類似，數千名奧地利猶太人被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解救，他在1938－1940年期間，抵抗他的上司中國駐柏林公使陳介的命令，向猶太人簽發了數千張簽證。

德國猶太人的來到

難民們設法買到從熱那亞啟程的豪華的日本輪船船票，在為時三周的旅行中，瘋狂的吃喝玩樂 — 在德國的迫害與骯髒的上海隔都之間 — 實在是超現實主義的。一些乘客企圖不按時刻表離開埃及，希望秘密進入英屬巴勒斯坦。
1938年8月15日，第一名來自奧地利的猶太難民乘坐義大利輪船抵達。到1939年6月，已經到達了8,200名猶太難民。 
維克多·沙遜和Paul Komor建立的歐洲移民國際委員會（IC），以及嘉道理創辦的援助歐洲猶太難民委員會（CFA），提供了大量必需的援助。這些組織在虹口準備了房屋，這裡的房租比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便宜。供給他們的是破舊的房間，以及6個學校改建的難民營。占領上海的日本人將德國猶太人視為無國籍者。 
大部分難民在1937年以後到達。1939年，對移民的限制增加了；不過，許多猶太人繼續抵達，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

隔都中的生活

當局尚未準備好接受大批移民，抵達的難民則必須面對窮困的虹口區艱難的生活條件：每個房間要住十個人，接近飢餓，可悲的衛生狀況和不足的就業機會。
巴格達和後來的美猶聯合救濟委員會 (JDC) 提供一些居住和食品援助。雖然面對語言障礙、極端的貧困、蔓延的疾病和隔離，難民們在福利機構的支持下，還是建立了一個生機勃勃的社區。猶太人的文化生活相當繁榮：開設了學校，出版了報紙，在劇院上演戲劇，運動隊參加訓練和比賽，甚至餐館中的歌舞表演也興旺起來。

珍珠港事件以後（1941–1943）

日軍偷襲珍珠港以後，富裕的巴格達猶太人（許多是英國公民）被捕入獄，而美國慈善基金也停止了。由於和美國的聯繫中斷了，失業和通貨膨脹惡化，難民們的生活更加艱難了。

進一步的限制（1943–1945）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的加劇，納粹德國向日本增大了壓力，要求移交上海猶太人。Warren Kozak描述了一段插曲，說到上海的日本軍政府傳喚猶太社區領袖，其中包括 Amshinover 拉比 Shimon Kalish。日本長官很好奇：「為什麼德國人這麼恨你們？」
「Kalish拉比知道他的回答關係到猶太社團的命運，他沒有猶豫，用意第緒語告訴翻譯：「德國人仇視我們，因為我們是東方人。」（Zugim weil mir senen orientalim）日本長官原來一直板著的面孔，這時變成了微笑。不顧軍事同盟，他沒有答應德國人的要求，始終沒有移交上海猶太人」。
1942年11月15日，批准了受限制的猶太人隔都計劃。1943年2月18日，日本當局宣布成立「無國籍難民指定區」，要求在1937年以後來滬的無國籍難民必須在3個月內（截止到5月15日為止）將住所和事業都遷移到這個面積為1平方英里的區域。
大衛·柯蘭茲勒博士說： 
「因此，16,000名難民中的大約一半，他們已經克服了巨大障礙，在隔都外找到了生計和住處，又再次被迫離開住所和生意，重新安置在一個不到一平方英里的擁擠、骯髒的區域，那裡估計有100,000名中國人和8,000名難民。」 
雖然頒發了去隔都外面工作的臨時通行證，但在第一年以後，批准變得專橫武斷，並被嚴厲地縮減。不過，事實上中國人並沒有離開虹口隔都，這意味著猶太人沒有被隔離。經濟狀況仍在惡化；心理上對隔都的適應是困難的；1943年冬天是嚴峻的，飢餓相當普遍。  美國空軍對上海的空襲開始於1944年。破壞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1945年7月襲擊虹口區日本無線電台時，當時有31名難民被炸死，500人受傷，700人無家可歸。 
上海隔都里的一些猶太人參加了抵抗運動。他們參加了一個獲取和傳播信息的地下網絡，直接破壞日本的軍事設施，並幫助降落的美國飛行員逃到中國管理區域。

猶太會堂

在上海隔都範圍內，原有一座由俄羅斯猶太人興建的摩西會堂，1907年初建時在熙華德路（今長治路），1927年在華德路（長陽路）62號建造新會堂。1930年代中歐猶太任難民大批抵達上海後，於1939年租用百老匯大戲院（今霍山路57號百老匯舞廳）設立了百老匯會堂。1940年，自由派的猶太教徒又租賃東海大戲院（今海門路144號東海電影院）設立了東海會堂作為自己的宗教場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歐洲猶太難民離開上海，百老匯會堂和東海會堂宣告關閉。

上海光復後

1945年9月3日，隔都正式解放，耽擱了一段時間以後，中國軍隊接管解放了的上海。猶太人開始逐步離開上海。根據當時國民政府的規定，原則上要求德國、奧地利籍僑民（包括德、奧猶太人）遣送回國，這使得1.4萬餘名德國、奧地利籍猶太人不得不離開上海。但在經歷了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暴行後，他們多不願返回自己的國家。不少猶太難民通過各種途徑，如親友和國際援猶機構，去了北美、澳大利亞和南美。只有少部分人回國，還有部分人繼續留在上海，待到以色列國成立後，申請去以色列定居。
賽法迪姆猶太人多為英、美國籍人士，少數是伊拉克籍或無國籍，如沙遜集團。隨著二戰後國際形勢及中國局勢的轉變，猶太商人開始從1948年開始離開，大量猶太資本的撤離也導致上海猶太工商業紛紛歇業，猶太總會、猶太學堂、猶太醫院和養老院等等由於缺乏資金支持而處於停頓狀態。
原先，俄羅斯籍猶太人由於沒有蘇聯國籍且在上海大多發展較好，一般都願繼續留在上海。但是，由於二戰後，蘇聯的國際地位提高，蘇聯領事館又鼓勵俄僑申請蘇聯國籍，因此約有60％的俄僑加入了蘇聯國籍。此外，1947年國民政府又與蘇聯關係緊張，促使大批剛加入蘇聯國籍的僑民（包括猶太人）離滬回國。
儘管如此，仍有相當數量的俄羅斯猶太人不願去蘇聯。但在1948到1949年約有4000人在1948年以色列共和國成立後，由以色列特派到上海的領事摩西·尤瓦爾的鼓動下前往以色列定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旅居上海的猶太人有7000餘人，多數是俄羅斯猶太人，少數是德國、奧地利、英國等國籍的猶太人。50年代初上海猶太人繼續離開上海，其中有5700人在1950到1954年前往以色列定居。據統計，旅居上海的猶太人1953年為440人，1956年124人，1958年84人，到1976年已不足10人。80年代末，旅居上海的猶太人幾乎沒有了，僅有1名猶太人加入中國籍。
以色列政府將「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榮譽頒發給杉原千畝（1985年）和何鳳山（2001年）。
1992年，中國和以色列建交以後，以色列人和上海之間的聯繫已經以多種方式為人所知。2007年，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館代表26個以色列公司向虹口區里的社區項目提供捐款66萬元人民幣，藉以感謝當年隔都為猶太人提供的安全港。
2015年8月26日，位於隔都舊址76年前曾作為猶太難民聚會地之一的白馬咖啡館和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翻修後重新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