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上海

三大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初期，開展了3個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
1950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名義大規模介入韓戰，毛澤東的號召「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成為國內普遍宣傳的政治口號，開始廣泛進行「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政治宣傳。
1950年10月10日，《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雙十指示）發表，鎮壓反革命運動（鎮反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1951年1月5日，上海市軍管會頒布《對反動黨團特務人員實施登記辦法》，明令一切居住上海市的國民黨（區分部委員以上人員）、三民主義青年團（分隊長以上人員）、國民黨軍隊（1946年7月後曾任連長以上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中國青年黨（區黨部委員以上人員）、民主社會黨（區支部委員以上人員）、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原軍統局）一切公開與秘密組織人員、國民黨國防部二廳一切公開與秘密組織人員、國民黨內政部調查局（原中統局）一切公開與秘密組織人員、國民黨國防部青年救國團成員、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分隊長以上人員）、國民黨社會部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員會（各級幹部及護工總隊分隊長以上人員）等組織人員進行登記。至1951年8月，登記工作基本結束，登記人員共26896人。
1951年2月21日，政務院出台《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鎮壓對象包括「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反動會門頭子」。
4月27日深夜12時，上海市出動軍警、幹部、工人、學生、農民35889人，組成4445個行動小組，至28日黎明，共捕獲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五類反革命分子8359人。至5月5日，又捕獲651人，合計9010人。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園體育場（今文化廣場）召開1萬餘人參加的大會，副市長潘漢年和市公安局局長揚帆主持大會，隨後對軍統保密局蘇浙特別站站長封企曾等9人進行控訴和公審，判處死刑。4月30日，市軍管會軍法處又判處285人死刑。同時，全市成立了1000多個群眾組織，遞交揭發反革命分子的檢舉材料4萬餘份，公安機關又先後逮捕反革命分子1500餘人。6月13日以後，上海鎮反運動的高潮過去，進入清理積案階段，可捕可不捕的不再逮捕，已經逮捕可殺可不殺的不再殺。由於上海市拘押人犯場所已人滿為患，1951年11月，將8100名一般刑事犯和判處10年以下徒刑的反革命犯，解往延安和皖北治淮工地勞動改造。對判處重刑和死刑緩刑犯，則羈押在上海市監獄服刑，組織他們在製鞋、印刷、縫紉等8個工廠中勞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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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運動

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先是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隨後又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有研究「三反」和「五反」運動的學者攢文描述過當時情形：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惡噩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發售，故欲求安臥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當局為節約木料，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開火葬場，而亦時常客滿。

三自愛國運動

1949年中共在大陸執政以後，原來主要由西方差會資助的各大公會，在政治形勢變化並失去經濟來源以後，信徒人數嚴重流失，很快都「認清形勢」，「與帝國主義劃清了界限」，積極主動在政治上靠攏新政府，並在傳福音方面採取低調。1950年－1951年，政府主導的三自愛國運動和控訴運動陸續開展。
1950年4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北京3次接見基督教人士，要求中國基督教會「必須肅清其內部的帝國主義的影響與力量」7月28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出版組主任吳耀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涂羽卿、副總幹事江文漢、事工組主任劉良模、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總幹事崔憲詳、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鄧裕志等40名基督教人士聯名發表《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公開信，並徵求各地基督教教徒簽名。9月23日，宣言和1527人的簽名在《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後被稱作《三自宣言》
1951年3月，上海的前電影明星、自由傳道人顧仁恩在青島布道，被政府以散布反動言論的罪名逮捕。衛理公會華西年議會會督陳文淵（1897年－1968年）也在上海被捕。同年4月份的北京基督教會議上，他們成為最早受批判的4位中國教會領袖之一（另2位梁小初、朱友漁在海外），衛理公會華北年議會會督江長川控訴陳文淵私下和公開支持蔣介石政權，青島基督教聯合會書記王重生控訴顧仁恩是「披著宗教外衣的美國特務」、「散布親美、崇美思想」，並問：「像顧仁恩這樣的人，該殺不該殺？」，台下怒吼：「該殺！該殺！」。顧仁恩被判刑十五年，送到青海勞改，被釋放後由於無處可去，只能回到青海，最後在那裡去世。
6月1日，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在上海西藏路慕爾堂，由副會長崔憲詳帶頭，舉行1200人的控訴大會，控訴協進會是30年來「美帝」侵略中國的代理人。此後，協進會這個全國教會的聯合機構基本宣告死亡。6月10日，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會，借逸園跑狗場舉行全上海基督教的萬人控訴大會。吳耀宗帶頭，然後各教派的教會領袖，包括江長川（衛理公會）、鄧裕志（女青年會）、胡祖蔭（廣學會義務總幹事）、徐華（安息日會會長）、吳永泉（基督徒學聯會）、賈玉銘（長老會）、楊紹唐（內地會）、竺規身（靈工團監督）、崔憲詳（中華基督教會）、吳高梓（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等人，一一上台控訴。而被控訴的對象，包括安迪生（美）、黃安素（美）、畢範宇（美）、陳文淵、梁小初、黃仁霖（已逃離大陸）等中外人士。大會的政治氣氛極其濃郁。
在此前的5月19日，劉良模在「天風」週刊上發表《怎樣開好控訴會》，批判「超政治」的「落後思想」，鼓動一向強調愛心的基督徒要站穩自己「人民的立場」，破除情面，徹底、痛痛快快和盤托出，「精彩的控訴應記下來交給當地報紙發表」。控訴運動也波及到一些以屬靈著稱的團體，如靈糧堂和地方教會（基督徒聚會處）。這些團體中長期受屬靈薰陶的基督徒在這期間自有其獨特的痛苦經歷。  通過控訴運動，「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得以控制全國大部分教會。
1954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吳耀宗出任主席，6位副主席分別是陳見真（聖公會）、吳貽芳（金陵女子大學）、陳崇桂（重慶神學院）、江長川（衛理公會）、崔憲詳（中華基督教會）和丁玉璋（女青年會）；常務委員則高達四十位，除了前面所列的七位之外，他們是王梓仲、王俊賢、田景福、李壽葆、邵鏡三、竺規身、吳高梓、周福慶（靈糧堂）、施如璋、塗羽卿、唐守臨（地方教會）、孫鵬翕、戚慶才（浸信會）、焦維真、程步雲、喻筠、張光旭、賈玉銘、楊紹唐、鄭錫三、鄧裕志、趙紫宸、熊真沛、蔣翼振、蔣約翰、鮑哲慶、謝永欽以及丁光訓、江文漢、劉良模、鄭建業、沈德溶、李儲文等人。這份常委名單與三年前的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委會的委員名單相比較，原本列名常委的韋卓民與敬奠瀛已經因被控訴或即將被控訴而不列名其上。
在天主教方面，1951年6月6日，上海市軍管會查封梵蒂岡設在上海岳陽路197號的天主教教務協進會（Catholic Centre Bureau）。10月6日，逮捕聖母軍負責人莫克勤（愛爾蘭籍），10月8日，市軍管會宣布取締聖母軍。1953年6月15日晚，逮捕13名「間諜」，6月17日，帝王堂一批加入公教青年團的學生信徒（主要來自第二醫學院和向明中學）進行遊行示威。
這一時期，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龔品梅抵制中國政府對天主教會的「改造」和「滲透」，讓教徒繼續接受梵蒂岡的領導，拒絕在教會內部開展「反帝愛國運動」，他組織並親自督導了「不投降、不退讓、不出賣」的中華聖母軍支團，阻止聖母軍成員向政府登記和退團，拒不參加官方教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1955年9月8日晚，龔品梅、金魯賢等183人在上海被逮捕入獄。1960年3月，龔以「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首犯的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龔被關押30年後被釋放。
當時，由中國信徒自己創立的基督徒團體地方教會認為自己早就實行了「三自」原則，在1949年以後的最初兩三年內基本未受政局影響，繼續大傳福音，大講屬靈生命之道，繼續迅速擴展，甚至達到歷史上的鼎盛時期。其領袖倪柝聲於1950年3月從香港返回上海，以照料大陸上的數百處地方教會。1950年7月，在土改運動中，福建鼓嶺「執事之家」的教會房地產被沒收，全國地方教會有上萬信徒寫信給政府要求保留。1952年4月，倪柝聲在東北被秘密逮捕關押。4年之後，1956年1月29日晚，地方教會的同工俞成華（同年病故）、汪佩真、李淵如、張愚之、藍志一等30人在上海被捕，同年，被作為「倪柝聲反革命集團」公開控訴，倪柝聲被捏造出一連串政治、經濟、道德方面的罪名，批倒批臭。從2月8日起，市公安局舉辦倪柝聲反革命集團罪證展覽會，組織1.3萬多人參觀。倪被判刑15年，關進上海提籃橋監獄，1972年在安徽省廣德縣白茅嶺監獄（屬於上海市管理）去世。上海地方教會經過改組，由公開批判倪柝聲的唐守臨、任鍾祥負責。。
1958年，上海基督教實行聯合禮拜，208個大小教堂被合併為22個，1965年再次減少到11個。聯合禮拜場所一般選擇較大的教堂。但是，上海容納信徒最多的地方教會南陽路聚會所建成時間還不到10年，也被迫「獻給」國家，後來改為靜安體育館。

高校院系調整

1952年，中國各地陸續開始進行高校院系調整，移植蘇聯模式，將大部分綜合性大學撤銷，改而建立獨立的專門學院，以適應當時國家經濟建設急需專業人才的現實需要。上海原來擁有眾多的公立、私立和教會綜合性大學，這時僅保留1所復旦大學，復旦已經在1950年併入了暨南大學的文、法、商三院，同濟大學的文、法兩院，以及浙江大學、英士大學的部分系科，這時復旦大學調出法學院、商學院、農學院，分別成立了華東政法學院、上海財經學院和瀋陽農學院；而將華東地區的浙江大學、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安徽大學、金陵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大同大學、光華大學、大夏大學、上海學院、中華工商專科學校、民治新聞專科學校等高等院校的文、理科有關系科併入復旦大學。上海的其他綜合性大學，如大夏大學、光華大學、持志大學、大同大學，這時全部撤銷。
原來的教會大學雖然已經在1951年脫離了與西方差會的關係，在此次的高校院系調整中仍然全部被撤銷，並被拆分成許多部分，併入其他院校，原有校址一般新建與原有學校沒有任何繼承關係的高校。聖約翰大學在萬航渡路的校址交給新成立的華東政法學院，其文、理學院大部分分別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和復旦大學。滬江大學在軍工路的校址改辦上海機器製造學校（今上海理工大學），文理學院和商學院分別主要併入復旦大學和上海財經學院（今上海財經大學）。聖約翰大學和震旦大學的醫學院合併成立上海第二醫學院（後改名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設在重慶南路的震旦大學原址，2005年改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東吳大學在上海的法學院也於院系調整中撤銷，法律系師生轉入華東政法學院，會計系並往上海財經學院，虹口區崑山路校址改作他用。
由於上海集中了眾多高等教育資源，許多高校被遷往內地。如同濟大學的醫學院被內遷武漢，交通大學原擬全部內遷西安，後來改為大部分內遷西安，小部分留在上海繼續開辦。

取締一貫道

1952年11月，中國大陸發動大規模的取締會道門的行動。1953年5月26日，上海市警方採取行動，逮捕一貫道等會道門道首和骨幹分子614人，5月30日，上海市軍管會宣布取締一貫道、九宮道、同善社、一心天道龍華聖教會、西乾道、老母道、道德學社、道法教統、崇德社9個會道門，規定這9個會道門和另外43種會道門的辦道人員，均需到所在地公安分局進行登記，保證停止一切活動。道徒必須退出組織。到年底，共有辦道人員10621人到公安機關登記，道徒32.24萬人聲明退道。6月11日，市軍管會軍法處組成7個軍事法庭，舉行9萬多人參加的公判大會，判處65人死刑，942人徒刑，819人管制。

反右運動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黨外人士「大鳴大放」，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講話，把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文應、陸詒和、孫大雨（1905年－1997年，翻譯家、詩人、莎士比亞學者，復旦大學英文教授）點名列為右派分子。他們都是在國共內戰期間傾向中共的知識分子，加入民盟等民主黨派，曾經激烈批評蔣中正政府，。孫大雨曾在肅反運動中由於藐視蘇聯專家而受到整肅，於是他轉而在市政協會議上發言，控訴曾經打擊他的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市高教局主任等人是反革命集團，並向毛澤東、周恩來寫信檢舉。，又被這些人聯名向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控以誹謗罪名，1958年6月2日，孫大雨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工人新村

1950年代，上海市陸續在城郊結合地帶建造了一批工人新村：位於普陀區的曹楊新村、位於楊浦區的等等。

郊縣劃入

1950年代，原有的十多個直轄市陸續被裁撤，最後只剩下上海和北京2個直轄市。1958年，江蘇省的松江專區的上海、嘉定、寶山、松江、金山、川沙、南匯、奉賢、青浦9縣以及南通專區的崇明縣，共10個縣劃歸上海市，使上海市轄區範圍從636平方公里猛增到5910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