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燮

生平

1916年農曆二月初二（陽曆3月5日）出生於瀋陽。鄭孝燮出身書香門第，父親鄭聯桂民國初年畢業於奉天法政大學，在奉天法政研究院從事法律研究。鄭聯桂在開原、吉林等地擔任審判官及民事審判庭庭長後成為東北成名律師。鄭孝燮童年喪母，在祖父母身邊長大。祖父鄭英瀾民國初年任奉天省議會參議員、教育廳廳長。鄭英瀾提出:「學務為造就人才之所，振興國家之基，關係最重。而奉天地處特別，若不從整頓入手更無以希望將來。」「欲強國必先使人民皆有普通知識，而求此知識非學校不為功。」 鄭英瀾最早在1916年《整頓學務以儲人才案》提出在東北創建綜合性大學。對此，張作霖非常贊成。1923年，東北大學正式成立，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規模和功能在國內亦是首屈一指。鄭英瀾一方面要整頓學務積弊，剔除辦學人員的奢靡之風和對校務的漫不經心，一方面要廣籌經費，擴充基礎教育，以求教育普及。鄭英瀾參與實業興國於1919-1921年籌建奉天紡紗廠並任協理，緩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紡布奇缺及對的「洋布」依賴。奉天紡紗廠在1920年代成為東北最大的棉紡織廠。鄭英瀾亦致力於慈善事業，於1920年代中期任營口救濟院（也稱同善堂）堂長。鄭孝燮一生深受祖父鄭英瀾的影響。
受家庭環境的薰陶，鄭孝燮從小就喜愛詩詞，並對京劇很是著迷，尤愛中國歷史與文化。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15歲的鄭孝燮離開奉天，經北平到上海學習。1935年，鄭孝燮畢業於江蘇省立上海中學。在外求學期間，鄭孝燮因戰亂與東北家人失聯，靠在天津郵局工作的六叔鄭叔彝資助得以完成學業。報考大學時，家裡人主張他學工礦，搞實業救國，但他執意要搞建築。在他眼裡，傳統建築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是博大精深的華夏文明的具體體現。1935年，鄭孝燮考入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今唐山交通大學）土木系，刻苦攻讀，從師建築學家、中國建築教育先驅林炳賢。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鄭孝燮南下武漢，在武漢大學借讀，次年又西去重慶，考入中央大學（今東南大學）建築系。1938年至1942年，在中央大學建築系學習，從師鮑鼎，獲工學學士學位。鮑鼎在業界久負盛名，與梁思成共享「北梁南鮑」之美譽。大學期間，鄭孝燮成績優異，先後獲得「中國營造學社桂莘獎學金」和「基泰工程司」獎學金。鄭孝燮獲得第一屆桂莘獎學金的設計命題為"國民大會堂",由梁思成評審。鄭孝燮的設計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建築風格與氣勢,設計圖在重慶第三屆全國美術展覽會上展出。
1943年至1945年，鄭孝燮在重慶、蘭州、武漢等地開展建築師業務。1945年，鄭孝燮與馬毓荃在蘭州結為伉儷。1946年，時任中央大學建築系主任的鮑鼎被湖北省政府請去協助主持武漢區域規劃委員會，鄭孝燮隨鮑鼎到該委員會任職。參加「大武漢」規劃的資料整理和城市布局研究是鄭孝燮從事都市計畫工作的開始。參考二戰後大倫敦重建規劃的指導思想和衛星城鎮等理論，師生二人在武漢的區域規劃中，提出了開闢青山等衛星城鎮及在龜山、蛇山間架設長江大橋和加固漢口外圍防洪堤等規劃設想。雖然這些設想和規劃在當時因為戰亂未能付諸實施，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設想是有價值的。
新中國成立前夕,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梁思成邀請鄭孝燮到清華任教。鄭孝燮決定放棄在武漢的都市計畫工作,攜全家北上，任清華大學建築系講師、副教授，協助梁思成辦理系務。。主要講授「建築設計」和「房屋建築學」等課程，他教學認真，言傳身教，深受同學們的好評。這期間，鄭孝燮還參加了由梁思成主持的，為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而改建北京中南海懷仁堂，以及開闢西直門瓮城及城樓兩側門洞的設計與監修工作以及保護北京古城區,另闢西郊新城區的總體規劃和實地調查。梁思成、林徽因非常重視建築歷史和建築藝術理論，這對鄭孝燮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鄭孝燮親眼看到了梁思成夫婦為保護古建築所做的許多工作和遭受的種種磨難,當時他沒有想到,此後他也會走上這條道路。
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五」期間，許多重點城市和新城鎮開始編制城市總體規劃，需要更多的專業技術骨幹投身到經濟建設的第一線。1952年至1957年，鄭孝燮調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業部（1954年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工業部）基本建設局設計處副處長、建築師。1954年，鄭孝燮參加了太原市河西居住區詳細規劃的設計和市中心規劃的評審。1957年至1965年，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建設部都市計畫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工程部都市計畫局、國家建委都市計畫局、國家計委城市局建築師。這期間，鄭孝燮參與編制和審查了多個城市的規劃方案。1958年，鄭孝燮作為中國建築師代表團的成員出席了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建築師協會第五次代表大會，大會議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城市重建」。同年8月，他又隨梁思成帶隊的中國都市計畫文化代表團赴捷克斯洛伐克考察都市計畫和文化遺產保護。1959年，他作為建築工程部上海都市計畫專家組的主要成員赴上海參加了為期一年的都市計畫工作。正是這個上海城市總體規劃方案，提出了逐步改造舊市區、嚴格控制近郊工業區規模、有計劃地建設遠郊衛星城鎮的想法，為上海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規劃基礎。鄭孝燮兼任國家文局諮議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等職。1964年鄭孝燮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65年至1966年，鄭孝燮任《建築學報》主編，主持編輯部的日常工作，為學報建設做了大量工作。1966年"文革"開始，《建築學報》停刊，鄭孝燮被停止工作，並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對待，多年收集的研究資料有不少被毀。1969年，又被下放到河南焦作五七幹校。在艱苦的環境下，鄭孝燮絲毫沒有動搖愛國主義的信念，期待著恢復都市計畫工作。
1971年至1973年，鄭孝燮任中國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師。1973年至1980年，任中國城市建設研究所顧問。1980年起，歷任國家城市建設總局都市計畫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都市計畫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部都市計畫司技術顧問，中國都市計畫設計研究院高級技術顧問，中國都市計畫學會理事長，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文物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建築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顧問團建築藝術顧問，北京市文物古蹟保護委員會顧問，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顧問，中國長城學會顧問，建築歷史與理論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風景園林學會顧問，中國紫禁城學會名譽會長。鄭孝燮先生長期致力於都市計畫、建築設計的實踐、教育和科學研究。在研究探討中國都市計畫的歷史和理論、保護城市歷史風貌和文化古蹟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詣，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的倡建及其規劃和建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1964年至1975年，鄭孝燮任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78年至1993年，鄭孝燮歷任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先後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城建組副組長，第六屆全國政協經濟組副主任，第七屆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作為無黨派民主愛國人士，鄭孝燮認為這既屬於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責任，又能結合自己的專業研究，為社會多做貢獻。"文革"後，中央提出全國政協了解中國各地文物、古建築的破壞情況，鄭孝燮參加了這項工作，由此在1976年以後將所有精力投入到城市歷史和古建築保護的調查研究工作中。鄭孝燮對承德避暑山莊、北京故宮、盧溝橋、大鐘寺、十三陵、天壇、先農壇、德勝門箭樓、八達嶺、山西寧武關大水口堡等多段長城、北京四合院、雲南麗江古城、山西平遙古城、應縣木塔、山西民宅(喬家大院、王家大院)、福建土樓、西藏布達拉宮、新疆樓蘭遺址、江南水鄉古鎮（周莊、甪直、烏鎮、西塘）、安徽歙縣漁梁壩等古建築的保護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8年，在擔任國家建委城市建設總局總建築師期間，鄭孝燮得知北京因修建交流道計劃拆除德勝門箭樓。當時德勝門箭樓還未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但鄭孝燮深知其價值，為了阻止這一建築被破壞，他向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提出制止拆除德勝門的「緊急建議」。他在信中說，德勝門箭樓是除前門箭樓外，在京城「北線」僅存的明代古建築。它不僅對「南線」和中軸線有呼應作用，也是來自十三陵方向的終結，它的歷史價值和文物價值「無可替代」，希望得以「綜合研究，妥善保留」。鄭孝燮引舉了凱旋門的例子，巴黎就沒有為改善交通而把凱旋門拆掉，希望我們的政府領導和國人，也要看到古建文物的珍貴价值及它的"資源"作用。他的信言辭懇切，說理鮮明，很快得到黨中央、國務院及國家建委和北京市的重視，並立即予以採納。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召集專家討論，批示維修，並責成國家文物局負責工程。就這樣，德勝門箭樓得以保存至今。
中央提出讓全國政協了解各地古建築和園林等的破壞情況。1980年，由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帶隊，繆雲台、趙朴初、程思遠、薩空了、魏傳統、錢偉長、沈其震、單士元、鄭孝燮等委員一道開始了對承德避暑山莊的調查工作。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的內外環境本來是很協調的，但因為有些地方不斷遭到「建設性破壞」，文物古蹟的內外環境失控，出現了亂占、亂拆、亂堆、亂砍的現象。這些地方，直到全國政協介入調查，才逐步騰退出來。經過鄭孝燮及多位文物專家的努力，1994年，承德避暑山莊與周圍的廟宇一起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盧溝橋是北京地區現存最古老的一座聯拱石橋。「盧溝嘵月」是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的七七事變，在盧溝橋上中國軍隊奮起還擊，抗日戰爭就此開始。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盧溝橋是北京往南去的惟一交通橋，古橋不堪重負。政協委員們在經過詳實的調查後，提出要將它保護起來。可是管道路交通的人又拒絕修新橋，並一再強調橋就是用來過往交通，走人走車的。鄭孝燮聽了這種論調，很是憤慨，反詰道：「飯碗本來是吃飯用的，但是故宮裡展覽的那些古代瓷器，如宋代瑪瑙輪花碗、琺瑯彩雉雞牡丹紋碗等，就不是用來吃飯的，是供人欣賞的。盧溝橋這座古橋，距今有800多年的歷史了，為什麼還讓它走車呢？現在它就是用來參觀的。為了節約資金，少修一座橋，這不是保護的概念」。功夫不負苦心人，盧溝橋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外，北京大鐘寺、十三陵、八達嶺長城、頤和園和天壇等古蹟以及全國各地多處文物古蹟的保護，也都傾注了鄭孝燮的心血。
1985年春，全國政協委員侯仁之、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聯名遞交全國政協663號提案，建議中國申請加入世界遺產公約組織。1985年11月22日，中國政府決定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85年，羅哲文和鄭孝燮、單士元起草文本，將長城申報為中國第一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中的世界文化遺產。迄今為止，我國已經有50處文化和自然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繼義大利之後的第二世界遺產大國。1995年6月15日，國家文物局召開會議「審議推薦的世界文化遺產預備項目」，候選的項目名單中包括蘇州園林、遼寧牛河梁遺址、麗江古城等，而平遙古城未被列入書面推薦名單，鄭孝燮當場拍案而起，要求將平遙古城列入。山西的平遙古城是明清時期城市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國票號的發祥地，在中外金融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體現的是儒家思想體系的漢族文化，貫穿著封建禮制的規範，形成了講求方正、對稱、中軸、主次及等級關係的城市布局形制，並特別突出了晉中地方民居的建築特色。鄭孝燮的這些觀點得到了時任建設部部長侯捷的贊同，平遙古城得以被申報，並於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07年，山西省政府授予鄭孝燮、羅哲文、阮儀三、王景慧等7人「平遙古城申遺功臣」榮譽稱號。2017年申遺成功20年之際,為了銘記在平遙古城申遺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的四位功臣，平遙縣委縣政府決定，將環古城的四條路分別命名為阮儀三街、鄭孝燮路、王景慧街和羅哲文路。
1985年，鄭孝燮與羅哲文奈良應邀出席在日本奈良舉辦的「文化遺產保護與城市建設的協調」國際學術討論會，並考察日本奈良、京都等地建築文物保護。
1986年，上海未被列入第二批歷史文化名城的預定方案。當時有許多專家認為，上海等近現代城市不在歷史文化名城的範疇之內。但鄭孝燮表示不同意這一觀點。鄭孝燮認為，歷史文化名城要有重點地反映不同歷史階段的城市社會性質和環境風貌，近現代史上有過重要影響的城市理應被納入這一名單。鄭孝燮與單士元、羅哲文聯合致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促使上海、天津、武漢等近現代城市被列為歷史文化名城。此後，鄭孝燮作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為保護歷史文化名城在理論和實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90年代初，布達拉宮維修工程第一期完工，鄭孝燮、付清遠、晉宏逵等國家文物局布達拉宮維修工程驗收組專家三赴西藏開展了維修工程中期驗收和竣工驗收工作。
1993-1994年，全國政協組織一支包括學者、專家和三峽工程有關負責人在內的考察團奔赴三峽實地考察，研討搶救三峽庫區珍貴文物的方略。鄭孝燮深入現場，為後來小三峽的大昌古城整體搬遷作出了貢獻。鄭孝燮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錢偉長特邀考察團專家又赴蘇州、杭州、泉州、福州進行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實地考察、出計獻策。
1994年，鄭孝燮、單士元、羅哲文應邀出席台灣「海峽兩岸傳統建築技術觀摩研討會」，並考察台灣各地建築文物保護。
1995年中國紫禁城學會成立後初期，鄭孝燮、羅哲文任名譽會長，單士元任會長。故宮博物院的單士元、建設部的鄭孝燮、國家文物局的羅哲文，並稱為中國文物保護的「三駕馬車」。三駕馬車」的足跡遍及全國各地的歷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國務院決定對故宮進行整體修繕、維護。為了保證工作質量，文化部為此成立了專家諮詢委員會，鄭孝燮任委員會專家，提出了許多中肯、重要的觀點，都在工程中得到了採用。 故宮是鄭孝燮畢生關注、研究的對象。他對於故宮整體保護有著獨到見解。
2003年鄭孝燮參加了甘肅、新疆等地文物保護考察，自敦煌出發，西出玉門關，穿越被稱為 「死亡之海」的羅布泊，考察了樓蘭、龜茲、交河等處考古遺址保護狀況。回京以後，鄭孝燮會同謝辰生、羅哲文、徐苹芳等幾位專家反映沿途所見文物保護存在問題，特別是對古樓蘭國遺址保護狀況「極為憂慮」，希望國家文物局給予關注，加大支持和投入力度。對此，國家文物局通過深入調研，將情況及時上報國務院，引起高度重視，批准設立新疆大遺址保護專項資金，隨後啟動了全國大遺址保護行動計劃。近年來，實施大遺址保護，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得以推廣至全國各地，得益於先生和專家們的呼籲。
2005年，羅哲文、鄭孝燮、朱炳仁給京杭大運河沿岸18個城市(區)寫了一封加快「申遺」工作的倡議書，呼籲保護大運河，推動大運河申遺。這封倡議書提出了兩個重要的原則:第一，京杭大運河是活著的；第二，中國的京杭大運河承載的「自然」、「物質」與「非物質」文化內容，密不可分，應該合三種遺產形式為一申報。在3位專家的推動下，2006年3月的兩會上，58位委員聯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共同呼籲從戰略高度啟動對京杭大運河的搶救性保護工作，並申報世界遺產項目。提案引起了極大反響。2006年，大運河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4年，大運河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羅哲文、鄭孝燮、朱炳仁被稱為「運河三老」。
2005年7月，鄭孝燮與吳良鏞、謝辰生、傅熹年等11名專家學者聯名致信國家主要領導，倡議我國設立「文化遺產日」，希望通過設立「文化遺產日」使廣大民眾更多地了解祖國文化遺產的豐富內涵，自覺參與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行動。當年12月，國務院決定從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個星期六為我國「文化遺產日」。
鄭孝燮不僅積極投身於文物古蹟的保護工作，而且還對我國的文物保護體制提出了自己的創見。針對我國文物體制的單一級別，鄭孝燮指出，隨著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與發展，應當研究改進這一體制，即按照文物古蹟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不同，及所處城市分區環境的特點，使之改革充實為三級(保護級、保留級和重整級)保護的體制。鄭孝燮認為，文物保護不是單純對文物本身的保護，也不僅是保護文物周圍的環境，更重要的是要將文物及其周圍的保護納入都市計畫加以全面考慮。他倡導「城市文態環境」保護和「城市文化風貌」保護的概念。
1999年6月,吳良鏞、貝聿銘、周干峙、張開濟、華攬洪、鄭孝燮、羅哲文、阮儀三提出《在急速發展中更要審慎地保護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建議,認為:「北京舊城最傑出之處就在於它是一個完整的有計劃的整體,因此,對北京舊城的保護也要著眼於整體」,在舊城內僅把一些地區劃作歷史文化保護區,是「將歷史文化保護簡單化了」,「目前的保護區規劃僅僅是孤立地、簡單地劃出各個保護區的邊界」,「沒有從舊城的整體保護出發進行通盤的考慮」,「是一種消極保護,實際上也難以持久」。
鄭孝燮還積極呼籲奔走，促成《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2008年頒布施行。條例共6章48條，包括名城名鎮名村申報與批准、保護規劃、保護措施、法律責任等章節，從行政法規角度細化了名城保護的制度。另一項是國家標準《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規範》，2005年由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和建設部聯合發布實施。《條例》和《規範》充實了《文物保護法》的內容，也凝聚了包括鄭孝燮、羅哲文等一大批老專家的智慧，他們在呼籲、吶喊和促成其出台方面功不可沒。
鄭孝燮一生謙和儒雅、平易近人、淡泊名利。自建國前夕執教清華大學建築系以來至期頤之年六十餘載孜孜不倦注重培養年輕人才，形成梯隊，使中國建築、都市計畫、文物、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得以發展和延續，弘揚民族文化內涵。
2006年,國家文物局授予鄭孝燮「文物保護特別獎」。2006年,鄭孝燮獲中國都市計畫學會首屆「終身成就獎」。2008年鄭孝燮獲中華民族建築研究會頒發的"中華民族建築事業終身成就獎」。2009年,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授予鄭孝燮「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傑出人物」榮譽稱號。鄭孝燮被譽為「華夏古建的衛士、中國申遺的先鋒」。鄭孝燮是我國建築、都市計畫領域德高望重的學者，也是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和文物保護領域的著名專家，在建築教育、都市計畫、文物保護等方面均有卓越建樹和重要貢獻。 
2017年1月24日18時05分，鄭孝燮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