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毕苏斯基

早年生涯

1867年12月5日，約瑟夫·畢蘇斯基在前波蘭立陶宛聯邦祖武夫（現扎拉瓦斯，波蘭語：Zułów，立陶宛語：Zalavas）的一個波蘭貴族家族莊園內出生了，因為18世紀時普奧俄三國瓜分波蘭，畢蘇斯基出生時這裡歸俄羅斯帝國所有，而現在此地則屬於立陶宛什文喬尼斯自治區。畢蘇斯基家族是一個擁有波蘭愛國傳統的沒落貴族家族，這個家族可能是波蘭人家族也可能是波蘭化的立陶宛人家族。約瑟夫是家裡的次子。
畢蘇斯基在維爾紐斯的俄羅斯文科中學就讀，當時他並不是一個特別勤奮的學生。諷刺的是，畢蘇斯基的學弟中有一位正是將來的共產主義者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後來兩者成為政敵。約瑟夫·畢蘇斯基與他的兄弟亞當、布羅尼斯瓦夫和揚一起在他們的母親瑪利亞·「內」·比萊維奇的教導下學習波蘭歷史和波蘭文學，而這正是俄羅斯當局所不允許的。兄弟四人的父親也叫約瑟夫，曾參加反抗俄羅斯對波蘭的統治的1863年1月起義。
他的家族對俄羅斯的俄化政策很是不滿。年輕的約瑟夫非常不願意參與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宗教儀式，最終帶著不滿離開學校，這份不滿不只針對沙皇和俄羅斯帝國，也針對他非常熟悉的那種文化。
1885年，畢蘇斯基在哈爾科夫大學（位於烏克蘭哈爾科夫）學習醫學，在那裡他參加了民粹派組織人民意志。1886年，他被禁止參加學生遊行運動。有人將畢蘇斯基的政治背景告訴給多爾帕特大學（位於愛沙尼亞塔爾圖）的權力機關，故該校拒絕將他錄取。1887年3月22日，俄羅斯當局以與維爾紐斯社會主義者密謀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罪行逮捕畢蘇斯基。事實上，是他的哥哥布羅尼斯瓦夫參與暗殺沙皇的計劃，而畢蘇斯基與此事的關係也不過如此。布羅尼斯瓦夫被處以在東西伯利亞強迫勞役的處罰。
約瑟夫的待遇稍好一點：在西伯利亞流放五年，先流放於勒拿河岸的基廉斯克，後流放於屯卡。被轉移至西伯利亞囚犯護送隊期間，畢蘇斯基在伊爾庫茨克的一所監獄裡滯留了幾周。他在那裡參與了被當局看做是造反的一幕：一名囚犯侮辱一位守衛並拒絕道歉，他和其他政治犯因違抗而遭到了守衛的毆打；畢蘇斯基被打掉了兩顆牙，並參與了隨後的絕食抗議，直到當局恢復了政治犯在那次騷亂後被剝奪的權利。因為參與這次騷亂，1881年他被判處六個月監禁。監禁的頭一天，他被迫在零下40度的環境下過夜，並因此患病。他雖然死裡逃生，但是也因此留下了終身的後遺症。
流放至西伯利亞時，他遇到了很多與他相同命運的波蘭人，其中包括幾乎成為1863年1月起義領袖的布羅尼斯瓦夫·什瓦爾采。俄羅斯當局允許他自主選擇工作，他便依靠教授兒童數學和外語維持生計（他能講法語、德語、立陶宛語、俄語、他的母語波蘭語；他後來學了英語）。當時大部分流放者都享有領取10盧布撫恤金的權利。然而由於畢蘇斯基具有波蘭貴族的身份，當地官員認定他不能領取該撫恤金。

出獄

1892年，畢蘇斯基刑滿釋放，並在特內尼艾（現位於希拉萊地區）的阿多馬瓦斯莊園定居下來。1893年，他加入波蘭社會黨（PPS），並幫助組建社會黨立陶宛支部。最開始，他是社會黨的激進派，儘管社會主義通常是以國際主義的面目出現，但他心底里還是波蘭民族主義者。 1894年，他開始出版社會主義的地下報紙《工人報》（Robotnik），並成為這份報紙的總編輯；他也是這份報紙的總作者，最初他還是這份報紙的排字工。1895年，他成為社會黨領導人，他將學術問題擺在次要位置上，並將社會主義思想融入民族主義理論，因為這種做法最有可能讓波蘭重新獨立。
1899年7月15日，畢蘇斯基與他的女同行瑪利亞·尤什凱維喬娃·「內」·科普萊夫斯卡結婚根據畢蘇斯基的首席傳記作者瓦茨瓦夫·延德熱耶維奇的說法，這場婚姻實際上政治色彩比浪漫色彩濃。兩人都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運動與獨立運動。《工人報》最早的印刷處並不是在羅茲，而是在兩人位於維爾紐斯的公寓。操持日常家庭生活的藉口使他們的住處免受懷疑。俄國的法律也保護妻子免受丈夫非法活動的牽連。他倆的感情在幾年後開始惡化，因為畢蘇斯基開始與另一位年輕的女社會主義者，亞歷桑德拉·什切爾賓斯卡發生關係。瑪利亞在1921年逝世，那年10月，畢蘇斯基與亞歷桑德拉結婚。亞歷桑德拉後來生下兩個女孩，婉達和雅德維加。他們的婚事也遇到了麻煩。
1900年2月，在俄方當局發現位於羅茲的《工人報》的地下印刷機後，畢蘇斯基被囚禁於華沙城堡。但是，他在1901年5月假裝患有精神病保外就醫，並在波蘭醫生瓦迪斯瓦夫·馬祖爾凱維奇和其他人的幫助下，逃到奧匈帝國的加利西亞。此時，俄屬波蘭和立陶宛所有黨派與俄羅斯帝國關係緩和，並將目標定在與帝國開展關於提高波蘭自治權的談判，在這種情況下，畢蘇斯基的波蘭社會黨成為了唯一一個準備為波蘭獨立而與帝國一戰，並以武力達成這個目標的政治力量。
1904年夏日俄戰爭（1904年-1905年）爆發，畢蘇斯基來到日本東京，在那裡他試圖讓日本援助波蘭革命，但這個目標未能達成。畢蘇斯基願意為日本提供情報，以支持它與俄羅斯的戰爭，並提議成立波蘭軍團，徵召被日軍俘虜的俄軍中的波蘭人。他也提出了以讓俄羅斯民族分裂為目標的「普羅米修斯計劃」——後來，他也繼續推行這個計劃。另一位有名的波蘭人，羅曼·德莫夫斯基也來到日本，他不贊成畢蘇斯基的計劃，並認為這個「波蘭革命」必定會失敗，在那裡他要阻止日本政府支持波蘭革命。德莫夫斯基，這個波蘭愛國者，會成為畢蘇斯基一生的主要政敵。最後，畢蘇斯基在日本所得到的遠遠低於他的期望，波蘭社會黨及其軍隊僅獲得槍枝彈藥，而組建波蘭軍團的建議則被回絕。 
1904年秋，畢蘇斯基建立了一個準軍事團體（波蘭社會黨戰鬥團，或稱為bojówki），來發動反抗俄羅斯統治的武裝起義。社會黨在華沙等地組織的遊行示威越來越多；1904年10月28日，俄羅斯哥薩克騎兵鎮壓了一次遊行示威事件，作為報復，在11月13日的遊行中，畢蘇斯基的軍隊向俄警察和軍隊開火。這個團體最開始集中精力於間諜和情報人員，到了1905年3月，他們便開始用炸彈暗殺指定的俄羅斯警官。

1905年俄國革命後

1905年俄國革命期間，畢蘇斯基在波蘭議會王國的運動中起領導作用。1905年初，他命令波蘭社會黨在那裡發動一次大罷工；這次罷工有四十萬左右的工人參與，並持續了至少兩個月，直到俄羅斯當局鎮壓了這次罷工。1905年6月，畢蘇斯基向羅茲的一次起義提供準軍事性質的援助。在因羅茲起義而聞名的「六月事件」中，畢蘇斯基的軍隊和忠於德莫夫斯基的槍手，及其民族民主黨發生衝突。1905年12月22日，畢蘇斯基要求所有的波蘭工人起義； 然而這個要求卻大半未見回應。
和民族民主黨不一樣，畢蘇斯基要求波蘭社會黨拒絕參加第一杜馬的選舉。這個決定和他要通過武力讓波蘭獨立的決心使波蘭社會黨處於緊張的狀態中，波蘭社會黨最終在1906年11月脫離畢蘇斯基的領導。他的派系開始被稱為「舊派」或「革命派」（「Starzy」或「Frakcja Rewolucyjna」），而他的反對派則稱為「新派」、「現代派」或「左翼」（「Młodzi」，「 Frakcja Umiarkowana」，「Lewica」）。「新派」同情波蘭王國與立陶宛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且相信自己的重心應放在與俄羅斯革命者合作上，他們應一起推翻沙皇的統治並建立社會主義的烏托邦，這些「新派」認為這樣做會減少獨立協商的困難。
畢蘇斯基和他在革命派中的支持者繼續策劃反沙皇俄國的起義，相信這會讓波蘭獨立。1909年，他的派系再次成為波蘭社會黨的多數派，畢蘇斯基繼續成為波蘭社會黨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直到一戰爆發。
畢蘇斯基預料到一場歐洲大戰將要爆發，並預感到組織未來的波蘭軍隊核心的必要性，這個核心將會幫助波蘭在18世紀被三個帝國瓜分滅亡後，重新贏得獨立。1906年，在奧地利當局的默許下，畢蘇斯基在克拉科夫成立一座軍校，用以訓練準軍事性質的軍隊。就在1906年，800名士兵五人一組在波蘭會議王國殺死了336名俄方官員；在後來的幾年中，他們的人員傷亡情況減少，而軍隊規模在1908年增長到2000多人。
這支軍隊也切斷了俄方當局從波蘭通往其他地方的資金流。在1908年9月26日和27日之間的夜裡，他們劫持了一輛郵政列車，這輛列車是俄羅斯用以將稅款從華沙運輸到聖彼得堡的。參與貝茲達尼突襲的畢蘇斯基就是通過如此「徵收錢款」來為他的秘密軍隊提供資金。他們通過劫掠得到的財富（200,812盧布）在那時算得上一筆巨款，相當於這個軍隊前兩年的全部收入。
1908年，畢蘇斯基將他的軍隊更名為「戰鬥協會」（Związek Walki Czynnej，簡稱ZWC），由他的親信瓦迪斯瓦夫·斯科爾斯基、馬里安·庫凱爾和卡齊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領導。建立戰鬥協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未來的波蘭軍隊訓練軍官與士官。1910年，兩個合法的軍隊組織分別在奧屬波蘭的利沃夫和克拉科夫成立，以進行軍事學方面的訓練。在奧方當局的許可下，畢蘇斯基成立了一系列「體育俱樂部」，這就是後來的步兵協會，這個協會為訓練波蘭軍隊提供場所。1912年，畢蘇斯基（使用假名「梅奇斯瓦夫」）成為步兵協會（Związek Strzelecki）的總司令，這個協會的人數到了1914年，已經增長到了12000人。1914年，畢蘇斯基提出，「現在只有劍才能夠決定國家的命運。」

一戰

1914年，畢蘇斯基在巴黎的一次會議上預言道：一場大戰即將爆發，而這將是波蘭光復的時機，俄羅斯必將被同盟國（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擊敗，而後者也將會被法國、英國和美國打敗。相比而言，畢蘇斯基的對手羅曼·德莫夫斯基則認為，讓波蘭統一，獨立的最好辦法就是支持協約國與同盟國作戰。
一戰爆發後的8月3日，畢蘇斯基在克拉科夫組建一支小型精銳部隊，即第一精銳連，其成員來自於步兵協會和波蘭步兵小隊。同一天，瓦迪斯瓦夫·貝利納-普拉日莫夫斯基指揮的一支騎兵隊越過俄羅斯邊界執行偵查任務，直到此事發生3天後的8月6日，奧匈帝國和俄羅斯才正式宣戰。
畢蘇斯基的戰略是將他的軍隊向北送往俄屬波蘭，送往俄軍已經撤出的地帶，他希望突出重圍到達華沙，在那裡發動一次民族起義。畢蘇斯基利用他有限的兵力，並在開始的幾天批准成立子虛烏有的「華沙國家政府」，以此來支持他的計劃，他還將奧地利的命令利用到極致，爭取主動，繼續前進，並在解放的城鎮確立波蘭式制度，而奧地利人認為他的軍隊僅僅是幫忙偵查，支持奧地利主力部隊而已。1914年8月12日，畢蘇斯基占領了凱爾采省的凱爾采，但是畢蘇斯基發現，他實際得到的支持要比他想像的要少。
不久，他正式組建波蘭軍團，並親自擔當第一旅的總司令，他成功地帶領第一旅打了幾場勝仗。畢蘇斯基也在1914年秋秘密地告訴英國政府，他的軍團不會同法國或英國作戰，只會與俄國作戰。畢蘇斯基命令，要稱軍團人員為「公民」（Obywatel），這是在法國大革命中產生的稱呼，而他自己則被稱為「指揮官」（「 Komendant」）。 畢蘇斯基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得到他的手下對他的極度尊敬與忠誠。直到1917年前，波蘭軍團都站在同盟國陣營內與俄國作戰。同樣在1914年，軍團成立後不久，畢蘇斯基組建了另一個組織，波蘭軍事組織（Polska Organizacja Wojskowa），這是波蘭情報局的前身，用於執行諜報活動和破壞任務。
1916年中期，波蘭軍團在科斯蒂烏赫努夫卡戰役中以至少2000人傷亡的代價延緩了俄國的入侵，之後畢蘇斯基要求同盟國保證波蘭獨立。為此他用他自己和軍團很多軍官的辭職書做為籌碼。1916年11月5日，同盟國聲明，波蘭是「獨立」的，希望以此來增加派往東方戰線的波軍士兵數，這樣的話，同盟國也就能讓更多德軍投身於西方戰線。
畢蘇斯基同意到同盟國扶植的波蘭王國任職，擔任新成立的波蘭攝政政府的戰爭部長；依此身份他應該是波蘭王國軍隊的負責人。1917年俄國革命後，因為同盟國形勢的不斷惡化，畢蘇斯基立場更加強硬，並宣稱他的手下不再是「德國殖民軍」，且這支部隊只用來攻打俄國。他預感到同盟國將要戰敗，而他自己也並不希望站在戰敗者的行列。1917年7月，畢蘇斯基因為「宣誓危機」事件遭到逮捕並被囚禁於馬格德堡，這場危機源於他禁止波蘭士兵對同盟國宣誓效忠；波軍被解散，其士兵被併入奧匈帝國軍隊， 而波蘭軍事組織開始對德國目標發起攻擊。畢蘇斯基因為遭到逮捕在同胞中名聲大噪，很多波蘭人開始將他看做最為堅定的領袖，並認為他會誓與三個瓜分波蘭的帝國奮戰到底。
1918年11月8日，畢蘇斯基和他的同僚卡齊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被德國人從馬格德堡釋放，不久，他們和之前的列寧一樣，被安排在駛往他們國家首都的私人火車上，因為走投無路的德國人希望畢蘇斯基組建一支對他們友好的部隊。

重建波蘭

1918年11月11日，畢蘇斯基被攝政委員會任命為波軍總司令，並被委以為這個新生國家建立國家政府的重任。那一天（後來這一天成了波蘭獨立日），他宣布波蘭獨立。
同樣是這一周，畢蘇斯基在德國駐軍從華沙撤軍，德軍其他部隊從「東線德軍總司令部」撤軍的問題上進行協商。至少55000名德軍會和平地離開波蘭，並將他們的武器留給波蘭人。下個月，共有至少500000人離開了波蘭。
1918年11月14日，政府要求畢蘇斯基臨時管理國家的運作。11月22日，他從延傑伊·莫拉切夫斯基的新政府那裡，得到了新生波蘭的臨時國家元首（Naczelnik Państwa）的頭銜。
波蘭各個軍事組織和臨時政府（華沙攝政委員會；伊格納奇·達申斯基的盧布林政府；和克拉科夫的波蘭清算委員會）都聽從畢蘇斯基，而他也開始成立新的聯合政府。這個政府中社會主義者占多數，並且波蘭社會黨展開了多項改革，譬如八小時工作制、免費教育、和女性選舉權等，這些改革從長遠看尤為重要。這對於避免重大暴亂事件來說，必不可少。
但是，畢蘇斯基相信，身為一國首腦，他的立場必須要超越黨派政治。抵達華沙後，他遇到了地下歲月中的老同事，這些老同志以社會主義的方式稱他為「同志」（「Towarzysz」），並要他支持他們的革命政策；但這遭到了他的拒絕，他還說：「同志們，我與你們一同搭乘社會主義的紅色電車，我在一個稱作『獨立』的站點下車，而你們也許會繼續坐在車上，直到電車抵達你們希望的那個終點站，但是從現在開始，讓我們稱呼彼此為『先生』吧（而寧可不用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稱呼『同志』）！」 他減少對任何一黨的支持，並且不成立任何屬於他自己的政治團體；相反，他主張成立聯合政府。他也開始組建不包含在德國、俄國和奧地利軍隊服過役的波蘭老兵的波蘭軍隊。
一戰後不久的日子裡，畢蘇斯基試圖在這麼一個百廢待興的國家上建立一個政府。俄屬波蘭大部分地區都在戰爭中被夷為平地，而德意志人徹底的掠奪又讓這個地區的財富減少了至少10%。一位在1919年1月來到華沙的英國外交官這麼寫道：「每時每刻出現在人們眼中的的那種極度悲慘貧窮，是我之前在任何第個地方都看不到的。」
另外，從前德意志、奧地利和俄羅斯在各自的波蘭領地建立迥異的法律系統、經濟制度和政府體制，而這些制度需要統一。這個地方有九種法律體系，五種貨幣，66種鐵路系統（以及165種火車頭型號），這些也都亟待統一。
瓦茨瓦夫·延傑耶維奇在《畢蘇斯基：一生為波蘭》（Piłsudski: A Life for Poland）一書中稱，畢蘇斯基在作出決策時非常謹慎。在作出決定前，他總要先收集所有有關聯且可用的信息，再花時間來考慮。畢蘇斯基驅使自己整天整夜地努力工作。他堅持斯巴達式的生活方式，吃飯時也僅僅是獨自在廉價餐館裡吃簡樸的食物。雖然畢蘇斯基在波蘭大眾中非常受歡迎，但他不合群（長時間地下工作的後果）、多疑的性格讓他與其他波蘭政治家關係緊張。
畢蘇斯基和波蘭第一政府得不到西方的信任，既因為畢蘇斯基曾在1914年到1917年間與同盟國合作，也因為達申斯基和延傑伊·莫拉切夫斯基的政府以社會主義者為主。直到1919年1月，世界著名鋼琴家和作曲家伊格納奇·帕德雷夫斯基擔任新政府的總理和外交部長後，波蘭才得到西方的認可。
這一時期依然有兩個彼此獨立的政府自稱為波蘭的合法政府：畢蘇斯基的華沙政府和德莫夫斯基的巴黎政府。為了確保波蘭只有一個政府，避免內戰的發生，帕德雷夫斯基會見德莫夫斯基和畢蘇斯基，勸他們聯合起來。巴黎和會時，德莫夫斯基和帕德雷夫斯基代表波蘭出席，而畢蘇斯基擔任臨時的國家元首和總司令。凡爾賽條約的第87至93條和小凡爾賽條約使波蘭獨立主權國的地位在國際領域中得到確立。
畢蘇斯基經常與德莫夫斯基起摩擦，前者不同意後者波蘭人是新生波蘭的統治民族的看法，而德莫夫斯基試圖從德國但澤（現在的波蘭格但斯克）派藍軍到波蘭一事也惹怒了畢蘇斯基。1919年1月5日，德莫夫斯基的一些支持者（馬里安·亞努沙伊提斯-熱格塔和埃烏斯塔黑·薩佩哈）試圖發起針對畢蘇斯基和總理莫拉切夫斯基的政變，但並未成功。
1919年2月20日，畢蘇斯基宣布，他會將他的大權交還給近期選舉產生的波蘭國會（瑟姆，波蘭語：Sejm）。但是，瑟姆在1919年小憲法中恢復他的職位。「臨時」的字眼從他的頭銜中取消了，畢蘇斯基將會任職到1922年12月9日，到那時候，加布列爾·納魯托維奇將會被選為第一任波蘭總統。
畢蘇斯基這時的外交首創是提議在波蘭、獨立的波羅的海國家、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建成聯邦（稱為「Międzymorze」，即波蘭語中的「大海之間」，也被拉丁語稱作「Intermarum」，即從波羅的海延伸至黑海的聯邦），這樣，波蘭的版圖就跟瓜分波蘭之前的波蘭立陶宛聯邦差不多。
畢蘇斯基的這個計劃遭致大部分預想中的聯邦成員國（這些國家不願失去來之不易的獨立）和西方同盟國的反對，對他們來說，這對現存的權力平衡來說實屬魯莽的衝擊。根據歷史學家喬治·桑福德的說法，1920年代，畢蘇斯基了解到他這種「海間聯邦」並不可行。
同盟國與東歐聯盟的戰爭過後，東歐又爆發了一系列邊境衝突，其中包括波烏戰爭（1918年-1919年）、波立戰爭（1920年，在熱利戈夫斯基兵變時達到顛峰）、波捷戰爭（開始於1918年），和最著名的波蘇戰爭（1919年-1921年）。溫斯頓·邱吉爾對此稱：「巨人的戰爭結束了，侏儒的戰爭才剛剛開始。」

波蘇戰爭

一戰後，波蘭的每條邊界都不平靜。畢蘇斯基針對波蘭未來的邊界說了這麼一段話：「我們在西邊所能得到的所有領土都要依靠協約國——要達到能夠壓制德國的地步」，而在東方「有幾道或開或閉的門，而這幾道門的開閉與迫使它們打開的人有關，與它們本身被打開到什麼程度有關。」 1918年波軍在波蘭東部與烏克蘭交戰，這場戰爭便是波烏戰爭。而畢蘇斯基作為波軍總司令下達的第一道命令發自1918年11月12日，內容是要支援波軍對利沃夫的進攻。
畢蘇斯基意識到，布爾什維克並不是獨立的波蘭的盟友，兩者必有一戰。畢蘇斯基將布爾什維克的西進看做是主要問題，但他也認為，布爾什維克對波蘭而言，危險程度不及他們的敵人——白軍。這些「白俄」們是舊俄羅斯帝國的代表，他們只願給波蘭有限的獨立，他們所設想的波蘭的邊界可能跟過去的波蘭議會王國相同，而且很明顯的是，他們反對波蘭占領烏克蘭，而烏克蘭就是畢蘇斯基「海間聯盟」計劃中的關鍵。
相比之下，布爾什維克至少還能宣布瓜分波蘭的協議是無效的。因此畢蘇斯基推測，與其讓波蘭與復辟的俄羅斯帝國毗鄰，還不如讓波蘭與被西方孤立的布爾什維克毗鄰。畢蘇斯基不顧英法協約的壓力，加入對仍在作困獸斗的蘇聯的進攻，畢蘇斯基可能在1919年的夏季與秋季拯救布爾什維克。
因為波軍東進，蘇俄重新向西進軍，波蘇之間戰火重燃，衝突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畢蘇斯基元帥於1920年4月21日與烏克蘭領導人西蒙·彼得留拉簽署一項軍事協議，使兩國共同對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作戰。兩人簽署波烏條約是為了建立獨立的烏克蘭，並讓烏克蘭與波蘭聯盟。作為回報，彼得留拉放棄烏克蘭對東加利西亞的領土要求，因此他遭到了東加利西亞烏克蘭領導人的指責。
波烏聯軍在畢蘇斯基領導下，發動了針對駐烏俄軍的一次成功進攻。1920年5月7日，他們在極少遭遇衝突的情況下占領了基輔。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將波蘭的行為看做是叛亂事件；作為回應，布爾什維克有成千上萬名官員參軍，成千上萬名逃兵歸隊，成千上萬名平民自願參與戰後生產工作。蘇聯從白俄羅斯發起反攻，在烏克蘭發動反擊，從通往德國的道路上向波蘭進軍，這樣做也能夠支持德國共產黨的奪權鬥爭。蘇聯信心倍增。蘇軍公布了他們入侵西歐的計劃；蘇聯共產主義理論家布哈林在《真理報》中稱，希望得到物資以將戰爭從華沙「蔓延至倫敦和巴黎」。蘇聯將軍圖哈切夫斯基在1920年7月2日的命令中稱：「向西去吧！越過躺在路上的白波蘭的屍體，將革命蔓延到全世界。進軍維爾紐斯、明斯克、華沙」 並稱，「要跨過波蘭的遺體，向柏林進軍！」
1920年7月1日，由於蘇聯的快速反擊，波蘭國會「瑟姆」成立國防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畢蘇斯基領導，用於快速作出決策，臨時取代難以達成共識的瑟姆。但是民族民主黨聲稱，布爾什維克的接連勝利是畢蘇斯基造成的，並要求他下台；有的人甚至指責他叛國。7月19日，羅曼·德莫夫斯基在委員會上發起不信任決議案，但這次議案未能通過，德莫夫斯基不得不收回該議案。8月12日，畢蘇斯基提出將他的職位讓給總理文岑蒂·維托斯，主動承擔全軍覆沒的責任，但是維托斯拒絕接受他的請辭。協約國迫使波蘭向布爾什維克投降，進行談判。但是畢蘇斯基堅持主張繼續戰爭。諾曼·戴維斯當時指出，「畢蘇斯基還沒有他後來的威信（在波蘭以外更是如此），作為戰前的革命派，他讓他的黨派走向分裂，爭吵不斷；作為一戰時的將軍，他讓他的軍團遭到逮捕，被迫解散；作為波軍元帥，他將自己的軍隊帶到基輔和維爾紐斯，這兩個地方現在又不再屬于波蘭人。他背叛了他的波蘭社會黨和他的盟友德國和奧地利，並拒絕與協約國同盟。在法國和英國，他被認為是頻頻叛變的盟友，將會讓波蘭走向滅亡；在俄羅斯，他被認為是消滅帝國主義同盟中虛偽的僕人；從列寧到勞合·喬治，從《真理報》到《晨星報》，都認為他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失敗者。1920年8月，所有人都同意，他的悲劇一生將會在華沙陷落時跌落谷底。」
但就在接下來的幾周中，就在1920年8月爆發的1920年8月爆發的華沙戰役中，波蘭利用冒險而非常規的策略阻擋了蘇聯的攻勢。波軍的計劃是由畢蘇斯基等人（包括塔德烏什·羅茲瓦多夫斯基）設計出來的。後來，畢蘇斯基的一些支持者要將他說成是波軍策略的唯一制定者，而反對者則極力忽視他的作用。在西方，很長時間都存在一個傳言，堅稱是法國駐波軍事使節團的馬克西姆·魏剛拯救了波蘭；但現在的學者同意，魏剛的作用充其量也是很小的。
畢蘇斯基的計劃是要波軍撤過維斯瓦河，據守華沙和維普日河的橋頭堡，大約四分之一可動用的師在南面集結，以作戰略反擊的準備。下面的計劃就需要將軍約瑟夫·哈勒爾麾下的兩個軍了，在蘇軍從東面發起進攻時，這兩個軍需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他們的戰壕陣地。同時，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麾下的軍隊襲擊華沙北部，切斷企圖從此地包圍波蘭首都的蘇軍。但是最重要的角色是新近整編的「後備軍」（也稱為攻擊兵團，波蘭語：Grupa Uderzeniowa），這支軍隊規模較小，只有20000人，卻容納意志最堅定且戰鬥力最強的士兵，並由畢蘇斯基親自指揮。他們的任務是帶頭從華沙城南的維斯瓦河-維普日河三角洲向北發動快速反攻，另外波蘭情報人員指出蘇軍西部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之間存在缺口，而攻擊軍團也會突破這個缺口。這次攻勢會切斷西部方面軍的後援，並打亂它的活動。最後，西科爾斯基的軍隊和「攻擊軍團」在東普魯士邊境會合，將陷入包圍圈中的蘇軍消滅。
那時，畢蘇斯基的計劃廣受批評，波軍其他指揮官只因當時戰況緊急才遵照此計劃作戰。這個計劃雖然是基於可靠情報（還包括被解密的蘇聯電報）指定的，但還是被高級軍官和軍事專家認為是「門外漢所為」，他們很快指出畢蘇斯基缺少正規軍事教育。該計劃的副本落入蘇軍手中時，蘇軍將領圖哈切夫斯基卻認為這是個詭計，不理會它。幾天後，自負的蘇軍為此在華沙戰役中付出巨大代價，而這場戰役也成為蘇聯紅軍史上的最大失利之一。
一位民族民主黨瑟姆議員斯坦尼斯瓦夫·斯特隆斯基創造了短語「維斯瓦河奇蹟」（「Cud nad Wisłą」），以表達他對畢蘇斯基「烏克蘭冒險」的反對。斯特隆斯基的這個短語被一些或愛國或虔誠的波蘭人用作對畢蘇斯基的讚辭，他們並未注意到斯特隆斯基隱含在其中的諷喻意義。法國軍事使節團的一位年輕成員戴高樂後來會用到從波蘇戰爭和畢蘇斯基習得的一些經驗。
1921年2月，畢蘇斯基訪問巴黎，在那裡他與法國總統亞歷山大·米勒蘭談判，以將成立法波同盟一事確定下來，而這一同盟將在同一年晚些時候正式建立。象徵波蘇戰爭結束的里加條約在1921年簽署，條約規定俄羅斯和波蘭將瓜分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畢蘇斯基稱這份條約是「懦弱條約」。 另外，畢蘇斯基準許將軍盧茨揚·熱利戈夫斯基從立陶宛人手中奪下維爾紐斯，這件事和里加條約為畢蘇斯基將「海間聯邦」計劃付諸實踐之行動畫上句號。
1921年9月25日，畢蘇斯基因第一屆東方商品交易會（Targi Wschodnie）開張而訪問利沃夫，而代表烏克蘭軍事組織等烏克蘭獨立組織的斯捷潘·菲達克試圖在這時暗殺畢蘇斯基，但這個計劃以失敗告終。

退休與政變

波蘭1921年3月憲法嚴格限制總統權力（故意阻止從戰場上回來的畢蘇斯基當選總統），而畢蘇斯基也不再角逐這一職位。1922年12月9日，波蘭國民大會推選波蘭人民黨「維茲沃萊涅派」的加布列爾·納魯托維奇為波蘭總統；他的當選遭致右翼政黨的反對，這也成為社會動亂的起因。12月14日，畢蘇斯基在貝爾韋德爾宮正式將他作為國家元首的權力移交給他的朋友納魯托維奇；而「國家元首」的稱呼被「總統」代替。兩天後的1922年12月16日，納魯托維奇被右翼畫家和藝術批評家埃利吉烏什·涅維亞多姆斯基擊斃，後者原本是想暗殺畢蘇斯基的，但在受到民族民主黨的反納魯托維奇宣傳後，改變了目標。
對畢蘇斯基而言，這是次很大的打擊，這件事讓他不再相信波蘭能夠依民主制度運作，也讓他更崇尚鐵腕政治。他成為總參謀長，並與軍事部長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一道設法通過暫時戒嚴穩定局勢，制止動亂。
畢蘇斯基的另一位同事，屬於波蘭人民黨「皮雅斯特派」的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赫夫斯基當選為新總統，而同屬于波蘭人民黨「皮雅斯特派」的文岑蒂·維托斯當選為總理。但是根據蘭茨克羅納協議，這屆政府是由溫和派的波蘭人民黨「皮雅斯特派」與右翼的國家民粹主義者聯盟和基督教民主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其中也包括畢蘇斯基的右翼敵人，畢蘇斯基認為，這些人是謀殺納魯托維奇的罪魁禍首，是不可能與他合作的政敵。1923年5月30日，畢蘇斯基辭去總參謀長的職務。斯坦尼斯瓦夫·謝普蒂茨基提出軍隊應受民政當局更緊密的監督，而畢蘇斯基將此提議批評為試圖讓軍隊政治化。6月28日，他又辭去了他最後的政治職務。同一天，瑟姆左翼議員簽署一項決議，感謝他過去的貢獻。畢蘇斯基隱居於華沙郊外蘇萊尤韋克的鄉村莊園「米盧欣莊園」，這個莊園是他的戰友捐贈給他的。他在那裡定居下來，並寫下一系列政治與軍事回憶錄來維持生計，其中包括《1920年》（Rok 1920）。
同時，波蘭經濟處在混亂中。惡性通貨膨脹使社會動盪加劇，政府不能找到解決失業率攀升與經濟危機的辦法。畢蘇斯基的盟友和支持者多次叫他重返政壇，他開始組織新的權力基礎，這個基礎以前波蘭軍團和波蘭軍隊機構的成員、一部分左翼黨派和一部分知識階層黨派為中心。1925年時，波蘭已有幾屆政府接連下台，政治形勢也日趨混亂，而畢蘇斯基對政府更為不滿，最後發出要求維托斯內閣下台的聲明。
在遭到畢蘇斯基強烈批評的赫耶諾-皮雅斯特聯盟組建新政府的時候，畢蘇斯基於1926年5月12日至14日發動五月政變並重返權力中心，這次政變得到社會黨、波蘭人民黨「維茲沃萊涅」派、波蘭農民黨、甚至共產黨支持。畢蘇斯基希望發動不流血的政變，但政府拒絕下台；此次政變共有215名士兵和164名兵民被殺，至少900人受傷。
5月31日，瑟姆將畢蘇斯基推選為波蘭總統。但是畢蘇斯基知道總統只有很有限的權力，謝絕出任總統。他的另一位老友伊格納奇·莫希奇茨基頂替他當選總統。在大部分時間內，畢蘇斯基的正式職務都只是國防部長、軍隊總檢閱官和戰爭委員會委員長，僅僅在1926年至1928年間和1930年時兩度當選總理。

獨裁

畢蘇斯基沒有推行任何重大改革；他很快疏遠他左翼支持者中的最激進派，並宣布他的政變是「沒有改革的革命。」他的目標是令國家安定，消除他所認為的又腐敗又無能的政黨的影響力，並加強軍隊實力。

內政

內政方面，畢蘇斯基的政變需要掃除議會政府的限制，因為他推行「薩納齊亞制度」（有時利用專制制度的辦法）是為了讓「人民的生活恢復道德意義上的健康」。自1928年起，薩那齊亞當局被政府合作無黨派集團稱為現實主義政治的代表。民眾的支持和有效的宣傳機構讓畢蘇斯基得以維持他的專政，使它不會被總統推翻，就是總統也並不是由瑟姆推選出來的，而是由畢蘇斯基認定的。憲法修正案在政變後的1926年8月2日通過，瑟姆的權力在憲法修正案中被縮小。自1926年到1930年，畢蘇斯基主要信賴削弱反對派領導人影響力的宣傳。
隨著1930年波蘭立法選舉前對某些異見者的監禁和審判（參見布列斯特審判）和1934年貝雷扎-卡爾圖斯卡隔離營（位於今比亞羅扎）的建立（那裡的囚犯遭遇殘酷的虐待），畢蘇斯基專制而高於法律的權力在1930年代達到巔峰。在政府合作無黨派集團於1930年獲勝後，畢蘇斯基將國內事務推給他的上校團，而自己則專心於軍事和外交上。 他因他對政治反對派的處置遭到相當大的非議，而布列斯特審判事件（1930年對持不同政見者的監禁和審判）遭到國際譴責，並使波蘭聲譽受到損害。
畢蘇斯基對波蘭的民主制度越發失望。為了回應即將開始的不信任投票，他發出了將瑟姆稱為「妓女」這樣的過激言論，並在瑟姆大樓內部署90名武裝軍官，當時和現在的觀察員都將這件事看作是獨裁者對政治質疑的回應的範例。
畢蘇斯基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將波蘭的政治體制由議會制轉為總統制；但是，他反對引入極權主義。1935年4月，波蘭新憲法（即四月憲法）得到採用，這部憲法是畢蘇斯基的支持者根據畢蘇斯基的要求所修改的，並且加大了總統的權力，但這樣一部憲法來得太晚，畢蘇斯基已經對總統一職不感興趣；雖然如此，波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所採用的都是四月憲法，而波蘭流亡政府在二戰時及戰後也一直使用這部憲法。 
但是，相較於理性-法律權威而言，畢蘇斯基統治波蘭更依靠魅力型權威。他的追隨者中沒有人會自稱是他的合法繼承人，他死後，薩那茨亞政體將會很快崩潰，而波蘭將回到前畢蘇斯基時代的議會政治競爭狀態中。
畢蘇斯基開創了一個社會穩定的時代，而且這個時代占波蘭第二共和國人口三分之一的少數民族的情況有所好轉。 畢蘇斯基將民族民主黨的「民族同化」政策轉變為「國家意識統一」政策：公民不以他們的種族衡量，而是以他們對國家的忠心衡量。他讓「國家意識統一」政策同樣適用於波蘭猶太人，這種做法被廣泛認為是他對民族民主黨反猶政策的回應。很多波蘭猶太人對畢蘇斯基時期（1926年至1935年）及畢蘇斯基本人具有好感，而在畢蘇斯基任命的總理卡齊米日·巴爾泰爾執政期間，這些猶太人的情況得到很大改善。很多猶太人將畢蘇斯基視為抑制波蘭反猶主義趨勢並維持社會治安的唯一希望；他是社會穩定的保證者和猶太人之友，這些猶太人投票支持他，並積極加入他的政治集團。1935年畢蘇斯基去世，波蘭猶太人的基本生活條件因此惡化。
1930年代，因為一系列事件的發生，政府與少數民族的關係惡化，這些事件包括大蕭條和由「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的恐怖襲擊與政府的綏靖行動所構成的惡性循環。少數民族的動亂也與波蘭的外交政策有關。在東加利西亞動亂（當地人口以烏克蘭人為主）遭到鎮壓，近1800人遭到逮捕後，麻煩接踵而至。政府與德意志人之間也開始出現摩擦，這種摩擦在上西里西亞地區尤為顯著。雖然政府還沒到推行反猶政策的地步，但是猶太人（占波蘭人口的8.6%）開始對因大蕭條所造成的經濟頹勢不滿。總之，到畢蘇斯基本人去世前為止，他的政府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越來越成問題。
軍事方面，畢蘇斯基雖在策劃「維斯瓦河奇蹟」時顯露出睿智軍事戰略家的風範，但因專心於人事管理，忽視軍事戰略和裝備而遭到一些人的批評。他在波蘇戰爭（1919年-1921年）的經驗也許令他高估了騎兵的價值，忽視了對裝甲兵和空軍的發展。但是也有人稱，畢蘇斯基支持空軍和裝甲兵的建設，自1920年代末便更是如此。這個時候波蘭軍隊的現代化受到限制可能是因為資金短缺，而不是因為畢蘇斯基的理念有問題。

外交

在畢蘇斯基的統治下，波蘭與鄰國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拉脫維亞維持良好關係，但與捷克斯洛伐克關係緊張，與立陶宛的關係也依舊不見好轉。波蘭與威瑪共和國和蘇聯的關係則多變化，但就畢蘇斯基的統治時期而言，大部分時間還是能夠稱為是中立的。
畢蘇斯基制定了普羅米修斯計劃，這個計劃通過支持俄羅斯帝國（或其繼承者蘇聯）境內的非俄羅斯民族分離活動，來達到削弱上述兩國的目的。自1927年至1939年二戰爆發前，負責協調此計劃的人是軍事情報官埃德蒙德·哈拉什凱維奇。戰間期時，普羅米修斯運動實效寥寥。畢蘇斯基希望在國際上保持自己國家的獨立性。他在他的門徒外交部長約瑟夫·貝克的協助下，與法國和英國這樣的西方勢力以及羅馬尼亞和匈牙利這樣實力較弱的友好鄰邦結盟，以此為波蘭尋求幫助。
作為法波聯盟和波羅聯盟（小協約國的一環）的支持者，畢蘇斯基為法國和英國在簽署洛迦諾條約時顯而易見的綏靖政策感到失望。 畢蘇斯基因此也致力於與蘇聯和德國保持良好關係；故畢蘇斯基與上述兩大強鄰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分別是1932年的蘇波互不侵犯條約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簽署這兩份條約的目的是加強波蘭在其盟友與鄰國眼中的地位。
畢蘇斯基明白這些條約只是一紙空文，並論到：「簽訂這些條約，我們就像是跨坐兩條板凳。這種日子不會太久。我們要知道我們先是因為哪條板凳而摔倒，我們也要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才會摔倒。」有人為簽訂上述兩份不侵犯條約一事對畢蘇斯基提出批評，並譴責他低估了希特勒的野心並給了德國重整軍備的時間；還讓史達林能夠排除異己（特別是在烏克蘭），而這些異己正是畢蘇斯基的普羅米修斯計劃所扶持的。
在阿道夫·希特勒於1933年1月取得權力後，就有傳言稱畢蘇斯基建議法國發起對德的預防性戰爭。當時的德國已經違抗《凡爾賽和約》，公然擴充軍備，而此事表明了畢蘇斯基曾試探過法國在對德展開軍事行動一事上。法國的冷漠回應也許成為了波蘭在1934年1月簽署德波互不侵犯條約的原因。但是兩國間的外交文獻從未提到畢蘇斯基曾提出過這樣的發起預防性戰爭的建議。
希特勒多次提議成立對抗蘇聯的德波聯盟，但畢蘇斯基拒絕這一提議，相反，他在利用寶貴的時間為波德或波蘇之間可能爆發的戰爭做準備。希特勒欽佩畢蘇斯基的領導才能和他的成功政變，他一直希望能與畢蘇斯基進行私人會面，但這一建議也遭到拒絕。
畢蘇斯基生前曾告訴約瑟夫·貝克，波蘭的政策必須是與德國保持中立，保持波蘭與法國的聯盟，並改善與英國的關係。

逝世

到1935年為止，畢蘇斯基的健康狀況在這些年已不斷惡化，而民眾對此尚不知情。1935年5月12日，他因肝癌在華沙貝爾韋德爾宮逝世。當局宣布他逝世的消息後不到半個小時，紀念他一生的典禮自然而然地開始了。這次典禮由軍隊人員舉辦，其中包括過去的軍團士兵、波蘭軍隊機構成員、波蘇戰爭老兵、和他作為國家元首乃至後來的總理和總檢閱官時的政治夥伴。
波蘭共產黨當即指責畢蘇斯基為一個法西斯主義者和資本主義擁戴者，儘管法西斯主義者本身不會這麼看。但是其他反對薩那齊亞政權的人士更加溫和；社會主義者（例如伊格納奇·達申斯基和托馬什·阿爾齊謝夫斯基）和基民黨人士（以伊格納奇·帕德萊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赫夫斯基和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前來弔唁他。人民黨對此事分為兩派（文岑蒂·維托斯對畢蘇斯基提出批評，但是馬切伊·拉塔伊和斯坦尼斯瓦夫·蘇古特支持他），而羅曼·德莫夫斯基的國家民主黨溫和地批評了他。
弔唁儀式按照波蘭天主教的儀式進行，並由波蘭大主教奧古斯特·赫隆德及自稱為元帥的「私人朋友」的庇護十一世主持。值得注意的是，少數民族和少數宗教都對畢蘇斯基表示感激。東正教、希臘東正教、新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機構都為他舉行弔唁儀式，並稱讚他的宗教寬容政策。他的逝世對猶太人是一次打擊，甚至在幾年後，他們還是都將他惦記為「保護猶太人」的「非常好人」。 
少數民族的主流機構都支持他民族寬容的政策，但是除波蘭共產主義者外，猶太人工會聯盟和烏克蘭人、德意志人與立陶宛人中的極端主義者也批評他。
國際方面，庇護十一世在5月18日於聖座舉行特別儀式，日內瓦國聯為此舉行特別儀式，各國首腦中很多都向波蘭發出弔唁信，這些首腦包括德國的希特勒、蘇聯的史達林、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和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法國的阿爾貝·勒布倫和皮埃爾·埃蒂安納-弗蘭迪、奧地利的威廉·米克拉斯、日本天皇裕仁和英國國王喬治五世。
紀念儀式、彌撒和一次規模宏大的葬禮都已完畢，一列葬禮火車環行波蘭。波蘭鑄幣廠發行了一枚10茲羅提的銀質紀念幣，上面印有元帥的側面像。一系列明信片、郵票和郵戳也得到發行。在克拉科夫瓦維爾主教座堂聖列奧納德地下室陳列兩年後，畢蘇斯基的遺體（大腦和心臟已被除去，其中大腦被放置在史特凡·巴托利大學，供教學用；而畢蘇斯基的心臟與他母親同葬在維爾紐斯拉索斯公墓，現在仍在那裡）被放置在主教座堂地下室的銀鐘下。1937年，畢蘇斯基的死敵，時任克拉科夫大主教的亞當·薩皮耶哈將畢蘇斯基的遺體重新安葬，此舉遭致人們的普遍反對，有人甚至要薩皮耶哈辭去神職。

後代

共產黨政權倒台後，畢蘇斯基元帥的兩個女兒都在1990年回到波蘭。婭德維加·畢蘇斯卡的女兒約安娜·亞拉切夫斯卡在1979年回到波蘭。她在那裡與政治犯，團結工會活動家亞努什·奧內什凱維奇結婚。兩人都積極參與1979年至1989年間波蘭人的反共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