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中學之前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2月13日，周恩來生於江蘇淮安（現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城內駙馬巷。祖籍浙江紹興。祖父周駿龍（又名攀龍，字雲門，後改名起魁），在清咸豐年間跟隨二哥周昂駿北上淮安，隨館學幕，並在此定居。外祖父萬青選，曾先後三次出任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區）知縣長達十年之久，官至淮安知府。生父周劭綱，生母萬冬兒，出生後不久即過繼給早逝的叔父周貽淦為嗣，由守寡嗣母陳氏撫養長大。其所屬寶佑橋周氏（又稱「老八房」）尊周慶為始祖，從周慶到周恩來共歷18代。據家譜記載，先祖是宋朝學者周敦頤，與魯迅（即周樹人）同宗。也有觀點認為周恩來直系男性祖先周茂就是元朝著名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的孫子伯顏察兒。 
1910年春，周恩來隨伯父周貽庚到中國東北地區，在鐵嶺銀岡書院學習。半年後，轉入奉天省官立東關模範兩等小學校，立志要「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南開中學

1913年7月畢業，8月16日入天津南開學校，因表現優異而為學校創辦人嚴范孫、張伯苓器之為「宰相之才」，特免其學雜費，這是南開當時唯一一個免費生。青年周恩來相貌英俊瀟灑，在南開曾反串表演，相識了妻子和革命伴侶鄧穎超。

南開大學及被捕、留學

1917年至1919年，周恩來赴日本求學。修讀日語一年後，曾應考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以及第一高等學校，但皆未錄取。1919年4月，得悉南開學校即將創立大學部，周恩來決定返回中國到母校南開繼續深造。臨行前，他將《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書贈給南開同學張鴻誥。9月8日，周恩來到南開學校大學部註冊進入文科學習，學號為62號，其後大學部正式改名南開大學。
不久五四運動爆發，周恩來積極投身其中，成為運動領導核心，於9月16日組織成立覺悟社，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並用筆名「伍豪」在報刊上發表時評文章。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四人領導天津各校學生數千人赴直隸省公署請願，被當局拘捕。校方在直隸省教育廳壓力下，開除包括周恩來在內被捕學生學籍。為此，南開校父嚴范孫特捐款7000銀洋，設置「范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和李福景出國深造。1920年11月7日，周乘船赴法國勤工儉學，分別在法國、英國、德國柏林大學考察學習。期間，1921年1月，周恩來曾準備投考英國的愛丁堡大學，他在法國巴黎的阿利昂法語學校補習法文，後又轉到法國中部的布盧瓦鎮繼續學習法文，還在雷諾汽車廠做過工；1922年周恩來從巴黎來柏林，專門從事革命活動，告別了求學生涯。在巴黎結識也是勤工儉學的鄧小平，並與趙世炎介紹他加入旅法共產主義小組，成為終生好友及革命夥伴。

投身革命

在旅歐的歲月中，年輕的周恩來就表現出卓越的政治領導天賦和強烈的政治傾向。1921年3月，他經張申府和劉清揚介紹加入共產主義小組，隨後與張申府、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一說是吳明）共5人一起建立旅法共產主義小組，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是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8個共產主義小組之一。1923年6月周恩來在巴黎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11月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執行部部長王京岐）。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推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
由張申府推薦，周恩來回國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為戴季陶），兩個月後繼任政治部主任，主持建立主要由共產黨骨幹組成的「葉挺獨立團」。1925年2月、10月，與蔣中正等一起組織領導了第一、二次東征，期間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副黨代表，被授予國民革命軍少將軍階。1925年8月8日，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周恩來辭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並在年底轉往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

第一次國共內戰初期

1927年3月，周恩來領導發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迎接北伐軍入城。同年「四一二政變」之後，國共合作破裂。8月1日，周恩來與張國燾、賀龍、葉挺、朱德等人發動南昌起事，並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成為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4月，赴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常委會秘書長。11月返回上海，此後至1930年3月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1928年11月14日，組織成立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中共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下設中共特別行動科，並以學生時代的筆名「伍豪」為化名從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報收集、鋤奸、安排工作人員滲透國民黨黨政部門等。特科三科（俗稱「紅隊」、「打狗隊」）負責暗殺活動，也被稱為「伍豪之劍」。1931年4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兼三科科長顧順章變節供出了惲代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後，顧家九人被特科暗殺，即「愛棠村事件」。1929年，彭湃、楊殷、顏昌頤等中共領導人被白鑫供出並遭國民黨殺害，周恩來、陳賡等人亦設法暗殺白鑫。
1930年3月，離上海去莫斯科。7月，在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8月回上海。9月，和瞿秋白一起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把持中央，周恩來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軍委書記。
1931年12月，周恩來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開會，周恩來主持，史稱寧都會議，矛頭主要針對毛澤東。任弼時等中央局領導以臨時中央的行動方針為依據，批判毛澤東「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提出把毛召回後方免除軍事指揮權，前方由周恩來負責指揮作戰的建議。最後經周恩來折衝，通過留毛澤東在前方輔助周恩來指揮的決議。但毛執意離開前方，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並取得大勝。毛澤東在後方遭遇冷落兩年之久，後來掌權後反覆提及此事。周恩來在1972年遭鬥爭時曾反覆檢討寧都會議後「未曾向主席求教過一次，現在反省起來，對照主席在寧都會議的臨別之言，我真無地自容」。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入蘇區，同年秋，李德受共產國際派遣也從上海到達瑞金，任軍事顧問。這時，正值國民黨軍隊發動第五次「圍剿」，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秦邦憲）遂完全依靠李德進行軍事指揮，由於軍事戰略錯誤，第五次反「圍剿」鬥爭陷入嚴重困境，中共中央與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為統籌轉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團作為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其中，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執行，史稱「老三人團」。

長征和遵義會議

1934年，紅軍長征開始，1935年1月中旬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目前中共官方歷史統一的說法是，「三人團」受到所謂王明「左傾」路線影響，遭到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批評，而在湘江戰役中，紅軍折損過半，周恩來認識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嚴重影響，在遵義會議中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對毛澤東重掌軍權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加黨和紅軍的決策；取消長征前組成的「三人團」，改為由朱德、毛澤東負責軍事指揮，以周恩來為黨內委託的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據遵義會議決定進行分工，在毛澤東提議下，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隨後在3月中旬，又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毛澤東和王稼祥為成員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亦稱「新三人團」，全權指揮紅軍作戰。但不久周恩來即罹患重病，毛澤東遂逐漸取代周恩來負責指揮。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為團結紅四方面軍，周恩來主動辭去紅軍總政委職務，由張國燾接任。9月，在南下與北上問題上紅軍正式分裂，中共中央突然率領紅一方面軍的三軍團和軍委直屬隊，脫離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部隊，秘密連夜北上。10月19日，紅一方面軍到達陝西省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師。
長征期間，周恩來在毛兒蓋附近突患阿米巴痢疾，病情危急。警衛員從遠處雪山上取冰冷卻，並服用特效藥，最終得以康復。在1975年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時，提到這次病說「而這一大腸內的腫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窩會議後得的肝膿瘍病在那裡穿腸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領導我們通過草地北上而活到現在的。」

西安事變和國共合作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兵諫國民黨領袖蔣中正，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前往西安同國民黨談判，促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

抗日戰爭

抗戰期間，周恩來任國軍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主任長期在武漢，重慶等地擔當國共之間的黨務交涉工作。周恩來同時主持了重慶《新華日報》的發行工作，宣傳中共主張。
1938年，周恩來同王明在武漢主持中共長江局工作，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後來在整風運動中作為與教條主義相唱和的經驗主義代表遭到批判。
1939年7月，周恩來與江青等人一起前往「華北聯大」作題為《中國抗戰形勢》的報告，途中江青所騎騾子在過小溝時驚嚇了周恩來的坐騎，周摔下後正好撞在石岩上使右臂粉碎性骨折。在這之後，周恩來落下右臂無法伸直的殘疾。事後蔣中正派自己的道格拉斯專機送周恩來赴蘇聯治療（接到烏魯木齊後由蘇聯方面接到莫斯科）。在蘇聯期間，周恩來除了向蘇聯與共產國際方面匯報工作外，也帶回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一些資助。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為《新華日報》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對國民黨軍隊的做法表示抗議。同年，中條山戰役國軍失敗後，重慶《大公報》指責中共軍隊在山西招兵買馬，游而不擊，周恩來撰文譴責，後《大公報》將此文章一併發表。
1943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進行整風運動，毛澤東、劉少奇等指責周恩來犯了右傾路線錯誤，並且犯有與胡宗南交涉不當等過失，周恩來被迫認錯並多次公開檢查。此段時間，因周恩來曾與王明共事，而被毛澤東、劉少奇等定為「經驗宗派代表」和「教條統治的幫凶」遭受嚴厲批判鬥爭，周被迫承認「我連續犯了罪過」、「中心關鍵在於反毛澤東」、「寧都篡軍為最高峰」、「一直考慮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敵我不分，這才使我猛醒」。為此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專程向延安發信，表示不應當使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孤立於黨，1944年1月毛澤東連續復電季米特洛夫表示其與周恩來關係非常好，並無矛盾。
1945年4月-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周恩來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45年8月，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周恩來任副主席。

國共第二次內戰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前往重慶與國民黨進行重慶談判，國共雙方關係緩和，周恩來甚至一度在酒宴中喝醉。重慶談判直接達成了《雙十協定》的簽訂。此後，周率中共代表團留在重慶和南京。1946年，作為共產黨代表同國民黨代表張群（後改為張治中）、美國方面馬歇爾將軍組成「三人委員會」，下轄「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目的是禁止國共雙方軍隊的戰鬥接觸，妥善處理雙方軍隊的相處與整編問題，以及談判停止國、共兩黨軍事衝突的協議。
1946年11月，由於在軍隊國家化和新政府組成等問題中雙方意見分歧無法調和，國共和談失敗，周恩來從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陝甘寧邊區，甚至一度攻占延安，周恩來則跟隨毛澤東在陝北轉戰。1948年11月，中共部隊展開戰略反攻，周兼任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和毛澤東一同領導指揮了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1949年4月，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在北平進行了20天的和平談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任國務院（1954年10月25日前稱政務院）總理，併兼任外交部長，同時也是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並在1949-195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49-1952年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71-1975年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擔負處理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同時，和毛澤東一起制定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並親自主持制訂和組織實施了前幾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

建國初期建設

1949年至1952年間，周恩來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1953年至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周恩來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1956年1月，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會後主持制訂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十二年科技規劃），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

高饒事件

建國初期，毛澤東仿效蘇聯設立了計劃委員會，高崗任主任，將原屬政務院的主管經濟部門調走，周恩來被架空，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澤東多次批評劉少奇，而高崗乘機奪位，劉高矛盾也惡化。於是周恩來和劉少奇聯手，在毛澤東的同意下，於七屆四中全會上批鬥高崗，使之下台。

廬山會議

1959年7月2日，出席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大躍進中的問題。16日，毛澤東將彭德懷的信印發給會議各小組討論。23日，毛澤東發言，指責這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26日，周恩來召集國務院各部部長、副部長座談會，介紹廬山會議的情況，提醒到會人員劃清政治方向和工作態度的界線。8月2日，出席在廬山舉行的八屆八中全會，全會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

七千人大會前後

1960年至1964年，為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和扭轉經濟困難局面，總理周恩來和國家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1960年8至9月間，他主持制定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個方針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通過。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1962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擴大會議召開（即「七千人大會」），周恩來在大會上提倡「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1962年4月，被中斷3年之全國政協第三屆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作《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發展》講話，200多名委員發言，提出400多件提案。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仍派遣人員在海外持續購入黃金，以控制物價。
他在任期間，還支持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主持興建了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並且是中央專委主任，兩彈一星（核彈、飛彈、人造衛星）工程的總策劃與總指揮。他對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都給予特殊的關注。
1964年，周恩來親自導演了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為了突出毛澤東，周恩來將劇目中南昌起事一節更換為秋收起事。10月16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全體演員，祝賀演出成功和原子彈爆炸成功。同一年，周恩來親自指導修改了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把歌曲推向全國。

外交突破

1949年至1958年間周恩來還兼任外交部長，參與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決策。1949年10月3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復電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中蘇正式建交。1950年1月，周恩來同毛澤東先後到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史達林等進行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就旅順口、長春鐵路、經濟援助等問題達成協議。韓戰時期，周恩來領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工作。1953年12月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了作為國與國關係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4月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印度支那停戰協議，使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
1955年，周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抵印度尼西亞萬隆參加第一屆亞非會議（萬隆會議）。在萬隆會議召開前，國民黨情報部門在香港短暫停留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的包租飛機）上安裝了美國中情局提供的炸藥，機上11名記者全部遇難，周恩來因闌尾炎手術事先改變行程，倖免於難。不過周恩來仍然堅持赴會，並在會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促進了會議的最終成功。會後訪問了印度尼西亞，雙方簽訂了《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解決了印尼華人的國籍問題。
1955年，周恩來與埃及總統納賽爾會晤，1956年5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埃及建交。此外早期和美國的接洽也在暗處進行，為了召回被美國滯留控制的錢學森等科學家，周恩來利用外交手段，中美雙方進行了十餘輪談判，並提前釋放11名美國飛行員，以換回錢學森等人。1964年，周恩來會同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在上海達成協議。當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發表建交公報，中法建交。同月，周恩來訪問幾內亞。到達當日，幾內亞為此全國放假一天，首都當地居民幾乎傾城夾道歡迎。總統杜爾親自駕車拜訪。
在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惡化。1964年11月，隨著赫魯雪夫的下台，周恩來、賀龍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試圖修復中蘇關係。然而11月7日晚宴期間，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酒後對賀龍說道：「不要讓赫魯雪夫和毛妨礙我們。」「我們已經把赫魯雪夫趕下台了，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趕下台了。」周恩來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抗議，並率領代表團離開當日晚宴。

文革前期

1966年2月1日，主持召開北京、河北、內蒙古、山西、陝西、山東、河南、遼寧八省、市、自治區抗旱會議，研究對付災害、振興農業的對策和措施。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主持會議部署抗震救災工作。9日，赴震中災區慰問。22日，邢台地區再次發生地震。4月1日，再赴震中災區慰問。

參與文革

1966年學生串聯期間，周恩來也參與了工作組。1966年8月1日，出席毛澤東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會。3日，全會通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周恩來站在毛澤東一邊，積極維護文化大革命。12日，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新的政治局常委排名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林彪成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親自勸說並秘密迎接林彪至北京，並首先稱呼林彪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18日，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準備沖入故宮，周恩來指示關閉故宮，並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23日，國務院擬定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十條意見稿，在次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被否定。30日，得知章士釗家被紅衛兵所抄的情況，將其秘密轉送到三○一醫院保護，同時，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31日，國務院起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稿》，要求各省、市、自治區、中央各部門對黨和國家要害、機密部門和單位，必須堅決進行保護，次日毛澤東批示：此件不發。9月2日，起草《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對紅衛兵運動提出十條要求，在次日的討論會上被否定。10月9日-28日，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陳伯達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集中批判劉少奇、鄧小平。1967年1月8日，造反派衝擊中南海各門，要求揪斗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其它中央負責人，把沖中南海的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會堂，勸阻這樣的行動。2月11日-16日，二月抗爭後，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周恩來主持得中央碰頭會。

武漢事件

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飛赴武漢找軍區幹部談話，穩定局勢。21日，安排毛澤東乘飛機離開武漢到上海。22日，為穩定武漢局面，約陳再道、鍾雙華、傅傳作、劉豐、牛懷龍等十二位同志來京商討。對於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表現，一般認為周恩來顧全大局、相忍為國，盡力利用各種渠道從不同的方面減少動亂帶來的影響，被江青等人稱為「滅火隊長」，並保護了大批老幹部，但也有記載相左的其他文獻，包括陳再道案和孫維世案，但史學界爭論不一。對於周恩來與劉少奇專案組的關係，楊成武則認為周實際上擔任中央專案組負責人和領導者，並針對劉少奇、賀龍、彭真等人主持專案工作。
文化大革命時，不少古蹟文物在「破四舊」的名義下遭受浩劫，周恩來不斷設法予以保護，從而挽救了大批珍貴文物，為中華文化存續做出重大貢獻，其中著名的實例有派軍隊進駐保護杭州靈隱寺、北京故宮、莫高窟以及拉薩的布達拉宮等。

伍豪事件

1967年，天津的學生查閱1932年的舊報時，發現《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即1932年2月，國民黨用「伍豪」的名義發表周恩來宣布退黨的聲明），隨即將報紙抄件送給中央文革小組。5月18日，江青將南開大學造反派送來的材料送林彪、周恩來、康生，並附信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要求同我面談。」19日，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同日，為此寫信給毛澤東，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一併送毛澤東閱。信中說：「連日因忙於四川和內蒙問題，並同內蒙軍區請願戰士分批談話，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閱上海各報。」「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偽造啟事」，「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毛澤東閱後批：「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1968年，北京大學有學生再次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毛澤東一開始沉默不語，後親自批示這是污衊。

中蘇衝突

1969年3月2日，珍寶島事件爆發。4日，要求不沖、不砸、不燒、不抓、不打蘇聯駐華使館、機構和蘇聯在華人員，群眾隊伍同外國駐華使館之間劃一道線。21日，召集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陳錫聯及總參作戰部有關人員開會，針對蘇聯軍隊可能強占中國珍寶島的態勢進行商定。之後，從莫斯科傳出消息，說蘇聯要用核武器轟炸中國的戰略基地、原子基地。

中共九大

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為毛澤東、林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位列第四。周恩來在會上發言高度讚揚林彪，稱讚「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事失敗後率領一部份起事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在九屆一中全會上，周在毛澤東、林彪不贊成情況下，帶頭積極支持江青、葉群進入中央政治局。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汪東興以及林彪集團成員與張春橋之間激烈衝突，引起毛澤東反擊。周與康生跟隨毛批判陳伯達和吳法憲，進一步受到毛信任。10月17日，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號令」正式下達林彪的《緊急指示》，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周恩來與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會見在京一些老同志，向他們宣布毛澤東和黨中央關於戰備疏散的決定。

林彪事件

1971年春，毛澤東針對陳伯達和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全面政治鬥爭，並將鬥爭引向林彪。周恩來按照毛澤東指示，先後主持華北會議及軍委座談會，對黃永勝，吳法憲等人進行批判。在毛澤東、林裂痕越來越大時，周恩來奔走中間緩和關係，提議林彪主動找毛澤東道歉，但未能奏效。8月，毛澤東秘密南巡批判林彪，北京僅周恩來知情，以保密電話隨時聯繫毛澤東。9月12日，毛澤東返回北京，當日夜，林彪出逃，周恩來全程主持了對林彪事件的處理。並在9月24日主持逮捕黃，吳，李，邱。林彪身亡後，接到電報時周恩來面露笑容說「好了，好了」，《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說，周恩來先和眾人一起露出久違的微笑，在只剩下紀登奎和周恩來兩人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時，周恩來當即失聲痛哭。

外交進展

儘管國內政治混亂，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仍有成效。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坦尚尼亞、尚比亞達成一致，由中國方面派遣人員技術及材料，援建坦贊鐵路。

桌球外交

1971年4月7日，對外宣布正式邀請在日參賽的美國等國家桌球隊訪華。14日，正式接見參加第三十一屆世界桌球錦標賽後應邀訪華的美國、加拿大，哥倫比亞、英格蘭和奈及利亞桌球代表團，說：「中美兩國人民過去往來是很頻繁的，以後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人民大多數的贊成和支持。」21日，通過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轉告美國政府：「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5月26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討中美關係問題，並起草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7月9日-11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雙方先後同他舉行六次會談，最後商定尼克森於1975年5月前訪華，並確定巴黎作為今後秘密聯繫渠道，中美華沙渠道不再恢復。10月20日-26日，美國總統特使亨利·基辛格第二次秘訪北京，並與周恩來就中美聯合公報問題進行談判。26日，雙方就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中美關係改善。

重返聯合國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否決國民黨代表的中華民國提案。

中美破冰

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應邀來華訪問。中午，到達北京。下午，陪同毛澤東會見尼克森和基辛格。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為尼克森總統和夫人舉行歡迎宴會。22日-25日，周恩來同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森會談。26日，陪同尼克森和夫人前往杭州和上海訪問。28日，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從而拉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序幕。

中日建交

1972年7月6日，日本佐藤內閣下台，田中角榮就任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發表聲明說：「在動盪的世界形勢下，應該加速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強有力地開展和平外交。」9月23日，同郭沫若等會見並宴請日本日中備忘錄貿易辦事處負責人岡崎嘉平太等日本朋友。席間對客人們說：我國有一句老話，叫作「飲水不忘掘井人」。中國和日本不久就要恢復邦交了。邦交之所以能夠恢復，這是由於松村先生、高奇先生、石橋先生和村田先生等人不畏困難，做出巨大努力的結果。你們也做出了努力啊！25日，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應邀訪華，上午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會談。29日，簽署兩國政府聯合聲明，中日邦交恢復正常。

糾左失敗

林彪事件後，周恩來組織進行批判極左思潮，對國民經濟、對外經貿、科教文衛、民族統戰等方面進行整頓。1972年9月30日，「兩報一刊」國慶社論稿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先後兩次在社論稿中寫入「批判極左思潮」的內容，但均被姚文元刪去。10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周培源根據周恩來多次指示精神所寫《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張春橋、姚文元隨即，指使人撰寫批駁文章，對周文進行圍攻。14日，根據周恩來八月初以來多次強調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報》用一個整版發表
一組批極左路線和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為此，江青、姚文元組織批判會和批駁文章。周恩來說，林彪叛逃是極左路線必然的極左結果，但毛澤東堅持說林彪是極右，周恩來私下說：「明明是極左，怎麼是極右！」1973年，國民經濟局勢得到明顯好轉。但毛澤東仍堅持文化大革命政策，周恩來的批左進程被迫中斷。

身患癌症

1972年5月，周恩來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帶病工作，1973年2月，出現大量尿血的情況，這時血塊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場痛苦的掙扎。中共十大上，周恩來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同年，毛澤東以外交工作出現修正主義傾向名義，發動對周恩來批判，組成「中央幫助總理認識錯誤小組」。
1973年10月，周恩來採納了時任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著名國際法學家厲聲教就領海寬度問題的重要建言，使得中國堅持了12海里而非200海里領海寬度的主張，並最終於1982年以既定12海里領海寬度簽署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會議1982年最終通過了地位僅次於《聯合國憲章》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國成為主要簽字國家之一，周恩來、厲聲教等人的努力在其中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為維護國家主權，爭取中國及其他廣大開發中國家的海洋權益，以及對該公約的產生和順利通過都作出了貢獻。

批周會議

1973年11月，毛澤東指示，由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批評周恩來的右傾錯誤，江青、姚文元上綱上線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毛澤東對此批評道「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迫不及待」的是江青，而非周恩來。為避免不必要麻煩，周恩來夫婦制定「三不」政策：「不接見，不通電話，不來往」。鄧穎超還叮囑身旁工作人員：「江青來，總理都不讓我們出來，生怕她一下看誰不順眼，慘了。」
1974年5月，癌細胞擴散，6月開始，周恩來被迫住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五醫院直到病逝，6月1日，第一次膀胱癌手術；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術。

批林批孔批周公

這一年，毛與江青等人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批判黨內「大儒」，後來直接點名「批周公」。10月，在周恩來的提議下，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12月，周恩來抱重病前往長沙，親自與毛澤東討論第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成功挫敗了四人幫的「組閣計劃」。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召開，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重新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其後他再度擔任國務院總理，但是身體已經極其虛弱。國務院工作移交第一副總理鄧小平處理。其後，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三副一總），在周恩來的支持下著手對當時的局勢進行大範圍整頓。周恩來對於復出後的鄧小平給予大力的支持，並使國民經濟持續保持增長趨勢。

評《水滸》運動

1975年6月9日，賀龍逝世6周年後始辦追悼會，周恩來最後一次出席追悼儀式。9月7日，周恩來會見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伊利耶·維爾德茨率領的代表團，當時周恩來已經坦然道：「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10月7日，周恩來還不忘提醒楊度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並在鄧小平探望時，告誡鄧須再三忍耐。1975年冬，評《水滸》運動發動，將《水滸傳》人物宋江作為反面教材，影射黨內投降派。9月20日，周恩來在進手術室進行癌症手術之前疾呼「我不是投降派！」，並給毛澤東寫信請求鄧小平接任總理，未獲回應。1976年1月7日，在彌留之際，周恩來臨終遺言道：「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

去世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周恩來因病於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五醫院逝世，享年78歲。從1974年6月1日第一次手術到1976年1月8日去世為止，一共做了13次手術。
周總理去世後，四人幫毫不傷感，甚至慶祝，毛主席對同伴去世非常傷感，但他已經病得十分嚴重，所以沒有出席喪禮。
1月15日，周恩來追悼會召開，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主持會議並致悼詞，整個會議氣氛極其悲傷和莊嚴肅穆。周恩來去世後，遵其遺囑，遺體火化，不保留骨灰，骨灰撒到北京密雲水庫、天津海河入海口及渤海黃河入海口。靈車經過天安門廣場時，百萬首都群眾聚集在長安街道路兩邊，自發組織起來悼念周恩來，即著名的「十里長街送總理」。中國大陸各地舉行廣泛的自發紀念活動。僅僅幾天時間，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就放滿群眾敬獻給周恩來的花圈。

紀念活動

1976年4月5日，為中國清明節。為紀念周恩來，北京民眾自發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但毛澤東通過毛遠新傳話，將此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直接導致鄧小平第三次下台。毛澤東逝世及四人幫被粉碎後，此事件被視為反抗四人幫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動，與當時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發生的悼念周恩來集會並稱「四五運動」，為打倒四人幫和結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眾基礎。同年10月7日，毛澤東接班人華國鋒，聯合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粉碎「四人幫」，兵不血刃，結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此後，周恩來紀念活動一直在民間及政界進行。2008年是周恩來誕辰110周年，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地區開展各類紀念活動。2018年3月1日，中共中央舉行周恩來120周年誕辰座談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稱「周恩來」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

個人生活

周恩來在留法期間，曾有過女友張若名，後因志向不同最終分手，此後雙方仍以朋友相處。1923年，周恩來寄給鄧穎超一張印有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背面寫著「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台。」此事後兩人確定戀愛關係。1925年8月8日，兩人在廣州結婚，婚姻持續50年。1927年4月，因難產胎兒夭折，鄧穎超未及休息即為逃避國民黨追捕而從廣州一路奔波至上海，產後子宮沒有收縮，對身體損傷很大，導致以後無法再懷孕，因此兩人一直沒有子嗣。此後他們代為撫養了許多烈士子女，並視同己出，其中包括在文革中慘死的孫維世、以及後來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等。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婚姻被視為經典，彼此總是相濡以沫，患難與共，悲喜同擔。雙方因為事務繁忙經常無法相聚，故鄧只能以書寫情書遠距表達對周之感情。周恩來逝世後整理遺產，周恩來夫婦總共積蓄為5100元。其存款主要開支是資助親戚朋友，剩餘則交黨費。
周恩來生性好酒量，但也有幾次醉倒的時候。首次是與鄧穎超新婚之夜；第二次是在莫斯科，與蘇聯交涉日內瓦世界和平會議事宜前，和蘇聯領導人酒宴後酒醉，事後周恩來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作檢討，毛澤東原諒並調侃道應該「和對方比吃辣椒」；第三次是招待宴請參加韓戰歸來的將士，醉酒後寫檢討，並被毛澤東批評。

機車命名

1976年10月30日，在慶祝「毛澤東號」機車命名30周年大會上，在北京的參加全國鐵路100多個機務段學習「毛澤東號」模範機車組活動的司機們，出於對周恩來逝世的哀思和敬仰，請求鐵道部命名一台「周恩來號」機車。鐵道部隨即就向國務院請示在上海鐵路局內命名一台「周恩來號」機車。1978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了這一報告。1978年1月5日，東風3型0058號內燃機車被正式命名為「周恩來號」機車，配屬上海鐵路局上海機務段。
1984年「周恩來號」機車由東風3型0058號內燃機車更換為東風4型2106號內燃機車，被人們稱之為第二代「周恩來號」機車；1997年，全國鐵路再次全面大提速後，由東風4型內燃機車更換為東風11型內燃機車，被人們稱之為第三代「周恩來號」機車。第三代「周恩來號」機車號為「DF11-1898」，其1898年正是周恩來的出生年份。2015年5月4日，「周恩來號」機車進行第四次換型，此次換型使用的是中車株洲電力機車公司自主研製的HXD1D-1898號機車，並擔任T7606/7607、T7608/7605次列車上海至南京段的牽引任務，T7606/7607、T7608/7605次列車停運後，擔任K1558/1555、K1556/1557次列車上海至南京段的牽引任務，將來有望延伸到周恩來的故鄉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