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会议

抗戰之前

政治協商，最早是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第一次國共內戰後期，中共在失去中央根據地且在長征途中主力逐漸損耗殆盡時，於莫斯科共產國際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八一宣言）中提出「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這是最早的政治協商提議。
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陝北戰局對中共極為不利，中共重提國防政府，主張「開始具體的談判」。隨後發生西安事變，中共再度提出救國會議的主張。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7月，蔣中正在廬山召集知名學者，各界人士召開廬山談話會，這也是一次戰前的政治協商性質的諮詢會議。9月22日，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接受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隔一天，蔣中正也發表聲明，願意共赴國難，「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上通過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裡面說道：「共產黨要在中國革命中取得領導權，單靠黨的宣傳鼓動是不夠的……必須知道如何同黨，派別，和下層群眾有關係的上層領袖，進行談判，協商，妥協讓步，以期在群眾前面最後的揭穿那些動搖欺騙與叛變份子的面目，而以群眾的力量把他們驅逐出去。」

抗戰期間

抗戰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也告開始。抗戰期間，中共在戰時陪都重慶設置八路軍辦事處，以周恩來為主任。在這段時期，國共在合作抗日的同時也開始就中國政治制度和未來社會和平協商，這是中共從以前徹底否定國民黨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部曲，而轉向試圖在此民主憲政之政治陣地下尋找有利於中共的具體方案的轉變。1943年（民國三十二年）前，中共的政治主張是堅決要求立即結束訓政，召集國民大會，實現憲政。
1943年（民國三十二年），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實施憲政決議案」，決定戰爭結束後一年內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針對這個決議案，中共又反對立即召開國大，要求必須重新選舉國大代表，提出「先政治民主化，後召開國民大會」的主張。1944年（民國三十三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會上發表「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的談話，主張不能立即召開國大而必須重新選舉國大代表，並要求國民政府承認解放區中共政府。鑑於分歧嚴重，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派王世傑、張治中到西安與中共代表林祖涵談判。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5月以後，日軍對國軍發動全面戰爭，毛澤東就是在得到「豫湘桂會戰」的秘密情報之後，安排林伯渠的重慶之行。當預計的「豫湘桂會戰」業已發動之後，毛澤東將豫湘桂會戰與國共談判聯繫起來，隨即提高中共的談判要價。
民國三十三（1944）年9月，林祖涵向重慶的國民參政會上發表「關於國共談判的報告」，這個報告除了敘述談判本身以外，亦提出召開國是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的要求。這也就是戰後政治協商會議的正式開端。這一突然變化與美國駐華大使高思要求國民政府改組，容納各黨派代表有關。從此很長的一段時間，中共的主張集中在聯合政府上，且要求越來越高，從最初的由共產党進入政府，到後來提出聯合統帥部，這個主張與國民黨的憲政民選政府並不相符，而堅持這一主張成為中共在當時的主要宣傳內容。
關於聯合政府問題，中共的說法是最早出現於周恩來至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的電報，聲稱「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然後由新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貫徹抗戰國策實行反攻」，「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後中國人民中的政治鬥爭目標」。從此，成立聯合政府還是民選憲政政府成為共產黨與國民黨爭論的焦點。國民黨反對聯合政府主張，尤其反對黨派政府的提法，理由是聯合政府並非民選，所以這種政府是暫時的，建立在軍事實力上的，自然與其三民主義的民主憲政建立民選政府的理論矛盾。1944年（民國三十三年），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開始國共斡旋。毛澤東寫信給赫爾利，正式提出由國民黨、共產黨、和民盟三方開會商議國是。
1944年（民國三十三年）底，國民黨同意組織黨派聯合政府，此時中共又提出必須廢除一黨專政，承認解放區等條件方可參加聯合政府，談判因此一度陷入僵局直至抗戰結束。

重慶談判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8月，日本投降，國共的爭執又成為中國的主要問題。此時的中共已與1936年的狀態完全不同，它的實力迅速擴大，到1945年已經占有一億人口的解放區，且擁有至少100萬以上部隊，260萬民兵。同時，具有工業基礎的東北也在蘇聯紅軍暫時控制下，且與中共華北的抗日根據地毗鄰。
8月，蔣中正邀請毛澤東訪問重慶，赫爾利也作出安全保證。8月25日，毛澤東同周恩來，王若飛前往重慶，並在同一天發表《對時局的宣言》，要求承認解放區、承認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召開黨派會議，並組織聯合政府籌備國民大會。停頓已久的國共談判迅速恢復，雙方就政治會議、國民大會代表、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等問題廣泛協商。
關於黨派會議的名稱，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2月，王世傑提出叫做「政治諮詢會議」，這種說法因「政府要諮要詢，他們才能說話」而遭到中共反對。赫爾利提出叫做「政治會議」，到九月十日，張治中提出「政治協商會議」，中共默認接受，此名稱正式固定。
雖然就國大代表問題，以及政治協商會議問題雙方未能完全達成一致，但仍然形成共識。10月10日，王世傑等與周恩來等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第二天毛澤東返回延安。雙十協定的簽署表明共產黨和國民黨同意在民主協商的框架下解決問題，軍隊整編應由國民黨，共產黨和第三方軍事小組會議討論，並同意國民大會有關問題應先行召開政協會議解決。但是這次談判也留下巨大的問題，即解放區問題。中共始終要求政府承認其控制的解放區之合法性，而拒絕與政府達成協議。中共官方對此段事情的記述是中共提出將軍隊撤往黃河以北，同時山東河北察哈爾熱河四省外加陝甘寧邊區的主席由中共推薦之，國民政府北平行營由中共主持。而國民政府張治中反對，並認為「中共軍隊悉數撤退至黃河以北，而據有黃河以北地區，豈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兄等所提華北四省主席應由中共推薦，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異乎割據地盤？」。
協定留下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如何防止衝突的問題。據邵力子後來講，初稿原有十三項，最後一項是「關於避免衝突問題，中共方面提出停止一切武裝衝突，各部隊暫留原地待命；政府方面表示，一切武裝衝突自須即行停止，只要中共部隊對中央軍隊之行進不加阻止，即無問題」，待發表時中共提議刪除此條，政府同意，是不願引起全國人民心理不安。原希望紀要發表後，各種問題儘快解決，卻未能預料到軍事小組遲遲未能建立，衝突開始出現並擴大。
有人後來評價這次談判，說「中共占盡國民政府的便宜」，「凡中共所要求政府者，無不立即解決，政府所要求中共者，則均懸而未決」。中共也認為「在政治上使我黨獲得極大的主動，而使國民黨陷入被動」

國家經濟

抗戰給中國帶來毀滅性破壞，經濟損失初步估計達到350億美金，人員傷亡4000萬以上。通貨膨脹，經濟崩潰導致人民要求和平建國的聲浪此起彼伏。值得注意的是，戰後經濟並未有好轉跡象，由於國共內戰始終持續不斷，經濟持續破敗。

國共衝突

日本投降之時，中共發放七道命令，要求部隊全速推進，爭取接受日軍偽軍投降。此時國民政府也電令中共軍隊原地駐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動為要。中共則堅決反對此命令，發電報駁斥。受降問題遲遲不得解決，國共衝突時有發生。而在此時，蘇聯紅軍占領東北，中共密令彭真，要求「目前我黨對東北的任務，就是要迅速的，堅決的爭取東北」。鑑於中共需大量抽調幹部前往東北，周恩來主動在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9月15日提出把中共在南方的部隊駐地縮編。這樣「既可鞏固北方的解放區，又可使這些部隊在內戰一發生後，不致孤懸敵後，被敵人吃掉，同時對談判也有好處」。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8月中旬以來，國共兩黨軍隊全面爭奪受降權和受降地區，蔣介石就命令國軍沿平綏、同蒲、平漢、津浦等鐵路，向華北推進受降。其中，傅作義部隊則沿平漢線已逼近張家口。為了延遲國軍向華北和東北推進，中共除全面破壞華北縱向鐵路外，另命劉伯承、鄧小平率部發起上黨戰役，晉察冀軍區舉行了平綏戰役阻止國軍北上。
9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規定中共軍隊在全國的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此時中共陸續派遣十名中央委員（含四名政治局委員），2萬名幹部，11萬大軍挺進東北，劉少奇還特意囑咐，派往東北的幹部不要帶武器，一律穿便裝，打扮成勞工模樣，「你們要趕快去搶」。10月11日，剛從重慶簽署和平協議返回延安的毛澤東更訂下完全占領東北的詳細計劃，「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
此時，國軍也全力爭奪東北和華北地區，據中共報紙報導，此時國軍下發《剿匪手本》，著手「剿匪」事宜。
為配合中共占領東北，蘇聯紅軍則採取各種措施。渤海灣蘇聯軍艦默許並提供情報協助山東地區的共軍直接赴遼東半島。10月12日，東北蘇軍司令部就撤軍問題與國府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在長春談判，拒絕國軍從大連登陸。10月18日，又阻止運送國軍的美艦在葫蘆島登陸，由此被迫在秦皇島登陸。隨後在進發到山海關遇到中共阻擊，釀成軍事衝突。

開幕與議程討論

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元旦，國民政府主席發布元旦公告，蔣介石呼籲中共方面要維護國家統一，雙方舉行會議以政治方式解決爭端，此為政治協商會議開會的序幕。
1月6日，國民政府成立秘書處，並公布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辦法七條並全體會員名單。原定國共各9人，但是因青年黨脫離民盟後堅持要求和民盟平起平坐，代表人數相等，故國共兩黨商議私下將各自名額送給民盟，使得民盟人數高達9人，而國共人數降為8人和7人。

議題討論-施政綱領

施政綱領部分，主要由中共提出草案，而政府代表幾乎毫無準備，甚至於直到政協閉幕日，蔣中正才對施政綱領提出兩點意見，其一是綱領中規定的人民自由權利國統區要做，解放區也要做。其二，軍隊國家化是國家和平完成統一的最大要素。
中共的施政綱領可見於《新華日報》1月16日社論「論共同綱領」，要點是（一）廢除保甲制度，修改和廢止一切有關人民自由權利的法令，釋放政治犯。（二）結束訓政，取消黨治，停支黨費，各級政府官員國民黨籍不得逾三分之一。（三）修改憲法草案，以及國大組織法選舉法，重選國大代表，以冀利用選舉爭取席次。（四）地方自治，成立省以下各級自治政府，承認解放區之民選政府。（五）承認中共軍隊為國軍，成立聯合統帥部。（六）廢除黨化教育，主張教育自由，削弱國民黨三民主義教育。
此時民盟提出與中共的施政綱領類似的提案。其他黨派代表和無黨派代表大都也是批評政府的施政問題。

議題討論-軍事問題

軍事問題的提案，基本上眾口一致：「黨派超出軍隊」，「軍人不得干政」。不僅國民黨，青年黨要求廢除黨軍，組建國軍；民主同盟也表示「全國所有軍隊，應即脫離任何黨派關係而歸屬於國家，達到軍令軍政之完全統一」，還額外加上一個括號：現役軍人離脫黨籍；梁漱溟的提案則是不僅要讓軍隊不屬於任何私人，任何地方，任何黨派所有，而且軍隊要大量裁減，「代之以科學與工業及普及軍訓的人力」，「並依賴國際和平合作，不使世界再發生戰爭」。民盟主張成立一個整軍計劃委員會，由國共人員，非國共人員，和美國顧問參加。
國民黨的態度，除了軍隊國家化之外，還格外強調了「軍令政令必須統一的問題，只要軍令政令統一，一切問題都可商量解決」。換句話說，國民黨的立場是：中共軍隊必須整編於國軍系統中，而其所樹立的地方政權則須納入國民政府的組織體系；也就使要「全國軍隊國家化，確保軍政軍令之統一」。整編辦法應由三人小組商定，且商定之日起，中共軍隊應即接受國民政府之統一指揮。
中共代表周恩來同意各方觀點，但是強調軍隊屬於人民。必須先政治民主化，才能軍隊國家化。

決議

民國三十五（1946）年1月15日第五次會議討論施政綱領結束前，主席孫科宣布各會員意見當有各分組委員會協商後再交大會討論，秘書長雷震宣布蔣主席制定分組委員會名單。
1月19日下午，分組委員會開始進入分組協商階段，不准新聞記者參加。原定23日閉幕，但因具體問題未達成一致，順延三天。23日下午，政協會議成立綜合委員會，以便對各項問題作一通盤檢討。綜合委員會委員共10人，各黨派出兩人。國民黨王世傑、吳鐵城，共產黨周恩來、董必武，民盟章伯鈞、張東蓀，青年黨曾琦、陳啟天，社會賢達王雲五、傅斯年，在當天下午四時開第一次會議。
25日，爭議最小的憲草，軍事兩組首先協商完畢；次日，施政綱領組也獲得協議。然而政府組織和國民大會兩組協議遲遲未定，故政協不得不再度延期三天，預定29日閉幕。27日上午，周恩來、陸定一急回延安請示毛澤東。28日下午，政府組織組終於獲得協議，惟有國民大會組仍舊爭論激烈，且周、陸二人29日仍然沒有回渝。政協會議不得不再度延期兩天。30日下午，周、陸返回，次日上午，國大組和綜合組聯席會議討論國民大會問題，從上午9點到下午兩點終於達成協議。至此，政協五個議題全部有了結果。

軍事問題決議案

軍事問題分組委員會根據青年黨所提「停止軍事衝突實行軍隊國家化案」，民主同盟所提「實現軍隊國家化並大量裁兵案」，國民黨所提「全國軍隊國家化確保軍政軍令之統一案」，以及繆嘉銘所提「請迅速大量裁兵案」，開會商討四次，於25日獲得協議。
關於整編辦法，國民黨已定6個月內整編為90個師，總人數180萬，共軍先行整編為20個師，總人數40萬，且由軍事三人小組1個月內商定辦法，其後2個月內整編完成。在進行此項協商時，國民黨提出一個迅速整編方案，即希望上述兩項整編完竣後，進一步就進行第二期整編，將全國軍隊混編為50或者60個師，這一點獲得民盟支持。但中共仍然希望保持比例整編，而非混合整編，比如可以將政府軍編為45個師，共軍再減為10個師，但各自仍為獨立單位。這一點爭持頗久，最後以統一整編取代國民黨原先堅持的混合整編字樣。至於統一整編的具體辦法，由三人小組協商。
關於聯合統帥部問題，國民黨提出折中方案，即國防部下設一個建軍委員會，由各方參加。整編前，暫且在軍事委員會下設一個整編考核委員會，容納各方參加。

施政綱領決議案

施政綱領部分，對於中共的各項主張，國民黨作出讓步，包括附記第一條：解放區地方政權，暫時維持現狀，等國民政府改組後，依照施政綱領第三章第六七八條規定解決，這一個讓步使國民政府政令統一的目標完全落空。施政綱領是政協決議的核心部分，其他決議案的內容，例如軍事問題，在此多有闡述。另外，該綱領的大部分內容成為中華民國憲法的基本國策部分之藍本。

政府組織決議案

國民政府委員名額分配，總共40名委員，中共提出三三三制原則，即國民黨，各黨各派，社會賢達各三分之一，國民黨不肯。因國民黨欲堅持國大舊代表有效，故中共欲以此交換。雙方爭執不下，最後中共請示延安，於25日得到回電，同意國民黨占半數，不過中共希望有10名。由於此時代表們已經精疲力竭，而王雲五則建議趁熱打鐵徹底解決名額問題，免得日後生出枝節。
會議最後決定對於國民黨外的20名額分配，日後再說。政協會後，其餘20個名額的分配成了問題的關鍵。中共為了能夠聯合民盟行使否決權，堅持要求它和民盟必須占有國府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即14名；而青年黨則堅持如果給中共超過10席或者給民盟超過青年黨，就不參加政府。國民黨只同意給中共和民盟12席。這一問題最終演化成為國共破裂的直接原因。。

國民大會決議案

國民大會問題始終是爭論焦點。最大的困難還是舊代表是否有效的問題。政府以為依法選舉出來的代表，無法宣布無效。其它黨派則說時間太長，亦或一黨包辦，等等，堅持重選。後來王雲五提出折中方案，放棄舊代表中非經選舉產生的國民黨當然代表和指定代表共240人，另外增加二分之一，共1800人。新增加的600人，國民黨占230，其它黨派370。
28日下午，中共要求新代表增加到800，三三三制，未獲協議。29日，中共方面提出總額增加至2千名代表，中共要占四分之一，民盟五分之一。30日下午，中共要求名額減少至450，民盟青年黨各要400和200。未果。當天晚上，周恩來從延安返渝，31日，午後休會時間與國民黨密商。中共因要統戰民盟，又不願讓青年黨太反感，向國民黨秘密提出表面上維持民盟與青年黨平等，各占100名，私下國共兩黨各將自己的名額讓出10名送給民盟，這一點在協議文裡面不錄。國民黨正著急解決僵局，收到中共這個密議，當然同意。於是實際名額分配是國民黨220，共產黨190，民盟120，青年黨100，無黨派70。至此問題全部解決。

政協閉幕

政治協商會議在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1月31日完成國民大會協議後，下午6時半在國府禮堂舉行第十次會議。蔣介石親臨主持，討論各分組委員會報告，全部獲得一致通過。各分組委員會報告通過後，蔣介石致閉幕詞。隨後，中共代表周恩來，民盟代表張君勱，青年黨代表曾琦，無黨派代表莫德惠相繼致詞。至此，政協閉幕。
同一天，中共中央內部發出「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同樣肯定政協會議的重大成果，提出「從此中國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的相同論斷，更有「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形式，目前已由武裝鬥爭轉變到非武裝的群眾的與議會的鬥爭」「黨將停止對於軍隊的直接領導，準備整編軍隊，學習合法鬥爭」。文革時，這篇要求合法鬥爭，放棄黨領導軍隊的內部指示成了劉少奇的主要罪狀之一。

執行決議情形——整軍方案

政協開幕前，國共達成停戰協定。隨後幾天，張群建議成立軍事三人小組，以進行中共部隊的整編（隨後張群赴成都公職，張治中代理）。馬歇爾將軍認為軍事三人小組很重要，也要求參加。最後在2月25日達成了一個統一方案，即整軍方案。
整軍方案是國共繼政協會議之後的又一重要協議。

執行決議情形——政協憲草

2月8日前，憲草審議委員會依據政協決議，每黨提交5人，會外專家10人。原由政協會議推定孫科、王寵惠、張君勱、王雲五、陳啟天、吳經熊、周恩來7人為起草小組，擬定憲草。實際執筆者為張君勱。
頗有意味的是，蔣勻田曾回憶到制憲期間，張君勱與周恩來私下裡的親密來往，「張君勱先生既受國、共之託，起草憲稿，於2月3日即囑我代為搜集資料，開始撰稿。4日晚，首次在民盟總部邀請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陸定一、秦邦憲諸先生會商所擬定之條文，俟得雙方同意的結論，則以之提交審議委員會討論。並約定以後每晚8時，雙方代表會商於國府路三百號民盟總部，議定次日提交審委會之憲稿條文。周恩來等欣然接受，指明以後每晚會商，中共代表為周恩來及秦邦憲兩人」。
張君勱這番親密共產黨，冷落國民黨的月下約會天長日久自然引起國民黨的強烈不滿。在憲草正式會議前，對此有所預感的蔣介石約集國民黨中央負責人，對憲草決議說了自己的看法。共計12點，其關鍵部分在於總理遺教，建國大綱，和五權憲法的問題，蔣介石在談話里仔細說明他對孫中山五權憲法的理解，對政協根本上改動孫中山五權憲法原則的一些做法，尤其是虛化國民大會四權極為擔憂，認為國民黨有責任維護總理遺教，「盡保障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責任」，甚至說「余為黨員，必絕對遵奉總理之遺教及五權憲法之黨綱，此則為不可移易之志願，亦為決心」。可見蔣中正對孫中山五權憲法的遵守已經達到刻板的程度。事實上，後來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提議修改憲法草案，顯然跟蔣介石這段談話有很大關係。
憲法審議委員會圍繞五權憲法和政協憲草決議案問題激烈爭論，政府方面代表堅持五權憲法原則，即國民大會行使四權。但絕大部分民主黨派和共產黨則認為政協憲草的改動比較好。隨後大會激烈討論美國（總統制），法國（半總統制），英國（內閣制）等各國政體優劣，傅斯年甚至提出可否仿效蘇聯政體。由於國民黨完全無法以總理遺教為由控制討論，只好任由這些憲法專家自己選擇最佳政體。
而此時張君勱與中共代表的夜間秘密約會也出現分歧。中共因為解放區的緣故，最關心的自然是地方自治一章。張君勱起草的原稿，並未有地方法官民選之規定。秦邦憲激烈要求地方法官民選，其用意顯然是為了通過中共早已控制的地方選舉來控制解放區司法。張君勱出於司法獨立考慮堅決不退讓。蔣勻田感慨地說：「惜乎國民黨不知內情，始終誤認民盟系中共的附庸，而逼友成敵」。
從2月中一直到四月中旬歷經兩個多月，憲法草案終於走完這些細節討論而成形，在4月下旬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孫科誦讀一遍草案，問大家有無意見。此時李維漢又提出地方法官民選的建議，並沒有人響應。孫科宣布至此審議委員會使命完成宣告結束。

反蘇運動

1946年2月，因國民政府官員張莘夫接收撫順煤礦時在回瀋陽途中，一行8人於撫順以西的李二石寨車站，被搶劫搬運東北工業設施的蘇聯紅軍劫往南山槍殺，隨行7人同時遇難。張莘夫時年48歲。這直接導致中國民眾為反對蘇聯侵犯中國主權而進行遊行示威活動。該運動歷時僅一個星期。這場運動直接導致中蘇關係迅速惡化，而使得蘇聯在國共兩者之間最終倒向中共一方。反蘇運動雖未嚴重損害國共關係，但卻對隨後爆發在中國東北和整個關內的國共內戰的結局影響極大。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

在政協討論憲草的時候，國民黨作出大量讓步，政協決議完全推翻五五憲草和孫文五權憲法架構。由於五權憲法明列中國國民黨黨綱，為國民黨奮鬥目標，因此政協決議的憲草方案引起國民黨中信守總理遺教的部分黨員的強烈反對。隨後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除了肯定政協決議，商議具體如何實施政協決議的問題外，還通過憲草修改原則：1）憲法須以國父建國大綱為依據。2）國民大會為有形組織，集中開會行使四權。3）立法院對行政院不應有同意權和不信任權，反之行政院不得提前解散立法院。4）監察院不得有同意權。5）省自治無須省憲。
這五點意見與3月15日政協憲草決議並不相符，引起中共方面的強烈不滿。3月10日，新華日報「反動頑固派的猖獗行動必須立時制止」，3月14日，新華日報「打擊保持法西斯統治的企圖」，3月18日解放日報「徹底消滅法西斯陰謀」，3月18日新華日報「出爾反爾——評國民黨二中全會」，3月20日，新華日報「憲草修改原則不容變動」，等等。中共認為這是「國民黨內法西斯派作為推翻政協憲草修改原則的藉口」，「是一個反動的決議案」。3月31日，原本計劃召開通過政協決議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延期，並拒絕按照整軍協定第四條第一節之規定交出共軍的表冊。

蔣中正參政會之報告

1946年春，東北問題日益嚴重，由於廠礦歸屬問題，蘇聯與國府極不配合，處處阻撓政府接收東北廠礦，並配合中共占據要塞，國共關係惡化。3月11日，馬歇爾赴美述職前召集三人小組最後一次會議，提議關於派遣執行小組赴東北授予執行部命令草案，共五點，後兩點指出政府有權占領為恢復東北主權必要之各地區，政府為恢復主權所必須占領中蘇爭議之地區（包括煤礦），共軍需要撤退。蘇軍撤退後，政府軍隊恢復主權時，共軍不得先行占領。然而周恩來反對後兩條，政府為儘快達成協議，作出重大讓步，把後兩條刪除並改為以後繼續商談，這等於承認中共在東北之地位。
恰在此時，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四屆二次會之政治報告的幾段內容引發國共的強烈衝突。他說：「東北九省主權的接收沒有完成之前，沒有什麼內政問題可言。如果有人在東北主權沒有收回，外交問題沒有解決期間，提出內政問題，作為對中央交涉的條件，在這時候必要妨礙我們主權的接收，加重外交的困難，那就不知道他們的用意何在」「國內黨派之中有借著外交這樣困難的局勢來要求政府，必要承認他非法的地位和特殊的權利，求得其私人黨派的利益，而置國家生死存亡於不顧，這種害國殃民的工作，是萬萬做不得的」「我們中央對於東北的職責，現在只有接受領土，恢復主權行政的完整」，「中共代表之意見，顯然要使他東北共黨部隊，以所謂『民主聯軍』，及其非法製造的所謂『民選政府』的名義，來阻礙作政府接收主權的企圖，取得他合法的根據」，政府「故有向大會申訴的必要」，「政府對東北問題所取的方針，政府對於東北九省，只有接收主權，推行國家的行政權力；軍事衝突的調處，只在不影響政府接受主權行使國家權力的前提之下進行」，「東北的中共部隊，希望他們停止蹂躪民眾，強制民眾，偽造民意，妨礙國家主權行政的行為，尤希望他們接受統編方案，加入國軍，為國家民族努力服務」。
對此中共反應激烈。恰這個時候，張群早在1月初對停戰協定不明確寫明政府接收東北為例外可能會使政府成為違反協定之靶子的擔心果然應驗。周恩來開始指責在停戰之後政府繼續接收東北，「這是政府軍隊首先違背停戰協定的證明」。不僅如此，對於東北歷史問題，周恩來宣稱掛靠蘇聯的東北抗日聯軍是中共指揮的，「誰又在東北組織游擊隊，發展為抗日聯軍，堅持十四年的抗日戰爭？」「連日寇也承認，八路軍二十七年打到熱河，二十八年打進遼寧，創造出冀熱遼軍區，誰能抹殺這許多事實？」「誰還說十四年來中共未在東北抗過日，未組織過抗日聯軍，沒有共產黨員被敵人捕殺，甚至敵人投降前，東北並無中共部隊」。
此時的周恩來仍然是論辯講理的語調，而4月6日延安解放日報社論「駁蔣介石」中指責蔣介石完全撕裂國共關係。社論稱「中國人民不能不在此嚴重時機，警告蔣介石與法西斯反動派，你們過去被迫接受停戰協定，政治協商會議和整軍方案，以為主要的由於國際的壓力，只要這個壓力暫時的減輕了，你們就又可以故態復萌」，「中國人民已經決心為反對增兵東北，為制止東北的內戰」，「為堅持結束獨裁訓政，即國民黨一黨專政」，「為堅持民主的憲法，即堅持國會全權制，立法院對行政院的同意權與不信任權，監察院的同意權與省得制定與國憲不相牴觸而中央政府不得予以變更的省憲」，「為堅持國民黨軍隊的徹底統編與徹底國家化而準備作不屈不撓的奮鬥」，「人民絕對不能讓步」，「如果法西斯反動派非要反動到底決不甘心，那麼，中國人民已經知道應該怎樣正確對付了」。
這篇社論表明，國共關係已經接近全面破裂。總而言之，國共的主要分歧在於：政府堅持首先依照中蘇條約的規定，完全收回東北主權之後再和中共協商內政問題，政府軍遇到障礙即以軍事解決，衝突所在多有；而中共則指責政府破壞停戰協定（因未明寫東北例外），挑起內戰。

中共突襲長春北滿

4月14日，蘇聯軍隊從長春向北沿鐵路線撤退到哈爾濱。接到蘇聯情報的中共在蘇聯撤退一個小時內向長春機場剛剛抵達的國軍發起攻擊。次日，中共向長春進攻，當日攻下市區主要街道據點。有媒體發表「可恥的長春之戰」指控中共使用平民當人體盾牌。
對於中共的做法，民盟默不作聲。這加劇政府認定民盟是中共外圍組織的成見。
4月24日，蘇軍自哈爾濱撤退，得到蘇聯通報的中共隨即占領哈爾濱。4月28日，蘇軍從齊齊哈爾撤退，同樣得到情報的中共立即占領齊齊哈爾。至此，長春以北整個北滿完全落入中共之手。

1949年國共和談

國共內戰在1947年3月正式全面爆發，6月29日政府頒布通緝令通緝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1947年7月10日，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選舉總事務所決定，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於10月21日至10月23日舉行，立法委員選舉於12月21日至12月23日進行。7月15日，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國民大會代表名額分配表》。期間1947年底國民政府依據憲法舉行第一屆行憲國大代表選舉和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並在1948年3月召開第一屆行憲國大，選舉總統蔣中正，副總統李宗仁。然而內戰局勢日趨嚴重，很快占領整個東北，隨即入關占領華北。華東地區共軍也圍殲徐蚌地區國軍，直逼浦口。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國父說，中華民國之建國，其目的在和平。中正為三民主義的信徒，秉承國父的遺教，本不願在對日作戰之後，再繼之以剿匪的軍事，來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戰事，甫告結束，我們政府立即揭舉和平建國的方針，更進而以政治商談軍事調處的方法解決共黨問題。不過經過了一年有半的時間，共黨對於一切協議和方案都橫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預期步驟見諸實施，而最後更發動起全面武裝叛亂，危害國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動員，從事戡亂」，「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事恢復和平的具體方法。只要和議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而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準，則我個人無復他求」，「中正畢生革命，早置生死於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進退出處，絕不縈懷」，「如果共黨始終堅持武裝叛亂到底，並無和平誠意，則政府亦惟有盡其衛國救民的職責，自不能不與共黨周旋到底。」，隨後民國總統蔣中正宣布引退，李宗仁任代總統，宣布與中共和談。
此時中共已經勝券在握，只待春天水漲即渡江，因此恰好可以利用此段和談時間部署渡江事宜。中共開出條件等同於最後通牒，1）懲辦戰爭罪犯。2）廢除偽憲法。3）廢除偽法統。4）依據民主原則改變一切反動軍隊。5）沒收官僚資本。6）改革土地制度。7）廢除賣國條約。8）召開沒有反動份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受南京國民政府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周恩來對此評價道：「趨向不外乎三種，第一種是國民黨改組政府，並且承認我們提出的八條；第二種是美國出兵，對此我們已經有了準備；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三種，繼續打下去」。
4月1日至15日，和談在北平舉行。然而，中共將國民黨政府要員列為戰犯予以通緝，並述明國民政府偽憲法無視民意基礎之事實要求廢除，國民政府嚴正拒絕。在北平的談判破裂的情況下，中共乘四月長江漲水，迅速展開渡江戰役，攻占南京、武昌、上海等長江沿岸主要城市，並迅速向整個南部中國推進。國民政府經過輾轉，在12月9日遷往台灣，形成兩岸對峙局面至今。

人民政協與共同綱領

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5月，中共在紀念五一勞動節時，提出要建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組建聯合政府的說法，即將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驅逐出政協，而保留民盟和其他一些小黨組織新政協。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6月25日，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成立，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新政協要「選舉代表這個共和國的民主聯合政府」。9月21日，第一屆全體會議舉行時，為了區別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政協會議，決定改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為了取代中華民國憲法，中共在九月開始醞釀共同綱領草案。9月25日，人民政協第三組組長周恩來介紹共同綱領草案，「由中國共產黨負責起草草案初稿」，還提到軍隊問題「人民解放軍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勝利和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決不是偶然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靈魂」，這暗示著「政治工作制度」（即黨組織制度）將繼續發揚下去。共同綱領最後在9月29日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
共同綱領提出「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遊行示威自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這些條款以後是否被中共遵守或被中共破壞曾有爭議。值得注意的是，共同綱領並沒有規定什麼時候自行失效，雖然傳統上認為五四憲法已經將其取代。但五四憲法裡面也沒有規定共同綱領失效的條款。從法理上，只要沒有法律或人民政協之正式決議認定它已經失效，共同綱領將一直生效下去。
聯合政府的提法在第一屆政協會議產生「中央人民政府」之後也很快走入歷史。而民主黨派對中共的制約並沒有因此消失，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裡面，第三方面之張瀾為副主席而章伯鈞，羅隆基也在政務院任職。直至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這種約束才解除。

意義與評價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它不僅直接影響國共內戰的結局，進而影響中國歷史的走向，更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共的建國綱領和執政理念，對當今中國大陸政治仍然影響極大。

共產黨方面

中共對此政協評價是正面的（可從中共官方出版《周恩來傳》，《周恩來文選》等找到中共對此評價），但一直在歷史教材中迴避或者淡化這段對中國近代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版初中《中國歷史》近現代史裡面隻字不提政治協商會議內容，反而大寫較場口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的大會上發生的毆鬥事件，故該書之讀者只能從較場口事件得知有政治協商會議召開。
對於中共而言，政協會議的一大成果是民盟與中共結盟形成統一戰線。民國三十六（1947）年十月二十八日，行政院內政部決定查封取締民盟「查民主同盟，勾結共匪，參加叛亂，早已為國人注意。茲迭據各地負責治安機關先後報告，其最顯著事實，如該盟派洛賓基在東北策動東北之軍事叛亂，與在西北之負責人策動孔從周等叛變並煽動五月學潮，及上海工潮，皆暗與共黨之軍事行動相呼應。」「該盟重要分子李蔭楓在川省招致匪徒，圖謀暴動，以響應共匪李先念殘部之竄擾，其他公然作叛亂宣傳，掩護共匪之間諜活動，皆證據確鑿」「如不立加遏制，後方治安在在堪虞，本部職責所在，對此在匪區則助長叛亂，在後方則為共匪聲援之不法團體，不得不採取適當處置，茲政府已將該民主同盟宣布為非法團體」。

國民黨方面

國民黨對政協會議的評價也是正面積極的。民國政治架構中，不僅憲草和聯合政府理論來自政協，而且青年黨，民社黨也通過政協獲得國大名額而加入國民大會為民主競爭增加元素。民國政府播遷台灣之後，大量記錄和評價政協會議的書籍，資料出版，從而很大程度上彌補大陸在這方面的空白，保存下珍貴的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