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

早期經歷

生於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 ( 1611年2月6日 ) 寅時。崇禎帝之父為明光宗朱常洛，朱常洛雖早在萬曆廿九年 ( 1601年 ) 被立為太子，但其父親明神宗其實一心想立三子朱常洵為太子，是因為群臣國本之爭，才勉強保住了朱常洛儲君的寶座，故朱常洛一直得不到明神宗歡心。朱由檢母親劉氏則是朱常洛的婢女，亦不得朱常洛的歡心。祖父討厭父親，父親討厭母親，所以朱由檢幼年並不幸福。五歲時，朱由檢母親劉氏得罪，被父親朱常洛下令杖殺，之後將朱由檢交由庶母西李撫養。數年後西李生了女兒，照管不過來，改由另一庶母東李撫養至成人。及至朱由檢長大，被當時已繼位為帝的哥哥朱由校封為信王，劉氏追封為賢妃。

登上帝位

天啟七年（1627年），年僅廿二歲的明熹宗朱由校駕崩，由於朱由校三名兒子皆早夭，他唯一在世的弟弟朱由檢繼承皇位，當時朱由檢年僅十六歲，是為崇禎帝。朱由檢即位後，勤於政務，事必躬親。崇禎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臨時傳免早朝，遭輔臣批評，崇禎連忙自我檢討。
天啟七年十一月（1627年），崇禎帝在剷除魏忠賢的羽翼崔呈秀之後，再將其貶至鳳陽。途至直隸阜城，魏忠賢得知大勢已去，遂與一名太監自縊而亡。此後崇禎帝又殺客氏，崔呈秀自盡，其閹黨二百六十餘人或處死、或發配、或終身禁錮。與此同時，平反冤獄，重新啟用天啟年間被罷黜的官員。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予尚方寶劍，託付他收復全遼的重任。

面對困局

自崇禎元年（1628年）起，中國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漢南續郡志》記，「崇禎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飢，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飢，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禎朝以來，陝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離失所。崇禎二年五月正式議裁陝北驛站，驛站兵士李自成失業。崇禎三年（1630年）陝西又大饑，陝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饑疏》上說百姓爭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只能吃觀音土，最後腹脹而死，六年，「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
崇禎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書呂維祺上書朝廷：「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輓輸。庚午（崇禎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旱災又引起蝗災，使得災情更加擴大。河南於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其飢民多從「闖王」李自成。崇禎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棄孩，盈河塞路。」
十四年，左懋第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保定巡撫徐標被召入京時說：「臣自江推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亦僅餘四壁城隍，物力已盡，蹂躪無餘，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這時華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崇禎十四年七月，疫疾從河北地區傳染至北京，崇禎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十室九空。

內憂外患

江南在崇禎十三年遭大水，十四年有旱蝗並災，十五年持續發生旱災和流行大疫。地方社會處在了十分脆弱的狀態，盜匪與流民並起，各地民變不斷爆發。
為剿流寇，崇禎帝先用楊鶴主撫，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復用洪承疇，再用盧象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圍闖軍的將領。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然皆功虧一簣。李自成數次大難不死，後往河南聚眾發展。
此時北方皇太極又不斷騷擾入侵，明廷苦於兩線作戰，每年的軍費「三餉」開支高達兩千萬兩以上，國家財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餉的情況普遍，常導致明軍內部騷亂譁變。加上崇禎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剛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屢鑄大錯：前期剷除專權宦官，後期又重用宦官，《春明夢余錄》記述：「崇禎二年十一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住提督九門及皇城門，以司禮監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崇禎帝說：「朕禦極之初，攝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因協民艱，廉通者又遷疏無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清寫明史崇禎帝中後金反間計，自毀長城，冤殺袁崇煥；世傳皇太極施反間計，捕捉兩名明宮太監，然後故意讓兩人以為聽見滿清將軍之間的耳語，謂袁崇煥與滿人有密約，皇太極再放其中一名太監回京。崇禎帝中計，以為袁崇煥謀反。這種講法終明之世並無所本，僅流行於乾隆之後。一些學者傾向於相信崇禎帝殺袁崇煥，並非是皇太極的反間計得逞。由於袁崇煥是囚禁半年後才被處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時激憤誤殺。事實上，崇禎帝生性多疑，所以僅擅殺毛文龍一事，便足以使崇禎帝心存忌憚。再者毛文龍舊部大都誤認為是皇帝要殺毛文龍，於是把怨恨轉移到皇帝身上，大舉譁變，造成日後一連串悲劇事件的發生，終於致使前線態勢一發不可收拾。袁崇煥不能不為此負責。
隨著局勢的日益嚴峻，崇禎帝的濫殺也日趨嚴重，總想以重典治世，總督中被誅者七人，巡撫被戮者十一人，連擁有崇高地位的內閣首輔也不能倖免，被殺二人，而其他各級文官武將更是多不勝數，不能詳列。崇禎帝亦知不能兩面作戰，私底下同意議和，但被明朝士大夫鑒於南宋的教訓，皆以為與滿人和談為恥。因此崇禎帝對於和議之事，始終左右為難，他暗中同意楊嗣昌的議和主張，但一旁的盧象昇立即告訴皇帝說：「陛下命臣督師，臣只知戰鬥而已！」，崇禎帝只能辯稱根本就沒有議和之事，盧象昇最後戰死沙場。明朝末年就在和戰兩難之間，走入滅亡之途。
崇禎十五年（1642年），松山、錦州失守，洪承疇降清，崇禎又想和滿清議和而和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商議計劃，後來陳新甲因泄漏議和之事被崇禎諉過處死，與清兵最後議和的機會也破滅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臨沒頂之災，崇禎帝召見閣臣時悲嘆道：「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在陳演、光時亨等反對和不情願負責之下未能下決心遷都南京。事後崇禎帝指責光時亨：「阻朕南遷，本應處斬，姑饒這遭。」後來，崇禎再次跟李明睿和左都御李邦華復議南遷的計劃，並要大學士陳演擔當責任，陳演不情願，於是在不久後被罷職。第二次南遷計劃失敗後，崇禎讓駙馬鞏永固代口要求重臣守京師，並以「聖駕南巡，徵兵親討」為由出京，諸臣唯恐自己因皇帝不在京城而變成農民軍發泄怒火的替死鬼，故依然不讓崇禎離京。
至此，農民軍起義已經十多年，從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縱橫數千里之間，白骨滿地，人煙斷絕，行人稀少。崇禎帝召保定巡撫徐標入京覲見，徐標說：「臣從江淮而來，數千里地內蕩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僅存四周圍牆，一眼望去都是雜草叢生，聽不見雞鳴狗叫。看不見一個耕田種地之人，像這樣陛下將怎麼治理天下呢？」崇禎帝聽後，潸然淚下，嘆息不止。於是，為了祭祀陣亡將士、罹難難民和殉國的各親王，崇禎帝便在宮中大作佛事來祈求天下太平，並下詔罪己，催促督師孫傳庭趕快圍剿農民軍。

廟諡號及陵寢

崇禎十七年五月初六日，多爾袞以李明睿為禮部侍郎，負責大行皇帝的諡號祭葬事宜，李擬上先帝諡號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端皇帝，廟號懷宗，並建議改葬梓宮。後因思宗梓宮已入葬恭淑端惠靜懷皇貴妃的園寢，便不再遷葬，改田貴妃園寢為思陵。
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去懷宗廟號，改諡莊烈愍皇帝，因而清代史書多簡稱為莊烈帝或明愍帝。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順天府部雜錄十一》、《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百三十七》、《讀禮通考·卷九十三》三書均引《肅松錄》和《北游紀方》，稱思陵神牌題為「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又引《北游紀方》稱思陵神主題為「大明懷宗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端皇帝」，又引《肅松錄》稱思陵立有「莊烈愍皇帝之陵」的石碑。《明詩綜·卷一》則稱神牌是由順治初年定的「一十六字」加上改書的「莊烈愍皇帝」組合而成。神主甚至又改「愍」字為「端」，並仍題廟號「懷宗」二字，可見康熙年間的思陵神牌和神主是由順治年間兩次加諡崇禎帝的廟諡號混雜而成。《崇禎長編·卷一》作「果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當是清廷所給諡號在傳抄中產生了訛誤。
南明安宗之大臣張慎言初議崇禎帝之廟諡號為「烈宗敏皇帝」，高弘圖擬廟號「思宗」，顧錫疇議廟號「乾宗」。趙之龍上疏彈劾高弘圖議廟號之失，稱「思為下諡」。顧錫疇又擬廟號正宗，但未被採用。最終在崇禎十七年六月定先帝諡號為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 按《逸周書·諡法解》：「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秉德尊業曰烈。」
弘光元年李青上疏請改思宗廟號，多次上疏皆被駁回。管紹寧擬「敬宗」和「毅宗」兩號備選，同時又有人上疏請求改為「烈宗正皇帝」。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上廟號毅宗，諡號未改。唐王監國，諡思宗為威宗。

軼事典故

崇禎帝上吊後，在其身上的遺言旁邊又有一行書寫到：「文武百官全都到東宮行在去。」原來崇禎帝以為內閣諸臣已經看到了他所寫的朱書，卻不知道實際上內傳將朱書送入內閣時，大臣們早已四散逃命了，內侍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因而文武群臣並沒有一個人知道此書。當初大內中有一間密室，看管的十分嚴密，相傳其中有誠意伯劉伯溫所藏的秘記在內，說沒有重大變故不能隨意開啟。到此時，事情緊迫，眾人開啟來看，看到是一副繪圖三軸，最末一軸圖像酷似崇禎帝模樣，身穿白背心，光著左腳，披頭散髮懸在空中，與上吊後的崇禎帝的情況沒有任何差別。

信仰

明朝文化三教合一，天子大都篤信佛教和道教，也力圖做儒家的弟子。崇禎年間，受徐光啟和湯若望的影響，皇帝對羅馬天主教有所了解。滿人屢次犯邊，流寇兵事又不寧靜。有人趁機勸說皇帝撤去宮內神像與佛像，改信耶穌。皇帝急於圖治，聞言有所動。後幾年，覺其言非是，又復崇儒（見1939年中華民國論文《崇禎帝之撤像及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