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畏之

杜畏之（？－1992年6月）原名屠慶祺，別名杜滄白，河南永城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翻譯家。

生平

杜畏之原名屠慶棋。杜畏之是其1930年以後用的筆名，後以此名行。杜畏之生於小商人家庭。1919年考取開封歐美留學預備學校，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經濟惡化，留學沒能成行。杜畏之乃又到南京東南大學、開封中州大學學習，並在1925年初加入中國共青團。不久，受中國共青團組織派遣，以教師身份作為掩護回到家鄉，在永城創建了第一個中國共青團支部。
1925年，為選拔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中國學生，廣州國民政府專門組織了由譚延闓、古應芬、汪精衛三人組成的選拔委員會，鮑羅廷任顧問。第一期學員340人，其中廣州、上海、北京三地占280人，另有許多中國國民黨要員的子弟，從其他地方選派的平民出身的學生很少。烏蘭夫、伍修權、杜畏之、高素明等都是從其他地方選派的平民子弟。
1925年夏秋之交，蘇聯政府開辦莫斯科中山大學並招收第一批中國學員的消息傳開，不久中山大學在天津建立招生站。杜畏之憑中國共青團河南省委的介紹信到天津報名並獲錄取。1925年10月28日，杜畏之自上海乘船赴莫斯科，同行者有王明、張聞天、俞秀松、王稼祥、烏蘭夫、伍修權等學生。1925年11月28日他們到達莫斯科。杜畏之因外語好，被分配到十多人為一小班的俄語班。同班同學有王明、俞秀松、劉少文、李培之等人。該俄語班的學生除自己學習外，還負責在語言上溝通教師和中國學生。杜畏之到校不久即轉為共產黨員。杜畏之在國內學過英語、俄語，在莫斯科又學會了法語、德語。後來他還涉獵過波蘭語、捷克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羅馬尼亞語等。當時蘇聯國內食品供應緊張，與中山大學相鄰的一些招收蘇聯學生的學校每天只供應兩頓飯，大多是黑麵包，但蘇聯政府對中山大學的供應卻很豐富，還經常供應牛肉。但杜畏之不喜歡吃西餐，卻很想念家鄉的豆腐，同學們便給他起了綽號「豆腐」。杜畏之在校期間，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曾引起莫斯科一天狂歡，而隨後的四一二政變又在莫斯科引起抗議浪潮。對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共產國際及蘇共內部分成史達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中山大學的中國學生也很快形成了分別支持史達林、托洛茨基的兩派，其中支持托洛茨基派的中國學生人數占壓倒性優勢。杜畏之支持托洛茨基。
1927年9月，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期學生畢業，帶有托派思想的畢業生大多數被遣送回中國。杜畏之留校當翻譯，與其同時留校當翻譯的有王明、張聞天、王稼祥、沈澤民等人。同時，烏蘭夫到莫斯科東方大學當翻譯，伍修權到莫斯科步兵學校。
1928年夏，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郊外召開，杜畏之任大會翻譯。1928年6月12日，史達林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接見了來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蘇兆征等人，杜畏之任翻譯。史達林向中共中央領導人重點談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國革命的性質，史達林認為中國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二是中國革命目前處於高潮還是低潮的問題，史達林認為中國革命正處在低潮。李立三插話表示不同意見，認為現在中國革命還處在高潮，遭到史達林反唇相譏：「這不是波浪，這是浪花！在革命低潮時江河裡有時也會翻起幾朵浪花……」
中共六大結束後，杜畏之奉派回國。先被安排在上海的中國共青團中央機關工作，不久被派往鄭州任共青團河南省委宜傳部部長。1929年夏，回到上海任共青團中央組織部秘書。1930年初，中共黨內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思想開始抬頭。1930年5月，李立三在中共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雜誌上發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問題》，稱「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1930年6月8日,李立三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相同內容的報告。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李立三的報告通過了《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在此期間，彭德懷率紅五軍攻克長沙並短暫占領三天，這對李立三是很大鼓舞。李立三積極策劃占領南昌、進攻九江、會師武昌、南京兵暴等系列行動。在莫斯科親耳聽到史達林同李立三爭論的杜畏之，在一次中共黨內的組織會議上發表看法，談了史達林對李立三的上述批評。有人把杜畏之的話反映到中央，李立三暫停了杜畏之的黨籍，隨即將杜畏之開除出黨。杜畏之的妻子梁識威是工人出身，1925年入黨，因不肯同杜畏之斷絕關係而被暫停黨的工作，並在1931年初被迫脫黨。
1930年代初，中共黨內反對李立三左傾思潮的人既有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的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人，也有在中央工會黨團內長期任職的何孟雄、李求實、羅章龍、徐錫根等人。同時，托派活動也很活躍，「無產者」、「我們的話」、「戰鬥」、「十月」等四個托派組織正在籌備聯合。在1931年5月中國托派第一次代表大會後不久，杜畏之即參加了托派。同時杜畏之經朋友介紹，擔任安徽大學哲學系教授，並將主要精力用於翻譯。杜畏之曾先後任上海藝術大學、安徽大學、北平中國大學教授。
1931年5月1日中國托派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後不久，中國托派組織便遭兩次破壞。1931年5月下旬，托派中央五位常委中的四位被捕。1931年7月，僅剩的唯一一位常委陳獨秀聯合彭述之，並吸收尹寬、蔡振東等人，重組中央常委班子。但僅過一個月，尹寬、蔡振東等8人被捕。陳獨秀再次聯合彭述之，並吸收宋逢春、淮德治、羅世藩等5人組成中央常委班子，彭述之負責宜傳。1932年7月2日，彭述之通知杜畏之到滬西的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商談中央宜傳工作。出席會議的共4人：彭述之、李季、吳季嚴、杜畏之。會後吳季嚴和杜畏之在公園門口碰見1931年4月即被捕叛變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隨即被國民黨特務逮捕。1932年底，杜畏之任職的安徽大學托關係將他保釋。從此杜畏之脫離中國托派組織，專心教書和翻譯。主要譯著有恩格斯《自然辨證法》、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普列漢諾夫《戰鬥的唯物論》、羅曼諾夫《帝俄侵略滿洲史》等數十本。杜畏之是高爾基小說《母親》的第一個譯者。
抗日戰爭期間，1940年，蔣經國出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陸續有蔣經國在蘇聯留學時期的同學來贛州，其中大部分是蔣經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形成了蔣經國的小集團。這批人有高理文（高素明）、彭健華、杜畏之（杜滄白）、吳希之、徐季元、黃中美、周百楷等。杜畏之約是在1942年夏到贛州，住在中華正氣出版社，未擔任職務，生活悠閒，除幫彭健華審閱《時代中國》月刊的稿件外，便在居所讀書。當時杜畏之和蔣經國關係密切，常到蔣經國家中。1943年杜畏之離開贛州。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此前中國托派的重要人物彭述之、王文元等人都去了海外。杜畏之留在了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杜畏之還找過中共黨組織有關部門要求恢復中國共產黨黨籍。1950年12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國托派頭面人物劉仁靜、李季的聲明，同時配發措辭嚴厲的「編者按」，引用了史達林的名言：「現在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派，而是一個無原則的、無思想的、暗害者、軍事破壞者、偵探間謀、殺手兇手的匪幫，是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是外國偵探機構僱傭的奸細。」1952年12月22日，史達林73歲生日後僅僅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公安機關同時開始「大肅托」，大批逮捕原托派分子。杜畏之被捕並被關進上海南車站路看守所。1955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在「大肅托」中被捕的人里，除鄭超麟、尹寬、喻守一、黃鑒銅等4人「因罪惡太大，無法判決」（事實上是終身監禁）外，杜畏之是被判得最重的人。參加托派組織僅一年且從未擔任職務的杜畏之之所以被判重刑，是因為杜畏之很出名，翻譯了大量馬克思主義名著。
據與杜畏之同為托派獄友的周仁生、王國龍回憶，杜畏之在上海提籃橋監獄任犯人中的翻譯組組長，翻譯科技資料。1963年，中國共產黨同蘇聯共產黨發生中蘇論戰，中國方面缺乏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級翻譯，參加過中共六大的陳伯達、康生想到杜畏之，乃派人將杜畏之解押北京秦城監獄，繼續任翻譯組組長。除文革期間，因秦城監獄關押人員太多，杜畏之曾被臨時押往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一年多外，杜畏之在秦城監獄關押了8年。
1971年9月13日，九一三事件發生。隨後加緊對林彪集團成員陳伯達的審查。有人揭發陳伯達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加入托派組織，揭發者是原中山大學學生王志凌及其前妻胡佩文。二人分別寫材料證明陳伯達（在中山大學時名「陳尚友」）在中山大學期間曾參加托派組織，並向托派組織捐活動經費。這兩份材料都登在中央專案組發的關於陳伯達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中。康生的秘書李鑫領導的專案組也找到杜畏之，要求杜畏之寫揭發陳伯達的材料以便「戴罪立功」。杜畏之卻如實交代說，當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同情托洛茨基思想的人很多，杜畏之自己便是一個，陳尚友或許也有一點這種想法，但絕對無人加入過托派組織，這是因為中共黨內當時根本沒有托派組織，最早成立的中國托派組織是1929年在上海成立的「我們的話」派，這時杜畏之和陳尚友都已回國。後來陳伯達看到這些材料很感激杜畏之。
1972年10月，根據毛澤東提議，釋放全部在押的托派，杜畏之從秦城監獄獲釋。1976年恢復公民權。但此後杜畏之仍是公安機關檔案中的「四類分子」，上海市公安局經常派人到他家查問。
1986年10月，烏蘭夫（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伍修權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來探訪親友的美籍華人高素明、羅南英夫婦。他們四人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高素明在會見中介紹了在上海探望杜畏之的情況，並且轉交了杜畏之致烏蘭夫的信。杜畏之在信中請烏蘭夫幫助摘掉自己的「四類分子」帽子，增加生活費以解決經濟困難，改善住房條件，並表達了恢復工作的願望。烏蘭夫和伍修權隨後致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江澤民，建議將杜畏之的關係轉到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管理，在上海市的翻譯單位或文史單位安排工作，並在政治上加以關心，並幫助解決其生活費和住房的問題。
1986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收到了烏蘭夫、伍修權的親筆信。1987年1月，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江澤民出面聘杜畏之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1990年初，杜畏之加入上海翻譯家協會。1992年6月，杜畏之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