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新思想的傳播與發展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代，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自由和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的市民。
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從思想、政治和文化領域激發並影響了華人尤其是華夏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這兩種理念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奠定了思想和智力基礎。
社團組織在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和工讀互助團等等，讓五四運動在全國展開有了組織上的基礎。

高等教育進步

中國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李大釗、朱家驊、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嚴復（翻譯家）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同時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註：魯迅並不是北大職工，而只是兼職。因為當時北大規定，到北大任職，必須辭去原來職務，而魯迅是教育部裡資料抄寫員。）

民族主義情緒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於11月7日全部佔領德國膠州灣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並發布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於日本以及賣國政府強烈的不滿，被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而發揮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2、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後被北京學生痛毆。在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藉口。

一戰與工商業成長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一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產業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顯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主要力量。

北京政府派系鬥爭

「五四運動」前後，北京政府總統、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後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五四運動」發生之後，「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敗做鬥爭「安福系」工具，藉傳媒煽動學生舉辦愛國示威遊行，並進一步造成「六三運動」，使得學運風潮擴大，最終逼使相關政府領導人下臺負責。除此之外，「文治派」與「安福系」也藉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絕對不可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為；事件源起、擴大都深受黨派鬥爭之影響。

三一運動

1919年3月1日，在五四運動的前兩個月，日治朝鮮爆發三一運動。朝鮮獨立人士在首爾塔洞公園宣讀《獨立宣言書》引發數萬名人民反日遊行示威。三一運動很快席捲整個朝鮮半島。有200萬以上群眾參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暴動。
三一運動受到當時中國各界密切關注，得到當時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的高度支持與讚揚，成為推進五四運動的思想動力。兩者相互呼應，有著相似的國際、國內背景、運動過程和結果。學術界有觀點認為三一運動加速了中國人民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本質的認識，成為五四運動的催化劑和行為的楷模。

近因

從1917年7月起，任交通兼財政總長的曹汝霖與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於國務總理段祺瑞以出賣主權的代價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1918年，曹汝霖與日本外務大臣後藤新平商定，以髙徐、濟順兩路路權為抵押，借款三千萬日元，並密電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簽字。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4月15日，中國代表團向巴黎和會提出《廢除中日民四條約說帖》，提出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華駐軍等七項希望取消日本強加的「二十一條」及換文的陳述書，遭到拒絕。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根據《關於山東之條約》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只是歸還了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被德國掠去的天文儀器。
梁啟超致電汪大燮、林長民，建議警醒國民和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電文稱：「汪、林二總長轉外協會：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徵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並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等有所不利。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
林長民《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刊載在5月2日的《晨報》頭版頭條：「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惡耗，前兩日僕即聞之。今得任公電，乃證實矣。聞前次四國會議時，本已決定德人在遠東所得權利，交由五國商量處置，惟須得關係國之同意：我國所要求者，再由五國交還我國而已，不知因何一變其形勢也。更聞日本力爭之理由無他，但執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款及一九一八年之膠濟換文及諸鐵路草約為口實。嗚呼!二十一款出於脅迫，膠濟換文以該路所屬確定為前提，不得逕為應屬日本之據。濟順、高徐草約，為預備合同，尚未正式訂定。此皆我國民所不能承認者也。國亡無日，願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此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學生群情激憤，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禮行徑，並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
在這種情況下，和會代表提交了關於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歸還中國在山東的德租界和膠濟鐵路主權，以及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等合法條件。但結果，英、美、法、日、義等國不顧中國民眾呼聲，在6月28日終於簽訂《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在巴黎和會中，中國政府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民眾的強烈不滿，進而引發了五四運動。

過程

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巴黎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高師、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後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這四條辦法是：（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在和約上簽字；（三）通電各省於5月7日國恥紀念舉行遊行示威運動；（四）定於5月4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
5月4日，上午10時，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商定遊行路線。下午1點，北京大學等十三所院校三千餘名學生匯集天安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合約簽字」等口號，並在集會上宣讀了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然後，總指揮傅斯年扛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隊伍隨即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進發，學生代表要求會見四國公使，羅家倫、江紹原前往各國使館遞送英文的備忘錄，各使館均派員接見並表同感，但由於禮拜天三國大使不在館內，巡捕房不准學生前往，最後僅能到美國使館前。學生們在美國使館前高喊在「大美國萬歲！威大總統萬歲！大中華民國萬歲！世界永久和平萬歲」。之後，隊伍中喊出一句：「去找曹汝霖算帳去！」矛盾遂轉向「內懲國賊」——學生開始向位於北京長安街東端之北的趙家樓曹宅所在地移動，一路上高喊「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還我青島」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下午兩點多鐘，大規模遊行隊伍到達曹宅，數百名軍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隊伍不得入內。學生向軍警講明來意說：「我們是愛國學生，來這裡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我們學生手無寸鐵，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軍警於是放行。學生進入胡同，發生暴亂痛打了在曹家串門的章宗祥，並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給予鎮壓，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
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蔡元培、朱家驊等「歐美同學會」會員（時會長蔡元培）當時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上至政府官員；下至務農人員。北京軍閥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當權的親日派和保守派認為此次事件為主張思想學術自由的北京大學所導致，蔡元培被迫辭職。教授學生請求挽留被內閣拒絕，於是北京各專門學校校長全體請辭。徐世昌繼而下達不准學生干政集會令，罷免了同情蔡元培的教育總長傅增湘。
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總罷課，宣傳反日，抨擊政府，並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日本公使向外交部詰問，要求禁止學生活動，日本軍艦集中於天津、上海、南京、漢口，進一步加劇局勢緊張。包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全國大小二百餘城的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後，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北京教職員聯合會隨之成立。5月中旬，北京、天津學生代表陸續抵達上海，會同當地學生向商人勸說抗爭。
6月，由於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壓。2日，北京二次逮捕學生，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400多人。學校附近駐紮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4日，逮捕學生700餘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有5000學生自請入獄。一千餘女學生向總統府抗議。教職員慰問在獄中學生。政府感到高壓手段無效，撤退了包圍北京大學的軍警。徐世昌派人慰問學生，學生活動第二步勝利。
6月5日，由於北京逮捕學生，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
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大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6月28日，中國代表顧維鈞等人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後期

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九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國際會議。中國政府時值顔惠慶內閣，派出施肇基、頋維鈞、王寵惠三人爲全權代表，余日章、蔣夢麟爲國民代表，朱佛定爲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秘書，1922年2月4日，中國和日本還在華盛頓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條約規定，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附約中規定了對日本人和外國僑民的許多特殊權利，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影響

五四運動從形式上是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但從整個社會背景社會發展來說，它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此，除了波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教育，亦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同時它對現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亦有著不可低估之影響。因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與文學發生中的獨立性與資源性,以此將以科學和民主為旗幟的啟蒙主義的「五四」,與「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捆綁在一起。
也有觀點認為，五四運動同時存在救亡和啟蒙兩條主線。但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救亡壓倒了啟蒙。

五四精神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麼，有不同看法。在一般的看法中，有一種看法：科學，民主。1949年後，中共闡述為：愛國，進步，科學，民主。
五四運動，其主力是學生和青年，他們的愛國精神、為真理和正義而戰的精神、不畏強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時代的青年和學生學習。

林毓生論「五四精神」

林毓生認為應當區分五四精神、五四目標與五四思想。林以為，五四精神是一種中國知識份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承襲儒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精神，與俄國沙皇時代的讀書人與國家威權同制度發生的「疏離感」，因而產生的知識階級（intelligentsia）激進精神，以及西方社會政教分離為背景而發展出來的近代西方知識份子多元化專業研究的風格，有很大出入。這種使命感使中國知識份子以為真理本身應該指導政治、社會、文化與道德的發展。其最高境界乃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悲劇精神。
而林教授認為「使國家強盛」、「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學」為五四目標。
而五四思想則包含「全盤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等傳統一元論模式的思想。

思想文化

在1919年10月，總統舉行秋定祭孔，同時組織了四存學會，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學」為宗旨，1921年更修訂了《褒揚條例實施細則》，進一步強化禮教。梁啟超和梁漱溟則高唱中國文化優越論。而在五四運動中，某些反對儒家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孔家店」、「推倒貞節牌坊」等口號。五四運動進一步促進了反儒家的發展，與獨尊儒術的思潮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
中國語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淵源大部分都來自於五四時期的西方理論，包括使用白話文（現代漢語）、國語（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以及漢字簡化、漢語拼音等。

對外關係

段祺瑞政府因五四運動而陷入窘境，為挽回政府聲譽，希望實現恢復帝俄搶奪的失地，導致皖系徐樹錚插手外蒙古「撤治」。
中國代表沒有在巴黎和平會議上簽字，這並不代表中國的利益和權益能夠保留下來，實際上剛好相反，多國利益及國際秩序被排除後，中國成為日本及蘇聯競爭利益的場所（因為日本在華有高額投資及移民、蘇聯則認為中國適合推行共產主義），日本為了保障其僑民及利益、也不滿中國不遵守條約及迫害日僑，逐步的佔領了中國。由於北京政府的失敗，各地軍閥利用北京政府的無力，相互攻伐，加劇了中國的內亂。
1921年到1922年召開了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提出「十項原則」，山東問題得到解決，日本把青島交還給中華民國政府但是膠濟鐵路仍由日本控制，山東實際仍由日本控制，中國自認權益沒有完全恢復，但實際上逐出列強勢力就等於失去列強保護、也失去了各列強制衡以維持中國基本權益的情勢，日本在中國投資移民最多、加上中國突然由日俄戰爭時及之後的中日友好轉為反日，故懷抱最大的怨念，因此中國實際上失去更多的權益。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對外政策與五四運動的思想相近，日本在二戰前獲得的情報是此兩黨都是蘇聯的傀儡，而實際上中國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時期，內部確實有大量的共諜。

教育

約翰·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和「自動主義」「自律輔導主義」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動下，教育界引起巨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廢除學監制，在「開放女禁」呼聲下，1919年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開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婦女權利在五四影響下發生變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頒布了《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戊學制），小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以美國為藍本，教育得到革新。

文學藝術

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文學新時代。五四以後，中國出現了大小40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對中國文學發展影響深遠。這個時期，出現了大批文學巨匠，如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郭沫若、郁達夫等。

美術

五四運動後，出國學畫的人逐漸增加。在各地，許多正規的美術院校相繼成立，油畫也在中國紮根。當時湧現出來的出名畫家有顏文樑、劉海粟、徐悲鴻、林風眠、方幹民、吳大羽、衛天霖等，其中以所謂「四大校長」，即顏文樑、劉海栗、徐悲鴻和林風眠的影響最大。

政治

五四運動使蘇維埃俄國在中國播下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種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便充分顯示出：當時很多人認爲「布爾什維克革命是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唯一出路」。
五四運動以後，工人罷工和政治鬥爭依然不斷，1920年五一，北京學生聯合會散發《五一歷史》傳單，使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理論傳入工人階層，為共產黨誕生創造了群眾基礎。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陳獨秀也在五四之後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並接受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等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