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

早年經歷

胡適家族世系是徽州胡氏中的明經胡，自古傳說出自唐哀帝（或唐昭宗）。到胡適父親胡傳（1841年－1895年）時，家業茶商，家道殷實。
1891年12月17日未時，胡適生於江蘇川沙縣（今上海浦東新區）胡適父親胡傳一生娶 3 位妻子。元配馮氏在太平天國之亂時罹難，胡傳續娶曹氏，胡傳在五次參加鄉試皆未中舉人後，放棄科舉之途，在中國東北寧古塔結識寧古塔邊務欽差大臣吳大澂後，受吳大澂推薦走上仕途，後追隨吳大澂，先後前往海南、協助治理黃河，及辦理江蘇稅務。此一期間，胡傳再娶胡適生母馮順弟，所以胡適出生之時，父親胡傳已經 50 歲。
1893年，胡傳擔任台灣臺南鹽務總局提調兼辦安嘉總館，辦理臺南鹽務，此時 2 歲的胡適才隨母親去台灣胡傳任所居住。1893年，胡傳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胡適也隨父母親前往台東。然而，因清廷甲午戰爭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1895年胡適隨母親離開臺灣回上海，後回祖籍安徽績溪上莊，進家塾讀書。未久，父親胡傳病逝於廈門。
1904年，13歲的胡適在家人安排下與江冬秀訂婚。江冬秀雖為鄉村女子，但卻是書香門第，雖不是博聞強識，也念過幾年私塾，識得幾個字。之後，胡適跟隨其三哥到上海，入梅溪學堂。
1905年，胡適進澄衷學堂。1906年，考取中國公學。1908年，入中國新公學，兼任英文教員。1910年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於約翰·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同年，通過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考試，但並未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被人尊稱「博士」 並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回安徽績溪與江冬秀結婚。1919年接辦《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引發「問題與主義論戰」。1920年離開《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南京大學）暑期學校講學。

中年經歷

1922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創辦《努力周報》。在《努力周報》第二期（5月14日）與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梁漱溟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
1924年與陳西瀅、王世杰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1925年2月，參加北京善後會議，並參與起草部分會議文件。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1926年7月—1927年5月遊歷英國、法國、美國、日本諸國。1927年，正式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與徐志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1927年在上海蔣介石與宋美齡婚禮上結識蔣介石。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任中國公學校長。1929年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標誌著「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1930年1月，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剷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1932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私立南開大學校董會董事及南開大學經濟學院董事，並邀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1935年1月4日抵達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35年至1936年胡適多次要求出任駐日本大使未果。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胡適與顧祝同、朱紹良、梅思平、陶希聖、羅君強、陳布雷、陳立夫、張君勱等人常到周佛海在南京西流灣8號建造的花園洋房的地下室躲避空襲，眾人在此常常討論時局，持「戰必大敗」的悲觀情緒，胡適於是為這個非正式組織起名「低調俱樂部」，以區別與當時主戰派及民眾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風氣」的高調。
蔣介石於8月19日要求胡適即日前往美國爭取美方對中國的支持。1938年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1942年9月8日，辭去駐美大使一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學講學。1945年，出任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代表在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分，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1946年7月5日，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由美國返回中國抵達上海。11月28日，蔣介石向國民代表大會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並鄭重致詞，說明其要點，由大會主席團主席胡適接受。12月25日，國民大會正式三讀通過憲法草案。同日國民大會閉幕，由蔣主席代表國民政府接受胡適遞交憲法。
1947年1月4日，教育部就沈崇事件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稱，南京、上海等地學生遊行「查係有人鼓動反政府及反美運動」；「此係美兵個人行為，純屬法律案件，並非外交問題。現美軍已將兇犯交軍事法庭審判，自應聽候依法解決。誠恐有人擴大煽動，特電注意防範」。1月6日，對北大今後學生運動，胡適稱：不應以罷課為手段。1月24日，蔣中正想請胡適出任考試院長和國府委員，但胡適堅持不肯加入國民政府而力辭。（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1958頁）5月6日，北京大學校長胡適電請教育部調查教授待遇。8月28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委員會在南京舉行成立大會，委員會比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教育、大眾傳播、圖書館及博物館、藝術與文學6個專門委員會，並選出執行委員胡適、朱家驊、吳貽芳、朱經農、梅貽琦、杭立武、竺可楨、張道藩、薩本棟、瞿菊農等10人。9月1日，北京大學教授俞平伯、向達、孫楷第等31人，因生活困苦，致函該校校長胡適稱：「我們一個月的收入不能維持半個月的生活，談不到子女的教育費，更談不到即將到來的嚴冬，這是一種什麼生活！」
1948年4月3日，蔣中正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為內閣制，實權在內閣，中華民國總統應為虛位，請公正人士較佳，所以想請國民黨支持無黨籍的胡適出馬競選行憲後第一任總統，等胡適當上總統後再任命蔣中正為行政院閣揆，胡適也同意了，但後來因國民黨中執會還是支持蔣選總統而變卦。11月，中共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用電台廣播呼籲胡適留下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2月，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西去綏遠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戰是和？傅作義日夜思考，下不了決心。他認為胡適能夠替他出主意，把胡適接到中南海懷仁堂密談，胡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蔣派專機接運留在北平之學人胡適、陳寅恪、錢思亮、李濟、勞榦等到南京。12月13日朱家驊、傅斯年、俞大維、陳雪屏四個人在南京設法派飛機去接胡適南下，胡適在13日時，本來還堅持不肯丟下北京大學不管，14日在南京方面的勸說下才勉強同意離開，1948年12月15日下午4點，傅作義派了部隊護送胡適到南苑機場上了飛機。夜裡十時光景，到了南京明故宮機場。
1949年3月9日，蔣介石派蔣經國赴上海訪胡適。4月6日，胡適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從上海搭威爾遜輪前往美國當說客，為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問題尋求美國政府的介入，但4月21日船抵舊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絕中共24項要求，解放軍已渡江，此時局勢已定，胡適在美處處碰壁，孤臣已無力可回天。4月，胡適在美國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旅美時，與張愛玲相識，結下友誼；《自由中國》創刊，胡適任名義上的「發行人」。
4月22日，胡適在美國舊金山發表談話，略謂：「現在重要之事實，則為中國政府已拒絕投降，此非僅四萬萬人民之命運所繫，即全世界之命運，恐亦隨之決定。」次日，解放軍佔領南京後，他仍宣稱：「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持蔣總統的。」
6月19日，新任閣揆閻錫山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但胡適拒絕上任。
1950年應聘為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短期的中文圖書管理員，來源：唐德剛《胡適雜憶》45頁）。6月23日，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約見胡適﹐試圖說服胡適出面領導流亡海外及臺灣的反共親美的人士﹐以取代蔣中正的政權，不過胡適對此表示全無興趣。當時美國對蔣完全喪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勢力以對抗共產黨擴張，因胡適無此興趣而不了了之。1952年，胡適和蔣廷黻在紐約曾有意聯合組織反對黨以在臺灣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適返台與蔣中正討論後，遭到蔣中正的反對，以致組黨的事胎死腹中。之後，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臺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誌等等。
1954年至1955年，以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為導火索，中國大陸掀起了批判胡適運動。為批判胡適，三聯書店出版發行了《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8輯。胡適先生住在美國，他搜集了這八本書，認真作了批註。而批判胡適運動的起因，根據耿雲志的說法是：「這句話我想是他一生里，講的最有失紳士風度的一句話，他（胡適）說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計這個話有可能傳到毛澤東的耳朵里，所以毛澤東非常決斷地發動一場全國規模的徹底批判胡適的運動。」1956年9月20日，陳源依老友周鯁生之託，致信胡適。然而，胡適並不相信周鯁生所説的話，他在陳源信中「對於你，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個人」下面劃線，並在旁批註：「除了思想之外，什麼是『我』？」。1957年11月，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回到臺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時往返臺、美兩地。期間因為經濟關係，1958年他還將《胡適文選》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一說為廿年）賣與國內某家出版公司。

晚年經歷

1958年後，大陸發起大規模清算胡適思想的運動，胡適響應說，「我覺得世界上二、三百年來有一種公開的趨向，朝科學民主這個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學方法走，那時候我朋友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我表示過這樣的話，把這個抽象名詞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錯誤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會盲目崇拜……當時我朋友陳獨秀只認得兩個名詞，不知道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習慣，是一種生活方式。」1959年金門構工部隊，於舊金城東炸山採石，意外發現魯王墓「皇明監國魯王壙誌」八字及全文石碑後交由胡適博士研考。1959年兼任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主席。
1960年，《自由中國》雜誌負責人雷震與臺、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中正違背中華民國憲法三連任總統，胡適為連署人之一。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多所鼓勵。1960年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中正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對此胡適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說明始末。1961年2月胡適參加臺大校長錢思亮的宴會，剛抵達就感到身體不適，送至醫院脈搏跳至135次，痰中帶血。醫生診斷為冠狀動脈栓塞症加狹心症。此次住院2月，後回家自養，但身體已日漸衰弱。11月病情惡化，至臺大醫院療養，隔年2月出院。

逝世及後事

1962年2月24日，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時，心臟病突發病逝於臺灣臺北縣南港鎮（今臺北市南港區）。蔣送來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將胡適於臺北的公配居所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外，臺北南港當地士紳李福人（李氏望族後裔），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後來許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學人也安葬於此。）

胡適墓誌銘由知名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壯為先生書寫：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裏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新文化運動

1917年，當時胡適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倡使用白話文寫作，石破天驚，引起很大反響。後來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透露，胡適當時寫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國主編的《留學生季報》用的，後來抄了一份發表在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上。
發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建設的文學革命論》（1918年）等論文，認為「……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主張「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被譽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鄭振鐸語）。1919年三月，守舊派林紓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攻擊白話文說：「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 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嘗試集》的新詩充滿試驗性質，並不成熟。詩人余光中認為「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周策縱評胡適新詩清新缺乏朦朧的趣味。
《嘗試集》出版後，的確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封建復古派反對它。學衡派東南大學教授胡先驌用文言寫了長達兩萬多字的長文：《評〈嘗試集〉》。胡先驌說：「胡（適）君之《嘗試集》，死文學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將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動出於常軌。胡君輩之詩之鹵莽滅裂趨於極端，正其必死之徵耳。」
第一個用白話寫作獨幕劇《終身大事》，確立了現代話劇的新形式。劇情裡女主角留下「孩兒的終身大事，孩兒該自己決斷」的字條，與戀人乘坐汽車離家出走。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響。
他的小說《一個問題》開啟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個流派「問題小說」，「問題小說」的代表作家有葉聖陶、羅家倫、楊振聲、冰心等。

哲學研究

胡適在中國現代學術方面，是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來研究中國學術的。他首先採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他以其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為基礎，編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僅寫到先秦，但一生也沒有寫下卷，被譏是「善著上卷書」。蔡元培讚揚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長處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統的研究」，稱其為「第一部新的哲學史」。馮友蘭多次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認為它表明「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古典小說研究

胡適在古典小說《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海上花列傳》、《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等十二部小說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萬言，結集為《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出版。
胡適是新紅學派—考據派的創始人，可以說是將小說納入了學術研究正軌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舊紅學。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了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胡適是《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即所謂「甲戌本」）孤本的發現者和擁有者。並且接下來發現了一系列珍貴的版本比如《庚辰本》，為現代紅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胡適一向看不起紅樓夢。他在給高陽的信上說：「《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殘遊記》...」他之所以考證紅樓夢，只是為了打破王夢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鑿附會說紅樓夢是影射什麼明珠、順治帝、董小宛的種種謬論；要證明紅樓夢不過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終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證而後信」的「思想學問的方法」。

禪宗研究

胡適在寫《中國禪宗史》的過程中接觸到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記載，感到如果不寫神會，就難以寫好禪宗史。1926年，胡適因在巴黎、倫敦相繼發現三卷及一份殘卷，約兩萬字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也就是《神會和尚語錄》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又在倫敦發現了神會的《顯宗記》，他不僅「要把禪宗史全部從頭改寫」，而且強調「這位大和尚神會實在是禪宗的真正開山之祖，是《壇經》的原作者」。印順法師認為此為他的結論是不足取的，胡適忽略了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舊是有貢獻的。胡適將當時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若無胡適的論斷在先，日本佛教學界不會有如此多的回應和研究成果，中國禪學研究將不可能達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實受惠於胡適的先前貢獻。胡適說：「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學者柳田聖山收集胡適的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胡適禪學案》。
1926年8月間，胡適奉派到英國參加中英庚子賠款全體委員會會議，順便到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家圖書館尋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遺卷裡的禪宗史料。胡適到了巴黎時，當時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的傅斯年也趕來巴黎和胡適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遺卷。胡適承認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基本上胡適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漸修」學說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頓悟」說、並且證明所謂「六祖壇經」裡「五祖弘忍傳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會和尚為了和北宗爭奪皇室的供養所編造出的神話。

水經注研究

1942年，胡適卸任駐美大使後開始關注《水經注》研究，此後的20年間，在《水經注》版本研究上花費了巨大的精力。所謂「《水經注》案」，是指一百多年來，部分學者指責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一事。對此，學術界普遍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戴震抄襲了趙一清的成果；一種認為趙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獨立研究，取得了大體相同的結果。
在十幾年內，胡適蒐集了四十多種《水經注》的版本，抄寫了一百多篇長篇文章和一些考證文字，用了千百個證據，為了推翻「幾成定讞」的所謂戴震抄襲趙一清《水經注》校本的冤案。但部分學者認為是白費力氣。
《戴東原的哲學》一書是胡適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適認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個反理學的大運動，這個運動有破壞和建設兩個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學的謬誤，打破它的壟斷地位；後者是要建設一種不同於理學的新哲學。
戴震是胡適的徽州老鄉。而胡適花了那麼多功夫研究水經注來為戴震辯冤白謗，一方面是胡適一向有袒護安徽同鄉的習慣，由胡適對李鴻章的評價就看得出來；一方面也是為了要發揚戴震的「從一事一物」開始「訓練那心知之明」，以「漸漸進於聖智」的做學問的漸進法門。

孔子研究

胡適一生對孔子言行與思想的評價有褒有貶，其關於孔子的論文最重要的有「中國古代哲學史」、「說儒」等，但胡適去世前不久在「自由中國雜誌」所寫的「容忍與自由」裡的一段文字應屬其對孔子重要的最終評價之一：
「孔穎達《正義》裏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
故...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明"奇技異器"的科學家。......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評價

胡適既首倡新文化運動，又是古典文化的真實理解者和研究家，以深厚的古文化底蘊一生推動白話文，是二十世紀之初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漢文思想家暨文學家。他積極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1962年3月，蔣中正手書輓聯對此高度概括，云：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胡適一生受困於名教，但當別人有同樣境遇，他會作文施以援手。如江浙的李氏富家才女因為過繼的哥哥被迫輟學且因此抑鬱成疾時，他曾於報紙予以揭露。過去儒教國奉行嚴格的同姓不婚制度（如「田陳」之忌），他亦有戲劇對其進行委婉的批判。胡適對蔣介石曾經說過，我希望你不要是因為我才肯開放黨禁。一生寬以待人，生誕百年之際，少年時曾猛烈抨擊他的後進紅學家周汝昌受邀撰文，自謙出生已逢五四，本不當臧否先生；回顧與胡適之交往的半生，感慨之餘唯有自知，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胡適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極左」時期的中國大陸是個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極左」的史達林主義學者的攻擊對象，其時的中國大陸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對胡適展開大規模的批判運動。1950年代中期，毛澤東說：「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文革」結束後，近幾十年來的研究都傾向於肯定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並且，胡適的《我的母親》一文也被選入大陸全日制語文教育初中課本；在大陸的報刊雜誌中，亦屢見有追念胡適先生精神的文章。
在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中，被稱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而胡適自我定位是：「有時我自稱為歷史家；有時又稱為思想史家。但我從未自稱我是哲學家，或其他各行的什麼專家。」
魯迅曾發表過《「好政府主義」》等文，實則抨擊胡適的盟友梁實秋，卻也含蓄地批評胡適「軟弱」革命立場。
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沒有甚麼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剛先生所說，讀過胡適《四十自述》的人，在這一本口述（《胡適口述自傳》）中很難看到新東西。但是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提到：「所以吾人要瞭解晚年的胡適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際，於私人朋友談笑之間求之。胡先生沒有梁任公那樣憨直。對自己思想挑戰的文章，在胡氏著作裏是找不到的。」
余英時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稱：「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我們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也說：「他沒有深入西學固是事實，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沒有滅頂在西學的大海之中。」在《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又稱：「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
唐德剛先生在《胡適雜憶》書中給他相當高的評價：「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第一人！」
溫源寧在《不夠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中評價道：因為胡博士已在國立北京大學講授哲學多年，人們稱他為哲學家。當然，他是個哲學家。但是「哲學家」這個稱呼卻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動。因為他時常給刊物寫文章，對普遍關心的問題發表議論，他也被稱為「小冊子作家」。不錯，他是個「小冊子作家」，但是，如果認為他也有「小冊子作家」那種機會主義和心理狀態，這一稱呼對於他就成了極大的污衊。因為胡博士從不擯棄世俗財富，有人就說他是個俗人，是的，他也實在是個俗人，不過，能夠產生這樣一種印象的，也只限於宴會上結識的一幫酒肉朋友。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名稱能夠用來稱呼胡博士這樣一種人，我想18世紀那樣一種用法的philosophe〔請注意philosophe和philosopher(哲學家)的不同，原本是指18世紀以狄德羅、盧梭和伏爾泰為代表的那些啟蒙思想家和哲學家，了解了他們便了解了這個詞的含義。〕——「哲人」就恰好合適。
伏爾泰、達朗貝、霍爾巴赫、愛爾維修、狄德羅和傑列米·邊沁全都是「哲人」。在他們身上，俗人、學者、實幹家和哲學家的成分全都有。他們對宇宙的結構模式全都有個精確的看法，寫東西全都有一種實幹家的樂觀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權威的文筆談論太陽底下各種各樣的問題。無論是對是錯，他們全都有勇氣發表和堅持自己的主張。放在這樣一群「哲人」中間，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一個。

軼事

季羨林曾評價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並舉一小事稱，胡適一次會議前聲明要提前退席，會上忽而有人談到《水經注》，胡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起來，乃至忘了提早退席這件事。
胡適的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皆有始無終，只有上卷而沒有下卷，以致被黃侃譏諷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監，成了將沒有完稿的小說、論著稱為「太監」的起源。
胡適與傅斯年的友誼亦是眾人皆知，而兩人的機緣的起因在於北大的時期。時年傅斯年21歲，胡適26歲。當時胡適任職北大並作為哲學史的教授，但是大部分的學生對於胡適沒接續前任教授講解的商朝哲學史作更進一步的說明感到不滿。先前傅斯年曾經替班級稟報教授不適任，進而替換教授，因此班級希望傅斯年再向校長稟報一次。傅斯年聽了幾堂課後對同學說：「這教授雖然書讀得不算多，但至少沒出現什麼錯誤，諸位就別鬧了」。此事讓胡適感激不已，時常稱傅斯年為「保駕人」。。
胡適喜歡玩一種稱為過五關的骨牌遊戲，在1946年6月24日的日記還認為是世界最好的單人遊戲。1960年11月23日，雷震事件發生時，胡適因心情不好玩此戲解悶。
晚年胡適和李敖有一段往事，當時李敖作為學生比較窮。1961年10月，胡適就寫了一份信並附送的1000元的支票並邀請李敖雙十節後去玩。
胡適反對包辦婚姻，並以婚姻自由為主題寫過一個劇本《終身大事》，影響甚廣，但是他自己與包辦婚姻的妻子江冬秀廝守終身。

諾貝爾獎提名

根據諾貝爾獎官方資料庫，胡適曾於1939年和1957年分別被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家庭

父親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朝貢生，官至淞滬厘卡總巡、臺東直隸州知州，著有《臺灣紀事兩種》，1895年8月22日病歿於廈門。
母親馮順弟，安徽省績溪縣人。她23歲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盡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過於               許多親人的相繼死亡。這23年間，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個親人。胡適在《四十自序》中詳盡描寫了母親的訂婚過程和喪夫後打理家庭、培養兒子的故事。
妻子江冬秀，   生於1890年12月19日（光緒十六年十一月八日），由胡適其母包辦。在當時自由戀愛風氣興起後，胡適並未像其他青年一樣毀掉婚約，而是繼續維持，對此，胡在後來的日記中寫道：「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1917年成婚，1975年逝世。
長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國。
女兒胡素斐，早夭。
次子胡思杜（1921-1957），當年拒絕上胡適聯繫的飛機去台灣，留在中國大陸，1954年被迫與胡適斷絕父子關係，但仍被鬥爭，後於1957年9月21日因受反右運動迫害而自縊身亡，但當時兩岸消息不暢通，胡適至死未能確定其幼子之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