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

歷史

根據《美國憲法》，最高法院於1789年批准成立。最高法院的權力在《美國憲法》第三條中有詳細規定。最高法院是唯一根據《美國憲法》專門設立的法院，而其他法院則由國會設立。國會可把最高法官頭銜稱呼作「大法官」(Justice)，與下級法院法官(Judge)作區別。
最高法院於1790年2月2日首次召開會議，並在會議上確定了六位法官職位中的五位法官人選。據歷史學家弗格斯·博爾德維奇，在最高法院的第一次會議上：「最高法院首次會議在布朗街皇家交流大樓舉行，該大樓距離聯邦大廳只有幾步之遙。這個象徵性的時刻孕育了共和國的承諾以及見證了這個新國家機構的誕生，其未來的權力誠然只存在於一些遠見卓識的美國人的想像中。首席大法官傑伊和三名大法官，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威廉·庫欣賓夕法尼亞州的詹姆斯·威爾遜和維吉尼亞州的布萊爾約翰·布萊爾頭戴假髮，身著官服威嚴地坐在一大批觀眾面前並等待著有些事情發生。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因為無案可審。閒著一周，他們休會到九月，然後各回各家了」。
第六名成員詹姆斯·伊雷德爾直到1790年5月12日才得以確認。由於全席法院只有6名大法官，因此所有判決都是經過多數也就是三分之二的表決（四對二的投票表決）而做出決定。然而，從1789年法定的四名法官人數開始，國會一直准許法院少於正式成員做出表決。

成立之初到馬歇爾

在首席法官傑伊、拉特利奇和埃爾斯沃斯時期，上審訊案件不多；第一個判決的是西方訴巴恩斯案（1791）涉及的程序性問題案件。最高法院沒有自己的辦公大樓且聲望不大，這樣的境況並未因審訊那個時代最受矚目的案件而得到改善，卻由奇澤姆訴喬治亞州案（1793）在兩年內通過的《第十一條修正案》得以推翻。
在馬歇爾法院（1801-35）期間，最高法院的權力和聲望得到大大提升。在馬歇爾的領導下，最高法院確立了對國會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權力， 包括將最高法院定為《憲法》最終的解釋者（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並作出了若干重要的憲法判決以賦予聯邦政府和各個州之間權力平衡的形式和實質。（特別是，馬丁訴亨特之承租人案、麥卡洛克訴馬里蘭州案和吉本斯訴奧格登案）。
馬歇爾法庭也終結了仿照英國法院，每個法官在每起案件中依次撰寫司法意見的做法，而是由一人撰寫多數意見書。在馬歇爾任期內，1804至1805年期間，塞繆爾·查斯大法官的彈劾和無罪判決有助於鞏固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儘管此事脫離了最高法院的控制。

從托尼到塔虎脫

坦尼法庭（1836-1864）作出了若干重要判決，例如謝爾頓訴西爾案，認為儘管國會不能限制最高法院的聽審，但可限制聯邦下級法院的管轄權，以防止他們涉及某些範疇的審理案件。然而這主要是斯科特訴桑福德案的判決引起內戰而為人銘記。在重建時期，蔡斯、韋特和富勒法院（1864-1910）將新的內戰修正案解釋為《憲法》，並制定了實質性正當程序的理論（勞克萊與紐約州案；阿黛爾訴合眾國案）。
在懷特和塔虎脫首席大法官（1910-1930）的領導下，最高法院認為《第十四修正案》保證了《人權法案》對包括州政府在內的各級地方政府都有效（基特洛訴紐約州案），其中涉及新的反托拉斯法（標準石油公司訴合眾國案），維護軍事徵兵的合憲性（選擇性法律草案案件），並將實質性正當程序原則上升至至其最高點（艾德金斯訴兒童醫院案）。

新政時期

在休斯、斯通和文森首席大法官（1930 - 1953年）法院期間，最高法院在1935年獲得了獨立的辦公大樓，並變更了對《憲法》的解釋，對聯邦政府的權力進行了更寬廣的解讀，以促進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新政的推行（最突出的是西岸賓館訴帕里什案、維卡德訴費爾本案、合眾國訴達比案和美利堅合縱國訴巴特勒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高法院繼續支持政府公權力，認定日公民的拘留（是松訴合眾國案）和強制宣誓（邁納斯維爾學區訴戈比蒂斯案）合憲。然而，戈比蒂斯案很快被推翻（西維吉尼亞教育局訴巴尼特案），鋼鐵公司占領案制約了最高法院親政府的趨勢。

沃倫和伯格

以第14任美國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為首的沃倫法院（1953－1969年）是美國歷史上最為自由派的最高法院，期間大幅擴大了憲法公民自由的力量。認為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違反了平等保障（布朗訴托彼卡教育局案，博林訴夏普案和格林訴新肯特郡郡教育董事會案），傳統的劃分選區違反了選舉權（雷納德訴西蒙斯案）。此外，還承認了隱私權（格里斯沃爾德訴康乃狄克州案），限制了宗教在公立學校（最著名的是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和阿賓頓學區訴維權案）中的作用，保證了《人權法案》對包括州政府在內的各級地方政府都有效---最突出的是馬普訴俄亥俄州案（證據排除法則）和吉迪恩訴溫賴特案（指定律師的權利）---並要求被疑人有權知道自己的所有權（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與此同時，法院則要求公眾人物在指控媒體報導涉嫌誹謗時必須遵循的原則（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為政府提供獲得反壟斷勝利的完整運作。
伯格法院（1969-1986）標誌著保守派的崛起。雖然其間還擴大了格里斯沃爾德的隱私權，以七比二通過墮胎合法化（羅訴韋德案），但在肯定性行動上（加利福尼亞大學訴巴克案）和競選財政法規（巴克利訴法奧里奧案）產生了嚴重分歧，以及關於死刑制度的猶豫不決，首先裁定大多數申請是有缺陷的程序（弗曼訴喬治亞州案），然後裁定死刑本身並不違憲（格雷格訴喬治案）。

倫奎斯特和羅伯茨

倫奎斯特法院（1986 - 2005）使最高法院正式由保守派控制，復興聯邦制的司法解釋而著稱，強調憲法授予國會權力的限制（合眾國訴洛佩茲案）和對這些權力限制的效力（塞米諾爾部落訴佛羅里達州案、伯爾尼市訴弗洛雷斯案）。法院也判定僅招生單性別學員的學院違反平等保護（合眾國訴維吉尼亞州案），反雞姦法是違反實質性正當程序的法律（勞倫斯訴德克薩斯州案），以及分項否決權（柯林頓訴紐約市案） ，但維持了學券制（澤爾曼訴西蒙．哈瑞斯案），並重申了羅伊對墮胎法的限制（計劃生育組織訴凱西案）。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最高法院對布希訴戈爾案中決定重新點算選票結束了選舉，這是有爭議的。
羅伯茨法院（2005年至今）被一些人認為是比倫奎斯特法院更為傾向保守派。其中一些主要判決涉及聯邦法律優先適用（惠氏公司訴萊文案），民事訴訟程序，墮胎（岡薩雷斯訴卡哈特案），氣候變化（麻塞諸塞州控告美國環保署），同性婚姻（合眾國訴溫莎案和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案）和《權利法案》，特別是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第一修正案），海勒案和麥當勞案（第二修正案）和巴澤訴里斯案（第八修正案）。

規模

《美國憲法》第三條並沒有制定大法官人數。1789年的《司法法案》要求任命6名大法官，隨著國界的增加，國會增加了大法官人數以應對日益增長的司法訴訟：於1807年增加到7人，在1837年增加到9人，而在1863年增加到了10人。
1866年，根據首席大法官查斯的要求，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規定接下來的三名退休大法官的空缺不會填補，使大法官人數維持7人。因此，在1866年，大法官的總人數降到了9人，在1867年又降到了8人。然而在1869年，《巡迴法官法》重新將大法官人數規定至9人，這一數字也一直保持至今。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1937年試圖擴大最高法院的規模。他建議總統可以提名另一名法官取代任何超過70歲6個月但還沒有退休的聯邦法官，並可以藉此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數增加到15名。這項提議表面上是為了減輕老年法官的負擔，但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理由是是為了向法院填塞支持羅斯福新政的法官。這個常被稱為「最高法院填塞」的計劃沒有在國會通過。然而，威利斯·范·德文特大法官退休，大法官席位由參議員雨果·布萊克替換後，最高法院的平衡開始轉移。到1941年底，羅斯福已經任命了七名大法官，並將哈倫·菲斯克·斯通升任為首席大法官。

提名和確認

美國《憲法》規定，美國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雖然大法官的判定最終可能與總統的期望相違背，大多數提名總統候選人都會宣揚其意識形態觀點。美國《憲法》未對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職資格作任何規定，總統可提名任何人擔任這一職務，但須經參議院批准。
近代，參議院批准的過程引起了新聞界和宣傳組的高度重視，遊說參議員批准或拒絕提名候選人取決於其檔案是否符合黨派觀點。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就提名是否應以正、負或中立報告提交參議院全體議員提出聽證和投票。委員會親自面試候選人是較新的做法。在1925年，哈倫·菲斯克·斯通是第一位提名候選人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出現的提名候選人。斯通試圖消除關於他與華爾街關聯的擔憂，而近代的質疑做法在1955年出現始於約翰·馬歇爾·哈蘭二世。一旦委員會將提名法案提交全院會議並附審查報告，參議院全體議員將進行審查。反對相對來說是不常見的；參議院已明確地反對了十二名最高法院的提名人，最近一次的反對提名是在1987年的羅伯特·博克。
儘管參議院的明文規定並不一定認可在司法委員會中投反對票來阻止提名，但在2017年之前，一旦參議院全體議員的辯論開始，阻撓議事的議員將可能阻撓提名。林登·詹森總統提名擔任大法官的亞伯拉罕·亞伯·方特斯於1968年接任厄爾·沃倫為首席大法官，這是阻撓最高法院提名的第一個成功案例。這包括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參議員所關注的方特斯的倫理觀。唐納·川普總統提名尼爾·戈薩奇填補安東寧·斯卡利亞的空缺席位，這是第二個經阻撓成功提名的案例。然而，與福塔斯的阻撓者不同，只有民主黨參議員投票反對戈薩奇的提名，因為他們對戈薩奇保守的司法哲學表示懷疑。此前共和黨多數派曾反對接受歐巴馬總統提名的梅域·加蘭填補空缺。這導致共和黨多數派取消規定以消除對最高法院提名的阻撓。
並非每個最高法院的被提名人都可獲得參議院投票。總統可以在任命投票發生之前撤回提名，撤回通常是因為參議院明確反對提名人；最近撤回提名的是在2006年的哈瑞特·米爾斯。參議院也可能無法按提名行事，屆時將在會議結束時終止。例如，德懷特·艾森豪總統在1954年11月第一次提名約翰·馬歇爾·哈蘭二世時，沒有參議員採取行動；艾森豪總統在1955年1月重新提名哈蘭，參議院在2個月後批准了其提名。最近，如前所述，參議院未對在2016年3月提名梅域·加蘭的提名有任何動作；該提名於2017年1月份到期，而該空缺後來由川普總統任命的尼爾·戈薩奇填補。
一旦參議院確認大法官提名，總統必須在新法官任職前簽署一份帶有司法部印章的委任狀。大法官的資歷是基於任命日期而不是確認或宣誓日期。
1981年以前，大法官的審批程序通常很快。從杜魯門到尼克森政府，大法官的任命通常在一個月內得到批准。然而，從雷根政府到現在，這個過程需要更長的時間。一些人認為這是因為國會認為法官比過去更具政治色彩的作用。根據國會研究機構統計，自1975年以來提名至參議院投票的平均天數為67天（2.2個月），而其中值為71天（或2.3個月）。

休會期間的任命

當參議院休會時，總統可以臨時任命填補空缺。休會期間的被任命者只有在下一屆參議院會議結束（少於兩年）前任職。參議院必須確認被提名人是否能夠繼續任職；在休會期間任命的兩名首席大法官和十一名大法官中，只有首席大法官約翰·拉特里奇隨後並未得到參議院的確認。
自德懷特·艾森豪後，再沒有總統在參議院休會期間任命大法官。這種做法即使是在低級的聯邦法庭也是非常罕見和具有爭議的。1960年，在艾森豪作出三次這樣的任命之後，參議院通過了「參議院意見」的決議，在休會期間的任命只能在「異常情況」下作出。這些決議並沒有法律約束力，而是表達了國會的意見以指導行政命令。
2014年最高法院在國民勞工關係委員會訴諾埃爾坎寧案中限制總統休會期間任命（包括最高法院的任命）的權力，表示參議院自行決定參議院會議何時舉行（或休會）。大法官布雷耶判決書指出：「我們認為，關於休會期間的任命，參議院可根據需要在自己的規則下舉行會議，並保留參議院事務的能力。」這項判決允許參議院通過預案會議來防止休會任命。

任期

《美國憲法》規定，所有大法官一經上任，「如行為端正」則可終身任職（除非是在參議院休會期間的任命）。「行為端正」一詞意味著大法官可以終身任職，除非他們被國會彈劾並被定罪、辭職或退休。僅有一名大法官被眾議院（塞繆爾·查斯，1804年3月）彈劾，但參議院於1805年3月判決他無罪。在最近發生的現任大法官彈劾包括威廉·道格拉斯在1953年和1970年兩次聽證會審查； 亞伯拉罕·亞伯·方特斯在1970年辭職，1969年曾組織聽證會，然而沒有在眾議院投票表決。沒有制度解釋可以換掉大法官，即使其由於疾病或傷害而永久喪失工作能力，都不能（或不願意）辭職。
因為大法官的任期是終身的，其空缺時間是不可預知的。有時，空缺很快出現，很多時候和政治形勢有關。就像1960至70年代大法官更換頻繁，劉易斯·F·鮑威爾和威廉·倫奎斯特提名填補雨果·布萊克和約翰·馬歇爾·哈倫二世空缺，他們都在一個星期內退休或辭職。有時候，提名之間有很長一段時間，例如1994年史蒂芬·布雷耶獲得提名接任哈利·布萊克蒙，到約翰·G·羅伯茨於2005年的提名替補桑德拉·戴·奧康納的席位相隔了11年（儘管羅伯茨的提名被撤回並在倫奎斯特去世後重新提名為首席大法官）。
儘管可變，除了四位總統以外，其他總統都能夠至少任命一名大法官。威廉·亨利·哈瑞森上任後一個月去世，然而他的繼任者約翰·泰勒在總統任期內任命了大法官。同樣，扎卡里·泰勒上任十六個月後去世，但他的繼任者米勒德·菲爾莫爾也在該任期結束之前提出了最高法院的提名。在亞伯拉罕·林肯遭到暗殺後成為總統的安德魯·詹森由於最高法院席位的減少，而不能任命大法官。自富蘭克林·羅斯福後，除吉米·卡特外，所有總統均有參與大法官的提名和任命。卡特是唯一一個在總統任期內沒有機會任命大法官的。同理，詹姆斯·門羅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和喬治·W·布希總統都沒有機會在第一任期內任命大法官，但在第二任期期間任命了大法官。任職滿一個任期的總統都至少有一次機會任命大法官。比爾·柯林頓和巴拉克·歐巴馬均在第一個任期內提名了兩位大法官，其中歐巴馬在2016年提名了第三名大法官，但受共和黨阻攔而無法上任。
三位總統安德魯·傑克遜，亞伯拉罕·林肯和富蘭克林·羅斯福任命的大法官是全體任職合共超過100年的。

大法官統計

最高法院目前有5名男性大法官和3名女大法官。在八名法官當中，有一名是非裔美國人（湯瑪斯大法官）和一名西班牙裔美國人（索托馬約爾大法官）。有兩名法官的父母至少有一方是移民：阿利托法官的父母出生於義大利，金斯伯格的父親出生於俄羅斯。五名大法官是羅馬天主教徒，三名是猶太教; 其中目前尚不清楚赫尼爾·戈薩奇是天主教徒還是美國聖公會教徒。大法官平均年齡為65歲8個月。所有現任大法官都有常春藤聯盟的教育背景。4名大法官來自紐約州，1名來自加利福尼亞州，1名來自紐澤西州，1名來自喬治亞州，1名來自科羅拉多州, 一名來自華盛頓特區。
在19世紀，每個大法官都具有歐洲血統（通常是北歐人），而且幾乎是新教徒。多樣性主要是在地理上的，代表了該國的所有地區，而不是宗教，種族或性別的多樣性。
大多數大法官都是基督教新教徒，其中包括36名美國聖公會教徒，19名長老會教徒，10名自然神論者，5名衛理公會派教徒和3名浸信會教徒。第一位天主教大法官是1836年任命的羅傑·B·坦尼，第一位猶太法官是1916年任命的路易斯·布蘭迪斯。自那時以來，總統任命至少一位天主教和猶太人大法官作為平衡，近年來情況已經扭轉。現時最高法院均由猶太人和天主教徒組成，特別是以逾半人口信仰基督新教的美國顯著特別（猶太人和天主教徒只佔美國四分之一的人口），目前至少有5位天主教大法官。
種族和性別的多樣性在二十世紀末期開始不斷增大。瑟古德·馬歇爾於1967年成為第一個非裔美國人大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於1981年成為第一位女性大法官。非裔美國人克拉倫斯·湯瑪斯於1991年繼任了馬歇爾的席位。奧康納之後，魯思·巴德·金斯伯格於1993年成為了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奧康納退休後，接著索尼婭·索托馬約，第一個拉丁裔女性大法官於2009年加入最高法院，以及在2010年8月7日任命的艾蕾娜·卡根大法官，最高法院歷史上共有四名女性大法官。
最高法院歷史上有六名在外國出生的大法官：詹姆斯·威爾遜（1789-1798），出生在蘇格蘭的卡斯卡地區；詹姆斯·艾德爾（1790-1799），出生在英國的劉易斯·威廉·帕特森（1793-1806），出生於愛爾蘭安特里姆郡；大衛·布魯爾（1889-1910），出生於土耳其士麥那；喬治·薩瑟蘭（1922-1939），出生於英國白金漢郡以及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1939-1962），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

資歷和座席

法院的許多內部運作是由基於法官的資歷進行的；不論其服務時間長短，美國首席大法官被認為資歷最深的法官。而大法官乃是依據任命的次序論資排輩的。
在法庭會議期間，大法官根據資歷排座，首席大法官坐在法庭中央，大法官則坐在候補席上。最資深的大法官坐在首席大法官右側，而最資淺者坐在離大法官最遠的左側。因此，最高法院目前的坐席從面向法庭的方向，從左至右為：戈薩奇、索托馬約爾、布雷耶、湯瑪斯（最資深的大法官）、羅伯茨（首席大法官）、金斯伯格、阿里托、卡根和卡瓦諾。在官方發布的年度法庭照片中，法官的排位與坐席排位類似；5名最資深大法官坐在前排，他們在法庭會議期間也是按照同樣的順序排序（在最新的照片中，在斯卡里亞去世前，前排坐席包括湯瑪斯、湯瑪斯、羅伯茨、甘迺迪和金斯伯格）以及站在他們後面的4名在資淺的大法官，也是按照他們在法庭會議期間（索托馬約爾、布雷耶、阿利托、卡根）的席位排位的。
在大法官們的閉門會議上，目前的做法是由首席大法官首先發言，接著由最資淺者開始依序發表意見，資歷最深的大法官最後發言。這些會議中最資淺的大法官在單獨召開會議時可能需要做任何微不足道的任務，例如假如有人敲會議室的門，將由最資淺的大法官來應門，以及將最高法院的命令傳達給最高法院的書記員。大法官約瑟夫·斯托利任職資淺大法官最久，任期從1812年2月3日至1823年9月1日，共4,228天。緊隨其後是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為4199天，1994年至在2006年1月31日。塞繆爾·阿利托也在同一天加入最高法院。

薪資

截至2017年，首席大法官的薪資為263,300美元，其他大法官則為251,800美元。根據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一節規定，禁止國會降低現任大法官的薪資。一旦大法官符合退休年齡和退休任職的規定，其可申請退休。大法官的退休金是基於聯邦政府的雇員使用的相同公式計算的，但與其他聯邦法院的法官一樣，大法官退休金將不會低於退休時的薪資。

大法官的傾向

雖然大法官是由總統提名的，但大法官也不代表或接受政黨的官方認可，而立法和行政部門也普遍接受了這種做法。然而，大法官在法律和政治界被非正式地分為司法保守派、溫和派或自由派。這種傾向通常是指法律前景而不是政治或立法方面。大法官的提名需由在立法機構的政治人士贊同，他們以投票通過或不贊成大法官的提名。
繼赫尼爾·戈薩奇的任命確認後，最高法院由5名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大法官和4名由民主黨總統任命的大法官組成。現在普遍接受的是，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湯瑪斯和阿利托（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組成了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布雷耶、索托馬約爾和卡根（由民主黨總統任命）組成了最高法院的自由派。甘迺迪大法官（由雷根總統任命）通常被認為是「保守派，卻偶爾支持自由派」。在斯卡里亞大法官去世後，中間派常常是決定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兩翼間意見不一致案件結果的關鍵一票。根據戈薩奇在第10巡迴上訴法院的良好記錄看來，他是屬於很保守派的大法官。
湯姆·戈德斯坦2010年在SCOTUS博客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大眾對最高法院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大幅劃分，每一方在每一輪都推動一個議程如漫畫旨在「在很大程度上適應某些先入為主的偏見」。他指出，在2009年的任期，近一半的案件是全體一致決定的，只有約20%由5票對4票決定的。只有十分之一的案件涉及狹義的自由派/保守派的劃分（如果不包括索托馬約爾的案件，則更少）。他還指出，幾個案例反駁了最高法院的派別劃分的普遍觀念。戈德斯坦進一步指出，大量的先前的刑事被告人撤回訴訟（通常是法官判定下級法院明顯錯誤應用先例並在沒有通報或論證的情況下扭轉這種情況）就是表明，保守派的大法官沒有積極的意識形態。同樣地，戈德斯坦也表示，自由派的大法官更有可能作廢國會的法令，顯示出對政治進程的不尊重，並且不尊重先例，也缺乏優點：湯瑪斯是最經常呼籲推翻先例的（即使長期以來）他曾經錯誤地做出判定，在2009年任期間，斯卡里亞和湯瑪斯是投最多反對票，判定國會立法無效。
根據SCOTUS博客的統計數字，2000年至2011年的12個任期中，平均19個主要問題（22%）的判定是由5-4票決定，平均70%的分歧意見由最高法院以傳統意識形態派別判定的（約占所發表陳述的15%）。在那段時期里，保守派集團在62%以意識形態為主的判決的時候占多數，占所有5-4票判決的44%。
2010年10月任期，最高法院判決了86起案件，其中包括75件已簽署的多數意見和5份判決撤銷（最高法院駁回下級法院，不提出異議，不對案件發表陳述）。4起案例以未簽名陳述判定，2起案例需最高法院做出確認，還有2起案例的案件作出判定，另有2起案件駁回不予受理。由於大法官卡根曾任美國總檢察長，她迴避了26起案件。在80起案例中，有38例（約為48%，自2005年10月任期以來最高的比例）是全體一致（9-0或8-0）的判定，16例是以5-4票判定的（約20%，而在2009年10月任期是18%，在2008年10月任期為29%）。然而，在16例的5-4票判決中的14例中，最高法院以傳統的思想路線劃分（屬於自由派的是金斯伯格、布雷耶、索托馬約爾和卡根），保守派包括羅伯茨、斯卡里亞、湯瑪斯、阿利托以及甘迺迪大法官的「關鍵票」）。占這16例中的87%，是過去10年來最高的比例。在甘迺迪大法官加入後，保守派集團在5-4票判決中占63%。
2011年10月任期，法院判定了75起案件。其中，33例（44%）全體一致判定，15例（20%，與前一任期相同的比例）由5-4票判定。後15年，最高法院根據意識形態線劃分了10次，甘迺迪大法官與保守派的大法官（羅伯茨、斯卡里亞、湯瑪斯和阿利托）站隊5次，與自由派的大法官（金斯伯格、布雷耶、索托馬約爾和卡根）站隊5次。
2012年10月，最高法院判決了78起案件。其中五起是以未簽名陳述判決的。78項判決中有38項（占判定的49%）是全體一致的判決，而24項判定是完全一致的（即所有參與的大法官有同一個陳述）。自2002年10月的任期以來，這是法最高院十年來全體一致判決的最大比例（51%的判決是全體一致作出的）。最高法院在23個案件中分立為5-4判決（占總數的29%）；其中有16個案件是以傳統意識形態劃分，首席大法官法官羅伯茨、大法官斯卡里亞、湯瑪斯和阿利托是站在同一個陣營，金斯伯格、布雷耶、索托馬約爾以及卡根則站在另一個陣營，而甘迺迪大法官則具有決定權。在這16起案件中，甘迺迪法官大法官有10例是站在保守派陣營，有6例是站在自由派陣營。其中在3起案件的判決中，大法官陣營劃分非常有趣，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加入甘迺迪、湯瑪斯、布雷耶和阿利托大法官為多數派，而大法官斯卡里亞、金斯伯格、索托馬約爾和卡根則為少數派。大法官之間意見一致最多的是金斯伯格和卡根，在他們投票的75個案件中，同意了72件；意見最不一致的是大法官金金斯伯格和阿利托，他們投票的77件案件中，同意了45件。根據他作為最高法院「關鍵票」的立場，甘迺迪大法官在24起案例中的20起及任期內78起案例中的71起站在5-4票判定的多數方。

設施

最高法院於首次會議於1790年2月1日在紐約市招商局交流大樓舉行。當費城成為首都時，最高法院在1791年至1800年在舊市政廳辦公前，曾在獨立廳舉行了短暫的會議。政府搬到華盛頓特區後，最高法院在美國國會大廈的多個地方辦公，直到1935年，最高法院終於有屬於自己的辦公大樓了。四層樓高的最高法院大樓是由卡斯·吉爾伯特（Cass Gilbert）設計，其古典風格配上大理石外牆與國會大廈和國會圖書館周圍的建築物相當。該大樓包括法庭，大法官大廳，擁有廣泛法律書籍的圖書館，各種會議場所和配套設施如健身房。最高法院的建築物是屬於國會大廈建築的範圍，但其警察部隊獨立於國會警察局。
位於One First Street NE和馬里蘭大街，即美國國會大廈的街對面，美國最高法院大樓周一至周五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向公眾開放，周末和假期不開放。 參觀者不得自己參觀法庭。建築內有一個自助餐廳，一個禮品店，展品以及時長1.5小時的資訊片。最高法院必會期間的上午9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每小時都舉行有關法庭的講座，無需預定。當法院舉行會議期間，公眾可以出席口頭辯論，在十月至十四月每兩周的周一、二、三的早上（有時候是下午）舉行，其中十二月至二月休息。參觀者坐席先到先得。一場辯論賽大概有250個座位。開放席位的數量隨著不同案件的情況而不同；對於重要的案件，一些遊客前一天到達，需等到夜晚。從五月中旬至六月底，最高法庭從上午十時開始發布命令和撤銷，這些15至30分鐘的會議也以類似的方式向公眾開放。最高法院警察可以回答公眾的問題。

管轄權

國會根據聯邦憲法第三條授權控制最高法院的上訴管轄權。對於兩個州或以上的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初審和專屬管轄權，但他們可能拒絕開審這類案件。同時，最高法院還擁有初始非專屬管轄權，以聽審「大使，其他部長，領事館或外國副領事組織的一切訴訟，美國與其他國之間的一切爭議以及所有訴訟或一國對另一國公民或外僑的訴訟。」
在1906年的合眾國訴希普案，最高法院維護其初審管轄權起訴藐視法庭的個人。由此所產生的訴訟仍然是最高法院歷史上唯一的蔑視訴訟且進行刑事審判的事件。蔑視訴訟起因於在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哈蘭允許埃德·詹森的律師提出上訴後， 詹森晚上在田納西州查特怒加市以私刑處死。一個私行死刑的暴民在一名地方警長的協助下將詹森被從他的監牢中移走，並將其掛在大橋上。之後，一名副警長用別針在詹森的身上釘了一張紙條：「致哈蘭大法官，現在來找你的老黑吧。」當地警長，約翰·希普（John Shipp）以最高法院的干預作為私刑的理由。最高法院任命其副書記員為特別主事人主持在查塔努加的審判，且在華盛頓最高法院大法官前進行了結辯陳詞。9名犯人被判犯藐視罪，3名犯人判處3至90日的監禁，其餘6人判處60天的監禁。 
然而，在所有其他情況下，最高法院都有隻有上訴管轄權，包括簽發職務執行以及禁止下級法院的令狀。考慮到基於其初審管轄權的案件不多，於是幾乎所有案件都在最高法院上訴。實際上，僅有的涉及初審管轄權且最高法官聽審的案件是州與州之間的爭執。
最高法院的上訴管轄權包括來自聯邦上訴法院的上訴（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調取案卷的令狀前的認證和刑事責任問題），美國武裝力量法院（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波多黎各最高法院（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 ，維京群島最高法院（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以及「作出判定的國家最高法院作出的最終判決或法令」（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 。在最後一起案件中，如果一個國家的最高法院拒絕聽審上訴或缺乏聽審上訴的管轄權，可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例如，佛羅里達地區上訴法院拒絕作出判決，如果（a）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拒絕調取案卷的令狀，如佛羅里達州之星訴B. J. F.案，或（b）地方上訴法院發布了一項引用法院判詞的決定，只是肯定了下級法院的判定，而不討論案件所涉及的實體問題，那麼可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這是因為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缺乏聽審類似判定的上訴管轄權。基於1789年的《司法法案》創立的最高法院的權力可接受考慮國家法院而不僅僅是聯邦法院的上訴。通過對且在馬丁訴亨特之承租人案 (1816)和科恩斯訴維吉尼亞州（1821）中判決中看出這是最高法院的早期歷史始終堅持的。儘管有幾種允許所謂「程序與附隨審查 」的國家案件，但最高法院是唯一一個對國家法院判決的直接上訴具有管轄權的聯邦法院。
由於美國《憲法》第三條規定，聯邦法院只能受理「案件」或「爭議」，最高法院不能像一些州最高法院那樣不提供諮詢撤銷而作出判定。例如，在Defunis訴 Odegaard 416 U.S. 312（1974）案中，416 U.S.  312 (1974)法院駁回了訴訟，質疑法學院平權政策的合憲性，因為原告學生開始訴訟後已從該學院畢業，最高法院的判定是無法補救原告所受損害。然而，最高法院認定在某些情況下，聽審似乎沒有意義的案件是有益的。如果一個問題是「可以重新迴避審查」的話，即使原告在最高法院並一定會得到有利結果，最高法院也會處理該問題。在羅伊訴韋德案（1973）以及其他墮胎案件中，410 U.S.  113 (1973)最高法院也會處理懷孕婦女所提出的墮胎要求，即使後來不懷孕了。因為通過下級法院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的案件的處理時間通常比正常妊娠期的時間要長。另一個訴由消失的例外是自願停止非法行為，最高法院考慮再次發生這種行為的可能性以及原告人是否需要救濟。

程序

最高法院的任期從每年10月的第一個星期一開始 並持續到次年6月或7月初。每個任期由大約兩周的交替時期組成，稱為「坐席」和「休會」。大法官們在坐席期間聽審案件並作出判決;他們在休會期間討論案件並撰寫陳述。

口頭辯論

當法院提出請求調審令時，該案子設定為口頭辯論。雙方將就案件的案情簡要介紹案件的不同之處，他們可為批准或拒絕請求調審令而提出不同的理由。經雙方同意或最高法院批准，法庭之友」也可以提交辯護狀 。最高法院從10月至4月每月舉行2周的口頭辯論。每一方都有三十分鐘的時間提出其論點（法院可能會選擇給予更多的時間，但很罕見），在陳述時間裡，大法官可能會打斷律師並提問。上訴人首次發表陳述時，可以在被告陳述結束之後，預留一些時間來駁回被告的論據。如果另一方同意，法律之友可代表一方作出口頭辯論。最高法院建議律師假設大法官熟悉並閱讀了案件的簡報。

最高法院律師協會

為了向法庭提出抗辯，律師必須首先被最高法院律師協會承認。每年約有4000名律師加入該協會。最高法院律師協會預計有23萬名會員。實際上，訴狀僅限於數百名律師。其餘律師加入協會需繳納一次性費用200美元，每年賺取大約75萬美元。律師可以以個人或團體的名義承認。團體承認是在最高法院現任法官面前進行的，其中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批准接納新律師的動議。律師通常申請協會是為了將承認整數放在辦公室或簡歷上顯示。如果他們希望參加口頭辯論，他們也可以獲得更好的坐席。最高法院律師協會的成員也可以進入最高法院圖書館館藏。

判決

口頭辯論結束後，提交案件判決。案件的判決由法官的多數票決定。最高法院的做法是在該期限結束時在特定期限內對有爭議的所有案件作出判決。然而，在這個期限內，最高法院無義務在口頭辯論之後的任何規定時間內作出判決。在口頭辯論結束後，法官退到另一次初步投票的會議，占多數資歷最高的大法官將最高法院陳述的初步草案分派給同一陣營的大法官。最高法院在特定情況宣布判決最高法院的陳述草案以及大法官們的任何同意或異議陳述。由於在美國最高法院大樓的法庭內禁止使用錄音設備，所以是通過紙質副本將判決傳遞給媒體，這被稱為是「實習生的營運」。
最高法院有可能通過撤職或者空缺，將案件平均分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麼下級法院的判決是肯定的，但沒有確定具有約束力的先例。實際上，它導致了重返原狀。聽審案件，必須有至少六名大法官在場。如果人數不足可以聽取案情，大多數合格的大法官認為一個案子不能在下一個任期內聽審和裁定，那麼下級法院的判決就如同最高法院的平均分配一樣得到確認。對於通過美國地方法院直接上訴向最高法院提起的案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可將有關案件還押到有關的美國上訴法院作出最後裁定。這在美國歷史上只發生過一次，就是合眾國訴美國鋁公司案（1945年）。

引用發表陳述

律師使用縮寫格式，即以「vol US page，pin（year）」引用案件，其中vol是卷號，page是陳述開始的頁碼，year是該案裁定的年份。pin用於「精確定位」到意見中的特定頁碼。例如，羅伊訴韋德案的引文是410 U.S. 113 (1973)，這表明該案是在1973年判決的，並出現在《美國報告》第410卷第113頁中。對於尚未在初步印刷材料中發表的陳述或法定，卷和頁碼可以替換為「___」。

律政書記

每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配有幾個法官助理協助審查和研究覆審令的請願書，並準備法官備忘錄和起草陳述等。法官允許有4個書記員。首席大法官允許有5個書記員,但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每年僅聘請3個書記員以及首席大法官羅伯茨通常只聘請4個。一般來說,律政書記的任期為一到兩年。
大法官霍勒斯·格雷於1882年聘請了第一位律政書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和路易斯·布蘭戴斯是最先聘請法學院應屆畢業生而不是秘書兼速記員為書記員。大多數法律政書記都是法學院的畢業生。
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於1944年聘請了第一位女書記員露西爾·洛門。大法官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於1948年聘請了第一個非裔美國人威廉·科爾曼。聘請的律政書記絕大多數從精英學校獲得法律學位，特別是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史丹福大學法律學位，這十分不均衡。從1882年到1940年，62%的律政書記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最高法院所選擇的律政書記通常是其法學院班級的精英，且曾是《哈佛法學評論》的編輯或模擬法庭董事會的一員。在1970年代中期,在聯邦上訴法院擔任書記員成為了單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書記員的先決條件。
7個最高法院大法官曾為其他大法官擔任書記員：拜倫·懷特弗曾擔任雷德里克·M·文森的書記員，約翰·保羅·史蒂文斯曾擔任威利拉·特里奇的書記員，威廉·H·倫奎斯特曾擔任羅伯特·傑克遜的書記員，史蒂芬·布雷耶曾擔任阿瑟·戈德堡的書記員，約翰·G·羅伯茨曾擔任威廉·H·倫奎斯特的書記員，埃琳娜·卡根曾擔任瑟古德·馬歇爾的書記員以及赫尼爾·戈薩奇曾擔任拜倫·懷特和安東尼·甘迺迪的書記員。戈薩奇是第一位曾在大法官身邊工作的大法官。
幾位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曾在聯邦上訴法院擔任書記員：約翰·G·羅伯茨曾擔任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法官亨利·弗蘭德利的書記員，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任美國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倫納德·I·加思的書記員，埃琳娜·卡根曾擔任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法官艾伯納·J· 米克瓦的書記員以及赫尼爾·戈薩奇曾擔任美國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法官大衛·B·森特爾法官的書記員。

政治化

最高法院大法官聘請的書記員通常在起草陳述時留下相當大的迴旋餘地。根據范德比爾特大學法學院法律評論2009年發表的一項研究，「最高法院書記員似乎是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是一個無黨派機構」。前聯邦上訴法院法官J. Michael Luttig說：「隨著法律越來越趨近於政治，政治關係自然而且可預見地成為通過法院壓制的不同政治議程的代理人」。劍橋大學歷史教授戴維·傑羅夫（David J. Garrow）表示，法院已經開始反映出政府政治部門的影子。加羅教授稱「我們的書記員工作隊伍的組成越來越像眾議院的組成」。「各方都提出只有意識形態的純粹主義者。」
根據范德比爾特法律評論研究，這種政治化的聘請趨勢增強最高法院是即最高法院是「反思意識形態論據而不是以法治為由的法律制度的法律機構」的印象。《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2012年6月的調查顯示，只有44％的美國人贊成最高法院所做的工作。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法官的判定有時受到其政治或個人看法的影響。
因為最高法院由具黨派背景的總統任命，提名須經由參議院通過任命，所有參議員均具黨派背景，故大法官提名和任命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自1960年代後，因為最高法院介入多個涉及公民權利的官司，尤其是1973年的羅訴韋德案後，自由派的民間團體通過最高法院來實現他們的政治議程，並重新解釋憲法，而保守派希望通過維持最高法院的多數，來保護和捍衛憲法，特別是大法官對憲法的解釋權。

批判

法院一直是在一系列問題上的批判對象。其中：

司法能動主義

最高法院被批評為不在憲法範圍內行使司法能動主義，而非解釋法律和行使司法限制。司法能動主義的訴求並不局限於任何特定的意識形態。經常被引用的保守司法行為主義的例子是1905年洛赫納訴紐約州案的判決，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包括羅伯特·博克，安東尼·斯卡利亞大法官和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都對該判決進行批評。經常被引用的自由主義司法行為主義的例子是羅訴韋德案（1973），將墮胎合法化，其部分原因是基於「第十四修正案」所表達的「隱私權」，一些批評者認為這是迂迴的推理。法學家、大法官和總統候選人都批判了羅伊的判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的判決受到保守派人士如Patrick Buchanan和前總統競選人Barry Goldwater的批判。最近，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判定被批評為改變長期以來第一修正案對公司不適用的觀點。林肯警告說，關於斯科特訴桑福德案的判決，如果政府政策變得「不可逆轉且被最高法院的判決所限定...人民將不再是自己的統治者了」。前任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用這些話來證明司法能動主義：「你做你認為是對的，讓法律在後面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法院的傾向不同。雙方的批評家都抱怨說，持激進觀點的法官以自己的觀點代替了憲法。評論家還包括Andrew Napolitano，Phyllis Schlafly，Mark R. Levin，Mark I. Sutherland和James MacGregor Burns等作家。過去來自兩黨的總統都對司法能動主義發起攻擊，其中包括富蘭克林·羅斯福、理察·尼克森、隆納·雷根總統。最高法院提名人羅伯特·博克（Robert Bork）說：「法官所做的就是一場政變，一場緩慢移動，踩著高蹺地，但仍然是政變。」參議員阿爾·弗蘭肯（Al Franken）指出，當政界人士談論司法能動主義時，他們對一名能動主義法官的定義是一個不同於他們投票想要的人。一位法學教授在一篇於1978年發表的文章中稱，最高法院在某些方面「是立法機構」。

未能保護個人權利

因為沒有保護個人權利，法庭的判決受到批判：德雷斯特·斯科特案（1857）判定維持奴隸制;  普萊西訴弗格森案（1896）根據獨立但平等的原則維持種族隔離；凱洛訴新倫敦市案（2005年）被包括紐澤西州州長喬恩·科茲寧在內的傑出政治家批評為破壞財產權。有報導稱一些批評家認為，保守派占多數的2009年大法官席位「變得與印第安納州的選民相牴觸」，這些法案傾向於「剝奪大量沒有駕照公民的投票權，特別是窮人和少數民族選民。」艾爾·弗蘭肯參議員批評最高法院「侵蝕個人權利」。不過，也有人認為，法院過於保護個人權利，特別是被指控犯有或被拘留的人的權利。例如，首席大法官沃倫·漢堡（Warren Burger）是一個直言不諱的批評者，斯卡里亞大法官批評最高法院在布邁丁訴布希案的判定中是否過分保護關塔那摩被拘留者的權利，理由是人身保護令應受主權領土的限制。

最高法院權力太大

這種批評與司法能動主義的抱怨有關。喬治·威爾（George Will）寫道：最高法院在美國國家管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介入2009年關於汽車製造商克萊斯勒公司的破產程序的批判。一位記者寫道：「露絲·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干預克萊斯勒破產案」並公開了「進一步司法審查的可能性」。但從總體上認為這種干預是適當運用最高法院的權力以對行政部門進行審查。沃倫·E·漢堡（Walren E. Burger）在成為首席大法官之前曾認為，由於最高法院具有這種「不可見的權力」，所以其很可能「自我沉迷」，不可能「進行冷靜的分析」。拉里·薩巴托（Larry Sabato）寫道：「聯邦法院，特別是最高法院已經過度授權」。

法院難以制約行政權力

英國憲法學者亞當·湯姆金斯（Adam Tomkins）認為，美國的法庭（特別是最高法院）制度的行為和立法機構有缺陷。他認為，由於法院須多年的等待才能通過這個制度，才能嚴格限制其他兩個分支。相比之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可以經請求可直接宣布違反憲法的法律。

聯邦與國家權力

美國歷史上曾有過有關於聯邦和國家權力界限的辯論。詹姆斯·麥迪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等籌劃者在《聯邦主義者文集》中提出，他們當時提出的《憲法》並不會侵犯州政府的權力，但另一些人認為，聯邦政府的擴充的權力與制憲者的願望是一致的。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明確授予《憲法》未授予的美國權力分別向國家或人民保留。由於最高法院給予聯邦政府太多的權力干涉國家權力機關而受到批評其中一個批判如下，最高法院允許聯邦政府濫用商業條款，維護與州際商業無關的規定和立法，但這是以規範州際商業的幌子頒布的;並且因為涉嫌干涉州際商業，致使國家立法無效。例如，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採用「商業條款」來維護「《瀕危物種法》，從而保護德克薩斯州奧斯丁附近的六種特有的昆蟲種類。儘管昆蟲沒有商業價值，也沒有跨越州邊界；最高法院於2005年通過這一判決。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認為，國會完全可以行使州際商業的權力到最大限度。除了《憲法》規定之外，不承認任何限制。大法官阿利托表示，商務條款下的國會權力是「相當廣泛的」。現代理論家羅伯特·B·德里克建議現在應繼續討論《商業條款》。國家權力倡導者如憲法學者凱文·古茲曼也批判了法院，稱其濫用了第十四修正案破壞國家的權威。布蘭迪斯法官辯稱允許各州在沒有聯邦干預的情況下運作，這表明國家應該是民主的實驗室。一位評論家寫道：「最高法院判決違憲的絕大多數案件都是涉及州法律而不是聯邦法律。」不過，其他人認為《第十四修正案》是將「保護這些權利和保障提升到國家層面」的積極力量。

秘密訴訟

因其陪審團判決不向大眾公開，最高法院受到批評。 根據傑弗里·托賓（Jeffrey Toobin）的評論《9位大法官，最高法院的秘密世界》：記者難以將最高法院內部運作報導出來，正如一個封閉的「卡特爾」，僅能通過不包括內部運作的公共事件和出版物進行自我揭露。評論寫道：「很少有記者能夠深入挖掘法院事務。最高法院內部運作良好。但唯一受傷的是美國人民，他們對於最有權威的9名大法官知之甚少。」拉里·薩巴托抱怨法院與外界隔絕。2010年的菲利·迪金森大學調查發現，61％的美國選民同意舉行電視法庭聽證會有利於民主」，50％的選民表示如果機會的話他們會收看電視轉播的最高法院法庭訴訟。近年來，許多大法官的身影都出現在電視和書籍上，並向記者發表了公開聲明。在2009年的C-SPAN採訪中，記者約翰·比斯丘皮克（今日美國）和萊爾·丹尼斯頓 （SCOTUS博客）認為，最高法院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機構，只有大法官的私人會議不向公眾開放。2010年10月，最高法院開始在其網站上發布其星期五進行的口頭辯論的記錄和文本。

司法干涉政治爭端

最高法院的某些判決被批評為將最高法院置於政治舞台之上，並決定其他兩個政府分支的職權。布希訴戈爾案（Bush v. Gore）的判定是最高法院在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的實際干預，並決定最終的選舉結果，大法官中5比4的判決，五名保守派大法官支持禁止佛羅里達州的重新計票，「選擇」喬治·W·布希而不是普選票較多的阿爾·戈爾成為第43任美國總統，這個案件的判決受到特別是民主黨的廣泛批評。另一個案例是最高法院關於分配和重劃選區的判決：在貝克訴卡爾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可以對分配問題作出判定;法蘭克福大法官反駁最高法院的判決涉嫌所謂的政治問題。很多牽涉政治爭端的司法判決通常展現5必4，判決亦反映大法官的政治意識形態。

沒有選擇足夠的案例進行審查

阿倫·斯派克特參議員說，最高法院應該「判決更多的案件」。另一方面，雖然斯卡里亞大法官在2009年的一次採訪中承認，最高法院的如今聽審案件的數量要比他加入最高法院時的數量要少。但他也表示，他沒有改變其對案件審查的標準，他也不相信他的同事改變了他們的標準。他將1980年代後期的大量案件歸咎於由法院通過的新聯邦立法的早期波動。

終身任期

批評家拉里·薩巴托寫道：「終身任期的絕對性，以及任命長期開庭審理案件的年輕律師，有上一代想法的高級法官比只有當代觀點的法官好。」桑福德·萊文森一直批評那些身體惡化卻仍然在職的大法官。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表示終身任期已經「嚴重滯後，最高法院在制度上幾乎總是落後於時代」。解決這些問題的提案包括由萊文森和薩巴托提出的大法官任職期限以及理察·愛潑斯坦等提出的強制退休年齡。但是，其他人則認為，終身任期帶來諸如公正和免受政治壓力的實質性好處。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聯邦主義議文集第78號文件寫道：「任何事情都不能像永久在職那般維持堅定和獨立。」

接受禮物

在21世紀，增加了對大法官的接受昂貴禮品和旅行的審查。羅伯茨法院的所有成員都接受了旅行或禮物。2012年，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大法官收到了來自於出版商Knopf Doubleday的190萬美元預付款。斯卡里亞大法官等曾接受由私人捐助者資助的數十次昂貴的異國旅行。大法官以及對判決感興趣的人一起參加由黨派團體舉辦的私人活動，但卻引起了參加活動期間不當交流的擔憂。同道會法律總監史蒂芬·斯普爾丁指出：「這些旅行導致了公正問題，並涉及到了關於大法官的公正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