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

歷史背景

香港在殖民統治前，前身是大清廣東省廣州府新安縣。英國外務大臣彭瑪斯頓勳爵認為英僑繳出鴉片，無異被迫納贖命金，因此要求中國與英國訂立貿易條約，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讓一個小島給英國，使英僑能在其國家蔭庇下，安居樂業。為爭取上述要求，英國顯示實力，派遣遠征軍於1840年6月（清道光二十年）開抵中國，遂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至1842年）。林則徐在雙方初步談判失敗後遭撤職，由琦善接任欽差大臣。雙方且談且戰，直至1841年1月20日義律與琦善達成協議《穿鼻草約》，琦善割讓香港給英國；英國海軍於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登陸升旗，香港正式成為英國屬土。是年6月，義律分段出售土地，香港開始有移民居留。兩國政府均不承認《穿鼻草約》：道光帝震怒，認為割地是奇恥大辱，清廷遂撤琦善職，解京查辦；英國方面，彭瑪斯頓勳爵也大表不滿，認為香港是「一個杳無人煙的荒蕪小島」，不足以代替通商條約。彭瑪斯頓勳爵嚴厲譴責義律漠視他的訓令，召回義律，另派砵甸乍爵士接任；1841年8月，砵甸乍爵士抵達香港，決心以武力解決問題，一年後揮軍溯長江而上南京，威脅京杭大運河，雙方終於在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訂立《南京條約》，戰事始告平息。其時英國維新黨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黨外務大臣阿巴甸勳爵於1841年修改給砵甸乍爵士發出新訓令，撤回割地要求；砵甸乍爵士於冬天停戰時返抵香港，對香港發展甚為滿意，在訂立《南京條約》時違背英廷訓令，不僅訂立通商條約，還要求割讓香港。清政府還必須開放廣州等5個地點為通商口岸，該通商條約其後併入1843年10月締訂《虎門善後條約》，容許華人自由到香港經商。
中英兩國對前訂條約詮釋各執一辭，大清水師登上英艇「亞羅」號搜捕海盜，因而發生衝突，引發英法聯軍之役（1856至1858年），結果兩國於1858年簽訂《天津條約》，英國得派遣外交代表到中國，戰事暫告平息。第一任使節為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魯司爵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遞國書，但途經大沽突遭炮轟，於是1859年至1860年間，戰火再起；英軍擬保留九龍半島駐防，經英國駐廣州領事白加士爵士與兩廣總督交涉後，獲得九龍半島南端（北至界限街）連同昂船洲之租借權。1860年，戰爭結束，訂立《北京條約》，九龍半島正式割讓予英國。
1895年甲午戰爭結束後，曾為中國說項的德國、法國、俄國更有藉口提出租地要求；其後局勢緊張，英國認為如要防衞香港，必須取得鄰近土地的控制權。根據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大清同意租借九龍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個島嶼予英國，為期99年；英國此舉僅在針對法俄兩國，而非對付中國。大清保留九龍寨城之行政權力，仍有權使用九龍城碼頭，「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1899年12月27日，英女皇會同樞密院議決撤銷這項條款，由英國單方面接管九龍城。在此之前，英國人已於1899年4月接管新界，接管初期尚有零星反抗，但後來終告停止，遂成為香港一部分，但與市區分開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對英美宣戰。同時日軍進攻香港，取道中國大陸出師。香港保衛戰開始，日軍攻破醉酒灣防線。英軍被逼撤離新界和九龍，退守港島，香港義勇軍苦戰一周後，以眾寡懸殊，難扭劣勢，終在聖誕日投降，港督楊慕琦成為戰俘。
日本佔領香港共3年8個月。1942年10月28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奉命與中華民國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開始簽訂新約舉行談判。由於英國並沒有完全放棄在華全部特權之誠意，談判相當艱難。在談判過程中出現香港問題，英國不肯歸還香港（雖然當時香港還在日本佔領下），這項談判因而拖延。當中英談判時，英國戰時內閣首相邱吉爾和艾登認為，根據1842年《南京條約》，香港已永久割讓給英國，根據1860年《北京條約》，北至界限街之九龍半島南端連同昂船洲也已永久割讓給英國。原擬定在1942年公布之中英、中美平等新約，結果延至1943年公布，英、美取消在中國之治外法權及租界，但是不提香港地位。中國迫於無奈，惟有不再堅持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
1943年1月11日，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與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重慶簽署《中英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史稱《中英新約》。重慶國民政府以外交部長宋子文之名義向英國駐華大使薛穆發出正式照會，對新界「租借地」問題保留重提權利：「關於交還九龍租借地問題，英國政府不以現時進行談判為宜，本代表認為憾事！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許予英國租借九龍條約之早日終止，實為中國國民所企望。而本日簽訂條約之意義，為開兩國邦交之新紀元，中國政府以為若該約能於此時終止，則新紀元之精神更顥著，因此之故，本代表通知閣下，中國政府保留日後重行提請討論此問題之權。」11月23日，中、英、美三國首在開羅舉行會議，美國總統羅斯福問蔣介石對香港如何打算，邱吉爾請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國領土；蔣說英國以暴力入侵中國，與清廷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國民政府概不予承認，戰後隨時可以收回香港。羅斯福亦曾認為英國政府應該放棄統治香港，並歸還給中國發展為國際自由港。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引起了香港的歸屬問題：中國能否收回香港。中國政府亦希望能收回香港，但因國共內戰日漸激烈而無暇南顧。另一方面，英國則強烈希望戰後保持所有遠東殖民地，包括作為英國遠東海軍基地及商業中心的香港。在英國的強硬態度及戰勝國之間的利益關係下，香港的歸屬問題並沒有在戰後的國際會議上提出過。

香港前途問題緣起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基於國際考慮，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不承認英方對香港的殖民「主權」，但是1950年向英國表明短期暫時不會「收回」香港。1950年1月6日，英國向中國遞交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之合法政府。同時英國在軍事上也做出部署，包括使用核武打擊和阻止中國大陸武力收復香港的可能。1972年3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英國發表聯合公報，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1952年10月，鑑於世界範圍內的「去殖民化」同「民主化」進程，葛量洪與殖民地大臣分別在香港和英國國會同時宣布，香港在這個時期推行大規模政制改革，不合時宜；「但是我們己決定在香港的市政局進行改革，市政局內將會有兩位民選的議席。」英國國家檔案館公開一些文件顯示，從1950年代開始，香港總督尋求推行民眾選舉，但迫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壓力等多方因素，最終放棄：檔案顯示，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國大陸高官廖承志曾在1960年表示，「我們將毫不猶豫採取積極行動，解放香港、九龍和新界。」；另一份文件記述早前兩年一次會議上，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告訴英國一名軍官，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點點自治的嘗試，都會被視作「非常不友善的舉動」和「陰謀」，表示這種做法會被認為是讓香港走上獨立道路的手段。
1971年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中國」合法席位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後，就開始為香港與澳門的主權問題採取外交行動。1972年3月8日，通過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信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主席，聲明：「香港、澳門屬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結果，香港和澳門是被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領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因此，不應列入殖民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區的名單之內。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張，在條件成熟時，用適當的方式和平解決港澳問題，在未解決之前維持現狀」。3月10日，黃華又在聯合國大會上再度重申中國當局的這一主張；11月8日，第27屆聯合國大會投票通過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關於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意見的決議，規定香港澳門不屬於殖民地範疇，港澳問題屬於中國主權問題，聯合國和他國無權干涉，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英國、葡萄牙交涉談判解決香港澳門問題。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立場和要求，排除其他國家（包括聯合國）參與解決香港問題（如國際共管）之可能。香港和澳門往後無法以殖民地身份獨立，也未能透過聯合國非殖化的努力改革社會制度並及早推進民主，此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接收香港與澳門的主權製造了背景條件。中國在1972年公開否定掉香港、澳門殖民地性質，但中國大陸人民瞭解詳情者不多，所以，1997年3月17日，香港回歸前夕，《人民日報》曾特意刊登文章《為什麼說香港不是殖民地》，對此做出解釋：「迄今為止，英國在香港實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統治，但並不等於香港就是殖民地。因為，通常意義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國統治、管轄而喪失了主權的國家。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地概念不適用於香港。」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國大陸國內政局不穩定，以致延遲到1980年代才開始和英國談判歸還香港問題。
大部份香港市民在中英開始詳細談判前，鮮有考慮香港主權的前途問題。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約將在少於20年屆滿。新界租借期於1997年6月30日屆滿亦促成中英兩國政府在1980年代初開始談判關於香港前途問題：香港政府有權就香港島和九龍界限街以南土地批出跨越1997年6月30日的租契，在1970年代初起，在香港籌劃多項大型基建項目，投資回本期往往跨越1997年6月30日，需要向國際籌集資金；中國大陸官方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立場，以及對新界的土地契約安排，對這些大型基建都有十分關鍵影響，香港政府必須即時處理關於香港在1997年6月30日後政治前途的問題。1979年3月，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首度訪問中國大陸，並首次向當時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提出香港前途問題。

開始談判

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的官方訪問提醒中英雙方要為香港前途作進一步的討論及外交接觸，也為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1982年的首次中國大陸訪問鋪路。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還中國、英國保留治權。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柴契爾夫人，此前中國總理（趙紫陽）同她舉行會談；柴契爾夫人堅持《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國同意英國19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英國可以考慮中國提出之主權要求。但鄧小平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雙方未能達成共識。在記者會上，柴契爾夫人重申三條條約的合法性，並指出所有國家都須要尊重國際條約，否則任何談判皆無法進行，惟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持有三條條約正本。她堅持按照《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鴨脷洲和九龍半島及昂船洲的主權。傳統英國資金（英資）的商業力量，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怡和洋行，亦曾參與游說工作。1983年5月，香港新華社組織商界青年領袖包括李鵬飛，組成「青年才俊團」前往北京。其中一些成員提出有關建議，但遭鄧小平否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

鄧小平於1970年代末首先提出「一國兩制」構思。官方說法是「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或者「政權交接」。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會見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時談話〈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稱：「……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方在「收回主權」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並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樣政策亦適用於澳門，「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鄧小平同時希望能藉此辦法解決台灣問題。

港人立場

2014年，學者林鴻達宣稱，1982年3月，香港革新會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民意調查，報告結果是逾八成市民希望繼續由英國管治，只有百分之四受訪者表示願意由中國大陸管治，而在2017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考卷中，亦引用了據稱為1945年香港知識份子關於是否支持中共的疑問作為資料。在中英談判過程中，香港人沒有席位（由於中英兩國均為單一制政體，香港政府權力來源於中央政府授權，而不是獨立主權方），難以得知談判進度，由於中英雙方分歧較大，談判難有實質進展，因而期間公報用字含糊，間中或有「有益」、「有建設性」等籠統外交詞彙概括描述（等同於沒有較大進展），在香港前途不明之際，香港社會出現銀行擠提、搶米等信心危機，後來才由香港政府出面接管恆隆銀行、推出香港聯繫匯率制度才漸漸穩定局勢，但仍然出現後期的移民潮。

 中華民國立場

在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過程中，中華民國即表示不承認。1983年10月7日，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在答覆立委徐亨、張寬、湯煥暉質詢時，表示中華民國政府極為關切香港五百萬同胞自由與福祉。並嚴正聲明香港是滿清割讓，而中華民國推翻滿清，繼承滿清法統，任何涉及香港問題時須以中華民國為談判對象，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香港一切談判與協議，中華民國一概不承認。
1997年6月27日香港移交前三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章孝嚴和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召開關於《中英南京條約》特展的記者會，記者會上都特別強調外交部特展所展出的《南京條約》是唯一的正本，中國大陸所擁有的，只是清廷欽差大臣耆英和英方全權代表砵甸乍所簽署的副本，經兩國政府首長簽名核准的《南京條約》正本，由中華民國外交部所保存，而英國為求割讓九龍而簽訂的《北京條約》和租借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正本都同樣正由中華民國持有，因此中華民國才是香港主權的合法擁有者。
然而英國依《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規定將九龍租借地，連同依其他不平等條約取得之香港及九龍割讓地交還予同屬中華民族之政權，結束香港的殖民統治，當時由中國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在「中華民國政府對『九七』香港情勢的立場與政策說帖」中對此表示欣慰，並希望香港今後能持續自由、民主、繁榮的發展，以及保持香港在國際社會之地位。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表明「南京條約的正本在臺灣，香港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

中英取得共識

1984年1月25日至1月26日舉行的第八輪談判，中英雙方各自更換團長，中方由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擔任，英方則由伊文思爵士擔任團長，並兼任駐華大使職務。從1984年4月第十二輪會談後，雙方轉入討論過渡時期香港之安排和有關政權移交事項。4月英國外相賀維訪華，鄧小平會見他。賀維就香港主權問題讓步，會談取得重大突破。4月20日，賀維在香港發表聲明，宣布1997年7月1日以後，英國不再擁有香港的主權和治權。
1984年6月22日、23日，鄧小平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談話〈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稱：
「中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方針、政策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這也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所謂香港人沒有信心，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見。目前中英談判的內容還沒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們一旦真正了解了，是會完全有信心的。我們對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政策，是國務院總理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的，是經大會通過的，是很嚴肅的事。如果現在還有人談信心問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政府沒有信任感，那末，其他一切都談不上了。我們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繼續讓外國人統治，否則香港人也是決不會答應的。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主要成分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1984年7月底，賀維再度訪華。7月31日，鄧小平會見賀維時稱：
「……根據香港和台灣的歷史和實際情況，不保證香港和台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持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解決祖國統一問題。……」
1984年8月1日，賀維在香港舉行記者會，透露協議的十項主要條款。其後的會談進一步就香港在1997年後的土地、民航、國籍等問題進行討論，並達成多項共識。9月18日雙方就全部問題達成協議，並對協議的文字措辭反覆磋商，並於9月26日草簽《中英聯合聲明》和三個附件。草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由周南及伊文思代表簽署。至此，為時兩年之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之談判圓滿結束。至草案簽署為止，雙方共進行了22次的談判。10月3日，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稱：
「……現在有些人就是擔心我們這些人不在了，政策會變。感謝大家對我們這些老頭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訴大家，我們的政策不會變，誰也變不了。因為這些政策見效、對頭，人民都擁護。既然是人民擁護，誰要變人民就會反對。聯合聲明確定的內容肯定是不會變的。我們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過去的動亂年代，在國際上說話也是算數的。講信義是我們民族的傳統，不是我們這一代才有的。這也體現出我們古老大國的風度，泱泱大國嘛。作為一個大國有自己的尊嚴，有自己遵循的准則。我們在協議中說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到了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裡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再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中國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種變嗎？所以不要籠統地說怕變。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已開發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我們也在變。……再一個是有些人擔心干預。不能籠統地擔心干預，有些干預是必要的。要看這些干預是有利於香港人的利益，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還是損害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現在看起來，香港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會有秩序地度過十三年，十三年之後，會有秩序地度過五十年。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這種破壞力量可能來自這個方面，也可能來自那個方面。如果發生動亂，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預。由亂變治，這樣的干預應該歡迎還是應該拒絕？應該歡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體分析。……所以不能籠統地反對參與，也不能籠統地反對干預。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著眼，不會拘泥於小節。一個是怕變，一個是怕干預，還怕什麼？有人說怕亂。亂就得干預，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預，香港人也要干預。總會有人搗亂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我講過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我說，除了在香港駐軍外，中國還有什麼能夠體現對香港行使主權呢？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決。……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老實說，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只要香港同胞團結起來，選擇好的政治人物來管理香港，就不怕變，就可以防止亂。即使發生亂，也不會大，也容易解決。一九九七年以後，台灣在香港的機構仍然可以存在，他們可以宣傳「三民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但是在行動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製造混亂，不能搞「兩個中國」。他們都是中國人，我們相信，他們會站在我們民族的立場，維護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嚴。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他們的活動，進行他們的宣傳，在香港這種情況下是允許的。總之，協議簽訂後會遇到很多新情況。我們過去講過，要了解新情況，解決新問題，這就是新情況、新問題。坦率地講，將來會出現什麼問題，我們也不清楚，但問題出現了我們會合情合理地處理。……」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在北京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中英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之聯合聲明。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和英國外相賀維等人見證下，分別作為中英代表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收回香港地區（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下稱香港）是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聯合王國政府聲明：聯合王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第三段闡述了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其具體說明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予以規定，並在50年內不變。1985年5月27日，兩國互換批准書，《聯合聲明》隨即生效。1985年6月12日，中英兩國政府將《聯合聲明》送交聯合國登記。

起草《基本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性法律文件，以法律形式把「一國兩制」概念規定下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於1985年成立，負責起草《基本法》，以及徵求公眾對《基本法》之意見。1985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次會議決定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包括香港和中國大陸人士。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稱：
「……今天我想講講不變的問題。就是說，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國以後五十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還要說，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對香港的政策不變，對澳門的政策也不變，對台灣的政策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五十年也不變，我們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政策也不變。……第一條，需要政局穩定。為什麼我們對學生鬧事問題處理得這麼嚴肅，這麼迅速呢？因為中國不能再折騰，不能再動盪。一切要從大局出發。中國發展的條件，關鍵是要政局穩定。第二條，就是現行的政策不變。我剛才說，要從我們整個幾十年的目標來看這個不變的意義。……人們忽略的一個方面，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人們只是說中國的開放政策是不是變了，但從來不提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變了，這也是不變的嘛！……沒有一點膽略是不行的。這個膽略是要有基礎的，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沒有點勇氣是不行的，這個勇氣來自人民的擁護，人民擁護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擁護黨的領導。……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所以請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釋這個道理。……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變，就要大陸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保證整個政策不變，對內開放、對外開放的政策不變。……
現在有人議論，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在收。我要說，我們的物價有點問題，對基本建設的投資也收緊了一點。但問題要從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會有的收，有的放，這是很自然的事情。總的是要開放。我們的開放政策肯定要繼續下去，現在是開放得不夠。我們的開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膽子要大，要堅決。不開放不改革沒有出路，國家現代化建設沒有希望。但在具體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時總結經驗。我們每走一步都要總結經驗，哪些事進度要快一點，哪些要慢一點，哪些還要收一收，沒有這條是不行的，不能蠻幹。有些人看到我們在某些方面有些緊縮，就認為政策變了，這種看法是不妥當的。『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裏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否則怎麼能說『兩制』呢？那就變成『一制』了。有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國大陸變成資本主義，叫做『全盤西化』。在這個問題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講兩個方面，『一國兩制』幾十年不變就行不通了。……過去我曾經講過，基本法不宜太細。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對這個問題，請大家坐到一塊深思熟慮地想一下。關於民主，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並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當然，如果政策搞錯了，不管你什麼院制也沒有用。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最近香港總督衛奕信講過，要循序漸進，我看這個看法比較實際。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質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其實有些事情，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國家也能實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請諸位考慮，基本法要照顧到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
1988年4月，《基本法》草案首稿公布，並隨即進行公眾諮詢工作，為期5個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1989年2月批准了草案第二稿，以便作進一步諮詢，草案反映很多第一輪諮詢所得意見。第二輪諮詢工作在1989年10月結束，起草委員會根據該輪諮詢結果，進一步修改《基本法》草案第二稿；最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0年4月，正式通過《基本法》草案第二稿與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圖案。《基本法》於1997年7月1日生效，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性法律文件，把「一國兩制 」創新概念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清楚確定香港實行不同於內地之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也保障香港市民生活方式、自由和權利，確保香港司法機構獨立運作，並讓香港全權處理外交和國防以外一切內部事務。香港也可以享有全面財政自主權和擁有獨立貨幣制度；維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關稅區地位，以及直接與世界各國攜手合作，打擊戰略商品交易、販毒和非法轉運，並且保護智慧財產權。
由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期間的12年，被稱為過渡期。期間香港經歷多番起跌，包括1987年香港股災、1989年六四事件及所引起的香港移民潮、香港機場核心計劃的爭議、1990年代中英爭議以至主權移交前的歌舞昇平等。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要改換領導層，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時提到：
「……
一個好班子，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幹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我過去說過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我們本錢少，但可以通過開放，增加就業，搞稅收，利用地皮得點錢，帶動發展各行各業，增加財政收入，獲得益處。以香港為例，對我們就是有益處的。如果沒有香港，起碼我們信息就不靈通。總之，改革開放要更大膽一些。
……」

移民潮

中英達成協議，香港於1997年7月1日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些曾經在中國大陸經歷政治動盪的人（如知名作家倪匡）等開始計劃移民。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更使香港人感到悲觀和恐懼，1990至1994年出現了開埠以來最大規模之移民潮，五年共有約30萬人移民外地。加拿大、澳洲和美國是當時不少港人移民的熱門之選。在移民潮高峰，非州島國維德角也刊登廣告宣傳投資移民。
不少港人移民至加拿大的溫哥華，而位於溫哥華南邊，同屬大溫哥華的列治文市又有「小香港」之稱，其他熱門的地區有多倫多、墨爾本、雪梨、奧克蘭、新加坡、台灣等。期間，香港有不少人才外流，及至主權移交前一兩年，一些移民回流香港。

居英權計劃

1990年，英國政府宣布選擇性給予50,000個家庭英國居留權，主要給予曾經從事敏感職位的香港華人政府公務員及各行各業精英，包括最有能力及動機申請移民的人士，如警隊政治部、駐中國大陸記者怕被「秋後算賬」。居英權持有人可隨時前往英國定居，而無需在英國逗留數年以取得居留權，俗稱「坐移民監」，而持有人的子女可在英國就讀公立中學。當局希望通過此舉使獲得居英權的香港華裔精英安心在香港生活。一旦香港出現社會問題，他們可選擇隨時前往英國，從而減輕香港人才及資金的流失問題。但中方對居英權計劃表示不滿，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亦對居英權不予承認，香港一般華裔人士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拆卸九龍寨城

九龍寨城對於中英雙方是特殊的地方，因為根據《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九龍寨城是大清的外飛地，會定期派官員駐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無力管理九龍寨城，香港政府卻沒有法律權力去管理。於是，九龍寨城成了充斥「黃、賭、毒」的所謂「三不管地帶」（即中國政府不管，英國政府不管，香港政府不管）。1987年，兩國共同決定拆毀寨城、遷徙居民，而九龍寨城亦於1987年和1989年上半年分兩期進行遷徙，並且於1990年和1992年上半年完成。九龍寨城最終在1993年拆卸，改建成九龍寨城公園。

拆卸調景嶺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後，香港政府將部份未及遷台的國民革命軍退役老兵及家眷安置於新界東南地理位置偏僻的調景嶺。當時調景嶺沒有陸路交通可達，自成一局，成為寮屋區。故此，調景嶺具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居民長期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每年10月10日慶祝中華民國國慶等，香港政府並沒有干預，但隨著香港和澳門兩地主權即將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政府發展將軍澳新市鎮，調景嶺寮屋區在1996年拆卸，並於1999年開始興建地鐵（今港鐵）將軍澳綫連接東九龍油塘和港島北角。所有居民在政府補償下遷徙至其他地區，當中大部份人都遷進了將軍澳的厚德邨。

興建新機場

1989年，香港總督衛奕信爵士在《施政報告》發表「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宣布興建新機場。計劃包括在大嶼山赤鱲角填海興建全新的香港國際機場及青馬大橋等相關設施，共耗資超過1200億港元。當時的香港總督衛奕信爵士宣布此項計劃時，描述到計劃落成後的香港將會像「玫瑰園」一般美好，因此被傳媒稱為「玫瑰園計劃」。但由於此計劃耗資龐大，被中國政府質疑英方打算在主權移交前耗盡儲備之嫌。1991年9月，英國首相馬卓安親身到北京，成為六四事件後首位訪華的西方國家領袖，與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香港機場核心計劃的新機場諒解備忘錄》，工程才得以順利開展，英方承諾留下至少250億港元財政儲備，最終留下3700億。

臨時立法會

由於對「新九組」等問題爭議，中方拒絕承認由彭定康在主權移交前、被指以「三違反」方案產生的立法局，單方面決定「另起爐灶」，取消代議政制「直通車」過渡1997年的安排。1996年3月24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決議成立臨時立法會。中方決定「另起爐灶」，以在主權移交後取代原有的立法局。臨時立法會的任期不得超越1998年6月30日。12月21日，推選委員會選出60位臨時立法會（簡稱臨立會）議員。根據香港港英政府法例，此會是非法組織。1997年1月25日，臨時立法會在深圳舉行首次會議，其後臨時立法會及其屬下委員會所有會議均在深圳舉行，直至6月30日。英國管治時代的立法局在7月1日零時解散，未有進入臨立會的議員即時失去議員身份，當中部份在6月30日晚上至凌晨在立法局大樓上向市民發表宣言，揮手道別。
臨立會在7月1日即時開會，除了訂立確認主權移交後「必不可少」之法例以外，亦立即推翻多條由前立法局通過、被認為「對特區政府運作做成障礙」的法例。臨立會重新修訂早期由港英政府通過但回歸2年前（1995年）才廢止的爭議性的《公安條例》，規定超過指定人數（數額在港英時代常有變動）公眾集會及遊行必須向警務處處長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後方可合法進行。然該法例自港英時代即一向廣受爭議，被指剝奪集會自由、干涉打壓言論自由等人權。

英方成員

多位英方官員起著重要作用，包括英國駐華大使兼英方談判團長柯利達爵士，及接任的伊文思爵士。香港總督尤德爵士亦是英方重要成員之一，他不幸於1986年12月任內期間，在訪問北京時病逝。接任的港督衛奕信爵士，在中英談判期間是英方重要成員。他熟悉中國，與中方保持著良好關係，同時亦成為影響後期香港施政的原因之一。
1991年，開始傳出英國有意撤換有「中國通」之稱的香港總督衛奕信。1992年元旦，英國政府宣布衛奕信在任期完結前提前退休；1992年7月，曾為英國保守黨領袖的彭定康正式出任第28任香港總督，亦成為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是唯一一位專業政治家出身的港督，又打破了多項前任香港總督的慣例，包括拒絕接受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頒授的爵士勳銜及沒有穿上殖民地官服就職。他擔任香港總督期間作風親民，時常到各區巡視。他巡視中環時品嚐泰昌餅家的蛋撻、在灣仔喝涼茶，成為一時佳話。發表施政報告後亦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受提問，並主持答問大會面對質詢。
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在政權移交前拋出之政改方案，顯然是步楊慕琦方案軌跡加以修改而制訂，是當年夭折政治改革之延續。但彭定康的施政未受到中方歡迎，興建新機場的財務安排已惹來北京多番反對，最嚴重的分歧是提出政改方案。方案建議新增九個功能組別（「新九組」），被中方認為是鑽《基本法》漏洞，令彭定康被當時的港澳辦主任魯平稱作「千古罪人」。這導致主權移交前最後一屆香港立法局無法以「直通車」形式過渡1997年，中方「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

中方成員

中英談判期間中方的重要成員包括中方談判團長兼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周南，當時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根據曾參與談判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憶述，談判中所有重要的決定，實際上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親自定案。

交接過程

香港經濟在1990年代中期有較理想的發展，市民開始以較樂觀態度面對即將來臨的主權移交。香港股市在1997年初多次創出歷史高位。1997年4月，已卸任的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再度到訪香港，主持青嶼幹線啟用儀式。

港督府告別儀式

1997年6月30日也舉行一些儀式，標誌156年英國管治的終結。下午末代港督彭定康告別港督府開始港督府告別儀式，舉行了降旗儀式。當天下午4時30分，前港督府舉行香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告別其官邸的簡單儀式。香港總督旗在《最後崗位》的軍號聲中隨隨降下，隨後在皇家香港警察銀樂隊和風笛隊演奏的《高地教堂》樂曲聲中，降旗隊伍將總督旗幟轉交港督副官白樂仁，再由港督副官將旗幟轉贈予彭定康。隨後彭定康、夫人林穎彤及其三位女兒和隨行人員登上專車在港督府前的花園繞行三圈（但是實際上只繞行了兩圈），寓意日後可以重臨香江。下午4時39分，港督彭定康所乘坐的專車在警察機車的開路下，正式告別港督府。

英方告別儀式

英方告別儀式在6月30日晚上6時15分在添馬艦露天場地舉行，主禮嘉賓包括王儲威爾斯親王查理斯、英國首相貝理雅、外交大臣郭偉邦、前首相柴契爾夫人及卸任在即的港督彭定康。
添馬艦的告別儀式在特為該活動而建造的場地上舉行，查理斯王子和總督彭定康在儀式上先後致辭。告別儀式包括傳統的英軍日落告別儀式，香港總督彭定康發表臨別致詞，之後由王儲查理斯代表英女王致告別詞。其他節目包括名為《香港精神》的團體舞蹈、男高音莫華倫歌唱等表演，有超過2,000名表演者參與。儀式舉行時一直下著滂沱大雨，令嘉賓及表演者甚為狼狽並添上幾分傷感。日落時份，英國和香港的旗幟徐徐降下。晚上7時45分，英國國旗及港英旗在風笛伴奏的樂曲《Sunset》中徐徐降下。
6月30日的英國告別晚宴，由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郭偉邦宴請，有4,000位顥要和貴賓參加。英國外相郭偉邦為香港未來祝酒，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繼而祝酒答謝。
6月30日子夜，工人在中環中區政府合署拆下以龍和獅為標記的舊香港紋章、以及代表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的皇冠徽號和「E II R」字樣。另外裝上港督府大門的英國女王的皇冠徽號和「E II R」字樣亦同時拆除，並且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徽取代。

影響

香港回歸是香港歷史上重要的一頁，對香港政治和經濟等各方面影響深遠。主權移交前，香港人對中共當局的恐懼帶來了移民潮，曾一度造成人才及資金外流；另一方面，主權移交後加速了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在經濟及社會上的融合。香港回歸也標誌著英國自維多利亞時代以來最光輝的「日不落帝國」時代的終結。
主權移交也為香港本身帶來不少變化，除殖民地時期的名稱需要更改外，1997年7月1日後，所有政府機構改為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肖像從硬幣、郵票和政府辦公室除去，但主權移交前的所有紙幣及硬幣至今仍然流通，大量市民曾經收集「女皇頭」硬幣而引起硬幣荒；郵票上則改印「中國香港」。所有政府機構及組織皆除去「皇家」的稱號，例如皇家香港警察及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只有皇家香港遊艇會之英文名稱保留原名。原香港總督的官邸港督府改名為香港禮賓府，但首任行政長官未有遷入居住，至第二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才遷入居住。在法律文件中，本來用上「皇家」（Crown）的地方，改稱「國家」（State）；被委任為御用大律師（Queen's Counsel）的大律師，則改稱資深大律師（Senior Counsel），法院名稱也作了一些改動。除此以外，幾乎全部以英國王室成員、政府官員或地方命名的香港地方、街道及建築物，例如：皇后大道、維多利亞港、彌敦道等，則仍然保留舊有名稱，維多利亞公園亦依舊保留了維多利亞女王雕像。香港政府公函的英文本來用上On Her Majesty's Service，改成On Government Service，中英文排列次序亦由「英中」改成「中英」。
一些與英國和香港有關的公眾假期，例如：英女皇壽辰、香港重光紀念日被取消，新加上的假期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國際勞動節、佛誕等。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假期亦於1999年取消。
首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大會上致詞以及首份施政報告中表示積極推動「母語教學」政策。1998年新學年開始，大部份公營和資助中學改以母語中文（粵語授課）作為教學語言，當局只同意保留114間英文授課中學，但英語仍然是中小學校的必修科，而部份學校亦開始於部分學科上使用普通話教授。可是這種做法遭到香港很多家長的反對，擔心以「母語教學」會使香港學童的英文水平有所下降。亦有人表示，香港作為東西方交流的樞紐，雙語教學可以使香港人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
香港在主權移交後一些地方也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維持不變，享有高度自治。例如，香港繼續享有多方面的獨立地位，包括獨立的司法系統，繼續沿用普通法，中文及英文同時是法定語言，並繼續單獨以地區身份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
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陸路邊界線基本不變，但深圳河北面水域、后海灣（深圳稱深圳灣）北面水域、沙頭角海北面水域和大鵬灣北面水域移交廣東省深圳市管理。中國大陸將大嶼山西面部份領海（今分流西灣）；索罟群島、蒲台島以南部份水域劃入香港水域以作補償。兩地繼續維持獨立的出入境政策，中國大陸居民必須申請往來港澳通行證才可進入香港。主權移交後，中國大陸為香港另設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來取代英國屬土公民護照，可於多國包括歐盟及日本等享有免簽證待遇，出入境程序較中國大陸居民簡單快捷。香港的道路沿用英國的左上右落即右駕，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右上左落的左駕，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車輛均需分別申請牌照才可使用對方道路。
在體育方面，香港仍可獨立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國際體育賽事，包括奧運會等，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負責，亦擁有獨立的香港足球代表隊。由於主權移交後香港脫離大英國協的行列，在1997年之後便沒有參加大英國協運動會。

中國大陸賀禮

1997年7月1日上午10時，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儀式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和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給香港特別行政區致送禮物。賀禮包括刺繡、陶瓷、漆器、掛毯、木雕和石雕等。為慶祝香港回歸中國15周年，香港文化博物館於2012年6月20日至2013年2月25日展出其中五件的回歸賀禮，包括：中央人民政府贈送的雕塑「永遠盛開的紫荊」、海南省贈送的貝雕「天涯共此時」、吉林省贈送的松花硯「松花紫荊情繫根」、黑龍江省贈送的福桃花瓶「紫荊歸春」、山西省贈送的「應縣木塔模型」。

美國

美國-香港政策法是一部由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關於香港在1997年7月1日結束英國殖民地管治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後，美國政府重新釐定對港政策的法案。根據此法案，美國政府將繼續把香港視作一個在政治、經濟、貿易政策方面與中國大陸完全不同的地區，並在對外政策上把香港特區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區別對待。
美國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1997年4月15日演講表示，「全世界將以希望與關切的複雜情緒，注視著香港重回中國的版圖。美國支持此一基於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宣言的轉變，其條件是香港仍保持高度自治及目前的生活方式與基本自由」，以及「決定應英國與中國政府的邀請，代表美國參加七月的交接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