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社

日期

在先秦時期，春社的日期通過「占卜」的方式來確定，並沒有固定的日期，在漢、晉時，仍未完全固定，如晉嵇含在《社賦序》中記載：「有漢卜日丙午，魏氏釋丁未，至於大晉則社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90在漢代，春社至少有兩個日期，即丙午和壬辰日，而之後的三國和晉朝，也有各自的春社日。不過，唐朝之後，春社日的日期開始固定在立春後的第五個戊日。之所以設在戊日，是因為在天干中，戊己屬於中央，五行屬於土。
以立春後第五個戊日計算，春社日期大約在立春後的第41天至第50天，公曆的3月16日至27日之間，約在春分（公曆3月20日或21日）前後。
此外，關於春社日的日期，在民間還有二月初二、二月初八、二月十二、二月十五之說。

社祭

在戰國以前，社臘是當時唯一的節令:414，秦昭王某次生病後痊癒，「殺牛塞禱」，但被公孫衍以「非社臘之時也」為由勸阻。

官社與民社概念的產生

當時對「社」的祭祀活動，按主辦方的不同，可以分為「大社」（王為群姓立社）、「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侯社」（諸侯自立社）、「置設」（大夫以下成群立社）。這些由各級官府主持祭祀的社祭，通常被稱為官社，其所需要的資金等資源也具體由官府撥付，在先秦及以後的歷史中，官社在社祭的禮制、儀程和功能上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只是隨著政治體制和行政單位名字的改變，而轉換成太社、郡社、縣社等稱呼。
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等級結構與政治體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社的設置不再是按照原有的社會等級來確定，而是根據行政單位和行政區劃來確定，置設開始漸漸演變成由民間自由組織的「里社」。里社通常被稱為民社，與官社由官府主持不同，民社主要由社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地區，又被稱為社首、會首等）主持，所需要的費用也主要由民眾自己共同承擔。這種組織形式極大地提高了民眾參與社會的熱情，促使民間社祭具有了很強的社會化功能，並最終實現了社祭的節慶化。

社祭活動

官社在祭社時有一套完整的禮儀，如瘞埋祭品、酹酒、滴血於地、殺人釁社等。
而春秋時期的里社，祭祀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二十五家共獵，以獵狩物為祭品奉獻社神，第二種則是共出祭品，禮畢後，里眾共食、聚飲。這是一個全民參與的節日，場面十分熱烈、火爆，成為民眾歡聚的場所，人們彈琴擂鼓，食牛羊肉，十分熱鬧。《老子》在描述眾人熙熙攘攘時，形容為「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尚秉和稱此為「假祭神為娛樂期」。熱鬧的場面，甚至吸引了魯莊公前往齊國觀看當地祭社時的場景。
先秦時期，老百姓對社祭十分看重，孔子的弟子子路在經過鄭國某社時，只是想抓停在社樹上的鳥，就差點被人抓住，最後在子路和子貢的道歉取悅對方下，對方才不再追究。
而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越國，因為當地有著深厚的水神崇拜習俗，春社主要祭祀「三江」，而非社神。

仲春大會

同時，在上古至西周時期，在春耕前舉行的祭祀儀式中，還包含有通過交媾感應巫術和模擬田間勞作的舞蹈這兩大內容。在當時春社是真正的狂歡，在進行完祭祀之後，實行內部婚姻制度的氏族男女可以自由地進行雜亂的群交，而實行外部婚姻制度的氏族男女則與相近氏族的男女也同樣進行群體雜交，隨意交媾。
而最晚到了西周，雖然有了禮教規定，但原始習俗仍然有部分延續下來，如在仲春（或季春）舉辦「桑林（或春台）大會」，成年男女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互相嬉戲，甚至可以自由地發生性關係，不過，絕大多數性關係都會隨著桑林大會的落幕而結束，戀愛、交媾感應巫術等合併至春嬉和祭高禖的活動中。在成都市百花潭出土的戰國青銅壺上，就有描述桑林大會時，一男子在桑林中起舞，旁邊有女子採摘桑葉的部分情景。
在戰國時期楚地詩歌的詩集《楚辭》中，就有許多篇章提及到春社，如在《楚辭·九章·惜誦》記載：「檮木蘭以矯蕙兮，鑿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在《思美人》記載：「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盪志百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這說明在當時的楚地習俗中，在春社期間，楚人攜帶乾糧，到野外嬉遊。
在《周禮·地宮·媒氏》中也記載：「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婦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表明在當時官府下令強制成年男女參加在仲春舉行的桑林大會，甚至給予「奔者不禁」的法律保護。
統治者也將仲春大會列入春社的活動之中，如將其分割為兩個主要的內容：祭高禖祈子和樂正在學宮中進行學樂、習舞活動。在祭高禖祈子的過程中，天子需要「帶以弓韣，授以弓矢」，在當時，弓矢為男性生殖器的象徵，而弓韣則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徵，傳統和非貴族階層的縱慾、狂歡行為被貴族階層以如此隱喻的形式所取代；而在學樂、習舞活動中，貴族會要求樂正在仲月的上丁（每月上旬的丁日）向舞樂之祖貢獻彩帛，天子與諸位大臣會「親往視之」，而到了中丁（每月中旬的丁日），樂正將會被召集至宮中，教導貴族們舞樂。
相傳，先秦時期的許多聖賢都是其母在社祭野合時懷孕的，如楚國令尹子文就是其母「旋穿閭社，通於丘陵」時「以淫而生」，孔子同樣據傳是其母祈於桑林神社而懷孕，甚至周朝始祖后稷也據傳是其母於社祭時懷孕而生的。

興起於秦漢

秦漢及以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統治者們需要關注的首先是如何維護自己的統治，而人口不再是最為緊迫的問題，因此春社時，雖然仍然有種種娛樂活動，但保存在民間的男女嬉戲也在統治者的意志之下，基本禁絕。而隨著行政體制的變化，原先的諸侯之社（國社和侯社）漸漸變郡社和縣社所取代，變成了帝王之社（太社）、郡縣之社（郡社、縣社）和鄉里之社（里社）這幾個層級。

社神的庸俗化與私社的出現

從漢時起，「社神」的神秘性大為減少，逐漸人鬼化、區域化、庸俗化:171，如據《漢書》記載，欒布死後，「齊燕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在《後漢書》中，則記載有宋登死後被人「配社祀之」，甚至《後漢書》中還記載有方士能夠「驅使社公」。
在漢朝初期，官方延續了戰國以來里社合一的制度，控制著社的設置，民間不得私自立社，但後來卻出現了里社分離的狀況，民間開始出現游離於里社之外的私社，成為獨立於官方的民間組織，私社自成立之日起就開始受到官方的限制和打擊。如《漢書》就有記載，在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兗州刺史就下令「禁民私所自立社」。

社祭及其活動

漢武帝時期，統治者改用夏曆，設立了同樣祭祀土地的「秋社」，與春社合稱為「社日」 。
漢時春社時間有二月和三月之說 ，如《史記·封禪書》載「以春三月及臘祠社稷」，而在《漢書·郊祀志》中則載「以春二月及臘祠稷」，其時官社以羊、彘祭祀社稷，而里社則主要靠老百姓自己湊錢祭祀。里社的大小規模不一，如在較偏遠的西北居延一帶，「對祠社，雞一，黍米一斗，稷米一斗，酒二斗，鹽少半升」，較為簡陋，而在河南陽武時的里社，則較為豐盛，可以分肉。
雖然先秦以前的男女狂歡在先秦以後不再存在，但民社仍然保持著諸多如遊戲、聚飲等娛樂活動，是社會游宴飲樂之時。比如，在成書於西漢的《淮南子》中記載，春社時，哪怕是偏遠地區，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甚至有漢高社劉邦當了皇帝之後，因懷念里社時的熱鬧場面而將枌榆之社移植新豐的傳說。
東漢末年，董卓進入洛陽後，曾經在春社時派遣部隊到陽城進行搶掠，當時老百姓正在進行社祭，史載那些部隊「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甚至將砍下的老百姓的頭顱系在車轅軸上，「連軫」

傳承於魏晉南北朝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原先的春秋社日祭社之外，還往往在冬臘時加祭一次，但具體時間未定。晉朝時甚至曾經將春社取消，將之改在孟秋舉行，大臣摯虞上書稱此舉「廢興無常」，「以應刑殺。」
同時，這一時期「里」這一概念漸漸轉為「村」，由原先的「二十五家為里」變為「百家為村」，春社的活動也「結宗會社」。如在南北朝時期，荊楚一帶「四鄰並結宗會社，宰牲牢，為屋於（社）樹下。先祭神，然後享其胙」。甚至有史料記載南郡（今荊州一帶）與襄陽兩郡在春社舉行大規模的拔河比賽，參加拔河的人數「綿亘數里」，拔河時「皆有鼓節」，場面「群噪歌謠，震驚遠近。」不過到了南朝，梁簡文帝「發教禁之」，從那時起，楚地的風俗變為吃豬羊肉作成的社飯，並用葫蘆盛之。
三國時期，王修母親逝世，到第二年裡社時，王修仍十分懷念母親，「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這說明在當時民社的社祭氛圍已變得不再重要，而轉變為更傾向於比較單純的節慶娛樂。

興盛於唐宋

在唐宋時期，春社與上巳節、中元節成為當時的詩詞中最常見的節日習俗，更是盛過中秋節、重陽節等節日。在唐朝，春社與上巳節、佛誕節等同為公共假日。「上戊之辰，時俗所重，不可廢也。」

興盛原因與私社的發展

在唐朝時期，由於先前鄉長和鄉正（約現鄉鎮一級官員）消失，里正直接向縣府負責，權力得到強化，村落的行政與法律地位得到確認，而春社的基本單位正是以由「里」組成的村落構成。村社制是社日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是除自然崇拜之外支撐春社走向興盛的另一個要素，使社日活動具備了其他節日難以具備的組織性特徵。而另一方面，從唐朝一開國，官府就十分重視社祭，下詔令民間普遍立社，為社日的興盛提供了官府和法律的支持。
唐朝時的私社不再只是單純得以祭社為主題的組織，其構建過程大多是出於共同的利益追求或共同志趣而自願結合起來，血緣、地緣等關係也不再重要。而唐朝的私社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從事佛教活動的社，主要從事修寺、齋會、寫經、刻經等與佛教有關的活動，另一種則主要從事經濟和生活上的互助，如營辦葬禮、困難周濟、疾病慰問等。
在唐朝時期，官府對私社的態度總體是以限制和禁斷為主要手段，如咸享五年（公元674年）三月，唐高宗下《禁僭服色立私社詔》，「別立當宗及邑義諸社色等社……宜令官司嚴加禁斷。」兩個月之後，再次下詔「如聞此外別為邑會，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嚴加禁止。」但第二份詔書說明，官府承認了私社存在的合法性，只是禁止平時聚集。到了五代時期，南唐元宗在《加應道尊號大赦文》中稱「閭閻之閒，例有私社」，此顯示私社的合法性不再是問題。

民社

民間春社時的歡愉卻是唐宋社會富庶太平的標識。在唐詩中，有諸多詩篇描述了春社時的場景，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唐朝時的熱鬧景象。如王駕（一說王演）在《社日村居》中描述了江西鉛山鵝湖山春社時，家家酣醉的場景。
春社在西北涼州一帶也極為熱鬧，既有社鼓、社酒等春社必須品，同時還有自己的特色，如社祭時用酒澆祭品，然後焚香拜土地神木牌，期間還有女巫翩翩起舞。在敦煌一帶，則流行「春座局席」，社員輪流擔任社司，全員協助，在春社開始前，社司要發請貼，上面要寫請承辦人、舉行地點、社人需要繳納的物品數量、對違規的懲罰措施等內容）。
在北宋的《東京夢華錄》中，對於開封一帶春社時的活動有詳細的記載：如將豬羊肉、腰子、奶房、鴨餅、瓜姜等調和，鋪在飯上，稱其為社飯，以用來請客；春社當天婦女要回娘家，外公姨舅等要送給她們新葫蘆和棗，晚上方能回來；私塾的先生們會讓學生們湊錢雇倩祗應、白席、歌者等來舉辦「社會」，結束後學生們各帶著花籃、果實、食物、社糕等而回家。
在南宋的《武林舊事》中，則記錄了社會當天的大量娛樂活動，如：體育方面的娛樂既有相撲、蹴鞠等充滿競技性的活動，又有射弩、使棒等帶有表演性質的活動。戲曲方面的娛樂則既有雜劇、影戲等觀賞性較強的活動，又有唱賺、清樂等以音樂為主要表現形式的活動。此外還有花繡、小說等諸多活動。
南宋著名詩人陸游有許多首詩均提及或專門描述春社，如《春社》描述的是春社時的社肉、社酒、社酒，另一首《春社》則提及了社戲，出現最多的，則是春社時飲社酒共醉的場景，如《社飲》的「先醉後醒驚老憊」，《代鄰家子作》的「社日淋漓酒滿衣」和「扶得吾翁爛醉歸」，《社鼓》中的「飲福父老醉，嵬峨相扶持」，《社肉》的「醉歸懷余肉」等。
在陸游的《賽神曲》中，則生動的描繪了春社時的祭祀社神的場面：祭桌上點著的是烏臼種子作的蠟燭，擺著的是香噴噴的鯉魚，在擊鼓吹笙的音樂聲中，巫師著綠袍槐簡在前向社神祈告，小姑著紅衫綠裙在一旁抱著酒壺。
在唐宋時期，春社始有停針線的習俗，「遇春秋社日，不作組紃」，甚至留下了「聞知社日停針線，采新燕，寶釵落枕夢春遠，簾影參差滿院」這樣的詞句。
同時，宋朝還將魏晉時期五月初五「鬥草」的習俗移植到春社活動中，宋朝文學作品中同樣有著大量的相關描述，如晏殊的「疑怪昨宵春夢好，原是今朝鬥草贏，笑從雙臉生」，范成大的「社下燒錢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滿地花狼藉，知是兒孫鬥草來」，史達祖的「忌拈針線還逢社，鬥草贏多裙欲卸」等。

式微原因

元朝時，由於元朝統治者害怕漢民會借著春社聚會時鬧事而威脅到自己的統治，所以對春社嚴加限制，再加上自然崇拜和村社制度這兩大社日賴以發展的兩大因素增多受到破壞，民社開始衰落，在中國整個節日文化體系中乃至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在北方，春社漸漸與二月二青龍節結合，而在南方則與土地廟、城隍廟結合。甚至原先社日時的一些禁忌，也被歸入二月二青龍節，如原先社日不能動針線的習俗變成了青龍節的禁忌，謂之恐傷「龍目」。
在人們的心目中，「社」不再是原來的村社主神，而是變成了一般性質的土地菩薩或者土地公，成為一個十分世俗的偶像，社日的精神凝聚力瓦解。尚秉和在《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中面對此「數千年之故俗，竟爾革除」，發出「可不悲哉！可不痛哉！」的感慨。
按元時法律規定，禁止「賽神賽社」，甚至還將民間社祭用的神案、旗牌、鑼鼓、傘蓋、交椅、儀從等物品沒收至官府，再之後更是將划龍船、木偶戲等娛樂活動一概禁止。

官社

明朝時，按《明會典》規定，每百戶為一社，在春社到來前就需率辦祭物，到了春社時，則要用一羊、一豚、酒、果、香燭等祭祀。祭祀結束後，一人帶領讀「抑強扶弱之誓」，之後按長幼次序坐下飲酒，「盡歡而退。」但這一儀式在明朝中後期以後，已形同虛設，地方官員只祭縣社，而不祭里社 :548。

現代

當代的春社，在中國北方地區則主要與同樣在二月二的龍抬頭合併，但實際上春社（土地誕）和龍抬頭是兩個不同的節日，春社為祭土地神，龍抬頭則是祭龍祈雨。在部分南方地區則保留有祭社的習俗，而在江蘇一帶的部分地區，則既保留有春社祭社的習俗，又有龍抬頭節的習俗。在日本，春社多由各地的神社進行祭祀產土神（當地土地神的一種，保護特定地域以及守護祖籍於該地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