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重组

背景

原沙皇俄國20世紀初在主要的工業國中地位並不很高。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俄內戰的破壞，1920年相比戰前的1913年，蘇俄的工業產值下降了86%。到1926年蘇聯工業產值恢復並超過了1913年的水平，但由於人口增長，事實上人均工業產值還出現了下降。
1928-1940年，蘇聯平均每年工業產值增長11%，GDP平均每年增長5.3%。而同期西方國家經歷了金融危機，其中美國的GDP在1929－1933年的危機中下降了一半。從1929年到1955年，蘇聯的工業產值增加了29倍，同期美國僅增加1倍。
但是，蘇聯的經濟建設偏重於重工業建設，重工業、輕工業、農業比例失調，人民生活必需的農產品和輕工產品常常得不到滿足。且原沙俄工業基礎較西方國家薄弱，故1955年時蘇聯主要的工農業產品，不論輕工業或重工業產品的產量都顯著低於美國。在這種情況下，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提出了15年趕超美國的口號，即到1970年蘇聯主要的工農業產品都要趕上美國。
但是，到1970年時，蘇聯沒有任何一項產品的產量趕上美國，而赫魯曉夫在1964年被趕下台。赫魯曉夫下台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總理）柯西金進行了經濟改革，但成果並不顯著。 1975年蘇聯終於有了第一項產量超過美國的主要工業品——原油。 1982年時蘇聯的主要重工業產品——鋼鐵、水泥、煤炭、原油產量均超過美國。但蘇聯的輕工業產品產量始終很低，部分產品的人均佔有量甚至只有美國的20%。

經濟改革的過程

1985年3月戈巴契夫當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此時的蘇聯社會與經濟矛盾不斷累積。自史達林時代建立起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弊端不斷顯現。它實行排斥價值規律的指令性計劃模式與實行行政為主的經濟管理手段，缺乏生機和活力，過於僵化。進入1980年代，蘇聯經濟增長速度不斷放慢，與西方的經濟技術水平，人民生活水準差距不斷加大。
1985年4月，在他任職後舉行的第一次蘇共中央全會上提出加速經濟發展和進行改革的主張。 1986年2月，蘇共27大通過《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同時決定進行經濟政策改革。
1987年6月召開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了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問題和組織問題。戈巴契夫陳述了他的「基本理論」，為日後的經濟改革鋪下了政治基礎。
1987年7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國營企業法。該法許可企業根據市場需求確定產量，採購價格依企業與承包商談判的合同價格而定，國家取消指令性計劃指標，改以國家訂貨與數字控制。由此企業成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個體，國家不再會拯救那些虧損的企業，它們將直面破產的危險。由工人選舉產生的團體代替國家部位對企業實施管理。過去為企業製定詳細生產計劃任務的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進行了職能轉變，僅對宏觀生產指引並確定投資優先順序。
1988年5月開始實施的《合營法》，是戈巴契夫經濟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該法是蘇聯歷史上自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以來第一次允許製造業、服務業與外貿部門中的私營成分的出現。法律頒布初期對私營經濟課以重稅並對勞務僱傭進行一定的限制，這些措施在後來的法律修訂中取消。在此背景下，合營的餐館、商店與製造企業開始進入蘇聯經濟生活的舞台。
蘇聯在外經濟領域的大膽改革，打破了外貿部在絕大多數外貿活動中的壟斷。它允許各工農業分部根據自身責任與權限而不通過外貿部直接進行外貿活動，地方組織與個體國營企業也同時被賦予了這項權利。這些變化體現了對蘇聯終端用戶、供應商和外國貿易夥伴之間交流缺失消除的嘗試。
戈巴契夫經濟改革在對外經濟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應屬對國外投資的開放，外國投資企業可以與蘇聯政府、國營企業、合營經濟組成的合資企業的形式存在。 1987年6月生效的最初版本的《合資企業法》最多只允許外方佔有49%的股份並且要求企業的主席與總經理由蘇方擔任。後根據西方投資者的要求作出了相應的讓步，修訂後的法律許可外國投資者佔有多數股份與取得企業控制權。《合資企業法》條款鼓勵外國的投資者投入資本、先進技術與服務、管理技能與蘇聯的勞動力、基礎設施和國內巨大的潛在市場相結合，發揮效益，提升行業水平。
一系列的經濟變革措施並沒有像預想中地那樣「重建」自1980年代以來陷入泥潭的的蘇聯經濟。但原先高度集權的指令式經濟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變，雖然在貨幣兌換和價格控制等方面有所保留。
可是至1990年，政府事實上已經失去了對經濟情況的控制。虧損企業財政扶助與不斷的零售價格補貼使財政支出激增，禁酒運動併發的伏特加銷售收入消失與區域自治帶來的稅收截留使中央政府稅收下降。計劃指令式的產品生產方式停止後，傳統的供求關係解散了，基於市場的新供求關係仍然未建立。種種原因，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不但沒有提高蘇聯的經濟運轉效率，他的中央放權政策反而導致了生產瓶頸。

改革所未預見的結果

戈巴契夫的改革使蘇聯的經濟體製成為了既非市場經濟又非計劃經濟的怪胎。已陷泥潭的蘇聯經濟不斷惡化，至1991年蘇聯最終解體的時候，其經濟指數直線下降。1991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較上年跌落17%，並且下降速度處於加速之中。同時通貨膨脹成為社會重大難題，1990年至1991年間，蘇聯商品零售價增長140%。
在此狀況之下，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在過去，人們常要面對耐用品的短缺，到戈巴契夫時代，連食物、衣服等這些基本生活必需品也出現供應短缺。窘迫的經濟狀況在對外經濟領域也得到了充分體現，硬通貨債務明顯增加，改革最終不僅徹底摧毀了蘇聯原本脆弱的金融體系，破壞了還處於雛形狀態的市場經濟，搞亂了經濟發展的秩序，讓蘇聯政府的金融儲備金消耗殆盡，過去有著良好償還記錄的蘇聯政府出現了還款困難，大批債務累積。戈巴契夫倡導的開放政策政策使這些信息被公開地披露與討論，引起了公眾的嚴重不滿情緒。
經濟領域的改革使蘇聯經濟最終走向了崩潰，這也成為了蘇聯解體的重要因素。其影響在蘇聯解體後仍餘及十五個前加盟國經濟多年，使這些國家經濟處於長期的不景氣之中。與此同時，戈巴契夫的改革也促使俄國經濟最終走向了市場經濟的道路。
著名的作家亞歷山大·澤諾維耶夫將經濟改革的俄語單詞“перестро́йка”和「災難」“катастрофа”合組成一個單詞“катастройка”來諷刺經濟改革的失敗。他寫道「所有企圖避免的，都加倍出現……物價越來越高，隊越排越長……」菲利普·漢森在他的《From Stagnation to Catastroika: Commentaries on the Soviet Economy, 1983-1991》一書中也用了“катастройка”此詞。當時的人們編了無數關於經濟改革的笑話，其中一個描寫道，經濟改革一詞（перестро́йка）就是從希臘語中的「事故」翻譯而來。蘇聯的老黨員們更把新思維看反革命行為和對列寧事業的背叛。

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比較

戈巴契夫的經濟改革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領導的中國經濟改革有著相似的初衷，但結果卻完全不同。自從1980年起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穩步增長，而蘇聯及繼承它的若干國家的經濟在1990年代卻急劇衰落。
戈巴契夫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一種自上向下設計的改革，因此原先的不良設計不但沒有被剃除，還加入了市場經濟的缺失。有形的手與看不見的手都未發揮有效作用的情況下，經濟的不可持續也就成為必然。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改革保留了許多蘇聯計劃經濟中的原有製度，如價格控制、對貨幣兌換的限制、對私有財產的排斥、以及政府對多數生產的壟斷，最終導致實施休克療法的激進作為引發經濟徹底崩潰。並將目光聚焦在工業和合營經濟上，以及外國投資與國際貿易有限的關注。工廠的經理不但要滿足國家對產品生產的需求，同時要自籌資金，導致產業經營情形惡化，低質高價、高質低價均會入不敷出，最終不是競爭力低遭淘汰、就是周轉不靈而倒閉，失業者只能領取津貼增加政府的負擔，而少數倖存的企業卻逐步走向壟斷。
新思維不但沒有改良蘇聯的經濟，反而創造了新的經濟瓶頸，陷於財政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稅收的銳減、債務暴增等，而市場淘汰的結果，人民變得窮困，還創造了一批巨富。相比之下，中國的經濟改革卻是一種自下向上設計的改革，儘管曾經歷過短暫的失控，但價格始終沒有放開，將改革的重心放在了輕工業和農業上（允許農民以市場價格出售農產品），以知青與工人新組建的中小企業為核心，可以自賺自得。在沿海地區設立一系列經濟特區，進行進出口活動並吸引外來投資，以避免外商產品過快的霸佔市場份額。鄉鎮企業與雙軌價格體制逐步代替先前的國家計劃的價格體制。廠長負責制給予國有企業的廠長或經理更大的權利，保留大的國資公司，競爭不過的國營單位進行裁員，改革了的銀行體制與財政政策為企業提供發展所需資金。
此外，當時蘇聯需要面對存在於非俄羅斯族地區，特別是較為發達的東歐加盟國強烈的分離主義問題，加劇了經濟控制的不靈活和難度，而中國面對的同類問題相對較輕。

越南革新開放

越南共產黨同樣避開了蘇聯崩潰的狀況，並參考了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於1986年在越南開始進行革新開放運動。1996年越共八大提出要大力推進國家工業化、現代化。2001年越共九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0-2006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