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妮·伊姆利

出生

芬妮·伊姆利是英國女權主義作家瑪莉·吳爾史東克拉芙特與美國商人吉爾伯特·伊姆利的女兒。當時，他們都身處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法國，吳爾史東克拉芙特正在構思其《女權辯護》（1792年）一書，而伊姆利則在進行投機生意。相遇後不久，兩人便都愛上了對方。在吳爾史東克拉芙特與伊姆利保持關係的一段時期中，他們倆只能在巴黎與納伊之間的一座收費亭處相會，而吳爾史東克拉芙特也正是在該處懷上他們的女兒的；因此，芬妮被戈德溫稱為「關卡上的孩子」。1794年5月14日，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的第一個孩子法蘭西絲·「芬妮」·伊姆利出生於法國的勒阿弗爾，並以其母親最親近的朋友芬妮·布拉德（Fanny Blood）的名字命名。儘管伊姆利從未與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結婚，他亦在美國領事館將吳爾史東克拉芙特註冊為他的妻子，以保護她不因1793年2月爆發的英法戰爭受到牽連。當時，包括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的姐妹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以為他們已經結婚——並因而認為芬妮也是他們的合法子女——且都已在法國注了冊。

幼年與童年早期

在一開始，這對戀人在一起的生活是簡單卻美妙的。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用開玩笑的筆調寫信給她的一位朋友說：「我的小女孩吸吮得是那麼用力，以致她的父親甚至指望由她來完成《女權》的第二部分」（粗體部分為吳爾史東克拉芙特自己所強調）但是，伊姆利很快地便對吳爾史東克拉芙特與家庭生活產生了厭倦，離開了她很長的一段時期。在寫給他的信中，吳爾史東克拉芙特苦苦地哀求他；如同大部分評論家所描述的那樣，她用極度悲哀的措辭（以及在大革命中獨自撫育一個嬰孩的苦境）來向他解釋。
追隨著伊姆利，吳爾史東克拉芙特在1795年4月回到了倫敦，但卻遭到了他的拒絕；次月，她企圖自殺，但伊姆利及時救回了她的性命（這一點在現今並不確定）。1795年9月，在最後一次試圖贏回伊姆利的嘗試中，吳爾史東克拉芙特前往斯堪地那維亞半島替伊姆利進行生意談判，並帶上了她年僅1歲的女兒與一名女僕。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的旅程是十分艱苦的，不僅是因為她所前往的地方在當時被視為蠻荒之地，還因為她是孤身旅行，沒有一位男性陪伴。當她回到英國並意識到她與伊姆利的關係已結束後，她第二次企圖自殺。她在一個下雨的夜晚出了門，在徘徊很久後，縱身跳入了泰晤士河里，但卻為一位陌生人所救。
在前往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途中，吳爾史東克拉芙特在其所書寫的日記與信件里對她的旅程及她的關係進行了反思——並在後來集結成冊出版了《瑞典、挪威和丹麥短居書簡》（1796年）——除了這些內容外，她還為自己成為母親感到慶幸。而與女兒的母性聯繫讓她去思考了女性在世界上的地位：
同樣作為女性，我對她十分珍愛——這不只出於母親的母愛與掛念，還出於我對她將在情慾上附屬與受壓迫地位的思考。我擔心她會被迫因為自己的本性而放棄其心靈，抑或為了心靈而犧牲其本性。我小心翼翼地去培養自己的感性，並珍視感情的精巧微妙，時時唯恐在玫瑰前面帶羞澀，削尖利刺去防範那些必須警惕的胸膛——我害怕去打開她的內心，唯恐會使她不適應她所居住的這個世界——不幸的女人！你的命運怎麼會這樣！
吳爾史東克拉芙特將她的愛與關心傾注在她的女兒身上。在其寫作的兩本關於撫育芬妮的書中，她描述出了自己的體驗：一本是育子手冊《關於嬰兒養育的信件》（Letters on the Management of Infants），另一本是識字課本《課程》。在《課程》的其中一節里，她這樣描述斷奶的過程：
當你飢餓時，你就開始哭鬧，因為你還不會說話。7個月大的你還沒長出牙齒，還沒有斷奶。但當你一歲後，你便開始咬麵包皮了。不久後你又喜歡上別的東西了。在10個月時，你長出了四顆漂亮雪白的牙齒，你用它們來咬我。可憐的媽媽！雖然我沒有哭泣，因為我已不是一個小孩，但你真的咬得我很疼。所以我告訴爸爸，是時候讓這小女孩吃東西了。她並不淘氣，但她還是弄痛了我。我給了她一片麵包皮，同時我也得尋找替代的乳汁。
1797年，吳爾史東克拉芙特愛上了哲學家威廉·戈德溫，並在懷上他的一個孩子後與他結婚。在與吳爾史東克拉芙特保持親密關係時，戈德溫也漸漸愛上了芬妮；他從喬賽亞·韋奇伍德的陶器工坊給芬妮帶回了一隻印著「F」的馬克杯，這讓母女倆都很開心。同年9月，吳爾史東克拉芙特死於生產瑪莉·吳爾史東克拉芙特·戈德溫時感染的併發症，但新生的小女兒得以倖存。三歲的芬妮於是非正式地被她的繼父收養，並被改姓為戈德溫。在她擁有的那本《真實生活的原創故事》上，也寫著其姓名的縮寫「F. G.」。根據戈德溫日記中的描述，直到芬妮滿12歲時，戈德溫才在一場與她的重要的對話中告訴她，他並不是她的生父。然而，在芬妮唯一的一部傳記中，珍妮特·托德對這一解釋抱持懷疑，並認為這場對話里談到的應該是芬妮的將來。她覺得在開放和自由的戈德溫家庭中，芬妮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親是不大可能的。
在吳爾史東克拉芙特死後，戈德溫與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的出版商及友人約瑟夫·詹森聯繫到了芬妮的父親，但他卻對撫養自己的女兒不感興趣。（在1796年以後，吳爾史東克拉芙特與她的女兒便再也沒能見到過吉爾伯特·伊姆利）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的兩個妹妹伊利莎·畢曉普（Eliza Bishop）與埃弗里娜·吳爾史東克拉芙特（Everina Wollstonecraft）是芬妮唯一在世的兩位女性親戚，她們很希望能負責照顧芬妮；但對她們不抱好感的戈德溫卻拒絕了她們的請求。在芬妮的孩童時期里，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的妹妹們還曾多次要求戈德溫讓她們撫育自己的甥女，但都被他拒絕了。然而，戈德溫也沒有為此作好應有的準備，他當時要撫育兩個孩子，而他卻還沒有穩定的收入。但即便這樣，他依舊下定決心要由自己來養育她們。在芬妮的早年生活中，約瑟夫·詹森是她的「非正式的託管人」，就像他以前幫助她的母親那樣。他甚至遺贈給芬妮200英鎊，並一直由戈德溫所保管。直到1809年詹森死後，這筆錢才被作為欠款的一部分歸還給了詹森的遺產繼承人。

童年

雖然戈德溫十分喜愛他的女兒們，但他在很多方面都沒有為照顧她們作好準備。如同托德解釋的那樣，他的工作需要安靜的環境，但女兒們的喧鬧聲卻常常讓他煩惱生氣。然而，當他前往都柏林去拜訪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的妹妹時，他卻對女兒們無比思念，並經常寫信給她們。
1801年12月21日，在芬妮7歲時，戈德溫與鄰居瑪莉·簡·克萊爾蒙特結婚，她帶來了她的兩個孩子：三歲大的克萊爾與六歲大的查爾斯（Charles）。她在此前從未結過婚，並同戈德溫一樣在尋求穩定的經濟來源。雖然克萊爾蒙特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並遊歷豐富，但戈德溫的許多朋友都十分厭惡她，認為她庸俗且不誠實。他們驚訝於克萊爾蒙特居然能取代瑪莉·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當年的位置。芬妮與她的同母異父妹妹瑪莉都不喜歡她們的繼母，並抱怨她喜歡自己的子女多過她們。1803年3月28日，戈德溫與克萊爾蒙特婦生下了一個兒子威廉（William）。
雖然戈德溫十分讚賞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的文筆，但他並不同意她的女性應與男性接受相同教育的觀點。因此，他有時會給芬妮與瑪莉閱讀薩拉·特里默的《神話史》（1786年）和安娜·拉埃蒂茨婭·巴鮑德的《兒童啟蒙教程》（1778－1779年）。不過，據托德的描述，戈德溫並沒有在其女兒的教育上下多大工夫，並且漠視了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為芬妮寫的書。然而，在威廉·聖克萊爾（William St Clair）寫的戈德溫與雪萊家族的傳記中，他提到戈德溫與吳爾史東克拉芙特曾在子女的教育上進行過廣泛深入的探討；後來，這些討論反映在了戈德溫的《問詢者》一書里。他還舉證說，在吳爾史東克拉芙特死後，戈德溫給她以前的一位學生芒卡謝爾（Mountcashell）小姐寫了一封信，請教她應如何撫養和教育他的兩個女兒。在米蘭達·西摩（Miranda Seymour）寫的瑪莉·雪萊的傳記里，她對聖克萊爾的觀點也表示認同，提到：「就我們所知的其女兒（指瑪莉，但顯然也適用於芬妮）早年的每一件事，都傳達著她是按其母親贊成的方式接受教育的這一觀點」，並還指出，她有著一位擔任家庭教師會說法語的繼母，以及一位根據自己教育子女的經歷寫作童書的父親。戈德溫家女兒們的教育主要由新的戈德溫太太負責，但她卻偏愛給自己的女兒傳授更多的知識，其中包括法語。在繼父再婚後，芬妮便沒有再接受過正規的教育。不過，戈德溫的一位早期傳記作者基根·保羅（C. Kegan Paul）用以下的這些優點來描述成年後的芬妮：「有教養、精神充沛、聰明、優秀的信件作者、出色的家務管理者」。芬妮擅長於繪畫，並接受過音樂教育。雖然戈德溫個人信仰無神論，但他還是讓孩子們去教堂禮拜。
由於家庭經常需要舉債度日，戈德溫不得不重新開始寫作以支持他的家庭。他與妻子還為其寫作的童書建立了一所「兒童書屋」。1807年芬妮13歲時，他們從當年戈德溫與吳爾史東克拉芙特居住的波利根樓搬到了斯金納街（Skinner Street）41號，毗鄰於售賣圖書的克拉肯韋爾區。這次搬家讓戈德溫家庭遠離了空氣新鮮的郊區，而來到了骯髒、空氣混濁的倫敦街區中。他們的生意最初還算成功，但不久後便衰落了下去。戈德溫家庭依然不得不向一些慷慨的朋友借貸超過他們還款能力的債務，譬如出版商約瑟夫·詹森及戈德溫的一位愛好者弗朗西斯·普萊斯。
隨著芬妮·伊姆利的長大，戈德溫愈發地需要她去安撫催帳的商人，並向普萊斯等人借錢。根據托德與西摩的描述，芬妮對戈德溫的理論深信不疑，認為偉大的思想家與藝術家需要贊助人的支持來維持生活，並相信戈德溫就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與哲學家。在她的一生中，她不斷地給普萊斯等人寫信，請求他們用金錢來支持戈德溫的「天才」；她還努力協助家庭事務，以讓戈德溫能專注於他的工作。

少年

在戈德溫的一段文字中，他直截了當地指出了他所觀察到的兩個女兒的不同點：
我自己的女兒（瑪莉）在智力方面比她的母親還要出類拔萃。大女兒芬妮有著安靜、謙虛、內斂的性格，有點懶散是她的致命弱點，但她冷靜、仔細、有條理，並具備卓越的記憶能力，還傾向於實踐自己的想法與堅持自己的判斷。我的女兒瑪莉在許多方面與她則截然不同。她十分大膽、有點傲慢，並且隨心所欲。她對知識十分渴望，她在從事每件事上的毅力都是不可戰勝的。我覺得我自己的女兒十分漂亮可愛；而芬妮雖不俊俏，但也很能給人以好感。
受戈德溫所處的文學與政治圈的影響，兩個女孩的理性世界都得到了拓展。譬如，在前美國副總統亞倫·伯爾的叛國罪被宣判無罪後，他度過了一段自我流放的旅程；在此期間，他常會與戈德溫家庭在一起。他十分推崇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的作品，並根據《女權辯護》中的主張來教育他自己的女兒。他十分希望能與他崇拜的這位女性的幾個女兒見面，並曾把芬妮、瑪莉與克萊爾都比作「絕代佳人」（goddess）。他的絕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同芬妮探討政治與教育的話題上。蘭開斯特製的教學方法給伯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11年，伯爾還把芬妮帶到了一所原型學校進行參觀。

珀西、瑪莉與克萊爾

然而，對芬妮及其姐妹影響最大的並非伯爾，而是浪漫主義詩人與作家珀西·比希·雪萊。在戈德溫的作品《政治正義》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後，雪萊開始給戈德溫寫信，並與其建立了通訊聯繫。1812年，雪萊邀請18歲的芬妮——其偶像瑪莉·吳爾史東克拉芙特的女兒，與他、他的妻子及其妻子的妹妹一同居住。與雪萊從未謀面並懷疑其動機（雪萊的妻子哈麗雅特（Harriet）便是與他私奔後結婚的）的戈德溫拒絕了他的邀請。後來，雪萊拜訪了戈德溫一家，三個女兒都對他產生了迷戀，特別是芬妮。雪萊和芬妮都喜好談論激進主義的政治話題；例如，雪萊認為階級是無關的，但芬妮卻認為階級在日常事務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1814年，雪萊的大量時間都是與戈德溫家庭一起度過的，同時，他還與芬妮產生了愛情。不久後，芬妮的妹妹克萊爾·克萊爾蒙特也聲稱與雪萊有了關係。這一年5月，芬妮被送到了威爾斯；托德推測這可能是因為戈德溫想要拆散她與雪萊的關係；但西摩卻暗示說，戈德溫太太正在試圖改善她的悲觀情緒。在此期間，戈德溫欠下了更多的債務，而瑪莉與其繼母之間的關係也日益敵對，這讓戈德溫家庭的氣氛更趨於惡劣。瑪莉·戈德溫通過從雪萊那裡得到慰藉，從而與他開始了一段富於激情的戀愛。當雪萊告訴戈德溫他們已經愛上了對方後，戈德溫勃然大怒。然而，他仍然需要貴族身份的雪萊來自願給他提供錢財。在整件事情上遭遇挫折的瑪莉·戈德溫、雪萊與克萊爾·克萊爾蒙特三人，於1814年6月28日結伴逃到了歐洲大陸。戈德溫急忙將芬妮從威爾斯召回家裡，以協助他控制該局面。她的繼母這樣記錄到：「當她聽到兩個妹妹的悲慘命運後，情緒十分低落，並不能自拔」。在這場不幸的事件中，戈德溫有一位門徒自殺，而他的兒子威廉·戈德溫也離家出走失蹤了兩天。當女孩們違背傳統的行為被人公諸於眾後，戈德溫受到了眾人的嘲笑。原本已經十分緊張的戈德溫家庭瀕臨崩潰。
1814年9月，當瑪莉·戈德溫、克萊爾·克萊爾蒙特與雪萊從歐洲大陸回到英國後，他們在倫敦買下了一棟房子並定居下來，這進一步激怒了戈德溫。芬妮在兩個家庭間感到十分為難：她既忠於她的妹妹，也忠於她的父親。而兩方都輕視了她在這場家庭糾紛中不願支持任何一方的決定。就像西摩解釋的那樣，芬妮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境地：戈德溫家庭認為雪萊對她有著危險的影響，而雪萊家庭則奚落她不敢違犯社會習俗。同時，她的幾位阿姨也在考慮為她謀求一個教師的職業，但卻由於戈德溫《女權辯護作者傳》的負面影響而難以進行。西摩這樣寫道：「少數人膽怯地拜訪了芬妮，以能同瑪莉和克萊爾見面——這件事在倫敦需要極大的勇氣；而這些人對她並沒有表達什麼感謝之言」。雖然戈德溫命令她不得同她的妹妹及雪萊對話，但芬妮仍將債權人（雪萊也負有債務）知道雪萊返回的消息通告給了他們。然而，她勸說克萊爾蒙特返回戈德溫家的舉動，導致雪萊相信她是戈德溫那邊的人，從而對她產生了不信任感。芬妮同時還要負責從雪萊那裡要錢，來償還她父親欠下的債務；而儘管雪萊在本質上已同他的兩個女兒私奔，但戈德溫依然接受了雪萊的1,200英鎊。1815年，當瑪莉·戈德溫生下一女後，她便直接送給芬妮撫養，因為在當時她與嬰兒都十分病弱。因為違犯了不准與其妹妹見面的禁令，戈德溫懲罰了芬妮，這讓她的痛苦進一步加劇。在新生兒夭折後，芬妮更加頻繁地去拜訪雪萊他們。
不久之後，克萊爾成為了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的愛人；1816年1月24日，瑪莉與雪萊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並取名為其父親戈德溫的名字「威廉」。2月，芬妮與定居於畢曉普斯蓋特區的雪萊一家見面。戈德溫的債務在繼續地上升，而儘管他需要雪萊資助他的錢財，但他依舊拒絕同雪萊或瑪莉見面。在這個時候，厭倦了戈德溫家庭緊張氣氛的查爾斯·克萊爾蒙特（芬妮的異父異母弟弟）出走到了法國，並拒絕再向自己的家庭提供幫助。幾乎在同時，克萊爾、瑪莉與雪萊也前往了歐洲大陸去尋找拜倫。戈德溫被這一情形驚呆了：他需要雪萊的錢財來維繫生活；而當公眾了解到戈德溫的家人竟與放蕩的拜倫為伍時，其家庭的名譽也染上了污點。
在所有的這些家庭糾紛中，芬妮依然會抽出時間來思考一些更大的社會議題。1816年夏天，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拜訪了戈德溫，並與芬妮就英國工人窮困的現狀進行了一些討論。芬妮對歐文的許多觀點表示認可，但她並沒有完全地接受。她認為，歐文的烏托邦計劃太過於「異想天開」，因為它嚴重地依賴於富人們願意分享自己財富的善意。在同一個夏天，喬治·布拉德——即當年吳爾史東克拉芙特親密好友芬妮·布拉德的兄弟——在第一時間拜訪了她，並告訴了她不少關於其母親的故事。在這次會面後，她在寫給瑪莉和雪萊的信中提到：「我已下定決心，我決不能玷污了這樣的一位母親……我發現，如果我努力地去克服我的缺點，我將會找到真愛並贏得尊重」（強調為原文所注）。
在瑪莉、克萊爾與雪萊前往歐洲大陸之前，芬妮與瑪莉之間的爭吵十分嚴重，且並未出現有可供她們和解的機會。芬妮在寫給瑪莉的信件中試圖緩和這種關係，而她獨處倫敦的孤獨感也躍然紙上。她在寫給瑪莉的信中提到：「我為這糟透了的心理狀態而苦惱，為擺脫它我竭盡全力卻又徒勞無助」。許多學者將芬妮日益憂愁的狀況歸因於戈德溫太太對她所持有的敵意。基根與其他人認為，芬妮與其母親當年一樣，遭受到了極度的沮喪，並影響到了家庭的其他成員。但是，瑪莉當時正漫步於瑞士的群山之間，為她與雪萊之間的關係煩惱不已，並全神貫注於《弗蘭肯斯坦》的寫作，而沒有關心過芬妮當時的情況。
在克萊爾懷孕後，他們從歐洲大陸回到了英國，並定居於巴斯（為了保護克萊爾的名聲，他們決定隱藏其懷孕的事實）。1816年9月，芬妮與雪萊有兩次見面；根據托德對芬妮信件的解讀，在起初，芬妮曾請求雪萊讓她與他們一同前往歐洲，並在倫敦看見雪萊後一再請求他。托德認為，芬妮之所以乞求雪萊讓她與他們呆在一起，是因為戈德溫家庭的生活已令其不堪承受：她需要面對常年累月的經濟問題以及戈德溫持續不斷的指責。然而，雪萊因為考慮到不能讓任何人知道——特別是不能讓戈德溫知道（雪萊當時已被其妻子起訴，他同時還擔心自己的名譽）——克萊爾的情況，而拒絕了她的請求。雪萊離開後，芬妮寫信給瑪莉，再次向她解釋了她渴望得到營救的心情。

自殺與後事

10月9日的夜裡，芬妮寄居於斯旺西的麥克沃思·阿姆斯（Mackworth Arms）旅店，並要求服務員不要打擾她。也在這一夜，與雪萊一同居住在巴斯的瑪莉收到了芬妮早前從布里斯托寄出的一封信。而她住在倫敦的父親也收到了一封信。對信件內容的警覺讓戈德溫與雪萊都立即動身前往了布里斯托（但他們並未同行）。他們於11日在斯旺西找到了芬妮的蹤跡，但已經太遲了。10月10日，芬妮被發現因服用致命劑量的鴉片酊而死於其房間中。只有雪萊留下來處理了她的後事。芬妮死前留下了一封未署名的筆記，將自己描述為「不幸」（unfortunate）的人；這可能與其母親吳爾史東克拉芙特在一次試圖自殺前，在其《課程》上寫下的「我那不幸女兒」（my unfortunate girl）有所聯繫：
經過長久的思考，我發現我所能達到的最佳結局，是終止這個生來不幸的人的存在：她的生命只會給其身邊人帶來無盡的痛苦，且為了保障她的幸福而傷害了其他人的健康。也許聽見我的死訊會讓你傷心，但你不久後便會禱告上蒼，以求忘記這個生命曾經的存在。
她的這份筆記可能最初本寫有簽名，但在後來，為了避免她的遺體被人認出，簽名的部分被撕掉或燒掉了。因此，在當地報紙《坎布里安報》（The Cambrian）刊登這則消息時，並沒有特別提到她的姓名。
在驗屍後，芬妮被宣布為「死亡」，而並非是自殺或精神失常身亡，這避免了其死後的遺體受人侮辱。托德推測，宣布芬妮為「死亡」是雪萊的安排，他還移除了能辨識其身份的物件，譬如她的簽名。她還總結出，為了保護家庭的其他成員，雪萊沒有取回她的遺體。也沒有其他人認領芬妮的遺體，其最後有可能被葬在了貧民墓區里。實際上，戈德溫曾寫信給雪萊道：

不要破壞她如此想被世人忘掉的願望，讓這件事就這樣休止吧。這是，如我所言，是她最後的願望……想想我的妻子與我現在的狀況吧，除了幼子（威廉），我們所有的兒女都被奪走了；不要讓我們面對那些浪費時間的問題，這對一個極度痛苦的心靈是最難承受的折磨。
在此時刻，我們開始懷疑，當初是否不該說出要把她送到愛爾蘭她阿姨那的話，那件事還在計劃當中……我最擔心的是公共的報紙；另外，我要感謝你的小心仔細，讓這件事按其原本應該的軌跡發展。
在當時，因為自殺是丟臉、恥辱與罪惡的事，可能會對戈德溫的事業造成了損害，她的家人編造了許多原因，來掩蓋其自殺的真相。其中包括有：在旅程中因為偶感風寒而在威爾斯死亡、因為某種「炎症性的發燒」而死亡、與其母親的妹妹住在一起等等。當被迫承認其自殺時，則會以芬妮的自殺是因為雪萊愛瑪莉而不愛她來敷衍。在這段時間裡，雪萊與瑪莉在他們來往的信件中都沒有提到芬妮的死訊。克萊爾·克萊爾蒙特在寫給拜倫的一封信中寫道，雪萊因為芬妮的死而憂鬱成病，但據理察·霍姆斯批註，沒有其他的證據能證明這一說法。然而，洛克提到，雪萊曾告訴拜倫說，他對芬妮的自殺要比哈麗雅特（Harriet，他的妻子）在兩個月後的自殺還要感到「更為極度的痛苦」。
現在還尚未發現有芬妮的任何一張畫像，但在她死的幾個月後，雪萊寫下了〈悼范妮·戈德溫〉一詩來懷念她。西摩這樣寫道：「（這首）通過瑪莉發表並未帶任何評論（的詩），一直都被認為間接地提到了他與她的同母異父姐姐的最後一次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