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

建國前後

1919年7月生於山東省慶雲縣崔口鎮周辛村。本名周玉峰，又名秀山，由於做黨的地下工作的需要，在20歲那年改名為關鋒，自此「關鋒」一名使用至今。
童年時在家鄉讀過兩年私塾。中學時接觸到共產黨地下黨組織，1933年秋於山東慶雲縣立簡易師範學校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9月任中共冀魯邊區抗日救國軍第一路軍政治部主任。1938年任中共山東省樂陵縣委書記。1944年擔任中共山東分局渤海區行署教育科長，1948年10月受命創辦渤海後期師範學校（現山東省惠民師範學校），任校長。據說在山東期間得到康生賞識。1949年後，擔任過《黎明報》社社長。1950年2月調任中共山東分局宣傳部理論教育處處長。1952年9月兼任山東政治學校校長，行政十級，成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55年4月任中央黨校第四中級黨校副校長。

1956年後

1956年，關鋒被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繩借調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一段時間後，任哲學組組長。後來政治研究室成立思想界動態組，關鋒任組長，負責編輯供黨內高層參閱的刊物《思想界動態》。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時，關鋒搜集、整理出了右派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材料，及時上報給中央領導人參閱。同時他還撰寫反擊右派的文章，主要投給《中國青年報》發表。關鋒批駁右派的文章中，分量最重的是1957年8月26日發表於《中國青年報》的《駁所謂「一切領導階級都有局限性」》。這篇文章從歷史的、理論的高度，分析了無產階級特別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進性，論述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政黨的必然性。
1958年末，關鋒調任《紅旗》雜誌社編委。胡繩、鄧力群專門為關組建了由他任組長的中國哲學史組；關鋒除了參加編委會會議，為《紅旗》寫些文章，基本上不參加具體編務，主要從事理論研究，特別是中國哲學史的研究。 1958年，關鋒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的方向問題》，批判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提出「中國哲學史工作者」 必須「學習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讚賞關鋒的觀點，在文章旁邊寫了一段批語。中央黨校副校長楊獻珍在給黨校學員講課時，說「合二而一」也是辯證法的另一種表述。對此毛澤東不贊成。關鋒知道毛澤東的看法後，開始撰寫批判楊獻珍「合二而一」論的文章。文章認為， 楊獻珍的觀點，是否定對立統一規律，在政治上則是否定階級鬥爭，搞階級調和。
1961年2月11日，關以何明為名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框框乎？指導原則乎？》。2月15日，毛澤東批示：「好文章。」並致信陳伯達。 1962年，有人把關鋒（署名「何明」）的雜文送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看了說：「這點雜文有什麼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過，還不錯。」

論戰

1956年11月中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請馮友蘭作學術報告。馮講的內容是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馮文1957年1月8日發表於《光明日報》。吳傳啟把馮繼承中國哲學遺產的意見概括為「抽象繼承法」，關鋒認為這個概括 「符合馮意見的本質」，馮本人也認同這個提法。關寫了很多批判馮「抽象繼承法」的文章，認為「抽象繼承法」 是「現成地拿來」，是哲學方法論上的修正主義等。與之對立，關提出「揚棄三法」。當時，馮被視為資產階級教授，關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經常是請馮作報告後，還要請關去作「消毒」報告。 孟祥才說，一個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生告訴他，馮在給他們講課時說，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關的水平是最高的。
1962年11月6－12日濟南召開孔子學術討論會，邀請關參加。關口述閻長貴記錄，一天寫了16000字的發言稿。 來自全國十六個省 、市的老年、青年專家、學者共一百六十餘人到會。討論會當天晚上，林聿時、關鋒找到兩位前同事，把所有會議論文都要到手，四個人連夜寫了兩篇文章，第二天上午命令大會主持人改變議程，安排他們四人中的兩人發言。他們發言說：一個人的思想「在階級社會裡，是不同階級的根本利益的理論表現，超階級的思想體系和思想家是沒有的。孔子的哲學、政治、倫理學說不能當作超階級的、永恆的，無批判地加以繼承，把孔子現代化。」 1967年1月，姚文元發表《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將1962年孔子討論會定性為「資產階級右派囂張得發了狂的黑會」，人民日報接連發了兩篇批判文章：《「孔子討論會」是牛鬼蛇神向党進攻的黑會》、《牛鬼蛇神在「孔子討論會」上放了些什麼毒》。

風雲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文匯報》駐北京記者特意找到關鋒，關鋒就學術方面的認識談了一番話，表示贊成和支持姚的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關鋒、陳伯達、胡繩、艾思奇、田家英談話，艾思奇、關鋒負責記錄。毛澤東在談話中首次點明《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 1966年2月中下旬，即春節期間，江青在上海秘密召見關鋒，向他交底，要他寫文章支持姚文元。關鋒回來後，立即開會動員中國哲學史組的人積極行動起來參加批判吳晗的鬥爭。 關鋒在討論中公開表態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且對姚文元的觀點加以強調和發揮。在整理的有關材料中，對姚文元的文章大加讚揚。1966年5月8日，關以「何明」為筆名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指責《北京日報》4月16日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護，假鬥爭、真包庇」。 此文後來被《北京周報》翻譯為英文。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設立中央文革小組，關鋒是其成員，並成為《五·一六通知》起草人之一。此後，出去搞 「調研」，與紅衛兵接觸，講話、談話，鼓動紅衛兵造反。但關鋒最重要的工作是和王力一起， 為《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寫作社論、評論以及編輯部文章，為革命製造輿論。
1966年4月12日，關鋒和戚本禹在給中央寫的一個材料中提到：對於讓彭德懷去三線當副總指揮，我們「思想上有保留」，「反對這樣處理」。6月16日，關和戚聯名給陳伯達、康生、江青寫信說：「彭德懷到三線以後， 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的活動。」「希望中央考慮撤銷他的三線副總指揮職務。」「從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揭發的許多材料看，彭德懷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夠考慮在適當時機，在群眾中公布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中央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但毛澤東那時還沒把他與劉少奇的政治分歧看成路線鬥爭。而關鋒思考後認定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分歧是路線鬥爭，於1966年7月24日給江青寫信說：「我認為，目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實際上存在兩條路線鬥爭」，已經「出現了一個逆流」，劉少奇、鄧小平等「撲滅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為攻擊對象」。江青閱後馬上轉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後轉給林彪，林彪看後也十分讚賞。毛澤東決定把這封信作為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大會文件印發。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期，關鋒在小組討論時首次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法。
全會後，林彪派葉群問了關鋒家的電話號碼和地址。林彪還點名讓關鋒管《解放軍報》，提名讓關鋒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關鋒推脫了總政副主任的職務，但被任命為全軍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管理《解放軍報》，審閱社論、評論。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過生日舉行家宴，邀請了關鋒。

入獄

1967年1月10日，關鋒會同王力，召集軍報的兩位領導唐平鑄、胡痴，四人聯名寫了《關於解放軍報宣傳方針問題的建議》。明確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口號。江青批示：「同意。」當晚江青又轉送林彪，第二天林彪批示：「完全同意。」 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比較早的文件。可以說，關鋒是 「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發明者之一。
7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出面，在中央宣傳部教育樓小禮堂召開北京市一些單位造反派代表人物參加的會議。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都出席了。關鋒講話說：「有些造反派，今天抓一個，明天抓一個，老覺著不過癮，老想抓大的，看誰都有問題。這種懷疑一切的傾向是不對的。」戚本禹發言時直接提到有人反對關鋒，他指著關鋒說：「現在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對關鋒。我今天給他講講情，你看關鋒這麼瘦，你們反他幹什麼？」
武漢七·二〇事件發生後，康生於7月25日在審定新華社電訊稿時再提「揪軍內一小撮」。 同時，《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在聲討陳再道等人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出「揪軍內一小撮」。7月底，關鋒主持起草《紅旗》雜誌八一社論，以林傑為具體執筆人。在起草過程中，關鋒強調要以「揪軍內一小撮」為主題。8月1日，題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桿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的社論經陳伯達簽發，在《紅旗》雜誌公開發表，社論提出：「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斗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斗臭。」
社論先是引起林彪不滿，接著引起毛澤東震怒。8月上旬，毛澤東在上海看到社論後，在旁邊寫道：「大毒草！」「還我長城！」這一批示很快傳到中央文革小組，康生否認自己說過「揪軍內一小撮」，陳伯達也下推責任。8月11日，中央文革小組召集大會，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著重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國人民解放軍；「揪軍內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錯誤的。
8月7日，王力接見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發表鼓動造反派衝擊外交部、奪外交部的權的講話。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部分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製造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違法涉外事件。8月25日，周恩來單獨找楊成武談話，把王力8月7日的講話記錄稿交給楊成武，要他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聽楊成武匯報後，於8月26日上午指示：「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8月26日中午，楊成武乘飛機飛往北京，單獨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決定。8月26日晚，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宣布對王力、關鋒隔離審查，對外則稱「請假檢討」。
9月，戚本禹向毛澤東寫信檢討。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二同志。九月七日」。
關被關押在條件較好的釣魚台2號樓。1967年10月，中央派陳伯達找關鋒談話，讓他「繼續加深認識」、「繼續寫檢討」，此外還告訴他，中央決定把他交給北京衛戍區。當天，關鋒和王力都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別在兩座別墅里繼續軟禁，由北京衛戍區看管。在西山，關鋒的生活待遇沒有變，且允許帶一些書籍。1968年1月26日，按中央決定，關鋒被關入秦城監獄。不久，關被開除黨籍。

晚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審理了關鋒的問題，決定對關鋒免予起訴，維持開除黨籍的決定不變。1982年1月28日，關鋒被釋放，此後住在《紅旗》雜誌社（現《求是》雜誌社）的宿舍里，與妻子、孩子共同生活。 政治上按一般幹部待遇，生活上按司局級待遇。
1987年至1989年，關鋒起訴辛冠潔侵犯他的版權，關鋒敗訴。
1988年傳記作家葉永烈採訪關鋒時，關鋒頭一句話是：「我現在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做蛀書蟲』!」 關鋒晚年出書均署名「古棣」。對於「文化大革命」，關奉行「四不原則」，即「不看、不想、不談、不寫」。 葉永烈描述說，晚年的關鋒生活平靜下來。有三大愛好：看古書、看電視、練氣功。戴幹部帽，穿中山裝，不抽菸，不喝酒，每天三頓平常飯菜，埋頭研究老、莊、孔。 閻長貴則說，「四不」不是實話，關鋒很關心「文革」的回憶和研究的，有相關書籍就買，「不談」不是實話，關鋒和閻就談過不少。1980年代有人去看他，談到文革時，關鋒說：「他們勝利了！」關還說：「毛主席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和問題就是沒掌握組織。」
1986年戚本禹刑滿釋放後，關為避嫌不願再和戚交往，但後來，關和戚除書信往來，還多次會晤（都是戚來北京），合作寫書。關和戚在「文革」後又成為摯友。 關鋒寫信給戚本禹說：穆欣《劫後長憶》、王力《王力反思錄》「壞極了。一、無恥；二、喪盡『天良』（赤子之心），在我讀過的同類書中是最壞、最壞的。叛徒，也是敵人，但人們最恨叛徒——實為至情至理。」「這兩位，回想起來，我認為不是從好變壞，不是從紅可粉紅變黑的，從其人生觀說是一貫如此，『投機分子』可當首位，我在想，我們（尤其是我）當年為什麼一點也沒有覺察呢？！」
2005年6月7日晚21時40分病逝於北京，享年八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