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日情绪

清末至二戰時期

中日關係史中，至清朝中期，中日雙方並無劇烈利益衝突。隨著明治維新，日本成為現代化強國。清朝末年，日本逐步吞併清朝的藩屬國——朝鮮。而在中國，日本除攫取種類利益外，亦在各地區獲得眾多租界。辛亥革命時期，日本既支持革命黨也支持清廷，更圖謀分裂中國。中華民國建立後，日本對中國的侵占仍在持續。中華民國建立之初，對解決方案和日本政府《二十一條》要求的不滿引發在中國的抵制日貨風潮。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日軍出兵濟南，製造了五三慘案。在蔣介石的主導下，國民政府採取隱忍和避免衝突的方針。但日軍暴行已激起中國民眾的憤怒，他們在對日行動上更為積極主動，竭力爭取國際輿論支持。
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起九一八事變，占領瀋陽，很控制東北地區，建立傀儡政權——滿洲國。中國抗日戰爭就此開始，進入局部戰爭階段。而國民政府直至1941年12月9日，方才對日宣戰。1935年，新生事件中，民眾表達了對日本強權以及國民政府懦弱無能的不滿。1937年7月，發生盧溝橋事變。期間，北平通州住著許多合法的日本籍居民，中國軍方證實這裡曾發生系統的屠殺事件「通州事件」。此外日本也對包括當時住在中國的西方人在內的外國人的人權侵犯。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國抗日戰爭進入全面戰爭階段。此後，日本陸續占據首都南京，以及最為重要的經濟中心上海等城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屠殺。在滿洲國，日軍的醫療部隊731部隊研究生物戰爭時利用中國平民作為測試對象。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被日本占領的亞洲國家女性在軍事妓院當妓女（即慰安婦）。

戰後問題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中國即陷入全面內戰。對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而言，對方才是生死對決的敵人。而雙方對遺留中國的日本軍人，則多有任用。中華民國軍隊中，除山西殘留日本軍隊外，有日軍顧問團——白團。解放軍中亦有數萬名日籍解放軍。
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台灣。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之間，最大的分歧是誰代表中國，這也是兩方與日本外交中的重要議題。1972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的《中日聯合聲明》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了日本的戰爭賠款。日本政府給予的開發援助達30000億日元（其中90%是低利率貸款）。在日本，這被認為是補償過去軍事侵略中國的損失的一種方式。據估計，60%以上的政府開發援助被中國接受。其中約25%於1994年至1998年間興建基礎設施項目的資金，包括公路、鐵路、電信系統和港口，出自日本。日本對中國的援助很少被政府公開，日本亦曾因自身政治考量數度停止對中國的援助。直至日本宣布逐步淘汰援助。援助最終於2007年4月時，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日本之旅中被認可。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關係，在1970年代後有過一段時間的蜜月期，但包括中國抗日戰爭等一系列歷史認知分歧，使雙方關係緊張，更刺激兩國民眾的敵對情緒（參見：日本反中情緒）。日本在靖國神社供奉過去戰爭死亡的軍人。1978年，甲級戰犯入祭靖國神社。日本將甲級戰犯視為等同神明或重要精神，展現出對侵華老兵的崇拜，引來了深深的怨恨。而事實上，靖國神社公開指出日本軍事介入亞洲的目的是解放亞洲人並帶來繁榮。這種思想試圖在某些歷史教科書中進一步粉飾日本在戰爭的角色，如淡化某些聲明，刪除其他內容。漫畫、書籍、電影、紀錄片等描繪日本戰時暴行的流行媒體的撤出，進一步助長了這種形象。例如，批評者要求撤銷張純如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的發行，在日本電影院上映《末代皇帝》時刪除南京大屠殺場景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開創了以時任日本首相身份參祭靖國神社的先例。這一舉動，引發了中國領導人胡耀邦的抗議，激起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而在多種因素之下，中日關係的蜜月期終在1990年代中期結束。
有些中國人持有美國利用日本和台灣試圖包圍中國的看法。日本右翼一直希望修改日本國憲法第九條「不戰」條款，這被認為是重新軍事化的徵兆。中國反日情緒也被台灣政治家品牌化推廣（尤其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人物），那些人的親日言論被中國媒體稱至為那「日本走狗」。

當代問題

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在中國延續了惡感。其中一大問題是日本處置戰後遺留在中國的日軍化學武器。1997年4月，《化學武器公約》生效，1999年7月30日《銷毀日本在中國遺棄化學武器備忘錄》簽署，日方估計需要處置的遺棄化學武器有70萬枚。日本未能按時完成工作，要求將期限延長五年。
中國原告起訴日本政府發掘毒氣時引發事故，很難獲得日本法庭的保障。2003年的事故中，有43人受傷，其中一名死者的五名親屬索賠14.3億日元醫療費用和健康問題帶來的收入損失未果，這些問題繼續引發惡感。
2007年3月13日，東京高等法院維持下級法院裁決，駁回四名受傷中國人和一名因親屬暴露在日本戰後在中國遺棄的化學武器下而死的人士的死亡索償。主審法官弘光沖田表示，日本政府並沒有為武器造成的死傷承擔責任，表示不可能再另一個國家開展適當的武器搜查。原告試圖聯合向日本政府尋求8000萬日元賠償。法院表示，國家沒有進行搜查或賠償損失的義務，「因為不能說被告能阻止案件所造成的傷亡結果的產生。日本外務省表示，日本在中國埋藏的化學武器中，至少有70萬件的位置信息遭到日本軍方損毀。在訴訟被提交之前，日本法院拒絕提交二戰戰爭犯罪受害者的大多數索償。
2007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慰安婦」問題引發爭議。安倍所在執政自民黨中的120位國會議員希望修改官方的道歉。議員表示，沒有政府表明日本軍隊曾直接強迫婦女。他們表示，他們將在下周向政府情願，要求重寫道歉，他們認為慰安婦問題是日本國家榮譽的一大污點。安倍晉三在他東京的辦事處告訴記者，他本人也相信沒有軍方參與的直接證據。「事實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有過脅迫。」他向《洛杉磯時報》表示。安倍表示，政府將與懷疑二戰前後曾有數千名亞洲婦女被強迫到日軍妓院勞動的自民黨議員展開合作研究。遭到世界各地的譴責後，安培晉三提出一個合理的道歉：「我對他們所遭受的艱難表示同情，並就他們發現他們自己所身處的狀況表達我的道歉。」安倍告訴議院當他回應「慰安婦」制度的老年倖存者時會說的話：「作為首相，我在這裡致歉。」
日本首相及大部分政治人物繼續參拜靖國神社，以及最近教科書淡化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在日本帝國軍隊中的作用的事件，進一步激發中國的情緒。日本力爭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遭到中國的強烈反對。
日本控制中國領土釣魚島（日方單方面稱為尖閣諸島）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民間與中華民國民間反對。
2005年1月在政府的推波助瀾下日益積累的反日情緒，受到西方媒體的關注。2005年春，反日分子在中國多個城市組織反日遊行。網際網路，包括即時消息服務，用於組織示威團體參與的抗議活動。許多人呼籲抵制日本產品。在中國以外的地區，這些示威活動被認為玩世不恭，一方面由於中國政府通常不允許未經政府批准的示威。結果是引來日本首相小泉的道歉。
2006年2月1日中國審查部門禁映電影《藝伎回憶錄》的決定下，被認為是出於對反日情緒的擔憂。中國女演員扮演日本藝妓的事實，經常被錯誤認為妓女是中國人，在某些中國人中造成了相當大的爭議。
有報導聲稱，中國的有些商店、餐館、公共機構和醫院拒絕為日本客人服務，因為日本沒有為侵略中國道歉。

體育賽事中的反日主義

2004年亞洲杯足球賽在中國舉辦期間，中國球迷在日本隊對陣幾個國家的比賽中奏國歌時對日本隊抱以噓聲，除了對陣巴林的比賽中日本球迷被當地警方告知不要使用「條幅、彩旗、樂器或穿隊服」，避免歡呼之外。飛往決賽舉辦地北京的航班也因有中國示威者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抗議，而推遲兩個小時。之後，衛冕冠軍日本在決賽中以3-1擊敗中國，衝突隨之爆發，日本大使的車子遭到嚴重破壞。
在杭州舉辦的2007年女子世界盃足球賽A組的最後一場比賽中，數千名現場中國觀眾為德國隊歡迎，並對日本隊抱以激烈的噓聲。德國過早地在比賽中擊敗並淘汰日本隊。日本球員隨後在比賽結束時拉出橫幅「謝謝」中國，得到觀眾的讚揚。該事件在中國引發輕微的爭議，比賽顯示出中國民族主義和反日情緒。比賽原計劃於九一八事件當天進行，但由於該日在中國有敏感性質，比賽提前一天舉辦。
2008年東亞足球錦標賽期間，日本對陣朝鮮的首場比賽於2月17日在重慶舉辦，中國球迷在奏日本國歌時再次對日本隊報以噓聲。中國球迷的態度並沒有因為賽前警方的警告而改善。2月20日日本隊對陣中國隊的比賽過後，一小群中國球迷焚燒日本國旗，貶稱日本隊為「小日本」。

釣魚島事件中國反應

為了回應中國對日本持有沖繩島和台灣之間的一群小島的說法，數萬名中國公民於2010年舉行大型反日抗議。日本品牌汽車和日本企業遭到破壞。這次不斷升溫的大型示威活動透過網絡論壇組織。
2012年，日本政府決定從一日本家族購買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中國多個主要城市再次爆發大型反日示威，日資企業被砸。在深圳，騷亂民眾試圖占領市政府大樓，要求中國政府對日本宣戰。還有多個報導指出使用日本產品的人士遭襲。有一篇報導稱，海南一男子因朋友稱中日如果爆發戰爭日本可能會贏而將其刺死。

抗戰電影

中國製作和播出的抗日戰爭電影可以透露出反日情緒。每年中國製作超過200部抗日電影。但2000年的電影《鬼子來了》因美化日本軍人形象而被中國政府禁止。

政治

中國的反日情緒某種程度上是中國共產黨政治操縱意識形態的部分結果，籍此籌碼向日本施壓。然而，若超出政府控制的方向發展，中國政府有時還嘗試謹慎地為反日運動降溫。2012年反日騷亂期間，民眾試圖襲擊深圳市政府行政大樓，要求政府對日宣戰未遂。
按照這種觀點，毛澤東和中共認為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勝利是黨的一部分遺產。最初，由於這個新國家的主要敵人是美國，後來是蘇聯，訴諸反日情緒顯得不那麼必要。
大躍進失敗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結束後，鄧小平等領導人帶領中國走上「基於市場經濟的經濟發展道路」，同時沒有放棄中共對政治權利的緊抓。六四事件後，中共政府改為訴諸民族主義，重新確立其領導國家的合法性，從而化解經濟快速增長伴隨的不可避免的緊張局勢和矛盾。在這之後，日本再次成為一個歷史仇恨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