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士·奧爾柯特

早年經歷

作為一名本土新英格蘭人，阿莫士·布朗森·奧爾柯特1799年11月29日出生於康乃狄克州沃爾科特鎮。 他的父親和母親分別是約瑟夫·查特菲爾德·奧爾柯特和安娜·布朗森·奧爾柯特。這個家庭住在一個叫做梭山（Spindle Hill）的地區，他的父親約瑟夫·阿爾科克斯，還遺留有麻薩諸塞州東部殖民地移民的口音。這個家族的姓氏最初讀作「Alcok」，之後改成「Alcocke」，再之後是「Alcox」。作為八個孩子之中最大的一個，阿莫士·布朗森·奧爾柯特隨後改姓為「Alcott」並且去掉了第一個名字。 六歲時，小布朗森開始在鎮中心只有一個房間的學園接受正式教育，但學會閱讀卻是由母親在家裡指導的。 學校僅僅教學閱讀、寫作和拼寫，十歲時他離開了這所學校。 十三歲時，他的伯父牧師泰洛特森·布朗森邀請奧爾柯特到他位於康乃狄克州柴郡的家裡接受教育並準備上大學。僅僅一個月後布 朗森就放棄了並從此開始了自學。 他並不擅長於社交，僅有的親密朋友是他的鄰居和堂兄威廉·奧爾柯特，他向他分享書籍和想法。 布朗森·奧爾柯特後來回想在梭山（Spindle Hill）的童年：「它能讓我保持純潔……我居住在山上……當我走在田野間上帝對我說話。」 十五歲，他開始為普利茅斯鎮附近的鐘表匠賽斯·托馬斯 工作。
十七歲，奧爾柯特通過了教師認證考試，但是卻無法找到一個教師的工作。 所以，他離開家到美國南方成為一名旅行推銷員， 兜售書籍和商品。儘管他很快就花掉了大部分收入用於購置一套新服裝，他還是希望工作能夠賺足夠多的錢贍養父母，「使他們安心，負擔更少……讓他們免除債務」。 起初，他認為這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職業，但很快就擔憂起自己的精神福祉。1823年3月,奧爾柯特寫信給他的弟弟：「推銷是和錢財打交道的好途徑，但卻很難獲得精神上的幸福。」 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將這種經歷寫進了小說《新康乃狄克州》（New Connecticut），在1881年發行之前，這本書最初只流傳於他的朋友之間。

早期事業和婚姻

到1823年夏天，奧爾柯特回到康乃狄克州向父親借債，這樣才使得他在最後兩次不成功的銷售旅行之後得以保釋。 在伯父泰洛特森的幫助下，他在柴郡找到了一份教師的工作。 他很快就著手改革學校。他給學生坐的長凳增加靠背，改善照明和取暖，不再以死記硬背為主，並給每個學生提供個人石板——由自己支付。 奧爾柯特受到了瑞士教師約翰·海因里希·裴斯塔洛齊教育哲學的影響，甚至將學校更名為「柴郡裴斯塔洛齊學校」。 他的風格吸引了塞繆爾·約瑟夫·梅的注意，並把奧爾柯特介紹給他的妹妹艾比·梅 。她稱他，「一個聰明的、哲學的、謙虛的人」，而且發現他有關教育的觀點「非常有吸引力」。 但柴郡當地人卻不太支持而且開始懷疑他的方法。許多學生離開了，參加當地的公立學校或最近一所為男孩子重新開放的私立學校。 1827年11月6日，奧爾柯特開始在康乃狄克布里斯托教學，仍然使用在柴郡時同樣的方法，但反對團體迅速浮出水面； 1828年3月他失業了。 1828年4月24日他搬到波士頓，並且立刻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認為這座城市「公義的太陽之光已經升起」。 他在兩個月後的6月23日開設了薩勒姆街幼兒園。 艾比·梅充當他的助教；同時，他倆在沒有家庭的同意之下訂婚。 1830年5月22日他們在國王教堂結婚，當時他30歲而她29歲。 她的哥哥進行了接下來的儀式並在她父親的房子舉行了適度的接待。 結婚之後他們搬至波士頓富蘭克林12街紐沃爾太太的公寓。 與此同時，奧爾柯特也第一次表達了對奴隸制的鄙夷的觀點。1830年11月，他和威廉·勞埃德·加里森成立了他後來稱之的「初步反奴隸制社會」，儘管他和不抵抗主義者加里森是有區別的。
然而奧爾柯特學校的出勤率不斷下降，一個富裕的名叫魯本·海恩斯的貴格會教徒提議他和教育家威廉·羅素在日耳曼敦學院的資助下在賓夕法尼亞州開設新的學校。 奧爾柯特接受了，並且和他剛剛懷孕的妻子在12月14日出發。學校成立於日耳曼敦， 而且海恩斯還為奧爾柯特一家提供了免費的住處。最初奧爾柯特和羅素擔心該地區不利於他們進步的教育方法，想把學校建立在費城附近。 最後沒有成功，他們回到日耳曼敦，結果沒有了免費的住處他們不得不租住在一棟寄宿公寓裡。 在那裡，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一個取名為安娜·布朗森·奧爾科特的女兒， 經過36小時的分娩於1831年3月16日出生。 那一年的秋天，他們的贊助人海恩斯突然去世，奧爾柯特一家又一次遭受經濟危機。「我們很難掙得麵包」，艾比寫信給她的哥哥，「黃油也是我們必須考慮的。」
這對夫婦的唯一的兒子出生於1839年4月6日，但是只活了幾分鐘。他的母親記錄道：「生了一個成長到完美形狀的好男孩卻沒有存活」。 他們的第二個女兒也是在日耳曼敦出生，露意莎·梅·奧爾柯特出生於1832年11月29日午夜的一點半，和她父親的生日同一天。 布朗森形容她是一個「一個非常健康的孩子，甚至比安娜出生時更健康。」 然而，日耳曼敦學校卻是搖搖欲墜，很快就只剩下八個學生。 他們的贊助人海恩斯在露意莎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曾經幫助招生甚至給他們其中的一些人支付學費，艾比寫道，他的死亡「使我們所有的希望都倒塌了」。 1833年4月10日，他們全家搬到費城， 在那裡，奧爾柯特開設了一所日間學校，像以往一樣，奧爾柯特的教學方法受到爭議，一個之前的學生隨後將他稱為「有史以來最古怪的人，用他自己來訓練和形成年輕人的思想。」 奧爾柯特開始相信波士頓是發揮他思想的最好地方，他聯繫神學家威廉·埃勒里·錢寧以尋求支持。錢寧贊成奧爾柯特的教學方法，並承諾幫助他招生，其中包括他的女兒瑪麗。錢寧也獲得來自利慕伊勒·肖和波士頓市長約西亞·昆西的援助。

實驗教育家

1834年9月22日，奧爾科特開設了一所大約30名學生的學校，其中大多數學生來自富裕的家庭。 它被命名為神殿學校，因為教學是在波士頓的特里蒙特街共濟會會所里進行。 他的助手是伊莉莎白·帕默·皮博迪，後來被瑪格麗特·福勒所取代。瑪麗·皮博迪·曼擔任了一段時間的法語講師。 這所學校曾一度出名，然後又因為它的最初的教學方法變得名聲狼藉。在1830年之前，寫作（除了高等教育）等同於機械練習語法規則、拼寫、詞彙、書法和成人文本轉錄。然而，在那十年中，進步的改革分子如奧爾柯特，受到裴斯塔洛齊、弗里德里希·福祿培爾和約翰·弗里德里希·赫爾巴特的影響，開始提倡由學生的個人經歷為主題進行寫作。改革者們辯論反對命令的教學，並且贊成幫助學生學習寫作以表達他們自己生活事件的個人感受。奧爾柯特的計劃是通過強調對話和質疑——而非現在美國教室里流行的說教和訓練，達到在自我分析的基礎上進行自我教導。除了寫作和閱讀，他同時開設「精神文化」的課程，其中包括福音書的解釋，提倡在寫作教學中教之有物。他甚至考慮的如此深遠，用視覺元素來裝飾教室，他認為這些會啟發學生的學習：繪畫，書籍，舒適的家具，柏拉圖、蘇格拉底、耶穌和威廉·艾勒里·錢寧的半身像或畫像。
在這段時間裡，奧爾柯特一家有了另一個孩子，出生於1835年6月24日的伊莉莎白·皮博迪·奧爾柯特，這個取名是為了紀念神殿學校的同名助教。 然而三歲時，她的母親將她改名為伊莉莎白·席沃·奧爾柯特，和她自己的母親同名。
1835年7月，皮博迪發表了她作為神殿學校助理的報告《學校記錄：例舉精神文化的一般原則》。 當準備第二本書時，奧爾柯特和皮博迪有些爭吵，《與孩子關於福音書的對話》是在皮博迪姐姐索菲亞 的幫助下於1836年12月底發表的。 奧爾柯特的方法沒有受到歡迎，很多人發現他的關於福音書的對話近於褻瀆神明。例如，他要求學生質疑聖經神跡是否是實在的，並且認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一部分。 波士頓日報的內森·黑爾批評奧爾柯特在關於耶穌誕生及耶穌受割禮的嚴肅話題上「輕率而無準備的對話」。 約瑟夫·白金漢稱奧爾柯特「不是瘋狂就是智力有缺陷」和「一個無知放肆的騙子」。 這本書銷路並不好，一個波士頓律師買了700本當作廢紙用。
神殿學校廣受媒體的譴責。奧爾柯特少有的支持者之一，牧師詹姆士·弗里曼·克拉克在波士頓期刊上為他辯護。 奧爾柯特被大多數公眾意見所反對，到1837年夏天，他只剩下11名學生，而且在瑪格麗特·福勒搬到普羅維登斯羅得島之後就沒有助教了。 爭議導致很多父母帶走他們的孩子，學校一關閉，奧爾柯特的經濟就變得越來越艱難。保留了對教育學的堅定，作為一個進步和民主教育的先驅，在隨後的「客廳學校」中他通過容許一個非裔美國人孩子來到課堂——在面對抗議時拒絕開除的——來疏遠家長。

超驗主義

從1836年開始，奧爾柯特加入超驗主義俱樂部，和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俄瑞斯忒斯·布朗森和西奧多·帕克等人來往。 他在俱樂部第二次會議時成為其中一員，並且主持了第三次會議。 一位愛默生的傳記作家形容這個團體是「正在改變的自由的思想者的偶然聚會，他們贊成的只有他們的自由」。 弗雷德里克·亨利·赫奇描寫這個團體的本質：「嚴格意義來說不存在俱樂部……只有心有靈犀的男人和女人臨時的聚會」。 奧爾柯特用「研討會」這一詞形容這個團體。
1840年4月下旬，奧爾柯特在愛默生的敦促下搬到康科德鎮。 他在距離愛默生居所不遠的一個地方租了一間房子，租金50美金一年；他將其命名為鴿子小屋， 儘管他們也稱它為康科迪亞小屋。 作為奧爾柯特哲學的支持者，愛默生為他的寫作提供支持，而那被證明是一項艱難的任務。例如，經過數次修改，他認為文章「心靈」（奧爾柯特的關於他如何教育女兒的文章）不能出版。 奧爾柯特在德國作家歌德的作品的基礎上還寫了一系列的模仿作品，最終發表在先驗主義者的雜誌《日晷》（The Dial）上。愛默生寫信給瑪格麗特·福勒，還有編輯，稱他們也許會「過關、甚至公正、偉大」。他錯了。 奧爾柯特所謂的《秘言錄》被廣泛的嘲笑為是愚蠢的和莫名其妙的；富勒自己不喜歡但不想傷害奧爾柯特的感情。 比如第一個問題，他寫道：
自然的精神是迅速的。伴隨著愉悅，生命的潮汐永恆的收縮和舒張，人體的器官和血液如此神秘、永不停息。假使脈動片刻的停頓，生命也會立即陷入混亂而消亡。現實世界是精神洪流的極端大浪，順流就是生命，逆流就是死亡，流出思想，匯聚光亮。機體組織是生命的局限，——上帝的原子之身。
1840年7月26日，艾比·梅再次分娩，嬰兒起初幾個月被叫做芭比，最後被改為和母親一樣叫艾比·梅 ， 青年時，在選擇只使用「May」之前改名為「Abbie」。
在愛默生的經濟支持下， 1842年5月8日，奧爾柯特留下弟弟朱尼厄斯和他的家人在一起，離開康科德訪問英國。 他遇到了兩個崇拜者，查爾斯·萊恩和亨利·萊特。 這兩位是奧爾柯特學校——一所距離倫敦十英里遠基於奧爾柯特神殿學校教學方法的實驗學校的領導者。 學校的創始人詹姆斯·皮爾龐特·格里夫斯最近去世，但是奧爾柯特還是被邀請到那兒呆一個星期。 奧爾柯特勸說他們和他一起去美國；萊恩和他的兒子進入奧爾柯特學校並且幫助處理家務。 部分由於萊恩廢奴主義觀點的說服，奧爾柯特反對約翰·泰勒政府將德克薩斯州作為奴隸領土吞併的計劃並且拒絕支付人頭稅。艾比·梅1843年1月17日在她的日記中寫道：「激動人心的一天，奧爾柯特先生拒絕交稅……在一陣被投入監獄的等待之後，他被告知一個朋友已經替他交稅。我們由此而倖免於他拒交人頭稅的苦難和為了他的原則的痛苦的勝利。」 年度人頭稅只有1.50美元。這一事件啟發了亨利·大衛·梭羅，類似的抗議導致他在監獄裡呆了一個晚上以及他的文章《公民不服從》的誕生。 在這一時期，奧爾柯特家庭建立了一種國內郵局遏制潛在的國內壓力。艾比·梅描述她的看法：「我認為它將每天提供給孩子們、事實上是我們所有人機會，來交換思想和情感」。

果園公社

萊恩和奧爾柯特合作將他們的教育理念主要擴展轉化為一種烏托邦式的社會。然而，奧爾柯特始終債務纏身，無法購買他們規劃社區所需要的土地。在一封信中，萊恩寫道，「除了我自己我沒看到任何投入過金錢。」 1843年5月，他在麻薩諸塞州哈佛購買了一個90英畝（360000平方米）的農場。 他預先支付了財產價值總額達1800美元中的1500美元；剩下部分由奧爾柯特一家在兩年時間裡支付。 6月1日他們搬到農場，樂觀的將其命名為「果園公社」，儘管這片土地上只有十棵老蘋果樹。 7月奧爾柯特在《日晷》（The Dial）宣布他們的計劃：「我們已經和這片將近100英畝土地的所有者做了一個安排，從人類的手中解放這片土地。」
他們的目標是通過找到完美生存的正確準則，具體規定管理農耕、飲食和繁殖，重新獲得伊甸園的美好生活。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儘可能遠離經濟並且獨立生活。 不同於一個類似的項目布魯克農場，果園公社的參與者避免和本地團體的互動。 自稱「結合家庭」，他們贊成按照一個嚴格的素食主義者的飲食，並且不使用動物勞力來耕種土地。 遭到一些困難之後，他們放寬限制，允許一些牛被「奴役」。 他們同時禁止咖啡、茶、酒精飲料、牛奶和溫暖的洗浴用水。 他們只吃「有抱負的蔬菜」——那些向上生長的——拒絕那些向下生長的像馬鈴薯。就像奧爾柯特早先出版的，「清水就是我們的美酒，——肉，麵包；——藥物，水果。」 至於服裝，他們禁止皮革因為那是殺害動物得來的，同樣禁止棉、絲綢和羊毛因為它們是奴隸勞動的產物。 奧爾柯特有著很高的期望，但是每當團體最需要他的時候他卻因試圖招募更多的成員而不在。
這個實驗社區沒有成功，部分原因是大部分土地不可耕種。 奧爾柯特哀嘆道：「幾乎沒有人準備實現我們夢想的完美生活，所以我們解體了」。 創始人也時常離開，在收穫的季節，他們為了演講之旅而離開，在普羅維登斯、紐約、紐哈芬間穿梭。 在它的7個月裡，包括奧爾柯特和萊恩只有13個人參加。 除了艾比·梅和她的女兒們，只有一個婦女安·佩奇加入。一個謠言認為安·佩奇是因為和一個鄰居共吃魚尾巴而被要求離開。 萊恩認為奧爾柯特誤導他以為有足夠多的人會加入這項事業而且會發展為一種強烈的對原子家庭的厭惡。他退出了這個項目，和他的兒子搬到了附近的一個沙克爾家庭。 萊恩離開後，奧爾柯特整整三天時間不能說話也不能吃飯。 艾比·梅認為萊恩蓄意破壞自己的家庭，她寫信給她的哥哥：「萊恩先生所有的作為都使我們不和，但是奧爾柯特先生……他太慈祥。」 當農場最終支付所欠的時候，像往常一樣，可能是在妹妹的建議下，山姆·梅拒絕掩蓋妹夫的欠債。 實驗失敗，奧爾柯特一家不得不離開果園公社。
奧爾柯特家族的成員在果園公社的經歷並不愉快。一度，艾比·梅威脅說她和她的女兒們將搬到別處去，離開布朗森。 露意莎·梅當時十歲，後來將這段經歷寫進了作品《超驗派野人》（Transcendental Wild Oats）：「一群兄弟開始在花園和田野里鍬拌，但僅僅幾天他們的熱情就令人吃驚的消退了。」

回到康科德

1844年1月，奧爾柯特一家搬到Still River，哈佛里的一個村莊。 但是，1845年3月1日，他們回到康科德住在一個他們叫做「山坡」（後來被納撒尼爾·霍桑改名為「路旁」）的房子。 愛默生和山姆·梅對奧爾柯特一家進行了經濟支持。 住在家裡的時候，露意莎·梅開始了認真的寫作而且有了自己的房間。 她後來說那段在家的時間是她一生「最幸福的時光」；她的小說《小婦人》中的許多事件都是基於這一時期寫的。 奧爾柯特修整了房屋，移動穀倉，給房子塗上斑駁的橄欖色，同時土地的面積也達到了六英畝。 1845年5月23日，艾比·梅獲得一筆父親的遺產，被放入一個信託基金，給予較小的金融安全。 那個夏天，布朗森·奧爾柯特借給亨利·大衛·梭羅一把斧子在瓦爾登湖準備房子。
奧爾柯特一家在「山坡」接待了源源不斷的拜訪者， 包括逃亡的奴隸，那裡作為地下逃亡線的一站他們被秘密接待， 奧爾柯特反對奴隸制也加劇了他反對1846年爆發的美墨之戰。他認為戰爭是公然的企圖擴大奴隸制，而且問這個國家是由「一群嗜好征服外國人、想要把墨西哥的黃金寶物搶到手的人」組成嗎？
1848年，艾比·梅堅持要離開康科德——一個她稱之為「冷酷的、無情的、愚蠢的、沒有靈魂的」的地方。奧爾柯特一家將「山坡」出租然後搬到波士頓， 那裡，緊鄰著西街皮博迪的書店，布朗森·奧爾柯特舉辦一系列基於「對話」模型的課程，瑪格麗特·福勒稱為「關於人的對話的課程——歷史，資源和期望」。所有的參與者，男性和女性，收費三美元參加或者五美元參加所有七個講座。 1853年三月，奧爾柯特受邀給哈佛神學院15名學生教授一門不計學分的課外課程。
1857年之後，奧爾柯特和他的家人搬回康科德，在那裡他和家人住在果園小屋直到1877年。1860年，奧爾柯特被任命為康科德學校的負責人。

內戰時期

奧爾柯特在1860年第一次進行總統選舉投票，他在1860年11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在市政府，我投出了為林肯和一般的共和黨候選人的選票——我的為總統和政府官員的第一次投票」。 奧爾柯特是一名廢奴主義者和更加激進主義者威廉·勞埃德·加里森的朋友。 他參加了由溫德爾·菲利普斯為一個17歲的在波士頓接受審判的逃亡奴隸托馬斯·西姆斯舉行的集會。奧爾柯特是幾個試圖衝擊法院的人之一；當聽到槍聲時，他是唯一一個堅持立場的人，儘管努力沒有成功。 他也為抗議審判安東尼·伯恩斯堅持立場。一群人毀壞了波士頓法院的大門，但是守衛擊退了他們。奧爾柯特走向前問這群人的領導者托馬斯·溫特沃斯·希金森，「為什麼我們不在裡面？」然後他鎮靜的走進法院，被槍威脅著，從容轉身，「但卻沒有加快步伐」，根據希金森回憶。
1862年露意莎搬到華盛頓特區當志願者護士。1863年1月14日奧爾柯特一家收到一封露意莎生病的電報；布朗森立即前往將她帶回家，並在那兒和亞伯拉罕·林肯進行了短暫的會面。 露意莎將這段經歷寫進了《醫院隨筆》（Hospital Sketches）這本書。她的父親卻認為它，「從欣賞露意莎作為一名女人和作家的價值的角度，我沒有看到任何東西。」
1862年5月6日亨利·大衛·梭羅逝世， 可能是死於一種兩年前從奧爾柯特那兒染得的疾病。 在愛默生的請求下，奧爾科特幫助安排梭羅的葬禮，在康科德第一教區保護區舉行， 儘管梭羅在二十幾歲時就否認過加入教會。 愛默生寫了悼詞， 而奧爾柯特幫助計劃了準備工作。 僅僅兩年之後，鄰居納撒尼爾·霍桑也去世了。奧爾柯特和路易斯·阿加西、詹姆斯·托馬斯·菲爾茨、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亨利·沃茲沃斯·朗費羅以及其他人一起擔任護柩者。 隨著霍桑的去世，奧爾柯特擔心康科德的重要人物將相繼離世。他在日記中記錄道：「公正的人物一個接一個的消逝離去。」 第二年，林肯被暗殺，奧爾柯特將之稱為「駭人聽聞的消息」。
1868年，奧爾柯特會見了出版商托馬斯·奈爾斯，一個《醫院隨筆》的稱讚者。奧爾柯特尋問奈爾斯是否可以出版他女兒的一本短篇小說集；出版商反而建議她寫一本關於女孩子的書。露意莎起初不感興趣但同意試一試。 「他們想要一本200頁以上的書」，奧爾柯特告訴他的女兒。 結果是當年晚些時候《小婦人》出版。這本書將奧爾柯特家族女孩們成年時期的歲月小說話了，將父親重塑為一名士兵，離家參加內戰。
奧爾柯特開始演講，當機遇出現時，在「學會」在美國的各個部分變得常見之前，或者演說團體的聽眾邀請他。這些他稱之為的「對話」，或多或少是關於話題、精神、美學和實用等一個很廣範圍的非正式談話，這些之中他強調了由愛默生領導的美國超驗主義者學校的思想，而愛默生是他一直以來的支持者和慎重的崇拜者。他經常討論柏拉圖哲學、通過和精神直接交流的心靈的啟發；依靠外部自然的精神和詩意的告誡；依靠平靜的心情和簡單的生活對人的益處。

最後幾年

奧爾柯特出版的書，全部來自晚年時候，包括 Tablets (1868)，Concord Days (1872)，New Connecticut (1881)， 和 Sonnets and Canzonets (1882)。露意莎·梅在父親的最後幾年照料著他，她為妹妹安娜買下了亨利·大衛·梭羅最後的房子，也就是現在的「梭羅-奧爾柯特」房子。 露意莎和她的父母還有安娜搬進居住。
1877年11月25日妻子艾比·梅去世後，奧爾柯特就再也沒有回到果園小屋，住在那裡太讓人傷心。他和露意莎·梅一起合作寫回憶錄，整理書稿、信件、日記。「我心中的血液流淌著那些時光的記憶」，他寫道，「即使是多年的慘澹憂慮和無望依賴之後。」 露意莎說她的父親變得「隨著精神支柱的離去而焦躁不安。」 他們放棄了回憶錄寫作，露意莎焚毀了母親的很多書稿。
1879年1月19日，奧爾柯特和富蘭克林·班傑明·桑伯恩為一所新學校寫簡介，他們將之散布給全國可能感興趣的人。 導致的結果是康科德哲學和文學院1879年在奧爾柯特果園小屋的書房中進行了第一次會議。1880年學校搬至Hillside Chapel，這個建築緊鄰進行「對話」的房子，經過連續幾個夏天的課程，由於他已經八十幾歲了，就邀請一些人來做關於哲學、宗教、文字等主題的演講。這所學校，被認為是美國首批正式的成人教育中心之一，同時也有外國學者參加。它持續了九年。
1882年4月，奧爾柯特的朋友和恩人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生病，臥床不起。在看望他之後，奧爾柯特寫道：「他的仙去，會使康科德的人性之光黯然失色。」第二天愛默生離世。 奧爾柯特自己最後幾年搬出了康科德，1885年開始定居在波士頓路易斯堡廣場10號。
1888年3月1日，在他臥床不起的最後時刻，奧爾柯特的女兒露意莎·梅趕到路易斯堡看望他，他對她說，「我就要去了，和我一起。」她回答道，「我但願能夠。」 他在三天之後的3月4日離世；露意莎·梅僅僅兩天之後也隨父親而去。

信仰

奧爾柯特從根本上和哲學上反對將體罰作為教導學生的一種手段。相反，從神殿學校開始，他會任命一個日常學生監督人，當他（她）觀察到一種違紀行為時，就向班上的其他人匯報，然後他們共同思量如何進行懲罰。 有時，奧爾柯特會伸出自己的手讓有過失的學生懲罰，稱任何失敗都是由於教師的失責。他相信這種方法所誘發的羞恥感和內疚感遠遠優於體罰所灌輸的恐懼感；當他要使用身體的「校正」時他需要學生全體一致的支持這種行為，即使是被懲罰的學生。
他的有關教育理論最詳細的討論在文章「幼兒教導原則和方法的觀察」中。奧爾柯特認為早期教育必須依從「未事先考慮的想法和孩童的感受」並且強調嬰幼兒期應該注重樂趣。 他指出學習並不是獲得事實而是思想反射狀態的發展。
奧爾柯特作為一名教育者的思想是有爭議的。例如作家哈里特·馬蒂諾懷疑的寫道，「它的先決條件是小學生們已經掌握了所有的真理，而他要做的就是將它表現出來」。 儘管如此，他的想法還是幫助美國成立了首批成人教育中心，並且為未來一代的自由教育提供了基礎。奧爾柯特的許多教育原則在今天的課堂上仍然被廣泛使用，包括「鼓勵教育」、藝術教育、音樂教育、表演練習、通過經驗學習、課堂的冒險、學校的寬容、體育/課間休息以及兒童早期教育。威廉·埃勒里·錢寧早幾年的教學內容也為大部分康科德超驗主義者的工作奠定了基礎。
康科德哲學院在奧爾柯特1888年逝世後關閉，在將近90年後的1970年代才重新開設。在果園小屋它原始的房子裡的進行的對話系列仍然持續著，現在由露意莎·梅·奧爾柯特紀念協會運行管理。
雖然許多奧爾柯特的想法持續的被視為在自由/激進的邊緣，但它們仍然是社會普遍的主題，包括素食/純素食主義、可持續的生活以及節制/自控。奧爾柯特描述了他稱為「畢達哥拉斯飲食」的食物：肉、蛋類、黃油、奶酪和牛奶是被排除在外的，而飲水僅限於井水。 奧爾柯特認為飲食是人類完善和連接身體健康和精神進步的關鍵。他進一步的闡述了自然和精神的完美，從某種意義來說，預示了現代的環保主義譴責污染和鼓勵人類在維持生態方面的作用。

批評

奧爾柯特的哲學學說被批評為前後矛盾、朦朧或者生硬。他沒有系統的闡述哲學、展現柏拉圖的影響、德國的神秘主義以及通過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作品過濾的康德。瑪格麗特·福勒把奧爾柯特稱為「一個比古希臘人更溫和幾倍的哲學家，一個贏得波士頓凡人的尊重就像蘇格拉底贏得希臘凡人的尊重一樣多的人。」 在晚年，奧爾柯特敘述了一個他童年的故事:日全食期間，他把石頭扔向天空，直到他倒下，他的肩膀脫臼。他認為這個事件是一個預言，他將「向著太陽，並且總是失敗。」
像愛默生一樣，奧爾柯特的思想總是樂觀、理想主義以及個人主義。作家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在他的詩中稱奧爾柯特「兩個大腦的研究」以及「一個剪除翅膀的天使」。 儘管如此，愛默生認為奧爾柯特富有才華的對話能力卻沒有轉化為優美的寫作。「當他坐下來寫作時，」愛默生寫道，「他所有的才華都離他而去；他把他思想的內核扔掉卻把它的外殼給你。」 他的《秘言錄》，發表在《日晷》（The Dial）上，由於它們的艱澀難懂、自命不凡和毫無意義被嘲笑而聞名。例如在紐約，1840年11月，紐約人發表了一篇仿作「胃言錄」。波士頓郵報的一名作者認為奧爾柯特的《秘言錄》是「只有一名乘客及十五節車廂的火車。」
現代評論家經常職責奧爾柯特在經濟上不能養家。作為一個年輕人時，奧爾柯特擔憂自己的前途，曾經寫信給他的母親說他「仍然在做我古老的行當——希望」。 奧爾柯特將原則置於他的幸福之上，例如，在結婚前不久，他未來的岳父科洛內爾·約瑟夫·梅幫他找到一個在波士頓一所學校教學的工作，這所學校是由一個羅伯特·歐文的追隨者組成的叫Free Enquirers的團體運轉，年薪高達1000美元到1200美元。他拒絕了因為他不贊成他們的信仰，並寫道，「我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
從另一角度看，奧爾柯特獨特的教學理念造就的家庭環境，在不同的領域產生了兩位不同凡響的女性，而且是在一個女性獨立自主的事業普遍不被鼓勵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