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

起源

1917年9月，弗拉基米爾·列寧寫道：「只有一種方式阻止暴力警察的重建，那就是創建與軍隊結合的民兵（以人民軍隊取代舊陸軍）。」那時，俄羅斯帝國陸軍開始瓦解。俄羅斯帝國23%（1900萬）的人被調動起來參加陸軍，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沒有裝備任何武器，而且僅依靠交通線和根據地維持補給。沙俄將領尼古拉·杜霍寧估計有200萬人逃跑，180萬人陣亡，500萬人負傷，200萬人被俘。他估計剩餘的部隊有1000萬。
人民委員會決定於1918年1月28日（舊曆1918年1月15日）創建紅軍。他們預想組建一個「由工人階級最優秀的分子及具有階級意識的人」組成的實體。所有年滿18歲的俄羅斯共和國公民都應當加入。其作用是「維護蘇維埃政權，作為從常備軍轉變為國家武裝力量的基礎，作為支持即將到來的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徵兵條件需要來自蘇維埃政權、黨或工會委員會管轄的革命軍事委員會，或者2名屬於上述組織中的人員的保證。在整個部隊想要加入紅軍的情況中，需要整個部隊集體保證，並且全體成員投票同意。
人民委員會擁有對紅軍的最高指揮權，它授權軍事人民委員會及其所屬特殊院校指揮和管理軍隊。尼古拉·克雷連科任最高司令官，亞歷山大·米亞斯尼基揚任其副手。尼古拉·波德伏依斯基任陸軍人民委員，帕維爾·德賓科任海軍人民委員。普羅相、薩摩伊斯基、施坦因伯格也與來自政治局的弗拉基米爾·邦奇-布魯耶維奇被任命為人民委員。
在1918年2月22日布爾什維克和左翼社會革命黨的聯席會議上，克雷連科談論到：「我們沒有軍隊。士氣低落的士兵一看到德國頭盔在地平線上出現就恐慌起來，拋棄他們的大炮、被護送者及所有軍事物資，留給勝利進軍的敵人。赤衛隊像蒼蠅一樣被置之不理。我們沒有力量阻擊敵人；只有立即簽訂和平條約才能使我們免於毀滅。」
在俄羅斯帝國軍隊被解散的時候，零散的赤衛隊部隊和投靠布爾什維克的帝國軍事人員十分缺乏信心去做抵禦外敵、保衛新政府。因此，1918年1月，人民委員會決定工農紅軍將由來自「勞動人民中最有階級意識和集體精神」的志願者組建。這標誌著赤衛隊的終結和紅軍的建立。
紅軍主要由農民組成，他們的家屬會得到口糧的保證，以及，他們在農場勞作時會受到幫助。這樣，一些仍然在家躊躇是否參軍的農民，就擠滿了徵兵中心。

波蘇戰爭與前奏

1918年蘇俄西征發生在蘇俄向上東區守備部隊放棄的地區進軍的同時。這一戰延伸出了1919–21年的波蘇戰爭。其中紅軍於1920年攻入波蘭中部，但後來在那裡遭遇了失敗，致使戰爭結束。出征波蘭期間紅軍投入650萬人，約581,000人在西部和西南部前線，但多數遭遇了供給困難。約250萬人作為後備軍的一部分「無法在內部調動」。

1920至1930年代的戰術發展

至1920年秋，紅軍共組建88個步兵師、29個騎兵師、61個空軍支隊及一些炮兵和裝甲兵部隊，總兵力550萬。1920年工業產值只相當於戰前的1/7，農業產值相當於戰前的1/2。為適應經濟建設需要，1920年底頒布了紅軍大規模復員命令。
經過四年的戰鬥，紅軍在南部擊敗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弗蘭格爾，於是人民委員會在1922年成立了蘇聯。
1922年蘇俄內戰結束後，國家轉入和平建設時期。1924年3月，取消了武裝部隊總司令(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加米涅夫)的職務及其所屬機構，代之建立了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工農紅軍總部和工農紅軍監察委員會3個機構。1924年3月11日，伏龍芝就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24年4月1日，米哈伊爾·伏龍芝成為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工農紅軍總部由H·H·佩京領導；工農紅軍監察委員會由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加米涅夫領導。以伏龍芝為首的特別委員會組織實施軍事改革。通過改革，蘇聯採用了正規軍與民兵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到1924年10月保留了56.2萬人的精幹紅軍。空軍有485架飛機。
1920年代末至1930代末，蘇聯主流軍事理論家都遵循由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在的波蘇戰爭和俄國內戰中發展出的縱深作戰理論流派。為了取得勝利，縱深作戰指，通過進行軍與集團軍規模的部隊通過深入敵人的地面部隊，進行平行的、同時進行的機動作戰進攻的策略，達成造成災難性的防禦失敗的目的。縱深作戰教義依賴於機動作戰產生的快速、高效且決定性的空中及裝甲優勢。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說，空中作戰必須「用來攻擊超越步兵、炮兵及其他部隊的攻擊範圍的目標。為了最大的戰術效果，空軍應該集群投入，集中於同一時間和空間，打擊戰術意義最高的目標。」
紅軍縱深作戰理論最先出現在1929年野戰規章，並且在1936年臨時野戰規章（PU-36）中制定下來。1937–1939年的大清洗和1940–1942年清洗從紅軍中清除了許多將領，包括圖哈切夫斯基和他的追隨者，而且他的主要理論也被放棄。由此在與日本皇軍的主要的邊界衝突中，以及在1938年的張鼓峰事件和1939年的諾門罕戰役中，這一軍事理論亦未被使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縱深作戰理論才重新被蘇軍廣泛應用。

中蘇戰爭

中東路事件、蘇聯入侵新疆和1937年新疆伊斯蘭武裝叛亂期間，中華民國政權及新疆地方軍閥政權組織軍隊進行自衛反擊，反抗蘇聯和白軍的入侵。但紅軍達到了他們的目標，維持了對東清鐵路的控制，並且最終在新疆安插了親蘇政權。

芬蘭冬季戰爭

冬季戰爭是一場發生在蘇聯和芬蘭之間的戰爭。開始於1939年11月30日的蘇聯進攻——離二戰開始和蘇聯入侵波蘭有3個月，結束於1940年3月13日簽訂的莫斯科和平協定。國際聯盟認定這場戰爭違法並於1939年12月14日開除蘇聯的成員資格。
蘇聯軍隊有3倍於芬蘭人的兵力，30倍的飛機和數百倍的坦克。然而由於紅軍在1937年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的大清洗中受到削弱，戰爭爆發之前軍隊的士氣及戰鬥能力有所降低。超過30,000名將領被處決或拘禁，其中多名軍銜等級極高，導致1939年的紅軍有許多高級將領缺乏戰鬥經驗。因為這些因素，以及芬蘭軍隊高度的獻身精神和高揚的士氣，芬蘭在比蘇聯預期時間更長的侵略戰爭中得以堅持下來；芬蘭軍隊使紅軍在最初的三四個月里遭受了驚人的損失，同時避免了自己經受極大的損失。
戰事在1940年3月隨著莫斯科和平協定的簽訂而停止。芬蘭割讓戰前11%的領土及30%的經濟資產給蘇聯。這場戰爭使得蘇聯蘇聯在前線受到很重的損失，國際聲譽受到重創。紅軍沒有完成他們完全征服芬蘭的目標，但充分征服了拉多加湖、佩琴加和薩拉地區。芬蘭保住了主權，提高了國際聲譽，並提振了後來繼續戰爭時的士氣。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3年蘇軍總兵員85.5萬。1939年初蘇軍總員額194.3萬，陸軍有98個師。
根據1939年8月23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在1939年9月1日納粹入侵之後，1939年9月17日紅軍入侵波蘭。1940年秋，攻克波蘭一部分地區後，納粹德國與蘇聯就有了一條綿長的邊境，通過彼此間的互不侵犯條約和貿易協定自然維持。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另一成果是蘇聯占領比薩拉比亞及北布科維納，通過1940年6月–7月的南部戰線。這一進軍也擴大了蘇聯的邊界與接壤的納粹控制的地區。對阿道夫·希特勒而言，這一情況沒有困難，因為「東進」政策在秘密維持著，1940年12月18日「第21號令巴巴羅薩行動」付諸執行，預定於1941年5月中發動攻擊。
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的時候，在巴巴羅薩行動行動中，紅軍有303個師和22個獨立旅（480萬士兵），包括駐守西部軍區的166個師和9個旅（290萬士兵）。軸心國在東部前線施展181個師和18個旅（55萬士兵）。西北、西部和西南三個方面軍主導著蘇聯西部邊界的防禦。衛國戰爭的第一周德意志國防軍擊敗了許多紅軍部隊，紅軍數百萬人被俘，並損失了大量物資。由於史達林增加了動員，在1941年8月1日，雖然在戰鬥中損失了46個師，紅軍依然有401個師的兵力。
猝不及防的紅軍在戰場上遭受很大損失是由於無能的軍官、局部性的動員和沒有完成的重組。戰前倉促的武力擴張和過度增加缺乏經驗的軍官（原本屬於被清洗的有經驗的軍官的）使得戰鬥有利於德意志國防軍。軸心國的兵力優勢使得戰鬥人員的師級兵力大致相等。一代蘇聯指揮官（尤其是格奧爾基·朱可夫）從戰鬥中培養起來，並對蘇聯在莫斯科戰役、史達林格勒戰役、庫爾斯克戰役和後來的巴格拉基昂行動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41年，蘇聯政府用強調保衛祖國和民族，運用俄羅斯歷史事例激勵及英勇反抗外國侵略的政治宣傳增強紅軍的集體榮譽感。反擊納粹的偉大的衛國戰爭與反抗拿破崙的1812年衛國戰爭，以及歷史上俄軍英雄如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和米哈伊爾·庫圖佐夫相提並論，對俄羅斯正教會的迫害暫時中止，神甫恢復了戰前保佑部隊的傳統。
為激勵紅軍指戰員的主動性，蘇共臨時廢除了政治委員，重新引入正式的軍銜和徽章，並接受了近衛稱號。英勇異常或表現優異的部隊被授予近衛頭銜（例如近衛特別步兵第1軍、近衛坦克第6集團軍）。處分制度也被應用；懈怠或以自傷逃避戰鬥者、膽怯者、盜竊者和逃兵會被內務人民委員部處罰特遣隊處以笞刑、降級、強迫執行危險的任務或死刑。那時內務人民委員部軍事反間諜官員成為決定是否判處死刑和部隊所屬任何士兵和（任意多數）軍官生死的關鍵。1942年，史達林建立了由古拉格囚犯、蘇聯俘虜、聲名狼藉的士兵和逃兵組成的懲戒部隊，承擔危險的前線任務如清除納粹雷區等。鑑於其危險性，最高刑期為三個月。同樣，蘇聯對待被德軍俘獲過的紅軍人員特別嚴厲。1941年史達林的命令中要求每一位紅軍士兵及軍官在被俘後自盡而不是投降，蘇聯法律把所有被俘紅軍士兵判為叛國罪。被紅軍從敵營解放的蘇聯戰俘通常被判決進入懲戒部隊。
偉大的衛國戰爭期間，紅軍除戰爭開始時服役的4,826,907人以外又徵召了29,574,900人。總計參戰34,401,807人當中有6,329,600人陣亡，555,400人死於疾病，4,559,000人失蹤（多數被俘）。然而在可查明的戰俘11,444,000人中，有939,700人在隨後解放蘇聯領土中重新獲得軍銜，而且1,836,000人從德國集中營中返回。由此戰爭中損失的人員總數達到8,668,400。這是官方的死亡總人數，但其他觀點對死亡總數的估計高達幾乎1100萬人，包括770萬人陣亡或者失蹤以及260萬戰俘死亡（520萬戰俘總數之外），加上400,000準軍事武裝和蘇聯游擊隊的損失。多數的損失不包括戰俘、多數民族的俄羅斯人（5,756,000），多數民族烏克蘭人（1,377,400）。但是在3400萬被動員的非斯拉夫裔少數民族士兵，以及從1941到1943年間服役大約45個由少數民族組成的師當中與之相當的有800萬。
德軍在東線的損失包括在1937年國界以內居民有約3,604,800人陣亡，以及在居住於1937年國界之外地區的900,000名德意志人和奧地利人（這裡面包括列為在任務中失蹤或者戰後未統計的）中有3,576,300人據報告被俘（總共8,081,100）；德國的衛星國在東線的損失據估計有668,163人陣亡或失蹤，並有799,982人被俘（總共1,468,145）。在這9,549,245人當中，蘇聯在戰後集中營釋放了3,572,600，由此軸心國損失的總數據估計有5,976,645人。就戰俘而言，同盟國有很大一部分被俘並有多數死於集中營——近期一份英國統計稱600萬蘇聯戰俘中有360萬死於德國集中營，300萬德國戰俘中有300,000死於蘇聯。從東普魯士陷落開始，蘇聯士兵在德國製造了大規模強姦，尤其是在柏林直到1945年5月初為止。

弱點

1941年德國空軍和陸軍持續的進攻造成紅軍後勤支援困難，因為許多倉庫以及蘇聯大多數工業生產基礎在西部地區遭受的入侵中受到破壞，這迫使他們在烏拉爾山脈以東重建工業設施。在這期間，紅軍常常被要求在只有臨時拼湊或者沒有武器、運輸工具及其他裝備的情況下出征。1941年將生產設施完全遷移到烏拉爾山脈的決定使得蘇聯主要的供應體系處在德軍進攻範圍之外。
戰爭後期，紅軍列裝了一些優秀的武器，尤其是大炮和坦克。紅軍重型坦克KV-1和中型坦克T-34超越了多數德軍的裝甲裝備，但在1941年，多數蘇聯坦克部隊仍使用舊式坦克。蘇聯空軍雖然裝配相對現代的飛機，最初的表現仍遜於德國空軍。

管理

十月革命後的軍事管理直到紅軍建立的時候還是由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帕維爾·德賓科和尼古拉·克雷連科組成的集體委員會領導的陸軍人民委員會和海軍人民委員會主管。同時尼古拉·杜霍寧在亞歷山大·克倫斯基逃離俄國後成為最高司令官。1917年11月12日蘇俄政府任命克雷連科為最高司令官，作為司令官杜霍寧在1917年11月20日遭遇」意外「刺殺的強力替職。1917年11月28日尼古拉·波德伏依斯基被任命為陸軍人民委員，與德賓科主管的海軍人民委員會相分離，承擔起向南俄進軍的任務。布爾什維克也派出他們自己的代表去替換俄羅斯帝國陸軍的前線司令官。
1918年3月3日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簽訂後，蘇俄軍事主管部門進行了大改組。1918年3月13日蘇俄政府接受了克雷連科的辭呈，並且最高司令官背後的勢力遭遇清算。1918年3月14日列夫·托洛茨基取代波德伏依斯基為陸軍人民委員。1918年3月16日帕維爾·德賓科從海軍人民委員會撤職。1918年5月8日創建由尼古拉·斯托戈夫和後來的亞歷山大·斯維欽領導的全俄總司令部。
1918年9月2日創立由陸軍人民委員列夫·托洛茨基領導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作為主要的軍事主管部門。1918年9月6日在總司令部已經存在的情況下，創立了最初由尼古拉·拉捷爾領導的革命軍事委員會野戰司令部。同日創立了最初由約阿基姆·瓦采季斯（1919年7月起－謝爾蓋·加米涅夫）負責的武裝力量最高司令官辦公室。武裝力量最高司令官延續至1924年4月俄國內戰結束。
蘇聯成立後，1923年11月俄國陸軍和海軍人民委員會轉為蘇聯陸軍和海軍人民委員會。

組織

起初，紅軍以自發組建發揮作用，沒有軍銜及軍徽。民主選舉將領。然而1918年5月29日的命令對18到40歲男性強制實行義務兵役。為了鋪開大規模兵役制度，布爾什維克創建了地方性的軍事人民委員會（voyennyy komissariat、voyenkomat），直到2006年在俄羅斯仍在以此為名進行相似的運轉。軍事人民委員會不應與軍事政治委員的建立相混淆。
1920年代中期引入了區域性的紅軍人員分配準則。任何地區體格健全的男性都被徵召到地方部隊服一定期限的兵役，每年這組織起了紅軍約半數的兵力，為期五年。第一段服役期為三個月，一年以後再服役一個月。一個普通幹部作為一個穩定軍事單位的核心。1925年這一體系提供了77個步兵師中的46個，還有11個騎兵師中的一個。其他人員組成普通軍官並在兩年任期內負責組織服役人員。這種區域性的體系最終被廢除，在1937–38年所有其餘人員轉入其他幹部部門。
蘇聯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鞏固紅軍的決議，決定在軍中建立嚴密組織的軍事、教育和經濟環境。然而這被指出軍中將有160萬人難以承擔。會後，黨中央決定到1922年底把紅軍擴充80萬人。擴軍需要重整軍隊的管理和組織結構。最高軍事單位現在由兩三個師的部隊組成。每個師由三個團組成。旅作為獨立單位被廢除。1922年第二季度開始建立步槍隊。

機械化

蘇軍得到充足的資金並革新自身的技術。1941年一位美國記者寫道：
即使按美國的情況來看，蘇聯國防預算是很大的。在1940年，這相當於11,000,000,000美元，也就是國家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比之下的現實是，無限富有的美國只有在我們兩年最大的國防支出後的1942年才會有接近於這麼多的年度支出。
多數花在紅軍和空軍上的預算被用於為戰爭準備的機器生產。1923年前布爾什維克革命發生的時候俄國只有很少的機器生產力。馬克思說共產主義必定出現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布爾什維克認定他們的社會主義夢想會以由機器增加生產並降低勞動時間直到每個人都各取所需，各盡所能來發生。不知為何，雖然這沒有發生，但俄國人仍然崇拜機器，而且這也使得，除了現在的德軍，紅軍在世界上的機械化程度最高。
像美國人一樣，俄國人羨慕規模、宏大、巨量。他們為建立坦克（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那種）、裝甲車、飛機、機關槍、以及各種機械化武器的大軍而驕傲。
在史達林的機械化運動下，紅軍在1930年建立了第一支機械化部隊——第1機械化旅，由坦克團、摩托化步兵團、巡邏兵及炮兵營組成。從這個渺小的開端開始，到1932年，蘇聯建立了歷史上第一次達到實戰水平的兩支裝甲部隊，第11和第45裝甲軍。他們是包含戰鬥支援部隊的重型坦克集團軍，因而他們能在沒有前線支援時進行敵後作戰而倖存。
受德國1940年攻擊法國的戰役的影響，蘇聯軍事人民委員會於1940年6月6日命令創建第9機械化軍。1941年2月–3月間下令創建了另外20個，而且都比圖哈切夫斯基的規模大。但即使1941年紅軍第29機械化軍擁有理論上不少於29,899輛坦克，他們也被證明是紙老虎。當時他們實際上只有17,000輛坦克能用，這意味著一些新建的機械化軍其實實力很弱。工廠和軍事計劃者表露出的的壓力也顯示出產量不足導致多數裝甲車輛型號過時的狀況，以及備件和支持的裝備嚴重缺乏，而且將近四分之三的裝備因大修延誤。1941年6月22日紅軍只有1,475輛T-34和KV系列坦克能用，而且這些部隊在前線太過分散，不具有足夠大的規模來達成局部的勝利。例如立陶宛第3機械化軍總共有460輛坦克，其中109輛是新造的KV-1和T-34，是少數擁有大量的新型坦克的一支；與此相對，第4軍擁有520輛坦克，但全部都是過時的T-26，與1,031輛新型重型坦克的編制構成鮮明對比。這個問題在紅軍當中普遍存在，並且直接導致了1941年紅軍被德軍初次擊敗。

戰爭時期

戰爭提供的經驗推動了前線部隊組織方式的改革。在對德六個月的進攻之後，紅軍高層廢除了集團軍和師級之間的步兵軍編制（rifle corps），因為儘管在理論上是有用的，在1941年紅軍的狀態下，這在實踐中被證明是效率低下的。隨著1942年1月莫斯科戰役中的決定性的勝利，最高司令部開始在最有經驗的部隊中重新採用步兵軍這一編制。到1941年6月22日，步兵師總數有62支，1942年1月1日下降到6支，但到1943年2月上升到34支，1944年年初時上升到161支。前線步兵師的兵力，在1941年1月經官方統計有11,000人，最多不超過1941年間所建立的兵力的50%，而且這些師在連續的作戰中減少到幾百人甚至更少。
戰爭爆發的時候紅軍仍採用上文所描述中發展出來的機械化集團軍和坦克師的編制。但是隨後德國的進攻造成了大多數，以及1941年間幾乎全部大編制單位（除了外貝加爾軍區的兩個）被解散。因為協調小股部隊更加容易，隨後成立了單獨的坦克旅和營取代他們。1942年末和1943年初大型集團軍級坦克編隊再次被全體編入所屬的裝甲部隊。1942年中之前這些部隊一起被編入到大型坦克集團軍，到戰爭末期，這些軍隊的規模增加到700輛坦克和50,000人。

人員

布爾什維克當局給紅軍每一支部隊都派駐了政治委員，具有當各部隊指揮員違背黨的原則時將其替換的權威。雖然根據一些美國歷史學者的觀點，這有時候會導致指揮效率低下，但黨的領導人認為對軍事的政治控制是絕對必要的。同樣，隨著紅軍越來越依賴來自革命前的帝俄時期的軍官，它理所當然害怕兵變。這一體系在1925年被廢除，由於有足夠的時間培養黨的幹部，也不再需要對所有命令進行加簽。

軍銜及頭銜

早期紅軍在革命過程中以「沙皇的遺產」的名義廢除了培訓專業軍官的學院。特別的是，布爾什維克反對使用「軍官」一詞，並以「指揮員」一詞取代。紅軍廢除了肩章和軍銜，使用純粹功能性的頭銜如「師指揮員」、「集團軍指揮員」及類似頭銜取代。但這些功能性頭銜的軍徽是存在的，由三角、四方形和菱形（稱作「鑽石」）組成。
1924年10月2日建立了「單兵」或「現役」分類，包括從K1（組長、副班長、高級步兵等）到K14（戰地指揮員、軍指揮員、軍區指揮員、軍政委等）的級別。現役類的標誌由三角、四方形和菱形組成，還有矩形（1 - 3，從K7到K9）。
1935年9月22日紅軍廢除現役類並引入個人軍階。而這些軍階用一個功能性頭銜和傳統軍階的組合來表示。例如軍階包含「中尉」和「師指揮員」（Комдив）。進一步的問題在政治軍官（如「旅政委」、「2級集團軍政委」）、技術化的部隊（如「3級機械士」、「師機械士」）、主管人員、軍醫及其他非戰鬥人員分支的功能性和類別性的軍階之間產生。
蘇聯元帥軍銜於1935年9月2日引入。1940年5月7日，對於實行軍銜製做的進一步的修訂從伏羅希洛夫元帥的提議中做出：紅軍「上將」和「海軍上將」替換成集團軍指揮員、師指揮員、軍指揮員、集團軍指揮員的初級功能性軍銜以及紅海軍的1級旗手等；其他高級功能性軍銜（「方面軍政委」、「方面軍機械士」等）保持原狀。兵種或現役的區分不變（騎兵上將、裝甲兵元帥）。大部分而言，新的軍銜制恢復了俄羅斯帝國陸軍所用的一戰期間總結出來的軍銜制。
1943年初，軍銜制的統一被視為廢止所有功能性軍銜。「軍官」一詞受到官方認可，與之一起的還有已廢棄的前軍銜階級徽章的肩章。1943的徽章和軍銜未作改動，直到蘇聯存在的最後一天；當代的俄軍很大程度上沿用了這一體制。

軍事教育

內戰期間指揮骨幹是在帝俄尼古拉斯綜合軍事學院（1920年代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受訓。中高級指揮官接受高等軍事學術課程培訓，1925年改稱統帥部高級課程；1931年伏龍芝軍事學院設立作戰系增添這類課程。綜合軍事學院於1936年4月2日恢復，並成為紅軍中、高級指揮官的主要軍事學院。

清洗

1930年代末對紅軍將領的清洗隨著史達林對蘇聯社會的大清洗同時發生。1936與1937年，在史達林命令下，上千名紅軍高級軍官從他們的崗位上被撤職。這場清洗以清除紅軍中「政治不可靠的成分」為目標，主要針對高級軍官。這不可避免地為解決個人恩怨或排除角逐同一指揮權的軍官之間的競爭提供了合適的藉口。許多集團軍級、軍級和師級指揮官被解職，多數被拘禁或送入勞改營，其他人被處死。受害者當中紅軍的主要軍事理論家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被史達林以潛在的政敵論處。受到處分的軍官會被政治軍官嚴密搜查，即使是在做記錄或在野外演練這樣的情況下。恐懼和不情願的氣氛很快在紅軍中自然傳播開來；低級軍官自殺率上升到創紀錄的水平。這場清洗明顯削弱了紅軍的戰鬥力。Hoyt總結到「蘇聯的防禦體系被破壞到了不能發揮作用的程度上」而且強調他們「對高級軍官的存在感到恐懼」。Clark說，「史達林不僅毀滅了軍心，還毀滅了思想」。Lewin提出三種嚴重的後果：失去了有經驗且訓練有素的高級軍官；潛在的盟友特別是法國產生了懷疑；並且給德國帶來了激勵。
近期解密的數據指出1937年，清洗高潮的時期，紅軍中存在114,300名軍官，其中11,034人被撤職。1938年，紅軍中存在179,000名軍官，比1937多出56%，其中6,742被解職。在紅軍最高層中這場清洗抹去了5名元帥中的3位，15名集團軍上將中的13位，9名海軍上將中的8位，57名軍種上將中的50位，186名師級上將中的154位，全部16名集團軍政委以及28名軍政委中的25位。
其結果是1941年的紅軍軍官隊伍有許多缺乏經驗的低級軍官。1942年6月60%的團級指揮官有兩年或更多的指揮經驗，並且幾乎80%的步兵師級指揮官，20%的軍級指揮官，以及5%或更少的集團軍和軍區指揮官具有同一水平的經驗。
隨著紅軍清洗的高潮顯著增長，這可能會使問題進一步惡化。1937年，紅軍約有130萬人，比1941年6月增加了大約3倍。軍隊需求的快速增長使缺乏經驗或訓練的軍官相應迅速增多。低級軍官被任命以填補高級軍官的軍銜，他們當中許多缺乏經驗。這一動向相應導致許多軍校畢業新生來填補低級軍官的空缺。1937年，一個學院的整個初級班提前一年畢業以填補紅軍的空白。由於缺乏經驗和害怕遭到報復，許多新軍官未能將大批新入職的人員留在隊伍中; 對於不服從的投訴在1941年被處罰的罪行中名列前茅，並且可能加劇了紅軍士兵在德國當年的進攻初期階段拋棄其部隊的情況。
1940年，史達林開始收斂，恢復大約三分之一先前被解職軍官的職務。然而，清洗的後果很快在1940年的冬季戰爭之中顯現出來，紅軍部隊比芬蘭軍隊的表現差得多，而且後來1941年德國入侵期間，很大程度上由於俄國軍官中缺乏經驗的人員太多，德國得以打垮俄國守衛者。

武器裝備

蘇聯擴大了其軍事工業作為1920至1930年代史達林工業化運動的一部分。

戰爭罪行

在二戰後期，蘇聯紅軍曾經在其占領地區（如德國、匈牙利、中國東北）犯下包括強姦、搶劫等戰爭罪行，如盧冬生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