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坦·帕兹失踪案

背景和經過

伊坦·帕茲家居住在紐約曼哈頓蘇豪區。1970年代，這一區域內大量工廠建築被空置，夜間的街道尤為荒涼危險。一群藝術家受到此地低廉租金和大量空間的吸引，在這此時逐漸開始進入這個區域。伊坦的父親斯坦利（Stanley Patz）是一位專業攝影師，母親朱莉（Julie Patz）則經營著一家日托中心。二人共同養育了包括伊坦在內的三個孩子。
1979年5月25日早晨，當地一場長達六周的校車司機罷工剛剛結束，校車也在這天恢復了正常運行。罷工期間，朱莉特地雇了一名女子負責每日送伊坦上學。如今罷工已經結束，伊坦·帕茲便向母親請求自己獨自出門步行到兩個街區外乘坐校車。帕茲家住在王子街（Prince Street）一座工廠改建的公寓內，公寓附近居民有嚴密的組織，共同保護附近的兒童；伊坦又是一個很聽話的乖孩子，所以朱莉便同意了兒子的請求。這是伊坦第一次獨自出門，他戴著藍色的帽子，穿著藍色的衣服和褲子，還穿著藍色的運動鞋，背著藍色的書包。朱莉目送伊坦走過了第一個路口轉彎後便回到房內，這個路口距校車站只有150英尺（46公尺）的路程。校車於早上8:10到達校車站，然而伊坦卻沒有坐上校車。伊坦的老師在上午發現他沒有到學校，但是沒有向校長報告此事。
下午15:15，校車送放學的孩子回到了車站，但直到15:30，伊坦還沒有回到家中，朱莉開始慌張了。她問了鄰居之後才從鄰居家的女兒那裡得知伊坦並沒有去上學。得知此事之後，朱莉立刻報了警，斯坦利聞訊也立刻趕回家中。當晚，警方即展開了大規模的緊張搜查，近百名警員投入工作。午夜突然下起了雨，路上的氣味可能已經被雨水沖刷掉了一部分，而警犬隊於次日清晨才加入了搜索。搜索範圍在第二天也擴大到14街和巴特里公園之間的整個曼哈頓南端區域。調查之初，警方將帕茲夫婦列為嫌疑人，但很快排除了二人的嫌疑。搜索工作持續了數周未獲得進展。
警方和鄰居都參與到大規模的全城搜索中，整座城市都張貼了印有伊坦·帕茲的頭像的尋人啟事，警方還開通了免費熱線供人們提供線索，但幾乎未能獲得有價值的信息。媒體也報導了大量的錯誤線索。伊坦的父親斯坦利利用自己身為攝影師的身份，提供了大量自己為兒子拍攝的照片協助搜索。這些照片被印刷到兒童海報和牛奶盒上，甚至在時代廣場的大屏幕中播放，以鼓動社會幫助尋找其下落。
5月27日，一名證人向警方報告稱自己曾見到一名符合伊坦的外貌描述的男孩與一名「長相可疑的」男子在帕茲家附近的地方聊天。目擊的地點距離朱莉最後一次見到伊坦的地點有三個街區。這名證人在催眠狀態中回憶起該可疑男子是白人，年齡在40歲上下，臉上有雀斑，頭髮染成了金色。證人並不能確定看到的男孩就是伊坦本人，因而這一線索的可靠程度有限，但警方依然將這一線索列入可能。6月6日，警方在經過13天的全力搜索之後仍然一無所獲，應急響應狀態在這一天正式終止。數年之後，案件仍然懸而未決。

1980－90年代：未起訴的嫌疑人

1985年，助理檢察官斯圖爾特·格拉博伊斯（Stuart R. GraBois）接手繼續調查案件，認為一名男子何塞·安東尼奧·拉莫斯（José Antonio Ramos）在此案件中有重大嫌疑。這名男子是波多黎各裔，1943年7月23日出生於布朗克斯，有多次對兒童實施性侵犯的犯罪記錄。1982年，拉莫斯居住在布朗克斯期間時，有一些男童指控他曾試圖引誘他們進入一條下水道。警方對這條下水道進行搜查之後在其中發現了大量拉莫斯和其他年輕男孩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中的男孩與失蹤的伊坦都有相似的淺色頭髮。拉莫斯在當時接受調查時承認自己認識那名在罷工期間送伊坦上學的保姆，但是拒絕向警方提供更多信息，並表示自己與伊坦案無關。格拉博伊斯在調查中發現拉莫斯已經在賓夕法尼亞州因涉嫌另一起與伊坦無關的兒童騷擾案而被捕，並決定趁此對他進行深入調查。拉莫斯在接受訊問時，承認在伊坦失蹤當天曾把一個小男孩帶回家意圖強姦，但因男孩「沒什麼興趣」而只得放棄。他表示自己「90%確定」那正是隨後他在電視上看到的那個男孩，還稱自己隨後也參與了公眾的搜索行動。拉莫斯沒有明確說出「伊坦·帕茲」這個名字，而且稱自己當時最後送男孩乘上地鐵離開前往那個男孩住在華盛頓高地的親戚家，然而事實上帕茲家並沒有親戚住在那裡。一名線人隨後向格拉博伊斯和聯邦調查局特工瑪麗·加里根（Mary Galligan）檢舉稱，拉莫斯曾向他坦承自己知道伊坦一案的內幕，甚至還畫出了伊坦乘坐的校車線路圖並且清楚地知道帕茲家附近車站的具體位置。
拉莫斯始終是案件的首要嫌疑人，然而警方在本案中始終沒有獲得足夠的證據起訴他。2001年，伊坦被宣告死亡，搜索他生還下落的工作也隨即停止。而伊坦的父母則在2004年對拉莫斯提起了民事訴訟，法官判定拉莫斯對伊坦的死亡負有責任，並賠償帕茲夫婦200萬美元。拉莫斯拒絕承認自己與案件有關，而帕茲夫婦也沒有拿到賠償款。拉莫斯則在此前因另一起兒童騷擾案而被判處了20年有期徒刑。在每年伊坦的生日和失蹤日，斯坦利都會給拉莫斯寄一張自己兒子的尋人啟事，並在背後寫上同樣的一句話：「你對我的孩子做了什麼？」（"What did you do to my little boy?"）2012年11月7日，拉莫斯刑滿釋放，但很快因違反《梅根法案》而再次被捕。

2010年代：重啟調查，最終判決

2010年5月25日，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小塞勒斯·萬斯重啟了案件的調查。2012年4月19日，聯邦調查局和紐約市警察局搜查了蘇豪區帕茲家附近位於王子街127B的一處地下室。有證據表明，在1979年伊坦失蹤後不久，這處地下室就被人重新翻修。這個地下室是一個木匠的工作室和倉庫，這個木匠和其他的很多鄰居一樣，在伊坦失蹤前的一段時間內一直和他有接觸。伊坦失蹤前一天曾在他的店中幫忙，而這個木匠也給了他一美元作為回報。在搜查了四天之後，調查人員沒有發現人類遺骸或屍骨等「確鑿證據」。
2012年5月，紐約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伊坦·帕茲失蹤案的男子。該嫌疑男子名為佩德羅·埃爾南德斯（Pedro Hernández），這名男子出生於波多黎各，後來隨家庭搬到肯頓居住，在案發前一年已經搬到曼哈頓蘇豪區居住，案發時年齡19歲。案發一個月之後，他又搬回了新澤西州居住。他的姐妹諾爾瑪·埃爾南德斯（Norma Hernández）和肯頓當地的一位教會領導人托馬斯·里維拉（Tomás Rivera）向警方表示，埃爾南德斯曾在1980年代初向他們坦白過自己謀殺了伊坦·帕茲，並稱他坦白時還有幾名教友在場。諾瑪還表示埃爾南德斯的告解「已經是全家人公開的秘密」。5月24日，這名男子向警方承認自己勒死了伊坦·帕茲。伊坦在出門之前曾經告訴父母，自己想用前一天鄰居木匠給他的一美元買一瓶蘇打水，而埃爾南德斯當時正是附近一家小商店的員工，伊坦很可能走進過這家商店。埃爾南德斯還稱自己勒死了伊坦之後把屍體丟進了垃圾堆。他被控犯有二級謀殺罪，但律師辯護稱他曾有幻覺和思覺失調等多種精神病史。警方亦沒有發現埃爾南德斯行兇的動機，也沒有任何物證可以佐證埃爾南德斯的供詞，包括伊坦的屍體也從未被發現。
2012年11月14日，紐約一個大陪審團決定對埃爾南德斯正式提起訴訟，起訴的罪名是二級謀殺罪和一級綁架罪。而埃爾南德斯則做出無罪的抗辯。案件的調查繼續進行，警方也仍在搜集與案件相關的證據。
2013年4月，埃爾南德斯的一位辯護律師哈維·菲什拜因（Harvey Fishbein）提出動議要求撤銷案件，他提出證據表示埃爾南德斯的供詞是在警方連續七小時的逼供後作出，無法取信。5月，法院裁定動議無效，案件可以繼續審理。12月，新的證據表明埃爾南德斯曾對自己的妻子施行家庭暴力，還有性侵犯和吸毒的前科。紐約法庭本預定於2014年再次開庭審理，但因必須對埃爾南德斯進行精神測試而不得不推遲。
2015年，紐約法庭正式開庭對埃爾南德斯涉嫌伊坦·帕茲失蹤一案作出進一步審理。但陪審團始終不能達成統一意見，案件審理也陷入僵局。5月9日，紐約法庭宣告案件流審，將於日後再次開庭審理。伊坦的父親斯坦利本人相信埃爾南德斯有罪，對這一結果表示「非常失望」。2017年2月14日，曼哈頓法庭的陪審團正式裁定埃爾南德斯綁架和謀殺罪名成立。埃爾南德斯被判處終身監禁，25年內不得假釋。斯坦利感謝了陪審團的決定，並表示「永遠不會原諒」埃爾南德斯。

後續影響

為了紀念此案，1983年，時任美國總統隆納·雷根宣布將伊坦失蹤的這一天，即5月25日，確立為每年的美國全國失蹤兒童日，以提升公眾對兒童失蹤的意識，鼓勵家長和社會各界共同為消除兒童失蹤案作出努力，同時紀念為兒童安全事業作出貢獻者。不久之後，許多國家紛紛效仿，將這一天確立為國際失蹤兒童日。 
這一起失蹤案引發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也促使公眾加強了對失蹤兒童的重視。人們開始儘量不讓兒童獨自步行上學。1980年代中期，美國開始流行牛奶盒公益廣告行動，這也是在此案的影響下誕生的。在這一行動中，牛奶商在牛奶包裝盒的側面畫上失蹤兒童的尋人啟事以鼓動民眾一同尋找，而伊坦本人便是第一個被畫到牛奶盒尋人啟事上的失蹤兒童。此外，「陌生人危險」這一理念也漸漸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