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宣大院君

早年

李昰應於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十一月十六日（1820年12月21日）出生於漢城，他是南延君忠正公李球第四子，母驪興閔氏。南延君是仁祖第三子麟坪大君的六世孫，被過繼給莊獻世子第四子恩信君李禛為後。在宗法制度下，由於恩信君被過繼給朝鮮英祖之弟延齡君，南延君與其後裔被視為朝鮮肅宗後代，繼承順位在英祖後裔之後，因此這為日後高宗繼位為王建立了條件。
李昰應從小研讀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師從金正喜等，早年在外戚安東金氏昏暗的勢道政治下，很不得志，與並稱為「千河張安」（諧音「天下長安」）的千喜然（천희연）、河靖一（하정일）、張淳奎（장순규）、安弼周（안필주）等破落戶為伍。加入「松石園詩社」，與委巷詩人（即中人、庶民和賤民出身的下層文人）們飲酒賦詩，1843年（朝鮮憲宗九年），封興宣君，後在宗親府、太僕寺、都總府等衙署中做過一些小官，被稱宮道令。每日嫖、賭、飲，為人所不齒。安東金氏集團認為他是紈絝子弟，對他放鬆了警惕。不過1836年南延君去世時，他與堪輿師四處尋找好風水「龍穴」埋葬，選定忠清道德山，李昰應傾盡家產修築墳墓，體現了他的野心。
1863年，哲宗去世，安東金氏和豐壤趙氏圍繞繼承問題產生對立。此時，李昰應的三位兄長中有兩位已經過世，不是無子，就是只有獨子，按照朝鮮王室的既成慣例他們的後代都不能繼位；李昰應則有兩位嫡子，李載冕及李載晃。因此李昰應買通宮女巴結神貞王后趙大妃，反對安東金氏，說服大妃收養且立他的次子李載晃為新王並讓大妃垂簾聽政。豐壤趙氏積極支持，領府事金左根、領敦寧金興根及哲宗之妃金氏哲仁王后反對，害怕威脅他們的利益。而憲宗之妃洪氏（孝定王后）、院相鄭元容和安東金氏金炳學支持李昰應，趙大妃作為最高長輩傾向李昰應。最後，安東金氏認為李昰應是無能之輩也沒繼續堅持反對。李昰應之嫡第二子李載晃被選入宮中繼承王位，是為高宗。高宗即位時年僅十二歲，不能親理政務，由李昰應贊襄政務，號興宣大院君，封大院位大監。興宣大院君是朝鮮王朝唯一一個在世時就被尊為大院君的人。因此在今天，朝鮮半島所說的大院君一般就是興宣大院君。其住宅被授予「宮」的稱號，稱「雲峴宮」。高宗登基時金左根等人以「不事二君」為由，反對大院君攝政，主張虛尊其位，但遭到趙大妃一黨的趙斗淳等人的駁斥而作罷。1866年趙大妃結束垂簾聽政。

政績

興宣大院君掌權後，便施行新政以強化專制中央集權。大院君下令在漢城四大門徵收通行稅，在農村徵收水稅，在全國境內發行「當百錢」，引進清朝錢幣，導致朝鮮通貨膨脹，後來被他的政敵斥責為勞民傷財、損耗國力。為了重塑王室的威嚴，1865年他傾全國之力重建壬辰倭亂時遭焚燬之景福宮，景福宮作為君主專制威權的象徵，是大院君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標誌。後因財政不濟，向百姓徵收「願納銭」。大院君還改革還穀制度，下令在國中五道實行社倉制，效仿宋朝朱子社倉，廢止只有平民納稅的軍布制，改行戶布制，無論貴族平民皆必須繳稅，國庫「此時富力，足支十年之用」，大院君威望大大提高。大院君效法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發布「變服令」，大幅度簡化衣冠服飾，將長袖改為窄袖，以便對內提高行政效率，對外便於上戰場打仗。
大院君強化王權，強化個人獨裁，用人唯才，重視吏治，對於親人，其兄長李最應、兒子李載冕、妻舅閔升鎬等人都沒攀上高官。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大力排擠安東金氏、豐壤趙氏等門閥。縮小各地備邊司，從議政府中分離出三軍府，將行政權與軍事權相分離；他下令刊行《大典會通》、《兩銓便考》、《六典條例》等書籍，明確國家的典章制度和法律規範；宣布「四色平等」（四色，朝鮮朝廷中的四個派別：老論派、少論派、南人黨、北人黨）、「以才擇官」，壓制安東金氏、豐壤趙氏的老論、少論派，拔高南人和北人的地位，王族全州李氏的李宜翼、李世輔、李景夏、李邦玄等人獲得重用。打破兩班貴族壟斷做官，提拔中人甚至庶民中的有才之士。
大院君在全國採取思想專制和文化高壓政策，致使出現了「雲峴當國，甲子（1864）至癸酉（1873）十年之間，邦內震恐。小民咋舌相戒，不敢談朝廷事，常如鬼撲臨門」的狀況。另外打壓儒林士人，下「書院撤廢令」。全國除47所「賜額書院」（由國王賜御匾的書院）以外，其他書院一律裁撤。儒生祭祀明神宗的萬東廟（為了感念壬辰倭亂時明朝派兵救援朝鮮）也被關閉。命令李景夏動用武力裁撤書院，他認為書院威脅他的獨裁。
大院君嚴厲鎮壓外國人與外國宗教勢力，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下令在全國境內取締天主教，逮捕12萬人，包括12名法國傳教士。處決上萬名天主教徒及家屬，包括9名法國傳教士，史稱「丙寅邪獄」（現稱「丙寅迫害」）。導致丙寅洋擾。外交方面，大院君厲行閉關鎖國政策，面對舍門將軍號事件、丙寅洋擾、辛未洋擾，一律採取強硬政策，在全國豎立他手書的「斥和碑」，上書：「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戒我萬年子孫」。又寫「西舶煙塵天下晦，東方日月萬年明」、「掃除氛祲風濤定，扶植綱常日月懸」這類的豪言壯語。

與閔妃（明成皇后）的恩怨

大院君於內政方面整肅貴族門閥，防止外戚干政，樹立王室威嚴；外交則閉關鎖國，與日本斷絕往來。高宗年長，納閔氏為王妃。閔妃則重用閔氏外戚，主張廢除閉關鎖國，與日本復交，和大院君之政策互相矛盾。
閔茲映是大院君之妻驪興府大夫人閔氏的娘家親戚，1866年封為朝鮮王妃，世稱閔妃。大院君一直忽視閔妃的存在。當時高宗寵信尚宮李氏（李順娥），李氏於1868年誕下一子，即完和君李墡，歷史母以子貴，被封為淑媛。閔妃在被冷落下苦讀詩書史籍，獲得了宮中的同情，也最終得到高宗的垂青。閔妃雖多次懷孕，但不是流產就是夭亡，一次還被認為是大院君送來的山參引起的。而大院君為了鞏固王權，要求早早確立世子，主張立李尚宮之子李墡為世子。與閔妃產生很大矛盾。閔妃暗中培植自己家族外戚，還聯合安東金氏和豐壤趙氏，甚至籠絡大院君之兄李最應（興寅君）、大院君長子李載冕等人，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1873年，大院君被尊為「大老」，而閔妃則又一次懷孕，這年十月，崔益鉉恢復官職後就馬上呈文彈劾大院君的改革政策。崔益鉉的上疏按慣例先呈雲峴宮。大院君認為國王肯定會駁回上疏並嚴懲崔益鉉，就轉呈給國王，但是高宗看到上疏後給崔益鉉升了官。在高宗和閔妃鼓動下，崔益鉉再次上疏彈劾大院君，稱「任事之臣（即大院君）壅蔽聰明，操縱威福，綱目俱弛，而致有今日之痼弊也」，明確要求「若其不在其位，而惟在親親之列者，只當尊其位、厚其祿，勿使干預國政」。此舉極大震動了朝野，洪淳穆組織大院君麾下骨幹見高宗請旨殺崔益鉉。高宗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1873年，閔妃聯合安東金氏、豐壤趙氏以「國王親政」為由，排斥大院君勢力，11月5日，高宗宣布「親政」，不准大院君入宮干預政事。大院君讓洪淳穆等人集體辭職，架空朝廷。閔妃卻指派其黨羽掌控朝廷各要害部門，大院君徹底失勢，由於高宗李熙生性懦弱，政權實際掌握在閔妃外戚集團手中。大院君離開京城，蟄居於三溪洞別莊、楊州直谷山莊和德山城疏等地。閔妃在政變不久後生下兒子李坧，出生1年後被冊封為王世子（後來的純宗），統治地位因而完全鞏固。
大院君仍試圖干涉朝政。其下台不久後，景福宮就發生了爆炸事件，四百多間殿閣被燒毀；1874年十一月，閔妃之兄閔升鎬與閔妃生母韓昌府夫人李氏在家中被炸彈炸死；光緒元年（1875年）十一月，領議政興寅君李最應的宅邸遭縱火。這三次的「火賊」被認為是大院君黨羽、前慶尚道兵使申哲均。雖然在審理申哲均的過程中並沒有牽扯到大院君，但閔妃因此仇恨大院君。儒生們則認為高宗對大院君不孝，從1874年十月起不斷上疏要求高宗敦請大院君回京。高宗在閔妃的指使下，將李匯林等上疏者流放荒島，並宣稱：「此是間人骨肉者，煽動內外，眩惑人心者也。自今以後，若有更為伏闕者，當以極律磨鍊」。1875年六月仍有儒生趙忠植等4人冒死上疏，高宗下令將4人處斬，遭眾臣力諫反對，大院君於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入京，對高宗說：「儒生等為我父子上疏，欲殺此輩，可先殺我！」高宗和閔妃妥協，將四名儒生改為流放，並同意大院君回到京城雲峴宮居住。
大院君一直等待時機，東山再起。閔妃集團醉生夢死，民憤越積越深。人民開始懷念大院君時代。1876年正月，日本使臣黑田清隆、井上馨率7艘軍艦到江華島，以雲揚號事件為藉口，迫朝鮮與其簽訂條約，閔妃同意日方條款，放棄鎖國路線。大院君上書抨擊，要求與日本一戰。他還派人前往江華島，詰責申櫶等談判官員，阻止朝日建交。但閔妃集團不加理會，於1876年二月二日和日本簽訂了《江華條約》。大院君對高宗和閔妃更加失望和仇視。
光緒七年（1881年），清朝駐日參贊黃遵憲的《朝鮮策略》在朝鮮披露。書中提議朝鮮與中國、日本、美國聯手對付沙俄，為閔妃集團所贊同，卻引起了朝鮮人民的反對，儒生掀起「辛巳斥邪」。大院君黨羽安驥泳等人利用社會上的不滿情緒，圖謀政變，擁立大院君庶長子李載先，後因人告密而失敗，安驥泳等人被凌遲，李載先在流放濟州島過程中被賜死。大院君本人並未被牽連。
1882年6月「壬午兵變」，閔妃出逃，其黨羽或被殺，餘黨被捕。大院君又乘機掌握政權，自封國太公，並宣布閔妃已死，為其國葬。高宗被迫下旨「自今大小公務，並稟決於大院君前」。不久，清廷朝鮮事務大臣吳長慶的幕僚馬建忠設謀之下，大院君被吳長慶部將袁世凱拘捕，押送天津，監禁於保定府三年，1885年獲釋回國。
1891年，袁世凱認為高宗昏庸無能，勸高宗禪讓於世子李坧，由大院君輔政，高宗聽說後非常害怕，急忙命世子監國，接受百官朝賀，效仿肅宗、英祖、純祖故事，命儲君代理聽政。後來經過李容元力勸而罷，但李容元也遭到流配。亦有一說是世子的庶弟義和君李堈遠比世子優秀，且大院君威望甚重，閔氏一族感到威脅，遂企圖以世子代理聽政的方式來加強自身的權勢。
1894年春，朝鮮爆發東學黨之亂，朝鮮國王請清兵助剿。日本也於該年6月8日派混成旅團入侵朝鮮，並向朝鮮政府提出改革內政要求。被拒後，於7月23日派兵攻占朝鮮王宮，刺殺閔妃，並監禁朝鮮高宗。另派一支部隊包圍並占領大院君私宅雲峴宮，利用大院君成立傀儡政權，宣布廢止向清朝進貢禮儀，進行脫離清朝運動。
日本人雖然建立了以大院君為首的政權，但對於大院君並不放心。認為：「大院君七十五年來只知有中國，不知有他國，是自頂至踵，完全充滿著『頑固』二字的老翁」，表面上「巧言令色向我們求媚」，暗中卻「託在平壤之華將，將其心意轉達清廷」。
特別是8月10日，進駐平壤的清軍左寶貴等率軍渡過大同江南下到達中和附近時，據日方史料記載「大院君事大心熱中沸騰，任其愛孫為壯衛營大將，掌握兵權。陽對日本大鳥公使表示非常誠懇，卻陰與中國結托，策劃奸黠隱謀，與在平壤清軍暗通，表里相援，企圖擒捉日本公使」。「並和東學黨相呼應，企圖驅逐我兵」據清人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記載，日軍占領漢城後：「朝鮮君臣民庶制於倭人兵力，望我軍捷音有若望歲，其王京自大院君以下，時密輸倭人消息於我，日盼我軍進趨漢城」。
乙未事變中大院君被日本人利用，非常難堪。事變10天後迫於壓力搬出宮廷，回到雲峴宮，又把孫子李埈鎔送日本留學。日本也只是暫時利用大院君，同年十二月將其流放。1896年2月11日俄館播遷後，大院君離開漢城，隱居郊外孔德里別莊，朝鮮政府2月13日恢復前一年四月頒布的「大院君尊奉儀節」，對他軟禁。光武元年（1897年）中國駐朝總領事唐紹儀國內報告：「乙未八月閔妃被戮，王疑其父串通倭所致，怨恨益深，遂標兵數十名榜於其門前，凡遇有與昰應府內往返者，均嚴加審訊，方許出入，本年六月間又派巡查十名守垣內。昰應大怒，每人杖一百，即時入宮見其子，謂：『乙未以前閔妃未死，爾之疑我，知係為妻蠱惑，今之派兵防我，設巡查於我庭前，殊不可解。爾無父母耶？抑我無妻室耶？倘爾疑我為逆黨，即請殺之，何致竟設巡查於內室耶？但自今以後，勿謂有本生父母！我已八十老人，將去黃泉，亦不與爾相見！』等語。王聞之不覺淚下，請息怒，及許嚴責總巡官。昰應不聽，乘怒而歸。嗣後該巡查經已撤去，惟尚有暗查密探於其府之左右近地。」 
此後大院君離開了朝鮮的政治舞台，1898年2月22日死於孔德里別莊我笑堂，享壽77歲。臨死前對李載冕要求要和高宗見面，可是說了三遍都無法如願。戌時，大院君就斷氣了。在場的人看到這一幕無不傷感嗚咽。 5月25日，高宗皇帝為他舉辦了盛大的葬禮，但沒有出席。他在高樓上看見大院君的送葬行列逐漸遠去，痛哭失聲，「聲徹於外，人以為猶有天倫之感」。與夫人純穆大院妃（府大夫人閔氏），合葬京畿道坡州雲川面大德園。1907年8月24日，純宗為大院君上尊諡「興宣獻懿大院王」。在坡州專門為他修建一座墓園，稱「興園」，單獨移葬至此（1966年遷葬京畿道南楊州市）。

評價

大院君原意藉新政實現社會正義並維護普羅大眾權益，但是，建立在傳統社會基礎上的改革無法拯救已經走向衰亡的朝鮮王國。
在「丙寅洋擾」和「辛未洋擾」之中，大院君領導朝鮮軍擊退法軍和美軍，但西方強權力量已勢不可擋。
大院君加強專制中央集權的改革作為更使朝鮮遠離實現近代化的機會，更為其政治前途埋下潛在危機。
此外，耗資大興土木、加強軍備之舉也促使咸鏡道穩城、全羅道光陽、慶尚道寧海、黃海道海州、慶尚道安東等地都爆發農民起義；國境北部的農民由於天災人禍自同治八年（1869年）起即不斷逃亡中國東北，形成早期的中國籍朝鮮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