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朝鮮族

歷史

中國和朝鮮半島僅一江之隔，從古至今人員交往、移動、遷徙不斷。不過，清初以前遷入中國的朝鮮半島人都已漢、滿、蒙化，歸化為漢族、滿族 、蒙古族。目前中國境內的朝鮮族大多數是清末後由於自然災害、外敵入侵、國內政治壓迫等原因遷入中國的朝鮮人後裔。

早期歷史

據《遼史》記載，遼開泰年間，遼聖宗攻打高麗，曾在今內蒙古設立三韓縣安置五千戶高麗戰俘，隸屬於中京道。元代，不少高麗人在中國東北地區居住。據《元史•世祖本紀》記載，「至元二十九年於沈洲設立高麗、女真、漢軍萬戶府」。這些高麗人大多為歸附或被擄掠來的軍民。1233年，蒙古入侵高麗時降元的洪福源率所統高麗軍民來遼陽、瀋州居住，次年撥給高麗軍民萬戶，並賜管領高麗軍民長官之職務。1261年，元朝在遼陽改設安撫高麗軍民總官府。1263年，高麗王質子王綧攜2000餘戶高麗軍民移居瀋州（今瀋陽）。
明代，通過各種方式來中國東北地區的朝鮮人數目有所增加。據《遼東志·卷1·地理》記載，明代遼東地區「華人十七，高麗土著、歸附女直野人十三」，即30%的遼東人口為朝鮮人或女真人。1386年，明設置東寧衛安置朝鮮人，後又在廣寧衛等安置朝鮮人。朝鮮人較為聚居的居住區域開始出現。15世紀中葉至16世紀初葉，由於遼東地區發展平穩，以朝鮮人為主的東寧衛享受各種優惠待遇，朝鮮邊民在這一時期西遷至遼東為最盛。明永樂年間，由於建州女真的興起，東寧衛的朝鮮人開始流散到各地。1537年，東寧衛的朝鮮人人口數量已經減少到原來的40%。
後金（清）興起後，後金經常騷擾朝鮮邊境或與朝鮮發生戰爭。每次武裝衝突，後金都大量擄掠朝鮮人。這些被擄掠來的朝鮮人大多數被編入滿洲八旗充軍，或在女真貴族莊田充當莊丁或家奴。這些被擄掠來的朝鮮人的後裔絕大部分都已被滿族或其它民族歸化，只有河北省青龍縣和遼寧省蓋縣及本溪縣2000名左右清初被擄掠來的朝鮮人後裔仍保持著其民族意識和特徵。1982年中國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期間，這2000名左右朝鮮人後裔根據國務院人口普查領導小組、公安部、國家民委頒布的《關於恢復或更正民族成分處理原則的通知》，申請恢復了朝鮮族族籍。

19世紀後半葉至1910年

1677年，入關後的滿清政府以保護其祖先發祥地為由，對長白山和鴨綠江、圖們江以北地區進行封禁，禁止朝鮮人和漢人進入該地區。朝鮮政府也在清政府的壓力下採取措施禁止其國民進入中國東北，該地區因此成為無人之地。但還是有朝鮮邊民越江在封禁地區采參、涉獵或私墾。1740年，清政府將封禁擴大到整個中國東北地區。
19世紀後半葉，中國東北地區由於長達兩百年的封禁，變得人煙稀少，與沙俄的邊疆地區危機四伏。1860年，清政府與沙俄簽訂《北京條約》割讓東北1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同年，清政府迫於壓力開始對東北部分地區開禁，1875、1881年又相繼解除了對鴨綠江、圖們江流域的封禁。1860-1870年間，朝鮮半島北部接連發生空前的自然災害。1862年，朝鮮發生三南農民起義，後擴展到咸興地區。社會動盪期，大批朝鮮災民紛紛越界遷入圖們江和鴨綠江北岸。1879年，通化、懷仁、寬甸、興京等地朝鮮人已達8722戶，37,000餘人，設有28個朝鮮移民居住的面（相當於鄉）。1881年，清政府在琿春設立招墾總局，並把圖們江以北長700公里、寬45公里的龍峪地區劃為朝鮮移民專墾區。19世紀末20世紀初，清政府開始設置越墾局，加強對朝鮮墾民的管理。通過「薙髮易服」、領照納租，朝鮮墾民可以獲得土地所有權。1881年，朝鮮人在圖們江流域已開墾8000餘垧土地。1910年以前，遷入中國的朝鮮人達到約26萬，其中近10萬人在延邊地區。

東北水田開發

近代，水田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出現是朝鮮移民傳播水稻種植的結果，為東北地區農業的發展開啟了新的篇章。朝鮮農民最早於1848年在吉林省渾江流域試種水稻獲得成功。1861年，丹東的三道浪頭的朝鮮農民也種植了水稻。1875年，遼寧桓仁縣的朝鮮農民在開墾的沼澤地內成功種植水稻。1877年，延邊地區開始種植水稻。隨著水田的開發，朝鮮農民開鑿出一條條的水渠，使東北地區的水利灌溉工程迅速發展起來。1906年6月，延吉縣14名朝鮮農民開挖水渠1308米，引河水灌溉33垧水田，這是延邊最早的灌溉工程。
1914年3月3日，剛剛成立不久的中華民國政府頒布了旨在開墾東北土地的《國有荒地承墾條例》。同年，奉天省成立水利局招募朝鮮移民在瀋陽附近引渾河水開墾水田。1916年，吉林省長公署將延吉道歸化朝鮮人鄭安立條陳水田種植說明書呈報給國民政府農商部，得到農商部的認可。之後，吉林省開始推廣水田種植，漢族農民為學習種稻技術開始僱傭擅長種水稻的朝鮮移民。1917年，穆稜地區的朝鮮農民成功試種早稻「小田代」，解決了無霜期短等水稻栽培的技術問題，使水稻種植迅速擴展到牡丹江、穆稜河和螞蟻河一帶。
1921-1928年，東北地區的水田面積從4.8萬公頃擴大到12.5萬公頃，其中80%以上由朝鮮農民開墾或耕作。1933年，朝鮮農民在北緯50度15分黑龍江沿岸的愛輝、遜克一帶種植水稻獲得成功，打破世界在北緯50度以北種植水稻的先例。1934年，僅占東北人口3.3%的朝鮮族，生產了90.1%的東北大米。

日占朝鮮時期（1910年-1945年）

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後，大批不願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活的朝鮮人紛紛逃亡到中國東北和其它地區。1909年初，朝鮮反日團體「新民會」的領導人李東寧、梁起鐸、金九等人決定在中國東北成立獨立運動基地，設立武官學校培養獨立軍幹部，並有計劃地向中國東北地區移民。1919年，朝鮮三一運動被日本軍警鎮壓後，遷往中國的朝鮮政治難民數量達到了高潮。1920年，中國東北的朝鮮人已經超過了457, 400餘人。
為剝奪朝鮮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朝鮮總督府在1910-1918年和1920-1934年，先後實施了「土地調查事業」和「產米增值計劃」，導致數以萬計的朝鮮農民失去土地或破產，成為農村過剩人口。由於朝鮮當時沒有吸收這些過剩人口的現代化工業，日本人開始將過剩農村人口遷移到中國東北。而當時成立不久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了擴大稅源，開始在東北地區實行丈放和促墾政策，這也為日本人將過剩朝鮮農民遷移到中國東北提供了良好的條件。1914年3月3日，民國政府頒布了旨在開墾東北土地的《國有荒地承墾條例》。同年，奉天省成立水利局招募朝鮮移民在瀋陽附近引渾河水開墾水田。由於朝鮮人在東北地區種植水稻獲得普遍成功，而日本國內米價連年抬高，日本人開始在東北逐年擴大水田的經營面積，並僱傭朝鮮農民耕作。其間，部分朝鮮族入籍中國。
民國時期東北地區的奉系軍閥對日本人存在投日和排日的兩面性。為了與日本人爭奪對朝鮮人的管理權，民國政府的早期政策是勸告朝鮮移民歸化，有時甚至強迫。但這些政策時常被朝鮮人理解為同化政策。1930年9月，時任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在意識到此政策使朝鮮人對民國政府失去信賴，而改為獎勵歸化政策。此外，民國政府為防止日本的滲透，逐年加大對朝鮮人私立學校的投資，使其納入民國教育體制，以此割斷日本對朝鮮人教育的影響。1921年11月，吉林省公署將對朝鮮人教育經費一次性提高近4倍，以用於修補1920年10月日本「庚申年大討伐」所破壞的朝鮮人學校。由於日本人經常打著保護東北韓人的幌子擴大其勢力範圍，1920年代中期中國官民對朝鮮人的普遍看法由原來的抗日誌士，轉變為日本侵略東北的先鋒隊，《田中奏摺》的披露和萬寶山事件更加深了這種認識，中朝民族關係日趨惡化。1925年6月11日，中日簽訂旨在幫助日本人清除東北地區反日朝鮮志士的《三矢協定》後，奉系軍閥開始藉助此協定，驅逐和迫害朝鮮人。對非歸化的朝鮮農民的耕地採取限制、收回政策，但已歸化的朝鮮人則可享有土地所有權。
在此背景下，東北地區的朝鮮人普遍形成歸化入籍爭取民族自治的認識。正義府、新民府、參議府等朝鮮反日團體開展了反驅逐爭取自治的運動。通過與國民地方政府的交涉，國民地方政府在歸化條件上作出了讓步或默許。1928年7月東北易幟後，東北各地朝鮮人反日團體藉此良機積極鼓勵朝鮮人入籍，並爭取民族自治。1928年9月10日，東北韓人成立了民族自治團體「韓僑同鄉會」。1929年4月，韓僑同鄉會幹事長崔東旿就爭取民族自治，以及包括入籍費過重，《中華民國國籍法》對歸化公民權力的限制等入籍問題前往南京與民國中央政府進行交涉。國民政府對韓僑同鄉會的呈文很重視。韓僑同鄉會通過此次交涉在幫助朝鮮人入籍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有關民族自治之事則沒有成功。1929年底，民國政府修訂國籍法，取消了對雙重國籍的限制。當時東北韓族居民中入籍者仍不到十分之一，而占絕對多數的是無國籍朝鮮人。
1930年5月11日，中共延邊特別支部組織領導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紅五月鬥爭」。中共延邊特別支部以朝鮮人王耿為書記，其所屬黨員大部分是朝鮮人。這次鬥爭一直持續到「八一吉敦暴動」。由於「紅五月鬥爭」和「八一吉敦暴動」的參與者大多是朝鮮人，並將矛盾直接對準國民黨，東北軍閥借檢舉、逮捕朝鮮共產黨之名，對朝鮮移民進行「搜查」，殺害、掠奪、虐待、強制課稅、驅逐等野蠻行為無數。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武裝占領中國東北地區，次年扶植成立滿洲國。1936年9月14日，日本人成立了「滿鮮拓殖會社」，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將朝鮮農民遷往中國東北地區。

朝鮮族的抗日鬥爭

1919年3月1日，朝鮮半島爆發「三一運動」後，延邊各地近3萬朝鮮民眾於3月13日聚集在龍井瑞甸草地舉行聲勢浩大的「三一三反日運動」，聲討日本侵略延邊，聲援「三一運動」。這是延邊地區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反日鬥爭。大會宣讀了以延邊全體朝鮮人名義起草的「獨立宣言布告文」。與會群眾高舉「正義仁道」、「大韓獨立萬歲」的標語和太極旗，高呼口號向間島日本總領館行進。遊行隊伍達到總領館西門附近時遭到東北軍閥孟富德團數十名軍人和日本便衣警察的武裝攔截，19名反日者殉難，48人受傷，94人被逮捕。之後，在3月14日至5月1日期間，中國東北地區的15個縣的朝鮮群眾舉行了累計73次反日集會遊行，參加群眾人數累計超過10萬餘人。
1920年1月4日，鐵血光復團成員尹俊熙、韓相鎬、崔鳳卨、林國楨、金俊、朴雄世6人在大砬子（今龍井市智新鄉勝地村東良里道口）伏擊了朝鮮銀行會寧支行運往中國龍井銀行派出所的吉會鐵路建築資金運送隊，奪取15萬日元。反日者原打算用這筆錢購買抗日軍火，不料遭叛徒出賣，林國楨、尹俊熙、韓相鎬被日本警察逮捕，所截獲的12.8萬日元也被日本軍警奪走。
1920年6月，洪範圖等反日將領在汪清縣一舉武裝消滅了100餘名日軍，打響了朝鮮獨立軍武裝反日的第一槍。事後，日軍對延邊朝鮮人發動了慘無人道的「庚申年大討伐」，3600名無辜朝鮮百姓被屠殺，3500多座民宅、95所學校、19座教堂和近5萬斤的糧食被燒毀。同年10月21日至26日，洪範圖、金佐鎮率領反日獨立軍在和龍縣三道溝青山裏白雲坪開展了「青山里戰役」，殺傷日軍3300餘名，取得重大勝利。日軍瘋狂反撲，圍剿朝鮮族村落，實行「三光政策」，男女老少一律鎖閉屋內，縱火焚燒，殺害無辜百姓。
1920年代，朝鮮獨立軍在兩年多的武裝抗日鬥爭中取得了輝煌的戰果，但由於力量懸殊，1922年開始走向衰弱，部分潛入地下鬥爭，部分轉移到蘇聯沿海地區等。1930年代，朝鮮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組成了抗日游擊隊開展了長期的抗日鬥爭。1930年5月至8月，中共延邊特別支部組織領導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紅五月鬥爭」和「八一吉敦暴動」。期間，各地成立了工農赤衛隊，並建立了東北首個共產政權「藥水洞蘇維埃政權」。
1931年3月，由於地主拒絕實行地方政府發布的「四六」「三七」減租法令，日本警察和東北軍也企圖鎮壓群眾，東滿特委號召農民舉行「秋收」鬥爭。延吉縣老頭溝附近在中共的帶領下圍攻地主莊園，將糧倉里囤積的糧食分發給佃農，打響了「秋收」鬥爭的第一槍。之後，「秋收」鬥爭在延邊地區擴散開來。雖然「秋收」鬥爭遭到日本警察和東北軍的鎮壓，但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延吉縣署在群眾的壓力下被迫同意實行減租法令。1932年春，延邊朝鮮族農民與各族農民一道在東滿特委的領導下，又掀起了「春荒」鬥爭，並發動群眾清算「日本走狗」，奪取武器，組織了十餘個游擊隊、別動隊或突擊隊。「秋收」和「春荒」鬥爭使日占滿洲基層政權基本癱瘓，許多親日地主紛紛逃到城鎮。中共領導的暴動群眾控制了延吉縣、和龍縣、汪清縣、琿春縣和煙筒砬子等下的多個區。。
1931年9月20日，在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中共滿洲省委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武力占領滿洲告全滿朝鮮工人、農民、學生及勞苦群眾書》，號召朝鮮族與其它民族一起舉行罷工、罷市、罷課、武裝起來打擊共同的日本侵略者。各地的朝鮮族積極響應號召從日本人手中奪取武器，成立抗日游擊隊和游擊根據地，開展武裝鬥爭。1932年，日本人為確立其在東北的殖民統治，開始在東北地區對抗日游擊隊進行「大掃蕩」，「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個」。1932年，僅在延邊就有4000餘名群眾被殺害。1932年春到1933年，日軍對延吉縣海蘭區進行了94次「討伐」，製造「海蘭江大血案」，殺害1700多名革命者和無辜群眾。1931年，李紅光在中共磐石中心縣委的帶領下成立由7名朝鮮族人組成的赤衛隊。次年6月，成立東北地區最早的抗日武裝隊伍之一的「磐石工農義勇軍」，隊員人數擴大到30多人，絕大多數為朝鮮族。1933年9月18日，磐石工農義勇軍聯合海龍游擊隊成立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師，李紅光擔任參謀長。1934年4月1日，李紅光在南滿地區籌建了抗日聯軍總指揮部，抗日隊伍擴大到4000餘人。東北抗日聯軍的11個軍都有朝鮮族戰士，其中第一、二、三、七軍朝鮮族戰士的人數占到一半。在長達14年的抗日鬥爭中，東北抗日聯軍共斃敵183700人。

三年內戰時期（1946-1949年）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時，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朝鮮人數目為216萬餘人，其中大約70萬人在抗日戰爭勝利後返回了朝鮮半島。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兩黨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東北地區展開了角逐。1945年8月31日，國民政府在重慶成立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1947年4月7日改稱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並按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準備從蘇軍手中接管東北地區。由於當時中華民國國軍遠在大西南來不及運兵到東北，因此採取空運行政人員的方式接管東北。1947年，東北地區的朝鮮人數量減少到140萬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解放區，居住在收復區的朝鮮人不足10萬。國民政府外交部規定：「對定住于吉東延吉一帶之韓人，應視同中國人民，確認其為中國國籍，由東北行轅擬定根本辦法，呈報核定。」1947年8月18日，東北行轅頒布《東北韓僑居留證領發辦法》。到10月，在國民政府控制的11個縣市中，領取居留證的朝鮮人只有9896戶，34713人。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當時已經實際控制了長江以北地區，隔斷了國民黨與東北的陸路聯繫。日本投降後，共產黨迅速派兵到東北搶先占領東北。與此同時，東北抗聯第88旅在周保中、張壽籛的帶領下從蘇聯回到東北，協作蘇軍維護秩序。根據遠東蘇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的指示，抗聯在十幾個地區的50座城市擔任蘇軍駐各城市的衛戍副司令職務。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以彭真為書記的東北中央局。1946年1月1日，延邊專員公署副專員董昆一宣布，根據延邊民主政府的規定，「願意加入中國國籍的韓國人可以入籍，可以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這樣朝族可以成為中華民族中的一個少數民族。」
抗日戰爭勝利初期，許多遠離城市的朝鮮人聚居區由於蘇軍部署人力不足，處在無政府狀態的白色恐怖中，由滿洲國時期警察、憲兵、地主武裝、土匪、地痞無賴等構成的「政治土匪」對朝鮮人進行了殘忍的迫害。特別是1945年11月，中華民國政府軍隊進入東北至1946年5月蘇聯撤軍的半年中，東北地區的朝鮮人遭到空前的災難。1945年8月11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下令讓以武亭司令為首的華北朝鮮義勇軍進入東北「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及朝鮮境內作戰，解放朝鮮人民」。9月6日，朝鮮義勇軍進駐瀋陽。11月7日，武亭宣布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除派70餘名幹部返回朝鮮外，大部分朝鮮義勇軍留在東北剿匪，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廣泛發動東北韓人，擴編隊伍為解放東北做準備。東北地區的朝鮮人成立了朝鮮獨立同盟南滿工作委員會、朝鮮獨立同盟北滿特別委員會、延邊人民民主大同盟等民主團體，成為中共在東北解放地區建設民主政權的骨幹力量。
1946年，國民政府借偽敵之名開始扣押或沒收在華韓僑財產並遣返韓僑。不過，當年春季又擬定了《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韓僑事務處工作計劃》，指出「鑑於東北韓僑與經濟之重要性，嚴密組織，予以善意之協助，使其安居樂業，服從法律，以恢復中韓兩民族固有之友誼，並增加生產」，並對「被害農民予以適當之救濟」。同年，國民政府為減少因朝鮮農民棄田帶來的經濟損失，還對朝鮮農民開展了勸農和農貸政策。期間，金九也利用與蔣介石的親密關係，致信國民政府強調韓中關係。1947年2月，國民政府開始調整對東北韓僑的政策，出台《東北韓僑產業處理辦法》，對扣押的非日偽財產予以返還。1947年7月起，國民政府對那些願意繼續留在東北的朝鮮人，經審核後有條件地發放居民證，保障其合法地位。同年12月，國民政府遣送了第一批共2483名韓僑，由於國共內戰第二次遣返計劃未能實現。
與國民政府的僑民政策形成對比，中國共產黨自1927年10月在哈爾濱成立滿洲臨時省委開始就始終將東北地區的朝鮮人視為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之一，認為他們「同中國其它民族人民一樣受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軍閥的壓迫，是反帝、反封建鬥爭中主要的依靠和團結對象之一」。1928年7月，中共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將東北韓人正式列為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九一八事變後，中朝人民在共同抗日的背景下關係更為緊密，東北地區的朝鮮人在中共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對東北地區朝鮮人的國籍問題採取了自願的原則，為朝鮮族提供最大限度的選擇餘地和考慮時間。1946年3月，東北局發出《關於處理日偽土地的指示》，開展反奸清算鬥爭，拉開了解放區土地革命的序幕。朝鮮農民也召開大規模的群眾大會，清算親日派敗類，分得土地。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在解放區掀起更為廣泛的土地革命運動。通過土地改革，朝鮮農民和其它民族的農民一起，分得土地，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經濟地位大為改觀。
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東北解放區有6.3萬朝鮮族青年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10餘萬參加了地方武裝組織，幾十萬人組成擔架隊和運輸隊支援前線。第四野戰軍的164師、166師和156師都是以朝鮮族將士為主。這些部隊在參加了解放長春、四平的戰鬥和遼瀋戰役之後，又轉戰到中國南部，一直打到海南島，為中共建國作出了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朝鮮族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總人口110萬，其中延邊朝鮮族人數占到朝鮮族總人口的47.6%。1949年9月，時任中共延邊地委書記兼延邊公署專員朱德海作為10名少數民族代表之一，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朝鮮族參與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建立。同年10月1日，朱德海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1950年韓戰爆發後，朝鮮族響應中共號召，報名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同年12月15日，延邊首批1400多名朝鮮族青年開赴朝鮮前線。朝鮮族志願軍憑藉語言優勢，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解決了戰場上的諸多難題。後方的朝鮮族居民也為支援前線捐贈物資。延吉縣抗美援朝分會還發起捐獻兩架「延吉號」飛機的活動，延邊地區捐款高達38.3億元東北幣，相當於6.5架戰鬥機的價值。韓戰期間，中朝人員流動加大，中國去朝鮮的主要是解放軍四野的朝鮮族部隊、中國地方政府組織援助朝鮮的幹部、醫生、司機。戰後有的定居朝鮮，有的返回中國。朝鮮來中國的，有吉林休整和重組的人民軍部隊，疏散到東北的朝鮮幹部及其家屬和大批難民。軍人在戰爭期間又回到朝鮮作戰，而逃難到中國的朝鮮人，很多人後來就留在了中國。
1952年9月3日，延邊朝鮮族自治區正式成立。朱德海出任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7月20日，延邊召開了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1955年4月，中共吉林省委和省政府根據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有關規定，經國務院批准將延邊朝鮮族自治區改為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朱德海被選舉為州長。1958年5月29日，國務院第七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撤銷長白縣建制，設立長白朝鮮族自治縣》的決定。1959年中國饑荒，朝鮮族大量越界赴朝鮮，加入朝鮮國籍。這種趨勢一直延續到1960年代初。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少數民族幹部政策遭到了全面否定。朝鮮族幹部也受到了衝擊和迫害，許多朝鮮族幹部離開了領導崗位。「修正主義特務案」、「叛國暴亂案」、「朱德海案」等一大批冤假錯案使朝鮮族幹部身心受到摧殘。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隨著中共少數民族幹部政策的恢復，一大批朝鮮族老幹部重新返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
1985年4月24日，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自治條例》。同年7月31日，該條例獲得吉林省第六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批准後被公布實施。條例分為7章75條，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朝鮮族和延邊各族人民在延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社會發展方面自主自治的權利和各項政策措施。這是中國頒布實施的首個自治條例，在中國民族區域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1994年9月、1999年9月，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兩次被國務院命名為「民族團結進步模範自治州」。延邊是全國首個獲此殊榮的自治州。
中韓建交後，許多中國朝鮮族以各種方式移居韓國。由於中國朝鮮族持中國護照，韓國政府在法律上將中國朝鮮族視為在韓中國公民。1999年，在韓中國朝鮮族就韓國《在外同胞法》提起違憲訴訟。韓國憲法法院受理了訴訟，並於2001年作出裁決。2004年2月，韓國國會根據韓國憲法法院的裁決，通過了《在外同胞法》修正案，將「在外同胞」的定義修改為「建國前起移居到國外者」，將中國朝鮮族和俄羅斯高麗人在法律上正式納入為「在外同胞」，與在韓國建國後移居美國、日本等韓國同胞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包括給予入境者2-4年的「在外同胞簽證（F4簽證）」，給予逗留30天以上者類似居民身份證的「居住證」，給予逗留90天以上者醫療保險、就業和經商的國民待遇等。修訂後《在外同胞法》對中國的民族政策產生負面影響。中國政府曾通過外交渠道向韓國政府表達對此的關切。修改後的《在外同胞法》，並沒有被完全執行，在執行上還有很多限制。

教育

朝鮮族很重視教育，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素有「教育之鄉」的美譽。早在1950年代，朝鮮族就普及了中小學教育，「只要有朝鮮族村莊，就有學校。」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結果，朝鮮族每萬人接受大學教育的人數為381名（全國平均水平為每萬人122名），每萬人中碩士、博士的數量為17名（全國平均水平為8名）。
早在1949年在延吉就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少數民族綜合大學——延邊大學（國家重點，211工程院校）。現時在中國的朝鮮族，已形成從幼兒園到中學、大學教育，從師資培養到教材出版、教育研究等完整的教育體系。

體育

1950年端午節，遼寧省在瀋陽市舉辦了首屆朝鮮族運動會。1951年，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吉林省延邊分會正式成立。1955年11月，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體育運動委員會在延邊成立。1986年5月，國家體委決定將鞦韆等四項朝鮮族傳統體育正式納入全國少數民族體育運動會的比賽項目，跳板被列為表演項目。
朝鮮族在足球比賽中有著很好的成績。1955年春，吉林省組建了全部由朝鮮族選手組成的吉林省足球隊。1960年代，延邊是國家體委全國足球運動16個重點地區之一。以朝鮮族青年為主的吉林省隊在1965年獲得了中國足球協會甲級聯賽冠軍。自1994年開始參加全國職業聯賽以來，延邊足球隊一直躍身全國甲行列，1997年獲得全國甲級聯賽第四名，「足協杯」比賽第三名。延邊男女青少年足球隊在全國比賽中已獲得幾十次的冠軍。
1963年，羅致煥在日本世界速滑錦標賽上獲得過1500米項目的金牌，成為中國首位速滑世界冠軍。1995年，短道速滑選手張冬香先後打破亞洲紀錄、世界大學運動會紀錄和洲界紀錄（接力），獲3金3銀成為延邊歷史上的首位世界冠軍。
延邊在拳擊、摔跤、跆拳道、排球、田徑等許多體育比賽項目中都有不俗的成績。至1999年，在國際比賽中共獲得8金8銀，在全國比賽中共獲得139次冠軍、143次亞軍和192次季軍，2次打破全國紀錄。朝鮮族圍棋手朴文垚和宋容慧分別是中國棋院職業圍棋九段和五段棋手。

文學

1951年1月，延邊文藝研究會在延吉成立。1953年1月，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後成立了延邊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出版機關刊物《延邊文藝》，後於1956年8月成立中國作家協會延邊分會，出版發行文學月刊《阿里郎》。
建國後到文革前的這一時期，湧現出了大批回憶歷史、謳歌現實生活的詩歌。有影響的作品包括抒情詩《母親與嬰兒》（1956年，李旭）、《田埂石》（1956年，金哲）、《未寫的理由》（1955年，尹光洙）、《獄中之歌》（1962年，金太甲）等。這一時期的小說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說《新型的村莊》（1950年，金昌傑）和《沙漠上的遭遇》（1959年，朴泰河）；中篇小說《繁榮》（1955年，金學鐵）、《海蘭江啊，你說吧》（1954年，金學鐵）、《老虎》（1960年，李根全）；長篇小說《老虎崖》（1962年，李根全）。其中《海蘭江啊，你說吧》和《老虎崖》對朝鮮族文學歷史題材的開拓和中長篇小說的興起，起到了先導的作用，堪稱朝鮮族小說里程碑作品。
文化大革命時期，朝鮮族文學陷入停滯狀態，1977年以後，開始恢復。1978年10月，中國作家協會延邊分會恢復。朝鮮族文學開始進入繁榮發展期。朝鮮族詩壇出現了許多思想性和藝術性較高的作品，包括《致屈死的詩人》（1979年，宋貞煥）、《我就是我》（1985年，石華）、《奶奶》（1986年，南永前）、長篇敘事詩《長白山啊，你說》（1979年，金成輝）、《埋在那山坡的日子》（趙成男）、《我的告白》（石華）等。隨著詩歌創作的繁榮，詩集也開始湧現，先後出來了《詩選集》（1979年）、《七色彩韻》（1984年）。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朝鮮族作家的小說大多是反映文革給人們身心帶來巨大痛苦的「傷痕文學」，代表作包括《我成了冤魂》（1979年，朴千洙）、《告密機制》（1987年，金學鐵）等。之後，文學作品的題材開始豐富化，出現了李根全的《苦難的年代》（1982年）、金學鐵的《激情時代》（1986年）等優秀作品。1990年代，出現了金學鐵的自傳小說《最後的分隊長》和長篇小說《20世紀的神話》，李元吉的長篇小說《純情》和崔洪日的長篇小說《淚水浸濕的圖們江》等。

藝術

20世紀50年代，朝鮮族藝術家通過改造傳統的溪琴，製作了「延邊琴」。通過借鑑國外五人唱的演唱形式，創作了男女五人對唱《回到山溝的中學生》、《荒山變了樣》，將表演和敘事融於演唱。改革開放後，朝鮮族音樂家廣泛吸取各國音樂之長，創作了許多有時代氣息的作品。其中，張千一的創作的交響樂《北方森林》獲得1981年全國交響樂新作比賽一等獎。崔三明和有「中國搖滾教父」之稱的崔健都是音樂界的佼佼者。
1951年，趙得賢創作的舞劇《為了永遠的和平與幸福》為朝鮮族情節舞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之後，他創作了第一個情節舞《弓舞》。同年朝鮮族音樂家金正平將朝鮮童謠《半月》翻譯成漢語《小白船》。這首童謠隨後很快在北京的中小學中流行開來，並被編入中國的音樂課本。1950年代，《農樂舞》成為朝鮮族民族舞蹈的代表作。改革開放後，朝鮮族舞蹈家製作了《頂水舞》、《霧》等新作品。大型舞劇《春香傳》和歌劇《阿里郎》分別獲得中國專業舞台藝術政府最高獎「文華獎」。朝鮮族舞蹈家金星是中國現代舞的早期開拓者。
1990年，延邊歌舞團創作、表演的歌劇《阿里郎》榮獲中華杯全國歌劇比賽一等獎。2009年，中國朝鮮族農樂舞入選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是中國首個申遺成功的舞蹈類項目。2013年，大型唱劇《沈清傳》，獲得第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戲劇金獎。歌舞《放歌長白山》獲第十四屆文華優秀劇目獎，舞蹈《盛世長鼓》獲第十六屆群星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