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

背景

二戰以後，支持共產主義的勢力在香港開始活動，例如成立工會及組織工聯會等。
1950年代，隨著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取得政權，大批未有前往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南下香港活動，大量中國共產黨的政工人員也進入香港活動，造成香港左右兩派對立。左派即指香港親共人士，右派為香港親國民黨人士。香港政府同時壓制左右兩派，「兩派」均有不少人員被香港政府以「不受歡迎人物」名義遞解出境。
步入1960年代，港英政府貪污橫行，底層民眾生活困難；加上全球政治環境的影響（去殖民化），以及港英高層和香港基層華人市民缺乏溝通，導致市民對政府的怨氣加深。1966年4月由於天星小輪的船票加價，引發九龍出現天星小輪加價騷動，惟當時左派未介入，左派亦在報章撰文支持港府平亂。
1966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負責港澳事務的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但同年12月3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澳葡政府最後接受澳門左派的要求，更一度提出即時交還澳門。香港左派分子到澳門祝賀，同時學習澳門左派的鬥爭經驗。在月中時，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被紅衞兵奪權、批鬥，香港左派分子接受新的指示，開始推動更激烈的鬥爭方式。

暴動前的「政治工潮」

受澳門左派「一二·三事件」成功所影響，香港左派亦於1967年初藉勞資糾紛，製造多場「政治工潮」，企圖支配工廠之內部行政。

港九的士風潮

1967年4月，多間的士公司均有左派司機發動怠工，威脅公司恢復聘用全數被開除的左派工人。其中港島「中央的士」及「上海的士」兩間受左派司機怠工影響，宣布結業，並將車輛售予沒有怠工的非左派司機。在4月19日《工商日報》及《新生晚報》記者於灣仔景隆街中央的士車廠門外採訪時，一度遭左派人士包圍、恫嚇及強搶菲林。事後香港報業公會發表聲明，對兩名記者遭受恫嚇一事，表示至感遺憾，期間多份左派報章對香港報業公會之聲明表示抗議。
另外，九龍中央的士亦受左派工人怠工影響，左派要求資方復用一名於1月被解僱的左派司機，後勞資雙方代表在勞工處調解下，資方同意復用該名司機，並要求遵守五項協議，包括準時上班等基本要求。惟該名司機自4月27日復工不到一星期，於5月1日單方面向資方推翻協議，資方在別無選擇之下，宣布於5月5日結業及賣車。

人造花廠工潮

1967年4月，位於新蒲崗大有街的香港人造花廠分廠發生勞資糾紛。當時工廠頒布極為嚴苛的規定，包括損壞生產機器的工人不會發放工資、廠方不允許工人請假等。勞資雙方談判不果，廠方更在4月28日以「生意收縮」為由解僱92名包括勞方代表的工人，並關閉分廠的射出機部。
工潮在5月4日開始升級，部分工人強行入廠要求資方談判，左派工會介入，煽動工人在廠外張貼大字報及毛主席語錄。警察訓練分遣隊到場戒備，封鎖附近道路，有工人甚至阻止廠方出貨。5月6日，約150名工人在廠外集會，抗議資方解僱，並要求與資方談判，下午4時許廠方再度被在場工人阻止出貨，管工與示威工人發生肢體衝突，警方調停不果，局面更趨混亂，防暴隊採取行動，逮捕17名工人，過程中亦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傷。事後，左派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主席馮金水與兩名代表（梁乃發、林貴容）到黃大仙警署交涉，因被警方認出曾參與騷亂而被捕。事件中共有21名工人及左派工會人員被捕，警方落案控以非法集會、非法毆打及恐嚇孔標罪名。
該21人於5月8日被解往北九龍裁判署提堂，其中一人（鄭馬運）於庭上認罪，判罰港幣100元，其餘20人（彭輝、鄧洪、梁乃發、曾儉、賴漢林、鄒松勝、黃業都、王庚寧、蕭劍輝、羅振宏、林貴容、鍾玉芳、古玉琴、麥明、游火運、張金亮、李勝、歐陽進強、馮金水、吳炳明）否認控罪。
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在5月7日晚上，舉行控訴大會，控訴事件是警方「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同日下午，港九工會聯合會派出理事長楊光和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主席郭添海等人會見警務處處長提出「嚴重抗議」，警方代表因「案件進入司法程序」而不予回應，而報章《大公報》社論開始將事件政治化。其後，親北京的報刊以「港英政府行為迫害民族，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為名，鼓動「香港市民上街對抗」。
5月11日，香港工聯會和各行業工會派員前往新蒲崗人造塑膠料花廠慰問罷工的工人，工人囤駐在新蒲崗街道與警員發生流血衝突，警方派出由620多人組成的防暴隊以木製子彈開槍鎮壓，工人則以石頭和玻璃瓶襲擊警員。警方於12日到黃大仙徙置區搜捕暴動者，在警方與群眾衝突期間，一名在第26座二樓的13歲少年陳永祥遭硬物擊中死亡（左派稱於黃大仙徙置區第26座外被防暴隊打死；亦有說指是被群眾石塊擊中。死因庭於同年10月裁定死於「橫禍」。）。鑑於事態嚴重，政府宣布當晚9時半起在東九龍實施宵禁，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並隨時候命。工聯會在5月12日召開緊急理事會議，宣布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同日事件持續，警方在中午在東頭邨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暴動至5月13日蔓延至黃大仙東頭徙置區和土瓜灣，大批群眾在街上聚集，放火燒車及黃大仙徙置區職員宿舍，又進入新區辦事處和學校製造事端。當局出動大批英軍和員警訓練分遣隊鎮壓，又將宵禁時間提前至傍晚18時開始，局勢至5月14日才稍為平息。
5月16日，南九龍裁判署開審「5.6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非法集會案，及至5月17日續審當日，20名被告未依時到庭受審，被法庭下令通緝。部分被告於「6.23塑膠工會暴動」當日被捕。
5月18日，位於西環的總廠接受射出機部工友申請復工。

鬥委會成立及宣傳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在5月15日清晨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爵士，遞交外交部的抗議聲明，把騷亂事件定性為「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又指「港英當局利用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對中國居民和工人進行迫害」，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府接受工人和居民的正當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項條件。當日，有紅衛兵到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示威，《人民日報》亦發表題為「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的評論員文章，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立場。
港督戴麟趾爵士在15日及18日兩度發表聲明，強調「維持和平與秩序，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最懇切的願望」，港府將盡力促使本港恢復安寧。英國政府在18日亦發表聲明，強調警方行動已保持克制，將全力支持港府履行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
北京支持的消息對左派產生鼓舞，《文匯報》、《大公報》等報章廣泛報道，左派陣營更在16日於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員有104人，而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委員，通過對「港英政府法西斯迫害」的抗議書。同日，在大陸政府組織下，北京40萬群眾遊行至英國駐華代辦處，而大陸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遊行前曾指示外交部，表明遊行隊伍須格守「不衝、不進、不砸」。
5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舉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鬥爭的十萬人大會。以總理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出席大會。由於副總理兼外長陳毅正在受批判，所以由副總理兼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謝富治發表講話。除了譴責港英當局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聲明中的幾條要求外，他又宣布，「香港同胞學習，宣傳，運用和捍衛毛澤東思想是他們絕對的、神聖的、不侵犯的權利。香港英國當局沒有任何權利干預。」
鬥委會在成立翌日，楊光、費彝民等17名鬥委會代表到港督府，要求向港督戴麟趾爵士呈交「反對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議書」被抗諸門外，眾人在港督府門外揮動《毛主席語錄》及高呼口號。同日，香港政府成立由副輔政司韓美洵（其後改由姬達出任）領導的宣傳委員會，專責發布新聞、製作短片、引導輿論、地區組織等政治宣傳工作，其他成員包括霍德、楊啟彥、麥理覺等。
20日，港督府一度成為集體抗議示威的主要目標。港府重申要維持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請願人數，抗議行動於是轉到中環花園道和皇后像廣場一帶。港九各地陸續有集會和示威，參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學生及其他群眾，期間拱北行政府新聞處舊址（今長江集團大樓）播放歐西流行曲去鎮壓示威者。21日，暴動蔓延至中環並進一步惡化，警察訓練分遣隊發射催淚彈鎮壓。22日，中區的騷亂更加嚴重，示威者與警員發生流血衝突，167人被捕。暴動的工人及學生以左派報館、銀行、國貨公司、學校等為據點，出動示威，襲擊警員及行駛中的公共運輸。防暴警察到場以催淚彈驅散後，示威群眾即迅速撤回據點，讓警員疲於奔命，當局最後要在香港島區實施宵禁，是香港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次宵禁。23日起，巴士、電車、煤氣公司、天星小輪等亦開始出現定時罷工，參與罷工的左派工人均獲左派工會發放鬥爭經費，作為生活津貼。

罷市，七名反英示威工人死難

同年6月3日及10日，《人民日報》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社論。
6月6日，大埔十七村青少年及學生成立鬥委會。澳門一群和字頭三合會成員發表公開信，號召洪門兄弟團結同胞抗暴。
6月7日晚，天星小輪，油蔴地小輪和九龍倉三個機構的工人，聯合舉行「反迫害鬥爭大會」。同日廣州100,000人集會聲討港英當局，海口，佛山等地也爆發群眾遊行。
6月8日，防暴隊進入工務局屬下的電器機械廠鎮壓示威的工人。424個工人被捕，工人徐田波被捕後在警署拘留期間被死亡，十二條肋骨斷裂，事後死因聆訊裁定他死於意外。當日下午，防暴隊又到中華煤氣場，驅散示威工人，逮捕60名工人，工人黎松和曾明遇難。次日大公報發表社論，《暴行再升級了，抗暴也要再升級！》。同日香港政府搜查左派據點銀都戲院。6月10日，政府機構與英資企業一萬多人加入罷工的隊伍。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午夜發電報給戴麟趾爵士，為近日港府的一連串血腥鎮壓，提「最嚴重抗議」。
6月11日接鄰大陸邊境的沙頭角舉行「反英抗暴示威」，群眾包圍警署，解放軍及民兵高度警戒。6月12日香港700艘漁船，共6,000漁民乘船到鹽田，參加深圳沙頭角之聲討大會。6月13日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發表談話，指中國人民有權居住香港，可以自由回國，但絕不容許當局以莫須有罪名將香港同胞遞解出境。同日兩萬漁民海上反暴遊行。防暴隊搜捕太古船塢職工宿舍，拘捕6名工人，事後通緝7人。
6月15日銀都戲院被吊銷執照。6月18日，大陸試爆第一顆氫彈，香港左派大受鼓舞。6月19日維園維多利亞女皇像被潑漆油、塗標語。
6月22日，香港十家大專學院成立「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大專學生們在自己的學院裡散發傳單與標語。在英皇和皇仁兩著名的官立英文書院，也先後出現許多傳單和標語。同日左派工人各界為徐田波等三名遇難工人組成治喪委員會，要求港府交出三位工人的遺體。
6月23日晚，軍警到港九樹膠塑料業總工會拘捕70餘人，工人鄭自強襲擊兩名探員，期間被探員開槍自衛射殺。工人鄒松勝和羅進苟在被捕後送院治理期間死亡。次日的6月24日，左派工會發放鬥爭費，收買工人，發動「聯合大罷工」，約60,000名工人響應。政府及公共運輸工具公司以強硬手段對付罷工，將曠工僱員即時解僱。而不參與罷工的工友，往往會遭到左派機構恐嚇，甚至襲擊。同日尚比亞共和國總統卡翁達在北京舉行的答謝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宴會上發言表示：「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的愛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民，而絕不取決於一小撮英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一切支援，直至勝利為止。」
6月24日，沙頭角聯鄉會委員會為徐田波、黎松及曾明三名工人開追悼會，期間有左派分子及鄉民包圍警署，燒毀一輛裝甲車，防暴隊進入鎮壓，其後聯鄉會部份委員（溫果行、李文有、吳帆等）潛入中國境內，逃避警方追緝。
6月26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就23日警方搜捕樹膠工會、24日在沙頭角鎮壓左派向英方提出抗議。同日因威迫工人參與罷工而被逮捕的卲氏工人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時，已奄奄一息，無法站立，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事後三名警務人員被捕。
6月27日，左派學校罷課一天。6月29日，左派發動聯合大罷市，副食品價格一度上漲。銅鑼灣的中國國貨公司，掛出遇難工人徐田波、黎松、曾明等黑白的大頭照面向路人。
6月28日，廣州海陸空三軍和群眾八萬人集會，聲稱準備給予香港同胞一切支援。
6月29日，6位遇難工人的家屬舉行記者招待會，向香港政府提出五項要求：「一、必須在一個星期內公布烈士死因；二、撥出永久墳場把烈士們安葬於同一個墳場內，並建築紀念碑；三、不得阻撓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為烈士舉行葬禮的要求；四、交出並嚴懲殺人兇手；五、賠償一切損失。烈士家屬在會上指責港英當局不敢公布死因並企圖毀屍滅跡阻撓家屬領取烈士遺體進行安葬。」同日，寶安縣集會遊行抗議香港政府。
7月2日，罷市停止。

沙頭角槍戰

7月8日上午10時，約300名中共民兵持輕重武器由中英街非法越境進入香港邊境禁區，並且包圍沙頭角警崗、集會示威，同時向警崗擲石及使用漁炮攻擊，警方首先以催淚彈及木彈驅散，然而未果。10時30分，當中約100名民兵使用機槍（或是衝鋒槍）攻擊警崗，雙方因而爆發槍戰。其後被困警務人員子彈用盡，請求支援（對象包括駐守在1哩半外的駐港英軍）。由於救護車輛無法進入現場，各區均派遣一輛高馬型裝甲貨車趕赴現場，惟未進入現場時，輪胎均已經被民兵射穿，無法前進。駐港英軍抵達現場時，5名香港警務人員均已經殉職，12名警務人員在鎮壓時亦告受傷；中國方面則有1名民兵死亡、8名民兵受傷。事發後，後遣駐港英軍駕駛裝甲車進入現場，有關部門又調派踞喀兵接替警察在沙頭角駐守，香港政府於同日下午6時宣布在沙頭角實施宵禁，來往新界上水至沙頭角的九龍巴士20線（即後來的九龍巴士78K線）縮短服務至軍地。同年8月11日，香港政府宣布香港邊境禁區全面封閉。
此時香港出現傳言指北京準備收回香港，中英雙方互相抗議。

反英示威工人街頭被射殺和土製炸彈襲擊

7月初後，衝突不斷升級，左派工人街頭多次襲擊警務人員，香港警察開槍還擊，射殺任職搬運工人的鄭浙波、馬烈於，麥志華，何楓，余秀文等暴徒多人。7月16日，港九油漆總工會會員蔡南，朱日基被港英警察槍殺後，以斗委會、油漆工會為首，左派的行動進一步升級，開始以罐頭罐製造土製炸彈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來製造燃燒彈襲擊警署，並以鏹水（鹽酸和硝酸的混合物）從高處襲擊經過的警車及公共運輸，左派學校的實驗室成為土製炸彈的製作工場。港府則對左派還擊，首次出動英軍搜查左派工會。之後陸續派軍警搜查各左派「據點」，使用緊急法例權力，拘捕及關押部份工人運動領袖，將他們拘押在摩星嶺白屋的政治部囚室，部分人之後被遞解出境。7月12日，香港政府同時於港九兩地同時實施宵禁，是暴亂爆發兩個多月來的第一次。同日下午五時，大埔鄉事會會所首次發生土製炸彈爆炸。
8月4日，政府出動訪港英軍航空母艦上的直昇機從天台降落，上下夾攻左派在北角的據點、位於英皇道與糖水道交界、大型國貨公司華豐國貨所在的僑冠大廈。競技神號航空母艦派出軍用直升機降落至僑冠大廈天台，軍警進入大廈逐家逐戶搜捕左派暴徒，主要目標之一為A座24樓4號室的學友社。當日英軍派出之直升機亦曾試圖降落至新都城大廈和明園大廈天台，惟該兩廈天台面積不足以讓直升機降落，軍警遂游繩而下。大搜捕之翌日，位於僑冠大廈之華豐國貨公司竟能照常營業。警隊在大廈內除搜出各式炸彈武器外，還發現有設備完善、包括有手術室的「戰地醫院」。警方在行動中拘捕漢華中學校長、「各界鬥委會」副主任委員黃建立及數名華豐工人，而培僑中學校長吳康民因在三號晚離開僑冠躲過被捕。警方撤走後，北角的左派青年學生集合於華豐國貨公司前面示威抗議港府「搗亂民居」。在這次示威中，掩護青年學生的工人們，開始用假炸彈封鎖要道阻攔軍警，為九月的真假炸彈陣埋下伏線。
8月9日，根據緊急法令，警隊封閉多間左派學校及發出煽動性言論的報社，包括《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8月15日，警察逮捕五名記者，其中2人為新華社記者，另外三人是《文匯報》與《大公報》記者。同日警察逮捕長城電影公司的影星傅奇和石慧夫婦，因他們在5月間曾經參加九龍英資青洲水泥廠外工人罷工的「慰問團」，以及參加港督府抗議示威，涉及當前暴動而被關入摩星嶺集中營。
暴徒為阻礙警察行動在街頭擺放地雷陣，在港九各處鬧市放置真假炸彈。炸彈上多數以大字寫有「同胞勿近」，電車、巴士、街道上都有發現。炸彈襲擊除了擾亂市民生活，導致人心惶惶外，更造成無辜死傷。一名7歲女童及其兩歲弟弟在北角被一包裝成禮物的土製炸彈炸死。負責拆除炸彈的警隊爆炸品處理課及英軍拆彈專家亦有死傷。

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

8月19日中國政府將駐北京路透社記者格雷軟禁，報復香港判新華社記者薛平坐監，後來港督戴麟趾爵士將當時刑期最長的大公報記者黃澤的刑期由1971年2月減到去1969年12月，而當黃澤在12月2日放出之後兩日，北京才放返格雷。
8月20日下午中國外交部提議向英國政府提出限時照會，要求香港政府48小時內取消對三家香港報紙的出版禁令，釋放19名被關押的駐港記者，否則一切後果由英國政府負責，並在報紙上公布。8月22日下午48小時時間到，英國駐北京代辦處被紅衞兵放火燒毀，駐華代辦被紅衛兵毆打，並強迫其給毛澤東像下跪，被其拒絕。
英國駐華代辦處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當我們從地下室來到院子裡時，院子裡已有近5000人。有人抓住我的頭髮拖，揪住領帶勒，用手中拿著的東西朝我們打來。不一會兒，我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辦處的人不僅受到唾罵、挨踢，還被強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後來警察干預，將我們撤離代辦處大院。在向外走時，還有人不斷撕扯我們的衣服。」。
8月23日凌晨，周恩來總理緊急召見外事口造反派組織代表，強烈譴責這次違法行為，後來在1971年3月2日接見新任英國代辦譚森時就這次事件向英方正式道歉。之後幾天，中國駐英代辦處也受到英方的報復，中國使館人員和英國警察發生肢體衝突，有的還舉著毛主席語錄，幾名外交官受傷，期間還有英國的中國支持者前來支持中國使館。1971年中國外交部出資為英國代辦處修復房屋工程峻工
。

警員杜雄光殉職

1967年10月13日晚，左派人士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78至180號（現在的華懋世紀廣場）馬路中心放置炸彈，警員杜雄光和見習督察史丹頓於晚上7時許前往現場處理，期間有10餘名市民從樓宇步出，警察即喝令他們離開現場，其間炸彈突然爆炸，杜雄光當場被炸至重傷，被送院後不治；另在現場的史丹頓及警目葉金有亦同被炸傷。同日亦有一名乘搭電車的中學生於灣仔被投擲炸彈炸死。
杜雄光遺體於10月18日出殯，安葬於沙田大圍穀寮墳場。
1968年1月，死因裁判法庭裁定杜雄光「死於被一名或多名身份不詳人士謀殺」。

高級督察麥基雲殉職

1967年11月5日，高級督察麥基雲駕駛機車途經銅鑼灣怡和街時發現一可疑物體，當他把該可疑物體移走時，該物體突然爆炸，麥基雲當場被炸死，手腳亦遭炸斷。

荔枝角道炸彈襲擊

1967年11月8日晚，太子道近荔枝角道交界發生騷動，其間有人投擲炸彈襲擊警車，警方防暴隊開槍，當場擊斃兩名激進人士，其中一人手上仍握著炸彈（另有說法指該兩名激進人士遭自炸身亡），同時拘捕一名於馬路渠邊放置炸彈之人士（羅水欣）。
就在警方把羅水欣押上警車之際，該枚炸彈突然爆炸，導致至39人受傷，包括7名輔警，其中3名傷者（張雲、周雲英、文圖業）後來傷重不治，另有一名在二樓家中做功課的兒童遭炸盲右眼。
該事件造成5人死亡，包括遭警方擊斃的兩名左派分子和三名遭炸死的市民。涉嫌放置炸彈的羅水欣後被控三項謀殺罪，高等法院於翌年2月29日裁定三項誤殺罪名成立，判處羅水欣入獄12年。

石硤尾殺警案

1967年11月28日下午四時許，警員薛振鴻與另一名同袍於石硤尾一帶巡邏，期間薛曾於巴域街近石硤尾新區第七座處稍作停留，此時突有三名激進分子出現，薛振鴻遭激進分子從後襲擊，激進分子先把薛按在地上，然後以三角銼等利器向薛亂刺，激進分子於行動後數分鐘逃去無蹤，並搶走薛之配槍及六發子彈，薛倒臥於血泊之中，其左脅仍插有一把三角銼，送院後證實死亡。

錦田殺警案

1967年12月9日，警員李觀生與另一名同袍在錦田警崗附近一帶巡邏，在距警崗30米祠堂村口華昌米酒莊處遭兩名左派人士搶奪佩槍，左派人士向李連轟兩槍，李負傷步回警崗，撥打直線電話報警，後於警崗內失救傷重死亡。
警方及政治部連日行動中共拘捕30多名左派分子，懷疑與案件有關，包括疑兇羅倫、左派打石工會主席兼鬥委會成員劉三、鍾德及前警員蘇長壽等，被捕人士當中，有不少均與一左派武裝組織「新界戰鬥行動組」有關。
至於另一名疑兇何祥（又名何樹祥），警方相信該人為黑社會成員，與8月份尖沙咀一宗金鋪劫案有關，並於此宗殺警案中搶走警槍，案發後一直在逃，據說何祥在潛逃大陸期間，自行把兩把從死者及另一名警員手中奪得之警槍交予當地的武裝組織，使警方無法尋回有關失槍。
至1971年9月22日，何祥於爆竊上水滙豐銀行分行期間失手，其後在八鄉一間木屋被捕。最高法院於同年12月判處何祥死刑，至翌年3月獲港督麥理浩發落，改為25年有期徒刑。

部分工人死亡細節

大部分死難工人都被港英當局於和合石墳場安葬，直到1973年才被當年的暴動參與者重新合葬於一處金塔區。總共有16名死難工人被合葬：徐田波、黎松、鄧自強、鄒松勝、羅進苟、李安、何楓、鄭浙波、馬烈、章集、盧漢彬、蔡惠南、余秀文、麥志華、蘇全及何瑞祺

機械部工人徐田波死亡

防暴隊數百人在工務局機械部工人舉行抗議大會時衝入，發射催淚彈鎮壓，拘捕四百工人，6人被起訴，工人徐田波被捕後死於黃大仙警署，12條肋骨被打斷，死因庭裁定徐田波「死於意外」政府發言人聲稱，徐田波於翌日凌晨仍然「看來良好」，至有病態表現時，看守警員召警方醫生到場檢查，後返魂乏術，其遺體於9日下午送抵九龍公眾殮房，又稱徐田波的死亡將會被左派「歪曲和利用」。而左派陣營則認定徐田波是於黃大仙警署羈留期間，遭警察活活打死的，徐田波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合葬於和合石墳場。

中華煤氣公司黎松、曾明遇難

防暴隊在中華煤氣公司，從屋頂發射木彈、催淚彈然後衝入廠房，並拘捕數十人，工人黎松、曾明遇難。按左派媒體說法，警方搜捕期間，黎松被警察開槍射中，後跌落煤氣鼓隔氣水池內死亡；但按照親英《工商日報》說法，黎松和曾明因拒絕收受左派利益參與騷動，而被左派分子打死的。死因庭裁定黎松「死於橫禍，中煤氣毒窒息身亡」。後合葬於和合石墳場。

膠業工會事件鄧自強、鄒松勝及羅進苟遇難

6月23日4名警察走近位於旺角廣東道的膠業工會樓下，撕下大字報及標語，此時突有廿餘名左派工人從樓上跑下，以手持的鐵枝、木棍及玻璃瓶等襲擊探員，警察隨即拔槍連響20多發，兩名工人中彈，其中一人鄧自強送院後不治。膠業工會隨後遭到逾百名防暴隊搜捕，在附近樓宇發射催淚彈。開動水龍頭對付催淚彈，到晚上9時45分攻入打傷工人及拘捕。2名洋警官亦重傷。警方拘捕了56人，期間鄒松勝及羅進苟於送院後死亡，傳有家屬在前往認屍時，都看到死者遍體傷痕，慘不忍睹。

邵氏工人李安遇難

1967年6月24日，警方於清水灣邵氏片場把王煜森和李安拘捕，兩人被送往黃大仙警署拘留，王、李兩人於6月26日被解往北九龍裁判署受審，李被控以藏有煽動性標語，內容大意為「邵氏資方與美英帝國主義聯合對付中國同胞，顯露其政治陰謀，為提出強烈抗議，邵氏片場……停工一天」，警方稱李於「受審期間突然暈倒，於送院期間不治」。左派稱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時，已無法站立，結果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左派稱由法庭送院期間，右腎爆裂，傷重死亡。在李安死後，有三名警務人員（張錦賢、陳文清、張英奇）隨後被捕，各人被控以謀殺李安及傷害王煜森身體，三警被裁定誤殺罪名成立，分別被判入獄八年及六年。不過翌年1月上訴得直，當庭釋放。李安本人亦與徐田波等被左派陣營視為「烈士」，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合葬於和合石墳場。

九塢勞聯工會書記何楓

7月14日警察攻入紅磡寶其利街的九塢勞聯工會，衝突中書記何楓被打死，後下葬於和合石墳場。死者頭部有槍傷，子彈貫穿兩側太陽穴，遺體曾被解剖。

紗廠工人余秀文，冷氣學徒熊興澤被當街槍殺

7月16日紗廠工人余秀文行經荃灣沙咀道，被駐港英軍警用密集的卡賓槍掃射，子彈穿過頭部，重傷垂危，後經同胞送往荃灣工人醫療所，搶救無效死亡。同時，英軍又在荃灣眾安街向一座樓宇的天台開槍，把一名示威者打死。
16日晚，「防暴隊」向示威群眾開槍射擊，一名青年熊興澤當場被擊中，送醫院後不治身死。西區裁判署於同年11月裁定死於「橫禍」。

搬運工人鄭浙波、馬烈遇害

7月9日傍晚，福建中學15歲學生許自朗於西環校舍門外派發文匯報及大公報出版的聯合號外，期間遭到防暴隊的拘捕、毆打，數名搬運工人見狀即上前干涉，發生衝突，有人以鐵鉤襲擊警員，在外圍的防暴隊向搬運工人開槍，其中鄭浙波及馬烈身中多槍，傷重死亡。事件中亦有一名警察林寶華殉職，另有一名搬運工人被捕。鄭浙波遇難後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合葬於和合石墳場。西區裁判署於同年11月19日就鄭浙波及馬烈之死因展開研訊，至11月23日審結，裁定死於「合法槍殺」。李鴻發，搬運工人，被捕時43歲，六七暴動期間於西環福建中學門外的騷動事件中被捕，被判入獄四年半。1970年9月27日獲釋殉職的林寶華警員編號編號9424，鄭浙波和馬烈被射殺後，最初報導於西區被左派群眾以鐵鉤刺死，但驗屍期間在身上發現彈孔，死因庭證實林為流彈所殺。，裁定死於橫禍，按《香港左派鬥爭史》書中說法，林寶華的真正死因是被同僚槍擊，是港英心戰室的手段之一。

東頭村示威何瑞祺遇害

8月29日，東頭村示威期間，衝突中機器工人何瑞祺被警察開槍射死，死因庭於同年10月裁定死於「合法槍殺」。

工人章集死亡

因參與罷工被解僱的工人章集，於8月30日與一群左派暴徒在深水埗街頭放置真假炸彈，後遭「防暴隊」槍傷，章集隨後被捕。在醫院留醫期間因肺炎在9月3日死亡，當局至9月5日方通知其家人到殮房認屍。

國慶煙花事件盧漢彬遇難

10月1日，港府禁放煙花及鞭炮，左派人士決定沖擊該法令。有中國貨輪停泊在西環燃放煙花市民圍觀。警方出動船隻及直升機包圍中國貨輪；岸上則有數百防暴隊，衝突中開槍殺輪船起落工人盧漢彬、拘八十餘人，其遺體於10月4日運往和合石墳場下葬，至1973年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遷葬至一個金塔段內。西區裁判署於翌年2月15日就盧漢彬之死因展開研訊，裁定「死於橫禍」。

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主席鄧全

鄧全於入獄生病，至12月20日被送往瑪麗醫院治理，延至12月29日凌晨不治，其葬禮於1970年1月3日舉行，遺體安葬於柴灣華人墳場。據1970年1月2日《大公報》刊載的一篇特稿指，鄧全曾於11月中於監獄醫院接受預防霍亂注射，由於當時一枝針咀會為獄方在多名囚犯身上使用，而當時院內有十多名黃疸病人，致鄧全感染黃疸病，因獄方未能妥善提供治療而歿。

影響

根據統計，六七暴動造成最少51人死亡，當中包括11名警務人員，一名駐港英軍拆彈專家及一名消防員，幾十名工人死難。包括200名警務人員在內的802人受傷，1936人被檢控。暴動期間共發現8,074個懷疑炸彈，以及1,167個真炸彈。
暴動期間同時造成經濟損失，使部分市民變賣財產離開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輪移民潮，許多生意人遠走南洋。而李嘉誠、郭得勝、李兆基、鄭裕彤都在地產領域開始低位買入。李嘉誠在香港北角購地興建一座12層的工業大廈，起名「長江大廈」。鄭裕彤聯同其好友楊志雲等逆勢大量購入地產物業。經過此次投資的積累，使他們變成了香港地產界的「四大天王」。
香港殖民地政府研究六六、六七兩次暴動成因後，察覺到有需要適量調整過時的管治策略。政府透過主動關心及改善一般市民民生，減少社會不公平現象，同時緩和市民不安情緒及與政府的對立。政府在暴動結束後一年，即1968年已著手修改勞工法例，大幅加強對勞工的保障。為改善與市民在地區層面上的溝通，進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包括於1968年成立民政處（即今日的民政事務總署），此外香港也在同年直接成立鄰舍輔導會和公益金等組織。暴動亦間接催生香港在1970年代在教育、醫療、廉政、房屋等等各方面的改革。同時政府發現青少年空閒時間缺乏可供參與的活動而被左派招攬，於是決定大量增加文娛康樂活動。暴動後的1969年12月開始舉辦的香港節，就是當中的一個重要節目，藉以加強青年對香港的向心力。此外，漁農處（現漁農自然護理署）也在1968年7月開設林務營以解決青少年問題。
此事件迫使當時的市民在中國大陸政府和香港之間作選擇，結果當時的大多數市民認同殖民地政府，並一度「前所未有地視自己為一個特殊群體的成員——香港人」。左派在此事件的失敗，助長香港人的反共和本土意識，香港的親共勢力減弱，導致香港回歸後的反中情緒強烈，加劇中港矛盾。
由於六七暴動期間，不少公共巴士路線被迫暫停服務，部份更沒有重投服務，引致不少9座位載客白牌車應運而生，獲准到市區載客，最終致使殖民地政府認為白牌車可以輔助公共運輸不足，促成1969年將白牌車合法化，成為今日的公共小巴，座位限制由9座位提升至14座位，1988年更增至16座位，2017年再增加至19座位，對香港公共運輸的發展帶來正面影響。
香港警隊在事件中的忠誠及勇敢表現備受讚賞，1969年獲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賜予皇家封號，自此稱為「皇家香港警察」直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
六七暴動後，香港政府決定發展本土化，在語言部份獨尊廣東話，使得原本在香港流行的各種方言逐漸沒落（包括上海話、潮州話、客家話等），廣東話也逐漸取代了國語，成為香港主流語言。
到現在每逢談到過激行為或選舉的時候，親共左派政團和社團當指責間中會被民主派會反指責他們於六十年代放炸彈、殺害林彬的往事（例如2013年大埔區議會會議討論佔中議題，泛民主派議員批評六七暴動，斥責左派當年的「恐怖主義」行為才是破壞香港法治）。

評價

曾任左派報紙大公報副編輯的羅孚1982年被指控為間諜，在京軟禁10年後返回香港，在1993年3月15日《當代月刊》，撰寫《為香港式文革致歉》的文章，就表明「自我反省」。晚年坦言對自己的文宣感到悔恨：「四十多年來我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被認為是第一個願意為激烈行為道歉的人士。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囚犯編號：28504）曾於六七暴動期間被控放置煽動性標語而入獄，在2014年首度開腔談及事件，強調自己當年僅僅是在學校派發反對殖民地主義傳單，反問道：「這何犯罪之有？」
撰寫《香港左派鬥爭史》作者周奕在60年代就出任香港文匯報記者，07年出席鳳凰台何亮亮主持的《時事亮亮點》時談到，香港左派捲入這場鬥爭的盈千上萬。事件一開始，香港警察槍殺十三歲理髮學徒陳廣生，繼而在警署內打死徐田波、羅進苟、鄒松勝、李安等人。何亮亮認為被壓迫的受害人暴力反抗今天遭受到譴責，而對「港英長期的法西斯暴戾行動」反而沒有人提及，歷史的歪曲莫此為甚。
1978年，中國國務院華僑事務辦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開港澳工作會議。會議重申中央對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同時其稱：「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
2015年5月，當年的六七暴動領導人楊光逝世之後，吳康民在香港明報撰文回顧暴動事件，關於暴動的本質，他認為是「在內地『文化大革命』運動瀰漫全國的時候，香港的北京派出機構新華社領導人，既為表功響應中央號召，又為了自保，居然利用一塲勞資糾紛，加上不少勞工階層對港英的老殖民主義的統治手法不滿，遂煽動起這一場所謂『反英抗暴』的大風暴。」但實際上，「『反英抗暴』根本違反了中央自解放以後的對香港的政策」，而「由香港新華社一手包辦成立的『鬥委會』，既然標榜為『香港各界同胞』，當然也要顯示出『工人階級領導』。於是楊光作為香港左派工聯會的理事長，理所當然地被推為主任。其實，楊光『一切聽指揮』，自己並無決策權。事無大小，都得聽新華社的。而且事實上鬥委成立不久，楊光就已成香港政府監視以至追捕對象。他率眾到總督府示威以後，就只能躲進中國銀行（舊址）大廈頂樓，作為『寓公』達數月之久。」至於當時導致傷亡、破壞的各種暴力行動，吳康民指出：「……放真假炸彈，以至炸死北角無辜小童，暗殺在電台上叫囂反共的廣播員林彬……都不是楊光作出的決定。也許執行者是某些工聯會的屬員，但指揮行動的都另有其人。楊光當時只是一面空頭旗幟，甚至可說是個傀儡，並未參與實際工作。」
金庸曾對池田大作說：「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對中國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只要能長期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這其中香港所發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貢獻之重要，是無可估量的。由於這些實際的考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現狀，才對中國有用，既然有用，就長期而充分的利用之。這個政策一直不變。」、「『反英抗暴鬥爭』，組織左派群眾，和香港的英國政府正面衝突，衝擊港督府，與警察打鬥，到處放置炸彈。英國出動正規軍反擊，雙方都有死傷，還累及不少無辜市民，一時局面十分惡劣。幸得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制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左派暴動才漸漸平息。其後這場動亂的組織者與發動者據說受到了黨內的批評，有些人還受到處分懲罰，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農場和礦山中勞動改造。經過了這次教訓後，『不得破壞香港現狀』的政策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更加得到重視，這個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現狀的維持對國家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也即是對全黨有利，對香港廣大中國同胞有利。」

六七回望

2013年資深傳媒創作人黎文卓出任監製製作紀錄片《六七回望》。其認為在港英統治下，事件被貼上「一面倒」的負面標籤，拍攝此片是希望道出歷史真相。當年香港社會毫無福利，亦無勞工保障，工人最後忍無可忍發起爭取權益的工潮，同時不可否認事件也受到同期內地爆發「文革」影響，事件最終變成一場本港左派與右派、中英政府角力的事件。港英當局對工人爭取合法權利的行動，先採取暴力手段鎮壓，打死打傷工人，才有工人以暴易暴的所謂動亂。這些政治運動的參與者禍及三代，不能做公務員。事件不可能以單一角度、非黑即白的方式去定論。

嘗試取消港英政府審判的努力

六七工運中幾千人被捕，大多因留有案底而不能任公職。而當時香港警察有用緊急條例濫捕的傾向，很多人無辜入獄。曾因「六七事件」而入獄的曾宇雄（囚犯編號：29241），當年遭警員搜查他們的書包，其稱書包除書本外，並無其他用品。當時其香島中學學校一共51名學生及1名女教師放學，被警方引用緊急法例，罪名是非法集會，因為他們「超過三個人」，後逮捕起訴其被判刑一年。這樣的刑事紀錄影響其一生還影響下一代其兒子也無法投身香港警隊。其和當時一起的獄友入獄45周年之際，向特首辦示威請願，要求特首梁振英重新審視案件，取消其刑事紀錄。
曾經於六七暴動期間被拘捕及入獄的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曾向群（囚犯編號：28228），曾去信董建華及曾蔭權，要求為六七事件平反，惟兩人均以「司法獨立」為由而拒絕，亦表示不可能將當年的少年犯定性為政治犯。

大紫荊勳章授予楊光

19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宣布頒發大紫荊勳章予當時左派負責策劃事件的人物，工聯會前會長楊光，被認為是對當年事件的一種肯定，引起全港社會各界譁然。除楊光外，於1997年至1999年間獲勳的莊世平、吳康民及李澤添，亦為六七暴動期間的鬥委會委員。據吳康民透露，在1998年的入選名單中，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有意把吳氏從名單中剔出，後被董建華補回。

修改警隊歷史介紹

2015年9月，有高登討論區網友發現警察官方網站介紹警隊歷史部份，其中有關左派暴動部份遭刪改，包括刪走「左派」、「鬥爭委員會」、「毛語錄」、「恐怖主義」、「紅色肥貓」、「共產黨民兵」等詞，後被傳媒廣泛報導。其後，《蘋果日報》發現，在警隊博物館沒有展出六七暴動期間，警方從左派陣營繳獲的攻擊性武器、煽動性傳單，以及拆除的土製炸彈等展品。

六七暴動50周年

2017年5月7日，六七動力研究社及工聯會逾百人到粉嶺和合石舉行公祭，拜祭參與暴動的死者。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亦有出席，他稱呼當年參加者為英雄，「希望社會可以還原六七歷史真相」。他早前在兩會已向中央提出「平反六七暴動」，認為建議受中央「相當重視」

中學歷史課程內容

教育局於2017年就初中中史科課程內容展開公眾諮詢，當局表示不採納將六七暴動列入課程的建議，期間副秘書長康陳翠華以「雞毛蒜皮」形容有關歷史，而局長楊潤雄亦稱事件「重要性較低」。

檔案解密

蘋果日報查閱英國解密檔案與香港前途研究計劃成員提供文件，5月22日港督戴麟趾向英國電報告急，指示威者口號含「殺死戴麟趾」，群眾慫恿警察叛變。7月中國民兵越境槍戰，廣州解放軍一度想攻入香港；13日「炸彈浪潮」開始。24日英國內閣部長級會議討論香港情況，出席者包括聯邦事務大臣Herbert Bowden及國防大臣Denis Healey等。認為解放軍攻港，駐港英軍必敗，將嚴重影響英國在東南亞的地位，所以要預先阻止中國出兵，在香港設置一個類似英在新加坡設置、用以對抗印尼的小型核武要令中國相信英方將會繼續留在香港，而且已得到美國支援，不過美英沒有相關協議，核武提議不了了之。英國姿態強硬，私下無意死守。英方評估若中國強行奪港，理論上可商討移交安排，但怕中共外交失去理性，英國讓步會遭中國羞辱，寧願不作談判，必要時直接緊急撤離。解放軍若攻港，英軍最多支撐48小時。9月，英國制訂撤離計劃書，駐港英軍及其家人約3萬人、英國及大英國協非華裔公民3.1萬人、外國公民1.45萬人，另有190萬華人擁有或有權要求大英國協公民權，理論上英方有責任保護他們。不過緊急撤離時，只能帶走約2000人，以情報人員及容易遭中共報復的人優先。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註冊，進行工作，由港澳工委領導。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中，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的女兒吳輝整理其遺物時發現1966年5月4日吳接見港澳工人觀禮團的只發予外辦港澳組、廣東省委組織部四處及全總有關領導的絕密講話，開頭指「香港群眾迫切要求解放，觀光團成員也有這種感情」；但吳轉述中央的反對意見，要長期利用，從世界革命出發，香港越遲解放越好。若收回，只是多了一個「黃埔或青島」，「從香港得外匯不是我們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面向世界。……如果收回來，便關了門，沒用。」「甚至香港要比台灣解放得晚，甚至要等整個東南亞一起解放。」「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甚至中美開戰，也不要想解放香港：「想多了，不安心，對工作不利。」
程翔說，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組奪了周恩來的外交系統權力，改變港澳政策，讓左派挑事，並非左派聲稱的自發愛國反殖。香港左派「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不要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斗他一場不要緊。」周恩來問毛澤東收回香港是否有意，毛澤東說沒有，周恩來便藉此叫停。
中國大陸對天星小輪加價暴動看法負面，故左派不參與，《大公報》和《文匯報》強烈譴責破壞秩序。六七暴動卻強調反帝反殖反壓迫，香港左派是受內地影響。左派在1967年8月從中國內地運送8400把甘蔗刀被吳荻舟攔截，吳因此被造反派以「叛徒」、「特務」「假黨員」等罪名軟禁下放勞動。
鄧小平時代出現變化，「一國兩制」收回香港給台灣作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