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簡稱西路軍，指1936年10月由中國工農紅軍紅四方面軍主力2.18萬人，占當時紅軍總數的五分之二，遵照中共中央的決議，西渡黃河作戰，希望占領甘肅和寧夏，但是因為中共中央戰略意圖在隨後屢屢變更，使西路軍進退失據。加之指揮失誤，裝備落後，沒有群眾基礎等原因，5個月後西路軍大部分被馬家軍殲滅。
西征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控制陝甘寧同河西走廊連結蘇聯的陸地生命線，打通蘇聯軍援的西北通道，但因西路軍孤軍作戰，沒有後援而最終以失敗告終。西路軍的失敗在中共黨內有重大影響，張國燾及其支持者的勢力受到重創，張國燾也完全被排擠出領導核心，次年即從延安出走，與中共決裂。

起因

1935年8月4日，中共在毛兒蓋以南的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決議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國反動統治及帝國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區，在地理上又接近蘇聯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這更造成蘇維埃與紅軍發展的有利條件。」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肅省迭部縣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作了《關於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後戰略方針的報告》，他認為應該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陝北，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創建根據地，再向東發展。11月，由莫斯科回到陝北的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向中共轉達了史達林的指示：不反對中國紅軍主力從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蘇聯。
1936年1月下旬，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與中共代表李克農在洛川秘密會談，毛澤東電告李克農：「彼方如誠意抗日反蔣，則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4月9日晚，周恩來秘密潛入延安（當時由東北軍控制），與張學良會談。4月下旬，張學良對中共聯絡員劉鼎表示：再等半年，只要蘇聯方面能接納他抗日的主張，願意援助，而蔣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蔣翻臉。5月-6月，中共對未來西北戰略作了計劃：打通蘇聯，從而獲得援助，聯合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組成「西北國防政府」，大本營設於蘭州，張學良任政府主席、抗日聯軍總司令。
按照計劃，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占寧夏；紅四方面軍進青海，西拒馬步芳，配合西北軍占河西走廊；紅二方面軍居中策應東北軍控制甘肅。7月24日，張學良與潘漢年談判，要求紅軍開始實施打通蘇聯。1936年6月1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聯合反蔣，爆發兩廣事變，蔣介石調鎮守西北的胡宗南主力往湖南。中共致電共產國際，希望迅速獲得蘇聯武器裝備，以實施西渡黃河計劃。共產國際電報回復，同意紅軍占領寧夏、甘西，但不同意其進入新疆，援助先經由寧夏提供。
8月，紅二、紅四方面軍抵達甘南。8月底，蔣介石和平解決兩廣事變。胡宗南部隊再次北上，組織通渭會戰。10月上旬末，張學良將會戰計劃密告中共，並提議紅軍及早進行寧夏戰役，控制河西，從而打通蘇聯。於是毛澤東提前實施寧夏作戰計劃，紅二、四方面軍北上陝甘，與紅一方面軍先取寧夏，後取甘西，後來的三大主力會寧會師目的即是實現此計劃。

渡河

10月11日，中共中央與中央軍委下達了《十月份作戰綱領》，「四方面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於攻擊中衛與定遠營之渡河點，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號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三個方面軍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委，依照中共中央與軍委的決定統一指揮。李先念領導的紅30軍接受了造船渡河的任務。
10月16日，蔣介石下達進剿令。10月18日，第三路軍總司令朱紹良發布《剿匪計劃綱要》，以國軍第1軍、37軍、3軍分兵進攻。10月19日，中共軍委電令：「三十軍渡河以至少備足十個船開始渡為宜，恐船過少，載兵不多，不能一舉成功。」10月20日，朱德、張國燾率紅軍總部離會寧赴打拉池，行前交代，前線作戰事宜由徐向前和陳昌浩負責。10月22日，蔣介石坐鎮西安督戰，徐向前率方面軍總部離會寧抵甘溝驛指揮作戰。同日，國軍占領會寧。10月23日晚，30軍在從紅咀子渡口初渡黃河失敗。10月24日晚，30軍於靖遠以南40里處的河抱口成功渡河，並突破馬家軍的河防陣地。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在打拉池得知渡河成功後，即致電中共中央軍委和徐向前、陳昌浩：「鉗制西蘭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務已大體完成，三十軍渡河成功，開闢了執行之(新)任務的第一步勝利。」「根據中央軍委前次關於戰略方針指示，我三個方面軍在這一期間以占領寧夏地區，擴大甘北地區和盡力鞏固陝甘寧赤區，以及維持和擴大西蘭大道以北廣大活動地區，吸引胡、毛、王、關諸敵於西蘭大路一帶，接通遠方，爭取抗日統一戰線的公開形成為戰鬥目的。」
10月26日凌晨，中共中央軍委同意9軍渡河，電文稱：「三十軍、九軍過河後，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並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27日晨，9軍及紅四方面軍總部渡河完成。10月29日，中央軍委同意31軍渡河，但因彭德懷建議，30 日軍委又改變命令，令31軍掉頭赴麻春堡。而負責警戒的紅一方面軍紅5軍，由於關麟征師向靖遠進發，於是朱德、張國燾令其渡河。由此，紅四方面軍的30軍、9軍、紅一方面軍的5軍一共2.18萬人在河西，與河東的紅軍分割開來，而渡河的這些部隊僅帶三四天的乾糧。河西走廊人煙稀少，且缺乏飲用水源。渡江紅軍在無援的情況下只能北進一條山，開始孤軍征程。

結局

徐向前、陳昌浩返回陝北向黨中央匯報情況，陳昌浩更聲稱要回陝北跟中央鬥爭。徐向前一個人沿著祁連山晝夜兼程，在平涼，徐向前遇到了由劉伯承、張浩率領的援西軍的前哨——耿飆的部隊，順利地回到了延安。在保存下來的紅四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後，徐向前擔任了副師長，成為八路軍中的一員重要將領。而陳昌浩回了老家，1937年6月輾轉來到武漢，抗戰爆發後才回到延安。
西路軍餘部分成三個支隊，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組成的西路軍工作委員會領導下轉入祁連山區打游擊。其中兩個支隊大部分損失，由李先念率領的左支隊歷盡艱險，於4月底到達新疆東大門星星峽。在星星峽期間，西路軍餘部配合盛世才消滅了哈密的姚爾博斯部。西路軍餘部437人到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後，改稱「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他們學習汽車、裝甲車、炮兵、無線電、航空、騎兵、軍醫和情報等技術。為培養抗戰人才，「新兵營」成為訓練抗日軍事幹部的重要基地；新四軍彭雪楓部騎兵團團長周純麟就曾在西域「新兵營」學習騎兵。1937年12月，李先念、李卓然等高級幹部返回延安，部隊交中共中央代表鄧發管理。李先念回延安後，一度被降為營級幹部，後經毛澤東安排到新四軍開闢鄂豫邊根據地。1940年2月，新兵營大部人員返回延安。
西路軍二萬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滅。其中七千多人陣亡，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後五千六百多人被殺，回到家鄉者二千多人，經營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由於兵力損失慘重，1937年3月張國燾遭到批判，張國燾被免除紅軍總政委一職，改任邊區副主席，後投靠國民政府；二號人物陳昌浩被閒置，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牢固樹立。

評價和爭議

毛澤東在1936年12月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說：「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1951年出版的經毛澤東本人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針對這段文字的注釋為：「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後，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1年11月22日，陳雲同李先念談起西路軍問題，指出：「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 1991年6月，經中共中央批准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發行，新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對西路軍的注釋這樣寫道：「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後，由於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並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於同年10月到達甘肅會寧。10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４個月，殲敵2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1937年3月失敗。」
2004年，由蘭州西路軍研究會編纂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洪學智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長時期，西路軍由於被當作是『張國燾路線』的犧牲品，其史實及研究都被視為『禁區』，塵封了半個世紀，倖存者大多命運坎坷，備受壓抑和屈辱，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