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

早年經歷

趙紫陽生於河南滑縣桑村鄉趙莊。父親趙廷賓，字良鄉，又名秋喜，家中殷實，有良田數十畝，是當地有名的地主，但平日樂善好施，得村民愛戴；他與髮妻劉氏得一子，取名趙修業。1927年趙進入位於桑村鄉的縣立第十七小學讀書。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學的一間簡陋的教室裡宣誓加入中國共青團（其介紹人就是校長楊慶然和兩位教員胡敬一、聶真三，三人均為中共地下黨員）。後由於中共準備的夏季滑縣暴動和其他起義遭鎮壓，地下黨組織解散，趙修業與組織失去聯繫。趙修業在準備這次暴動時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還對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發給農民和賣掉，其費用獻給黨組織，引起父親趙廷賓的不悅，但是他還是成功說服了他的父親。
1932年秋天，趙父送趙修業到縣立第一小學讀書。1933年夏天，趙成功考取開封的省立初級中學（今開封高中），中學時期，他成績優異，多次獲得校方頒發的獎學金。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運動爆發，趙修業與同學參加了聲援北平學生的活動，當時還是初中生的他參加了開封高中學生發動的臥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停止進行內戰，出兵抗日。1936年，趙修業考入武昌高級中學。在武漢，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趙紫陽。

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狀態。時年十八歲，正在武漢讀書的趙紫陽因戰爭輟學，返回家鄉組成抗日團體，1938年2月趙紫陽再次與中共組織取得聯繫，之後被中共派往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同年5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學成回到滑縣，年僅20歲的他被中共委任為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大量發展黨員。1939年春，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紫陽改任縣委書記，擁有不小的地盤和地方武裝。
1939年，在趙紫陽的策動下，他的老同學、原中國國民黨籍的滑縣縣長陳曙輝率軍投靠中國共產黨，宣布脫離國民黨領導，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改編。此一大膽且成功的舉動使趙紫陽更受上級重視。同年6月，趙紫陽上調成為中共豫北地委宣傳部長，他也因此認識了宣傳部的幹部梁伯琪，兩人之後結為連理。1940年6月，任中共晉豫魯冀邊區第二地委（後改為第六地委）書記，1943年改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四地委宣傳部部長，當時日軍正展開大規模的掃蕩行動，中共的根據地大幅減少，趙紫陽親率邊區第四軍分區第二十一團部隊開辟新根據地，殲滅日軍一個營，同年7月，趙紫陽在滑縣開展僱佃貧農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調動了地主和農民的積極性，其滑縣建設的經驗受到鄧小平等人的讚賞。至抗戰勝利時，趙紫陽已經成為中共黨內頗具名氣的中層領導人。

國共內戰時期

1945年8月後，中共中央任命他為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冀魯豫軍區第四地委書記兼第四軍分區政治委員。同年春天，中央局書記鄧小平在山東冠縣舉行的土地改革問題的座談會上特別肯定趙紫陽在滑縣的土改經驗，並將趙紫陽的經驗推廣到中央局的所有轄區，趙紫陽也因此在當時被稱爲「土地問題專家」。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國的「解放區」開展大規模土地改革，已經創造出滑縣成功的農民運動經驗的趙紫陽再次受到重視。鄧小平對身邊的人說「將來我們解放了，像小趙這樣的同志都是黨的寶貝。」劉鄧大軍攻克滑縣之後，滑縣、衛南成為解放軍的重要後方。趙紫陽再一次回到滑縣，主持徹底的土改運動，他堅持在土改中支持農民，對地主，根據罪惡的輕重施行文鬥、武鬥、反省三種形式輕重有別的懲罰。趙紫陽的父親趙廷賓在這次土改期間，因財產流失導致情緒受刺激，肺心病發作去世。
1947年秋，趙紫陽率地方部隊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分區副政治委員。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中共最終在桐柏山站住腳跟。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區黨委和桐柏軍區，司令員王宏坤，政治委員劉志堅，趙紫陽任軍區副政委和兼任桐柏區黨委副書記，趙紫陽主要負責土改工作和組織人事工作。1948年7月他在平氏會議上宣布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亂沒收，有步驟地對已分土地的地區進行復查調查工作。1949年3月，為適應渡江作戰，桐柏軍區撤銷，趙紫陽改任中共南陽地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

廣東時期

1949年10月後，趙紫陽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等職。1950年，擔任河南省南陽地區地委書記。1951年4月，他辭去南陽地委書記的職務，南調廣東，成為「南下幹部」的一員，協助陶鑄等領導廣東的土地改革工作。1965年，趙紫陽任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同時增補的中南局書記還有李一清和金明），趙紫陽從未當過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1966年接替陶鑄為中南局第一書記。

土地改革

當時中共在全國建政後不久，即開展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廣東當時由葉劍英任省委書記兼人民政府主席，他的兩名主要下屬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們根據廣東獨特的社會和歷史現實，主張「寧慢勿亂」，頒布了《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對廣東土改實行較溫和的手段路線，給大多數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過分清算。趙紫陽抵達廣州之後，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共華南分局秘書長；1951年5月被增選為中共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方方。而陶鑄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他們上任後，對廣東的「溫情主義」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滿，加上當時的地方幹部和南下幹部的矛盾尖銳，南下幹部受到地方幹部的排斥，他們打算仿效北方放手進行「疾風暴雨式」土改的意願也受到阻撓。陶、趙於是向中央寫了關於廣東土改的報告書，認為於廣東土改落後和幹部不純。
1952年，毛澤東向廣東發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的土改政策。毛澤東的指示使廣東的政局形勢發生逆轉，葉劍英和方方都被批評而作了檢查，他們被調離了廣東，古大存的職權也被架空。陶鑄升任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主持全面工作；趙紫陽稍後也升為華南分局副書記，兼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主持土改工作，當時趙紫陽作為陶鑄的助手，從嚴從緊執行土改政策，親自批核了許多土改的決策。在當時極左的氛圍中，根據中央意見，陶鑄開展了整頓幹部隊伍和「反地方主義」的運動，造成一系列冤假錯案。

合作化運動

1953年4月葉劍英上調武漢時宣布廣東全省的土改工作勝利完成，農村的工作任務進入全力發展生產的階段。當時的趙紫陽剛剛接管農業事務，他馬上發出穩定生產關係，扭轉農村混亂的局面，保護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較顯著。不過同年11月，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隨即放棄保護私有的政策，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數量指標式的合作化運動使廣東各地農村出現了屠宰牲畜、砍伐樹木、變賣生產工具等情況，令生產遭到破壞。趙紫陽對此反復強調合作化的過程中要著重於農民的互利、生產的提高，注意循序漸進。但是毛澤東卻撰文讚揚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批判右傾保守的路線，提出不少冒進的設想。鑒於毛澤東的權威，合作化運動按照其指示發展，中共中央最終在1956年秋宣布勝利。在合作化運動期間，趙紫陽的思想即開始發生轉變，這種轉變是受其上司陶鑄的影響而來的；陶鑄在那幾年的工作中，逐漸認識到原來的極左政策的錯誤和禍害，向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溫和路線靠攏。陶鑄的轉變促成了趙紫陽的思想轉變，陶鑄對他的思想影響一直持續到陶鑄逝世。

反右運動

1957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掀起反右運動，陶鑄因為職責不得不劃定一大批知識分子為右派；趙紫陽由於主管農業，可以不參與劃右派的工作。不過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下，陶鑄和趙紫陽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暗中保護了一批知識分子。他們發表文章宣傳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政府的重要任務應該是領導經濟建設，提高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等觀點。趙紫陽還親自製定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殊生活補助和醫療保健政策。

大躍進時期

從1953年開始，廣東省積極發展農業生產，開展農業增產運動，大力興修水利，開展農業技術改革，促進糧食增產。1955年秋收，潮安縣縣委稱潮安縣成為全國第一個水稻千斤豐產縣。在1958年中央糧食徵購指標提高的背景下，陶鑄堅信當年糧食大豐收，懷疑農村幹部隱瞞產量，陶鑄於1959年1月中旬到東莞調研後得出的結論為，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一管理的糧食和資金。與此同時，趙紫陽到雷南縣考察後認為雷南有瞞產問題，必須開展反瞞產運動。2月，趙上書毛澤東報告「反瞞產私分」的經驗，毛當即批示向全國推行，「反瞞產私分"事實上誤導了中央。在趙紫陽進一步了解真相後，如實向中央報告，建議政府停止「反瞞產」。但是，「反瞞產私分"造成的影響已經難以挽回。中央肯定了趙的報告，轉發各省，號召全黨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趙紫陽開始批判「共產風」、「浮誇風」，提出「按勞取酬」、「愛惜民力」、「不要愚公移山」的要求，強調按照客觀的條件和客觀的規律辦事，珍惜財力，不能單單依靠群眾熱情進行生產。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期間，廣東在全國範圍內算是較沉著穩定、死亡人數較少的省份。
1960年3月，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第三書記的趙紫陽來到南海縣一戶麥姓農家視察時，看到麥氏兩幼童兄弟為了舔一隻飯勺裏的飯汁而打架，他感觸良多。趙紫陽回到省委後，一開口就對陶鑄說：「舊社會中，中國國民黨把人民逼反，今天，難道共產黨也要把人民逼反麼？」同年年中，陶鑄兼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使廣東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趙紫陽負責，趙紫陽決心開始實施對各方面工作的整頓。為了恢復生產，發展經濟，趙紫陽經常下基層調研，了解基層情況，他不但與地、縣、市的領導座談，也到公社、大隊座談，聽取幹部和農民的意見、呼聲和要求，幫助解決困難，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聽到哪個地方有增產的消息，他必實地察看，以總結經驗。由於趙紫陽鼓勵幹部暢所欲言，當時佛山書記杜瑞芝、專員楊德元、張勳甫，順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瀝公社陳賢芳，中山縣委謝明仁，東莞縣委書記林若，汕頭書記劉俊傑，惠陽書記原魯、李富林等等，都樂意與趙紫陽談心，講真話。

省委書記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十二條」，稱要堅決反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上級的正式表態使趙紫陽終於可以放手整頓，於是他著力扭轉瀕於崩潰的廣東經濟。他表明不準刮「共產風」、搞平均主義，要重新找回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和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兩大優良作風。他對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已經產生懷疑，他在農業上大膽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實行獎罰制度，讓農民能夠自由生產，提高個體生產積極性。當時他向全省推廣清遠縣農民創造的「聯繫產量責任制」（與「包產到戶」模式大同小異），使廣東農村的生產得以恢復，並推行農民可保「自留地」和養小量家禽等「土地政策」，至1963年，廣東經濟形勢基本得到好轉。
在對外關係上，他在廣東採取較自主的對外政策，與劉鄧的「三和一少」相呼應，廣東的對外關係得到改善。如在粵港關係上，1961年2月，趙紫陽允許寶安縣的水庫向香港供水；隨後，粵港兩地又達成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協議，解決了香港的淡水供應問題。在1962年，廣東民眾為了擺脫饑荒而掀起大規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數千人衝過邊防線，中央下令廣東要將此事作為第一任務來抓。趙紫陽承受很大的壓力，不過他提出的對策則主要強調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讓群眾看到前途，跟群眾做好思想工作，講明群眾在香港很難立腳，不動武，不進行清算」。趙紫陽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贏得外界的好評。
1965年初，陶鑄專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不再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自然由趙紫陽正式繼承，46歲的趙紫陽也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上任不久，趙紫陽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意圖改變農村落後的面貌，在農村實現水利化、化學化、電氣化、機械化，引進國外先進的農場管理技術，但這些政策被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打亂。

主政四川

1975年初，鄧小平回家鄉四川考察，受文革負面效應影響，當時四川的狀況令鄧小平心寒，四川人民飽受飢餓之苦，經濟上瀕於崩潰，為改變四川面貌，鄧小平任命趙紫陽主政四川，10月趙紫陽成為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1月由四人幫掀起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開展，到1976年，鄧小平被打倒，趙紫陽也因此受到牽連，1976年2月14日，「四人幫」點名批評趙紫陽大搞復辟倒退，10月四人幫垮台，鄧小平東山再起，這為趙紫陽在四川順利開展工作奠定基礎。
在四川任職期間，趙紫陽全力投入恢復經濟，發展工農業生產。在農業問題上放寬政策，提倡發展多種經營，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休養生息。政策取得顯著成果，1977年相較於1976年，四川全省糧食總產量增長10%，1978年下半年，農村政策進一步放寬，將農民的自留地面積擴大至總耕地面積的15%左右，並支持農民包產到戶。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推廣，趙紫陽又率先在四川進行了全國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鄉政府的試點，為在全國範圍內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提供了經驗，他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遙相呼應，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並取得很好效果。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
趙紫陽在四川進行農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探索工業改革，他在工業上實施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方針和相配套的14項政策使試點企業真正成為主體，釋放了企業的活力，為促進工業發展，又出台了對新的社隊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三年內免徵所得稅，對政策性虧損的產品實行定額補貼等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積極促進了四川工業生產和商業流通服務的恢復和發展。試點企業的總產值、實現利潤、上繳利潤增長幅度均有顯著提高。

任總理和總書記

鄧小平在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將趙紫陽的「四川經驗」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的樣板，並於1977年，提拔趙紫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9年成為正式委員。趙紫陽於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3月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後，出任國務院總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耀邦下台之後，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於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代總書記，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正式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

推進改革

在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軍事上掌握大權的鄧小平、政治上主導平反冤案的胡耀邦、經濟上推行改革的趙紫陽，這三駕馬車順應歷史潮流，使百廢待興的中國總體上出現向好的發展勢頭。趙紫陽在價值觀上早已拋棄蘇聯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模式，在改革實踐中為市場化與私有化奠定基礎。在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趙紫陽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他促使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大膽引進並推動設立股票市場和期貨交易，他還親自主導加入關貿總協定（即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的總體設計，一步步引領中國從計劃經濟的困境邁向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坦途。西方觀察家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是歷史上最為開放的時期，許多對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鬆，允許知識分子自由表達。當時政治上雖然沒有完全實現民主，但在思想文化上充滿了民主氛圍。

經濟方針

趙紫陽在1980年3月17日出任新成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開始主導中國的經濟政策，擔任總理後更把自己在四川任職期間的經濟政策推向全國。他的經濟改革以簡政、放權和鬆綁為主導，在農村下放土地使用權和鄉鎮企業經營自主權。1980年，趙紫陽對各省施行財政包幹制度，使地方財政利益與市場化方向保持一致，從而形成抵制計劃經濟的力量，使反對市場化改革的政治勢力難以逆轉中國的經濟改革路徑。這一改革，多年來一直遭到兩股勢力的攻擊，一是主張恢復計劃經濟的政治勢力，另一股勢力是主張集權改革的知識分子。為引進外資、創造出口，他積極支持習仲勛、任仲夷等人在沿海省份建立的經濟特區。同時在城市進行企業改革，如1982年減稅讓利、1984年利改稅、1986年企業承包製和1988年股份制試驗。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中國的農業和工業生產在1980年代得以快速提升，農業產量、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外貿進出口總額等指數不斷增長。
1984年是中國進入全面改革的階段，從1984年第四季度起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現象，趙紫陽提出軟著陸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國經濟既獲得降溫，又沒有出現衰退。1985年初推出的價格雙軌制是中國經濟向價格市場化過渡的開始，趙紫陽指出價格不在市場中形成的話，企業就不會有競爭力。然而大部分國企還隻習慣聽從指令，對市場價格反映不靈，所以價格改革採取放調結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時放不了的先調，直至完全放開。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政策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中國政府希望恢復中華民國時期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中的席位，1986年1月10日，趙紫陽向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秘書長阿瑟·鄧克爾第一次公開表達了這一意向，趙紫陽說如果中國在關貿總協定的地位得以恢復，中國同關貿總協定成員國間的貿易往來將進一步擴大。1988年9月，在經濟學家張五常的安排下，趙紫陽與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北京會面。當年中國經濟再度過熱，主持經濟改革政策的趙紫陽面臨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雙重問題。5月經鄧小平首肯，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報告，提出用五年時間每年以一定價格上漲指數為代價，實現理順價格、解決工資不合理的問題，實現價格闖關。自改革以來物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7月中國物價上漲幅度以19.3%創下新高，8月價格闖關的消息正式發布後，全國出現了大範圍搶購併伴隨通貨膨脹。價格闖關雖然產生了負面效應，但最終實現了市場定價機制，計劃經濟下呆板劃一、缺乏彈性的政府定價機製成為歷史。價格闖關的負面效應成為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保守派勢力」攻擊趙紫陽領導的「改革派」的主要把柄，改革派因通貨膨脹受挫，倡導經濟緊縮、治理整頓的保守勢力再次崛起，保守派的政策令人民對改革開放的前景充滿疑慮。

政治發展

1980年代，儘管趙紫陽被國內的左派視為修正主義者，但他主張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國家政策的制定要聽取民意的方針卻受到國民的廣泛歡迎。趙紫陽對社會主義的定義跟中共黨內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趙紫陽認為政治改革是社會主義面臨的最大考驗。他相信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進入1980年代後期，趙紫陽和胡耀邦共同推進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選舉，政府更加透明化，國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員對自己的錯誤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等。趙和胡還進行大規模的肅貪行動，允許對中共高幹子女，特別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蔭下發展起來的子女（即太子黨）實施調查，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政策也招致中共黨內許多掌權人士的不滿，1986年發生學潮後，胡耀邦受到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責，一批黨內元老迫使胡耀邦辭職。趙紫陽後來接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在趙紫陽被任命為總書記前一個月接受美國媒體採訪的時候表示自己不適合當總書記，更適合管理中國的經濟事務。當時中外已經公認趙是鄧選定的接班人。基於中國需要進行多樣化的經濟改革來刺激生產的前提，趙紫陽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詳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並指出這一階段要持續上百年。
以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言論為後盾，趙紫陽從目標、模式和進程等方面制定政治改革戰略，提出在中國的改革目標中要實現政治體制現代化，政治改革的主題是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使中國的政治運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規範化和制度化的軌道。在鄧小平的主導下，趙紫陽設計了一套破除舊體制弊端且可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針對舊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人治色彩濃重、政治運作和信息不透明的弊端，他提出黨政事務應該分開，在此之前這種言論是一種禁忌；其次，進一步下放權力，適於地方政府決策的事情都由地方直接定案；再次，改革官員任用制度以克服人事腐敗，為建設高效穩定的公務員隊伍提供制度保證；最後，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提高政府活動的開放度，重大情況知會人民，需經人民討論，以逐步實現趙所倡導的政治開放。
在為民間創造活動空間上，趙紫陽為知識界與工人做了許多事情。趙紫陽對民主學說持開放姿態、擅於策略性地支持民主自由思想。1983年他與胡耀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他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破壞減低到最小限度。趙紫陽在策略性地儘快結束「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之後，就迅速擴大新聞自由，使中國在經過1980年代三次反自由化運動後，還能出現一段寬鬆的輿論環境，使得中國的「新啟蒙」得以繼續。但政治改革的啟動並不順利，至1988年中期幾乎陷於停頓狀態。1989年突發學生運動後，趙紫陽視危機為契機，主張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以便推進政治改革，但學生運動最後武力鎮壓收場，趙紫陽的政治改革嘗試宣告失敗，並被後來的上位者束之高閣。

外交政策

1981年10月，趙紫陽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國際首腦會議上闡述了中國關於改革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立場。趙紫陽提倡開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以使其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趙紫陽指出中國不依附於任何超級大國，中國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堅持獨立自主，對一切國際問題都根據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態度和對策。中國判斷是非的標準，就是看它是否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和促進世界經濟繁榮。
1980年代初，中蘇開始討論關係正常化，蘇聯主動提出舉行中蘇邊界談判。中國從安全立場出發，要求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停止支持越南以及削減在中國邊境駐軍。1982年9月27日，趙紫陽表示與蘇聯建立關係是有困難的，需要時間，蘇聯必須採取措施停止威脅中國安全，中國並不希望打蘇聯牌反對美國，打美國牌反對蘇聯，也不允許任何人打中國牌。1984年末中蘇兩國關係逐漸改善，12月21日時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伊萬·阿爾希波夫與趙紫陽會晤，並簽訂貿易合作協定。但中蘇之間潛在的地緣政治上的敵對和互相猜疑並未消失。
1984年1月，趙紫陽以中國總理身份對美國進行為期一周的訪問。期間，美國時任總統里根對趙紫陽解放思想、堅持改革、勇於創新的作為表示讚賞，里根表示，趙紫陽所說的「同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各種經濟形式和常規決裂」的話是具有遠見的，被美國人民理解和讚賞。在趙紫陽到達美國之前，里根於1984年1月9日簽署了一份當時被定為機密的文件。文件顯示美國有意放開對中國的技術轉讓，並將中國視為不結盟、但友好的國家。美國鼓勵中國繼續留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外，鼓勵中國放開極權政體，在經濟上逐步走向市場機制，繼續拓寬中國和主要工業化國家之間的紐帶，如果上述兩個目標能夠實現的話，美國會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對中國宏大的現代化努力予以支持；美國認為一個強大、穩定的中國將逐漸有助於促進亞洲以及世界範圍內的和平。在軍事方面，美國希望進一步加強與中國的軍事合作，共同面對來自蘇聯的威脅，幫助中國提升軍事防禦能力，適當程度上提供民用和軍事技術的轉讓。訪問結束後，中國外交部發文指出趙總理對美國的訪問在對外政策上進一步顯示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形象，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得到國際輿論的廣泛報導與好評。通過發表講話、電視採訪、回答問題，向美國人民介紹了中國的內外政策，擴大了影響。另一方面，美國人民對中國還不很了解。趙總理有針對性的講話和回答問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策上，中國不再進行意識形態的擴張，對激進政體的支持亦逐漸下降，對外援助總額也不斷縮減。與經濟發展相比，雖然非洲等地區不再被視為與蘇聯外交爭奪戰的地域，但非洲仍然是中國對第三世界開展外交政策的重點地區，在外援總額下降的同時，仍然增加對非洲的援助。1982年底至1983年初，趙紫陽訪問非洲，提出中國同非洲國家經濟技術合作的四項原則，趙紫陽認為中非經濟合作應擴展到雙方相互來往，而不是中國單方面援助。1984年6月11日，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恩里科·貝林格去世，正在挪威訪問的趙紫陽縮短行程，前往義大利出席其葬禮。多國政要也出席了此次葬禮，其中包括蘇聯高官戈巴契夫。

黨內鬥爭

在華國鋒下台、鄧小平重新掌權後，他與陳雲、李先念等人在權力分配和治國理念上均存在分歧。胡耀邦於1987年1月被迫辭職後，鄧小平提議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但是以陳雲、李先念等人為首的保守集團中意鄧力群，王震四處活動支持鄧力群，甚至當面勸趙紫陽不要當總書記。趙紫陽原本沒有當總書記的意願，更加願意在總理職位上繼續經濟改革，但是左派的活動引起趙紫陽警覺，若由鄧力群接任總書記，反自由化形勢會更加嚴峻。雖然最終鄧小平在黨內的政治較量中占據上風，趙紫陽成功代理總書記，但是陳雲勢力仍有巨大影響力。這批勢力因經濟改革出現一些問題開始質疑改革開放，認為改革搞糟了，不如重新回到計劃經濟。
從1987年開始，趙紫陽與中共內部反改革的教條主義者、左傾勢力關係緊張，矛盾激化。左派颳起「倒趙風」和「反改革開放風」的同時，關於趙的兒子是官倒的謠傳開始集中爆發。對此，趙紫陽主動提出調查自己家屬，而李鵬聲稱他無力阻止其子退出公司。趙下台後，中央對其子女進行調查，但沒有查出問題。而李鵬聲稱尉健行和呂培儉查明趙的長子倒彩電、次子倒汽車牟利數千萬元。作家胡平稱這是「倒趙派」的誣陷。1990年6月，王任重將調查趙的三十條材料交給趙，材料中沒有其子的官倒問題。胡平說若趙的兒子真存在官倒問題，李鵬僅在1989年6月的日記中提一句，之後卻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這與李鵬的人品和作風不符。
趙紫陽無法完全認同左派勢力的反自由化運動，若反自由化運動持續進行的話，十三大就無法為深化改革開放定調。趙紫陽為此發文對反自由化作出嚴格規定，劃定界限，明確自由化的概念為「反對共產黨領導，主張全盤西化的思潮」，這樣就不會重複中共過去搞運動式的混亂。在反自由化的氛圍中，左派勢力企圖把反自由化擴大，延伸至經濟領域，在左派元老支持、在鄧力群的授意下，黨校出現反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反對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聲音。趙紫陽向鄧小平提出自由化干擾是一個時期的，長遠看主要是來自左的干擾。鄧小平贊同趙紫陽的看法。1987年夏，在得知鄧小平同意反左後，中宣部出現牴觸情緒，趙紫陽對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和副部長王維澄提出批評，但是趙紫陽深知中宣部的幕後是鄧力群等人。早在1987年3月，趙紫陽就曾向鄧小平提議讓李瑞環到中宣部協助鄧力群工作，這樣就可以使下面有些意見反映上來，中央的意見也能更好貫徹下去。鄧小平對此同意，但陳雲反對。
1987年，隨著中共十三大臨近，趙紫陽正式向鄧小平建議鄧力群可以進中央政治局，給他一個發表見解的地方，但是不能進中央書記處，不再負責宣傳方面的工作。這事正醞釀時，黨內老同志李銳給趙紫陽寫信反映鄧力群在延安時期生活作風和道德方面的問題，認為鄧力群品質不好又保守僵化，不應負責意識形態方面工作。趙紫陽把信轉給鄧小平，鄧小平批示鄧力群不再主管思想宣傳工作。後來，由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趙紫陽在十三大上定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個基本點主要是反左。這更加引起左派的不滿，李先念在十三大後公開攻擊趙紫陽，稱趙紫陽學習西方國家的東西太多。
1988年5月13日，趙紫陽向思想理論界的人士指出，反自由化運動開展以來，形勢已發生變化，反自由化應該告一段落，之後主要進行日常教育。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是鄧力群控制的左傾思想筆桿子大本營，聚集了一大批反對改革開放的寫手，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就打算撤銷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主任職務，但是被陳雲擋下。胡耀邦沒有做成的事情，趙紫陽接著做，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將左派的大本營書記處研究室以及《紅旗》雜誌撤銷。

後續影響

趙紫陽下臺後，其大部分親信或者同情其遭遇的改革派精英以降職、撤職或判刑的方式遭遇清洗，秘書鮑彤被開除黨籍，判刑七年；胡啟立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嚴家其、陳一咨遭通緝流亡美國；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被判刑；胡績偉、閻明復被撤消一切職務；杜導正被免去新聞出版署署長職務。
中國共產黨內的左派保守勢力推舉的江澤民成功接替趙紫陽，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江澤民在左派勢力的支持下，與國務院總理李鵬聯合執行「治理整頓」政策，使中國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無奈之下，鄧小平於1992年年初南巡，提出「改革開放一百年動搖不得」的口號，江澤民體察上意、心生警覺，立即轉變態度、幡然易幟，執行改革開放政策。鄧小平在南巡中曾提起趙紫陽主管經濟時期的功勞，他要求時任湖北書記關廣富記下自己的意見並轉告北京當局，他說：「以前的兩任總書記抓改革開放還是有功的，1983年到1988年的經濟發展很快，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據傳，南巡迴去後，楊尚昆和萬里曾提議讓趙紫陽復出，於是鄧小平讓楊尚昆告訴趙紫陽，要求趙紫陽承認在六四中所犯錯誤，但趙紫陽拒不認錯；1991年，鄧小平就曾派人向趙紫陽帶話，稱趙紫陽復出當總書記都可以考慮，前提是趙紫陽要認錯，之後鄧小平多次派人與趙紫陽聯絡，趙紫陽堅持認為自己沒錯，並要求中央重新評價六四，因此放棄復出。但這些傳聞並未見諸趙紫陽本人的回憶錄中。
由於趙紫陽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進行的主張在其下臺後成為泡影，他所擔心的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進行的扭曲型的市場經濟所容易產生的以權謀私、侵吞國家財產、行賄受賄等腐敗問題加重的現象逐步在中國變為現實，還出現種種社會弊端滋生蔓延，社會矛盾加劇，黨內外腐敗懲而不止的現象。武力鎮壓學潮給遇害者及其家屬帶來了難以癒合的傷痛，造成了難以估量的負面效應，除此之外，趙紫陽還擔心武力鎮壓會產生很多後遺症，他的這種擔心也成為了現實，香港原本傾向中國共產黨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開始與中國共產黨決裂，埋下香港人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不信任的種子。中國同美國的「蜜月期」結束，曾一度遭受大規模的國際制裁，被西方民主國家孤立，其消極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在台海關係、香港與內地關係和中國對外關係上存在，歐盟對中國實施的武器禁運政策至今都沒有解除。六四事件所造成的傷痛以及海內外每年舉行的紀念活動成為中共極力迴避但又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與趙紫陽當政時期的1980年代的「主義紛呈」相比，趙紫陽下台後，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發生了變化，致使中國的知識精英階層開始向現代犬儒主義方向發展，一部分知識分子要麼滿足於教育產業化帶來的實惠埋頭創收，要麼奮力爭奪「公共知識分子」的排名，吸引公眾和媒體的眼球。

相關人士

胡績偉對趙紫陽的逝世發表簡短意見稱其在被軟禁長達十六年後含冤逝世，這是舉世震驚、全國悲痛、萬民哀悼的國殤。胡績偉要求黨中央為趙舉行公開追悼大會，並且為他平反昭雪。鮑彤撰文哀悼自己的老上司，文中痛批中共在六四事件後一直軟禁趙紫陽，是虛弱和無恥的表現，他指責繼任者不但非法軟禁趙紫陽，而且試圖系統性地抹煞趙紫陽在歷史上的功績，稱對他的軟禁是對一個曾為中國經濟改革破土奠基十多年的國家領導人的迫害。許家屯在美國獲悉趙紫陽去世的消息後，傷心痛哭，不能接受訪問，惟有親筆撰寫悼詞，他在悼詞中說：紫陽不幸逝世，哀悼英名！紫陽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創始者之一，他對中國人民的貢獻，中國人民不會忘記他，歷史不會忘記他。陳一諮表示趙紫陽是一個為國為民、難得的開明領袖，就這樣離開中華民族，令人難受。還稱趙紫陽是自己的長輩和老師，也是一個慈祥長者。
一些六四事件的當事人也都對趙紫陽的去世表示哀悼。六四學生領袖王丹讚揚趙紫陽是一名有良心的共產黨員，王丹表示，趙紫陽一生為了他所信仰的共產主義，以及他所效忠的共產黨奉獻心力，但是最後卻被共產黨視為囚犯軟禁十五年，實在是一出諷刺的歷史悲劇。他對趙逝世表示沉痛，並對趙紫陽去世前長達15年遭軟禁表示同情，對趙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就表示肯定，稱沒有趙紫陽，就沒有中國今天的經濟成就。而吾爾開希在表示哀悼的同時也指出，雖然六四事件起始之時趙紫陽也是被攻擊的目標，但在他出現在廣場後就贏得尊重，雖然他並未能為六四事件做任何實質事情，歷史該予他以正面評價。吾爾開希並表示趙紫陽是含冤而死的。丁子霖、張先玲等六四難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發表千字悼文，文章稱趙紫陽先生是二十世紀的一位偉人，他是懷著對民眾的深深眷戀離開這個世界的；他是懷著對未竟事業的無盡遺憾和深深無奈離開了這個世界的；他是帶著沉重的精神鐐銬離開這個世界的。

中國民間

中國國內的部分民眾對趙逝世表示沉痛，要求正面評價趙紫陽並自發進行悼念。在逝世當天網絡上曾形成悼念趙的高峰，但高潮被當局成功限制，網絡上有關趙紫陽的內容被嚴格監控，各大網站與論壇過濾刪除任何相關消息，新浪網的新聞評論功能當天被取消，人民網強國論壇下午更是首次改為全審核狀態，中國著名的搜尋引擎百度更是一度屏蔽對關鍵字趙紫陽的搜索，不顯示任何結果，但是民間仍有不少人自發撰文進行懷念外聚集不少高舉趙相片或輓聯的悼念人士和上訪民眾。
趙紫陽逝世週年期間，北京公安開始「如常」監視並拘捕悼念紫陽逝世周年的家庭式活動人士，如胡佳和齊志勇等人。家屬表示只在家中舉行私人紀念活動，但是「家門永遠對公眾開放」，將接待前來悼念的人士。2010年4月，北京近百名民眾前往趙紫陽家中祭奠。2011年10月17日四川省成都市一批民眾，自發在錦江區三聖鄉舉行紀念趙紫陽的活動。他們人數不多，但是高舉的標語上寫的是當年讚美趙紫陽擔任四川省委書記時關注民生的民謠﹕「要吃糧，找紫陽」。2012年清明節前後，中國網際網路出現大量悼念趙紫陽的網站和網頁，甚至出現「趙紫陽網上紀念館」，而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刪除這些網頁，而默許了它們的存在。這被認為是中共作出改變的一步。另外，大約有200名訪民到趙紫陽家悼念，還有一些人哭祭。

黨內影響

雖然趙紫陽的支持者在他因六四事件被軟禁後就不斷的推動平反，但是後任者還是成功的將他的名字和材料從大多數公開記錄中移除或銷毀，中國官方試圖把趙紫陽從公眾的記憶中抹除的努力包括從教科書中將他的名字刪除，以及禁止媒體以任何方式報導趙紫陽。但近年以來，中國大陸媒體在講述部分歷史事件（如中英談判）時，會偶爾提及趙紫陽的名字，但也有媒體採用「時任總理」或「時任總書記」來代替，以避免出現其名。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有192人聯名致函16大，要求恢復趙紫陽的政治權利並解除對他的軟禁，趙常青和歐陽懿等人還因此被逮捕起訴。2005年，包括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喬石，和前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在內的20多位中共中央政治局退休委員，常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高級幹部聯署去函中共中央，要求為趙紫陽恢復名譽，並對趙紫陽及其對中國作出的重大歷史貢獻公開緬懷和紀念，還要求中共中央以國家領導人的規格為趙紫陽舉行公開而隆重的國葬。中國政府同意舉行儀式進行紀念，但規模遠遠不能滿足黨內外民眾的訴求。在中國大陸，在未經中國政府同意的情況下，只有《炎黃春秋》雜誌有時敢於刊登和趙紫陽相關的文章。維基解密爆料稱因為《炎黃春秋》發表關於趙紫陽的文章觸動了江澤民，江澤民曾施壓要求《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下台，但在胡錦濤的干預下，杜導正沒受影響。

思想觀點

政治方面，趙紫陽以國情民意和多年的從政經驗為基礎，主張進行漸進式的改革，從而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具體的做法就是在穩定的前提下「先人權後民主」，即先施行「有自由而無民主」的模式，他認為自由比民主更為重要，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雖然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自由批評港督。同時，司法獨立，不受政府控制，並允許結社，這樣可以啟發民智，提高國民的民主意識。因此，他不贊成一次性的施行多黨制和普選，而主張先做好兩項改革：首先開放報禁、實行言論自由；其次，加強法治建設，實現司法獨立。同時，執政黨黨內需要民主化改造和政治決策的公開化，要培養公民的權利意識；
在談及三年大饑荒和中共責任時，趙紫陽曾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農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國際和兩岸關係方面，他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主張融入西方的主流文明，通過思想解放和觀念啟蒙，消解中國傳統的獨裁文化，普及自由文化，營造出自由、寬容、多元的社會氣氛。主張用和平民主的方式完成兩岸統一；經濟上主張法治下的市場化、私有化，充分發揮民間的經濟創造力，讓國企在市場競爭中完成產權改革和優勝劣汰。

官方評價

新華社在2005年1月29日發表關於趙紫陽遺體火化的消息時，評價說：「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趙紫陽同志在地方先後擔任過中共縣委、地委、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在改革開放前期，趙紫陽同志先後擔任過中央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同志犯了嚴重錯誤。」嚴重錯誤是指「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縱容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削弱黨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
由於趙紫陽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發展資本主義」「來發展社會生產力」，艾思奇前秘書黨校教授吳秉元指責他把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退回到資本主義私有制，並公然反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對社會上類似的批評，趙紫陽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鄧小平說的不合格的社會主義，不合格的社會主義就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有人說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有什麼？這是規律。」
趙紫陽逝世十周年時，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指出中央對他已經做出「在關鍵時刻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定性評價，同時肯定了他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工作方面做過的「有益工作」，中央的那次報告繼續稱呼「趙紫陽同志」，這一評價格局大體延續了下來。談到民間和國外對他的評價時，社評稱「不同價值觀的人對他的看法是分裂的」「25年前中國社會邁過了那場危機，但中國內外一直都有人希望那樣的危機能夠重來，並且為此不遺餘力地尋找機會做意識形態鋪墊。」「 25年來中國按照趙和他智囊們在重大關頭所反對的政治路線和哲學，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最敏感的問題，中國奉行『不爭論』政策，中國把行動和不斷取得的成就作為了對那些問題的回答。」該評論還稱未來修改這一評價的空間，很可能遠遠小於因時過境遷事情被淡化、人們更多記住一位老同志曾經所做好事的空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官方網頁中，在歷任總理的頁面上，唯獨缺少趙紫陽的照片和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

已故的原中顧委主任陳雲生前曾評價趙紫陽：「一貫追求西方的所謂自由經濟，其實根本不懂，為人疏闊，愛聽信左右，不夠實事求是，關鍵時刻走到中央的對立面了。」
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表示，趙紫陽的「不鎮壓」原則，至今仍然有現實意義。鮑彤之子鮑朴說趙紫陽是一位能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解決實際問題的新型政治家，他不迴避問題，其中包括民主政治。他說，毛澤東時代大辦人民公社，趙紫陽在探索糧食增產；在公有制不能被否定的時侯，趙紫陽在思考商品經濟；成為總理後，他告訴大家商品經濟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中國社會科學學者嚴家其和曾擔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陳一咨指出，從1978年開始到1988年，中國經濟改革的眾多方案主要由趙紫陽等人主導制定，是中國經濟改革主要的設計者、推動者和執行者。中共黨史研究者高文謙說，趙紫陽在八九民運中堅決不向學生開槍，為了這一決定他付出了16年的代價，一直被軟禁到死，他在歷史上的定位會很高。前中國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說趙紫陽真正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中國那種傳統的英雄，在中國這種世俗社會，追求名利權位的情況下，應該學習趙紫陽的道德風格。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稱讚趙紫陽沒有一絲一毫大官的影子。他到鄉鎮考察不是做出一幅視察的樣子，而是真有問題要研究，真有想法要驗證。趙講問題總是從實際出發，分析中肯，沒有「因為權位高，所以我正確」的官腔。最有啟發的地方是，趙的經濟思維，重點永遠是怎樣解決關鍵的實際問題、而不是爭論是非曲直。他更像一個走經驗科學路線的教授，他心中真正有興趣的事情不是權位，而是「事實和包含在事實中的邏輯」。趙紫陽平生傾心的事務，恰恰與十幾億中國人探索在新體制下擴大經濟自由、提升生活水平、增強國際競爭力這件事密切相關。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說，趙紫陽、胡耀邦都是中華民族的偉人。如果當年能夠讓他們放開手，讓中國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同步進行的話，中國的今天就不是天怒人怨的情況，社會矛盾也不至於尖銳到如此地步，我們的親人也不至於慘遭殺害，中國的今天應該是美好的。趙紫陽開創了中共歷史上的一個奇蹟，他不說違心話，就是死都不認錯的前總書記。他給中國共產黨人，給中國人樹立了一個楷模和榜樣。中國企業家李國慶說：「我們這一代享受了改革的成果。我尊敬趙紫陽，沒有他，我們不會有今天，但我已不再談政治。」
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稱趙紫陽很有水準、很務實、很能幹，領導和主持了中國改革開放事業。趙紫陽是清醒的改革家。他在中共十二大提出經濟改革，他主持起草的報告被鄧小平稱讚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共十三大他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和理論，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歷史過程。這些理論奠定了中國相當長時期內前進的基本框架。李普稱趙紫陽要付諸實施的部分設想隨著他被非法撤職而停止，甚至已經改革的部分內容也走了回頭路。趙紫陽是一個負責任的偉大的政治家，更表現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上。他堅持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解決矛盾。他選擇寧願不當總書記，也不贊同武力鎮壓，他和六四這個冤案，總有一天要平反、要昭雪。
香港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為趙紫陽的逝世數度落淚，在談到對趙紫陽的評價，他說趙紫陽應該功大於過，他的過是可能大都在共產黨內部，金庸說作為黨外人他本人不了解這個政治鬥爭，但他覺得趙紫陽對人民、對國家是有貢獻的。香港反共作家古德明於其專欄批評趙紫陽的失勢乃權力鬥爭的結局，乃其「投共」的結果。認為其和中共當權者無分別，例如在1984年就曾香港回歸反詰香港人懼怕中國共產黨的言論，問香港人「你們怕什麼？」，反對香港市民及國內人士悼念趙紫陽及為其譜寫頌歌。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華說，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上堅持立場，不屈服，不認錯，他表現出強大的道德勇氣和以民為本的政治良知，可謂風骨錚錚，亮節昭昭。這是他一生中最悲痛的一頁，也是最光輝的一頁。
中國異見人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說，在八九運動的大是大非的抉擇中，只要趙紫陽放棄道義立場，他就可以保住總書記的高位，但紫陽先生寧願放棄黨魁高位及其巨大的既得利益而堅守為政之德和做人良知。趙紫陽在20世紀80年代對中國改革的巨大貢獻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他在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上的道義堅守，也將作為獨裁政治中的異數而名垂史冊，他留下的政治遺產和人格遺產對一些高官構成了巨大的道義壓力，有別於鄧小平的趙紫陽模式，也已經標示出中國未來改革的方向。中國近代史學者章立凡說趙紫陽有關中國改革的思想和舉措（執政黨要在憲法的框架中行使權力）在今天看來仍然意義重大。如果當時沿著十三大的路線繼續走下去的話，中國不會出現現在的尖銳社會矛盾和兩極分化，而且中國的法治建設和憲政肯定比現在的水平要高。趙紫陽的失勢對歷史和現實來講，都是非常大的遺憾。
有人認為趙紫陽任內推行私有化改革，違背了社會主義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外

中華民國前總統陳水扁對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拒絕武力鎮壓學生的行為給予肯定，並且批評了鄧小平對學生的血腥鎮壓。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稱趙紫陽是一位有遠見的領導人，是一位在中國處於變革的時代倡導改革的領導人。人們記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趙紫陽直接走到群眾前，聆聽他們的意見，並與他們討論民眾對民主、自由的渴求。趙紫陽對國家的熱愛和他獨特的領導風格為他贏得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趙紫陽是中國80年代經濟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的設計師，也是通過貿易和投資把美中兩國人民聯繫到一起的領導人。趙紫陽在擔任中共總書記的時候，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人們在中美建設性的關係上，也不應該忘記趙紫陽的功績。他是一個有道德勇氣的人，在苦難時期為了堅持自己的信仰而做出了巨大個人犧牲。他是中美關係強大的推動者。2002年美國《時代周刊》推選趙紫陽為「亞洲英雄」人物。
美國前總統理察·尼克森稱趙紫陽是一位泰然自若、文雅、堅定和重實效的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奎德說，趙紫陽在六四運動中堅持了人道主義的底線，在人性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上，他站到了人性與文明的一邊，並為此失去了自己的最高權位和自由。如果中共把這一點評為是錯誤而不能改的話，中共是在逆人類基本文明的標準而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佛利民1988年受趙紫陽接見，他稱趙紫陽是一位思想清晰、論事客觀、誠懇可信的國家領導人，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哈佛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馬若德說趙紫陽是最早策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領導人之一，但現在的中國是不允許趙紫陽存在的，等到了不再偏執的未來，也許他將進入華夏先烈之列，他們為國效力，功勳卓著，但不見容於最高統治者。當他們腐敗的政敵早已灰飛煙滅的時候，他們的英名將久遠長存，受人景仰。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研究系主任戴維·蘭普頓說，趙紫陽的領導作風十分民主，思想活躍，總是尋找解決問題的不同方式。他是中國第一位新一代領導人，他在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時候非常自如和聰慧，而不是教條主義的。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與亞太關係教授吳國光說，古人云：上者立德，次者立功，再次立言。但趙紫陽三者皆立，1989年以身殉道，是立德；擔任總理期間改革計劃經濟是立功，當然這有未竟之功，即政治改革；他關於政治制度變革的持續思考與論述，對於人們理解中國政治制度及其轉型具有深刻的智慧啟迪，是立言。
旅居美國的作家和經濟學家何清漣撰文稱，在歷任中共總書記中，趙是一位真正懂經濟的領導人，在做封疆大吏時，他就以解決民生、舒解民困見長。趙紫陽1980年代參與的改革是各階層普遍受益的階段。趙下台後，繼任者把中國帶往權貴資本主義道路，使中國成為權貴們肆意掠奪公共財產的天堂，由此引發的嚴重貧富分化和深度社會矛盾後，中國人才會想起中國在數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只有胡耀邦和趙紫陽時期的改革才是追求廉政、均富、和平自由的理想主義改革，也只有那一時期，民眾才真有改革的參與感。趙紫陽被迫下台不僅標誌著他個人政治生命的終結，還標誌著理想主義改革在中國的終結。何清漣表示趙紫陽六四事件中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之建議所承載的政治智慧與道德勇氣歷久彌新。回憶起趙紫陽當年的作為，紀念趙的意義遠遠超出紀念其人物本身。因為在這位老人身上，不僅有他個人的歷史滄桑，還體現出中國政治在一個半世紀的現代化道路上所經歷的艱難曲折與踣跌起伏。趙紫陽和胡耀邦兩人是中共歷史上少有的富於人性、擁有健康人格和陽光形象的高層人物。

美國學者傅高義在其著作《鄧小平時代》中提到，他的批評者認為，他在六四事件中面對抗議學生時不夠果斷，過於關心自己「開明領導人」的形象，從而助推了事件的發生。而在該書附錄中，也有關於趙紫陽的人物評述，文中提到趙「對國際經濟問題有著出色把握」、「是傑出而又堅定的改革家」、「是天生的領袖人物」。同時將其與胡耀邦做比較，提到他雖然不像胡一樣熱情洋溢，但由於不拘一格、平易近人也能受到部下喜愛。文中稱，趙不是政壇上的快拳手，但是有報效國家的崇高意識。但文章同時也指，儘管趙紫陽為人和藹可親，但是亦有同事認為其不合群，喜歡為自己著想。

回憶錄

2009年5月13日，趙紫陽的回憶錄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ISBN 978-1-4391-4938-6，字面翻譯是「國家的囚犯：趙紫陽總理的秘密日記」）出版。其內容由他在軟禁期間，經，偷偷送出的一系列錄音帶上的口述內容整理而成。中文版《改革歷程》（ISBN 978-988-17202-7-6）於2009年5月29日在香港出版，首版一萬四千本上市後隨即一掃而空，需加印第二版。台灣版書名為《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ISBN 978-957-13-5052-3）。

遺產

趙紫陽在中國內地屬忌諱話題。2012年2月20日，百度百科對「趙紫陽」詞條解除屏蔽，詞條簡述了趙的生平和任職、撤職經過，一日內就有兩百多萬人次瀏覽，但該詞條在引起網絡廣泛熱議後再次被刪除。2013年「六四事件」紀念日前夕，百度百科上重新出現了「趙紫陽」這一詞條。
2013年3月，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播放的電視劇《趙氏孤兒案》中的部分台詞如第38集第4分鐘「這19年來，每年的某一個日子，總能見到百姓祭奠趙朔大人，在祭奠那些被大人（是指屠岸賈）下令處死的嬰兒，大人（是指屠岸賈），你抓也抓了，殺也殺了，可就是禁絕不了關於趙氏的傳言，在市井中口耳相傳，傳承不斷」，引起一些觀眾無限聯想，他們認為這些台詞有借古喻今的意味，暗喻在六四事件中被武力殺害的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學生的趙紫陽。
2014年9月9日晚，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播出第39集，在第23分鐘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時，劇中出現一個沒有標明姓名、職務的人物。但是根據眼鏡、面型、髮型等特徵判斷，相信此人正是趙紫陽，趙紫陽的此次「不點名現身」成為內地影視作品首次公開出現趙紫陽的鏡頭。此後這個人物在第44集和46集還各出現了一次，排名緊跟胡耀邦之後。
2015年1月趙紫陽逝世十周年之際，有來自中國多地的民眾自發前往趙紫陽的故居。包括很多趙紫陽的老部下，老幹部等也來參加了紀念活動，包括前來拜祭的中國國務院前副總理田紀雲。
2015年1月17日，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題為《對一些人和事，官方沉默也是態度》的社評，文章開頭明確提及趙紫陽逝世十周年的敏感時間背景。並在首段提及趙的秘書鮑彤多年來為其「積極發聲」。文章稱「不同價值觀的人對他（指趙紫陽）的看法是分裂的」。文章也直指中國官方在趙逝世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避免談論趙紫陽，但同時又解釋稱此種沉默也被認為是「一種態度」。文章亦將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同趙作比較，指官方預定在2015年胡誕辰百年之際舉行隆重紀念活動，但對趙紫陽逝世10周年卻沒有發聲。文章又轉而分析官方冷處理趙紫陽的動因稱，其一在於官方對其的評價穩定，沒有調整口徑的需要。二是官方擔憂對趙紫陽的定調發生變化會引發現實的政治波動。文章稱，中國按照趙紫陽曾經反對的政治路逕取得了重大的建設成就，以「不爭論」政策作為對敏感歷史議題的回答。文章同時稱，中國官方及社會對待六四事件有了更多成熟和理性，中共官方對趙紫陽的定調也逐漸被社會更廣泛地接受。此篇評論也是在趙紫陽逝世10周年之際，官方做出的罕見發聲。但總體上並未改變對趙紫陽的態度，只是強調社會的看法更為寬容。該文章被部分門戶新聞網站轉載，且開放網民評論。網民評論以挺趙、讚頌趙的功績為主，稱頌其為「偉人」、「有良心、有風骨、有道義」、「值得尊重」等等。目前該文章頁面已被刪除，評論區仍可訪問，但僅剩5條評論。
2015年11月，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的紀錄片《胡耀邦》中，將當年《人民日報》頭版中趙紫陽的頭像抹去，替代為趙紫陽的政敵李先念的頭像。同時在《胡耀邦》第五集中，涉及趙紫陽的鏡頭同樣被「消失」。德國之聲刊文稱，篡改過去的一張報紙，從方案提出到精心裁剪、重新製作再到拍攝播放，並非一個人心血來潮的即興之作，而是一個系統性的造假。在資訊發達的時代，這種造假比過去顯得更加天真、愚蠢和虛偽，但它有效地傳遞了信息，即當局正在對趙紫陽實行「抹除記憶」的刑罰，這種刑罰可以追述到古代埃及和羅馬的專制權術。
2019年10月18日，趙紫陽的骨灰被正式安放在北京昌平區民間公墓天壽園，與夫人梁伯琪合葬。據悉，為了順利合葬，趙紫陽的子女向官方承諾僅安排直系後裔出席，並以家禮形式進行，而多位希望前去參加葬禮的趙紫陽支持者被限制行動，未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