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若镛

生平

丁若鏞1762年出生於京畿道廣州府（現在的南楊州市鳥安面陵內里馬峴村）的「八代玉堂」兩班貴族家庭，祖籍押海島（今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他的十三世祖丁允宗是高麗王朝的大將軍。在丁允宗之後，連續九代都是武將。高麗滅亡後，丁衍心懷亡國之恨，拒絕在朝鮮王朝為官。直到丁子伋開始出仕，官至承文院校理。之後經丁壽崗、丁玉亨、丁應斗、丁胤福、丁好善、丁彥壁、直到丁時潤（丁若鏞第五世祖）連續八代都是「玉門出身」。此後，家道中落，他的高祖父丁道泰，蔭補通德郎。曾祖父丁恆慎進士及第。祖父再次蔭補通德郎。他的父親丁載遠（1730-1792年）歷任全羅道和順縣監、慶尚道醴泉郡守、蔚山府使等地方官，其後終老於晉州牧使任上。丁若鏞的母親海南尹氏是朝鮮文學大師尹善道之後。丁載遠的第一任夫人是宜寧南氏，育有長子若鉉。南氏早逝後，丁載遠娶了茶山的母親，育有三子若銓、若鍾、若鏞。在他9歲的時候，丁若鏞的母親去世。之後，丁載遠又娶了金氏。金氏侍奉載遠公20年，育有一子若鑲。丁若鏞曾為金氏作《庶母金氏墓志銘》，為若鑲作《為舍第鑲贈言》。他的二哥若銓1801年辛酉邪獄時被流配，謫居16年後病逝於黑山島。他的三哥若鍾篤信天主教，在辛酉邪獄時殉教。丁若鏞出生那年，丁載遠因見思悼慘變，辭官還鄉。丁若鏞4歲時開始學習千字文，7歲時能開始作詩。有「小山蔽大山，遠近地不同」之句。他的父親曾將他10歲前的習作編輯於《三眉子集》（已失傳），「文人碩士，莫不嘆賞，知其必大成。」
丁若鏞10歲即開始跟隨父親學習儒家經典。15歲的時候，丁載遠出任戶曹佐郎後，他隨父親搬到了朝鮮漢陽。在京城，丁若鏞接觸到了朝鮮實學大家經世致用派（又稱星湖學派）的開創人和代表人物李瀷（號星湖）的遺稿，深受啟發，並從此沉醉於實學。他經常悔恨自己出生太晚，並對後代子侄們說：「余之大夢，多從星湖私淑中覺來。」除研讀李瀷遺稿，他還與李瀷的弟子李森煥、權哲身、李家煥、蔡濟恭等交往。他一方面向李森煥學習了星湖經學，一方面向權哲身學習了星湖的實踐道學。李家煥的博學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除此之外，他還吸收了中國明清實學，並與朝鮮北學派的朴趾源、李德懋、朴齊家等人多有接觸，曾先後閱讀了朴齊家的《北學議》、朴趾源的《熱河日記》等。23歲時，丁若鏞從李檗（1754-1768年），開始接觸西方天主教和閱讀西學特別是科學技術類的書籍。
丁若鏞23歲時考取進士，28歲時文科及第，得到正祖的賞識，奎章閣提學沈煥之稱其為「文苑之奇才」。他先後但任過文藝館檢閱、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弘文館修撰、奎瀛府校書、谷山府吏、刑曹參議等職務。他在1789年和1792年分別設計了漢江浮橋和水原華城。在修建水原華城的過程中，他運用了滑車、鼓輪等機械裝置，不僅解決了工程難題還為朝鮮國庫節省了4萬餘兩的白銀。33歲時，他獲派為京畿暗行御史，廉查積城、麻田、漣川、朔寧郡等地。他關心百姓疾苦，懲處貪官污吏，深受百姓愛戴，但也因此得罪了朝中權臣。
1801年，正祖忽然駕崩。反對派得勢後開始殘酷鎮壓南人派，史稱「辛酉邪獄」。丁若鏞的三哥丁若鍾在辛酉邪獄期間被斬首。他的二哥丁若銓則遭到流放。丁若鏞也發配到慶尚道長鬐。同年10月，他又因黃嗣永帛書事件而押至漢陽，後再次發配到康津。在流放期間，他近距離接觸到了下層社會。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此期間完成，他還創作出了許多反映百姓疾苦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1818年，56歲的丁若鏞獲釋返鄉，結束了長達18年的流配生活。後來不復為官，潛心治學，從事著述18年，於1836年去世。1885年，朝鮮高宗追諡他為「文度公」。

思想與作為

丁若鏞的哲學思想有很濃的唯物主義色彩。茶山實學融匯「經世致用」、「利用厚生」和「實事求是」的朝鮮實學思想，又與西方科學精神和技術合為一體。他的實學思想可以分為修己之學和治人之學。

修己之學

修己之學，即茶山「仁學觀」可以概括為「行仁主體之實踐倫理」。茶山「仁學觀」與宋明理學有許多不同之處。宋明理學認為仁是「心之德」，是先天的、內在的。而丁若鏞認為宋明心性學說丟棄了儒家的原始道德論。他說：「古學用力在行事，而以行事為治心；今學用力在養心，以養心至廢事故也。」他認為仁德不能以心為仁，仁德只能在實踐中成就，主張道德與行事的統一。茶山的「行事」有道德實踐和事功兩重含義。他強調道德修養必須與事功結合起來。有利於國家和百姓的「事功」都是仁的實現，從事「事功」的人都是仁之人，即「仁者非本心之全德、亦事功之所成耳。」

治人之學

茶山實學思想不僅僅是要「修己」以「為仁」，更要確立一個健全的政治、經濟秩序。其實學思想的要領在於「拯救民生」。茶山所處的時代是朝鮮社會「轉型期」的前夜。他一生經歷了英祖（1724-1776）、正祖（1776-1800）、純祖（1800-1834）、憲宗（1827-1849）四個朝代。1800年，正祖的突然駕崩使「英正盛世」成為曇花一現。年僅11歲的純祖即位後，外戚勢力很快凌駕於王權之上，對時派、南人派進行瘋狂報復與鎮壓。英正時期的改革成果也在「勢道政治」中付之東流。茶山以孔孟之道為根基，為現實社會尋求良方，寫下涉及田制、行政、技術、賦稅制度、身份制度、人才制度等諸多方面的「一表二書」（《經世遺表》、《牧民心書》、《欽欽新書》）和相關著述，為「興我舊邦」，「為天下國家」，提出較為完備的改革方案和社會構想。

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是丁若鏞改革構想中最具創見的部分。《經世遺表》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論述土地制度改革。在丁若鏞所生活的年代，土地雖然名義上是歸國家所有，但實際上大多數土地都是由兩班貴族所控制。國家對百姓徵收收入二十分之一的稅收，而地主卻徵收佃農二分之一的收入作為地租。這導致，朝鮮國庫日空，百姓生活日窘。在借鑑中國井田制，柳馨遠（1622-1673）的均田制，李瀷的限田制後，丁若鏞根據朝鮮當時的國情，提出了「農者得田，不為農者不得之」的具有東方平等社會色彩的「閭田制」。
在閭田制下，每三十戶左右的人家構成一個國家基本單位閭。每個閭的土地由閭內的居民集團耕種。每個閭設一名閭長，負責管理閭內土地和成員，記錄成員的勞動時間。秋收時，收成的十分之一以上上繳國庫，扣除閭長的俸祿後，剩下的收成按勞分配給閭民。閭田制體現了按勞分配的朝鮮社會平等思想。勞動者將十分之一的收入上繳後，擁有所有的剩餘。丁若鏞認為此舉可以激發農民的勞動積極性，提高農業生產力。
在《田論》中，丁若鏞指出只要國家保證人口的自由流動，閭田制最終能實現土地和人口的均勻分布。他根據自己在流配期間的親身經歷認為，朝鮮現行的賦稅制度的癥結在於「漏結」。兩班和富商隱瞞土地，偷稅漏稅現象嚴重。為此，他提出重新丈量土地的改革建議。丁若鏞在《井田議一》中說：「不必天下之民悉勸之為民也，農者為農，礦者為礦，不相妨也。」可見，他並不排斥非農產業，肯定了農業與礦業的並存狀況。不過他又說：「君子之道斥利輕財，聚斂之臣不如盜臣，凡言興利者皆小人也。」可見他所希望的理想社會是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對發展商業持保守立態度。
閭田制是建立在土地國有基礎上的，但當時朝鮮土地雖名義上歸國家所有，實際上大多數土地由兩班貴族控制。因此閭田制在實施上有很大的障礙。閭田制的按勞分配也將兩班貴族排除在外。「茶山所以提出閭田制，其目的不在於社會經濟的調整，乃在於全面重構社會。」

行政制度改革

丁若鏞有關行政制度改革的思想主要記載於《牧民心書》、《原牧》、《原政》、《湯論》等著述中。他認為在上古時期，牧民之官都是由民眾推舉選出。因此，「牧為民有也」，牧民官應該應民之需，服務於民。他的這種思想的根基是孟子的「性善論」、「保民而王」、「民貴君輕」等愛民思想。在《牧民心書》中，他強調牧民之官應該具有三倫：律己、奉公、愛民。只有嚴於律己，刻苦奉公，才是真正的愛民。他認為清正廉潔是為官之本，「廉者，牧之本務，萬善之源，諸德之根，不廉而能牧者，未之有也。」他還奉勸為官者注意約束親友，以避疑謗，「親戚古舊，多居部內，宜申嚴約束，以絕疑謗，以保情好。」丁若鏞的思想雖然沒有挑戰王權，但降低了兩班貴族等當權階級的地位，提升了民的等級。他的這種民權意識使他在當今韓國學術界和民眾中得到推崇。
丁若鏞還對朝鮮當時的科舉制度和人才任用制度提出了批評。他指出科舉制度沒有科目之分，也沒有薦舉之法，無益於選拔優秀人才。他建議科舉考試應該分科目進行，這樣才能使在各領域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脫穎而出。他還主張在人才任用方面打破地域、嫡庶限制，任人唯賢，這樣才能舉一國之賢強國裕民。此外，他還提出精簡政府機構，減少官吏數量，提高工作效率，以解決人浮於事的問題和減輕百姓稅收負擔。針對當時朝鮮官吏貪腐現象，他還提出健全官吏考核制度的建議。
在《欽欽新書》中，丁若鏞提出了公正斷案，減少冤案的刑法觀點。《欽欽新書》記載道：「欽欽者何也？人命之獄，治者或寡，本之以經史，佐之以批議，證之以公案，咸有商訂，以授獄理，翼其無冤枉，鏞之志也。」

科學技術

丁若鏞與「利用厚生派」實學一樣，主張北學中國。他還曾提議在工曹之中設立專門負責從中國學校科學技術的「利用監」。他特別強調學習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知識和技術，培養朝鮮自己的技術人才。他相信「如此一來，不出十年，必能國富民強。」他在《技藝論》中強調發展農業技術、紡織技術、軍事技術、建築運輸和醫藥之學；在《原政》中強調發展水利、種植、畜牧、狩獵、採礦等技術。
朝鮮三面環海，他指出提高造船之法對發展經濟和鞏固國防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他通過實驗，提出了多項合理實用的造船方案。他還在和平時期敏銳地預感到戰爭的臨近，極力呼籲朝廷居安思危，鞏固國防，說「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他在《地理策》、《民堡議》、《軍器論》、《戰船策》等文章中極有先見之明地呼籲朝鮮朝廷加固城池，開發火力更為強大的大炮，製造更為先進的戰船，同時加強戰略、戰術的研究和軍隊的實戰能力。
1793年，丁若鏞設計了水原華城。《城說》詳細記載了他關於華城的設計。華城堅固美觀，易守難攻，在建築技術和工藝水平方面，超出了朝鮮都城漢陽城。朝鮮正祖曾為此給予他高度的評價。在華城的建設過程中，他設計的游衡車和研發的引重、起重技術和起重機等新設備節省了大量的人財物力。
丁若鏞對醫學也很有研究。他通過文獻研究和實驗成功地將種痘術引入朝鮮。他還苦心研究民間療法，編纂了《村病或治》一書，旨在幫助百姓防病治病，改善朝鮮民間的醫療狀況。

著作

丁若鏞在政治、經濟、法制、水利、醫學等諸多方面留有包括《經世遺表》、《牧民心書》、《欽欽新書》、《麻科會通》等著作。
丁若鏞政論文和他的詩歌一樣，充滿了對統治階級的辛辣諷刺與批評。《還上論》是篇批評官府借糧制度不合理性的文章。作者在文中主張取消這種讓農民更加赤貧的制度。《田論》對土地制度的種種弊端進行了譴責，並提出施行維護農民權益「閭田法」。《監司論》將統治者比喻成強盜，將他們的罪惡昭彰於世。《鄉吏論》表達了作者認為鄉吏比兇猛的老虎和鷹還兇惡的觀點。《原牧》是揭露封建等級制度和剝削的文章，反映出作者民主主義的思想。
丁若鏞是續李奎報之後，成就最高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留有《與猶堂全書》，其中收錄有2400餘首漢詩。丁若鏞創作了諸如《饑民詩》、《夏日對酒》、《苦雨行》、《哀絕陽》等反映百姓悲慘生活的詩歌。他還仿照杜甫的《三吏三別》創作了揭露腐敗殘暴封建官吏的漢詩《波池吏》、《龍山吏》、《海南吏》（「三吏」），以及《石隅別》、《沙泙別》、《龍潭別》（「三別」），此外還創作了鞭撻官僚魚肉百姓的「三行」（《狸奴行》、《獵虎行》、《僧撥松行》）。

丁若鏞與杜甫

與許多朝鮮王朝詩人一樣，丁若鏞推崇「詩聖」杜甫，並尊杜甫為詩界孔子。他從小就喜歡杜甫的詩。年譜有云：「十三歲，手抄杜詩，仿而步韻，深得杜意，凡數百首。」，並有「杜甫還生詩人」的美譽。由於丁若鏞與杜甫處在不同的國家和年代，他的思想已經不再像杜甫那樣是單純的儒學，而是以實學思想為核心。這使得他的詩歌作品在內容上與杜詩同中有異，在藝術追求上也有所差別。
丁若鏞與杜甫都生活在各自時代的轉折期。杜甫經歷了盛唐到安史之亂的巨大變化，以及之後的皇權更迭，社會動盪，詩人自己的流離失所。一千多年後的丁若鏞雖然沒像杜甫那樣身處戰爭年代，但也經歷了朝鮮王朝末期 「英正中興」短暫繁榮後，社會體系面臨崩潰，王權統治走向衰亡。杜甫詩歌內容很多都是有關戰爭的動盪和對戰亂禍國殃民的反思，而丁若鏞的詩歌則很多都是關注政治禍亂和對制度的省察。
這兩位儒學家都有「以民為本」的儒家思想。杜甫的詩歌大量描寫了戰亂中遭受兵役、租稅摧殘的百姓痛苦生活。但杜甫筆下的罹難百姓對未來存有希望，懷有為國捐軀的豪情。丁若鏞的詩歌則大量描寫了悽慘的黎民。他對百姓悲慘生活的描寫往往是赤裸裸的，而不像杜甫那樣「溫柔敦厚」，除了悽慘還是悽慘，讓人不忍聞，不忍見。這主要是兩人在不同歷史背景下不同的政治理想，以及丁若鏞「人性平等」的哲學思想的反映。在丁若鏞眼中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平等的。他認為「發狂大叫何無禮，要自胸中嵬磊來」，只要是出於公心，發自真情，即使「發狂大叫」也不算是「無禮」，同樣是美好的。
杜甫自言自己的詩風「沉鬱頓挫」。丁若鏞很推服杜詩的這種「沉鬱」、「頓挫」之美。他的詩也頗具杜詩的「沉鬱」之情、「頓挫」之感，而且他的詩起伏更加劇烈，情感更加激盪昂揚，呈現出「抑揚激越」的風格。他的詩經常通過使用對立結構和對照手法，突顯社會矛盾，給人以深刻的啟示，凸顯茶山詩的理性審視和犀利的批判鋒芒。
在敘事特點方面，杜甫有「主客融合」的特點。在杜甫的敘事詩中，詩人多採用第一視角，常常融入詩人自己的主觀感受和觀點。詩人往往成為詩中的人物。這種「主客融合」的敘事方式是中國詩歌自《詩經》以來的抒情傳統。在杜甫的「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中，敘事都是以詩人自我視角展開，既有詩人自己的言行也有對客觀事態的描摹。丁若鏞的敘事詩往往採用的是「主客分離」的第三視角。在他效仿杜甫「三吏」創作的《波池吏》、《龍山吏》、《海南吏》中，沒有自己言行的描述。詩人以觀察者的視角理性、客觀地寫人敘事，這是他「致用」實學思想和「興我舊邦」創作動機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