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 (作家)

早年生涯

魏巍出生於河南鄭州東大街魏家胡同一個貧民家庭。自小賣香菸補貼家用。在鄭州東大街免費平民小學關岳廟小學（今創新街小學）學習，受教師蔡芸芝（入選過中國初中語文課本的散文《我的老師》的女主人公）薰陶和影響，得到文學啟蒙，喜愛上文學創作。後就讀於鄭州一所鄉村師範學校。父母去世後，15歲的魏巍被本家伯母收養。抗日戰爭爆發後，魏巍在鄭州「民眾教育館」里結識共產黨員黃正甫，他建議魏巍到延安讀抗日軍政大學。魏巍拿著黃正甫的推薦信乘火車經過西安，找到七賢莊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但吃了閉門羹，原因是他沒有共產黨地下組織出具的介紹信。魏巍看到八路軍辦事處門旁牆上貼著八路軍第115師軍政幹部學校在蒲縣招生的廣告，又向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打聽了一下這個學校和抗大的區別，得到的回答是差不多。趕到蒲縣時發現115師軍政幹部學校已經轉移到臨汾趙城縣馬牧村。再趕到臨汾時，遇到閻錫山第二戰區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正在招生，魏巍當時知道這是閻錫山在和中共在爭奪青年。繼續徒步走到趙城縣馬牧村找到八路軍第115師軍政幹部學校投考。入學時，被口試3道題：，第一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什麼；第二個是統一戰線的意義是什麼；第三個問題是你的志願是什麼。入學後把名字從「魏鴻傑」改為「魏巍」。入學一個月後，115師主力東進山東敵後，115師軍政幹校併入了在晉冀豫太行區活動的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再一個月於1938年初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轉到延安編進抗大，魏巍編入抗大三期政治隊學習。1938年5月1日加入中國共產黨。魏巍在延安時，經常去「文化工作者協會」（簡稱「文協會」）。文協會主任柯仲平經常朗誦自己的新詩作。魏巍很崇敬他，很快便參加了他倡導創辦的「戰歌社」。魏巍和胡征、朱子奇、周潔夫等人組成四大隊戰歌分社，經常創作新詩，把新詩抄好貼在塗黑的報紙上，掛在校園內的牆上。1938年8月7日，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抗敵協會、西北戰地服務團等單位聯合發起「街頭詩運動日」，在大街兩側的牆上貼滿街頭詩。在延安，魏巍結識了田間、何其芳。

邊區創作

1938年12月，魏巍作為八路軍記者團成員，來到晉察冀邊區，被分配到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宣傳部編輯科當幹事，編輯《抗敵副刊》（後來改為《抗敵三日刊》）。晉察冀邊區的知識幹部按規矩要過「戰鬥關」，都要下戰鬥部隊若干個月鍛鍊。1939年5月初，日軍對北嶽抗日根據地實行大掃蕩，晉察冀軍區機關轉移反掃蕩，機關幹部疏散分別深入到戰鬥部隊加強基層力量，魏巍被分配到老紅軍部隊出身的第一軍分區第一團第一營當文化（教育）幹事，直接參加了雁宿崖戰鬥和黃土嶺戰鬥，並從事詩歌創作。大黑山戰役後不久，由於患瘧疾，魏巍暫留老鄉家。在躲避日軍搜捕時，他在山洞中寫下《詩沒有死》等詩歌，開始用筆名「紅楊樹」，其意為楊樹是歌唱的樹，紅色代表革命，「紅楊樹」就是為革命而歌唱。
1942年，晉察冀邊區的情況異常艱苦。魏巍創作了長達2000行的敘事詩《黎明風景》。他對朋友們說：「這是我的性命之子，如果我熬不過黑暗，看不到咱晉察冀的黎明，這就是我留給大家的最後一首詩。」很快，《黎明風景》在《詩建設》上發表。作家孫犁、邵子南先後寫評論讚揚該詩。這首詩後來獲晉察冀邊區魯迅文藝獎金。後來被調到八路軍晉察冀軍區一分區政治部任（新聞）通訊幹事。抗日戰爭末期，魏巍自山區調到冀中平原，在河北保定、石家莊、河間、任丘等地參加鬥爭。在安平縣羽林村被讚譽為「冀東子弟兵的母親」李杏閣大娘家中，他首次見到擔任村婦女自衛隊指導員的劉秋華。很快，部隊轉移到安平縣報子營村，魏巍恰巧被派住在劉秋華家。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同日，他被任命為冀中軍區（司令員楊成武、副政委李志民）七分區政治部宣傳科科長。也是在這一天，魏巍在冀中軍區《前線報》社再次見到了劉秋華。1946年3月的一天，魏巍在日記中寫下：「秋華千里尋夫來到下花園。」很快，魏巍與劉秋華在河北淶源下花園結婚。此後他又任晉察冀野戰軍第三縱隊教育科長，經歷了整個華北解放戰爭與平津戰役。北平和平解放後，為改造傅作義的部隊，魏巍被任命為華北野戰軍騎兵第六師第十六騎兵團政委，率部進軍陝西、寧夏，參加了解放大西北和剿匪鬥爭。

戰地記者

1950年5月，從寧夏奉調回北京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學校教育科副科長。12月，第一次赴朝調查了解美軍戰俘的情況，隨後留在了戰地採訪部隊。1951年3月，從朝鮮回國調任《解放軍文藝》副主編。4月11日，《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人民日報》（社長宋之、總編輯鄧拓）頭版底欄發表，立即在全國以及朝鮮戰場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內部產生極其強烈的反響，鼓舞了部隊的鬥志士氣，推動了中國國內開展抗美援朝運動的熱情。「最可愛的人」就成為中國人民志願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代名詞。毛澤東讀後批示「印發全軍」。這篇文章當時便被選入中國內地的中學語文課本成為教材，延續至2007年。
從1950年到1958年，魏巍三次赴朝鮮。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撤離朝鮮的時候，他寫了《依依惜別的深情》等文章。這些朝鮮通訊後來結集出版為《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書。他還曾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副主席。1953年，魏巍開始為表現抗美援朝的長篇小說《東方》做準備，開始專職創作，併到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長辛店二七機車車輛廠以中共黨支部副書記的身份深入生活。1959年2月24日晚，他正式動筆創作《東方》。書中描寫了彭德懷，但彭德懷很快便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遭到批判並被免職。1963年底，他的上級陳亞丁傳話，要求魏巍停止寫作《東方》。魏巍反駁：「為什麼不能寫？這個意見是錯誤的！」他繼續《東方》的寫作。
1957年魏巍參加編寫《華北解放戰爭史》；1961年受領任務編寫《鄧中夏傳》。1965年越南戰爭升級後，周恩來派出中國作家訪越代表團，由巴金任團長，魏巍任副團長，從中越邊境友誼關一直深入到北緯17度線，採訪戰爭中的越南社會軍民。魏巍寫下了《人民戰爭花最紅》一系列的越南戰地通訊。

文革前後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在京西文化工作會議的《簡報》上出現：「魏巍鼓吹資產階級人性論」，魏巍受到衝擊，成為北京軍區第一個挨整的重點人物。他被扣上「文革黑線人物」、「周揚的人」、「三反分子」等罪名，被群眾組織批判二十三次，已寫了四十萬字的《東方》手稿也被沒收。1967年10月，經魏巍要求，獲當時掌權的造反派同意，他來到京西門頭溝煤礦工人中勞動鍛鍊。1968年，他被召回北京城參加「學習班」。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明確表示以下三條：「一、魏巍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二、他的作品基本上是好的；三、他和鄧拓是一般關係，沒有什麼問題。」魏巍的壓力減小，他要求繼續赴山西太原鋼鐵公司下屬的某軋鋼廠勞動鍛鍊。剛去不久，便被造反派召回，稱還有些問題仍需查清。魏巍不願再受這種折騰，便偷偷「溜」出北京。由於連受打擊，魏巍的身心受摧殘，只得住進醫院治病，直到1971年夏季才出院。出院不久，老友郭小川來見他，他受到郭小川鼓舞。文化大革命後期，他將《東方》手稿要回，繼續寫作。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魏巍極為悲痛，不顧當時的禁令，毅然和女兒到天安門參加悼念活動，將自己悼念周恩來的詩貼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詩文中間。
1978年，魏巍被任命為北京軍區文化部部長，後來擔任北京軍區政治部顧問，聶榮臻元帥傳記組組長。這一時期，是他文學作品盛出的時期。1979年《東方》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並於1982年獲得首屆茅盾文學獎。《東方》發表以後，又創作了反映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長篇小說《地球的紅飄帶》，反映抗日戰爭的長篇小說《火鳳凰》及大量的散文和文論作品。1982年中央決定出版元帥傳記系列書籍，北京軍區負責組成聶榮臻傳記組，魏巍被任命為聶榮臻元帥傳記組組長。先是根據聶榮臻的口述回憶組織撰寫了《聶榮臻回憶錄》，爾後又繼續組織撰寫了《聶榮臻傳》。

晚年

晚年的魏巍被視為左派代表人物。1980年，魏巍與黃鋼、姚遠方等人創辦雜誌《時代的報告》。在創刊號上，「本刊評論員」批判了當年引發爭議的文學劇本《在社會的檔案里》，並刊登了「讀者來信」《這是一份什麼樣的「社會檔案」？》。當年關於電影《苦戀》的風波，也是該刊首先引起。由於該刊物奉行文化大革命時代的思維方式，引發了支持改革開放者的公憤，也引起中共中央注意。1982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整頓《時代的報告》。1983年，該刊物被更名為《報告文學》，魏巍等人被迫離開該刊物。1988年，魏巍、林默涵合作，在《光明日報》社下面創辦了《中流》雜誌，魏巍、林默涵任主編。《中流》依然秉承《時代的報告》的辦刊宗旨，堅持「要繼續革命就要批判修正主義」。後來，魏巍先後寫出《警惕「四化」危險———在〈中流〉創刊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女媧補天》、《在新世紀的門檻上》等文章，引起思想理論界關注。他大聲疾呼「反修防修」。1992年，為準備1993年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毛岸青、邵華主編《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叢書，約請魏巍寫一本書以編入叢書。魏巍為此寫出《話說毛澤東》一書。
2001年7月，魏巍、林默涵等以「一群共產黨員」為名，向中共中央上書《「七一講話」是極其重大的政治錯誤事件》，反對江澤民「七一」講話，質疑「共產黨的總書記到底代表誰？」指責「七一」講話「違反了黨章的基本原則和規定」，「允許私營企業家入黨是帶頭破壞黨的規定」。2001年7月的《中流》雜誌將該上書的主要內容用文章的形式公開刊登。2001年8月《中流》停刊，他的文章不斷被「毛澤東旗幟網」和「烏有之鄉」刊登。2001年8月31日，江澤民不點名的罵魏巍是最可惡的人，還稱「老壽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煩了」。之後，魏巍的人身自由限制進一步加大，所享受的軍級待遇停止，公車被取消，所在單位也對他進行一系列的查問和批判，夜裏在他家的院牆外面派駐了崗哨，進行監視。魏巍還被強迫入院「檢查身體」，不准外人探視，即便是在病房外散步，也有人跟梢。因為醫院保衛處長與魏巍關係較好，也被撤換。
2004年，在一次座談會上，魏巍結識了河南安陽的國有企業下崗工人詩人王學忠。王學忠下崗後，以擺地攤賣鞋為生，同時寫出了許多反映下崗工人心聲的詩作。魏巍給王學忠寫信，熱情鼓勵他說：「《挑戰命運》這部詩集相當真實地描寫了眾多下崗工人的悲慘命運及底層人民的生活。」「不論你是否認識到，我都認為，你為他們說了話，為工人階級說了話。我應當感謝你！感謝你！但我覺得這些話說得還不夠，還要大說特說下去！說得更加理直氣壯，要撼動人心，氣壯山河！」不到一年，王學忠另一部詩集《雄性石》準備出版，魏巍為其作序《一個工人階級詩人的崛起》。
2005年，魏巍否認曾經響應「退黨救中國運動」退出中共，他對《鳳凰周刊》說：「這個事，有人給我看了一下，根本不會有這種事。」
2007年，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被排除出中學語文課本之外。同年，魏巍為刺死城管將被判死刑的小販、退伍兵崔英傑說情：「小商小販中，大多數是不幸的下崗工人、復員戰士和城市貧民，他們是在極其艱難的道路上求生存者。對他們應該給予更多的熱愛和幫助。」
2008年8月24日，魏巍在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因肝癌病逝，享年88歲。 死前留下政治遺囑在網絡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