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鸦片史

中國鴉片史主要記述鴉片在中國範圍內從初引進、傳播、盛行到禁止的整個歷史進程。這段歷史包含了早期鴉片作為藥用引入在中國境內流行，到明清時期被認識為一種能致人成癮，使人渙散的邪物，在政府利益和社會環境健康的權衡中歷經兩次鴉片戰爭，直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大陸、港澳台等地區紛紛立法禁止和肅清。

概述

鴉片在中國的歷史，有研究認為起源於7世紀鴉片在醫學領域的使用。到了17世紀，吸食大煙（含有鴉片的菸草）的潮流從東南亞傳播到中國，使國內人們對於鴉片的需求日益見長
1729年，清朝政府頒布了第一個反鴉片法令，當時每年約有200箱鴉片進口到中國。自鴉片傳入中國以後，鴉片的進口量隨年逐升。1799年中國當局以更加嚴厲的條件重新頒布禁令時，鴉片的年進口量已達4,500箱。隨著19世紀30年代十年間的貿易增速，到1838年，鴉片年進口量攀升至40,000箱。雖然之後1842年的《南京條約》結束了鴉片戰爭，但並沒有在真正意義上結束鴉片貿易。1858年，鴉片在中國每年的進口量已經達到70,000箱（約4,480長噸（4,550公噸）），幾乎與2000年全球鴉片產量持平。
在19世紀晚期，中國國內的鴉片產量已經超越了進口量。到20世紀政府開始抑制國內的鴉片產量，英國與中國簽訂了減少鴉片貿易的條約。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使得鴉片貿易在中國重新變得活躍，並重新成為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在1949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當時的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成功地抑制了鴉片的流通，但是新疆及東北區域暗地裡依然存在著生產鴉片的活動。

早期歷史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鴉片在公元7世紀，也就是唐朝時第一次由阿拉伯商人引進中國，當時被中國人稱之為「阿芙蓉」。但是這種說法有所爭論，更早的記錄顯示，公元1世紀時就有鴉片以止痛藥的身份進入中國地域。當時記載宋朝詩人蘇軾在其詩中描述了鴉片的醫藥用途：「道人歡飲雞蘇水，童子能煎罌粟湯。」
鴉片最初由醫學家用來控制體液，保存氣或生命力，在明代（1368年-1644年），徐伯齡在15世紀中葉的《蟫精雋》上記載了鴉片除了能治療腹瀉，還有春藥的作用：
主興助陽事，壯精益元氣。方士房中御女之術，多用之。又能治逺年乆痢，虛損元氣者，徃徃服不三數分。多服，能發人疔腫、癰疽、惡瘡，並一應熱疾。……其價與黃金等
明朝的統治者通過天朝冊封體制來獲得鴉片，當時鴉片被叫做烏香（黑香料）。明朝《大明會典》記錄了暹羅王國向明朝皇帝進貢的重達100公斤（220英磅）烏香禮物，其中還包括乳香、西瓜、胡椒、象牙、犀牛角和孔雀羽毛。
鴉片一直被視作一種中草藥，直到1639年，鴉片才被列為非法商品。

鴉片貿易

16世紀，葡萄牙人發現了鴉片在中國市場的潛在價值，利用他們橫跨亞洲的工廠資源去贊助廣州商人，以滿足鴉片的藥用和娛樂需求。1729年，雍正帝開始禁止清朝的鴉片風潮。在布克薩爾戰役之後，東印度公司（EIC）獲得了稅收控制權，並壟斷了莫臥爾帝國在孟加拉地區的鴉片市場。可是之後的英法北美戰爭和英國市場對中國茶葉的極度需求，使得東印度公司負債高達28,000,000美元，這筆帳需要用白銀兌付。為了轉虧為盈，東印度公司除納稅之外也開始在加爾各答拍賣鴉片。考慮中國法律不允許鴉片進口，東印度公司便計劃一邊順從中國的法律市場，一邊利用其非法市場。英國商人在廣州明面上進行茶葉交易，暗地裡在加爾各答販賣鴉片來彌補公司的債務虧損。在那裡，鴉片會在英國船隻的掩護下進口中國，然後由當地的商人走私入境。據19世紀漢學家Edward Parker的說法，從印度走私到中國的鴉片分為四種：公班土、白土、金花土和小公班。1833年7月在內伶仃島靠岸的赫拉克勒斯號上的貨物被按照產地醒目的標註了「新」、「舊」公班土，「新」、「舊」貝納雷斯以及白土以示區分。會計還規定了每種類型的箱子數量，以及每箱的價格。「箱」（chests）包含起源於印度孟加拉邦和馬德拉斯管轄區的小鴉片球。
1729年，清政府發布了中國第一挑反菸令，規定「凡興販鴉片煙者，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號一月，發近邊充軍……」
1797年，東印度公司廢除了孟加拉代理一職，強制農民同英國商人進行毒品交易，並加強了它對鴉片貿易的管理。英國對中國出口鴉片的數量也從1730年的15,000公斤漲到1773年的76,000公斤。1799年，兩廣總督覺羅吉慶時下令禁止鴉片的運輸和銷售。到了1804年，東印度公司扭轉了與中國的貿易虧損，並且在1806至1809年間獲利約七百萬銀幣。與此同時，美國開始加入鴉片市場，隨之而來的還有質量較次的土耳其鴉片；到了1810年，美國已在廣州有約10%的鴉片市場。
同年，嘉慶帝還下了另一道聖旨：
「鴉片煙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賊身命，大為風俗人心之害，本干例禁，該犯楊姓膽敢攜帶進城，實屬藐法，著即交刑部嚴審辦理。惟此項鴉片，近聞購食者頗多，奸商牟利販賣，接踵而來。崇文門專管稅務，僅於所屬口岸地方稽察，恐尚未能周到，仍著步軍統領、五城御史於各門禁嚴密訪查，一有緝獲，即當按律懲治，並將其煙物毀棄。至閩粵出產之地，並著該督撫關差查禁，斷其來源。毋得視為具文，任其偷漏。」
聖旨的作用非常有限，遠在北京的清政府並不能阻止位於中國南部諸省的鴉片走私。到了19世紀20年代的時候，中國每年進口孟加拉鴉片約910噸。
被販運到中國的鴉片由東印度公司在巴特那和貝納雷斯的兩家工廠加工。1920年左右，來自印度的摩臘婆鴉片進入了市場，由於市場需求持續上升，鴉片價格與其產量也開始持續上漲。
由於同外國企業的非法貿易導致銀幣的流失，以及1838年中國吸毒者的數量從原先的約400萬增長到了1200萬，道光皇帝開始採取行動，他將主張抵制鴉片一派的首領林則徐派往廣州。林則徐迅速壓制了在中國境內的非法鴉片貿易，逮捕鴉片販子，並要求那些外國公司無償上交其股份。對於貿易公司的反抗，林則徐直接封鎖一切交易，並將那些國外商人圍堵在各自的工廠內，最終強制要求他們上交所有鴉片。在接下來23天的時間裡，林則徐銷毀了多達1,016噸的鴉片。

第一次鴉片戰爭

因為大量的進口鴉片在虎門銷煙中被摧毀，英國商人要求英國政府補償他們的損失，然而英國當局認為損失應該由中方償還。英國政府在1842年的《南京條約》中不僅要求擴大鴉片貿易，同時也要求中國割讓香港領土，降低關稅，給予英國最惠國待遇，並允許他們設立外交代表。此外，《南京條約》中英方要求清政府為虎門銷煙中被銷毀的鴉片賠償三百萬美元。

太平天國之亂

太平天國在當時反對吸食鴉片。西方勢力擔心太平天國的勢力擴張會大幅度影響鴉片貿易的股市，所以最後選擇幫助清政府平定內亂。

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後，英國原以為憑藉《南京條約》可以迅速打開中國市場，獲取巨額利潤。然而，中國當時「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得英國出口到中國的貨物常常滯銷，造成了英國長期處在與中國巨大的貿易逆差之中。此外，英國還須巨額斥資管理其海外殖民地。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決定擴張其在中國的鴉片貿易來彌補這一財政虧空，改變其被動的貿易地位。於是，在1856年10月8日發生的「亞羅號事件」最終成為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索。「亞羅」號是中國人建造的一艘船，其非法弄到了一張港英執照，並雇用了一名叫亞羅的外國人在船上工作，該船便稱為「亞羅」號。該船雇用的水手中隱藏著海盜，憑藉港英執照作掩護，從事鴉片走私和搶劫等活動。然而，當亞羅號事件發生時，該船的香港執照早已過期。在10月8日，清政府以搶劫和走私的罪名逮捕了「亞羅」號上的水手。然而，英國駐香港總督巴夏禮向在向英國的報告中稱中國水師在該船捕人時，曾扯落船上的英國國旗，有損英國的權利和榮譽，要求廣州當局賠禮道歉、釋放人犯。然而，時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對英態度強硬，拒絕賠償、道歉。此舉令英國方面極為不滿，於是10月23日，英國海軍向虎門口開進，揭開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序幕。這場戰爭最終以清政府的全面潰敗告終。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洗劫並火燒了圓明園。同年，清政府與英國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標誌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束。在新簽訂的《天津條約》中，清政府額外開放了五個通商口岸，並且首次允許外國商人與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經商與傳教。

鴉片戰爭的影響

美國、法國在英國之後也與中國簽訂了所謂的「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也被中國許多歷史學家認定為「百年國恥」的開端。
此時英國的鴉片貿易面臨著後來成為英國首相的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的強烈敵意。作為時任議會議員，格萊斯頓非常反對鴉片戰爭，並稱中國與英屬印度之間的鴉片貿易是「最臭名昭著，最殘暴」的。他抨擊這場戰爭為「巴麥尊的鴉片戰爭」，是「一場非正義的戰爭，一場策劃更加精細的戰爭，給這個國家蒙上了永遠的恥辱」。1840年5月，他表示「因我們對中國的罪孽，（我）非常害怕上帝對英國的審判」。格萊斯頓對鴉片的敵意源於鴉片對他的妹妹海倫的影響。

清朝最後幾十年

按照我們所追求的政策，我們英國人對中國每一塊土地都負有道德責任，這些土地已經從糧食種植中撤出，專門用於罌粟種植；因此，中國鴉片增長的事實只會增加我們的責任感。
——1884年，上訴法院法官弗萊
自太平天國之亂結束以後，鴉片在清朝的經濟中逐漸扮演起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由於鴉片相比於同等價值的銅幣要輕上很多，商人在雲南、四川等鴉片受眾較廣的地方把它們當作錢來進行交易。人們發現罌粟幾乎可以在任何環境條件下進行種植，於是種植罌粟的風氣迅速在民間蔓延開來，同時地方官員們也意識到，即使當別的農作物不景氣的時候，種植罌粟也能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利益。在那個時期，政府一直在反對種植罌粟，但是地方官員因收到了高額的賄賂和想要避免與依賴於罌粟種植的農民們起衝突，在壓迫罌粟種植的數量上並沒有太大的作為。眾多因素之下，原先遭到政府抵制的鴉片在1880年代地位逐漸變得跟茶葉和稻米的地位一樣，並且鴉片的種植也成為了政府官員們極大的稅收來源之一。
歷史學家史景遷指出，鴉片雖然會對人造成很大的危害，但在經濟停滯不前的情況下，鴉片提供了流動資本並且創造了新的稅收來源。許多不論是富貴貧賤的人都依靠著鴉片生意謀生。在清朝的最後十年裡，鴉片帶來的危害喚醒了人們的良知，大多數人為了抵制鴉片而選擇放棄了利益。
自1901年以後，清政府發起了新的一輪抵制鴉片的運動，然而此時的反對勢力已然不是英國，而是那些經濟意義上或是精神意義上賴以鴉片生存的國民。雖然面對的是對禁鴉片愈發有異議的國民們，但是清政府依舊堅持推行全國性抵制鴉片運動，並與此同時倡導與國際反鴉片組織積極合作。在1902年的《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簽署後，進口關稅添加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但條約同時聲明了「英方無意干涉中國對本地鴉片徵稅的權利」，因此印度鴉片並沒有受到該條約的影響。
1907年，英國與中國簽署了一項條約。英國同意在未來十年裡逐漸廢止對中國的鴉片出口，與此同時中國也同意在此期間根除國內的鴉片產業。國內外的大力合作被證明是有效的，但在辛亥革命發生後，清政府被推翻，英國覺得已經沒有義務繼續再幫助中國解決鴉片問題，地方及省會官員也不再參與反鴉片運動，繼續擴展鴉片生意作為稅收來源之一。
在北部的寧夏省和綏遠省，蒙藏委員會會長馬福祥雖然表面上禁止鴉片相關的商業活動，但在暗地裡協助鴉片毒品交易用來補貼軍費開支。1923年，馬福祥被一位中國銀行的包頭官吏發現了他暗地裡一直在利用中國銀行的一個分支銀行將銀幣送往包頭來贊助鴉片貿易。
在1927年至1937年期間，也就是所謂的「民國黃金十年」裡，蔣介石曾利用鴉片販運帶來運轉資金上的補助。
從1940年開始往後的一段時期，中共政府為了解決金融危機開始在陝甘寧邊區進行鴉片種植，並將成品買給當時被日本占領、國民黨占領的省會。

毛澤東時代以及之後

毛澤東政府通常被認為在20世紀50年代使用無限制的鎮壓和社會改革消除了鴉片的消費和生產。一千萬上癮者被迫接受強制治療，經銷商被處決，原鴉片產區被種植了新作物。剩餘的鴉片生產因為國民黨軍隊的潰逃和大陸嚴厲禁止而從中國邊境南部轉移到金三角地區。殘餘的鴉片貿易主要服務於東南亞，但在越南戰爭期間蔓延到美國士兵中間，在1971年的達到巔峰，20％的士兵認為自己已經毒品上癮。2003年，中國社會估計有400萬普通吸毒者和100萬註冊吸毒成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