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托研究所

出版

卡托研究出版的期刊包括了卡托的信函、卡托期刊、管制雜誌、卡托最高法院監督以及政策研究。卡托研究所販賣的書籍包括了《社會福利：內在的矛盾》（Social Security: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替全球資本主義辯護》（In Defense of Global Capitalism）、《教育卷戰爭》（Voucher Wars）等書。
卡托研究所曾在1977年至1982年之間出版Inquiry Magazine，他們也曾出版一系列名為Cato Papers的論文集。

理念

卡托研究所的理念深扎於約翰·洛克和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卡托的學者經常從許多不同哲學和宗教的角度來探討各種議題，舉例而言，2005年一本由卡托的貿易政策研究部門學者Dan Griswold發行的小冊子，便從基督教的觀點申揚個人自由的立場。卡托研究所的政策分析家Will Wilkinson也曾主張以綜合哈耶克與約翰·羅爾斯理論的方式來替自由原則辯護。
三名諾貝爾獎得主的學者對卡托研究所的理念有特別深刻的影響，米爾頓·佛利民首先提出了學校自由選擇制度（School choice）的概念，之後便成為卡托教育自由中心一直提倡的政策。佛利民也影響了卡托研究所在其他許多議題的立場，包括了貨幣主義以及停止徵兵和反毒政策的理論。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所提出的自願秩序概念以及強調價格機制的重要性也對卡托研究所的許多學者有深刻影響。詹姆斯·M·布坎南在公共選擇學派上的理論也影響了卡托研究所對政府的各種計畫和政策提出的深刻批判。
艾茵·蘭德的客觀主義哲學對卡托研究所有極大影響，客觀主義與自由意志主義共同主張個人自由、自由市場、以及小政府的理念。在1997年卡托的副所長大衛·伯阿茲（David Boaz）寫道所有的客觀主義者都必然是自由意志主義者。

與保守派的衝突

在共和黨於1994年的國會選舉大勝之後，卡托研究所經常被視為是美國保守主義政治運動的重鎮之一。在20世紀後半重塑並重振了共和黨以及保守主義運動的貝利·高華德與隆納·雷根也都曾受到自由意志主義理念的深刻影響。
不過，卡托研究所在正式上一直拒絕被稱為保守主義智囊，因為「保守派代表了一種對改變的反抗、以及一種企圖保持現狀的心態」。隨著卡托研究所對於共和黨主流的尖銳批評，這樣的矛盾關係在近年也開始越來越明顯。逐漸擴大的衝突可以歸咎於共和黨官方逐漸支持的ㄧ些政府干預經濟和社會的政策、對於政府開支的擴張、以及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政策。
卡托的學者對於喬治·沃克·布希任期下行政部門權力的擴張提出許多尖銳批評，同時也批評他對伊拉克戰爭的政策。在2006年和2007年卡托研究所還特地出版了兩本書，批評共和黨在從1994年掌權後對於小政府理念的逐漸拋棄和背叛。舉例而言，布希總統在2005年提出的民營化社會福利制度的提案只獲得一小部份共和黨國會議員的支持，而民營化社會福利制度的概念一直是卡托研究所長年來所提倡的。在109屆的國會會期裡，布希總統以卡托學者Dan Griswold提議為基礎所構畫的移民政策改革甚至在大量保守派的共和黨國會議員主導下遭到封殺。

與客觀主義的緊張關係

儘管兩者在政治議題上都有幾乎完全相同的立場，自由意志主義的卡托研究所與客觀主義的各種機構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非常和諧。艾茵·蘭德在世時一直藐視當時發展中的自由意志主義運動，蘭德的精神繼承人列奧那多·培可夫（Leonard Peikoff）也堅持蘭德的立場，拒絕與任何自由意志主義組織來往－包括卡托研究所在內。其他客觀主義的機構，尤其是阿特拉斯社會（Atlas Society）則對卡托研究所表現出比較友善的態度。在2007年10月一場由阿特拉斯社會主辦慶祝《阿特拉斯擺脫重負》出版五十周年的紀念會上，卡托研究所的所長和創辦人Ed Crane還表示他和其他卡托的成員都也自認為是客觀主義者，他強調客觀主義者與其他自由意志主義者都是自然的戰友，並且鼓勵客觀主義者與主流的自由意志主義動合作交流。卡托研究所的領導人長年來一直企圖化解客觀主義與自由意志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

議題立場

依據研究所的格言，卡托研究所支持的是那些可以促進「個人自由、小政府、自由市場、以及和平」的政策。卡托的學者在各種政策上都保持自由意志主義的立場，主張減少政府對於國內社會和經濟的干預，並且減少在國際上的軍事和政治干預。ㄧ些卡托研究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廢止最低工資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廢止企業補助和貿易壁壘、減少聯邦政府對市場運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預、深化自由學校選擇制度、廢止政府實行的族群歧視政策－包括已經實行多年的種族資料建檔以及積極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政策，並且減少對於私人領域歧視的管制。

社會福利

卡托研究所在1995年開始了社會福利民營化計畫，並在2002年將其重命名為社會福利選擇計畫。卡托研究所強調應該讓美國人民個人自行選擇是否參與或退出社會福利制度。如同其他支持個人化健保儲蓄帳號概念的組織，卡托的學者現在也避免使用「民營化」一詞來描述他們的政策，因為當前這一詞對美國大眾而言帶有些許負面含義。
卡托研究所的社會福利政策提議包括了讓勞工可以選擇是否將他們的社會福利費用存入一半至個人的帳戶，並且放棄在這之後的任何累積的社會福利津貼。而對選擇了這項措施的勞工，剩餘的社會福利津貼則可以被以債券方式轉售，讓願意的勞工可以重複投資福利津貼換取更高的未來收入。不過對這些勞工，本來會以僱主名義投入社會福利帳號的薪資稅金將會改投入其他仍然選擇保持舊制度的人的帳號裡。
卡托的學者強調當前的社會福利制度是無法長久維持的，並且必將需要未來的增稅和津貼減裁來維持平衡。由於當前制度下「工作便要繳費」的本質，現職的勞工被迫要納稅支撐過去的勞工（已退休的），當現職勞工與退休勞工比例差距縮減後，現職勞工便會背扛越來越多薪資稅的負擔。卡托的學者也強調福利津貼的可繼承性，與當前制度不同的是，卡托的計畫將會允許那些在達到退休年齡前便去世的勞工將他們累積的個人社會福利儲蓄繼承給子女。在2003年，卡托研究所主張若是政府減低對企業的補助，布希總統的社會福利制度民營計畫其實可以獲得足夠資金。

外交政策和公民自由

在近年來，卡托研究所的不干涉主義外交政策以及對於公民自由的堅定支持，使卡托的學者經常批評政府的許多政策－無論民主黨和共和黨。卡托的學者反對了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總統在1991年發起的波斯灣戰爭、比爾·柯林頓對海地和科索沃的干預、以及喬治·沃克·布希總統在2003年發起的伊拉克戰爭。不過卡托研究所支持了2001年對阿富汗的入侵以作為對911恐怖攻擊事件的回應。
卡托的政策分析者也經常批評近年來政府政策對於公民自由所構成的侵犯，他們尖銳批評司法部長珍妮特·雷諾（Janet Reno）在1993年攻擊德州瓦科市大衛教派本營的決定。而最近卡托研究所也反對了美國愛國法（USA Patriot Act），以及對涉嫌恐怖行動的外籍人士的未審拘禁，並且也批評布希總統第二屆任內對於執政權力的強硬擴張。

其他國內政策

卡托研究所在1998年對許多州分與菸草公司達成的反壟斷協議提出相當尖銳的批評。除了其他各種自由放任的政策外，卡托的學者也提議開放更多移民到美國工作。
卡托研究所還提議一種用以平衡預算的美國憲法修正案，用以作為減少美國政府預算赤字的自我監督機制。
在2003年卡托研究所表態支持最高法院在勞倫斯訴德克薩斯州一案裡的判決，禁止剩餘的幾個州分繼續非法化私人之間的同性戀關係。卡托研究所以第14號憲法修正案來作為他們立場的主要依據。
除此之外，卡托的學者也對當前美國的反毒品政策有尖銳批評，並且批評美國執法單位越來越軍事化的執法手段。

資金來源

卡托研究所被美國稅務局登記為501(c)(3)的非營利組織，研究所並不進行契約性的研究，同時也不接受政府的補助。在研究所資金來源上，卡托研究所主要是依靠民間的私人資助。依據其年度報告，卡托研究所在2007年獲得$2040萬美元的資金，而支出則是$1940萬元。年度報告也指出卡托研究所有74%的收入是來自個人捐款、15%來自其他基金會、3%來自私人企業、8%來自其他計畫和收入（例如出版盈利、學費）。

企業資助

如同其他大多數智囊，卡托研究所獲得來自各種企業的資助，不過企業資助仍然只是研究所次要的資金來源。舉例而言，2007年的研究所財務報告裡，私人企業的資助只佔其預算3%的款額。
依據卡托研究所的說法，較少的企業資助使研究所得以在政策研究上保持更為中立客觀的立場。在2004年卡托研究所發表了一篇支持「藥品重進口」的文章，激怒了美國國內的製藥產業。在2006年研究所則批評了千禧電子版權法案（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卡托研究所也曾尖銳批評那些被他們稱為「公司福利」（corporate welfare）政策－亦即那些政府官員以納稅人資金對私人企業的補助，通常是透過預算開支的形式，來補助那些與政治人士關係親密的企業。舉例而言，2002年時卡托研究所的所長於華盛頓郵報投稿了一篇呼籲抵制共和黨能源法案的文章，主張那則法案只會讓華盛頓特區的各種遊說團吸取更多的政治資金。同樣的在2005年，卡托的學者Jerry Taylor再度批評共和黨的能源法案是對於企業遊說團的政治勾結。

米爾頓·佛利民獎

自從2000年以來，卡托研究所每隔兩年便會頒發米爾頓·佛利民伸張自由獎給那些「對於伸張人類自由有傑出貢獻的個人」。獎項的獎金還高達美元$50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