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

詞源

在早期古希臘語中，形容詞「atheos」（ἄθεος)，由否定詞綴ἀ- + θεός「神」構成）的意思是"不敬畏神的"或"邪惡的"。公元前五世紀以後該詞的意思逐漸的演變成了「有意的無神」，成為「與神斷絕關係」或「否認神的存在」而不再是早期的ἀσεβής（asebēs，不虔誠的）。古希臘文的現代翻譯通常會將「atheos」譯作「無神論的」，而ἀθεότης（atheotēs）則譯作抽象名詞「無神論」。西塞羅把atheos這個希臘語詞彙轉寫成拉丁形式atheos。在早期天主教與古希臘宗教的辯論中常常能看見這個詞，雙方都以此輕蔑對方。
在英語中，無神論一詞來自於1587年左右的法語詞彙athéisme。而無神論者一詞（來自法語「athée」，意為「否認或拒絕相信神的存在的人」）在英語中出現的要比無神論更早，大約在1571年。無神論者最早在1577年開始被當作不信神者的標籤。相關的詞語則在其後出現：自然神論者，1621年，有神論者，1662年；有神論，1678年；自然神論，1682年。1700年左右，在無神論一詞的影響下，自然神論和有神論的詞義發生了輕微的變化；自然神論的本義與有神論完全相同，但卻有了獨立的哲學意義。
凱倫·阿姆斯特朗曾記載：「在16到17世紀之間，無神論者一詞仍然只能在辯論中見到……被喚做無神論者是個巨大的侮辱。沒有人願意被稱為無神論者。」無神論在18世紀晚期的歐洲被首次用作自稱，但當時該詞的含義特指不信仰亞伯拉罕諸教。隨著20世紀全球化的趨勢，無神論一詞的意思被擴大到了「不信仰任何宗教」，然而在西方社會，該詞還是主要用以描述「對上帝的不信仰」。

定義與區分

不同的無神論者信仰不同的超自然實體，不同的無神論對信仰有著不同的界定，考慮到這些問題，人們很難直接的定義與區分無神論。

範圍

定義區分無神論時有許多困難，主要因為人們對如神與上帝等基本概念的定義沒有一致共識。對神定義的多樣性相應的導致了對無神論定義的不同。古羅馬因為基督徒拒絕信奉古羅馬宗教而指責其為無神論者。而在20世紀，無神論一詞則更多的被理解為不信仰任何宗教。
無神論所否認的事物則更加複雜，無神論可以否認神性，神靈，超自然或許多其它概念，例如印度教和佛教的超然存在。

顯無神論和隱無神論

對無神論的定義存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一個無神論者對神的「不信」需要到一個什麼程度。無神論的定義有時包括了對有神信仰的簡單缺失。這個寬泛的定義可以把連同新生兒在內的許多從未為接觸過有神論概念的人涵蓋進去。如1772年霍爾巴赫所說：「兒童生來即是無神論者；他們對上帝（是什麼）沒有概念。」同樣地，喬治·H·史密斯在1979年說道：「對有神概念不熟悉的人即為無神論者，因為他不信神。這個分類同樣包含了那些已經有能力去把握，但實際上並沒有清楚意識到神靈概念的兒童們。兒童們對神的不信仰使他們成為了無神論者。」史密斯創造了隱無神論一詞表示「缺乏信仰但並非有意抵制」，同時也創造了顯無神論指代「對自己的不信仰有明確意識」。
在西方文化中，兒童生來即為無神論者的觀點出現的相對較晚。在18世紀以前，西方對上帝存在的信仰是如此廣泛，以至於是否存在真正的無神論者也值得懷疑。這被稱為神學天賦論——一種認為人生來就信仰上帝的觀點；這種觀點簡單地否定了無神論者的存在。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無神論者在遇上危難時將很快地投身信仰，例如做出臨終皈依，一句西方諺語「散兵坑裡沒有無神論者。」也闡述了這一觀點。這一觀點的部分支持者認為宗教在人類學意義上的益處是宗教信仰能讓人更好的面對逆境（對比卡爾·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綱要》中提出的精神鴉片說）。不過，一些無神論者則強調實際上有反例，確實存在著「散兵坑裡的無神論者。」

強無神論和弱無神論

哲學家安東尼·弗魯（Antony Flew），麥可·馬丁（Michael Martin），以及威廉·L·羅伊（William L. Rowe）等人將無神論分為強（積極）與弱（消極）兩類。強無神論清楚地宣稱神不存在。弱無神論則包含了所有形式的非有神論。根據此分類，所有的非有神論者都必然是強或弱無神論者而絕大多數不可知論者都是弱無神論者。與積極和消極相比，強和弱兩詞用以形容無神論則相對較晚，但至少在1813年就已經出現在了各類（雖然用法略有不同）哲學著作與天主教的辯惑之中。
當馬丁等哲學家把不可知論歸類為弱無神論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不可知論者並不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在他們看來無神論並不比有神論更加合理。支持或否定神存在的知識的不可獲得性有時被看作無神論必須經歷「信仰飛躍（Leap of Faith）」的標示。一般無神論者對這一論證的反駁包括：未經證實的宗教命題應和其他的未證實命題受到同樣多的懷疑，以及神存在與否的不可證明性並不代表兩種可能的概率相等。蘇格蘭哲學家J. J. C.斯馬特甚至說道：「因為一種過於籠統的哲學懷疑論，有時一個真正的無神論者可能會，甚至是強烈地，表達自己為一個不可知論者，這種過分的懷疑論將阻礙我們肯定自己對或許除數學或邏輯定理以外的任何知識的理解。」因此，一些知名的無神論作家如理察·道金斯更傾向於依據「有多大程度相信神存在」的光譜來區分有神論者，不可知論者與無神論者。

「積極無神論」的其他詮釋

如上文所述，積極和消極兩詞與強和弱兩詞在形容無神論時具有相同意義。但是印度哲學家拉奧 (哲學家)在其1972年出版的《積極無神論》一書中給出了此詞語的另一種用法。古拉本人在階級劃分明顯與宗教文化底蘊深厚的印度長大，在他的努力下印度建立起了一個世俗政府，據此他提出了一些積極無神論哲學的指導方針，積極無神論者應該具有這樣一些品質：品行正直，對有神論者理解，不強求他人成為無神論者，以及對真理的追求，而不是滿足在爭辯中的勝利。

基本理據

信仰無神論的哲學理據在大體上可劃分為實用主義和理論主義兩類。而各種不同的理論無神論又分別來自獨一的論據與哲學論證。與此相反，實用無神論不需要論證，因為其核心概念是對有神論概念的漠視和無知。

理論主義無神論

理論主義無神論要求清晰的提出神不存在的證明，以回應諸如目的論論證與帕斯卡的賭注一類神存在的論證。否認神存在的論據有很多種，通常是以本體論，認識論以及知識論的形式表現，但有時也會表現在心理學與社會學的形式上。

本體論與知識論的論據

知識論無神論認為人不可能感知到神祇或其存在，其理論基礎為不同形式的不可知論。在內在理論體系中，神與世界是緊密相連的，因此也存在於人的思想中，與此同時，每個人的意識又都必然是主觀的；根據這種不可知論，人類認知所存在的種種限制使得來自宗教信仰的任何客觀推理都無法得出神存在的結論。康德的理性主義不可知論和啟蒙運動只接受人類理性推導得出的知識；這一類無神論認為神不像原則問題般清晰可辨，因而不能確知其是否存在。基於休謨理念的懷疑主義斷言確知任何事物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人永遠不能知道神是否存在。對無神論和不可知論的分類飽受爭議；兩者能被看成是不同且相對獨立的世界觀。
其他的能被分類成知識論或本體論的？無神論論證，包括邏輯實證主義和漠視主義，都論述了例如「神」和「神是全能的」一類概念和陳述的無意義性及不清晰性。神學非認知主義認為「神存在」這一類陳述並未表達任何主張，實際上是荒謬無意義的。神學非認知主義應該被分類為無神論還是不可知論一直存有爭議。哲學家艾爾弗雷德·朱爾斯·艾耶爾和西奧多·麥可·德蘭格反對這兩種分類，他們認為這兩種理論都接受「神存在」是一種主張；因而堅持神學非認知主義的獨立性。

形上學的論據

形上學無神論是建立在形上學一元論——一種認為世界是同質且不可分的概念——的基礎上的。絕對形上學無神論者相信多種不同形式的物理主義，並據此否認非物理的存在。相對形上學無神論者對神的概念則持有較為緩和的否定態度，這種否定態度來源於他們的哲學信仰與神的超然存在或人格等屬性之間的矛盾。相對形上學無神論包括了泛神論，超泛神論以及自然神論。

心理學，社會學以及經濟學的論據

哲學家如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認為上帝和其他宗教信仰都是人類自身的創造，其目的是填補許多心理與情感上的需求。這也是許多佛教徒的觀點。受費爾巴哈的影響，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研究神與宗教的社會功能並作出結論，認為它們是統治階級用來壓迫勞動階級的工具。米哈伊爾·巴枯寧則說：「神的概念暗指了人類理性和公義的缺失；它是對人類自由的極端否定，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中，它都必隨著人類奴役的結束而消亡。」他將伏爾泰的名言「如果上帝不存在，那就必須創造祂。」修改成「如果上帝存在，那就必須拋棄祂。」

邏輯學的論據

基於邏輯學的無神論認為對神的概念的各種不同定義——例如基督教的人格神——都在邏輯上有自相矛盾的本質。這一類無神論者提出了各種演繹論證來否定神的存在，此類論證明確了神的幾種屬性，例如：完美、創造者地位、不朽、全知、全在、全能、全善、超然存在、人之特質、非物質性、正義以及仁慈等，是無法和諧並存的。
神義論無神論者認為神學家加給神的各種性質不能與現實的世界調和。他們認為全知，全能和全善的神並不能解釋一個存在著罪惡痛苦以及神性隱退的世界。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也曾提出過類似的論證。

人本主義的論據

價值論無神論，或稱建設性無神論，因為諸如人性等「較高絕對」的存在而否定神。這種無神論論證認為人性才是道德觀和價值觀的絕對根源，人性也能讓人無須求助於神即可解決倫理道德問題。馬克思，弗洛伊德和薩特都曾使用過這種論證去傳達解放，超人說以及無限制的幸福的要旨。
布萊茲·帕斯卡在1669年相對於人本主義論據提出了一個至今仍然很常用的對無神論的批評—那就是否認神的存在將會導致道德相對主義，使人不再有道德的基礎，也讓生命變得痛苦和無意義。

歷史

儘管無神論一詞出現在16世紀的法國，但早在吠陀文化時期和古典時期就已經有無神論概念的記載了。

早期印度宗教

儘管印度教是有神宗教，但它卻包含無神論宗派。出現在大約公元前6世紀，堅持唯物主義和反神哲學的順世派可能是印度哲學中最接近無神論的一派。這一哲學分支被定義成非正統派，被排除在古印度六大哲學派別之外，但因其是印度教中唯物主義運動的證據而值得注意。
其他含有無神論思想的印度哲學流派包括數論派和行業派。對人格創造主概念有所排斥的還有印度的耆那教與佛教。

古典時期

西方的無神論源於前蘇格拉底時期的古希臘哲學，但直到啟蒙時代後期才發展成明確的世界觀。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哲學家迪亞戈拉斯被稱為「第一個無神論者」，西塞羅在他的著作《論神性》（De Natura Deorum）中也提到過狄雅戈拉斯。克里提亞斯把宗教看成是人類的發明，其目的是恐嚇其他人，好讓他們接受道德規範。原子論者如德謨克利特試圖用純粹的，不藉助精神與神秘事物的唯物主義方式來解釋世界。其他具有無神論思想的前蘇格拉底時期哲學家還包括普羅狄克斯（Prodicus）和普羅泰戈拉。公元前三世紀的希臘哲學家提奧多魯斯（Theodorus）與斯特拉圖（Strato）同樣不相信神的存在。
蘇格拉底（約公元前471年–399年）曾因對國家神明（參見尤西弗羅困境）提出質疑而被指控為「不敬」。儘管他以自己相信鬼神為由否認自己是一個「純粹的無神論者」，他最終仍被判處死刑。蘇格拉底在與柏拉圖的對話錄《斐德羅》中曾向多位不同的神祈禱，還在《理想國》一書中說過「宙斯在上」。
猶希邁羅斯（約公元前330年–260年）認為神來源於受人崇拜的古代征服者，而他們的宗教信仰在本質上其實是對那些早已消失的王國與政體的延續。儘管他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無神論者，猶希邁羅斯仍被批評為「通過在衆人居住的土地上詆毀神祇以傳播無神論」。
原子論唯物主義者伊壁鳩魯（約公元前341年–270年）反對許多的宗教概念，包括來世及位格神的存在；他認為靈魂是純粹物質的與不朽的。雖然伊壁鳩魯主義並沒有明確否認神的存在，但伊壁鳩魯認為，如果神確實存在的話，那祂們對人類是毫不關心的。
古羅馬詩人盧克萊修（約公元前99年–55年）持有與伊壁鳩魯相近的觀點，即若果神存在的話，祂們不會關心人類，也不會影響自然世界。基於這個理由，他認為人類不應懼怕超自然的事物。他在著作《論物性》（De rerum natura）中闡明了自己對宇宙，自然，靈魂，宗教，道德等等事物的伊壁鳩魯式觀點，這本書在古羅馬起到了推行伊壁鳩魯哲學的作用。
古羅馬哲學家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提出了一種源於皮浪主義思想的懷疑觀點，他認為人們不應該對任何一種信仰做出自己的判斷，因為沒有任何事物天性邪惡，而持有這種保留態度的人則能獲得內心的寧靜（Ataraxia）。他遺留的相對大量的著作對後世哲學家帶來了持續的影響。
在古典時期，「無神論者」一詞的意思逐漸的發生著改變，早期的基督徒因為拒絕信奉異教神而被打上無神論者的標籤。到了羅馬帝國時期，大批基督徒因為抵制對羅馬皇帝以及羅馬神祇的崇拜而被處死。而在狄奧多西一世於381年將基督教定為國教之後，基督教的異教又成為了懲罰的對象。

中世紀前期到文藝復興

在中世紀前期和中世紀（參見中世紀審判）的歐洲，對無神論思想的擁護是非常少見的；形上學，宗教和神學是當時的主流。但在當時仍然有一些運動在推行與基督教上帝不同的非正統觀念，包括對自然的相異看法，超然存在和上帝的可知性等。一些個人和團體如約翰內斯·司各特·愛留根納、迪南的大衛（David of Dinant）、貝納的亞馬里克（Amalric of Bena）以及自由靈兄弟會（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都持有一種接近泛神論的基督教思想。庫薩的尼古拉則持有一種他稱之為「有知識的無知」的信仰主義觀點，認為上帝超出了人類的理解範疇，我們對上帝的認識都只能依靠推測。奧卡姆的威廉則產生了一種反形上學的傾向，認為人類知識對抽象實體的認識有唯名論的限制，因此神的本質無法被人類理智所直觀和理性的領會。奧卡姆的追隨者，例如米爾庫爾的約翰（John of Mirecourt）和奧特庫爾的尼古拉（Nicholas of Autrecourt）繼續擴展了這種觀點。這些信仰與概念上的分歧影響了此後的一些神學家，包括約翰·威克里夫，揚·胡斯以及馬丁·路德。
文藝復興運動則擴大了自由思想以及懷疑質詢的範疇。一些個人如李奧納多·達文西把實驗看作解釋事物的手段，反對宗教權威的論據。這一時期的其他宗教與教會批評家有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博納旺蒂爾·德佩里埃（Bonaventure des Périers）和弗朗索瓦·拉伯雷。

近代前期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見證了宗教狂熱的再度興起，例如新興教團的擴增，大眾對天主教的忠誠，還有加爾文宗等新教教派的出現。這一時期的宗教間衝突也擴展了當時神學與哲學的討論範圍，為其後出現的懷疑宗教的世界觀奠定了基礎。
對基督教的批評在17與18世紀變得更加頻繁，特別是在英國與法國，根據當時的資料，兩地出現了所謂的「難以名狀的宗教問題」。一些新教思想家，例如托馬斯·霍布斯，支持唯物主義哲學，同時對超自然事物持懷疑態度。荷蘭裔猶太哲學家巴魯赫·斯賓諾莎反對攝理（Divine Providence）概念而支持泛神論自然主義。到了17世紀晚期，自然神論更廣為知識分子所接受，如約翰·托蘭德。不過，雖然自然神論者嘲笑基督教，他們對無神論也持蔑視態度。已知的第一個拋開自然神論衣缽轉而強硬否認神祇存在的無神論者是一位十八世紀早期法國神父讓·梅葉（Jean Meslier）。他的追隨者包括其他更為公開的無神論思想家，例如霍爾巴赫和雅克-安德烈·奈容（Jacques-André Naigeon）。哲學家大衛·休謨基於經驗主義開發了一套持懷疑態度的認識論，破壞了自然神論的形上學基礎。
法國大革命把無神論從沙龍中帶到了公眾面前。強制執行神職人員民事組織法案的嘗試導致了對大量神職人員的驅逐和暴力壓制。革命時期巴黎各種混亂的政治事件最終讓極端的雅各賓派在1793年獲得權力，開始了恐怖統治。在恐怖高潮，一些激進的無神論者試圖用武力強制的將法國去基督教化，把宗教替換為理性崇拜。這些迫害隨著熱月政變而結束，但這一時期的部分世俗化措施對法國政治造成了長久的影響。
拿破崙時期將法國社會的世俗化活動制度化，同時將革命帶到了義大利北部，試圖籍此打造容易受擺布的共和國。19世紀，許多的無神論者和反宗教思想家都投身到政治與社會活動中，促成了1848年革命，義大利統一以及國際社會主義活動的增長。
在19世紀的後半期，無神論在理性主義與自由思想哲學家的影響下變得日益彰顯。這一時期的許多傑出哲學家都否認神的存在，對宗教持批評態度，他們之中有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亞瑟·叔本華，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尼采。

近代末期

20世紀的無神論，特別是實用主義無神論，出現在了許多的社會群體中。無神論思想也為更加廣域的哲學派別所認可，它們包括存在主義，客觀主義，世俗人文主義，虛無主義，邏輯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以及普通科學和理性主義。
邏輯實證主義與科學主義為隨後的新實證主義，分析哲學，結構主義以及自然主義鋪平了道路。新實證主義和分析哲學拋棄了古典理性主義與形上學，轉向嚴格的經驗主義與認識論的唯名論。支持者諸如伯特蘭·羅素等斷然地拒絕信仰神。路德維希·維根斯坦在他的早期工作中曾試圖將形上學與超自然的語言從理性論述中分離開來。A.J.艾耶爾斷言宗教陳述具有不可證明性與無意義性，援引了自己對經驗科學的堅定信仰。列維-史特勞斯的應用結構主義否定了宗教語言的玄奧意味，認為它們都源自於人類的潛意識。J. N.芬德利和J. J. C.斯馬特論證稱神的存在在邏輯上是非必然的。自然主義者與唯物主義一元論者如約翰·杜威認為自然世界是萬物的基礎，否認了神與不朽的存在。
20世紀同時也見證了無神論在政治上的崛起，尤其是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理論的推動下。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宗教自由的增加僅持續了數年，其後的史達林主義轉而壓制宗教。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推動國家無神論形成的同時使用暴力手段抵制宗教。
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反宗教政體的數目大為減少。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蒂莫西·沙（Timothy Shah）博士指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已經覆蓋各主要宗教團體，那就是相對於世俗運動與意識形態，基於神與信仰的運動的信心和影響力要更為明顯地增長。」但是前沿基金會的格利高里·斯科特·保羅和菲爾·查克曼（Phil Zuckerman）認為這不盡真實，實際情況較此要複雜與微妙的多。近年來（2000年後）於英美等地興起，攻擊宗教信仰的無神論運動（新無神論）說明了這點，有媒體將丹尼爾·丹尼特、理察·道金斯、山姆·哈里斯及克里斯多福·希欽斯稱作新無神論的四騎士。

人口分布特徵

統計無神論者人口很困難，其結果也不準確。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世界上一些政府推廣無神論，而另一些政府壓制無神論，因此對於無神論者人口的統計可能過高或過低；其次，由於無神論的定義不確定，許多統計的標準並不統一，其中一些可能僅僅統計強無神論者人口，而另一些則統計無宗教信仰的人口。信仰印度教的無神論者會回答自己是印度教徒，但同時他也是無神論者。另外，無神論概念出自一神信仰的西方，因此該概念套用到傳統東方文化上，便出現了矛盾，如中國人和日本人等東方民族，經常介於有神論和無神論間，與西方嚴格區別兩個概念的思維不同。因此統計該地各國無神論者的比例，可能會出現10－90％的極大落差。特別是在日本，大多數人都同時擁有多個宗教信仰（參見日本宗教）。而無宗教信仰者並不同於無神論者，可能近似於不可知論者。
儘管無神論者在大部分國家佔少數，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共產主義國家（如中國、越南、古巴等）和前共產主義國家（如俄羅斯、白俄羅斯等），無神論者人數較多，這是由於共產主義國家曾經強制推行無神論。在西歐、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等地區無神論者也較多，之後是美國，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無神論者較少。根據1995年的調查，無宗教信仰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4.7％，而無神論者占3.8％。與此相近的，在2002年由Adherents.com網站進行的調查表明「世俗的、無宗教的、不可知論的、以及無神論的人口」比例是14％。美國中情局2004年的調查表明12.5％的人沒有宗教信仰，其中2.4％是無神論者。根據《大英百科全書》2005年出版的調查結果，無宗教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1.9%，無神論者則占2.3%，這個統計並未包括那些信仰無神論宗教的人，例如佛教徒。
2006年11至12月有調查考察美國和5個歐洲國家的無神論人口，在《金融時報》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美國的無神論人口比例最低，只有4%；而歐洲國家的比例則較高（義大利：7%，西班牙：11%，英國：17%，德國：20%，法國：32%）。當然對於美國無宗教信仰人口（包括無神論、不可知論、自然神論等）的調查結果從0.4%到15％相差較大，大約16.2％的加拿大人無宗教信仰（包括無神論者），而絕大多數墨西哥人是天主教徒（89％）。但其中關於歐洲國家的數字與2005年歐盟官方調查的結果相近，根據2005年歐洲統計辦公室Eurostat的統計，那次調查顯示18%的歐盟人口不相信有神存在。對於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和其他不相信人格神的人口比例，2007年的調查顯示波蘭、羅馬尼亞、賽普勒斯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無神論者所占總人口比例的數字為個位數，而在法國、英國和俄羅斯的比例更高一些，分別為40％，33％和32％而北歐地區的瑞典（85%）、丹麥（80%）、挪威（72%）和芬蘭（60%）的比例更加高。
在歐洲和美洲之外，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據顯示19%的澳大利亞人「無宗教信仰」（包括無神論者）。由於在日本大多數人都同時擁有多個宗教信仰，所以很難統計無神論者的人數，但有數據稱大約65%的日本人是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或不相信神的存在。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贊成和鼓勵無神論，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原則上必須是無神論者，據估計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59％的人口無宗教信仰。在香港，卻只有14%的人有宗教信仰。在以色列，有約20％猶太人認為自己是「世俗的」，但其中多數人由於家庭或國家的原因仍參加禮拜。據2003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所述，台灣人民大多數有宗教信仰，目前有近14％的人口不信仰任何宗教。
跨國研究結果表明教育程度和不相信上帝有正相關性，歐盟的調查也顯示輟學和相信上帝有正相關性。事實上無神論在科學家中所占地比例更高這一趨勢在20世紀初就比較明顯，而到20世紀末成為科學家中的多數。美國心理學家詹姆士·柳巴1914年隨機調查了1000位美國自然科學家，其中58％「不相信或懷疑神的存在」。同一調查在1996年重複了一次，得出60.7％的類似結果。而且美國科學院院士中這一比例高達93％。肯定回答不相信神的比例從52％升高至72％。《自然》雜誌1998年刊登的文章指出，調查顯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之中相信人格神或來世的人數處於歷史低點，相信人格神的只占7%，遠比美國人口的85%為低。
《芝加哥大學紀事報》的文章則指出，76%的醫生相信上帝，比例高於科學家的7%，但仍比一般人口的85%為低。同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弗蘭克·薩洛韋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麥可·舍默進行研究顯示，高學歷的美國成年人（調查樣本中12%持有博士學位，62%是大學畢業生）之中有64%相信上帝，而宗教信念與教育水平有負相關性。門薩國際出版的雜誌的文章指出，1927年至2002年之間進行的39個研究顯示，對宗教的虔誠和智力有負相關性。這些研究結果與牛津大學教授麥可·阿蓋爾進行的元分析結果近似，他分析了7個研究美國學生對宗教的態度和智力商數的關係。雖然發現負相關性，該分析沒有提出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並指出家庭環境、社會階級等因素的影響。

政治變遷之影響

貫穿著人類文明史，無神論者常與政治威權產生衝突與矛盾。

無神論、宗教與道德

自認為是無神論者的人通常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但是，一些主流宗教的派別也拒絕承認人格神與創造主的概念。近幾年，部分宗教派別吸納了為數不少的無神論者追隨，例如猶太無神論或人文猶太教以及基督教無神論。除此之外，反諷性質的飛行麵條怪物也吸引了很多無神論者。
狹義上，無神論並不反對除對神靈以外的其他信仰；因此就這點來看，無神論者可以持有任何形式與數目的精神信仰。同樣地，無神論者也可以擁有從認為人類應該一致遵守同一道德準則的人文主義的道德普遍主義到認為道德無意義的道德虛無主義之間任何不同的道德信仰。
認為道德必然來自神及不能脫離一個明察善斷的創造主的觀點儘管在哲學上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論題，而柏拉圖也用尤西弗羅困境中論證過神在決定事物的正確與否時所扮演的角色不是非必要的就是武斷的，這一觀點始終在政治哲學的爭執中扮演重要角色。道德戒律如「殺人有罪」一直被看作神聖法，需要一個擁有神性的立法者和法官才能成立。儘管如此，許多無神論者認為像對待法律一樣對待道德本身就包含了一個錯誤類比，道德並不像法律那樣隨著制定者變化。
哲學家蘇珊·尼曼（Susan Neiman）與朱立安·巴吉尼等人認為根據神的要求而表現出道德並不是真正的道德行為，而僅僅是盲目服從。巴吉尼相信無神論是道德的優越基礎，存在一個外在於宗教權威的道德基礎對於評價權威本身的道德很有必要——例如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能判斷出偷竊是不道德的——因而無神論者在做出這樣的評價時更為有利。同時期的英國政治哲學家馬丁·科恩（Martin Cohen）給出了許多聖經中的支持酷刑和奴隸的訓諭的例子，作為宗教訓諭是隨著政治和社會發展而不是相反情況的佐證，同時指出了這一趨勢對看似冷靜客觀的哲學發展也是適用的。科恩在其著作《政治哲學：從柏拉圖到毛澤東》（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Plato to Mao）以《古蘭經》為例詳述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古蘭經》在歷史上起了一個保護中世紀的社會準則不受時代變化影響的不良作用。
此外，無神論者如山姆·哈里斯認為西方宗教對神性權威的依靠使其聯繫上了威權主義與教條主義。而原教旨主義與外誘性信仰（即為獲得利益而信仰宗教）則與威權主義，教條主義以及偏見有很深的聯繫。這一觀點，連同宗教在歷史上造成的破壞，如十字軍東征，異端裁判所以及獵巫與宗教戰爭運動等等，常被反宗教無神論者用以維繫自己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