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

背景

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說「天災在大多數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進一步肯定了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卻把大饑荒的原因完全歸罪於「自然災害」。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國內外研究大饑荒的學者，認為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政策是導致大饑荒的根源，而毛澤東是這些政策的主要發起人和推動者。1959-1961三年間也並沒有大面積的災害，是正常的年景，蘇聯撕毀合同也根本和農業生產沒有任何關係。

政策失當

「大躍進」和農村集體化是造成大饑荒的直接原因，「大躍進」時「大鍊鋼鐵」浪費了大量人力，農村大量人口去大煉鋼鐵，導致無法及時收割糧食。全國推崇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放開肚皮吃飽飯」，實行不計報酬的勞動導致勞動效率急劇低下。在全國範圍出現嚴重的饑荒的情況下，1958至1959年，中國政府仍然持續著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例如經濟出現困難，農村出現餓死人情形的1959年，全年出口糧食數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高，為415.75萬噸。

公社化和集體食堂

在大躍進期間，耕作被強制以公社為單位進行，而基於私有土地的生產被禁止。強制的農業集體化極大地挫傷了農民認真幹活的動力。鋼鐵生產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核心要求（以鋼為綱）。百萬計的農民被號召和命令脫離農業生產而加入到大煉鋼鐵的勞力當中。因為土法上馬大煉鋼鐵，大面積的森林就被砍伐作為替代燃料，很多鐵製農具和其他生產資料（破鍋爛鍬）就被搗毀作為煉鋼原料。而缺乏基本技術設備的大煉鋼鐵運動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資投入之下，產出的只是幾乎沒有經濟價值的劣質的生鐵或者廢鐵塊。
伴隨著集體化，中央政府下令實行一些基於蘇聯生物學家特羅菲姆·李森科的偽科學理論的農業革新。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種子遠密於常規來播種並且假設這些種子間不會相互競爭。實際上，它們會因此相互競爭而相互妨礙生長，結果是產量降低。另一個革新是基於李森科的同事特文提·馬爾特瑟夫（Teventy Maltsev），他鼓勵中國的農民實行深耕（深達一兩公尺）。他們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處，而這些泥土有助於讓植物長出超大根系。但是，無用的石塊、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層熟土卻被埋到了下面。
公共食堂制度也是觸發大饑荒的一個原因。在食物不足的情況下，農民必須十分節省地吃糧食，從而堅持到下一次收穫。而大食堂制度將農民的口糧強制性集體化，提倡「敞開肚皮吃飯」，再加上不少基層幹部從中剋扣，使得本來就匱乏的糧食被提前消耗殆盡。據前國家統計局長薛暮橋估計，1958年大食堂過度消耗糧食多達1750萬噸。這使得在1958年收成不錯的情況下，僅僅半年之後就發生饑荒。

統購統銷和過度徵糧

由於施行統購統銷的關係，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而糧食則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農民不能儲糧。當中央派員到地方徵收糧食時，是以地方幹部上報的嚴重誇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徵收量的。徵收量大大超出實際糧食產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原本應該留下的口糧、種子、飼料「三留」也全都上繳。於是各個農村的糧食短缺，公共食堂無米下炊，導致了嚴重的飢荒，有許多人因此被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1956年初，初級形成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普遍建立，正在一大批一大批地向高級形式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轉變。同年10月6日，國務院作出《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統購統銷的規定》，要求今後糧食統購和農村統銷。「不論高級社或初級社，一般以社為單位，根據一九五五年分戶，分社核定的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數字，統一計算和擬定。歸社統一計算的結果，糧食有餘的為餘糧社，糧食不余不缺的為自足社，糧食不足的為缺糧社。」這樣，合作化後，國家不再跟農戶發生直接的糧食關係。國家在農村統購統銷的戶頭，就由原來的一億幾千萬農戶簡化成了幾十萬個合作社。《規定》提出：「國家對糧食豐收地區的餘糧社，可以在定購數量以外，適當增購一部分，但增購部分不得超過餘糧社增產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國務院又作出補充規定，根據一九五六年的經驗和供銷矛盾的新發展，提出在堅持「三定」的基礎上，實行以豐補歉的方針。對超過糧食「三定」的餘糧社、自足社，必須增購一部分糧食，對缺糧社必須減銷一部分糧食。針對中央和國務院在糧食統銷中向農民層層加購的作法，劉少奇認為：我們的糧食政策好。群眾交售有習慣，國家不出錢，群眾無意見。
在這種背景下，黨和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相當一部分領導人和單位，在糧食畝產問題上作起文章，從上到下颳起畝產萬斤糧、幾十萬斤糧的吹牛風，為國務院的「增購」決定保駕護航，來證明劉少奇「我們的糧食政策好」的「科學論斷」。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農業部發出通知，獎勵一九五六年第一批農業增產模範，一九五六年第一批增產模範共68個單位和個人，分別屬於廣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山東、陝西、青海、吉林、內蒙古、北京和上海市。第二批名單已經審定，分別屬於安徽、河北、甘肅、江西、黑龍江、貴州、山西、遼寧、雲南、河南、江蘇、廣東、四川、湖南、青海、浙江、新疆和天津的107個合作社、拖拉機站，農業技術推廣站和國營農場。以多交愛國糧為榮，少交愛國糧為恥的榮辱觀，在紅頭文件、新聞媒體、幹部講話中廣泛宣傳，總理周恩來在反右派運動中「搭車」把對統購統銷政策的態度作為劃分左中右的條件之一，從而，自一九五八年起，統購統銷中「三定」的「定產」工作，開始在吹牛皮說大話的基礎上走高不走低，「定購」，建立在高「定產」的基礎上，「國家糧食徵購應當同農業合作社內分配結合進行，使農業社首先完成國家擬定的糧食徵購任務，然後進行社內分配，必須繼續堅持購銷結合的原則……」「各地徵購多少糧食，銷售多少糧食，中央每年仍統一安排一次」，「全國庫存糧食除了地方可機動使用的糧食外，仍然由中央集中掌握，統一調度，地方政府必須繼續執行國家統一的糧食庫存、糧食調度計劃。」……自從一九五六年黨的八大之後，黨和國家進一步加大了落實統購統銷政策的力度，並在人民公社化之後，對統購統銷政策在細化的基礎上，也作了調整，按照當時國務院的紅頭文件要求，必須堅持「先國家，後集體，再個人」的原則。由於已經公社化，實行生產隊、大隊、公社三級核算，農民生產下的糧食，必須由生產隊集中交給大隊，由大隊交給公社，由公社交給國庫，由國家統一收購——一粒不少地以極低價格賣給國庫，然後由國家糧食部門按照核准的人口數以及各生產隊產糧年度總產，扣除應按定額賣給國家的統購糧數額，以及公糧（土地稅）數額，又及代保管的種子、牲口飼料，再及地方政府機動糧數額之後的餘糧數，再給農民確定供應（返銷）標準，一切都扣除之後，有無剩餘，余多餘少，再由人民公社按糧食部門提供的標準人頭概算社員口糧，由社員拿錢到國庫再買回返銷給自己的口糧（返銷糧），這就是「統購統銷」。農民所賣統購糧的糧款，基本全被政府用來扣除灌溉農田的水費、化肥款、農機修理款等形形色色的收費，結果，農民分文也得不到，在多數情況下，仍然是欠債者。那時候，政府規定不准農民外出的打工，不准在市場買賣物品，農民沒有其它任何經濟來源。這時的農民，誰也無錢到國庫去購買返銷糧。因各級領導在糧食產量問題上向上級吹了牛，實際產量達不到預報的數字，而國家年初的定產數又是在各級吹牛吹出來的數字基礎上做出來的，定購時，自然按定產額統購，吹牛者便把應返銷給農民的口糧全部扣壓住，存在國庫，彌補差額，作為大豐收成果，去為他們搭建升官的階梯。
國防大學政工教研室博士生導師林蘊暉研究發現：由於高指標、浮誇風導致高徵購，1959到1961年平均徵購數占糧食總產量的34.4%，而正常年景是20%多。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周恩來傳》亦證明了這一點。

浮誇風

1958年，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年糧食產量增加一倍的口號。
為了討好毛澤東的大躍進方針，或想證明自己的管治勝過其他地區等原因，全國各地都掀起「浮誇風」，各級幹部嚴重誇大、虛報糧食產量，不斷虛報產量等數字，如畝產12萬斤等。
不僅是產量浮誇，就連豬就像大象般巨大、花生大至能讓幾個人坐上去而渡江，這些誇張得荒唐的新聞也經常報導。
產量高，自然要上繳更多農作物給予中央，地區官員把差不多所有收成都上繳了。最後，農民則面臨非常嚴重的飢荒。

生態破壞

大躍進初期，毛澤東發起的「除四害運動」，把老鼠、麻雀、蒼蠅以及蚊子定義為四害。殲滅麻雀的結果使農田當中的害蟲幾乎沒有天敵，而讓次年的糧食嚴重欠收，發生極為嚴重的饑荒問題。雖然後來麻雀被除名，但已造成相當的生態破壞。

錯誤政策

1959年中國大陸糧食產量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產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國各地的糧食、棉花產量跌落到相應1951年的水平。
Joseph C. H. Chai 用阿馬蒂亞·森的理論分析，發現1960-1962年糧食減產使得飢荒無法避免，而糧食減產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錯誤，而不是中國政府所說的天災或蘇聯逼債。在糧食分配上，鄉村比城市減少的更多，使得飢荒在鄉村比城市嚴重。

氣候

由原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高素華主編的 《中國農業氣候資源及主要農作物產量變化圖集》是農業氣象學家根據1951－1990年間全國分布大致均的350個站點的氣象資料作出的分析。從以下幾個方面對1958－1962年大饑荒期間的全國性氣候作出分析：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據對自然災害評價的需要，氣象學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來劃分乾旱等級。它反映了該年降水量與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離程度。如果當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則是正常年景，不存在澇災或旱災。在該書中，農業氣象學家採用全國分布大致均的350個站點1951－1990年的降水資料，繪出了1951－1990年間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隨年代的變化曲線，從圖中可以看出，1960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約為－30％，為一般乾旱。其乾旱程度遠遠低於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年等年份。1978年的旱災遠比1960年嚴重，還處於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沒有出現餓死人的情況。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80％，是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於1954、1973等年份。氣象專家將澇災分為澇、大澇兩個等級，連續一個月降水距平大於200％，連續2個月降水距平大於100％，連續三個月降水距平大於50％為大澇。 1959、1961年只能算一般澇年。1954年澇災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的現象。

生長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4－10月是農作物生長期（簡稱生長季），這個時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產量。在該書中農業氣象學家採用全國分布大致均的350個站點1951－1990年的降水資料，制出了「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線」。由於各地區在不時季節降水量分布不同，各地的生長季降水量距有所差異。但從總的趨勢上看，1959－1961年這三年，生長季降水量距偏離幅度是40年來小的幾年，遠遠小於1954、1965、1972、1973、1978、1989等年份。從偏離幅度看，這三年是一個常態年份，不能說是大災之年。

年平均氣溫距平時間變化曲線

氣溫對農作物的生長有重要影響。我國氣象學者利用全國大體分布均的 350個站點1951－1990年的年平均氣溫的平均值繪出的全國氣溫距平時間變化曲線，從圖中可見1958年－1961年的氣溫同歷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歷年來大的，即年景比較正常。1959－1961年氣溫偏離常年不是大的，沒有出現超常低溫。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1984》第第141、190頁提供的「部分年度全國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面積及糧食總產量」 ， 數據顯示「在1949-1983年間，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災面積為3273萬公頃，32年的年均成災面積為1295萬公頃」。同樣數據表明，即使在年年都有的自然災害中，除了1959-1961年大饑荒期間，中國的糧食產量幾乎都處於年年增長的狀態。

信息封鎖與誤導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饑荒研究專家阿馬蒂亞·庫馬爾·森認為，絕大多數饑荒的起因，不僅是因為糧食減產，也因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糧食分配，而且通常結合著對於問題嚴重程度認識的信息匱乏或者乾脆是有意的誤導信息。在中國這場59－61年的大饑荒中，城鎮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糧。與此相對比的是，因為新的集體經濟，農村的下級官員因搶著虛報他們公社收穫產量，而留給當地農民遠少的剩餘。阿馬蒂亞·庫馬爾·森認為導致饑荒的自然原因，比如天災，在導致包含中國大饑荒在內的現代饑荒的各種原因中是相當次要的，因為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過合理的政府經濟政策來應對。而毛的中國恰恰在因為錯誤的經濟政策而每年餓死百萬計人的情況下，沒有在議會或者報紙出現批評的聲音。因為缺乏反對黨和自由媒體，毛的錯誤經濟政策能夠持續三年得不到校正，從而造成了現代社會最大規模的饑荒。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曾對來訪外賓保證說中國人有足夠吃的。中國政府甚至下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買食物，以免泄露國情。此後在長達20餘年的時間裡，中國政府將有關饑荒死亡人口的統計資料列為絕密，同時不斷向外宣傳說中國沒有人餓死。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劉桂陽為反映民眾的困苦，在國務院北門外請願、張貼標語，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案件。
1961年9月，退役的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勞·蒙哥馬利來訪中國，從9月6日開始，蒙哥馬利對北京、包頭、太原、延安、西安、三門峽、洛陽、鄭州、武漢進行了參觀訪問。在延安訪問期間，蒙哥馬利途徑一個公共浴室，他便問熊向暉說：「我可以進去嗎？」熊向暉回答說：「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說完，蒙哥馬利徑直走進了男浴室。浴池裡多是中青年人，也有幾個少年，他們見到一個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走進浴室，並同自己打起招呼來，便有些害羞地躲開了。而蒙哥馬利卻沿著浴池走了一圈，仔細審視著浴室內每一個人的裸體。當他走出浴室後，即對陪同人員說：「來以前，有人說中國正在鬧大饑荒，餓死了幾十萬人，中國每個城市都餓殍遍地。說中國鬧大饑荒是沒有理由的。這裡人的肌肉很好，絲毫看不出饑荒的跡象。」其訪問中國期間，和黨主席毛澤東見面談話2次，亦與總理周恩來和外長陳毅等中共高級幹部多次見面。除了蒙哥馬利，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法蘭索瓦·密特朗也被宣傳欺騙。而實際上根據習近平弟弟習遠平2013年發表在陝西省委黨報《陝西日報》上的文章，陝西同樣也發生了饑荒。
以後進入1980年代後，隨著有關資料逐步解密，饑荒情況方才為外界所知。遲至1997年版，《大英百科全書》中關於過去200年間大饑荒的列表，尚未收錄這場59－61年的中國大饑荒。 但該書1999年版中的「饑荒」條目，則明確稱中國大躍進饑荒為「二十世紀兩次最大饑荒」之一，「造成了多達兩千萬人喪生」。《共產主義黑皮書》也稱之為「史上最大飢荒」。
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一直採取封鎖消息的策略，並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數和人民遭受饑荒的慘狀。當時的新聞至多以各地大面積發生「浮腫病」作為報導題材，從中也可以看出饑荒的嚴重情況。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寫了《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指人相食），報告中寫道「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1289起」，「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從作案性質和情節上看，據對1144起案件調查，其賣給別人吃的36起，其餘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該報告送到省委後，「省委書記曾希聖只批給幾個書記傳閱，嚴格保密，並指示公安廳，嚴格控制知情範圍，有關檔案銷毀。」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稱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2013年11月20日，美國勞改基金會在華盛頓的國會山莊向媒體公布了安徽和甘肅兩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國官方調查文件。
信陽事件中，當地專區地委書記路憲文禁止信陽專區農民逃荒，派出多隊巡視員攔截逃荒者，並禁止當地信件外流。

對外糧食援助增大

中國政府在三年困難時期仍然大量進行糧食輸出和對外援助。例如，據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檔案記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1965年5月10日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表示截至去年，建國14年來，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而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為集中。又如，根據外交部解密檔案，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外交部解密檔案裡，1960年除了對幾內亞的援助外，還有15000噸小麥支援阿爾巴尼亞，援助剛果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1961年8月，寮國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政府決定援助15噸。
除了對外援助，困難時期的糧食出口情況也逐漸被披露。1960年1月，與外交部、外貿部平行的中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成立，專門負責向外國贈送現款、食品等。就在大饑荒最嚴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訪華，中國給了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特別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1961年1月，中國和蘇聯分裂，中國希望阿爾巴尼亞幫忙罵蘇聯的赫魯雪夫，給了五億盧布，還用外匯從加拿大買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

糧食進口遲緩和拒絕外援

南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尚長風分別在中共黨辦刊物《中共黨史資料》 2009年03期發表了《1961年中國糧食進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發表了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糧食進口實情》，公開了當時的糧食進口和外國援助情況，原文引用如下：
「1960年12月底， 周恩來、陳雲、李先念商議，進口150萬噸糧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廣州會議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進口糧食500萬噸、翌年進口350萬噸至400萬噸的決定。
當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不過，禁運名單並不包括糧食。中國陸續從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阿根廷、聯邦德國、義大利等國進口了糧食。
中國第一次從加拿大進口糧食時，兩國尚未建立外交關係。依據加拿大法規，官方特許的銀行不得向尚未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提供出口商業信用。然而加拿大小麥局成功地說服了加拿大政府，破例同意加拿大有關銀行為中國第一批小麥進口提供了短期出口信貸。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小麥也爭取到了較為優惠的條件。
美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國，糧食報價也比較低。1961年初，中國曾考慮向美國進口糧食，剛剛就任美國總統的甘迺迪也表示，可以基於人道主義立場，向中國出口糧食。不過，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中國最終沒有向美國直接進口糧食。後來，通過當時同中國關係比較密切的法國轉口購買到了美國糧食。
1961年初，美國總統甘迺迪曾設想以民間的形式向中國提供糧食援助，被中國婉拒了。其他國家的糧食援助，中國也未接受。
中國接受的唯一一筆國際無償援助來自蒙古：小麥1萬噸，麵粉6千噸、牛羊肉1千噸。
1961年，蘇聯兩次主動提出對中國的糧食援助方案。一次是1961年2月27日，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雪夫致信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提議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穀物和50萬噸古巴糖。中國決定把100萬噸糧食作為備用，接受50萬噸糖。後來由於中國順利地進口到糧食，100萬噸備用糧食最終沒有使用。另一次是蘇聯提出借與中國30萬噸糧食渡荒，中國予以接受。當時，蘇聯對華態度也較為友好。據中國貿易代表團匯報：「赫魯雪夫主動提出對我1960年的欠帳和借給我50萬噸粗糖都不計利息。」
據1961年12月26日的《外貿通報》，只有德、捷兩國對華態度特別壞。東德派其政治局委員馬特恩來中國索債，被中國總理周恩來嚴肅批駁其要求，東德開始有所收斂。
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則在其回憶錄里敘述其曾向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面提出支援，周恩來答覆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同志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自行去解決。

政治鬥爭和腐敗

從1955年開始，由於批判右傾思想的影響，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層層抬高經濟指標的趨勢，特別是基本建設規模越來越大，項目越來越多，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8）的指標。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因為清楚地看到很多計劃超越了客觀條件許可的範圍，他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1956年2月份，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等，決定把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要求的180億元壓縮到147億。1956年6月10日，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財政部提交的預算報告初稿，其中明確寫道「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明顯地加重了反冒進的份量。同時更進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147億元進一步壓縮到140億元。由於周恩來等人反「冒進」，暫時遏制住了經濟建設大幅冒進的趨勢，但是1956年經濟還是有冒進的問題，以致財政第一次出現了10億的赤字。在編制第二個一年計劃和1957 年經濟計劃時，周恩來等人還繼續堅持反冒進，把一些過高的經濟指標壓了下來。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明確提到「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可以得出階級和階級鬥爭已經消滅的結論。 同時提到「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可以得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論。但是毛澤東並不認可上述這些現在看來非常正確的國家決策，而是憑藉自己巨大的權威，從根本上扭轉了國家經濟建設的政策：從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會議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 對國內基本矛盾的估計和對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完全轉到錯誤的道路：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不顧實際條件強調高速度發展。從制度層面看，不僅僅是領袖和領導集團的錯誤，而是制度性錯誤。在這個體制內，沒有對最高領導人錯誤的糾錯機制，反而可能會把錯誤進一步極端化。
「反右傾」鬥爭導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傾，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面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危，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成風，處處隱瞞、謊報災情。例如河南省委於1959年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一些地區的政府官員（例如：河南信陽）為了隱瞞災情，阻止飢民外出討飯，截取郵件阻止信息傳播，讓農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導致災情嚴重惡化的原因。信陽最終餓死至少105萬人，而且有大面積人相食現象。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曾沉痛地說，「這幾年我們掠奪農民比國民黨還厲害！」1962年夏，國家主席劉少奇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1959年4月份國務院秘書廳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缺糧的情況上報給毛澤東，又把15省多達2500萬人缺糧挨餓的情況上報。面對這樣大面積的災情，毛澤東沒有採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繼續「大躍進」。1958－1960年期間，向農民徵購的糧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狀態。在大饑荒時期，不僅大量徵購農民的糧食，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在餓死人最多一年，即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國家糧食庫存高達887.03億斤，但沒有開倉放糧救人！1960年4月，大饑荒最為嚴重的時候，國家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假如當時能夠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卻大量出口糧食。1959年的糧食產量比1957年度減少了2500萬噸，而1959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大饑荒為嚴重的1960年，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同時還出口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

武力鎮壓

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於中共黨辦的人民網刊文《「大躍進」後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記載了安徽省當時，有近幾十萬農民在飢餓死亡面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飢而被公安機關等暴力武裝機關抓回打成「反壞分子」，其並明確指出：「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麼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
學者宋永毅則據中國公安部的一個絕密報告披露，僅1957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的要飯吃的所謂叛亂，甚至遭到正規軍隊使用機關槍進行武裝鎮壓。
在餓死20餘萬人的安徽無為縣，1960年由原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黃立眾（56年考入北大，因說了農村餓死人的實話，被校長陸平開除）看到眾多鄉親被餓死組織而組建了『中國勞動黨』，並針對當地幹部衣食無憂卻大肆搜刮農民活命口糧的情況制定了《懲治官僚主義腐敗分子臨時條例》，暴動準備在1961年春節期間發動，後被兩個連的部隊剿滅。1982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給予部分平反。
《三年大饑荒沒有造成大規模農民反抗的根本原因》一文作者調閱了大量中共官方編寫的地方志，更加詳細地披露了在三年大饑荒時期，針對農民要糧食吃的保命行為而進行的全國性武力鎮壓嚴打運動，這與烏克蘭大饑荒時期蘇共對烏克蘭農民的暴力屠殺如出一轍。其中最為殘酷的一個例子是，「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全縣不足10萬人卻餓死了4萬人。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農民起來暴動。帶頭人當中有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因為他們家裡的孩子也餓死了。手無寸鐵的農民很快被現代武裝的軍隊平息。曾開倉放糧的縣長飲彈自盡。因虛報糧食產量而激起民變的縣委書記也投河身死。」

官員回憶

三年困難時期的餓死人數對於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來說，是一個非常忌諱和迴避掩蓋的話題。雖然饑荒期間，中國政府一直採取封鎖消息的策略，並至今未能明確公布死亡人數，但其政治敏感度亦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消退；而且針對來自香港台灣和世界的各種質疑和譴責聲音，中共領導人在毛澤東死後亦轉變曾經一貫堅持的完全否認態度，進行了各種反思和回應：
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在1958年11月20日的武昌會議上說：「除特殊外，還是要睡一點覺。現在要減輕任務。」明年的生產指標要降下來，不能總是壓得人透不過氣來，否則，「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註：指廣西餓死550人的事情），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他指著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說：「安徽要搞那麼多（嗎）？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為原則。」
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劉少奇1962年7月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農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說：「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麼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
前國務院副總理、長期負責經濟工作的薄一波說：「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我國人民所經歷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
曾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鄧力群回憶這段歷史說：(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婦女穿白鞋弔喪）。怎麼造成這樣一種情況的？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嚴重的浮誇，征了過頭糧。還有特別厲害的一條是，沒有飯吃了，村子裡能夠吃的、能夠找到的都吃光了，為了保住他那個浮誇，竟不讓逃荒，讓民兵把著。這裡沒有飯吃，到別的地方去逃荒，歷史上哪朝哪代都是這個辦法，解放以後遇到大災大荒之年也都是這個辦法，不讓逃荒，強迫命令，把本來可以活下來的人餓死了。」「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時候，他（毛澤東）情不自禁地罵了一句，並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這個由所謂的「左王」鄧力群口述、朱元石記錄整理發表於《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5期標題為：《七千人大會到「西樓會議」》的文章充分敘述了中央幹部（包括毛澤東劉少奇陳雲李先念周恩來等實權官僚）對三年大饑荒時期全國各地大規模餓死農民的歷史事實是洞若觀火了如指掌的。
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2004年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曾經表示，大饑荒四川「死了1000萬人」，並直接導致四川省經濟衰退，退出比較發達省份的序列，成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樣的中下等經濟省份。這個數字與載《中國人口科學》上海交大曹樹基教授的研究結論940萬相吻合。
當時安徽副省長張愷帆在回憶錄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是548萬，除去正常死亡數、逃亡及失蹤數等，安徽餓死約500萬人。中共中監委農村處處長李堅調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間餓死人的總數，將生產隊、公社，再到每個縣的統計數字逐級彙總，安徽全省餓死人總數350萬，正式上報為300萬。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在文革後表示：核實結果，安徽餓死350萬沒錯。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萬人。根據丁人卜的《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錄》，無為縣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縣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餓死了320,422人，百分比為32.5。
根據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中，援引山東省一位領導1960年的大會講話內容「山東省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
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在一次發言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這一年半時間內，全省非正常死亡65萬人，外流 109萬人，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匯報的還有十多起。
原四川瀘州中共地委書記鄧自力說：「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長寧（縣）是個爛攤子，20多萬人口就餓死了7萬多。腫病流行，省委調撥了些糧來，社員又無錢買。
其它在各種公開場合承認大規模餓死農民的中共高級幹部還包括：胡耀邦、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出獄後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其聲稱全國當時大致餓死500萬人左右）、李銳等。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記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從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萬人 ；1960年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1000多萬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數應在1000萬以上。這還僅僅是1960年一年的數字。
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認大量人餓死，如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鑑》、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國》和《曲折發展的歲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災害長篇紀實》等等；
中共官方主辦的各種報紙雜誌和網站亦有大量的文章承認了大規模餓死農民的歷史事實。例如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主辦的《炎黃春秋》雜誌2008年10月以《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為題報導了甘肅通渭「人吃人」的慘狀。

爭議

中國歷史教科書在提到三年困難期時，認為是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錯誤運動路線導致，但中共官方對死亡總人數一直保密。
目前爭議主要是餓死人口的具體數字與三年經濟困難的責任追究問題。

公開論辯

近年來，「餓死三千萬」的文章廣為流傳，而大陸毛派、個別教授和中共部分黨辦媒體則公開否認上千萬農民餓死，使得爭論加劇：
2012年4月，《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通過新浪微博否認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上千萬人，引發部分網友激烈抗議。次日，北大教授孔慶東等人轉發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餓死人是謠言，是「外國人」寫的黨史。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為大饑荒做了專題報導。
2013年9月，徐州師範大學數學教授孫經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否認大躍進餓死上千萬人口；其認為，大躍進造成的死亡人數應該在250萬人以下。楊繼繩認為孫經先以「遷移後不上戶口」解釋人口變化，而沒有解釋沒有戶口如何獲得糧食配給。孫經先反駁稱糧食配給制針對當時的城鎮居民，農村居民通過參加生產小隊勞動而分得糧食，因而不需要購買實行配給制的商品糧。
2013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撰文表示，「『兩個三千萬』都是有人刻意編造的虛假數據。當然，說明這一點需要寫專文論證。」

官方態度

中國官方聲稱這是「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一同造成的。
中國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稱是由於政策的誤判加入趕上三年的罕見自然災害所致，現在則迴避這一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並沒有收錄「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
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