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補習文化

歷史

50至60年代香港開始有小規模的補習社出現，最早的大型補習社出現在1972年，是在西營盤第三街聖類斯預科夜校。
部分曾在聖類斯預科夜校執教的老師，現在還活躍於補習界。
香港有許多補習社提供在一般課堂學習以外的授課與練習，這些補習課程大多為應付上述的公開考試，課程主要以考試導向形式教授該科知識，重溫學校課堂上沒有教授的考試內容，又為學生提供模擬試題，教授考試答題技巧等。這類補習課程很受中學生歡迎，尤其高中生，坊間更充斥不少補習天王天后。
過往接受補習是負面標籤，它只針對成績稍遜的學生，以協助他們追上課程，內容以學校課程為主；及至九十年代，則補習被視為幫助尖子在考試脫穎而出的利器，內容轉變為應試技巧、操練試題、甚至猜估來年考題等。故此，近年補習教育已再非主流教育的影子，而是回應學生的應試需要。
由於許多學校都有條例，日校教師不可兼職，須使用假名，所以許多老師都習慣以英文名字如A. B. Chan或Peter Li示人，這種習慣至今仍在。

補習模式

在香港，補習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模式。

上門補習

即私人補習，有不少家長認為子女功課不好，或者因工作問題希望找人照顧卻沒有能力聘請外傭，就聘請了一些導師上門補習，填補在「子女放學後」及「家長下班前」的時間空間，以一對一的模式進行。也有一些家長認為一對一教育是令學生吸收最多的，所以子女到達高年級的時候仍然選擇這種補習模式。
某些上門補習中介公司經常於不同媒體賣廣告，每月單是廣告費就花下數十萬，如買下RoadShow和牛奶公司旗下700店的廣告板獨市廣告、大型廣告牌、小巴廣告等，令其他曾受極一時但沒有巨額投資於廣告的上門補習中介公司，已日漸淘汰和沒落。
另一方面，由於私人補習賺取的時薪相對高昂，有不少高中及大學生希望賺取零用錢，也會加入這些上門導師行列。

小型補習社

在小學至初中層面中，很多時候小型補習社也發揮了上門補習「填時間」的作用。由於香港的小型補習社多為小本經營，不少人視之為當老闆的捷徑發財而漠視教育理想，補習教師體罰學生﹙如以鐵尺打學生，以為家長「嚴格」教導子女作招倈﹚以得到補習「佳績」，更有心術不正者非禮女學生。但一般而言，小型補習社師資較上門補習有保證。至高中時期，學生一般較懂得自律，不用家長操心，補習社就主力教授及重溫課堂上不足的地方，同時操練舊試題。
和大型補習社不同的，是小型補習社每班一般不多於20人，有的採取小班教學，這是不少學生及家長所取的。此外，小型補習社多為小本經營，並非連鎖式經營。即使開設分校，也只會位於舊校附近，用作方便開設更多班，而非主動地拓展業務。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大型補習社導師於成名前均曾於小型補習社任教。

連鎖式補習社

連鎖式補習社的覆蓋性高，分校遍布港九新界，大多位於市中心，毗鄰港鐵站。
香港目前的補習市場有三大連鎖式補習社集團：香港教育國際（現代教育）（港交所：01082.HK）、精英匯集團  （遵理學校）(港交所：01775.HK) 和英皇教育，前兩家已經上市。
連鎖式補習社主要以「考試導向」的形式教授該科知識︰提供考試答題技巧和講解學校課堂上沒有教授的考試內容，填補學校教育不足的地方，並同時給予歷屆試題供學生操練。
大部份的課堂，尤其遠離灣仔區，油尖旺區，荃灣區，沙田區及觀塘區的分校，都會以錄影班(Video班)為主要上課模式，即該補習教師預先在現場班 (Live班)上課時拍攝講課的片段，然後存放於雲端，各分校需要上課時即可存取，減輕導師的工作壓力，但學生就失去了在課後直接向該教師詢問課堂不明白之處的機會。大型補習社會將分校內數個課室之間的牆壁拆除，再配以玻璃分隔(行內稱拖房或聯播房)，部分收生率較高的頂級名師的Live班更會在同一分校內沒有與主房聯通的課室同步播放(行內稱聯播),讓數個課室的學生能夠同時上同一名導師的課堂。
遵理學校更推出網上取籌服務，讓部分頂級名師的Live班學生節省排隊時間。
現時有不少補習導師會在社交網站提供「免費問書服務」，解答在課後的學生疑難。
此外，這些補習社除了提供日常課堂外，也會提供與考試有關的服務，例如舉辦模擬試，讓學生了解在應考公開試前的不足和熟習考試模式。又例如會舉辦說話訓練，讓學生培養說話技巧。

流動補習社

流動補習社出現的原因，是由於香港舖租不斷飆升，而且部分學生的居住環境擠迫，難以提供補習空間，為了節省成本，有些補習老師在麥當勞、大家樂、星巴克等快餐店或咖啡室為學生補習。有老師指揮學生霸佔店內五、六個座位，實施一人一檯做功課，有時會引來食客注目、不滿，甚至出口指摘。

專門式補習社

除了連鎖式補習社外，香港也有一些補習社是針對個別科目教授，其宣傳方法及經營手法十分貼近連鎖式補習社。
據香港中文大學《大學線月刊》報道，指出大學課程獨特，「大專生補習班」可協助大專生適應大專課程。

上門補習／小型補習社

上門補習的導師一般靠超市的免費客戶廣告或不同上門補習網站宣傳，小型補習社一般只作傳單宣傳或提供優惠。

有關法律問題

一般而言，法律問題較多出現於大型補習社。

商業方面

一般而言，大型補習社都是以商業型式運作。由於部分補習導師極受學生歡迎，而且學費可以相當昂貴，補習社願意花巨額金錢把對手的補習導師招聘過來，然而這些補習導師通常與原補習社簽署了合約。這不時引起訴訟，向補習導師及對方補習社索償，往往牽涉數千萬港元的學費收入，同時也披露了補習導師的薪金極高，例子有：林溢欣、張欣欣、高式卡、范浩揚

知識方面

香港的補習風氣受到不少學者的批評；他們指這些補習班只著重應付公開考試，對學生的知識沒有幫助。而評論員梁亦華亦指出，補習社所著重的試卷操練，較少為學生提供廣闊的知識基礎，令課程變得狹窄。然而，部份補習教師則認為，這是香港教育制度的問題；即使一個學生知識豐富，但基於學生、家長、甚至社會大眾都認為「考試失敗就註定一生失敗」，才會令這類補習班愈來愈多，補習風氣愈來愈盛。

人格發展方面

評論員梁亦華引述海外研究指出，補習教學方針多以考試為本，較強調學生的無條件服從，並抑壓學生自信，發展創意及培養學習自主性。

課堂參與方面

有論者指出，如學生在上課前已接觸相關知識和應試技巧，可能會降低學生的課堂投入度，令教師難以要求學生服從他們的判斷和建議，從而影響日校課堂。

佔用課餘時間

2006年中學會考十優狀元余思遠於放榜後拒絕回母校和校長拍照，並轉校到港島區名校英皇書院，把功勞歸功於補習社。有學者反映這是本末倒置的行為。加上他向傳媒透露自己放棄不少課外活動，更加帶來爭議。
而無論是個人還是集團式補習，所花費的開支絕對不少，這不只於金錢的支出，也包括時間等不可見的開支。造成部分學生「早上上課，放學後上補習社」，影響學生課外活動的發展，甚至於正常學習的過程。而對於經濟能力不太好的家庭而言，每月數百甚至數千的補習費用實為極大的經濟負擔。

教育已淪落為消費者的學習體驗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貝磊（Mark Bray）教授，曾就補習社蔚然成風的現象作深入分析，他認為補習教育制度乃是依附學校教育生存的「影子教學」（shadow education system）。
補習社的營運模式和教學內容完全跟隨教育改革和應試的「遊戲規則」，家長一方面擔憂子女的成績，一方面又急於在子女身上看到回報，消費者(學生和家長)都很樂意接受這種商品化的消費。

補習天王

事源80年代末香港樂壇上出現四大天王，及至90年代，香港傳媒將各行各業收入豐厚的人稱為天王，「補習天王」一詞源於香港傳媒於90年代對連鎖補習社創辦人及導師史偉全的報導。

電視劇

香港有線電視於2007年首次自製的電視劇《補習天后》及無綫電視於2008年播映的《尖子攻略》，便是以香港補習文化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