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周刊

基本情況

《清華周刊》（1914年3月－1937年5月，1947年）是清華學子創辦的、曾在國內外文化界和學術界都有重要影響的大型綜合性學生刊物。
《清華周刊》中的「書評」欄目數次改變名稱，依照時間順序分別為：「含英咀華」（第5、6、7、8卷）、「書報介紹」（第9、11、17卷）、「雜誌介紹」（第14卷）、「書報介紹副刊」（第19、20、21、22、23卷）、「書報述要」（第29、30卷，在第29卷第1期用了「書報介紹與批評」）、「介紹與批評」（第28、32、33、37、39、40卷）、「書評」（第41、42、43、45卷）、「書報評介」（第44卷）。由欄目名稱的變化，可以看出《清華周刊》書評的發展軌跡，以及隨《清華周刊》發展書評編輯對書評的性質、特徵和功能的認識。
《清華周刊》「書評」欄目外的書評文章有19篇，分別分布在「雜纂」、「學術」、「文藝」、「理論批評」、「論著」等欄目中，主要是比較長的學術、文藝批評文章，但基本上都圍繞一本、幾本圖書或者某一作者的相關著作展開。
總體上在長達20年的時間內，共有156期《清華周刊》刊載了書評文章六百五十餘篇，約一百二十萬字，涉及十多個學科，一千一百六十餘種書籍、刊物和文章。這在同類刊物中是少見的，除了《清華周刊》的編輯人員自覺地承繼延續外，與周刊比較強烈的學術化意識和傳播知識、構建高水平的校園文化追求是分不開的。　　 　　 《清華周刊》是由在校學生編輯出版的，學生的更替性決定了刊物在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在欄目和風格上常有變化；此外新的主持人為了體現自己的編輯思想，力求在編輯理念和方式上異於前人，因此欄目名稱的多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就「書評」部分來說，不管欄目名稱如何變化，其基本的宗旨和性質是相對統一的。

創刊初期

初期叫《清華周報》，用來「記錄和評論校園生活」。紙張為四開大小，分成「校聞」、「文苑」、「警鐘」等欄目。發刊詞提到它的主旨是：「1、求同學之自勉，促教育之進步，以光大我校固有之榮譽，培養完全國民之性格；2、薈集全校之新聞，編列新聞之歷史，使師生之感情日益親切，上下之關係日益密切。……」
由於以創刊便受到全校師生的支持和喜愛，《周刊》從形式到內容都發展很快：到1915年秋，便改成每期都有一二十頁，包含「言論」、「校聞」、「譯叢」、「鐸聲（評論）」、「文苑（詩詞、小說等）」、「雜纂（小品文、謎語笑話等）」等多種欄目的小冊子。隨後又經過幾個階段的發展和改進，最終（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發展成在資歷、聲譽、發行數量、尤其是文稿的質量和水平的方面都可與國內著名的刊物相比美——它已經是在國內文化節和學術界都有重要影響和地位的大型綜合性雜誌了。

1919年以前

1919年以前，《清華周刊》的發展大致處於「守成期」，以實現其「發刊詞」中所列的宗旨為主要目標。
《清華周刊》首次設立的書報介紹欄目是「含英咀華」，時在1916年4月26日總第74期，到1918年1月10日總127期，這一欄目延續了四個學期，歷經三卷，共刊載文章31篇。在開設這一欄目時，編輯有一簡短的說明：
西儒露西根（Ruskin）之言曰：「人若不事事，亦當不飲食。」吾輩求學理，宜勤讀。然中外書報，浩如煙海，學余時促，何去何從？本刊同人，願以所讀所見，擇其英華，介紹諸同學。非以少數人之意識為當，實儘自助助人之責也。諸君如惠稿本欄，同人無任歡禱。
在此後的第9－18卷中，以「書報介紹」為欄目名稱，零散的僅有七篇文章出現，以介紹西方的書報為主。倒是欄目外有一些質量很不錯的文章9篇，分布在「雜纂」、「學術」、「文藝」、「評論」等欄目中，詳細、系統地介紹了幾本書和清華本校的作品。
這一時期的書評規模雖具，材料不多，每期所介紹的不過四五本書，其文章的特點一是以翻譯和介紹為主，文字簡短，評論很少；二是文體駁雜，間有讀古籍的筆記出現；三是現代意義的「書評」文章多在欄目外。 　　 但是，此時介紹的書籍，如《俠隱記》《牛津大學字典之歷史》《箌漢微言》，以及外國大作家托爾斯泰、泰戈爾等，在此後十年才風行一時，而在當時已有專篇介紹，詳述作者生平及其著作，其識力之遠，開風氣之先，是很令人驚訝的。

五四運動以後

「改造期」的《清華周刊》從形式到內容都經過一番較大的革新和改造，主要目標是向「五四運動」中興起的新思想以及「文學革命」靠攏，具體表現是： 1.採用白話文代替原來的文言文； 2.使用當時所通行的新式標點符號； 3.改直排法為橫排法； 4.改「編輯制」為「集稿制」，取消原由校方派出的顧問部，其目的是企圖擴大自己的民主權利，以「擺脫」學校當局對周刊的「控制」（但很快又恢復了「編輯制」）。
經過這次改革，學生方面的「民主權力」得到擴大，對後來各次學生運動的開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由於此前的「書報介紹」的傳統，到1923年3月第19卷開始籌辦「書報介紹副刊」，就顯得順理成章，既是對辦刊傳統的承繼，也表現出清華學術風氣的上升。因此，在第一期《書報介紹副刊》的編輯「序言」中，主持者只是一句話交代了辦刊宗旨：「報告國內外出版界的情形於留美及在校諸同學」，而用大量的篇幅介紹欄目設計和稿件要求。這一次書報介紹的組織計劃，與從前零碎讀書報告不同，一方面搜羅得很寬，一方面抉擇得很嚴，量與質方面，均比以前有所提高，書報介紹副刊當以此期為正式成立。
《書報介紹副刊》前後延續了兩年半（1923年3月－1925年5月），歷經五個學期，跨越了五卷（第19－23卷），共出版17期，七百多頁，近四十萬字。登載書報評介文章384篇，共評介圖書231種，刊物79種，論文342篇。
《書報介紹副刊》也經歷了幾個時期，欄目是逐漸調整和健全的。
第一期設立四個欄目：「介紹幾種中文的定期刊物」、「中文書報介紹」、「英文雜誌介紹」、「西文書籍介紹」。
第二期開始加入「中文定期刊物中的論文」、「入門書目」。由此因轉載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而引發了一場關於國學學習的大討論。但細看當時刊物，這是無意中遭遇了當時「整理國故」和「如何延續傳統」的學術思潮；因為在第二期《書報介紹副刊》上胡適的文章只是作為「附錄一」加以轉載的，並非編輯有意地組稿。胡適的文章此前曾發表在《努力周報》「讀書雜誌」副刊上。而後來由於清華學生轉載後提供給了梁啓超，這才有梁氏的批評和後來的討論。
這一事件其實暗合了清末以來處在當時「兩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的情景下，中國傳統文化如何應對西方世界衝擊的問題。國學問題的討論一直持續到第九期結束，並引出了梁啓超的一大著作《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和《書報介紹副刊》「古籍新評」這一新欄目，由當時的天才式人物和學術新秀張蔭麟主持。
從第五期開始增加了「清華作品介紹」（最初為「清華作品之發表於外面者」），並延續到「副刊」結束。
這一時期的書評除介紹新出書籍外，為幫助同學研究及擇業起見，復請本校教員及校外學者，開列各科入門書目。最重要者有莊則宣、蔡競平諸先生合作的《社會科學入門書目》，梅貽琦先生的《普通科學參考書目》，與譚唐博士精選的《文學書目一百本》。梁任公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與胡適之先生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對於清華學子幫助尤多，從前輕視國學的風氣大為改變。圖書館中文書籍借出量明顯提高，以前誚罵讀中文的學生為「老古董者」，也改變了態度，不惟不誚罵而且欽敬之，由此可知此二書目的影響之大！
而且這兩個書目以及背後所隱含的問題意識，更在社會上引發了激烈爭論，加上胡適之和梁啓超都是當時學術界和思想界峰頭浪尖上的人物，其影響從未消歇，在新世紀初還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參見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版；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中華書局2003年版；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三聯書店2003年版；徐雁平《胡適與整理國故考論———以中國文學史研究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此外，最重要的專題研究書目還有梁任公的《讀書法》，陳達博士的《關於研究中國社會的中文書》，畢樹棠先生的《泰戈爾研究指南》，東大蔣竹莊先生的《佛學入門書目》。後來因梁任公在清華講《群書概要》，每期講義也在書報介紹副刊發表。
同時對於書評，編輯人員也逐漸提高了認識，「書報評論這一種著作，甚為重要，其有益於著者、讀者、學術界、出版界者甚大。惟此種工作甚難，非寡學淺識所能率爾而為者，試觀外國書評界之發達，即可以見其國人好學之篤。無怪其文化進步之速。」
「吾國近年所出雜誌不少，而書評殊不多見。如《太平洋》《新潮》《心理學》《社會科學雜誌》等所載，已為珍貴不可多得之品，至如商務印書館諸雜誌中所載，純有褒而無貶，可謂自家之書籍廣告，不足謂評論。」 　　 「中國出版太壞之無書可評，是固然也，惟學術界之不肯切實讀書，與對學術界之不肯切實負責任，亦其大原因也。」
《書報介紹副刊》時期，是《清華周刊》「書評」的穩定發展時期，其主要特點第一是入門書目的介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胡適和梁任公兩人的「最低限度國學書目」以及由此引發的問題和爭論，體現了在西學衝擊下有識知識分子的憂患和應對策略。第二是導讀書目性質的文章較多。第三是初步的學術化傾向。
《書報介紹副刊》後來停止的原因大略為：1.組稿困難：一方面是書評的寫作者少，另一方面是對寫作者的學識要求較高；2.與《清華學報》的「書評」有所衝突；3.沒有得力的主持者，則書評稿件難以為繼。
書報介紹在初期和此時都還不是《清華周刊》主要的欄目和目的，在清華學校改大學後，羅家倫校長明確提出學校「學術化」的發展方向，才配合廣大師生潛在的要求成為傳播知識、營造學術氛圍的重要工具，成為周刊五大功能之一，也是今天從學術積累來看最有意義的一項功能。
當時人認為開闢「副刊」是因為「副刊」是「非必要的」（包括著述、詳論、文藝、小說、書報介紹、讀書錄、通訊、講演錄、科學談等有學術意味的項目），而被列為必要的「正刊」則包含校聞、討論、國內大事三種。當時就有論者評論道：「可見清華周刊至此猶未脫離清華周報的身份」。

1928年「改大」以後

進入「學術和創作期」。早期的《清華周刊》，除了《譯叢》一欄有時介紹一些國外新的科學知識和偶爾刊登一些師生的讀書心得外，基本無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可言（學術作品大都刊登在同時出版的《清華學報》的《學術》欄上）。
《周刊》的學術和創作特色，大體上是從20年代前後開始籌辦大學部和國學研究院期間開始的，特別是1928年「改大」後，校長羅家倫首倡並大力推行「學術化」的方針，一批學術大家和學者陸續被聘請到學校里來擔任教職和學術帶頭人；為了迎接校內學術研究和文化創新的高潮，學校陸續創辦或改辦一批學術刊物，包括《周刊》在內的一批原有刊物也加強了學術和創作分量。《清華周刊》連續不斷的出版各種「學術專號」或各種類型的「創作專號」，以集中發表師生的研究和創作成果。從此《周刊》就逐漸奠定了其在國內學術和文化教育界的地位。
此一時期的書評欄目名稱雖幾經變革，經由「書報述要」、「介紹與批評」、「書評」、「書報評介」，最後定位在「書評」上，但大體上文章的形態是比較一致的，即現代書評的文體，對所評書報有系統的介紹和評價；語體上已經完全是採用新式標點白話文了；儘管《清華周刊》在版式的橫排或直排間不斷反覆。
例如，《清華周刊》1928年5月18日總441期「書報介紹及批評」中道銘的《〈日本全史〉簡評》一文已經和我們今天的學術書評在格式上沒什麼兩樣了。在正文前列出所評圖書的出版信息，包括書名、作者信息、出版日期、出版和發行商以及定價（《日本全史》，全一冊，南京金陵大學，陳恭祿君著，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出版，印刷兼發行者「中華書局」，定價一元二角）。正文開首介紹了此前關於日本史的研究和著作情況，作者判斷「《日本全史》為中國人作日本史之第一部」。接下來例舉該書的五點優點，然後就作者認為值得商榷的五點與原著作者討論。雖然有點程式化，但書評的基本內容和功能，作者已經完全能夠把握了。
「書評」欄目外的文章頗為精彩，如李長之評論張資平、茅盾著作的文章（《張資平戀愛小說的考察———〈最後的幸福〉之新評價》《論茅盾的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分析細密，觀點鮮明，都是萬字以上的長文，在整個書評中是很特別的；這些文章主要分布在「文藝」、「學術」、「論著」、「理論·批評」等欄目中，共9篇文章。
這一時期「書評」欄目主持人的自覺意識加強，視野也更加開闊。1927年9月23日的《周刊》中「書報介紹與批評」的主持人林維英就明確提出：本報絕非書報目錄；介紹書報的範圍不限於本校圖書館所有者；對中國古籍，要以科學方法及現代眼光詳細介紹批評；亦極歡迎編有參考目錄（Bibliography）加以鑑別，區分詳讀略讀的專題研究。還特別希望關於文、哲、科學以及社會科學等方面的書報要極力薈羅，以求廣大範圍，並且要嚴格甄選圖書，避免龐雜。就實際發表的文章來看，他的這一設想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回應和實現，這一時期所評的書刊中「文史哲」類最多，共有139種，占56.5％；「社會科學」類133種，占54.07％；而科學技術只有5種，占2.03％。
這一時期書評文章的特點有三：一、文章篇幅較長，以批評為主。如上述李長之的文章。二、學術書評占的比重較大。如1928年12月8日總446期中羅元一評王桐齡的《中國民族史》一文，在簡要介紹了前修研究和王著之後，就「編法之不善」、「材料之疏漏」、「記述之錯誤」三項條分縷析討論該書的得失，洋洋灑灑五六千言。這類書評並非個例，也不是僅對國內著作，在1932年12月18日總572期中有署名「作民」的一篇文章《洋書辨偽》，評論美國新聞記者W.F.Mannix編著的Memoirs of Li Hong Chang（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and New York,1913年出版，1923年再版）。
作者用當時流行的「審察偽書」的方法，從編著者的人格之不可靠、著作傳授來源之不足信、書中所載事實之錯誤矛盾三方面，來檢討該書的真偽。單第三項「書中所載事實之錯誤矛盾」就列出27處，用可靠的材料證明其為偽作，該書作者並無真才實學，只不過道聽途說、胡亂匯集一些傳聞敷衍成書而已，但其聲稱根據的是李鴻章的日記，因此出版後很受歐美讀者的歡迎。本篇書評從根本上糾正了謠傳，其學力也實在令人佩服。三、內容側重在社會科學，馬克思主義、蘇俄文學和社會介紹，國際大勢、中日關係類書籍的評介逐漸加重。這固然與當時社會形勢、學術思潮相關，實際上還有實用的目的在，即受制於留美考試。第31卷《清華周刊》的「書報介紹」主持人周勉介紹編輯方針說：
我想介紹並批評各門學科中的幾本基礎書籍，使專讀一科而欲旁通者，亦稍有階梯之可尋。例如今年學校的留美考試Fellowship，考政治學的，須受試統計、財政諸學。考經濟學的，又須受試比較政府、政治、勞工問題、政治學。其如考試工科的，且須受試政治、經濟、社會、會計諸學。大凡專習一系的，大學不過四年，時間有限，甚至於本科的課程且讀不完，遑言其選讀科外者乎？這就不得不自己於課餘的時候，去尋書來看。但是各科的範圍極廣，書籍浩繁，非有適當的介紹，和簡略的批評，實在是有「不知所從」之苦。所以關於此項工作，我已經分途請定幾位教授幫忙：在政治學和政治思想方面，已請浦薛鳳先生；在經濟學方面，已請陳岱孫先生介紹經濟原理、財政學等；蔡可選先生介紹統計學、國際貿易、貨幣銀行等；顧翊章先生介紹會計學；及謝炯先生介紹鐵路原理，和其他經濟常識一類書籍；在哲學方面，已請定鄧以蟄先生；在社會學、勞工問題、人口問題等則已經請定陳通夫先生介紹書籍；其在文學及文學常識方面，已經請定的，有畢樹棠先生，尚未面請的，有朱自清先生和楊振聲先生；其餘正在分途約請中的教授尚多，不及細述。
他主張介紹國內外新出版的宏大著作，「不論何科，都可介紹」，希望把「書報介紹」一欄辦成「各科知識的交易所」。 　　 整體上這一時期的書評視野開闊，論斷精密，現實性強，學科意識也十分明晰，類似於《書報介紹副刊》時期的「國學」書評僅有1篇，完全能夠反映清華學校改變成大學制後學術上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

內部影響

《清華周刊》的內部影響著重體現在對清華同學綜合素質的培育、鍛鍊和薰陶作用。
當時的清華教授和著名校友中，學生時代曾充任過《周刊》總編輯的有10年代的陳達、湯用彤、羅隆基；20年代的蒲薛鳳、聞一多、潘光旦、吳景超、梅汝璈、賀麟；30年代的羅香林、水天同、張德昌、潘如澍、蔣南翔、王瑤等。
當時的清華教授，凡畢業於清華的，幾乎全部都擔任過《周刊》的各種職務，如各欄的編輯、集稿員、經歷、推銷員等等。當時的清華校友有的還直接擔任著社會各著名報刊的編輯、記者或特約撰稿人，他們在校時都曾受到過的《周刊》的影響、訓練和薰陶。更擴大一點說，「如果說二十年來清華對於中國文化人才還有所貢獻的話（當時許多學術或文化名人都是清華校友），那麼這些人才無不或多或少曾經受益於《周刊》的」。
當年清華畢業出來的特點之一，就是寫作水平比一般學校高；由清華畢業生主編的刊物（如30年代中期的《學生與國家》、《華北青年》、《新地》等），內容都格外的充實，這也與受周刊的直接影響有關。

外部影響

《清華周刊》在校外受到各方面著名學者和刊物的關注。當時學術界一些第一流的刊物如上海史地社會研究學會所辦的全國性雜誌論文《月報》、「中山文化教育館」的《全國雜誌論文索引》等經常引錄或全文轉載《周刊》的文章；一些省市級有關單位經常致函「讚美周刊內容的新穎」；銷路很廣的艾思奇的「哲學講話」經《清華周刊》的批評後改名為《大眾哲學》而名噪一時；一些當時文化界的大爭論（如胡適之和梁任公兩先生關於「青年國學必讀書目」的爭論和以張君勱和丁文江為代表的關於「科學與玄學」的爭論）以及爭論雙方的文章，大都是在《周刊》上首發或續發的；許多大家的學術論文和創作，是在《周刊》上首先發表的。當時《周刊》曾和《時事類編》、《國文周報》、《東方雜誌》等100多種國內著名雜誌建立了交換關係；全國各圖書館請求《周刊》贈閱者幾乎每天都有。
所以當時有人評論《周刊》說：「論歷史，……不但國內各大學的學校刊物中沒有比得上的，即便是全國各大雜誌，有這麼悠久的歷史的，也是絕無僅有；論內容，《清華周刊》的質和量，比之社會上的一般月刊，也並不多讓；不僅在全國學生所舉辦的刊物中堪稱獨步，即在社會上，出這種大規模的周刊的，亦不多觀；除《國文周報》外，幾乎難以找出第二個和《周刊》有同樣分量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