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

歷史

1934年11月，劉志丹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西北紅軍成立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1935年1月，改稱陝北省蘇維埃政府。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習仲勛等人創建的陝甘根據地，是中國工農紅軍開始長征後僅存的革命根據地。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成為共產黨的根據地中心，中共中央所在地，在1936年擴展為陝甘寧根據地。1937年1月，中共中央進駐延安。
1937年9月6日，根據國共兩黨的協議，中共中央將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改建為中華民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它是一個邊區的自治性地方政府，是國民政府行政院的一個直轄行政區域。1939年12月，國軍胡宗南部進攻陝甘寧邊區。1947年3月，由甘肅省政府主席兼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所策劃，並經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同意並授權，之後命令胡宗南調集39個旅、23萬多人的部隊進攻陝甘寧邊區。1947年3月19日，毛澤東等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和部隊，撤離延安。從3月-8月，共軍對國軍發動多次突襲性戰役，其後國軍退出陝甘寧地區。1948年3月28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東渡黃河，遷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陝甘寧邊區建制依舊存在，但已被國民政府認定為非法。1949年6月，邊區政府由延安遷至西安。1950年1月，西北軍政委員會成立後，陝甘寧邊區政府結束工作。

邊區參議會

1939年1月17日至24日，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到會參議員145人（其中有邊區政府聘請的開明紳士特約參議員12人）。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王明（陳紹禹）、洛甫（張聞天）、陳雲、王稼祥等出席開幕式。會議選舉高崗為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張邦英為副議長，選舉高崗、張邦英、毛齊華、崔田夫、陳伯達、周長安、路志亮（女）、王觀瀾、高述先為邊區參議會常駐參議員。選舉林伯渠為邊區政府主席，高自力為副主席，林伯渠、高自力等15人為邊區政府委員。選舉雷經天為高等法院院長，曹力如為邊區政府秘書長。會議還通過了多項於邊區自治相關的法律文件。還有象徵類似於憲法的憲制性文件：《陝甘寧邊區政府施政綱領》。

憲制性文件

1939年1月17日至24日，在延安召開的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通過了主要由中國共產黨起草的地區自治性憲制性文件《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

轄區、面積、人口

邊區範圍邊區東靠黃河，北起長城，西接六盤山脈，南臨涇水，南北長近500公里，東西寬約400公里。轄有延安、綏德、三邊、關中和隴東5個分區，20餘縣，約150萬人，面積近13萬平方公里。

稅收

稅收是1941年後邊區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稅收種類有：（一）農業稅。農業稅是邊區政府要求農民交納的救國公糧。1942年前是以攤派形式來完成，1943年開始實行農業統一累進稅，以每戶人口平均收穫細糧之多寡為標準分級累進。1941年至1945年農業稅收入如下：1941年，20.1萬餘石；1942年，16.5萬餘石；1943年，18.4萬餘石；1944年，16萬石；1945年，12.4萬石。（二）工商業稅。隨著邊區工商業的發展，工商業稅成為邊區財政收入的主要財源之一。種類有：貨物稅種和營業稅種兩項，其中貨物稅分為：入境稅、出境稅、過境稅、產銷稅；營業稅分為：營業稅、臨貿稅。（三）鹽稅。鹽稅徵收始於1937年，隨著邊區鹽務的發展，鹽稅成為邊區一項重要的財源。1937年至1945年鹽稅收入統計如下（以券幣為單位）：1937年近0.2萬元；1938年4.9萬餘元；1939年2.9萬餘元；1940年4.4萬餘元；1941年37.2萬餘元；1942年48.9 萬餘元； 1943 年447.1萬餘元；1944年2457.8萬餘元；1945年17818.7萬餘元。（四）公鹽代金。公鹽代金最初不是正式稅種，而是臨時捐，是讓人民幫助政府運鹽的勞役，其金額較大，在政府財政收入中有一定地位。公鹽代金始征於1941年。　　（五）牲畜買賣稅和斗傭。牲畜稅是牲畜買賣的一種手續費，徵收牲畜價格的5％。斗傭是代買賣糧食者過斗而徵收的手續費，一般徵收1％到2％。二者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歷年收入數額是：1941 年45萬元；1942年190萬元；1943年4728萬元；1944年約8000萬至1億萬元。除以上五種稅捐外，還有菸酒、羊稅等。

政府控制的銀行與貨幣

1937年10月1日，陝甘寧邊區銀行在延安成立。陝甘寧邊區銀行前身是1935年11月在瓦窯堡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首任行長曹菊如。1938年6月，邊區銀行發行了與法幣等值的貳分、伍分、壹角、貳角、貳角伍分、伍角共6種「光華商店代價券」（簡稱光華券）。1941年初又增發了面值為柒角伍分的光華券。到1941年2月18日止，光華券共計發行4387215元。1941年，中共就轄區的財政困難，調整政策，全面禁止法幣在邊區流通，自行發布貨幣——邊幣。此後又發行「商業流通券」代替邊幣
。

工業

1940年之前，邊區因依靠外援影響，工業方面鮮有發展，1941年至1945年邊區工業發展很快。其中公營工業發展最快，全邊區有紡織廠23家，年產大布3.29萬餘匹；造紙廠11家，年產紙5671令；化學工業工廠10家，肥皂廠2家，陶瓷廠3家。石油廠1家，火柴廠1家，製藥廠1家， 皮革廠2家，印刷廠4家，被服廠12家，煉油廠2家，工具廠8家，木工廠2 家。公營工業是邊區工業主要組成部分，給邊區財政提供了大量的收入。手工業發展也很快。民間紡織方面，全邊區有紡婦13.3萬餘人，紡車12萬餘輛，1943年共紡紗83.5萬餘斤，給公營紡織廠提供了相當部分的紗線原料。其它工業如煤1943年產量達到每月7600噸；鹽1943年產量達52.1萬馱。同時，私營工業也得到發展，但在邊區工業中不占主要地位，對財政收入的影響很小。這可能和當時的工業發展政策有關。 （引用資料同上）

商業

1937年至1940年間邊區的商業貿易主要為採辦性質，主要是保證中國共產黨黨政機關和軍隊的物資供應，只有很少部分具有營利性質。1941年後，邊區政府加強對貿易的控制，制定商業政策，促進邊區商業貿易的發展。1941年，延安市的公營商店達46家，總資本273.8萬元，1至6 月份貿易額為937.9萬元，純利潤110.3萬元。1943年統計的幾個地區的貿易情況：靖邊公營商店總資本133萬元，上年利潤87.8萬元；縣公營商業總資本4539.9萬餘元，上年利潤77.1萬元；延安市公營商店、客棧等資本總額2470.5萬元，上年純利329萬餘。同時，合作社商業和私營商業都得到一定的發展。但因政府支持力度不如公營商業，所以發展程度不很明顯。

農業

邊區農業主要體現在種植糧食和經濟作物、提高棉花產量、增加耕地面積三個方面。

徵糧

由於陝甘寧邊區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這裡駐紮著大量的黨政軍學人員，加上邊區地瘠民貧，自然災害頻發，糧食問題成為亟需解決的首要問題。1940年以後，由於外援斷絕，邊區政府財政緊缺，無法購糧，開始全部依靠向當地農民徵糧。這使農民的公糧負擔迅速由1939年的5萬擔增至1940年的9萬擔（每擔100斤）。到1941年3月，部分地區仍然斷糧現象。為了保證1942年的糧食供應，中共中央與邊區政府決定1941年徵糧20萬擔，比1940年翻了一倍多。這使廣大群眾深感負擔過重，普遍出現不滿情緒。

南泥灣大生產

南泥灣位於延安城東南45公里處。1941年春，由於當時國民政府停止對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支持並實行經濟封鎖，邊區發生嚴重的財政危機和糧食資源短缺問題，中共中央命令八路軍三五九旅進駐南泥灣，實行屯墾，生產自救。在短短的三年內，由王震旅長率領的三五九旅開發南泥灣，獲得了糧食大豐收，緩解了邊區的糧食短缺問題。實際上除生產糧食外，南泥灣也廣泛存在鴉片種植現象。如時任三五九旅九團九連連長，後長期擔任南泥灣生產大隊長的劉寶齋所述，所在部隊在南泥灣孟酒溝種大煙，用多餘的糧食釀酒，菸酒販到國統區賣錢，「為這事常同機關的打架。連隊要掙錢，機關要收稅。一次往河東販賣煙土，貨上了船，船幫上一圈端刺刀的戰士，看誰敢擋……」。

軍隊

陝甘寧邊區的武裝力量，包括八路軍留守部隊、邊區保安隊和地方非正規武裝三部分。八路軍後方留守處（1937年9月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成立），由一一五師、一二○師、一二九師的部分部隊組成，共約9000餘人，主任肖勁光，擔負保衛邊區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雙重任務。地方非正規武裝，包括保安隊、自衛軍兩部分，1938年底人數有224,000人，配合留守部隊保衛邊區。邊區保安司令部（1937年10月由紅軍游擊隊改編成立），下轄十多個保安大隊，司令員高崗、副司令員周興。

影響

中國共產黨把陝甘寧邊區作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時期實行民主政治和廉正政治的典範，也把它視為中共抗日根據地的中心。陝甘寧邊區對經過長征後大量傷亡近乎失敗的中國共產黨的休養生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讓中國共產黨在此後和國民政府的對抗當中站穩了腳跟。對後來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用更是至關重要。但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將陝甘寧邊區視為脫離中央統治的分離區域，是反叛的地方武裝割據政權。在後來的重慶談判中，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對陝甘寧邊區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始終不予承認。

戰後

1945年抗戰即將結束時，中共在陝甘寧邊區組織軍隊到山西、華北、東北接受日軍投降，快速擴大了軍隊與地盤，為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做好充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