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亞華人

殖民前的交流

在15世紀前，中國與現在的印度尼西亞很少有直接的聯繫。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群島的貿易掌握在印度尼西亞人手裡，由西洋文中中國商船的標準名稱「junk」來源於爪哇語「jong」中可看出端倪。「jong」在爪哇語中用來描述那些從中國南部長途跋涉到東南亞的商船。中國的史料中有僧人義淨在5世紀經過這一地區去印度的記載，唐朝時也一度與印度尼西亞王國有頻繁的聯繫。
但諷刺的是，中國人是爪哇最早的伊斯蘭傳教士，而現在的大多數印尼華人卻不是穆斯林。有一種說法認為，在15世紀的時候，是鄭和等中國商船將伊斯蘭教帶入印尼。另外一種說法認為是印度人將伊斯蘭教帶到了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群島。

初期荷蘭人的寵愛

最早的華人移民潮發生在荷蘭殖民的早中期，大多數都是尋找商機的商販。
華人與印尼原住民的關係直到今天都還是問題重重。一些評論者認為這可以追溯到荷蘭殖民時期。當時荷蘭人的殖民政策偏愛華人，因此華人在這一地區建立了經濟上的主導地位。荷蘭人建立的社會等級制度使得華人很難與當地原住民融合。因為華人和阿拉伯人是社會的第二等級，土著是社會的最底層，而歐洲人位於社會的最高等級。荷蘭人是選擇性的優待某個少數民族或宗教而達到其破壞原有社會體制策略的發明者。華人成為他們殖民統治的道具，成為緩衝其餘原住民矛盾的緩衝器。法國人和英國人後來採用了同樣的策略ㄧ他們利用當地的基督宗教信徒和猶太人來統治阿拉伯世界。
由於華人被荷蘭人認為聰明，勤奮，有能力管理大農場而受優待，許多華人成了殖民統治的支持者。事實上，在荷蘭殖民早期，華人積極支持荷蘭人在這片地區建立其統治地位。例如，17世紀時萬丹省的蘇鳴崗在他管理雅加達的時期大量組織華人移民到印尼，極大的動搖了此一地區的經濟，使得荷蘭人更容易征服伊斯蘭萬丹王國。作為獎勵，在1619年蘇鳴崗成為第一個甲必丹（Kapitein der Chinezen）。殖民政府還獎勵給他的繼承人封地，授予世襲的「Sia」稱號。這些貴族化的峇峇娘惹掌握了爪哇島上從原住民貴族手中沒收來的大量土地和財富。通過這種手法，他們統治了雅加達的峇峇娘惹和華人。這種體系後來延伸到了爪哇在內的其他的島嶼上。而那些被剝奪了土地的原住民貴族，由於缺乏建立領地的經濟基礎。於是尋求用武力方式奪回原本屬於他們的土地。
荷蘭人和華人都參與了抓捕上千爪哇奴隸的貿易活動。爪哇人被認為容易出問題，因此他們被集體運送到了在蘇門答臘的華人農場。

荷人對華商的大屠殺

華人作為歐洲以外的另一個統治者是相當成功的，出於怕華人坐大，荷蘭人常常並不友好的看待華人，但他們競爭不過華人是事實。其實在18世紀早期，華人從雅加達建成伊始就在經濟上占主導地位，這在某種方式上導致他們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大量華工建造雅加達城，並且耕作附近的土地，中國商人的數量也不斷增加，造成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對華人的依賴越來越大。由於東印度公司的利潤大多數來自於在亞洲國家間的貿易，並不運回荷蘭，雅加達的華人很自然的成了聯繫中國的最好方式。荷蘭人和華人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理論上應該有很好的關係，但是由於華人的社會地位實際上與荷蘭人平等，而經濟上又是對手。這一因素造成荷蘭人對於華人與日俱增的憎恨與恐懼。
引起這些憎恨最終爆發的不僅是華人的商幫，還有華人在爪哇各個經濟領域的活動：富有的華人從中國引入窮人當苦力來開展農業生產。這些苦力成了最重要的經濟領域——甘蔗種植園——的主要勞動力。越來越多的苦力被引入，導致快到1740年的時候，華人人口占了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地區一半，白人對反客為主的華人產生強烈的疑慮。1690年殖民當局嚴令禁止再從中國引入苦力。但這沒能阻止從中國引入苦力的浪潮，僱主通過向官員行賄的方式繼續引入。
1720年，歐洲市場逐漸飽和，蔗糖市場面臨越來越深的危機。爪哇的甘蔗農場面臨來自更便宜的巴西蔗糖的激烈競爭。許多農場主破產，殖民當局沒有採取措施緩解越來越嚴重的失業問題，一些絕望的失業者成為了暴民。最後，殖民當局宣布將加里曼丹的苦力運到荷蘭在錫蘭南部加勒的種植園。無法知道是不是荷蘭人的真正意圖，謠言開始流傳說荷蘭人想把這些苦力運到海里扔掉。苦力拒絕登船，叛亂爆發。叛亂者不僅在農村地區搶劫，甚至要攻擊雅加達。
雖然沒有證據，雅加達的荷蘭人懷疑城內的5000名華人計劃加入叛亂的苦力，於是打算除之而後快。1740年10月9日，荷蘭人命令搜查所有在雅加達的華人居民的住處，但實際上是荷蘭官兵有計畫性的進行種族屠殺。這最終演變成三天全方位的大屠殺——所有的華人都被屠殺在自己家裡，先前抓獲的也在監獄和醫院裡立即處死。一個傳教士煽風點火說殺華人是「神的旨意」，殖民政府據說按人頭懸賞。這次屠殺的受害者人數估計有5,000人至10,000人。紅溪（Kali Angke）這個名字據說來源於那次屠殺造成的「血流成河」。在這之後，殖民政府宣布「恢復秩序」。在雅加達等其他荷蘭統治的城市裡華人被指定住在特定的區域。雅加達華人被指定住在哥洛多區，現在還有許多華人生活在那裡。
這場大屠殺的暴行消息傳至歐洲後引發各國震驚，荷蘭總督阿得利安瓦肯尼爾被荷蘭政府逮捕，並要求向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Heeren XVII」（十七紳士）說明。他被判罪，死在監獄裡，但是對他的指控宣布「免於死刑」。這件事在後來還常常被提起，特別是在形勢緊張的時候。

中國政治局勢的反映

後一波的移民仍然維持與中國的聯繫，這些聯繫主要是通過支持中國民主運動推翻滿清政府的方式。雖然這些支持主要是通過提供資金的方式，但一些印尼華人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尤其是在孫中山時代。新客是他們當中最活躍的。
雖然中國共產黨在早期並未得到印尼華人的支持，但從二十世紀三十年的起，共產黨的抗日鬥爭獲得了許多新客甚至是土生華人的支持。與國共內戰同步，印尼華人在對中國的支持上分為兩陣營，一派支持國民黨，一派支持共產黨。

對印尼民主主義的同情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峇峇娘惹加速融入印尼文化。而新客的下一代仍然維持與中國的關係。
雖然荷蘭政府給予印尼華人特殊地位，但他們越來越加緊歧視壓迫所有的印尼華人。因此三個華人族群越來越一致的的傾向印尼民族運動，特別是提供資金支持。但越來越多的檔案顯示了華人對荷蘭的準軍事支持，試圖粉碎印尼獨立運動，因此遭來印尼原住民長期的敵視。越來越多的印尼華人參與印尼的政治。新客建立了一個聯合印尼和中國為目標的政黨，並且建立了報紙。峇峇娘惹通常加入民族主義政黨。他們有些成為荷蘭軍官，後來又成為日本軍官，但是不利用他們的職位幫助印尼民族運動。他們也是印尼報紙的先鋒，利用他們剛剛建立的報社，他們與其他印尼作家一起發表他們的政治理念。1928年11月，中文周刊《新報》是第一個公開發表印尼國歌《偉大的印度尼西亞》的報紙。有時，牽涉到這樣的活動有入獄甚至生命的危險，因為荷蘭殖民當局禁止民族主義刊物和活動。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日本占領時期，印尼華人積極參與獨立運動，當時除了華僑中會以外的其他印尼華人政黨都被禁止。出現了一些著名的支持獨立運動的人物，比如蕭玉燦（Siauw Giok Tjhan）和林群賢（Liem Koen Hian），遺憾的是蕭玉燦作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去世，而葉全明（Yap Tjwan Bing）等印尼獨立籌備委員會（Panitia Persiapan Kemerdekaan Indonesia）成員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成了美國公民。

印尼民族革命

最初由日本人支持建立的「BPUPKI」（印尼獨立準備調查團），在日本統治結束後的1945年8月17日宣布的印尼獨立聲明中扮演了中心角色，表明重回荷蘭殖民統治是不可接受的。印尼獨立運動期間，許多印尼華人支持印尼獨立運動。起草1945年印尼憲法的BPUPKI成員有六個是印尼華人。類似美國二戰中組建的純日本裔部隊，組建純印尼華人部隊也被提出來，但這個建議最終被拒絕。華人被要求加入當地支持獨立的團體。由於缺少像這樣能夠明確區分族群的部隊，在印尼民族革命中華人參與革命的精確數字和華人參加革命的比例現在仍然有爭議。這成為一個敏感問題，因為這涉及到一個在那場戰爭中建立起來的印度尼西亞戰後華人的地位問題。
1946年，中華民國駐巴達維亞總領事蔣家棟（Chiang Chia Tung）在棉蘭表示，中華民國支持印尼獨立。在1945至1950年，為了從荷蘭獨立的民族革命中，一些印尼華人加入了印度尼西亞共和軍。那時經濟滑坡賦稅加重，所有的物資都很缺乏。而且大多數被荷蘭或日本沒收給他們自己的軍隊了。印尼華人為走私這些貨物作出貢獻。然而，隨著荷蘭漸漸的重新建立起他們的統治，走私變得越來越難，武裝衝突也在所難免，荷蘭百年的地位最終因革命而沒落。

獨立後的強制同化進程 （1945-1998）

獨立後，日本和荷蘭的公司都荒廢了。新政府將他們以很便宜的價格賣出。印尼華人很快吸收消化了這些公司。然而，許多原住民勢力試圖限制這一現象，他們指控華人在戰爭中不愛印尼（因為他們很少參與武裝衝突）。新生的印尼政府強制要求他們放棄已經獲得的財產。這可能是印尼華人個人權利被限制的開始。於是華人的政治活動被迫大大地減少了，但是沒有完全消失。隨著印尼經濟進一步被印尼華人控制，這些歧視越來越嚴重。原住民譴責政府不提供一個平等的平台反而加劇他們的困境。這使得印尼華人與印尼原住民的關係進一步惡化，尤其是與印尼的主導民族-爪哇族的關係不佳。因為許多印尼原住民認為華人是殖民政府的代理。而華人向唐人街聚集（與原住民分隔）的傾向加劇了這一狀況。
1959年總統蘇加諾批准了「PP 10/1959」這一文件命令，主要是強迫華人關閉在農村的產業，搬遷到城市。這一命令的實施很野蠻。1960年代，像「PP 10/1959」這樣的很多政府法令，限制印尼全境華人在農村地區活動，把他們強制搬遷到大城市，但是隨後的都市化進程卻讓勤奮和善於經商的華人發了大財。
因為印尼華人在除了經濟和產業外的其他方面全部被禁止，這使得他們專注於這些方面，並且取得極大的成功。這給政府和軍方帶來從中國商人那裡索取賄賂的機會，一些華人也以此取得便利，有人便質控華人導致印尼政府的賄賂和腐敗。這加大了他們與原住民的貧富差距。一些印尼原住民指控印尼華人與政府勾結，污染了整個政治體系。另一方面，華人則認為對待他們不公，政府偏向原住民。由於歧視，大多數印尼華人雖然經濟上富有但無法參與政治活動，也無法向立法機構遊說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印尼的這種情形不同於在臨近的馬來西亞，華人在馬來西亞的政治經濟上都很活躍，雖然他們在那裡也是少數民族，馬來西亞也是穆斯林國家。雖然印尼的法律和民意全都歧視印尼華人，他們在除了經濟領域以外的很多領域也取得一些成功，最著名的就是羽毛球。羽毛球是印度尼西亞最流行的體育運動。印尼運動員在二十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統治了這項運動。許多受人歡迎的運動員和教練都是印尼華人，比如：梁海量（Joe Hok、Rudy Hartono）、紀明發（Christian Hadinata）、梁春生（Tjun Tjun）、 洪耀龍（Johan Wahjudi）、張鑫源（Ade Chandra）、林水鏡（Liem Swie King）、 李英華（Ivana Lie、Verawaty）、王蓮香（Susi Susanti）、魏仁芳（Alan Budikusuma）、阿迪（Ardy Wiranata）和阿爾比（Heryanto Arbi）。
1967年，西加里曼丹的事件中，4.2萬華人被指為分裂分子而被清洗。大量印尼華人回到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為此中國大陸發動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撤僑活動。中國時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公開宣布準備從印尼接僑60萬。到1967年10月30日中國同印尼斷絕外交關係為止，共接僑9萬多人。從1960年到1967年，先後撤回20萬人，使用了遊輪飛機等手段，在東南沿海各地開設了大量的華僑農場，其中很多印尼華僑是中國羽毛球的傑出運動員教練員，比如王文教、侯加昌、湯仙虎。
由於蘇哈托不加區別的對待，峇峇娘惹和新客的界限被刻意模糊了。許多政策禁止教、說和發行中文。他們被全部強迫改為印尼姓。這項法令被印尼華人認為是至今為止最恥辱的一個，他們強迫喪失了自己的姓。1965至1975年期間，軍隊和警察猖狂的虐待印尼華人，比如公開搶劫和強姦。在這期間，警察可以虐待任意說中文（閩南話、客家話、潮州話、粵語等）的人，在這一艱苦時期存活的唯一方法是行賄。另外，被認為在印尼獨立期間是英雄的那些華人，像蕭玉燦（Siauw Giok Tjhan）和林群賢（Liem Koen Hian）等，不是被野蠻的處死就是被流放或者關押，而抗議的人便被秘密殺害。他們全部都不被認為是民族英雄。這使得印尼華人在這一時期不再為印尼獻身了。排華情緒在原住民中越來越嚴重，針對華人的屠殺時有發生。印尼華人的身份證上標記「WNI」（Warga Negar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亞公民）而不是像原住民的身份證上只寫「印度尼西亞人」，這作為印尼華人的一種婉轉的標記。這讓官員更容易向他們索要賄賂，類似希特勒要猶太人佩戴猶太教六芒星。即使是本地出生的或者在印尼生活了很多代的華人也必須持聲明他們放棄中國國籍的證明。這些高度歧視的法律被華人認為是政府在努力的進行文化滅絕。一些印尼華人無法忍受逃走了，新客回到中國大陸，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卻遭遇打壓，一些峇峇娘惹去了荷蘭。
蘇哈托總統鼓吹將華人強制同化而不是融合。作為1967年「解決華人問題的基本政策」和其他措施的一部分，中文報紙只保留一個、所有華人的宗教活動被限制在屋內、中文學校逐漸被淘汰、漢語（閩南話、客家話等）不允許出現在公共場合、鼓勵使用印尼姓名等。大多數這一類的法律在1998年蘇哈托下台後廢除。蘇哈托的下台令這些留在印尼的華人鬆了一口氣。他們希望新總統能夠恢復他們以前的地位，結束這長達數世紀的敵意。在改革早期，政府關注於穩定經濟和安全，歧視仍然很猖獗。然而印尼華人獲得了用有限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勇氣，這在蘇哈托的強硬策略時期是不可能的。不幸的是，仍然有許多忠於蘇哈托的官員實施歧視的法律。但這次不是由於意識形態，而是為了獲得他們自己的好處。為了逃離歧視和迫害，許多印尼華人回到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但是發現他們在那裡也有一些不適應。雖然他們極力維護他們「純正的中國血統」，但是一些西方境外勢力極力挑撥他們與中國祖國之間的關係，因此他們不僅對印尼無法認同，也對自己原本中國人的身份有所疑慮。一些人於是搬到了其他地方，比如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或者是西方。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政治壓力限制了印尼華人在政治、學術和軍事領域的角色。結果，由於這些限制，他們成為貿易、製造和銀行等領域的企業家或職業經理人。在1965年所謂的「共產主義政變」後的七十年代，印尼華人被指控幫助共產主義，因此對華人有強烈的牴觸情緒。大多數印尼華人都不是穆斯林，這加重了當地穆斯林對他們的敵意。從爪哇最早的穆斯林傳教士是華裔的這個角度來看，這十分可笑。有歷史理論認為第一個將穆斯林信仰帶到印度尼西亞的人其實是中國商人，特別是這些隨鄭和來到三寶壟的商人。鄭和不是漢人，他是來自中國的回回人。隨著越來越多的來自印尼政府的歧視和敵意積累起來，印尼華人把自己看成一個單獨的族群，並且對印度尼西亞的國家認同感大幅降低。儘管印尼華人的年輕一代並不像老一代那樣遵循中國傳統，但他們仍然認為他們與其他印尼人不同。在這一時期，印尼華人的年輕一代更加接受西方文化，而且他們越來越傾向對西方國家的欣賞，比如美國和英國。很多父母都把子女送到西方國家，西化在印尼華人中變得很流行。
1998年的雅加達暴亂，許多印尼華人又成為暴徒的目標。這次騷亂受到中國和新加坡的譴責。蘇哈托被指控為暴亂的幕後策劃者。許多經受了洗劫和屠殺後的印尼華人又一次逃離印尼，去到西方國家。他們發現在西方國家比較容易生存，而不是他們出生長大的印尼。在暴亂平息後，他們很多人仍然心有餘悸，不願意回去印尼，於是很多人在西方國家定居下來。

「改革」過後（1998年至今）

1998年，在蘇哈托當了32年總統下台前，發生大規模針對印尼華人的暴亂和一系列的屠殺，雖然有種族衝突的因子，但就其原因多屬於貧富不均所導致的。由於財富，華人家庭被搶劫並燒毀，許多華人被強姦或殺害。1998年的事件，由於網際網路的出現，與以前針對華人的屠殺有了很大不同。這次事件在網際網路上實時的傳播，喚起了全球華人的關注和情緒，導致大量華人在許多國家向印尼政府抗議。在這次悲劇後，大量的印尼華人逃往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和荷蘭等國家，並因而取得居留權。印尼華人移民到歐美後進行經濟活動又取得一定成功了，在已開發國家置業置產的亞裔在此時大量增加，許多移民在歐美發財後也有再回到印尼投資，這使得印尼官方才開始重視華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
1965至1994年期間，漢語被禁止出現在電視上，但是數年之後才真正的出現在電視上。2000年11月，Metro電視台成為第一個向當地電視台廣播普通話新聞的電視台。在幾乎同一時期，雅加達的Cakrawala電台增加了普通話音樂和新聞節目。這個電台在這之前已經播放過用印尼語改寫歌詞的華語流行歌曲。在瓦希德當選總統後，為了緩和種族關係，他很快廢除了一些歧視性的法律。2000年瓦希德頒布6號總統令，廢除1967年14號總統令關於華人宗教、信仰和傳統的條款，允許華人宗教和傳統自由進行而不需要獲得批准。兩年後，梅加瓦蒂總統宣布，春節從2003年起為國家假日。哈比比在1998年頒布總統令重新允許教授中文，而且取消華人在入學登記和申請公職時要出示國籍證明的要求。2001年，取消中文不允許出現在公共場合的限制。由於學中文的越來越多，為了滿足需求，中國向一些省份和大學派人指導中文教學。雖然印尼政府在排華事件期間強制性打壓，禁止印尼華人使用自己的中文母語----閩南話、客家話、潮州話、粵語等，但在印尼華人的堅持下，這些中國方言還是存留了下來：印尼棉蘭、廖內以及Bagan境內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華人都會閩南話，山口洋則是一座客家話通行的城市，而亞齊一帶的華人多數都會客家話，坤城（Pontianak）的華人也都使用潮州話和客家話。印尼華人被同化的情況在印尼各地有所不同，因為現今許多印尼華人仍保留了他們的中文母語、傳統文化甚至是漢名漢姓，而華人被嚴重同化的區域以爪哇島為主，比如雅加達（當地華人多數使用爪哇語的Betawi方言）、萬隆（當地多數華人使用巽他語）和泗水市（當地華人主要使用爪哇語）。
而後，印尼華人重新開始進入政治舞台。經濟學家郭建義（Kwik Kian Gie）分別在瓦希德政府和梅加瓦蒂政府出任經濟與金融部長和國家發展計劃部長。2004年蘇西洛政府任命馮慧蘭（Mari Pangestu）為貿易部長。她是第一個進入內閣的華人女性。儘管像印度尼西亞中華改革黨（Partai Reformasi Tionghoa Indonesia）和印度尼西亞多元統一黨（Partai Bhinneka Tunggal Ika Indonesia）這樣的黨派沒有在1999和2004年獲得很大支持，現在仍有很多印尼華裔成為政府官員候選人。在1999到2004期間，候選人人數從不足50人增長到近150人，最近的一些候選人甚至贏得地區職位的選舉。在2009年國會選舉雅加達地區代表的58個華裔候選人中，有兩位贏得人民代表委員席位。
根據2006年國籍法，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區別被廢除了，只保留了印度尼西亞族與外來族的區別。在2007年春節，蘇西洛重申對印尼的老華人用「中華人」取代「支那人」，對印尼的新客華人用「中國人」取代「支那人」，以杜絕「支那」的負面涵義。這個改變在Suara Pembaruan報的文章上面反映出來。

起源

印度尼西亞華人大多來自中國南方的福建和廣東， 為海外華人社群最多的一群，印度尼西亞華人父系輩都來自早期中國的移民或近年來從中國大陸的新移民。人數占最多的閩南移民在19世紀中期大量移民印尼，閩南裔華人主要分布在印度尼西亞東部，爪哇中部和東部以及蘇門答臘西部海岸。潮州籍華人主要分布在蘇門答臘的東部海岸、廖內群島和婆羅州西部，潮州籍華人主要在蘇門答臘的農場做工。客家裔華人來自廣東山區， 由於早期粵東山區貧困，客家華人從1850年至1930年間好幾次移民印尼，印尼客家裔華人為華人移民民系中最貧窮的一群。客家裔華人最初移民至印尼的西婆羅洲和邦加島的採礦中心，之後又移居至巴達維亞和西爪哇省在19世紀末期。廣東人和客家人一樣，他們於19世紀移民至印尼邦加島的礦坑。由於西方人把機械工業知識帶進廣東和香港，廣東人傳統上為技術熟練的工匠。他們也與客家人一樣遷移到爪哇。由於不同的原因，大部分廣東籍華人在印度尼西亞大多是工匠、機器工人、以及小企業的業主。廣東籍華人平均分散在整個印尼群島，但數量遠遠少於泉漳閩南人或客家人。

人口

印度尼西亞2000年的人口普查報告顯示，有2,411,503名公民為華人，占總人口的1.20％。  另有93,717（0.05％）華人非印尼公民，其中大多數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人，他們可能是無法支付相關費用而不能成為印尼公民。 該結果可能低估了華人的數量。人口普查採用了自我認同的方法，因此拒絕認定自己是華人的將被記錄為非華人。一些人還可能因為受1998年印尼反華暴亂影響而不敢承認華人的身份。而根據一些人口普查指出，居住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約有670萬人。

過去對印尼華人人數的估計依賴於1930年的荷屬東印度人口普查。這次普查收集了有關種族的直接信息，報告顯示，華人有約123萬，占總人口的2.03％。這被認為是華人的準確數據。在2000年之前，沒有人口普查收集民族信息，因此中間年份的數據只能從其他數據（如語言和宗教信仰）推斷出來。早期調查中，1961年人類學家威廉·斯金納估計，有230萬（2.4％）至260萬（2.7％）華人。1973年，前外交部長亞當·馬利克在印度尼西亞日報發表的報告中指出有500萬華人。 隨後許多媒體和學術界人士估計，華人約總人口的4％至5％。在2000年代，估計數字已經達到了600萬到700萬，2006年，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估計華人高達767萬。
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22.3％的印尼華人居住在爪哇島首府雅加達。 連同萬丹，西爪哇，中爪哇，日惹和東爪哇等省份，爪哇島居住了約一半（51.8％）的華人。 印尼的各個省份中，西加里曼丹約有8.15％的人口是華人，其次是邦加-勿里洞（8.14％），廖內群島（7.66％），雅加達（6.58％），北蘇門答臘（5.75％），廖內省（1.84％），在其餘各省，印尼華人占比少於1％。北蘇門答臘的華人集中居住在省會棉蘭，與巴塔克人和爪哇人構成城市中的主要民族，但華人在整個北蘇門答臘省所占的比例不大。華人在Binjai，Tanjungbalai和Pematangsiantar等城市也大量定居。 

1920年至1930年期間，華人人口平均每年增長4.3％，然後由於經濟大蕭條的影響，許多地區經歷了淨移民。另外，1950年代以來華人移民人數大幅減少，所以印尼華人增長率下降。根據2000年的人口普查，人口年齡相對較大，全國14歲以下人口比例最低，65歲以上人口比例居第二位。人口金字塔底部狹窄，直到15-19歲年齡組迅速增加，表明總生育率迅速下降。 1980年以來出生人口絕對數量下降就證明了這一點。在雅加達和西爪哇，人口高峰在20-24歲年齡組，這表明生育率的下降早在1975年就開始了。隨著人口年齡的增加，金字塔呈現平穩下降趨勢。
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印尼華人的人口為2,832,510，比2000年增長17.5％。

地區分布

約五分之一的印尼華人居住在首都雅加達，位於爪哇島。當島上的其他省份如萬丹，西爪哇省，中部爪哇，日惹，和東爪哇，印尼華人人口佔近一半（45.92％） 爪哇島外，在各省的西加里曼丹省北蘇門答臘島廖內省，邦加-勿裡洞島，南蘇門答臘佔45.16％的人口。邦加島-勿裡洞群島有地方最高成份的華人（佔全省人口的11.75％），其次是西加里曼丹省（9.62％），雅加達（5.83％），廖內群島省（4.11％），和北蘇門答臘（3.07％） 。在其餘省份，印尼華人佔全省人口的1％或更少的印尼華人亦會住在北蘇門答臘省會棉蘭，但他們只佔一個很小的比例。

印度尼西亞華人海外移民

20世紀下半葉，印度尼西亞華人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開始移民到較工業化的西方國家。雖然這些移居國外的華人在擁有祖先留的資產，但他們往往沒繼承；這一趨勢一直延續至今。澳大利亞的政治家James Jupp AM於澳大利亞人口百科全書估計，1990年代後期生活在澳大利亞的30,000多名印度尼西亞移民中有一半是印度尼西亞華人，且已經融入其他華人社群。在紐西蘭，許多印度尼西亞華人移民居住在奧克蘭郊區，有些為1998年印尼排華事件後來此尋求庇護，其中三分之二有居留權。，澳大利亞學者Charles Coppel相信印度尼西亞華人為構成居住在香港的海外歸僑的一大群體。（Coppel 2002，p.356）
2000年生活在美國的57,000名印度尼西亞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估計為印度尼西亞華人。在南加州，居住在該地區的印度尼西亞裔美國人中有60％有華人血統。移民美國的印度尼西亞華人通常在印尼生活了幾代，並與印尼當地民族（pribumi）通婚。在加拿大，只有少數印度尼西亞華人移民說閩南話、客家話、潮州話等。雖然有華人家庭恢復傳統文化，但華人移民在加拿大出生的後代往往不願意學習印尼語或漢語。

語言

大多數的印度尼西亞華人的母語都不是現代標準漢語，因為他們的祖先都是中國南方漢人，而他們主要使用的是這三大漢語變體：閩台片閩南語（福建話）、客家話、粵語。除此之外潮州籍印尼華人的閩南語子方言潮州話與閩台片閩南語能有一定程度上的互通理解。在1982年時，針對2百萬個印度尼西亞華人的語言的使用調查：1,100,000人使用閩南語方言（泉漳話和潮州話）；640,000人使用客家語；18萬人使用粵語；使用閩東語（包含福州話）有20,000人。此外，有估計有20,000華人使用印尼語的不同方言。由於新指令禁止印度尼西亞華人使用漢語（閩台片閩南話、客家話、潮州話等），許多居住在首都雅加達和爪哇島其他省分的華人漢語能力普遍不佳，但居住在非爪哇島城市的華人，特別是在蘇門答臘和加里曼丹的華人，可以流利的使用漢語（閩台片閩南話、客家話、潮州話等）。

閩台片閩南話（福建話）

蘇門答臘的東北部地區（北蘇門答臘省、廖內省、廖內群島省和佔碑省）的華人主要使用兩種閩台片閩南語的域外變體棉蘭福建話（近似漳州話腔調）和南馬福建話（近似泉州話音韻），在爪哇島，蘇拉威西和加里曼丹（婆羅洲）也有使用閩台片閩南語的華人。

潮州話

使用潮州話的潮州籍華人主要分布在西加里曼丹省南部地區，特別是吉打邦（頭彭）和坤甸，在廖內群島群島也有潮州籍華人分布。

客家話

客家裔華人主要分布在亞齊、邦加-勿里洞省和西加里曼丹省坤甸北部，在爪哇也有客家裔華人使用客家話。

粵語

使用粵語的廣府人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如雅加達、棉蘭、巴淡島、泗水和坤甸。

閩東語（福州話）

東爪哇省的泗水有使用閩東語福州話的福州籍華人。

宗教

80%的印度尼西亞華人信仰佛教或基督宗教（新教和天主教）， 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印度尼西亞華人比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更傾向於信仰基督宗教。在1920年代，中國傳統信仰在印尼被打壓和迫害，使得許多印度尼西亞華人轉而信奉基督信仰，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華裔基督徒在這一時期的數量增加了兩倍。
在1970年代蘇哈托政府取消承認孔教在印尼的法定宗教地位後並有系統禁止孔教活動後，使得印度尼西亞華人第二波轉信奉基督教。雅加達為印度尼西亞華人基督徒最多的地區，棉蘭則有最大的印度尼西亞華人佛教徒聚居地。印尼90%人口為穆斯林，但華人穆斯林只佔少數，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3.6%的印度尼西亞華人是穆斯林。印尼中華伊斯蘭教聯合會（Persatuan Islam Tionghoa Indonesia，PITI）等組織協會於已經在19世紀末期已經存在。印度尼西亞華人穆斯林協會（PITI）在1963年重新成立為一個現代化的組織，但有一段時間的沒運作。印尼孔教總會 （ Majelis Tinggi Agama Khonghucu Indonesia , MATAKIN）估計95%的孔教信徒是少數印度尼西亞華人，剩下5%孔教信徒為爪哇族。雖然孔教在印尼又重新恢復法定宗教的地位，但印尼許多地方政府拒絕華人將孔教列為宗教信仰， 然而印尼地方政府還沒意識到法律已經允許印尼公民將宗教信仰登記在身分證上面。

建築

印度尼西亞各地存在各種形式的中國建築，城鄉之間和不同島嶼之間也存在顯著差異。東南亞的中國建築發展與中國並不相同。透過混合了印尼文化和西方歐洲（荷蘭）文化的樣式，出現了許多融合風格的建築。印度尼西亞的中國建築有三種形式：寺廟、書院和民居。荷蘭殖民時期的城市劃分為三個種族區：歐洲西方人、亞洲種族（阿拉伯人，華人和其他亞洲人）和本地印尼人。在某些情況下，河流，牆壁或道路除外，區域之間通常沒有清楚界限。這種合法的劃分促進了每個區域內城市密度的高增長，特別是在華人區，常常導致環境惡化。早期移民者在建房時並沒有遵循中國傳統的建築樣式，而是以較適應印度尼西亞地區的樣式。早期移民房屋的樣式類似於蘇門答臘，婆羅洲和爪哇的土著房屋。 荷蘭殖民者的分離政策禁止非歐洲西方人使用歐洲建築風格。華人、印尼本地人和其他外來種族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圈當中。爪哇北部的中國式建築重新翻修，包括建築上的中國風格的裝飾。
隨著20世紀初種族隔離政策的緩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認同的印度尼西亞華人開始西化，從房屋建築中移除中國式裝飾品。政府實施的禁止公開展示中國文化的政策也加快了對當地和西方建築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