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多·莫罗

早年生涯

莫羅出生於義大利萊切省馬里耶。在法西斯主義後期他參加過法西斯的大學組織。他在巴里大學學法學，後來他自己在該大學任教授。1941年他成為天主教大學生聯盟的主席，這是他政治生涯的開始。此後幾年裡他主要在巴里投身於學術生涯，並開辦了一份雜誌。該雜誌一直發行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莫羅於1946年被選入憲法集會並在制定義大利憲法的過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1948年他再次被選入議院，直到他被害為止他始終出任議員。

總理

作為議會聯盟政府的首領，他曾經於1963年至1968年及1974年至1976年出任義大利總理，期間義大利政局相對穩定。在其總理任內，莫羅是對恩里科·貝林格的歷史性折衷表示出最大關注的政治家。1976年義大利共產黨在大選中獲得了34.4%的選票後，共產黨領導人貝林格建議共產黨與基督教民主黨在義大利面臨巨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關頭合作。莫羅當時是基民黨的主席兼總理，在他的協助下最後雙方終於找到了一條建立一個「國家團結」政府的方案。惟莫羅因此下台，其總理職位由基民黨內中間派人士朱利奧·安德烈奧蒂（Giulio Andreotti）繼任。

被綁架

1978年3月16日莫羅在羅馬市的Via Fani街上被一個被稱為紅色旅的共產主義武裝組織綁架，該組織的領導人是馬里奧·莫雷蒂，莫羅的五名保鏢被殺。當時所有紅色旅的建立成員均已被捕，因此綁架莫羅的組織被稱為「第二紅色旅」。莫羅當時正在去議會的路上，議會本來打算討論對朱利奧·安德烈奧蒂領導的新政府進行信任投票的問題，安德烈奧蒂的政府將成為義大利歷史上第一個受共產黨支持的政府。該政府將成為莫羅歷史性折衷的展想的首次實行。
莫羅被綁架後的數天，支持他的工會呼籲進行總罷工，警察在羅馬、米蘭、都靈和其它義大利城市裡進行上百次搜查，尋找莫羅的蹤跡。在莫羅被關押的兩個月，他被允許給家裡和其他政治家寫信。雖然他的家庭、朋友和教宗保羅六世均呼籲政府與綁架者進行談判，但是政府拒絕談判。保羅六世甚至提出「用自己取代……莫羅……」在調查莫羅被綁案中，義大利憲兵將軍卡羅·阿爾貝托·達拉·切薩對一些要求通過酷刑拷打來審問一名嫌疑犯的情報機關人員說：「義大利可以在喪失阿爾多·莫羅後存在。卻無法在引入酷刑後倖存。」

談判

紅色旅要求用莫羅的命來交換一些被捕恐怖分子的釋放。在他被關押期間，有人懷疑許多人知道他在哪裡（羅馬市的一宿舍中）。莫羅被綁後，政府立刻持非常強硬的「國家不屈服」於恐怖分子要求的立場。許多人把這個做法與1981年一名不那麼重要的政治家西羅·西里羅（Ciro Cirillo）被綁時政府的態度進行對比。當時政府談判了。但是西里羅是通過付錢被釋放的，而不是通過釋放被關押的恐怖分子。有人認為一些政治家，尤其是基民黨的朱利奧·安德烈奧蒂把這件事看作一個機會，讓恐怖分子殺害莫羅來擺脫掉一個政治競爭對手。
必須提到的是莫羅和安德烈奧蒂來自同一黨派的不同派閥：左傾的莫羅把與義大利共產黨的胡作非為看作一個機會，並且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政治目的，而右傾的安德烈奧蒂則是一個由中央情報局支持的親美大西洋主義者，他拒絕共產黨執政，並親極右翼和黑手黨首領（黑手黨幫助基民黨在西西里島和義大利南部獲得了許多選票）。
4月2日羅馬諾·普羅迪、馬里奧·巴爾達薩利和博洛尼亞大學的一個人向警察報告說紅色旅有一秘室，莫羅可能被關押在那裡。奇怪的是普羅迪稱他是在一次降神會和占卜板上聽說這個秘室的。他說占卜板提供了維泰博、博賽納和格拉里德（Gradoli）這三個名字。一般認為普羅迪這樣說是為了試圖掩藏他與極左人物的聯繫。

被害

莫羅被綁架和關押55天後，於5月9日在羅馬或者羅馬附近被害，終年62歲。他的屍體在當天在一輛停著的車裡發現，那輛車象徵性地停在基民黨和共產黨總部之間。

被綁時的信件

在他被綁期間莫羅給基民黨領導人和教宗保祿六世寫過一些信。保祿六世後來親自主持了莫羅的葬禮。這些信件在對於安德烈奧蒂關鍵的時候被密封了數十年，直到1990年代初才被公開。在他的信件裡莫羅說國家的最重要的責任在於救命，政府應該答應他的綁架者的要求。大多數基民黨領導人認為這些信件並不表達出莫羅本人的意願，認為它們是被迫寫的，因此拒絕任何談判。這與莫羅的家庭的要求正好相反。教宗在他的呼籲中要求恐怖分子「無條件」釋放莫羅。
有人懷疑莫羅在這些信中藏有密碼的信息傳給家庭和同事。此外有人懷疑這些信是否完整。義大利憲兵將軍卡羅·阿爾貝托·達拉·切薩（後被黑手黨謀殺）在恐怖分子在米蘭使用的一幢房內發現了一些這些信件的拷貝，但是出於一些原因許多年後這些拷貝的存在才公布於眾。

卡依塔尼大道

紅色旅決定處決莫羅後他們把他裝到車裡，告訴他自己蓋上一條毯子，說他們要把他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去。他蓋好毯子後他們向他射擊了十發子彈殺害他。殺手是馬里奧·莫雷蒂。他的屍體被留在車內，車被停到卡依塔尼大道（Via Caetani），這個地方位於基督教民主黨和共產黨總部之間，其距離離兩處正好相等（41°53′42″N 12°28′42″E）。這個記號是作為警告給所有像莫羅一樣想要讓共產黨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義大利的主要執政黨基督教民主黨一起參加義大利政府的人的。莫羅的屍體被發現後義大利內務部長弗朗切斯科·科西加辭職，由此獲得了共產黨的信任。後來共產黨使他成為首位由公民直接選舉選出的義大利總統。

1979年安東尼奧·奈格里的被捕和釋放

1979年4月7日，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安東尼奧·奈格里與其它Autonomia Operaia組織的領導人同時被捕。一名與義大利共產黨靠近的律師皮埃特羅·卡洛日洛（Pietro Calogero）指責該組織是義大利左翼「恐怖主義」的後台。安東尼奧·奈格里被告是紅色旅首領，他計劃和殺害阿爾多·莫羅以及策劃顛覆政府。一年後他被判對莫羅的被害無關，幾乎所有被告罪責全部因為缺乏證據而被推翻。
托馬斯·舍漢在《紐約書評》中在奈格里被審時期寫道：「奈格里在義大利有一定的名氣，他被捕可以與十年前赫伯特·馬爾庫塞因被懷疑是地下氣象員的後台而被捕相比，不過這個對比不很完美。」
2003年亞歷山大·斯梯勒在同一雜誌中引用奈格里本人在莫羅被害一年後說的話指責奈格里雖然在法律上不對此時負責，但是在道德上有責任：
在我看來所有破壞和搗亂行動都標誌著階級團結……我的顧問導致的痛苦不影響我：無產階級正義有自我肯定的建設性力量和邏輯推理的本能。
以及
對立過程趨於霸權，趨於摧毀和消滅對手……對手必須被消滅。

其它觀點

關於莫羅之死還有許多其它理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指揮的角鬥士行動也被指責。一度親共產黨的歷史學家Sergio Flamigni相信莫雷蒂是被義大利的角鬥士行動使用來滲透紅色旅，施行一個緊張戰略。紅色旅成員Alberto Franceschini在他的書裡稱阿爾多·莫羅是角鬥士的創立者。有跡象證明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即美國介入使用緊張戰略，此外美國強烈反對這個逐漸出現的歷史性的基民黨和共產黨聯盟的外交政策是已知的，因為美國怕共產黨進入義大利政府，怕這可能導致義大利退出北約，使得美國喪失其在地中海重要的基地。莫羅的妻子後來回憶莫羅與美國總統尼克森的顧問亨利·基辛格和一名未指明的美國情報官員會晤，該情報官員警告莫羅不要追隨把共產黨納入他的內閣的政策。他對莫羅說：「你必須放棄把你們國家所有政治力量納入直接合作的政策……否則的話你的代價將是非常大的。」據說莫羅被這個威脅非常震動以至於他病了，並威脅要退出政壇。

米諾·佩科瑞利1978年5月的文章

記者米諾·佩科瑞利認為阿爾多·莫羅被綁架是一個「透明的超級力量」指使的。在他在《政治觀察》（Osservatorio politico）的文章中他認為卡羅·阿爾貝托·達拉·切薩得知了阿爾多·莫羅被關押的地方並通知了當時的內務部部長弗朗切斯科·科西加。但是他被下令不要按照這個信息行動。佩克瑞利還說當時切薩本人也處於危險當中。莫羅被害後佩科瑞利發表了一些機密文件，主要是莫羅寫給他家裡的信件。2003年5月《衛報》報導說佩科瑞利在1978年5月就已經發表了一篇很奧秘的文章，其中把莫羅之死與角鬥士聯繫到一起。一年後米諾·佩科瑞利本人於1979年3月20日被謀殺。殺害佩克瑞利使用的彈藥是一種非常少見的搗藥，它與後來在義大利衛生部的地窖裡發現的犯罪組織班達·得爾拉·馬格里亞那的彈藥庫裡發現的一樣。一般認為佩克瑞利的被害直接與朱利奧·安德烈奧蒂有關。2002年朱利奧·安德烈奧蒂因謀殺罪被判24年徒刑，但這個判決於2003年被最高法院取消。

豺狼卡洛斯對安莎通訊社的敘述

2008年豺狼卡洛斯在他的監獄裡接受義大利安莎通訊社採訪時說，政府與紅色旅已經達成了交換莫羅和釋放數名紅色旅成員的協議。按照該協議義大利對外情報機關、數名義大利官員和巴勒斯坦抵抗組織的人將護衛被釋放的恐怖分子去某阿拉伯國家。但是這個計劃破產，因為當飛機已經在貝魯特跑道上時一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官員泄密警告了義大利對外情報機關內部親北約派。負責這次行動的官員後來被內部審查和被迫辭職。
卡洛斯還說一開始綁架者除莫羅外還打算綁架工業家吉亞尼·阿涅利和一名最高法院法官。他對天主教教會願意為莫羅付很高的贖金表示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