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也失

釋迦也失（藏文：སིདྡྷྰརྠ་ཡེ་ཤེས་，1354年－1439年）藏族，烏思藏蔡貢塘地方（今中國西藏自治區拉薩市城關區蔡公堂鄉）人，藏傳佛教格魯派祖師宗喀巴的弟子。曾經兩次赴漢地會見明朝皇帝，先後獲明朝封為「妙覺圓通慧慈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大慈法王」（「大慈法王」一詞的藏文音譯為「絳欽卻傑（Jamchen Chojey）」）。

早年生涯

釋迦也失於藏曆第六繞回陽木馬年（1354年）生於拉薩附近的蔡貢塘。12歲時，釋迦也失在蔡貢塘寺受戒出家，修毗沙門。18歲之後，他到各地訪問大師50餘位，由宗喀巴授比丘戒。在宗喀巴的教導下，他系統學習了五部大論（即法稱《量釋論》，慈氏《現觀莊嚴論》，月稱《入中論》，功德光《戒律本論》，世友《俱舍論》），還系統學習了修辭、詞藻、醫學、韻律、歷算各科。

一駐五台山

明成祖即位後，首先迎請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的第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並封其為「大寶法王」，永樂十一年（1413年）又迎請藏傳佛教薩迦派高僧貢噶扎西（《明史》作昆澤思巴）並封其為「大乘法王」。對於新生的藏傳佛教格魯派，明成祖也未忽略。永樂六年（1408），明成祖派使臣赴烏思藏，禮請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入朝。宗喀巴忙於教務，乃特派弟子釋迦也失代其應召入朝。
明成祖永樂十二年（1414年），宗喀巴的大弟子釋迦也失應明成祖之詔，代宗喀巴入朝。釋迦也失在永樂十二年春季抵達五台山，駐五台山大顯通寺。他是第二位來到五台山的明朝藏傳佛教高僧（第一位是大寶法王第五世噶瑪巴德新謝巴），也是歷史上第一位來到五台山的藏傳佛教格魯派高僧。
《清涼山志》中，有《釋迦也失傳》如下：
明釋迦也失，天竺迦毗羅國，世尊之裔也。功德罔極，神用難測。仰文殊之道，來游清涼。永樂十二年春，始達此土，棲止台山顯通寺。冬十一月，聞於上，遣太監侯顯詔至京，入內，預敕免拜，賜座大善殿應對稱旨，上大嘉嘆。敕安能仁方丈，上制書慰勞，所賜甚厚。明年上制書，賜金印寶誥，封妙覺圓通慧慈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之號。無何，辭上入台，每入定，七日乃起。上數制書遣使致慰。至於宣宗，尤加欽崇，禮出常格。宣德六年，旋西域焉。
此傳記中，正誤均有。該傳記對釋迦也失的來歷不了解，以為他來自天竺，因「釋迦」系梵語，由此望文生義。漢地僧人不明白藏族僧人久有起梵文名者，如釋迦室利、多羅那他等，例子極多。此外，該傳記稱，釋迦也失於宣德六年「旋西域焉」，也屬明顯錯誤，因為釋迦也失於宣德九年獲明朝封為「大慈法王」。實際上，宣德六年，釋迦也失離開五台山，此後包括《清涼山志》的作者在內的五台山的漢僧不知其後來的行蹤，且釋迦也失此次離開五台山後再未回五台山。該傳記中所載的其他內容應較可靠。
根據漢文及藏文文獻，釋迦也失曾三次到五台山。第一次在永樂十二年（1414年）春到達五台山，而於同年十二月離開五台山，應詔赴南京朝覲。第二次在永樂十三年（1415年）約五月前後，自南京再度赴五台山，第二次離開五台山則大約在永樂十四年（1416年）秋。第三次在洪熙元年（1425年）或宣德元年（1426年）左右，第三次離開五台山則大約在宣德六年（1431年）。可以確定釋迦也失曾三次來到五台山，但每次的具體時間尚待進一步明確。
釋迦也失三次來五台山，駐錫於大顯通寺（曾名「花園寺」、「華嚴寺」）。《大慈法王傳》也記載釋迦也失在漢地五台山興建六座大寺院，並且在「美朵多熱」（意即「花園」）附近興建了名為「ha yan si」的寺院，即「花園寺」、「華嚴寺」，亦即永樂年間的大顯通寺。
除了大顯通寺、大寶塔院寺之外，有記載稱，五台山的藏傳佛教寺院大圓照寺、大文殊寺（又稱菩薩頂真容院）與釋迦也失也有關係。《中國宗教名勝》的「圓照寺」條的釋文稱：「明永樂時喇嘛教黃教祖師宗喀巴大弟子蔣全曲爾計到五台山傳揚黃教佛法居此寺，為黃教傳入五台山之始。」該文中的「蔣全曲爾計」即「大慈法王」的藏文譯音「絳欽卻傑（Jamchen Chojey）」。明朝永樂初年，敕旨改建大文殊寺，「敕賜貝葉靈文、梵文藏經，朱書橫列，御製序贊。每帙盛以錦囊，約以錦條，護以綪氈。並欽造文殊鍍金像。」萬曆年間，皇帝命太監李友重修大文殊寺。
《大慈法王傳》、《蒙古佛教史》等書記載，釋迦也失三次來到五台山，主要從事了如下活動：
（1）修建寺院。藏文文獻記載，釋迦也失在五台山修建了六座寺院，這包括修葺或改建、擴建，六座寺院大概含有大顯通寺、大寶塔院寺、大圓照寺、大文殊寺等等。建寺資財主要由明朝朝廷所供，部分則由信徒供施。
（2）據說，釋迦也失在五台山修法時，曾經親見文殊菩薩，並照見阿底峽師徒及八思巴上師。漢文《清涼山志》中的《釋迦也失傳》稱其在五台山「每入定，七日乃起」。藏文文獻稱，「他將一片堅硬的青石板像稀泥一樣搓來揉去，在石板上留下了手印，使彼方之眾生大為驚異。」
（3）釋迦也失留居五台山期間，常為各地前來的信眾（包括大批地方官員、蒙古王公等等）等傳授灌頂，並為僧眾傳授近事戒、沙彌戒、比丘戒、禁食戒等戒律，「按照他們各自的緣分降下佛法之甘雨，引領他們走上成熟解脫之道。」
五台山的藏傳佛教獲得規模化發展，始自明朝永樂年間。釋迦也失在五台山居住較長，影響較大。因釋迦也失獲明朝朝廷支持，蒙藏信眾紛紛朝拜五台山。自釋迦也失之後，格魯派在五台山發展日盛。清世宗雍正時期，五台山規模較大的藏傳佛教寺院有26座，僧人千餘人。中華民國時，五台山有「黃衣僧大寺六七，中小數十，綜計僧徒約三四千人」，其中「黃衣僧」便指藏傳佛教格魯派僧人。

南京

永樂十二年十二月，釋迦也失奉詔赴南京覲見明成祖，獲明成祖以殊禮相待，敕釋迦也失駐錫南京能仁寺。他也是第一位應詔到明朝首都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僧人。永樂十三年四月（1415年），明成祖敕封釋迦也失「妙覺圓通慧慈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封號，該封號的地位在大法王之下。但釋迦也失在宮中乃至在南京時獲得的待遇卻並不輸於大法王。《清涼山志》載，釋迦也失到南京後，明成祖召他「入內，預賜免拜，賜座大善殿，應對稱旨，上大嘉嘆。敕安能仁寺方丈，上制書慰勞，所賜甚厚。」喻謙的《新續高僧傳》中的《五台山顯通寺沙門釋迦也失傳》載：「明永樂十二年至顯通寺，冬十一月明帝遣太監侯顯詔至京師入大內，免拜賜坐，於大善殿奏對稱旨，敕主能仁方丈。制書慰勞，賜予甚厚」。在獲得封號的同時，釋迦也失還獲賜封誥印鑑，以及金邊黑色僧帽一頂。
在南京時，釋迦也失在明朝宮廷內外舉辦了盛大的佛教法事。這些活動漢文史書無載。藏文史書記載，釋迦也失在南京期間，明成祖敕令釋迦也失在能仁寺「建四續部壇城修供」。「釋迦也失師徒廣做密集、勝樂、大輪、大威德四十九尊、藥師佛的修供法事。」法事舉行之時，「天空傳來天界鼓樂聲，為眾人所聞。天空中還一再出現有法幢、金剛輪、蓮花等金剛界標誌之彩虹，為眾生親眼共睹，又從晴空之中多次降下花雨，使眾人極為信仰。」由此可見，釋迦也失在南京所作法事，帶有明顯的格魯派特點。其中，「四續部」即格魯派密宗事部、行部、瑜伽部、無上瑜伽。「密集」、「勝樂」、「時輪」、「大威德」則是格魯派密宗的四大金剛密法本尊。
藏文史書記載，法會之後，明成祖夢見能仁寺「上空有十方佛陀菩薩會聚」，故心中歡喜，生大信仰，乃封釋迦也失「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大慈法王」，並賜其烏金印信，「將他奉為諸執掌教法者的頂飾」。皇帝還迎請釋迦也失到宮中，讓釋迦也失坐在自己的皇帝寶座上，按漢人風俗，為釋迦也失舉辦了盛大的宴會。
藏文史書還稱，此後，明成祖請釋迦也失為其授「度母所傳的長壽灌頂和大成就者底洛巴所傳的勝樂長壽不死灌頂，當把灌頂瓶放到皇帝頭上時，瓶中甘露自瓶口溢出，長壽丸放射出光明，使皇帝極為虔信，奉獻了大量財物作為接受灌頂的供養。」

二駐五台山

永樂十三年（1415年）約五月前後，釋迦也失離開南京，再次赴五台山傳法，駐五台山大顯通寺。大約在永樂十四年（1416年）秋，釋迦也失自五台山返回烏思藏。在釋迦也失逗留於五台山時，明成祖曾經多次遣使致書並賜禮品。《清涼山志》載，永樂十三年六月（1415年），「上制書於五台妙覺圓通慧慈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釋迦也失」。明成祖在信中寫道：「相別遽爾數月，想徒從已達台山，宴坐高峰，神遊八極，與文殊老人翱翔於大漠之鄉，超然於萬化之始。朕豈勝眷念，薄齎瓜果，以見所懷遣書匆匆，故不多致。」

回到烏思藏

《清涼山志》載，永樂十五年（1417年）秋，「上制書妙覺圓通國師」。明成祖在信中寫道：「秋風澄肅，五台早寒，遠惟佛境清虛，法體安泰。今制袈裝禪衣，遣使祗送，以表朕懷」，信的結尾「列異色衣八種」。
此信寫於永樂十五年秋，釋迦也失此後隨即啟程返回烏思藏，同年秋冬之際到達拉薩甘丹寺。但是，《明實錄》中明言，永樂十四年（1416年）五月，釋迦也失辭歸。這和永樂十五年秋相差一年多。學者陳楠認為，釋迦也失是於永樂十四年五月向朝廷稟告辭歸，永樂十五年深秋抵達拉薩甘丹寺。
此次釋迦也失回烏思藏時，明朝朝廷對其進行了豐厚的賞賜，所賜禮物包括金汁所書之《藏文大藏經》、十六旃檀尊者像、錫禪杖、袈裟、金銀法器及供器等等。拉薩現存的2部永樂版《藏文大藏經》中，其中一部藏布達拉宮（原藏薩迦寺），為永樂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賜給薩迦派高僧、明朝所封「大乘法王」貢噶扎西，另外一部藏色拉寺，即永樂十四年（1416年）明成祖賜給釋迦也失的這部。
回到烏思藏之後，釋迦也失向宗喀巴拜獻了明成祖所賜禮品。永樂十六年（1418年），釋迦也失奉宗喀巴之意，在烏孜山山腰處開始興建色拉寺。此處山腰原有宗喀巴和兩位弟子賈曹傑、克珠傑修行用的三座洞窟，其中宗喀巴修行洞居於中間，面積大約6平方公里。賈曹傑、克珠傑為答謝師恩，曾經維修並擴建了宗喀巴修行洞，並且在洞口建立了一座修行殿「色拉孜熱墜」（意為「色拉修行院」）。色拉寺可能得名於該修行院，也可能是該修行院借色拉寺為名。色拉寺東北的山腰處有「曲頂崗熱墜」，是建色拉寺之前，宗喀巴修行之時校注佛經用的靜修室。
永樂十七年（1419年），釋迦也失創建的色拉寺初步建成，宗喀巴親自參加了色拉寺僧眾的半日誦誡會。
《清涼山志》載，永樂十七年（1419年），「上制書妙覺圓通國師」。明成祖在信中寫道：「自師西行，忽見新歲，使者還，乃知履況安知，適慰朕懷。茲以鍍金蓮座，用表遠貺，並系之贊。」《清涼山志》未錄贊文。
《清涼山志》載，永樂十九年（1421年）夏，「上制書妙覺圓通國師」。明成祖在信中寫道：「朕惟大師，覺行圓融，慈悲利濟。朕心瞻企，夙夜不忘。茲以歲序維新，特遣禪師班竹等，祝讚於朕，並以佛像等物來，鑒茲勤誠，良深嘉悅。今遣內官戴興等，齎佛像等物，並致偈贊，用表朕懷。」《清涼山志》未錄贊文。
據《明實錄》記載，內官戴興於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出使烏思藏，與闡化王扎巴堅贊所遣的貢使一道赴藏地，奉命帶去明朝皇帝致闡化王的敕命及回賜。但是，《明實錄》中未載永樂十九年內官戴興的出使。《清涼山志》中的此信證實了《大慈法王傳》、《蒙古佛教史》等藏文史料中有關永樂十九年（辛丑年，藏曆鐵牛年）「又有大皇帝所派迎請使者前來」，釋迦也失委任弟子達吉桑布為色拉寺第二任法台，自己率弟子阿木噶等人隨明朝使者內官戴興等人赴漢地的記載。

三駐五台山

釋迦也失第二次入朝時，經青海、甘肅到達五台山，在五台山駐錫約五年。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來五台山，抵達時間在洪熙元年（1425年）或宣德元年（1426年）左右，最終離開五台山則約在宣德六年（1431年）。

北京

此後應明宣宗之邀赴北京，受明朝朝廷的封賞。《清涼山志》載入了明宣宗於宣德二年（1427年）夏季致釋迦也失的一封信，其文如下：
朕惟佛氏，道體沖玄，德用神妙，厥大無外，厥高無等。歷代人主，罔不崇信。朕恭應天命，主宰華夷，體祖宗一視同仁之心，隆佛氏慈悲不二之教。追惟皇祖太宗文皇帝，皇考仁親昭皇帝，鞠育深恩，如天罔極。欲舉薦揚之典，一念之誠，夙夜倦切。惟大師功行高潔，定慧圓明，朕切慕之。特遣太監侯顯，齎書禮請，冀飛錫前來，敷揚寶范，廣闡能仁，以副朕誠。朕不勝瞻望之至。
釋迦也失應明宣宗之邀來北京。關於其到北京的時間，並無明確記載，一般現代學術文獻均稱其宣德九年（1434年）入朝。但學者陳楠考證認為釋迦也失到北京的時間大概在宣德四年（1429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之間。關於釋迦也失來北京後的駐地，日本學者佐藤長在《明代西藏八大教王考》（1962年）中認為是北京法淵寺，此後此說幾成中國學者的通說。實際上法淵寺是清朝寺院，明朝時尚不存在。佐藤長的依據是橋本在翻譯釋妙舟《蒙古佛教史》時，將藏文「ha yan si」對譯為「法淵寺」。實際上，這是一處誤譯。這一對音應為「華嚴寺」，即五台山的大顯通寺，此寺原名「花園寺」、「華嚴寺」。學者陳楠認為，釋迦也失來北京後，駐大慈恩寺。該寺位於什剎海西北，是金、元時期的古寺，明朝初年時為「海印寺」，宣德四年重建並更名為「大慈恩寺」，嘉靖初年毀於火災，此後未重建。該寺是明朝西藏僧人在京居住修持的重地，號稱「第一叢林」，位在明朝北京藏傳佛教寺院之首，明朝皇帝曾「臨幸」。
宣德九年（1434年），釋迦也失被明朝加封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並賜釋迦也失真容唐卡緙絲織像一張（現存色拉寺大經堂）及封誥。
《明實錄》載，明朝正統元年（1436年），朝廷議減在京諸寺番僧：
減在京諸寺番僧。先是，番僧數等，曰大慈法王、曰西天佛子、曰大國師、曰國師、曰都綱、曰剌麻，俱系光祿寺支待。有日支酒饌一次、二次、三次，又支廩餼者，有但支廩餼者。上即位之初，敕凡事皆從減省。禮部尚書胡濙等議：「已減去六百九十一人，相繼回還本處。」其餘未去者命正統元年再奏。至是瀠等備疏慈恩、隆善、能仁、寶慶四寺番僧當減去者四百五十人以聞。上命大慈法王、西天佛子二等不動，其餘願回者聽，不願回者，其酒饌廩餼令光祿寺定數與之。
根據該資料，北京的番僧共分為七個等級，即大慈法王、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都綱、剌麻。其中大慈法王歷史上除了釋迦也失之外，並無其他僧人獲封，故專指釋迦也失。
釋迦也失奉旨到北京之後，成為在北京的藏僧中的領袖，參與主持朝廷和各大寺院所辦的法事。史料記載了其主要參與的兩件大事，一是主持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的荼毗法會，二是助緣修建法海寺。
宣德十年六月，在釋迦也失獲封「大慈法王」一年後，釋迦也失主持了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的荼毗法會。智光是北京知名的藏傳佛教高僧，1402年明成祖即位初始，便派智光攜詔書「曉諭館覺、靈藏、烏思藏必力工瓦、思達藏、朵思、尼八剌等處，並以白金、彩幣頒賜灌頂國師等，凡白銀二千二百兩，彩幣百一十表里。」智光入藏後，明成祖了解到五世噶瑪巴得銀協巴在館覺等地的活動，乃召請年方二十歲的噶瑪巴來北京會見，自此明朝的「多封眾建」的治藏政策逐步推行。智光也因其貢獻而獲明朝三朝皇帝的重視：明成祖封為國師，升任僧錄司善世；明仁宗加封為大國師，並命其居大能仁寺；明宣宗加「西天佛子」之號。智光於宣德十年（1435年）六月示寂，享年88，僧臘73。智光的荼毗法會隨即舉行。
法海寺建於明朝，位於北京西郊翠微山麓之玉河，明朝時該地區又稱「磨石口」。法海寺存有立於明朝正統八年（1443年）的兩通石碑，東碑稱《敕賜法海禪寺碑記》，是明英宗時期的禮部尚書胡瀠撰寫；西碑稱《法海禪寺記》，是明英宗時禮部尚書王直撰寫。其中《法海禪寺記》石碑的碑陰還記有藏族助緣僧人題名，茲將該碑節錄如下：
敕賜法海禪寺助緣法王、尚師、國師、僧官、剌嘛、僧眾官員人等。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應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釋迦也失，妙法清修淨慈普應輔國闡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啞蒙葛，弘通妙戒普慧善應輔國闡教灌頂淨覺西天佛子大國師班丹扎釋、淨修弘智灌頂國師鎖南釋利、弘善妙智國師舍剌巴、……
從該碑記中可知，為法海寺的創建助緣的僧俗官員共四百多人，該碑記中記錄姓名者18人，其中10人是當時在北京的藏族高僧，排在首位的是大慈法王釋迦也失，釋迦也失的大弟子阿木噶（碑記中作「啞蒙葛」）排在第二位。西天佛子大國師班丹扎釋（dpal ldan bkar shis，1377年－？）排在第三位。另外數位開山喇嘛領占巴、扎失乳奴、扎失遠丹等人還參加了法海寺建寺的全過程。
正統四年（1439年），法海寺開工建設，正統八年竣工。法海寺是漢藏兩族的僧俗官員集資創建。寺內大雄寶殿的九幅明代壁畫十分著名，法海寺由此以佛教壁畫而聞名。寺內現存一口正統十二年（1447年）所鑄的大鐘，該鐘上半部分鑄有梵文陀羅尼楞伽佛經、白傘蓋咒（白傘蓋，藏文稱「gdugs dkar」，一譯「大白傘蓋佛母」，為藏傳佛教密宗護法神）、藏真頌等20多種經咒，經題為漢文，經咒為梵文。

圓寂

大慈法王釋迦也失的圓寂時間及地點，正史中未載，漢藏史料中主要記有三種說法：
（1）宣德十年（1435年，藏曆木兔年）圓寂於返回烏思藏途中：
此說見於各種藏文材料，在藏地影響最大。格魯派教法史籍《大慈法王傳》、《噶丹教法史》、《黃琉璃》記有此說。後世的學者比如東噶·洛桑赤列也持此說，在藏文《東噶大辭典》的大事年表「藏曆木兔年（1435年）」條記有：「大慈法王釋迦也失從北京返歸西藏的途中，在卓莫喀（mdzo mo mkhar）地方示寂，堪布釋迦楚臣（shvakya tshul khrims）在其地為大慈法王修建了寺院。」
恰白·次旦平措等人編著的《西藏通史——松石寶串》記有如下文字（該段記載中將明宣宗誤記為明成祖之子，實際上藏文史籍論及漢地的皇統時常有錯誤）：
此後，大慈法王又受到明朝永樂皇帝的邀請，因此他在任命宗喀巴大師的親傳弟子曲傑達吉桑波擔任色拉寺的法台後，於公元1424年即藏曆第七饒迥木龍年前往內地。當大慈法王抵達京城皇宮的附近時，永樂皇帝去世了。永樂皇帝的兒子宣德皇帝比其父親更加禮敬大慈法王。大慈法王又在內地居住12年建立事業後，他安排自己的侍從聶塘巴國師阿木噶和曲傑索南喜饒二人作皇帝的上師，他自己動身返回西藏，在途中走到卓莫喀（意為犏牛城，在今青海省民和縣境內的轉導鄉）地方圓寂，當時是他82歲的公元1435年即藏曆第七饒迥木兔年的十月二十二日。大慈法王圓寂後，由許多善知識大德為他舉行了盛大的超薦法事。在被稱為『廠房』的地方，由國師貝丹巴為首的許多善知識大德和大臣、官員、軍官等，聚集僧俗人眾，火化了他的遺體，在當地為他修建了安放遺骨的靈塔，大慈法王的親傳弟子釋迦楚臣還在當地興建了一座寺院（該寺漢文稱宏化寺）。
大慈法王的示寂日期，《大慈法王傳》中記為藏曆木兔年十月二十四日，該日期在藏文資料中並無分歧。上文《藏族通史——松石寶串》中所記的「十月二十二日」應為筆誤或翻譯、印刷時的錯誤。直至如今，整個藏區每年藏曆十月二十四日即宗喀巴忌日（十月二十五日）「五供節」的前一天晚上要舉辦「四供節」，以紀念大慈法王釋迦也失。
（2）宣德十年在北京示寂，靈骨運到卓莫喀安葬：
此說較前一說的記載少得多，主要見於《安多政教史》，該書引《黃琉璃論》稱：「法王赴內地的途中，曾預言若在這裡（註：指卓莫喀）修建寺院十分吉祥。當在內地遷轉佛土，遺骨運回西藏時，馬車在此陷入泥沼之中，無法前行。於是憶起往日的授記，永樂皇帝（註：實際應為明宣宗或明英宗）乃在此修建了一座城池，興建了靈塔等許多依止物。留大弟子森格桑波（sang ge bzang po）在此住持。」
此外，《安多政教史》援引聖·噶登嘉措的話：「大慈法王享年八十二歲，木兔年（1435年，明宣德十年，乙卯）十月二十四日圓寂。遵循皇帝旨意，由曲結索南喜饒（bsod names shes rab）、曲結森格桑波兩人將靈骨塔迎至犏牛城，建造了神聖的佛殿供養。接著修建了比丘伽藍，至今昌盛不衰。」
（3）正統四年圓寂於北京：
該說記載更少，《安多政教史》未提及。此說見《循化廳志》、《河州志》、《廳卷》等地方志。比如《循化廳志》引《廳卷》的記載如下：
雍正四年鴻化顯慶二寺世襲國師張洛住堅錯呈：明永樂十二年差太監侯顯詣烏思藏請大慈法王，路由河州，其從張星吉藏卜跟隨入京。正統四年法王圓寂，敕建滲金銅塔，藏其佛骨。七年奉敕河州建寺賜名鴻化，隨給附近之高山窮谷永作香火之需，高官僧五十五名。其星吉藏卜之徒裔世給國師、禪師之職。
《循化廳志》還對以上記載加有按語：「正統元年，禮官奏汰番僧，命大慈法王如故，史不言其所終，蓋寂於京師如《廳卷》所言。」
學者陳楠認為，《循化廳志》記載的正統四年大慈法王在北京圓寂說可信。其理由如下：
就圓寂時間而言，上文提到，《明實錄》載，正統元年（1436年）五月，明朝朝臣議減在京番僧，列出在北京的藏僧的七個等級，其中列於首位的便為「大慈法王」，禮部尚書胡瀠奏再減慈恩、隆善、能仁、寶慶等寺藏僧四百五十人，明英宗下旨稱，大慈法王、西天佛子大師按原待遇不變，其他人去留聽便。大慈法王如果已於宣德十年（1435年）返回烏思藏途中示寂，便與《明實錄》中的該記載矛盾。此外，上文提到大慈法王在北京助緣修建法海寺，法海寺於正統四年動工興建，助緣之事是在正統初年開始，《法海寺碑記》助緣名單中列大慈法王釋迦也失於首位，雖然也可解釋為其大弟子阿木噶代其師助緣，但更無根據。
就圓寂地點而言，藏文資料有關釋迦也失圓寂地點的記載存在分歧，總的說來，西藏方面多認為其返藏中途圓寂於卓莫喀，安多方面則認為其在北京圓寂，奉明朝皇帝之旨在卓莫喀地方建寺院安葬。
《安多政教史》中另有記載稱，一位生於清朝雍正年間的安多高僧強巴格勒堅參（byams pa dge legs rgyal mtshan）曾在拉薩色拉寺學習並考取一等拉然巴格西，年長之後將堪布一職讓給弟子，自己作為遁世者雲遊安多各地的靜修聖跡。當他的弟子來看他並希望他回到原寺轉世時，他說，「色拉寺的喇嘛死在內地，因沒有自由，不再轉世；如果有自由，更是不再轉世，不會再來到這個動亂的世間。」他所稱的「色拉寺的喇嘛」便指大慈法王釋迦也失。由此可知，藏傳佛教高僧的圓寂地點關乎其轉世。在安多地區，大慈法王圓寂於北京之說並無爭議。
而且，《循化廳志》、《河州志》、《廳卷》等地方志的記載較為可信，也是因為釋迦也失第一次入朝時，途經河州，自此來自河州的張星吉藏卜作為隨從便一直隨其到北京，此後一直跟隨釋迦也失。張星吉藏卜生於河州藏漢雜居區，既可能是藏人隨漢人之習俗而有漢姓「張」，也可能是藏化的漢人。張星吉藏卜的徒裔後人被封為國師、禪師，住持弘化寺及其屬寺顯慶寺。來自張星吉藏卜後人的記載應較為可信。再加上大慈法王最終的歸宿為青海弘化寺，青海的地方志當屬直接資料。

身後

釋迦也失圓寂後，其大弟子阿木噶一直駐錫大慈恩寺。明朝成化年間，大慈恩寺住持為札實巴（bkra shis pa），是明憲宗時最受優禮的藏族僧人。《明實錄》載，成化四年（1468年）「大慈恩寺西天佛子札實巴奏：『乞以宛平縣平民十戶為佃戶，並靜海縣樹深莊地一段為常住田。』詔許之，不為例。」不久，札實巴被加封為「崇化大應法王」。大應法王札實巴在成化九年（1473年）向明朝朝廷呈奏：「陝西弘化寺乃至善大慈法王塔院，歲久損壞，乞敕鎮守等官修築城堡，如瞿曇寺制。」此奏獲朝廷批准。當時札實巴之所以知道青海（明朝時，青海屬陝西布政司，奏文因此稱「陝西弘化寺」）的弘化寺大慈法王塔院「歲久損壞」，是因為大慈恩寺灌頂國師端竹也失赴河州辦理公務時曾到弘化寺，回到北京後告知大應法王。
成化十年（1474年），大應法王札實巴圓寂。《明實錄》成化十年三月庚子條：「初，大應法王札實巴死，有旨如大慈法王例葬之，中官遂請造寺建塔。工部言，『大慈法王惟建塔未嘗造寺，況今歲歉民貧，寺費難給，宜惟建塔』，上是其言，命撥官軍四千供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