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

背景

十九世紀時，歐洲中心主義在西方學術界風靡一時，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思想。歐洲中心主義是一種將歐洲人與非歐洲人區分開來的觀念，其文化的核心是要使這一文化在歐洲內和歐洲外都獲得霸權地位——認為歐洲民族和文化優越於所有非歐洲的民族和文化。歐洲中心主義者認為，現代化起源於歐洲，從根本上說是文化的原因，歐洲人的領先證明歐洲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優秀。以黑格爾、赫爾德、馬克斯·韋伯、利奧波德·馮·蘭克為首的歐洲中心主義者把歐洲（主要是西歐）的歷史看作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主軸和主要動力。主張19世紀的西歐民族是文明民族、理性民族，是人類理性思想的最高代表；而原始民族和非歐洲民族都是非文明民族和非理性民族，低於西歐民族的發展階段。西方文明史教育致力於塑造一個本質主義的西方特性，通過建構國民的優越感區別於外部世界。薛紐伯、弗朗索瓦·基佐對歐洲歷史的論述中，封建主義與專制主義是分屬不同時代的相互對立的國家制度。西方資本主義優越於封建主義，而封建主義則優越於奴隸制和原始氏族社會。因而「落後民族」要趕上「文明民族」，其任務就是要通過整體社會變革，將本民族的落後的社會經濟形態轉變為較先進的社會經濟形態。
1898年嚴復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出版，物競天擇思想迅速流行，進化論的傳播為倫理革命以及唯物史觀的確立掃清了障礙。陳獨秀在《青年雜誌》的發刊詞中,就是用進化論的觀點來"敬告青年"的。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啟蒙思想家對於現代民族國家文化及改造國民性理論對留日中國學生的影響也很大。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家永豐吉的《文明史》、基佐的《歐羅巴文明史》都涉及到「文明」、「國民性」（或精神、元氣等）、「地理與文明」等，而且極力推崇法國，稱其為「文明之母」，日本盛行起「法國革命熱」以及文明史熱潮。時在日本的梁啓超受此影響，對法國大革命極其推崇，譽其為人類邁向現代文明的主要動力，贊其為「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
隨著西方國家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基督教的傳教活動蓬勃發展。來華外國傳教士開啟了對中國國民性的研究，其中披露了中國國民性的落後與醜陋，突顯西方國家在種族與文化上的優越。在中國北方農村傳教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史密斯（Arthur H. Smith，斯密斯），中文名明恩溥，於1889年在上海《字林西報》（North-China Daily News）上刊發了一系列評論中國人的文章，1894年在紐約發行英文版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6年翻譯為日文版《支那人氣質》。這本書對日本人以及留日中國學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魯迅臨死前仍希望有人翻譯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讓中國人自省。傳教士何天爵《真正的中國佬》以及麥高溫《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描繪的中國充滿了落後、失敗以及災難感。新文化運動中流行的中西文化比較理論，同樣貫穿了一條以西方公民精神批判中國國民性的主線。
當時外國人稱中國人是東亞病夫，說中國人在精神思想層面上的麻木、萎縮、愚昧，以及面對極權統治的無動於衷、逆來順受、苟且偷生和沒有信仰的國民特性。1896年10月17日登載上海英國人辦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國人，按照梁啓超的翻譯是：「夫中國——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受西方殖民影響下，當時整個社會思潮醉心歐化。《新民叢報》載文諷評道:「見一外國人則崇之拜之，視之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上帝。雖一外國流氓，其入中國也，其身價可以倍周孔。官吏大夫與交接者，得其一顧盼，登龍門不如也。」而八國聯軍占領的北京「家家戶戶，都高掛著順民旗，口口聲聲，都高喊著洋大人。因驚生懼，因懼生媚，於是把從前扶清滅洋的排外主義，變成個託庇捧臀的媚外主義，因此人人媚外，舉國如狂。」
美國傳教士明恩溥、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等人建議把尚余的庚子賠款用於發展教育事業,以抵禦日本勢力借大批留日學生對中國的滲透，「使用那從知識上與精神上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1907年羅斯福總統宣布將庚子賠款中"超出實際損失的那一部分" 退還中國,作為中國向美派遣留學生的經費,所以在新文化運動前後,留學美國的學生也比較多。胡適就是第二批庚子賠款的留美學生。曾為新文化運動激進派的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一方面批判儒教,另一方面則推崇基督教。1917年,他在致《新青年》讀者的信中說: "吾之社會,倘必需宗教,余雖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斷之,敢日推行耶教,勝於崇奉孔子多矣。以其利益社會之量,視孔教為廣也。」

國粹與國體憲法爭議

晚清時期，經過甲午戰爭、庚子事變後，民族危機空前緊迫，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和政治制度產生強烈懷疑，激進的要打倒之，保守的也要改良之。天朝自大，頑固不變，已經成為笑柄。當時，西方列強要麼是英式君主立憲制，要麼是美式民主共和制。在晚清最後十年的新政中，中國派出很多青少年赴日本和歐美留學，例如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等。這批青少年接受了各類西方現代思想，日後成為五四運動的思想骨幹。因此也可以說，五四文化運動也是西學挑戰中國傳統文化的運動。
革命派以古文經學為武器，宣傳排滿興漢的思想及其革命主張。辛亥革命之前，一些身在海外的中國青年創辦宣傳新思想的刊物。在日本有鄭貫公、馮自由、馮斯奕創辦的《開智錄》，在法國有蔡元培、李煜瀛的《新世紀》週刊。1911年辛亥革命結束了君主體制。辛亥革命之後，嶄新的中華民國在1912年初立即頒布了一系列禁止纏足，廢除跪拜禮，停止小學、中學、各級示範學校讀經等文化改革政令。1912年蔡元培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在九月通過《教育宗旨令》因「學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正式將尊孔從國家教育宗旨中刪除。然而這些激進措施，引起了保守分子的不滿。1912年10月7日，陳煥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會，尊康有為為會長。而以康有為、嚴復、陳煥章為首的一部分保守知識分子認為孔子是中國文化和道德的象徵，相信尊孔可以鞏固共和、培養民德和保存國粹，上書參議院和眾議院,提出要在憲法上「明定孔教為國教」。1913年康有為回國，在上海主編《不忍》雜誌，宣揚尊孔復辟。不久孔教活動又得到了嚴復等知名學者的支持。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汪榮寶和陳銘鑒提出了定孔教為國教案，提案認為中國的國粹「即孔子之教」，要求在憲法「內定孔教為國教」。張勳等十三省督軍致電黎元洪，也提出尊孔復古的要求，並在他們的支持下各省紛紛成立了尊孔會。
從清朝舊官僚變為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意欲稱帝，在文化方面，袁世凱提出「尊孔復古」的口號，為自己製造洪憲帝制的輿論、文化基礎。1913年7月二次革命失敗之後，激進勢力被袁世凱清除，保守勢力氣焰高漲。1913年10月31日袁世凱在《天壇憲法草案》第19條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1914年，袁世凱在其正式頒發的祭孔告令中聲稱：「孔子之道，亘古常新，與天無極。……國紀民彝，賴以不墜。」1913年10月，民國政府的日本顧問有賀長雄發表《共和憲法持久策》倡言復辟帝制。12月12日，中國政府憲法顧問弗蘭克·詹森·古德諾撰《中華民國的國會》的意見書遞呈袁世凱，認為中華民國憲法不能全然採用法國制或美國制。他從歷史、政治、法律、國際關係以及國民素質等方面論證比較了君主制與共和制的長短。
1914年，章士釗在日本東京與谷鐘秀、楊永泰、陳獨秀等人創辦《甲寅雜誌》（歐事研究會的機構刊物），發表憲政民主思想政論時評。撰稿人有章士釗、陳獨秀、李劍農、李大釗、高一涵、胡適、易白沙，吳稚暉，楊昌濟等人。1914年，留美學生任鴻雋等人成立「中國科學社」，出版《科學》雜誌，1918年遷回國內後設在南京高師，和批判《新青年》雜誌的學衡社有密切關係。
1915年1月22日，袁世凱總統頒布《教育綱要》，重新強調尊孔讀經，同時醞釀復辟帝制的活動。1915年8月，美國顧問古德諾在袁世凱授意下，發表《共和與君主》一文，指出東方人不適合於民主的政府形式，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過民主政府，君主制才適合中國社會國情，並在美國各地講演，為袁世凱復辟帝制製造輿論。同盟會元老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等遂據此發起鼓吹君主立憲制的籌安會。隨後楊度發表《君憲救國論》指出「中國程度決不能行極端之民權」。劉師培則作《君政復古論》、《聯邦駁議》，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認為中央集權是中國固有的政治制度，反對因德國、美國的富強借鑑其民主共和制。梁啟超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批駁以君主立憲之名，行帝制恢復之實的主張。
9月15日，《新青年》月刊雜誌在上海法租界出版創刊號，法語刊名「La Jeunesse」。陳獨秀主辦，群益書社發行。開始影響不大。12月，袁世凱宣布恢復帝制，12月25日爆發護國戰爭，蔡鍔宣布雲南獨立，並北上討伐袁世凱。1916日1月22日，《民國日報》在上海創刊，主編為葉楚傖、邵力子、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廬等。最初該報以討袁為主旨，後成為國民黨中央機關報。2月15日《新青年》1卷6號，和1916年9月1日2卷1號，連載易白沙的《孔子評議》，開始非孔。同年9月11日，陳煥章等上書請定孔教為國教。9月20日，康有為發表《致總統總理書》，呼籲總統黎元洪和總理段祺瑞，將孔教「編入憲法」，祀孔行拜跪禮。陳獨秀在《新青年》2卷2號——3卷6號（1916年10月——1917年6月）連續發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袁世凱復活》、《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尊孔與復辟》等文，吳虞發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源論》，推動批孔運動。12月1日陳獨秀發表《袁世凱復活》說：「法律上之平等人權，倫理上之獨立人格，學術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為歐美文明進化之根本原因，而皆為尊重國粹國情之袁世凱一世、二世所不許。」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病死。副總統黎元洪繼任中華民國大總統。8月15日，《晨鐘報》於北京創刊，梁啟超、林長民主持，李大釗任第一任執行主編，不久辭去。9月，《大公報》股東之一王郅隆全面收購《大公報》，然後邀請胡政之為主筆兼經理，《大公報》面貌為止一新。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職。

文化論戰

辛亥革命的失敗，引起人們從文化上尋找根源的興趣。擔任過京師大學堂校長的嚴復在天津《直報》發表《原強》稱：「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中國者，固病夫也。」梁啓超在《新大陸遊記》中說：「而稱病態畢露之國民為東亞病夫，實在也不算誣衊。」蔡元培對於新文化運動寄予厚望，稱:「吾國以病夫聞於世也久矣，振而起之，其必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於人人，而非恃一手一足之烈。」魯迅、陳獨秀等也多次稱中國為「病國」、「病夫」。陳獨秀稱：「人字吾為東方病夫國，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幾無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將何以圖存？」他在《我之愛國主義》一文中稱：「外人之譏評吾族，而實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認者，曰『好利無恥』，曰『老大病夫』，曰『不潔如豕』，曰『遊民乞丐國』，曰『賄賂為華人通病』，曰『官吏國』，曰『豚尾客』，曰『黃金崇拜』，曰『工於詐偽』，曰『服權力不服公理』，曰『放縱卑劣』。凡此種種，無一而非亡國滅種之資格，又無一而為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中國人民簡直是一盤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懷著狹隘的個人主義（嚴格而言應理解為利己主義），完全沒有公共心，壞的更是貪賄賣國，盜公肥私，這種人早已實行了不愛國主義，似不必再進以高論了。」胡適認為中國傳統文化造就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要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活潑的民族。」陳公博認為「中國人懶怠成性，事事不肯細心研究，不怪外人以病夫睡獅目之。」
由於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與「建設西洋式的新國家」的目標不相適應。所以，新文化的倡導者們認定，為了提倡民主和科學，給發展資本主義掃清思想障礙，必須對孔學進行批評。為此，他們認為：「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已吁！」陳獨秀更認定：「現在袁世凱雖然死了，袁世凱所利用的傾向君主專制的舊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發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穩，我看比登天還難!如今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裡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干淨不可。因為民主共和的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倫理觀念，和君主專制的國家組織、社會制度、倫理觀念全然相反。」譚嗣同要求全面的文化變革，指出「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維新派注重批判中國傳統婚姻陋俗文化, 力圖變革婚姻習俗。革命派內部的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等人極力批判傳統文化，全盤否定中國歷史。
新文化運動能夠發生，一定程度上有賴於言論自由的大環境。從1912年民國建立，到中國國民黨1927年開始訓政，中國言論空前自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大陸言論自由受到極大限制，直到近年改革開放，才開始逐步放鬆；而台灣在解除戒嚴後，逐步恢復了言論自由。

興起

近代以來，為了挽救國家的危亡，中國的知識分子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辛亥革命的失敗和北洋軍閥統治的建立，更使人們陷入了深深的絕望、苦悶和彷徨之中。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後更名為《新青年》），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一些中國知識分子認為，以往少數先覺者的救國鬥爭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為中國國民對之「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容心」。中國國民的性質與行為的墮落，乃是「亡國滅種之病根」。因此，「欲圖根本之救亡」，必須改造國民性。他們決心發動一場新的啟蒙運動，以期廓清蒙昧、啟發理智，使中國大眾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中即蒙昧狀態中解放出來。

國民性改造

國民性改造發源於明治時期日本為了向西方學習，批判民族劣根性，進行國民性反省。福澤諭吉通過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對比，對日本國民性進行了嚴厲批判：「日本人自古以來，就不重視自己的地位，只知趨炎附勢，企圖依靠他人謀求權勢，否則，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後塵，即所謂『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極，這與西洋人獨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確有天壤之別。」梁啓超受此啟發提出：「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特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梁啓超強調創造新的國民性是「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梁啓超更是在《呵旁觀者文》、《新民議》和《論中國國民之品格》等文章中，明確的把中國的悲劇歸結為國民性的問題。胡適宣稱：「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留日學生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浙江潮》、《國民日日報》等報章雜誌，深入揭露、批判了奴隸性、自私、虛偽等種種中國國民劣根性的表現，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幾千年來逐步形成的中國文化，有加以深刻反思、批判的必要。

國語運動

1916年袁世凱死後，教育部有批人認為民國所以出了「皇帝」 ，在於民智不開。應推行白話，以廣文化。1917年2月，蔡元培、吳稚暉、黎錦熙等組織成立「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簡稱「國語研究會」），主張「言文一致」、「國語統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國語。黎錦熙的國語研究會與北京大學國文門研究所國語部錢玄同、劉半農、胡適等聯合討論國語統一之事，國語研究會會長蔡元培校長出席指導。隨後胡適在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辦的《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革命。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說：「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他贊成吳稚暉提出的辦法：限制漢字字數、夾用世界語、逐漸廢除漢字。陳獨秀的答覆是：贊成廢除漢字、不贊成廢除漢語，認為「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則表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選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文字，然後再把白話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逐漸形成了國語羅馬字運動。1922年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中就有黎錦暉提出《廢除漢字採用新拼音文字案》。1923年，錢玄同在《國語月刊》第一卷《漢字改革專號》上發表〈漢字革命〉長文：「我敢大膽宣言：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何以故？因漢字難識、難記、難寫故；因僵死的漢字不足以表示活潑潑的國語故；因漢字不是表示語音的利器故；因有漢字作梗，則新學、新理的原字難以輸入於國語故」。他幾乎把中國所有的落後、封閉、野蠻都怪罪於漢字。漢字成了「千古罪人」。
胡適在1918年寫《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將文學革命的目標歸結到「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個大字，又加以解釋曰：「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新文化運動批判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倡導「白話文學為文學正宗」、聲明「文言一致的方針」，有力地促進了「國語運動」的發展。1919年，國語運動與言文一致運動、文學革命運動在國語研究會合流，會員近萬人。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與會者包括吳敬恆、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錢玄同、胡適、劉復、周作人、蔡元培、許地山、汪怡等人。經教育部指定張一聾為會長，吳稚暉、袁希濤為副會長，會員有劉半農及錢玄同。劉復、周作人、胡適、朱希祖、錢玄同、馬裕藻等提出《國語統一進行方法》等議案。《國語統一進行方法》其第三項為「統一國語既然要從小學校入手，就應該把小學校所用的各種課本看作傳布國語的大本營，其中國文一項尤為重要。」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後發表了《國語改造的意見》以及《理想的國語》，強調國語的文化建設功能，以白話（即口語）為基本，加入古文（詞或成語，並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來語，融合古今中外的語言，倡議國民全體用國語。胡適發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認為文學革命已大勝。1926年教育部召集各省有志研究國語的人，在北京辦了一個國語講習所。胡適在這裏面講演十幾次。胡適在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班、南開學校、南開大學、教育部第四屆國語講習所講授《國語文學史》。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學社以南開油印本講義作底本出版《國語文學史》。

漢字拉丁化

當時西方人認為文字體系的發展必須經由表詞文字、到音節文字、再到字母文字的階段。「文字發展三段論（形意文字→意音文字→拼音文字）」、「語言發展三段論（孤立語→粘著語→屈折語）」這套單一起源、單線發展的文字進化理論主宰了西方學術界。中國的象形文字被認為停留於原始的進化的初階，不能適合現代人的需要，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障礙。黑格爾曾經說過：「中國文字很不完善」、中國的「文字對於科學的發展，便是一個大障礙」。《新青年》前期的四大筆包括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錢玄同與魯迅、陳獨秀一樣認為中國文化已成僵死之物，想保種救國，非廢滅漢文及中國歷史。1918年4月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指出：「中國文字，論其字形，則非拼音而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於識，不便於寫；論其字義，則意義含糊，文法極不精密；論其在今日學問上之應用，則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詞，一無所有；論其過去之歷史，則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為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指出：「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但這教育大眾的工作，開始就遇著一個絕大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難識、難學……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在已經出現了。當初是在海參崴的華僑，製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實驗結果很好……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毛澤東受此影響，也提出「漢字的出路在於拉丁化」。呂淑湘相信中國實行拼音文字就能實現民主。
新青年派還有其他一些主張，包括廢除孔學、廢除漢字等偏激的主張。這和人文理性學術派學衡、文化與科學派國風等的主張或結論形成對比。

倫理解放

1903年前後，西方社會主義廢財產、廢婚姻之說流入中國。陳獨秀號召青年從舊家庭舊習俗舊制度中解放出來，批判遵循儒家倫理和傳統禮教的中國人沒有獨立人格，與民主共和制度不相容。胡適受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提倡易卜生主義，主張個性解放，全面向美國學習實現現代化。魯迅用文學作品對儒家倫理進行批判。

新史學

自德國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以來的西方的世界史都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即認為日耳曼、拉丁民族是世界歷史的主人和人類文化的創造者，西方歷史是人類歷史的主流，而亞、非、拉各民族，被認為是支流，是"沒有歷史的民族"。蘭克直言︰「印度和中國根本就沒有歷史，只有自然史」，世界歷史就是西方的歷史。1895年，法國最著名的「中國學者」沙畹所譯的《史記》第一卷出版，其序論中曾指出堯舜禹等模範人王的傳說，大都屬於後人所偽造的。其後，夏德(F.Hirth)在所著《中國古代史》（1908年出版）中，對於堯舜等的傳說亦致懷疑。當時深受西方近代史學家Ludwig Riess等人影響的東洋史學強調史料的嚴格考辨，在此背景下1909年日本學者白鳥庫吉提出「堯舜禹抹殺論」宣稱堯、舜、禹是春秋戰國以後創造出來的，震驚日本漢學界。
在此背景下，胡適1918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則開啟國內疑古派先聲。胡適在這本書里對沒有可靠材料證實的遠古時代採取了質疑的態度，直接從老子、孔子講起，第一次把孔子作為一個哲學家、思想家，而不是作為一個聖人來研究。胡適大力倡導用歐洲、日本漢學方法整理國故，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截斷眾流」，直接以諸子百家開篇，開啟一代疑古之風。他的古史觀是：「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詩》三百篇做起。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發達上了科學的軌道以後，然後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顧頡剛創立古史辨則深受胡適等新文化運動者的影響，他說：「要是不遇見孟真和適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積著的許多打破傳統學說的見解也不敢大膽宣布」，「總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或是孑民先生等不為學術界開風氣，我的腦髓中雖已播下了辨論古史的種子，但這冊書是決不會有的」。顧頡剛向錢玄同談到，舊古史系統記載的並不是真實的中國遠古時代的歷史，是後人根據自己的需要偽造的。舊的古史系統是「層累地造成的」，「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徵，知道的古史越多」。顧頡剛的《古史辨》一問世，胡適稱讚到：「這是中國史學界一部革命的書，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還鼓勵顧頡剛大膽疑古。錢玄同則在《答顧頡剛先生書》中發揚了疑古派的「廢孔教滅道教」宗旨：「我從前以為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為「俊」，大也。「堯」「舜」底意義，就和「聖人」「賢人 」「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堯舜這兩個人，是周人想像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來的；大約起初是民間底傳說，後來那班學者便利用這兩個假人來「托古改制」」。後來李大釗、胡漢民等人又把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引入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對以孔子為中心的舊史學的批判為馬克思主義新史學在中國的壯大打下了基礎。在與胡適進行「問題與主義」論戰時李大釗認為：「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都跟著變動。」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又提出：「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他變動。」

宣傳革命

提倡法國俄國式的革命。李大釗是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1918年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5卷5號上發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和《庶民的勝利》兩篇文章，讚揚十月革命。第7卷第6號編成《勞動節紀念號》刊載陳獨秀的《勞動者的覺悟》、李大釗的《May Day運動史》和大量全國各地工人勞動、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及材料（包括數十幅照片），代表《新青年》同人中的激進民主主義者逐漸轉向了無產階級的立場。1923年到1924年《新青年》更新成為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瞿秋白成為主編，從介紹唯物史觀發展到全面介紹馬克思主義哲學。

後續 

1916年3月，「護國運動」粉碎了袁世凱的皇帝夢，新文化運動的直接產生因素，就這樣被消除了。從此新文化運動開始逐漸淡去強烈的政治色彩，成為一般性的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左翼人士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懷疑，推動著他們去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的途徑，為他們以後接受馬克思主義準備了合宜的土壤。
此時，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如李大釗、陳獨秀等）繼承了它的科學和民主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陳獨秀離開文化走上了組黨干政治的道路。另一部分人（如胡適等）則沿著「全盤西化」的自由主義道路繼續走下去了。魯迅成為了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
以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為界限，五四運動以前的被中國共產黨認為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文化（舊民主主義文化）與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五四以後，無產階級的新文化(新民主主義文化)成了反對帝國主義文化、封建文化的主導力量。中國共產黨提倡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是以無產階級的科學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亦即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為指導的。在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

馬列主義來華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使一些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關注蘇俄，從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轉向馬列主義。他們認為共產主義才是能夠令中國獨立富強的方式，極力宣傳十月革命，在中國形成為一股有相當影響力的思想潮流。他們相信列寧鼓吹的「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1924年2月，張太雷在莫斯科《工人日報》上發表了用中文書寫的悼念列寧的文章《列寧與中國青年》： 「就是中國的青年學生，當他們拋棄了他們的先師孔子的時刻，他們正找著了列寧做他們思想上的指導者。無怪乎在北京大學——學生革命運動的中心——投票誰是世界上的最大人物，結果是列寧當選。」
李大釗則轉變為共產主義者，並於1918年7月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認定資本主義文明「當入盛極而衰之運」，「二十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在同年11月、12月發表的《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兩文中，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確信「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9月、11月，他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明確地把馬克思主義稱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並且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學說和階級鬥爭理論作了比較系統的介紹。所以1949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吳玉章的《紀念「五四」 30周年應有的認識》和何干之的《五四的兩個基本口號》，指出中國共產黨與胡適之間革命與改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馬列主義與實驗主義的分野，認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不是胡適，而是李大釗。於是，中國共產黨標榜自己才是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
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文化部還舉行各省市區文化局長會議，確定1955年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是：積極地開展文化戰線上的反對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鬥爭，有步驟地整頓文化工作者隊伍。要求各地和各個文化部門必須大力繼續開展對胡適派、胡風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逐步深入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基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文化大革命

有評論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繼承、發展和延續，兩者一脈相承、一脈相通。「文化革命」是極權主義統治徹底控制文化教育領域的必然過程。毛澤東曾著文稱譽陳獨秀是「思想界的明星」。1936年他回憶道：「《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上學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當時非常佩服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有一段時期他們代替了梁啓超和康有為，成為我的楷模。」毛澤東認為「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1964年底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文化革命最主要的任務是徹底反對資本主義，文化革命的目標是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社會主義的文化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必須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一切不適合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進行根本的改造，把思想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打著批孔揚秦、反儒尊法的旗號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焚毀祖先神主牌位、古書；拆毀寺廟宗祠、徹底破壞中華文化，試圖代以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劉少奇因《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被斥為「大肆宣揚孔孟之道，毒害廣大黨員和青年，為孔家店招魂」。於是1969年5月4日的五四運動五十周年上重新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1971年林彪出逃，1973年展開了「批林批孔」運動，指責林彪「借孔孟之道腐蝕群眾」，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後來四人幫還打著「批周批孔」「批華批孔」的幌子攻擊周恩來和華國鋒。

社會主義新文化

中國共產黨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南陳北李」（陳獨秀和李大釗）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引領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繼承了新文化的道統，要領導新世紀的新文化運動熱潮。毛澤東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即科學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在全世界戰無不勝。毛澤東認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依據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和《論無產階級文化》中提出的「發展真正無產階級的文化」的思想，毛澤東指出：對待文化藝術遺產，必須以「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加以審查，並且必須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中國新文化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即不能離開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中共開始打著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旗號，推進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主張中國人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新文化是歷史必然。

反對觀點

學衡派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文化保守主義群體，多為留美學者教授，熟悉西方人文科學，主要代表包括梅光迪、吳宓、劉伯明、胡先驌、柳詒徵、繆鳳林、林紓等人。1922年1月，梅光迪留美歸國，創辦《學衡》雜誌，公開抨擊新文化運動。梅光迪是胡適的同鄉和朋友。他反對胡適所謂「活文學」「死文學」的提法，認為文字文學無死活。梅光迪發表《評提倡新文化者》，抨擊新文化提倡者「非思想家乃詭辯家」，「非創造家乃模擬家」，「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也」，「高舉改革旗幟，以實行敗壞社會之謀」。梅光迪指出「吾國近年以來，崇拜歐化，智識精神上，已唯歐西馬首是瞻，甘處於被征服地位。歐化之威權魔力，深印入國人腦中。故凡為「西洋貨」，不問其良否，即可「暢銷」。然歐化之真髓，以有文字與國情民性之隔膜，實無能知者，於是作偽者乃易售其術矣。國人又經喪辱地之餘，加以改革家之鼓吹，對於本國一切，頓生輕忽厭惡之心，故詆毀吾國固有一切，乃時髦舉動，為戈名邀利之捷徑。」梅光迪批評新文化運動家對西方文化一知半解，既無師承，又乏專長，「其所稱道，以創造矜於國人之前者，不過歐美一部分流行之學說，或倡於數十年前，今之視為謬陋，無人過問者。」「言政治經濟，則獨取俄國與馬克思，言哲學則獨取實驗主義，言西洋文學則獨取最晚出之短篇小說獨幕劇及墮落派之著作。」
吳宓認為:「今新文化運動,於中西文化所必當推為精華者,皆排斥而輕鄙之,但采一派一家之說,一時一類之文,以風靡一世,教導全國,不能自解,但以新稱,此外則皆加以陳舊二字,一筆抹殺。吾不敢謂主持此運動者,立意為是。」柳詒徵《論中國近世之病源》則認為：「今人論中國近世腐敗之病源，多歸咎於孔子」，「誤以為反對孔子為革新中國之要途，一若焚經籍，毀孔廟，則中國即可勃然興起，與列強並驅爭先者」，「中國近世之病根,在滿清之旗人,在鴉片之病夫,在污穢之官吏,在無賴之軍人,在託名革命之盜賊，在附會民治之名流政客，以迨地痞流氓，而此諸人故皆不奉孔子之教。」「中國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實在不行孔子之教」。
孫中山認為新文化運動源自外來民族的壓迫，不贊同新文化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主張對其繼承、改造。他說：「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孫中山也反對新體白話詩，1918年他向胡漢民表明其對古今詩的看法：「今倡為至粗率淺俚之詩，不復求二千餘年吾國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詩，而中國已無詩矣。」
馮驥才指出魯迅「他的國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零年以來西方傳教士那裡。」「魯迅在他那個時代，並沒有看到西方人的國民性分析里所埋伏著的西方霸權的話語。」
一些人認為新文化運動的本質就是崇洋媚外，推崇進化論。摩羅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主動將自己的國家納入西方意識形態的賣國運動。新文化運動是替歐洲建立種族和文化優勢，為西方征服東方提供了進化論的理論依據，也是中國精英群體在西方槍炮前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潰之後，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權及其對中國的妖魔化描述，從精神文化、民族性格、人種層面為中國的失敗與絕望尋找原因。胡適、魯迅、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者不過是「身在中國、心繫西方」的洋奴。
1920年4月2日高一涵在給胡適的信中寫到：「我從前東塗西抹，今天做一篇無治主義，明天做一篇社會主義，到現在才知道全是摸風捉影之談。我以為現在新思潮也多犯了這個大毛病。
」蔣介石則認為「近百年來，中國的文化，竟發生了絕大的弊竇，就是因為在不平等條約的壓迫之下，中國國民對於西洋的文化，由恐怕而屈服，對於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轉為篤信，極其所至，自認為某一外國學說的信徒，自卑轉為自艾，極其所至，忍心侮蔑我們中國固有文化的遺產」。

歷史評價

中國共產黨認為新文化運動全方位動搖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使中國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解除了思想禁錮的知識分子們，開始投身更多的政治活動，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索；知識分子在此運動中所宣揚的社會主義思想，確立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根基。主張混合東西方文化走折衷中間派路線的自由主義者胡適主張學習參考包含美國跟加拿大在內的非共產國家的歐美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模式則受到中共的批判。六四事件以後，中共認為「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宣揚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所主張的『全盤西化論』的一部分。」
另有人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一些右翼，就是右派的保守派（也就是守舊派人士)人士跟左翼，就是左派)的激進派(也就是改革派人士)人士還有一部份折衷派，就是中間派（也就是自由主義人士）人士之間的不穩定組合，主要成員都相信必需用現代西方文化替代中國傳統文化，但彼此對西方文化和中國現實的理解大相逕庭，所以這個運動迅速分解並依照各種政治意識形態重新組合。中國現代的保守主義（中國傳統文化）跟社會主義（共產理論）還有自由主義（民主思想）思潮都可以在這個運動中找到源頭。
還有一些人認為新文化運動是右左中三派文人聯合起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運動。主要戰場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內，主要對象是一批老古董國學教授，結果大獲全勝，1946年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在全國明文取消國文，代之以語文。到今日，全國已沒人會真正的古文朗誦了（中華民國恢復古文教學於國民應盡12年教育之中學部分）。1949年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推出了簡體字。
在近代以來從西方思想崇拜出發試圖打倒中國文化的動流中，太平天國起事、新文化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是三個高潮。雖然歷史已經過去，但還是對人們有反思的意義（文革主要目的非此）。
摩羅等認為新文化運動是近代文化自虐思想以及「逆向種族主義」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