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第二次北屬時期

東漢重建統治秩序

在東漢光武帝建國稱帝之初，越南北、中部隸屬漢廷統治，當時置有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公元40年，交趾麊泠豪族徵氏姊妹起事作反。漢廷派馬援率軍南下，於公元43年殲滅徵氏姊妹，平地定越地的各處叛亂。到日南郡南界時，樹立銅柱，以作漢朝國境的邊界。
馬援在越期間，曾推行過不少新措施，改革州郡的政治制度。如在交趾郡人口眾多的西於縣（當時有三萬二千戶），分設封溪、望海二縣。馬援行軍所過的郡縣，則修治城郭（《越史略》稱：「築為繭城，其圓如繭。」），穿渠灌溉，以便利當地民眾。又整理當地的「越律」與「漢律」，向越人頒布施行。自此，以雒越為主的越人部落一直僅遵馬援的定製。馬援的做法，據中國大陸學者郭振鐸、張笑梅的論述，是要使郡縣制度在當地加緊推行，以使從州、郡、縣、鄉、亭各級，都能夠由中央朝廷指派官員，直接掌握軍事及行政。
東漢明帝時，任李善為日南太守。李善的管治「以惠愛為政」，務求「懷來異俗」，穩固漢廷對越地各族的統治。

日南地區的反抗及林邑建國

東漢中期，日南郡的象林地區發生了多次亂事。公元100年，「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起事，寇掠百姓，燒毀官寺，當地郡縣政府旋即發兵討平，並置「象林將兵長史」一職，負責防備其患。漢廷又作出安撫措施，於101年賬貸「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並對於「象林民失農桑業者，賑貸種糧，稟賜下貧穀食」。不過，漢人在越地的統治仍相當鬆散。東漢順帝時的交趾太守周敞就曾於136年上書朝廷，稱「交土既遠，處九圍之外，北望京師，若瞻雲漢，宜有方伯，為國南藩」，指出漢廷在越地有必要設置權力較大的州牧為行政長官，以加強管理效能。但漢廷經過研究後，「朝議不許」，又任周敞為權力較低、僅有監察權的交州刺史。
其後，象林地區「蠻夷」的反抗行動日益熾烈。據《後漢書》的記載，137年，象林人區憐率數千人起事，攻擊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漢廷採取招誘手段，派交趾刺史張喬「開示慰誘」，以及九真太守祝良「招以威信」，於是「嶺外復平」，亂事暫時平息。然而，這次象林「蠻夷」的反抗只是林邑國（即占婆）立國的濫殤。中國大陸學者郭振鐸、張笑梅就認為：「如果指出林邑國建國的具體年代，也可說是在漢順帝永和二年（137年）」。
從此，東漢王朝便多次在日南地區周旋。144年，日南蠻夷攻燒城邑，交趾刺史夏方將之招降。157年，九真郡居風縣人朱達等因不滿縣令貪暴無度，便與當地「蠻夷」起兵，人數達四五千人，擊殺居風縣令及九真太守兒式。後來被九真都尉魏朗擊破，屯據日南，至160年漢廷委任夏方為交趾刺史，日南民眾才看在他「威惠素著」而降。178年，合浦郡的烏滸蠻為亂，迅即蔓延到九真、日南等地，到181年被交趾刺史朱儁擊破。
其後林邑國的情況，據《水經注》稱「自區連以後，國無文史，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絕，無復種裔」。然而，據喬治·馬司培羅的研究指出，到中國的三國時代，該國便繼續有所活動。

東漢晚年及士燮時期

東漢晚年，交州的吏治情況有所好轉。184年，交趾駐兵造反，漢廷派賈琮為刺史。賈琮來到後便召開研訊，當地民眾供稱：「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賈琮了解到當地民情，於是採取一系列措施及手段，「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賈琮的做法相當見效，據《後漢書》及《大越史記全書》等中越典籍所載，賈琮深得交州人民的愛戴和歌頌。
繼賈琮之後，漢廷任交州人李進為刺史。李進曾向漢廷上書：「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登仕朝廷，皆中州之士，未嘗獎勸遠人。」要求漢廷能提拔越人入仕，朝廷便下詔交州「有孝廉、茂才，許除補屬州長吏」，但「不得任中州」，即不能在中原一帶任官。適值有宿衛京師的交州人李琴等，向朝廷申訴「皇恩不均」，情意懇切，朝廷乃批准以交趾茂才一人為夏陽縣令（夏陽在今中國陝西省）、孝廉一人為六合令（六合在今中國江蘇省）。後來，李琴官至司隸校尉，日南人張重官至金城太守，成為越人為中國朝廷效力的典範。
在東漢末期中原內地的亂世當中，交州在士燮的管治下處於相對安定的狀態。士燮於187年出任交趾太守，其後，190年，交州刺史朱符被當地「夷賊」所攻殺，交州大亂，士燮便保境安民，由兄弟出任州內要職，其家族遂成為州內的重要勢力。據《三國志·吳志·士燮傳》載，「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207年，曹操所委派的交州刺史張津被部將所殺，曹操便以劉表「闚看南土」為由，授任士燮「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來又增加「安遠將軍」、「龍度亭侯」等封銜，認同士燮在交州的政治地位。與此同時士燮憑著個人威望及品德，招攬中原人士，「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於是當地文教甚為盛行，後來越南史家吳士連就稱讚：「我國（指越南）通詩書，習禮樂，為文獻之邦，自士王（士燮）始。」
210年，據有中國江東一帶的孫權委任步騭為交州刺史，授任士燮為左將軍，然而交州實權仍在士燮兄弟手中。到226年，士燮去世。士燮死後，孫權有感交州地殊遙遠，就將北部的合浦郡、蒼梧郡、桂林郡和南海郡劃為廣州，交州只保留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士燮之子士徽抗命不服，但最終被東吳的廣州刺史呂岱等率兵討平，亦使越南歸入東吳統治。

六朝時期

226年，中國江東的東吳政權鏟除士氏家族，奪得交州的控制權後，吳主孫權便命呂岱為交州刺史。呂岱在當地任職十二年，形象廉潔，曾派使到海外宣揚東吳國威。248年，交趾、九真等地發生騷動，起事者攻沒城邑，孫權命陸胤為交州刺史及安南校尉，採取恩信招降及贈以財幣的方式，使當地人民歸順，交州恢復安寧。
中國北方地區的西晉王朝成立之初，曾與東吳進行交州的爭奪戰。先是曹魏政權於263年吞併蜀漢時，適值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造反，遣使到魏，要求內附，九真、日南兩郡亦響應。曹魏就乘機收取三郡，派爨谷出任交趾太守，到達時司馬炎已取代曹魏，交州便成為西晉領土。東吳君主孫皓設法規復交州，268年派軍進擊，但被晉軍大敗。其後東吳派陶璜等率軍出戰，經過一輪戰事，到271年終於收回交州。陶璜父親陶基亦曾任交州刺史，在當地享有一定聲望，孫皓委任他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到280年，西晉滅吳，陶璜仍保有交州，孫皓手書勸諭，陶璜才降。於是交州再度歸入西晉統治。
西晉統一中國後，交州歷經陶璜、吾彥兩任刺史，局面大體安寧。到西晉末、東晉初期，州務由督軍梁碩所把持，而局勢亦陷入混亂。梁碩曾與謀求割據交廣兩州的王機交戰，其後王機被廣州刺史陶侃所平後，梁碩自立為交址太守，擁立脩湛主管州事，但到322年，晉廷當權者王敦則派王諒任交州刺史，殺脩湛，梁碩因而造反。323年，梁碩殲滅王涼，割據交州，不久被陶侃派軍平定。晉廷便委任陶侃「兼領交州刺史」。
在整個東晉時期，交州時常處於內憂外患。交州南方的林邑國屢次北侵。而內憂方面，380年，發生九真太守李遜的叛變，並惹起林邑入侵，其後為交趾太守杜瑗所平。410年，曾在東晉內地的五斗米道起事者盧循入侵交州，但被當時的交州刺史杜慧度（又作杜惠度）擊破。
杜慧度在南朝宋初期繼續就任交州刺史，在他治下州政得到整頓，「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為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到南朝宋的後期，交州一度被當地人士所割據。468年，交州刺史劉牧死，交趾人李長仁趁機據據州造反，自稱刺史。該年十一月，李長仁向宋廷請降，自貶「行州事」，宋廷亦派刺史到交州赴任，但均形同虛設，州務由李長仁主理，交州遂處於割據狀態。李長仁死後，從弟李叔獻繼續專制交州。直到南朝齊時期，485年，南齊武帝派劉楷率軍入交州，李叔獻才懼而入朝，割據之局亦告終結。據學者呂士朋的見解，李長仁、李叔獻的專制交州是「開後來交州人士自謀獨立之先聲」。
在南朝梁時，505年，交州刺史李凱造反，被長史李畟所平。516年，阮宗孝反，亦被李畟所擊破。到541年，交州爆發規模龐大的李賁起事，第二次北屬時期亦至此終結。

與林邑國的關係

林邑國（即占婆）自東漢時期建國以後，便與中國歷朝交往密切，雙方既互通使節，又時起衝突，而交州治下的越南中、北地區，則常為交戰區域。
在東吳時期，於220年至230年間，交州刺史呂岱遣使「南宣國化」，林邑國亦遣使到吳訪問。但友好關係持續不久，到248年，林邑進攻交州轄下的交阯、九真等郡，甚而攻沒城邑。東吳軍隊再與林邑戰於古戰灣，喪失區粟之地。吳主孫權遂派員到林邑邊境，喻以恩信，雙方經過妥協後便罷兵停戰。到東吳晚期，林邑國范熊聯結扶南王范尋進攻交州郡縣，殺害吏民。吳主孫皓便派陶璜為交州刺史，對林邑作多年的征戰，才穩住當地局面。
西晉統治時，林邑王范逸於284年遣使到晉廷訪問。到4世紀中期，林邑在國王范文治下日益助大，吞併鄰近的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等部。範文因見交州治下的日南土地富饒，加以該郡民眾不滿東晉官員的管治，範文便乃於347年，乘機進攻日南，擊斃太守夏侯覽等五六千人，鏟平日南郡的西卷縣，日南失陷。交州刺史朱蕃與林邑相約，以日南北部的橫山為界。不久，範文撤回林邑，朱蕃派督護劉雄率兵回到日南，但旋即被林邑擊退。348年，範文進攻九真。349年，晉派征西督護滕畯率交廣軍隊，在日南郡盧容縣與範文軍隊爆發戰事，結果晉軍戰敗，退入九真。同年，範文死，由兒子范佛繼位。
林邑王范佛繼位後，351年，晉廷派滕畯與交州刺史楊平、九真太守灌邃等，率交廣兩州之兵征伐林邑。晉軍抵達日南境內，與范佛於舊治所開戰。范佛一度在城中堅守，但亦不敵晉軍，范佛出逃，與晉方議和結盟。到353年，交州刺史阮敷再度出兵日南，攻破林邑所設的城壘五十餘。359年，因林邑進侵交州邊境，交州刺史溫放之率兵，從水陸兩路攻打林邑本土，范佛便重求議和，交還日南，雙方以溫公浦為界。其後，范佛數度遣使到晉廷入貢，以作友好性質的訪問。
到東晉後期，399年，林邑國派兵攻打日南，並進至九德郡，先後擒獲日南及九德太守。交趾太守杜瑗派都護鄧逸率兵，將之擊破。407年，林邑再攻日南，交州刺史杜瑗再遣海邏督護阮斐成攻截擊，斬獲甚多。但當時東晉境內因有盧循之亂，戰事蔓延至交廣地區，林邑國王范胡達乃乘機於413年，進攻九真，卻被晉人杜慧期擊敗，俘獲林邑貴族及將領等百餘人。林邑與東晉交戰不斷的結果，中國典籍《晉書》便有所評論：「至義熙中（405年─418年），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眾，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
其後，林邑內亂數年，到420年，南朝宋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萬人南征林邑，林邑請降，並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銀、古貝等禮物。421年，林邑王陽邁一世遣使到宋廷入貢，並獲宋武帝冊封。但到陽邁二世時，於427年入侵日南、九德等郡。431年，林邑入貢宋廷。432年，陽邁二世派水兵入侵九真，交州刺史阮彌之派軍抵抗，驅逐至區粟而回。433年，陽邁二世遣使到宋廷，要求「領交州」，宋廷不許，陽邁二世因此大為憤恨，雖常遣使入貢，但亦常派兵入侵交州。446年，宋文帝派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太尉府振武將軍宗愨等征討林邑。戰前，宋帝提示檀和之，倘若林邑國能夠誠心求和，便可答允。檀和之派人向陽邁二世諭以恩信時，陽邁二世竟加以扣留，於是雙方進行交戰，經過一輪攻守，宋軍取得上風，宗愨部隊更攻克林邑（Campapura），陽邁二世出逃。此一征戰令林邑元氣大傷，「家國荒殄，時人靡存」。
此後，林邑國沒有再起兵進犯交州，與中國南朝宋（420年─479年）、齊（479年─502年）、梁（502年─557年）等王朝的關係趨於和好，多次遣使到華訪問進貢。

李賁起事

541年，交州人德州監李賁不滿出身梁朝宗室的刺史蕭諮暴虐，乃連附近地區起兵，蕭諮聞訊逃入廣州，李賁佔據州城龍編。梁武帝派軍征討，但途中遇上疾疫而回。李賁乃於544年，自稱「南越帝」，年號「天德」，越南史學上稱其政權為萬春國和前李朝。545年十一月，梁廷派楊瞟為交州刺史，陳霸先為司馬，率兵攻擊李賁。李賁不敵，逃至屈獠洞，後在該地死去，當地人將其首級呈交梁廷，時在548年三月。
陳霸先擊破李賁後，在梁朝中掌握大權，後更於557年奪取帝位，建立南朝陳，但無暇兼顧交州。而李賁兄李天寶等繼續反抗。到中國北方的隋朝滅陳後，交州尚有李佛子勢力，隋朝乃派兵將之平定。

南朝陳的情況

南朝陳時期在越地的地理建置具體情況，如學者呂士朋認為已「無從考索」，並指出：「陳武帝永定二年（558年），仍以歐陽頠為廣州刺史、都督交廣等十九州，十九州中包括交州方面之交州、南新州、愛州、德州、利州、明州及不在今越南境內之安州、黃州等。按南新州，陳武帝永定三年（559年）置新州於新昌，領郡二：即新昌郡，領吳定等八縣，實即梁時興州地；武平郡，領武定等六縣，乃割梁時交州之武平郡歸屬之。其餘州郡多仍梁舊。而實際上，其時交州方面，李佛子割據，建國稱號，陳之政治勢力，始終未曾進入。故陳時對交州之郡縣建置，雖有若無，名存實亡。

對外交通

在第二次北屬時期，越南中、北部地區是中國對南洋交通的重要孔道。臺灣學者呂士朋指出「交州位居我國（中國）西南，地濱南海，南洋及西方諸國之人，由海道來中國，大都先在交州登陸」，當中的日南郡是「海外諸國貢獻必經之道」。法國學者伯希和也提到：「紀元初年，中國與南海諸國商業政治關係頻繁之時。交趾──質言之東京，曾為航行之終點。」
在東漢時期，南亞地區的葉調（今爪哇）、撣國（今緬北）、天竺國（今印度）等國，所派至中國的使節，均經日南入境。166年（東漢桓帝延熹九年），羅馬帝國（中國史書稱作「大秦」）人士到中國致送象牙、犀角、瑇瑁等禮品，也是途經日南。
到三國時代，交州地區的交通重要性更為突出。東吳的交州刺史呂岱曾遺使「南宣國化」，讓林邑、扶南等國派員入吳交往。在西方，有羅馬帝國商人來到交趾，並在交趾太守吳邈協助下晉見孫權。
晉代時，自南海「通中國者蓋尠」，越地交通一度處於低潮，到南朝的宋、齊時，中國對南海的交流才見起色，而當時「商貨所資，或出交部」，越北的交州地區仍是重要交通地點之一。到梁朝時中國南海交流日益頻繁，「航海歲至，踰於前代」，而交州從中也發揮重要作用。到日後的隋朝時期，交趾仍發揮此一功能，與南海（今中國廣州）同為對南方交往的重要地帶，《隋書》記載「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

中國文化的輸入

越南在第一次北屬時，因中國內地人移入日多，加上推行文治教化政策，使當地加深接觸中國文化。到東漢晚期，有交州人士李進任交州刺史，李琴、張重等在中國內地任官。到漢末全國大亂，交州則在士燮家族管治下，政局相對安定，而且能謙恭待人，因而吸引到「中國士人往依避難」，例如桓曄、許靖、許慈、劉熙、程秉、薛綜等等，這批人士在文化界均有一定地位，對越地文化也起到了相當的推動作用。
在三國時代的東吳統治時，先前避難到交州的士人，回到北方的甚多。但亦有文官被貶到交州，而且潛心學問，因而維持了當地文風。如被孫權流放到交州的虞翻，「雖處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又如東吳名臣顧雍之子顧譚，在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
另外，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好玄學、重門第等風尚，亦影響越地。如出身交州官宦的杜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在南朝梁時，有一位善於文學的交趾並韶，希望在朝廷求得高官職位，但由於「並姓無前賢」而落空，後來憤而參與李賁起義。

佛教傳入

第二次北屬期間，佛教從中國傳入。推動傳播這些宗教的，較重要的有牟子。牟子在東漢末年時避亂交趾，獲得當地太守士燮招攬，著有《理惑論》，貶抑百家經傳，斥神仙方術，尊崇佛教。
自牟子開始，佛教在交州盛行。在三國時代的東吳，康僧會（祖先是康居人，父親因經商移居交趾）在交趾出家為僧，由於受「舍利之感應」，獲得東吳朝廷重視，並從而帶動了中國江南的佛教發展。在255年時，有西域僧人支彊梁接在交州譯《法華三昧經》。學者呂士朋認為，康僧會和支彊梁接等的事跡，反映了佛教在交州興盛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