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法治（英語：rule of law），是與人治相反之概念。與法制不同，法治指以民意授權為前提和基礎立法，以嚴格依法管治國家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關鍵的社會管理機制、社會活動方式和社會秩序狀態。法治的內涵，不單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更側重於法律對政府權力的控制和拘束。
法治意味著每個人都受到法律的約束，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員和法官。在這個意義上，法治與統治者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獨裁、人治相對立。缺乏法治可以在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中找到，例如由於忽視或無視法律，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糾正機制來恢復法律，法治就更容易衰退。以法治為基礎的國家被稱為法治國。
在一個法治國中，國家的力量受制於對當局任意行使公權力的約束，以達到保護公民的權利。法治國里的公民共享以法律為基礎的公民自由，並可以使用法院。

詞源

「Rule of law」一詞可以追溯到十六、十七世紀的大不列顛，蘇格蘭神學家塞繆爾·盧瑟福在反對國王君權神授說的論述中使用。法治一詞，由英國法學家戴雪在19世紀進一步普及。

早期觀念

當中觀念，早於「rule of law」一詞，常見於古代哲學家，諸如亞里士多德就寫「法律應該管治」。
管治這個行為可以是統治，也可以是管理，管治者可以稱為政府，管治是統治時管治者則是統治者。
自古以來，管治者管治團體就會設立規則，不過規則是為了管治團體，不是為了管治管治者自身。管治者管治團體，誰管治管治者？最高權力管治者就成了漏洞。針對這個漏洞，歷代思想家所得出之方法是，政府守法。例如：梁啟超將政體分為法治和專制，不論是君主立憲國，還是共和立憲國，立憲國家即為法治國，相反則為專制國。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後期著作《政治家篇》和《法律篇》，根據由多少人統治，將政府分為三種政體，再根據政府守法還是不守法，將每種政體一分為二。於著作中，除了智者神治政體外，守法政府是最好的政體，不守法的政府是壞的政體，在這種好政體的國家之中，統治者是法律的奴僕。制度沒有公義、沒有真相，因為管理人員就算不是單純自私自利，也是為了系統運作或計劃目標（例如東印度公司）而定立和運用法律，是哲學思考者引進公義、真相、真理，或者個案受害者或制度性受害者為自己的情況修正制度，況且社會不斷變化，另外，管理人員所做也可能脫離現實。

歷史

雖然推廣現代「法治」之說法歸功於戴雪。但作為一種法律概念，其發展歷程可以追溯至許多古代文明，包括：古希臘、古中國、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和羅馬。

古希臘

在西方，古希臘人最初認為完人統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柏拉圖贊同理想化的哲學王作為開明君主，居於法律之上實行統治。然而，柏拉圖也希望完人會善於尊重已制定的法律，解釋道：「我認為，在法律服從其他權威，且缺乏自身的權威的地方，政府很快就會崩潰；但是，如果法律成為政府的主人，政府成為法律的僕人，然後政府就會履行自己的承諾，人類才會享受到上帝給國家的全部祝福。」不僅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斷然拒絕將最高統治者置於超出捍衛和為法律服務的位置。換句話說，亞里士多德也贊同法治：法律進行統治，要比任何單獨的公民進行統治更加合適；基於同樣的原則，如果將最高權力授予單獨個人是有利的，那麼就應該僅僅授予監護人，或法律的僕人。
法治的概念與古希臘哲學家如亞里士多德的觀點類似，他曾經寫道：「法律應該進行統治」。

古羅馬

根據羅馬政治家西塞羅的說法：「為了獲得自由，我們都是法律的僕人。」
在羅馬共和國時期，有爭議的地方行政官可能會在任期結束時被審判。
羅馬帝國時期，最高統治者個人不受法律限制，但那些有冤屈的人可以獲得國庫救濟。

古代中國

在古代中國，戰國時期的法家學派成員主張以法律作為治理的工具，但他們的「依法而治」是依靠法律來壓制民眾的權利和自由，帝王一人超越法律之上，統治者根據自身統治需要來解釋和修改法律，實際上仍然屬於人治。黃老學派反對法律實證主義，贊同自然法，主張統治者也應該遵守自然法。墨家思想中亦有法治思想的雛形。法家的理論被自秦以後歷代統治者所採用，形成中國兩千多年的「外儒內法」的政治格局。
在中國歷史上首個大一統的朝代秦朝，秦律為該朝代較完善的法律體系。而後有漢相蕭何制定的《九章律》、曹魏的《魏律》、蜀漢的《蜀科》。晉武帝泰始三年（267年）頒行的《晉律》。隋文帝在位時期又制定頒行《開皇律》。唐朝又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永徽律疏》。之後，有後周的《大周刑統》、宋朝的《宋刑統》、元朝的《元典章》、明朝的《大明律》與《大明會典》、清朝的《大清律例》。

英格蘭

法治這個詞彙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6世紀的英格蘭，並且由於19世紀不列顛法學家戴雪而廣為人知。
英語「法治」（rule of law）在公元1500年前後被首次使用。另一個早期的例子，出現在1610年英國下院給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的請願書中：
在王國的列祖列宗，以及陛下和王后的恩澤下，臣民們享有許多幸福和自由，其中尤以通過特定的法治被引導和統治（這種統治形式，國王和王后之下的所有人都得以享有），避免不確定的或專斷的政府統治形式最為珍貴。1607年，英格蘭首席大法官愛德華·柯克爵士在《禁令實例》（Case of Prohibitions，根據他自己的報告）中說：「對於特定事業而言，法律是黃金魔杖和手段；它保衛國王陛下的安全，確保和平：有了法律，國王被大大地冒犯，並且說，他應該位於有權宣布叛國罪的法律之下；對此我說，就像布拉克頓說過的，國王應該位於，且僅位於上帝和法律之下（quod Rex non debed esse sub homine, sed sub Deo et lege.）。」
在現代學者中，第一個闡述主要的理論基礎的是盧瑟福在《法律為王》（1644）這部著作中。該書的標題，是拉丁語的「法律為王」，顛覆了傳統的規則國王是法律。約翰·洛克也在《政府論》（1690）下篇中討論了這個議題。孟德斯鳩（1748）在《論法的精神》（1748）一書中也討論了這一原則。「法治」（rule of law）出現在塞繆爾·詹森的詞典（1755）中。

伊斯蘭

在伊斯蘭法系中，法治於17世紀成型，因此沒有任何官員宣稱自己超越法律，就算哈里發也不行。然而，這並非世俗的法律，而是以伊斯蘭教法的形式存在的宗教法系。1215年，朗登大主教糾集英格蘭的貴族們，強迫將約翰國王、未來的君主和地方長官置於法治之下，通過《大憲章》捍衛古老的自由，並以稅收作為對國王的報答。憲法的這一根基，被融入到了《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中。

美國

1776年，在初創的美國，沒人能超越法律這一觀念得以流行開來。例如，托馬斯·潘恩在《常識》這本小冊子中寫道：「在美利堅，法律為王。鑑於在專制政府中國王就是法律，所以在自由國家，法律應該為王；並且應該沒有其他選擇。」1780年，約翰·亞當斯試圖建立「一個法治而非人治政府」，從而將這一原則貫徹入麻薩諸塞州憲法中。

聖經

最近有人試圖重新評估聖經對西方國家憲法的影響。在《舊約全書》中，《申命記》中有一些對猶太人之王進行限制的語言，涉及如下的事情：他應有幾個妻子，為滿足個人使用他應擁有幾匹馬。根據萊文森教授的說法，「當時的立法機關非常不現實，以至於從未實際運行過……」《申命記》的社會願景可能對君權神授的君主產生了一定影響，包括16世紀英格蘭的約翰·博內特主教。}

法治國

在大陸法系裡，法治對應的概念是「法治國」（德語：Rechtsstaat）。

違反例子

一個著名英國案例「伯馬石油有限公司訴總檢察長案」正好反映當年英國政府違反了「不溯及既往原則」法治元素。
事緣為二次世界大戰時英軍在承諾伯馬石油公司將會作賠償後，炸毀其公司在緬甸的油田及設施，為要在其撤退後不讓日軍得到有關戰略性設備。可是在戰後英政府卻拒絕伯馬石油公司的賠償要求，儘管英國政府最終在上議院輸掉了官司。後來英國政府運用其政府影響力在國會通過1965年戰爭損壞法令，規定政府並不需要為戰爭造成的損害而作出賠償，而此法律是有追溯性的，並可追溯至二次大戰時期。

法治與人權

狹義的法治認為法治本身並不提供「公正」，但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而實質的法治擴展了狹義的概念，包括某些與此相關的個人的實質性權利。這個擴展則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也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了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也因此，只有在有法治的國家，人權才能獲得保障。就人權保障而言，法治則使普世價值的人權和各國憲法或基本法上的基本權利不受來自他人或政府的非法侵犯。目前，實質法治比狹義法治獲得更廣泛的認可。

法治與憲政

憲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種主張以憲法體系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的學說、理念和政治實踐。這種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憲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和保障，同時也是對民主政治的制衡，在憲政國家，政府和公民的行為都是有邊界的，不能互相僭越，政府所代表的行為世界是公部門，相對來說公民的行為世界稱作公民社會。憲政的根本作用在於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權力的濫用（即有限政府），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傳統上，憲政本身並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但現代憲政理論往往與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
憲法強調法律具有凌駕於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的法治的必要性。沒有法治也就沒有憲政。

法治與民主

法治原則要求法律對政府權力與對人民具有普遍拘束力，要求政府權力與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律。因為如果不是透過民主機制所制定的法律，往往淪為政府對人民的統治和壓迫工具，不能有效拘束政府權力，這並不符合完整、正確的法治。因此民主也可說是法治的必要前提和實質內涵之一。
民主制度的具體表現之一是在人民能直接或間接（透過民選的議員、代表）制定各種法律，如果法律不被尊重或遵守（特別是不被政府所尊重或遵守），民主制度也形同虛設。因此民主制度的內涵也包含了落實法治原則。
法治對民主的保障與人權一樣是通過實質法治體現的。狹義法治並不包括民主內涵。
就民主制度而言，法治是使民主制度能發生實際效力的方法。

法治與人治

人治（英語：rule of man），指政府權力不受限制。人治是一個用來特意表明跟法治相反情況的詞彙，除了沒有人管治（例如：無政府狀態），不是法治的情況就是人治。

法治與法制

法制（英語：rule by law），又稱為以法管治、以法治國或法律工具主義，即法律是政府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工具。其為中國創造的觀念，不是指法律制度，也不是法治。除了rule by law，沒有與這兩個漢字對應的英文。
於「法制」中，表面是說根據法律行事，其他說法亦有：依法制國、依法辦事、依法而治，或簡稱依法。雖然表面上，法治和「法制」都是政府守法，但「法制」並不否定執政者拿法律作為執政的依據，做事時挑合用的法律條文，或者當沒有法律條文合用時，肆意定立法律，而所挑或所立法律雖然錯誤、標準不一、與其他法律衝突，甚至自相矛盾，或違背向人民承擔的保障或承諾，或侵犯人民沒有放棄的權力或自由，但也沒有符合已立法律的有效阻止辦法阻止執政者做事。這種意思的「法制」一詞，公權力依然沒有受到制度實質限制，公權力者可以肆意而為，實質屬於人治。
與法治相比，依法而治側重在法律的使用上，是法律工具主義。但如果僅就法律的目的而言，法治的目的是為人們提供一個尋求公正的平台和框架，但依法而治的實質仍然不能擺脫人治的信念。法治的實施必須建立在法律上。
以法而治是指當權者透過法律治理國家，但這些法律不一定是由普通公民組成的立法部門制訂的。法治下，行政部門的職責只是執行該等法律，並且受該等法律拘束。因此法治和法制最大的區別，並不在於法律是否拘束人民（因在這兩個情況下，法律都對人民有普遍拘束力），而是在於行政、立法、司法這些政府權力是否也和人民一樣，受到法律的拘束和控制。法治的內涵，不單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更側重於法律對政府權力的控制和拘束，否則即為法制。
只有以法而治而沒有法治的結果可能會出現政府用法律的形式壓制民眾。

中國大陸法治

中國大陸實行民主集中制。中共十九大文獻指出「任何立法必須有利於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維護其領導的工具。中國共產黨當最高權力者違背向人民承擔的保障或承諾，或侵犯人民沒有放棄的權力或自由，不存在政治機制或法律機構用以阻止。這種體制一直沿用至今，因此不能算為法治，而更傾向於法律工具主義。
在1979年中國共產黨實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學術界曾開展過是要「法制」還是要「法治」的爭論。由於在國語讀音相同，因此學者把「法制」稱為「刀制」（「制」字為刀子旁），將「法治」稱為「水治」（「治」字偏旁為三點水）。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條款，這被中國人看作是「法治」派取得的勝利。中國大陸法學家李步雲說：
關於法制與法治的區別，我將它概括為三條：首先，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律制度是相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制度來說的，而法治從來都是相對於人治來說的，沒有人治就無所謂法治，相反亦然。其次，法律制度包括民法、刑法等一套法律規則以及這些規則怎麼指定、怎樣執行和遵守等制度；法治與人治則是兩種對立的治國理念和原則，即國家的長治久安不應寄希望於一兩個聖主賢君，而關鍵在是否有一個良好的法律和制度，這些良好的法律還應得到切實的遵守。再次，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實行法治。
中共對法制的解釋實為人治。有中國人著作聲稱中共對法治的理解實則為法律凌駕在政權之上，而法律由黨所領導的人大制定，因為中共認為黨是超越利益集團的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組織。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現狀是人治向法律凌駕於政權之上過渡。
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多次提到「中國夢」。要實現「中國夢」，剪除腐敗，調整貧富不均，依法治國是良策。習近平總書記講，「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各級黨組織必須堅持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保證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和具體制度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依然存在；關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執法司法問題還比較突出；一些黨政官員濫用職權、失職瀆職、執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嚴重損害國家法制權威；公民包括一些領導幹部的憲法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2019年2月，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引述中共中央報刊《求是》報導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首次會議上發言，指出必須堅持加強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決不能走憲政、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的路。
正如中國當局聲稱中國實行的是民主制度，中國當局也聲稱中國實行的是法治制度。華人學者稱這種本來就在儒家和法家中存在的思想為「rule by law」，中文則稱為以法而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曾說：「The difference....is that,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 law is preeminent and can serve as a check against the abuse of power. Under rule by law, the law is a mere tool for a government, that suppresses in a legalistic fashion.」（翻譯：區別在於，在法治社會中，法律是最重要的，可以作為對濫用權力的制衡。根據法律規定，法律只是政府的工具，而政府則以法律的方式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