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隴集團

關隴集團，又稱關隴世族、關隴貴族、關隴門閥、武川集團。關隴集團一詞由陳寅恪所創，是指北朝的西魏、北周至隋、唐期間，籍貫位於關中（今陝西省）、隴西（今甘肅省東南）的門閥世族。胡漢混血、文武合一是其特色，他們佔據了當時的統治階層，皇室亦出於此。而關隴集團又以武川（今內蒙古武川縣）為濫觴，清代考據學史家趙翼所著的《廿二史箚記‧卷十五》提到：「北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曾如此形容關隴集團：「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他並多次引用《庾子山集》，證明關隴士人與鮮卑胡姓的關係。

北魏至北周時期：發源

北魏太武皇帝延和年間，為了防禦柔然入侵，在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以北的長城沿線（今內蒙古南部至河北省北部一線）設置了許多鎮，其中較為重要的是懷朔鎮、武川鎮、撫冥鎮、柔玄鎮、沃野鎮、懷荒鎮，合稱六鎮，又稱北鎮。北魏朝廷將部分鮮卑貴族遷至六鎮，令他們為鎮民兼武士，鎮民之上設有鎮將，由其總攬當地軍政。當時六鎮地位崇高，身為六鎮之民是相當尊榮的，且擁有仕宦、復除（免除賦役）等特權。
然而到了孝文帝時代，將京都南遷洛陽使六鎮重要性大不如前；遠在邊境的六鎮之民漢化遲滯，在經濟與文化上逐漸成為弱勢。隨著孝文帝改革一系列漢化政策，六鎮特權被取消，社會階級大幅下降，反受南遷的漢化鮮卑人歧視。朝廷甚至將罪犯發配六鎮為兵，形同流放之地，當地對於改革的反感情緒不斷累積。宣武帝時，六鎮飢荒，終於引爆六鎮之亂，北魏全國陷入嚴重動盪。
從這場兵變中獲利的有懷朔鎮出身的鮮卑化漢人高歡與武川鎮出身的鮮卑人宇文泰，兩人各自擁立皇帝，使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宇文泰將武川人編成禁軍，又創立府兵制，交由同樣出身武川的八位柱國大將軍（簡稱八柱國）和其麾下十二大將軍統領，將西魏政權牢牢掌握在武川人手中。由於西魏政權主要割據關中（今陝西省）、隴西（今甘肅省東南）地區，宇文泰於是奉行關中本位政策，將西遷的鮮卑貴族和原籍山東（今山西、河北、河南）的部分士族改籍關、隴，並重用當地原有士族，逐漸形成一支新的關中士族（以京兆韋氏、河東裴氏、河東柳氏、河東薛氏、弘農楊氏、京兆杜氏為大姓）。八柱國與關中士族，這就是關隴集團的基礎和肇始。八柱國家族跟隨宇文家族對抗東魏、建立北周取代西魏、滅北齊統一北方，戰功彪炳。到了唐代，人們仍然津津樂道八柱國家族的榮耀，曰：「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當時榮耀，莫與能比！」

隋至唐前期：發展與巔峰

北周武帝攻滅北齊，統一了華北，卻在統一全國前病逝。其子北周宣帝行事乖戾，繼位後不久即禪讓予七歲幼子北周靜帝，自詡為太上皇而耽於遊樂，政事全交給天元皇后楊麗華的父親，外戚楊堅（即後來的隋文帝）。北周末期，軍事將領已由漢人佔多數，楊堅得以輕易地篡奪政權，建立隋朝。楊堅之父楊忠為北周十二大將軍之一，楊堅之妻獨孤伽羅（即後來的獨孤皇后）更是八柱國之一獨孤信的七女。可見關隴集團各家族之間經由通婚強化了聯繫，政治影響力更形提高，隋取北周而代之不過是關隴集團內部的一次權力移轉。
隋朝末期兵亂四起，其中有兩位八柱國的後裔，李虎之孫李淵（即後來的唐高祖）、李弼之曾孫李密也擁兵起義。而李淵之母是獨孤信的四女，李淵同時也是隋文帝楊堅的妻甥、隋煬帝楊廣的姨表兄，唐皇室與關隴集團、隋皇室其實有著頗密切的血緣關係。李淵之所以能夠輕易攻陷大興（長安），討平諸侯一統天下，爭取到關隴集團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因素。陳寅恪曾評價道：「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關隴集團作為核心，基本上主導了隋至唐初期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這段時期門閥政治的特徵十分明顯，改朝換代並不影響關隴集團的政治地位。隋代雖已開始實行科舉制度，寒門與庶族士人逐漸參與政治，但多不居顯位，難有大作為。
自南北朝以來，社會便流行以門閥評定一個人的地位高低。唐初世族主要有四大門閥且各有所尚：山東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關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貴戚。眾多世族大家之中，以山東七姓十家（太原王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最為顯貴，就連唐初名臣房玄齡、魏徵、李昉等人均爭相與山東士族聯姻。以李唐皇室為代表的關隴集團為了鞏固地位，著意改組世族大家排名。唐太宗李世民繼位後，在閱覽編成的《氏族志》時不滿道：「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為貴之？」於是命高士廉編著《氏族志》，將天下氏族分為九等，第一等為李唐皇族，第二等是外戚；表示皇族才是最高等，以貶斥士族，壓抑舊有的門閥勢力。

武周至唐後期：衰弱和終結

唐太宗死後，關隴集團的首腦長孫無忌自恃擁立唐高宗之功，專橫排斥政敵。而武則天則以美色討好高宗，高宗也出於自身加強皇權的需要，利用「廢王立武」等連續事件使長孫無忌倒台，離開政權核心。武則天雖係關隴集團出身，卻是疏遠的家系，祖籍并州文水縣（今山西省文水縣），並非關隴集團的傳統地理範圍；其母楊氏雖出身於隋朝宗室，但其父武士彠原只是商人，因追隨李淵開國有功而受封，並無關隴集團世族背景。故在武周時期，武則天為了鞏固政權，著手瓦解原李唐核心的關隴集團，採用酷吏、崇尚進士文詞詩賦之科、使文武分流、延攬不滿關隴集團大權在握的士人。科舉制雖然在隋代便已實行，但中舉的考生少有登高位者，主要權位還是為關隴集團所掌控。直到武則天積極任用舉人、進士及第，以鞏固武周政權，才打破此一局面。武則天病重，張柬之等人乘機發動神龍革命，推翻武周政權，李唐皇室重新掌握大權。
唐玄宗在開元時期多繼續任用武周晉升的舉人，但在天寶以後便漸漸提拔李林甫等世族成員上位，一定程度上恢復了關隴集團的統治。直到安史之亂、牛李黨爭，關隴集團的優越地位迅速下降，科舉出身者位居朝廷要職的情況愈來愈普遍；加上唐代後期宦官干政甚至掌握兵權、殺廢皇帝，這些都嚴重地削弱了關隴集團的影響力。黃巢之亂後，數百年以來的社會階級隨著唐朝滅亡一同瓦解，傳統士族死傷殆盡，地方藩鎮勢力崛起，門閥政治無以為繼，關隴集團也不復存在了。

關隴集團崛起的原因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漢廷以經學甄才，經學學者入朝為官，將學問傳授其子弟，日後繼續仕宦。這個模式在一些家族中代代相傳，累世經學造就累世公卿，東漢時社會上已出現一批世代為官的名門望族，士族（或稱世族）的雛形。魏晉實行九品中正制，出身與姓氏成為用人的重要依據，強化了士族對官職的壟斷和世襲，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到了南北朝，各朝政權的穩固無不倚賴門閥的支持，如此重視門第的社會環境可謂是關隴集團崛起的土壤。
為了在關隴地區鞏固西魏政權，對抗國力較為強大的東魏，宇文泰實行關中本位政策，「不復以山東江左為漢化之中心也。」宣傳關中地區自周朝以來的文化正統性，沿襲北魏孝文帝的多項漢化政策，並重用關中士族，有別於東魏的排斥漢化。胡漢融合的結果，跟隨宇文泰西遷至關中的鮮卑人與鮮卑化漢人最終漢化，其剽悍尚武的民風卻也感染了關中士族，文武合流、士人能文能武的風氣成為了關隴集團的一大特色。這使得關隴集團在南北朝盛行的世族政治中迅速崛起，成為北周隋唐最強大的政治力量；這段時期頗有「武人政治」色彩，和後來宋朝的「文人政治」有著明顯的不同。要求士人文武兼修的風氣，直到武周時期科舉抬頭後逐漸衰退。

反對説法

岑仲勉反對曰：「況隨宇文泰入關之北族，雖暫改河南郡望為京兆，但至唐時已大都恢復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趙郡，又何礙於隴西而堅持不改？陳氏之說，殊未可信。」「陳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於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外，無非歪曲史實以遷就其臆見。」汪榮祖《陳寅恪評傳》則認為岑氏對於陳說趙州昭慶二陵及《光業寺碑》未能提出反證，無法動搖陳說。
黃永年認為關隴集團只存在於西魏、北周和隋初期，隋煬帝時因把政治中心東移，並引入原南朝官僚來制衡北方官僚而逐漸衰落解體，唐初已不復存在。唐高祖時期的功臣和宰相出身關隴的不及半數，並不足以稱為一個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