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

早年生涯

1904年，陳伯達出生於福建省泉州府惠安縣洛陽鎮嶺頭村。1919年考入廈門集美師範學校。1924年到上海，任《廈聲報》 駐上海記者，同時在上海大學文學系學習。1925年春回廈門，加入中國國民黨，隨即赴廣州入中山大學文學院。1926年，任國民黨汕頭市黨部秘書。在此認識同鄉、時駐汕頭國民革命軍獨立團團長張貞，當上張貞的秘書。北伐戰爭開始，張貞團攻下福州，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四師，張貞任師長，陳伯達任師長秘書，福州軍事幹部學校政治教官，少校軍銜。

第一次國共內戰

1927年3月，何應欽在福建清共，張貞密送陳伯達逃離福州，赴上海。1927年4月下旬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返回中國，在北平中國大學任教，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部長。1931年4月8日，陳伯達抵達天津。當天夜裡，連同陳原道、徐蘭芝等順直省委一些其他共產黨一道被捕。
1931年9月4日，陳伯達從天津被押解到北平，被判處兩年半徒刑。1932年出獄。1933年初，赴張家口到吉鴻昌部隊工作。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一二·九」運動。次日，陳伯達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趕到北平，與李葆華、柯慶施等一道領導當時北平全市學生的總罷課，並負責執筆起草北平學生運動的宣傳大綱。1936年春，劉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天津擔任北方局書記，改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部長、林楓任秘書長。

抗日戰爭期間

1937年到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中共中央黨校當教員，馬列學院副院長。1939年春，調到毛澤東辦公室，成為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當選七大候補中央委員，隨後遞補為中央委員。

人民共和國初期

1949年12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陳伯達《史達林與中國革命——為慶祝史達林七十壽辰而作》一文。
1951年，陳伯達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寫了政論文章——《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相結合》和《毛澤東論中國革命》，此兩篇著作奠定了他作為中共黨內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澤東思想最高傳達者的地位。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此次會議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雜誌」，定名為《紅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陳伯達擔任總編輯。陳伯達開始擔任中共黨刊《紅旗》雜誌的主編，成為毛澤東的權威發言人。然而好景不長，1959年7月14日，江西廬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彭德懷、黃克誠責難大躍進的政策和問題，毛澤東講陳伯達沒有很好地配合，懷疑起陳伯達。為此陳伯達撰寫了長篇的批判彭德懷論著，以博回毛澤東信任。1960年，陳伯達負責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也稱「六十條」，開始指揮人民公社運動。
然而人民公社運動，引起了蘇聯方面的反感，赫魯雪夫對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也通過西方媒體釋放到國際社會，此舉激怒了毛澤東。在毛的授意下，陳伯達連續撰寫大量社論批評蘇聯為「修正主義」，他也參與到1962年至1963年的九評蘇共行動中，作為中蘇交惡時期雙方對抗的一個主要戰爭。

文化大革命期間

1966年5月31日，經毛澤東批准，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群眾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誣陷、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張大字報，經毛澤東批准，向全國廣播。4日，《人民日報》公布中共中央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同時發表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派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30日，在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授意下，中央辦公廳的造反組織貼出國家計委的第一張大字報：《田家英的高級情報員——楊波》。1966年10月16日，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長篇報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批判「血統論」，更廣泛的發動群眾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來。1967年，陳伯達分工華北的「文革」運動，12月26日上午，陳伯達在唐山市接見唐山地區各縣、市代表團、地區革籌小組及駐軍，當地匯報了冀東黨組織的問題。陳伯達聽後就在會上講：
過去你們冀東這個黨就是很複雜的，可能是國共合作的黨，實際上可能是國民黨在這裡起作用，叛徒在這裡起作用。你們礦派（「礦派」是當時唐山市群眾組織的一派）要結合的一個人，他自己就承認原來是國民黨縣黨部委員，這個人就是原市委第一書記楊遠，還有一個女的是市長，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個大莊園主，解放後在你們唐山建立一個大莊園……
此話一出，包括唐山市委第一書記楊遠在內的一大批領導幹部和基層黨組織負責人都變成了國民黨和叛徒。在「文革」後的特別法庭上，陳伯達被控的罪名之一是其造成冀東地下黨冤案，導致8萬餘幹部群眾被迫害，其中近3000人死亡。
「文化大革命」中，陳伯達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五一六」小組組長，被指充當林彪勢力的主要成員。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會上，林彪、陳伯達拋出「稱毛主席為天才」的材料，堅持設國家主席，當即受到毛澤東、周恩來以及與會多數同志的揭發批判。
在1970年8月24日華北組會議上，陳伯達不點名地指責有人反對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引起軒然大波。陳伯達發言說：
我完全擁護林副主席昨天發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語重心長的講話。林副主席說：這次憲法中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寫上這一條是經過很多鬥爭的，可以說是鬥爭的結果。下面我想講一下關於天才的問題。
林副主席經常說，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是當代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這裡我引林副主席以下三段話：林副主席說：「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不看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林副主席說：「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觀一個。毛主席是世界最偉大的天才。」林副主席說：「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是多年的話了。林副主席這些話已發表了多年。但是現在竟然有人胡說「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些話是一種諷刺。
如果大家不忘記的話，我想大家會記得，林副主席這些話寫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上，是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中全會公報上就是這樣寫的：「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是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公報，但是竟有人說這些話是一個諷刺。這樣的人要否定公報，要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吳法憲同志說過一句很好的話，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謙虛，妄圖貶低毛澤東思想。這是絕對辦不到的。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已經覺悟了全國人民，很快就識破這種虛偽、陰謀詭計，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之後，有的人竟然懷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歷史的翻案。我就提出這個問題。
有的人說世界上根本沒有天才，但是他認為他自己是天才。我們知道，恩格斯多次稱馬克思是偉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寧多次稱讚馬克思是天才。史達林也稱馬克思、列寧是天才。我們也稱過史達林是天才。否認天才，是不是要把馬克思、列寧全盤否定呢？更不用說要把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一筆勾消。我看這種否認天才的人無非是歷史的蠢才。要趕快覺醒起來，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列寧說：「在現代社會中，假如沒有『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出來的）、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無論哪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按照列寧的說法，否認天才，就是否認領袖，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專政。

這是我聽了林副主席的講話，發表這樣一點意見。還有其它問題，以後有機會再說。說的不對，請大家批評。
他因為設立國家主席問題和「天才論」問題上的公開輿論鼓動而遭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嚴厲批評，針對陳伯達的一系列講話，毛澤東在8月31日寫了《我的一點意見》：
這個材料是陳伯達同志搞的，欺騙了不少同志。第一，這裡沒有馬克思的話。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而《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這部書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寧的有五條。其中第五條說，要有經過考驗、受過專門訓練和長期教育，並且彼此能夠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領袖，這裡列舉了四個條件。別人且不論，就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來說，夠條件的不很多。
例如，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僅舉三次廬山會議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懷那裡去了。第二次，討論工業七十條，據他自己說，上山幾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為了什麼原因下山，下山之後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我這些話，無非是形容我們的天才理論家的心（是什麼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決不是野心）的廣大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天下是否會亂，廬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轉，我看大概不會吧。上過廬山的一位古人說：「杞國無事憂天傾」。我們不要學那位杞國人。
最後關於我的話，肯定幫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

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並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希望同志們同我們一道採取這種態度，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
1970年9月6日，在九屆二中全會閉幕的會議上，中共中央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經過全黨批陳整風運動的揭發和批判，經過陳伯達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取得了陳伯達反革命罪行的大量物證、人證、旁證。10月18日，中央警衛團拘押陳伯達；同日，他的秘書王文耀、王保春等人也被隔離關押。11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指示》：九屆二中全會「揭露了陳伯達反黨，反『九大』路線，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嚴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的面目」，「中央決定將毛主席《我的一點意見》一文印發給你們」。「批陳整風」（對外稱「批修整風」）運動自此由上而下地展開。
12月10日，三十八軍黨委向中央報送了《關於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罪行的報告》，12月16日，毛澤東在這份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軍委同志：此件請你們討論一次，建議北京軍區黨委開會討論一次，各師要有人到會，時間要多一些。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說亂跑，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任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對我說，他都不便找三十八軍的人談話了。北京軍區對陳伯達問題沒有集中開過會，只在各省各軍傳達，因此沒有很好打通思想、全軍更好團結起來。以上建議，是否可行，請酌定。
1971年1月24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在華北會議上作了重要總結講話，系統地揭露了陳伯達的罪行，並宣布了關於改組北京軍區的決定。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反黨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材料》。材料分為4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陳伯達的反動歷史」。第二部分為「投靠和追隨王明、劉少奇，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第三部分為「對抗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黨亂軍，陰謀篡權」。第四部分為「投靠王明、劉少奇，招降納叛，搞獨立王國」。2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擴大傳達反黨分子陳伯達問題的通知》。
1971年3月，毛澤東指出：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所以他反黨亂軍，挑動武鬥，挑動軍委辦事組幹部及華北、軍區幹部，都是由此而來。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批判陳伯達為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4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把批陳整風運動推向縱深發展的通知》。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批發《關於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反革命歷史罪行的審查報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指其為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廬山會議，陳伯達跑到彭德懷那裡去了，參與了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懷拋出向党進攻的信件。當天晚上，陳伯達當眾向彭德懷說："彭老總，你的信寫得很好，我們都支持你。"他同彭德懷緊密配合，惡毒攻擊黨的總路線，瘋狂反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支持彭德懷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罪惡活動。陳伯達長期為劉少奇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出謀劃策。他同劉少奇一道，鼓吹發展資本主義，"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反對和破壞農業合作化。他反對和破壞毛主席領導的思想文化領域中反對資產階級的歷次大鬥爭。他夥同劉少奇炮製了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謬論，背著毛主席，把這個修正主義的黑貨塞進了"八大"決議，妄圖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路線強加給全黨。在大躍進的高潮中，他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反對毛主席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在現階段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正確論斷，否定價值法則、商品生產和貨幣作用。接著，他又從極右的方面反對黨的總路線。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廬山會議期間，他背著毛主席、黨中央，私自下山，大肆搜集反對總路線的黑"材料"，炮製和推行修正主義路線。他到處叫嚷要發展個體經濟，搞單幹，妄圖從組織上瓦解人民公社。他又大肆鼓吹"物質刺激"、"利潤掛帥"，妄圖瓦解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在一九六二年黨的七千人幹部大會期間，他參與起草劉少奇的黑報告，竭力誇大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叛徒集團反華造成的暫時的經濟困難，猖狂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同劉少奇一道，公開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義路線。他積極幫助劉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養》，並在《紅旗》雜誌上重新發表。在四清運動中，他是劉少奇推行形"左"實右的路線、販賣反革命"桃園經驗"的主要幫凶。他公然提出要劉少奇管"四清"和農業，反對毛主席對我黨統一集中的領導，幫助劉少奇篡黨奪權。
1972年8月3日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中講到：「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對陳伯達的評價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讚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於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文件。」
陳伯達指鄧小平導致反右擴大化。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作整風反右報告，把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放在一起打擊，該文沒有收進《鄧小平文選》（官方許多出版物完全不提鄧反右的角色）。

囚禁與審判

1971年9月13日，中國爆發九一三事件，林彪在與毛澤東的政治對抗中不敵，而被迫北逃、飛機墜毀於蒙古。同日，他被架往秦城監獄，自感身陷絕境的陳伯達大呼求救，稱在1948年河北阜平曾救過毛澤東（當時陳伯達聽到飛機轟炸，他跑至毛澤東住處，待毛澤東剛離開時，國軍飛機炸彈準確摧毀毛澤東住處）。幾日後，他的獄中生活待遇明顯改善，並有醫生每天檢查。然而在政壇上，批林批陳運動仍在火熱中。1973年，陳伯達在中共十大上被開除黨籍。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不久，陳伯達被正式逮捕，特殊的待遇也因此結束。1980年11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被告席上站著10名被告，陳伯達排在第五個，即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12月，第一審判庭對陳伯達所犯罪行進行法庭辯論，陳伯達為自己做了一個小時的辯護。陳伯達的辯護人甘雨沛也依照法律，為他作辯護：主張陳1970年廬山會議結束不久即失去自由，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之後的繼續犯罪不應負責任。對其在「冀東事件」中成千上萬人被誣陷、迫害，數千人死傷的後果，並非僅因陳講話導致，陳對此應負一定罪責，而不能負全部責任。此外陳伯達對於自己犯罪事實與後果全部承認，態度比較好。隨後陳伯達再度要求陳述，稱自己對劉少奇、陸定一、冀東冤案有罪。在第三次發言中，他請求法庭對他寬大處理，稱「整個案件可以判處死刑」，但是「不一定採取這個措施」，當然如果「不能平民憤，那麼殺掉也可以。」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
同年7月5日，陳伯達此前的同事王力在秦城監獄中，向鄧力群、胡耀邦、鄧小平、彭真、胡喬木、黃克誠寫信，稱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沒有點陳伯達的名，是科學的態度，是英明的。」並稱陳伯達曾為黨內建功，且已被關押十餘年，建議假釋陳伯達。十天後，中共中央前往北京復興醫院的犯人病房，向陳伯達轉達中央精神，以保外就醫的模式，調入北京友誼醫院的幹部病房。此外北京市公安局請陳伯達之子陳曉農進京，照顧陳伯達。1981年8月5日，他正式保外就醫。數月後，陳伯達在友誼醫院逐漸康復，北京市公安局將其安排於郊區的一處平房，陳伯達不再返回秦城監獄。
陳伯達早在延安時期就是中央重要的文膽，能夠引經據典地發表具有靈氣和犀利的文峰，而在他出獄後，由於長久停留在自我譴責和頹廢中，晚年更多是對書籍的研討，而不再對於政治提出立場。1982年，在朋友的幫助下，周揚主動接觸陳伯達。溝通中陳伯達自述，垮台是因為和江青產生衝突。會談中，陳伯達將自己的寫作草稿交給周揚，後者通過疏通關係，將陳伯達的《求知難》以「紀訓」署名，發表於1982年的第十期《讀書》雜誌。陳伯達對此事十分感動，自感晚年長期處於被孤立狀態，周揚不避嫌的善舉，使陳為之動容。然而次年，周揚因「異化論」和「人道主義」立場，捲入「清除精神污染」的批判，病倒入院長期昏迷，兩人因此無緣相會。1983年，胡喬木舉薦陳伯達新作《認識的漸變與突變——從<壇經>看中國佛學的頓漸兩派》，並於1983年7月出版於《理論與實踐》，署名「程殊」。
1988年10月17日，陳伯達刑滿釋放，人事關係由北京市公安局轉到了北京市文史館。1989年9月20日，陳伯達因心肌梗死卒於北京家中。骨灰送往北京八寶山火化，但沒有訃告或悼詞。9月30日，新華社發布電訊。

電子論

陳伯達在文革前後曾經提出要加快發展電子工業，事後被批判為唯生產力論，對抗「以鋼為綱」的最高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