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屠殺事件

遼東

明朝於早期實行「以夷治夷」，「分其枝，離其勢，互合爭長仇殺」政策，挑起東北少數民族之間的仇恨。
根據史學家曹樹基的數據，明朝末年遼東一帶總共約有300萬人口（不包括女真人），有約250萬人入關南遷並且剩下30萬遼東土著，有約20多萬人於數十年間在袁崇煥和毛文龍等明朝將領率領的軍隊和後金的戰爭衝突中喪生。

陝西

崇禎六年（1633年），明朝將領張應昌在陝西鎮壓農民起義，但不敢與起義軍正面作戰，又怕鎮壓不力而受到朝廷的懲罰，於是大量殺害平民，取人頭報功：「朝廷勤限平城，而行間殺良民報功，生靈日塗炭」。

湖北

崇禎十一年（1638年），明朝兵部尚書熊文燦在湖北鎮壓農民起義時濫殺無辜：「三月在蘄水，其兵殺鄉民報捷。民家環哭，竟不敢治一兵。蘄水，文燦家園也，鄉里如是，餘可知矣。是以捷報日張，寇勢愈熾。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汝寧，如履無人之境。文燦駐宛、汝已久，調度不聞，天下有如是剿法乎！」
崇禎十七年，湖南一帶平民被明朝軍隊屠殺搶掠：「從醴陵、瀏陽抵長沙，並間河東州縣，俱逼焚殺不堪，小馬（馬士秀）兵在湘殺掠半月有餘，方下武昌。」，「在張獻忠的大西軍猛烈掃蕩後，明諸王、官兵和地方武裝，趁張獻忠大西軍撤出，又瘋狂報復，肆意掠奪，濫殺無辜。」

河南

崇禎十六年，明朝督師孫傳庭所統領的官軍，在攻下寶豐城後，以「為賊固守」為藉口而殺光城中居民。。

入關戰爭期間

順治元年（1644年）多爾袞率4萬多滿洲八旗、近兩萬蒙古八旗、約3萬漢軍八旗以及孔有德等統率的約兩萬天祜兵、天助兵，加上包衣、外藩蒙古兵、朝鮮軍合計12萬清兵入關，在一片石戰役中聯合吳三桂擊潰李自成的大順軍，開始入主中原。

揚州

在明清戰爭期間揚州多次被明軍將領高傑和劉澤清屠殺和洗劫，並且有性暴行的記載：「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東省附逆，河北悉為賊有，淮、揚人自為守。不意賊警未至，而高兵先亂。自傑渡河掠徐，至泗、至揚，四廂之民何啻百萬；殺人則積屍盈野、汙淫則辱及幼女。新舊城環圍，絕糧已經月余。何不恢已失之州邑而殺自有之良民也！」；「初，黃得功分地揚州，高傑、劉澤清以繁富爭之；縱兵淫掠，揚人大哄。」
順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軍攻破揚州城並且對城中平民進行屠殺。當時南明將領史可法對清軍進行抵抗，在同年四月廿五日（5月20日），清軍攻占揚州後，當時大雨傾盆，多鐸宣布在揚州城內進行屠殺。當時的倖存者王秀楚所著《揚州十日記》中記載屠殺共持續五天。
《揚州十日記》記載了清軍攻破揚州城後進行了為期五天的大肆屠殺，以及清軍封刀後「漢奸軍」在城中的搶掠殺戮：「諸婦女長索系頸，累累如貫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初四日，天始霽。道路積屍既經積雨暴漲，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內潰。穢臭逼人，復經日炙，其氣愈甚。前後左右，處處焚灼。室中氤氳，結成如霧，腥聞百里。」後來由城內僧人收殮的屍體就超過了80萬具。近代學者根據相關資料考證指出《明史·地理志》記載的萬曆年間揚州府人口為「八十一萬七千五十六」；《揚州府志》所載人口較為複雜，在成化、嘉靖年間揚州府屬全區人口在「七八十萬左右」，到了「揚州十日」發生的1645年，揚州府的人口「不會超過一百萬」。考慮到各種因素，這一年集中在揚州城裡的人口「至多不會超過二三十萬」，認為《揚州十日記》中「八十萬」的數字有誇大失實之嫌。另外，史學家從南明兵力、揚州守軍、清軍兵力、居民人數等幾個主要方面考查得出：一、當時清軍不足三萬人；二、揚州人口不可能超過八十萬人；三、負責埋死的僧人也僅有三千人，無以應付八十萬具屍體，另外焚屍的巨量木柴亦難以取得；四、揚州新舊兩城的面積（約380萬平方公尺），扣除一半的建築物佔地，也不足以承擔八十萬人口，認為揚州被屠殺八十萬人的說法應為誇大。澳大利亞東亞史博士安東籬（Antonia Finnane）也指出明清戰爭時期的傷亡數字通常都不可靠。

嘉定

順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發生在清軍攻破嘉定後，原為李闖軍部將，降明、降清後又反清歸明的將領李成棟帶領其同樣曾經效忠於大順的部隊三次下令對城中平民進行屠殺。在屠城過程中，城中百姓或者懸樑自殺或者投井和跳河，被砍斷手和腳的百姓在地上掙扎著，李成棟的軍隊將一大部分逃生的百姓趕到河邊，然後將他們趕進河中紛紛淹死，河裡的水都不能流動了。佔領軍每遇到一人就強迫他們獻出自己家中的寶物，如果給很多的東西的話就可以活命，如果給的不多或者不滿意，就直接把人殺掉。

江陰

順治二年（1645年）清朝頒布剃髮令後，江陰人民舉行了反清起義，進行反清鬥爭。清廷攻城軍隊數量各文獻記載自數萬至二十四萬不等，江陰紳民守城八十一天，清軍死傷數量各文獻記載自萬餘人至十萬不等。但終因力量懸殊，糧食罄盡，城破後，漢人降清將領李成棟倡議屠城，被殺人數各文獻記載自萬餘人至數十萬人不等，據說後來全城只有五十三個人倖免。

睢州

順治二年（1645年），南明睢州（今睢縣）總兵許定國用計殺害高傑後逃往黃河北岸降清，高傑部下為了洩憤報仇而在睢州一帶大肆屠殺，「殺掠無虛日」，導致「睢旁近二百里殆盡」。

常熟

清代小說《海角遺編》（又名《七峰遺編》，作者真實姓名未知）寫道，在順治二年，清軍先後占領蘇州和南直隸常熟之後縱兵焚燒殺掠。在常熟大屠殺中被屠殺的百姓無法計算，沿河沿岸都是人頭。

四川

從順治三年（1646年）至康熙初期，清朝軍隊開始侵入四川，開始了清軍與明軍對峙以及農民軍在四川混戰的局面：「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軍攻陷渝城（重慶）後，才算平復四川。清初時以「湖廣填四川」來解決四川人口的缺口。
根據《明季南略》、《永曆實錄》、明朝遺民顧山貞以及外國傳教士等的記述，張獻忠是屠川的元兇之一：
《客滇述》:「（獻忠）又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男女老幼，逢人便殺」；「獻忠又令其大家遍收川兵殺之，及其妻子男異性，惟十時以下者僅留一、二」。
《聖教入川記》：「殘殺之後，成都為之一空。除少數官員外，別無居民。荒涼慘象，不忍矚目。獻忠剿滅成都後，命令各鄉鎮村民移居成都」。
《永曆實錄》：「獻忠之在蜀也，殺掠尤慘，城邑村野，至數百里無人跡。民逃入深山，不得食而死者委填岸谷；或採草木葉食之，得生者久乃化為野人，裸處林棲，體生白毛，遇人則搏殺之而吮其血。」
在張獻忠死後出現了清軍跟南明軍對峙的局面，清軍的勢力於川北保寧一帶，而南明軍隊占據著四川境內大部分州縣。根據《蜀龜鑑》的記載，經過張獻忠的軍隊的屠殺，川南的人口損失約50%，而川北的人口幾乎損失殆盡。此外，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銳減，是多股勢力混戰的最終惡果，並不是張獻忠一個人的責任，但死於張獻忠之屠戮者占其中的三成，另有三成死於飢餓或疾病。此外有學者認為是四川當地的地主以及南明將領污衊和嫁禍張獻忠。
《皇明經世文編》記載了明軍在四川殺良冒功及淫污殺劫的情況：「而（明）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殺劫，慘不可言，所掠婦女，荊布者徒步隨行。錦繡者乘馬掩泣。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獲之級，半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寔績。」

同安

順治四年（1647年）清軍攻克福建廈門和同安縣，然後屠城。福建同安縣屠城死難5萬餘人，梵天寺住持無疑和尚收屍合葬於寺東北一里之地，建亭「無祠亭」，墓碑上則刻「萬善同歸所」。

湘潭

崇禎十七年正月，明軍左良玉部士兵屠戮湘潭百姓。二月，湘潭城居民從山林中躲兵歸來，「米價高昂，南北不通，百里之內，音信杳然」，縣內十分荒涼、蕭條，以至「市無貿，田無農，衙無胥吏」。
清順治元年（1644年）春，張獻忠率部撤出湘潭，馮典史任兩年縣令後也隨軍而撤走，義軍出湖南由荊州入四川。張獻忠在四川稱大西王。在張獻忠的大西軍猛烈掃蕩後，明諸王、官兵和地方武裝，趁張獻忠大西軍撤出，又瘋狂報復，肆意掠奪，濫殺無辜，正如《明季北略》所說：「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人民無法生活，只得逃往偏僻的深山之中。
同年，在清軍入關後湖南一帶再次遭到明軍屠殺，單在湘潭有數十萬平民被明朝殘餘軍隊殺害。
順治六年（1649年）正月二十一日清軍攻入湖南湘潭和沅州（今芷江），南明督師何騰蛟被俘。清鄭親王濟爾哈朗下令在湘潭屠城，「屠至二十六日封刀，二十九日方止」。至此湘潭城中百姓幾乎全被殺光，「城中不滿百人。沅州也遭到縱兵殺掠。

南雄

順治六年（1649年）農歷十二月二十九日，清軍抵達南雄，年三十除夕晚上清軍放火焚燒鼓樓，趁明軍慌亂救火之際，攻入城內屠殺，「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盡屠戮，十存二三」。

廣州

順治七年（1650年）清軍攻廣州，製造了庚寅之劫，「甲申更姓，七年討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極。血濺天街，螻蟻聚食。飢鳥啄腸，飛上城北。北風牛溲，堆積髑髏。或如寶塔，或如山邱。五行共盡，無智無愚，無貴無賤，同為一區。」，「可喜屠廣州，孑遺無留；逸出城者，擠之海中。」《廣州市宗教志》：「清順治七年（1650年），清軍攻廣州，『死難10萬至70萬人。』在東郊烏龍岡真修和尚僱人收拾屍骸，『聚而殮之，埋其餘燼』合葬立碑」。另有意見認為當時廣州人口約40萬，而死難者約十萬人或超過十萬人。「清順治六年十月，滿清大軍抵達廣州，圍困城池長達10個月，最終攻下城池，平南王尚可喜率清軍攻陷廣州之後，屠城十日，屍橫遍地。廣州城當時人口大約40萬，死難者約五分之一。」
義大利籍耶酥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韃靼戰紀》中記述:「大屠殺從11月24日一直進行到12月5日。他們不論男女老幼一 律殘酷地殺死，他們不說別的，只說:『殺!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 
荷蘭使臣約翰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一書記述:「韃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一片悽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搶走一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處街道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殺、劫掠；凡有足夠財力者，都不惜代價以贖命，然後逃脫這些慘無人道的屠夫之手……在冬月的六日，總督及清軍統帥下令，即日起不得再從事如此殘酷的殺戮。我得到確切的消息，18天內，被韃靼人殘忍屠殺的，在八千人以上」。

潮州

順治十年（1653年）清軍占領廣東的潮州和南雄後「縱兵屠掠」：「癸巳，郡城破，橫屍遍野……收遺骸十餘萬，作普同塔於葫蘆山」。揭陽縣觀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屍聚焚於西湖山，將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縣屠城死難5萬餘人，梵天寺主持釋無疑收屍合葬於寺東北一里之地，建亭「無祠亭」，墓碑上則刻「萬善同歸所」。南雄縣民也遭到大肆屠殺，「大清平、靖二藩克雄城，民盡屠戮，十存二三」。
永曆十一年（1657年），鄭成功軍隊於鷗汀寨屠殺了六萬平民，「寨遂陷，屠男女六萬餘人，活者僅百餘人而已。」
清軍、明軍、民變軍等在各地進行了大規模屠殺。明末時期中國人口在8000萬到1.5億之間，有說法稱到康熙五十年（1711年）中國人丁數僅2464萬餘。也就是說這個時期中國的人口大量消失，多半是死於戰亂、饑荒等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丁數僅僅為納稅單位，並不代表人口單位。另有文章指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人口已恢復至1.5億，以後很快突破2億大關。

屠殺明朝宗室

清朝以外族入主中原，一方面以「本朝江山取自流寇，非取於明，且為明報君父之仇，自古取天下之正，未有如此者。」展示自信，另一方面卻對明朝皇族斬盡殺絕。清廷在初年，以《登極詔》宣布「前朝宗室首倡投誠、先來投順、赴京朝見者，仍給祿養，以昭朝廷興繼之意。」以及莫須有的手法先後殺死崇禎皇帝的太子朱慈烺、各朱明親藩如魯王、荊王、衡王世子以及福王（弘光帝）和早已投降的周王、晉王、德王、潞王等。根據新良、趙秉忠《清兵入關與明朝宗室》一文統計，從順治三年到順治八年，先後擒斬的明朝宗室、其名號可稽者，僅郡王以上就有五十多人，對他們的家屬，無論少長盡誅之，以此計算，總人數當在萬人以上。
清廷對於明朝的藩王、皇子固然是殺之而後快，在政權相對穩固後，對於普通的朱明宗室則報之懷柔以至「滿化」的策略。
另一方面，農民軍如張獻忠和李自成等大肆搜捕和屠殺明朝朱姓宗室：「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韓文銓捕晉宗室四百餘人送西安，夕殺之。李自成在一片石戰敗後，節節敗退，大順將領陳永福在太原，恐宗人為變，閉門搜捕，得千餘人，殺之海子堰，若殲羊豕」；「遣使四出，趨地方官員及鄉紳朝見，百姓匿官員者凌遲，鄉紳不來朝者，亦如是。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縣，乃發兵圍之，不論宗室細民，皆殺之」；「（福）王（朱常洵）體肥，重三百餘觔，賊置酒大會，以王為葅，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

性暴行

在屠殺平民時也有性暴行的行為，例如南明福王的部將劉澤清、高傑在揚州附近縱兵焚掠，高傑的部隊抵揚後「殺人則積屍盈野、汙淫則辱及幼女。」
明史記載，順治二年（1645年）7月30日，清軍至沙鎮，「見者即逼索金銀，索金訖，即揮刀下斬，女人或擁之行淫，訖，即擄之入舟。」，「遇男女，則牽頸而發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腸。」。清興安總兵搶奪婦女達100多人，「淫慾無厭」。製作長押床，裸姬妾數十人於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復植木樁於地，銳其表，將眾姬一一簽木樁上，刀剜其陰，以線貫之為玩弄，拋其屍於江上。」。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圍攻江陰，後城破，清軍大肆強姦和殘害婦女。江陰城陷時，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歲。兵淫其女，哀號不忍聞」，後兵殺其子，釋母，「抱女馬上去」。又有一兵「挾一婦人走，後隨兩小兒，大可八歲，小可六歲」，兵殺二子，抱其母走。抗拒清軍姦淫被害婦女，按照滿清地方志統計為101人。在江陰的觀音寺「掠婦女淫污地上，僧惡其穢，密於後屋放火。兵大怒，大殺百餘人，僧盡死。」
1656年，有大小超過3000艘的鄭成功的舢板從海口溯福安河而上，他們一著陸便立即開始洗劫，並且不分男女老幼肆意殺戮。還強姦婦女，抓捕壯丁，放火燒毀許多村鎮。此次鄭氏軍隊滯留閩東長達十個月之久，直到1657年夏天才撤出。

評論

文人作家魯迅評價說：清軍入關屠盡明朝漢人的骨氣廉恥。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是大抵順服的「奴才」。
根據法國佩雷菲特的《停滯的帝國》：「滿清初期，他們表現得非常兇殘。建國後的最初幾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殺。強迫留辮子引起了騷亂，結果都被鎮壓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爺的種族坐穩了江山，對奴隸的民族實行統治……。」
《全球通史》：「正是這個『野蠻』民族，在17世紀中葉湧入中原，取代腐敗、垂死的明王朝而建立起了清政府。滿族人成功地鞏固政權，妥善應對西方列強對中國日益增長的注意力，以及復興中華古代文化，是17世紀的歷史奇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