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

起源

支那（梵語：चीन，Cīna）這個稱呼起源於古印度，最早是一個地名。在印度古典《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摩奴法典》及《普魯哈特薩瑪希塔》（Brhat-sajhitā）等書中，記載了支那這個地名。因為《摩訶婆羅多》、《摩羅衍那》及《摩奴法典》等書在歷代皆有增補，古印度在何時開始使用支那這名稱，無法考證。在孔雀王朝寫成的《政事論》中，記載了支那產絲一事，因此最晚在公元1世紀時，這名詞就已經在古印度通行。
在部派佛教經典中，使用了支那這個地名。如《那先比丘經》、《普曜經》、《大毗婆沙論》等。大乘佛教經典，如《華嚴經》等，也記載此地名。古印度文獻本身，對於支那的記載並不清楚，很難推定它的詳細地點。除了支那這個地名外，也記載了居住在支那的支那人，來自支那的馬，以及來自支那的絲織品。在記載中，又有支那與小支那的區分，中國相當於支那、大支那、摩訶至那，小支那為中國的某個屬國。在《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將中國與疏勒併舉，因此小支那可能是指疏勒或是于闐。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的夾註，認為支那指廣州，莫訶支那（大支那）為唐朝京師（長安或洛陽）
印度學學者烈維認為，在印度古代，支那被用來泛指喜馬拉雅山以北的地區，代表遠方之國，通常不一定被特指哪個國家，之後才被作為中國的名稱。因為古代絲綢主要生產於中國，印度記載支那盛產絲綢一事，也被用來證明古印度所說支那，確指中國。
隨著佛教經典漢譯，「支那」一詞進入中國，並明確被認為是中國的稱呼，漢譯又作支那、脂那、至那等。在唐代之前又譯為震旦，由漢傳佛教經典記載，265年秦州刺史派遣至天竺的成光子，發現他們以「震旦」稱呼中國。學者一般相信，支那與震旦源自同一個語根，兩者是不同時期的不同翻譯，支那這個名稱可能在東漢後期在印度出現。
唐玄宗曾經寫詩道：
《題梵書》

鶴立蛇形勢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無言語，

穿耳胡僧笑點頭。
在這個名詞傳入中國後，有些佛教徒以支那作為中國的別稱，如道宣、智昇、唐人冥詳、玄奘弟子彥悰和慧立、唐玄宗、清涼澄觀、明代憨山德清大師、靈峯蕅益大師及其弟子成時、淨源法師、宋初高僧贊寧，宋代和尚法恭禪師、宋末佛教史學家志磬、普濟、清人龔自珍、彭希涑。在正史中，也記錄外國以支那作為中國的稱謂。
葛維漢（D.C.Graham）於1940年代至中國進行民族誌採訪，記錄一位羌族居民的口傳古代故事，故事中稱漢人古名為「支那」（Tzu La），而羌族自稱「戈拉」（Gu La）。

歷史考證

慧苑認為，支那的名稱來自於中國人多所思慮。但義淨認為，支那只是一個名稱，在梵文中沒有特殊涵義。梵語cinta，意為思慮，發音與拼法皆和Cīna接近，慧苑可能因此做出這個解釋。
《翻譯名義集》說，支那之名有兩個說法，一是文物國，二是邊遠之意。《雜阿毗曇心論》與《大毘婆沙論》皆以真丹或至那來比喻遙遠之意。馮承鈞認為，支那原為「遠方之國」或「邊地」之意，原本用來稱呼喜馬拉雅山脈以外的青藏高原地區，後來引申為對中國的稱呼。

語言學考證

梵語चीन（Cīna）， 中古波斯語چین‎（Čīn），與拉丁語Sina發音與拼法相近，同指中國，可能來自同一個來源。包括德語、英語China，法語Chine等西歐各國對中國的稱呼，皆源自拉丁語。其梵語चीन（Cīna）的由來也來自同源。最早主張支那來自存在於公元前9世紀的秦國是17世紀的義大利傳教士和漢學家衛匡國，其後法國語言學家和漢學家伯希和和德國漢學家貝特霍爾德·勞費爾也支持此說。 這也是如今對該詞最普遍、傳統和被接受的說法。也有學者認為，這是源自絲國、瓷國等，如學者古希臘和羅馬稱絲為 Ser，Seres就是「產絲之國」。另一個則是 「Sinae」，「產瓷之國」。
蘇曼殊認為，支那這個字的對音，相當於梵語चीन（Cīna）。
1655年，天主教傳教士衛匡國在其著作Nuvus Atlas Sinensis主張，秦朝的名稱，轉變為梵語Thin、Chin，成為希臘語與拉丁語的Sinae，最終成為China。伯希和也同樣主張，支那一語來自於漢語秦，被印度假借。但此說同樣無法證實，也有學者認為希臘語與拉丁語的Sinae可能是由絲、瓷的音轉換的。
因為秦在上古漢語中為濁音（[zin]），近代才轉變為清音，學者鄭張尚芳主張，支那來自晉（[ʔsins]）的音轉。
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在《中國地理歷史研究》（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ien）書中，主張支那的名稱來自越南的古地名，日南郡。澳大利亞漢學家韋傑夫（Geoff Wade）主張，支那一名來自雲南古國夜郎。

近代日本

經由中日間的學問僧往來，支那這個稱呼在唐朝傳入日本。空海《性靈集》，是日本文獻中，首次出現支那之名。鎌倉南北朝僧虎關師鍊《元亨釋書》等佛教典籍中，皆有使用支那名稱的記錄，但早期並不普遍流傳。
根據考證，日本古籍中曾重複出現「日本與中國」並將日本與中國並列成相對兩國的記載。
江戶時代，使用支那作為中國代稱的風俗漸廣，相傳由朱舜水傳入日本的拉麵，當時被稱為支那麵。日本以支那來取代中國的原因之一，是夷夏之辨，因為「中國」這個詞明示「中國」才是中央之國，日本只是「東夷」。德川光圀曾主張可以用支那或唐山來稱中國。另有一說日本國內有領土稱「中國」，為了避免混淆也是原因之一，自江戶時代就開始設法區別，但使用支那之名，仍以佛教典籍為主，如日僧大玄《淨土頌義鈔探玄鈔》等。
近代「支那」在日語中廣泛使用並非來自於英語的「China」翻譯，而是與拉丁文翻譯有關。日本蘭學家新井白石首次將拉丁語Sinae（Sina的複數型態，羅馬帝國對中國的稱呼）與「支那」相連，杉田玄白與大槻玄澤等人，效法荷蘭等歐洲國家，使用支那（荷蘭語：China）來稱呼中國，認為中國並不居於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反對尊崇中國的風氣。幕府末期，以支那來作為中國代稱的習慣，在日本開始流行。蘭學家的主張，由福澤諭吉整理為脫亞論，支那的稱謂，在明治維新初年，在日本形成風氣，如高杉晉作曾以支那入詩。
明治政府在正式場合把中國稱為大清國或大清帝國，比如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清戰爭。支那則在民間通行，如一般的民間報刊，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支戰爭。甲午戰爭令日本開始躋身東亞地區強權的行列，而中國的國力則進一步衰弱。日本將華北稱為「北支」、華中稱為「中支」、華南稱為「南支」。
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因清朝已經結束，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改以中華民國來稱呼，日本政府在對中國的正式文件上，漢語部份使用中華民國，但對應的日語則使用支那來取代，作為對中國的稱呼。1940年以流行歌曲《支那之夜》為靈感拍攝的同名日本電影，由東寶出資拍攝，中華電影公司協助拍攝，長谷川一夫和李香蘭主演。

台灣日治時期

在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比照日本之用法，將中國大陸稱為支那，稱中國為支那成為一般的習慣。如1918年，賴和於《台灣日日新報》發表的詩作，與連橫發表的文章《鴉片有益論》，1936年陳逢源出版《新支那素描》，1941年江文也出版《上代支那正樂考》。
中國民族主義者，如吳克泰等人，因認同中國，表示不滿。日本人認為台灣對中國的認同，會影響日本人的統治，也認為中國大陸企圖透過各種關係，在台灣製造革命，使台灣脫離日本的統治。
1914年，板垣退助來台灣，宣揚亞細亞主義，希望台灣人成為日本人與中國人（支那人）之間的橋樑。他回到日本後，發表《台灣之急務》，主張同化主義，讓台灣人享有與日本人同等待遇，融入日本。板垣等人稱台灣為「本島人」，稱在台日本人為「在台內地人」。

1923年，蔣渭水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辜顯榮組織台灣士紳反對，在台中演講，宣揚日本統治成效，以及中國的落後時，以支那稱中國，並宣稱「吾人寧可做太平之狗，而不做亂世之民」。
1936年3月，林獻堂參加《台灣新民報》所組成的華南考察團，至中國遊歷，在上海歡迎會致謝辭時，說了一句：「我們回到了祖國！」《台灣日日新報》報導此事，6月17日，由在台日本人組成的愛國政治同盟會，毆打林獻堂，造成祖國支那事件。

近現代中國

明治維新後，日本書籍傳入中國，支那之名在中國復興。嚴復在其譯作中，以支那來譯英語China，曾譯《支那教案論》，也曾以支那入詩。與林紓同譯《黑奴籲天錄》的魏易，在序中以支那自稱。林紓稱「支那」一詞並無貶義。
1886年，楊仁山出使英倫，結識南條文雄，回國後，倡印大藏經，希望振興佛教，以佛教振興中國，作〈支那佛教振興策〉。
日俄戰爭後，日本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中國至日本留學的風氣興起後，以支那自稱的習慣在中國也慢慢傳開，尤其是反對清朝統治的革命家們。1902年，章太炎、秦力山等在日本東京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並在創會通告中多次提到支那，242年算自南明永曆帝敗亡，章太炎對日本警長說：「余等皆中國人，非清國人。」1904年，宋教仁等華興會成員在東京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
梁啟超曾以支那少年為筆名，出版過《支那四千年開化史》，並且在其他文章中常以支那自稱，但也有以中國自稱者。康有為之女康同璧有「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詩句傳世，曾得毛澤東贊賞。另如孫中山的革命夥伴，日本人梅屋莊吉，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在日本發起成立「支那共和國公認期成同盟會」，敦促日本政府承認中華民國。
曾經加入過光復會的蔣智由有詩《有感》曰:「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淒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
1910年，同盟會成員，仿效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人斬，結合洪門等勢力，成立支那暗殺團（又稱東方暗殺團），以刺殺清朝顯貴為目標。

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語中的支那是指整個謀求占領的中國，那時候說的支那人，為中國領土之中國人，而在戰時海外華人如英屬馬來亞、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之華人以及英屬香港之華人亦被囊括在內。
二戰結束以後，日本政府接受中華民國政府之要求，發布《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已經不在公家單位與各類機關團體使用此一名詞，教科書的戰時作品中的「支那」均一律改為「中國」。現代日本民間都不使用此詞，然而一些日本的右翼分子，如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則繼續使用該詞。有時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也用英文「China」的日語發音「チャイナ」，作為折中說法。
1947年8月，日本京都學派重鎮、京都大學支那學會的機關刊物《支那學》在創刊27年後終刊。其後「支那學」改稱「中國學」(Sinology)，「支那」漸成死語。
日本漢學家實藤惠秀在其《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寫道：「所筆者謹向已故留日學生在天之靈和現在仍健在的留日學生諸君鄭重報告，時至今日，這個非常令人厭惡的名稱（支那）已從日本語言中消失了。」

中國大陸

中國有少數民族的語言中有以「支那」為地名，但與梵文及日文意指「中國」之用法無關。位於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盈江縣中，其中一個鄉鎮名為「支那鄉」，源自傣族語言意指「臘族居住地」，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20日支那鄉舉辦過「魅力支那」攝影與徵文大賽；同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縣中和鎮的轄下鄉村中，亦有地方名為「支那村」。
在中文裏「支那」一詞也還由於歷史關係沒有被徹底淘汰，如地理名稱「印度支那」，但以支那一詞作為對中國地域之代稱則已全面消失。但也仍有少數學者如陳寅恪偶在特定場合使用支那稱中國。
1998年，中國大陸四大入口網站之一的「新浪」成立，網址的英文寫法是sina.com，引起部分在日本的中國大陸移民和留學生抗議，因為sina是「支那」一詞的日語訓令式羅馬字；他們深怕網站一旦流行，勢必在日本勾起不必要的聯想，加深一些日本人對他們的歧視，因為「支那」一詞在軍國主義上含歧視隱義。這種引起誤會的使用事件還有支付寶。2018年10月，支付寶的廣告文案「他鄉遇故支」遭到指責，部分網友認為「他鄉遇故支」的「支」指的是「支那」。也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認為將「他鄉遇故支」的「支」解讀為「支那」純屬無聊。支付寶則在官方微博辯解稱，「他鄉遇故『支』，我是小支，支付寶的支。手機上那個支付寶的只有一個『支』字logo的我。希望每個出境遊玩的中國人都能在異國他鄉偶遇我，偶遇一份溫暖。」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轉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的報告》中實施說明第二點表明，在羅馬字母各語文中國國名的譯寫法不變，不會要求外國統一使用漢語拼音（Zhōngguó） 作中國國名。
2008年7月24日，重慶一即將開業的火鍋起名「支那」，並打出橫幅「支那火鍋即將開業，免費贈湯圓紅酒，歡迎屆時光臨！」引起一名過路人憤慨，並將現場照片發在龍湖論壇上，該店隨即招來眾網友猛烈抨擊。25日橫幅被城管扯下。31日一名自稱該火鍋館老闆的男子向重慶晚報打來電話，表示取名「支那」是工作人員失誤，希望通過媒體向民眾道歉。在火鍋館門口，男子為了顯示自己道歉的真誠，更是手舉道歉信跪下。
2013年2月8日下午7點左右，錘子科技創始人、大V羅永浩（中國朝鮮族人）一直在新浪微博發布關於他日本行的照片，並附少許評論，言語中處處流露出對日本無盡的熱愛和讚嘆，並稱被日本的藝術氣息深深的折服。此外羅永浩還稱中國人為「支那人」，引發網友強烈抗議。
2017年7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印發《企業名稱禁限用規則》，規定企業名稱不得含有「支那」一詞。
2017年9月7日，一名在港中大就讀的中國學生唐立培在微博與網友掀起罵戰，並用「支蛆」一詞辱罵網友。9月9日凌晨微博ID為「@唐立培你多讀點書行不行」的帳號發消息對此前對網友使用「支蛆」等詞解釋稱，「一時衝動的口舌之爭，如有冒犯，十分抱歉。特別是文章發出前的微博中所用的『支蛆』等言論，衝動之下，口不擇言，現在我收回，並再次致歉。」9月12日晚，唐立培的高中就讀學校瀘州天立國際學校官網移除了唐立培的名字。
2018年1月，日本漫畫作品《愛吃拉麵的小泉同學》改編成動畫播出。該動畫片第七話約12分鐘的時候，畫面中店家的招牌「廣東支那蕎麥軒」、「支那蕎麥」、「支那御料理」，台灣播出時則是完整保留，但是中國大陸播出時，「支那」2字被塗掉，變成「廣東蕎麥軒」、「御料理」，「支那蕎麥」則是全部塗掉。
2018年4月19日，《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在上海迪士尼小鎮舉辦宣傳活動，活動本身組織混亂，活動結束後現場留下大量垃圾，對此一名名叫「@潔潔良」的新浪微博網友（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在讀研究生、中國共產黨黨員田佳良）因用「惡臭你支」諷刺這種現象。隨即「@潔潔良」和其他網友發生爭執，過程中「@潔潔良」多次使用「支那」一詞。網友提醒支那是侮辱中國的意思，潔潔良回應「廢話，不侮辱，我說它幹嘛」。事件被媒體曝光後引發網友強烈憤慨。@潔潔良所就讀的廈門大學表示調查此事並給予田佳良留黨察看、留校察看處分。同年8月15日，田佳良被開除黨籍並退學。

香港

香港日佔時期，日本政府稱呼香港華人為支那人，例如：將帕西華人混血兒羅旭龢列為「英支混血兒」，以及將當地華人菁英如金融界和法律界的專業人士列入《香港在住支那人有力者調查表》中。
2011年有人改編了一首叫《蝗蟲天下》的歌曲，其中一句歌詞為「支那一早醜遍東亞」。
2012年9月15日數十名網民響應社交網絡號召，到上水港鐵站近彩園村的出口外示威。他們不滿水貨客阻塞港鐵站，影響北區居民生活，大批市民圍觀。有示威者舉起辱罵內地人的標語，又高叫反對內地人的口號，場面一度混亂，期間有示威者被掌摑。有示威者舉起辱罵內地人的標語，又高叫反對內地人的口號，場面一度混亂，期間有示威者因呼喊「支那人」被掌摑。
2012年10月，香港高登有用戶將PSY的《江南Style》重新填詞，創作了「核突支那Style」MV（「核突」即「噁心」），歌詞內容嘲諷中國大陸人隨處便溺，再次引發陸港網民罵戰。
2013年1月，香港的日本超市生活創庫出售一種日本牌子的日本拉麵（支那そば），價錢牌上譯爲「日本健康支那麵」，結果此事被臉書網民群組惡搞，隨後該商品被下架。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估計，可能是該超市大意。
2013年12月24日，提倡港獨組織香港人優先在臉書帳號聲稱「奉勸大家莫講話唔好用支那銀行服務、連支那銀行鈔票都唔好用！八成假架！」。12月26日，以招顯聰為首的幾名香港人優先成員手揮港英旗，闖入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內，並高叫「解放軍滾出香港」等口號，遭到站崗解放軍的制止。駐港部隊隨後關上大門戒備。「香港人優先」組織的臉書帳號則發布消息聲稱「我地強襲支那軍駐港軍營」。
2014年12月26日，上水海禧廣場兩間相連店鋪閘門，有人用紅油噴上簡體字「護港驅蝗」，及「X你支那」等字句塗污。。
2015年6月6日，2015年度升小統一派位放榜，約20名香港本土力量及熱血公民成員到位於上水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的跨境學童派位中心門外，不斷用揚聲器大叫「雙非返大陸」的口號，並拉起「我不是中國人」、「支那蝗蟲返大陸」等橫額，指責在港出生的雙非學童來港搶學位讀書。「本土力量」發言人何志光稱，雙非學童侵占港人學額，長大後搶香港人的工作，對港人子女不公平等。
2015年6月11日於香港舉行的香港對不丹世界盃外圍賽，當大會按慣例在球賽開始前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幾乎全場一片噓聲，持續到奏完，完全掩蓋了歌曲。有在中國大陸看直播的民眾不滿，指發噓聲的人是「港狗」、「奴隸」；而香港球迷則上載現場影片助威，大罵大陸網民是「支那狗」。
2015年8月熱血公民主席鄭松泰在網台節目聲稱：「『支那』會『支爆』？嘛。咁『支爆』嘅話，到時香港同大陸談判嗰陣，搵咩人談判呀?」
2015年11月17日晚，旺角大球場進行中國隊對陣香港隊的世界盃外圍賽。場外有幾名香港本土力量成員高舉「HONG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標語，召集人何志光高呼「中國人滾出香港」、「中國必敗」、「支那必敗」等口號，有不少人附和，高呼「香港建國」和應，亦有人揮動龍獅旗。
2016年9月，香港特區政府照例在10月1日當天舉行酒會以及升旗禮，包括多個新當選的非建制派議員都獲邀出席，但除了民主黨和前學運領袖、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答應出席之外，其餘公民黨以及青年新政已經表明不會出席。青年新政更發表聲明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是「支共國慶」。
2016年10月12日，青年新政時任候任立法會議員梁頌恆、游蕙禎在就職時以英語宣誓期間，「China」部份讀出「Chi-na」（梁於事後辯稱是口音所致），被認為有冒犯及辱華之意。同年11月，律師余若海引用中文維基百科「支那」條目指有理由相信兩人借宣誓鼓吹港獨。同月15日，法庭裁定取消兩人的議員資格。
2016年10月19日，嶺南大學一名大陸女生於網上遭到辱罵。該名女生投訴她入住的嶺大南宿霍藻棉樓（Hostel B）5樓屬男女混合樓層，同層學生常鬧至三更半夜。19日凌晨兩點過後仍被吵得不能入睡，出走廊發現至少十多名男學生聚集喧譁嬉戲。女生開聲要求「你哋可唔可以收聲呀？」隨即一名男生刻意大叫「細聲啲呀！夜啦！唔好嘈！有人瞓覺呀！」女生不滿反問「你系咪覺得好好玩？」男生不停高叫「返去同Warden講呀！」期間所有人退回房間，但有人刻意將音樂聲調較得更大。該名內地女生將片段放上網，並以英語留言批評這批男生，又稱對香港的未來感到擔心。有留言反譏拍片女生是「支那狗」，並持有雙重標準。
2016年10月25日，本土民主前線成員黃台仰在台灣期間於網台《Channel-i》直播節目中，發表支持涉嫌辱華誓詞的候任議員遊蕙禎和梁頌恆的言論，明確表示支持香港獨立，並且講述與「台獨」人士交流的經歷，又稱「我在台灣日日講『支那』，咁又點?共產黨是我仇家，難道還要中共、爺爺咁樣叫」。
2017年4月25日，亞冠G組小組賽香港東方足球隊主場對陣廣州恆大的比賽期間有恆大球迷向東方球迷方向舉中指，至賽事尾聲，恆大球迷舉「殲英犬滅港毒」橫額挑釁，部分香港球迷大叫「支那狗」還擊。
2017年9月8日，香港中文大學涉及政治衝突事件，並爆發社會關注的罵戰事件。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周竪峰以對方多次違規使用民主牆為由，借機向中國大陸學生發怒，不斷用粵語辱罵，及以「支那人」稱呼對方。
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遊行，有示威者包圍中聯辦的過程中，朝中聯辦門口的中國國徽擲油漆彈，在中聯辦外牆寫上「屌支那」、「支聯辦」、「fk支那」等標語。中聯辦以及國務院港澳辦認為這些示威者朝中聯辦辦公大樓門口懸掛的國徽投擲黑色油漆彈，在外牆噴塗侮辱國家、民族的字句等行為已完全超出和平示威的範疇，性質嚴重，影響惡劣，對此強烈譴責。
2019年8月，一芳水果茶在香港深水埗的分店遭到示威民眾惡搞，將一芳台灣水果茶改成「共芳支那水果茶」。

臺灣

1898年，臺灣總督府設置的「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進行關於土地的舊慣調查，並將調查資料均收錄於《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內。1900年，日本法學者岡松參太郎以實地調查為基礎，編成《臺灣舊慣制度調查一斑》，當中記載：「今所謂臺灣土人，皆是來自中國的移住民，依其原住地，大約可分為泉州、漳州及廣東人三種。其人種之差異，多少由於言語風俗不同。」
日本歷史學家竹越與三郎說，「（臺灣以）支那人種占絕大部分，支那人種又可分為二， 此種分別不是人種學上的區別，而是歷史、社會因素導致的分別，而幾近於人種學的分別。其一是福建漳泉二州，及其附近地區之移住民，通常被稱為福老，或被稱為閩族，約二百四十餘萬人。另一是廣東附近地區的移住民子孫，一般被稱為客家，或被稱為粵族，其數四十餘萬人」。
高野孟矩向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松方正義等日本中央政府高官投訴台灣總督府的各種虐政時提到：「或雲臺灣土人(包括支那人種)到底不是能施之以仁德為基本之政 的人種。論者之意在於只有以殺伐才能治臺灣土人。但小官卻謂以仁德為基本之政,並不在於必不殺伐, 而是不以使用軍隊屠殺人民、焚掠民屋為目的。」而且高野孟矩在告發日本軍隊在鎮壓土匪過程中之殺戮、焚燒與軍隊、軍夫之暴行時又提及：「軍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亂翻弄戰勝者之威勢,沒有來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順則毆打之,或掠奪財物、家畜,或姦淫婦女種種非行多矣。」
日本「台灣青年社」的創辦人王育德於1963年發表在《台灣青年》的文章〈台灣民族論〉，文中引述《產經新聞》大宅壯一在1960年到臺灣旅行後所撰文章道：「來台灣最感驚奇的是，當地人毫無顧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語彙，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國奴』一詞……本島人所說的『外省人』或許同是漢民族，但現在已成為另類人種。」
到了2010年，支那一詞在持有臺獨立場的人士之間開始變得常用，甚至媒體上亦出現「支那」字眼的文章。
2009年，發生筆名「范蘭欽」的郭冠英辱台事件後，主張臺灣獨立的學者李筱峰即曾投書報紙批評「支那狂犬范蘭欽」。
2011年，一名嘉義市政府公務員在一次中國大陸地區遊客阿里山的車禍後在其Plurk上稱中國人為支那人。
2014年3月20日,台南市240名年輕人搭乘6輛遊覽車，從國立成功大學集結北上來到台北投入聲援反服貿行列。其中聲援學生在馬英九肖像上，打上「支那賤畜、外來種滾」標語。
2015年9月29日，有網民指出台灣女演員鍾嶼晨在臉書發文稱：「找到可以去廈門賺爆支那人的錢來為台獨勢力努力的合作夥伴」。又稱合作對象是某中國大陸國企。有網民表示「這種虛偽行為可恥」，要認真調查疑似涉事企業。10月8日，台灣歌手黃安向國台辦舉報鍾嶼晨和其父親鍾大偉曾於當年9月初來廈門與夏商集團洽談。國台辦於16日承認確有其事並稱夏商集團不會和鍾嶼晨父女有任何合作。
2016年12月23日，有台灣網友C在PTT上發表擁護中國共產黨言論，指兩岸同為中國人，該一起復興中原民族榮耀，又說希望PRC（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日收回台灣；文章引發另一名網友R不爽，以「哈支那哥被叫一下支那人就崩潰，寄幾百封信來罵人」、「夾卵蛋」、「支那五毛崩潰喔」等留言嘲諷，結果R挨告加重誹謗罪。 2017年，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發出的「不起訴處分書」，當中表明「『支那』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記載係指『中國』，係古印度對中國的稱呼，且漢語中的『支那』和葡萄牙語、荷蘭語、德語、英語中的『China』以及法語中的『Chine』於口語發音上亦近乎相同，是『支那』一詞，於我國（台灣）人民之主觀認知上，大多認為是『China』之中文譯音，而未含有貶抑之負面評價之意。」，故「支那五毛」等意見表達及批判言論屬《刑法》第310條第3款之可受公評事項，不構成公然侮辱或誹謗等妨害名譽罪嫌。
2017年7月，前立委蔡正元提到部分台灣人反對簡體字以及馬偕醫院林媽利醫師先前「85％的台灣人是帶有台灣原住民的血緣」的研究時用「支那」嘲諷台獨分子。
2018年，台灣一鄭姓男子於當年2月曾在中華統一促進黨的宣傳車上噴「支那人」「反華斬支那」等字眼，被控損毀罪、恐嚇罪。9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處該損毀罪成立，處以該男子拘役30日、罰款3萬元新台幣的處罰。至於恐嚇罪，法官認為鄭用詞雖激烈但主觀上沒有侵犯之意。法官還聲稱「支那」在台灣人認知上是「CHINA(中國)」的譯音，沒有恐嚇意涵，而「反華斬支那」是表達政治立場，即反對中華統一促進黨的理念，國家應該給此種「高度政治性言論」最大限度的維護。

印尼

十七世紀印尼馬來文古籍《馬來紀年》已用「支那」稱呼中國與華人，華人也如此自我稱呼，當時「支那」一詞並沒有貶義。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開始興起，印尼華人尤其是土生華人也受到民族主義衝擊。1900年在雅加達創立的華人社團也以《中華會館》命名，當時「支那」與「中華」兩者並用，直到中華民國於1912成立後，華族民族主義抬頭，「中國」與「中華」兩個詞語才開始在印尼華人之間通行。
早期移民的印尼土生華人已失去操中國話的能力，而以馬來話溝通。由於他們以福建人為最多，因此將「中國」拼寫為Tiongkok，將「中華」拼寫為Tionghoa。土生華人的書報就用這兩詞。當時印尼民族主義運動也掀起，土生華人報章支持印尼民族運動，稱呼荷屬東印度（Hindia Belanda）為印度尼西亞，土著為「印度尼西亞人」（Indonesier 或 orang Indonesia）。印尼報章也以「Tiongkok 或 Tionghoa」稱呼中國與華人。在中日戰爭時，「支那」變成了歧視與侮辱中國及其民族的名詞，致使印尼華人愈加唾棄這個字眼。從此，「支那」變成了過時的貶義詞，開始具有落後、弱小等負面含義。印尼土著也只有在抨擊華人與中國時才用「支那」字眼。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尼名稱也被名為 Republik Rakyat Tiongkok。Tiongkok 和 Tionghoa兩詞在印尼通行了半個世紀，為印尼官方及民間使用，直到蘇哈托當政的年代，反華氣氛濃烈，「支那」一詞多被持有反華立場的人所用，後來中印關係回暖，印尼官方才恢復「中華」的稱謂。
1965年，印尼蘇哈托政府指控中國共產黨政府在幕後支持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發動九三〇事件，企圖在印尼製造政變，中印關係由此開始交惡，印共勢力後來亦被蘇哈托瓦解。1966年8月，印尼陸軍召開第二屆研討會，會上決定改用「Tjina 或 Cina」取代原先的「Tiongkok」和「Tionghoa」，並且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 Republik Rakyat Tjina（支那人民共和國）。決議書中表示，改變稱呼的原因是為了消除印尼本國原住民的自卑感，消除在印尼本土居留的華僑的優越感，而且「支那」一詞符合印尼歷史與語言學。方案提出後，印尼許多反華報章開始仿效，然而當地華人以及一些印尼原住民反對相關方案，有些印尼報章拒絕更改對中國和華人的稱謂。中國政府亦做出回應，強調「『支那』一詞，是在印尼還受到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統治時期用來侮辱中國人民的用語」，指責印尼政府「為了煽動反華排華的種族主義情緒，不惜抄襲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的這種骯髒語言」。
1967年6月28日，蘇哈托內閣主席團通知官方及民間機構和報章不再使用「Tiongkok」和「Tionghoa」，全部統一改用「支那」，導致中印關係繼續惡化，1967年10月31日中印國斷絕邦交。中方後來提出以英文 China 作為中國國家的印尼名稱，中國的印尼名改稱為 Republik Rakyat China， 以 China 以取代 Tjina 或 Cina。
直到2014年3月12日，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正式廢除已經沿用將近47年的官方用詞「支那」，恢復「中國」與「中華」的稱謂。2014年3月26日，印尼官方正式宣布廢除Tjina／Cina（支那）一詞，重新採用 Tionghoa （中華）作為對華人的稱謂，也將 Republik Rakyat China 改回 Republik Rakyat Tiongkok。

對繼續使用「支那」之批評

日本至今仍有部分右翼人士主張按先前的習慣將中國稱作「支那」，他們認為日語「支那」的語音「希吶」來自於西方語言「China」或「Sino-」等詞，既然中國允許歐美人稱其為「China」，那日本人就可以稱其為「希吶」，香港蘋果日報的專欄作家練乙錚亦有同樣的看法：「英國跟日本一樣曾侵略中國，而英文China一辭，不僅與『支那』同源，背後涵義亦一樣，偏偏中國人卻甘之如飴，甚至用作國家的正式英文名稱。」他認為這「雙重標準」的成因來自中國人對西方白種人的「洪荒敬畏」。
然而東京大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周程指出，「支那」並非是「Sino」的音譯，而是它的意譯，且「na」和「no」的注音假名完全不同，若要音譯「Sino」，那就應該譯成「希惱」，而不是「希吶」，如果日語「支那」的語音真的是由「China」演變而成，那麼它的注音應為「恰依吶」，而不是「希吶」，另外，日本儒者新井白石在譯介荷蘭語地理書籍時首次將「China」與「支那」相連，然而他給「支那」加的注音假名的讀音並非是「希吶」，而是「契吶」。
一些西方史學家亦對現代一些主張使用或繼續使用支那一詞的人士作出批評，認為是「麻煩製造者」以及「教育程度低的人」的行為。如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日裔史學家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或譯若林忠志）指出，有一些日本右翼認為支那的詞源並無貶義，因此應該繼續使用支那這個詞，然而源於《馬可·波羅遊記》記載的「Zippangu」一詞的「Jap」也有非貶義的詞源，但是主張繼續使用支那一詞的日本人毫無疑問會因為被外國人稱為「Jap」而感到氣憤。他又說，如果當今中國人說他們因被稱為支那或支那人而感到受到傷害，那麼在禮貌上就應該不要使用這些用語，不論這個詞的詞源或者在歷史上的用法如何。
「支那人」一詞的針對對象為華人，至今部分日本右翼和部分支持香港獨立的本土派支持者亦仍然使用這類用詞。專門從事中日研究的約克大學歷史學教授傅佛國（Joshua A. Fogel）以Negro一詞的情況跟Shina（支那）相比，又點名批評公開使用支那及支那人這些詞的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為「麻煩製造者」。若林正指出，有兩種戰後的日本人繼續使用這種貶義詞——教育程度低的或者／以及積習難改的老年人。
傅佛國指出，1960年代中期以前，「Negro」一詞並沒有冒犯成份，而且可以被黑人以外的任何族群使用，甚至與當時具有公然侮辱和冒犯性的「Colored」一詞相比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尊稱，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個夢想》演講裡中也多次使用「Negro」一詞，直到1960年代後期，人們才開始轉用「Black」一詞以替代「Negro」，這是因為原被稱為「Negro」的群體要求作出這樣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