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

樸學訓練與排滿情結

章太炎生於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1869年1月12日），書香門第，並且家庭富有，有藏書樓，家中還有醫學家傳。幼年受祖父（章鑒）及外祖（朱有虔，漢學家）的民族主義薰陶，通過閱讀《東華錄》、《揚州十日記》等書，不滿於滿清的外族統治，奠定了貫穿其一生的華夷觀念，並在後來與《春秋》的夷狄觀以及西方的現代民族主義觀點相結合，形成具有其個人特色的民族主義觀。光緒十七年（1891年）章遵從父親章睿（古文經學家）遺命入杭州詁經精舍，師從俞樾、譚獻等。早年關注經、子之學，初步確立對「今、古文」界線的認識。著有《膏蘭室札記》、《春秋左傳讀》等。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之後，章太炎曾捐款予維新派強學會，與康南海、梁啓超通信。又到上海任《時務報》主筆。但終因學術意見之爭，發生與麥孟華等人「拳毆」之事件。此後回到浙江，與較為穩健改革派王仁俊、宋恕等人相往來。1898年春，曾應張之洞之邀，赴武漢辦報。戊戌政變後，章氏仍遭通緝，避地台灣，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1899年夏，東渡日本，與梁啓超等人修好，返回上海參與《亞東時報》編務工作。此時章太炎之排滿觀和古文經立場日益明確，在蘇州出版了其著作《訄書》（第一版木刻本），由梁啓超題簽。晚清1900年義和團事件發生後，趨新之士大夫嚴復、汪康年、唐才常等在上海組織「中國議會」以挽救時局，並策劃自立軍起義，章太炎應邀參加。在會上，章太炎反對光緒帝復辟，主張驅逐滿、蒙代表，並割辮明志。但章氏仍與康、梁等人保留著聯絡。

革命與講學

1902年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寓梁啓超《新民叢報》館，並與孫中山結交，極力牽合孫、康二派的關係。同時通過日本的中介，接觸到西方哲學、社會學、文字學等領域的學術著作。當年夏回國後，重新改定《訄書》（即《訄書重訂本》，1906年於東京出版鉛印本，改用此前鄒容的題簽），並有撰寫《中國通史》的計劃，與梁啓超同為現代中國「新史學」的奠定者。此期間，參加上海愛國學社。1903年，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指斥清帝，又為鄒容《革命軍》作序鼓吹，遂發生震驚中外之「蘇報案」，乃與清廷兩曹對質，被上海公共租界當局判刑，入獄三年。1906年赴日本參加同盟會，繼任《民報》主筆，主持《民報》與《新民叢報》的論戰。此期間，章太炎主張「以國粹激勵種性」，「以宗教發起熱情」，其《民報》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說革命，主張「革命之道德」。撰有《中華民國解》。又參與此期興起的國粹主義運動，自1905年起，在《國粹學報》上發表若干學術文字，並在東京開設國學講習班，「宏獎光復，不廢講學」。
此前，1903年章太炎與近代古文經學另一重鎮劉師培定交，此後因學術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後劉師培由其妻何震出面，接受端方的收買，寫了自首信——《上端方書》。1908年2月，劉師培返回日本東京，充當端方暗探，並且續辦更為激進的《衡報》，鼓吹無政府主義革命。同時組織齊民社，舉辦世界語講習所。1908年5月24日，上海《神州日報》刊載劉師培夫婦偽造的《炳麟啟事》，大意為章太炎聲稱將「不理世事，專研佛學」。6月10日，東京《民報》上刊載章太炎應對的《特別廣告》，他憤怒抨擊《神州日報》捏造事實，指稱劉氏夫婦是清廷密探。後又發生有人慾謀害章太炎的「毒茶案」，經調查，投毒者是劉師培姻弟汪公權。東京留日學生界一片譁然。其間，日本政府應清廷要求，查禁了《民報》等報刊，劉師培夫婦的《天義報》也未能倖免。
劉師培夫婦在東京不能立足，只得返回國內。劉師培因惡氣難消，遂寫信向黃興揭露章太炎曾應允滿清總督張之洞、端方：「只要給兩萬元，便可捨棄革命宣傳，赴印度出家」之事，此事令章太炎難以辯駁，十分狼狽，此時他又與孫文、汪精衛、黃興等因《民報》不合，乃由提倡光復轉入專心論學，著有《文始》、《新方言》、《國故論衡》、《齊物論釋》等。其中《國故論衡》為近代學術史上有數之巨製，開闢了漢語言文字學、經學、文學、及哲學心理學的現代化研究的先河。1909年又編有《教育今語雜誌》，撰寫若干白話述學著作，以普及學術。

講理學與救學弊

1911年10月發生辛亥革命，11月15日回到中國上海，向黃興提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勸告。並在檳榔嶼《光華日報》連載發表政論《誅政黨》。1912年2月任南京臨時政府樞密顧問。1912年冬任袁世凱政府東三省籌邊使。1913年4月從長春返回上海。6月與湯國梨結婚。6月，針對孔教會提議設孔教為國教，發表《駁建立孔教議》，反對定孔教為國教。在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之後，章覺察袁世凱包藏禍心，於1913年8月進京，欲與袁世凱說理。袁不見，章乃以大勳章作扇墜，至新華門大罵，遂遭袁氏囚禁，關押在龍泉寺。被袁世凱囚禁時期，猶為吳承仕等人講學不輟，後集為《菿漢微言》。此間，再次修訂《訄書》，改題《檢論》。又集其著作為《章氏叢書》，先後由上海右文社及浙江圖書館出版鉛印及木刻本。1916年6月袁世凱死後，章恢復自由，前往上海。1917年3月對段祺瑞參戰主張表示反對。7月參與護法運動，任海陸軍大元帥府秘書長，為孫中山作《代擬大元帥就職宣言》。1918年離開廣州途徑四川、湖南、湖北，東下上海。1920年擁護聯省自治運動。1922年在上海講學，曹聚仁根據記錄整理為《國學概論》。但章太炎始終沒有放棄對黎元洪、吳佩孚、孫傳芳等新舊軍閥勢力的期望，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1926年4月7日上海成立反赤救國大聯合會，章太炎被推為理事長。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章太炎採取不合作態度，自命「中華民國遺民」，曾遭國民黨上海黨部通緝。1928年批評蔣介石改換國旗：「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黨治國者，皆背叛民國之賊也。」1930年代後，活動限於上海、蘇州一帶。晚年主張讀經，並據《春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義，力主對日強硬。1935年，在蔣介石資助下，於蘇州錦帆路開設章氏國學講習會，招收最後一批學生，並出版學刊《制言》。章太炎晚年學術由漢學轉向宋學及王陽明之心學，而其經學成就亦更注重魏晉經學，上窺兩漢經學之不足，撰有《漢學論》。又曾撰《救學弊論》批評現代教育體制，主張回歸民間辦學和書院教育。
1936年6月14日因鼻竇癌卒於蘇州錦帆路寓所。

思想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響，因為變化的歷程相當繁複，依其《菿漢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則轉俗成真，終則迴真向俗」十二字予以歸結。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光緒二十四年）著成《齊物論釋》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習樸學、諸子以及西方進化論和社會學，在因蘇報案入獄之後，則改習佛法法相宗，而後思想便以唯識學為尚，認為先秦諸子之學皆不足比擬，固可謂「轉俗成真」。自《齊物論釋》著成之後，章太炎因齊物思想的啟示，不再僅以唯識為唯一標準，轉而認為凡「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之學皆有價值，開始對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進行重估。即進入「迴真向俗」的境界。
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來自四個淵源：一為受乾嘉考證學的影響，講求客觀實證；二為跟隨晚清諸子學興起的潮流，對荀子、莊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揚，尊子貶孔；三為受到嚴復的影響，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進化論作為理論架構；四為佛學，尤其是佛學中的唯識論，是章氏後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體系中充滿個人主義、相對主義的色彩。除了這四大淵源外，顧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學誠、戴震、孫詒讓、康有為等人的思想也對章太炎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流亡海外

1898年12月4日，避禍流亡到當時為日本統治的台灣台北，主編《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與日人館森鴻（袖海）等相往來。次年6月10日由基隆轉赴東京。太炎在台論文計有41篇，詩文評、詩16篇，多數刊在《台灣日日新報》，同情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抨擊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這些論文佔章氏著作份量並不多，卻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當重要的資料，《正疆論》謂「以支那與日本較，則吾親支那；以日本與滿洲較，則吾寧親日本。」文中並推崇延平王鄭氏，貶抑降清將領洪承疇、李光地，反映章氏雖厠身台灣，反滿的漢族民族意識仍甚為急切。在台亦參加玉山吟社的唱和，與法院長水尾晚翠、報館主筆籾山衣洲「以文字訂交」，來往甚密。中國白話文運動之後，章氏寫給大眾閱覽的文字轉變為通俗的文筆，曾做為張我軍鼓吹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理由之一，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時，新舊雙方各執章氏文字風格之一端以彰顯己方立論的正確性。
1898年12月4日，章太炎為避政府的追捕，離開中國首度前往日本，先到台灣，1899年六月前往日本本土，在京都、東京活動，認識孫文，不久後回中國，擔任上海《亞東時報》主筆。1901年，至蘇州東吳大學任教，宣揚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蘇巡撫恩銘注意。
1902年，為避追捕，於二月第二次渡日本，曾計劃在東京舉辦「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支那亡國」意指南明永曆帝政權的滅亡，預定的舉辦日期為明思宗殉國之日，但是紀念會在清廷向日本政府施壓下被禁止。此次東渡，章太炎住在梁啟超主持的新民叢報館，為《新民叢報》潤色譯文，並曾試圖調解孫逸仙、康南海二派的關係。當年夏回上海。1903年六月底，章太炎因為「蘇報案」被捕入獄，被判刑3年。
1906年，章太炎六月自上海出獄後，立即由同盟會迎至日本東京，第三度到日本。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發表演說，主張發揚「國粹」、「宗教」，成為《民報》主編。由於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主張立憲，反對暴力的革命，章太炎在《民報》撰文批駁。1907年，因《民報》經費問題與孫文有矛盾。四月，章太炎與張繼等人在東京成立「亞洲和親會」，主張反對帝國主義而自保其邦族。1908年，四月開始，為留學生開設講座。10月，《民報》因宣傳中國革命被查禁。1909年，因《民報》復刊及籌款等事，與孫中山發生衝突，章太炎指復刊之《民報》不合法，並攻擊孫中山。1910年，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於東京重組「光復會」，章太炎任會長，陶成章任副會長，與同盟會正式分裂。1911年，繼續在東京講學。10月10日，中國武昌起義消息傳到東京，章氏中斷講學。11月15日，章太炎回到上海。

章門弟子名錄

東京時期：錢玄同（疑古）、許壽裳、朱希祖、黃侃（季剛）、汪東（旭初）、沈兼士、馬裕藻、龔寶銓、陳寅恪、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啟明）、胡以魯、易培基、陶煥卿、錢家治、朱宗萊、余雲岫等
北京時期：吳承仕等
上海時期：馬宗霍
蘇州時期：龐俊（石帚）、沈延國、徐復、朱季海、王仲犖等

主筆刊物

《時務報》、《昌言報》、《經世報》、《實學報》、《譯書公會報》、《亞東時報》、《台灣日日新報》、《民報》、《國粹學報》、《教育今語雜誌》、《大共和日報》、《華國》、《制言》等

評價

當時的北京大學，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於章太炎的門下，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魯迅）、沈兼士等。章太炎為人戲謔，以太平天國為例，封黃侃為天王，汪東為東王，朱希祖為西王，錢玄同為南王，吳承仕為北王。當年二十七歲的胡適獨樹一幟，在大師環伺的北京大學，教起《中國哲學史》，其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頗多沿襲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下卷「諸子學」諸篇的觀點。胡適實為章太炎中年以前學術衣鉢的繼承者。但此時章太炎本人的學術已經有所轉向，故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不甚滿意（參見章太炎《與柳詒徵書》）。胡適則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中說：「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922）稱章太炎為清學正統派的「殿軍」。
魯迅在1936年臨終時回憶其師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