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神学

政治神學概論

古典的「政治神學」一般指涉教會神學的政治論述。從教會的起首，很多神學思想都涉及政治的方面——從保羅、特土良、奧古斯丁、約阿辛到奧康、理察·胡克。相關的代表作有：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理察·胡克《論教會法》、尼古拉·庫薩《大公的協致》。這種傳統的論述，一直延伸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期，其時的代表人物有田立克和尼布爾等。
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有關「政治神學」的論述起了新的關注點和重大的轉捩點，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崛起，這思潮下的「政治神學」轉以社會批判作為其神學思想的參照點，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和莫特曼等。
發展至八十年代，關於「政治神學」的論述又有了新的轉向。這種形式的「政治神學」擺脫以教會的場景作參照的背景，專注在政治哲學、文化批判、法理學等議題之中。德國政治哲學家、法理學家施米特的《政治的神學》（Politische Theologie, 1922）堪稱為這種「政治學」的現代經典。

加爾文的政治神學

政治神學在加爾文的年代的發展仍屬初期，但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第四卷二十章中亦曾談及政府。他的觀點以現代民主體制的觀點來看是比較保守，因為當時仍是君主政制主導的時代，人民幾乎全無政治權利。加爾文對政治的看法是建基於「兩個國度」的觀點。「兩個國度」是指「屬靈的國度」和「屬世的國度」，這是將人的生活分為「屬靈」和「屬世」的層面。這兩個層面並不是以「對立」的方式存在，他們是橫向平行二分的，一個是指內在的世界，而另一個是指外現的世界。
加爾文並不認為二者之中有好與壞的分別，他認為這是兩個「不同」，而非對立的國度。兩者的分別就像是「身體與靈魂的區別，今生和永生的人的分別」兩個國度只是生活領域上的不同。而地上政府是屬於「屬世的國度」，加爾文認為雖然它雖與「屬靈的國度」不同，但不應看地上的政府為敗壞的，也不應看屬世的一切都是不好的，與基督徒無關，可以不用理會。信徒亦不能在屬世的國度中為所慾為。因為加爾文認為政府是為信徒活在世上時而設立的，它的功能有：維持對神的外表祟拜、保存純正的教義、維護教會的組織、維持治安、並以國家法律約束人的行為而達至社會和睦。加爾文認為宗教的事，不宜制定法律來約束它，相反應以法律制止一些會破壞或影響教會的事情。
雖然這兩個國度之間是有分別的，但卻是必須一起考慮的，因為根據加爾文的講法「在單獨考慮屬世的國度的人們當中，若非野蠻狂妄的破壞者，就是高舉君權的逢迎者。」換句話說，不將兩個國度一起考慮的人，有可能會破壞世上的政權，亦有可能以世上的政權為上帝。

上帝主權與國家主權的關係

面對苦難，加爾文認為基督徒需有背十架的精神，「基督徒真應該如同生來便應擔當損害和斥責的，應忍受惡的人不義，欺詐，和恥笑的；不但如此，而且他們在一切邪惡之下也都當忍耐；那就是說，他們心中寧靜泰然，在忍受一種磨難後，準備再受磨難，一生只希望永遠背負十架。同時他們要替那咒詛他們的人祈禱，祝福，對那傷害他們的行善（太五４４），努力達到他們哩一的勝利，即是『以善勝惡』（羅十二２１）」基督徒一方面在忍耐，而另一方面卻會努力訴諸於法律以取得公道。
而對於政府的權柄，在個人的層面，加爾文認為神的，是要信徒不僅順服以正直誠信來治理的君王，亦應順服不盡責的政府。他在「基督教要義」裏解釋「．．．不義的君王是神忿怒對世人所施的審判．．．。」　信徒應當謹慎，不要輕視長官的權威，因為他們的權威是神所設立的，縱然掌握這政權是一群不義的人，信徒亦需要尊重他們。神所交託給信徒的是服從和忍受的命令，而糾正暴政是神所施行的，衪卻沒有將這個責任交給我們。　但在群體的層面，加爾文卻認為議會需要使用職權反對殘暴的君王施行虐政，因為他們的職權是從神而來，而職責是保障人民的自由，若他們看到政府的缺失和腐敗時，卻默言不語，就是不信不義。加爾文提醒了「平衡」的重要性，當遇見不義的事時，不要立刻判定，「我」是最公義的，從背十架的角度來看，可能上帝以這些若難在教育信徒。
再者，在順從屬世國度的政權，加爾文認為是有條件的，第一，眾人先應當只聽從上帝；第二，只有順從上帝的前提下服從統治者；第三，如果統治者的命令違反上帝的命令時，可以置之不理。

生平簡介

美國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公共神學家尼布爾對當代神學倫理學、國際政治領域和政治哲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當代神學家中很少有人能夠企及。一九四八年尼布爾被選為美國《時代》雜誌二十五周年封面人物;一九五八年他被評為美國藝術人文科學院院士。一九六六年，美國副總統韓弗理在慶祝尼布爾等人創辦的《基督教與危機》(Christianity and Crisis)二十五周年創刊紀念日上發言說，尼布爾的穩健的現實主義自從三十年代起就對美國的思想界和政治界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一影響到了六十年代達到頂峰。韓弗理指出，尼布爾是一位改革者、一位先知，但是從來也不是一位十字軍聖戰者。一九六四年尼布爾被授予「傑出貢獻總統自由勳章」。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先後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生活》雜誌在一九九○年把尼布爾評選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國人之一」。

莫特曼的歷史處境 ─ 絕望到盼望

1927年，莫特曼生於德國，青年時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投降的前一年，他剛滿十八歲被徵召入伍參戰。1943年，他於漢堡內城親歷盟軍的轟炸機帶來整個城市嚴重的摧毀。對他來說，這不僅是建築物的倒塌，更是德國的文化、文化，及個人的生命陷入了崩潰破裂及瓦解的地步。1944年，他更先後被囚於比利時、蘇格蘭和英格蘭的集中營，他身旁布滿許多從心靈到肉身都全然崩潰，並對一切都失去盼望的囚友。在如此悲慘的經歷中，獲贈的新約聖經中附錄的「詩篇」帶給莫特曼深切的信仰體驗，而信仰不單使他的靈性甦醒，更把他從絕望與放棄中拯救出來。1948年，莫特曼終被釋放，隨即返回德國開展他神學研究的生涯，為要了解那他在絕望中叫他能不至放棄、存有盼望的動力。

盼望神學的含蘊

《盼望神學》主張基督教神學以「歷史」的向度論述上帝，以「終末」的向度來論及歷史。基督教的「終末論」並不是指「時間性的將來」，也不是指「非時間性的永恆」，而是基於被釘十字架的耶穌的復活而產生出來的盼望，這是對新創造的盼望。首先，莫特曼認為基督事件不僅是舊約歷史應許的實現而已，而是終末論所談到耶穌基督及祂的將來；此外，基督事件帶來的應許除了指基督的將來，更是指向普世的將來。因此，基督事件對那被造的世界的終局具有連帶的影響力。
《盼望神學》中的上帝並非到世界的終末的將來才臨到受造物之中，祂乃是以十架的方式活在苦難、黑暗的現世之中。莫特曼認為「耶穌的復活」是上帝在歷史中最高峰的歷史作為，表示上帝會能「從無造有」；「耶穌的復活」也指向世界上一切受造物的終末結局，表示上帝能使受造物「從舊造新」。這正是歷史事件所指的「終末應許」。莫特曼以「終末應許」來解釋「十架與復活的辯證事件」。「十架」與「復活」是全然對立與矛盾的，而耶穌就是那個兼容兩個完全矛盾性質的個體，上帝能藉著被釘十架的耶穌的復活在完全的斷裂、破碎之中延續新的創造。由於基督事件帶來的應許普世性的，因此耶穌基督的復活也不單否定自身所遭遇的死亡，也否定整個世界所遭遇的死亡，並且在一個負面質素的狀況中創造出新的將來，而這新的將來同樣否定當下所面對的負面質素。因此，即使在當下邪惡的世界中，因著耶穌基督的死亡與復活，人可以看見盼望。

盼望神學的處境實踐

《盼望神學》的主張是追求上帝的應許落實於歷史實況當中，因此基督徒要對世界的將來存有盼望，並意識到當下的世界與該到達及將要到達的境界所存的差距而付諸行動。基督徒該透過批判現狀，積極地朝向所應許的盼望進發，期望神國的降臨能發生。「革命性的政治實踐」，就是基徒督敢於揭露當下所存在的邪惡，並促使基督群體從妥協中釋放出來，向現世的邪惡勢力全力作出批判及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