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渤海

李渤海（1900年－1961年8月7日）原名李伯海，也稱李渤海，後以筆名黎天才為常用名。定居上海後曾化名王文德。山東省蓬萊縣人。中國共產黨北方早期領導人，後投靠奉系，西安事變中的關鍵人物之一。

生平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熟識天津的韓麟符、劉清揚，北京的李大釗、羅章龍等人，和韓麟符交情逐漸深厚，一起組織「澄社」（取「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意思）。曾見胡適並獻上討論尸子哲學的文章，獲特許於1920年進北京大學文科學習。羅章龍在回憶錄《椿園載記》內列明「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人及部分會員名錄」，其中含李渤海。1923年二七大罷工之後，北京舉辦元宵節大遊行聲援，韓麟符任遊行總指揮，李渤海任副總指揮。此後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經高君宇、何孟雄介紹於1923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入黨後，歷任黨、團、工會職務，曾到開封接洽當地駐軍，曾經返山東襄理黨務，還曾赴鐵路系統巡視工人運動。
1923年3月，李大釗派韓麟符、趙世炎、鄧中夏、李渤海等到北京蒙藏學校向蒙古族學生宣傳馬克思主義。經李渤海等人介紹，雲澤（烏蘭夫）、奎璧、多松年、李裕智等先後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
1926年秋，李渤海調回北京，負責中共北京市委的宣傳工作，併兼任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當時，李大釗已避居蘇聯駐華使館，李渤海負責使館內中共組織及李大釗同外界的聯絡工作，遂代理李大釗兼任的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北京分會主席。李大釗等人被殺後，1927年5月繼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1927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改組，改任委員兼秘書處負責人。
1927年夏秋後，「左」的方針給中共北方黨組織帶來損失。在李大釗被殺後，中共北方黨組織剛以王仲一、韓麟符、黎天才等形成新的「三塊石頭」，便接連遭排擠（「三塊石頭」原為史文彬的比喻，指中共早期北方黨組織領導李大釗、羅章龍、張國燾像三塊石頭支撐起大鍋）。李渤海於1927年10月被張作霖部逮捕。入獄不久，因中共同志不肯營救，胡鄂公、楊度等人棄其南下，監獄內同案的新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王某又迅速將他出賣，李渤海乃在酷刑下招供。他曾寫北京國民運動的報告一篇，受到李大釗賞識，該報告後被北京政府編進李大釗案的《蘇聯陰謀文證彙編》，故被張作霖、楊宇霆視為人才，後留用為北平公安局政訓部秘書兼宣傳科長，自此他投靠奉系。張學良繼位後，黎天才（李渤海）漸受重用，成為心腹。同時，他與中共北方特科，山西閻錫山，國民黨復興社等各方均有聯繫。
黎天才自從任張學良私人秘書起，大約三年內，通過為張學良出謀劃策，獲得了張學良的信任。起初他提交「易幟後的東北黨務計劃」，獲張學良讚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幫張學良在東北日本占領區迅速建起情報網，搜集日偽情報，並在中國各地設情報站。黎天才在北平的最後一年即1933年，正值張學良下野出國，黎天才繼續負責東北情報網及中國各地情報工作，未倒向南京國民政府方面。
1931年1月，在上海發生中共「非常委員會」（以下簡稱「非委」）事件，「非委」主要領導為羅章龍。隨即成立的「北方非委」成了「非委」下轄組織中的最大者，北方大多數基層中共黨支部投向「非委」，黎天才過去熟識的中共黨員也多成為「北方非委」成員。當時，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成立的中共中央在一份致共產國際的報告裡提到中共順直省委時說其中機會主義深重，反對派領導人聚集於天津。「非委」成立後不久便連受打擊：1931年1月中旬上海發生「東方飯店事件」，何孟雄等大批「非委」成員被政府殺害於龍華；1931年2月，「北方非委」遭嚴重破壞，黎天才的舊相識韓麟符、王仲一、吳雨銘、李希逸等都被捕入獄。張學良將北方中共案件交給黎天才設專門機構審理。自1931年起，北方尤其是平津地區被逮捕的數百中共黨員，絕大多數均獲釋，黎天才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933年春，張學良下野出國，行前命黎天才經辦釋放了一批北平監獄內政治犯，其中李希逸、韓麟符等均為「北方非委」幹部。幾年之間，經黎天才幫助，部分「非委」倖存骨幹轉入東北軍，創建秘密支部。
1934年，張學良回國，黎天才到碼頭迎接。張學良出任豫鄂皖三省剿總副總司令後，首先將黎天才召至武漢，組建張學良的機要處。在一年半時間內，他幫張學良處理多起內部事務，並先後舉薦前中共黨員潘文郁、吳雨銘為張學良輔導共產主義理論。這時潘文郁雖早已是叛徒，但中共北方特科仍利用他，由中共北方特科的吳成方、周遺負責和潘文郁聯絡。吳成方與中共北方特科設計用潘文郁「拉出」黎天才，讓黎天才再為中共服務，吳成方回憶道：「我們在政治上影響張學良還是由黎天才出面」。1935年初，南京方面得知潘文郁與中共的聯繫，逼張學良處死了潘文郁。同時黎天才也遭南京方面猜疑，但獲張學良保護，黎天才只承認用人不當。從此黎天才同中共北方特科的間接聯繫中斷。
1935年隨張學良到西安後，黎天才任西北剿總政訓處副處長。當時，北方僅存的「非委」組織——東北軍「非委」支部中的前中共黨員黎天才、吳雨銘、李希逸等人，依然接受羅章龍領導。羅章龍當時在開封的河南大學任教。黎天才回憶稱，他們幾人「處處照顧到我黨當時的政策」，幫助張學良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國際及中國工人運動史，並鼓勵張學良在西北造成獨立局面，還在西安事變前數月制定出行動方案（含近期兵變計劃及遠期西北獨立政府計劃）。1936年7月，黎天才以和孫銘九等東北軍將領有矛盾為藉口，乘張學良赴南京開會之機，攜夫人孫菩緣赴青島，到匯泉山東大學（羅章龍當時寓居該校）訪問羅章龍。此行是東北軍「非委」支部核心成員黎天才、吳雨銘、李希逸三人商議的結果。黎天才和羅章龍討論了策動張學良為革命出力的方法。黎天才在回憶錄中稱，張學良「並對我表示要請幾位研究馬列主義的學者來西安，以講學為名，實際請他們來參加我們的政治工作，記得當時曾推薦了羅章龍等人」。按張學良授意，他還秘密制定「獨立政黨活動」方案，「什麼黨綱政策以及戰時政府組織」均由他寫出方案，他也和吳雨銘、李希逸集體商議，由吳雨銘、李希逸往返西安和開封，找開封的羅章龍密議。
1936年夏秋，西安發生「艷晚事件」，張學良擔心中國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抓人是蔣介石指使，決定率先下手。半夜黎天才忽接張學良電話召見，黎天才趕到時，院內滿載士兵的卡車已發動，大廳里譚海、應德田、孫銘九等已受命準備出發，張學良說要殺幾個省黨部特務。黎天才反對張學良因「一朝之忿」而行動，成功勸服張學良收回手令。在黎天才建議下，張學良派人搜查省黨部時避免了直接殺人，救出當晚被捕的馬紹周等人，抄得秘密文件（其中包括CC系密報南京的內容），抓捕了省黨部特務，全案交軍法處處理。
1936年12月11日下午，在臨潼的蔣介石要求召見黎天才。經同張學良商量，傍晚黎天才抵達臨潼。蔣介石向黎天才追問張學良的居心，抱怨西安不管制宣傳（黎天才為西安宣傳管制負責人），還追問被通緝的高崇民的下落。按張學良、楊虎城的約定，東北軍正是由黎天才秘密與高崇民聯繫，但黎天才對蔣介石全答「不知道」，更激怒了蔣介石。黎天才看了蔣介石掌握的黑名單，否認他們是中共黨員。二人談話一個半小時以上。黎天才晚8點多離開臨潼。
1936年12月11日晚，黎天才離開臨潼回到家，很快便接到張學良電話，10點多趕到張公館。張學良告知其發動西安事變的決心，授權黎天才負責宣傳工作，並決定在12月12日凌晨3點多發出致中國各地方當局通電、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電文、致南京國民政府電文。黎天才僅用一兩個小時便完成了通電草稿。隨張學良等人到新城大樓後，黎天才會同高崇民等研究行動綱領，仍由黎天才執筆，完成張楊通電，提出救國八項主張。這是西安事變公開的政治綱領，事變當天向全國發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後的十多天內，黎天才（李渤海）任設計委員會委員，再兼宣傳委員會常務委員（即召集人）（三天以後為了避開陝北來的中共高層人士而自請調任）。在臨潼開展抓捕行動時，東北軍繳獲蔣介石6箱公私文件，張學良命現場指揮劉多荃師長以卡車送到黎天才私寓，交黎天才審查。12月25日下午，張學良陪蔣介石上飛機時，設計委員會正由高崇民主持討論如何放蔣，設計委員會主要成員杜斌丞、申伯純、王菊人、盧廣績等十多人與會，黎天才未到。當時黎天才經張學良授意正同周恩來、秦邦憲談話，未透露張學良即將起飛的消息。周恩來讚許黎天才起草的「八項通電」，並談及過去中共在北方地區的失誤等等。張學良送蔣後被扣留，西安眾將推黎天才赴南京探視。
李金洲回憶道：「張副司令離西安時，曾命隨員人等，搭民航機隨後赴京」。張學良抵南京後次日即12月27日，給楊虎城、黎天才發來一封電報，包括三條電文，其中第二條專致黎天才：「天才兄可勿離陝，切實統制幼稚言論。」12月29日，黎天才在代表西北三方赴南京探視張學良前夕電告張學良，收到張學良回電，暗示南京情況險惡，反對黎天才前來。因所用電碼是張學良離開西安時的新編密碼，故黎天才認為張學良尚未完全失去自由。
1936年12月30日，歐亞公司第一次復航，以北平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為首，黎天才、楊煥彩（西北總部駐京辦事處長）、李金洲共四人，同機飛往南京。黎天才是作為西北三方代表赴南京探視張學良，到南京後被戴笠等人軟禁。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保外就醫，自由漸漸恢復。此後化名「王文德」定居上海，遠離政治，也沒有正式職業。抗日戰爭勝利後，起初任某造紙企業顧問，後來經營小店。1948年，應周偉龍（後來赴台灣，被以通共罪處置）邀請，兼任上海交警局顧問。同年秋，與中共地下黨接觸，為地下黨積極工作。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上海前夕，陪中共地下黨人員會見其老相識、原上海市政府秘書長茅以升，交代水、電、交通保障及檔案保存等事宜。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上海後，留居上海，「工作關係由市公安局轉交華東聯絡局」，此後數年間擔任某公司董事長，繼而任經理，並獲特邀為靜安區人民代表，還擔任靜安區抗美援朝支會副主席。
1955年5月，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以「叛徒、反革命」罪名批捕黎天才，但實際是受潘漢年案株連，重點審問同汪偽方面人士的關係，1958年被判處無期徒刑，1961年8月7日在獄中死亡。1981年，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撤銷原判決，改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