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富國

早年生涯

羅富國在1881年2月9日生於英國倫敦，是父親亞瑟·法蘭西斯·諾思科特牧師閣下（Rev. Hon. Arthur Francis Northcote，1852年－1943年）及第二任妻子瑪麗·阿拉貝拉·托勒爾（Mary Arabella Toller）所生的獨子，除他以外，羅富國另有三名胞妹和一位同父異母的胞姐。羅富國為名門望族之後，祖父是資深保守黨政治家伊茲利伯爵（Earl of Iddesleigh，1818年－1887年），歷任財相及外相；另外伯父諾思科特勳爵（Lord Northcote，1846年－1911年）亦曾任孟買總督及澳洲總督。
羅富國年少時入讀德文郡蒂弗頓（Tiverton）的布倫德爾公學（Blundell's School），於校內成績優異，後來取得「紐特及胡斯獎學金」（Newte and Huish Exhibition），入讀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1904年以榮譽資格取得文學碩士學位畢業。

殖民地生涯

羅富國畢業後旋即於1904年5月加入殖民地部服務，並獲派往非洲供職。起先他在東非保護領（今肯雅）出任助理管制官（Assistant Controller），1909年升任奇斯爾（Kisii）理民專員（District Commissioner），1911年起掌管基庫尤省（Kikuyu Province），1919年5月至10月曾署理省專員（Provincial Commissioner）一職，其後改任署理助理輔政司一職至1920年7月。在1921年，羅富國累遷為肯雅助理輔政司，任內曾數度署任輔政司職務。在1927年2月，他獲調往北羅德西亞（今尚比亞）擢升為布政司，同時任當地行政、立法兩局官守議員。在1930年，羅富國轉到位於西非的英屬殖民地黃金海岸（今加納）任輔政司，任內曾分別於1932年及1934年總督輪替期間，兩度擔任署理黃金海岸總督，另外於1931年獲英皇頒賜CMG勳銜。
在1935年3月，羅富國獲英廷改派到南美洲出任英屬圭亞那（今圭亞那）總督兼三軍總司令，同時獲頒授KCMG勳銜，成為爵士，結束在非洲逾30年的公職生涯。任內，他走訪圭亞那各地，體察民情，並對當地過度伐林的問題作出關注，以及支持保育林木。然而，不久以後，時任香港總督郝德傑爵士被調往錫蘭（今斯里蘭卡）處理當地局勢，羅富國遂臨時返回英國接受任命，抽調到香港接掌總督兼三軍總司令之職務。身穿傳統官服的羅富國爵士於1937年10月28日上午，由倫敦乘船正式抵港，於皇后碼頭上任履新，同日於督憲府內的立法局議事廳宣誓就任，是為第20任港督。

整頓防務

羅富國履任港督前兩個多月，中日戰爭剛在1937年7月7日全面爆發，遠東局勢愈益緊張，並引發大批為躲避戰火的難民從中國大陸逃難來港，使香港人口急增。其中自1937年1941年短短四年間，人口更由原本約100萬人躍升至約160萬人，對香港住屋構成很大壓力。儘管如此，由於香港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僅餘途徑之一，卻連帶促進香港轉口貿易和經濟發展，再加上香港乃英國的皇家殖民地，英、日雙方未有開戰，使大眾普遍對局勢感到放心，不擔心日本進攻香港。
然而，日本對華發動侵略，始終對香港構成一定威脅，再加上羅富國繼續批准武器經香港轉口運入內地，使得日本政府相當不滿。在1937年10月開始，日軍開始轟炸九廣鐵路華段，試圖截斷中、港的貿易往還。雖然如此，羅富國仍於1938年7月乘九廣鐵路到廣州回訪國民政府廣東省主席吳鐵城。至1938年10月初，九廣鐵路華段其中一條鐵路橋遭日軍炸毀，自此九廣直通車服務陷於中斷，一直到香港淪陷後才獲開始修復。同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日軍兵臨香港的深圳河邊境，使香港地理上陷入孤立局面。至於在廣州淪陷前夕，羅富國在9月頒布緊急條例，宣布香港維持中立，從而緩和香港局勢。自港府宣告中立以後，礙於局勢所限，港府開始限制對中國大陸地區的武器轉運，並抑制在港的反日活動，後來又在1939年8月設立新聞檢查處，對輿論及尋常信件作進一步審查。
雖然香港本身無險可守，但有見日軍壓境，以及經常有日方艦隻不法駛入香港水域，羅富國任內亦積極為香港展開布防工作。在1939年7月，港府通過《戰鬥人員義務法令》，規定18至41歲英籍男性都要強制服兵役，所有合適者皆獲編到香港義勇防衛隊及香港海軍防衛隊服役。除本港募得的軍員，再加上本身的駐港英軍以及由加拿大臨時赴港增援的兩個營，香港至1941年開戰前夕共有守軍約一萬多人，儘管港府又在1938年於城門水塘一帶建成橫跨新界東西的醉酒灣防線，但由於人手缺乏，守備始終相當脆弱，未能抵禦日軍的威脅。
1939年9月3日，英國對納粹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羅富國隨即宣布香港進入戰時狀態，並實施外匯管制。及至1940年6月，大量日軍集結深圳，英軍於是拆走通往深圳的橋樑，同時港府宣布香港進入非常時期，並開始在港九各處廣建防空洞、逐步實施燈火管制、糧食管制、於道路堆置沙包及路障，和進行各樣演習，以防日軍突襲。後來在1941年7月，日軍進犯印度支那南部，日本被英國及美國實施經濟制裁，而港府亦宣布凍結日本在港資產，使屬於軸心國的日本與盟國關係進一步惡化。
至於自英、德宣戰以後，港府為補助英國在歐戰的軍費，遂於1939年尾通過每年額外撥出600萬港元作為應急軍費，以及225萬作為特別開支。而為了填補這大筆支出，以及支付香港的防守開支，港府隨後在1940年3月向立法局提出引入戰時稅收，計劃於4月1日起開徵入息稅及利得稅。由於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以「自由港」自居，有關提議引來商界及中產人士的強烈反對，最後羅富國及港府承諾戰後即時廢除兩稅，立法局才通過有關建議。可是，雖然入息稅及利得稅的確在戰後立即廢除，但港府及後又於1947年重新開徵。
另一方面，在羅富國任內，港府還在1940年開始向外籍文官、軍人及英籍僑民的家眷推出撤僑計劃，但一般輿論則批評港府過份緊張，認為日本不會揮軍香港，政府此舉更會造成公眾恐慌，而香港的英籍華人更抨擊港府只撤走英籍僑民，有歧視之嫌。截止1940年7月，港府一共將大約3,500名英籍僑居婦孺撤離到澳洲，但有900名家眷仍選擇留港，結果這批人於香港淪陷後大致被送入日軍拘留營或集中營囚禁。
儘管香港戰霾密布，不過羅富國仍關注社會建設，當中尤其專注香港的教育發展。在1939年，港府於西營盤醫院道成立一間全新的師範學院，名叫香港師資學院，該學院後於1941年遷往般含道，並更名為羅富國師範學院，由於港督羅富國爵士出生豪門，學院遂以羅富國的家族盾徽為校徽。羅富國師範學院後來於1994年併入香港教育學院。此外，在羅富國任內，香港大學亦擴充其理學院，並於1941年建成羅富國科學大樓，供生物、化學、物理各系使用，大樓一直到1990年才遭拆卸。

卸任返英

羅富國在任後期因身體不適，需長時間返英國調養，以致他長期不在香港，政務遂交由他人打理。在1940年4月，羅富國返英休假，總督一職由輔政司史美署理，至同年8月6日，署理港督一職改由前英皇副官及前馬德拉斯區英軍司令岳桐中將（Lieut-General Edward Felix Norton，1884年－1954年）接任，以便統率軍務。在1941年1月，香港慶祝開埠百周年紀念，但羅富國因仍未返港而沒有出席，至於當年慶祝活動亦因戰事影響而規模大減，只有低調進行，規模遠遜於1891年的開埠50周年紀念。
直到1941年3月，羅富國才返港復任港督，可是到同年9月6日，他復因病辭任港督一職，返回英國休養。羅富國稱病辭職後，接任港督楊慕琦爵士在1941年9月10日抵港履新，當時香港局勢仍然相當平穩，市面一概如舊，但到12月8日，日軍偷襲太平洋珍珠港後揮軍香港，爆發香港保衛戰，楊慕琦旋於12月25日兵敗投降，淪為日軍戰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才獲得釋放。相較之下，羅富國在香港保衛戰爆發前三個月及時因病脫身返英，因此幸運地沒有成為戰俘。

晚年生涯

返英調理一段日子以後，羅富國爵士於1942年重獲英廷起用，再次出仕非洲，到英軍東非司令部出任首席情報官（Principal Information Officer），任內曾協助於東非展開宣傳活動，鼓勵當地居民應募到錫蘭及緬甸等地作戰，到二戰完結後，羅富國才在1947年卸任返回英國。在1948年初，英廷計劃重整對東非眾殖民地的管治架構，除設立東非高級專員公署（East Africa High Commission）外，又成立東非議會（East Africa Assembly），其中，曾長年在東非任職的羅富國在4月獲英廷任命為東非議會首任議長。不過接受任命後不久，羅富國卻因病在1948年7月10日卒於薩里郡桑德斯特德（Sanderstead）家中，終年6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