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马提亚主义

薩爾馬提亞主義（波蘭語：Sarmatyzm）是從16世紀到19世紀，波蘭貴族占統治地位的生活方式、文化和思想。並與貴族民主制一起構成了聯邦文化獨一無二的一面。
這一主義的名稱和文化可以在揚·赫雷佐斯托姆·帕塞克的回憶錄，或瓦茨瓦夫·波托茨基的詩之類的波蘭現代文學作品中體現出來。貴族穿著由毛皮修剪成的長袍（茹潘）和及臀的長筒靴，並配著馬刀（szabla）；蓄鬍也很流行。他們力求達到的「薩爾馬提亞式」形象是騎在馬背上、享有均等的權利（「貴族民主制」）、讓外國人感到不可戰勝的理想。薩爾馬提亞主義讚頌波蘭軍隊過去的勝利，需要波蘭貴族維持這種傳統。他們不可分元的一件節日飾品是被稱為「卡拉貝拉」的馬刀（karabela）。
薩爾馬提亞（波蘭語：Sarmacja）是波蘭富有詩意，帶有傳奇色彩的名字，這個名字在整個18世紀都很流行，其特點與波蘭立陶宛聯邦的廣大疆域上的文化人息息相關。波蘭貴族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思想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薩爾馬提亞主義的影響。它是東西方與本土文化融合所構成的獨一無二的產物。這個流行趨勢對其他國家，譬如匈牙利、摩爾多瓦和斯拉夫地區的貴族文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後來，波蘭文化繼續深受薩爾馬提亞傳統的影響。在受到波蘭啟蒙運動的強烈批判的同時，薩爾馬提亞主義也得到了同時代的波蘭浪漫主義者平反昭雪。在經歷了常識上的實證主義，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後，它通過波蘭首位諾貝爾獎得主（1905年）顯克微支所著的《三部曲》而得以成功回歸。

歷史

十五世紀的波蘭編年史作者揚·德烏戈什是第一位將史前波蘭和薩爾馬提亞人聯繫起來的學者，他的學說也得到了其他歷史學家和編年史作者，譬如馬爾欽·別爾斯基、馬爾欽·克羅梅爾和馬切伊·梅霍維塔等人的支持。其他歐洲人關于波蘭薩爾馬提亞主義的觀點主要來自於梅霍維塔的Tractatus de Duabus Sarmatiis，這篇文章通過大量關於國際流通語言方面上的波蘭立陶宛聯邦的領土和人民文獻，來吸引位於南歐的讀者。這個名字來自於貴族所謂的祖先，薩爾馬提亞人。它實際上是位於黑海以北的雅利安人部落聯盟，被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作家希羅多德稱為是斯基泰人和亞馬遜人的後代，並在公元二世紀被哥特人取而代之。經過了好幾代人的口口相傳後，這演變為了波蘭人是來自於亞洲，後來移居到東南歐的蠻武民族撒烏洛馬泰伊人的後代的傳奇故事。按照傳統說法，薩爾馬提亞人是諾亞之子雅弗的後代。
在1970年的書刊《薩爾馬提亞人》（屬於古代人種和地區叢書之一）中，本書作者，波裔英國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研究古代薩爾馬提亞主義部落的學者塔德烏什·蘇利米爾斯基列出一系列人種特點，稱貴族和薩爾馬提亞人在民俗、武器、戰術、印記，和葬禮習俗上都有親緣關係，並給出了關於傳說可能的起源的更多信息。

文化

薩爾馬提亞主義這種信仰成為了貴族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滲透進生活的各個環節，並用來區別波蘭貴族和西方貴族（這被波蘭貴族稱為「長褲」（plidracy），波蘭貴族不穿長褲，但在西方那邊，長褲卻很流行）和他們的習俗。薩爾馬提亞思想的核心是所有貴族權力平等、維護傳統、遊牧生活、鄉村生活、和平和與其相關的和平主義，普及東方的服飾（茹潘、康圖什長袍、蘇克馬納、康圖什腰帶、德利亞長袍、沙布拉刀），通過建立跟國家主義對「大一統」的觀點相對的，由貴族對貴族民主制的自豪所引發的，多民族貴族的統一和融合。
薩爾馬提亞人將自己與社會和家庭之間的聯繫看得很重。女士們被認為是應受尊敬，並且殷勤的人。交談是最受喜愛的，使人全神貫注的事情之一。客人們——不論親疏，甚至是外國人，都永遠會受到東道主的歡迎。拉丁文被用於很廣泛的領域。帶有大量酒的豪華宴會具有組織性。男士們之間的爭吵，及因此發生的爭鬥非常正常。波洛涅茲舞、瑪祖卡舞和奧貝雷克舞在宴會中是最受歡迎的舞蹈。榮譽屬於是首要關係。即使男士比女士長好幾歲，他們也可以結婚。結婚被視為是「深層次的友誼」。男士要經常外出（去參與瑟姆、瑟米克（地方瑟姆）、行樂、去法院或進行日常活動）。女人們留在家中打理財產，照顧孩子和牲畜。雖然每家都有很多孩子，但他們很多都未成年便死掉了。男孩和女孩分開照料，分別和父親或母親生活在一起。打官司，甚至為了毫不相干的事情而起訴他人都是常事，但大部份官司的解決方法是私下和解。
薩爾馬提亞式服飾主要突出其與其他歐洲國家貴族服飾的不同，和它的東方血統。這種樣式的服裝通常較大、高貴、華美、鮮艷。最富這種樣式特色的服飾是康圖什長袍，而這種長袍要配上用作裝飾的康圖什腰帶。在康圖什長袍裡面，通常穿的是茹潘，在茹潘裡面通常是德利亞。豪族的服飾通常由胭脂蟲染色，或由紅布製成。沙拉瓦雷褲（szarawary，類似於燈籠褲）是很典型的下身穿著，卡爾帕克帽是戴在英雄父親上的裝飾性帽子。
薩爾馬提亞式的葬禮極不尋常，且在歐洲其他地區都不為人知。這些葬禮是小心策劃的儀式，極為華美，並極具儀式性。在貴族死後到他的葬禮期間，通常要有一個精心的安排，並要雇用一大批工匠、設計師、油漆工、僕人和廚師。有時完成這些準備工作要花上好幾個月。在葬禮之前，帶有屍體的棺材被放在一座教堂中間，建築式樣非常複雜的「喪屋」（castrum doloris）中。置於棺材一邊的紋章和寫有墓志銘的錫板具有補充的作用，註明死者的情況。宗教儀式通常以一列以教堂為終點的隊伍開始。這列隊伍由模仿逝去貴族，穿著逝去貴族盔甲的騎師領頭。這名騎師會進入教堂，並會伴隨著巨大的撞擊聲和低沉的金屬聲下到地面，這麼做體現出逝去貴族伴隨著人間的權力和騎士的英勇，成功地離開人世。一些葬禮會持續四天，以與儀式的嚴肅性無關的甦醒告終，並很容易就成為一完全的狂歡。有時候牧師的軍隊會出席葬禮（在18世紀，有10名主教、60們加農炮和1705名牧師出現在一名貴族的葬禮上）。

政治思想

薩爾馬提亞人認為波蘭極其重要的一點是，自成為波蘭貴族的貴族民主制的綠洲，它就被專制國家包圍，但同時也是天主教世界的堡壘，受到新教徒、穆斯林和東正教徒從四面八方向其進攻。
同時代的波蘭歷史學家認為這個傳統最基本的特徵並不屬於薩爾馬提亞主義思想，而是對「共和制」（Rzeczpospolita）國家的要求。民主對於法律與秩序、自治和選舉制的看法構成了薩爾馬提亞主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過選舉產生的國王雖然依舊把持著國家的中心位置，但他的權力受到各種各樣的法律行為和要求限制。此外，只有貴族得到了政治權利，也就是瑟米克和瑟姆的選舉權。每位瑟姆議員（poseł）享有能夠一票否決制所有被提出的新議案或法律的「自由否決權」。最後，如果國王未遵守國家法律，或嘗試限制或懷疑貴族的特權，他們就有拒絕國王指揮的權力，並通過軍隊把他拉下台。 
受到貴族尊重的「共和制」的政治制度是當時世界最好的制度，而波蘭瑟姆是（事實上是當時最古老的議會。這個制度常常與最後向寡頭投降的羅馬共和國，和希臘城邦的制度相比較。亨利國王條款被看做是這種制度的基礎。每種試圖違反這些法律的行為都會被看做是偌大的罪行。

哲學與宗教

在宗教領域上，天主教是最主要的信仰。天意和上帝的恩典經常被強調。所有塵世的事情被視作通往終點——天堂的中間環節。苦行被強調為是脫離原罪的一個環節。薩爾馬提亞人認為上帝能看到一切事情，一切事情都有自己的感官。人們很樂於參與宗教生活：彌撒、贖罪券和朝聖。對聖母瑪利亞、聖人和耶穌的受難和死亡的特別奉獻是慣例。宗教寬容非常普遍。

現代用法

在現代波蘭，「薩爾馬提亞主義」（波蘭語：sarmacki）是諷刺性的自我認同，有時候是波蘭特色的同義詞。

評價

在早期，薩爾馬提亞主義的理想看起來像一個很好的文化運動：它支持宗教信仰、誠實、為國家而驕傲、勇敢、平等和自由。但是，無論哪種學說，如果將社會階級放在比其他事情更重要的位置上，它就會隨著時間而不斷被扭曲。後來薩爾馬提亞主義的信仰被扭曲為偏狹和狂熱（但是若與瑞典、德國、俄羅斯、法國、西班牙、英格蘭和其他地方比較的話，波蘭還是更為自由，寬容的），誠實被扭曲為政治上的天真，驕傲被扭曲為自大，勇敢被扭曲為莽撞，貴族的平等和自由被扭曲為虛無。
波蘭文藝復興的產物，被確立為波蘭巴洛克風格的組成部分之一的薩爾馬提亞主義遭到波蘭啟蒙運動的反對。在18世紀後期時，「薩爾馬提亞主義」這一單詞重新出現在檯面上，其意義完全是貶義的。「薩爾馬提亞主義」成為了退步和愚昧思想的代名詞，成為了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波尼亞托夫斯基——銳意進取的國王——加諸反對派頭頂上的帽子：迂腐、保守的卑鄙貴族。這些意思最初起源於新聞業，後來流傳至文學作品中。啟蒙主義作者喜歡嘲弄薩爾馬提亞主義的政治、文學觀點，視之為便於批評的靶子。這表現在激進改革者報刊《監視》（由國王波尼亞托夫斯基贊助），以及弗蘭西謝克·扎布沃茨基的喜劇，例如在《薩爾馬提亞主義》（Sarmatyzm，1785年編）一文中，就將該詞釋為貶義。
在19世紀上半的波蘭浪漫主義時代，薩爾馬提亞主義和舊波蘭貴族的形象，重新反轉。它成為一個充滿起義精神的神代（這幫助薩爾馬提亞主義的復興），更是個激發勇氣、對軍事膽量崇拜的記憶時代。特別在1830年十一月起義期間和之後，這種現象變得非常突出。由亨里克·雷烏斯基發明的體裁——貴族故事中，極力讚頌薩爾馬提亞主義的偉大光榮。在很多波蘭詩人的作品中，都看得到波蘭彌賽亞主義，譬如亞當·米茨凱維奇（《塔德烏什先生》）、尤柳什·斯沃瓦茨基和齊格蒙特·克拉辛斯基，以及作家（顯克微支和他的《三部曲》）的著作。總體而言，波蘭浪漫主義和波蘭歷史互相結合，成為與同世代非常不同的文體象徵，即使在缺乏波蘭民族政權的漫長時代，波蘭的民族主義仍可藉此激盪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