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日派

台灣親日派

1945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國民政府展開一系列的反日教育，比較強調日本統治時期的黑暗面、甚至「醜化」之，企圖加深台灣人對日本的惡感，這種反日教育一直進行到親日派的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後才逐漸淡化。而日治當下，有一部份台灣民間人士對日本及日本統治者有負面觀感，另外一些台灣民間人士則對日本人表達中立立場或者是有正面觀感，大部份的知識份子或特別對日本統轄不滿的老百姓則傾向反對日本統治者，但民間雙方存在友好的交流情形；戰後由於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埋下了台灣人消除反日情緒的種子，且在冷戰架構下的政策傾向於聯合日本與西方抵制共產主義勢力之緣故（如白團），聯合國席位保護，反而讓台灣人對同為「分享」自由、人權、法治等理念的日本有較親近的感情。許多民調顯示，日本是最獲台灣人喜好的國家之一，而因為台灣在對日本的態度比其他日本鄰國還來的友善，所以目前日本一般社會大多對台灣也較有好感。李登輝被認為是臺灣的親日派代表。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地方發生地震後，台灣民間、政府更是踴躍捐輸。
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與日本相近，又受日本統治五十年所影響，生活習慣近似，民間觀光互動交流密切；所以日本次文化在台灣非常盛行，對台灣的主流文化亦有相當的影響力。在台灣，學習日文的人數也僅次於英文，而部分對日本文化非常瞭解並喜愛日本文化的人被稱為哈日族。
安倍晉三和麻生太郎這兩位推動價值觀外交與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日本首相，卸任後訪問臺灣時都表示，日本與臺灣是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權以及法治社會等共同價值觀的友好夥伴，形成現在密切的臺日關係。
一些親日派的臺灣政治人物是媚日。如旅居台灣的日本作家本田善彥在聯經出版發表中文書《台灣人的牽絆︰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指出有一些日本知識分子冷眼看待媚日言論，認為這些言論只是純粹的機會主義。《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郭正亮則批評包括李登輝在內的戰後台灣親日派，常因為反對國民黨外來政權、反對『大中國史觀』，故意誇大『日本皇民』史觀以偏概全。民主進步黨台北市議員梁文傑則批評李登輝對日本殖民史不加批判的親日台獨史觀。在台灣，某些黨派的政治人物也常常被敘述為媚日人物。
由於中華民國已憲政民主自由化，臺灣人民擁有自主的思考性，許多日治時期前、日治時期和二戰時期前中後的資訊已經不再是禁忌或秘密，多數臺灣人對於日本的政治、歷史、文化與習俗也會一針見血批評，如日本對於二戰時的惡行避重就輕或否認，如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臺灣的媚日人士與團體，如臺灣民政府、領土爭議-釣魚台列嶼和沖之島爭議和不給別人添麻煩的文化和習慣真相等等。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在抗日戰爭時期被指為「漢奸」的中華民國政府官員有汪精衛、陳公博、李士群、周佛海和德王、川島芳子、溥儀,鄭孝胥,張景惠等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抗日戰爭後中共內部少有親日派高官，抗日戰爭的累累白骨與不同意識形態客觀上消除了親日派的存在。1960至80年代之間，中蘇交惡，中共開始親向日本，強調中日世代友好、一衣帶水，應共同對抗美國，並以此教育青年們。
1956年毛澤東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說道「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1960年毛澤東對日本文學代表團談話時提到：｢……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現在誰在教育你們日本人民？是美帝國主義做你們的反面教員，同時它也做我們的反面教員。｣｢……我們中日兩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為都受美帝國主義壓迫，有共同立場。｣
1961年，毛澤東曾對日本社會黨顧問黑田壽男說：「……過去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中國抗日戰爭，中國人民既不能覺悟、也不會團結起來，這樣一來我們現在還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已沒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覺悟起來開始武裝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在談話中，毛澤東還表示了「要區別對待與人民的關係和與政府的關係」、「日本的壟斷資本政府和軍國主義分子應該負責任，日本人民不應該負責任」等意思。
1964年7月9日，毛澤東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非洲、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談及南鄉三郎：「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說:『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就不可能勝利。』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這個忙不是日本共產黨幫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幫的。因為日本共產黨沒有侵略我們，而是日本壟斷資本和它的軍國主義政府侵略我們。」
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再度訪華的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文中有三個部份提到感謝日本侵華，以下用a、b、c列出)
a)毛澤東：「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教員，也是你們的教員。......」
  佐佐木：「今天聽到了毛主席非常寬宏大量的講話。過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給你們帶來了很大的損害，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b)毛澤東：「沒有什麽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眾笑，會場活躍)
  佐佐木：「謝謝。」
c)毛澤東：「......。蔣介石是第一位教會我打仗的人，就是指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三十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至二萬五千人。我們為甚麽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西行漫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百萬軍隊，占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
1972年9月27日，毛澤東會見田中角榮等來訪日本客人時的談話摘要：毛澤東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當田中角榮就「日本侵華給中國人們添了很大麻煩」的說法進行解釋的時候，毛澤東說：「那就好了，你們那個增添麻煩的說法就這樣解決了？」田中角榮說：「我們打算按照中國的（語言）習慣改（通過姬鵬飛和大平正芳的進一步會談，在最後的公報中改成『痛感日本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嚴重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毛澤東說：「如果沒有日本侵華，也就沒有共產黨的勝利，更不會有今天的會談。……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嘛」。
2005年8月16日，《香港蘋果日報》李怡專欄稱：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時，周恩來說道：「（戰爭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但有一點也許應該感謝日本：如果沒有八年抗日戰爭，也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今天。」在1977年，鄧小平訪問日本時表示：「如果不是日本入侵中國，中共也沒有今天。」
六四事件後，由於意識形態的危機，中共轉而強調民族主義的論點，並逐漸把焦點集中於日本和美國。中共和民眾也逐漸從1980年代的普遍親日轉為以後的反日甚至仇視日本。另一方面，民眾受日流影響，仍有相當數量的哈日族。其中，認同大東亞共榮圈，支持日軍侵華的人士並不少見。中國網絡文化中，多蔑視的稱為日雜或精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