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國共內戰

1946年至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及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展開爭奪中國政權的國共內戰，取得了遼西會戰、徐蚌會戰與平津會戰三大戰役的勝利。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擊潰中國國民黨指揮的中華民國國軍，在渡江戰役中占領了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市及經濟中心上海市，在中國大陸取得絕對優勢。

建國會議

旨在建立中國新的聯合民主政府的新政協籌備會議於1949年6月15日至6月20日在北平召開。籌備會決定在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設立六個小組，分別完成下列各項任務：一、擬定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二、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三、起草共同綱領；四、擬定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擬定國旗、國歌及國徽方案。第一小組在籌備會成立會閉幕前，即擬定完成「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並獲通過 。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第四小組負責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新中國的名字起初普遍稱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在7月9日舉行的第四小組第二次會議上，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主張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經反覆討論，得以採納。此外，最後提交給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文件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中的國號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括號加注「（簡稱中華民國）」六個字。周恩來受命於毛澤東，於9月26日中午，緊急宴請二十多位元老，討論去掉「中華民國」的簡稱。9月27日在政協全體會議討論和通過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時，正式決定去掉「中華民國」的簡稱。此後，新中國的名字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9月27日，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並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為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公元，今年為一九四九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徵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9月28日，會議休會一天 。9月29日，會議通過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並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政協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9月30日下午三點，會議開始，先以整個名單付表決的方法，一致通過已經協商的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共180人；然後，以無記名聯記投票的方法，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員。檢票期間，全體代表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然後回到會場聽取選舉結果。會議主席宣布，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周恩來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其他56人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議舉行簡單的閉幕式。

穩固政權

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以後每年的10月1日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中國經歷長期的動亂與戰爭，經濟水平落後，貨幣貶值，交通運輸不暢。建國後，一個全面模仿蘇聯工業化模式的共產主義社會便迅速建立起來。在1950年代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土地集體化以及社會改革。新的政府成功地抑止通貨膨脹、重振經濟，並且建立起因戰火而受到嚴重損害的工業體系。中國共產黨對當時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響：政府根據黨的政策靈活應變，黨的基層組織深入到中下層勞工、婦女以及其它群眾中。
1950年代開始的土地改革將地主的土地沒收，從政治和經濟上徹底消滅了中國自秦漢以來作為地方政治精英的鄉紳階層，改變了兩千多年來「皇權不下縣」的局面，國家政權的動員力從此深入村鎮基層。這次土地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對老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繼續，基本完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土改，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邊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7億畝土地及生產資料，並每年免除地租3000萬噸糧食。但是從1953年開始，中共開始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強制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再次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學者估計土地改革造成超過百萬人死亡，導致農村精英階層的消亡。受害者中很多是掌握知識和了解經濟規律，以地租為生的地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支持中華民國的部隊到處與解放軍和新建的地方政權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50年3月開展全國性的「剿匪行動」，動員超過了一百五十萬的軍隊。隨著「剿匪行動」的開展，數年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地區的殘餘武裝被消滅殆盡。1950年6月25日，朝鮮發動韓戰。戰爭初期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幾乎占領整個朝鮮半島，但是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後，戰爭形勢逆轉，聯合國軍逼近朝中邊境線。當時的中國領導人認為朝鮮若被聯合國軍占領，將威脅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因此決定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名義入朝作戰。在經過五次大規模戰役後，雙方進入膠著狀態。1953年7月27日雙方簽署停戰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50年的昌都戰役消滅藏軍主力後，1951年同西藏政府達成《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對西藏取得控制權。至此，除台灣、香港、澳門、少數沿海島嶼及其他與鄰國有主權爭議的領土以外，中國大陸領土已全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控制。1953年的東山島戰役後，國軍未再組織成建制的反擊。至1955年，解放軍發起一江山島戰役，相繼攻占浙東沿海還被國軍控制的全部島嶼。至此，中國大陸沿海只剩下福建沿海的金門和馬祖還被國軍控制 。

社會制度確立

1953年至1956年中國政府對生產資料所有制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又合稱為「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變生產關係的性質。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國政府認為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制度（經濟方面）在中國基本建立。1953年到1957年中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培養了大量的技術專家，產業工人，提高了國民收入，並且通過蘇聯和東歐技術的引進提高了解放軍的現代化水平。1954年9月20日，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五四憲法）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共4章106條。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中國大陸各省、市、自治區、人民解放軍和中央一級黨的、政府和群眾團體的機關開始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毛澤東將各團體中鎮壓的比例定為百分之五。

大躍進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要使中國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美國（所謂「超英趕美」），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號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社會上出現「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會後，全國各條戰線掀起「大躍進」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確定一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提出1958年鋼產量翻番，作為實現「大躍進」的重要步驟，達到1070萬噸。人民日報經常報導某某公社農業大放衛星。在早稻畝產36000斤的基礎上，中稻畝產達到46000斤。田裡的稻穀緊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還出版發行祖國主要建設成就地圖。
當時的人們普遍看輕那些強調技術規範的專家，批評他們為「右傾主義」、「三脫離」等。其後，全國興起大煉鋼鐵運動，宣稱要在15年或更短時間內「超英趕美」。面對有人對冒進的指責，有人發起反冒進，故毛澤東為了反反冒進，提出「大躍進」以阻冒進的指責，希望能在短期內快速提升工業和農業產值。大躍進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基層為達到不可能的目標，虛報、謊報、誇大實際產出。農業上，由於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等一些領導人錯誤的認為，合作社規模越大，越能發展生產力；公社化也是加速建設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所以將原有的農業合作社改組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99%的農民加入到組織中來。

三年困難時期

大躍進導致原有正常的經濟體系被破壞，農業產值大幅度減少。其特點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調」1960年開始的三年經濟困難更為國民經濟雪上加霜，農村大批人口面臨饑荒。同時，在思想上「左」的錯誤泛濫成災，浮誇風盛行。對於大躍進的評價，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提出反映了黨和人民迫切改變經濟落後狀況的願望，但是忽略了客觀經濟規律，其教訓是慘痛的 。當時由於中國內地的消息封鎖，一般專家不易精確的統計死亡人數。東西方各方面的資料顯示死亡人數大約為3000萬至6000萬人，主要死因幾乎都是餓死。此時中蘇關係也開始出現裂痕，修正主義的爭論，最終在1959年尖銳化。蘇聯撤走在華的所有人員，並且停止對中國的技術協助，中國的工業幾乎因此完全停頓。中蘇兩國的矛盾之後又迅速公開化，兩國在國際論壇上公開翻臉。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黨主席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黨副主席陳雲、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 。1962年1月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前後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甄別平反。此外，還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從1962年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

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0年代初，劉、鄧兩人掌握著一部分黨、政大權，採取較為務實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在最初幾年曾有所好轉。但是毛澤東對這種務實的政策不滿，共產主義遠景及自己的政治野心令他最終與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人決裂。1965年開始，毛澤東及其親信開始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政治攻擊。1966年夏天，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毛澤東派第一次試圖利用民意來打擊領導層的劉鄧派，稱後者是「資產階級司令部」。8月5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從此中國陷入十年的動亂。
在「文革」的最初階段，毛澤東與他「最親密的戰友」、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成功地在政治上打擊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全國的青年學生組織「紅衛兵」被教唆來攻擊全國各階層的黨的當權者。大批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早期革命家被粗暴對待，有些人被活活打死，有些則自殺身亡。在一些地區情況失控，不同派系之間的紅衛兵發生武裝內鬥，甚至連毛澤東本人也無法控制。最後，毛澤東不得不派出軍隊來平息這些過激的衝突。毛澤東發現學生失控之後，決定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而中國的政治局勢也在1971年發生重要變化，因與主張修憲「廢除國家主席」的毛澤東發生衝突在內鬥中失敗的中共第二把手、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在該年9月13日出走，在飛往蘇聯途中飛機失事墜毀。周恩來等穩健派暫時控制局勢，在他們的協助下，鄧小平恢復工作，並在1975年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黨的最高權力機構，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雖然政治運動依然頻繁，但較「文革」初期已經有所改善。不過在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依然嚴重。
1974年1月18日至6月，經毛澤東批准，在文化大革命中發起的一次批判林彪和孔子兩個人為主題的政治運動，「批林批孔」的「林」是指林彪，「孔」是指孔子，但目的是要借題發揮，打倒周恩來，這是由於批孔運動本來是直接劍指「批周公」。1974年，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及其同夥（「四人幫」）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矛頭指向鄧小平。
1976年，周恩來逝世，清明節期間發生以紀念周恩來為名、實為支持鄧小平的四五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澤東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同年9月，毛澤東逝世，黨內第一把手的位置由毛澤東評價為「你辦事，我放心」的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取得。其後華國鋒在葉劍英、汪東興的支持下，成功逮捕四人幫，鞏固其在黨內地位，正式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繼任最高領導人。

成就與不足

毛澤東執政的近27年期間（1949-1976），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者，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現代歷史打上毛澤東印記。他統一了中國大陸絕大部分地區，建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為以後中國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1949年中國文盲率高達80%，平均壽命僅為35歲。而到毛澤東去世時，文盲率下降到不足7%，平均壽命則提升到70歲。毛澤東沒有積極控制人口增長，反而鼓勵生育。1949年中國有5.4億人，到1976年時達到9.3億人。批評者認為造成災難性的結果，而也有學者認為人口增長並非來自於高生育率，而是來自於死亡率的大大降低。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領導人面對這個嚴峻的問題時採取嚴格計劃生育政策。
同時期中國的外交也取得一些成績。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失敗，1969年中蘇爆發連續的邊境衝突。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1971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下，成為聯合國中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受到主要國際組織的承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應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邀請首度訪華，並會見毛澤東本人。1973年中美雙方同意互設聯絡處，增加聯繫。此後中國與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關係也明顯改善。
另一方面，如同過去中國歷史的開國皇帝，在其任內也有許多人遭到政治迫害及大清洗，尤其在他晚年，由於嚴重的政策錯誤，給中國精神文化領域造成巨大的損失。毛澤東時代歷經了建政初期1950-1953年的三大運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8年-1962年的大躍進、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其中文化大革命因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而被嚴厲批評和譴責。

撥亂反正時期

撥亂反正時期指的是1976年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去世之後，他的繼任者們逐步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平反冤假錯案和步入改革開放的時期。這段時期以粉碎四人幫作為標誌性事件開始，以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標誌漸入高潮，終於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改革派取得勝利，開始了平反冤假錯案和公審四人幫的工作，並逐步將矛頭對準了文化大革命和晚年的毛澤東。撥亂反正時期以《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和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引咎辭職而結束 鄧小平在1977年重新出山，再次恢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職務，並在黨內安排許多自己的支持者。在1978年鄧小平成功地取代由毛澤東欽點的繼承人華國鋒。不過這次鬥爭並沒有像共產黨以前的政治鬥爭中那樣你死我活，而是讓華國鋒漸漸地隱退。1980年，華國鋒國務院總理的職務由趙紫陽取代，而恢復設立的總書記職務則由胡耀邦取得。直到1980年代中期，鄧小平一直都是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雖然他後期握有的頭銜只是中央軍委主席和中顧委主任。
撥亂反正時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有轉折意義的時期，這個時期里，整個國家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改變，進入了現代化建設時代。

文革後期的政治局面

1975年鄧小平繼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開始了大整頓，整頓從工業開始延伸到農業和軍隊，取得了顯著成效。1975年秋天，因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和與四人幫爭吵升級，毛澤東開始懷疑鄧小平反對文革。毛澤東要求鄧小平對文革下個三七開的結論被鄧小平婉拒。隨後又發生了鄧小平轉清華大學信件事件，毛澤東發怒之下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全國發生了悼念活動和抗議運動，最後演化成了清明節天安門廣場悼念事件，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而鎮壓，史稱四五運動。四五運動後，鄧小平被撤銷職務，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被"在家養病。隨後毛澤東任命華國鋒繼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與紀登奎、陳錫聯、吳德、汪東興形成了工作班子。7月，唐山大地震，華國鋒總理主持救災工作受到毛澤東肯定。
這時候中央形成了以華國鋒為首的派別，以四人幫為首的派別，以及以葉劍英、李先念為代表的右派。

毛澤東去世與懷仁堂事件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23日，舉行了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華國鋒致悼詞。隨後，四人幫和華國鋒發生了激烈矛盾，華國鋒尋求葉劍英的幫助，形成了華葉政治聯盟。四人幫開始連篇累牘宣傳「按既定方針辦」的主席遺囑，而華國鋒認定這是杜撰，目的在於搶班奪權。隨後9月30日，江青因為毛遠新安置問題和毛澤東手稿問題，以及中央全會召集問題大鬧政治局，華國鋒與四人幫矛盾升級，也引發了華國鋒發動政變的想法。10月6日，華國鋒得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協助，與葉劍英一起以召集毛澤東選集討論的名義，誘捕了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並逮捕了江青和毛遠新，史稱「粉碎四人幫」。華國鋒連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政治局一致同意華國鋒繼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四人幫」的垮臺意味著「文革」的正式終結。四人幫垮台之後幾天，中央宣布了這一消息，全國沸騰。10月13日，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接受全國人民的擁戴。從此華國鋒被稱為「英明領袖」，享受與毛澤東生前同等的待遇。

抓綱治國與兩個凡是

華國鋒延續了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繼續堅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年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社論里出現了「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說法，被稱為兩個凡是。這既是政治宣告，也是華國鋒執政的基本依據。兩個凡是受到了受文革迫害的老幹部的強烈不滿，成為以後政治變革的導火索。
1977年中共十一大，華國鋒正式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從1976年-1978年底，華國鋒操控中共政局兩年多，實行一系列政策。這一時期被共產黨官方史料稱為「過渡時期」。在這一時期，文化大革命結束，國家由亂到治 ，經濟開始復甦，同時大批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幹部得以重新工作，從而揭開改革開放的序幕。

鄧小平復出與十屆三中全會

四人幫倒台之後，鄧小平立即給華國鋒寫信，表達了喜悅的心情，並歌頌華國鋒的豐功偉績，希望能分配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起始，華國鋒沒有理睬鄧小平這封信。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兩個月里，新聞報紙仍然鼓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然而到了年底，華國鋒在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批評了四人幫「批鄧另搞一套」，事實上開始了停止批鄧。1977年開始，批鄧的調子急劇降低。3月份，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了第二封信，表達了希望工作的想法，並請求將這封信公布全黨。
1977年5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全會有兩個議題，一個是宣布鄧小平恢復原有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職務，一個是公布了四人幫的罪行。從此鄧小平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與之相應的，則是胡耀邦、趙紫陽、彭沖等也進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胡耀邦開始主持中共中央黨校，為撥亂反正做理論工作。

中共十一大

1977年8月，為了儘快確認華國鋒的領袖地位，中共提前召開了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上，華國鋒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同時將抓綱治國列入黨的基本路線。這次代表大會進一步確認了華國鋒的領袖地位，華國鋒的威望達到了頂峰。十屆三中全會正式恢復了鄧小平的職務，他作為中央副主席分管科教。1977年夏天，鄧小平主持召開了科教座談會。
1980年11月20日，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開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
江青、張春橋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別的主犯則分別判以無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還年輕，他曾說過，十年以後再看分曉，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響僅次於江青和張春橋，所以將他判為無期徒刑。

外交變化

改革開放後，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也更加緊密。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建立外交關係。鄧小平上台後出訪多個西方國家，1979年，他訪問美國，與卡特總統會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正式決定在1997年英國將歸還在鴉片戰爭中侵佔的香港（中國大陸官方稱從未喪失香港的主權，1997年只是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鄧小平同意在50年內不干涉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市民的生活方式。這種一國兩制的構想後來沿用在澳門問題，中國政府也希望這個模式能夠在台灣問題上使用。但是鄧小平並沒有尋求與蘇聯的和解。作為世界的另一個超級大國，鄧小平認為由於地理上的原因，蘇聯對中國的威脅要比美國對中國的威脅還大。
1979年1月1日，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在《中美建立外交關係聯合公報》中，美國宣布斷絕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再次重申上海公報中所提到的一個中國政策，認知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表示同意美國人民繼續與台灣人民保持商務、文化以及其他非官方的往來。美國國內的《台灣關係法》則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改，以鼓勵台美之間的非官方往來。中美建交也對中華民國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國民黨召開11屆3中全會應對此次衝擊，決定與中共誓不兩立、反共復國到底。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開啟了兩國之間一連串重要、高級別的交流，這些交流活動一直延續到1989年，期間是兩國關係最好的時期。兩國之間簽署了多個雙邊條約，特別是在科技與文化領域的交流活動以及貿易交流。自1979年初開始兩國就在《科學技術合作條約》的框架下進行了數百個合作研究項目。
中越戰爭於1979年2月17日爆發。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短時間內占領越南北部20餘個重要城市和縣鎮，一個月之內便宣布勝利，撤出越南。越方在中方撤出之後也宣布取得戰爭的勝利。這場戰爭令中越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到最低點。進入八十年代後兩國繼續對抗，在羅家坪大山、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陰山等地區又相繼爆發邊界衝突，時間持續達十年。九十年代蘇聯解體後，兩國關係逐步恢復正常，陸地邊界也最終劃定。中國政府方面聲稱「越南種種舉動威脅中國的邊境安全和影響東南亞的局勢穩定」，但實質上是為支持紅色高棉（因為紅色高棉運動就是中國支持的）而發動「自衛還擊戰」進入越南。而當時國際上大部分西方國家認為越南應從柬撤軍，中國則應從越南撤軍（實際上中國在一個月後從越南撤軍，而越南仍通過傀儡政權維持對柬占領，長期拒不撤軍）。而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認為是中國侵略越南，亞洲大部分國家如日本、印度和蒙古等國也要求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而中國也應自越南撤軍。越南於1989年1月宣布將於在9月之前將越軍全部撤出柬埔寨。

解放思想

1979年以後，中國走上更加務實的發展道路。原先被打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學者恢復工作。而藝術家、作家、記者們也給予更大的自由度，更多地從批評的角度來創作、報道。到1980年末，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被官方正式認定為一個錯誤。中國也公開審判包括江青在內的「四人幫」等「文革」中的主要領導者。新的、較務實的領導層更加重視經濟建設，而不是頻繁的政治運動。在1978年12月轉折性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領導層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口號，擴大農村人口收入，鼓勵國有企業自主經營，降低中央計劃，並在中國建立外國直接投資。全會也決定加快司法體系改革，還向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多份新法律的草案。
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指的是農業、工業、科技與國防的四個現代化。而實現這四個現代化、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的方法，就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黨的任務就是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解釋降低意識形態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而更強調政策的有效性。鄧小平認為共產主義遠景需要很長時間，需要幾代甚至幾十代的努力才能實現，認為社會主義並不意味著共同貧窮（原話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也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認為並不能因為與毛澤東的看法不同就放棄某一政策，事實上打破個人崇拜的土壤。鄧小平也不像陳雲等一批比較保守的共產黨人，認為那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就不能用在社會主義中國。雖然鄧小平為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與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本人並沒有提出很多經濟改革的具體方案。很多時候改革是由地方領導自行提出的，往往並不符合中央政府的決策。但是如果這些改革措施是有效的，那麼全國就都可能普遍採取這種措施（大陸媒體多稱之為：貓論，即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很多經濟改革的政策都來自其它有經驗的國家（和地區），例如亞洲四小龍等。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巴契夫在蘇聯實行的「新思維」有很鮮明的對比。「新思維」的很多政策是由戈巴契夫本人親自貫徹落實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鄧小平採取的「從下到上」的改革方法，而不是蘇聯「從上到下」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鄧小平的改革中，計劃型、中央管理的宏觀經濟由技術官僚負責，而放棄毛澤東以前採取的全民運動式的經濟發展策略。但是，與蘇聯體制或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這種宏觀管理是間接通過市場體制來實現的，而很多還是從西方國家所採用的經濟規劃及控管機制中借鑒過來的。宏觀的經濟管理並不妨礙在較低層次的市場經濟。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十分重視農業產出，他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來取代原有的集體化農業。在地方一級，政府利用物質刺激而非政治口號來提高農民的積極性。農民被允許通過向自由市場販賣農產品來獲得額外的收入，縣、省一級也可以自己投資建設工廠，政府鼓勵對輕工業的投資。鄧小平將中國的經濟引上一條重視輕工業、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道路。
輕工業產出對一個開發中國家而言往往是十分關鍵、重要的。這種週期短、成本低、高外匯收入的產業所創造的收入，能夠為以後技術含量高、資本運作複雜的產業提供資金支持。然而與其它經濟改革並不太成功的國家，如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相比，中國的輕工業投資並不需要政府批准。而中國重工業投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而銀行的資金則主要來自消費儲蓄。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項目就是防止利潤通過稅收或銀行體制以外的任何方式進行再分配；因此，在更高端產業中的再分配往往是間接的。總而言之，鄧小平的改革開啟中國的工業革命。這些改革措施與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政策是相互補的。中國決定通過增加國際貿易，特別是購買來自日本和西方的機械來加速現代化進程。通過這種出口導向經濟模式，中國獲得一定的外國資金、市場、先進技術與管理理念，從而加快其經濟建設的步伐。鄧小平在中國建立多個經濟特區，吸引外國企業投資。
改革也十分重視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新的物質刺激與獎賞制度在全國實施。農村市場恢復銷售家產或多餘的農產品，也促進農村工業發展，還為更艱難的經濟改革提供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的（特別是早期）市場社會主義在某些地方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或布哈林的經濟政策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們都允許私有企業以及貿易市場的存在，而不是完全的政府控制。有趣的是在鄧小平首次會見阿曼德·哈默時，鄧小平要求這位曾經參與投資過列寧時代蘇聯的工業家向他詳細地解釋列寧當時的新經濟政策。

政治風波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現實政治控制以及諸如物價上漲、幹部腐敗，雙軌制引發的官倒等社會問題的不滿也開始顯現。而此時的東歐民主化也影響了中國社會。學生和一些知識份子要求更大的政治改革與自由，中共內部的一些元老不斷懷疑改革的進度以及改革的最終目標與社會主義背離。1986年12月，一批示威的學生開始公開反對改革的緩慢進度，也使這些中共內保守派更確信對改革的懷疑，擔心這種改革可能危及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胡耀邦這一鄧小平的親信以及改革的積極推動者，被指責應該為1986年的示威事件負責，而於1987年1月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接任總書記，而副總理李鵬被任命為總理。在趙紫陽接任後，他所倡導的政治與經濟改革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而他在1988年5月提出的價格調整也引起普通民眾對通貨膨脹的強烈不滿，有人提出應該加強中共中央在經濟上的控制，並且抵禦西方影響。這最終導致一場政治爭論。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學生以祭奠名義開始的請願活動，因政府的消極應對而升級。不斷擴大的示威人群要求政府處理改革帶來的問題和更大的政治自由。抗議也迅速蔓延至上海等其它大城市。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認為學生運動被少數反中共反政府陰謀分子操縱，是反社會主義的動亂。5月13日，數百名大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抗議政府拖延對話，要求政府否定4·26社論，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主張，學生的訴求應當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國務院總理李鵬等主張武力鎮壓。5月19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對北京實行戒嚴，並於次日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6月3日，中共調集20萬戒嚴部隊，同日晚，官方宣稱北京「已發生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晚11時至6月4日清晨，戒嚴部隊進入北京城區，以武力強行驅散示威學生及群眾，造成大量人員死傷。六四事件後，趙紫陽被撤銷職務，中國政治局勢恢復穩定。出於對中國政府處理此次事件的不滿，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各項制裁。事件後，中國再度進入快速發展時期。起初，黨內主張減緩政治改革力度以維持政局穩定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觀點，為了維護局勢的穩定，經濟改革步伐也曾一度減慢，直到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後，經濟局面有較大幅度的改善。鄧小平再度重申要發展市場主導的經濟。在中共十四大中，一批年輕、支持改革的新領導人取得最高領導地位。鄧小平及其支持者認為，經濟自由化以及進一步的改革對提高中國的生活水平是十分必要的。在南方考察以外，中共中央政治局還公開支持鄧小平的經濟開放政策。雖然中國依然沒有進一步進行政治改革，經濟開放卻依然是中國的首要目標。
鄧小平主張經濟對外開放並且在社會主義威權體制下實行市場經濟。在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保持年均8%的經濟成長，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之一。然而，鄧小平的改革也遺留很多未解決的問題。他市場改革的直接結果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很多國有企業已經無法贏利，而需要關閉。更嚴重的是，到1990年代中，很多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特別是農村經濟改革）措施已經不再有成效；農村收入降低，中國的三農問題是現在領導人所面對的極大挑戰 。最後，鄧小平強調務實，否定毛澤東共產主義理想化的作風雖然在中共黨內占主導地位，卻引起西方世界的懷疑。很多在中國國內或國外的觀察家都懷疑一個一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是否依然能夠控制越來越活躍與繁榮的中國社會。然而，這種問題與六四事件之前的中國或1949年前中國所需要面對的戰亂、饑荒及社會不穩定等問題比起來，無疑是非常輕的 。根據《財富》雜誌記者吉姆·羅沃的說法，「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在1979至1994年間的改革帶來的有可能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所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對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進步影響上億的人口。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但他的時代並沒有結束。迄今，他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依然居主導地位，並以鄧小平理論的形式固定下來，在中國大陸被譽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獲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等的地位，並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

江澤民時代

江澤民是鄧小平以及其它中共元老的折中選擇，來取代當時指定的繼任人趙紫陽。趙紫陽被認為對學生抗議過於容忍。雖然江澤民並沒有直接捲入對示威的鎮壓，他因迅速穩定上海的局勢而受到賞識。當時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候選人有兩個：江澤民和李瑞環。鄧小平的健康狀況在1997年去世之前每況愈下。在九十年代開始，江澤民及其同僚逐漸開始負責日常工作。這個「第三代」領導集體是以江澤民為核心來運作的 。1998年3月，江澤民在第九屆全國人大中連任國家主席。總理李鵬任期屆滿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一職由朱鎔基接任 。

內政

在1990年代，中國經濟保持然使正常發展，這使得中國在過去二十年內一直保持著9.7%的平均增長率。1992年，鄧小平在中國南方巡視，重申改革開放。雖然經受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洪災和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保持7%的增長。這主要通過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加大政府在基礎設施領域的直接投資來實現的。另外政府也試圖用各種辦法來刺激需求，但是效果不明顯。政府直接投資的增加，也導致財政赤字的增加。雖然統計數據顯示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是一些深厚的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甚至日益嚴重：貧富分化加劇，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國有企業效率低下以及陷入呆賬的銀行系統。處理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的同時引發大量失業工人，但是相應的金融保障體系剛剛建立，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大量老工業基地的工人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陷入貧困狀態，社會不穩定增加。
1999年中國政府決定鎮壓法輪功。網際網路的興起給政府的言論與思想審查提出新的挑戰。2000年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的政治理論。

經濟

中國政府於1997年和1998年展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除了少數大型壟斷企業，所有的國有企業都遭到了清算，原屬於國企的資產均被出售給了私人投資者，大量國企員工被迫下崗。2001年12月11日中國成為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至2004年間，國有企業的數量減少了48％。與此同時，江澤民和朱鎔基還降低關稅、削弱貿易壁壘、制訂更開放的法規；對銀行體系進行改革；廢除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福利制度；將軍事企業和解放軍強行分離；減輕通貨膨脹； 這些舉動引起了一些群體，尤其是私有化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不滿。
國內的私營企業於2005年首次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0％，並在此後繼續擴大。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石油業和銀行業等行業，國有壟斷企業仍然存在。

外交

199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形勢嚴峻。冷戰的結束與蘇聯解體意味著中國與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之間原本存在著的最重要的合作基礎的喪失；六四之後的中美關係也很難在回到八十年代的蜜月期。雖然江澤民與柯林頓將兩國關係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中美在整個1990年代實際上處於一種非敵非友的狀態之中，兩國之間存在一些根本性歧見，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卻又能夠溝通合作。江澤民任內極力推動中美關係發展，包括1997年和1998年兩國元首的互訪，以及朱鎔基總理的訪美等。但是美國國內始終有一股強大的抗拒與中國保持親密接觸的力量，這些被稱為「藍隊」的人認為在中國改善其自身人權、民主等方面的紀錄之前，美國應盡量疏遠甚至孤立中國。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遭襲事件、2001年南海危機等令中美關係緊張；2001年美國911事件後，中美關係緩和。此時，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大部分國際政治學家都已經預見到，中美關係將是新世紀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2001年底，經過長期的艱苦談判，中國終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顯著改善，兩國彼此間在許多國際問題上有著相近的立場與利益。2001年，江澤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簽訂有效20年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定了中俄兩國合作的原則。中俄邊界談判取得突破，消除了兩國之間的障礙。然而由於兩國國力所限，不可能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聯手與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正面衝突。
1997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1999年12月20日，開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
1993年汪辜會談後江澤民發表八點對台工作指示，作為具體落實兩岸政策的指導。然而1994年千島湖事件對兩岸關係造成衝擊，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訪美觸怒大陸當局，之後又在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前夕高調在台灣海峽舉行軍事演習，事態曾一度升級至迫使美國兩個航空母艦群進駐海峽，引發台海飛彈危機。1998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的兩國論不僅破壞汪道涵的原定訪台規劃，更進一步惡化兩岸局勢 。北京方面將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稱作「麻煩製造者」，並將希望寄託於他的繼任者：然而2000年中華民國實現政黨輪替，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執政之後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在2008年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上任後，承認「九二共識」，極力與大陸修好，兩岸走向和平發展的局面，此路線也造成台灣內部的爭論 。

胡錦濤時代

江澤民等人在中共十六大上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讓位給由新任總書記胡錦濤率領年輕的「第四代」領導集體。不過，江澤民依然在發揮影響力，並直到2004年底才辭去中央軍委主席，交出軍權。胡錦濤是第一個1949年立國後加入的共產黨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在1992年49歲時就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是所有委員中最年輕的。新一屆的領導人被賦予高度期望，無論是國內國外，大多數媒體都期望，「胡溫體制」會把中國大陸帶入一個新的階段。國外的媒體更關注新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舉措，而中國大陸的媒體則更關心新領導層的親民形象。2004年9月，中共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任務。

突發事件

新領導層上任後所面對的第一個重大挑戰就是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在2002年11月開始在中國廣東省蔓延，但是當地政府沒有及時公布疫情，雖然當時曾經出現過短暫的恐慌，官方媒體卻鮮有報道。事件直到次年2月才擴大，當時該病蔓延到香港、東南亞及北美等地，越來越多媒體開始懷疑廣東、北京等中國內地城市的疫情比官方報道的要嚴重，但是中國官方開始時不願承認。2003年4月（兩會結束後），由於蔣彥永醫生公開披露疫情，中國政府改變先前的做法，公開承認SARS確實在中國大陸多個省市造成嚴重危害，胡錦濤並將隱瞞疫情的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剛剛上任的北京市長孟學農撤職，然後積極在全國範圍展開疫情防治工作，每天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疫情。新領導層的做法得到國際媒體的普遍好評。中國政府也允許世衛專家進入中國瞭解疫情，這也是史無前例的。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04秒，四川省汶川縣發生芮氏規模8.0級地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破壞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後傷亡最慘重的一次。直接嚴重受災地區達10萬平方公里，共遇難69227人，受傷374643人，失蹤17923人，直接經濟損失達8452億元。地震造成四川、甘肅、陝西等省的災區直接經濟損失共8451億元人民幣，災區的衛生、住房、校舍、通訊、交通、治安、地貌、水利、生態、少數民族文化等方面受到嚴重破壞。地震災情引起民間強烈迴響，全中國以至全球紛紛捐款援助，累積金額超過500億元人民幣。中國軍隊調動了和平時代以來規模最龐大的隊伍進行救災，中國民間的大批志願者和來自中國各地以及世界各國的專業人道救援隊伍也加入救災。災後的頭七，中國政府首次對公眾設立了全國哀悼日。震後中國政府採取「一省幫一縣」的原則，用三年時間進行地震災區的重建工作，計劃在2010年基本實現目標。2012年初，時任四川省省長蔣巨峰宣布重建完成。

經濟科技

雖然經歷了SARS帶來的衝擊，2003年中國經濟成長還是達到近幾年來最高的9.1%。但是經濟發展依然面對深層的問題，包括東西部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胡溫政府提出幾項措施，包括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以及關注弱勢群體。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中國繼續開放其市場，雖然還是受到沒有完全履行入世承諾的指責。不過，多種外國產品的關稅已經下降了很多。2003年末，中國大陸與香港及澳門簽署《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保證三地的產品能夠以零關稅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中國的貨幣政策在2003年末成為焦點，美國政府批評中國故意將人民幣匯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以取得在國際市場上的不公平優勢。而中國方面則不願意讓步，批評布希政府面臨選舉年，指責中國的貨幣政策只是為了其自己的選舉。2004年初，似乎有跡象顯示中國將會改變其貨幣政策，與美元脫鉤，曾經有中國媒體報道過，將會在2004年年內使到人民幣擴大浮動範圍，但是立即遭到當局的否認。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及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
在此期間，中國的房地產業迅速發展，甚至成為一些城市的支柱產業。與此同時，商品房價格，建築材料價格也大幅度上漲，這引發房地產泡沫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過熱。房地產泡沫和銀行巨額呆壞賬增加了金融風險。房價的過快上漲也導致非法佔地、拆遷糾紛等各種社會問題。中央政府試圖進行調控，但是由於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團從中作梗，這些調控措施並沒有受到預期效果。
2003年10月15日，中國首次發射載人太空飛行器神舟五號飛船，載送航天員楊利偉進入太空，使中國成為繼俄羅斯、美國之後，第三個有能力獨自將人送上太空的國家。在隨後幾年中，中國陸續發射多艘載人航天飛船，將數位太空人送人太空。
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由此，中國不再針對農業單獨徵稅，一個在中國存在兩千多年的古老稅種宣告終結。
2008年8月8日，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開幕，東道主中國以51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藉助北京奧運會，中國展示了經濟發展的成績、自信以及史無前例的開放心態，大規模的基礎建設也極大改觀了北京這座城市的面貌，政府與公眾在奧運會這個舞台上取得了高度的統一，公眾也表現出對政府少有的包容和支持。
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中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在上海舉行，是中國首次舉辦的綜合性世界博覽會，也是首次由開發中國家主辦綜合性世博會，共有256個國家和地區及國際組織參展。
2010年10月25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劉曉波，以表彰他長期以來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劉曉波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隨著中國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信息的自由傳播對中共維持執政地位構成挑戰，為了應對來自網絡發展形成的影響。中國建立世界上最為先進的網際網路審查制度，審查中國大陸的網際網路內容，封鎖伺服器位於境外的政治敏感類網站，以達到其輿論控制的目的。

港澳政策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和一系列的經濟、政治難題的影響，當2003年初港府宣布將就基本法第23條有關顛覆罪立法時，引起許多人的反對。部分香港人認為，23條立法是行政長官董建華受命於中央政府而做出的決定，他們擔心立法會限制到港人的政治自由。港府做出多項讓步，但是還是無法平息爭議，最終在7月1日回歸紀念日當天，50萬市民走上街頭抗議立法，該事件也引起中央政府的關切，遊行最終導致香港政府宣布擱置立法計劃。
在七一大遊行後，香港民主派開始更積極要求政治改革，他們公開提出，要2007年特首直選、2008年立法會全面直選。中國政府始終堅持香港是中國的內政，反對外國政府干預內部事務。中國政府的立場是，「一國兩制」應以「一國」為先，中國是單一制社會主義國家，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沒有權利自行改變政治體制。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做出解釋，否決2007年特首和2008年立法會直選，並重申解釋和修改基本法的權力在全國人大，而不是香港立法會。
2005年全國「兩會」期間，董建華以健康原因辭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職務，由於《香港基本法》的疏漏，特首的補選開始成為一個爭議的焦點，香港特區政府再度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期間曾蔭權代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然後，再由中央指定的選舉委員會補選特首。

民族問題

2008年3月，西藏拉薩爆發藏人抗議示威活動，後演變為暴力事件，造成18名無辜平民死亡。2009年2月起，發生在西藏、四川和青海等地部分傳統藏區內的一系列僧侶自焚事件。2012年初開始，由川西藏區喇嘛自焚和示威遊行釀成的軍警與藏人衝突事件，此事件目前仍在發展中。
2009年7月5日，新疆烏魯木齊市維吾爾族發動遊行示威活動，隨後演變成維吾爾族、漢族和警方的大規模暴力衝突，持續數日。共造成造成197人死亡，1721人受傷。2009年9月2日至4日，針對漢族平民的500餘起針扎事件引發漢族民眾上街遊行，並發生零星暴力事件，導致5人死亡及14人受傷。
2005年、2010年、2012年全國多個地區爆發大規模反日示威活動。2005年3月至4月其間在中國各地舉行的一系列大型遊行和抗議活動，主要是反對歷史教科書和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努力。2010年10月，因中日撞船事件，西安、成都、鄭州、寧波等地舉行反日遊行示威活動。2012年8月中旬開始，為抗議日本於2012年上半年提出的釣魚島國有化政策、8月15日扣押香港保釣人士和8月19日日本右翼登陸釣魚島。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購買釣魚島後，中國大陸民眾發起第二輪遊行抗議活動，最終演變成暴力民眾對日系商家、私家車的燒搶打砸。
2007年以來，中國境內的恐怖主義事件明顯增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多次發生恐怖性質的襲警、爆炸案件，包括2008年的喀什襲擊事件、庫車爆炸案和2011年的和田7·18嚴重暴力恐怖事件、喀什暴力恐怖襲擊事件。此外，也發生針對民航班機的恐怖事件，如南航班機三·七爆炸未遂案（2008年）和天津航空7554號班機劫機事件（2012年）。大多恐怖事件發生在中國大型活動（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前期，在國內外造成巨大反響，如2008年昆明公交車爆炸案和在新疆發生的數起事件。

政治經濟

胡錦濤、溫家寶等領導人在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上退出中央領導層，由習近平按現有接班體制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李克強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是第一位出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最高領導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被認為重視改革，其談到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提倡進行政府體制改革，調整或裁減國務院的部門。
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習近平上台伊始，多次闡述其中國夢的設想。目標是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逐步並最終順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
2012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中央八項規定》等一系列反腐敗措施。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一職後，在處理貪污腐敗方面採取積極的態度，提出「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中，共計有18萬官員被查處，其中有五十多位省部級以上的高官，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前統戰部部長令計劃、前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等國家級高官，表明中央反腐工作有一定的成效。
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國政府分別提出建設「一帶一路」即「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中國政府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努力實現沿線區域基礎設施更加完善，更加安全高效，以形成更高水平的陸海空交流網絡。同時使投資貿易的便利化水平更有效的提升，建立高品質、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域網。以使沿線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政治互信更加的深入，人文交流更加的廣泛。
第26屆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年度會議於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市懷柔區雁棲湖舉行。該次峰會通過《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宣言》（《北京綱領（宣言）》），提出並通過致力於旨在打擊跨國腐敗的的《北京反腐敗宣言》，中國開始顯露其全球影響力。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全力加大了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控制力度。至少有288家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這使得中國共產黨在企業的管理上擁有量更大的影響力，反映了黨的路線。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10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
2018年2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憲法修正案》，建議刪除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鄧小平時代以來的「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或將結束，象徵習近平時代的真正到來。3月11日通過《憲法修正案》，同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根據1982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八二憲法），恢復設立自1968年缺位，1975年被廢除的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職位，不過取消國家主席在五四憲法中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和領導國防委員會的權力，失去了行政權和軍權，變成禮儀性的虛位元首。根據鄧小平在1980年提倡的「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重新設立的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為五年一屆，連任不能超過兩屆。這次修憲僅刪除了連任限制，並沒有賦予國家主席擁有更大的權力。
從1993年開始，國家主席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形成「三位一體」的制度。根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原則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政治理念，黨總書記和軍委主席是中國政治體系中擁有最大權力的兩個職務，而這兩個實權職位在《中國共產黨章程》裡沒有連任次數的限制。由於「三位一體」制度，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被取消後，最高領導人的職務將不再受任何任期制限制。如歷史上，毛澤東曾終身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直至去世。

港澳政策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部分香港人不滿意中央政府對香港選舉的干涉，要求「真」普選，即有「公民提名」的選舉。2014發起佔領中環運動（雨傘革命）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撤回決議。佔領行動於2014年12月15日結束，歷時79日。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7年3月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李克強提出要推動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區的深化合作，研究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以香港和澳門的獨特優勢，提升中國的經濟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是由圍繞珠江三角洲伶仃洋，包括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和江門的城市群組成，是繼美國紐約都會區、美國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都市圈之後，世界第四大灣區。 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正式通車，香港納入國家高鐵網絡。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

外交

習近平治下的中國逐漸揚棄胡溫的「韜光養晦」戰略思想，逐漸向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以及發揮重要作用的方向改變。RCEP和亞信峰會、上合組織、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組織中國都具有實際主導力，潛在的世界性影響力已經不容忽視，而且不論主動或被動，中國經濟由於其龐大的規模，全球性經濟政策已經不能缺少中國的參與和配合。中國領導人已經提出了諸如「新型大國關係」、「新型禮義觀」等外交理念，並用以指導和規範中國的外交實踐。和胡錦濤時期相比，中國外交正變得更為主動自信，更具全球性。中國外長王毅明確提出，在新形勢下，中國外交要「更具全球視野，更具進取意識，更有開創精神」， 以維護中國「不斷延伸的正當權益」。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中國新領導人的首年外交足跡遍布全球，從非洲到拉美，從南亞到東歐，中國正在「重新發現」過去被忽略的一些地區的戰略價值和潛力。可以說對中國外交來說，已經沒有「被遺忘的角落」。在處理世界熱點如伊朗，敘利亞，朝鮮，中東等問題上，中國也開始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再充當置身事外的旁觀者。習近平逐步擴大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而「大國外交」也引發了西方國家的憂慮與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