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音乐会

背景

1961年3月19日開始，《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上出現「燕山夜話」專欄，由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鄧拓以署名「馬南邨」開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彭真領導的中共北京市委被全盤打倒，5月18日鄧拓自殺身亡，同年7月下旬《北京晚報》停刊。1980年2月15日，已停刊13年的《北京晚報》復刊。
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為已故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舉行追悼大會；6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宣布「文革」錯判的幹部一律平反。8月26日，中央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地設經濟特區。在政治上撥亂反正、全國推進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文化領域也涌動著春潮。但政治對音樂領域的新氣象壓力很大，鄧麗君等流行音樂歌手的歌曲被批判為「靡靡之音」。1980年，北京市百貨大樓出售的磚頭式錄音機成為搶手貨，青年人偷偷翻錄並傳唱鄧麗君的所謂「靡靡之音」，街頭的喇叭里卻仍在放「行進式般的歌曲」。《北京晚報》副刊當時組織了一場有關通俗唱法的討論，以「泣聲唱法」而知名的女歌手李谷一，成為遭到批判的典型對象。當時「南朱北李」（朱逢博及李谷一）的新唱法頗受一些音樂界人士責難。《北京晚報》則決定站在李谷一等年輕歌手一邊。
鐵池是《北京晚報》復刊之後文體組第一批青年記者之一。當時，鐵池在中山音樂堂觀看一場演出時，被新人歌手蘇小明演唱的《軍港之夜》打動。回到《北京晚報》社之後，鐵池找到報社總編輯王紀剛說：「咱們能不能找蘇小明這樣的歌手，辦一場音樂會？」這一提議在當時是非常大膽且危險的。
時任《北京晚報》文體組組長的李士民就此開展了調研。聽說八王墳的印刷一廠禮堂內有一場民間自辦的音樂會，他便和青年記者沙青到該禮堂的後台查看情況。李士民回憶稱，「滿場啊，而且還有站著的觀眾，氣氛非常熱烈。」讓李士民驚訝的是，演唱者竟只是個13歲的小女孩，名叫程琳。此次演出讓李士民深有觸動。他說，當時社會空氣比較沉悶，許多青年人頗有藝術才華，但是音樂受到政治的禁錮，民眾聽不到好歌。李士民表示，「我們報紙不是要起橋樑作用的嗎？我們應該帶頭衝破點兒什麼。」他的話讓文體組的青年人躍躍欲試。不久，聽說蘇小明在工人體育館舉辦演出，鐵池又和總編輯王紀剛去看了一場。鐵池當場向王紀剛提出：「就是這種唱法，就是這種音樂，咱們到各地發掘演員去，來這麼一場，怎麼樣？」王紀剛當即拍板同意。

籌辦

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報》頭版刊登了舉辦「新星音樂會」的消息，還配發了《推出新人，推出新歌》一文，署名為「本報編輯部」。該文章直接回答了為什麼要舉辦這場音樂會。「為什麼叫《新星音樂會》？新星，就是新的明星。過去，人們忌諱提明星這兩個字，我們認為，為實現四化，各行各業都應該有明星，都應該有自己的尖子。我們報社應當宣傳這些新人，宣傳這些尖子，宣傳這些年輕的新星。這就是我們舉辦《新星音樂會》的主要目的。」該文中還提到，「我們應該有廣大人民群眾愛聽和愛唱的歌曲，舉辦《新星音樂會》的另外一個目的，就是向廣大聽眾推薦新的歌曲。」故所有後來參加這場音樂會的「新星」們必須不僅演唱一首拿手歌曲，還必須演唱一首新歌以推薦給觀眾。
李士民回憶，當時為籌辦此次音樂會，《北京晚報》編輯部曾多次召開會議。一次，總編輯王紀剛表示：「以前文藝界的很多著名演員，都是黨有意培養出來的；現在這個工作因為『文革』中斷了一段時間，我們就應該在黨的領導下，幫助黨培養一撥新人出來，繁榮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
《北京晚報》青年記者沙青到中央歌舞團為新星音樂會挑選演員時，偶然結識作曲家谷建芬。此後，谷建芬成為此次音樂會的重要幕後人物。此次音樂會推出的新星中，絕大多數都是她曾經指導過的學生，音樂會上演唱的新歌也多是由她創作。沙青經常坐在床邊或倚靠著鋼琴，聽谷建芬彈唱新近創作的歌曲。
1980年夏季的某個傍晚，谷建芬在北海公園散步時，遇到一群彈吉他的青年，聽見這些青年一通亂唱，心情沉重。谷建芬感到，「沒有適合他們唱的歌。」在回家路上，她開始想寫一首可用吉他彈唱的歌曲。後來，她找到詞作家張枚同發表的一首歌詞，開始譜曲。歌曲寫好之後，她又找來隔壁的一名彈吉他的青年試唱，這位青年當即喜歡上這首歌，這便是歌曲《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在籌備新星音樂會之時，谷建芬已創作了200餘首新歌。沙青和谷建芬經過討論，挑選出了在新星音樂會上演唱的新歌，其中就包括《年輕的朋友來相會》。
新星音樂會所要推出的「新星」，均為《北京晚報》的年輕記者們從北京各演出團體及大小音樂會中發掘出來。《北京晚報》文體組的記者們承擔了演出籌備工作，除了日常新聞報導外，每天還擠出時間采寫新人專訪。最終此次音樂會確定了8位青年歌手參加演出。其中7位都是女歌手，只有一位男歌手吳國松，且因未找到適合的男聲原創歌曲，經谷建芬建議，吳國松唱了一首由日本歌曲編譯而成的《男子漢宣言》。為避免招致非議，在挑選歌手時，記者們不僅請了通俗唱法的歌手，還請了美聲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歌手。
一些演員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參加這次音樂會。當時僅13歲的程琳和歌手李默都是海政歌舞團演員，程琳憑歌曲《小螺號》已在民間小有名氣。李默入選新星音樂會之後，曾經主動向鐵池推薦程琳：「我們團有個拉二胡的女孩唱得不錯，要不要一塊兒試試？」鐵池說：「夠嗆，我們現在就頂著雷呢，再弄個才13歲的小孩上去，這我們不敢。」因此程琳未能參加演出。另一位未能參加演出的歌手，便是當時陷入爭議中的李谷一。按照新星音樂會起初的設想，準備請李谷一進行壓軸演出，但李谷一因嗓子充血而無法參演。在新星音樂會結束後的次日，李谷一便給正在《北京晚報》社的沙青打來電話稱：「你們的演出太好了，我激動得一晚上沒睡著覺。」
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報》第四版右下角刊登了一則新星音樂會的廣告，其中寫有售票信息：「19日上午9時起在首都體育館、北海體育場、宣武區體育場、新街口南大街清華體育用品商店、王府井大街利生體育用品商店、海淀區體育場售票。」第二天《北京晚報》第四版同樣的位置刊登著相同的廣告，但售票信息已改為一行黑體字：「票已全部售完。」實際上，在9月19日凌晨5點來鍾，距離正式售票尚有3個多小時的時候，首都體育館售票現場排隊的人流已經排到了北京動物園外。正式售票後一兩個小時，兩場演出的3萬多張票便被搶購一空。音樂會背面觀眾席票價5角，兩側觀眾席票價6角，正面觀眾席票價8角。這一票價在當時並不便宜。
在新星音樂會籌備之前，《北京晚報》副刊組織了對老電影《孤島天堂》的討論。這部以抗日為題材的愛國電影中，有一首插曲《何日君再來》，是中華民國時期的著名流行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首歌被打成「反動歌曲」，作曲家劉雪庵也因此被扣上「漢奸」帽子，長期遭受迫害。晚報副刊的這次討論，對電影及歌曲起到了平反作用。當時在《北京晚報》副刊任職的鄧壯將見報的討論文章送到位於廣安門外的劉雪庵家中，這是一間僅有十餘平方米的簡陋小平房。當時劉雪庵已因腦血栓而偏癱，無法講話，但看到這些為他平反的文章後，一直不停流淚。經《北京晚報》總編輯王紀剛安排，新星音樂會演出當晚，鄧壯將劉雪庵請至首都體育館的演出現場。劉雪庵乘坐輪椅，被從貴賓通道推入主席台。在觀看演出時，劉雪庵的手自始至終都在顫抖，熱淚盈眶。

影響

新星音樂會舉辦之後，受到了來自政治方面的空前壓力。演出結束不久，在西苑飯店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新星音樂會成了大批判的矛頭。
但是，新星音樂會激起了廣大觀眾極其熱烈的反響。演出結束後當晚，《北京晚報》文體組的記者們隨即趕回報社。當夜報社接到的電話持續不斷，熱情的人們爭相給報社打來電話，訴說觀看演出後的激動心情。
新星音樂會首演次日，中國中央電視台向北京地區轉播了演出實況。一周之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當天，中國中央電視台又向全國播出了新星音樂會的實況錄影。此外，中國唱片社出版了新星音樂會的塑料薄膜唱片。當時，中國唱片社因受到新興的磁帶衝擊，已經陷入虧損，但該唱片使中國唱片社一舉扭虧為盈。八一電影製片廠還為新星音樂會拍攝了電影膠片，但後來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