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乔姆斯基

生平

杭士基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他的父親威廉·杭士基（William Chomsky）是一位希伯來學者，來自一個後來被納粹滅絕了的烏克蘭小鎮庫皮利。他的母親艾爾西·杭士基·西蒙諾夫斯基（Elsie Chomsky Simonofsky）是白俄羅斯人，但跟她的丈夫不同的是，她生長在美國，說「普通的紐約英語」。他們兩人的第一語言都是意第緒語，雖然杭士基本人說父母在家禁止講這種語言。他說，他們住在分裂為「意第緒區」和「希伯來區」的猶太人聚居地，他的家庭認同後者，並用「純粹的希伯來文化和文學」教導他。
杭士基記得他的第一篇文章寫於十歲那年，文章是論在巴塞隆納陷落之後，納粹主義蔓延的威脅。從十二歲或十三歲開始，杭士基更加徹底地認同無政府主義。
他畢業於費城中央高中，從1945年起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師從哲學家C·維斯特·切奇曼、納爾遜·古德曼和語言學家澤里格·哈里斯學習哲學和語言學。哈里斯對他講授了自己在語言結構線性算子方面的發現。杭士基後來把這些解釋為對來自標記系統的上下文無關文法產物的操作。哈里斯的政治觀點對杭士基政治立場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1949年，杭士基和語言學家卡羅爾·沙茨結婚（Carol Schatz）。婚後育有兩個女兒分別是阿維瓦（Aviva，1957年）與戴安（Diane，1960年），和一個兒子哈里（Harry，1967年）。
杭士基於1955年從賓夕法尼亞大學取得語言學博士學位，他的大部分博士研究是用四年時間以哈佛大學年輕學者的身份在哈佛大學完成的。在博士論文中，他開始發現自己的一些語言學思想；後來他將這些進一步闡發，寫成了他在語言學方面大概最有名的著作《句法結構》。
杭士基於1955年開始執教於麻省理工學院，1961年成為現代語言和語言學系（現在的語言學與哲學系）的正教授。1966到1976年間，他擔任現代語言和語言學的法拉利·P·沃德（Ferrari P. Ward）教席。1976年他被任命為學院教授，之後至近五十年來一直在麻省理工學院教課。
正是在此期間，杭士基開始公開地參與政治。當他在1967年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一篇文章〈知識分子的責任〉後，杭士基成為越戰主要反對者之一。從那時起，杭士基便因他的政治立場而出名，對世界各地的政局發表評論，並撰寫了大量著作。他對美國外交政策及美國權力合法性的批判影響深遠，並因而成為富有爭議的人物。他有左派的忠誠追隨者，但也受到右派及自由派越來越多的批評，尤其是針對他對911事件的反應。
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給杭士基帶來了人身威脅。他的名字被列在泰德·卡辛斯基（「郵箱炸彈殺手」）的預定名單上。在卡辛斯基被捕以前，杭士基讓人檢查收到的郵件以防炸彈。他自稱也經常被警察保護，特別是在麻省理工校園的時候，雖然他原則上不同意這種保護。
儘管對美國百般批評，杭士基還是生活在美國，他的解釋是：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後來他又闡發為：「國與國之間的綜合比較沒有什麼意義，我也不會這麼比較。不過美國有些成就，特別是在言論自由方面幾個世紀來爭得的領先地位，是值得敬仰的。」。

語言學

《句法結構》是杭士基介紹轉換生成語法的《語言學理論的邏輯結構》一書的精華版。這一理論認為說話的方式（詞序）遵循一定的句法，這種句法是以形式的語法為特徵的，具體而言就是一種不受語境影響並帶有轉換生成規則的語法。兒童被假定為天生具有適用於所有人類語言的基本語法結構的知識。這種與生俱來的知識通常被稱作普遍語法。
杭士基的一些語言學學說一直飽受爭議。例如他聲稱「只要掌握一種語言的語法，便已經俱備該語言的語言學競爭力」，暗示學習語言並不需要學習該語言的背景文化。此論點被包括西門菲沙大學語言學教授沙潘斯基 (Nathalie Schapansky)在內的一些社會語言學家公開反對及批評。此外，關於普遍語法以及X-Bar語法的論述也一直爭議不斷：出於普遍語法的假設，應用X-Bar語法時不得不假設很多空白詞類(empty categories)。例如：法語和英語在很多情況下都需要用補語指示詞(Complimentiser)引出從句，而粵語卻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補語指示詞，但是將X-Bar理論應用於粵語時，使用者不得不假設粵語有「空白補語指示詞」(unpronounced/empty complimentisers)。

心理學

杭士基的語言學著作，對於心理學在20世紀的發展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他的普遍語法理論被很多人認為是對既定的行為主義理論的直接挑戰。這一理論對於理解兒童如何習得語言以及什麼是真正理解語言的能力都有深遠的意義。杭士基理論的很多基本原則現在已經在某些圈子裡被普遍接受。1959年杭士基出版了對伯爾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納的《口語行為》一書的長篇評論。斯金納在他的書里試圖用行為學理論解釋語言問題，他將「口語行為」定義為一種從他人那裡學習得來的行為，這就超出了語言學家通常關注的範圍而對交往行為提出了普遍解釋。
斯金納的研究方式與傳統語言學一個很大的不同，就在於它關注語言使用的情境，比如他認為跟人要水，與把一樣東西稱為水，與回應他人要水的請求在功能上是不同的。這種因功能而異的回應方式需要單獨進行解釋，這就與傳統的語言觀以及杭士基的心理語言學觀念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關注的是詞語的精神表象，並假定某個詞一旦被學會就會以各種功能出現。杭士基1959年對斯金納的批判雖然也涉及不同口頭行為的功能，但主要集中在對斯金納理論的基本出發點，也就是行為心理學的批判。杭士基論文的主要觀點是，將動物研究中的行為原則應用到實驗室之外的人類身上是毫無意義的， 要想理解人類的複雜行為，我們必須假定負有終極責任的大腦中有一些無法被觀測到的實體。這兩點都與斯金納的激進行為主義針鋒相對。應該注意到，杭士基1959年的這篇論文也曾受到嚴厲的批判，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肯尼斯·麥克考科戴爾1970年發表在《行為的實驗性分析期刊》（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volume 13, pages 83-99）上的《論杭士基對斯金納〈口語行為〉的評論》。這篇論文和其它類似的評論都指出一些為外行忽略的事實：比如杭士基不管是對行為心理學還是對斯金納的激進行為主義都並不真正了解，而且犯了很多令人難堪的錯誤。正因為如此，杭士基的論文並未完成它所宣稱的任務。那些深受這篇論文影響的人，要麼是從來就與他觀點一致，要麼從來沒讀過這篇文章。
通常認為杭士基對斯金納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設的批評開創了美國心理學從1950年代到70年代的「認知革命」，也就是從以行為研究為主轉變為認知研究為主。杭士基在他1966年的《笛卡爾主義語言學》和後來的著作中對人類語言能力作出的解釋後來成為心理學某些領域的研究範本。現在很多關於頭腦如何運作的觀念都是從杭士基富有說服力的思想中發展而來的。有三個基本思想。首先，頭腦是「認知的」，或者說頭腦中包含精神狀況、看法、疑惑等等。先前的觀念甚至不承認這一點，認為只存在「如果你問我想不想要X，我會回答是的」這樣的邏輯關係。而杭士基則相信通常的看法一定是正確的，即頭腦中包含看法甚至無意識的精神狀態。其次，杭士基認為成年人的大部分智力活動都是「先天的」。儘管兒童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會說某種語言，所有兒童都天生具有很強的「語言學習」能力，這種能力使他們得以在最初幾年中很快吸收幾種語言。後來的心理學家將這一論斷廣泛應用於語言問題之外。最後，杭士基將「模塊化」作為頭腦認知結構的關鍵特徵。他認為頭腦是由一系列相互作用各司其職的亞系統組成的，彼此間進行有限的交流。

其它領域

杭士基的模式也被當做其他一些領域的理論基礎。計算機科學的基礎課程中會涉及杭士基體系，因為它傳達了對多種正規語言的洞見。這一體系也可以從數學的角度來討論，並引起了數學家，尤其是組合數學家的興趣。很多演化心理學的論點也是由杭士基的研究結果中引發的。
1984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尼爾斯·吉爾內用杭士基的生成模式解釋人類免疫系統，他把「蛋白質結構的各種特徵」類比為「生成語法的各個組成部分」。吉爾內的斯德哥爾摩諾貝爾講座就題名為「免疫系統的生成語法」。

批評反科學文化

杭士基對於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對科學的批判持有強烈異議。
「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用我所知道的方法，那些被指責為「科學」、「理性」和「邏輯」的方法研究此類問題。因此當我讀那些論文（按：此處應指後現代或後結構的論文）時，我指望他們能幫我超越這種局限，或指出一個全新的方向。我恐怕是失望了。我承認這也許是我的局限性。通常我讀到後結構主義或後現代主義那些多音節術語的時候，只是匆匆掃過。我能理解的多半是老生常談或明顯的謬誤，然而那些只在所有詞語中占一小部分。確實，有很多其它東西我也不懂，比如最新的物理學和數學期刊上的文章。但是不一樣。後一種情況下，我知道如何去理解他們，在我格外感興趣的時候也那樣做過；而且我知道那些領域的人能夠根據我的水平向我解釋，讓我弄懂我感興趣的部分內容。相反，好像沒有人能跟我解釋最新的「後」什麼之類的理論。除了老生常談，胡言亂語和明顯的錯誤外還有些什麼，我也就不知道如何進一步去理解。」
杭士基注意到，對「白人男性科學」的批判類似於反猶主義及「德意志物理學」運動期間，納粹出於詆毀猶太科學家的研究的政治目的對「猶太物理學」的攻擊。
「事實上，「白人男性科學」的整套說法都讓我想起「猶太物理學」。也許這是我的另一個不足之處，但是我讀一篇科學論文的時候無法判斷作者是否白人或者男性。對課堂上、辦公室或其它地方的討論也是如此。我著實懷疑那些與我共事的非男性、非白人學生、朋友和同事會樂於接受這種說法，承認他們的思維和理解方式由於「性別與種族的文化」而與「白人男性科學」有所不同。我估計他們對此的反應不僅僅是「驚訝」。」

政治

杭士基於1970年代曾經支持紅色高棉，並否認其大屠殺暴行。
杭士基是美國激進派政治人物的最著名代表之一。他自稱無政府主義者，按照他的說法也就是挑戰並試圖消除一切不正當的等級制度。他尤其認同無政府主義中以勞工為核心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與很多無政府主義者不同，杭士基並不完全排斥選舉政治；他對美國大選的立場就是：公民應為當地民主黨投票以防止共和黨上台，而在共和黨沒有希望獲勝的地區則應該支持更加激進的候選人比如綠黨。他自稱為無政府主義傳統的「同路人」，以示與純粹無政府主義者的區別，並以此解釋他為何有時願意國家機器介入。
杭士基認為自己是經典自由派中的保守分子。他還自稱猶太復國主義者，儘管他意識到猶太復國主義在今天已經被很多人認為是反猶太復國主義。總體來說，杭士基對傳統的政治稱謂和分類都不感興趣，他寧可讓他的觀點本身說明問題。他主要的政治活動方式是為雜誌撰文、寫專著及發表演說。他也是政策研究學院的高級學者。
杭士基對美國政府一貫持鮮明的批判立場，而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成為他的很多政論的基點之一。杭士基對此提出兩點理由：首先，他相信，如果他的著作是針對自己國家的政府，會產生更大的影響；其次，他認為，美國作為世界上現存唯一的超級大國，和以前的所有超級大國一樣霸道。
喬姆斯基說，他希望有生之年能見到小布希和歐巴馬等人被逮捕並移送國際刑事法庭，但他知道這不可能實現，因為：美國通過一項法律，授權總統派軍行使武力救回任何被移送國際刑事法庭的美國人。
2013年，土耳其抗議運動支持者，至麻省理工邀請喬姆斯基聲援。喬姆斯基同樣舉起I'm also a çapulcu，聲援土耳其反對派。
《現代美國哲學家辭典》將杭士基稱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左派批評者中最有影響的人之一。

論恐怖主義

針對美國在1981年和2001年宣布的反恐戰爭，杭士基認為，國際恐怖主義的主要源頭是美國領導的世界強國。他引用一部美國軍事辭典中對恐怖主義的定義，說那是：「故意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以策動恐懼，試圖強迫或恐嚇政府或社會以追求政治、宗教或意識形態目標。」他據此指出，恐怖主義是對某種行為的客觀描述，不論行動者是否為國家機器。就美國入侵阿富汗，他說：「肆意殺害無辜平民是恐怖主義而非反恐戰爭。」論恐怖主義的效力：「首先，恐怖主義確實有效，不會失敗。它是有效的。暴力總是有效，世界歷史一向如此。其次，通常所謂恐怖主義是弱者的武器，這一說法是極大的分析失誤。與其他暴力手段一樣，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它都是強者的武器。恐怖主義被稱作弱者的武器，是因為：強者同時控制著言論，他們的恐怖行徑也就可以不算。這是普遍情況。我幾乎想不出歷史上有任何反例，甚至十惡不赦的劊子手也這麼看。比如說納粹，他們沒有在歐洲占領地實行恐怖主義，他們是保護當地居民免受游擊隊的恐怖襲擊。正如其它抵抗運動一樣，當中存在恐怖主義。納粹是在反恐怖。」
至於對恐怖主義是應當譴責還是支持，杭士基認為，恐怖主義（及暴力和強權）總的來說應受譴責，除非在某些情況下是為了避免更大的恐怖（或暴力及濫用強權）。在1967年一場關於政治暴力的合法性的辯論中，杭士基主張，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的恐怖活動是不正當的，但是從理論上來講，在某些情況下那些活動又是有理由的：
「我不認為由於民族解放陣線的恐怖活動令人髮指，就應該對之一味譴責。雖然這可能聽上去很邪惡，但我們實在應當把代價作個比較。如果我們要站在道德立場上看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應當如此—我們就要問一問：使用和不使用恐怖活動的結果分別是什麼。如果不使用恐怖活動的後果就是讓越南的農民繼續過著菲律賓農民那樣的生活，那我想恐怖活動是有合法性的。但是，正如我先前所說，我不認為成功是通過恐怖活動取得的。」
杭士基認為，那些美國政府進行的被他稱為恐怖主義的活動都禁不住這樣的檢驗。對美國政策的譴責是他的著作的要點之一。
2013年9月，喬姆斯基接受今日俄羅斯訪問，以曼德拉和海珊為例說明，美國的「恐怖份子清單」是根據政治需要來決定誰該列入或移出，是不受監督的作法。喬姆斯基說：「歐巴馬寧可錯殺一百的『全球暗殺政策』（global assassination campaign），倒退到8百年前13世紀的人權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