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

早年經歷

汪東興出生於江西弋陽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早年加入河潭鄉兒童團，擔任團長。1931年加入中國共青團。1932年6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於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1月，隨部進入中央蘇區。2月24日，紅十軍抵達光澤縣，組成突擊隊，汪東興擔任偵破任務，率先攻入城內。隨後部隊整編，為紅十一軍第十九師，歸中央紅軍第三軍團彭德懷指揮，參與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同年7月，組建紅七軍團，紅十一軍改編為紅十九師，汪東興調入其中紅八十四團，任政治處青年幹事。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國軍重兵攻占中央蘇區黎川縣、金谿縣，汪東興在金溪守城戰鬥中負重傷，後轉中央野戰醫院治療。痊癒後，留在總兵站七兵團辦事處任青年幹事兼偵查排長，隨主力轉戰閩西北，負責轉運物資和傷員。之後被送往瑞金九堡彭楊步兵學校學習，後留校任一營三連政治指導員。隨後，中央軍委決定將公略步兵學校與彭楊步兵學校合併，汪東興仍任第三連政治指導員。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步兵學校改編為中央軍委幹部團，汪東興隨部參加長征。1935年，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直屬隊指導員。1936年後，任紅軍第二野戰醫院（永坪總醫院）政治委員，參加了紅軍在陝甘寧地區的東征、西征戰役的醫療救護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後，汪東興歷任八路軍兩延（延川、延長）河防司令部組織科科長，八路軍衛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科科長，白求恩國際和平總醫院政治委員。1945年至1947年，任中共中央社會部第三室副主任、第二室主任等職。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出任中央直屬隊司令部副參謀長。1947年，國軍對中共控制的陝北地區發動重點進攻，中共中央被迫離開延安，但堅持在陝北轉戰。汪東興隨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轉戰各地，負責警衛工作。6月8日凌晨，國軍陝北劉戡部先頭部隊進入距離中共中央駐地王家灣僅一山之隔，毛澤東等人連夜撤退，汪東興率領一排兵力斷後，阻擊國軍一個團，國軍因不明情況，不敢進攻。汪東興也因戰功，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處副處長兼警衛處處長，為毛澤東貼身警衛。1948年3月，中共中央轉移通過黃河，汪東興負責後勤及遷移工作。

建國後早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汪東興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廳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處副處長、兼警衛處處長，公安部八局副局長。1953年，任公安部九局（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局長。1955年10月起，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副部長等職，是羅瑞卿的副手。憑藉在公安、警衛工作中的努力，1955年，汪東興還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但沒有獲勛。掌管中南海內部的警衛；是北京衛戍區三人核心小組負責人、中共中央軍委警衛局負責人。1958年6月至1960年8月，曾外放江西擔任副省長兼江西省農墾廳廳長。1959年2月至1960年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曾兼任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副校長、黨委書記。1959年6月至1960年8月，兼任中國科學院江西分院副院長。1960年至1970年6月，再次返回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長。

文革時期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汪東興逐步受到重用。1961年5月，再次擔任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局長。1965年11月10日，汪東興接替楊尚昆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並繼續兼任中央警衛局黨委第一書記、總參謀部警衛局局長。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0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陳伯達在會上提出「天才論」、並與林彪提議重設國家主席問題相互呼應，攻擊張春橋和姚文元一派；毛澤東對陳伯達、林彪互相抱團取暖的態度表示反感，然而當時包括周恩來、陳毅、汪東興等都人均正面支持陳伯達、林彪的立場。為此8月31日，毛澤東親書批判陳伯達的《我的一點意見》，在全會印發。會議結束後，毛澤東發言指會議有人搞事，並再次強調不當國家主席，否定了天才的說法，將「設國家主席」定性為「反革命綱領」。至此毛澤東與林彪的矛盾公開化，而汪東興為此連續兩次寫信檢討。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澤東發起了批陳整風運動，該運動的主要目標是陳伯達的天才論，隨後擴大到對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的批判，直接牽連到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1971年毛澤東南巡，為林彪下台製造輿論；而此時林彪集團製作《五七一工程紀要》，策劃通過爆炸、暗殺毛澤東的行動。汪東興負責整個南巡的安全工作，並在主要地點具體安排保衛任務。9月11日，毛澤東突然決定北返，並於9月12日抵達天津；促使林彪集團無法按原計劃實施暗殺行動。9月13日凌晨，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被迫北逃蘇聯，飛機墜毀於蒙古，史稱「九一三事件」。
事件爆發後，中共中央撤消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並由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組成，辦公會議制度維持至1975年2月。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汪東興晉升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長期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身邊工作。

黨副主席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在治喪初期，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就計劃解決「四人幫」問題。9月11日，華國鋒向李先念交底，通過李居中聯繫，與葉劍英取得一致意見。華國鋒積極行動，又得到汪東興、中央軍委負責人陳錫聯、北京市委和北京衛戍區負責人吳德等人的支持，在力量對比上完全壓倒了「四人幫」。華國鋒考慮過開會解決和武力解決兩種方式，9月21日與葉劍英密談後初步確定以「隔離審查」的方式強硬解決。9月26日晚，華徵求李、吳的意見後一致認為，在政治局會議獲得多數票有把握，在中央全會則無把握，通過黨內鬥爭的正常程序已無法順利拿下「四人幫」，遂決定「先斬後奏」，待果斷處置「四人幫」之後再召開政治局會議追認。葉劍英獲悉商議結果後表示完全同意。
這種「半合法」的方式是特殊情況下不得不採取的特殊手段，得到陳雲「不可避免」、「下不為例」的表態支持。汪東興率8341部隊負責抓捕行動，10月4日確定了具體行動計劃。10月6日，抓捕行動按計劃展開，華國鋒以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名義，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懷仁堂開會，晚8時左右，三人先後抵達，即由華、葉、汪宣布對其「隔離審查」，幾乎同時，江青、毛遠新分別在住處被宣布「隔離審查」和「就地監護」，謝靜宜、遲群等「四人幫」黨羽在北京市委被控制。10月6日10時許，華國鋒在北京西郊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處）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在會上宣布粉碎「四人幫」是毛澤東的遺願、「四人幫」被抓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1977年3月至1978年12月，汪東興兼任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黨委書記。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兼任中共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汪東興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為繼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之後黨的四位副主席之一，位列中央權力核心第五位。1977年2月在人民日報上出現了「兩個凡是」的說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支持這一主張的中央領導人主要有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和陳永貴，這五人和華國鋒在黨內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澤東的生前指示為綱領「抓綱治國」。

失勢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資歷深厚的鄧小平回到中共最高決策層以穩定局面；而局面穩定後，鄧小平與華國鋒展開權力鬥爭，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務實派漸漸在輿論和中共高層權力中獲勝，而毛澤東式的領袖崇拜逐漸失去了光環。鄧聯合陳雲、胡耀邦等指責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是「極左路線錯誤」，華國鋒一派的領導地位逐漸被鄧小平一派取代。
1978年12月，汪東興在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受到嚴肅批評，被免除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由姚依林取代。胡耀邦擔任《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主任，楊德中擔任警衛部隊八三四一部隊政治委員。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屆五中全會又批准他辭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1982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1985年9月，被增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並在1987年11月的中共十三大上，連任中顧委委員。
汪東興隨後搬離了中南海，居住在西單東側的一個胡同里，遠離政壇，賦閒居家，與原國家副主席王震的居宅比鄰。晚年的汪東興熱衷於著述，出版《汪東興日記》和《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等。
2015年8月21日5時28分，汪東興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耆壽99歲。與亡妻姚湘娥合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評價

官方新華社發布的新聞通稿中稱其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曾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和華國鋒的訃告相同，中共中央並沒有提及兩人在兩個凡是問題上的是非。汪東興的去世，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期，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中最後一位辭世的，他的離去也「象徵了一代人的謝幕」。
汪東興長期擔任毛澤東的貼身警衛，為人忠厚。毛澤東為此評價道：「他（汪東興）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別人用起來我不放心，人還是舊的好一點。他的長處是心細，缺點是理論水平差，不喜歡動腦子。但也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漢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在處理四人幫問題上，汪東興的果斷、迅速和細心，在懷仁堂事件中的處理，受到了各方的讚譽和嘉獎。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結束後，阻攔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問題上，當時受到支持改革開放的一派批評，並迅速遠離政治中心。改革開放以後，汪東興亦沒有繼續受到其他派別的苛責；客觀上看，當鄧小平下放江西時，汪東興亦解決鄧小平兩位子女的讀書上學問題，為此鄧寫信表達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