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

《世界人權宣言》

《世界人權宣言》是人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檔，由來自世界各地區不同法律和文化背景的代表起草，通過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通過的第217A(III)號決議宣布，作為衡量所有國家和人民取得成就之共同標準。《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次規定人之基本權利應得到普遍保護，自1948年通過以來，已經被翻譯成501種語言，是世界上被翻譯最多之資料，是許多新獨立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之憲法之思想源泉。1950年，聯合國大會將每年的12月10日為「國際人權日」。《世界人權宣言》通過後20周年即1968年，也被聯合國定為「國際人權年」。
《世界人權宣言》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論其種族、膚色、性別、語言、財產、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 這些權利和自由可分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兩大類。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包括：生命權、人身權、不受奴役和酷刑權、人格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無罪推定權、財產所有權、婚姻家庭權、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權、參政權和選舉權等等；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包括：工作權、同工同酬權、休息和定期帶薪休假權、組織和參加工會權、受教育權、社會保障和享受適當生活水準權、參加文化生活權等等。《世界人權宣言》同時規定，「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因為只有在社會中他的個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發展」。個人在享受權利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
雖然存在著對《世界人權宣言》的代表性和時代局限性的質疑，但其作為人類有史以來的一次人權共同宣言，被廣泛認為是國際人權事業的總章程，以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它的兩個重要補充和細化。更為重要的是，這兩個公約將《世界人權宣言》法律化，並構成了《國際人權憲章》，標誌著全人類的人權事業進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階段。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屆聯合國大會該通過，並交由各成員國批准。該公約於1976年1月3日生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是第一個明確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條約，並第一次援引《世界人權宣言》，強調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政治權利的同等重要性和不可分割性，確立了民族自決的權利。《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76年正式生效，旨在促進和保護以下權利：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條件的權利；享有社會保護、相當的生活水準和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的權利；獲得教育以及享受文化自由和科學進步所產生的利益的權利。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於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並交由各成員國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第一項任擇議定書》於1976年正式生效，其《第二項任擇議定書》於1989年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行動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審判以及無罪推定；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意見和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結社自由；參與公共事務和選舉；保護少數民族權益等權利。公約禁止任意剝奪生命；酷刑、殘忍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奴役和強迫勞動；任意逮捕或拘留；任意干涉隱私；戰爭宣傳；歧視；鼓吹種族或宗教仇恨。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權利，不得使為奴隸和免於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權，司法補救權，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開審訊權，無罪推定權，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遷徙自由，享有國籍的權利，婚姻家庭權，對天然財富和資源的自由處置權，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結社和集會的自由，參政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同時也明確了部分權利的有條件性或者絕對性。比如，第四條允許締約國在國家生存受到威脅並且正式宣布社會緊急狀態的情況下，減少原本應承擔的義務，但減少的程度必須是客觀需要前提下的最低限度，而且不得包括純粹基於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或社會出身的理由的歧視。而生命權，人格權等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進行任何形式的限制。第二十八條規定，設立人權事務委員會，負責監督公約的實施。

價值依據

在當今主流社會的憲政體制中，憲法一般都將人權明細化和法制化。但是人權作為「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並不是憲法賦予的，憲法的作用僅僅是保障和實現人權的一種手段。
雅克·馬里頓説過：「人權的哲學基礎是自然法」。根據自然法的倫理學說，在某種意義上，支配人類行為的道德規範，起源於人類的自然本性或和諧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學理論，法律準則的權威，至少部分來自針對那些準則所具道德優勢的思量。
西塞羅曾説過：「事實上有一種真正的法律—即正確的理性—與自然相適應，他適用於所有的人並且是永恆不變的。……人類用立法來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當的，限制它的作用是任何時候都不被允許的，而要消滅它則是更不可能的……它不會在羅馬立一項規則，而在雅典立另一項規則，也不會今天立一種，明天立一種。有的將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法律，任何時期任何民族都必須遵守的法律。」

普世性

人權的普世性在政治學和法學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規則（英語：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及其衍生開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規則意為只有當公平、道德和公正這些更高原則獲得滿足後，法律才可以被執行。在法律實踐上，更高法律規則是通過法治（英語：rule of law）和法治國（德語：Rechtsstaat）的概念體現出來。法治可分為狹義法治和實質法治；狹義的（英語：formal）法治認為法治本身並不提供「公正」，但為人們提供一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實質的（英語：substantive）法治擴展了狹義的概念，包括某些與此相關的包括自由、人權和民主在內的個人實質性權利。實質法治的這個擴展則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也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了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儘管在學術界狹義法治比實質法治獲得更廣泛的認可，但在各國的法律實踐上，憲政國家的憲法普遍包括了人權法案，因而實質法治得到事實上的廣泛的確認。人權正是通過憲政和法治被認為是普世價值。

批評

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對於人權概念的主要批評是，主張人權是一種文化的帝國主義。尤其人權的概念在根本上是源自於自由主義的觀點，雖然這種概念在歐洲、大洋洲和北美洲被普遍接受，但在其他國家可能不被接受。批評者質疑那些提倡人權的思想家例如約翰·洛克、密爾都是來自西方國家，同時這些西方國家自身也都做出帝國主義行徑。這種論點還舉出宗教來證明文化的霸權主義。然而，一些人也對文化霸權的批評論點提出反對。如：人權概念本身也有部分起源於其他的文明和宗教。人權在實踐上也會與帝國主義的行徑產生衝突，例如人權也能被轉換作為民族自決的理論。
另一種批評則認為人權所主張的權利是具有階層性的，因為各種不同權利之間的關係會互相影響。舉例而言，要保障擔任公職等政治權利不能不先確立一定的文化和社會條件，例如適當的教育。而後者是否應該被包括作為第一種基本的權利，則仍是爭論的議題所在。
還有一種則批評人權概念是根基於自行訂立的道德觀上。如果這種道德觀只是個人依據自己喜好而表達的要求，那麼人權就不是客觀的道德原則。美國哲學家Richard Rorty便認為人權只是根基於人類感情的表達上，而非一種理性的實現（不過，根基於利益理論的基礎，他仍然支持法律上的人權）。Alasdair MacIntyre：人權其實與古代人類對於「獨角獸和女巫的信仰相同」。這種批評與道德相對主義相近，它宣稱道德是個人喜好、沒有客觀標準可衡量道德基準。
馬克思主義則反對西方人權觀中「絶對的」「先驗的」等唯心觀點，認為人權不是從來就是「天賦」，而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馬克思認為西方文明中的「人權」是帶有階級烙印的「特權」。「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於自由和平等的籠統議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受資本剝削的勞動者，無論怎麽説，都是在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馬克思主義主張的「人權」，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上的「人權」，因為只有消滅了生産資料的私有制才有可能實現任何人之間真正平等，以及「人的解放」。北京日報於1979年3月22日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公開批評人權是資產階級的概念，然而這篇文章否定了人權是無產階級應當爭取的東西，其實扭曲了馬克思主義。
對於人權的最後一種批評則聚焦於「誰才有責任監督人權」的問題上。人權的概念起源於避免公民遭到國家侵害，也因此可能代表所有人都有責任介入並保護受到侵害的其他人。因此在民族和國籍的區隔上，由於那強調了人們的不同點而不是相同點，可能被人權運動視為是對人權不良的影響，因為那否認了人們天賦的相同權利。中國則主張國家主權才是最重要的，因為是國家最先立下了人權的條約保證。在對於國家干預和使用暴力與某些的爭論議題上，爭論者的主張通常也都與他們對於人權的看法差異有關，例如將人權看作是法律權利抑或是天賦權利、以及他們是屬於世界主義抑或民族主義的立場都有關聯。

主要內容

國際社會對人權的內容和分類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各種理論之間不僅有衝突也有重疊之處。所以本章節將人權的各種元素從錯綜複雜的理論中提取出來分列如下。

評判標准

儘管對於人權的具體內容和保障人權的具體方式存在很大的爭議，但終歸需要一個可以具體實在的判斷標准來促進全人類的福祉。
在人類追尋一個統一的人權標準的道路上，沒有人能夠迴避一個無奈的現實。由於歷史，地理等諸多因素有的國家能花費大量的社會資源去呵護寵物和家畜，但有的國家卻為給兒童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醫藥和教育而掙扎。不僅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有天壤之別，在文化傳統方面也往往是千差萬別。這些客觀的事實嚴重的阻礙了人類關於人權在現實層面的共識，而且歷史經驗表明，強制移栽的人權往往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症狀。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當代英國思想家米爾恩提出了「作為最低限度標準的人權」。核心內容主要有兩點，第一，由於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道德規範的多様性，得到某種共同體認可的權利，沒有足夠的理由被認為也同様適用於其他共同體。第二，無論社會發展和道德規範存在多麽大的差異，一些最低限度的人權必須得到所有共同體的一致擁護。總結起來，人權標準是最低的，所以才能成為普遍的；因為是普遍的，所以也只能是最低的。
在全球化的時代，怎様通過建設性的對話來溝通和擴大人權方面的國際共識已成為了當今國際社會主要議題之一。不僅在西方文明的框架內思考人權，而且在與西方文明並駕齊驅的其它文明框架內省察人權，已形成一種「文明相容的人權觀」，是緩和並逐步化解矛盾衝突的一條必由之路。
儘管以《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為代表的一系列人權宣言都肯定了人權的特殊性，指出實施人權原則必須考慮國家的特性和地域特徵以及不同歷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但是社會普遍認同人權仍應有最低限度標準，「貧窮不能做為國家恐怖和酷刑的藉口。」
鑒於一系列複雜的原因，人權的評判標准存在，而且還將長期存在著分歧。但人類在促進人權的偉大事業中不斷溝通，不斷理解，不斷磨合的過程，其本身也是一種人權的促進。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西方在人權觀上有較大的分歧，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 第一，西方主流意見認為人權原則是普世性的，而中國更強調人權價值觀有文化相對性； 第二，西方人權觀以個體自由和個人權利為核心，而中國更強調集體權力，以及公民義務與權利的統一； 第三，西方人權觀注重政治權利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等公民權利，而中國的人權觀則強調開發中國家中生存權才是首要人權，應優先予以發展。人們首先要生存，然後才能談到其他人權；以及強調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等內容比較含糊的權利。在這些分歧中，比較有影響且常被用來對抗西方人權觀點的，是建立於文化相對主義基礎上的「亞洲價值論」。此論的主要闡述者包括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也許是主要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共產主義的革命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價值並不相容，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政府並沒有公開表示支持「亞洲價值論」的觀點，而是不承認人權的普世性並強調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階級性」和文化差異決定的相對性。 
從90年代中期開始，在越來越頻密的國際人權討論中，中國政府表面上逐漸接受人權普世性的看法，但仍然強調在人權問題上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具體社會條件。中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用來對抗西方的觀點有二：一是中國是開發中國家，需要首先解決經濟發展和百姓的溫飽問題；二是基於對中國近代史上外國帝國主義強權持續對中國侵略、控制、干涉的歷史事實的認知，中國政府認為主權問題也是中國的集體人權問題；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批評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新形式的干涉主義，是「顏色革命」和「和平演變」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中國的教育系統與媒體都承擔著意識形態灌輸功能，於是，通過中國政府及各類媒體的宣傳和以學校政治教育為中心的政治社會化過程，這兩大觀點在當今中國社會仍然具有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