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

起源與成熟

科舉制度起源於中國的隋代，秦代之前中國曾採用世襲制度取士。西周時，天子以及諸侯分封天下。《周禮》之下，社會階級分明。管理國家由天子、諸侯、卿、士分級負責。而各階層按倫常，依照血緣世襲。到了東周，制度開始崩潰，於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為各國國君服務。漢朝時封建制度逐漸被廢，皇帝中央集權得以加強。當時採用的是察舉制，由各級地方推薦德才兼備的民間人材。由州推舉的稱為秀才，由郡推舉的稱為孝廉。察舉制缺乏客觀的評選準則，雖有連坐制度，但後期逐漸出現地方官員徇私，所薦者不實的現象。
至三國時代，魏文帝時，陳群創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間人才，分為九品錄用。兩晉、六朝時沿用此制。是察舉制的改良，是將察舉之權，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員負責。但是，這制度始終是由地方官選拔人才。魏晉時代，世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後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於門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不但堵塞民間人材，還讓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響皇帝的權力。
到了隋代，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於開皇七年（587年）下詔各州每年推薦三人(制諸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在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成為以後的科舉。唐朝繼承並發展這一制度。唐朝的科舉分為常科與制科兩類。武則天時，曾首創由皇帝主持，覆核進士資格的殿試；和取武將的武科舉(武舉)。但是，二者在唐朝時並未有成為定例。
唐代的科舉允許平民攜帶證件自由報考，但仍然留有一定的察舉制影子。例如：士子在應試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會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薦。叫作「行卷」。社會上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向知貢舉的官員公開推薦應試舉子，稱為「公薦」,而被薦的舉子能輕鬆及第。除了武則天主政期間外，唐代的科舉沒有糊名（彌封）的習慣。考官在評卷時，考生的名聲往往是考慮因素之一。這樣做的原意跟舉察一樣，是希望可以兼顧人材在試場外的表現。但同時這亦無可避免造成不公平，出現士子與考官之間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敗壞時，弊病更甚。
宋代進一步改良唐朝的科舉制度，廢除行卷公薦之法，建立彌封謄錄製度，確立一套相當完整的體制。宋朝的科舉制度公平性大幅提升，許多大臣的子孫也未考上科舉，僅能擔任中低階官員，因此當時還產生「富貴不過三代」的俗語。

各地情況

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歷史上其他一些周邊的國家除了有學子赴中國參加科舉考試外，也在本國設立科舉制度。最先仿效中國設立科舉的是日本，但也是實行時間最短的。由於具有平等精神的科舉制度與貴族傳統存在巨大衝突，因而在日本的影響遠不如其他地區。
越南的科舉制度，始自於1075年始，至1919年止，是全世界科舉制度最晚廢除的國家。除模仿中國科舉的形式和制度外，還有了本土化的特徵，如設置儒、佛、道三教考試。
朝鮮的科舉制度始於高麗時代光宗9年（958年），至1894年止，科舉制在韓國歷史上存在了936年，是中國域外實行科舉制最長、也最為完備的科舉。
琉球在第二尚氏王朝尚溫王在位期間始設科舉（稱為「科」）以選拔人才。不過琉球的科舉形式遠比中國簡略，不見有進士、狀元等記載，只是成績優異者可保舉做官。

中國

秦朝以前，中國社會採用封建制度（分封制），選士也依靠世襲制度。漢代選拔民間人才採用的是察舉制，由各級地方推薦德才兼備的人材。由州推舉的稱為秀才，由郡推舉的稱為孝廉。察舉制缺乏客觀的評選準則，逐漸出現地方官員徇私，所薦者不實的現象。三國時代，魏文帝時，陳群創立九品中正制，是察舉制的改良，兩晉、六朝時沿用此制。。由中央特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間人才，分為九品錄用。世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後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於門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
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於開皇七年（587年）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在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成為以後的科舉。在整個隋朝的三十八年內，總共舉行四至五次科考，總共取秀才、進士十二人。
唐朝繼承並發展這一制度。唐朝的科舉分為常科與制科兩類。常科每年舉行，制科則是皇帝臨時設置的科目。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鄉貢，常科名目很多，依據應舉人的條件和考試內容分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科。生徒是在國子監（國子學、弘文館、崇文館）、各地學館入學考試合格的學生。鄉貢則是通過府試、州試的人，又稱舉人；考頭名的稱解元。通過朝廷尚書省的省試者稱為進士及第，考頭名的稱狀元，其餘分甲第和乙第。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試外，還有臨時不定期由皇帝親自主持的科舉考試，叫制科。這時科舉仍然留有一定的察舉制影子。考官在評卷時，考生的名聲往往是考慮因素之一。這樣做的原因跟舉察一樣，是希望可以兼顧人材在試場外的表現。但同時這亦無可避免造成不公平，出現士子與考官之間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敗壞時，弊病更甚。到了唐代後期，出身寒門由科舉入仕者漸多，與世族門蔭入仕者形成兩大官僚派系集團，互相傾軋，史稱「牛李黨爭」。
武則天主政時，曾首創由皇帝主持，覆核進士資格的殿試；和取武將的武科舉。但是，二者在唐朝時並未有成為定例。
宋代進一步改良唐朝的科舉制度，確立一套相當完整的體制。宋朝的科舉制度公平性大幅提升，許多大臣的子孫也未考上科舉，僅能擔任中低階官員。皇帝欲加強對取士過程的控制，減少考官及士子聯黨結派的可能。自宋太祖開寶六年起，取錄的進士一律要經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後一關殿試，名次也由皇帝親定。自此以後，進士都是「天子門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門生。取士的數量大增，每科進士通常達數百人，並且放寬應考條件，不論財富、聲望、年齡皆可應考，對偏遠地方的考生更給予路費。自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起，定期開考，三年一科，之後為明、清二朝所沿襲，至科舉被廢為止，宋代的科考分為三級：解試（州試）、省試（由禮部舉行）和殿試。解試由各地方進行，通過的舉人可以進京參加省試。省試在貢院內進行，連考三天。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為臨時委派，並由多人擔任。考官獲任後要即赴貢院，不得與外界往來，稱為鎖院。考生到達貢院後，要對號入座，同考官一樣不得離場。試卷要糊名、謄錄，並且由多人閱卷。而殿試則於宮內舉行，由皇帝親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於殿試中進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
元朝的科舉取士一共經歷四個階段：戊戌選試、延祐復科、至元廢科和至正復科。元太宗九年（1237年）農曆八月，根據耶律楚材的建議，窩闊台下詔書，對儒士開科取士。諸路考試，均於1238年（戊戌年）舉行，史稱「戊戌選試」。錄取東平楊奐等4,030人，皆為一時名士。按照他們原來的打算，此後準備再辟舉場精選入仕。元世祖即位以後，圍繞科舉興廢問題曾展開反覆討論。其中比較重要的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之議，其「事雖未及行，而選舉之制已立」。但是終世祖之世，科舉制度始終沒有實行。元成宗、元武宗時，也一再議「科舉事」，但仍無結果。元仁宗即位後，為了整頓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帶來的某些弊端，主張以儒治國，重新提出"求賢取士，何法為上"的問題。皇慶改元（1312年）仁宗將其儒師王約特拜集賢大學士，並將王約「興科舉」的建議「著為令甲」（《元史》列傳第六十五王約）。皇慶二年（1313年）農曆十月，仁宗要求中書省議行科舉。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十一月，元廷以行科舉詔頒天下。每三年舉行一次，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道。最終確定程朱理學在今後600年裡的國家正統學說地位，因為後來的明清兩朝的科舉取士基本沿襲元朝的科舉制度及其實施辦法，並在其基礎上進一步加以發展、充實和完善。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八月，全國舉行鄉試，延祐二年（1315年）二月，在大都舉行會試，1315年三月，在大都皇宮舉行殿試（廷試），錄取進士56人，史稱「延祐復科」。制度基本沿襲宋代，用「經義」、「經疑」為題述文。科舉分為地方的鄉試，和在京師進行的會試及殿試，只考德行明經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應考；鄉試時只考兩場，要求相對較簡單。左榜供漢人、南人應考，鄉試時考三場，要求相對較嚴格。
明朝的科舉在元代萎縮的基礎上改良並得到發展，制度已完善，規模也增加，參加科舉的人數大增；但考核的內容卻開始僵化。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24,536人，正式由國家舉行的科考分為三級：鄉試、會試、殿試。
清朝科舉基本承襲明制。開國初時曾在順治年間兩次分滿漢兩榜取士；之後改為只有一榜。首崇滿洲是終清一朝所秉持的國策，滿人、蒙古人（旗人）入仕途徑比漢人更多、更易。譬如僅限旗人參加的翻譯科考試。因此不特別鼓勵滿人、蒙古人參加科舉。把科舉入仕之途留給漢人。滿人、蒙古人參加科舉雖然有較易考中的捷徑，但最後殿試頭三名習慣只授予漢人，即所謂「旗人不佔鼎甲」。但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次，進士二萬六千人；進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滿人，其中兩人是順治分榜時所取，蒙古族只有一位阿魯忒·崇綺在同治乙丑（1865年）考中狀元。
明清的科舉與學校結合，故此在參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學」的資格，即成為生員。入學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稱為童試的縣、府、院三級考試。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認為是入士的正途。另一方法是進入國子監，成為監生。監生中有皇帝恩準的「恩監」；因長輩曾為國建功而特準的「蔭監」；和最常見的方法：透過捐獻金錢財物而成的「捐監」。監生雖然亦可應鄉試、會試；但一般被認為是「雜流」，就算到了最後能考中進士，地位也比一般進士稍低。

越南

越南的科舉制，最早始於李朝的仁宗太寧元年（1075年）。李朝的科舉制一共只舉行四次，人數也較少，未產生較大影響。其後陳朝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時，再度實行科舉，其施行方式，是設立太學，由太學生參與考試，來取得進士資格，並與中國一樣，以三甲定高下。其後為了擴大科舉取士，陳朝睿宗於隆慶二年（1314年）正式創立進士科，讓更多的人能參與進士考試。
1397年，執政的胡季犛下令在越南的各府、各州開辦學校。諸路各府各設立一個學官，賜予官田（大府州賜十五畝、中府州十二畝、小府州十畝），以供學校使用。路官、督學官教育生徒，每年每季選出優秀者送往朝廷，由皇帝親自選拔合格者為官。胡季犛厭惡程朱理學，自行編纂《明道書》十四篇作為學習《詩經》的序言，以取代朱熹的《詩集傳》。並廢除科舉考試中的默寫，以討論政治的「策文」代之；又增設書算一場，以考察數學能力。不過這些改革由於1407年安南被明朝吞併而被廢止。
後黎朝時，越南進一步模仿中國明清的科舉制度。明成祖永樂五年（1407年），又一度將安南收入版圖，這些都促成中國科舉制對其後的後黎朝越南重大的影響，包括鄉試、會試、殿試三級的考試方式。黎太祖黎利登基後在首都昇龍設立國子監。1430年，規定四品以下官員都必須參加科舉考試，文官考經史、武官考武經。全國各地則仿照中國科舉制度以選拔人才。此外又規定僧人和道士必須參加考試，以測試其對宗教典籍的瞭解程度，不合格者勒令還俗。黎仁宗在位期間，朝廷下令廢除「論經義」（討論五經的意義）科目，改為考算術的科目；但後來論經義科又被恢復。據《大越史記》中記載，洪德三年時的科舉分為四場，第一場題目出自四書，有八題，舉子選四題來做答；同時又有《論語》、《孟子》中各四題，「五經」中每經出三道題，舉子從中自選一題做答。第二場考制、詔、表各三題。第三場考詩賦。第四場則考策問，靠的是歷代政事的得失。當時的考試內容與中國的科舉內容大同小異。
從1627年起，越南進入鄭阮紛爭時期。這個時期的朝廷重武輕文，科舉只有鄉試和會試。鄉試每三年在清化、宣光、諒山、安廣各府舉辦一次，會試在京畿地區每三年舉行一次。此時期的越南賣官鬻爵非常嚴重，根據1750年明都王鄭楹頒布的法律，考生只要交錢就可以免除一次考試，科舉淪為了一種公開的買賣。裕宗在位時（1705年-1729年），新設立武舉考試。
1788年，西山朝的光中帝阮惠統一越南之後，試圖用字喃來取代漢字的官方地位，下令凡是官方書信、公文都以字喃為主要文字。他還命令官員在科舉中以字喃出題。阮惠之子阮光纘繼位之後，因政局動盪不安，科舉被停止。
阮世祖在1802年建立阮朝，於嘉隆六年（1807年）開鄉試，制度上則模仿中國清代科舉。之後的阮聖祖重視科舉，曾命派往清朝的人士多買書籍，頒布士林。並對實行的諸多改革，使之更趨於嚴密與規範。明命三年（1825年），初開會試恩科，並定試法，在京城南部建造試場，分為內外場和甲乙二圍。按照當年應試的考生數來建造號舍。考試分四場。第一場考義經，第二場考詔、制、表，第三場考詩賦，第四場考策問或古文、今文。此外模仿清朝科舉也建立嚴格的考試紀律。其後在明命十年（1832年）進一步引進八股文為主要的考試內容。不過，阮聖祖也認為當時的科舉制度陳舊迂腐，應該逐漸加以改進。自阮聖祖開始設置廷試（殿試）之後，終阮一朝，越南科舉從未出現狀元、榜眼、探花等名目。雖學者有不少認為這是阮朝的規定，但在阮朝相關法律典籍中從未發現相關的條文。
越南科舉在正規性、權威性和滿足行政職位的要求、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等方面皆遜於中國科舉，但在考試制度上與中國科舉是最為相似的。而越南科舉也有自己獨創的制度，如太學生科、饒學試、四十分采點評卷法、「核」等等。
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之後，法國殖民者對科舉進行一系列改革，廢除科舉考試對八股、辭賦的考核，改為考核法語和越南語國語字的能力；同時增加越南史、中國史、算術、例律、西方史、地理等內容。從1904年（同慶十年）起，鄉試增加考核法語和越南語國語字互譯的題目，並成為定例。1919年，阮朝最後一次舉辦科舉考試，其進士第一名為阮豐貽。

朝鮮

朝鮮的科舉制度始於高麗時代光宗9年（958年），光宗採用當時五代後周出使高麗的官員雙冀的建議，開始實施科舉。主要是模仿唐朝的科舉制度。到朝鮮王朝時期才正式實施。
高麗王朝的科舉制度是融會唐、五代、宋、元等諸朝的科舉制度而成。直接淵源於隋或唐的有禮部三場試、三條燭試（夜試）、試期在春三月（春試）、科目中的賓貢科、咒噤科等。源於五代、宋，間接淵源於隋或唐的有：主試機關在禮部，科目中的進士、明法、明書、明算、三禮、三傳等科，進士科分甲、乙第，重詩賦，明經有帖經、墨義，以及考試用糊名法等等。其直接淵源於宋，間接淵源於唐的有：武學及武舉、貢舉人的鄉飲酒禮、拜謁文廟之禮等。其直接淵源於元，間接淵源於唐者有：鄉試、會試、殿試三階考試的成立等。至於三年一開科、進士科及第除官地位較高等，則均見於宋制。而科目中的卜業、地理業、何論業、政要業等，考試過程中的國子監試，僧科的設立等則屬於高麗的獨創。
朝鮮王朝繼續實行科舉制。朝鮮太祖元年（1392年）定科舉法，去掉「四書」「五經」作文，改試講論，實行數科之後，發現並不能選拔出「經學傑出之才」，於是在太宗七年（1407年）吉昌君權近上書請求罷講論而重開經書疑義，並建議設立考試詩賦、吏文、經典和漢語的「漢吏科」，與正科同榜唱名。當時分為大科、小科（文科）、武科及雜科（易學科、醫科、陰陽科、律科）。大科考試是成為兩班文武的必由之路，主要被兩班子弟壟斷。每三年舉行一次「式年試」屬於「大比之科」，此外還舉行各種不定期「別試」，相當於中國明清時期的恩科考試，每當皇帝登基、行幸、萬壽、太妃附太廟稱慶，冊封世子、世子行冠禮、世子入學稱慶等慶典時都會舉行，而且每十年會開一次「重試」，允許現任官員赴考。不定期有國王親臨考場的「親臨試」，該試再分成成均館儒生參加的「謁聖試」和在昌慶宮舉行的由官員參加的「春塘大試」。這些別試的科目少則錄取三名，最多時錄取四十名以上，通常錄取十多名。這樣，朝鮮的進士人數大大多於中國的進士人數。
雜科則沒有規定的階層，從賤民到貴族都可以參加，若賤民、白丁、常民，則被授與官職並升為中人階級，因此兩班貴族的庶子往往以考取雜科空缺為目標。少數表現極為優秀的更可成為兩班，例如宣祖至光海君時期的醫官許浚，本是兩班賤妾所生之庶子，為賤民出身，後來考醫科成為醫官，由於表現傑出而受賜扈聖功臣三位，晉身兩班行列。雜科中的醫科考試會在首都漢陽（今首爾）舉行，一般每五年一次，目的是要補充內醫院的大夫空缺，假如五年內沒有空缺，便不會舉行。醫科考有關「內景」（內科）、「外形」（外科）、「雜病」、「湯液」（藥學）、「鍼灸」等五科的知識。
關於科舉存廢利弊的爭論在朝鮮時有出現，歷史上甚至有「近來科弊，難以毛舉」的說法。但是科舉制度也給朝鮮社會帶來正面的作用，使得「私門塞而公道開，浮華斥而真儒出」。韓國學者李成茂指出：「隨著官僚制度的發展，在仕宦途中漸漸形成一道阻止常人晉升的堅固長城，而科舉則是助人突破這道長城升至高位的促進劑。科舉的這種獨特作用不以某個權勢人物或某種權力機構所左右，它依靠考試制度客觀地發揮著其作用，可以說這是科舉制度的一大長處。」儘管改革和廢止的呼聲不時出現，但朝鮮的科舉制度從未間斷，如果不是因為日本的壓迫，朝鮮科舉還將延續一段時間。

日本

日本是最早仿行中國科舉的國家，同時實行科舉制時間也是最短的。
日本在8、9世紀時開始仿照唐朝的科舉制度舉辦貢舉，701年的大寶令頒布後，貢舉制度確立，分為秀才、明經、進士、明法四科和醫、針二科，其中以秀才科為盛。貢舉考試由掌管考察和任命官吏之職的式部省直接主持，每年一度，在十月、十一月間進行。考試的學生分為貢人和舉人兩種，由地方諸國貢送來參加科考的學生稱為貢人，依據天皇臨時制舉（依臨時需要而特別招收人才）或由大學寮經過寮試而來參加科考的學生稱為舉人。來自大學寮的舉人不僅要通過國學的考試，還要經地方長官的推薦。考試內容大致同於唐朝科舉各科。明經科考試「試《周禮》、《左傳》、《禮記》、《毛詩》各四條，余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三條」，在總計為十條的考試中，通十為上上，通八以上為上中，通七為上下，通六為中上。進士科考試「試時務策二條」和帖讀（七帖從《文選上秩》中選，三帖從《爾雅》中選）。帖策全通者為甲，兩策通及帖讀答對六帖者為乙，以外皆為不第。明法科考試與唐朝完全相同，內容為「試律令十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通七以下為不第。
按照「選敘令」的規定，要在考試合格者中選拔人才敘位任官。其中以秀才科最高，明經科、進士科、明法科依次遞減。總之，日本的貢舉在考試項目、評審標準、等第區分和及第授階方面都主要仿自唐朝。唐制考試內容較日制為難，錄取標準也比日制高，但日本更重視貢舉出身者。
然而，日本實施科舉的時代，正處於貴族勢力上升的時期。具有平等精神的科舉制度與貴族傳統存在巨大衝突，因而難以在日本生根。自大寶令公布，實施貢舉後的一百年內，較受重視的秀才、明經二科的及第者只有數十個。由於貴族干政、學官世襲，到10世紀以後，進士科已經廢絕，科舉基本上為貴族所把持，並且也不是依據才學高下，而是以資歷名望，致使科舉日漸流於形式化和世襲化。
11世紀以後，雖然在形式上還繼續實行式部省試，但除了文章試之外的諸科都已沒落。考生皆由權貴推薦，應考者幾乎是無條件及第，且不及第者可以改判及第，科舉制至此已完全異化。1177年，大學寮被大火焚毀，之後再未重建。到十五、十六世紀時，只剩下形式上的方略式。江戶時代貢舉已經絕跡。

琉球

早期琉球並無官方的教育機構，也沒有相應的考試選拔制度。各大士族都在自己的府邸裡設有私人教學機構，但不收家族以外的學生。1718年，程順則奉命在至聖廟中創立琉球歷史上第一個公共教育機構——明倫堂，為琉球的儒學教育奠定基礎。
琉球也定期向中國派遣官生（留學生），每次定額四名。不過由於當時琉球的教育水平較為落後，往往四個名額都被久米村出身的人物所佔據。
為了提高琉球人的教育水平，尚溫王於1798年（清朝嘉慶3年、日本寬政10年）接受國師蔡世昌的建議，在王府之北建立國學。國學中設講解師一員，按司奉行、親方奉行各一位，附設中取筆者各二名。又建鄉學三所，設講解師一員，又設奉行、中取等職以管理學務。國中士族子弟由鄉學選入國學。尚溫王作《國學訓飭士子諭》，說明琉球學習中華文化，開設科舉（稱為「科」）以選拔人才。不過琉球的科舉形式遠比中國簡略，不見有進士、狀元等記載，只是成績優異者可保舉做官。官生的四個名額也由國學中最優秀的人才中選出，其中對久米村人的名額被限制為兩名。
直到1879年日本侵略琉球，琉球國滅亡為止，國學科舉不斷。

秀才科

秀才科的考試方式主要為試方略策五條。所謂方略策，主要是論述聖賢治道、古今理體之類。其多屬務虛性的「空論」，既須要有博精的學識，又須要有明晰的思辨，既要文采可觀，又要理義精當。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在上疏請置「孝廉科」的同時，又提到秀才科問題，其《貢舉條目》為秀才科擬定的試製如下：秀才舉人，准舊格惟試方略策五條。望令精通五經，每經准孝廉例問義二十條。但是由於政策沒有很好的落實，應試者也不多，後來便取消秀才科。

進士科

唐高宗時代以後，進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明經，成為科舉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進士科考生需要發揮創意方能及第，而明經只需熟讀經書便能考上。而且進士科的評選標準甚嚴格，考上的人數往往只是明經科的十分之一。當時曾有一句說話：「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道出進士科的難度。歐陽脩稱：「東南俗好文，故進士多；西北人尚質，故經學多。科場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明經。東南州、軍進士取解，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
宋代大部份時間的科舉內容與唐代分別不大，但王安石執政時，曾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把帖經、墨義和詩賦等考試都取消了，改為以經義（解釋經書）、論（對時局的評論）和策（提出解決時弊的辦法）作為考試內容。然而，蘇軾等人對該項改革提出強烈的抗議，王安石辯解說：「西北人舊為學究，所習無義理，今改為進士，所習有義理。……今士人去無義理就有義理，脫學究名為進士，此亦新法於西北士人可謂無負矣。」。

僧科

僧科是朝鮮高麗時代至李朝初期所實施的僧侶考試制度。分為宗選與大選。宗選由寺剎主持，大選由國家主持。宗選合格始得參加大選。大選分為禪宗大選與教宗大選，前者在禪宗總本寺廣明寺，後者在教宗總本寺王輪寺。每三年舉行一次大選。禪宗大選考試的科目是：《傳燈錄》與《拈頌集》。階位有：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禪師、大禪師。教宗大選考試的科目為：《華嚴經》與《十地經》，階位有：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首座、僧統。王師或國師即由禪宗最高階位的禪師、大禪師或由教宗最高階位的首座、僧統中選任。此一制度，李朝也加以沿用，但其禪宗之階位為：中德、禪師、大禪師、都大禪師（或判宗禪師），教宗階位為：中德、大德、大師、都大師（或判教宗師）。

假冒出身

假冒出身，是因為古時規定賤民或者次等人如艇蜑、奴婢、皂隸、優伶、娼妓等人的後裔，不能參加科舉考試或應考特定科目，故有人會假冒自己的出身，有幾種模式，例如要求良民收養自己為子，有些人會改寫祖先的經歷，甚至虛構自己祖先的姓名、虛構名人為祖先等。或者有人會假冒自己出身獲得門廕的世家大族，希望自己受到考官的賞識。

冒籍

假冒籍貫，通稱為冒籍，由於科舉考試各地依照人口、族群分布、文風設定了錄取名額，所以每個士人必須要在本籍考試，以保障考試公平，但有許多人會設法到錄取機會更高的郡縣、行省赴考，如臺灣建省前，許多福建省泉州府、漳州府的士子都會設法以福建省臺灣府籍應考，以增加錄取機會。在外經商、遊幕、為官等必須寄居外地，稱為「寄籍」，「寄籍」的士子得以使用寄居地的籍貫應考，也有人會假冒自己「寄籍」外地，而在外地投考。

賄買

唐代武則天時代曾一度設立糊名的辦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減少批卷者認出撰卷人的機會，這做法在宋代以後成為定例。同時又發明謄錄的方式，由專人抄錄考生的試卷並以抄本送往評級。這樣批卷者連辨認字跡也不能。然而，考生仍可與考官約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詞來作暗號，即所謂「買通關節」。為了減少這種可能，自宋太宗起訂立鎖院的制度。每次考試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為臨時委派，以便互相監察。當考官接到任命後，便要同日進入貢院，在考試結束發榜前不得離開；亦不得接見賓客。如果考官要從外地到境監考，在進入本省境後亦不得接見客人。賄買若然被揭發，行賄受賄者都可能被處死；而同場的考官亦可能被牽連受罰。
清兵入關初期，便曾發生了丁酉科考案（順治十四年），順天、江南、河南、山東、山西五闈弊案，最後以江南闈十六房主考全部斬立決，數十人被正法或貶徙尚陽堡、寧古塔。其間，數百名舉人在清兵夾帶下赴北京重考。是為中國科舉史上最大的科場舞弊案。有人認為這是清初嚴厲懲治科考作弊的具體舉措，也有人認為這是初入中原的滿族統治者以嚴刑酷法震撼漢族知識分子，從而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所謂「朝廷有意與世家有力者為難，以威劫江南人也」。

夾帶

唐代的科舉考試已設有兵衛，以阻止夾帶作弊。但抄襲捉刀，屢有發生。例如賈島手持紙條，「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乞一聯』！」宋朝起，考試在貢院內進行，貢院內考生之間是以牆壁隔開的，稱為號舍。考生不可以喧嘩、離場，以防止傳卷或傳話。但是夾帶經文這作弊方法始終是屢禁不止，層出不窮。常見的方法有將經文藏在衣服鞋襪裡，或索性密寫在衣物、身體上。其他各式隨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蠟燭等等都曾被用作夾帶。明清的科舉保安十分嚴格，要求達到「片紙隻字皆不得帶入試場」的程度。除了在進場前由兵衛仔細搜查外，乾隆時更曾下詔詳細限定考生帶入場各式物品的規格。例如：硯台、木炭、糕點的大小厚度；水壺、燭台的用料；以至毛筆、籃子的款式都有明限。此外對檢舉夾帶者有賞格，被發現者按刑律，除了取消資格外，更要帶枷示眾，發配充軍，還可能累及父、師。但科場舞弊始終未曾徹底有效地受到打擊。有傳說指一次會試中有舉人把夾帶的書本掉在地上，奉旨檢查的親王卻為他掩飾，說：「何以攜帳簿入場！」（為甚麼連賬簿都帶進考場來！）2003年2月在蘇州又發現一本清代考生作弊的小抄書，厚0.4厘米，只有半個巴掌大，竟有9萬字的考試內容，一粒米就能蓋住六個字。

代考

代考在唐朝時頗為常見，詩人溫庭筠「多為鄰鋪假手」。為了防止代考，需要考生交具鄉里保結，及提供詳細的體貌特徵的履歷。進場前考官會根據履歷驗明考生的身分。但是，代考作弊似乎亦沒有被完全杜絕，至清朝時仍間有揭發「請槍」代考。大部份的槍手都是經歷科場的高手，常有已是舉人出身者。例如民國初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漢民，便是著名的代考「槍手」，胡漢民本身為舉人，曾在清末兩次代人參加鄉試，皆獲得中舉，並因而獲得巨額銀錢。

處罰

科舉作弊歷代皆有，各代處罰也都不輕，清朝之前，科場弊案的處罰是革職、流放。趙翼嘆道：「納賄舞弊，僅至竄謫，科場之例，亦太弛縱矣！」清朝首開「科場作弊者死」之先例。順治十四年（1657年），發生丁酉順天、江南科場舞弊大案，數十名考官被處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邊境。咸豐八年的戊午順天鄉試案，主考官柏葰是中國唯一處斬的一品大員，也是科舉史上死於科場案的職位最高的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