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寫作動機

本書作者田伯烈全名為哈羅德·約翰·田伯烈（英語：Harold John Timperley），於1898年出生在澳大利亞班伯利，是英國早期移民的後代，之後搬至英國定居，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起，田伯烈任英國路透社駐北京記者，1928年至1938年則轉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和「美國聯合通訊社」駐北京記者。駐華期間，田伯烈不僅在新聞報導的工作中表現亮眼，還參加多種社會工作，如北京協和禮拜堂主席，在當地教會組織頗有聲望。在華近20年的工作經歷使田伯烈結識了許多中國政治、軍事和新聞界、以及日本的友人。1936年，因歐洲西班牙爆發內戰，田伯烈曾短期前往報導，之後1936年5月又受《曼徹斯特衛報》返華，駐於上海觀察中國戰局。田伯烈也因公益活動活躍，受「華洋義賑會」推崇而被選為上海揚子江流域賑災顧問委員會委員。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後，中日爆發全面戰爭。由於戰事激烈，上海也極可能捲入戰局，「華洋義賑會」聯合「中國紅十字會」、「世界紅卍字會」、「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等組織，合組為「上海國際救濟會」，為日後上海戰鬥開始時的救濟活動做準備，田伯烈也被選為該委員會成員。同年8月，「松滬會戰」爆發，田伯烈眼見上海百姓顛沛流離，決定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幫助後者，與日本重要外交官員日高信六郎和同盟通訊社社長松本重治達成合作，同法國神父饒家駒於上海南市建立安全區收容難民，即「南市難民區」。與此同時，田伯烈還主動參加了由上海麥倫書院校長夏晉麟、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和立法委員溫源寧等人組成的「抗敵委員會」，組織各種抗日救亡工作，並成為其核心人物之一。9月8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上海成立從事對外宣傳的「第五部」，11月6日又將其改為「國際宣傳處」，由於田伯烈等人的抗敵宣傳活動受「國際宣傳處」肯定，在幾經商議後，「抗敵委員會」正式成為「國際宣傳處」的外圍組織。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下中國首都南京，隨即開始對南京市民進行大規模掠奪、姦淫和殺戮，即「南京大屠殺」。人在上海的田伯烈則自12月底至1938年1月初數次致電向日軍當局提出赴南京參訪的申請，但日軍封鎖消息，皆斷然拒絕。田伯烈留意到日本新聞界近期的變化，日本報紙對日軍佔領南京後的情形幾乎沒有記載。1938年1月16日，田伯烈根據收集來的資料，了解日軍在南京所犯的大規模暴行，擬成新聞電訊稿準備拍發回英國報社，田伯烈的這封電報是第一個就宏觀角度、統整各方資料而非駐南京記者以親身經歷所做的南京大屠殺綜合性報導，也是第一個提出受害者達30萬這個具體數字的報導，內容寫道：
自從幾天前回到上海，我調查了日軍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報導。據可靠的目擊者直接計算及可信度極高的一些人的來函提供充分的證明：日軍的所作所為及其繼續暴行的手段，使我們聯想到阿堤拉及其匈奴人，不少於30萬的中國平民遭殺戮，很多是及其殘暴血腥的屠殺。搶劫、強姦幼童及其他對平民的殘酷暴行，在戰事早已於數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區域繼續發生……（下略）
16日晚，上海的外文電報局的日本檢查員發現田伯烈的電稿內容，向上級請示後，決定予以扣押，理由是內容「過於誇張」，有損日軍聲譽，以及「可能危及（日本）軍方的感情」。日方還要求田伯烈前往軍部接受盤問，且若對電報中的「不當內容」予以修正方可拍發，而田氏予以拒絕，並透過英國總領事館向日方抗議。隔天下午，日軍當局於上海舉辦記者招待會，田伯烈當場質問日方提出扣押電報和被命令前往審問之事，後者則回以「並非如此」，並建議與田伯烈「直接商討此事」、試圖透過私下場合逼使其屈服，而田斷然拒絕。之後田伯烈又就新的材料而撰寫了多篇電報痛斥日軍軍紀鬆弛、對中國百姓依舊姦淫擄掠，同樣受到日方的阻撓。由於電報屢屢被扣，使田伯烈決心整理蒐集的文獻，以證明自己的資訊正確，而在過程中他察覺到暴行事態極度嚴重，有必要將其公諸於世，他認為單憑報紙上小小的報導不足以使全世界認識到日軍暴行的嚴重程度，特別是不能引起長時間的關注，必須編成一本具有份量的專著來詳實報導，而這也成了田伯烈編撰本書的直接動機。

取材與內容

田伯烈於1938年1月底開始其寫作計畫，於1月底至2月初全力蒐集與整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的物證。田伯烈得到了金陵大學美籍教授貝德士的幫助，前往上海中華全國基督教總會，取得保存於圖書館的「南京安全區」文件，內容包括貝德士寫於1937年12月15日、紀錄了日軍進入南京兩天後的暴行的《南京一瞥》新聞稿、貝德士寫給日本使館抗議日軍暴行的多封信件、擔任安全區委員會總幹事的基督教青年會牧師費吳生寫於1937年12月10日至1938年1月11日的日記、安全區委員會總稽查約翰·馬吉現場錄製日軍暴行的《南京暴行紀實》短片（田伯烈是最先看到該影片的人士之一）、史邁士、米爾士的證詞，以及上海租界的《密勒氏評論報》、《字林西報》等報章媒體內容。起初，田伯烈想將本書主題訂在南京大屠殺，並起名為《在南京的考驗》（The Ordeal of Nanking），但貝德士反對將範圍侷限於南京，而是希望田能讓讀者了解日軍的暴行並非在南京所獨有，田伯烈接受了大部分的意見，將書中描寫範圍擴及至日軍在長江三角洲、華北和華南的暴行，而重點放在南京大屠殺上。3月中旬，田伯烈自上海出發至武漢，沿路上一邊蒐集、充實資訊，一邊撰寫書稿。3月21日，田伯烈在上海完成撰寫工作，全書共21萬字，分為九個章節、約十萬字的正文與共七件的附錄兩大部分。

正文第一章題名為《南京的活地獄》、第二章《劫掠、屠殺、姦淫》、第三章《甜蜜的欺騙與血腥的行動」、第四章《惡魔重重」、第五章《華北的恐怖》、第六章《黑暗壟罩下的城市》、第七章《空襲與死亡》、第八章《惡魔的陰謀》以及第九章《結論》。正文第一至第四章為本書核心部份，田伯烈引用了貝德士和費奇的書信、日記等材料，以戰亂中的中國難民起頭，講述日軍在南京展開大屠殺的暴行；第五章描寫日軍在華北的暴行；第六章則紀錄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蘇州、無錫、蕪湖等地的暴行，引用的是西方傳教士提供的書信與日記等來源。第七與第八章則引用洋商報刊的記錄，描寫日軍的空襲與各種破壞行動；第九章則為田伯烈以著書作者本人所作的結論，並呼籲全世界應正視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中國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事態對於全世界人士，不管事集體安全主義者或是孤立主義者，都有切膚的關係。作者熱切希望，中國目前苦難的過程以及南京中外仕女的高尚行為，將給予擁護國際正義的人士以有力的激勵和感應。除非人類準備長期放棄決定是非曲直的權利，除非人類甘冒絕大的危險，使中國目前遭遇的無可名撞的恐怖苦難再重演於未來，那麼，全世界人士對於英勇抗戰的中國就不應該袖手旁觀、漠不關心。
附錄一至三為中立的外籍人士所紀錄的《南京暴行報告》，時間自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佔南京起至1938年1月12日止，共428件；「附錄」四為《國際委員會之書函文件》，多為國際委員會向英、美、日、德等使館和日軍當局所致的公函，內容包括抗議日軍姦淫婦女、為難民籌備糧食等等，共34件；「附錄」五為1937年10月中旬至12月下旬為止，攻佔中國各城市的日軍部隊名錄；「附錄」六為對日軍在南京進行殺人競賽的「百人斬」新聞報導；「附錄」七為日本方面對有關事件之報導。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本書出版時南京尚處於日軍佔領之下，而「南京安全區委員會」仍在進行救助工作，為防止節外生枝，田伯烈略去了姓名，這也給日後史學家研究上的一些不便與誤解，如洞富雄曾在著作中將提供田伯烈資料的費吳生誤認成馬吉。

批評

日本有幾名作家、學者對本書的公正性抱持懷疑態度，並撰文質疑田伯烈的寫作動機，如鈴木明在著作《新「南京大屠殺」的虛構》（新「南京大虐殺」のまぼろし）中認為本書為田伯烈與國民黨宣傳機關的共同創作。立命館大學榮譽教授北村稔也在《「南京事件」的探究》（「南京事件」の探究）評論田伯烈此書與《南京安全區檔案》等最早一批向西方世界宣傳大屠殺的英文文獻一樣，均出於國民黨國際宣傳處的控制之下，田伯烈此書並非是「具有正義感的第三者」，而存在著為國民黨外交戰略貢獻的部份。評論員櫻井良子於雜誌《諸君》中批判本書內容源自於「國民黨提供的虛假情報和資金援助」。東中野修道同樣將本書斷定為「百分之百的宣傳品」。
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駿河台大學教授井上久士則撰文駁斥上述說法，指出北村引用的參考文獻，如《曾虛白自傳》記載了數處不符事實之處，如田伯烈實際上並沒有親眼目睹屠殺的發生，國民政府也不是花錢讓田伯烈寫作，而是在後者完成後購買其原稿。井上還指出東中野將國民黨宣傳處在工作概要中對本書註記「本處編印」，就視為該單位主導了本書的編寫之證據是「缺乏印證的武斷謬論」，井上認為這應是國際宣傳處為了邀功才如此註記，將本書當作自己所「編印」。井上亦批評這些「質疑派」存在邏輯矛盾之處，認為後者既然稱本書屬宣傳性質，卻無法對其說法如何「誇大」、是否有「捏造」提出論證，北村甚至還寫了本書內容「基本上公平」的字句，進而與他「（本書）存在為國民黨外交戰略貢獻的部份」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