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

背景

盧溝橋事變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定在上海開闢第二戰場，讓中日戰爭獲得國際間的注目，並希望藉由國際壓力逼迫日本停止華北的進攻。1937年8月11日，軍事委員會下令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六師、第八十七師和第八十八師投入上海，向上海的日本租界發動進攻，隨後因作戰不利逐漸自各地加運部隊至上海；隨後因戰局僵持，中日雙方均調集大量軍隊投入這一戰場。國民政府前後共計投入70萬部隊，日本方面亦前後增援30萬兵員左右。日方從戰局僵持到後期登陸杭州灣取得戰場主動權，最終取得淞滬會戰全面優勢。國軍面臨前後夾攻，因此全線撤退。國民政府於1937年10月末決定遷都，而軍事委員會仍留南京；然至1937年11月，軍事委員會便已移至武漢。
1937年11月7日，日本參謀本部向華中方面軍下達「臨命600號（統制線）」，規定華中方面軍的作戰區域為蘇州、嘉興連結之線以東，只掃蕩上海附近之敵，不准進取南京。11月9日，蔣介石令上海國軍全面向南京及杭州撤退。11月12日，上海全部陷落。11月13日，日軍艦15艘入長江。11月20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告移都重慶。
11月24日，蔣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官。當時南京城防工事亦稍有規模，據一般估計，均可守一相當時期，而各方且又相信蘇嘉線工事可能發生作用，故各機關及私人撤退，無一定計劃，及至京滬戰事急轉直下，若干人已無法撤退。
日本參謀本部下達「大陸指第5號（第二統制線）」，廢除臨命600號統制線，華中方面軍之作戰區域擴大到無錫、湖州一線以西部分地區。11月28日，隨著無錫、常州、廣德的淪陷，日本參謀本部決定向南京追擊。

外交局勢

中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穿梭於英、美、德、俄之間，希望藉由列強發揮牽制日本的作用，但西方國家的注意力仍集中在西班牙內戰，對日軍行動採取消極姑息的綏靖政策。
美國國內正面臨嚴重的經濟恐慌，無力對日方進行制裁。美國政府此時禁止美國船隻向交戰國運輸戰時禁製品（1935年8月31日所通過的中立法），其禁令阻礙國民政府取得武器；英國則保持中立，均有利日方的戰事。

國聯申訴案

1932年3月，滿州國成立。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國際聯盟。
1937年9月10日，國際聯盟第99屆常委會，中國代表顧維鈞在日內瓦依《國際盟約》第10、11、17條，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日本侵華。9月16日，國聯進行中國申訴書的討論。9月28日，國聯常委會僅譴責日本轟炸中國平民，並沒有制裁日本的打算。9月29日，國聯諮詢委員會經連日會議後，英國代表發表：「按照常規，中日兩國關係應由兩國直接解決。惟從國聯義務上言則不應如是。此次衝突不能謂為事關兩國，實則與遠東有經濟利益之各國均有關係」。10月1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拒絕國聯調解中日衝突。10月4日，國聯諮委會承認日本軍事行為是事實，但不願用「侵略」的字眼。經顧維鈞抗議爭辯均無效果。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防疫演說。國聯諮委會因此受到激勵，重新起草會議報告，並建議採取具體步驟阻止日本侵華。但11月6日，義大利加入德日協定，12月1日，協會承認滿州國，12月11日義大利跟進，退出國際聯盟。
1938年2月2日，國聯決議鼓勵會員國援助中國。9月30日，國聯通過決議，由各會員國個別依盟約第16、17條對日本進行經濟制裁。

九國公約會議（比京會議）

1937年10月22日，蔣中正在與駐俄大使蔣廷黻的電報上，表達英美可能偏袒日本的擔憂：（節錄）
九國會議在即，現在所亟應考慮者，我國此次固為自衛而戰，亦為遠東整個安危之所繫。……惟英美為求息戰起見，是否將有過分遷就日本之處，殊堪顧慮。日本正在橫行無忌，如不參加會議、或拒絕一切調解，愈見其甘為戎首。……。
11月3日，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九國條約會議 ，日本、德國均拒絕派代表參加會議，日本政府聲明中日兩國紛爭他國沒有權利干涉。義大利則重申要求中日兩國直接交涉，並在會議上反對向日本施行經濟封鎖。國民政府訴求倣效華盛頓會議解決山東問題（11月5日中國國防最高會議擬訂），希望各國協助中國與日本交涉。英國表達中立，美國在會議中聲明不介入戰爭，法國則表示無能為力。中國代表顧維鈞抗議會議中沒有對日本進行任何制裁，11月24日宣布無限期休會，此會議終究沒有任何具體成果。

陶德曼調停

1937年6月，應德國政府駐華大使陶德曼之邀，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率團訪問德國，與希特勒詳談中德關係發展。9月，國民政府派特使蔣方震赴德國，希望促使第三方調停中日戰爭。11月2日，日本外交部透過德國駐日大使迪克生（Herbert von Dirksen）提出「中國事變對處要綱」。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與孔祥熙會晤，轉達日方的媾和條件。11月6日，迪克生大使訪問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傳達中國的回應：蔣中正表示因為中日戰事現受到九國條約會議的關注，除非日本恢復到戰前狀態，否則他不接受任何條件，而且他也不承認收到日方媾和內容，將不被日方分化離間的手段影響。11月24日，九國條約會議無限期休會，國民政府未獲得實質成果。12月2日，蔣中正向陶德曼表示以保全領土主權為基礎，願與日本進行和平談判。12月21日，隨著南京的淪陷，日本強硬派抬頭，日本政府重新研議媾和條件，除原先內容外另要求中國賠款、建立非武裝地帶等。德使迪克生對此媾和條件感到非常失望，認為內容已非主權國家能接受的。12月26日，陶德曼向孔祥熙轉達日方四項新要求，蔣中正在日記中留下：
倭所提條件如此苛刻，決無接受餘地。

近日，各方人士與黨中重要負責同志，均以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詞。殊不知此時求和，無異滅亡！……
12月31日，汪兆銘在國防會議：「與孔委員見蔣主席商談德使所轉遞之日本條件經過。蔣主席意須考慮國家主權，如外交、政治、財政一無自由，則妨礙國家生存，無從談起。現在一、革命之立場不可放棄；二、外交途徑未絕望；三、財政雖告困難，軍事上需要時間整理。故決定暫不正式答覆。」
1938年1月2日，蔣中正決心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堅持抗戰國策。1月9日，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於上海傳遞日方訊息：「國民政府未有和平交涉之意……恐怕日本將會否認國民政府為中國中央政府。」1月11日，日本大本營舉行御前會議，通過「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針」：「對於中國現中央政府，帝國謀求將其消滅，或設法收容於新興中央政權旗幟下」。
1月16日，日本發表第一次近衛聲明：

日本政府攻佔南京以後，仍為對中國國民政府反省給予最後機會已達今日。但國民政府不瞭解帝國的真意，竟策動抗戰……今後日本政府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期待足夠與日本確實合作之新興中國政權的成立發展……。
16日傍晚，日本接到德國駐日使館轉達孔祥熙的中日和平口述筆錄，參謀本部認為中國有和平誠意，以無希望處理是日本內閣重大的錯誤判斷；同日，蔣中正通知陶德曼：「如日本再提苛刻原則，則拒絕其轉達。」1月18日，國民政府發表「維護領土主權與行政完整之聲明」，中日兩國各自召回雙方駐館大使（20日，許世英自橫濱向上海撤離；28日，日本召回川越茂大使）。陶德曼的和平調停工作至此停止。
1月24日，日本參謀本部認為，中國戰事短期內無法結束，應扶植親日政權，避免消耗國力。日本宣布四點：「一、日本不與國民政府交涉。二、為阻止外國援華，仍可對華宣戰。三、日本對華北新政權居於監護人地位。四、絕不容許第三者出面調解。」

蘇聯方面

1937年8月21日，在史達林的堅持下，蘇聯與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兩國和解。9月8日，楊傑率領考察團赴俄國購買軍火，國民政府希望借道滇越鐵路來運輸，但法國認為轉運軍火恐招惹日方報復，在顧維鈞、李石曾、孔祥熙、陳公博、蔣百里等人赴法交涉與美國的協助下，法國同意經越南轉運軍需物資，直到法國向納粹德國投降,
維希法國成立,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半島為止。11月10日，蘇聯國防部長伏羅希洛夫要中國駐俄羅斯使館參事張沖轉達：「如中國抗戰到達生死關頭時，蘇俄當出兵，決不坐視。……飛機、重砲、汽油、坦克，當盡量接濟……。」11月30日，蔣中正致電史達林：「中國今為民族生存與國際義務已竭盡其最後、最大之力量矣，且已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蘇俄實力之應援，甚望先生當機立斷，仗義興師。」12月5日，史達林回電：「……需在九國公約國同意共同對付日本，且經兩個月後的最高蘇維埃會議批准，才可出兵。」

保衛戰的決定

11月，對於首都防衛，白崇禧一開始便表示：「現部隊已殘破不全，也沒有後續部隊可調度，建議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張群則說：「如我軍自動退出南京，將來和談時，日軍就不能以武力攻佔南京的戰勝者自居。」陳誠當時也反對守南京。
劉斐回憶：「戰局的演變，使蔣介石籌建了多年的吳福線和錫澄線國防工事，絲毫沒有起到阻止敵人前進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於解決南京防守的問題。」11月中旬連續在蔣中正的中山陵園官邸召開了三次高級幕僚會議。
11月12日，蔣中正召開第一次防衛會議，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和作戰組組長劉斐等幾個人參加，蔣公說：「說南京是國際觀瞻所系，守是應該守一下的，至於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慮。 」劉斐建議：「日軍擁有海陸空優勢，國軍將處在立體包圍之下，加上上海會戰損失太大，國軍未經整訓，無法恢復戰力。建議用12至18個團象徵性的適當抵抗後主動撤退。」與會的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均表示支持。蔣中正並沒有馬上作出決定，但在會議之後曾一度有不守南京的念頭。
11月17日第二防衛會議有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劉斐，以及唐生智（時任軍法執行總監部總監）、王俊（時任第一部次長）、谷正倫（時任南京警衛司令）參加，蔣公在這次會上既沒有作肯定的決定，也沒有改變以前的部署。唐支持蔣公守的意見，白、劉堅持應付守一下的原意，其他人沒有明確表態。然唐雖然主張守，卻認為應由谷正倫、桂永清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羅卓英為總司令就可以了，這一點同蔣公設想不符，再次休會。
11月18日一整天，蔣找唐生智溝通，帶領唐到了南京復廓一帶看桂永清所指揮的教導總隊的陣地。蔣希望由唐來守，在唐應允後，11月18日召開第三次防衛會議，會議上蔣問：「誰負責固守南京為好?」這時沒有一個人做聲。最後唐生智打破了一時的沉寂，堅決地說：「委員長，若沒有別人負責，我願意勉為其難，我一定堅決死守，與南京城共存亡!」「現在敵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國父陵寢所在地。值此大敵當前，在南京如不犧牲一二員大將，我們不特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更對不起我們的最高統帥。本人主張死守南京，和敵人拼到底！」蔣說：「很好，就由孟瀟負責。」蔣並望著何應欽說：「就這麼辦，有什麼要準備的，馬上辦，可讓孟瀟先行視事，命令隨即發表。」何應欽表示唐生智擔負這個責任很適當，蔣中正也認為，南京為首都所在，總理陵寢所在，不可不作重大犧牲，期望固守南京三個月至一年。白崇禧回憶參加第三次作戰會議： 
「淞滬會戰轉移陣地之前，對南京防守事宜，蔣委員長曾經召開高級將領會議。出席之高級將領有參謀總長何敬之將軍，訓練總監唐生智將軍，第一部副部長王俊將軍與我等人。委員長在會場宣稱南京是我們之首都，國父陵寢之所在地，必須防守。會中詢問誰願擔任防守責任，唐生智立起發言，慷慨陳詞，自願防守。他批評自抗戰以來中下級士官犧牲甚多，但未見有高級軍官犧牲者，他願擔任防守責任與城共存亡。委員長嘉獎其壯志，但與會人多為唐擔心。因為參加南京保衛戰的部隊，多是甫由淞滬戰場撤下，有的部隊傷亡過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沿途撤退，上有敵機，後有追兵，士氣非常低落。以久戰疲敝之師來保衛南京，這是我們為唐擔心的最大原因。
宋希濂回憶：
「我於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先後會見了唐、白崇禧、張群、王俊（第一部次長）、錢大鈞（蔣之侍從室主任）、蕭自誠（蔣之秘書）等人，大體了解到關於守衛南京的會議經過及計劃。自敵軍在金山衛登陸，上海戰局急轉直下之後，「守不守南京」成為當時軍事上的中心問題。蔣介石於十七、十八兩日曾三次遨集何應欽、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王俊，劉斐、谷正倫等人開會。……由於意見分歧，在頭兩次會議上未作出決定。到十八日晚最後的一次會議，蔣介石說：「南京是我國的首都，為國際觀瞻聽系，對全國人心也有重大影響，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應較十二個團的兵力酌量增加。」隨著蔣介石就問：「守南京問題就這樣奐定，大家看誰來負責好？」當時都沒有人作聲，沉默了一會兒。唐生智自告奮勇說軍人以身許國，當此危難之際，何能畏難以求荀安。如果委員長還沒有預定人來擔任，我願負此責。」
據這些人回憶，李宗仁未參加保衛南京的三次作戰會議。但有說法李宗仁也參加了防守南京三次作戰會議，主張棄守南京：「南京在戰術上是個絕地，敵人可三面合圍，而北面又阻於長江，無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隊來坐困孤城，實難望久守。」蔣中正詢問德國軍事顧問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他以軍事觀點贊成李宗仁的論點，並竭力主張「不作無謂的犧牲。」
11月20日，蔣中正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官。11月21日，蔣中正在日記中留下：「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而高級將領，亦有喪膽落魄而望和者。嗚呼！若輩竟無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戰之為何也。」11月23日，日軍至無錫，無錫一失南京屏障已去。宋希濂回憶：「截至11月25日止，國民政府所屬各機關都已遷移到武漢或重慶去了。在八一三上海戰爭未爆發以前，南京人口約為100萬，至此所剩僅30餘萬。」11月26日，日記：「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對國對民殊難為懷也。」11月27日日記：「余能多留京一日，則國家與人民及前方軍隊多一日之益，總理與陣亡將士亦多得一日之安。」11月27日，蔣巡視南京城防工事。11月28日，另一路日軍進犯宜興。12月1日，蔣下令將沿海工廠、企業等陸續遷入內地復工生產。

中國方面

剛從上海前線撤退下來的第36師、第87師和第88師，加上從他處抽調來的10個師，總共13個師，再加上由軍事學院學生組成的教導總隊（共計1萬2千餘人）、憲兵部隊、江寧要塞部隊，理想上這些部隊滿編將有18萬人左右，然而除去第10軍的第41師及第48師是漢口開來的增援部隊，其餘均是由上海戰場撤出，受創整補中的殘部。因此實際上沒有滿編，按唐生智統計約有8萬人，其中新兵就佔3萬人。

戰役過程

12月1日，日本裕仁天皇批准「大陸命第8號」：「華中方面軍應與海軍協同，進攻敵國首都南京。」國民政府調集第十軍徐源泉，第八十三軍鄧龍光，及淞滬會戰撤出之第六十六、七十一、七十二、七十四、七十八軍，教導總隊、警備、憲兵步隊參與南京保衛戰。粵軍第八十三軍、第六十六軍擔負龍潭、湯山第一線防禦。
12月2日，江陰方面發生激烈陸海空激戰，丹陽與江陰同在12月2日失守，3日日軍進至句容，離南京120里，另數路亦趕到石頭城下，開始圍攻南京。日軍第9師團、第16師團分別攻佔金壇、丹陽，第114師團佔領溧陽。日軍第3師團於蘇州集結，被定位為二線師團，跟隨9師團的路線前進。
12月3日，上海派遣軍第9、16師團主力沿丹陽向句容推進。
12月4日，國軍第八十八師孫元良部，與陸軍裝甲兵團第三連（一號戰車）在南京南方和日軍正面接觸。
12月6日，日軍發動全面進攻，第三飛行團以龍華、王濱機場為基地，廣德、常州為前進機場，猛烈轟炸國軍主要陣地。日軍第11師團第10旅（天谷支隊）佔領鎮江，並繼續沿揚州－仙女廟朝江北大運河前進。國軍以第七十四、八十三軍防衛主要陣地，第七十二、七十八軍及教導總隊部署於獅子山、雨花臺、紫金山等最後防禦陣地。第六十六軍在湯山堅決抗擊日軍的進攻。
12月7日，蔣中正於凌晨離開南京，前往廬山。日軍第114師團佔領秣陵關，第6師團急行軍至114師側翼，聯合對雨花臺一線陣地進行攻擊，遭國軍頑強抵抗。12月7日下午，日軍第16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在湯山作廠言家村遭66軍炮火被炸傷左腿。7日，日本華中方面軍下達南京城攻佔要領：（節錄）
一、勸告開城謀求和平方式進城……
……

七、（之二）特別嚴格規定部隊軍紀風紀，使中國軍民尊敬服從日本軍的威武……
12月8日，日軍占領湯水鎮（今湯山鎮）。12月8日晚，日軍全線突破中國軍隊的外圍防線。唐生智下令撤守外圍陣地，退向城廓一線陣地；但沒有擬訂撤退計劃，造成守軍移動時遭到日軍尾隨，直逼南京城。
12月9日，日軍攻佔市郊後，派出軍機向南京上空投放松井石根對守軍之中譯文「致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勸降文告」，限國軍在隔日中午前投降，否則將要發動總攻擊。日軍國崎支隊佔領太平，渡過長江朝浦口前進。日軍第三飛行團密集轟炸中華門。
12月9日，為避免部隊和機關職員逃命過江，唐生智通過衛戍司令長官部發布命令，把南京通浦口的船隻，一起交宋希濂第三十六師看管，長官部也沒有留下一條船隻；擅自過江者以軍法從事。「各軍所有船隻，一律交本部運輸司令部（司令周鏊山）負責保管，不准私自扣留；著派第七十八軍軍長宋希濂負責指揮沿江憲警，嚴禁部隊散兵私自乘船渡江，違者即行拘捕嚴辦，倘敢抗拒，准以武力制止。」命令下達後，實際上有不少部隊的船隻並未交出，其中以徐源泉部扣留的為多。
12月10日，上午11點要求投降遭拒後，日軍在朝香宮鳩彥王指揮下向南京發起大規模進攻，國軍士氣低落、部隊潰散。日軍第18師團推進至蕪湖。第16師團佔領蒼波門、下麒麟門，並朝附近之紫金山進擊。
12月11日，南京衛戍司令官唐生智，向蔣中正發了一則電報：
從12月9日到11日，日軍自光華門迫近三次。……11日中午開始，壞消息頻傳，雨花臺地區、安德門、鳯台門陷入敵手，迅速下令第八十八師逕赴前線，與第七十四軍、第七十一軍並肩作戰……
12月11日蔣公在三峽船上同陳布雷一起商定了給南京唐生智的撤城令。12月11日中午十二時許，該命令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電話轉告唐，「委員長已下令要南京守軍撤退，你趕快到浦口來，我現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敵人已到六合，情況非常緊急。」「你今晚務必撤退過江。」唐拒絕立即過江，於當晚組織制訂撤退方案。
12月12日凌晨二時，衛戍司令長官部副長官羅卓英、劉興，參謀長周斕、參謀處長廖肯、副處長林維周、參謀處第一科科長譚道平在唐公館到齊，唐生智說： 「現在城已被擊破，無法守衛了，委員長已有命令，叫我們撤退，你們趕快去準備撤退命令吧！」 即由參謀處長廖肯、參謀處第一科科長譚道平執筆起草撤退令。
12月12日，南京東南方紫金山、雨花臺淪陷，守軍全數殉國。
孫元良第八十八師之戰鬥詳報：（節錄）
12月12日晨，沿京蕪鐵路進攻之敵已逼近賽虹橋。雨花台方面因係敵主攻所在，雖經全部我官兵奮勇苦鬥，奈外無糧彈，內無援兵，且敵挾戰車、飛機、大砲……上午，韓團長憲元、營長黃琪、周鴻、符儀廷先後殉難；下午旅長朱赤、高致嵩，團長華品章、營長蘇天俊、王宏烈、李強華亦以彈盡援絕，或自戕或陣亡，悲壯慘烈。全部官兵六千餘員皆英勇壯烈殉國
12月12日下午，第八十八師遭日軍重炮轟擊，俞濟時、孫元良想渡江撤退經唐生智與宋希濂勸阻返回。據宋的回憶：
「十二日，……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率所部兩千餘人向下關方面退卻，企圖過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負責堵阻。我當力勸孫元良萬不可這樣擅自行動。孫為情勢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華門附近。……十二日敵軍猛攻中華門，這一地區落的炮彈頗多，許多房屋被毀，遂使這一帶的居民發生恐慌，紛紛趨往安全區。當其奔走逃難之時，更高呼親友，告以日軍已沖人城內。而第八十八師及一些高射炮隊等亦加入退卻。至是，自中山東路起通往下關江邊之馬路上，擁擠不堪，紛紛爭先，梗塞於途。亦有急於奔逃，而將各物拋棄途中者。逃難中的居民及一部分散兵，亦有遷入難民區者。總之，十二日下午形成了極端混亂的狀態。」
唐生智於12月12日下午二時通過長官部電話通知南京守軍各軍師長召開作戰會議。12月12日下午17時各軍長、師長以上將領以及衛戍司令長官部的羅卓英、劉興、周斕、佘念慈等在在百子亭唐公館開會，這是南京衛戍戰中的最後一次會議。出示軍事委員會電：「如情況不能久持時，可相繼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下達守軍全軍撤退的命令，撤退部署每人發一張（用油印印好的），對於各部隊的撤退時間、先後、路線都有詳細規定。制訂了各部隊當夜十一時的突圍方向與目標及集結地點，要旨是「大部突圍，一部渡江」（即36師和總部從下關過江，其他部隊應正面突圍）。到會將領都默不作聲。唐生智即著各軍師長在突圍計劃上簽字。唐生智說：「各部隊應指出統率的長官，如其因為部隊脫離掌握，無法指揮時，可以同我一起過江。」「惟特許各軍長隨同過江。」會議只歷時二十分鐘就散會。會議尚未結束，撤退的消息就已傳開。當日17時半，守軍各部隊在混亂中開始突圍。唐生智、宋希濂、孫元良、徐源泉、邵百昌先後撤離。除了廣東的兩個軍（鄧龍光和葉肇部）按計劃正面突圍，宋希濂部第36師遵照命令由浦口撤退以外，其他部隊都沒有按照命令實行正面突圍，而是一擁而上直奔下關江邊。由於司令部間很多互相矛盾的命令及簡單的命令被遺漏，少數部隊不知撤退命令，事實上成了「大部渡江，一部突圍」，守軍絕大部分部隊都向城北下關挹江門一帶江邊潰退。七十四軍軍長俞濟時認為「各級幹部傷亡已盡，老兵所余無幾。未經訓練之新兵難達衝擊任務，乃與馮王兩師長尚決轉擋渡河。……至於渡河船隻，各師兵站為有一部，計每次可渡千八百人」，即放棄執行唐生智的正面突圍的書面命令，而是率領馮王兩師退向下關渡江。負責下關防守隨總部渡江的第36師宋希濂回憶：
「（撤退）命令規定占領挹江門至幕府山一線的第三十六師，負責掩護長官公署及直屬部隊渡江後得繼續渡江，其餘部隊一概不許渡江，按照長官部指定的方向——廣德、宣城、蕪湖間地區——突圍。但除第六十六軍軍長葉肇，第八十三軍軍長鄧龍光執行了這個命令，率所部繞過棲霞山附近敵軍，穿過其間隙突圍成功外，其餘多擁向下關，企圖覓船過江。這就造成了十二日晚間在挹江門下關一帶的極度混亂。」

「十二日下午五時半我在長官部開會回師部後，即以電話令各部隊嚴密戒備，掩護唐長官等渡江。至九時左右長官部人員已渡江完畢。我於九時三十分集合各部隊長而授要旨：(一)軍掩護長官部渡江後陸續渡江；(二)第一〇六旅之第二一二團擔任挹江門至下關一帶的警戒，待命渡汀；（三）第一〇八旅留一部擔任和平門、堯化門等地的警戒，待命渡江；四、無任務之部隊，本（十二）日晚十一時開始移動，至和記公司附近集合，歸第一O八旅劉英旅長指揮；五、各部隊概由金川門出城，不准經過挹江門。我率師司令部人員及直屬隊於是日晚十二時到達和記公司附近，當覓得小汽艇兩艘，民船十五隻，即開始渡江。第一次渡江後，派人將船押回江南續運。但麇集下關之其他部隊均向和記公司附近擁擠，第三十六師的部隊多被沖亂，有些船亦被他們搶渡去了。至十三日晨八時止，本師渡江到了浦口的約為三千人，未能渡江者占半數以上。」
在此防守的第36師宋希濂部沒有及時得到新的命令，仍依唐生智以前關於不讓一人一槍出城的指示，誤以為友軍擅自撤退而使用機槍掃射。這些混亂加上戰前欠缺心理準備，讓國軍很少有機會可以撤退。僅粵軍第六十六軍與第八十三軍依照唐生智的撤退計劃：「廣東部隊歸葉肇指揮，掩護主力撤退後，由太平門突圍出城，經當塗、宣城、寧國集結徽州整訓的任務」，「率部到太平門集中；我們立即向太平門移動，部署突圍」，以葉肇部作先鋒(葉部66軍入城後未被使用，故集結容易)，鄧龍光部83軍作後衛，搶先突圍，當晚20時許從太平門出城，葉肇、羅策群親自指揮部隊拆除堵塞太平門城門的沙包，「時又值教導總隊撤入城內，互相擠擁，隊伍紊亂」，當晚九時許在太平門開路出城，沿京杭國道(即寧杭公路)南進，沿途為防敵的塹壕、地雷所阻，進展遲緩。當晚約十二時到達紫金山東北岔路口，先頭部隊與據守該處日軍接觸，羅策群幾次督隊撲敵，最後舉起馬鞭，大呼：「跟我來，幾大就幾大，晤好做哀仔呀」壯烈殉國。12月13日凌晨，鄧龍光軍長突圍到淳化鎮附近，身邊只剩下直屬隊十幾人。葉肇軍長回憶：「我軍死守孤城，雖可稍延時日，然我守敵攻，主客互易，處處陷於被動。敵可集中陸空軍擊我一點，城池雖固，勢難持久。況十二日雨花台、紫金山第一峰之要點，亦已失陷，城內全被瞰制。若向後轉移，則有長江之阻，大部隊渡江，甚感不利。與其為敵殲滅，或自淹死江中，如何反攻，與敵作殊死戰，則勝負之素，未可定也。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故宜以旺盛之企圖，出敵不意毅然反攻也。」葉肇與軍參謀長黃植南衝過岔路口後，即遙望山地摸索前進，天明至湯山附近，便衣化裝難民走到上海搭輪迴粵。日本航空部隊與特別攻擊隊在攻佔南京的過程中，於長江上游15至28英里處，誤擊英美船隻巴內號（美國警備艇）、列迪巴多號及瓢蟲號（英國軍艦，遭日本陸軍炮擊），引起外交紛爭。
12月13日早晨，日軍第6師團及第114師團首先入城，同時第9師團進入附近的光華門，日軍第16師團與第13師團其中一部則進入中山門及太平門，山田支隊佔領烏龜山，朝幕府山前進。同日下午，2支日本海軍小型艦隊到達長江兩岸。
12月13日下午六時許第83軍軍長鄧龍光在秣陵關附近龍都化裝為難民時，想把名片和唐生智的書面突圍命令焚毀，經身邊副官勸說保留下來。12月21日第83軍軍長鄧龍光一行數人到達南陵上官雲相的防地，突圍成功。
隨後6個星期，日軍展開了南京大屠殺。
1938年1月中旬，第六十六軍、第八十三軍各收容得由南京陸續突圍出來的官兵一兩千人不等。第六十六軍由林偉儔、莫福如、郭永鑣率領，第八十三軍由王得全率領，分別向湖南的攸縣、安仁等處集中訓練。
1938年1月中旬，蔣介石在武昌珞珈山召開了一個軍事會議，會上不少嘗過南京逃難風險的將軍們都說唐生智放棄南京，沒有下達命令，棄城逃走，釀成慘重的犧牲，唐生智應負完全責任。鄧龍光出示了唐生智撤離南京前給他的油印的撤退、突圍命令，給唐生智解了圍。

戰後

1937年12月13日起，華中方面軍司令松井石根下令「紀律肅正戰俘（屠殺戰俘）」。日軍第16師團佔領紫金山後，俘虜敵軍萬餘人向師團參謀中澤三夫請示，經參謀長確認後下令俘虜全殺；16師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則對蔣中正私人物品非常感興趣，將官邸、辦公室財物陳設搜括一空。同日，日軍進入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劫走圖書古物玉器銅器等。12月17日，日軍舉行「南京入城式」。12月18日，「慰靈祭」。
根據日軍內部檔案，從1937年11月8日到12月13日為止，華中方面軍總共死傷兩萬六千多人。
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會議，隨著日軍攻佔南京，毛澤東所堅持的獨立自主路線獲得黨內肯定，會議裡糾正了以王明為首，所謂統一戰線團結抗日的右傾投降主義。
1937年12月16日，汪兆銘向蔣中正表示：「想以第三者出而組織，以為掩護。」
1937年12月16日，蔣中正發表《我軍退出南京告全國國民書》，重申抗戰到底的決心，其內容足以媲美邱吉爾的告英國同胞書：
此次抗戰，開始迄今，我前線將士傷亡總數已達三十萬以上，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更不可以數計。……就中國本身論之，則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誠以鯨吞之禍，顯而易見，蠶食之禍，緩而難察。……且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
1937年12月18日，唐生智至達武漢：「原定14日撤出，嗣於12日午後敵由幾處衝進，遂分別突圍，即第36、51、58、87、88師過江北撤。原定衹36師保護重兵器渡江走，乃臨時隨88師走。其餘出太平門西南撤走。」
1937年12月19日，徐永昌日記：13日，南京失陷。18日唐生智到達武漢向我說：「原定14日撤出南京，嗣於12日午後敵由幾處衝進，遂分別突圍。若不為復仇，真不願出圍也。」一個月前，唐生智自請誓死守南京，並引述太原守城自戒，以傅作義未能與太原共存亡為恥。如今以「復仇」自解。當日蔣中正在紀念週會上斥責軍政人員不負責、沒能力、可恥種種，所言極是。
1937年12月26日，唐生智見到蔣中正稱「比以待罪之身來鄂晉謁，反承溫慰，並覺惶悚。」並未有當面責備之事。
1938年2月26日，松井石根、朝香宮鳩彥王、柳川平助等人被裕仁天皇召回日本，特贈銀瓶以嘉勉他們攻克南京。
1938年起蘇俄對中國之協助轉趨積極，但出口到中國的物資僅占外蒙古的三分之二。
1938年9月30日，唐紹儀在上海家中遭軍統局「制裁」。隔天，蔣中正日記：「實為革命黨除一大奸。此賊不除，漢奸更多，偽組織與倭寇更無忌憚矣。……」
日軍戰敗後，曾藉口推諉南京大屠殺罪行：
中國軍由於民族主義的自覺，在上海死力抵抗，苦戰多時；攻南京時亦遭中國軍堅強抵抗，日軍傷亡很重，因此痛恨國軍。所以引致南京屠殺報復。
日軍中將武藤章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訊問中曾說：「由於日華戰爭是不宣而戰的事變，所以決定對被捕的中國人不作俘虜處理（屠殺）。」
孫元良認為松井石根是：「無天良、無見識、無節操、無骨氣」。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1939年內地產鋼量掉至1200噸，國軍兵工廠每月最多只能生產1500萬發步槍子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