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罷工

總罷工（或大規模罷工）是一種罷工行動，其中一個城市、地區或國家的全部勞動力大部分參與其中。 總罷工的特點是工人涉及眾多工作場所，而且往往涉及整個工人群體。總罷工首先出現在19世紀中葉，並且已具有許多歷史上重要的罷工特徵。

古代

總罷工可能可以溯源到古羅馬時期的Secessio plebis （直譯為「分裂」）。 在《世界史綱》中，威爾斯寫道：「（它是古羅馬）平民的大罷工；平民似乎已經發明了罷工，現在它終於在歷史中登場。」他們第一次罷工的發生是由於他們「憤怒地看到他們的朋友，在軍團中常勇敢地服務於國家，卻因貴族債權人的要求而陷入束縛，淪為奴隸。」
威爾斯指出：「貴族們利用其政治優勢，通過國家間的戰爭發財致富，而犧牲者不僅僅是被擊敗的敵人，更是那些貧窮的平民......」最後，被要求去遵守法律，但卻不允許知道（那些貴族能從記憶中背誦的）法律的平民們，成功地贏得了向大會上訴任何不公的權利。公元前450年，在一次因為平民叛亂的讓步中，羅馬法律被要求適用於所有人。

現代

隨著工業革命的爆發，總罷工行動往往只是政治格局的一個特徵。有史以來第一次大部分人口成為工業無產階級的成員，他們住在城市，用勞動力交換收入。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當憲章運動達到頂峰時，一個真實而廣泛的「工人意識」在英格蘭開始興起。
第一位為了政治改革的目的而制定和普及總罷工的觀點的理論家，是激進的小說家威廉·本鮑。他在1817年3月密切參與計劃組織蘭開夏郡織布工進行「毯子遊行」（Blanketeers），成為了威廉·科貝特的助手，並花時間「在勞動階層的工會會議和俱樂部里鼓動勞動階層」。
1832年1月28日，本鮑出版了一本名為《國家大假期和產業階級大會》的小冊子。本鮑開始倡導直接甚至暴力的政治改革行動，特別是他提出了「國定假日」和「國家大會」的想法。由此他認為工人階級長時間的總罷工，是一種神聖的行動（因此是「聖日」），在此期間，地方委員會將維持和平，選出代表參加全國範圍的大會，認定國家未來的方向。罷工的工人們將用積蓄和沒收的教區資金來支持自己，並要求富人捐款。
本鮑的「大國家假日」（Grand National Holiday）的想法被1839年的憲章大會採用。本鮑在1838年到1848年在曼徹斯特度過了一段時間，推進了他的事業小冊子。
1842年，許多不同行業對更公平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的要求，最終醞釀爆發成第一次現代總罷工（1842年總罷工）。 在1842年4月向議會提交第二份憲章請願書並被拒絕後，罷工開始於英格蘭斯塔福德郡的煤礦，並很快在英國蔓延，影響了蘭開夏郡的工廠、磨坊和從鄧迪到南威爾斯和康沃爾的煤礦。這場罷工並非是譁變群眾的自發起義，而是出於政治動機，由一個單純的謀取讓步的議程推動的。在當時罷工潮的頂峰，可能有多達一半的工業勞動力參與了罷工——超過50萬人。當地的工人運動領導者推動並發展了一個日益發展的工人階級傳統，從政治上組織他們的追隨者向資本主義政治機構提出明確的挑戰。
美國內戰期間，黑奴和貧窮白人大規模拋棄種植園的行為被視為總罷工，但這種看法存在一定爭議。在W·E·B·杜波依斯的《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這一經典歷史書籍中，他用這些術語描述了這種大規模的拋棄行為：
運動突然間從一場被遺棄的種植園和被（南方）敵人用於軍事目的而被俘虜的奴隸問題的困境，轉變為一次無所不用其極地抗爭奴隸制的總罷工。逃亡者的涓涓細流涌為洪水。一旦開始，黑人和白人的總罷工瘋狂和無情地上演，就像一些偉大的傳奇一樣。
接下來的一場大規模的總罷工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之後的比利時，旨在迫使政府給予人民普選權。然而，19世紀的定期罷工可能被粗略地視為「一般罷工」。在美國，1835年的費城總罷工持續了三個星期，之後，罷工工人贏得了十小時工作日和工資增加的目標。後來的總罷工包括1877年聖路易斯總罷工，這場罷工進而推動產生了1877年美國大鐵路罷工事件和1892年紐奧良總罷工。,1919年，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引起的政治動盪，在德國、貝爾法斯特、西雅圖和溫尼伯發生了一連串的全球範圍內的大罷工。
1905年俄國革命使得整個俄羅斯帝國範圍內出現了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其特徵之一就是產業工人的大規模罷工。1926年英國總罷工開始於煤炭行業並迅速升級；工會召集了175萬工人——主要在運輸和鋼鐵行業，但最終罷工仍成功被政府鎮壓。

羅莎·盧森堡的相關觀點

在19、20世紀之交，比利時特別容易發生大規模的罷工行動，至少在1886年、1887年、1891年和1893年發生過四次總罷工。在1886年的罷工中，並沒有一個事實上領導的政治組織。最終一次罷工是上述的1893年比利時總罷工。
1902年，比利時工黨發動了另一次罷工，但失敗了。 許多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這樣的「實驗」是荒謬的。 德拉克科維奇注意到德國社會主義者反對總罷工，因為「在凱撒之下，支持它並不是很安全。」 
羅莎·盧森堡，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領袖，認為總罷工能夠振奮人心，同時又是一種進行社會主義鼓動的有效手段；但把總罷工當作一種萬能的法寶的思想則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她認為，政治總罷工的成功，需要國家在工業地理上集中的程度有一定的發展，還需要工人們具有一定程度的結社自由和民主習慣，更要把工會的工人運動和政治的工人運動在內部交織在一起。另外，總罷工在她看來只是工人階級鬥爭中的一個鏈條（甚至是一個直接為議會活動服務的工具）。

工團主義和總罷工

正統的工會通常會充當工人和僱主的代表。他們為了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而討價還價。其他勞工組織通常會為同樣的改善而討價還價，但是會對建立和維持永久工人階級—精英統治階級這樣二元對立景況的資本持批評的態度。因此，這些工會主張永久解決罷工、禁令和穿越其他工人糾察線的情況。鑑於現有經濟體系的等級關係，這些其他工會認識到社會秩序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必要性。簡言之，這些工會在方向上是激進的，並且可以被準確地描述為「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
一種「和平革命」的勞工運動哲學被稱為工團主義。其戰術方法就是罷工：保護工人的物質福利的定期罷工，以及作為實現永久解決工業衝突的手段的總罷工。在一些歐洲國家，包括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工團主義一直是一種常見的工會組織原則。
工團主義的一個變種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與工會主義相比，它發展了擁有民主傳統的等級和檔案權力，以維持工人對工會領導的控制。

世界產業工人

在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程度更小），革命工會主義的趨勢在世界產業工人（IWW）的發展增長中達到高潮。準確地說，IWW被稱作是一個踐行「革命的產業工團主義」的同盟。 一些人認為IWW的「革命工聯主義」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的一種形式。 另一部分人則指出了差異。如拉爾夫·卓別林寫道：
...I.W.W.概念的一般罷工不同於幾乎一樣多，從無政府工團主義作為從政治或工藝工會的。 在形式、結構和目標，W.W.更有充足的、更成熟和更加現代化比任何其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前輩。
IWW在1910年至1911年開始積極踐行總罷工。 根據他們的理論，總罷工的最終目標是取代資本家並控制工人的生產資料。 在一場1911年於紐約市舉行的演講中，IWW組織者海伍德解釋了他對經濟形勢的看法，以及為什麼他認為總罷工是合理的：
資本家具有的財富；它們的金錢。 他們投資的錢在機械，在資源的地球。 他們經營一家工廠、礦山、鐵路、一個磨坊。 他們將保持該工廠的運行，只要有利潤進來。 當事情發生擾亂的利潤，是什麼做的投資做什麼？ 他們罷工的，不是嗎？ 他們收回他們的財務狀況，特別是磨。 他們關閉，因為沒有利潤可由。 他們不在乎別人怎麼變的工人階級。 但是，工人階級，另一方面，一直教到照顧的資本主義的利益的財產。
比爾·海伍德認為，產業工團主義使大罷工成為可能，而總罷工使工業民主成為可能。[44] 根據他們自己的理論，傳統的罷工是改善勞動人民的工資、工時和工作條件的重要武器（但不是唯一的武器）。這些罷工也是一種良好的訓練，可以幫助工人自我教育什麼是階級鬥爭，以及為實現工業民主而最終執行總罷工需要做些什麼。 在最後的大罷工期間，工人們不會走出他們的商店、工廠、礦場和工廠，而會占用他們的工作場所並將它們據為己有。[45]在採取行動啟動工業民主之前，工人需要通過技術和管理知識進行自我教育，以便經營工業。[45]
根據勞工歷史學家Philip S. Foner的說法，IWW理論家故意沒有詳細介紹「工業民主」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說，細節留給了「未來社會的發展」。但是，某些概念是隱含的。工業民主將是「（建立在）舊的外殼中的新社會」。工會成員教育自己按照民主原則經營工業，沒有現有的等級所有權與管理結構；生產和分配等問題將由工人自己管理。[47]
1927年，IWW呼籲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為期三天的罷工——也就是一次示威性的總罷工，抗議對無政府主義者尼古拉·薩科和巴托洛梅奧·萬澤蒂的處決。最引人注目的回應是在科羅拉多州的沃爾森堡煤礦區，那裡的1132名礦工停工，只有35人上班，這樣的參與率直接引發了1927年的科羅拉多州煤礦罷工。

2011年3月18日，世界產業工人官網（www.iww.org）支持了一次總罷工，作為抗議州長斯科特沃克在威斯康星州提出的勞工立法的後續行動；此前威斯康星州中南部勞工聯合會（SCFL）通過了一項動議，批准了一次全州總罷工，作為對這些立法提案的回應。 SCFL的網站上稱，
在SCFL的每月會議，星期一。 21，代表們贊同以下："SCFL贊同總罷工，可能一天Walker的跡象，他的'預算的修復法案的'。" 一個特設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探索細節。 SCFL沒有呼籲總罷工，因為它沒有這一權力。

正統工會的反應

1919年，整個北美地區發生了一系列總罷工，包括兩次被認為意義深遠的罷工：西雅圖總罷工和溫尼伯總罷工。儘管IWW參與了西雅圖總罷工時，該行動實際上由西雅圖中央工會召集，它隸屬於美國勞工聯合會（AFL，AFL-CIO的前身）。
1919年6月，AFL全國組織在新澤西州大西洋城舉行的會議上通過決議，反對總罷工。這些訴訟的官方報告將該公約描述為該組織「最大的、也很有可能是通過的最重要的公約」（largest and in all probability the most important Convention ever held），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粉碎「大聯盟」的主張來「壓倒性地擊敗所謂的激進分子」；同時也是為了通過「超過20比1的投票」來擊敗全國總罷工的提議。」AFL修改其憲法，禁止任何中央工會（即地區勞工委員會） ）「未經有關工會國家官員事先批准而進行罷工投票」。這一變化旨在「檢查總罷工情緒的蔓延，並防止西雅圖發生的事件再次發生，現在正在溫尼伯進行。」任何未經授權的罷工投票的處罰都是撤銷該機構的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