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娜·巴恩斯

早年生活（1892年–1912年）

巴恩斯出生在紐約康沃爾郡哈德森附近的風暴山上的小木屋裡。她的祖母扎德爾·巴恩斯是一位作家，記者和女性參政權活動家，曾經主持過一個有影響力的文學沙龍。她的父親Wald Barnes是一位不成功的作曲家，音樂家和畫家。巴恩斯的父親是多配偶制的倡導者，他於1889年與巴恩斯的母親伊莉莎白結婚；在1897年，巴恩斯五歲的時候，父親的情婦Fanny Clark就搬來和他們住在一起。巴恩斯的父親有八個孩子，但他並未努力在經濟上提供支持。祖母扎德爾相信她的兒子是一個被誤解的藝術天才，她竭力為全家提供幫助，通過給朋友和熟人寫乞信來補充她的收入。
作為排行第二的孩子，巴恩斯在童年時期大部分時間都在幫助照顧親兄弟姐妹和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她在家裡接受了她的父親和祖母的早期教育，祖母教她寫作，藝術和音樂，但忽略了數學和拼寫等科目。她聲稱根本沒有接受過正規學校教育，但一些證據表明她在十歲以後在公立學校學習過一段時間，儘管她的出勤情況不一致。
在她16歲的時候，她可能是在父親知情的情況下被鄰居強姦，或者可能是被她父親強姦。然而，這些傳言都未經過巴恩斯的證實，誰也沒能完成她的自傳。眾所周知，直到巴恩斯的父親在1934去世前他們之前都有通信。在她18歲生日前不久，她不情願地在一個沒有神職人員的私人儀式上「嫁給」Fanny Clark52歲的兄弟Percy Faulkner。這次結合得到了她父親，祖母，母親和兄弟的大力支持，但她和他在一起的時間不超過兩個月。

紐約市（1912年–1921年）

1912年，面臨財務危機的巴恩斯家族分崩離析。母親伊莉莎白和巴恩斯以及她的三個兄弟一起搬到了紐約市，然後向巴恩斯的父親Wald提出離婚，讓Wald能夠和Fanny Clark結婚。這次搬家給了巴恩斯第一次正式學習藝術的機會；1912年到1913年她在普瑞特藝術學院學習了大約六個月，1915年到1916年則在紐約藝術學生聯盟學習。但是由於要養家，她選擇離開學校，到《布魯克林鷹報》擔任記者。在到報社時，巴恩斯宣稱，「我會畫畫和寫作，你不雇用我就是個傻瓜」，這些字樣現刻在布魯克林博物館內。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她的作品幾乎出現在紐約的每一家報紙上，包括《The New York Press》、《世界》和《McCall’s》；她寫過採訪、戲劇評論和各種新聞故事，經常用自己的畫來說明這些故事。她還在一些報紙上發表過短篇小說。
巴恩斯的許多新聞都是主觀的和經驗性的。她寫過一篇關於詹姆斯·喬伊斯的談話，承認錯過了他說的部分內容，因為她的注意力一直在徘徊，儘管她崇敬喬伊斯的作品。1914年10月《紐約世界雜誌》刊登了《女孩與大猩猩》，她與布朗克斯動物園的一隻雌性大猩猩Dinah進行了對話。
在另一篇1914年《紐約世界雜誌》的文章中，她寫到強迫餵食這種手段被用於絕食的婦女參政論者。巴恩斯反對保守派選舉積極分子卡麗·查普曼·卡特，支持進步的女權主義者。她認為卡麗·查普曼·卡特的保守主義是選舉權運動的一個障礙，卡特試圖排斥那些支持婦女參政的艾麗斯·保爾和露西·伯恩，後者通過媒體關注她們的罷工和非暴力抗議來尋求婦女的投票權。正是他們的虐待促使巴恩斯親自體驗被強迫餵食的折磨。
巴恩斯經常處在危險的境地中，以便體驗上一代的家庭婦女被拒絕的經歷。巴恩斯寫過屬於傳統男性領域的拳擊場，探索拳擊作為女性現代身份的窗口。1914年，她首次在《紐約世界雜誌》上發表題為《我和姐妹在紐約職業拳擊大戰》的文章中提出了「婦女在戰鬥中想要什麼？」的問題。根據艾琳·加默爾的說法，「巴恩斯的文章有效地揭開了整個壓抑女性的文化歷史」。巴恩斯對拳擊的興趣持續到1915年，當時她採訪了重量級冠軍傑西·威拉德。
1915年，巴恩斯從她家的公寓搬到格林尼治村的一間公寓，在那裡她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波希米亞主義藝術家和作家社區。在她的社交圈子中有埃德蒙·威爾遜，貝倫尼斯·阿博特和達達主義藝術家兼詩人Elsa von Freytag-Loringhoven，巴恩斯試圖給他寫傳記但未完成。她認識了企業家吉多·布魯諾，布魯諾以不擇手段著稱，經常被指控利用格林尼治村居民牟取暴利，他曾向遊客收取參觀波希米亞塗料的費用，但他是審查制度的強烈反對者，並願意冒著被起訴的風險出版巴恩斯的1915年的《節奏與圖畫》。儘管在第一首詩中描寫了女人之間的性，但這本書從來沒有受到法律的挑戰；現在這段話似乎很明確，但在美國文化中女同性戀幾乎不可見的時代，紐約禁止惡習協會可能不理解它的形象。其他人並不那麼天真，布魯諾能夠通過將價格從15美分提高到50美分並將差價收入囊中來提高這本書的聲譽。二十年後，巴恩斯把他寫入《夜林》中，諷刺了他對貴族的自尊心，以及他在任何重要人物面前鞠躬的習慣。
巴恩斯是Provincetown Players的成員，這是一個強調藝術而不是商業成功的業餘戲劇集體，與她自己的價值觀相吻合。他們在格林尼治村的劇院是一個改建的馬場，有長凳座位和一個小舞台。然而，它在美國戲劇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演出蘇珊·格拉斯佩爾，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華萊士·史蒂文斯和西奧多·德萊賽的作品為特色，同時也開創了尤金·奧尼爾的事業。在1919和1920年間，巴恩斯在那裡製作了三部獨幕戲劇，第四部《The Dove》，在1925年在史密斯學院首映，並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簡短的案頭戲，一些是巴恩斯用筆名Lydia Steptoe的名義下出版。
這些戲劇表現出愛爾蘭劇作家約翰·沁孤對巴恩斯的強大影響力，她被他語言的詩意和視覺悲觀主義所影響。批評者發現它們僅是衍生作品，特別是巴恩斯曾試圖模仿約翰·沁孤的愛爾蘭方言，而巴恩斯也同意這點，因為在後來的幾年裡她把這幾部作品只當做年輕時的幼稚作品。然而，在這些內容中，這些風格化和神秘的早期戲劇比Provincetown的其他劇作家更具實驗性。
1910年代的格林尼治村以其性和思想自由的氛圍著稱。巴恩斯在村民中不同尋常，因為她的祖母和父親都支持自由戀愛主義的哲學。她父親支持無限生育，她則強烈反對；對生育的批評將成為她作品中的一個主題。然而，她確實將性自由視為一種價值。在1930年代，她告訴Antonia White「她對性沒有任何負罪感，會和她想要的任何男人或女人上床」。通信表明，她21歲時她家已經很清楚她是雙性戀，她在格林尼治村的幾年裡與男女都有過許多戀情。
她與恩斯特·漢夫斯坦格爾曾經訂婚，後者是哈佛大學畢業生，經營著家族藝術出版社的美國分公司，曾在白宮舉辦過鋼琴音樂會，當時是紐約州參議員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朋友，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美國的反德情緒越來越感到憤怒。1916年，他告訴巴恩斯他想要一個德國妻子，他們痛苦的分手後來為巴恩斯的小說《夜林》提供了靈感。後來他回到德國並成為阿道夫·希特勒的親密夥伴。從1916年或1917年開始，她與一位名叫Courtenay Lemon的社會主義哲學家和評論家一起生活，她稱他為她的普通法丈夫，但由於未知的原因，這段感情也結束了。她還與《New York Press》的記者，Provincetown Players成員瑪麗·派恩有段浪漫關係，戀情持續到1919年派恩因結核病去世。

巴黎（1921年–1930年）

1920年代，巴黎是現代主義藝術和文學的中心。巴恩斯因《McCall’s》的任務於1921年首次前往巴黎。她採訪了美國期刊的僑民作家和藝術家，很快成為當地知名人物；在當時的許多回憶錄中都提到她的黑色斗篷和她尖酸的機智。甚至在她的第一部小說出版之前，她的文學名聲已經很高了，主要是憑藉她的故事《A Night Among the Horses》的力量，該故事發表在《The Little Review》上，並在1923年的《A Book》中重印。巴恩斯進入了有影響力的沙龍女主人娜塔莉·克利福德·巴尼的圈子，後者成為她終身的朋友和贊助人，以及她的巴黎女同性戀生活諷刺編年史《Ladies Almanack》中的中心人物。巴恩斯在巴黎時最重要的戀情是和藝術家塞爾瑪·伍德。伍德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堪薩斯州人，到巴黎希望成為雕塑家，但在巴恩斯的建議下，她開始採用銀點製作動物和植物畫。到了1922年冬天，她們一起在聖日耳曼大道的一個公寓裡建立家庭。在此期間發展起來的另一段親密友誼是與達達藝術家Baroness Elsa von Freytag-Loringhoven，巴恩斯於1923年開始與她密集通信。巴黎的巴恩斯用金錢，服裝和雜誌為在柏林Baroness Elsa von Freytag-Loringhoven提供支持。她還收集了Baroness Elsa von Freytag-Loringhoven的詩歌和信件。
巴恩斯帶著詹姆斯·喬伊斯的介紹信來到巴黎，她曾為《名利場》採訪他並成為了朋友。也許是讀過喬伊斯的書，這才使得巴恩斯從19世紀末的作品的頹廢主義運動和美學影響轉向了她後期作品的現代主義實驗。然而，他們對文學主題的選擇卻有所不同；喬伊斯認為作家應該專注於普通的主題並使它們變得非凡，而巴恩斯總是被不尋常的，甚至是怪誕的主題所吸引。
她的第一部自傳體小說《Ryder》成為《紐約時報》的暢銷書。它的受歡迎程度讓出版商措手不及；3000本的第一版迅速售罄，但當更多的版本進入書店時，公眾對這本書的興趣已經消失。儘管如此，這一進步還是讓巴恩斯在聖羅曼街購買了一套新公寓，並於1927年9月開始與塞爾瑪·伍德住在一起。由於主題的問題，《Ladies Almanack》只能作為一本小型私人印刷版本出版，並以筆名筆名「A Lady of Fashion.」署名。巴恩斯和她的朋友們在巴黎的街頭賣出這些書，並設法將一些偷運到美國賣掉。
巴恩斯將《Ryder》和《Ladies Almanack》獻給了塞爾瑪·伍德，但這兩本書的出版時間都是1928年 - 也是她和伍德分開的那一年。巴恩斯希望她們的關係是單配偶制，但卻發現伍德卻不這麼想。伍德對酒精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她整晚都在喝酒並尋找偶然的性伴侶；巴恩斯會在咖啡館裡尋找她，她經常和朋友一起喝醉。巴恩斯因為與女繼承人Henriette McCrea Metcalf（1888年-1981年）的牽連而與伍德分手，後者將在《夜林》中被刻畫為Jenny Petherbridge。

1930年代

《夜林》大部分寫於1932年和1933年的夏天，巴恩斯此時住在藝術贊助人佩姬·古根漢在德文郡的鄉村莊園。莊園的嘉賓包括安東尼亞·懷特，約翰·費拉爾·霍姆斯以及小說家和詩人艾米莉·科爾曼。在其莊園的綽號為「宿醉廳」的莊園裡，經常會舉辦一場名為Truth的派對遊戲。艾米莉·科爾曼幫助《夜林》這本書於1936年出版，儘管評論將其視為重要的藝術作品，但這本書賣得不好。巴恩斯在1930年代發表了很少的新聞報導，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佩姬·古根漢的財政支持。根據古根漢的說法，她經常生病並且喝得越來越多，幾乎每天喝掉一瓶威士忌。1939年2月，她在倫敦的一家酒店辦理入住並試圖自殺。古根漢為她支付了醫療費用，但最終失去了耐心並將她送回紐約。在紐約她和她的母親住在同一個房間，整晚都在咳嗽，繼續讀瑪麗·貝克·艾迪的經文並皈依了基督科學教會。1940年3月，她的家人將她送到紐約州北部的一家療養院。巴恩斯憤怒地開始計劃寫她的家庭傳記，這個想法最終將在她的戲劇《The Antiphon》中實現。她回到紐約後，與母親發生爭吵，被扔到街上。

回到格林尼治村（1940年–1982年）

巴恩斯在亞利桑那州的一個工作牧場上與艾米莉·科爾曼和科爾曼的情人待了兩個月。1940年9月搬進格林尼治村Patchin Place的小公寓，在那裡度過了她生命中剩下的41年。整個1940年代，她繼續喝酒，幾乎沒有寫任何東西。儘管存在疑慮，古根漢還是為她提供了一筆小額津貼。而科爾曼每月給她20美元。1943年，佩姬·古根漢在紐約的《Exhibition by 31 Women》的展覽展出巴恩斯的作品。1946年，她為亨利·霍爾特工作但很快就被解僱。
1950年，巴恩斯意識到酗酒使她不可能成為一名藝術家，因此停止飲酒以開始寫她的詩歌戲劇《The Antiphon》。這齣戲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她自己的家族歷史，寫作是由憤怒引發的；她說，「我咬牙切齒地寫著《The Antiphon》，我注意到我的筆跡像匕首一樣野蠻。」
在《The Antiphon》後她又重新開始寫詩。儘管有越來越多的健康問題，她的關節炎嚴重到甚至坐在打字機前或打開檯燈都很困難，但她每天仍然寫作8小時。這些詩中的許多都沒有定稿，只有少數能夠出版。
在這段歲月中，巴恩斯成了一個隱士，住在街對面的E·E·卡明斯會定期檢查她的窗戶確定她是否還活著。伯莎·哈里斯在她的郵箱裡放了玫瑰花，但從未成功地見過她；卡森·麥卡勒斯在她的門階上安營紮寨，但巴恩斯只喊了一聲：「誰在敲響這隻鍾，請滾開。」阿內絲·尼恩是她作品的忠實粉絲。她多次寫信給巴恩斯邀請她參加一本關於女性寫作的期刊，但沒有收到回復。巴恩斯仍然對尼恩表示蔑視，過馬路會避開她。巴恩斯很生氣尼恩將角色命名為朱娜（Djuna），當女權主義書店Djuna Books在格林尼治村開張時，巴恩斯呼籲要求更改名稱。
儘管巴恩斯還有其他女性戀人，但在她晚年，她卻聲稱「我不是女同性戀者；我只是喜歡塞爾瑪。」
巴恩斯於1961年入選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並於1981年被國家藝術基金會授予高級獎學金。
巴恩斯是第一代英語現代主義者中最後一位倖存的成員，她於1982年6月18日在她90歲生日六天後在紐約的家中去世。

遺產

巴恩斯影響了杜魯門·卡波特，威廉·戈恩，凱倫·白烈森，約翰·霍克斯，伯莎·哈里斯，狄蘭·托馬斯，大衛·福斯特·華萊士和阿內絲·尼恩。作家伯莎·哈里斯把她的作品描述為自從莎芙以來「實際上是現代西方世界中女同性戀文化的唯一有效表達」。

影視形象

2011年伍迪·艾倫電影《午夜巴黎》中有巴恩斯的形象短暫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