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

結集

佛教早期並沒有書面經典，僧眾以口語方式傳承教法。釋迦牟尼般涅槃後，僧團在王舍城舉行第一次集結（saṃgīti）。據佛教律藏的共通記載，該次集結由「上座」比丘大迦葉等人主持，「多聞者」阿難誦出佛陀所說修多羅，「持律者」優波離誦出波羅提木叉，大眾對其內容共同審定，再編成次第，為後來《四阿含》（法）與律藏（律）的起源。
佛陀在世期間，其大弟子舍利弗、迦旃延等人，擅於歸納演繹佛法精義，為後來阿毘達磨論藏（對法）的濫觴。傳說王舍城結集時，大迦葉誦出了阿毘達磨（其他的記載，則謂是阿難或富樓那）。在推重阿毘達磨的上座部中，如說一切有部、銅鍱部、犢子部等，主張自宗所傳承的阿毘達磨論為佛陀所說，不過大眾部與化地部、銅鍱部律沒有結集論藏的明文，而經量部師認為沒有對法藏，對法只是契經解說慧學的部份，弟子所作的論只是經疏，不算作藏。
印順法師檢視有關論藏結集的記載，異說紛紜，認為論藏在部派分立以前的時代尚未存在，而應為部派時代的作品。他也主張經與律，應是經過一段時期不停的整理與結集才形成現有規模，現存的四阿含與律藏難以單一溯源到王舍城結集。
相對於三藏的結集，大乘經的傳出則伴隨種種傳說。據《大唐西域記》記載的傳說大眾部另外進行窟外集結集出五藏，其中有大乘經；《大智度論》則記載，傳說佛陀滅度後，文殊、彌勒諸大菩薩，與阿難共集摩訶衍教法，專稱為「菩薩藏」。西藏傳說則稱大乘佛法之根本結集，在王舍城旁無垢空性山(Vimalasvahava)，有百萬佛子聚集，由普賢菩薩領導、文殊、金剛手、與彌勒菩薩，結集而成。其他則有說是從諸天龍宮取得、從他方佛、從三昧中見佛等聽聞而來。
大乘經論當中，文殊傳承甚深觀於龍樹─提婆，形成《中論》等中觀般若經論，彌勒傳承廣大行於無著─世親，形成《大乘經莊嚴論》等唯識經論。天台宗以龍樹為佛陀「金口相承」，以自宗為龍樹「今師相承」。禪宗稱佛陀在靈鷲山拈花微笑，以「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其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心印」，代代相傳至菩提達摩。。
有些記載稱，三藏之外另立有「咒藏」，專門收集諸佛所說之祕密真言(mantra)、陀羅尼(dhāraṇī)、種子字(bīja)、明咒(vidya)，或護咒(paritta)。大乘佛教以金剛手菩薩（金剛薩埵）為雜密及諸密續之傳法與集結者，藏密又以普賢王如來、金剛總持為無上瑜伽的傳法者。

傳布

關於佛教在何處傳播、受持等問題，歷史上並無留下明確記載，因此無法確定從佛世到佛滅間佛教流傳的地域範圍。只能從阿含經與律藏所提的說法與制戒地點，約略推想出佛陀遊歷的地區，大抵就是恆河中游的摩揭陀國，即現今印度比哈爾邦的大部分與北方邦的一部分地區。
在根本分裂後，由於阿育王對佛教的保護政策，佛教傳到印度內外各地。之後，根本兩部又各自再分裂，到佛滅三百年以後，便形成所謂十八部的「部派佛教」。據南方上座部所傳，阿育王派遣僧伽到印度國內外九個地區傳教，擴大佛教教團的幅員，即西北自巴基斯坦延伸到阿富汗，甚至更遠及希臘；北至喜馬拉雅山地，西自印度河下游往西海岸一帶發展，南從印度南部到斯里蘭卡，東則遠達緬甸地區。而佛教哲學的論書（阿毘達磨）也在這時逐漸成立，一般認為論藏是歷經初期、中期、後期，共費時約二至三百年的時間，直到公元前一世紀左右才定型下來。
大乘佛教的傳出，至早為公元前一世紀左右。初期傳出的大乘經典可分為以信行為中心的「念佛」，與重視智行的「般若」、「空」等兩大類。迦膩色伽28年(公元2世紀)，摩偷羅地方就有阿彌陀佛像，為已知最古之阿彌陀佛像，其銘文為「願一切眾生得無上佛智」，可見其時阿彌陀佛信仰已在當地流傳。這些新傳出的大乘佛典，與佛傳文學有密切的關係，當中提倡以菩薩為本的佛法，並反對部派佛教的阿毘達磨學說，引發了當時部派間的論諍 。至公元二世紀後，這些大乘經典大量在中國傳譯。
關於大乘教團的起源問題，現代歷史學的學術研究未有明確定論。明治時期的學者前田慧雲(1903)對比大乘和大眾部的思想後，找出其中的共通點，提出「大眾部起源說」，但也有學者認為大乘佛教未必與大眾部有密切的關係，倒與上座部系有很深的淵源。平川彰(1968)則提出「在家佛塔教團起源說」，認為大乘佛教非源於部派，而是以佛塔供養為中心的在家信奉者教團。不過此說因文獻證據不足，主觀推論過多，有不少學者提出反對意見。Gregory Schopen更詳細考察印度與佛塔相關之碑銘，得出公元前二世紀已有出家僧人參與佛塔供養，表明部派僧人與佛塔供養的密切關係，主張「在家佛塔起源說」不能成立。Paul Harrison等學者，則注意到大乘經典強調禪修的重要，而主張大乘初期的教團是以森林禪修、頭陀行為主的傳統，這群禪修者日漸增多後才開始發展成寺院。
另外，有學者認為大乘是在部派佛教中依附於部派的特定學派(school)思潮，而不具有教團(sect)的獨立自主性。按目前已知的考古資料，最早出現「大乘」用語的碑文位於公元五世紀以後西印的阿旃陀石窟，刻有「釋種比丘．大乘(ma[ha]yana)【信奉者】的布施，迴向一切眾生得無上智」的字樣，可能要到此時才有比較自主的大乘教團存在於印度。

翻譯

佛陀傳布其教法的用語，最初為摩揭陀俗語(Ardhamāgadhī)。隨著教團擴張，僧眾們用印度當地的俗語(Prakrit)來傳布佛陀的教法，到笈多王朝（約西元320-550年）時期，佛教內部轉而使用梵語的情況變得明顯。
由於佛陀禁止以吠陀梵語傳述佛典，早期的漢譯佛典並非譯自梵語，而是從印度俗語、犍陀羅語、西域諸語等語言翻譯過來的。直到後期，佛教僧眾改以梵語作為經典語言之後，南北朝之後的漢譯佛典就以梵語佔多數，而七世紀之後的藏譯佛典更是幾乎全譯自於梵語。
中國第一部漢譯佛典相傳是攝摩騰所譯的《四十二章經》，隨後陸續有安世高譯《轉法輪經》《安般守意經》、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支謙等譯《法句經》、康僧會譯《六度集經》、竺法護譯《修行道地經》、譯者不明的《大般涅槃經》、《稻稈經》，以及傳譯過程不明的《八大人覺經》《遺教經》等早期翻譯佛典。
東晉至唐朝為漢譯佛典興盛期，其中鳩摩羅什與真諦、玄奘、不空（或義凈）並稱為佛經翻譯四大家，譯出不少般若、中觀、如來藏、唯識和秘密乘佛典。北宋的法天、施護、天息災等人，所譯佛典以密續為主而旁兼阿含類及些許大乘顯教經論，這是漢傳佛教最後一次大規模翻譯佛典的活動。
民國時期，漢傳佛教與南傳上座部佛教以及藏傳佛教有了較多接觸，分別有了參法師（葉均）和法尊法師譯出零星作品。

佛傳

佛陀在人間活動事跡的素材，散見於律藏以及本緣部佛經，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四分律·受戒犍度》、《巴利律藏·犍度》、《大事》、《修行本起經》、《中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普曜經》、《佛本行集經》、馬鳴《佛所行讚》等佛典，當中涉及具神話色彩的本生類故事。信仰者以這些佛傳故事為雕繪主題，而創造出四相、八相或十二相佛陀成道圖的藝術表現形式。
傳統的佛傳作品，有六世紀初僧祐造《釋迦譜》，禪宗燈史錄〈七佛〉傳，十三世紀天台僧志磬作《佛祖統紀·釋迦佛紀》，十五世紀末格桑曲吉嘉措立《藏傳釋迦牟尼佛傳》（原書名：無誤講述佛陀出有壞美妙絶倫傳記·善逝聖行寶藏），這些作品大多為史實、傳說與法統相糅合的敘事。
現代人著作則有星雲法師《釋迦牟尼佛傳》、髻智比丘《親近釋迦牟尼佛:從巴利藏經看佛陀的一生》、一行禪師《故道白雲》、中村元《瞿曇佛陀傳》等等。

藏經編纂

漢文藏經的編纂始於南北朝時，之後在全國存有大量的寫本藏經，但由於資料缺乏，對於這些寫本藏經的情況現在尚未釐清。到唐開元時，據《開元釋教錄》記載，已有1076部，5048卷。之後，各代又續有新譯經論和著述入藏。雕版藏經最早為開寶藏，北宋初開始刊印。最初為蜀版，後有福州版。其後歷代多有官私方的藏經雕印。
歷代漢傳大藏經以般若部為首，排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最前，至大正藏則以阿含部為首，排序長阿含最前。藏傳的《蔡巴甘珠爾目錄》以金剛果乘續部為首，排序《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和《吉祥時輪本續》最前。

石刻及墨寶

中國佛教石經雕刻之舉始於北魏末年，盛於隋唐。除了刻在碑上，也刻於摩崖和經幢上。
「摩崖刻經」以北齊、北周為盛，所在地域遍及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四川。其中最著名的是山東泰山經石峪的大字《金剛經》﹑徂徠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經》、水牛山《文殊師利般若經》等。河南安陽寶山、河北磁縣鼓山亦有著名的佛經摩崖。
「經幢」創於初唐，其制如柱，一般為八角棱形，上有蓋，下有座，經文刻於柱身。陝西富平《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刻於唐永昌元年 (公元689年)，為現存較早的經幢。佛教經幢以刻《陀羅尼經》為多，但也有刻《心經》、《楞嚴經》、《大悲心陀羅尼經》、《金剛經》、《藥師經》等經的。
「碑刻佛經」，數量很多。最著名的是北京房山雲居寺的石刻佛教大藏經「房山石經」。幽州沙門靜琬鐫刻石經以防法難，直至明末，歷時千餘年，共刻成15061石，包括佛經1100多部，3500多卷，是中國字數最多的銘文。所用底本校勘精審，亦包括從未見於目錄著錄的稀世孤本，例如《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唐玄宗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
此外，還有「石柱佛經」，刻在石柱上藏於石洞中，以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為代表；「塔刻佛經」，鐫刻於塔身或塔內石壁上，內容包含了佛教經目和各類佛教經咒。
長慶二年至文宗太和三年（829），清晃、清海等於蘇州重玄寺法華院刻成石壁經，係為寺僧契元所書，白居易亦為之作讚碑。計刻法華經、維摩詰經、金剛般若經、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阿彌陀經、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實相法密經(實相般若波羅蜜經)及般若心經等十萬言以上。
書法家寫佛經，最早也最重要的，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北魏人所書，刻入《壯陶閣帖》者為最早，有唐咸通年間大秦寺僧題識。但影響較大的，是稍晚的歐陽詢心經寫本，他也寫有〈佛說尊勝陀羅尼咒〉。此外，釋懷仁集王羲之墨跡為〈集字聖教序〉，寫有行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著名的，還有題為王羲之所書的《佛遺教經》、鍾紹京的《轉輪聖王經》（起世經·轉輪聖王品）、柳公權的《金剛經》、國詮的《善見律》卷、張旭草書《心經》、以及懷素草書《四十二章經》。
唐代佛經傳抄最廣的是寫經生、僧人的寫經作品，一直要到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這些作品才大量現世。所抄佛經以《妙法蓮華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維摩詰所說經》、《無量壽宗要經》的數量最多，其質量參差不齊，以發願供養、祈求福報為主要目的。此外，大批的佛典疑偽經文獻、漢地佛教撰著、天台教典、毗尼藏、禪宗著作、宣教通俗文書，如變文等，皆在敦煌文獻抄寫之列。
唐代以後，黃庭堅、趙孟頫、董其昌、文徵明、陳洪綬、文嘉、張照、孔繼涑等人所寫《心經》；蘇軾、趙孟頫、祝允明、孫慎行等人所寫《四十二章經》；米芾寫〈倒念揭諦咒〉；蘇軾、黃庭堅、張即之、趙孟頫、文徵明、董其昌、釋弘一寫《金剛經》；趙孟頫、董其昌寫《妙法蓮華經》等，均可稱為名品。其餘佛經法帖尚有張即之《華嚴經》《佛遺教經》、趙孟頫《楞嚴經讚佛偈》、蘇軾《圓覺經》《華嚴經破地獄偈》、黃庭堅《文益禪師語錄》、董其昌《楞嚴經圓通偈》《佛說阿彌陀經》《佛遺教經》、林則徐《阿彌陀經》、弘一法師《華嚴經》等等。
清代帝王亦好寫佛經，所抄內容以智慧、修持、覺悟、真如類的典籍為主，包括《般若經》、《心經》、《金剛經》、《法華經》、《圓覺經》等。較具有代表性的佛經寫本，則有：康熙《心經》、乾隆《金剛經》、《白衣大悲王印陀羅尼經》、咸豐《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陀羅尼》、慈禧太后《心經》。
篆書方面的名作，則有宋真宗景德年間（公元1004-1007年）靈隱寺莫庵道肎，寫成的集篆三十二體《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每章一體，並註記各體源流。從北宋以後，歷經明、清二代，屢見重鈔翻刻或復臨的三十二體篆書《金剛經》，是篆書史上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集篆作品。
為使佛法永存，防止佛經被毀，中國石刻佛經相當興盛，從北齊至宋元時期，究竟刻有多少石經已無法統計。書法家寫佛經的風氣，則較道經晚起步。唐代書法家少寫佛經，宋代書法家以翰墨為佛事，在三教合流的風氣下，兼寫佛道經。晚清藏書家葉昌熾評論：「佛經之精者皆大字，而碑為多；道經之精者皆小楷，而帖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