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翰

王樹翰（1882年－1955年）字維宙，又字惕庵，遼寧沈陽人，中華民國政治人物。

清朝任職

王樹翰的祖父因為開商店，家境稍富裕，光緒十六年（1890年）送王樹翰入學。光緒二十年（1894年），祖父為王樹翰出資損官，府審通過後上報清廷，王樹翰「得知府銜以附生資格行走」。實際上王樹翰僅以廩生資格待職，沒有廩膳（附生沒有飯費）。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在奉天府衙署內為筆生。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王樹翰任職奉天府巡防營統領部，後保升府經歷。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升任奉天府衙門機要科長。
1908年，任奉天軍械製造廠廠長。光緒三十一年八月清朝廢科舉之後，在北京成立吏部學治館，培養官吏推行新政。宣統元年（1909年），王樹翰循資（按資格）考入吏部學治館學習。宣統二年（1910年），卒業返回奉天，任奉天清理財政局科員，兼任奉天被服廠副廠長。不久，清理財政局併入度支司，王樹翰升任奉天度支司科長。

民國官員

中華民國成立後，東三省總督兼巡撫改為東三省都督，王樹翰任都督府秘書，兼任度支司歲入科科長。1912年末，加入共和俱進會（會長齊耀琳），任評議部員，是共和俱進會奉天分會的骨幹，因為事務繁忙而辭去度支司歲入科科長兼職。1913年1月，任奉天省南路觀察使。1914年2月，兼任奉天營口交渉員。1914年3月，任遼瀋道道尹。1915年3月，署理吉林濱江道道尹。後來出任吉林省清丈局局長。1916年4月，代理奉天巡按使。1916年5月，任奉天省財政廳廳長，任至1917年9月。任內因和張作霖發生矛盾，乃在1917年請辭，張作霖在1917年5月批准其病假兩個月，奉天省財政廳政務暫委王永江代理。同時，王樹翰辭去兼任的菸酒專賣局長職務。
1917年12月，王樹翰調往黑龍江省，任龍江道道尹。1919年，吉林督軍孟恩遠起兵抗奉。1919年7月，張作霖派鮑貴卿轉任吉林督軍取代之，以親信第27師師長孫烈臣接替鮑貴卿任黑龍江督軍兼任省長，並助鮑貴卿進軍討伐孟恩遠。在鮑貴卿和孫烈臣交接前，王樹翰暫時護理黑龍江督軍兼省長。1920年，王樹翰出任黑龍江省財政廳廳長。
1921年5月，孫烈臣調任吉林督軍，王樹翰隨其到吉林，任吉林省財政廳廳長。1921年7月，任吉林省政務廳廳長兼官銀號監理。1922年11月，任吉林督軍署秘書長。
1922年12月18日，王樹翰為吉林督軍署秘書長兼高等顧問、代理吉林省長。民國14年（1925年）2月，朱慶瀾辭去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職，由王樹翰兼代，後因政務繁雜，不久辭去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職。
1924年4月，吉林督軍兼省長孫烈臣病逝，張作相接任吉林督軍兼省長。張作相上任後，仍然委王樹翰代理省長。王樹翰任代理吉林省長一直到1926年。王樹翰先後兼代吉林省長三年多，促進了吉林省各項事業特別是文化教育的發展，扶助少數民族子弟上學，使蒙旗子弟得補助費入學。王樹翰設大學預科班、工科學科專科班，為日後張作相創辦吉林大學奠定了基礎。王樹翰還重視圖書館建設，為吉林省城圖書館捐款購書。他還督促吉林各地修地方志。此外，還下令修築吉林省官道，議修吉海鐵路，以和王永江倡修的奉海鐵路（奉天北關至海龍朝陽鎮）連接。在濱江市設置電燈、電車工程中，王樹翰鑑於美商不依照合同開工，遂於1923年設濱江市電業公司，改派章啟槐任總辦，重審工程，以延誤工程為理由，向美商提出廢止合同，另同德商某公司簽合同。整個工程僅用吉大洋240萬元，節省500多萬元。
民國15年（1926年）春，王樹翰患眼疾，又逢母喪，乃再度提出辭呈。張作霖、張作相（1924年接替病逝的孫烈臣為吉林督軍）慰留未果，批假兩個月養病發喪。同年3月，王樹翰扶靈赴奉天安葬後，歸長春休養。吉林省城各法團擬聯銜挽留王樹翰，乃電張作霖、張作相促王樹翰速回吉林任所，並聯袂到長春恭迎王樹翰。當時張作相正在錦州為庶母治喪，派督署參謀長熙洽作為代表到長春慰留。同年5月2日，張作相自奉天返任，途經長春時親自拜訪王樹翰慰留未果，乃於當日返任，又在5月11日任命吉林政務廳長鄭重祺代理吉林省長。王樹翰到大連住院治療康復，同年8月回到奉天南關，後來遷居奉天商埠地。

少帥謀臣

民國17年（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其子張學良繼任，王樹翰被任命為東三省保安司令部秘書長。同年7月19日，東北臨時保安委員會成立，王樹翰為17位委員之一。同年7月1日，張學良派王樹翰等四人入山海關赴北平，同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等人商談東北易幟問題。同年12月28日，張學良將12月29日東北易幟事宜電呈國民政府，國民政府於12月28日舉行會議，批准東北政務委員會名單，張學良任主任委員，王樹翰為15位委員之一。同年12月下旬，東三省道路委員會成立，於珍任執行委員長，王樹翰為11位委員之一。同年12月29日，東北易幟。此後，南京國民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王樹翰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部長官公署秘書廳廳長，位列鄭謙之後。
民國18年（1929年）1月10日，張學良殺害楊宇霆、常蔭槐。張學良在《張學良口述實錄——張學良世紀傳奇（上）》中回憶道：「殺楊、常，事前我只與王樹翰商量過。我說我要放炮，他說萬萬不可。」1月11日上午，召開東北保安委員會會議討論此次事件的善後事宜，王樹翰出席。

中東路事件

民國18年（1929年）7月10日，中東路事件發生，張學良電告南京國民政府，未得要領。王樹翰認為以東北地方的力量無力對蘇聯發動全面戰爭。大家商議後，採納了王樹翰的建議，派濱江道尹兼哈爾濱交涉員蔡運升為東北地方當局代表，同蘇聯談判，並且由政務委員會擬定方案，呈請南京國民政府批准，交給蔡運升到滿洲里與蘇聯方面談。事將成，蔣介石責以東北地區派員交涉為越俎代庖，即便談判達成協議，南京國民政府也將不予承認。張學良商東北政務委員會多數委員，決定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乃電蔡運升中止同蘇聯談判。王樹翰見已無法阻止，便不再多言，但為擬辦法監視蘇聯籍人員，於1929年8月12日致函遼寧省政府。
在南京國民政府指使下，張學良強行收回中東鐵路路權，決定對蘇聯武裝越境挑釁予以還擊。張作相反對，張學良除請人勸說張作相外，又約請王樹翰、王樹常、鄒作華、劉翼飛4人開會研究。王樹翰等人極力勸阻出擊，但張學良不聽。中俄在1929年11月全線爆發武裝衝突，中國在東西兩線均慘敗。王樹翰乃提出由東北地方自決。恰逢蔡運升南來請命，王樹翰認為應派蔡運升同蘇聯談判。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中，惟有袁金鎧敢於支持談判。東北政務委員會遂議決授權蔡運升至蘇聯會談。蔡運升與蘇聯代表達成《伯力會議議定書》，不待請示便簽字，雙方停戰。事後南京國民政府責備蔡運升不經請示擅自簽字，未承認該議定書。

九一八事變

民國19年（1930年）4月，中原大戰爆發，各方爭相拉攏張學良，閻錫山提出閻奉合作倒蔣。為此，張學良派王樹翰赴山西，申明東北所持的中立態度。民國19年（1930年）6月，張學良在瀋陽召開東北軍政高級要員會議，與會者有三種意見，其中以王樹翰為代表的一派主張與石家莊的反蔣方面合作。張學良乃坐視觀變，但實際上張學良在北戴河期間便已決定出兵山海關內武裝調停，支持蔣介石。這次會議僅是聽部下意見，以鞏固決心。
1930年12月，王樹翰任國民政府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民國20年（1931年）4月19日，張學良在北平成立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王樹翰任秘書長。同年6月，任國民政府文官長。
1931年7月2日，日本製造萬寶山事件，東北當局應對乏力，王樹翰十分憂慮，認為應採取忍讓而靈活的態度。在致東北政務委員會及張作相的電報中，王樹翰表示，對萬寶山事件如無損中國主權，便應了解，不能和南京國民政府一樣唱高調。王樹翰建議張學良派人到南京請命，要求國民政府通過外交途徑交涉，但張學良聽信親美派之言，相信可依靠國際聯盟牽制日本，乃未聽王樹翰的意見。同年9月18日夜發生九一八事變。當夜王樹翰在北平鐵獅子胡同32號（借王正廷的房屋）收到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告急電，當即會同住在對面孫中山行館的國府要員顧維鈞到張學良住處商量對策。張學良感到與日軍實力相差懸殊，乃下令撒退。

寓居天津

民國21年（1932年），王樹翰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秘書長、1933年5月，任行政院政務整理委員會政務處處長。
民國22年（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省，張學良下野出國考察。王樹翰隱居天津。1933年，王樹翰倡議在河北路217號董公館（董士恩公館）成立奉系董家俱樂部，成員包括王樹翰、董士恩、王樹常、張作相、潘復、鮑貴卿、龔心湛、佟兆元、吳景濂、章士釗等已退隱的奉系及北洋軍政要員。1933年至1945年，奉系董家俱樂部為了團結奉系將領及北洋經濟巨頭起過一定作用。
民國23年（1934年）初，張學良回國，被蔣介石委以剿共任務，幕中多為新人，未召回王樹翰。王樹翰仍留居天津。
滿洲國康德二年（1935年），王樹翰回瀋陽大窪桑梓省親、掃墓、祭祖，並措置房地債事。張作相和他同行，停留瀋陽數日後返回天津。1935年11月，王樹翰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監察委員。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方面派人到天津，企圖利用王樹翰在東北軍的影響，強迫王樹翰在各報聲明指責張學良「兵諫」是以下犯上、「劫持統帥」，被王樹翰拒絕。王樹翰、劉尚清、張作相等人僅以旅津名流的名義，在12月14日電告張學良釋放蔣介石，文中稱：「此綏局初定，國際地位稍見增高，舉國熱烈擁護領袖，即世界和平民族，亦盼我團結圖存，似此猝然兵諫，自行分裂，內為國人所共棄，外為友邦所藐視，動搖國本，影響全局，自招滅亡，噬臍曷極！切望熟權利害，懸崖勒馬，迅速恢復蔣公自由，私衷共濟，以延國脈，誼切桑梓，難安緘默，臨電涕泣，不暇擇言。尚祈亮察。」全文載《大公報》，為張學良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起到一定作用。國民政府電促王樹翰赴西安面商救蔣介石之策。王樹翰知道西安方面的東北軍少壯派軍人必然不希望他前往，乃託言如赴西安必須經山西太原，並且托閻錫山轉詢究竟。但王樹翰尚在途中，蔣介石已在12月25日獲釋。王樹翰遂返回天津。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東北軍少壯派軍人將王樹翰視為親蔣人士，多不能原諒。張學良被蔣介石扣在南京。東北軍執行乙案東調。事前就甲案、乙案商討時，東北人士在天津的王樹翰宅邸會商，王樹翰主張實行乙案，所以東北軍被東調並分割。民國26年（1937年）春，王樹翰到溪口面見軟禁中的張學良，這是二人的最後一次見面。
民國31年（滿洲國康德9年，1942年）夏，滿洲國建國10周年慶典，滿洲國大臣蔡運升派人來天津遊說王樹翰、張作相等四人參加慶典。當時，王樹翰久居天津，離開吉林已十多年，也想藉機重回吉林看看朋友，並探望親家依克唐阿家。6月下旬，王樹翰、張作相等一行三人回東北，途經瀋陽時受到滿洲國奉天省長金榮桂等日偽高級軍政官員迎送和接待。王樹翰、張作相等人一行抵達長春時，張景惠等七、八十人到車站迎接，一行下榻新京（長春）「大和旅館」。次日，在日本人松本益雄的陪同下，進宮拜見皇帝溥儀，併到宮內府禮節性拜會。王樹翰等人在長春和許多朋友會晤，後又回家鄉瀋陽大窪省親、掃墓、祭祖。不久返回天津。

晚年經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此後，蔣介石派熊式輝為東北行轅主任。東北行轅下設政治、經濟委員會，王樹翰為東北行轅政治委員會委員。後將政治、經濟委員會合併為東北政務委員會，陳誠任主任委員，王樹翰於1947年10月任副主任委員。但隨著第二次國共內戰，王樹翰感到前途暗淡，乃辭職返回天津。1948年7月，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天津前，蔣介石派飛機接王樹翰、張作相，但被二人謝絕。王樹翰直到天津解放，再沒有出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樹翰常游北京，為老朋友章士釗所聞，乃薦之中央文史研究館。1953年，王樹翰獲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得知其子王錫和在台灣被逮捕，妻佟氏（佟道尹之女）離婚，王樹翰十分焦急，不省人事。1955年2月8日，王樹翰在天津寓所病逝，享年74歲。安葬在北京東北義園忠四十一列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