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

早期革命

1922年1月至2月，劉少奇作為工作人員參加了遠東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從莫斯科回國到上海，經陳獨秀介紹，到湖南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秘書處擔任領導工作，數次領導鐵路工人罷工，其中最著名的是同年9月與李立三等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也是此期間劉少奇與毛澤東相識。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劉少奇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在1925年至1926年間，劉少奇在湖北和上海又多次領導政治運動和罷工，成為當地中國共產黨工人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次年4月，劉少奇與何葆貞結婚。
1925年12月，劉少奇在長沙被湖南省軍閥趙恆惕的戒嚴司令部逮捕。妻子何寶珍、二哥劉雲庭四處奔走托關係設法營救。請到同縣的著名教育家（周南女中創辦人）、省參議員朱劍凡作擔保人保釋；請劉家親戚國會議員周震麟，周同時也與趙恆惕有親戚關係，寫信說情；請劉少奇母家親戚、湘軍師長魯滌平給趙恆惕發電報說情。劉少奇於1926年1月26日被關押42天後獲釋。1927年1月領導了武漢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5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劉少奇當選中共中央委員。劉少奇在長期工作中逐漸總結出一套「深入群眾、長期隱藏、積蓄力量」的鬥爭方針，並對當時中共中央內部所謂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左」傾錯誤進行抵制，這與毛澤東當時的思想和鬥爭策略不謀而合。

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

1929年夏，劉少奇調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在中東路事件中發動了反對國民政府和張學良、支持蘇聯的運動。同年8月22日，在奉天(今瀋陽)紗廠門口，因煽動罷工嫌疑被捕，9月中旬經奉天高等法院判決，「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日後劉少奇成為「叛徒」的重要「證據」，即為此次被捕。
1930年夏，劉少奇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1931年1月，劉少奇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31年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處決後，成立臨時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黃平、劉少奇、王雲程等九人組成。同年冬，劉少奇回國，任黨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2年，劉少奇擔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
1932年冬，劉少奇進入中央蘇區，領導職工運動。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劉少奇被選為第一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同年10月參加長征，擔任紅八軍團的領導工作，後由於作戰失利，紅八軍團撤銷編制，其改任紅五軍團領導工作。1935年，劉少奇參加遵義會議，會上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之一。此後，劉擔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劉少奇和謝飛結婚，年底到達陝北，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委員長。12月，劉少奇參加瓦窯堡會議。
1936年，劉少奇赴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領導中共在山西、河北、天津、北京的抗日運動，並與國民黨政界、軍方、學生進行接洽。劉採納柯慶施的提議，向中共中央請示，建議讓被國民政府關押在草嵐子反省院的中共黨員履行監獄當局規定的不反共不發表的簡單手續出獄，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劉的建議。關押在反省院的約六十名中共黨員接劉指示，起草《反共啟事》並登報發表後出獄。出獄的這批中共黨員為北方局打開局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在多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此事因「手續問題」成為劉少奇的「罪行」之一（即「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抗日戰爭時期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劉少奇把北方局總部調往山西太原，並與晉系軍閥閻錫山進行溝通。此外，其執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深入敵後、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領導了開創中共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工作。1938年3月，劉少奇返回延安，留在中央指導華北工作。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時，劉少奇與張聞天為反對最力者。
1938年11月，劉少奇參與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劉少奇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以「胡服」之名挺進華中敵後，參與新四軍在安徽、湖南、江蘇一線部署工作。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著名演講，對廣大黨員提出了黨性鍛鍊的要求。
1940年初，劉少奇制定戰略先集中發展蘇北。在此戰略指導下，陳毅、粟裕所部新四軍從江南渡江北上，並取得黃橋戰役的勝利。同時，黃克誠部八路軍南下到達蘇北，與新四軍會合，將華北華中的中共根據地連成一片。在此形勢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葉挺任指揮（陳毅代），劉少奇任政治委員。此後，劉少奇組織曹甸戰役，進攻國軍韓德勤部，但未能成功。
八路軍、新四軍在蘇北的大發展以及該地區國共摩擦導致的直接後果即為皖南事變。1941年1月4日，葉挺、項英等率領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九千人經茂林北移。1月6日，第三戰區第32集團軍8萬多人在蔣中正命令下，向新四軍發起總攻，爆發皖南事變。新四軍歷經七晝夜激戰，最終失敗，葉挺被俘，項英被殺，蔣介石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在當時局勢下，劉少奇建議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軍事上暫時不實行反攻」。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通告，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劉少奇當天請中央任命陳毅代任新四軍軍長，在蘇北成立軍部。18日，他與陳毅聯名致電中央，再次提出重建新四軍軍部。
1月20日，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劉少奇出任新四軍政治委員兼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與陳毅等人重建了新四軍，擴建了華中抗日根據地。其中首先重建新四軍軍部，並增建華中黨校，以提高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能力；並組織溫和的蘇北整風，確定新四軍發展方向及任務。在劉少奇的組織協調下，新四軍也由重建時的9萬餘人發展到13.5萬人。1941年7月，劉少奇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作了《論黨內鬥爭》的講演，提出了開展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
1942年3月，劉少奇啟程返回延安，參與整風運動和中共七大。途中經過山東，處理了山東軍政領導人之間的分歧。1942年12月2日，劉少奇返回延安，次年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開始進入中共核心決策層，是中共五大書記之一。整風運動中，劉少奇與毛澤東等指責周恩來犯了右傾路線錯誤，並且犯有與胡宗南交涉不當等過失，周恩來被迫認錯並多次公開檢查。
在1945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特點和性質、指導思想、中國革命的特點、群眾路線、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原則問題。其中對毛澤東思想作了中共歷史上的第一次系統論述，將「毛澤東思想」明確寫入黨章，並提出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在中共七大選舉的領導集體中，劉少奇名列中共五大書記(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次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此後，劉少奇又兼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抗日戰爭結束後，在毛澤東赴重慶同國民黨總裁蔣介石進行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並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局勢中採取的「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策略；同時，他發表《中共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共產黨在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一改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把土地分給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
1947年3月，國軍攻占延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留在陝北指揮國共內戰，劉少奇則擔任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和朱德、董必武、康生等率中央機關一部轉移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負責中共佔領區土地改革運動的工作。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之後，指導晉察冀野戰軍取得了正太、青滄、保北和石家莊戰役的勝利，殲滅國軍6.2萬餘人。同年7月至9月，劉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全國土地會議，討論土地改革政策，並頒布實施《中國土地法大綱》，沒收地主富農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
1948年4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部分人員到達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同朱德、劉少奇會合。1948年5月，劉少奇兼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隨後，劉少奇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身份協助指揮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等。1949年3月，劉少奇參與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並在會上發言。1949年6月至8月，與高崗、王稼祥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蘇聯專家總顧問科瓦廖夫、中方工作人員鄧力群、戈寶權、徐介藩、翻譯師哲陪同訪問。6月27日，代表團下榻孔策沃別墅並與蘇聯領導人史達林、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等舉行第一次會談，會談涉及向蘇聯貸款、派遣專家、上海等城市管理問題、新疆及少數民族政策、組建海軍艦隊、莫斯科與北京航線與配套設施、之後與蘇共主席團召開中國政治軍事的討論會、國家機構設置和工商企業管理等。史達林還決定向中國貸款3億美元，並決定以東北人民政府的名義簽訂貸款協定。7月2日，雙方再次舉行會談。雙方共舉行了六次會談（只有一次有會談記錄，兩次會談有確切日期）。會談期間，劉少奇以電報的形式與毛澤東等人溝通。7月4日，以劉少奇的名義，中共代表團向蘇方提交一萬餘字的報告，介紹了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情況，並向其徵求意見。報告中提及中國將一邊倒地倒向蘇聯，也提及了旅順駐軍、蒙古獨立的問題和蘇聯從中國東北「搬走機器設備」的問題，認為「我們是這樣解釋的：這些機器是日本人的，蘇聯把這些東西當作戰利品運走，去建設社會主義，免得落在反動派手中並用它來反對中國人民是完全正確的。」

9月，劉少奇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會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土地改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劉少奇出席開國大典。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由劉少奇負責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員會，指導全國的土地改革工作。其頒布並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其中保存富農經濟、團結和保護中農、沒收地主土地，並在原耕基礎上用抽補調整方法來分配土地。其改革卓有成效，1952年，全國農業產值比1949年增長48.5%，比1951年增長15.3%；糧食總產量比1949年增長42.8%；棉花總產量比1949年增長193.4%；農民個人生活也有所改善。1952年，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和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慶祝活動。
建國初期，毛澤東仿效蘇聯設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高崗任主任，將原屬政務院的主管經濟部門調走，總理周恩來被架空，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澤東多次批評劉少奇，而高崗和饒漱石乘機奪位，劉高矛盾也惡化。於是劉少奇和周恩來聯手，在毛澤東的同意下，於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批鬥高崗，使之下台。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並代表憲法起草委員會向大會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
1956年9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並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主張中國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下，應當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集中力量提高社會生產力。隨後出席中共八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僅次於黨主席毛澤東。他在制定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針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2月的國務院會議上針對經濟計劃提得過大，毛澤東一再告誡「不要潑冷水」，總理周恩來則說「用冷水洗洗」，劉也支持周說「現在有些人腦子太熱了，提得太高了。」兩種不同的思路開始顯現。毛澤東對於劉、周等人提的「反冒進」十分不悅。劉有一次將人民日報的內容為反急躁情緒的社論稿修改後交毛批閱，毛直接批示不看了。後來還說：「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錯誤。」隨即就是57年八屆三中全會反「反冒進」，周恩來做了自我檢討，而劉少奇自忖「我們比主席，總是差一大截」。支持毛澤東的一方占據主動，從而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

大躍進

1955年，毛澤東掀起農業合作社並大社的高潮。到1958年初，在毛澤東的推動下中國開始了「大躍進」運動，劉少奇作為一線領導人積極參與了大躍進的決策和具體的推進工作。3月份成都會議第一次按毛的想法提出要「並大社」，開始了人民公社化的第一步。4月底，劉少奇和周恩來等若干人一起開始「吹公社」、「吹烏托邦」，主張大辦公社、大辦公共食堂、大煉鋼鐵、搞供給制，並在工作中加以貫徹。6月份，毛澤東批發「兩年超過英國」的報告之後，劉也緊跟精神宣稱鋼鐵產量可以兩三年趕英、七八年超美，並且和毛澤東一樣，在實地考察農業生產的時候公開為浮誇行為加溫。毛澤東曾經要求壓縮一些過高指標，1958年底大躍進的弊病開始露出苗頭之後，劉少奇承認「我的頭腦也有些熱，說過些過頭話」，1959年春毛澤東進一步要求「糾左」、「壓縮空氣」。

當選國家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指定劉少奇為自己的接班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由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自己退居「二線」。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並當選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澤東訪問蘇聯時，向當時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通報，將由劉少奇接班任中國國家主席。1958年底，毛澤東不做下一屆國家主席的提議得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1959年召開第二屆全國人大前夕，毛澤東在各種場合為劉少奇接班作小範圍吹風。4月，劉少奇在全國人大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自動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成為名義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

廬山會議

7月2日-8月1日，在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致信毛澤東，陳述「左」的錯誤及其經驗教訓。7月23日，毛澤東召開全體會議發表講話，批評彭德懷等人提出的意見，指責這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由此，參會的劉少奇等人開始積極配合毛澤東批判國防部長彭德懷，會議的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8月2日—16日，出席在廬山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全會進一步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批判，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廬山會議後，劉少奇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為了取得進步的經驗，即使犯錯誤也要從積極方面理解，另一方面劉少奇為了維護毛的權威，仍然參與到以空前的高調呼籲對毛的個人崇拜的浪潮中來，這使得大躍進的錯誤一時難以糾正。

三年困難時期

1961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第三次匯報會討論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時發言：看來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萬噸鋼增加到二千零四十萬噸，是犯了錯誤的。今年制訂計劃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勢和矛盾緩和下來，要確實留有餘地。每項事情都有個餘地問題。1月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第五次匯報會上發言：看來農民在經濟上是很脆弱的。經濟上脆弱，對違法亂紀的抵抗也脆弱。這種經濟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問題的。今後我們各級領導要特別小心地對待農民問題，把農民生活搞得好一點。
4月1日從廣州到達長沙，開始深入湖南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大躍進造成的惡果全面暴露，劉少奇經過在湖南家鄉蹲點調查並在各地考察，思想發生了急遽的轉變。他決定解散食堂、強調調查研究，開始糾正大躍進的錯誤。

七千人大會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劉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擴大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向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做脫稿講話：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
在會議上，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主席承擔了中央的責任，鄧小平、周恩來分別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做了自我批評。劉少奇組織批評大躍進等工作的經驗教訓，尖銳指出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身為主持一線工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要求全黨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克服困難，做好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報告提出當前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反對分散主義，更快地爭取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報告闡述了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等優良傳統和作風，對這幾年幹部作風中虛假浮誇、強迫命令、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進行了嚴肅批評，要求全黨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分散主義等壞思想、壞作風，把黨的戰鬥力大大加強起來。
七千人大會期間，為了給被打成「彭德懷分子」和「右傾分子」的幾百萬幹部平反，同時針對代表們提出給彭德懷「下戰書」事件翻案的要求，劉少奇在大會上說，彭德懷給毛主席寫的信沒問題，彭德懷的問題是「裡通外國」，劉少奇的定性使得彭德懷無法得到平反。劉少奇還做了嚴厲的定性。
七千人大會之後，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開始著手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並提議陳雲任中共中央財經小組組長。七千人大會上中央決定再版劉少奇在30年代的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劉少奇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作了第二次修訂。8月，《紅旗雜誌》全文刊登了此書。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到文革爆發前共發行1800多萬冊，黨員達到人手一冊。該書再版過程中仍保留了原先批判陳獨秀的一些文字，如「毫不知恥地要求我們的黨員像尊重馬克思、列寧那樣去尊重他，擁護他為領袖，報答他以衷心和熱情。」 「他自滿，好為人師，好教訓別人，指揮別人，總想爬在別人頭上，不向別人，尤其不向群眾虛心學習，不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和批評」，被毛澤東認為影射自己。文革期間，此次再版遭到嚴厲批判，被稱為「黑修養」。
7月25日-8月24日，出席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原定計劃主要是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等問題，開始十多天分小組討論農業、商業等有關文件。8月6日，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發表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之後又六次在中心小組會上發言，批判所謂「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8月11日，劉少奇在中心小組會上就五月中央工作會議對形勢的估計作了自我檢討，承認對困難「估計過分了」。
9月24日-27日，出席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議通過《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關於有計劃有步驟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和《關於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等文件。全會肯定了八屆九中全會以來貫徹八字方針、加強農業戰線取得的成效，決定繼續堅持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24日，毛澤東在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仍在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批判了所謂「單幹風」、「翻案風」和「黑暗風」。26日，劉少奇在會上講話，表示贊成毛澤東的意見，同時規定這次會議的精神只傳達到行政十七級以上幹部，並要求全黨不要放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劉少奇試圖繼續把中央工作核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

三年恢復時期與四清運動

1964年，劉少奇又到河北、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地考察經濟建設。經過到基層的視察，他和鄧小平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了實用主義。毛澤東很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了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自己在黨內的權威受到挑戰。1964年底的全國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四清、五反問題進行批評，雙方產生激烈矛盾，這使劉少奇、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係開始破裂。同年年底，劉少奇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南海曾實行過高級幹部自報口糧的制度，當時毛澤東和朱德均報每月13公斤，周恩來為每月12公斤，劉少奇為每月9公斤。劉是中南海所有幹部中報數最少者。
毛澤東在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批判中共黨內的「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這「三風」與劉少奇或多或少都有關係。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理論，不但作了自我批評、嚴厲指責「三風」，還說「現在兩個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教育，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然而此時劉少奇並沒有把「資本主義復辟」看成是現實危險，他當時所說的階級鬥爭的對象僅僅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一類的社會性問題，這與毛澤東在對階級鬥爭的嚴重性的認識上有明顯距離。從1963年9月起，中共與蘇共兩黨的論戰全面展開，在國際「反修」、重點國內「防修」的大背景下，劉少奇開始把精力轉移到正在全面鋪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四清」、在城市「五反」）上來。劉少奇主持修訂了《後十條》，由毛澤東批准與《前十條》一起下達到全體人民，「四清」運動全面展開了。隨著運動的進行，劉少奇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改變，他在思想上接受了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認為「修正主義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共產黨內部的反映」。
1963年11月，劉少奇讓夫人王光美參加「四清」工作隊，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指導「四清」，並將總結的的「桃園經驗」作為「抓點帶面」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藍本。運動開始時，劉少奇對形勢的判斷和提出的政策都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然而隨著運動的深入，過火現象不斷出現，劉少奇與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在認識上和實踐上的分歧逐漸暴露了出來。劉少奇認為「反修防修」的重點在基層，他主抓的四清運動以嚴厲打擊「地、富、反、壞」分子和被認為變修的基層幹部為鬥爭方向；而毛澤東認為修正主義的根源出自黨內上層，說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公開化。毛澤東提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敵我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把矛頭指向基層；劉少奇則表示，運動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反對把一切矛盾都上升為敵我性質。在會議上毛澤東占了上風，「四清」運動按毛的意見重新部署，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對基層幹部打擊過寬的過火偏向。然而，毛的「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將階級鬥爭擴大化，並為下一步發動更大規模的運動準備了理論前提。這時，毛澤東已經將劉少奇與「中央出修正主義」聯繫起來，中共中央內部以劉少奇和毛澤東為代表的關於階級鬥爭的兩種方針，終於將不能再相容了。

陷入困境

1965年11月，圍繞《海瑞罷官》的論爭使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1966年5月，文革終於爆發，紅衛兵運動使整個中國都陷於混亂。在文革初期，劉少奇在某些問題上和毛澤東的立場一致。1966年6月27日，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與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討論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幾個同志的問題。「彭、羅、陸、楊他們的互相關係是不正常的……他們共同特點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動的。」「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結尾他說道：「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延續下去，毛主席著作應該成為全國人民的教科書，成為全國人民的行動指南，全體黨員的行動指南。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銳利武器。毛澤東思想能改變中國的面貌，也能改變世界的面貌。我們用毛澤東思想戰勝了一切反黨分子，也能戰勝國內一切反動派，也能戰勝國外一切反動派。」
然而兩者矛盾逐漸擴大。在處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體問題中，雙方矛盾此起彼伏。1966年6月，劉少奇和鄧小平組織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禁止學生遊行示威和張貼大字報，並將鬥爭矛頭引向「黑五類」。毛澤東對此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並命令撤銷工作組。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毛澤東將「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目標直接指向劉少奇，同時其中共第二號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雖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至第8，同時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從此不再被提及。10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遭到了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批評。隨後大字報、黨報陸續開始了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評。

問題升級

在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周的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並分別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11月8日，那個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又與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1966年12月，劉少奇問題終於向社會公開，江青公開宣稱「劉少奇是黨內的赫魯雪夫」。北京出現了「打倒劉少奇」的標語。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5000餘人在北京城區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同時，中央成立的「王光美專案組」負責對劉少奇、王光美的調查。此專案組直到1968年4月才公開以「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名義活動。組長為謝富治。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和一些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也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與此同時，六年前就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與彭真、羅瑞卿等一起接受批鬥。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的院牆上張貼「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劉少奇」等大標語。3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6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謊稱劉少奇女兒車禍致殘，將王光美騙出中南海扣押並批鬥（後在周恩來干預下釋放）。同月，毛澤東最後一次接見劉少奇，期間提出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選編委會主任職位，願意和妻兒到延安或老家種地。之後幾天內，劉少奇辦公室的電話線被拆除。劉少奇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7年3月上旬，陳伯達、康生在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開始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5月8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長篇批判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5月11日專門發出中共中央通知，說這篇文章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毛澤東親自批准的，「希望各單位的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18日，《人民日報》、 《紅旗》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以「中國赫魯雪夫」為代名詞，對劉少奇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
1967年，劉少奇開始被軟禁在北京家中。7月初，江青等指使北京建工學院群眾到中南海西門駐紮，建設高音喇叭，稱要把劉少奇從中南海就揪出來「鬥倒鬥臭」，隨後北京高校上百個組織前往聲援，形成「揪劉火線」，圍困衝擊中南海，前後持續一個月。14日毛澤東離開北京，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組織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大會，對其人身侮辱，逼迫其低頭彎腰兩個多小時並抄家。同年中共理論刊物《紅旗》第五期發表戚本禹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將矛頭指向劉少奇：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我辯解說他是「老革命遇上了新問題」。難道竟有這樣瘋狂進行資本主義復辟活動的「老革命」？難道竟有這樣猖狂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老革命」？

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雪夫！
同年8月8日，劉少奇再次提出辭職，但是之後的書信都石沉大海。劉少奇最終意識到，爭辯無濟於事，從此放棄書信和申述，並緘默不語，最終選擇以沉默表示無聲的抗爭。然而批評之聲並未隨之減少；1967年8月27日、8月30日，《人民日報》相繼發布頭版新聞，直指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雪夫」。

撤職和開除黨籍

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一些中央委員被剝奪出席會議的權利。一些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持續遭到批鬥。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被定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反黨分子」的人，達總數的71%。10月18日，中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周恩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提出《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包括劉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罪行的調查結果。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該報告，認為他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通過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並且號召：「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繼續深入展開革命大批鬥，肅清劉少奇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思想。」在出席會議的所有人員中，只有陳少敏一人反對該決議。劉少奇被罷免後，國家主席一職長期缺位，直到1975年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正式廢除。
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央決定，繼續攻擊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雪夫，11月27日，《人民日報》「揭露」劉少奇攻擊毛澤東的親自樹立起來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肆販賣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是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走狗，反動派的幫凶。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九大正式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報告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

病逝

1968年初後，劉少奇陸續患肺炎、糖尿病、高血壓、植物神經紊亂等疾病，3月以後病情加重。7月上旬，支氣管炎急性發作，轉為支氣管肺炎。7月24日搶救後脫離危險，但失去生活自理能力。10月9日後完全不能進食。
1969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雲、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疏散到外地。劉少奇向家人最後說道：「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10月17日，劉少奇被押送到河南開封市革命委員會院內原「同和裕銀號」舊址監護，10月24日、31日，劉少奇兩次病危，經隨同醫護人員救治後脫險。11月6日，來自北京的醫護人員奉命返回。10日，劉少奇病情再次發作，當地醫務人員參照上兩次的辦法按肺炎治療。12日凌晨1時許，劉少奇出現異常症狀，值班護士仍按原處方用藥，6點38分發覺情況不妙，呼叫其他醫護人員。6點42分醫護人員到齊，6時45分劉少奇的心臟停止跳動，享年71歲。11月13日午夜，劉少奇遺體於開封市東郊火葬場秘密火化，專案組在登記「火葬申請單」時，冒用了劉源的名字，填寫的姓名是劉少奇早年曾用名「劉衛黃」，職業是「無業」，死因是「病死」。骨灰存於火葬場。

平反、紀念與評價

1980年2月24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恢復了他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的名譽。5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劉少奇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當天全國下半旗誌哀，並停止一切娛樂活動。
今天，我們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悼念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同志。劉少奇同志為共產主義事業戰鬥了一生。他是受到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愛戴的、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江青一夥出於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們黨的缺點和錯誤，蓄意誣陷和殘酷迫害劉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同志在河南開封不幸病故。這是我黨和我國人民巨大的損失。黨中央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根據確鑿的證據，在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徹底推倒了強加在劉少奇同志身上的種種罪名，鄭重地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5月19日，遵照劉少奇生前的遺言，他的骨灰撒歸大海。1981年，中共當局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其中江青、謝富治、陳伯達等人因涉嫌組織參與誣告陷害、迫害劉少奇致死等，被分別判處死緩、有期徒刑等刑罰。
隨著劉少奇名譽和身份進行全面平反，相關的紀念活動陸續展開。劉少奇著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等多篇，收入《劉少奇選集》，上下兩集分別在1982年、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發行之第四套人民幣100紙幣（1980年版與1990年版）上，劉少奇成為紙幣正面四人浮雕像之一，其餘三位分別為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1988年，其出生地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也重新修葺其祖居，並以劉少奇故居命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2000年，劉少奇逝世處被列為第三批河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和中小學德育教育基地。
2008年，中國大陸召開紀念劉少奇誕辰110周年的活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在講話上，評價劉少奇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