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早期生平

布哈林於1888年出生在莫斯科，他的雙親都是教師。父親加夫里洛維奇·布哈林（1862年至1940年）為莫斯科大學數學教授。受到父親的影響，他對蝶類和鳥類研究非常熱衷。1893年，全家移居基希訥烏並居住四年，加夫里洛維奇在此擔任稅吏。此後，全家回到莫斯科，布哈林進入莫斯科第一中學讀書。
布哈林在中學的時候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對革命抱有熱情。1906年，他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並在黨分裂之後加入了布爾什維克。1907年秋，他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經濟學院，並在讀書時結識了伊利亞·愛倫堡。他利用學生組織進行遊行示威，並與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維奇·索科利尼科夫在莫斯科組織了青年會議，該組織被認為是後來共青團的前身。直到1910年底黨的莫斯科組織遭到破壞。1911年，他遭逮捕並被學校開除，並被流放阿爾漢格爾斯克。不久逃脫，逃亡國外。在此期間，他與妻子娜捷施達·盧金娜結婚。
1912年，他在克拉科夫第一次認識了列寧。1912年底至1913年，布哈林來到維也納，在維也納大學主修經濟學。在這期間，他修習了著名的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學派）的代表人物歐根·博姆-巴維克和馮·維塞爾講課，並積極撰寫文章批判他們的觀點。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波格丹諾夫對布哈林的觀點影響很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布哈林被奧匈帝國以涉嫌間諜為名逮捕並遣送至瑞士。1916年經法國到達英國，後前往瑞典。期間，布哈林對帝國主義和世界經濟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看法，因而在1915—1916年完成了《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一書。該書由列寧撰序，他給予了高度評價。與此同時，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制度及其發展前途，布哈林撰寫了《論帝國主義國家理論》一文，文中提出必須敵視和炸毀資產階級國家。在當時，列寧有不同看法，認為「炸毀」國家屬於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思潮。但是分歧到1917年就不存在了，列寧的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等文中也使用了炸毀資產階級國家的提法。
1913年，布哈林幫助喬治亞的布爾什維克史達林完成了《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1916年，布哈林與托洛茨基、柯倫泰一起，在美國紐約創辦雜誌《新世界 (1916年雜誌)》。

共產黨領袖

1917年，得知俄國爆發二月革命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先後回國。在4月，布哈林借道日本橫濱回莫斯科，並於5月初抵達。抵達莫斯科後，布哈林在黨的莫斯科委員會、莫斯科以及蘇維埃都非常活躍，被選為莫斯科市議員。在黨的六大上當選中央委員。十月革命勝利後，任《真理報》主編，並在之後的十多年時間內一直負責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他被列寧稱為「革命的金童」。
1918年，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左翼共產主義者」一派反對列寧與德國簽訂割讓大量土地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堅持要把蘇俄與德國之間的戰爭進行到底。後曾多次公開承認錯誤。他主持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共產主義相關講座，盡力培養年青一代的共產主義研究者。1919年，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共著《共產主義ABC》，闡述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後又獨立寫成《過渡時期經濟學》一文，這是對軍事共產主義體制所作的理論總結，並研究了一系列在過渡時期存在的經濟問題。1919年3月，布哈林成為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
1921年春，蘇俄廢除餘糧收集制並改行糧食稅，實行新經濟政策。布哈林接受了這一政策，並開始闡述、研究新經濟政策。
1924年列寧死後，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並列為蘇聯共產黨主要的六名領導人。布哈林成為蘇共總書記史達林的重要盟友，與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對派對抗。「一國社會主義」的構想便是由布哈林提出，後來由史達林在1924年實現的。
隨著托洛茨基受到其他政治局委員的孤立，在布哈林的支持下，托洛茨基及其左翼反對派受到史達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攻擊並終徹底失勢。此後在1925年12月的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又助史達林打倒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將他們逐出黨中央。在1926年至1928年期間，布哈林在黨內取得極高的地位，與李可夫、托姆斯基共同成為右翼反對派的領袖。布哈林1926年起主持共產國際的工作，任政治書記處書記。1927年，布哈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在1923—1927年期間，他竭盡全力，捍衛並發展了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主張繼續列寧逝世前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1928年6月18日，布哈林參加了在莫斯科近郊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並代表共產國際作了名為《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7月，共產國際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布哈林在會上作了《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報告，提出了「第三時期」理論。「第三時期」又被稱為革命或戰爭時期，這一理論完全是以蘇俄的利益為導向制定的。當時史達林擔心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正準備對蘇戰爭，因而共產國際就號召各國共產黨擁護蘇聯，反對對蘇進攻，並將進攻蘇聯的戰爭轉化為推翻各國資本主義統治的革命。

特別審判

1937年3月受託洛茨基案牽連，布哈林以「人民公敵」的罪名被捕入獄並被開除出蘇聯共產黨。獄中布哈林寫作了《辯證法概論》《社會主義及其文化》，還寫了自傳體長篇小說《時代》。1938年3月，蘇聯成立了特別軍事法庭，對布哈林、李可夫為首的所謂「右派和托派反蘇案」進行公開審訊。蘇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指控布哈林委派社會革命黨人范妮·卡普蘭刺殺列寧，暗殺基洛夫、明仁斯基、高爾基，是帝國主義的間諜。布哈林「承認」了這些罪行。在沒有證據、只有被告口供的情況下，法官瓦西里·烏爾里希以「叛國罪」判處布哈林等被告死刑。在此間布哈林反覆寫信給史達林求饒。莫斯科審判過程中，西方媒體始終懷疑被告遭刑訊逼供或藥物控制，布哈林為此專門在法庭上聲明，那些所謂刑訊和藥物麻痹的說法純粹是異想天開的反動言論。今天的解密檔案顯示，如果布哈林不招供，他20多歲的妻子和剛剛出生的兒子會立即沒命。
1937年11月12日，布哈林在獄中開始寫作《歲月》一書，這是他的絕筆，直至臨刑前中斷，歷時4個月，共約30萬字。1938年3月15日，布哈林同李可夫等人在托木斯克被秘密槍決。根據史達林情婦薇拉·達維多娃的回憶錄《我和史達林》中的說法，史達林的私人秘書波斯克列貝舍夫曾向達維多娃透露稱，布哈林和李可夫在被處決前滿口咒罵著史達林。而且他們是站著死去的，倒下去之後沒有在地上爬，也沒有求饒過。
布哈林死後，妻子被送到西伯利亞勞教營，兒子被送入孤兒院。直到1956年妻子出獄，布哈林的兒子也第一次從母子相聚中得知自己的父親真實身份。

平反昭雪

戈巴契夫上臺執政後，布哈林冤案於1988年2月4日得到平反昭雪。1987年9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建立了一個委員會重審歷史案件。蘇聯最高法院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四日正式宣布為一九三八年三月的所謂「右派和托派反蘇聯盟案」平反，撤消當年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對此案的被告：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可夫斯基、羅森戈爾茨等二十人的判決，認為」這些人的行為沒有犯罪成分，此案不能成立」。同年六月二十一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決定，恢復布哈林的黨籍。1988年10月20日，蘇聯科學院全體會議決定恢復蘇共前領導人布哈林的科學院院士稱號，並撤銷了1937年5月21日蘇聯科學院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將布哈林開除科學院的決定。在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講話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特別讚許布哈林在粉碎托洛茨基的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布哈林含恨九泉50年之後的今天，戈巴契夫像布哈林期待的那樣，為他解開了史達林系下的"可怕的罪行之結"。
布哈林長期以來被看作「人民公敵、匪幫、法西斯走狗、外國間諜、謀刺列寧的殺人犯」。戈巴契夫上臺執政後，布哈林冤案於1988年2月4日得到平反昭雪。直到蘇聯最高法院都為托洛茨基、布哈林平反了，蘇共才公開承認史達林殺錯了他們。

布哈林的主要思想

曾經「關於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的想法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之後我們立即消滅市場，從而立即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和立即實行計劃經濟」。布哈林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理論探索源於他對軍事共產主義的深刻反思：向新經濟政策的過渡是幻想的破滅，是軍事共產主義這種制度破滅了，是軍事共產主義的思想破滅了也就是黨內曾經有過的幻想破滅了。轉入新經濟政策之後，布哈林強調俄國屬於亞細亞落後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布哈林提出了他的「烏龜速度」理論：「我們不會由於國內的階級差距和我們的技術落後而滅亡，甚至在低下的技術基礎上我們也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這種發展將非常緩慢，我們將以烏龜速度爬行，但我們終究在建設社會主義，並且我們定將建成它。」布哈林進一步發揮和發展了列寧晚年新經濟政策的思想，更加突出了市場機制的作用，把市場關係的存在看成是新經濟政策的決定性因素、確定新經濟政策實質的最重要的標準。
布哈林認為，在蘇俄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家裡，把廣大的農民群眾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而要吸引農民，首要的任務是把新經濟政策推廣到農村去，鼓勵農民富裕起來。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布哈林提出了那個給他帶來極大麻煩的「發財吧」的著名口號。與那種從農民的富裕中看到的只是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觀點不同，布哈林看到的卻是另一種更為重要的東西：「農業積累就意味著對我國工業品的需求日益增長。這種需求能引起我國工業的巨大發展，而這種發展反過來又能使我國工業對農業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布哈林進一步闡述並發展了列寧的合作社思想，認為合作社道路是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他強調，列寧「遺囑中的重要之點是，可以不再對農民使用暴力而達到社會主義」他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不能把農村視為殖民地，用犧牲農業的辦法發展工業，而應當把它看成是工業賴以發展的市場。「無產階級工業只有依靠農民市場，才能起經濟上的領導作用。如果沒有農民經濟中的積累，社會主義工業中的積累是無法長期進行的。
在工農業關係上，布哈林既反對托洛茨基派經濟學家提出的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資金從農業抽調到工業中去的主張，同時也反對那種要求取消用於工業的一切扣款以保護農業的主張。前一種做法是採取剝奪、剝削的手段，強迫農民「納貢」，是殺雞取卵的辦法，而後一種辦法則忽略了農業對工業的依賴性。「工業要發展，需要農業取得成就；反之，農業要取得成就，也需要工業得到發展。這種互相依賴的關係是最根本的東西，它本身應當決定領導黨的正確政策；領導黨的責任首先就在於，使局部的和暫時的、眼前的、短期的、次要的和從屬的利益服從長遠的、最共同的、最根本和基本的利益。」

布哈林與托洛茨基的分歧

主條目：托洛茨基主義

布哈林與史達林的分歧

布哈林反對史達林制定的工業化戰略方針，反對高速度地發展重工業。1927年底，布哈林與史達林之間就糧食收購危機問題爆發了一場激烈爭論。爭論逐漸演化為一場中止還是繼續新經濟政策的嚴重的路線分歧。布哈林及其支持者批評史達林的理論和做法是在「轉向托洛茨基主義立場」，而史達林則指責布哈林及其支持者「右傾」。伴隨著史達林的勝利，新經濟政策被中止了，布哈林方案被斥為「印花布工業化」和「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線」而被拋棄。

階級鬥爭熄滅論

布哈林認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不必經過階級鬥爭，資本家、富農和承租企業家就將「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體系，階級敵人將會不經過抵抗而讓出自己的一切陣地，因此應當使階級鬥爭熄滅下去。史達林堅決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向認為，在城鄉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存在著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而現在，按照布哈林的資本家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這一切都要顛倒過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階級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性正在消失，剝削者正在長入社會主義。」史達林在同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作鬥爭時，引證了列寧一九一九年說過的一段話：「消滅階級要經過長期的、艱難的、頑強的階級鬥爭。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以後，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階級鬥爭並不是消失（如舊社會主義的和舊社會民主黨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樣），而只是改變它的形式，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加殘酷。」史達林指出，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在聯共（布）黨內的出現，決不是偶然的。「在資本主義已經被推翻，但是資本主義根柢還沒有挖除的蘇維埃發展條件下，共產主義中的右傾就是一部分共產黨員離開我們黨的總路線而走向資產階級思想方面去的趨向或傾向」。「右傾機會主義的力量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在於一般資本主義分子特別是富農對黨施行的壓力。」

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布哈林的「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主張以和平手段消滅富農為主要特點。布哈林反對剝削，主張利用和平的經濟手段，運用經濟手段的目的是通過價格、稅收、信貸政策和合作社組織對富農進行限制和排擠，達到以單一社會主義經濟成分替代富農經濟的目的。史達林主張消滅富農的「極左」政策，其《兩條路線》一書收入了史達林批判布哈林關於「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文章。史達林把他與布哈林的分歧概括為兩條路線的鬥爭，指出「我們實際上沒有一條共同的路線」。史達林1929年4月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的演說論述了當時聯共(布)黨內存在的兩條路線黨的革命路線和布哈林集團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指出了布哈林集團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的一系列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批判了他們關於階級鬥爭熄滅、關於城鄉資本主義分子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觀點。布哈林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和相關主張最終被作為「復辟資本主義的計劃」而徹底否定。
按照布哈林的政治主張，自然不會在1929年前後大搞農業集體化，不會建立集體農莊，不會對蘇聯農業造成重大破壞，不會發生俄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烏克蘭大饑荒。布哈林的戰略思想是基於市場調節對杜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重要性而提出的。他主張工業化時期應堅持計劃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宏觀潤節機制，主張採取經濟手段進行管理。戈巴契夫倡導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等於是他要把新經濟政策路線在20年代末被史達林的方針所扯斷的地方重新接上，改變傳統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並由國家統一經營的觀點，加強企業的責、權、利，擴大企業自主權，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講，布哈林的思想又在蘇聯復活了。

影響

六十年代，狄托把中央計劃經濟拋棄，另尋市場社會主義的道路。南斯拉夫改革被攻擊為布哈林修正主義的翻版。馬林科夫注重發展消費工業，被稱為"李可夫布哈林的右傾路線"。毛澤東認為布哈林是資產階級分子，並指出「史達林是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在實際上解決了很大一批鑽進黨內的反革命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
1976年是中國批判布哈林最凶的時候。當時批判劉少奇，"四人幫"中有人說劉少奇就是階級鬥爭熄滅論的鼓吹者，劉少奇比布哈林還布哈林。
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也重新出版過布哈林的一些著作，又出版了《布哈林傳》。1979年，王斯德在《世界史研究動態》第四期發表的《略論史達林在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問題上的錯誤及其教訓》，在中國最早涉及到布哈林問題。1980年10月，葉書宗、傅俊榮在《世界史研究動態》第十期發表《布哈林不是「三仙巷」事件的策劃者》，是中國最早為布哈林翻案的文章。80年代，中國出現布哈林研究熱潮，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推出。這集中地體現在范玉傳的《布哈林傳》、聞一和葉書宗合著的《布哈林傳》、張偉垣和許林森合著的《被玷污的歲月—布哈林與布哈林問題》。
1988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布哈林研究在中國》。中共黨報不僅報導了蘇共對布哈林平反的消息，而且刊登了一些幾乎對布哈林全面肯定的文章。
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曾在其1992年南巡講話中，將馬克思所作的《共產黨宣言》和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一同視為自己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入門老師，並提到「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搞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麼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是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鄧小平講「發展才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都是布哈林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