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

英國法律

像許多其它領域的美國法律一樣，第四條修正案也可以在英國法律學說中找到其根源。愛德華·柯克爵士在1604年的一個案件中說出了一句名言：「每個人的房子就是每個人的城堡和要塞，他可在此保衛自己免受侵害和暴行，也可在此休息。」他在該案中認為，國王並沒有肆無忌憚的權力去打擾他臣民的住所，但也指出，如果政府工作人員在目的合法且已獲得搜查令的情況下，可以獲許進行一定程度的搜查和扣押。
1760年代，英國官方開始使用通用搜查令進行突擊搜查，目的是找到與約翰·威爾克斯攻擊政府政策和國王本人的出版物，這樣的做法導致人們不滿，相應司法訴訟顯著增長。這其中最知名的一個案件是約翰·恩蒂克提起的，內森·卡林頓（Nathan Carrington）等多名英皇信使依據由喬治·蒙泰古-鄧克，第二代哈利法克斯伯爵簽發的搜查令強行闖入了他的家，這份搜查令授權他們「進行嚴格和努力的搜查」，尋找「非常有煸動性論文……標題為《The Monitor or British Freeholder, No 257, 357, 358, 360, 373, 376, 378, and 380》」的作者，還可以查封印刷設備，傳單和其它材料。恩蒂克於1765年向英格蘭王座法院提出起訴，案件名稱為恩蒂克訴卡林頓案。查爾斯·普拉特，第一代康登伯爵裁決認為被告方的搜查和扣押都是不合法的，因為搜查令授權扣押恩蒂克「所有」的文件，而不僅僅是涉及犯罪的部分，而且搜查令也缺乏相當理由來正當化其中授權的搜查。法院認為每一個人的財產都是神聖的，任何人都不能隨意侵犯。恩蒂克案確立了限制政府行政部門侵犯私人財產的英國普通法先例。

提議和批准

美國憲法制訂並生效前，北美的13個殖民地按第二屆大陸會議上提出，1781年批准的邦聯條例組成了一個鬆散的聯盟。但是這個根據邦聯條例運作的中央政府權力太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調節各州間產生的各種衝突。於是除羅德島州外的12個州於1789年5月14日至9月17日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召開制憲會議，制訂的新憲法中包含兩院制的國會和獨享行政權的總統。與會代表中包括維吉尼亞權利法案的起草人喬治·梅森，他於9月12日建議在新憲法中增加權利法案，其中列出多項公民自由來加以保護。但是，各州代表經過短暫蹉商後一致否決了該提案，反對者中包括將來起草並在國會提出權利法案的詹姆斯·麥迪遜，他認為這樣一些從州權利法案中調用的內容所能夠提供的只是一種反抗暴政的幻覺，賓夕法尼亞州代表詹姆斯·威爾森認為，列舉人民權利的行為是危險的，因為這會意味著沒有明確提及的權利就不存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也在聯邦黨人文集第84卷中對這一看法表示贊同。並且由於梅森和格里曾結成同盟反對新憲法，所以他們在會議結束5天前提出的動議也就很自然地被一些代表視為一種拖延戰術。然而，這項動議的快速否決之後危及了整個憲法的批准進程。作家大衛·O·斯圖爾特稱原憲法權利法案的缺席是「第一等級的政治失誤」，而歷史學家傑克·N·瑞科夫（Jack N. Rakove）稱這是「對未來獲得批准充滿期待制憲者的一次重大失算」。
根據新憲法第七條的規定，需要有13個州中的9個批准後憲法才能生效，新政府才能在批准的州中成立。反對批准憲法的人被稱為反聯邦黨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憲法中缺乏對公民自由的充分保障而表示反對。維吉尼亞州、麻薩諸塞州和紐約州支持憲法，但其民意偏向反對批准，最後這些州成功地在討論是否批准憲法的州會議上提出增加修正案，並且也批准了憲法。4個州的會議上提出對新聯邦政府進行搜查的權力作出某種限制。
在第一屆聯邦國會上，詹姆斯·麥迪遜應各州議會的要求提出了20條修正案，這些修正案主要受到了州權利法案和諸如1689年權利法令、1215年大憲章等文獻影響，其中就有一條要求政府搜查必須提供合理理由。國會把20條修正案修改和濃縮成12條，並於1789年9月25日經兩院聯合決議通過，再於9月28日送交各州批准。 
等到權利法案提交各州批准時，雙方都已經轉變了立場。許多原本反對權利法案的聯邦黨人轉為支持，以此來平息反聯邦黨人最尖銳的批評。而許多反聯邦黨人則轉為反對權利法案，因為他們意識到法案的通過將極大程度地降低召開第二次制憲會議的可能性。包括查理德·亨利·李在內的反聯邦黨人還認為法案沒有對憲法中最應該進行更改的部分加以變更，如涉及聯邦司法部門和直接稅的部分。
1789年11月20日，新澤西州批准了12條修正案的其中11條，其中包括第四條修正案。12月19和22日，馬里蘭州和北卡羅萊納州分別批准了全部12條修正案。1790年1月19、25和28日，南卡羅萊納州、新罕布夏州和德拉瓦州分別批准了法案，其中都包括第四條修正案。至此批准州的總數達到6個，距所需的10個還差4個。但接下來，康乃狄克州和喬治亞州認為權利法案缺乏必要性，因此拒絕批准，麻薩諸塞州批准了大部分修正案，但未能正式告知國務卿。這三個州要一直到1939年的150周年慶典期間才批准權利法案。
1790年2至6月，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羅德島州分別批准了12條修正案中的11條，全部否決了有關國會報酬提升的修正案。維吉尼亞州起初推遲了辯論，但1791年佛蒙特州加入聯邦後，所需批准州的總數從10提高到11。佛蒙特州於1791年11月3日批准了全部12條修正案，維吉尼亞州最終於1791年12月15日批准。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於1792年3月1日正式宣布十條修正案獲得批准。

適用性

第四條修正案要求政府必須先獲得司法認可的搜查令才能進行搜查和扣押（包括逮捕）。搜查令通常在執法人員提供充足的理由並宣誓保證後由法院發出，對應的搜查和扣押（包括逮捕）也必須限制在搜查令所規定的有限範圍內，執法人員的宣誓保證如果存在虛假或越界行為，之後可受偽證罪起訴。這條修正案適用於政府搜查和扣押，但對未以政府身份行動的個人和組織沒有約束力。 
權利法案起初只對聯邦政府有效，因此獲得批准後經歷了一段漫長的「司法休眠期」，用歷史學家戈登·S·伍德的話來說：「批准之後，大部分美國人很快忘記了有關憲法前十條修正案的事。」聯邦司法中有關刑事法律的管轄範圍在權利法案通過後的一個多世紀裡都很狹窄，直到19世紀末《州際商務法》和《休曼法案》通過後，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觀。隨著聯邦刑事司法管轄範圍開始包括諸如麻醉藥品等領域，越來越多有關第四條修正案的案件開始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在1961年的馬普訴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通過第十四條修正案中的正當程序條款將第四條修正案應用到了各州。
第四條修正案的判例法主要涉及三個核心問題：什麼樣的政府行為屬於「搜查」和「扣押」，這些行為的合理理由又是什麼，對違反第四條修正案權利的問題應該如何加以解決。

扣押

第四條修正案禁止政府對任何個人和私有財產（包括動產和不動產）予以無理扣押。如果政府有目的地干擾個人對自己財產的控制權，那麼就可以認為政府進行了扣押。如警官將他人的某件東西取走作為證據，或將他人驅逐出某地都屬於這種情況。該修正案還保護個人免遭無理扣押，其中包括短暫拘留。
政府人員在公眾場合向個人提問的情況不屬於扣押，自願對這類問題作出的回答也不為證據排除規則所禁止，這類回答之後可以用於刑事起訴。個人的自由活動如果沒有受到限制，那麼他就沒有遭到扣押。政府如果沒有合理且客觀的理由，則不能對個人加以哪怕是一瞬間的扣留。他人拒絕傾聽或回答問題也不能成為政府扣押的理由。
在1980年的美國訴門登霍爾案中，最高法院對第四條修正案中的扣押定義只是指個人被物理上強制拘押，或是他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或是一個理性的人會認為自己不能自由離開。在1991年的佛羅里達州訴博斯蒂克案中，法院認為只要警方沒有通過某種方式要求他人遵照自己的要求，那麼雙方的接觸就只屬於公民間的普通接觸，因此不屬於第四條修正案的保護範圍。如果個人無需回應政府提出的任何問題，那麼就沒有出現過第四條修正案所定義的扣押，因此也不存在個人隱私受侵犯的情況。
當一個人被警方拘捕或羈押時，他就受到了扣押，例如一個被戴上手銬、關進警車后座的人在理性情況下不會認為自己能夠自由離開。不過，一個人被交通警察攔下後雖然可以認為受到扣押，但並未被逮捕，因為這樣的情況時間較為短暫，而類似於例行公事的詢問，而不是正式的拘捕。除非州法律中有不同規定，否則警官無權逮捕一個拒絕表明身份，同時又沒有證據認為他涉嫌犯罪的人。如果警官對搜查行為有合理的理由，那麼因搜查過程中所發現的證據而導致的逮捕並不違反第四條修正案。在2013年的馬里蘭州訴金案中，最高法院認為警方從所逮捕的嚴重罪行犯罪嫌疑人身上獲取DNA是合憲的，按同樣的推論，警方也可以對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提取指紋和拍攝照片。

例外

政府只有在少數幾種例外情況下可以無需正當理由而對個人進行扣留。在1979年的德拉瓦州訴普羅斯案中，最高法院認為即使交通警官在沒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一輛車及其乘客涉及犯罪事件的情況下將其攔下檢查駕照和車輛註冊登記信息都屬於非法扣押。
由於社會現實的需要，同時也沒有其它有效手段可以滿足，並且對個人隱私的侵犯程度很小，因此一些檢查站可能會為了滿足這一需要而短暫扣留機動車駕馭員。在1976年的美國訴馬丁內茲富爾特案中，最高法院認為警察為了抓偷渡客，在離邊境不遠之主要道路設置永久性的檢查哨，對所有過往車輛攔車盤問是合憲的（因為有合理懷疑偷渡客經常使用該道路）。在1990年的密西根州警察部門訴塞茲案中，法院也認可了對司機清醒度進行檢查的檢查站。在2004年的伊利諾州訴里德斯特案中，法院允許了集中的信息性檢查站。不過到了2000年的印第安納波利斯市訴埃德蒙德案中，最高法院認為警察為了抓捕毒販而設置檢查站攔截所有過往車輛檢查的做法是違憲的。因為該罪行「與使用道路無直接關係」，所以有可能被警方濫用。

搜查令

根據第四條修正案，執行部門必須獲得法院頒布或法官簽發的許可才能在調查犯罪活動過程中進行合法搜查和扣押，這種許可即被稱之為搜查令。如果沒有有效搜查令，那麼對應的搜查和扣押通常是不合理和違憲的。只要可能，警察都必須在相應搜查和扣押前取得搜查令。不過這其中也存在一些專門設定或劃分的例外情況，在這些情況下所進行的無證搜查和扣押是合理且受法律支持的。

相當理由

搜查和逮捕的相當理由標準有所不同。政府需要在已經掌握了相當的事實和證據來「讓一個謹慎的人相信，需要逮捕的人士已經或正在犯下罪行」時才擁有逮捕的相當理由。這樣的理由必須要在實施逮捕前就已存在，而不能是逮捕後再找到這樣的理由，否則實施逮捕後所獲得的證據將被認為是無效的，並且逮捕行為本身也是非法的。
對於進行搜查所需的搜查令，第四修正案要求警方有相當理由相信這次搜查可以發現犯罪活動的證據或違禁品，必須有法定的充分理由相信必須要進行這次搜查。在1925年的卡羅爾訴合眾國案中，最高法院認為搜查的相當理由可以是一個靈活、常識性的標準。同年法院還在鄧布蘭訴美國案中重申了卡羅爾案的主張，把相當理由定義為（所掌握的證據）「還不足以加以譴責」，要求警察在一個合理且謹慎的思路下根據具體的事實進行判斷，搜查中將發現一些可能屬於被盜或違監品或是可以作為犯罪證據的物品，但並不要求這樣的判斷一定要是正確的，或是正確的可能性比較大，是一個「實用而非技術性」的判斷。在1983年的伊利諾州訴蓋茨案中，最高法院判決認為「報案的可靠性要完全根據整個具體情況來加以確定」。

同意

如果當事人同意接受搜查，那麼政府可以不申請搜查令。這一規則有幾類例外情況，如同意搜查的範圍，這次同意是否是自願作出的，以及一個人是否有權對搜查他人的財物給出同意意見。在1973年的施內克羅斯訴巴斯塔蒙特案中，法院判決認為如果警察沒有告訴犯罪嫌疑人有權拒絕接受搜查，那麼其對搜查要求所作的同意仍然是有效的，這一點與第五條修正案保證的權利存在衝突，因為米蘭達警告規則要求警方告知嫌犯相應權利後，對方仍然選擇放棄這些權利時，相應的口供等證據才有效。
法院在1974年的美國訴馬特洛克案中認為，對財物擁有共同權限的多方當事人中只要有一方同意，警方就可以進行無證搜查而不會侵犯任何一位的第四條修正案權利。1990年的伊利諾州訴羅德里格斯案中，法院認為只要警察是出於合理相信而進行同意搜查，即使事後發現同意者對被搜查的住宅並沒有所有權，這一搜查也是合憲的。

一覽無遺和開放領域

在1971年的柯立芝訴新罕布夏州案中，最高法院認為，如果一位警官在沒有侵入任何私人空間，而是身處公共地界時看到了一件他有足夠理由相信屬於違禁品的物體，那麼在這種可以一覽無遺的情況下他有權將之扣押。
「開放領域」也是一個類似的概念，這類情況包括草場、開放水域和樹林，都可以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直接進行搜查，其存在思路是這樣的行為預期不會侵犯任何人的隱私權。最高法院在1924年的海斯特訴美國案中首次闡述了這一理論，法律稱第四條修正案是保護一個人的人身、住宅、文件和動產，而不會延伸到開放領域。
在1984年的奧利弗訴美國案中，警方沒有搜查令，也未經當事人許可並無視了「不得侵入」的警告標語和柵欄擅自進入嫌疑人的土地進行搜查，最終在數百英尺外發現了一片大麻地。但最高法院認為這是一塊開闊地，一個理性的人不會對一個露天場所存在全理的隱私預期，所以警方有理由相信其行為不會侵犯任何人的隱私，搜查是合憲的。
第四條修正案並不為在開放領域進行的活動提供免受政府干擾和監視的庇護。發生在開放領域的活動中也沒有什麼符合社會利益的隱私需要保護。
雖然開放領域不受第四條修正案保護，但包括門前走廊、草坪等在內緊鄰房屋的私人領地例外。法院認為這些領域相當於個人住宅的延伸，因此和房屋一樣受到第四條修正案的隱私權保護。不過法院也認為只要這些領地的上空範圍通常可以對公眾開放，那麼對其進行的空中監視即使沒有搜查令也是合憲的。對於其是否隱私性保護範圍的判斷標準，法院認為可以通過其具體的位置、用途以及經過住宅的其他人的視野來加以判斷。

緊急情況

如果事出緊急，要求預先取得搜查令將是不切實際的或是會導致危險等不可挽回的後果，執法部門也可以在沒有預先取得搜查令的情況下進行搜查。如之前提及的1968年特里訴俄亥俄州案中，警察就可以對一個懷疑攜帶武器的嫌疑人進行搜身。法院還在1914年的威克斯訴美國案中同意警方對已經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進行無證搜查，因為一來需要確定對方身上沒有武器，二來也預計對方身上藏有犯罪證據，需要避免被其銷毀。在1925年的卡羅爾訴美國案中，法院認為執法官員在懷疑一輛車上藏有違禁品時可以對之進行無證搜查。在1966年的施默伯訴加利福尼亞州中，法院允許警察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抽取涉嫌酒後駕駛犯罪嫌疑人的血樣，因為其血液中的酒精濃度可能會在警方試圖獲得搜查令的過程中恢復到正常水平。在1967年的沃登訴海登案中，法院還允許正在緊追嫌犯的警察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對其進行搜查。

機動車輛

最高法院認為身在機動車中的個人對隱私權的合理預期會有所降低，因為車輛通常不會用來作為住所或儲存個人財物。不過警方不能隨機攔載車輛進行搜查，而必須要有相當理由，或是有對車輛及其乘客涉嫌犯罪活動的合理懷疑。警方可以對車上一覽無遺的物品進行扣押，還可以對可能藏匿武器的地方進行搜查。在有相當理由來相信車上存在犯罪證據的，警官可以對車輛上的任何角落進行搜查。但是如果沒有得到車上乘客的同意，並且也沒有對應的相當理由，警方不能將對車輛的搜查延伸到其乘客身上。
在2009年的亞利桑那州訴岡特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執法人員逮捕車輛上的乘客後，要先取得搜查令才能對該車輛進行搜查，除非：1、警官有理由相當被捕人士從事犯罪活動的證據就在這輛車上；2、嫌犯被捕時就在車輛乘客位置伸手可及的距離內，有可能從車上取出武器而對警方和他人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

合法逮捕中的搜查事件

英國普通法中有允許在合法逮捕中進行搜查而無需事先取得搜查令的規則。這一規則在美國法律中同樣適用，並有著一段漫長的普通法歷史。這一搜查的理據是防止被逮捕的人銷毀證據或使用武器對抗執行逮捕的警官。在1948年的特魯皮阿諾訴美國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合法逮捕後進行的無證搜查和扣押一直都被認為是一項需要受到嚴格限制的權利。這一固有權利可以根據逮捕時的具體情況而增長，但警方必須要擁有比僅僅一個合法逮捕更充足的理由。在1950年的美國訴拉比諾維茨案中，法院推翻了特魯皮阿諾案的判決，認為警官是否有機會獲得搜查令與逮捕中搜查事件的合理性沒有密切關係，該案提議警方可以對被捕者「直接控制」的任何區域進行搜查，但沒有明確定義「直接控制」的範圍。在1969年的切默爾訴加利福尼亞州案中，最高法院對之前的裁決進行了澄清，該案判決認為警官在執行逮捕後搜查被捕者身上的武器和證據是合理的。

邊境搜查例外情況

邊境搜查例外情況是指執法人員可以在沒有預先取得搜查令的情況下在美國邊境或包括國際機場在內的同等區域進行搜查，並且也不需要有相當理由。大部分邊境搜查完全是隨機進行，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擁有充足的搜查授權，可以在沒有任何懷疑的情況下進行。 不過，對會侵犯旅客個人尊嚴和隱私的搜查，如脫衣搜查和貼身搜查等，並且要有「合理懷疑」的支持才能進行。美國聯邦第四和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判決中裁定，旅客電子設備中的信息，如筆記本電腦中的個人文件等，可以在沒有可疑情況的情況下進行隨機搜查。

外國情報機構監控

最高法院在1972年的美國訴美國地方法院案中對監控外國情報機構提供了不需搜查令的可能性。之後有三家美國聯邦上訴法院認可對外國情報機構進行的監探不需搜查令，但對其有一定條件限制。這一例外情況於2008年正式獲得美國外國情報監視法院審查的認可。下級法院則在裁決中認為，當對外國情報機構進行監控的目的是為了國家安全或是直接針對外國勢力或間諜等有理由相信歸屬於美國以外勢力的機構時，就屬於「第四條修正案的外國情報機構監控例外情況」。不過這些機構的所有通訊內容仍然受第四條修正案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禁令的保護，因為「一個人的私人通信與個人文件等同」。為了保護在法律行動中與美國政府合作的電信運營商，聯邦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來對《1978年外國情報監控法》加以修訂，允許政府進行這一類的監控。

其它例外情況

在1985年的新澤西州訴T·L·O案中，最高法院裁決認為只要警官有合理理由相信搜查可以發現非法活動的證據，那麼就可以在沒有事先取得搜查令的情況下在公立學校進行搜查。不過到了2009年的薩福德統一學區訴瑞汀案中，法院認為校警僅僅根據一位學生舉報在另一學生手中獲得了毒品就對後者，一位13歲女孩進行脫衣搜查的做法違反了第四條修正案。與之類似的還有2006年的森信訴加利福尼亞州案，法院認為政府官員可以以類似理由對政府雇員進行搜查，尋找與其工作相關不當行為的證據。此外，對監獄牢房進行的搜查也不受相當理由和合理性的限制。

證據排除規則

證據排除規則是法院強制執行第四條修正案的方法之一。這一規則規定，凡是以違反第四條修正案的手段獲得的證據不能用來在刑事審判中指控被告人。法院在1960年的埃爾金斯訴合眾國案中指出，這一規則是確保憲法獲得尊重的唯一辦法，讓警方非法行為的誘因失去效果。
法院最初在1914年的威克斯訴美國案中確立了證據排除規則，在該案前，無論是否合法手段獲得的證據都可以呈庭。在1920年的美國訴里昂案和1939年的納爾多訴美國案中，法院裁定由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所進一步引出的其他證據同樣不能呈庭。大法官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形容之後所進一步發現的證據就像是毒樹的果實。最高法院起初在1949年的沃爾夫訴科羅拉多案中拒絕將證據排除規則通過第十四條修正案應用到各州，但之後又在1961年的馬普訴俄亥俄州案中推翻了這一判決，讓第四條修正案（包括證據排除規則）開始應用到各州。
證據排除規則及其效果一直存在爭議，特別是自1961年開始應用到各州後。部分批評者認為這一規則妨礙警方調查，並會導致擁有足夠證據判其有罪的嫌疑人最終被釋放，還有些批評者認為這一規則從未成功阻止過警方的非法搜查。支持者則堅稱因這一規則而推翻的刑事定罪案件數量已經微乎其微，而且也沒有其他的有效機制來執行第四條修正案。1982年，加利福尼亞州通過了一項《受害人權利法案》，其中包含旨在廢除證據排除規則的條文。雖然這項法案不會對聯邦政府根據第四條修正案規定的權利產生影響，但還是可以防止州法院進一步擴大這些措施的保護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