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帝汶印度尼西亚占领时期

背景

16世紀，葡萄牙人以貿易為名入侵帝汶。1702年，東帝汶正式由葡萄牙進行殖民統治。1860年，葡荷兩國簽訂條約瓜分帝汶島，島嶼東部及歐庫西地區歸屬葡萄牙，西帝汶歸屬荷蘭且併入荷屬東印度群島（即今印度尼西亞）。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兩萬士兵入侵東帝汶並於1942至1945年占領帝汶島全島。為抵抗法西斯，東帝汶以犧牲六萬人的代價，阻止了日本入侵澳大利亞。
二戰後，印度尼西亞在蘇加諾的領導下獲得獨立，此時印尼並未對東帝汶進行主權聲索。雖然在言辭上極力反對殖民主義，但印尼並未向葡萄牙對東帝汶的殖民統治提出反對。1959年，東帝汶的反葡事件亦未獲印尼政府支持。一份1962年的聯合國文件記載道：「印尼政府已宣稱將和葡萄牙保持友好關係，且不對葡屬帝汶提出主權聲索。」1965年，蘇加諾掌握印尼軍權，這些保證得以繼續生效。1974年12月，印尼官方發布聲明稱：「印度尼西亞沒有領土野心⋯⋯因此，印度尼西亞希望吞併葡屬帝汶是不可能的。」
1974年，葡萄牙爆發軍事政變。康乃馨革命使葡萄牙與東帝汶之間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轉變。葡國放棄海外殖民地激發了莫三比克和安哥拉的獨立運動，非殖民化進程也開始在東帝汶起步。這一切只是東帝汶獨立政治進程的開端。

革陣、民盟、民協三足鼎立

1974年4月，東帝汶的政黨首次得以合法化。後殖民時期的東帝汶，出現了三派主要政治力量。5月，公務人員、軍官以及地主鄉紳建立了東帝汶民主聯盟（UDT，後文簡稱「民盟」），這個組織主張最初維持與前宗主國葡萄牙的關係，9月，民盟宣布將支持東帝汶獨立。一周後，主張立即獨立的帝汶社會民主協會（ASDT）成立，主要由下層殖民地政府官員和年輕的知識分子組成。然而，隨著政治進程日趨緊張，帝汶社會民主協會更名為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FRETLIN，後文簡稱「革陣」），並自稱「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五月底，東帝汶人民民主協會（APODETI，後文簡稱「民協」）成立，原名東帝汶併入印度尼西亞協會，支持東帝汶併入印尼。民協對東帝汶的經濟表示嚴重關切，認為東帝汶的獨立可能使其經濟變得脆弱。
不久印尼國內的民族主義者，軍方強硬派以及政府情報組織恢復安全與秩序作戰指揮部（Kopkamtib）與特種作戰部隊，認為葡萄牙的軍事政變是吞併東帝汶的絕好時機，故印尼出兵東帝汶占之。除葡萄牙人撤離東帝汶之外，另外仍有兩點是印度尼西亞占領東帝汶的原因：一、東帝汶若由左翼份子統治，極有可能成為襲擊印尼本土的軍事大本營。二、由於東帝汶處於印度尼西亞群島以內，一個獨立的東帝汶可能激發國內其他各省的分裂主義情緒，最終致使印度尼西亞解體。二十餘年來，上述兩條一直是印尼拒絕東帝汶自治或獨立的主要原因。印尼的軍事情報機構起初企圖尋找非軍事手段吞併東帝汶，曾計劃利用民協以達非軍事占領之目的。
1975年，為了實現國家的獨立，民盟和革陣暫時結為同盟。同時，據澳大利亞方面報導，印尼軍隊在楠榜省進行了一場戰前軍事演習，意在入侵東帝汶。而後數月，印尼特種作戰司令部（OPSUS）通過科摩多行動（以科摩多巨蜥命名）暗中向民協提供支持和援助。印尼政府通過廣播指控革陣為共產黨，並挑撥民盟和革陣間的關係，悄然間給東帝汶帶去了諸多不穩定的因素。觀察人士認為，這是印尼在為入侵東帝汶創造藉口與條件。經印尼挑撥離間，革陣和民盟的關係變得日益緊張。5月，民盟宣布退出暫時同盟。
民盟領導人是在1975年4月，結束對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的訪問後斷絕其同革陣的聯盟關係的。6月，為了東帝汶的前途，葡萄牙非殖民化委員會（Portuguese Decolonization Commission）邀請三方在澳門舉行會談，共同商議東帝汶的去殖民地化問題，並解決爭端達成協議。然而革陣領導人宣布抵制這次談判，他們拒絕與民協代表共同與會。革陣認為，民協代表的是印度尼西亞的利益，而不是東帝汶的利益。民盟和民協抗議革陣的行為阻塞了東帝汶的非殖民化進程。時任革陣領導人的若澤·拉莫斯·奧爾塔於1987年在他的回憶錄中表達了他對拒絕參會的後悔，他寫道：「這是我們戰術上的、政治上的錯誤之一，我無法找到一個更為恰當的說法了。」

政變、內戰和獨立宣言

1975年年中，謠言四起，東帝汶黨派間的緊張狀態已達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8月，民盟在帝力發動政變，一場小規模的內戰隨即爆發。拉莫斯·奧爾塔在後來描述到，這是一場「血淋淋的」戰爭，並細數了革陣和民盟犯下的暴行。他引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統計結果稱，2000-3000名東帝汶人因戰死於非命。東帝汶內戰使葡萄牙方面感到不安，曾派官員到東帝汶的阿陶羅島對局勢進行觀察。出乎印尼和葡萄牙預料：在兩周後，革陣擊敗民盟，民盟領導人潰逃至印尼的西帝汶。9月7日，民盟在西帝汶請願，希望印尼吞併東帝汶；許多報導稱民盟的立場是印度尼西亞迫使其持有的。
革陣奪得對東帝汶控制權後，印尼軍隊（時稱印尼共和國軍，ABRI），和一小支民盟軍隊立即從西邊發起進攻。 10月8日，印尼占領邊境城市巴圖給（Batugadé）。八天後，鄰近的巴里布（Balibó）和瑪利亞娜相繼被占領。五名澳大利亞記者在巴里布遭到印尼士兵槍擊。 印尼軍方稱記者的死亡是一場意外，而東帝汶的目擊者稱印尼士兵是有意而為。記者的遇難、隨後發生的戰事與偵查活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注意，國際社會開始為東帝汶獨立爭取支持。
11月初，印尼外交部長和葡方在羅馬舉行會見，以商談解決東帝汶爭端的解決方案。雖然沒有任何帝汶領導者收到與會邀請，但革陣釋放了有意和葡萄牙合作的信息。會議達成協議：葡萄牙將與東帝汶政治領導人會面，但雙方之間的對話一直都沒有得到實現。11月中旬，印尼軍隊開始從海上炮擊東帝汶城市阿塔貝（Atabae），並於11月底成功占領該城。
然而對此，葡萄牙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這讓革陣領導人感到非常沮喪。他們相信，宣布東帝汶獨立，可以有效避免印尼軍隊的進一步入侵。東帝汶國家政治委員會委員馬里·阿爾卡蒂里展開了一次外交非洲之行，意在尋求政府或來自其他領域的支持。這項外交努力獲得了25個國家對東帝汶的承認，其中包括中國、蘇聯、莫三比克、瑞典和古巴。古巴至今與東帝汶有著緊密的外交關係。1975年11月28日，革陣單方面宣布東帝汶民主共和國獨立。印尼情報組織起草通告稱，巴里布及其周邊的民協和民盟的領導人將會宣稱該地區已脫離東帝汶獨立並成為了印尼的一部分，以示回應。有趣的是，這份巴里布宣言（Balibo Declaration）是在峇里（Bali）起草的，由此被戲稱為「峇里謊話宣言」（Balibohong Declaration）」，其中Balibohong的bali指峇里，而bohong則是印度尼西亞語中謊言的意思。葡萄牙方面對這兩份宣言表示拒絕，同時，印尼政府批准了軍隊以武力吞併東帝汶的軍事行動。1976年7月，印尼總統簽署了特別法案，單方面宣布東帝汶成為印尼的第27個省份。

印尼入侵

1975年12月7日，印尼出兵入侵東帝汶，展開了該國有史以來的最大軍事行動：蓮之行動（印尼語：Operasi Seroja，英語：Operation Lotus）。東帝汶民族解放軍（FALINTIL）與印尼武裝部隊在帝力展開街戰。據報導，400名印尼傘兵在帝力降落時被殺。《昂卡薩雜誌》報導稱，帝力一戰中，印尼共有35名士兵陣亡，東帝汶共有122名士兵陣亡。年末，印尼十萬大軍占領帝力，另有二十萬部署在東帝汶各處。由於兵力過於懸殊，東帝汶民族解放軍只得轉戰山區，展開游擊戰。媒體報導稱，印尼士兵在東帝汶各城鎮（尤其在帝力）恣意殺害平民，甚至犯下了強姦婦女和殺害兒童的暴行。
1976年6月，民盟領導人洛佩茲·達·克魯斯宣稱，有六位萬名東帝汶人在印尼入侵東帝汶時遭到殺害，一名印尼救援工作者代表對此數據表示認同。1977年4月5日，《雪梨先驅晨報》採訪了印尼外交部長亞當·馬力克，亞當稱，「死亡數字是五萬或者甚至有可能達到了八萬」。
印度尼西亞政府表示，吞併東帝汶是為了維護世界反殖民事業的統一性與整體性。1977年，印尼外交部印製《東帝汶的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 of East Timor），對「自決的神聖權利」大加讚揚，承認民協是東帝汶人民的真正代表，並對東帝汶民族解放軍進行言語攻擊，聲稱其利用恐怖手段脅迫東帝汶人民，實行威嚇性的政策。印尼外交部長阿里·阿拉塔斯在他2006年的回憶錄《東帝汶外交鬥爭》中重申了這一立場。對於原先帝汶島的東西分裂狀態，印尼在入侵後表示，這是葡萄牙和荷蘭的帝國主義勢力壓迫殖民地人民造成的結果。因此，根據印尼的這些舉措，吞併東帝汶作為它們的第27個省份僅僅是自1940年起，統一整個印尼群島接下來的一步。

聯合國的反應和國際法

緊隨著印尼的軍事入侵行動，一天之後，聯合國大會一委員會召開會議，對東帝汶局勢展開了討論。印度、日本、馬來西亞等印度尼西亞盟國在決議中指責葡萄牙以及東帝汶政治黨派造成了流血事件；由阿爾及利亞、古巴、塞內加爾和蓋亞那等國的起草的草案對決議提出反對。這份草案最終通過，成為聯合國大會第3485（XXX）號決議，決議要求「印度尼西亞政府停止進一步侵犯葡屬帝汶的領土完整，立即將武裝部隊撤出該領土，……」十天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一致通過第384（1975）號決議，同樣要求印尼馬上撤軍。一年後，安理會在389（1976）號決議中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此後至1982年，每年聯大都通過了呼籲東帝汶自決的決議。一些較大國家的政府如中國和美國反對聯合國對東帝汶採取更多的行動，而一些較小的國家如哥斯大黎加、幾內亞比索和冰島是唯一的委員國家呼籲要執行強硬的決議。1982年，聯大第37屆會議第77次全體會議通過第37/30號決議，要求「秘書長主動同有關各方協商，以探索全面解決這個問題的種種途徑，並向第三十八屆會議提出報告。」
法律學專家羅傑·S·克拉克注意到，印度尼西亞侵犯了東帝汶人民自決的權利，並發動了侵略戰爭，這無疑違反了國際法的兩個關鍵要素。無論是1975年12月7日呼籲合併的請願書還是在1976年5月「東帝汶人民議會」相關的決議都沒有符合確定了自決權的規範準則的聯合國大會第1541(XV)號決議。決議認為：「合併應為領土人民充分明了其地位之變更之情形下自由表示意願之結果，其意願之表達系經由公正主持之周知及民主程序，並基於成年人普選制度。……」其它的不足也存在於請願書中。
在東帝汶使用軍事力量的印尼被指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第一章》的規定：「所有成員國應避免在外交上採取挑釁或者直接動用武力，對他國領土完整或者政治上獨立自主構成威脅......」但一些外界觀察員認為在印尼發動入侵之時東帝汶不算作一個國家，因此不受《聯合國憲章》的保護。這種說法與印度尼西亞獨立革命獨立時期反對印尼的荷蘭人們異曲同工。針對這一觀點，法律學者蘇珊·馬克斯提出了反對，認為如果東帝汶被認作是葡萄牙的殖民地，「那麼這項規定（《聯合國憲章第一章》）即使在殖民地和其宗主國之間的武裝衝突可能不適用，但幾乎無疑可以適用於主權國家與他國殖民地之間的武裝衝突。」

印尼的霸權統治

12月17日。印尼成立東帝汶臨時政府(PGET),由民協和民盟領導人暫時領導。許多資料顯示，此政府是印尼軍方創建的。臨時政府上台後的第一項舉措就是組建「公民大會」，宣稱該大會「由來自帝汶各行各業的人民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可笑的是，臨時政府通常被形容為印尼軍方在東帝汶創造的政治宣傳工具。1976年5月，來自各國的記者受邀前往東帝汶見證該組織的一次會議，然而記者的活動受到了極大的約束與限制。會上，「公民大會」起草了一份重要草案，要求正式將東帝汶併入印度尼西亞。此舉被雅加達稱之為「東帝汶人民的自決」，使得雅加達能夠名正言順地占領並統治東帝汶。

印尼對東帝汶的反抗的鎮壓活動

印尼情報局有權勢的人與蘇哈托最初認為，若先消除來自東解的抵抗勢力，東帝汶併入印度尼西亞就會變得迅速並相對輕鬆一些。隨後印尼發起的戰役對於東帝汶來說是毀滅性的，但這也消耗了印尼大量的資源，嚴重地損害了印尼的國際形象，故此根本上是印尼的重大失敗。施瓦茲認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情報誤算與持續的失敗並未使印尼軍力之基礎受到削減，印度尼西亞依然具有軍事優勢。東帝汶儼然成為了印尼軍官與部隊的訓練場，印尼意在給亞齊和巴布亞施壓，以確保部隊之防區受印尼的絕對控制。
印尼除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幾年外，沒有讓東帝汶向外界傳達真實的信息。一直以來，印尼總是聲稱大多數東帝汶人支持合併。這一立場總是被印尼媒體緊密追隨，他們利用宣傳工具宣稱東帝汶人民贊成合併，故印尼的軍事行為是受到了其許可的。但多數印尼人並不關注印尼對於東帝汶的行動。
1977年9月，印尼軍方展開了一項由東帝汶天主教官方稱之為「圍繞與毀滅」的行動。35,000名印尼武裝士兵對支持東革的地區實施包圍，並殺害了當地的男人、婦女和兒童。空襲和海上炮擊後，緊接著陸軍開始摧毀村莊與農業基礎設施。數以千計的人在這段時間內罹難。革陣領導人尼古勞·洛巴托在一次與印尼軍隊的交火中犧牲。他的繼承者是日後東帝汶民主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沙納納·古斯芒，他在建立毛貝雷反抗委員會(CNRM)時起到了重要作用，此組織旨在為反對印尼佔領東帝汶的人民及組織提供保護。
印尼部隊把成百上千的人們趕到集中營，人們在那裡被關押起來並遭受飢餓的折磨。革陣廣播稱印尼的飛機向東帝汶投放化學武器。一些觀察家（包括帝力大主教）稱他們在鄉下看到凝固汽油彈被投放下來。1981年，印尼軍隊發起「安全運動」，（或被稱為「腿之圍欄」計劃）。五萬東帝汶男性（含男童）被命令在崇山峻嶺中行軍，以將游擊隊清掃至該地區的中心地帶。然而這項計劃並未挫敗抵抗者的勢力，因而以失敗告終。經此之後，人民對印尼佔領與統治的憤怒情緒日益高漲。接下來的十年裡，隨著革陣在山區繼續著他們零零星星的反擊，接下來的十年內，印尼軍隊實施了許多行動以徹底消滅其勢力。同時，在城鎮以及鄉村，一場非暴力抵抗運動已初具規模。亦在同時，印尼軍隊繼續在東帝汶肆意殘暴地實施大規模的殺戮、酷刑、強迫失蹤、政治監禁以及其他踐踏人權的暴力行動。1981年開始，印尼官方將數以千計的囚犯送至阿陶羅島進行關押，國際特赦組織對此描述到，那裡的條件「簡直是槽糕透頂了」。
印尼在東帝汶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1981年9月，有400名平民在lacluta（東帝汶的一個鎮）遇害。1983年八月，有兩百人在creras的一個鄉村被活活燒死，同時另有五百人在附近的河邊被殺害。一名目擊證人陳述道，士兵們用按住頭部撞向石頭的方式殺害了許多小孩子。
東帝汶的印尼反對者們常常遭到逮捕並被實施酷刑。1983年，國際特赦組織用印尼語出版了一本從東帝汶軍事指揮人員那裡收到的小冊子，記載了教授軍人如何對犯人帶去身心上的極度痛苦的方法，並告誡士兵「不要在實施酷刑（指被電擊或被脫光衣物等）時拍照」。平托在他的回憶錄《東帝汶未完成的解放鬥爭》中，描述了被印尼士兵實施酷刑時的場景：「每每出現了問題，他們就會在我的臉上打上兩三拳。當有人用拳猛烈並不斷地擊打你的臉時，這種感覺彷彿臉已被打爛了一般。人們用手重擊我的後背和兩腰，然後踢我……（在另一個地方）他們對我進行恐嚇；他們沒有打我，但是威脅要殺掉我，甚至把搶掏到了桌子上。」在米歇爾《講述東帝汶：個人證詞1942-1992》一書中，一位名叫法蒂瑪(Fátima)的婦女描述了她在帝力一座監獄所看到的實施酷刑場景：「他們讓人們分排坐在椅子上，前一排的椅腳壓在後一排人們的腳趾上。士兵門在囚犯的飯菜中撒尿並攪拌，最後讓囚犯們把這些（骯髒的食物）吃下去。他們也對囚犯實施電擊。……」

印尼對東帝汶婦女的暴力行為

印尼軍隊針對東帝汶婦女的暴行數不勝數並都是證據確鑿的。除了遭到來自任意扣押，酷刑和法外處決的折磨以外，婦女們被士兵強姦，有些主張獨立的激進分子甚至遭到性虐。由於針對女性實施暴行之問題所涉印尼的強硬管制與受害者所感之辱，其範圍遠超出了法律的界限，上升至道德倫理層面之高度。1995年，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在一份關於印尼與東帝汶針對婦女的暴力的報告中寫道：「婦女並不情願將有關強姦或性虐的信息透露給非政府組織，更不要說將這些暴行報告給軍事或警察當局了。」
亦有針對婦女的其他暴力行為：騷擾、威嚇和強制性婚姻。國際特赦組織引用了一名婦女被強行與印尼指揮官同居的事例。該婦女被指揮官放走後，仍天天遭受到印尼士兵的騷擾。諸如此類的「婚姻」在東帝汶印尼占領時期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婦女們被鼓勵絕育，有些婦女被強迫使用避孕藥物狄波-普維拉，然而婦女們對這些避孕手段的影響並不十分了解。
1999年，《Buibere:東帝汶女性的聲音》一書出版（蕾貝佳·溫德斯 著），該書以編年的形式記載了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東帝汶女性遭遇暴力與虐待的個人經歷。一位婦女稱：「印度尼西亞人在脫我衣服，對我實施酷刑，對我進行性騷擾和用死亡威脅我時審訊我。」另外一名婦女描述到：「（我的）手和腳被鏈條拴住，我被不停地強姦（指被印尼士兵輪流強姦），並被審訊了數個星期。」一位為革陣游擊隊準備食物的婦女被印尼士兵逮捕，她的皮膚被用香菸燒傷了，且被施以電擊之刑。更為過分的是，她被強迫一絲不掛地從一排士兵面前走過，最終走入一輛滿是尿液和糞便的坦克里。

人為製造的饑荒

由於東帝汶大量的人口住在安置營地里，食物供給極度匱乏。士兵允許安置營地里的人們在附近的一小塊土地進行耕種，這些土地十分貧瘠並被反覆使用，產出率極低。饑荒開始蔓延，在1970年代末已奪取了數千人的生命。據一名教堂的工作人員報告，在東帝汶的一個區，每個月都有500多人死於饑荒。1978年10月，世界宣明會（印度尼西亞）到訪東帝汶，並聲稱約有七萬東帝汶人民面臨飢餓的威脅。1979年，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一位大使報告稱，安置營中80%的人口營養不良，「同比亞法拉情況一樣糟」。紅十字會警告稱，「數以萬計的人民」面臨著飢餓的威脅。印尼稱其正通過由政府運作的印尼紅十字會緩解東帝汶危機，但該組織被指控售賣救援物資。
2006年，聯合國東帝汶接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訪問八千名目擊者，並參考了印尼軍方文件和來源於國際的情報後發表一份長約2500頁的報告，指控印尼軍方使用故意餓死的手段對東帝汶實行種族滅絕。大量受災的人口被禁止使用食物等物資。報告還指出，印尼方面使用化學武器和凝固汽油在食物和供給用水中投毒，並詳述了印尼士兵摧毀莊稼殺害牲畜的種種暴行。報告推斷，因印尼占領，至少有七萬三千名東帝汶人死於飢餓和疾病。

革陣對內的殺戮

在東帝汶本土的黨派鬥爭之間，也存在著互相殺戮的情況。例如印尼對東帝汶發動侵略戰爭後不久，革陣就殺害了被其關押的140-150名民盟成員。印尼方面在1977報道稱他們在Ailieu和Samé發現了革陣製造的萬人坑，並稱被殺害的人「非常之多」。國際特赦組織在1985年也確認了這些報告，且認為革陣需要對這些法外處決負責。革陣一系列的攻擊行動造成九名平民的死亡的這一不幸事件，在1997年時受到了人權觀察組織的譴責。

印尼統治下東帝汶的民生與經濟

印尼統治東帝汶期間，葡萄牙語被遭到禁止，取而代之地，印尼語成為了政府、教育和公共貿易的官方語言，並在學校被列為必修課程。印尼官方的國家意識形態潘查希拉（即印尼建國五項原則）也被強加於東帝汶，且東帝汶政府的工作局限於確保潘查希拉在當地得以實行。東帝汶人泛靈論之信仰不符合印尼憲法中一神論的精神，因而導致許多東帝汶人皈依天主教。印尼神父替換了葡萄牙的神父，印尼語彌撒取代了拉丁語和葡萄牙語彌撒。在印尼入侵之前的東帝汶，少於三成的民眾是天主教徒，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時，已有八成民眾信仰天主教。如今，此數字增長至九成，使東帝汶成為天主教徒最為密集的國家之一。
被占領後的東帝汶成了印尼政府移民計劃（印尼語：Transmigrasi）的重點地區，此計劃意在將一部分印尼人從人口稠密的地帶移居至相對稀疏的地方。然而，因為印尼國內長期在新秩序下實行媒體審查制度，許多在此計劃下的移民者，尤其是靠種植水稻為生的爪哇和峇里貧農，對印尼與東帝汶的衝突毫不知情。由於印尼強占了東帝汶大片土地以供移居安置，於是當這些移居者到達東帝汶時才發現自己正處於東帝汶反抗攻擊的威脅之中，並且成為當地民眾發泄憤怒的對象。許多來到東帝汶的印尼移民者最終選擇回到故土，留下的則為東帝汶的印尼化「做出了貢獻」。截止1993年，印尼共有662個家庭（2208人）移居東帝汶。而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時，共有約150,000名印尼人自由地生活在東帝汶，其中包含在政府或教育部門任職的印尼人。同時，由于越來越多具有商業頭腦的印尼人搶占了東帝汶的社會資源，帝汶島的原住民的憤怒情緒日益上漲。
隨著印尼的入侵，葡萄牙在東帝汶的商業利益被印尼所占取。。東西帝汶邊界開放以後，大量西帝汶農民湧入東帝汶。1989年，東帝汶向私人投資開放。來自蘇拉威西南部（並非指南蘇拉威西省）的布吉、望加錫和布頓企業家們給東帝汶城鎮居民帶去了經濟化的生活，同時東帝汶生產的產品通過印尼軍官和商人間的合作夥伴關係出口。1975年，隨著印尼入侵東帝汶並占領大片種植園，軍方建立了蒂諾克(Denok)公司。此公司壟斷了東帝汶諸多有重大經濟利益的商業行業，其中包含檀香木出口，旅館業和消費品進口行業，而利益最為豐厚的行業應當屬咖啡出口業，這也是當地最具價值的經濟作物。除軍方控制的蒂諾克公司之外，其餘企業都被印尼的企業家們控制著，當地舊時的工業品不得不為印尼進口貨物讓路。
針對對相關政策的一些批評，印尼政府通常強調自己為東帝汶醫療、教育、通訊、交通和農業等事業做出的財政投入，以示回應。葡屬帝汶並沒有受到其宗主國葡萄牙的重視。然而，擺脫殖民統治的東帝汶，人民的生活仍舊不富裕。印尼批評家喬治·阿迪瓊德羅（George Aditjondro）指出，印尼占領東帝汶的早期，由於衝突與戰爭使得東帝汶稻米和咖啡的出產量以及牲畜數量急劇下降。另外一些批評家談道，印尼在東帝汶的基礎設施建設，例如道路建設，主要是為了供軍隊使用或為了印尼公司的在東利益。正因印尼軍方控制了東帝汶的核心商業領域，印尼或國際上的私人投資者才會故意避免來東帝汶投資。儘管當地的情況自1976年以來得到了諸多改善，然而印尼政府在1993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東帝汶六十一個區縣當中，仍有約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

變化中的民族融合與民族獨立運動

印尼政府自1975年以來，一直致力於改善東帝汶的基礎設施、醫療設施和教育設施，然而這些重大的財力投資並未使東帝汶的抵抗勢力有所停歇。經歷早期的一些鬥爭後，革陣的軍事力量遭到大大削減，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時僅剩數百名武裝士兵。迫於糟糕的境遇，革陣加強了同當地青少年之間的聯繫，一場非武力的尋求民族自決的抵抗運動在東帝汶初具雛形。抗議運動的許多參與者是東帝汶的小孩，這些小孩都在印尼的模式下接受教育。抗議的人群發泄道，印尼以犧牲帝汶文化與政治生活的代價來成全印尼人，對於印尼經濟的發展是自相矛盾的。抗議者之間採用葡語溝通交流，以顯示自己身為葡屬帝汶遺民的優越感。他們將印尼的統治視為非法占領，以向葡方尋求東帝汶的民族自決。在國外，革陣成員們表現積極，尤以曾經作為記者的奧爾塔（日後成為東帝汶總理與總統）最為突出，他將東帝汶問題最為一項重大議題推至諸多外交論壇之上，以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隨著東帝汶抵抗勢力日趨減弱，1988年，印尼政府對外開放東帝汶，此舉包括取消記者的旅行禁令。這項新政策的提出者是時任印尼外長阿拉塔斯，他與那些以暴力鎮壓東帝汶的軍方領導人持反對的意見，因為軍方領導擔心開放東帝汶可能會使印尼喪失對東帝汶的控制權。除此之外，為了回應國際社會對東帝汶事態的關切，他和幾名外交官說服了蘇哈托贊同此政策。1989年末，印尼一強硬的軍方指揮官，身為準將的穆利阿迪（Mulyadi）被同樣是准將的另外一人，魯道夫·華柔所取代。新上任的魯道夫承諾要找到一個更有說服力的方法來反對那些支持獨立的人。不久便發生巨大的變化：對境內旅行的限制逐漸放寬，政治犯也被分組地被釋放出獄，在審訊犯人時也不再經常使用酷刑以進行逼供。魯道夫也試圖改善印尼軍隊的紀律，並有所成效。例如在1990年2月，一名印尼士兵因非法行為遭到起訴，這也是自印尼入侵開始的第一例起訴案件。
印尼軍方強硬派的下台，使東帝汶抵抗勢力減輕了對受到印尼迫害的恐懼感，這直接促使了新一輪抵抗運動的爆發。1989年，伴隨著波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東帝汶的高規格訪問，獨立分子爆發抗議活動。冷戰的結束讓西方失去了支持印尼占領東帝汶的諸多理由。由此而來，國際社會對自決和人權的關注給印尼施加了更多的壓力。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東帝汶發生的一系列後續事件大幅提升了東帝汶的國際形象，並顯著增強了抵抗分子的勢力。印尼對東帝汶的軍事統治，逐漸地步入了末期。

聖克魯斯屠殺事件

1991年11月12日，東帝汶民眾自發前往聖克魯斯公墓悼念在兩周前被印尼軍方殺害的塞巴斯蒂奧·葛梅斯。聚集的人群有2500人左右，人們揮舞著革陣的旗幟，熱鬧但和平地呼喊著支持獨立的口號。在示威人群與士兵發生短暫的衝突後，兩百餘名印尼士兵開火殺害了約271名抗議者。
1991年10月，由葡萄牙共和國議會代表和12名記者組成的的代表團計劃訪問東帝汶。此代表團受聯合國支持，名義為聯合國特派調查團。然而印尼政府反對此調查團入境東帝汶，因為在12人記者名單中有被印尼方面認為支持革陣勢力的澳大利亞記者吉爾·喬利夫（Jill Jolliffe）。葡萄牙緊接著便取消了代表團對東帝汶的此次訪問。訪問的取消使得東帝汶的年輕激進分子們相當失望，他們本想依靠此次訪問提升國際社會對東帝汶獨立事業的關注度。獲悉原因後，東帝汶獨立分子與印尼東帝汶政府間的關係再度惡化，東帝汶局勢日益緊張。
10月28日，印尼軍方發現了東帝汶一部分年輕的獨立分子在帝力的藏身點——Motael教堂。10月29日，印尼士兵闖入該教堂，葛梅斯被近射程手槍擊中腹部，這致命的一槍直接使葛梅斯喪命。憤怒的群眾自發組成送葬行列，向葛梅斯致以哀思。悼念活動很快演變成為一場聲張獨立，反對印尼暴政的抗議活動，但一切還是和平的。印尼士兵聽聞了相關情況，立刻趕到了聖克魯斯公墓，並對人群開火。屠殺結束以後，印尼軍方封鎖了公墓地區，並禁止宗教人士和救援人員進入該地區。開火直接導致了大批悼念者死亡，一些傷者在撤離聖克魯斯公墓時由於失血過多而死。據信，這場慘劇導致約271人遇難，382人受傷，並有250人下落不明。
兩位美國新聞記者：艾米·古德曼（女）和阿蘭·奈恩（他受到了印尼士兵的攻擊）見證了此屠殺，澳大利亞記者馬克斯·斯特爾（為英國約克郡電視台拍攝的記者）將場面錄製了下來。同時，古德曼和奈恩庇護東帝汶民眾時，印尼士兵開始對他們倆用武器發起攻擊，奈恩為了保護古德曼而頭骨受傷。不久，這起事件通過廣播、電視等方式為世人所知，使國際社會勃然大怒。 世界各國的政治活動家與東帝汶支持獨立的人們站到了一起，並迫切呼籲印尼當局給予東帝汶實行真實的人民自決的權利 。TAPOL增加了其圍繞東帝汶所做之工作。東帝汶行動網絡在美國成立，並於不久在美國的十座不同城市設立了該組織的分會 。葡萄牙、澳大利亞、日本、德國、馬來西亞、愛爾蘭和巴西在同一時期也出現了類似的團結組織。世界新媒體對事件的報導對印尼「新秩序」系統控制信息出入印尼造成了巨大的困難，成為新媒體對「新秩序」審查制度能力挑戰的生動例子。後冷戰時期，國際社會增加了對印尼政府動向的關注。 印尼國內支持民主的學生團體開始公開批評印尼在東帝汶的所作所為，並開始討論「新秩序」和國家的歷史與未來。
國際社會和一部分印尼高層嚴厲譴責了印尼的行為。事件使東帝汶的對外開放被迫中止，印尼東帝汶當局重新開始實施高壓政策。提倡使用靈活變通的方式與東帝汶抵抗勢力相處的魯道夫下台，並遭其上司斥責不力。支持革陣的政治嫌犯們被逮捕，粗暴踐踏人權的事情頻頻發生。對外國記者的來東禁令被重新實施。東帝汶人民對印尼的仇恨情緒再度上漲。為鎮壓當地抵抗勢力，印尼少將帕拉博沃（Parabowo）的第三特種部隊開始訓練頭戴黑巾的東帝汶親印尼民兵團體。

古斯芒被捕

1991年11月20日，革陣領導人沙納納·古斯芒被印尼士兵逮捕。1993年5月，古斯芒因「叛亂」被判處無期徒刑，但後來被減刑至有期徒刑20年。古斯芒是革陣成員普遍承認的領導人，他的被捕，對於東帝汶的獨立運動打擊巨大。然而他在芝比囊監獄內（印尼語：Lembaga Pemasyarakatan Cipinang，位於雅加達）對於支持獨立的人們來說仍象徵著革命勝利的希望。同時，非暴力抵抗運動在東帝汶依然存在。1994年比爾·柯林頓總統訪問雅加達時，29名東帝汶學生沖占美國使館，以抗議美國對印度尼西亞的相關援助。
同時，人權觀察者們呼籲社會關切印尼士兵和警察在東帝汶持續進行的暴力活動。人權觀察組織在一份1995年的報告中說「發生在東帝汶的虐待行為數量持續上升」，包括刑罰的使用，故意失蹤以及限制基本人權。1995年九至十月，東帝汶爆發一系列騷亂活動，國際特赦組織批評印尼政府武斷地逮捕一大批東帝汶民眾並對他們實施酷刑。報告特別指出，（獄警）用鐵質長條鞭打被拘捕者，用腳踢他們；在精神上詆毀、侮辱、抨擊被拘捕者，並以死亡相威脅。

1996年諾貝爾和平獎

1996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卡洛斯·菲利普·西門內斯·貝洛主教和何塞·拉莫斯·霍塔，以「表彰他們為實現公正與和平解決東帝汶衝突所做的努力。」這引起了國際社會對東帝汶問題的再度注意。諾貝爾委員會在其新聞稿中表示：「基於人民自決的權利，（希望此獎項可以）鼓勵（有關東帝汶衝突各方）努力尋求解決東帝汶衝突的外交解決方案。」。諾貝爾獎學者歐文·艾布拉姆斯 (Irwin Abrams) 這樣寫道：
這（諾獎）對於印度尼西亞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尷尬……（印尼政府）在公開聲明中有意地與兩位獲獎者保持距離，印尼勉強承認了可以幫助實施印尼在東統治的貝洛主教獲獎，但指控奧爾塔對東帝汶內亂中的殘暴行為負有責任，並稱其是機會主義者。頒獎儀式上，塞哲斯特德主席對印尼的指責予以了回應，指出內亂時奧爾塔並不在東帝汶國內，並在歸國途中嘗試調解雙方的緊張關係。
與此同時，應聯合國大會1982年相關決議要求，印尼和葡萄牙的外交官們繼續對被印尼外長阿拉塔斯稱作「印尼鞋中的鵝卵石」的東帝汶問題展開協商。

印尼占領結束

新的在聯合國斡旋下的印度尼西亞和葡萄牙兩國間的調停工作始於1997年年初。

蘇哈托倒台：印尼國內的過渡期

1998年5月21日，哈比比宣誓就任印尼總統。對於蘇哈托的「新秩序」來說，一個獨立的、甚或是地區有限自治的東帝汶是決不允許的。儘管在九十年代，印尼輿論對東帝汶的狀況與地位表示出勉強的理解，但對東帝汶獨立可能破壞印尼的統一性從而造成不穩定表示廣泛擔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印尼經濟遭到巨大衝擊，市場混亂不堪。1998年5月，蘇哈托政府倒台，結束了他對印尼長達三十年的統治。掌控印尼戰略儲備的帕拉博沃被流放至約旦，破產的印尼政府每天要向其在東帝汶的軍事行動支付一百萬美元。在接下來的後蘇哈託過渡時期，相對的政治開放開始在印尼出現，人們對印尼與東帝汶的關係展開了空前的大討論。為議計九八年剩餘的時間，致力於實現東帝汶全民公投的論壇在帝力舉行。印尼外長阿拉塔斯說，關於東帝汶階段性自治到可能獨立之計劃，於印尼，是「徒然無功」的。1998年6月8日，哈比比就任總統三個星期後，宣告了印尼不久會出台一項關於東帝汶自治的特殊的計劃。
1998年底，澳大利亞約翰·霍華德政府起草信文，告知印尼澳大利亞政策的發生了改變，並支持在十年之內組織獨立公投。哈比比總統見澳方的舉動是在暗示印尼對東帝汶的「殖民統治」，於是決定在此問題上進行一次緊急的東帝汶全民公投。
印尼和葡萄牙同意並於1999年5月5日宣布，允許東帝汶人民選擇自治計劃或獨立。將由聯合國駐東帝汶代表團（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East Timor, UNAMET）執行投票選舉。公投原定於8月8日進行，但推遲到了8月30日。印尼依舊負責東帝汶安全。這樣的安排在東帝汶造成了恐慌，許多觀察者認為，印尼將在公投期間拒絕外國在東帝汶的維和行動。

1999年東帝汶獨立公投

隨著東帝汶獨立呼聲的日益上漲，親印尼武裝民兵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製造暴力活動。以聯合國東帝汶特派團對支持獨立勢力有偏見為藉口，親印尼民兵開始接受印尼士兵的訓練並與其協作。早先於印尼與葡萄牙在5月宣布公投議定，1999年4月，一直準軍事部隊襲擊了利逵薩的一處天主教堂，帶走了約200人的生命。5月16日，一幫親印尼民兵與印尼士兵在阿拉塔（Arata）村襲擊了疑似的東帝汶獨立支持分子；6月，另一支民兵襲擊了聯合國東帝汶特派團在瑪利亞娜設駐的辦公地。印尼當局自稱無力阻止東帝汶內部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暴力行動，但遭到了奧爾塔等的嘲笑。 奧爾塔在1999年2月說：「在（印尼）撤軍之前，他們想要如他們所承諾地結束東帝汶境內的混亂與不穩定的局面，這是我們數年來一直從印尼駐東軍隊那裡聽聞的。」
民兵領導者警告民眾，他們可能在東帝汶製造新一起「大屠殺」。印尼「巡迴大使」弗朗西斯科·羅普斯·達·克魯斯表態道:「若是民眾反對自治計劃，東帝汶可能血流成河。」一親印尼準軍事力量聲稱，自治投票會使東帝汶成為一片「火海」。「火海」一詞借套用了「萬隆火海」的意思。後者即1946年三月，萬隆民眾為抵抗荷蘭殖民者而爆發的獨立運動。隨著公投臨近，越來越多的反獨立運動在東帝汶爆發。
1999年8月30日是公投日，總體而言，投票進行得平穩而有序。98.6%的登記投票者參與了此次獨立公投。9月4日，安南宣布公投結果：78.5%的投票者選擇獨立。印尼人被震驚了，因為他們從小就被「新秩序」灌輸「東帝汶支持民族融合」的概念，他們不相信東帝汶人會投票反對作為印度尼西亞的一部分。
公投結果宣布後數小時，準軍事部隊開始在帝力攻擊民眾並四處縱火。外國記者和觀察家們撤離首都，數以千計的東帝汶人逃至山區。伊斯蘭團伙襲擊了帝力天主教區的建築物並致二十餘人死亡；第二天紅十字委員會遭縱火，近乎被夷為平地。在蘇艾，有幾乎一百人被殺害。關於類似的屠殺事件的報導數量一時間在東帝汶呈爆炸式增長。聯合國撤走了其大量的駐東人員，但帝力所有有圍牆的建築都被難民占滿了。四名聯合國人員寧願死在準軍事部隊的槍口之下也堅決不撤離，除非難民們同樣可以撤離帝力。同時，有超過二十萬人被印尼軍隊和準軍事團體強迫撤至西帝汶，並被安置在被人權觀察形容為「條件糟透」的營帳里。
9月8日，聯合國代表團抵達雅加達。印尼總統哈比比告訴代表團官員，關於東帝汶流血事件的一切報導皆為「幻想」與「謊言」。印尼軍方的維蘭托將軍（General Wiranto）堅稱他的士兵們使東帝汶局勢得到了控制。維蘭托在不久後的一次軍嫂聯歡會中，歌唱了一曲1975年流行歌《感覺》，由此表達對東帝汶的感情。

國際反應

印度尼西亞利用西方國家對共產主義的恐慌，從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獲得對其入侵、占領東帝汶的支持。但對東帝汶的入侵與對東帝汶獨立運動的鎮壓大大損害了印尼的形象和國際信譽。1980年代時，蘇哈托為成為不結盟運動主席而作出的努力因為遭到開發中國家對其吞併東帝汶的批評而受到破壞。對於印度尼西亞的譴責在1990年代也未曾停息過。

 澳大利亞

1974年8月，澳大利亞總理高夫·惠特蘭與蘇哈托會面。惠特蘭表示，一個獨立的東帝汶會成為影響地區穩定的潛在威脅，若印尼吞併東帝汶，澳大利亞會表示支持。 。惠特蘭的表述後來被外長唐·威爾西（Don Willesee）加以修飾，稱：「澳大利亞會支持東帝汶人民對其前途的決定權。」1975年東帝汶爆發政變之後，澳總理惠特蘭發表聲明稱，澳大利亞仍反對軍事介入當前局勢，澳方願提供人道救援，呼籲各方停止戰鬥並進行對話。聲明亦稱，澳方承認印度尼西亞在「某區域」內的利益。
與之同時，澳政界與民間都有支持東帝汶獨立的呼聲，並願意為東提供援助。1974年，澳民間在雪梨發起一項東獨運動，旨在支持東帝汶自決與獨立的權利，反對印尼的武力吞併，並支持革陣的社區項目（community projects）。墨爾本、坎培拉和珀斯等地也出現了相似的運動團體。他們召開公眾集會，遊說議員、教堂和社區組織（community groups）。政變爆發後，澳大利亞紅十字會幫助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向西帝汶的難民營和東帝汶派駐醫療分隊。澳政府為此工作先後向紅十字會撥付了十萬澳元和十五萬澳元。澳大利亞帝汶國際援助協會（Australian Society for Intercountry Aid Timor,ASIAT）自政變以來也向東帝汶地區派駐了醫療分隊。
1975年11月11日，惠特蘭政府在1975年澳大利亞憲政危機中解散，這對新的看守政府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設下限制。因在1975年聯邦選舉結果未被公布之前，其任何行動都需得到兩黨與總督的批准。1975年12月4日，澳大利亞在聯合國外交失敗，聯合國通過承認東帝汶獨立的決議，澳政府從帝力撤離了澳大利亞與其他國家的僑民。12月5日，荷西·奧爾塔（José Ramos-Horta）抵達達爾文舉行記者招待會，稱澳大利亞紅十字會和ASIAT在東帝汶已被禁止。會接受任何包他同時表示，東帝汶革陣政府不接受澳大利亞在內的來自聯合國的任何援助。
在贏得12月大選後，弗雷澤政政府提出提議，並認為：與東南亞的政治與貿易關係對澳大利亞至關重要，不能讓這項極易失敗的事業受到威脅 。此後澳大利亞在1976和1977年的歷次聯大投票中棄權。在1978年前，澳政府是唯一一個除印尼政府外官方承認東帝汶是印尼的一個省的政府。
一年後，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開始起草條約以瓜分帝汶海溝油氣資源。1989年12月，兩國簽訂了《帝汶海溝條約》（官方名稱為《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間關於在印度尼西亞東帝汶省和北澳大利亞之間的一個地區合作區條約》），據估計，兩國從中獲得了一百萬至七百萬桶的原油。此條約，與其同印尼廣泛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一道，被援引作澳政府支持印尼這一立場的關鍵因素。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澳間的戰爭曾使六萬東帝汶人喪命，故澳國內有人認為，澳政府對這個曾經的葡屬領地在歷史上多有虧欠。詹姆斯·杜恩（James Dunn）曾在印尼占領東帝汶前與占領時，擔任一名澳大利亞國會高級外交顧問，他後來說：「不管什麼在1941年時是至關重要的、戰略性的還是具有價值的，在1974年時，皆已無關緊要或可有可無。」一些澳大利亞的二戰老兵以相似的理由對占領行動進行抗議。
之後澳大利亞政府幾多更迭，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都始終保持著不錯的外交關係，國內秩序穩定的印尼也為澳大利亞充當了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不過歷屆澳政府都注意到：東帝汶問題複雜化了兩國間的合作。澳大利亞為東帝汶獨立支持者提供了政治避難，其中拉莫斯·奧爾塔甚至將澳大利亞作為自己流亡的根據地。整個20世紀80年代，印尼與澳大利亞間的貿易額不斷增長。1995年12月18日，澳大利亞工黨的基廷政府與印度尼西亞在雅加達簽署了《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安全協定》(The Australian-Indonesian Security Agreement)，澳大利亞將優先權給予了澳對印尼的諸方面關係。1998年5月，蘇哈托倒台；同年，澳大利亞霍華德政府轉變了澳對印尼政策。這促進推動了東帝汶的獨立進程：越來越多要求舉行獨立公投的呼聲出現。1998年年末，澳大利亞總理約翰·霍華德與外長亞歷山大·唐納致信印尼政府，指出應在十年內於東帝汶舉行獨立公投。這封信件惹惱了哈比比，他認為，澳大利亞之意在於暗示印尼是一個「殖民大國」。哈比比決定宣布在東帝汶舉行一次緊急的獨立公投。1999年，受聯合國支持的獨立公投在東帝汶舉行。公投以壓倒性多數贊成東帝汶獨立，但緊接著親印尼武裝民兵在東帝汶動用暴力，製造了安全危機。由澳大利亞牽頭的國際部隊進入東帝汶，恢復了治安。雖然國際軍事行動成功了，但是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的關係則需時日加以修復。
1999年，澳大利亞工黨一改其東帝汶政策，宣布將採取支持東帝汶獨立並反對印尼在東之存在之政策，而這一信號是通過澳外交部發言人，工黨黨員勞瑞﹒布萊里頓 （Laurie Brereton）發出的。布萊里頓的信譽遭到了包括時任總理與外長在內來自執政黨自由黨-國家黨聯盟的攻擊。

 菲律賓

菲律賓雖與印度尼西亞有著牢固的外交關係，但菲方卻在事件的最初保持沉默。1997年，奧爾塔準備前往菲律賓迪里曼大學進行演講，卻遭菲方拒絕入境，並被列入黑名單。然而，受到國際社會對東帝汶廣伸援手之影響，菲律賓最終轉變了其對東政策。東帝汶獨立後，菲律賓雖未派地面部隊參加東帝汶國際部隊（INTERFET），但卻向該部隊派出了後勤人員和醫療人員。聯合國曾任命菲律賓中將傑米·德洛斯·桑托斯（Jaime Delos Santos）代表已發展成熟的聯合國維和部隊接管東帝汶國際部隊。
菲律賓同東帝汶是亞洲僅有的兩個天主教國家，兩國自然因宗教原因結為盟友，直到現在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菲方早已將奧爾塔從黑名單中移除，現在奧爾塔常作客菲律賓多家大學開展講座，例如菲律賓迪里曼大學、菲律賓理工大學、德拉薩大學和愛特諾德達沃大學。

 葡萄牙

印尼入侵行動展開之翌日，葡萄牙與印度尼西亞斷交，並支持聯合國譴責印尼入侵之決議。然而，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時，葡萄牙政府的積極性變得不如從前。美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專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葡萄牙態度的轉變緣因其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之不確定性。八十年代中期開始，葡萄牙因不作為而受到的批評越來越尖銳。出於民眾壓力，在之後歷次有關東帝汶民族自決的國際論壇上，葡萄牙的態度都十分高調。 九十年代時，在聯合國的斡旋下，葡萄牙和印尼雙方共同調解了東帝汶問題。

 美國

1975年4月30日，隨著常風行動落下帷幕，越南戰爭以越南共和國的覆滅而結束。同年，柬埔寨和寮國也建立起了社會主義政權。為了在東南亞與社會主義勢力抗衡，一個堅決反共的印度尼西亞對於美國來說變得尤為重要。有鑑於此，美國必須尋求與印尼政府建立友好關係，這樣就讓東帝汶的事務對美而言顯得並不要緊。  美國同樣想維持其潛艇穿越印尼的深水通道的通行權，藉由此水道，美軍潛艇可在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通行自如而不被偵測
入侵前夕，福特總統和國務卿基辛格會見了印尼總統蘇哈托。根據報導，美方認可了印尼的侵略行為。蘇哈托說：「如果必須要（在東帝汶）採取猛烈的軍事行動，希望你們理解。」福特說：「我們會理解你們的，我們不會在這個問題（入侵）上向你們施壓。我們深知問題所在以及你們的意圖。」基辛格也表示贊同，儘管與此同時，基辛格和福特也希望控制美國國內對侵略的反應，畢竟印尼入侵中使用美國裝備一事若被曝光於公眾，一定會產生不良的影響。 美國也希望侵略行動儘可能的迅速而徹底，不會導致後續的長期的抵抗。基辛格對蘇哈托說：「無論你們採取何種手段，盡最快速度取得成功是最重要的。」  基辛格主要的擔憂應是，如果帶有紅色色彩的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在侵略後重新暴力奪回東帝汶，亞洲範圍內的共產主義武裝活動可能被激起，以至於取得勝利。到那時，革陣勝利而引發的印尼國內一系列的暴動可能會威脅印尼國家安全，甚至滅亡印度尼西亞。
在印尼入侵行動以及接下來的占領過程之中，美國向印度尼西亞提供了武器支援。侵略事件發生一周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出台詳細分析報告，稱發現了印尼使用的裝備絕大部分是美國提供的。 美國繼續向印度尼西亞提供軍事援助，事實上其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國務院之計劃。在此基礎上美國國會繼續追加援助，幾乎達到以前的兩倍。而美國政府卻聲稱，美國從1975年12月到1976年6月已經中止了對印尼的軍援。1975年至1980年，東帝汶境內的暴力事件達到其峰值的六年間，美國向印尼政府提供了價值約3億4000萬美元的武器裝備。1974年開始，美國對印尼的軍事援助以及武器銷售開始增長。美國的軍事援助一直持續到老布希和柯林頓時代，直到1999年才停止。1975年至1995年，美國向印尼提供的武器價值總額達到了11億美元。柯林頓政府時期，在 JCET 計劃下，美國為印尼陸軍精銳特種部隊（Kopassus）進行了訓練，其內容包括城市游擊戰、偵查與反偵察、狙擊戰術以及「心理戰術」等。 
根據聯合國的東帝汶接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最終的報告中的「責任」一章，美國的「政治和軍事援助是印尼侵略和占領（東帝汶）的基礎」。報告同樣指出「美國提供的武器對於提升印尼軍力十分關鍵。從1977年開始，印尼開展的大規模的摧毀抵抗勢力的運動中，美國提供的飛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革陣聲稱美國對印尼政府在東帝汶問題上的外交與物質幫助已經遠超適度之標準。合眾國際社在一篇1978年6月19日發自雪梨的報導中，援引了革陣的一份新聞稿，稱：「在兩場戰鬥中，美國顧問和僱傭兵站在印度尼西亞一邊，聯合與革陣作戰⋯⋯同時，美國飛行員駕駛著北美羅克韋爾OV-10「野馬」戰術偵查攻擊機為印尼空軍空襲革陣控制的解放區。」
在大多數聯合國譴責印尼入侵的決議上，美國都投了棄權票。 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丹尼爾·派屈克·莫伊尼漢（1975-76在任）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國務院希望聯合國無論採取什麼措施終歸是徹底的白費功夫。這項任務落在了我頭上，我把它完成得非常順利。」

 中國

1975年12月7日，印尼入侵東帝汶，屠殺民眾。東帝汶年輕的領導者向國際社會爭取援助，但遭到了西方和蘇聯的無視。華盛頓與坎培拉認為東帝汶革陣政府是共產黨，與北京決裂的莫斯科懷疑其領導者是毛主義者而拒絕提供幫助。但在中國，東帝汶領導人聽到了同情的聲音。
1976年至1978年間訪問中國的東帝汶領導人，現在已成為東帝汶總統與諾和獎獲得者拉莫斯·奧爾塔，前總理馬里·阿爾卡蒂里，前內政部長內政部長羅熱里奧·蒂亞戈·洛巴托（Rogerio Tiago LOBATO），國家安全顧問國防國務秘書羅克·羅德里格斯(Roque RODRIGUES)，北京政府熱情於在聯合國安理會向東帝汶提供外交與政治幫助。1975年11月28日，東帝汶宣布獨立，中國是少數幾個承認其獨立的國家。
北京政府熱情於在聯合國向東帝汶提供外交與政治幫助。中國代表多次在聯大發言反對印尼的侵略行為，支持東帝汶獨立：
（中國）支持獨立革命陣線領導東帝汶的獨立，要求葡萄牙政府（對東帝汶獨立）給予承認。印度尼西亞政府公開宣布要對東帝汶進行武裝干涉和威脅，這一事實不能不引起聯合國各成員國的關注。我們希望印度尼西亞政府停止干涉，同東帝汶建立友好睦鄰關係……
——吳妙發，中國代表在聯大第四委員會上的發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
由於當時中國奉行「三個世界」的外交方針，中國認為東帝汶問題屬於第三世界內部的矛盾，故其也同時強調印尼與東帝汶應當友好相處，共同促進雙方關係發展：
印尼和東帝汶民主共和國，都是第三世界國家，先獨立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理應尊重東帝汶人民的獨立願望，予以支持，並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與促進雙方之間的關係，以便共同維護這一地區的和平，反對超級大國的插手爭霸。
——黃華，中國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的發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國最早對東帝汶的支持始於毛澤東時代，其政策是對第三世界輸出革命，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獨立運動以削弱帝國主義勢力。1976年毛澤東逝世與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外交基本路線由重視革命轉變為重視經濟建設，加之印尼對東占領既成事實與國際社會對東帝汶關注下降，柬越戰爭結束後中國與東協國家搞好關係的意願愈加強烈，中國對東帝汶問題的立場也發生了轉變：從批判印尼並鼓勵革陣戰鬥爭取獨立，變為強調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其它國家

東帝汶被占領的時期，英國、加拿大、日本等國曾對印尼的統治表示支持。在聯大任何有關東帝汶的決議上，英國皆投以棄權票，且貫穿印尼占領的始終英國都在向其出售武器。1978年，印尼向英方購買了八架鷹式教練機 ，用以「圍殲」（"encirclement and annihilation"） 作戰計劃之中。在九十年代，英方又向其出售了大量的噴氣式戰鬥機。 加拿大在占領早期的有關東帝汶的聯大決議中除了三次反對以外棄權。加拿大政府定期向印尼售武，並在九十年代同意了價值四億加元的武器零件出口方案。 日本則在涉東決議上盡數反對。
印度政府也支持印度尼西亞，並將印尼吞併東帝汶比做1961年的果阿併入印度。有分析人士指出，像法國歸還印度本地治里一樣，印尼本可能和平接收東帝汶，但事實卻是一場血腥的悲劇。
在關於支持東帝汶民族自決的聯大決議中，東協國家悉數投以反對票。

死亡人數

印度尼西亞占領東帝汶時期的死亡人數難以確計。根據聯合國東帝汶接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2005年報告中的最低估計，因雙方衝突死亡的人數可達102,800 (+/- 12,000)。其中，18,600 (+/-1,000)人被殺害或失蹤，另外84,000 (+/-11,000)人死於饑荒或疾病，這一數據遠高於和平時期的正常死亡人數。這些數據僅為最低的保守估計，該委員會稱其為基於科學手段的主要發現。報告沒有給出死亡人數的上限，但委員會推測死亡總人數可能會高達183,000。此外，委員會認為印尼軍方應為約70%的暴力殺戮負責。
研究者本•基爾南稱，儘管人們可以給出二十萬人甚至以上的估計數據，但「實際死亡人數應近於150,000人。」 國防情報中心的估計結果亦然。 1974年，天主教會對東帝汶的人口統計數據為688,711; 1982年時這一數字變為425,000。這意味著有約200,000人在印尼的占領行動中死亡，這一數據此後在全球範圍內廣泛報導。 其他來源諸如大赦國際和人權觀察同樣支持此數據。
專家蓋布里埃爾•德菲爾（Gabriel Defert）根據葡萄牙、印度尼西亞官方的有效數據以及天主教會的相關統計，認為1975年12月至1981年12月間，約有308,000東帝汶人死亡，相當於是占領前人口的44%。相近的結果由印度尼西亞的原沙拉笛加大學教授喬治•阿迪瓊德洛提出，他通過研究印尼軍方數據，提出：「事實上300,000東帝汶人在印尼占領的早期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