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中國近代史，通常指以晚清為開端，中國面對內憂外患的一段歷史。其研究範圍在不同時期、不同學者的著述中有所不同。公認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近代的定義

「近代」一詞，古已有之，表示「過去不遠之時代」，如晉代葛洪的《抱朴子·漢過》中有「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但現在所使用的「近代」概念有其特定的含義，指介於現代與古代之間的時期。以西洋歷史的發展來說，大約是以東羅馬帝國滅亡作為近代開始，同一時期西歐先後有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改革等重大事件，而後伴隨平等外交建立、主權國家觀念形成、民族主義萌芽、資本主義發展等情況來作為定義近代的標準。
有觀點認為，傳統的中國史學並沒有進步史觀的思考，中國的歷史發展也不像西方一樣在進入某一個時代後自身發生顯著的變化，因此中國近代史在時間的劃分上有多種說法。然而此種觀點並不確切，至少自先秦時期，中國就存在進步史觀，例如戰國時期便有上古、中古、近古、當世等劃分，並有關於不同時代演化的論說；另一方面，中國自封建社會解體由秦漢入大一統皇朝時代起，政治上進入了王朝迴圈，沒有革命性的變化，而就全球各地而言，今人所謂之近代的歷史大變化也都是最近數百年的事情。

分期問題

「近代史」的概念從西方世界傳入中國，其分期問題就一直存在，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國大陸的中國近代史學界基本確立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分期方法。

上限

清末，「近代史」（當時也稱「近世史」）的觀念從西方傳入中國，當時一般指的是從某一時期到所在時期並仍在發展的歷史階段，即未區分「近代史」與「現代史」，因此早期並不存在「近代史」下限的問題。如：梁啓超將「乾隆末年至今」稱為「近世史」；孟世傑在所著《中國最近世史》中將「近世史」的開端定於道光時期。
之後的學者對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定義比較多樣。有以歐洲近代起始為中國近代起始的，如鄭鶴聲認為「無論中西」，近代始於新航路發現；有從中歐交流為依據的，如郭廷以將開端放在16世紀初的葡人東來，呂思勉將其放於明代中葉的歐人東來，蕭一山、李守孔、李方晨等將其放於明清之際的西人東來；如錢穆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認為中國近代的開端定於明代，同時也是世界近代的起始。也有觀點認為不應過於強調歐洲人的影響，當依據中國內部的變化劃分，如孔復禮以1864年太平天國的滅亡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自歐洲近代史在明末開端到鴉片戰爭，雖然歐洲的近代進程對中國有所影響，但卻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多數研究者傾向於將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上限定在清末。蔣廷黻與羅家倫等將開端定於鴉片戰爭，就是考慮到鴉片戰爭後歐洲的歷史進程開始較為顯著的影響中國。
1930年代、1940年代，由於救亡圖存的社會現實，更多的學者開始反思百年國恥，並將近代史的上限定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因為鴉片戰爭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開端。
張鳴認為：「我們一般把184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但這種劃法今天已經受到了挑戰，許多人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如果按照世界史的發展脈絡劃分，中國近代史的起點至少可以劃到明朝中葉。他們的理由是，畢竟那個時候中國已經和世界發生聯繫了，西方的傳士已經進入中國，我們已經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器物和文化。那為甚麼我們不能劃到那兒呢？這其實是西方的劃分方法，在十六、十七世紀，西方國家已經崛起了，因此我們所指的西方現代世界的起點肯定不是1840年。……以前中國內地教科書裡講，瓦特看著燒水的壺蓋兒被蒸汽頂起來，然後他就發明了蒸汽機。其實現在看看科技史就可以知道，蒸汽機不是像我們小時候看的那種神奇故事講的，坐在蘋果樹下冥思苦想，突然蘋果『砰』的一下砸腦袋上了，然後他就得出偉大發現了。其實這些發明或發現都要經歷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越早的、越是劃時代的發明，它孕育的時間可能就越長，因為那個時候人類還處在蒙昧時代或是蠻荒時代，所以那個時候的發明跟現在的相比，分量上是不一樣的。」

下限

在中國近代史的早期研究中，由於「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觀念不做區分，可以認為下限為「至今」。
1947年，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在華北新華書店出版，該書中將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都劃作近代中國的歷史時期，為近代史研究提出「四段論」：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乃第一階段，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為第二階段，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為第三階段，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為第四階段。他認為第一階段包含反帝反封建兩個矛盾，以反封建矛盾為主；第二階段包括國內民族鬥爭和反帝兩個矛盾，而反帝矛盾突出；第三階段以反帝為主要矛盾；第四階段以反封建為主矛盾。
胡繩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著有《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後一本書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影響深遠，一版再版。1954年，胡繩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一文，引起20世紀50年代中國史學界對此的大討論。文中將「中國近代史」限定在1840年到1919年之間，在討論中得到了當時多數學者的認可。將1919年的五四運動作為「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的明確分界，也即將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稱作中國近代史。這一觀點突出了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性，可被視為當時官方及主流的觀點。胡繩始終堅持他在探討中國近代史發展規律時所使用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方法，堅持他在表述中國歷史發展規律時所提出之一系重要論斷。但當時也有其他觀點，如范文瀾、劉大年、榮孟源、李新、林敦奎等學者提出按照社會性質來劃分歷史時期，即中國近代史包括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1840年到1949年。
20世紀80年代前，中國大陸史學界曾長期將1840年至1919年的「中國近代史」與1919年至1949年的「中國現代史」分為兩個學科，這體現在了教學、研究及著書等方面。
改革開放後，又一次出現了關於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主張以「社會性質」界分歷史時期的觀點逐漸占據主流，主張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1840年到1949年為中國近代史的呼聲越來越高漲，並逐步成為官方及主流的觀點。
1997年，胡繩提出將此前的分立的「中國近代史」及「中國現代史」合併研究，使之成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史」。
1999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張海鵬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讀本出版，該書以1949年為下限。
經過多年討論研究後，中國大陸近代史學界於1990年代，確定將中國近代史定為開始於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範圍：從中國社會形態來說，鴉片戰爭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結束。
部分學者持其他觀點，如辛灝年在《誰是新中國》一書認為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分界是1911年辛亥革命。

心態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鳴認為，以往中國人對於中國近代史有三種慣常態度。第一種是怨婦心態，凡事以哭鬧為主，就是覺得你們總欺負我們，你們從頭到尾都欺負我們，我們冤得要死，我們苦大仇深，比竇娥還冤；第二種是潑婦心態，凡事講打，打不過我撓：我要反抗，把整個近代史寫成僅僅是反抗的歷史，這個反抗的過程雖然可歌可泣，但畢竟沒打過甚麼勝仗，充其量就是撓人一把，還撓不到臉上；第三種是情婦心態：它跟前面兩種心態正相反，在它看來，殖民歷史也是好歷史，不殖民我們怎麼進步？今天我們應該怎樣看這段歷史：「又該怎樣去做？很顯然，我們需要冷靜地審視過去，不能再當怨婦、潑婦、情婦。冷靜地審視過去，然後去看待我們的未來，儘早學得聰明些，不要總在一個坑裡反覆折騰、反覆跌倒。如果我們不能很正確地看待這段歷史，就很難吸取教訓，很難避免過去的悲劇。我們必須從心理上走出我們的中世紀，才有前途，過去的輝煌歷史才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