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员会

廣東省級黨的領導機關時期

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建黨後，同年8月便派人來到香港，發展了香港第一位中共黨員蘇兆征。自此，中共在香港不斷發展。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1927年4月15日，李濟深、古應芬、錢大鈞等在廣東發動四一五政變。1927年4月17日，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員會（中共廣東區委）秘書長賴玉潤（賴先聲）召集在廣州的中共廣東區委成員穆青、楊殷、馮菊坡、羅綺園、周文雍、吳毅等人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區委機關暫從廣州撤往香港（此後的中共廣東區委、中共廣東省委一直設在香港）；在廣州另行成立中共廣州市委，吳毅任書記。中共廣東區委遷至香港後，中共中央常委於1927年5月20日討論了廣州黨的工作和組織問題，決定由彭湃、穆青、黃平、賴玉潤、阮嘯仙等人組成中國共產黨廣東省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陳延年不再返回廣東工作。1927年五六月間，留在廣東的原中共廣東區委成員在香港成立中共廣東特委，由穆青、賴玉潤主持工作。
中共八七會議後，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張太雷、黃平於1927年8月19日到達香港，8月20日張太雷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委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精神，通過了《擁護中央緊急會議之決議》。1927年10月15日，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香港舉行聯席會議，組成了新的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
1927年8月1日，中共舉行南昌起義。起義軍在廣東失敗後，賀龍、葉挺、劉伯承、彭湃、周恩來、林伯渠、吳玉章、聶榮臻、譚平山等人離開部隊抵達香港，部分人參加了中共廣東省委會議後繼續轉移。1927年12月11日，中共舉行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少數起義人員抵達香港，隨後轉移。
1927年底，中國共產黨香港市委員會（中共香港市委）成立，受中共廣東省委領導。1927年11月，中共廣東省委從廣州抽調工人黨員來香港培訓，每期10天。1927年12月20日，李立三被中共中央派抵香港，當日召開會議，決定以張善銘代理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李立三作為中央巡視員指導中共廣東省委工作。
1928年1月1日到5日，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舉行全體會議，總結廣州起義失敗的教訓。1928年2月20日，中共廣東省委常委黃謙因被人告密而遭香港便衣警探跟蹤，導致中共廣東省委機關暴露，鄧中夏、黃謙、羅登賢、王強亞四人被捕。這是省委機關第一次遭破壞。不久除黃謙外，鄧中夏等人被營救出獄。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蘇聯莫斯科舉行，選出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由李源代任。為貫徹中共六大精神，1928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舉行第二次擴大會議。
1928年12月，中共廣東省委成立香港訓練委員會，由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以及中共香港東區區委、九龍區委的宣傳員組成，主要任務是制訂訓練計劃，編印學習材料，開展訓練工作。1929年初到3月，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連續舉辦5期訓練班，學習中共六大及省委第二次擴大會議文件，總結工作經驗，研究工作方法。中共黨組織還編印出版了各類黨內刊物及理論小冊子，供黨員幹部學習，其中包括中共香港市委的《香港工人》、香港海員支部的《中國海員》等等。
1927年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廣東省委發布《交通處工作條例》，在香港設立南方局總交通處，在澳門設立廣屬交通處，並在各地設分處。香港是中共廣東黨組織領導機關活動的中心，中共廣東省委逐步建成了以香港為中心，分布於廣東省各地的地下交通網。中共中央與在香港的中共廣東省委主要經海上通道進行。1930年秋冬間，經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廣東省委幫助，中共中央開闢了一條自上海經香港、汕頭、青溪（大埔）、永定進入江西中央蘇區的數千里秘密交通線，以傳送中共中央與中央蘇區之間的往來文件，護送幹部進入中央蘇區，緩解中央蘇區的物資匱乏。另外，中共廣東省委還幫助中共中央開闢了從上海經香港、廣州、韶關、南雄、信豐進入中央蘇區的「粵贛線」等地下交通線。中共廣東省委還協助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央駐香港特科機關。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支持下，王明以「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為口號，提出一系列「左」的觀點。193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宣傳部、交通部、秘書處、電台等十餘個機關及中央駐香港特科機關、中共香港市委機關陸續遭到破壞，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盧永熾、宣傳部長林道義、農委書記兼組織部副部長陳舜儀、軍委書記楊劍英、香港市委書記張家驥等50餘人被捕，僅組織部長李富春倖免。中共廣東省委機關遭到此次破壞後，李富春組織了以他為書記的中國共產黨廣東省臨時委員會（中共廣東臨時省委）。1931年3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了李富春任書記的中國共產黨兩廣省臨時委員會（中共兩廣臨時省委）。中央派章漢夫（謝啟泰）、凱豐分任中共兩廣臨時省委常委、共青團兩廣省委書記。1931年3月29日，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兩廣省委員會（中共兩廣省委），李富春任書記。
1931年5月，蔡和森被中共中央派到香港，接替李富春擔任中共兩廣省委書記。同年6月和12月，中共兩廣省委兩次遭破壞，兩任省委書記蔡和森、章漢夫被捕。蔡和森被營救出獄，調回中共中央宣傳部任職。
1932年3月16日，中共兩廣省委常委、省委駐香港特派員廖亦通（廖多汶）被捕叛變，中共兩廣省委再度遭嚴重破壞。共青團兩廣省委機關及中共香港市委機關受到牽連也同時遭破壞。中央巡視員翁澤生（翁定川）、中共兩廣省委書記陸更夫、省委秘書長王蘭英（王文燦）等20餘人陸續被捕。1932年5月初，中共兩廣省委常委潘洪波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情況，後在同年六七月間建立中國共產黨兩廣臨時工作委員會（中共兩廣臨時工委），9月27日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兩廣工作委員會（中共兩廣工委），都由潘洪波任書記。
1929年8月1日，中共香港黨組織按照中共廣東省委指示，舉行工人示威。1930年上半年，白區工人運動有所恢復。在香港，先後有鐵廠、糖房、碼頭等行業工人反對工頭的鬥爭，海員工人反對開除工人並要求加薪的鬥爭。1929年8月，在中共領導的香港工人代表會的組織下，香港建築業工人舉行同盟罷工，要求加薪並改善待遇，5萬工人參與罷工。隨後香港的電器、汽車、電車、印刷等行業工人也罷工。但因白色恐怖加劇，到1932年5月，香港僅剩下40餘名中共黨員，中共香港市委被撤銷，改設為香港、九龍兩個區委。
1932年12月，中共兩廣工委及中共香港市委計劃組織廣州起義五周年系列紀念活動。港英政府對此早有防備。紀念日前數天，共青團香港市委書記兼共青團兩廣工委宣傳部長容敬良被捕。1932年12月13日，因於叛徒出賣，中共兩廣工委書記潘洪波被捕，很快叛變。隨後中共、共青團兩廣工委及中共香港市委均被破壞，中共兩廣工委組織部長陳允才、常委陳均華，共青團中央特派員陳婓琴，共青團兩廣工委代理書記劉志遠（劉來）等20餘人被捕。中共兩廣工委被破壞後，中共、共青團兩廣工委和中共香港市委部分負責人組成中國共產黨兩廣臨時工作委員會（中共兩廣臨時工委），1933年下半年起由陳應同擔任書記。
1934年3月，林德隆返回香港。1934年3月21日，林德隆在中共兩廣臨時工委會議上傳達了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和中央對廣東工作的指示。遵照中共中央決定，中共兩廣臨時工委改組為中國共產黨香港工作委員會（中共香港工委），林德隆任書記，陳光任宣傳部長，巫坤任組織部長。會議還決定派鄭懷昌等人赴中共中央學習。1934年8月，鄭懷昌自中央學習回到香港後接任中共香港工委書記。1934年9月，中共香港工委決定在九一八事變3周年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引發港英政府注意。1934年9月17日，智仁勇學校（中共香港工委活動地點）被大批警探包圍，中共香港工委宣傳部長陳光被捕。中共香港工委機關遭破壞，鄭懷昌、林德隆等被捕。鄭懷昌隨後被引渡到廣州遭處決，陳光被驅逐出境赴越南，林德隆出獄後脫黨。自此，中共廣東省級黨的領導機關停止活動。

無領導機關時期

此後香港、廣州等地仍有已失去組織關係的中共黨員自發發動工人鬥爭。1935年7月，香港一些失去組織關係的中共黨員以及原赤色工會會員，在海員及洋務工人中以「餘閒樂社」為基礎成立了「餘閒樂社」總社，通過慈善和娛樂活動組織海員工人開展抗日救亡活動。「餘閒樂社」在各遠洋船及香港、九龍等地設眾多分社，到1937年社員已達1.7萬多人，並同上海的海員總工會建立了聯繫。中共廣東地方黨組織自1934年9月中共香港工委機關遭破壞後，基本停止活動，但仍有少數基層黨組織與中國工農紅軍游擊隊在瓊崖、東江、粵北山區活動。
自1935年夏，在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浪潮中，香港、廣州等地的中共黨員日益活躍，何思敬在廣州指導成立「突進社」，王均予在廣州組織中國青年同盟。1935年，在臨時中央下屬的特科任職的宣俠父在香港任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簡稱「大同盟」）不管部部長。當時在大同盟工作的中共黨員還有梅龔彬、陳羲舟、蘇惠、金城、姚鐸、林望中、陳子谷、陳辛人、鄭德、邱東平、林蒂等人。1935年，宣俠父在香港成立中國共產黨華南工作委員會（中共華南工委）並任書記。1934年及1935年，中共黨員李守純、陳勉恕先後到高明第三小學任教，陳勉恕以高明「力社」開展抗日救亡活動。1935年秋，中共黨員周楠（原中共香港市委組織幹事）、石辟瀾、唐章等人在香港聯絡中小學教師和工人成立「香港救國會」。1935年12月，北平學生在中共領導下舉行一二·九運動，在省港兩地促成了抗日救亡運動高潮，並擴展至廣東省內其他地區，在中共影響下以香港、廣州為中心相繼成立了許多抗日救亡團體。

南臨委時期

1936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兼中共河北省委書記高文華派中共河北省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華北辦事處主任薛尚實，來香港開展華南地區的工作。薛尚實於1936年春節前後抵達香港，與中共黨員宣俠父、梅龔彬、陳羲舟取得聯繫，後經宣俠父介紹與蘇惠、姚鐸等人接上關係。1936年1月13日廣州荔枝灣慘案後，何思敬抵達香港，與薛尚實結識，薛尚實還陸續結識了譚平山、李章達、李伯球等人，並通過何思敬結識了廣州「突進社」負責人張直心，於1936年3月吸收張直心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要張直心擴大「突進社」使其成為中共外圍組織。經薛尚實同意，張直心還在中國國民黨軍隊中秘密發展中共黨員。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共中山大學支部，張直心任書記，吳超炯負責組織，杜埃負責宣傳。
1936年夏，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後，何思敬、李章達、陳汝棠等人在香港成立了由何思敬主持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華南區總部（簡稱「南總」）。吳有恆、連貫、饒彰風等中共黨員成為「南總」成員。在薛尚實推動下，「南總」與「香港救國會」聯合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1936年9月，薛尚實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報告，要求成立中國共產黨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南臨委）。隨後，薛尚實，從廣西梧州調來莫西凡，從廣東調來饒彰風與在香港的姚鐸、蘇惠等人組成南臨委機關，薛尚實任負責人。1936年11月，南臨委機關刊物《大路》出版，饒彰風任主編。1936年底，南臨委與中共中央北方局一度失聯。後薛尚實經陳壽康到上海尋到中共中央駐上海辦事處負責人潘漢年，在上海成立了聯絡機關，並與延安的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聯繫。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張雲逸、雲廣英到香港工作。
1936年11月，南臨委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香港市工作委員會（中共香港市工委），吳有恆任書記。港、澳地區黨組織乃歸中共香港市工委領導。到1937年下半年，共建立18個支部，黨員100多人。
1936年初，中山大學學生曾生因遭通緝而逃到香港，擔任日本「皇后」號輪船海員，參加了曾壽隆等人創辦的「餘閒樂社」。1936年10月，曾生被南臨委派到香港海員中工作。1936年12月，南臨委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香港海員工作委員會（中共香港海員工委），丘金任書記，曾生負責組織。到1937年下半年，中共香港海員工委在香港海員中建立4個黨支部，黨員32人。
1937年初，南臨委在香港成立文化特委，領導香港《珠江日報》、《香港日報》、《大眾日報》、《工業商報》、《民族戰線》、《超然》等報刊的中共黨組織及黨員的活動，並負責聯繫廣東、廣西、福建等省文教方面活動。文化特委還同香港的華南通訊社、廣西的民眾通訊社、汕頭的嶺東通訊社、新加坡的通訊社建立聯繫。1937年初，南臨委、香港海員工委分別派黨員到惠陽建立中共基層組織。

抗戰時期

1937年七七事變後，南臨委於7月8日以「華南情報號外」通報情況。7月13日又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華南區總部的名義發出《華北抗戰宣傳大綱》。8月15日，在中共領導下，香港60餘個海員團體聯合成立香港海員工會，宣布海員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此後香港洋務、煤炭、五金、印刷等行業工會陸續成立，發表時局宣言。香港海員多次舉辦拒運去日本物資的罷工，5000多人參加。香港的青年學生救亡團體開展了宣傳、募捐和義賣。
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共香港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撤銷了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中國共產黨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張文彬（張純清）任書記，饒彰風任宣傳委員，薛尚實任組織委員。南委機關設在香港（1938年2月遷到廣州），隸屬中共中央領導（1937年12月後由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大路》仍為南委機關刊物，饒彰風任主編。南委負責領導廣東、廣西、香港、澳門、貴州、雲南昆明等地黨組織。同時，中共香港市工委改為中國共產黨香港市委員會（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1938年1月，改組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曾生。1938年3月，香港黨員增至470人，其中工人占60%。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張文彬來廣東，於1937年10月正式組成了南委。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潘漢年到香港籌建八路軍辦事處。經周恩來同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商議及香港總督批准，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於1938年1月成立，廖承志任辦事處主任。
1938年4月18日，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長江局批准建立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幹部擴大會議在廣州召開，宣布撤銷南委，選舉產生中共廣東省委。張文彬為省委書記，薛尚實（後為李大林）為組織部長，饒彰風為宣傳部長，古大存為統戰部長，梁廣為職工工作委員會書記，尹林平為軍委書記，麥蒲費（後為吳華）為青委書記，張越霞為婦委書記。
1938年6月，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8月13日，廣東全省開展「八一三」抗日救亡獻金運動。抗日獻金運動波及全港，獻金百萬，被譽為「無產階級領導富人獻金救國」，「大大提高了黨的信仰與群眾的情緒」。
1938年10月13日，日軍登陸大亞灣次日，中共中央電示中共廣東省委和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要求在東江日占區後方開闢游擊區。廖承志乃召集曾生、吳有恆等人開會，決定由曾生、謝鶴籌、周伯明等人率中共黨員和積極分子到惠陽縣組織抗日武裝。
1938年10月18日，日軍即將攻占廣州時，中共廣東省委召開緊急會議。會後，尹林平到東江，李大林到西江，梁廣到香港，加強領導各地黨組織及抗日活動。10月20日，成立中共西南特委，羅范群任書記，下轄新會、開平、台山、陽江、恩平、鶴山、陽春、高明等縣黨組織。10月24日，在香港成立中共東南特委，梁廣任書記，下轄番禺、中山、南海、惠陽、順德、東莞、寶安、廣州、香港、澳門等地黨組織。
1938年，在香港設立了中國共產黨香港統戰工作委員會，負責對華僑、港澳同胞等的抗日統戰工作。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創辦了《華僑通訊》，保衛中國同盟創辦了《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在香港、東南亞及歐美各國發行，產生很大反響。在中共黨組織支持下，港澳地區成立了許多抗日救亡團體。
抗日戰爭爆發後，港英政府對民眾運動的限制有鬆動，香港民眾愛國熱情高漲。同時，中共香港黨組織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力求爭取「大量吸收文化界的左傾分子入黨和有計劃的培養和領導非黨的文化工作幹部」，以便適應文化人來港，使「香港由商業城市逐步轉變成文化城市」。中共黨組織還有計劃地將大批內地知名文化人士轉移至香港。此後周恩來就「如何對待文化戰線上的朋友」的問題對廖承志作了指示。這時重慶中國國民黨方面也認識到香港的價值，向香港派出人員並建立各種社團。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周恩來認為中共在香港建立全國性乃至國際性的文化宣傳陣地的時機已到。周恩來致電廖承志，要求在香港建立宣傳據點，創辦報紙在香港及東南亞等地發行。為此，廖承志經與鄒韜奮、夏衍、范長江、金仲華、喬冠華、張明養、楊潮、胡仲持等人商議，決定創辦《華商報》，鄧文田任總經理兼督印，鄧文釗、范長江任副總經理，范長江主持日常工作，政治上由廖承志領導。夏衍、張友漁、鄒韜奮、胡繩等參與該報工作。該報的基調為「主張團結、民主、抗戰」，但同《新華日報》有所區別。1941年4月8日，《華商報》創刊。此後中共黨組織又支持創辦或者復辦了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茅盾主編的《筆談》、端木蕻良主編的《時代文學》、梁漱溟負責的《光明報》等。
1941年3月24日，廖承志、潘漢年等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及周恩來，建議成立黨的統戰文化委員會。1941年5月初，經中共中央同意，中國共產黨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香港文委」）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漢年、胡繩、張友漁組成。在香港文委領導下，成立了由宋慶齡任名譽會長、顏惠慶任會長的中蘇文化協會，喬冠華、胡一聲、吳全衡等人主辦的香港中國通訊社，張一麐、許地山主持的新聞學會及世界語協會，司徒慧敏等人主持的旅港劇人協會，丁聰等人主辦的新美術社等。
1941年夏，蘇德戰爭爆發，日軍繼續南進。文協香港分會（香港文委的外圍組織）呼籲中國、蘇聯、美國、英國聯合，開展反德、反日文化運動。許地山、茅盾等人發表《中國文藝作家給歐美文化界的一封信》，夏衍、戈寶權、廖沫沙、黃藥眠、葉以群、於伶、宋之的、胡風、章泯等人發表《致世界作家書》，號召組織「反法西斯作家同盟」。
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攻港九，中共中央急電周恩來、廖承志，要求保護旅港文化人士及民主人士安全撤離至東江抗日游擊區。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周恩來於12月9日電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及東江抗日游擊隊領導，要求他們執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代價、不怕犧牲，營救滯留港九的知名人士和國際友人。尤其要保證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人安全撤離。
日軍進攻港九前夕，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員會正在香港開會，張文彬、尹林平、梁廣、楊康華等人都在香港。南方局派至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漢年、劉少文也都在香港。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周恩來關於營救工作的指示，張文彬、廖承志、尹林平等人先後在香港、寶安、惠陽召集中共香港黨組織會議、中共廣東黨組織會議、東江抗日游擊隊領導人會議，部署營救工作。中共黨組織派出港九武工隊員及交通員，將需營救者轉移到秘密住址。從1942年1月5日晚開始，在武工隊護送下，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分批自香港島偷渡過海，抵達九龍港九大隊交通站。此次被營救有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夏衍、胡繩、戈寶權、張友漁、黎澍、沈志遠、喬冠華、劉清揚、胡風、千家駒、薩空了、范長江、廖沫沙、司徒慧敏、蔡楚生、丁聰、葉淺予、章泯、金山、張明養、宋之的、梁漱溟、高士其等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及中共幹部，還有國民黨海軍少將陳策、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夫人上官賢德等十餘多人。同時中共還幫近百名英國官兵、各國僑民撤離了香港。
早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員會便致電中共中央：「為了促進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在港可以提出保護香港的口號，號召中、蘇、英、美聯合，展開反德抗日運動。」港英當局於1941年10月底派高級軍官到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要求建立合作關係，共同應對日軍進攻。為此廖承志致電中共中央稱：「英遠東軍司令部駐港人員經過私人關係，於昨日找我們，要求瓊崖馮白駒部與他們合作。」尹林平、周伯明等人同港英當局代表商談了港英當局向東江游擊隊提供武器裝備等問題。當時經中共中央批准，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以及夏衍、喬冠華與港督楊慕琦派出的代表輔政司詹遜及澳大利亞籍英國記者貝特蘭秘密會談，商議共同保衛香港事宜。但港英當局態度猶豫，輕信日本特使在華盛頓的遊說，以為香港能保太平，又在談判中提出了一些中共方面無法接受的要求，所以談判未能達成協議。在戰爭一觸即發的形勢下，中共廣東黨組織和東江抗日游擊隊負責人決定，一旦日軍進攻港九，即派精幹部隊進駐新界，在港九開展抗日游擊戰。
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時，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員會、中共香港黨組織及東江抗日游擊隊緊急部署，動員香港工人、市民參戰，並按預案派出精幹部隊挺進港九。抗日游擊隊在港九以短槍為主要武器，用奇襲、伏擊打擊日偽，懲辦漢奸。1942年2月間，在港九活動的多支抗日武工隊合編為港九大隊，蔡國梁任大隊長，陳達明任政治委員。1943年12月東江縱隊成立後，港九大隊直接由東江縱隊司令部領導。港九大隊在港九地區逐步建成了大隊、中隊、群眾三級情報網。港九大隊的海上武裝在秘密大營救中建立，初稱護航隊，完成大營救任務後開到龍船灣的漁村，1942年6月擴為港九大隊海上中隊，陳志賢任隊長。
與此同時，中共也試圖營救被日軍俘虜的外國人。但被關在集中營的香港警務處處長俞允時認為戰爭將迅速結束，擔心越獄有危險，下令不准任何人參加中共組織的越獄行動，致使大多數人不敢出逃。1942年2月至4月，中共廣東黨組織和抗日游擊隊營救了港英警察司的湯姆遜和波利斯屈特夫人，英軍戰地醫院的賴特，英軍海軍軍官摩利上尉、都格拉斯中尉、戴維斯中尉、湯姆生中尉、夏斯特中尉，英軍陸軍軍官祁德尊中尉、懷特中尉、比斯爾中尉，香港義勇軍的波吉生，以及英軍士兵格爾拉夏、霍友斯等人。他們多數由港九游擊隊用船護送過大鵬灣，轉惠州、韶關送至大後方。經獲救的英軍軍官賴特、祁德尊等人建議，由英國國防部批准，於1942年7月在桂林成立英軍服務團，賴特任指揮官，祁德尊任惠州前方辦事處主任。自此，東江游擊隊與英軍服務團合作營救盟軍官兵並交換軍事情報。1943年8月，英軍服務團單方斷絕與東江游擊隊聯繫。但東江游擊隊仍繼續營救英方人員，並給英軍服務團以工作上的援助。
據不完全統計，在香港淪陷後一年內，中共營救出英國人19人，印度人26人，其中包括港府和滙豐銀行的高級職員、軍官、義勇軍及其他人員。在此一年中，中共僅為營救英國人和印度人就耗費5萬多元港幣。港英當局原曾答應中共每救出一人，除提供全部營救費用外，另給2000元港幣獎勵金，但此後一直沒有兌現。後來中共與英軍服務團合作，英方才提供1000元港幣慰勞金和3萬元國幣，但這些款項尚不夠工作人員的生活費開支。
為加強營救盟國人士工作，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港九大隊成立國際工作小組，由何明、黃作梅、譚干、林展等人組成，黃作梅任組長。1942年8月起，該小組成員與東江游擊隊其他成員從集中營等處營救出大批英軍官兵和各國僑民。1944年2月11日，美國空軍中尉克爾駕機轟炸香港啟德機場時，因座機遭擊中而帶傷跳傘。游擊隊及時營救了降落在九龍山區的克爾，避開日軍半個月搜查，將他送到桂林美軍航空隊基地。1944年5月26日和1945年1月16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先後營救了美軍飛行員。在日軍占領香港後的3年中，東江游擊隊共營救英國人42人，印度人54人，以及美國、挪威、丹麥、俄國、菲律賓等國人員上百人。
上述營救活動引起美軍注意。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東江縱隊設置聯絡處，袁庚任處長，主管廣東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日占區情報工作，並與盟軍聯絡和交換情報。情報站的組織北到廣州，南到香港，東到潮汕地區，西到珠江東岸，覆蓋整個東江地區。後來日軍攻占粵北、西江，情報站又擴展至北江和西江地區。港九大隊還將情報工作做到日占區要害地點。工作人員發展至200餘人。東江縱隊向美軍提供了大量有關香港、廣東日軍的情報。
1945年春，美國海軍計劃登陸廣東。日軍急調駐武漢、長沙間的波雷一二九師團南下。東江縱隊及時向美軍提供了波雷一二九師團動向的情報。美方來電稱讚，後美軍又來電稱：「華盛頓對於發現一二九師團及其消息致以祝賀。」美方讚揚東江縱隊聯絡處「是美軍在中國東南最重要的情報站」。
1940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員會成立。1942年五六月間，發生「南委事件」，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員會遭中國國民黨破壞，廖承志、張文彬等被捕。連貫奉中共中央南方局之命，進入東江抗日游擊區。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成立以尹林平為書記的中國共產黨廣東省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廣東省臨委），尹林平、連貫、梁廣任委員。1943年1月，臨委在東江成立。在廣州外圍以及廣州、香港、澳門、廣州灣四大城市採取單線形式活動。梁廣分工負責敵後城市領導工作，經常來往香港、廣州間。
1945年4月到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參加中共七大的香港代表團成員有吳有恆、何潮、周材、周小鼎、鍾明等人。1945年7月6日到22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廣東省臨委在羅浮山舉行幹部擴大會議，通過了尹林平所作報告。根據3月初中共中央指示，會議決定撤銷中共廣東省臨委以及東江軍政工作委員會，成立中國共產黨廣東區委員會（簡稱「廣東區委」），統一領導廣東黨務、政權、軍事工作，尹林平任廣東區委書記。廣東區委管轄東江、粵中、粵北、西江、廣州、香港、潮梅、閩西南、南路地區的中共黨組織，並且負責指導瓊崖特委工作，廣東區委機關設在羅浮山。

內戰時期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領導的東江游擊隊在香港、九龍、新界地區開展了城市與農村相結合的抗日游擊戰爭，占領了九龍、新界部分區域。1945年8月10日至11日，八路軍延安總部以總司令朱德的名義連續發出7道命令，命令華北、華中和華南各解放區的中共軍隊迅速前進，收繳日偽武裝，並準備收復部分大中城市及進軍中國東北地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同日，朱德總司令下令給侵華日軍統帥岡村寧次：「在廣東的日軍，應由你指定在廣州的代表，至華南抗日縱隊東莞地區，接受曾生將軍的命令。」收到延安總部8月10日24時的命令後，東江縱隊於8月11日8時40分發出《緊急命令》。8月14日廣東區黨委又發出《對目前時局的緊急指示》。鑑於國民黨軍隊已向粵北和江北（東江北部）解放區進攻，東江縱隊決定以江南（東江南部）的惠（陽）東（莞）寶（安）和港九地區作為受降主要地區。在不到半個月內，基本解放了上述地區。在寶安縣，8月20日收復深圳鎮，8月24日成立了深圳特別市並任命了市長；23日收復沙頭角鎮；隨後迫使縣城南頭鎮的日偽軍投降。在港九新界地區，8月19日解放大嶼山全島，25日進駐長洲島，隨後收復了大埔、西貢、元朗、粉嶺等地，還接收了個別倉庫，並接受了零星日偽軍的投降。此時日偽軍龜縮在香港和九龍市區，周圍陸地和海島幾乎全被東江縱隊占領。
此時，國民黨方面重慶國民政府正加緊同英國爭奪香港，尋機收復香港。1945年8月11日，周恩來為中央擬電致廣東區黨委，要求在貫徹延安總部廣播命令的同時，在華南應根據具體情況行動，「港九、汕頭、廣州等大城市不要勉強去打，但可能取得武裝時，必須取之。」但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緊急決定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赴重慶同國民黨舉行重慶談判，為此中共中央向各地黨委發出一系列工作指示，其中決定放棄收復大城市，但要求各地黨委立即派人進入大中城市開展各項工作。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廣東區黨委於1945年9月16日作出長期鬥爭的工作部署，決定一方面堅持鬥爭並保存武裝力量及黨的幹部，另一方面準備將來開展民主合法鬥爭。廣東區黨委決定派幹部回各大中城市開展城市工作，1945年9月起陸續派大批幹部進入香港。城市工作分為秘密的和半公開的兩個工作系統，分別由區黨委委員梁廣、黃康及連貫、饒彰風負責，以香港為活動中心，並向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宣傳中共的統一戰線等政策。不久，廣東區黨委和東江縱隊領導機關遷至惠陽縣大鵬半島，後經中共中央同意，1946年1月15日及2月5日，廣東區黨委和東江縱隊領導機關分別遷入香港。
1945年9月初到10月中旬，廣東區黨委派譚天度作為中共代表，在香港島同港督代表會談，譚天度奉命提出：（1）承認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開工作機構；（2）允許中共方面人員在港九居住、往來、從業自由及募捐；（3）同意中共在港出版日報及刊物；（4）同意並幫助中共方面在港設立秘密電台；（5）在中共武裝撤出後，英方應保護中共非武裝人員和傷病員的安全；（6）中共在大鵬灣的海面部隊，因要保護商旅安全，應准予延緩撤出時間；（7）准予港九人民有武裝自己和維持社會治安的權利；（8）組織戰後救濟會，賑濟災民；（9）非經中共方面同意，英軍不得進入中共控制地區等。英方全部同意了上述要求，僅在細節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見。譚天度乃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英方承諾，中共今後不在港九地區從事非法活動，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近期將全部撤出。
此次會談後，廣東區黨委宣傳部部長饒彰風以港九獨立大隊大隊長和大隊政委的名義起草了《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宣布該部一周內將全部撤出香港地區，並油印成傳單于9月28日在港九各處散發。當時香港治安混亂，駐港英軍兵力不足，港英當局因怕引狼入室而不敢請國民黨軍隊協助維持治安，所以港督代表提出希望港九獨立大隊暫緩撤出，幫助維持治安、組織港九民眾成立自衛武裝和籌建警察後備力量等。譚天度經請示後同意港九大隊在港續駐5個月，經費由港方負責。為協調工作並示好，駐港英軍最高負責人菲士廷曾提出會見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和副司令員王作堯。在此期間，應駐港英軍邀請，東江縱隊司令部還派出袁庚和黃作梅到九龍半島酒店與駐港英軍夏愨海軍少將商談港九獨立大隊推遲撤退及雙方軍隊合作事宜。1945年9月下旬，廣東區黨委派東江縱隊聯絡處長袁庚到香港，同駐港英軍代表談判，駐港英軍主動要求港九大隊協助維持香港治安，袁庚則提出在香港設辦事處，以便獲得合法身份、出版報刊，「利用港九英國法律進行華南民主活動」。
中共中央致電廣東區黨委指示「立即派出幹部前往香港、廣州占領宣傳陣地」。廣東區黨委乃派宣傳部長饒彰風、東縱前進報社社長楊奇等人到香港工作。同時，廣東區黨委決定將城市工作部改成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委」），由梁廣、連貫、饒彰風負責。廣東區黨委決定「凡能回城市的幹部，都派到城市去。」廣州、香港等地的城市工作在廣東區黨委領導下很快展開。1945年10月間，廣東區黨委將談判結果陸續電報中央稱，對我方條件，「港方表示完全同意，並對我數年來堅持鬥爭之精神及成績，深表欽佩感謝。」隨後中央批准了華南黨組織在港活動方案。談判結束後，譚天度被中共留在香港從事上層統戰工作，任中共港粵工委（後改稱香港工委）統戰委員會委員，港英政府則任命他為漁政司官員，以便他在港從事漁民及華僑工作。
1945年9月，東江縱隊300多名傷病員分住進大埔康樂村等英軍醫院。根據談判協議，由英軍負責中共方面傷病員在醫院治療期間一切費用及人身安全。10月，國民黨新一軍到香港時曾想劫走該批傷病員，被英軍以應「遵守紅十字會精神」而阻止。後來在軍調談判期間，國民黨又想「接收」這批傷病員，但未果。
國民黨方面在廣州接受日軍投降後，中國民眾和輿論強烈要求收復港澳，廣東省參議會還發表收復港澳宣言。10月下旬，國民黨方面廣州地區受降主官第二方面軍司令張發奎派參謀處處長李漢沖為代表、上校參議駱來添為譯員來香港，與陸軍司令菲士廷談判，以圖尋機收復香港。但達成的協議僅為途經香港的國民黨軍隊應遵守的規則等。此時國民黨軍紀敗壞，駐港國軍在香港違法亂紀，強用國幣，並先後發生搶劫商店、毆傷警察致死、汽車撞死人等大案，但港英方面均不敢處理。
1945年10月，中共在香港成立中國共產黨港九工作委員會（中共港九工委），書記馮粲，成員黃施民、潘柱、李沛群等人。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創辦廣東區黨委機關報《正報》，社長楊奇。隨後饒彰風與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廖沫沙等人經三個月籌備，於1946年1月4日復辦《華商報》（該報原在廖承志領導下於1941年4月在香港創辦，同年12月因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停刊），鄧文釗任總經理，饒彰風任副總經理（代表中共主持工作），劉思慕任總編輯，廖沫沙任副總編輯。1946年1月，在香港註冊成立新民主出版社，總經理先後由饒彰風、薩空了擔任，出版了許多馬列主義著作、毛澤東著作及社會科學文獻。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全國戰略。據此，中共中央同意讓出廣東省等八省根據地，並將應整編的部隊北撤。為此中共中央派南方工委書記方方回廣東負責工作。方方臨行前，劉少奇在延安接見方方、蘇惠，指出南方黨組織應作長期鬥爭，不能北撤的幹部就撤到殖民地，到香港、南洋、海外活動。中央還同意「必要時要丟掉槍枝保存幹部」。中共中央要求廣東黨組織在香港站穩，開展港粵地區及海外工作。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南京局決定，在香港成立半公開機構中國共產黨港粵工作委員會（中共港粵工委），負責港粵地區文化、宣傳、僑運、經濟、統戰、外事等工作。中共港粵工委由尹林平、連貫、饒彰風、廖沫沙、左洪濤組成，廣東區黨委書記尹林平兼中共港粵工委書記，廣東區黨委委員連貫、饒彰風及從事宣傳、文化、統戰、僑運等工作的人員均轉入該工委工作。中共港粵工委和屬秘密系統的廣東區黨委均直屬中共中央南京局，1947年3月後改為直屬中共中央。港粵工委的組織不公開，對外以已公開身份活動。中共港粵工委成立後，饒彰風負責文化宣傳教育工作，左洪濤負責統戰工作，連貫負責華僑工作，廖沫沙、章泯、司馬文森等人負責報紙、雜誌、戲劇、電影等工作，蘇惠負責婦女工作。
1946年6月26日，全面內戰爆發。1946年7月，中共中央派方方來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領導華南地區中共黨組織工作。方方抵達前，其妻蘇惠於1946年5月先期到香港，在尹林平、梁廣等協助下，在香港尖沙咀彌敦道一座樓房內建起以家庭為掩護的領導機關。尹林平、余慧夫婦也在香港銅鑼灣建起黨的機關。尹林平還派杜襟南等人在香港設電台，以同中共中央保持聯繫。1946年7月初，方方到達香港，對外稱經北平軍調部批准來香港養病。
1946年9月，周恩來電令中共港粵工委負責人赴上海接受任務。1946年9月底，中共港粵工委派連貫抵上海。1946年10月11日，中國國民黨軍隊占領察哈爾省省會張家口。1946年11月15日，國民黨單方面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國共徹底破裂。1946年11月19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返延安。自此，「香港成為（中共）唯一可以公開活動的地方」。撤離南京前，周恩來於1946年10月29日致電中共中央轉方方、尹林平並中共港粵工委，指出「目前香港已成為南京、上海的二線，而香港本身也要建立三線工作」。在這前後，周恩來及中共中央南京局派章漢夫、許滌新、喬冠華、龔澎、夏衍、邵荃麟、林默涵、方卓芬、馮乃超等人到香港，會同饒彰風、廖沫沙、黃文俞、楊奇、李超等人加強中共在香港的文化、統戰、宣傳等工作。成立了報刊工作委員會，章漢夫任書記，所辦刊物包括《華商報》（1946年1月4日在香港復刊）、《經濟導報》、《正報》（廣東區黨委機關報，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創刊）、《今日中國》英文半月刊、《群眾》周刊等。1945年底，成立新華南通訊社。隨後由喬冠華、肖賢發組建新華社香港分社，喬冠華任社長。許滌新等人開展經濟工作，為中共黨組織籌集經費。
1947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分局。1947年5月，中共中央發電報指示：由方方、尹林平等人組成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中央還決定，在香港分局下設三種平行組織：（1）中國共產黨香港工作委員會（中共香港工委）：1947年6月由港粵工委改稱，章漢夫任書記，連貫任副書記。中共香港工委下設統戰工作委員會、文化工作委員會、財經工作委員會、群眾工作委員會、報刊工作委員會、青年組、婦女組、新華社香港分社、組織部。根據中央指示，中共香港工委作為半公開機構，掩護香港分局、城委的秘密活動。（2）中國共產黨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又稱港粵城委）：由廣東區黨委城委改稱，梁廣任書記，管轄廣州、香港、澳門、湛江、桂林、柳州等華南大中城市的中共地下黨組織。（3）各地區黨委：負責各小城市和農村工作。各地在香港設聯絡站，派駐聯絡員、政治交通員，同香港分局聯繫。香港成為中共在華南地區的指揮中心。
中共黨組織在香港與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合作辦報、辦學，創辦的達德學院1946年10月10日開業。還與民主黨派領導人定期開座談會，由中共及民主黨派領導人輪流主持，分別在李濟深、連貫、沈鈞儒等人住宅舉行。這一時期，中共在香港建立並打開了同各民主黨派的關係，爭取了各民主黨派影響下的中間群眾，建立了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多個據點，經爭取建立了同港英政府的非正式公開關係。
中共黨組織還加強了對南洋華僑的工作。夏衍在新加坡根據中共香港工委的意見開展「為香港進步文化事業籌款」運動，經胡愈之主持的《南僑日報》宣傳，南洋華僑為香港《華商報》等報刊籌集三萬多加元。後來香港分局又派饒彰風到新加坡設新華社辦事處。
1946年9月1日，中共創辦的香港勞工子弟學校開學，該校獲港英政府勞工司、教育司及社會的廣泛支持。在達德學院創辦前後，香島、培僑、漢華等中學陸續開學。1949年2月，香港工委財經委創辦的建中工商專科學校開學。這些學校為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的游擊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接管工作培訓了大批幹部。內戰期間，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還在港九地區舉辦過二十多期各類學習班，為華南和西南地區培訓省、地、縣級幹部數百人。在此期間，中共中央上海局也將多期學習班轉到香港舉辦，劉曉、方方、錢瑛、劉長勝、許滌新等領導親自授課。1947年，香港爆發自1925年省港大罷工以來的特大工潮，香港城委根據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指示，領導工人取得了罷工勝利。通過此次大罷工，中共取代了國民黨在香港工會中的主導地位。
1948年5月5日，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知名人士通電全國，並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公開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積極領導新政協運動，宣傳「五一口號」。194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電示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潘漢年，就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地、召集人、代表名額、人民代表會議召集時間及如何召集等事徵詢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代表及社會賢達意見。1948年6月30日，方方、潘漢年、連貫等在香港邀李濟深、沈鈞儒、譚平山、馬敘倫、王紹鏊、郭沫若、茅盾等人座談。8月9日，中共中央致電方方並香港分局「為邀請與歡迎港滬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來解放區籌劃安全的道路」，指定潘漢年、夏衍、連貫負責起草並協商出名單電告中央。沈鈞儒等五人先期抵達東北解放區後，中共中央去電徵詢他們的意見並轉告香港分局。香港分局擬出一份被邀請人名單。香港分局還通過何香凝動員李濟深；並托莊希泉到新加坡請陳嘉庚經香港北上。
護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後改為中共中央統戰部）領導，由周恩來親自部署，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具體組織護送，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東北局、中共中央華東局配合。1948年8月2日，周恩來致電大連的錢之光，要他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赴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人商議接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事宜。
1947年3月前後，上海、南京等地大批中共黨員和民主人士轉移至香港，香港成為當時中共統一戰線活動的中心。為此，中共中央派錢之光到香港「發展海外經濟關係」、「主持海外及內地經營」。這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展對外經貿作了準備。錢之光到香港後，探索開闢香港至大連的海上通道。不久他派王華生經朝鮮羅津乘蘇聯貨船到香港探航線，打通大連至香港間雙向海上貨運航線。接到中共中央任務後，錢之光同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分四批將在香港的民主黨派人士等送達大連、安東（今丹東）、天津等地，到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在中共發動下，部分港商衝破國民黨阻力，開展同北方中共解放區的易貨貿易，藥品、膠鞋等大批軍用物資被運往解放區，解放區產品也打開了海外銷路。中共在香港和南洋等地的募款、衣被等也不斷被送到華南遊擊區。內戰後期，國民黨軍政官員在內地的不少重大起義也是在香港策動完成。其間，中共還發動滯港的原國民黨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兩航事件）、招商局駐港機構、九龍關、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交通銀行香港分行、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福建省銀行香港分行、廣東省銀行、廣西省銀行香港分行、中央信託局易貨處、郵政儲金匯業局、中國保險公司、行政院資源委員會國外貿易事務所（辦理鎢、銻、錫等礦產品外銷的專門機構，1948年底由上海遷到香港）、中國植物油料廠、中國石油公司駐港代表處、中國紡織公司香港辦事處、粵漢路局港九辦事處（服務廣九鐵路，在尖沙嘴擁有房地產）、交通部購運處（為國內鐵路和橋樑建設購買器材）等29個經濟機構起義，隨後接收了這些機構的資產，絕大部分員工也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
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20多次組織護送350多名民主人士北上參加新政協；加上中共幹部，總共1000多人。
1949年4月，經中共中央同意，香港工委領導成員調整。4月26日，中共中央調潘漢年、夏衍、許滌新赴北平轉上海參與接管工作。中央認為，在渡江戰役後的形勢下，香港工委的活動範圍與作用已縮小。5月15日決定再次改組香港工委，縮小機構。1949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改組中共香港工委，先後由喬冠華、饒彰風任書記。改組後的中共香港工委繼續護送民主人士北上。1949年8月，依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工委的喬冠華、龔澎、邵荃麟、林默涵等人離港北上。10月，饒彰風調回廣州任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部長、廣東省委統戰部長，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共香港工委更名為中國共產黨香港臨時工作委員會（中共香港臨時工委）。書記張鐵生（不久黃作梅接任工委書記），委員張鐵生、黃作梅、吳荻舟。至此，香港分局（1949年4月8日改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及香港工委完成了中共中央部署的護送任務。
194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從香港遷到粵東解放區。華南分局書記方方率華南分局機關人員自香港經潮汕地區，於1949年8月28日抵達梅縣

共和國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方面與英國政府有個密約，中共在香港不公開成立共產黨組織，以交換港英政府禁止國民黨在香港活動。因有該密約，所以中共香港臨時工委在香港實際處於地下狀態。
1949年10月28日，葉劍英和方方聽取了香港臨時工委負責人有關香港各界開展勞軍運動情況的匯報。1949年10月31日，香港臨時工委致電葉劍英、方方，報告了港英政府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態度。1949年11月18日，葉劍英主持了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召開的香港問題討論會。1950年1月3日，葉劍英、方方致電中共中央統戰部，同意結束香港工委、新華社香港分社、《大公報》、《文匯報》等的宣傳工作，可暫時組織一宣傳工作委員會，與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聯繫，取得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的領導。
1950年1月5日，英國正式宣布於次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月10日，葉劍英、方方等致電中共中央，留港國家財產的處理建議。1月18日，中共中央致電葉劍英、方方、張鐵生，提出對接管香港國民黨方面機構的意見。5月24日，葉劍英及華南分局向中共中央報告了中共香港市委3月、4月的工作。
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新華社香港分社升格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香港官方代表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副社長，不公開的職位為中共香港工委書記、副書記，為中共在香港機構最高實際領導。另外，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組長，他於1955年因「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由吳荻舟負責。1950年1月9日，周恩來總理向國府在港機構起義員工發出護產命令的同時，中央決定組織「政務院接收港九中國偽政府機構工作團」，冀朝鼎任團長，張鐵生任副團長。1950年1月底工作團抵達廣州，吸收香港工委的羅哲明、吳荻舟等參加。政務院於1950年4月1日將工作團改為「政務院特派接收港九國民黨政府機構專員辦事處」(簡稱「專辦處」)，龔飲冰為專員，雷任民、張鐵生為副專員(龔飲冰未到任，雷任民負責)。由於中英建交談判沒有結果，形勢逐漸發生變化。1950年5月10日，英國樞密院對香港高等法院發出「樞密院令」，指示扣押「兩航」飛機和器材。6月初，政務院總理批覆雷任民提出的把原定的正式入港接收變為採取靈活方式進行接收方針。1950年12月31日，專辦處結束工作，返回北京。應接收財產中尚未收回的，主要是兩航被凍結在香港的71架飛機和部分器材。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隨即派兵。港英政府自韓戰爆發後分為兩派，以軍方為代表的一派主張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強硬，以商人為代表的一派主張用軟的手段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旋。8月23日，葉劍英主持召開華南分局香港工作會議，聽取中共香港工委報告香港政治情況以及今後方針，討論了韓戰爆發後港澳動態，以及香港地下工作的方針等問題。
1949年10月14日攻占廣州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未跨過羅湖橋。但是後來中共中央一度布置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1951年春，中央提出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中央外事小組，陳毅任組長，國務院設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陳毅任主任。1958年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表示香港有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封鎖；信息渠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了解的必經之地。此後中央直到文革期間一直堅持該方針。
1952年，華南分局重組香港工作機關，將澳門工作併入，改稱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中共港澳工委），隸屬華南分局，仍設於廣州。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改為中共廣東省委。中共港澳工委由中共廣東省委領導。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海外工作委員會，半年後併入中共港澳工委，同時中共香港工作小組撤銷。中共廣東省委下轄的港澳工委起初在廣州辦公。1956年5月，毛澤東到廣州後，在聽取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的匯報後提出，要找負責港澳方面工作的領導談談，陶鑄馬上通知了海外工委書記林李明和港澳工委書記饒彰風、副書記黃施民，港澳工委指定負責港澳具體工作的黃施民向毛澤東作口頭匯報。1956年5月毛澤東在廣州先後召開20次會議，並作為國家領導人首次提出利用外資。當時他批評「對香港利用不夠」。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來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吳荻舟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文化、銀行、航運等是分線管理，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中共港澳工委從廣州遷至香港後，其宣傳陣營仍然分成電影、新聞、出版三條戰線，中共對香港文化的影響也更加直接，在香港形成了左、右翼陣營對壘的局面。從中共香港工作小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工運支部和教育支部的關係在廣東省委港澳城市工作委員會。吳荻舟負責中共香港工作小組期間，他僅負責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比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開展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課本，群眾工作方面開辦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1952年1月10日司馬文森、齊聞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狄梵、盧動9人，以及隨後的白沉、蔣偉被港英驅逐出境。
出版支部最早由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負責。1956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吳荻舟移交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以及「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由司馬文森負責，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來廖一原任電影支部書記。1957年起調來的鐘瑞鳴和吳荻舟夫人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鍾、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鍾在長城製片公司工作，張在南方影業公司工作。
新聞支部最早由李沖負責，後由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工作由中共香港工作小組、工委直接開展，比如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葉劍英主政華南期間，直接領導港澳工委的工作，直到他1954年調離。任內他貫徹了中央對港澳「維持現狀，暫不收回」的方針，開展統一戰線工作，與港澳當局高層及港澳知名人士保持溝通。在他的領導下，中共港澳工委等部門合作，1949年11月實現「兩航起義」，1950年1月實現「招商局起義」。同時，廣東利用港澳，打破了西方國家在經濟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禁運，積極開展對外貿易，對廣東經濟恢復發展與支援抗美援朝都發揮了很大作用。
1978年5月，從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分拆成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中共港澳工委不再由中共廣東省委領導，改由中央直接領導。
改革開放初期，中共港澳工委在推動對外開放工作中發揮了獨特作用。例如1981年5月27日至6月14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與會的有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的負責人，國務院有關部委和直屬機構、港澳工委的負責人，會議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主持，檢查總結貫徹執行中發〔1979〕50號、中發〔1980〕41號文件的情況和經驗，討論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及設置經濟特區的問題，研究提出了落實措施。
隨著改革開放，自1988年起，一些地區和部門派赴港澳地區培訓考察的團組和人員增加，其中很多事實上是公費旅遊。為遏制這一現象，1988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關於進一步壓縮因公臨時出國團組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中辦發〔1988〕14號），要求不得突破港澳工委下達給沿海十二省、區、市因公赴港澳人次控制指標。1989年6月4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嚴格控制赴港澳地區培訓考察的通知》（國辦發〔1989〕27號）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確需派赴港澳地區考察的團組和人員，均須事先徵得港澳工委的同意，否則一律不得派出。」
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開，港澳地區的中共十三大代表仍舊歸入廣東省代表團，除了許家屯（中共港澳工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喬宗淮（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外，中新社還報導了毛鈞年（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陳鳳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助理）為代表。當時的中共港澳工委（對外名義上是「新華社香港分社」）機關駐香港，在澳門設分工委。此後每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都有在香港、澳門的黨員作為代表參加。
1991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共港澳工委分拆成立中國共產黨香港工作委員會和中國共產黨澳門工作委員會。1992年1月前，正式撤銷中共港澳工委，分別成立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香港工作委員會（中共香港工委）和中國共產黨澳門工作委員會（中共澳門工委）。兩個工委不屬於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在1995年至2002年間，兩個工委分別改為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中央香港工委）、中共中央澳門工作委員會（中央澳門工委），作為中共中央派出機構，列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序列。中共香港工委（後為中央香港工委）與新華社香港分社實行一個機構兩塊牌子。2000年1月設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後，改與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實行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中共中央香港工委書記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前，中共中央香港工委和中共中央澳門工委首次成為獨立選舉單位，其中中共中央香港工委選出16名在香港的中共十八大代表。
2015年1月20日，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香港工委和澳門工委」首次在中央會議的報導中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