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奴隸制度

鄧莫爾伯爵公告

1775年早期，維吉尼亞皇家總督鄧莫爾伯爵給達特茅斯伯爵致信，稱自己願意釋放奴隸來平息叛亂。1775年11月7日，鄧莫爾伯爵發布戒嚴令《鄧莫爾伯爵公告》，稱所有效忠皇家、離開奴隸主、加入英國皇家軍隊的奴隸都會被給予自由。但是皇家奴隸主的奴隸不在其內。起義奴隸主的奴隸約有1500名服從公告；絕大多數人死於疾病，無法參戰。只有300名成功抵達英國，獲得自由。

獨立戰爭與自由

北方諸州在革命年代傾向於廢奴。佛蒙特共和國1777憲法廢止奴隸制，將年過21歲的男子和年過18歲的女子定為自由人。賓夕法尼亞在1780通過了《廢奴漸進法案》，宣布所有兒童在該法案頒布後獲得自由。麻薩諸塞藉助1783年夸克·沃克案件在全州立即廢奴。作為對英國為叛逃奴隸提供自由的回應，當英軍控制某一區域時，起義奴隸主治下數以千計的奴隸試圖加入英軍。例如，在南卡羅來納，將近25,000名奴隸（奴役總人口的30%）逃跑、遷徙或死於戰亂。在整個南方，奴隸人數銳減，很多逃逸。奴隸從新英格蘭和中大西洋逃逸，參加占領紐約的英軍。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中，英軍從沿海主要城市疏散了20,000名自由人，將超過3,000轉移至新斯科舍，其它人送往加勒比群島和英國。英國人也將保皇派奴隸與這些自由人一道遣送。例如，超過5,000名保皇派奴隸在1782年從薩瓦娜送到牙買加和聖奧古斯都。同樣，超過半數的保皇派黑奴離開了查爾斯頓，來到西印度和佛羅里達。
在十八世紀，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奴隸販子。在革命年代，所有的起義殖民地都禁止或暫停國際販奴貿易。這是由於殖民地中的經濟、政治、道德因素造成的。南卡羅納和喬治亞日後又重新販奴。

1790到1850年

當憲法用國會將奴隸制保護到1808年時，戰後的前二十年中，南北諸州立法院都積極立法廢奴，使得在1810年時美國自由黑人數量和比例大幅上升。很多自由黑人在北方。在南方北部，儘管黑人總人口有所上升，自由黑人占總黑人人口的比例僅從1%提升到10%。在1810年後，軋棉機使得處理短纖維棉花更加容易，種植該作物有利可圖，南方腹地開始大量種植棉花，陡然提升對奴隸的需求。雖然政府在1808年前無法廢除奴隸進口貿易，但是國會在1794年進行了第三次管控，通過《奴隸貿易法案》來限制在港口造船或是貿易。之後的1800年和1803年間，國會通過限制進口投資、限制向廢奴州的進口來進一步限制奴隸制。最終的《禁止奴隸進口法案》在1807年通過，在1808年生效。
憲法中對奴隸制的保護增強了南方代表的政治力量，南方經濟在全美範圍內都有聯繫。正如歷史學家詹姆斯·奧利佛·霍頓（James Oliver Horton）所說，南方奴隸主和經濟作物對全美政治和經濟都有極大的影響；例如，紐約經濟通過運輸業和製造業與南方密切相連。到了1822年，棉花占了出口的一半。霍頓稱：
自從喬治·華盛頓到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總統的72年間，當中有50年是奴隸主擔任美國總統，整個期間裡，競逐連任的總統無一不是奴隸主。

北方廢奴

美國獨立戰爭前後的1777-1804年間，廢奴法案從俄亥俄河延續至梅森-迪克森線以北的所有州。到了1810年，北方75%的非裔美國人都獲得了自由。到了1840年，北方幾乎所有非裔美國人都獲得了自由。佛蒙特洲1777年的憲法禁止了奴隸制。在麻薩諸塞州，1783年夸克·沃克在法院為自己的自由申訴，成功挑戰了奴隸制，使得麻省在1785年將人人平等寫入州憲法。在北方，獲釋奴隸依然處於種族隔離的狀態，很多州郡又經過了幾十年的奮鬥才給予他們公民權。
大多數北方州郡通過立法漸進廢奴。紐約州最後一位奴隸在1829年得到自由，羅德島在1840年人口普查時依然有7名奴隸，賓夕法尼亞州最後一名奴隸在1847年得到自由，康奈迪特州直到1848年才完全廢奴，而新罕布夏州和新澤西州直到1865年全美廢奴時才完全廢奴。
在北方，主要推動組織有賓夕法尼亞廢奴會和紐約解放會。北方廢奴導致當地自由黑人數量加增，從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的幾百人加增到1810年的50,000人。
邦聯議會1787年的西北條例在俄亥俄河西北部廢除奴隸制（當地奴隸依然多年存在，但是無法被買賣）。之前托馬斯·傑佛遜曾於1784年提出過全美廢奴議案，在國會以一票之差未能通過。俄亥俄河以南（和密蘇里）則允許蓄奴。
獨立戰爭後，北方人主導了西進運動；在立州時，他們集體投票廢奴：俄亥俄在1803年、印第安納在1816年、伊利諾伊在1818年。北方自由州形成一個連續的地理區域，共享廢奴文化。而沿俄亥俄河的南方定居者，例如，州郡南部，如印第安納、俄亥俄、伊利諾伊都共享南方文化和立場。

後獨立戰爭的南方廢奴活動

儘管維吉尼亞、馬里蘭和德拉維爾是蓄奴州，但是美國獨立之後，立法廢奴變得更加容易。貴格教會和衛理公會牧師在敦促奴隸主釋放奴隸上特別積極。到了1810年，在這些州郡獲釋奴隸的數量和比例急劇上升。超過半數獲釋黑人集中在南方北部。南方北部黑人人口中獲釋黑奴的比例從1792年的1%增長到1810年的10%。德拉維爾州在1810年有將近75%的黑人都獲得了自由。
全美在1810年自由黑人人數達186,446人，或全部人口的13.5%。在此之後，獲釋黑奴人數稀少，這是因為棉花種植園有所發展，南方腹地短纖維棉花需要大量奴隸，刺激了國內販奴活動的積極性。

國內販奴貿易與強迫移民

對棉花需求的日益增長導致許多種植園主西進，以尋求合適的土地。另外，1793年扎棉機發明後，處理易於在高地生長的短纖維棉花變得更加經濟。這種發明是棉花工業的革命，使得棉花單日產量增加了50倍。機器可以有效地應付短纖維棉花，比在低地生長的長纖維棉花更容易存活。結果是南方腹地棉花種植的爆炸性增長，極大地增加了奴隸勞工的需求。解放活動在南方大幅減少了。在1812年戰爭末期，全美只生產了不到300,000捆棉花。到了1820年，數量增加到600,000捆，到了1850年達到4,000,000捆。
到了1815年，國內販奴貿易已經成為美國的一大主要經濟活動，直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為止。在1830-1840年間，將近250,000名奴隸被送過州界。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超過193,000名奴隸被運送，歷史學家估算將近有100萬名奴隸被強制移民，經過了這個新中間通道。到了1860年，美國奴隸人口已經逼近400萬人。1860年，在15個蓄奴州的1,515,605自由家庭中，將近有400,000家庭有奴隸(近1/4，或25%)，，占全美家庭的8%。
當國內販奴貿易成為美國奴隸制的一大特色時，個體與家庭和氏族失去了聯繫。奴隸來自不同的部落，他們很多在美國已經繁衍了多代，很多非裔人已經失去了他們在原生部落的認知。
這種南方腹地的農業經濟爆炸導致奴隸被迫大批西進和南進。歷史學家估算在1790年到1860年間，約有100萬奴隸進入西部或南部。很多奴隸來自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和卡羅萊納州，當地的農業導致對奴隸的需求減少。在1810年以前，主要的目的地是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但是到了1810年後，喬治亞州、阿拉巴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德克薩斯州成為接受奴隸最多的州郡。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開始出口奴隸。
歷史學家伊拉·柏林 把這種強迫移民稱之為「第二條中間通道」，因為它再現了中間通道（即將奴隸從非洲運往北美的路線）的許多殘忍場面。這種大批量奴隸遷徙導致家庭破裂，造成困難與痛苦。歷史學家彼得·科爾欽寫道：「通過破壞已有家庭，強迫奴隸遷徙到遠方，到無人知曉的外地」，這種移民「再現了（或是在較小的尺度上）」大西洋販奴的「許多恐怖景象。此事成為獨立戰爭和內戰之間許多奴隸生活的「中心事件」，對此柏林寫道無論奴隸被直接帶走，或是唯恐自己和家人將被最終帶走，「大批量轉移沉重打擊了黑人，無論是被奴役者還是自由人。」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有將近300,000個奴隸被轉移，阿拉巴馬和密西西比各接受100,000個。在1810-1860的每個十年間，至少有100,000個奴隸從他們的駐地移走。在內戰前的最後十年間，有250,000人被轉移。邁克·特德曼在《旁觀者和奴隸們：老南方的主子、販子和奴隸》（1989）中寫道約有60–70%的跨地區移民是由於販奴造成的。在1820年間，南方上州的一個孩子有30%的概率在1860年前被買到南方。比起橫跨大西洋來說，穿越美國南方的奴隸死亡率要小得多，但是依然比正常死亡率要高。
販子將2/3的奴隸送往西部。只有少部分人與家人、主人同行。奴隸販子對購買和轉送家屬毫不關心；在早年間，種植園主只想要壯年男奴來做苦役。之後，為了「自我生產勞動力」，種植園主開始均等購買男奴和女奴。柏林寫道：
除了種植園本身以外，國內販奴貿易成為南方最大的產業，並可能是在使用現代交通工具、金融、宣傳上最先進的。販奴貿易業開始生成自己獨特的語言，術語有「能手（prime hands）、小伙子（bucks）、繁殖丫頭（breeding wenches）、婊子（fancy girls）」都成為常用詞。
當需求刺激販奴價值的加速增長時，跨州販奴貿易的擴張促進了「沿海蕭條州郡的經濟復甦」。
有的販子將他們的「牲口」通過海路運輸，從諾福克到紐奧良是最常見的路線，但是大多數奴隸被迫走陸路。其它奴隸則順流而下，市場從如路易斯維爾沿俄亥俄河，那切茲沿密西西比河。奴隸販子建立了日常販運通途，有一系列販奴圍欄、場地、倉房作為暫住地點。另外，其它商販為奴隸提供衣服、食物和補給。當跋涉深進時，有的奴隸被賣掉，新的奴隸被買入。柏林總結到：「總之，在販奴貿易中，從樞紐到地區中心，從刺到圈子，深入了南方社會的方方面面。極少數南方人，無論黑白，能置身於外。」
當旅途結束時，奴隸們所面對的邊區生活比起南方上州來說極為不同。清理樹木、在處女地上種莊稼是極為艱苦的勞動。加上營養不足、水源不好、旅途疲勞、工作繁忙，都極大地消耗了新到奴隸的體力，造成傷亡。為了方便運輸和出行，新種植園常處在河邊。蚊子和其它環境因素導致疾病散布，要了許多奴隸的命。他們在之前的駐地才剛學會有限的治療措施。死亡率很高，以至於在開墾種植園初期，有的種植園主用盡各種辦法來租借奴隸，來省自己的人。
邊區嚴酷的環境加重了奴隸的反抗，導致奴隸主和監工不得不依賴暴力鎮壓。初來乍到的奴隸不認識棉花地，對這種「從日出到日落的班組勞動」不適應。相比在東部種植菸草和穀物時奴隸們要辛苦的多。奴隸們沒有時間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無法像在東部那樣飼養自己的牲畜或種植蔬菜來交換或是食用。
在法屬路易斯安那，法國殖民者建立了甘蔗種植園，將糖作為主要的出口經濟作物。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併購後，美國人進入該地，加入種植。在1810和1830年間，種植園主從北方買來奴隸，奴隸人數從不到10,000增加到42,000多人。種植園主偏好年輕男子，占總奴隸購買的2/3。種植甘蔗比種植棉花更加耗費體力。年輕、未婚的男性奴役勞動力使得奴隸主依靠暴力來進行控制，使得過程「極其野蠻」。
紐奧良成為全美重要的奴隸市場和港口，奴隸通過蒸汽機船從密西西比河上游運送到種植園；在下游的路易斯維爾市場也同樣如此。到了1840年，它成為北美最大的奴隸市場。基於販奴貿易和相關產業來算，它是全美最富有的第四大城市。貿易季節從9月持續到5月，即收穫季節之後。

待遇

在美國，奴隸的待遇因境遇、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不同。待遇基本上是暴虐、貶損、非人性的。鞭打、處死、強姦都是平常事。根據阿達爾韋托·阿吉雷的訴說，從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到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中間，約有1,161名奴隸被處死。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有特例；例如，有的奴隸僱傭白人做工，奴隸大夫為上流社會的白人看病，以及出租勞動的奴隸。到了1820年後，出於無法從非洲進口奴隸，有的奴隸主改善了奴隸的生活條件，勸服他們不要逃跑。
殖民地和州郡基本上否決奴隸學習讀寫的機會，以防止他們獲得靈感，逃跑或是起義。有的奴隸從種植園主的孩子們那裡學到知識，有的從身邊的自由勞工那裡學習。
對奴隸的醫療照顧則是限制醫學知識，醫護基本上是由其它奴隸或是奴隸主的家人提供。很多奴隸有些土法來彼此照顧，或是從非洲帶回來的治療辦法。他們根據美國當地的草藥找到新的解決辦法。
有的州郡禁止奴隸的宗教集會，特別是1831年奈特·特納起義之後。種植園主擔心集會可以彼此交流，導致起義。
根據安德魯·費德的觀點，如果奴隸「完全順服在主人的絕對控制之下時」，奴隸主殺死奴隸會有刑事責任。例如，北卡羅來納立法院在1791年是定義故意殺死奴隸是刑事犯罪，除非遭遇反抗或是僅僅是給予普通的更正時除外。
奴隸受到的懲罰包括鞭打、鐐銬、上吊、毆打、火刑、烙刑、監禁。當奴隸拒絕服從或是故意違抗命令時會給予刑罰，但是奴隸主或監工為了重申自己的絕對掌控時也常常虐待奴隸。在較大的種植園上，待遇通常更加殘忍，他們常常被監工虐待。而在較小的蓄奴家庭中，奴隸主和奴隸之間的關係相對較好，可以形成人性化的環境。威廉·威爾士·布朗是名逃跑的奴隸，他稱在種植園上，男性奴隸每天必須摘80磅棉花，女性奴隸要摘70磅；如果沒有摘夠，他們就會受到鞭刑，少一磅抽一鞭。鞭子就放在棉花秤的旁邊。
歷史學家勞倫斯·M·弗里德曼寫道：「十部南方法典將虐待奴隸定義為犯罪。……在路易斯安那1825年民法（art. 192）中，如果主人『被判殘酷虐待』，法官可以責令將被虐待的奴隸出售，應該是賣給更好的奴隸主。」
由於制度的權力關係，美國女性奴隸常常受到性侵和強姦的威脅。很多奴隸對性侵加以反抗，很多在反抗過程中遇害。其它人則留下心理和身體上的傷痕。性侵奴隸特別植根於南方父系文化中，後者將黑人婦女視為財產和牲畜。南方文化強烈反對白人婦女和黑人男子之間的性往來，以保證種族純淨，但是，在十八世紀之前，混血兒已經出現，揭示了白人常常占女性奴隸的便宜。富有的喪妻種植園主常會納女奴為姬妾，例如約翰·威利斯和他的女婿托馬斯·傑佛遜，分別與女奴伊莉莎白·海明斯和她的女兒莎莉·海明斯（傑佛遜續弦妻子的異母姊妹）生育了六名孩子。種植園主之妻瑪麗·切斯納特和范尼·肯布爾都寫道了內戰前南方的相應問題。有時，種植園主會將自己或親屬與女奴所生的混血兒作為家僕或寵愛的藝人，對他們較一般奴隸好
從現代標準來看，奴隸的生活狀況是貧窮的，羅伯特·福格爾辯稱在十九世紀上半葉時，所有的勞工，無論是自由的或是被奴役的日子過得都不容易。

奴隸法規

為了維護奴隸與主人之間的關係，在法律將奴隸視為財產，制定奴隸法。每個州都有自己的奴隸法，但很多概念都在各州共享。根據奴隸法，教授奴隸讀書寫字是非法的，但兒童們常常互相教育讀寫。
雖然奴隸法有很多共同點，每個州都有相應的特色以適應當地的需求。例如，在阿拉巴馬，未經書面允許奴隸不得離開主人，奴隸彼此不得有貿易往來。在維吉尼亞，奴隸不得在離主人一英里的範圍內或是集會時公開飲酒。在俄亥俄，獲得自由的奴隸不得再度回來。奴隸在蓄奴各州不得擁有武器。
哥倫比亞特區法案將奴隸定義為「人類，依法剝奪他或她的人身自由，是另一個人的財產。」

廢奴運動

正如上文所述，內戰一結束，北方諸州就可以進行廢奴活動。許多州，包括零星的南方州，都頒布法律禁止奴隸進口以結束大西洋販奴貿易。
在大不列顛和美國分別在1807和1808年禁止國際販奴貿易時，不列顛西非艦隊開始在1808年鎮壓奴隸貿易。美國海軍開始在1820年進行增援。1842年簽訂的韋伯斯特-阿什伯頓將美國與大不列顛的關係正式化，他們共同組建非洲艦隊。
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廢奴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在美國越來越有力量；很多廢奴社團和支持者都在北方。這些鬥爭針對南方支持奴隸制的白人展開，後者從被奴役勞工那裡獲得暴利。奴隸制與全美經濟相互纏繞；例如，紐約城的銀行業、貨運、製造業都與奴隸制大量相連，其它北方諸州也同樣如此。
奴隸主開始將奴隸制稱為「特色制度」來與其它強迫勞動相區別。他們辯稱這種制度較之北方自由勞工來說並不殘忍。
在十九世紀早期，大量的社會組織出現，將黑人送出美國以便他們重獲自由；有的在非洲開闢殖民地，其他人則提倡向外移民。在十九世紀二十到三十年代，美國殖民協會成為將非裔美國人「送回」非洲的主要組織。美國殖民協會主要由貴格會和奴隸主組成，兩者對奴隸制持不同意見，但是因在「遣返」問題上達成一致而合作。大多數黑人不願意被遣返；而是想要在美國獲得全部的權利，因為他們在當地出生，已經有多個世代了。
1822年，美國殖民協會建立了賴比瑞亞殖民地。 它將數以千記的前奴隸和自由黑人送出美國。很多白人認為這種選擇比在美國廢奴要好。亨利·克萊是創始人之一，稱黑人面對著
無法戰勝的歧視，這是他們的膚色所致，他們不可能與這個國家的白人相融。因此，出於對他們和國內居民的尊重，將他遣返是最好不過的。
 
奴隸主辯稱讓黑人返回非洲最好不過。奴隸主反對為黑人提供自由，但是認為「遣返回國」可以避免暴動。
1830年後，威廉·勞埃德·加里森將廢奴與宗教相關聯，認為這是人類的罪。他要求奴隸主悔改，開始廢奴。他的立場刺激了一些南方奴隸主，使得他們更加頑固，並指出眾多文明中漫長的奴隸史。有的廢奴主義者，如約翰·布朗傾向於使用武力來煽動奴隸起義。大多數人呼籲公眾支持立法廢奴。

高需求與走私

1787年頒布的美國憲法禁止國會在1808年前全面廢奴，但是國會依然通過《1794年販奴法案》和1800年、1803年法案來對其進行限制。意識到這項貿易將會結束，從1800年後的8年即1807年12月31日，喬治亞和南卡羅來納再次准許販奴，進口了約100,000非裔奴隸。在獨立後，許多州郡都頒布了各自的禁運法案。
到了1808年1月1日，當國會進一步禁止奴隸進口時，只有南卡羅來納依然生意不斷。國會對國內販奴沒有加以禁止。國內販奴是允許的，當南方腹地開始種植棉花和甘蔗時，販奴利潤變得更加豐厚。另外，美國公民可以參與國際販奴貿易或對船隻進行補給。美國奴隸制變得越來越趨向於內部販奴和對奴隸後裔的販賣。
雖然受到限制，進口奴隸依然持續，不過是規模變小，走私偷渡者將奴隸從海軍巡邏隊的眼皮下送進南卡羅來納，進而進入德克薩斯、佛羅里達，兩者都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國會加重了對奴隸進口的相關懲罰，在1820年將其定義為海盜，走私偷渡者被給予重刑，甚至是死刑。此後，「超過10,000名奴隸登陸美國變得不大可能了。」
由於市場需求極高，直到內戰爆發的前夜走私偷渡奴隸依然存在。

1812年戰爭

在1812年戰爭中，位於百慕達船塢的不列顛皇家海軍封鎖艦隊司令接到指示，為投誠的美國奴隸提供自由，正如獨立戰爭中國王所做的事情一樣。數以千計的奴隸帶著家人逃到國王陣營，被編入切薩皮克灣切薩皮克島的殖民地海軍陸戰隊。
整個大西洋戰場都因爭取自由為不列顛效力，包括進攻華盛頓特區和路易斯安那戰役。700名前海軍陸戰隊員被授予土地。其它很多美國獲釋奴隸被直接收編，加入西印度軍團，獲釋新組建的不列顛陸軍不列顛之後在新斯科舍安頓了數以千記的獲釋奴隸。
由於大量奴隸為了爭取自由，不顧艱難險阻加入不列顛陣營，奴隸主、特別是南方奴隸主「失去了很多財產」。。奴隸主因奴隸「安於現狀」而洋洋自得，但是當他們看到奴隸們為了爭取自由而拼命時感到極大的震撼。之後，當一些獲釋奴隸安頓在百慕達時，奴隸主，例如南卡羅來納的皮爾斯·巴勒特少校試圖勸說他們回美國，但是無果而終。
美國對不列顛未能歸還奴隸，違反了《根特條約》而抗議。在經過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調停後，不列顛支付美國$1,204,960作為對華盛頓受損的賠款，並賠償奴隸主。

宗教

在獨立戰爭前，奴隸主和復興派向奴隸群體散步基督教，得到差會的支持。在第一次大覺醒運動中，新英格蘭的浸信會和衛理公會反對奴隸制，鼓勵主人釋放奴隸，向奴隸和自由黑人傳教，在新集會中給予他們活動角色。在獨立戰爭前，第一個黑人集會在南方成立。
多年後，隨著南方奴隸人數不斷增加，浸信會和衛理公會逐漸改變立場以適應形勢。在1830年後，南方人呼籲基督教與奴隸制相適應，大量引用新舊兩約。
南方奴隸大多參加主人的白人教堂，人數常常比白人會眾多。他們常常被要求坐在後排或是後台。他們聽著白人牧師講道，後者強調奴隸安分守己，同時承認奴隸既是財產也是個人。牧師希望奴隸主承擔責任，並善待奴隸，改善奴隸生活條件，「公正而良善」地對待他們。這包括自控、不要動怒責罰、不要威嚇、最終在奴隸中以榜樣的方式培養基督教。
奴隸們也建立自己的宗教習俗，在主人和牧師的監視外聚會。種植園的奴隸人數在20人左右，有的甚至更多，使得奴隸有機會在晚上集會。這些集會常常只有一個牧者，後者通常缺乏文化素質、神學知識有限，是依靠個人虔誠和能力建立心靈環境。這些秘密集會的持續影響之一是黑人聖歌。

奈特·特納和愚民法案

1831年，南安普頓縣爆發奴隸起義，識字奴隸奈特·特納自稱獲得靈魂視覺。他組織了奈特·特納起義或南安普頓暴動。奈特和他的追隨者殺死了近60名白人居民，主要是婦女和兒童，以及臨近的北卡羅來納參加宗教活動的男人們。最終，特納被捕，其餘17名起義者被民兵鎮壓。
特納和他的追隨者們被處以絞刑，特納的屍體被剝皮。出於恐懼和報復，民兵殺死了100名無辜的奴隸。種植園主鞭打了上百名無辜的奴隸以平息叛亂。整個南方，殘酷的新法案被頒布，限制早已無能為力的奴隸權力。維吉尼亞新法案禁止自由或被奴役黑人祈禱，禁止黑人擁有武器，禁止任何人教授黑人識字。最典型的是維吉尼亞《愚民法案》，禁止為奴隸、自由黑人、混血兒提供教育，當奴隸被教育時，老師和學生都會受到嚴重責罰。

經濟

1793年，當伊萊·惠特尼發明扎棉機後，美國大多數奴隸直接從事棉花生產。統計數據顯示北方居民中奴隸比例少於10%，但是到了1790年，維吉尼亞總奴隸人口猛增到了44%。戰前美國奴隸制利用身份在奴役上獲利。在南方很普遍，因為當地氣候使得農業更加盛行。
奴隸制被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是暴利體系。從契約勞工到奴隸制證明奴隸對農場主獲益更大。奴隸和契約勞工的對比價格在戰前卻有下降。當英國大量需要技工時，契約勞工變得更加昂貴。榆次同時，奴隸可以由美國自行提供，價格相對低廉：沒有語言障礙、廉價跨州運輸。在內戰前的幾十年間，美國黑人自然人口大幅度增加。當英美販奴貿易在1808年被禁後，奴隸人口在1810-1860年間增加了約兩倍。
雖然，早期學者，如尤金·熱那亞認為奴隸制是停滯不前，效率低下的體系，不過是依附於農業而苟且偷生，但是今天98%的經濟學家對此表示否認，相信相比其它項目來說，奴隸制是個暴利行業。因此，如果不是1860年內戰爆發的話，用身份限制人類是不會告終的。就奴隸制收益率最著名的計算是由福格爾和恩格曼得出的。在《十字架上的時間》一書中，他們認為市場上奴隸制的回報在10%左右，這一數字與其它投資類似。

效率

就奴隸效率而言，學者們意見不一。福格爾和恩格曼在《十字架上的時間》一書中使用了全要素生產率——每種農場單位輸入平均產出。據此，奴隸在班組制下勞動使得南方農場比使用自由勞工的北方農場效率高出35%。在班組制中，奴隸在監工的持續監督下協同勞動。每個人像機器的一部分一樣工作。如果奴隸被認為怠工的話，就會予以懲罰。然而，福格爾稱這種負面強化給的並不多，因為奴隸和自由勞工的生活境遇差不多。該論點備受爭議，沒有統一意見。

價格

雖然通貨膨脹受到控制，但奴隸的價格在內戰前的六十年間急劇上升。雖然契約勞工和奴隸的價格相對下降，但是後者由於經濟價值高而更加昂貴。棉花大量生產，需要大量使用奴隸。福格爾和恩格曼認為如果內戰沒有爆發，奴隸價格會繼續上升，到1890年可能會提價50%。
價格反應出奴隸的特徵——例如性別、年齡、性格、身高都影響定價。在他們一生當中，在青春期前，女奴比男奴更值錢，因為她們可以生更多的奴隸。25歲左右的男奴最值錢，他們的生產力最高，並可以長期勞動。如果奴隸有鬥毆或潛逃的記錄，價格就會降低。個子高的奴隸價值更高，會被認為更加壯實、能幹。
市場的情況影響奴隸的供需關係，並影響價格。例如，當1808年英美之間禁止販奴後，供給下降，奴隸價格更加昂貴。再如，對奴隸的需求——與棉花工業關係重大——在1840年棉花價格走低是走低。最後，對前景的觀望也會影響價格。當內戰繼續時，人們對奴隸制的前景持懷疑態度。紐奧良壯年男奴在1862年賣$1116，在1861年則賣$1381，跌了兩成。

對南方發展的影響

雖然奴隸制在短期內掙得暴利，但就長期經濟利益而言看法不一。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注意到「廢奴殖民地比蓄奴殖民地變得更加繁華富有 」。內戰前，投資農業是個好項目，加文·萊特承認把錢用在棉花工業上，拖了工商業的後腿。南方的鐵路就欠發達。萊特辯稱南方農業技術更加發達，是南方比北方經濟優越的代表之一。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

由於美國憲法中的3/5妥協政策，即蓄奴州將奴隸人口折合3/5後計入總人口計算，成為國會代表人數的基礎，種植園精英階級在國會長期處於霸權地位。在1850年，他們推動頒布了更加嚴格的聯邦逃逸奴隸法案。很多奴隸逃離南方，越過俄亥俄河和梅森-迪克森線，經由地下通道，逃至北方。辛辛那提和奧柏林等北方城鎮中的黑人面孔觸怒了一些白種北方人，但是有的人幫助他們逃離奴隸主，有的人幫助他們前往加拿大。在1854年之後，共和黨指責蓄奴權勢，特別是支持奴隸制的民主黨，控制了聯邦政府三個部分中的兩個。
根據1850年協定中的一部分，國會在哥倫比亞特區廢除了販奴貿易(而不是奴隸制的合法性)。

堪薩斯內戰

當1854年《堪薩斯-內布拉斯卡法案》通過後，堪薩斯領土的州界衝突爆發了，居民們必須回答該州加入聯邦的身份是蓄奴州還是自由州。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在起義中擔當了積極角色，很多白種南方人也積極參加。與此同時，由於擔心蓄奴權勢會完全控制國家政權，主張廢奴的共和黨人被推舉進入政府。

德雷德·斯科特

當德雷德·斯科特和他的妻子哈里特在廢奴地區居住了一段時間(路易斯安那兼併地區的北部，根據密蘇里協定廢除奴隸制)，倆人在聖路易斯為自己的自由提起訴訟，當時主人已經去世。(之後的兩個案件都用德雷德·斯科特來命名) 斯科特在1846年為自由上訴，並進行了兩輪州級審判，第一次敗訴爾後勝訴(據此，他的兩位女兒在自由州被非法拘禁)。在二十世紀中，密蘇里州在前28年間基本上為此類案件提供自由，但最高法院推翻了判決，稱「時候變了」。
當案件遞交到最高法院時，最高法院駁回斯科特爭取自由的上訴，將美國送上了內戰的軌道。法院根據憲法認定，德雷德·斯科特或是其它非裔后羿，無論是自由人或是被奴役者，都不能作為美國公民到聯邦法院上訴，憲法沒有賦予國會權力來越過密蘇里協定。
1857年，判決以7–2 認定奴隸不能因為進入自由州而獲釋；國會不能在領土上限制奴隸制；進入美國的非洲奴隸及其後裔不能成為公民。州不能限制奴隸主將奴隸帶入該州。很多共和黨人，包括亞伯拉罕·林肯在內，認為這種決定不公平，是奴隸權勢控制最高法院的證明。首席大法官羅伯特·B·托尼寫道，這項決議有效地限制奴隸和他們的後裔成為公民。廢奴主義者感到憤怒，奴隸主則被慫恿，導致局勢緊張。

1860年總統選舉

分歧在1860年總統選舉中完全激化。選舉分成四份。南方民主黨人支持奴隸制，而共和黨人譴責它。北方民主黨人認為應該民主決策，讓當地人自己決定。立憲聯邦黨稱合眾國危在旦夕，什麼事都可以商量。
共和黨人林肯同時獲得了普選票和美國選舉人團。然而，林肯並沒有出現在南方10州的選舉人名單上：他的當選沿著分界線撕裂了國家。南方很多奴隸主害怕共和黨人的真正意圖是砸蓄奴州內廢除奴隸制，400萬奴隸突然獲釋會給奴隸主和經濟造成巨大麻煩。
他們辯稱在新開闢的州郡廢奴會擾亂自由州和蓄奴州之間平衡。他們擔心這種失衡會導致北方工業占據統治地位，後者傾向於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關稅。這一系列因素導致南方退出合眾國，引發內戰。北方領導人認為奴隸制是個政治威脅，當南方退出合眾國時，他們認為新南方國家，即控制密西西比河與西部的美利堅聯盟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無法接受。

內戰

1861年的美國內戰，導致美國傳統奴隸制的終結。開戰不久，北軍將軍、律師班傑明·F·布特勒提議將進入聯邦的奴隸列為違禁品。布特勒將軍判定不會像戰前那樣將他們歸還給邦聯方主人。此言一出，很多奴隸紛紛逃入聯邦境內，希望能成為「違禁品」。很多「違禁品」加入了北軍，成為工人或是戰士，組建美國有色軍團。其它人則逃往靠近門羅堡的大違禁品營地，或是逃入北方城市。布特勒將軍的解釋推動了國會出台《1861年充公條例》，稱所有邦聯軍的財物，包括奴隸在內，都可以被聯邦軍沒收。
在戰爭開始時，有的聯邦司令認為他們應該將奴隸歸還給他們的主人。到了1862年，現實表明這是一場持久戰，對待奴隸制的態度也明朗了。南方經濟和軍事依賴奴役勞工，在抵制南方經濟、摧毀南方生產力的同時保護奴隸制變得毫無道理。一位國會議員這樣說，奴隸制「…不可能中立。作為勞工，或是戰士，他們要麼是叛軍的幫凶，要麼是聯邦的戰友。」這位國會議員和他激進的共和黨人向林肯施壓，希望解放奴隸，溫和的共和黨人希望漸進地贖買奴隸。同情南方的北方人、邊緣州郡、民主黨主戰派反對解放，但是他們最終作為總體戰的一部分，這是挽救合眾國的必然之舉。

解放宣言

1861年，林肯對過早解放奴隸表示擔憂，害怕失去邊境的州郡。他認為「失去肯塔基等於失去了整個遊戲。」最初，林肯試圖讓戰爭部長史密斯·卡梅倫和將軍約翰·C·弗里蒙（在密蘇里）和大衛·亨特（在南卡羅萊納、喬治亞和佛羅里達）來去執行解放任務，以便安撫邊境州郡和民主黨主戰派。
1862年7月21日，林肯向內閣成員提及他的解放宣言。國務卿威廉·H·蘇厄德告訴林肯等勝利後在進行發表，否則就成了「撤退時的最後慘叫。」1862年9月，安蒂特姆戰役為此提供了機會，之後的主戰州長會議為宣言提供了更多支持。林肯發函， 鼓勵邊境州郡保護合眾國，接受宣言。日後，林肯提及奴隸制「在某種程度上引發了戰爭。」1862年9月22日，林肯發表了最初版本的解放宣言，稱如果贖買和自願的方式不奏效的話，就進行最後的解放。結果，只有哥倫比亞特區接受了林肯的漸進方案，林肯在1863年1月1日發表了他最終版《解放奴隸宣言》。在致霍奇斯的信函中，林肯表示他認為
如果奴隸制沒錯的話，那就沒有錯誤的事情了 … 然而，我從未明白肩上的總統職位會給予我無限權力來做出官方的判決，並感到 ... 我說自己並沒有控制時勢，但坦言時勢控制了我。
林肯的1863年1月1日的《解放奴隸宣言》強有力的推動了奴隸解放運動，當聯邦軍到來時，就會解放黑奴，並准許他們參軍。《解放奴隸宣言》並沒有在忠於聯邦的邊境蓄奴州內實施。由於美利堅聯盟國不承認林肯是總統，《宣言》又無法在邊境州郡內實施，所以，在起初，《宣言》只是為逃到聯邦的奴隸提供自由。然而，《宣言》將解放奴隸定位戰爭的官方目標，由占領邦聯領土的聯邦軍執行。根據1860年的人口普查，這項政策為將近400萬奴隸提供了自由，超過了美國總人口的12%。
由於《解放奴隸宣言》依賴於總統的戰爭權力，它只是將邦聯軍占領地納入範圍之內。然而，《宣言》成為聯邦廢奴，爭取自由的堅定標誌。在國會為第十三號修正案投票時，林肯也扮演了積極角色，使得《宣言》成為普世化和永久化。
被奴役的非裔美國人沒有等林肯發言就逃亡聯邦，尋求自由。在戰爭早期，數以千記的非裔美國人跨過界線，進入如1862年聯邦占領的維吉尼亞諾福克和漢普頓地區，1862年之後的田納西地區，謝爾曼進軍線等地區。很多非裔美國人逃到聯邦控制地區，司令為他們建立營地和學校，很多成人和孩子學會了讀寫。美國傳教協會加入戰爭，將教師送入南方違禁品營地，在諾福克和臨近的種植園建立學校。另外，將近有200,000名非裔美國人參軍。他們中很多都是逃亡過來的奴隸。邦聯頗感憤怒，拒絕黑人俘虜。很多人都被槍決，很多被重新奴役。
新成立的亞利桑那地區在1863年2月24日頒布《亞利桑那組織法》，宣布廢奴。田納西和其它邊境州郡(肯塔基除外)早在1865年就已經廢奴。當聯邦軍隊開入南方，數以千記的奴隸在《解放奴隸宣言》的執行下獲得自由。1865年春，當剩餘的邦聯軍隊投降後，南方剩餘的奴隸獲釋，《宣言》得以實現。
雖然南方軍隊缺乏人手，但是直到1865年，大都數南方領導人反對徵用奴隸。然而，少數邦聯人討論徵用奴隸，有的自由黑人為南方效力。最後，在1865年早期，羅伯特·E·李將軍稱黑人士兵參戰是必須的，相關法案出台。當戰爭在4月份結束時，第一個黑人部隊還在訓練當中。

奴隸制的終結

戰爭在1865年6月22日結束，叛軍投降後，《解放奴隸宣言》在還未釋放奴隸的州郡開始執行。奴隸制在一些地方繼續持續了一段時間。 6月19日，聯邦軍隊到達德克薩斯蓋維斯頓，執行《宣言》，該日在數個州郡成為節日。
第十三號修正案廢除了奴隸制，將其作為刑罰，1864年4月在參議院通過，1865年1月在眾議院通過。修正案必須得到3/4的州郡批准才能得以生效，1865年12月6日，當喬治亞批准後，修正案正式生效。當日，所有剩餘的奴隸全部正式獲釋。
從法律意義上來講，當1865年12月18日第十三號修正案得到最後批准後，最後的40,000-45,000名奴隸在最後的兩個蓄奴州，即肯塔基和德拉維爾州獲得自由。田納西、肯塔基、堪薩斯、新澤西、德拉維爾、西維吉尼亞、馬里蘭、密蘇里、華盛頓特區、路易斯安那的十二分區剩餘的奴隸也在當天正式獲得自由。美國歷史學家R·R·帕爾默認為美國廢除奴隸制而不對前奴隸主進行補償是「在西方歷史上... 空前絕後地踐踏個人財產所有權」。經濟史學家羅伯特·E·萊特認為如果聯邦政府以贖買而不是戰爭的方式來廢奴，會更加經濟，減少傷亡。另一位經濟史學家，羅傑·蘭薩姆寫道岡德森將軍如何對比贖買和戰爭的開銷，並「注意到兩者在尺度上差不過 — 25 到 37 億美元。」蘭薩姆同時寫道如果採用贖買的方式，為其25年還清，聯邦政府的開銷將會翻三番。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這一建議沒有得到任何政治支持。
布克·華盛頓回憶起1863年初的一天，那時他在維吉尼亞，還是個九歲男孩：
偉大的日子快要降臨，奴隸營房的歌聲比以往更加嘹亮。歌聲更加渾厚，鼓瑟敲鈴，直衝夜空。種植園歌詞加入了許多有關自由的字眼.... 看上去像是陌生人的男子（我猜是位美國軍官）在簡短的演說後宣讀了長長的一份文件——我猜是《解放奴隸宣言》。讀完後，我們得知自己被解放啦，可以隨時去我們想去的地方啦。我的母親站在我的身旁，彎下腰來親吻著她的孩子們，幸福的眼淚從她的臉頰落下。她向我們解釋這一切意味著什麼，為此她已經祈禱了太久，深恐自己看不到這一天的到來。

重建至今

雖然政府發布了《解放宣言》，增加了憲法第十三號修正案，但是前奴隸們通往自由之路依然模糊不清。雖然美國憲法是全境的最高大法，但是它和解放宣言一樣無法自我執行。其中的內容與原則只是缺乏執行力的文字，單純依靠它們無法根除奴隸制。第十三號修正案不過是將奴隸制和其它非自願勞動，除了刑罰以外，視為違憲。奴隸制的實際廢除——對第十三號修正案的完全執行，花了漫長的時間。對第十三號修正案的執行開始於南方重建，但是從當時到完全執行期間阻撓重重。
第十三號修正案的支持者明白，如果沒有相關條文及其執行機構的話，奴隸制沒有終結，這就是第十三號修正案第二款准許國會據此立法的緣故。聯邦政府也向南方派遣軍隊來對前奴隸提供保護，後者依然與他們從前的奴隸主一道居住。
從1865年到1875年，聯邦軍隊駐紮在南方以確保黑人不再被奴役。然而，10年後，聯邦軍隊根據約定撤離，將黑人置於前奴隸制的手中。當非裔美國人失去聯邦軍隊的保護時，白人使用了其它方式來實施強制勞動。
直到時間進入了二十世紀，最後一個州，馬里蘭，在1972年終於廢止舊法。雖然，奴隸制從通常意義上講結束於解放宣言，或是第十三號修正案，記者道格拉斯·A·布萊克蒙做了大量研究，並在他的普立茲獎作品《奴隸制別名》中揭示在重建年代過後，數以千計的非裔美國人再次被殘忍的暴力所奴役。
強制勞動的形式多種多樣，主要有囚犯租賃制度、苦工和佃農，佃農最終將貧窮白人也一併捲入。在囚犯租賃制度中，非裔美國人常常無緣無故地被逮捕，被迫無償勞動，被買來買去，在主人的要挾下勞動。這一時期的佃農制度常常嚴重束縛農民的自由，如果擅自離開種植園就會遭到鞭打。佃農制和囚犯租賃制度在南北兩方都是合法的，被容忍的制度。然而，苦工是非法的強制勞動。數以千記的非裔美國人被此奴役，官方則視而不見，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
除了苦工以外，在重建時期之後，聯邦政府對第十三號修正案的執行幾乎沒有任何作為，直到1941年12月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召喚總檢察長為止。在珍珠港事件五天後，總檢察長弗朗西斯·比德爾發表第3591號通告，要求所有聯邦檢察官積極調查並檢舉強迫勞動或奴役事件。
在重建期間，對於奴隸制是否被廢除，其它聯邦軍隊撤離後半奴隸制是否存在的問題上頗為曖昧。而非裔美國人以及其他少數族裔真正獲得與歐裔美國人完全平等的權利則要等到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

囚犯租賃制度

當解放成為法律現實時，南方白人費盡心機思索如何控制新解放的奴隸，並將他們壓迫在低廉價格上。囚犯租賃制度開始於重建年代，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被完全鋪展開來。這一系統允許私人簽訂合同，從州郡政府購買罪犯勞務。非裔美國人，由於「嚴厲而專項地依法嚴打和帶有歧視性地審判」，成為囚犯租賃制度的主要受害人。作家道格拉斯·A·布萊克蒙寫道：
這一獨特的奴役形式與戰前南方有所不同，在於對象主要是男人，很少卷進婦女，這種奴役不是終身制，不會自動延續到下一代。但是，這終歸是奴隸制 – 在這一系統中，大批量的合法自由人無緣無故地被強迫勞動，沒有報酬，被買來買去，在非人的物理脅迫下被迫聽令於白人主子。
囚犯租賃制度的憲法依據是第十三號修正案，雖然它廢除了奴隸制和基本強迫勞動，但是允許將其作為刑罰使用。

教育問題

1832年後的愚民法案導致大量文盲出現，是內戰解放35年後自由人和其它非裔美國人所遇到的最大問題。在重建時期和之後的歲月里，缺少文化知識和教育成為希望加入自由企業系統的人們所遇到的最大挑戰。
由此，很懂黑人和白人宗教團體，前聯邦將士和富有的慈善家都為非裔美國人捐資助教；有的非裔美國人在戰爭結束前就開設自己的學校。北方人幫助建立了許多師範學院，例如漢普頓大學好塔斯基大學，來培養老師。黑人尊師重教，視教育為孩子和成人的第一要事。很多富有才華的人前往該領域。很多學校花費多年時間來達到較高標準，但是他們依舊成就頗豐。正如W·E·B·杜波依斯寫道，黑人大學並不完美，但是「在一個世代里他們將3000名黑人教師送入南方，」並「剷除了當地大多數黑人的文盲率。」
在二十世紀中，北方慈善家繼續支持黑人教育，即便黑人內部矛盾四起，例如布克·華盛頓博士和W·E·B·杜波依斯爭論在大學階段應該更加注重技術還是學術教育。對漢普頓大學和塔斯基大學的捐助主要例子有喬治·伊士曼，他也幫助在大學和社區大學建立衛生科目。在二十世紀早期與布克·華盛頓合作的是慈善家朱利葉斯·羅森瓦德，他提供資金，在鄉村建立學校，為黑人兒童提供教育。他堅持黑人與白人之間彼此合作，希望白人控制的學校董事會能遵守諾言，維持學習運行。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地家長捐資助學(或是出力出地)在南方建立了5,000所鄉村學校。其它慈善家，如亨利·羅傑斯和安德魯·卡內基，他們都是白手起家的富翁，使用資金來促進地方圖書館和學校建設。

美洲原住民

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紀期間，印第安奴隸制，即歐洲殖民者對美洲原住民的奴役十分普遍。很多原住民都被奴役，送入北美殖民地和離岸殖民地，特別是加勒比海的「糖島」。歷史學家艾倫·加萊估算在1670–1715年間，美國南方的不列顛奴隸販子共出售約24,000 - 51,000名美洲原住民。
美洲原住民奴隸制是在方濟各會傳教過程中在加利福尼亞殖民地和墨西哥屬加利福尼亞時組織的。理論上，原住民需要勞動十年，但是事實上是終身奴役，直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才結束。在1847–48年美國—墨西哥戰爭時，隨著美軍的入侵，成立新州的1850-1867年間，「流浪或孤苦的印第安人」被實際奴役。奴隸制是由奴隸主脅迫奴隸，常通過掃蕩來掠奪奴隸，藉口印第安人「流浪」而進行懲罰，強迫他們做四個月的苦工。

部落間奴隸制

海達族和特林吉特族居住在阿拉斯加東南沿海地帶，是勇猛的戰士，也是奴隸販子，他們可以遠足加利福尼亞，進行擄掠。奴隸們主要來自戰俘。太平洋西北地區的一些部落中，約有四分之一的部落人口都是奴隸。北美其它它蓄奴部落有德克薩斯的科曼奇族、喬治亞的克里克族，漁民部落如約魯克族，從阿拉斯加到加利福尼亞沿海的波尼族、克拉馬斯族。
在1800年後，切羅基人和其它文明化五部族開始買賣並使用黑奴，直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被趕到印第安人保留區為止，有約15,000被奴役的黑人與他們一道同行。
切羅基奴隸制常與白人社會的奴隸製成鏡像對比。切羅基人禁止自己人與非裔美國人通婚。切羅基人對奴隸的懲罰是在背上抽一百鞭。在切羅基社會中，即便是混血兒也不准獲得官職、攜帶武器、占有財富，教授非裔美國人讀寫是違法。
與之相反的是塞米諾爾人，他們歡迎逃亡的黑奴來到部落。

非裔奴隸主

有的奴隸主是黑人或是非裔。1621年，一名非洲契約勞工來到維吉尼亞，安東尼·詹森成為史料所記載的第一位殖民地奴隸主，他在約翰·凱瑟案件上勝訴，將後者奴役。在1830年，南方約有3,775名這樣的奴隸主，擁有12,760名奴隸，其中80%在南卡羅萊納、路易斯安那、維吉尼亞和馬里蘭。南部上州和腹地的自由黑人經濟狀況不同，雖然數量稀少，但常是混血兒，十分富有。半數非裔奴隸主居住在城市而非鄉村，主要在紐奧良和查爾斯頓。特別是紐奧良有大量相對富裕的自由黑人群體(gens de couleur)，包括混血兒，在法國和西班牙統治之下成為白人與黑奴之間的中間階層。甚少奴隸主是「大種植園主」；即便是，也大多是混血兒，常常從白人父親們那裡繼承資產和社會地位。例如，紐奧良的安德魯·鄧福德有77名奴隸。根據蕾切爾· 克蘭茲的觀點：「鄧福德是個嚴厲的主任，他逼迫奴隸做苦工，常常責罰他們，並試圖使自己在路易斯安那的甘蔗園大獲成功。」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富蘭克林和洛倫·施文尼格（Loren Schweninger）寫道：
大多數逐利的自由非裔奴隸主居住在南方下部。他們絕大多數是混血兒，婦女同白人或黃褐色男子同居或是他們的情婦.... 通過白人獲得土地和奴隸，他們擁有農場和種植園，勞動種植大米、棉花、甘蔗，和他們的白人同行們一樣因奴隸逃跑而煩惱。
歷史學家伊拉·柏林寫道：
在奴隸社會中，幾乎所有人——自由的或被奴役的——希望進入奴隸主階級，有時一些從前是奴隸的加入了奴隸主行里中。奴隸主接納他們時往往抱怨，因為他們的血統被烙上了奴役的象徵，即在美國奴隸制下，其決定作用的是他們的膚色。
非裔美國歷史和文化學者小亨利·路易斯·蓋茨寫道：「...在某些州內，自由非裔奴隸主在自由黑人家庭中所占比例相當高，南卡羅來納43%，路易斯安那26%，阿拉巴馬25%，喬治亞20%。」
自由黑人被視為「持續威脅奴隸主的象徵，挑戰了『黑人』就是『奴隸』的同義詞。」自由黑人被視為逃亡奴隸的潛在夥伴，「奴隸主在某種情況下對自由黑人又恨又怕。」就自由黑人而言，他們的自由非常不定，「奴隸所有制不簡簡單單是個經濟因素，而是自由黑人執意要擺脫他們的奴役背景和默許的必然證明——否則——就是奴隸制。」
歷史學家詹姆斯·奧克斯在1982年寫道：「有證據表明，絕大多數非裔奴隸主是自由黑人，他們將自己的家人買過來，或是出於慈悲所為。」在1810弄，南方諸州為釋放奴隸下絆子。購買家庭成員常常是出於無奈，奴役關係不過是寫在紙上的形式而已。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限制權力，將奴隸『單單控制在白人手下』變得更加困難。」
1985年，拉里·科格爾（Larry Koger）在研究南卡羅來納全州非裔奴隸主的文章中挑戰了慈悲觀。他發現大多數非裔奴隸主在表面上是出於經濟利益而蓄奴的。例如，他指出，在1850年，80%的非裔奴隸主是混血兒，但近90%的奴隸是黑人。他也注意到查爾斯頓一小部分手工藝人蓄奴以幫助他們做生意。

巴巴里海盜

早在1625年，北非巴巴里海盜就開始擄掠北美各殖民地，在185-1815年間約有700名美國人被擄為奴隸。有的人用這一經歷來批判美國奴隸制，例如威廉·雷的著作《恐怖的奴隸制》。
巴巴里問題直接導致1794年3月成立美國海軍。當時美國正忙於維護和平條約，包括為此而納貢。對巴巴里海盜的贖金和納貢在1800年占美國政府年支出的20%。1801年的第一次巴巴里戰爭和1815年第二次巴巴利戰爭制定了更加穩妥的和平條約，終止了供奉的繳納。

歷史編撰學

歷史學家彼得·科爾欽在1993年寫道知道二十世紀末，奴隸制歷史主要關注文化、習俗、奴隸主經濟而非奴隸。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大多數奴隸主有文化，留下了文字記錄，而奴隸大多缺乏文化、很多沒有得到記錄。就奴隸制應該被認為是良性的還是「殘酷剝削」的制度上，歷史學家看法不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許多成文歷史持種族偏見態度。在二十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歷史學家使用考古學記錄、黑人民謠和統計數據來建立更加細緻和細膩的奴隸生活。雖然生活環境受限、處境並不安全，但是奴隸個體都很堅韌，並有某種程度上的自治。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學家包括約翰·布拉辛格姆(《奴隸社區》)、尤金·熱那亞(《走起、喬丹、走起》)、萊斯利·霍華德·歐文斯(《這種財產》)、赫伯特·古德曼(《奴役與自由的黑人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