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

簡歷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2010年1月接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6月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聘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總主持人。
王汎森先生年輕時筆名眾多，多半以筆名發表各種時論，並曾經擔任報紙副刊編輯。唯一可考證者，據吳鳴（本名彭明輝）先生，〈書寫，開啟我生命的視窗〉一文，可知疑似曾有「王浩」此一筆名。彭氏寫道：「在金門待了快一年，能夠在領獎典禮看到許多文學界的前輩，心裡真是興奮莫名。王汎森問我將來有什麼打算，我說考歷史研究所罷！次日《中國時報．人間版》一篇署名王浩的頒獎花絮報導中，即提及我要考研究所的事……。」
其父親王文振先生為早期台中師院畢業生及國小校長，大哥王汎熒則為國立臺灣大學獸醫系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就讀普林斯頓大學時為余英時院士的學生。家人中有多位從事教育，可謂是教育世家，書香門第。
返台後曾任教於台灣大學、清華大學。教學嚴謹，並重視啟發，曾培育多位博、碩士生。多年來，已有多位指導學生相繼投入學術研究、明清理學思想、王陽明思想、教育文化、明清檔案、東亞文化交流，以及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究等相關領域。發表的多本專著，不僅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焦點，也深受一般讀者的喜好。業餘興趣方面，王汎森先生年輕時即雅好書藝，喜好書法，並時常有書道創作。近年其書法創作也曾在海內外多所大學院校進行過展覽，多件作品並為多所高校典藏。

研究自述

探索近世思想的世界
在我剛進入歷史這個行業時，最感興趣的課題是「近代集權主義的興起」。因為從很早開始，我便因為一些捕風捉影的訊息，被近代集權政權的暴虐嚇呆了，我很想了解它的根源。
這個野心在許多年後徹底幻滅──1980年代的一個夏天，我在美國一個小學院的圖書館中，偶然看到大半架與近代集權主義相關的書，立刻憬悟到這個領域恐怕太擁擠了。
但是，後來我的興趣還是在了解：是什麼歷史因素造成了今天的我們？這就牽涉到近世中國。我的「近世」從明代中期一直到1950年代，關心的重點是思想、學術以及文化的歷史，事實上只要是這幾個世紀中的問題，我都有濃厚的興趣。
當然在我處理過的各式各樣主題中，還是可以勉強找出兩、三個理路。譬如：明末清初與清末民初的兩次思想轉型、明代後期以來商業社會、城市文化與古典儒家以農業文明為主的思想心態之間的較勁與磨合等。當然，我也寫過一批與章太炎、梁啟超、胡適、傅斯年等近代思想、學術巨擘有關的文字，而在傅斯年研究方面，我非常受益於本所收藏的各種手稿。
此外，我也非常關心過去因政治壓力或主流論述的壓抑而忽略的雜音、沉晦不明的歷史現象或思想人物。
在我的研究學習過程中，我總是儘可能結合思想史、生活史、文化史來處理特定問題，而且始終保持一種方法論上的警覺：過去有一些史學家處理歷史問題時，往往以「後見之明」倒溯回去，從「已知」的結果倒溯回未知的過去，所以有時候會出現不恰當的因果配搭、錯誤的解讀，或忽略了多元競逐的聲音。
在未來五至十年之間，我想繼續完成以前幾個方面的研究，它們分別是晚明思想文化的狀況、明清思想的轉型、清代嘉、道、咸時期的思想世界，以及近代中國「後經典時代」的意識結構。
龔自珍〈釋風篇〉說：「古人之世倏而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為後之世，旋轉簸盪而不已，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
我認為史學工作者的任務之一，是捕捉「萬狀而無狀，萬形而無形」的流風，而我將繼續在這條路上摸索。

治學是什麼

王汎森先生認為的治學，不只是一般的讀書寫作，他說，讀書太快樂、太輕鬆又不必負責任，這樣是不夠的。他看過許多很優秀的人，沉醉太多的時間於讀書，好像拼命吃桑葉的蠶，只見桑葉日少卻不見吐絲，這是可惜的。治學也不是一般的心情隨筆、反省心得似的寫作，而是有深入的研究、見前人所未見、發前人所未發，能夠走過艱難苦澀的階段，完成具有啟發和釐正功能的著手。也就是說，讀書要有生產性、系統性和目標性，寫作要有深入性、統整性和啟發性。王汎森先生說，做研究要狠下心來，堅定直行，不要被快樂的事吸引而攪擾，不要被挫折或顛簸的困境給絆倒，要挺立要勇往，風雨中前進，終可看到雨後天青的彩虹。王汎森先生也提到，在這過程中常見的問題是被某個因素給卡住而中斷，他發現某些時候要堅持，某些時候卻要懂得放手或轉換，他提到「年輕時候總認為一個想法就要從頭寫到尾，但現在覺得應該猶如拍電影一樣，不要被某些關卡卡住了，應該將片段拍下來，最後再來剪輯，雖然不夠一氣呵成，但優點是不會被卡住，可以一直走下去」，可見做學問其實是需要方法和智慧，能夠洞察問題在哪裡、危機在哪裡，可以讓自己借力使力、跨越險地，安抵目的地。

談二十世紀史學的特徵

王汎森認為20世紀史學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對『非個人性力量』在歷史中的作用的發現」，隨著清末民初「新史學」以來史學研究中「人」的淡化和「事」的興起，在社會學、左翼史學等西方現代史學範式的影響下，「個人」逐漸讓位於「團體」，「人物中心」變成「問題本位」，但在1950年代以後，隨著結構主義史學對人的「去中心化」，法國年鑒學派認為「人是歷史的泡沫」，推崇長時段、結構性力量和集體心態，直至福柯宣告「人的死亡」，史學研究中「人的消失」愈演愈烈。最後，對照梁啟超的「首出人格者」論、錢穆對人的「潛勢力」的關注，以及義大利史學家發起的「微觀史學」等，王汎森主張當下中國史學應該實現「人的複返」，「我們今天做歷史研究，一方面不能忽略對『歷史中非人格性或非個人性力量』的重視，但另一方面必需把『人』帶回來，不能把歷史描述得像一場只有球在跑、沒有人在踢的足球賽。」

對於台灣知識分子的觀察

王汎森先生在近來的文章中指出，他最近注意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正逐漸趨於沒落。一般而言，「知識分子」一詞是從十九世紀中期的俄國開始，而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大概是在十九世紀末，尤其是在法國德雷佛上尉事件的爭論中逐步形成，但法國史學家雅克·勒高夫認為早在西洋中古時代就已經有「知識分子」了。王氏指出「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與理想，在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輝煌年代之後，現在已經有沒落的傾向。他寫道：「最近兩、三年，我開始覺察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正處於沒落中。……『知識分子』一詞確實正在逐漸消失中。這個詞的起落，蘊含了重大的歷史意義，即一個以『知識分子』自許的階層正在消失中。」他並且強調：「『知識分子』在近代中國有九十年左右的榮景，沒想到卻在近年的台灣社會中逐漸消失了。」王汎森先生最後指出：「凡是關心『公與義』的朋友們都應屏息凝視，密切注意：將來『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將由什麼樣的階層來扮演，或是將來的社會根本不需要『知識分子』等一連串的問題。」

對於「主義」一辭的看法

許多年前，我研究近代史注意到「主義」這個詞。這個詞是1887年最早在日本出現的。1890年從日本傳來中國。1900年「主義」已滿天飛。短短的二十年間，主義的公理之爭已廝殺得非常厲害。有一首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主義這個詞，弄到要砍頭的地步。「少年中國」那幫人宣稱，「我們在這裡訓練主義，將來主義不同，在戰場上刀槍相見……」

如何記憶胡適之先生：文藝復興時代的偉人墓生日紀念講話

王汎森說他很喜歡讀布克哈特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依稀記得書中一個特別的情景：文藝復興時代在偉人的墓前作生日紀念講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胡適誕辰120週年時，王汎森有幸在胡適的墓前作了十分鐘講話。回顧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前輩的風采，王汎森有感而發：「現代社會是一個歷史記憶保存很短的時代，很多年輕人都不知道蔣經國是誰了，何況是胡適？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像梁啟超這種我們耳熟能詳的人，一般人知道得就更少了。」（王汎森，〈蔣介石想控制知識分子但沒能力〉，《時代週報》，2012年5月10日|url=http://finance.jrj.com.cn/book/2012/05/10122413067930.shtml

對於蔡元培先生學問觀的討論與評價

王汎森：我覺得他代表近代追求新學術的新氣象，在今天看來好像理所當然，可在當時的環境並不容易。他研究的東西都不為功利，蔡元培全集的文章，還有幫人家寫序的文章，他所重視的學問，不管有用沒用，都是非常基礎性的學問。現在全世界都在瘋狂地追求生物科技，生物科學非常重要，因為人的健康要有好的治療，確實可以免除很多人的痛苦，這點我非常了解，可是也不能整個學術界的天平都往那邊傾斜，這個時候重新回味一下蔡元培的學問觀，很有意思。他重視體育、哲學、民俗、美術、人類學、史學、語言學、考古等，這些都非常意味深長。他是一個老翰林，先是為「蘇報案」避難，跑到青島去從字母開始學起德文，然後到德國去求學。民國成立後做過教育總長，再度赴德唸書。一個老翰林在以前是可以躺著不用幹事的，光靠寫對聯、寫墓誌銘就已經夠混日子的了。但他從頭學德文，然後跑到德國留學，修的那些課都是氣象很新，而且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他處世為人都特別平和，有決斷但又平和。蔡元培在抗戰時期，人在香港，一度還幫史語所向陳彬龢分租了《港報》的房子，想讓史語所的同人和眷屬，以及整理漢簡的人到港後有個居停的地方。(《時代週報》:http://culture.ifeng.com/3/detail_2012_05/14/14510632_1.shtml)

對於當代史學研究的看法: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主辦「十字路口的明清研究」學術座談會紀要

　王汎森教授認為，相較於前人，無論是資訊科技幫助或圖書資料開放，現代學者搜尋史料非常容易，如何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不僅在社會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形成新的問題意識，更能改變、擴大前人研究的觀點、視野，皆是莫大挑戰。如現今學者利用地理資訊系統分析清代考據學學者的人際網絡、群體分布，其結論會影響到我們對這些人物在接收與流布上的認識，訊息程度有諸多差異，致使思想論辯上有所不同。其次，雖然說使用資訊科技是現代人的基本能力之一，但也有適得其反之處，例如統計「二二八」詞彙與臺灣社會發展脈絡，不能因為 1980 年代的新聞媒材出現「二二八」詞彙很少，便指出臺灣民眾不關心這個歷史事件，我們必須關注人們表述是否受到當時政治氛圍影響而有所保留。再者，研究範式沒有新或舊，只有有用或無用。好比現今史學受到後現代主義批判，有些學者認為史學研究即將終結，而有「歷史無用論」之見，但也有些學者認為並非終結，只是應當思考，當前史學是否落入了細碎化、小眾化的研究範式中，不再問對當代社會有無貢獻。http://mingching.sinica.edu.tw/Report_detail.jsp?id=93&currentPage=Report_science

用科技豐富人文歷史

「用科技豐富人文歷史」: 王汎森 at TEDxNTHU 2013(http://www.youtube.com/watch?v=XelyN2tKqO0)

王汎森談「唐獎」

王汎森接受中央社專訪表示，唐獎對台灣非常有意義，對特殊的學術領域也很有意義。100多年前設立的諾貝爾獎，時空背景與現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是歐洲中心、科學中心主義的時代，諾貝爾心中有沒有想過中國歷史文化對人類文明可能的意義，我們都不知道。」王汎森說，世界上有很多獎項彌補諾貝爾獎的不足，包括以人文研究為主的克魯格獎（Kluge Prize）、數學領域的菲爾茲獎（Fields Medal），以及香港的邵逸夫獎等。他說，唐獎的4個獎項，都是國際較欠缺獎勵的領域，如漢學、永續發展、法治等，即便是生技醫藥獎，也偏重製藥發展、對人類社會產生實際貢獻，和其他獎項偏重學術成就有所區隔。王汎森認為唐獎為人們開了一扇窗，讓大家認識這幾門重要的學問。首屆唐獎得主來台領獎、演講，也對學界和一般民眾產生許多影響，例如漢學獎得主余英時誠懇呼籲台灣民眾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不要糊里糊塗丟掉了」，便發人深省。(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410150369-1.aspx)

談擔任代理院長期間的感想

代理院長王汎森則形容一個多月的代理期彷彿是「少年PI的奇幻之旅」，在中研院風雨飄搖的時候臨危受命，將這艘大船安穩的開往港口，並交由廖俊智掌舵。

「學問、趣味」之間的關聯

「學問、趣味」之間有什麼關聯？中央研院院士王汎森認為，做學問如果少了「趣味」為動力，恐怕走不下去，如果只靠專業、計畫、紀律與耐力卻少了興趣，很難維持終身的動力，所以有了興趣支持，就有力量去做學問！王汎森院士認為，沒有興趣，很難有源源的動力去做學問，興趣才能開出生生不息的活水源頭，才能自我開創出獨特的題目，因為樂趣、趣味，使得學問有了多樣性。他說，很多諾貝爾獎得主之所以有強大的動力做學問，追根究底下去，都是出自於興趣。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可以每天觀察鴿子許多次，細膩地記載觀察到的鴿子大小事，如果沒有熱情是不可能做這些外人覺得是枯燥乏味的事。千年以來的中華文化都不重視興趣，認為「興趣」是玩物喪志；中國的科舉考試對讀書人做學問的態度影響很大，都將學問與聖道王功、道德教化、治天平下做連結，王汎森院士認為這是功利式的學問觀。清末民初的名人梁啟超，學問、知識淵博，是極少數強調興趣對做學問重性的人，其一切學問的背後都來自興趣，可說是「唯趣味主義者」。王汎森院士說，興趣讓人可以持之以恆，但趣味不一定是天生，也可以培養出來，從學習中得來，趣味是可以發掘、累積而成的；興趣不是只有情緒上的一個點，而是一個縱深，一層又一層，趣味是愈引愈出。不過，王汎森院士也強調，做學問只有興趣是不夠的，還要具備專業、計畫、紀律與耐力，不過若只有前述四項，少了興趣，很難維持終身的動力；以汽車行走為例，興趣可說是啟動汽車的鑰匙，也是維繫做學問的動力，保持興趣是很重要的事。除了興趣之外，重大使命感也常是做學問的動力。王汎森院士也感性的告訴與會人士，他個人覺得自己有價值的著作，若不是與趣味有關，就是與現實關懷有關，也總覺得有一個秘密藏在某部書裡或藏在世界某個角落，自己也常望著一束多年累積的筆記而微笑。他說，自己的觀察發現，學問能夠做得下去，除了聰明才智之外，還要有興趣。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02043.aspx#.WA7UfC195hE

歷史是一種擴充新量之學:從研究進而應用歷史

王汎森以自己長年研究歷史的經驗一再強調，「歷史是一種擴充新量之學」，「新量」包含各種形式的知識，舉凡抒情、認同等，內容多元，因此熟讀歷史除能獲得許多新知，並可在未來遇到相似情境時，借鑑歷史以作為判斷依據。
王汎森進一步指出，歷史知識的累積需要「由心上化為手上」，培養「手感」讓史學研究能具體化為現實中的作用；而「讀史必先料成敗」的態度就是由心上化為在手上的第一步。王汎森舉歷史事件佐證，二戰期間的美國將領馬歇爾熟讀戰史，戰時即根據以前的經驗且戰且走；西班牙史家也把昔日和摩爾人戰爭的經驗用於南美洲殖民。據此證明，歷史作為「擴充新量之學」，將有助於各方面知識的創造。
王汎森坦言，20世紀史學專業化後，因為過度專注於史學知識的建構，而忘記歷史應用的重要性，「歷史不是惟一的知識，但卻是必要的知識。」他認為，若能重新應用史學，就不會受限於尼采對歷史的看法。
王汎森認為，除了參照意義意外，歷史還是認同和情感的來源。他舉了孤兒尋親的例子。孤兒為何要尋根？「他是為了尋找歷史的認同。根源的感覺和歷史、過去有著非常重要的關係。」我們也常常反復聽一些故事、樂曲，為什麼要反復聽？「因為重複的歷史是人類情感根源的一部分、是一種樂趣。」他說。同時，他指出，所謂「觀水有術，必有其瀾」，歷史也可以培養一種比較長遠的思考方式，説明處理人際關係，使一個人有教養、有知識文化、懂得感受美。　
王汎森，「歷史對於人生的利與弊」,國立政治大學博雅書院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