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精神污染

背景與時代意義：文革後的思想解放及限制

清除精神污染標誌的是文化大革命後在共產黨內部的短暫的思想及意見自由解放後再次受到言論檢查的內部處理，後在也影響了在1989年六四運動中對言論自由的要求，其中六四運動學生的訴求就包括要批判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並讓中國公民能夠享有出版非官方媒體的自由並中止對媒體的言論檢查。

思想解放

文化大革命後，中國大陸社會出現了一段思想解放時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指導思想，要求 「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
政治、經濟指導思想上的鬆動帶來了文藝、新聞、理論界的相對自由。對文革的反思（「傷痕文學」）與對自由的宣揚成為了一種社會思潮。

文藝界

當時流行的「傷痕文學」意為批判過去極左路線給人們心靈、家庭、社會所造成的傷痕。《苦戀》是傷痕文學中高層次的代表作，是軍人作家白樺寫的一個電影劇本，發表在 1979年9月出版的文學刊物《十月》上，後翻拍為電影。主人公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備受折磨。他女兒在逃亡國外前曾反問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主人公無法回答，以「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為劇終。

新聞界

此時的人民日報是以胡績偉為社長的中共改革派的陣地。胡績偉從1979年開始，他就黨報應該堅持「黨性」還是「人民性」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認為「人民性高於黨性」、「黨性來源於人民性」、「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
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作者名為「汝信」的文章《人道主義就是修正主義嗎？——對人道主義的再認識》，對所謂的「人道主義」給予肯定。這篇影響力較大的文章發表後，人道主義成為了一個學界經常討論的話題。

理論界

以光明日報1980年10月連續三天登載的若干政治改革文章為例，知識份子開始可以發表敏感尖銳的政治改革建議。如嚴家其《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體問題》，吳明瑜《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要》，鮑彤《對官僚主義的認識不能停留在過去的水平上》 。

有限度的思想解放

儘管解放思想成為改革方向，但是解放程度依舊是在控制之下。 如在1979年理論務虛會上的過激言詞，西單牆引發的群眾情願後，鄧小平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同時逮捕異見人士魏京生。在波蘭事件後，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接受了「緩改革」的建議。在經濟改革中，堅持計劃經濟，堅持「指令性計劃」，一些堅持「商品經濟」看法的經濟學家受到批評，同時加強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突出的事例是對《苦戀》的批判和對青年詩人葉文福的批評。1981年1月23日，胡喬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講活中開始批評胡績偉的「黨性和人民性」的言論，成為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前奏。當時高壓環境下，流行歌曲也被成為「靡靡之音」的「黃色歌曲」。1982年，人民音樂出版社還專門出版了一本名為《怎樣鑑別黃色歌曲》的小冊子。
清除精神污染的活動主要是以審查制度的批評及執行為主，主張取消審查制度的被視為是鼓勵不當的精神污染，而清除所謂精神污染的作法都是以內容審查後不予發表或演出的方式進行。在稿件是否能刪改通過審查發表於內刊，成為清除精神污染的主要工作。

運動的醞釀

1983年3月7日，周揚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發表題為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演講稿，該演講稿實為王元化、王若水、顧驤三人起草。第二天，報告會組織方突然要求延長兩天，理由是中宣部有反對意見。之後的兩天會議中，出現4個針對周揚的批判發言。3月10日，中共當時的意識形態主管胡喬木到周揚家談話，夏衍、賀敬之、郁文、王若水等在場。胡喬木當場未有對文章發表批評意見，但實際上回去後對他人提出他的異議。
並不知情的王若水等人，認為胡喬木沒有反對意見。於是1983年3月16日，周揚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當天中宣部長鄧力群批評王若水不應該發表文章。
3月26日中宣部會議上，鄧力群宣讀宣布中宣部為《人民日報》刊登周揚文章一事給書記處的報告，認為文章錯誤的主要負責人是周揚、秦川、王若水三人。報告決議應該組織力量，撰寫「學術討論會上持不同觀點的文章」，要求將王若水調出《人民日報》，批評周揚的不負責態度。會議上，周揚與胡喬木直接發生言語衝突。經過此會，胡喬木實際上清除了文革以來《人民日報》內的改革派，控制了《人民日報》。
在之後的幾個月里，胡喬木、鄧力群與周揚、秦川、王若水多次爭辯，未有結果。4月20日，胡喬木、鄧力群曾把反對周揚文章的研究材料上報中共中央書記處，受到胡耀邦的阻攔。胡認為，討論應該限制在學術層面。於是胡喬木和鄧力群繞過書記處直接找鄧小平。在獲得鄧小平肯定後，二人組織批評材料。9月7日上午，鄧小平通知鄧力群協助整理二中全會講話稿，鄧力群帶上龔育之、鄭惠、盧之超等人為鄧小平組織材料撰寫講話稿。
在中共第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與會者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要求「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製造精神污染的行為作鬥爭」，陳雲發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講話。會議的最後一天10月12日上午，鄧小平使用之前鄧力群準備的講話稿《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特別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下午的會議上，鄧力群、胡喬木發言，批評王若水，尤其是人道主義和異化論。為了讓與會者容易理解「異化」，會議組織者從《大英百科全書》找到異化的內容，印發給與會者。由於上午鄧小平剛剛批評過精神污染，與會者大多對鄧力群方的發言表示贊同。之後在會議本已結束的情況下，針對「清除精神污染」的討論會又開了2天。

運動過程及結束

1983年10月19日，報紙開始報導李先念在全國工會十大上的致詞，其中提到職工應當「抵制和克服各種精神污染」。10月2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用大字標題刊登文章《保持工人階級本色，抵制各種精神污染》次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也談到了「精神污染」。
10月24日，中央書記處發出了《轉發鄧小平同志、陳雲同志講話的通知》，把「不搞精神污染」提升為「清除精神污染」。當天《人民日報》頭版首要位置有兩條新聞：「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彭真受黨中央委託就整黨和清除精神污染做重要講話」、「王震在中國社會主義學院成立大會上指出，清醒認識當前思想理論戰線形勢，堅決防止和清除各種精神污染」。
10月2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新聞《王震在兩個會議上傳達鄧小平同志的指示，高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旗幟，防止和清除思想戰線精神污染》，提及「清污」是鄧小平提出的。其後《人民日報》上滿布「清污」新聞。由於詞語使用過於頻繁，以致《人民日報》排字房的「精神污染」四個字的鉛字不夠當天報紙排版使用。
胡喬木、鄧力群以權力迫使周揚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談鄧小平反對「精神污染」問題的看法的方式，檢討自己的錯誤。1983年11月6日，此採訪發表，不久後周揚病重入院。
清除精神污染主要在理論界和文藝界中進行，在該運動中，很多文藝作品遭到批判。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白樺的《苦戀》（又名《太陽與人》）。
在清污運動中，科幻小說在行政上被定性為 「精神污染」，受到直接正面的打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傾向，正在嚴重地侵蝕著我們的某些科幻創作」。「極少數科幻小說，已經超出談論『科學』的範疇，在政治上表現出不好的傾向」。錢學森曾多次表示，科幻是個壞東西，因為科學是嚴謹的，幻想卻沒有科學的規範。出版管理機關多次發文禁止刊發科幻小說，相關雜誌紛紛停刊整頓。
在活動的高峰期，《瞭望》周刊封面因為刊登世界冠軍的女子體操運動員在高低槓上的動作，在一些地方當作「黃色照片」被收繳。有地方將一歲小孩不穿衣服的照片定性為「淫穢照片」。
11月14日，胡耀邦、趙紫陽在中央書記處對「清污」正式發表講話，提出限制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11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時任中國青年報社社長的佘世光拜訪胡耀邦，談及「清污」現狀，胡表示擔憂。佘世光回報社後立即布置撰寫評論員文章《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11月17日刊登。此社論及後來的數篇文章，對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提出批評。從10月12日到11月17日，清污運動的高潮期持續了27天。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總結，稱鄧小平的清污決定是對的，但是在下級執行時出現了偏差。12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確對待宗教問題的指示》。這實際上標誌著「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結束。

鄧小平談為什麼要進行清除精神污染

1983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作了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的講話。鄧小平在講話中說：
「理論界和文藝界還有不少問題，還存在著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現象。」
「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它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
「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
「資產階級常常標榜他們如何講人道主義，攻擊社會主義是反人道主義。我們沒有想到，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傳起人道主義、人的價值等等來了。」
「至於『異化』馬克思在發現剩餘價值規律以後，曾經繼續用這個說法來描寫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的僱傭勞動，意思是說工人的這種勞動是異己的，反對工人自己的，結果只是使資本家發財，使自己受窮。現在有些同志卻超出資本主義的範圍，甚至也不只是針對資本主義勞動異化的殘餘及其後果，而是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說社會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由於社會主體的自身活動，不斷產生異己的力量。……這實際是引導人們去批評、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失去信心，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樣沒有希望。」
「人道主義和異化論，是目前思想界比較突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