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党党史

背景

19世紀後期，數量日增的城市無產階級和甫獲得參政權的男性工人階級，迫切需要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一些工會運動分子始興趣於進入政壇，在1867年和1885年參政權兩次擴展後，自由黨接納了一批由工會贊助的候選人。在此期間，還有幾個小型的社會主義團體成立起來，旨在將這一運動與政治政策產生聯繫。其中主要的是獨立工黨、社會民主同盟、知識分子中產階級費邊社和蘇格蘭工黨。
與此同時，英國的社會主義在地方政治中取得進展。1889年費邊社和自由黨組成的「進步」黨在倫敦郡議會舉行的首次選舉中取得多數。這個有社會主義者發揮重要影響力的郡議會貫徹了公有化計劃，建立了英格蘭的首批社會住房，增加了消防隊等服務項目的開支， 增設了公園和公共浴場，改善了倫敦的下水道系統，道路被拓寬，連接多格斯島和格林威治的黑牆隧道於1897年投入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積極參與社會政策的婦女勞動聯盟在肯辛頓建立了兒童福利診所。
1892年，獨立工黨黨員弗雷德·喬維特成為被選入布拉德福德市議會的第一位社會主義者。幾個月後，喬維特在該市成立了獨立工黨的地方黨部。作為貝德福德市議會議員，喬維特負責擬定了最終由地方當局採納的幾項重要改革。1904年，布拉德福德成為英國首個由學校免費供餐的地方當局，該市部分貧民窟地區獲得拆除重建。他也支持《1834年濟貧法》，並在成為濟貧法監護人委員會委員後致力於改善布拉德福德市濟貧工廠里兒童食品的質量。
1898年，西漢姆自治市議會成為有史以來首個獨立工黨控制的議會。新當局開展了一項擴大市政工作隊伍並將其直接置於公共控制之下的計劃，以改善工作保障、條件和待遇。為市當局雇員提供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制及兩周的年假。雖然兩年後該市議會易主，但兩年間取得的成果證明了獨立工黨在市一級推動改革的有效性。
在1895年大選中，獨立工黨提名28位候選人，但只贏得了44,325張選票。該黨領袖凱爾·哈迪認為，為了在國會選舉中取得成功，有必要與其他左派團體聯合起來。

勞工代表委員會

19世紀90年代發生的一系列針對工會的訴訟案件，使工會的合法權利受到了威脅，它迫切需要有一個自己的政黨在議會中代表工人階級說話；而社會主義團體在當時情況下，如果得不到工會的支持，也不可能成為真正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所以，工會和社會主義團體儘管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尚存在著分歧，但最終還是走到了一起。
1899年，一位來自唐卡斯特的鐵路從業者協會會員Thomas R. Steels在該協會的地方分會上提議由工會大會召集一次特別會議，將所有左翼組織整合為一個贊助國會議員候選人的機構。這個動議通過了工會大會的所有流程，擬議的會議於1900年2月26日到27日在Farringdon街公理會紀念堂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各種工人階級和左派組織的工會 - 工會代表的約三分之一成員為工會大會委派。
經過辯論後，129位代表通過了凱爾·哈迪的議案，該議案稱「國會內應有一個獨特的、有自己的黨鞭、並能就其政策達成一致的工黨黨團，它必須擁有隨時準備與目前能致力於促進勞工利益立法的任何一黨派合作的意願。」新組織使用了「勞工代表委員會」的名稱，其性質主要還是一個競選聯盟，目的是將工會分子和能代表勞工階級的候選人選進國會。新組織的領袖非其人則缺，來自獨立工黨的被提名人拉姆齊·麥克唐納當選為黨書記。新書記的首個艱難任務就是組織的團結。1900年10月的「戰時大選」來得太快，以致新黨難以有效地組織競選；選舉總經費只有33英鎊。只有15位候選人獲得贊助，其中兩人獲得成功；凱爾·哈迪在梅瑟蒂德菲爾當選，理察·貝爾在德比當選。
1901年的《塔夫谷鐵路公司案》中—這是罷工者與一家鐵路公司之間的糾紛，工會被命令為罷工支付23,000英鎊的賠償金—罷工者受到勞工代表委員會的幫助。由於僱主可以從工會收回失去的工作成本，判決實際上使罷工非法。阿瑟·貝爾福領導下的保守黨政府對工商業界（傳統上是自由黨的盟友反對保守黨的土地利益）的明顯默許，愈發使勞工代表委員會反對一個似乎很少關心產業工人及其問題的政府。
在1906年大選中，勞工代表委員會贏得了29個席位，這得益於拉姆齊·麥克唐納和自由黨黨鞭長赫伯特·格萊斯頓之間的1903年秘密協議，即工黨通過在大選中支持自由黨，來換取自由黨在選舉中的支持，避免勞工和自由黨候選人之間的分票，以便能將保守黨現任議員擊敗。自由黨人迫切希望減少保守黨的議席，並列出30個目標選區，在這些選區，自由黨不會提名自己的候選人，並允許勞工代表委員會無償使用自己的政策綱領，換取後者共同反對保守黨。最終委員會在這30個選區中贏得25個。
1906年2月15日，即大選後委員會的第一次集會上，決定正式改名為「工黨」。凱爾·哈迪在黨成立的過程中起了主導作用，當選為國會工黨主席（實際上的黨領袖），雖然經過多輪投票後只比戴維·沙克爾頓多得一票。工黨在成立的初期，獨立工黨提供了大量活動資源，因為1918年之前黨還不接納個人黨員。費邊社為黨提供了智力支持。新自由黨政府的首件大事就是扭轉了《塔夫谷案》的結果， 同時工黨議員鼓勵和支持漸進措施，如《1906年工人賠償法令》、《1908年礦業管理法令》、《1908年長者年金法令》，並在公立學校進行強制醫學檢查。1906年，工黨在新議會取得了首次立法成功，工黨議員、曾任職於布拉德福德市議會的弗雷德·喬維特提出的一項法案成為了《1906年教育(供餐)法令》。工黨在自由福利改革方面的影響力是大選前建立的非正式的勞工 - 自由黨聯盟的結果。1908年，工黨幫助H·H·阿斯奎斯政府通過英國首部養老金法律，1910年大選，兩黨擴大合作，《1911年國家保險法令》提供了健康和失業保險。
由於力量相對弱小，工黨在很多方面必須與自由黨合作；而自由黨出於競選需要，也希望工黨的支持。在當時情況下，工黨在政治上只能受制於自由黨，在一些重大議題上不得不作出違背初衷的表態，使工黨的處境十分尷尬。此外，由於工黨缺乏議會鬥爭經驗和管理政務能力，一時還提不出能獲得廣泛支持的政策，以及工黨內部不夠團結等因素，使新生的工黨在英國政壇上的前途並不十分明朗。

建黨之初和黨勢上升

工黨與自由黨的選舉協議一直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工黨能夠自行其是為止。而與此同時自由黨正在不可逆轉的衰落中。原因是工人階級微妙的社會變化，產生了想獨立行事的年輕一代。歷史學家Michael Childs認為年輕一代有理由選擇工黨而非自由黨的政治風格。社會因素包括世俗化的基礎教育（對非新教徒的影響較小）；1890年以後的「新工聯主義」使非技術工替代過去由技術工主導的趨勢；以及新的業餘時間活動，特別是音樂廳和體育活動，吸引青年與老一代的自由黨選民漸行漸遠。Childs指出，1918年大選的改革使許多年輕工人階級獲得投票權，20年代，自由主義主導的年長選民的流失使工黨得以取代自由黨。
1910年大選，有42名工黨議員當選，大選前一年，上議院通過了奧斯本判決，裁定英國的工會不能再捐款資助工黨議員的競選經費和工資。執政的自由黨不願意動用委任立法廢除這一司法判決。自由黨的妥協方案是工會仍可為議會議員提供工資，而切斷議員與工會的牽扯。但到1913年，面對最大工會的反對，自由黨政府通過了《貿易爭端法》，允許工會再次向工黨議員提供資金。
到1914年，約有420名工黨民意代表在各種市議會任職，而且不包括數目眾多的少數礦區郡議員或監護人委員會、教區議會和區議會議員。除了教育及對在校生的供餐和體檢外，工黨在地方政府中最迫切的議題是在當地為失業者提供工作、八小時工作日、推行公共合同中公平工資條款，以及改善地方當局雇員的公平工資和條件。在一些地區（特別是伯明罕和格拉斯哥），工黨面臨更積極支持城市住房建設和貧民窟拆遷改造計劃的壓力，同時也繼續被激勵（與監護人委員會有關）改善失業者和其他貧困階層尤其是殘疾人和老年人的待遇。住房建設、公共衛生服務與貿易型企業之間的折中辦法成為工黨參與地方政治的主要政綱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著工黨的突破，自由黨實力銳減，工黨成為僅次於保守黨第二大黨。歷史學家Andrew Thorpe認為「工黨得以迅速崛起得益於戰爭期間各黨派保持著基本的團結。」戰前，工黨秉持一種反對資本主義戰爭的論調。然而，德國入侵比利時和黨員洶湧的主戰浪潮使戰爭在英國國內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拉姆齊·麥克唐納繼續反對這場戰爭，但他很快就辭去黨領袖職務，強烈主張打垮德國的阿瑟·亨德森取而代之。1915年，亨德森被邀請加入阿斯奎斯的戰時政府，任教育委員會主席，併兼任首相勞務問題顧問，這是工黨黨員首次入閣。阿斯奎斯希望以此換取工會的合作來大幅提高軍火生產。同時加入政府的還有前工黨黨鞭長喬治·羅伯茨和威廉·布魯斯。1916年大衛·勞合·喬治取代阿斯奎斯任首相，更多工黨要員得以進入政府任職，亨德森更升入戰時內閣，前工程師喬治·巴恩斯任養老金大臣，前煤礦工人約翰·霍奇任勞工大臣。羅伯茨、布魯斯和另一工黨議員詹姆斯·帕克任次官級職務。
儘管工黨內主流意見是主戰的，但獨立工黨卻組織了反徵兵聯盟，工黨另一附屬組織不列顛社會黨則發動了罷工來表明其反戰立場。1917年8月亨德森辭去內閣職務，因其關於戰爭國際會議的提議被其他內閣成員否決。總的來說，英國的各種工黨組織是支持戰爭的，而不像他們在歐洲大陸的同道們那樣。
一戰期間，工黨在服務於政府內外的同時，能夠影響一些社會政策的漸進發展。當時90％的住房屬於私人房東，在戰時價格不斷上漲（有時是為了暴利）的情況下，房東還試圖增加租金。這導致了1915年發生了一系列的自發性抗議活動，這些抗議活動常常由當地的工黨組織來協調，例如在格拉斯哥，獨立工黨發揮了主導作用。這迫使政府通過立法，以戰前水平確定戰時的房屋租金。這是重要的，因為它表明工黨成為保衛工人階級住房利益的政黨，而非其政敵，同時也幫助工黨將其視野由工會問題一隅擴展到地方事務上，更直接吸引了女性選民。此外，還如歷史學家安德魯·索普所說：「通過國家行為來控制市場行為對弱勢工人階級的影響。」
工黨還爭取「份額公平」，打擊暴利和無限制的市場行為，並通過向政府施加壓力取得一些進展。工黨努力對發戰爭財等行為進行高額徵稅，同時引入定量配給和其他管控措施，並於1917年起通過在食品部任職的約翰·克萊恩斯實行了價格控制措施，以穩定食品價格，而官方配給制在1918年初開始實施，確保實現「公平競爭」。1915年還引入了超額利潤稅，到1917年時上調至高達80％，而工黨的功勞簿上還記錄了1916年戰時緊急狀態工人全國委員會（War Emergency Workers' National Committee）發起的「徵收財富」運動。
由於「公平競爭」是英國激進主義的偉大傳統之一，工黨在這方面的優勢是明顯的，而這種政策的實施可以大大提高工黨的總體信譽。
——安德魯·索普
工黨各位大臣的戰時經歷使他們對於黨利用國家機構實現社會變革的能力更加自信，並激勵其抵制地方上的蘇維埃運動和初出茅廬的英國共產黨呼籲的「直接行動」政策。工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以韋伯夫婦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也進入了工黨的決策層，為工黨政治理論素養的提高增添了活力。然而，在1918年工黨年會上，頒布了工黨歷史上第一個黨章，其第四條日後將成為黨內鬥爭的焦點，該條款由西德尼·韋伯在一年前起草，呼籲「確保生產工具，分銷渠道和交易媒介均為共同擁有」。
戰後的選舉反映了工黨地方活動基礎和組織的增長，合作社運動在戰後向勞工與合作黨提供資源。該黨後來與工黨達成選舉協議。1921-1923年工黨禁止與大不列顛共產黨合作。與此同時，自由黨迅速衰落，發生了災難性的分裂，使工黨能夠奪取大部分自由黨的支持者。
隨著自由黨的混亂，工黨在1922年贏得了142個席位，成為下議院第二大政治集團，並且成為保守黨政府的官方反對黨，理論上工黨已具有了執政的可能性。大選後，在政治上獲得平反的拉姆齊·麥克唐納成為黨的第一位正式領袖。
在地方，工黨不斷取得進展。1919年，約翰·亞當斯領導的坎伯蘭郡阿萊克頓和弗里京頓區議會議員選舉大獲成功。成為英格蘭首個完全由工黨議員組成的議會。

第一次工黨政府(1924年)

1923年大選結果出現懸浮議會：自由黨獲得159席；工黨獲得191席，不及下院議席數的三分之一，但仍超過自由黨；而保守黨堅持關稅壁壘，致使其失去了90個議席，議員人數降到258人，雖然為下院中最大的黨，但已不再擁有過半的多數了。人們呼喚一個支持自由貿易的政府。1924年1月，在阿斯奎斯領導的自由黨支持下，工黨成立了第一屆工黨政府。 
由於政府不得不依靠自由黨的支持，因此無法在下議院通過任何可論證的社會主義立法。工黨政府最大政績是通過了《惠特利住房法令》，該法計劃為工薪階層家庭提供50萬套住房。 
九個月後政府就崩潰了，因為自由黨投票支持專責委員會對《坎貝爾案》進行調查，麥克唐納首相宣布這次表決是信任投票。在1924年10月8日舉行的兩次投票中麥克唐納政府均以160多票的大幅劣勢失敗，為有史以來政府一方在國會表決中遭遇的最大失敗，其記錄直到2019年才由德蕾莎·梅伊政府打破。坎貝爾案是一名名為J·R·坎貝爾的親共產主義記者發表一封對軍隊進行挑釁的公開信而被工黨政府總檢察長以煽動叛亂罪起訴的案件，工黨政府因其后座議員的反對而撤訴，但自由黨和保守黨則主張調查。 
在接下來的大選投票前四天，季諾維也夫的信件被《每日郵報》披露，這使得工黨捲入在英國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陰謀。保守黨重新掌權；儘管工黨的得票率從30.7％上升到33.3%，但議席卻下降了40席；自由黨損失最大，大部分席位均為保守黨所奪。現在人們普遍認為，季諾維也夫的信件系偽造。

總罷工(1926年)

新的保守黨政府在首相斯坦利·鮑德溫領導下對1926年大罷工採取決定性措施，通過避免暴力和發動中產階級罷工破壞者使大罷工在9天時間內結束。拉姆齊·麥克唐納延續了其反對包括總罷工在內的罷工行動的政策，而認為實現社會改革的最佳方式是通過選票表達。工黨對媒體深感不信任，並在由敵對媒體主導的輿論戰場上頻頻失利。在總結吸取了教訓後，工黨轉而採用了有意識地媒體參與政策，特別是與英國廣播公司的合作，從長遠來看，這已被證明是成功的。

第二次工黨政府(1929-1931年)

1929年大選。工黨贏得287席，得票率37.1％（實際上略低於保守黨），第一次成為下院多數黨，雖然還不是絕對多數。然而，麥克唐納仍然需依靠自由黨的支持來組建少數派政府。麥克唐納政府延攬了英國第一位女性內閣大臣——勞工大臣瑪格麗特·邦德菲爾德。
第二次麥克唐納政府在議會中的地位比其第一次政府更穩固，並在1930年通過了修訂版的《長者退休金法令》，一部更為慷慨的《失業保險法令》，以及一部改善煤炭行業工資和條件的法令（即針對總罷工背後的問題）。例如，根據《1930年煤礦法令》，建立了產出和價格監管的市場行銷方案，同時設置一個獨立委員會來統一地促進該方案。最低工資和最低生活保障被定為一年，同時增加和改善了礦工安全保障措施。而《1929年養老金法令》則向超過50萬以前被排除在養老金制度之外的兒童、老人和寡婦提供養老金。

大蕭條和麥克唐納領導下的分裂

不幸的是，工黨政府上台不久就爆發了華爾街股災和世界經濟大蕭條，重創了英國經濟。經濟危機的直接後果是失業人數激增，截至1930年底，失業率翻了一番，達到了250多萬人。
工黨政府努力應對並試圖調和兩個​​相互矛盾的目標：實現預算平衡以維持英鎊的金本位；同時也努力維持對窮人和失業者的援助。所有這些目標都要面臨稅收收入下降的挑戰。政府內部在是否削減政府公共開支和提高稅收上存在嚴重分歧，財政大臣菲利普·斯諾登反對引入赤字性開支。
專管失業問題的蘭開斯特公爵領地相奧斯瓦爾德·莫斯利於1930年1月發表《莫斯利備忘錄》，呼籲公眾控制進口和銀行業，並增加養老金以提高消費能力。但這種呼籲一再被拒絕。莫斯利遂於1931年2月辭去政府職務並退出工黨，另行組建新黨（New Party），後改組為不列顛法西斯聯盟，他在義大利轉變法西斯主義者。
情況到1931年時進一步惡化。在工黨的自由黨盟友以及擔心預算失衡的反對黨保守黨壓力下，工黨政府任命了一個由金融專家、保誠保險公司秘書喬治·梅爵士領導的委員會來審查公共財政狀況。1931年7月該委員會發表《梅報告》，敦促公共部門減薪和大幅削減公共支出（特別是減少失業者補貼），以避免預算赤字。
這項建議在工黨基層和工會中非常不受歡迎，工會和幾位政府大臣一起拒絕支持任何此類措施。外交大臣阿瑟·亨德森和內政大臣J·R·克萊恩斯等幾位高級大臣寧以辭職相威脅也不願同意裁員減薪。然而，麥克唐納首相和菲利普·斯諾登堅持認為，必須採納報告的建議，以避免產生預算赤字。
關於支出和減薪的爭議分裂了工黨政府；事實證明這對工黨來說是致命的。內閣多次未能就削減支出或增加關稅達成一致。由此產生的政治僵局導致投資者感到恐慌，資本和黃金價格的飛漲使經濟形式進一步惡化。為應對這種局面，麥克唐納在國王喬治五世的敦促下與保守黨和一部分自由黨組建了國民政府。1931年8月24日，麥克唐納提交了大臣們的辭職信，並帶領少數高級同事，特別是斯諾登和自治領大臣J·H· 托馬斯，與其他政黨組成新政府。9月28日，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將麥克唐納及其支持者開除出黨，麥克唐納遂組建國民工黨。工黨出現了大分裂。由亞瑟·亨德森領導的工黨以及未參加政府的自由黨成為反對黨。由此導致的1931年大選中國民政府獲得壓倒性勝利，而對工黨來說則是一場災難，工黨僅獲得52個席位，比1929年少225個席位。
麥克唐納一直擔任由保守黨主導的國民政府首相到1935年。他的行為被工黨視為背叛而遭到後者強烈譴責，工黨將他稱為「叛徒」和「老鼠」。

作為國民政府的反對黨時期

1931年接替麥克唐納任工黨領袖的亞瑟·亨德森在當年的大選中連自己的議席也未能保住。在斷崖式失敗中，前工黨內閣成員只有和平主義者、前勞動大臣喬治·蘭斯伯里倖存，他也就順理成章地當選為黨的領袖。
1932年，工黨經歷進一步分裂，獨立工黨在經歷了多年來與工黨領導層持續的衝突後，最終選擇與工黨脫離關係，並日漸衰落。獨立工黨在工黨中的作用一度被社會主義聯盟所代替，該聯盟為工黨附屬組織，由前副總檢察長斯塔福德·克里普斯領導，成員為數千名教師和知識分子。1937年，社會主義聯盟提出與共產黨人結成人民政線聯盟，工黨遂將其解散。

經濟學

1930年代初，工黨開始左傾。在1932年黨的年會上，社會主義醫學協會會員薩默維爾·黑斯廷斯提出了一項決議案，該案要求建立國家衛生服務。1934年，社會主義醫學協會會員草擬的關於國家衛生服務的官方文件由年會一致通過。同年工黨還通過了「為了社會主義與和平」計劃，計劃主要內容為將土地、銀行、煤炭、鋼鐵、運輸、電力和供水國有化，並建立國家投資委員會以規劃工業發展。倫敦政經學院教授、馬克思主義者哈羅德·拉斯基抨擊該計劃，他認為和平而民主地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反對派會訴諸暴力，工黨必須做好準備。工黨這種有其思想根源的對於國有化的執著，不僅讓有產者充滿敵意，而且普通國民也對這種「社會主義」是否符合英國國情心存疑慮。因此在整個30年代，工黨基本上處於一種尷尬的局面：反對它的人不支持它，應該支持它的人也不準備支持它。
工黨的經濟問題政策思路一直未能創新。「計劃」、「國有化」等詞彙只是流於空喊，工黨首席經濟事務發言人休·道爾頓承諾要將英國打造成新耶路撒冷，即使超出經濟能力。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迴避經濟議題。相形之下，自由黨的經濟分析和政策倡議則詳盡的多，這應首先歸功於梅納德·凱恩斯和威廉·貝弗里奇等經濟學家。當工黨於1945年上台時，發現自己沒有任何關於如何進行國有化的可行方案。也沒有重視專家們對煤炭短缺發出的警告。艾德禮和他的追隨者們根據戰時經驗制定了戰後政策。

外交政策

1930年代，作為和平主義者的蘭斯伯里與大多數黨員之間在外交政策上公開分歧，主要表現在蘭斯伯里反對對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當時稱為阿比西尼亞）實施制裁，結果蘭斯伯里辭職。工黨副領袖艾德禮繼任領袖，憑著運氣，他逆轉了工黨的頹勢實現復興，1935年大選贏得154個席位，38％的得票率是工黨有史以來所取得的最好成績。溫和、平易、謙虛的艾德禮最初被視為弱勢的過渡領袖。然而，他的實用主義、信息靈通和協調能力使其在幕後談判和施展政治手腕上非常有效。艾德禮成為工黨任職時間最久和最成功的領袖。
西班牙內戰中的1936-38年，極左翼集結在西班牙共和國軍隊中對抗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的威脅。西班牙國內曾經占主導地位的和平主義分子失勢。工黨也轉向支持重整軍備。這種轉變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歐內斯特·貝文和休·道爾頓的努力，他們在1937年也說服該黨反對保守黨首相內維爾·張伯倫的綏靖政策。
在大蕭條結束、失業率下降的20世紀30年代後期，雖然工黨贏得了一系列補選，但其實力仍未完全恢復，還是相對弱小的一個政黨。

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地方施政

雖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大部分時間裡工黨並不執掌中央政權，但它能夠控制許多地方當局，並憑此將其社會主義原則付諸實踐。
在工黨有絕對控制權及占相對多數的地方當局，工黨施政的主要策略就是充分利用國會立法所提供的機會，特別是在住房、教育、公共衛生服務等領域，以及1929年之後從監護人委員會轉移給地方當局的服務。在所有這些領域，工黨拿出了非常不錯的成績單。
——G·D·H·科爾，《1914年以來工黨歷史》
在兩次世界大戰間，在地方當局執政的工黨試圖用公權力來改善其主要工人階級選民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地方歷練增加了工黨的執政經驗和水平，通過改善住房和醫療保健，提供產科診所，為學齡兒童提供免費牛奶和膳食等措施提高其選民生活標準。1919年，因戰爭中斷了四年的地方選舉恢復舉行，工黨的地方當局議員當選後採取了市政社會主義政策（特別是在倫敦自治市）以解決健康狀況不佳、住房不足、普遍不安全等社會問題。地方執政的工黨試圖建立一個「原始福利國家」，例如，通過民選的監護人委員會，為失業者提供更多豐厚的貧困救濟，並鼓勵建造診所、房屋和公共浴室，這些設施除了能提供必要的服務外，還提供了就業機會。此外，在那些工黨占少數的地方當局，工黨及其的支持者開展了維護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運動。例如占少數的工黨可以阻止他們自己認為違反其選民利益的地方當局倡議。
在20世紀20年代，工黨議員強迫地方議會或（1929年取消的）監護人委員會加快改革步伐。正如曾任第一次麥克唐納內閣衛生大臣的約翰·惠特利所指出的那樣，「工黨各種運動導致的最引人注目的結果之一，就是窮人的控制權已經轉交到受歡迎的監護人委員會手中。」總的來說，工黨的地方議員更有意願將其法定權力發揮到極致，而並不太在意其成本幾何。20世紀30年代結束之前，60個地方當局已在工黨的掌握之下。
大蕭條時期，工黨執政的各地方當局努力保護失業人員免受經濟衰退的最嚴重影響，併力保為有需要者提供儘可能慷慨的公共援助制度。在達勒姆和格拉摩根，工黨政府發放高於最低標準的救濟金，在進行經濟狀況調查時也較其規定地更加人性化。在哈克尼，倫敦工黨書記赫伯特·莫里森採用慈善方法來減輕失業的影響。在尼爾森，工黨的市議會投資於教育和兒童福利等基本服務。在格拉斯哥，工黨活動家派屈克·多蘭的格拉斯哥公司實施了清理貧民窟計劃，在1934年至1939年間建造了約20萬套住房。在巴恩斯利，離校年齡延長了六個月，以加強教育，並使約500名青少年免於成為失業者。此外，工黨地方當局優先考慮的政策往往是住房建設和貧民窟清理。
各工黨執政的地方當局還試圖將其所提供的服務人性化，以降低福利服務運作的刻板度，使工人階級能夠享受開放空間和文化帶來的好處。在諾里奇，工黨確保學校建築採光充足設施現代；在格拉斯哥，工黨政府終止了一項有爭議的制度，該制度規定接受貧民救濟的老年夫婦可能會分住在不同的宿舍里；在西漢姆，當局向貧窮的母親和殘疾人提供援助。
20世紀20年代的監護人委員會和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公共援助委員會的工黨代表試圖在當時架構中儘可能地減輕失業和貧困的影響。這往往導致採取干預措施，例如提供免費的學校膳食或確保福利申請人得到了救濟。工黨地方當局試圖以儘可能最寬鬆的條件進行救濟金申領資格審查，其中涉及接受申請過渡性養老金的人數比例高於非工黨執政的地區，以保證救濟到更多的人。例如，在東倫敦波普勒、貝思納爾綠地和斯特普尼，工黨代表其工人階級支持者採取積極措施，在經濟形式不確定時提供保障、就業和救濟。
女性工黨黨員在地方當局政策制定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並且接受（或預期）政府責任的擴張，從而將政治帶入了公認由女性擅長的領域。正如曾任曼切斯特市議會議員的漢娜·米切爾所回憶的，當她坐在救濟委員會時，她「知道可以從津貼中購買多少食物，知道兒童衣服和鞋子的花銷，一眼就可以看出申請人身體狀況不佳。」通過對這些問題的第一手了解，女性為實施有利於其選民的改革做出了貢獻，例如建造公共廁所、產科中心、診所、遊樂場和公園。這些改革不僅擴大了工黨的吸引力，而且還為女性提供了「在工黨內和城市政治中的獨特地位」。

威爾斯

工黨在威爾斯也實力不俗，1935年大選中，它贏得了35個席位中的8個席位。社會立法（包括衛生、住房和教育）方面，工黨執政地方當局往往有超前規劃和慷慨投入。在工黨勢力強大的南威爾斯，衛生、住房和教育方面比威爾斯其他地區有更好的成果，儘管當局本身並不寬裕。例如：格拉摩根、卡馬森郡和蒙茅斯郡的部分地區提供免費的學校餐，而在北威爾斯的大部分地區這種服務則是特殊的，雷克瑟姆例外。在工黨執政的當局中，中學文憑的重要性被明顯加強。在威爾斯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以工黨為主導的地方議會不僅成功地增發中學文憑（即使在大蕭條時期也如此），而且也努力減免學費，甚少顧慮支付能力。1932年，有大約60%的威爾斯中學免學費，這一數字遠高於英格蘭。在朗德，工黨執政的地方當局為貧困家庭兒童引入改善措施，例如免費牛奶，這有助於抵消大蕭條的一些最嚴重影響。在斯旺西，城市居民房屋獲得政府補助金資助，救濟金申領審查相對人性化，並開設了託兒所。

倫敦郡

工黨在地方政治上的最大突破當屬1934年攻克倫敦郡議會，這是英國最有權力的地方當局。由赫伯特·莫里森領導的工黨經營的郡議會實施了廣泛而漸進的社會民主改革，將倫敦打造為負責任和進步的工黨地方當局典範。上任一年後，莫里森採取措施將倫敦房主們的稅率提高到31％（一英鎊課七先令），他在上任後發現一筆由保守黨執政時倫敦郡議​​會財政部門儲蓄（salted away）下的200萬英鎊所謂「留窩蛋（nest egg）」。這筆資金用於更加人道地對待倫敦的窮人，為老年窮人提供更多的住房，更多的免費教育和醫院現代化設備，改善患者的飲食，增加醫院的醫護人數。
莫里森主持了倫敦住房、衛生、教育和交通服務的發展，以及交通系統的統一，並在倫敦郊區建立了「城市綠化帶」。此外還建造了新的學校，採取了打擊腐敗和低效率的行動，開展了貧民窟清理和政府救濟房建設的重要方案，並建立了市政保健服務，成為國民醫療服務的前身。在以莫里森為首、財政委員會主席查爾斯·萊瑟姆、黨鞭長艾薩克·海沃德和規劃住房衛生委員會主席劉易斯·西爾金組成的領導層領導下，倫敦郡議會被認為是成功的。對倫敦的貧民窟進行了攻勢，建造了新房屋，進行了維修，並且減少了原貧民窟居民租住城市公寓的租金。從1934年開始，福利服務、教育和醫療保健支出增加，醫院雇用更多員工，享受更好的工資和條件。提供更多免費的中學教育場所，改善病人護理；建造了新的學校，並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設施、牛奶、運動場和體檢。還努力進行改革確保公共援助符合條件放寬。莫里森計劃在倫敦周圍建設「綠化帶」也取得了成果，為相關的地方當局提供了購買和維護土地的資金。
在莫里森主持下，當局服務的範圍不斷擴大。新的主排水系統，更多的主幹道和橋樑升級改造，以及消防隊的新總部和設備。市立公園也得到了發展，東區的維多利亞公園「改造了各種各樣的設施」，其他公園有更多的浴室、保齡球場、運動場、戲水池、遊樂場、茶點店、體育館和日光浴場。為兒童提供便利設施，例如在學校假期期間以說書人、魔術師和喜劇演員的形式進行娛樂，安裝了專門設計的碟形戲水池以幫助父母找到自己的孩子，並建造了特殊的兒童廁所以減少猥褻兒童犯罪的發生率。
在住房政策方面，莫里斯實行余隙面積(clearance area)和強制收購，並開拓出適用於興建住宅的新地皮。此外，正如關於莫里森的傳記所指出的，反對派攻訐莫里森，因為「莫里森故意將政府救濟房興建於以前的保守黨支持者聚居區。」房屋的標準得到了改善，設施齊全，規模寬敞，莫里森當局也取消了一個浴室由三個家庭共用的「都市改革房(Municipal Reform tenement)」。為政府救濟房項目分配了更多的資本支出，新的公寓和房屋建設得更快，來自貧民窟的租戶的租金得到減輕，「他們經常發現在安置房屋時難以承受增加的租金。」
莫里森當局為公共衛生和福利服務分配了更多資金。前文提到的薩默維爾·黑斯廷斯對倫敦的衛生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多年來他一直是社會醫學協會成員主導的公共衛生委員會主席。精神病患者被允許在海邊度過兩個星期的長假，並且拜訪這些人的差旅費由政府報銷。盲人服務也得到改善，助產服務得到延長。此外，產科病例可以免費使用救護車。
在教育方面，新學校建成，舊學校重建，更多的資金用於改善他們的藏書、桌椅和教具。對學生運動場地給予了更多的關注，並且雇用了更多教職人員（在改善的條件下）以減少班級規模。建立了更多的託兒所，改善了特殊學校，為殘疾人提供了更多的幫助。為學齡兒童提供了更多的健康檢查和更多的牛奶，技術和商業教育機構是進一步的發展。由於經濟蕭條而產生的「托利黨高利貸主義(Tory Shylockisms)」被廢除：更多的國家獎學金被引入並且獎品得以恢復，而寄宿學校的兒童則受益於每年增加的教育訪問、兒童津貼和營地假期。在莫里森堅持下，男生軍訓隊被禁止進入郡立學校，如莫里森的傳記所說，他認為「向年輕人灌輸軍國主義價值觀」是錯誤的。同時，郡立學校也不再組織學生參觀奧爾德肖特軍樂行進表演和亨頓空軍飛行表演。
莫里森還在公共援助方面進行了各種改革。「營房式」的濟貧院被拆散，兒童、盲人、病人、老人和孕婦被分開對待，「而不是混在一起。」得到救濟的條件得到放寬，煤炭補貼得到恢復。公共援助的管理也進行了改革，郡議員和官方委派之員組成的調查委員會（救濟申請人必須出席）被廢除，代以全職的裁決官走訪救濟申請人並決定其資格。這樣就簡化了流程，並通過隱私專業人士處理他的案件以幫助這些申請人。在莫里森任職期間，重大政績還有滑鐵盧橋翻新，南岸的發展以及綜合城鎮規劃。

組成與分工

1940年春天，內維爾·張伯倫辭職，即將上任的首相溫斯頓·邱吉爾決定組建一個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跨黨派聯合政府。工黨遂重返執政。
克萊門特·艾德禮被任命為掌璽大臣和戰爭內閣成員，後加副首相、自治領事務大臣、樞密院議長等銜，是為英國首位副首相。倫敦郡議會領袖赫伯特·莫里森任供應大臣，倫敦大轟炸後升授內政大臣。運輸和普通工人工會總書記歐內斯特·貝文任勞工和國家服務大臣，負責全國人力資源配置。休·道爾頓任經濟戰大臣，後改貿易委員會主席。前海軍大臣A·V·亞歷山大回任海軍大臣。工黨副領袖亞瑟·格林伍德任不管部大臣。此外工黨還獲分配8個次官級職務，1945年時這個數字上升到了17個。根據歷史學家科爾的觀點，聯合政府的基礎是將戰爭的大後方交由工黨各大臣負責（包括維持重要的社會服務和動員人力）。雖然財政部仍掌握在保守黨手中，但與工黨就稅收負擔的​​公平分配達成了明確的諒解。
戰爭期間，邱吉爾長期集中注意力於國外，國內的事務基本上由副首相艾德禮主持，這不僅豐富了艾德禮的經驗，同時也增長了工黨大臣的才幹。在與保守黨聯盟的同時，邱吉爾內閣的工黨閣員能夠將他們的理想付諸實踐，實施廣泛而漸進式的社會和經濟改革，這些改革在提高工薪階層英國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條件方面取得很多成果。如歷史學家Maurice Bruce所說，「由於他們對事件形成的影響，這幾乎可以稱之為第三條道路，因為他們所做的工作是迄今為止所有工黨政府里最具建設性的。」
正如肯尼思·摩根所說，「工黨諸大臣與大後方的成就有著獨特聯繫。」

內政部

內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憑藉自己曾主政倫敦的經驗，並在其朋友、內政部政務次官艾倫·威爾金森的協助下，以有效參與英國本島防衛和主持修復受在不列顛空戰中受創的主要城市而聞名。莫里森都會很快出現在那些受到德軍轟炸過的城市，慰問市民，聽他們的牢騷和建議，然後採取行動。他成功地改進了倫敦的防空洞，又在地下深處新挖出許多的防空洞，還改善了其中的設施。使倫敦市民能較文明地生活在防空洞中的集體宿舍里。對於那些不願居住在防空洞中的市民，莫里森推出室內避難所以庇護他們，此即為所謂「莫里森式防空洞」，正式名稱為「桌下防空洞（Table Indoor Shelter）」。
在民防領域，為救援服務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解決方案，建立了培訓學校，以便為救援人員提供更新和更安全技能，並且非常重視培訓時長。根據莫里森的戰時工作手冊所記錄「從地方的周日學校到國立消防學院再到民防學院，必須堅持對員警進行充分的培訓。」莫里森還注意到為民防和戰備警察增加工資和津貼，最後還批准了那些「在閃電戰中出色服役的全職工作者」的小費。莫里森成立了國家消防局，主導通過了《警察和消防員（戰爭服役）法令》、《警察（上訴）法》，成立輔助警察協會等舉措，這保證了警察和消防員的權利，減少了工作負擔，提高了工資水平。
在刑事管理領域，莫里森停止了刑罰勞動，同時開展了各種旨在解決兒童問題（如青少年不法行為）的措施，少年拘留所（Remand Homes ）增加了1000個名額，規模擴大了一倍，其他獲授權學校擴大了3000個名額以收容這些青少年。在獲授權學校中設有福利幹事，以確保青少年離校時能聯繫上他們，同時將學校進行分類，以確保青少年們能進入適合自己的學校。莫里森還成立了一個由內政大臣、教育大臣和衛生大臣參加的委員會以監督對被失去正常家庭生活的兒童的關懷。根據內政部和蘇格蘭事務部於1943年3月宣布的決定，實施因戰爭而推遲的《1939年收養兒童（管理）法》，禁止「除地方當局或已登記收養協會以外的任何團體為收養兒童作出安排。
在警務和緩刑方面，雖處於戰時，莫里森仍繼續擴大緩刑局規模（儘管經驗豐富的工人嚴重短缺）。工資和服務條件有所改善以吸引相關人才。為了促進婦女的機會，根據莫里森的建議，任命了第一位女性地方警察局副局長、第一位女性內政部警務官和第一位女性助理治安法官。
莫里森採取了各種措施，改善受傷工人的補助，滿足礦工關於納入塵肺病的要求，並滿足棉花工會將麻醉納入《撫恤金法令》範圍內的要求。改善了因工傷致殘事故的補償。因事故死亡的工人，其家屬所能獲得的最高撫恤金也增加了。
莫里森還推動了威爾斯語使用範圍擴大到威爾斯所有法院。

維持戰時社會秩序

在戰爭年代，工黨積極而成功地推動安排住房，並將被疏散者和為戰爭服務的工人轉移到擁擠的工業區，公平的食物配給和分配製度，更有效地控制物價，改善離職金和津貼。對於那些生活在農村地區的人來說，工黨成功地將農業工人的失業救濟金提高到每周最多41先令，並將全國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周43先令。工黨還努力為轟炸受害者提供更好的食品，為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工業餐館和食堂，以及為女工子女提供戰時託兒所。
勞工與合作黨在戰爭開始時就努力推動將食物配給制度擴展到涵蓋所有必需品的供應，並認為存在一個無配額的群體會造成階級不公正並導致在商店間尋找物資造成時間浪費。1941年3月，工黨通過建立食品代表委員會和實際上的消費者委員會以更有效地控制和配給食品供應，回應合作黨對這些問題的要求。
1941年，工黨在其年會通過的宣言中這樣總結加入聯合政府一年來的執政成績：
社會服務的覆蓋面增加了。在工會的關心和堅持下，生活水平得到保障。工人的健康受到工廠規章的捍衛以及工廠醫生、食堂和託兒所的保護。我黨主持著從中央到地方的民事防護工作，在其他各領域，做了很多改善公民安全和舒適條件方面的工作。一直保持財政政策的警惕和連續監視促進了人民的社會保護的完善。利率一直在下降。財政部已經掌握了對銀行的權力，以確保它們充分配合國會決定的政策。在戰時一直存在的通貨膨脹危險已經保持在最低限度。
歷史學家科爾認同工黨的這種說法，他認為：牟取暴利現象越來越少，供給和稅收的分配也越來越公平。此外，社會服務不僅保持不變，而且還能滿足戰時需求。《1944年教育法令》的出台是保守黨教育委員會主席拉布·巴特勒和工黨教育委員會次官詹姆斯·丘特爾·愛德共同努力的成果。

區域經濟

蘇格蘭事務大臣湯姆·約翰斯頓推動了一系列重要的發展計劃，例如高地水電開發；而休·道爾頓的區域政策直接幫助了工黨幾大的票倉。在聯合政府結束之前由道爾頓主導修訂的《1945年工業布局法令》推出了一項積極的政策，即重建「貧困地區」，如蘇格蘭谷地、東北英格蘭、坎布里亞郡和南威爾斯，同時使這些地區的經濟基礎多樣化。這一有力的區域政策的基礎實際上奠定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其中包括擴展工商業區的作用，以及以政府條例的方式使威爾斯礦區等工業基地直接或間接從事軍工生產。由於戰爭的需要，聯合政府必須通過國家干預的手段來組織生產和進行資源的調配。實踐證明，這種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行之有效的。

勞工部

在勞工大臣貝文的堅持下，「改善勞工標準、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的內容被加入到1941年8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共同發表的《大西洋憲章》中。
貝文也在改善工作條件，增加了失業救濟、養老金水平，提高男性工人（如礦工、鐵路工人和農業工人）的最低工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同時還說服或以取消從業資格的威脅下強迫僱主改善公司的醫療福利、衛生和安全保障水平。醫生、護士在工廠車間的時間增長了三倍，工廠醫生的數量從60上升到1000名。然而，這一規定在較大的工廠中被更嚴格執行，較小的僱主繼續「幾乎不遵守」。這些措施使事故率在1942年後下降。
「基本工作令」的出台為保證就業、支付薪俸、履行工資協議以及為工人提供適當的福利設施等舉措做出了規定。作為福利計劃的一部分，貝文在工廠推出了各種形式的娛樂活動，包括半日食堂（mid-day canteen）音樂會。對於因停電等情況而難以購物的工人，設置特殊的購物設施來解決這個問題。還設立國家標準，為國內醫院和科研機構的工作人員提供適當的福利、工資和環境。還啟動了一項培訓和重新安置殘疾人的計劃，並改善了護士的薪酬。
根據貝文的規定，企業必須雇用布局專家、生產工程師、技術顧問和勞動監察員以助企業轉為戰時生產模式。「這創造了勞動力升級的機會，並逐漸培訓那些技能不足的人。」除了在各種工廠和工作中培訓人員所採取的措施外，還有成千上萬的主管、經理和工人接受了勞動部培訓中心的指導。還採取步驟確保得到適當培訓的工人支持軍隊，如維修受損船隻。對海員們來說，貝文引入了海員福利公約，並監督其執行。貝文也通過了各種法律來幫助人們重返工作崗位或從事貿易《民事就業法》賦予所有參軍前有工作的人復職的權利「不論他們是否志願在地方自衛隊或被徵召入伍服役。」
在貝文鼓勵下，工會地位顯著提高。工會被接納入各級政府和工業界的聯合磋商中代表工人，僱主組織也獲得了類似的地位，資本和有組織的勞動力已成為「監管機構」，在三方產業關係體制內「國家處於支點位置」。貝文的傳記作家認為：「以工會為代表的有組織工人階級首次與戰時國家企業建立了平等的夥伴關係。」
貝文進一步擴大了集體談判，擴容工資委員會，到戰爭結束時，工資委員會的最低工資條款涵蓋1550萬工人。在車間內，貝文直接鼓勵組建聯合生產委員會，以擴大工人對工業的參與。到1944年6月，已有近4500個此類委員會成立，涉及350萬工人。到戰爭結束時，聯合生產委員會正在干預曾被認為是僱主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如健康、福利、勞動力轉移、機器和人員配置、技術、計件工資和工資支付系統。這些發展帶來了工作條件的顯著改善，1942年的「大眾觀察（Mass-Observation）」組織的一項調查表明，20世紀30年代的「快速解僱和無解釋的開除」幾乎已經消失。在20世紀40年代，職業健康和安全標準的顯著提高是由於經濟「『核心』」部門中較資深工人的議價能力上升以及「戰時和戰後更主動的國家」興起。1940年代可謂工會權利高歌猛進的年代，在此期間，勞工的調整和控制工作能力顯著提高。這得益於充分就業，以及1939年到1950年間工會會員數量的增長——從32％增加到45％。
貝文還主導通過了《1943年餐飲業工資法》和《1944年殘障人士就業法》。
在工人撫恤金方面，工黨成功地將一項被視為令人不滿的法案撤回，取而代之的新法案引入了「包括單身人士並提供更好的津貼」。新的《工人賠償（補充補貼）法》於1940年8月生效，為所有殘疾工人提供每周最多5先令的額外津貼，並為每個家庭的第一和第二個兒童提供每周4先令的額外津貼，其他15歲以下兒童補貼額為每周3先令。對於一位有3個孩子的男性來說，每周額外獲得補貼16先令。對於農業工人來說，貝文修改的法案，將農業工人每周最高失業救濟金增加3個先令，增加到每周6先令，增幅加大。
在工黨大臣們努力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比，社會各階層負擔更加平等。牟取暴利得到有效控制，而租金管制和食品補貼抑制了戰時通貨膨脹。戰時的工資被允許增加，並且漲幅超過了通脹率，而稅收制度變得更加進步，稅收變得更加針對富裕階層（在艾德禮政府延續這一傾向，所得稅稅率在最高時的1949年達到98％）。這些政策導致財富差距縮小，1938年至1947年期間工薪階層工資收入的實際增加了​​約18％，而同期財產收入實際下降了15％，白領階層工資下降了約21％。

對戰後的規劃

戰爭期間，工黨顯然比保守黨更多地考慮戰後的重建和有關福利。1940年，工黨公開宣稱：社會主義的英國已不再是烏托邦，而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目標。該年年末，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被賦予規劃「如果我們的社會要向前發展，必須採取一些實際步驟」（邱吉爾語）的任務。1941年6月，為響應工會大會關於英國社會保險制度存在不足之處的觀點，格林伍德成立了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跨部門委員會，以調查英國的社會福利計劃，並研究可改進之處。格林伍德任命自由黨人威廉·貝弗里奇為委員會主席。1942年，英國政府發布由貝弗里奇編寫的《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又稱「貝弗里奇報告」），該報告設計了一整套「從搖籃到墳墓」的公民社會福利制度，為全英國所有公民提供了醫療、就業、養老和其它福利保障，對英國社會保障制度誕生及福利國家建立起到重要作用。

艾德禮領導下的戰後勝利

1945年7月，工黨在大選中大獲全勝，第一次成為一個在議會中占多數的政黨，並組成了第三屆工黨政府。工黨政府上台後就開始兌現其競選宣言《讓我們面對未來》中的諾言，對英格蘭銀行、燃料與動力、國內運輸和鋼鐵等部門實現國有化。到1950年大選前，至少在立法上，工黨的國有化建議已全部兌現。在社會改革方面，工黨政府首先考慮的是充分就業問題。戰後大量軍人復員，而傳統的鋼鐵工業在短期內不可能恢復到戰前水平。1947年2月，全國的失業人數已接近100萬。在嚴峻的現實和不利的條件下，工黨政府採取了積極而正確的措施，如通過國有化和資源的調配對國民經濟進行控制，通過財政手段對經濟發展方向加強引導以及創辦新興工業等。到1948年底，工黨政府基本解決了失業問題。在努力實現充分就業的同時，工黨政府又著手實施一系列社會福利計劃，特別是最後的國家保險法條例的出台，是「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在英國確立的標誌。雖然如此，福利制度並未消除社會的貧困現象，國有化也不可能解決公平與效益的矛盾。工黨建立了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但這個體系要靠沉重的賦稅來支撐，工黨實行了國有化，但國有化卻要以國有企業降低生產效率為代價。正因如此，雖然這屆工黨政府無論是在戰後重建還是在推進福利制度的建立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到最後，英國選民就像過去對待自由黨改良主義政府那樣，對改良主義的艾德禮政府也採取了不領情的態度。

蹉跎十三年(1951-1964年)

1951年大選失敗後，工黨內部圍繞著公有制問題展開了討論並形成了兩種觀點。右翼觀點認為進一步擴大國有化是沒有必要的，現階段工黨的首要任務是鞏固工黨在執政時期已取得的成就，提出具體的提高現有國有化企業效益的實際可行的方法。左翼觀點則認為工黨在執政時期的國有化實踐，只是邁向社會主義經濟的第一步驟，工黨的公有制的戰略目標不能僅僅停留在現已取得的成就上，而應該在更廣更深的範圍內進行國有化。與此同時，工黨內部還出現了修正主義的思潮，即不僅要修正現存的工黨政策，而且對工黨傳統的社會主義信條提出了批評，認為古典的資本主義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私營企業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結果，使「資本主義剝削」的概念伴隨著資本家權利的喪失而消失了。這種思潮引起人們對公有制的懷疑，必然遭到黨內左派的抵制和反對。整個50年代，工黨就是在爭論中度過的。在這種徘徊不定的狀態下，工黨連續三次在大選中失敗，而且一次比一次失敗得慘，這當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59年大選失敗後，工党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反省，其中最突出的是，黨的新領袖蓋茨克爾提出要對黨章第四條進行修改，認為它是造成工黨在大選中失敗的關鍵原因。在他看來，公有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第四條使選民對工黨產生了誤解，即認為工黨要對英國經濟的全部，至少是大部分實行公有制。為了強調公有制並不是工黨的首要目標，以及闡明工黨的明確的社會主義目標，必須對黨章第四條進行修改。蓋茨克爾意在救黨，但其主張卻太超前了，在黨內大多數人的反對下，蓋茨克爾只能讓步。這件事破壞了內部的團結，還直接導致了他的不主張單方面核裁軍的建議在黨內被否決。這樣，50年代末、60年代初，工黨已處於一種30年來未曾有過的虛弱狀態，不是徹底垮台，就必須迅速復興，工黨在兩者之間只能儘快作出選擇。因此，蓋茨克爾又提出了新的折中建議 :工黨確信只有通過公有制才能實現社會平等和經濟繁榮的目標，但公有制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包括完全國有、合作、混合等形式。工黨認識到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均是經濟活動中的組成部分，而且公有制是否需要進一步擴大，應該根據民眾的意願和實際情況而定。新建議在黨內被通過，而且得到了左派的認同。1962年底，工黨內部的激烈爭鬥消失了，工黨又重新團結起來，蓋茨克爾的威望得到了恢復和提高，工黨的威信不斷上升，有了重新掌權的希望。1963年1月18日，蓋茨克爾因病突然去世，威爾遜被選為工黨新領袖。

威爾遜時代

威爾遜成為工黨領袖後，提出了「專家治國的集體主義」觀點，強調技術專家和有效的國家干預的重要性。他主張將科學技術和國家經濟計劃有機結合起來，突出了自然科學和教育的重要性。1964年大選獲勝後，威爾遜政府立即著手實施上述主張。然而，由於一些客觀因素，工黨在 1970年大選中，出人意料地敗北。70年代以後英國經濟開始惡化，威爾遜組成少數派政府再次上台。為了從惡化的經濟狀況中擺脫出來，威爾遜政府只能放棄過去的社會主義政策，轉而採取大幅度削減公共開支的方法，以求減少赤字，並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來解決英鎊貶值問題，抑制通貨膨脹。然而，上述措施沒有遏止經濟的進一步惡化，而工黨失敗的結局幾乎在預料之中。

麥可·富特(1980-1983年)

1979年大選失敗後，尤其在左派福特擔任工黨領袖的一段時期內，工黨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全面左轉。這種事態的發展導致工黨內部又一次大的分裂，部分右翼從工黨中分離出來，成立了社會民主黨。與此同時，執政的柴契爾夫人保守黨政府的經濟改革措施取得了成效，英國經濟開始復甦。1983年大選，工黨遭遇了自 1918年以來的最大一次失敗，其得票率僅高於社會民主黨二點二個百分點。極左的道路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工黨又處於一個十字路口，改革是其唯一出路。

尼爾·基諾克(1983-1992年)

基諾克擔任工黨新領袖後，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對工党進行全面的改革。組織上試圖將黨內極左的「好戰」集團清理出去，重新樹立工黨是普通大眾黨的形象 ;經濟上放棄全盤國有化政策，同意降低高收入階層的稅率；在 1987年工黨年會上修改了工黨的黨標：用紅玫瑰代替了紅旗，主張走一條既不同於左，也不同於右的第三條道路———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基諾克的改革恢復了黨內團結，喚起了工黨的自信，並使工黨獲得了1989年歐洲議會的多數席位。

約翰·史密斯(1992-1994年)

雖然1992年大選工黨失敗了，但新領袖史密斯決心在改革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在1993年的工黨年會上，取消了在議會選舉上工會集體投票的做法，改為一人一票制，在根本上保證了工黨與工會拉開距離，使工黨真正可以獨立自主地進行活動。而此時的保守黨面對經濟滑坡現象，已表現出無能為力，內部的分歧也日益明朗化，工黨上台執政已是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