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驹

學生領袖

1909年農曆八月二十八日（1909年10月11日），千家駒生於浙江省武義縣。在武義壺山小學堂高小學習時，曾任學生會主席。1921年，千家駒考入位於金華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學（今金華一中前身），學習了一年，其間結識了湯恩伯、吳晗。一年後，轉入金華的浙江省立第七中學師範部。1925年，五卅慘案爆發後，上海大學代表曾來該校發表演講，千家駒被打動。1925年，經義烏籍同學季達才介紹，千家駒和中共杭州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絡，通過信函聯絡，經中共領導人宣中華與潘楓塗介紹，千家駒加入中國國民黨，並隨即又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金華地區第一位中國共產黨黨員及第一位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的黨員，參與創立了中共金華黨組織並任負責人等職務。他還曾任金華學聯副主席。1925年寒假，千家駒回答家鄉武義，參與創建中共武義黨組織。1926年，17歲的千家駒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並隨即融入了北京大學的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組織。在北京大學期間，千家駒曾任北京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後又兼任共青團東城區委員。四一二事件後，1927年暑假，千家駒回武義探親，遭到土豪指其為武義中國共產黨的總後台，但土豪們拿不出證據。千家駒在武義還營救了在清黨中再度被捕並接受審判的同學、中共黨員邵李清，使其獲得無罪釋放。
1928年3月的一天晚上，千家駒赴北京大學騎河樓孫曉村的住處，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會議，返回時被張作霖政府逮捕，起初關押在西城區第四偵緝隊，十餘天后被移送京師警察廳看守所。千家駒的被捕是由於北京共青團市委組織遭破壞，大多數共青團市委委員已被逮捕，其中一位委員孔憲欽供出了區委委員名單，其中包括千家駒。此次同案被捕者共23人，千家駒在排序名單上列第15位。不久，前13位被判處死刑並執行槍決。千家駒未被處決，而是押入海運倉陸軍監獄，戴上腳鐐，但並未受刑。在獄中，千家駒結識了中共地下黨員李紫翔等人。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二次北伐成功後，北京改名北平，關在陸軍監獄的中國國民黨員立即獲得無條件釋放，中國共產黨黨員及中國共產黨嫌犯，也通過各種方式被保釋出獄。千家駒獲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江瀚保釋，獲得釋放。
獲釋後的千家駒打算不再參加政治運動，專心鑽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遂脫離了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但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隨後千家駒任「北京大學全體同學南下示威團」（簡稱「北大南下示威團」）宣傳委員。在駛向南京的火車上，千家駒起草了《北大學生南下示威宣言》，譴責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的不抵抗主義。到達南京後，南京衛戍司令部扣留了《北大學生南下示威宣言》，1931年12月5日清早，千家駒赴南京衛戍司令部要求立即發還被扣留的宣言書。接見千家駒的一位副官答應向上級請示，但久未歸來。離當天預定的出發示威時間越來越近，千家駒不能再等待，便寫下一張留言條：「北大同學愛國示威，光明正大。貴部扣留我校示威宣言，實毫無理由，要求立即發還，並且希望你們不要擺官僚臭架子。」隨後，千家駒趕回國立中央大學，與團長一同率隊出發。示威團高舉「北京大學反對政府出賣東三省」的橫幅，高呼口號，在大街上遊行。在行近成賢街時，遭到大批軍警阻攔，便衣特務開始逮捕行動，一名便衣指著千家駒稱：「就是他，我們在司令部正要扣留這傢伙，被他跑掉了！」
軍警本來只想逮捕示威團的幾名負責人，但北京大學的示威學生見岳增瑜團長及千家駒被捕，遂紛紛跳上警車，要同二人一起走。於是，185名示威團成員被送往孝陵衛軍營監禁。被捕的北京大學學生一致決定進行絕食抗議。當天晚間，南京國民政府見北京大學學生仍未進食，便派出1000餘名軍警，以二、三人對付一個學生，將被捕的學生全部五花大綁，押送至下關車站，推入一列專門的火車上。學生們怕警方將千家駒扣留在南京，所以當千家駒與南京當局交涉及被軍警押送時，許多同學自發聚在千家駒四周，形成一個護衛圈。此後，學生們被用該火車押送回北平。押送專列途經徐州、濟南時，雖在深夜，仍有許多學生及群眾在車站迎送，表示慰問及聲援。
北京大學學生此次南下示威是自發的，並非北京大學學生會組織。學生南下示威時，由中國國民黨操縱的北京大學學生會的幾名中國國民黨黨員，即以北京大學學生會的名義致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否認南下示威是代表北京大學學生的行動。教育部讓中央通訊社立即發布消息，並將該電報在《中央日報》等南京各報的顯要位置刊登。南下示威的北京大學學生返回北平後，隨即召開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大會，當場宣布推翻舊的北京大學學生會，同時成立「北京大學非常學生會」，推舉千家駒任非常學生會主席。
在千家駒的領導下，北京大學非常學生會十分活躍。一·二八事變發生後，北京大學學生舉行罷課，聲援十九路軍，要求南京國民政府全面抗戰。千家駒組織北京大學非常學生會糾察隊，維持罷課秩序。非常學生會組織了紀念五四運動13周年大會，編輯出版了一本《北大學生南下示威專刊》以報導南下示威活動的詳情。非常學生會還創辦了一份八開的《北大新聞》周刊，千家駒兼任主編，專門報導北京大學學生的抗日救國活動及學生動態，每期還組織評論時事形勢。
1932年上半年，非常學生會主席千家駒是在學生運動的高潮中度過的。1932年春，國際聯盟派出以英國李頓爵士為首的「國聯調查團」赴中國調查，南京國民政府奉迎接待十分殷勤。北京大學非常學生會則認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收復中國的失地，應靠自己的力量武裝抵抗，而不應將希望寄託於同帝國主義同聲氣的國際聯盟，期望國際聯盟解決東三省問題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所以，當國聯調查團途經北平時，千家駒組織北京大學非常學生會的骨幹，撰寫了一份《北大非常學生會反對國聯調查團宣言》，並且譯為英文，廣泛印發。在當時對國聯調查團的一片歡迎中，北大非常學生會敢于堅決反對，是當時難得的聲音。

學術、抗日、民主

由於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故千家駒其間幾乎沒上過課，但靠原有的基礎及刻苦努力，他在1932年夏依然通過了考試，自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千家駒曾在所寫的一篇「抵制日貨」的文章中強調要發展民族工業，該文被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看到。千家駒的好友吳晗介紹千家駒去看胡適，胡適隨即介紹千家駒赴陶孟和主持的社會調查所工作。後來，胡適為了駁斥「畢業即失業」的論調，還曾在天津《大公報》 發表「星期論文」稱：只要有本領，畢業決不會失業，並且以千家駒和吳晗為例，說北京大學有學生尚未畢業便被研究機關要去。後來千家駒經胡適介紹，與吳半農參加了《資本論》第二卷的翻譯工作。千家駒還應胡適的邀請，為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寫文章。
1932年千家駒出任北平社會調查所職員（研究生）之後，1933年初，千家駒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4年，升任北平社會調查所助理研究員。1935年，兼任北京大學經濟系講師。1936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參加發起南京各界救國聯合會，並與上海各界救國會的沈鈞儒、史良、章乃器等人取得聯繫，還在南京應邀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將軍授課，講 「中國的財政問題」。
1936年11月，千家駒應邀到上海，參加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擔任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理事，適逢「七君子之獄」發生，千家駒乃赴青島的朋友處暫避。1936年，千家駒還成為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骨幹成員，並先後編輯《社會科學雜誌》、《益世報》副刊《農村周刊》、《社會科學雜誌》等報刊。
抗日戰爭期間，千家駒參加了許多抗日救亡活動及民主活動。1937年1月，千家駒參出任廣西大學教授。蘆溝橋事變爆發，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合作抗戰，但仍然成立了廣西建設研究會，以維護廣西的地方利益，千家駒兼任廣西建設研究會經濟研究部副主任，並在此期間與中共的周恩來有過一次交談。
後來，廣西大學改為國立，稱「國立廣西大學」，由馬君武任校長。馬君武在一次廣西省擴大會議上公開指稱：「千家駒是共產黨員」。後經廣西省省長黃旭初排解，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1941年，千家駒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流亡香港，以賣文為生。日軍占領香港後，千家駒遇險，幸獲中共地下組織營救，方得脫險，經廣州灣回到廣西桂林。不過直至此時，千家駒也並未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2年後，千家駒先後流亡桂林、昭平、黃姚，獲聘為剛剛建成的黃姚中學校長。他先後參與主編救國會的《國民公論》月刊、主編農村經濟研究會《中國農村》月刊、參編《廣西日報》（昭平版）、《大眾生活》雜誌等。
1945年，千家駒經梁漱溟介紹，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任民盟東南總支部籌備委員會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千家駒赴香港，曾任民盟南方總支部委員，後來出任民盟南方總支部秘書長。1946年，創刊並主編《經濟通訊》周刊，獲聘為香港達德學院教授。1947年以前，千家駒曾經加入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1948年6月，千家駒等人發起「香港各僑團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工業復興大會」，曾主編香港《文匯報》的「經濟」副刊，還經常為《大公報》社評等撰稿。1948年12月，經中共安排，千家駒、李章達、陳邵先等八人自香港乘坐輪船北上，在煙臺登陸之後，經灣南、石家莊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抵達次日的晚間，千家駒等人在朱德和周恩來的陪同下，去見了毛澤東，並進行了交談。
1949年初，千家駒應邀赴北平，參與籌備並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建設社會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千家駒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教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中央私營企業局副局長（後來改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1955年，千家駒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56年，兼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千家駒還曾任民盟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民盟中央《爭鳴》月刊總編輯，民盟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救國會紀念委員會成員，華僑投資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千家駒先後出訪過朝鮮、蘇聯。千家駒主張「建立科學管理體制」，「批判地借鑑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科學」，「開放農村集市貿易以活躍經濟」等。

從反右到文革

1957年反右運動中，千家駒遭到批判，又曾一度批判章伯鈞、羅隆基。千家駒沒有被打成右派，但被要求反覆為自己的「右派」言論作檢查。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千家駒遭民盟盟員鬥爭，被抄家、抽打、罰跪，受到酷刑，這是他畢生從未有過的經歷。千家駒得出的結論是：這就是追隨共產黨一輩子、擁護共產黨、擁護毛主席應有的報應。於是，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赴北京香山「鬼見愁」跳崖自殺，跳崖後在昏迷中獲救，並且覺得這次自殺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錯誤，非常後悔。
後來，千家駒在回憶錄中寫道：「我不是一個胸襟狹窄的人，如果不是出於萬分痛心，萬分悲憤，是決不會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殺的高級幹部、高級知識分子、名教授、名演員、名大夫、名作家、名記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贊夫婦、范長江、金仲華、鄧拓、孟秋江 … … 等人。孰無父母、孰無兄弟、孰無兒女、孰無親友，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萬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此後，文革期間千家駒被下放到遼寧省。

改革開放、三峽工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千家駒積極幫助章伯鈞、羅隆基二人平反，並且一生為曾在反右運動中批判章伯鈞、羅隆基二人而深感歉疚。
1986年，千家駒復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此外，千家駒還歷任中國財政學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顧問、中國錢幣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第一屆理事會副會長，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會長，蔡元培研究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中國韜奮基金會理事，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會常務理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顧問、全國政協常委兼經濟建設組副組長，廣州大學名譽校長，深圳特區經濟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金融學會顧問，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顧問，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顧問，中國廣告協會顧問，《國際貿易》雜誌顧問，香港《經濟與法律》雜誌出版社名譽顧問；重慶市、哈爾濱市、吉林市等市的經濟顧問，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兼任教授，汕頭大學名譽教授，陝西財經學院名譽教授，華僑大學董事等職務。
千家駒曾經先後出訪日本、新加坡、美國、加拿大從事講學等活動。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五、六年時間內，應邀先後到訪2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共計30餘座城市，進行了上百場有關教育、經濟與改革開放形勢的學術報告。後來，千家駒還曾赴香港、台北等地講學。千家駒主張「教育應該走在經濟建設的前面」，「把智力投資放在第一位」，「財政支出應首先保證智力投資」，還主張加快改革開放及經濟體制改革，「要提高經濟效益，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
1980年代，千家駒是每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會議上的「明星」人物，受到國內外媒體的矚目，知名度很高，因為他在會上十分敢言，敢於觸及敏感話題。比如1988年4月2日，千家駒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作了《關於物價、教育、社會風氣問題》的發言，首先談到物價上漲幅度超過工資增長幅度，引起部分群眾不滿，而中國的價格又不合理。為進行價格改革，千家駒提出大力控制並壓縮基建投資，「我建議在五年之內，除能源交通和已經上馬的基本建設之外，其他基建投資統統停止五年。」針對當時中央及地方政府教育投資過少的現象，千家駒在發言中大膽指出各級教師的悲慘境地，力主將基本建設投資壓縮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將教育經費增長一倍，把教育當作硬任務對待。千家駒還在發言中揭露並痛斥貪污腐敗現象，指一些高幹子弟違法亂紀，直言「江西一省長揮霍浪費公款數十萬美金於一個姘頭身上，僅判處兩年徒刑，而對於哄搶西瓜的壞分子卻處以無期徒刑，這能否說「執法如山」呢！」千家駒抨擊有的領導人搞「輿論一律」、「新聞報導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千家駒講了30分鐘，獲得熱烈掌聲31次。
1980年代，在有關三峽工程上馬的巨大爭論中，千家駒成為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代表人物。1987年11月，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了《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一書，其中收入了全國政協委員在水利電力部三峽論證領導小組第三次和第四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以及李銳、孫越崎、千家駒、林華、陸欽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該書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作序，集中了三峽工程「反上派」的聲音。
1988年11月21日至30日，水利電力部三峽論證領導小組召開第九次（擴大）會議，主要議題為審議三峽工程最後兩個帶有論證結論性質的專題論證報告。會議的主要結論是：「三峽工程是難得的具有巨大綜合效益的水利樞紐，經濟效益是好的，財務上是可行的，也在國力能承受的範圍之內，建三峽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峽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議及早決策。」領導小組按原先部署，責成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根據專家組的論證報告編寫可行性研究報告。有人隨即獲悉，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已確定「早建方案」，要求三峽工程「在1989年動工興建」。該消息後被香港報紙披露。消息引發了三峽工程「反上派」的急切心情。1989年，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出版，其中收入了千家駒的《三峽工程緩建，資金用於教育》一文。該書是一本集中表達三峽工程「反上派」聲音的書籍，孫越崎親自為該書題寫了書名。該書初版五千冊趕在1989年3月全國政協七屆二次會議、全國人大七屆二次會議開會前，送到了委員、代表下榻賓館的小賣部，隨後加印五萬冊，沿長江發行。由於缺乏出版經費，許多被訪問的專家和人士均自己出錢高價購買該書，以支持出版。該書及其他媒體的輿論、專家學者及知名人士的呼籲，迫使三峽工程的上馬再度推遲。
1988年10月，民盟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每次民盟全國代表大會均會修改盟章並進行選舉。此次大會將對盟章進行的修改，激起了許多盟員的關心。一些民盟人士認為1983年盟章的修改很有爭議。千家駒和一些民盟成員提出，在民盟盟章的總綱里，應當標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但千家駒不認為這有可能通過。在會議期間，千家駒私下同也來參加大會的代表章詒和交談時表示，「現在的民盟太讓人失望了。」
1989年4月，《世界經濟導報》發表了兩篇引人關注的文章，一篇是溫元凱所寫的有關大膽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文章，另一篇便是千家駒的《倒退不是沒有可能——讀李鵬〈政府工作報告〉》一文。這是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首位民主人士公開批評現任國務院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千家駒是第一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兼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第一、二屆中央委員，第三至五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曾經兼任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員會副主委，是民盟第五、六屆中央副主席。他還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第一、二屆中央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一至三屆執委會執行委員、執委會常務委員等。

出國與歸國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1989年夏，千家駒夫婦離開中國，移居美國，住在洛杉磯西來寺附近的哈仙達崗。在美國期間，千家駒皈依佛門，與陸鏗掛單在星雲法師的西來寺，二人經常由卜大中服侍並開車接送。1991年3月15日至3月19日，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第28條，決定撤銷千家駒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資格及由全國政協常委會任命的職務，撤銷范曾全國政協委員的資格。1991年3月20日，中國民主同盟第十二次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決定撤銷千家駒民盟中央副主席、常委及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會任命的職務，但保留千家駒的盟籍；決定撤銷范曾民盟中央委員及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會任命的職務，並開除范曾的盟籍。
千家駒夫婦離開中國三年後，中國政府簽字同意千家駒回國，1993年3月千家駒回到中國並定居深圳。2000年，全國政協及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千家駒回北京會聚，在北京，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會見千家駒，並與千家駒親切握手。李瑞環還為千家駒慶賀壽辰。
2002年9月3日，千家駒在深圳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