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鲁斯

生平

1897年亨利·盧斯的父母作為傳教士來到中國，父親亨利·溫特斯·魯斯是美北長老會傳教士，後來先後出任齊魯大學與燕京大學的副校長；母親伊莉莎白，亨利·魯斯出生於中國山東省蓬萊市，是四個孩子中的老大。他曾就讀於中國和英國的寄宿學校。10歲時，他被送往中國內地會在山東省海濱城市煙臺設立的寄宿學校芝罘學校。在14歲時單獨前往歐洲。他在15歲時第一次到美國，進入康乃狄克州的Hotchkiss 學校。亨利·魯斯在課後一面擔任侍者，一面擔任 Hotchkiss 文學月刊主編。1920年，他畢業於耶魯大學，在那裡成為骷髏會成員。
亨利·魯斯在Hotchkiss首次遇見Briton Hadden，後者任校報總編輯，而亨利·魯斯是助理執行編輯。後來二人又在耶魯共事，Hadden 和他分別擔任耶魯每日新聞的主席和執行編輯。
1923 年，亨利創辦了《時代周刊》，他開創了周刊概念媒體形式的先河。這種新形式的雜誌，因內容的豐富性、和及時的新聞性受到大眾的好評。1930年2月，亨利·魯斯創辦《財富》雜誌，1936年又創辦《生活》畫報，1952年和1954年又創辦了House & Home和《運動畫刊》。他還出版廣播和電影方面的The March of Time。到1960年代中葉，時代公司是世界上最大、最有聲望的雜誌出版商。
共和黨執政期間，亨利·魯斯一度有野心成為國務卿。1941年，亨利·魯斯在生活雜誌上發表一篇著名文章《美國世紀》，分析20世紀剩餘部分美國外交政策的任務。 
1967年，他在鳳凰城去世。當時時代公司股票價值1億美元。他的大部分財富被交給亨利·魯斯基金會。

家庭

前妻：莉拉·霍茨(Lila Hotz).
二任：克萊爾（Clare Boothe Luce）
於1943年遇到魯斯，志同道合，遂改初衷（二十歲初婚，嫁給四十三歲的富商George Brokaw（猶裔）家產值五千萬元。丈夫原來嗜酒成習，1925年婆母逝世，夫婦失和，年齡相差巨，志趣各異，即行離異。打算以寫作為生，不再議婚，決保獨身。），經過考慮，於次年結婚。
在婚後的三年中寫書及劇本四冊：《Abide with me》, 《The Women》, 《Kiss the Boys Goodbye》, 《Margin for Error》都很成功。

痛苦的性格

他是一個矛盾的、奇妙的組合體。城府很深，又鄉巴佬氣十足；他匯集靦腆、倨傲自大於一身；周圍幕僚雲集，卻又不可救藥的孤獨。他隨時身處絕境之感，全然不覺得自己地位顯赫、成就輝煌。
在光輝的40-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他是美國最大的報刊發行人。在50年代，他的影響力至少於國務卿相當。但他仍覺得自己有一部分被人瞧不起。及至晚年，他心力交瘁、衰弱不安。他曾經拒絕了艾森豪總統請他出任大使的任命，原因是他想在艾氏">艾氏的政府中擔任國務卿。

編輯理念

在對待刊物編輯問題上，他認為《紐約時報》發行人蘇茲貝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缺乏責任心，對記者的文稿疏於管理——來稿照登，不加修改。他認為此種做法是玩忽職守，對刊物的放任。但他有時也會疑惑，《時報》在公眾心目中比《時代》可信性高。
他最反感電視行業巨頭的行徑——用高級設備狂呼叫賣最低俗的東西，同時將賺錢作為頭等大事。

眷戀中國的反共主義者

盧斯拒絕承認共產黨治下的中國。他只認為蔣介石領導的中國，才是真正的中國。
他對蔣介石的情感投射，主因為蔣介石夫婦是基督徒，更是東方亞洲最早信基督的國家領袖人物之一。傳教士之子對信基督者自然特別有好感；而中國共產黨持無神論，驅趕基督徒，自然為他所憎惡。
早在1927 年，時為北伐軍總指揮的蔣介石就登上過《時代》封面。1932年，盧斯時隔20年回到中國，受到了蔣介石政府國賓般的接待，在此期間，他還迅速與宋氏家族結下了深厚的私交。當1943年宋美齡訪美尋求援助時，盧斯則專門成立了「紐約公民歡迎蔣夫人籌備委員會」。據統計，在盧斯執掌《時代》的幾十年間，蔣介石夫婦前後十幾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國家喻戶曉的「中國第一伉儷」。為了極力美化國民黨的統治，盧斯對記者從中國發回的國民黨腐敗不堪、潰不成軍，以及共產黨深得民心的大量客觀報導視而不見，卻弄虛作假極力掩蓋歷史的真相。這種喪失了原則的偏愛，最終使盧斯在中美關係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美國的對華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時，盧斯準備再次讓蔣介石成為《時代》封面人物。
在抗戰末期，魯斯極力希望把蔣介石塑造為重建中國的英雄，這與後來他和《時代》駐華資深記者白修德之間發生矛盾買下了伏筆，在華長期採訪的白修德認為蔣介石政權腐敗，並認為共產主義勢力不容小視，從抗戰後期開始，白修德和另一位記者賈安娜的文章幾乎完全被魯斯任命的編輯修改，惱怒之下，回國後的白修德離開了《時代》，他致電盧斯說：「如果《時代》明確地、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的話，我們就沒有對千百萬美國讀者盡到責任。」由於在這一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二人最終分道揚鑣。魯斯在後來的採訪中說他開除白修德是因為後者是共產分子。
艾森豪曾邀請其擔任大使，被其拒絕，在與朋友談話中說：「我志願當民主在中國恢復後的駐華大使」。當共產主義取得中國後，他拒絕承認其政權的合法性。魯斯晚年時曾與時年29歲的迪克·克勒曼感慨：「我是在一個叫做登州的小城長大的，現在那地方已被共產黨接管，我殷切地希望能在某一天回到那個地方，看著它再次成為自由之鄉。」魯斯拒不承認共產主義全能式政權的存在，也不認為它是真正改變中國的歷史力量，更不相信記者從紅色中國發回的某些報導，而始終對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報以希望。

新世紀更加關注中國

《時代》的反共態度，直到盧斯晚年才有所轉變。特別是在他1967年去世後，這種變化越來越大。在中美建交過程中，《時代》給予了充分關注，往日那種強烈的偏見也在淡化。1971年，當著名的「桌球外交」啟動時，該周刊就於當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國桌球運動員在長城上的合影。當年11月8日，《時代》又將周恩來列為封面人物。1972年2月18日尼克森成功訪華後，《時代》又在3月6日的封面上，設計了一個抽象的漢字「友」，將畫面切割成四塊，分別為尼克森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會面、參觀長城以及觀看歌舞演出的情景，明顯體現出積極樂觀的態度。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國開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時代》對中國的關注隨之進入到一個新時代。這種變化，最典型的體現在對中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關註上。從1976年1月到1997年，鄧小平至少7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並且兩度成為年度風雲人物。迄今為止，能夠兩次當選該刊年度風雲人物的，只有邱吉爾、艾森豪等少數幾位世界領導人。這一階段，《時代》的報導範圍也不再僅僅局限於對中國內政的關注，文體明星、普通中國人紛紛走入其視線。
步入新世紀，《時代》與中國的距離更加貼近了。2005年14位世界最有影響力人物中，就有中國海洋石油公司董事長傅成玉和著名演員章子怡。所有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時代》特殊的「中國情結」正走向一個新的時代。

冷戰戰士

麥卡錫緊揪著菁英和既有體制門爭，威脅到盧斯身處的世界。盧斯也認為，麥卡錫讓大家分心，讓大家注意小問題，卻不關心當前最重要的挑戰：美國需要的是對付全球共產主義的一貫策略，而不是在美國國內糾舉傾覆份子。

台灣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

台灣東海大學是由美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所設立。魯斯本人在亞洲中國出生，且父親是曾主持教會學校的傳教士，家族歷史原本就與「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緊密結合。
魯斯經營媒體出版業有成後，擔任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成員。1960年代，他以紀念父親宣教為名，捐助了台灣東海大學校內的教堂興建，東海大學命名為路思義教堂，此教堂由華裔美籍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為台灣知名地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