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恐怖

 蘇聯

蘇聯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運動以Leonid Kannegisser暗殺在彼得格勒的契卡領導人摩西·烏里茨基和1918年8月30日范妮·卡普蘭暗殺列寧的報復正式開始。列寧傷愈後指示：「秘密地和緊急準備恐怖是必要的」即使被暗殺之前，列寧在下諾夫哥羅德發送電報「推行大規模恐怖」以回擊那裡民眾的起義，並「鎮壓」奔薩那裡反抗的地主以武力征糧：  
同志們！在你們5個區起義的富農必須毫不留情的鎮壓……你們必須像那些人公示：⑴上吊（我的意思是當眾上吊，這樣人們都能看得見）至少100名人們知道的富農、有錢的惡棍和剝削者。⑵公布他們的名字。⑶沒收他們全部糧食。⑷按我昨天電報的指示挑出人質。做所有能讓周圍數里的人都能看到他、理解他、顫抖，並告訴他們自己我們殺了吸血的富農並且我們還將繼續做下去……列寧。附：找更可靠的人。
五百名「被推翻階級的代表」在烏里茨基被暗殺後被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政府立即處決。
1918年9月3日發表在《消息報》的第一份官方的紅色恐怖的公告《告工人階級書》號召「用大規模恐怖鎮壓反革命的九頭蛇！……任何敢於散布輕微的謠言反對蘇聯統治的人將被立刻逮捕並送進集中營」。隨後1918年9月5日契卡發布「紅色恐怖」令。10月15日，契卡領導人葛雷波·勃基總結正式結束的紅色恐怖，報告在彼得格勒有800名所謂的敵人被槍斃，並有其他6,229人被拘禁。高加索地區前兩個月有10,000到15,000之間的人以《契卡周報》和其他官方刊物上列出的就地處決的名單被處決。人民委員會1918年9月5日發布的公告《關於紅色恐怖》。
……授權全俄非常委員會對抗反革命、暴力和腐敗分子並使之更有條不紊，指導大多數有責任的黨員很有必要，把階級敵人關進集中營來維護蘇維埃共和國安全很有必要，所有跟白衛軍組織、陰謀和叛變有聯繫的人都要被行刑隊處決，公布被處決者的姓名以及判處他們的理由很有必要。
隨著內戰的進行，大量的囚犯、嫌疑犯和人質被以他們屬於「有產階級」處死，而且這樣的數字在布爾什維克占領的城市有記錄：
在哈爾科夫1919年2-6月有2,000到3,000之間的人被處決，還有其他1,000–2,000在那年12月這個城鎮再次被奪取；在頓河畔羅斯托夫，1920年1月大約有1,000人；在敖德薩，1919年5到8月間有2,200人，然後1920年2月到1921年2月間有1,500–3,000人之間；在基輔，1919年2–8月有至少3,000人；在葉卡捷琳娜達爾，1920年8月和1921年2月之間至少有3,000人；在庫班小鎮阿爾馬維爾，1920年8–10月有2,000到3,000人之間。列表會一直繼續下去。
在克里米亞，庫恩·貝拉以弗拉基米爾·列寧的許可在1920年底打敗彼得·弗蘭格爾將軍後把50,000名白軍戰俘和平民以槍決或絞刑處死。他們曾被保證投降後得到赦免。這被認為是內戰中規模最大的屠殺之一。
1919年3月16日，所有契卡的軍事分支組成單一武裝共和國內衛部隊，1921年有200,000人。這支部隊巡查勞改營，運營古拉格，執行餘糧收集制，鎮壓農民起義、暴動的工人和紅軍中的叛變。
布爾什維克政府中紅色恐怖的主要組織者之一是第二軍事人民委員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他參加了十月革命並在隨後工作在契卡的中央機關。紅色恐怖中，伯津建立起抓捕和射殺人質的體系以阻止叛逃和其他「不忠和破壞行為」。身為拉脫維亞紅軍（後為紅軍第15軍）特殊部門首長的伯津在1921年3月鎮壓俄國水軍的喀琅施塔得起義中發揮了作用。

對農民

契卡的內衛部隊和紅軍依靠眾多人質對恐怖主義策划進行實踐，常與強力動員起來的農民逃脫相關。據信1919和1920年超過3百萬人從紅軍逃跑。大約500,000逃亡者在1919年被捕，而且有將近800,000人在1920年被契卡部隊和特別師組建去對抗逃兵。上千名逃兵被殺，而且他們的家庭被劫為人質。根據列寧的指示，
逃跑者七天自首的最後期限過了以後，為了人民的事業，必須加強對這些屢教不改的叛徒的懲罰。家庭和經發現要以任何方式給予援助的人都作為人質並慎重對待。
1918年9月，俄國僅12個省就有48,735名逃跑者和7,325名匪徒被捕，1,826人被殺以及2,230人被處死。來自契卡部門的一份報告稱：
雅羅斯拉夫爾省，1919年6月23日。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卡亞小區叛逃者的起義被鎮壓。叛逃者的家庭被抓為人質。在我們開始射擊每個家庭的任何一人的時候，綠軍從森林中出現並投降。四分之三的叛逃者作為示例射殺。
鎮壓坦波夫叛亂期間，估計有約100,000反抗的農民和家庭被拘禁或放逐，並有約15,000人被處死。
這次戰役標誌著古拉格的建立，而且一些學者估計70,000人在1921年9月被捕（這個數字不包括那些在叛亂地區的集中營的人，如坦波夫）。這些集中營的環境導致了很高的死亡率，並有「重複的大屠殺」。霍爾莫戈雷的契卡營地採用採取把捆綁的囚犯淹死在附近的北德維納河的作法。偶爾在放棄城鎮給白軍之前通過大規模射擊囚犯「清空」整個監獄。

對工人

1919年3月16日，契卡猛攻普提洛夫工廠。超過900名罷工的工人被捕，其中超過200人在隨後幾天未經審訊就被處決。許多襲擊發生在1919年春的圖拉、奧廖爾、特維爾、伊萬諾沃和阿斯特拉罕。飢餓的工人試圖獲取和這些紅軍士兵相應食物供應。他們還要求廢除布爾什維克的特權、出版自由和選舉自由。所有罷工被契卡以逮捕和處決無情鎮壓。
在阿斯特拉罕市，罷工者和加入他們的紅軍戰士被裝進死亡駁船，而且上百人脖子上綁著石頭扔進伏爾加河。1919年3月12至14日間有2,000到4,000人被槍斃或淹死。此外，鎮壓還宣稱600到1,000名資產階級存在。近期發表的歷史檔案指出這是布爾什維克鎮壓喀琅施塔得起義之前最大的一樁屠殺。
然而，罷工還在繼續。列寧擔心的是關於烏拉爾地區工人的緊張局勢。1920年1月29日，他發送電報給弗拉基米爾·斯米爾諾夫稱「我驚訝你這麼輕率就採取行動，並且不立即處死大群蓄意破壞罪的罷工者」。

大陸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紅色恐怖實施者有紅衛兵、中共中央特科、江蘇農民運動等。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紅色恐怖」一般特指1966年夏天紅衛兵普遍盛行暴力武鬥（批鬥、抄家、打人）時為武鬥合理性辯護、叫好的口號。北京市6中後院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區分隊（簡稱「西糾」）私設「勞改所」的刑訊室曾書寫過用人血塗抹的「紅色恐怖萬歲」標語。它雖然貌似個別存在，卻典型地反映出紅衛兵文化的特徵，也呼應了把人劃分為革命與反革命、人民與牛鬼蛇神的階級鬥爭官方意識形態，使其獲得極端化表達。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與紅衛兵宋彬彬「要武嘛」的著名對話（1966年8月18日）強烈暗示了暴力的革命性、合法性。同時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中的一段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就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被譜寫成「毛主席語錄歌」廣為傳唱。既從感性上慫恿人們崇尚暴力，更為暴力的施行提供了歷史和理論的闡述，毛澤東8月22日批准名為《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更讓全國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兇打人殺人容忍默許。
與此對應的現實是，打人從校園裡的打老師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並學術界推廣到各行各業的權威）的戴高帽掛黑牌，到與破四舊偕行的抄家打人，批鬥走資派……據旅美學者丁抒的估計，文革初期被打死的約在10萬左右（官方統計說是北京市被打死1700餘人），因不能忍受屈辱、毒打而自殺的有20萬。其時紅袖章、紅旗、紅寶書、紅海洋盛行，紅色作為革命象徵已經被泛化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連打人這樣的野蠻行為也被冠以「紅色恐怖萬歲」的名稱，給予正義性、詩意化的豪邁修飾。在革命的名義下，生命的尊嚴、價值被肆意貶低、輕蔑，乃至徹底否定。
更加極端的例子是北京大興縣（1966年）、湖南零陵地區道縣「道縣事件」（1967年）對黑五類滅門的事件。其中北京大興縣從8月27日至9月1日，縣內13個公社（最突出的大辛莊公社殺了近100人）、48個大隊（最突出的黎明大隊殺了60多人）先後殺害了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湖南道縣在60多天裡動用了武裝部和公安、基幹民兵等組織力量，甚至成立了派性組織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殺死4193人（零陵地區全境殺死7696人），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10天。其手段有從刀槍、棒打、繩勒到沉水、火燒、活埋等10種。1968年7、8月廣西賓陽縣由縣革委到區、公社逐級動員安排，使全縣的23種人（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國民黨區分部書記、三青團骨幹、保長、鎮長、警長、憲兵、反動會道門、勞改釋放人員、勞動教養釋放人員、勞改就業人員、勞教就業人員、投機倒把分子、被殺、被關和外逃反革命分子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有3951人被打死或被逼致死，總之文革期間發生了各種無政府主義的野蠻暴行和混亂中以剝奪他人人權滿足自己欲望的行徑。
相對說來，發生於1966年的西糾和大興縣事件對貫穿文革全過程的暴力行為更具有普遍性（日常性），而發生於武鬥高潮的湖南道縣、廣西賓陽縣事件階段性特徵（派性衝突）較突出。

香港

1967年的六七暴動，被反共人士認為是香港紅色恐怖嚴重的時期。當時，沙頭角槍戰有5名邊境警員被中共武裝分子殺害，北角亦有一對華人姐弟被親共分子放置的炸彈殺害，商台廣播員林彬亦被左派分子殺害。
香港政權移交後的2001年，董建華當局向當年左派分子頭目，親共組織工聯會的楊光頒發大紫荊勳章，惹來爭議，認為是對恐怖主義行為的肯定。

澳門

澳葡政府統治的時代，因為澳葡政府官員的施政過當，引起民眾怒火，而澳門極左派份子在中共暗助下發動了「一二·三事件」，而中共的實質介入也因此浮上檯面，中共當局對澳門實施封鎖，最後葡萄牙當局只得向北京讓步，容許親共社團進入澳門社會，以維持統治權。而葡萄牙在1974年4月25日康乃馨革命後實行的去殖民化政策，正式放棄海外所有殖民地，但因中共拒絕收回澳門主權，澳門作為「葡萄牙統治下的中國領土」直至1999年12月20日。
1999年12月20日澳門主權移交以後，首任特首何厚鏵大力推行澳門基本法第23條，在無遭遇太大阻攔後，最終在立法會順利通關，並基於此實施了《內部保安綱要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法》，賦予澳門當局能使用任何手段打擊被認為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士，進一步加強北京對澳門的控制力。

 越南

胡志明時代有不少地主、資產階級者、天主教徒及自由主義者被越共號召無產階級群眾及無神論者批鬥致死，大多數資本家與天主教徒攜眷逃離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