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俱樂部

歷史

日本記者俱樂部的前身是1890年的「議會出入採訪團」。議會出入採訪團是由《時事新報》牽頭的東京數家報館記者成立的組織，借1890年日本召開第一屆帝國會議的機會，向當時的日本政府請求採訪議會，被認為是日本記者俱樂部的雛形。同年10月，這些記者成立了「共同新聞記者俱樂部」，這是日本最早的記者俱樂部，也是今天「國會記者會」的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府成立了「新聞連盟」，由每個政府部門成立一個記者俱樂部。這個記者俱樂部將成為該部門發放資訊的唯一渠道。1941年後，日本實施記者註冊制度，規定記者俱樂部須要和當局合作，「讚揚皇道」。記者俱樂部從各個政府部門取得用於發放的資料報導，然後原原本本地據此報導新聞。
二戰結束後，美軍進入日本。美軍管制下的日本，工會力量被打壓，但記者俱樂部得以全存。記者俱樂部按照聯合國駐日占領軍司令部的指示進行了全面改組，成為新聞記者的「友好團體」。美軍利用記者俱樂部，作為管制資訊流通的工具。然而，美軍內部也有要求廢除記者俱樂部的聲音。1949年10月，日本新聞協會發表《關於記者俱樂部的方針》。其中規定記者俱樂部是配屬在各公共機構的記者用於以社交為目的的聯誼組織，不參與採訪相關的一切事務，不是採訪機構。然而，記者俱樂部在事實上仍然具有聯誼組織與採訪機構的雙重性質，而且更多的是作為採訪機構在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徵，是與採訪對象之間採取君子協定方式來進行報導。
1962年，日本新聞協會制定了《關於記者俱樂部的協定方針》，對1949年的方針作出修改，承認記者俱樂部是採訪機構。同時認定各媒體之間可以簽訂協議及俱樂部內部可以簽訂協議。其中報導協定須由各個媒體報社的管理層承認。如果各個報社不能達成協議，僅僅由記者俱樂部作出的協議，報社對其不予承認。此後日本社會對記者俱樂部是否具有採訪機構的性質進行了激烈辯論，最後以追認現狀的方式，承認記者俱樂部作為採訪機構的實質，以及它在實際採訪中的調整作用。記者俱樂部實質上變成了必須遵守報導協議的採訪機關，與自由採訪是相悖的。

配置和機制

據1996年朝日新聞的統計，日本有781個記者俱樂部。這些記者俱樂部遍布於日本國會、警察廳、法庭、中央政府各個部門以及道府縣政府各個機關中。包括經濟團體聯合會、政黨和教育委員會等民間團體和大企業下也設有記者俱樂部。記者俱樂部的主要場所為召開會見所用的記者室。
市縣級機關或民間機構記者俱樂部內發布信息的方式一般是記者每天通過固定的記者招待會獲得資訊。由機關新聞科的職員將相關活動、議題、話題等的文字稿送到加盟了俱樂部的各家媒體處，記者就其中有疑問之處和科員進行交流，但基本不會更改文稿，最後根據各報社的協議進行發布。中央政府部級舉辦會議後的新聞發布方式，則是「記者會見」，發布會議的公開決定。記者會見之後，記者到部長或常務副部長的辦公室繼續進行懇談會（吹風會），獲取進一步的內部信息，如決策過程、背景內幕、內部態度、未來展望等等。懇談會的內容一般根據俱樂部成員和官方之間的君子協定，不會在獲得對方許可前發布。發布時一般會以「政府相關人士」或「政府高層」來稱呼信息來源。非俱樂部成員的記者無法獲得任何與懇談會有關的資訊。新聞基本上不是記者親自采寫出來的，而是由記者整理出來的，日本報紙在處理這些新聞時是不署記者名字的。記者在發布時如果違反了協議，比如說搶先公布做獨家報導，則會被禁止進入記者室甚至被記者俱樂部除名，失去採訪資格。典型的例子是1972年的西山事件，《每日新聞》的政治記者西山太吉從一位外務省事務官手裡獲得了一些關於日本和美國就沖繩返還問題達成的秘密協議的材料，這個機密材料後來流入了反對黨社會黨手中，對政府造成了極大的衝擊，西山被逮捕並從此被放逐出新聞界。
另外，大企業、官方機構和議員配有隨從記者（番記者）。只有隨從記者可以對議員和官僚進行清早和半夜的採訪。

內閣記者會

內閣記者會是日本最大的記者俱樂部。內閣記者會擔任日本內閣秘書處、法務局、國防會議、會計檢察院的採訪工作，負責總理、內閣秘書長、國家公安委員長的採訪。內閣記者會主持所有的記者招待會，每天有兩次內閣秘書長的發布會。

作用

記者俱樂部從建立以來，長期擔任政府公共部門和大型團體引導管控輿論的工具。一項對日本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日經新聞、每日新聞等四家全國性大型報紙的1450條新聞報導及其他內容所進行的定量分析表明，在全部新聞報導中，84.2%的消息來自於記者俱樂部。報紙媒體對記者俱樂部的依賴度超過50%.

問題與改革

日本記者俱樂部制度常被認為是日本新聞界封閉性和排他性的象徵。研究日本政治的學者卡爾·范·伍夫倫（Karel Van Wolferen）稱日本是一個政治力量構建的"謎團"(enigma)，媒體是一個傳統的整體制度安排的一部分，是一個「准自治」組織，本身是「與執政黨、官僚、財閥的傳統三角權力模式捆綁在一起的，其作用是塑造一個協調的民主政治假象」。日本資深政治記者兼新聞學者筑紫哲也在專欄中表明：「這種閉鎖的、特權的、專制性的（記者俱樂部）制度......是導致日本的新聞界無能的一大原因。而（主流）媒體通過記者俱樂部制度而逐漸成為權力的喉舌，是這個國家的危險」。

信息公開化的衝擊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隨著信息公開的理念抬頭，《情報公開法》的制定與實施，民眾有權利親自向公共機構索取想要的信息和情報。此外隨著電子產品和網際網路的普及，更多的公眾機構改在網絡發布信息。這些變化讓記者俱樂部不再獨享提早獲取情報消息的能力。

使用公帑

長期以來記者俱樂部的開支大都是公帑支付。據不完全統計，日本一年中各個記者俱樂部的總開支超過一百億日元。理論上，記者俱樂部的運營經費來自會員繳納的會費。但實際上記者俱樂部會員每人每月繳納的會費僅有500到1000日元，遠遠不足以支付俱樂部開支。而受採訪對象除提供辦公場所和桌椅、電話、複印機等辦公設備外，還經常宴請俱樂部會員，以換取各家會員媒體統一口徑遵守君子協定的默契。

內部改革

由於記者俱樂部是政府（主要是自民黨）、官僚、大企業和大型媒體的壟斷性利益連鎖，在野黨、地方自治團體、中小型媒體、雜誌、網絡傳媒等難以介入。後者也進行了持續的努力希望打破這種不利局面。
在野黨方面，1994年，小澤一郎成立了新生黨，並嘗試讓大型媒體以外的媒體也參與到俱樂部中，然而由於小澤一郎與媒體關係惡劣，最終失敗。2002年，小澤領導下的民主黨幹事長岡田克己作出再一次嘗試，小規模地讓外國記者、雜誌和體育娛樂報刊的記者參加到民主黨的記者會見中來。地方自治體方面，1996年4月，當時的神奈川縣鎌倉市市長竹內謙將專屬於五家全國大報和當地的《神奈川新聞》使用的市政府記者室，改革為面向所有在鎌倉市登記的媒體機構的"媒體中心"。此次改革無疾而終，主流媒體無大反響，但學界給予較高評價。此後不斷有地方自治體對記者俱樂部制度提出異議並試圖改革。不少質疑點在記者俱樂部使用公帑之上，東京、京都、北海道等地都有改革的措施。

外國媒體的介入

歷史上，記者俱樂部對外國媒體一向持排斥態度，而外國媒體嘗試廢除或改革記者俱樂部制度的嘗試也未停止過。二戰結束後，盟軍司令部負責媒體改革的陸軍少校丹尼爾·英博登（Daniel Imboden）已經意識到記者俱樂部制度的害處。他在1946年指出記者俱樂部制度使「大部分的日本政府消息被嚴格控制在少數的特權（媒體）機構手中」，政府利用記者俱樂部來制裁與他們政治傾向不合的記者，俱樂部成員則利用這個制度來杯葛那些試圖報導敏感消息的同僚，同時排斥非俱樂部成員接近信息源。英博登提倡廢除記者俱樂部制度，並一度向日本新聞協會提交最後通牒。1949年日本新聞協會也正是在這種壓力下發表《方針》一文，將記者俱樂部定義為聯誼性質的團體。英博登在日本新聞協會的敷衍下「輕信」了這種表態，並未廢除記者俱樂部制度。然而記者俱樂部的實質既未改變，外國媒體無法得到俱樂部成員的資格，由此爆發的衝突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爆發。從田中角榮金錢問題等具體案例開始，外國媒體開始批判記者俱樂部制度造成的新聞不自由，並開始在各自的國內製造輿論，對日本新聞界和政府施加壓力。在這種壓力下，九十年代開始，日本逐漸開放了外務省記者俱樂部，以及東京證券交易所和日本銀行等重要的經濟領域俱樂部。日本新聞協會更在1993年6月10日發表了《日本新聞協會關於記者俱樂部的1993年見解》，其中提到，「對於希望加入記者俱樂部的外國媒體記者，原則上應予以允許」。然而具體的外國媒體加入特定俱樂部仍然要與俱樂部協商，說明仍有潛在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