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

鼎，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煮食器，材質以青銅或陶為主。早在新石器時代，中國先民就開始使用陶鼎，到金石並用時代，青銅鼎開始出現，經過夏商兩代的發展，青銅鼎的使用在周代達到鼎盛。青銅鼎是中國青銅器最重要的器形之一。除了作為食器，也有鼎是被用作承放食物或佐料的盛器，祭祀神明和祖先的禮器，陪葬的明器，甚至還有的被用作刑具。周代之後，隨著鐵器和灶台的普及，鼎逐漸被其他器形所取代。宋朝以後，隨著金石學的興起，又有一些鼎作為裝飾品出現，除仿古的銅鼎，還有一些是金銀器、玉器或者瓷器。
作為西周禮樂制度的一部分，列鼎制度規定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九個鼎，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元士用三鼎，鼎成為等級和權力的象徵。相傳為夏代鑄造的九鼎也成為周天子王權的象徵。雖然有些鼎僅有十幾厘米高，幾千克重，但作為禮器的銅鼎卻往往非常巨大，已發現最大的后母戊鼎高133厘米，重達832.84公斤。
鼎由足、腹、耳、蓋等部分組成。一般圓鼎為三足，方鼎為四足，但也存在四足的圓鼎。鼎一般無耳或有兩耳，根據耳的位置立於腹壁上方，還是附於腹壁側面，又可分為立耳和附耳。部分鼎還帶有鼎蓋，鼎蓋上一般帶有蓋鈕。鼎腹部一般帶有精美的紋飾，足部、耳部和鼎蓋也有飾有紋飾的。鼎上常見紋飾有獸面紋、乳釘紋、雲雷紋等。

歷史

早在8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隨著陶器的出現，陶鼎作為一種重要的器形就隨之出現了。關於陶鼎的起源，一說源於陶釜，是釜和支腳的活動組合固定化的結果；一說是由三足鍋、三足釜演變而來。在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等多處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都曾有陶鼎的出土。早期陶鼎的材質有紅陶、夾砂紅陶、灰陶、黑陶、白陶、夾砂灰陶等。陶鼎流行於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至夏商時期，是沿襲時間最長、器形變化最多的器物之一。作為一種集烹煮和盛放食物為一體的重要食器，陶鼎的發明和廣泛應用，影響了中國先民飲食文化的形成。根據考古發現，陶鼎最早大量出現於黃河下游的山東北辛遺址，北辛文化年代為公元前5300年至前4400年，出土陶器以三足器和圜底器為主，陶器中鼎的數量最多。到大汶口文化時期，有陶鼎發行的遺址基本上遍布山東全境和江蘇北部地區，種類有罐形鼎、釜形鼎、壺形鼎、缽形鼎等，個別遺址甚至出現了方鼎。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陶鼎向西逐步涉及到仰韶文化分布區。到山東龍山文化時期，陶鼎的影響已經遍及整個黃河中下游，開始向上游地區擴展。在龍山文化的墓葬中，常見專門用作冥器的陶鼎。陶鼎在中國南方的兩湖地區也有很多分布，其出現和發展大致呈現出從北向南逐漸演進的地域趨勢。隨著青銅器的出現與發展，在貴族階層，陶鼎逐漸被青銅鼎取代，而在平民階層，陶鼎直至東漢時期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東漢以後，陶鼎從生活中消失，但作為明器，仍被使用了很長一段時期後才徹底退出歷史舞台。
相傳，早在黃帝時代，就已經有了青銅鼎的存在。《史記·封禪書》中記載「黃帝采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治下。」但《史記》成書於西漢，有關三皇五帝的論述多是傳說，不足採信。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被許順湛、黃懷信和韓建業等學者認為相當於黃帝文化，雖然廟底溝類型已確有陶鼎，且具有熱鍛銅器的能力，但應該並不具備鑄鼎所需技術水平。又相傳，大禹用各地上貢的青銅鑄造九鼎，《史記·孝武本紀》中記載「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上帝鬼神。」但考古上，銅鼎被認為最早鑄造於夏朝晚期，也就是二里頭文化時期，相距廟底溝類型已有1000多年的間隔。1987年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夏代晚期網格紋鼎，是迄今所見時代最早的銅鼎。
在以二里崗文化為代表的商代早期，青銅器體制已經較為完善，僅銅鼎就已有大方鼎、圓鼎和扁足鼎等不同類型。該時期鼎的腹腔多圓而深，鼎耳則多為立於口沿上面的小型立耳。三足兩耳中的一足和一耳在同一條垂線上，且除扁足鼎外其他類別的鼎都採用中空的圓錐形款足。為了防止食物漏入錐足的足孔中，製作時會保留足內的內范，這反映了當時青銅鑄造不成熟的一面。商代早期銅鼎都飾有紋飾，與夏代銅鼎少有紋飾形成了鮮明對比。紋飾多為獸面紋，也是舊稱的饕餮紋。商代中期，由於缺乏該時期銅鼎的大量或系統的發現，其發展仍難以全面分析。與之相比，已出土的商朝晚期銅鼎就豐富的多。殷墟作為商朝晚期都城遺址，出土的青銅器不僅數量多，而且極具代表性。在殷墟中期，銅鼎出土數量漸多，僅婦好墓中就曾出土了一批形制較大的圓鼎和方鼎，而著名的后母戊鼎也是該時期的大型銅鼎之一。商人極為重視對鬼神和祖先的祭祀，這些大型銅鼎就是用於祭祀的禮器。殷墟晚期，銅鼎種類有所增多，鬲鼎盛行。總的來說，殷商時期，方鼎大增，鼎腹變淺，兩耳增大；由於澆築方法的改進，柱足逐漸取代錐足，並有從短變長的發展趨勢。
西周早期，青銅鼎在周人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遠不及商代，可能僅被用作食器和財富象徵，形制上完全承襲殷代。到周穆王前後，青銅鼎在形態上的出現與商代銅鼎的明顯差異，怪獸紋減少，風格逐漸轉向「以素為貴」，表明青銅鼎此時已逐漸確定其在禮樂制度中的重要地位。鼎的形制隨社會風尚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方鼎在西周中期以後逐漸減少，腹部由鼓腹變為半球形，鼎足則先是兩端膨起，而後演化為獸蹄形，紋飾也少用獸面紋，抽象的竊曲紋、重環紋和弦文更為流行。與周代禮樂制度相適應，貴族依等級的不同在用鼎制度上有嚴格的區別，鼎的地位不斷提高，有的作器者在鼎上用數百字的銘文來記載其受周王室重賜的種種殊榮。東周的青銅鼎造型富於變化，注重實用，出現了鼎蓋和環，銘文位置也從之前的鼎腹內壁變到鼎的外表。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崩壞，西周的用鼎制度卻得到了進一步完善。春秋中期以後，鼎的樣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直接用於烹煮牲類的鑊鼎，形體很大，深腹、附耳、有蓋，便於實用；另一種是用於祭祀禮儀活動的升鼎，以奇數組合，大小相次，設計華美。鼎作為祭器和禮樂制度物化形態的意義逐漸淡化，而貴族社會越來越流行奢華排場，到戰國後期，鼎的製造也就愈來愈回歸到它本初升火烹煮牲肉的實用功能。東周時期，各地銅鼎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區別，以秦國為例，主要分春秋型和戰國型兩大類，春秋型流星於春秋早期至戰國中期，相比周鼎變化的趨勢有：腹部變淺，外壁變直，圜底變平，三足從腹底變到外側，足底部逐漸內收，蹄足變瘦高等；戰國型流行於戰國中期至秦漢之際，為三鈕、附耳、鼓腹、圜底矮蹄足的扁球形，與中原銅鼎趨同。
截至漢代，簠、簋、敦等在周代非常流行的青銅食器均消失了，而鼎、壺、鍅等主要器物仍在使用。鼎在漢代時是最常見的由青銅器衍生的陶器器型之一。
宋朝時，金石學研究興起，古代青銅鼎等銅器、碑刻上的銘文受到了眾多文人的關注，最初更多注重的是書法藝術，後來發展成為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到北宋末年的徽宗朝，古器物的收藏、研究和仿製都極為發達。權臣蔡京曾向徽宗推薦蜀人魏漢津重鑄九鼎。宋室南渡之後，金石學漸趨衰歇，但青銅鼎等古器物仍被視為難得的藝術品。宋朝開始，仿古銅器製作開始興起，文人不僅熱衷於通過古器物考證古代的典章制度，而且以好古來增添文房情趣，興起了使用銅、瓷、玉等材質仿製古代器物的風氣。好古的傳統到明清時期更是盛極一時，經過明代晚期的第二個高峰期後，到清朝前期摩古工藝達到鼎盛，清宮不僅收藏有大量的商周禮器，而且製作了大量工藝精湛的仿古器。

列鼎制度

鼎作為禮器在先秦禮樂制度中有著重要意義，用以「明貴賤，辨等列」的列鼎制度隨著國家制度的變遷與社會等級結構的變革而產生、發展直至最終消亡。根據周代墓葬考古發掘中出土的青銅鼎分析，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為列鼎制度的萌芽階段，同級貴族列鼎多寡不一，尚未形成定製；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為正式形成與規範階段，部分墓葬列鼎數和文獻上所記載的「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的情況相吻合；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為列鼎制度的普遍僭越階段，出現了遵守與僭越列鼎制度並存的現象。
「列鼎」最早由考古學家郭寶鈞命名，指「形狀、花紋相似，只是尺寸大小依次遞減」的一組銅鼎，但實際上，學界所用的「列鼎」概念關鍵在於形制相若，是否大小相次並不用絕對限制。

鼎與鬲的區別

鼎的常見器形為三足兩耳或四足兩耳，而鬲也有三足兩耳或四足兩耳的，因此兩者需求從其他方面進行區分。舊說鼎是實足的，但實際上鼎也有不少空足或半空足的，因此通過是否空足並不能判斷一器物屬於鼎還是鬲。在青銅器的分類中，一般將腹身與足明顯分為兩部分的稱為鼎，將腹部與足部區分不明顯的稱為鬲。

其他

鼎曾被用作酷刑烹刑的刑具，據文獻記載，因烹刑而死的有商末的伯邑考，西周的齊哀公，戰國齊威王時期的一個阿城大夫，齊湣王時的名醫文摯，楚漢爭霸時的酈食其、周苛等。
閩語區多將包括鍋、炒鍋在內的所有鍋具都稱為「鼎」，例如在閩南語中稱為「tiann」，閩東語中稱為「diāng」。中國西南地區的一些地方，則將一種呈圓錐形的生鐵材質炊具稱為「鼎罐」。
香爐在中國民間流傳非常廣泛，其中有一類的形狀與先秦的銅鼎或銅鬲十分相像，如1999年5月在安徽省淮北市柳孜運河遺址出土了一件唐三彩三足爐，1970年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白塔村出土一件元代鈞窯天青釉鼎式香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