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1950年代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場從文藝爭論到政治審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風而得名。在民間和學界被廣泛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生的一場大規模文字獄。由於胡風的文藝理論被部分文藝界人士認為偏離毛澤東紅色文藝理論，胡風及其支持者與周揚等人的文藝爭論被升級為政治批判。隨著事件的發展，中共高層介入文藝爭論並給予胡風「反革命」的政治定性，胡風等人也因此遭到審判。政治定性後的整個批判運動波及甚廣，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認定78人為「胡風分子」，其中骨幹23人。該事件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一場文藝界的大規模政治整肅和清洗運動。
1978年後，經過胡本人的申訴，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認定「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為錯案，並於198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辦公廳發出（1988）16號文件，胡風案得到官方徹底平反。

背景

胡風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和魯迅的關係密切，並受魯迅思想的影響。較之強調階級性、反對個性的毛澤東文藝路線，魯迅和胡風的主張更講求人性、人道和個性。所以雖然胡風在政治上擁護中共、在文藝理論方面對周作人和林語堂脫離現實的「興趣主義」和「性靈主義」不滿，但也對左聯內部當時從蘇聯引進的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創作方法」以及其後在「左聯」作家隊伍中所產生的「主觀公式主義」、「客觀主義」不滿，在創作上強調作家「主觀戰鬥精神」的主張上多次與中共在文藝界領導人（如周揚）以及毛澤東的觀點相衝突。早在1936年，左聯內部有關「國防文學」（周揚、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魯迅、馮雪峰、胡風提出）的兩個口號的爭論，同時也有周揚與胡風關於現實主義問題的爭論；1938年毛澤東在文化問題上提出「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後，中國文化界開始關於「民族形式」的討論。在討論中，胡風等表現出與毛澤東等有異的觀點。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胡風等人已經受到批評。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眾文藝叢刊》上，對胡風等的文學思想和創作的批評，是該刊的主題之一。邵荃麟的《對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胡繩的《魯迅思想發展道路》、《評路翎的短篇小說》，喬冠華的《文藝創作與主觀》等文，都與此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胡風及其追隨者已處於受冷落、排擠的地位。不過對所堅持的路線、主張能取得勝利，他們也持樂觀態度，並未料到此後成為被圍剿的對象。對於批評和質疑，胡風則也毫不客氣的反駁批評。

判刑之後

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書籍均遭停售，即使是恩格斯和高爾基的著作，只要是胡風分子譯作，均不得在市面銷售，也不得在圖書館公開借閱。
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胡風夫婦被送到四川省蘆山縣勞動。1967年11月，四川省公安廳在沒有任何罪名的情況下，以原政法機關「包庇」了「胡風集團」為由將胡收監。1970年1月，因胡風在報紙空隙寫詩，被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以「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的罪名判處無期徒刑，不得上訴。
同時，「文革」期間，當年胡風事件中與胡風對立的兩位主要人物：周揚和舒蕪，乃至一大批文藝界人士，紛紛以各種形式遭到整肅，周揚入獄，舒蕪則早在反右運動期間就被定性為「右派分子」，文革中也歷經磨難。

三次平反

1978年底，無期徒刑判決被撤銷，胡被釋放，發還財產，安排為四川省政協委員。然而胡風對1965年判決不服，於1979年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訴，陳雲批示由公安部複查。1980年中共中央決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平反，9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76號文件，指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定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團的錯案。中央決定，予以平反。」而對諸如「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有許多是錯誤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唯心主義世界觀的表現」；「胡風等少數同志的結合帶有小集團性質，進行過抵制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損害革命文藝界團結的宗派活動」，還有胡風在20年代擔任所謂「反動職務」，寫過「反共文章」，「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等政治歷史」問題」則予以保留，胡風不接受平反文件，拒絕簽字。
胡風得到平反後，擔任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1985年胡風逝世，但胡風的家人對1980年並不徹底的平反、尤其是官方悼詞不服，胡風遺體在很長時間內並未下葬。這年4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公安部發出[85]公二字50號文件，正式撤消了1980年第一次平反文件中對胡風「歷史問題」的措辭。
1986年1月，中共中央公開撤消對胡風的政治歷史結論。1月15日胡風追悼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文化部部長朱穆之在悼詞中說，胡風是「我國現代革命文藝戰士、著名文藝理論家、詩人、翻譯家。」「胡風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進步的一生，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並努力為文藝事業做出貢獻的一生。」
此後中宣部起草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名義下發了為胡風平反《補充通知》（全部撤銷了1980年結論中三個政治性結論）以徵求意見。然而，由於1986年底出現政局動盪，胡耀邦下台，中宣部部長易人，《補充通知》延後到1988年發出。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正式撤消其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唯心主義等罪名，「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才被徹底平反。

歷史遺留及影響

當時的中共認為，利用胡風事件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來進行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是正確且必要的。其直接成效是，僅僅兩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29230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還發現了為數甚多的「小集團」。據陸定一後來向蘇聯通報的情況，擬定全國總共審查1200萬人。審查於1955年6月開始，到9月中旬時，已「仔細審查」222萬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萬人，揭露11000個集團和派別。但至1980年代，胡風從政治上、歷史上、文藝思想及文學活動上，獲得全面徹底的平反，胡風案件也被官方承認為一大「冤案」。
對於胡風案件的反思也一直沒有終結。胡風在後來回憶為何遭到整肅時指出，因為毛澤東「不願意聽不同意見，不喜歡別人不佩服他。也許他覺得我不尊重他。」。以李新宇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對胡風的批判已經是對魯迅的批判，對胡風文藝思想整肅也成了對魯迅思想和文學方向的整肅。責任方面，無論中國大陸內外，文學界普遍認為，中共尤其是毛澤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甚至有觀點認為，舒蕪的信只是給予毛澤東一個「可以下的台階」，一個說得過去的「藉口」。加之糾纏不清的文藝流派之爭甚至「文人相輕」的傳統，產生了政治定性、群起攻之的歷史悲劇。進入21世紀，謝泳等學者將目光轉移到制度層面，指出五十年代的「文字獄」並非個人所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產物。甚至賈植芳曾說，「胡風要是做了周揚，比周揚還要周揚。」
胡風案中表現出的一系列現象也被視為文革的「熱身」：憑空捏造、輿論動員、全國聲討，從行動到大批判語言都驚人的類似。由舒蕪「獻私信構築『反革命材料』，賣友求榮的道德敗壞倡導，導致此後打小報告、作竊聽機器者群起，知識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潰，假大空盛行。同時，當時的大陸媒體，尤以《人民日報》為首，受到政治干預，完全成為政治宣傳機器，用政治鬥爭代替學術討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新聞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損害。」
由於胡風案件已有定論，今天的史學和文學界公認為，由於此前已經有過對胡適、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風，胡風案件以及此後掀起的對知識分子的整肅和清理使得當時的知識界噤若寒蟬。由於時代變遷，帶有民國身份的諸多知識分子「心驚膽跳」，「畏罪自殺」的事件時有發生。雖然1955年之後胡風案及其帶來的整肅運動最為狂暴的時期已經過去，但「知識界空氣空前沉悶，知識分子心情壓抑，意志消沉，政治熱情、工作熱情受到嚴重挫傷」。最為脆弱、敏感的文藝界批判後的蕭條表現的尤為明顯。此後的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問題，進一步加劇了文藝界的緊張氛圍。19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筆，前解放區的作家也屢受批判，文藝作品不但數量少，而且題材狹窄、刻板印象、公式化現象嚴重。而對胡風案和此後的整肅運動造成了知識分子群體性的疑慮、壓抑和恐懼，他們對此極為不滿。肅反的擴大後來為1957年「鳴放」運動中表達最多的一個話題，同時缺乏真實客觀的信息為依據，中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效果也受到了影響。一定程度上為反右運動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