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战俘遣返问题

停戰談判開始

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派遣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先後軍事介入，戰爭從南北韓之間的內戰發展為冷戰東西方陣營之間的國際衝突。1951年夏，戰線重新回到並穩定在三八線附近。
1951年7月10日，交戰雙方在開城正式開始停戰談判。朝中方面談判代表團由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南日中將為首席代表，談判工作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李克農在二線從毛澤東、金日成和彭德懷處獲得指示，確定談判方案。聯合國談判代表團以美國遠東海軍司令特納·喬埃（Turner Joy）中將為首席代表，由聯合國軍總司令馬修·李奇微根據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談判計劃。7月26日，雙方確定了停戰談判的五項議程，俘虜安排是其中的第四項。11月，雙方在前三項議程上已經達成妥協，12月11日進入了戰俘議程。

《日內瓦公約》與戰俘遣返

《日內瓦公約》在1929年締結時規定戰爭結束或達成停火後須遣返全部戰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蘇聯長期扣留德國和日本戰俘做苦力，1949年修訂的《日內瓦公約》又加入了要求儘快遣返戰俘的內容。公約第118條規定：「實際戰事停止後，戰俘應即予釋放並遣返，不得遲延」。第七條規定「各締約國對其認為需另作規定之一切事項得訂立特別協定。是項特別協定不得對本公約關於戰俘所規定之境遇有不利的影響﹐亦不得限制本公約所賦予彼等之權利。」
美國是1949年修訂的《日內瓦公約》的簽字國，雖然美國國會一直到1955年才正式通過公約，不過，美國政府針對蘇聯扣押戰俘的行為，一直表示支持嚴格遵守公約關於戰俘應當儘快全部遣返的條款，在1951年7月宣布將遵守公約。雖然朝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是《日內瓦公約》簽字國，不過兩國政府在戰爭開始後先後宣布遵守公約。因此，雖然《日內瓦公約》對韓戰的交戰雙方都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但由於雙方都聲明會遵守公約，戰俘遣返在表面上看似乎不會成為停戰的障礙。

雙方對戰俘問題的最初態度

停戰談判開始後，中國和蘇聯的領導人都相信能很快實現停戰，並沒有料到戰俘問題會成為達成停戰的最大障礙。1951年12月，朝中談判代表正式提出按《日內瓦公約》遣返全部戰俘，而聯合國談判代表在1952年1月2日提出按照戰俘的意願自願遣返。此提議立刻遭到朝中方面強烈反對，雙方從此在戰俘遣返問題上陷入了長期尖銳的鬥爭。

朝鮮、中國、蘇聯：全部遣返

1951年7月，在停戰談判的啟動階段，朝鮮、中國和蘇聯經過協調，由毛澤東指揮談判。經史達林同意，毛澤東擬定了停戰談判方案，朝中在7月5日達成的《關於停止朝鮮軍事行動的協議（草案）》中決定，朝中方面關於戰俘問題的立場是：在停止軍事行動後的3個月內，雙方應分批全部交換戰俘。此時中蘇兩國領導人對戰俘問題都很樂觀，毛澤東在11月14日向史達林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電文通報中方意見：「我們反對一對一的原則而主張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則，估計這一問題不難達成協議。」11月19日史達林回電：「您的立場完全正確，敵人很難對此提出異議。」

美國：醞釀自願遣返

在1951年7月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前夕，美國決策層內部開始醞釀讓朝鮮戰俘和志願軍戰俘「自願遣返」。美國原本估計對方控制著約9萬聯合國軍戰俘，與聯合國軍手中的13.2萬朝中戰俘人數相差不多。1951年6月30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指示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關於戰俘問題的基本立場是「一對一」交換。不過美陸軍心理戰部門隨即提出了「自願遣返」的設想，在美國決策圈內引起了持久的興趣和爭議。由於自願遣返對美國有利有弊，美國軍方和國務院之間意見分歧嚴重，並反覆發生變化。
1951年7月5日，陸軍心理戰作戰處處長（Chief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羅伯特·麥克盧爾首先在美決策圈內提出「自願遣返」的設想。麥克盧爾從軍事心理戰的角度向陸軍參謀長勞頓·科林斯建議：讓曾是中華民國國軍的中國俘虜自己選擇是否去台灣。他相信這些戰俘若被遣返回中國，很可能被處以重刑甚至處死，而利用台灣在法律上屬於中國的地位，將中國戰俘送往台灣在字面上並不違反《日內瓦公約》。儘管聯合國軍控制的朝鮮戰俘遠多於志願軍戰俘，但麥克盧爾把心理戰的重點放在了志願軍身上，他認為「自願遣返」將鼓勵志願軍投降，對美軍在朝鮮戰場的心理戰有直接的好處。柯林斯進一步建議也要給朝鮮戰俘選擇的權利，並把此事提交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李奇微徵求意見，李奇微答覆道，雖然這項政策符合人道主義，但卻會開創違反《日內瓦公約》的先例，並將妨礙在朝鮮和未來戰爭中的己方戰俘安全返回。參謀長聯席會議總體上傾向於採納這一建議，不過他們意識到這將成為違反《日內瓦公約》戰俘條款的先例，因此建議把「遣返」重新定義為只限於自願遣返的戰俘。由於自願遣返超出了純軍事的範疇，代理國防部長羅伯特·洛維特把這個設想提交給國務院討論。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反對自願遣返，在8月27日回復國防部的信中他認為，自願遣返違反《日內瓦公約》，不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出於美國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考慮，他反對這項會危及聯合國軍和韓軍戰俘全數安全返回的建議。軍方基本接受了國務院的意見，即只有遵守《日內瓦公約》才能保證己方戰俘順利返回。洛維特還認為，既然是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就不應該拿己方戰俘的福利為代價討價還價。
就在軍方從自願遣返的立場上後退時，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的介入改變了美國在戰俘問題決策上的走向。1951年10月29日，杜魯門在同副國務卿詹姆斯·韋伯討論戰俘問題時說，中朝戰俘數量較少，全部交換不公平；而且他「不願意遣返那些向我們投降並同我們合作的戰俘」，除非能以此換取靠其他方法得不到的中朝方面的重大妥協。一向忠於總統的國務卿艾奇遜隨即轉而支持自願遣返，而原先提出自願遣返的軍方此時卻成了反對的一方，從在前線談判的李奇微、喬埃到參謀長聯席會議都表示反對，代理國防部長則持中間看法。軍方認為，朝中方面絕對不會接受自願遣返，讓停戰談判在戰俘問題上僵持下去只會拖延戰爭，讓聯合國軍遭受更多的傷亡；如果只放回部分中朝戰俘，那麼對方很可能會扣下等比例的聯合國軍戰俘作為報復，這就會影響到己方戰俘全數遣返。作為前線的司令官，李奇微認為削弱共產主義影響的政治考慮應當服從於確保己方戰俘儘快遣返這一基本目標，因此他建議全部交換戰俘。11月15日，參謀長聯席會議給李奇微的指令草案中雖然仍以「一對一」交換為叫價，但底線已改為全部交換：「為了使全部或者最大數量的聯合國與韓國戰俘返回，或為了避免他們的回歸被不可接受地拖延，或為了防止停戰談判破裂，如有必要，你有權同意全部交換。」不過考慮到總統和國務卿對自願遣返的強烈傾向，參謀長聯席會議12月7日向杜魯門上報草擬給李奇微的談判方針，建議先提出「一對一」交換，若中朝方面在某幾項條件上不能滿足美國的要求，就提出自願遣返。杜魯門批准了這一給李奇微的指示，並特別強調：只要談判不至於破裂，就要儘可能長時間地堅持「一對一」交換的立場。此時談判議程已經要討論戰俘問題，美國只決定在談判中提出自願遣返原則，但尚未將自願遣返作為美國的最終立場。

美國正式宣布「不強制遣返」原則

1951年12月，停戰談判正式進入戰俘問題的議程。雙方交換的戰俘名單顯示中朝手中的戰俘數量大大少於美方預期，朝方還曾承認部分韓軍戰俘已經加入朝鮮，這讓聯合國軍在戰俘問題上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 
1952年1月2日，聯軍談判代表提出自願遣返戰俘，遭到朝中代表強烈反對，美國隨後將「自願遣返」修改為「非強制遣返」。杜魯門了解到，他的主要西方盟國都不反對這一原則，美國國內輿論也要求他採取「堅定」態度，韓國和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早就要求獲得戰俘並取得反共宣傳上的好處。經反復權衡，杜魯門2月27日正式決定，美國對戰俘遣返的「最後立場是不同意任何需要向共產黨方面強制遣返戰俘的行動」。 
1952年5月7日，杜魯門宣布：「強制遣俘與我們在韓國行動的基本道義和人道原則相背。我們不會為了買一個停戰協定，而將人類置於被屠宰或奴役的境地。」杜魯門公開宣稱堅持非強制遣返原則是出於道德和人道主義的考慮，不願意重演二戰後蘇聯戰俘被強制遣返的悲劇，但這一決策的背後也有著明確的政治計算。
1952年2月27日，美參聯會正式將杜魯門的決定通知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授權他將那些可能會強烈反對遣返的中朝戰俘從戰俘名單中刪除。 
在談判中，美方代表 Ruthven Libby 指出：中朝方面承認，在戰爭初期曾經對戰俘進行改造，讓他們選擇是遣返，還是加入中朝軍隊，所以已經採用了「自願遣返」原則。而且中朝方面自稱是「志願」軍，全部都是「自願」到朝鮮來作戰，為什麼會擔心有人不想回家，而反對「自願」遣返？這完全不合邏輯。朝中方面首席代表李相朝否認中朝前後立場不一致。

美國施加軍事壓力

從1951年7月開始，聯合國軍針對朝鮮的運輸線展開了被稱作「絞殺戰」的大規模空襲，試圖摧毀朝中方面的抵抗意志。從9月起，朝鮮的運輸樞紐新義州—西浦—价川三角地帶遭美軍集中轟炸，八成鐵路運輸陷於癱瘓。然而，絞殺戰雖然使朝中軍隊的供給一度面臨極大困難，還直接導致朝鮮在1952年春發生了飢餓人數達朝鮮近六成人口的嚴重饑荒，但朝中方面以針鋒相對的「反絞殺戰」使聯合國軍的空襲沒有達到目的。1952年6月，美軍轉而空襲朝鮮的工業基礎設施，朝鮮90%的發電設施遭到破壞，其中包括鴨綠江上中朝共用的亞洲第一大水電站水豐水電站。從7月11日起，美軍發動了戰爭爆發以來最大規模的空襲，僅當夜的轟炸就造成6000多平壤居民傷亡。

朝中的分歧與史達林的裁決

在美國的轟炸下，朝鮮領導人已經不再願意繼續戰爭。1952年2月，金日成認為朝鮮已經無法再承受巨大的戰爭損失，希望中國在戰俘遣返問題上向聯合國軍讓步。朝鮮方面還抱怨說：「從平壤到農村，所有的城鎮都變成了廢墟」，「任何還能被破壞的東西都沒有了」，「每天傷亡的人數比爭議中的遣返人數還要大」。當美國1952年7月新提出遣返8.3萬人的條件之後，金日成立即致電毛澤東，主張接受美方條件實現停戰，但毛澤東反對向美國的轟炸屈服，他認為在朝鮮的局部戰爭可以打亂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並表示中國願意盡全力幫助朝鮮渡過難關。面對朝方和中方的分歧，史達林出於某種目的，明確支持毛澤東對戰爭形勢的看法，他表示中朝應當繼續堅持全部遣返戰俘的立場。史達林稱朝鮮除了戰爭犧牲之外沒有失去任何東西，為了幫助朝鮮，蘇聯將「不惜全力」。史達林還向中方指出：「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麼中國人就永遠也收復不了台灣。」在這一時期，中國對韓戰的前景充滿信心。周恩來8月訪蘇時向史達林表示：一可以打退敵人的進攻，二能夠守住現有陣地，三有力量發動反攻，「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

韓國

韓國政府堅決反對完全（非自願）遣返，因為它知道數千名戰俘實際是韓國公民，被迫為朝鮮人民軍作戰。

中華民國

在國共內戰中退居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很早就向美國提出接受志願軍戰俘，作為反制共產主義勢力的舉措。自1951年1月開始，中華民國陸續派出大批人員以譯員、教師等身份加入美軍，美軍心理作戰部門實際工作人員大部分來自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人員一方面為聯合國軍服務，另一方面直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指揮，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邵毓麟親任「中國心戰部指揮官」。中華民國人員或為美軍戰俘管理處直接審訊志願軍戰俘，或進入戰俘宣傳教育處（CIE）向志願軍戰俘進行宣傳。他們以教師、譯員等身份進入戰俘營後，為反共志願軍戰俘領袖與中華民國大使館之間建立了直接聯繫。得到中華民國暗中支持和指導的反共戰俘在戰俘營內成立了半公開的反共愛國青年會、中國國民黨六三支部（即流散支部諧音）等組織，逐漸壓倒了戰俘營中要求回國的親共戰俘。中華民國人員在戰俘營內策動志願軍戰俘投向台灣，方式包括在戰俘營播放電影，開展政治宣講會
1953年春，中華民國派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副主任陳建中到釜山指揮濟州島戰俘營內反共戰俘的活動，以爭奪志願軍戰俘前往台灣，中華民國駐韓大使王東原組織使館成員成立指導小組進行協助。志願軍戰俘被移送中立國營地準備接受解釋的同時，中華民國指導小組也移往漢城，並向中立區派遣由譯員記者組成的前進小組，與中立區內的反共戰俘保持密切連絡。中華民國方面向戰俘營內運入收音機，並命令「肅清潛伏匪諜」。

中立國的調解

1952年10月，印度聯大代表團團長克里什那·梅農開始醞釀一個提案，提議在停戰後立即遣返願意被遣返的戰俘，剩餘戰俘則交給中立國成立的遣返委員會來處理，若仍有戰俘未遣返則交給高一級的政治會議決定。蘇聯和中國都對印度方案表示感興趣，這一方案還得到了英國、加拿大、法國等美國主要盟國的支持，英國還草擬出具體決議徵求美國的意見。而艾奇遜將這一方案稱為「印度陰謀」，認為該方案是要戰俘在遣返和無限期拘留中二選一，實際上還是強制遣返，因此「決心不讓它得逞」。艾奇遜向盟國施壓，聲稱美國的立場如果不能得到盟國的支持，就將削弱北約等集體安全措施。梅農11月17日正式散發了提案，艾奇遜發言表示堅決反對。11月24日，蘇聯代表團團長維辛斯基（Andrei Y Vyshinsky）正式拒絕接受印度提案並稱之為「美國政策的偽裝」，中國也通知印度表示反對，梅農這時想收回提案，但被美國阻止。這時艾奇遜對蘇聯阻撓停火協議的態度表示惋惜，而讚揚艾登和梅農的政治家風度，提出對提案做「一些次要的修正」。在美國的間接壓力和英國、加拿大的直接影響下，印度提案的文本中加入了符合美國立場的內容，即：不使用武力遣返戰俘，戰俘在中立國接管90天後仍未遣返的轉交關於朝鮮問題的政治會議討論，討論60天後仍無結果的須移交聯合國。印度提案在經過美國及其盟國修訂後，12月3日在聯合國大會第七次會議上得到通過。由於聯大決議支持了「不強制遣返」的原則，艾奇遜認為這是美國在政治上的一次勝利。

戰俘問題的最終解決

1953年1月，新當選為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開始為從朝鮮的僵局脫身尋找辦法。
2月22日，聯合國軍司令馬克·克拉克提出交換重傷病而能行走的俘虜。中國領導人意識到這可能是美方有可能改變態度的試探，但當時中國人民志願軍正處於開戰以來的最佳狀態，毛澤東希望繼續作戰，認為在戰場上達成對中朝方有利的戰爭態勢可能迫使美國在戰俘問題上作出讓步。
然而3月史太林的突然去世使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新的蘇聯領導人希望立即結束戰爭。 3月19日，蘇聯決定接受美國「自願遣返」原則，在朝鮮停戰。 22日毛澤表示同意蘇聯所提方針。 3月30日，中國政府發表《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聲明》，建議「談判雙方應保證在停戰後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而將其餘的戰俘轉交中立國，以保證對他們的遣返問題的公正解決」。金日成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相繼表示支持中方聲明，莫洛托夫還明確說相信這一聲明會得到美國政府的「正確理解」。 
4月26日重啟停戰談判。 4月底朝鮮南日大將提出了遣返的六點原則，被美方拒絕。 
5月13日，美方提出就地釋放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鮮籍戰俘，中方以提前開始夏季反擊作戰作為回答。 5月25日，美方作出讓步，通過了聯合國提出的經過修正的方案，接受了中朝方的建議，將朝鮮戰俘同中國戰俘一同移交中立國委員會，並提出朝中方面有3個月時間對戰俘進行解釋，同意中立國委員會將以多數通過的原則作出決議，放棄了原來堅持的5個成員國一致同意的原則。 
6月8日，在「雙方都做了一點讓步」的前提下達成了遣返協議：雙方同意只有印度人被允許帶武器管理戰俘，凡願意直接遣返的在簽訂停戰協定60天內遣返；雙方同意在協定簽字後不少於180天內開始對戰俘採取能保證他們自由的措施。在直接遣返後60天內剩下的戰俘會被交給中立國監督委員會，然後進行為期90天的各自對對方關押的戰俘的解釋。在這一階段結束後30天內仍不願遣返的戰俘將會被給予平民身份得到自由
7月27日，雙方在《朝鮮停戰協議 》上簽字。

李承晚縱放戰俘

李承晚擔心共產黨會利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強迫拒絕遣返的戰俘回國，從1953年4月到5月一直要求美國同意釋放朝鮮人民軍戰俘。美國政府認為這會阻礙達成停火協議，沒有同意。1953年6月18日，在韓國政府命令下，釜山、馬山、論山、Sang-Mudai戰俘營的韓國警衛縱容27,000名拒絕遣返的戰俘逃出戰俘營，這些戰俘很快混入平民，若沒有韓國合作很難抓回來。朝鮮方面對韓國政府單方面縱放戰俘的反應並不強烈，也說明了戰俘遣返問題的癥結是中國戰俘，而非朝鮮人民軍戰俘。

聯合國軍戰俘

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初期發起了多次運動戰，俘虜大批戰俘。第一次戰役結束後，中國人民志願軍政治部派保衛部長楊霖在朝鮮靠近中朝邊境的碧潼選址建立戰俘營。碧潼戰俘營位於位於鴨綠江和支流形成的一個半島上，三面環水。開始只收容管理韓軍以外的聯合國軍戰俘，1951年3月之後，鑑於朝鮮人力物力的困難，韓軍戰俘也由志願軍管理。4月，志願軍政治部成立志願軍戰俘管理處，下設4個俘管團和2個俘管大隊，其中2個俘管團收容管理韓軍戰俘，另2個俘管團和2個俘管大隊收容管理美、英、法、土耳其、菲律賓等10個國家的聯合國軍戰俘。至1951年6月，碧潼戰俘營共有美軍戰俘2000餘人，英軍戰俘800餘人，土耳其戰俘200餘人。
聯合國軍戰俘從前線後送的過程中條件很差，沿途還會遭受聯合國軍的轟炸。美國戰俘回憶在押運途中見到什麼水都喝。
在戰爭初期，碧潼戰俘營的供給只能依靠從安東過江後轉運。據中方的記載由於朝鮮北方的惡劣地形和極度嚴寒以及美空軍的轟炸，戰俘營的供應線十分脆弱，這使得戰俘營的給養和醫療條件非常困難。在戰俘營剛剛建立的第一個冬季發生了大批美軍戰俘死亡的嚴重事件。這些死亡的美軍戰俘，一部分是在從前線後送的過程中染上痢疾死亡，一部分因嚴寒患上肺炎，戰俘營內包括俘管人員在內只有幾支青黴素，重病的戰俘只有少數能得到青黴素的救治。儘管戰俘的食物是和俘管人員完全相同的高粱、玉米和鹹菜，但許多習慣了優越生活條件的美軍戰俘寧願挨餓也不吃這種他們眼中的「飼料」，相當一部分美軍戰俘死於嚴重的營養不良和極度抑鬱症（英軍戰俘稱之為美軍的「give-upitis」）。很多拒絕吃飯的戰俘由同伴強行餵食才活了下來，但也有的美軍戰俘搶奪同伴的食物和衣物，甚至把染病的戰俘在夜間扔到室外凍死。也有學者反對give-upitis的說法，指出酷寒（氣溫華氏零下 40度）下戰俘住處沒有取暖設備、衣服不足以禦、吃不飽又普遍拉肚子的情況下死亡，不能歸因於生存意志。英國戰俘在互相幫助之下保持了較好的精神狀態，挨過了1950年的嚴冬。土耳其戰俘甚至認為戰俘營的條件比他們的家鄉更好。儘管聯合國軍戰俘的伙食標準最初與志願軍戰士相同，後期提高為團級幹部的伙食水平，但仍有美軍戰俘回憶在戰俘營他們得到的飯量很少「要是不偷食物就要慢性餓死」1951年，志願軍將戰線向南推進，志願軍空軍開始升空保衛鴨綠江南岸的運輸線，朝中方面的後勤供應得到了很大改善。戰俘營得到了從中國東北調撥的大米、白面和豬肉，大批醫務人員進入戰俘營建立醫療所。伙食和醫療條件得到保障後，美軍戰俘因營養不良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在1951年夏得到遏制。據美方統計，戰俘營中的美軍戰俘死亡率是38%。實際死亡率可能更高，一些死亡戰俘可能被當成失蹤。這是美國獨立戰爭之後最高的戰俘死亡率，即使二次大戰期間日軍虐待美軍戰俘，戰俘死亡率也只有30%。據中方統計截止1951年6月底，戰俘營中的美軍戰俘死亡一千餘人，英軍戰俘死亡十餘人，土耳其戰俘無人死亡。

遣返戰俘的經過

共產黨在1951年已經採取措施派人滲透到聯合國軍戰俘營，來自平壤的命令是不計生命損失阻撓篩選過程，目標是使戰俘營狀況令人極度厭惡，聯合國軍會將他們全部遣返。於是從1951年12月開始，戰俘營爆發了一系列的反抗活動，最終在武裝戰俘和營地警衛間爆發激戰，數百名戰俘和少量聯合國部隊死亡。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最後於1952年5月下令解體行動（英語：Operation Breakup），該行動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以坦克，瓦斯和子彈粉碎戰俘的反抗。到1952年年底，所有的中國戰俘被送到濟州島，隔離遣返和不遣返的戰俘，打亂了部分共產黨情報網絡，改善了戰俘營管理。但是幫派戰從來沒有完全停止。

交換重傷病戰俘

1953年2月22日，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提出交換重傷病而能行走的俘虜，作為重開談判的試探，中朝方面當時並未回應。3月，史達林逝世後，蘇聯說服中、朝方面，做出了在戰俘問題上讓步、立即迅速地結束戰爭的決定。3月下旬，中朝方面對克拉克的提議做出了積極回應。4月18日，聯合國大會就雙方交換傷病戰俘通過決議，20日雙方開始正式交換傷病戰俘，2周後全部完成。朝中方面交還聯合國軍戰俘684人，聯合國軍方面交還志願軍戰俘1030人、朝鮮戰俘5640人。這一次戰俘交換被美方稱作「小交換」（Operation Little Switch）。

直接遣返的戰俘

7月，雙方成立戰俘遣返委員會，8月5日，雙方開始在板門店交換堅持要求遣返的戰俘。至9月6日，朝中方面根據協議全部遣返了12760名堅持遣返的聯合國軍戰俘，19日又遣返了經過勸說後願意回家的13名戰俘，總計遣返韓軍被俘人員7860人、聯合國軍被俘人員4913人。8月5日，美方遣返朝中被俘人員2757人，14日聲稱志願軍戰俘已經全部遣返完畢。經中朝方面堅決交涉，至9月6日，聯合國軍方面共遣返堅決要求遣返的朝鮮被俘人員70161人、志願軍被俘人員5640人。這一次戰俘交換被美方稱作「大交換」（Operation Big Switch）。

不直接遣返的戰俘

為解決不直接遣返的戰俘的問題，1953年9月9日由中立國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瑞典和瑞士組成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根據協議，中朝方與聯合國軍要在靠近軍事分界線的印度軍隊控制的軍營搭建營地，將不直接遣返的雙方戰俘被移交給屬於委員會的印度軍隊看管，其中聯合國軍方面9月23日移交朝籍和中籍被俘人員22604人，安置在聯合國軍控制線一側的南營；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9月24日移交了聯合國軍被俘人員359人，安置在朝中控制線一側的北營。自9月24日起有90天時間，停戰雙方可各自派代表分別進入南營和北營，向本方戰俘進行解釋他們為什麼要接受遣返。每個帳篷均有五個中立國代表負責主持志願軍對戰俘的解釋。

志願軍戰俘

被遣返回國的志願軍戰俘共三批7110人。第一批是要求遣返的傷病戰俘1030人，第二批是堅持要求遣返的共5640人，第三批是在中立區經過解釋或通過逃出營地或是在印度人「點名」（實質是再給一次選擇機會）時要求遣返等方式遣返的440人。遣返戰俘在開城受到了熱烈歡迎，並受到金日成和喬冠華接見。回國途中受到夾道歡迎，但是到了國內就被關押在了昌圖志願軍歸國人員管理處。這些戰俘歸國後，中共中央制定了「熱情關懷，耐心教育，嚴格審查，慎重處理，妥善安排」的二十字方針。從11月中旬起，開始政審，整個過程分為動員教育、檢查交待、作出結論、安置處理」。然而歸管處後來下發文件，說"共產黨員是不能被俘的"，戰俘必須交代問題，沉痛反省。戰俘們開始開會檢討，自我贖罪，寫檢查反省投降行為。但是歸管處在黨籍問題上較為寬大，到1954年2月，80%戰俘被恢復了黨團籍和軍籍。1954年3月高饒事件後，軍區突然要求「提高標準」，原80%保留黨籍的處理結果變成了91.8%開除黨籍，6064人中約700人被開除軍籍，4600餘人僅承認被俘前軍籍。只有30多名連以上幹部和少數人因傷殘得到轉業安排工作其他人一律復員。大部分戰俘被遣返回鄉並在檔案中註明「控制使用」，有一些因為「特務」罪名被判刑。文革爆發後，相當多戰俘受到批鬥迫害，並有多人自殺，吳春生認為「比勞改犯都不如」。例如電影《英雄兒女》中對步話機大喊「向我開炮」的英雄王成，是以蔣慶泉的事蹟為原型，但因為他受傷被俘，回國後受到迫害。1980年，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志願軍被俘歸來人員問題的複查處理意見》寫道：「始終心向祖國，在一些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革命幹部的組織領導下，同敵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爭取遣返回到祖國」。
前往台灣的志願軍戰俘共兩批14,342人，其中四川籍4,449人最多，山東籍次之。原國軍官兵有9,234人，85%都只在共軍服役三年以下，擔任共軍十年以上僅兩人。曾參加共黨組織有3,948人，但有人隱匿經歷。經宣導後，願意辦理脫離共黨組織者有4,410人，後來再推動匪諜自首，有609人自首，其中15人送感訓。第一批為1953年6月李承晚下令打開釜山戰俘營時，隨朝鮮戰俘「突營」的87人，分別於1953年10月、1954年2月被接運台灣。第二批為在中立區解釋結束後沒有選擇遣返的14,235人，分別於1954年1月和2月被接運台灣。晚年定居大陸的去台的志願軍戰俘冉宏圖稱當時許多人實際上並不願意去台灣，有的戰俘在從韓國船運台灣途中跳海自殺。抵達台灣的志願軍戰俘在台灣被稱為「反共義士」受到隆重的歡迎，中華民國政府專門劃出「義士村」供他們居住，政府還將1月23日定為「自由日」進行紀念。歡迎之後，由蔣經國主持、谷正綱辦理，對來台戰俘進行思想改造和審查，包括自我清查反省，刺血字、寫血書、舉行向蔣中正宣誓效忠儀式等。被清查及自首的4410名曾加入中共黨團的戰俘被註記檔案後交接編單位，其中被認為情節嚴重的15人被移送「感訓」。在戰俘營時，中華民國方面曾向戰俘承諾去台後可以自由選擇職業，不肯去台灣的則可以選擇前往中立國，但這一承諾並沒有兌現。經過在戰俘中舉行「請纓大會」，97.4%的來台戰俘被補入中華民國國軍，極少數體弱病殘者轉業經商或務農。據去台戰俘趙英魁回憶，到台灣之初，有的戰俘因不願意當兵而遭到幹部的不斷糾纏而自殺，還有的戰俘抱怨「國民黨不守信用」，遭「政治戰士」檢舉，被捕後以「從事非法組織意圖叛亂」的罪名被判死刑或徒刑。
除去返回大陸和前往台灣的志願軍戰俘以外，在中立區解釋結束後，有12名志願軍戰俘選擇前往中立國印度，其中2人後來返回中國大陸。

聯合國軍戰俘

聯合國軍（不包括韓軍）戰俘共有5123人通過「小交換」和「大交換」遣返，解釋結束後又有2人要求遣返，無人前往中立國。
遣返的美軍戰俘共3748人，美國對這些戰俘比較寬容，大部分戰俘得到安置，但少數戰俘受到了逮捕和審判。如在解釋期間選擇遣返的愛德華·迪肯森和克勞德·巴徹勒回到美國後就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迪肯森以「私通敵人」以及「作為戰俘行為不當」的罪名被判刑10年；巴徹勒以「私通敵人」、涉嫌在戰俘營內傳播批評美國的請願書以及發表有關韓戰細菌戰的言論的罪名，被判沒收全部財產並終身監禁。不過，迪肯森和巴徹勒都只服刑3年就被釋放。有21名美軍戰俘選擇前往中國，至文化大革命時大部分人又被安排返回美國，個別人前往歐洲。從中國返回美國的戰俘被認為是「叛國者」，部分人遭到逮捕。只有霍華德·亞當斯（Howard Adams）和詹姆斯·溫納瑞斯兩人一直留在中國。
據韓國方面估計，在遣返結束後不在戰俘名單上而留在朝鮮未被遣返的韓軍戰俘可能有19,000人到60,000人。依韓國國防部2007年報告，韓軍共有41,971失蹤，其中8,726人被遣返. 13,836人戰死，而19,409人下落不明，這些可能是沒有被遣返的戰俘,美軍900餘人。曾任朝鮮人民軍軍官的李恆九（Yi Hang-gu），現住韓國，他作証說他的22團主要由沒被遣返的韓國戰俘組成，由朝鮮軍官指揮。李恆九估計：沒被遣返的韓國戰俘可能有五六萬人。
1994年10月，趙昌鎬（Cho Chang-ho）少尉逃離朝鮮回到韓國，他是第一位逃離朝鮮回到韓國的戰俘，證實了朝鮮扣留部份戰俘不遣返的事實。到2009年6月為止，已有79名韓軍戰俘逃離朝鮮回到韓國。
美國紐約時報1996年報導，根據解密文件，美國國防部知道在戰俘交換後還有900餘名美軍戰俘被朝鮮拘留，沒有被遣返。美國國防部拒絕證實，只承諾會調查北逃者在朝鮮看到美軍戰俘的說法。朝鮮則否認拘留美軍戰俘。

前往中立國的戰俘

解釋到期後，共88名戰俘前往中立國印度，其中前中國人民志願軍籍12人、前朝鮮人民軍籍74人、前韓國國軍籍2人。1955年8月22日，印度要求在聯合國大會討論中立國遣返委員會關於戰俘交換的報告，同時提出討論要求定居國外的前戰俘的安排。當時在印度的88名前戰俘中，56人希望去墨西哥，其餘32人則希望在印度定居。據說梅農曾透露，在印度的前戰俘後來有5人返回北韓，2人返回中國，55人前往巴西，11人前往阿根廷，9人前往墨西哥，其餘6人留在印度。另據韓國駐印度使館1993年的消息稱，後來又有2人返回南韓，當時仍留在印度的只剩4人。

返鄉以志願為原則

國際紅十字會是《日內瓦公約》的監督、執行機構。國際紅十字會表示：當國際紅十字會作為中立機關參與遣返時，交戰雙方要接受國際紅十字會的條件。條件之一，就是國際紅十字會能夠經由私下面談，證實遣返並不違背個人意願。《日內瓦公約》與《朝鮮停戰協定》也被列為與志願原則相關的條約。

朝鮮戰爭的戰俘遣返與日內瓦公約

國際紅十字會在對1949年日內瓦第三公約第118條的評論中，先陳述了交戰雙方對第118條的解讀，接著表示：1952年12月3日聯合國大會第七次會議決議解讀為「不強制遣返」，徹底否定朝鮮「不論意願，全部（強制）遣返」的解讀。國際法專家 J. Mayda 等人指出：「雖然聯合國大會並未被賦予對《日內瓦公約》的解釋權，這個解釋如此符合日內瓦公約的精神，它無疑有近乎權威的性質。」儘管不評價聯大或停戰委員會的決定，朝鮮戰爭在各方面都不能作為第118條實行的先例。
國際紅十字會出版的《紅十字國際評論》2001年文章，認為(韓戰的)「考慮戰俘意願」不僅符合日內瓦公約的精神，也以「不驅回原則」優先，調和了國際人道法與國際難民法。
國際紅十字會能夠訪問聯軍的戰俘營，查證是否遵守公約，但是從沒有機會到朝鮮的戰俘營查證。雙方都沒有盡到公約的責任。戰俘也不能與家屬通信或收到包裹。公約是一個整體，僅僅遵守公約第118條的一部分，違害了公約。因此，朝鮮戰爭的遣返決定，必須視為特殊情況下的臨時解決方法，未來不能以它為先例。

中朝將戰俘變成戰士

中朝將戰俘當成戰士，在被俘後繼續與聯合國軍作戰。這顛覆了長期以來戰俘服從的規範。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在回憶錄中說：「韓戰中（中朝）命令戰犯在聯合國軍戰俘營中暴動，目地是要我們在全世界面前丟臉，在停戰談判時喪失還價能力，迫使我們從前線抽調軍隊來看守戰俘。」克拉克發現共軍高層仍然把戰俘當成戰士，策劃他們參加軍事行動。「戰爭的俘虜」變成「作戰的戰俘」，是一個巨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