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與科學

桑德拉·哈丁說，「婦女運動的道德見解和政治見解激發了社會科學家和生物學家，他們批判傳統研究者解讀性別、性、社會和自然世界關係的方式。」 露絲·哈伯德和伊芙琳·福克斯·凱勒等女性主義者批判傳統的科學論述是有歷史偏見的，是基於男性視角的。 女性主義研究議程的一部分是審查科學和學術機構內的權力不平等是如何產生並愈演愈烈的。 物理學家麗莎·藍道爾討論了極富爭議的話題，即「為何在科學和工程領域女性偏少」，隨後被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勞倫斯·薩默斯任命到特派工作小組，她說「我只想看到更多女性進入這一領域，這樣這類問題便可不復出現。」
萊恩·內爾森強調：女權運動經驗主義者發現男人與女人的經歷有本質區別。因此，他們希望通過了解女性經歷來獲取知識，以「揭示產生忽略、錯誤評價、貶低女性等後果」，並以此對一系列的人類經驗做出解釋。  女性主義研究議程的另一部分是揭露在社會和科學學術機構中，權力不平等是如何產生並愈演愈烈的。而且，雖然呼籲大家多關注一下文學文獻中性別不平等的結構，但性別歧視的結構性分析很少出現在高度引用的心理學期刊中，尤其是在心理學和人格這類共同研究領域。
有人批判女性主義認識論，認為其調查結果受社會和政治價值觀的影響。 蘇珊·哈克也指出：女性主義認識論加強了關於女性思想的傳統論調（在直覺和情感等方面），米拉·南達更提醒人們女性主義認識論實際上可能會將女性禁錮於「傳統的性別角色並證明了父權主義的合理性「。

生物學和性別

現代女性主義科學質疑了生物實在說中有關性別的觀點。 例如，法斯托·絲達琳在《性別神話》一書中探索了包含於科學研究中的支持生物實在說性別觀點的設想。  科莉迪亞·法恩在《性別錯覺》一書中對男人與女人的思維有先天生理差異的這一說法的科學依據提出了質疑，並聲稱人們把個體差異歸結為性別差異的根源是文化和社會信仰。

女性主義心理學

女性主義心理學是以一種批判男性視角主導心理學研究的形式出現的，即批判只用男性受試者研究男性視角的心理學研究。如今女性得到了心理學博士的學位，女性以及有關女性的議題才被引入為合法的研究課題。女性主義心理學強調社會環境、生活經驗和定性分析。 女性心理學的呼聲等項目已把女性主義心理學的影響編入了學科目錄。

建築學

對建築進行基於性別的調查和建築概念化引發了現代建築中的女性主義。皮尤什·馬瑟創造了「建築性別的」這一術語，聲稱「建築與定義和規劃性別角色、責任、權利和局限有密不可分的聯繫」。馬瑟提出了「從性別角度探索『建築』的意義」和「從建築角度探索『性別』的意義」的說法。

視覺藝術

女性主義藝術運動始於20世紀60年代並興盛於20世紀70年代，與女性主義的總體發展一致，並且包含有自我組織策略以提高自我意識的群體。 洛杉磯當代藝術博物館館長傑里米·施特里克認為女性主義藝術運動是「二戰後最有影響力的國際運動」。佩吉·費倫說女性主義藝術運動「在過去的四十年裡引起了藝術創作和藝術書寫領域最深遠的變革」。 朱迪·芝加哥和她的129人團隊創作了電影《晚宴派對》，2009年，她在《藝術新聞》中表示：「仍然存在制度性落後，依然有人主張以男性歐洲為中心的倡議。我們正試著改變未來：讓男孩和女孩們認識到女性藝術並不是例外，而是藝術歷史中的一個正常部分。」

文學

女性主義運動創造出了女性主義小說和非小說類文學作品，使人們開始關注女性寫作。有觀點認為學術界忽視了女性生活以及她們所做出的貢獻，為回應這一說法，女性主義提議重新評價公眾對女性在歷史和學術方面的貢獻。大部分早期女性主義文學研究重點是重新發現和利用女性所寫的作品。戴爾·斯賓達的《小說之母》和簡·斯班賽的《女性小說家的崛起》等論文首次堅持了女性一直在創作這一觀點。與學術資源的增長相適應的是，許多出版社開始重印絕版已久的文章。維拉戈出版社1975年公布了一連串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的小說列表，成為第一個參與再生計劃的商業出版社之一。20世紀80年代，潘多拉出版社負責出版斯班賽論文，同時發行了一系列18世紀女性作家的小說。 近期，廣景出版社繼續發行18、19世紀的小說，其中許多小說之前都已絕版，但肯塔基大學再版了一系列早期女性作家的小說。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辯》（1792）是最早的女性主義心理學作品之一。維吉尼亞·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1929）提議在父權主導的世界中給女性文學空間和人格空間，並因此備受關注。
女性作品受到廣泛的關注，這與文學經典的總體再評價和擴展有關。人們開始關注後殖民文學，同性戀文學，有色人種的作品，勞動人民的作品和其他歷史上被看作邊緣人群的文化作品，這導致了人們所說的「文學」的整體規模的擴張，有些流派，像兒童作品，日記，書信，旅行日誌和其他之前不被認為屬於「文學」範疇的題材，現在成為許多學術研究的對象。 大部分類型和子類型的文學都經歷過相似的分析，所以人們現在能夠理解關於「女性哥特」和「女性科幻」的作品。
Elyce Rae Helford說，「科幻小說和奇幻小說是傳達女性主義思想的重要工具，更是溝通理論和實踐的橋樑。」 大學教育中有時會教授女性主義科幻小說，探索社會建構在理解性別中的作用。 這類書目中，著名的有厄休拉·K·勒吉恩的《黑暗的左手》（1969），喬娜安·拉斯的《女身男人》（1970），奧克塔維婭·巴特勒的《血族》（1979）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侍女的故事》（1985）。

音樂

女性音樂指由女性創作、為女性創作或與女性有關的音樂。 作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勞動、民權與和平運動的音樂表現形式，這種音樂類型應運而生。 該運動是由克麗絲·威廉姆森、梅格·克里斯蒂安、瑪吉·亞當等女同性戀以及伯妮絲·詹森·里根等非裔美國女性積極分子和她的搖滾甜心小組，和平積極分子霍利·尼爾發起的。 女性音樂也指除了表演藝術家以外的更廣闊的女性音樂行業，包括錄音室樂師、製作人、音響師、技術員、封面藝術家、發行人、籌辦人和組織活動者——當然，她們都是女性。
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成了音樂學家們主要關注的問題。 在這之前，20世紀70年代時期，音樂學家們開始挖掘女性作曲家和表演者，並開始從女性主義的視角重審有關準則、天賦、體裁及時代劃分的概念。換句話說，女性音樂家如何融入傳統音樂歷史這一問題被提了出來。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女性主義問題持續受到關注。蘇珊·麥克拉瑞、瑪西亞·希特倫和露絲·索里等音樂學家開始思考女性被現有工作主體排斥的文化原因。帶性別色彩的音樂話語、專業化、對女性音樂的接受程度、音樂創作地點檢查、女性的相對財富與教育、與女性特性相關的流行音樂的研究、音樂研究中的宗法觀念、性別觀念和性別差異等概念一直是該時期審查的主題。

電影

上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隨著女權電影理論的發展，出現了大量主張或闡明女性主義觀點的女性主義電影。20世紀60年代，由於政治辯論和所謂的「性解放」，女性變得很激進，但激進主義未能給女性帶來實質性的改變。這使得女性採取行動，成立了增強自我意識的團體，並開始從不同視角分析主要電影業的女性建構。 大西洋兩岸的女性主義者之間有很明顯的差別。1972年，英國和美國舉辦了第一屆女性主義電影節，並創辦了首個女性主義電影期刊：《女性與電影》。這一時期的先驅有克萊爾·強斯頓、蘿拉·穆爾維，後者曾在愛丁堡電影節上組織過女性活動。 其他對女性主義電影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理論家有特瑞莎·德·蘿拉提斯，斯梅麗科和卡亞·西爾弗曼。哲學和心理分析的方法推動了女性主義電影批判、女性主義獨立電影和女性主義分配的發展。
有人認為，理論上有兩種方法可以促進女性主義電影的製作與獨立。 「解構法」關注它本身對主流電影業準則的分析和解碼，以在觀眾與主導電影間創造出一種不同的關係。第二種方法——女性主義反主流文化——表現為女性寫作，以探究特殊的女性電影語言。 最近一些對女性主義電影的批評主要以一種叫做「貝克德爾測驗」的瑞典評分系統為中心。 
在20世紀30至50年代好萊塢大製片廠的全盛期，電影業的女性們地位極低。 即使現在情況好轉了許多，很多人認為仍然有很多待解決的問題。從薩莉·波特、凱薩琳·布蕾亞、卡萊爾·丹尼斯和珍·康萍的藝術電影到凱薩琳·畢格羅的動作電影，女性現在更有發言權了，但她們很清楚性別差異依然存在。

沃斯通克拉夫特

十八世紀英國的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最有名的著作發表於1792年的《女權辯護》。她認為女性存在的首要目標是做一個理性的人，而理性的實踐則是透過妻子與母親的身份來表達。

瑪格麗特·芙樂

十九世紀美國的瑪格麗特·芙樂（Margaret Fuller）不僅主張女性在法律地位和世俗生活里的權利，並更進一步的從存在哲學的觀點，強調女性有追求內在自由的權利。即包括心靈的充實、智識的成長、理性與創造力的激發。芙樂認為母職是女性生活的一部份而不是全部，女性必須超越特定的家庭關係而去追求自我成長。而且特別指出女性的自我成長不是為了作一個稱職的妻子或母親，而是為了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芙樂強調女性特質，不鼓勵女性和男性直接競爭較勁。雖然男女特質不一樣，但女性所擁有的權利卻是相同的。芙樂一方面爭取女性的平等權利，同時其思想亦具有濃厚的宗教與存在哲學的意味。

約翰·穆勒

十九世紀英國的約翰·穆勒將女性權益的觀點表現於《婦女的屈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an）一書。穆勒指出法律的不平等使得婚姻制度的婚姻關係猶如主人與奴隸的關係。穆勒將政治哲學裡公共領域的契約概念擴充到婚姻關係，認為婚姻契約必須經由當事人同意，在平等的條件下訂定共同生活的方式。契約精神就是自主與自我決定，婚姻契約使女性不會在違反自身自由意志的情況下結婚。穆勒主張女性應有一技之長與經濟獨立的能力，這樣才不會為了長期飯票而無奈地走進婚姻。穆勒也從自由競爭的觀點指出，女性的能力如果真的不如男性，那麼不勝任的女性就會在競爭過程中被淘汰，不需要一開始就排除女性競爭的機會，開放機會給女性會給社會帶來更多優秀的人才，使社會的運作更有效率。
約翰·穆勒、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兩人均認為一般女性婚後應以家庭為主，女性的潛能主要是在家庭的領域裡發展，不需要外出工作。但是男女的權利是相同的，那些特別優秀的特殊女性，應該不受任何阻礙，自由發揮他們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較長短。 整體而言，穆勒傾向伴侶式婚姻的理想，認為女性受良好教育才能成為丈夫知識上、精神上的伴侶。女人充實自己仍是為了男人，伴侶式婚姻理想說穿了就是要求女人「有點聰明但又不要太聰明」。

貝蒂·弗里丹

當代美國的貝蒂·弗里丹承繼了十八世紀以來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但同時更加強調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參與。其名著《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則對女性的家庭角色展開銳利的解析與批評。弗里丹認為為了發揮自我潛能，鼓勵婦女和男性一樣從事公共領域的活動。在父權社會的文化機制下，竭盡的塑造一個快樂、滿足、幸福的家庭主婦形象，使得婦女自幼就嚮往這個形象，並把自己的一生寄託於家庭與婚姻關係。但這個理想的形象，只是迷思。由於家庭結構本質上缺乏有形的結構及酬賞制度，而且日復一日的重複同樣的瑣碎的工作，受過教育的現代婦女並不能從家庭主婦的角色上得到成就感及自我實現。
弗里丹鼓勵女性放棄以家庭主婦的形象做為自我認同，但弗里丹也並未提倡女性在實質上放棄家庭生活，而是在事業與家庭間取得平衡。女性應從整體角度從事生涯規劃，將家庭與事業都事先納入發展計畫中，生育小孩尤應事先規畫，並將幫忙的人選安排好，並極力的鼓吹托兒所的設置。弗里丹認為女性可以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而以事業為主。

批評

強調個人先於社會，忽略了個人生活於社會網路之中，即使在出生前仍未能逃脫社會關係的左右（如妓女墮胎）。
抽象的、形式的平等未顧及個人因種族、年齡、性別階級之異而產生不同的歷史、社會關係以及不同的需求和能力。
自由女性主義在許多問題上屬於穩健派，遠不如激進女性主義那麼激烈。也正因如此，自由女性主義沒有取得女權運動的實質性進展，就連法律上的平等都未能成功爭取到。

與政治運動的關係

女權運動與20世紀的主要政治運動有複雜的相互作用。

社會主義

自19世紀末期，一些女性主義者與社會主義結盟，然而其他人曾經批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缺乏對女性權利的關注。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的早期積極分子奧古斯特·倍倍爾發表了他的作品《女人與社會主義》（德語：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書中將為爭取兩性間的平等權利奮鬥和整體的社會平等相提並論。1907年，斯圖加特舉行了一場社會主義女性國際會議，在斯圖加特，選舉權被描述成階級鬥爭的工具。社會民主黨成員克拉拉·蔡特金呼籲女性應有相應的選舉權，以構建「允許用激進方法解決女性問題的社會秩序」。
在英國，女性運動與工黨結盟。在美國，有激進背景的貝蒂·傅瑞丹掌握了領導權。激進女性組織是美國最早並至今活躍的社會主義女權組織。 西班牙內戰時期，多洛雷斯·伊巴露麗領導西班牙共產黨，儘管她支持女性擁有平等權利，但她反對女性上前線參戰，反對與無政府女性主義自由婦女發生衝突。

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者和女性團體都認為法西斯主義對女性主義持左右搖擺立場。1919年的法西斯黨宣言羅列出的其他有關社會改革的要求中，其中一項是將選舉權擴大到所有18歲及以上的義大利公民，包括女性（僅在1946年法西斯戰敗後實行）和從25歲起所有人都有權競選公職。fasci femminilli 等特殊的法西斯女子輔助組尤其支持這一要求，迫於總理貝尼托·墨索里尼的保守聯盟夥伴的壓力，只有部分要求在1925年得以實現。
Cyprian Blamires聲明儘管女性主義者反對希特勒的崛起，但女性主義仍與納粹運動有著複雜的關係，納粹運動中也有敢於直言的支持希特勒的女性和女性團體。納粹黨人贊同父權社會的傳統觀念和女人在父權社會中的角色，他們聲稱承認婦女的平等就業權。 然而希特勒和貝尼托·墨索里尼宣布他們本人反對女性主義， 1933年納粹主義在德國興起後，女性主義者們在戰前時期甚至20世紀20年代時為之奮鬥的參政權和經濟機會迅速瓦解崩潰。 喬治斯·杜比等人提到，實際上，法西斯社會是有等級制度的，它重視男性的男子氣概，女人處在次要的位置。 Blamires也提到說自從20世紀60年代，新法西斯主義就對女性主義持敵對態度並倡導女性接受「她們的傳統社會角色」。

民權運動和反種族主義

民權運動和女性主義運動相互影響相互交織。許多西方女性主義者改編了黑人平等運動的說法和理論，並找到了婦女權利和有色人種權利的相似之處。 儘管女性運動與民權運動相互聯繫，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二者關係中還是出現了一些衝突。非白人女性認為女性主義主要是由白人和中產階級主導的運動，不理解也並不關心種族問題。 同樣，一些女性認為民權運動存在性別歧視的元素，而且沒有充分解決少數民族女性所關注的問題。 這些評論建立了與種族主義、階級主義、性別歧視和黑人女性主義、女奇卡諾人女性主義等新女性主義相關的新的女性主義社會理論。

女性主義對西方的影響

女性主義運動影響了西方社會改變，包括女性的選舉權、受教育權、更公平的工資待遇、提出離婚訴訟的權利、關於是否要懷孕的身體自主權（包括服用避孕藥和墮胎）、占有財產的權利。

對語言的影響

很多女性主義者都支持使用無性別意識的語言，例如以「Ms」統指所有已婚和未婚的女性，或在不清楚性別時用「他或她（he or she）」指明，而不只是用「他（he）」。女性主義者也支持使用包含二性元素的語言，例如以「humanity」取代「mankind」表示「人類」。女性主義者希望改變語言的運用，並非希望要求女性有平等權利或在政治論述中取得影響。它可以被視為改變有「性別歧視」元素的語言的嘗試，提出在英語中很多具有重男性色彩的例子。女性主義者認為語言直接地影響了現實中的觀念（見薩丕爾-沃夫假說）。在後殖民女性主義中，語言並不像西方國家一樣受到注目，因為很多非印歐語系的語言都沒有性別語法。
中性語言的支持者爭辯說使用偏好某一性別的語言經常意味著男性的優越性或反映出一種社會不平等。 根據《英語語言學手冊》，把男性代詞作為類代詞或用某一特定性別的代詞作為有些職業頭銜，這些都是「英語語言習俗在歷史上把男人看成是人類物種原型」的例子。

神學

女性主義神學運動，從女性主義角度重新審議宗教傳統、實踐、經文和神學。女性主義神學的一些目標包括加強女性在神職和宗教權力機構中的作用，重新詮釋男性主導的關於上帝的圖像和語言，確定女性在工作和母親身份上的地位，研究宗教經文裡的女性形象。 基督教聖經在Judges 4:4和2 Kings 22:14中提到了女性在權力機構中的職位。
基督教女性主義是女性主義神學的一個分支，它提倡根據男女平等的觀點，尋求對基督教精神的詮釋和理解，這種詮釋對全面理解基督教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基督教的女性主義者沒有標準的信仰，大部分人認為上帝不會在性別基礎上歧視人，上帝參與的事務包括，女性聖職授任、基督教婚姻中的男性統治地位和育兒平衡、主張與男性相比，女性病態性道德缺失和自卑、以及女性在教會中受到的整體待遇。
伊斯蘭女性主義提倡女權、性別平等和伊斯蘭框架中的社會平等。擁護者想要強調古蘭經中根深柢固的平等學說並鼓勵人們通過解讀古蘭經、聖訓（穆罕默德語錄）和伊斯蘭教法（法律）來質疑伊斯蘭教義中有關父權的解釋，旨在創造一個更平等、更公正的社會。雖然該運動植根於伊斯蘭教，但女權運動的先驅們也會運用世俗和西方女性主義的論述，並承認伊斯蘭女性主義是全球女性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猶太女性主義這場運動在於改善猶太女性的宗教地位、法律地位和社會地位，為猶太女性進行宗教體驗和從事領導活動提供新的機遇。在這些運動中，早期猶太女性主義者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女性被全部由男性組成的祈禱班排除在外，不能參加時間有限的成人禮， 並且女性無權做證人，也不能主動提出離婚。 許多猶太婦女在他們的歷史中成為女權運動的領袖。
狩獵女神巫術團體是以女性主義為中心的神學體系。
世俗或無神論女性主義者參與了對宗教的女性主義批判，認為許多宗教都有壓迫女性的法則，而且在宗教經文中存在歧視女性的主題和元素。

男權主義

在男權社會體系中，社會是圍繞著男性權威人物組織起來的。在該體系中，父親對於女性、孩子和財產有絕對的權威。它意味著男性擁有統治和特權的機構，並依賴於女性的隸屬服從。 大多數形式的女性主義把父系社會看作壓制女性的不公平的社會體制。卡羅爾·佩特曼認為在父系社會男性與女性間的區別是自由與服從間的政治差異。 女性主義理論中，父權主義概念經常包括所有複製和再生男性對女性統治權的社會機制。女性主義理論通常認為男權主義是一種社會構建，可以通過揭露和批判性地分析其表現來推翻它。 一些激進女性主義者提出建議說因為男權主義在社會中根深柢固，分離主義是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 其他女性主義者對此持批判性的態度，認為它違反男性的權力。

男性與男子氣概

女性主義理論探討了男性社會結構及其對性別平等目標的啟示。女性主義認為男性社會結構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將男性與侵略和競爭聯繫在一起，強化了男權的、不平等的性別關係。 人們批判男權文化「限制了適用於男性的男子氣概的形式」，因此減少了他們的生活選擇。 一些女性主義者熱衷於男性問題激進主義，例如把注意力放到強姦、伴侶熱情度，並探討了對男性的消極的社會期望。
女性主義者鼓勵男性參與女權運動，她們認為這是全面實現性別平等這一社會承諾的一個重要策略。 許多男性女性主義者和支持女性主義者在女權激進主義運動、女性主義理論和男性調查方面都很活躍。但是，有些人反對說雖然男性參與女權運動是必要的，但由於性別關係中，父權主義的社會影響根深柢固，男性參加女權運動是有問題的。 在今天，女性主義和男性理論達成的共識是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並且應該合作起來實現女性主義更大的目標。 在很大程度上，這一目標可以通過女性機構實現。

女性婚後繼續就業率的增加

女性主義運動帶來了美國和歐洲女性就業率的大幅度上升。1950年代美國婚後女性就業率僅為11%，甚至少於1920年代。經歷了在1960年代、1970年代伴隨著帶有濃烈地左翼色彩的民權運動而出現的的女權運動高潮後，1978年美國已婚女性就業率上升到50%。1997年達到61%，在21世紀初頭幾年的經濟繁榮期時，認同「返回家庭相夫教子」的「選擇女性主義」回潮，已婚女性就業率曾經回落到54%，在2008年底金融海嘯爆發後，因為生活壓力增大所迫，美國已婚女性就業率重新上揚，在2010年上升到69%左右，與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婚後女性就業率下降到77%的中國大陸已相差不遠。。。
2008年底開始的金融海嘯對男性為主要勞動力的建築業、運輸業損害較大，對女性為主要勞動力的護理、清潔等工作損害較小，2010年美國勞動力市場一度出現女性總人數接近甚至超過男性總人數的可能，但最終隨著經濟復甦和工作機會轉好，美國男性重新鞏固了就業總人數的多數優勢。。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調查數據，截止2013年1月止對已開發國家女性婚後就業率的統計，在北歐的瑞典和芬蘭，有6歲以下孩子卻不辭職繼續工作的婦女比例高達76％（有18歲以下孩子不辭職堅持工作的婦女比例高達82％），美國為61％（有18歲以下孩子卻不辭職堅持工作的婦女比例達70％），英國為55％，德國為53％。相比之下，日本只有34％。

女性婚後姓氏自主權的增加

在西方國家，妻從夫姓是一種歷史悠久常見的習俗，一直沒有什麼異議，直到20世紀下半葉才有不少女性主義者開始反對女性必須在婚後改從夫姓。在中世紀時，就有當女性是一個貴族階層的家族唯一繼承人時，則新婚女性保留娘家性不從夫姓，其新生子女也可能隨母姓以延續家族傳承的習慣，但是當時絕大多數西方女性結婚後都會從夫姓。
西方國家女子出嫁後從夫姓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習俗。從196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早期，伴隨著女性主義的進展，西方女士結婚後選擇保留其娘家姓氏，或者是用連字號形式顯示其婚後的名稱的百分點有輕微上升的趨勢。（在美國，少數女士仍保留其娘家姓氏。已婚女性的全名=妻子的名字+妻子的姓氏+丈夫的姓氏，例如希拉蕊·柯林頓的全名：Hilary Rodham Clinton，希拉蕊在1975年與比爾·柯林頓結婚後曾經長期不冠夫姓，直到1983年為丈夫能夠連任阿肯色州州長而籠絡保守派選民決定冠夫姓，成功增加政治本錢。）就算在一些家庭中，妻子保留了娘家的姓氏，但夫婦亦會為其子女給予父姓。在使用英語的國家，在傳統上，已婚女士都會被稱為 Mrs.[丈夫的全名]。不過近年來，更多會使用 Mrs. [妻子的名字] [丈夫的姓氏]。大體上來說，英美等國家的女性結婚後是否改從夫姓，是可以由女性自行決定的。
在中古時期, 當一個低階級家庭的男士要娶高階級家庭中的獨生女，他只好入贅妻家，隨妻姓。18至19世紀英國，女方遺產的繼承權，有時會令男士改變姓名，雖說盎格魯世界中，男士從妻姓是絕少數，但是有些男士仍然選擇作出此舉，例如加拿大的原住民，更罕見的例子是夫婦成婚後，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姓氏。
作為另外一個選擇，夫婦會採用雙姓。舉例來說，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男）與伊雷娜·約里奧-居里（伊雷娜·約里奧-居里，女）結婚時，雙方姓氏改為Joliot-Curie，其中Joliot為男方原姓氏，而Curie則為女方姓氏（相信本例有男方凸顯「屬於居里家族」之意，且其子女仍然沿用Joliot為姓氏）。再比如生活大爆炸女主角凱莉·庫柯，在嫁給網球運動員萊恩·斯威廷後保留原姓而使用雙姓，改叫凱莉·庫柯-斯威廷。但是，有些人認為姓氏用連字號形式會變得過長累贅。妻子亦可以把她的娘家姓作為她的中間名，如Mary Jones嫁給了姓Smith的男人後，她可以被稱為Mrs. Smith，或者把娘家性作為中間名稱Mary Jones Smith。北歐的瑞典有40%的女性結婚後使用夫妻雙姓。美國則少一些。
從事演藝界的女性大多數在結婚後都不會隨丈夫姓氏，不光如奧黛麗·赫本、波姬·小絲、桑德拉·布洛克、妮可·基德曼等一線女演員和麥當娜·西科尼、艾薇兒·拉維尼等一線女歌手幾乎全都不從夫姓（少有的例外是選擇從夫姓的大衛·貝克漢姆之妻維多利亞·貝克漢姆），即便是不出名者如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的妻子—製片人艾瑪·托馬斯這樣的演職人員也多有不從夫姓者。此外、律師（如曾長期保留娘家姓的希拉蕊·羅德姆·柯林頓）、法官、教授（如《男性的終結：End of Men》一書的作者漢娜·羅辛。）、科學家、作家、醫生、父系祖先顯赫的女政客（如本尼托·墨索里尼的孫女亞歷山德拉·墨索里尼、比爾·柯林頓的女兒切爾西·柯林頓等）等有公認成就的女性，都有很大比例的結婚後不從夫姓者。自1960年代末女性主義興起後，歐美國家每年有盡15%-20%的新婚女性選擇不隨丈夫姓而保留自己的姓氏。現在在美國和歐洲，也已有數量雖仍非常少但比以前有所增加的男性決定放棄自己姓隨妻子姓。 
日本法律不承認夫妻異姓的婚姻為合法婚姻，例如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的妻子安倍昭惠在結婚後就隨了丈夫姓改姓安倍。有部分日本人支持夫妻異姓的婚姻合法化。
中國大陸、朝鮮、韓國、越南法律規定夫妻除非結婚前原本就同姓，否則結婚後不能改動成同一姓氏，必須保持夫妻異姓。例如，領導人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姓李，金正恩的母親高英姬姓高。中國籃球明星姚明的母親方鳳悌姓方，姚明的妻子葉莉姓葉，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妻子彭麗媛姓彭。在香港，大多數在結婚後都不會隨丈夫姓氏，在香港身份證上，夫妻擁有各自的姓氏，但允許冠夫姓。部分任職政府高層官員的女性會冠夫姓，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羅范椒芬等人般冠夫姓，源自港英時代早期的不成文規定，但自從1970年代公務員男女平權以後，冠夫姓已經在公務員體系，甚至是社會中漸淡出，反映女性社會地位的進步。
前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雖鼓勵和讚許妻子結婚後不隨丈夫姓，但並不強制禁止妻子結婚後從夫姓。例如，列寧（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的妻子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如隨夫姓則應改為烏里揚諾娃）、史達林（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朱加什維利）的妻子娜傑日達·阿利盧耶娃都保留娘家姓未從夫姓。
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夫妻是同一姓氏的美國和歐洲，卻要比大部分夫妻不是同一姓氏的韓國、台灣女性結婚後繼續工作率要高，所以人們很難將是否從夫姓作為判斷一個國家女性社會地位的標準。
在某些國家的管轄權 (Jurisdictions)中, 妻子的姓氏會自動轉變為丈夫的姓氏以保其法律上的合法地位。現在女士可以容易地更改她的婚後姓名，而這個改變不再違憲。在某些地方，民事訴訟案及憲法的更改使得男士亦可以容易地更改婚後姓名，例如在英屬哥倫比亞。
曾經在學術期刊發表文章而用婚前姓氏的女士，即使在婚後，她們亦不會從夫姓，以保持其訢舊著作對學術界所作出的貢獻。這個慣例在女醫生、女律師事務所及其他專業也很重要。

反應

不同群體的人對女性主義做出了反應，其支持者和反對者中都既有男性又有女性。美國大學生中，無論男女，他們更多的是支持女性主義思想而不是自稱為女性主義者。 美國媒體對女性主義的評價比較消極，並認為女性主義者「不經常參與正常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娛樂活動。」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由於人們接觸了自我認定為女性主義者的人、了解與不同形式的女性主義有關的討論，他們對女性主義的自我認同在增加。 羅伊·鮑邁斯特批評那些「只關注社會上層並把社會看做一個整體來下結論」的女性主義者，「的確，社會上層大多數是男性，但是如果你放眼於社會底層，真正在社會最底層的，大多數人同樣是男性。」

擁女主義

擁女主義者支持女性主義，但支持者並不一定是女性主義運動的一員。這一術語最常用來指積極支持女性主義的男性。擁女主義男性團體的活動包括男孩和青年反對校園暴力行為，在工作場所開展防治性騷擾工作組，進行社區教育活動，勸告男性暴力犯罪者。擁女主義男性也可以討論男性健康，參與包括反色情法的反色情運動，男性研究以及學校的性別平等課程發展。他們有時也與女性主義者和家庭暴力與強暴危機中心等女性服務機構合作。

對女性主義的批判

反女性主義是反對女性主義的一部分或全部形式。
在19世紀，反女性主義主要集中在反對女性參政。後來，反對女性進入高等教育機構學習的人認為教育對女性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其他反女性主義者反對女性外出工作，反對女性加入工會的權力，不允許女性進入陪審團，反對女性擁有控制生育的權力，並要求女性在性行為方面遵循伴侶的要求。
有些人認為女性主義與傳統價值觀或宗教信仰相悖，因此他們反對女性主義。例如，這些人認為社會不應該接受離婚和不結婚的女人，男人和女人本質上不同，因此他們應該維持自己在社會中的傳統角色。 其他反女性主義者反對女性外出工作，反對女性參政或參與投票過程，也反對家庭中男性權威的減弱。
卡米拉·帕格里亞、克里斯蒂娜·霍夫·薩默斯、珍·貝斯克·愛爾希坦、伊莉莎白·福克斯·真魯維斯、麗莎·露賽爾·歐文斯、達芬妮·帕泰等作家雖然也認同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但他們反對某些女性主義形式，例如，她們認為女性主義經常宣揚男性貶抑的思想並宣稱女性的利益高於男性，她們批判說激進的女性主義立場對男性和女性都有害。 達芬妮·帕泰和諾麗塔·克瑞傑認為「反女性主義者」這一術語常被用來平息人們對女性主義的爭論。 麗莎·露賽爾·歐文斯認為某些擴展到專屬於女性的權利與重男輕女的的本質是一樣的，因為這使女性失去了鍛鍊自己道德行為重要方面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