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財團化

歷史沿革

民主進步黨於在野時期提出黨政軍退出媒體及無線電視台公共化的主張。
學者指出，自從中央政府實施媒體解禁政策後，無線廣電媒體不再受到中國國民黨的黨政軍的政治勢力介入操控，民間資本為主的媒體如雨後春筍般遍地開花。然而政治勢力對於媒體的控制並未就此消失，而是轉而循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以大量資金買進非官方媒體的公司股份，取得媒體的經營權，並且控制轄下媒體的播報方向。

資本主義

全球媒體產業的經營日趨開放，私人經營（私有化及民營化）及市場自由化競爭是趨勢，這預示著，媒體產業未來走向將依賴市場經濟（編註：非國家資本主義）法則而定，以追求最大的利潤為原則。這個趨勢帶來的影響，小至個人消費媒體產品的權益，大到主導一個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走向。一個媒體產品往往伴隨著思想與文化意涵。人們在接收媒體的產品時，往往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看法，以及對於自己及世界的認知。因此媒體產業，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乃至文化教育領域都是相當重要的。
而隨著網路時代來臨，能刊登廣告的平台快速增加，平面媒體與電子媒體不再是廣告商選擇刊登廣告的少數幾個選項之一，因此快速稀釋媒體業高度仰賴的廣告收入，許多媒體急需金援來填補資金缺口。
「這個媒體的擁有者究竟是誰」，一直是新聞傳播學者的研究重點，因為學者們都認為媒體的擁有者可能會想 藉由經營策略影響媒體產品的內容與形式。 例如：媒體擁有者可以決定新聞編輯與節目製作的人事任用、提供預算支持特定的媒體內容、給予特定的政商人士一個媒體傳播平台。 -而觀察台灣媒體產業向市場開放以來媒體所有權的結構變化與節目內容的變化，可以發現，這些學者們的合理懷疑是正確的。台灣的新聞自由並沒有因為媒體產業的對外開放而有明顯進步。
在追求最大的利潤為原則下，一個媒體往往希望透過垂直整合與水平整合來獲取最大的商業利益，以製作出更高水準的產品，因此收購同質性媒體的水平整合有利於增加廣告曝光度，贏得廣告商購買廣告時段的機率，而併購電視台、頻道供應商、頻道代理商、系統台等垂直整合則能節省成本，並且讓同一個媒體商品發揮出最大的商機，然而這也使得視聽大眾接收的產品內容的決定權以及商場甚至政治上的談判籌碼往財團集中，並且排擠其他可能具有更高水平的媒體產品的曝光度。

媒體財團化與公眾利益：價格

隨著財團完成了水平與垂直整合，意味著在市場上處於獨霸的地位，在缺乏競爭下，可以任意操控媒體產品在市場上的價格，並且消極回應客戶的批評、漠視客戶的權益、剝削客戶。 政府必須避免這樣的壟斷情事發生。

媒體財團化與公眾利益：內容

在缺乏競爭下，媒體產品的品質以及觀眾的選擇權都有可能受到影響。財團為了實現單一產品的最大經濟效益往往會持續併購小規模的媒體或將之驅逐出市場並且戮力於讓相同的內容透過不同的形式出現（例如：一部電影下檔後，出現原聲帶、道具、簽唱會、電視台放映、......等周邊商品），因此會排擠其他創意曝光的空間，使得觀眾接收到的內容逐漸單一化並且阻礙一國文化的多元發展，不符合公眾利益。

群眾意識

媒體財團化乍看之下不過是政商名流間的交易，與平民百姓無關，然而若近看其所決定的是每天人們會接收到什麼樣的訊息，並且正安靜的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和世界觀，足以影響每個人的言行舉止和思想。

社會運動

2012年-2013年間，許多傳播科系的教育工作者表達：「財團壟斷下的媒體內容，只由老闆好惡而定，將扼殺所有傳播工作者的專業。專業價值蕩然無存，則傳播教育都將失去意義。」的憂心，並且發起「反壟斷聯合課程1小時」、「反財團壟斷、要媒體改革」、「下課10分鐘，支持反媒體壟斷」等倡議。
2019年6月23日，「拒絕紅色媒體、守護臺灣民主」遊行在中華民國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舉行。這次活動由成吉思汗健身俱樂部「館長」陳之漢、及時代力量立法委員黃國昌號召，並有上萬名民眾冒雨參與示威遊行。遊行的目的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極權主義、拒絕親中媒體滲透、守護臺灣的民主與自由，同時聲援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運動。遊行還要求中華民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強力執法，立法院亦應盡速完成相關法案的修法。這場集會遊行亦引起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的關注。

侍從報業

1988年，台灣仍在威權體制下，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黨禁和報禁。 然而在宣布前夕，囊括台灣當時三分之二報業市場的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提出自由報業 的解禁模式，要求政府應該尊重市場機制，報業的生存與否應該由市場決定；規模較小的報紙和部分學者則主張有限解禁 模式，他們認為聯合報系與中國時報的市占率已經高達近七成（原因詳見：侍從報業），政府應該加以規範，才能讓小報及新報生存。
在當時的情勢，自由報業 模式對於國民黨較有利，因為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個「侍從」會受益於該模式，鞏固獨佔的市場地位，況且兩報都已經進入國民黨決策核心，能協助國民黨繼續影響 社會大眾視聽。相形之下，有限解禁 模式，可能造成群雄並起，國民黨的非同路人將有可趁之機。於是主導著媒體開放政策走向的國民黨，決定選擇偏袒既得利益者的政策，即為自由報業 模式。
財力雄厚的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在「完全不設限」的情況下，被學者形容為「猶如解除緊箍咒的孫悟空」，隨即準備好兩百億美金來購買機器與雇用媒體記者、紛紛發行新報（包含聯合晚報及中時晚報）、大幅擴增報紙的張數並且以低價促銷、......。隔年，《聯合晚報》席捲了將近六成的晚報市場，僅留下四成多的晚報市場給自立晚報、民族晚報和大華晚報分食。過不久，中國時報+中時晚報+聯合報+聯合晚報的市占率逼近八成。終於，其他的小報業及新報業不支倒地。
中時、聯合兩媒體則接收其他小規模報業倒閉後留下的市場，並且利用該新增的盈餘，揮軍發展影視和網路事業。連同各自原有的出版社、通訊社、雜誌，形成大型的媒體集團，搖身一變成為台灣媒體市場中的兩大巨人（聯合報系、中時媒體集團）。

墊高入行門檻

在現實生活中，與巨人賽跑是一件舉步維艱的事。而在媒體行業亦復如是。在聯合與中時兩大媒體集團的獨佔之下，成立媒體所需的入門資金至少兩、三百億新台幣（依照1999年的新台幣匯率計算）。 因此只能憑藉著財力雄厚的財團提供長期的資金支持，才能維繫新成立媒體的營運。

手法

直接下手新聞置入、銀彈攻勢收買媒體、以商逼媒斷絕金援，為中國政府的慣用手法。

中國國民黨人士

台灣立法院的國防委員會某立委指出，某個中國國民黨籍同時在中國經商的立委，每每在國防委員會開完機密會議後就會動身會前往中國，而台灣的情治單位也指出，調查發現中華民國國防部只要發布機密文件，常出現機密早上分享給立委，中國下午就知道機密內容的情事。 而中國政府也接收許多台灣的親中政治人物，包括但不限於：前立委謝啟大現在中國主持政論節目大幥緓灣並於上海置產經商、涉侵吞公款潛逃中國的前央廣董事長朱婉清、前立委馮滬祥、新黨主席郁慕明等人。
中央日報、自立報系、馬英九政府執政時期的中央社

台灣的大眾傳播教育現場

當學生們向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充滿著他們對未來徬徨無措的疑問時，這些教育工作者感到非常沉痛，因為他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們用心培育的孩子提出的問題。
老師們不知道這些孩子未來如何能夠在健全且自由的媒體環境中，有尊嚴地工作？老師們也不知道這群孩子在未來如何貢獻於台灣這塊土地，為台灣社會和人民服務，並且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不受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壓迫。
老師們感慨的說，當所有新聞專業的教育、所有對於媒體文化能批判社會、為弱勢發聲、呵護多元價值的期待，都在荒謬的財團蠶食併購媒體的現實發展中，變得遙不可及甚至可笑，這樣的教育根本跟現實脫節。

解決媒體壟斷

台灣媒體財團化已經成為結構性的問題，有文獻在1999年建議政府應該效法北歐國家，一方面限制大型媒體繼續擴張（例如：限制單一媒體的市場佔有率及報頭的數量），另一方面對小媒體、新媒體提供補助（例如：補助交通費、電信費用享優惠、協助資本設備取得等）。
可以想見大型媒體對於政府「解決媒體壟斷」會感到不滿，並且會以「不應限制言論自由」為理由。不過，當少數幾個媒體財團的老闆的言論自由已經限制了多數人的言論自由時，這幾個財團的老闆也就危害了民主生活中講求公平與多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