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

背景

繼蘆溝橋事變後，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同時為摧毀中國之抗戰意志，從8月15日至12月，對中國首都南京城實施無差別轟炸。1937年11月中旬，中國在淞滬會戰失敗後決定堅守首都南京。11月20日，蔣中正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官。12月8日，日軍全面占領南京外圍陣地，10日對南京城垣陣地展開猛攻。12日，南京衛戍司令部下令棄城突圍撤退。13日，日軍攻入南京。

中國軍隊敗逃

在上海戰場上，日軍遭到中國軍隊強有力之抵抗，三個月後才佔領上海。從1937年8月到11月，中國軍在上海與日本上海派遣軍已經進行近三個月慘烈而膠著的戰爭。戰事在日本第10軍從杭州灣登陸之後急轉直下，側後被襲的中國守軍全線撤退。在日軍的迅猛追擊下，國軍的撤退變成無比混亂的潰逃。軍事委員會此時深感事態嚴重，在17日和18日三次開會討論南京防禦的問題。會議上多數將領認為部隊亟需休整，而南京在軍事上無法防禦，建議僅僅作象徵性的抵抗，只有唐生智以南京是國家首都、孫中山陵寢所在，以及國際觀瞻和掩護部隊後撤等理由，主張固守南京。中華民國最高領袖蔣介石期望保衛首都的作戰對德國的外交調停有利，並且以為能夠等到蘇聯的軍事介入。出於內政和外交上的考慮，蔣介石最終採納唐生智的建議，決定「短期固守」南京1至2個月，於11月26日任命唐（階級上將）為南京衛戍軍司令長官，負責南京保衛戰。副司令長則為羅卓英及劉興。
隨後，日軍各部隊分三路開始向南京進軍。根據堅守南京的決策，軍事委員會在12月初日軍接近南京城之前共調集約13個師又15個團共10萬餘人（一說約15萬人）的部隊保衛南京。這些部隊中有很多單位剛剛經歷在上海的苦戰和之後的大潰退，人員嚴重缺編且士氣相當低落，而國民黨臨時抓來的壯丁大多沒有完成訓練，軍紀極差。唐生智多次公開表示誓與南京城共存亡，對蔣介石則承諾沒有命令決不撤退。為了防止部隊私自過江撤退，唐生智採取背水死戰的態度。他下令各部隊把控制的船隻交給司令部，又將下關至浦口的兩艘渡輪撤往武漢，還命令第36師封鎖從南京城退往下關碼頭的唯一通道挹江門，而撤退的訊息卻未傳達到負責封鎖的部隊知曉，使得國民黨軍在撤退過程中出現瘋狂的自相殘殺情景，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給後來的悲劇性撤退埋下隱患，造成許多無辜民眾與士兵溺斃，屍體迅速堆滿江面，慘不忍睹。
11月20日，中華民國政府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政府機關、學校紛紛遷往內地，很多市民也逃離南京。在6月有101.5萬城鄉居民的南京市，12月初，常住人口據估計只有46.8萬至56.8萬人，但這並不包括軍人和從前方逃亡到南京的難民。22日，本著人道主義精神留在南京的二十多位西方僑民成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他們提出在南京城的西北部設立一個給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區。29日，南京市市長宣布承認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並為安全區提供糧食、資金和警察。唐生智還承諾將部隊撤出安全區。12月5日，國際委員會收到日本政府模稜兩可的回覆，隨即開始安全區的工作。

南京陷落

12月8日，日軍全面占領南京外圍一線防禦陣地，開始向外廓陣地進攻。11日晚，蔣介石通過顧祝同電告唐生智「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12日，日軍第6師團一部突入中華門但未能深入，其餘城垣陣地還在中國軍隊手中。負責防守中華門的第88師師長孫元良擅自帶部分部隊向下關逃跑，雖被第36師師長宋希濂勸阻返回，但已經造成城內混亂。下午，唐生智倉促召集師以上將領布置撤退。按照撤退部署，除第36師掩護司令部和直屬部隊從下關渡江以外，其他部隊都要從正面突圍，但唐生智擔心屬於中央軍嫡系在突圍中損失太大，又口頭命令第87師、第88師、第74軍和教導總隊「如不能全部突圍，有輪渡時可過江」，這個前後矛盾的命令使中國軍隊的撤退更加混亂。會議結束後，只有屬於粵系的第66軍和第83軍在軍長葉肇和鄧龍光帶領下向正面突圍，在付出巨大代價後成功突破日軍包圍，第159師代師長羅策群戰死。其他部隊長官大多數沒有向下完整地傳達撤退部署，就各自拋下部隊前往江邊乘事先控制的船隻逃離。這些部隊聽說長官退往下關，以為江邊已經做好撤退準備，於是放棄陣地湧向下關一帶。負責封鎖挹江門的第36師沒有接到允許部隊撤退的命令，和從城內退往下關的部隊發生衝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12日晚，唐生智與司令部成員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輪從下關煤炭港逃到江北，此後第74軍一部約5000人以及第36師也從煤炭港乘船過江，第88師一部和第156師在下關乘自己控制的木船過江。逃到下關的中國守軍已經失去建制，成為混亂的散兵，其中有些人自己扎筏過江，很多人淹死、或是被趕到的日軍射殺在江中。大部分未能過江或者突圍的中國士兵流散在南京街頭，不少人放棄武器，換上便裝躲入南京安全區。
雖然中國國民政府部署10餘萬兵力守衛南京，但日軍很快佔領南京東郊與南郊，用飛機與重炮轟炸市區，到12月13日，南京終於陷落。

屠殺

日軍在佔領南京時，對城內外大規模「掃蕩」，搜查隱匿在城內之中國士兵，即所謂「便衣隊」；多數未來得及撤退之中國軍人被俘。
日軍攻占南京時在戰場上俘虜數萬中國官兵，在日軍高層的授意下，這些俘虜都被集體屠殺。日軍便採取「大體不保留俘虜的方針，故決定全部處理之」。在搜捕「便衣兵」過程中，日軍根據人們頭上帽箍、肩上、手上之老繭作為判斷是否軍人之證據；但是很多平民也被抓走，即使躲在難民區之平民也不能倖免。數萬中國平民在日軍搜捕潰兵的時候受到牽連被一同屠殺。日軍將捕獲之中國軍民驅趕到長江邊和南京郊外集體屠殺；同時日軍還在南京大街小巷、住宅、寺廟、村莊等處隨意殺人。在占領南京後的幾個星期裏，日軍毫無約束地在城內外遊蕩，隨意殺害平民，被日軍強姦、搶劫的受害人也往往被日軍殺死滅口。根據1946年中國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調查，確認被日軍集體屠殺並被毀屍滅跡有19萬多人，被零散屠殺、屍體經過南京慈善團體掩埋達15萬多具。被日軍屠殺的中國官兵和平民在20萬至30萬人之間。在東京審判之判決書中曾記載：「在日本軍隊佔領的最初的6個星期裡，南京及其周圍被殺害的平民及俘虜就達20萬人以上。……這個數字不包括拋屍長江、挖坑掩埋和以其他方式處分的人們在內。」
日軍對解除了武裝的中國軍警人員以及他們認為是可能參加過抗日活動和適合兵役年齡的中國青壯年，進行過若干次大規模的集體屠殺。二戰後，南京軍事法庭查證日軍在南京犯下的集體屠殺有28案，19萬餘人受害。
從12日深夜到13日，敗退下來的幾萬中國潰兵和逃難平民蜂擁至挹江門外的下關一帶，試圖渡江逃離南京。13日，日本陸軍第6師團、第13師團、第16師團從三個方向進攻下關，日本海軍也逆流而上抵達下關江面，數萬中國潰兵和平民被合圍在下關沿江的狹長地帶。在這一天，即日軍占領南京的第一天，日軍就殺害大量潰兵、降兵、俘虜以及難民。
日軍報稱，13日清晨，第6師團步兵第45連隊從長江上游向下關進軍，途中殲滅一支正在逃離的中國大部隊。第16師團從南京城東撲向下關，其中步兵第30旅團的先頭部隊上午10點抵達下關，用坦克炮和重機槍射殺在岸邊聚集和正逃往江上的「潰兵」，用光1萬5千發子彈；第33聯隊前進途中殲滅一千幾百名前往下關的「潰兵」；第16師團主力的先頭部隊在下午2點30分到達下關，在岸邊用重機槍及高速炮向在江上漂流的潰兵猛烈射擊兩個小時，使2000多人葬身江中。第13師團的山田支隊從長江下游沿南岸進擊，下午占領烏龍山炮台後通過燕子磯向幕府山炮台前進，途中在幕府山北面長江南岸（即草鞋峽）遭遇大量潰兵和避難民眾，山田支隊至14日清晨共俘虜14777人。同一天，日本海軍第11戰隊突破烏龍山封鎖線，逆流而上向南京進發，向江上順流漂浮的潰兵用艦炮、機槍和步槍連續射擊。據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的日記記錄：「海軍參謀松田的報告說，13日，11戰隊大部到達南京下游，殲滅1萬乘木筏退逃的敵軍。」事實上，日軍在江邊射殺的「敗敵」和「殘敗兵」中不僅包括中國軍人，無疑也有許多想逃出南京的中國平民。
除了在下關江岸和江面的「殲滅戰」，日軍13日還殺害大量未能前往下關的潰兵和難民。在城東，大批潰兵和難民從紫金山與幕府山之間向東逃亡時，撞上在這一帶掃蕩的中島今朝吾第16師團。該師團步兵第30旅團旅團長佐佐木到一在日記中記述道：「這天遺棄在我支隊作戰區域內的敵軍屍體超過一萬幾千具，此外，再加上裝甲車在江上殲滅的，以及各部隊的俘虜，我們支隊共解決兩萬以上的敵軍。」
1937年12月13日，《東京日日新聞》（即現在的《每日新聞》）報導兩名日本軍官的「殺人競賽」。日軍第十六師團中島部隊兩個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長官鼓勵下，彼此相約「殺人競賽」，商定從上海到南京時，誰先殺滿100人為勝者。他們從上海殺到南京，向井敏明殺了89人，野田毅殺了78人，因皆未滿100，「競賽」繼續進行。12月10日中午，兩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軍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謂殺了105人，向井謂殺了106人。又因確定不了是誰先達到殺100人之數，決定這次比賽不分勝負，重新比賽誰殺滿150名中國人。這些暴行都一直在報紙上圖文並茂連載，被稱為「皇軍的英雄」。《東京日日新聞》（即現在的《每日新聞》），連續刊登該報四名隨軍記者淺海、光本、安田、鈴木分別從中國江蘇省常州、丹陽、句容、南京等地發回的現場報導，詳細報導了此二人在無錫橫林鎮、常州車站、丹陽奔牛鎮、呂城鎮、陵口鎮、句容縣城、南京紫金山等地刀劈百餘人的經過。這些報導不僅僅時間、地點明確，殺人過程及數字清楚，而且同時還配發了照片。日本投降後，這兩個戰犯終以在作戰期間，共同連續屠殺俘虜及非戰中人員「實為人類蟊賊，文明公敵」的罪名在南京執行槍決。

姦淫

日軍進入南京後到處搶劫、縱火，南京城南最繁華之商業區和人口密集之住宅區是受害最嚴重之地區，主要街道幾乎都成廢墟；而在搶劫、縱火同時，日軍還有組織或分散強暴婦女，甚至對在難民區避難之婦女也不放過，衝進那裡對婦女強姦。在日軍占領南京之後一至兩個月內，約有2萬至8萬名中國婦女遭到日軍強姦。日軍不分晝夜並在受害婦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強暴，被強姦的婦女甚至包括12歲的幼女、60歲的老婦，乃至孕婦。很多婦女被輪姦，有些婦女甚至會被日軍強姦數次，類似的事件往往導致有婦女受不住日軍的折磨而死。受害人或是試圖保護她的親屬如果稍有反抗，往往就被日軍殺死，母親身邊的孩子因為哭鬧也經常被日軍一併殺害。此外，日軍還強迫亂倫行為，不從就加以殺害。日軍對婦女的大規模強姦和虐殺直到1938年2月才有所收斂。德國人約翰·拉貝在1938年1月14日給上海理事會主任W.邁爾之信：「約兩萬名婦女和姑娘被強姦。」
日本政府與軍方當時對日本國民新聞封鎖，但南京大屠殺之暴行遭到世界輿論譴責。約翰·馬吉牧師記錄了一起典型的強姦滅門慘案。12月13日，30個日兵闖入夏淑琴一家與房東居住的門東新路口5號，他們先殺死房東夫妻和夏淑琴的父親，用刺刀殺死夏淑琴母親懷裡的1歲嬰兒，之後輪姦母親和另一個房間裏16歲、14歲的兩個姐姐，她的祖父母在試圖保護孫女的時候被殺死。之後日兵殺死慘遭姦淫的母女，並且在她們的陰道裏插進瓶子和木棍。當時7歲的夏淑琴和她4歲的妹妹被刺刀扎傷，她們因為昏死過去而倖存下來。最後，日兵殺死房東的兩個孩子，4歲孩子被刺死，2歲孩子被用軍刀劈開腦殼。
日軍在南京期間對女性的姦淫惡行是在軍官默認、縱容、鼓動下的集團性暴力。日軍發現女性就加以姦淫的現象非常普遍，而日軍軍官通常不會將其作為違紀行為加以處理。不僅如此，日軍軍官還把放縱士兵強姦作為鼓舞士氣的工具。為了讓部下發泄在上海戰場上幾個月的苦戰中積鬱的不滿情緒並且鼓動部下進攻南京，日軍軍官向士兵宣傳只要攻入南京「就可以擁有漂亮的姑娘」、「殺人、放火、強盜、強姦都可以」。日軍舉行入城儀式後，數萬日軍闖入城內，一周之內就有8000以上中國女性遭到姦淫。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設立的收容所是日本士兵搜索「花姑娘」的主要目標之一。日軍占領南京十幾天後，罪行累累的各部陸續離開，而留在南京執行「警備」的第16師團仍然在長期進行強姦作案。1938年1月下旬，天谷支隊接替16師團之後，強姦案件進一步增加了。

劫掠與縱火

南京淪陷之後的六個星期之內，日軍幾乎侵入城內所有的建築物。據統計，城內外23.8%的建築被縱火焚毀，63.0%的建築遭到劫掠，因各種原因遭到破壞的建築合計88.5%，這些破壞絕大多數都是日軍在占領南京後造成的。
日軍占領南京初期，5萬日本士兵從中國難民那裡搶奪大量生活用品和食物。此後的幾個星期，日軍闖入市內的建築大規模搶掠，有的時候他們在軍官的組織下將住宅、商店、機關、倉庫等建築洗劫一空，再用軍用車輛把贓物運走，即使各國使館也未能完全倖免。在占領南京後的一兩年內，日軍、日本憲兵還強占大量中國人的店鋪、住宅和建築，有的直接由日軍占用，有的則無償交給來到南京的日本平民。除了日本軍人，少數日本隨軍記者也加入到搶掠的行徑當中。
12月18日，日軍於南京故宮飛行場舉辦陸海軍合同慰靈儀式。從12月19日或20日開始，日軍開始在市內縱火。日軍在洗劫商店之後，經常將其付之一炬。市區南部從中華門到內橋、從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廟一帶是南京主要的商業區，幾乎全被燒光，整個市區約三分之一的建築物被焚毀。
中國文化珍品也遭到大掠奪。據統計，南京市共損失古物26584件，計商代青銅器、玉器等珍貴文物，字畫7720幅、書籍45979冊。

南京安全區

鑒於日軍進攻南京之形勢，為在最危急時能使未及撤退南京之難民有一個躲避之住所，1937年11月間，留在南京之外籍人士代表決定成立一個國際救濟機構，定名為「南京安全區（難民區）國際委員會」。1937年11月22日，留駐南京城內的西方人決定仿照饒家駒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難民區的模式建立一個「南京安全區」，給來不及撤退的中國難民提供避難所。他們成立名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私人機構，推舉西門子洋行駐南京代表約翰·拉貝任主席。國際委員會劃定的南京安全區以美國駐華大使館所在地和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神學院、金陵中學、鼓樓醫院等教會機構為中心，占地約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馬路為界：東面以中山路為界，從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從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劃線至西康路；西面從上面提到的北界線向南至漢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東南劃直線，直至上海路與漢中路交叉路口。界內分設25個難民收容所，最多時收容難民約25萬人。
中國政府承認安全區，承諾實現安全區的非軍事化，並且提供給國際委員會現金、糧食和警察。日本方面拒絕承認安全區，但是表示只要安全區沒有中國軍隊駐紮，日軍不會攻擊安全區。但日軍占領南京後，並未遵守與國際委員會的約定，強行闖入安全區，劫掠財物、姦淫婦女，大肆抓捕青壯年並予殺害。國際委員會就此多次向日本使館及日軍當局提出抗議，要求按國際慣例對安全區予以保護，但是日軍暴行並未收斂。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下屬26個難民營，其中25個在安全區內，分設在交通部大廈、華僑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學等處，另有設在城東南雙塘的1個難民營。
12月23日，日軍在南京設立自治委員會，為關閉安全區做準備。1938年1月底，雖然暴行仍在繼續，日軍卻聲稱已經恢復南京城的秩序，強迫安全區內的難民還家。日本軍佔領南京後，於1938年2月下令解散南京國際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強行命令平民離開難民區。2月18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被迫改稱「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國際委員會及難民區不復存在，最後一批難民營被迫於1938年5月關閉。
在日軍入城後長達數月的屠殺期間，安全區內有25萬人，難民所直接管理的難民最多時有7萬人。為了救助數量龐大的難民、維持他們的生活、並庇護他們少受日軍傷害，國際委員會及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的20多位西方成員和數百名中國成員，為此艱苦鬥爭。

其他避難所

在大屠殺期間，除了國際委員會組織的收容所，在城內外還有一些中國人和歐洲人自發組織的難民營，如城北下關的和記洋行、東北郊外的棲霞寺和江南水泥廠等。
南京城外東北郊的句容縣、江寧縣和棲霞山一帶是日軍首先進攻的地區，大量青壯年被殺，婦女被擄走強姦。附近的江南水泥廠和棲霞寺仿效南京安全區的做法設立難民營收容附近的農民，其中也有少數未能撤離的中國官兵。江南水泥廠與丹麥史密斯公司（F.L. Smidth co.）和德國禪臣洋行有商業合同，因此在戰前請兩家公司派代表與留守員工一起守護廠內財產。德商派卡爾·京特任代理廠長，丹麥人辛德貝格稍後到達，兩人在廠區收容難民最多時有4萬至5萬人。棲霞寺住持寂然法師在寺內也設立收容所，最多時有2.4萬難民。
城北和記洋行曾收容大量難民，據應當在一萬人以上，但在這裡避難的難民大部分被日軍捕去殺害。根據倖存者的證詞記錄，僅12月14日一天日軍就從和記洋行帶走並屠殺數千人。此外，江北六合縣的葛塘集難民營約有難民2000人，城東南的剪子巷老人堂收容530多人。

遇難人數

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一直是各方爭論的焦點，而且至今各方沒有一致的結論。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和學界堅持採信30萬的遇難人數，這是國民政府在戰後軍事法庭的相關審判中確認的。不過近幾年來，隨著新的史料的發現，中國學者的態度發生一定變化，如孫宅巍曾表示，在日本承認侵華日軍在南京大規模屠殺的前提下，具體遇難人數「是30萬再多一些，還是30萬再少一些，應當是可以討論的」。日本內閣會議於2007年4月24日通過一份答辯書，曖昧地表示對於南京大屠殺「不能否認發生過殺害非戰鬥人員和掠奪等行為，但在具體的被殺害人數上存在各種議論，政府作出斷定是困難的」。日本學界對遇難人數的主流看法是，從數萬至十萬以上的中國人遭到日軍殺害，然而日本極右翼分子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他們把東京審判的結果看作是強加給日本的「東京審判史觀」
對於中國來說，30萬這個數字已經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在戰爭中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深切苦難的象徵，並且這一由戰後南京軍事法庭所確認的數字，被當作是對日本侵略者正義審判的結果的一部分。因此，在日本右翼試圖美化和否認侵略戰爭的背景下，來自日本的對這一數字的質疑就會被中方理解為日本對侵略歷史的否認，從而激起中方對這一數字的進一步守護和確認。而在日本，對於右翼來說，30萬這個數字被認為是中國式的誇張，更是「東京審判史觀」的象徵，而中方對這一數字的強調，則被日本右翼看作中國對日本施加政治壓力的一張歷史牌。
實際上，要根據現有的檔案、證詞以及其他歷史記錄得出在南京大屠殺中遇難的確切人數或者較準確的估計數是非常困難的。首先，有關大屠殺的第一時間原始檔案十分匱乏。南京從1937年大屠殺發生直至1945年戰敗，都在日軍占領之下，因此直到1946年中國國民政府正式還都南京之後，南京臨時參議會6月11日成立以後才正式開始對南京大屠殺的調查。而且，對還原大屠殺經過最為重要的日本官方文件，已經被日本方面在戰敗前後有計劃地銷毀和隱藏。例如，日軍共有57個步兵大隊直接參加對南京的進攻作戰，但其中只有16個大隊陸續公開當時的《戰鬥詳報》和《陣中日記》。其次，中方在戰後進行調查時遇到諸多困難，最終提交的數字也有爭議之處。除了缺乏資料和眾多大屠殺事件的受害者已經遇難之外，倖存者之中有的因為對自身補償不報希望而對調查十分冷漠，有的則因為對於受害感到羞恥而隱瞞自身的情況。在遇難者遺體數量的統計上，由於大量屍體被焚毀和拋入長江，這一部分的數字只能進行估計，而在屍體掩埋的統計上，崇善堂提供的數字由於沒有原始文獻而存在一定疑問。另一方面，學者們對大屠殺範圍的認識有所不同，這包括遇難者身份、大屠殺的地理範圍和持續時間三個方面。中國方面的統計數字通常對戰死的軍人、被俘後被殺的軍人與遇難平民並不加以區別。而一些日本學者則將日軍以俘虜兵名義抓捕並殺害的平民歸入戰死的軍人，從而將這一類遇難者排出在統計之外。關於大屠殺持續時間，戰後審判提出日軍大規模施暴時間為日軍入城的12月13日開始的6個星期，但實際上，日軍在南京的暴行至少在12月10日南京戰役爆發時已經開始，即使在第二年2月，日軍的零星殺戮仍未停止，強姦和搶劫仍然嚴重。關於大屠殺的地理範圍，由於1937年的南京在行政上包括城牆內的8個城區（城區內設有國際安全區）、近郊的6個郊區，以及遠郊的8個縣，如果採用較狹義的地理統計範圍，就會得到較小的數字。由於對遇難者人數的統計範圍採用不同的標準，在日本學者中出現相差甚遠的結論。例如笠原十九司等「肯定派」為提出的「十萬人以上，或接近二十萬人，或者更多」，以秦郁彥為代表的「少數派」提出的「四萬人左右」、數千人、數百人，以及認為大屠殺「不存在」的「否認派」。日本一橋大學日本史教授藤原彰在《南京罪行： 一種解釋性的概述》一文對日本否定派學者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死亡數字進行批評：「正如日本的保守的修正主義者所言，和平和奴性是可笑的，因為二戰對於日本而言是正義和光榮的。正是這種赤裸的政治邏輯鼓動這群修正主義者不斷否認大屠殺的事實，而這正暴露其學術上的破產。」

對國民黨的指責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教授王奇生2014年在〈抗日戰爭研究〉期刊中指出，國民黨軍習慣性假造數據，不管是戰績虛報、軍餉虛領或誇大日軍傷亡等等，經常性的擴大十倍來計算，因此相關數據並不可信。他並引述1943年駐英大使顧維鈞轉述英國人所說：「中國抗戰公報多誇大不足採信」。
中國大陸的相關記載也顯示國民黨軍普遍軍紀敗壞的一面，如孫元良早在淞滬會戰就出現藉機貪汙與姦淫女學生的記錄。

對現今日本的影響

日本學者笠原十九司在1997年11月出版的《南京事件》一書中以「遭日軍綁架的中國婦女」為題使用了這張照片。次年，日本右翼歷史學者秦郁彥在多家歷史右翼刊物刊文，指責笠原十九司以及當年的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在使用這張照片上惡意歪曲事實，理由是使用者們配置了不同於照片攝影者（或首發刊物的編輯）配置的說明。這張照片原載於1937年11月10日出版的日本《朝日俱樂部》周刊，由朝日新聞社攝影記者熊崎玉樹（熊崎玉樹）在中國江蘇省寶山縣盛家橋（現上海市寶山區盛橋地區）拍攝，原標題為「在我軍的援助下幹完農活後返回村落的日之丸村的婦女和孩子們（我が兵に援けられて野良仕事より部落へかへる日の丸部落の女子供の群れ）」。1938年，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出版發行的《日寇暴行實錄》刊載此照片，並配在「成群結隊的江南地區的中國婦女被押往日軍駐地遭凌辱、輪姦、和槍殺」的標題之處。最後，此事以該書停售、變更照片以及作者和出版社向各方致歉了結。
2014年，同樣使用了該照片的本多勝一的《中國的日本兵》也被歷史右翼刊物提出相同指責。本多勝一發表書面聲明稱「書中已經註明了所用照片的說明都來自中方的調查。不過的確有聲音認為中方對照片的使用存在問題。例如何人何地何時拍攝不明，肆意附加政治性說明等。我們這些日本市民派對中方的這些作法不加批判地接受，會在日本國內授人以柄。至於那張照片，的確不知道《朝日俱樂部》發表時配置了不同內容的照片說明。確實是錯誤使用」。

審判

遠東國際法庭的判決書上寫道：「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二十萬人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十五萬五千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由紅十字會掩埋的是43071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112266人，這些數字是由這兩個團體的負責人根據各該團體當時的記錄和檔案向遠東法庭鄭重提出的）。根據這些團體的報告說,屍體大多是被反綁著兩手的。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毀的屍體,以及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分的人們計算在內」
法官之一的梅汝璈指出，對於南京大屠殺一案「花了差不多三個星期的工夫專事聽取來自中國、親歷目睹的中外證人（人數在十名以上）的口頭證言，及檢查和被告律師雙方的對質辯難，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書面證詞和有關文件，並且鞫訊了松井石根本人」，「審理是特別嚴肅認真的」。松井石根聽取法庭宣布的罪狀和科刑後，表示「南京事件，可恥之極」。
法庭判決書中遂有鄭重聲明：「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毀的屍體，以及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死的人們計算在內。」值得注意的是：遠東國際法庭認定被殺害者為二十萬人以上，未包括屍體被日軍消滅的被害者在內，而且這個數字僅是「在日軍佔領後六個星期內」的。
東京審判中，因為南京大屠殺而判罪者僅有身為乙丙級戰犯的松井石根，罪狀是未阻止南京大屠殺的進行；不過在南京軍事法庭方面的審判則起訴包括百人斬見報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以及南京大屠殺時期擔任第六師團師團長的谷壽夫等人並判決死刑，三人隨後於1948年1月28日和4月26日，於南京雨花台刑場槍決伏法。
出於對戰爭犯罪追究的恐懼，日本政府在停戰後迅速展開了有組織的大規模銷毀罪證的行動。
1950年蘇聯向中國新政權移交日本戰犯969人、偽滿戰犯約300人，與在此之前國共內戰擄獲的140名日本戰犯，集中安置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和太原戰犯管理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6年4月正式宣布，對於在押的侵華戰犯給予從寬處理。6月、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審無一人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日軍戰犯因「表現良好」經免起訴無條件釋放回國。1963年，最後一批日本戰犯3人被中共中央特赦釋放。

賠償責任及條約

1951年9月8日，部分聯合國成員國在美國舊金山簽署了對日本國的和平條約《舊金山和平條約》。條約承認日本負有戰爭賠償責任，但是「因日本目前擁有的資源不足以支持一個自主的經濟體，且不足以完全賠償前述之一切損害與痛苦」，條約規定簽署國放棄要求日本國提供勞役補償及打撈沉船費用等以外的權利。由於當時的聯合國成員中華民國沒有簽署該條約，1952年4月28日，日本與中華民國單獨締結《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即所謂《中日和約》。該條約及補充文件規定中華民國放棄要求日本國賠償戰爭損失及提供勞役服務的權利。
1972年9月29日，日本國斷絕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並聲明廢止《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該條約隨之淪為單純記錄歷史的一張紙，曾經存在的相關法律責任和政治約束永久消失。同一天，日本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中日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紀念設施

為紀念大屠殺中的死難者，南京市的政府、廠礦單位和民間組織在當年日軍進行大規模屠殺的部分地點和遇難者叢葬地的部分遺址上陸續建立起22座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遺址紀念碑。第一座紀念碑由下關發電廠於1947年在廠區內建立。南京市人民政府自1985年開始，在挹江門、中山碼頭、煤炭港、魚雷營（有碑未立）、草鞋峽、燕子磯、東郊、江東門、普德寺、上新河、漢中門、清涼山、五台山、北極閣、正覺寺、金陵大學、花神廟、仙鶴門、太平門等地建立19座遇難同胞紀念碑和叢葬地紀念碑。江寧區湖山村、西崗頭村的村民在當地自發建立兩座民間紀念碑。
南京市人民政府為悼念大屠殺遇難者，在日軍大屠殺的一處主要地點和遇難者叢葬地江東門，設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這座遺址型專門史博物館於1985年落成開放，經過1995年、2005年兩次擴建，現占地約7.4萬平方米、建築面積2.5萬平方米、展陳面積9800平方米，包括展覽集會、遺址悼念、和平公園和館藏交流等4個區域，其中展覽陳列包括廣場陳列、遺骨陳列和史料陳列三部份。遺骨陳列室中陳列有建館及擴建時從叢葬地（俗稱「萬人坑」）挖出的遇難者骸骨，史料陳列大廳中有千餘件相關歷史資料，並設有拉貝日記和東史郎日記資料展，每年12月13日在紀念館的悼念廣場上舉行大規模的和平集會。該館共收集10000多份歷史資料和文物，是國家一級博物館、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南京大屠殺期間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的約翰·拉貝的舊居，2006年起作為「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正式開放，總面積為1628平方米，分為六個展區，共展出300多張圖片、50多件實物及4部影像資料片。

紀念日

2014年2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決定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2014年12月13日是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在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南京全城鳴笛向死難者致哀，儀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主持。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和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代表夏淑琴、少先隊員代表阮澤宇（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後代）一起走上公祭台為國家公祭鼎揭幕，隨後習近平在儀式上發表講話。同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香港海防博物館堡壘大堂舉行紀念儀式，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儀式並致獻花圈。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活動，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李剛與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胡正躍、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司令員王文敬獻花圈。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地也都舉辦形式各異的國家公祭日活動。

遺產登錄

2015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諮詢委員會對中國申報世界記憶遺產的南京大屠殺相關資料進行審核。10月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公布2014—2015年度新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名錄的項目名單，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紀念活動

2012年12月12日，為紀念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75周年並祈禱世界和平，江蘇省揚州市虹橋社區大學生村官與揚州大學的大學生志願者在社區廣場用千餘支蠟燭擺成「南京•300000」的字樣。

相關事件

2012年2月20日，日本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與來訪的南京市政府代表團會面時，矢口否認「南京大屠殺」。2月21日南京市政府宣布暫停與名古屋市政府間的官方交往。
2017年1月12日，一名赴日旅行的中國遊客在微博發布消息稱，在其居住的東京APA酒店客房中，放置大量由該酒店集團CEO元谷外志雄所寫的書籍，書里否認南京大屠殺和韓國慰安婦的存在，並稱「所謂日本犯下的罪行，是美國為投下原子彈而編造的謊言」。1月15日，該網友前往APA旗下另一家酒店補拍視頻，並在該酒店購買到了一本酒店CEO所著的書籍。該網友在視頻稱書中提到，「不合邏輯的事情被當成歷史，比如30萬人被殺害的南京大屠殺理論，這之前，南京人口是20萬，這之後，南京人口為25萬，所以在這一個月中，30萬人被殺害是絕對不成立的，所以南京大屠殺和韓國慰安婦是不存在的，但中國和韓國忽視了這些事情，不斷用這些謊言來譴責日本。」視頻發到網上後被廣泛傳播，多家APA酒店均被中國各大旅行網站下架。針對日本APA酒店在客房中放置右翼書籍的報導，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7日表示，這再次表明日本國內一些勢力始終不願正視歷史，甚至企圖否認和歪曲歷史。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以正確的歷史觀教育國民，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2017年12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任丘一網民在網絡上發表侮辱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言論，引發廣大網民強烈不滿。王某因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被任丘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