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海軍船艦命名常規

美國海軍船艦命名常規（英語：United States Ship Naming Conventions），是美國海軍對旗下各種艦艇的命名指引。
美國海軍在1794年創立初期並無特定的命名指引。隨著美國海軍制度日趨成熟，美國國會於1819年立法，正式確認美國海軍部長擁有命名船艦的決定權力。不過海軍部長在命名船艦時，必須考慮軍種內部、美國總統以及美國國會三方面的意見或者指令。此外，各界人士在同一艦級應否採用相同的命名規則、軍艦應否以在世人物為名、退役軍艦的艦名應由何等軍艦繼承、舊有的命名常規如何繼續使用等等問題，往往持有不同意見。這些因素，使到美國海軍軍艦的命名常規不斷出現變動，而且也經常出現例外命名。

早期船艦的命名慣例

1775年4月，美國獨立戰爭隨著列星頓和康科德戰役爆發而開始。當時美國尚未獨立，只有大陸議會擔當北美十三州的合眾立法機關。同年10月13日，大陸議會決議成立「大陸海軍」（Continental Navy），將各州的私掠船隊稍為整編，又以大陸議會名議出資建造軍艦，以抵抗英國皇家海軍。
當時大陸海軍收編的船艦，既沒有特定的命名系統，也沒有對命名者的身份有所規範。比如大陸軍總司令喬治·華盛頓，便在1775年8月以個人名義向約翰·葛雷佛購入一艘雙桅縱帆船。葛雷佛是麻薩諸塞州馬波赫的民兵領袖，而這艘帆船則以葛雷佛的妻子漢娜（Hannah）為名。至於以大陸議會名義建造的軍艦，不少更與英國有直接關係。比如大陸議會第一艘出資購買的軍艦阿佛列號，便以英格蘭歷史中建立第一支海軍的阿佛列大帝為名。
美國獨立戰爭在1783年巴黎條約簽署後正式結束。當時大陸海軍絕大部分的軍艦，已經在戰爭中遭英國皇家海軍摧毀。由於各州對建立聯邦軍隊一事非常抗拒，再加上債台高築，結果殘餘的軍艦全數被拍賣出售。後來，美國商船因失去英國外交條約保護，而遭到巴巴里海盜連年劫掠，美國眾議院才在1794年以46對44票通過成立美國海軍的議案，並出資建造原始六艘護衛艦。這道議案再經修改後，最終成為1794年海軍法案，並在3月10日於眾議院以50對39票通過，再於3月19日經美國參議院通過，最後在3月27日被華盛頓總統簽署生效。
縱然如此，美國海軍軍艦的命名權責要到1819年，才獲得國會立法正式確認。1819年3月3日，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授權海軍部長根據美國總統的指引、現行的法律、以及海軍的傳統，為所有軍艦命名。海軍部長自此獲得命名船艦的權力，並一直維持至今。大體而言，海軍部長在艦船命名有最終決定權，有權為海軍各個艦種制訂命名規則，並且通常會在船艦訂購至下水期間公布新艦艦名。不過，美國總統的「指引」對船艦命名可以有決定性影響；其他軍官、組織以至國會各黨各派的議員，也會向海軍部長提議各種艦名或命名方法，並時常會向部長施壓。

命名的指引與彈性：教條派及改良派的命名觀念

美國海軍雖然有明文的命名常規，但在執行上卻有頗多彈性。這與美國國內的兩種軍艦命名觀念有直接關係。傾向教條派的一方，認為每個艦級的軍艦必須依據已有的指引命名，以保持前後一致，從而有效延續海軍傳統。比如美國海軍的戰列艦，便幾乎全數使用美國州分為名。至於傾向改良派者，則強調彈性命名，認為軍艦命名必須適應時局，才可有效延續海軍傳統，故此同一艦級的軍艦也可以採用常規以外的命名方法。又如美國海軍的戰列艦，便有奇爾沙治號戰艦使用州分以外的名字為名。
事實上，美國海軍在1794年成立之時，已經沒有視命名常規為不可抗逆的指引。海軍原始的六艘護衛艦，起初只有A、B、C、D、E及F的稱號。後來美國戰爭部長蒂莫西·皮克林草擬一項簡略指引，建議六艘護衛艦以「美國憲法的要義或象徵」為名，並且獲得美國總統華盛頓同意。華盛頓親自從戰爭部提供的名字中選取了五個，分別為美國號（United States）、星座號（Constellation，喻意星條旗上各州組成的「星座」）、憲法號（Constitution）、國會號（Congress）及總統號（President）。
若果按照教條派的觀點，第六艘護衛艦的命名理應與「美國憲法的要義或象徵」相關。不過，由於美國海軍經費不足，各艘護衛艦的建造進度緩慢，而D艦更一直沒有命名。1798年，美國海軍部正式成立，而首任美國海軍部長班傑明·斯托德特卻在1799年宣布，把D艦命名為切薩皮克號（Chesapeake）。由於文獻不足，斯托德特為何將D艦以切薩皮克灣為名已無從得知，但切薩皮克灣卻顯然與「美國憲法的要義或象徵」完全無關。此舉無意中為美國海軍的彈性命名方法立下先例。

「命名傳統」的彈性處理

「州分命名法」及「人物命名法」，自美國海軍創立便開始使用。這兩種命名方法在美國海軍史上的演變，可反映美國軍艦如何受教條派及改良派的觀點共同影響，從而出現各種形式的命名處理。

州分命名法

早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大陸海軍已曾使用美國州分命名船艦，例子有德拉瓦號及維吉尼亞號。由於美國州份的地位崇高，19世紀的多艘重型軍艦亦以美國州份為名。比如美國海軍在19世紀建造的14艘風帆戰列艦，就有8艘以州份為名，包括賓夕法尼亞號、德拉瓦號、佛蒙特號、新罕布夏號、維吉尼亞號、紐約號、俄亥俄號及北卡羅來納號。
不過，「州分命名法」要到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才被用作單一艦種的命名常規。事緣西奧多·羅斯福在1897年至1898年出任海軍副部長期間，大力推動擴建海軍。起初，老羅斯福在艦隻命名上明顯傾向改良派的觀點：他特別推崇使用戰役及戰爭英雄的名字去命名軍艦，以爭取國會議員支持，卻沒有為各個艦級設下特定命名指引。後來老羅斯福在1901年就任美國總統後，卻傾向了教條派一方：他支持國會立法，將新建造的戰列艦全部以美國州分為名，以向全國宣揚擴建海軍之必要；為免命名不均，他還特別命令海軍部長必須將中部及西岸的州分納入考慮。這使到美國海軍的戰列艦除了奇爾沙治號之外，全部以美國州分為名；而諸如明尼蘇達號戰艦、北達科他號戰艦及猶他號戰艦等等，也刻意採用了中西部州分的名字。
20世紀上半葉，美國海軍一直追隨老羅斯福建立的傳統，使用州分命名戰列艦。然而這個命名傳統卻在冷戰遇上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航空母艦、潛艦、飛彈巡洋艦及驅逐艦逐漸成為艦隊核心，各國海軍都停止建造戰列艦。這使美國海軍開始沒有軍艦繼承州分艦名。到1968年越戰時期，全美國只有紐澤西號戰艦仍然在役，而且還預計即將退役。當時類似情況也在補給艦及直升機登陸艦出現，使大量美國城市及河川失去命名機會。為免這些命名傳統自此消失，美國海軍軍令部長湯瑪士·摩爾在1969年命令副部長召開委員會（即Riera Panel，里拉委員會），重新為各個艦級制訂命名準則。
當時里拉委員會為延續「州分命名法」的傳統，決定更改原有的命名常規，並開始挑選合適艦種繼承艦名。經過一番爭論，海軍部長保羅·伊納爵採納摩爾的建議，由核子動力飛彈驅逐艦繼承五十州的艦名。不過，核子動力飛彈驅逐艦很快亦無以為繼。受到經費所限，海軍最終只建造了6艘核子動力飛彈驅逐艦（2艘加利福尼亞級及4艘維吉尼亞級，不久被重分類為核子動力飛彈巡洋艦），其他的建造計劃全數取消。這使海軍部長必須再次另擇軍艦，並無可避免地將「州分命名法」同時應用到多種軍艦。
1975年，時任海軍部長約翰·威廉·米登道夫決定以彈道飛彈核潛艦（SSBN）繼承州名。俄亥俄級核潛艦是最早應用這套命名規則的彈道飛彈核潛艦，只有舷號SSBN-730的俄亥俄級潛艦採用了「人物命名法」，命名為亨利·M·傑克遜號。隨著冷戰結束，「州分命名法」逐步成為所有新造潛艦的命名指引，特別是維吉尼亞級核潛艦。不過，舷號SSN-785的維吉尼亞級卻又出現例外，以退休參議員約翰·溫納為名。溫納是李察·尼克遜任內的海軍部長。

巡洋艦：「歷史上的美國名艦或重要戰役」

美國巡洋艦的歷史可追溯至19世紀末的裝甲巡洋艦。起初，美國巡洋艦沒有特定的命名規限。不過自1894年聖路易號輔助巡洋艦起，海軍便開始使用「美國城市」命名巡洋艦，逐漸成為慣例。1916年列星頓級戰列巡洋艦興建之時，海軍曾為戰列巡洋艦設立新的命名常規，指6艘戰列巡洋艦會以「歷史上的美國軍艦或重要戰役」為名。不過，這批戰列巡洋艦尚未完工，便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而停建。由於當中兩艘戰列巡洋艦被改建為航空母艦（列星頓級航空母艦），這個命名法也隨之移植到後續建造的航空母艦。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巡洋艦的命名常規有所增訂，在「美國城市」之外增加「地方首府及各個島嶼」，而大型巡洋艦（舷號CB）則單一採用「島嶼地區」。縱觀二次大戰，海軍只有坎培拉號重巡洋艦沒有跟從這項常規：該艦是要紀念在1942年薩沃島海戰沉沒的澳洲皇家海軍同名的重巡洋艦。
二戰結束後，海軍的巡洋艦建造數量大減，而命名常規也隨之縮短為「美國城市」。在1945年後的三十年，海軍只建造了兩艘巡洋艦：諾福克號及長堤號。前者在建成前被重編為驅逐領艦（Destroyer Leader），後者則是第一艘核子動力水面軍艦。兩艦的名字與「美國城市」的常規一致。
直到1969年，里拉委員會取消巡洋艦的「城市命名法」，一度改為跟從核子動力飛彈驅逐艦，使用「州分命名法」。後來核子動力飛彈驅逐艦建造計劃取消，「州分命名法」改由核子動力彈道潛艦使用；但新建的常規動力飛彈驅逐艦，又陸續重編為巡洋艦。這使海軍需要重新決定巡洋艦的命法常規。終於，海軍在1981年決定巡洋艦將使用「歷史上的美國名艦或重要戰役」為名，並沿用至今。此舉使到絕大部分的提康德羅加級飛彈巡洋艦均採用了這種命名方法，又同時繼承了多艘艾塞克斯級航空母艦的艦名。惟一例外的是舷號CG-51的蓋茨號飛彈巡洋艦，採用了前國防部長湯馬士·S·蓋茨的名字。

驅逐艦、護衞驅逐艦及巡防艦：「人物命名法」

美國海軍雖然早在19世紀末已開始建造驅逐艦，但其命名常規卻較其他主力艦艇穩定。這些驅逐艦一直以陣亡的美國海軍、美國海軍陸戰隊或美國海岸防衛隊的軍官及士兵為主要命名，但偶爾亦有特例出現，包括國會議員及發明家等等。二次大戰期間，驅逐艦的命名被編成明文條例，訂明除了陣亡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或海岸防衛隊軍兵之外，還可以考慮海軍部長、副部長、與海軍密切合作的國會議員、及發明家等等人物。
同樣在二戰時期，海軍出於職能需要，而另行設立了護衞驅逐艦（Destroyer Escort）。這些護衞驅逐艦大致上跟隨驅逐艦的命名方法，只是刪掉了「海軍部長、副部長」等等細項。1970年代，護衞驅逐艦陸續被重編為巡防艦，但命名方式亦未有更動。按照2012年海軍命名常規，飛彈驅逐艦及巡防艦以「去世的海軍、陸戰隊或海岸防衛隊軍兵，以及海軍部長」為名。

航空母艦：「個別考慮」

美國第一艘航空母艦蘭利號採用了人物命名法，以航空先驅塞繆爾·蘭利為名。後來海軍按照華盛頓海軍條約，把兩艘列星頓級戰列巡洋艦改建為航空母艦，同時將戰列巡洋艦的命名法則：「歷史上的美國軍艦或戰役」（Historic Naval Vessels or battles）移植到航空母艦。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軍稍為修改了航空母艦的命名規則，變成「著名的古今艦隻或重要戰役」（Famous old ships and important battles of our history and present world war）。這項命名規則也應用到新建造的獨立級輕型航空母艦。至於大量建造的護航航空母艦則採用「地名命名法」，以「峽灣、海灣及島嶼」（Sounds, bays, and islands）為名。隨著二戰戰役增多，護航航空母艦的命名法又增加了「著名戰役」一項。
在小羅斯福身故之前，絕大部分航空母艦都根據了常規命名，只有香格里拉號航空母艦例外：「香格里拉」是小說《消失的地平線》的理想國，1942年美國陸軍航空隊的轟炸機由航空母艦起飛，前往空襲東京（即杜立德空襲），但小羅斯福卻巧妙地宣稱飛機由「香格里拉」起飛，避免披露軍事機密。1943年，海軍部長法蘭克·諾克斯宣布CV-38將以「香格里拉」為名，以隱語紀念參與杜立德空襲的軍兵，並邀得詹姆斯·杜立德的夫人為軍艦擲瓶下水。
1945年4月12日，小羅斯福病逝，航空母艦的命名準則也開始有所變動。當時的海軍部長詹姆斯·福萊斯特向新任美國總統杜魯門提議，將舷號CV-42的航空母艦更名為「富蘭克林·D·羅斯福」，以茲紀念。當時CV-42已經根據常規命名為「珊瑚海」，以紀念著名的「珊瑚海海戰」，而福萊斯特也向杜魯門表明此舉必定會打破原有的命名傳統，但「全國上下都會贊同這個變動」。結果，CV-42成為第一艘以美國總統為名的航空母艦，「人物命名法」在航艦再次獲得應用。
冷戰時期，航空母艦在海軍的地位大增，艦名的紀念意義也隨之提升。這使愈來愈多美國航艦採用命名常規以外的方法命名，以滿足紀念需要。戰後建成的萊特號航空母艦，以萊特兄弟為名；戰後第一艘成功建造的大型航空母艦「福萊斯特號」，以自殺身亡的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為名；1956年動工的小鷹號航空母艦，以萊特兄弟試飛的地點為名。為應付日益增加的「特例」，海軍反而要為之設立新的命名依據，使之變為「常例」；航艦的命名常規也因此改為較寬鬆的「著名名稱；著名舊艦、重要美國戰役、行動或軍事衝突」（Famous names; Famous ships formerly on the Navy List, and important US battles, operations and engagements.）。然而此舉仍未能適應時局。1964年動工的甘迺迪號航空母艦，就是由林登·詹森總統提議，紀念被刺殺身亡的前總統約翰·甘迺迪。但「甘迺迪」與新的命名常規仍舊不符。 
1969年，里拉委員會決定將航艦的命名常規大為放寬，變成「個別考慮」（On an individual basis）。然而此舉卻令到航艦日益傾向以人物（特別是美國總統）為名：自1968年起，美國海軍一共建造了10艘尼米茲級核子動力航空母艦，全部都以人物為名，當中7艘以美國總統為名，2艘以在世的國會議員為名，1艘以過世的海軍上將尼米茲為名。踏入21世紀，首兩艘建造中的福特級核子動力航空母艦亦以美國總統為名。不過，這個趨勢在2012年又再出現例外：第三艘福特級航空母艦、尚在籌備階段的CVN-80，於2012年12月被海軍部長雷·馬布斯提早命名為「企業」，以繼承企業號航空母艦的艦名。

潛艦：「州分命名法」？

美國潛艦的命名常規在歷史上有多次改動。最早的兩艘美國潛艦（荷蘭號及潛水者號），並未按特定規則命名。自第三艘潛艦開始，海軍制訂了首道命名規則，指潛艦應以「有刺的陸上生物或魚類」（Fish and land creatures that sting）為名。不過到1911年，海軍卻認為潛艦應該按性能以編號命名，令到後來建造的潛艦都沒有採用名詞命名。要到1931年，海軍部長才下令潛艦以「魚類或深海生物」為名。首批按照這套常規重新命名的潛艦是V級潛艦：首艦梭魚號在1924年建成時的舷號為SF-4，艦名為V-1，在1931年按照新常規更名為「梭魚」（Barracuda）。至於一戰時期建成的潛艦，大多沿用編號為名。
1931年至1947年間，絕大部分的美國潛艦都使用「魚類或深海生物」為名，只有舷號SS-179的潛水者號及舷號SS-278的蠍子號例外。兩艦都是繼承了舊艦的艦名。
1947年，福萊斯特修改了潛艦的命名準則，改為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贏得名望的海軍潛艦」為名。由於這些二戰潛艦大多採用「魚類或深海生物」為名，所以「魚類命名法」在名義上仍然持續使用。不過到1960年代，海軍獲准增建多艘彈道飛彈潛艦，以對蘇聯執行核阻嚇任務。由於彈道飛彈潛艦與核子攻擊潛艦有別，新艦的命名隨即出現紛爭。
在彈道飛彈潛艦方面，海軍內部主要在「二戰著名潛艦」及「魚類或深海生物」之間爭持不下。然而海曼·里科弗介入事件後，彈道飛彈潛艦卻改為使用第三種命名規則：「人物命名法」。里科佛成功說服海軍部長，使用「傑出的美國人」命名彈道飛彈潛艦（SSBN）。故此自喬治·華盛頓級核潛艦起，大部分的彈道飛彈潛艦都採用美國總統、政治家及軍官為名。後來由於部分彈道飛彈潛艦使用了外國人物命名，1969年的里拉委員會又再修改命名常規，改為「對民主發展有傑出貢獻的美國人或外國人」。
另一方面，新一代的核子攻擊潛艦（SSN）在1960年代仍然採用「二戰著名潛艦」為名，令到「魚類命名法」得以繼續使用。但到1971年，海軍部長約翰·查菲卻先後將舷號SSN-680、SSN-685、SSN-686及SSN-687的核潛艦以去世的國會議員為名，然後又宣布688級核潛艦將全數採用「美國城市」為名。這幾個決定使到「魚類命名法」遭到海軍摒棄。後來里科弗被問及這些決定時，更打趣說道：「因為魚類沒權投票！」（Fish don't vote!）
1971年後，彈道飛彈潛艦及核子攻擊潛艦各自的命名方式仍有連番轉折。1975年，海軍部長約翰·威廉·米登道夫宣布新一批彈道飛彈核潛艦（俄亥俄級核潛艦）將使用「州分命名法」，而放棄「人物命名法」。
至於核子攻擊潛艦方面，海軍部長約翰·雷曼將1980年代末的SSN-21級潛艦首艦命名為「海狼」，嘗試重新使用「魚類命名法」；但下任海軍部長尚恩·奧基菲卻把海狼級的二號艦命名為「康乃狄克」，採用了「州分命名法」；而再下任海軍部長約翰·道頓，則把SSN-23命名為「詹美·卡特」（Jimmy Carter），使用了「人名命名法」。由於海狼級的三艘潛艦採用了截然不同的命名，使到潛艦的命名常規似乎有所模糊。不過隨著冷戰結束，「新式核子攻擊潛艦」（New SSN，維吉尼亞級核潛艦）又大多採用「州分命名法」，「州分命名法」逐漸成為新造潛艦的命名慣例。
2016年7月28日，有消息指美國海軍將會把新世代彈道飛彈潛艦（SBNX）的首艦命名為「哥倫比亞」（Columbia）。美國海軍在歷史上先後有八艘「哥倫比亞號」軍艦，但連同尚在服役的哥倫比亞號潛艦（SSN-711，洛杉磯級攻擊潛艦60號艦）在內，絕大部分都是採用「城市命名法」，以南卡羅來納州首府哥倫比亞為名。此外，根據消息，SBNX將會打破命名傳統，成為史上第一艘以哥倫比亞特區為名的軍艦，部分媒體也開始將籌建中的12艘SBNX稱為哥倫比亞級核潛艦。由於SBNX將會取代使用「州分命名法」的俄亥俄級核潛艦，日後的美國潛艦有機會同時採用「城市命名法」，以「城市、首府、或聯邦特區」為名。美國海軍目前尚未公布SBNX的命名準則，而「哥倫比亞號」是否屬於「州分命名法」的例外命名，仍然有待觀察。

兩棲戰艦：「海軍陸戰隊參與的戰役或陸戰隊軍官」

兩棲戰艦在美國海軍的歷史，始於1950年代。當時海軍將三艘艾塞克斯級航空母艦及一艘卡薩布蘭卡級護航航空母艦改裝為直升機登陸艦（LPH），專職搭載海軍陸戰隊及直升機登陸作戰。由於這些軍艦源於航空母艦，海軍部長湯馬士·S·蓋茨決定沿用當時航空母艦的命名常規，以「歷史上的美國名艦或重要戰役」命名日後建造的兩棲戰艦。蓋茨亦考慮到兩棲戰艦與海軍陸戰隊的關係密切，特別強調選用艦名時應該優先考慮陸戰隊曾經參與的戰役。
1960年，第一艘全新建造的直升機登陸艦下水，並以「硫磺島」為名，紀念硫磺島戰役。「硫磺島」不但可紀念陸戰隊在二次大戰參與的重要戰役，同時也繼承了航空母艦以「重要戰役」為名的規則。事實上，海軍就曾把CV-46命名為「硫磺島」，只是該艦因二戰結束而被取消建造。
1960年代，海軍部長保羅·尼采將兩棲戰艦的命名常規作出更改，變成「海軍陸戰隊曾經參與的戰役、或與戰役相關的城市名稱、或繼承前艦艦名」。這次修改使到兩棲戰艦也有機會使用「城市命名法」。比如硫磺島級直升機登陸艦的六號艦以「紐奧良」為名，紀念1812年戰爭中的紐奧良戰役。不過，海軍陸戰隊在這場戰役的角色非常輕微，只有58人參戰。至於其他的硫磺島級命名，大致也與新修訂的常規一致，但與海軍陸戰隊的關係更加緊密，包括「沖繩」（沖繩戰役）、「瓜島」（瓜島戰役）、「關島」（關島戰役）、「的黎波里」（第二次的黎波里港口戰役）及「仁川」（仁川戰役）。
1970年代初，海軍設計新一代的兩棲突擊艦（LHA，首批為塔拉瓦級兩棲突擊艦）。這批軍艦設有「井圍甲板」（Well Deck），方便登陸船隻運作，繼續沿用舊有常規。塔拉瓦級的首四艦分別以「塔拉瓦」（塔拉瓦戰役）、「塞班島」（塞班島戰役）、「貝勒森林」（貝勒森林戰役）及「拿索」（繼承拿索號護航航空母艦艦名），與常規一致；至於第五艦（LHA-5）則曾經打破命名傳統，以陸戰隊在越戰戰場的基地「峴港」為名。不過北越在1975年消滅南越後，海軍把LHA-5改名為「貝里琉」，以紀念貝里琉戰役。
踏入1980年代，兩棲戰艦的命名因時局變化而有所變動。由於大部分的艾塞克斯級航空母艦已經退役，兼且航空母艦的命名常規已更改為「個別考慮」，使到很多著名航艦的艦名無以為繼。適逄海軍開始建造更加大型的兩棲突擊艦（直升機船塢登陸艦，LHD），而這些軍艦更可供陸戰隊的AV-8攻擊機起飛，儼如輔助航艦。結果，海軍部長約翰·雷曼將兩棲戰艦的命名常規更改，變成以「著名艦隻」優先。這使黃蜂級兩棲突擊艦的首四艦，都繼承了退役的艾塞克斯級航空母艦的艦名。
不過，雷曼的決定卻令到海軍陸戰隊甚為不滿，雙方開始在國會上互相角力。後來老布希任內的海軍部長亨利·加列特，將LHD-5命名為「巴丹」。這個艦名雖然可解讀為紀念巴丹戰役，但加列特卻宣布LHD-5是要紀念巴丹號航空母艦。後來的LHD-6以「好人理查」為名，也是繼承舊日的航空母艦艦名（CV-31）。到柯林頓政府時期，陸戰隊終於取得部分成果。當時海軍打算將LHD-7命名為「大黃蜂」（Hornet）或「卡伯特」（Cabot），但國會卻通過一項決議，要求LHD-7以「硫磺島」為名，並希望以後的兩棲戰艦都以「海軍陸戰隊參與的戰役或陸戰隊軍官」為名。海軍部長約翰·道頓只好聽從國會建議，並特別強調LHD-7是要紀念陸戰隊在硫磺島戰役的貢獻，沒有提及繼承艾塞克斯級航空母艦艦名。接著的LHD-8以「馬金島」為名，紀念馬金島戰役，似乎跟隨了新的常規。
雖然海軍在1990年代認可了「海軍陸戰隊參與的戰役或陸戰隊軍官」的命名常規，但當海軍建造新一代直升機登陸突擊艦（LHA）時，卻將首艦LHA-6命名為「美利堅」。2012年，海軍部長雷·馬布斯向陸戰隊及海軍軍令部徵詢美利堅級兩棲突擊艦的二號艦的命名意見，最後各方一共提出了三個選擇：「仁川」、「布干維爾」（布干維爾島戰役）及「的黎波里」。三個名稱都與海軍陸戰隊參與的戰役相關。馬布斯最後選擇以「的黎波里」命名LHA-7。2014年5月30日，馬布斯正式宣布「的黎波里」的艦名命名，基本確立兩棲突擊艦採用「海軍陸戰隊參與的戰役或陸戰隊軍官」的命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