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王朝

躁動的開端

1830年8月7日，《1814年憲章》被修訂。它的序言因使人聯想起舊制度而被刪除。憲章成為國民與國王之間的契約，不再是由國王所授予的。它是立憲派和共和派妥協的產物。天主教不再是國教，新聞審查被廢除，三色旗被恢復。
1830年8月9日，路易-菲利普向《1830年憲章》宣誓，登基為王。這是七月王朝的正式開始。8月11日，政府被組建，聚集了反對查理十世的立憲派頭面人物，像卡西米爾·佩里埃、拉菲特、莫萊、布羅伊公爵、基佐。內閣必須實現雙重目標：牢牢掌握政府機構，重建街頭秩序，同時還要假裝對剛剛勝利的革命充滿熱情。

持續的混亂

由於共和派和自由主義者的報刊鼓譟，騷亂持續了三個月。政府沒有採取措施進行嚴懲，特別是因為自8月16日起共和派領袖拉法葉侯爵擔任了國民自衛軍的領導人。因此，路易-菲利普不得不忍受「七月英雄」們的過分要求，他們要求實現——按拉法葉的套話——「一個由共和制度環繞、平民的王位」。
在正統派的冷笑中，「公民國王」不停地同人群握手，因為在皇家宮殿前，總是聚滿了人群，他們動不動就要求路易-菲利普唱《馬賽曲》或者《巴黎人》。但是，正如歌謠詩人貝朗瑞所理解的那樣，國王屬於演技派，用不了多久就會露出真面目。
依仗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俱樂部的名聲，一些俱樂部演變為共和派的秘密社團，革命者重返政治俱樂部的中心。在那裡，革命者強烈要求進行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並且，他們要求對查理十世的四名部長判處死刑，這四名部長在試圖離開法國時已經被捕。罷工和示威越來越多，加劇了經濟蕭條。
為了恢復經濟活動，1830年秋天，政府撥款5百萬法郎用於公共建設，並優先建設公路。隨後，面對破產數量的增多和失業率的上升（尤其是在巴黎），政府提議，由國家出面擔保，向陷入困境的企業提供總數6千萬法郎的貸款；最後，眾議院在10月初投票通過3千萬法郎的撥款，作為補助。
8月27日，七月王朝不得不面對它的第一個醜聞：末代孔代親王之死，他被發現吊死在聖勒城堡他臥室窗戶的長插銷上。正統派指控是路易-菲利普和王后瑪麗-艾米莉殺害了孔代親王，為的是讓他們的兒子奧馬勒公爵（Duc d'Aumale），也就是孔代親王在遺囑中指定的包括遺贈財產的繼承人，得到孔代親王的巨額財富，但正統派並沒有證據。

官員和行政人員的更換

與此同時，政府將所有正統派的同情者從行政機構清除，因為他們拒絕向新政權和統治者宣誓，並且用七月革命的新人替換他們，這釋放出一個信號：一場搶位子的比賽開始了。在內政部，基佐更換了整個省級行政機構和大城市的市長。在司法部，杜邦·德勒爾（Dupont de l'Eure）在其秘書長梅里盧（Mérilhou）的協助下，更換了大部分檢察長。在軍隊，仍然忠於查理十世的布爾蒙（Bourmont）在阿爾及爾被克洛澤爾替換。軍區的指揮官、大使、全權公使和最高行政法院的半數成員也被更換。在眾議院，大約四分之一的席位（119席）在10月面臨改選，那些辭職、拒絕宣誓或是被任命為公職人員的正統派眾議員有責任再次參加競選。這次改選是新政權的一場勝利，也是正統派的一場潰敗。
這次官員和行政人員的更換，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經為第一帝國工作的人，他們在第二次波旁復辟時被撤職，現在又重返政府部門。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儘管選舉的權力有所擴大，但精英階層並沒有什麼變化，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大衛·平克尼（David H. Pinkney）所強調的那樣：革命之後，「土地所有者、公務員階層和自由職業者還跟在第一帝國和波旁復辟時期一樣，繼續在國家的重要職位上占據著主導地位。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認為革命並沒有開創什麼『大資產階級』的新制度」。法國法律史學家蓋伊·安托內蒂（Guy Antonetti）進一步指出，波旁復辟和七月王朝最大的區別，「並不在於一個社會群體取代了另一個社會群體，而在於同一個社會群體中，贊同1789年精神的人取代了敵視1789年精神的人：社會關係上相似，意識形態上不同。1830年只是同一陣營內幫派的改變，而不是陣營的改變」。
七月王朝時期的王室檔案和王室經費總務處檔案直接體現了王室工作人員的更換，這些檔案保存在法國國家檔案館的O/4子系列中。

新政權的象徵性建立

8月29日，路易-菲利普檢閱了國民自衛軍，國民自衛軍向他熱烈歡呼。「對我來說，這真勝過在蘭斯加冕！」，他擁抱著拉法葉大喊道。10月11日，新政權決定為七月革命的所有傷者給予補償，並為七月革命的戰士設立紀念獎章。10月，政府提出一項法律草案，旨在補償七月革命的犧牲者，數目達7百萬法郎。
8月13日，國王決定從此將奧爾良家族的紋章（「法國藍底、銀色飾帶」）裝飾到國璽上。部長失去了「大人」的稱呼和「閣下」的稱號，變為「部長先生」。國王的長子被授予奧爾良公爵和「王長子」的頭銜；國王的女兒和妹妹被授予「奧爾良公主」的頭銜。
通過並頒布了一些法律，這些法律廢止了波旁復辟時期不受歡迎的措施。廢除了1816年的大赦法，這項法律流放參與判處路易十六死刑的人，但第4條除外，第4條驅逐波拿巴家族的成員。8月15日，聖熱納維耶芙教堂再一次被取消了它的天主教用途，並以先賢祠的名字獲得了新的使命：它成為崇敬法國榮譽的世俗殿堂。一系列的預算緊縮打擊了天主教會，同時，10月11日廢除了1825年的《褻瀆法》（《Loi sur le sacrilège》），這項法律規定，褻瀆祝聖過的餅，將被處以死刑。

拉菲特內閣

「如果政府首腦必須要由拉菲特先生擔任，」 路易-菲利普私下對布羅伊公爵說，「只要他自己挑選閣員，那我同意。不過我要提前說明白，我不會贊同他的主張，我實在不能答應他給他提供幫助」。事情已經再清楚不過了；然而，組建內閣引起了長時間的政治交易，並且，拉菲特被國王不遺餘力的友善表現所欺騙，認為國王給予了他真正的信任。
12月15日至21日，貴族院進行了對查理十世的四位部長的訴訟，同時，要求對他們處以死刑的騷亂將貴族院團團圍住。四位部長被處以終身監禁，波利尼亞克附加法律死亡。全靠內政部長蒙塔利韋（Montalivet）的機敏，將他們安置到文森要塞，四位部長才逃脫了人群的毆打。國民自衛軍維持了巴黎的平靜，顯示出它作為新政權的資產階級民兵的重要角色。

實施《1830年憲章》所許諾的改革

這一事件顯示出國民自衛軍的重要性，這是政府為確保公共秩序可以依靠的唯一力量，另外，也暴露出將其交到並不可靠的拉法葉手中所存在的風險。很快，趁著一次重組的時機，拉法葉被迫辭職，這也導致司法部長杜邦·德勒爾離開了政府。另一方面，為了避免依賴單一的軍事力量，路易-菲利普委託戰爭部長蘇爾特元帥立即重組作戰部隊。從1831年2月起，蘇爾特向眾議院提交了他的計劃，涉及到增加軍隊的兵力、消除過剩的軍官、確保武器和彈藥的供應。他使《1831年3月9日法》（Loi du 9 mars 1831）獲得了通過，這項法律創建了外籍兵團，這是一系列重大軍事改革的第一步。
與此同時，在運動黨的訴求下，政府實施了多項改革，這些改革早已被寫入《1830年憲章》第69條：關於市議會的《1831年3月21日法》（Loi du 21 mars 1831）重建了選舉原則，大幅地擴大了選民基礎——3260萬居民中有2到3百萬選民，這是立法選舉選民人數的十倍；《1831年3月22日法》（Loi du 22 mars 1831）重組了國民自衛軍；經過兩個月議會辯論才通過的《1831年4月19日法》（Loi du 19 avril 1831），將取得選舉權的納稅額從300法郎直接稅降低為200法郎，將取得被選舉權的納稅額從1000法郎直接稅降低為500法郎。選民數量從不到10萬增加到16萬6千。通過選舉，每170名法國人中就有1人參與到政治生活中。

1831年2月14日和15日的騷亂

1831年2月14日和15日，巴黎發生了騷亂，這次騷亂最終導致了內閣的倒台。騷亂起源於14日正統派為紀念貝里公爵（Duc de Berry）在聖日耳曼奧塞爾教堂舉行的彌撒。這場宗教儀式實際上變得明顯帶有政治性，變成一場支持尚博伯爵的示威。革命者把這視為不能容忍的挑釁行為，他們衝進教堂對正統派進行了洗劫。第二天，人群再次劫掠了巴黎大主教府，隨後又搶劫了多座教堂。巴黎大主教府在七月革命時已經遭到破壞，這一次被徹底摧毀。這場騷亂蔓延到外省，多個城市的神學院和主教府遭到搶劫。
對此，政府放棄了武力鎮壓。塞納省省長奧迪隆·巴羅、巴黎警察局局長讓-雅克·波德（Jean-Jacques Baude）和巴黎國民自衛軍指揮官穆通將軍（Georges Mouton）反應消極。當政府最終採取措施時，是去逮捕巴黎大主教德凱朗（de Quélen）、聖日耳曼奧塞爾的本堂神甫和其他被控告的神甫，原因是他們從事挑釁行為。
為了緩和局勢，在王長子的支持下，拉菲特向國王提出了一個奇怪的建議：去掉國璽上的百合花。路易-菲利普企圖迴避，但他最終還是簽署了《1831年2月16日法令》（Ordonnance du 12 mars 1831），這項法令將國璽上奧爾良家族的紋章換成一枚新的盾形紋章，紋章上是一本打開的書，上面寫著「1830年憲章」幾個字。隨後還要把國王馬車上、政府建築物上、以及其他的百合花飾刮掉。路易-菲利普非常克制，違心地滿足了這些要求，但對拉菲特來說，卻是一場皮洛士式的勝利：從這一天起，國王決心儘快擺脫拉菲特。
總之，動亂升級本身就是對運動黨自由放任政策的一次詰難。在眾議院，2月19日，基佐感到憤慨，在所有中間派議員的強烈支持下，他挑動拉菲特解散眾議院並重新選舉。作為總理，拉菲特接受了這樣的挑戰，但是，解散眾議院是國王才有的特權，路易-菲利普還想再拖延幾天。在此期間，在蒙塔利韋的要求下，塞納省省長巴羅被塔耶皮耶·德邦迪（Taillepied de Bondy）取代，而維維安·德古貝爾（Vivien de Goubert）接替了巴黎警察局局長波德。巴黎的街頭，混亂仍在持續。一切都可以當作鬧事和示威的藉口。更重要的是，經濟形勢不景氣。
最終，路易-菲利普決定迫使拉菲特辭職，他用了點計策。路易-菲利普讓外交部長塞巴斯蒂亞尼把法國駐維也納大使梅松元帥（Nicolas-Joseph Maison）的一份3月4日抵達巴黎的報告交給了自己，這份報告說，奧地利即將對義大利進行軍事干預。拉菲特通過3月8日的《總匯通報》（Le Moniteur universel）才知道這份報告的存在。他當即要求塞巴斯蒂亞尼給出解釋。塞巴斯蒂亞尼不得不承認，他這麼做是因為接到了國王的命令。拉菲特急忙去見路易-菲利普，國王客氣地接待了他。為了讓國王自己道出事情原委，拉菲特跟國王提起了他在眾議院展開的那項鼓動戰爭的計劃。路易-菲利普勸他把問題提交給內閣，於是內閣在第二天舉行了會議，結果一致反對拉菲特。他只能辭職。

秩序的重建

在搬開了「運動黨」這塊絆腳石之後，國王籲請「抵抗黨」出面掌權。對路易-菲利普來說，他本質上是個中間派，這種新的政治選擇並不怎麼比以前那種更舒適，更何況他對銀行家卡西米爾·佩里埃這位享有特殊威望的政治運動領袖沒有一點兒好感：這種新的選擇一上來就只是路易-菲利普的另一塊絆腳石，他是企圖利用這種選擇重建國家的秩序，而讓抵抗黨的支持者為不受歡迎的措施承擔責任。

卡西米爾·佩里埃內閣

1831年3月13日，拉菲特被「抵抗黨」的主要人物卡西米爾·佩里埃取代。新內閣的組建引發了同路易-菲利普的談判，這場交易頗為棘手，國王不願削弱他的權力，並且，他不信任佩里埃。但佩里埃最終強加了他的條件，這些條件主要是關於總理在其他部長之上的支配地位，以及當國王不在時他召集內閣會議的可能性。佩里埃還要求把公開主張先進自由主義思想的王長子排除出內閣。然而，佩里埃並不想降低王室的聲望，相反，他希望提高王室的聲望。例如，他強迫路易-菲利普從他的家族住宅皇家宮殿搬到王宮杜伊勒里宮（1831年9月21日）。
1831年3月18日，佩里埃在眾議院發言，實為他的施政綱領演說：「重要的是」，他說，「新成立的內閣告訴你們它是遵循什麼原則組建的，又是什麼原則指導著它的運作。你們應該在了解事實的情況下投票，應該知道你們支持的是什麼政治制度」。組建政府所遵循的原則是內閣集體負責制，以及在行政機構之上的政府職權——集權制。至於政府打算實行的原則，對內是「我們革命時一樣的原則」：「七月革命的原則[......]不是造反，[......]而是抵抗公權力的侵犯」，而對外是「一種和平的態度和對不干涉原則的尊重」。新總理最終用那句後來眾所周知的口號總結了他的政策：
「對內要秩序，但不犧牲自由；對外要和平，但不損害榮譽。」
這次講話得到了中間派的熱烈掌聲。由於對預算進行表決的日期尚未來臨，眾議院通過了四個月的「臨時性十二分之一」（即四個月的臨時預算）。這次表決被佩里埃看作是對新政府的信任投票，它在4月8日通過的時候，獲得了227個白球（贊成），僅有32個黑球（反對）。

對混亂製造者的鎮壓

受眾議院表示出的信任所鼓舞，政府著手樹立威信，並要嚴厲懲罰製造混亂的人。機會很快就出現了。
1831年3月14日，反對派的報紙發起了一場捐款活動，用於創建一個全國性的協會，旨在對抗波旁家族的返回以及可能出現的外國入侵。這個協會得到了所有著名左派人士的贊助，像拉法葉、杜邦·德勒爾、拉馬克（Lamarque）和巴羅，並且沒多久就在外省建立了地方組織形成網絡。佩里埃向省長發出通函，禁止國家公職人員（公務員、軍人、法官）加入該協會。佩里埃指出，該協會聲稱捍衛革命和國家領土，實則充當了國家的敵人，因為它含蓄地指責國家沒有履行職責。4月初，政府著手將一些知名人物撤職，轟動一時：奧迪隆·巴羅在最高行政法院的職務被解除，拉馬克將軍的軍事指揮權被撤銷，梅斯市市長讓-巴蒂斯特·布碩特（Jean-Baptiste Bouchotte）被撤職，都像國王的侍從官德拉博爾德侯爵（Alexandre de Laborde）一樣被撤職了。反對派譏諷道：從此以後，我們談論的不再是「一個由共和制度環繞、平民的王位」， 而是「一個由共和撤職環繞、空論派的王位」。
4月15日， 一些年輕的共和主義者被重罪法庭宣布無罪，他們大多是國民自衛軍的炮兵軍官，是在1830年12月的那場騷亂中遭到了逮捕，那場騷亂深刻地影響了對查理十世的四位部長的訴訟。法庭的判決在4月15日、16日引發了新的騷亂。但佩里埃做出強硬反應，他依據一項4月10日剛剛表決、強化措施以應對人群聚集的法律，派巴黎駐軍同國民自衛軍一起驅散示威者。
5月，政府使用了消防泵對抗示威者，這是現代水炮的雛型。使用這種新式的鎮壓武器給漫畫家帶來了樂趣：除了雨傘，灌腸器也成了路易-菲利普在時事漫畫中的標誌。
6月14日，一位聖丹尼街的珠寶商和一位拿破崙歌曲的傳唱者發生爭吵，隨後，爆發了一場新的騷亂。到晚上，這場騷亂轉化為武裝衝突，同國民自衛軍發生激戰，而且，國民自衛軍得到了龍騎兵和步兵的支援。15日、16日整整兩天，戰鬥持續不斷。
最重要的是，政府不得不面對里昂絲綢工人的暴動。1831年11月21日，里昂的絲綢工人起義，而且，一部分國民自衛軍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兩天後，第7師師長羅熱將軍（François Roguet）和里昂市市長普呂奈爾（Victor Prunelle）放棄里昂，工人控制了城市。
11月25日，卡西米爾·佩里埃在眾議院宣布了他的強硬對策：蘇爾特元帥和奧爾良公爵帶領2萬人立即出發奪回里昂。12月3日，他們輕而易舉地進入里昂並重建秩序，沒有發生流血事件。
1832年3月11日，格勒諾布爾發生騷亂：在狂歡節的時候，一張面具以特別粗俗的的方式表現了路易-菲利普。那張面具本應在晚上的舞會上出現，然而省長把舞會取消了。這引起民眾的不滿，他們在省政府前舉行了示威。省長讓國民自衛軍去驅散示威者，但國民自衛軍避免介入此事，以至於這位高級公務員要求動用軍隊。第35步兵團受命執行了這項任務，但憤怒的民眾要求把他們趕出這座城市。為了恢復平靜，當局做出讓步，3月15日，第35步兵團離開格勒諾布爾，來自里昂的第6步兵團接替了它。當卡西米爾·佩里埃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他反應強烈：他解散了格勒諾布爾的國民自衛軍，並且立即召回第35步兵團。在軍樂的帶領下，第35步兵團邁著整齊的步伐再次進入格勒諾布爾。
然而，政府的強硬似乎無力制止一系列的陰謀和政治審判，而政治審判已經成了辱罵國王和政府的講台。在所有的省，在多菲內，在皮卡第，在卡爾卡松，在阿爾薩斯，......，騷亂持續不斷。這些暴力的行為也對奧爾良公爵造成了影響，愈發堅定了他溫和的政治觀念。

1831年7月的提前選舉

1831年5月下半月，路易-菲利普在蘇爾特元帥的陪同下視察了諾曼第和皮卡第，在那裡國王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從6月6日到7月1日，他和長子奧爾良公爵、次子內穆爾公爵以及阿爾古伯爵（Antoine d'Argout）巡視了法國東部，大量的共和主義者和波拿巴主義者活躍在那裡。國王先後去了莫城、沙托蒂耶里、沙隆、瓦爾米、凡爾登、梅斯、南錫、呂內維爾、斯特拉斯堡、 科爾馬、米盧斯、貝桑松和特魯瓦。這次出巡取得了成功，給了路易-菲利普顯示權威的機會。
1831年5月31日，路易-菲利普在聖克盧簽署了一項法令，通過這項法令，他解散了眾議院，將選舉日期定於7月5日，並且決定8月9日召開國會。6月23日，他又在科爾馬簽署了一項新的法令，把召開國會的日期提前到7月23日。
按照1831年4月19日的新選舉法，大選順利結束，沒有發生意外。結果令路易-菲利普和卡西米爾·佩里埃感到失望：幾乎一半的眾議員是新當選的，沒有人知道將來他們會如何投票。7月23日，國王開啟了新一屆議會會期；路易-菲利普在御前演講中進一步闡述了卡西米爾·佩里埃政府的綱領：對內要嚴格執行憲章，對外要嚴格捍衛法國的利益和獨立。參眾兩院於7月25日舉行了首次會議。8月1日，官方候選人吉羅·德蘭（Girod de l'Ain）擊敗拉菲特成為眾議院議長，而卡西米爾·佩里埃，考慮到他的多數席位不夠明顯，立即提交了辭呈。
路易-菲利普非常為難，他試探奧迪隆·巴羅，而奧迪隆·巴羅拒絕接管政府，並指出他在眾議院只掌握了一百席。8月2日和3日，在選舉眾議院秘書和眾議院助理的時候，相反，官方候選人安德烈·杜潘和邦雅曼·德萊塞爾（Benjamin Delessert）成功當選。8月2日，荷蘭國王入侵比利時，比利時人請求法國進行軍事干預，最終，為了回應比利時人的請求，卡西米爾·佩里埃被迫收回辭呈。
眾議院在討論回應御前演講的祝詞時，引發了關於波蘭問題的激烈辯論，一些議員在比尼翁男爵（Louis Pierre Édouard Bignon）的帶領下想推動法國進行干預，就像準備對比利時進行軍事干預那樣。卡西米爾·佩里埃強烈抵制並贏得辯論：在給國王的祝詞中，對于波蘭問題將僅限於含糊的套話。對政府來說，這是一次明確的勝利，它使「抵抗黨」重新回到軌道上。
屈從於主流意見，卡西米爾·佩里埃使一項旨在廢除貴族院席位繼承權的法律草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這也是左派多年來的要求。在幾場議會大戰之後，他還成功地使《1832年3月2日法》（Loi du 2 mars 1832）獲得通過，這是一項關於王室經費的法律，該項法律決定，每年的王室經費總額為一千二百萬法郎，另外還要給王長子一百萬法郎。司法部長巴特（Félix Barthe）最終將他的名字同七月王朝時期一座立法上的豐碑連結在一起：《1832年4月28日法》（Loi du 28 avril 1832），該項法律修改了《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

1832年的流行性霍亂

印度1815年出現的霍亂疫情在1832年3月20日左右到達巴黎。僅在4月，就有13000人死亡，直到9月，巴黎都一直處在這場瘟疫的肆虐中，總共造成18000人死亡。當時還不知道霍亂的原因，這種病使公眾在精神上陷入恐慌，人們不假思索地懷疑有人下毒，而拾荒者對當局的衛生措施予以反抗。
霍亂同樣襲擊了王室成員——阿德萊德夫人（Adélaïde d'Orléans）患病——和政壇人物——阿爾古和基佐也被感染。卡西米爾·佩里埃在4月1日同奧爾良公爵看望主宮醫院（Hôtel-Dieu de Paris）的病人後染病。他不得不臥床休息，繼而病情惡化，停止履行其內政部長職務。在經過長期的痛苦後，他於1832年5月16日去世。

政權的鞏固

路易-菲利普在擺脫卡西米爾·佩里埃後並沒有急忙任命一位新總理，更何況議會會期尚未開始，而且混亂的政治局面需要迅速和有力的措施。
事實上，政權受到了各方面的攻擊：正統派方面，貝里公爵夫人（Duchesse de Berry）企圖在1832年春天煽動普羅旺斯和旺代暴動，不過行動很快就擱淺了；共和派方面，1832年6月5日，他們借拉馬克將軍葬禮之機在巴黎掀起暴動，拉馬克將軍是一位共和派的領袖，也是因霍亂而死。當權者反應強硬，作戰部隊和國民自衛軍——主要是國民自衛軍——始終忠於政府，穆通將軍可以對暴亂進行殘酷的鎮壓，在兩個戰場共造成800人傷亡。
對正統派和共和派的兩場勝利極大地促進了政權的鞏固，與此同時，波拿巴主義者因萊希斯塔德公爵的去世而沉浸於哀傷中，他在7月22日死於維也納。路易-菲利普在國內的這些成功更因他在外交上的巨大成功而錦上添花：8月9日，就是七月王朝成立一周年那天，他的長女路易絲公主（Louise d'Orléans）和比利時的新國王利奧波德一世在貢比涅城堡舉行婚禮，這使七月王朝在歐洲的地位更加穩固。

「花瓶總理」和「政治能人」

1832年10月，路易-菲利普籲請一個他信得過的人——蘇爾特元帥——出任總理。蘇爾特並沒有足夠的威信對他的同僚施加影響，他出任總理更多是裝飾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這樣的「花瓶總理」在後來反覆出現。蘇爾特可以依靠當時三個主要政治人物組成的三人聯盟：阿道夫·梯也爾、布羅伊公爵和弗朗索瓦·基佐。《辯論報》把這稱為「所有政治能人的聯盟」，而路易-菲利普最終心懷怨恨地稱，「卡西米爾·佩里埃變身三個人」。
在發給高級公務員、高級軍官以及法官的通函中，新總理簡要地總結了他奉行的準則：「傑出的卡西米爾·佩里埃所採納的政治制度也將是我要採納的。[……]對內要秩序，對外要和平，將是他餘下任期內最可靠的保證」。

蘇爾特內閣（1832年10月—1834年4月）初期的成就

新的內政部長梯也爾自1832年11月7日在南特捉住貝里公爵夫人名聲大噪，而貝里公爵夫人被關進布萊伊城堡（Citadelle de Blaye）。在布萊伊，關押中的貝里公爵夫人生下一個女兒，她聲明，孩子的父親是盧凱西-帕里伯爵（Hector Lucchesi-Palli），他們已於1831年底在羅馬秘密結婚。1833年6月8日，她被驅逐到義大利。
在比利時，為了擊退荷蘭的侵略，熱拉爾元帥率領一支7萬人的軍隊給這個年輕的君主國提供了援助，尤其是奪回了安特衛普城堡（Citadelle d'Anvers），12月23日，城堡的守軍投降。
憑藉這些勝利，1832年11月19日，政府在一個有利的地位上著手開啟議會的新一輪會期，而路易-菲利普也可以到外省進行兩次巡視以檢驗他的受歡迎程度：1833年1月5日至20日在北方，1833年8月26日至9月12日在諾曼第，他向從安特衛普勝利歸來的軍隊表示了敬意。
國王和他的政府採取了一些受歡迎的措施以求贏得民心：例如一系列大型建設，尤其是結束了眾多紀念性建築，像是凱旋門；還有一些象徵性的舉動，像是1833年6月21日重新把拿破崙的塑像豎立在旺多姆圓柱上。教育部長基佐引入了著名的《基佐法》（Loi Guizot），1833年6月28日通過的這項法律強制每一個市鎮成立一所小學。
1834年4月1日，布羅伊公爵辭職，原因是1831年同美國締結的一項條約無法獲得眾議院的批准。他的辭職引起內閣大規模改組。對國王來說，內閣改組最大的好處是除去了「卡西米爾·佩里埃變身三個人」中最令他厭煩的一位，全因布羅伊公爵貴族的傲慢和剛硬的性格。

熱拉爾、馬雷、莫蒂埃：走馬燈式的內閣（1834年7月—1835年2月）

實際控制內閣的梯也爾和基佐決定擺脫蘇爾特元帥，他們覺得蘇爾特既遲鈍又粗魯，但國王賞識他的殷勤，好讓他執行自己想要的政策。一次涉及到法屬阿爾及利亞軍事地位和民事地位的事件充當了藉口。被逼無奈，路易-菲利普於1834年7月18日極不情願地接受了蘇爾特的辭呈，並讓熱拉爾元帥接替了他。舊的「花瓶總理」走了，新的「花瓶總理」來了，除此以外，內閣的組成未做任何改動。
很快，內閣就解散了，起因是一個被第三黨誇大了的偽問題：對「四月被告人」進行特赦的可能性。路易-菲利普、空論派、以及內閣的核心人物都反對特赦，但第三黨過分強調組織2000名被告在貴族院受審非常困難，成功地欺騙了熱拉爾元帥，他表示贊成特赦，然而當時任何訴訟程序都還沒有確定。當熱拉爾意識到國王、基佐和梯也爾都反對他、而他沒有任何可能推行他的意見時，他只能在10月29日辭職。
隨後開啟了長達近四個月的內閣危機。在多次嘗試各種各樣、然而卻並不奏效的組合之後，路易-菲利普組建了一個完全由第三黨組成的內閣，這是當時政治局勢的必然結果。但是，在杜潘拒絕出任總理後，國王犯了一個錯誤：1834年11月10日，他籲請一位第一帝國的遺老——巴薩諾公爵馬雷——出任總理。
新總理欠了太多的債，只要一宣布任命，他的債主就會扣押他的薪水。新政府的建立令人啼笑皆非。新聞界極其憤怒。部長被這樣的迎接嚇到了，他們從11月13日起紛紛辭職，甚至都沒有通知巴薩諾公爵，這屆政府獲得了「三天內閣」的綽號。11月18日，路易-菲利普又請出一位「花瓶總理」，這一次是特雷維索公爵莫蒂埃元帥，而內閣則完全照搬了熱拉爾元帥那一屆。
這場危機讓第三黨出了洋相，而空論派則取得了勝利。內閣希望擴大優勢，於是準備強迫議員明確表示對其政策的支持。在議院12月1日的會議上，政府提交了一份目的明顯的議事日程，裡面明確提出信任動議，該動議在12月6日以184票對117票獲得通過。然而，差不多就在兩個月後，內閣還是解散了。先是因為要布置場地，以便審判「四月被告人」，在這筆經費上跟議會發生了衝突。後來反對派又揭露內閣沒有首腦，他們指責路易-菲利普在內閣放了一個傀儡，為的是行使他私人的權力。論戰如火如荼，為了反對路易-菲利普，他們又搬出梯也爾曾經威懾查理十世的那句名言：「國王統治國家但不要管理」。最終，當1835年2月20日莫蒂埃元帥正式以健康原因辭職的時候，國王絲毫沒有挽留的意思。

實現議會制的艱難之路

論戰導致了莫蒂埃元帥辭職，但論戰並未就此結束。受共和主義者寫的小冊子影響，論戰持續發酵，國王的地位和議會的特權這兩個問題成為爭論的焦點。一方面，路易-菲利普希望能操控他自己的政策，尤其是在國防和外交上，他覺得這些本來就該歸他管。不僅如此，他還想繞開總理，讓部長直接聽命於他。另一方面，部分議員表示，內閣應該有一位領導人，而且這位領導人應該出自議會的多數派。他們希望完成政體上的轉變，最終實現議會制。

議會政治曇花一現：布羅伊公爵內閣（1835年3月—1836年2月）

在這種背景下，議員們認為有必要向路易-菲利普施壓，迫使他選布羅伊公爵擔任總理。原因很簡單，這是路易-菲利普最不希望的人選，因為布羅伊公爵的親英立場使路易-菲利普疑心重重，而且他不受管控，態度傲慢，這讓路易-菲利普十分不悅。在三個星期的內閣危機中，路易-菲利普先後請求莫萊、杜潘、蘇爾特、塞巴斯蒂亞尼、熱拉爾出任總理，但都遭到了拒絕。最終，1835年3月12日，他只好作出決定，邀請布羅伊公爵，並且接受差不多跟卡西米爾·佩里埃一樣的條件。
跟第一次蘇爾特內閣一樣，新政府建立在三人聯盟之上：外交部長布羅伊，教育部長基佐，內政部長梯也爾。布羅伊公爵一上任就一洗前恥，1831年7月4日同美國締結的條約這一次在眾議院順利通過。此外，他還在關於秘密基金的辯論中獲得多數支持，秘密基金以256票支持、129票反對獲得通過，這樣就省去了對政府進行信任投票。

「四月被告人」訴訟案

布羅伊政府的一件大事就是對參與四月暴動的人進行訴訟，訴訟案於1835年5月5日在貴族院展開。2000名嫌疑犯中，最終只有164人被提起訴訟，其中43人是被缺席審判。121名被告人在貴族院受到了審判，他們把訴訟程序搞得無比複雜，使用各種可能的手段把這場審判變成宣傳共和的大好時機。7月12日，一部分被告人通過一條早已準備好的地下通道逃出聖佩拉吉（Sainte-Pélagie）監獄，巴黎暴動的領頭者也在其內。

政權的滅亡

1846年工農業蕭條，加上菲利浦施政傾向保守謹慎，沒有拿破崙支持者強調的軍事榮耀，外交不濟，人民普遍不滿，引發法國二月革命。菲利浦於1848年2月24日遜位，法國進入了第二共和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