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诉桑福德案

政法歷史

北美洲的奴隸制從17世紀中期殖民時代就存在，18世紀初盛行於南部，遠早於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和1787年的制憲會議。1789年，《美國憲法》投票通過時美國共有13個州，分為北方7個自由州，和南方6個蓄奴州。《美國憲法》中雖然沒有明文出現「奴隸」或「奴隸制」的字眼，但有十多項條款影射奴隸制，主要的有三條，分別是「五分之三條款」、「奴隸貿易條款」和「逃奴條款」。由於憲法對奴隸制的態度含糊不清，所以基本形成各州內部的奴隸制問題，由各州法確定，聯邦不過問的慣例。南北雙方關於奴隸制出現的爭議主要存在於準州，而國會便成為角力的場所。邦聯國會曾於1787年通過《西北土地協定》（Northwest Ordinance）禁止俄亥俄河西北地區實行奴隸制，第一屆國會一成立就立法確認了《西北土地協定》「繼續完全有效」。1790年，國會又通過法案，宣布在北卡羅來納州割讓成為後來的田納西州的土地上，不再制定那種「傾向於解放奴隸」的條例。後來國會又多次制定了調整準州地區奴隸制的法案。1820年國會通過《密蘇里妥協案》，人們希望藉助此項妥協最終解決準州地域的奴隸制問題。《密蘇里妥協案》規定緬因州和密蘇里州分別以自由州和蓄奴州的身份加入聯邦，以維持參議院席位和總統選票的平衡，並在路易斯安那購買地上的北緯36°30′線以北地區禁止奴隸制。可是從後來發生的事來看，《密蘇里妥協案》並未解決問題，只是形成了暫時妥協。當時在世界其他地方，人們在道德和良心上日益憎恨奴隸制，於是奴隸制被先後廢除。1833年英屬殖民地廢除奴隸制；1848年法屬殖民地廢除奴隸制；19世紀前半期，拉丁美洲各共和國相繼廢除奴隸制；哈布斯堡屬地在1848年，俄國在1861年分別廢除了農奴制。與此同時，美國儘管有廢奴主義的發展，但南方蓄奴州並沒有廢除奴隸制的動向。

史考特家的經歷

史考特出生於1799年的維吉尼亞州，出生時的身份是黑人奴隸。1830年，他被原主人布洛帶到密蘇里州。1833年，在聖路易市，史考特被賣給他的新主人——美國隨軍醫生約翰·埃默森。
從1834年到1836年4月或5月的兩年間，埃默森醫生帶著史考特到達並居住於伊利諾州的岩石島軍事駐地，隨後的1836年到1838年兩年間又到達並居住於威斯康辛準州的斯內林堡（今明尼蘇達）。斯內林堡位於路易斯安那購買地，北緯36°30′線以北。根據1787年的《西北土地法令》和1820年的《密蘇里妥協案》，兩地分別禁止奴隸制。埃默森醫生在斯內林堡直至1838年始終保留史考特的奴隸身份。而按照當時的法律案例，一個奴隸一旦到過自由州，就自動獲得，並且此後一直擁有自由人的身份。
史考特妻子哈麗特原是一名美國陸軍少校塔里亞費羅的黑奴，1835年少校帶著哈麗特到斯林內堡，1836年少校將她作為奴隸賣給埃默森醫生，埃默森將她的奴隸身份一直保留至1838年。在埃默森的同意下，史考特和哈麗特結婚，婚後有兩個女兒，伊麗薩和麗茲。伊麗薩出生於1843年，出生地是密蘇里州北分界線以北的密西西比河上一條名為「吉朴斯」的汽船上；麗茲則於1850年出生在密蘇里州內的名為傑弗遜的軍營內。
1838年，埃默森帶著史考特、哈麗特從斯內林堡回到密蘇里州，並在此定居。1843年埃默森去世，他的遺孀繼承了財產，包括作為奴隸的史考特一家，隨後將史考特一家作為勞動力出租。在1846年2月，史考特試圖向埃默森遺孀購買自由，但被她拒絕了。於是1846年4月6日，史考特為了自己和家人的自由提起訴訟，理由是史考特隨埃默森醫生到過自由州伊利諾和《密蘇里妥協案》規定的排除奴隸制的準州地區，這樣的過程已經使他成為自由人，而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應當是自由人。

下級法院的審理

史考特最初在密蘇里州巡迴法院提起訴訟，第一次審理時由於技術原因被駁回，原因是史考特無法向法院證明：埃默森的確是他和他的家人的「主人」。1850年，第二次審理時陪審團支持原告史考特；於是埃默森遺孀上訴到密蘇里州最高法院。雖然密蘇里州先前的其他案例表明史考特應該勝訴，但是於1852年3月，密蘇里州最高法院3位法官仍以2：1的票數，推翻了下級法院的判決，判定史考特仍然是奴隸。受到當時政治氣候的影響，法官威廉·史考特在判決中這樣寫到，「一個州法院竟然根據州外的法律，來沒收自己州內公民的財產，真是一件令人感到羞愧的事情。」坎貝爾法官在他的反對意見中認為：史考特和家人的身份應依照密蘇里州以前的案例來判決，但他關於《密蘇里妥協案》不適用於此案的觀點和另外兩位法官的意見是一致的。埃默森遺孀這時已經再嫁，史考特成為她紐約州的哥哥約翰·山福特名下的財產。按照美國的法律，一個州的公民起訴另一個州的公民，將由聯邦法院受理。於是史考特再將案子移到聯邦法院，所以該案稱史考特訴山福特案。1853年，密蘇里聯邦巡迴上訴法庭受理了本案。史考特作為密蘇里公民提起了傷害賠償訴訟，聲稱紐約州公民山福特對他進行攻擊。被告提出訴訟無效請求，聲稱原告不是密蘇里公民，「因為他是一個非洲黑人的後代；他的祖先們……被帶到這個國家並被賣作黑奴。」法院沒有支持此一請求，接著被告又爭辯說史考特僅是他的奴隸，因此不存在發生所謂攻擊的可能。經陪審團審議，法院作出了不利於史考特的裁決，認定史考特一家依然是山福特的財產。於是史考特將案子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

準州奴隸制之爭愈演愈烈

1848年，美墨戰爭結束，美國獲得大片土地，包括加利福尼亞州、猶他州、內華達州的全部，以及科羅拉多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懷俄明州的部分，於是準州區域的奴隸制擴展問題紛爭再起，政治衝突愈演愈烈，在緊接著的十年中成為首要的政治問題。按亞歷西斯·托克維爾於1835年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寫：「蓄奴制問題，在北方，對奴隸主來說，只是一個商業還是工業的問題；而在南方，對他們來說則是生死存亡的問題。」

對憲法的爭論

南北雙方各自發展了關於憲法的不同學說，反對奴隸制的觀點認為：國會有權在美國所屬的領土上制定法律，當然包括準州的奴隸制問題；並且認為國會負有在其管轄區內禁止奴隸制的道德義務，提出「自由必須是全國性的，而奴隸制只能是區域性的」。這個觀點不久後被自由土地黨和共和黨所採用。南方人則提出了相反觀點，認為國會不具有在準州地區排除奴隸制的憲法權力，代表人物是南方主要政治人物，前副總統當時的戰爭部長約翰·卡爾霍恩。南方此時的觀點體現了其立場的重大轉變，在《密蘇里妥協案》通過時，大家還一致認為國會有權禁止在準州地區實行奴隸制。卡爾霍恩的激進觀點甚至認為這些準州地區是「本聯邦共有的財產，稱為『合眾國的準州地區』，這些準州地區是各州的聯合財產；由於各州公共的使用而被共同占有；聯邦政府作為各主權州的代理人，僅為各州的共同利益而占有準州地區；因此，聯邦政府並不能阻止任何一州的公民把法律上已獲得其家鄉州認可的財產帶入準州地區。」南方為了防止自己被廣闊的新自由地區淹沒，從而失去在國會席位的平衡，進而失去自衛的能力，所以堅決捍衛卡爾霍恩的理論；正如卡爾霍恩1847年在演講中所說「相比較陷入公認的劣勢，獻出生命又算得了什麼呢！」在南北雙方僵持的情況下，最終產生了《1850年妥協》，其司法審查條款實質上是將準州地區奴隸制問題交由最高法院解決。

最高法院的案例

對於奴隸制問題，最高法院本來的原則是儘量自我克制。1842年「普里格訴賓夕法尼亞州案」（Prigg v. Pennsylvania），斯托里大法官間接觸碰了奴隸制問題，當時他代表最高法院撰寫的判詞推翻了賓夕法尼亞的一項州法。他說，這項法律與聯邦的逃奴法相衝突；接著，他沒有什麼理由就裁定觸及逃奴的任何州法都是無效的；只是簡單地說聯邦政府對於這一問題擁有排他性的權力。因為聯邦執法需要州的配合，這樣實際上是在維護聯邦權力的幌子下，阻止了對逃奴的拘捕。在1850年的「斯特雷德訴格雷厄姆案」（Strader v. Graham）中，大法官迴避了棘手的難題，也是只簡單裁定，一個奴隸進入自由州後是否自動獲得自由的問題應由他當時所居住的州（肯塔基州）法院判決，既然肯塔基州認為他是奴隸，那麼他就是奴隸；爭議中的黑人身份僅歸結到他們目前所居住的州（肯塔基州）的法律，而不去涉及以前在自由地區寄居時的身份。

《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

十九世紀50年代，準州奴隸制之爭進一步加劇。1854年，堪薩斯和內布拉斯加申請加入聯邦，按照《密蘇里妥協案》這兩個州應該成為自由州，但國會通過了《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規定通過當地居民投票，來決定成為自由州還是蓄奴州。支持和反對奴隸制的團體分別從相鄰的蓄奴州密蘇里州和自由州伊利諾州移民新領地。甚至在1855年－1857年間，在「新英格蘭外移民公司」的幫助下，從馬薩諸塞州移民了2000多人到堪薩斯。結果雙方在堪薩斯發生經年的火拼，有超過200人喪生，史稱「流血的堪薩斯」。史考特案原先在下級法院審理時，並沒有什麼政治影響。現在由於新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與舊的《密蘇里妥協案》相衝突，更發生了「流血的堪薩斯」的暴力衝突，讓它在高等法院的審理變得萬眾矚目。因為該案的問題在於「主人把他的奴隸帶到自由州和自由準州，是否標誌著奴隸的絕對解放？」這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同時它又影響到伊利諾州憲法和《密蘇里妥協案》的禁奴條款的效力問題；而該問題必將牽涉調整準州奴隸制範圍的國會憲法權力之爭。

布坎南總統的信函

詹姆斯·布坎南在1856年11月大選中獲勝，1857年2月3日，他寫信給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卡特侖，詢問案件是否會在3月4日之前，也就是他的就職儀式前宣判。布坎南希望該判決能夠平息國內由於奴隸制問題引起的騷動。他希望法院判決時不會避免直接面對這一問題。後來在卡特倫的要求下，布坎南又向來自北方的大法官格里爾施加壓力，要求他加入由來自南方的大法官組成的多數派，以防止根據地區分界線判決的情形。最高法院的歷史學家的研究表明，在那個年代，關於未決案件的內部消息會較多的在家人和朋友之間流動，不過即便如此，總統施加壓力還是會被視為不恰當的。如果以現在的標準來衡量，那麼任何此類信件都會被認為是不恰當的。

司法解決的呼聲

判決作出的日期晚於布坎南的總統就職，在就職演講中，布坎南表示將把問題交給司法機關；聯邦的所有成員都將默認根據憲法成立，解決憲法問題的最高法院的最終裁判。民主黨參議員，《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提出者，後來的總統候選人史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表示：這完全是一個司法問題，我們把它留給最高法院來解決；甚至後來對該案的判決激烈批評的共和黨人亞伯拉罕·林肯，在1856年也歡迎最高法院的舉動。在民主黨人認為限制準州地區奴隸制不合憲的時候，林肯稱「合眾國最高法院是判決這類問題的裁判機構，我們將服從它的判決。」。就這樣最高法院被萬眾矚目，期待就奴隸制問題作出一個最終判決。

判決的動向

在最初的討論會上，最高法院多數大法官願意迴避密蘇里妥協案的合憲性和黑人的公民權這兩個問題，並遵照「斯特雷德訴格雷厄姆案」的判例，即史考特的身份由密蘇里州法院決定，既然密蘇里州最高法院認為他是奴隸，那他就是奴隸。1857年，2月14日，納爾遜大法官甚至擬好了判詞。但在第二次討論會上，韋恩大法官提議判決應該處理納爾遜忽略的兩個關鍵性問題。韋恩的動議得到了首席大法官坦尼的支持，5名來自南方的大法官投票支持更新判決，並由首席大法官坦尼撰寫新判決。

激化南北分歧

如果沒有後來的憲法修正案，史考特案的判例將決定黑人一直處於次等地位，即使奴隸全部解放也不能改變。而且，史考特案的判決背離「平等」根本性原則，背離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美國獨立宣言》。關於國會在準州地區排除奴隸制的立法權問題，坦尼認為如果法律因為某人把財產帶入某個具體領地而剝奪他的財產，就違反第五修正案正當程序條款；要是把「奴隸」二字換成「酒」、「車」或其他任何物品，都將是十分合理的，所以說史考特案判決的問題在於最高法院拒絕區分奴隸這一特殊財產與普通財產的區別，這是後來的最高法院指出的。也就是說坦尼法院是以維護奴隸制為出發點，利用可以被利用的法律材料，判決史考特案。這樣的判決及其包含的政治意義極大地激化原已尖銳對立的南北爭執。就連那些原本對這場爭端漠不關心的北方人，也加入廢奴主義者的陣營。著名記者和政治家格瑞萊，在其主辦的《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這份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上說，對史考特案的看法「成為一種道德衡量標準，可以拿到任何一家華盛頓酒吧里作為對多數派的檢驗」。相反，南方對判決結果大加讚賞，奴隸制的擁護者認為：史考特案的判決表明美國最高法院承認州權的有效性，尤其是各州有權自行決定奴隸制在本州是否合法，而不用考慮國會的意見。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論戰

1858年6月，林肯在接受伊利諾州共和黨參議員提名時，發表「分裂之屋不能長久」的著名演說，他指出一個生活在自由州的人仍然是奴隸，這是有悖道義的；並說「……家不和則不立，我相信這個政府不能永遠保持半奴隸半自由的狀態……它要麼是完全這一種，要麼是完全那一種……」。當年8月——10月，林肯與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史蒂芬·道格拉斯多次就準州的奴隸制問題進行辯論，林肯多次抨擊史考特案的判決，批評認為黑人不受獨立宣言和憲法保護的觀點。道格拉斯則從憲法賦予最高法院權力和正當性的角度為史考特案的判決做辯護。
186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時，林肯作為共和黨候選人提出「聯邦領土上的『正常狀態』應該是自由的，國會或任何人都不能賦予奴隸制以合法性」的主張；民主黨分裂為南北兩派，北方民主黨人不同意在黨綱中寫進允許奴隸制進入準州地區的條文，但強調遵守最高法院的判決，並要求聯邦政府對公民權利提供完全保障，提名道格拉斯為候選人；南方民主黨堅持不管聯邦是否禁止奴隸制，美國公民都有同等權利帶著他們的財產進入任何聯邦領土居住；一些持中間立場的人組成憲法黨；林肯最終在大選中獲勝。

非裔美國人平等權的漸進

林肯當選總統後，從維吉尼亞到德克薩斯這些南方州退出聯邦，建立美利堅聯盟國。林肯命令軍隊去保衛國家領土完整，南北戰爭爆發。戰後美國通過了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憲法修正案，廢除了奴隸制，給予黑人平等公民權，並賦予黑人以選舉權。但1896年的「普萊西訴弗格森案」，又形成了「隔離但平等」的案例，從法律的高度歧視黑人達半個多世紀。直到1954年的「布朗訴托彼卡教育委員會案」，隨著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普萊西訴弗格森案」的判決，才根據第十四修正案，廢除了不合理的歧視和種族隔離，保障了非裔美國人的平等公民權。

一個錯誤的判決

史考特案是最高法院史上一個分水嶺案件。在史考特案判決前，最高法院的威望空前，坦尼高尚的人品，君子風度和智慧，他摒棄狹隘黨派觀念以對公正與和諧的追求，使他備受同事及全國民眾的尊敬。但史考特案之後，所有的事情都改變了。1865年參議員查爾斯·薩姆宣稱「……坦尼這個名字將會在歷史記錄中被噓聲轟走……，他主持司法長達25年，但他最終是邪惡地司法，讓我國的司法機關蒙羞，讓這個時代蒙受恥辱」。在一個多世紀裡，史考特案成為司法專斷的典型，事實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都儘量避免這個話題，正如羅伯特·傑克遜大法官所說「這樣的先例有一個就足夠了」。
坦尼在這個案件中沒有能夠遵循他自己建立司法機構自我克制學說，試圖將美國由來已久的奴隸制問題作為「法律問題」來解決，結果將最高法院的司法權伸到極限，以致被稱為「不明智的法官」。不過儘管有史考特案的瑕疵，坦尼還是以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出色的領導才能，豐富的工作成果贏得了現代人的肯定，在坦尼去世後一個多世紀的1972年，美國60多位法學院院長和精通司法程序的法學、歷史學和政治學教授對歷屆最高法院大法官做出了評價，坦尼被評為12位最好的大法官之一。
二十世紀60年代後，最高法院才敢舊事重提。如今各地遊客參觀美國最高法院時，會先看一部10分鐘的短片，介紹最高法院的歷史，其中特別提到1857年史考特案判決的重大失誤，自揚家醜，警告世人。

史考特後來的命運

1857年5月26日，史考特一家被出讓給原來的主人布洛家族，布洛家族讓史考特一家成為自由人。次年，史考特死於肺結核，安葬在聖路易市，墓碑上刻著這樣的話：
德雷德·史考特
生於1799年，卒於1858年9月17日。
 美國最高法院1857年的一個決定，否認黑人有公民資格，使《密蘇里妥協案》歸於無效，並成為南北戰爭爆發的原因之一。德雷德·史考特即是這個案件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