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價值

亞洲價值（Asian values）主要指由亞洲政治人物如李光耀及馬哈迪所提出的威權體制有助於經濟發展的命題，漢江奇蹟、台灣奇蹟與中國模式等發展經驗都是其例證。
馬來西亞政治家馬哈迪指出，亞洲價值透過良善治理、家庭的神聖性、多樣性的寬容、對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來達成社會和諧。馬哈迪相信亞洲價值方法的有效性，因為亞洲文化生存已千年基本完好；他也主張，亞洲若還沒有成功處理還存在的如貧困等社會問題，不應該宣揚其經濟成功。
一般認為，亞洲價值包括重視家庭價值觀、尊重權威、強調共識於決策的角色，社會群體高於個人主義。亞洲價值論的源起和威權主義理論有相通之處。

亞洲價值說

一些亞洲政治領袖，如李光耀、馬哈迪等提出「亞洲價值」說，以挑戰西方自由主義。
1994年，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接受Fareed Zakaria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訪問時，進一步闡述「亞洲價值」的內涵，他認為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存在共享的「儒家主義」（Confucianism）價值，因而型塑了這些地方目前的社會文化面貌。大體上，這些價值包括五個特性：
第一，階層式的集體主義，即對群體中的領袖忠誠。
第二，家父長制的菁英領導，即道德菁英領導下的德政。
第三，人際互惠性和調和，即避免和他人發生衝突。
第四，社群利益和和諧，即當社群利益和個人利益相衝突時，必須為了社群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
第五，儒家式家庭主義，即把家庭的重要性放在個人之上。
綜上所述，這些區域性的共享文化導致東亞國家的集體主義傾向，而非個人主義與擅作主張（self-assertion）。個人是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家庭又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秩序的維持來自於家庭，而政府僅是保護此功能的運作不受其他因素所阻礙。簡言之，國家社會的最小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李光耀從而宣稱個人主義的西方式民主與人權概念並不適用於東亞，因為東亞存在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價值。然而，「亞洲價值」無疑為東亞國家開了後門，以合理化人權的保障必須考慮特定的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之狀況。換言之，當人權價值與文化價值、社群價值、宗教價值等相衝突時，人權必須退位。而亞洲在各方面均與西方不同，所以亞洲不適合發展人權，聲稱無論是人權還是民主都是西方的舶來品。
「亞洲價值」說起源和威權理論有相通之處：亞洲價值特別強調家庭的重要性，並附會社群主義學說，主張傳統儒家的家庭觀念可以鼓舞亞洲人可以為公益著想而服從之精神，使人們為群體（特別是國家）而努力甚至犧牲。
一般認為，亞洲價值包括重視家庭價值觀、尊重權威、強調共識於決策的角色，社會群體高於個人。新加坡無任所大使許通美在《國際先驅論壇報》列出代表東亞價值的十項價值，位其首的是東亞人不相信在西方實踐的溫和形式的個人主義，無論東亞人做什麼或說什麼，必須考量他人利益。許通美提到相信強有力的家庭、教育、儲蓄、節儉、努力工作，與勞資合作下的全國合作的信仰。許通美指出，亞洲價值下，公民和政府之間的社會契約，是政府確保基本需求、法律和秩序，從而換取公民對政府的權威及自立而不用社會福利主義。
新加坡談論亞洲價值時常提及儒家，但支持亞洲價值的人來自不同文化如印度教為主的印度及伊斯蘭教為主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
亞洲價值和西方價值差異的中心點，主要是個人於社會的角色。不論西方是否因過度個人自由或對權威不夠尊敬而產生問題，亞洲價值觀點將群體的利益高於個人；從這意義上來說，亞洲價值和西方價值不同，特別是和來自美國的傑斐遜主義(傑佛遜主義)觀點相當不同。

對亞洲價值說的評論及質疑

亞洲價值的質疑者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則反駁，儒家、佛教、伊斯蘭教都有重視自由與人權的內容，只是表達方式不同，認為先發展經濟，再談自由、民主、人權的想法是有問題的錯覺；而區分東方價值和西方價值是種人為、在歷史上站不住腳的作法。
1994年，香港總督彭定康對亞洲價值的回應是：「有些亞洲領導和記者將亞洲價值定義為一個寧靜的四重奏：勤奮，堅強的家庭，(房屋所有權跟土地所有權)和道德。我自己碰巧相信全四項。」
哈佛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說，東方價值和西方價值是人為的區分，在歷史上是站不住腳。余英時認為，「（森）一眼看穿了：亞洲價值論只是支持威權政治的護符，不利於經濟發展，因而只能延長窮人的痛苦。他指出：自由、人權等都是普世價值，並非西方所獨有。儒家、佛教、伊斯蘭教都各有重視自由與人權的成分，不過表現的方式不同而已。先發展經濟，再談自由、民主、人權，是長期以來的一大錯覺」。
1995年，前美國國防部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發表的回憶錄記錄他在美國政府工作所學到的11個教訓，其中一個教訓與美國的心態有關：「什麼是其他人或其他國家的最大利益，應該被放到國際性的論壇上進行討論；神並沒有給予我們權力將每個國家塑造成我們所選擇的形象」。
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亞洲價值再次引起質疑及批評；李光耀與彭定康不約而同地出版回憶錄，對亞洲價值有截然不同評價，反映他們對中國文化和民主政治與的不同見解。
1997年6月於新加坡「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學術會議」上，美國的狄百瑞教授發表〈儒家思想與社群主義〉一文，一方面承認「亞洲社群主義」的說法不無道理（就儒家思想無「完全獨立而自主的個人」之概念來說），但另一方面反對把儒家社群主義視為重群體而輕個人的集體主義說法，主張儒家社群主義傳統以承認個人與群體相依相待的前提以下，來保障個人真正的尊嚴。儒家立場為「人格主義」（英語：personalism），有別現代西方自由主義所定義的「個人主義」（英語：individualism）。德國的卜松山教授也指出，儒家對於個人的看法不同於社群主義：「儒家思想中的個性化觀念，並不是自我實現，而是自我超越。」
1998年5月由亞洲民間團體代表於韓國光州發表的民間憲章《亞洲人權憲章》，贊成人權普遍性，批評亞洲價值。
2006年9月，德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耐德在漢堡峰會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歐洲人經常認為自己有權要求亞洲朝哪個方向轉變，亞洲人走自己的路會使歐洲人感到失望與震驚，但是亞洲人有權走自己的路；德國、歐洲開始實現經濟騰飛的時候未曾想到民主，「民主不是前提、而是結果」；今後幾年，歐洲將在經濟方面與整個政治體制方面受到亞洲的挑戰，亞洲精英階層的自信心迅速增長，歐洲不能認為「全世界都在等待推行我們的模式、我們的設想」。同月，前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說，「對別的國家提出治國建議，或規定他們應該怎麼做」，是不正確的；這麼做只是自以為是，只會造成緊張關係，導致衝突。
2008年12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說，聯合國大會《世界人權宣言》採用「人權」（human rights）一詞、而不採用西方傳統中的「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s）一詞，意味著公／私界限和個人權利的相對性與動態性；認清個人權利和公／私界限的相對性的意義，在於使人們擺脫「亞洲價值v.s.西方價值」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從而更實質性地保護和實現公民的基本權利。 
2015年3月李光耀逝世後，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表示：「李光耀主張的亞洲價值，就是中國社會5000年歷史，皇帝制度要管到底，一家族全家人都要管政治。」李登輝並表示，當年著名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曾在一場討論會上説過，李登輝過世的話，台灣民主還能留下來；但是李光耀過世，制度無法留下。

社會影響

2011年，《經濟學人》在探討為什麼亞洲結婚率下降時提到，亞洲價值給了亞洲政府其政經論點信心，認為其家庭生活是比西方來得有助於經濟發展；然而二十年來的發展，有更多亞洲婦女選擇不結婚不生小孩（雖然情況與西方國家略為不同），亞洲未婚女性更多是選擇單身及不婚不育，而非像西方國家般的未婚女性更多選擇同居而不婚（部分生了小孩建立家庭也不婚）點出所謂的亞洲價值未必是對亞洲女性合理的政經安排。
亞洲婦女常必需在「國家」和「性別政治」兩者選邊站，在此脈絡下，所謂的亞洲價值論述就形成了面對以西方為中心全球化的一套反動論述。不過與西方國家受女性主義的價值影響相比，亞洲女性仍具有相當重的傳統家庭觀念，大部分女性均會以政治及切身的社會議題來衡量政治人物，但不像西方國家的女性般過份受性別政治而影響政治取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