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

牛漢（1923年10月23日－2013年9月29日），本名史承漢，後改史成漢，又名牛汀，曾用筆名谷風，山西省定襄縣人，蒙古族。中國現代詩人，七月派成員。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名譽委員。

早年生涯

1923年10月，牛漢生於山西省定襄縣西關村一個窮苦卻具有文化傳統的農家，幼年以放羊為生。牛漢的父母都是蒙古族後裔，母親姓「呼延」。牛漢的父親在大革命以前，曾在北京大學旁聽了兩年，並在那時參加了中共黨組織的活動，後來回到家鄉，在定襄縣立初中教史地和語文。父親告訴牛漢，其祖先自元朝便一直生活在漢族地區，生活安定，不願再返回蒙古草原。牛漢的本名「史承漢」即根據該意思所起，意為承認漢文化。牛漢的兩位舅舅也是中共黨員。長大成人後，牛漢身高達到1.91米，肩寬體壯。
1931年前後，山西省開挖己巳渠，占用了牛漢家本來就僅夠活命的耕地卻不給錢，牛漢的母親十分氣憤，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她懷裡揣一把菜刀」，徒步夜行40里，「闖進一座花園，想要謀殺那個罪大惡極的省長（閻錫山），被衛兵抓住，吊在樹上，三天三夜，當作白痴和瘋子……」當時牛漢只有七、八歲。
1936年冬，在家鄉念初中時，13歲的牛漢參加了犧牲救國同盟會。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10月，他隨父親兩個人辭別了留在家中的牛漢的母親、祖母、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流亡到陝西省。此後牛漢直到2006年再也沒有回過家鄉。來到陝西省之後，1938年1月、2月，當時牛漢的父親在醴泉縣工作，牛漢一個人留在西安，靠賣報紙為生。一天，他見到街上張貼的一則廣告，稱民眾教育館內開辦了一個漫畫學習班，招收學員，便報名參加。教畫的先生中，有一位是詩人艾青，但當時牛漢只迷畫畫，尚未迷上寫詩，所以只跟著艾青學習畫畫。艾青日後既是牛漢的老師，也是他的朋友。
1938年，牛漢從西安來到甘肅省天水。1938年夏，正在天水國立五中讀初中二年級的牛漢，看到胡風主編的刊物《七月》刊登了許多艾青、田間的詩，比《抗戰陣地》等刊物的詩好，牛漢很喜歡。《七月》還發表了賀敬之（筆名「艾漠」）的詩《躍進》四首，牛漢也喜歡。

加入中共與步入詩壇

1938年冬，15歲的牛漢在天水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共地下黨的三人小組成員，牛漢經常到甘谷生活書店書庫看書，魯藜的長詩《延河散歌》、嚴辰寫的歌頌延安的詩、中國東北的李雷的詩，牛漢都很喜歡。李雷的詩和艾青類似，但比艾青風格粗獷，後來李雷從文藝界消失。牛漢很喜歡綠原的長詩、冀汸的短詩。胡風則是文藝界能吸引牛漢的長輩，牛漢不大看他寫的理論文章，只看他的詩。後來，胡風編《七月詩叢》，參加者有艾青、魯藜、綠原、冀汸。《七月詩叢》對我影響很大。1940年9月，胡風被迫離開重慶赴桂林、香港，後來將詩稿交給鄒荻帆編的《詩墾地》。牛漢很喜歡《詩墾地》上的詩，特別是陳輝的詩，清新而美妙。
從1940年到1942年，牛漢在天水念高中，該時期成為他詩歌創作的第一次高潮，寫下幾百首詩。1940年，牛漢開始發表詩歌。牛漢之所以寫詩，受父親的影響較大。父親擅長寫舊體詩，還訂閱了全套《新青年》、《新月》、《未名》、《北新》等雜誌。牛漢自幼便受父親的影響，愛詩、愛畫。牛漢的哥哥也喜愛文學。
1941年，牛漢在成都發表詩劇《智慧的悲哀》。1942年發表在桂林《詩創作》上的詩《鄂爾多斯草原》引起詩歌界的注意。1943年，牛漢考入設在陝西省城固縣的國立西北大學外語系俄語專業。1945年，胡風自南方回到重慶編《希望》。1945年初，牛漢在西安主編文藝期刊《流火》，托郗潭封通過冀汸請胡風發來詩作。胡風通過郗潭封回話：不相信在西安能編好刊物。結果事實證明，胡風對「反共前哨」西安不可能有好刊物存在的判斷很準確。《流火》總共印了1000本，大半被沒收。
1945年，牛漢在陝西省城固縣青年會閱覽室閱讀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首次看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牛漢看了很多遍，認為毛澤東的這個講話不講人性、個性，只講階級性，牛漢當時便產生懷疑，不能接受。

地下工作

1946年春，大學尚未畢業的牛漢受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委派，參與國立西北大學的學生運動，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將校長劉季洪趕下台。最後牛漢被國民黨抓進漢中的陝西省第二監獄關押。兩個月後，牛漢出獄，隨即到河南開封任中共地下黨的學運組組長，從事地下工作。
1946年秋，在搜集國民黨情報時，牛漢途經河南省伏牛山，被一夥土匪抓住並捆綁，準備槍斃。幸虧土匪頭子的兒子柴化周是牛漢的同學，及時趕到才救了牛漢。
1946年，牛漢在伏牛山潭頭鎮，寫出一首諷刺國民黨單方面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的長詩，寄上海胡風處，但未獲發表，這是因為牛漢不知道《希望》已經停刊。1947年後，牛漢的中共組織關係由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工部部長吳憲轉到晉冀魯豫工委會組織部長張磐石之處，但牛漢沒進入解放區，而是南下赴上海。1947年8月，牛漢在上海想見胡風，但正逢胡風赴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看電影，所以牛漢沒見到他，只在胡宅見到了胡風的妻子梅志，以及搖籃里的張曉山。1948年2月，牛漢寫出長詩《采色的生活》，通過郗潭封寄給胡風，獲得胡風肯定，後來該詩轉北平《泥土》雜誌發表，首次用「牛漢」為筆名。自此，牛漢與胡風開始通信。1948年夏，牛漢出版詩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春，河南的中共黨組織被破壞，牛漢必須儘快撤往解放區。1948年8月，牛漢進入華北解放區。
1948年8月初，牛漢抵達北平。在進入華北解放區的前幾天，他將身邊的全部詩稿寄給上海復旦大學的郗潭封轉交胡風。未料胡風替他增補了《鄂爾多斯草原》等詩歌，編成《采色的生活》（列入《七月詩叢》第二集）。1948年下半年，該詩集打好紙型之後，胡風南赴香港，該詩集直至1951年1月方由上海泥土社出版。1949年冬，胡風催牛漢為該詩集寫《後記》，1950年春，魯煤通知牛漢赴文化部招待所（東四頭條）將《後記》直接交給胡風，這是牛漢首次見到胡風。
1948年8月到華北解放區之後，牛漢在正定的華北大學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牛漢潛入北平，充任一所學校的保衛工作，率學生開展護校。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北平城時，天安門城樓十分髒亂，牛漢率100多名大學生前去打掃，垃圾拉走幾大車。當時天安門城樓門上的那把鎖，是牛漢親手砸開。他們還在城樓里舉辦了一個歷史展覽，掛有李大釗就義時的照片，牛漢率學生站在照片前，向李大釗默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牛漢是華北大學（1950年改稱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成仿吾的業務秘書。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他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空軍，隨即投身抗美援朝前線。歸國後，1953年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輯。

胡風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牛漢只是七月派的一位追隨者，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牛漢才逐漸成為該派成員。1953年胡風舉家遷居北京後，沒有被正式安排工作，只擔任了一些虛職。胡風很失意，後來才寫出三十萬言書向上級反映。胡風三十萬言書的參與者有阿壠、路翎、綠原、蘆甸等人，牛漢、魯煤、徐放沒有參與。這可能是因為牛漢希望少談政治，多談詩歌創作得失，故胡風覺得牛漢和魯煤、徐放與他的觀點有區別，所以未讓他們參與。1954年深秋一個周六的下午，胡風、綠原、徐放、路翎、蘆甸、牛漢等人聚會，蘆甸說：「文藝界對胡先生的意見和胡先生的願望完全相反。胡先生這麼有影響的人來北京後這麼受冷淡，真讓人氣憤。在我的心目中，胡先生的形象很偉大，我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馬、恩、列、斯、毛、胡……」胡風在房中踱步，未阻攔也未表態。牛漢對這樣高的評價覺得不可理解，不同意，幾分鐘後牛漢便推說有事而退席。有幾個人想攔他，但他執意要走，嚴望、徐放等人態度和牛漢相近，也隨之離開，聚會不歡而散。牛漢對胡風的這種態度很難過，此後至少三、四個月，牛漢沒有再看望胡風，也不通電話，胡風等人也不再找他。
牛漢被捕前，人民文學出版社黨支部開過兩次支部會，王任叔（巴人）主持，馮雪峰未參加。牛漢交代了歷史及同胡風的交往之後，張茜（人民文學出版社外文部編輯、陳毅的夫人）主動約牛漢在支部會後留下談話。張茜對牛漢說，她認為牛漢和胡風的關係主要是文藝思想問題，牛漢要做誠懇深刻的檢查。牛漢被捕前兩天，張茜已經知道他要被捕，仍特地找牛漢談話，說事件非常緊迫，但相信牛漢是文藝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不是反黨問題，然而問題澄清很不容易，過程將很長，希望牛漢相信歷史，不要失去信心。這次談話令牛漢終生感念。
1955年5月13日，牛漢在報紙上看到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一批材料》。同年5月14日，牛漢因胡風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拘捕審查，成為該案第一個遭到拘捕者，關押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新修的北新橋幼兒園內。次日便由專案組組長張澤光開始審查。牛漢後來稱，有人向有關部門反映了牛漢1954年那天拂袖而去之事，所以牛漢第一個遭到拘捕，有關部門實際上是希望牛漢對胡風等人進行揭發。有關部門聲稱綠原是國民黨特務，並認為牛漢了解內情，牛漢卻為綠原辯誣，稱綠原從沒去過中美合作所，牛漢還說阿壠也不是特務，而是為中共工作。牛漢被捕後，家中被抄家，文稿、筆記本、書信都被拿走。1955年11月，由於北新橋幼兒園開始收孩子，牛漢便被遷到頂銀胡同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宿舍繼續看管。1956年夏，公安部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王任叔等人來看他，讓他先回人民文學出版社。王任叔和他談話，還握手問好。後來牛漢得知，同時期曾卓、王元化也受到類似處理。此後，牛漢便遷居梯子胡同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編輯杜維沫曾經住的房子，和現編室的王笠耘等人住在同一個院子。公安部將牛漢移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但不讓他回家，只可在住地附近溜彎。牛漢的妻子此時也終於知道了牛漢的下落。1957年5月，公安部通知他可以回家，以後由派出所管理，牛漢隨即回到復興門外鐵道部宿舍44棟的家中。牛漢1952年2月3日致胡風的信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中被掐頭去尾摘出一節，加上按語，定為有「反革命」意圖，成了「反革命」定性的依據。牛漢被審查後，牛漢的母親曾多次找薄一波。薄一波說：「我說話沒有用，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別人說不上話啊！」
1957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通知牛漢回社參加中共黨支部會議，稱上面要求開此次支部會議。徐達、陸耿聖、王士菁、王任叔、馮雪峰等都來參加。會上稱，經中央審查，牛漢歷史清楚，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回人民文學出版社降級使用，仍從事編輯工作。牛漢在會上只大聲說出七個字：「犧牲個人完成黨。」辦公室的徐揚（女）批判了牛漢幾句，便散會，此次支部會議很短。馮雪峰、王任叔始終沉默，一言不發。後來，收到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開除牛漢黨籍的正式通知，時間為1958年2月（艾青也是在1958年2月遭開除黨籍）。此後，他被作為「右派」加以嚴格管制。
1965年冬，為了給正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牛漢一個改造機會，讓牛漢赴河南省林縣參加四清運動。臨行前，牛漢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先去參加審判胡風的大會，還指定包括牛漢在內的在北京、天津的幾位「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到會作認罪發言，實際上是充當陪斗。會場設在天安門附近的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個大廳中，這是時隔十年牛漢首次見到胡風。在牛漢眼中，胡風此時已變得冷峻、異樣。輪到牛漢發言，起初他照稿子念，後來忍不住為胡風辯護，主審人當即吼道「下去！」並停止了牛漢的發言。這位主審人即當年建議牛漢將筆名「牛丁」改成「牛汀」的人。在這次會上，胡風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周揚在台上坐著。散會後，牛漢、蘆甸等幾名「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一起走出法院大門，到前門西邊的一家飯館，每人吃了一碗肉絲麵，臨別時誰也不願說再見。這是牛漢最後一次見到蘆甸。　

文革勞改與創作高峰

文化大革命期間，從1969年9月底到1974年12月的最後一天，牛漢被下放湖北咸寧的向陽湖文化部五七幹校十四連勞動改造。因為圍湖造田，到1970年夏，向陽湖已經乾涸。在咸寧的最初兩、三年中，牛漢在連隊被當作「頭號勞力」乾重活，經常扛240斤一個的麻袋，有一段時間還獨自專職殺豬。1973年後，這座五七幹校的大部分人員都返回原單位，或者調往他處，只剩下包括牛漢在內的「一小撮」仍留在幹校校部所在的452高地。1974年底，文化部五七幹校撤銷，牛漢等人才告別咸寧。
1972年至1974年末，在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勞動後期，牛漢達到了自己詩歌創作生涯中的第二次高潮。牛漢很喜歡住地不遠處的一棵巨大而挺拔的楓樹，經常來到樹下，讓自己因勞動而疼痛彎曲的背脊靠著大樹，慢慢讓背脊變直。一到初冬，楓樹滿滿都是火焰色寬大的楓葉。牛漢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美艷的樹葉，我的血肉里覺得這棵楓樹挺拔的軀幹一直在支持著我，血液里流淌著楓葉的火焰。」他曾多次致信在北大荒勞動並學習木刻的兒子，盼他來看這楓樹，希望他將楓樹畫下來。1973年秋的一個早晨，剛起床的牛漢聽見「嗞啦嗞啦」的聲音，只見有人正在鋸這楓樹，木材用來給某大隊小學建教室、做課桌。牛漢飛奔過去，見楓樹已躺在叢中，不由失聲痛哭。不久，路過的一個孩子問牛漢：「你丟了什麼這麼傷心？我替你去找。」牛漢答不上來。他覺得自己的生命都被拔走了。他把楓樹的最後幾片綠葉收藏起來。過了很多天，牛漢寫下了詩《悼念一棵楓樹》。後來兒子終於來看他了，但這時已沒有楓樹了。

新時期的轉型

1978年《新文學史料》創辦之初，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親自點名調牛漢參與編輯《新文學史料》。後來，牛漢擔任《新文學史料》主編20年，組織發表了不少史料，許多是未發表過的作品。在此期間，為刊物之事，牛漢曾多次與胡風通信。
1978年，為了《新文學史料》組稿，正在參與編輯《新文學史料》的牛漢多次走訪蕭軍。蕭軍將胡風在成都的通訊處告訴了牛漢，並且對牛漢說應該給胡風寫信，將《新文學史料》寄給胡風看。次日，牛漢便給胡風寄了一本《新文學史料》第2期，但未另外寫信，僅在封皮上寫下了詳細通訊地址。牛漢很快便收到胡風8月16日從成都寄出的信，說「馮文有幾處不符實際，在那種時候，他能這樣寫，已是難能可貴了。」這是牛漢和胡風相隔多年後的首次通信。牛漢讓全家人都看了胡風的這封信。在回信中，牛漢提到了路翎慘痛的近況，令胡風大為震動。此後牛漢和胡風接連通信。1979年10月之後，牛漢再未收到胡風的來信。
1980年春末，胡風來到北京，住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牛漢騎自行車去看望。見過胡風後，牛漢寫了篇《重逢胡風》。1980年秋，牛漢獲得平反。1985年至1986年，丁玲自東北農墾局找到資助辦起刊物《中國》，實際上是民辦公助性質，牛漢擔任《中國》的執行主編。《中國》對新生代詩、先鋒小說起到了扶持作用。牛漢編《中國》時，刊發了大批朦朧派以及新生代的詩，他還請北島當《中國》的特邀編輯，北島任職大約有一年。《中國》還發表了翟永明、海男、唐亞平等人的許多詩作。丁玲一去世，牛漢等人便知道《中國》一定會被停刊，但他們仍努力發表詩歌，直到最後一刻。1986年，《中國》被勒令停刊。
牛漢還曾任《中國文學》執行副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四文學編輯室主任及編審。後來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名譽委員、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
1979年以來，牛漢創作了約二、三百首詩。他曾寫過《滹沱河和我》，描寫了小時候與滹沱河的往事經歷。和《綿綿土》一樣都是寄託了對故鄉的熱愛與思念之情。牛漢的詩，兼有歷史和心靈的深度，兼有對社會現實和生命的體驗，兼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牛漢的詠物詩，經常將自己的主觀精神與感受突入客觀對象中，在主體和客體突然相遇並融為一體中提煉詩意。但牛漢年屆花甲之時，卻突破了這種「七月」遺風，進入了自由無羈、輻射式的夢幻寫作。1980年代中後期及1990年代創作的《夢遊》、《發生在胸腔內的奇蹟》、《空曠在遠方》、《三危山下一片夢境》等詩篇，便是這種超越的成果。1980年代起，牛漢還開始寫散文。牛漢不下10篇詩文入選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及香港、韓國的學生課本。
2003年5月，訪問中國的馬其頓作家協會主席斯來列夫斯基在中國作家協會向牛漢頒發「文學節杖獎」，這是馬其頓作家協會設立的國際性文學獎。2004年，牛漢獲得第一屆「新詩界國際詩歌獎·北斗星獎」。
2006年7月，牛漢赴山西省忻州市參加「中國詩人聯誼會」，聯誼會期間，他見到了童年的夥伴、詩人馬作楫，二人緊緊擁抱。2006年7月31日，牛漢回家鄉拜祭祖墳，痛哭流淚地磕頭。
2013年9月29日，牛漢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