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贝特兰

生平

亨利·貝特蘭，夏爾·貝特蘭的父親，是猶太血統的維也納的奧地利人，是瑞士銀行在巴黎的代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這個家庭不得不離開法國。貝特蘭一家先是居住在瑞士，然後居住在埃及。1922年，夏爾·貝特蘭和他的法國母親回到巴黎，在此期間，他住在埃及的父親自殺身亡。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後 ，夏爾·貝特蘭離開他熟悉的環境，首先加入「共產主義青年」（Jeunesses communistes），隨後加入法國共產黨。 除了在哲學、社會學、法律和心理學方面的學習外，他還學習了俄語。1936年7月，他憑藉旅遊簽證抵達莫斯科。由於精通俄語，他獲得了五個月的居留證，在此期間，他曾擔任導遊，之後承擔了 「莫斯科日報」的法文版，最後在莫斯科電影製片廠指導電影配音。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間的經歷是，在 「大清洗」的開始以及反對史達林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們的審判的緊張氣氛中，他與蘇聯保持了一定距離，但沒有真正放棄共產主義信念。他由於「誹謗性的」的言論被排除在共產黨之外。1937年，他娶了年輕的激進共產主義者盧塞特·博瓦萊（Lucette Beauvallet），在德國占領期間，他與法國托派（國際主義工人黨）合作。
他選擇經濟學作為職業的決定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那時經濟學被認為是一門次要科學。 然而，由於他對蘇聯和經濟規劃如此了解，貝特蘭能夠填補這一空白。二戰之後，他成為勞動部的官員。1948年，他進入了高等研究應用學院的 「第六系」。 他在戰後時期的主要學術刊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評論雜誌》上發表文章，他的著作一般以相當有利的條件報導。
在五十年代，貝特蘭開始了他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顧問的國際活動；他是埃及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印度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和阿爾及利亞艾哈邁德·本·貝拉的發言人。1958年，為了他的研究，他創立了「工業模式研究中心」。1963年，切·格瓦拉邀請他到古巴，在那裡他參加了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大辯論」。不過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貝特蘭在《世界報》上宣布與古巴決裂，譴責了這個政權的「蘇維埃化」。
1966年，貝特蘭對中國特別感興趣。他在理論規劃方面幫助共產主義青年聯盟（馬列），但不直接隸屬於該組織。為了研究文化大革命創造的新的工業發展方式，他以法中友好協會主席的身份，多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1976年毛澤東去世、懷仁堂政變後，1977年5月，貝特蘭辭去法中友好協會主席職務，對新的領導人（華國鋒和鄧小平）持嚴厲批評態度，他們開始放棄毛派原則，用貝特爾認為是反動的和專制的現代化政治取而代之。
從1980年起，貝特蘭越來越停止——第三世界巨大政治變化的後果——以及歐洲「強硬社會主義」（hard-line socialism）的衰落（和最終失敗），在一種視計劃經濟（貝特蘭貢獻良多的經濟體系）為與世界市場隔絕的氣氛中，所有關於南方國家發展範式的辯論顯得過時。貝特蘭寫了一本回憶錄，但未能完成。
貝特蘭居住在巴黎，直到去世。他晚年沒有發表任何言論。他的學生和多年同事伯納德·沙文斯（Bernard Chavance）是管制學派（Regulation school）的主要代表者之一。

思想

儘管他在莫斯科的經歷是負面的，貝特蘭保留他對蘇聯社會主義的贊同態度直到六十年代，他援引蘇聯的經濟成就，基於一種獨立觀點讚賞它。在 1956 年，他支持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雪夫開始的去史達林化，以及蘇聯經濟學家埃弗塞·格里戈里耶維奇·利別爾曼設想的計劃領導下分散決策的改革。

從古巴辯論到對「經濟主義」的批判

在 1963 年的古巴辯論，貝特蘭反對切·格瓦拉的唯意志論的想法，他想通過快速和集中的工業化、道德動員「新人」，來廢除自由市場和商品生產。貝特蘭還反對另一計劃——這計劃菲德爾·卡斯楚也署名了：切·格瓦拉和卡斯楚偏好將糖的單一栽培作為古巴經濟的基礎，而不是蘇聯經濟的嚴格類似。在古巴，貝特蘭推薦一種多元化的經濟制度，以農業為基礎，謹慎的工業化，廣泛的中央計劃，混合形式的財產所有權與市場元素——一種務實的策略，類似於1922年列寧在俄羅斯開始的「新經濟政策」。與格瓦拉不同，貝特蘭認為（與史達林的最後著作一致），「價值規律」是客觀社會條件的表現，不能被隨意的決定克服，只能被長期的社會改造過程克服。
這場辯論，揭示了將貝特蘭與馬克思主義 「正統觀點」 區分開來的深刻分歧，「正統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是全部工業生產力最大集中化發展的結果。對貝特蘭來說，社會主義不止是另一種發展方式；也是社會理解的改造過程。受中國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的啟發，在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的合作中，貝特蘭反對 「經濟主義」 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生產資料的首要地位」：反對那種認為對社會關係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生產力發展必然結果的想法（從生產力那裡解放這些關係，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點，自從私有制在「資產階級」社會支配生產力），他肯定積極的和政治的社會聯繫改造的必要性。在他的著作《經濟計算和所有權形式》（Calcul économique et formes de proprieté），貝特蘭重新思考了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他批評了認為國有化和生產資料國有制已經是「社會主義」的見解——不是所有權的「法律」形式，而是生產網絡的「真正社會化」，表現了過渡時期的特徵；社會主義計劃的關鍵問題是，隨著一種將生產的社會效用納入考慮的測量方法的發展，產生「價值」形式的替代。

中國經驗和對蘇聯的分析

在中國，貝特蘭得到的印象是，他在見證一種轉型過程。更具體地說，他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場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的上層建築的革命——改變了工業組織，使工人全面參與一切決策，並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那些年，中國是新馬克思主義「激進經濟流派」的基準，這個流派由貝特蘭、保羅·斯威齊、安德烈·甘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薩米爾·阿明和反對「現代化」理論的其他人組成，他們確認，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邊緣，在「欠發達」國家，唯一可能的「發展」是，在這些國家擺脫不平等且不對稱的由帝國主義國家支配的世界市場聯繫的條件下，選擇一種不同且獨立的路徑：發展生產，不是為了利潤，也不是為了抽象財富的積累，而是為了人民的需要。
在所謂「毛派」方法的旗幟下，貝特蘭開始了他在蘇聯歷史方面的大部頭著作：《蘇聯國內階級鬥爭》（Les luttes de classes en URSS），書里他考察了蘇聯社會主義扭曲的原因，根據貝特蘭的觀點，蘇聯只不過是「國家資本主義」。貝特蘭說明，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沒有實現曾被列寧設想的工人和貧苦農民聯盟的長期穩定。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這個聯盟被精英工人和反對農民的技術知識分子的聯盟取代，在1928年的農業強制集體化達到頂點。「經濟主義」意識形態（「生產力的首要性」），誕生於社會民主主義，被「工人貴族」和進步主義知識分子的利益滋養，因布爾什維克黨的允許而復活了，充當新技術精英的合法性。它建立同樣的科層結構、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化，正如資本主義。然而，由於「法律」製造的幻象，國有制被定義為「社會主義」，隱藏了現實存在的剝削。
最後，貝特蘭陷入對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懷疑，將它解讀為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激進分支掌握權力的過程，它「沒收」了人民革命。
貝特蘭是一種理論的主要支持者，這種理論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需要與帝國主義政治決裂和擺脫不平等的世界市場勞動分工的從屬地位。它還包括對蘇聯的國際角色的尖銳批評，貝特蘭認為蘇聯的發展政治只是資本積累模型的另一種變體。這種理論看見政治基礎的解決的機會，為了實踐另一種發展模型，不是面向積累和利潤，而是面向一種經濟制度，目標是人民的日常需求、並被農業和工業的平衡比例允許的經濟制度。

馬克思主義環境的衰落

197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結束了經濟獨立（獨立和自給自足) 發展的「毛派」策略。政治優先原則的指導下，為了重申經濟的首要性和介紹中國至世界市場，自主發展理論家的範式失去了信力。同時，馬克思主義失去了影響力，尤其是在法國，反共產主義浪潮不僅成功地使「太古共產主義」（archaeo-Communist）的正統觀點喪失權威性，也波及像貝特蘭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批評者。1982 年，他發表了《蘇聯國內階級鬥爭》第三部分的兩卷，這兩卷致力於研究史達林主義的 「支配」和「支配者」，但貝特蘭曾紮根的馬克思主義環境已經解體。

遺產

儘管他的名字和工作可能已經被遺忘了，夏爾·貝特蘭留下了一些痕跡。他的非正統馬克思主義思想有助於對經典左翼的「進步主義」 和「生產主義」的懷疑，導致 「另類」思想的興起，這種思想不僅自身產生了「社會解放來自工業發展」 的觀點，也追求把生產力發展放置在社會意識背景下（從根本上說，它沒有超過源自卡爾·馬克思的想法：結束社會行動對生產過程的服從，青睞自覺地服從社會需求的生產）。因此，貝特蘭是一個中介，在「紅色」思維和「綠色」思維之間，在社會主義和生態學之間。在經濟理論領域，他的分析，區分不同形式的資本主義，影響了管制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