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

範圍及部署

「三線」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是相對於沿邊沿海的「一線」地區（指東南沿海及東北、新疆等地區）而言。三線建設的範圍包括西南三省（四川、雲南、貴州，含今重慶直轄市）、西北四省（陝西、青海、甘肅烏鞘嶺以東、寧夏）、以及京廣線以西的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部分，以及廣西的河池地區和山西雁門關以南等省自治區。位於一線和三線地區之間的廣大中部地區成為二線，包括位於一線省份與京廣鐵路之間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東半部。在三線地區，在其中又以貴州、四川東部山區、四川中部平原地區、漢中、秦嶺北麓等地區的企業數量多，規模大，遷入工業人口多。其中，鋼鐵工業以攀枝花、酒泉鋼鐵基地為重點；有色金屬工業主要建在四川和隴西；煤炭工業重點建設四川綦江、珙縣，雲南永仁寶頂山、宣威羊場，貴州六枝、盤縣、水城，甘肅窯街，寧夏石炭井、汝箕溝，青海大通，陝西蒲城等12個礦區；四川映秀灣、龔咀、夾江、重慶，雲南以禮河、綠水河，甘肅劉家峽，貴州貴陽、清鎮，陝西寶雞集中了大型水電火電站；重點開採四川石油氣；機械工業主要在四川、貴州等地。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輕工業、電子工業及飛機製造業，綿陽、廣元接收核工業與電子工業，重慶為常規兵器製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個鈽生產堆（816工廠）和常規潛艇製造業（望江造船廠）；貴州貴陽主要接受光電工業，安順主要接受飛機工業。部分企業項目來自於一線企業內遷，然而大量三線項目是新建的。
上述國務院直接管理的三線地區俗稱「大三線」。與之相對，地處一線二線的省份，各自建一批省屬的「小三線地方軍工企業」，由省國防工辦領導，進行常規軍事工業，基礎工業，電力，交通建設。力爭做到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省」自衛戰堅持抵抗。小三線地區集中在東北東部山區、大興安嶺地區、冀熱遼地區、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內蒙東部、內蒙西部、大別山區、沂蒙山區、蘇皖浙贛邊區、閩浙贛山區、湘粵贛邊區、湘粵桂地區、湘鄂贛地區。這些地區，大部分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根據地和歷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經濟資源豐富，大部分地區糧食可以自給。但是工業基礎薄弱，交通條件差。

源起

自1958年大躍進，特別是1959到1961年的大饑荒後，毛澤東不直接參與經濟工作，恢復農業生產成為經濟工作的重點。中共中央曾設想1966年到1970年的「三五」計劃是調整和恢復國民經濟。在1962年2月的「西樓會議」，陳雲提出「三五」計劃要「解決吃穿用」。3月28日，周恩來在第二屆人大第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把農業放在國民經濟的首要地位，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次序來安排經濟計劃」。1963年初，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等8人組成中央計劃領導小組，研究編制長遠國民經濟計劃和「三五」計劃問題。講「解決人民的吃穿用」作為工作重點。
但是在1964年5月10日國家經委領導小組向毛澤東匯報「三五」計劃的初步設想時，遭到了毛澤東的反對。他說：「第三個五年計劃，原計劃在二線打圈子，對基礎的三線注意不夠，現在要不上，後六年要把西南打下基礎」。他強調農業，國防工業是拳頭，基礎工業是屁股。「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毛澤東指出，在分配投資時，要重點考慮基礎工業，國防工業，然後才是農業。1964年5月，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說：「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要有個地方。」1964年5月15日，在北京召開討論「三五」計劃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指出要採取緊急措施加快攀枝花工業基地的建設。軍方認為當時的國際環境有可能爆發戰爭。而中國當時的工業布局過於集中在前線。1964年5月總參謀部作戰部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當時工業過於集中，14個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50%的化學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大城市人口過多且集中在沿海地區，易遭空襲；主要鐵路樞紐、橋樑和港口碼頭，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所有水庫，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易造破壞 。三線建設，就是試圖改變這個面貌，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豫西，鄂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後方工業體系。1964年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說：「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繫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1964年8月2日北部灣事件爆發，美國驅逐艦「馬克多斯」號挑起並誇大與北越的武裝衝突。美國出動第七艦隊125艘軍艦和600餘架飛機，開始全面介入越南戰爭，導致越戰全面升級，並延燒到包括北部灣和海南島在內的中國南部地區。北部灣事件迅速導致「三五」 計劃從「解決吃穿用」為開展三線建設。
由周恩來牽頭，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主持三線建設的日常工作，薄一波副總理和羅瑞卿副總理兼總參謀長兼國防工辦主任協助。1965年2月，黨中央國務院批准成立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以加強對整個西南三線建設的領導。1965年3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批覆》同意以李井泉為主任，程子華、閻秀峰為副主任。後來彭德懷、錢敏任西南三線建委副主任。成立以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為主任的西北三線建設委員會和中南局書記王任重為主任的中南三線建設委員會。1965年9月14日，國家計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簡稱《匯報提綱》），最終確定了「三五」計劃以三線建設為主要任務。
即使在三線建設方針確定之後，關於是否會發生戰爭，三線建設是否必要黨內一直有爭議。1965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天津考察時詢問當地負責人：「大三線建設，小三線建設，會不會浪費？」地方負責人答：「不會的，就是敵人不來，從經濟建設上說，也是有用的。」毛澤東聽了很滿意。事實上，三線建設一直受到當時國際形勢的影響。從1964年開始到1980年，三線建設在斷斷續續的16年間有兩個高潮，分別是在北部灣事件後的1965年至1967年，和中蘇珍寶島事件後的1970年至1971年。
在1964年至1980年期間，中國在三線地區共審批1100多個中大型建設項目。大批原先位於大城市的工廠與人才進入西部山區。更有「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等口號號召人們前往三線地區。」「文革」早期，「三線」也是大量知青的去處。

建設過程

三線建設最大的特點是國家投資向三線地區轉移。1965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聯名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交《關於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提出一切新的項目不在第一線，特別是15個一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現有續建項目，除了明年，後年可完工投產見效的以外，其餘一律要縮小規模，不再擴建，儘早收尾。一線二線的現有企業，能一分為二的，能搬遷的，要搬遷到一部分到三線去。根據1965年通過的《匯報提綱》 的安排，用在三線地區的投資占全國42.2%。 在重工業、國防工業，交通運輸業的投資占總投資的74%。
出於國防的考慮，三線建設項目遵循「靠山，分散，隱蔽」的選址原則。這個原則原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由周恩來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來的，用以指導部分機密性高的軍工企業選址。但後來成為一切三線企業的選址要求。而且這個要求也在不斷朝著更加極端的方向發展。首先在「靠山，分散，隱蔽」 的基礎上，提出對於某些敏感企業，「必要時要進洞」。後來就直接變成「靠山，分散，進洞」，即「山散洞」。大量項目被迫打洞，造成大量損失。比如貴陽一個電子元件廠建在山洞內，山洞陰暗潮濕，造成生產的電子元件不能達到標準。部分企業過分強調分散，對生產造成困難。如陝西漢中飛機工業基地，下屬28個單位分散在兩個地區，7個縣的範圍內，其中一個企業被分散在6個自然村中，裝配零部件需要汽車往返幾十甚至上百公里，員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陝西新建的400多個三線項目，將近90%遠離城市，分散在關中平原和陝南山區的48個縣，多數是一廠一點，有的甚至是一廠多點，布局被譏諷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而且山區內信息閉塞，生產出來的產品往往無法跟上世界潮流，顯得過時落伍。有時山區內爆發山洪等自然災害，企業也往往損失慘重。冬季大雪封山後，工人更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時人用「洞中方數月，世上已千年」來形容這些工廠的閉塞與環境的惡劣艱苦。
也因此，許多的廠礦單位里醫院、商店、學校設施一應俱全，成為一個封閉的社會。更有些企業，由於選址困難，很多廠礦遲遲不能建成投產。更多的企業由於遠離原材料或者處於不利的地理壞境，導致效率低下。比如川東造船廠處於現在重慶市涪陵區靠近長江的山區內，在70年代建成投產後負責生產常規動力潛艇。潛艇生產出來後不能在附近江面下潛，需要有駁船拖至2000多公里以外的上海長江口才能下潛。生產極為不利。
由於時間倉促，很多三線企業遵循 「邊設計，邊施工，邊生產」的原則。中蘇交惡以後，蘇聯撤回援助的專家團 。三線企業不得不依賴於中國自己的技術。這些原因共同造成許多三線企業有設計缺陷。比如當時中國最大的葛洲壩水電站由於設計缺陷不得不停工兩年。80年代以後，因為有「嚴重設計缺陷」，國家又在成昆鐵路線上花費了上千萬資金來彌補這些缺陷。酒泉鋼鐵基地直到1980年尚且不能產鋼。如此問題不勝枚舉。這些問題也成為了80年代以來三線企業大量倒閉的根源之一。
除了重點新建重點項目，大量三線企業來自於一二線地區企業的拆分搬遷，稱為「一分為二」。1965年12月1日，國家經委發出《關於搬廠工作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規定》，提出「一分為二」的工廠的「關鍵、專用設備，應當首先滿足三線的需要，有兩套的搬走一套，只有一套的也堅決搬走。但是如果時間上來的及，可以做一套支援三線」。「一分為二」的工廠，「應該挑選優秀的管理幹部、技術人員和生產工人成套輸送，優先滿足三線需要」。搬遷地點的確定，一是戰備需要，在比較分散的腹地和山區，二是根據當地已有的生產條件，與相似企業合併，三是照顧到將來當地的經濟發展，填補一些空白。據統計，1964年底到1970年底「三五」計劃結束，全國約有380個項目，14.5萬名員工，3.8萬台設備從沿海前往內地。實際上，加上未統計在內的國防工業科研單位和地方自行規劃、計劃外的遷移項目，及隨同遷移的項目和人數，都遠超過上述數字。這些企業大多來自上海、北京、瀋陽、大連、天津、南京等東北和東部沿海城市。比如西北鋁加工廠由哈爾濱101廠搬遷職工1700人、設備3400噸；蘭州軸承廠由北京軸承廠搬遷職工800人、設備333台；天水風動工具廠由瀋陽風動工具廠搬遷734人、設備214台；甘肅光學儀器廠由南京、上海、陝西、哈爾濱的五家工廠和研究院所搬遷1990人。除企業外，學校、科研機關也有計劃地遷移了一部分。由原校遷出部分專業到三線地區建立的學校有：北京大學分校、清華大學分校、南京大學分校、華東化工學院分校、北京航空學院分院、北京工業學院分院、甘肅工業大學7校。

結束與轉型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林彪所提倡的積極備戰的方針隨之降溫。隨著中美建交和中蘇關係的緩和，中國開始逐漸撤出對三線地區的大力投資。改革開放以後，經濟建設再一次向東部沿海傾斜。很多國有企業由於各種原因效益不佳。由於錯誤的選址和建設，三線企業效益尤其低下。1986年至1990年的「七五」計劃，中國對效益低下的三線企業進行了「關、停、並、轉、遷」等政策。按照「該關停的就不要搬遷，能遷並的就不要遷建，能就近搬遷的就不要遠距離搬遷，能向中小城市搬遷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則進行調整。然而，這段時間中國的投入和支持同三線時期相比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中國允許部分效益特別低下的企業破產關停。將散布在各地的企業併入到一個企業。
部分在山裡，洞中的企業遷出至附近的平地或者附近地理條件相對較好的小城鎮。將跨省的的小三線項目交由當地政府管理。允許並鼓勵三線企業轉業。其中最重要的是軍工企業生產民用產品。1982年，鄧小平提出對國防工業要「軍民結合，平戰結合，軍品優先，以軍養民」。一部分企業成功進行了產品轉化，比如製造包括坦克等軍用車輛在內的重慶嘉陵機器廠開始生產摩托車，迅速成為中國最大的摩托車生產商。川東造船廠成功轉型為一家生產江輪的企業。綿陽的長虹電視機也是一家軍用電子元件廠改制而成的。1983年12月，中國政府在成都設立國務院三線辦公室（1990年代改為國家計委三線辦公室，21世紀後又改名為國防科工委三線協調中心），指導三線企業改造。

綜合評價

在一個軍事時期角度上三線建設發揮了預定的效果，對於外部核武威脅的國際情勢下，三線建設的軍工產業分散移往大後方成為了中國政府在外交談判上的籌碼之一，讓意圖核訛詐的國家有所三思，無法在第一擊中就摧毀反擊能力。
另一方面，三線建設有效的縮小了東西差距。1963年，西部雲、貴、川、陝、甘、寧、青七省的工業總產值占全中國的10.5%，到1978年上升到全國的13.26%。三線建設改變了很多落後地區的面貌，許多交通不便甚至與世隔絕的地區通過大三線建設得以與外界聯繫了起來，開始步入工業化時代。建設提高了西部主要城市如西安、蘭州、重慶、成都、貴陽等的競爭力。四川綿陽、攀枝花，湖北十堰等地從農業占主導到建立現代化工業，更是直接得益於三線建設。搞三線不單是軍工，軍工也要配套，像鋼鐵廠，機械廠，配套的企業也要搬進去。當時參加三線很光榮，所以最好的設備重點企業都搬到西部，搬到四川貴州形成新的工業布局。三線建設在改革開放，國家政策再次向東部沿海傾斜之際，對內地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帶動促進作用。對與促進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交流，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建設集中於軍工業和重工業，有力促進了中國的軍事工業和重工業的發展。三線時期積累的物資和工業設施基礎設施，也為後來的西部大開發打下一定基礎加快了西部的發展。

語言變化

在三線建設中，眾多使用粵語、吳語、贛語的外來人口進入西南，西北地區，由於三線企業的封閉性，很多三線大型工廠家屬區演變為村鎮，集市，乃至城市。而占據多數人口的外來移民大大影響了當地本土語言，甚至取代了一部分地區原有方言成為新的本地方言。由於粵語和吳語在西南官話、西北官話地區較難學習，也有一些地方形成了粵語語言島或吳語方言島。受三線建設影響最大的地區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貴州省和重慶市。在三個地區分別形成了兵團吳語（新疆建設兵團中上海、江浙移民與其後代所使用的新疆地區吳語）、重慶吳語（主要分布於重慶市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重慶市區的語言，見條目重慶）、貴州的安順吳語，（主要在貴州安順地區的三線企業集中地帶使用的貴州吳語）。
據統計，這三地使用吳語的人口已接近600萬人，其中僅從1964年到1966兩年，遷到重慶主城區的上海內遷職工就達4348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