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移民墨西哥

移民到墨西哥

墨西哥外來移民所占百分比最高的時候是1930年。這其中的一個原由是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墨西哥深陷於政治動盪和內戰之中。另一個原由是比起美國與阿根廷，它並沒有大量的開闊土地來吸引農民們。儘管那些已經到來了的移民們數量很小，但是他們在經濟上深深影響了墨西哥。歐洲和美國的投資者到來並支配了採礦業、石油業以及商品作物的農業。歐洲和中國的移民接管了銀行業和批發商業，還成為了墨西哥工業化的先鋒。
大多數在19世紀來到墨西哥的歐洲人都是年輕的單身漢，他們的目標本來是發財，之後回到祖國，結婚和休息。這些人大多數都一直認為他們自己充其量不過是臨時居民，並且從未融入墨西哥社會。許多美國人在19世紀定居在了德克薩斯（墨西哥稱得哈斯，Tejas），不過這最終導致了德克薩斯脫離墨西哥以及之後的美墨戰爭。這使得墨西哥有許多人都對大規模移民的想法不快。
儘管如此，從1876年到1910年，墨西哥人卻一致地在努力鼓勵歐洲移民的到來，來使人口「白人化」以及為國家帶來資本。他們的目標是居住於空曠的北方各州並發展它們，以及將歐洲人的教育與習俗推廣到原住民們所支配的農村地區。這被認為會使該國現代化，使其經濟全球化。不過，由於氣候原因，政府無法誘使足夠的歐洲人定居在荒蕪的北方各州。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抵達了墨西哥的那些歐洲和美國的白人們，大多數都與那些與軌道和採礦有關的公司們有關聯。這些公司招來了中國和其他地方的苦力。從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亞洲人，尤其是華人，成為了墨西哥增長最快的移民群體，從1895年的1500人左右激增到了1910年的20000人左右。儘管他們成為了墨西哥最後一批大型移民勢力，然而波爾菲里奧·迪亞斯本人卻對外來人口的存在變得猜疑。他將這些外來人建造的軌道國有化並在墨西哥革命前的最後幾年裡簽署了第一份限制移民的法律。

抵達

不算殷人東渡、法顯、鄭和船隊等邊緣理論，已知的最早的華人抵達墨西哥的事件是在1635年。這一群人後來成為了墨西哥城的僕人與理髮師。西班牙理髮師們向總督抗議，稱他們競爭不過對方，並且請求驅逐這些華人。這之後，雖然這些華人理髮師未被驅逐，但是他們的人數受到了嚴格的限制。
從西屬菲律賓乘坐馬尼拉-阿卡普爾科大帆船而被運到阿卡普爾科的亞洲奴隸們被叫作「奇諾」（Chino），也就是「華人」的意思。不過，實際上，他們來自各種各樣的民族，包括日本人、馬來人、菲律賓人、爪哇人、帝汶人，以及來自孟加拉、印度、錫蘭、望加錫、蒂多雷、德爾納特（或譯「特爾納特」「德那地」等）及中國的人們。菲律賓人組成了這些人人口的大多數。在墨西哥的這個由各種亞洲人組成的群體裡，這些人被西班牙人叫作「中國印第安人」（Los Indios Chinos）。這些奴隸大多數都是男性並且是從葡萄牙奴隸貿易者那裡獲取的，而葡萄牙人則是從葡萄牙殖民地和印度州的前哨基地獲取他們的。這些地方包括了印度、孟加拉、馬六甲、印度尼西亞、日本長崎，以及澳門等地的部分地區。一些西班牙人臨時性地將這些「奇諾」奴隸的一些人從墨西哥帶到了西班牙本土。在西班牙，擁有一名「奇諾」奴隸便能顯示很高的身份。一位叫作堂娜·瑪麗亞·德·克薩達·伊·菲格羅阿（D. María de Quesada y Figueroa）的西班牙女士在新西班牙收到了一名來自塞維亞的名叫米格爾（Miguel）的華人男子來作為她的奴隸而侍奉她。米格爾是在1621年被瑪麗亞的兒子堂·胡安·德·克薩達博士（D. Juan de Quesada）安排返回新西班牙從而成為瑪麗亞的奴隸的。
對三個日本奴隸的記載可以回溯至16世紀。他們分別名叫加斯帕爾·費爾南德斯（Gaspar Fernandes）、米格爾（Miguel），和本圖拉（Ventura）。他們在墨西哥死去。這份記載顯示了他們是被葡萄牙奴隸貿易者在日本購買，之後被帶到了馬尼拉，再之後從馬尼拉被他們的主人佩雷斯（Perez）船運到了墨西哥。這些亞洲奴隸也有些人被帶到了秘魯利馬。在利馬那裡，有一個小型亞洲人社區，其成員有華人、日本人、菲律賓人、馬來人，以及其他人。
最早的華人大規模移民到墨西哥的事件始於19世紀70年代，這是誘使歐洲人定居在北部沙漠失敗後的結果。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許多歐洲人無法忍受或者不打算忍受生活在那樣的又熱又旱的環境之中。於是人們就想到了把生活在與之氣候相似的中國地區的華人們帶來。墨西哥外交官馬蒂亞斯·羅梅羅·阿文達尼奧推動了對這一批早期華人移民的許可，這是因為那些原住民們被認為又懦弱又懶惰。他提出，華人勤勞，服從於當權者，且將會廉價地勞動。這一提議被接受了，但是它只允許華人男子作為客籍勞動者來到這個國家。他們未被期望建立他們自己的群體或者融入墨西哥人口。他們都被期望最終回到中國。對華人進入墨西哥的權利的抵抗甚至就在這個時候開始了，這是因為他們在外貌上的明顯差異，再加上針對加利福尼亞華人的暴力行為的報導。從中國抵達的第一批船隻之一載有500名華人移民勞動者，他們的目的地是正在特萬特佩克被建造的新軌道。
通過雙邊的《親善、貿易及航海條約》，華人移民在1893年被公共團體化，這使得他們在墨西哥與該國國民享有同樣的法律權利。一些華人在此之前便已抵達了，他們在瓜伊馬斯和恩塞納達建立著小型僑居地，但是到了1895年，該國的華人國民仍然少於1000人。更大規模的華人移民事件發生在1895年到1910年間，其中約有百分之七十來自正在推行反華措施的美國。不過，在埃斯特萬·坎圖統治期間，數千華人被允許直接從中國進入墨西哥，其中光是在1919年就超過了2000人。許多華人也是從美國被帶來的，以及被美國公司直接從中國帶來。他們在墨西哥建造軌道，以及在礦場和棉花田裡工作──儘管墨西哥工人表示抗議。這股移民潮導致了華人社會出現在了墨西哥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曼薩尼約、華雷斯城、薩利奈克魯斯、馬薩特蘭、坦皮科、韋拉克魯斯、彼德拉斯內格拉斯。他們集中在墨西哥北部，這是因為這些地方接近美國，並且有著發展經濟的機遇。
根據國家外籍人員登記處（Registro Nacional de Extranjeros）的資料，無論直接來自中國，還是來自美國，華人移民絕大多數都是男子（98%）並且他們年齡在15歲到29歲間。從北部沙漠到尤卡坦，在棉花田、赫納昆（龍舌蘭的一種）種植園、礦場，以及其他的勞動密集地區，都能找到這些勞工。
這些移民很快從勞工變為了商人，開創了他們自己的小型事業。到了墨西哥革命之時，一些華人商人對部分經濟已有了重要的控制，其中，由索諾拉等州的軌道與礦場所創立的那些新市場，尤為被華人商人們所控制。這些華人行業集中在索諾拉與下加利福尼亞並處於支配地位，但是那些創業的機遇還將華人們帶到了其他的地方，比如諾加萊斯、托雷翁及蒙特雷。到了1910年，光是索諾拉便有4486名華人，並且華人成為了到目前為止存在數量最多的外來人。華人們集中在一些城鎮和一些行業之中。雖然在1910年到1930年間，他們僅占索諾拉總人口的一、兩個百分點之間，但是這樣的集中卻令他們變得顯著。由於華人的事業會產出稅收並提供必要的貨物，所以它們在最初受到了市政管理機構們的歡迎與保護。然而當一些大規模的行業壯大了之時，大多數華人企業還是小型的，還在市集與街道上進行銷售，或者進行挨家挨戶的銷售。
華人在索諾拉和墨西哥其他地區取得的經濟上的成功來源於其扮演的「中間人少數族裔」角色。他們填補了墨西哥經濟中的重要職位。墨西哥社會在傳統上被分為富人和窮人，而沒有中產階級。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企業家們在北方各州構成了上層階級，而土生土長的墨西哥人們則留在下層階級之中。兩者都不屬於的華人們成為了這兩個階級間的一種中間人。這些華人的成功也是因為強烈的勞動道德和勤儉節約，而且還是因為通常限制於其族群內的非正式的、互補的勞動關係。已經在墨西哥站穩了的華人會雇用新來的華人，尤其是來自中國的華人，將他們當作廉價而又忠心的勞工來源。這些新移民不僅會得到他們的薪水，還會得到業務知識和經驗。許多華人社會網絡在墨西哥發展了起來。在墨西卡利尤為如此，並且當地的華人群體中還產生了一種非正式的貸款業務，這種機構被叫作「會」（Hui）。
作為在墨西哥社會消除其種族差別待遇的一部分，大多數華人都採用了一個墨西哥名，之後再使用他們的漢語名字為姓，並且拉丁美洲的許多地方的華人都是這麼做的。一些人學習了西班牙語並設法入籍為了墨西哥公民。
墨西卡利的華人創立了中華會館。這是一個社會組織，並且它在一定程度上還致力於從海外獲得華人妻子。這個組織在今天依然存在著。不過，大多數華人男子娶的是墨西哥女子，但是他們保留了他們大多數的習俗和文化傳承。這樣的婚姻中的女方大多數都是通過與其家庭的業務接觸而認識的。在一些事例中，這樣的婚姻是被女方家庭鼓勵的，而在其他的事例中，男女間的關係則是秘密發展的。 
在下加利福尼亞，大多數華人最初是在世紀之交移民到墨西卡利並簽約為科羅拉多河土地公司（Colorado River Land Company）的勞工的。這家公司是一家美國企業，致力於在科羅拉多河沿岸及其三角洲建立發展中的農田。這些華人有的來自美國，有的直接來自中國。他們被高薪的承諾所誘惑，但是這些承諾從未實現。美國人並不直接監管最初的清理與灌溉工作。他們將1,000英畝（4.0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給承包人，而這些承包人大多數是華人，這些華人之後又會與華人勞工簽約來創建棉花田。到了1919年，為華人所擁有的棉花田有五十塊，占了差不多75,000英畝（300平方公里）的土地，生產的棉花產量占墨西卡利谷總量的80%。在最初的灌溉與清理工程之後，許多華人聚集在了墨西卡利的一個地區，這個地區現在被叫作「唐人街（La Chinesca）」。到了1920年，華人民族的居民與墨西哥人在數量上的比例超過了10000比700。在美國禁酒時期，美國人越過邊境來喝酒和賭博，因此這一地區在這期間發展迅速。最終，這個唐人街差不多為這座城市的所有的賭場、妓院及鴉片館提供了房子。
另一個形成了一個定義明確的華人群體的地區是在墨西哥城。在世紀之交，當地註冊的華人只有40人，但是在1910年，卻達到了1482人。到了20世紀20年代，這個集中在阿拉梅達中央公園與優美藝術宮正南方的多洛雷斯街（Dolores Street）的群體，已被穩固地建立並穩定地發展著。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在墨西哥革命初期，北部的許多華人為了逃離暴力行為和日益增長的反華情緒而向南移民到了這裡。這些人加入了那些已經生活在了首都這裡的華人們，而正好這些當地的華人們有著雇用「新華人」的業務。通過在這座城市的歷史中心裡及其附近形成新的業務，這些華人的群體得到了擴大。一個常見的業務就是為華人與墨西哥人提供食物的中國飯店（Café de Chinos）。今天在墨西哥城仍然能找到這些場所。當地的唐人街以外的一個地方後來成為了許多華人業務的所在地，這個地方就是布卡雷利街（Bucareli Street）。這裡由華人群體捐款修建了一座鐘，以慶祝1910年墨西哥獨立百年紀念。在1913年2月的十日悲劇期間，原來的那一座被摧毀了，後來它又被新的所替代。
在20世紀20年代，墨西哥的華人群體數量眾多，並且在當地政治中影響很大，在下加利福尼亞尤為如此。不過，他們也分為了兩個陣營，這兩個陣營也大致上匹配於當時中國的政治局勢。其中一個叫作致公堂（Chee Kung Tong，較為守舊的組織），另一個則叫中國民族主義黨（Partido Nacionalista China）。後者支持的是孫中山的更為西化的運動。這兩個陣營劃分了業務領地，尤其是邊境一帶的賭場與大型市場等地區。這兩個群體之間的政治鬥爭給了這些華人一個暴力的名聲，在墨西哥北部尤為如此。
從1895年到1926年間，華人移民增長迅速，其總人口從1000人多一點增長到了24000人以上。不過，20世紀30年代對華人的排斥與驅逐將會令其人口在1940年的整個墨西哥都處在5000人以下。

反華運動

在墨西哥革命期間，一場反華運動出現了，並且在大蕭條時期，這場運動達到了巔峰。在19世紀下半葉，華人在墨西哥的經歷與待遇跟他們在加利福尼亞所經歷的類似。最初他們被歡迎前往那些需要大量廉價人力的無人居住的地區。這個兩個地方的邊境環境也允許了華人用辛勤的勞動創造出他們自己的經濟地位。這些華人普遍說來都是吃苦的、儉樸的、在其群體內互助的，並且他們經常成為成功的農業承包人，或者在商務企業中獲得成功。當他們的人口到達了總人口的某個百分比時，或者當他們在財政上成功達到了某個數額之時，邊境兩邊都出現了強烈的反對。

墨西哥革命

在索諾拉和墨西卡利地區，華人都成為了當地商人階層的支配者。到了1925年，墨西卡利毫無疑問地成為了西北墨西哥的華人定居、經濟和文化中心。與此同時，土生土長的墨西哥居民對華人的怨恨與敵視也在增長。在1910年爆發的墨西哥革命之前，反華的情緒就已被表達了出來。無論如何，這場革命所強調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正好點燃了反對外國人的憤恨，以作為對迪亞斯對外來事物的重視的反對。在多面努力使國家和經濟「墨西哥化」之下，這場革命達到了高潮。這些努力在北部最強。對華人的迫害主要限於北部，不過這樣的行為也具有民族性，這主要是因為從北部邊境各州出來的革命領袖們的政治影響。
在墨西哥革命期間及之後的幾年裡，「墨西哥性（Mexicanidad）」這一概念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在《1917年憲法》之前，墨西哥的人民被按種族劃分階層：歐洲白人、混血兒（歐洲人與原住民的混合）、原住民，還有一些非洲人也被承認了。這是從殖民時代的等級系統的一個轉移，它並不包括亞洲人。在革命之後，混血兒們作為一種完美的或「廣大無邊的」墨西哥族而被接受。所有外國人被革命領袖們提醒了他們的外人身份並成為了結束這個國家的外來影響的運動的目標。這是對這一怨恨的一場公開的表達，這一怨恨在波爾菲里奧·迪亞斯時代就在墨西哥被建立了。在革命期間，這個國家的許多歐洲人和美國人離開了。不過，由於華人仍然被美國排斥著，所以其數量事實上還增加了。
作為民族建立這一努力的一部分，種族的概念在1930年的人口普查時被廢除。之前的人口普查確實會記下種族，而那些華人血統的人便被如此記下。不過，由於缺乏種族類目，再加上涉及到民族的法律很複雜，所以誰是墨西哥人，誰又不是，這一條線很模糊。這不僅影響到了那些從中國移民而來的人，還影響到了他們的墨西哥人妻子和混血的孩子們。根據妻子嫁給其丈夫的時間和孩子出生的時間，在別的一些因素之下，這些妻子和孩子能夠不被視為墨西哥國民而被視為中國人。雖然不能證明從這樣的人口普查中得到的這些信息在20世紀30年代在對華人男子及其家人的大規模驅逐中被使用了，但是這些信息反映出的他們的不確定的法定身份將使他們在面對驅逐時幾乎得不到保護。

托雷翁大屠殺

科阿韋拉州的托雷翁是墨西哥北部的一座城市。1906年，流亡海外的康有為到達墨西哥，並在當地進行投資，他還在當地建立了「華墨商業銀行」。第二年，該銀行甚至還在當地修建了有軌電車線路。托雷翁因此在商業上變得繁榮。
1911年5月15日，潘喬·比利亞的反政府軍隊攻入托雷翁，他們在商業區進行了搶劫與屠殺，洗劫了華人的家和企業。「華墨商業銀行」亦被洗劫。303名華人在這次暴亂中喪命，一些其他國家的人也遭受到了反政府軍的打擊。

出使墨西哥欽差大臣

清廷於1903年開始派遣出使墨西哥欽差大臣，由出使美國欽差大臣兼任，同時設總領事兼參贊一員。三位到過任的大臣都為墨西哥華人爭取過利益。
首任大臣梁誠將「賣豬仔」的情況反映給了清廷。在清廷的干預下，墨西哥的「賣豬仔」之風有所收斂。
1905年，美國與墨西哥先後通過排華法案。第二任大臣伍廷芳曾為了此事而在美國和墨西哥兩國之間不斷遊走，以解決危機。
1911年，「托雷翁大屠殺」發生後，第三任大臣張蔭棠從美國趕赴墨西哥，辦理華僑償失賑撫事宜。經過與墨西哥政府的交涉，弗朗西斯科·伊格納西奧·馬德羅同意為在這場排華風潮中被打死的華工支付310萬墨西哥比索的賠償。

海圻號

同樣地，在托雷翁大屠殺發生後，清廷駐墨西哥臨時代辦沈艾孫急電北京。當時外出訪問的清國海軍巡洋艦「海圻號」正位於北大西洋，清廷便電令「海圻號」向墨西哥進發。在「海圻號」的威脅下和其他國家的政治壓力下，墨西哥同意了道歉與賠償。「海圻號」因此停止了向墨西哥進發。
之後不久，清政府滅亡。中國處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而墨西哥也遭遇了比克托里亞諾·韋爾塔的政變。中國與墨西哥都處在了革命活動的巨大混亂局勢之下。墨西哥政府因此從未進行過賠償。

反華情緒崛起

在20世紀20和30年代，反華宣傳活動在墨西哥是很顯著的，並且酷似美國19世紀的反華宣傳活動。華人們被渲染成不講衛生的人，並且被看成是造成了一些邪惡行為的源頭，比如吸鴉片與賭博。他們被指責傳播疾病，使墨西哥民族墮落，敗壞道德，煽動國內的動亂，以及廣泛地侵蝕墨西哥社會與政治的構造。他們對同化的缺乏也受到了攻擊。另一項指責是，當墨西哥男人去參加革命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戰了的時候，華人男子（並且幾乎所有的墨西哥華人移民都是男子）從墨西哥男人那裡偷走了工作和墨西哥女人。
不過，最大的忿恨在於經濟。華人被指控在工作上不公平競爭，尤其是在北方各州。之前那些空蕩蕩的北方各州正開始經歷一個勞動力過剩的階段，這是由於人口增長和產業縮減，比如礦業與石油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大蕭條期間，美國再次遣返墨西哥勞動者，這又加劇了這個問題。而對於華人的業務，這些則被指控競爭不公平以及非法借出業務和拒絕接納墨西哥勞工。墨西哥的工作應該被留給墨西哥勞動者的觀點崛起。在20世紀20年代，各個州和國家的法律都為了這一結果而被制定。這一反華情緒散落到了那些在業務上和在社會上與華人有聯繫的墨西哥人身上。這些墨西哥人被叫作了「Chineros」和「Chineras」。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華人男子與墨西哥女子的婚姻被禁止，而已經嫁給了華人男子的女子則被列為國家與民族的「叛徒」。

反華運動

全面的忿恨最終在墨西哥北部成長為了正式的反華運動。參與運動的人大多數都積極地在一些組織里活動。這些組織與那些被當作標靶的華人來自同一個社會階層，或者甚至同一個業務圈。這些組織大多數都是在1922年到1927年間組建的，它們的名字有「贊成種族委員會」（Comité Pro-Raza）和「錫那羅亞反華委員會」（Comité Anti-Chino de Sinaloa）等。這些中為首的是小型礦業鎮馬格達萊納-德基諾的「商人商務協會」。其領導人是何塞·馬利亞·阿拉納（José María Arana）。其目的是「保護墨西哥商人並清除掉索諾拉的華人老闆們」。這些組織共同地推進對墨西哥華人的排斥與驅逐。這些組織的第一場大型集會發生在1925年的諾加萊斯並成立了「國家反華指導委員會」（Comité Directivo de Antichinismo Nacional）。另一個庇護組織，「國家反華工人聯盟」（Liga Nacional Obrera Antichina），於同年成立於塔毛利帕斯。這些組織和各州政府與國家政府里的許多人一起推動了對華人實行種族隔離，禁止人種混合婚姻，以及最終驅逐出境的法律。這些組織不僅未被視為非法的，而且被各州政府甚至阿爾瓦羅·奧夫雷貢與普盧塔爾科·埃利亞斯·卡列斯等總統們所容忍，甚至被接受。最終，連國家政府都覺得華人移民們關係到國家利害並委託進行了各種研究調查，以證實那些所聲稱的威脅。
在20世紀20與30年代，墨西哥北部有數百華人遭到拷打與謀殺。最重大的一次行動發生在更早的時候，即上文所述的「托雷翁大屠殺」。這場大屠殺也激勵了墨西哥的反華運動。

索諾拉、下加利福尼亞及墨西哥城的反華情緒

由於其顯而易見的外表，華人在剛剛到達索諾拉時就遭受到了歧視。負面的態度與戲謔大量存在，並且一些人將華人視為異類與外來者。反華情緒第一次在索諾拉增強並且成為了墨西哥反華運動的主要中心。這個州的強大的政治領導力推動了聯邦政府在1921年取消進一步的從中國移民，使之廢棄了《親善、貿易及航海條約》，並且使得所有的外來體力勞工在八年後被禁止。諾加萊斯的中國領事館在1922年關閉。
墨西卡利的華人數量之多，使之能為華人們提供一定的保護，它也成為了從別的地區逃離迫害而來的華人們的一個避難所，尤其是在1915年後對於索諾拉和錫那羅亞的華人們來說。不過，即使在這裡，早在1925年，在拉奇內斯卡（La Chinesca），與衛生和建築相關的法規也被有選擇性地實施，以反對當地的華人家庭。在20世紀30年代，那些「正規的」反華組織轉戰到下加利福尼亞，不過他們在當地的力量從未及他們在索諾拉時的力量。華人時代的終結是在1937年到來的。當時拉薩羅·卡爾德納斯總統沒收了大多數外來人的保有地並迫使數千華人離開了三十多塊大型棉花農場。這些華人被迫遷到了墨西卡利，或者離開了這個國家。
在其他地區，包括墨西哥城，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華人被強迫居住在貧民區，而如此隔離他們則是出於墨西哥人所認為的衛生與道德的理由。儘管華人的企業遭受著「墨西哥民族主義者聯合會」（Unión Nacionalista Mexicana）和「聯邦區贊成種族運動」（Campaña Pro-raza de Distrito Federal）之類的反華群體們的反對並且華人在這個國家開始受到驅逐，然而華人們仍然設法在這座城市的歷史上的中心裡及其附近，開設了他們的企業。他們還接受從這個國家其他地方逃來的華人們。

驅逐與排斥

早期的對墨西哥華人領袖們的驅逐是阿爾瓦羅·奧夫雷貢批准的，這是因為在20世紀20年代發生在墨西卡利的華人陣營間的暴力行為。不過，在20世紀30年代，大規模的驅逐開始出現，當時的鄉村華人和墨西哥籍華人人口中有將近70%被放逐或被用其他方式驅逐出這個國家。 
大規模的排斥主要是在索諾拉和錫那羅亞實行的，這部分原因是因為華人在當地有著巨大的人口，不過，驅逐華人的行為在整個國家都有。一些人華人被直接趕回了中國，不過許多別的華人則通過索諾拉邊界被趕入了美國──雖然排華法律在美國仍然有效。在一些事例中，華人還來不及賣掉或用別的辦法處理掉他們在墨西哥的財產就被驅逐走了。在弗朗西斯科·S·埃利亞斯（Francisco S. Elías）當索諾拉州長時，如果當地的法官發布的保護令狀偏袒了被驅逐的華人，他們就會被埃利亞斯開除。隨後一任州長，魯道夫·埃利亞斯·卡耶斯（Rodolfo Elías Calles），是將大多數墨西哥華人家庭排斥到美國的領地去的負責人。儘管這造成了外交上的問題，埃利亞斯·卡耶斯也沒有停止驅趕這些家庭，直到他本人被從索諾拉趕走。不過，到他被趕走的時候，索諾拉的墨西哥華人幾乎全都消失了。根據1940年的人口普查，只有92名華人仍然生活在索諾拉，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已取得了墨西哥公民身份。這導致的預料之外的結果就是索諾拉的經濟差點崩潰。下加利福尼亞的州長阿韋拉爾多·L·羅德里格斯也積極地參與了對他的州的華人的驅逐。羅德里格斯驅逐華人的法律依據是與兩個華人犯罪團伙相關的暴力行為，不過那些與此不相關的人也被驅逐了。錫那羅亞州在同一時期也將它的華人人口從2123人降低到了165人。
北方邊境各州的許多華人遷移到了墨西哥的其他地區，以避免被驅逐出這個國家。一些人逃到了反華運動並沒有那麼劇烈的下加利福尼亞州或奇瓦瓦州。另一個有許多華人逃來的地方是墨西哥城。不過，整體的墨西哥華人家庭則被護送到了與美國相交的索諾拉邊界，並被驅逐到了亞利桑那，而其手段為推著他們越過邊境柵欄中的空隙。這繃緊了墨西哥與美國間的關係。美國將這些家庭的大多數扣留在西南地區的移民監獄，之後又將他們趕回了中國。在1934年，美國呈出了來自3000多名位於外國領土上的墨西哥華人的控訴。美國政府將這些人趕到了中國，因此向墨西哥要求支付費用。但最後，墨西哥僅支付了一小部分的費用。

廣東與澳門的墨西哥華人群體

面對著迫害與大規模的驅逐行為，許多人自發地離開了墨西哥，回到中國。那些不願意自行離去的人，大多都是完整的家庭，並且他們要麼被直接送到中國，要麼被迫非法穿越邊界到達美國。這還包括了嫁給了中國男人的墨西哥女人和他們的混血的孩子們。到達中國之後，大多數墨西哥華人家庭都定居在了廣東省和葡屬澳門，這兩個地方是發展中的墨西哥華人飛地。澳門之所以能吸引這些避難者，是因為它具有一種世界性的氣氛，更能接受跨種族的結合，並且葡萄牙人對它的影響使得它具有一種熟悉的拉丁文化面貌。在20世紀早期，隨著它的人口翻倍到150000人，它也成為了許多不同種類的避難者們的家園。澳門的天主教教堂對這一群體變得十分重要，因為人們在這個地方聚會，會見其他人，為返回墨西哥而聯繫，得到精神與經濟上的支持。
這個群體中的大多數人對於墨西哥對他們的排斥從不接受，並且會為爭取返回墨西哥的權利而奮鬥若干年。隨著這些人經歷了中國在20世紀的苦難，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入侵，即抗日戰爭，以及共產主義革命和冷戰，他們作為「墨西哥人」的身份變得更為顯著。而對於那些墨西哥女人，生活是特別艱難的，因為中國的性別準則跟墨西哥的非常不同。她們中的一些人的丈夫已經在中國有了妻子，因此她們發現她們被降級為了第二妻子或小妾的身份。這通常會導致分家並與墨西哥和中國混血的孩子們關係決裂。
澳門與廣東的墨西哥華人群體的規模在20世紀有漲有落：一些人遷移到了中國的其他地方，一些人則設法回到了墨西哥。這個群體分散在了這一地區並四處遷移。到了20世紀50年代晚期，這一群體在中國的這一地區已經非常出名，以至於「像墨西哥人一樣」這一短語變得指的是貧窮而沒有身份的人。

歸國

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中國的墨西哥華人為了被允許回到墨西哥而從事運動。他們的運動的一部分就是丟棄或者忽視自己的中國傳統，而在冷戰時期，尤其如此。墨西哥華人家庭被推動去這麼做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在中國所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了經濟上的艱難，與中國文化的疏遠，以及中國所發生的劇變。這些問題使得墨西哥成為了一個更加令人嚮往得多的居住地。為了堅持他們的訴訟，墨西哥華人將他們的混血身份與「種族混合」（Mestizaje）這一概念聯繫起來。這一身份正是墨西哥民族的概念，它基於種族與文化的混合。
從20世紀30年代早期，到至少是20世紀80年代，更小的群體回歸墨西哥。第一次大成功是拉薩羅·卡爾德納斯允許了至少400名墨西哥婦女與更多的中國籍墨西哥兒童在1937年和1938年回歸。不過，他們的中國丈夫與父親未被允許回歸。
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墨西哥獅子會涉入了將墨西哥華人帶回去的活動。這個組織的上一代成員主要是中產階級的行家、商人，以及支持過驅逐華人的人。不過，這些群體現在也是反共的，因此，他們致力於將墨西哥人從共產黨政府下「解放」。這一組織在北部各州的各分支寫信給聯邦政府，催促他們提供文件並讓這些身處中國的墨西哥國民回國。這導致了在1960年，在阿道福·洛佩斯·馬特奧斯總統任期內的第二次的大成功的回國活動。儘管對於墨西哥華人的歸來，仍然有著抵抗活動，並且在索諾拉尤為顯著，但是獅子會和其他組織的工作是能夠壓倒這些的。

今日墨西哥華人

在2008年，據估計有70000名華裔生活在墨西哥。今天在墨西哥有兩個重要的華人社區，或者說「唐人街」：墨西卡利的拉奇內斯卡和墨西哥城的唐人街（Barrio Chino）。
不過，緊張局勢仍然存在。在墨西哥同處在中國的夥伴做生意的華人們經常被視為對民族利益的威脅。有些製造業者在進口方面競爭不過華人。當涉及到了這些企業以及由此而發散的其他企業之時，這種威脅就顯得尤其明顯。在敵對的新聞媒體和反對華人企業的敵意法案中，這也是尤其明顯的。

墨西卡利

墨西卡利的華人社區或者說「拉奇內斯卡」，人口約5000人。它也許是墨西哥最大的唐人街。這其中部分原因是許多華人被遣返來到這裡，以及一些難民們也從被擊敗的國民黨中國來到這裡。不過，從20世紀中期起，幾乎沒有新的華人再進入過這個城市了，並且許多墨西哥人也已搬到了這裡。此地的華人人口已經被嚴重弄混合了，而這些墨西哥人的到來進一步稀釋了華人人口。20世紀20年代的純種華人有35000人，而此時純種華人的人口數下降到了約10000人。這些人與一般的墨西哥人口的婚姻是常見的。如今，約有50000名居民是華裔，比想像的更多。墨西卡利的墨西哥華人平等地將他們自己視為「箭矢野草」（Cachanilla，當地的一種植物），這一術語被用來指本地人。這些墨西哥華人還將他們自己視為與這個城市的別的任何居民都平等──即使他們除了西班牙語之外，還說粵語。不過，作為零售企業、服務行業以及房地產公司的擁有者，墨西哥華人仍然在這裡鶴立雞群。
按人均計算的話，墨西卡利比墨西哥的別的任何城市都有更多的中國餐館，並且多為粵菜館。這個城市的中餐館超過了一千家。不過，這一烹調法已經隨著歲月而改為了當地的口味。這裡的大多數菜在上菜時都還會附上一小碗極像肉排醬的調味料，這種東西是來自北部墨西哥菜的一件附加品。中國菜也被補充進了玉米粉薄烙餅、調過味的米飯，以及烤肉。
拉奇內斯卡仍然是倖存的墨西哥華人身份與文化的中心。當地的華人各協會付出努力，以求通過粵語課、書法課，以及中國節日的主辦人的身份，來保存住中國的語言和文化。不過，仍然生活在這個鎮區的人已經非常非常少了，因為它已經和這個歷史中心的其餘部分一起惡化了。那些華人後裔們大多數都和這個城市的其他人口一起生活在了這個城市的南部和西部。復興拉奇內斯卡並使之成為一個旅遊熱點的諸嘗試並未成功過。

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的華人社區，或者說「唐人街」（Barrio Chino），也許是世界上最小的唐人街。截止2003年，今天墨西哥城的唐人街僅僅是多洛雷斯街上的兩個街區，以及從這條街向東西延伸出的一個街區，並且只有七家飯店和少量的重要的商行。這個唐人街的建築物跟這座城市的別的建築物沒有區別，但是這裡的商行不是飯店就是進口商行。這裡大多數的店鋪與飯店都有著大量的中國風的裝飾品與祭壇，不過也能見到瓜達盧佩的聖母與聖猶大·達太（墨西哥的一位受歡迎的聖人）的塑像。
除了華人在20世紀30年代遭到驅逐以外，這個唐人街如此地小的另一個原因是墨西哥城的墨西哥華人人口已經與原住民人口發生了混合，並且在這個城市分散開了。根據墨西哥城政府的數據，這個城市大約有3000個家庭有華人血統。在這個城市的老城區的許多地方，都有「Cafes de Chinos」（中國小餐館），它們都是提供中國與墨西哥食品的小型飯館。
不過，這個唐人街仍然是這些墨西哥華人中的許多人的象徵性的家園。這些人因為同胞間的友愛與忠誠和為了傳承他們的文化而聚集在那裡。建立於1980年的墨西哥AC中國社區（Comunidad China de México, A.C.）資助中國節日、課程以及其他的活動來維持與促進墨西哥華人文化。到目前為止，最大的年度活動是中國的春節。它不僅吸引來了這個城市其他地方的成千上萬的訪客，並且還得到了大型贊助方的資助，比如考烏特莫克自治市鎮和可口可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