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克星

歷史

廣告克星1989年由卡勒·拉森和比爾·施瑪爾茲創辦，兩位創始人均是優秀紀錄片電影製作人，生活在溫哥華。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拉森一直在製作有關西方應該如何從精神方面和文化方面向日本學習，以應對資本主義的電影。
1988年，伐木業的「發聲筒」加拿大卑詩省林業委員會（英語：the British Columbia Council of Forest Industries）受到了迅猛發展的環保主義運動造成的極大的公眾壓力。他們用名為《永遠的森林》（英語：Forest Forever）的電視廣告予以反擊。該廣告是一條典型的「洗綠」（英語：greenwashing）式廣告, 廣告中充斥著快樂的孩童、工人和動物，配以引人信賴的旁白，試圖向公眾傳達伐木行業在保護著森林的信息。
拉森與施瑪爾茲對這種利用大眾媒體傳遞他們認為帶有欺騙性的反環保主義廣告感到非常憤怒。作為回應，他們製作了對抗式廣告《說話的森林》（英語：Talking Forest），在廣告中一顆老樹向一顆小樹苗解釋為何「林場不是森林」。但是他們沒能在播放伐木業廣告片《永遠的森林》的同一家電視台(CBC)買到廣告播放時間進行廣告投放。一位廣告克星的前員工說：「CBC（加拿大廣播公司）對商業電視廣告的反應點燃了廣告克星對媒體基金會的不滿。似乎拉森和施瑪爾茲的商業廣告對CBC來說太過具有爭議性，他們的傳遞環保信息的廣告以挑戰大林業公司的廣告被認為是『辯護式的廣告』而不被准許播放，同時『資訊式』的歌頌過度伐木的廣告卻可以播放。
」
廣告克星的建立是基於他們這樣的信念：他們認為在信息流動的過程中，普通民眾與商業公司接觸信息的能力並不相同。該基金會的一個持續進行的關鍵運動就是「媒體憲章（英語：the Media Carta）」 ，該運動旨在保護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在所有國家自由交流的權力和普遍的人權。
該組織認為對信息流動議題的關切不僅僅是由於對保護民主透明性、保障言論自由和保障公眾對媒體接近性的關切，而更是對人們在心理層面受到的消費主義影響的關切。對促進消費主義的廣告進行抗爭並不是為了實現目標而進行的手段，它就是目標本身。對這種轉變的強調是心理環保主義(參見心理環保）的一個重要元素。

心理環保主義（英語：Mental environmentalism）

《廣告克星》雜誌的標題就是「心理環境的期刊」。卡勒·拉森在其1996年的採訪中這樣解釋廣告克星的目標：
「我們試圖領導一種新的社會運動，運用大眾媒體的力量來兜售理念而不是商品。來自環保運動的'綠色思考（英語：greenthink）'激勵了我們，它不拘泥於意識形態上的左或右，而是將環保道德引入到精神道德中，試圖清理我們大腦中的有毒區域。你不能在做垃圾回收做一個環保好市民的同時，看四個小時的電視接收著所有湧向你的銷售信息。」

反廣告

廣告克星稱自己是反對廣告的，它反廣告是因為廣告在消費者文化中的創立和維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認為廣告企業費盡心機地將欲望，身份與商品相聯繫起來。廣告克星認為廣告通過在電影，運動甚至是學校中體的頻繁出現，滲透進了現代文化中，對公眾進行了話語和心靈空間上的「殖民」。廣告聯盟的目標包括反對廣告的消極影響以及賦權讀者去奪回他們對文化的控制。
他們的積極行動也包括其他的方式，例如對商業抵制和「用藝術抗議」，並且常常運用幽默的手法。具體行動包括篡改廣告牌，谷歌轟炸，快閃族活動和給SUVS貼假停車票等。廣告克星把這些稱作為「逆流而上」的先去主義，並且在雜誌中稱讚文化干擾的活動，以此鼓勵他們的讀者積極參與。

媒體憲章

「媒體憲章」是對財團控制公共電視廣播和其他傳播手段發起挑戰的憲章。其目標是「讓公共電視廣播真的變成公共的，而不僅是受商業公司控制的。超過3000人簽署了這一文件，表達了他們想要重奪公共空間的願望。

法律行動

2009年4月3,日，加拿大卑詩省上訴法院（英語：British Columbia Court of Appeal）全體一致通過否決了該省最高法院2008年2月的一起裁決，上訴法院最終同意了廣告克星因加拿大廣播公司和CanWest公司拒絕播放其「反廣告式」廣告而提起的訴訟。 拉森認為這是他們所取得的勝利。

電子產品「戒毒」周

2009年4月，廣告克星組織將「關閉電視周」改為電子產品「戒毒」周（英語：Digital Detox Week），鼓勵人們在7天的時間裡「拔掉電線」，不用任何電子產品。

一個旗幟比賽

「一個旗幟」比賽鼓勵雜誌讀者們創作自己的象徵著「全球公民身份」的旗幟，旗幟上不能有任何的語言或通用標識。

文化干擾（又譯文化反堵,英語：Culture jamming（英語：Culture jamming））

文化干擾（文化反堵）是廣告克星對抗消費主義的一個主要手段。 廣告克星雜誌在《{{ilh|lang={{langname|The Rebel Sell}}|lang-code=The Rebel Sell|1=反叛的售賣|2=反叛的售賣|d=|nocat=}}（英語：The Rebel Sell）》一書中被形容為「文化干擾運動的旗艦出版物」。文化干擾的目標是通過干擾正常的消費行為來揭示廣告、媒介信息和人造消費商品背後的意識形態。表現形式常為故意破壞、惡搞商業廣告LOGO及廣告牌等。廣告克星認為大公司控制著主流媒體和信息的流動，而文化干擾就是對此的抗議。」干擾（英語：jam）「一詞有多重含義：一是通過將已經存在的圖像或理念重新排列來進行即興創作，二是通過停止消費主義的運行來進行干擾。
廣告克星的積極行動將草根人士的努力與對環保與社會的關切聯繫在一起，倡導其追隨者「通過非消費主義的策略重建他們的自我」。 廣告克星基金會因其進行的文化干擾活動而著名，同時其發行的雜誌常以刊登讀者發來的有政治目的的廣告牌或是汪達爾主義（指故意破壞，參見{{ilh|lang={{langname|vandalism}}|lang-code=vandalism|1=汪達爾主義|2=汪達爾主義|d=|nocat=}}）廣告的照片為特徵。

黑點鞋運動（Blackspot Shoes campaign）

2004年，廣告克星基金會開始售賣鞋子。他們售賣的鞋子的名字和LOGO都是「開源的」，換句話說，是不受個人商標約束的。 每雙鞋子都附帶一張宣傳頁——上面寫著「重新思考酷」。他們以此來邀請鞋子的購買者加入黑點鞋運動。鞋子上有兩個點——鞋幫處的一個大的白點可以用來畫LOGO，而足尖處的紅點用來「猛踢大公司的屁股」。
黑點鞋共發售過三款，分別為仿匡威(該公司2003年被耐克收購)的「All-Star」的V1款 ,烈焰紅色版的V1款和由加拿大鞋子設計師{{ilh|lang={{langname|John Fluevog}}|lang-code=John Fluevog|1=John Fluevog|2=John Fluevog|d=|nocat=}}設計的用天然麻和回收車胎製作的V2款。
經過了對在全球範圍內的反血汗工場的廣泛搜索之後，廣告克星最終找到了一家葡萄牙的小型工廠進行黑點鞋的生產。 他們通過非傳統的分配網絡售出了超過兩萬五千雙的黑點鞋，被視作是西方消費者行動主義營銷（英語：consumer activism marketing）的一個典型案例。
廣告克星這樣描述黑點鞋運動的目標：
黑點鞋是我們的一場草根資本主義的實驗。經過多年對諸如麥當勞、星巴克和耐克等大公司的反對和指責，我們想要證明經營一種道德的、環保的生意也是可能的……並且從大公司的市場份額中分一杯羮比只是抱怨他們要好得多。

評價

對廣告克星持批判態度的《{{ilh|lang={{langname|The Rebel Sell}}|lang-code=The Rebel Sell|1=反叛的售賣|2=反叛的售賣|d=|nocat=}}（英語：The Rebel Sell）》指出黑點鞋的存在證明了「沒有一個理性的人會相信『主流』文化和『異類』文化存在著對立。」
在2008年6月《彭博商業周刊（英語：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封面故事中，黑點鞋運動在「反商業」版塊中被提及，該雜誌邀請了兩位廣告界高管在其「問問專家」欄目中對該運動進行評價。布萊恩•馬丁(英語：Brian Martin)認為「黑點」很好地傳達給消費者這樣的信息：「我們知道我們在對你進行市場行銷，但是你在這方面跟我們一樣在行，而且你的想法很重要。」  另一位」專家「戴維•韋弗則說」它（黑點鞋運動）不只是號召大家買鞋，而更是號召大家通過買鞋成為廣告克星的一員。「

占領華爾街

（英語：Occupy Wall Street）
2011年中，廣告克星基金會發起了和平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對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大公司對民主的影響、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和法律手段的缺乏提出抗議。 他們試圖將埃及2011年解放廣場的抗議活動與2011年西班牙的抗議活動的象徵性意義聯繫在一起。 《廣告克星》的高級編輯{{ilh|lang={{langname|Micah M. White}}|lang-code=Micah M. White|1=米察•懷特|2=米察•懷特|d=|nocat=}}說他們僅向其郵件列表中的聯繫人發送了郵件倡議人們進行抗議活動，隨後「世界範圍內人們自發地開始了抗議」。 廣告克星的網站上稱他們號召「建立一個將金錢和政治相分離的總統委員會」，從而「建立新的美國」。 宣傳占領華爾街活動的標誌性海報是一個舞者站在華爾街的象徵性雕塑華爾街銅牛之上。 2011年7月13日，《廣告克星》雜誌的員工在Twitter上建立了「占領華爾街」的主題標籤。
雖然占領華爾街運動由廣告克星發起，但廣告克星並沒有完全控制該運動的走向，隨後該運動發展成為全世界範圍內的一系列占領運動。

商業化風格

廣告克星被批評者指出其風格和形式與他們所抨擊的媒體和商業產品過於相像。批評者認為《廣告克星》雜誌的精美設計使得其價格昂貴，同時該雜誌重視風格重於內容，雜誌內容質量低於平均水平。
此外，《{{ilh|lang={{langname|The Rebel Sell}}|lang-code=The Rebel Sell|1=反叛的售賣|2=反叛的售賣|d=|nocat=}}（英語：The Rebel Sell）》的作者希斯（英語：Heath）和波特（英語：Potter）同樣對廣告克星持批判態度。以黑點鞋運動為例，他們認為廣告克星越是強調自己的另類性和顛覆性，越是將黑點鞋推向主流市場。消費者們總是希望將自己與他人相區別，尋求特殊性，主流市場也喜歡個性化的品牌，而這正是廣告克星所推崇的。因此希斯（英語：Heath）和波特（英語：Potter）認為廣告克星基金會實質上是推崇資本主義價值觀的。
黑點鞋運動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對此廣告克星也承認他們為了推廣黑點鞋，也運用了與他們所譴責的公司一樣的方法——買廣告版面。

法律問題

廣告克星在1995年發起了第一次法律方面的質疑。在2004年，廣告克星再一次對加拿大廣播公司（CBC）、CTV電視網、CanWest和CHUM有限公司拒絕播放其反消費主義廣告發起法律質疑，他們認為這是對言論自由的侵犯。 但正如CHUM有限公司的一名代表所說：「（廣告克星製作的廣告）極端公然地討伐電視台產業，也就是我們全部的核心產業。你也知道我們不可能一邊售賣我們的廣告時間，一邊告訴人們關掉電視。」

反猶太主義

2004年3月，廣告克星雜誌刊登了一篇名為《為什麼沒人說他們是猶太人？》的文章，在此之後他們被譴責是反猶太主義。該文章列出了一個喬治·沃克·布希政府內新保守主義支持者的名單，並且用黑點標記了所有該名單中被認為是猶太人的名字。基於以色列在中東所扮演的角色，文章質問道為什麼信奉新保守主義的猶太人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外交政策所產生的影響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和討論。
2010年10月，{{ilh|lang={{langname|Shopper's Drug Mart}}|lang-code=Shopper's Drug Mart|1=Shopper's 超市|2=Shopper's 超市|d=|nocat=}}（加拿大連鎖超市）將《廣告克星》雜誌下架，因為在其在一篇文章中用拼貼畫將加薩走廊比作華沙猶太區，以此抨擊以色列在加沙地區的禁止令。加拿大裔猶太人委員會（英語：{{ilh|lang={{langname|Canadian Jewish Congress}}|lang-code=Canadian Jewish Congress|1=Canadian Jewish Congress|2=Canadian Jewish Congress|d=|nocat=}}）號召抵制《廣告克星》，要求書店將《廣告克星》列入黑名單，譴責其試圖「正常化大屠殺」（英語：{{ilh|lang={{langname|Holocaust trivialization}}|lang-code=Holocaust trivialization|1=Holocaust trivialization|2=Holocaust trivialization|d=|nocat=}}）及反猶太主義。 
作為回應，《廣告克星》雜誌認為，針對他們的反猶太主義的指控是試圖壓制其對以色列政策的合法批評。

無效行動

部分批評者認為文化反堵運動並沒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另有批評者認為廣告克星組織所發起的活動讓中、上層階級極容易產生一種被賦權的錯覺，因為他們的一些活動並不需要個人的投入，比如不消費日。這些批評指出我們需要抵制的應該是資本主義剝削所帶來的結果，而不是「症狀」。

獎項

1999年，廣告克星獲得了加拿大年度國家雜誌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