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

家世

楊絳，本名楊季康，小名阿季，行四。祖籍江蘇無錫。1911年7月17日出生於北京。她的命名是因為排行老四，「季康」被兄弟姐妹們嘴懶叫得吞了音，變成了減縮版的「絳」。這也是她劇本上演時自己取的筆名。父親楊蔭杭(1878–1945)，畢業於北洋大學堂、上海南洋公學、早稻田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是一名法學家。母親唐須荌(1878–1937)，畢業於上海務本女子中學，和楊絳的三姑母楊蔭榆以及章太炎夫人湯國梨是同學。1898年，她和楊絳父親楊蔭杭結婚。楊絳父親楊蔭杭有兄弟姐妹6人，大姑母出嫁不久因肺病去世；大伯父在武備學校讀書時因試炮失事而炸死；二姑母楊蔭枌；三姑母楊蔭榆是近代教育家，曾擔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學監和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三一八慘案」時，楊蔭榆站錯立場而遭到魯迅在《華蓋集》中痛罵「從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條『落水狗』」，後來在大日本帝國陸軍侵占蘇州時因罵敵而罹難；三叔叔留美回國後因肺病去世。楊絳出生時，上面已經有楊壽康、楊同康、楊閏康三個姐姐，所以排行第四。
楊絳出生後不久，辛亥革命爆發，結束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帝制制度，而後中華民國建立。1912年，楊蔭杭出任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由於本省人必須迴避本省官職，調任他擔當浙江省高等審判廳廳長。楊蔭杭堅持司法獨立，得罪了浙江省省長屈映光，屈映光在袁世凱面前誣告楊蔭杭「此人頑固不靈，難與共事」，當時袁世凱的機要秘書張一麟是楊蔭杭在北洋大學堂的同學，他在袁世凱面前說好話，袁世凱批了「此是好人」四字，楊蔭杭就奉調到北京任職。

小學

楊絳5歲開始發蒙，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讀書，他的三姑母楊蔭榆當時就在那工作。楊絳在學校扎著牛角辮子，經常和高年級學生盪鞦韆。當時，楊蔭杭先後出任京師高等審判廳廳長、京師高等審判廳檢察長、司法部參事等職務。張勳復辟時，全家沒有來得及逃離北京，就在一位英國朋友家躲避了數日。1916年5月，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因受賄被捕，檢察長楊蔭杭不准他保釋，但是國務會議認為許世英沒有犯罪證據而宣告無罪，並且追究楊蔭杭的責任。1919年，楊蔭杭辭職南歸，沒等照准就帶著家人回老家無錫，當時楊絳讀小學三年級。
楊絳的父母在無錫沙巷預先租下房子，這時楊絳二姐楊同康因感染傷寒病亡。楊家也有了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沙巷口有一座大王廟小學，以前是一座廟宇，學校有一名校長和一位姓孫的老師，孫老師是光頭，同學背後都稱他「孫光頭」。楊絳在大王廟小學讀了半學期。不久，楊蔭杭感染傷寒臥病在床，唐須荌請了中醫華實甫開了一個藥方，楊蔭杭死裡逃生，活了過來。
1920年，楊絳隨父母移居上海，楊絳和她大姐三姐一起在教會學校上海啟明女校（現上海市第四中學）讀書，寄宿在校，這時，唐須荌生下楊絳最小的妹妹楊必。此時，楊蔭杭在上海申報館擔任主筆。楊蔭杭嫌上海魚龍混雜，就在蘇州買了一處老宅子「安徐堂」。

中學

12歲時，楊絳入學振華女校（現蘇州市第十中學），16歲時進入振華女中。楊絳在振華女中讀書時，校長是留美博士王季玉，楊絳的同學有費孝通。當時北伐戰爭正在進行，學生運動很多，楊絳卻不感興趣。1928年，楊絳是蘇州振華女中的本年度畢業生，也是蘇州十全街舊校址上老振華女校畢業的最後一屆學生。

大學

1928年，楊絳17歲，她一心要報考清華大學外文系。清華招收女生，但南方沒有名額，楊絳只得轉投蘇州東吳大學。楊絳在徵求楊蔭杭的意見後，讀了法預科，後來改入文理學院政治系，她也是學校女子排球隊的一員，曾經得到過一分。翻譯家朱雯是楊絳的大學同學。1930年，楊絳以「含真」筆名在《東吳校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倒影》，這是楊絳最早的作品之一。東吳大學是一所教會大學，很重視外語，楊絳在這裡閱讀了大量的原版政法書和文學書，外語水平日益長進。大三時，振華女中校長為楊絳申請了美國維斯理學院的獎學金，楊絳不想出國讀政治，一心想考取清華大學研究院讀文學。
1932年在蘇州東吳大學畢業，之後考取清華研究院做外國語研究生，當時外國語文學部有10餘名教授：王文顯、吳宓、朱傳霖、陳福田、黃中定、黃學勤、張杰民、樓光來、溫德（R. Winter）、吳可讀（A. L. Pollard）、施美士（E. K. Smith）、畢蓮（A. M. Bille）、翟夢生（R. D. Jameson）、譚唐（G. H. Danton）、譚唐夫人（A. P. Danton），王文顯是主任。楊絳還選修了中文系的寫作課，授課的是朱自清。1933年，《大公報·文藝副刊》刊登了楊絳文章《收腳印》，翌年，朱自清又推薦發表了楊絳的《璐璐，不用愁！》。
1932年春天，楊絳和錢鍾書在清華大學認識。1933年夏天，楊絳考上清華大學外文系研究生，同班同學有季羨林。1933年秋季，錢鍾書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回到無錫老家，告知父親錢基博自己和楊絳戀愛的事。楊絳也把自己戀愛的事告訴了自己父母。錢基博帶錢鍾書去楊絳家正式求親，請出兩家都熟識的親友作為媒人，在蘇州一家飯店擺酒宴請兩家親朋好友，錢鍾書的族人錢穆也在座。訂婚之後，錢鍾書到上海私立光華大學任外文系講師兼國文系教員，楊絳則回北京念研究生。楊絳同錢穆一同北上，在火車上，錢穆說：「只看你行李簡單，可見你能抉擇」。楊絳在座研究生時，葉公超請楊絳到家裡吃飯，有一次拿了一篇《共產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嗎？》政論給楊絳翻譯，楊絳翻譯之後，葉公超把它刊登在《新月》上，這是楊絳第一次翻譯發表作品。

結婚

1935年4月，錢鍾書以87.95分考取庚子賠款公費留學英國，他把消息告訴楊絳，楊絳決定先把婚事辦理了。7月13日，楊絳和錢鍾書分別在蘇州廟堂巷和無錫七尺場舉行婚禮。唐文治、陳夢家、趙蘿蕤參加了男方家在無錫的婚禮。

負笈英法

楊絳錢鍾書婚後，在蘇州乘坐遠洋輪的二等艙去英國，同船旅客有一位身材曼妙的南洋姑娘，她後來成為錢鍾書《圍城》中「鮑小姐」的原型。錢鍾書的堂弟錢鍾韓、錢鍾緯帶領他們參觀了大英博物館。錢鍾書入讀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攻讀文學學士學位。楊絳則在這裡旁聽和閱讀，兩人經常在博德利圖書館（錢鍾書稱之為「飽蠹樓」）閱讀。當時的中國同學有俞大縝、俞大絪、向達、楊人楩、楊憲益等。1936年，國民政府發電報派錢鍾書到瑞士日內瓦參加「世界青年大會」，在巴黎時，中國共產黨黨員王海經請他們吃中國館子，他請楊絳擔任中國共產黨代表。他們和陶行知一同坐夜車去日內瓦。當時他們的老同學盛澄華在巴黎大學讀書，楊絳錢鍾書返回牛津大學前，托盛澄華為他們代辦了巴黎大學的入學手續。
返回牛津大學後，楊絳懷孕了。原本他們認為會生一個「加冕日娃娃」，當年5月12日是喬治六世加冕大典，但是她女兒錢瑗（1937-1997）到19日才出生，錢媛初名健汝，小名阿圓。大概是錢媛出生100天之後，他們從英國渡海到法國，入讀巴黎大學，他們經常來往的同學有林黎光、李偉、呂叔湘、王禮錫、羅大岡、王辛迪、徐訏、盛澄華等。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的秋季，楊絳父母帶著大姐、小妹和兩個姑母逃到蘇州郊外的香山，暫住在楊蔭杭曾辯護過的當事人家，楊絳母親唐須荌得了惡性瘧疾，在香山淪陷前溘然去世。之後不得已又逃回蘇州老家，這時蘇州已經是屍體遍野，日軍在每天黃昏吹號歸隊之後就開始挨家挨戶找「花姑娘」，楊絳的姐姐妹妹都剃了光頭改成男裝，楊蔭杭會日語，每次日軍來他在門口應付，姐姐妹妹都躲在柴堆里。1938年1月1日，兩個日本兵把楊蔭榆騙出門，在一座橋頂上，一個士兵開了一槍，另一個把楊蔭榆拋入河中，看到楊蔭榆還在游泳，接著又連發幾槍，殺害了楊蔭榆。此時，錢鍾書的父親在浙江大學教書，他的母親、弟弟妹妹隨著叔父逃難到上海法國租界。8月，他們和許多留法華人一樣關心國內局勢，面對國破家亡而寢食難安，因此中斷學業，乘船回國。

上海孤島歲月

1938年9月，楊絳錢鍾書錢媛乘坐法國郵船阿多士2號到英屬香港，同船的有詩人冒效魯，錢鍾書乘船到越南，坐火車從滇越鐵路到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教書，楊絳則帶著錢媛回上海。當時上海已經成孤島，只有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未被日軍占領，但處於日軍四面包圍之中。1939年秋季，楊絳父親帶著楊絳姐妹和弟弟一起回蘇州安葬母親。楊絳回上海後不久，振華女校校長王季玉就邀請她擔任振華女校上海分校校長。這年錢鍾書去了湖南省藍田縣國立師範學院教書。1941年夏天，錢鍾書辭職回上海，準備再回西南聯大，卻杳無音信，楊絳父親楊蔭杭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授課的鐘點讓給了錢鍾書，這樣楊絳家生活才有了著落。1942年春季，震旦女子文理學院聘請錢鍾書為教授，一直到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楊絳小妹楊必曾是錢鍾書的學生。上海全部淪陷後，振華女校分校被迫解散，楊絳當起了家庭教師，又在小學代課，業餘時間寫作話劇。楊絳全家都住在辣斐德路錢家，一住就是8年。楊絳每天乘坐電車去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之間的學校教書，電車途徑黃浦江大橋，日軍在上面把守，每次日軍上電車檢查，乘客都要起立，一次，楊絳站起來慢了些，日本兵走到楊絳面前，用食指在她下巴下猛的一抬，楊絳頓時大怒，「豈有此理！」，日本兵與楊絳對視一會兒之後才離去，從此楊絳情緣步行再也不坐電車了。不久，這所學校遭到日軍接管，楊絳不再去上課，錢鍾書發願說：「從今以後，咱們只有死別，不再生離。」
1942年冬季的一天晚上，陳麟瑞請錢鍾書楊絳上館子吃烤羊肉，李健吾也在座，這讓楊絳想起了《雲彩霞》的蒙古王子和《晚宴》的蒙古王爺，陳麟瑞和李健吾就慫恿楊絳「何不來一個劇本？」楊絳利用課餘時間寫作了《稱心如意》，拿給陳麟瑞和李健吾看，數日之後，黃佐臨導演，李健吾出演的《稱心如意》在1943年春季公演，這部喜劇一鳴驚人，取得陣陣喝彩。1943年10月，楊絳創作了《弄真成假》、《遊戲人間》及悲劇《風絮》，1945年夏衍看了之後為之讚不絕口：「你們都捧錢鍾書，我卻要捧楊絳！」1944年早春，楊絳父親帶著家人以及錢媛回到蘇州老家，翌年3月底他就在蘇州中風去世。1944年4月的一天上午，錢鍾書去上課了，日本憲兵來到楊絳家詢問姓錢的在哪裡，楊絳收起《談藝錄》，然後虛與委蛇把他們打發走，第二天還去日本憲兵司令部接受審問，但是她沒有受到李健吾、柯靈那樣的酷刑。

國共內戰時期

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之後，錢鍾書辭去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的幾小時的課，出任中央圖書館英文總纂，編輯《書林季刊》，後來又兼任暨南大學教授、英國文化委員會顧問；楊絳則受聘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外文系教授。1945年12月17日下午，楊絳和錢鍾書一起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的成立大會，期間，他們會見了胡適。1949年，楊絳和錢鍾書沒有去台灣，選擇留在大陸，她在《我們仨》中說：「鄭振鐸、吳晗同志，都曾勸我們安心等待解放，共產黨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但我們也明白，對國家有用的是科學家，我們卻是沒用的知識分子。 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可是一個人在緊要關頭，決定他何去何從的，也許總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們從來不唱愛國調。非但不唱，還不愛聽。但我們不願逃跑，只是不願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學，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我們並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楊絳和錢鍾書接到清華大學外文系的聘函。8月24日，他們登上火車，26日到達清華大學。當時清華大學的接管、恢復和改造正在進行，中共中央委託吳晗、錢俊瑞接管清華北大，學校經常召開各種各樣的會議，楊絳以「散工」為由從不去參加，他們夫婦對為什麼現在會議特別多、學生們為什麼對文學沒有興趣感到納悶，原因是中共中央絲毫也沒有放鬆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改造。1950年8月，時任政務院出版總署國際新聞局局長的喬冠華來清華大學把錢鍾書調入毛選英譯委員會，錢鍾書只周末回學校指導研究生，錢鍾書對楊絳說：「他（喬冠華）以為我要做『南書房行走』了。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時楊絳翻譯出版了西方文學史上第一部流浪漢小說《小癩子》，是根據法文版本轉譯的。1951年11月，毛選英譯室組建，徐永煐是主任。1951年，中共中央有組織有計劃地在全國知識分子中開展一個學習和改造思想的運動，即「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9月29日下午，周恩來在京津高校教師學習會上向3000餘名教師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的報告，同時期，「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全國範圍開始。這思想改造運動有三個階段，即思想動員階段、醞釀討論階段和聲討控訴階段。楊絳班上的一名女生在清華大學大禮堂聲討控訴會上當著3000餘師生嚷道：「楊季康先生上課不講工人，專談戀愛。楊季康先生教導我們，戀愛應當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楊季康先生教導我們，見了情人，應當臉發白，腿發軟。楊季康先生甚至於教導我們，結了婚的女人也應當談戀愛。」楊絳木然默坐，晚上思緒萬千：「假如我是一個嬌嫩的女人，我還有什麼臉見人呢？我只好關門上吊啊！季布壯士，受辱而不羞，因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並沒有這等大志。我只是火氣旺盛，像個鼓鼓的皮球，沒法按下凹處來承受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絲毫慚愧。」不久之後，《人民日報》報導了清華大學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控訴大會的消息，還點了楊絳的名，說「某某先生上課專談戀愛。」並不是所有知識分子都像楊絳那樣富有韌勁，當時清華大學化工系教授高崇熙因不堪受辱服了氰酸自殺。這些對知識分子的圍獵越來越烈，知識分子的祭壇開始「升帳」，楊絳的長篇小說《洗澡》寫的就是這段心酸往事，30年後她又寫了沉痛的《『吾先生』——舊事拾零》。1952年，教育部在全國範圍進行高校院系調整，1953年初，楊絳錢鍾書被調整到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由教師轉為研究員，不久，鄭振鐸把錢鍾書借調到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組，從此一借不再動，他們的寓所從清華園遷移至中關園，他們從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審容膝之易安」句子給自己的書齋命名為「容安室」，楊絳還在宿舍門前種了五棵柳樹。1955年5月1日，楊絳去天安門廣場觀禮，廣大工農學生群眾覺得熱鬧非凡，她覺得茫然。在此前後，楊絳開始翻譯法國小說家阿蘭-勒內·勒薩日的《吉爾·布拉斯》，該書1956年出版，原本該書是現實主義小說，受到過卡爾·馬克思的讚賞，但是還是受到了極左分子的批判。1956年，文學所召開了劃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科部第一次全體學術討論會，會上就何其芳《論阿Q》一文展開熱烈的討論，楊絳錢鍾書在會上說了一些「不合時宜」的話，導致了日後兩人遭受批判。

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規定了整風運動的目的、內容、方針和方法。在大鳴大放期間，吳晗、蕭乾、浦熙修、姚芳等日動員楊絳錢鍾書「鳴放」，但是他們一言不發，楊絳對錢鍾書說：「飯少出去吃，話少講，我們不願隨波逐流。」在大鳴大放中，一些日平時對中國共產黨唯命是從，在「鳴放」中卻把中國共產黨說得一無是處。反右派鬥爭開始後，動員楊絳錢鍾書大鳴大放的人都成了「右派」，楊絳錢鍾書卻逃過一劫，馮鍾璞曾問楊絳為什麼有先見之明，楊絳回復「我毫無先見之明，只是不喜歡跟著起鬨而已。」

拔資產階級白旗運動

1956年錢鍾書完成《宋詩選注》，1958年出版，但是在拔資產階級白旗運動中，這部書和楊絳的幾篇有關外國文學的論文都是「白旗」，鄭振鐸原本是「大白旗」，但是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1958年錢鍾書參加毛選英譯版定稿工作，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等對《宋詩選注》推崇備至，也不「拔」了，只「拔」楊絳，楊絳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遁入翻譯，錢鍾書笑她「借屍還魂」，而楊絳回答「藉此『遁身』而已」。楊絳、錢鍾書在所里的批判會上，緘口不言，用沉默以示抗議，由於兩人人緣較好，所受到的批判還不是最重的。

大躍進

1958年10月，文學所分批派人下鄉去接受社會主義教育，改造自我，地點是北京市郊區。楊絳是第一批，女兒錢媛已經下廠煉鋼，錢鍾書比她晚一個月。楊絳等人有時在曬穀場砸玉米棒，有時推獨輪車搬運田地里的秸稈、乾草、蘿蔔纓子，他們住在村里空屋的冷坑上，吃飯在農民食堂搭夥，吃的是稀粥、玉米面做的窩窩頭，這些食物導致楊絳經常鬧肚子，由於當時農村的廁所是一個大缸，晚上沒有電燈容易使人掉落缸里，晚上她學貓一樣，用碎瓦片跑一個坑，權當廁所。在農村，一位大媽對楊絳說：「真要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沒有毛主席，你們會到我們這種地方來嗎？！」楊絳原本下鄉3個月，後縮短為2個月，楊絳回城得到的評價是「和老鄉們『打成一片』。」
1959年，楊絳為妹妹楊必翻譯的《名利場》寫了「論薩克雷《名利場》」（原題「薩克雷《名利場》序」），刊登在《文學遺產》1959年3月第3期上，卻被扣上「真實論」「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罪名。根據文學所領導、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的要求，楊絳開始翻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1958年冬天，47歲的楊絳決定「偷空自學西班牙語」，從西班牙語原文翻譯《堂吉訶德》。她無師自通，堅持不懈地完成了這項艱巨的翻譯工作。1961年楊絳開始翻譯，1966年已經完成四分之三，由於文化大革命中斷，但是書稿未完全翻譯就歷盡磨難，「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沒收、丟棄在廢紙堆里」，「九死一生」，才總算逃過文革劫難。1963年，楊絳到上海市探望生病的妹妹楊必，順便拜訪了摯友傅雷、朱梅馥夫婦，這是楊絳與傅雷夫婦最後一次見面，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風暴驟起，傅雷夫婦便飲恨而逝。

文化大革命

1966年，在毛澤東的親自發動和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以遮天蔽日之勢席捲中國大陸。8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和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史稱《十六條》），決定中說：「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權威」，「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要敢字當頭……不要怕出亂子」，「不要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8月9日，楊絳就被揪出來了，一同被揪出來的有李健吾、卞之琳、羅念生、鄒荻帆，8月12日，錢鍾書也被揪出來了。革命群眾公布他們今後的待遇：不發工資，存款全部凍結，每月發生活費若干元；每天上班後，身上掛牌，牌上寫姓名、身份和群眾審定的罪狀；組成勞動隊伍，由「監管小組」監管，此外還有不准喝牛奶，不准吃魚肉蛋禽，不准撐遮陽傘，不准穿皮鞋。批鬥的地方是一個大席棚，紅衛兵把各所「牛鬼蛇神」召集到大席棚，戴上用報紙做成的尖頂高帽，帽子上寫著「黑幫」、「國民黨特務」、「蘇修特務」、「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等，不一而足，楊絳和錢鍾書都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一次，紅衛兵遞給楊絳一個槌子和一面銅鑼，下令楊絳敲鑼自報罪名，楊絳狠狠地敲打了幾下，台下鬧成一片，造反派要驅使楊絳到學部大院去遊街，他們給楊絳脖子上掛上污水浸霉發黑的木板，戴著高帽，提著銅鑼，走幾步就敲鑼，叫喊一聲「我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一天，楊絳一反常態，大聲叫喊，抗議對自己和錢鍾書等知識分子的種種侮辱，表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錚錚傲骨。紅衛兵把楊絳驅到大會議室，命令他們屈辱地低著頭，楊絳卻拒絕服從，滿面怒容昂著頭，她怒不可遏跺著腳大喊：「就是不符合事實！就是不符合事實！……」有一次，文學所所長何其芳等「黑幫」在北京吉祥大戲院的大舞台挨斗，楊絳錢鍾書在台下陪斗，那天楊絳睏倦，低著頭打起了瞌睡，紅衛兵突然大喝一聲：「楊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台！」，之後就被喊上台挨批鬥。一次，楊絳的頭髮被剪去一截，錢鍾書的背上被抹上唾沫、鼻涕和漿糊，紅衛兵命令他們脫去鞋襪，大家彎著腰，後面的人扶著前面的人的背，繞著院子的花欄跑圈子，誰停步不前或者直起腰就要挨鞭子。一次，紅衛兵命令楊絳打掃院子的垃圾，一個大姑娘用楊柳枝做的鞭子抽打楊絳，楊絳認識她，對她說：「你爸爸也是我們一樣的人」，她立起一對眼珠子，「他和你們不一樣！」，因為他已經投靠了中國共產黨權貴階層。
一天，錢鍾書回家，頭已經給人剃成縱橫兩道，出現一個「十」字，楊絳給他修改成「和尚頭」。1966年8月27日早上，楊絳的《堂吉訶德》稿子遭到沒收，晚上，她被剃成「陰陽頭」。
當天晚上，她拿錢媛幾年前剪下的兩條大辮子和錢鍾書的壓發帽做底，連夜製作了一頂「假髮」。第二天她去乘坐公交車，售票員對她大喝一聲：「哼！你這黑幫！你也上車？」從此一年之內，楊絳不敢乘車，全靠兩條腿走路。楊絳被安排去掃廁所，楊絳愛衛生，在打掃廁所時，她把廁所打掃得乾乾淨淨，物品擺放整齊，而且通風透氣。破四舊、立四新之際，紅衛兵、造反派把目光瞄準了知識分子的書房，錢鍾書的皮鞋、領帶都被紅衛兵拿走了，她把家裡一些書信等燒掉，《堂吉訶德》的稿子交給了組秘書沒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部長的陶鑄感到學部一天到晚批鬥這些上了年紀的「反動學術權威」，用不了幾個月他們都會被斗死，於是和陳伯達、關鋒、戚本禹等人來學部作了一次講話，提出不要死盯住「反動學術權威」不放，還要「抓根根、發發、爪爪」，從此學部大亂，互相「混戰一場」，鬥爭方向就分散了，減輕了對楊絳錢鍾書等老一輩知識分子的人身迫害。
1967年夏季，外文所的「牛鬼蛇神」陸續得到「解放」，從「牛棚」出來叫「下樓」，楊絳是首批「下樓」的二人之一。「下樓」之前還得做一番檢討，由於疲勞，楊絳在開會時把「四個大躍進」寫成了「四個大妖精」，受到了革命派的嚴厲批判。當時正在發放《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像章，楊絳也得到了一份，她自認為是革命群眾之列。過年之後，楊絳打掃儲藏室時，從凌亂的廢紙堆發現了那包《堂吉訶德》譯稿，她打算冒險偷走譯稿，卻被監視他們的老幹部攔截了。1968年，共產黨多次威逼楊絳的妹妹楊必交代在國際勞工局兼職一事，楊必因「急性心臟衰竭」在「睡夢裡去世」。楊絳父母和三姑母的墓碑遭到紅衛兵砸毀。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學部之後，楊絳請小組組長幫忙討要譯稿，結果對方置之不理。直到下方五七幹校前夕，原來的秘書當了學習組長，楊絳在晚上學習時，遞給他一個條子，第二天早上他問明情況後找來譯稿交給楊絳。1969年11月3日，楊絳在學部大門口等公交車，錢鍾書走過來低聲告訴她「這個月11號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隊」。錢鍾書被下放到河南信陽地區羅山縣「五七幹校」，楊絳、錢媛和女婿王德一在火車站給他送別。羅山縣沒有土地可以耕種，「五七幹校」也無事可干，不久他們遷至淮河邊上的河南息縣東嶽。雖然楊絳自身難保，但是她幫助了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同事，鄭土生在1970年4月7日把自己50元存摺和25元現金塞進楊絳辦公桌抽屜里，準備自殺，楊絳發現後，把錢還給了他，還附帶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來日方長，要保重身體；要耐心、冷靜、堅強。這些錢我不需要，你自己買些生活必需品吧！」，後來鄭土生成為莎士比亞研究專家。楊絳的女婿王德一在大學裡被誣陷為「五一六」分子而受到圍剿，最後一次他離開楊絳時說：「媽媽，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絕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工宣隊領導每天三次批鬥王德一，逼迫他交出名單，就在楊絳下方五七幹校前夕，王德一含冤自盡。多年之後，楊絳在文章中寫文化大革命時女婿自殺，沒有片言隻語，不動聲色，巨大的留白，巨大的悲慟。1970年7月12日，楊絳下放幹校，此次，只有錢媛來給她送行了。文化大革命將中國大地變成了人間煉獄，楊絳的同學吳晗、袁震含冤自縊。楊絳和七八人一起被分配在菜園幹活，楊絳是白天單獨看守菜園，她利用閒暇時間看書、寫見聞和內心感受。因為楊絳和錢鍾書宿舍不過十分鐘路程，故兩人經常私密相會。幹校後期，楊絳錢鍾書等遷往明港，他們倆的住所來往需要五六分鐘。在這裡，楊絳錢鍾書可以讀帶來的工具書、筆記本、碑帖、錢媛寄過來的各種外文報刊，還有同夥之間暗中流通的書籍。他們倆借閱了李文俊的《大衛·科波菲爾》，讀完歸還時，書上寫滿了鉛筆做的各種批註。
楊絳本身通曉英、法兩國語言，為使《堂吉訶德》翻譯得更準確，她又學習了西班牙語，並最終在文革中將書稿保護下來。1978年《堂吉訶德》中譯本出版時，正好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訪問中國，鄧小平把它作為禮物送給了西班牙國王。1986年10月，西班牙國王獎給75歲的楊絳一枚「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勳章」，表彰她對傳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貢獻。
八十年代以後，楊絳不再將精力放在大作品上，而是偶作回憶性的散文。這些文章雖然都比較短小，但從平淡文字中透露出來的一種樸素而真摯的情感，從大白話中顯現出的智慧，至今還被喜愛她的讀者津津樂道。
90年代後因為錢鍾書先生和錢瑗相繼生病去世，楊絳基本停止了各種工作，在家整理丈夫留下的大量手稿包括讀書筆記。《錢鍾書手稿集》分三部。即《容安館札記》、《中文筆記》、《外文筆記》，分別於2003、2011、2016年出版。用她老人家自己的話是：「鍾書他們逃走了，我也想，但我不能走，得留下清理現場。」而整理的結果是，把錢鍾書先生一生中研究學習成就，留給我們子孫後代！
在父女兩人相繼去世後，她更是深居簡出。一直到她92歲高齡之時，才重新提筆，打開塵封多年的記憶，寫出了她目前最為膾炙人口的散文集《我們仨》。其中不僅僅用夢幻的方式講述了錢鍾書和錢瑗生前最後一段時光，而且回憶了很多當年夫婦二人遊學歐洲，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種種往事。
2001年9月7日，楊絳以全家三人的名義，與清華大學簽訂了《信託協議書》，成立「好讀書獎學金」（與錢先生任「中央圖書館」英文總編纂時主編的館刊同名）。2001年捐獻的現金是72萬元；到2010年春，已是800萬元，並翻譯英國詩人蘭德的詩歌《生與死》表明心志：「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
2011年，百歲老人楊絳查出患有心衰，但她依舊樂觀豁達，每天讀書寫作從不間斷，晚上一點半睡覺，早上六點半起床，中午休息兩小時。吃得很清淡。健身運動就是室內轉圈走動7000步。
2013年7月17日，北京清華大學校長陳吉寧在2013年本科生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式上的講話上建議：「今天，剛好也是清華老學長楊絳先生102歲生日。楊先生與清華同歲，走過了百年滄桑，歷盡了人生坎坷，卻始終保持著高貴、生動和優雅的品質，把她的溫馨、溫暖和安寧傳遞給我們。前幾天我去看她，先生特意叮囑說，學校很忙，生日時就不要來了，替她吃一碗長壽麵就行。我提議，今天我們都去吃一碗長壽麵，為我們的老學長賀壽，也為你們的明天祝福。祝願你們在堅持中成長、在選擇中成熟，像楊絳先生那樣生命之河長流、事業之樹長青！」
2016年5月25日凌晨一時，楊絳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壽105歲。其遺體於5月27日火化，上午9時從北京協和醫院起靈，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楊絳家中所藏存珍貴文物字畫，已於生前全部無償捐贈中國國家博物館；而她的書籍、手稿以及其他財產等，亦捐送給國家有關單位，並指定了遺囑執行人。楊絳過世後，網路盛傳一段話「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和從容。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後被證實並非出自楊絳。
楊絳著有《風》、《窗簾》、《幹校六記》、《洗澡》、《我們仨》、《雜憶與雜寫》、《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等；劇本《稱心如意》、《弄真成假》；譯著有《堂吉訶德》、《斐多》、《小癩子》等。

評價

錢鍾書嬸嬸對楊絳評價說：「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
中國小說學會副秘書長盧翎評價楊絳說：「楊絳的散文平淡、從容而又意味無窮。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讀她的散文更像是聆聽一位哲人講述些煙塵往事，在平靜、平淡、平凡中有一種卓越的人生追求。」「（楊先生的）這些散文是我上中國當代文學史課時必講的篇目。我常對學生們說，先生的作品有一種洞悉世事的深刻，有一種知識分子於亂世固持的良知與操守，還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這對於當下在浮躁而喧囂的世界中前行的知識分子獨具意義，起碼可以使他們理解自己、理解他人，面對宿命更具一種從容、曠達的姿態」。
哲學家周國平評價楊絳說：「這位可敬可愛的老人，我分明看見她在細心地為她的靈魂清點行囊，為了讓這顆靈魂帶著全部最寶貴的收穫平靜地上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專家楊絳的同事鄭土生在楊絳百歲生日時獻詩《壽星頌》：「靜觀興衰具慧眼，看透美醜總無言。才識學德傳五洲，崇高心靈享永年。」 
劉黎平說：楊師犬儒，某歲上書，斥後生詆錢學士。其事難辨，然欲知其為人，觀其文可也。楊師為文，語多平實，溫婉機智，罕涉是非，少詈辱人，讀之莞爾，似非以攻訐為事者，方之當下，亦長者也。天下浮躁，老少皆競，楊師以淡泊系天下風俗輕重十年，大功德也，然今日先生死矣，先生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