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早年生活

海耶克生於奧地利維也納一個知識份子家庭。他的父親在政府的健保機構裡擔任醫生，還發表過植物學論文。他父親家庭因為世代對國家的貢獻，被封贈波希米亞的貴族銜。
海耶克還是哲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的表弟，他的母親經常帶他到維根斯坦家中，兩人也因此相當熟識，後來維根斯坦在1921年發表《邏輯哲學論》時，海耶克便是最先看了此書草稿的人之一。海耶克說維根斯坦的哲學和研究方式對他後來的學術生涯有很大影響。海耶克後來回憶當他與維根斯坦一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軍官時，兩人經常進行的許多哲學討論。
在他還是青少年時，海耶克在父親的鼓勵下讀了許霍·德弗里斯的進化理論，以及路德維希·安德列斯·弗雷巴哈的哲學著作。因為一個教師的課程，海耶克開始被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理論深深吸引。
在1917年海耶克加入了奧匈帝國陸軍，被分派到一個砲兵團擔任軍官，並且在義大利戰線服役。服役期間海耶克大多數的任務是在偵查飛機上擔任觀測員，他的左耳也因此在這段期間出現聽力障礙的問題，並且因為他在任務中的勇敢表現而獲頒獎章。海耶克在這段期間也感染了流感，但仍存活了下來。
戰後海耶克決定在學術界發展，希望研究出如何阻止未來戰爭悲劇的發生。海耶克後來對此說道：「讓我決定成為學者的最關鍵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場戰爭讓我開始重視政治結構的問題」。海耶克決定要透過學術發展來打造一個更好的世界。

求學生涯

海耶克就讀了維也納大學並且在1921到1923年之間分別獲頒法律和政治學的博士學位，他同時也學習了哲學、心理學、和經濟學。同一時間海耶克也在一間研究人腦結構的機構進行研究，花費許多時間將實驗腦細胞染色，這段期間累積的經驗加上他本身對恩斯特·馬赫理論的興趣，使海耶克開始進行了他第一個研究計畫，但並沒有馬上發表，直到後來到了1951年才被以《感覺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為標題發表。在這段期間海耶克也不斷與維也納的一些社會學、歷史學、神經科學、經濟學等領域的學者聚會，稱為「心靈圈」的小團體，其成員包括了阿爾弗雷德·舒茨、弗里茨·馬赫盧普等人。
在維也納大學的期間，卡爾·門格爾在解釋社會科學上的理論、以及佛烈德利赫·馮·維塞爾獨特的授課方式對海耶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海耶克完成他的畢業考試後，維塞爾推薦路德維希·馮·米塞斯雇用他擔任奧地利政府的法律和經濟學專員，協助政府處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留下的，國際條約上有關法律和經濟的問題。他也在1923年至1924年之間，擔任紐約大學教授耶利米·精其（Jeremiah Jenks）的研究助理，幫他整理美國整體經濟的資料以及聯邦準備系統的數據。
原先海耶克相當同情維塞爾抱持的民主社會主義政治傾向，然而，在讀過米塞斯的《社會主義》一書後海耶克便拋棄了社會主義的思考方式，轉向門格爾的古典自由主義。同一時期他開始到米塞斯的私人課堂上聽課，與他一起聽課的還有弗里茨·馬赫盧普等人。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在米塞斯的推薦下，海耶克於1927年創辦了「奧地利商業週期研究中心（Austrian Institute for Trade Cycle Research）」並擔任所長，接著在1931年應英國經濟學家羅賓斯爵士（Lionel Robbins）的邀請前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教。海耶克到達英國不久後便在英語國家經濟學界享有很高的名氣，被公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理論家之一，並且在同一時期影響了眾多後來成為知名經濟學家的學生，包括了約翰·希克斯。
在1932年，海耶克與約翰·梅納德·凱因斯在泰晤士報上展開了一場辯論，他和羅賓斯爵士一同主張應該透過私人企業對於公共領域的投資來增強英國的經濟協調，而不是透過政府出資的公共建設計畫。凱因斯與海耶克在其他經濟學的理論上其實是所見相同的，他們只有在財政和貨幣政策上有明顯的差異。
海耶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教直至1950年，海耶克教過的學生包括了威廉·阿瑟·劉易斯、羅納德·科斯、約翰·加爾布雷斯、尼可拉斯·卡爾多等人。 在奧地利被納粹德國侵吞後，海耶克不願意再返回母國。他在1938年成為了英國公民，並終身使用這個公民籍，雖然他在1950年後就沒有在英國居住了。海耶克在1950年搬到美國，並在那裡住到1962年，後來又到德國一段時間，也回他的出生地奧地利居住了短暫的時間。

芝加哥大學

海耶克在1950年離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前往芝加哥大學任教。由於海耶克的名氣，他在芝加哥大學的第一堂有關哲學的講課吸引了大量聽課學生，包括了恩里科·費米等科學家。他在這段時間的研究包括了哲學、經濟學、政治哲學、思想史等領域，他在這段時間進行的經濟學研究至今仍未被發表。當時海耶克的經濟學理論被認為太激進了，也因此芝加哥的經濟系所一直拒絕讓海耶克成為他們的一份子。雖然海耶克並不是後來形成的芝加哥經濟學派成員之一，但他對芝加哥學派的眾多理論比如貨幣流動的速率產生關鍵性的影響，與該學派的諸多人物來往甚密，主要包括亞倫·戴雷科特、米爾頓·弗里德曼等。
在編輯了一本有關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私信的書後，海耶克開始撰寫一本有關自由秩序的書，這本書後來成為《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並且在1959年5月完稿，於1960年2月出版。在書中海耶克論述的主題在於要如何「減少社會上人與人之間彼此施加的強迫」。不過此書並沒有吸引如同16年前《通往奴役之路》一般的廣泛注意。1962年，海耶克離開芝加哥大學。

弗賴堡大學、加州、薩爾斯堡

從1962年到他於1968年退休之間，海耶克成為西德弗賴堡大學的教授，在這段期間他也開始寫作他的下一本書《法、立法與自由》（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海耶克認為他在弗賴堡的幾年相當的充實。在他退休之後，他又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擔任了一年的訪問教授，在研究所教授有關社會科學的哲學。海耶克在1970年完成了《法、立法與自由》的初稿，但他後來會持續修改，並且將書分成三卷，在1973、1976、和1979年分別出版。
他在1969年至1977年之間擔任薩爾斯堡大學的客座教授，他後來對此決定感到後悔，認為薩爾斯堡大學的經濟系所規模相當小，同時也沒有充足的圖書館。
在那之後海耶克回到了弗賴堡，並在那裡居住到他去世為止。海耶克在1992年於德國弗賴堡去世，並且被埋葬在維也納北郊的一處墓園。

榮譽獎項

1974年10月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海耶克是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與他同時獲得該獎項的還有瑞典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貢納爾·默達爾，諾貝爾獎委員會稱此獎是要「表揚他們在貨幣政策和商業週期上的開創性研究，以及他們對於經濟、社會和制度互動影響的敏銳分析。」。海耶克對於獲頒此獎相當驚訝，他並且認為委員會之所以把他與默達爾並列，純粹是為了要同時兼納政治光譜兩邊的人，以此來顯現中立性。
在1974年12月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海耶克認識了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亞歷山大·索忍尼辛，他後來還會寄送一本《通往奴役之路》給索忍尼辛，儘管索忍尼辛在頒獎典禮演講上潑冷水的稱獲得如此重大的獎項會負面影響一個經濟學家的特質。獲得諾貝爾獎對於當時在學術界發展和名聲都很大程度被忽略的海耶克是一大轉折點，後來寫作他傳記的作家稱這是他「起死回生的一年」。
在1980年，出生為天主教徒、但卻抱持不可知論的海耶克獲得若望·保祿二世的接見，以進行「討論他們各自領域的觀點、對天主教和科學之間的關係進行交流，並且讓教宗可以藉由諾貝爾獎得主認識重要的議題。」
經過英國首相瑪格利特·柴契爾推薦，海耶克在1984年獲得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頒發名譽勳位，以獎勵他「在經濟學上的研究貢獻」。在與女王20多分鐘的會面後，海耶克後來稱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天」，並且稱女王「對我是如此的平易近人而又親切，有如她對我一生瞭若指掌一般。」
另外，在1991年美國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頒給海耶克美國總統自由勛章，以表揚他「終身的高瞻遠矚」。

英國政治

在1975年2月撒切爾夫人被選為英國保守黨的領導人，不久她便和海耶克進行了一次會面。柴契爾在數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只有在1975年夏天造訪該黨研究政策和議題的「保守黨研究部」一次，當時該研究部的一個演講者向柴契爾介紹一份政策簡報，主張避免極左和極右的「中間道路」是最適合保守黨的路線，在他還沒講完之前柴契爾便打斷他，從公事包裡拿出了一本海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高舉這本書讓大家看見，「這本書」，她堅定的說道，「就是我們所相信的」，並且重重的將書敲擊講桌上。
海耶克在1977年對英國自由黨和工黨的結盟大力批評，他在泰晤士報的文章上寫道：「身為一個一生大半時間都在研究自由主義歷史和原則的人，我想我應該指出自由黨因為促成社會主義政府的存在而失去了他們所有『自由主義』的成分，再沒有自由黨人可以正經的稱他自己是『自由主義者』。」

景氣循環

海耶克對於資本、貨幣、和景氣循環的著作被廣泛視為是他對經濟學最重要的貢獻。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更早時的《貨幣與信用理論》（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12）一書裡已解釋了貨幣和銀行業務的理論，將邊際效益的貨幣價值原則套用至產業波動的解釋理論上，並且依此提出一種假說，認為經濟裡的「產業波動」是由貨幣的供給所連帶造成的。海耶克在此出發點上繼續研究，最後發展出了被後人所稱的「奧地利經濟學派景氣循環理論」。在他1931年的《價格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一書中，海耶克主張景氣循環的形成是因為中央銀行透過通貨膨脹的信用擴張在一定時間形成的，藉由故意壓低利率等政策，使得市場上的資本被錯誤的分配。海耶克主張「市場經濟在過去種種的不穩定，其實是因為市場上最重要的自我調節成分－貨幣，被政府控制而沒有受到市場機制的調節。」
海耶克的分析是根基於歐根·博姆-巴維克的「平均生產期間」的概念上，以及博姆-巴維克解釋貨幣政策可能對生產週期造成的影響。在後來1945年出版的《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書中，海耶克主張由於中央銀行壟斷貨幣供給，進行決策的那些政府官僚根本沒有辦法獲得可以正確管理貨幣供給的資訊、就算有這種資訊也沒有辦法準確的做出回應。
羅賓斯爵士在1929年成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院長，他希望改變當時由劍橋大學支配的、以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著作為主流的經濟學環境，引進更多不同的思考方式。他於是邀請海耶克在1931年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教，同時海耶克也把奧地利學派的景氣循環理論引進了英語世界。依據尼可拉斯·卡爾多的說法，海耶克依據時間-資本結構所進行的景氣循環分析在剛發表時「讓整個經濟學界為之震驚」同時也改變了原先劍橋大學在總體經濟學上的壟斷地位。
海耶克也對同時期崛起的約翰·梅納德·凱因斯和其凱恩斯主義做出批判。對凱恩斯來說，景氣循環低潮期的失業和資源空置是因為缺乏總需求導致的，然而海耶克則主張景氣循環裡的擴張期是對於資本的濫用期，而緊接而來的衰退期才是經濟復甦的開始。

經濟計算問題

海耶克是20世紀學術界對於集體主義的主要批評者之一。海耶克相信所有形式的集體主義（即使是那些在理論上根基於自願合作的集體主義形式亦然）最終都只有可能以中央集權的機構加以維持。在他的著名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和其他作品裡，他認為社會主義一定會有一個中央的經濟計畫，而這種計畫經濟最終將會導致極權主義，因為被賦予了強大經濟控制權力的政府也必然會擁有控制個人社會生活的權力，如此一來才能把經濟體裡的各種層面資料和決定權集中到計畫者的手中。
以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等人的著作為基礎，海耶克主張在計畫經濟下必然會出現某個特定的個人或團體「計畫者」，必須決定資源的分配，因此掌握了經濟體裡資源分配的權力，然而這些「計畫者」是永遠無法獲得足夠資訊來正確分配資源的，這種問題又被稱為經濟計算問題（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事實上馬克斯·韋伯之前就提出過類似理論，他認為若要有效的分配資源的流動和使用，自由市場裡的價格機制是不可或缺的。
在1945年的《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一書中，海耶克主張自由的價格機制在一個市場中扮演了交換和同步化各種市場資訊的功能，無論是在個體上、地區上、整體經濟上的層次都是如此，這種資訊的流動使得經濟體裡的每個參與人都可以透過一種自發性的過程進行自我組織。海耶克將這種自由的價格機制與中央計劃經濟下被控制了的價格相比，他主張只有在自由價格機制下經濟體才能有效的對時間和地點等因素的改變作出迅速回應。
在自由市場下，價格決定了生產的方向，消費者個體都有能力決定他們是否要花錢在某個商品或服務上。價格對生產者（和潛在的投資者）來說包含了最重要的經濟訊息－亦即某產品的供給度和需求度，由此他們才能作出對策，消除市場裡的短缺或剩餘，並從中獲利。米塞斯和海耶克認為這是維持有效經濟組織唯一可行的途徑，而既然社會主義經濟下缺乏一個可以理性分配資源的方式，他們認為採取社會主義的國家必然走向經濟崩壞、混亂和貧窮。支持經濟計算問題論點的人認為這是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的終極駁斥，並且主張此理論說明了為何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都不會成功。這場論爭從1920年代持續到1930年代，在經濟歷史學上，此段時期被稱為是「社會主義計算論戰時期」。
海耶克的理論也影響了後來奧利弗·威廉姆森對於市場和非市場兩者之間在決策上的本質差異研究，威廉姆森後來也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海耶克用「交易經濟」（Catallaxy）一詞來描繪一種「由自願合作所構成的自我組織系統」，他對於價格機制在影響經濟活動上的研究也成為後來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被列舉的貢獻之一。

自發性秩序

海耶克認為自由價格機制並不是經過刻意介入產生的（亦即事先由人們刻意加以設計），而是由「自發性秩序」—或者稱之為「由人類行為而非人類設計」產生的秩序所領導。也因此，海耶克將價格機制的重要性提升至和語言同等重要。這樣的思考使他開始推測人類的腦袋如何容納這些行為。在1952年的《感覺的秩序》中，他主張是聯結主義的假設形成了神經網絡和許多現代神經生理學的基礎。
海耶克在1988年的《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一書中主張人類文明的誕生是起源於私人財產的制度。依據他的說法，價格是唯一一種能使經濟決策者們透過隱性知識和分散知識互相溝通的方式，如此一來才能解決經濟計算問題。

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

雖然海耶克最知名的是他對經濟學的貢獻，但在海耶克的職業生涯後期他也對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領域作出許多貢獻，大多是從他認為人類知識有限的理論上衍生而來，以及在他理論中「自發性秩序」社會制度所扮演的角色。他主張一個以市場秩序為軸心組織的社會（之中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僅只限於保護必要的市場和個人運作安全），這便是從他對於人類知識有限的道德哲學理論所衍生的。海耶克認為這種理想中的個人主義、自由市場政治體可以持續的進行自我調節，形成一種不需要「尋找更好的人來統治我們」的社會。
海耶克否定社會正義的概念，他認為市場就有如一種賽局一般，宣稱比賽的結果「公不公平」是沒有意義的，他並且主張「社會正義」一詞只是一個「沒有實質內容的噱頭」。同樣的，海耶克認為個體經過他們自身選擇和努力而在市場上所產生的結果是必然不可預測的，也因此而產生收入的分配不平均，宣稱這種差距「不公平」也是毫無意義的。海耶克認為政府重新分配收入和資本的舉動大多都是對於個體自由的不正當侵犯，他說：「若是我們引進一套分配正義的理論，那麼一旦這種重新分配開始進行便會沒完沒了，直到整個社會都因此圍繞其發展為止。因此而產生的情況將與一個自由社會下的所有特質完全相反。」
儘管如此，海耶克認為在一個自由社會下政府可以正當的提供一些「安全網」，比如說「向那些遭受極端貧困和飢餓的人提供一些救濟，但僅僅出自於考量到他們若沒有獲得救濟會做出的拼命行為的後果」。海耶克同時也寫道「不會反對國家組織一個廣泛的社會保險系統」。對此Wapshott評論認為海耶克的說法證明了他會支持一個由政府輔助或主導的全民健保體制和最基本的失業保險。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裡這樣寫道：
我們也沒有理由反對國家協助個體面對一些生命上常見的危險，由於這些危險的不可預料性，很少個體可以因此做出適當的預防。當一個人生病或遭受意外時，我們所提供他們的基本救助並不會鼓勵他們因而在未來對這些危險重蹈覆轍，也不會因此而軟化了他們克服困難處境的動機。當我們在討論那些的確可以由國家提供基本保障的風險時，支持國家組織一個廣泛的社會保險體制的理由是相當有力的。當社群的行動可以幫助個體面對一些他無法預料也無法防範的災變時，我們應該採取這樣的行動。

科學哲學

在科學哲學理論上，海耶克與他的好友卡爾·波普爾有眾多相同的觀點。海耶克大力的批評所謂的科學萬能主義錯誤的將科學研究方式強加於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上，導致在實踐上產生相反的結果。通常這牽涉到在哲學上強行要求明確驗證，錯誤的認為所有科學解釋都可以簡單的用二維的線形圖表進行。海耶克指出大多數科學都牽涉到複雜的多線形和多變數，而經濟學和非設計秩序的複雜性則有如達爾文的生物學理論一般，強加一般的科學研究方式只會造成錯誤的結果。海耶克在他1952年的《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in the Abuse of Reason）一書和其他一些論文裡提出這些理論。

心理學

在（《感覺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1952）一書中他則發展出一套「赫比學習法」的學習和記憶方式，海耶克在1920年便已經構思出這個概念，甚至還早在他學習經濟學之前。海耶克延伸的「赫比突觸」則對全球的人腦研究有相當大的貢獻，並且持續在神經科學、認知科學、電腦科學、行為科學和心理學的領域發揮影響力直到今日。

長久影響

海耶克的著作影響相當廣泛，包含了經濟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舉例而言，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對於極權主義制度的真相和謬誤的討論也影響了後來對後現代主義的批評者。除了深刻影響柴契爾和隆納·雷根外，海耶克在1990年代於東歐成為最受敬重的經濟學家之一。海耶克對於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的預測在蘇聯解體的過程中完全獲得證實，他也因此在前共產政權的東歐國家大為出名。海耶克在1944年被選為英國國家學術院的成員，推薦他的人，正是與他論戰多年的對手凱恩斯。
海耶克在經濟學發展上的影響力被廣泛的認同，也被視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華裔澳大利亞籍經濟學家楊小凱稱海耶克是像孔子一樣的偉大思想家，他說「海耶克對人類思想的影響可能會與孔子思想對中國人的思想的影響一樣深遠和無孔不入」。許多後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如弗農·史密斯、赫伯特·西門、米爾頓·傅利曼等都說海耶克對他們的研究產生了影響。現代主流經濟學的重要人物、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保羅·薩繆爾森則說海耶克獲得諾貝爾獎是名符其實，但他也說「主流經濟學在20世紀後半段對於海耶克的逐漸忽視是有其歷史原因的，海耶克的在1931年的《價格與生產》一書在獲得大量注意後馬上就掉入谷底。從歷史角度來看，海耶克針對生產期間所寫的天書完全誤判了1927-1931年間的總體經濟學。」。然而，薩繆爾森在他後半生中50多年的學術生涯裡，幾乎都熱衷在研究如何解釋海耶克和博姆-巴維克所提出的資本理論，並且在晚年承認他求學時的指導老師約瑟夫·熊彼特錯了，而海耶克對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無法成功運行的預測是正確的。
海耶克的貢獻還包括了對於經濟均衡提出了時間的成分，並且在經濟成長、訊息經濟學、自願秩序理論等領域都有重大影響。米爾頓·傅利曼在1980年出版的暢銷書《自由選擇》裡面提到的「非正式」經濟便帶有明顯的海耶克色彩，他利用海耶克的理論來說價格機制如何被用來作為傳遞資訊的媒介。同時傅利曼還在他的研究所課堂上以海耶克1945年的《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一書為講課主題。
在評論海耶克對當代經濟學的影響上，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如此解釋：「什麼是我們可以從今天的經濟學課程裡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教學中一直要讓學生了解到的一件事，就是看不見的手遠比看得到的手還要有力。經濟活動可以在沒有指揮、控制、計畫的情況下自行組織而成，這就是當今經濟學家的共識，這就是海耶克留下給我們的教訓。」
在1947年，海耶克和其他人一同創辦了朝聖山學社，由一群在各種學術領域反對社會主義的學者所組成。在他於1974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講上，海耶克指出人類知識在經濟和社會制度上的出錯性之高，並稱他對於經濟學經常被誤導為是和物理學、化學、和醫學一般的精密科學感到憂慮，因為強加精密科學的研究方式在經濟學上將會導致不可收拾的災難性結果。
儘管對於這段關係至今仍存在許多爭議，海耶克一生中與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保持了長期的友誼關係，兩人也都是來自維也納。在一封寫給海耶克的信中，波普爾寫道：「我想我從你身上學到的東西可能超過所有其他在世的思想家。」（Hacohen，2000）波普爾將他的《猜想與反駁》（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獻給海耶克，而海耶克也將他的論文集《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研究》（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獻給波普爾，並在1982年說道：「…自從他的Logik der Forschung在1934年出版以來，我徹底成為他的方法論理論的支持者。」波普爾也參加了培勒林山學會的開幕集會。儘管他們之間的友誼和互相賞識，但並沒有改變他們兩人在理論上的重要差異（Birner，2001）。
即使是在他死後，海耶克的理論依然持續發揮影響力，尤其是在那些他曾經任教的大學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芝加哥大學、以及弗萊堡大學。許多在他去世後才發表的著作也進一步發揮影響力。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一個由學生組織的團體海耶克社會便以他為名。在牛津大學也有海耶克社會組織。而美國華盛頓特區影響力最大的智囊團之一的卡托研究所則將所內的一個演講廳以海耶克為名。
類似比特幣的超主權貨幣體系問世，受到了海耶克的《貨幣非國家化》等哲學思想的啟發。

海耶克與保守主義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隨著支持自由市場和小政府的保守主義政府在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崛起，海耶克的理論也受到特別的重視。這包括了美國的隆納·雷根和英國柴契爾等，他們兩人在執政後當挑選了對海耶克理論相當支持的人作為重要的經濟顧問和官職。在贏得1979年的大選後，柴契爾指派了海耶克派的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擔任貿易及工業大臣，以矯正長期以來低迷不振的英國經濟政策。同樣的，許多隆納·雷根的經濟顧問也都是海耶克的朋友。
不過，海耶克寫下了一篇名為《為什麼我不是保守派》的文章，在文中他批評保守主義無能面對人類不斷改變的現實、而且無法提出積極性的政策計畫。他的批評首先是針對歐洲風格的保守主義，也就是長期以來基於社會穩定和傳統價值理由而反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海耶克自認為是古典自由主義者，但他也注意到他在美國幾乎不可能以「自由派」一詞自稱，因為這一詞在美國早已因羅斯福的新政而被大眾與社會自由主義混淆。因此，在美國海耶克通常被描述為「自由意志主義者」，不過他自己則傾向於自稱為「老輝格」（Old Whig）。
在海耶克晚年的時候他曾說；「我已經變成一個伯克派的輝格黨員了。」海耶克的這篇文章對許多想要將自身與主流的保守派政治做區隔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有很大影響，比如詹姆士·M·布坎南便寫了一篇文章標題為「為什麼我也不是保守派：從規範上看古典自由主義的願景」。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保守派認為海耶克的哲學思想毫無疑問是屬於當代英美保守主義的傳統。比如英國的政策分析家Madsen Pirie便寫了一篇標題為「為什麼海耶克是保守派」的文章，他主張海耶克誤解了保守主義的本質，並且說保守派並不是反對改變，而是如同海耶克一般，只是反對那些透過政治權力施加本身願景到他人身上以藉此改變社會秩序的人。他認為保守派只是希望讓市場運作得更為順利，並且讓市場有空間可以自由的改變和發展，也因此他主張海耶克其實也是保守派。

個人生活

海耶克在1926年八月與他工作的政府部門的一位祕書海倫·伯塔·瑪麗亞·馮弗里奇結婚，他們後來生下兩個小孩。海耶克後來在1950年7月於阿肯色州提出與海倫離婚，改娶了另一位女子海倫·比特利希。在宗教上，海耶克是不可知論者。

評價與爭議

約翰·梅納德·凱因斯委託他的好友皮耶羅·斯拉法公開回應海耶克對他的景氣循環理論的挑戰。斯拉法並沒有針對海耶克對凱恩斯的質疑而提出更新的理論架構，而是針對海耶克所提出的奧地利經濟學派景氣循環理論本身做出批評，認為其中有許多互相衝突的地方，尤其是在通貨膨脹會引起對於資本產業「強迫存款」的部分，以及海耶克對於「自然」利率的定義。其他批評海耶克的景氣循環理論的經濟學家包括了約翰·希克斯、法蘭克·奈特等人。尼可拉斯·卡爾多說海耶克的《價格與生產》一書在1932年出版時吸引了「大群的批評者」，而當時英國和美國學界期刊投入在此書引起的辯論上的文章數量，可以說是「沒有其他經濟學的爭論可以批敵的」。
海耶克在1930年代的爭論後仍繼續他在貨幣和資本理論上的研究，但他身為經濟學理論家的名聲卻因此幾十年一蹶不起，並且在學界逐漸受到忽略，除了尼可拉斯·卡爾多仍然會定期對他發表的作品提出批評外。曾經支持海耶克的羅賓斯爵士後來也改支持凱恩斯的理論解釋。米爾頓·傅利曼說他本人「是海耶克的熱衷仰慕者，但卻不欣賞他的經濟學理論。我認為《價格與生產》是一本很錯誤的書，他後來發表的《純資本理論（Pure Theory of Capital）》也是不可靠的。但我認為他的《通往奴役之路》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一本書之一。」
海耶克雖然自稱是自由主義者而並非保守主義者，但是學術界一般認為其是保守主義的典型代表，他的思想也大多是被各國的保守主義政黨采納。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批判海耶克的資本主義體系，他們反對削減社會福利、支持政府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合理干預和對個私人企業的合理管制。而海耶克主張打壓工會，恰恰是違背經濟自由的。此外海耶克對民主制度持懷疑態度，他認為，民主會破壞市場的機制，而市場機制乃至於市場機制構成的社會是最能保障自由的，他認為自由和民主是矛盾的。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應當是互為依存、互為保障的關系，而海耶克雖然強調經濟自由但卻對政治自由不夠重視，甚至反對將政治慘與擴大到社會中下層，在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民主本質上只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措施。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我們絕不能忘記，在一個專制統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存在更多文化和精神自由——至少可以想像一個高度同質化和教條的多數民主政府其統治的壓迫程度，或許並不亞於最壞的獨裁統治。」這洋的思想傾向使得他對皮諾切特、薩拉查、佛朗哥等右翼獨裁者持贊賞態度，為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辯護，甚至將《自由憲章》贈送給薩拉查並附言：妳看了我這本書，妳就知道怎麼對付那些喜歡講民主的人了。這與古典自由主義支持民主和人權的理念相差甚遠。
在海耶克的學說傳入中國大陸以後，由於中國大陸所存在的問題並不是工會過於強大、社會福利過多，而是根本沒有獨立的工會、高稅收低福利，於是其學說被一些經濟學家扭曲和利用，反而變成了為權貴資本主義洗地的藉口。中國大陸的「左派」為政府擴大管制權和稅收卻不提高社會福利，「右派」則以海耶克的名義反對社會福利卻不真正追求政治自由，於是也就形成了尺蠖效應。中國大陸學者高連奎則認為「當今中國最需要的就是加強公民權利，完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而這都是海耶克所極力反對的，海耶克主義是中國走向文明最大的敵人。中國老百姓所痛恨、痛罵的那些經濟學家絕大部分屬於海耶克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