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参谋部

組織機構沿革與發展簡史

總參謀部制度是一種有別於古典軍事活動的近現代組織形式，有人說「總參謀部也許是19世紀最偉大的軍事創造」，而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是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具有現代意義和形式的總參謀部，對世界軍事史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實現了從早期戰爭的「統帥決策型」模式向近代戰爭的「軍官團決策型」模式的轉變。

早期的軍需總監部

隨著火藥等技術傳入歐洲，新的武器開始取代傳統的冷兵器發揮作用，從而引起西方軍事技術和思維的變革，戰爭的規模也隨之擴大，傳統的組織機構已難以勝任日趨複雜的指揮與後勤任務。17世紀中前期，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領導成立了一個被稱為「軍需總監部」的機構，專門負責工程和交通事務，這個機構後來被很多歐洲國家的軍隊所採用，普魯士也在17世紀中期成立了自己的軍需總監部，負責處理一些「技術性的輔助勤務」，包括後勤、行軍、駐紮、測繪等工作，這個機構被認為是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的前身
。
軍需總監部設置軍需總監（First Quartermaster，德語「Oberquartermeister I」，有的材料也稱為「總軍需長」或「第一軍需長」，這個職務演變為後來的「副總參謀長」）一名，目前有案可查的最早的一任軍需總監（1675年）是工兵中校貝爾庫姆，拿破崙戰爭之前擔任軍需總監的是萊文·馮·戈伊紹少將（1796年上任）。這個時期的軍需總監部實際上只是一個介於「工程兵總監部和技術性侍官總署的中間機構」，「無權參與指揮的決斷」，軍隊指揮權始終掌握在最高統帥（國王）手中。

普魯士軍事改革

歷史上的第一個總參謀部實際成立於德國的鄰邦——法國，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國防部長拉扎爾·卡諾下屬的「國防部辦公室」已開始具有現代總參謀部的雛形，1795年，後來成為拿破崙首席元帥的貝爾蒂埃率先建立了參謀系統，後來成為貝爾蒂埃直接領導的「參謀長辦公室」，並和另一個被稱為「總參謀部」的機構組成了拿破崙的統帥部。拿破崙時期無論是「參謀長辦公室」還是「總參謀部」都不能取代拿破崙本人進行直接指揮，「絲毫不能參與皇帝的工作」，只能「嚴格遵守」拿破崙的命令，所以還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總參謀部。
在普魯士，最早以文字形式提出現代總參謀部思想的是克里斯蒂安·馮·馬森巴赫男爵（von Massenbach），在1795年向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上呈的條陳中就要求將戰爭計劃的擬定納入軍需總監部的工作範圍，1801年馬森巴赫又再次上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進一步提出了更加具體的構想，包括總參謀部的機構組織，甚至要求總參謀長應被賦予向國王的「直面陳述權」。
180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下令以馬森巴赫的建議為藍本進行軍需總監部的改組工作，該部門按戰時的作戰區域（而不是按功能）分為三個處（稱為「旅」），分別對奧地利，對中、南德和對西德地區的戰備計劃。在普魯士以外的德意志地區，如巴伐利亞也於1803年仿效法國創建了一個「秘密軍事局」，這個機構成了後來巴伐利亞戰爭部和總參謀部的雛形。
19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對包括普魯士在內的歐洲各國的封建秩序產生了強烈衝擊，曾經在菲德烈二世統帥之下輝煌一時的普魯士陸軍於1806年的「耶拿-奧爾施塔特會戰」中遭到慘敗，並於1807年被迫和法國簽訂《提爾西特和約》割地賠款裁軍，使得普魯士在歐洲的地位大大下降了。戰敗後的普魯士開始施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施泰因的政治改革，哈登堡的農業改革，洪堡的教育改革和沙恩霍斯特等人的軍事改革。1807年7月，「軍事改革委員會」正式成立，沙恩霍斯特擔任主要負責人，其改革措施的主要內容包括兵制改革和機構和人事改革，而後者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目前的參謀部體制改革和對軍需總監部的改組。
按沙恩霍斯特的構想，「軍隊總參謀部」按功能分工，下設4個處（稱為「師」），第1師負責戰略戰術，第2師負責軍隊內部事務，第3師負責後勤補給，第4師負責炮兵和彈藥事務，特別地，保管作戰地圖的「皇家地圖室」也是總參謀部負責的範圍，同時總參謀部還將擔負起高級軍事人才培養的任務；在下級部隊中的參謀部建制也仿總參謀部設4個科。1808年聖誕節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頒布敕令基本上採納沙了恩霍斯特的建議，成立最高軍事機構「戰爭部」，而軍需總監部已不再作為職能機構運轉，但「軍需總監」一職仍然保留，其職能相當於總參謀長的助手或副總參謀長。不久戰爭部又分裂為「綜合戰爭部」和「戰爭經濟部」兩個部門，前者是主要的實權部門。綜合戰爭部下轄的3個「師」中，第2師相當於沙恩霍斯特所建議的總參謀部，沙恩霍斯特親任第2師「監理」，同時也是綜合戰爭部的實際領導者。在沙恩霍斯特的影響下，一批優秀的軍事人才得以進入綜合戰爭部和第2師，這其中包括格奈森瑙、博因（von Boyen）、克勞塞維茨等人。

總參謀部體制的確立

當1811年拿破崙決定遠征俄國時，要求普魯士提供支援部隊，沙恩霍斯特等人辭去了第2師的職務，由馮·勞赫上校繼任第2師監理。在1813至1814年普魯士解放戰爭中，沙恩霍斯特以中將身份接任軍需總監的職務，同時兼任布呂歇爾的西里西亞軍團的參謀長，而格奈森瑙則擔任他的副手，兩人共同擬定了1813年的春季作戰計劃。
在當年沙恩霍斯特病故之後，格奈森瑙繼任軍需總監的職務，不僅繼承了沙恩霍斯特的改革成果，更奠定了日後普魯士總參謀部的傳統和基本作業風格。1816年格奈森瑙因為與宮廷官僚政見不和而辭職，之後普魯士的總參謀部進入了一個過渡時期，此時主管總參謀部事務的是1814年出任首任正式的戰爭部長的利奧波德·馮·博因少將和第2師（後改稱「第2部」）監理卡爾·馮·格羅爾曼少將。格羅爾曼時期的「總參謀部」已經完全按馬森巴赫當初設想的三個戰略方向分為西部、中部、東部三個作戰處，同時加強了測繪工作，另外還特別增設了一個「戰史處」。1819年11月至1821年1月期間第2部監理由利林施特恩少將（von Lilienstern）代理，此後的部長是弗里德里希·卡爾·馮·米夫林中將（von Muffling），米夫林在任內繼承和發揚了沙恩霍斯特的理想，並首創了後世廣為流行的沙盤作戰演習方法。1821年米夫林被國王授予「軍隊總參謀長」的職務，其地位僅次於戰爭部長。1825年，隨著第2部的解散，總參謀部從戰爭部分離出來，並正式命名為「軍隊大總參謀部」（Großer Generalstab），總部設在位於柏林柯尼希廣場的紅磚大樓內，各軍團也設「軍隊總參謀部」；戰爭部和總參謀部的軍官也從1823年起規範了正式著裝——「鑲以維紅色邊的褲子和上衣」，「在此後的一百多年裡鑲有排紅色褲線的軍褲就成了總參謀部軍官的特有的外部標誌」。
總參謀部正名之後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升，成為與戰爭部、國王軍事內閣分庭抗理的又一勢力。米夫林時期又對總參謀部進行了改組，分為3個「主師」：第1主師負責處理人事問題；第2主師負責組織、訓練、演習、制定動員和進軍計劃；第3主師負責處理技術和炮兵問題。這一時期里活躍於總參謀部的人物還包括卡爾·馮·克勞塞維茨，他在總參謀部和擔任柏林軍官學校校長期間完成了著名的軍事理論論著《戰爭論》（德語「Vom Kriege」）。米夫林於1829年離任，在老毛奇上任之前，威廉·馮·克勞澤內克（von Krauseneck）和卡爾·威廉·馮·賴赫爾（von Reyher）先後擔任過總參謀長職務。

德意志帝國時期的總參謀部

19世紀下半葉開始，繼18世紀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歐洲又進入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而普魯士/德國恰是這次工業革命的中心。軍事工業和技術的發展為普魯士的擴張和促進德國統一創造了條件，與此同時這個時期的普魯士/德國無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軍事方面都出現了一個卓越的領導層，政治上是俾斯麥卓有成效的內政外交策略，而軍事上則是以老毛奇為首的新一代總參謀部。

「毛奇時代」的輝煌

1857年10月19日，在前侍官長曼托菲爾少將的推薦下，在總參謀部工作的赫爾姆特·馮·毛奇少將接任前不久去世的賴赫爾上將的職務，出任代理總參謀長，次年9月18日，又被正式任命為總參謀長。毛奇此前從未擔任過部隊指揮官，但作為總參謀部軍官曾斷續地為總參謀部工作過多年，之前和其間曾在地形測量局、戰史處工作，也擔任過部隊的參謀長，具有豐富的參謀經驗，在賴赫爾時期曾是軍隊動員計劃的制訂者。在接任總參謀長的職務之後，毛奇重新對總參謀部的組織機構進行改組，以前的「師」重新改稱為「處」：第1處負責東歐、奧地利和瑞典事務；第2處負責德國本土和南方的瑞士、義大利事務；第3處負責西歐事務；其中最突出的貢獻是增設了「鐵道處」（1869年改為第4處，與原有的3個處平級）。在擔任總參謀長期間，毛奇非常重視新技術和裝備的應用，尤其關注鐵路運輸事業，鐵道處的成立是這一思想的直接體現，至統一戰爭前夕，普魯士境內已經修築完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鐵路交通體系，這為普魯士贏得統一戰爭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
從1864年至1871年，普魯士接連打了三場戰爭，即：普丹戰爭（1864年）、普奧戰爭（1866年）、普法戰爭（1870年），最終完成了德意志的統一，而在此之前，自1815年滑鐵盧會戰以來，普魯士有半個世紀沒有打過大仗。開戰前毛奇和總參謀部進行了周密的準備，制定了詳盡的戰爭計劃，三場戰爭的進程幾乎完全契合總參謀部的預定方案。總參謀部憑藉卓越的表現逐漸贏得了最高統帥（國王）的信任，1866年6月2日，威廉一世在軍事內閣首腦特雷斯科夫少將的建議下頒布了一道內閣令，明確規定了總參謀長與戰爭部長是「平級關係」（以前戰爭部長是總參謀長的上級）並且在戰時「具有全權指揮權，總參謀長與戰爭部長下達的指令具有同等效力」，甚至在部隊中也確立了參謀長與指揮官的「平級」關係，此後的總參謀部真正成為了戰爭的指揮者而不僅僅是最高統帥的軍事顧問。普魯士總參謀部對統一戰爭的進程起了決定性作用，這一時期也是以毛奇為代表的普魯士/德國軍官團將總參謀部推向了歷史上最輝煌的階段，同時普魯士的成功給歐洲軍界以很大震動，此後各國競相仿效普魯士/德國模式組建或改革自己的總參謀部。

一戰前的總參謀部

1883年5月20日威廉一世頒布的內閣令，授予總參謀長「直面皇帝」的權利，既有每周一次的例行匯報，也可以隨時直接向皇帝匯報，毛奇獲得了自馬森巴赫以來軍官團一直夢寐以求的權力，至此，德國總參謀部發展到了它成立以來的巔峰時期，「總參謀長毛奇實在比總司令，國王本人，還更為重要」。這次「直面陳述權」的獲得，實際上應主要歸功於時任軍需總監的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而瓦德西本人在總參謀部工作期間也一直深得毛奇的信任。1888年8月10日，年近88歲高齡的毛奇辭去了大總參謀部總參謀長職務，將職務移交給了瓦德西，老毛奇在這個位置上工作了長達31年，成為普魯士/德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一任總參謀長，總參謀部的權力、地位和聲望在這一時期得到空前的提升。瓦德西在毛奇的基礎上又對總參謀部進行了一次改組，將各處的職能進行合併由一位軍需總監負責，如原第2處和鐵道處合併為「進軍處」，由軍需總監負責，全權負責動員計劃制定和實施，原第1處和第3處由第三軍需長負責，制定東西兩線的作戰計劃，而戰史和測繪部門仍直屬於總參謀長。此時在位時間不滿百日的德皇弗里德里希三世剛剛去世不久，威廉一世之孫威廉二世繼位，由於威廉二世的影響，德國的軍事和外交政策開始轉向激進，直至放棄了俾斯麥苦心經營多年的企圖維持歐洲均勢的「大陸政策」，1890年3月俾斯麥被迫辭職下野，威廉二世同時也希望限制總參謀部的權力，此期間總參謀部亦受到高層政策導向的影響，在多次宮廷爭鬥中瓦德西也逐漸失去了德皇的信任，在擔任總參謀長僅兩年半之後被解除職務，後於1900年被委任為八國聯軍總司令參與對北京的占領。
瓦德西的下一任是他的副手，軍需總監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伯爵中將，於1891年2月7日被威廉二世正式任命為大總參謀部總參謀長。施利芬早年曾在騎兵部隊服役，1884年在毛奇的總參謀部擔任戰史處處長，在總參謀長任上，施利芬繼承了毛奇時代總參謀部的工作作風，特別關注技術的發展，關心部隊的後勤與補給狀況，為此他還建議舉行大規模「軍需部旅行訓練」的演習。在組織機構和日常工作方面，施利芬除了設置4名軍需長分管各處業務之外，還單獨任命軍需總監作為總參謀長的全職副手，第2處和鐵道處仍然是最主要的部門，由軍需總監管轄，此外專門設置了相關部門對法國和俄國的要塞體系進行研究。
在歷史上，施利芬和德國總參謀部也因著名的「施利芬計劃」而廣為人知，這個計劃成為施利芬留給德軍的最寶貴的遺產，日後施利芬的戰役思想甚至「對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多數軍隊指揮官都產生過決定性影響」。總參謀部體制的創始人沙恩霍斯特很早就看到普魯士/德國位於歐洲腹地，缺乏天然防禦屏障的弱點，很容易陷入兩線作戰的不利處境，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自成立以來最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制定針對東西兩個方向上的作戰計劃。德國雖然在俾斯麥的「大陸政策」指導下一度成功地維持了歐洲大陸的均勢地位，但自從威廉二世上台之後，德國又逐漸轉向和歐洲主要大國的對立，兩線作戰的危機再次顯現。在總參謀部內部，長期對兩線作戰中首先解決哪一條戰線舉棋不定，毛奇和瓦德西傾向於首先解決東線，因為「蒸汽壓路機」（Steamroller）俄國「是個較遲鈍的對手」，而施利芬認為應該首先在西線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基於這一判斷，施利芬領導的總參謀部很早就開始研究在西線實施攻勢作戰的方案，並於1905年底完成了這個方案。「施利芬計劃」在東線僅布置較少的防禦性兵力，而將陸軍的絕大部分用於對西線的攻勢作戰，其中又以右翼德比邊境作為主要突擊方向，企圖運動到巴黎以西再向東南方向迴轉，將法軍主力合圍，向德法邊境壓迫並殲滅之。施利芬認為這個方案將在「六周之內」擊敗法國，然後可以專心對付俄國。但事實上，在一戰初期，德軍僅獲得過短暫的勝利，而戰史界對該方案的批判和爭議也一直都沒有間斷過。

一戰中的總參謀部

施利芬是戰前的最後一任總參謀長，此時的總參謀部已經開始為將要到來的戰爭作積極的準備。由於歐洲進入20世紀以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矛盾漸漸激化，國際關係日益緊張，軍備競賽不斷升級，形成了「同盟國」和「協約國」兩大軍事集團。在此背景下，老毛奇的侄子，軍需總監小毛奇於1906年元旦接替了施利芬的總參謀長職務。這一時期的總參謀部的主要任務是備戰，考慮到形勢的變化，小毛奇對「施利芬計劃」作出了修改，對東線和西線左翼部隊給予了加強，但代價是削弱了西線右翼的兵力，這一更改遭到後世的很多批評，被認為是德國輸掉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當時仍得到總參謀部內部很多人的認同，包括後來戰時的實際「總參謀長」，時任第2處（德國處）處長的魯登道夫中校。在總參謀部的努力下，國會通過了陸軍人員和裝備的擴編，並批准增加軍費開支。至開戰前夕，總參謀部編有1名軍需總監、5名軍需長，15個專業處和l個情報勤務組；而至戰爭之初，大總參謀部被改稱「野戰陸軍總參謀部」，由4個可機動的處和一個戰地通信組組成，即中央處（負責處理人事事務）、作戰處（分為3個組，分別負責戰略、戰術和組織；重型炮兵、要塞和彈藥；飛行和技術事務）、情報處（負責敵情判斷、間諜和反間諜）和政治處（負責研究軍事政策和外軍），此外，還有軍需總監及其下屬的一批負責各項事務的長官，如負責運輸、補給的長官、經理總監、野戰郵政總監，以及兩位分別負責步炮和工程工兵隊的將軍。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婦在塞拉耶佛遇刺身亡，8月1日威廉二世下達總動員令，同日德國向俄國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當天威廉二世甚至一度有意率先在東線發動攻勢，但很快被小毛奇說服，決定仍按「施利芬計劃」實施對西線的運動戰。戰役發起之初，德軍在西線進展相當順利，取道比利時和盧森堡，攻克列日要塞，進逼巴黎，但由於右翼兵力沒有能夠達到施利芬所希望的絕對優勢，因而未能完成繞過巴黎並在巴黎以西實施大迴轉從而合圍法軍主力的主要戰略企圖。9月初德軍在馬恩河一線進攻受挫，被迫轉入防禦，「施利芬計劃」從此破產。威廉二世開始對小毛奇的能力感到失望，以健康為由解除了小毛奇的職務，並由馮·法爾肯海恩中將接受總參謀長的職務。1914年11月3日，法爾肯海恩被正式任命為「野戰陸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而小毛奇則改任「柏林留守總參謀部參謀長」，由於法爾肯海恩上任前已擔任戰爭部長，自沙恩霍斯特提議建立戰爭部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出現戰爭部和總參謀部「合併」——陸軍總司令同時兼任總參謀長，總參謀長有史以來第一次具有如此之大的權力。儘管此時德軍已在東線獲得了坦能堡戰役的完勝，並且在西線運動戰已難以付諸實現的情況下，法爾肯海恩仍對「施利芬計劃」抱有幻想，堅持必須首先在西線取得一個決定性的勝利，伊普雷戰役、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等一系列會戰令德軍在西線的陣地消耗戰中越陷越深。戰事的失利使得威廉二世在戰爭中第二次更換總參謀部首腦，1916年8月29日，戰時復出並在坦能堡會戰中成為德國人眼中英雄的保羅·馮·興登堡元帥成為戰時的第三任總參謀長，與以往不同的是，還任命與興登堡分享東線勝利的埃里希·魯登道夫中將為「第二總參謀長」（後經魯登道夫請求仍稱為「軍需總監」），總參謀部第一次出現了兩位領導者。（最高陸軍指揮）
興登堡和魯登道夫都是老資格的總參謀部軍官，前者在老毛奇時期在施利芬主管的戰史處就職，後者則是前第2處處長。「雙重領導」下的總參謀部實際主持工作的是魯登道夫，他首先對總參謀部進行了人事變動，啟用了韋策爾（Wetzell，戰後擔任過部隊局局長）、馬克斯·霍夫曼（Hoffman，坦能堡會戰的實際策劃者）、格羅納（魯登道夫的繼任）、施蒂普納格爾（Stuelpnagel，後任軍需總監，1944年因參與刺殺希特勒的「7.20」事件被處決）等一批有能力的參謀軍官，同時又改組和增設了多個下屬機構，包括對剛不久才組建的航空兵部隊進行管理部門，甚至還有一個「影像局」來管理全德電影事業，戰時的總參謀部變成了一個分支林立的龐大機構。但與此同時，隨著總參謀部編制規模的擴大，參謀人員的素質則相對下降了，參謀軍官的日常訓練不得不減少。
在魯登道夫的鐵腕下，其直接後果是對國家生活的全面滲透和干預，將政治、經濟納入到戰時軌道——德國成了一個軍人專政的國家，「總體戰」時代到來了。戰爭後期，雖然在東南歐取得了一些進展，十月革命也使俄國退出了戰爭，德國在東線獲得了解脫，但在西線仍然沒有顯著進展，而美國的參戰使得德國已完全失去了體面結束戰爭的任何機會。1918年春天，總參謀部策劃了最後一次連續大規模攻勢戰役，但未獲戰略性成效。德國國內的經濟秩序在「總體戰」的干預下也岌岌可危，民眾和軍隊對戰爭前景充滿悲觀，1918年10月27日魯登道夫被迫辭職，次日即爆發了威廉港水兵譁變，11月3日又爆發了導致德國軍隊徹底崩潰的基爾港水兵大譁變，德國和協約國代表於11月11日在貢比涅森林簽訂停戰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時總參謀部最後一任領導者是馮·興登堡元帥和軍需總監威廉·格羅納中將。

魏瑪共和國時期的部隊局

戰後初期，德國國內政治上陷於混亂狀態，各種派別和勢力林立，格羅納領導下的總參謀部不得不緊急改組，同時還要完成停戰協定所規定的撤軍和軍隊復員。但由於威廉二世被迫退位並逃往荷蘭，普魯士的霍亨佐倫王朝宣告終結，軍隊中又紛紛仿效俄國布爾什維克成立「士兵委員會」，總參謀部事實上已失去皇室的蔭庇和掌控陸軍最高權力的合法性。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接管了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國（正式國名仍為「德意志帝國」或「德意志國」，Deutsches Reich，通常習慣稱為「魏瑪共和國」）政府，並與總參謀部為代表的舊軍隊勢力達成秘密協定，以新政府對軍隊權力的承認換取軍隊對新政府的效忠。
1919年巴黎和會產生的《凡爾賽和約》通過了一系列懲罰德國的苛刻條款，當中對德國軍隊的約束包括：僅維持一支不超過10萬人的陸軍和不超過1.5萬人的海軍；撤銷總參謀部；武器裝備受到嚴格限制；取消徵兵制和延長兵員的服役年限等。新組建的德國軍隊被稱為「帝國防衛軍」，雖然名義上的總參謀部不復存在，但仍需要一個部門對新軍隊進行管理，新政府在國防部下設立了「陸軍局」和「部隊局」（Troop Office，德語Truppenamt），職能上分別相對於戰前的「戰爭部」和「總參謀部」，首任部隊局局長是漢斯·馮·塞克特少將，成立部隊局的設想也來自於他，同時還建議設立一名「統帥部長官」（Chef der Heersesleitung
中稱為「陸軍指揮部司令」，此為後來的陸軍總司令的前身）作為國防部長的顧問（因為《凡爾賽和約》規定國防部長必須為文職官員），這樣軍隊實際仍然是被軍官團所控制。1920年3月末爆發了反對裁軍的卡普政變，西克特接任原統帥部長官萊茵哈特將軍的職務，部隊局局長則由第1處處長威廉·海耶少將（Heye）擔任。部隊局下設4個處：第1處相當於原來的第2處，分管作戰；第2處和第4處分管組訓；第3處作為外軍研究部門，但為了掩人耳目對外稱為「陸軍統計處」；各處內部又分為若干小組。西克特在他的參謀機構中網羅了一批人才，他們當中有的成為日後納粹德國的高級指揮官，包括未來的戰爭部長布倫堡，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陸軍元帥倫斯德、博克和萊布，以及空軍元帥凱塞林。由於《凡爾賽和約》禁止軍事學院招生，同時過分延長了軍人的服役年限（士兵和士官12年，軍官25年），相當於變相禁止了德國人的軍事教育和人才培養，部隊局在內部開了個「長官助理培訓班」來培訓中高級參謀軍官，使得人才不至於斷流。在《凡爾賽和約》的限制下，西克特的理想是「創建『一支小型的精銳之軍』，以構成未來強大國民軍隊的核心，並為這支軍隊提供各級指揮官」，為此西克特利用一切機會將其軍隊改革的主張付諸實施，包括與同被西方所敵視的蘇俄政權接觸，暗中發展軍事工業等，有鑑於此，後世多將西克特稱為「德國國防軍之父」。

納粹德國時期的總參謀部

在魏瑪共和國後期，德國國內政治經濟更加趨於紊亂，又適逢20世紀二三十年代席捲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德國更是經濟雪上加霜，尤其是二十年代中期德國通貨膨脹，讓多數中產階級一夜之間破產，失業人口激增，又刺激了國內的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的不安定性，德國民眾普遍對共和政府感到失望。以阿道夫·希特勒為首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即「納粹黨」）利用民眾對魏瑪政府的不滿和對《凡爾賽和約》的憎惡心理，廣泛煽動民族主義情緒，逐漸取得了越來越多德國人的支持，最終於1932年11月的國會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成為德國第一大政黨。1933年1月30日，時任魏瑪共和國總統的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理並授權其組閣，意味著「第三帝國」（Das Dritte Reich）的誕生。1934年8月1日，興登堡去世後希特勒又兼任總統，改稱「國家元首兼帝國總理」（Führer und Reichskanzler）併兼任「武裝力量最高統帥」。
希特勒在上台前後一段時間內，曾極力拉攏陸軍這股重要勢力，許諾《凡爾賽和約》所禁止的擴充軍備等條件，甚至為了換取軍方的支持不惜對納粹黨的準軍事組織「衝鋒隊」進行大清洗。國防部部隊局在向陸軍總參謀部的過渡過程中取得了自己的歷史定位。

國防軍總參謀部的分立與陸軍總參謀部

在陸軍傳統的德國，總參謀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陸軍總參謀部」而存在，希特勒全面掌權後，總參謀部的地位也面臨諸如納粹德國二號人物戈林管轄的空軍的挑戰，布倫堡在擔任國防部長（1933年至1938年在任，1935年到1938年間國防部曾更名為戰爭部）期間，曾一度計劃成立一個「無所不管的『國防軍總參謀部』」

（當時稱「國土防衛處」）來挽救軍官團在國防軍中的權威地位，但隨著他本人和陸軍總司令弗里奇相繼被希特勒用趕下台之後，總參謀部就開始全面失勢了。1935年3月16日，國防軍（Wehrmacht）正式成立，各軍種分別組建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部（OKH，德語Oberkommando des Heeres）、國防軍海軍總司令部（OKM，德語Oberkommando der Marine）和國防軍空軍總司令部（OKL，德語Oberkommando der Luftwaffe）。各軍種都轄各自的總參謀部，1935年7月1日起，原部隊局正式更名為「陸軍總參謀部」（Army General Staff，德語Generalstab des Heeres），並隸屬於OKH。國防軍擴軍後，總參謀部的編制又一次得到大範圍擴充，所轄部門增加到12個處，有5名軍需長，由將近200名軍官組成。另一方面，希特勒徹底甩開陸軍成立了真正對戰爭起決策作用的國防軍最高統帥部（OKW，德語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原戰爭部（前國防部）撤銷，最高統帥部設總監（凱特爾），取代了昔日總參謀長的地位，另外布倫堡曾經設立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Armed Forces Operations Staff，簡稱WFSt，德語Wehrmachtführungsstab，1940年以後稱為WFA，Wehrmacht- Führungsamt，見下一小節）得到保留，形式上甚至還在各軍種總參謀部之上，但其實只是對OKW負責，功能上相當於它的一個分管作戰的子單位，整個戰爭期間擔任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部長的是約德爾。
由於希特勒通過OKW對軍隊指揮權的全面接管，OKW與OKH的對立，特別是OKW與以陸軍總參謀部為代表的傳統德國軍官團的對立日趨尖銳，前者和空軍等新派力量希望加強海空軍的地位，而後者代表了普魯士「陸軍決定論」的保守觀點，最主要的是，自毛奇以來傳統總參謀部所擁有的指揮權已不復存在。魏瑪時代遺留下來的部隊局最後一任局長，同時也是第三帝國首任陸軍總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中將雖然在戰前為爭取總參謀部的地位和阻止希特勒輕率發動一場戰爭的過程中作出了很大努力，但無力改變納粹德國軍事擴張的趨勢，遂辭去陸軍總參謀長職務，將職務移交給不久前接替曼施坦因擔任軍需總監的哈爾德將軍。哈爾德是戰時的第一任陸軍總參謀長，也是戰時任期最長的一位陸軍總參謀長，此後的總參謀長的任期一任比一任短命。貝克和哈爾德都曾是陸軍和軍官團中反希特勒力量的骨幹分子，但由於希特勒和陸軍達成交易，用對衝鋒隊的清洗換取了陸軍的效忠，在希特勒成為「國家元首」後，1934年8月2日戰爭部長布倫堡簽署命令修改了國防軍的宣誓誓詞，將原先對國家的效忠改為對希特勒本人的效忠。由於軍官團的忠誠傳統以及希特勒的數次冒險行動和「不流血征服」的成功，在「7.20事件」前軍官團並未將反叛希特勒的願望實際付諸行動。
二戰期間，陸軍總參謀部和軍官團對戰局的事實影響非常有限，戰爭部撤銷後希特勒已直接領導三軍，在戰時大本營希特勒簽發的作戰指令絕大部分都是通過OKW和WFSt/WFA下達，完全繞過了總參謀部。由於戰爭初期德軍進展順利，在歐洲幾乎所向無敵，讓希特勒在以後的時間裡更相信自己對大戰略乃至政治和經濟形勢的直覺判斷，和陸軍及其總參謀部的意見分歧也愈來愈大。在1942年史達林格勒會戰期間，哈爾德在與希特勒進行了一場激烈爭吵之後被解除職務，不久以後陸軍總參謀部被告知其職權範圍僅限於東線，其它戰場事務歸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管轄。
理論上OKW也凌駕於海軍總司令部（OKM）和空軍總司令部（OKL）之上。但是實際海軍和空軍總司令部也都享有很大的自主權，OKW也極難插手。盟軍發動諾曼第戰役後，OKW成立了西線司令部（OB West），這也是OKW唯一獨立指揮的戰線，所以西線司令部與OKW之間的權責實際又有重疊。
1944年7月20日，以前陸軍總參謀部組織處軍官施道芬堡上校為代表的德國軍官團實施了一次對希特勒的刺殺行動和政變，但很快以失敗而告終，大批總參謀部高官被清洗和處決，其中就有前部隊局局長和前陸軍總參謀長貝克，前軍需總監施蒂普納格爾，陸軍總參謀部組織處處長施蒂夫。前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被捕入獄。事後蔡茨勒一級上將被解除職務，由古德里安一級上將代理陸軍總參謀長直至第三帝國的最後歲月。戰時的最後一任陸軍總參謀長由克萊勃斯步兵上將代理，在戰爭的最後幾天被授權與即將攻克柏林的蘇軍商談停戰條件，並在柏林最終屈服之前自殺身亡。

統一後的德國總參謀部

在1990年10月3日東西德統一後，德國軍隊沿用西德體制，仍稱為「聯邦國防軍」。總監仍然作為聯邦國防軍的總參謀長和最高軍職人員，輔佐國防部或總理領導軍事，各軍種的最高指揮官亦稱總監，包括：陸軍總監（Inspekteur des Heeres）、海軍總監（Inspekteur der Marine）、空軍總監（Inspekteur der Luftwaffe），分別領導三軍總參謀部（指揮參謀部）。

美國

美國自獨立後有一套獨特的國防部門組織體系，即文官擔任國防部長的制度，這套制度一直沿用至今，這是處於分權思想的考慮，為了防止軍事獨裁，但文職主官需要一位職業軍官擔任其顧問，到後來兩者分化為戰爭部長（US Secretary of War，相當於陸軍部長）和陸軍總司令，這就成了所謂的「雙重領導」體系，類似於毛奇時代總參謀長和戰爭部長的平行關係，但美國的陸軍部長和陸軍總司令經常出現意見分歧，文官出於政治的考慮，武官出於軍事的考慮。美國內戰期間林肯將陸軍總司令的地位放到了優先位置，以適應戰時要求，但這違反了法律規定陸軍部長的那些權力。這個矛盾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直到後來的國務卿伊利休·魯特（Elihu Root）當上了第42任戰爭部長，積極推進軍事改革，才開始引進德國總參謀部模式，1903年國會通過的《參謀部法》正式撤銷陸軍總司令，組建總參謀部。二戰後，美國再次改革軍制，撤銷了原各軍種總部，統一由國防部掌管，總參謀部演變為各軍種高官組成的參謀長聯席會議（JCS，Joint Chiefs of Staff），地位又回到了總統和國防部長的軍事顧問的角色，並無指揮權。

俄羅斯及蘇聯

在1870年普法戰爭後，俄國開始學習和仿效普魯士改組總參謀部，這個舊式的總參謀部為後來的紅軍總參謀部保留了一副比較完整的制度上的骨架。德俄兩國更深入的交流開始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邊是制裁當中的戰敗國，一邊是西方仇視的紅色政權，都被排斥世界大國秩序之外，這讓年輕的紅軍適時獲得了一個引進新式裝備和技術，培養自己的參謀人員的寶貴途徑，其報答是秘密為德國提供部分軍工原料和產品以及訓練裝甲部隊和航空兵的基地。在這個時期內，蘇聯的一批中高級軍官到德國總參謀部進行了考察或培訓，這當中就包括著名的圖哈切夫斯基、朱可夫等當時的或日後的紅軍統帥人物，德國總參謀部的組織和運作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日本

日本通過明治時代的改革一方面迅速與西方接軌，另一方面軍國主義日益抬頭，這兩種傾向都渴望從西方學習新型的軍事制度。受到普法戰爭的啟示，日本從德國聘請參謀人員到陸軍大學任教官，這其中就有一位軍事思想家，後來晉升為元帥並在一戰中指導土耳其軍隊作戰的科爾瑪·馮·德·戈爾茨男爵，當時他還是總參謀部的一名上尉。1878年，日軍正式組建了參謀本部，但兩者均隨著二戰結束而遭到撤廢。當代的日本自衛隊則以「統合幕僚監部」作為陸、海、空三大部隊的「總參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