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勞合·喬治

早年

勞合·喬治生於英國曼徹斯特Chorlton-on-Medlock，他的祖先是威爾斯人，他本身也說威爾斯語，在威爾斯的環境下長大。到目前為止，他是唯一一位曾經擔任英國首相的威爾斯政治家。他的父親是威廉·喬治（William George），是一位教師，曾經在曼徹斯特等地任教。1863年3月，威廉回到鄉下Pembrokeshire養病。回到Pembrokeshire後，威廉開始耕田，但在次年6月因為肺炎而病逝，得年44歲。他的母親伊莉莎白·喬治（Elizabeth George）出售田地，把子女帶回娘家卡那封郡（Caernarfonshire）Llanystumdwy，在Tŷ Newydd和她的兄弟理察·勞合（Richard Lloyd）一起住。理察是一個製鞋匠，同時是一個浸信會牧師，還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
勞合·喬治受教於當地的國教會學校Llanystumdwy National School。後來，他家又為他請來家庭教師。勞合·喬治的舅父理察對他影響很深，他的舅父鼓勵他當律師、政治家。理察對侄子的影響力是終生的，當他在1917年2月去世時，他的侄子已經是首相。他的侄子在自己的姓氏中，加上舅父姓氏，是為「勞合·喬治」。理察的侄子的姓氏通常被寫成「勞合·喬治」，但有時候也會寫成「喬治」。勞合·喬治的童年，對他日後的事業，影響很深。他的童年過得十分割據。然而，傳記作家約翰·格里格，第二代奧特林厄姆男爵（John Grigg, 2nd Baron Altrincham）指出，勞合·喬治的童年過得並不差，而他的自信心，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舅父。

事務律師

勞合·喬治在Porthmadog的一間律師行做了一段時間的學徒後，在1884年，他通過考試，取得事務律師資格，在舅父的家的後廳開了一間律師行。律師行的生意很好，在附近的城鎮開了分店，在1887年，他的兄弟威廉也入伙律師行。從此，勞合·喬治開始參與政治活動。
1885年大選期間，他受到約瑟夫·張伯倫的主張「未經批准計劃」(Unauthorised programme)吸引，為自由黨拉票助選。選舉結果是，無論是自由黨還是保守黨都沒有取得多數席位，力量平衡取決於愛爾蘭國會黨（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威廉·格萊斯頓宣布支持愛爾蘭自治，爭取愛爾蘭國會黨支持，但遭到約瑟夫·張伯倫的反對，張伯倫最後退出自由黨，另組自由統一黨（Liberal Unionist Party）。勞合·喬治不太確定自己的意向，沒有即時決定支持哪一派。在地方的自由黨俱樂部上，他決定支持張伯倫。勞合·喬治前往伯明罕，參加張伯倫的集會，但他計錯時間，過早抵達伯明罕。後來，他說張伯倫的計劃在1866年是正確的，在今天也是正確的，比起自由黨官方的、輝格黨式的主張，他更喜歡張伯倫的「Unauthorised programme」。張伯倫的其他主張，如在威爾斯進行土地改革，推行政教分離運動，化解民間怨氣，也爭取到勞合·喬治和其他威爾斯政治家的支持。
1888年2月24日，勞合·喬治娶富家女瑪格麗特·歐文（Margaret Owen）為妻。同年，他和其他威爾斯政治家一起，創辦每月出版的刊物自由號角（Udgorn Rhyddid），又在皇座法庭勝訴，為非國教會教徒爭得在教堂墓地安葬的權益。在Burial Act 1880通過後，非國教會教徒早已享有在教堂墓地安葬的權利。但神職人員一直無視這個法令，繼續阻止非國教會教徒在教堂墓地安葬。勞合·喬治的勝利在威爾斯廣為流傳，而他在自由號角中的文章，說服當地的自由黨人，在1888年12月27日提名他為卡那封自由黨國會議員候選人。
1889年，勞合·喬治入選卡那封郡（Caernarfonshire）郡議會（County Council）。他企圖效仿愛爾蘭國會黨，創辦一個威爾斯民族黨，並聯合南北威爾斯的自由主義組織。

議員

1890年4月13日，勞合·喬治在卡那封選區國會議員補選中勝出，成為下議院最年輕的議員。他加入來自威爾斯的自由黨人的團體。這個團體企圖解散威爾斯教會，沒收教會財產，推行禁酒運動（Temperance movement），實現威爾斯自治。勞合·喬治從此連任議員達55年之久，直到1945年獲封為伯爵，升入上議院。
當時，下議院的後座議員並不受薪，所以，勞合·喬治要繼續擔任事務律師。他在倫敦開了一間律師行，叫Lloyd George and Co.，而他亦繼續經營在Criccieth的律師行。1897年，Arthur Rhys Roberts（後為Official Solicitor）入伙勞合·喬治的律師行，律師行改名為Lloyd George, Roberts and Co.。
入選國會後不久，勞合·喬治就在英格蘭、威爾斯等地發表演說。其主題有地方議題，也有全國議題，如宗教教育。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致力於解散威爾斯教會，沒收教會財產。勞合·喬治為多份自由派報章（如衛報）撰寫文章。1894年，地方自治草案又一次未獲通過，格萊斯頓從此退休，離開政壇。來自威爾斯的自由黨人選舉勞合·喬治為代表，要求威廉·哈考特（William Harcourt）在特定的威爾斯議題上作出保證。如果哈考特不作出保證，他們採取獨立行動。他們又要求羅斯伯里勳爵作出類似保證，遭到後者拒絕，勞合·喬治、大衛·阿爾弗雷德·托馬斯（David Alfred Thomas，後為郎達子爵）、赫伯特·劉易斯（Herbert Lewis，後為爵士）和弗朗西斯·愛德華茲（Francis Edwards，後為從男爵）四人在1892年4月14日發起一次「叛亂」。次月29日，四人接受羅斯伯里勳爵的保證，重新加入自由黨。重新加入自由黨後，勞合·喬治加入自由黨後座議員的一個團體，叫年輕威爾斯（Cymru Fydd），還想把它發展為一個類似於愛爾蘭國會黨的政黨。1895年大選後，自由黨遭到對手擊敗，他本人也受到一份威爾斯報紙批評，勞合·喬治因此打消組建威爾斯民族黨的念頭。
勞合·喬治猛烈批評政府發動第二次波爾戰爭，在全國名噪一時。他的批評集中在兩點上，第一點是戰爭的目的：給予當地外籍人士選舉權，他說他不信這場戰爭和選舉權有任何聯繫，還說比起波爾共和國，英國更需要選舉權改革。第二點是戰爭的花費：軍費本應用在社會改革上。隨著戰事的發展，勞合·喬治把火力轉移到英軍指揮官身上，批評他們未有善待集中營中的老弱婦孺。他又在伯明罕批評殖民地大臣（Colonial Secretary）約瑟夫·張伯倫的家族借機謀取暴利，因為由張伯倫的兄弟擔任董事長的Kynoch Ltd的軍火價格最高，卻獲得陸軍部採用。勞合·喬治隨後受到當地暴民包圍，最後在警察的掩護下秘密離開。自由黨在戰爭期間，四分五裂，支持戰爭的自由黨人，如H·H·阿斯奎斯、理察·霍爾丹（Richard Haldane）組建自由黨帝國聯盟（Liberal Imperial League）。
勞合·喬治又開始批評政府推行的教育法令，這個法令給與郡議會資金，贊助國教會學校。之前四分五裂的自由黨人因此團結起來，他成功修改法令，禁止郡議會贊助校舍狀態不良的國教會學校。教育法令在威爾斯名存實亡 - 郡議會想方設法，證明國教會校舍狀態不良，不得接受贊助，以達到抑制國教會學校的目的。勞合·喬治在政壇的聲望進一步提高，有望入選內閣。

大臣

1906年，勞合·喬治，進入亨利·甘貝爾-班納曼爵士的內閣，擔任貿易委員會主席。擔任主席期間，他引入多條法例，有關多個領域，如航運、公司、鐵路，但他在任期間的主要成就是阻止鐵路工會發動全國性罷工。公會企圖撕毀先前達成的協議，發動全國性罷工，而鐵路公司又不承認公會。勞合·喬治說服各間公司，讓他們重新回到談判桌。就算勞資雙方未能單獨達成共識，還有中央委員會協調他們之間的關係。這是勞合·喬治的事業的第一個高峰，受到德皇威廉二世讚揚。他的喜悅很快消散了 - 兩個星期後，他的女兒梅爾（Mair）因闌尾炎而病逝。
甘貝爾-班納曼逝世後，阿斯奎斯繼任為首相，而勞合·喬治則開始擔任財政大臣，直到在1915年拜相。在擔任財政大臣期間，他仍然處理貿易委員會的事務，比如立法建立公共信託（Public trust）倫敦港管理局（Port of London Authority），管理倫敦港（Port of London），進行酒牌法（Alcohol licensing law）改革。1908年，勞合·喬治首次發難，要求首相裁減海軍，因為在兩年前的大選中，自由黨曾經向選民承諾，裁減軍費。他向第一海軍大臣雷金納德·麥肯納（Reginald McKenna）寫信，裡面寫道：「我們在大選期間承諾裁減由上一任政府製造出來的龐大軍費。」
勞合·喬治提出把無畏艦數量由六艘減至四艘。他的方案獲得政府接納，卻遭到保守黨和第一海務大臣海軍元帥約翰·阿巴斯諾特·費舍爾爵士反對，他們發起一個運動，口號是「我們要八條無畏艦，不要再等」。最後，勞合·喬治的建議遭到其他閣員反對，最終無法實現。政府採納費舍爾爵士的建議，加建無畏艦。勞合·喬治後來說，這是英德軍備競賽的轉折點，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之一。

預算

雖然，老年退休金已經由上一任財政大臣引入，但是，勞合·喬治還是引入其他福利改革，如長期病患者津貼。這些改革，被廣泛地稱為「自由黨福利改革」（Liberal welfare reforms）。
1909年，勞合·喬治發表他著名的演說，主張加重對奢飾品、酒精、菸草、收入、土地的課稅，然後把稅金用在福利計劃和興建新戰艦的用途上，全國的地主對此感到十分憤怒。勞合·喬治在下議院巧妙地回應保守黨人對「人民預算」的批評。他又在萊姆豪斯（Limehouse）發表一個演說，批評保守黨人和富裕階層，反響不俗。下議院通過預算，但是，保守黨人較多的上議院阻攔了它。1910年大選後，預算終於獲得上議院通過。隨後，勞合·喬治極力支持的1910年國會法令（Parliament Act 1911）和愛爾蘭自治法令也成功在兩院通過，從此，上議院的否決權受到極大限制。

醜聞

1913年，勞合·喬治和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魯弗斯·艾薩克斯（Rufus Isaacs）捲入馬可尼醜聞（Marconi scandal）。事件中，兩人被懷疑收受馬可尼公司的利益（股份），影響招標過程，使得公司中標。勞合·喬治在下議院否認擁有「那間公司」的股份，但這只是部分的真相，事實上，他在馬可尼公司在美國的姊妹公司中擁有股份。如果事件的真相在當時泄露，會給勞合·喬治的政治前途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事件掀起貪污浪潮，各種腐敗行為紛紛出現（如出售勛銜），浪潮一直持續到勞合·喬治拜相之時。

法令

英格蘭教會在威爾斯的影響力不再如往日般大 - 威爾斯大部分地區的民眾都傾向於當地的新教教派（特別是循道宗）。勞合·喬治在引入1914年威爾斯教會法令（Welsh Church Act 1914）時，擔當輔助角色。法令為威爾斯帶來政教分離和世俗化。而移除根據法令建立的威爾斯教會的六個主教在上議院的職位和剝奪教會財產兩事，要等到1920年才能實現。

大戰

勞合·喬治在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機爆發前，一直是反戰人士。事件發生後，他發表一個演說，批評德國人的行為。在一戰爆發時，他認為，奮起戰鬥的不應只有比利時人這種小國人民，英國人也應該拿起武器戰鬥。
戰爭進行一年，勞合·喬治還在擔任財政大臣。1915年5月，內閣重組，他獲任為軍需大臣，負責新成立的部門，解決彈藥短缺的問題。勞合·喬治擔任這個職位，十分成功，但他本人卻對戰爭的進展非常不滿，他主張進攻德國的盟友，除掉德國的支撐者。勞合·喬治要求派遣大量遠征軍到希臘作戰，還要求以機槍裝備羅馬尼亞軍隊。他因此和「粗暴無禮」的陸軍上將威廉·羅伯遜（General William Robertson）發生矛盾，後者「難以掩飾自己對勞合·喬治的軍事意見的鄙視」，當他人作出建議時，他總是以「我已經聽取不同意見」這句話打發他人。1915年末，勞合·喬治成為全面徵兵的堅定支持者，協助1916年徵兵法令的通過。他說服陸軍大臣基奇納伯爵（Earl Kitchener），讓他組建一支威爾斯部隊，但不要區分軍中的牧師。
1916年6月，勞合·喬治接替在前往俄國途中遇溺身亡的基奇納伯爵為陸軍大臣。英軍的戰略，大部分都為羅伯遜將軍所操縱，只有很小一部分為他所操縱。勞合·喬治靠任命艾瑞克·格迪斯爵士（Sir Eric Geddes）為少將，獲得法國戰線後方軍用鐵路的控制權。首相H·H·阿斯奎斯計劃不善，協調不力，不少高級官員都對他產生不滿情緒，1916年12月，他被迫辭職，首相一職由勞合·喬治頂替。人們都希望新首相能以更進取的方式進行戰爭。雜誌笨拙（Punch）當時登出一幅諷刺漫畫，畫中他是一位管弦樂團指揮家，而樂團正在演奏的是「1917年序曲」。

和會

勞合·喬治代表英國參與巴黎和會，會上，他與法國總理喬治·克里孟梭、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義大利首相維托里奧·奧蘭多等人發生衝突。勞合·喬治主張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懲罰毀滅歐洲的德國，但不想完全摧毀德國的經濟及政治系統——這和克里孟梭的意願正好相反。在此期間，他說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我想我坐在耶穌基督（威爾遜）和拿破崙（克里孟梭）之間。」經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在「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書裡面，批評勞合·喬治在賠款問題上的立場。在波蘭問題是，他的態度充滿爭議。人們相信，他從波爾什維克手裡挽救了波蘭。另一方面，在1919年-1920年間，他對于波蘭問題的觀點似乎波蘭是「製造問題的孩子」。

改革

大戰過後，勞合·喬治又引入一批社會改革。1918年教育法令（Education Act 1918）使得學生離校年齡提升至14歲，增加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的權力和責任，同時增加委員會的資金。又為14歲至16歲青少年設立走讀進修學校，他們「有可能每個星期都被迫到學校進修一天」。1919年房屋及城鎮規劃法令（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Act 1919）資助地方政府興建房屋，總共有170,000座房屋因此落成。這是一個標誌性的舉措，正如A·J·P·泰勒所言：「建立了原則，房屋是一項社會服務」。私人企業在政府的資助下，興建30,000座房屋。
1920年失業者保險法令（Un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1920）為一千一百萬勞工提供國家保險（National insurance）。這也是一個革命性的舉措，因為它把失業保險範圍擴展到幾乎每一個勞工身上。法令使得四分之三英國勞工受惠。在教育方面，教師的薪酬在1921年得到標準化。農業方面，政府堅持延續戰時的農業勞工的最低工資，政府還承諾，維持農產品的價格不變。 1919年性別取消資格（移除）法令（The Sex Disqualification Removal Act of 1919）容許女性參選國會議員，而1920年租金法令（Rent Act of 1920）則禁止屋主大幅度加租，保障勞工權益。
1920年盲人法令（1920 Blind Persons Act），補貼失業、薪酬低的盲人。租金控制一直延續到戰後，政府又為失業軍人、平民設立「失業捐獻」。1920年國民健康保險法令（1920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增加保險賠償金額，又進一步擴大受益人群。退休金的上限提升三分之二，外國人與其配偶只要在英國住滿十年，即可獲得退休金。過往對退休金領取者的一些資格限制，都被廢除。盲人更是達到五十歲就可以領取退休金。
老人退休金被政府增加一倍。政府又促進退伍軍人重新就業，建立委員會仲裁勞資糾紛。1919年，政府建立衛生部（Ministry of Health），對公共衛生作出巨大貢獻。1920年農業法令（Agricultural Act of 1920）保障佃農在租金方面的權益，而1921年失業工人家屬法令（Unemployed Workers' Dependants Act of 1921）則向失業工人的家屬提供資金援助。女性、年輕人及兒童僱傭法令（Employment of Women, Young Persons and Children Act）禁止鐵路、運輸、建築、製造、採礦行業僱傭還在接受強迫教育的年輕人。法令同時禁止船隻僱傭兒童充當船員。
戰後聯合政府在社會改革方面的成果不俗，根據歷史學家肯尼斯·O·摩根（Kenneth O. Morgan）的說法，這屆政府在這方面的成就，比起以往任何一屆政府在這方面的成就，都要大。然而，不少改革後來都被取消了。在稱為「格迪斯之斧」的事件中，政府裁減七千六百萬的公共開支。

愛爾蘭

戰後，勞合·喬治逐漸感受到與保守黨人合作的壓力。1917年，他建立一個委員會，企圖解決愛爾蘭自治問題。次年，他卻做出一個令情況惡化的決定 - 擴大在愛爾蘭的徵兵規模。老的愛爾蘭國會黨在危機後為新的新芬黨所取代，後者馬上宣布愛爾蘭獨立。在英愛戰爭期間，英國政府引入1920年愛爾蘭政府法令，建立北愛爾蘭。次年，隨著北愛爾蘭的建立，英愛雙方簽訂英愛條約結束戰爭，建立愛爾蘭自由邦。

倒台

勞合·喬治的聯合政府中間，很快出現裂縫。自由統一黨內的傳統勢力無意引入社會改革，執政黨派因此互相鬥爭三年。不少保守黨人都不滿勞合·喬治承認愛爾蘭的獨立地位，建立愛爾蘭自由邦，又推進印度自治。同時，英國經濟衰退，國內爆發多場罷工，打擊他的威信。兩者結合起來，日後使得政府倒台。1922年6月，保守黨人得到勞合·喬治貪污的證據，並指責他為金錢出賣爵士爵位、貴族爵位和OBE勛銜。保守黨人擔心勞合·喬治會把貪污得來的金錢用在創建一個成員包括自由黨、保守黨溫和派的新黨上。此後，保守黨人通過一個法令，禁止出賣各式榮譽。保守黨人又批評他不負擔任何行政責任，從不參與內閣會議，打壓多個政府部門。
聯合政府仍未走到末路。1922年9月，恰納卡萊危機（Chanak Crisis）爆發，勞合·喬治在事件中的作為備受批評。次月，保守黨黨魁奧斯丁·張伯倫決定在卡爾頓俱樂部（Carlton Club）召開會議，商討保守黨在大選對聯合政府的取態。最終，他們以187票對87票決定退出聯合政府。其中，元老貝爾福伯爵和黨魁奧斯丁·張伯倫認為保守黨應該繼續留在政府內，而前黨魁安德魯·博納·勞則認為保守黨應該退出聯合政府，還說勞合·喬治的心臟不會隨著政府的瓦解而受到打擊。會上，貿易委員會主席斯坦利·鮑德溫猛烈批評勞合·喬治，稱他為破壞保守黨的「活躍力量」。鮑德溫與不少進步的保守黨人都在道德上、根本上反對勞合·喬治與其支持者。會上保守黨人還決定，他們要在下屆大選孤軍作戰。

晚年

聯合政府倒台後，勞合·喬治在政壇還有一定影響力，不少人都預言，終有一日他會再度拜相，但這個預言最終沒有實現。在大選開始前，他和H·H·阿斯奎斯重歸於好，兩人在大選中聯手反對斯坦利·鮑德溫。1924年大選中，鮑德溫領導的保守黨大獲全勝，不少支持聯盟政府的保守黨人都加入鮑德溫內閣，如奧斯丁·張伯倫和伯肯赫德勳爵（Lord Birkenhead）。
1926年，勞合·喬治接替阿斯奎斯為自由黨黨魁。此時自由黨已大不如前，淪為國會中的第三大黨，但他還是拿出資金資助自由黨國會議員候選人，鼓勵人們提出減少失業率的意見。經濟學家梅納德·凱恩斯協助他寫成「我們能征服失業問題」（We can Conquer Unemployment）一書。他在書中提出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解決這一問題。然而，這無補於事，在1929年大選中，自由黨只取得60個席位，而工黨則成為下院內的最大黨派，其黨魁拉姆齊·麥克唐納上臺出任首相。同年，勞合·喬治以55年的議員生涯成為下院之父（Father of the House）。
1931年，工黨黨魁麥克唐納組成第二次國民政府，但勞合·喬治因病沒有加入政府。大選來臨之前，他試圖說服其他自由黨人退出國民政府，但只有很少人聽從，當中大部分都是與他有關聯的人。大部分自由黨人，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在赫伯特·塞繆爾爵士（Sir Herbert Samuel）的領導下，繼續和工黨合作。到了20世紀30年代，勞合·喬治已經淡出政壇，偶爾出現在公眾視野內。在此期間，他出版他的戰時回憶錄。勞合·喬治在1934年至1935年間出任倫敦威爾斯人信託會（London Welsh Trust）的主席。
1935年1月17日，勞合·喬治提出一個經濟改革方案，名為「勞合·喬治的新政」，名從羅斯福新政，當中含有凱恩斯主義的成分。首相麥克唐納請求他將方案呈交至內閣，因此，他在三月呈交一份一百頁的備忘錄。內閣的下屬委員會在四月至六月期間，召開十個會議，討論方案內容。然而，方案無人支持。至於勞合·喬治加入政府一事，則遭到三分之二的保守黨人反對，部分內閣閣員甚至揚言，如果准許勞合·喬治加入，那麼他們就會辭職。
1936年9月，勞合·喬治到希特拉在德國貝希特斯加登的宅邸伯格霍夫（Berghof）拜見獨裁者本人。希特拉在自己的相片上簽名，送給勞合·喬治，還說為見到「勝利者」而高興。而勞合·喬治則回應道，他為自己能夠收到如此「在生德國偉人」的禮物而感到榮幸。他還參觀德國的公共工程，留下深刻印象。返國後，勞合·喬治在9月17日的Daily Express上發表文章，文中，他讚揚希特拉，還說「德國人下定決心，不再和我們發生衝突。」他認為希特拉是「德國華盛頓」，又認為希特拉重新武裝德國是爲了防禦，而非發動戰爭，他還認為，蘇德在十年內不會爆發戰爭，他更認為希特拉是尊敬英國人的，希特拉想和英國人做朋友，而英國領袖卻沒有利用這一點。
1940年5月，勞合·喬治參加人生中最後一場議會辯論 - 挪威辯論（Norway Debate）。辯論中，他猛烈批評首相內維爾·張伯倫，為溫斯頓·邱吉爾上台鋪平道路。
邱吉爾上台後，邀請勞合·喬治加入內閣，但遭到勞合·喬治以自己無法和樞密院議長的張伯倫合作為由拒絕。勞合·喬治認為英國沒有多少機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勝出。在不列顛戰役完結後的1940年9月，勞合·喬治寫信給貝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在信中主張與德國和談。
1941年5月7日，勞合·喬治發表一段頗為悲觀的演說，邱吉爾拿他來和法國總理菲利普·貝當作比較。1942年6月11日，他在下院發表最後一段演說，而在次年2月18日，他最後一次投票，譴責政府的福利政策。
勞合·喬治頗具特色的政治勇氣逐漸為疾病所侵蝕。他保持以往的習慣，經常到位於倫敦Castle Rd.的浸信會禮拜堂，又主持多屆文化節。最後，他回到威爾斯。1944年9月，勞合·喬治離開Churt，到Tŷ Newydd去。後者是一個農場，離他兒時成長的地方很近。他的身體更加衰弱了。勞合·喬治那時還在擔任下院議員，但他很有可能在下屆大選失去席位，因為選區發生變動。1945年元旦，他被冊封為德威弗爾的勞合-喬治伯爵（Earl Lloyd-George of Dwyfor）和卡那封郡德威弗爾的圭內斯子爵（Viscount Gwynedd）。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封號中的勞合與喬治之間是有連字符號的。
勞合·喬治在升入上院後不久就因癌症於1945年3月26日病逝，享年82歲。他病逝時，有妻子與女兒陪伴在則。在四日後耶穌受難節，他下葬於德威弗爾河畔。
勞合·喬治的下葬地點有一塊石頭作為標記，但上面沒有碑文。後來，克勞夫·威廉士-埃利斯爵士為他修建墓地，上面刻有勞合·喬治的侄子威廉·喬治作的碑文。墓地附近是勞合·喬治博物館，設計者同樣是威廉士-埃利斯爵士，在1963年開始運作。

家庭

勞合·喬治風流成性，因此獲得一個外號，「山羊」。封他為「山羊」的人是基奇納伯爵，他在一戰期間擔任陸軍大臣。他說，他之所以儘量不合內閣說軍事機密，是怕內閣閣員回家後告訴妻子這些機密，但勞合·喬治是個例外，因為他會把這些機密「告訴其他人的妻子」。雖然如此，勞合·喬治一直沒有和原配瑪格麗特離婚，對她的愛意一直沒有改變。1941年1月20日，瑪格麗特病逝，勞合·喬治為自己未能在她彌留之際，趕到她身邊而懊悔萬分。
1943年10月，已有80歲高齡的勞合·喬治不顧子女的反對，娶秘書兼情婦弗朗西絲·史蒂文森（Frances Stevenson）為妻。兩人在1910年初次見面，史蒂文森在次年起教導勞合·喬治的女兒。兩人的戀情是在1913年初開始的。史蒂文森廣為人知的原因是，她後來被出版的日記記載如日中天的勞合·喬治是如何處理各種問題的。勞合·喬治寫給史蒂文斯的信後來也被集結出版。
勞合·喬治堅持娶情婦為妻一事，使得他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一度緊張。他的原配夫人為他誕下五名子女 - 理察（1889年-1968年），梅爾（1890年-1907年），奧爾溫（1892年-1990年），圭內斯（1894年-1967年）及梅根（1902年-1966年），而他的情婦大概只為他誕下一名女嬰珍妮弗（1929年-2012年）。
勞合·喬治有兩名子女日後從政（三子圭內斯·勞合·喬治，第一代滕比子爵和次女梅根·勞合·喬治），都獲選為國會議員。兩人對父親都一直保持著政治上的忠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人都退出自由黨（圭內斯加入保守黨，而梅根則加入工黨），是老自由黨衰落的標誌。
加拿大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是勞合·喬治的曾外孫女，專注於研究勞合·喬治在1919年和會中扮演的角色，出版書籍巴黎1919年。而英國電視節目主持人丹·斯諾則是勞合·喬治的曾曾內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