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禮錫

王禮錫（1901年3月22日－1939年8月26日）字庶三，生於江西省安福縣上南鄉王屯村（今洲湖鎮王屯村）。中華民國政治人物、社會活動家、詩人、散文家、文學研究者，中國國民黨人士。

早年生涯

王禮錫6歲喪父。祖父王仁煦是光緒年間舉人，曾參加辛亥革命。母親彭淑才知書達禮。王禮錫十歲時作了第一首詩：「昨夜君入市，途中草木枯。借問傲霜菊，留得一枝無？」因獲祖父讚賞，詩興大發。後來，遵祖父教誨，不再忙於作詩，而是認真閱讀名家詩集，如李義山、孟東野、李長吉等人的詩集。
1917年秋，王禮錫考入江西省立第七師範學校。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王禮錫積極參加，他還閱讀了許多有關新思潮的書刊，如《新青年》等。1922年初，王禮錫因為領導吉安的青年學生髮動反軍閥運動並要求改革教育，而被江西省立第七師範學校開除。此後，經同鄉李松風介紹，轉入撫州江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畢業後，考入南昌心遠大學。在南昌心遠大學學習時，王禮錫獲彭澤汪辟疆指點，鑽研宋詩。王禮錫仰慕後山（陳師道）和東坡（蘇東坡），不滿宛陵（梅堯臣）和山谷（黃庭堅）。

大革命風雲

1925年5月，王禮錫離開南昌心遠大學謀職，先後當報館記者、編輯、中小學教員，編輯《綠波》、《青年呼聲》、《新時代》等刊物。王禮錫在此期間加入中國國民黨，先後在江西省、南京、北京從事黨務工作，開展農民運動。
1926年底，中共中央農委書記毛澤東提議在武漢創辦一所農民運動講習所，並親自到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的中國國民黨黨部，建議派代表參加該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籌備。上述三個省黨部均表贊同，共推以毛澤東為首的8位籌備員，其中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推出的籌備員為王禮錫、龔式農。1927年1月16日，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推定王禮錫為農民部部長，負責江西省的農民運動。農民運動講習所籌備委員會成立後，王禮錫即到武漢參與籌備，與毛澤東等籌備員選定武昌北城角黌巷13號舊高級商業學校作為所址，學校擬定名「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經費由上述三個省分擔，學生名額暫定為600人。
後來，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支持下，「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擴大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並且增招浙江省、安徽省、直隸省等省學生300名，學員名額增至900名。1927年3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簡稱「武昌農講所」）正式開課。該所的學生經3個多月的學習及訓練，畢業後作為各省農民協會特派員回到家鄉。
北伐戰爭時期，段錫朋等人在江西省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右派組織AB團，反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左派。王禮錫是AB團的骨幹成員。1927年4月2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江西四二暴動發生，AB團被摧毀。武漢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隨即派員接管了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並於4月5日開始辦公。AB團主要人員有的被捕，有的逃跑。遭拘捕的大批AB團成員於6月5號以後被朱培德釋放，少數AB團成員早在四二暴動時便已逃離南昌。王禮錫也在此前後離開了南昌。

南京國民政府初期

1927年下半年，王禮錫抵達南京，任職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宣傳處，與政治部副主任陳銘樞結為朋友。1928年初，王禮錫抵達上海，參加《中央日報》的編輯工作，不久又任教於田漢主持的南國藝術學院。
1928年初，蔣介石通令各地黨部一律停止活動，又委派黨務指導委員赴各省及特別市整理黨務。1928年3月3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通告，任命各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名單，其中周利生、陳禮江、王禮錫等9人被任命為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委員。同年5月17日，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正式成立。王鎮寰、鄒曾侯、王禮錫、劉抱一等6名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到會，以王鎮寰、鄒曾侯、王禮錫3人為常務委員，周利生為組織部長，陳禮江為宣傳部長。
此前，1927年底，江西省的中國國民黨黨務已基本被改組派掌握。中國國民黨中央任命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後，改組派以朱培德作為靠山，阻撓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到任。中國國民黨中央乃下令免去改組派李尚庸的江西省建設廳廳長職務、改組派彭程萬的江西省政府委員職務。但改組派在李尚庸被免職之後，隨即派另一改組派成員周貫虹接任江西省建設廳廳長。改組派還策動中國國民黨江西黨校的學生赴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請願，因受警察阻攔而爆發衝突，有學生受傷，改組派乃藉機召開「江西各界聲討AB團毆打黨校學生大會」，指控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為AB團（實際AB團早已在1927年4月2日被摧毀，但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中有一些原AB團成員，如王禮錫、劉抱一、曾華英等人，可以說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以原AB團成員為骨幹）。
此後，劉抱一、曾華英、鄒曾侯等人乃潛赴南京向中國國民黨中央進行匯報。改組派隨即也派代表團到中國國民黨中央請願。雙方人員抵達南京後，段錫朋以中國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的名義致函南京警察廳，指控改組派派赴南京者為「圖謀不軌」的「共黨分子」，要南京警察廳緊急處置。劉抱一、曾華英、鄒曾侯也以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的名義，向南京警察廳指控改組派代表為「通共分子」及「共產分子」。南京警察廳廳長孫伯文便派出警察，將能找到住址的改組派代表拘留。改組派的另外一些人員找到李烈鈞，李烈鈞讓孫伯文釋放了改組派代表。 1929年4月底，國民政府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奉命北伐為理由，派楊賡生代行江西省主席職務。改組派由此受沉重打擊，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務被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會掌控。
1928年秋，南國社解散，南國藝術學院隨之停辦，王禮錫便赴北平辦平民學校。其間，王禮錫領導了學生運動，並常在北平《民國日報》上刊文，宣傳工人運動。此時，王禮錫結識了在《民國日報》社任副刊編輯的陸晶清女士。1931年春，二人在日本東京結婚。
1929年，陳銘樞在上海出資接辦神州國光社，請王禮錫主持。王禮錫任該社總編輯之後，開始出版進步書籍，並與進步作家簽訂印書合同。1930年6月，王禮錫主編的《物觀文學史叢書》由神州國光社開始印行，該叢書中包括王禮錫著的《李長吉評傳》和陸晶清著的《唐代女詩人》。《李長吉評傳》是首部論述唐朝詩人李賀的專著，曾獲朱自清、周閬風好評。
1931年2月17日，王禮錫夫婦主編的綜合性期刊《讀書雜誌》創刊號在日本東京編成，同年6月出刊。《讀書雜誌》連續出版了《中國社會史論戰》的4個專輯，各黨派、無黨派的作者均有，其中有張聞天、李季、周谷城等名士，在學術界及文化界引發轟動。《讀書雜誌》還就國際及國內形勢先後出版專號，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讀書雜誌》第一卷第7、8期合刊《東北與日本》專號，還特別刊登《田中義一的滿蒙積極對策奏章》、《日本滿蒙權益擁護秘密會議記錄》。
1924年至1932年，王禮錫所作詩歌，後結集為《市聲草》，1933年2月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其中包括《市聲集》、《風懷集》、《流亡集》、《困學集》四輯。

流亡歐洲

神州國光社出版了不少馬克思主義書籍及左翼文藝作品，因而觸犯了國民政府。1933年3月，國民政府讓王禮錫以鐵道部專員的名義赴英國考察。王禮錫夫婦乃被迫赴英國。不久，陳銘樞因在中國難以立足，也到歐洲考察。陳銘樞與王禮錫見面後，曾多次商談，策劃成立組織，開展反蔣活動，後來陳銘樞先期回國。
1933年10月，應李濟深、陳銘樞的邀請，王禮錫歸國參加福建的「閩變」。在福州，王禮錫與胡秋原共同起草重要文件。同年11月20日上午，王禮錫作為江西代表出席了「中華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王禮錫任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員會秘書長兼民眾訓練處負責人。1934年1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的軍隊占領福州，「閩變」失敗，主要領導人遭到通緝。1934年1月15日晨，王禮錫、胡秋原等乘坐日本商船離開福州赴香港。1月19日，王禮錫乘坐義大利佛爾第號郵輪再度流亡英國。
1935年，王禮錫在英國參與發起成立英國首個援華組織「中國人民之友社」，並被推舉為該社名譽秘書長。
1936年5月25日，在巴黎發行的《救國時報》刊登了王禮錫的《論準備》一文，文中提出各種事例表明，南京國民政府當時「準備抗日」是假，準備投降日本是真。同年6月20日，《救國時報》刊登了王禮錫的《論再準備》一文，文中指出了南京國民政府空談準備抗日而不作實際準備的原因，並指出只有聯合中國共產黨及抗日軍民，聯合蘇聯，動員民眾抗日，方可救國。上述兩篇文章在中國內外引發強烈反響。此後，王禮錫多次在《救國時報》上發表文章鼓吹抗日救國。
1936年夏，世界和平人士決定舉辦「世界和平運動大會」（又稱「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由世界各地代表共同討論防止戰爭、維護和平的辦法。中國各方代表抵達布魯塞爾與會者共14人，王禮錫作為英國倫敦華僑抗日救國會的代表與會，並任中國代表團秘書，與陳銘樞、陶行知、胡秋原參加了大會主席團。1936年9月3日，世界和平運動大會在布魯塞爾開幕，與會者有35國代表共4000多人，各國來賓10000多人。王禮錫作為中國代表團代表在大會上發言，呼籲各國人民聲援中國人民抗日。大會決定在布魯塞爾設「世界和平運動總會」，大會最後宣讀了王禮錫起草的大會宣言。後來，1938年1月23日，世界和平運動總會中國分會在漢口成立，宋慶齡任名譽主席，宋子文任理事會主席，王禮錫任歐洲局主任，並擔任駐倫敦代表兼秘書。
1936年10月間，王禮錫、陸晶清共同來到法國巴黎。經王禮錫倡導及推動，成立了以歐洲各國的中國留學生為主的「全歐華僑抗日聯合會」，陶行知、錢俊瑞、陳銘樞等作為來賓參加該會。同年11月22日，沈鈞儒等救國會七君子在上海被南京國民政府逮捕後，王禮錫促成世界和平運動總會以全體理事的名義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將救國會七君子立即釋放。
1933年至1938年，王禮錫旅居歐洲期間，以筆名「Shelley Wang」發表詩作，被歐洲文壇譽為「東方的雪萊」。王禮錫在海外所作詩歌，後結集為《去國草》，中國詩歌出版社出版。王禮錫在海外所作隨筆，後結集為《海外雜筆》、《海外二筆》，由中華書局先後出版。

抗戰爆發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1937年8月10日，王禮錫代表「中國人民之友社」執筆寫下援華抗日公開信，向英國各報館及雜誌社發出，呼籲英國民眾及輿論聲援，要求英國政府向中國提供軍械抵抗日軍侵略。此後，王禮錫參與組織「全英援華運動委員會」，並被推舉為副會長。全英援華運動委員會發起了抵制日貨運動、督促政府運動、宣傳、救濟。1938年7月初，國軍獲台兒莊大捷時，王禮錫提請全英援華運動委員會舉辦慶祝大會，並在各個地鐵站貼出通告，在各個學校、書店散發傳單。其間，王禮錫還到英國各地進行了上百次演講。1937年10月6日，經王禮錫組織，全英援華運動委員會成立醫藥組（後改為救濟組），將藥品、舊衣物、食品等運往中國抗日前線。 1938年7月，在王禮錫努力之下，經過全英援華運動委員會提議，巴黎國際反轟炸大會通過了在中國創辦「國際和平醫院」的方案。
1938年2月，在英國倫敦召開「救中國救和平世界大會」（又稱「世界援華制日大會」），王禮錫參加了大會的籌備工作，為大會決議援助中國抗戰、制裁日軍侵略出力甚多。同年7月，王禮錫又出席了在巴黎召開的「全世界反對轟炸非戰區未設防的城市及恢復和平大會」，簡稱「反轟炸大會」，參加大會的有40多個國家的1000多名代表。大會通過了王禮錫以全英援華運動委員會名義提出的六大綱領為藍本起草的關於中國的決議。
1938年7月24日，全英援華運動委員會與法國的「中國人民之友社」聯合舉辦「世界援華大會」，10個國家的援華運動領導人與會，中國與會者有王禮錫及中國駐蘇聯大使余銘。此次會議的主要議題為建立援華運動大聯繫，推定全英援華運動委員會為國際聯繫中心。
1938年10月，王禮錫、陸晶清夫婦自英國倫敦啟程歸國。在即將離開倫敦時，全英援華運動委員會秘書長侯德門女士等人設告別酒會為二人餞行，中國駐英國大使郭泰祺、印度領袖尼赫魯等幾十人參加告別酒會。王禮錫即席朗誦英文詩《再會，英國的朋友們！》：
再會，英國的朋友們！

我要歸去了，

……我要歸去了，

回到我的國土——他在新生，

現在的血海中，

正崛起一座新的長城。

它不僅是國家的屏障，

還要屏障正義與和平。

一塊磚，一滴血；

一個石頭，一顆心。

我去了，

我去加一滴赤血，

加一顆火熱的心。

不是長城缺不了我，

是我與長城相依為命。

沒有我，無礙中華的新生；

沒有中華，世界就塌了一座長城。
英國女詩人華爾納在英國廣播電台朗誦了王禮錫的這首英文詩，華爾納說：「我是含著驕傲的熱淚去讀它。」

回到中國

1939年1月，王禮錫夫婦回到中國。1939年3月9日，王禮錫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立法院第四屆立法委員。
成立不久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地黨政委員會正在物色人員赴抗日前線工作，王禮錫主動向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李濟深請求前往，李濟深乃任命王禮錫為冀察綏晉黨政指導員，「作家戰地訪問團」遂產生。該團由14名作家組成，王禮錫任團長，宋之的任副團長，團員有葛一虹、楊朔等人。
1939年6月14日，作家戰地訪問團在重慶生生花園舉辦出發儀式，周恩來、郭沫若、邵力子致勉勵詞，郭沫若向訪問團授三角團旗，王禮錫代表該團致告別詞。周恩來特囑文藝界負責人及訪問團團員要尊重王禮錫，周恩來稱：
你們要尊重王禮錫，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他從英國回到祖國，就是為了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他不圖名，不圖利，更不去做國民黨的官，只希望馬上奔赴戰地當一名普通戰士，竭盡綿薄。
1939年6月18日晨，作家戰地訪問團自重慶出發，當晚抵達內江。當天是蘇聯作家高爾基逝世三周年紀念日，訪問團在旅館房間內召開了一個小型紀念會，王禮錫回顧高爾基的生平，方殷等人演唱哀歌。6月19日晚，訪問團到成都。6月20日晨，訪問團在成都市文協分會負責人的陪同下，察看遭到日軍轟炸地區。過綿陽後，道路難行，汽車經常拋錨，有時團員只好步行。途中大家堅持記日記，這些日記後來先後發表在《抗戰文藝》第四、五卷各期。6月26日，訪問團入陝西省。7月4日，王禮錫應邀訪問西安軍政首腦蔣鼎文。7月5日中午，訪問團赴國軍第十集團軍政治部招待會。
1939年7月13日，訪問團抵達洛陽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會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衛立煌對訪問團冒險來到抗日前線表示讚賞，王禮錫則對衛立煌在日軍進攻面前表現的鎮定印象深刻。王禮錫寫下《衛將軍：不要緊》一文，與《鐵皮悶車》、《戰術無窮》作為《洛京散記》的上篇寄給香港《星島日報》發表。
依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安排，訪問團入中條山前線。白天訪問團十分忙碌，晚上王禮錫寫《筆征日記》及新聞報導。訪問團的報導在各報刊發表，在中國內外發生較大影響，訪問團被譽為「筆游擊隊」。
一日，訪問團來到一村莊，因天氣炎熱，王禮錫及團員們紛紛到河中洗澡。王禮錫洗完澡後突然發燒，次日病情加重，以致無法參加某軍軍部舉行的歡迎會。訪問團決定由方殷等四人護送王禮錫過黃河赴洛陽治病。在洛陽，醫生會診認為王禮錫患黃疸病，但已延誤治療。
1939年8月26日，王禮錫在洛陽病逝。

身後

王禮錫病逝後，蔣介石、中共中央、延安文藝界、尼赫魯等人均發來唁電。周恩來偕鄧穎超赴重慶青年會陸晶清的住所慰問。《新華日報》1939年10月8日刊發紀念特刊，郭沫若、老舍、吳玉章、陳銘樞、鄒韜奮、廖承志等人均寫下紀念詩文。吳玉章在《新華日報》紀念特刊上撰文稱，王禮錫是「一位詩人，一位熱愛祖國、反對侵略的隊員，中國在國外從事國民外交工作不可多得的一個人物」，稱「他的病死，不僅是抗戰中的一個損失，我們文化界的極大不幸，而且是在國際和平運動中損掉了一位戰士」。《大公報》、《新蜀報》、《文藝陣地》等數十種報刊發表紀念詩文。
1939年10月7日，重慶舉辦追悼大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葉楚傖、新四軍軍長葉挺、文化界名人及《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的部分工作人員等數百人參加追悼大會。會上，陳銘樞作為王禮錫老友致悼詞，葉楚傖代表立法院講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發言，葛一虹代表作家戰地訪問團發言。
1939年8月28日，駐洛陽的衛立煌捐資將王禮錫安葬在洛陽北邙山麓的西峰（即洛陽龍門西山），墓前鐫刻有衛立煌手書「詩人王禮錫之墓」七字。隔河東峰上，有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墓。
2004年，王禮錫墓被洛陽市洛龍區政府部門野蠻破壞平毀，墓前石碑被砸為數段。王禮錫墓被毀，在其家鄉江西省安福縣引起反響，安福縣強烈呼籲洛陽當局重建王禮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