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赫若

生平

呂赫若出身地主家庭，因此接受新式教育與新式思想，並在15歲時考上台中師範學校。在1934年台中師範學校（今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畢業後，出任新竹州峨嵋公學校（今峨嵋國小）訓導（日本舊制教員職階）。但因語言不通，1935年轉調臺中州營盤公學校（今南投縣營盤國小）訓導，也在此時開始寫作生涯，發表第一篇日文小說「牛車」而成為文壇矚目對象，被譽為「文學天才」。也是第一位作品被介紹到中國大陸的作家之一。1938年任臺中州潭子公學校（今臺中市潭子國小）訓導。
1939年，呂赫若入日本東京武藏音樂學校聲樂科，並參加東寶劇團，演出歌劇「詩人與農夫」，展開約一年多的舞台生涯，但最後因病作罷。1942年回到台灣並且加入張文環的《台灣文學》擔任編輯，後擔任興南新聞記者。呂赫若在戲劇、音樂與文學方面也頗有造詣，而被譽為台灣第一才子，不過他還是­最鍾情於文學的創作；二戰結束之後，呂赫若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擔任台中分團籌備處股長，但不久後便出任《人民導報》記者，挖掘戰後台灣政治經濟的黑暗面。
呂赫若除了有教師、戲劇家、作家和記者等身份，其在文學上的版圖，也跨足小說和戲劇兩者，因此才能被稱為跨越日本帝國與中華民國統治兩個時代的台灣第一才子。
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呂赫若開始用中文從事小說創作，證明他繼續走文學道路的決心。而此時他一面批判皇民化運動期間的社會怪現象，也一面暗諷國民政府在台推行的國語政策。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呂赫若轉向社會主義並加入中國共產黨，除主編中共地下黨機關刊物《光明報》之外，並且開設由中共地下黨員直接領導的大安印刷廠，印製社會主義刊物與宣傳品。
1949年呂赫若出任北一女中音樂教師，8月爆發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光明報》創辦人、基隆中學校長、中共地下黨員鍾浩東及同校相關人士陸續遭到逮捕判刑，涉及本案的台灣大學相關師生也被逮捕，而參與《光明報》編輯工作的呂赫若也因此開始逃亡，不久之後前往臺北縣石碇鄉鹿窟等基地活動，史稱「鹿窟基地案」。之後可能在1951年於鹿窟基地死亡，確切日期與死亡原因不明，其遺孀蘇玉蘭表示有人說呂是被毒蛇咬死，但也有人說是同伴怕呂赫若出來自首而搶先槍殺呂，之後鹿窟基地遭中華民國政府圍剿，呂赫若的屍體一直未被找到。 根據張炎憲鹿窟事件調查研究書中的李石城訪問記錄，  李石城表示呂赫若是1950年農曆5月23日遭蛇吻而過世 ，由其姊夫蘇金英與陳春慶共同埋葬。 
身後的手稿及書籍因家人對政治肅殺的恐懼而悉數掩埋於家前的荔枝園，僅有一本日記（記錄昭和17－19年）因為詳實紀錄了子女的出生年月日而保留傳世。
呂赫若的作品以反對封建與家庭的病態為主要創作對象，但是呂赫若小說中的女性題材也是比較特殊的。其中《暴風雨的故事》、《婚約奇談》、《女人心》等作品，特別能反映時代、描繪出當時女性與殖民地人民受壓迫的悲哀。

〈牛車〉

〈牛車〉，短篇小說，是呂赫若描寫殖民時期，無產階級/勞動者之家庭的小說作品，1935年載於東京《文學評論》雜誌，為呂赫若的第一篇小說，以日文發表。
〈牛車〉一文以全知觀點敘事者的角度來敘述，描述在汽車進入農村之後，因為牛車的地位不如往昔，夫妻倆的生計受到重挫。因而在尋找出路時，不斷的遭遇挫折與不幸，甚而絕望。作者透過描寫家庭內部不和諧的貧困原因，帶出當時庶民階級因無法和資本家對抗，種種壓迫所產生的苦難悲劇。
主角楊添丁為了改善家庭經濟，試過多種方法，卻都無疾而終。最終夫妻倆因無路可走，妻子不得不出賣身體，楊添丁也因重罰後的偷鵝事件，淪落被警察追捕，以悲劇結局告終。
〈牛車〉以現實日常生活為題材、語言質樸，為鄉土小說的典型。透過楊添丁與阿梅這對夫妻的困境，描寫了在社會變遷下，底層人民的真實寫照，與過渡時期的頑抗心理。文章多次著重於阿梅的言行，展現了呂赫若對女性的重視，使讀者省思。

〈冬夜〉

〈冬夜〉，短篇小說，為日治光復後作品，原載於1947年2月《台灣文化》二卷二期，後收錄於2006年3月《呂赫若小說全集（下）》。
〈冬夜〉全文以第三人稱限知視角描寫，以順敘法及倒敘法相插，首先敘寫冬夜中，主角家裡父親與弟弟賣零碎小物維繫經濟，母親卻好賭成性，將主角賺來的錢全賭光，透過主角彩鳳回憶哀傷的過去與現有境況的描摹，帶出日治時期的戰爭使得當時家庭被拆散，抗戰結束光復後卻遭逢通貨膨脹與制度改革，民生艱困又加上失業潮，使得女子獨自一人扛起家計，淪落於酒館之中的哀戚，寫出當時人民的貧苦與現實社會中所承受的痛。
第一場婚姻，彩鳳的丈夫因為在二次大戰期間，被日本總督府徵收，強迫當了「志願兵」，派去菲律賓前線，卻因遭受美軍掃射而失蹤。成為寡婦的她為了負擔娘家的經濟困境，只能去當時林立的酒家賺錢，卻不幸被外省籍的大財子相中，強暴而娶回家，第二段婚姻卻因丈夫感染梅毒。被休棄後仍然為了負擔家計重歸酒館，卻被客人揶揄或是麻木出賣自己的貞潔。文末以彩鳳在接嫖客時，遇上清查盜匪的槍聲、警察的嚇阻，倉皇逃跑作結。
以「冬夜」象徵當時肅殺的政治環境，以及百姓的淒涼處境，透過傳統男尊女卑的形象，象徵統治者及被統治者，外省丈夫則代表來台接受的醜惡官員，透出作者對於當時的國民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否定與反抗。

〈玉蘭花〉

〈玉蘭花〉，短篇小說，是呂赫若寫本島家∕家族為主的小說作品，原載於1943年12月《台灣文學》四卷一號，後收錄於1991年2月《呂赫若集》。
〈玉蘭花〉以第一人稱「我」為敘事者，從一張舊相片延伸至主角的幼年時光。主角的叔父去東京留學，並帶回一位日本友人—鈴木善兵衛，而鈴木善兵衛作為新時代的知識份子，帶給七歲的主角特別的童年。主角從初見鈴木善兵衛時的極度畏懼，到後來的慢慢親近，逐漸克服從小對日本人的刻板印象與恐懼。此處表現出超越種族與殖民關係的情誼，寫出對土地的愛，並透過主角與鈴木善兵衛的友好，展現台日之間和平相處的可能。
接著由於鈴木善兵衛感染熱病而虛弱，用小孩的眼光描述年輕祖母去釣魚的水邊招魂，用舊時代的方式祈求鈴木善兵衛痊癒。展現出對傳統文化的包容，以及人性的善與美，創造舊時代正面的家族形象。最後鈴木善兵衛動身回日本，主角以矛盾的情緒和鈴木善兵衛別離，反映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糾結的情感。
〈玉蘭花〉是日台親善的小說，表現出呂赫若極具人道關懷的特性。呂赫若在〈玉蘭花〉中表達出根植於鄉土，吸收外來文明融合為己用的結論，這是他經歷留日返台，掙扎於日本與台灣價值的認同，最後回歸到認同台灣的歷程，呂赫若試圖藉此指引迷失在日本、南洋的台灣青年，回到認同台灣的路途。

風格與小說意識分析

呂赫若的作品，深具人道關懷，並多有濃厚的社會主義思想傾向。字裡行間流露出對社會的批判意識，表現出當時殖民地人民的悲哀，與弱勢族群受壓迫的狀態。其關懷意識，可從深具女性意識的作品，見其一二。呂赫若的作品，多描寫了女性多樣的面貌。從〈山川草木〉中的寶蓮，為受教育女性的代表；至〈牛車〉中的阿梅，作為目不識丁的鄉下婦女代表，都探討、關懷著在社會上，相對處於較弱勢一方的女性立場。而社會主義思想更可從作品中，對資本主義經濟造成的種種庶民悲劇可知。

音樂藝術成就

呂赫若於當時廣泛接觸文學、音樂還有演劇，為當時出名的「斜槓青年」。早年受過日式教育，雖原本非科班出身，但基於對聲樂演唱的興趣，曾前往日本東京學習音樂，輾轉由下八川圭祐聲樂研究所、東京聲專音樂學校（今昭和音樂大學）聲樂科，還曾經接受長坂好子的個人指導。呂赫若更曾經在「東京寶塚劇場」擔任歌手。於當時的台灣文學圈更有「台北第一男高音」的美譽，當時與江文也享譽全台。直至1942年5月，因身體健康欠佳，才返台不再登場演出。
1943年4月，呂赫若與王井泉、張文環等人共同籌組「厚生演劇研究會」，同年11月，「台灣音樂奉公會」成立，日本政府於各地推動全體國民歌唱的「新台灣音樂運動」，多唱昂揚勞動士氣的軍歌，呂赫若對此種政治化的音樂運動嗤之以鼻，並於日記中以「荒唐可笑」為註腳顯示自己的反抗與被迫動員的不滿。
在台灣光復後，呂赫若應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的邀約，先後到建國中學及北一女中學擔任音樂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