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清末形勢

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部分中國官員及知識分子意識到，不變革已無法應對中國所面臨的巨大挑戰。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緒初年），清政府發起洋務運動改革，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試圖興辦工商業來加強中國國力。相較於19世紀末日本的明治維新，洋務運動只停留於器物層面的改革，舊有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動，依然堅守以儒家為主的文化道統，以致改革未夠全面和徹底。1894年，中國在甲午戰爭再敗於日本，知識分子要求更深層改革。
自1895年公車孝廉連署上書，維新派康有為、梁啓超等人主張體制內改革，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國，在皇權下大幅改變政治及社會制度。1898年，得到光緒帝支持，維新派開展戊戌變法。103天以後，因清室保守派發動政變而流產。部分維新派人物流亡海外後，主張繼續維持皇室，實行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將政治實權逐漸交出至民選政府，被稱為「保皇黨」或「立憲派」。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太后大權獨攬，光緒帝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1899年，義和團運動引起八國聯軍侵華，清室「西狩」西安，國家遭受沉重打擊，嚴峻形勢迫使慈禧太后在迴鑾北京後，逐步推行清末新政，清政府中央高層一直內鬥。1907年，岑春煊、瞿鴻禨一派與袁世凱、奕劻一派發生丁未黨爭，岑春煊、瞿鴻禨失勢。醇親王載灃、肅親王善耆和鎮國公載澤也同袁世凱爭鬥。
1908年，慈禧太后、光緒帝相繼去世，三歲的溥儀即位，隆裕太后垂簾聽政，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攝政，隆裕太后與載灃實際掌握國家大權，載灃將袁世凱罷免。滿漢官員相互猜疑，滿洲重臣間的矛盾使中央政局更複雜。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實行地方自治等活動，使地方督撫不僅需要像過去一樣聽命於中央，而且還要安撫地方士紳，照顧地方利益。地方督撫在太平天國起義後，因軍事需要，權力日漸增大。1900年前後，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參加東南互保，更顯地方督撫力量。他們在軍政、民政、財政、外交等享有巨大權力，對中央有相當自主性。
而地方士紳中，岑春煊、端方、孫寶琦、肅親王善耆等人支持並推動立憲，而鐵良、瞿鴻禨、文海等則對快速推進立憲有保留。
清末中國實業不斷發展，除大批官辦工商業外，國家經濟政策有一定自由，振興實業，私有工商業興盛，公私兩界出現張謇、盛宣懷等大批工商界鉅子。此外，清朝鐵路運輸不斷發展新鐵路。新式通訊設施、交通設施及郵政等也創新局面。這些新興工商業及基礎設施較少，中國廣大地方仍沒有擺脫舊有農業、手工業為主的經濟模式。
清政府制定一系列法規，確立一套新經濟制度，調整農工商、外資、外貿等政策；還成立商部專責制訂經濟政策。但國內經濟與對外貿易形勢不容樂觀，使清政府很難推行新政。比如其推行禁菸運動，由於鴉片稅厘已成清末財政收入主要稅源，故禁菸運動加劇財政危機，使禁菸運動難以推行。
經濟方面，清政府未能建立統一近代國家財政制度，面臨財政危機。軍費問題就是一個突出表現。清朝末年，軍費緊張，各地軍餉、軍械等方面開支龐大，加以重建海軍造成海軍同陸軍爭奪經費，致使清政府在軍隊建設方面疲於應付。新建陸軍及重建海軍頗有成效，但加重政府財政緊張，也是辛亥革命中推翻清朝的軍事主力。
清初由於統治者實行剃髮易服等暴政導致滿漢兩族一度衝突頻繁，清中葉以後，滿漢兩族之間衝突減少。隨著清朝統治日漸衰弱，在太平天國起義中，滿漢問題開始再度抬頭。1890年代後，排滿思潮再度大興。明末遺老著作成為當時重要思想資源。原本並不著名的王夫之著作在清末被重新發現，成為當時知識分子重要讀物。許多革命人士更藉反清復明思潮來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傳著作如鄒容的《革命軍》等對年輕的革命參與者們造成很大影響。雖然一些革命家如孫中山在種族革命之外強調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的源動力仍是排滿、反滿的思潮。由西方傳來的民族國家概念也給知識分子帶來新的啟發。然而清朝覆滅後，革命者們的口號迅速從「驅除韃虜」轉為「五族共和」，以求統一分崩離析的中國。
隨著西方列強勢力侵入中國，西學東漸蔚然成風，歐美及日本的各種思想紛紛傳入中國，通過嚴復等翻譯家的介紹，使中國思想界局面大開。這些新思想使無論官員、士紳還是革命派人士都獲得各自的思想源泉。與此同時，在乾嘉學派、永嘉學派、常州學派等學派的基礎上，中國古代思想研究也獲得新發展，出現康有為、廖平、俞樾、章太炎、孫詒讓、皮錫瑞等知名學者，其中一些人還對西方思想有所了解，使中西思想獲得一定溝通。在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論爭中，學者們不斷開掘公羊學以及諸子思想，發現和闡釋大量中國古代思想。
在不平等條約保護下，中國基督教、中國天主教通過西方傳教士傳播，在中國各地蓬勃發展，與中國百姓經濟、政治及文化衝突，釀成許多教案。此外，俄國支持中國東正教發展。中國佛教、道教及民間信仰遭到廟產興學等運動打擊，依然有很大影響力。中國伊斯蘭教仍在各地廣泛存在，一些學者開始「回儒對話」、「回耶對話」；同治陝甘回變後，中國西北地區逐步回復元氣。新興宗教不斷興起，一貫道等開始發展，日後廣泛流傳。宗教發展為中國知識分子及下層民眾提供許多思想支持。
同時，中文新聞事業也欣欣向榮。租界外資《申報》、《字林西報》、《萬國公報》，海外梁啓超《清議報》、《新民叢報》，黃興、章炳麟《民報》，國內于右任《神州日報》、范鴻仙《民立報》、狄楚青《時報》等報紙，當時有影響力。新聞報刊為海內外提供充足消息來源，左右政局，為各方重視。
19世紀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淵、丘逢甲等開風氣之先，排除頑固守舊勢力，引進西學，創辦新式學校。清政府礙於形勢，於1905年末頒布新學制，廢除科舉制，全國推廣新式學堂。1909年，科舉考試停辦，西學逐漸成為學校教育主流。教育方式根本轉變，為辛亥革命和國家建設培養大批思想進步、銳意創新的社會精英和寶貴人才。
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中國時稱世界保和大會）召開；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召開。兩次大會通過《海牙公約》。當時清政府內部認為大會實質上並不能起到裁兵作用，反而助長各國擴充軍備，因此清政府陸軍部和軍諮處等部門堅持擴充軍備，而度支部因財政緊張而極力反對。
1903年4月，廣西巡撫王之春為平定游勇，請求駐越南諒山法兵援助；同時向亨達利洋行籌借巨款，準備事平後用全省路礦等權益作酬，導致中國拒法運動。1903年4月，俄國撕毀《中俄交收東三省條約》，妄圖長期占據東北，並提出七項無理要求，導致中國拒俄運動。1904年底，《中美會訂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款》期滿，在旅美華僑等強烈要求下，清政府向美國政府要求改約，遭到美國政府嚴詞拒絕，並要求續約，導致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1904年至1905年起，中國各地發生收回路礦權運動，著名的有湖南、湖北、廣東三省人民收回粵漢鐵路，廣東省人民爭廢廣九路約，四川、雲南、吉林省等地先後成立保路會，山東、河北、江蘇省人民收回津鎮鐵路，浙江、江蘇省人民收回蘇杭甬鐵路，山西省人民收回英國福公司攫取礦權等。

清廷救亡圖存

1900年中國因義和團運動與八國聯軍入侵，清廷被迫簽訂《辛丑條約》，朝廷內部頑固保守勢力受重創。自1901年起，在改革派呼籲下，慈禧太后同意推行康有為、梁啓超在戊戌變法中提出的改革方案，是為清末新政。其中影響最大政策之一，是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廢除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試，改辦新式學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國有6萬多所新式學堂。廢除科舉後，大量參加科舉謀求官職的傳統文人失去出路。
在國內外形勢壓迫下，特別是官僚、士紳要求立憲呼聲中，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戰爭中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日本戰勝君主專制的俄羅斯帝國刺激下，清政府於1906年9月1日宣布「預備仿行憲政」。1907年，各地立憲派組成各種立憲公會，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頒布憲法，縮短預備立憲期限。1908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明確宣布「九年後實行立憲」。1909年，各省選舉了以地方士紳為主的諮議局議員。1910年，隨著資政院和各地諮議局相繼成立，國會請願運動再次進入高潮，清廷被迫宣布預備立憲期限縮短為五年，國會開設之前先設責任內閣。1911年5月8日（宣統三年四月十日），慶親王內閣成立。

清末新政

1901年清政府設立督辦政務處，1906年後易名為會議政務處，作為實施新政的中央辦事機構。清末新政在教育、軍事、法律、財政、行政等各方面均有革新。在教育方面，清政府大力推動新式學堂建設，力圖用學堂教育取代過去以科舉為中心的教育體制，通過廟產興學及將書院改為學堂等方法，在全國廣建學堂，並鼓勵私人興辦學堂。1902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奉命擬定壬寅學制，於1903年頒布，但未能實施。1904年，清政府頒布實施張百熙、張之洞、榮慶擬定的癸卯學制。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科舉從此走入歷史。1903年10月，清政府頒布《獎勵遊學畢業生章程》，鼓勵赴日本留學。後來清政府又為留學生設立考試，通過考試者授遊學畢業進士、舉人等。
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1906年，度支部頒布《清理財政明定辦法六項》，負責統一各中央地方衙門收支、統籌外債借還、考核各省銀號以及規定對各省越時造報財政之懲處。1910年，編制第一次全國預算。1910年頒布《國幣則例》二十四條，統一銀幣及銅幣的重量和成色。
清朝末年，以八旗制度、漢人綠營爲主的舊式軍隊已失去戰鬥力。平定太平天國時，主要倚靠地方團練武裝。甲午戰爭後，因舊式軍隊已落伍，為免兵權旁落，清政府於1901年起決定全面改革陸軍，計劃在全國練新式陸軍36鎮，以取代八旗、綠營及地方防營。當中北洋新軍6鎮直屬朝廷，由袁世凱編練的「武衛右軍」擴編。其餘各省亦由地方巡撫、總督負責編練新軍。爲培養新軍軍官，各地開辦許多新軍學堂。部分地方新軍軍官（如張之洞主持的湖北省和湖南省地區）大量為留學生；相反，北洋新軍中留學生卻極少。到辛亥革命前夕，已編好部隊整編16鎮和10餘個協、營。
清末改革法律也有建樹。1907年，清政府設修訂法律館，掌修訂各項法律。1910年頒布施行《大清現行刑律》，1908年完成並於1911年頒布施行《大清新刑律》，廢除酷刑 ，1909年和1910年分別起草完成兩部《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起草完成《大清民律草案》。此外，清政府還初步建立了現代審判制度，創建了大理院、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和初級審判廳，實行四級三審制。法政學堂在各地建立，以培養法律人才。中國出現首批現代意義上的法官。
在行政改革方面，1906年9月，朝廷下詔訂定新中央官制，設十一部。1905年，朝廷諭令釐定縣級以下行政官制。1907年頒布外官制，削減督撫財權及軍權；民政部統領全國巡警道。1908年，清廷開始籌備地方自治，設立城鎮鄉以至廳州縣各級自治研究所，並擬定《各省諮議局章程》，定於1914年完成。各省諮議局於1909年陸續建立，中央資政院則於1910年成立。
清末新政改革需要較大金錢，財政不足導致政府巧立名目、強迫捐納，加重平民生活負擔，增加民變，社會動盪。清政府未處理好各項改革之間關係，未統一規劃改革，使各項改革協調不足。

革命黨：推翻滿清

革命主要組織有興中會、共進會、文學社、華興會、光復會、中國同盟會等。同盟會中還有丈夫團等小團體。
興中會主要在華南地區一帶開展活動，光復會在江蘇省，浙江省，上海一帶開展活動，華興會主要在湖南省開展活動，文學社在湖北開展活動，共進會在長江流域開展活動，而後來成立的同盟會是全國革命力量的一個鬆散同盟，同盟會會員還在各地建立各種同盟會的外圍組織。各革命組織的主要領導人有孫文、黃興、宋教仁、蔡元培、趙聲、章太炎、陶成章等。
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張有推翻滿清統治，恢復漢人江山，建立共和體制等。成立於1894年11月24日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華興會成立於1904年2月15日，提出「驅逐韃虜，復興中華」。中國同盟會於1905年8月20日成立，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其中「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被認為是民族主義，「創立民國」被認為是民權主義，「平均地權」被認為是民生主義。
但是革命黨在宣傳政治主張時，更多地是宣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樣能煽動民眾反滿情緒，更重要是能最大程度團結各種力量。至於清朝覆滅後，採取什麼政治制度，進行什麼社會改革，當時的人都認為待革命成功後，再作考慮。

組織發展歷史

1890年代，不少人開始主張以暴力革命徹底推翻由滿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類似法國及美國的共和政體。最早主張革命的人多數集中在海外，以留學生、華僑青年為多。最早期的革命團體亦是在海外成立，當中由楊衢雲、謝纘泰等為骨幹的輔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於英屬香港。而孫文亦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組織興中會，為革命籌措經費。二者後來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併，繼續稱為興中會，並且於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廣州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但並未取得成功。孫、楊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緝，並被香港當局禁止入境。1895年，孫文於英國倫敦為清廷所綁架，事件成為國際新聞，孫亦因而聞名國際。楊衢雲則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殺。
1900年，華北地區爆發義和團運動。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舉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國內知識分子更感受到中國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自甲午戰爭起，中國派往海外留學生大量增加，當中以日本最多，1904年時一度達到二萬多人，不少為官費留學。革命思想在留學生中廣為散播，主張革命學生成立各種團體，發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當中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在日本非常活躍。後來不少留學生歸國，成為國內革命組織骨幹。
1901年，忽有東西各報傳聞清廷欲將廣東省割讓予法國，廣東籍留日學生遂請馮斯欒、鄭貫一、李自重、王寵惠、馮自由、梁仲猷諸人發起「廣東獨立協會」，主張廣東省向滿清政府宣告獨立。1902年，章炳麟、秦力山、馮自由、朱菱溪、馬君武、王家駒、陳猶龍、周宏業、李彬四、王私誠等在日本發起召開紀念南明滅亡二百四十二周年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1902年4月26日紀念會在橫濱永樂樓召開，孫中山主持。1902年冬，葉瀾、董鴻褘、張繼、秦毓鎏、汪榮寶、周宏業、謝曉石、張肇桐、蔣方震、王家駒、嵇鏡、吳綰章、鈕翔青、薩端、熊垓、胡景伊、蘇子谷、馮自由、金邦平等在日本組織青年會，成為日本留學界中最早的革命團體。1903年，拒俄義勇隊被日本政府強令解散，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成員有秦毓鎏、薩端、周宏業、貝鏞禮、葉瀾、張肇桐、華鴻、陳秉忠、董鴻褘、翁浩、陳定保、胡景伊、程家檉、王家駒、鄭憲成等。
同時，中國國內進步團體逐漸增加。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黃宗仰、葉瀚、蔣智由、林獬等議定並發起成立中國教育會，秋冬間在上海正式成立；11月，上海南洋公學墨水瓶風波後，11月21日，該會自設學堂愛國學社成立。1903年，《蘇報》案爆發，章炳麟、鄒容被捕，《蘇報》和愛國學社被查封。1903年，雲南周雲祥等成立保滇會，抗拒法國殖民者在雲南修築鐵路。
1904年日俄戰爭，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地區開戰，清政府劃出部分國土讓兩國交戰而自稱保持中立；傳聞皇室內有人稱清朝國土「寧贈友邦，不予家奴」（原出處可見於梁啓超的著作《戊戌政變記》中，原文實際上為「我（清朝大臣剛毅）家之產業，寧可以贈之於朋友，而必不畀諸家奴。」），令革命救亡呼聲更高。各種革命團體亦於此時紛紛在國內出現。最主要有胡蘭亭（武昌聖公會牧師）、黃華亭（長沙聖會公牧師）、胡厚齋（九江聖公會牧師）、劉靜庵等組織日知會（1906年在武昌成立），黃興等人領導華興會(1904年在長沙成立，成員有黃興、劉揆一、宋教仁、馬福益等，以湖南省青年為主)和同仇會，以及龔寶銓、陶成章、蔡元培、魏蘭等人領導的光復會（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為會長。成員包括秋瑾、章炳麟、徐錫麟等，以江浙青年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樣的革命小團體，如江蘇勵志學會、強國會，四川公強會，福建益聞會、漢族獨立會，江西易知社，安徽岳王會，廣州群智社等。這些革命團體不一定互相隸屬，而且多數帶有地方色彩。但大體他們都有共同目標：謀求推翻滿清、恢復漢人江山、建立類似美國的共和制國家。當中推翻滿清訴求著重滿漢之分；而要求恢復江山亦只限以漢人為主的十八省，東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內外蒙都被排除。排滿態度與中國各地方地下幫會「反清」傳統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組織都有藉助秘密會黨勢力進行革命。例如華興會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中山亦為洪門致公堂會員。
1905年夏天，孫文在日本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在8月20日於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在《民報》（原名《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華興會機關刊物，同盟會成立後易名為《民報》）上闡述這一觀點。同盟會積極宣傳他們的思想，大力推動群眾覺醒。《民報》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主編下，由胡漢民、汪兆銘等執筆，與主張保皇、由康有為、梁啟超執筆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同盟會在1907年雖曾一度再次分裂（孫中山因未經眾議收受日本政府資助，導致光復會退出。孫中山與汪兆銘、胡漢民等於南洋另組中國同盟會南洋總支部；黃興則繼續支持孫中山），但在革命中仍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會在武昌召開成立大會，由劉靜庵主持。到會的還有孫武、張難先、何季達、馮牧民等百餘人。後來日知會成爲同盟會湖北分會機關。
1906年起，陳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後組織成立黃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學團體，1909年又組織成立南社，通過文學創作傳播新思想。
1907年7月，部分同盟會會員在東京主張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劉揆一、焦達峰、張伯祥、孫武等人在東京成立共進會，並以孫中山為最高領導人。共進會性質及綱領與同盟會幾乎相同，但不直接隸屬同盟會。共進會是武昌起義的領導組織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推舉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文學社為新軍內青年軍人組織，旨在通過滲透到新軍中，掌握武裝。文學社是領導武昌起義的另一個領導組織。

首屆內閣的誕生

宣統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首屆內閣成立。內閣以慶親王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13名內閣成員中有8名為滿族，有4名為漢族，有1名為蒙古族。而8名滿族閣員中又有7名是宗室、覺羅，即皇族。由於有人認為該內閣是「皇族主導內閣」，不合君主立憲制的精神，故被譏稱為「皇族內閣」。

四川保路運動：各方勢力的博弈

1911年5月8日，清廷成立皇族內閣，令各地立憲派大失所望，認為清朝統治者毫無立憲誠意。5月9日，清政府實行鐵路國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間出資建造的粵漢鐵路、川漢鐵路。這一舉措引起湘、鄂、川、粵四省各階層的強烈不滿，掀起四省保路運動，尤以四川最爲強烈。
6月17日，四川民間各團體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羅綸為副會長，張貼文告，四處講演，甚至上京請願。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8月24日，群衆開展罷市罷課，9月1日，在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的號召下，開展抗糧抗捐活動。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保路同志會領袖，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這一舉措激起大量群眾到四川總督衙門請願，趙爾豐下令清兵彈壓，打死30餘名請願群衆，釀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農民在中國同盟會和會黨組織哥老會的領導下組成保路同志軍起義，圍攻省城，與清兵交戰，附近州縣群眾紛紛響應，幾天內隊伍發展到20多萬。9月25日，同盟會會員吳玉章、王天傑等人領導榮縣獨立。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變，成都被圍後，非常驚恐，忙將四川總督趙爾豐免職，並調渝漢鐵路督辦端方署理四川總督，率一部分湖北新軍入川，是時全國革命黨人加緊活動，革命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湖北空虛，從而導發武昌起義。
四川保路運動是由立憲派發動和領導的。他們力圖把運動控制在文明爭路的範圍內，要求人們只求爭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眾暴動。同盟會雖然沒有掌握保路運動的領導權，但他們執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實」的策略，暗中聯絡會黨，準備武裝起義。

武昌起義與軍政府的成立

湖北新軍原為張之洞所練的「江南自強軍」，中下層軍官不少曾官費派日留學，因而遍布革命黨人。當中以共進會及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滲透最廣。保路運動釀成民變後，端方奉命率湖北新軍入四川鎮壓。此時，武漢新軍大部被調入川，武漢防務非常空虛，革命黨人認爲這是發動起義好機會。
1911年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召開由雙方負責人和新軍代表60餘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會上組建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總指揮部。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被推舉為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推舉為參謀長。共進會負責人劉仲文（劉公）被推舉為政治籌備處總理。起義總指揮部設於武昌小朝街85號文學社機關（張廷輔寓所），正值籌備處設於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臨時租用的住宅）。起義機關定為1911年10月6日（農歷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後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進會領導人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秘密製造炸彈時發生事故，孫武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時，孫武和劉仲文等人及時逃脫。後來劉仲文派妻子和弟弟返回去取起義的文件，旗幟等，不幸被俄租界巡捕捕獲。湖廣總督瑞澂聞得此事後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聞訊後，決定當夜發動起義，並派人給各營送信。當日晚彭楚藩、劉復基在起義總指揮部被捕、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彭劉楊三人被瑞澂斬首，新軍的革命黨人人心惶惶。
共進會總代表、新軍工程營後隊正目（相當於班長）熊秉坤等人決定提早起義，並拉來隊官（相當於連長）吳兆麟作爲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為參謀長。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日）晚七時許（確切事發時點已無可考證，只能確定是日暮以後午夜以前事發），共進會會員士兵程定國與正目金兆龍抱著步槍睡覺，且在身上藏匿子彈。被夜巡的哨長（相當於排長）陶啟勝發現，痛罵「幹甚麼，想造反啊！」，金兆龍回話：「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樣？」與陶啟勝扭打，程定國乘陶不備，以槍托打傷陶，又從背後開槍，把陶啟勝打成重傷，發出武昌起義第一槍。（舊說第一槍是熊秉坤所發，有誤。）起義士兵首先發難攻佔楚望台軍械庫，繼而深受文學社和共進會等革命團體影響的大部分新軍共同響應。吳兆麟、熊秉坤率起義部隊攻打湖廣總督府，在武漢南湖炮隊的炮擊下，起義軍在次日黎明前，佔領總督幕府，湖廣總督瑞澂乘船逃到上海。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軍咨府軍官學校學習的辛亥革命元老、中國同盟會嘉應州主盟人何子淵六弟何貫中（中國同盟會員），第一時間得知起義發生，立即將同寢室的李濟深等同學組織起來，潛出校外，將清軍南下唯一大動脈漕河鐵橋炸毀。漕河鐵橋被炸，清軍南下鎮壓起義運動行程被耽擱，大大支援湖北武昌起義軍接下來的軍事行動，更重要是為革命黨人在全國範圍內舉事贏得充裕時間。
10月11日黎明，起義軍聚集在湖北諮議局大樓會議廳，新軍第八鎮十五協二十九標二營司務長蔡濟民召集會議，商討組建軍政府和推舉都督人選。除革命黨人吳醒漢、徐達明等十餘人外，還邀請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國溶以及議員，還有舊軍官吳兆麟參加。會議請湯化龍主持。吳兆麟提議由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立憲派一致擁戴，部分革命黨人也因爲黃興、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被害，孫武被炸傷，蔣翊武被迫逃跑，沒有更好人選表示同意，因此會議通過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一說為總參議）。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復。晚上成立謀略處。在謀略處主持下，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即湖北軍政府），公布軍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爲黃帝紀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諮議局大樓為辦公地，十八星旗為軍旗。謀略處以軍政府名義發布《布告全國電》，《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電全國。
10月12日，革命黨人陸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二標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趙承武等在漢陽發動起義，光復漢陽；隨後趙承武率起義軍攻佔漢口。至此，武漢三鎮全部掌握在革命軍手中。

南北議和

袁世凱在被清廷起復前夕，便會見過來訪的革命黨人朱芾煌。朱勸告袁世凱同南方議和以換取大總統之位，袁世凱權衡利弊，上台後採取剿撫兼施的策略，進而準備和南方開始談判。
11月1日之後，袁世凱分别致信黎元洪和民軍總司令黃興。在分別收到二人覆信，得到將獲總統職位的保證後，於11月10日派舊部劉承恩、副官蔡廷幹（海軍正參領）作為私人代表，赴武昌議和。黎元洪迫於主戰派壓力，要求袁世凱倒戈北伐，並保證「以項城之威望，將來大功告成，選舉總統，當推首選。」劉、蔡二人攜黎元洪致袁世凱親筆信回京復命。此後袁世凱通過攻克漢陽，大挫民軍銳氣，迫使民軍方面不得不進行停戰談判。
11月26日，袁世凱通過英國公使朱邇典及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葛福（Herbert Goffe，1870-1939）向軍政府和各省代表提出議和三條件：停戰，清帝退位，選袁世凱為大總統。11月29日，袁克定密遣朱芾煌攜汪兆銘函到武昌前線奔走協調停戰，因事先未得通報，朱芾煌於11月30日被馮國璋拘捕，經袁克定營救，由漢口押送北京後當即被釋放。11月30日，袁世凱再派密使劉承恩、蔡廷幹赴武昌與黎元洪談判。同日，各省代表自上海匯集至武漢，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召開各省代表第一次會議，同意與袁世凱議和。由於英國駐漢口總領事表示，黎元洪必須能夠代表各省，方可談判議和。各省代表會議當日遂議決，以鄂軍政府為中央軍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義執行中央政務。12月1日，南北雙方簽訂《武漢地區停戰協定》，武漢地區於12月3日上午8時至12月6日上午8時停火三天。12月3日，武漢地區停火，進行休戰談判。此後南北雙方先後簽署過五次協議，將停戰最終延續到1912年1月29日。
12月7日，上諭「著袁世凱為全權大臣，由該大臣委託代表人馳赴南方，切實討論，以定大局。」12月8日，袁世凱發布內閣咨文，派唐紹儀為總理內閣大臣的全權代表。12月9日，唐紹儀等離京赴武漢與黎元洪或其代表商談大局。而南方各省內部則紛爭不斷。12月7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為議和全權代表，溫宗堯、汪兆銘、王寵惠、鈕永建為參贊，胡瑛、王正廷為湖北特派代表，組成議和代表團。12月9日，各省代表正式推舉伍廷芳為民軍議和全權總代表。由於各省代表受同盟會影響，已議決「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故他們不贊成黎元洪在武昌談判的意見，而支持在南京談判。12月11日，唐紹儀抵漢口，第二天過江到武昌會晤黎元洪，被告知要到上海談判。原來，伍廷芳受張謇、趙鳳昌等人勸阻，托英駐滬總領事請朱邇典爵士向袁世凱說項，令唐赴滬議和。於是，袁世凱12月13日電令唐紹儀「赴滬討論」。張謇、趙鳳昌等成為南方議和幕後主導。
12月1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廳，南北議和會議開幕，參加會議的除南北議和代表外，還有英、日、美、德、法、俄6國駐滬總領事及外商代表李德立。在這第一次會議上，雙方很快就承認共和達成一致，並在「召開國民大會表決國體」即所謂「和平解決」辦法上達成共識，但對國民會議的召集、召開時間與地點、組成等問題爭執不下。12月20日，雙方舉行第二次會議。
同時，清軍主和派將領見同盟會方面的黃興即將取代黎元洪成為南方臨時政府首腦，便由段祺瑞的參謀長靳雲鵬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赴上海與黃興談判。參與談判者有江浙聯軍參謀長顧忠琛，聯軍先鋒隊長朱葆誠、洪承點，文明書局經理俞復，北軍紅十字會會員夏清貽。12月20日，雙方在文明書局簽訂五項條款：一、確定共和政體；二、優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之秩序。
12月28日，袁率內閣大臣上奏，請召集臨時國會公決國體。清廷召開御前會議，最終隆裕太后下懿旨，同意召集臨時國會。12月29日，南北議和第三次會議召開，伍廷芳提出經過修訂的《關於清皇帝之待遇》、《關於滿蒙回藏之待遇》兩項提議案，當日議決多項條款，其中首條即為「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從多數取決。決定之後，兩方均須依從」。
同盟會方面不滿南北雙方達成的召開國民會議議決國體，選袁為民國首任總統的共識。黃興、陳其美、宋教仁遂於12月26日在上海哈同花園公宴總理孫文之時，醞釀舉孫為大總統，並由馬君武喚起輿論。12月27日，黃興、宋教仁等赴南京，連夜召集各省代表會議，提出成立政府、採用總統制、改行中華民國紀年並用陽曆等事宜，籌備選舉臨時大總統。
12月31日，南北雙方代表唐紹儀、伍廷芳等召開最後一次會議，雙方簽署協議，袁支持清帝退位，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召開國民會議議決國體。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正式成立，孫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臨時政府接連三次要求列強承認，均無一字答覆。袁得知孫就任臨時大總統後，1月1日致電唐紹儀，表示唐12月30日、12月31日以來行動超越權限，不能獲得政府承認。唐紹儀當即請辭。1月2日，袁世凱准唐紹儀辭去和談代表一職，並致電伍廷芳，否認伍、唐所訂條款。
此後經張謇、趙鳳昌斡旋，南北雙方繼續議和，主要討論清室優待條件和南方履行承諾問題。此時南方議和的要角是孫。直隸諮議局、河南諮議局通過汪兆銘致電孫，首條即提出「清帝退位後，能否舉袁為大總統？」。孫於1月14日復電保證「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為眾所屬，第一條件自無不能。」次日孫又致電伍廷芳，再次保證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之後，舉袁為大總統。
1月16日東華門事件，袁遇刺，刺客屬北方革命黨，名義上為同盟會分支。1月18日，孫提出五條要約，命伍廷芳向袁轉達。條款中有「在北京不得更設臨時政府」；「得北京實行退位電，即由民國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電問各國，要求承認中華民國彼各國之回章」。孫還特意電邀伍廷芳、唐紹儀「入寧面商，以決大計」，伍、唐二人卻拒不赴寧。至1月21日，孫連發五電給伍廷芳，不斷修改要約，並通報黎元洪「現雖未列入正式談判，而進行頗確。若清廷仍不肯就範，則再戰有詞」。1月22日，孫將修改後的要約公諸報端，向袁施壓。袁以孫所提條件與此前南北議和談妥條件不符，拒絕接受。伍廷芳因孫推翻此前談判達成的協議，十分不滿，故致電孫請辭議和代表一職。
為了增加對付袁的籌碼，孫通過王勳與流亡日本的盛宣懷密商後，1月26日，民國政府、漢冶萍公司、三井物產株式會社於南京簽訂《漢冶萍公司中日合辦草約》，合同規定「由公司借政府500萬元應付現金若干，其餘作為政府向三井購買軍裝之需（英文本作 『購買武器與軍火』）」由於該約嚴重侵害中方利益，中外輿論一時譁然。該約未獲參議院通過，並受到漢冶萍公司股東大會反對，故最終作廢。
2月3日，孫會見充當日本政、經兩界聯絡者森恪時稱，「余等希望將滿洲委託給日本，而日本給革命以援助」。「萬一數日間無足夠資金以救燃眉之急，許多軍隊要離散，革命政府將遭瓦解的命運」，並稱在陰曆年底必須得到一千五百萬元，否則將不得不把政權拱手交給袁。當天森恪即將經過孫、胡漢民修改的加急電報發給三井物產顧問益田孝，指出「孫答應租借滿洲，日本為防止革命軍之解散，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外，應立即借一千萬元，以中止與袁世凱和議，故孫文或黃興為了滿洲之契約將到日本一行。孫文答應『滿洲之事如有意實行，在四日之內，匯一千萬元並電告，即可與袁中止和議』。」2月5日、2月6日，孫又接連致電森恪催日方答覆。日方因恐外國干預，故於2月8日通過益田孝復電森恪，未允提供一千萬元軍費，反而勸告孫、黃興與袁世凱妥協。

政治

當時成功的中國革命黨人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儘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蔑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隨意更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約法，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體制並未真正貫徹實施，但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推動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確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在辛亥革命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二千餘年的帝制、專制思想都沒有在中國完全消除，而且還一度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儘管中國共產黨聲稱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但一些人則認為，在實際運作上，所謂「真正的民主共和」還從來沒有得以在中國全面實行——無論是北洋政府、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思想

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新信仰。

經濟

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1928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已經有機會統一全國，但是共產黨在中國不斷與國民黨對抗，加上日軍侵華，令中國不能統一，直到1950年代，中國大陸才由中國共產黨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社會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有限的。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辛亥革命並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辛亥革命只打倒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漢人舊官僚卻未受根本性衝擊。因為主導各地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地方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後仍然掌握權力，這反而更加鞏固他們原有的地位。雖然革命黨的一些主要領袖如孫中山等人出身平民，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在辛亥革命後的生存條件卻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方令傳統上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大力展開的土地改革運動和鎮壓反革命運動才基本肅清這些土惡勢力。
辛亥革命對於18世紀後的人口劇增，清末土地兼併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觸及。最後一塊外國在華租借地直到二戰結束後才由國民政府接收，而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最後一塊殖民地澳門則要到辛亥革命成功近90年後的1999年才得以從葡萄牙收回。

孫中山的評價

民國初年，知識分子和革命者尚為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而興奮，對辛亥革命成就有高評價。然而，由於共和民主沒有真正實施，因此人們從不同角度作出反思。孫在1921年《復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書》中提到「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它的政治後果正像在俄國如果讓高爾察克、尤登尼奇或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弗蘭格爾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寧而就會發生的一樣。」孫在遺囑內也囑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當時知識分子認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國，因此要進一步發動文化改革。

國共兩黨的評價

1920年代以後，國共兩黨對於辛亥革命有較高評價。這種評價在1950年代以後的海峽兩岸，仍為主流觀點。中國國民黨視孫為中華民國國父，視辛亥革命為其領導成功的革命，賦予辛亥革命極高評價，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史起點，是中國能發展成民主及現代國家最重要關鍵。對辛亥革命積極評價是中國國民黨內各派共識。如中國國民黨左派代表人物何香凝，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大會講話中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它摧毀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廣大人民中傳播了民主共和國思想的種子，促進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新發展。」
而中國共產黨雖然認爲辛亥革命由於資產階級妥協和軟弱，只是推翻清朝專制統治，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主張，沒有建立共和體制，更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會革命，來達到平均地權的主張，而是在列強壓力下，與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妥協，把勝利果實拱手相讓，但同時又認可辛亥革命具有階段性成就，為後來進一步革命奠定基礎。例如1954年9月14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臨時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後，講話指出，「孫中山及其一派人領導的辛亥革命，是人類歷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孫中山比改良派又更進一大步，他公開號召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和臨時革命政府，並制定了一個《臨時約法》。辛亥革命以後，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們說它有偉大的歷史意義。」。1954年9月15日，劉少奇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關於憲法草案報告中認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我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為以後革命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1982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首次將辛亥革命納入憲法，稱「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廢除了封建帝制，創立了中華民國。但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

中西方學者評價

歷史學家馮崇義認為，由於當時革命派、立憲派、清王朝漢族實權派、滿清王室四派勢力的妥協精神，使得此次改朝換代成為中國歷史上死傷人數最少、最和平的一次。
魯迅表示：「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中華民國）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條辮子。」
章士釗晚年說：「今之論士，語涉辛亥革命，往往過於誇張，估計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許。」又如中國大陸的思想史學家李澤厚、劉再復等人，認為在20世紀初的中國，保留君主的漸進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國在穩定中發展，袁世凱、康有為、梁啓超、嚴復、楊度等君主立憲的主張比孫中山更適合於當時的中國。李澤厚表示，如果選擇的是康梁的君憲道路「中國會好得多」，辛亥革命「其實是不必要的」，反而「促退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李澤厚表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已經腐朽的王朝，但在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時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逼著它邁向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軍閥混戰。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後，就是不斷革命：『二次革命』、『護國、護法』、『大革命』，最後就是1949年的革命，並且此後毛澤東還要不斷革命」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陳宇翔不認同相關觀點：「如果認為是辛亥革命打斷了晚清立憲和中國走向憲政的大好前程，是完全站不住腳了……歷史觀的嚴重錯亂，是對20世紀以來為追求中華民族獨立和振興而奮斗和犧牲的人民的嚴重褻瀆。不可不察！」
西方學者、漢學家和歷史學家對辛亥革命也有研究。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評價辛亥革命僅僅是「政體的變革」，而「基本上是一場失敗」。歷史學教授高慕柯（Michael Gasster）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大於它所有領袖的革命，是一次「沒有真正領導者的革命」。
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對革命派宣傳的三民主義和民主共和未能兌現感到十分憤慨，指出共和不過「徒炫耀其名，以賈吾民之歡心己耳」；所謂民政，不過是「少數豪暴狡獪者之專攻，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所謂幸福，不過是「少數豪暴狡獪者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又指出：「今理想中之光復佳運，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毫末無聞，政俗且愈趨愈下，日即卑污，傷心之士，安有不痛憤欲絕，萬念俱灰，以求一瞑，絕聞睹於此萬惡之世也。」顯示出當時知識份子對革命宣傳的美好許諾未能兌現的痛苦欲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