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

榮銜

孫中山去世後，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43次會議決議：「孫中山先生尊稱為國父，以表尊崇」。因而共產黨人士尊稱其遺孀宋慶齡為「中華民國國母」。而在國府退往台灣後，由於中華民國政府並未對中華民國國母有正式定論，台灣民間則另有其他的「國母」說法，如其妹宋美齡因抗日時期赴美演說作出貢獻或者孫中山原配盧慕貞等皆曾被民間人士譽為「中華民國國母」。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宋慶齡曾經代理國家元首的職務，1981年5月，在她彌留之際，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授予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為至今唯一擁有「國家名譽主席」稱號的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批准她加入中國共產黨。宋慶齡被中共尊稱為「(宋)慶齡先生」、「孫夫人」；被總理周恩來譽為「國之瑰寶」（後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正式題字；有同名紀錄片）；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評價為「偉大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戰士」。雖然部分官方媒體和民間部分人士稱宋慶齡為「國母」，但實際上，宋慶齡雖然獲得了以上眾多尊稱，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方從未授予她「國母」的稱號。現時，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皆不使用「國父」、「國母」等詞。

早年生涯

宋慶齡籍貫廣東省文昌縣（現屬海南省文昌市），1893年1月27日（清光緒十九年）出生。關於出生地點有兩種說法：一種觀點認為出生於上海公共租界東有恆路628號C（今東餘杭路530號）；另一種觀點認為出生在川沙廳城。父親是監理會傳教士及富商宋嘉澍，母親倪桂珍。宋慶齡洋名是Rosamond。7歲時，她入讀上海中西女塾。
宋慶齡在上海中西女塾（今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學）高中畢業後，1907年14歲時赴美國留學。先入新澤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學校學習外語，其後考入歷史悠久、位於喬治亞州的衛斯理安女子學院獲得文學系學士學位。就學期間，曾先後在校刊發表《受外國教育的留學生對中國之影響》、《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等文。1913年6月畢業，8月29日到達日本橫濱。8月30日到達東京。1914年底與父母回上海。

結婚與婚後生活

1914年，在日本接替大姐宋靄齡擔任孫中山英文秘書，與孫相戀。雖然孫是宋家20年的朋友，宋慶齡和孫的婚事遭到其父宋嘉澍等人極力反對，因為孫比她年長27歲，已婚有一個妻子盧慕貞，還有一兒兩女。只有當時還在美國讀書的宋美齡對二姐表示支持。宋慶齡被軟禁在上海家中，從窗口逃出後，奔赴日本。孫中山離婚後，兩人於1915年10月25日在東京結婚，宋嘉澍趕到日本，但未能及時阻止婚禮。
婚後，繼續擔任秘書工作。二人在1916年5月結束流亡後，由日本回上海。並於1917年7月離滬赴穗，南下參加護法運動。1918年8月，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宋慶齡隨孫中山由廣州回到上海，協助其著書立說，總結經驗。並代其起草電文，處理公務。
1920年11月，粵軍攻克廣州，宋隨孫中山離滬赴穗，再次組織護法軍政府。並於1921年夏，在廣州發動婦女組織「出征軍人慰勞會」，任會長，並親臨廣西梧州前線慰問戰士。12月，為支持北伐，又率紅十字會員抵桂林。1922年5月，她偕紅十字會會員多人，隨孫中山從廣州到韶關督師。6月，陳炯明叛變事件中，宋慶齡堅持讓孫中山先走，稱「中國可以沒有我，但不能沒有你。」宋慶齡在逃亡過程中不幸流產，後終身未再有孕。同月，離穗返滬，用英文寫出《廣州脫險》一文。
1922年8月，她陪同孫中山與李大釗會晤、參與孫中山與共產國際代表越飛的會談，這次會談確立了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2月，隨孫中山離滬赴穗，重建大元帥府。
1924年11月，宋慶齡陪同孫中山由廣州赴北京，經上海取道日本北上，與馮玉祥舉行會談。次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12月，由滬赴穗。
孫中山病故後，宋慶齡於1926年1月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2月，先期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緊急召開臨時聯席會議，成立臨時的領導核心五人委員會，包括宋慶齡、陳友仁、蔣作賓、吳玉章和鮑羅廷，左派控制武漢國民政府（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遷都武漢）。1927年1月3日，示威工人占領漢口英租界後，宋慶齡說服陳友仁和鮑羅廷，武漢國民政府迅速收回漢口英租界，而讓法租界和日租界暫時保持原狀。4月，當時中國國民黨中，蔣介石一系的南京陣營在上海發動「清黨」。在如何對待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上，宋慶齡發表通電，譴責蔣介石，堅持「聯俄容共」的政策，反對「清黨」，並堅決反對其妹宋美齡嫁給蔣介石。7月份，宋慶齡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聲稱「有些領導過革命的人走上了歧途」，從此與蔣介石一系決裂，7月15日，汪精衛也發動「清黨」，8月份，宋慶齡和陳友仁赴蘇聯莫斯科，以後又旅居歐洲多年。
1928年3月，離開蘇聯前往德國柏林。1929年5月，回國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孫中山的國葬儀式。行前發表《關於不參與國民黨任何工作的聲明》。1931年8月因母親去世，宋慶齡回到上海。
早於1933年5月初，宋慶齡由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發展秘密加入共產國際。據廖承志回憶，宋慶齡曾代表共產國際與他秘密接頭，調查叛徒名單，並且說「儘管過了將近五十年，但那短暫的不及半小時的每一分鐘，我都記得清清楚楚」。而且共產國際代表評價她「對秘密工作有著很深刻的理解」。

抗戰時期

1932年1月，「一·二八」事變爆發，宋慶齡到真如、吳淞前線慰問十九路軍將士。同月，與楊杏佛、何香凝等創辦「國民傷兵醫院」，親任理事，主管醫院事務。7月，組成「牛蘭夫婦救援委員會」。8月，被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推選為名譽主席。12月，與蔡元培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營救了大批革命者和愛國志士。
1933年年初，幫助越南的胡志明與法國共產黨領導人進行接觸，恢復了胡與越共的聯繫。2月，在上海寓所與魯迅、蔡元培等歡迎來華訪問的英國作家肖伯納。9月，在上海組織召開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反戰大會，發表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爭》的演說，並被推選為遠東反帝反戰同盟中國分會主席。
1934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上簽名，呼籲發起抗日救國的民族自衛戰爭。8月，與何香凝等千人發起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任主席。
1936年5月，與馬相伯、沈鈞儒等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任執行委員。12月，西安事變爆發，宋慶齡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1937年7月，在上海寓所會見赴廬山與蔣介石商談國共合作的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等人。11月，她發表《關於國共合作的聲明》，表明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12月，從上海赴香港。
1936年底西安事變爆發，宋慶齡主張國共兩黨合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是國共再次合作後，她也沒有重新加入國民黨。抗日戰爭期間，宋氏三姐妹再度聯合，在重慶期間，宋美齡與宋慶齡之間有一條特殊電話專線「2080」。宋氏三姐妹曾多次共同出現在公眾面前，以「團結合作」的面貌示人。
1938年3月，發表《向全世界的婦女申訴》一文。6月，在香港發起組織「保衛中國同盟」，致力於戰時醫療救濟和兒童福利工作。1939年3月，在香港的國際婦女節集會上，發表題為《關於援助游擊隊戰士的呼籲》的演說。11月，發表《真正實現中國的獨立》一文。
1941年1月發生皖南事變，宋慶齡就此事件通電譴責國民政府。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

1945年9月，在重慶同正與蔣介石進行和平會談的毛澤東會見。12月，離重慶回到上海。組織中國福利基金會，從事婦幼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救濟事業。
1946年7月，發表《關於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194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加聘宋慶齡、胡毅生、劉哲、魏懷、陳其采、許崇智、陳樹人、陳策、張鈁、堯樂博士、迪魯瓦、蕭萱、李根源為政府顧問。4月23日，宋慶齡受聘為世界婦女公民協會名譽主席。9月，發表聲明，否認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的競選。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即將結束之際，宋慶齡留在了中國大陸，沒有和宋美齡、蔣介石等一起去台灣。當年6月，中共中央委託鄧穎超，帶上毛澤東、周恩來之信專程至上海，邀請宋慶齡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建國大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1949年9月，她應中共中央邀請，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宋慶齡作為國家副元首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12月，被推選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宋慶齡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並被推選為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簡稱「救總」）主席、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1950年代，宋慶齡曾訪問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儘管位列國家主要領導人，但宋慶齡在政治方面並不活躍，而主要活躍在婦幼衛生、文化教育領域。並繼續籌辦基金會，為世界各地婦女和兒童的福利籌集資金。
1950年4月，宋慶齡當選為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執行委員會主席。8月，將中國福利基金會改組為中國福利會，繼續擔任該組織執行委員會主席。11月，當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
1951年9月，在北京接受「加強國際和平」史達林國際獎，並將10萬盧布的獎金全部獻出，交給中國福利會作為創辦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之用。1952年初，創辦《中國建設》雜誌。10月，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當選為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主席。12月，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會。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慶齡訪問蘇聯，在莫斯科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史達林。4月，被第二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推選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1954年9月，任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副委員長，成為政治排名僅次於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12月，當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55年1月，當選為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8月，出席紀念廖仲愷先生逝世30周年大會，並發表講話。12月，她以全國人大第一副委員長身份訪問印度。1956年1月，宋慶齡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廖承志到訪緬甸和巴基斯坦。8月，又到訪印度尼西亞。
1957年9月，當選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11月，國家主席毛澤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宋慶齡到訪莫斯科，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及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活動。
1958年6月，參加慶祝中國福利會成立20周年大會，並發表講話。1959年4月7日，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宋慶齡與董必武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再次成為國家副元首，在官方報導順序中排名第三，僅位列在黨主席毛澤東和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後。
1961年5月，在其上海寓所會見毛澤東。9月，任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63年4月，從上海移居北京，此後定居於後海北河沿46號官邸。
1964年1月，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她與董必武兩人再次當選為國家副主席。1964年2月，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外交部部長陳毅到訪錫蘭，並舉行大範圍會談。
10月，任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66年11月12日，在北京參加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大會，並發表題為《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的講話。同月，新華社受權發布消息：《宋慶齡選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8年10月，國家主席劉少奇被免職及開除出黨，她與另一名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代理國家主席的職務。
1972年1月，國家副主席宋慶齡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參加原外交部長陳毅的追悼會。9月，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何香凝的追悼會並致悼詞。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國家主席職務被正式廢止，她改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副委員長。
1976年1月，參加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追悼會；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逝世，宋慶齡以副委員長身份代理委員長職務，名義上成為中國國家元首，並參加朱德的追悼會；9月，參加毛澤東的追悼會。1977年9月，參加毛澤東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儀式。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江青指使下，上海的造反派指宋家是資產階級，故把宋慶齡父母的墳墓毀壞，並對宋慶齡進行迫害，令宋慶齡的身心受到巨大傷害。在周恩來提議下，毛澤東批准了一個「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主要包括高級民主人士和國務院組成部門主要領導，宋慶齡被列為點名保護的第一位。文革結束後，她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長信，憤怒的痛斥中共建政以來特別是文革中的錯誤，表示自己的不滿。
關於宋美齡的稱呼也再不直呼其名，改回「美美」，還特別關注宋美齡的新聞。宋慶齡與宋美齡姐妹在1949年以後沒有公開往來，但在私下仍有聯繫。宋慶齡曾托人捎帶過絲綢和中醫藥品，宋美齡也回贈過一些珍貴的國外產品。
1978年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執行主席、常委會第一副委員長、代委員長宋慶齡主持會議，並作開幕講話。其後，她連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當選為委員長。6月，參加慶祝中國福利會成立40周年大會。9月，在中國婦女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閉幕詞，並當選為全國婦聯名譽主席。
1979年6月，宋慶齡副委員長接見美國知名婦女訪華團、美國夏威夷各界訪華團。10月，以國家副元首身份在北京寓所宴請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及其夫人。
1980年1月，參加全國政協舉行的元旦茶話會。3月，主持紀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大會並致詞。同月，參加全國婦聯為紀念三八國際勞動婦女節70周年舉行的聯歡會，並致祝詞。5月，參加原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追悼會。10月，任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籌委會副主任委員。
1981年2月，宋慶齡的貼身僕人李燕娥去世，宋慶齡悲痛萬分，為其立碑安葬於宋氏墓地。
1981年5月8日，宋慶齡接受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授予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並發表講話。
1981年5月，宋慶齡因患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和冠心病病危。5月15日晨，前來探望的原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受中央委派，提及宋慶齡曾於1957年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之事，詢問陷入昏迷的宋慶齡是否願意再次申請入黨，重複三遍得到宋慶齡的肯定。同來探望的彭真當即轉告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午召開緊急會議，一致通過《關於接受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的決定》，同時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予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5月1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關於授予宋慶齡同志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榮譽稱號的決定》。

逝世

1981年5月29日20時18分，宋慶齡在其北京寓所病逝，享年88歲。20時40分，中國中央電視台播發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公告，宣布為宋慶齡舉行國葬。
5月30日，宋美齡函電蔣經國：
「……經國覽：孫夫人逝世，香港及此間謠諑紛紛四起。月前，廖承志已倩託陳香梅函報：孫夫人病危。廖得彼方最高層同意，請余赴北平。陳並告：令侃希得一覆音，余聞後置之不理。今日又據無線電報告，謂：『匪』方請台北人士參加喪禮，一切旅行費用由彼方承擔，並參加喪禮人員座機得在平降落。再者，此間美方報導者大放厥辭，謂：此乃二方面協商之大好機會。話中有話，無非替此間解決難題也，不闡而明『匪』方統戰用心之深邃及巧妙、惡毒，值得隨時注意。《紐約時報》報導我發言人PATRICK CHUNG，謂：不知余是否會去北平。此人究竟何許人耶？難道其尚不知余五十餘年之堅定立場耶？發言人其模稜兩可之答覆，對余個人人格絲毫無損，但對國內國外之視聽，將有相當之影響也。他人不諳，以為手足之情或可改轍易幟。日本蹂躪我國土生靈，為之塗炭千百萬餘。今共『匪』為我同血同種，其任性陷害殘殺我同胞，其兇狠千百倍於日虜！余一向詈詆共『匪』為人面獸心，試問此種獍猻可與交往耶？骨肉雖親，大道為重，我等做人做事須對得起上帝、國家、民族，及總理主義、父親在天之靈，其他均無論矣！母字，五月三十日。」
1981年6月1日，蔣經國函電宋美齡：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大人五月三十日電諭，對母親大義凜然精神至受感動！大人一貫與『匪』不共戴天之高尚人格，堅毅意志，不但為國人之所共仰，亦實世人之所共知，共信。『匪』宣布大姨病重病逝消息，目的即在製造假象，擴大統戰。曾切囑黨政方面對此務必嚴正慎重處理，按政府在台北之發言人為新聞局之宋楚瑜、外交部之劉達人，並無如《紐約時報》所稱之PATRICK CHUNG，顯見此一報導不惟決無根據，而且別有用心，除繼續澈底追查外，謹先請大人釋念。再，『匪』方於逝世消息發出後，並曾以宋慶齡治喪委員會名義來電，內稱：『蔣經國先生，及閣家沉痛奉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於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九日廿點十八分，在北京逝世，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莫大損失，也是親屬們的莫大損失，為此我們向她的親屬表示沉痛的哀悼！』此種詭詐邪惡，自當置之不理。又半個月來，『匪』軍在海峽方面頗有蠢蠢欲動跡象，上週並首次有軍艦五艘編隊通過海峽，此自不可不提高警覺，小心處理，加強防務。天時已入炎夏，又有大姨噩耗，務懇母親千萬保重！肅叩福安。兒經國跪稟，六月一日」
1981年6月3日，「宋慶齡同志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鄧小平致悼詞。6月4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在上海市萬國公墓（後闢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宋慶齡陵園）隆重舉行「宋慶齡同志骨灰安葬儀式」，遵照她的遺言，骨灰安葬在她父母墓地的東側。中國共產黨、全國人大、國務院為她立碑銘文以表紀念：「宋慶齡是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她為國家和人民所建樹的豐功偉績，將永載史冊。」

宗教信仰

宋慶齡青少年時期深切地受到過基督教的影響。宋家宗教氛圍濃厚，母親每日舉行家庭祈禱，送子女到主日學，並要求他們去教堂聽道。宋慶齡童年常跟隨母親不求回報外出救濟窮人，體悟基督教不帶任何附加條件的「博愛」。
宋慶齡婚前一直被教導不可懷疑上帝的絕對權威，與孫中山結婚後，看到了另一個「耶穌基督」。宋慶齡認為，孫中山「從來沒有感覺到耶穌教義和他自己的主義之間有任何矛盾。對他來說，社會革命就是把基督教義付諸實施。」基督教教義中提倡的平等與博愛，成為他們進行革命的武器。隨著年齡、閱歷和科學文化的提高，宋慶齡愈益淡化宗教觀念而強化國家、民族及社會的意識和責任感。
宋慶齡從1950年代開始有否認基督教的無神論主義言論，這與當時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態度有關。1966年，宋慶齡致函友人愛潑斯坦，在信中否認孫中山是虔誠的基督徒，明確表示她和孫中山倆人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宋慶齡回憶道：「孫中山明確地告訴我，他從來不信甚麽上帝，他也不相信傳教士（他們不是「偽善者」就是「受了誤導」）」。但基督教教義的部分精神深深地留存於宋慶齡心中。1978年，宋慶齡致函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坦言：「在我頭腦中，還殘留著《聖經》的博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