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文化

發現

文獻中對夏朝的記載雖然豐富，但因年代久遠，在考古學方面一直沒有多少突破，又因始終未能找到同時代的文字記載而被學界質疑。
1959年夏，考古學家徐旭生率領小組開始在河南省中西部、山西省南部一帶開展「夏墟」的調查，同年，在河南登封市唐莊鄉花玉村發現了一處遺址，這便是1960年定名為二里頭文化的首處遺址。隨後，又在豫中西、晉南地區發現了偃師二里頭村、鞏義稍柴村、登封告成鎮、汝州臨汝鎮煤山街道、山西運城夏縣東下馮村等多處類型相似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其中，因河南偃師二里頭村的遺址最為豐富、典型，故得其名。

分布

1952年，河南登封的玉村遺址被發現，這是最早發掘的二里頭文化遺存，當時並未對此類型的文化進行命名。該文化因1956年發掘鄭州洛達廟遺址而曾一度被命名為「洛達廟類型」。1959年起發掘二里頭遺址以後，由於其更具典型性，因此這種類型的遺存便被更名為「二里頭文化」。二里頭主要的文物有青銅祭器、玉製祭器、嵌有綠松石的小牌飾等等，還有一些工具與武器類的文物。
目前二里頭文化已經發現近百處遺址，有河南省洛陽東乾溝、矬李、東馬溝、陝縣七里舖、臨汝煤山、鄭州洛達廟，杞縣牛角崗、駐馬店楊莊、信陽南山嘴，山西省臨汾大柴，陝西省渭南南沙村，湖北省棗陽墓子崗等。

戎器

根據二里頭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夏代兵器以木、石、骨制兵器為大宗，另在三期以後發現少許青銅兵器。木製兵器以殳、棒、弓為主，因木胎易腐，殘存器件較少。石制兵器種類很多，以石斧、石鉞、石戈、石球、石制箭鏃、石制矛頭為代表。骨蚌多用於箭鏃製作，以及用於增強木殳、木棒殺傷力的輔助物。三期以後出現青銅兵器，但一直處於少數，可能供應夏王、將領以及社會上層人士佩戴。此外還有青銅和玉石製作的禮儀兵器作為貴族的隨葬品。

人口

宋鎮豪統計高於五千居民的城邑有三座，四至五千人口的有一座，三千人口的有四座，一、二千的有九座，五百到九百的有九座，三百以下的有五座。二十七座樣本城邑平均人口1000至1800人，如此估計總人口在24至27萬之間。
根據出土的一口陶尊，上面畫著一穗有6個帶芒稻粒和兩層稻葉的水稻圖像，証明當時人對水稻不生疏。

商業

在二里頭遺址發現天然海貝、蚌貝，以及骨貝、石貝、銅貝等人造貝，可能充當貨幣使用。

城市

偃師二里頭遺址規模之大是遠古黃河流域前所未見的，也是同期考古文化中沒有的。它坐落於廣大的二里頭文化區域的地理中心，可以視為夏代的一座都邑或大型城市。已確認有一、二號兩座宮殿，另在二號宮殿北牆還有第四期增修的一處同等大小的六號基址。此二處宮殿建築群體現出中軸線的布局。一號宮殿略呈正方形，缺東北一角，東西總寬96.2米、南北總長107米，占地總面積9585平方米。主殿堂位於夯土台基北部，坐北朝南，面闊8間、進深3間。四周由牆壁相圍，內有廊廡行道，東牆有一側房。中軸線正南面有敞開的大門，分為三個門道，北部、東部各有一側門。二號宮殿東西寬58米，南北長72.8米，有四面圍牆和東、南、西三面迴廊。主體殿堂夯土台基有3米厚度。一、二號宮殿都擁有陶製的排水管道，而二號的設施保存的相對完整。管道由多節圓形陶管連接構成。每節直徑在16.5至22厘米間，長52至58厘米，壁厚約2厘米，置於預先挖好的約一米深的地下土溝槽內，以防止滲水。厚達5至7厘米的石板架於溝槽、陶管之上，以防止行人壓裂陶管。管道呈西高東低的趨勢，通過落差將宮殿庭院內的雨水排出到院外。宮殿區以外有縱橫交錯的土路、作坊以及夯土城牆。
另外還有5號宮殿，該基址至少由4進院落組成，總面積超過2700平方米，其修建、使用和廢棄年代均為二里頭文化二期（約公元前1680—前1610年）
。

藝術

新石器晚期，社會上下開始形成階級，藝術品亦隨之分化。廣大的下層人民使用的器物造型實用，紋飾簡單，向樸素的審美方向發展。而上層貴族王親垂青的禮器向著紋飾複雜、造型萬變的方向演變。下層器皿紋飾以簡單的幾何圖紋居多，或有牲畜紋、魚紋等一些與農業生產相關的題材。上層禮器紋飾多見繁雜的雲雷紋、眼紋、蛇紋、獸面紋等，題材多與鬼神相關。河南龍山晚期文化與二里頭早期文化的陶器製造有相當高的藝術價值。一種黑陶杯具胎片薄如蛋殼，稱作「蛋殼杯」，其灰黑的光澤遠看仿佛金屬製成。器表還刻有花紋鏤孔。二里頭出土的二、三期陶器表面多施有藍紋、繩紋或方格紋等飾紋，又偶見指甲紋、劃紋、羽毛紋、圓圈紋、鏤刻等幾何圖案。三代只有實用器物的裝飾藝術，而缺乏從純藝術動機出發的「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

音樂

中國新石器時期的樂器以骨、木、石、革、陶製作，種類包括搖響器、響球、笛、哨、鼓、磬、鍾、鈴、塤、號角等。相對周邊的考古文化，二里頭文化出土的樂器頗為匱乏。1960年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第三期層出土一件灰陶塤，空心，橄欖形，頂部有一小吹口，腰中部一側有直徑0.4厘米的音孔，據測試可發出音分為40和47的a♯、c二音。又發現長55.5厘米、高28.5厘米、厚4.8厘米的石磬，其造型已接近商周時期的青銅禮磬。

技術

二里頭一、二期文物中出現玉制禮器，說明其已經有相當文化水平。此外製陶業在夏代可能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極為重要的行業。至於青銅器，中國已經發現了二里頭文化的銅刀。如果二里頭文化被認為是夏朝時期的文化，那麼這件青銅器就是夏朝時期的。夏朝人使用的工具被認為是以石器為主。《周書》記載夏桀時，昆吾氏將泥胚燒作瓦片，說明夏朝晚期的建築已經開始使用瓦片。

宗教

遠古時期生產力低下，即使在風調雨順的季節也無法完全避免食物不足的危險，對此人民感到無能為力，設法通過超越自然的力量達到支配自然的願望以保證豐收，因而犧牲人畜來討好天神，試圖利用祭祀活動擺脫自然世界對人類生存施加的壓力。人祭在中國黃河流域最早見於上游的齊家文化，當時多為夫死妻殉，而後又發展成奴僕殉葬，認為妻妾僕人的靈魂可以在死後的世界裡服務主人。二里頭文化也有人祭的跡象，但規模遠小於商朝數以千計的祭祀數量。偃師二里頭遺址墓葬分為有壙墓和無壙墓二種。以有壙單人土墓為多數，葬人仰身直肢，陪葬現象較少。此外還有少數的無壙墓，沒有隨葬品，多見於灰坑附近，偶有碎陶片，甚至有的與牲畜同葬，可見葬人社會地位之低下，生前可能是罪人、戰俘或奴隸。許多無壙墓葬人呈現非正常死亡的跡象。葬人身體姿態極不自然，有雙手交叉舉過頭頂、置於胸前或反折於背後等死前被捆綁的跡象，甚至還有一些顱骨破裂，身首分離。可能是夏時期人祭、人殉的證據。除祭人、祭田，夏代還有祭房的祭祀活動。二里頭遺址三期一號宮殿四周有幾處祭祀坑，發現狗、豬等獸骨。還有五座墓葬點綴於庭院和廊廡區，葬人皆為非正常死亡，無隨葬物品，墓穴狹窄，打破宮殿基址，無法確定是奠基祭祀還是落成祭祀。
遠古人民在烘烤獸肉時發現骨頭炸裂的現象，炸出的裂紋痕形萬變，頗為深奧，引起古人的注意，其後在狩獵、戰爭等活動中取得圓滿結果時，人們便開始將二者聯繫在一起，把它視為神靈對事物的前兆預言，作為知識積累下來，稱作占卜。因其步驟複雜、知識繁奧，部落內有專司占卜的巫師，壟斷卜骨的解讀權。黃河流域在龍山文化時期開始興盛占卜。《左傳》記載夏朝有占卜官吏。二里頭文化全四期都有出土牛、羊、豬肩胛卜骨。這些卜骨只在背面燒灼，不鑽不鑿，未刻字，較殷墟卜辭更為原始。
二里頭遺址發現過陶塑蟾蜍、陶龜等形象。蟾蜍代表月神、龜是靈寶，這些陶塑與夏人的信仰有關。

陶符

據文獻記載中國最早的文字始於黃帝時期的倉頡造字，但根據考古學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文字為盤庚遷殷後的商朝文字，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殷墟的甲骨文字是一套發達的文字表述系統，至今發現有五千餘字，其中解讀約三分之一。漢字作為一種象形文字，成字年代理應較早，甲骨文字前必有一套更為原始的文字表述系統，只是目前尚未發現。中國境內在新石器時期就有繪刻於陶器上的陶符（陶紋符號）出現。這種紋飾的形狀有許多類似後期的文字，疑是象形文字的原始雛形。一些陶罐器皿表面繪刻「一」、「二」、「三」、「Ⅿ」、「×」、「个」、「十」、「∧」等簡單數字符號，可能用於標示罐器容量。二里頭遺址發現陶符二十四種，或許是一種原始文字。由於這些陶符多以單字出現，沒有構成語句，所以無法肯定它是用來表示語素的正統文字。

影響

據考古研究，早在夏代，二里頭文化已影響長江以南乃至長三角地區，如在江漢地區、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遺址所出土的文物也發現有二里頭文化的影響，在江浙一帶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及在齊家文化中也發現有二里頭文化的因素，表明二里頭文化的影響力已達甘青東部地區。而在北部，考古工作者發現太原地區的遺址遺存具有二里頭文化的因素，可見二里頭文化已推進至晉中地區。
二里頭文化南傳的路線有兩條。西線從南陽盆地過隨棗走廊進入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地區，再分東、西兩路，西路從江漢平原西部溯江而上經三峽向西到達川西成都平原，或南過長江進入湘西的澧水和沅水流域; 東路從江漢平原東部地區順江東下至九江再轉入贛江流域和鄱陽湖地區，或南渡長江沿幕阜山西麓、洞庭湖東岸進入湘江流域。東線從淮河上游的豫南過淮河進入安徽江淮地區。
僅從目前的材料來說，二里頭文化從西線大規模南傳始自二里頭三期，也不排除始自二里頭二期的可能。至遲到二里頭四期，二里頭文化已經占據了江漢平原地區。而太湖流域馬橋文化出土二里頭因素遺物遺存的年代也被斷代為二里頭二期。二里頭文化南傳的方式在不同的時期
和背景下是有所區別。二里頭文化存在時期，南傳是有目的的主動擴張，而夏商文化更替時，其南傳則是被動遷徒。這反映在考古學文化上是有差別的。前一種遺存中，二里頭文化因素占重要地位，後一種遺存中，二里頭文化因素所占分量較小， 其特徵也有較大變異，並且成為地方文化的組成部分。
二里頭文化遺存分布地區，比商文化或西周文化在南方傳播的範圍大很多，如果這一地域是二里頭文化主動擴張所達，那麼商文化替代二里頭文化後必然會繼承其擴張的成果，商文化的分布範圍應該更大。但我們看到的並非如此，這只能解釋為商文化強大壓力下，二里頭文化先民被迫向其原控制範圍的外圍地區多次遷徙。
從考古學層面上說，二里頭文化南傳，終結了南方地區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本地文化的發展軌跡和模式，開啟了宏觀上伴隨中原地區文化變遷節奏而發展的新階段。同時，二里頭文化南傳給業已衰落的南方地區文化強烈的外部刺激，促使南方各地域文化以新的面貌復興。新石器時代末期，隨著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突然衰亡，南方地區古代文化發展進入低潮，這為中原文化南下提供了條件。長江中游地區的石家河文化或其孑遺(後石家河文化)因二里頭文化南下而徹底消失，南陽盆地、江漢平原等地則受二里頭文化直接控制，長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也因為二里頭文化的西進形成了三星堆文化，江淮地區在二里頭文化因素的參與下形成了鬥雞台文化，太湖流域的馬橋文化也是本地前期良渚文化遺留與二里頭文化結合的產物。這些新的地域文化儘管或多或少地保留著本地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傳統，但主體面貌均有很大變化，而且外來文化所占分量較大甚至起主導作用。二里頭文化可能並沒有直接占領和控制長江和淮河以南地區，但其影響波及到了上述地區，鬥雞台文化、馬橋文化中大量二里頭文化因素的存在甚至已經不能僅僅解釋為影響了，而是二里頭文化直接參與的結果。
此外，二里頭文化相關遺物在福建、兩廣及港澳和東南亞地區也有零星發現，如廣東東莞村頭、香港南丫島大灣等地出土的牙璋等。
從歷史學層面上說，二里頭文化南傳是南方地區納入中原王朝的四土-五服系統(九州，又名十二州)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