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农业集体化

背景

在蘇聯成立之前，俄羅斯地區的農業生產水平非常落後，絕大部分農民依然採用「中世紀的生產方式」，糧食生產效率十分低下，甚至遠遠不如開始採用農業機械化的美國，也遠遠不如早已開始「精耕細作」的中國。大部分貧農甚至因為地主剝削過重，再加上生產效率低下，甚至負擔不起購置農具的費用，只能長期使用祖傳的農具。直到 1910 年 ,即使完成了斯托雷平改革，俄國仍然使用著約 1100 萬張木犁(其中有 800 萬張老式木犁) 、600 萬張鐵犁和將近600 萬張木耙 ,在莫斯科省有鐵犁的農戶只占農戶總數的 20. 2 % 。據另一資料 ,除了使用木犁木耙外 ,1910 年俄國農業中還有 1590 萬張帶鐵齒的木耙和 49 萬張鐵耙。直到1912年，俄羅斯帝國63.8%的農民仍然處於極度貧窮狀態（即只有一匹馬或無馬），31.6%農戶甚至沒有馬匹或牛等其他可用於牽引犁的牲畜，這意味著他們完全不能利用畜力，只能依靠人力勞作，這種耕作方式不僅辛苦，生產效率也十分低下。（相比之下，中國早在唐代就已經普遍利用金屬農具和牲畜進行農業生產）而擁有更多土地和財富的富農即便有能力購置農具，但卻很少能夠使用化肥，農業機械對他們而言簡直是奢侈品，農業機械化跟本無從推行。
因為水利建設落後的緣故，俄羅斯的農業非常容易受天氣影響，豐收年和歉收年的農業生產量經常相差千萬噸。但即使在豐收年，農民的收入也只能保證不挨餓，歉收年則經常爆發規模大大小小的饑荒，導致大量農民餓死。
蘇聯成立後，即使蘇維埃政府在新經濟計劃期間設置拖拉機站，推行有限度的農業機械化，並且發展化肥工業，但成效十分有限。農業發展的瓶頸使蘇聯當局無法解放農村人口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因為他們需要大量人口進行農業生產以維持糧食供應。
在這樣的情況下，蘇聯當局為了改進農業生產效率——一方面發展農業機械和化肥工業，另一方面著手推行農業集體化，讓多片農田組成集體農場，使得集體農戶能夠在大片農地合作生產，分工使用不同的農業機械，以提高農業生產的規模和效率。

飢荒

蘇聯1928年至1934年間農業集體化過程中，穀物的總產量下降了7.8%，而同期的國家收購量卻增加了150%，大量飢餓的農民眼睜睜看著自己辛苦種出的糧產被收走，這直接導致了波及烏克蘭、北高加索、伏爾加地區、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亞等地的嚴重的饑荒。在此次饑荒中死亡的人數大約在600萬至1000萬之間，其中以烏克蘭大饑荒最為慘重（餓死250萬至500萬人）。為了控制農民向人滿為患的城市轉移，政府恢復了沙皇時代的內部護照制度，宣布農民不經許可滯留城鎮為非法行為。在此期間國內數以萬計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蘇聯當局不得不使用正規軍以剿匪的名義鎮壓反抗農民，進一步削減了「過量人口」後勉強達到社會穩定，也讓日後的人口普查極具爭議。
但實際上，1932-1933年饑荒的主要原因是環境問題造成的糧食歉收。這些環境因素包括：一些地區的乾旱，另一些地區罕見的大暴雨;農作物感染了嚴重的黑穗病和銹病;各種害蟲疫病，包括亞洲蝗蟲、甜菜象蟲、草原蛾、毛毛蟲等;還有嚴重的鼠患。糧食歉收十分嚴重，整個蘇聯的糧食可供應量明顯少於整體人口的糧食需求量。
以上這些現象是人類活動與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到處蔓延的嚴重的雜草問題，是由於本該從事除草工作的勞動力短缺造成的。因為農村人口大量遷徙，留下的農民多是老弱病殘，自然會造成勞動力短缺。許多耕地閒置或者產量不高，則是因為大量農村人口遷入城鎮以及剩餘農民因饑荒而變得衰弱不堪或瀕臨死亡這兩方面原因所致。
馬是犁地播種及其他農業活動中最重要的牽引畜力。1931-1932年的饑荒中餓極了的讓農民吃掉了馬的主糧——燕麥，導致很多馬匹要麼餓死，要麼嚴重羸弱。雖然蘇聯政府進口了一些拖拉機和其他機械，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馬匹缺乏導致的動力短缺，但並不足以完全克服這個問題。
許多土地已經連續多年耕種糧食，這導致土壤枯竭，肥力嚴重下降。農莊和農業部門很難再找到新的土地用以建立農耕區，農地關係十分緊張。但是到了1933年，在充足的勞動力的條件下終於迎來了糧食的豐收，這次饑荒終於結束了。這意味著1931年和1932年的勞動力也是充足的。所以這些年糧食的減產主要應歸結為上述的環境因素。
蘇聯領導層沒有充分理解環境因素的重要性。無論是他們自己的信息收集人員、OGPU(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還是當地的黨的領導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因此，他們將饑荒原因歸咎於諸如管理混亂、決策層失誤甚至擴大到農民反抗、富農怠工消極破壞等人為因素。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最重要的環境因素沒有被理解，人們反而相信那些認為糧食本應該豐收的報告。如此一來，唯一符合邏輯的解釋自然就成了饑荒是由下列各種嚴重的怠工反抗活動所致，包括：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明目張胆的破壞;農民藏匿糧食;農民和其他一些人囤集居奇待價而沽;農民因不情願而在農田裡消極怠工;黨、集體農莊和其他機構的共謀等等。
不過蘇維埃政府極大地減少了穀物的出口，並開始運送糧食和種子到烏克蘭及其他受災地區。
陶格引用的證據表明不少農民雖然不喜歡集體農莊，但是仍然在努力的參與農莊的工作，還有許多農民「始終都很積極地在農場工作……(他們)支持這個集體化的系統。」(陶格 2004, 85)
因此，整體而言，農民實際上接受了集體化。
像沙皇政府一樣，蘇聯政府也出口糧食。但在1932-33年間，蘇聯政府面臨著這樣的局面：即使所有的出口都被停止而非被大幅度削減——正如它們曾經被削減的那樣——食物也不足以養活全部人口。
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在地域上的擴展，1932-33年銳減的糧食出口，對種子的需求，和近幾年來在蘇聯內部出現的混亂，這一切都說明即使是從根本上禁止糧食出口也不足以防止饑荒的發生。這一情況讓我們難以接受那些認為是1932年的糧食收購和刻意的種族滅絕行為導致了大饑荒的觀點。1932年的歉收才是使大饑荒不可避免地發生的根本原因。(陶格 1991，88;89.)
面向集體和個體農民的糧食征遞，也就是採購配額，被好幾次大幅度地削減，以保證他們度過糧食緊缺的時期。一部分已經收購的糧食又被歸還到了農村。而正是這些經常被執行得很嚴厲的糧食收集工作，被那些「故意論」的信徒所強調並理解為蘇聯對農民的漠不關心甚至是故意懲罰和殺害的證據。
此外，蘇聯政權還要用這種徵購手段去養活生活在城市和工業地區的四千萬人，他們也正在挨餓，這是1932年的收成顯得不足的另一項證據。在1932年5月，蘇聯政府將私人的穀物交易合法化了，但在1932-33年間只有很少的糧食是通過這種途徑賣出的。這也表明1932年的收成相當不足。
大約10%的烏克蘭人因為饑荒或與之相關的疾病而死去，但90%的人活了下來，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農民出身的軍人或是農業工人。活著的農民必須在食物不足的情況下辛苦耕種，直到創造了1933年的收成。他們在繼續勞作時獲得了蘇聯政府的明顯的救助。否則一個因死亡而數量減少，受到飢餓的削弱，擁有牲畜更少的人口，是絕對不可能在1933年成功獲得豐收並終結饑荒的。這是另一個說明1932年的收成極為微薄的證據。
蘇聯政府的救助最早在1933年2月7日開始，它包含了500萬噸用於緩解饑荒的食物，其中就有給烏克蘭的，而對拖拉機等機械的分配被特別地傾向於烏克蘭，「一個由設置於機器-拖拉機站的幾千個政治部所組成的網絡對1933年的豐收起到了巨大的貢獻」(陶格1991，72-74)。此外還有其他措施，包括為著播種和收割而派遣的特別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管理著工作，給農民分發種子和食物援助物資。
總之，饑荒是由自然因素引發的，而政府在第二年幫助農民獲得了更大的收成，從而終結了饑荒。
1947年二戰結束後，在主要糧產區遭到納粹德國破壞的情況下，蘇聯再次因為天災出現了饑荒，約有100萬至150萬人因此而喪生。
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其繼任者赫魯雪夫進行了農業改革，蘇聯原本的義務交售制被改為農產品採購制，農戶可以重新通過種植農作物得到更多收入，但之後蘇聯政府不再向他們提供和更換免費的農業機械，化肥和其他農具都需農民自行購置，農民實際生活並未因此得到明顯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