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

宋朝以前

現時可知最早的文字獄，應該是公元前548年齊國太史兄弟秉筆直書「崔杼弒莊公」，而相繼被權臣崔杼殺害的事件。《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大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持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漢書》上說，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因《報孫會宗書》令「宣帝見而惡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楊惲腰斬。魏末嵇康因寫作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令司馬師「聞而惡之」而被斬於東市。
唐末，錢鏐（五代時稱吳越王）為節度使時，有人向他獻上一首詩，詩中有「一條江水檻前流」的句子。「前流」與「錢鏐」同音，錢鏐認為獻詩人有意諷刺，就殺了獻詩人。

宋朝

宋朝對文人亦有一定的思想控制，南宋人洪邁在《容齋續筆》卷2中專門寫了一則《唐詩無諱避》的筆記。他羅列杜甫《三吏》、《三別》以及白居易《長恨歌》等等事例，結合北宋文字獄以來文人的恐懼心態，得出這樣的結論："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其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今之詩人不敢爾也。"

進奏院案

宋仁宗慶曆四年，范仲淹等改革派發起「新政」，遭到保守派樞密使章得象、台諫官王拱辰、張方平等人的反對。王拱辰等抓住改革派同僚諸人參加進奏院祀神宴會，當中王益柔作《傲歌》為把柄，陷害新政官僚，羅織「進奏院案」。原來，王益柔在宴會上所作《傲歌》一首，有「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一句，原系狂放戲言。政敵陷以「謗訕周、孔」大不敬罪名，羅織成獄。案成後，蘇舜欽、王益柔等12人遭貶黜。次年，新政領袖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相繼遭貶，新政以失敗告終。雖說慶曆新政並不僅僅由於「進奏院案」而挫敗，但羅織文字獄來打擊政敵的做法由此而成為政治鬥爭的手段之一，無疑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後果，直接啟發了後來一系列的政治陷害性質的文字案件。

王安石《淮南雜說》案

宋神宗熙寧四年，御史中丞楊繪搜羅王安石《淮南雜說》中的隻言片語，加以曲解，妄圖羅織王安石罪名。其奏疏云："今王安石於君尊臣卑，重熙累盛之朝，而顯然再三丁寧於伊尹放君，周公用天子禮樂之事，臣願陛下詳其文而防其志。"當時，王安石變法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抵制。保守派中人楊繪素與王安石有隙，當年四月甫任御史中丞後，即開始對王安石變法展開攻擊，進而又欲羅織文字以攻陷安石。但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立即對楊繪的誣告進行了反擊，王安石上言：「楊繪不宜在言職。」且曰：「臣事陛下即有罪，大臣、近臣理無肯蔽覆者，不必得一楊繪乃察臣所為。但如繪者使在言路，四方宣力奉法之臣，更疑畏沮壞，政令何由成？」結果楊繪被貶知鄭州。

烏台詩案

北宋大詩人，大詞人蘇軾就曾因為所作的詩中，被指「包藏禍心，誹謗謾罵」，得罪當權者，被捕入獄將近五個月，罪名是包藏禍心、謗訕時政。主要的根據是《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陳述古冬日牡丹》等幾首詩。史稱「烏台詩案」。

車蓋亭詩案

宋神宗元豐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起用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司馬光等執政，改元元祐，是為「更化」。元初，元豐故相蔡確被貶到陳州、亳州、安州等地。蔡確在安州作《夏日登車蓋亭》絕句10首，被知漢陽軍吳處厚和台諫吳安詩、張燾、王岩叟、范祖禹、劉安世、梁燾等人抓到把柄，輪番告訐其詩作語涉謗訕，譏諷太后，鑄成獄案。蔡確「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簾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還詞命，皆罷去。」
原來，蔡確早年和吳處厚相識，曾從處厚學賦，有師生之誼。蔡確後來位極宰輔，吳處厚欲以故交攀附，遭蔡確拒絕，並屢次排擠，吳因此對蔡確心懷嫉恨，伺機報復。「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郝甑山事，乃箋釋上之，云：郝處俊封甑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滄海楊塵事，此蓋時運之大變，尤非佳語，譏謗切害，非所宜言。」「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實大不恭。」
吳處厚上奏後，台諫中的元黨人立即群起而進攻蔡確。「左司諫吳安詩上疏論確譏訕」，「左諫議大夫梁燾、右正言劉安世各已兩上疏」。梁燾言：「臣風聞吳處厚繳進蔡確詩十首，其間怨望之語，臣子所不忍聞者。」又言：「臣近以蔡確怨望，見於詩章，包藏禍心，合黨誕妄，上欲離間兩宮，下欲破滅忠義，清議沸騰，中外駭懼，以為確不道不敬，罪狀明白。」劉安世言：「伏見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所制《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在台諫的反覆彈劾下，此案終於鍛鍊成獄，蔡確後來也死於嶺南貶所。

劉摯書信案

宋哲宗元祐六年十月，右相劉摯遭台諫彈劾與邢恕書信往還、接見章惇子弟事，貶知鄆州。邢恕素與新黨領袖蔡確相善，與邢恕交往，正是劉摯獲罪的首要罪狀。但這起文字案背後隱藏著元舊黨內部呂大防、劉摯爭權奪利的鬥爭。舊黨興治車蓋亭詩案，大肆迫害新黨之後，劉摯欲打擊舊黨內部呂大防、蘇轍，「以防後患」，遂引用楊畏作打手。但楊畏乃是見風使舵之徒，為迎合呂大防，轉而和死黨鄭雍一起攻擊劉摯。所以，「雍之攻摯，人以為附左相呂大防也」。劉摯書信案未發之前，鄭雍、楊畏已多次以庇佑章親屬，糾結朋黨，接見章惇子弟等事彈劾劉摯。劉書信被茹東濟獻給鄭、楊後「（二人）得此大喜，乃解釋簡語並奏之」。因此高太后認為劉摯的行為背叛了元更化之政，遂「怒，面責摯反覆」，將其趕出中書。

常安民書信案

宋哲宗紹聖間，新黨重新上台，打壓元祐黨不遺餘力，常安民書信案即是一例。常安民政治上傾向於元祐黨，與新黨大異其趣。《宋史》本傳載安民「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為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元祐初）「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民竊憂之」。（紹聖初）「拜監察御史，論章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相反覆曲折言之，不置。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遊說耶？』益怒」。常安民元間致呂公著書是遭章、曾布打壓的主要藉口，其書云："去小人不為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常安民引陳蕃、竇武故事比之元輔臣，並無意比哲宗為漢靈；章、曾布進讒陷害，激怒哲宗，進而「徑擬（安民）監滁州酒稅」，將其趕出台諫。後來「徽宗立，朝論欲起（安民）為諫官，曾布沮之」，「蔡京用事，入黨籍，流落二十年」，連續遭打壓。

黃庭堅碑文案

宋徽宗崇寧二年，貶官中的黃庭堅為荊南承天院撰碑文，湖北轉運判官陳舉彈劾碑文語涉謗訕，導致黃庭堅遭到除名勒停的嚴重處分。黃庭堅反對熙寧變法，政治上屬於元黨，這又是一例黨爭迫害的文字獄。"承天寺僧為先生（庭堅）乞塔記，文成書碑，……（陳）舉知先生昔在河北與趙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謂幸災謗國。除名勒停，羈管宜州。"

陳瓘《尊堯集》案

政和元年九月，元祐黨人陳因不滿紹聖《神宗實錄》的史筆而作《尊堯集》，因此罹禍。史云："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又徙台州。"
原來《神宗實錄》曾經5次撰修，後4次改修都為政治紛爭使然，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政治評價是歷次改修的焦點。〔12〕元元年詔修《神宗實錄》，凡300卷。紹聖初，新黨甫一上台，就提出對元《實錄》重修，並對元《實錄》的撰修人員下獄勘治，撰修者呂大防、趙彥若、范祖禹、黃庭堅、曾肇、林希、陸佃等皆坐貶官。 
陳瓘遭到打擊，除黨爭、政爭因素外，還摻雜有公報私怨的成分。參與治理陳瓘者有蔡京，「未第時，以書謁陳，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以絕口。因其子正匯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薿復入為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治瓘。」

金朝

翰林學士張鈞是金國有史可查的第一個文字獄受害者，因為一場天災為金熙宗起草「深自貶損」的詔書，被蕭肄誣陷而被劈開嘴巴剁成肉醬。《金史·熙宗本紀》：『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入上寢，燒幃幔，帝趨別殿避之。丁丑，有龍斗於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揚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丑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擿其語以為誹謗，上怒，殺（張）鈞。』《金史·佞幸列傳》：『蕭肄，本奚人，有寵於熙宗，復諂事悼後，累官參知政事。皇統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自外入，燒內寢幃幔。帝徙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己。翰林學士張鈞視草。（張）鈞意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拽（張）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劍剺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

明朝

有明一代，太祖朱元璋因出身寒微，疑心極重，群臣往往因為一兩個字，而被認為訕笑他的過去，因而招致殺身之禍。
後來明成祖靖難登位，大殺忠於建文帝的大臣，禁止這些大臣的著作流通，又懼群臣百姓疑其得國不正，焚燒被其認為有諷刺之意的書籍、戲曲劇本。明世宗時為明朝文字獄第二個高峰期，明世宗經常因詩句中有諷刺之意而杖打或囚禁大臣。明中後期奸臣當道，黨爭激烈，敵對大臣會找出政敵的文章詩句中有可疑之處彈劾對方，而往往皇帝亦同意這些是諷刺當朝的作品。
如祝允明寫《野記》稱文人高啟因寫作了《上樑文》與蘇州知府魏觀同案處斬。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閒中今古錄》稱：「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薙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為文播下。」但事實上，徐一夔於建文二年尚在。
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內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八字，「法坤」被讀為「髮髡」（即光頭），「藻飾太平」當作「早失太平」，作箋者也被處死。

陳養吾案

僉事陳養吾作詩曰：「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為傷時，取到湖廣，投之於水。

高麗使者進表案

明太祖即位之後，李成桂篡王氏高麗自立為朝鮮後，向明朝進貢，奉上文書中，太祖認為有冒犯，處罰使者，要其供出作者，使者供稱姓鄭名某，明太祖將所貢金鞍方物發還，要求朝鮮交出鄭某，及送至京師，太祖下令將其發配雲南。並一度禁止朝鮮人前來明朝，及明朝客商前往朝鮮。

朱季友獻書案

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江西饒州府民朱季友向皇帝進獻書籍，明成祖以內容專詆周、程、張、朱之學，「詞理謬妄，謗毀聖賢」，下令杖之一百，焚毀所有藏書，亦不得教學。

《剪燈新話》案

明英宗正統七年(1442年)，明英宗從國子祭酒李時勉之議，下令查禁國子助教瞿佑整理、編訂的內含大量違背封建禮教故事的民間小說集《剪燈新話》。

張楷案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都御史張楷除夕作詩：「斯民何苦際斯時」「四山峰火照人紅」「亂離何處覽屠蘇」等，流傳京城，人多傳誦，禮科給事中王詔上書彈劾，張楷坐罪免職。

順天府試題案

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劉儼、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編修黃諫，主持順天府試，因出題犯宣宗諱，被彈劾，明代宗景泰皇帝諭令將兩人下錦衣衛獄治罪。

富春謠案

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浙江按察司僉事韓邦奇作民歌《富春謠》一詩，諷刺宦官王堂等至浙江，強征富春江的魚產、富陽一帶的茶葉。王堂指控韓邦奇作歌怨謗。明武宗怒甚，下詔入獄，朝臣上書營救，最後被革職。

吳廷舉案

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應天巡撫右都御史吳廷舉南京工部尚書，引白居易詩云：「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又引張詠詩云：「幸得太平無一事，江南閒煞老尚書」又用嗚呼字眼，被皇帝認為有嘲謔意思，勒令退休。

應天府試案

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年），應天府鄉試，嘉靖帝因所呈鄉試錄中考官批語沒有填書名，而又以國家祭祀和征戰之事為題，考生答卷中多有譏諷，命錦衣衛將考官江汝璧、歐陽衢逮捕，提調府尹孫懋、府丞楊麒等人交由南京法司追究，所取錄的考生不得參加會試。江汝璧最後被貶為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歐陽衢貶為廣東南雄府通判。

山東鄉試案

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葉經主持山東鄉試，用《論語》出題：「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有一名考生答曰：「繼體之君未嘗無可承之法；但德非至聖，未免作聰明以亂舊章。」嘉靖帝以為是譏諷他的話，結果試官與考生都受廷杖而死。

迎駕詩案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河南巡撫都御史胡纘宗迎駕詩中有「穆天八駿空飛電，湘行英皇淚不磨」，被明世宗認為詛咒當朝，被革職，杖四十。

萬壽字案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詔捕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人各杖四十，原因是元旦賀表中萬壽字未抬。

李默案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默為吏部尚書，堅決抵制嚴嵩一夥推薦的官吏，並告戒部屬不與嚴嵩一夥交往。時工部侍郎趙文華企圖充任大司馬，求李默引薦被拒絕。於是，趙文華勾結嚴嵩，趁機同李默議論「選人策」（選人咸登資簿，厘其流品，平其銓注，而序遷之）。因李默發言有「漢武征西域而海內虛耗，唐憲復淮蔡而晚業不終」等語。嚴嵩等抓住這句話，誣奏他有意誹謗朝廷以及用人不當等罪名，皇帝聽信讒言，怒撤李默官職，定罪入獄。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死於獄中。

《皇明通紀》案

隆慶五年，明穆宗從五科給事中李貴和之議，以「臧否時賢，熒惑眾聽」為由下令查禁嘉靖年間廣東人陳建(當時已故)所私修的編年體明代史書《皇明通紀》。

高啓愚命題案

明神宗萬曆七年（1579年），禮部侍郎高啟愚主持南京考試，出題當中有一題為「舜亦以命禹」（《論語.堯曰》），時張居正當政。張居正死後，萬曆十二年（1584年）被告發指其所出試題暗勸張居正受禪做皇帝，啟愚被削職為民。

李贄案

明神宗萬曆年間，思想家李贄發表著作《焚書》等批評儒家思想。萬曆三十年（1602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及都察院禮科給事中張德允，上疏奏劾李贄，明神宗見疏即下詔，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之罪，逮捕李贄下獄，著作被通令燒毀。李贄被逼在獄中割喉自殺而死。

詩扇案

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年)，揚州知府劉鐸不滿魏忠賢，作詩於扇上贈寺僧，上有「陰霾國事非」字樣，被魏忠賢告發，審問時拷掠無完膚，斬棄市。

清朝

近人柳詒徵稱「前代文人受禍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稍一不慎，禍且不測。」。順治四年（1647年），發生清朝第一起文字獄「函可案」。一位法號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書」《變記》而被逮捕，後來流放到瀋陽。順治五年毛重倬等坊刻制藝案。除此之外，順治十八年（1661年）還發生了「明史案」，於兩年後結案。據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卷五《清代文字獄簡表》不完全統計，順治為6宗，康熙朝文字獄約10起，雍正朝20幾起，乾隆朝130多起，嘉慶朝1宗，光緒朝1宗。

明史案

浙江烏程（今吳興）盲人莊廷鑨，想學習歷史上同為盲人的左丘明，著寫一部史書。但又愧於自己所知不多，便去買得鄰居明大學士朱國楨的明史遺稿，延攬江南一帶有志於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編輯。書中仍奉尊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並增補明末崇禎一朝事，全都是清朝所忌諱的。該書定名為《明書》，作為自己的著作。書編成後，莊廷鑨死，其父莊允城為之刊行。不料有小人吳之榮敲詐不成，反去告發，事情越鬧越大，最後驚動朝廷中的輔政大臣鰲拜等人。當時康熙年幼尚未親政，鰲拜下令逮捕並嚴厲處置涉案的相關人士。莊允城被逮捕上京，後來死於獄中，莊廷鑨被掘墓開棺焚骨。1663年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先後因此獄牽連被殺者共七十餘人，被充軍邊疆者達幾百人。
康熙自14歲親政後發生過一起較著名的文字獄案件，即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

南山集案

方孝標曾到雲南入吳三桂幕府為官，後來及早投降清朝免死，著有《滇黔紀聞》等書。戴南山見其書，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結果被仇家御史趙申喬告發認為其著作中有「大逆」語。其實著作中並無真正詆毀清朝的「大逆」之語，只是方書說到南明永曆政權未可稱為偽朝，戴書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號，犯了清朝的大忌。結果此案也波及數百人，刑部原定將戴名世斬首，處死家族中十六歲以上男子，而將女眷等沒收為奴婢。不過後來康熙下令只殺戴南山一人，其餘原定處死的百餘人改為流放寧古塔。
雍正朝較著名的文字獄案件如「查嗣庭試題案」「呂留良案」和徐駿案

查嗣庭試題案

1726年雍正年間發生了文字獄史上流傳最廣泛的大案「查嗣庭試題案」。禮部侍郎查嗣庭到江南某省主持科考，試題中先有「正」，後有「止」字，後又有人查出查嗣庭的文集《維止錄》，有許多「狂妄悖逆」之語，有人說標題「維止」，是「雍正」兩字，少掉上端，意思是要斬首雍正皇帝，雍正大怒，令嗣庭斬首，後嗣庭病死獄中。然而此案被證實為偏離史實的民間傳說，查嗣庭是因為朋黨而獲罪，而且他也從來沒有出過「維民所止」這樣的考題。

呂留良案

湖南的曾靜和張熙兩個書生受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呂留良的著作中「華夷之辨」等觀點的影響，到處進行反清活動。後來曾靜和張熙策動當時的川陝總督岳鍾琪謀反，結果被告發。雍正下令親自審問曾靜等人，不過他認為曾靜等為「迂妄之輩」，決定予以赦免，但卻將死去幾十年的呂留良開棺鞭屍示眾，其許多親族、學生及刻書藏書者也受到牽連。同時，雍正帝將曾靜等人指責他的十大罪狀（謀父、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株忠、好諛任佞）一一進行了辯解和駁斥，編為《大義覺迷錄》，並派大員帶領曾靜到各地進行宣講。

徐駿案

雍正年間，翰林官徐駿因在其詩文裡寫有「譏訕悖亂之言」而被處斬。

乾隆時期

乾隆到了乾隆初年，皇帝曾一度下詔停止文字獄。乾隆六年「謝濟世著書案」中，乾隆諭稱「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但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波及全國的「偽孫嘉淦疏稿」事件開始，文字獄開始重現。尤其到乾隆中後期，文字獄達到高峰，而且非常嚴酷。乾隆年間共發生文字獄案件一百多起，大大超過前朝。知名案件有胡中藻詩案、蔡顯案、字貫案、尹嘉銓案、沈德潛反詩案。學者任松如在《四庫全書答問》序說：「刪改之橫，製作之濫，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誘惑之巧，搜索之嚴，焚毀之繁多，為所欲為。誅戮之慘酷，鏟毀鑿仆之殆遍，摧殘文獻，皆振古所絕無。雖其工程之大，著錄之富，足與長城運河方駕，迄不能償其罪也。」
乾隆四十六年以後，乾隆本人執政逐漸鬆懈，文字獄漸少。乾隆四十七年的海富潤案即是如此。嘉慶時文字獄正式結束，此時剛好亦為清朝由盛轉衰之時。
學者李祖陶評價道：「今之文人，一涉筆惟恐觸礙於天下國家，……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世道人心，實有關係。」宋翔鳳亦言：「行事之間，動遭蹇難；議論所及，婁叢讒譏。故人舊友，或相告絕。幸為太平之人，不攖羅網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

相關人物

偽孫嘉淦奏稿案，歷時約一年半之久。
汪景祺《西征隨筆》被扣上「譏訕聖祖，大逆不道」的罪名，處死。
陸生柟《通鑑論》，以「非議朝政」、「狂肆逆惡」「天下所不容」，處死。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徐述夒著有〈一柱樓〉詩，徐和兒子懷祖戮屍，孫及校對人都處死。
馮王孫著《五經簡詠》，因「飛龍大人見，亢悔更何年？」之語，凌遲處死，子坐死，家屬發遣為奴。
胡中藻《堅磨生詩抄》案，胡中藻被殺，鄂爾泰之侄鄂昌被賜自盡，鄂爾泰牌位遭連坐從賢良祠撤出。
沈大綬刻《碩果錄》、《介壽辭》一書。結果大綬戮屍，子榮英被斬決，兄弟子侄坐斬者九人，家屬發遣為奴。
石卓槐著《芥園詩鈔》，因「大道日以沒，誰與相維持」辭句，凌遲處死，家屬發遣為奴。
祝庭錚著《續三字經》，以「髮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等句，開棺戮屍，孫五人坐斬。
彭家屏被控私藏明末野史，復因編寫家族族譜時遇廟諱、御名均未缺筆，收監賜獄中自盡。
王錫侯著《字貫》，引發字貫案，最後被判斬立決，子孫八人被處斬監候，秋後處決。
程明諲的壽文案，因替人寫的壽文有「紹芳聲於湖北，創大業於河南」被判斬立決。

影響

史學界裡有文字獄政策使得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發展造成嚴重的阻礙作用一說。李祖陶說：「今之文人，一涉筆惟恐觸礙於天下國家，……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世道人心，實有關係。」宋翔鳳亦言：「行事之間，動遭蹇難；議論所及，婁叢讒譏。故人舊友，或相告絕。幸為太平之人，不攖羅網之累。然身心若桎梏，名字若黥劓」。
清朝康熙年間，有些以「反滿」為內容的書籍多次在作者不用受到追究的情況下合法出版，例如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和顧炎武的詩文集。在康熙年間的思想界、學術界，都相當活躍。康熙規定：「凡舊刻文卷，有國諱勿禁；其清、明、夷、虜等字，則在史館奉上諭，無避忌者」，表現出比歷代封建統治者都較為開明和寬容的態度。
歷史學家喻大華認為文字獄是會對士風日下有所影響，但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並且認為「文字獄的影響既沒有使清王朝的統治強化到什麼程度，也沒有扼殺學術和思想。無論如何，其作用只是暫時的、局部的。」。喻大華亦認為實際上不應該將清朝查禁「反清」言論與「文字獄」混為一談：「……因為號召推翻現政權，就不是文字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例如有的著作把曾靜、張熙案定為「雍正朝最重要的文字獄」便屬不妥。」「雖無推翻清政權的確實言行，但是，故意地、公開地在文字作品中觸諱，並且觸的是統治者諱莫如深的大諱而被系獄者，不應認定為文字獄。」「個別大獄的認定不可「一刀切」，要具體分析。如清初莊氏明史獄就是一例。該書不奉清朝正朔，把「龍興」說成「滋患」，把努爾哈赤及清兵稱為「賊」，這是任何專制政府都要嚴厲制裁的，所以，莊氏被獄就不是文字獄。但此案株連甚廣，校刻、發售、收藏者也被置之於法，對這些無辜者來說，又是文字獄了。」
亦有學說認為，清朝的禁書和文字獄事實上對中國的文學發展影響不大，並稱漢朝和清朝兩代是中國中國傳統語言學史上的兩大高峰 。
曾經自稱有「排滿思想」的梁啟超卻對清朝二百多年文化發展有高度評價：「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鬱郁，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
《劍橋中國史》評價道：「在二十四史中，《明史》被列為編纂得最仔細因而也是最可靠的史書之一。正史編纂者可以得到的許多資料如今已不復存在。另一方面也很明顯，正史對明朝歷史所作的解釋，是根據清朝政府官方的新儒學正統觀念。在這方面某種偏見是可以預料的。凡是涉及晚明時期明帝國與滿洲和蒙古的關係的題目，其論述必然是偏頗的。不過，作為一種資料，這部官修史書最嚴重的不利在於，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它的明代原始資料儘管有所遺失，許多仍然存在。就此而論，值得在這裡指出，清代文字獄中禁止的大多數作品一直被保存下來，而大多數遺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列。這可能是直到今天在許多國家看到的現象的又一種說明。一本被列入禁書名單的書，被認為有特殊價值，從而被小心地保存下來。禁令實際上是最有效的廣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