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

17世紀－1709年

根據記載，臺北最早為平埔族原住民凱達格蘭人生活之地。從17世紀初西班牙統治時期開始，到荷蘭統治時期乃至清治初期，均被統治者視為化外之地，未有大規模開拓。

1709年－1895年

1709年，泉州人陳天章、陳逢春、賴永和、陳憲伯、戴天樞合股立陳賴章墾號，向臺灣府諸羅縣申請開墾大佳臘（之後多寫作「大加蚋堡」）地方，成為臺北盆地開墾活動的開端。1723年，巡臺御史吳達禮報請朝廷增設淡水廳，並管轄大甲溪以北，臺北市也因此首度納入漢人行政體系，但當時的臺灣仍以臺南作為政治、經濟中心。
19世紀中葉，淡水河流域的物產貿易（特別是茶葉）興起，艋舺（今萬華）及大稻埕（今大同區西南部）先後成爲重要貿易據點，臺灣經濟重心逐漸北移，清代官方決定在艋舺與大稻埕間的田野地，興建臺北城做為行政中心，於是1884年臺北城城垣正式落成。1885年臺灣建省，劉銘傳擔任臺灣省首任巡撫，開始建設大稻埕至基隆與新竹的鐵路，加強郵電、道路等基礎建設，並將臺灣巡撫衙門及布政使司衙門設置於城內（現址為中山堂），臺北的都市雛形至此已初步建立。1894年，繼任巡撫邵友濂正式將省會由橋孜圖（今臺中市南區）移至臺北，奠定臺北至今為臺灣政治和經濟中心的地位。

1895年－1945年

1895年，大淸帝國於甲午戰爭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臺北仍作為日本統理臺灣的政治中心。日治初期以原有的兩座衙門作爲臺灣總督府，直到1919年總督府新廳舍（今總統府）落成爲止。1900年起，日本政府拆除臺北城牆及西門，在原址闢築四條三線道路，興建自來水及下水道系統，以原臺北城內的區域（日人稱爲「城內」）作為中樞政府廳舍集中地，以及在臺日本人的商業地帶，並分階段進行市街改正計劃，街道和建築風貌略爲西化，另外也興建公園及其它公共建築，臺北逐漸具有現代都市的型態。自此，臺北城慢慢由中國傳統模式，變成中西混合的現代化城市布局與運作模式，尤其日治中央政府所在的官廳集中區之現代化建設，對今日臺北城面貌影響最深。1897年日本政府為在臺北城進行地下水道修建工程，利用現代測量儀器繪製《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精準紀錄臺北城廓與街道樣貌，相較於之前不精確的中式地圖，更能滿足殖民政府軍事、政治管理與經營上的需求。1897同年開始到1901年，日本政府拆除部分城垣，以利於鐵路交通建設，可說是臺北城現代化的開端，臺北城也從防禦城變成開放城市。
1920年10月1日市制實施，成為臺北州轄臺北市，與同時成立的臺南及臺中為臺灣最早的三個市。二戰期間，美軍空襲臺北，造成破壞及市民傷亡，日本戰敗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同盟國在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受降儀式，日治時期劃下句點。

1945年－21世紀

1945年9月，臺灣進入戰後時期，1945年11月1日設為省轄市，至1949年12月中華民國政府因第二次國共內戰失利退守臺灣之後，於10日起將中央政府所在地設立於臺北市。隨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的200萬中華民國國軍官兵與中國大陸各省平民、以及1960年代眾多中南部民眾北上求學、工作的風潮，使臺北市的人口快速增加、市民結構趨向多元化。過去在美援的挹注下，逐步進行道路、住宅社區、學校等公共設施的新建工程，城市開發原以三市街爲中心，集中在建國南北路以西的舊市區，自1960年代末期，開始向東邊的大片田野地拓展。1967年7月1日，臺北市升格爲直轄市，隔年再將原屬臺北縣（今新北市）的內湖鄉、南港鎮、木柵鎮、景美鎮和原屬陽明山管理局的北投鎭、士林鎭納入轄區。
1970年代至1980年代以後，臺灣經濟快速成長，臺北市邁入都市開發的高度發展期，商業重心也開始逐漸東移至臺北東區，三市街所在的西區則相對顯現發展衰退的態勢。在高度發展之下，嚴重的交通問題亦隨之而來，直至1990年代，臺北市區臺北鐵路地下化專案、臺北捷運、快速道路、公車專用道等交通建設陸續完成之後，才紓解交通上的壓力。
隨著臺北市政府與臺北市議會的搬遷與進駐，東區的信義計畫區快速發展為臺北的中心商業區，西區的西門町、大稻埕等聚落也開始進行更新計畫。21世紀後，臺北市陸續主辦第21屆夏季聽障奧運、2010年國際花卉博覽會、2011年世界設計大會、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等大型國際活動，加上曾爲世界第一高樓的臺北101落成，增加臺北市的國際能見度。根據美國科爾尼諮詢公司公布的2014年世界前84大城市排行，依照商業影響、人才、資訊交流、文化及革新能力等5項行為，臺北市排第40名，最佳成績是2008年的34名。

概況

今日的臺北市包含12個區，面積為271.7997平方公里，人口超過260萬。而臺北都會區面積為2,457.1253平方公里，人口約704萬，包括臺北市外圍的基隆市、新北市的蘆洲、三重、新莊、板橋、中和、永和、新店、汐止、樹林、土城、五股、泰山、淡水，由上述2個城市都區與臺北市共同組成的大型都會區，這片區域又泛稱大臺北地區或雙北市。

地形

臺北市中心區域位於臺北盆地腹地中央，大屯火山群（活火山）位於市區北邊與新北市接壤處，整個山系於市區內大致向南延伸並趨緩，直抵圓山、大直與內湖等地，是臺北市境內最大的山系；最高的七星山為1,120公尺，第三高的大屯山為1,092公尺，山系中心地帶與北投側的外緣地帶有不少火山地形。市區東邊的內湖、南港與南邊的木柵多為丘陵地形；標高約300多公尺的南港山系（拇指山系）則橫亙於信義、南港兩區之間。

水文

臺北市境內的河流大部分屬於淡水河流域。淡水河的支流新店溪從臺北盆地的南邊流入，與其支流景美溪合流後，形成臺北市西南方與新北市的自然邊界。河道向西北蜿蜒流經景美、公館、古亭等地，至萬華附近與大漢溪合流後，始稱為淡水河。此後向北流經大稻埕、社子，至關渡附近與支流基隆河會合前，亦形成臺北市西方與新北市的自然邊界。基隆河自盆地東北邊流入，經南港、松山、內湖、士林、北投等地，橫貫臺北盆地的北半部。過去因河道極為彎曲，每遇大雨常有水患，因此在南港至士林間的部分河道實施過截彎取直工程。景美溪係由盆地東南邊流入，橫貫文山區後於景美注入新店溪。另有發源於盆地北側山區的磺溪、外雙溪等河流，匯集後注入基隆河。

臺北城

臺北的發展，從淡水河東岸艋舺小集市形成聚落起，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清朝政府1875年在臺北設府治，1885年，把臺灣劃為一個行省，臺北為省會。1879年修築了臺北城，格局近方形，城內採用東西與南北正交的棋盤式道路系統，但城牆線與道路不正交。城設五門，其中僅麗正門（南門）對準正南，全城背靠大屯山，面向新店溪。城的主軸北起天后宮（今國立臺灣博物館），南至麗正門，東西城牆則交會於大屯山主峰七星山。

日治時期

日本殖民時期的臺北城市規劃，相當程度上是參考歐洲大城市的經驗，特別是拆除舊有城牆，擴大城市發展區域的概念。自17世紀以來，像是倫敦、巴黎、維也納、柏林與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先後拆除城牆，進而重新整頓城市。臺北在拆除舊城牆後，決定鋪設四通八達的街道。日治總督府民政局臨時土木局主要仍依循舊規，依照城內傳統布局規畫新道路，例如延長北門街（今衡陽路），特別是向南擴建，成為貫穿南北城區的道路，南段部份則為文武街。至於作為城市中軸線的府前街（今重慶南路一段），如今貫穿整座城市。此外，也鋪設許多東西向道路。使傳統上以軍事防守為出發點的城市，轉變為注重交通需求的現代化城市。至於城內街區，當時的規劃邏輯，是將整個城市劃分為52個街廓（Block）。受限於舊有街道、建築並不成正角對稱，新街廓的外型往往也呈現各種不對稱矩形、不對稱多邊形。以街廓為單位，新城市也發展出與清代沿著街路兩側發展的線性模式截然不同的樣貌。此外，在建築材料上，臺北官廳集中區也有其獨特之處：許多建築大量運用紅磚。由松崎萬長與渡邊萬壽設計，在1908年完成的臺灣鐵道飯店，是當時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歐洲自19世紀以來的都市規劃，強調視覺美感與功能並重，以幾何型態和對稱空間結構為基礎，放入機能性建設，其中包括道路、水道、衛生設備，以及各類型官廳行政機構。對於日本而言，西方的這套都市規劃相當值得學習，歐化之後，更繼續以臺灣各城市，尤其是臺北城，實驗現代化城市建設。就此角度而言，臺北也可說是當時全日本最為先進的城市之一。後藤新平以後成為東京市市長，可說明這種歷史趨勢。後藤新平於1890年前往德國留學兩年，並且極為讚賞俾斯麥的治國政策。後藤新平1889年便主張將國家視為有機體，將國家事務治理廣義定義為衛生治療，衛生問題解決後，國家機能才能運作，也才能健全國體；主政者是醫生，政府官員應以客觀科學、生物學、醫學的方式認識國家病源與問題，用客觀、理性、現代科學的方式治理國家，所以衛生制度與衛生機關的建立和保健制度的確立是健全帝國的必備條件。19世紀下半葉歐洲新興的強國，正像一個生命力旺盛的有機體，試圖使用各類現代化、科學化的方式治理，而強國的城市，例如德國柏林，正快速擴張與科學理性規劃，漸漸由地方城鎮轉變成現代國際性首都。規劃柏林都市發展的專家霍布利希德（James Hobrecht，1825 ─ 1902）曾在1887年受邀至東京考察，當時陪同調查的後藤新平深受影響。日後任職衛生局的後藤新平特別重視各類衛生調查工作，到臺灣的第一項工作，也是先做科學式的調查。後藤新平隨著1896年考察團來臺，馬上開始調查臺灣全島衛生設施、上下水道設計。隔年調查成員便向總督提議，將臺北市街下水道設計與道路擴建工作合併共同規劃。另外，臺北城的發展也受限於城內街道布局與城廓上的不協調。在考察團來臺的同一年，臺灣總督府設置民政局臨時土木局（民政部土木局的前身），當時聘用具有土木科專業背景的長尾半平與濱野彌四郎兩人，從1899年起，接下來十年，共同推動臺北城區的現代化發展。
當臺北在進行大規模改造時，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認為，建築即為「文裝的武備」，換言之，「把城市興建看成是一種軍事武備，是國家強盛的必要裝備，可防備抵抗運動」。後藤新平在德國留學期間，曾親眼看到柏林如何從地區性城市，變成全德國、全世界等級的國際大都市。因而來到臺灣後，也想要將同樣的規劃概念運用在臺北市，使這座城市擁有相當完善、便利的現代化機能，具有抵抗各種挑戰的抗體。事實上，後藤新平之後在1920年至1923年擔任東京市長期間，也提出大規模的都市改建，很多項目都和當年的臺北城市改造一樣，包括完善的水道系統、充足的公共設施、開闊便捷的街道、將城市傳統融合現代需求等。雖然東京的改造因為政黨競爭、缺乏中央政府支持等因素而難以順利執行，依然可以看出，他的臺灣經驗反而回過頭來影響東京城市的發展。
雖然規模不比歐洲現代化城市，但在日本人接收臺北時，該城已經是個頗具現代化的城市，而且擁有相當明確的官廳集中區，內含財政、經濟、軍事、商務、郵政、電信、電報等重要功能。從臺灣歷史來看，臺北可說是近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新嘗試。當時許多日本人也相當想要實驗現代化的官廳集中區，在臺北這塊殖民地上，較為年輕的建築師或官員，可以更不受傳統阻礙，在既有基礎上，更進一步施行現代化。從1900年公布的《臺北城內市區計畫》可知，初期計畫僅限於城內地區，明顯是想利用清代的「官署集中區」，大肆開發遺留房舍或空地，作為未來新政治核心區域。在不久後，繼續發展成更完整的「臺北城官廳集中區」。
1905年時，日本總督府公布第三個版本的臺北市現代化計畫。比起先前版本，新版本的範圍不侷限在臺北城中心，而是擴及到其周圍的艋舺、大稻埕，以及東門、南門及三板橋（南門以南及南門東南地區）一帶，規模顯然大上許多。主要負責人依舊是後藤新平的愛將長尾半平。根據當年的《臺北區改正圖》可知，新計畫在傳統的棋盤式方格布局上，增加許多歐洲自巴洛克時期、啟蒙運動以來的幾何造型與空間概念。例如城牆拆除後的空間，原先討論規畫成公園廣場，最後還是決定規劃三線道的林蔭大道，成為日後大臺北市的重要交通幹道。當時公布的計畫中，已經可以看出臺北新公園（今228和平紀念公園）的規劃，它與官廳集中區的關係密切，被納入整體計畫，成為重要都市新景觀的一部分。
臺北城牆拆除時，位於轉角處的角樓地方，放置放射狀圓環，主要幹道由此向外延伸，成為各區塊的重要連結點。除了交通功能，也刻意利用這些圓形交叉點，塑造特殊城市景觀，配合林蔭大道，使之成為城內新地標。東北邊的圓環成為今日忠孝東路與中山南、北路的交叉點；東南角圓環處則配合三角形岔路往東南方，也就是今日愛國東路與羅斯福路一段兩馬路所形成的交會點。在更往外的地方，運用更多三角形道路、不等邊四邊形、錐狀道路系統，連接臺北城與城外東南地帶、新店溪旁的區域，規劃上相當靈活多元。至於今日的羅斯福路、南海路、金華街、林森南路等，也是當年為了強化交通的五線道路。北門圓環是由五條放射狀道路圍繞，原本城牆所在區域變成今日忠孝西路與中華路一段，當年就是美麗的林蔭大道。西半部的規劃，同樣大量運用三角形、不等邊四邊形、斜向道路等手法，強化舊有的道路系統。此時的新道路之寬度共有兩項標標準，一為72.8公尺，另一為145.6公尺。
臺灣劍潭神社於1900年完工，臺灣總督府則是在1919年興建。在當時的規劃中，刻意規劃一條世界級規格、橫亙臺北城的南北向重要道路（今日中山北路）以連接兩處，其在1936年完工。當時採用「地帶超過收用法」處理兩旁景觀。該法意味著，「除了原有道路用地外，也徵收道路兩側連帶的區塊，如此一來，可同時將周邊不完整的土地同時納入城市規劃中，或者再規劃入公共建設預定地中作了規劃以後的區塊，以高價賣掉，收購者需依照規劃加蓋，因此，整塊區塊與建築都有統一整齊的面貌」。整體而言，新版本的城市規畫，其道路系統更注重往東西向延伸，南北巷道路為輔助。這種規畫概念其實也有生物學上的原理，考量到臺北城多吹東風，東西向道路可減少灰塵累積，也能有充足陽光，可說是相當符合日本政府提倡的衛生概念。改造臺北城市的過程中，不可否認的，日本殖民政府確實比較沒有善待城內古蹟。以東京為例，明治政府在首相伊藤博文的帶領下，與德國建築師恩德與伯克曼（Ende & Böckmann）合作主持「日比谷官廳集中計畫」。計畫中盡可能保留江戶城的原貌，特別是の字形向右渦旋旋轉組成的城廓，包括本丸、二丸、三丸、西丸和北丸，除了天災之外，必須加以完整保存，更不可拆建，妥善保存後成為今日「皇宮居留地」。不過在臺灣，不僅有強力公權力介入景觀重建，甚至利用1911年的風災後重建工程，大肆拆除清代建築與木造平房，實施「京町改築」都市計畫與公共衛生建設。大幅改造的結果，使臺北城與歷史、傳統有了相當大的脫離。日後日本施行的都市相關法規，依舊缺乏保護古蹟、歷史建築的思維。在此環境下保留的舊城門：東門（景福門）、大南門（麗正門）、小南門（重熙門），北門（承恩門），算是少數特別案例。以後藤新平為領導，以長尾半平為主管，以野村一郎為輔佐的年輕都市規劃群，將城門設計成圓環功能，並和巴洛克造型結合一起，使臺北城的樣貌加入現代性特質。

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廳舍（今總統府）建於1912年至1919年，是日本殖民政府在臺北興建的官署建築。此建築為歐洲歷史主義（Historicism）下的新文藝復興風格，造型與結構強烈受到歐洲19世紀歷史主義風格與功能的影響。總督府廳舍位於臺北舊城內，座西向東，整座建築是由四條長形長翼圍繞，組成封閉式的矩形結構體，這組矩形建築整體，中央貫穿主軸中翼，將矩形建築圍成兩個中庭，建築物正面主樓中央，有一高達60公尺的樓塔，與當時當地其他建築比較，是最高與顯著的建築。臺灣總督府首要功能是行政機構，但同時也代表殖民統治者的執政權威，尤其建築師嘗試利用西式造型來表現建築物的現代化與高效率外，也同時借用東方建築空間布置上的中軸理念來突顯執政者的權威形象。
臺灣總督府正面設計有西式建築市政廳的面貌與外表，是地方政府規格，但內部空間以中央縱軸線的組成，卻是帝國模式、全國中央級的規格。主要建築師為森山松之助與長野宇平治。森山松之助巧妙地把高塔與穹窿同時設計在一個建築體內，雖然高塔與穹窿、地方與中央是兩種相對立的造型與象徵，但總督府卻同時擁有高塔與穹窿，是地方，也是中央，更具皇族氣派。總督府中央縱軸線上的曲錐穹窿雖然不如其它歐洲穹窿高大，且隱藏在正面樓塔之後，從整棟建築外表看並不非常顯眼，但卻是放在整座建築的中心位置，穹窿下敞廳是整座建築最華麗氣派的部位，以中國建築中軸線分析，它正符合東方尊卑倫理觀念，越在中央越顯建築體地位尊貴，曲錐穹窿因在高塔與四翼之後，所以也有東方宮殿隱密、幽靜深遠與深不可測的肅穆。所以正面外表看是講究行政效率、辦公實用的市政廳官署建築，內在卻隱藏著具有帝國宮殿氣派中央級的穹頂。長野宇平治則開創倒「日」字形平面結構在亞洲的使用先例，1936年東京國會議事堂直接仿自臺灣總督府，也沿用了此倒「日」的平面設計，藉助森山松之助的巧妙修正，使總督府同時具備地方政府與帝王宮殿的雙重性格與特徵。在兩位建築師的精心創作下，臺灣總督府成為當代稀少的建築融合體，它把當時藝術、文化、政治的衝突，恰當的化解開來，且把地方精神與中央精神融為一體，反應了整個臺日接觸的時代精神內涵。
臺灣總督府新廳舍位於臺北城的正中心點，符合東方建築中心軸線思想的理論，它與清末一樣，仍是政治權力的中心，但另一方面建築本身採東西橫軸向，破除了傳統坐南朝北的縱軸線布局與風水觀，符合當時日治政府提倡向東，面向陽光，較明亮、採光佳，較現代衛生、空氣流通的原則。早在總督府廳舍設計競圖比賽公布（1906年）之前，新廳舍敷地（預定地）的地點、位置、面積及方向都已確定，由1905的《台北市區改正計畫圖》中可看出未來總督府新廳舍正門朝東，位於原來清代的文武街上，正面大門面對東門街（今凱達格蘭大道），直通東城門，在此新的市區規劃中，東城門城牆已拆除，且利用圓環及五條放射星狀道路規劃，使東城門成為新的重要交通聯繫點，未來總督府便面向此交通要點；長野宇平治與森山松之助為臺灣總督府所設計的中軸線正好連接上東城門延伸出來的東西軸線，除了總督府建築本身外，中軸線正借東西軸道與東側新市區相連接，由1950年10月公告第一九九號公布《台北市區改正計畫》中，可預知城東側新市區東向幹道將成為市區街道之主軸，總督府中軸線正是這條新主軸幹道（今凱達格蘭大道與仁愛路）的起點。總督府的東西向中軸線與面朝東向的規劃，預告了未來臺北新城向東擴展的趨勢，由1932年《台北市區計畫街路及公園圖》中分析，總督府中軸線的東西走向，的確調和了清末以來單重南北縱向發展的缺失，使縱橫軸線交錯的棋盤道路網更為周全密集。不管舊城區或新市區的規劃，也因加入更多數學理性造型，如圓形、橢圓、半圓、錐形、三角形等西式造型，像圓環、放射星狀道路、廣場等建築元素，使方格布局與幾何布置結合，原本封閉的城市格局慢慢轉變為向四周開放的城市格局，以多元取代單一，臺北城市面貌因此更現代化、更進步。

戰後

戰後臺北市城市的發展歷程，與戰前日治時期都市計畫密切相關，1945年臺灣政權易手，導致既有都市計畫制度、人員與執行產生某些變革，但整體而言，臺北市既有都市計畫體系並未產生根本性改變。既有之道路規劃、大型都會公園開闢大致依照舊有計畫進行。
戰後，臺北被規劃經營為臺灣的政經中心而持續發展，由於上百萬軍民於1949年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加上1960年代中央政府大力推動「出口導向」的輕重工業政策，成立加工出口區、推行十大建設，此時青壯年大多前往臺北、高雄找工作。臺北市的人口快速增加，除此，道路、住宅社區、學校等公共設施的新建工程也開始逐步進行。
1960年代起，中央政府在臺北開展耗資上千億的臺北防洪計畫
，是戰後臺北都市計畫體制更異的第一個關鍵期。臺北從1960年代初引入聯合國專家的指導、都市計畫體制本土化的試行到臺北市改制院轄市後的觀念與體製革新，為戰後都市計畫推行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也接軌了高度經濟發展時期的1970年代與1980年代。此開發進程自1980年代起，東區正式形成副都心，信義計畫區亦陸續快速發展，而在這個時期中，南臺灣地區受到石油危機影響，石化及重工業開始沒落、加上中央政府的行政資源集中於北部（重北輕南），使得更多勞工往北臺灣遷徙。在這段期間，臺北城市的商業重心從這時候開始從擁擠的舊城區逐漸向東移，早期有南京東路、民生東路的金融商圈，後期則以1980年代信義計畫區的開發最具指標意義，目前臺北市的行政中樞臺北市政府與臺北市議會分別於1994年與1990年搬遷至信義計畫區內，目前區內除了指標性的臺北世界貿易中心、臺北101之外，周邊還有許多企業集團的辦公設施，如國泰金融中心、新光銀行總部大樓、華南銀行總部大樓、南山人壽（臺北南山廣場）、遠雄集團總部大樓、ING安泰人壽、震旦行、群益證券、摩根大通金融大樓、花旗銀行臺灣總部、中油企業總部、克緹國際大樓等。而為改善東、西發展不均的狀況，2014年上任的臺北市市長柯文哲也力推西區門戶計畫，期盼復興老舊城區、翻轉東西軸線。

選舉與集會遊行

從臺灣於清代設省於臺北城、日本設臺灣總督府於臺北市、中華民國設臺灣省政府於臺北市，到中華民國首都遷於臺北市，臺北市一直是臺灣的政治中心。臺北市外省新移民族裔比例較高，為臺灣各縣市之最：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在2004年的調查研究顯示：臺北市單獨認定自己為外省族群佔15.2%，高於全臺平均的8%；而據行政院1990年戶口普查的籍貫統計，在臺北市籍貫為外省人者有703,520人，約為當時臺北市人口比例的25.49%，是臺灣地區外省族群人數最多的行政區。因此從數據上來看，外省族群在臺北的影響力較臺灣其他縣市大。由於外省族群支持泛藍陣營的比例較泛綠陣營來得高，這使得泛藍陣營在臺北市的選舉較泛綠陣營佔有優勢。
1987年解嚴之後，臺北市即成為集會遊行的重地。因素有三：動員與集結容易、媒體效果較佳、抗議或請願對象（政府機關）明確。以民主進步黨為首的泛綠陣營或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泛藍陣營街頭集結抗議是十分平常的事，此現象於即使經過三次的政黨輪替後，依舊存在。1994年之後，主要政黨為爭取選票，會在舉辦選前一週的週末，在臺北街頭舉行大遊行為選舉造勢，不失為臺北街頭奇觀。即使臺北市民對於遊行與抗議已經司空見慣，但以逐次下滑的投票率來看，臺北市民近年來被政治動員的程度並未比其他都會區高。

商業活動

臺北市為臺灣的經濟、金融中心，眾多國內外企業總部及金融機構與部分亞洲區總部均位於臺北市與臺北都會區。包括臺灣銀行、中華郵政、中國銀行、渣打銀行、法國巴黎人壽、星展銀行、土地銀行、華南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銀行、富邦銀行、富邦人壽、國泰金控、新光金控、台新金控、中國信託、中國國際航空、廈門航空、中國南方航空、中國東方航空、馬來西亞航空、Google、Yahoo奇摩、蘋果公司、Facebook等全國與全球知名企業都將台灣分公司或亞洲區總部設立於臺北市中心，市內產業結構以三級產業（服務業）為主、二級產業（工業）為輔，一級產業（農林漁牧業）所占比率極小。從就業人口比例來看，臺北市為典型以服務業為主的都會城市，且近8年來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比例更呈現成長的趨勢。工業部分係以都市型輕工業、都市服務型工業、高科技及技術密集型工業為主；從廠商家數集中地來看，「臺北科技走廊」所在的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內湖科技園區及開發中的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是臺北市製造廠商的大本營，尤其是南港軟體工業園區與內湖科技園區更是發揮廠商群聚效果，約有六成以上的廠商聚集於此。

物價

臺北市平均房價為全臺灣之冠，2005年每坪新臺幣27萬元；2006年31萬元；2007年35.4萬元；2008年37.7萬元；至2009年7月已超過40萬元；2012年12月全市平均房價來到每坪新臺幣79萬元。相對於極度偏低的租金收益率，臺北市的房價堪稱全球最貴。市中心2018年第一季頂級商業辦公室的單坪月租金成本為新臺幣6,548元，在全球120個城市中排第38高。它的物價水準與薪資收入相當，2018年的購買力平價在全球77個城市中排第26高，薪資則是排在第37位。

勞動力狀況

到2010年3月底為止，臺北市15歲以上之民間人口約有190萬人，勞動力有106萬人，就業者有110萬人，失業者4萬7千人，非勞動力94萬4千人；勞動力參與率55.7%，失業率3.9%。在外籍勞工方面，到2007年7月底為止，臺北市有49,251名外國專業人員（白領外勞），數量全臺灣最多；藍領外勞則有36,778人，全臺灣第三。
但是也有許多戶籍在外地的人口於臺北市就業，或從其他地方通勤至臺北市區上班。

文化

臺灣各族群文化與全球文化在臺北市薈萃，蘊含臺灣原住民文化的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濃厚閩南、舊都城風情的大稻埕、艋舺、大龍峒與剝皮寮、客家義民祭，完整儒教祭祀規儀的釋奠典禮，以及融合中國各地風土民情的眷村文化、國粹與新住民文化等。清領、日治與戰後時期等，大時代的浪潮也為臺北市留下大量豐富的近代史及文化資產。
近年來隨著外籍勞工人數逐漸增加，外籍勞工所帶來的母國文化也逐漸受到重視，各種文化節、專門的廣播節目等針對外籍勞工的活動與休憩措施應運而生。此外，臺北市作為一國際級城市，對於不同族群與文化個體展現尊重及包容，如同性戀族群的臺灣同志遊行等。
臺北市也是臺灣的時尚與藝術中心之一，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洗禮，並迅速發展出一套屬於自身特色的藝術行為。許多臺灣各地出身的藝術家、設計師與文化人們也都紛紛透過臺北的窗口讓全世界認識。

街頭文化

針對街頭藝人的各項表演，臺北市政府頒予執照，維護街頭公開表演人士所應享的權益、尊嚴並提高綜合素質。
在通風良好且燈光充足的捷運地下街，亦常見為數眾多的學生正揮汗練舞。在歷任市長的努力下，市府所推廣的文化活動已趨於多元化，而市民所認同的青少年活動亦非僅止於用功唸書考大學，有益身心、富正面意義的舞蹈運動皆能獲得市民和市府的青睞與讚賞。中學生街舞社成員最主要的練舞場地分別是臺北車站、板橋、西門、雙連等捷運站，以及國立國父紀念館和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等5大場地。2008年9月已有街舞團體在國際展露頭角，取得亞洲區冠軍。

流行音樂

臺北是亞洲的流行音樂重鎮，也是華語流行音樂、文化創意、娛樂產業的樞紐中心。民主社會的多元開放風氣是促使臺北文化活動活絡的一大優勢。藝術、娛樂等文化創意活動密集頻繁，藝文表演場與展覽場地亦居全國之冠。除了流行音樂有國際團體、演藝人密集訪臺演出，每晚也都有不同的本土舞臺表演團體，同時在臺北市各場地個別巡迴公演。表現風格多元化，有醒世、創作實驗、冷僻、同樂、音樂、歌仔戲等劇別；主題不限政治、宗教、文化、社會，面向跨越地域之分。未來從士林臺北藝術中心、臺北城市博物館、臺北之門、華山藝文特區、松山菸廠文化園區與南港北部流行音樂中心等地標建築，將連結成一條L型城市文化創意軸線。

藝文表演

臺北市有許多表演藝術場館，如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國家兩廳院（國家音樂廳、國家戲劇院）、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展演藝術中心音樂廳、舞蹈廳及戲劇廳、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華山文化園區、新舞臺、城市舞臺、紅樓劇場、牯嶺街小劇場、水源劇場、大稻埕戲苑，以及興建中的臺北藝術中心和北部流行音樂中心等。

典藏展覽

臺北市有許多大型博物館及典藏文物，其中位於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為世界主要博物館之一，被譽為「中華文化寶庫」，館藏約70萬件，大部分為承接清代皇室舊藏，包含眾多中國古代書畫、金石、器物、典籍等，尤其以宋代繪畫、中國青銅器與宋瓷為重。鄰近臺北植物園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則是收藏唐三彩、中國青銅器等華夏文物的著名博物館。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所收藏自民初以來的大量考古遺物、青銅器、漢簡、圖書、中國民族學文物等國寶。國立臺灣博物館承接日治時期館藏，典藏豐富的臺灣史地資料、田野調查文物與自然標本等，是集合了人類學、地學、動物學、植物學與博物館學為一體的博物館，有「臺灣現代知識的啟蒙地」的稱號。
現代藝術的展覽場所則有臺北市立美術館、臺北當代藝術館、中華文化總會文化空間、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南海藝廊、伊通公園、鳳甲美術館、關渡美術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臺北數位藝術中心等。另外還有其他各類型場館，如社會人文相關的臺北探索館、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袖珍博物館、樹火紀念紙博物館、楊英風美術館、郵政博物館、國軍歷史文物館、海關博物館、總統副總統文物館、琉璃水晶博物館、翡翠文化博物館，以及正在規劃中的臺北城市博物館等。自然科學類的有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和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等。

宗教

臺北市的宗教概況與臺灣宗教概況大致相同，以佛教、道教、及臺灣民間信仰為主。據統計臺北佛教廟宇登記有案者約為109間，道教約為174間，市內寺廟中所祭祀的神祇大多是隨著閩粵漢族移民從移居地遷來。
早期世居臺北的凱達格蘭族崇尚萬物有靈的泛靈信仰。16世紀西班牙會士曾傳入天主教，歷經荷西戰役後，被迫中斷。隨著17世紀漢移民帶來了屬於漢字文化圈的香火，逐漸改變臺北原生宗教風貌。在清領時期，臺灣社會普遍「重儒道輕釋佛」，民眾崇尚道教與儒教三綱五常觀念，佛教較不振。當時較富盛名的代表祭典屬「臺北迎城隍」。清領後期西方傳教士馬偕博士為臺北帶來了西方的基督信仰的長老教會，而臺北市的伊斯蘭教則主要由國民黨軍的穆斯林白崇禧將軍等人帶入。
日治時期，傳統信仰受到一定程度壓抑，因推動內地同化政策、信奉日本神道教，總督府於劍潭山興建當時全臺最大的官方信仰中心臺灣神宮。二次大戰及國共內戰之後，大量新移民遷入，傳入諸多新宗派。1950年代之後，大規模南部、中部居民移入臺北，亦將其祖居地守護神分靈入城，此時期除了本地鄉土神以外，以祭祀媽祖、王爺、佛祖、菩薩等居多。大臺北地區佛道教寺廟數量之多，冠於北臺灣，教派之廣幾涵蓋各神佛，堪稱臺灣宗教總匯，不僅佛道儒，臺北市有臺灣唯一天主教總教區天主教臺北總教區、最多基督新教與伊斯蘭穆斯林信仰人口，並為臺灣西部基督徒比例最高的行政區。

飲食

臺北市身為臺灣政經重鎮，多年來大方迎接各種不同文化，孕育出相當多元的在地飲食特色，從早餐、宵夜小吃、中式餐館到西式餐廳，種類繁多。
國府遷臺後，隨著新住民族眷大量落戶於臺北，各種中國地方口味與飲食文化相互揉合，發展出與臺灣傳統飲食習慣相融合的特色，2005年起舉辦的牛肉麵節為強調獨有飲食文化之下發展出來的民間活動。
臺北的小吃可分為市集攤販小吃與老店小吃二類。除了賣早點類的小吃攤可能限於早上營業外，夜市小吃集中在夜市裡，由於都市化程度較高，民眾活動時間相對較長的關係，許多小吃攤會經營到相當晚，因此超過午夜12點甚至徹夜經營也是常有的事情。至於歷史較久的老店小吃則集中於發展較早的臺北西區一帶，如：艋舺（今萬華區）與建成圓環周圍，和臺灣多數發展較早的古城一樣，這些老店多集中於寺廟周圍。

茶文化

茶與臺北的歷史發展、人文風俗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清朝末期，茶葉成為臺灣最大的生產與出口品，讓臺灣經濟的重心由南部轉向北部，大稻埕曾是全臺第一的茶葉集散地，全盛時期曾聚集超過200家茶行。臺北盆地四周圍群山環繞，臺北市的貓空及新北市的坪林、三峽均為著名的茶產地，位於臺北市文山區的木柵觀光茶園是臺灣第一座觀光茶園，而貓空地區昔日曾為臺北市最大產茶區之一，鐵觀音為此處特色茶種。

體育

臺北市體育的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體育局。馬英九擔任臺北市市長期間（1998年—2006年），臺北市體育處對臺北市的體育發展以「處處皆可運動」、「人人喜愛運動」為目標，以全民、學校、高齡、青年、障礙和菁英等不同民眾，鼓勵運動，設立大型賽場公共運動空間，並規劃於12個行政區設立市民運動中心。
大型體育場館方面，目前有臺北田徑場和中山足球場，中型體育場館包括臺北小巨蛋、臺北市網球中心、天母棒球場、臺北和平籃球館和臺北體育館等，用以舉行市級運動項目；除此之外，各行政區的區級休閒、運動中心也漸次啟用或著手興建，於2003年至2010年陸續完成啟用；每年並由各區的體育會舉辦不同規模的路跑競賽，以利於提升運動風氣。未來以現有松山菸廠為基地整建成的臺北文化體育園區（臺北大巨蛋）將整合體育、娛樂、商務、城市文化與歷史為一體的又一大型市民空間。
近年則由於國際能源危機所致，市府積極鼓勵市民多從事戶外休閒活動。例如興建公園、廣闢綠地、整平騎樓走道，方便市民帶著家犬與家人在外一同遊樂；並學習法國巴黎，鼓勵民眾親近水岸；與廠商合作，在觀光景點添置並推廣自行車（鐵馬）以為代步工具，首開優良風氣之先，間接改善交通，也為地球減少空氣污染貢獻心力。
臺北市曾舉辦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盃五人制足球錦標賽、世界盃棒球賽、世界花式撞球錦標賽、亞洲羽毛球錦標賽、臺北101國際登高賽、臺北國際馬拉松比賽（包含國道馬拉松）、IAU世界盃超級馬拉松比賽、威廉·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等國際性體育競賽；申辦奧運的構想也曾被提及。另外還有許多國內性體育競賽，如「健康活力·運動臺北」十二行政區路跑賽、新光摩天大樓登高大賽、三商巧福盃路跑賽、舒跑盃路跑賽、中正盃錦標賽（範圍涵蓋各類運動）等；中華職棒每年固定於天母棒球場舉行部份場次的例行賽；超級籃球聯賽則固定於臺北市立體育學院體育館（俗稱「白館」）進行例行賽。

傳播媒體

臺灣絕大多數主流廣播電臺、電視臺、網路媒體總部或營運中心均設駐於臺北市，旺盛的大眾傳播媒體及產業環境促使臺北市成為臺灣媒體產業的中樞，但也常因過度地倚傾臺北播報新聞，而使得報導角度多半重於北部或濃厚的地域性。

免費無線網路（Wi-Fi）

臺北公眾區免費無線上網（Taipei Free）為臺北市政府提供的公共免費無線網路，從2011年7月1日在臺北市正式啟用。Taipei Free可以在捷運站、市立圖書館、政府辦公部門、主要道路上，以及部分公車（多為油電混合公車）上收到訊號。無線網路名稱為「TPE-Free」（公車上之無線網路名稱為「TPE-Free Bus」）。
目前Taipei Free的熱點總數5,720個，2014年3月的月使用人次最高，達4,316,546人次。Taipei Free啟用後，引領中央政府與各縣市跟進推動公共免費無線上網建設，促進全臺免費無線上網環境的良性發展。2014年1月15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將免費無線上網（Free Wi-Fi）與夜市、故宮、青少棒、全民健保及小籠包等久享國際盛名、公認是臺灣典型形象代表的事物，並列為「臺灣十大世界第一好」。 同年2月14日，英國每日電訊報也將臺北與紐約、巴黎、赫爾辛基、佛羅倫斯、特拉維夫、香港、澳門、伯斯等9座城市，共同評選為「全球最方便的免費無線上網城市」；其中更特別將臺北市列舉為9座城市之首。顯見Taipei Free對臺灣公共免費無線上網建設的發展、對國際觀光商務人士吸引力的強化、以及對臺北市國際形象的提昇，都有相當正面效益。

閱讀風潮

民營書店方面，除了誠品書店、金石堂書店、墊腳石書店、三民書局、政大書城、茉莉二手書店、敦煌書局、蛙蛙書店、五南文化廣場等國內連鎖書店外，尚有國際連鎖書店葉壹堂、紀伊國屋書店、淳久堂、法雅客，獨立書店如專營同志性別的晶晶書庫，販賣二手書及罕見古冊典籍字畫的古今書廊二手書店、舊香居，蒙藏文化為主的青康藏書店，販售臺灣本土文化書刊的臺灣ㄟ店，宗教書店臺灣福音書房、基督教以琳書房、中國主日學書店、校園書房、靈糧書房，女性議題書店女書店，由文化部經營，專門展售政府出版品的國家書店；與其它特色書店如胡思二手書店、信鴿書店、亞典書店、唐山書店等。

教育

日治初期的1900年代，臺灣第一座西式小學芝山巖學堂成立於芝山岩地區（今士林國小）。隨後普設於臺北各地的國語傳習所、公學校、小學校等更奠下了臺北現代教育基石。195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之後，投入龐大教育經費設立的小學、初中、高中與大專院校，更成為臺灣北部甚至全臺灣的「明星學校」，在高中或大學聯合招生制度盛行時，尤其明顯。特別是明星高中或國立大學的熱門科系，每年考季都有相當激烈的入學競爭，即使在聯招幾近廢止的今日，「升學主義」的情形仍延續著；此外，尚有國際學校。作為全國首善，臺北市的教育資源與其他縣市相比，較為豐厚、優渥。
目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轄下有臺北市立大學、160餘所的公私立中小學，以及12年義務教育，此外還有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及臺北市立動物園，並在各區設立運動中心、社區大學、樂齡中心、圖書館等，提供市民休閒育樂與學習進修的機會。臺北市公共圖書館在2015年度購入圖書資料的總支出是新臺幣113,927,471元，平均每位市民購書費為42.12元、每位市民擁書量為2.83冊。

學術研究

臺北市是臺灣全國學術研究中心，國家級研究重鎮的中央研究院即座落於南港區。另外專門典藏國家圖書與漢學研究中心的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館與各大專院校圖書館：諸如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均有豐富館藏等。其中，國家圖書館所特藏的善本古籍中，多件均為古代流傳至今的孤本，如尚書表註、東都事略、宋太宗皇帝實錄與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珍貴古籍。

環保議題

臺北市環保局推動禁用一次性餐具，從公家機關開始推動到各大學、高中、國中小學，進而要推廣到私人機關。

交通

設籍臺北生活圈的民眾約有925萬人口，故每逢尖峰時段或假日，經常會有大量人潮、車潮流動於市區內或臺北、新北兩市之間，導致市區內各重要幹道常出現交通阻塞（塞車）的情形。為求儘可能在短時間內疏散人潮、車潮，並減少塞車情形，因此除了一般道路外，亦興建多條快速道路與聯外橋樑。
此外，臺北市亦為臺灣大眾運輸最發達的都市，至2007年為止，整個大臺北地區營運中的公車路線共有421條，平均每日載客161萬人次，並有8成以上的中短程路線加入了聯營公車系統。捷運系統方面，臺北捷運營運路線總長度131.2公里，平均每日運量逾200萬人次。此外，目前亦有可以共通使用於捷運、市區聯營公車、短程客運與公營停車場的非接觸式IC智慧卡—一卡通、悠遊卡、愛金卡、HappyCash；並實施公車與捷運間的電子票證雙向轉乘優惠制度。
對外交通方面，除了有多條國道（高速公路）與省道通往全臺灣各地之外，臺灣鐵路管理局縱貫線以及臺灣高速鐵路都行經本市並設站；其中，臺北車站為全市首要的陸運交通樞紐。空運以桃園國際機場（位於桃園大園）、臺北松山機場為樞紐，海運則以基隆港（位於基隆市）與臺北港（位於新北八里）為兩大據點。

觀光旅遊

臺北市治轄幅員與臺灣其他縣市比起來不算寬廣，卻擁有許多人文景觀。其中，古蹟數量與博物館數目，不但居於全臺灣首位，也存在著有別於其他城市的特殊風情。臺北的夜生活以不同型態充斥在臺北各區域。像是寧夏路老舊社區中的傳統夜市，範圍包含數條街道的士林夜市及萬華夜市，東區新興商圈的PUB、陽明山的北投溫泉，都可視為臺北夜生活型態的一部分。士林官邸、國立故宮博物院、大安森林公園、饒河商圈、貓空、……等也是親子遊玩的好去處。
臺北藉由打造友善城市的意象，以及流暢豐富的旅遊體驗吸引著全球旅客的目光，因而選入寂寞星球、福斯新聞網、BuzzFeed等旅遊雜誌及社群媒體的推薦名單之列，自2011年來，連續6年在全球132個旅遊城市中獲選為「最佳旅遊城市」的前20強，2016年和2017年各有735萬人次與932萬人次的國際旅客到訪，蟬聯全球第15大旅遊目的地城市；國際旅客2016年在臺北的總體消費金額為96億美元，名列全球第10名，人均花費為1,306美元（約新臺幣40,900元）。

城市象徵

臺北市市徽為第三代版本，於1996年透過公開徵選產生，設計人為張維懿，在經臺北市議會修法前，先行以「臺北市政府府徽之名義使用。2010年9月20日，臺北市議會通過臺北市政府提案取代《臺北市市徽市旗設置辦法》的《臺北市市徽市旗設置自治條例》後，正式成為市徽。設計概念如下：以毛筆寫意手法寫出北字，下方置黑色「TAIPEI」及灰字「臺北」。紅色代表熱情，表現臺北市充滿活力的多元文化創造力，並傳達臺北人的活潑與熱情。黃色代表溫暖，表現臺北人的友善、人情味，以及溫暖的包容力。綠色代表和平與希望，表現臺北市著重環保及樂活的綠色都會。藍色代表理性與自由，表現臺北市為國際科技化、智慧及創新的城市，並展現水岸城市的健康與清新。以紅、黃、綠、藍飛墨所組成的市徽，充分展現臺北市熱情、溫暖、友善、自由、和平及健康之旺盛生命力，亦說明臺北市在文化、環保、科技的創造與堅持，並在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兼容並蓄，展現多元文化的豐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