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

早年

1591年5月1日，湯若望於出生在神聖羅馬帝國德國萊茵河畔科隆城的一個貴族家庭，他的德文名為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出生時，父母抱他到教堂領洗，取名Johann Adam。到中國後，根據Johann Adam 的發音和當時的譯法，取中國名為「湯若望」，還按古時中國習慣，取「道未」為字，出自《孟子》的「望道而未之見」。
時至今日，在波恩附近的呂符騰貝格（Lueftelberg）還有湯若望家族的古典城堡，這裡青山環繞，景緻幽靜。湯若望在此莊園度過了幼年時光，並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學生活是在耶穌會創辦的「三王冕」中學度過的，畢業時作為出類拔萃的學生被選送進天主教的高等學府──設在義大利的德意志學院。
1608年，16歲的他就離開家庭到羅馬讀書了。他先是學了三年哲學，接著又攻讀神學、天文學和數學，先後共四年。1611年在羅馬加入耶穌會，後來考入耶穌會創始人建的羅馬學院。

在明末傳教

1618年4月16日，在從中國返歐的耶穌會法國修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的帶領下，湯若望、鄧玉函（Johann Schreck）和羅雅各（Giacomo Rho）等22名傳教士，從葡萄牙的里斯本啓航東渡。就這樣，湯若望告別了歐洲故土，一生再未返回。

到達澳門

1618年10月4日，經過了五個半月的苦難歷程，航船抵達印度的果阿，調整生活幾個月。1619年5月，重新啟程，金尼閣與鄧玉函同乘一船，湯若望與齊惟才（Wenceslaus Kirwitzer）搭乘另一船，先後向中國南海方向駛去。兩個月後，他們分別在澳門登陸。1619年7月15日，湯若望一行抵達澳門，時值由沈漼發起的「南京教案」平息不久，傳教士們不得不暫時留在澳門聖·保祿學院裏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
1622年6月23日，耶穌會士布魯諾（Bruno）、羅雅各和湯若望指揮炮手擊退了入侵澳門的英荷聯軍。朝中耶穌會士的朋友們如徐光啟等人，上奏神宗力邀傳教士進京幫助朝廷，以挽回明朝頹勢。但傳教士們反對以此為藉口進京，強調自己一方面不諳軍事武器知識；另方面，此舉亦與信仰不符。對此，李之藻勸說道：「你們利用這個稱號，就像裁縫用針一樣，針在縫製衣服的時候是有用的；用過之後，就將它擱置一旁不用了。當你們得到皇帝的允許，能夠留在京城之後，就可以很容易地將劍放在一旁，而將筆拾起來。」於是，湯若望經由廣州、江西、浙江等省，最後於1623年1月25日到達北京。

第一次在北京

湯若望仿效當年的利瑪竇，將他從歐洲帶來的數理天文書籍列好目錄，呈送朝廷，並在住所陳列從歐洲帶來的科學儀器，供官員和學者們參觀。
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預測了當年10月8日出現的月食，後來又成功地預測了第二年(1624年)9月的月食。此外，他還採用一種羅馬關於月食的計算方法，計算出北京子午圈與羅馬子午圈的距離。爲此，湯若望完成了測算日食和月食的《交食說》，印刷分贈給眾官員並呈送朝廷。
1627年夏，由於惡黨魏忠賢專權，北京的傳教氣氛不佳。同時，應教徒王徵懇請，湯若望被派往西安接替金尼閣。他在西安城內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開展宗教活動外，他始終堅持科學研究和著述工作。1629年，他用中文寫了一本介紹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年2月15日－1642年1月8日)望遠鏡的《遠鏡說》。此書圖文並茂，從原理、結構功能和使用方法上詳細介紹了伽利略式望遠鏡，成爲中國科技史上關於光學和望遠鏡的奠基性著作，對後世應用有重要影響。湯若望和鄧玉函是第一批把望遠鏡帶進中國的傳教士。但最終成功把望遠鏡帶到北京並廣為應用的，卻是湯若望。

第二次在北京

1630年（崇禎三年），由於鄧玉函去世，主持修曆的禮部尚書徐光啓急需精通天文學的人才，故上奏神宗，力薦湯若望回北京供職於欽天監曆局。在欽天監，湯若望協助徐光啟編修《崇禎曆書》，推廣天文學，製作儀器。 1631年，徐光啓和下屬首次用望遠鏡觀看了日食。觀測過後，徐光啓歎爲觀止，在給皇帝的奏摺中寫道：「若不用此法，止憑目力，則炫躍不真。」 除此之外，湯若望還編寫和翻譯了大量書籍，內容大多集中在恆星交食方面。
湯若望在徐光啓主持下參與測量並繪制了大幅星圖的工作。他們繪制的星圖「突破了中國兩千年的傳統」，「形成了現代中國星象的基礎」。繪制時所使用的數據都是在徐光啓主持下重新測定的。這幅星圖「是近代恆星天文學理論和實踐結合的産物。從此在星名表達方式、星座的組織和體制，恆星的測量和推算、星圖的形制和表繪方式、星座星數的擴充等許多方面，改進了我國歷史悠久的傳統星圖的形式和內涵。它使突出於世界天文學史的中國古星圖，在歐洲科學革命時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爲一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傑出星圖。」他們繪製的大幅星圖有兩幅現存於羅馬梵蒂岡圖書館。
1634年12月,在徐光啓和湯若望主持下，經過十多年的辛勤工作，欽天監終於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禎曆書》，共計46種137卷。《崇禎曆書》是對中國傳統曆法的重大改革。它不理哥白尼、布魯諾的日心說，堅持主張太陽率領八行星繞地球、地球大、太陽小。1639年1月6日，崇禎皇帝對湯若望等人的治曆工作十分贊賞，親賜北京南堂耶穌會所御匾一方，上面親書「欽褒天學」四個大字。《熙朝崇正集》卷二載崇禎十一年，顧錫疇《禮部體准給匾欽褒天學疏》，謂：「如遠臣湯若望創法立器，妙合天行，今推步前勞已著，講解後效方新，功宜首敘。」
1640年，湯若望還同中國學者李天經合作，翻譯了1550年德國礦冶學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撰寫的論述16世紀歐洲開採、冶金技術的巨著《論礦冶》（De re Metallica），中譯本定名爲《坤輿格致》。此書編成後，湯若望進呈給朝廷，崇禎皇帝御批：「發下《坤輿格致》全書，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但因明王朝迅速崩潰，該書未及刊行。
湯若望初入華時，正值明朝內憂外患之際，滿洲努爾哈赤的勇兵悍將「非火器戰車不可禦之」。1642年（崇禎十五年），湯若望奉旨設廠鑄炮。但他「竭力尋找藉口，希望朝廷能原諒他不能從命。他堅持說，爲戰爭製造武器與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而且在造炮方面他僅有一點點書本知識，沒有實踐經驗。但是他的申訴沒有被接受，他不得不屈從於皇帝的命令。」從中可見湯若望內心的掙扎。但就憑著這「一點點書本知識」，他居然能在兩年中鑄造出銅炮20門。在此期間，湯若望不但造出了優質的大炮，還與中國學者焦勖合著了《火攻挈要》。
雖是處於明末的兵荒馬亂之中，湯若望因其信仰，能泰然處之，為了不讓《崇禎曆書》木刻被毀，安然地守護在自己的教堂裡；並且勇敢上奏神宗：「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東來。不婚不宦。以昭事上主，闡揚天主聖教為本。勸人忠君、孝親、貞廉、守法為務⋯⋯作賓於京，已有年所。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曆法，著有曆書多卷，付工鐫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積累累⋯⋯」，因而懇請「仍居原寓，照舊虔修」。 字裡行間都透露出湯若望雖走科學傳教道路，仍然非常清楚自己來華的首要目的是傳教。

續留北京

清軍入關後，投歸清朝，被任命為清朝第一任欽天監監正（天文曆法局局長），仍然不理會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的理論，繼續堅持太陽率領八行星繞地球，地球大、太陽小。1644年清兵占領北京，需要頒布新的曆法，湯若望的「西洋新法曆書」獲得頒行，為《時憲曆》。湯若望深得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和順治帝的信任，順治十二年（1655年）受封為通政使，晉一品，封贈三代。

康熙曆獄

順治皇帝死後，小皇帝康熙登基。輔政大臣鰲拜反對西洋學說，康熙三年（1664年）發生「曆獄」，湯若望被判凌遲死刑。康熙四年（1665年），京師地震，免死羈獄，獲孝莊太皇太后特旨釋放。

逝世

康熙五年七月十五（1666年8月15日）病故。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給湯若望平反。

遺蹟

他在北京古觀象台觀測天象並編撰曆書的工作室、在天主教北京南堂的居所以及他的墓地（注！文革期間遭損毀）均保存至今，供遊人參觀。他和其他60位外國科學家、畫家和傳教士同葬的北京滕公柵欄墓地位於車公莊北京市行政學院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