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傑明·迪斯雷利

童年

1804年12月21日，迪斯雷利於倫敦布盧姆茨伯里貝福德街（Bedford Row）國王街（King's Road）6號出生。他在家中排行第二，在男丁中排行第一。他的父親是艾薩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是一個文學批評家，也是一個歷史學家。而他的母親則是瑪利亞·巴塞維（Maria Basevi）迪斯雷利一家是經營生意的義大利塞法迪猶太人。迪斯雷利的祖父母、曾祖父母都生於義大利。迪斯雷利的祖父班傑明（Benjamin）在1748年離開威尼斯，遷居英國。迪斯雷利後來為自己的家世加上了浪漫色彩，稱自己的父系祖先是西班牙和威尼斯的顯赫人物。實際上，他父親的家族並不顯赫，而他母親的家族卻有不少重要人物，不過他本人並沒有因此得益。對於迪斯雷利改寫家史的動機，史學界的觀點並不一致。伯納德·格拉斯曼（Bernard Glassman）認為，他這樣做是為了和英國統治階層精英平起平坐。莎拉·布拉德福德（Sarah Bradford）認為，「他厭惡平凡，不能接受自己出身平淡無奇的中產階級這個事實」。
迪斯雷利的兄弟姊妹有：莎拉（Sarah，1802 - 1859），拿弗他利（Naphtali，1807），拉爾夫（Ralph，1809 - 1898）和詹姆斯（James，1813 - 1868）。他與姊妹的關係比較親密，與兄弟的關係則比較疏遠。與他求學時期有關的資料並不多。他在六歲開始，以走讀生身份入讀伊斯林頓的婦孺學校（Dame School），記載他生平的作家寫道，「在當時而言這是上流社會才能享有的教育」。約兩年之後，他以寄宿生身份入讀布萊克希斯（Blackheath）的約翰·波特加里神父學校（Rev John Potticary's School）。他在這間學校讀書時，家中發生了改變他教育歷程和畢生命運的事情：他的父親脫離猶太教，並且在1817年7月開始，將四名子女陸續送到英國國教會受洗。
艾薩克·迪斯雷利從來沒有認真對待對待宗教，不過他仍然是貝維斯馬克斯猶太教堂（Bevis Marks Synagogue）一個守規的教友。艾薩克的父親老迪斯雷利是教堂的重要教友，相當虔誠；艾薩克在1813年和教堂管理人員發生爭執時沒有放棄信仰，大概就是出於對父親的尊重。老班傑明在1816年逝世後，已經沒有束縛的艾薩克又再和教友發生爭端。這一次他隨即退出了教會。艾薩克的事務律師朋友雪倫·特納（Sharon Turner）說服了艾薩克改宗，因為他和他的子女如果沒有正式的宗教信仰就會遇到很多困難。1817年7月31日，時年12歲的小班傑明受洗時特納就是他的教父。
改信基督教後，迪斯雷利得以發展政治事業。19世紀初的英國反猶程度不深，自1770年薩姆森·吉迪恩（Samson Gideon）入選下院以來，一直有不少猶太人成為議員。但是，在1858年之前議員都要以「基督徒的真正信仰」起誓，因此猶太人至少要在表面上改宗。沒有證據顯示他在受洗時已經產生了有了進入下院的雄心，但毫無疑問的是他怨恨父母沒有將他送到溫徹斯特公學。溫徹斯特是英國最顯赫的公學之一，不斷為政治精英提供生力軍。他兩個幼弟都在此處就讀，而他父親不將他送到這裡的原因就不太清楚。迪斯雷利認為他的母親作出了如此決定。布拉德福德估計「班傑明脆弱的健康和明顯的猶太特徵可能有一些影響。」迪斯雷利的父母為他選了埃利澤·科根（Eliezer Cogan）在沃爾瑟姆斯托（Walthamstow）海厄姆希爾（Highham Hill）開辦的學校。1817年秋季，他入讀這間學校。後來他回憶道：
我在科根博士開辦的學校讀了兩三年書。科根博士是著名的古典希臘文學者，曾為布洛姆菲爾德主教的埃斯庫羅斯悲劇編寫註腳，而且自己也是諾斯底主義詩作的編輯。離開學校後，我在家鄉隨一個嚴格的私人教師學習了古典文學兩年。我甚至以膚淺的學識編輯了忒奧克里托斯的田園詩。這件作品有私下印刷。這是我第一次出版書籍，幼稚地賣弄學問。

19世紀20年代

1821年11月，迪斯雷利在19歲生日前到倫敦市事務律師行斯溫、史蒂文斯、梅普爾斯、皮爾斯和亨特公司（Swain, Stevens, Maples, Pearse and Hunt）簽約擔任做學徒。艾薩克的朋友T·F·梅普爾斯（T F Maples）不但是班傑明的僱主，也是他預期中的岳父：艾薩克和梅普爾斯考慮過後者的獨女和班傑明結為連理的可能性。不過，班傑明和梅普爾斯的女兒最終只發展出友情，沒有發展出愛情。律師行生意的規模可觀，獲利頗豐，為迪斯雷利作傳的R·W·戴維斯（R W Davis）觀察到，「許多父親都夢想自己的子弟能在此處擔任這種既穩定又體面的職位」。雖然，按照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ke）、布拉德福德等人的說法，這一職位並不合符迪斯雷利浪漫、充滿雄心的性格，但是，迪斯雷利的表現據說仍然令人滿意。他聲稱自己在這段時間獲益良多。他回憶道，「我雖然想進入議會，但我仍然有所顧忌。我父親一直不想我成為他童年時最著名的事務律師兼議員菲利普·卡爾特雷·韋勃（Philip Carteret Webb）。認為我在朋友的律師行裡面任職兩三年是浪費時間，是錯誤的想法。我經常這樣想：雖然我也想進入大學，但是我在律師行的那段時間也是有價值的。」
進入律師行工作那一年，迪斯雷利將姓氏的拼寫方法由「D'Israeli」改為「Disraeli」。傳記作家伯納德·格拉斯曼（Bernard Glassman）猜測他這樣做的目的是避免他人混淆他和他父親。迪斯雷利的兄弟姊妹都改用這種姓氏拼寫方法，而他的父母的名字則保持原樣。
1824年夏季，迪斯雷利與父親一起遊覽比利時和萊恩河峽谷（Rheintal）。他後來寫道，就在這時，他萌生了退出律師行的想法：「順著河水而下時，我下定決心不做律師。」返國後他離開了事務律師行，接納梅普爾斯的建議，以取得訟務律師資格為未來的目標。他入讀林肯律師學院，先後於舅父Nathaniel Basevy和班傑明·奧斯丁（Benjamin Austen）的辦公室任職。後者說服了迪斯雷利的父親，讓他相信迪斯雷利永遠都做不了訟務律師，並且允許迪斯雷利發展文學事業。迪斯雷利起初試探了一下：1824年5月，他將一份手稿交給父親的朋友 - 出版商約翰·默里（John Murray）。不過，他在默里決定是否出版他的著作之前就取回了手稿。退出法律界後，迪斯雷利曾為默里工作，不過，他的精神主要集中在股票交易而不是文學創作上面。
當時的股票市場出現了投資南美採礦公司的熱潮。西班牙南美殖民地在發動叛亂後取得了獨立。英國政府在喬治·坎寧的敦促之下，相繼承認了這些新國家。迪斯雷利在舉債投資時結識了牽起熱潮的重要人物 - 金融家J·D·波爾斯（J D Powles）。迪斯雷利匿名編寫了三份小冊子，以宣傳他的公司。小冊子由同樣加入熱潮的默里出版。
默里在前些時間起，就想辦一份晨報與《泰晤士報》競爭。1825年，他受迪斯雷利說服決定將之付諸現實。結果，《代表報》（The Representative）就此誕生。新報既宣傳南美採礦公司，也宣傳支持投資活動的政治家，特別是坎寧。迪斯雷利的投入震撼了默里，不過他未能說服著名作家約翰·吉本森·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擔任報社的編輯。迪斯雷利失敗後，默里出於不滿，不再允許他插手報社的事務。報社在六個月後就宣告結業。一部分原因是1825年末股票市場泡沫破滅，另一部分原因是「編輯差劣」。
市場泡沫破滅給迪斯雷利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到了1825年6月，他和他的生意夥伴已經損失了7,000英鎊。他的債務到了1849年才還清。因為貧窮、渴望向默里等輕視自己的人復仇等等原因，他重新開始寫作。當時有一種十分流行的小說體裁，稱為「銀叉小說」（Sliver-fork fiction），這種小說通常匿名出版，內容以描繪貴族生活為主，非常受渴望高攀的中產階級歡迎。而迪斯雷利在1826年至1827年間匿名出版的作品《維維安·格雷》（Vivian Grey）就是這種小說。這是他第一部小說，分為四卷，幾乎不加掩飾地重述了代表報的故事。小說的銷量甚佳，不過，它冒犯了很多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的作品出現了不少錯誤，令他的真實身份 - 仍未進入上流社會的23歲青年表露無遺。評論家就這些錯誤，對作品和作者本人作出了尖銳的批評。而默里和洛克哈特這兩個文壇的重要人物也感到迪斯雷利利用了他們對他的信任。迪斯雷利否認他們的說法，不過，眾多後世的傳記作家也持有和默里、洛克哈特一樣的觀點。迪斯雷利在小說的後繼版本中修改了自己的措辭，避免作出太過尖銳的諷刺。不過，這個事件對他聲譽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為他作傳的喬納森·帕里（Jonathan Parry）稱，他在貧窮、批評的雙重打擊下，出現了四年的精神問題：「他以往一直都是易怒、敏感、孤僻的人，現在變得抑鬱而遲鈍。」這時迪斯雷利仍然和家人一起住在倫敦。不過，他父親艾薩克後來接受了家庭醫生的建議，將一家人先後帶到鄉間和海邊居住。迪斯雷利一直和家人居住到他想拓寬眼界為止。

19世紀30年代

1830年，迪斯雷利與妹妹的未婚夫威廉·梅雷迪特（William Meredith）一起到南歐旅遊。前一年他出版了另一部描繪上流社會生活的小說《年輕的公爵》（The Young Duke），得到了部分旅費。旅行還未結束，1831年7月，梅雷迪特就突然在開羅感染天花病逝。
雖然在旅程中遇到如此悲劇，並且染上了性病，但是迪斯雷利仍然覺得自己增長了見識。用帕里的話來說，他變得「重視狹窄國人不接受的價值。在行程中，他的自我意識變強，也變得更加認同道德相對主義，並且對東方種族和宗教有了更加濃厚的興趣。」布萊克認為遊歷南歐是迪斯雷利人生中最重要的經歷之一：「旅程給迪斯雷利留下的印象終其一生都沒有磨滅。這個印象影響了他日後對許多問題 - 尤其是東方問題所持的態度。這一印象也給他的許多部小說增添了色彩。」
回國後，迪斯雷利寫了兩部小說。第一部小說《孔塔里尼·弗萊明》（Contarini Fleming）幾乎就是他的自傳，其副標題就是「一部精神自傳」。書中的英雄，性格有互相衝突的元素：既有北歐的血統，也有南歐的血統；既是一個浪漫的藝術家，也是一個大膽行動的人。如帕里所述的那樣，小說以政治註腳結尾， 展現了歐洲「原則由封建到聯邦」的進步過程。次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說《阿爾洛伊歷險記》（The Wondrous Tale of Alroy）則描繪了一個中世紀猶太人在小猶太國家和大多族群國家之間進行抉擇時所遇到的困難。
兩本小說出版後，迪斯雷利宣布「不再寫有關自己的作品」。1832年，他在《改革法令》掀起巨大政治危機時，將注意力轉向政治界。他撰寫了一份反輝格黨的小冊子《英國和法國：或內閣戀法病的療法》（England and France: or a cure for Ministerial Gallomania），由約翰·威爾遜·克羅克（John Wilson Croker）編輯，默里出版。迪斯雷利加入托利黨的決定，令他的親屬朋友都感到奇怪，因為他們都以為他是激進分子（Radical）。不過，他的確向默里表示過，他反對克羅克的極端托利派（High Tory）觀點，表示「我不會寫出不利改革總體措施的文字。」而且，在小冊子出版時，他還在參加海威科姆激進分子的競選活動。
迪斯雷利當時的政治觀點受到他叛逆的傾向和成名的欲望所影響。那時英國的政壇由貴族階層成員主宰，只有少數幾個平民擠入權力核心。輝格黨衍生至推動國會通過《1689年權利法令》的貴族聯盟，有部分輝格黨黨員不但是聯盟成員的精神繼承者，也是他們的後嗣。托利黨支持國王與教會，阻礙政治改革。主要來自北部選區的一小群激進分子是持續改革的最堅定推動者。19世紀30年代初，托利黨和他們所維護的利益似乎必將失敗。但是，另一大黨輝格黨對迪斯雷利來說又是一個令人厭惡的組織：「托利主義日薄西山，但我又不能屈尊加入輝格黨。」1832年，他兩次在大選中都以激進分子身份參選海威科姆國會議員均未獲成功。
迪斯雷利既接受了一些激進份子的政策 - 如改革選舉制度，也接受了部分托利黨的觀點 - 如實行保護主義政策。他開始進入托利黨的圈子。1834年，弗朗西斯·賽克斯爵士（Sir Francis Sykes）的妻子亨利埃塔·賽克斯（Henrietta Sykes）向前任大法官林德赫斯特勳爵（Lord Lyndhurst）介紹了迪斯雷利。當時已經與林德赫斯特有一段戀情的亨利埃塔與迪斯雷利開始了另一段感情。迪斯雷利和林德赫斯特馬上對對方產生了好感。林德赫斯特喜歡毫無顧忌地講閒話，參與陰謀，與迪斯雷利意氣相投。後者成為了他的秘書兼中間人。1835年，迪斯雷利最後一次以激進分子身份在海威科姆參選議員，再次遇到失敗。
1835年4月，迪斯雷利以托利黨黨員身份參加湯頓（Taunton）議員補選。愛爾蘭議員丹尼爾·奧康奈爾受媒體誤導，誤以為迪斯雷利在競選時詆毀了他，向迪斯雷利展開了直接的攻擊，稱迪斯雷利：
是無恥之徒...為了契合情形，在兩次受人民唾棄後成為保守黨黨員。他擁有成為叛徒的所有先決條件：自私、墮落、缺乏原則等等，因此他可以隨心所欲的進行投機。他的姓氏顯示出他有猶太血統。他不以這一點來批評他。世上有很多值得尊敬的猶太人。但是，猶太人也和其他人種一樣，有一些道德低下令人噁心的人。而我認為迪斯雷利先生是當中最惡劣的人。
《泰晤士報》詳盡報導了迪斯雷利的還擊 - 他既要求與奧康奈爾的兒子決鬥，又說他會銘記這股不可磨滅的仇恨。他甚至稱奧康奈爾的支持者「如王侯一樣壓榨狂熱飢餓的奴隸以取得收入」。因為這場紛爭，公眾首次注意到迪斯雷利，這令他非常滿足。時任議員亨利·拉布歇雷（Henry Labouchere）最終保住了議席，不過，即使是在湯頓這麼一個傾向輝格黨的選區，他得票也只比迪斯雷利多170票。迪斯雷利的優秀表現令他踏入通往議會的道路。
迪斯雷利受林德赫斯特鼓勵，開始揮筆宣傳托利黨。1835年12月，他出版了《英國政制辯護》（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小冊子以公開信的形式撰寫，在布拉德福德的眼中，概括了他終生堅持的政治思想。他說明了仁慈貴族政府的價值、政治教條的可惡和托利主義進行現代化的需要。次年，他在《泰晤士報》上以拉尼米德（Runnymede）為筆名，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以諷刺當時的政治。他諷刺的包括整體的輝格黨、單獨的輝格黨黨員、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和政治舞弊的現象。其中一篇文章以此結尾：
因此，英國在識破了放蕩的寡頭主義者、野蠻的宗派主義者和他們買賣議席的世襲貴族頭領的卑鄙陰謀後得到了新的力量。因此，除了輝格黨寡頭主義者、他們的奴隸 - 不信國教者和他們的主人 - 愛爾蘭僧侶之外，整個國家的人目前在上議院都有代表者。輝格黨黨員在同時間吵嚷稱國家出現了衝突。的確，國家出現了衝突，但不是上議院和人民之間的衝突，而是官員和政制之間的衝突。
迪斯雷利完全進入了托利黨陣型。1836年，他入選托利黨卡爾頓會（Carlton Club），並且為托利黨社交活動首要女主持人倫敦德里勳爵夫人（Lady Londonderry）所接受。1837年6月，威廉四世駕崩，由年僅18歲的侄女維多利亞繼位，國會解散。迪斯雷利接受卡爾頓會的建議，在接下來的大選里以托利黨黨員身份競逐議席。

后座議員

迪斯雷利在1837年7月的大選裡面取得了梅德斯通（Maidstone）的下議院議席。取得梅德斯通第二個議席的人，同樣是托利黨黨員，名為溫德姆·劉易斯（Wyndham Lewis）。他在選舉中幫助了迪斯雷利進行宣傳，不過，他隨後在次年逝世。同年迪斯雷利出版了以他和亨利埃塔間的感情為基礎的愛情故事、社會喜劇亨利埃塔·坦普爾（Henrietta Temple）。因為亨利埃塔又有了另一個情人，令他十分傷心，所以他在1836年末在亨利埃塔斷絕了關係。他在同一時期出版的另一本小說是維尼夏（Venetia），是一部為賺錢而寫的愛情故事，主角的原型是雪萊和拜倫。
迪斯雷利在1837年12月7日發表了首次演說（Maiden speech）。他在演說中尖銳地批評奧康奈爾的演說「冗長、散漫、雜亂」。奧康奈爾的支持者立即高聲責罵他。經過不被看好的起點後，迪斯雷利在整個會期都保持了低調。他是領袖羅伯特·皮爾爵士及其政策的忠實支持者。不過，他和大部分托利黨黨員不同的是，他對憲章運動有個人同情。
1839年，迪斯雷利迎娶溫德姆·劉易斯的遺孀瑪麗·安妮·劉易斯（Mary Anne Lewis）。瑪麗比迪斯雷利年長十二年，但都有一筆5,000英鎊的穩定年收入。大部分人都認為他結婚的動機是出於物質考慮，不過，兩人珍愛對方，婚姻關係一直都十分融洽。「迪齊娶我是為了錢」，她後來說，「不過，如果事情重新再來一次的話，他會為了愛娶我。」
因為保住梅德斯通議席的耗費太高，迪斯雷利設法取得了什魯斯伯里（Shrewsbury）的托利黨提名。隨後他在1841年大選中參加該區的議員選舉，雖然遇到了重重困難，但是仍然取得了成功。輝格黨在大選中遭遇痛擊，皮爾上台執政。迪斯雷利希望取得內閣級職位，卻未能如願以償。雖然他對被人留在后座的安排感到失望，但是他仍然在接下來的兩年支持皮爾，專攻外交事務和國際貿易，企圖得到上述問題的專家名聲。
迪斯雷利雖然是一個托利黨黨員，但是也認同憲章運動的目標，主張建立土地貴族和工人階級的聯盟，以對抗勢力不斷擴大的中產階級商人、企業家。1842年，他因為在辯論中擊敗了可畏的輝格黨政治家巴麥尊勳爵而廣受讚譽。隨後，由新晉托利黨理想主義黨員組成的團體青年英格蘭（Young England）接納了他。團體成員認為，地主應該運用自己的能力保護窮人，以免他們受到中產階級商人剝削。
在多年的政治生涯里，迪斯雷利都希望在父愛主義托利黨和激進分子之間打造聯盟，但他的願望一直未有實現。在《1867年改革法令》通過之前，工人階級都沒有投票權，政治力量薄弱。雖然他在私下裡和蘭開夏郡工業家、激進分子領袖約翰·布萊特（John Bright）建立了友誼，但是他一直未能說服布萊特為政治前途放棄獨特立場。迪斯雷利曾在1852年邀請布萊特共建聯合政府，不過後者不為所動。
迪斯雷利逐漸成為皮爾政府的尖銳批評者，經常在各種問題上採取與黨魁相反的立場。在1845年的梅努斯補助金事件（Maynooth Grant）、1846年的廢除穀物法爭議之中，他都和皮爾採取了不同的立場。梅努斯補助金事件導致了貿易委員會主席（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威廉·格萊斯頓辭職。穀物法的目標是通過對入口穀物徵收關稅的方式保護英國農民，不過這樣做人為提高了麵包價格。皮爾主張廢除穀物法，因為降低穀物價格會舒緩國內窮人 - 尤其是愛爾蘭大饑荒災民的困境。
1846年1月，自由貿易主義者和保護主義者圍繞穀物法廢留問題展開的鬥爭是國會的焦點。保護主義托利黨黨員的領袖是迪斯雷利和喬治·本廷克勳爵（Lord George Bentick）。稱為「皮爾派」（Peelites）的自由貿易主義托利黨黨員和激進派、輝格黨結成了聯盟，推動國會廢除法例。托利黨因此分裂：皮爾派和輝格黨越走越近，而保住主義派則成為了新的「保守黨」，由迪斯雷利、本廷克和斯坦利勳爵所帶領。
托利黨分裂一事對迪斯雷利的政治生涯有深遠影響：幾乎所有有擔任官職經驗的黨員都追隨了皮爾，令托利黨出現了領袖空缺。用布萊克的話來說，是「發現自己幾乎是唯一一個演講能力足以擔起領袖重擔的人。」喬治·坎貝爾，第八代阿蓋爾公爵（George Campbell, 8th Duke of Argyll）說他就好像「戰場上一個的中尉，上級非死即傷」。如果托利黨這時能夠得到足夠的選民支持，他就能馬上身居要職。不過，如果托利黨能夠組成政府的話，他就只能任命一些毫無經驗的人為閣員，這些人既沒有動力在下議院發言，也在私下對他抱有敵視態度。不過迪斯雷利沒有得到組成政府的機會 - 因為托利黨分裂後政府很快倒台，為輝格黨所取代，在1852年托利黨才重新執政。而到了1874年，下議院保守黨才重新占有優勢地位。

托利黨領袖

皮爾成功廢除了穀物法，不過很快就因為愛爾蘭問題被政敵聯手擊敗。他在1846年6月辭去首相一職。托利黨當時仍然處於分裂狀態，所以女王任命約翰·羅素伯爵為新首相。迪斯雷利在1847年大選中參加白金漢議員選舉，取得成功。選舉過後，保守黨雖然占有優勢，但是他們之間的深層次分歧令羅素得以維持管治。下議院的保守黨由本廷克擔任領袖，而上議院的保守黨則是斯坦利擔任領袖。
1847年，本廷克因為一件政治危機辭職，而迪斯雷利則在事件中顯示出和所屬政黨的意見分歧。萊昂內爾·德·羅特希爾德在同年的大選中取得了倫敦市的席位。因為他是一個猶太教徒，所以他拒絕以基督徒身份宣誓。他因而無法取得席位。為了讓猶太教徒也可以入選國會，接替皮爾擔任首相的輝格黨領袖約翰·羅素勳爵在下院提出修改誓言的法令。
迪斯雷利支持執政黨提出的法令，稱基督宗教「完全是猶太教」，質問下院議員，「如果你們不信他們的猶太教，如何成為基督徒？」羅素和後來成為迪斯雷利對手的格萊斯頓都認為他這樣做需要極大勇氣。他的同僚大多不接受他的演說。托利黨黨員和國教會神職人員都反對這個法令。牛津主教塞繆爾·威伯福斯強烈反對這一法令，並且暗示他是要報酬幫助他上台的猶太人。後來加入托利黨政府內閣的人，除了迪斯雷利之外都投票反對法令。當時還未入選議會的約翰·曼納斯勳爵（Lord John Manners）在1849年堅決反對羅特希爾德 重新參加選舉。本廷克發言支持迪斯雷利，並且為法令投了支持票，只是他的語氣更為溫和。法令最終未能通過。
紛爭結束後，本廷克辭去領袖職務，為格蘭比勳爵（Lord Granby）取代。很多托利黨黨員認為迪斯雷利的發言褻瀆了他們的信仰，所以他未能成為新一任領袖。在黨內發生鬥爭的同時間，迪斯雷利正設法和曼納斯家族一起籌集資金，以購買位於白金漢郡的休恩登莊園（Hughenden Manor）。對於有抱負的托利黨黨員而言，一個鄉間宅邸和一個郡的議席是必需品。迪斯雷利夫婦後來一直每隔一段時間就離開倫敦到休恩登居住。1848年9月21日，事情因為本廷克突然逝世而變得複雜。不過，迪斯雷利最後還是從他的兄弟亨利·本廷克勳爵（Lord Henry Bentinck）和蒂奇菲爾德勳爵處借得了一筆25,000英鎊的貸款。
格蘭比在擔任領袖不到一個月就因為感到自己能力不足而辭職，下院托利黨在剩下來的議期裡面都沒有領袖。新議期開始後，領導下院托利黨的是格蘭比、迪斯雷利和約翰·查爾斯·赫里斯（John Charles Herries）這個三頭聯盟。這一安排顯示其他托利黨黨員既需要迪斯雷利的才能，又不信任他。這一局面最終在1851年因為格蘭比辭職而結束。迪斯雷利掌控了托利黨。

第一屆德比政府

1851年3月，約翰·羅素勳爵提出了一個平均鄉間和市區選舉權的法令。因為他的支持者有內部分歧，法令沒有通過，他的政府因此倒台。女王委任斯坦利為新一任首相，不過，後者有感弱勢政府作為不大，拒絕了任命。因此，羅素留任首相。迪斯雷利對此感到惋惜，因為他一直等待機會擔任官職展示能力。斯坦利拒絕組成內閣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認為他的追隨者經驗太少，「我不能將這些名字不送到女王眼前。」
1851年6月，斯坦利因為父親逝世，繼承了德比伯爵頭銜。因為輝格黨在1851年的下半年受到內部紛爭削弱，所以國會餘下的議期相對平靜。被羅素開除的前內閣閣員巴麥尊勳爵決心採取行動令政府倒台。1852年2月4日，巴麥尊追隨者和托利黨黨員聯手否決了政府提出的民兵法令，迫使羅素辭職。德比為免名譽受損，接受了女王的任命出任首相。德比邀請巴麥尊為新一任財政大臣，但遭到對方拒絕，唯有轉而任命缺乏財政管理知識的迪斯雷利為新財相。與巴麥尊一樣，格萊斯頓同樣拒絕加入政府。迪斯雷利接受職位的原因可能是負債纍纍的他受財相5,000英鎊的年薪所吸引。新內閣的成員大部分都缺乏經驗。年老的威靈頓公爵在聽到官員名單後，不斷說「誰？誰？」，無意間為新政府起了名字。
在接下來的數周里，迪斯雷利一直擔任下議院領袖和財政大臣。他定期向女王匯報下院情況。女王稱他的匯報「非常奇怪」，「很像他所寫的書」。1852年7月1日，因為以弱勢地位執政困難重重，德比宣布國會休會。他希望托利黨會在接下來的大選中取得勝利，而迪斯雷利也希望托利黨能取得大約40席的優勢。不過，選舉結果令他們大失所望無論是托利黨亦或是輝格黨都沒有取得明顯的優勢。德比決定繼續延長國會休會時間。
財政大臣迪斯雷利的任務是制定一個符合以下要求的預算案：預算案既要滿足托利黨保護主義支持者的要求，又要避免遭到自由貿易者聯手反對。12月3日，他在下院引入預算案。他降低了麥芽和茶葉稅，以減輕工人階級負擔。為了持平收入防備法國，迪斯雷利又倍加房產稅，繼續入息稅。總體而言，他的目的是推行造福工人階級的政策，爭取他們的支持。雖然預算案沒有太多保護主義的元素，但是在野黨仍下定決心阻止他通過，並且將迪斯雷利拉下台，以報1846年之仇。西德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預言預算案不會通過，因為「沒有人會改宗猶太教」。
迪斯雷利在12月3日提出了預算案。他已準備好在同月6日按照傳統為辯論結尾。政府慘敗已經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迪斯雷利首先批評了單個的政敵，然後批評了整體的政敵，「我所面對的是一個聯盟；...而我也知道，英國並不喜歡聯盟」。他長達三個小時的演說很快成為經典之一。就在議員開始分化的時候，格萊斯頓起立，不顧托利黨黨員的呼聲，憤怒地發表了一篇演說。不過，隨著格萊斯頓慢慢控制了下院，打斷他的聲音越來越少。他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裡，將迪斯雷利描繪成一個輕浮的人，將他的預算案描繪成顛覆傳統的法案。預算案以19票之差無法通過，而德比也在四日後辭職。皮爾派成員亞伯丁伯爵隨後組閣執政，新任財政大臣為格萊斯頓。因為皮爾派反感迪斯雷利，所以托利黨不可能重新統一。

在野

政府倒台後，迪斯雷利等保守黨黨員再次充任在野黨成員。他在44年的政治生涯裡面，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身處在野黨。德比在這段時間裡面都不願藉機拉跨政府，避免上屆政府迅速倒台的情況再度出現。他也知道現時的執政聯盟都厭惡迪斯雷利。迪斯雷利在這一段過渡時期反對政府的所有重要政策。
1853年6月，牛津大學在德比勳爵的建議下，賦予迪斯雷利榮譽學位。1854年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令政界出現了一段時間的平靜。迪斯雷利也發表了愛國演說支持國家。英國軍隊在戰爭中表現得相當笨拙。1855年，對戰事感到不安的議員提出建立委員會協調軍務。亞伯丁政府將提議選為信任動議。迪斯雷利帶領在野黨以305票對148票否決動議。亞伯丁辭職，女王邀請德比組成新政府。令迪斯雷利無奈的是，他拒絕了邀請。最後，女王唯有安排只願擔任首相的巴麥尊接替亞伯丁。形勢在巴麥尊時期逐漸變得對英軍有利。1856年初，戰爭因雙方簽訂巴黎條約而結束。迪斯雷利雖然很早就已經發出結束戰爭的呼聲，但是對時間沒有太大的影響力。
印軍在1857年譁變時，迪斯雷利已經是研究當地治理方法的專責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委員。他曾提出取消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在當地的管治權。叛亂結束後，巴麥尊在1858年引入法令，以直接管治印度。因為很多保守黨黨員都沒有跟隨迪斯雷利反對這一法令，所以法令在毫無阻力的情況下通過了下院。
巴麥尊對奧爾西尼事件（Orsini affair）的反應動搖了他的首相地位。法皇拿破崙三世在事件中被義大利革命份子用白金漢郡製造的炸彈襲擊。巴麥尊在法國大使的請求下，在議會中提出修改謀殺罪（Conspiracy to murder）的條文，將製作炸彈列為重罪。因為很多自由黨黨員投向在野黨一方，所以提議在二讀時以19票之差被否決。巴麥尊立即辭職，德比勳爵接管政府。

第二屆德比政府

德比沒有和其他黨派結盟，組成了完全由保守黨黨員組成的新政府。格萊斯頓再次拒絕加入內閣。迪斯雷利又再出任下議院領袖和財政大臣。和上次一樣，德比政府處於弱勢，要利用對手的分化保持執政。迪斯雷利重新向女王作定期匯報，讓她了解「報紙沒有報導的消息」。
德比政府執政時間不長，只有一年，不過卻推行了一些進步的政策。他們所引入的《1858年印度政府法令》（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858）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管治權。他們的成員迪斯雷利還提出修改成為兩院議員的誓言，以確保猶太教徒也有機會加入議會。上院勉強通過了他的提議。1858年，萊昂內爾·德·羅特希爾德終於成為了第一個猶太教下院議員。
迪斯雷利和德比在內閣出現空缺後再度邀請在表面上仍然是保守黨黨員的格萊斯頓擔任官員，以加強政府的力量。迪斯雷利親自寫信求他將政黨利益置於個人恩怨之上：「雖然，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職責，但是，在我們之上有一種比我們強大、可以安排我們命運的力量。」格萊斯頓在回信中表示，他拒絕邀請完全不是出於個人情感，他並且指出迪斯雷利和德比之間的分歧遠比迪斯雷利想像中大。
托利黨黨員在1859年通過了一個改革，稍微擴大了選民範圍。因為自由黨修補了羅素陣型和巴麥尊陣型的關係，所以政府在1859年3月羅素提出一個修訂案時被在野黨擊敗。德比解散了議會，但是托利黨在新一屆大選中取得的席位仍不足以控制下院。新一屆國會召開時，德比政府提出修訂御座演說（Address from the Throne），為在野黨所否決。他因此辭職，由巴麥尊接替。

在野；第三屆德比政府

德比第二次倒台後，一些保守黨黨員認為迪斯雷利要對政黨的失敗負責，他們還認為迪斯雷利對德比不忠心。德比警告迪斯雷利，有人企圖將他迫出前排。二十多年後擔任首相的青年保守黨議員羅伯特·塞西爾勳爵也參與了這個陰謀。他在文章中聲稱，迪斯雷利擔任下議院保守黨領袖降低了保守黨的執政機會。當他的父親表示反對他這麼做時，他說：「我不過是將鄉紳在私下裡說的印出來而已。」
因為迪斯雷利領導的在野黨軟弱無力，所以德比私下裡同意應該避免尋求機會擊敗政府的論調。迪斯雷利一直透過政府官員取得國內外的訊息。雖然他在公開場合甚少評論美國內戰，但是他和大部分英國人一樣推測南方會勝出。巴麥尊、格萊斯頓和羅素沒有像他一樣保持沉默，曾多次表明支持南方，令英美關係蒙上陰影。1862年，迪斯雷利首次見到了普魯士伯爵奧托·馮·俾斯麥，並且說要「小心這個人，他說話絕無花假。」
因為托利黨黨員不滿巴麥尊處理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問題的方法，所以兩黨休戰在1864年結束。迪斯雷利在德比病重無法幫助他的情況下，仍然設法團結了政黨。如果沒有了叛逃缺席的托利黨議員，巴麥尊就會因為議會通過不信任動議而下台。雖然有留言稱已有八十歲高齡的巴麥尊健康出現了問題，但是他仍然是備受歡迎的人物，而自由黨也在1865年7月的大選裡面取得了更多席位。在托利黨競選失利後，德比推測他自己和迪斯雷利都不會再有機會執政擔任官職。
1865年10月18日，巴麥尊逝世。事件打亂政治了政局走向，羅素再次成為了首相，而格萊斯頓則成為了侯任黨首和下議院領袖，直接與迪斯雷利交鋒。羅素早期的施政重點，是引入改革法令，不過，法令公布後自由黨又再出現了分化。保守黨和自由黨異見派不斷攻擊格萊斯頓提出的法令，最終在6月擊敗了政府。同月26日，羅素辭職。因為自由黨異見派不願加入執政黨，所以德比第三次被迫組成弱勢政府，新財相仍然是迪斯雷利。1867年，保守黨引入了另一個改革法令。勢單力薄的迪斯雷利只能接受在野黨修改法令，以換取他們對法令的支持——不過他拒絕接受格萊斯頓修改法令。
《1867年改革法令》最終在八月通過。法令賦予所有男屋主、租金達10英鎊的男租客投票權，令選民人數增加88%即938,427人。法令也取消了居民人數少於10,000人的腐敗選區，增設了15個此前沒有代表議員的城鎮選區，增設了人口密集的城鎮選區如利物浦、曼徹斯特的代表議員。包括克蘭伯恩子爵在內的保守黨右派反對這個法令。克蘭伯恩子爵不但發言反對法令，還辭職以示抗議，他稱迪斯雷利的「政治背叛在我國議會歷史裡面無可比擬」。不過，他沒有足夠的能力發起叛亂推翻德比和迪斯雷利。迪斯雷利在法令通過後備受各界稱讚，而且因為在保障法令通過的過程中，展現出「出色的議會手腕」，而成為黨內的英雄。
德比因為患有通風長期臥床，無法處理政務。1868年2月新一屆議期開始時，他在利物浦附近的府邸諾斯利堂（Knowsley Hall）養病。他只有68歲，比巴麥尊、羅素離開政壇時年輕得多，所以他不想辭職。德比知道「病魔侵擾會使我在不久的將來失去履行職責的能力」。醫生要求他辭職保住健康。2月末新議期開始後，德比寫信給迪斯雷利，以確認他在「附上更多責任時不會畏縮不前」。有了信心之後，他又向女王寫信推薦迪斯雷利，因為「只有他能得到群眾和黨內同僚的忠心支持」。女王在懷特島奧斯本樓邀請迪斯雷利組成政府。女王向長女——普魯士儲妃維多利亞寫道：「迪斯雷利先生是新首相！這對於一個在人民間崛起的人來說，是多麼值得驕傲！」新首相對前來祝賀的人說，「我爬到了滑杆的頂端。」

第一屆政府

改革法令規定，在登記工作完成後，必須重新進行大選。如果保守黨不能在大選中扭轉形勢，迪斯雷利的首個首相任期就會縮短。迪斯雷利對德比內閣只作了兩個改動：以凱恩斯勳爵（Lord Cairns）代替切爾姆斯福德勳爵（Lord Chelmsford）擔任大法官；以喬治·沃德·亨特（George Ward Hunt）填補財政大臣的空缺。德比也曾打算在時機成熟時賦予切爾姆斯福德閒職，將他調走。不過，迪斯雷利不想等待而且他認為凱恩斯遠遠勝過切爾姆斯福德。
在迪斯雷利首次擔任首相時，議會在熱議愛爾蘭國教會問題。雖然絕大多數愛爾蘭人都是天主教徒，但是新教仍然是當地的國教，其教會受直接稅補助。天主教徒對這一情況相當不滿。迪斯雷利和亨利·愛德華·曼寧協商在都柏林建立了一間天主教大學，以應對問題。同時間，格萊斯頓提出在愛爾蘭取消新教的國教地位。格萊斯頓的做法團結了自由黨，分化了保守黨。
因為登記工作尚未完成，所以保守黨繼續執政。兩黨都不希望用舊制度舉行新大選。格萊斯頓運用優勢推動議會通過法令。迪斯雷利政府在12月的大選之後倒台。自由黨在大選中取得了110席的優勢。
第一屆迪斯雷利政府存在時間雖然不長，但仍然引入了一些和政治無關的法令。這屆政府取消了公開處決犯人的做法，用《腐敗行為法令》（Corrupt Practices Act）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選舉舞弊的情況。政府還買下電報公司，實現了早期的國有化。除了修改學校法律和蘇格蘭法律體系之外，政府更引入了數個鐵路法例。迪斯雷利在任內派出了羅伯特·納皮爾爵士（Sir Robert Napier）遠征衣索比亞。

在野黨領袖；1874年大選

因為自由黨在下議院具有優勢，所以迪斯雷利能做的只有抗議政府推動立法程序。他在等待自由黨犯下錯誤。他用在野的空閒時間下了一本新小說洛塞爾（Lothair）。前首相出版小說對英國民眾而言是一件新鮮事，所以新小說被人爭相搶購。
1872年，因為迪斯雷利無力挑戰格萊斯頓，保守黨內部出現了不同聲音。迪斯雷利的行動和自由黨的明顯分化，消除了這些聲音。迪斯雷利在出席同年的威爾斯親王康復感恩儀式上受到了歡呼，顯示出他得到了民眾的支持。迪斯雷利支持約翰·埃爾登·戈斯特（John Eldon Gorst）改革保守黨管理體系。迪斯雷利接受戈斯特的建議，在曼徹斯特公眾集會發表演說。他在一片歡呼聲中將自由黨前座議員比喻為「一系列休眠的火山。山頂絲毫沒有火光。但是情況仍然危險。但地震還是會偶爾發生，大海也可能會發生轟鳴。」而格萊斯頓則主宰了局面，解決一個問題後又再遇上另一個問題。
維多利亞女王在迪斯雷利首次遷出唐寧街10號時冊封了他的妻子瑪麗·安妮為比肯斯菲爾德女子爵。1872年，八十歲的瑪麗·安妮因胃癌在12月14日病逝。她在彌留之際沒有接受神職人員的建議歸順耶穌基督，說：「你知道迪齊就是我的耶穌基督。」她病逝後，一直對他好感的格萊斯頓也寫信慰問迪斯雷利。
1873年，格萊斯頓進一步推動立法程序，準備在都柏林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學。這個做法分化了自由黨，保守黨、愛爾蘭天主教徒的聯盟在3月12日以三票之差否決了他的提議。格萊斯頓辭職後女王邀請迪斯雷利出任首相。迪斯雷利婉拒了女王，因為他無意組成弱勢政府，依靠在野黨分化維持執政。他想繼續在野，等待時機。備受醜聞纏繞的格萊斯頓政府改組了內閣，但無補於事，執政仍然困難重重。改組內閣時，格萊斯頓自己接替羅伯特·洛擔任財政大臣，引來了不少質疑聲音——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擔任王室受薪官員的議員都需要參加補選。
1874年1月，格萊斯頓解散了議會以舉行大選，他認為等得越久，選情就會越來越對他不利。投票為時兩周，由2月1日開始。迪斯雷利用了很多精力貶低自由黨過去五年執政的表演。投票結束後，保守黨取得了明顯的勝利。即使是在勢力較小的蘇格蘭，保守黨的席位也由七席增至19席。保守黨在全國贏得了350席，而自由黨和愛爾蘭自治聯盟（Irish Home Rule League）只取得了245和57席。女王第二次任命迪斯雷利為新首相。

再任首相

迪斯雷利組成了改革以來最小的內閣——只有12人，其中六人是貴族，六人是平民。貴族當中，有五人曾在迪斯雷利的第一屆內閣中任職。第六名貴族是索爾斯伯利勳爵，他與迪斯雷利達成了和解，入閣擔任印度事務大臣。外務大臣由前任首相德比的兒子擔任；而財政大臣則由斯塔福德·諾思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擔任。
1876年8月，迪斯雷利獲封為比肯斯菲爾德伯爵（Earl of Beaconsfield）和休伊登子爵。早在1868年，女王就提出過冊封他為貴族，不過他婉拒了女王。1874年他在巴爾莫勒爾患病時，女王又再作出同樣的提議，不過他不想離開下議院升入陌生的上議院。他在第二次擔任首相時飽受疾病煎熬，曾考慮辭職，不過因為他的副手德比擔心自己無力應付女王，所以他沒有將想法付諸實踐。升入上院對迪斯雷利而言是變相的辭職，因為那裡的辯論不如下院激烈。迪斯雷利在1876年議期的最後一天即8月11日在下院徘徊觀望了一陣才離開國會。第二天早上，報紙報導了他獲封為貴族的消息。
比肯斯菲爾德這一頭銜除了是瑪麗·安妮·迪斯雷利的子爵爵位名稱之外，也是埃德蒙·伯克的伯爵爵位名稱，不過伯克在接受頭銜之前就已經逝世。比肯斯菲爾德還是迪斯雷利小說維維安·格雷中的一個次要角色。迪斯雷利寫過一些和升入上院有關的文字，1876年8月8日，他向布拉德福德勳爵夫人塞琳娜（Selina, Lady Bradford）寫道：「我厭倦了那個地方[下院]」，不過當他人問他是否喜歡上院時，他回復道：「我是已死之人；已死但在樂土。」

社會改革

以內務大臣理察·阿什頓·克羅斯（Richard Assheton Cross）為首的新政府官員推行了多項改革，當中包括向城市提供低息貸款興建工人住宅的《手工業者及勞工房屋法令》（Artisan's and Labourers' Dwellings Improvement Act 1875）。新政府還引入了《1875年公共健康法令》（Public Health Act 1875），將全國的衛生標準提升到現代水平。類似的法令還有《食物及藥物銷售法令》（Sale of Food and Drugs Act）和《教育法令》（Education Act）。
迪斯雷利政府也訂立了旨在保護工人權益的新《工廠法》（Factory Act）、允許和平罷工的《1875年合謀及財產保護法令》（Conspiracy an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Act 1875）和允許工人在民事法庭起訴違約僱主的《僱主及工人法令》（Employers and Workmen Act）。因此勞工自由黨（Liberal-Labour）議員在1879年向選區民眾說：「保守黨在這五年裡面為工人所做的事多於自由黨在過去五十年為工人所做的事。」

教會及政府改革

1870年女王按照格萊斯頓的建議發出了樞密令（Order in Council），將競爭性考試（Competitive examination）引入公務員錄取程序，取代過往用人考慮政治因素的做法。迪斯雷利不同意格萊斯頓，不過沒有取消樞密令，不過他的做法違背了他的想法。比如說他將原本是由公務員出任的職位分給黨內的成員。他這麼做是有整個黨支持的，因為保守黨已經三十年沒有長期執政，黨內的成員都渴望有薪職位。迪斯雷利為了扶持一個經濟拮据黨內領袖，不惜觸怒格萊斯頓，創設了一個每年薪酬達2,000英鎊的職位。不過，迪斯雷利在任內建議女王冊封的貴族卻少于格萊斯頓在任內建議女王冊封的貴族——只有22個，其中一個還是皇室成員，而格萊斯頓在短短五年時間內就冊封了37個貴族。
在教會職位方面，他也做了類似的安排，任命父親的朋友的兒子雪梨·特納（Sydney Turner）。出於政治原因，他反感除低教派（Low Church）以外的教派，只晉升低教會派的成員。因此他和女王發生了衝突，因為女王的亡夫艾伯特王夫比較支持廣教派（Broad Church）。其中一個極具爭議的人事變動就在1868年之前發生。當時迪斯雷利勉強接受了女王的建議，用倫敦主教（Bishop of London）阿奇博爾德·泰特（Archibald Tait）填補坎特伯里大主教的空缺。此後迪斯雷利沒有用受到不少人支持的前任溫徹斯特主教（Bishop of Winchester）賽繆爾·威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填補泰特空出的倫敦主教職位——相反他用了林肯主教（Bishop of Lincoln）約翰·傑克遜（John Jackson）填補空缺。布萊克認為他的做法令他失去而不是得到了選票。

對外政策

迪斯雷利一直都將外交視為政治家最應重視和最有趣的事務。不過，布萊克認為他在上任時並沒有如何推行外交政策的具體想法。迪斯雷利很少出國。年輕時去過中東旅遊之後，他只在度蜜月和去巴黎時出國。迪斯雷利最後一次出國已經是1856年。因為他經常批評格萊斯頓在外交方面的無所作為，所以他採取行動時所想的可能是如何才能鞏固英國在歐洲的地位。迪斯雷利第一次擔任首相的時間太短，沒有機會讓他在展示外交手腕。

蘇伊士

1869年開通的蘇伊士運河將英國和印度之間的航程縮短了幾個星期、幾千公里。到了1875年，80%使用運河的船隻都來自英國。如果印度再次爆發叛亂，或者是遭到俄國入侵，那麼蘇伊士將會成為節省時間的關鍵所在。因為運河是由法國人開鑿的，所以大部分運河所有權和債券都歸他們所有。不過，也有部分運河股份屬於以揮金如土聞名的埃及赫迪夫伊斯梅爾帕夏。因為運河陷入了資金虧損的困境，所以修建者斐迪南·德·雷賽布企圖提高收費改變局面。但是，赫迪夫以武力迫使了德賽布撤回提議，使迪斯雷利注意了這個事件。埃及赫迪夫的名義首領是鄂圖曼蘇丹。和克里米亞問題一樣，蘇伊士問題引發了更大的近東問題，令西方國家必須考慮如何處置日益衰落的鄂圖曼帝國。運河落成前，英國和印度之間的貿易和通訊都要經過鄂圖曼帝國，所以英國一直在盡力支撐鄂圖曼抗衡俄國。如果君士坦丁堡落入俄國手中，英印通訊將會被切斷，俄國艦隻也將會自由無阻地駛入地中海。法國也有可能以敘利亞殖民地為基地威脅英國的航線。英國此前錯過了購買股份的機會。
迪斯雷利在遊歷中東時曾到過蘇伊士一帶。擔任首相後，為了顯示出印度要道運河的英國利益，他派遣自由黨議員內森·邁耶·羅特希爾德 到巴黎打探雷賽布是否有意出售股份。1875年11月14日，《帕爾默爾報》（Pall Mall Gazette）的編輯弗雷德里克·格林伍德（Frederick Greenwood）從倫敦銀行家亨利·奧本海姆（Henry Oppenheim）處得知赫迪夫計劃將自己的股份賣給一間法國公司。格林伍德很快將這一消息轉告給外交大臣德比勳爵。迪斯雷利從德比處了解到這一情況後，迅速採取行動。11月23日，赫迪夫表示願意以10億法郎出售股份。迪斯雷利沒有向英格蘭銀行尋求幫助，反而向萊昂內爾·德·羅特希爾德借取貸款。羅特希爾德 冒著交易可能不被議會批准的風險接受委託購買了股份。12月25日，雙方在開羅簽署了購買的合約。第二天股票就送到了英國領事館。
迪斯雷利告訴女王，「完成了；女士，你擁有了運河！」公眾視這個大膽行動為英國控制了海洋的大膽宣言。伊恩·馬爾科姆爵士（Sir Ian Malcolm）說購買蘇伊士運河是「迪斯雷利先生傳奇生涯裡面最為傳奇的故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面，保護通往印度的要道蘇伊士運河，成為了英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之一。後任外交大臣的寇松勳爵在1909年稱運河「對英國遠東和地中海南部的勢力有決定性的影響」。

王室頭銜法令

維多利亞女王在迪斯雷利剛剛入選議會時對他很好奇，不過女王很快就因為他背叛皮爾而厭惡他。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女王的態度在迪斯雷利極力討好下有所軟化。他告訴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人人喜歡奉承；當你走入宮廷，就應該手拿泥刀不斷粉飾」。記載迪斯雷利生平的作家亞當·基爾希（Adam Kirsch）認為迪斯雷利這樣對待女王，部分原因是他想奉承君主，另一部分原因是他認為忠誠子民就應該這樣對待君主，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作為一個出身中產階級的猶太人，他因為能夠經常與君主見面而畏懼不安。迪斯雷利在第二次任相時和女王建立了深厚友誼。女王和他的關係是除了墨爾本勳爵之外的首相無可比擬的。迪斯雷利第二次擔任首相時，在近代以來都有名無實的吻手禮（Kiss hands）上真的單膝下跪行禮。理察·奧爾德斯（Richard Aldous）在描寫迪斯雷利和格萊斯頓交鋒的書中說，「兩人在接下來的六年裡為雙方利益利用了之間的關係。」
維多利亞女王一直希望得到一個女皇級的頭銜，以反映出英國版圖正在不斷擴張這一事實。她因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頭銜比她高級而苦惱，因為長女的頭銜在女婿繼位後超越她而不安。她還認為成為女皇，等於向世界表明英國在世界上有不斷加強的威望。在非正式的場合，人們為了表達對維多利亞的敬意，已經用印度女皇這個頭銜稱呼了她一段時間。現在她想正式獲得這個頭銜。女王說服了迪斯雷利引入王室頭銜法令，並且私下向他透露她準備親自主持國會開幕。當時的君主只有有求於議員時，才會親身出席大典。迪斯雷利在試探了一些議員之後謹慎回應了女王，並且建議女王不要在御座演說（Queen's Speech）裡面提及這個意願。
迪斯雷利準備完成推動立法時的表現並不出色。他忽略了威爾斯親王和在野黨的意見，結果激起了前者的怒火，引起了後者對他發動大規模攻擊。迪斯雷利其中一個老對手——前財政大臣羅伯特·洛（Robert Lowe）在下院辯論時指責迪斯雷利接受了兩個前任首相都沒有接納的提議。不過，格萊斯頓立即表面他不是兩者之一，而迪斯雷利也在女王的准許下，引用女王的說話表明她此前沒有類似提議。作家布萊克稱迪斯雷利「在演說中痛批洛，摧毀了他的政治事業」。洛為他的說話作出了道歉，此後他再也沒有擔任職位。迪斯雷利說在全倫敦的人當中，他只會不和洛握手，又說「他陷入了爛泥之中，我對他置之不顧。」
迪斯雷利帶著擔憂，勉強地將法令引入下院投票表決，不過結果出人意料地以75票的優勢通過。法令正式生效後，維多利亞開始以「Victoria R & I」作為署名。奧爾德斯在著作中寫道：「然而，不受歡迎的《王室頭銜法令》（Royal Titles Act）動搖了迪斯雷利在下院的權威」。

巴爾幹及保加利亞問題

1875年7月，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的基督徒因為受到宗教迫害和殘暴鎮壓，發動針對土耳其統治者的叛亂。次年一月，鄂圖曼帝國蘇丹阿卜杜勒-阿齊茲一世接受了匈牙利政治家久拉·安德拉什（Gyula Andrássy）的提議，同意進行改革。不過認為勝利在望的叛軍沒有因為蘇丹作出讓步而放下武器，而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好戰份子也加入了戰鬥。土耳其人殘酷鎮壓了起義。和土耳其人暴行有關的消息傳到英國時，迪斯雷利和德比在議會表示不相信它們。迪斯雷利稱它們為「咖啡館的蠢話」，並且表示指控土耳其施行酷刑都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東方人通常用更快捷的方式切斷他們和犯人的聯繫。」
已經辭去黨魁職務離開公眾視線的格萊斯頓在了解到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亞的暴行之後極其憤怒，在1876年8月執筆迅速撰寫了一本小冊子要求施暴的土耳其人撤出保加利亞。迪斯雷利收到格萊斯頓送來的小冊子之後，說小冊子「充滿報復性，文筆低劣···是所有保加利亞駭聞中最為駭人的一個。」格萊斯頓的小冊子銷量極佳，促使了自由黨黨員要求政府和鄂圖曼帝國結束盟友關係。9月3日，迪斯雷利向索爾斯伯利勳爵寫道：「如果沒有這些不快的「暴行」，我們就能建立增添英國榮譽、滿足歐洲大陸的和平。現在我們又要在新起點出發進行工作和控制失去了所有同情的土耳其。」雖然發生了如此的事件，但是迪斯雷利政策仍然向君士坦丁堡傾斜。
內閣將索爾斯伯利勳爵任命為英國代表，派遣他到土耳其出席在1876年12月和1877年1月舉行的君士坦丁堡會議 (十九世紀)。會議召開前，迪斯雷利私下建議索爾斯伯利在會議上為英國爭取軍事占領保加利亞、波士尼亞，以及取得土耳其陸軍的控制權。索爾斯伯利忽略了迪斯雷利被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Andrew Roberts）稱之為「可笑」的意見。最後與會的西方代表未能和土耳其人達成共識。
1877年2月議會開幕時迪斯雷利以伯爵身份升入了上院。他在整個議期內只在2月20日發表過一篇有關近東問題的演說，他在演說中表示各國必須維持巴爾幹的穩定，而迫使土耳其割讓領土並不會實現這個目標。他希望土耳其人能夠允許英軍占領某些戰略重點作為英方與其簽署和約的回報。他認為軍事占領可以令俄國不敢輕舉妄動，不過他的內閣同僚都傾向於瓜分鄂圖曼帝國。就在迪斯雷利抱病和閣員辯論的時候，俄國在4月21日入侵土耳其發動了戰爭。

柏林會議

1877年12月，攻入鄂圖曼領土的俄軍占領了保加利亞的戰略重鎮普列文。君士坦丁堡陷落似乎指日可待。俄國人的進展令部分英國人不再計較鄂圖曼的暴行，要求政府介入戰爭幫助土耳其。另一部分英國人則希望俄國人取得更多進展。俄軍攻陷普列文成為了各間報社幾個星期內的重要新聞，在很多人看來迪斯雷利預言俄國人會威脅英國在地中海東部的利益的確屬實。國民的沙文主義情緒增加了迪斯雷利的政治支持率，而女王為了表示支持他，也打破慣例到訪他的鄉間宅邸休伊登。政府在一片戰爭狂熱中向議會申請6,000,000英鎊撥款作為準備海陸軍的軍費。復出的格萊斯頓反對撥款，不過在這個問題上只有小半的自由黨議員追隨他。除了一些人認為迪斯雷利太弱軟弱沒有立即向俄國宣戰之外，大部分人都支持他的政策。
土耳其擔心俄軍進占君士坦丁堡向俄方求和，在1878年3月簽署了《聖斯特凡諾條約》，割讓領土建立了覆蓋巴爾幹大部分地區的保加利亞。根據條約，俄軍最初會駐紮在保加利亞之內，所以新國家將會成為俄國的附庸國。鄂圖曼在歐洲的其他領土也會取得獨立，而俄國則會取得另外一些領土。英國人並不接受這一條約，發出抗議並且希望俄國會參加俾斯麥提出的柏林會議。內閣討論了迪斯雷利提將印度部隊部署在馬爾他再轉運到巴爾幹，並且動員的提議。德比辭職以示抗議，職位由索爾斯伯利頂上。因為英國正在積極備戰，所以俄國人和土耳其人同意在柏林協商。
會議召開之前，英俄雙方在1878年4月至5月進行了秘密談判。俄方願意在大保加利亞上作出讓步，不過決心保留歐洲的比薩拉比亞、黑海東岸的巴統和卡爾斯。為了抗衡俄國的領土擴張，英國與鄂圖曼談判取得了賽普勒斯做海陸軍基地之用。取得該島後，迪斯雷利接受了俄國的領土擴張。
1878年6月至7月進行的柏林會議的中心是迪斯雷利和俾斯麥。普魯士宰相後來在他人參觀他家時說：「中間的是我君主的肖像，右邊的是我妻子的肖像，而左邊的則是比肯斯菲爾德勳爵的肖像」。迪斯雷利在會議上以英文而不是至今仍是國際外交語言法文發言引起了一片喧囂。按照其中一個說法，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駐柏林大使奧多·羅素勳爵（Lord Odo Russell）為了避免他在與會者面前展現糟糕的法文，對他說大家都希望他這位英文大師以自己的語言發言。
迪斯雷利將詳細工作交給索爾斯伯利，自己負責製造保加利亞統一的障礙。迪斯雷利不是總是如願以償：他希望巴統能夠成為非軍事化地區，但是俄國人堅持己見，並且在1886年加固了城鎮。會議期間英奧雙方公布了《賽普勒斯協定》（Cyprus Convention），令迪斯雷利再次成為轟動一時的人物。
迪斯雷利促成了土耳其必須在歐洲保留一定的領土以保衛達達尼爾海峽的共識。據說，迪斯雷利在俄國不願讓步時吩咐秘書為俄國代表召喚特別火車，方便他們返國開戰。雖然俄國最終作出了讓步，但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後來還是說會議是「受俾斯麥統領的歐洲反俄聯盟」。
1878年7月13日各國代表在柏林拉齊維烏宮簽署了條約。英國的政府首腦就是在這時首次以「首相」身份簽名。迪斯雷利和索爾斯伯利返國在德文和倫敦受到了英雄的待遇。首相在唐寧街10號門口收到了女王送來的花束。他告訴門前的人群，「索爾斯伯利和我為你們帶回了和平——我希望是帶有榮譽的和平。」女王意欲冊封他為公爵，為他婉拒，不過他表示只要索爾斯伯利能獲頒嘉德勳章，他就願意接受相同殊榮。柏林流傳著俾斯麥對迪斯雷利的讚譽，「Der alte Jude, das ist der Mann！」

阿富汗及祖魯戰事

會議完結幾周之後，內閣考慮了發起大選利用民眾情緒的可行性。當時的國會以七年一屆，除了出現突發情況之外，一般都只會在第七年舉行大選。迪斯雷利決定不提前發起大選的第一個原因是當時的國會在上屆大選以後只維持了四年半的時間，第二個原因是當時並沒有保守黨將會大敗的徵兆。很多歷史學家認為迪斯雷利不發起大選是一個巨大錯誤。不過，布萊克則認為當時的地方選舉已經出現了不利保守黨的結果，所以迪斯雷利選擇等待並沒有錯過機會。
因為成功入侵印度的軍隊通常來自阿富汗，所以英國人在19世紀30年代以後，一直都在監視甚至有時干預阿富汗的事務，以防備俄國勢力滲入中亞。1878年，俄國在喀布爾設立了使館。阿富汗人並沒有像英國人所希望那樣抗拒俄國人。印度副王利頓勳爵（Lord Lytton）擅自向阿富汗人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他們接受英國使團並且驅逐俄國代表。他沒有理會首相的警告，堅持執行自己的計劃。因為對方沒有作出回應，所以由羅伯茨勳爵指揮的英軍發動了進攻。英國人在輕鬆地擊敗敵軍後，不但安插了統治者，還留下了使館和駐軍。
英國的南非政策是鼓勵以英國人為主的開普殖民地、納塔爾殖民地（Colony of Natal）和布爾人為主的南非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結成聯邦。開普殖民地總督巴特爾·弗里爾爵士（Sir Bartle Frere）認為土著部落不承認英國政府，聯邦就不能建成。他向祖魯人提出了要求，收到了意料之中的回拒。弗里爾在最後通牒即將過期之前才向政府匯報了他的行動。迪斯雷利唯有支持他的行動，並且在1879年1月初派出援軍。在援軍到達之前，一支行軍極快隱蔽極佳的祖魯軍團（Impi）在1月22日突襲了英軍營地。過千英國及殖民地部隊在伊散德爾瓦納戰役陣亡。英軍戰敗的消息在2月12日才抵達倫敦。迪斯雷利寫道，「恐怖的災難直達我的內心」。他批評了弗里爾，不過沒有將他撤職，受到了各方非難。迪斯雷利任命嘉內德·沃爾斯利爵士為高級專員和總指揮與祖魯人交戰。英軍最終在1879年7月4日的烏倫迪之役徹底擊敗了祖魯人。
1879年9月8日，喀布爾使館的路易斯·卡瓦那裡爵士（Sir Louis Cavagnari）和其他使團成員為叛亂的阿富汗士兵所殺。羅伯茨展開了為時六周的遠征懲罰阿富汗人。

1880年大選

1874年大選後格萊斯頓以格林尼治（Greenwich）議員身份回到國會。他在選舉中得票第二，在保守黨候選人之後，所以結果對他而言不像勝利而像失敗。1878年12月，他得到了自由黨愛丁堡郡（Edinburghshire）下屆大選候選人提名。愛丁堡郡又名中洛錫安郡（Midlothian），是蘇格蘭的一個小型選區，由兩個貴族——分別是保守黨黨員巴克盧公爵（Duke of Buccleuch）和自由黨黨員羅斯伯里伯爵控制。羅斯伯里既是迪斯雷利的朋友，也是格萊斯頓的朋友。他在到了美國進行考察後，認為英國政治家也可以使用當地的競選活動方法。格萊斯頓在1879年1月接受了他的建議，展開了中洛錫安宣傳（Midlothian campaign）活動，在全國各地向民眾演講批評迪斯雷利。
對保守黨不利的因素還有惡劣天氣引致的農業歉收。四個連續的潮濕夏季對農業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穀物法取消後，農民不再可以像以往一樣提高價格彌補損失，因為從美國入口的穀物令價格一直保持在低位。其他歐洲國家採用了保護政策應對類似困境，有人向迪斯雷利作出恢復穀物法的建議，為他所拒絕，因為穀物法會提高生活價格導致城市工人階級不滿。保守黨在經濟困頓的環境裡面失去了很多農民的支持。
1879年，迪斯雷利的身體狀態繼續惡化。因為抱病在身，他在11月參加於市政廳舉行市長大人晚宴時遲到了四十多分鐘。雖然很多人指出他的外表十分健康，但是這個外表是他盡了極大努力才得以維持的，當他告訴出席者他準備在明年再度參加晚宴時，很多人發出了笑聲。格萊斯頓隨後又進行了他的宣傳活動。雖然迪斯雷利在公開場合表現得十分自信，但是他在私下裡已經估計到保守黨將會在下屆大選失敗，開始考慮首相辭職授勳名單（Prime Minister's Resignation Honours）人選。
雖然保守黨黨員籠罩在悲觀氣氛之中，但是他們在1880年初受到了一點鼓舞——保守黨候選人在自由黨據點南華克（Southwark）的補選中取得了意外勝利。內閣因此下定決心要執政到國會解散為止。三月初他們重新考慮了策略，決定儘早展開競選活動。3月24日，議會解散。一個星期之後首個選區開始投票。
迪斯雷利沒有公開參與競選活動，因為貴族並不適宜發表演說影響下院選舉。另外兩個保守黨領袖——索爾斯伯利和印度事務大臣克蘭布魯克勳爵（Lord Cranbrook）也因此不能向民眾演講。和預測不同，保守黨不但遭到了失敗，而且被自由黨拋離。自由黨取得了大約50席的絕對優勢。

病逝

迪斯雷利知道這將是他最後一次任相，沒有因為失敗而加罪於人。他告訴布拉德福德勛爵夫人他離任的工作和上任的工作一樣多，而且比較苦悶。女王因為他敗選而感到苦悶。在1880年4月21日辭職前，他提交了他自己的私人秘書蒙塔古·科里（Montagu Corry）也包括在內的授勳名單。
回到休伊登後，迪斯雷利對自己的失敗進行了反思，並且繼續創作《恩迪彌翁》（Endymion）。他在1872年就開始寫這本小說，但沒有完成就因為1874年大選而停筆。1880年11月，他在迅速完成撰寫工作後，出版了小說。他透過中間人繼續和維多利亞女王保持通訊。1881年1月國會復會後，他在上議院擔任保守黨領袖，企圖適度影響格萊斯頓的立法程序。
患上哮喘和通風後，迪斯雷利一直避免到戶外活動，以避免病情惡化。3月，他又染上了支氣管炎，除了在26日出門和索爾斯伯利等保守黨領導人會面之外，他一直臥病在床。他的朋友敵人都在他彌留之際前來探望他。迪斯雷利婉拒了女王來訪他家，「她只會請我向艾伯特傳話。」4月5日，他收到了女王的最後一封來信，幾乎失明的他在拿著信件片刻後請樞密院委員巴林頓勳爵（Lord Barrington）讀出其中的內容。其中一封簽名是「一個工人」的信件讓他十分高興，「不要死，我們不能沒有你。」
醫生為了避免影響公眾，在迪斯雷利病危的情況下，發布了樂觀的消息。時任首相格萊斯頓多次要求調查對手的病況，並且在日記中寫道，「願上帝在他的枕邊。」公眾對前任首相的求生搏鬥有極大興趣。迪斯雷利習慣在復活節接受聖禮。不過他的朋友和家人擔心接受聖禮會導致他失去求生意志，所以沒有按照他的習慣讓他接受聖禮。復活節後的星期一早上他開始語無倫次，然後陷入昏迷。雖然有謠言指他的逝世前所詠誦的是猶太教申述對上帝的篤信的施瑪篇（Shema），但是迪斯雷利受確認的遺言是「我想活但不怕死」。
迪斯雷利的遺囑執行者擔心太多人群會前來致敬，所以沒有安排公開的葬禮。4月26日，在休伊登舉行的葬禮的喪主是最終得到這個莊園的迪斯雷利兄弟拉爾夫（Ralph）和侄子科寧斯比（Coningsby）。女王非常悲傷，考慮了冊封拉爾夫或科寧斯比為貴族以紀念他的可能性，不過她最終打消了念頭，因為兩人不適合取得爵位。她受禮儀所限，不能參加他的葬禮，但仍然送出了報春花。她在葬禮結束四日後到墓地擺放了一個花環。
迪斯雷利與妻子同葬於休伊登聖米迦勒及諸天使教堂（Church of St Michael and All Angels）的一個墓室。教堂裡面還設有一個由維多利亞女王樹立的紀念高壇。他的遺作由私人秘書羅頓勳爵處理。迪斯雷利的墓室裡面也存放著詹姆斯·布里奇斯·威廉斯（James Brydges Willyams）的妻子莎拉（Sarah）的遺體。迪斯雷利一直莎拉進行通訊，坦白地討論政務。1865年她在逝世後給迪斯雷利留下一筆遺產幫助了他還清債務。迪斯雷利的遺產價值84,000英鎊。
迪斯雷利在西敏寺內有一個紀念碑，它是由格萊斯頓在下院演講紀念他時提議樹立的。格萊斯頓為了避免尷尬沒有出席迪斯雷利的葬禮。他的演講一如公眾所料，讚揚了迪斯雷利的品質，但沒有談及他的政治觀點，成為此類演講的模範。

文學

布萊克評價說迪斯雷利「寫出了一個極好的詩篇，一個差得難以置信的五幕無韻悲劇。除此之外他寫了一篇政治理論論文和一部優秀的政治傳記——《喬治·本廷克勳爵生平》···非常公允準確。」不過決定迪斯雷利文學成就的是小說。他的小說的批評意見一開始就是分開的。R·W·斯圖爾特（R W Stewart）觀察到評論迪斯雷利小說總是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的，另一個是藝術的。批評家Robert O'Kell同時用兩個標準評論了他的作品，「即使你是堅定的托利黨黨員也不可能當迪斯雷利是一流的小說家。同樣，即使你厭惡他作品的浮誇，也不可能稱他為無足輕重的作家。」
迪斯雷利早期的「銀叉」小說《維維安·格雷》和《年輕的公爵》的特點都是描述了浪漫化的貴族生活，刻畫了略加掩飾的知名人物。他早期的部分作品也描繪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拜倫式雙重性格：既是一個浪漫的詩人也是一個大膽的行動者。他最有自傳色彩的作品是嚴肅但效率不佳的小說《孔塔里尼·弗萊明》。批評家威廉·庫恩（William Kuhn）認為迪斯雷利的小說可以當成「他從來沒有寫過的回憶錄」那樣來讀，它們透露了一個受到維多利亞時代社會規範拘束的政治家的內在生活。
布萊克稱另外一部19世紀30年代的小說《阿爾洛伊》「賺錢但枯燥無味」，而其他同時代的小說《伊斯坎德爾的崛起》（The Rise of Iskander）、《地獄的婚姻》（The Infernal Marriage）、《天堂的伊克希昂》（Ixion in Heaven）則影響很小。他下一部成功作品是《亨利埃塔·坦普爾》。小說按照他和亨利埃塔·賽克斯的感情，講述了一個負債纍纍的年輕男子在權益婚姻和激情之間作出抉擇的故事。《維尼夏》則是一部為錢而寫的次要作品。
19世紀40年代迪斯雷利創作了一個帶有政治主題的三部曲。布萊克認為迪斯雷利的《科寧斯比；或，新世代》（Coningsby; or, The New Generation）「在小說類作品中加入了政治元素，表明了自己的信念：英國未來成為世界強國的關鍵在於有一群年輕、充滿理想的政治家，而不在於有一幫自滿的守舊衛士。」在《科寧斯比》之後的是另一部政治小說《西比爾；或，兩個民族》，和前作相比更加現實、目光銳利。次標題「兩個民族」是指具有巨大經濟社會差距的特權精英和貧窮工人。三部曲的最後一作《唐克列德；或，新十字軍》則強調了國教會在重振國家萎靡不振的精神方面擔當的角色。
迪斯雷利最後兩部完成小說是《洛塞爾》和《恩迪彌翁》。丹尼爾·R·施瓦茨（Daniel R Schwarz）稱前者是「迪斯雷利意識形態的天路歷程」，講述了一個內容與聖公會、天主教教會角色有關的政治故事。《恩迪彌翁》雖然以輝格黨黨員為主角，但是結尾說明了迪斯雷利本人的經濟政策和政治信念。迪斯雷利一直在著作裡面用稍加改動的角色嘲笑自己的敵人：《恩迪彌翁》中的聖巴布（St Barbe）普遍被視為諷刺威廉·梅克比斯·薩克萊的角色——三十年前，薩克萊在《笨拙雜誌》（Punch）冒犯了迪斯雷利。迪斯雷利的遺作《法爾科內》（Falconet）的同名死板中心人物，毫無疑問是諷刺格萊斯頓的角色。

政治

迪斯雷利病逝後，索爾斯伯利開始了他長達二十年的領袖生涯。保守黨在此期間都在強調已逝領袖的「一國保守主義」，說明保守黨和城市精英自由黨不同，和工人階層享有同一信念。比如說，迪斯雷利經常強調提高市區工人的生活質素重要性。保守黨試圖勾起工人階級對迪斯雷利記憶，因為他和工人的關係據說非常融洽。20、21世紀的歷史學家重新評估了他這一方面的政策。1972年，B·H·阿博特（B H Abbott）指出不是迪斯雷利而是倫道夫·邱吉爾勳爵發明了「托利黨民主」（Tory democracy）這個詞彙，不過將它變成保守黨政策和哲學必要部分的人仍然是迪斯雷利。2007年，帕里寫道，「托利黨民主的神話在20世紀60年代經過學術研究的詳細審視後不復存在，他們展示了迪斯雷利對推動社會立法方面只有很少興趣，在處理1867年的議會改革時非常靈活。」儘管如此，帕里仍然認為現代保守黨之父是迪斯雷利而不是皮爾。保守黨政治家、作家韓達德在2013年指出，「[迪斯雷利]不是一個一國保守主義者——不單單是因為他從未使用這個詞彙。他完全反對其中的概念。」
迪斯雷利擴張大英帝國的熱情也被視為他吸引工人階級選民的原因之一。在他取得保守黨領導權之前，帝國主義一直是自由黨黨員——當中最為著名的是巴麥尊的政策，而保守黨對此總是有所抱怨。迪斯雷利令保守黨變成了最為支持帝國和軍事行動以鞏固地位的政黨。迪斯雷利傾向於這一思想，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視之為保守黨的優勢，另一部分原因他想和厭惡帝國擴張的迪斯雷利對抗。布萊克稱迪斯雷利的帝國主義「決定了保守黨在多年之後的走向，而他所開創的這個傳統可能是保守黨在那個世紀最後二十幾年裡面贏取工人階級支持的最大資本」。部分歷史學家認為迪斯雷利對帝國和外交的取態背後有狼滿的推動力：阿博特寫道，「迪斯雷利在托利黨神秘的御座、教會、貴族和人民概念後面加上帝國。」另一些學者在他的政策裡面發現了實用的成份。為格萊斯頓作傳的菲利普·馬格努斯（Philip Magnus）比較了迪斯雷利和格萊斯頓的外交政策，指出迪斯雷利「從未真正理解崇高道德原則和他們在外交政策上的實際應用，推行的政策經常不但沒有增進國家利益，更破壞政治穩定。」在帕里看來，迪斯雷利的外交政策「可以視為空中的巨型城堡，或者是強迫英國商人階層清楚認識歐洲政治現實的過遲嘗試。」
迪斯雷利在生時他的對手甚至他的朋友和盟友都會質疑他是否真正信仰他自稱擁護的觀點，或者是這些觀點有沒有被他當作成為終身政治家的條件所採納，他是不是裝腔作勢地鼓吹自己不信仰的觀點。約翰·曼納斯勳爵在1843年青年英格蘭運動進行時寫道，「如果我能說服自己迪斯雷利相信他自己所說的話，我將會更加高興：他的歷史觀點和我非常相同，但是他真的相信他們嗎？」布萊克在1966年指出這個問題在以往不能回答，現在回答更是不可能了。然而，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在討論迪斯雷利政治觀點的雜誌文章裡面說，爭論他的思想也是一併爭論了他幾乎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而「不可能將它僅僅當作罪犯進入英國政治殿堂的工具。」
斯坦利·溫特勞布（Stanley Weintraub）在他所作的迪斯雷利傳記中指出，他的題材人物為英國邁向20世紀作出了極大貢獻，在受到自由黨對手格萊斯頓的阻礙的情況下，通過了19世紀其中一個最偉大的改革法令。「他將女王抽出居喪，將她變成國家象徵，創造托利黨民主氣候，協助英國保留了君主立憲制。他為英國鉸接了一種持續到二戰的帝國角色，並且將不時自我孤立的英國帶入協調之中。」
弗朗西斯·沃爾什（Frances Walsh）評論了迪斯雷利在公眾生活中的多個層面：
迪斯雷利逝世後，他在保守黨的萬靈殿裡的地位，仍然存在爭議。迪斯雷利迷倒了時人、劃分了時人的政治觀點。他被很多人，包括他的一些同僚視為一個冒險家，一個騙子，但是，也有人視他為目光長遠的、愛國的政治家。作為演員的他，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過眾多角色：拜倫式英雄，文人，社會批評家，議會內的演奏家，休伊登的鄉紳，皇室成員的好友，歐洲政治家。他特殊、複雜的性格給研究他的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帶來了一個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