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大屠殺

起源

中文圈外大屠殺「Holocaust」一詞源自希臘文「Holókauston」（燔祭），指將動物作為祭品獻給神靈，意為動物的「全部」（olos）被「燒毀」（kaustos）。英語中以「Holocaust」代指大屠殺已逾數百年。在二戰之前，「Holocaust」曾被邱吉爾用來指代一戰期間鄂圖曼帝國對亞美尼亞的大屠殺。1933年，這一詞語被用於形容納粹的焚書行徑，此為這一詞語首度用於形容納粹。自1960年代起，該詞轉而被學者及流行作家用來特指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行為。1978年後，電視連續劇「Holocaust」將該詞在大眾中普及開來。
聖經詞彙「Shoah」（希伯來語：שואה‬‎，或Sho'ah、Shoa）意為「浩劫」，並早在1940年代成為希伯來文中成為大屠殺的同義詞，特別是在歐洲和以色列。「Shoah」被猶太人引用是出於許多原因，神學中「holocaust」一詞含有貶義，同時該詞特指希臘當地的習俗。意第緒語中稱為「חורבן」（Churben 或 Hurban），源自希伯來語，原意是指耶路撒冷神廟的毀滅。納粹屠殺的倖存者稱大屠殺為「der letster khurbn」（最近一次的毀滅），意即此次屠殺不過是猶太歷史中最近一次的苦難。
納粹使用委婉語「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來描述該種族滅絕政策，並使用「不配活著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來代指受害人，並以此來證明自己行為的正當性。

制度性合作

邁克·貝倫鮑姆寫道：「德國變成了一個『種族滅絕之國』。……國家所有複雜的機構都參與了屠殺。牧區教堂和內政部提供出生記錄、告發猶太人；郵局寄送放逐令和剝奪國籍令；財政部沒收猶太人財產；德國公司解僱猶太工人、終止猶太股權；大學拒絕錄取猶太學生、否定猶太文憑、解僱猶太院士；政府交通官員準備去往集中營的火車；德國藥廠測試毒藥；公司為火葬場競標；遇害人明細則使用德國IBM公司製造的打孔機，提供了屠殺的詳細資料；當犯人進入死亡營時，他們被迫繳納所有個人財物；德國國家銀行協助將從受害者那裡盜取的財產透過秘密帳戶來洗錢……在這些加害者的眼中，《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是德國的一個偉大成就。」
歷史學者掃羅·弗里德蘭德寫道：「整個德國和歐洲沒有一個社會群體、宗教組織、學術組織或專業協會表示出自己對猶太人的支持。」他寫道，一些基督教堂稱「皈依」的猶太人也應該被劃入這一群體，但在一些程度上被限制。弗里德蘭德稱這些都使得大屠殺富有獨特的性質，因為其反猶政策被實施時，沒有遇到任何干預，如在現代社會中工業組織、小微企業、宗教團體或其他利益集團、遊說組織的抗議。

意識形態與尺度

其它的種族滅絕主義是實用性的，即占領土地，控制資源。以色列歷史學家耶胡達·巴爾稱：
大屠殺的基本動機是純粹的意識形態，植根於納粹的幻想世界，即猶太人密謀控制世界，反對雅利安的征途。這樣的屠殺行動是完完全全來自神話、幻想、抽象、非實用性的意識形態，是空前絕後的——而它的執行卻是十分理性，十分實用主義的。
德國歷史學家埃伯哈德·傑克爾在1986年寫道了大屠殺的獨特性質：
從來沒有一個有責任心的國家領袖使用其權威，來決定並宣布某個特定人群，包括所有年齡段、婦女、兒童、嬰兒，都應該被迅速地清除掉，並使用了整個國家一切可能的力量來執行這種暴行。
這種屠殺在超過35個德控制區被系統化地執行，1939年中東歐有700萬猶太人，其中500萬猶太人在那裡被屠殺，其中包括波蘭占領區的300萬，以及蘇聯的100萬人。數以萬計的猶太人死在了荷蘭、法國、比利時、南斯拉夫、希臘。萬湖會議召開是為了謀求最終解決方案，納粹在此試圖將屠殺擴散到英國，以及其它中立國家，如愛爾蘭、瑞典、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
有三到四個猶太裔祖父母的人都被殺無赦。在其它種族滅絕政策中，人們可以通過改宗或同化來躲過一劫。這對於猶太人來說不適用，除非他們的祖父母在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之日（1871年1月18日）前放棄猶太教。所有有近期猶太親屬的人，都會在納粹的控制區遇害。

集中營

使用毒氣室、進行系統化的種族滅絕行動是大屠殺的一個特徵，這是在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如此地公開地進行大肆處決。這些滅絕營包括奧斯威辛集中營、海烏姆諾滅絕營、貝爾賽克滅絕營、 馬伊達內克滅絕營、索比堡滅絕營、特雷布林卡滅絕營、瑪麗·特羅斯特內茲滅絕營、亞塞諾瓦茨集中營。

人體實驗

納粹屠殺的另一大特點大量使用人類作為「醫學」實驗品。勞爾·海爾堡（Raul Hilberg）的文獻指出「就納粹黨員人數來說，德國醫生較之其它專業更加高度納粹化。」他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達豪集中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等地進行人體實驗。
最為臭名昭著的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約瑟夫·門格勒醫生。他將實驗對象放入壓力室，在他們身上做藥物實驗、冷凍實驗，通過向兒童眼睛裡注射化學品以改變其顏色，以及其它各種截肢等手術。他所做的一切已經不可能被全部知曉，因為檔案被送往威廉皇家學院（Kaiser Wilhelm Institute），後被奧特瑪·馮·維斯徹爾（Otmar von Verschuer）醫生銷毀。倖存者在之後講述了相關的噩運。
他在羅姆兒童身上進行了大量的實驗。通過給孩子們糖果和玩具，他將孩子們帶到毒氣室裡。孩子們會叫他「門格勒叔叔」。維拉·亞歷山大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徒，負責照料50對羅姆雙胞胎，他回憶道：

我記得一對特別的雙胞胎：吉多和艾娜，大概四歲。一天，門格勒將他們帶走。當孩子們回來時，情況十分恐怖：倆人背靠背地被縫在了一起，好像連體雙胞胎那樣。傷口出現感染，不停地流膿。孩子們晝夜哭喊。他們的母親——我記得她名叫斯特拉——給孩子們注射了嗎啡，以便幫他們了結痛苦。

水晶之夜（1938）

又名「碎玻璃之夜」（The "Night of Broken Glass"）。
1938年11月7日，猶太青年赫歇爾·格林斯潘在巴黎暗殺了德國外交官恩斯特·馮·拉特。這起事件成了納粹政府用來跳脫針對以法律迫害猶太人的範圍，將其升級為大規模物理性衝突的藉口。其所聲稱的「公憤」實際上也是納粹政府在背後煽動、由衝鋒隊執行的一波迫害行動，範圍包括德國、奧地利、蘇台德區。這些迫害行動被稱之為「水晶之夜」（The "Night of Broken Glass，意為碎玻璃之夜，指被打破的猶太商店櫥窗玻璃有如水晶）或「十一月迫害」。猶太人遭到襲擊，他們的財產被洗劫，超過7,000個商鋪和1,668座猶太教堂（幾乎是德國境內的全部教堂）被掃蕩。
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為91人，事實上應該遠高於此。30,000人被送往集中營，包括達豪集中營、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奧拉寧堡集中營，他們被關押數周后被釋放，前提是答應在近期離開德國，或將財產上交納粹黨。1938年11月11日，納粹政府通過了《猶太人持有武器禁令》（Verordnung gegen der Waffenbesitz der Juden），禁止猶太人持有槍枝或其武器。猶太人被集體要求賠償迫害所造成的財物損失，價值將近幾十萬德國馬克，並要繳納超過十億馬克的「贖罪稅」。在這一輪迫害之後，猶太出境移民加速，而在德國的猶太公共生活不復存在。

重新安置與驅逐出境

在戰爭打響之前，納粹考慮過將徳裔猶太人從歐洲驅逐出去。希特勒曾於1938年同意了將數以千計的猶太人趕出德國的「沙赫特計畫」（Schacht），標誌了在當時德國政府還未進行系統化的屠殺行動。
有的計劃試圖將猶太人送往前德國殖民地重新安置，如坦噶尼喀、西南非，以便幫助收復因《凡爾賽條約》而失去的這些地區。然而這一計劃被希特勒否決，他表示絕不能讓「沾有德國英魂鮮血的土地被德國最大的敵人所玷污。」另外還有其它外交策略嘗試將猶太人送往其它地區，如前英法殖民地。幾個被考慮過的地點包括英屬巴勒斯坦、羅德西亞、衣索比亞、法屬馬達加斯加、澳大利亞等地。
在上述地區中，馬達加斯加的討論最為激烈。萊因哈德·海德里希稱這項「馬達加斯加計劃」是「地域性的最終解決方案」，該地位置偏遠、島上的環境惡劣，容易導致死亡。 1938年，計劃被希特勒批准，重新安置計劃由阿道夫·艾希曼的部門進行執行，並於1941年大屠殺開始時終止。回頭看來，雖然計劃最終不了了之，但它卻為大屠殺在心理上鋪墊了道路。1942年2月10日，「馬達加斯加計劃」被宣布廢止。德國外交部的官方解釋是由於與蘇聯的戰爭爆發，猶太人將會被「送往東方」。
納粹政府還有提出一些另類方案，如將歐洲猶太人轉送到西伯利亞地區。在納粹的重新安置計劃中，巴勒斯坦是唯一一個有了顯著成果的地區。1933年，德國猶太人復國主義聯盟與納粹政府達成了《哈瓦拉協定》，60,000名徳裔猶太人將從德國送往巴勒斯坦，並得到了一億美元的轉移款項，然而此計劃因二戰爆發而不了了之。

德國盟國及其占領區

1940年，德國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盧森堡、比利時、法國；1941年，德國及其盟友又控制了南斯拉夫、希臘。反猶主義被輸送到這些國家中，並根據當地政治局勢的不同而在程度和節奏上有所不同。猶太人被迫離開經濟和文化生活，並受到各種苛刻律令的壓制，但在1942年之前，大規模的物理驅逐還沒有開始。德國的傀儡政權維希法國積極配合對法裔猶太人的迫害。德國的盟友義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芬蘭也受到相應壓力，被迫制定反猶政策，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直到被催促時才囉嗦執行。義大利及匈牙利政府亦將他們國境內的猶太人送往德國的集中營，羅馬尼亞則在蘇德戰爭時期在敖德薩屠殺了大量猶太人（1941年敖德薩大屠殺），而保加利亞及芬蘭則沒有迫害反而將猶太人保護。在戰爭中，有900名猶太人、300羅姆人從貝爾格勒的班吉卡（Banjica）集中營逃離，這主要是由塞爾維亞共產黨人、保皇黨人和其它抵抗運動者組織的。德國及義大利的傀儡政權克羅埃西亞則積極自發地迫害猶太人，並與1941年10月10日頒布了《將猶太財產和公司國有化法令》。

波蘭總督府和盧布林保留地（尼斯科計劃）

1939年9月28日，德國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蘇聯達成協議，控制了波蘭盧布林地區以及瓜分了立陶宛，之後根據「尼斯科計劃」建立了盧布林保留地。保留地由阿道夫·艾希曼設計，後者負責將德國、奧地利、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等地區的猶太人驅除乾淨。三周後的1939年10月18日，他們將第一位猶太人送往盧布林地區。第一列滿載猶太人的火車從奧地利、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駛出，到1940年1月30日，總計有78,000名猶太人從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轉送到盧布林。1940年2月12和13日，波希米亞猶太人被送至盧布林保留地，使得波西米亞地方官弗朗茨·許威德-科堡首先宣布他的省份「沒有猶太人了」。1940年3月24日，戈林暫停了「尼斯科計劃」，並在4月底將其完全放棄。在尼斯科計劃被終止時，總計有95,000猶太人被送往尼斯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中途因飢餓而死。
1940年7月，維持波蘭總督府龐大的人群變得越來越困難，希特勒暫時叫停了安置計劃。
1940年10月，地方官約瑟夫·布克爾和羅伯特·海因里希·華格納督辦了「布克爾行動」（Operation Bürckel），將猶太人從他們的省份和被帝國兼併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趕入尚有餘地的法國。只有混血的猶太人沒有被驅逐。1940年10月22-23日晚，有6,500名猶太人被布克爾行動驅逐，並僅僅給予了至多兩小時的警示時間，就被押解起來。9輛滿載猶太人的列車在「沒有對法國官方有任何告知」的情況下長驅直入，後者對此怏怏接受。被安置人員不得攜帶任何物品，財物則全被德國官方沒收。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則將維希政府的抗議以「最為拖拉的方式」進行處理。結果，被布克爾行動驅逐的猶太人被維希政府拘禁在環境惡劣的居爾（Gurs）收容所、里韋薩爾特營、米勒斯營，等待機會返回德國。
1940到1941年間，在德控波蘭地區對猶太人的屠殺行動不斷，將猶太人向波蘭總督府的輸送持續。德國，特別是柏林地區的猶太人清除工作直到1943年才完全告終（在此期間，許多猶太人可以通過躲避來苟延）。到1939年12月，總計有350萬猶太人被送入擁擠的波蘭總督府地區。

集中營與勞改營（1933–1945）

第三帝國於成立之初即創建了集中營。起初，集中營只用於關押犯人，儘管死亡率高達50％，但並非專用於屠殺。1939年後，集中營越來越多地處死猶太人、戰俘，或讓其苦役、不給飯吃、虐待等等。據估算，德國在歐洲占領地建立起約15,000座集中營。，直至1942年，德國僅在波蘭境內就建立了6所專司大規模屠殺的大型集中營。新集中營主要關押猶太人、波蘭知識分子、共產黨人、羅姆人、辛特人。這些囚犯通過鐵路運送，其惡劣的環境導致許多人還沒到目的地就一命嗚呼。
苦役是一種系統化的滅絕政策——囚犯會被處以苦役、勞動致死，或是竭力工作後，被送往毒氣室或槍決。奴隸們會被用於軍工製造，如在米特堡-朵拉集中營生產V-2火箭，或是茅特豪森－古森集中營生產其它武器。
進入時，一些集中營為囚犯印製臂章。勞力的工作時間表為12-14小時輪替制。有時，囚犯們的點名就需要幾個小時，導致許多人暴曬致死。

隔離區（1940–1945）

在入侵波蘭後，納粹設立了猶太隔離區，囚禁猶太人和一些羅姆人，並最終將他們送往滅絕營。1939年9月29日，海德里希在給別動隊頭子的信中命令建立委員會。每個隔離區由一個猶太委員會（Judenrat）管理，德方任命猶太社區領袖，後者負責隔離區的日常運轉，包括分發食物、水、取暖、設立庇護所等。委員會的基本策略是將損失最小化，與納粹合作，接受日益殘酷的虐待，懇求更好和更仁慈的待遇。委員會被要求安排人員，將他們送到滅絕營去，因此，在制定下一批離去的人員列表時，每一位猶太委員會成員都面臨著勇氣與品質的考驗。猶太委員會成員嘗試了拖延、賄賂、阻撓、求情、辯論等各種方式，直到逼不得已為止。有的如哈伊姆·盧特考斯基認為他們的責任是拯救「能夠」被救援的猶太人，這也意味著有部份人也將不得不被犧牲掉；反之，也有信仰邁蒙尼德思想的猶太人堅持除非有猶太人犯了重罪，否則一個人也不交出去。舉例來說，利沃夫的猶太委員會領袖約瑟夫·帕爾納斯博士拒絕為納粹編訂名單，結果被後者所槍決。1942年10月14日，別廖扎的猶太委員會拒絕與納粹合作，全體成員自盡而亡。
德方利用委員會的重要作用來對隔離區猶太人進行迫害的殺戮：一位官員強調「猶太委員會的權威必須在任何情況下得到支持和強化」，「任何服從委員會指令的猶太人都被視為破壞者。」當雙方合作破裂，如華沙隔離區的猶太抵抗組織取代了委員會的地位時，德國對局勢失去了控制。
華沙隔離區是最大的隔離區，有約380,000人；羅茲隔離區位列第二，有約160,000人。在現實中，隔離區人滿為患，邁克·貝倫鮑姆將其形容為「緩慢、被動的謀殺」工具。雖然華沙隔離區的人口占波蘭首都總人口的30%，但它在面積上只占城市的2.4%，也就是說平均每個房間裡住9.2人。在1940到1942年間，飢餓與疾病，特別是傷寒奪取了數以成百上千人的生命。1941年，有43,000人在華沙隔離區喪命，比例超過十分之一；1942年，有超過一半的人在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死亡。1942年7月19日，希姆萊開始下驅逐令，三天後的7月22日，驅逐從華沙隔離區開始；在之後的52天、到12月12日為止，有300,000乘坐火車離開華沙，前往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很多隔離區一下子變為空城。1942年12月，波蘭東南方的拉克瓦發生了首次的隔離區武裝起義。1943年時又有幾個規模稍大的隔離區也出現了類似的武裝起義，例如華沙和比亞韋斯托克隔離區，但猶太人的抵抗很快地就被擁有壓倒性優勢的納粹軍隊所鎮壓，倖存者不是被處決就是被送進滅絕營中。

迫害（1939–1942）

二戰中，一系列對猶太人的迫害在當地出現，有的受到了納粹的煽動，有的則是自發形成的。例如1941年6月30在羅馬尼亞的雅西爆發了大規模反猶迫害行動，約有14,000名猶太人被羅馬尼亞居民和警察打死。1941年7月，波蘭耶德瓦布內境內的波蘭人在德方秩序警察的目睹下將300名猶太人關入穀倉、放火燒死，此前該地也另有40名猶太人被德國人處死。這些事件經過由波蘭國家紀念學院於2000至2003年透過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對遺骸的發掘考證而得知，也因此推翻了早期遇難者估計人數較多的傳聞。

大屠殺的新方式

從1939年12月起，使用毒氣作為屠殺的新方式。起初，毒氣罐被裝置成筒形，放入密閉的貨車中，用以處決療養院中的精神病人。作為T-4行動的一部分，它被廣泛用于波美拉尼亞、東普魯士、波蘭占領區等地。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能處決多達100人的大毒氣車在1941年11月被使用，設備為發動機排氣裝置而不是筒形。這些毒氣車在1941年12月被切姆諾滅絕營採用，其它15個則被別動隊用在了蘇聯占領地上。這些毒氣車由黨衛隊生產，並由黨衛隊國家安全部監督使用。毒氣車殺死了約500,000人，主要是猶太人、羅姆人和其它種族。這些毒氣車被細心地監控著，在一個月的觀察後，報告指出：「三輛車被使用了97,000次，沒有出現一點故障。」。
波蘭總督府的漢斯·法郎克表示需要研發更加新型有效的屠殺工具，而不是簡簡單單對這些人執行槍決。「我們應該更進一步，設計一些辦法來處決他們。」 這個問題時的黨衛隊實驗出大規模毒氣屠殺方式。克里斯蒂安·沃思（Christian Wirth）可能是毒氣室的發明人。

萬湖會議與最終解決方案 (1942–1945)

1942年1月20日，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柏林郊區萬湖主持了萬湖會議，有15名納粹領袖，把包括一些國務秘書、政府高官、納粹黨領袖、黨衛隊官員以及其它制定與猶太人政策相關的政府部位領導人。會議最初的目的是討論「歐洲猶太人問題」的徹底解決方案。海德里希有意「在各個不同的占領地區規劃出大規模屠殺. . . 作為希特勒下達的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的答覆……為了確保執行，必須讓部委層級官僚知曉，並使其共同承擔執行這項政策的責任。」
艾希曼所作的備忘錄副本被留存了下來，然而海德里希的指示是以「委婉語」的風格寫成，因此會議上的真實用語無從知曉。海德里希在會議上的意見表明將把猶太人轉送至東方，代替之前的對外移民政策。這項政策不過是最終解決方案之前的一個臨時計劃，涵蓋了1100萬名猶太人，範圍不但包括德國，而且包括了世界上的其它主要國家，如不列顛、美利堅。解決方案是毫無懸念的：「海德里希明確說明在『最終方案』階段，猶太人必須以苦役和大屠殺的方式全部殲滅。」
官方稱猶太人在波蘭總督府有230萬人，匈牙利有8.5萬人，其它國家有110萬人，蘇聯500萬人，但200萬依然在未被控制的領土上。這樣，總計為650萬。他們將會用火車送至地處波蘭的「滅絕營」，然後立即被送入毒氣室。在一些營地，如奧斯維辛營，可以勞動的就先留下，然後再殺。戈林的代表，埃里希·諾依曼博士則帶走了一少部分人用於工業生產。

反應

伊恩·克肖在他1983的著作——《第三帝國公眾意見和政治異議》（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一書中探討了巴伐利亞納粹時期的「日常歷史」（Alltagsgeschichte）。就巴伐利亞人的大多數態度來看，克肖認為最常見的態度是對猶太人的遭遇漠不關心。克肖稱大多數巴伐利亞人只是模糊地知道「浩劫」的存在，較之「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來說他們更關心正在進行的戰爭。克肖做了一個類比：「仇恨建造了通往奧斯維辛的路，但做鋪墊的卻是冷漠。」
克肖的觀點是巴伐利亞人就「浩劫」來說是冷漠的，並暗示德國大眾也同樣如此。這一觀點受到以色列歷史學家、納粹德國大眾意見專家奧托·德芙·卡爾卡(Otto Dov Kulka)，和加拿大歷史學邁克·凱特(Michael Kater)的批評。凱特堅持克肖淡化了公眾的反猶情緒；納粹德國時期，許多「自發的」反猶行動上演，是由於許多德國人參與的緣故，但將納粹看成反猶主義的唯一源泉是錯誤的。卡爾卡稱大多數德國人的反猶情結比克肖《第三帝國公眾意見和政治異議》中描寫的更加強烈，而不是簡簡單單的「冷漠」，「被動服從」可以說是在美化德國人了。
在研究猶太或德意志反納粹統治問題上，德國歷史學家克里斯多福·迪珀在他1983的論文《德國抵抗運動和猶太人》（Der Deutsche Widerstand und die Juden）稱絕大多數反納粹民族保守主義者也是反猶主義。迪珀寫到民族保守主義「官僚就法律上對排斥猶太人一直到1938年都坐視不理。」雖然迪珀注意到德國抵抗組織沒有一個支持大屠殺，但他也提到民族保守主義者也沒有打算在推翻希特勒後恢復猶太人的權益。迪珀繼續辯稱，反對派「中大部分德國人... 認為「猶太問題」存在，應該得到解決...」。
2012年的研究發現在柏林就有3,000個不同功能的集中營，在漢堡則有1,300個，研究員認為德國大眾不可能對這種大事兒不可能不知道。羅伯特·蓋拉特萊認為德國民眾從總體上來講是知情的。蓋拉特萊稱，政府通過媒體公開了他們的計劃，民眾也都瞭然，只有毒氣室除外。與之相反的是歷史證據顯示絕大多數受害人在送入集中營之前，不知道等待他們的命運是什麼，或是拒絕承認噩運；他們只是天真地認為自己不過是將被重新安置罷了。

動機

德國歷史學家漢斯·布海姆搜集了法蘭克福奧斯維辛審判的迫害見證人資料，在1965年寫成論文《命令與服從》（Command and Compliance）。文章提到屠殺猶太人和其他人時，命令並沒有添加脅迫，執行該命令的是出於自由意志。布海姆寫道迴避執行殺戮命令的機會「...不但隨時出現，而且比人們所願意承認的更加實際...」，並寫道沒有證據顯示拒絕履行命令的黨衛隊員被拖入集中營或是被處決。不但如此，黨衛隊規章禁止「無端的虐待」，希姆勒要求他的手下保持「風度」，虐待被認為是行為人極端殘忍，或是期望突出表現自己是個非常熱心的納粹黨員。最後，他認為非犯罪傾向者施刑事因為他們願意遵守團體價值，害怕被貼上「懦弱」的標籤。
大屠殺歷史學家克里斯多福·布朗寧於1992著書《普通人：預備警衛營101營和波蘭的最後解決方案》（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他在其中討論了德國秩序警察預備營101營，該營負責將猶太人圍捕，送往納粹死亡營。預備營的服役者都是來自漢堡的中年男子，工人階級出身。他們不適合執行軍事任務，也沒有在荼毒生靈上接受太多訓練。司令員則為部下給出選擇：如果他們覺得受不了的話，就可以不參加。絕大多數人沒有拒絕——一個500人的營中只有15人選擇退出。根據米爾格拉姆實驗，布朗寧認為營隊的士兵們之所以殺人，是因為服從權威和朋輩壓力，而不是嗜血或是仇恨。該書的隱含意思是當環境是緊密團結的群體時，絕大多數人會服從權威，並被認為是合法的，雖然道德上感到令人憎惡——這一假說在米爾格拉姆實驗中得到了詳細研究。
俄國歷史學家賽奇·庫德里亞索夫（Sergei Kudryashov）對特拉維尼基黨衛隊集中營的守衛訓練做了研究，後者負責為萊因哈德行動死亡營提供協助。一些特拉維尼基的守衛是紅軍戰俘，他們自願參加黨衛隊以脫離戰俘營。克里斯多福·布朗寧在《普通人》（Ordinary Men）一書中寫道，檢驗那些與德軍合作者（一般通稱「志願者」）的方式為態度上是否反共（當然也就等同是否反猶）。他們中絕大部分是烏克蘭、拉脫維亞、立陶宛的「志願協助者」（Hilfswillige），即非徳裔的德國軍人。與布朗寧不同，庫德里亞索夫則稱他沒有發現特拉維尼基志願兵與反猶主義或納粹主義有絲毫的聯繫，許多人在被俘虜前都是共產黨人。雖然特拉維尼基守衛都沒有特殊情結，但他們依然執行了黨衛隊虐猶的命令，而他們在虐猶上是「系統性的、沒有理由的」。雖然不是所有人都參加了行刑活動，但為萊因哈德行動死亡營服役的絕大多數人都殺了不少猶太人。和布朗寧一樣，庫德亞斯紹夫辯稱特拉維尼基人是普通人變劊子手的典型案例。
特拉維尼基人（Trawnikimänner）在所有主要滅絕營都有部署，負責協助「最終解決方案」——這也就是訓練他們的初衷。在那裡，他們都積極參與了迫害猶太人的活動。

毒氣室

集中營毒氣室的人員都是由火車運送的。有時，火車直接開進毒氣室，但通常先由營地醫生對每個人進行篩檢，將一小部分適合工作的拉出來做苦役。絕大多數人則被送入接待區，在那裡脫光衣服、放下行李，交由納粹沒收，用以資助戰爭。之後，人們被赤身裸體地趕進毒氣室。通常情況下，他們得到的告知是浴室或是「除虱滅蚤室」，門外的告示是「洗浴」或「桑拿」。有時，守衛會給他們發放一小塊肥皂或毛巾，用以減輕恐慌，並提醒他們記住自己衣物存放的地方。坐車許久後人們喉嚨乾渴，提出要水喝時，被告知營地裡有咖啡等著，「趕快走，否則咖啡就涼了」。
根據奧斯維辛營長魯道夫·胡斯的供述，第一室可容納800人，第二室可容納1,200人。當屋子裝滿人後，門就被關上鎖死，齊克隆B從通氣孔被送入室內，釋放有毒的HCN，即氰化氫。室內的人會在20分鐘內死亡，死亡的速度則與囚徒離通氣孔的距離遠近有關。根據霍伯（Höß）的觀點，1/3的受害人是立即斃命。黨衛隊醫生約翰·克雷默（Johann Kremer）負責監視毒氣釋放，他作證稱：「受害人的呼喊和尖叫可以從開口處聽見，很明顯，他們在為性命掙扎。」由於毒氣室常常人滿為患，當開門處理時，受害人的姿勢常常是半蹲著的，他們皮膚的顏色為粉色，有紅色和綠色的斑點，有的嘴上口吐白沫，有的耳朵出血。
之後，毒氣被排出，屍體被移除（可能會用上4個小時），黃金假牙或蛀牙上的鑲金會由懂得牙醫學的囚徒用鉗子剝離，婦女的頭髮會被剪除。毒氣室的地面被清理，牆壁被粉刷。這項工作由特遣隊（Sonderkommando）負責，隊員則為猶太囚徒。在第1、2號火葬場，特遣隊員住在火葬場上方的閣樓裡；在第3、4號火葬場，他們住在毒氣室中。當特遣隊員處理完屍體後，黨衛隊士兵對其進行抽查，確認所有的黃金都從受害人的嘴裡剝離出去。如果發現有遺漏的，那麼對其負責的特遣隊員會被扔進火爐，以示懲罰。
最初，屍體被放入深坑，蓋上石灰。在1942年9-11月，希姆萊下令，屍體被掘出焚燒。在1943年早期，新的毒氣室和火葬場被建造，以適應眾多的人數。
在特雷布林卡，我們所做的一大改進就是建成一次能容納2,000人的毒氣室，而之前的10個毒氣室一次只能容納200人。我們篩選人員的方式如下：奧斯維辛的兩個黨衛隊醫生負責檢查到來的囚徒。囚徒在醫生面前走過。能幹苦工的就留在營中，其它的就被立即送往滅絕營。兒童和未成年人格殺勿論，因為他們無法勞動。在特雷布林卡，我們所做的改進是囚徒知曉自己的命運，而在奧斯維辛，我們努力地告訴他們這不過是個滅虱的過程罷了。當然，他們很快就知道我們的意圖，便常常暴亂，惹出麻煩。婦女常常將孩子藏在衣服裡，當然，一旦被發現，我們就把孩子解決掉。根據要求，我們必須將這些工作秘密進行，但是焚燒屍體所產生的噁心臭氣瀰漫在整個地區，所有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奧斯維辛在殺人。
 — 魯道夫·胡斯，奧斯維辛營長，紐倫堡證詞。

「鮮血換貨物」

屠殺匈牙利猶太人的計劃在納粹內部遭到了反對，一些人建議希特勒應與盟國進行交易，釋放這些猶太人以換取有利的和平協議。在伊斯坦堡，希姆萊的代理人與英國特工及猶太組織的代表曾進行過非正式的商談，艾希曼曾一時計劃以一百萬猶太人交換一萬卡車的貨物——即所謂「鮮血換貨物」計劃，但這樣大規模的交易並沒有實際可能。

逃脫，留存的資料（1944年4月-6月）

從集中營逃出來的猶太人是非常少的，但是這些人並非是不為人知的。1944年，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報告說「當地的居民是狂熱盲信的波蘭人，且……隨時準備對他們無比憎恨的黨衛隊集中營工作人員採取任何行動。每一個設法成功逃離集中營的囚犯一經到達他們所遇到的第一個波蘭農莊，就會立刻得到這些狂熱的波蘭人的幫助。」但是，根據路德·林（Ruth Linn）的描述，從集中營中逃離出來的囚犯，尤其是猶太囚犯，根本不能指望當地居民或波蘭的地下組織為其提供幫助。
1942年2月，一名從切姆諾死亡營逃出來的囚犯，雅各·雅諾維斯基（Grojanowski），抵達了華沙猶太區，他向華沙猶太區一個安息日群體（Oneg Shabbat）詳細地講述了切姆諾集中營的情況。他的報告被稱為雅諾維斯基報告，通過波蘭的地下組織（Delegatura Sił Zbrojnych na Kraj）將這些消息傳播到了猶太區以外的波蘭烏茲市，到1942年6月，這些消息傳播到了倫敦。到這時為止這些人聽到該報告之後採取了什麼行動是不得而知的。
與此同時，到2月1日美國的軍事信息辦公室決定不對外公布關於集中營對猶太人的屠殺情況的信息，因為這會誤導民眾誤認為這場戰爭僅僅是一個關於猶太人的問題。
直到1942年10月9日，英國的無線電台才將猶太人被送往毒氣室殺害的新聞傳播到了荷蘭。1942年12月，西方同盟國發表了由聯合國成員國共同簽署的聯合聲明。這份聯合聲明描述了「希特勒一再表露出來的屠殺和滅絕歐洲的猶太民族的意圖」是如何得到貫徹執行的，並宣布同盟國「以最強烈的言辭譴責這一冷血屠殺的野蠻政策。」
1942年，卡斯基向波蘭政府、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匯報了波蘭的情況，尤其是華沙猶太人聚居區被毀的情況，以及猶太人遭遇大屠殺的情況。卡斯基與被放逐的波蘭政治家會面，包括波蘭總理以及社會黨、國家黨、勞工黨、人民黨、猶太人同盟、錫安工人黨等政黨的成員。他還同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進行了交談，並向安東尼·艾登詳細講述了他在華沙和貝爾賽克的所見所聞。1943年，卡斯基在倫敦會見了當時非常有名的記者阿瑟·庫斯勒。隨後卡斯基前往美國，並向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做了匯報。卡斯基的報告對於讓西方同盟國了解歐洲猶太人的情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7月，卡斯基再次私下向羅斯福總統匯報了波蘭的情況。卡斯基還與美國許多其他政府領導和民間團體的領導會面，其中包括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科德爾·赫爾、威廉·約瑟夫·多諾萬以及史蒂芬·塞繆爾·懷斯。卡斯基還把他的報告通知了媒體、各種不同教派的主教（包括紅衣主教塞繆爾·斯特里奇）以及好萊塢電影產業的相關人員和藝術家，但是卻沒有取得成功。他的許多聽眾並不相信他所講述的內容，或者認為他的描述過於誇張，或者認為他只是在為波蘭流亡政府做宣傳。
關於猶太人被趕進毒氣室中然後被殺害的新聞還在荷蘭反抗組織舉辦的一些非法報紙上出版了，如1943年9月27日《荷蘭國家日報》（Het Parool）上刊登的一篇新聞。但是，這些新聞讓人感到太過不可思議，以至於許多人認為這僅僅是在為戰爭做宣傳。由於這些新聞對荷蘭的反抗活動起到了反作用，因此這些新聞的出版被迫停止了。然而，許多猶太人卻因此而得到了警告，這些刊物警告猶太人他們面臨著被謀殺的危險，但是對於大多數猶太人而言，逃離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寧願相信這些警告都是虛假的。
1940年9月，作為波蘭地下黨、家鄉軍的一名成員，維托爾德·皮爾基上校想出了一個進入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方案，那就是主動要求被送往奧斯維辛，他是唯一一個主動要求被送往奧斯維辛並被囚禁的人。他組織了一個地下網絡——軍事組織聯盟（Związek Organizacji Wojskowej），這個地下網絡可隨時發起一場起義運動，但是該組織認為起義成功的概率非常低。軍事組織聯盟所提供的許多詳細的報告成為西方同盟國獲取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情報信息的主要來源。1943年8月，皮爾基從奧斯維辛集中營逃出來，並帶來了重要信息，這些信息成為一份包含兩部分的報告的基本依據，這份報告後來被送到了位於倫敦的戰略情報局（OSS）。該報告中包含了關於毒氣室的詳細信息，也講述了「挑選」過程以及消毒試驗。報告中陳述說，比爾克瑙有三個火葬場，每天能夠焚燒10000個人，且一天之中有30000人都被毒氣殺害。作者寫道：「在歷史中再也無法找到如此殘忍地殘害人類生命的先例」。戰爭結束之後當皮爾基返回波蘭時，共產黨當局逮捕了他，指控他為波蘭流亡政府間諜。在一場擺樣子的審判中他被處以死刑，並在1948年5月25日被處決。
皮爾基從奧斯維辛逃出來之前，1942年6月20日發生了最大規模的逃亡事件，當時，烏克蘭人歐根紐什·本德拉（Eugeniusz Bendera）以及三名波蘭人——卡齊米日·佩特羅夫斯基、斯坦尼斯·亞斯特爾（Stanisław Gustaw Jaster）和約瑟夫·蘭帕特（Józef Lempart）——勇敢地做出了逃亡的舉動。這些逃亡者穿著黨衛隊士兵的服裝，全副武裝，並開了一輛黨衛隊用車。他們開著一輛偷來的斯泰爾牌（Steyr）220型號的汽車駛出了主大門，並帶著皮爾基為波蘭反抗組織所寫的關於大屠殺的第一份報告。德軍未能抓到他們中的任何一個。
1944年4月，猶太囚犯魯道夫·弗爾巴和阿爾弗雷德·韋茨勒從奧斯維辛集中營逃出，最終抵達了斯洛伐克。他們提交給猶太官員的一份長達32頁的文件中講述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中大規模屠殺的情況，這份報告後來被稱為《弗爾巴—韋茨勒報告》。弗爾巴對那段時期有著異常清晰的記憶，他在猶太人站台工作，猶太人在這裡下車之後，或者被挑選送往毒氣室，或者被選出來作為奴隸工人。他對這裡的情形所做的描述的詳細程度使得斯洛伐克的官員能夠將他的敘述與這些官員自己的驅逐出境的記錄進行比較，且如此確切的敘述讓同盟國相信了這份報告的內容，並且認真地對待這份報告。
1944年5月27日，另外兩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犯——阿爾諾斯特·羅森（Arnost Rosin）和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ław Mordowicz）從集中營中逃出，並於6月6日抵達了斯洛伐克，這一天是諾曼第登陸的日子（D日）。聽聞諾曼第登陸的消息，他們以為戰爭結束了，並大醉了一場來慶祝戰爭的勝利，買酒的錢是他們從集中營中偷偷帶出來的。由於觸犯了當時的貨幣法律，他們被逮捕了，並在監獄中度過了八天，直到猶太居民委員會為他們交了罰款。他們為猶太居民委員會所提供的額外信息也被添加到了「弗爾巴—韋茨勒報告」中，且這些信息後來被稱為「奧斯維辛方案」。他們報告說，1944年5月15日到5月27日，有100000名匈牙利猶太人抵達了比爾克瑙，並被迅速殺害，他們被殺害的速度是史無前例的，而屍體上的脂肪則用來加速焚燒。
1944年6月15日、6月20日、7月3日和7月6日，BBC和《紐約時報》刊載了弗爾巴—韋茨勒報告中所提供的材料。接下來，1944年7月9日，來自世界各國領袖的壓力迫使霍爾蒂·米克洛什停止了大規模地把匈牙利的猶太人轉移到奧斯維辛，因此挽救了200,000名猶太人的性命，使其免遭屠殺。
2011年11月14日，在150周年紀念日那一天，《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由前任編輯馬克思·弗蘭克爾（Max Frankel）撰寫的文章，這篇文章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以及戰爭期間，《紐約時報》對於報導什麼樣的新聞、登載什麼樣的社論是有嚴格的政策約束的，這些政策將關於大屠殺的報導減少到最低限度。《紐約時報》認可了新聞學教授羅雷爾·萊夫（Laurel Leff）所做的詳盡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研究發現，之前那一年裡，羅雷爾·萊夫教授在《哈佛國際新聞和政治期刊》中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指出，《紐約時報》故意迴避關於第三帝國迫害和謀殺猶太人的新聞報導。萊夫得出的結論是，《紐約時報》的新聞報導和社論刊登政策使得生活於美國的猶太人幾乎不可能讓國會、教會或政府領導人意識到為歐洲猶太人提供幫助的重要性。

死亡之旅（1944–1945）

到1944年中期，「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已經幾乎得到了徹底的實施。納粹黨政權可以輕易掌控的那些猶太人群體幾乎被全部滅絕，其中法國猶太人被殺害的人數所占比例達到25%，而波蘭的猶太人被殺害的人數所占比例達到了90%。1944年5月5日，希姆萊在一次講話中聲稱「在德國以及德國占領的國家中，猶太人的問題整體上得到了解決。」1944這一年間，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一任務都變得愈發困難。德國軍隊被驅逐出了蘇聯，巴爾幹半島各國的軍隊、義大利的軍隊以及德國的軍隊——包括與其結盟的軍隊，要麼戰敗，要麼倒向同盟國一邊。六月份，西方同盟國在法國登陸。同盟國對法西斯國家的連番空襲以及游擊戰爭使得鐵路運輸越發困難，且軍隊方面對德國將鐵路運輸線路用於向波蘭轉移猶太人的做法所表示的強烈反對越發迫切，已經不能繼續忽視。
這時，由於蘇聯紅軍逐漸逼近，位于波蘭東部的集中營被關閉，所有倖存的囚犯都被送往距離德國更近的西部集中營，首先送到奧斯維辛，隨後又送到西里西亞的羅森（Gross Rosen）。當蘇聯軍隊到達波蘭時，奧斯維辛集中營也被關閉了。最後的十三名囚犯全部是婦女，這些囚犯於1944年11月25日在奧斯維辛II號集中營被殺害；記錄顯示，這些囚犯「全部被殺害」（unmittelbar getötet），而至於他們是被毒氣殺害的或是以其他方式殺害的，則沒有相關記錄。
儘管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戰事狀況已經瀕於絕境，但是納粹分子仍然盡極大的努力掩蓋集中營所發生的事實，並隱藏證據。毒氣室被拆毀，火葬場被炸毀，亂葬崗被挖開，屍體被焚化，納粹分子甚至哄騙波蘭的農民集中營舊址上種植莊稼，造成一種這些屠殺現場從未存在過的假象。當地的指揮官繼續屠殺猶太人，並強迫猶太人登上「死亡之旅」，在各個不同的集中營地之間來回輾轉，直到戰爭結束前的最後幾周。
經過數月或數年的暴力迫害和飢餓的折磨，這些囚犯已經身患疾病，但是納粹分子還強迫這些囚犯登上長途跋涉的旅程，在大雪中一步步地走到火車站，然後在火車上經受幾天的旅途，在這一過程中，沒有食物也沒有遮風擋雨的物體，這些囚犯擠在貨運列車露天的車廂中，然後達到新的目的地之後，這些囚犯又被迫跋涉很遠的距離直到到達新的集中營。落在隊伍後面的或摔倒的囚犯都被立刻射殺了。在這些長途跋涉的過程中，大約250,000名猶太人在途中喪生。
規模最大且最為人熟知的一次死亡之旅發生於1945年1月，當時蘇聯紅軍正向波蘭進駐。在紅軍到達奧斯維辛九天之前，黨衛隊驅趕著60,000名囚犯離開集中營，朝向沃濟斯瓦夫的方向行進，沃濟斯瓦夫與奧斯維辛相距56公里，這些囚犯被塞進貨運列車的車廂裡運往其他集中營。大約15,000名囚犯在途中死亡。埃利·維瑟爾和他的父親什羅莫（Shlomo）也是行進隊伍中的成員：
刺骨的寒風猛烈地吹著。但是我們卻一路走著，不能顫抖……

夜晚漆黑一片。夜空中時不時地出現爆炸的光亮。他們得到的命令是，任何趕不上隊伍的囚犯都要立即射殺。他們的指頭就放在扳機上，他們非常享受這種樂趣。如果我們中的某個人停下一秒鐘，一聲尖利的射擊聲就立刻了結了又一個「污穢的狗崽子」。


在我的附近，不斷地有人倒在骯髒的雪地裡。槍聲不斷。

依國別

德國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占領區內共有約800萬到1000萬猶太人，猶太人大屠殺中遇害的600萬人占其中的60%-75%。波蘭的330萬猶太人中有90%被殺。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遇害比例亦達90%，但愛沙尼亞的猶太人成功撤離。1933年德國和奧地利的750,000名猶太人只有約1/4倖存。1939年前雖然許多德國猶太人逃離了德國，但他們主要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和荷蘭，後期他們被遣送並被屠殺。捷克斯洛伐克、希臘、荷蘭和南斯拉夫的猶太人有70%被殺。羅馬尼亞、比利時和匈牙利的遇害比例為50%-70%。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與之近似，但數據並不確定。猶太人遇害比例較低的國家有保加利亞、丹麥、法國、義大利和挪威。阿爾巴尼亞是唯一一個在1945年猶太人數量比1939年有顯著增加的德占國：大約200名當地猶太人和1000名以上的難民通過假證件離開或藏身於60%的穆斯林人口中。另外同為軸心國的大日本帝國對猶太人的政策有所不同，可參見上海隔都。
1990年代東歐政府檔案開放查閱後，希爾伯格（Hilberg）、達維多維茲和吉爾伯特調整了死亡人數的統計。沃爾夫岡·本茨（Wolfgang Benz）持續多年進行人數的更新工作，他在1999年總結道：
1942年1月萬湖會議上提出的消滅所有歐洲猶太人的任務並未完成，但六百萬遇難者已使大屠殺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罪行。遇難者人數不能準確展現——以下必然是最保守的估計。數字過於概括，但必須展示出來以使人看清種族滅絕的規模：猶太人遇害者中德國占165,000人、 奧地利65,000人、法國和比利時32,000人、荷蘭超過10萬人、希臘6萬人、南斯拉夫與之數量相同，超過14萬來自捷克斯洛伐克、50萬來自匈牙利、220萬來自蘇聯、270萬來自波蘭。另外還需加上羅馬尼亞和德涅斯特種族屠殺的人數（20萬以上）以及從阿爾巴尼亞、挪威、丹麥、義大利、盧森堡、保加利亞遣送並屠殺的人數。
——沃爾夫岡·本茨，《大屠殺：一位德國歷史學家檢視大屠殺》

對意第緒語的影響

大屠殺對意第緒語使用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二戰前，約有1100萬到1300萬人使用意第緒語。大屠殺毀滅了猶太社區，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破壞了他們日常生活，導致該語言的使用急轉而下。受害人中約有500萬人（85%）是意第緒語的使用者。就剩餘的非意第緒語使用者，希臘和巴爾幹的拉地諾語使用人口也被破壞，導致這種「猶太——西班牙」語言的絕跡。

西斯拉夫人

西斯拉夫人也受到了迫害。據估算，約有345,000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殺害，成千上萬人被送往集中營被用作苦工。納粹完全毀滅了利迪策（Lidice）村和萊夏基（Ležáky）村；所有年過16歲的男子被殺，剩餘的人被送往納粹集中營，許多婦女和幾乎所有兒童在那裡離開。
德裔索布人（Sorbian）也受到了迫害。

蘇聯戰俘

邁克·貝倫鮑姆認為在1941年6月到1945年5月，有200-300萬或57%的蘇聯戰俘死於飢餓、虐待或是被處決；絕大多數在第一年被俘時被執行。根據丹尼爾·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估算，有大約280萬蘇聯戰俘在1941-41年間的8個月內離開，到1944年中旬，總計為350萬人。美國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估算出570萬蘇聯戰俘中的330萬人死於德國人手下——不列顛和美國的戰俘犧牲人數為231,000人中的8,300人。當蘇聯戰俘需要幫助德國服奴役時，死亡比例下降；到1943年，50萬人被用於苦工。

有色人種

納粹時期德國境內的黑人數量約在5,000-25,000之間，尚不清楚該統計是否包含了亞裔人。根據美國大屠殺紀念館的記述：「1933年至1945年間納粹德國和占領區黑人經歷了隔離、迫害、醫學實驗、監禁、施以暴力及被殺害等各異的命運。然而，對他們並沒有採取像猶太人及其他群體那般系統化的滅絕行動。」此外，阿非利卡人、柏柏爾人、伊朗人和印度人由於被視為雅利安人種，並未受到迫害。對突厥人、阿拉伯人和南亞人，種族限制有所放寬，他們有些亦被德軍招募。

左翼份子

德國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是納粹黨人在德國國內最早的敵人，也是首批被送至集中營的群體之一。希特勒稱共產主義是猶太人的學說，並將其稱為「猶太布爾什維主義」。1933年，納粹黨以反對共產黨顛覆的名義頒布了《授權法案》，該法案授予了希特勒獨裁的權力。戈林在後來的紐倫堡審判中稱，正是納粹黨壓制德國共產黨的意願促成了興登堡總統與德國精英階層同納粹合作。
德國左翼對納粹黨種族主義的反對是納粹憎恨左翼的另一個緣由，德國左派組織的許多領導人是猶太人，猶太領袖在1919年的斯巴達克同盟起義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希特勒將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視為「國際猶太人」破壞「種族純潔」及雅利安人和北歐人生存的一種手段，另外的原因是他們會激化社會階級矛盾，組織工會反對政府及國有企業。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以及其他集中營中，德國共產黨人相比猶太人享有更多特權，這是因為他們種族更加純潔的緣故。
納粹新占領區內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通常是首先被拘留或處決的人群，如希特勒著名的《政委命令》即是一例，他下令凡是被德軍所俘虜的蘇軍政委以及德占區內所有的共產黨員一律處決。別動隊在東部戰線負責執行這些處決。
1941年12月7日，希特勒還簽署了《夜霧命令》，德軍最高統帥部總長威廉·凱特爾予以下發執行，在納粹占領區中諸多政治活動人士因此命令被綁架而下落不明。

共濟會成員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寫道共濟會已「屈從」於猶太人的掌控之下：「由共濟會宣揚的民族自我保護和平主義論調，被猶太媒體宣傳以麻痹大眾。」1930年代中期前，納粹德國並未將共濟會視為嚴重的威脅。海德里希甚至建立了一個共濟會博物館，艾希曼早年在保安處期間曾於此研究這一被他視為「消失的儀式」。另外，希特勒在1938年4月27日頒布了一個聲明，其中的第三條解除了前共濟會員加入納粹黨的限制，條件是「只要申請人不是共濟會會所的高級別成員」。希特勒始終將共濟會視為一個陰謀組織，但其參與者並未受到如同猶太人那樣的系統迫害。集中營中的共濟會成員是以政治犯的身份被關入的，他們佩戴紅色倒三角標誌。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認為由於許多被捕的共濟會成員也具有猶太人或政治反對派身份，尚不清楚有多少人僅因為其共濟會成員的單一原因被送入納粹集中營。蘇格蘭共濟會總會所估計被處決的共濟會成員約在 80,000 到 200,000 之間。

耶和華見證人

約12,000名耶和華見證人因拒絕宣誓效忠納粹黨或參軍服役而被迫佩戴紫色三角形，他們被送至集中營，並給予他們放棄信仰、屈服國家權威的選擇。約2500-5000名耶和華見證人被殺害。漢堡諾因加默集中營紀念館主任、歷史學家 Detlef Garbe 寫道：「沒有任何宗教運動能如此堅定一致地頂住壓力，不屈從於國家社會主義。」

獨特性存疑

卑詩省奧肯那根大學教授亞當·瓊斯認為，自1994年盧安達種族屠殺後，認為猶太人大屠殺具有獨特性的觀點已不再廣泛流傳。
1997年，《共產主義黑皮書》出版後引發了對蘇聯與納粹罪行間進一步的比較。該書認為蘇聯和納粹的罪行間並沒有很大差異，只是納粹的做法比蘇聯激進得多。在猶太大屠殺研究界中，諾曼·芬克爾斯坦寫道大屠殺唯一性的觀點最早出現於1967年的公開談話中，但納粹大屠殺學界並未接受這一觀點。
美國波士頓大學的史蒂文·卡茨認為大屠殺是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種族滅絕行動，並認為「大屠殺」（Holocaust）一詞專指「歐洲猶太人的苦難」，而不包括其他納粹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