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責任模式

有關子女管養權和探視權的現行法例

法庭在管養權訴訟案中一般作出的命令有：

隱性家暴

法院視家庭暴力為其中一項評定子女最佳利益的考量因素，但根據外國研究及眾多前線工作者經驗，隱性家暴個案實屬常見。就 Johnson, et al.於美國加州的研究所得，法庭判決忽視了14.7%的家庭暴力個案。婦女受到文化背景、傳統社會觀念、法律知識、撫養權等因素影響，選擇隱藏家暴的情況。
現時《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並無對家庭暴力作出法律界定，即使可以就「騷擾」申請針對加害人的強制令，但「騷擾」的定義很模糊。如在判決子女的管養安排時未有處理這種隱性家暴問題，而要求父母於離婚後持續地與前配偶保持密切聯繫，這只會令暴力延續。

舉證責任

現時個案牽涉隱性家暴，案主需要就著情況提出證據，特別是精神虐待個案的舉證並不容易。有個案遭到配偶精神虐待，唯求助時個案未有被社工或執法人員界定為家暴個案，婦女因而仍要盡力履行親職責任，加添婦女在進行探視期間的精神壓力。現時舉證責任往往落入受虐一方，對於經濟獨立能力及教育水平較低的婦女而言，難以透過繁瑣的法律程序及沈重的經濟負擔去阻撓前配偶的煩擾行為，對此做成心理及精神上的困擾。

司法人員及及執行配套措施的工作人員的性別敏感度

整個擬議法例提倡孩子利益優先。事實上，父或母在親職角色上的需要及困難並不相同，加上現時香港仍未達至性別平權，女性在社會上享有的資源、地位仍較男性為低。在處理離異夫婦時對性別之間的權力關係的敏感度尤其重要，否則看似「中立」的服務其實是向有權力的一方傾斜，在離婚的安排上延續兩性的不平等。

離婚婦女責任

在欠缺配套措施的情況下，要求父母履行共同管養模式，只會把責任推向弱勢一方，並且漠視高衝突個案的危機性。在性別定形及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婦女往往肩負照顧者的角色，不單要負上母親的關愛責任，更要負上要求父親盡其角色的責任。更甚者，新法例規定父母在作出決定前按程度地通知前配偶。對於高風險及衝突的配偶而言，此類接觸定會構成威脅。

各界對透過法律改革推行「父母責任模式」的意見

支持：
部分人士，特別是來自法律界的人士，認為當局應透過立法形式推行「父母責任模式」。他們的理據包括「父母責任模式」以兒童為本，能促進父母在離異後仍繼續參與有關子女教養的事宜。他們認為如要在香港正式推行「父母責任模式」，必須具備法例依據，列明相關原則和法院權力。
在實際運作上，他們認為在法改會的建議下，法院將有清晰明確的權力作出適當的安排，預防和處理父母在子女教養事宜上持續產生嫌隙；即使他們之間出現角力，有關個案亦可再次呈交法院，由法院發出命令（包括指定事項令及禁止行動令）處理爭議。就涉及家庭暴力的個案，他們認為法改會在2005年發表的報告書內提出的新訂及修訂建議，已照顧到受害者的需要。
反對：
部分人士（包括社工及婦女團體）對於透過法律改革在香港引入「父母責任模式」有所保留。他們的理據包括在現行法例下，若父母雙方能夠為子女的最佳利益互相合作，法院已經可以發出共同管養令，從實際的角度來看，沒有必要或迫切需要作出法律改革。部分持份者擔心「父母責任模式」未必切合所有家庭的情況需要，建議的安排有可能會被父母濫用，以妨礙或煩擾其配偶，離婚的父母日後在與子女有關的重大事宜上的訴訟亦可能會有所增加（父母須承擔的訴訟費用亦然）。

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最新發展

英格蘭與威爾斯、蘇格蘭、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已先後在1989年至2005年期間，透過法律改革推行「父母責任模式」。
英格蘭與威爾斯和澳大利亞在引入有關法律改革的數年後，就改革的成效進行了評估。有關的研究發現兩個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改革在達致「父母責任模式」的目標方面存在一些問題。

父母的思維模式

雪梨大學聯同澳大利亞家事法庭在2000年發表研究報告《1995年家事法改革法案：前三年》（The Family Law Reform Act 1995: The First Three Years）。該報告的結論是，自從1996年進行家事法改革以來，「沒有證據顯示在當地的家事法制度下，分居父母的子女在生活中真的獲得父母共同照顧」。「對律師和法律顧問進行的訪問和調查顯示，改革實際上並未有帶來任何實質變化」。
澳大利亞眾議院下的家庭及社區事務常設委員會在2003年發表另一項研究，題為《每張圖片講述一個故事》（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當中有以下結論：澳大利亞當時採用的法律所規定的「父母共同負起教養子女責任」的推定，並「沒有反映於現時的法院和社會內」以及「父母的行為一直沒有改變，勝負兩極的情況仍屢見不鮮」。

法院審議個案

英格蘭與威爾斯和澳大利亞兩個司法管轄區實施法律改革後，父母對立的衝突和訴訟有所增加。根據加拿大司法部在2001年委託進行的《兒童監護權與法律規制變更的選擇分析》（An Analysis of Options for Changes i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Child Custody and Access）研究，英格蘭與威爾斯所發出的指定事項令數目有所上升。該項研究認為，指定事項令可能鼓勵了人們把瑣碎的爭議訴諸法院。同一研究又指出，在澳大利亞，向法院申請發出有關兒童的命令的數目亦告上升。據這項研究稱，有意見認為新的「父母責任模式」或會令存心騷擾前度伴侶的非同住父母有機可乘，動輒就子女的瑣碎事情向法院申請命令。部分非同住父母期望同住父母「承擔絕大部分工作」，另一方面卻「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質疑同住父母對子女的照顧，及╱或責備同住父母未就日常決定徵詢意見。
《1995年家事法改革法案：前三年》研究報告指出，在「父母責任模式」下，誰對子女負有責任這個問題存在不明確和含糊之處，這或會令非同住父母（大多為父親）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有些非同住父母認為有關改革讓他們享有更多甚至均等時間與子女共處。有關的法律改革對父母的態度帶來轉變，令越來越多父母傾向訴諸法院，以維護他們在子女生活中所擔當的重要角色。這些情況皆有可能引起父母雙方發生衝突，最終導致訴訟。

濫用情況

《1995年家事法改革法案：前三年》研究報告指出，澳大利亞推行「父母責任模式」的做法，製造了較大的空間，讓濫用權力的非同住父母能以質疑主要照顧者為子女所作決定和選擇的管道，騷擾或干預其生活。「父母責任模式」可能成為濫用權力的非同住父母一個新的控制工具，導致爭訟不休，法院判令沒完沒了。該研究顯示，非同住父母以聯繫令遭違反為理由而要求「禁止違令」的申請大增，但不少都被裁定為缺乏理據，很多都是用來騷擾或質疑同住父母，並非真心為聯繫權受損而申訴。

背景資料

「父母責任模式」的理念上強調離異父母對教養子女有持續責任，然而這是理想的教養概念，但現行社會未有足夠配套及充足準備的情況下推行「父母責任模式」，只會對婦女及子女作成傷害。穩定的贍養費是單親家庭及孩子照顧的最基本支持，然而，現時拖欠贍養費的情況嚴重，追討過程繁複，亦沒有機制和措施去執行贍養令，讓照顧孩子的一方承受極大的困擾，更直接影響兒童的福祉。《子女管養權及探視權報告書》並沒有檢視及改善贍養令或扣押令的建議。現行的贍養費追討機制未有改進下推行法律改革令婦女日後除了需要承擔撫養子女支出外，更需兼顧安排聯繋前夫及子女的工作，又要就子女事宜知會前夫及取得同意。這樣對婦女會做成多重不公平。

本港個案

在2016年，育有一對子女的夫婦辦離婚，法庭下令前夫每月向前妻支付贍養費，但前夫違反命令，拖欠共52萬元贍養費，法庭指前夫藐視法庭命令，判他監禁3個月；前夫不服上訴。上訴庭判前夫上訴得直，指有關程序要欠債人解釋不應判監的原因，是違反舉證責任在原告一方及《人權法》指明假設被告無罪的原則，認為應修改有關法例，令欠債人有機會辯護。然而，是次法庭的判決將會令收取贍養費一方日後更難追討贍養費。

拖欠情況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於2016年7月至10月期間進行問卷調查，合共收集了185份問卷，其中170份為有效問卷。在155位已完成離婚或正在辦理離婚手續的受訪者中，接近一半（49.7%）獲取贍養費令，當中超過六成（62%）遇到收取困難。遇到收取贍養費困難的婦女中，超過九成都遇到拖欠問題（92%），其次是「被責駡或羞辱」（44%）、「前夫失蹤」（21%），甚至有個案因贍養費問題遭受暴力對待、恐嚇或子女遭受暴力對待。
在被拖欠贍養費時，超過八成的情況是「既不準時又不足」（81%），超過九成（91%）受訪者表示因此出現經濟困難。最多人選取的解決方法是「找工作」（37%），其次則是「動用儲蓄」（21%）和「申請綜援」（21%）。
現時收取贍養費的機制非常依賴付款人主動服膺，否則收取贍養費的過程將會非常困難。事實上，不少付款一方會對受款一方故作刁難及凌辱，使受款一方尊嚴盡失，不少付款人更會使盡方法逃避付贍養費，包括瞞稅、訛稱無固定收入、失蹤或離境等，而受款一方大多為女性，面對前夫的不友善對待，她們難以追討贍養費。欠有效渠道去追討贍養費，變相降低被受款人追討的意欲。

申領綜援

由於社會福利署視贍養費為收入，在計算綜援受助人可領取的綜援金額時，會從中扣除贍養費的金額。根據社會福利署的指引，單親人士被拖欠贍養費後要匯報社署，並應允尋求法援協助追討，社署才會停止從綜援中扣除贍養費，又或批出綜援。
社署處理贍養費被拖欠的程序比指引列明的複雜。有單親人士指出，她們需要確認前夫完全不會支付贍養費，又或取得法援協助和證明開展追討程序，社署才會批出綜援或停止從綜援扣減贍養費，這段時間可能長達半年之久。換言之，一旦出現拖欠贍養費的情況，該領取綜援的家庭有機會短期內難以應付一名家庭成員的開支。
但由2017年6月1日起，社署在處理涉及被拖欠贍養費的綜援個案時，於受助人未能成功追討贍養費之前，社署不會因應有關贍養費而扣減其可獲的綜援金額或停止發放綜援。然而，受助人須向社署表明有意追討贍養費。在受助人成功追討贍養費後，社署會與他／她們商討，以按個別情況適當處理是否會調整其綜援金額的問題。

申領法律援助

申請人必須通過經濟審查，才有資格獲得法律援助。經濟審查是用來評定申請人的財產和入息是否超過法律援助設定的財務資源上限。要通過經濟審查，申請人的財務資源不得超過港幣269,620元，若超過此上限，一般不會獲批法援。
根據《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規例》，財務資源是指申請人的可動用資產和每年可動用收入的總和。在計算財務資源時，已婚的申請人，除非已經與配偶分居或離婚，或雙方於有關法律援助申請所涉及的案件中有利益衝突，否則其配偶的收入和資產將會被視為申請人本身的收入及資產。申請人之其他家庭成員的收入或資產則不會計算在內。如果申請人乃領取綜援人士，則其財務資源通常會被視為不超過港幣 20,000 元（除非有證據顯示並非如此，則作別論）。如果申請人代其未滿18 歲的子女申請法律援助，則當局在計算財務資源時，只會評估該名子女的財產和收入。
申請法律援助的程序既繁複且費時。為了辦理有關手續，離婚人士須到訪法援署以及代表律師多次，令父母須犧牲照顧子女的時間，而在職人士則須犧牲工作的時間。 

心理壓力

追討贍養費的繁瑣事宜、傳統社會觀念、經濟壓力、照顧子女的重擔、別人的目光和言辭，均是單親婦女的壓力來源。一方面，他們要鉅細靡遺記錄和前配偶的金錢往來，以應對被拖欠贍養費時的追討程序。另一方面，他們需要親自來往社署、法院、法援署等機構處理追討贍養費事宜，程序繁瑣之餘，又要照顧子女。除此以外，他們還要擔心贍養費被拖欠帶來的經濟壓力，心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經濟壓力

部分單親人士在消費時要非常精打細算，例如在街市收檔時間買剩菜，力求節衣縮食壓縮開支，以備不時之需。不少單親人士會壓縮自己的開支， 儘量把金錢投放在子女的身上，特別是教育和課外活動方面。除了經濟壓力，獨力照顧子女的重擔和他們向政府求助時遇到的不友善經歷。

二度傷害

單親人士要親自和前配偶處理被拖欠的贍養費。雖然平日領取贍養費不需要和前配偶聯絡，但出現拖欠的情況時，單親人士只能聯絡前配偶追討贍養費。對於不少感情破裂，又或遭受家暴的單親人士來說，這是一個很難跨過的關口，而且容易受到二度傷害，例如被辱罵，甚至毆打。

爭議部分

服務廣泛性
子女探視服務先導計劃由香港家庭福利會負責營辦，為期兩年，費用全免。計劃原先是希望服務一眾自願求助的離異父母，惟計劃推行至今大部份個案屬社署或法庭轉介，只有少部分的個案是由離異父母主動申請。
資源及人手的投放
現時全港只有一間探視中心，卻要服務十八區的人士，一方面未能滿足服務使用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前線人員難以處埋大量個案。然而，計劃中所投放的資源及人手均嚴重不足。
安全問題
探視中心設立於工廈內，而最令人擔憂的安排是中心的緊急出口設於中心的出入口旁邊；當有緊急事情發生時，離異家庭之子女及其父或母是否能夠成功走避，當中的安全問題值得我們去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