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富

早年生涯

薛富1927年生於英國漢普郡，父母分別名叫艾伯特·愛德華·謝夫（Albert Edward Shave，1899年－1983年）和格特魯德·凱薩琳·布拉德利（Gertrude Kathleen Bradley，1900年－1986年），他的父親曾在軍中任職，官至少校。在家中排行最小的薛富有兩名胞兄和一名胞姊，其中長兄名叫查爾斯·愛德華·布拉德利·謝夫（Charles Edward Bradley Shave，1920年－1994年）。薛富早年先後受教於倫敦的羅恩學校（Roan School）和伯明罕的中央技術學院（Central Technical College；阿斯頓大學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於1946年加入英國陸軍受訓，1947年3月編入皇家工兵團擔任少尉，其後於1949年改編入皇家砲兵團。

警務生涯

在軍中服役四年後，薛富成功投考香港警隊，並於1950年1月18日成為副督察。同年，他從軍中辭職，退伍時獲准以名譽性質保留少尉軍銜。雖說薛富是在1950年抵達香港履新，但這並不是他首次訪港。事實上，他早於1928年隨同在軍中任職的父親首度訪港，當時他只有一歲。在港完成受訓後，他起初在警察軍裝部任職，先後駐守九龍城警署和油麻地警署等地。1951年8月22日晚上，當時在九龍城任職的薛富在一次行動當中，帶領隊伍突擊搜查位於太子道432號近龍崗道路口的一鳴樓茶樓（又名一樂茶樓），其間他的佩槍無故走火，意外擊斃一名叫黃競新（音譯）的茶客。事後，薛富被當局起訴誤殺，案件轉介到高等法院審理。同年12月11日，薛富經四男三女組成的陪審團一致裁定罪名不成立，獲主審案件的高級副按察司顧德和（後為爵士）當庭釋放。
調離軍裝部後，薛富在1953年3月升任助理警司，並於1954年起出任時任香港總督葛量洪爵士的副官，負責港督社交行程和接待外賓等禮節性工作，任內還於1955年9月奉委官守太平紳士。1956年，他調任中區分區警司，同年12月正式晉升成為警司；此後他擔任的職務包括在1957年調任東區分區警司，以及於1962年至1963年出任位於黃竹坑的警察訓練學校校長等，期間於1958年獲委任為新任港督柏立基爵士的名譽副官之一。1964年，他進一步署理高級警司，並改任防暴隊訓練營營長，任內於1965年6月正式晉升為高級警司。
1966年，薛富調任港島區高級警司，同年6月至10月一度署任總警司。在翌年的六七暴動期間，他指揮警隊展開多場針對左派滋事份子的行動，尤其是左派陣營在當年7月開始在全港各處放置土製炸彈的時候，他連日指揮警方掃蕩左派陣營位於港島的多處據點，當中包括在7月15日清晨攻入左派在西環的陣地福建中學，搜出大批武器；以及在7月20日清晨突擊掃蕩位於灣仔駱克道490號的香港電車職工會會址，拘捕七人。六七暴動後期，他於1967年8月起署任總警司，並調任九龍西總警司，至同年12月正式晉升為總警司。

警隊交通部

1968年4月，薛富接替保域（John Browett）出任警隊交通部總警司，成為警隊專責交通事務的最高負責人。任內他經常致函本地中英文報章，就交通事務解答市民查詢；並舉辦旨在減少交通意外數目的道路交通教育運動，以及支持交通安全隊的發展。此外，針對六七暴動期間公共運輸服務經常癱瘓，造成無牌小巴（俗稱白牌車）在坊間大行其道的情況，香港政府於1969年在立法局制訂《道路交通（修訂）條例》引入公共小型巴士，透過把白牌車合法化以納入規管，而薛富更與交通事務處（運輸署前身）合作，成為其中一位負責落實新政策的官員。
就此，薛富除了協助向傳媒和公眾介紹當局為小巴引入的發牌制度，又推出專為小巴而新設的道路交通標誌，同時在港九各處路段劃定禁止小巴上下客的禁區，確保新政策如期在當年9月1日起實施後運作暢順。在新政策下，所有領有牌照的小巴均配以米黃色和紅色車身（故又俗稱「紅色小巴」），載客上限為14人。薛富卸任後，當局再於1972年批出行走固定路線的專線小巴（又因車身規定塗上米黃色和深綠色，故俗稱「綠色小巴」），而兩種小巴均成為香港最主要的公共運輸工具之一。
另一方面，為更有效率地處罰觸犯違例停泊車輛等輕微道路交通罪行的駕駛者，時任正按察司何瑾爵士早於1965年委任一個以副按察司赫健士（後為爵士）為主席的工作小組，成員包括希士德（C. E. Histed）、柯里爾（Stewart Collier）、沈澄 、冼祖昭、保域總警司和戴偉時（M. E. Davis）助理警司，負責檢討當局處理輕微交通罪行個案的機制。委員會其後於1968年1月發表報告書，建議向觸犯該等輕微罪行的駕駛者劃一發出30港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取代以往由法庭逐案審理的做法，從而減輕法庭的工作量。在這個背景下，薛富任內參與研究引入定額罰款制度，促成港府在他卸任後的1970年3月訂立《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條例》以落實新的措施。
除了定額罰款制度，薛富任內認同部份輿論建議港府仿傚英國引入違例駕駛記分制度，向違反某些交通條例的駕駛者記下分數，當累積滿一定分數後，再向有關駕駛者取消駕駛資格一段時間，作為懲罰。薛富任內曾就此展開初步的研究工作，在他卸任後，港府於1971年初委任公務員敘用委員會主席赫惟爾爵士（Sir Charles Hartwell）擔任一個工作小組主席，成員包括律政司署代表軒馬殊（R. H. Hindmarsh）、交通事務處處長薛璞（Tony Shephard）、司法部代表韋義信（J. G. Wilson）和葛柏總警司，除了負責研究引入記分制度之外，又研究把原有的定額罰款制度適用於更多交通罪行。工作小組於同年11月向港府提交報告書，促成港府後來於1974年1月向立法局提交《定額罰款（刑事訴訟）草案》，但鑑於建議中的記分制度引來輿論激烈反響，迫使港府撤回草案。最終草案於同年7月重新提交立法局時，只涵蓋擴充定額罰款制度的部份，並於同年8月獲得立法局通過。一直要到多年後的1984年8月，新的記分制度在港府再次立法下才得以正式實施。

資深警官

薛富在警隊交通部任職後期還主持該部的改組工作，他的職稱也因應內部改組而變為警隊交通部總參事官。不久以後，葛柏於1969年11月接任警隊交通部總參事官一職；至於薛富在休假後，則於1970年中暫代另一位休假的保域，以署理警務處助理處長身份暫任港島區指揮官。1971年初，他獲正式晉升為警務處助理處長，並出任招募總主任，主管警隊的招聘工作，任內曾於1972年9月至1973年4月間返英休假，期間更獲警隊補送參加一個為期10星期的管理課程。作為招募總主任，他推出的重要措施包括在1974年宣布容許重行僱用在45歲至50歲退休的員佐級警務人員，並以五年的僱用期為上限，藉以透過較吸引的僱用條件挽留前線警員，以解決警隊人手不足的問題。
薛富在任招募總主任期間也曾經牽涉到一場調職風波。1971年3月，警隊內部公布下任灣仔區警司人選，但卻不是傳聞中的外籍警司威利（H. N. Whiteley），而是華籍警司鄭漢權。為了安撫威利，薛富事後曾致函對方，解釋縱然當局已考慮了他的能力和資歷，但下任灣仔區警司仍是鄭漢權。結果，威利在同年4月獲安排調任中區警司。三年後的1974年，鄭漢權被揭發原來當年曾以25,000港元賄賂葛柏，以換取被視為「肥缺」的灣仔區警司崗位。然而，警隊職位調派委員會其實早已在鄭漢權行賄前的1970年12月選定他為下任灣仔區警司，因此無論他行賄與否，都無礙他出任灣仔區警司一職；而事實上葛柏在受賄後，也從未左右調派委員會的決定。葛柏後來因為受賄一事被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起訴和引渡返港，而鄭漢權則獲廉署安排轉為污點證人指證葛柏，以換取不被起訴，葛柏最終在1975年2月被判串謀貪污和受賄兩項罪名成立，各判入獄四年，同期執行。
外界雖然曾經傳出薛富會在卸任招募總主任之後退休，但在時任警務處長施禮榮於1974年7月落實的一次警隊改組當中，他獲進一步擢升為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同時出任新設的人事總主任一職，除了原有的人事工作之外，又接管行政和後勤部的新職責，得以主管警隊一切行政事宜。1976年5月，警隊再一次進行高層架構改組，多個部門被重新整合，其中由薛富出任新設的人事及支援部總主任一職，下轄人事和支援兩大部門，前者掌管人事科、警隊訓練科、福利科、女警科、警察訓練學校和警察少年訓練學校；後者則掌管行動部、牌照科、交通部、電訊及運輸科、輔警和機動部隊等。

晚年生涯

在警隊工作滿27年的薛富在1977年2月以50歲之齡從警隊退休，退休前獲警隊安排於1月31日在警察總部外的露天停車場舉行歡送儀式，薛富在儀式中檢閱了一支由兩隊警察銀樂隊和50餘名警察機動部隊成員組成的儀杖隊。出席者除包括薛富的家人，還有多名警隊高層、政府高官和警察總部數以百計的人員。為肯定薛富多年來的工作表現，他曾於1966年獲英廷頒授殖民地警察勞績獎章（CPM）、1972年獲女皇警察獎章（QPM）、以及於1977年獲MBE勳銜。此外，「薛富盃」（Shave Cup）和「施禮榮盾」（Brian Slevin Trophy）都是香港警察訓練學校（和後來的香港警察學院）的最主要獎項之一，前者以薛富本人命名，頒授予每屆從學堂畢業的最佳學警；後者則以施禮榮命名，頒授予每一屆表現最傑出的見習督察。
薛富退休後與家人定居於澳洲新南威爾斯省的雪梨。1979年，他獲雪梨大學聘任為保安總監，主管守衛校園的24名特警，但於翌年改任人事編制主任，處理人事事宜。1987年，年滿60歲的薛富再一次退休。晚年的他與家人居於雪梨西北部市郊堡壘山（Castle Hill）。1991年3月21日，他在雪梨逝世，終年約6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