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驅漢事件

拉薩兵變

清末新政時期，清廷治藏政策多有失誤，駐藏大臣（即欽差）聯豫處理失當，加上英國的幕後活動，西藏噶廈與清廷的關係嚴重惡化，導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於1910年2月出走英屬印度。而以鍾穎為統領的約二千名川軍（屬於新建陸軍，簡稱「新軍」）從四川省抵達西藏拉薩駐紮，從而使清朝在拉薩的駐軍形成「營兵」（舊駐藏軍）與「新軍」共駐的局面。清政府採納了聯豫的建議，革除了十三世達賴的名號，使矛盾更加激化，拉薩城內空氣緊張。
1911年8月至9月間，四川省發生「保路運動」，四川政局自此陷入動盪。1911年10月10日（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藏曆第十五饒迥鐵豬年）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開始在清朝內地各省陸續發生，在革命黨和立憲派主導下，內地十餘省紛紛宣布獨立，脫離清朝統治。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一度主張「驅逐韃虜」，排斥滿清貴族，在內地十八省另立漢族政權（後來孫中山發現此議欠妥，遂改為「五族共和」）。在政權更迭過程中，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地方產生動盪和騷亂，清帝國出現分崩離析的危險，尤其在尚未建省的蒙古和西藏等地分別在俄國、英國支持下出現分離傾向。
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拉薩後，「當時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番言殺漢，漢言殺番，各懷疑懼」（番指藏人），藏、漢矛盾進一步加劇。更嚴重的是，駐藏的清軍滿、漢官兵及清朝駐藏官員各立山頭並率先內訌，發生拉薩兵變，隨後在西藏各地的清軍均發生兵變。
拉薩兵變（又稱「壬子事變」），其實質是部隊鬧餉與駐藏官員爭權的結合，由部隊中的哥老會勢力與部分駐藏官員共同發起。起初，駐軍鬧餉因聯豫令鍾穎允以立即發放而平息，但右參贊錢錫寶勸說聯豫不予發餉，致駐軍「遂復譁變」。另據《藏亂紀略》稱，「錢錫寶先得內地消息，於九月二十三日即上欽署，勒令聯大臣率兵勤王，伊代欽差，限午時決斷。聯豫答以事體重大，須三日乃決。錢大憤恨而出，至二十五日而亂作矣。」可見兵變發生前，錢錫寶便有意讓聯豫率軍出藏勤王，而由自己留藏代理駐藏大臣，但聯豫以事關重大為由未當即同意，這引起了錢錫寶的不滿。
兵變以「勤王」（效忠清朝）為口號發起。憂患餘生《藏亂始末見聞記》記載，當時哥老會袍哥勢力「遂隱相號召在藏各路軍隊，謂川亂不得回家，若能劫欽差，取庫餉，以勤王為號，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挑唆駐藏各路軍隊。駐藏大臣聯豫後來曾提到「初言起勤王軍」，鍾穎也稱「聲言起勤王軍」，可見兵變是以「勤王」為名。《聯豫駐藏奏稿》中稱，亂軍於宣統三年「九月二十三四日連劫兵備處及使署所儲槍械子彈糧米，並庫存餉銀十八萬餘兩，薄據表式，均一律焚毀。……二十五日夜劫臣入札什城營次，初言勤王……」可見九月二十五日（1911年11月15日）亂軍以「勤王」為名將駐藏大臣聯豫劫持到札什城軍營。
兵變發起者葉綸三、範金、李維新在兵變開始階段即被殺，而嚴步雲、何光燮、郭元珍等人因是欽差參贊近人而未遭處置。其中，何光燮、郭元珍都是駐藏官員，何光燮是欽差秘書，郭元珍既是欽差衛隊長也是哥老會首領。
《藏亂始末見聞記》稱，欽差被劫後「右參贊錢錫寶自稱代理，在署中搜印，數次未獲」，《藏事陳略》稱「兵變起時，共舉錢錫寶為欽差，錢以代理名義出示安民」。英國檔案中有錢錫寶以代理欽差名義張貼安民布告的記載，該布告是由西藏民眾大會交給英國駐錫金政務官的，布告署有「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即聯豫被劫持的次日。但布告未提到一天前亂軍劫持聯豫之事。布告前一部分是聯豫自稱要率軍「返」（該字有誤，本意應為離開）拉薩，責成參贊錢錫寶行使在藏全部職權；後一部分是錢參贊稱已接此令，將服從並履職，申明部隊軍紀嚴明、作風優良、絕對不會傷害漢藏商民，希勿懼怕、逃亡，要安居樂業勿信謠言。西藏民眾大會給英方的信息中還提到兵變時間是「二十五日夜」而且「錢錫寶已被任命為代理安班，並已掌印」，並提到「中國軍隊」「將大臣聯豫推倒，並劫掠他所有財物，嗣後擁戴錢錫寶作他們的領袖」。安民布告說是因聯豫要率軍離開拉薩才責成錢錫寶代理欽差，而事實上是聯豫遭亂軍劫持，可見錢錫寶不但未救援聯豫，反而謊稱聯豫要率軍離開拉薩，而且亂軍也沒反對錢錫寶代理欽差。《藏亂紀略》稱，有人說「亂起先劫聯署者，即嚴步雲其人」。嚴步雲是錢錫寶的衛隊長，他在兵變時率先劫持聯豫，而後推錢錫寶為代理欽差。所以可推知錢錫寶參與策劃了兵變並居要位，他和亂軍間有密切關係。故宮博物院《西藏起義清方檔案》記載，聯豫獲釋回駐藏大臣衙門後，錢錫寶「因赴江孜辦理夷務，關防交靖西馬同知，競行出關」。此舉顯示錢錫寶可能是恐事情敗露而逃跑，《藏亂紀略》稱「錢錫寶藉故潛逃，惟以嚴步雲護之以出」。
拉薩兵變發生後，清朝在後藏江孜駐軍十月初一返拉薩，波密等地駐軍至拉薩則在十一月十五日左右（史料作「十一月望間」），這些部隊打著響應辛亥革命發動「大漢革命」的名義，號稱欲回拉薩取聯豫、鍾穎的首級，但其實是鬧餉，經鍾穎招撫答應發餉後平息。

公議局攻打色拉寺

駐藏陸軍與西藏民軍開戰始於民國元年（1912年）3月23日（農曆二月初五）公議局攻打色拉寺，結束於1913年4月中華民國政府西藏辦事長官鍾穎出藏。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遜位。在拉薩的駐藏陸軍隨之在農曆十二月二十七日（1912年2月14日）後的「臘月間，聞內地共和告成，遂於藏中設立公議局一所」（見馬師周電）。公議局是亂軍成立的機構，意圖奪取原清朝駐藏機關的權力，其後在其轄下發生了一系列無法無紀的行為。公議局成立後，亂軍「兵丁結黨呼群，征歌酒食狂嫖浪賭，無所不為。甚至圖財害命，尋仇報復，幾無日無之」（見馬師周電）。亂軍「聲言勤王，全軍回川，向藏人索取路費銀十萬兩。藏人本不願陸軍駐藏，今聞回川，幸出望外，即慨然送給。乃得銀竟不回川，日事賭博、仇殺，藏人既大悔恨，復恐餉盡再事劫掠，遂暗集番兵以圖防衛。」影響更大的是公議局為搶劫更多財物而攻打色拉寺。
公議局攻打色拉寺的主要藉口是民國元年（1912年）3月10日（農曆正月二十二日）江孜傳來求援警報，公議局以支援江孜為由要求拉薩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支應烏拉差役，遭色拉寺拒絕後，3月23日（農曆二月初五）強攻色拉寺，由此挑起了拉薩戰事。公議局攻打色拉寺是西藏局勢的轉折點，從此導致公議局及駐藏陸軍自身難保，更無法援助江孜。亂軍強攻色拉寺的發動者見釀成大亂「均藏匿無蹤」，而公議局亦因進攻色拉寺「反招番邊圍攻」而遭到群起指責，到最後「每日無一人到局」，而已大權旁落的「聯、鍾之勢為之一振」（載《藏亂始末見聞記》）。

再次開戰與議和

直到9月24日（農曆八月十四日）午後，雙方再度開戰。此時駐藏陸軍官兵1300人已在議和成功後離開拉薩赴亞東，在拉薩的僅餘保衛欽差的200名士兵。由於是第二次被圍，生還希望渺茫，所以駐軍「無不死力抗拒」，但「人少糧缺」，「狗馬已食盡，飛鳥無至者」，只好「終日四望遠山，惟盼援兵」，但是援兵「終不果來」。開戰近兩個月後，兵士不顧一切攻占堯西（瑤昔），從而得以在農曆九月末十月初與藏方再度議和，11月14日（農曆十月初六）收槍完畢。此次議和「藏番要求鍾及軍兵盡數退出」，而「漢民去留均聽其便」，可見達賴的目的仍舊是軍兵退出西藏，對漢民則無強制要求。鍾穎只好撤離拉薩，於民國元年（1912年）12月12日（農曆十一月初四）抵達靖西，「意擬駐靖候命」。但達賴得知鍾穎從靖西來函表示「意在久居在彼」後，於1913年2月18日在復袁世凱電中稱，對於鍾穎久居靖西，「闔藏人等大有意怨，亦系漢番相爭之由，應請令其速退」，旨在將鍾穎等官兵驅逐出藏。袁世凱回電讓達賴勿迫鍾穎離藏，但並沒效果。3月13日鍾穎致電袁世凱稱藏人「仍行驅追出境」，而且廓爾喀駐藏官員也稱「如不啟程，戰事即在目前」。4月中下旬，鍾穎不得不出藏。鍾穎是中華民國政府派駐西藏的首位西藏辦事長官，也是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後唯一駐西藏辦事的高級官員，但他未獲達賴認可而不得不出藏，此後北洋政府的歷任西藏辦事長官在西藏反對及英國阻攔下再未進入西藏。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才重新派出官員駐西藏。

學界關於事件性質的爭論

亂軍與色拉寺交戰是亂軍劫掠與拉薩藏族僧俗反抗，但當十三世達賴發表通告後，受英國支持的達賴成為整個鬥爭的總指揮，使鬥爭規模波及整個西藏，戰爭變為對駐藏陸軍展開全方位進攻，旨在將中國駐藏官兵全部驅逐出藏。對於拉薩動亂是否為「漢藏」衝突，達賴的驅逐行動是否是「驅漢」事件，學界有不同看法。部分中外學者認為是「漢藏」衝突，將驅逐駐藏陸軍的行為定性為「驅漢」事件，如《藏族簡史》稱「驅漢事件」，《英俄侵略我國西藏史略》及《個中原委——中國邊疆諸問題》稱「驅漢叛亂」，《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稱「驅漢活動」，《英國與中國邊疆危機（1911-1947）》稱「達賴驅漢得逞」，《民國藏事通鑑》稱「第一次驅漢事件」。《西藏通史·民國卷》也稱「驅漢事件」，但在行文中則稱「驅逐當地漢官和軍隊」或「中央政府派駐西藏的官員及軍隊被迫離藏」。也有不少學者將驅逐的對象明確為駐藏陸軍、官員，而不稱「驅漢」，如孔慶宗《辛亥革命中駐藏川軍起義始末》稱「驅逐滿漢官兵」，《清末民國時期川藏關係研究》稱「驅逐駐藏川軍」，《達賴喇嘛傳》 稱「驅逐川軍」，《元以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稱達賴派人「護送前朝駐藏官員及武裝人員取道印度返回內地」。
張召庸、喜饒尼瑪在《清末民初拉薩動亂性質初析》中分析，因公議局攻打色拉寺而引發的駐藏陸軍與藏軍開戰，時人記載或後人著作中多分別用漢、藏指稱雙方，定性為「漢藏」衝突，但該定性過於簡單和絕對。拉薩初次被圍的記載稱「漢番百姓之在圍中者，日往聯、鍾兩處痛哭」，可見當時藏軍包圍圈內漢、藏百姓都有，該包圍圈是自然包圍圈，藏軍並未事先轉移藏民，也未在戰爭期間中將被圍困的藏族百姓釋放。藏軍的目標是駐藏陸軍而非不論漢、藏的百姓。而且交戰雙方在混戰中都獲得了各族百姓的支持。鍾穎的駐藏陸軍被圍困時，因糧餉斷絕而向九世班禪求援，於是「後藏僧侶與漢軍互相為援，一切餉糈，莫不臂助」，九世班禪還「暗令哲蚌寺僧助之」，此外西藏噶廈噶倫擦絨·旺秋傑布等多位噶廈高官均曾援助駐藏陸軍。而藏軍一方因缺少懂指揮的將領，乃將曾任土兵營管帶但在駐藏陸軍變亂時遭哥老會追殺的謝國梁截至拉薩充任藏軍總司令，所以有記載稱謝國梁「與鍾軍連日混戰」，「日與鍾軍鏖戰於拉薩」。故將其稱作「漢藏」衝突實在欠妥，更準確的說法應是駐藏陸軍與藏族民軍之間的混戰。
將達賴驅逐駐藏陸軍、官員的舉動稱為「驅漢」也不準確。在達賴與鍾穎及中華民國政府的往來電文中，從未提出要將在藏的漢人全部驅逐出藏，雙方第一次議和簽署的合約僅要求「陸軍全行退伍，由印度回國」，還提到「漢兵出關後」，出藏對象都是軍兵。達賴於1912年12月致中華民國政府電文中也僅稱「漢官兵如果盡退時」，也沒提到漢民百姓。1913年2月18日，達賴為請令鍾穎所部退出西藏事致電袁世凱時表示，鍾穎官兵系「漢番相爭之由，應請令其速退」，並明確表示「所有在藏漢人，原同藏民一律看待。」可見，達賴驅逐的始終是鍾穎等官兵，對漢人百姓不但不驅逐還承諾待如藏民。還值得留意的是，雙方混戰中助藏方作戰的前清漢人軍官謝國梁不但未被驅逐，反而被達賴多次勸留西藏，可見並非所有漢人都被驅逐出藏，也並非所有官兵均被驅逐，被驅逐的對象確切地說是參與搶劫作亂及與藏軍有敵對行為的官兵。此外，藏文檔案中當時使用的藏語詞彙是「驅漢軍」而非「驅漢人」。所以不能籠統地以「 驅漢」 事件稱之。
梅爾文‧戈爾斯坦在《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中，指出在達賴1913年回到拉薩時，拉薩是從十八世紀以來首次沒有中國的官員或軍隊。

後續

1912年12月中旬，十三世達賴回到拉薩，重掌西藏政權。原親漢勢力遭到排擠和鎮壓，丹傑林寺被解散，哲蚌寺規模最大的洛色林扎倉遭到鎮壓（1921年又因內部爭端而遭清算）。英國人麥克唐納記載，十三世達賴「進入布達拉宮後，第一步便是沒收皇家丹吉林寺，並解散其僧侶。這寺院從那以後，便改作郵政電報局了。」朱繡《西藏六十年大事記》載：「漢兵既由拉薩赴印度，從前助漢之喇嘛，亦有相隨而行者，達賴甚恨，故暗殺其折蚌寺之大堪布元典喇嘛於彭多宗。」達賴還讓親信達桑占堆繼承了戰爭期間因傾向駐藏陸軍而被殺的噶倫擦絨·旺秋傑布的財產，並開始逐漸壓制九世班禪。此後西藏事實上形成了脫離中國中央政府控制的獨立地位，北洋政府所派西藏辦事長官等駐藏官員一直未能進入西藏。1913年，達賴發表《水牛年文告》開始推行新政。同年達賴要求英國於1913年召開西姆拉會議劃定中藏邊界，並且發動了康藏戰爭（川邊戰爭）進攻四川康區（川邊）。直到1919年北洋政府國務院令甘肅督軍張廣建派李仲蓮、朱繡入藏，會晤十三世達賴和九世班禪，取得了川藏停戰及聯絡感情的成果，加上不久前達賴派三大寺堪布駐京，西藏同北洋政府的關係才開始逐漸恢復。1924年，達賴派貢覺仲尼赴北京充任西藏駐京總代表，並派代表觀察（後改為參加）了中華民國國會參眾兩院會議。
回中國內地的駐藏陸軍官兵中，鍾穎1915年因在藏期間左參贊羅長裿被殺案而被大總統袁世凱處決。其他重要將領還有劉弼良（一營管帶）、潘文華（亂軍一營管帶）、陳渠珍（三營管帶）、張子青（亂軍三營管帶）、張鴻升（馬隊管帶）等。謝國梁（土兵營管帶）後也回內地。在西藏被鍾穎處決的有汪文銘（亂軍馬隊管帶）等人。
另外此次動亂發生前正在被駐藏陸軍圍剿的波密土王後在1928年被西藏噶廈剿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