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夫里坎·斯皮尔

人生經歷

Spir於1837年11月15日出生在他父親位於斯皮洛夫斯卡（Spirovska）的房子裡，離伊莉沙維特格勒（即Elizabethgrad, 如今叫做Kirovohrad, Kherson Governorate）較近，因此屬於莫斯科帝國（如今則是在烏克蘭）。 他的父親Alexander Alexandrovich Spir是一位俄國外科醫生——準確地說是敖德薩軍事醫院的主任醫師——以前則是莫斯科的一位數學教授。在1812年他的父親被弗拉基米爾大公封為騎士，也成為了赫爾松市（蘇聯烏克蘭南部港市）的世襲貴族和議員。 他的母親叫做Helena Constantinovna Spir是市長的女兒，她的外祖父是一位希臘畫家，在凱薩琳大帝時期來到俄國。他的父親從一本希臘的舊日曆中給他四男一女共五個孩子取名，這便是他古怪的名字Afrikan( 歐洲罕見人名）的由來。
Spir不喜歡這個受洗時所取的名字，就在簽名里將其簡單地寫作"A. Spir"。謙遜的品格也使得他沒有在姓氏前面加上表現其貴族地位的德文詞「von」或者法文詞「de」。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受教育經歷：「我在鄉下度過童年，接著在敖德薩學習了一陣兒，一開始是在一個私立寄宿學校，然後是在一個體育館，如果我沒弄錯的話，它們和法國的高級中學差不了太多。我沒有上過大學，相反我接著去了Nikolayev (如今的Mykolaiv)一所見習船員學校，那裡離黑海不遠。「在這期間，他對哲學產生了興趣，並且通過閱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看的是Tissot所譯的法文版），打下了哲學思辨的基礎。 接著他又閱讀了笛卡爾，休謨和密爾的作品。
1855年，18歲的時候，他作為海軍中尉參加了克里米亞戰爭，並且兩次獲頒獎章（分別由 St. Andrew 和St. George 授予)。他駐守在馬拉可夫（Malakoff）的第四堡壘，即塞瓦斯托波爾圍城戰中托爾斯泰所駐之堡壘。1852年，他的父親去世後，他繼承了父親的財產（他僅存的另一位兄弟，詩人Aristarch，已經在1841年去世了），接著他解放了自己的農奴，並把土地，物資和錢財也散給了他們，這一舉動，或許是對1861年農奴制改革的預見。在1862年，他離開伊莉沙維特格勒，前往德國旅行，他在那裡呆了兩年時間，以期「對人類心靈有更好的認識」1864年，他的姐姐Charitis在他離開俄國不久之後去世。1867年，他的母親也離開了人世，他於是以「低得可笑」的價錢賣掉了自己的財產，又散盡財富，然後永遠地離開了故鄉。
他一開始去了萊比錫，聽了Moritz Wilhelm Drobisch (1802–1896，一位赫爾巴特派哲學家）的講座。當時，還是學生的尼采恰好也在那裡，不過並沒有跡象表明他們見了面。1869年他去了圖賓根，1871年去了斯圖加特。1872年1月30日，在該市的一座東正教堂 里，他與Elisabeth (Elise) Gatternich 結婚，接著夫婦二人有了一個女兒，Hélène. 在萊比錫，他和出版商兼共濟會員Joseph Gabriel Findel交好，後者出版了Spir絕大多數的作品。他最重要的著作，《思想與實在：初探批判哲學之革新》(Thought and Reality: Attempt at a Renewal of Critical Philosophy)也於1873年初版。它的第二版，也就是尼采手頭的版本，則面市於1877年。為了擴大讀者群，他又直接以法語寫作了《批判哲學大綱》 （Esquisses de philosophie critique）,這本著作出版於1877年。 它的第二版則要等到他死後四十年，即1930年才予付印，且由巴黎大學索邦神學院的Léon Brunschvicg 教授作序。
1878年起，為了治療肺炎導致的慢性咳嗽，他搬到瑞士的洛桑居住五年。1884年，他向俄國皇帝請求准許他脫離俄國國籍，歸化為瑞士公民；同年他得到了皇帝的准許，開始著手申請在洛桑上貝爾蒙地區——即他與家人居住之地——的註冊許可證。 在1886年，為了享用更優秀的圖書資源（即所謂Société de Lecture，一個私人讀書社群），他又搬去了日內瓦。 自1889年9月17日起，他正式獲得瑞士聯邦政府承認，與其妻子、女兒一道成為了瑞士公民。 他於1890年3月26日在日內瓦的6 rue Petitot過世，死因是流行性感冒。此前他靠妻子和女兒養活。
他的手稿、個人文件、照片和書籍在1940年被其女兒捐給了日內瓦圖書館(Bibliothèque de Genève, formerly Bibliothèque Publique et Universitaire de Genève),它們組成了一套 "African Spir全集"，可供查閱。
有關他和家人的其他文章也可以在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查閱到。

認識論

基於他的個人閱讀和參加Drobitsch講座之舉, Spir應當是一位新康德主義哲學家。他把自己的哲學稱為「批判哲學」。他追尋著一條把哲學建設為「第一原則的科學」之道路，認為哲學的使命是調查直覺知識，揭露經驗主義的妄想，以及通過對事實的嚴格陳述和邏輯嚴密的推理來展現事物的真正本質。這一方法使得他推崇同一律(即law of identity, A ≡ A) 為認知的基本規律，與經驗世界的紛繁表象相對。

本體論

對Spir而言，同一律不僅是認知的基本規律，也是本體論的準則，是絕對存在的實體的表達，它與不斷變遷的經驗存在相對。 同一律如此表達絕對實體：只有與自身完全而永遠一致的，才是真實的；但是經驗世界卻處在永遠的變化之中，因此它不為真。故此，經驗世界具有虛幻的特質，因為表象千變萬化，而經驗現實永不可知。

宗教與道德

對Spir而言，他的宗教觀、倫理觀和他的哲學有著同樣的理論基礎：同一律。同一，是至高無上者、絕對存在和神靈的特質。他認為，一般來說，上帝並不是創生宇宙萬物或者人類自身的神聖造物主，而是人的真正本性和萬物之道。而那道德和宗教的良知就孕育在對「規範」和「經驗本質」之對比的認知之中。「在人的經驗本性和道德本質之間存在著激烈的二元關係「，而對此二元關係的體認是道德判斷的基礎。

社會公正

在社會層面，Spir並不贊成私人財產的累積和繼承，可他一邊要求有物質材料的分配，一邊又不贊成集體主義。通過將自己繼承所得的土地財富分給以前所屬的農奴，他樹立了這一方面的典範。

批判性的回應

雖然從事了大半生的哲學工作，但是Spir從未擔任任何大學的教職，終其一生，他的著作相對來講也未為人們所熟知。他還真的抱怨過這種銅城鐵壁般的「陰謀式的寂靜」。 然而，Spir卻對一些卓越的哲學家、學者和作家產生過重大影響，例如漢斯·費英格,弗里德里希·尼采, 威廉·詹姆士,列夫·托爾斯泰和魯道夫·斯坦納。他的《思想與實在》甫一出版，費英格便閱讀了，並且回憶說它「給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尼采稱他為傑出的邏輯學家(ein ausgezeichneter Logiker)。 詹姆士在他的《心理學原理》中幾次援引此書，例如當辯論一個康德哲學議題時，他寫道：「總體而論，對這一問題的最新、最優秀的處理，據我所知是來自A. Spir的《思想與實在》。」
1896年，托爾斯泰讀到此書時，同樣極受感動；在寫給Hélène Claparède-Spir的信中他說：「閱讀《思想與實在》對我而言是極大的樂趣，我還未曾見過如此深刻同時又如此嚴格的哲學家，我意指他的科學性——書中那些嚴格引入的概念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必要而清晰的。我確信他的學說會在未來得到它應得的理解和激賞；它將為作者帶來巨大的哀榮，一如叔本華的傑作。」
在他的日記中（1896.5.2）托爾斯泰寫道：「又是一個關於Spir的《思想與實在》的事件！我剛剛重讀了我的日記的開頭幾篇。實際上，我發現它不是別的，正是這本書的一篇小小的摘要！可是當我寫下這些日記的時候，不僅還沒有讀它，甚至連聽也沒有聽說過呢！這本書徹底闡明了我對生命意義的觀念，還在某種程度上鞏固了它。這一學說的精要在於，萬物並不存在，存在的是我們對實體概念的印象。概念 (或曰表象)有這樣的性質，它相信著「物體的存在性」。這來源于思考的性質。思考首先包含了「將實體歸因於印象」，即一種物質，接著，思考又將它們投射在空間之中。」他在三天後的日記里又補充說：「我一直在閱讀Spir的著作。這閱讀使我思如泉湧。」
關於他的哲學的最重要的研究主要出版在1900到1914年間 (由Lessing, Zacharoff, Segond, Huan, Martinetti)。
在1917年的一個演講中，魯道夫·斯坦納稱Spir "極其迷人" ，是一位 "原創型的思想家"，是一位有著「在19世紀中極為罕見的敏銳感覺」的人。正因為這樣，他也不幸地未被理解，而經歷了「一位思想家所能經歷的一切苦難」，即如同諺語所言，「死於寂靜」——他被完全無視了。
一戰過後, 義大利哲學家Piero Martinetti (1872–1943) 的譯介給Spir哲學帶來一次短暫的春天。它以「宗教唯心主義」之名為人所知。
二戰之前, Hélène Claparède-Spir以法文出版了父親的作品，並且為了推廣其思想，與讀者作了廣泛的書信往來。 1937年,為紀念Spir百年誕辰， Martinetti以義大利文出版了關於Spir的專題論文集，名曰《哲學評論》（the Rivista di Filosofia）。
二戰過後, African Spir被人們所遺忘。 1990年，為紀念他逝世一百周年，日內瓦公立圖書館組織了一次展覽，展出了African Spir的文集 ，又出版了分析目錄。 他的許多著作從未被售罄過，因此人們仍可買到其第一版、第二版的德、法、意、英和西語原書。 或許是因為二十一世紀初，相關爭論引發了新的興致，由Odoardo Campa在1911年翻譯的重印本《道德與宗教》於2008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