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治藏歷史

背景

明朝朝野所繪地圖常將西藏畫在明朝之外。據明朝官修《大明一統志》圖敘：「天命統一華夷，幅員之廣，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極八表，靡不來庭，而疆理之制，則以京畿府州直隸六部，天下分為十三布政司，...以統諸府州縣，而都司、衛所則錯置於其間，以為防禦。...而邊陲之地，都司、衛所及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與夫四夷受官封、執臣禮者，皆以次具載於志焉。」文中「西極流沙」的流沙河是明朝與西藏的界河。該書卷八十九將西藏（書中稱「西蕃」）列為朝貢、封官的「外夷」（在「華夷」之分中並非「華夏」），不設行政性質的布政司，而設軍事性質的都司、宣慰司及招討司。利瑪竇獻給明神宗的世界地圖經多次重繪，於萬曆三十年（1602年）由太僕寺少卿李之藻出資刊行，稱為《坤輿萬國全圖》。圖中「西番」與「朵甘思」的顏色與大明不同，表明屬於不同國家。17世紀初《王泮題識輿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是明朝地圖，西藏（包括安多、康區）不劃入疆域。《三才圖會》中收錄的《山海輿地全圖》是世界地圖，將「西番」列為「大明國」之外的國家。當時歐洲人所繪中國或亞洲地圖也將西藏畫在中國之外。如荷蘭彼得·凡·德爾於1680年出版與法國首席皇家地理學家紀堯姆‧德利爾於1700年及1706年出版的地圖。
清朝開始有些地圖把西藏畫入中國。據清朝征服西藏後官修《明史·志第十六》記載，明朝疆域「計明初封略，東起朝鮮，西據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自成祖棄大寧，徙東勝，宣宗遷開平於獨石，世宗時復棄哈密、河套，則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抵雲、朔，東西萬餘里，南北萬里。」文中「西據吐番」的「吐番」是宋、元、明等時期的史籍中對青藏高原及當地土著的慣稱。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建立明朝。1369年，朱元璋派遣官員持詔諭前往西藏，著令各部歸順明朝。詔書說到朱元璋「命將率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為天下主，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爾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國一統，恐尚未聞，故茲詔示」。同年，明太祖還派遣陝西丞宣布政司的官員許允德前往藏地進行第二次詔諭，「令各族酋長舉故官，至京授職」。
1370年，明朝軍隊攻取洮、岷等州，並進克元朝的吐蕃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脫思麻宣慰司）的治所河州，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遂降明。元順帝病歿，在此情勢下原先忠於元朝的西北藏族首領陸續歸附明朝。1371年，西藏的世襲封主鎮西武靖王卜納剌（元世祖忽必烈第七子西平王奧魯赤的五世孫）攜帶元朝頒發的印信，率吐蕃諸部首領到南京向明朝納款，表示歸順。明朝收繳了元朝授予他們的印信，分別授予他們為河州衛指揮同知、靖南衛指揮同知，並准予其子孫世襲。屬下官吏也授千戶、所鎮撫等職。1372年，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帶領六十多人赴南京朝見明太祖，表示歸降。喃加巴藏卜被明太祖封為「熾盛佛寶國師」，賜玉印一顆。他還先後兩次向明朝舉薦故元的藏族舊官一百多人，皆被授予各級官職。
1373年正月，當時控制烏思藏大部分地區的帕木竹巴第悉（帕竹政權首領的稱號）釋迦堅贊（即《明太祖實錄》所記的「故元灌頂國師章陽沙加」）在被明太祖封他為灌頂國師後，遣使入朝，貢以佛像、佛書、舍利。在此之後，藏族地方的大小僧俗首領，也紛紛來到首都南京請封，明朝一律授給他們以新的官職和封號。如指揮同知、僉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帥、招討、萬戶等職，以及國師等封號。對於新封的藏人僧俗首領，明太祖要求他們「自今為官者，務遵朝廷之法，撫安一方；為僧者，務敦化導之誠，率民為善，以共樂太平」。

對藏政策

中國當代學者對於明朝對藏政策的主流見解是「因俗以治」、「多封眾建」、「羈縻懷柔」。

以馬為賦

「以馬為賦」是以茶換馬的制度。這一制度肇始於1383年。該年正月，明太祖勅諭松州（今四川省松潘縣）指揮僉事耿忠，「西番之民歸服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岀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岀馬一匹，定為土賦，庶使其知尊君守上奉朝廷之禮也。」四月，耿忠回報：「臣所轄松潘等處安撫各族長官司，宜以其戶口之數，量其民力，歲令納馬置驛，而籍其民充驛夫，以供徭役。」1392年五月，尚膳太監而聶等至河州召必里等族輸馬，「諸族皆感恩意，爭出馬以獻」，得馬340餘匹，這是有記錄的首次征差發馬。同年八月，西寧衛土酋亦令真奔進言，「諸番族皆野居散聚，射獵為食，請歲輸馬二百匹為常賦。」皇帝表示應准。
1393年二月，明朝為各藏族部落「特製金銅信符，族頒一符。遇有使者徵發，比對相合，始許承命。否者，械至京師，罪之。」「又制金銅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賫入番，與諸番要約，篆文上曰：『皇帝聖旨』，左曰『和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
依金銅信符制，明朝三年一次下徵發馬，該制度用以完善、強化「以馬充賦」的賦稅制度。至1449年，金牌制停止使用，改派行人視察茶政。1488年，再罷行人巡茶，改由御史視察。1497年，經都御史楊一清奏請，金牌制度再次恢復，但此時民間私販盛行，官方交換已經不能和明初等量齊觀。

三大法王

大寶法王
「大寶法王」是噶瑪噶舉派的第五世噶瑪巴得銀協巴。他在康區一帶巡遊傳法，很有名聲，於是明成祖在他正式即位的當年「遣司禮監少監侯顯齎書、幣往烏思藏，征尚師哈立麻。蓋上在藩邸時，素聞其道行卓異，至是遣人征之」。噶瑪巴得知消息後，於1406年從楚布寺出發。當年七月，噶瑪巴在康區噶瑪寺見到了侯顯等使者，領受詔書，即隨侯顯等人一道前往南京。他們經青海一路於十一月抵河州。然後經陝西、河南、安徽，乘船入長江，於1407年藏曆正月抵達南京，駐錫靈谷寺。噶瑪巴先率領僧眾在靈谷寺設十二壇城為明太祖夫婦作超度法事十四天，後在皇宮中設壇為明成祖傳授了無量灌頂，講經譯經。明成祖對噶瑪巴活佛表現了非常的倚重和尊崇，授予了他超過明太祖對藏傳佛教首領加封的慣例的封號。
1407年三月丁已，明成祖封得銀協巴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慈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命他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鈔、彩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並封其徒孛隆逋瓦桑兒加領真為「灌頂圓修淨慧大國師」、高日瓦領禪伯為「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果欒羅葛羅監藏巴里藏卜為「灌頂弘智淨戒大國師」，並設盛宴於華蓋殿，宴請噶瑪巴師徒。噶瑪巴得銀協巴在南京、五臺山等地停留達一年多，於1408年四月辭歸，明成祖賜給他白金、彩幣、佛像等物，派中官護送。
大乘法王
「大乘法王」是薩迦派都卻拉章的貢噶紮西，其為故元帝師貢噶堅贊貝桑布之孫，元封「中興釋教大元國師」大元卻吉堅贊之子。薩迦勢力在藏中失勢之後，遷到達倉宗。貢噶紮西幼年學佛，後到前、後藏朝佛巡禮，講經說法，成為薩迦款氏家族成員在宗教活動方面的代表人物，聲名遠揚。明成祖兩次遣使召他進京。年屆六十的貢噶紮西不聽旁人勸阻，決心進京，其於1412年四月由薩迦寺動身，1413年二月抵達南京。他在多次講論佛法，明成祖封其為「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真如慧智弘慈廣濟護國演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賜給管領僧眾、護持釋迦牟尼教法之詔書及金印。此後，他離京去往北京、五臺山等地，然後再回到南京，為明成祖傳授灌頂及經咒、護持等。明成祖賜其銀質喜金剛像、大威德像、鈴、金剛杵等大量法器，再有大藏經、供器、僧帽、袈裟等，以及各種珍寶、金器、銀器、綢緞、大小帳幕、茶葉、牛、馬、騾等財物。貢噶紮西於1414年正月離開朝廷，十二月回到薩迦寺。
大慈法王
明朝時期格魯派興起，釋迦也失代表其師宗喀巴應詔入朝，被封為「大慈法王」。明成祖通過帕竹第悉、內鄔宗本等人的介紹和明朝入藏使者的報告而注意到格魯派的創始人宗喀巴。明成祖二次派人入藏召宗喀巴進京，但召宗喀巴其門下弟子代他入朝進京。
釋迦也失同入藏使者侯顯等啟程前往內地。其經山南、康區、理塘，抵達成都附近。當一行人進入成都府城內時，接到明成祖的詔書，曰：「今聞上師你已離西土，不顧途中風雨烈日寒暑，漸次已行數萬里之遙，前來此處，故朕心甚悅，難以言說。現今複遣人於途中贈禮迎接，以示緣起，以表朕心。」1413年11月，釋迦也失等到達北京城附近時，受到九門提督等官員的歡迎。在大小官員的接送下，釋迦也失下駐海音寺（或法音寺），再次受到明成祖的詔諭，詔諭表示明成祖十分高興釋迦也失「不計數萬里之路，跋山涉水，觸風冒雨，歷盡艱辛前來，」考慮到其「遠途而來，身體疲乏」，諭示釋迦也失面聖時可免行禮。明成祖在大善殿接見了釋迦也失，還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接風宴會，並多次給予賞賜。1415年4月，明成祖「命尚師釋迦也失為妙覺圓通慧慈普應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誥命。」釋迦也失在京期間，用醫藥和傳授灌頂的辦法治好了明成祖的重病。
此外，還在五臺山建了六座寺院，這些寺院按照藏傳佛教格魯派的修行次第修習佛法。1416年，釋迦也失回到拉薩後，建造了拉薩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1425年5月，釋迦也失再次進京（此時明朝已經遷都北京），在北京居住十餘年，期間宣德皇帝封其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釋迦也失於1435年在返藏途中去世，享壽82歲。

五大教王

『闡化王』
1406年三月壬辰，明成祖派遣使者齎詔封烏思藏帕木竹巴吉剌思巴監藏巴里藏卜（即紮巴堅贊）為灌頂國師闡化王，賜紐玉印、誥命，仍賜白金五百兩、綺□、衣三襲、錦綺五十匹、彩絹百匹、茶二百斤。以後帕竹政權的歷任第悉，都擁有闡化王的封號。
『贊善王』
1406年，明成祖令智光和尚出使烏思藏，靈藏僧人著思巴兒監藏遣使隨智光來朝，被封為灌頂國師。第二年又被封為贊善王，並賜金印、誥命。贊善王的轄地在今天四川德格一帶。
『護教王』
1406年，館覺地方的政教首領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遣使入貢，被永樂皇帝封為灌頂國師，並賜以誥命。1407年，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派遣使者入朝謝封，又被明成祖封為護教王，並賜金印、誥命，仍享有國師稱號。館覺地方即是今天昌都地區的貢覺縣。
『輔教王』
1413年，明成祖封思達藏地方（今西藏日喀則地區的吉隆縣境內）薩迦派首領南渴烈思巴（按《薩迦世系史》，他是款氏家族成員，全名為南喀勒貝洛追堅贊貝桑布）為輔教王，並賜誥印、彩幣。此後貢使雙方往來不絕，楊三保、侯顯都曾被派往頒賜，而輔教王轄下的許多僧人也都前來朝貢，有的還留在北京任職。
『闡教王』
1406年，止貢地方的止貢噶舉首領鎖南藏卜派使者朝貢，成祖封鎖南藏卜為灌頂國師，賜予衣服、錢幣等優厚的賞賜。1413年，成祖又加封他為灌頂慈慧淨戒大國師，並封其僧人領真巴兒吉監藏為闡教王，賜以印誥、彩幣，命其管理止貢地方。

西藏對外冊封

西藏學者主張封號是一種外交儀式，並不表示明朝統治西藏。達賴喇嘛也給蒙古統治者或清朝皇帝封號。1578年（明萬曆年間），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與俺答汗會面，俺答汗為索南嘉錯上尊號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為觀音菩薩的化身，此為達賴喇嘛一詞的出處。索南嘉措為俺答汗上尊號為「轉千金法輪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承認他為成吉思汗的化身。1637年（明崇禎年間），第五世達賴喇嘛贈予固始汗「丹增卻傑」（威利轉寫：Tenzin Choekyi Gyalpo，意為「執教法王」）的封號。

爭議

國際上對明朝實質統治西藏與否或其實際性質方面存在不同的理解，常見的爭議如下：

明史不確說

美國藏學家特瑞爾·威利（）因《明史》中未有對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及其黃帽派的記載，而認為作為明朝官方歷史的《明史》受到了審查，從而扭曲了歷史真面目。而且宗喀巴所創立的格魯派，一直到1642年消滅了第悉藏巴政權後才奪取到藏中的權力，而明朝在兩年之後的1644年即被李自成推翻。

供施關係說

藏學家達瓦諾布認為明朝皇帝和喇嘛之間的見面是「施主與僧人」之間的進貢，而不只是政治上下屬向上級朝貢的關係。他還認為納貢的項目是佛教用品，而這彰示了「宗教實質的關係」。夏格巴在其《西藏政治史》裡面也說「在蒙古成吉思汗和俺答汗時代，漢人的明朝和滿洲人的清朝，西藏和中國在施主和僧侶的關係上合作得很好」。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晉美在研究過該書引用藏文的歷史資料或漢文的歷史資料後，認為夏格巴對史料完全採取了斷章取義、取其所需的態度。高馬士認為明朝沒有行使對西藏的任何直接的政治控制，納貢的內容幾乎都具有宗教特色。Patricia Ann Berger認為永樂皇帝封授喇嘛主要是想重新確立元朝建立者忽必烈與其帝師八思巴之間建立的中藏關係。艾略特·史伯嶺認為西藏喇嘛之所以造訪明廷，多是為了加強喇嘛的大批富貴的隨眾同明朝商人官員之間的貿易。高馬士認為明朝對西藏執行一種放任主義政策並限制朝貢喇嘛的隨員的數目，西藏人保持對明朝的納貢關係是因為他們從皇帝施主那獲得財富和權力。湯瑪斯·賴爾德也認為西藏人急迫地答應明朝的邀請，是因為他們所收穫的禮物的價值要遠大於朝貢物品的本身。
王家偉和尼瑪堅贊認為儘管明朝皇帝確曾向西藏藏傳佛教的喇嘛經常施捨財物，然而中國皇帝和西藏法王除了保持宗教上的檀越關係之外，更有著政治上的上下主屬關係。明太祖於1374年7月便設西安行都指揮使司於河州，升河州衛指揮使韋正為都指揮使，總轄河州、朵甘、烏思藏三衛。後來又升朵甘、烏思藏二衛為行都指揮使司。當年12月熾盛佛寶國師喃加巴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揮同知鎖南兀即兒等遣使來朝，又奏舉土官賞竺監藏等五十六人。明太祖遂設朵甘宣慰司一、招討司六、萬戶府四、千戶所十七，以賞竺監藏等分別為指揮同知、宣慰司使、招討司官、萬戶、千戶等。而除了在藏族地區設置衛所，委任藏族僧俗首領外，明朝還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領和人士，推行僧綱制度，通過宗教加強明朝對廣大藏區的影響。明封「三大法王」和「五大教王」教派囊括當時藏中從東部到西部最有實力的幾大派系，即後藏的薩迦，前藏的帕竹和止貢、在前藏部分地區和西康大部分地區擁有相當影響的噶瑪噶舉；以及在帕竹政權扶植下異軍突起的格魯派。
需要指出的是，明初設置的朵甘、烏斯藏等衛所都屬於羈縻性質，即封賜原地方世襲首領為衛所的官員，和內地行省的流官制不是同類性質的，除了原有的政權外，並沒有實際的衛所機構存在。永樂時期，衛所已退居次席，而代之以對三法王、五教王為首的僧俗首領的大量冊封。明朝規定只有朱姓才可以封王，對於其他民族的政治首領，在他們表示臣服明朝的條件下，也可以被封為王。而明朝封給藏人首領的王號，既有掌管一方地區行政得世俗的王的成份，也有與宗教的法王相類似的成份。三法王和五教王中的三位都在烏斯藏，而明朝在烏斯藏是否設過僧綱司，學術界對此尚無研究，但從史料記載看，明朝在烏斯藏地區有封授都綱的官職給一些藏轉佛教的僧人。但是由於僧綱司往往依附於法王、教王之下，加上明朝中葉以後烏斯藏地區各地方勢力和教派勢力的鬥爭日益尖銳，僧綱司在烏斯藏地區實際上難以發揮明朝政府所期望的管束僧眾的作用，因此烏斯藏的僧綱司系統在藏漢文史料中都缺乏詳細的記載。

明無興趣說

米凱爾·范·瓦爾特·范·普拉赫認為除了「喇嘛-施主」的關係之外，明朝對西藏沒有多少興趣，並把西藏看成一個西方獨立的王國。杜齊卻認為雖然「除了少數幾個皇帝之外，明朝都沒有像元朝那樣尊崇佛教，但這並不使他們放棄對西藏的主權，相反地他們繼續主張擁有蒙古在西藏時的主權。」在明朝建立的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兩次派員持詔諭前往西藏，著令西藏各部歸順明朝，「令各族酋長舉故官，至京授職」。洪武三年四月，明太祖在冊封諸皇子為藩王時，因是年藏區尚未歸附，故而推遲了奉賞功臣的典禮。高淑芬和陳慶英由此認為明太祖對爭取藏族地區是非常重視的。1371年，世襲西藏的元鎮西武靖王卜納剌就攜帶元朝頒發的印信，到南京向明朝納款，表示歸順。明朝在收繳了元朝授予他的印信後，任命他為靖南衛指揮同知。同時，故元攝帝師朗喀貝桑波亦於洪武六年到南京入朝歸順，其被封為熾盛佛寶國師，賜予玉印一顆。於此，明太祖下詔諭曰：
我國家受天明命，統馭萬方，恩撫良善，武威不服，凡在幅員之內，咸推一視之仁。近者攝帝師喃加巴藏卜以所舉烏思藏、朵甘思地面故元國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千戶等官，自遠來朝，陳請職名，以安各族。朕嘉其誠達天命，慕義來廷，不勞師旅之徵，俱效職方之貢，宜從所請，以綏遠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給賜玉印；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為朵甘、烏思藏武衛諸司等官，鎮撫軍民，皆給誥印。自今為官者，務遵朝廷之法，撫安一方；為僧者，務敦化導之誠，率民為善，以共樂太平。
王家偉和尼瑪堅贊因此認為「開國不久的明朝，通過下發詔諭、接受入朝、封授官職等方式，很快就使元朝時期藏區各地的政教首領和官員們臣服，從而把全國藏區置於朝廷的統一治理之下，對原先歸屬元朝的西藏地方取得了統治權。」史伯嶺則認為「明朝第一位皇帝發送給西藏人的通知明朝已經建立的信件，類似於由他發送給其他外國的信件，證明了明朝統治者並不認為西藏是『中國』的；在裡面，皇帝將西藏當作一個非常獨立於中國的國家。」《劍橋中國明代史》也認為沒有什麼證據能證明其後的永樂皇帝曾有試圖（像元朝那樣）重建對西藏的統治的意圖。Smith認為明朝早期或許希望與西藏建立像元朝一樣的政治關係，但實際上明朝除了希望西藏能夠對蒙古施加影響之外，對西藏並沒有太多興趣。而且西藏與蒙古持續保持下來的關係要比明朝與西藏的關係在政治上要強得多。
明末時期，蒙古人在西藏勢力日漸強大。第一世、二世達賴喇嘛被認為沒有和明朝有任何聯繫。而這前兩世達賴喇嘛是自索南嘉措於1578年被蒙古俺答汗尊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而成為「第三世達賴喇嘛」之後，死後由索南嘉措追封為第一世、二世達賴喇嘛的。高馬士因此認為明朝皇帝對西藏態勢表現出「明顯的漠不關心」。他還認為明朝對西藏缺少關心使得蒙古人能抓住機會重掌西藏和填充其政治真空。湯瑪斯·賴爾德則說，在大量蒙古人轉為信仰藏傳佛教之後，中國人只是帶著興趣觀看著，但幾乎沒有中國人篤信藏傳佛教。
然而尊索南嘉措為「達賴喇嘛」的俺答汗，其已於1571年臣服於明朝，被授予「順義王」封號。（但Smith認為俺答汗仍處於明朝的統治範圍之外。）俺答汗同時勸索南嘉措向明朝納貢，於是索南嘉措寫信給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請求准予確立朝貢關係，信中稱：「我保佑皇上，晝夜念經…我與皇上和大臣晝夜念經，祝贊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1579年8月至9月，明朝准許三世達賴喇嘛定期入貢，並於1587年十月定卯，授予三世達賴喇嘛「朵兒只唱」（Dorjechang，意為「金剛持」）的名號，給予敕命圖書，並邀請他到北京，但是三世達賴喇嘛接受邀請後於1588年在去往北京的途中去世。（也有回西藏的途中的說法）湯瑪斯·賴爾德則記載索南嘉措在知曉萬曆皇帝邀他進京後，因早前的責任而對皇帝的邀請表示婉拒，儘管當時他離北京只有400公里。
1616年三月，萬曆皇帝派專人進藏，封四世達賴喇嘛索南羅追以「普持金剛佛」的封號及印信，並邀請其去漢地。冊封使團在哲蚌寺的大經堂受到接待。索南羅追為建立緣起，接受了邀請。此外，《四世達賴喇嘛傳》也記載：「火龍年（1616年）三月，明朝萬曆皇帝派來了以索南羅追為首的許多漢人，賜予達賴喇嘛『普持金剛佛』的封號、印信和僧官制服。他們將達賴喇嘛迎請到哲蚌寺的甲吉康（漢人公所）裡…轉達了明朝皇帝邀請他去漢地的旨意。達賴喇嘛為締結善緣，接受了邀請。」但在他真正準備動身前，1616年12月四世達賴喇嘛在哲蚌寺突然圓寂，時年28歲。當時傳言說四世達賴喇嘛是被藏巴汗彭錯南傑派人害死的，因為其二者之間的權力鬥爭。

名義統治說

特瑞爾·威利認為明朝對西藏眾多喇嘛毫無鑒別的「封王」不應視為於元朝對之的分封，因為蒙古人扶持的薩迦政權在明朝建立之前已經被帕竹政權推翻了。Helmut Hoffman認為明朝通過週期性的特使派遣和對喇嘛首領進行名義上的封授來對西藏維持表面上的統治，但並沒有實際介入西藏的治理。並認為明朝授予在西藏已經取得權力的藏人以封號，這僅僅是對政治現實的承認。黎吉生則認為明朝沒有對西藏統治家族（帕木竹巴、仁蚌巴、藏巴汗等政權）的承繼有控制權。杜齊亦認為「漢族對西藏的主權只限於從法律上批准和承認那些事實上已存在的特權和權力。明朝自然想更換前代的封文，他們幾乎認可了所有元代的封文，承認了高官顯貴們的世襲權。只有少數例子他們猶疑不決過或者乾脆拒絕任命某些合法的職位佔有者。」譚其驤教授認為「明朝對東北遼東邊牆以外，對青藏高原的統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種羈縻關係而已，真正的統治是談不上的。我們要說老實話，現在把明朝對西藏關係來比之於元朝對西藏的關係，清朝對西藏的關係，這是不行的，是遠遠趕不上的。」
明朝對西藏政權更迭沒有任何反應。第一任闡化王扎巴堅贊手下的大臣諾布桑波嗣任仁蚌宗宗本後，就開始大規模擴張仁蚌家族的領地。之後仁蚌家族通過和朗氏家族通婚，逐漸掌握了帕竹政權的實權，甚至到了能操縱幾任帕竹第悉廢立的程度。諾布桑波的父親南喀傑波曾在1416年被封為領思奔（即仁蚌）行都指揮使司的都指揮僉事，諾布桑波承襲了這一職務，但之後直到仁蚌巴覆滅的一百餘年中，仁蚌家族掌握了前後藏的實際統治權，卻再沒有請求明朝的封賜。而明朝對闡化王的權力和領地被篡奪也毫無辦法，所能做的只是承襲舊制，繼續冊封后續帕竹繼承人為闡化王而已。仁蚌家族在1565年被新崛起的辛廈巴才旦多吉擊敗，才旦多吉的孫子彭措南傑於1618年控制了前後藏，建立了藏巴第悉政權，以及之後彭措南傑之子噶瑪丹迥旺波在1642年被蒙古和碩特部的固始汗擊敗，固始汗擁戴五世達賴喇嘛建立甘丹頗章政權，也同樣沒有和明朝建立聯繫。
但是，明朝對西藏採取「因俗而治、眾建多封」的辦法。根據明朝的政治制度，西藏政教首領進京朝貢的事務由禮部負責，重要管理的任免由吏部負責，更重大的事件則由皇帝直接處理。徐明旭認為，由於歷史的慣性作用，西藏的僧俗首領都把取得中國皇帝的封賞當做向他人證明其合法性的必要條件。反之，明朝對不承認其權威的首領進行懲罰。例如闡化王阿格旺布請明朝皇帝敕封，使者到時他已去世，喇嘛們就要求明朝使者將他的「敕文」轉交其子阿旺札西札巴，違反了明朝規矩。明朝即令四川巡撫將敕封使者逮捕至京要斬首。後明廷諒使者也是藏人，不懂明朝規矩，改為充軍陝西。阿旺札西札巴於1518年正式擔任第悉，1563年明朝才敕封為闡化王。而輔教王南渴烈思巴（薩迦派首領，款氏家族成員，全名為南喀勒貝洛追堅贊貝桑布）1456年，南渴烈思巴派遣使者來朝貢，上陳自已年老，請求以其子喃葛堅粲巴藏卜代替其位，因此得到皇帝允許，賜以誥印、金冊、彩幣、袈裟、法器等。1388年，帕竹政權灌頂國師鎖南札思巴噫監藏卜上表稱病，推薦其弟吉剌思巴監藏巴藏卜代其職，明太祖亦許之。《明實錄》還記載1431年，鎮守河州（今甘肅境內）都督同知劉昭奏：「羅思囊族西番千戶阿失吉為親弟工噶所殺，而據其地，按問已引服，當斬。」上曰：「殺兄非常罪，斬之。梟其首以徇，使遠人知其法。」羅思囊族是甘肅的藏族部落，金暉因而認為明朝能執掌西藏的執法權。《明史》劉昭列傳並未記載此事。第悉藏巴的彭措南傑之所以被十世噶瑪巴卻英多吉指定為前後藏的統治者，亦是因為該黑帽系擁有明朝明代宗賜予的詔書，詔書規定噶瑪巴可以委任適合的人員擔任僧俗官職。但也有說法是：藏巴汗於1618年率兵攻入內鄔棟王宮，徹底推翻了帕竹政權，正式宣布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第十世法王卻英多吉為第司，將首府設在日喀則，但實際權力仍控制在藏巴汗手上。
1413年，大乘法王貢噶札西進京為爭取明成祖發布命令讓帕竹政權把薩迦大殿交還給薩迦派掌管。《江孜法王傳》記載：尤其是在這一年（1413年，藏曆水蛇年），燕王皇帝陛下派侯大人、宋大人為首的五位宣旨大人攜帶…命前藏人（帕竹首領）把薩迦大殿交還給薩迦法座的詔令。1413年5月，明成祖派侯顯等人從京城出發進藏，以向烏思藏許多首領傳達旨意，其中帶去了命令帕竹第悉交出薩迦大殿給予原主薩迦派的詔書，12月侯顯等人到達西藏，在頗章孜宣讀詔書，薩迦派舉行了十分隆重的慶典。陳慶英認為此事則反映出明朝中央對西藏政教勢力之間的爭執有決定處理的權力，西藏薩迦派和帕竹派之間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是由明朝皇帝發布詔書才實際解決的。而1407年，明成祖令闡化王與護教王，贊善王及藏區各地首領恢復從前後藏到河州的沿途驛站。1414年又派宦官楊三保入藏。「令闡化、護教、贊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驛站、諸未復者盡復之」。所謂恢復驛站，除了驛站設施的修復外，同時也要令沿途藏區籍民供應徭役。1410年，明成祖發布上諭對西藏掌握政權的人士和各個教派的首要的高僧大德等僧俗貴族賜予官爵、名號，發給讓他們掌管一方權力的詔書，而且還規定「不遵聖旨，法律絕不寬貸」。恰白·次旦平措因此認為「在這個基礎上，明朝的歷代皇帝對西藏的政教大事的管理情況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來。」但史伯嶺則認為「無論是西藏史料還是中國史料中都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些（被明朝廷封授過的）藏人是代表明廷行使權力或行事的。坦白地說，明朝在西藏並無政治權威 - 明朝並沒有在西藏設置任何條例或法令，或是在西藏徵稅，等等。」

休兵無戍說

伊佩霞認為西藏猶如朝鮮等明朝的鄰國一樣，對明朝是朝貢體系下的身份，而明朝對之並不設置軍隊。湯瑪斯·賴爾德則說「在蒙古軍隊離開西藏後，明朝軍隊沒有替代他們」。王家偉和尼瑪堅贊也說明朝「對西藏地方的治理，雖然也有嚴厲之處，如對犯法的西藏地方官員判罪處刑等，但沒有像元朝那樣派兵攻打西藏以及經常在藏駐紮軍隊等。」達瓦諾布認為明朝致力於應付北方蒙古的威脅，沒有更多的軍事力量來強化它繼承元朝的各片領土主權的主張；相反，明朝以「儒家式的外交手段」對外進行大量封賞饋賜。史伯嶺則說明朝和西藏之間微妙的關係是最後一次「一個統一的中國不得不處理一個獨立的西藏」，明藏之間邊界存在潛在的軍事衝突，明朝對外政策的西藏部分，其終極目標不是以征服為目標，而是避免任何形式的威脅。
1370年，明軍攻佔河州，次年在當地設立軍事衛所河州衛，任命原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為衛指揮同知，其子孫世襲其職。1374年，明太祖在河州設置西安行都指揮司，轄區最初包括整個藏區，後專管今青海東部，甘肅南部和四川北部的藏區。在次第平定川西之後，明朝在川西設置茂州、威州、汶州等州縣以流官管理民政，龍州等府以土官管理民政，並設置茂州衛、松州衛、威州衛、洮州衛、岷州衛等管理地方的軍政。1373年，明朝設置朵甘衛。後升朵甘衛為朵甘行都指揮使司，轄區包括今青海南部、西藏東部和四川西部的藏區。而對於烏思藏和阿里地區，明朝沒有派駐軍隊，而是派許允德進藏招諭吐蕃十八族歸順，烏思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則於1372年親到南京表示歸順。同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員入藏，封帕木政權二代第悉釋迦堅贊為灌頂國師，賜玉印。次年，釋迦堅贊派人朝貢。在此情形下，明朝於1373年設置烏思藏衛，後再升為烏思藏行都指揮使司，轄區包括今西藏大部。1375年，明朝再設立俄力思軍民元帥府，轄區為阿里地區。由此，元朝的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轄地都劃入明朝轄區。對於明朝沒有在烏思藏派駐軍隊，牙含章則解釋為「當時統治西藏地方的帕竹政權和平地規順了明朝中央政權，『不勞師旅之徵』，後來西藏地方也沒有遭到嚴重的外敵入侵事件，國防始終安全，所以明朝中央政權沒有必要向西藏派駐軍隊。」達瓦諾布則指出衛藏（烏思藏與阿里）地區100多年處於持續的動盪狀態。即使如此，明朝自始至終未向這些地區出兵。相反，「如果是元朝，他們將會對外藏（即衛藏）地區進行軍事干涉來保護他們所喜歡的喇嘛政權，或是為了展現他們對一個被征服的地區的政治慾望。」
明初時期，明朝亦數次在青海、四川等地的藏區用兵平亂。1373年5月，鄧愈和皇帝一個養子沐英受命進行一次懲罰性的討伐，目的在嚴懲拒不承認明朝統治的一位西藏或藏族酋長。討伐軍深入今青海湖地區，甚至西進遠到崑崙山。鄧愈捨命地追趕這個酋長和他的徒眾，斬殺了數以千計的人，俘獲了十餘萬頭牲口。沐英也因此被封為侯爵。1378年11月，已經封侯的沐英再次被任命帶領討伐軍去平定西藏和四川的動亂。到了1379年10月，沐英共俘敵3萬名和20萬頭家畜。1390年，四川地區的左軍都督瞿能在藍玉的指揮下同樣被派往征討侵襲四川的藏人。然而，沒有證據顯示明軍曾進入衛藏地區。達瓦諾布表示，「衛藏地區在長達幾乎130年的時間內處於混亂狀態，但明朝卻未發兵去征服西藏或者向西藏派駐軍隊。明朝在這期間對西藏的反應是典型的儒家對『西域』的反應。」
明朝後期，衛藏各種政治勢力紛紛聯絡引入蒙古各部的力量，戰亂不休。比如1621年格魯派請來在青海的土默特蒙古軍隊在拉薩打敗第司藏巴的軍隊，噶瑪丹迥旺波繼任第司藏巴後，聯絡在青海的卻圖汗共同對付格魯派，而五世達賴喇嘛和四世班禪共同聯絡在新疆的和碩特蒙古固始汗，最終消滅了第司藏巴和康區的白利土司，統一了藏區。

外交換馬說

宋代以來，漢、藏地區間逐漸形成茶馬互市關係。濮德培認為漢地自身不能出產足夠的強壯軍馬，從而需要靠邊疆的衛所維持政府主導的「茶葉-馬匹」交易市場。而西藏人也需要大量茶葉，不僅是日常的飲用也同樣用於宗教儀式的活動。明朝政府因此在今甘肅臨夏、天水、臨潭、四川雅安、松潘等漢、藏交界的地區專門設立茶馬司，統一管理茶馬市場。王家偉和尼瑪堅贊因此認為「明代茶馬互市的日趨繁榮，不僅密切了藏、漢兩族以及藏族與其他兄弟民族之間的經濟關係，也進一步加強了明朝中央政府統轄西藏地方的政治地位。」然而，范·普拉赫認為明朝皇帝只是滿足於同西藏統治者維持友好的關係，並互派外交使團以處理中國對馬匹的急需。《劍橋中國明代史》將永樂年間明朝與西藏的關係歸類於明朝的「對外關係」中的，和對蒙古的關係並列。王家偉和尼瑪堅贊反對將藏區派遣來京人員稱為「外交使團」，因為西藏的烏思藏與朵甘司是明朝中國的兩個轄區，這兩區中的政教首領是受明朝敕封、臣屬於皇帝的官員，他們本人或派員赴京，是中國內部的事，是「內交」而非「外交」。此外，王家偉和尼瑪堅贊還批評范·普拉赫將「進貢回賜」與「茶馬互市」、「徵發馬賦」混為一談，因為明朝獲取所需馬匹的兩個主要途徑，一是「茶馬互市」，一是「徵發馬賦」。茶馬互市，是以茶為報酬換取馬匹；而徵發馬賦，是賦役性質，亦由官府給以一定的酬值。然而明朝對烏思藏地區徵收的賦稅額度很小，常賦每年僅徵取200匹馬匹。明朝政府規劃一定的土地，由藏民專事放牧養馬，到期向政府交納一定數量的馬以領回相應的涼茶和其他生活用品，政府不再征派其他的捐稅。明朝政府還使用「金牌信符」的方式保證茶馬互市中的廉政。「金牌信符」被授予征馬官員和藏民，凡要征馬，必須以符印對驗牌納馬換茶。

宗喀巴拒邀說

宗喀巴是黃帽格魯派的創始人。1407年，明成祖遣使邀請宗喀巴前往南京並納貢，但宗喀巴因年老體弱，經不起長途跋涉，加上正忙於修建三大寺，對皇帝的邀請表示婉拒。同時，1408年六月，宗喀巴給明成祖寫了一封回信，請明朝的使者帶回。在這封回信裡，宗喀巴對收到皇帝賜予的大量禮品表示衷心感謝，對皇帝的邀請則予以婉拒，表示：
余非不知此是大地之大主宰為佛法著想之諭旨，亦非不遵不敬陛下之詔書，但我每與眾人相會，便發生重病，故不能遵照聖旨而行，惟祈陛下如虛空廣大之胸懷，不致不悅，實為幸甚！
1413年，明成祖命使者侯顯等再次齎詔入藏召請宗喀巴。宗喀巴對眾使者解釋說「自己去漢地的阻礙大而必要性小」，他並給皇帝寫了說明情況的回信，準備了回贈的禮品，請使者們帶回。因此，「很可能是明朝的使者們想到了請宗喀巴派一名弟子代替他入朝的辦法」，於是侯顯等使者請宗喀巴派一名殊勝弟子前往並得到宗喀巴同意後，釋迦也失遂同侯顯等同行前往內地。1413年11月，宗喀巴親傳弟子釋迦也失作為其師的代表到達北京城附近，永樂帝派人送來聖旨，對釋迦也失「不計數萬里之路，跋山涉水，觸風冒雨，歷盡艱辛前來，」表示十分高興，考慮到上師「遠途而來，身體疲乏」，諭示上師面聖時可免行禮。1415年4月，明成祖「命尚師釋迦也失為妙覺圓通慧慈普應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誥命。」1425年5月釋迦也失再次到北京，在北京居住十餘年，此期間宣德皇帝封他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大圓通佛」。

噶瑪巴拒邀說

1403年3月10日，永樂皇帝「遣司禮監少監侯顯齎書、幣往烏思藏，征尚師哈立麻（即噶瑪噶舉派五世噶瑪巴活佛，得銀協巴）。蓋上在藩邸時，素聞其道行卓異，至是遣人征之」。《明代名人傳》記載四世噶瑪巴乳必多吉曾拒絕洪武皇帝的邀請，但《劍橋中國明代史》記載他應洪武皇帝的邀請，於1372年至1373年間的冬季抵達南京，乳必多吉四世活佛並擔任抵京教團的教長。陳慶英還記載他是元朝攝帝師喃加巴藏卜向明太祖舉薦元故官六十餘人中之一，並被封為「灌頂國師」。得銀協巴獲得消息後，於1406年從楚布寺出發。當年7月，得銀協巴在康區噶瑪寺見到了侯顯等使者，領受詔書，即隨侯顯等人一道前往南京。1407年4月10日，得銀協巴抵達南京。新近即位的永樂皇帝對噶瑪巴活佛表現了超乎尋常的倚重和尊崇，他行出南京的皇宮來迎接噶瑪巴並且沒有要求噶瑪巴行磕頭之禮。Karma Thinley還記載永樂皇帝賜噶瑪巴比自己靠左、稍高的上位。Rossabi也記載忽必烈在佛事活動中，忽必烈坐在一個比西藏法師更低的平臺上。達瓦諾布因此認為永樂皇帝是想跟從蒙古皇帝尊重其西藏薩迦喇嘛的傳統。
1407年噶瑪巴抵京後，他除了率領僧眾在南京靈谷寺設十二壇城為明太祖夫婦作超度法事十四天外，還在皇宮中設壇為明成祖傳授無量灌頂，講經譯經。1409年2月，明成祖封得銀協巴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慈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命他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鈔、彩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並封其徒孛隆逋瓦桑兒加領真為「灌頂圓修淨慧大國師」、高日瓦領禪伯為「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果欒羅葛羅監藏巴里藏卜為「灌頂弘智淨戒大國師」，並設盛宴於華蓋殿，宴請噶瑪巴師徒，以示慶祝。Rossabi記載，在獲得永樂皇帝「法王」的封號之後，得銀協巴還建議皇帝同樣也對藏傳佛教其他教派予以封授。
藏文資料顯示得銀協巴曾勸勉永樂皇帝不要試圖像早先的蒙古人那樣用軍事武力管治西藏。史伯嶺則記載得銀協巴是拒絕了永樂皇帝試圖在明藏之間建立如同元藏之間的聯盟的建議。Thinley還記載永樂皇帝曾計劃派軍隊入藏以強行扶持噶瑪巴至西藏眾佛教教派的統治地位，但得銀協巴勸止了他。但陳學霖認為幾乎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曾是皇帝的意圖。陳學霖認為永樂皇帝對得銀協巴的邀請主要是出於宗教目的。其他可能的目的或者還有依靠噶瑪巴活佛幫助皇帝合法化他備受爭議的繼位方式。和表現他對其父母明太祖夫婦的思念和孝心。蔡石山還認為得銀協巴通過卜吉預凶的手法，顯示上天支持永樂皇帝對明朝皇位的繼承，以此來幫助證明其皇位的正統性。
《法主歷輩噶瑪巴傳略如意寶樹》中記載：「一般來說，除了漢地的皇帝以外，其他人無權委派官吏。但是皇帝考慮到漢藏兩地距離遙遠，所以授權法主得銀協巴可以委派法主的拉德和米德的官員，並說皇帝對法主給以支持。此外還任命了國師和司徒等官職。」
1415年8月15日，得銀協巴突患重病而去世，第六世活佛通哇敦丹繼承「大寶法王」的封號。從1426年到1450年的二十多年中，通哇敦丹先後八次遣使向明朝進貢，明朝曾召請他進京，但未能成行。1426年四月甲申，「賜如來大寶法王等使臣指揮使公哥等。金織文綺、襲衣等物有差。」當時通哇敦丹年僅十一歲，由詔書可見明朝承認他自動地繼承了得銀協巴的「大寶法王」的封號。
1471年，七世噶瑪巴卻紮嘉措派人向成化皇帝進貢佛像。皇帝為此頒賜詔書，曰：「皇帝聖旨，諭烏思藏大寶法王噶瑪巴為首之人眾：你等世代居住西土，順合天意，恭敬朝廷，謹守職司，獻納貢品，歷時已久，今更勤謹。此次複潛使者來，貢獻方物，如是忠順之心，殊堪嘉獎。今值使者返回，賞賜爾等綢緞等物，以表朕回報之意，使到之日，可自領受。…成化七年正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