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

1960年代

布拉赫的觀點中，貫穿於人為的選擇導致威瑪共和的崩潰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時期，國家社會主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德國和奧匈帝國的「völkisch」意識形態，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個人魅力上找到了最完全的表達方式。同樣地，布拉赫抱怨太多德國人在魏瑪-納粹時期選擇「為喝彩的協定和偽軍事性的服從準備的一個強勢的威權主義的政權」。通過對德國歷史的Sonderweg解釋的反對，布拉赫相信德國的一種特殊的思想狀況（Sonderbewusstsein）使得第三帝國成為可能。布拉赫寫到：
「德國的Sonderweg應該限定在第三帝國時代，但是作為特定的德國思想狀況[Sonderbewusstsein]的力量已經作為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抗而興起，並在1870年發展壯大，在1918年重點強調。超脫了其誇大的透視觀察（以及我要補充的，措辭）它成為政治中的力量，超脫了一個荒誕的現實。從民主到專政的路並非德國一個特定的情況，卻是國家社會主義專政的本質對應1933–1945年德國意識形態的權力成為政治和極權主義的現實。」
布拉赫提到的Sonderbewusstsei是Sonderweg理論的原型，名義上普魯士-德國政權在觀念上作為中歐的大國而非西歐或東歐，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是特別且獨一無二的；這一意識形態強調對民主制的反對作為對「西方文明」的反對的一部分。
另一部與布拉赫相關的著作是1960年與沃爾夫岡·掃爾和格哈德·舒爾茨合作撰寫的專著《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chtergreifung》（國家社會主義攫取的權力），書中描繪了1933–1934年德國社會生活一體化（Gleichschaltung）的大量細節。在對《國家社會主義攫取的權力》的評論中，美國歷史學家Walter Laqueur讚揚了布拉赫、掃爾和舒爾茨他們拒絕參與辯護，以及自願解答納粹統治下的德國人的行為的問題。在同樣的評論中，Laqueur表達出了對威廉·勞倫斯·夏伊勒《第三帝國興亡史》那樣的暢銷書的遺憾，同時對於《國家社會主義攫取的權力》那樣被Laqueur當作比夏伊勒絕佳的學術著作沒有翻譯成英語，使後者成為最暢銷的書。

布拉赫主張納粹德國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權，其中布拉赫堅持卡爾·約阿西姆·弗里德里希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發展的「極權主義類型學」過於僵化，而且極權主義模型需要建立在細緻的經驗分析之上。在布拉赫的觀點中，和弗里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的著作沒能在「革命動態」中加以斟酌其中布拉赫提出了極權主義的「核心準則」。對於布拉赫而言，極權主義的本質是與一個涵蓋一切的意識形態，威權主義的領導人的價值觀，以及對國家和社會公共意識形態的偽造（這從民主制「開放」的理解中區分出了極權主義「封閉」的理解）一起的對社會的所有方面的控制和再造的總體宣揚。在布拉赫的觀點中，「政治是國家權力的構造」，而且在他的觀點中，歷史學家的傳統方法須由政治科學的方法支持以正確理解政治史。在史學專業中他自己的領域的以納粹-魏瑪時期的為名的著作的談話中，布拉赫聲稱：
「不是對於Himmler、Bormann和Heydrich，也不是對於納粹黨，但是對於希特勒德國人自認為熱情。在此存在著一個基本的問題，尤其是對於德國歷史學家……去認定過去的這一關鍵錯誤的來源並去研究它而不輕視它仍然是德國歷史學術成就的一個任務。忽視它意味著失去了對事實的承諾。」 
布拉赫高度批判了馬克思主義的第三帝國觀點，這一觀點把納粹的領導者視為巨商操控的傀儡。在布拉赫的觀點中，準確的反駁是與從屬於納粹統治的商業活動存在的「政治優先」狀況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堅持的「經濟優先」。布拉赫提出納粹的行動聽命於納粹意識形態理論，商業利益只是像社會的其他任何部門那樣在很大程度上服從於專政，而且自從納粹的行動常常不和於純粹的經濟觀點看法的邏輯，「政治優先」占了上風。

不同於常常與左翼歷史學家有關的第三帝國的功能主義觀點，布拉赫寫道它嘗試：
「對立『舊式的開明的』極權主義理論及討論相對化的解釋，強調『即興發揮的』權力的政治以及國家社會主義的統治地位。左翼的解釋像是去開罪行和責任的問題去支持更現代、現實主義的分析。但這樣做他們會滑到對於國家社會主義本身的新的輕視和庸俗化的危險。他們的分析也帶來了這個，換句話說，含糊其辭的在討論法西斯主義與現實。」
1960年代，布拉赫是由安斯特·諾爾特代表的泛法西斯主義理論主要批評者。布拉赫批評泛法西斯主義的整體觀念為知性上站不住腳，並指出那是一部分德國人的個人選擇作為對諾爾特的導致國家社會主義的「後設政治學的」的哲學觀念的反駁。布拉赫的代表作，1969年的著作《Die deutsche Diktatur》（德國的獨裁者）部分程度上是為反駁諾爾特的泛法西斯主義理論而寫的，反而展現了作為人為行動造就並支持的極權主義之治的納粹獨裁的畫面。在《德國的獨裁者》中，布拉赫反駁了泛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反而用極權主義的理論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去解釋納粹德國。作為把歷史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倡導者，布拉赫表現出了對諾爾特泛法西斯主義的哲學理論的強烈不滿。在1971年的評論中，美國歷史學家Lucy Dawidowicz稱《德國的獨裁者》是「……一部舉世無雙的卓越作品，結合了最細緻的客觀現實和對民主精神的強烈的承諾」，1989年，英國歷史學家Richard J. Evans稱《德國的獨裁者》是「有價值」的著作。
布拉赫常常批評由Martin Broszat和Hans Mommsen等學者主張的對第三帝國機能主義-結構主義的解釋並宣稱他們對希特勒的觀點是一個「軟弱的獨裁者」。在布拉赫的觀點中，希特勒是「第三帝國的主宰」。而通過布拉赫提出的觀點元首是在第三帝國的背後驅動武力，他是指出納粹德國是有良好組織的而不是納粹分子喜歡偽裝的第一個歷史學家。在1956年的論文中，布拉赫提到「競爭對手之間的對抗情緒元首無所不能的關鍵地位中單獨地解決了」，造成了「……權力團體和來自互不相容的個人關係的複雜的共生體和地位」。不像機能主義者，布拉赫視這一混亂為希特勒一部分有意的「劃分和治理」戰略的一部分，並指出沒有觀點可指出希特勒受自下而上的壓力的驅動或者他的權力受任何方式的限制。而一方面布拉赫同意機能主義者注重的第三帝國決策制定的高度自我組織的本性。布拉赫評論納粹的統治「仍然處於始終即興組織的狀態」。

1970年代

在1971年一篇紀念德意志統一100周年的短文里，布拉赫反駁了奧托·馮·俾斯麥是今日聯邦共和國之「祖父」的說法，並提出那些史學家所宣稱的俾斯麥的第二帝國與聯邦共和國之間的聯繫是完全錯誤的。布拉赫堅持1949年聯邦共和國的建立是與德國歷史上所發生過的任何事情有著決定性的分界。布拉赫聲稱聯邦共和國具有民主政體，尊重個性、全民平等、法治及其多元化、寬容的社會與俾斯麥視野中的為維持「容克」的權力存在軍事化的、威權主義的政權控制的嚴苛的等級社會毫無關係。布拉赫寫道現代聯邦共和國的成功與「俾斯麥時代的傳統」毫無關係，並稱「1871年政權的崩潰」是「全新的德意志國家的前提和起始點」。布拉赫堅持「其次，完全成功的民主制度在德國是不可想像的，沒有1871年帝國的最終失敗是不可能的」。
在1976年出版的題為《The Role of Hitler: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的短文中布拉赫提出希特勒在他所屬的時代被嚴重低估了，而且那些拒絕極權主義模型而支持法西斯主義模型的歷史學家處在犯下同樣錯誤的危險中。在布拉赫的觀點中，希特勒是「世界歷史性」的人物，被認為是德意志民族主義最為激進的類型以及最具破壞性的革命的化身，而且那些強加了希特勒的個性，因此國家社會主義正確稱呼是「希特勒主義」。在他論文中，布拉赫堅持希特勒本身在許多方面有某種意義上缺乏的「非人的」對於傳記作家來說的任何現實的興趣，但是指出希特勒那些平凡的氣質致使他先在威瑪共和國，然後在1930年代的國際舞台被競爭對手和同盟低估了。同時，布拉赫告誡了像他指出的格哈德·里特那樣的歷史學家的希特勒「妖魔化」的辯護趨向，讓許多德國人只是在「魔鬼」希特勒頭上責怪納粹的罪行。其中布拉赫批評了不夠充分的英雄史觀，布拉赫指出宣稱社會發展比個人角色更重要的社會史學家是錯誤的。
布拉赫寫道1970年代的「希特勒風波」對希特勒看起來很反常的狂熱帶來過去三十年的所有關鍵事件或者冷戰、史達林主義興起與衰落、匈牙利起義、蘇伊士戰爭、越戰和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這些事件的年代，希特勒即使死了，仍在所有這些時間裡留下了些許「背影」。布拉赫指出對希特勒的痴迷是由於「希特勒主義額外的特性造成的不可避免且持續的聳人聽聞的感觀，這可以當作是現代成吉思汗主義的一種或者常被認為德國人代表性的殘酷的效率與超級人物的意志力的結合的例子，用以恐嚇或者崇拜，或者兩者兼有」。布拉赫提出希特勒代表了一種有別於18和19世紀歷史學家建立的歷史偉人傳統標準領導者的新的類型：「希特勒，和以他方式的史達林代表了一種大型運動和政黨領導人的新的類型，結合了狂熱的意識形態癖好素質和技巧超群的煽動，並取代了作為歷史人物偉大特質的傳統的政治家和勇士」。1976年的作品中，布拉赫一再警告回歸到「偉人」的歷史學派，警示「偉人」類型的歷史學家在極權統治中是有代表性的，隨著「偉人的歷史」作為歷史的這一概念不但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得到推廣，而且「……也在共產黨統治的地方，雖然完全處於集體主義的教條的反面，可是在有魅力的領導人發動的群眾動員的心理特徵中保留下來。這一領袖崇拜及偽信仰的尊敬和崇拜的很好的例子有列寧和史達林，毛主席以及朝鮮神化金日成」。然而在同時，布拉赫提出在極權統治之下，領導者的地位取決於其特殊的定義意味著塑造歷史過程中有過大的角色，由此使得對領導人的研究成了理解這些統治的前提。
在布拉赫的觀點中，希特勒的崛起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1933年1月30日總理的主要職責移交給希特勒取決於保羅·馮·興登堡總統的秘密顧問。布拉赫寫道興登堡在1933年1月30日選擇不同的方式委任希特勒為總理會將德國歷史帶入完全不同的方向，由此意味著隨著1934年興登堡的去世，他必然擔起1933-45年間所發生的任何事情的超級責任，對希特勒的委任是對興登堡來說的一個不必要的完全沒有正當理由的行動。然而布拉赫提出一旦希特勒掌控權利，他用他的權威推出完全的變革在政治上摧毀希特勒的反對派，如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及他的盟友，如決定「服從」納粹運動的德國國家人民黨。布拉赫提出因為希特勒是納粹運動的非常中心以致國家社會主義的命運非常糾纏於希特勒的命運是正確的，如上所述，談論國家社會主義為希特勒主義，而且因此通過他們的行動明顯引發的事件反之不會發生證明希特勒作為個人在歷史中的地位。另外，布拉赫堅稱希特勒的重要性來源於他成為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特別激進類型最有效的說明者，這允許反而會被歷史學家忽略的思想以恐怖的實現來臨。
通過布拉赫提出拉爾夫·達倫多夫、大衛·舍恩鮑姆和亨利·阿什比·圖納等人的作品中國家社會主義尋求反現代的目標導致一個無意中的現代化進程被讚揚，布拉赫感覺到現代化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相差太遠的問題，他指出世界上的極權的革命式的改造伴隨著殘忍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路線。在布拉赫的觀點中，希特勒革命企圖發泄的除一種走火入魔的種族主義之外，還有道義上的革命。布拉赫提出納粹革命企圖毀壞友誼、仁愛等等的傳統價值觀，並以諸如殘忍、野蠻及破壞性的價值觀取而代之。布拉赫提出由於反猶主義對於希特勒的weltanschauung（世界觀）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其以對歐洲猶太人的大滅絕為表現形式等等的後果反對任何泛法西斯主義觀念是由於布拉赫相信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不能解釋說明猶太人大屠殺。布拉赫提出一般的法西斯主義理論有著不加區別地把針對法西斯觀念的太多迥異的現象以任意的知識性的用法加以歸結的錯誤，並以法西斯術語籠統的抨擊任何人所不齒的。隨著對猶太人大屠殺起源的注重，他成為堅定的蓄意主義者。在他看來對歐洲猶太人群體滅絕的整個計劃起自阿道夫·希特勒的反猶仇恨。
布拉赫提出「希特勒所贊成的一個深重、盲目和冷酷的基本準則」是反猶主義，提到屠殺猶太人在二戰期間對於希特勒來說十分重要，出自純粹軍事觀點的看法的來源可能會更加投入於戰鬥而不是傾向於大屠殺。1981年，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Timothy Mason在他的著作《The "Fuehrer State" : Myth and reality》中題為《Intention and explanation: A Current controversy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的論文裡創造了「蓄意主義」的術語作為回擊布拉赫與Klaus Hildebrand的一部分都被Mason指責過分集中於希特勒作為對猶太大屠殺的解釋。
布拉赫相信極權主義無論來自左翼還是右翼，都是對全世界民主制度的威脅，而且提出蘇聯和納粹德國之間的不同是某種程度上的，不是某一類型上的。布拉赫反對泛法西斯主義的反對還常常促使學者拒絕像「激進左翼」主張那樣的「極權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理論以支持「民主」的極權主義理論作為解釋納粹專政的方式。尤其是布拉赫指出法西斯義大利和納粹德國具有這些基礎性質的不同以致任何泛法西斯主義的理論不被歷史證據支持。他是一名親美人士，還是為數不多的完全支持冷戰時期美國的外交政策的德國教授之一。而布拉赫沒有對法西斯義大利的同情傾向，寫到貝尼托·墨索里尼的崛起「通過一個保守派和進步派、反共及國家社會主義者、反對變革和革命目標的結合訴諸所有階級」並且大量運用「直接行動」，墨索里尼在1919年「走向對自由民主制的戰爭」。布拉赫是聯邦共和國的價值觀始終如一的支持者，而且他的美國朋友反對東德及其支持者蘇聯的價值觀。1960、1970和1980年代他常常抨擊左翼和新左翼知識分子，尤其是越戰中的美國和西德的行動與納粹德國的比較。對布拉赫而言，這些抨擊有對納粹罪行荒唐的庸俗化及推進共產主義事業的險惡的嘗試。布拉赫提出1970-80年代西德的失敗和不穩定的情緒與1920-30年代不同。1969-74年，布拉赫支持維利·勃蘭特總理的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政府和他的東方政策，提出聯邦共和國早該承認奧德河-尼斯河線。1970年代中期，布拉赫反對社會民主黨，指出西德太多的人天真並無憂無慮地輕視蘇聯共產主義的威脅。布拉赫始終自視為自由主義者，反對左翼和右翼的極權主義，一個立場使他同時抨擊保守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他1976年著作《Zeitgeschichtliche Kontroversen》中，布拉赫批評了馬克思主義新左翼對納粹時代的解釋，理由是這類的解釋「在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極權主義方面縮小到1933-45年間野蠻行為的消失為道義上的現象的範圍」，布拉赫感到那意味著「……新一波庸俗化甚至辯護開始了」。在他1977年發表在《Historische Zeitschrift》雜誌上的題為《Zeitgeschichte im Wandel der Interpretationen》的短文中，布拉赫提出1960年代末的學生運動導致「馬克思主義的復興」並伴隨「新左翼」運動日益掌控大學課程。其中布拉赫感到一些價值觀產生的成果，太多所產生的按他的觀點的出版物以「簡略的武裝」寫成，其中「以學術的背景和名義推行的意識形態的鬥爭」有著學術標準上的侵蝕性的效果。布拉赫寫道1960年代末的學生運動「政治化而且常常……反對性地曲解」歷史學家的成果。在他1978年著作《Schlüsselwörter in der Geschichte》中，布拉赫警告新左翼和他與之相關聯的「極權主義的誘惑」，最重要的是紅軍派恐怖主義團體是對西德民主制度的嚴重威脅，並稱那些學者在他們分內這類傾向發生之前予以回擊為時太晚。布拉赫警告政治體系之外進行的「和平」和「綠色」運動推出了另類的烏托邦系統的一個激進版本，他警告民主制度中的潛在危機持續會導致逐漸削弱德國民主制度。西德左翼分子又攻擊布拉赫是新納粹主義並給他貼上「美國走狗」的標籤。布拉赫特別地警告「通過從人物和事件的歷史理論化和意識形態化的異化，去顯示和實行作為主導對資本主義和民主的當代批判主題的取向」。隨著同樣的主線，布拉赫批評回歸到他認定為粗魯的1920-1930年代共產國際理論把民主制標記為「晚期資本主義」和「晚期資產階級」統治形式，以及新左翼把聯邦共和國表示為納粹政權「復活」的做法。

1980年代

在他1982年著作《Zeit der Ideologien》（意識形態的時代）的引言中，布拉赫寫到「當認識到高度傾向性的政治期望被發現以破除某些限制降臨的時候，出現了一種對峙的重現，在德國尤為令人痛苦，而且是通常被認為已經克服了的」。布拉赫抨擊共產主義所宣稱的以「科學規律」得出的歷史法則「是其相對論的鼎力支持者和同情者，而且是其特別偏執且強迫性的特性」的源頭。布拉赫寫到：「共產主義政治有一些神秘，有一些對個人的理性能力的超越，有一些東西完全只有集體及其領導者享有」，這些促使其本身「只由精英人士通曉」。作為他批評共產主義的一部分，布拉赫寫到：
「沒有對精英的超越國家的能力的制約……其道義和智力上的極權主義偽科學的正當性和政治上的強制力，同時表現出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力量和虛弱。它可以從現代的複雜世界的懷疑中帶來救世主，但必定會一再的加入到與複雜性的現實的衝突中來。」
在1986-88年的Historikerstreit（歷史學者的爭論）當中，布拉赫在1986年9月6日《法蘭克福匯報》出版的致編者信中提出沒有令任何一方感到新意的東西。布拉赫寫到他認可的約阿希姆·費斯特論文「Encumbered Remembrance」有關納粹和共產罪行在道義上同一性，即使他保留了費斯特對安斯特·諾爾特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極端，而對蘇聯共產主義的合理回應的「任意的聯繫」理論的支持的沉默。布拉赫提出「兩個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的『極權主義』力量束縛整個人並誘引和征服他」。布拉赫指出尤爾根·哈貝馬斯和安斯特·諾爾特「把極權主義的概念和法西斯主義的膨脹與公式視為禁忌」。布拉赫抱怨有關「政治上的兩級分化」爭端使歷史學家忽視了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可比性」。布拉赫在信的末尾寫出國家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通過對比都沒有失去「……他們各自「單一的」非人性。二者都沒有建立在那一基礎上的愧疚感。」
在歷史學者的爭論當中，布拉赫主要保持旁觀者的立場。在1987年3月14日的寫作中布拉赫稱他把Historikerstreit看作德國人對近期歷史的一種Doppelbödigkeit（模稜兩可）的感觀。布拉赫指出聯邦共和國是為德國人民的忠誠而競爭的兩個敵對的德意志政權之一，兩種統治的繼承國由與對過去不一樣記憶的兩代人占據。布拉赫對德國人寫道「當前爭論的憂慮不僅僅是不能簡單賦予歷史意義的『過去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和意義，但不是簡單的結束輕視的世俗的距離」。布拉赫指出鑑於「過去的沉重負擔」，西德可能容易墮入專政。布拉赫把對西德民主制的主要威脅視為是從左翼而來的。布拉赫指出和平和綠色運動是在「民主和專制的邊界之間」搖擺不定，並警告極左綠色和平運動可能容易成為「救世主的偽宗教概念」的工具以至西德可能回到極權主義。布拉赫聲稱1980年代末的狀況「在我們對法西斯主義太過寬泛的概念的批評被來自諾爾特通過哈貝馬斯在議院權力以外的抗議的前線反對的時候」與1960年代末相同。
後來在1980年代，布拉赫定義極權主義是任何不允許對手的具有絕對的意識形態特徵的政權體系；有層級分明的組織並處於政權掌控之下的一個大規模運動；對媒體的控制；以及對經濟的國家控制。此外，布拉赫主張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產物，卻是隨著現代技術允許社會的極權控制的很大可能性的現代的非常產物而超過了1920、30和40年代所出現的。布拉赫指出在今日世界基本的劃分界限不是在左翼和右翼之間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而是在民主和專政之間。布拉赫批評了那些左翼知識分子咒罵美國那樣的民主政體是為資本家服務的同時稱讚共產主義古巴那樣「進步」的專制政體堅持在道義上欺騙的價值觀。
布拉赫在聯邦共和國的觀念最早的支持者中脫穎而出為「後民族民主主義」或者被稱為「憲政愛國主義」，一個對於德國人來說是新的定義。布拉赫指出在第三帝國造成的創傷中，以種族主義術語Deutschtum（德國性）定義的建立在「血與土」意識形態之上的傳統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由其與納粹主義的關聯在道義上被大大的損害了，而且由過去普魯士帝國主義的Obrigkeitsstaat（威權政權）推動的價值觀不適用於民主社會，由此需要新的價值觀。作為替代，布拉赫呼籲新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定義為對民主制的保證和1949年基本法（憲法）的堅持人文的價值觀對德國人來說的意義的中心。布拉赫提出用傾向於基本法及其價值觀的德國人基本的忠誠「憲政愛國主義」反對傳統的「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建立一個會應用到不分性別、宗教、膚色或民族的所有人的新的基於基本法的忠誠感的新德意志國家認同。許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的支持者像歷史學家哈根·舒爾澤提出布拉赫的「憲政愛國主義」過於乏味且抽象，堅持稱德國人需要一個比忠於基本法更強烈的黏合劑 以建立合理的國家認同感，由此要求對國家的忠誠。1970-80年代，布拉赫出版了一系列呼籲「憲政愛國主義」和「後民族民主主義」的論文重新定義Deutschtum為屬於一個民主政權的共和主義者並反對民族政權的舊定義。布拉赫的努力所取得的這類成就是許多年輕人從1980年代起信奉他的「憲政愛國主義」觀點作為一種肯定成為德國人的自豪感的方式。1989-1990年，布拉赫對東德專政的倒台和德國統一表示歡迎。布拉赫沒有感到東德統一社會黨專制是在道義上等同於納粹的統治，但他指出在東德共產之治下令人難受的記憶應予以保留並阻止任何回到共產主義的嘗試。

1990年代

1990年代，布拉赫提出通過展望民主在對抗極權中有了很大改進，他警告這沒有時間可以揚揚得意。1992年，布拉赫寫到民主制度作為一個政體「自我節制並洞察人的缺點，就像專政是人的意識形態上的傲慢的統治。」布拉赫主張在1989年以後的世界對於民主制有著比1914-89年更好的機會，只有在未來的世界建立並維護一個公民社會是困難的工作，而且這一任務可能從來沒有完結。在他1992年著作《Turning Points in Modern Times》中，布拉赫抨擊諾爾特宣稱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不過是蘇聯的「鏡像」。布拉赫寫道諾爾特的著作把殘暴的種族主義「平凡化」，布拉赫聲稱通過表明國家社會主義的核心僅僅是蘇聯社會主義的「複製」以及由此不是和蘇聯同等的罪惡。在2003年《明鏡》新聞雜誌的採訪中，布拉赫高度批評了總理格哈特·施洛德反對伊拉克戰爭，並告誡不要用反美贏得選舉作為德美關係的潛在破壞，這一發展令布拉赫感到痛惜。他於2016年9月19日去世，享年94歲。美國歷史學家Jeffrey Herf在訃文中寫道：
「布拉赫在《德國的獨裁者》當中考察過的有關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憂慮在我們的時代里找到了回聲。我們的制度比遠比那些在威瑪共和時代的更穩定，但是威權主義和陰謀論的表現卻在西方政治中增長。因此布拉赫有關1930年代民主制在德國是怎樣被破壞的著作仍有令人不安的相關性。而且，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的時代不會隨著歐洲共產主義的垮台而結束。用布拉赫的標準，它仍在繼續，尤其是在最近幾十年的一些推動了恐怖主義的伊斯蘭運動中。極權主義改變了地理位置文化坐標，但是它的不人道的性質和不合理性值得與20世紀的前身相比較。同樣，在此，卡爾·布拉赫的著作在很多年裡對於納粹和共產專政的歷史學家和面臨多種狹隘的挑戰世界上自由民主制的擁護者都將仍然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