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秩序

天下秩序

在過去中原王朝傳統的冊封體制中，總綱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歷代中央王朝自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輻射，依照「開化」程度的不同，存在著不同的層級。依次包括：世居其地，為國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門戶、納貢稱臣的藩屬；藩屬之外，則是沒有開化的化外之地。
在次理論性地說明了「中華」和「夷狄」區別的文獻，目前能確認的最早文獻始於春秋戰國。孔子主張名揚周初的禮樂制度，並排除夷狄起源的文化要素。新朝皇帝王莽一改西漢冊封夷狄為王的習慣，改變華夷秩序的觀點，將匈奴和高句麗的「王」降格為「侯」，導致此等國家疏離。
唐朝對西域擁有主導權，重視異國文化，外國人被唐朝政府起用的例子並不少見。宋朝時遊牧民族勢盛，儒學則較強調華夷秩序。
元朝被明朝滅亡，元遺民當中包括有漢人為元朝殉節，部分地主文人不願仕官效忠明朝廷，為此採取自殺、自殘肢體、逃往漠北、 隱居深山以及斬斷手指等方法，誓不出仕。為此朱元璋設立新刑罰，宣告「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為罪行，殺害當時許多不願效忠明朝以及為新朝當官的學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古人的華夷之辨具有族裔色彩，蒙元滿清實際上是「夷狄入中國主天下」。
明朝被清朝所滅亡，一些明朝遺臣不願為清朝效力，並採取抵抗清朝或流亡他國（如日本、朝鮮、越南等）的方式，例如明朝遺臣朱舜水選擇流亡日本。
晚清華夷思想逐漸被瓦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初期，對儒學持強烈否定態度，中華中心思想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曖昧化。由於列寧史達林主義認為民族主義會在工人中間起極大的腐蝕作用，因此支持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治，
在白壽彝看來，孔子在華夷之辨的態度上是理智的，孔子在口氣上對夷狄蠻貊看似有點不以平等相看，但認為他們和諸夏之間存在著共同的道德標準，認為夷狄也有長處，有的地方比諸夏還好。孔子的這些思想，與所謂狹隘的民族觀念的是不相同的。他還指出，孟子「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話，不只是表示了學術上的門戶之見，而且表示了對其他民族的嚴重歧視。然而，這種歧視只表現為文化上的優越感，即使作為華夏亦不會無緣無故的侵犯四夷的權益，除正義性的保衛華夏時的武裝外征外，整個中國古代很少有無故征伐周邊「四夷」的歷史行為，因為這要被看成是「不仁」和「無德」。
中國的華夷秩序，和西方的種族主義以及狹隘的民族主義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華夷秩序的理想情況是「用夏變夷」，最終實現天下大同的境界。

華夷之辨

中國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大致有三個標準：1. 血緣衡量標準、2. 地緣衡量標準、3. 衣飾、禮儀等文化衡量標準。
華夷之辨的宗旨植根於《春秋》以及《儀禮》、《周禮》、《禮記》、《尚書》，以文化禮義作標準。其中《春秋》是華夏禮儀的宗旨，三禮是具體的規則。
華夷之辨核心含義是區辨「華夏」與「蠻夷」。《尚書·大禹謨》記載大禹治水後，「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四夷是「東曰夷、西曰戎、南曰蠻、北曰狄」（《禮記王制》）。
華夷之辨屬於一種認為中原文化是世界中心的概念，是中國古代的一種世界觀，它以是否接受中原文化作為區分華夏和夷狄的標準，韓愈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最開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諸侯封國,稱諸夏。《國語·鄭語》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諸夏的基本團體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繼承了華夏文明的國家。比如周王室和魯、晉、鄭、衛、韓、魏、燕、虞、虢等姬姓國；齊、申、呂、許等姜姓國。徐、黃、郯、江、趙、秦等嬴姓國、子姓宋國。
華夷之辨的提倡者認為華夏居於中原，爲文明中心，認為周邊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則較落後，是「蠻族」、「化外之民」。中國皇帝是天子，中國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國家和中國的關係是貢國和屬國關係，其首領最多只能稱爲王。中原之外的地域，依方位分爲「四夷」，卽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在正統的道統觀念中，是極其看重夷夏之辨的，華夏與胡人的區隔被稱為夷夏大防，是絕不能混淆的。在服飾上，華夏是右衽，胡人左衽，區分鮮明而對立；在生活習俗上，胡人 「反首衣皮，餐羶飲沖」，這在漢人看來和幾乎野獸一樣；  所以在屬性上，中原漢族統治者是不把胡人看做人的，認為他們只是有著人形的動物。冉閔在《殺胡令》中就說胡人是「狼子野心」，他失敗後，在臨刑前也怒罵胡人是「人面獸心」。 西晉御史中丞傅玄曾上書說：「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  明末呂留良也認為「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義。」可見中原士人對胡人的歧視根深蒂固。
齊桓公宰相管仲倡「尊王攘夷」，孔子褒揚他，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孔子又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語‧八佾》）強調夷狄即使有國君，但不明禮義，還不如諸夏即使國君亡了，但仍保有禮義。孔子作春秋大義，提倡華夷之辨，不強調以種族爲標準，而以文化禮義作量度。如楚國自稱蠻夷，其後文明日進，中原諸侯與之會盟，則不復以蠻夷視之；而鄭國本爲諸夏，如行爲不合義禮，亦視爲夷狄。若夷狄嚮慕中原，能行禮義，則褒揚而進之。可見蠻夷和華夏並沒有絕對的界限，如果身為華夏卻偏行蠻夷之事就會淪為蠻夷；反之亦然。
歷代王朝的華夷之辨，華的主體是漢族，而如果作為胡人的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僅通過武力是不能得到中央朝廷和周圍四夷的承認的。為了穩固政權，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都會想辦法解釋華夷之辨，以維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北魏孝文帝通過一系列改革進行漢化，定都中原洛陽，改風易俗，說漢語，穿漢服，取漢姓，放棄遊牧轉而學習耕種，使鮮卑人在文化習慣上完全和漢人融合；隋唐皇帝都有胡人血統，可是一旦入主中原立馬改漢姓，甚至改認漢人祖宗，李唐取得天下後立即認老子李耳為祖宗，一下子就占據了華夏文化的主幹部分；清朝作為滿人政權，明確反對漢人的傳統華夷之辨，清朝皇帝雍正帝著《大義覺迷錄》，駁斥呂留良的華夷之分。

韓越日之小中華思想

華夏文明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周邊國家接受中華思想，會自稱「華夏」、「中國」，或自認為「小中華」。中國和此等周邊國家和地區合稱爲中華世界。由於中華世界爲儒家社會，儒家文化是社會的主流文化，因此這些地區又稱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漢字而稱爲漢字文化圈。出生在女真族統治之下的郝經表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認為蒙元政權為具有合法性的中原王朝，郝經打破了作為「中國之主」的種族界限，認為「中國」在晉朝以後已亡。「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的主張遭到王夫之、傅山的反對。
辨別夷夏之思想在日本與朝鮮大為發展，日本在7世紀時就視己為東海華夏，視百濟、高句麗與新羅等朝鮮為「夷人」，在13世紀視自己為天下神州。山鹿素行將日本稱為「中朝」或「中華」，主張日本天皇「可至萬世而為君」，「神神相生、聖皇連綿」，「與天地無窮」以便維護萬世一系的「國體」。豐臣秀吉稱明朝為髯虜：「吾掌握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皇帝）之封哉！且吾而王，如天朝（中國）何？」。同樣，朝鮮人視日本為「禽獸之國」，稱自己為小中華，對中原王朝實行事大主義。越南也自稱「中夏」，多次出兵攻打不朝貢越南之寮國與柬埔寨。內藤湖南在《新支那論》一書中強調「文化中心移動說」，即「日本是東洋文化的中心」，「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勢力」。內藤湖南在《日本的天職與學者》中暗示文明的中心將由中國轉移到日本。

朝鮮

朝鮮在明亡後，儒者們一度為滿洲族沒有正統性來繼承中華文明，中原的中華文明隨著明朝一起滅亡「中華文明之最優等生的朝鮮理當為正統中華文明的繼承者」和「朝鮮應當去完成中華的作用」是這種思想在朝鮮的開端。朝鮮王朝認為朝鮮是東方的禮儀之邦，君子之國、隱士王國，中華文化的承繼與發揚者。在非正式場合下有時依然使用明崇禎年號，稱清帝為「虜王」。後來朝鮮學者及使臣通過對清朝一段時期的觀察，認識到清朝與他們所想像的「夷狄」統治下的國家完全不同，清朝的經濟繁榮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他們重新審視起朝鮮國內對待中國的一些負面印象，在客觀上肯定了滿族統治者對中國的統治。

越南

越南脫離中國直接統治以後，越南的君主對內與對外採取了不同的稱呼：其對內稱「皇帝」，對中國則自稱「國王」。在東南亞一帶，越南則以中國、中夏自居，稱他國為夷狄。如黎聖宗1470年親征占城，詔曰：「自古夷狄為患中國」；1479年征哀牢（寮國），詔曰：「朕丕繩祖武，光禦洪圖，蒞中夏，撫外夷」（同時1479在寮國川壙高原盆蠻一帶置鎮寧府）。並且冊封一些周邊國家為藩屬。和日本一樣，越南採取「外王內帝」的外交策略，即對中國稱臣，而在國內稱帝。

日本

日本的中華思想頗為古老，而且其皇室不以大陸皇朝(例如明朝)為宗主，至少自中古時代已然自成一系。隋唐及日本史書雖有記錄，但內容有差異。按唐代正史《隋書》記載，隋大業三年，俀王(即倭王)多利思比孤派小野妹子到隋國求佛法，所遞交國書開首即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其時煬帝甚為不悅，對鴻臚卿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後來隋煬帝又使裴世清去日本，則回敬開首曰：「皇帝問倭王。」而按《新唐書》，國書是用明天皇（31任天皇）所遞交，當在隋文帝開皇末年。
日本《古事記》、《日本書紀》記載就比較詳細曲折之餘，筆法以日本皇室為大宗。《記》《紀》主張國書是聖德太子所寫，而當時推古天皇在任。另外，小野妹子返回日本後，曾奏謂煬帝有「以書授臣」，但經過百濟時，遭到百濟人劫掠，因而遺失。當其時群臣認為應處以流刑，推古天皇則認為不可。而裴世清來到日本，則對日本朝延「兩度再拜」，方上呈國書，又「皇帝問倭王」作「皇帝問倭皇」。後來裴世清返國時，聖德太子又回書，再次派遣小野妹子，開首曰：「東天皇敬問西皇帝。」，然而《隋書》、《新唐書》均無記載此中部份。
到奈良、平安時代，日本仿效大量中國大陸皇朝華夷思想及官制。當時日本朝廷稱東面的「毛人」為蝦夷，又設征夷大將軍、鎮狄將軍征伐蝦夷。征伐九州和四國時，又設征西將軍，又名征戎將軍。當時「蠻」可指朝鮮半島南部、薩摩國以西的五色島、薩摩七島、琉球土人或者未開化的人。到十六世紀戰國時代，歐洲人於東南亞殖民後開始航海而來，「南蠻」則變成指葡萄牙人及遲來的歐洲人。當其時與歐洲人的貿易關係，史稱南蠻貿易。對於關白豐臣秀吉發動之朝鮮戰爭，日本稱之為「文祿、慶長之役」，又作「征韓」、「朝鮮征伐」。日本流傳史書，如《日本外史》中，書及明朝萬曆皇帝，則書作「明主」、「明主朱翊鈞」、「明主翊鈞」，而不書「皇帝」，與日本「天子」、「天皇」相對。
明朝滅亡前後，日本正值江戶時代。此時，日本的華夷思想與日本神話，尤其信史之前的創世神話逐漸融為一體。雖然如此，在朱子、陽明學東傳底下，日本各派別所主張理據並非全然相同。林羅山提出日本之所以為中華正統，在於天皇乃周室分支——吳太伯子孫。有日本儒者認為滿族統治者統治下的人們被剃髮易服的清代中國已淪為蠻夷。至於日本，則依然沿用隋唐以來衣冠之餘，天皇血脈又從未斷絕，且無易姓革命，行封建，所以是「中華正統」和「中國」。1672年林春勝、林信篤的《華夷變態》、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都強調應當把「本朝」當作「中國」，《華夷變態》指蒙元入主「中國」時天下猶未剃髮，但滿族統治者入主中原後人們剃髮易服，改穿胡服，中華文物蕩然無餘，「先王法服」淪為戲服。中原已是韃虜橫行之地，昔日華夏已變成蠻夷。《中朝事實》更稱日本為「中華文明之土」，稱地域上的中國為「外朝」。
至到十九世紀幕末時代，美國黑船來航，以及歐美如英、法等殖民帝國勢力來到日本。尊王論、攘夷論應運而生，史稱尊皇攘夷思想。當時人或基於此說，指斥幕府將軍本名「征夷大將軍」，反而不征伐來自西洋的「夷狄」諸國。幕府倒臺後，大政奉還天皇，時又稱「王政復古」。自明治維新起，原幕府時代的下級武士本身受朱子之學，得以負責運作帝國政府。帝國憲法第一章第一條則明言「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大日本帝國ハ萬世一系ノ天皇之ヲ統治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年，戰況逐漸不利日本帝國時，日本軍人曾有口號「神州不滅」，除了可解作「神國不滅」，更有「中華正統皇朝不滅」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