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书店

「曲線就業路線」

鄒韜奮原名恩潤，出生在一個沒落的封建大家庭，小時候的家塾生活使他受到了系統的傳統文化教育，而在大學接觸的則是西方資產階級教育。他從小就喜歡語文和歷史，對於梁啓超文章的入迷和對《新民叢報》的濃厚興趣也是他後來從事新聞工作的原因之一。大學的時候原本想讀新聞，無奈上海南洋公學十分重視工科，鄒韜奮只能走「曲線就業路線」：擔任很長一段時間的英文秘書和英文教員，直到1926年接編《生活》周刊。
這是他正式從事新聞出版工作的開始，也是加深認識社會、探討人生道路的開始。他將周刊內容變換為短小精悍的評論，和「有趣味有價值」的材料。周刊將在經濟上的收入用於自身事業的擴充和充實，加上職教社的不干涉，使其能夠隨著韜奮的思想進展而進展。他將其稱為令他「幹得興會淋漓，能使全部身心陶醉在裡面的事業」。

「生活」系列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鄒韜奮的思想和他的文化事業的一個很大的轉折點。
國民黨反動派的不抵抗主義令主張抗敵的愛國人士們感到憤怒，鄒韜奮便是其中一人。他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政治覺悟也逐漸提高。一二八淞滬戰爭時，《生活》周刊不但報導了戰況、刊登了鼓舞士氣的文章，還開設醫院收容傷兵，受到廣大讀者的響應，一時打破了雜誌界的發行紀錄。在這段期間，通過《生活》周刊向前線捐款的民眾絡繹不絕。
生活書店創辦於1932年，由社員共同經營，實行民主集中制。鄒韜奮擔任理事會主席。
鄒韜奮曾欲辦《生活日報》，向大眾募款，民眾踴躍入股，短時間內便集到了15萬。如此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令國民黨當局感到震驚和不安，於是《生活日報》不被允許登記，只好喊停。值得一提的是，為了信譽，鄒韜奮等不但返還了民眾的款項，還將銀行利息一併換回，甚至請了會計師將財務情況公開給民眾，這樣的做法獲得了廣泛的讚賞。
1933年，鄒韜奮參加了由宋慶齡、蔡元培等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成為其中的執行委員。他們致力於營救被非法逮捕的愛國人士，有效地保障了進步人士的權力，引起國民黨當局的緊張。總幹事楊銓被暗殺的事件迫使鄒韜奮開始了第1次的流亡。大部分的時間裡他都待在倫敦的圖書館裡學習，並且接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科學。此外，他還考察了美、德等西方國家的社會情況，尤其是教育、新聞出版方面。第1次的流亡經歷讓鄒韜奮感受到了資本主義的腐朽和社會主義的優越。
在鄒韜奮仍在英國的時候，《生活》周刊被禁。好友杜重遠接起重擔，創辦了《新生》，但是不久後因為一篇《閒話皇帝》「觸犯」了日本天皇的權威而被監禁，被稱為「新生事件」。這個事件加速了鄒韜奮回國的進程。

抗日救國活動

回國後鄒韜奮創辦了《大眾生活》，對一二九運動全力聲援，舉起鮮明的抗日救國旗幟，不久又遭國民黨當局停刊，企圖將其扼殺。一周後由金仲華等創辦的《永生》又遭查禁。國民黨當局的高壓迫使鄒韜奮開始了第2次流亡。在香港，《生活日報》終於創刊，但是落後的印刷技術和交通條件使日報的質量和影響力受到了很大的局限。鄒韜奮欲將日報遷往上海，但由於又遭到了國民黨的阻撓和破壞，只好作罷，改為出版《生活星期刊》。《生活》周刊和其他的姊妹刊都有各自的特點，順應了特殊時代的需要。就如鄒韜奮所說的那樣：「歷史既不是重複，供應各時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食糧，當然也不該重複。」
在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後，鄒韜奮擔任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執行委員。在1936年，救國會的7個領導人被捕，人稱「七君子」，韜奮就是其中一人。在獄中的日子裡，他們七人閱讀寫作，韜奮在獄中寫出了自傳式的書籍《經歷》。七人的被捕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各界人士為他們積極奔走，中共中央也通電營救。最後，由於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共開始了第二次的合作，七人終於被釋放，七君子之獄。
鄒韜奮積極地投身抗日救國活動，1937年，七七事變後，生活書店便發行了《國民》周刊。八一三上海被攻打後，《抗戰》三日刊創刊。11月，上海淪陷，生活書店遷至漢口，開設漢口分店。在民眾的支持下，生活書店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分店多達五十幾處，連新加坡也有了分支店。
抗日初期，鄒韜奮曾擔任了國民參政員，力爭民主自由。但在反共高潮里，鄒韜奮本人和書店都受到壓迫，但他沒有屈服。在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當局對於進步文化事業的摧殘進一步加劇，不但查封了書店還誣陷鄒韜奮。他憤恨地出走香港，恢復了《大眾生活》的辦刊，這是他生前最後一次主編的刊物。香港被攻陷後，鄒韜奮到了廣東的江村老學堂，第一次地深入接觸祖國的農村。由於特務的繼續緝捕，他去往了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在那裡經常發表演講。癌症晚期的鄒韜奮被秘密地送回上海就醫，並寫下未完成的遺作《患難餘生記》。去世後，周恩來提議以他為「出版事業模範」，得到了毛澤東的批示，並追認其為黨員。

《生活》周刊與生活書店

鄒韜奮所創立的生活書店與《生活》周刊是一脈相承的，不為私人謀利，而是致力於發展進步的文化出版事業，為民族解放、民主政治提供精神食糧。從鄒韜奮在辦《生活》周刊時所說的一段話中就可見一斑：「我們的確知識以有機會幹些有意義的事為快慰，從沒有想要從這裡面取得什麼個人的權利。」 因此要了解生活書店，得從它的起源——《生活》周刊講起。
黃炎培和蔡元培等人以教育救國為念，在上海創辦了中華職業教育社。《生活》周刊原本為職教社的月刊《教育與職業》，致力於傳播關於職業教育的消息。創辦了一年後由鄒韜奮擔任編輯。他對周刊的內容和形式進行了革新，使原本枯燥拼湊的內容變得生動曉暢，既要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也要有價值。由於最開始的條件艱苦，稿費少，鄒韜奮「羞於約稿」，只好一人使用多個筆名寫不同的稿子。由於《生活》周刊涵蓋各類文章，內容豐富可讀，文風平易近人，再加上定價低廉，很快就風靡全國，乃至一些比較偏遠的省份。1932年，15.5萬份的發行量創下當時雜誌界發行的最高記錄。
隨著時代發展和思想進步，《生活》周刊一天天和社會的現實發生密切聯繫，從對於個人修養問題的關注，逐漸轉向對於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研究，變成了「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尤其在九一八事變後將重點轉向了民族解放。著名記者趙浩生曾說：「當時每一個人都感到《生活》是我們的生活，韜奮是我們的導師」。
《生活》周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國民黨當局感覺如芒在背，刊物隨時可能被查封。在胡愈之的建議和協助下，鄒韜奮決定創辦生活書店。這樣一來，即使書和刊物被封，陣地還在。1932年7月，生活書店在上海成立。那是近代中國最黑暗反動的年代，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生活書店成了進步文化工作者戰鬥的陣地，教育群眾，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生活書店的創舉

生活書店採取的民主集中制的經營管理模式在當時是一個創舉。它對內是全體職工利用勞動所得共同投資的文化事業機關，每個人都是主人。胡愈之為書店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提到三個原則：經營集體化，管理民主化，盈利歸全體。鄒韜奮說：「總之這個生產合作社的原則，以社員共同投資，經營出版事業，促進文化生產為宗旨，除用在服務社會事業上的費用外，所得盈利歸於全體。這雖不能算是合於理想的辦法，但至少已沒有誰剝削誰的存在，各人一面為社會服務，同時也為著自己工作。」這樣的經營模式使得員工充滿了活力和幹勁，工作時滿懷熱情和責任心。在當時艱難的處境中，書店想要生存就要不斷革新。鄒韜奮鼓勵員工們想辦法，讓集思廣益的原則產生群策群力的功效。
鄒韜奮最親密的合作者徐伯昕曾經深有感受的說過：「生活書店的建設和發展靠三方面的力量：著作人、作家的合作支持；讀者的信任和愛護；書店本身幹部的勤勞和努力。」

用人政策

生活書店的用人政策被稱作是「人才主義的用人政策」，鄒韜奮對於人才的發現和培養，就算置於今天社會中也仍值得探討和學習。從招考制度上看，員工的錄取與之前的學歷和資歷無關，只看他們的真才實學和政治認識。為了避免親戚朋友帶來的裙帶關係，除了部分關鍵人員是採取聘用的以外，大多數員工都是通過嚴格的考試被錄取的。這樣的招考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員工的質量，為他們遵守辦事章程，提供規範服務打下了必要的基礎。鄒韜奮十分關注對於職工的職業教育和政治認識的提高。員工們的學習興趣濃厚，生活書店內時常舉辦讀書會和演講會，有時還會邀請知名人士來演講。此外，他注意引導員工們的思想情緒，對他們生活的關懷也無微不至，甚至請木匠根據不同員工的身高和近視程度特別裁製桌椅。他自己也言傳身教，做事誠懇切實，員工們很快養成了對外熱情服務，對內積極參與書店事業建設的作風。

與作家的緊密聯繫

除了用人政策外，書店與作家的緊密聯繫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出版者和作者向來都是唇齒相依的關係，何況當時作者們的固定收入都比較少，書店按時付給他們的稿費，其意義已經超越報酬本身。作者們有的加盟書店作編輯或領導，有的在店外編輯刊物圖書，更多是只為書店撰稿但一直保持著良好聯繫的。但他們都有著共同的革命目標，即將筆桿當刀槍，和反動勢力作鬥爭。生活書店儼然已經成為「新聞出版領域的一座革命文化堡壘」。

讀者的支持與愛護

生活書店之所以可以成為抗戰勝利前存在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進步文化書店，最重要的原因是讀者的支持和愛護。書店經營的指導思想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要為群眾服務。從書店的宗旨中可見一斑：「努力為社會服務，竭誠謀讀者福利。」讀者將書店看作自己的家，知識分子將其視作精神家園。鄒韜奮向來認為「『生活』的生命，就是完全大公無我對社會服務的精神組成的」，他用行動證明了服務是生活書店的奠基石。比如書店設立的郵購課，在手續繁瑣複雜的舊社會，不但為讀者購買書報，還貼心地為他們託買各種生活物品。讀者對書店有著極大的信任和愛護。
正是有職工們的努力，作者的支持，讀者的愛護，生活書店才能在時代大潮中始終保持正確的方向。鄒韜奮傑出的組織才能和管理藝術將生活書店變作一個共同戰鬥的集體，他十分重視保持書店的獨立「店格」，即除了為群眾服務外別無他求的精神。

生活書店的地位與影響

書店在最初並沒有什麼政黨背景，但由於主張抗日救亡，後來才加入到紅色出版陣營。為了適應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新形勢，生活書店決定將總店遷往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漢，以便向內地開展抗日文化宣傳工作。但是受到戰爭影響，交通運輸十分困難，人員流動性強，和平時期的大量郵購業務難以繼續，生活書店便在重要城鎮建立分支店。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之下，生活書店迅速遍布全國的發行網，堪稱是出版界的奇蹟。作為一個勢力薄弱、全靠營業維持自身生存的文化出版機關來說，在抗戰期間仍能引發百萬冊宣傳抗戰的小冊子，已經盡到最大的努力。
「生活書店不僅是韜奮個人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政治鬥爭、文化鬥爭的陣地，也是中國革命文化運動的陣地。生活書店的出版物，對於衝破蔣介石政府的文化『圍剿』，提高國統區青年和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和國民黨當局的長期鬥爭中，書店積累了不少經驗，比如換書名、筆名等等將書刊改頭換面以成功發行。在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當局的政策重點由對外轉為對內，從積極抗日變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進步書報飽受摧殘，人員也受到迫害，生活書店的分支店被紛紛查封。到1940年，生活書店只剩6家分店，進入了最艱難的時期。鄒韜奮為了保全書店，「奔走呼籲，盡忠竭智，不敢片刻鬆懈」，甚至以國民參政員的名義給蔣介石寫信，雖然封店捕人的行為停止了，但是文化封鎖依然沒有得到解除。皖南事變後加緊的摧殘使韜奮辭去職務，悲憤地離開。但由於生活書店的影響力，它的封閉在民眾間引起極大的反感，直至國民黨垮台也未被完全消滅。
生活書店存在的時期，救亡運動蓬勃發展，思想文化多元，人們普遍關心國家命運，對於精神食糧的需求劇增。生活書店抓住機遇順勢而生，可以說是迎合了歷史的發展。16年4個月的書店生涯里，融入了鄒韜奮很多精神理想，他被譽為這一事業的總設計師。在談及他自己的作用之時，他說：「像我這樣苦幹了十幾年，所以能夠得到許多朋友們不顧艱難地共同努力，所以能始終得到許多共同努力的朋友們的信任，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我始終未曾為著自己打算，始終未曾夢想著替自己刮一些什麼。不但我這樣，凡是和我共同努力與文化事業的朋友們都是這樣的。」
抗戰勝利前夕，中共南方局指示生活、讀書、新知三家書店合併，三聯書店於1948年誕生。2013年4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准恢復設立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的申請，簡稱「生活書店」。三聯書店的總經理樊希安表示，恢復後的生活書店將和三聯書店採取差異化經營，主要出版大眾生活類讀書，依然以讀者為書店的生命線，「秉承韜奮執著的文化理想和強烈的文化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