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

成長

王明道原籍不詳，父親名叫王子厚，壯年來到北京，在北京美以美會所辦的同仁醫院中幫忙，成為中國醫士。母親李文義。二人是基督徒，倫敦會會友。
1900年義和團事件爆發，外國人和很多的中國基督徒在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內避難，王子厚夫妻也在其中，當時二人有一女兒，王夫人身懷王明道已經身重。王子厚恐懼被攻陷後會遭遇痛苦殘殺，於6月22日自盡身亡。王夫人於7月25日在避難處生下一兒，名為「鐵兒」。後來在入小學時起學名王永盛，1920年自己改名王明道。「就是表示我願意神在真道不明的時代用我證明他的真道。」
王夫人帶著姐弟二人艱難度日。少年王明道性格倔強，喜愛讀書，學習優異，但「一直混混沌沌的過生活，沒有信仰，沒有目標，沒有希望，沒有軌道」。他從小被母親帶去禮拜堂，後來在教會學校讀書，參加很多聚會，學習聖經課程，但對宗教活動不感興趣，「看聚會是一件最令人頭痛的事」。十四歲時，「開始明白人生的意義、人生的責任。開始恨惡一切的罪惡不義，羨慕聖潔良善的人生，對禱告和讀經發生了興趣」，自述「如同有人給我換了一顆心」，1914年復活節受洗，躊躇滿志，立志要做政治家，「用功讀書，熱心信主，敦品勵行，事事都是為要達到我將來做大政治家的目的」。
1918年王明道入協和大學（燕京大學前身之一）預科部，一年後預科部轉到濟南，王明道不願離開相依為命的母親，因而輟學，想要直接進入燕京大學本科部又未果，滿腹雄心壯志的他極為抑鬱。1919年到保定烈士田學校教書，看到改變人心的工作是多麼的有價值，漸漸放棄自己做政治家的野心，決心為神做工。1920年改名王明道，以明心志。他在學校中工作頗有建樹，深得學校看重，有望被學校所屬的倫敦會送去讀神學，還可能到英國去深造。但這個新的計劃又被一件事打斷。王明道以前受洗時是受的點水禮，就是灑一點水在頭上，這期間他受一位同事啟發，發現聖經中的洗禮是使用浸水禮的，就是全身浸入水中，他又回憶自己受洗時其實不明白自己所宣讀的使徒信經，因此他堅持要重新受浸禮。他因此與校方發生爭執，校方希望他能留下但在受浸的事情上不肯讓步，王明道心中很多掙扎，最後還是決定順服上帝的命令，被校方開除，另外有五名學生也跟隨他退學。第二日，1921年1月6日，他們在保定城外結著厚冰的護城河邊沿河尋找，找到一處沒有結冰的地方，六個人一起在冰水中接受浸禮。王明道理解校方有不願教會受到「擾亂和糾紛」的苦衷，「對於長老會驅逐我出校的事，我一點不怪責他們」。這件事中王明道有年輕不成熟的地方，他關於浸禮的看法也未必是對聖經唯一正確的解釋，但他看重聖經、順服上帝的旨意、頑強不屈的秉性已經漸漸突顯。
王明道回家以後，周圍的人－包括母親和姐姐－都不理解他，他非常痛苦。由於旁人的偏見，他找不到工作，從讀中學起就憑獎學金經濟自立的他現在要回來依靠母親，這更使他非常難堪。他堅持自己受浸「並沒有錯」，但是也自覺「我的心熱烈異常，我屬靈的知識卻十分缺乏，所以言談舉止都多有偏激的地方」。他從痛苦中醒悟過來，把要去英國讀神學的雄心壯志也放下，認識到「最要緊的乃是用功夫去讀聖經，並且要受上帝的訓練和造就」，開始潛心研讀聖經，領悟日多。他向上帝全然順服，一邊讀聖經，一邊在家中盡心竭力做瑣碎的家務。他自述道：「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歲決心順服上帝要去傳道的時候，我希望作大布道家。及至我在家中做了三四年辛苦的工作、被上帝完全征服了以後，我連做一個苦工頭目的野心都沒有了。感謝上帝，到了這個程度，他才開始把他的工作交給我。 」

傳道

王明道住在家中讀聖經，漸漸地常有人來他那裡談道查經，1924年10月8日，他開始在家裡設立查經聚會，第一次有三個人參加，這是他傳道的開始。這時候他也開始寫一些小冊子印刷分贈，這是文字工作的開始。
開始幾次他的查經班人很少，但他的講道有力量，有信徒聽他講道很感動，便來幫助他組織聚會，1925年5月在別人家裡開特別聚會，人數已超過一百人。他也漸漸接到邀請外出講道，他的講道越來越進步。他看重聖經，但不止是講解聖經的知識，而是從聖經的話語中激發人的信心，呼召人向神悔改，也注重講到基督徒的生活。1921年的時候，他曾經一度想把家中除了聖經以外的書都燒掉，因為他認為除了聖經以外什麼書都不必讀。但後來慢慢領悟了，便提倡「讀書，讀事，讀人」。從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得出來他的語言風格，他不用深奧的神學概念，語言準確、貼切、樸實、流暢、生動，貼近聖經，貼近生活。
王明道在講道中看重聖經，對罪惡放膽斥責，對世界中的、教會中的種種醜惡，剖析得入木三分。他批評最多最猛烈的，是持自由神學立場的信徒，他稱他們是不信派。他最認同聖經中的耶利米先知，認為神給自己交託了同樣的使命，要做「堅城、鐵柱、銅牆」，反對世界中的罪惡。有人說「王明道一講道就罵人」。他本著神的話語放膽直言，每次講道都準備只去一次，但還是有很多的教會請他多次去講道。從1925-1948年，他每年平均有5個月在外地講道。收到的邀請更多，大致每四處邀請中只能允諾一處。他走過全國28個省中的24省，在30多個不同的宗派中講過道。
在1923-1925年，他與倪柝聲、李淵如等有不少來往，對他是很大的鼓勵，但後來地方教會的發展卻與他的教會觀產生了差異，雙方保持比較疏遠的關係。他對宋尚節一直非常敬重他的真誠與勇敢，其實他自己也是這樣的人，所謂惺惺相惜。
1927年，他開始自費出版《靈食季刊》，他的文章在中國基督徒中有很大影響，見下文分別討論。

成家

1925年底他應劉德森牧師邀請去杭州帶領聚會，彈琴的一位太太沒能來，臨時請劉牧師的女兒景文小姐代替。王明道看見景文小姐彈琴的風範，十分心儀，在11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父乎！如斯人可為予之終身伴侶系出於父意者，則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於仆身。非然者，則祈父速除予出於一己之愛情。以父之旨意總無誤，而予一己則多愚昧錯誤也。畢生大事，父乎，祈爾使我不至陷於失望及陷阱」。反覆禱告之下便托人向其父母提婚。因為當時劉小姐尚年輕，過了一年，長輩才允許兩人訂婚。
1928年8月8日，王明道在杭州與劉景文小姐結婚。結婚後，他母親和姐姐把媳婦當外人，不願意接納，常常鬧出很多糾紛，夫妻倆在家中竭力事奉，經受很多磨練。王太太當時年紀只有20歲，但性格開朗通達，受了許多委屈也從不訴苦，深信凡所遭遇的沒有一樣事不是經過慈愛的父神的允許，還時時排解王明道心中的煩憂。王明道說她不愛讀書，不擅文學，還粗心大意，但她喜愛音樂、擅長鋼琴、滿懷愛心、凡事忍耐、心寬量大、料事中肯、有人生的智慧，王明道遇事就同她商量，稱她為「參謀長」。當她見到王明道言語行為上有錯誤和過失的時候，她會當面替他糾正。因為她的規勸都很合理，王明道雖然當時覺得難堪但最後總是能接受，還很感謝她，所以又稱她為「諍妻」。兩人在小事上常常有很多摩擦，但大事上都很同心，兩人從來都以誠相待、互相信任，鐵與鐵磨出刃來。王明道說，「說來也真稀奇，她確實有一些短處，但她所有的長處大多數都是我所沒有的。神就藉著她教導我學習了許多功課。……她不是我從前理想中的妻子，但她是我今日最適宜的配偶」。
王明道與太太育有一子王天鐸。天鐸到兩位老人家離世的時候也沒有信耶穌，成為父母心中的牽掛。但是一家人非常恩愛，三年大饑荒的時候天鐸也省吃儉用地往監獄裡面寄食品，兒媳婦也好像親生女兒一樣待兩位老人家。

建立教會

1933年2月19日，王明道借隆福寺社交堂開始設立聚會，4月23日遷至炒麵胡同，1935年定名基督徒會堂，到1937年8月1日，才正式在史家胡同42、43號建成的基督徒會堂聚會。王明道不在意建立大教會，只要建立他認為合神心意的教會。他對接納信徒受洗非常謹慎，必須要確知是悔改信主、重生得救、生命改變的人，才可以行浸禮」。他堅持要敬虔的信徒才能參加詩班敬拜神，沒有這麼多又敬虔又擅長唱歌的信徒，他便寧肯不用詩班。他的教會不用牧師的頭銜，也不慶祝聖誕節，因為他認為這些沒有足夠的聖經根據。他極力避免金錢對教會可能造成的侵蝕，因此不傳奉獻袋，也絕不在意信徒的錢財地位。他非常願意去各種的教會傳道，不受宗派觀念的局限，但他的教會在組織上不與別的教會聯合，以免造成一種壓力會影響到傳講的真理，他也不隨便請外人來講道，一定要清楚這人的信仰和生命才行。他不認為通過社會活動來改良社會是教會的職能，所以他的教會不參加社會活動，不搞募捐。他的教會裡不用「牧師」的稱呼，因為他認為聖經里沒有這種稱呼。他在北京史家胡同的基督徒會堂到1949年底有七八百人聚會。他反對「華北中華基督教團」和三自運動也是與他的教會觀一脈相承，並非出於政治的原因。

抗戰時期

1937年－1945年抗日戰爭，王明道一直留在北京，排除時局的干擾，繼續盡心竭力傳道，也仍然外出傳道。
1942年5月，北京若干教會共同成立「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後來隨同日本人的用語改名「華北中華基督教團」。王明道不願意與世俗合流，與一些他認為是不信派的人聯合，頂著極大的壓力堅決不肯參加。10月10日，王明道被傳與日本人文化局調查官武田熙談話，他一路唱著「站起進攻為耶穌」去了，武田熙告訴他「華北中華基督教團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國人都希望你能出來領導一下。」王明道對他說，「武田先生，有兩件事我願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個人除了我自己的教會以外絕不參加任何團體、任何組織；第二件是我所照顧的教會絕不與任何團體、任何組織聯合。」王明道當時並略略述說了一些他的信仰、他的主張、他的使命，並他絕不參加教團的原因。王明道做好了被拘捕和教堂關門的準備，所幸日本人後來也沒有繼續強迫他，反而表達了對他個人的欽佩。「華北中華基督教團」打著「自立、自養、自傳」的名號，但親日的嘴臉漸漸暴露，一部分不明白王明道為什麼不參加教團的人也漸漸地同情他了。

抵制三自運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在2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解放軍入城，軍容極壯，軍士皆健壯，服裝步伐皆甚整齊。如此盛大之軍旅，在國內實前所未見。」當時有不少基督徒對共產黨心懷懼怕和懷疑，他在2月8日的一篇講道中勸勉信徒「以不變應萬變，處平常若處非常，處非常若處平常」。他雖然知道俄國革命後對基督教的迫害，但還是以政治中立的態度專心神的事工。1950年上半年他外出講道的時候還沒有任何的干涉，聽道的的人也很多。1950年9月30日，他的前半生的自傳《五十年來》出版問世，他寫道：「寫自述最要緊的事就是真實和全備。好事與壞事、長處與短處、優點與缺點、成功與失敗、都必須毫無隱諱。」他這樣做到了，這是中國教會史上的一份寶貴的財富。
1950年7月28日，吳耀宗等40名基督徒聯名發表「三自宣言」，爭求全國各地基督徒簽名。宣言稱：「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徹底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中國基督教過去所倡導的自治、自養、自傳的運動，已有相當成就，今後應在最短期內，完成此項任務。」中國的「三自愛國運動」從此正式開展。王明道對三自運動採取沉默的抵制，他認為三自會的神學基礎是自由神學，就是他認為的不信派。
1951年，三自運動深入開展，「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成立，全國基督教界開始了以「鎮壓反革命」為目的的「控訴大會」，王明道主持的「北京基督徒會堂」卻紋風不動，絲毫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王明道繼續傳講神的話語，聚會的人數空前增多。王明道的正直不阿、與日本人鬥爭的名聲遠近皆知，基督徒會堂也是真真實實的自立教會，要打倒他是不容易的。這一時期政府對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希望他改變態度。
政治的壓力越來越大，王明道對三自教會的態度也越來越堅決，1954年9月30日，北京市宗教事務處邀請北京市還沒有參加三自教會的11個基督教團體共100多人開會。政府試圖做進一步的說服工作，王明道做了一個多小時慷慨激昂的發言，說明不能參加三自會的原因，他說：「我完全不能參加三自會，因為三自會中有人連上帝都不相信，我怎麼能跟他們在一起呢？」這是指現代派，王明道一向稱他們為不信派，是他幾十年來全力反對的。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要拉攏王明道等，會後跟他們說：「你們既然跟他們不一樣，可以不在一起學習。好不好你們另外成立一個學習組織，由政府派人來領導你們學習」。他們在基督徒會堂開了一次會，王鎮牧師在總結發言中說：「每個人參加學習，都是以他個人（即市民）的身份參加，不以傳道人的身份參加」。這樣他們就拒絕了在教會進行政治學習，使得他們與政府的矛盾表面化了。
1954年10月初（一說9月間），北京市掀起了一個控訴王明道的運動。控訴他不同情政府，言行與政府政策相違；不參加三自革新運動；講章極端獨立，用意不明，危害整體基督教運動。另外，日據時期，日本人在北京挨家挨戶征銅，這也成了他的一個罪名：「王明道給他們獻銅，這說明他是親日派、媚日派。」但很多的控訴大會上都有人站起來，為王明道說話，結果控訴會也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靈食季刊》上發表文章《順從人呢？順從神呢？》，很好地概括了王明道對待三自運動的原則：「第一，我們應當順服神，第二，我們在不違背神的命令的範圍內，也應當順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權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權柄與神的命令相牴觸，那樣，我們便只有不順從人，只順從神了。」「基督徒應當順服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權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與聖徒交通、在教會中與眾聖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會的聖潔、為主耶穌作見證、傳揚救恩的福音、這些事上，卻絕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們為這些事不怕任何攔阻，不惜付任何代價，也不惜作任何犧牲。我們為這些事必須效法使徒的勇敢剛強。」
這段時間，他的影響力在擴大，從1954年夏到1955年春，全國各地不斷有教會和個人，因著王明道的見證，退出三自。就在這時候，三自教會仍然希望讓他改變主意，1955年5月，三自運動開會的時候，派出6名高級代表拜訪他，但都被他拒絕。
1955年6月，王明道在《靈食季刊》夏季刊發表文章《我們是為了信仰》，清晰明辨基要派神學和現代派神學的區別，繼續堅定不移地反對現代派神學，並且重申這是一個信仰的問題，不是莫須有的政治問題，文章如此說：「如果只是用這種『莫須有』的罪名來陷害人、恐嚇人，就當小心神公義的審判。……無論別人怎樣歪曲、怎樣誣陷，我們是為了信仰！」7月11日，三自教會的官方刊物《天風》周刊發表了一篇爭鋒相對的社論《加強團結，明辨是非》，「如果抽去反帝愛國的共同基礎，而就在新中國的『此時此地』挑起所謂『基要派』與『現代派』的爭戰，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不管是誰, 如果這樣存心並見之於言行，那就是中國人民的罪人，教會的罪人，歷史的罪人！他『應當小心神公義的審判』和廣大信徒群眾的斥責」。對他的批判文章鋪天蓋地而來，北京重新開始對他的控訴大會，同情他的信徒有自殺的，有被捕的，有放棄信仰的，有反過來逼迫以前弟兄姐妹的。王明道繼續各樣日常的工作，但身上的壓力非常大。8月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XXX【按：王先生舊日好友】來訪，勸予勿觸人之怒，謂於今日反對神之時代仍證神之存在殊不當；又謂講道只當講人樂聽者；又謂予不簽名事非是；又謂一切為了政治。八時半妻入室與伊談數語，伊怫然逕起，大怒而去，挽之不得。予殊不意伊之改變一致於是也。心中受刺激甚深，早餐不思食。...午餐不思食。...。今日予心中充滿幽暗苦悶，甚至轉為畏懼。十一時臥床不能睡，愈變愈劣。」王明道被捕的日子不遠了。

入獄

1955年8月7日，星期日，王明道在基督徒會堂對坐了滿堂滿院的七八百人傳講主日信息《他們就是這樣陷害耶穌》，嚴厲責備猶大和他的同夥。當日晚，王明道和妻子劉景文被捕，被控以反革命罪。滂沱大雨裂天而降，一直下到八日晚。
王明道做好了做犧牲的準備，但他在獄中卻投降了。他是個肉體、性情上膽小的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壓力下，他就向政府認了很多罪：包庇反革命、離間教徒與非教徒的關係、鼓勵信徒與政府對立、破壞三反運動、破壞抗美援朝、破壞兵役法、對吳耀宗先生進行人身攻擊、反對三自愛國運動、破壞新婚姻法、破壞社會主義建設。這裡面唯一有根據的是反對三自運動，這是他一進去就承認的，另外的都是牽強附會、無限上綱，甚至荒誕無稽，比如他講過「基督徒不可離婚」，這就構成了「破壞新婚姻法」的罪。說這些違心的話，對於一個恪守「說是就是，說不是就不是」的基督徒來說，是件很痛苦的事，他完全被打垮了。他寫了一份材料《立功贖罪計劃》，同意「出監以後，帶領教會參加三自會」。各地的教會裡有人因為他的失敗而失敗，但也有人因為他講過的道仍然站立得住。(有一點澄清，王明道稱自己在獄中「失敗」，是因為他承認了三自教會，並且認了一些他認為是莫須有的罪，但顯然他從來沒有否認過自己對神的信仰。)
王明道後來總結自己失敗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一直相信共產黨不會干涉人的信仰」，另一個是「因為我跟日本人戰鬥了八年都沒有失敗，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結果「一支手槍就把我嚇糊塗了」。1985年，他在一篇勉詞中勉勵後輩：「我一向對人說，『是就說是，非就說非；白就說白，黑就說黑。二者之間沒有中立的餘地。』……可是一九五五年，我就作了這樣一件違反原則的事，因為懼怕的緣故，就把黑說成了白，結果把自己弄得焦頭爛額，醜態百出。若是按著我自己的情形，我會一直失敗下去，但神為了他自己的榮耀和他大名的緣故，不容我這樣長久失敗下去，所以他使我在慘遭失敗八年之後，又得到了勝利。戰爭完了嗎？沒有！只要我們還活在世界上，就必然還有戰爭。所以我們必須時刻謹慎，不能有半點疏忽。另外一節聖經也要記住：『所以自己以為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倒。』」
1956年9月29日王明道被釋放出來。出來以後極其痛苦，神思恍惚，拒絕與三自運動合作，離開基督徒會堂，以無聲的方式與三自運動對抗。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劉景文夫婦又再次被捕入獄。這時候他仍然是失敗的，被提審的時候他會把以前招供的謊話又說一遍，應許出去後與三自會合作，但顯然是心口不一，所以政府不放他。從1955年到1963年，他自己講自己是「慘遭失敗八年」。
1963年7月18日，王明道以反革命罪正式被判無期徒刑，劉景文被判十五年徒刑。這反而使他絕處逢生，靈性上得到極大的復興，自此以後，寧肯死在監獄，也不說一句謊話。他承認除了「反對三自會」是真實的以外，自己以前的口供沒有一樣是真的。政府讓他寫材料交代思想，仍然希望他改變思想，他前前後後寫了幾千張紙，把他所說的謊言全部推翻了，甚至還多管閒事，給劉少奇、彭德懷鳴不平。政府對他就絕望了。在文革中間，他在監獄裡面也被別的犯人批鬥，吃了不少苦頭。

出獄

1973年，劉景文刑期已滿，但直到1977年才因白內障視力近乎失明被釋放返家。1980年1月9日，因為國際壓力的原因，王明道在入獄22年後被釋放，但沒有平反。因為沒有平反，他不願意出獄，政府只好用計將他騙出來。1983年以後，他視力也已經極弱，寫字都很困難。他們夫婦後來有機會去美國就醫治眼睛，王太太為了國內的基督徒的緣故堅持不肯去，她說「我們老了，不能再為聖徒【指基督徒】做什麼了，但我們在國內可以陪陪聖徒一同受苦」。1984年以後他們在上海武康路家中引領主日崇拜，大概有四五十人，王先生講道，王太太彈琴，一如二人初識之際，直到王先生辭世的日子。他們亦曾接待許多外來訪客，包括1988年4月23日美國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來看望他。他不隱瞞自己的失敗，並且給人看見，一個人失敗到那麼一種地步，還能站起來。他也告訴來客，他在監獄裡學到饒恕，以前有人出賣他，控訴他，抵擋他，他都本著基督的愛饒恕了他們。1990年4月，居住在加拿大的王長新夫婦來到王明道家裡住了三周之久，請他談論1950年後這40年的事，並且做了錄音，寫成《又四十年》，成為王明道和中國教會研究的珍貴資料。
這麼多年來，王太太劉景文女士一直站立得穩，不講違心的話，與王明道同患難，無怨無悔。王明道出獄以後設法寫材料為自己申冤，王太太對他說「你撒過謊, 那是你的失敗。你要講理，也許是你更大的失敗，你必須從這個失敗里出來。你說你冤枉，我冤枉不冤枉啊？你去坐監，我也去坐監。我幹了什麼啦，要坐十五年監，再加上四年刑滿勞動，一共十九年？沒有什麼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許可的。天父許可的，一定與我們有益。今天我們不明白，將來一定會明白。我覺得那沒什麼，我一點也不覺得冤枉。」王太太勸他的時候，他覺得很好，但事過以後，又回到原來的想法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說，只為他禱告了。

去世

1991年7月28日，王明道先生在家中主日崇拜時溘然長逝，享年91歲。王明道先生去世後，劉景文女士曾對親人說過：她一生的任務就是服侍王明道先生，現在任務完成，也就很快要去主那裡了。翌年4月18日，與他相濡以沫一生的「諍妻」劉景文女士也因病去世（在病時昏迷中說的話，仍是某人事的如何、某某人的事怎樣，一心掛念他人）。兩位合葬於蘇州郊外「東山華僑公墓」，碑文曰「王明道、劉景文暫息之所」。碑文「暫息之所」是借用44年前他為自己母親擬的碑文，那時他在紀念母親的文章中談到自己將來去世的事這樣講：
當我見主的那日，我便永遠不再流淚，因為經上明明記著那時候的情形說：「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廿一：4）

靈食季刊

1925年，由於南京《靈光報》拒絕刊登王明道的投稿，因此他自資於1927年春季開始出版《靈食季刊》，每年春夏秋冬四期。該刊內容主要是講述聖經中的要道，基督徒生活以及護教等問題。發行遍布及全中國，每期刊印量二千本，每期約三萬字，此後發行量和內容量一直比較穩定。該刊不收投稿，除了個別例外絕大多數是王明道自己的文章。文章內容有很多是反對自由神學的，例如〈現代教會的危險〉(1932年)、〈重生教義〉(1933年)，
1939年，日本侵華期間，日軍要求王明道在《靈食季刊》上刊登四條標語，並將刊物交由日軍檢查。王明道拒絕刊登標語，所幸《靈食季刊》未被停刊。
1950年以後，《靈食季刊》繼續出版，發表在新中國下生活的見證，並在文章中與當時的三自愛國運動領袖如吳耀宗、崔憲祥、丁光訓等進行辯論，發表過《真理呢，毒素呢？》、《我們是為了信仰》等著名文章，很多的信徒受到影響退出三自教會。
1955年夏季刊是《靈食季刊》的最後一期，王明道在上面發表文章《我們是為了信仰》，繼續堅定明確地反對現代派神學和三自教會，1955年8月7日，王明道被捕，《靈食季刊》從此停刊，自創辦以來總共發行114期。
自1928年起，王明道開始把《靈食季刊》里比較重要的題目選出來，印成單行本，到1948年止總共有三十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