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韩

少年松江（1878年至1896年）

陳景韓於清光緒四年十一月初二日（1878年11月25日）出生於江蘇松江縣（今屬上海）一個普通的塾師家庭。家住縣城西城門內。父親陳菊生是一位深具中國傳統文化修養的讀書人，對景韓自幼就十分寵愛，陳景韓深厚的古文學根底和獨立的思想性格即是在父親的教導和薰陶下形成的。 陳景韓在松江生活了近二十年，在那裡，他遇到了兩位對他以後的生活道路產生重要影響的人物，一是雷奮，一是鈕永建。
雷奮，字繼興，松江縣人。為陳景韓父親陳菊生的入室弟子與女婿。雷才華出眾，文筆華然，口才伶俐，民國時期著名報人包天笑曾在《釧影樓回憶錄》里評說雷奮，「雷繼興學名一個『奮』字，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高材生，思想敏捷，筆下很好。我覺他是一個絕頂聰明之人……」。光緒年間，中國社會政治日趨腐敗，一面外國殖民者步步緊逼，一面慈禧政府一味妥協，在關鍵性的政治決策上碌碌無為，有為青年莫不汲汲於新學，日夜求思匡正國家之路。雷奮與陳景韓便是這日興的隊伍中的兩位。雷奮比陳景韓年長七歲，對陳景韓來說，亦師亦友，兩人在松江縣時，抱有同樣的救國濟民理想。然而，兩人卻在追求同一理想的道路上有分叉。與陳景韓不同，雷奮喜愛政法，又因為自己擅於講演，所以時常活躍在政壇之間。雷奮早年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專攻法政，結交了很多日後成為中國政壇顯貴的同學，陳景韓通過他結識了不少公卿巨鍔，如黃遠庸、史量才等人。陳景韓日後的報業生涯中，給予過他重大幫助的人，基本都是在這個情況下認識的。
鈕永建是上海馬橋俞塘人，出生於書香世家，家族是當地的望族。甲午之役後，因痛恨清政府的軟弱無能，毅然放棄科舉，轉而研究「新學」，並棄文從武，於1896年進入湖北武備學堂學習。鈕永建與陳景韓早有交往，相互慕名。鈕永建文武兼修，又專研新學，為陳景韓帶來了前沿的思想與事物，陳景韓就是在他的影響下，更加堅定自己走出松江的想法。與陳景韓注重以新聞文字事業救國不同，鈕永建熱衷於軍事與武力，他倡導以行動實踐自己的理想，其一生幾乎是在中國的現實軍事革命與政壇風雲中度過的。鈕永建對青年時期的陳景韓影響巨大。正是鈕永建的引導，年輕的陳景韓明確了自己今後人生的奮鬥方向。鈕的行動實踐思想的做法，曾吸引陳景韓一度加入革命會黨，帶來了自身危機，從而走向了新聞事業的道路。鈕的重視武學和軍事的思想，又讓陳景韓寫了許多軍事與俠客小說，培養了他不畏強權、蔑視權威的俠客風範。

走出松江（1897年至1902年）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鈕永建從武昌武備學堂回到家鄉。陳景韓對自己好友的文武兼修羨慕不已，也在自己友人的身上看到了救國的契機。於是陳景韓決定效仿鈕永建，進入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武昌武備學堂學習。也許，陳景韓的一生會沿著鈕永建的路一直走下去，然而他人生當中一件事情的發生，卻讓他完全轉變了自己原來信仰的道路，走向了一條前所未料的新聞之路。
唐才常是湖南維新運動的中堅人物。在興中會和保皇會的共同支持下，唐才常決定依靠兩湖地區的哥老會，秘密組織軍事力量，準備先襲武漢為根據地。受周圍青年人士的影響，陳景韓也加入了革命會黨。後來朝廷偵知其參加革命會黨一事，湖廣總督張之洞下令通緝他，幸而此時唐才常的漢口起義還未完全部署，張之洞也在猶豫革命會黨是否會真實地發動起義，在父親陳菊生與姐夫雷奮的極力奔走與遊說下，陳景韓只是被開除了學籍。然而，此次事件卻成為陳景韓人生的重要轉折點。他的革命熱情迅速冷卻，與雷奮共赴日本留學。
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的過程中，陳景韓又一次碰到自己的好友鈕永建。並在以他為代表的革命派的影響下，立場漸漸友康、梁派的同情轉向疏離，觀點開始變革命與激進。但他並沒有加入任何革命組織。
在日本留學期間，他不僅熟練地掌握日語，還認識了吳懷疚與狄楚青等知識界活躍的人物，為自己報業道路鋪平了道路。

初試鋒芒（《大陸》月刊）

陳景韓進入報界，與雷奮大有關係。雷奮所編輯的《譯書彙編》和《國民報》在學生界都享有聲譽。後在《國民報》停刊不久後，《大陸報》月刊邀請雷奮擔任主筆，雷奮應邀前往，同時也介紹陳景韓入《大陸報》。礙於清政府的高壓政策，《大陸報》沒有《國民報》的言論那麼激烈，卻也是極力主張改革，並激烈抨擊康梁派的保皇邪說，在當時的上海可謂是言論最為激烈的一種雜誌。
從《大陸報》第二年第一號開始，雜誌中的欄目進行了改革，增添了「時事批評」一欄，以對時事的批評代替新聞報導，此欄由陳景韓負責。1902年至1904年間，陳景韓在《大陸報》任主筆的經歷是他走上報人道路的開端。從這裡，他在武力革命之外，看到了另外一條可以施展自己的長處，又可以為社會為國家服務的道路。

鋒芒畢露（《時報》）

陳景韓於1902年回國在《大陸報》工作後，除了擔任主筆，還開始翻譯小說，截止1904年四月，陳景韓已在《江蘇》第四期至第七期上發表了《明日之戰爭》，同時出版了《偵探譚》小說集第一冊、第二冊，表現出了對小說的極大興趣。此點與陳景韓在日本留學時遇到的狄葆賢不謀而合。狄葆賢是近代提倡小說最力的人物之一，是近代重要的小說理論家。狄葆賢創辦日報《時報》，意在革新報界，除了在版面上創新之外，還準備在報上刊登小說，即可以滿足自己偏愛小說的需求，又可以以小說吸引讀者。秉持這樣的一個想法，狄葆賢邀請陳景韓加入《時報》，陳景韓也放棄在《大陸報》的工作應邀前往。
《申報》和《新聞報》可以算得上是1904年時的上海時代最久、資本最為雄厚的報紙，然而卻很少革新，在編輯方面非常簡單，只採用混合編輯，即不管新聞的重要與否。但《時報》卻展現出革新的強力趨勢。首先，在論說、上諭、宮門抄之外將新聞分為三大部分：要聞、本埠新聞、外埠新聞三欄。又在每一欄的新聞旁配上一則「時評」，而且還在報紙上直接設立「小說」一欄。《時報》創新的各個方面都有著陳景韓的努力，如他編輯「要聞」、「撰寫」、「時評」，並與包天笑輪流登載小說等等。
陳景韓除了創作和翻譯小說外，其最可稱道的是「時評」。據說，「這個時評兩字景韓所提，說是有雙關之意，一是時事評論，一是《時報》評論。」由陳景韓撰寫的時評簡潔有力，又能切中要害，冷雋而意義深遠，在當時人們厭倦報紙上的長篇的文言論說文之時，是頗為引人注目且受人歡迎的。
陳景韓在《時報》的出色成績不僅得到了老闆狄葆賢的讚賞，也獲得了若干同事甚至是康門弟子如羅孝高等的認同，然而也招來若干康門弟子妒恨。《時報》在創刊之時，實由康梁派集資而成，原是期望能辦成保皇黨的黨報，但事與願違，《時報》在狄葆賢的主持之下脫離了原來的意圖，開始獨立發表言論與主張。狄葆賢的轉變，一定程度上離不開陳冷的多次勸說，陳冷作為一個職業報人，陳冷強調的是報紙的獨立品格，能公正地代表「輿論的良心」，不為黨派勢力所左右，狄葆賢在陳冷的勸說下，也更堅守自己的獨立報人立場。
梁啓超對於狄楚青的「轉向」強烈不滿，對陳冷則尤為憤恨，在1906年寫給康有為的信中說道：「楚卿信任陳景韓即署名冷者，而此人實非吾黨，孝高亦袒此人，怪極。故於黨事，種種不肯盡力，言論毫不一致，大損本黨名譽，弟子所深恨者在此。」語氣之怨憤儼然已將陳冷視為仇敵。其實，他二人早就結下過「梁子」。早在1900年7月，陳冷與梁啓超見面並會談，但由於當時的政見不同，陳冷傾向革命，而梁啓超主張立憲與改良，所以倆人並沒有進一步的交往。非但沒有再交往，反而打起筆仗來。1903年2月26日，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對出版未久的《大陸》作了評論，認為「敷衍篇幅者居全冊之半，無甚精彩……雖鋪張揚厲，其價值自為識者所共見也」。《大陸》對此大為惱火，接連刊出5篇反駁文章，不斷地對康、梁進行人身攻擊，極盡醜化詆毀。陳冷是1903年《大陸》報主筆之一，大概脫不了攻擊梁啓超的嫌疑。此外，陳冷提倡的俠客、刺客精神也顯然與梁啓超的言行多變異趣，1905年他寫了六回的《刺客談》，譏諷了康梁空洞的論說和在現實中的畏葸，把他們描繪得如同跳樑小丑，把「聖人」刻畫成到處招搖撞騙的人物，說其徒弟不過是「一班無行文人，敗類子弟」。「新仇舊恨」夾雜在一起，無怪乎梁啓超對陳冷「深恨」了。
事實證明，狄楚青對陳冷的倚重完全是正確的。在陳冷的大膽改革下，《時報》打破了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替中國報業開了許多先路。《時報》因此很快成為當時知識界的一個寵兒，躋身上海三大報之一，而且《時報》不僅在國內新聞界獨占鰲頭，在國外也闖出一片天地，與《中外日報》一道成為在歐洲銷售的中文報紙。

事業巔峰（《申報》）

陳景韓於史量才淵源已久。他們同是松江人，在戊戌變法前後，陳景韓及其姐夫雷奮曾與史量才一起專研新學，痛斥時弊。自《時報》創刊後，史量才進時報館曾做過短期的主筆，獲得了親身辦報的經驗，也窺悉了時報館辦報的程序和秘密，為他後來接辦《申報》積累了經驗，同時他也看到了陳景韓在辦報方面的獨特才能和在時報館中主導作用。正因為如此，在接辦上海最老最權威的報紙《申報》時，他力聘陳景韓為主筆，改革《申報》的編輯部。
二十世紀初，《申報》雖然是歷經四十年的老報紙，在讀者的心目中是上海報紙的象徵，但在1912年之前，《申報》的經營卻十分慘澹，每天報紙的銷量只有7000多份。史量才接手後，在經營方面啟用張竹平，在編輯方面則倚重陳景韓，《申報》的現狀迅速改善，在1916年總發行量上升到2萬份，1930年達到了15萬份。《申報》如此迅速的扭轉形勢，發行量和盈利額不斷增長，除了史量才、張竹平等成功的經營策略外，還要歸功於總主筆陳景韓。 陳景韓在總結《時報》辦報經驗的基礎上，主張報紙應該增強新聞性，重視記者的采編活動，並強調新聞要去去蕪存菁，短小精煉。
陳景韓對於史量才來說，其助益不僅僅是在報紙的新聞編輯方面，而且還在於是他同甘苦、共進退的重要夥伴。陳景韓堅持做《申報》的護航者，在近二十年任主筆的生涯中，承受著來自各方的壓力，一面極力保持著輿論上的獨立，另一面保護《申報》的延續性，不至於中途夭折。《申報》是上海的第一大報，無論袁世凱，還是各路軍閥、政黨都意圖控制《申報》作為自己的輿論陣地。蔣介石也不例外。但陳景韓一直保持著清醒獨立的頭腦，不為所用，始終沒有成為蔣介石的幕僚，而是繼續奮鬥在新聞的事業上。他一面繼續與蔣保持著朋友關係，另一方面則保持距離，不隨波逐流，支持史量才抵制國民黨以新聞檢查為名派人進駐《申報》，並極力保持輿論上的自主性，雖然在高壓政治下，《申報》的時評言論雖然不免陷於溫和，也曾為國民黨刊登政治廣告，但始終在陳景韓任職期間，《申報》始終沒有被蔣介石控制，不時的客觀報導新聞。
但，面對嚴酷的社會現實，言論越來越受著種種的制約，稍有不慎報紙可能面對立即被停刊查抄的命運，這著實讓陳景韓越來越為難。為了報館的安全計，他的時評儘可能的保持客觀平淡，失去了最初的銳利，越來越溫吞，自身也覺得「朝秦暮楚、無所適從」：而讀者的責備紛沓而至，他的時評與當時如火如荼的現實社會不相協調，正如他自己所說：「在此等期間，非但不求有功，即求無過，亦復有所不可能矣。」陳景韓堅持新聞輿論獨立自主的理想破滅了，終于于1929年冬辭職，到江浙財閥所屬的中興煤礦去任總經理，結束了他輝煌的報人生涯。

蒼涼晚景（1929年至1965年）

1929年冬，陳景韓辭去《申報》的職務到中興煤礦任總經理。1934年史量才遇刺後，《申報》同人曾請他出任總經理，他拒絕了。1945年，國民黨CC系掌握了《申報》，為重拾民心，聘請陳景韓為發行人，陳再次拒絕。但國民黨仍以它的名義發行《申報》。
解放後，陳景韓曾任上海市政協特邀委員。在1956年4月《上海市政協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計劃、通知、議程、名單、報告、決議、總結》檔案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第一屆委員會委員名單及第一屆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列席人員名單》的委員名單「特別邀請人士」下面列有「陳景韓」名字，但他卻沒有出席會議。
據曹聚仁描述，在他50年代中期到上海看陳景韓的時候，「這位當年筆鋒犀利的老報人已是年逾古稀的老翁，唇齒不清，難於步行了。」晚年，他中風不能走動，後漸至神志不清。
1965年7月6日晚十一點三刻，陳景韓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終年8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