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威靈頓公爵阿瑟·韋爾斯利

早年

威靈頓出生時號「阿瑟·韋斯利閣下」（The Honourable Arthur Wesley），是加勒特·韋斯利，第一代莫寧伯爵（Garret Wesley, 1st Earl of Mornington）與亞瑟·希爾-特雷弗，第一代鄧甘嫩子爵（Arthur Hill-Trevor, 1st Viscount Dungannon）的長女安娜（Anne）的四子。他最有可能是在家族的排屋，都柏林梅里奧上街（Upper Merrion Street）24號出生，這裡現在是「梅里奧酒店」（Merrion Hotel）。大多數傳記作者以當時的報紙為證據，認為他在1769年5月1日出生，這是他受洗的日期。其他可能的出生地點有：他父親聲稱他在都柏林莫寧頓樓（Mornington House）出生；或者是於家族在阿蒂（Athy）的莊園出生，因為威靈頓在1851年人口普查時回到這裡，現在莊園已被焚毀；也有可能在鄰近的樓出生；甚至可能在一條包艇上出生。
他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家族的兩座住宅中渡過，第一座在都柏林，第二座，在單根堡（Dangan Castle），在Summerhill北部3.1里（5公里）處，位於蘭斯特省（Province of Leinster）County Meath的Trim路（Trim Road）。在1781年，他的長兄理察（Richard）繼承了父親的爵位。他的另外兩個兄弟在後來被封為馬里伯勒男爵（Baron Maryborough）與考利男爵（Baron Cowley）。
在單根時，他到特蘭姆（Trim）的教區學校讀書，在都柏林時，到懷特先生學院（Mr. Whyte's Academy）讀書，在倫敦時在切爾西的布朗預備學校（Brown's Preparatory School）讀書。後來，他進入伊頓公學，在1781至1784年間在這裡讀書。他在這裡孤獨，這使得他不喜歡它。所以後來傳聞他所說的：「滑鐵盧戰役贏在伊頓的操場上。」估計是錯誤的。另外，當時的伊頓沒有操場。他並未因獎學金而改變，但如拿破崙般，他既敏捷又善算術。他的父親於1781年去世，他的母親則於1784年去世。因家庭拮据，他被召回，離開了他屢遭挫折的伊頓，與她一起往布魯塞爾。在這裡，他是他們寄居的房子的房主，大律師路易·古貝爾的學生。據同學說，他酷愛音樂，善彈小提琴，但除此之外一無所長。他既聰明又嚴厲的母親認為她的「丑小子阿瑟」「適合做炮灰」，並於1786年將他送往昂熱的皮涅羅爾軍事學院（Pignerol's Military Academy），這間學院主要是一間騎術學校。他被認為「體質虛弱，不專注於學業，並常與一隻叫維克（Vic')的小獵犬一起霸占地盤。」在大概一年後他改了名，與左鄰右里結友，並在後來在法國服役時得到了一個工具。

早年軍旅生涯

1787年3月7日，他加入了第73高地團。他的長兄愛德華在炮兵中給他委託了一個職位。第76團部隊當時駐紮在印度，但他沒有到印度去。12月25日，他成為了第76團中尉。1788年1月23日，他被調到第41團，然後，在6月25日，他被調到了第12輕龍騎兵團。1791年6月30日，他被調到第58步兵團，獲得了一隊士兵，然後，在1792年10月31日，他被調到第18輕騎兵團。在此期間，他慢慢地地愛上了朗福德伯爵（Earl of Longford）之女基蒂·帕克南。她在他眼中「既快活又充滿魅力」。1793年，他向她求婚，卻被她的長兄托馬斯阻止，因為威靈頓太過年輕又負債纍纍而且看起來沒什麼前途。他的音樂夢被這次拒絕毀滅了，他憤怒地燒掉了他的小提琴，下定決心從軍。
但是，在這些部隊中服役時，他很少履行自己的職務。在1787年11月到1793年3月這段時間間，他先後為兩位愛爾蘭中尉的副官。第一位中尉是白金漢侯爵（Marquis of Buckingham），第二位中尉是威斯特摩蘭伯爵（Earl of Westmorland）。Viceregal Court物價高昂，但他每年只有125鎊收入，他稱他唯有向他的鞋匠房東借錢。1790年4月，他以Trim區議員身份回到愛爾蘭議會，並一直把持住這個席位，直到1795年6月5日散會。據他的長兄說，他憑著「出色的判斷力，和藹近人的舉止與他的堅定性」重新得了家人的好感。1793年1月10日，他第二次發表演說，內容有關王室宣布準備對法戰爭與建議考慮Catholic Claims，他支持政府給予天主教教徒權利的法案，但反對允許天主教教徒進入議會的修正案。

尼德蘭

1793年，約克公爵被派往弗蘭德斯指揮盟軍對抗入侵的法軍。1794年，第33步兵團被派往增援在尼德蘭作戰的英軍，剛剛通過捐官成為少校的威靈頓也在6月與33團一起在Cork港起程航往弗蘭德斯，這是他第一次參戰。3個月後，他再次通過捐官晉升，成為中校。在戰役中他晉升為旅指揮官。在Boxtel戰役前，他的部隊在布雷達東部敵軍的炮火下前進。在戰役的後半部分，冬季時，他的部隊負責防守Waal河。在這段時間裡，他因潮濕的環境而病倒。因戰役被證明是失敗的，約克公爵的部隊於1795年返回。在這場戰役中，威靈頓學到了不少東西，比如縱隊前進中需要仍然維持穩固的射擊線列以及離岸援助的重要性。他總結出：許多戰役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指揮部組織混亂。後來，他評價他在尼德蘭的那段時間：「最後，我學到了不要做的事，這總是有價值的一課。」
1795年3月，在返國後，他再次回到議會中。他希望在愛爾蘭新政府中任戰爭大臣，但新的中尉閣下，卡姆登勳爵只給了他軍械副將的職位。他拒絕了這個職位，回到了在南安普敦的33團。33團被派往西印度，在乘船7個星期後，一場風暴強迫船隊回到了英格蘭Poole。在休養了幾個月後，白廳決定將33團派往印度。1796年5月3日，他因資歷而被晉升為上校。幾個星期後，他與他的部隊一起航往加爾各答。

印度

1797年2月，威靈頓抵達印度，並在這裡停留了幾個月。隨後，他被派往菲律賓作一次簡單考察，為此，他建立了一個新的衛生防護措施列表，以告知他的人員如何應對陌生的環境。11月，他回到印度，得知他的長兄，現在的莫寧勳爵，理察被任命為新的印度總督。
1798年，威靈頓將他的姓改為被他長兄認為是古代的，合適的「Wellesley」。

第四次英邁戰爭

這場對抗邁索爾的戰爭於1798年為東印度公司的擴張而打響。愛德華命令一支部隊去攻克塞陵加巴特木，並擊敗Tipu。在哈里斯將軍（General Harris）的指揮下，達24,000人的部隊開往馬德拉斯，與一支由西面的孟買來的，人數相當的部隊匯合。
在一次繁雜、細心的準備後，第33團在12月離開了大部隊，從馬德拉斯出發，穿過250里（402公里）寬的叢林到達邁索爾。因為他的長兄是印度總督，所以威靈頓得到了額外的指揮權，任海得拉巴的尼扎姆的軍隊（被派往增援東印度公司的部隊）的首席顧問。這個職位使他與許多比他高級的軍官有摩擦。在Mallavelly戰役中，威靈頓帶領他的士兵排成兩列戰線對抗敵軍，迫使他們退到一個小脊，然後下令開火。在多番齊射後，第33團發動了刺刀衝鋒，迫使敵軍步兵撤退。
威靈頓一到塞陵加巴特木，戰役就開始了。他的任務是夜襲Sultanpettah一個鄰近敵軍堡壘的村莊，為炮兵開路。因為敵人做了充分準備，且部隊在晚上又發生了混亂，夜襲以25人傷亡的代價告終。威靈頓也在戰鬥被槍彈擊中受輕傷。雖然次日再次進攻得手，但這次失敗仍給威靈頓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分析到：「絕不要攻擊充分準備、各就各位的敵人，也不要在未偵察敵人方位的情況下進攻。」
列文·邊沁·寶寧記載到：
其中一個森林，叫做Sultanpet森林，布滿深溝，深溝中的水來自堡壘東南面一公里左右。博德將軍（General Baird）要清刷森林並驅逐敵軍，但當他在晚間與第5團一起前進時發現森林並無敵軍。但邁索爾部隊於次日再度藏於森林中，所以驅逐他們是絕對有必要的，兩隊士兵於日間時離開隊伍被派往執行此任務。第一隊士兵由Shawe上校指揮，成功地破壞了一個村莊。第二隊士兵由韋爾斯利上校指揮，他對敵軍發起了一次夜襲，因戰場環境複雜，部隊最後潰退，一些士兵被俘。韋爾斯利上校也被槍彈所傷，差點陷入敵手。
經過幾個星期的反覆炮轟，堡壘的主牆終於被炮兵炸出了一個口。貝爾德將軍（General Baird）發起進攻，肅清了堡壘。威靈頓掩護進攻，在裂口部署衛隊，命令他的部隊開進要點。在得到提普蘇丹戰死的消息後，他到現場檢查他的脈搏，確定他的生死。在接下來的幾日，他的部隊變得缺乏紀律，在城市裡酗酒、劫掠。為恢復秩序，幾個士兵遭到鞭打，四個士兵被吊死。
此戰後，哈里斯將軍離開了，30歲的威靈頓被任命為塞陵加巴特木與邁索爾總督。1801年7月17日，他被晉升為准將。他居住在蘇丹的夏宮裡，改革稅制、司法系統以維護秩序、避免貪污受賄。他又擊斃了在戰役時從塞陵加巴特木的監獄中越獄的傭兵「國王」Dhoondiah Waugh。威靈頓指揮四個團擊敗了Dhoondiah的大量部隊，也擊斃了Dhoondiah本人。他支付了Dhoondia兒子未來的贍養費。
威靈頓在印度時病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第一次是嚴重腹瀉、發燒，然後是由毛癬菌引起的嚴重皮膚感染。1802年9月，他得知他已經被晉升為少將。他在1802年4月29日被晉升，但消息在幾個月後才抵達印度。他在印度留到11月，之後，他被派往參與第二次英馬戰爭。

第二次英馬戰爭

威靈頓決定要大膽地進攻馬拉地帝國的大軍。在他的軍隊（總共24,000人）整裝待發後，他在1803年8月下達了攻擊最接近的馬拉地堡壘的命令。堡壘的城牆被炮兵炸開了一個口，步兵隨即以這個口為突破點進攻，迫使堡壘在8月12日投降。在得到堡壘後，威靈頓得以延伸在哥達瓦里河以南的控制。

阿索

為尋出馬拉地軍主要部隊，威靈頓將他的部隊一分為二，第一支部隊由他指揮，第二支小得多的部隊由史蒂文森上校（Colonel Stevenson）指揮。威靈頓原先準備於9月24日重新合併部隊。但據情報，馬拉地軍主要部隊部署於阿索（Assaye）的兩條河流之間。如再待第二支部隊來臨，馬拉地軍將得到撤退的時間，所以他決定馬上發起攻擊。
9月23日，威靈頓帶領他的部隊渡過Kaitna的一條河，開始了阿索戰役。在渡河後，他將步兵分為幾條戰線，向馬拉地軍步兵前進。他的騎兵則於村莊附近側襲馬拉地軍。在戰役中，威靈頓親臨戰陣，他胯下的戰馬被擊斃兩隻。在關鍵時刻，威靈頓重組部隊，命令後來戰死的麥克斯韋上校（Colonel Maxwell）攻擊馬拉地軍右翼末，威靈頓本人則帶領步兵攻擊敵軍中部。

Argaum與Gawilghur

雖然，馬拉地軍隊遭受了損失，但戰爭仍因未結束。在幾個月後的11月，威靈頓在Argaum附近進攻一支大部隊，再次將他的部隊帶向勝利，以361人傷亡為代價換取敵人的5000死亡。在圍攻Gawilghur的一個堡壘時獲得了進一步的勝利。Lake將軍也在Delhi擊敗了敵軍。這兩次失敗迫使馬拉地接受議和。

離開印度

威靈頓不想繼續留在印度，寫到「沒有人在印度服役的時間比我在印度服役的時間長。」1804年6月，他向陸軍申請，要求返國。為了嘉獎他在印度的戰功，在9月，他獲得了Knight of the Bath。同時，他在印度服役期間，聚斂42,000英鎊（當時估計），主要為戰役中的獎金。他兄弟的總督任期在1805年3月結束，兩兄弟乘坐HMS豪威號（HMS Howe）返回英格蘭。巧合的是，威靈頓在聖赫倫那島停止了他的航程，他居住的建築，日後被流放的拿破崙也會居住。

回到英國

在回到英國後，韋爾斯利兄弟為他們在印度時的揮霍無度與未經授權的部署辯解。在1805年，韋爾斯利在德國北部參與未遂的英俄遠征（Anglo-Russian Expedition），奪取了易北河上的一條橋。從戰爭中歸來時，韋爾斯利得到好消息；由於他的榮銜與地位，基蒂·伯克南的家人同意他娶她。在1806年4月10日，韋爾斯利與基蒂在都柏林成婚。他們的婚姻在後來會被證明為不愉快的，而且，因為韋爾斯利在外征戰，他們會分別幾年。在他離開陸軍的時間裡，在1806年1月，他被選為托利黨東薩塞克斯Rye的國會議員。一年後，他被選為懷特島紐波特的國會議員，並被任命去服務愛爾蘭布政司里奇蒙公爵（Duke of Richmond）。同時，他成為了樞密院顧問官。

丹麥

威靈頓在1805年參加了失敗的英俄聯軍對北日耳曼的遠征，他指揮一個旅到了易北河。在奧斯特利茨戰役後，軍隊一無所獲地返回了國內。1807年，由於威靈頓作為一名低級指揮官參加了對丹麥遠征（第二次哥本哈根戰役），他被升為了中將。同時在1806年，他做了6個月托利黨在下議院中小鎮Rye的代表。一年後，他被選為下議院中代表懷特島紐波特市（Newport ,Isle of Wight）的議員，有兩年的任期。他也作為愛爾蘭布政司（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供職了兩年。在1807年4月他成為了英國樞密院成員。但是他的政治生活當他前往歐洲大陸時突然停止了，他前去參加伊比利亞半島上對抗法軍的軍事行動。

半島戰役

在之後動盪不安的幾年裡，威靈頓通過他的謹慎小心、對「後坡防禦」的熟練運用以及「以橫對縱」戰術的使用，在歷史上確立了他的位置。
從1789年起，法國被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拿破崙在1799年控制了政權，到達了歐洲權力的顛峰。在1807年，他最終發動了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入侵。第二年，當威靈頓正準備指揮一支軍隊去委內瑞拉與拉丁美洲的愛國者米蘭達將軍（Francisco de Miranda）合作；當西班牙人的起義引發了半島戰爭的時候，他的任務被改變並被派往了葡萄牙。1808年威靈頓在Roliça村之戰（Battle of Roliça）和Vimeiro之戰（Battle of Vimeiro）擊敗了法軍，但他在後一場戰鬥結束之後被剝奪了指揮權。達爾林普爾將軍（General Dalrymple）堅持要威靈頓來簽署辛特拉協議（Convention of Sintra，這協議約定不列顛皇家海軍將把法軍與他們的戰利品一起運出里斯本）。之後，威靈頓被召回英國接受調查庭（Court of Enquiry）的調查。結果是他同意了簽署初步停火協議，但他沒有簽署辛特拉協議，於是他被宣告無罪。
與此同時，拿破崙自己也來到了西班牙，他帶來了他的老兵來撲滅起義。而不列顛半島派遣軍的新主帥約翰·穆爾爵士（Sir John Moore）在1809年1月的科倫納之戰（Battle of Corunna）中陣亡了。
雖然戰事進行得並不順利，但是英國和葡萄牙（他們最早的盟友）已經準備好要與法國和他的盟友決一死戰[這是與災難性的瓦爾赫倫遠征（Walcheren expedition）相比——這次遠征是當時英國冒失地進行的軍事行動的典型]。威靈頓給卡斯爾雷勳爵（Lord Castlereagh）寫了一張關於葡萄牙防務的備忘通條，強調了控制山區邊境的重要性並提議將里斯本作為主基地——因為皇家海軍的支援可以使它的防禦牢不可破。卡斯爾雷和內閣認可了他的意見，並將他指為葡萄牙英軍總指揮，並將他們的人數從10000增加到了26000人。
在快速地補充人員後，威靈頓在1809年4月發動了攻勢。在第二次波爾圖之戰（Second Battle of Porto）中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渡過杜羅河（the Douro river），突襲並趕走了波爾圖的法軍。之後他與由Cuesta中將指揮的一支西班牙軍會合進軍馬德里。他們原計劃攻擊維克多元帥，但拿破崙的哥哥約瑟夫·波拿巴搶先支援了維克多，並進攻塔拉韋拉，但在此戰中被擊敗。由於這，他被封為「塔拉韋拉和威靈頓的威靈頓子爵」（Viscount Wellington of Talavera and of Wellington）。由於蘇爾特元帥威脅他們的後方，英軍被迫撤至葡萄牙。由於在整個戰役中西班牙軍拒絕提供他們承諾的補給並不告知他蘇爾特的動向，威靈頓再沒有信任過西班牙軍的承諾和物資供應。
1810年，由馬塞納元帥指揮的一支新擴充的法軍入侵葡萄牙。英國國內和軍隊內部的看法一致是消極的，認為他們必須得撤出葡萄牙了。但威靈頓先在布薩科（Buçaco）阻滯了法軍，接著通過他壯麗的防禦工事——托列斯維德拉防線（Lines of Torres Vedras）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傑出地在絕對保密的條件下集結了軍隊，並且還有皇家海軍保護這側翼。在6個月後，受阻且糧草已盡的法軍入侵部隊撤退了。威靈頓追擊並在幾次小規模的戰鬥以及Sabugal之戰後將法軍的大部分部隊趕出了葡萄牙，除了一支部署在阿爾梅達（Almeida）並正遭圍攻的小部隊。
1811年，馬塞納殺了個回馬槍，企圖救援阿爾梅達的部隊，但威靈頓在奧諾洛泉之戰（battle of Fuentes de Oñoro）擊敗了法軍。與此同時，威靈頓的部將貝爾斯福德子爵正在阿爾布埃拉之戰（Battle of Albuera）中竭盡全力對抗法軍蘇爾特元帥的「南方軍團」。在5月，威靈頓由於他的功勞被升為上將。法軍放棄了阿爾梅達，但仍在兩個西班牙城堡——羅德里戈（Ciudad Rodrigo）與巴達霍茨（Badajoz）駐防，牢牢卡死穿過山區進入葡萄牙的道路。
1812年，威靈頓終於占領了羅德里戈並在入冬時打了法軍一個措手不及。之後他快速轉向南方，包圍了巴達霍茨，然後在一個血腥的夜晚攻下了它。看到猛攻巴達霍茨的代價——城牆缺口處成堆的屍體之後，他無法再保持鎮靜，痛哭了起來。
他當時的軍隊是一支在各個師都有由貝爾斯福德重組的葡萄牙軍支援的英軍。他開始進軍西班牙，然後在薩拉曼卡之戰（Battle of Salamanca）中趕走了法軍，但這一戰中法軍一個輕微的部署失誤給了英軍顯而易見的優勢。（這是自1799年來50000數量級的法軍第一次被擊退）這場勝利解放了西班牙首都馬德里。作為獎勵，他先是被封為伯爵，然後是侯爵，並被給予了全西班牙聯軍的指揮權。
他試圖攻占連接馬德里與法國道路上的重要堡壘布爾戈斯城堡，但由於缺少攻城軍械而失敗。同時法軍放棄了安達盧西亞（Andalusia），並將這些部隊與其他的兵力集結，試圖動搖英軍部署。威靈頓巧妙地撤出了他的軍隊並與羅蘭德·希爾（Rowland Hill）的部隊會合，一同撤回了葡萄牙。（蘇爾特元帥事實上在12月擁有數量優勢，但他對進攻猶豫不決，因為擔心威靈頓作為英軍總司令兵員充足。）不管怎樣，在薩拉曼卡的勝利迫使法軍從西班牙南部撤軍，而馬德里的短暫丟失也不可挽回地重創了西班牙傀儡政府的聲望。
1813年，威靈頓發動了新的攻勢，威脅法軍交通線。他從布爾戈斯北方的山區出擊，而且出乎法軍意料地將補給線從葡萄牙移到了西班牙北方海岸線上的聖坦德（Santander）。他親自帶領一支小部隊佯攻法軍中心，而主力部隊由托馬斯·格雷姆爵士（Sir Thomas Graham）指揮]從法軍右路迂迴，導致法軍不得不放棄馬德里和布爾戈斯。威靈頓繼續從側翼包圍法軍戰線，追上並在維多利亞之戰（Battle of Vitoria）徹底擊潰了約瑟夫·波拿巴國王的軍隊，他的軍階也因此被升為陸軍元帥。這場戰鬥成為了貝多芬作品《威靈頓的勝利》（Wellington's Victory，Op. 91, Wellingtons Sieg oder die Schlacht bei Vittoria）的主題。但是，英軍士兵違反紀律搶劫法軍放棄的馬車而不去追擊逃敵。這個極為惡劣的破壞紀律的行為使得威靈頓火冒三丈地寫信給巴瑟斯特伯爵：「我們供養了些地上的渣滓來當兵。」
在攻占了潘普洛納和聖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án）的兩個小堡壘和在庇里牛斯山脈、畢達索亞（Bidassoa）和尼維爾（Nivelle）擊敗蘇爾特元帥重組的法軍後，威靈頓侵入法國南部。尼夫河之戰（Battle of the Nive）勝利後，他孤立了巴約納（Bayonne）城堡並在奧塔斯（Orthez）之戰和土魯斯之戰中擊敗了蘇爾特。在蘇爾特撤出土魯斯後，馬上傳來了拿破崙戰敗退位的消息。之後拿破崙被流放至厄爾巴島。
被當作一個凱旋的英雄，威靈頓被封為威靈頓公爵，到現在這個爵位還一直被他的後代繼承著。（由於在半島戰爭期間威靈頓沒有回過英格蘭，他所有的爵位都在一場罕見地持續了一整天的典禮上授給了他。）他很快被指為駐法大使，然後取代卡斯爾雷勳爵（Lord Castlereagh）作為聯合王國的首席全權大使參加維也納和會。他在和會上堅持主張保持它作為歐洲均勢重要砝碼的地位。在1815年1月2日，當巴斯騎士團擴編時，他的巴斯騎士團騎士身份被升為了大十字騎士（Knight Grand Cross）。
儘管他在半島上的戰事中取得了最終勝利，但麥克唐奈（A.G. Macdonell）對威靈頓與他的對手們的指揮技巧有不同的看法。麥克唐奈不是個歷史學家，而是一個著名的拿破崙愛好者，他著有《拿破崙與他的元帥們》。這其中應該提到威靈頓從未被拿破崙或是拿破崙的任何一位將軍擊敗過：
「也許歷史上沒有一位將領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日子像威靈頓一樣那麼容易。在內陸戰線活動，用一支『僱傭軍』，在每個農民和教士都是一個同盟者，一個情報來源，一個積極的殺手的國家，擁有來自英格蘭源源不斷的補給和對海洋的完全掌控，威靈頓公爵將戰事完全掌握，但仍然花了6年從里斯本進軍到庇里牛斯山。」

滑鐵盧戰役

1815年2月26日，拿破崙從厄爾巴島逃回法國。五月時他已重新掌握了政權，也面對著新反法同盟的威脅。威靈頓離開維也納開始準備後來被稱為滑鐵盧戰役（Waterloo Campaign）的戰事。他到比利時去指揮英德聯軍和他們盟友荷蘭與比利時的軍隊，這些軍隊與陸軍元帥吉布哈德·萊貝雷希特·馮·布呂歇爾麾下的普魯士軍隊部署在一線。
法軍入侵比利時，在林尼（Ligny）擊敗了普軍，並與威靈頓進行了非決定性的四臂村之戰（Battle of Quatre Bras）。這些戰鬥迫使英聯軍撤退到橫亘在布魯塞爾路上的一條山脊，就在小鎮滑鐵盧的南邊。
6月18日，著名的滑鐵盧之戰開始了。戰鬥持續了一整天，英聯軍在法軍火炮的狂轟以及騎兵的衝擊下巋然不動，之後布呂歇爾麾下的普軍到達，一部分支援威靈頓的左翼，其他的都與法軍右翼在普朗斯納（Plancenoit）交火。法軍的近衛軍之後戲劇性地被英軍排槍擊退，而拿破崙的軍隊在恐慌中潰敗了。
雖然威靈頓的軍隊在布呂歇爾到達前已經打退了法軍進攻而堅守了幾個小時，人們仍然在爭論如果普軍沒來，聯軍是否會取得如此決定性的勝利。需要注意的是，由格魯希元帥指揮下那三分之一的法軍正與普軍後衛在幾英里之外的瓦夫爾（Wavre）交戰。考慮到這些因素，以及威靈頓麾下三分之一的士兵是德國人這個事實，一個德國歷史學家十分極端地說滑鐵盧是「德國人的勝利」。
1815年6月22日，拿破崙再次退位，然後被不列顛皇家海軍送到了聖海倫娜。
當他在1815年面對拿破崙時，威靈頓指揮著英德荷比聯軍，其中只有25000人是受過英軍標準訓練的，其餘的都是缺乏訓練的從荷蘭與比利時軍隊調來的士兵（有一些以前甚至為拿破崙戰鬥過）。（許多精銳的英軍士兵被送到了美洲，去徹底結束1812年美英戰爭。）
許多爭議都是由拿破崙派格魯希元帥的33000人去追擊普軍這個決定而產生的。但是拿破崙在6月16日已經在林尼擊敗了布呂歇爾並迫使聯軍的兩支部隊向不同方向撤退，他有他的戰略考慮：他知道他不可能在一個戰場擊敗整個聯軍。威靈頓也有類似的戰略賭博：他將17000人外加一部分火炮留在了哈爾，在蒙特聖吉恩（Mont Saint Jean）西北。這樣做的好處不僅僅是可以保護他的右翼，還可以在當6月18日的行動不能結束戰事的情況下將其作為後備力量。
拿破崙的戰術在之前被批評為沒有發揮出他的才華，但是當他面對一支嚴陣以待的龐大聯軍（這時俄軍和奧地利軍正在法國國境以東集結）時，他的回應仍殘酷地明確。他在6月16日在林尼擊敗普軍，並迫使威靈頓撤退以繼續與普軍保持聯繫。拿破崙的目的很簡單，但也對獲得勝利以使法國有與奧地利和俄羅斯有和談的可能至關重要，那就是使普軍與英軍不能在同一個戰場上並肩作戰。
拿破崙沒能攻擊威靈頓右翼，部分是由於部署在哈爾的聯軍後衛部隊，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想將威靈頓與布呂歇爾分開而不是將他們擠到一起去。他的計劃簡單而有效：將威靈頓的右翼用壓倒性的炮火及對烏古蒙（Hougoumont）的進攻釘住，使威靈頓將中路左側的部隊派離陣地支援右翼，然後用之前對付歐洲其他軍隊極為成功的步兵縱隊陣形全力擊破這個陣地。
事實上烏古蒙頂住了進攻，雖然只被威靈頓謹慎地給予了很少的支援；而龐大的步兵進攻則被聯軍騎兵摧毀，儘管這次失控的衝鋒給他們自己和拿破崙的波蘭槍騎兵帶來了很大傷亡。拿破崙當時唯一的選擇就是全力進攻聯軍中央，而不留下防衛普軍的兵力。威靈頓對他戰線的調整以後撤起始，而這引來了法軍騎兵衝鋒的巨浪，迫使聯軍士兵分成分散的防禦隊形（就是「方陣」），要是這時有法軍步兵與炮兵的協同攻擊，近距離平射這些方陣，可能會產生拿破崙所期望的效果。
這時候拿破崙的指揮能力似乎相比他的天才來說太過失常——滑鐵盧的法軍部隊散亂地塞滿了整個陣地，而卻他對於協同作戰猶豫不決。方陣承受下了騎兵攻擊，他們之間的空隙被聯軍騎兵餘部保護著，而法軍的騎兵衝擊由於遇到泥濘的上坡和凹陷的十字路口等困難逐漸減弱直至停止。普軍這時正在進攻法軍前哨，不管格魯希部的三萬人情況如何，現在情況明朗起來了：普軍已經殺到眼前，是必須得下決心的時候了。
拿破崙在兩支敵軍能協同進攻之前最後一次試圖擊破威靈頓的陣線中央，而在大約晚上6點法軍終於攻下了聯軍前方的關鍵——拉海聖（La Haye Sainte）。威靈頓將他前線的部隊再次重新部署，準備應對法軍最後的襲擊，並且他當時已經確知遠處穿暗色制服的軍隊是布呂歇爾的普軍而不是格魯希的法軍。拿破崙這時派出了他的帝國近衛軍，這支部隊一直作為後備力量，可以在任何戰鬥中所向披靡。近衛軍分成兩支進攻來結果拿破崙認為已經到了毀滅邊緣的聯軍。威靈頓已準備完畢，他為也許過於自信的法國近衛軍準備了一場大規模的伏擊，緊接著將是會讓法軍感到極為意外的反攻和像以往一樣堅韌而守紀的英軍步兵的交叉火力。他將他軍隊剩下的士兵藏在山後坡和種植了高高作物的農田之中。毫無準備，也許還由於法軍其他部隊一天來的徒勞無功而士氣低落，近衛軍在英軍的「大驚喜」下畏縮並退卻了，這一事件在拿破崙戰爭中是不可思議的，而這瞬間引發了法軍其他部隊的恐慌。
當普軍攻破法軍東部防線時，威靈頓終於下令聯軍戰線推進，而法軍的殘兵敗將們在一片混亂中放棄了陣地。威靈頓和布呂歇爾在南北橫穿戰場的公路上的拉貝利聯合（La Belle Alliance）酒館會面，這次會面公認與由修整後的普軍將法軍趕回國這個決定有關。
威靈頓在之後許多次被人暗示他在滑鐵盧表現也不很好，決策有些混亂。威靈頓總堅持說他的戰略從一開始就是明確的——就是守住陣地、對抗拿破崙可能發動的任何進攻、並在適當的時候一舉擊敗法軍，就是他已經實現的戰略（在普軍將會向西與他靠攏的情況下只守住蒙特聖吉恩，其實他到這天快要結束時才得到普軍正向法軍右翼進攻的確切消息）。滑鐵盧也許沒能成為一場「出色的」戰鬥，但它標誌著多年的拿破崙戰爭最終結束。

政治生涯

當1819年威靈頓被任為利物浦勳爵（Lord Liverpool）所領導的托利黨政府的軍械總管（Master-General of the Ordnance）。1827年擔任不列顛陸軍總司令（Commander-in-Chief of the British Army）。

首相

1828年利物浦去世後，威靈頓成為除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之外托利黨另一顆閃亮的新星，1828年他當上首相，成為托利黨時代最後一任首相。
他出任首相後，前7個月他並未住進唐寧街10號，因為他覺得這官邸太小了。但之後他態度轉變並住了進去，因為他家阿普斯利邸宅（Apsley House）需要大規模整修。在這期間他在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創建中給予很大的幫助。
作為首相，威靈頓是保守主義的代表，擔心法國大革命引起的混亂會蔓延到英格蘭。他任內的一件大事是天主教解放（Catholic Emancipation）：給予聯合王國境內的天主教徒幾乎所有的公民權力。這項決議是由于丹尼爾·奧康納（Daniel O'Connel），一個當選但不合法的愛爾蘭天主教解放派議員，被壓倒性的補缺選舉選入國會而被迫通過的。Winchilsea伯爵控告威靈頓已經「密謀背叛了新教憲法」。威靈頓立即以與Winchilsea決鬥回應。1829年3月21日，他們在巴特錫曠野（Battersea fields）會面。當到了要開火的時候，Winchilsea的手臂還沒來得及舉起，威靈頓就已瞄準他。威靈頓的子彈從Winchilsea身體右側飛過，差得很遠。關於威靈頓沒擊中對方的解釋各不相同：威靈頓自己說他瞄準了，而他的槍法是出了名的糟糕；另一種說法給予Winchilsea更多的同情，說威靈頓瞄準了Winchilsea的致命部位。Winchilsea沒開槍，而這本來是他和他助手在決鬥前幾乎確定要做的事情。他的名譽得救了，Winchilsea隨後給威靈頓寫了一封道歉信。在英國上議院，面對棘手的反對勢力，威靈頓為天主教解放發表演說，這成為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演說之一。他出生在愛爾蘭，並在之後管理她，所以他知道天主教徒在那裡的不幸遭遇。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最終以占多數的105人贊成而通過。許多托利黨員投票反對這項法案，它的通過幾乎只靠了輝格黨的幫助。
「鐵公爵」這個外號就來自這個首相任期，他正親身體驗政治上以及生活中極端的不受歡迎。他的住所阿普斯利邸宅的窗戶成為被破壞的目標，而他只好裝上鐵製的百葉窗來減輕損失。「鐵公爵」是由這件事，而不是由於他特有的剛毅身心而得來的。
威靈頓於1830年辭職。在那年的夏秋二季，暴亂席捲了整個國家（史稱Swing Riots）。輝格黨自1770年以來一直在野，他們將改革看成是應對動亂的方法，並且能讓他們再次掌權。威靈頓則堅持與反對改革和擴大選舉權的托利黨站在一起，這樣做的後果就是他在1830年11月5日針對他的不信任投票中下台。他的首相職位改為由格雷伯爵（Earl Grey）擔任。

威靈頓與改革法案

輝格黨提出了第一個改革法案，但威靈頓和托利黨員們努力阻止它的通過。這項法案在下議院通過了，但在托利黨控制的上議院被否決。由於這件事大選被召開，而輝格黨獲得了更大的人數優勢。第二個改革法案被提出，但遭遇了與第一個相同的命運，而另一股近於暴亂的浪潮席捲了全國。這時候，威靈頓在利物浦到曼徹斯特的鐵路線開通儀式上被人群以一種敵視的方式迎接。輝格黨政府任期在1832年結束，但威靈頓卻無法組織一個托利黨政府，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涉及到英格蘭銀行，這使得威廉四世國王除了任命格雷伯爵為首相外別無選擇。法案終於在上議院通過了，但那是在國王威脅如果不這樣做就要用新封的輝格黨貴族來填滿上議院之後。雖然法案通過了，威靈頓始終沒有接受這一改變：當在擴展選舉權的大選後國會第一次召開時，據報導說，威靈頓說：「我活到現在還從沒見到過如此多醜陋可憎的帽子。」

第二次出任首相

在這段時間威靈頓的托利黨領袖地位逐漸被羅伯特·皮爾代替了，並且這個黨正逐漸向保守黨轉變。當托利黨員們在1834年又一次掌權，威靈頓謝絕成為首相，而皮爾被選中了。但皮爾當時在義大利，所以在1834年的11月到12月中有3個星期威靈頓作為臨時首相和其他大部分部門的臨時部長。在皮爾的第一任內閣中，威靈頓成為了外交部長，而在第二任內閣中他是不管部大臣和貴族院領袖。

晚年

威靈頓在1846年皮爾下台後退出政壇，他仍是軍隊總司令，並在1848年革命期間為了幫助組織一支軍事力量保護倫敦而短暫回到聚光燈下。在1846年由於在是否廢除穀物法上發生了分歧，保守黨分成兩個派別，包括威靈頓在內的老內閣成員們仍然支持羅伯特·皮爾，但大多數的下院議員支持新的保守黨領袖愛德華·史密斯-斯坦利，第十四代德比伯爵（Lord Derby）。當1852年初威靈頓在貴族院聽到一堆新手大臣的任命宣讀時，他大喊：「誰？誰？」（"Who? Who?"），於是這便成為第一任德貝政府的外號。
1852年威靈頓在瓦爾麥爾城堡去世（Walmer Castle，他作為五港同盟沃登領主（Lord Warden of the Cinque Ports）的榮譽住所，他很喜歡那地方並曾在那接待過維多利亞女王的拜訪）。雖然生前他討厭坐火車，他的遺體卻被火車送到倫敦，像他之前的霍雷肖·納爾遜及後來的溫斯頓·邱吉爾一樣，他受國葬。有許多人參加了葬禮以至於在現場連站的位置也很難找到。坦尼森作的「威靈頓公爵輓歌」（"Ode on the Death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中毫不掩飾地給他讚揚，證明他一生的聲望之高。他的花崗岩石棺被安放在聖保羅大教堂里納爾遜的旁邊。

個性

威靈頓公爵的工作節奏是極快的。他每天早早起床，因為他一旦醒來就「不能承受躺在床上的滋味」——他常常只睡6個小時或更少的時間。甚至1815年他不再出征後，他仍然睡行軍床，這也反映出他並不關心個人享樂。西班牙將軍Miguel de Álava聲稱，威靈頓經常說軍隊要「在拂曉」開始行軍並吃「冷肉」，使得他開始害怕這兩件事。當戰事發生時，早餐和晚餐之間他幾乎從不吃東西。1811年退回葡萄牙期間，他只吃「冷肉冷麵包」維生（與他一同進餐的參謀們對此感到絕望）。但他素來聞名於每次用餐時，飲用和提供十分優質的餐酒，晚餐的時候隨時可以喝完一瓶（以當時的標準來說屬於正常）。
他偏愛使用高科技的機械工具，並且成為了不列顛軍隊中最早使用榴霰彈與康格里夫火箭（congreve rockets）的將領（雖然他之後對這種火箭糟透了的精準度而感到失望）。他設置了一個專職破譯截取的法軍電報的軍官職位。另一方面，雖然做了一絲不苟的準備工作，他的補給隊還是由馱貨物的騾子和輪軸不上潤滑油的牛車組成（如果有河流的話，還包括貨船）。
他很少下屬面前流露情感。但是，Miguel de Álava證實了下面這個場景：就在薩拉曼卡之戰（Battle of Salamanca）前，威靈頓一邊用小望遠鏡觀察法軍的調動，一邊嚼著一隻雞腿。他發現法軍左翼過分地展開了，意識到他可以對那兒進行一次成功的攻擊，於是他把雞骨頭往天上一扔，大喊道：「法軍敗了！」（"Les français sont perdus!"）還有一次，在土魯斯之戰後（Battle of Toulouse），當他的侍從官將拿破崙退位的消息帶給他時，他穿著他的靴子原地轉起了圈子，並打了幾個響指，有點像在跳即興的弗拉門科舞蹈（flamenco dance）。
儘管他是著名的苛刻並用鐵腕手段維持紀律，威靈頓也深深地關心他的士兵們。他在波爾圖之戰及薩拉曼卡之戰結束後沒有追擊法軍，因為在複雜地形條件下追擊逃敵會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員傷亡。另外，他唯一一次公開地表現出悲痛是由於他士兵的慘痛傷亡：在悲慘且代價昂貴地占領了巴達霍斯之後，他看到缺口處英軍士兵大量的屍體時流淚了。在這個背景下，再看他在維多利亞之戰後寫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稱呼他們「地上的渣滓」，就可以看出他的激烈情緒是由他對他們擅自解散隊伍的失望和對不服從命令的憤怒而引發的。

指揮技術

威靈頓常常被描述成一位防禦型的將領，雖然在事實上，許多他指揮的戰役都是進攻戰（如Argaum、亞薩耶、波爾圖、薩拉曼卡、土魯斯、維多利亞）。但半島戰爭中的大部分時間，他的士兵無論在人數還是在訓練方面，都無法打一場進攻戰。同時，伊比利亞半島提供了極好的打防禦戰的地形，而威靈頓也正好可以利用這一優勢。
威靈頓的戰術思想中有許多是從政治、補給或是財政中體現出來的：僅僅作為一個戰場上的指揮官，他也不得不對付英國政府反覆無常的政策、葡萄牙政府以及各式各樣的西班牙軍閥與游擊隊。同時，在貧瘠的半島上補給是一個恐怖的問題：法軍懶得理這問題，他們只是簡單地搶劫他們所需要的物資；威靈頓需要獲得平民的支持，需要從別處獲得補給（特別是從美洲運來的小麥）並運送給戰地的士兵。補給常是他的致命弱點，而他在補給線被敵方威脅時常被迫撤退或是採取守勢。
在他的防禦戰中，他對防守戰術表現出幾乎無人能與之相比的理解力：他幾乎是唯一一個意識到山後坡在防禦戰中作用的拿破崙時代將領，並且儘可能地使用它來隱藏兵力和保護士兵免於受到炮擊。雖然如此，他幾乎從未錯過反擊的機會，這時許多法軍縱隊就會發現他們被火槍齊射攻擊後，接下來就會遭到刺刀衝鋒的衝擊。
威靈頓有時也很強勢：他在波爾圖的渡河是一次驚人的豪賭：而要不是一位下級軍官犯了錯誤，蘇爾特的軍隊也不會戰敗。在進攻方面威靈頓也顯示出了對地形與戰術明晰的理解力：在維多利亞之戰中，他指揮了一次壯觀且協調的攻擊——四個縱隊從三個方向同時出擊，幾乎擊潰了整支法軍部隊，迫使他們將除了138門炮中的1門外其他的行李和補給都「讓給」了英軍。
然而，他必須非常謹慎：在托里什韋德拉什防線（Lines of Torres Vedras），當馬賽納的軍隊正嘗試包圍里斯本並開始迂迴時，威靈頓經常站在矮牆上，用望遠鏡觀察法軍，咕噥道：「我可以擊敗他，但需要10000人，而這是英格蘭唯一的一支軍隊，我必須得保護它。」
由於法軍在西班牙的總數量總是遠遠超過英軍和葡萄牙軍可以派出的人數，法軍指揮官總能放棄一些地區來集結比英軍更龐大的軍隊，就像他們在薩拉曼卡之戰後所做的那樣。因而在最後的總攻之前，威靈頓總是需要小心謹慎地進攻西班牙。
在維多利亞之戰前夕的一系列交戰中，從里斯本到英軍駐地的補給線被切斷了，所以他將補給線向西班牙北部海岸延伸，迫使前線的法軍部隊回到他們的後方。
除了攻打布爾戈斯一戰外，他其他的攻城戰都是成功的。他的大部分此類戰鬥發生在印度，對抗比法軍缺乏訓練、裝備與士氣的印度軍隊。由於這個原因，他在他最糟的一戰，也就是布爾戈斯之戰中也許有點過分自信了。威靈頓幾次需要重新奪回葡萄牙邊境上的堡壘[比如說阿爾梅達（Almeida）]，因為法軍在占領這些聯軍把守的堡壘時總是取得完全的勝利。同時，由於法軍可以很快地召集援軍，他不能在漫長的沃邦式的攻城上花費太多的時間。由此，他在羅德里戈城與巴達霍斯的突襲雖然成功地速戰速決，但卻代價昂貴。
他不喜歡他的騎兵指揮官們。他在1812年7月18日寫了一封著名的信，批評騎兵除了在溫布爾登開闊地（Wimbledon Common）外簡直無法調動，並且總是一窩蜂地衝鋒，而不是排成兩線——一線衝鋒而二線作為預備隊。當然，由於家庭方面的矛盾，到1815年以前他一直否認亨利·皮吉特（Henry Paget，就是我們熟知的Uxbridge）的才幹。
他同時還是他情報網的直接領導者，並且緊密監督他士兵們的供給與薪水。
他也在政治方面下了大力氣：保證英國與西班牙政府對他的支持，為選擇軍官去疏通關節，並且使與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民與他合作。當法軍以搶奪食物、槍殺反抗者與當地人民對立時，威靈頓卻把大部分的補給從國外運來、為他在當地徵用的物資付現金並且用嚴格的紀律來約束他的士兵——每隔一端時間就會有由於掠奪、謀殺或是褻瀆宗教的士兵被處以絞刑。當地人便以服從指揮、應徵入伍和提供情報來報答他。游擊隊更是與英軍緊密聯手對付法軍：襲擊法軍通訊兵並且將俘獲的法軍士兵轉交給威靈頓。

評價

作為一名軍事將領，人們常將威靈頓與第一位馬爾伯勒公爵（1st Duke of Marlborough）作比。他們有許多相似處，特別是他們都有高度成功的軍事生涯並都轉向了政治界。
1805年9月，剛剛從印度歸來、還沒什麼名氣的威靈頓，到戰爭大臣辦事處請求新的指派。在等待室里，他遇到了海軍中將納爾遜。當時納爾遜在尼羅河之戰與及哥本哈根之戰的勝利已經使他成為了一位傳奇人物。遇到威靈頓之前他剛在西印度追逐了法國土倫艦隊幾個月。談話開始之後納爾遜幾乎是唱獨角戲，沒完沒了地說一些無關緊要的話，連威靈頓都覺得有些「無聊與愚蠢」（"vain and silly"）。而威靈頓說的某些話使得納爾遜估計到他可能是個重要人物。納爾遜便從等待室里溜出來打聽這位年輕將領的姓名，並在回到等待室時改變了語氣，以他出色的的洞察力與想像力與威靈頓討論戰事與英國的戰略。接下來半小時，威靈頓在與納爾遜進行了一次愉快的談話。這是兩個人唯一的一次會面——僅僅七個星期後，納爾遜就在特拉法加之戰中犧牲了。

榮銜

在威靈頓的一生中，他通過他的赫赫戰功與政治貢獻獲得了許多榮譽、頭銜與獎賞，其中也包括獎金、雕像與紀念碑，還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建築與地點。

墓地

威靈頓的墓在聖保羅大教堂的地下室，就在教堂設計者克里斯多弗·雷恩的旁邊。他的靈柩由為送葬隊伍製作的旗幟裝飾著。起初也有普魯士的旗幟，但在一戰時被去掉了，再沒有重新放上去。

雕像與紀念碑

威靈頓紀念碑坐落於都柏林的鳳凰公園，它是通過發行公債集資建造的，而它的方尖石塔和基座依然是這個公園的主要景點之一。
卡洛（夏樂）·馬羅切提（Carlo Marochetti）所作威靈頓塑像坐落在英格蘭利茲市（Leeds, England）的柴棚荒原公園（Woodhouse Moor park）。他的靴子被塗成了紅色，大概是當地學生幹的好事。
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 Scotland）的女王街也有一座馬上的威靈頓像。由於這塑像沒有將威靈頓標誌性的帽子也塑上去，使得公爵頭上總是「丟臉地」放著一個錐形的交通信號燈。
在1838年，一個建造一座威靈頓騎在他愛馬哥本哈根上的塑像的提議使得又一座巨大的威靈頓騎像被建造在倫敦憲法山（Constitution Hill）的威靈頓拱門（Wellington Arch）之後，就在他從前在倫敦的居所阿普斯利邸宅（Apsley House）外面。雕像在1846年完工，它那40噸重、30英尺（9米）高的巨大規模使得它在1883年不得不被移到奧爾德肖特（Aldershot），現在還立在皇家守衛部隊教堂（Royal Garrison Church）附近。
倫敦杜莎夫人蠟像館也有威靈頓公爵的蠟像。

食物

威靈頓牛排（Beef Wellington）是從威靈頓得名，這菜是在牛的腰部嫩肉外面包一層鵝肝醬和一層蘑菇香草蔥醬，再將它包在千層餅中烤制。諷刺的是，威靈頓最喜歡的肉類其實是羊肉。
威靈頓的肖像還出現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圭爾夫市的「威靈頓啤酒廠」（Wellington Brewery）釀造的啤酒的酒標上。還有一個叫「鐵公爵烈性濃啤酒」（"Iron Duke Strong Ale"）的啤酒品牌也是以威靈頓的外號命名的。

軍艦

裝備有131門炮的HMS威靈頓公爵號（HMS Duke of Wellington）一級戰艦是以第一位威靈頓公爵命名的。
HMS鐵公爵號（HMS Iron Duke）也是以威靈頓的外號命名的，有三艘皇家海軍戰艦叫這個名字，其中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海軍上將約翰·傑里科爵士（Admiral Sir John Jellicoe）在日德蘭大海戰（Battle of Jutland）中的旗艦。

紙鈔

從1971年到1990年，威靈頓公爵的肖像出現在英格蘭銀行發行的D系列5英鎊紙幣背面，背景是滑鐵盧之戰的一個場景。

外號

除了把威靈頓的名字用在靴子上外（Wellington boots），威靈頓公爵還有幾個外號：
1830年，也許在一次事故之後他在阿普斯利邸宅的窗戶上裝上了鐵製百葉窗來防止鬧事者打碎他家窗玻璃，因此得到了「鐵公爵」的綽號。
他麾下的軍官由於他善於打扮自己而叫他「花花公子」（"The Beau"），在他成為子爵後又得到了「貴族」（The Peer"）這個外號。
他手下的英國正規軍士兵由於他那大鷹鉤鼻而叫他「老大鼻子」（"Old Nosey"）或是「老鷹鉤鼻」（"Old Hookey"）。
西班牙士兵叫他「老鷹」（"the Eagle"），葡萄牙士兵叫他「杜羅」（"Douro"）。
由於著名的菜「威靈頓牛肉」，他也有個「牛肉」的綽號，也是他在戰棋遊戲中的外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