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變

中國排日運動

「一二八」事變爆發有著深刻政治背景。其遠因為九一八事變，國民哀東北之淪亡，起而杯葛，以經濟絕交促日本軍閥之覺悟。上海為中國之最大商埠，中國經濟之重心地，杯葛運動一足以號召全國，再則足以制日本人民之死命。故日本人處心積慮，欲謀取締中國排日運動。近因完全為日本軍閥蠶吞中國之動作。日僧事件及抵制日貨運動不過如中村失蹤及南滿鐵路被毀，為其同一自然之導火線。
1931年7月，萬寶山事件後，日本帝國主義在朝鮮迫害華僑，中國民眾對此不勝憤慨。7月13日，上海各界群眾召開反日援僑大會，成立反日援僑委員會，揭開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貨運動序幕。「九一八」事變後，上海開展抗日運動，沉重打擊日本在上海之貿易。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進口總額29%來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中國沿海和長江一帶日本航運業遭到很大打擊，其中「日清輪船公司」輪船全部停航。上海日本商人從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損失總額據說高達41,204,000日元。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就中國中部及南部「排日運動」商討對策。會議「結果決定由外務省向國民政府提出強硬之警告，至派艦問題，由外相與海相主持之」。

策應東北獨立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國際聯盟理事會作出三次決議，要求日本撤軍，絕大多數會員國對中國表示同情。美國不是國聯成員，但當日本侵佔錦州後，國務卿史汀生發表「不承認主義」照會，對日本施加壓力。日本在國際社會陷於孤立，引起日本政府和軍部不安，因此急欲在中國其他地方製造事端，以便轉移國際社會關注其侵略中國東北。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東北後，以何種形式來統治，是日本必須立即決定之問題。
1931年9月22日，日本關東軍參謀部制定《滿蒙問題解決方案》，確定建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為元首，領土包括東北四省及蒙古，受日本操縱之新政權。根據方案，關東軍準備將溥儀挾持到東北，在東北各省拼湊政權，陰謀在上海挑起事端。上海是西方列強在華投資集中、商業利益豐厚之地。列強經濟、政治關係複雜，上海若有戰事，將引起國際關注，特別是與上海關係密切之國際大國，如英、美、法等必將介入。屆時日本就可以乘國際視線轉向上海之機，在中國東北能順利侵略，扶持傀儡政權。10月1日，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武官輔助官兼上海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應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電召，前往瀋陽。板垣告訴田中：「我們下一步的行動要佔領哈爾濱，使滿洲獨立。我們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儀來。如果我們辦成了，國聯要大吵一番，東京政府將感到頭痛。我要請你在上海搞點事，以轉移各國的注意力。當你們引起騷動的時候，我們將拿下滿洲。」田中保證完成任務，並說他「正在訓練一個極好的間諜，能在上海收買中國的鬧事者，來發動這場假戰爭」。田中所說之間諜就是川島芳子板垣從關東軍特務經費中提取20,000日元交給田中使用。由天皇裕仁文官木戶幸一、近衛文麿、牧野伸顯等人組成「十一人俱樂部」也參與策劃「一二八」事變。該組織主張日本在完成對中國東北征服前，需要有一個「思考間歇」期，以便應付國內外許多問題。在此期間，日本需要在上海製造一場「假戰爭」。「九一八」事變後不久，近衛在「十一人俱樂部」會議上通報說：「關東軍準備在上海搞一個轉移視線的行動，這樣可給國聯一個滿足它要促成和平的願望的機會，從而『給國聯留些面子』。」
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就中國中部及南部「排日運動」商討對策。會議「結果決定由外務省向國民政府提出強硬之警告，至派艦問題，由外相與海相主持之」
國聯決定組成調查團派往中國和日本作實地調查。1932年1月，調查團正式成立。日本乃計劃在國聯調查團赴中國東北前，扶持「滿洲國」成立，迫使國聯承認既成事實。1月4日，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同幕僚擬訂具體方案，決定派板垣回國滙報。該方案決定，「滿洲國」最遲在3月下旬，即國聯調查團到達東北之前成立。板垣得到天皇裕仁破格接見，並留在東京協助制訂「假戰爭」作戰計劃。與此同時，1月6日，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和外務省根據參謀本部意圖，共同製定與關東軍方案基本一致之《中國問題處理綱要》，其中規定東北從中國主權下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國家」，其政治、經濟、國防、交通、通訊等受日本控制，由日本人參該「國家」中央和地方行政。1月10日，板垣和參謀本部安排好準備發動「假戰爭」。他在東京致電在上海之田中：「『滿洲事變』按預計發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強反對仍持懷疑態度，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面進行你策劃之事變，使列強目光轉上海。」田中接電後，將20,000日元特務經費交給川島芳子。1月13日，板垣攜帶《中國問題處理綱要》返回瀋陽。於是，關東軍加緊在東北建立「滿洲國」活動。

日僧事件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時，日本間諜川島芳子等5人，於毗鄰上海公共租界東區之三友實業社，與2名日本僧人與3名信徒衝突。日本日蓮宗僧侶2名和信徒3人（天崎啟升、水上秀雄、後藤芳平、黑岩淺次郎、藤村國吉），在馬玉山路三友實業社毛巾廠門前化緣，敲鼓念經，廠內義勇軍數十人上前攔截盤查，結果僧侶水上秀雄被人打死，天崎等2人重傷；日本總領事提出抗議，要求解散反日組織。然而警察並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擊事件為華人工廠之糾察隊所為。
1月20日凌晨2時，青年同志會成員前往三友實業社放火，引發混戰。凌晨2時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指使下，指揮上海「日本人在華青年同志會」32名暴徒，攜帶槍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潛赴三友實業社工廠。日人糾眾放火焚燒三友實業社工廠。田中深信「這樣一來，日華之間必然起衝突」。下午，日僑又開會，在北四川路一帶示威，搗毀商店。1,200名日本僑民在文監師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團集會，並沿北四川路遊行，前往該路北端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要求日本海軍陸戰隊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時，開始騷亂，襲擊華人商店。上海市長吳鐵城向日抗議，日本反向中國要求市長正式道歉，逮捕擊斃日僧兇犯。日本要中國償付䘏金及醫藥費，適當處理抗日運動，立行解散敵視日本及抗日暴動之團體。此種無理要求，中國本可嚴加拒絕。
1月21日上午，日本總領事村井蒼松見上海市長吳鐵城，就日人縱火、擊殺華捕事件表示遺憾，聲明將緝拿縱火之日本浪人，同時遞交關於「日僧事件」之書面抗議，並提出4項要求：「（一）市長須對總領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處罰，應迅即切實實行；（三）對於被害者5名須予以醫藥費及撫慰金；（四）關於排侮日之非法之越軌行動，一慨予以取締，爾其應將上海各界抗日救國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及時解散之。」由日本吳軍港向上海派出巡洋艦「大井號」和第十五驅逐隊（驅逐艦4艘），運載第一特海軍陸戰隊457人和大批軍火，1月23日、1月24日分批抵達上海。
1月22日，日本海軍陸戰隊派人持函前往上海《民國日報》社。日本政府開會，「決定立取適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機處置之」「如中國政府不解散各處抗日團體，及取締各處抗日運動，即將採用平時封鎖辦法，將海口及長江各埠封鎖。」1月23日，日艦陸續到滬，上海氣氛極為緊張。駐上海第1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發表恫嚇性聲明，以保護僑民為由加緊備戰，並從日本國內向上海調兵。

政府交涉

1月23日，蔣介石談到對日方針時說：「作最大努力之抵抗。」蔣、汪精衛和孫科再次商討對日政策，「蔣、汪兩氏咸主先行安內，方可攘外」。會議決定命令吳鐵城制止民眾抗日，「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將第十九路軍於五日內調離上海，派憲兵第六團接防」。當時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及十九路軍的蔣光鼐、蔡廷鍇主張應付日軍挑釁，而國民政府則主張忍讓，同時也開始對上海周邊非租借區發布戒嚴令，並構築防禦工事預防意外發生。
1月23日、24日，由日本吳軍港向上海派出的巡洋艦「大井號」和第十五驅逐隊（驅逐艦4艘）運載第一特海軍陸戰隊457人和大批軍火抵達上海。1月24日，由旅順出發之日本航空母艦「能登呂號」駛達上海。
1月27日，政府因苦於力量之不充，將日本要求封閉之《民國日報》停刊，上海市政府下令解散抗日會，外交部長陳友仁與孫科均辭職。中國一再退讓，引起各方對中國政府之憤慨，而日本海軍已決定挑起戰爭。村井向上海市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對所提4項要求，限1月28日下午6時前答覆，否則日陸戰隊將採取其所認為必要之手段，以實現其要求。同時，為防備中方不接受要求，鹽澤下達有關行使武力之命令。在交涉期中，日本海軍陸戰隊即紛紛抵達上海，並在浦東登陸，故中國雖應允接受要求，於其限定之1月28日下午6時前答覆對日本。
1月28日上午7時30分，鹽澤照會各駐滬武官，稱中國對日本之要求無滿意答覆，日軍將於次日晨有所行動。為委曲求全，中國覆牒日本表示接受，日本在覆文中也表示滿意。下午1時45分，在日方壓力下，吳鐵城覆文表示全盤接受其四項要求。村井表示滿意。下午4時，日機飛往閘北示威。下午7時，日本海軍又發出布告：「日本海軍鑒於閘北情形，頗感憂慮，該處日僑眾多，已決定派兵至該地，維持法律秩序，因此希望中國當局，從速將駐在閘北的軍隊撤退，並解除一切敵意的防衛」。日本海軍在作此項宣告時，海軍源源開入閘北，戰爭乃不可避免。晚上11時，日本接到吳鐵城答覆表示滿意，卻又以保護僑民為由，要中國軍隊必須撤出閘北。日本不等答覆，即向閘北中國駐軍發起攻擊。晚上11時30分，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鐵甲車掩護下向警衛上海十九路軍開始攻擊，一二八戰爭遂揭開序幕。日本海軍省下令航空母艦「加賀號」、「鳳翔號」開赴上海。
國民政府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急電第十九路軍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長吳鐵城接受日方要求。暫時下野的蔣介石委託國民黨元老張靜江說服蔡廷鍇避免與日軍衝突，並調憲兵第六團接替上海第十九路軍防務。

參戰部隊

據總計，參加滬戰日軍達77,000餘人，中方參戰人數約42,000餘人。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共傷亡14,801人，日軍死傷共10,254人。事件中中國經濟損失約為十四億元，閘北華界的商號被毀達4204家，房屋被毀1.97萬戶，損失慘重。同濟大學（吳淞）、復旦大學（江灣）、上海法學院等均遭轟炸。
日軍參戰部隊有第三艦隊、混成第24旅團（由久留米第12師團的步兵第24旅下之步兵第46連隊及步兵第48連隊第1大隊組成）、金澤第9師團、普通寺第11師團、宇都宮第14師團、弘前第8師團；日方數度增兵，最後投入兵力超過3個師團，並兼以海空軍、戰車助戰。
國軍有淞滬警備司令戴戟；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稅警總團和中央教導團。淞滬抗戰中，國民政府先後補充第十九路軍槍彈達1060餘萬發、手槍彈49.8萬餘發、各種炮彈7.34萬餘顆、手榴彈16、7萬餘枚、步槍1,500支、機關槍130架、各種火炮73門。補充第五軍槍彈760餘萬發，手槍彈3萬發、各種炮彈1.6餘顆、手榴彈5萬枚、步槍1600支、機關槍12挺。
然而，當時以上海周邊作為主要基地的中華民國海軍在整場戰爭一槍未開，面對友軍要求增援完全無動於衷，因此在整場戰爭中沒有受到日軍攻擊也沒有損失。這種詭異的狀況遭輿論指責，而後監察院介入調查，是為民22年海軍彈劾案。

十九路軍

一二八事變以外交談判解決後，第十九路軍從上海撤下，被調到福建剿共，蔣光鼐兼任福建省長。十九路軍在福建與紅軍作戰最初取得一些勝果，占據部分的紅軍根據地。但後來與彭德懷的部隊交戰失利。蔡廷鍇等將領鑑於日本侵華步步緊逼，不願再打內戰，在前線與共產黨展開和談取得停火。而陳銘樞則聯絡桂系、廣東的陳濟棠等，商議另立政府。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將領發動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蔣介石以大軍鎮壓。由於閩變未取得其他勢力支持，十九路軍內亦有反對意見，在雙方實力懸殊下終告失敗。最後十九路軍主力被中央軍擊破，部分則向中央軍投降。只有少量十九路軍軍官到廣西投靠李宗仁重組，其餘被收編之部隊中級以上軍官全被更換，十九路軍番號亦被取消。

第五軍

2月14日，蔣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衛軍87、88師和教導總隊組成第五軍，以張治中為軍長增援十九路軍參戰。一二八事件解決後取消番號。

上海的宣傳和行動

一二八淞滬抗戰打響後，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於1月31日即公開發表聲明：「國民黨各派軍閥和中國資產階級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走狗，以血的屠殺鎮壓反日運動來獻媚日本帝國主義」，並且極力號召勞苦群眾立即進行革命戰爭，要求革命群眾「將繳到敵人的槍械分給工人義勇軍糾察隊！把子彈向著帝國主義國民黨開放」，號召士兵「殺掉你們的長官，加入紅軍」。在國民政府軍對日作戰之時，中共喊出這些極左口號，連中共的很多基層幹部都表示消極，懷疑這樣做是否算「搗亂後方」。但中共臨時中央把一二八事變看做是類似俄國十月革命一樣的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當年布爾什維克就是趁俄國在對德戰爭中焦頭爛額，趁機起而主導革命成功），所以絕不願錯過這個機會，因此極力推動士兵工作，指示要在上海和南京設立「革命軍事委員會」，武裝工農組建義勇軍。他們的極左的階級鬥爭思維認定「天下烏鴉一般黑，反動階級無好人」。臨時中央認為十九路軍將領抗日行動是為騙取「民族英雄」榮銜和民眾捐款，甚至稱「國民黨及十九路軍的長官是帝國主義的清道夫」，「國民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別、任何軍閥，都是帝國主義的奴隸，南京政府、廣東政府，馬占山、蔡廷鍇，都是一樣的東西」，斷言蔣光鼐、蔡廷鍇等根本是在沽名釣譽、圖利謀財。中共呼籲國民政府軍士兵們「反抗國民黨軍閥的撤軍命令，槍斃反動的長官，持槍到閘北、吳淞、南市去，與民眾一起繼續與帝國主義決戰到底」。
據統計，中共在一二八事變期間組織義勇軍700餘人，槍枝不過百，送進十九路軍百餘人，但多從事運輸工作。「革命軍事委員會」自然是徒有虛名，搶奪武器、開展游擊戰爭也是紙上空談。

紅軍擴大蘇區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為應付日本入侵，暫停圍剿紅軍。紅軍獲得了重要的發展機遇。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時，江西中央蘇區總共只不過控制瑞金、石城、長汀、會昌、雩都5個縣之地，而且「除瑞金全縣赤化外，石汀雩會四縣大部尚是白色」。到1932年4月時，江西中央蘇區已跨有18個縣，完全占有7個縣及縣城。這時，僅中央蘇區已有約7萬平方公里，控制人口240萬左右。加上閩西蘇區近10個縣，總面積已近10萬平方公里，控制人口約300萬。其他蘇區如湘鄂西蘇區、鄂豫皖蘇區、閩浙贛蘇區等，也都有了較大發展。
1932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了攻取贛州的軍事命令，並做了具體軍事部署：以紅三軍團和紅四軍為主力，負責攻打贛州城和打擊國軍各路援軍，以紅軍江西、閩西軍區的6個獨立師為支援部隊。1932年2月4日至6日，紅軍主力先後進抵贛州附近並開始進攻，國軍憑險抵抗。期間，蔣介石一度準備放棄贛州將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當時轄第十一、十四、五十二共三個師）及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師等部隊撤至贛東，遭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抵制，蔣轉而贊同堅守並增調第十一、十四兩師增援。雙方激戰33天，紅軍不但未能攻克贛州，反而付出較大傷亡，不得不於3月7日撤出戰鬥。

日軍證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對於此次事件一貫將責任推給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十九路軍對日軍的敵意發動的陰謀。然而在東京審判時當時任少校職派駐日本陸軍駐上海武官輔佐的田中隆吉少將在法庭上對此事件作出證言：所謂的「慘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託其關東軍參謀花谷正少校製造事端，實際執行則委託憲兵上校重藤憲史與田中之情婦川島芳子雇用殺手攻擊在上海的日蓮宗僧侶。日軍的任務就是在背後不斷的釋放假情報搧動日本僑民情緒製造混亂，並適時的發動攻擊引發此次事端。

紀念與撫卹

國民政府於1931年至1935年間於南京靈谷寺舊址建立國殤墓園，定名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祭堂內61至67塊石碑上刻1932年淞滬抗戰中陣亡的國民革命軍第五軍、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將士名單；在公墓內建立「第十九路軍淞滬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和「第五軍淞滬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由於陣亡將士之多，公墓沒能全部容納，採取以師為單位，用抽籤方法，從每一軍階將士中抽一名代表安葬。現為南京市「抗日戰爭歷史教育基地」。
民間紀念：1933年，為紀念在淞滬會戰中陣亡的將士，在廣州市沙東路由華僑捐資建成一座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墳園。1990年更名為廣州市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
當年蔡廷鍇將軍的衛士曾暉，抗戰後他回到增城；在整個抗戰期間，曾暉曾身負九槍卻倖免於難。曾暉多次向廣州市民政部門申請生活補貼，但都杳無音信；雖然政府為老人辦理了最基本的農村醫療合作保險，但報銷額度十分有限，每個月能領取的補貼並不多（養老金100元、低保290元和高齡津貼300元人民幣）。2010年9月，國家為抗戰老兵派發一次性生活補貼3000元，但派發範圍僅包括1937年7月7日後共產黨領導的抗戰部隊老戰士，並不包括國民黨軍人。廣州市民政局優撫處處長許永明向記者解釋道，「政策對原國民黨軍人一直以來沒有說法」。2012年9月12日2時50分，廣州最後一位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的十九路軍抗戰老兵曾暉因病去世，享年102歲。
上海市寶山區友誼路1號建有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用以紀念一·二八事變和1937年的淞滬會戰兩場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