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

早期抗金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岳飛投奔借通直郎、直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軍中，受到賞識，借補修武郎、閣門宣贊捨人，充中軍統領；不久，又借補武經郎，充中軍統制。九月，張所命都統制王彥率岳飛等七千人北渡黃河抗金。張所不久被撤職流放，河北西路招撫司隨之撤銷。在進軍途中，岳飛與王彥意見不合，後遂脫離王彥單獨行動，但眾寡不敵，重歸王彥被拒，於是南下投奔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宗澤。岳飛以不服主將號令當斬，被宗澤赦免，僅免官待罪。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宗澤病逝，杜充接任東京留守。八月，岳飛再次在汜水關擊敗金軍，升轉武功郎。杜充命令岳飛去消滅張用、曹成、王善等被原宗澤招安但在其死後不受約束的部隊，岳飛以所部八百人死戰，升轉武經大夫。接著，岳飛奉命解救盜匪杜叔五、孫海圍困的東明縣，升轉武略大夫，借補英州刺史。岳飛再救援被王善圍困的淮寧府，升轉武德大夫，實授英州刺史。
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杜充撤往建康府，岳飛苦諫不從，開封失守。不久完顏宗弼率金軍南下建康，杜充所部戰敗，率親兵三千投降。岳飛退屯建康東北的紫金山，後四戰收復常州。宋高宗從海上逃走，金軍從海道追出三百多里，仍然沒能抓住他，隨即在大肆擄掠後北還。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宋高宗從海上返回越州，任命張俊為浙西路江東路制置使，「諸將並受節度」，命其收復建康。四月，岳飛在清水亭首戰告捷；五月，進屯牛頭山，率三百騎兵、兩千步兵在建康城西北十五里擊敗完顏宗弼，收復建康。六月，岳飛隨張俊討伐淪為盜匪的原統制戚方，以三千人在廣德軍東南約七十里的苦嶺擊敗戚方，戚方投降張俊。
岳飛回到張渚鎮，因為即將離開，在房東張大年的屏風上題詞：
近中原板蕩，金賊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將帥無能，不及長城之壯。余發憤河朔，起自相台，總發從軍，小大歷二百餘戰。雖未及遠涉夷荒，討曲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壘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舉而復，賊擁入江，倉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馬不回耳！
今且休兵養卒，蓄銳待敵。如或朝廷見念，賜予器甲，使之完備，頒降功賞，使人蒙恩；即當深入虜庭，縛賊主喋血馬前，盡屠夷種，迎二聖復還京師，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時過此，勒功金石，豈不快哉！此心一發，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飛書。
張俊回朝後「盛稱岳飛可用」，於是岳飛升轉任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州鎮撫使兼知泰州。
完顏宗弼北上後，與完顏昌會師攻打楚州。宋高宗命張俊援救楚州。張俊命並非嫡系的岳飛出戰，又命劉光世為岳飛後援。岳飛於九月趕到承州，但未能解楚州之圍，楚州失陷。岳飛無險可恃，撤軍而還。同年六月，御前五軍改為神武軍，韓世忠所部為神武左軍，張俊所部為神武右軍都統制，兩人均為都統制；辛永宗所部六千人為神武中軍，王燮所部一萬五千人為神武前軍，陳思恭所部萬人為神武后軍，三人均為統制。御營司五軍改為神武副軍，辛企宗所部為神武副軍，辛企宗為都統制；李橫所部為神武左副軍，顏孝恭所部為神武右副軍，兩人均為統制。後神武右副軍統制顏孝恭改任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統制，空缺由岳飛填補。。十月，岳飛升轉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十二月，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因鎮壓福建范汝為之亂不力而被削職，岳飛的「神武右副軍」改名為「神武副軍」，並升遷為都統制。
紹興二年（1132年）正月末，岳飛被任命為知州、兼荊湖東路安撫使、都總管，統率軍馬前往潭州。二月，主戰派頭號人物李綱被起用為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岳飛等將領劃入李綱部下，討伐湖東路的盜匪曹成。當時岳家軍的兵力為一萬二千餘人，岳飛以二千人駐守吉州（今江西吉安市），以其餘的一萬多人進攻曹成的部隊。戰鬥中嶽家軍佔盡優勢，但曹成部下悍將楊再興驍勇異常，先是攻入岳家軍第五正將韓順夫的營地，將韓砍折一臂而死，後又殺死了岳飛的胞弟岳飜。但楊再興最終被岳家軍俘虜，被岳飛收服而成為日後岳家軍的著名悍將之一。李綱稱讚岳飛「年齒方壯，治軍嚴肅，能立奇功，近來之所少得」，斷言他「異時決為中興名將」。閏六月，岳飛升三官為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仍屬從五品。討伐曹成後，岳家軍兵力增一倍，達二萬三千到四千人左右，與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等軍相差不多。
紹興三年（1133年）九月，岳飛第二次朝見宋高宗。宋高宗親筆書寫「精忠岳飛」四字，繡成一面戰旗，命岳飛在用兵行師時作為大纛。又任命岳飛任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將駐守蘄州的統制李山，屯紮江州的統制傅選兩支部隊併入岳家軍，將淮南西路舒州和蘄州的防務併入岳飛的防區。岳家軍的軍號也由「神武副軍」升格為「神武後軍」，但岳飛的官銜卻由都統制改回統制，這是因為他的資歷尚淺，還不能和「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相比。

鎮守襄漢

紹興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飛第一次北伐。岳飛率岳家軍三萬五千人左右打敗劉齊劉豫的部將李成等人，成功地收復了前一年南宋失去的襄陽府鎮撫使李橫的轄地，以及唐州和信陽軍。
克復襄漢後，岳飛面臨新復中原地區的後勤防務問題，這問題直到滅金後端平入洛時都一直困擾宋軍。這些地方因為「久罹兵火」，原來的居民「或被驅虜，或遭殺戮，甚為荒殘」，以至於「百里絕人，荊榛塞路，虎狼交跡」，「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盪盡，而糧餉難於運漕」。凡是克復失地的宋軍，都有一個兩難的防務問題：「若少留將兵，恐復為賊有」；「若多留將兵，唯俟朝廷千里饋糧，徒成自困，終莫能守」。
因為後勤問題，岳飛只能將主力撤回，留少量兵力戍守。張旦被任命為唐州鄧州郢州襄陽府安撫使、兼襄陽知府，牛皋為安撫副使，李道任唐州鄧州郢州襄陽府四州都統制，配置軍士2000人，守衛襄陽府；周識和李旦率150名軍士守郢州；孫翬和蔣廷俊率200名軍士守隨州；舒繼明和訾諧守信陽軍；戍守襄陽府的2000人中分撥出來一部分，由高青和單藻帶領守唐州，由張應、黨尚友和邵俅帶領守鄧州，以整治防務，恢復生產。劉齊李成軍雖然不時騷擾，卻始終不能奪回襄漢六郡的控制權。襄漢六郡原來分屬京西南路和京西北路，此次收復之後，宋廷為統一管理，單設襄陽府路。除在襄陽府設安撫使司外，不按制度設置「差監司」、即轉運使司等文人監軍系統，「止委制置使岳飛措置」。這是戰時放寬宋朝歷來固有的文人控制武將政策，對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有一定幫助。
此時岳飛作為武將不敢居功，上奏說自己「人微望輕，難任斯職」，要辭去制置使並請求宋廷另「委任重臣，經畫荊、襄」。宰相趙鼎認為：「湖北鄂、岳，最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岳）飛鄂、岳州屯駐。不惟淮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宋高宗同意趙鼎的主張，確定岳飛改駐荊湖北路的首府鄂縣（今湖北鄂州），自此岳家軍的大本營就定在了鄂州。

救援淮西

紹興四年（1134年）九月，偽齊劉豫發動秋季攻勢伐宋，揚言要「直搗僭壘，務使六合混一」。金軍由左副元帥完顏宗輔、剛升任的右副元帥完顏昌和元帥左都監完顏宗弼（兀朮）的統率下，配合由劉豫之子劉麟指揮之偽齊軍，在九月下旬分路渡過淮河攻南宋。劉光世不戰退兵江南，將整個淮南西路相讓。張俊主張劃長江而守，「當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賊退，徐為之計」，以「墜馬傷臂」為藉口，拒不出兵渡長江攻擊金軍和偽齊軍。宋丞相趙鼎派人監督張俊發兵，並奏請嚴懲張俊，但不了了之。結果，幾路宋軍全部防守於江南，張俊軍守常州，韓世忠軍守鎮江府，劉光世軍守建康府。長江北面的廬州（治合肥）知州、兼淮南西路安撫使仇悆拒絕執行其上級劉光世的撤退命令，劉光世派統制張琦來問罪，仇悆說：「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殉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張琦只好作罷。仇悆以召募來的廬州和壽州（治下蔡，今安徽鳳台縣）守軍幾百人和二千鄉兵幾次打退偽齊攻勢。十二月，劉麟又增兵攻打，完顏宗弼親自為後繼，所幸岳家軍由鄂州趕到，統制徐慶和牛皋先勝一仗，岳飛後親自趕到擊敗偽齊軍，解了廬州之圍。此時，金太宗病危將死，完顏宗輔、完顏昌和完顏宗弼撤兵。偽齊攻勢瓦解。

剿滅楊么及擴編

紹興五年（1135年），岳飛剿滅楊么後，楊么軍壯丁六萬人大都編入岳家軍，岳家軍規模從三萬多人增加到十萬人左右，岳家軍以後直到岳飛被宋高宗所害，也大體維持十萬左右之數量。麾下主要將領包括中軍統制王貴、前軍統制張憲、徐慶、牛皋和董先。

遇害及平反

岳飛在收到十二道金牌班師回朝之時自稱「十年之力，廢於一旦」。岳飛回到京城之後，向高宗請辭。高宗當時沒有答應他的辭呈。次年（紹興11年）四月，拜樞密副使（從一品）。但是這次，岳飛請求拿回兵權，未得允許。
完顏兀朮遺秦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紹興十一年七月右諫議大夫万俟卨上書指控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頹情。……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伏望免飛副樞職事，出之於外，以伸邦憲」，接著御史中丞何鑄和殿中侍御使羅汝楫等亦相繼彈劾。八月甲戌，罷岳飛之職務。此後岳飛閑居廬山。九月八日，岳家軍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向王貴告發岳飛在廬山曾致信鄂州張憲、岳雲，要求張憲起兵造反，以迫朝廷恢復岳飛軍職。十月，岳飛、岳雲父子被逮捕，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寺卿周三畏審訊。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發布《刑部大理寺狀》，認定岳飛「坐觀勝負，逗留不進」、「指斥乘輿」（對皇帝不恭）、「致張憲意待謀反」等罪名成立，「飛獄成，寺官聚斷，咸謂死有餘罪」。大理寺按律：「臨軍征討，稽期三日者，斬。」一般史家皆同意岳飛的死從頭到尾都是件冤案。
岳飛的罪名還有「坐擁重兵……逗留不進」，宋朝皇帝的「祖宗家法」就是猜忌武將，紹興七年（1137年），高宗已經警告他「犯吾法者，唯有劍耳」，只是當時議和還沒成功，高宗仍需要岳飛來抵抗金人南侵，但從皇帝角度來看，岳飛已無法駕馭，高宗對岳飛的猜忌只有日益深重，紹興十一年議和已成定局時，高宗再無顧忌，必殺岳飛「示逗留之罰與跋扈之誅」。紹興十一年農曆十二月廿九（1142年1月27日）除夕之夜，高宗下詔「特賜死」，在杭州大理寺風波亭命自鴆，並把岳飛梟首。目前史界以鴆死為通說，其餘說法，尚有「拉脅而殂」（打斷肋骨）或者賜自縊而死。其屍體後被獄卒隗順冒死盜取，葬在臨安外九曲叢祠旁供隗順家人悼念。
岳雲及張憲被斬首則在賜死岳飛的一個月前，即紹興十一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遭到斬首。韓世忠認為岳雲、張憲二人罪不致死，當面質問秦檜，但秦檜表示「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難道沒有嗎）？」另有一說為「或許有」。至於「莫須有」一詞是韓世忠質詢岳雲與張憲的重罪事，後轉嫁至岳飛身上。
岳飛前幕僚左朝散郎姚岳獻言於秦檜：「亂臣賊子侵叛，州郡不幸污染其間，則當與之惟新。以叛臣故地，又與姓同，顧莫之或改」，遂於二十五（1155年）年六月，岳州和岳陽軍各改為純州、華容軍。
三十一年（1161年）五月，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要求「正秦檜之罪，追奪其官爵，而籍其家財，雪岳飛之冤」，太學生宋芑上書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要求「斷秦檜之棺，而戮其屍，貶竄其子孫，而籍其資產以助軍，以正其首倡議和欺君之罪，復岳飛之爵邑，錄用其子孫，以謝三軍之士，以激忠義之氣」。十月，詔：「蔡京、童貫、岳飛、張憲子孫家屬見拘管州軍，並放令逐便。」。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太子即位，準備北伐，七月下詔平反，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兩鎮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詔曰「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眾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眾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雖坐事已歿，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隗順後人助朝廷安葬岳飛。  乾道六年（1170年）七月，立廟祀於鄂州，額名「忠烈」。淳熙五年（1178年）九月，諡「武穆」（折衝禦侮曰武 布德執義曰穆）。宋寧宗嘉泰四年（1204年）五月，追封鄂王。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二月，改諡「忠武」。在西湖棲霞嶺，即杭州西湖畔「宋岳鄂王墓」，元人修宋史列誌傳記。

殺岳飛者為宋高宗

錢穆的《國史大綱》認為「高宗決心對內加強統治，而無意於對外恢復」，所以「岳飛不得不殺，韓世忠不得不廢」。岳飛統帥全國五分之三兵力後，金人慾立欽宗之子為傀儡，岳飛莽撞請求高宗早日解決皇位繼承人問題，乞請正皇子（後來之宋孝宗）之名，以定民心，沮金人之謀。高宗當時不悅：「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帝國政界往事》提出觀點，認為下令殺岳飛者其實是高宗，岳飛觸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諱：手握重兵的武將對皇位繼承感興趣，令皇帝相信他野心太大，遂起殺心。此外，《中國人的歷史誤讀》認為岳飛主張「迎請二帝還朝」，威脅到高宗的地位，才是他被殺的原因。脫脫等於《宋史·岳飛傳》論曰：「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
但是，宋徽宗早已去世，岳飛也早已改稱欽宗父子為「天眷」「丙午元子」，及其請求立太子的行為都表達了他只忠於高宗及其繼承人，高宗也曾讓岳飛與建國公即後來的孝宗相見。此外，文官婁寅亮、趙鼎等也都曾倡議立太子，但都被視為忠臣得到嘉獎，婁寅亮更因此得到升遷。

滿江紅作詞者

岳飛之孫岳珂所編《金佗粹編·家集》中沒有收錄滿江紅一詞，被現代部分學者懷疑是偽作或託名之作，引發正反辯證。

民族英雄爭議

對於岳飛是否屬於民族英雄，各界有不同說法：
有學者認為古代中國發展出的「華夷之辨」自成體系，與西方民族主義不同。區別「華夷」的標準在於是否遵循「禮治」以及是否接受「先進文明」的教化，與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無關，華夏和四夷的界線是以生活習慣與政治形態而不是以血統劃分。遼朝遼道宗亦以契丹之出身而自視為「中華」，以「禮法」、「文物」作為區分「中華與夷」的標準，遼道宗說：「上世獯鬻、獫狁，盪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可見「中華」在當時並非現代的民族或種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南宋學者葉適在給皇帝的奏摺中說：「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報復仇恥者我之義」，葉適以「中華」為南宋人命名，但其涵義同樣無關「民族」。亦有學者說，一個人是否「民族英雄」，最基本的前提是此人對民族必須要有主觀認同，然而包括岳飛在內的南宋人的「中華」是一種「文明共同體」，而非「民族（種族）共同體」；既無「民族認同」，岳飛自然不屬於民族英雄。
亦有說法指出「民族概念」的第一種釋義是「基於『共同祖先語言或歷史』而組成的領土國家」，按此釋義岳飛自然是「民族英雄」；而「民族」的第二種釋義是來源自德文「Volk」和「Nation」的翻譯，德國哲學家約翰·戈特弗里德·赫爾德主張的「Volk」概念，其核心是將「民族」視為一個擁有共同語言、歷史、文化的民族共同體，他將民族定義為「民族是一個具有獨特語言和文化的共同體」。強調文化的一體性，較之於他者（異人種、異民族、異國民）而言，自然易用文化或文明概念來區別和劃分自我與他者的優劣，「語言、歷史、文化的共同體」本身就是「用文化或文明概念來區別和劃分自我與他者」，換言之，所謂「文明共同體」本身就是德國源流的「民族」，說只有「文明共同體」而無「民族共同體」等於說「民族」不是「民族」是自我否認，是將同一內涵的概念冠上不同名字試圖用其中一個否定另一個的做法，有如「白馬非馬」，指出當時南宋人的「中華」、「華夏」文明共同體即是「民族」共同體。
共青團中央有評論文章指，自宋代以來，岳飛的英雄地位從未被少數民族所質疑過，對他的英雄敘事也不存在民族矛盾。宋後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元清兩朝也對岳飛表示了最高敬意，把他當作中國各族共同的精神偶像。文章又指出，「民族英雄」是一個近現代概念，「岳飛的民族英雄地位在民族英雄這個概念誕生之初，就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認同。反過來將他否定，既不符合歷史的客觀實際，也一定不會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情感所接受，認為用近現代中國的標準去套用古代中國的人物，無疑是機械式的，荒唐程度堪比責備古人為什麼不能建立社會主義中國……對於各民族的成就貢獻，一概予以肯定，而對各民族統治者的倒行逆施，也一概予以否定，一視同仁……既不要大漢族主義，也不要地方民族主義。」又認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對岳飛的否定都是沒有道理。「中華民族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縱然是一個家庭都能形成彼此的諒解默契，何況是一個國家，一個文化和命運上的共同體。」岳飛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影響力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去，反而歷久彌新，認為他是中國最偉大的古代英雄人物之一，認為岳飛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
岳飛本人創造的武術是形意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