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尔斯·布雷维耶

早年（1880–1930年）

約瑟夫·朱爾斯·布雷維耶於1880年3月12日出生於上加龍省的巴涅爾德呂雄。他畢業於一所殖民地學校，並於1902年被任命為實習行政官。他於1903年1-4月在達喀爾政府的財政部任職。
布雷維耶參與了對上塞內加爾和尼日殖民地的占領和政府組織工作。他於1903-1906、1907–1909和1910–1912年期間先後在巴馬科、尼亞豐凱和布古尼任職。1904年布雷維耶在位於現今馬里的Tondidarou附近的一個地點發現了具有引人注意的的陰莖狀石質古物的遺址群。
布雷維耶1913-1919年在幾內亞任職。1915年11月在黑沃爾特河發生了致力於反對法國人的叛亂。布雷維耶於月底到達以評估當地形勢。
他在1915年12月23日參加了讓法國人受挫的Yankasso戰役。經過一系列的交戰後，布吉納法索的大部分地區在1916年7月底穩定了下來。
1915年布雷維耶在聽說一個女人唱了一首用班巴拉語創作的關於她兒子的輓歌後，訪問了在馬里Beledougou地區的Massantola村，這個女人的兒子在一次反對法國人的叛亂中被殺。1918年布雷維耶在達喀爾出版了這首歌的原作和包括注釋與評論的翻譯，名為A propos d'une chanson bambara（關於一首班巴拉語歌）。他解釋說這場叛亂是由兩位當地酋長在法國人強加給其直接的統治，減少了他們的權力後而領導發動的。他們在被打敗後退入了一座要塞，法國人在損失很多人之後才攻入了此要塞。一個酋長自殺，他的追隨者懷著再次戰鬥的希望逃跑了。布雷維耶解釋說當法國人把它看成一場勝利的時候，當地人將此事視作一場悲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後布雷維耶主管了幾內亞的經濟。1920年他進入了在達喀爾的政治事務辦公室。他分別於1920–1923年、1925–1927年和1928–1929年在尼日任職。從1922到1929年他擔任尼日的副總督。他延續了Maurice Delafosse將伊斯蘭看成一種破壞性力量的敵意態度，支持傳統權威，在他1923年的書L'Islamisme contre 'Naturisme'中解釋了這一立場。

法屬西非總督（1930–1936年）

布雷維耶在1930年10月15日至1936年9月27日是法屬西非（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AOF）的總督。作為AOF的統治者他促進了科學和人道主義的管理政策。他覺得一個成功的土著政策要求對當地人有詳盡的理解。在與輸入的伊斯蘭教相比較時他看到了原住民宗教實踐的價值。他相信法國殖民地政策應該試圖保護本質上是集體主義的非洲文明的特色。
他一接管辦公室後就宣布探險和征服的時期已經結束了，而一個經濟和人類發展將會成為主要關注點的新時期開始了。他告訴殖民地官員，「我們不能坐在辦公室和通過中間人來鍛鍊我們對原住民社會環境的控制......，而是通過讓我們自己看到和聽到，不知疲倦地循環...總是在運動中...經常的，深思的並總是留心的。...這不足以變得強大和公正；在我們與土著人的關係中，必須同樣知道在所有時候如何帶來堅持不懈的友好行動和關心，以及消息靈通情況下的包涵。」
1935年布雷維耶給西非的行政官員發出了一份通告，請求他們收集口述材料，口頭藝術，因為那會幫助他們更好地理解殖民地人民。布雷維耶寫道：「殖民正在變成一個方法、計算以及預測問題，還應該說，是個科學問題，它無疑首先仍然是一門政治和心理的藝術，但是它必須被精確的科學數據所指導和闡明」。
布雷維耶想要對殖民地歷史和非洲文化有一個系統的研究規劃，並遊說一個官方的科研院所來從事地理，人類學和歷史的研究。他寫道「殖民需要學者，公正無私帶有寬闊視野，沒有緊迫感和參與交火行動的研究者。」經過大量的計劃與準備，Institut Français d'Afrique Noire （法國黑非洲學會）於1938年在達喀爾成立。
布雷維耶在大蕭條之始以及當地經濟處於衰退時就任。他部分地指責殖民地資本家要為此問題負責，並且從法國政府獲得大量貸款以支持非洲的生產商。然而，因為1932年出口農作物的價格降低，儘管增加了產量，非洲人開始返回食用作物。布雷維耶通過減少鐵路關稅，資助塞內加爾的勞工活動，創建食物銀行以及增加農業生產率等這樣的措施來回應。一項調查發現這些成績沒有證明這些代價是正當的。布雷維耶相信殖民地人民必須看到「所有的殖民地企業工作都能使他更加快樂的證據」，促進了公共工作，健康和教育發展。他擔心生活水平的下降會導致人們對法國統治失去信心，從而易受共產主義的宣傳。
混血人群的狀況是一個問題。1934年布雷維耶寫信給法屬印度支那總督，請求他提供關於「印度支那做過什麼以幫助和教育混血兒童」的情報，「...任何你願意分享的信息都會具有啟發作用。」1935年布雷維耶發布了一份關於非洲基督徒狀況的報告。他說「土著人」的道德發展將會從改信基督教中受益，必須給予他們改變信仰的自由。然而，沒有家長的同意，一個未成年人不會被受洗。非洲基督徒一定不能被邊緣化。轉變信仰的法律地位是棘手的。他們不能在傳統的當地法律下接受審理，他們已經拒絕了，但也不能根據歐洲法律，因為他們不是公民。布雷維耶提出了一個折衷法律，它將會調和天主教原則和當地習俗。

法屬印度支那總督（1936–1939年）

布雷維耶在1936年被由萊昂·布魯姆所領導的人民陣線政府任命為法屬印度支那總督。他代替的是René Robin。
1937年1月布雷維耶在西貢的浮動碼頭參加迎接典禮時，殖民地警察正在附近一場暴力衝突中與幾千名來自西貢以及周邊地區的參加共產黨的工人作戰。當布雷維耶到達河內時當地有對於遊行和旗幟的禁令。
布雷維耶比較有自由思想，並通過諸如對政治犯實行特赦，給予出版社更大的自由和取消對民族主義政黨的限制這樣的讓步，試著平息極其緊張的政治形勢。布雷維耶作為一名社會黨員，對西貢的工會做出了讓步。
在1937年8月下旬，一場洪水摧毀了交趾支那和柬埔寨的糧食收成，中國捐贈了50000上海元的救濟款，被布雷維耶稱為「仁慈之舉」。
布雷維耶的行政當局加快了公共工程項目建設並採取措施提供稻穀以進行重栽，並加強了種子儲備，部分動機是為了減輕反殖民主義的不滿。1937年布雷維耶在乂安省的都梁攔河壩開工儀式上致辭，保大帝也參加了這一儀式。他注意到這一水壩能夠讓這個曾是「1930年代嚴重和曠日持久的麻煩劇場」，特別不利的地區獲得了灌溉。1938年布雷維耶宣布了能夠灌溉500,000公頃（1,200,000英畝）紅河三角洲土地的建設計劃以提高大米產量。該計劃將運用現代科技來構建糧食安全，也會維持政治的控制。
傳教士發現布雷維耶對他們很富有同情心。
1938布雷維耶還召集了一次關於métis問題的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軍事首腦，學校，法律，健康，福利和經濟各部門的頭，以及幫助法屬印度支那兒童的公司的董事長。他們這群人決心擴展由慈善機構已創立的框架，增加他們的預算並提供行政支持。他們將努力尋找混血兒童，這些兒童將會由慈善機構撫養，或給修女撫養到5歲，特別是沙特爾的聖保羅姐妹。朱爾斯·布雷維耶聯合會於1939年7月創立。該聯合會分散式地籌措資金並指導處理關於métis問題的努力。它協調了世俗和宗教的慈善機構，提供「法國-印度支那混血兒童的教育和安置」。
在大叻的山中避暑地中有服務整個越南的寄宿學校。它將會變得衛生，並把歐洲人和越南人隔離開來，被視作一個可能的政治中心。

然而，在這個小鎮的越南精英的增多使得實行種族隔離的設想變得越來越行不通。當布雷維耶於1938年7月12日訪問大叻時，他在耶爾森中學闡述了一個不同種族學生混合的設想
在地球上的一些點，不同種族間的聯繫在難以置信的發展沸騰中。我們必須防止它退化到長期的混亂之中；我們必須在各方面為人類的幸福和社會進步重建和諧要素。通過你們身處一個正在發生這些轉變的地方這一確切的事實，賦予了你們這個任務。 
布雷維耶在占領帕拉塞爾群島的問題上，與控制著印度支那海軍的海軍上將Victor Petit發生了衝突。這些群島能為半島提供保護，但是海軍拒絕去占領它們。布雷維耶不得不購買一些舊的商船以進行這一任務。1939年布雷維耶當局畫定「布雷維耶線」，定下了柬埔寨水域和交趾支那間的邊界。這成為後殖民時代越南和柬埔寨間爭議的一個主題。他創立的改革方案在人民陣線在法國下台後停止了，接著開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布雷維耶於1939年8月被Georges Catroux（1877–1969年）所接替。
布雷維耶為Tran Van Tung寫的兩本迷人的書：Sourvenirs d'un enfant de campagne （1939）和Rêves d'un campagnard annamite （1940）作過序。

晚年生涯（1939–1964年）

1940年3月13日布雷維耶被命令退休。1941年他作為全國委員會中的憲法委員會的一名成員時，主持了殖民地專業人才的團體。在1941年12月19日他被選為殖民地科學研究院中的一員。當皮埃爾·賴伐爾於1942年4月就任總理時，維希政府任命他取代Charles Platon為新一任法國海外暨殖民地部長。，於1942年4月18日-1943年3月26日之間擔任這一職務。作為部長他設立了殖民地科學研究室以進一步發展他對於科學殖民的概念。1942年8月前部長Henry Lémery向賴伐爾建議法屬西印度應該有一個當地的議會，瓜德羅普和馬提尼克應升格為（如同法國本土標準的）省。賴伐爾和布雷維耶接受了第一條建議但拒絕了後者，造成了一種管理的異常。
布雷維耶在1945年1有被剝奪了殖民地總督的榮譽頭銜，1945年3月又永久剝奪了他的退休金以及佩戴任何法國或外國勳章的權利。
朱爾斯·布雷維耶在1964年7月28日84歲時於康塔爾省塔利扎附近的Pierrefitte村逝世。直到2012年時尼亞美行政區的一條街道仍然有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