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居留權爭議

殖民地時期情況

1980年10月23日，香港政府放棄抵壘政策而實施即捕即解政策，因而產生「香港居民」與「非香港居民」之差別。香港永久性居民在中國大陸實際管治範圍內所生的子女，未必獲準定居香港。有關人士須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機關申請《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通行證」或「單程證」），才獲在港居留。隨著中國大陸與香港往來日趨密切，不少中國大陸人都在香港生育子女，而且希望他們得到香港居民資格。

中英聯合聲明

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其中第十四段的說明如下：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有居留權並有資格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發的載明此項權利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者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當地出生或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及其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當地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並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的其他人及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當地出生的未滿二十一歲的子女；以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權的其他人。
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照法律，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並給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的合法居留者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其他旅行證件。上述護照和證件，前往各國和各地區有效，並載明持有人有返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利。⋯⋯
如此的定義很快就被察覺為過闊，因此吸取教訓，在1987年4月13日訂立中葡聯合聲明時所訂立的定義，已大大減少出現澳門居留權爭議的可能。
於吳嘉玲案的判決中提到，政府代表律師指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曾就聲明中上述條文中，「及其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一節達成共同理解的協議，並且指該條文應被如是理解。但是，政府代表律師並無向法院提出有關文本或證明可供法院檢查，造成至今真偽未辨。之後經政府網頁發布的傳聞指該解釋為中英聯合聯絡小組1993年笫二十四次會議所作出的。依其傳聞，「中國公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享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居留權規定」應被理解為：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以外出生的中國籍人士，其出生時，如父母任何一方是在香港有居留權的中國公民，其本人即可享有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居留權。
這個解釋與原文所表達的意思相當不同。

九七年前之認知與應對措施

基本法草委已留意到基本法對香港永久居民之定義與既有殖民地立法不一，導致很可能有若干人士在殖民地下並非香港永久居民，而在香港主權移交後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的情況。然而，他們認為基本法應該確立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在此法律條文上並無可改善之餘地。
1996年8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關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意見》闡述了24條立法願意，其中第一條即為：
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臨時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
此後，在99、01年兩次釋法中都明確了該意見的法律地位。
但相較於澳門特區通過8/1999號法律將類似的籌委會意見固化為法律，香港只通過入境條例的方式處理，並最終造成莊豐源案中出現的合憲性爭議。
在1997年7月或之前，香港不論殖民地政府或後者的特區政府，都認為約有66,000名年齡在20歲或以下的中國居民根據基本法廿四條（三）款合資格取得香港居留權。當時政府的規劃只考慮20歲或以下的合資格人士，20歲以上的並不考慮。因此中英政府協定增加單程證配額，由94年的每天來港75人逐步增加至95年150人，其中每天來港60人配額劃定為合乎基本法廿四條（三）款的20歲或以下中國居民專用，以圖減少到主權移交日基本法生效時香港居民定義增加的事宜。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表示當時單程證審批制度不以家庭為單位，腐敗與任意性，與及未考慮到滿足基本法要求所需的社會配套措拖。然而，中國與香港殖民地政府未有正視這些觀點，導致日後爭議擴大。當時的做法只有加大單程證配額數量，雖然略為減少了「準香港人」的人數，但單程證審批不以家庭為單位，加上題目實在太迫切，改善程度跟本是杯水車薪。
另外政府沒有就基本法廿四條（一）款評估。在莊豐源案之前，政府從未留意廿四條（一）款的文字意思與他們的政策理解相當不同。

爭議之觸發

由於殖民地時代的入境條例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4條第1段等的規定有所差異，不少以往於殖民地時代需要申請單程通行證的人士，而其父母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於1997年7月1日後擁有進入香港與及不被遞解不被遣反的權利。在七月第一個星期，約有400人向入境事務處自首，並向時任處長葉劉淑儀聲稱基於第24條第1段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政府的態度是拒絕給予他們永久居民資格的證明，擔心有66,000子女是同類例子可以無需申請單程證來港，所以他們與同類人士被泛稱為「無證兒童」，不論他們是否兒童或已成年。基於入境處此做法在法理依據上可被質疑，時任保安局局長黎慶寧認為有必要修改現有的入境條例。

吳嘉玲案

吳嘉玲在父親代表下於1997年7月10日於高等法院指入境條例有關修訂違憲。據誓章稱吳嘉玲於1997年7月初來港，她的來港方式在法律修訂前並非違反偷渡罪行，但在經修訂後，她的行為被後來的法律追溯成為犯罪。這一點是她指稱違憲的其中一個理由。
其後同樣提出司法覆核的人士增多，所以在興訟與訟兩方同意下，法院決定選出代表興訟人，而其他申訴人依情況被歸納為其中一個或多個代表興訟人之中。此案的代表為吳嘉玲，吳丹丹（兩者都不是由法援署協助下興訟），徐權能（立法前來港代表，成人代表，不能依家庭團聚為申請單程證代表），張麗華（非婚生子女代表，立法後來港代表，逾期居留代表）。
同期間，入境處企圖盡快遣返未申請司法覆核的人士。部分被補人士亦指入境處的拘留為非法，要求申請人身保護令狀，獲得高等法院接納。入境處其後停止同類做法，讓被捕人士知道可有法律申訴的機制。另外，因為無證兒童的父或母其中一方不是基本法指定下的香港永久居民，為了子女訴訟而逾期居留，入境處不時派人搜查居所並拘捕他們。
因為在高等法院開審後，不斷有無證兒童父母向法律援助署（法援署）查詢提出司法程序的法援，法援署在得到入境處同意暫停拘補法援申請者下，向有意申請法援發信表示他們暫時無需提出司法程序或申請法援。也有些無證兒童父母擔心他們自身會被遣返，或其子女會於司法程序敗訴後遣返，所以從未到過司法機關或法援署提出任何實質要求，而事實證明（見下「應免受釋法影響的範圍」一段）他們的司法權利最終受損。

後續發展

2000年6月，大批聲稱擁有居港權的大陸人下午在香港終審法院靜座，但到凌晨因避雨轉去政府總部靜座留守，唯警方在早上6時45分宣布清場，並首次使用胡椒噴霧及揮拳驅散他們，其後將不願離開的人逐一抬上車。雖然泛民主派批評警方濫用暴力，但葉劉淑儀一再強調使用胡椒噴霧是最人道的方法。
後來，他們繼續挑戰香港政府，並在離立法會大樓不遠的遮打花園靜坐抗議達三年之久。期間，他們在遮打花園露宿，被反對他們的人指責為破壞中環（香港的金融區）的市容，而且在未經許可下在遮打花園靜坐抗議和做剛剛提到的事情等同擅自佔用公眾場所，觸犯了《公安條例》。可是政府或警方遲遲未有行動。
2000年8月2日，大批聲稱擁有居港權的中國大陸人帶著易燃液體和打火機到入境事務大樓要求與官員見面，並威脅自焚，期間情況失控並發生火警，事件中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梁錦光及爭取居港權人士林小星被燒死。事後葉劉淑儀一再以強硬姿態表示香港是法治社會，所有人必須以合法程序申請來香港，政府和警方絕不容許任何人做出罔顧法治的行為。
2002年2月首被告施君龍被判謀殺及縱火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另外6人彭漢坤、傅模、林興鑾、楊義坪、楊義炎及周洪川則因誤殺及縱火罪判監12至13年。7人其後上訴，當中施君龍的謀殺罪被上訴庭改判誤殺罪，判監14年。7人再上訴至香港終審法院，7名被告獲撤銷所有控罪，發還高等法院重審。2005年6月16日，施君龍等人在高等法院承認基於嚴重疏忽誤殺梁錦光和林小星，施被判入獄8年，其餘6名被告判囚7年4個月；至於縱火罪則不予起訴。
2001年8月22日，幾名爭取居留權人士在北角晚膳時，遭鄰桌之食客用刀襲擊，令致到一死一傷，死者為24歲蔡秉鴻，傷者為30歲蔡永樂。
2002年5月，大批聲稱擁有居港權、一直在遮打花園靜坐抗議的大陸人在立法會大樓外一度包圍葉劉淑儀的座駕，並不斷用力拍打車窗玻璃。她拒絕接收請願信。隨後近300名警務人員在遮打花園清場，並以非法集會和擅自佔用公眾場所罪名拘捕了部分大陸人；警方亦以阻差辦公罪名拘捕了幾名記者。其後葉劉淑儀一再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所有人必須以合法程序申請來香港。
雖然那批聲稱擁有居港權的中國大陸人一直都有來香港示威遊行；而爭取子女居港權的家長為求家庭團聚一直沒有放棄爭取子女居港權，但沒有像之前幾次那樣做出一些違法的行為，居港權爭議亦漸漸平息。
維基解密披露的美國外交電文指出，於第一次釋法後，終審法院五名常任法官曾考慮集體辭職抗議。最終因憂慮新委任的法官可能能力不足或缺乏獨立性而沒有實行。

審訊前後的政府與社會認知

社會對莊豐源案的主流焦點在於會否出現赴港產子潮，而對於談雅然案的主流焦點在對領養制度應如何被理順。
為了方便審訊莊豐源案與及讓與訟雙方了解對方的論點，終審法院要求入境處處長提交事實基礎，以便判斷證明會否出現赴港產子潮。根據入境處處長給予法院參考的數字，由1997年7月1日至2001年1月31日，有1991名中國籍嬰兒在香港出生而父母皆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入境處處長向終審法院法官表示，若接受類似莊豐源的案例為香港永久居民，並無證據顯示將會出現赴港產子潮。
就入境處處長向終審法院表示無證據顯示會否出現赴港產子潮一點，多家傳媒（包括星島日報）報導態度與法院甚至與政府公報口徑大為不同，即是好像是法院反駁了入境處處長的觀點確定無此證據，而不是法院依據入境處處長的觀點確定無此證據。這些廣泛的報導都影響大眾對此案的認知。

外傭居港權

2010年底，香港資深大律師李志喜協助3個菲律賓家庭入稟香港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推翻《入境條例》對於在香港連續工作滿7年的外籍家庭傭工不能因此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限制，認為該條文違反《基本法》第24條。訴訟引起香港社會廣泛關注，因為如果外傭一方勝訴並成為案例，有可能引致大量外傭及其家人取得永久居港權，以及動搖香港當前的外傭政策。
由於被法律援助署聘任的李志喜是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引起一些輿論批評公民黨「禍港」，有民眾組織遊行抗議公民黨。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承認外傭居港權案導致公民黨面對極大民憤。
其中一宗司法覆核於2011年8月22日開審，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林文瀚於9月30日裁定《入境條例》限制外傭申請居港權的條文違反《基本法》。特區政府及後提出上訴，上訴庭判政府上訴得直。外傭不服判決而上訴至終審法院，終審庭於2013年3月25日作出終審裁決，判外傭敗訴。

外傭子女居港權

2014年9月18日，香港終審法院駁回一名菲律賓籍外傭在香港出生的兒子，在香港享有居留權的上訴。居留權的申請人是一名17歲男子，他的母親在1991年從菲律賓以外傭身份申請到香港工作，該外傭在1996年在香港產下該男子。該外傭和她在香港產下的兒子於2006年向入境處申請香港居留權，但入境處在2008年決定不受理他們的居留權申請，兩人其後向香港法院提出司法覆核，但先後被高等法院原訟庭和上訴庭駁回，終審法院於2014年1月決定受理該外傭兒子的上訴申請。終審法院在9月18日指出沒有證據顯示該男子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五名法官一致駁回他申請居港權的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