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里

鄭君里（1911年12月6日－1969年4月23日），曾用名鄭重、千里，原籍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生於上海，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話劇及電影演員、導演。

投身藝海

1911年，鄭君里出生於上海。父母是廣東中山人，很早便到上海謀生。當時廣東人聚在上海虹口天通庵路一帶擺水果攤，鄭君里的父親是其中一個，靠微薄收入供養全家。有時到年關，債主上門逼債，父親要鄭君里替全家跪在堂屋求債主寬限。鄭君里覺得很受侮辱。
鄭君里自幼家境貧寒，進義學讀書。1928年考入南國藝術學院戲劇科。南國藝術學院是由田漢在上海創辦。1929年夏，鄭君里在南國社參加《莎樂美》、《卡門》等劇演出，與陳白塵等人創辦《摩登》戲劇半月刊。1931年，參加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起草了《最近行動綱領——現階段對於白色區域戲劇運動的領導綱領》。同時他還參加了摩登劇社、大道劇社，演出《乞丐與國王》、《亂鍾》、《血衣》等劇。
1932年，鄭君里進入聯華影業公司為基本演員，陸續在《火山情血》、《奮鬥》、《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二十部電影中擔任主要角色或重要角色，並參加了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演出易卜生的《娜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劇。在銀幕和舞台上，鄭君里以形體灑脫，善於把握角色情緒，富有藝術魅力而成名。在明星影片公司，鄭君里和阮玲玉分別是男、女一號演員。當時電影界有說法稱：金焰是電影皇帝，鄭君里是電影老虎。
《娜拉》在上海大劇院首次公演時，魯迅第一次看到了鄭君里的表演並很讚賞。同日，鄭君里在後台第一次認識了上海啟秀女中學生黃晨，黃晨很喜歡戲劇。後來鄭君里和黃晨結婚。
1930年代，鄭君里和顧而已到江蘇南通，有人告訴鄭君里說當地有位叫趙鳳翱（即趙丹的原名）的孩子演戲很好。趙丹的父親是當地劇院經理，資助幾個愛演戲的孩子成立了「小小劇社」。鄭君里回去和明星影片公司說明了該情況。趙丹後來成了中國著名的電影明星。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君里任上海救亡演劇三隊隊長。1940年，在重慶加入中國電影製片廠，任新聞影片部主任，任職兩年，其間赴中國西北、西南地區拍攝了各兄弟民族團結抗戰的長紀錄片《民族萬歲》。1943年，參加中國藝術劇社，導演《戲劇春秋》、《祖國》等劇。在拍攝長紀錄片《民族萬歲》時，鄭君里在青海湖畔的海北草原拍攝藏族同胞的抗日活動，當時只是文化小軍官的王洛賓被鄭君里選為群眾演員，隨攝製組到海北草原，在當地王洛賓遇到藏族千戶長之女卓瑪，歌曲《在那遙遠的地方》據說就是王洛賓為卓瑪寫的。

導演生涯

抗日戰爭勝利後，鄭君里回到上海，任崑崙影業公司編導委員會委員。崑崙影業公司完全是中國共產黨背景下的文藝工作，老闆是任宗德，任宗德的夫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在中共中央調查部工作。1947年，鄭君里與蔡楚生合作編導了《一江春水向東流》（上、下集）。1948年，參加了電影劇本《烏鴉與麻雀》的集體創作，並單獨執導該片，這是他首次單獨執導，該片於1957年獲文化部1949～1955年優秀影片一等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鄭君里和導演沈浮一人手捧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興奮地走在迎接新中國的遊行隊伍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鄭君里作為左翼導演的中堅，從崑崙影業公司的破樓里搬進了上海最好地段的房子裡，住到了上海宋慶齡故居對面。（幾十年後孫道臨搬進這裡居住，一直住到去世前夕。）
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到很多中國共產黨幹部進城後的一些問題。鄭君里響應號召，很快創作出電影《我們夫婦之間》（由蕭也牧的同名小說改編），由趙丹和蔣天流主演，寫幹部進城後被「糖衣炮彈」擊倒，拋棄鄉下老婆，和城市姑娘結婚的故事，但該片未公映就遭「槍斃」。
作為上海電影製片廠的「藝術委員會」成員，鄭君里積極推動電影《武訓傳》的拍攝。《武訓傳》遭嚴厲批判後，《我們夫婦之間》也被提出來批判。這兩部電影遭批判，對鄭君里這代藝術家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為批判《武訓傳》，江青帶著一批人到山東「調研」，在當地發現了曾率領「黑旗軍」造反的宋景詩。為了批判武訓，特地樹立起宋景詩和黑旗軍的正面形象，1955年江青策劃拍攝《宋景詩》，為此專門將鄭君里調過去很長時間以研究劇本。在創作電影《宋景詩》時，鄭君里遇到了難題：在真實歷史中，宋景詩最終投降清廷，但因當前政治需要又必須把他塑造成堅定的革命者，最終鄭君里只好將宋景詩投降清廷處理為鬥爭策略需要。
因為《武訓傳》的立場被指出了問題，上海電影製片廠上下都希望借《宋景詩》來「洗刷」《武訓傳》的「政治錯誤」，已是電影局副局長的崔嵬親自扮演宋景詩，此外陶金、張翼、石揮、吳茵、沙莉、舒適等知名演員都甘願在其中扮演小角色。但因宋景詩曾投降清廷，影片《宋景詩》完成四五年後，僅短暫上映後就不再上映。
自1950年代起，鄭君里的電影導演藝術步入鼎盛時期。與孫瑜合導的電影《宋景詩》場面宏偉。鄭君里執導的《林則徐》、《聶耳》被譽為「紅燒頭尾」，是上海電影製片廠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10周年的獻禮片。《聶耳》和《林則徐》當時贏得了很高評價，成為一代人記憶中的經典，兩片的主演都是趙丹。1961年，鄭君里導演了根據同名話劇改編的電影《枯木逢春》，描述了血吸蟲病人苦妹子從絕症中獲得新生及其全家在新舊社會悲歡離合的故事。
鄭君里拍電影很認真。拍《林則徐》時正逢「大躍進」時期，全國上下狂熱浮誇，上海電影製片廠規定每天至少要拍60個鏡頭，而鄭君里每天只拍三四個鏡頭，為此，鄭君里還被定性為「右傾」。但他堅持如此，事情報到周恩來處，周恩來說：「這是獻禮片，一定要拍好。」後來上海電影製片廠里也幫鄭君里頂著，才得以拍完。
早在重慶時期，左翼電影人的文藝活動便完全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進行。鄭君里當時常去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那時，鄭君里與史東山、洪深、郭沫若、胡風等人住在一起，周恩來常把他們叫去講形勢，讓他們看蘇聯電影。在重慶時鄭君里、黃晨夫婦與周恩來的文藝秘書張穎（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的夫人）來往密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鄭君里的每部電影幾乎都是周恩來直接布置下來的。鄭君里到北京，一下飛機就被專車直接接到中南海向周恩來匯報；一回上海又被直接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電影製片廠，向大家傳達周恩來的新指示。和鄭君里具有類似地位的還有趙丹、張瑞芳等藝術家。
《枯木逢春》也是周恩來直接交辦的電影，是從話劇改編，講江西省餘江縣根治血吸蟲病的故事。毛澤東當年為此寫了首詩《送瘟神》。電影需要表現毛澤東到過餘江縣這一史實，但又不能直接出現毛澤東的鏡頭，鄭君里用了開窗的方式隱喻，一個個開窗，最後看到毛澤東的小樓，房間裡燈還亮著。在本片中，鄭君里用了很多中國傳統藝術如剪紙、繪畫等，還用了中國古代美學理論。鄭君里還請余紅仙用上海評彈唱了《送瘟神》，表現手法和後來的MTV很相似。
鄭君里擅於駕馭「重頭戲」，以拍攝人物傳記片見長，注重從中國傳統戲曲、繪畫、詩詞中吸收營養，以豐富電影的藝術表現手段。鄭君里長期致力於電影、戲劇的翻譯及著述。《論抗戰戲劇運動》1939年以單行本出版。1940年代起，他即已開始構思和撰寫《角色的誕生》。
鄭君里還曾策劃許多電影選題，如《李白與杜甫》、《祁連山下》（表現守護敦煌的常書鴻）、《阮玲玉》、《魯迅》、《智取生辰綱》等。雖然有些已做出提綱，但這些電影一部也沒拍成。
1964年，鄭君里從周恩來處接到一個政治任務：拍攝電影《紅色宣傳員》。《紅色宣傳員》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962年攝製的電影，原名叫《李善子》，講某村婦女委員長李善子深入工作，將落後分子改造過來投入社會主義建設。因考慮到與朝鮮的關係，周恩來表示，「我們也要拍一部《李善子》」。周恩來讓鄭君里做導演，張瑞芳演李善子。拍攝該片可能是金日成和周恩來之間早商談好的事，攝製組專門到朝鮮深入生活，拍攝也在朝鮮進行。金日成還專門接見了劇組。電影拍完後擱淺，因當時中國已開始講「階級鬥爭」，而朝鮮則提倡「人情感化」。周恩來看完該片後對鄭君里說：「算了，這部片子暫時不放了，君里，你要回回爐了！」鄭君里後來回憶說：「『文革』要來了，總理跟我打招呼，就是這句話。」
鄭君里是上海市第一、二、三屆人大代表，全國政協第三、四屆委員，中國影協、劇協常務理事，上海影協常務理事。

文革蒙難

1966年文革爆發前後，上海的文藝整風和文藝四清中，導演里鄭君里首當其衝，演員中趙丹首當其衝。因為兩人名氣最大，也曾最受重視，而且與1930年代的上海有密切聯繫。鄭君里曾說：「如果說我是文藝界的黑線人物，那我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我從17歲開始就是『黑線人物』。」
在接受批判期間，鄭君里每天凌晨3點起床寫交待材料3份，6點半出門參加勞動改造，晚8點半回家。後來又被送到上海電影製片廠里的牛棚隔離，不能見家屬。在牛棚他總吃不飽。好幾次被打得鼻青臉腫回家。有一次被打得很嚴重，是被一位著名導演打了兩個耳光，那位導演是他帶出來的左翼電影導演里的一位，曾是他最親近的朋友之一。
給鄭君里致命打擊的是他1930年代與江青的關係。鄭君里、趙丹和江青（當時藝名藍苹）1930年代在上海時關係就很好。藍苹在上海演《大雷雨》的女主角，趙丹、舒繡文與鄭君里都曾給她配過戲。趙丹與葉露茜、唐納與藍苹、顧而已與杜小鵑轟動一時的六和塔下的婚禮，便是由鄭君里主持、沈鈞儒證婚。鄭君里還是婚禮中唐納和藍苹的男儐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鄭君里與江青仍保持著較密切的聯繫。江青的丈夫毛澤東知道鄭君里愛抽菸，有次還對江青說：「你拿幾包我的煙給君里！這都是美國『茄里克』香菸！」這種密切聯繫一直保持到「文革」初期。文革初期1960年代某日，江青曾親自來鄭君里、黃晨夫婦家中找黃晨，同黃晨聊了一兩個小時。
「文革」初期，鄭君里成為上了「黑名單」的頭號「黑線人物」。張春橋在與其交談中說：「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裡，存藏在你家裡不很妥當。還是交出來，交給她自己處理吧。」鄭君里回到家中，和妻子黃晨翻箱倒櫃，將關於江青的照片、剪報、手稿、信件等資料收拾出一大包，交給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室轉張春橋，並附了一封信給江青，請江青處理。但江青看後沒發現她想要的核心內容。當時江青想要兩封信，一封是1936年6月藍苹寫給唐納的情書；另一封是她寫給鄭君里請鄭君里幫助聯繫赴海外不知所蹤的唐納。
1966年10月4日，江青到毛家灣林彪住處，與林彪夫人葉群密談，請葉群幫助找這兩封信。次日，葉群找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商議，研究了具體實施方案。吳法憲隨即親自打電話給在上海的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江騰蛟，要江騰蛟到北京「接受一個任務」，並叮囑此次進京行動要保密。江騰蛟即飛赴北京，先向吳法憲領受任務，後晉見葉群。葉群告訴他說，江青有一封信落在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人手裡，到底在哪人手裡不清楚，所有這些人都要進行搜查。並進一步商定，趁當前混亂局面，組織一批可靠的人扮成紅衛兵，到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人家搜查。一切「文字材料」無論是書信、筆記、照片、日記等全部收繳，片紙不留。最後葉群重申「一定要保密。」
不久便有不明身份的人來鄭君里家抄家，同時被抄的還有趙丹、周信芳、童芷苓、陳鯉庭這幾家，其中鄭君里家被抄得最厲害，抄走兩卡車的文字材料。被抄家後鄭君里說：「這些人雖然戴的是紅衛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專業，他們肯定不是紅衛兵。」事後證實，來抄家的都是空四軍的人。1967年11月26日，由張春橋批示，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18人被隔離審查。
鄭君里、黃晨夫婦分別被隔離審查，長子在南海艦隊當兵，家裡只剩下幼子鄭大里和鄭大里的姑媽這兩人。鄭君里先後被關押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時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已不關少年犯，而都關政治犯了，被打倒的上海市領導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都關在那裡。
1969年鄭君里在醫院病重，專案組派人到家裡通知鄭大里以及回上海探親的哥哥去醫院探望，當時他們已有一年多沒見到鄭君里了，黃晨也在接到通知後從被隔離的上海電影製片廠來到醫院，一家四口在醫院「團聚」。當時兒子鄭大里和一幫被打倒的幹部子弟經常接觸，聽到風聲說上海電影製片廠可能要重新啟用鄭君里。那時有「一批二用」的說法，意思是在啟用某人前先要做個徹底的大批判。鄭大里暗示鄭君里說：「你好好交待，你放心好了，肯定會有出路的。」但鄭君里已沒有餘力來理解鄭大里的暗示了，只是微弱地答：「我是一直在交待……」他抓住鄭大里的手，拼命往自己肚子上摁，鄭大里感覺到幾個很硬的癤。鄭君里當時已患上肝癌，但最初症狀為胃疼，專案組就給他吃酵母片之類的藥，後來確診時已經晚了。
鄭大里回到家的次日（1969年4月22日）早9點，專案組又來電話，讓鄭大里準備東西到上海中山醫院看父親鄭君里。中午11點鄭大里趕到醫院，去病房前專案組要鄭大里寫保證書：進去後不向任何人暴露自己是誰，不要和任何人交談患者病情，不准透露患者是誰，上廁所要報告，吃飯要有人陪。當時鄭君里已奄奄一息。鄭大里偷偷告訴鄭君里：「你好好休息，好像要用你了。」鄭君里無力地搖搖頭。有位醫生偷偷把鄭大里叫出去，告訴他鄭君里患的是肝癌，已無法醫治。
1969年4月23日凌晨，鄭君里因肝癌在上海中山醫院病逝。在殯儀館裡，鄭君里直接躺在燒屍體用的鐵板車上，身下連褥子都沒有，家屬送去一身灰色中山裝，鄭君裡頭底下墊了兩塊磚頭，身上蒙了一塊白布，黃晨、兩個兒子及兒子的姑媽，四人與鄭君里的遺體最後匆匆待了10分鐘後，鄭君里隨即被拉去火化，四位家屬還被關照：出去絕對不能說鄭君里已經死了。
鄭君里去世後，妻子黃晨托當年在重慶時的熟人張穎將消息帶給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希望給鄭君里一個公正的結論，但這封信後來落到江青手裡。1980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時，黃晨與童芷苓、秦桂貞都作為證人參加了庭審，面對黃晨的質問，江青矢口否認，說她全不知道鄭君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