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門罕戰役

背景

1734年(雍正12年)，清政府設立呼倫貝爾副都統衙門，劃定新巴爾虎蒙古部族的牧地與喀爾喀蒙古車臣汗部轄地的行政區域界線，沿邊界線設立了16個卡倫，其中一個卡倫就是諾門罕布爾德。在諾門罕地區，邊界線劃在哈拉哈河以東約15公里至20公里處，史稱「雍正界線」。中國民國政府仍以「雍正界線」作為兩個部族間的行政界線，如1919年中華民國郵政局發行的《中華民國地圖》。日滿當局早期也承認「雍正界線」，如1932年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發行的《最新中華民國大地圖》、1935年以前滿洲鐵路出版局發行的地圖，以及1919年、1926年和1934年關東州政廳發行的地圖等，都以哈拉哈河東岸約20公里處為界。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滿洲事變，全面佔領滿洲，之後在1932年成立聽命日本的滿洲國。外蒙古則在蘇聯的支持下，於1921年宣布獨立。
1932年9月15日簽署《日滿議定書》。第二條規定：「滿洲國及日本國確認對於締約國一方之領土，及治安之一切之威脅，同時亦為對於締約國他方之安寧及存立之威脅，相約兩國協同當防衛國家之任，為此所要之日本國軍駐紮於滿洲國內。」以該議定書為基礎，日滿軍事協定委員會制定了《日滿守勢軍事協定案》，規定當一方或雙方遭到第三國侵略時，兩國軍隊將在日本國軍事指揮官的統一指揮下行動。1932年起，日軍開始以四年計劃旨在充實駐滿洲兵力、改善裝備等應急的軍備建設。
蘇軍從1933年春開始構築堅固的邊境陣地，並開始增兵。1934年6月，遠東蘇軍有11個步兵師、2個騎兵師、650輛坦克、500架飛機，總兵力約23萬就；日軍駐滿兵力只有3個師、1個機械化旅、騎兵集團、3個獨立守備隊、約80架飛機，兵力約5萬人，加上日軍駐朝兵力，也不及遠東蘇軍的十分之三。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認為，在與蘇軍遠東兵力的對比上，駐滿洲和朝鮮的兵力至少要始終保持相當於蘇軍的十分之八，並儘早將航空兵力增強到相當干蘇軍十分之八的水平；以此為目標，迅速擴充軍備。
1935年初，關東軍在滿洲國西北地區（呼倫貝爾的軍事部署基本就緒，關東軍直屬騎兵集團下轄騎兵第1旅團、騎兵第4旅團，由笠井中將指揮，不斷在滿蒙邊界製造軍事挑釁摩擦，試探外蒙古軍事實力和政治態度。1935年1月，蒙滿雙方爭奪哈拉哈廟的所有權，發生武裝衝突，日軍出動駐海拉爾的騎兵部隊，未經交火就占領了哈爾哈廟，日本將這次武裝衝突稱為「哈爾哈廟戰鬥」。1935年日蒙之間發生了176次邊境軍事衝突。經日蘇交涉，滿蒙雙方在1935年6月至1937年9月在滿洲里召開「滿蒙國境會議」，解決雙方邊界線問題，史稱「滿洲里會議」。滿洲國代表團正式成員共4人，首席代表為興安北省省長凌陞，還有興安北警備軍司令官為烏爾金少將，滿洲國軍政部部員齋藤正銳陸軍少佐（實際是關東軍駐海拉爾特務機關長），滿洲國外交部政務司長神吉正一。
但由於騎兵兵種單一，加上重武器不足，難以勝任對蒙古的威懾挑釁目的。關東軍於1936年2月由駐公主嶺的獨立混成第1旅團抽調摩托化歩兵1個大隊、山砲1個小隊、戰車1個中隊（輕裝甲車9輛）組成一個特遣支隊，支隊長澀谷安秋大佐，進駐海拉爾，暫配屬於騎兵集團長笠井中將指揮，松村黃次郎中佐指揮的海拉爾陸航戰鬥機部隊擔任空中支援。1936年3月12日簽訂《蘇蒙互助協定書》，共有兩條：「蒙古或蘇聯領土的領土一旦受到第三國進攻的威脅時，蘇聯政府和蒙古政府約定立即就此情勢進行協商，並採取為他們領土的保衛和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措施。」「如果締約國一方遭受軍事攻擊時，他們應互相給予各方面的援助，包括軍事援助在內。」1936年3月29日《蘇蒙互助協定書》對外公布。1936年3月30日，日本關東軍渋谷支隊1500人乘汽車50輛、裝甲車12輛、坦克4輛，從貝爾湖西岸阿薩爾廟地區入侵蒙古境內阿達格多蘭地區，蒙軍騎兵300騎，摩托化歩兵1個連，裝甲車約10両（45mm砲裝備）擊潰日滿軍，日軍裝甲車全部被擊毀，指揮軽裝甲車隊的平本鈴雄少尉戰歿，澀谷率部撤回海拉爾重新整頓。日本稱タウラン事件。1936年4月日本參謀本部發布的命令(「臨命第323號」)，廢除了關東軍司令官對「滿洲國」邊境地區實施軍事行動須向參謀本部總長實行事前報告的規定，允許其在認為必要的情況下，在「滿洲國」全境範圍內隨時隨地調動和使用兵力。1936年5月，日蒙雙方交換了タウラン事件中各自俘獲的12名戰俘以及收斂的對方屍體。
1936年8月7日，日本首相、外相、陸相、海相和藏相組成的日本最高軍政聯席會議-五相會議，通過《國策基準》：
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特別應充實在滿洲與朝鮮的兵力，使在開戰初期即能對其遠東兵力加以一擊。
1936年12月，蘇聯在蘇蒙邊境蘇方一側駐紮機械化部隊及騎兵等快速部隊，準備在蒙古受到武裝攻擊時可以快速反應。1937年9月，蘇軍進駐蒙古，與蒙古共同建設防禦工程。
1938年7月日本陸軍第二十三師團從日本進駐海拉爾，原駐呼倫貝爾的關東軍直屬騎兵集團調往蒙疆參加對華戰爭。1938年7月30日，日、俄兩軍在滿、蘇、朝交界的張鼓峰便因為邊界糾紛發生武裝衝突，結果十日後的8月10日雙方議和，簽訂停戰協定。1938年10月，蘇聯紅軍第57特別軍進駐蒙古境內，加強了對蒙古東部和南部地區的防禦。
1939年4月，關東軍第一課作戰參謀辻政信少佐《滿蘇國境糾紛處理綱要》，經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的許可後，作為關東軍第1488號作戰命令，於4月25日向聯隊級以上軍官直接傳達該綱要的實施命令。該綱要的基本方針規定，「對滿蘇國境之蘇軍非法行為，經周密準備予以徹底膺懲，使其懾服，粉碎其野心」，必要時可暫時進入蘇聯領土。該綱要第四條還明確指出「在國境線不明確的地區，防衛司令官有權自主地進行國境線認定」。

事件經過

1939年5月4日，約七至九十名蒙古人民革命軍第24國境警備隊騎兵在哈拉哈河以東、諾門罕附近的地區（今中國內蒙古呼倫貝爾西南部，阿爾山以西）放牧。興安北警備軍騎兵第3連駐錫林陶拉蓋哨所的一個班士兵立即開槍阻截，並上馬追趕，將蒙古牧馬人和馬群趕回西岸。隨後，蒙古人民革命軍的50餘名騎兵武力攻占了設在滿洲、蒙古兩國爭議地區的滿洲國邊境警備部隊的錫林陶拉蓋哨所。日本及滿洲國認為滿、蒙邊境應該在哈拉哈河，哈拉哈河以東為滿洲國國土；而蘇、蒙則認為邊界在河東約十六公里，諾門罕的東面，該地為外蒙古領土。早在清朝，雍正皇帝就裁定哈拉哈河西岸蒙古喀爾喀部落可以到河東岸的原屬於蒙古巴爾虎部落的諾門罕地區放牧。內、外蒙古邊界也由此劃定。

第二次諾門罕事件

之後的整個六月，蘇聯向諾門罕附近，哈拉哈河兩岸增兵，並攻擊滿洲國士兵。蘇聯紅軍在史達林指示紅軍最高指揮部（Stavka）下準備反攻計劃，並決定由朱可夫負責指揮。1939年6月12日，朱可夫被蘇軍統帥部任命為第57特別軍軍長。他到達塔木察格布拉格後，開始集結兵力，儲運軍需，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貝斯（今喬巴山）等地開闢野戰軍用機場，蘇軍戰鬥機開始在空中與日機周旋。雖然戰場距離最近的鐵路站點烏蘭巴托有750公里之遙，朱可夫為了戰爭準備調用了2,600輛客貨車運輸士兵及作戰物資，這在1930年代的蘇聯軍隊可說是大規模的補給能力，從烏蘭巴托出發車輛需行駛5天才能抵達戰場，拜充分的機械化後勤所賜，第23師的小松原師長低估蘇聯軍隊戰力。
六月底，日滿聯軍發動反攻。6月30日小松原師團下達進攻命令，從北面分兩路進攻哈拉哈河以東的蘇軍。當中部分兵力更在7月1日渡過哈拉哈河，在河的西岸意圖阻隔蘇軍的援兵，及切斷河東蘇軍的退路。朱可夫集合約二百輛坦克及三百輛裝甲車，以裝甲兵反攻，同時在前線開設更多的野戰機場，讓戰鬥機可以更有效地維持戰場空優。7月3日，日軍撤回河的東岸。而河東的日軍亦未能將蘇軍擊退。雙方從後方增調炮兵增援。日軍在七月底的一次反攻仍然未能將蘇軍驅離河東。雙方在夏天一直維持僵持；朱可夫在7月底則下令軍團後撤30公里，讓野戰部隊重新學習步兵、砲兵、裝甲兵之多兵種協同作戰，這段時間為蘇軍士官兵的惡補使得在8月份攻勢時蘇軍展現較7月份作戰要更好的戰術素養。
八月中，蘇軍在朱可夫的指揮下，在三十公里長的前線發動主力進攻。蘇軍投入總兵力約五萬七千人，配合炮擊及空軍支援。北翼最先以機械化步兵進攻，吸引日軍增援。中部則以步兵牽制日軍主力。南翼集中一個步兵師、一個裝甲旅，約一萬人及三百部坦克，配合火炮、空軍快速向北迂迴，從側翼包圍河東的日軍。8月20日，蘇軍渡河。
據稱此時731部隊做了第一次實驗細菌武器部署，關東軍司令部在絕密的情況下，指示石井四郎大佐的細菌部隊在諾門罕地區進行細菌戰，派敢死隊在蘇軍取水源頭上游的HOLSTEN河投入了炭疽菌，但是給蘇軍造成的病倒效果不好，經檢討認為是因為細菌在水中失去活性，只有一名日本兵感染身亡（中國有資料聲稱反給日軍造成了1200人病死，然真實性猶待進一步日俄雙方史料披露）。炭疽桿菌可產生對高溫低溫在內能抵抗多重惡劣環境的芽孢。
日軍的作戰策略則是以前綫部隊阻擋敵軍進攻，等待蘇軍的進攻力減弱後，以援軍從側面包圍蘇軍。但是蘇聯閃電戰式的立體機動作戰，特別是大量投入的裝甲兵，突破日軍防線。8月24日，蘇軍南北兩翼在諾門罕合圍。兩個日本關東軍師團（第7師團及第23師團）的主力被包圍。8月27日，日軍最後突圍。
此次戰役最後導致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辭職，前線總指揮小松原一年後病死，參謀長岡本德三在突圍時一隻腳被手榴彈炸斷。

地面部隊

1939年8月底，調動第5師團(駐青島)，第14師團(駐河南開封、新鄉)，野戰重炮兵第9、第10聯隊增援。

航空兵

第2飛行集團 司令官儀峨徹二中將，轄4個飛行團、10個飛行戰隊，其中第59戰隊在武漢。先頭投入8個戰隊參加了諾門罕空中作戰。
隨著戰事進展，日本陸軍投入了36個飛行戰隊中的18個參戰，包括來自日本國內的戰鬥機第1飛行戰隊，在朝鮮會寧的戰鬥機第9戰隊，在華北、華中、華南的8個飛行戰隊：輕轟炸戰鬥第27、輕轟炸戰鬥第31、戰鬥機第64、重轟炸第98戰隊。

結果

1939年8月中歐洲形勢急劇變化。蘇、日兩方亦在8月底後加緊外交談判。蘇軍雖然在遠東取得戰役的戰略勝利，但無意擴大戰果。雙方於9月16日在莫斯科簽署了有關諾門罕戰役的停戰協議，事件最後以日本退讓，承認現存邊界結束衝突。1940年6月9日蘇、日兩方正式締結協議。最後導致1941年4月13日所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

傷亡

日軍參戰兵力前後相加超過58,000人，實際參戰的只有以23師團為核心的25,000餘人，其餘的部隊都是戰爭末期的8月29日以後才調來的，這些部隊實際並未怎麼打過仗。關東軍第6軍的軍醫部提交給軍隊高層的報告（並不向公眾發表，日本的官方報導說是大勝因此完全不會報導陣亡8,000人）表明了日軍的陣亡人數為7,696人、負傷人數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數為1,021人。1966年10月12日在日本的靖國神社舉行了一場「諾門罕事件戰沒者慰靈祭」的活動，朝日新聞報導中稱戰死人數為18,000人。日本歷史學家五味川純平在他1975年發表的著作《諾門罕》中有這樣的評論：「對熱衷於打了敗仗就又遮又蓋企圖掩人耳目的軍政當局來說，有必要把數字過小發表，但是對靖國神社來說，卻完全有必要把數字過大發表。」然而這篇報導只是一則不超過30字的未署名的簡訊，並非靖國神社的獨自公布數字，仍然很值得懷疑是否是記者把傷亡18,000弄成了死亡（靖國神社戰後從未進行過排除日本官方數字的獨自傷亡調查）。
蘇軍投入約57,000名步兵、500輛坦克及350輛裝甲車；蘇聯官方統計人員損失為近4,000人陣亡。但據1991年蘇聯解體後解密的檔案顯示，蘇軍真正死亡人數約為8,000人、超過1,000人失蹤，另外16,000人受傷。蘇軍損失最重的第11坦克旅在7月23日－8月28日間得到了BT-7供應155輛補充，8月20日再投入BT-5和BT-7共計154輛，至8月30日止只剩下38輛可以使用，損毀271輛，一共死傷349名士兵。很多人錯誤地認為諾門罕戰役中蘇軍的坦克比日軍強大出一個數量級甚至還有T-28坦克或T-34坦克，實際參戰的蘇軍坦克均是BT坦克和T-26坦克，裝甲也十分輕薄，89式中戰車、T-26、BT-7的裝甲最厚處分別是17MM，15MM和20MM，雙方撇開冶金技術不談，基本上厚度一樣，而且它們用的汽油機生存力也不如89式的柴油機。戰役中出現的最大的坦克是日本97式坦克，但是由於數量甚至不過10輛，對戰況並沒有太大幫助。同樣地蘇軍損失的坦克裝甲與松本草平的說法不同，只有極少數被燃燒瓶和坦克擊毀，而絕大多數毀於日軍反坦克步槍和戰防炮在戰鬥中日軍發現用7.7毫米穿甲彈集中大量射擊或是車載13.2機關槍射擊即能擊穿BT坦克的側面或後方裝甲，甚至95式坦克的37毫米炮都有機會擊穿蘇聯坦克的後方裝甲。此外松本草平關於蘇聯緊急進行柴油機改裝的說法也是錯的，BT-7m要到此戰後才生產。戰鬥中日軍發現有蘇軍將坦克駕駛員鎖在車裡的行為。
在空中日本雖然贏得了數量上的勝利，但是仍然遭受了飛行員的慘痛損失，諾門罕中死亡的最高階軍官為加藤敏夫中佐，最高戰績篠原弘道擊落58架。日軍97式戰鬥機與蘇軍的I-15戰鬥機以及I-16戰鬥機交戰中，在這兩次衝突中日本宣稱擊落了蘇聯1,252架飛機（蘇聯資料中被擊落的飛機僅有200架），蘇軍宣稱擊落646架日機，而日本陸軍承認損失是遭擊落與重損共157架（未歸還機與被擊落機64架，其中97式戰機51架，53名駕駛戰死）。97式戰機的良好迴轉性獲得證明並在初期與蘇軍對戰時獲得優勢，但是第二次戰爭時蘇軍的I-16所使用的一擊脫離戰術已經開始有效的剋制迴轉攻擊的效果，並帶給老練飛行員大量的傷亡，使日本陸軍開始開發重視速度及火力的重型戰鬥機，最著名成果之一即為二式單座戰鬥機，而且和日本海軍零式艦上戰鬥機的無防護相較日本陸軍也開始給戰鬥機配備防彈油箱及防彈鋼板等。蘇軍戰死的最高階飛行員為格拉斯金少校和紮巴耶夫少校。
二戰後有記者採訪朱可夫將軍，問及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刻時，他回答是哈拉哈河戰役。朱可夫對日軍的評價是下級軍官很優秀，戰鬥很狂熱，但是越往高層越爛，特別是含金湯匙出生的高級將領只能用無能形容。另外曾在GRU任職參與過該戰役的瓦西里·諾沃布拉涅茲上校在回憶中認為蘇軍的戰鬥有很多缺陷，是靠巨量的人力傷亡和兵器優勢打勝的。如蘇軍彈藥消耗達到31,000噸，相當於庫爾斯克戰役消耗量的15%。日軍方面7月攻勢中82門師屬火炮儲備了30,000發炮彈用於進攻，平均每門炮備彈366發，大致是平均每門炮30%會戰份，弱於1937年在中國戰場平均每門炮約50%會戰份彈藥的標準。
1939年9月15日雙方簽署了停火協議，並於翌日9月16日生效，日本同意尊重蒙古聲稱的邊界。朱可夫贏得了勝利，他被蘇聯獎賞為第一功臣，同時被晉升為上將軍銜。
1939年12月20日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從滿洲里接回了被俘的官兵。軍官回來後，全部被勒令自殺；士兵審查3個月後，開赴滿洲深山老林，編入日本開拓團裡，與外界隔絕。滿洲國興安軍中被俘的3名日本軍官，兩名中尉服毒自殺。有一名佐藤上尉不願自決，軍法上尉和憲兵團長在他的房間裡擺上酒席，一直勸到深夜。次日凌晨，佐藤上尉自殺，留下一封遺書。

戰後影響

諾門罕戰役是自日俄戰爭以來兩國發生的最大規模的戰爭。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他戰役，哈拉哈河戰役是一場不為經傳的戰事，但是它對二次大戰的局勢發展卻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過去在很多中國書籍中常稱日本的「北進」及「南進」爭論被諾門罕戰役影響。「北進」是日本針對蘇聯的戰略部署，而「南進」則是日本為確保東南亞石油等資源的通道,而針對美國的戰略部署。諾門罕戰役的失利，一改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對俄國形成的固有觀念，使得日本決策者不得不重新評估蘇聯軍事實力以及擱置「北進」計劃，轉而掉頭實行「南進」計劃，最終引發了太平洋戰爭。
對獲勝的蘇聯方面來說，諾門罕戰役的勝利解除了來自遠東方面的威脅。1939年9月17日，在諾門罕停火協議之後兩天，蘇聯入侵波蘭，和納粹德國瓜分了波蘭。遠東的安定也使得蘇聯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後，得以地將遠東部隊調往西線，使得蘇聯在這個戰爭中避免了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
諾門罕戰役的勝利，也使蘇聯進一步鞏固了對外蒙古的控制，並為以後的「雅爾達協議」確定外蒙古保持現狀和外蒙古的最終獨立奠定了基礎。
日蘇停戰後，成立了旨在明確邊界線的委員會，至1940年8月，完成了滿蒙邊界的界標和界柱的劃分。諾門罕地區的邊界線基本就是以蘇蒙所主張的「河東界線」劃定。二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根據1940年滿蒙締結的劃界協定，認為沒有必要重新確定邊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