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

少年時期

江澤民的祖上從徽州旌德縣或婺源（今屬江西）遷居江蘇江都縣。祖父江石溪本以行醫為生，1915年棄醫從商，後受聘於大達內河輪船公司駐揚州協理。江石溪有子女七人，江石溪的嫡長子江世俊乃江澤民的生父。
江澤民1926年8月17日出生於中華民國江蘇省淮揚道江都縣城內田家巷（今揚州）。江世俊和吳月卿育有子女五人，江澤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有大哥江澤君、二姐江澤芬、妹妹江澤南（澤蘭）和弟弟江澤寬。幼年的江澤民與家人一同居住在揚州田家巷的一座宅院內，田家巷位於當時富裕的地區——東關區內，毗鄰京杭運河。江家的住宅是一座中間帶有天井的傳統中式大院，有雕刻和書籍放在坐堂，江澤民的祖父對年幼的江澤民影響很大。江澤民7歲時，其祖父去世，江家的經濟情況轉而窘迫，遷往了較為貧窮的地區，同年江澤民進入了當地瓊花觀小學學習。
江澤民在小學期間延續了背誦古詩詞的習慣並接受了許多中國繁體字的書法練習，在其擔任領導職務後，依舊較為喜歡使用傳統的繁體字。他的小學期間，正值日本帝國對逐步加深對中華民國的入侵，西安事變時，江年紀10歲，曾撰寫文章支持張學良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發起「兵諫」的行動。1937年夏季，江澤民進入揚州中學就讀。江澤民的叔父江上青早年就是中共地下黨員、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盛子瑾部政務秘書。1939年8月29日，他在泗縣遭和盛子瑾有私仇的當地地主武裝襲擊身亡。江上青去世後之後，其兄長、即江澤民的生父江世俊將他過繼給江上青的遺孀吳月卿，當時江澤民13歲，不過對習慣家族群居的江氏而言並無太大區別。1939年年底，江澤民所在的學校重新開學複課，且日軍規定占領區的學生都必須學習日語，但由於江澤民心存牴觸，因而日語學習只能勉強及格，同時期江的其他科目和樂器等在學校成績和表現則較佳。

南京求學

1943年，江澤民從揚州中學高中二年級直接考入汪精衛政權在南京設立的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系二年級，是同級入學的最年幼的學生之一。同其他大學生一樣，江在進入大學之後也頭疼於數學和理工類科目的學習，積極參加各種社團和文藝活動等等。當時的中央大學處於汪精衛政權的統治範圍（即日軍占領區），日軍在南京經常招搖過市，這對江和他的同學都造成了思想上的影響。當時，原本在國民政府管制下已經有所遏制的吸毒問題在日本和汪精衛的統治下的南京又有抬頭的趨勢，江澤民和同學一起組織參加青年救國社，組織清毒運動，即抵制煙館的遊行示威。清毒運動獲得一定成效，汪精衛政府下令槍斃毒梟曹玉成。同年2月，日方同意取消宏濟善堂，並在汪精衛政權行政院內政部下設禁菸總局，宣布「分五年禁絕期」禁絕鴉片（1943年3月30日至1947年3月30日）。汪精衛更換內政部長陳群為梅思平，並改原戒菸總局為禁菸總局。
1945年9月，中華民國於抗日戰爭中勝利並接收原本被日軍占領的領土，9月26日，國民政府發布名為《淪陷區大學學生重考程序》的政令，不承認在汪精衛政權下的教育機構所獲得的成績，大學所修學分也無效，學生必須重新進行考試並進行思想培訓，江澤民則轉入了交通大學（滬校）（今上海交通大學）學習。

上海時期

1946年，江澤民抵達位於上海的交通大學；而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則利用這種特殊的形勢在原南京高校的學生中建立中共黨組織、宣傳革命理念；江澤民在交通大學期間多次參加中共領導的抗議國民政府的示威。1946年4月，在同學王嘉猷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在隨後參與組織遊行示威，最終逼使國民政府承認了交大滬校日占時期的學生學分。
在交大期間，江澤民師從朱物華、顧毓琇，主修發電和運輸；期間他和同學老師結成了深厚的友誼。1997年他訪問美國時，仍親自到費城拜訪恩師顧毓琇。當時的交大課程非常嚴格，課時量非常大、學分的評定也十分嚴格。1947年夏，21歲的江澤民從交大畢業。畢業後，他在上海海寧洋行（即後來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廠）找到一份電力供應工程師的工作。上海海寧洋行是一家生產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業，擁有大型的冷藏設備，江澤民和大學好友童宗海進入電力供應部工程科，從事設備維修和保養。然而好景不長，第二次國共內戰仍在進行，國軍戰事不利，為平衡資源，政府收購了海寧洋行。與此同時江澤民隱瞞了中共黨員的身份，繼續留下擔任動力科技術工程師。
1949年上海戰役前夕，江澤民與工廠工人合力保護財產免遭中國國民黨破壞。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入上海市區後，他的中共黨員身份公開，他被任命為工廠的黨代表，併兼任副工程師、工務科科長兼動力車間主任。不久，負責主管上海工業的汪道涵又提拔他升任總經理。工廠在他的管理下不斷拓寬業務，並形成了日後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廠。同時，1949年12月江澤民同王冶坪結婚。1951年、1954年，他們的長子江綿恆、次子江綿康接連出世。
1952年7月，汪道涵將25歲的江澤民調至剛剛轉交給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中國肥皂公司任副廠長，進行國有化改造。1953年，隨著汪道涵擔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機械工業部（1954年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江澤民也隨之調入第一機械工業部，擔任上海第二設計分局電器專業科長。

長春一汽時期

1954年11月，江澤民被調往新成立的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因為工作需要精通控制全廠供電系統，江澤民與其他700餘名技術人員被派往蘇聯莫斯科接受培訓。1955年，江澤民赴莫斯科史達林汽車廠實習。1956年春回國，擔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動力處科長，管理下屬兩個實驗室和一百餘名員工。同年7月15日，該廠生產的第一輛汽車「解放牌卡車」駛出裝配線；與此同時，江澤民升任動力處副處長兼動力處黨支部書記。
然而195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打亂了長春一汽的生產節奏，並直接導致1957年的反右運動，各級政府和部門、單位均奉中央之命設定了劃「右派分子」的數量指標。儘管江澤民最初對該政策採取抵制措施，但仍迫於形勢壓力參與其中，並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繼續保持消極態度。1958年，毛澤東視察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當時工廠領導為取悅毛澤東，承諾卡車的年產量超過兩倍達到四萬輛，並將成本減半。同年，為實現這一目標，製造廠設立動力分廠，由江澤民擔任廠長。由於生產壓力過大、產品質量殘次不齊，產能始終無法達到要求。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三面紅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隨後是三年困難時期，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工人也被徵召幫助農民生產。1958年底至1959年初，受中蘇交惡影響，長春一汽開始重組，七個處被合併成新的動力分廠，由江澤民擔任廠長，負責所有分廠的動力需求。
1960年，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命令撤走所有在中國的蘇聯專家和顧問；長春一汽也面臨缺乏鋼材、動力、燃料和食物問題。當時中共中央決定對中國主要大型企業的動力進行改造，使用原油燃料，長春由於接近黑龍江省的大慶油田而被選為改造工程的革新試點。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周建南親自到長春一汽督戰，並給出僅限三個月的發電系統煤改油的時間表，江澤民擔任此次任務的總指揮。江澤民成功制定出了改造規劃，建造儲油罐並反覆試用動力技術，為此江澤民積勞成疾，最終成功在限定時間內完成改造任務，一汽成功用原油提供動力，而十萬長春市民也順利過冬。很多年後江澤民回憶起這事，將改造工程視為其人生的重大成就之一。他當時的業務和領導能力給周建南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化大革命時期

1962年，汪道涵調江澤民到上海任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第一副所長，併兼顧發展國際合作。江澤民因此獲得了大量出國訪問的機會，國際視野開始形成。1965年，第一機械部調他擔任新成立的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兼黨委副書記（代理黨委書記）。但他的家人無法同行，儘管每月都有假期可以團聚，江澤民夫妻仍被迫保持了長達二十年的分居生活；然而這一職務卻也幫助江澤民遠離了上海、北京等城市的政治漩渦。1967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席捲武漢，紅衛兵開始處處攻擊他，他也被拉下所長位置，被迫接受批鬥和檢討。在停職兩年後，他被送往五七幹校勞動。
1970年，江澤民離開幹校返回北京，成為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當時恰逢冷戰時期中蘇交惡，羅馬尼亞是少數繼續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出於共同擺脫蘇聯影響的願望，中國同意幫助羅馬尼亞建立十五所機械製造廠。第一機械工業部（簡稱「一機部」）因此派江澤民率領代表團出訪羅馬尼亞，研究建設工廠的可行性；此行也給江澤民帶來了強烈的衝擊。1972年，江澤民在完成羅馬尼亞任務後，再度出任一機部外事局副局長；並推動1973年3月中羅兩國最終敲定關於援建十五座工廠的協議。
1976年10月6日，就在毛澤東去世後不久，華國鋒、葉劍英迅速採取行動逮捕四人幫，並占領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社，史稱「粉碎四人幫」。然而四人幫的大本營上海仍然屯有三萬兵力及八萬件武器，並意圖與中央政府對抗。此時，中共中央派出工作組到上海恢復秩序，成員中包括50歲的江澤民。儘管壓力巨大，上海工作組大獲成功。一年後他返回北京，出任一機部外事局局長。

進入中央

1979年4月，鄧小平提議建立經濟特區，鼓勵外國投資者在特區內設廠；最初的經濟特區位於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以及福建省的廈門。國務院專門設立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家進出口委）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以貫徹對外開放政策，並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兼任兩個委員會的主任。已經恢復工作並擔任兩個委員會副主任的汪道涵向谷牧舉薦了江澤民，1980年江澤民出任兩個委員會的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成員，主管實施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試辦經濟特區的工作。江澤民帶領有關人員研究制定出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草案。1980年8月，他代表國務院向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作了關於廣東、福建兩省設置經濟特區和《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說明，該條例草案獲得會議批准，以國家法律形式宣告了經濟特區正式誕生。
1980年秋，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邀請，國家進出口委組團考察了12個國家的進出口中心和自由貿易區，江澤民任考察團團長。回國後，在江澤民主持下，考察團在呈送中央領導的報告中列出了大膽建議，包括允許地方政府授權減免稅收、轉讓土地和保留外匯，建議允許外資企業自願僱傭和解聘工人。報告中的部分建議後來被採納，江澤民的分析能力和膽略也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和讚許。
1982年3月，國務院進一步實行機構改革，將兩個委員會與其他幾個部委合併成立對外經濟貿易部；而江澤民則改任同年5月新成立的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同年9月，他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83年6月，江澤民升任電子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任內提出了電子工業發展計劃，並獲得國務院批准。該計劃旨在建立工業基地，到2000年爭取年產值比1980年增長八倍，並削減收音機和黑白電視機的產量，擴大電話和彩色電視機生產；並採取國際通行標準以取代過時的蘇聯標準。其中江澤民認為計算機和集成電路是優先發展的項目；1984年4月，長征三號火箭成功發射，將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送入太空，中國因此成為第五個能夠發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的國家。

主政上海

當時上海作為中國商業中心，自文化大革命後始終未能繁榮起來；1980年至1983年期間，上海的發展速度僅及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1985年汪道涵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任期屆滿。當時上海有輿論認為汪道涵年邁缺乏領導活力，或者埋怨上海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中共中央尋求接班人時，時任副總理的萬里向汪道涵徵求意見，汪道涵再次舉薦了江澤民。1985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芮杏文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任市委副書記。1985年7月，江澤民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
江澤民上任之初即打破常規，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宣布上海城市發展將以基礎設施建設、吸引外資與擴大出口、及加強科技與培訓三者為支柱。他首先增加糧食儲備並與其他省市談判糧食供給（後被菜籃子工程取代）；其次改善交通運輸，新建上海火車站、擴建國際機場並修建客運碼頭，這些行動為以後的浦東新區奠定了基礎。
不久，他推出了《上海總體規劃》，聚焦於三個地區：黃浦江以東的廣大浦東地區在內的市中心區域；上海附近的七個衛星城，以及其他眾多城鎮村落。市中心將以高速鐵路、高速公路與外圍地區相互連通；同時由環形公路將衛星城鎮連接。市中心地區的工業逐步向外遷移，各縣鎮著手自身企業，並以蔬菜蛋禽加工廠為主。為建立如此龐大的措施，江澤民向海外投資者尋求投資合作，並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32億美元，其中14億美元分別用於地鐵、橋樑和基礎建設；此外他發行公債以募集資本。1986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這一規劃，並宣布將上海建設成為亞洲最大的工業和貿易中心。
1986年，江澤民以市長身份接待了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和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奈克。作為中國的經濟中心的市長，江澤民主持過數百次接待工作，此事也幫助他成為一個謀求建立密切關係的高手。此外，鄧小平每年都在上海過春節，也使得鄧小平更深地了解了江澤民的能力和風格。
1985年9月，北京的大學生開始舉行抗議活動，各地也爆發了一些群眾性運動。1986年12月，抗議活動開始蔓延至全國，史稱「八六學潮」，廣大學生紛紛就改革開放的速度過慢表示抗議，並提出了民主法治和經濟自由化等要求。學潮在上海達到高潮，十幾所上海高校的學生都走上大街遊行示威，人數最多的一個星期里，每日遊行學生達數萬人，早在1980年代初就已被禁止的大字報（在毛澤東支持下流行於文革時期）也開始重現。大陸文獻認為這些抗議者過於激進、盲目、無知，但也承認這是「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之一」、「時代轉化的標誌」。對此，鄧小平認為這是少數人煽動的結果，因此責任在於「別有用心者」而非學生；江澤民和中共上海市委同僚在上海體育館召開了大會，要求所有黨員行動起來去將抗議活動壓制住，八千名黨組織書記參與了本活動，年底時，上海的秩序恢復正常。學潮被平息之後不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正式開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受到黨內保守派施壓，被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動請辭。
1987年11月，芮杏文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江澤民繼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1987年11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8年4月接替他上海市長職位的是朱鎔基，兩人性格迥異、卻相處融洽，這一密切關係一直持續到兩人執政整個國家。朱鎔基的強勢魄力和高效工作能力，使得江澤民從日常事務中擺脫出來，能夠更加專注於政治事務。1988年1月，他率領上海市代表團到廣東省考察，這一謙虛的求教使上海更迅速地吸取了廣東成功發展的經驗，在上海工業部門迅速推行結構轉變、權力下放，並嘗試股份制改革。
在處理上海經濟的同時，江澤民自感年近63歲。儘管傳統上退休的高級領導人可以選擇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或全國政協副主席，但他更願意擔任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教授。他與好友沈永言聯繫，準備一系列《當前電力節約與能源開發趨勢》的講座，而正忙於為離開政界的生活而規劃時，發生在北京的八九學運把他再次推進政治漩渦中心。

六四事件時期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病逝；次日北京大學的學生開始沖入天安門廣場，打出條幅旗幟要求結束腐敗、加強民主和新聞自由。很快，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也開始遊行示威，上海市政府立即警告並控制運動防止失控。與此同時，上海由欽本立主編的《世界經濟導報》開始報導遊行示威，並計劃刊出專版批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違背民意。江澤民指示負責宣傳的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和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進行調查，並邀請導報名譽主編汪道涵說服欽本立刪減內容。然而導報仍將未經修改的期刊面世，結果引起了江澤民的震怒。中共上海市委解除了欽本立職位、並停刊導報，這一果斷行動贏得黨內元老的正面評價。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對胡耀邦的悼念逐漸演變為全國性示威，4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四二六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江澤民召開萬名黨員大會，要求學習四二六社論。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北京當局接收到各方的三十六份報告，普遍認為定性過高。5月2日，上海學生為抗議《世界經濟導報》受到當局整肅而遊行，5月7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王丹召開民主沙龍，號召繼續罷課，聲援準備到中國記協對整肅《世界經濟導報》一事舉行抗議的記者。此後一周，學生圍繞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問題與政府陷入僵持，隨後出現絕食運動。與此同時，剛從朝鮮返回國內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對上海市委的行動表示不滿；而5月3日，數千名上海市民和學生參加遊行示威，要求中共上海市委罷免江澤民的書記職位，並恢復導報。在中共黨內，矛盾也逐漸升級。在連續時間的發酵下，上海市的示威群眾達到了10萬餘，而在上海市政府台階上絕食的學生一度超過450名。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從朝鮮回國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部分與會人員對江澤民提出批評，認為江澤民的做法使事態擴大。5月10日，江澤民向趙紫陽談緩解矛盾的想法並取得了趙紫陽的認同。但為免外界認為上海是在中央的壓力下才這樣做，趙表示由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做干預。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說「解鈴還需系鈴人」，於是江澤民返回上海解決導報問題。5月16日下午，江澤民召開上海部分知識分子座談會，江澤民在座談會上甚至對自己開罵。同日，趙紫陽在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時，向其透露鄧小平是真正的掌舵人後，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產生嫌隙。1989年5月23日，所有省份的最高領導到北京參加會議，會後國家主席楊尚昆要求江澤民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留在上海，以使戒嚴令無法扭轉。鄧小平後來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並讚揚了他的處理。江澤民隨後在機場接應了萬里並立即遞過「鄧的親筆信」。江澤民交底，如萬里不答應，萬里將被留在上海。於是，5月27日萬里公開聲明同意中央頒布的戒嚴令。
江澤民在六四事件的處理使他得以進入中央層：學運期間，北京以暴力手段和平民的傷亡收場，而上海的處理結果相對更溫和、更不暴力；他對導報的壓制也很果斷。中共元老們（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薄一波）對江澤民很讚賞，並表決以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擔任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經李先念提名，陳雲推薦，得到鄧小平同意，江澤民成為新的接班人，這是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的一種妥協。趙紫陽則因招致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元老的不滿，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他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15年，於2005年逝世。趙紫陽下台後，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聲稱江澤民對他「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干預」這一處理方法並不滿意，並把此事作為趙支持學潮的罪狀之一。

擔任總書記

1989年5月，江澤民接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緊急通知，要求立即乘坐專機趕往北京。抵達北京南苑機場後，他被帶往鄧小平的西山別墅；鄧小平當面提出由江澤民出任新的總書記。這事令江澤民倍感壓力，他在很多年後回憶此時為「高處不勝寒」；他懷疑自己很難在北京立足，而他沒有「小團體」的特點也成為中共元老們看重的優勢；江澤民的政治能力、外交經驗和專業技術，也為他能夠勝任總書記一職加分。他隨後返回上海，但在5月29日再次被緊急調入北京。
六四事件平息後，6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總理李鵬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全會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並對他繼續進行審查。同時，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其中包括增選江澤民、李瑞環、宋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並且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在會上講到，要堅持改革開放，「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由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以總書記江澤民為領導核心的黨中央集體執政。1989年7月，已擔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卸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職務，隨後由副書記兼市長朱鎔基接任。
然而這一任命對江澤民的家人而言並非是件輕鬆快樂的事情。主流西方媒體並不看好江澤民的繼任，並列舉毛澤東、鄧小平的歷任接班人結局均不佳（劉少奇、林彪、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他們認為這可能是一個臨時性的繼任政府。江澤民還需面臨六四事件後停滯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混合所有制經濟再度被打亂，外國投資幾近乾涸。而個人方面，他的家人和朋友仍在上海，周圍的同僚在中央政府的經驗均比他豐富；在軍隊和政府高層沒有支持他的關係網，對下也沒有個人的班底。在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江澤民評價道，「我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1989年8月，江澤民前往上海視察，由同事朱鎔基、吳邦國、陳至立陪同（後來均調入中央），期間任命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曾山之子）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不久後他的秘書賈廷安擔任總書記辦公室主任。江澤民的領導努力也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與讚賞。鄧小平說：「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領導核心，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9月4日，鄧小平提出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1月9日，鄧小平正式同意辭職。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0年3月江澤民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不過鄧小平仍是中國的領導中樞，他安排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分別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
在外部環境上，隨著和平演變的推進，新的江澤民政權仍然面臨著國際共產主義政權的多米諾骨牌式崩潰。1989年的東歐劇變也對中共政權產生了巨大影響。1990年3月，江澤民選擇朝鮮作為首次以總書記身份出國訪問的對象；與此同時，他保持著和學術界、新聞界的聯繫；這些措施逐漸形成江澤民在任初期「穩定壓倒一切」的策略。1991年初，江澤民率團訪問蘇聯，但未能達成出售飛機和軍事技術的協議。8月，蘇聯發生政變（八一九事件），蘇共中央總書記兼蘇聯總統戈巴契夫被囚禁，隨後葉爾欽平息了政變，但蘇聯已無回生之機。蘇東劇變深深震撼著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將蘇聯失敗的原因歸結為蘇聯沒有處理好複雜的多民族之間關係。並認為蘇聯將重心過於放置在政治改革而非經濟上。因此中共中央認為，只有經濟繁榮才能保住中共的執政地位。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並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以對抗在中共黨內升溫的保守主義，並促使中共中央及各級政府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加快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同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到12.8%，遠高於此前估計的6%；而從1992年起，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始終高居世界首位。

連任兩屆總書記

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經在珠海召開了高級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劉華清和軍委秘書長楊白冰，繞過軍委主席江澤民。會上鄧小平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願意擁護一個新的領導人。 2月24日《人民日報》做出響應報導，迫使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公開支持已無任何黨職和公職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而中共中央政治局當年3月初發布相關的正式決定，使中共再次確立改革開放方向。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定「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並明確指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凋黨必須把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江澤民還提出在2000年之前經濟每年增長8%-9%；而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火炬計劃也得以加速進行。此次黨代會形成了更年輕的、具有改革頭腦的政治局常委會，包括了新晉的副總理朱鎔基和書記處書記胡錦濤；並且不再設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這些措施都加強了江澤民的決定權和領導靈活性。江澤民也在所有方面加強他的權力，他成為黨內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和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由此他可以直接負責決策。此外，他以前的同事、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以及外交部長錢其琛進入了政治局；丁關根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江澤民以2909票的支持接替楊尚昆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同年3月，他提升曾慶紅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成為總書記的首席幕僚；7月，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被全國人大任命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負責當時嚴重的通貨膨脹。而此前海峽兩岸政府分別授權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汪道涵任會長）、海峽交流基金會（辜振甫任會長）在九二香港會談的基礎上進行了汪辜會談、並達成九二共識，促成海峽兩岸溝通交流，這一主張也長期影響著海峽兩岸政治關係，台灣問題也是江澤民時期中美關係的最大癥結。同年11月17日，江澤民訪問美國，與新任美國總統柯林頓會談，儘管雙方的首次見面非常拘謹且無多少成效，但也客觀上促使了雙方的互通。1994年9月，他訪問俄羅斯、烏克蘭、法國，確定中國與俄羅斯建立「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並在軍事合作和邊界劃界問題上簽署了一系列協議。
1995年，隨著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自殺案爆發，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也因受賄案被撤職；江澤民也藉此案對政務系統的貪腐案件進行清查。同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江澤民領導的中共中央表現出強硬姿態，推進軍事演習，並導致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經過短暫的關係緩和期及第二次汪辜會談後，1999年李登輝又提出兩國論並再度引發兩岸關係緊張。
1997年2月，隨著鄧小平去世，江澤民對中國大陸黨和國家的政治有更好的控制和領導力，鄧小平去世後不久，江澤民於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治國理念，並直白地批判了「左」的危害，陳述了堅持與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之後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批「左」和深化市場經濟的思潮。同年9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江澤民在大會上重審三個有利於的理論，並強調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會正式將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從此，中國的各派勢力都很難再從根本上挑戰「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這一政策。在具體改革中，他強調要將中國國有企業重組為股份制公司，並重視資本與現代金融市場手段；而在黨內政治改革中，首次在中共中央委員選舉中採取無記名投票。
1998年3月，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按照1997年秋的中共十五大決定，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而年輕的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成為最強有力的候選接班人。新一屆政府和中央政治局使得江澤民的改革措施有了更新更強的變革，朱鎔基主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精簡機構、優化職能，並裁撤了11個部委以及近50萬的地方公務員，並成功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中國水災。
1998年7月22日，江澤民在解放軍四總部在北京聯合召開的反走私大會上宣布，「中央決定，軍隊和武警部隊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要認真進行清理，今後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中央同時決定，地方各政法部門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也要認真進行清理，今後也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1998年12月15日，軍隊和武警部隊所辦的經營性企業全數完成脫鉤，軍隊和武警部隊正式退出商業領域。與此同時，兩院三部（法院、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國家安全部）所辦企業脫鉤工作也進入最後階段。
1999年4月25日，超過一萬名法輪功學員突然聚集在北京中南海外的府右街和西安門大街上訪，要求結束中國公安機關對法輪功學員正在增強的騷擾，並釋放天津被捕的學員。此事令江澤民感到震怒，並懷疑有外部勢力暗中施加影響。儘管事情很快得到了緩解，法輪功迅速被取締。
但另兩件事情爆發：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科索沃戰爭中轟炸了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首都貝爾格勒的中國大使館（五八事件），以及美國國會指控中國政府竊取美國核機密（李文和案）。五八事件引起了中國反美示威活動，民眾指責江澤民對美國過於軟弱。然而在中美雙方領導人的主動溝通下，中國和美國仍然加速了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同年11月，神舟一號發射成功，標誌著江澤民於1992年批准的中國載人航天計劃獲得成功。同年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治理腐敗活動，包括涉及數百名官員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胡長清案，胡長清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因貪腐罪名而被法院判處死刑的副省級高官。
2000年，江澤民開始將中國改革的重點放在中國的中西部，並因此產生了西部大開發決策，產生了西電東送、南水北調、西氣東輸和青藏鐵路四大項目，以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2001年，中國成功獲得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並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江澤民主動向美國總統小布希致電慰問，中國的主動示好促使美國在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後修復中美關係。

退出政壇

2002年，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江澤民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最高權力位置上退下，其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由胡錦濤接任。他在黨內長期討論的三個代表理論，也在中共十六大上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至2003年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而江澤民則留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前，江澤民請求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並由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005年3月8日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決定接受江澤民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隨後由胡錦濤接任。至此，江澤民退出中國政治的核心舞台，此後直至2007年，江澤民仍然擔任了若干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和中共十七大主席團主要成員，參與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人大會議。
退休後的江澤民大部分時間住在上海，其公寓在上海交通大學附近。2006年8月10日，《江澤民文選》（一至三卷）出版。2008年3月，江澤民在其母校上海交通大學2008年第3期《上海交通大學學報》上發表學術論文《對中國能源問題的思考》；同年10月，又在同一刊物2008年第10期上發表了題為《新時期我國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的論文。
2009年4月23日，江澤民到杭州他曾工作過的中國聯合工程公司（原機械工業部第二設計研究院）視察，在和該單位幹部職工座談時，對自己擔任中央領導期間的工作作了很簡單的總結：「到了北京我幹了這十幾年也沒有什麼別的，大概三件事。一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二個，把鄧小平理論列入黨章。第三個，就是『三個代表』。如果說還有一點成績，就是軍隊一律不得經商，這個對軍隊的命運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我後來又幹了一年零八個月，等於我在部隊幹了15年軍委主席。還有98年的抗洪也是很大的。但是這些都是次要的，我主要的就是三件事情。」
重大集會場合如汶川地震追悼，2008年北京奧運會，國慶六十周年大會，玉樹地震追悼等等，江澤民與胡錦濤等領導人仍然同時出現，官方播報的排序僅次於總書記胡錦濤。2013年1月，江澤民向中共中央請求更改禮賓次序，將自己與退休老同志排在一起。201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江澤民與其他在任的九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同出席。2014年9月29日，江澤民與習近平、李克強等七名現任政治局常委一同出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音樂會。2014年9月30日晚，出席國慶65周年招待會。2015年4月10日，江澤民夫婦回到老家揚州，參觀了瘦西湖，後網友在微博上傳了照片。每年4月清明節期間，江澤民都要回鄉祭祖。2015年9月3日，江澤民受邀出席在北京舉辦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2017年5月，江澤民視察了上海科技大學。2017年10月18日，作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常務委員會委員，出席開幕式和閉幕式。2019年7月29日，到八寶山革命公墓為李鵬送別。10月1日，出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
另一方面，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習近平出任總書記後，「膜蛤」開始在中國網際網路上興起，部分網民趨向於懷念江澤民，並模仿江澤民的言行方式，衍生出了各種流行文化。因此有政治立場深綠的媒體認為這是由於部分中國民眾認為江澤民時代有很多優點，他們懷念和肯定江執政時期中國大陸的經濟繁榮和相對寬鬆自由的輿論環境。

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

在世界政治經濟穩定的大背景下，江澤民堅持並豐富了市場經濟體制再加上精通經濟的朱鎔基總理的努力，江澤民執政時期中國基本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政治穩定和國家開放，中國民眾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在此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期接管了香港和澳門的主權，並獲得了2008年在北京的夏季奧運會、2010年在上海的世界博覽會主辦權。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促使中國吸引大量外資進入，保證了中國經濟的繁榮及高速發展；而成為世界工廠後的中國，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貧富擴大和環境污染等問題。

外交政策

江澤民時期的中國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中美關係及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

中美外交關係

中美關係的核心點集中在台灣問題、兩國人權問題、霸權主義與多極化的國際格局主張。隨著9·11恐怖襲擊及小布希政權建立，反恐行動也成為中美外交的核心之一。
1993年7月23日起，美國聲稱握有確鑿證據，指責「銀河號」貨輪載有可以製造化學武器的硫二甘醇和亞硫醯氯運往伊朗的阿巴斯港。美國8月3日在與中國外交部的又一次交涉中，要求中國政府命令「銀河」輪返回出發地；或由美國人登船檢查貨物；或者索性停留在某個地點，聽候發落。美國還向該貨輪計劃停靠的港口所在國要求阻止該貨輪按計劃進港卸貨。其間美國派出軍艦、飛機對銀河號跟蹤監視，並要求銀河號返航。「銀河號」在印度洋的國際公海海域上被美軍軍艦截停並扣留長達三周之久。在美國的壓力下，中國態度軟化並最終讓步，同意在第三方的參與下進行檢查。8月28日，沙特和美國的聯合調查人員對停靠在達曼港附近的朱科勒海軍基地的銀河號進行檢查。9月4日，「銀河號」貨輪上第628個，也是最後一個貨箱被檢查完畢，沒有發現任何化學武器，三方簽訂檢查報告。「銀河號」被迫中止正常航運長達33天。

1996年3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前夕舉行軍事演習，被解讀為試圖干預該場總統選舉。選舉期間美國出動了兩個航空母艦艦群到台灣海峽。在台海危機解除後，兩國關係也開始逐漸好轉，高層交流增加，雙邊會談取得進展，雙方在人權、核不擴散以及貿易領域進行雙邊談判。1997年江澤民訪問美國，是六四事件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首次訪問美國。該次訪問中，雙方簽署了關於貫徹1985年和平利用核能源合作有關協議等多份協議。1998年6月柯林頓總統回訪中國。
1999年5月美國轟炸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引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眾遊行示威，此事直到年底兩國就賠償傷亡家屬及財物達成協議而恢復關係。2001年4月中國一架殲-8II戰鬥機監視美國EP-3E偵察機對中國的偵察活動，兩架飛機在南中國海區域相撞，美方偵察機迫降於中國海南省，中方戰鬥機撞毀，飛行員跳傘後失蹤（後經確認喪生）。經過磋商後美國總統布希寫信慰問江澤民，即「兩個表示遺憾的信件」。美方人員在被拘留11天後返國；兩國關係也隨著此次事件的降溫以及此後的一系列事件而重新恢復。
9·11恐怖襲擊後中美關係從本質上發生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開強烈支持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支持安理會第1373號決議，支持美國等聯軍對阿富汗的軍事打擊，並在塔利班政權垮台後向阿富汗提供了1.5億美元的人道救助。9·11之後中美開展了反恐方面的雙邊對話。之後美國不再將中國看作是最大的潛在威脅，轉而注重中東局勢以及恐怖主義威脅，美國認識到東亞局勢必須保持穩定。

海峽兩岸關係

1990年6月11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開幕式上就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的演說發表了看法，他重申：只要雙方坐下來，真正本著「一個中國」的原則，而不是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國兩府」，一切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商量。此時，兩岸關係趨於緩和，也對後來達成的九二共識和汪辜會談的舉行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1990年11月21日，台灣方面成立了得到台灣官方授權的與大陸聯繫與協商的民間性中介機構──海峽交流基金會，出面處理官方不便與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隨後大陸方面的對等機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也於1991年12月16日成立，並授權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會交往和事務性商談的基礎。1992年10月28日—10月30日，兩會在香港商談，進行初步討論，最終在11月16日達成「九二共識」。1993年4月27日—4月29日，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和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了「辜汪會談」。這對推動兩岸事務性商談、加速兩岸經貿合作和各項交流，產生了深遠影響。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提出「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點主張」（簡稱「江八點」）。
然而江澤民執政時期的台灣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美關係、美台關係所影響。1995年李登輝康乃爾之行中，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歐林講座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公開演說，被中國大陸方面認為鼓吹兩國論，而使此前友善的海峽兩岸關係急轉直下、漸行漸遠，並直接導致了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之後於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李登輝再次當選。

軍事及國防建設

江澤民在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後，面臨了數次危機，軍方高層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曾一度架空江澤民，後通過爭取鄧小平支持後，逐漸獲得軍權（即楊家將事件）。在1995年－1996年台灣海峽飛彈危機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遭遇了巨大的威脅，兩艘美國航空母艦開進海峽附近巡航。這件事令江澤民痛定思痛，開始大規模建設國防、購買俄羅斯海軍及空軍武器，扭轉了鄧小平時代的軍隊經商、士氣低落、軍工接近崩潰的局面。大陸的軍事愛好者和民族主義者對1996年以後江澤民在解放軍建設方面的貢獻表示讚許。但由於江澤民執政時期腐敗問題在全國範圍內的蔓延，軍隊腐敗也日趨嚴重，軍隊中買官賣官的現象仍有所增多，並持續延至他嫡系徐才厚、郭伯雄的腐敗案。
江在任內曾下令嚴厲查處中國人民解放軍遭到間諜泄密的問題，先後查處了數起重大的間諜泄密案，其中以劉廣智和劉連昆案最為著名，其中劉廣智案被稱為「建國以來最大的間諜案」，其泄露的解放軍機密在會影響到兩岸在台海上空的制空爭奪，會對解放軍的戰鬥力造成不良後果，而劉連昆案則直接牽涉到泄露了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和台灣海峽飛彈危機中解放軍軍事演習的情況。2004年5月，江澤民在會見空軍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代表時強調：「要團結廣大官兵積極投身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偉大實踐，為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人民空軍，為維護國家空防安全和祖國統一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科技教育

江澤民的理工技術出身，促使他在執政時期注重科教發展。1989年12月，江澤民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指出科技進步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影響，並堅持將科學技術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1992年10月，他在中共中央十四大上提出「確立科學和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並在1996年形成科教興國戰略。之後數年，國務院分別啟動知識創新工程、技術創新工程、211工程等。

三個代表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觀點被寫進《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前還有毛澤東和鄧小平享有此殊榮。三個代表被認為是推動中國共產黨轉型的主要理論基礎。江澤民本人在著作中表述的「三個代表」的內容是：「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個代表可以被看作是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黨員的要求，並在2004年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評價

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對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介紹江澤民的情況，說：「江澤民同志這四個多月的中央工作很紮實，而且這個人比較民主。」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其所撰寫的書籍：《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中記述其自認為江澤民在基層工作經驗、地方工作經驗和性情涵養這三方面優於自己。然而，前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卻認為他是個政治騙子、投機分子。
有評論指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幾代領導人中的思想是最開放的。比起毛澤東的「大躍進式的胡幹、瞎幹社會主義」和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社會主義」在國家發展的「路徑」的探索上，確有許多先進性可言；但也有部分書籍認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在理論上是「空的」、「吹大的」、「假的」，他本人被批為「假、大、空」。
另一方面，相對於江澤民退休後中國經濟和社會所出現的各種混亂局面，江澤民時代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而有序，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江澤民提拔了許多人，諸如黃菊、陳良宇、韓正、孟建柱等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正面社會認可，而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則屬於批評居多。
曾在中國經商的美國商人庫恩在其撰寫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中稱江澤民主政中國期間，中國經濟得到較大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較大的提高，貧困和文盲的比例在其任內也大幅降低，且在國際事務中，中國也受到了尊重，中國人在國際上的自信心也得到了提高。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進程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與美國達成關於中國入世的雙邊貿易協定，該項協定被認為是江澤民「大國戰略」的成功。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為對外宣傳需要，與美國銀行家庫恩謀劃以非官方名義寫作並推出《江澤民傳》。國新辦認為，由於在中國大陸境外出現了很多五花八門的「江澤民傳」，而內容真實性不足，因此決定讓美國企業家根據真實素材編撰一本可靠的江澤民傳記——《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
2011年出版的書籍《江澤民在上海1985—1989》中概括：「江澤民任上海主要領導的４年在上海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具有轉折意義。在此期間，上海的困境得到一定突破，上海的建設取得實質性發展，浦東開發開放處於籌備階段，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建設等也取得了進步。」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曾在其回憶錄里評價江澤民：「與他相處越久越對他有好感」。江澤民還被認為是中國領導人中較為多才多藝的一個，其通曉英語、日語、法語、俄語和羅馬尼亞語等多門外語，另外江澤民在笛子、書法等領域也頗具才藝。
自由媒體人高瑜評價：論「改革意識」，江澤民優於胡錦濤，所謂「江是保守派，胡溫是改革派」的說法是錯的。有部分中國學者和知識分子認為：相比胡錦濤，江澤民更放寬媒體和言論自由。
旅美學者何清漣認為，在意識形態及公共領域控制方面，江澤民執政時期比鄧小平時代更為嚴厲。與此同時，江澤民當局不斷加強對網際網路的監控管理，投入巨額資金建立「世界上最巨大的防火牆」——防火長城，屏蔽掉國際上大批網站。
1999年江澤民鎮壓法輪功，從而成為法輪功組織的死敵。海外的法輪功成員多次舉行示威聲討江澤民，要求全球公審江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