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尔图莫斯科学派

文化符號學

文化符號學是由塔爾圖莫斯科學派在一般符號學領域建立的研究，主要圍繞文化自身、文本、模擬系統、語言、符號域等方面。1973年，洛特曼、伊萬諾夫、皮亞蒂戈爾斯基、托波羅夫、烏斯賓斯基共同發表了一文本化符號學研究論集，作為文化符號學奠基的宣言書，文化符號學正式誕生，其中主要的代表學者就是尤里·洛特曼。對洛特曼來說，符號學是一門科學，互相交流以及信息和結構的重新加工作為基文本化事實，是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實質。因此文化符號學的目的是研究文化中流通的符號系統之間的功能性關係。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理論來源融合了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俄羅斯形式主義、布拉格語言學派理論以及其他獨立文化理論，同時丟棄了俄羅斯形式主義和布拉格中的不合理成分，致力於發展多維度的文學分析。其中洛特曼與烏斯賓斯基對不同的語言進行分類，把語言分成第一性與第二性語言，提出了第二語言模擬交際系統。前者包括自然語言（如英、俄、法語等）、科學語言（如數學、化學語言等）；後者則是指建立在自然語言基礎之上的模擬交際系統。
洛特曼認為藝術就是第二性語言，藝術文本就是由這種語言構成的。結合了結構主義與符號學方法促進對不同語言與文化更有創造性的理解，把藝術也看成是像語言一樣的交際工具。藝術在作者（信息發出者）與讀者或欣賞者（信息接受者）之間充當信息傳遞者的作用，實現著他們之間的聯繫。藝術文本自然就是藝術信息的荷載者，它接收著創作者發出的信息，同時又向接受者提供著信息。洛特曼認為，藝術信息意義的決定性因素是藝術文本的結構，就如同人的思維主要取決於人的大腦的物質構造一樣。一般說來，藝術信息越複雜，傳遞它的藝術文本結構也就越複雜。藝術文本結構所轉達的藝術信息，要遠遠大於原初的語言結構所傳遞的信息量。洛特曼、烏斯賓斯基等理論家不像皮爾士等大多數西方符號學家那樣，把注意力放在單獨的符號上，去分析符號對意義、對接受者的關係，而是集中探討作為傳達內容的機制的語言，以及這種機制所利用的某種基本的符號系統。根據索緒爾的觀點，語言可以被理解為文本的生存器。文本的整體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具有獨立內容的符號。當文本的意義取決於構成該意義的符號意義和語言規則時，文本可以視為是基本符號的連續。由此，塔爾圖莫斯科符號學派的理論家們從結構語言學的角度，去尋找和描述各種可能存在的「第二模擬系統」，也就是非自然語言的符號語言系統，第二語言交際系統可以認為是一個元語言的或者元符號的系統。比如，伊凡諾夫和托波羅夫的神話符號體系，扎利茲尼亞克所描述的道路信號的符號語言體系，伊凡諾夫和洛特曼所探討的電影符號學體系，等等。烏斯賓斯基一方面研究了宗教符號學體系，具體地說，也就是描繪聖畫的符號體系和用牌占卜的語言符號體系；另一方面又和洛特曼一起研究了文學語言符號體系。可以見出，塔爾圖莫斯科符號學派的理論家們在用語言學的眼光來分析問題時，又在擺脫純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烏斯賓斯基等莫斯科符號學派的理論家們把文藝學問題置於文化體系中來加以研究。他們認為，文藝學領域的研究中心就是對文學文本與文化關係的研究。因此他們特別注重對文本發生功能的條件的探討。他們的研究影響到塔爾圖符號學派，使得塔爾圖符號學派的文藝理論家們也特別重視研究作為文學文本發生器的文學語言，並且對文學文本形成的機製作細緻的分析。洛特曼進一步指出，藝術符號學的基本任務就在於闡明藝術文本的結構機制及其與各種其他的意義結構之間的關係。具體地說，就是要探討藝術語言的結構，藝術文本的意義構成，藝術語言與藝術文本之間的關係，藝術語言和藝術文本與非藝術語言和非藝術文本的語言學類似範疇的共同性和差異性。他反對把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截然分開的批評方法。因為作品的思想內容是通過一定的藝術結構表現出來的，是不可能與這一結構相脫離的。思想與結構的關係其實就如同生命與生命機體的關係，是無法分離開來的。在洛特曼看來，正確的批評方法應該是思想內容與藝術結構的有機統一。藝術文本的結構本身就含有意義，藝術形式的所有成分都是意義成分。藝術結構或藝術形式的改變，會給讀者帶來不同的意義。烏斯賓斯基等人在從語言學的視角來構建文化符號學的同時，又從文化符號學的角度來考察文學語言和其他文藝學問題。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研究是獨具特色的，對文學批評理論的研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符號域

1984年，尤里洛特曼發表了一篇名為On the Semiosphere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洛特曼提出了一個符號域的概念，符號域也成為後來文化符號學的一個核心理論。
符號域是一個符號存在和運作的空間，超出這個符號域，符號活動不能存在，語言也不起作用，符號域優於任何單個的文本或者單獨的語言。符號域中所有的元素都是動態的，不停地改變著相互之間的關係，進而影響到文化空間的格局。同一民族的各種文化符號和文化文本存在和活動的空間，構成一個民族文化的符號域。
同時，洛特曼認為符號域有著不勻質性、不對稱性和界限性的基本特徵。其中不勻質性是符號域最本質的特徵。
不勻質性是指充斥於其中的語言性質有差異，這是由語言的多相性和多相功能性決定的。
符號域的不勻質性決定了它構造上的不對稱性。最發達、最有組織性、最強勢的語言構成符號域的「中心」，結構不夠發達、沒有組織或組織性不強的語言則構成符號域的「邊緣」。符號域的核心結構占據主導地位，通過自我描述完成自我建構的過程。隨著符號域「中心」自我描述過程的完成，該文化類型描述的元語言系統也隨之形成。這一元語言系統不僅用以描述自身，而且也被用來描述符號域的「邊緣」部分。這樣，「邊緣」部分的某些文化會被認為是「不符合規範的」、「不正確的」以及「不存在的」。一旦符號域獲得了嚴格的組織性，形成確定性和系統性，其「中心」也就失去了多樣性、靈活性和動態性，成為阻礙符號域發展的因素而退居「邊緣」位置，原來處於「邊緣」地帶的文化及語言則隨著符號域各組成因素關係的改變而上升到「中心」位置。正是這種周而復始的動態交替成為符號域發展的動力。「符號域」概念是洛特曼研究文化語言的構成、文化中各個符號系統的運作機制的核心理論。
符號域的界限具有劃分與連接的雙重功能。符號域的邊界是不同符號域彼此相連的地帶，既將不同符號域分開，又將它們聯結在一起，仿佛是一個雙向的篩子，信息在邊界進行交換。邊界可防止外部因素向符號域內部滲透，也可在外部因素向符號域滲透時對其進行適當的變形、加工。任何文化模式都有內在界限，這些界限中有一個是主要的，它把該文化模式劃分成內、外兩個空間。內空間意味著「我們的」、「自己的」、「有序的」，與這個空間相對的外空間則是「他們的」、「別人的」、「混亂的」等。任何一種文化都始於這種劃分，這種劃分具有普遍性，帶有國家的、社會的、民族的和宗教的性質。
符號域也有共時性與歷時性兩個方面。

塔爾圖莫斯科學派在中國

符號學這個稱呼在國內最初由趙元任先生提出的，但後來由於戰爭等原因並沒有得到重視，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內開始出現一批學者討論符號學的文章，如胡壯麟《語用學》、岑麒祥《瑞士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和他的名著〈普通語言學教程〉》、徐志明《索緒爾的語言理論》、徐思益《論索緒爾的語言哲學》等。在八十年代興起的結構主義使得更多中國學者認識到符號學，同時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觀點也進入中國，但是在發展過程中卻造成了符號學從屬於結構主義的錯誤印象，並把符號學當成是文學理論批評的理論，所以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偏差。同時因為國內對符號學的研究過於寬泛，專業刊物的缺少以及學校科系設置不明確等問題，導致符號學在中國的發展雖然話題度很高，但深度有限，對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了解也不夠全面。不過因為近年來中國學者及一些出版社致力於符號學書籍的出版，其中有關於塔爾圖莫斯科學派的書籍也被大量翻譯，所以塔爾圖莫斯科學派在中國的發展未來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