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樹

早年生涯

李福樹祖籍廣東鶴山，1912年5月30日生於香港，是香港望族李佩材家族成員，其祖父李佩材是本地殷商，19世紀透過從事白米進口、船運和地產等業務致富。李福樹是父親李冠春和元配源佩英所出，是家中長子，惟源配英誕下李福樹後不久染上肺炎，到廣州治病無效逝世，遺下尚未滿月的李福樹，後來李冠春再娶譚黛卿為繼室。李冠春為香港實業家和銀行家，擁有從事船運業務的和發成和白米業務的南和行等商號，其後於1918年參與創辦東亞銀行，為該行早期發展奠下基礎。李福樹作為家中長子，有四名弟弟和七名姐妹，其中二弟李福棟早夭；三弟李福善是法官出身，1987年成為首位擔任香港最高法院上訴庭副庭長的華人，退休後曾於1996年表態競逐第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但旋因提名不足而被淘汰；另外他的四弟李福慶是海事工程師出身；五弟李福兆則曾任香港聯合交易所主席，後被控非法收受利益而罪成下獄。
李福樹自五歲開始便在家中由私塾老師教授經史典籍，對中文散文和詩歌方面頗有造詣，十多歲的時候更經已在本地中文報章以筆名「米蟲」發表文章，另外又寫過兩本未曾出版的小說。1923年，他以插班生身份入讀聖若瑟書院小學六年級，由原本完全不懂英文，到後來曾經連續三年取得全級第一名成績，又以書院足球隊隊員身份經常參加校際球賽。1932年12月，他從聖若瑟書院中學畢業，其後升讀香港大學修讀商科，並入住利瑪竇宿舍，至1938年1月獲文學士學位（BA）畢業。
由於父親一心希望李福樹日後能夠打理家族業務的帳目，所以李福樹從港大畢業後同年，便獲安排前赴英國當見習會計師，為期五年。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39年爆發後，歐洲局勢動盪，加上時值第二次中日戰爭，遠東時局同樣不穩，反而帶動了家族南和行經營的白米業務；結果李福樹惟有縮短見習期，於1940年從英國修咸頓港口乘搭郵輪取道加拿大返港，以便協助打理家族生意。據李福樹憶述，當時離開修咸頓港口的郵輪共有三艘，只有他乘搭的一艘僥倖沒有遭納粹德軍擊沉。

工商生涯

李福樹返港後翌年，日軍緊隨太平洋戰爭在1941年12月爆發入侵香港，香港保衛戰一觸即發，並以同年12月25日香港無條件投降作結，標誌著香港淪陷和進入為期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日治期間，三弟李福善於1942年轉入中國大陸從事抗日工作，年紀尚少的四弟和五弟其後被送往澳門避難，因此只留下李福樹協助父親李冠春打理家族業務。然而，李冠春的白米等業務在戰時停滯不前，其船運業務也因為船隻散失而陷於停頓；有一次，李冠春與李福樹父子返回公司的時候，更遭賊匪上門打劫，差點喪命。1944年9月，李福樹陪同父親和家人索性乘船前往澳門避難，並與早在當地的弟妹會合，直到1945年8月二戰結束和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始返回香港。
李福樹於1945年回港後，獲安排於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恢復實習，兩年多後他於1948年正式取得英格蘭及威爾斯會計師公會會員資歷，成為香港首名華人特許會計師。同年，他離開畢馬威，創辦李福樹會計師事務所，翌年獲港府認可為獲授權核數師，後來更獲選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FCA）。李福樹擔任會計師事務所東主多年，直到1976年邀請外甥林東仁加入成為合夥人，翌年進一步退任合夥人，但改任事務所顧問，直到1995年去世為止。另一方面，李福樹家中的園丁是陳茂波舅父，出身寒微的陳茂波在舅父穿針引線下，得以從天主教培聖中學畢業後到李福樹會計師事務所任職文員。後來李福樹還資助陳茂波，讓他得以在1973年考上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會計，但條件是每年大學暑假要返回會計師事務所打暑期工。陳茂波多年後先後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主席，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會計界功能界別議員、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和財政司司長等職。
戰後初年，由於李冠春年事漸高，家族業務交予李福樹打理，但到後來李福樹開設會計師事務所，以及李冠春幼子李福兆考取會計師資格返港後，家族生意逐漸轉由李福兆管理，獨留南和行的白米業務繼續由李福樹打點。擁有大批物業的李冠春在1966年逝世後，李福樹又繼承得不少遺產，外界估計其個人財富高達10億港元，到1990年漲至大約40億港元。除了會計師事務所和南和行的工作，李福樹由1958年起終身出任東亞銀行董事，並身兼多家公司的董事職務，當中包括南和行、和發成、香港電話、香港電車、九龍電燈、中華煤氣、九龍倉、均益倉、華人置業、麗的呼聲、東方投資、金庇魯斯投資、香港置業、中華置業、興瑋置業、隆德保險、諫當保險、香港水火保險和新亞航業等。
此外，李福樹曾於1960年聯同商人陳南昌和裘樂初等人，招攬紐西蘭牛奶公司合作在觀塘投地興建牛奶廠，生產品牌稱為「豐力奶」的牛奶飲品。然而，「豐力奶」生產的牛奶飲品只是把乳脂和乳粉製成液體牛乳，並非純正牛奶。業務並不成功的「豐力奶」維持數年後，最終於1965年被競爭對手周錫年爵士旗下的牛奶公司收購，並與紐西蘭奶品銷售局合資成立聯合奶品國際公司，經營牛奶、雪糕和其他奶品生產。

投身政壇

1952年4月，大坑西邨木屋區發生大火，多人無家可歸，事後港商周錫年、李耀祥、顏成坤、J·H·律敦治、馮秉芬（後為爵士）、唐賓南、周耀年、李世華、林植豪和李福樹合組香港平民屋宇公司，與香港政府合作興建平民屋宇以安置木屋區居民。其中，李福樹除了擔任香港平民屋宇公司董事，還兼任公司秘書及司庫一職。李福樹在平民屋宇公司的工作獲得港府留意，這使他得以在1954年獲港府委任到新成立的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擔任委員，歷任屋建會財政遴選委員會主席，至1964年卸任，是會內少數並非兼任市政局議員的委員。
這時期的李福樹也開始熱心參與社會公職，當中包括聖約翰座堂值理、香港航海學校義務司庫和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義務司庫，又獲港府委任為租務法庭法官和專上學校顧問委員會委員。他後來進一步在1958年獲委任為審定核數師委員會委員，以及在1962年分別獲委任為華人廟宇委員會委員和社會救濟信託基金委員會委員等職。此外，本身是特許會計師的他也為多家機構擔任義務核數師，其中計有香港報業公會、香港中華醫學會、香港房屋協會、香港聖公會教區財政委員會、聖雅各福群會、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國際合作貿易會、留英中國學生協會、大學婦女會、香港攝影學會、香港兒童安置所、聖若瑟書院舊生會和香港中藥聯合商會等。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後，他又成為首批中大校董之一，直到1968年提早卸任。
1960年4月1日，李福樹聯同馮漢柱和黃宣平奉委市政局非官守委任議員，以分別填補馮秉芬、利銘澤和余達之卸任後遺下的議席。他在市政局內一任四年，至1964年3月31日卸任後由李曹秀群接替；任內他十分關注環境衛生議題，例如要求當局改善公眾泳灘的衛生、興建更多新式街市和加強巡查食肆衛生等，而且兼任該局食物餐飲小組委員會主席。1961年6月至9月，李福樹暫代休假的利銘澤，首度獲臨時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他其後於1962年6月1日正式奉委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以填補郭贊卸任後遺下的席位；1966年5月28日他再進一步聯同簡悅強（後為爵士）和桑達士（後為爵士）奉委行政局非官守議員，成為少有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為肯定他長期參與公共服務，他於1961年5月30日奉委非官守太平紳士，1963年更獲英廷頒授OBE勳銜。
在兩局供職期間，李福樹十分關注經貿議題，尤其是他加入立法局的時候正值英國政府研究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引起香港商界擔心輸往英國的貨品將不再享有大英國協特惠稅；同時由於香港屬於自由港，商界擔心英國一旦加入歐共體，歐共體貨品可能免稅大舉進口香港，對香港製造業和出口構成打擊。有見及此，李福樹曾於1962年9月隨同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祈德尊（後為爵士）前赴倫敦會見殖民地次官菲莎（後為爵士）商討港英關係和英國申請入歐的談判事宜；並於同年10月與祈德尊、羅理基（後為爵士）、關祖堯（後為爵士）、簡悅強、鈕魯詩和高登（後為爵士）組成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團前赴英國，期間曾會晤時任殖民地大臣桑斯（後為勳爵），就英國加入歐共體陳述港人憂慮。為了推廣香港貿易，李福樹又曾於1964年9月率代表團參加舊金山貿易展覽會，在當地會見美國商界，協助宣傳香港和鼓勵美商在港投資。
針對香港稅制，李福樹是局內罕有支持前任財政司歧樂嘉提出引入全面所得稅（full income tax）的非官守議員。他曾在局內多番認為，把所有收入結合到全面所得稅以取代原有的薪俸稅和利得稅，更能夠減低逃稅機會，並借稅制改革擴闊稅網，把課稅方式變得更加公平。然而，全面所得稅的概念受到當時輿論的普遍抵制而從未落實。另一方面，1965年香港爆發銀行擠提風潮後，他曾經在立法局內提出收緊對銀行的監管和反對新銀行無止境地增加；他也曾在局內多番質疑英政府要求港府只能以英鎊作為財政儲備的規定，認為港府由於不能以黃金或其他外幣作為財政儲備，萬一遇上英鎊大幅貶值，將對香港的財政儲備構成衝擊。後來，英鎊在1967年11月大幅貶值14.3%，雖然後來港府把港元升值，但港元總體上仍貶值5.7%，導致香港財政儲備折合損失4.5億港元。

足總會長

李福樹喜愛足球，尚在聖若瑟書院求學時，已經是書院足球隊隊員。1964年7月29日，香港足球總會舉行周年大會，李福樹首次獲推舉接替告退的馮漢柱成為足總三名副會長之一，另外會長由羅理基蟬聯，而主席一位則由傅利沙以44票擊敗尋求連任但只得22票的莫慶當選。翌年7月30日，足總在周年大會上舉行換屆選舉，莫慶卻意外地以48票擊倒只得32票的傅利沙，成功捲土重來復任主席，而會長羅理基和副會長李福樹等均告連任。不過，這次選後一度傳出李福樹有意辭職，引起體壇關注，促使李福樹於8月6日由莫慶陪同下舉行記者招待會，澄清絕無辭職之意，並批評傳聞全屬捕風捉影之說。
足總換屆後不久，於1965年8月18日舉行首次執委會議，會上討論較早前一批主要隸屬愉園體育會的足球員未經足總許可下組成「同章隊」，前往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大陸交流和參與友誼賽事的事件。經過激烈討論後，足總執委會通過對有關球員展開調查，並註銷他們的註冊，導致他們喪失出賽資格。足總的決定激起左派輿論連日來的猛烈抨擊，涉事的其中14名球員更向足總會長羅理基發出聯署信，批評足總濫權欺壓。足總執委會其後於8月25日召開特別緊急會議討論事件，雖然會上主流意見傾向維持原先的決定，但主席莫慶認為取消球員註冊一事不合程序和缺乏理據，而李福樹據悉也在會上附和莫慶的看法，並指出足總如在處理事件上有錯，就不應一錯再錯，要把錯誤糾正。受到左派輿論壓力下，足總執委會最終在9月3日的會議上作出讓步，恢復有關球員的註冊，但同時對他們發出警告以示警惕。
1966年6月，足總會長羅理基透露不再尋求連任，並推薦由李福樹接替。同年7月26日周年大會上，李福樹順利當選會長，他遺下的副會長席位則由霍英東補上，而主席一位由梁兆綿當選接任。李福樹在足總會長任內其中一項最大的爭議，是在1966年12月泰國曼谷舉行第五屆亞洲運動會前夕，公開表態反對以香港中華業餘體育協會為首的香港華人各界體育會，選出16名分別來自本地多家球會的足球員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亞運足球賽事，其後足總執委會更於12月6日和12月9日兩度通過禁止有關球員參賽。當時李福樹揚言「香港足球員應代表香港，這是我一貫的主張」，又指出「為了本港足運利益，我們不怕任何人恐嚇，也不能在威迫利誘面前低頭」。
鑑於香港華人球員除了代表香港隊以外，一直以來都有代表中華民國參與國際賽事的傳統，過往未曾受到干涉；再加上足總在1965年未有嚴厲追究「同章隊」私自前赴中國大陸作賽的事件，因此足總的決定引起了親台輿論的強烈反彈。12月8日，時任國際足球總會主席羅斯爵士更聯同第五屆亞運主席、泰國的多薩中將（Lieut Gen Torsakdi Yomnak）向足總發緊急電報，對足總的禁賽決定表示「至感遺憾」，同時要求足總重新考慮讓全體球員代表中華民國參賽。儘管足總兩下禁令，但涉事的其中13名球員最終無視阻撓，於12月12日趕赴泰國作賽。
事後，足總以有關球員「行為不檢」為理由，於1967年1月設立五人小組展開調查，並於1月31日和2月1日傳召球員問話。與此同時，代表涉事球員的律師胡寶星（後為爵士）在2月3日飛往英國會見羅斯，其後於2月6日返港帶回一封由羅斯致足總五人小組的信件，內容指出足總禁令只可適用於職業球員而非業餘球員，由於涉事球員均屬後者，足總並不能禁止他們代表中華民國出賽。羅斯在信中還指出，如果足總處分涉事球員，國際足總將不排除重新檢視足總作為國際足總會員的地位。足總五人小組經考慮羅斯的信件後，在2月6日宣布撤銷對有關球員的所有指控，事件才告平息。至於香港球員可代表中華民國出賽的安排，要到1971年才告終結。
足總禁止香港球員代表中華民國參與亞運之際，正值足總安排西德勁旅法蘭克福足球會於1966年12月底訪港。受事件影響，當時的親台報章號召球迷罷看法蘭克福在港參與的兩場賽事，導致兩場賽事的入場人數遠遜預期，足總不單止未能借助法蘭克福訪港賺取收益，而且還因為球迷杯葛賽事而虧本。亞運爭議結束後，足總於1967年初又邀得東歐捷克斯洛伐克勁旅布拉格斯巴達足球會訪港，這次活動是李福樹任內足總最矚目的盛事之一。雖然斯巴達在港參與的三場賽事全部勝出，但李福樹其後於香港仔設海鮮宴款待時，球隊經理卻在席間透露球隊已經用盡盤川，結果要李福樹即場向球隊每人派發500港元應急，場面尷尬。

六七暴動

1966年4月，香港因為天星小輪加價事件而爆發一場短暫的騷動，受到中國大陸同年爆發文化大革命影響，位處中國邊陲的香港更是變得日益動盪不穩，到1967年5月還爆發了持續大半年的六七暴動。六七暴動源於一家塑膠花廠勞資糾紛引發的工潮，工潮在親共左派的介入和文革風潮席捲香港的情況下愈演愈烈；左派示威者從5月6日開始與警方發生連場街頭衝突，迫使香港政府一度實施局部地區宵禁，左派陣營其後更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以「反英抗暴」為號召挑戰殖民地政府，對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構成威脅。
六七暴動爆發後，身為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李福樹很早就公開表態支持港府強硬對付左派份子，他首先在1967年5月14日透過電台發言，呼籲市民「給予警察一切協助及支持」；其後在5月31日的立法局會議上，他讚揚警隊和港府各部門迅速應對暴動，又呼籲市民保持鎮定、如常生活和防止子女參與政治活動，並支持港府盡快恢復社會秩序以保香港的繁榮穩定。同年6月起，左派陣營開始策劃各行各業的罷工和罷課，使到市民的日常生活進一步受到影響。李福樹身為香港電車有限公司董事局唯一一名華人董事，也曾經走到前線呼籲罷工的電車司機復工。6月28日，他在局內代表非官守議員發言，呼籲廣大勞工不要接受左派工會的各種威迫利誘，參與罷工或任何動搖社會穩定的活動。
不久以後，中港邊境在7月8日發生轟動一時的沙頭角槍戰，五名警務人員被中國民兵襲擊殉職；翌日再多一名警員在皇后大道西鬧市被左派兇徒以鐵鉤鉤殺，引起社會輿論高度關注。在這個背景下，李福樹在7月12日再一次於立法局代表非官守議員發言，除了對殉職警員家屬致以慰問外，又以嚴詞譴責左派滋事份子。他在發言中表示極小數的滋事份子「與廣大市民處於對立面」，又指出「如果滋事者痛恨香港的社會現狀，他們大可以隨時離開到別處過活」，並揚言當局不會容忍任何違法行為，「如果他們漠視警告，將要面對嚴重後果」。
當時中共陣營對於李福樹的言行感到十分不滿，左派報章紛紛以「漢奸」、「走狗」和「民族敗類」等字眼形容李福樹；而中共駐港貿易代理機構華潤集團更曾就此傳召李福樹，要求他公開向中共道歉，但被拒絕，結果促使「港九米業雜貨反迫害鬥委會」由7月起停止向李福樹經營的南和行供應白米。另一方面，由李福樹擔任會長的香港足球總會執委會在6月13日通過一項支持港府維持法律和秩序的提案，事後李福樹被屬於親共陣營的愉園體育會和東昇足球隊公開譴責。同年8月31日，愉園進一步發表聲明，批評李福樹把持足總，導致足總淪為「港英帝國主義迫害中國同胞和製造『兩個中國』政治陰謀的工具」，因此決定杯葛1967年至1968年度足總主辦的各項球賽。
事實上，暴動踏入1967年7月後，左派開始在全港各處放置土製炸彈，他們除了對政府官署發動襲擊外，尋常街道以至公共運輸工具都成為襲擊對象，造成社會上人心惶惶。8月13日，左派份子更在市區多處街道張貼「通緝令」，名單包括時任署理香港總督祁濟時（後為爵士）、警務處處長伊達善，以及署理華民政務司徐家祥、李福樹和新界鄉議局主席彭富華五人。「通緝令」指五人「不是雙手染滿同胞鮮血的兇手，就是認賊作父、出賣民族利益的東西」。8月25日，敢於公開批評左派的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遭暴徒燒死，數日後，左派再於8月28日發出一份「暗殺名單」，當中有六名華人上榜，這次除了有徐家祥、李福樹和彭富華外，新上榜的還包括時任兩局議員簡悅強、《明報》社長查良鏞和《真報》社長陸海安三人。
受到中共的死亡恐嚇，李福樹初時表示會「繼續我的正常生活，但對於被港共暴徒突襲，我也會採取一切警戒措施加以防範，我可能會搬到另一處居住」。事實上，港府私底下十分重視事件，除了派保鑣保護六人，還特別向李福樹提供24小時全天候保護；不過他後來憶述高峰期「每天有二、三十個警察在我家同我一起開飯」，一個多月內花了他差不多50,000港元作為警方的膳食開支。同年10月30日，李福樹以公幹為名，於啟德機場乘搭飛機前往日本東京，但離港時臨時改乘另一班較早的航班，在機場候機時全程留在重門深鎖的貴賓室，有別於過往在離境大堂公開與親友話別的習慣。李福樹離港後，其行政局議席由另一名立法局議員胡百全暫代，至於他遺下的立法局議席則由鍾士元（後為爵士）臨時填補。李福樹留在海外多時，直到1968年3月20日方才返港復任兩局職務；而擾攘香港大半年的六七暴動由於不獲香港市民支持，加上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向香港的左派陣營下達命令停止「反英抗暴」，結果於1967年12月終告全面平息。

淡出政壇

六七暴動結束後，決意淡出社會公職的李福樹在1968年6月30日以個人健康為理由，退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職務，遺下的行政局和立法局非官守議席分別由唐炳源和王澤森填補。此外，他於1968年5月8日對記者表示決不蟬聯足總會長一職，結果足總於7月30日選出王澤森接任。雖然如此，李福樹仍舊在同年10月聯同馮漢柱和霍英東兩人接受足總邀請榮任名譽會長。當時有關李福樹打算舉家移民英國的傳聞一度甚囂塵上，同年8月，身為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會員和馬主的李福樹更傳出打算將名下的兩頭二班馬匹「密底算盤」和「非洲佳麗」拍賣。不過，當李福樹回覆記者查問是否計劃移民英國時，卻表示仍未有最終決定，並強調就算是移民，也不一定是英國，可能是美國或瑞士，也可能只是短遊性質。
儘管曾經考慮移民，李福樹最後還是選擇留在香港。這時期他把注意力重投於個人事業上，而身為會計師的他也繼續關注會計師業界的利益。其中早於1966年，他便跟一群會計師成立工作小組，研究設立一個能夠代表會計師專業的同業公會。經過數年籌備後，立法局於1972年三讀通過《專業會計師條例》，促成香港會計師公會於1973年1月1日成立。公會成立時特地向李福樹贈予該會「第1號」會員編號，以答謝他在公會成立過程中給予的協助。此外，李福樹十分支持母校聖若瑟書院的發展，並曾捐鉅款支援母校在灣仔摩理臣山興建擁有獨立校舍的聖若瑟小學。小學校舍於1968年4月16日奠基，僅用大半年時間便於同年12月17日落成啟用，而校舍內的禮堂特以李福樹先父命名為李冠春堂。

晚年生涯

李福樹晚年較為人所知的事蹟，是在1986年參與爭奪華人置業控股權一役。華置由馮平山家族和李冠春家族於1922年合辦、1968年上市。長久以來，華置主要股權由兩大家族後人持有，並輪流擔任董事局主席。1975年，華置董事局通過作價1.3億港元，向李嘉誠售出旗下位於香港島中環的貴重物業華人行，代表馮家的馮秉芬爵士本來意欲把收益套現為股息派給股東，但持股較多的李家卻把資金購入上市公司中華娛樂，好讓中環另一貴重物業娛樂行落入華置手上。結果，該次分歧成為馮李兩家交惡的導火線。
1986年，馮秉芬與綽號「公司醫生」韋理旗下的亞洲證券合組司馬高公司（Shimako），繼於3月17日突然宣布擁有華置接近35%股權，意欲把李家攆走以獨掌華置。司馬高公司所持的部份華置股份，更是從落選東亞銀行董事局的李福樹五弟李福兆暗中買入的。雖然馮秉芬一方所持股權未達到可觸發全面收購的35%，但他們仍在同月21日舉行的華置股東會上成功把李福樹、李福慶、李福兆、李國寶（後為爵士）和孔憲紹等李家成員和相關人士逐出華置董事局，並換入馮家成員和相關人士。
不甘示弱的李福樹在3月24日聯同新鴻基公司和富商馮永祥組成巴仙拿公司（Bassina）反擊，作價每股16港元收購華置股份下，取得華置約31.3%股權。雖然華置控制權原本是馮李兩家之爭，但雙方在爭持不下和陷入膠著之際，愛美高集團主席劉鑾雄突然於4月11日加入混戰，並作價每股16.5港元收購華置股份，比巴仙拿一方還要多5角。在愛美高一方高價收購下，巴仙拿一方決定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於4月18日退出爭奪戰，把手上35.8%的華置股權作價每股18港元悉數售予愛美高，使爭奪戰成為司馬高與愛美高兩方之爭。不過，愛美高此後繼續向華置小股東購入股份，持股量進一步增至42.8%，僅持有26.55%華置股份的司馬高一方再難匹敵。馮家最終於5月初把手上股份悉數售予韋理的亞洲證券離場，亞洲證券成為華置第二大股東，華置結果成為劉鑾雄的囊中之物。
李福樹晚年身體欠佳，因心臟毛病入住醫院兩年後，於1995年5月21日因為心臟衰竭病逝於新界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終年82歲。據了解，雖然長期住院，但他到臨終前仍然思路清晰。李福樹身後，家人於同年5月29日為他於中環聖約翰座堂舉辦喪禮，不少官紳名流出席致哀；但被指在華置股權爭奪戰一役與李福樹交惡的五弟李福兆，卻未有出席喪禮。李福樹出殯當天的扶靈人士包括鄭棟材、李樹培、利榮森、邵逸夫爵士和何佐芝等人，遺體隨後落葬於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道墳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