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早年生涯

清咸豐九年（1859年）8月20日，袁世凱出生於河南省陳州府項城縣袁張營（今項城市千佛閣辦事處袁張營村）一個官宦家族。父祖多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間開始興盛，袁世凱的從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運總督，並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為淮軍重要將領。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與捻軍作戰得勝。他的父親因此將他取名為「凱」，並按照家族族譜的譜名字輩「保世克家啟文紹武」，給他命名「世凱」。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紳，曾任陳留訓導，父袁保中官至候補同知。叔父袁保慶曾在袁甲三的軍中帶兵，官至二品江南鹽道道臺。生母劉氏是項城縣南頓人，袁保中的妾室。袁世凱自幼過繼給袁保慶為嗣子，少年時隨嗣父先後到濟南、金陵等地讀書。袁保慶病故後，1873年冬，堂叔袁保恆獲同治帝三個月假期返回項城，與侄子袁世凱會面，袁世凱獲得赴京念書的機會。
1874年農曆新年過後，袁世凱與弟弟袁世廉在家中男僕的保護下來到北京，投奔在京任內閣中書的叔父袁保齡，袁保齡對二人的教育極為重視，聘請嚴師謝子齡管教二人，但袁保齡初見二人後對他們評價不高，認為袁世凱「資分並不高，而浮動非常」。11月，袁世凱生父袁保中病逝，據說袁世凱聽聞「哀病失血，咽喉潰爛如蜂房，久不愈」。因為袁世凱已經出嗣，袁保齡未允許他回鄉料理後事，只允許他回籍守孝。此後，袁世凱開始努力讀書，有一定進步，袁保齡很高興「凱侄八韻頗長進，文章尚不入門」。同年冬，袁保恆回到北京，開始更加嚴厲督促他。袁世凱愈加勤勉，學習十分投入。
1876年秋，袁世凱赴陳州參加鄉試不中，一般認為袁世凱學術不精，致鄉試不第。不過其落榜原因也有其他說法：袁世凱考得「項城縣之府案首」，但河南學政瞿鴻禨在考陳州府時，不尊重知府吳重熹，吳重熹為此針鋒相對兩人結怨，瞿鴻禨於是取消了陳州各府屬的府首，袁世凱因此成為犧牲品，雖然未能及第，但袁世凱於同年年底與沈丘于氏結婚，兩年後誕下唯一嫡子袁克定，不過袁世凱與于氏關係並不融洽。袁保恆見袁世凱完婚，頻繁招袁世凱回北京繼續學習以考取功名，袁世凱最初也極為重視「然雖多病，亦不敢自棄。每當臥病，思己之功名不就，無不攘背而起，展書味讀，但不知老天負我不負我乎」。1877年初，袁世凱回到北京，一度想外出謀職戶口，袁保恆知道袁世凱的想法後斷然否定。
1875年至1878年間，河南發生特大旱災，史稱「丁戊奇荒」。1877年4月30日，光緒帝命身為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恆前往河南賑災，袁保恆於是偕袁世凱前往河南，12月30日出發，途中經過保定，袁保恆與李鴻章會面，請求幫助，李鴻章當即撥米三萬石，但此時李鴻章是否見過袁世凱則不得而知。1878年1月16日，二人抵達開封。當時正值隆冬，大雪紛飛，十分寒冷，袁世凱冒著惡劣氣候辦公，為避免流言住在開封城外。在此期間，袁世凱目睹了饑民慘狀，官軍殘殺，賑款不敷，曾感慨道「賑務實屬萬難」，但也下決心「盡此赤心，捐此腐軀，上以報國，下以報叔父」。當時開封流行瘟疫，5月，袁保恆認為自己身體強壯冒險前往檢查粥廠，感染瘟疫，不久病逝。在接任的到達之前，袁世凱出色完成了交接任務。此後，袁世凱返回項城，移住陳州並在此與家人共同居住三年時間。期間，袁家在袁保齡的主持下召開會議討論分家，但分家的結果目前尚無資料證明。在此期間，袁世凱「家居多暇，嗜酒好騎馬，日飲數斗，馳騁郊原」，其性格「喜為人鳴不平，慷慨好施予，以善為樂」，袁世凱與知府吳重熹成為「詩酒友」，「雅敬愛之」。此外，袁世凱意外結交當時正在陳州授館從事文牘工作，前往袁甲三祠園林遊玩的徐世昌。相見第二天，二人拜為金蘭，徐世昌為兄。袁世凱資助徐世昌兄弟二人赴順天鄉試，二人雙雙中舉。1879年秋，袁世凱再次鄉試不中，因此將所學書籍付之一炬，並表示「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烏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1880年，袁世凱決定棄文就武，投靠吳長慶，加入慶軍，吳長慶為袁保慶的結拜兄弟，出身淮軍，為慶軍統領，統率慶軍六營駐防登州，督辦山東防務。袁世凱從陳州出發，先前往上海，準備之後再前往山東登州即吳長慶大本營所在地。抵達上海後，袁世凱很喜歡這座城市，在一家旅店安頓下來，後四處尋找工作機會無果。在此困頓之際，袁世凱去了一家妓院，在此結識蘇州籍妓女沈氏，二人相交甚歡，無話不談。沈氏閱人無數，得知袁世凱身世後勸其儘快前往登州，投奔吳長慶，並用私房錢資助袁世凱。袁世凱發誓安定下來後回來迎娶沈氏，沈氏也表示袁走後會自己出錢贖身並等他回來。後來袁世凱將沈氏接到朝鮮生活。沈氏終身未育，袁世凱將次子袁克定過繼給她為嗣子，北上途中，袁世凱結識阮忠樞，一見如故。袁慷慨資助阮，阮後成為其終生心腹。
1881年5月，袁世凱至山東登州，任「慶軍」營務處會辦。吳長慶對袁照顧十分周到，優待至極。由於袁尚未通過鄉試，吳召來營中最好的老師張謇、周家祿、朱銘盤等人，向他們引見袁世凱，特意強調「今留慰亭讀書，所以報篤臣也」。張謇、周家祿、朱銘盤等人於是每天督促袁功課，袁再度備考科舉。此間，袁世凱稱「近日作文太多，且盼家信，因嘔血」。但是，他的作文在張謇眼裡卻是「文字蕪穢，不能成篇」。由於張謇嚴厲直率，導致二人疏遠。而周家祿則點到為止，以鼓勵讚揚為主，袁「更喜周公」，後任直隸總督時請周入幕府，禮遇有加。

嶄露頭角

1882年，袁世凱23歲，藩屬國朝鮮發生壬午軍亂，朝鮮高宗李熙之父李昰應兵變奪權；親中的朝鮮事大黨請求清廷出兵平亂，袁世凱乃跟隨吳長慶的部隊前往協助吳長慶的幕僚馬建忠設謀，要袁世凱將李昰應拘捕，李昰應被擄後，袁世凱以「通商大臣」身份駐朝鮮，協助朝鮮訓練新建親軍與鎮撫軍，並控制稅務。
1884年，朝鮮分化為新舊兩派勢力。一派是以閔妃為首的外戚集團，另一派則是要求改革的士大夫激進派。以金玉均激進派為代表的「開化黨」人士發動甲申政變試圖推翻被「事大黨」及閔妃把持的政權，駐朝日軍亦趁機行動欲挾制王室，袁世凱當機立斷，指揮軍隊擊退日本軍，日本人對袁世凱恨之入骨。1885年，袁世凱被封為「清朝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權代表，維繫清廷在朝鮮的宗主權及其他特權。1887年8月開始，朝鮮政府先後向日本和歐美各國派遣使節，以對國際社會宣示其外交自主。大規模的獨立外交活動，引起清政府不滿。
1894年初，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形勢緊張，朝鮮國王向中國借兵鎮壓，李鴻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軍開赴朝鮮。根據《中日天津條約》相關條款，6月7日清廷將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駐北京公使小村壽太郎照會清廷稱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鳥圭介率軍到達朝鮮京城。獲悉清廷出兵後，起義軍6月11日與朝鮮政府簽訂《全州和約》，朝鮮內亂有所緩和。6月12日大鳥圭介主動與袁世凱會晤，商談共同撤兵，但日本內部對此不滿，在沒有達到全部目的前拒絕撤兵，中日雙方對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軍隊在豐島海面對清軍發動襲擊，挑起豐島海戰，進而引爆中日甲午戰爭。

小站練兵

中日甲午戰爭以清軍海陸皆敗收場，袁世凱奉命隨軍撤回天津。因袁世凱在朝鮮時期表現突出，有「知兵」之名，李鴻章等大臣乃於1895年舉薦袁世凱負責督練新軍，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凱接替胡燏棻練兵。袁世凱派人到魯、蘇、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騎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軍，袁世凱開始了在天津與塘沽之間的小站的練兵生涯，史稱「小站練兵」，這股兵力後來成為清末陸軍主力，也是北洋軍閥的雛形。
袁世凱在小站練兵以德軍為藍本，制訂了一整套近代陸軍的招募制度、組織編制制度、軍官任用和培養制度、訓練和教育制度，以及糧餉制度等內容的建軍方案，基本上摒棄了八旗、綠營和湘軍、淮軍的舊制。在軍事裝備上，袁世凱注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和標準化，採用西方的先進技術，強調實施新法訓練的嚴格性。部下徐世昌把德國普魯士軍歌《德皇威廉練兵曲》改編成《大帥練兵歌》，後來逐漸演變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小站練兵培養了一大批近代新軍事人才，加快了舊軍隊的淘汰，促進了清軍的近代化。
袁世凱善於籠絡人心，事必躬親，重視官兵福利，親自監督發餉，避免貪污舞弊，重視軍人的裝備是否齊全，士兵非常愛戴、感念。他也善用洗腦方法，每日操課前後，軍官都有「三問」，第一問：「我們喫誰家的飯？」所有士兵齊聲回答：「袁宮保的飯！」。二問；「我們穿誰家的衣？」齊答：「袁宮保的衣！」第三問：「那我們為誰家死，為誰家出力？」齊答：「為袁宮保死，為袁宮保出力！」士兵們皆將袁世凱視為衣食父母，敬若神明。竟達到了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大清朝的程度。

清末政局

1895年，袁世凱與徐世昌、張之洞等都列名參加康有為建立的強學會，並出資贊助。

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近臣康有為與慈禧太后發生激烈爭鬥。手握重兵的袁世凱成為雙方爭奪的對象。1898年9月16日，光緒帝聽從康有為建議，召見袁世凱，賞候補侍郎，責成專講練兵事務，並隨時具奏應辦事宜。17日，康有為接到光緒帝密詔，密詔中光緒帝認為自己皇位不保。於是康有為派譚嗣同遊說袁世凱，要他舉兵勤王。當晚，譚嗣同與袁世凱秘密在京郊法華寺見面，譚嗣同要求袁世凱率領敢死將士數百，擁光緒帝登上午門，殺榮祿，除舊黨。袁世凱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表示立即舉兵勤王有困難，「殺榮祿乃一狗耳，然吾營官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去京二百餘里，隔於鐵路，慮不達事泄。若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命誅賊臣矣。」譚嗣同無奈同意。20日，袁世凱向光緒帝辭行後乘火車回天津，立刻向榮祿告密，二人商議對策（一說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榮祿即日回京密奏慈禧太后，慈禧於翌日宣布廢除新政。
也有人根據史料記載認為，戊戌時袁世凱傾向維新派，並未主動告密，袁世凱親信張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榮祿親信陳夔龍所記《夢蕉亭雜記》，真實情況應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袁世凱以為密謀已經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罪責為族滅的叛國罪，於是將情況告知榮祿，這只是脫身之舉。

庚子拳亂

義和團在山東排教，以私刑方式殺死許多外國和中國基督徒，引發歐洲各國不滿。1897年11月山東曹州府爆發「曹州教案」，兩名德國神父被殺。由於此地的天主教聖言會受德國庇護，11月6日德國以此衝突為藉口出兵山東，武裝侵占膠澳地區。後引起連鎖反應，俄、英、法等競相效尤，紛紛爭占租借地。在此期間，袁世凱考慮到既要防止德國等列強繼續入侵，又要防止民眾因生計而繼起反抗，進而引發教案，使列強乘機宣戰，先後向山東巡撫張汝梅、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代理營務的徐世昌出謀劃策，預籌戰備。袁世凱提出的建議促使清廷認識到山東局勢的嚴重性。1899年5月1日，榮祿命令袁世凱和聶士成各率所部，開往山東境內演習。袁世凱此行的目的，公開宣布的是「藉以彈壓匪類，保護教民」，實則是遏制德軍。
義和團興起於山東後，歷任山東巡撫李秉衡、張汝梅和毓賢在不同程度上同情義和團，並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拳民，其中毓賢態度尤為明顯，甚至煽動民眾鬧事襲擾洋人，這引起列強對他的不滿。1899年12月5日，美國公使康格徑向總理衙門提出，要求撤換毓賢，以平息山東民教糾紛，美國公使稱：「假如沒有足夠武力的話，可把天津操練得很好的軍隊調去協助」，不點名的推薦袁世凱代替毓賢。此意見亦符合慈禧太后及榮祿罷免毓賢，任命袁世凱的想法。12月6日，袁世凱被任命為署理山東巡撫。但而後義和團團民進入北京，並在慈禧太后同意之下開始殺害外國人，造成了庚子拳亂，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爆發，山東省在袁世凱治下得以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

清末新政

1901年李鴻章去世，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成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同年他順利從八國聯軍手中接收天津。任直隸總督期間，袁世凱大力襄贊新政，包括廢除科舉、興辦學校、督辦新軍、發展實業、獎設工商等。1901年上奏呈請建立山東大學堂（今山東大學前身），後來參與到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前身）的建設中，他一手創辦的北洋軍醫學堂成為今天中華民國最高層級的軍醫學校國防醫學院。由他倡導的北洋新區，是中國地區率先採用西方現代城市規劃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區。袁世凱以小站練兵為基礎，在保定編練北洋常備軍六鎮，後改稱為北洋陸軍重新編制，總兵額達7萬人。1905年10月末，袁世凱在河間府舉行河間秋操，為中國地區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現代化正式野戰演習。1906年又舉行了彰德秋操，中外矚目。
1898年的戊戌維新因守舊勢力的強烈反對而未能推行。《辛丑和約》後，立憲聲浪日漲，慈禧太后於1906年9月1日宣布預備立憲，領導者正是掌握北洋大權的袁世凱。經過月余準備，由袁世凱主導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爐，因對滿清親貴不利，又遭反對。慈禧又改換其他大臣繼續制定方案，最終形成對滿人官員有利的方案。1907年丁未黨爭中軍機大臣瞿鴻禨被罷黜，林紹年請辭，袁世凱與張之洞因此替補調入朝廷中樞任軍機大臣，但同時也使袁氏疏遠軍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凱的運作下，中國第一支新式地方警察隊伍及最早的近代地方議會組織（天津議會），均正式成立於天津；同時，袁又下令直隸各州試驗地方選舉、地方自治和司法獨立。1908年光緒帝、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溥儀繼位，醇親王載灃任攝政王。由於載灃反對袁世凱的很多新政措施，於是解除袁的職務（根據溥儀回憶錄，載灃認為其兄光緒帝係袁世凱謀害，亟思報仇，但袁掌握軍系人脈，無法斷然下手），袁見形勢不利，決定稱疾返回河南，最初隱居於輝縣，後轉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陽市）。在此期間，袁韜光養晦，隱居時仍關心政事。

臨時大總統

南北議和後，1912年2月13日，袁世凱通電「贊成共和」，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2月14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後，孫中山及南京臨時政府為了防範袁世凱獨裁，維護民主共和制度，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變總統制為責任內閣制，孫中山辭職時提出了定都南京、新總統到南京就職和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三項條件。袁在復電中稱自己「德薄能鮮，不敢承擔總統一職；如今北方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經反覆思量後，與其孫大總統辭職，不如世凱退居」，電報公布後，各方輿論紛紛反對定都南京。孫中山隨後與臨時參議院討論投票決定定都地點，結果參議院以20票的壓倒多數反對定都南京，但孫仍堅持主張，最後在黃興的威脅及吳玉章等人的疏通下，臨時參議院又重新投票，並以19票比17票的結果通過定都南京。2月29日，北京兵變後，袁世凱決定在北京就職，成立北洋政府。3月11日，孫中山頒布了臨時參議院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世凱表示擁護《臨時約法》。唐紹儀內閣在施政上反映了同盟會約束袁世凱的要求，引發袁世凱的強烈不滿。6月間，唐紹儀內閣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為直隸總督，袁世凱原本同意，後指使北洋將領通電反對，並不經內閣副署發表了改任王為南方軍宣慰使的命令，破壞責任內閣制，唐紹儀及四位同盟會閣員被迫於6月16日辭職並離開北京。袁世凱先提出了無黨派的陸征祥組閣，參議院因其發言不當新提閣員全部被否決而流產。北京軍警指參議院挾持私見，黎元洪責違背共和精神，章炳麟斥責為「奸府」，請袁世凱便宜行事，盛傳將解散參議院，參議院迫於形勢，通過了袁世凱提出的閣員，次日彈劾陸征祥失職，陸稱病請假，袁世凱任命趙秉鈞代理，至此內閣被袁世凱直接控制。
孫中山讓位總統後，從事國家建設，宣傳民生主義、事業發展、鐵路計劃，黃興請辭南京留守，表示沒有割據的意思。內閣問題發生後，袁世凱邀請孫中山、黃興前往北京，消除爭端。應黎元洪的請求，袁世凱召集了武昌起義首義者之一，被尊為共和元勛的張振武和方維，以「圖謀不軌」於8月16日在北京殺害，引發臨時參議院和黃興的言辭責問。袁世凱為離間黎元洪和同盟會，將黎元洪的來電公布，使得黎元洪無法辯駁而只能依附袁世凱。8月下旬，孫中山和黃興北上，孫在北京停留20多天，與袁世凱會面13次，希望袁世凱作正式總統，十年內練陸軍百萬，建築鐵路十萬里，袁世凱授予計劃全權。為了讓袁世凱放手作為，孫、黃同意由趙秉鈞出任內閣總理。9月25日，袁世凱發表八大政綱。10月，梁啓超得到袁世凱的諒解，從日本返國，在北京受到袁世凱的隆重歡迎，頗受感動。
在1913年2月舉行的民國首次國會選舉中，國民黨獲得多數議席，按約法精神應由該黨理事長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不料宋於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殺。時人普遍認為袁世凱授意暗殺，引發全國聲討。《民權報》發表《膽大妄為之袁世凱》、《大總統之叛逆》等文，稱袁世凱為「專制魔王」，提出「以暴易暴，慘無人道，欲真共和，重為改造」的口號。3月26日，孫中山抵達上海，與黃興會晤，號召武力討伐袁世凱，但遭到黨內人士反對，經過3個月未能組織起討伐袁世凱的力量。4月26日，袁世凱未經國會同意，以全部鹽稅收入作為抵押，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4月7日，袁世凱發布秘密動員令，5月1日起用段祺瑞代理國務總理，開始軍事部署。5月21日，袁世凱發最後通牒，「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及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並派兵南下。7月12日，李烈鈞宣布獨立組織討袁軍，「二次革命」爆發，隨後安徽、廣東、福建、湖南、上海和重慶相繼宣告獨立。9月，馮國璋與張勳攻占南京，各省相繼取消獨立，北洋勢力擴展到長江流域，孫中山、黃興、李烈鈞和胡漢民逃亡日本。

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袁世凱政府要求德國把侵占的山東半島權益交還中國，遭拒。當時美國注意力已轉移至歐洲，而英國則希望日本能成為在其遠東的盟友，日本於是在8月23日以英日同盟（協約國）為理由出兵占領了德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膠澳地區（今屬青島市）和山東膠濟鐵路沿線地帶。袁世凱政府分別在1914年11月18日和1915年1月7日兩次要求日本政府從中國撤軍。
民國初期，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所主導的南京臨時政府為從日本獲取資金，打算與日本軍部關係密切的三井物産森恪簽訂近乎出賣中國主權的《中日合辦漢冶萍借款合同》。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歐美各國無暇東顧之際，秘密向袁世凱提出了五號共計二十一個條款（簡稱《二十一條》）的無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條款就是以孫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讓中國主權的條款為底本，如有關漢冶萍公司的條款及孫中山與森恪之間達成的以租借滿洲給日本為條件的秘密借款案。日本還逼迫袁世凱政府承認日本取代德國在華的一切特權，進一步擴大日本在滿洲及蒙古的權益，以及承諾聘用日本人為顧問。日本的要求等同於將中國納入成為其保護國。美國聞訊雖對日本提出抗議，但日方並沒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軍事方面

1903年起，袁世凱開始著手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工作，在中國軍制改革、軍事教育、建軍治軍、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嘗試。在華北組建中國近代第一支新式軍隊，僱傭德軍教官，創辦警、步、馬、砲、工、輜等兵科，設立現代化的通訊兵學校，培養大批軍事人才，先後有5人當上中華民國總統或總理。至接掌北洋，裁撤舊軍改編警察，令中國軍警分離，清末巡警制度的創立是中國警察制度近代化的開始。
對外軍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鮮王朝的甲申政變中，在無法得到國內指示的危機時刻，當機立斷，率軍擊退日軍，瓦解了朝鮮親日派和日軍顛覆朝鮮政權的圖謀。之後，在袁任清朝駐朝鮮大臣期間，他盡一切可能擴大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成為朝鮮王朝內最有權勢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鮮的商業、外交事務和內政。義和團運動爆發後，在山東的袁世凱與兩廣的李鴻章、湖廣的張之洞，兩江的劉坤一，一起組織了東南自保運動，反對朝廷對於義和團的支持、也反對朝廷對外國的宣戰，並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鎮壓拳民，保護在華外國人的安全。雖然這一政策對於民族主義者來說具有反動性，但是也正是這一政策使得經濟昌盛的東南地區，避免了義和團運動帶來的社會混亂與外國武力的入侵。

經濟方面

工業方面，他積極發展實業經濟，1905年，他出面籌錢，督修了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自1912年到1914年這3年間，新開的工廠為4000多家，民族資本興建的麵粉廠、火柴廠、捲菸廠、造紙廠以及採煤、冶煉企業，得到長足發展。袁世凱在遭譴歸隱之後還說出「官可不做，實業不可不辦」的話。袁世凱當政時期，頒布實行了一系列有利於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經濟政策，扶持弱勢的民族工商業，提倡國貨，增加進口稅並減少出口稅，加強國貨競爭力，擴大國貨銷售市場。
農業方面，袁世凱在興辦農業教育、創設農業基金和推廣農業新技術方面做出嘗試。
財政金融方面，袁世凱籌公債、整頓稅收、開辦銀行、疏通金融、改革幣制，這些舉措不僅緩解了當時的財政危機也促進了中國近代財政金融的現代化。
在對外經濟交往方面，袁世凱主動對外開放，開通商埠，這在近代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袁世凱主張引進外資和僑資，前後素志不移，這在蘇杭甬鐵路、文辭協議、中美輪船公司等問題上即有體現。經過袁世凱的治理，中央財政也有很大改觀，從民國初年的借債度日到每年庫存可余兩千萬元。

教育方面

袁世凱興學重教，主張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校，積極倡導學子留洋。他與張之洞在1905年建議清廷廢除了沿襲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在財政捉襟見肘的情況下，袁世凱推廣免費的新式學校，即四年制初級小學。他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國家之繁榮昌盛，實繫於國民之品德、知識和體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強化公民教育。袁世凱曾上奏《山東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折稿》，同時調蓬萊知縣李於鍇進行籌備，《折稿》獲光緒皇帝批准，山東大學的前身山東大學堂正式成立，為山東高等教育寫下濃重一筆。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期間，頒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規，創建學校司、提學使司、勸學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機構，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另外，他多方籌措經費，培養師資，編輯新教材，創建新式小學、中學、大學和各種軍事學堂、實業學堂等新教育設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體系，從而使河北教育擺脫了舊教育的羈絆，步入近代化的發展軌道。

政治方面

袁世凱在政治層面的成果體現在清末政體、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維護領土完整等方面。袁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推進起了積極的作用，袁世凱在晚清時期高舉「立憲」大旗，幾乎是孤軍奮戰請求立憲，對晚清憲政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逼宮下，清朝皇帝退位，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得以成立。袁世凱作為編纂官制大臣，直接參與官制改革的討論與決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舉足輕重，他對文官的等級、任用、考試、懲戒、保障、甄別、恤金、待遇均制定了專門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其中文官候選人考試，以考察行政能力與一般知識為主。並建立廉政機構，設置平議院，專門審理官員犯罪案。在法律建設上，袁世凱大力提拔、舉薦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對引進西律、修訂舊律，加強中國法制現代化起到重要作用。袁世凱還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積極參與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試行普選制開全國先河，其成效影響深遠，直隸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為當時的模範省。全國各地借鑑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經驗，地方自治之花遍地開放。

禁毒禁賭

禁毒禁賭也是袁世凱的一貫主張。清末的煙館是重要的社交場所，風氣敗壞，直隸總督袁世凱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預籌革除鴉片折》中表示：「鴉片之害，荼毒生靈，虛糜金銀，不可勝計，實為中國貧弱之源」，袁世凱所領導的直隸省設立了200餘個戒菸分所，先後剷除煙館800多個，查獲秘密販煙案1300起，在禁止種植罌粟方面，他多次頒布曉諭，倘有偷種之戶，立將煙苗划去，地畝充公。當選民國總統後，袁世凱更是規定吸鴉片者立即戒除，販者分別停歇，種植者若不將煙田改種他物則一律治罪，凡官員故縱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治，期間頒布的《禁菸令》至少有七次之多。在禁賭方面，袁世凱自小站練兵時期就禁止軍隊賭博，在其制定的《簡明軍律二十條》中有兩條為罰律，其中之一即是關於賭博，犯者插箭責罰。直隸總督時期，在直隸師範學堂和小學堂《學堂條規》中規定學堂上下人等一概嚴禁賭博，違者由總辦分別責飭開革。任職民國總統後，袁世凱則以法令的方式禁賭，1912年6月頒發的《暫行新刑律》對賭博者、開設賭場者規定有不同的刑罰。

評價

引自李敖千秋評論叢書1《千秋●冤獄●黨》：「……蔡元培追憶這個中華民國大總統的罪惡，可蓋棺論定三點，第一是「官僚」，「畏強仰弱，假公濟私，口蜜腹劍，窮侈極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第二是「學究」，「天壇祀帝，小學讀經，復冕之飾，行拜跪之儀，所以表學究之頑舊也」；第三是「方士」，「武廟宣誓，教院祈禱，相士貢諛，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
袁世凱喜好打仗，殺人無數，人稱「人屠」。張之洞喜好建設，動輒用盡官府積蓄，被指為浪費銀兩，且又向當地門閥富豪募款，人稱「財屠」。岑春煊則喜好彈劾官吏，人稱「官屠」，並戲稱為「清末三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