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德·波娃

青年時代

波娃出生於巴黎。她的父親，喬治-貝特朗-德-波娃，曾有一段作律師和業餘喜劇演員的短暫經歷。而她的母親，弗朗斯瓦-布拉塞爾，出身於凡爾登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和波娃父親結婚時還是一位年輕的姑娘。
波娃降生在一所富裕的公寓中，公寓坐落於巴黎拉斯巴耶大道。等到五歲時，波娃便被送進了只為出生於好人家的姑娘而提供教育的學校（le Cours Desir）。她的妹妹，伊蓮娜（人稱「洋娃娃」），兩年後和姐姐一起進了這所學校。從小，波娃就憑藉自己超群的才智而脫穎而出，每年與另一位女學生，伊莉莎白-拉柯恩（人稱「伊莉莎白-瑪碧耶」，並在波娃自傳中被稱為「扎扎」），在學習上並列第一。扎扎很快成為了她最好的朋友，儘管波娃因自覺在這場友情中付出更多而默默承受。
一戰之後，波娃的外祖父，古斯塔夫-布拉塞爾，默茲銀行（默茲銀行成立於1878年十月，凡爾登，在帕斯昆兄弟破產後，由募集的四十萬法郎資金而得以建立）主席，因破產而使銀行倒閉，這也使得波娃一家名譽掃地並家產散盡。波娃的父母不得不因此而搬離拉斯巴耶大道上的體面公寓而住進一間位於雷恩街上一棟陰暗，狹小，又沒有電梯的公寓的第五層。喬治-德-波娃原本一心指望著靠自己太太的豐厚家底而過上優越的生活，最終這個希望成了泡影。為此，他的太太，波娃的母親一生都對她的丈夫背負著歉疚。波娃也因此而遭罪不已，目睹著父母之間的關係日漸惡化。她的整個童年時代時刻提醒著她是一個女子這個事實：波娃的父親原本的希望是有一個兒子，並且把他培養成一位綜合理工科學生。不僅如此，她的父親一直對波娃說：「你有一個男人的腦子。」她的父親一直對戲劇著迷（他曾上過戲劇課），他把這一愛好包括他對於文學的喜愛都傳承給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他看來，世間最美麗的職業莫過於當一名作家。他同他的妻子一樣，都認為唯有學習可以將自己的女兒從生活的窘境中脫離出來。
年輕時代，西蒙-波娃的暑假曾在聖-伊巴赫(法國利穆贊大區克雷茲省一市鎮)度過，呆在梅西尼亞克(Meyrignac)公園，這個公園是她的祖父歐內斯特-貝特朗-德-波娃在約1880年建造。這片土地之前是被她的曾祖父納爾西斯-貝特朗-德-波娃在十九世紀初的時候所購置。在波娃的《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中，她無限追憶了這段同她妹妹伊蓮娜一同度過幸福時光：我對於鄉村的愛擁有著神秘的色彩。當我踏上梅西尼亞克(Meyrignac)土地那一刻起，我的心牆不復存在，我的視野開闊膨脹。我跌入無限的世界之中，這個世界只有我自己。我感受著太陽溫暖著我的眼，它的燦爛照亮一切，而此時此刻，只有我享受著它的輕撫。風繞著楊樹盤旋：它從別處而來，攪亂這天地，於是我翩翩旋轉，不停轉，直到世界盡頭。當月亮爬上天空，我便與遠處的城邦、沙漠、海洋、村落相通，此刻我們一同沉浸在這月光中。我的知覺不再空空如也，我的眼神不再渙散停滯，我嗅到蕎麥的強烈氣味，石楠清幽的芬芳，正午時分的溫熱亦或是暮色悄至的微涼；我感受到生命的沉甸甸的重量，卻同時蒸發散入天空，我不再受限於自己身體的局限」（摘自于波娃的《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正是在與自然的接觸中，在鄉間孤單的漫步中，跳脫平庸的渴望深深刻入波娃的精神世界中。
在十五歲時，她已暗下決心要成為一名有名望的作家。1925年，中學會考之後，波娃開始了她的大學學業，在法國巴黎天主教大學學習數學，在納伊（法國巴黎的郊區）的聖瑪莉學院學習文科。她在第一年便得到了巴黎大學的一系列證書，涵蓋數學，文學和拉丁語。第二年，她開始學習哲學，並在1927年6月獲得了哲學證書。在1928年的春天，在獲得倫理心理學科證書後，波娃最終拿到哲學文科學士學位，並與此同時，她開始著手編寫一本有關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的畢業論文。在巴黎大學的文學院裡，她遇到了許多有抱負的年輕學者，其中包括讓-保羅·薩特，從認識薩特的一刻起，波娃就覺得他是一個天才。自此，一段神秘的情感交織於兩人之間，直到入土而止。薩特對波娃說她是他的「必須的愛情」，而他也需要其他的「偶然的愛情」來幫助彼此更好的認識彼此。1929年，波娃在高中教師招聘會考中名列第二，僅次薩特。
而同年，她童年時的夥伴扎扎的死訊讓波娃深受打擊。波娃的母親是一名虔誠的教徒，而據波娃在自傳中講述，她自己早在十四歲時便失去了信仰，遠遠早於哲學高中教師招聘會考，甚至早於她離開自己在5歲時被送進的學校(le cours Desir)之前，這也昭示了她之後想要擺脫家庭束縛的強大決心。

教師生涯

1929年高中教師招聘會考之後，波娃，或者說Castor(法語「海狸」之意）-勒內·馬厄（波娃與薩特的哲學老師）給波娃起的綽號，而之後被薩特所用，因為波娃名字的法語發音接近英語「海狸」（beaver）發音（相應的法語單詞為「Castor」），而事實上，波娃有著海狸一樣的精神——和同伴一起的築造精神-成為了一名哲學老師。她搬到了馬賽。而之後因為要離開薩特，她在1931年3月搬到了勒阿弗爾，為此她也痛苦不已。儘管薩特向她表示了結婚的提議，也儘管波娃深愛著薩特，但她拒絕了：她在《歲月的力量》（波娃自傳《一個乖女孩的回憶錄》第二卷）中是這麼說的，「我從未有一刻想要接受他的這一提議。婚姻使兩個人遭受更多家庭的束縛以及社會的勞役。相反，為追尋自身的獨立而受的困擾遠不及此沉重；對我來說，在空洞中尋找自由是如此的做作，因為這種自由僅僅從存在於我的頭腦與心靈。」一年之後，由於在雷恩得到一個工作的機會，她又可以再度接近薩特，在那裡她結識了同在一所高中教書的科萊特-奧德里。在此期間，波娃十分親近某些學生，尤其是奧爾加和比爾加，甚至發展成了戀人關係，而在與薩特約定的「愛情契約」中也同意她接觸偶然愛情。她同樣與薩特的一位男學生有了關聯，「小博斯特」，博斯特之後成為了奧爾加（Olga）的丈夫，而薩特那時也對奧爾加傾慕不已（並非兩情相悅）。波娃同這群朋友被稱為「小家庭」，他們之間情比金堅，至死不渝，儘管總有這樣或那樣的衝突或矛盾導致小小的不和睦。
二戰前夕，波娃和薩特搬到巴黎。她於1936年至1939年之間在莫里哀高中教書；但又因與比爾加有染而被開除。波娃的第一本小說《至高無上的精神》（Primauté du spirituel），創作於1935年至1937年間，在加利馬爾（Gallimard）和格拉塞（Grasset）兩大出版社被拒（這部小說在1979年以其他名字被出版——Quand prime le spirituel）。1943年，她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小說《女客》出版。在此書中，她通過虛構的主人公，描寫了她與薩特和奧爾加之間的關係，將她對關於自我意識與他人相關性之間的鬥爭的哲學思考加以詳述。此書隨即迎來了成功。1943年波娃因為一項指控被暫停了教職。她被指控在1939年引誘17歲的學生娜塔莉-梭羅琪娜（Nathalie Sorokine）。娜塔莉的父母正式向法院控告波娃勾引未成年人，最終波娃的終身教師執照因而遭到撤銷。1943年6月中斷授課後，波娃重新進行文字創作。她同時為國家電台（維希電台）工作，期間，波娃策劃了許多音樂節目，涉獵到不同的年代。

介入作家

波娃同薩特、雷蒙·阿隆、米歇爾-勒西斯、莫里斯·梅洛-龐蒂、博里斯-維恩等左派文人創辦雜誌：《摩登時代》，旨在通過現代文學使人們認識存在主義。同時，波娃也在潛心於文學創作，對共產主義、無神論主義和存在主義都有涉獵。在完成了一些作品後，她在經濟上獲得了獨立，這也使她能全身心的投入寫作。她遊歷各國（美國、中國、前蘇聯、古巴等），在這期間，波娃結識了許多共產主義家，例如菲德爾·卡斯楚、切·格瓦拉、毛澤東、理察·賴特。在美國，波娃和美國作家納爾遜·艾格林展開了一段如火的愛情。波娃寫給艾格林的信件更是超過三百封。
1949年，《第二性》出版並大獲成功。一周內銷量2萬2千多冊，由此也掀起一場筆戰，梵蒂岡也將其列為禁書。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在寫給《摩登時代》的信中是這樣說的：「現在，你們女掌柜陰道的一切皆為我所知。」波娃在作品中描述了婦女在當時社會中慘澹的地位。至此，她成為了女權運動的領袖人物。透過神話、文明進程、宗教、解剖學和傳統風俗，波娃分析了當時婦女的現狀，這在社會上也引起了軒然大波，尤其是談到母系與墮胎的問題上，在當時社會被視為殺人行為。對於婚姻，波娃也有不同的見解，認為它猶如中產階級學府，同妓女一樣噁心，因為婚姻讓女人受制於她的丈夫，無法逃脫。
1954年，憑藉《名士風流》，波娃獲得龔古爾文學獎，也成為了世界上擁有最多讀者量的作家之一。這本詳述了戰後法國社會的小說也使她與艾格林的關係曝光於眾，而在此書中，波娃仍延續了自己慣用的虛構人物的手法。但是艾格林再也無法忍受波娃與薩特糾纏不清的關係，終於將這段感情劃上了休止符。在1952年7月至1959年之間，波娃同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生活在一起。
從1958年開始，波娃開始了自傳的創作，她描述了自己所處的中產階級充斥著偏見、自覺受辱的傳統以及她儘管作為一個女人卻想盡辦法從中擺脫所做的努力。同時她也描述了自己與薩特的關係，並認為那是全然的成功。儘管兩人的關係總是一如既往的激情昂揚，但這對男女並不是傳統字面意義上的情人，而從很早之前，波娃也任由她的讀者輕信輿論的流言蜚語，不做辯解。
1964年，《寧靜而死》出版，波娃在這部作品中描述了自己母親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在薩特看來，這是波娃最好的一部作品。字裡行間透出的強烈情感，作品提及了有關對於生命垂危病人的救治以及安樂死。在她承受著喪母之痛的時候，波娃結識了一位年輕的女子，並且她一直支持著波娃，這位女子就是西爾維亞-勒-龐，哲學系大學生。她們的關係十分微妙：「母女」、「朋友」、「情人」……波娃在自傳的第四卷《一切都說了，一切都做了》（Tout compte fait）中講述她與西爾維亞的關係猶如十五年前與好友扎扎的關係。西爾維亞之後成為了波娃的養女並繼承了波娃的所有遺產和著作。
波娃與土耳其女權主義家吉賽勒·阿利米以及伊莉莎白·巴丹德在女權領域中影響巨大，她們讓世人了解到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之後以及法律允許墮胎以來，女人所遭受的折磨。之後的343請願（Manifeste des 343 ，由343名婦女聯署要求獲得墮胎自由的請願）也由此而生。波娃與吉賽勒·阿利米一同創建了非政府組織 Choisir，旨在推動自願墮胎的合法性。波娃一生都在探索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參觀工廠和學校，拜訪的人物下至工廠女工人，上至政界領袖。
1980年，薩特辭世，波娃出版自傳作品《告別儀式》，敘述了她是如何陪伴薩特最後的十年，描寫細緻到對於薩特服的藥，包括對於兩人親密生活的露骨描寫觸犯了不少哲學家。1974年8月和9月，與讓-保羅-薩特對話在羅馬註冊後出版，書中寫道薩特對於自己作品的某些觀點，仿佛他並未離世人遠去。同時在此書中，波娃想要讓世人知道薩特是如何被貝尼-勒維（Benny Lévy）控制，指出勒維讓薩特承認在存在主義中存在某種宗教傾向，而這點又是無神論所不容的。在波娃看來，薩特再也無法從他的才智中獲得快樂，也再也無法在哲學上進行論辯。她同樣也含沙射影地承認自己對於薩特的養女 Arlette Elkaïm-Sartre 的厭惡之情。她是這樣總結的：「薩特的死使我們分離；而我的死也無法使我們相聚。就是如此；他早已厭倦了我們這麼久的糾纏不清。」
1986年，在養女西爾維亞-勒-龐-波娃和克勞德-朗茲曼陪伴下，波娃在巴黎與世長辭。她的葬禮甚至比薩特的更為舉世矚目，來自世界各地的男性和女性的讀者追隨至此。波娃死後被葬在巴黎的蒙帕納斯公墓，讓-保羅-薩特的旁邊，手上戴著納爾遜·艾格林送給她的戒指。
在2008年，為了紀念波娃而創立了西蒙·德·波娃獎。

理論思想

波娃終其一生推廣存在主義，她提出一系列的問題，探討人類如何在無法選擇出生的世界的荒謬中找到生命的意義。儘管有聯繫，但波娃的作品不同於薩特，她將人物描寫得更為具體細緻，偏好向自身的經歷進行一種直接且連貫的思考。
波娃最重要的作品是她的《第二性》，這部作品被認為是女權運動的「聖經」。
在《第二性》中，波娃認為：「我們並非生來為女人，我們是成為了女人。……如果說在青春期以前，有時甚至從嬰兒早期，在我們看來她的性徵就已經決定，那不是因為有什麼神秘的本能在直接註定她是被動的、愛撒嬌的、富於母性的，而是因為他人對這個孩子的影響幾乎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要素。於是她從小就受到灌輸，要完成女性的使命。男性亦然。」這是這本書的最重要的觀點。（這一概念是從特土良的思想中提煉出來）：正是由於個體的組成不同使得我們承擔著不同的角色，擁有不同的屬性，也才會有兩性。書中提出女人因為體力較差，當生活需要體力時，女人自覺是弱者，對自由感覺恐懼，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來，而女人還是甘心服從。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說的從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使男人重新獲取權力，認為歷史上女人從沒有得到過權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會。她認為婦女真正的解放必須獲得自由選擇生育的權力，並向中性化過渡。她這本書的英文譯本在美國極度暢銷，對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女權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書為波娃招致抗議甚至惡意誹謗。雖然波娃獲得支持寥寥，但卻打動了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後者認為從人類學角度看，波娃的這部作品是完全可被接受的。一些同時期的大作家反對波娃所寫的，並有眾多誹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