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进政策 (朝鲜)

背景

朝鮮李朝建立以前，新羅和高麗就有北侵的歷史，白江口之戰後，新羅趁唐朝與吐蕃作戰之際，吞併唐朝的熊津都督府和安東都護府，將兩國國境從漢江推至大同江。高麗建國後，積極北進。
元末，高麗在元朝與紅巾軍、明朝交戰時就不斷偷襲元軍，將元朝高麗邊界北移，朱元璋上台後欲建立鐵嶺衛，「命戶部咨高麗王：以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開元，其土著軍民女直、韃靼、高麗人等，遼東統之。鐵嶺之南，舊屬高麗人民，悉聽本國管屬。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復有所侵越。」。此舉引起高麗強烈的不滿，高麗表奏「鐵嶺迤北，歷文、高、和、定、咸等諸州以至公嶮鎮，自來悉是本國之地」。高麗禑王以進攻中國的遼東地區的行動來對抗，是年四月，辛禑派都統使李成桂北渡鴨綠江進攻中國遼東。李成桂渡過鴨綠江後發覺行軍困難、糧餉不濟、士氣低落，於是威化島回軍，回師松京，廢黜辛禑，流放崔瑩。之後李成桂立辛禑之子辛昌為王，與明朝表示商意，並意圖自立。

朝鮮太祖時期

1392年李成桂廢高麗恭讓王，改國號朝鮮，自立為主，但拒絕明朝在元朝故地設立鐵嶺衛，此後明朝出於與北元作戰的需要，不再要求原鐵嶺以北鴨綠江以南之地，並將鐵嶺衛改置於遼東奉集堡（今遼寧瀋陽東南奉集堡）。1393年，鐵嶺衛又從奉集堡移至銀州（今遼寧省鐵嶺市）。李成桂並未就此罷休，而是繼續尋機北進。
1392年李成桂即王位，元代合蘭府轄區內的女真人，已大都附於朝鮮。如哈蘭(咸興)都達魯花赤奚灘訶郎哈，三散(北青)猛安古論豆蘭帖木兒(李之蘭)，海洋(吉州)猛安括兒牙火失帖木兒，甲州(甲山)猛安雲剛括，洪肯(洪原)猛安括兒牙兀難，禿魯兀(端川)猛安夾溫不花，斡合(鏡城)猛安奚灘薛列，阿沙(利城)猛家朱胡引答忽等部，均受招撫。《李朝實錄》在頌揚李成桂開拓東北面的功業時說:「自孔州迤北至於甲山，設邑置鎮，以治民事，以練士卒」，「延袤千里，皆入版籍，以豆滿江為界。」此類溢美之詞，甚多誇張。其實，當時朝鮮勢力僅達圖們江下游，其標誌是1398年慶源(慶興)設治派官置鎮。不過，即使在圖們江下游，其勢力也不很鞏固。1399年，朝鮮慶源萬戶李清被兀良哈女真殺死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李成桂的作為

朱元璋曾派朝鮮籍欽差宦官黃永奇、崔淵，奉手詔到朝鮮宣義門外，前導至壽昌宮宣詔，詔書中說李成桂拉攏兩浙不良民為其充當間諜，提供明朝情報，派人到遼地用布帛金銀之類賄賂明朝邊將，暗指使人遊說女眞人帶家小五百餘名，潛渡鴨綠江。此外明朝認為他納供不力，稱臣不實。並要求遣返女真，否則武力解決。

備戰

鄭道傳、南誾建議李成桂攻遼，組織全國武將習《陣圖》，不學的處罰。對反對派左政丞趙浚表示「攻遼之擧，今已定矣，公勿復有言。」但是趙浚認為朝鮮民生困頓，不宜開戰，最終李成桂聽從了趙浚，放棄攻遼。

朱元璋的對策

朱元璋察覺到高麗和朝鮮對東北的野心，幾次命令東北邊防加強防衛，並給高麗、朝鮮國王寫恐嚇信，揚言武力蕩平朝鮮半島，採取「卻貢」 政策，拒絕高麗、朝鮮入貢，借高麗、朝鮮欲入貢刁難威脅高麗人，對朝鮮百般刁難，極盡羞辱之事，曾構築 「表箋之禍」 來羞辱朝鮮人，對朝鮮來使隨意定罪，施用刑罰，受盡凌辱，甚至流放雲南，並侮辱性地強迫朝鮮國王派長男親自押解朝鮮人入明治罪，使得朝鮮「舉國臣民,無不驚恐」。以至於李朝官員將出使明朝視為畏途,生怕在明遭到不測。朝鮮史載: 「天子每征執政大臣入朝,皆畏懼不敢行」。但是朱元璋出於與北元作戰的需要，沒有索要被高麗占據的元朝故土。

朝鮮太宗時期

早先1107年高麗尹瓘率1.7萬部隊攻打女真取勝，在朝鮮半島東北部修建了東北九城（咸州、英州、雄州、吉州、福州、宜州及通泰、平戎、公嶮），立公嶮鎮定界碑，單方宣布此地為高麗領土。1109年烏雅束率女真軍收復失地，搗毀公嶮鎮定界碑。但高麗仍宣布對此擁有主權。朝鮮王朝取代高麗後，朝鮮太宗以公嶮鎮定界碑為證據稱公嶮鎭迤南全部屬於朝鮮。
1403年六月，明成祖用女真文頒布敕諭：「女真、吾都里(斡朵里)、兀良哈、兀狄哈等招撫之，使貢獻」。(「女真」是狹義的女真，指朝鮮半島東北面土著女真，隨著高麗\朝鮮向這一地區的拓展，當地的女真大部已歸附;吾都里(斡朵里)和兀良哈是從牡丹江口一帶南遷這一地區的，與高麗\朝鮮發生聯繫較晚，他們或獻土物，或接受職銜。主要目的是與朝鮮交換，並未受其管轄;至於兀狄哈系指圖們江外較落後的女真部落，他們與高麗\朝鮮未發生隸屬關係。)同年十一月，兀良哈首領阿哈出等赴明朝覲，明設建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以阿哈出為指揮使。1404年女真官吏王可仁等上奏明廷，說「咸州（今朝鮮咸鏡南道咸興）迤北，古為遼、金之地」，明成祖遂派王可仁等取道朝鮮赴女真地區。招諭「叄散、禿魯兀等」。降敕與朝鮮，索要這一帶的「十處人民」（主要為女真人）。朝鮮立即派藝文館提學金瞻赴明。金瞻利用遼、金二史記載的疏漏，向明禮部提出考遼、金「地理志」。遼、金二史地理志確實沒有上述10處地名。朝鮮則以明太祖默許地歸本國為辭，稱女真人「來居本國地面，年代已久，……且與本國人民交相婚嫁，生長子孫」，請求「令本國管轄如舊」。明成祖表示「朝鮮之地，亦朕度內，朕何爭焉」，同意將鐵嶺以北，公嶮鎮（今朝鮮咸鏡北道吉州）以南的「十處人民」讓給朝鮮。
朝鮮在漢城設置專門接待女真朝貢者的北平館，並開放鍾城、慶原兩個邊城互市。這種征服、招撫、羈縻的模式，儼然中國漢胡對峙的翻版。
1403年明朝設建州衛，以原來胡里改部首領阿哈出為指揮使，並使之招撫東部女真，特別是招撫圖們江南北的女真、斡朵里、兀良哈、兀狄哈等女真部落。明廷授猛哥帖木兒為建州衛(後改建州左衛)都指揮使，統轄斡朵里部，並新設毛憐衛，以統轄圖們江一帶的兀良哈部。建州、毛憐等衛的設置，為明朝經略綏芬河和烏蘇里江流域及其以東地區打開了通道。1406年，阿速江(烏蘇里江)、蘇木河、失里綿等處頭目來朝，明廷設置了阿速江、速平江(綏芬河)、蘇溫河等衛。隨後明廷又招撫了骨看兀狄哈等，設置了喜樂溫河衛和木陽河衛等，抑制了李朝的北進。所謂「帝(朱棣)於東隅置建州衛，是攏我咽喉，掣我右臂也」，反映了李朝上下慌恐不安的心理。於是李朝政府採取措施：一方面加強朝鮮半島東北面的防務；一方面對圖們江南北女真施加壓力，給以絕市的制裁。激起女真人強烈不滿，1409年女真「吾都里仇老、甫也寇雍丘站，殺擄男女十五人及其牛馬而去。」翌年八月，嫌真兀狄哈金文乃、葛多介等結斡朵里、兀良哈甲兵300餘騎，攻打慶源府，李朝兵馬使韓興寶戰死。李朝吉州察理使趙涓統兵進攻女真地區。得知兀狄哈金文乃、葛多介等已遠匿藏身，便將兵鋒指向兀良哈女真部落，進行突然襲擊。毛憐衛指揮把兒遜、阿古車等4人慘遭殺害，「縱兵殲其部族數百人，燔燒廬舍而還」，史稱「庚寅之變」。
1411年，猛哥帖木兒於四月率部西遷今輝發河一帶的鳳州與阿哈出部匯合。圖們江一帶的女真勢力大為削弱，迫於饑饉困擾，向朝鮮邊將求援鹽糧。一些斡朵里、兀良哈頭領，也先後歸順朝鮮，赴王京貢獻土物，朝鮮則力圖恢復對圖們江南岸一線的控制，重新建城設鎮。猛哥帖木兒西遷後，仍與圖們江一帶女真部落保持著密切聯繫。猛哥帖木兒部在鳳州居住13年,1423年又東遷阿木河，仍隸屬於明朝，又依附於朝鮮。

朝鮮世宗時期

1433年朝鮮世宗發動婆豬江戰鬥，將鴨綠江、圖們江南的女真人據點全部摧毀。。朝鮮在圖們江中下游南岸地區置東北六鎮。在鴨綠江東岸設立西北四郡，招募民夫修築邑城、設置鎮堡。沿圖們江，從會寧的禿山煙臺起，直至慶源訓戎鎮修築了數百里長城和數十個城堡（李朝長城），獎勵移民，動員南部人口向六鎮遷移，徹底有效支配圖們江南岸地區，圖們江隨之成為中、朝兩國東段邊界的界河。「新設四邑，我祖宗肇基之地，以豆滿江為界......豆滿江，天所以限彼我也。」
日本學者和田清說：「咸鏡道地方，原系元朝領土為朝鮮逐漸吞併，特別是咸北，更是在明朝以後才悄悄蠶食的。」朝鮮大臣韓亨允向朝鮮中宗表示：「咸鏡道本非我地, 而於前朝避役之民, 皆歸其地矣。 至我世宗朝, 始設六鎭, 而野人願托以生焉。"朝鮮大臣特進官尹熙平也向中宗表示：「咸鏡道本非我國地也。」

朝鮮世祖時期

朝鮮世祖李蹂推行更大的擴張政策，欲招服境外更遠的兀狄哈諸部。而浪孛兒罕所在的毛憐衛橫亘其間，不予配合，妨礙了世祖的擴張大計，使朝鮮與浪孛兒罕的矛盾急劇升溫。天順三年正月世祖以右議政申叔舟為咸吉道都體察使，使命是招服中國境內的兀狄哈。三月申叔舟到會寧、鍾城，招集境內和近境的兀良哈斡朵里諸酋，傳達世祖之命，讓他們和兀狄哈和好，不要阻攔兀狄哈來朝。同時,「作書,譯以女真字」,派人送兀狄哈各部中,書中寫道:「惟我承天體道烈文英武王殿下,神武定難,撫臨東土,推誠待物,一視同仁,威惠遠著,東夷北狄,爭先納款,如蛾赴燭。……汝等勿生疑貳,勿慮路梗,亟來聽命。」申叔舟軟硬兼施也。可是,朝鮮近境兀良哈部酋長，即大明毛憐衛都督僉事浪孛兒罕，不赴約會,「獨孛兒罕辭病不赴」。朝鮮暗暗恨之。
八月,浪孛兒罕在朝鮮王宮當侍衛的兒子浪伊升哥,請假往吉州溫泉治病。他的妻兄則對朝鮮說,「伊升哥欲往中國,預備行裝有曰,今必因浴遂往父處」。女真人在朝鮮當侍衛,具有一定的人質性質,加之其父的近期表現,世祖信以為真,認為「孛兒罕父子罪不可赦」，立即命令兵曹正郎吳伯昌,「往囚孛兒罕父子家小」。並且授計，召孛兒罕時勿單召，要「與酋長雜召之」。浪孛兒罕失去了警惕，與各部酋長應邀去了會寧，到後即遭綁囚。同時在各處遭到逮捕的浪氏家人還有:浪孛兒罕之子仇難、伊升哥、阿兒哥禿、無者、加麟應哈,女兒吐勞古,妻子其沙哥,仇難之子毛多哥,者邑哈,加麟應哈之子無同可。除二名女性,其他九人悉被斬誅。世祖還下令,「浪孛兒罕子及孫子逃者,隨獲隨斬」。一個月後,「又捕斬仇難子小童二人」。共斬殺浪氏三代十一人。
建州女真都督童剌難、指揮禿滿,最先就近向廣寧總兵官報告了此事,說:「聞朝鮮與野人戰勝,多所剿殺。不勝憤恨,欲借兵謀報。」同時,建州右衛都指揮佟火你赤、毛憐衛都指揮柳尚冬哈等,派遣火你赤之子廣失塔等,直赴北京,向中央奏報:「朝鮮誘殺孛兒罕等十六人。今欲聚速平江、喜樂溫、斡木河、西海等衛人馬六千,往朝鮮報仇。」另有女真人仇應時多,也於事發當年的十二月趕到北京,向皇帝告發「朝鮮國既殺浪孛兒罕等十七人,又執柳尚同介馱牛而去」。明英宗對女真人加以保護,對朝鮮國王加以訓誡。朝鮮世祖狡辯說,浪氏「世居我國境土」,並欲「謀叛」。明廷駁斥:「浪孛兒罕為都督僉事,是朝廷所授之職。雖稱謀構邊患,然亦未見形跡,而遽然殺之,是王自啟釁端」!還要朝鮮把拘捕的浪氏家族的其他成員,送到遼東都司,由朝廷再交阿比車團聚。
浪孛兒罕被殺之前,就感到了朝鮮的壓力。他從朝鮮富寧兵馬探路的舉動,看出朝鮮將要入侵。他「令妻子登山」躲避,並「分軍望候」。在他的影響下,「東良北無兒界舍地等處,野人不靖」。「童亡乃、金把兒歹、柳尚冬哈、金多弄哈、浪時哈、浪時帖具等在座,皆失色曰:孛兒罕受中國高職,年又老耄,請輕論」。浪氏被拘後,他們「或有持酒肉來訪孛兒罕者」。浪氏被害的當年冬天,「浪孛兒罕親黨火剌溫可昌哈,率千餘兵,欲犯邊」。「浪孛兒罕弟舍隱都哈及從弟佐化婁等請兵……欲聚兵報復,……東良北八九百里人聽從,謀欲犯邊」。第二年,天順四年(朝鮮世祖六年,1460),浪孛兒罕之子阿比車,「聚諸種一千五百餘人,正月二十曰來屯會寧長城外,毀木寨而入」。二十一曰,又「分道而入」。居住在朝鮮境內的不少女真人,也都以各種形式支持阿比車，「附賊」，更多的是率眾逃走,使朝鮮城堡失去屏障。
朝鮮世祖也曾一度自省,對咸吉道官員說:「五鎮近境,彼人存撫有素。今因一失,舉兵剿殄,則兵連禍結,無時可解。勢合招撫安集。」可是他的自省只是一念之間，天順四年八月二十七至三十曰，申叔舟率步騎兵八千人分四路入侵女真，過圖們江後,在今吉林省海蘭河、布爾哈圖河一帶「剿殺四百三十餘級,焚盪室廬九百餘區,財產俱盡,殺獲牛馬千餘」。而女真人的頑強反抗,使朝鮮吉州牧使吳益昌率領的八百軍兵全部覆沒。
此後女真人不斷襲擊朝鮮，成化元年(朝鮮世祖十一年，1465年)，朝鮮徵調八路兵馬，要入侵建州之時,建州衛都督同知李古納哈等就奏報明帝說，我等「亦聚人馬，等候仇殺」。

朝鮮成宗時期

朝鮮太宗時期就與女真部落有貢賜關係，意圖控制他們，但明朝與圖們江南岸的女真部落也有從屬關係，這與朝鮮與當地部落的貢賜關係產生矛盾。朝鮮無法容忍圖們江南岸毛憐、建州等女真部落的兩屬狀態，但又無力與明朝對抗，於是轉而對女真人威逼利誘，賜予印信、糧食衣物，封以萬戶、千戶官職，在該地建立城寨、郡縣。明朝得知後責令朝鮮停止封賜女真的行為、放行女真酋長赴北京接受任命。朝鮮則陽奉陰違、暗地阻撓女真歸附明朝，明朝的羈縻政策與李朝的拓土方針互相牴牾。而建州女真地麵條件惡劣，單靠朝鮮朝廷的惠賜難以生存，因而在接受朝鮮官職的同時，仍不時縱兵入寇擄掠。
明朝同樣擔憂女真壯大，明成化三年，朝成宗十二年，1467年。朝鮮軍大將康純、南怡、魚有沼率軍一萬，協同明軍掃蕩鴨綠江北岸的建州三衛（建州衛、左衛、右衛），斬殺建州衛首領李滿住、建州左衛首領董山。成化十五年（1479年），明朝再次對建州女出兵，朝鮮軍再次從征，射殺人畜、焚毀聚落。1491年派許琮過圖們江掃蕩女真兀狄哈部。

朝鮮孝宗北伐計劃

1636年的「丙子胡亂」之後，李淏和哥哥昭顯世子李溰 、弟弟麟坪大君李濬都被清軍擄到瀋陽，當了人質。清朝入主關內之後，1645年3月，久居滿清做人質的昭顯世子返回漢城，隨行清使勒令朝鮮仁祖李倧出城迎接。父迎子不合儒教禮法，且有承認清朝敕使代表天子的意思，所以朝鮮兩班朝臣士大夫心生忌恨。5月21日，昭顯世子暴斃於昌德宮中，死因有史料認為系被宮人在餌餅中下毒。李倧諱言此事，怕多爾袞深究，上報「病亡」。多爾袞雖覺得可疑，但在朝鮮使臣眾口一詞的「確係病殪」的說辭下，不得不信。6月7日，被多爾袞釋放的鳳林大君回到漢城。同年11月14日，清朝冊封李淏為朝鮮世子。1649年己丑五月十三日，仁祖大王去世，李淏即位於昌德宮之仁政門。
當時朝鮮君臣認為，「我朝三百年來，服事大明，其情其義，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開闢以來，亦未聞於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實是真誠痛切語也」。李朝孝宗則以光復大明為己任，倡議北伐。
朝鮮孝宗北伐計劃：首先採取措施，擴軍備戰。駐漢城的都城御營廳軍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軍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編為騎兵。御營廳增加了大炮攻堅部隊，還計劃將守衛漢城的訓練都監軍增加10000名，御營廳軍增加20000名。由於財政困難，未能實現。孝宗時代，加快宣祖時代出現的大同法的推行。大同法是指在朝鮮中期以後將貢物統一為米谷的納稅制度，客觀上加快了朝鮮國內貿易的興起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孝宗時的宰相金育大力主張推行大同法，對土地徵收附加稅。此法的實施證明對國家的歲入和對農民的境遇都極為有利。作為又一項增加收入的措施，他頒布一道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納稅以換取免服兵役。李朝君臣確信「胡人無百年之運」的儒家格言，將地震、彗星等自然災害視為清朝滅亡的徵兆，對南明、吳三桂和三藩、台灣鄭成功、準噶爾蒙古等反清勢力寄以厚望，準備派使臣渡海聯絡，策劃夾擊清朝。台灣鄭氏多次請日本聯合出師伐清復明，朝鮮對日鄭聯合樂觀其成，甚至建議「假道朝鮮，出送援兵」。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報以防禦日本為由擴軍備戰。清朝警覺到朝、日、南明聯手組成軍事同盟的危險，於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鮮核實情況。結果查明朝鮮奏摺不實，順治帝下詔斥責朝鮮國王，罷其用事大臣。此為六使詰責事件。
朝鮮財政困難，軍備薄弱，北伐計劃沒有實施。而清朝1683年攻克台灣，南明勢力滅亡，清朝也進入康乾盛世，朝鮮孝宗北伐計劃徹底喪失實踐可能性。但朝鮮的北伐論者不想肯定中國在滿清統治下的文化和經濟先進性，以後還幾乎全面封鎖了對中國文化的引進。

朝鮮肅宗時期

1673年三藩之亂爆發，朝鮮獲知的時候已是第二年。朝鮮人見吳三桂、鄭經、尚之信、耿精忠、蒙古等反清勢力，以為清朝危在旦夕，於是朝野躍躍欲試，紛紛上書強烈要求征伐清朝，趁機一雪仁祖以來的奇恥大辱。以尹鐫為首的主戰派上書國王顯宗，力陳大義名分，主張聯合台灣鄭經，斷絕與清廷的關係、立即宣布北伐。認為有精兵十萬，糧餉充足，不出十日必然占據瀋陽，瀋陽既入我手，關內也是唾手可得。而領議政許積認為吳三桂擁立明朝後裔再造大明，以大義而言沒有不出兵伐清之理。即使以利害關係而言，一旦大明得以復興，朝鮮就無法為袖手旁觀的行為辯解。但是清國雖然疲於應付蜂起的叛軍，但是以軍事制服朝鮮還是綽綽有餘。一旦對方以數萬兵馬入侵朝鮮，屆時將如何對付？
儒生掀起北伐的輿論浪潮，當時全國的士子多傾向於北伐論，朝野被書生意氣沖昏頭腦。而許積的主張，得到新君肅宗的肯定，肅宗禁止關於北伐的上書，轉而積極籌措本國的防禦，以防清國的戰火蔓延到境內。「我非無雪恥之心，奈何國小力弱，有心無力！」
肅宗朝以後，朝鮮逐漸從北伐的狂想中解脫。但是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北伐，朝鮮的政治人物都不約而同地標榜北伐的精神意義。
肅宗三十年（1704年），崇禎帝殉國一甲（60年）之際，朝鮮王室設置「大報壇」祭祀洪武、萬曆、崇禎三帝，還有一個珍藏明朝遺物的「敬奉閣」，十八世紀中葉，英祖曾打開珍藏的木櫃玩賞櫃中文物，之後無不感慨地說：「此櫃敬以妝之，寶以藏之，此皆敬攝中眷眷皇朝之盛意。

評價

遭遇多次外敵入侵之後，朝鮮朝廷面臨嚴峻的正統性危機。為維持政權存續，朝廷不斷拋出北伐論，帶動全民崇奉忠孝節義的典範，借這種紙上談兵、夢中鬥法的方式，強調本身存在的正統名分。然而此舉帶來了不良後果。基於北伐論的認識，朝鮮人長期以來不肯正面評價清朝統治下的中國，幾乎全面排斥來自中國的先進文化。朝鮮王國往後閉門造車的歷史，此時已經顯露出端倪。

文人觀點

受清朝入關前兩次侵朝戰爭的刺激及北伐論的鼓舞,朝鮮人開始關注高句麗、渤海的歷史,並開始將檀君朝鮮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來認識,討論古朝鮮的疆域問題,也產生了恢復所謂北方舊疆的強烈願望。
成海應和韓元震都認為朝鮮北伐時應分為水陸兩路,水路在山東半島登陸,直搗京津地區,而陸路則從遼東攻擊山海關。所以成海應強調,朝鮮只有占據了遼東,才能與清朝決戰於北京城下。丁若鏞認為遼東不是像朝鮮這樣「願順不武之邦」所能守得住的,而且自明朝定都北京,中國政治重心北移以後,朝鮮要想占有遼東也變得更加不可能。此外,他還強調:「且我邦地勢,北以二河為界,豆滿及鴨綠,三面環以海水,疆場之制,渾然天成,得遼東反為贅也。何為恨之哉!」但是他也不能完全放棄占有這一地區的願望。所以他接著說:「雖然,苟使國富而兵強,一朝有抗衡天下之志,而欲窺中原一步者,非先得遼東,不可為也。不然,西得遼東,東平女真,北拓境上,窮黑龍之源,而右與蒙古抗,斯足為大國,亦一快也。」
成海應主張北伐成功後可擁立明朝皇室後裔為帝,然後朝鮮退守東藩,而同樣對北伐十分熱心的韓元震則主張朝鮮應該利用北伐的機會控制天下。李重煥在《擇里志》中提及朝鮮民間流傳的一個說法:蒙古、女真等都曾入主中原,只有朝鮮不能,是因為朝鮮版圖像個老人,向西而坐,有拱揖中國之勢,所以自古忠順於中國,而且朝鮮無千里之江河,百里之平原,所以不生偉人,不足以有所作為。這間接反映了一部分朝鮮人對入主中原的渴望。
李種徽認為清朝倒台後必然退回滿洲，路上會路過朝鮮，對朝鮮構成威脅，朝鮮應主動出擊占領遼東，「我取諸女眞耳。我與女眞。何親疎於中國哉。」
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時期「北伐論」又成為朝鮮士大夫討論的焦點之一。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申箕善主張北伐成功後擁立明朝皇室後裔光復大明。金平默指出,如果朝鮮孝宗當年北伐成功,則將是孝宗稱帝,而不是復興明朝。不僅孝宗時是這樣,現在也是如此,朝鮮人應該有此種覺悟,儘早朝著這一方向努力。光緒年間，呂運亨的祖父呂圭信向政府建議進行北伐,並為此四處奔走,在因此被流放到平安道的深山中之後,仍每天研讀兵書和算學。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取勝之後,韓國人也希望經過十年的努力成為富強的國家，擊敗中國,迫其割讓遼東和整個東北地區，賠償八億元。日俄戰爭前夕，李沂希望日本控制東北地區後，將其劃為三部分,東部歸日本,西部歸中國,南部歸韓國。因為韓國地小民寡,不能形成均勢,不利於東亞和平大局。
1905年前後,韓國啟蒙運動興起,史學成為啟蒙思想家樹立民族主義的重要工具。申采浩、朴殷植等早期民族史學家以北方的高句麗為中心重新構築韓國的歷史體系,提倡北方史觀,從而也影響到對中國的認識。他們將中國作為韓民族的對立面。在領土問題上,他們更渴望占有中國東北地區。張志淵感嘆:「自遼、金、蒙古以來,箕、高舊疆不復收入版圖,至使聖祖陵寢、發祥之地淪在異域,豈不為志士無窮之恨歟?」申采浩認為「韓民族得滿洲,韓民族則強盛;他民族得滿洲,韓民族即劣退」。提出「高句麗舊疆收復」論。而且,他認為韓民族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上古從北方向南發展,而中古以後從南方向北發展,沿著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將來一定能收復高句麗舊疆,重光檀君遺史。另一方面將古朝鮮和高句麗形容為古羅馬那樣的大帝國,並將匈奴、女真(滿洲族)、蒙古、鮮卑等都視為同族,強調朝鮮族對漢族侵略和殖民的「光榮史」,作為喚起韓國人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
申采浩認為華夏是古朝鮮的一部分,中國的大部分都曾是古朝鮮的殖民地,嚳、堯、舜不過是古朝鮮五部的長官而已。「支那被稱作『華夏』或『諸夏』,當時支那受位於朝鮮西南的南部大加管轄,故以『夏』為名。這不是漢族的支那,江、淮沿岸和山東、山西、直隸等地都是朝鮮的殖民地,其餘為苗族和漢族的領地。」提出「支那殖民論」。申采浩認為福建的泉州、漳州等地曾是新羅的殖民地，百濟曾占領中國的山東、浙江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