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的勝利

起源

希特勒掌權後不久，他叫我去見他，提到他想要為黨代會拍攝一部影片想讓我來拍攝。我的第一反應是說無論是黨代會還是黨的組織，我都一無所知，因此我所拍的必定都是些不合適的東西，沒人會喜歡——且即便我具備拍紀錄片的能力，我之前卻從未嘗試過。希特勒說，這正是他想要讓我來拍攝的原因：那些對人物和組織各自相應重要性均有了解的人，也許會拍攝出一部嚴謹準確的影片，但這並不是他想要的。他想拍出一部從非專業人士眼中表現黨代會的電影，只選取最具藝術價值的——視覺角度的場面。他希望這部影片能打動並吸引那些不一定對政治感興趣的觀眾，並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 萊尼·里芬斯塔爾
里芬斯塔爾之前是一名演員，她在1932年執導了她的第一部電影《藍光》。在此期間，她被希特勒在納粹集會上的講話深深吸引，隨後她與希特勒保持了多年的往來。希特勒也同時欣賞她的《藍光》，並在1933年詢問她是否可以拍攝一部關於每年一度的紐倫堡黨代會的影片。此時納粹剛剛奪取政權，根基尚不穩固，大多數德國人對其並沒有什麼認識，外國更是如此。
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談到了一戰期間英國政治宣傳的成功，基於人民的無知，簡單的重複和對情緒壓過理性的渲染已是足夠的了。希特勒選擇里芬斯塔爾是因為他希望這部影片具有「藝術上的完美觀感」以吸引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觀眾。但他同時認為政治宣傳不能含有任何令人產生懷疑的元素，因此雖然該片具有獨到而充滿詩意的藝術色彩，其仍可被視為一戰風格的平實政治宣傳的延續。
里芬斯塔爾最初並不情願參與拍攝，不僅僅是因為道德上的疑慮，更因為她希望繼續拍攝故事片。希特勒堅持希望里芬斯塔爾為其拍攝黨代會影片，她最終答應拍攝1933年的黨代會紀錄片：《信仰的勝利》（Der Sieg des Glaubens）。然而，該片拍攝過程中存在諸多技術缺憾：里芬斯塔爾缺乏準備（僅有數天時間），希特勒亦未能自然地面對鏡頭。更糟糕的是，里芬斯塔爾和部分納粹黨官員，特別是和戈培爾之間產生了矛盾。戈培爾希望這部電影由宣傳部發行。雖然《信仰的勝利》取得了票房上的成功，但由於衝鋒隊領袖恩斯特·羅姆在該片中承擔主要角色，在長刀之夜將其處決之後，這部電影對納粹黨而言顯得尤為尷尬。納粹黨下令將一切與羅姆相關的事物從德國歷史上抹去，因此《信仰的勝利》一片的拷貝被大量銷毀。
1934年，里芬斯塔爾不願重蹈《信仰的勝利》失敗的覆轍，最初她推薦沃爾特·魯特曼來擔任新影片的導演。沃爾特·魯特曼拍攝的影片表現了1923到1934年納粹黨的興起，但由於過於具有宣傳意味，希特勒並不欣賞他的作品。在他的一再邀請和提供私人協助、並保證宣傳部等其他納粹部門不干涉的前提下，里芬斯塔爾最終答應希特勒擔任影片導演。

製作

影片的腳本與《信仰的勝利》很相似，有些鏡頭甚至如出一轍：如紐倫堡城中的一些鏡頭，兩片甚至都對街上的一隻貓進行了拍攝。另外，赫伯特·溫特也重新使用了他在前片中創作的音樂。而與《信仰的勝利》不同的是，里芬斯塔爾拍攝本片時有著充裕的預算以及充分的準備時間。另外，她也取得了戈培爾等納粹高級官員的協助。蘇珊·桑塔格稱，「這次集會在籌劃時不僅是為了舉辦一個宏偉的群眾集會，更是為了拍攝一部宏偉的宣傳電影。」拍攝過程中，希特勒的私人建築師阿爾伯特·斯佩爾設計了在紐倫堡的場景，並作了大量的協調工作。演講者的講台前挖了一些坑，以便攝影師能按照里芬斯塔爾期望的角度拍攝。現場也鋪設了導軌以便拍攝人群行進的影像。一些納粹黨領導人和高級別官員也在錄音室中為那些音質不佳的演說片段重新錄音。此片的拍攝團隊在當時極為龐大：拍攝團隊共計172人，其中有10名技術人員、36名攝影師及助理（分為16個小組共30台攝影機）、9名航拍攝影師、17名新聞片製作人及12名員工、17名燈光師、2名攝像師、26名司機、37名安保人員、4名工人、2名辦公助手。攝影師多穿著衝鋒隊制服以避免在人群中過於顯眼。
拍攝結束後的素材時長61小時，里芬斯塔爾需要將其剪輯到2小時以內。這對她而言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她在剪輯時有時就睡在編輯室中以儘快完成工作。

宗教

今天早晨的開幕式…更像是一場華麗的表演，同時具有一種神秘主義色彩以及類似在哥德式大教堂舉行復活節或聖誕節彌撒般的宗教熱情。
 — 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
《意志的勝利》有時被視為納粹政治性宗教的一個例子。二戰前基督教是德國的主要宗教，影片同基督教的聯繫使觀眾更容易對影片產生認同。
影片中許多場景具有宗教氣氛。影片開頭希特勒如同神祇般從天而降，掠過大教堂的尖塔。教堂的鐘聲亦在許多場景中出現，片末的閱兵也是在紐倫堡聖母堂前拍攝的。希特勒所經之處的人群呈現出宗教般的狂熱，國家教會領導人路德維希·穆勒也出現在納粹高級官員行列中。希特勒在片末演說中將納粹黨員比作聖事人員。其手持血旗與新黨旗接觸的儀式具有很強的宗教色彩。影片中希特勒的飛機穿越雲海從天而降的場景、拍攝演說時的仰視鏡頭、人群興奮歡呼的場面將希特勒表現為救世主。正如弗蘭克·湯瑪蘇羅所評論的：「希特勒被描繪為拯救德國的救世主，只要國民將自己的命運交由他安排。」

力量

憑著我們的意志，我們的國家和帝國將在接下來的千年中永存。
 — 希特勒
自一戰結束以來，德國民眾少有見到軍事力量的展示，大規模的閱兵能使觀眾感覺到德國重新成為了列強之一。國家勞役團成員以持槍的姿勢手持鐵鍬行進，萬字符和鷹徽則讓人聯想起羅馬軍隊的古風。納粹黨武裝力量的展示亦是對德國境內持不同政見者的震懾。
希特勒的航空旅行亦被視為其個人力量的展示。根據肯尼斯·普福爾（Kenneth Poferl）的記述，1930年代乘坐飛機是極為奢侈的，僅局限於少數人，希特勒是第一個乘坐飛機參與競選活動的政治家。其飛抵機場受到民眾歡迎的畫面更加突出了他的形象。希特勒所發表關於原衝鋒隊領袖羅姆的演說也提醒人們他是權力的掌控者。

團結

一旦我們的宣傳承認了對方哪怕一絲的正確性，我們自己的正確性的根基就會因懷疑而被動搖。
 — 希特勒
團結和統一的主題在該片中多次出現，這也是希特勒的政治宣傳中著重強調的一點。紐倫堡城外希特勒青年團的營帳整齊劃一，赤膊而不加銜別標誌的青年團員顯示著階級的平等，齊步行進的鏡頭亦是對統一的表現。

希特勒對工人的演說也提到了統一的內容：
勞動的理念不再是區分而是統一，在德國再也不會有將體力勞動視作低於其他勞動形式的人了。
 — 希特勒

兒童也被用來傳達統一的理念：
我們希望成為一個團結的國家。你們，我的青年們，將建成這個國家。未來，我們不願看到階級差異和結黨營私，你們也決不能允許它們在你們中間形成。將來的一天，我們要看到一個統一的國家。
 — 希特勒
片中許多鏡頭淡化了納粹黨、德國和德國人民的概念：身著傳統服飾的德國農民會見希特勒、使人聯想起中世紀狂歡習俗的夜間火炬遊行、納粹黨黨旗與德意志帝國黑白紅國旗並排飄揚、希特勒向一戰士兵致敬等。勞役團成員依次報出他們來自何方，讓觀眾感受到納粹黨不僅是根基在巴伐利亞州的活動，而是一個泛日耳曼主義運動。
黨就是希特勒 — 希特勒就是德意志，德意志也就是希特勒！
 — 魯道夫·赫斯

希特勒的演說

除片中呈現的主題外，德國的榮譽感和淨化德意志民族等納粹德國的理念通過片中的演說進一步被闡釋出來：
片中的演說大多將民族榮譽感作為主要內容之一，希特勒呼籲德國人民不要滿足於現狀及德國因戰敗而失去權利的現實。德國人民應當充滿自信，寄信於德國境內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希特勒通過統一德國而增強民族榮譽感，這一過程中也消滅了不符合納粹政權要求的事物。
希特勒相信社會淨化將有助於統一德國，除非雅利安人種外，患病者、殘疾人和其他被認為不健康及不純淨的人都被納入滅絕範圍。片中，希特勒對人群演說到德國必須重新審視自己，找到那些不屬於德國的人，以及官僚內部的腐敗分子：「那些壞分子，他們不屬於我們！」。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則在他的演說中強調了種族淨化的重要性及其後果。
希特勒對人群的演說中強調他們應當對自己和國家充滿自信，德國人民因社會的淨化取得了進步。希特勒希望人們認為這一運動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希特勒更強調納粹德國將持續千年，青年人將接過前人的責任。片末赫斯帶領眾人行納粹禮，呼喊「勝利萬歲」的口號則體現了與會納粹黨員的忠誠。會議在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萬歲！德國萬歲！」口號的氣氛中達到了高潮。

反響

《意志的勝利》於1935年3月28日在柏林烏髮宮劇院首映並迅速取得了成功。在兩個月間就取得了815,000國家馬克的收入，烏髮電影公司認為該片是當年盈利最佳的三部影片之一。希特勒稱讚該片為「對我們運動力量和美的無與倫比的讚美」。里芬斯塔爾亦因該片被授予德國電影獎（Deutscher Filmpreis）、1935年威尼斯雙年展金牌及1937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大獎。
有意見指出這部影片會導致許多人轉向法西斯主義，電影史學家理察·泰勒認為意志的勝利不僅僅放眼於國內的宣傳。2003年《獨立報》寫道：「《意志的勝利》蠱惑了許多人，使他們讚賞而非輕視納粹主義，無疑為納粹黨在世界範圍內爭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但該片在國外並非都受到熱烈的歡迎，英國紀錄片人保羅·羅查稱其單調乏味，另一些人則因其親納粹的傾向而排斥該片。
《意志的勝利》一片使里芬斯塔爾聞名世界直至今日。《經濟學人》稱「（該片）使其得到了20世紀最偉大女導演的名譽」。她共拍攝了八部影片，但只有兩部在德國之外被廣泛關注，里芬斯塔爾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源自她所拍攝的《意志的勝利》。然而，她的導演生涯也毀於此片，戰後她因納粹同情者的身份被盟軍囚禁四年，並被列入電影界黑名單。她在2003年去世後，新聞媒體亦提到了《意志的勝利》在她作品中的地位。

爭議

正如美國導演大衛·格里菲斯的《一個國家的誕生》，《意志的勝利》被批評為利用壯觀的影像來宣揚不道德的體制。二戰後的德國將其視為納粹宣傳，並據去納粹化法律來限制其播放，但教育用途除外。里芬斯塔爾辯解稱當時她對納粹主義的理解很天真，並不了解希特勒的種族滅絕和反猶太主義政策。她同時指出《意志的勝利》一片中「一個反猶主義的詞也沒有」，然而片中卻收錄了尤利烏斯·施特萊徹的演講（猶太人迫害者，在紐倫堡審判中被判死刑）：「一個不保持其種族純淨的民族將會滅亡」。美國影評人羅傑·埃伯特認為影片中反猶主義話語的缺失是反覆考量後的蓄意而為，以使影片的宣傳效果更好。
里芬斯塔爾多次為指控她是納粹宣傳者辯解，稱該片注意力放在了影像而不是觀點上，應將其視為一個整體藝術（Gesamtkunstwerk）。1964年，她提到：
如果你今天再看這部影片，你可以確定它沒有任何擺拍。所有的內容都是真實的，影片中也沒有任何帶有傾向性的評論。它是歷史，是一部真正的歷史影片… 是一部真實電影（film-vérité）。它反映了1934年的歷史現實。因此它是一部紀錄片，而不是宣傳影片。哦！我對宣傳影片很了解。那種影片有擺拍的場景來表現某個觀點，或將某幾個事件按照重要度連接起來。我覺得我自己在面對事件的情況下總是注意特定的時間和地點，我的影片也是本著這樣的原則拍攝的。」
里芬斯塔爾積極參與到了紐倫堡集會中，但後期她大幅淡化了她的影響力，稱：「我只是進行觀察並試著將其拍好，認為我協助策劃這一集會的觀點是完全荒謬的。」羅傑·埃伯特認為「《意志的勝利》無疑是最好的紀錄片之一」但由於其傳達了被眾人視為惡的理念，這部影片帶出了「藝術和道德間的經典問題：是否存在純粹的藝術，或是所有藝術均表達了政治見解？」他又在另一個場合提到這部影片「公眾的觀點認為這部影片是偉大而邪惡的」，並認為其笨拙、沉悶的宣傳技巧並不能操控大多數人。
美國評論家蘇珊·桑塔格認為《意志的勝利》是「有史以來最成功、最純粹的宣傳電影，影片獨特的構想否定了導演可以將美學的或視覺上的概念和宣傳獨立開來。 」桑塔格指出，里芬斯塔爾參與策劃紐倫堡集會設計、龐大的攝影陣容和納粹官員協助證明里芬斯塔爾的工作並不是一個藝術家而是一個政治宣傳者。另外，這並不是她所拍攝的第一部政治影片，亦不是最後一部。桑塔格提到「對於辯護里芬斯塔爾拍攝的是一部紀錄片的人，紀錄片和政治宣傳間有明確的差異。在《意志的勝利》中，影像不僅僅是現實的記錄，現實被構建出來是為影像服務的。」
布賴恩·溫斯頓曾在其文中反駁桑塔格的觀點，他認為納粹策劃的影像場面（Mise en scène）本身即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任何導演都可以拍攝這樣的影片，尤其是在有機會參與布景的前提下。形式上，閱兵和演講在片中交替出現，溫斯頓認為觀眾們均能同意這樣的手法是缺乏想像力而單調的。

國防軍的反對

在本片發布前，德意志國防軍的幾位將軍抗議片中並未出現太多國防軍的鏡頭，僅檢閱德國騎兵部隊的場面與國防軍有關。更多的是納粹黨組織的鏡頭。希特勒因此在藝術效果上做出了妥協，允許在片中用慢鏡頭掃過一排德國將軍，以示對被忽視的國防軍的安撫。但里芬斯塔爾稱她拒絕了希特勒的建議，堅持要她把握全片的藝術效果。她最後答應在1935年集會時專門為國防軍拍攝一部影片：《自由之日：我們的國防軍》。

影響

尼古拉斯·里夫斯寫道：「許多第三帝國和阿道夫·希特勒最永恆的影像都來自於里芬斯塔爾的電影。 」
二戰期間法蘭克·卡普拉為盟軍拍攝的《我們為何而戰》使用了《意志的勝利》中的鏡頭。卡普拉後來提到：「《意志的勝利》不發一槍、不投一彈。但作為摧毀抵抗意志的心理學武器而言，它是致命的。」二戰期間狄蘭·托馬斯創作了一部劇本《就是這些人》，以《意志的勝利》片段來渲染納粹的獨裁領導。
1942年，英國信息部的查爾斯·A·雷德利（Charles A. Ridley）製作了一部宣傳影片《蘭貝斯舞 - 納粹風格》（Lambeth Walk - Nazi Style），使用了希特勒閱兵的場景配上當時流行的英國舞曲《蘭貝斯舞》以製造諷刺效果。這部影片激怒了約瑟夫·戈培爾，據稱他踢開椅子離開了放映室高聲稱該片為褻瀆。丹麥抵抗運動成員曾控制當地劇場播放這部影片。有人認為，這是最早出現的鬼畜惡搞。
《意志的勝利》被導演彼得·傑克遜、雷利·史考特等當代藝術家所研究，查理·卓別林的《大獨裁者》諷刺了《意志的勝利》中的場面。1960年的瑞典影片《我的奮鬥》中使用了《意志的勝利》的畫面，里芬斯塔爾因此控告發行公司Minerva侵犯版權，但該案被擱置。她對德國發行商的訴訟則取得了勝利，德國發行商同意支付她德國發行補償費30,000馬克，以及在奧地利發行的補償費5,000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