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麦克法兰·伯内特

早年生活

伯內特生於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特拉拉爾貢；他的父親弗蘭克·伯內特是蘇格蘭移民，當時是殖民地銀行特拉拉爾貢支行經理。母親哈達薩·伯內特（娘家姓麥凱）出身於一個蘇格蘭中產階級移民家庭，弗蘭克在科羅伊特鎮工作時與她相識。弗蘭克當時36歲，比哈達薩大14歲，二人於1893年成婚。這個家庭信封保守的英國新教。弗蘭克·麥克法蘭·伯內特在七個孩子中排行第二，小時候被喚作「麥克」。他有一個姐姐、兩個妹妹和三個弟弟。長女多麗絲有精神殘疾，耗去了哈達薩大部分時間，全家都把這當成不可告人的恥辱，因此其他的孩子都不敢邀朋友來家裡玩，免得多麗絲髮病被人撞見。麥克在童年時代就喜歡探索周遭的自然環境，尤其是特拉拉爾貢灣。他一開始在一個只有一名老師的私立小學學習了一段時間，7歲時進入公立小學就讀。麥克自小就與父親很疏遠，後者把業餘時間都花在了釣魚和高爾夫上。他愛好書本，不喜歡體育，才8歲就能分析他父親的性格；對他來說父親是個偽君子，表面上十分正直、贊同傳統倫理，可同時又是一個爾虞我詐的商人。哈達薩一心照顧多麗絲，所以麥克養成了孤僻的性格。
1909年，伯內特一家遷往特朗，弗蘭克前往那兒的一家銀行任經理，他剛拒絕了一份倫敦的職位。伯內特對附近特朗湖的野生生物頗感興趣；1910年他參加了童軍，享受了各種戶外活動的樂趣。在特朗居住時，他開始搜集甲蟲並研習生物學。他閱讀了《錢伯斯百科全書》上的生物學文章，得知了查爾斯·達爾文的事跡。 剛十幾歲的時候，他們全家到費爾里港度假，在那兒小伯內特花了不少時間觀察和記錄野生生物的行為。他在特朗州立學校念書，還參加了當地教會辦的禮拜日學校，那兒的牧師鼓勵他繼續學術研究，由於他頗有創見，獲得了一本介紹螞蟻的書作為獎勵。牧師建議弗蘭克在麥克的教育上多花些精力，後來他獲得了全額獎學金，就讀於吉郎學院，該學院當時是維多利亞州最好的私立學校之一。伯內特1913年入學時，是吉郎唯一拿全獎的寄宿生。他在那裡與那些上層階級的子弟處得並不好，那些同學多半很傲慢且熱衷體育，而伯內特卻顯得有些書卷氣，認為那些同學自大而粗魯。這一時期他仍然經常搜集甲蟲，但沒有將這個習慣告訴同學，強迫自己與周圍的人打成一片。不過，他的學術才能還是為他贏得了特權，1916年他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並且在歷史、英語、化學和物理這幾門學科上均為最優。像他這樣社會背景的人通常在大學裡都選擇神學、法學或醫學為就業方向。可是此時，他對於宗教和醫學都感到幻滅。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行，當兵是一種可選的門路，他覺得醫學的背景可以增加自己謀求後方職位的機會。

步入學術界

1917年，伯內特入墨爾本大學就讀，憑藉住宿補貼住在奧蒙德學院。在那兒他閱讀了更多達爾文的著作，並受到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科學觀和社會觀的影響。他享受大學時光，花了很多時間在圖書館閱讀生物學書記，以滿足自己對科學知識的渴求。他還善於划船運動，有一小段時期在奧蒙德的前八賽艇隊占有一個位置。他私下裡仍繼續研究甲蟲，這個習慣後來被同學們發現，他們給予他積極的評價。雖然仍舊很內向，伯內特與大學的師生都處得不錯。他經常不去聽課，還是去圖書館以更高的效率自己學習新的知識，在頭一年就在物理和化學兩門課上並列第一的成績。第二年的時候，他更加的沉浸於實驗室的工作，但也被同學們參軍的潮流所困擾，這時他已不再看重這條出路。不過，戰爭不久結束了，免除了他的憂慮。1919年，他成為12個被選擇進行額外教育的優良學生之一，在第三年的生理學課程上獲並列第一的成績。同年他開始臨床工作，但並不喜歡，因為他雖然愛好診斷病人，卻不善於對他們表示同情。
在大學期間，他成為了一個不可知論者，對宗教的信仰持懷疑態度，他認為是「相信常識的努力不能告訴你什麼是正確的。」他還認為是宗教信徒的行為是虛偽的。他在本科學習中，對宗教的厭惡越來越深。他曾短暫的試圖參與共產主義運動，但最終投身於科學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學醫所需的時間長度已經減到五年，以更快地訓練醫生，因此伯內特在1922年得以畢業，獲內科學及外科學學士學位，在最終的考核中排名第二，儘管他的父親於幾個星期前去世。他的同學伊恩·沃克、凱特·坎貝爾、讓·麥克納馬拉、魯珀特·威利斯和羅伊·卡梅隆後來也憑藉看各自的能力成為傑出的科學家。
之後他在墨爾本醫院實習了10個月，然後成為正式的醫師。他在外科病房實習了4個月，內科病房待了4個月，剩下的2個月待在臨時病室。 他曾在著名的外科醫生約翰·戈登和艾倫·牛頓手下工作。他非常喜歡這段實習期，在必須進入內科實習時有些失望，他做他的內科住院醫師。不過，他很快進入了工作狀態，神經學家理察·斯托爾給了他很好的開導，伯內特很崇拜他。他成決心以臨床神經學為職業，他寫了一篇關於檢驗末梢神經損傷所造成的感覺退化的論文，但他提交給《墨爾本醫院臨床報告》時遭到拒絕。伯內特申請成為體檢登記員，以開始臨床生涯，但墨爾本醫院負責該等委任的醫學監管員任為伯內特的性格更適合做實驗室研究，要求他撤回其申請，並任命其過一段時間後為駐院病理學家，因為那個職位幾個月後便有空缺。伯內特答應了。
在過渡時期，他為沃爾特和伊麗莎·霍爾醫學研究所工作，同時準備1923年年末的醫學博士考試。1923年，他成為墨爾本醫院的常駐病理學家， 他的實驗室是霍爾研究所的一部分。之後他領導了對傷寒症凝集反應的研究，發表了首篇科研論文。他決定全心研究傷寒的抗體反應，雖然醫院的要求本來是讓他研究病理學。伯內特在博士考試中遙遙領先，他的分數在分級的過程中被排除在外，以免其他學生落得太遠。
1924年，伯內特從墨爾本大學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1928年取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之後他成為墨爾本沃爾特和伊麗莎·霍爾醫學研究所微生物學和免疫學前沿研究的領導者，1944年至1965年任該研究所主任。1965年起在墨爾本大學任職，直到1978年退休。在其整個職業生涯中，伯內特在澳大利亞醫學科學國家政策的發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並且是澳大利亞科學院的創始人之一，並在1965至1969年擔任院長。
伯內特在微生物學上的主要貢獻包括發現Q熱和鸚鵡熱的病原體，發展流感病毒的分離、培養和發現的試驗方法，描述流感毒株的再結合，論證多發粘液瘤病病毒在人類中不致病。現在生產流感疫苗的方法仍然是基於伯內特對在雞蛋中繁育病毒的改進。
在所有曾於澳大利亞工作的科學家中，伯內特獲得的勳章和榮譽是最多的。由於對澳大利亞科學的貢獻，他成為1960年澳大利亞年度人物第一名，1978年被授予澳大利亞勳章。他獲得了國際的認可：除了諾貝爾獎，他還獲得了拉斯克獎、皇家學會頒發的皇家獎章和科普利獎章、榮譽博士學位、大英國協國家和日本頒發的各種榮譽。
那時霍爾研究所正經歷早期的快速擴張。研究所的新任主席查爾斯·凱拉韋希望增進該機構的活動，不僅支持醫院的運轉，還能夠在生理學、微生物學和生物化學領域有獨立的研究小組。他還希望提升研究所的級別，使其與歐美的世界級機構接軌。凱拉韋頗為看重伯內特，將他視為所里最好的青年才俊，認為他能夠將研究所提升到世界領先水平。不過，他認為伯內特需要到英國的實驗室吸取一些工作經驗，然後才能在澳大利亞領導自己的微生物學研究小組。1925年伯內特離開澳大利亞前往英國，以為客船做外科醫生來抵償旅費。到達之後，他成為倫敦利斯特研究所國家模式培養手機中心管理者的副手並領取一定工資。伯內特每天早上為其他研究員準備細菌培養液，在下午便能做自己的實驗。 1926年下半年，他做了一個實驗以弄清鼠傷寒沙門氏菌是否會被噬菌體侵染。 
1926年，他獲得了利斯特研究所貝特紀念獎，這筆獎金使他能夠放棄管理者職位，將全部時間都用來研究噬菌體。他講噬菌體注射到老鼠體內，觀察它們的免疫反應，得出噬菌體是病毒的結論。1928年他在J·D·萊丁漢教授的指導下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還被邀請編寫醫學研究委員會所編《細菌學體系》中的噬菌體一章。1927年，他還被皇家醫學會邀請撰寫關於O-凝集素和噬菌體聯繫的文章。伯內特開始與費邊社來往，和幾個共產主義者成為朋友，但迴避參與公開的左翼活動。閒暇的時候他欣賞戲劇，從事業餘的考古活動，並時常去歐洲大陸騎車旅行。
在倫敦，伯內特與來自澳大利亞的伊迪絲·琳達·馬斯頓·德魯斯訂婚。她是中學老師，其父為大律師做辦事員，1923年兩人就認識了，見了幾次面但之後沒有保持聯繫。德魯斯在倫敦度假時認出了伯內特，二人很快同意結婚，雖然她必須回澳大利亞。 1928年他拿到博士學位後回到澳大利亞後二人結婚， 育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那時倫敦大學細菌學教授職位有空缺，萊丁漢遊說同僚把這個職位給伯內特，但伯內特還是回到了澳大利亞，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德魯斯。

逝世

晚年的伯內特疾病纏身，最終因癌症去世。

病毒學和醫學

伯內特回到澳大利亞後，重回霍爾研究所，成為凱拉韋的副手。一開始派他調查「邦達堡災難」——12個孩子因為使用受污染的白喉疫苗而死去。 凱拉韋當時負責皇家委員會調查此事，他讓伯內特負責實驗室研究。他從注射給孩子們的抗毒素混合液中識別出葡萄球菌，這些細菌是從其中一個孩子的皮膚上沾上的，後來傳給了其他的孩子。不過，導致孩子們死亡的卻不是葡萄球菌，這個研究引發了他對免疫學的興趣。這段時間他繼續研究噬菌體，從1924年到1937年他一共發表了32篇關於噬菌體的論文。1929年，伯內特和他的副手瑪戈特·麥基撰寫了一篇論文，認為噬菌體可以以一種穩定的無感染性的形式存在，隨細菌宿主的增殖而增殖。他們對於溶原現象的開創性描述在很長時間裡不被接受，但對馬克斯·德爾布呂克、艾爾弗雷德·赫希與薩爾瓦多·盧里亞發現病毒的遺傳及複製機理起了重要作用，此三人因為這項工作分享了1969年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
1932年至1933年，伯內特從研究所休假，擔任倫敦國家醫學研究會研究員。大蕭條使伯內特的薪水由1000鎊降至750鎊，但醫學研究會從洛克菲勒中心得到補助，因此能以每年1000鎊僱傭伯內特。研究會的主席亨利·霍利特·達爾爵士得到了凱拉韋的允許，借用伯內特兩年，凱拉韋許諾伯內特回國後仍會保留他的職位，且認為這段經歷會讓伯內特得到更好的訓練。達爾還出錢讓伯內特的妹妹到英格蘭照顧她哥哥的孩子。
伯內特在倫敦期間，病毒學取得了好些重大進展，例如流感病毒被成功分離，其傳播被第一次描述。他自己的研究是關於金絲雀痘病毒， 他將其用於繁育雞胚胎的試樣，以分離和量化動物病毒。達爾為伯內特提供了一份永久職位，但他拒絕了，回到了霍爾研究所。由於在倫敦的出色工作，洛克菲勒中心同意專門為他在墨爾本新建一座實驗室。他從國家研究所帶回了一套病毒樣本，在墨爾本開始了基礎研究。
伯內特回到澳大利亞後，繼續了病毒學研究，包括單純皰疹的流行病學。他還參與了兩個無關病毒的項目——描述鸚鵡熱和Q熱的病原體。在發現被感染的鸚鵡會傳播鸚鵡熱後，他試圖遊說政府下達是人類免於感染的禁令，但被拒絕了，後來他認同了政府的立場，也即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大的危險。 同時他還與澳大利亞科學家E·H·德里克一同合作研究Q熱，並成為得到該病病原體的第一人，這種病原體伯氏考克斯氏體就是以他命名的。他對皰疹和Q熱的研究顯示了一種對於傳染病生態學的敏感，這成為他科學方法的標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伯內特轉而研究流行性感冒和恙蟲病。戰爭爆發後他的責任變重了，成為研究所的代理主任，必須要監督該所遷往新的大樓，此時的凱拉韋已於1939年被軍隊徵調。 由於凱拉韋的緣故，許多困擾軍隊的傳染病問題都被交到研究所處理。由於害怕一戰中的全球流感大流行重演，伯內特領導研究所全力進行疫苗研製。1942年二月感染率突然增高后，他首先將疫苗在醫學院學生身上測試，得到許可後又在107名軍人志願者身上測試，兩個月後甲型流感爆發之後，所有新兵都被要求注射這種疫苗。這次試驗中20000人注射了疫苗，沒有取得成功，該項計劃也被廢棄。1942年日本徵服馬來亞後，一批研究員流亡至澳大利亞，促進了恙蟲病研究的迅猛發展。然而此事最後悲劇收場，他的合作者朵拉·拉什死於一次偶然的感染。不管怎麼說，他在免疫學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國際的認可。
1940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專著《傳染病的生物學特點》。 該書獲得了廣泛的影響，被翻譯成數種語言。1942年他成為皇家學會會員， 1944年他曾到哈佛大學發表哈姆敦講演。哈佛願意給他一個席位，但他拒絕了並回到了澳大利亞。這部分是由於他的民族主義傾向，部分是由於對霍爾研究所的忠誠。 這次旅行中他還參觀了美國在布拉格堡的軍事設施，在那兒他與美國的科學家探討了自己對流感的研究。
1944年，他被任命為研究所主任，而凱拉韋被任命為歡迎基金會主席。 雖然凱拉韋本來就準備將伯內特訓練為頂樑柱式的人物，他還是有些猶豫，拿不准伯內特到底能不能最大效力的發揮戰略領導作用。凱拉韋覺得伯內特可能不適合那個職位，暫且還是做純科研更好。伯內特也有疑慮，尤其是考慮到自己沉默寡言的天性，但還是申請擔任了這個職位。 雖然他的社會技巧不怎麼樣，但他的科研水平以及將理念建議傳達給下屬的能力讓他能夠勝任這個位置。凱拉韋重視各領域的研究活動，而伯內特覺得研究所照這樣是無法造成國際影響的，他的政策是在一段時間將所有精力集中於專一領域的研究。他總是意志堅強而特立獨行，越來越固執，不能忍受對自己工作的批評，喜歡尊卑分明和無條件服從。根據傳記作家塞克斯頓的描述，他「對與自己工作有關的事物顯示出一種劃界式的保護」。
1944年，墨爾本大學決定任命伯內特做教授，作為合作項目的一部分，這樣該大學的學生就能在研究所接受實驗訓練，而所里的研究員則可以參與教學。這個計劃並不成功，還造成了緊張，因為伯內特公開說大學教學和研究應該分開，結果導致一些大學教授發表公開信對他的態度進行譴責。伯內特對大學撥款的政策也沒興趣，而他對行政事務的迴避也造成了不滿。另一方面，伯內特長於從政府機關為霍爾研究所爭取資金，常常宣稱要依據國外以贏得雄厚的資金支持。不過他也被批評為過度節儉，吝於投資切削刃設備，這與霍爾研究所在科研界的崇高地位不符。同僚們認為他懷疑現代技術，觀點常常受到局限。
1946年，他創立了臨床研究單位，使得與墨爾本醫院臨床實踐的合作合作更加緊密。雖然他經常嘲笑臨床科學是劣等的，但他還是熱心支持這些實踐。
在伯內特的指導下，所里的研究員在傳染病研究領域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一時期被稱為「病毒學的黃金時代」。 包括艾利克·愛薩克斯（Alick Isaacs）、高登·愛達（Gordon Ada）、約翰·卡恩斯（John Cairns）、Stephen Fazekas de St. Groth和弗蘭克·芬納（Frank Fenner）在內的病毒學家對墨累谷腦炎、多發性粘液瘤、脊髓灰質炎、痘病毒、皰疹和流感的研究上取得了突出成績。
伯內特對流感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發明了培養和研究流感病毒的技術，包括紅血球凝聚化驗。他參與了一種流感活疫苗的研發，但二戰中實驗這種疫苗時未獲成功。他對流感受體的興趣使他發現了神經氨酸酶，這種酶由霍亂弧菌分泌，這個發現為Alfred Gottschalk 關於糖蛋白和神經氨酸酶的底物、唾液酸的重要工作打下了基礎。1951至1956年，伯內特繼續了流感病毒的遺傳學研究。他考察了毒力的遺傳控制，證明了病毒會以很高的頻率重組；這個發現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幾年以後隔離的流感病毒基因組才得以揭示。

免疫學

1957年，伯內特決定所里的研究將以免疫學為方向。他一個人做了決定，很多同僚覺得失望，認為這個舉動是傲慢的，而伯內特卻覺得這個決定很合適、很有效率。 許多病毒學家離開了研究所，加入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約翰·柯廷醫學研究院。1957年以後所里的全體職員和學生投入了免疫問題的研究， 伯內特則從事自身免疫病和移植物抗宿主反應的研究，對免疫學、免疫檢測和癌症的理論研究日益深入。
在那時，免疫學隨著分子生物學和生物化學的發展變得越來越精密了。伯內特對免疫學前進的方向以及對高技術和複雜實驗的日益依賴抱懷疑態度，同事們認為他這種保守的態度是讓他決定讓全所集中精力研究免疫學的一個重要因素。
1940年代伯內特就已經將注意力轉向免疫學。 1941年他寫了一本專著《抗體的產生》， 1949年出版了修訂版，弗蘭克·芬納列為合著者。這本書是免疫學領域的關鍵著作，標誌著免疫學研究從化學方向的嘗試向生物學方向轉變。書中他引入了自體免疫和異體免疫的概念。自己和非己免疫的區別是伯內特生物學觀點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將活組織視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它們的活性和相互作用。
使用「自己」的概念，伯內特通過擴展免疫耐受的概念引入一個假說，闡述了身體不能成功產生對抗自身組織的抗體的情況。他提出：如果在胚胎生命中來自遺傳獨立的物種的可消耗的細胞被移植並成功融入，不會發生對抗外來細胞抗原的抗體反應，當該動物獨立存在的時候。
然而伯內特無法以實驗證明這個假設。是彼得·梅達沃、魯珀特·E·比林厄姆和萊斯利·布倫特找到了該理論的實驗支持，1953年，他們發現，小鼠尚在子宮內或剛剛出生時通過靜脈滴注可以讓脾細胞成功融合，這些小鼠成熟後，他們可以接受供體的皮膚和其他組織，但卻無法接受任何其他小鼠品系的組織。伯內特和梅達沃因為這項工作獲得了196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因為它提供了誘導免疫耐受的實驗基礎，從而讓實體器官的移植成為可能。伯內特和梅達沃儘管性格相當不同，相距也很遙遠，卻能有效地協調雙方的工作；伯內特是沉默寡言的，而梅達沃是一個年輕而彬彬有禮的英國人，但他們非常尊重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