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制

架構

在今天，自由民主制通常都有普選權制度，授與所有成年的公民選舉的權利，而不受種族、性別、或財產規模的限制。不過，特別是在歷史上，一些被認為是自由民主制的國家通常都曾對此作出某些限制，選舉權也可能必須經由某些登記手續才會賦予。嚴格來說，經由選舉作出的決策是由那些參與了投票的人所達成的，而非所有的公民。
在自由民主制裡，選舉應該是自由和公平的。政治的程序也是競爭性的。自由民主制也有著政治上的多元性，各種立場的政黨和團體並存。
自由民主制的憲法則用以保衛國家的民主本質，限制政府權力通常被視為是憲法的用途。美國的政治傳統上強調三權分立、獨立的司法機構、以及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權力制衡和監督。許多歐洲的民主國家則比較傾向於強調「法治國」的概念，亦即國家必須遵守法治的原則。政府權力只有在依照書面的、公開的法規以及既定的程序行使時才是正當的。許多民主國家也使用聯邦制（也被稱為垂直的權力分立）將政府權力切割為縣市、省州、和國家等不同的層面，以避免中央集權和濫用的危險。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和民主間的關係可以由溫斯頓·邱吉爾的一句名言來形容：「……民主是政府的最壞形式，但例外的情況是，在嘗試過其他形式皆行不通的時候……」簡而言之，民主就其本身而言除了是對個人自由的保證外，無異是群眾的暴政罷了。新的自由民主制一詞則主張了兩者間較現實上和諧的關係。自由主義者在專制政府被推翻後，又開始與新的由多數同意組成的政府奮鬥。多數同意的概念成就了民主制度，在同時自由民主主義者又擔心暴民政治的產生，也因此在自由民主制的憲法裡建立了監督與制衡的系統，藉由劃分權力至幾個不同的部門以限制政府的權利。對自由主義者而言，民主並非是他們本身的目標，而只是一種保障自由、個人、和多樣性的手段。

先決條件

雖然這些成分並非政府制度的一部分，但一定規模的中產階級的存在、以及廣泛而興盛的公民社會往往被視為是自由民主制的先決條件。
對於民主多數決傳統並不盛行的國家而言，單獨實行自由選舉的制度通常不能徹底達成民主化的轉型；一場在政治文化上的廣泛轉型以及過渡至民主政府體制的轉型都是必要的。這樣的例子相當多，例如在拉丁美洲國家的民主制度通常都相當短暫而不穩定，一直要到他們在文化上改變為接受多數決基礎為止。
民主文化的關鍵成分之一是「永遠的反對黨」的概念。這在那些傳統上政治權力是經由暴力獲得的國家尤其困難達成。在本質上，這一詞代表了民主制度裡的每種立場都擁有一個共同的基礎觀念，亦即在政治上的競爭或許會有不同立場，但他們都必須容忍與他們不同的立場，並承認他們的合法性和重要性。社會的基本規則是必須鼓勵在公眾辯論上的容忍和禮貌。在這樣一個社會裡，選舉結束後失敗者必須接受選舉的結果，並允許權力和平的轉移。失敗者也不會因此而失去他們的生命和自由，並且會繼續參與公眾生活。人們並非對政府裡的特定政策效忠，而是必須尊重國家的基本合法性以及民主程序的本身。

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制

一些組織和政治學家定期提出世界各國的自由度的調查，包括了當前的情況、以及追溯至一兩個世紀前的局勢。當中最知名的是自由之家所作的調查。
一般而言，如歐洲聯盟的國家、日本、美國、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都被公認為屬於自由民主制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管轄的香港和澳門，受到「一國兩制」的保護下，回歸後兩者皆奉行其殖民地時期的代議民主制，在定義上這兩個行政區仍然是部分民主地區(議席並非全部經選舉產生、行政首長亦非經直接民選或議會選舉產生)。
自由之家組織認為許多在正式上自稱為民主制度的東歐和前蘇聯國家在實際上都是不民主的，通常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於選舉結果有龐大的影響力。之中許多國家則是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

實際上的自由民主制

有些國家雖然在名義上並非民主制度—例如大英帝國的前殖民地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但在實際上仍被視為是自由民主制的形式，因為這些國家都是由民主選出的議會所統治的。在英國，名義上的主權是由世襲的君王所繼承，但在實際上主權則歸於人民，經由人民的選出的國會統治，也因此屬於民主制度。
許多人則反對包括君主在內任何形式的世襲特權，並主張加以廢除之。而君主主義者的回應則是這些國家的君王往往屬於純粹的儀式了，而非在政治上的形式。

總統和國會制度

總統制是一種行政部門與立法機構分開選出的共和制政體。而在議會制裡，政府的行政部門元首則依賴於議會的直接或間接支持，通常是根基於國會的信任投票選出（而失去國會支持時則透過不信任投票罷免）。
總統制的民主制度在拉丁美洲、非洲、和前蘇聯相當盛行，通常是仿效美國而來。而君主立憲制（由民選的議會所統治）則在北歐國家和從其和平脫離的許多前殖民地國家盛行，例如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另外議會制度也在西班牙、日本、和其他許多小國家盛行。前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如南非、印度、愛爾蘭、和美國則依據其獨立的時間而有不同的制度。議會制度也在歐洲聯盟和鄰近國家相當盛行。

直接民主制

一些人主張「自由民主制」並不尊重絕對的多數統治（除了選舉民意代表時例外）。而多數的「自由」則被之前世代立定的憲法或慣例所限制了。除此之外，實際的政治權力被少數的民意代表所掌控，也因此他們主張「自由民主制」只不過是寡頭政治的美化版本罷了。
其他人則反駁道：只有自由民主制能夠保障個人的自由並避免國家淪為獨裁的統治。無限制的多數決統治將會造成少數派遭受壓迫。另一種看法則是被選出的領導人會比一般的選民更有能力和興趣管理國家。第三種看法則認為若要單獨對每個議題進行投票，將會花費極大的資源和努力才能使每個人都能獲取資訊、參與討論、乃至於投下選票。
一些自由民主制擁有類似直接民主制的公民投票制度。瑞士和烏拉圭都是這類例子；美國的加州和其他某些州也備有公民投票制度。許多其他國家也在其政治制度裡備有層面較低的公民投票制度。

種族和宗教衝突

由於歷史上的原因，許多國家在國內的種族和文化上並非完全相同的，可能存在著強烈的種族、語言、宗教、和文化分裂。事實上，不同群體之間可能會互相抱持敵意、甚至公然對抗。而一個民主制度，由於在定義上允許群眾參與決策，因此在理論上也允許群體利用民主政治程序來對付其他「敵對」的群體。在民主化過程中這些現象可能特別常見，尤其是在之前的非民主政府意圖壓制某些群體的情況下。這在既有的民主制度裡也可能見到，例如民粹主義的反移民運動。不過，人類史上絕大多數的壓迫都發生在沒有選舉制度的國家，例如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和納粹德國。
伴隨著蘇聯解體和其他前蘇聯國家的部分民主化而來的，是在南斯拉夫、高加索地區、摩爾多瓦等地的頻繁戰爭和內戰。

官僚政治

自由意志主義和君主主義對於民主制度的一貫批評是：民主制度會慫恿人民選出的民意代表隨意改變法律，尤其是推行一大堆毫無必要的新法案。這在很多方面是極其有害的，新法律可能會限制了之前屬於個人自由的範疇。法律的迅速改變會造成人們不再願意守法，這又可能造成執法機關開始濫用權力。他們主張混亂的法律可能會與簡單而永存的自然法相矛盾—雖然對於自然法為何並沒有一定共識。而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則指出複雜的官僚制度和管制只會在獨裁統治下產生，例如許多前蘇聯的國家。

短視現象

現代的自由民主制如同其定義的，會定期舉行選舉以改變政府。這使得許多人批評它們會造成政府的短視現象。在四至五年內政府便必須面臨新的選舉，而執政者和政黨便必須思考要如何贏得選舉。這會慫恿候選人提出能在短期內得利選民的政策（或者其他政治家），而不是那些眼光遠大能帶來長期利益、但較不受人民歡迎或重視的政策。不過，這些批評事先假設了替一個社會立下長期的預測是可能的，這被卡爾·波普爾批評為歷史決定論。
除了一般對於政府實體的批評之外，在民主制度內的短視現象也有可能是集體的短視思考造成的。舉例而言，一個以減少環境污染為目標的政策也有可能造成失業率的提升。其實這些風險並不僅限於民主制度，在其他的政治制度裡也有可能發生。

公共選擇理論

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是由一群研究選民決策行為、政治家、和政府官員的經濟學家在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他們提出的問題之一便是，在民主制度裡每一個選民的單獨影響都極其有限，也因此造成他們在政治議題上的無知。這會使得特殊的利益集團得以獲取補貼和政府控制的利益，但卻會對社會造成傷害。不過，特殊利益集團在其他政治體制裡也有可能佔有同樣的甚至是更多的影響力。

政治穩定

替民主辯護的主張之一是，在民主制度裡人們可以在不改變政府法律根基的情況下改變政府的首腦，也因此民主能夠減低政治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並且給了那些不滿意現行政策的公民透過定期選舉掌權或改變政策的機會，使他們能安於當前的現狀。因此對於那些政治權力往往經由暴力轉移的國家而言，民主更能增進政治的穩定性。一些人認為由某些群體掌權過久的長期政治穩定也是不適當的。不過，這通常是在非民主制度裡比較可能發生。

戰時的有效動員

一個自由民主制如同字面上的定義，政治權力並非中央集權的。常見的一種批評是這種制度在戰時會成為國家的不利條件，因為戰爭動員需要國家內部快速而一致的行動。雖然有時候行政者可以在不違反立法程序的情況下進行準備，但通常都還是需要立法機關在敵國的攻擊行動發起前同意在國內發起備戰行動，在同意與否和時間花費上都可能製造額外的風險。一般而言如果民主國家遭受攻擊，政府通常不需要任何同意就能展開防衛性的反擊。人們有可能投票反對軍隊徵兵。在理論上，君主制度和獨裁者的確可能有較高的效率和魄力。
然而，研究顯示民主國家反而會比非民主的國家更可能贏得戰爭。對此的解釋主要是「政治的透明度、以及人民民意的穩定度，只要這一被確立，民主制度便能更有力的引導戰爭」。其他的研究則指出這是因為民主國家有更強大的動員能力或資源，所以有更大的機會贏得戰爭。
Stam和Reiter(2002, p. 64-70)也注意到在民主社會裡強調個人的重要性，代表了他們的士兵會有更高的戰鬥積極性和更好的領導。在獨裁制度裡的軍官往往是基於政治效忠度而非能力加以躍升的。他們很有可能只限定於一小群支持現行獨裁政權的階級或宗教/種族團體所出身。這也會排除許多有能力的軍官。在非民主制度軍隊裡的領導人往往會激烈的鎮壓任何內部的反對聲浪和批評，這可能會造成士兵和軍官們不敢提出任何反對意見。缺乏積極性的軍隊和士兵在現代戰場裡是尤其不利的。獨裁國家的士兵也比較有可能向民主國家投降，因為他們可以期盼在投降後受到相對而言較好的待遇。

更正確的決策情報

一個民主制度可能可以對政治決策提供更好的情報。不受歡迎的情報在獨裁制度裡更有可能被忽略，而這些情報很可能便象徵著某些問題的早期徵兆。民主制度也提供了替換無能領導者和政策的管道。也因此，問題和危機在獨裁制度裡可能較為常見、拖延的時間也可能更為漫長。

腐敗

世界銀行的研究指出政治制度對於一國的腐敗現象氾濫度有極大影響：民主制度、議會制度、政治穩定、以及媒體自由都可以降低腐敗程度。

恐怖主義

研究指出恐怖主義在政治自由中等的國家最為常見，而恐怖主義最少的國家則是大多數的民主國家。原因在於政治自由低等的國家其政府傾向掌控國內的一切，對難以確認目的的恐怖組織及行動，抱有不安全感，深恐這些恐怖組織最終會推翻本身的領導權而取而代之，所以會壓制恐怖行動，但恐怖組織如不在本國內活動則仍有政治自由低等國家領袖會支持，如利比亞強人格達費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作為。民主國家則因為有適當管道解決人民的各種安全、經濟需求，而且國內主流價值觀也難以接受極端的想法或行為，故恐怖主義活動在此類國家較少。
然而就除俄羅斯以外的歐洲國家而言，造成慘重人員傷亡的歐洲恐怖襲擊案件（如洛克比空難、馬德里311連環爆炸案、2015年巴黎暴恐）均發生在英國、法國、西班牙等自由民主體制高度完善的歐洲國家，1990年以後才走上民主轉軌之路的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沒有發生過一起導致巨大人員傷亡的恐怖襲擊。

經濟成長和經濟危機

在統計上，民主程度是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互相關聯的。
不過，對於民主制度在這方面的貢獻程度則有不同的意見。其中一種看法是民主制度只有在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普及後才會廣泛發展。在另一方面，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便是當時歐洲最為民主的國家。
一些研究，例如著名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則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的普及和經濟的增長，便會增加社會的繁榮、減少貧窮，並且進一步產生民主化。其他許多研究也指出更多的民主能產生更多的經濟自由，雖然也有一些調查得出相反的結果。其中一種反對意見主張瑞典和加拿大在經濟自由度指數上的分數還要低於智利和愛沙尼亞，但瑞典和加拿大卻有著更高的人均生產總額。不過這種說法也有問題，研究只是指出了經濟自由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因此更高經濟自由的國家在未來也將能有更高的GDP。同時應該注意的是依據指數，瑞典和加拿大是屬於世界上最資本主義的國家之一，因為他們都有穩固的法治、注重所有權、而且對自由貿易極少有限制。批評者則認為經濟自由度指數並不能準確測量資本主義的指數，主張應該選擇其他的測量方式。
一些人主張經濟成長將能自動的促成民主化的轉型，比如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不過其他人則對此提出異議，中國的高度中央集權歷史導致了在中國不可能實行西式民主，既不符合當代國情，也不符合歷史發展軌跡。
大量的石油或礦物開採產業也與非民主的統治相連結。這種影響可以套用於全世界而不僅限於中東。擁有這樣龐大財富的獨裁者可以投入更多資金以維持他們的政權，並且提供更多利益來安撫群眾的不滿。同樣的，這樣的財富也不會產生一般經濟成長能帶來的社會和文化改變。
一次最近的綜合分析則認為民主制度對於經濟成長沒有直接的影響。不過，民主制度的確對經濟的成長有強大的間接影響。民主制度有著更高的人均資本累積、更低的通貨膨脹、更低的政治不穩定性、以及更高的經濟自由。不過，也有一些調查認為民主制度會造成更大規模的政府以及對於國際貿易的更多限制。
如果撇開東亞不談，在過去45年裡貧窮的民主國家的經濟成長比那些不民主的國家快了50%。貧窮的民主國家如波羅的海國家、波札那、哥斯大黎加、迦納、和塞內加爾的經濟成長都比不民主的國家如安哥拉、敘利亞、烏茲別克和辛巴威要來的高。
在過去40年裡最遭的80場經濟危機中，只有5場是在民主國家發生（但影響更為深遠）。同樣的，貧窮的民主國家也比較少出現人均生產總額在短期間暴跌的現象。

飢荒和難民

知名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庫馬爾·森指出，民主國家從來沒有受過大規模的饑荒。這包括了那些並沒有很繁榮的民主國家如印度在內，印度最後一場嚴重的飢荒發生在1943年，另外在19世紀後期也有多次大規模的飢荒，這些都發生在民主化之前的英國統治時期。獨立後的印度的政府也隨著時間而越來越民主。然而如今的印度雖然也是世界主要糧食出口國之一，國民的營養程度卻明顯低於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民主程度較低的糧食出口國。日本、韓國、台灣在民主程度不亞於美國、加拿大的情況下食品價格仍然比美加兩國高出許多。
難民現象幾乎都只有在非民主國家發生過，如果研究過去20年裡的難民流動，絕大部分的案例都是在獨裁國家發生。

人類發展

民主制度也與更高的人類發展指數相連結，也有著更低的人類貧窮指數。
相較起貧窮的獨裁國家，貧窮的民主國家有著更好的教育、更長的平均壽命、更低的嬰兒死亡率、更多的飲用水資源、以及更好的醫療照顧。這並不是因為獲得更高層次的外國支援、或是投注更多開支在這些事業上而產生的，而是因為在民主制度裡資源能被更有效的管理。
一些健康的調查（平均壽命和嬰兒、母親必死率）則顯示這些因素與民主有極大關聯，甚至高過它們與人均生產總額、公營事業規模、或收入不平等度的關聯。

民主和平論

各式各樣運用不同定義、不同資料、不同數據分析的研究都顯示出了支持民主和平論的證據。最初的發現是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真正自由民主制的國家互相戰爭過，最近的調查則顯示在歷史上所有民主國家彼此間的各種軍事衝突（亦即尚未嚴重到戰爭者）所造成的傷亡加起來還不到1000人，而且民主國家也很少發生內戰。
需要強調的是，此處的「戰爭」僅指狹義的軍事戰爭，而不包括貿易壁壘、間諜行為、排外騷亂等非軍事層面的國家間敵對行為。叛逃國外的美國中情局前雇員斯諾登披露的信息顯示，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五個自由民主制國家組成的名為「五隻眼」的情報聯盟對全球大量國家的電子郵件、通話記錄和簡訊實施了監控和竊聽，被監控對象既有俄羅斯、中國等民主程度較低的國家也有西班牙、巴西等公認的自由民主制國家。

大屠殺

研究顯示更民主的國家也較少出現由政府發動的大屠殺，同樣的，種族滅絕和政治屠殺也更為少見。多數民主國家通常也不認為發生在他國的系統性國家迫害與屠殺純屬內政事務，因而有了國際刑事法庭的設立。
但是資本主義在擴張過程中曾經對殖民地人民進行過多次種族清洗。

幸福

依據調查，現代民主國家普遍也有著較高的人民幸福。
然而北歐各國、加拿大、印度等自由民主制國家的抑鬱症發病率遠較民主體制尚不完善的泰國、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嚴重，日本、韓國、南非等自由民主制國家的人口自殺率也名列世界前茅，而幸福因素也與政治穩定有關，社會撕裂及分化也決定幸福的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