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

早年

張國燾的父親張鵬霄曾任象山知事。張國燾少時進私塾讀書，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學理工預科，1919年從預科畢業轉入本科。但是張沒有讀完本科，就成為職業革命家。在校期間參加了五四運動，擔任北京學聯主席，是北京學生領袖之一。
1920年跟隨李大釗參與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活動，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下旬在中共一大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三人團成員（任組織主任），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1921年8月11日隸屬於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華全國總工會前身）成立，總部設在上海，張國燾任首任總主任。1922年1月，參加遠東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並在大會上作報告介紹了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處境、以及土地關係、學生運動和罷工運動等方面的情況。同年中共二大任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組織部長。參加領導二七大罷工。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因為反對與國民黨合作，被批判左傾。張國燾與他新婚不久的妻子楊子烈1924年5月11日在北京被直系軍閥政府逮捕，張國燾在回憶錄中稱有一百多人抓捕名單，因時間緊急有文件未來得及燒毀，未受酷刑但有軍閥強行按手模等行為。在1949年後整理北京檔案時，發現張國燾當年文字材料，有當時北京的全體共產黨員的名單與全國鐵路系統黨員名單，或與此有關。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1924年10月25日張國燾夫婦結束他們5個多月的鐵窗生涯，出獄後他隱瞞這一情況，重返中共中央並繼續擔任重要職務。 
1925年1月中共四大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農工部主任。參與領導五卅運動。

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

1927年四月中共五大張國燾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7月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成員、負責人。1927年八七會議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1928年春，會隱居中的陳獨秀先生，曾慎重建議「應另行組織一個工農黨，…，三月初，…，就因陳先生的慎重，而作罷了。」（詳張國燾《我的回憶》第十三篇第二章）。1928年6月中共六大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與瞿秋白一起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1930年11月回國，進入鄂豫皖根據地，擔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1931年發動白雀園肅反，同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時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在長征時期，1935年4月紅四方面軍放棄川陝根據地，張國燾說是為策應紅一方面軍。1935年6月，由洛甫（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當時的紅四方面軍有近八萬人的強大實力，而紅一方面軍經過前一階段的長征，只剩不足三萬人。會師後6月26日召開兩河口會議，張國燾取代周恩來出任紅軍總政委。因為張國燾堅持南下而中共中央堅持「北上路線」，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分裂。張國燾在回憶錄中稱率紅四方面軍南下並非是反對北上，當時北上決定並未確定。9月9日，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稱張國燾發密電要求武力解決，得到葉劍英報告的毛澤東等不辭而別，僅率領紅一軍團和中央機關等組成的中央縱隊北上，張國燾則率四方面軍及部分一方面軍部隊第二次過雪山草地南下。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馬爾康縣卓木碉開會，並決定另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史稱「第二中央」），張國燾任中共中央主席，「第二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的黨籍。張國燾以「黨團中央」的署名向陝北的中共中央宣稱：「此間已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甘泉縣下寺灣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決定：「對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名義；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1936年1月23日朱德致電張聞天，提出「黨內急謀統一」，「提議暫時此處以南方局，兄處以北方局名義行使職權，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職務，統一領導」。1936年1月24日，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和朱德的提議，致電張國燾、朱德，電文稱：「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1936年2月14日，張聞天、林育英又致電朱德、張國燾：對政治決議既原則上同意，「組織上亦用西南局，則對內對外均告統一」。
中央紅軍在陝北與陝北紅軍以及先期到達陝北的紅二十五軍會師後，建立並鞏固了陝甘寧根據地。南下期間損兵折將的張國燾被共產國際命令取消其「第二中央」，1936年6月6日，張國燾正式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中央軍委」等，並準備成立中央西北局。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紅二、四方面軍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統一領導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行動。張被迫帶領紅四方面軍和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方面軍及紅一方面軍的部分部隊一同北上，1936年10月在甘肅靜寧縣將台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彭德懷誘使張國燾脫離大部隊，僅帶數十人的警衛排進入根據地，由此解除了張國燾對紅四方面軍的指揮權，彭德懷帶領的中央軍委前進指揮所接替張國燾控制了紅二、四方面軍。根據中央命令，由紅四方面軍主力以及紅九軍團等部組成紅軍西路軍，任命陳昌浩任中共西路軍前委書記兼西路軍政委，徐向前任總指揮。西路軍在陳昌浩、徐向前等率領下，奉命向北，先是試圖打通經中衛、阿拉善進入外蒙到蘇聯的補給線，後中共中央又接共產國際指示放棄北線，轉而打通經甘肅、新疆到蘇聯的補給線。西路軍在北上被寧馬馬鴻逵打擊後，轉而退入河西走廊，試圖打通經由甘肅、新疆到蘇聯的補給線。遭到青海軍閥馬步芳、馬步青以及甘肅軍閥馬鴻賓的猛烈攻擊，同時由於中央軍委和軍委前指（彭德懷司令）指揮錯誤，致使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東突西沖，猶豫徘徊，始終不能擺脫被追殺的被動局面，經數月浴血拼殺後，將近3萬人的西路軍最終幾乎全軍覆沒，僅有李先念率殘兵一千餘人進入新疆，其餘部隊大部被殲，少部分被俘或被打散。被俘和被打散的一部分人員（如徐向前等）後來逃回陝北。由於紅軍未能打通陝北到蘇聯的補給線，使蔣更有信心剿滅紅軍；紅軍發動寧夏戰役失敗，也使東北軍、西北軍更難和紅軍正式、公開結盟，因為張學良希望與紅軍在打開與蘇聯通道後結盟，否則無法抵抗強大之中央軍。同時，南方追擊紅軍的中央軍迅速北上，越來越接近陝北；張學良明知中央軍到達陝西後，東北軍不能繼續與紅軍秘密合作，使張學良難以「剿共」與「聯共」。1937年3月遭到毛澤東、張聞天、凱豐等之批判鬥爭。張國燾於《我的回憶》<第二十篇第二章>自述此時期心境：「…我回憶已往,覺得過去我不贊成這個或那個政策,反對這個或那個措施,為這件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節節之事。我討厭鬥爭和權力那些東西,覺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兒。我覺得世界上甚麼事總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著罪惡,革命也不一定就是聖潔。至於那些為了某種政治需要,不惜拋棄道義的行為,更是可鄙。我當時還沒有決定脫離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經體會到這黑暗面的威脅,使我意識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缺陷實在太大,這極端反動的專制獨裁會毀滅一切理想。」
1937年9月起，張國燾答應中共中央代理林伯渠之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職務，之後漸被邊緣化，直至1938年4月初。

與中共決裂

國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日後，1938年4月3日，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一說是代主席）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之名逃離延安，遇上蔣鼎文後，到了西安，投奔中國國民黨。4月11日中共特工李克農率人在漢口火車站攔截住並扣押起來，周恩來到武漢，多次要求張回延安未果，最後決定讓張選擇回歸中共與否，張說願意被破門。4月18日，中共中央開除張的黨籍。
張國燾脫離共產黨後，蔣中正視其為「對延安的致命打擊」交給軍統領導人戴笠「妥善運用」，但此後張國燾對中共（特別是主要以紅四方面軍為班底組成的八路軍一二九師）進行的策反工作收效甚微。
1948年6月，張國燾在上海施高德路創辦創進週刊社，出版《創進》週刊。《創進》週刊發表的一些文章，把造成全國危機四伏、民不聊生的原因，歸罪於中國共產黨，指責中國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毫無道德倫理和國家存亡的顧忌」。「中國共產黨無論標尚何種理想目的，他們改採取的手段則是有害而可怕的」。「假定共黨『武裝革命』成功，繼軍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種獨裁政治無疑」。

晚年

1948年底因政治環境變化，舉家遷到臺北市；1949年冬又移居香港。1949年-1952年10月張國燾任《中國之聲》雜誌社長；1966年開始為美國堪薩斯大學撰寫《我的回憶》連載文章，並於香港明報月刊刊登中文版。1968年舉家飛往加拿大。1960年10月，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北京中南海採訪毛澤東時問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毛澤東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1968年張國燾移居加拿大，1976年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1979年12月3日在加拿大多倫多一養老院病逝，後葬於多倫多東部士嘉堡的Pine Hills Cemetery（松山墓園），終年82歲。《多倫多星報》亞洲局記者比爾·史勒（Bill Schiller）撰文引述張戎表示張國燾死前信基督教。張國燾晚年準確預測了「文革難以為繼」和「鄧小平復出」。

家庭

1924年，張國燾和楊子烈（1902年12月9日-1994年3月27日）結婚，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一任婦女部長，兩人有3個兒子：張海威、張湘楚、張渝川，三人皆在美國與加拿大定居，分別是加拿大醫生、工程師和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