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木兼宽

早年

高木兼寬1849年10月30日（嘉永二年九月十五）生於日向國東諸縣郡穆佐村（今宮崎縣宮崎市），幼名藤四郎。家族世代為薩摩藩下級武士，父親高木喜助平時務農，也是村裡的木匠。兼寬天資聰穎，8歲習讀四書五經，13歲立志學醫，18歲跟隨鹿兒島醫生石神良策學習漢方和蘭方醫學（經荷蘭人傳入日本的西洋醫學）。時值幕末動亂，戊辰戰爭爆發。1868年6月，20歲的高木作為薩摩藩東北征討軍鹿兒島第九隊的隨軍軍醫開赴京都，先後轉戰江戶、會津若松等地，同年11月復員。從軍期間，高木見識到了英國公使館醫生威廉·威利斯等西醫的高超醫術並為此深深折服，同時痛感漢醫落後不堪，無力救治現代戰場的傷病員。這使他決意早日掌握歐美先進的醫學技術，向臨床實用醫學方向發展。
1868年10月，薩摩藩創設醫學院鹿兒島醫學校（今鹿兒島大學醫學部），聘請威利斯任校長兼醫院院長，培養藩內醫學人才。次年高木因從軍經歷獲准就讀，跟隨威利斯學習英語、拉丁語及英國醫學。後因表現突出被任命為解剖學六等教授，最終提拔至三等教官。1872年4月，經時任海軍省軍醫部主管的老師石神推薦，高木前往東京參加日本海軍，於海軍醫院工作，後晉升至海軍少醫監。1873年8月，海軍醫院內創設軍醫學校，英國醫師威廉·安德森上任講師。安德森十分欣賞高木的才華和品格，便介紹他至自己的母校英國聖托馬斯醫院醫學院就讀。1875年6月，高木從橫濱出發途徑美國，於7月抵達英國倫敦，開始五年的留學生活。在校期間，高木先後取得了外科，內科以及產科的醫師資格，共獲13次優秀獎學金。1879年獲授該校外科最佳表彰切澤爾登獎章（Cheselden Medal），1880年入選英國皇家外科醫師學會會員，成為首位獲得這一英國外科醫師最高名譽身份的日本人。
1880年11月，32歲的高木畢業回國，晉升中醫監，並任命為東京海軍醫院院長。此時日本國內的醫學主流已轉為尊崇理論主義和權威主義的德國醫學，普遍重視醫學研究，輕視臨床治療。為與之抗衡，1881年高木與松山棟庵等人共同籌建「成醫會」和「成醫會講習所」，教授英國醫學，舉行演講或病例診斷等學術研討活動。1882年8月，他以聖托馬斯醫院為樣本興辦了日本首座貧民醫院「有志共立東京醫院」，並將「講習所」納入醫院體系改稱「成醫學校」，把以臨床治療為核心的英式醫學教育普及至日本。高木向來重視培養護士，1886年有志共立東京醫院護士教育所為日本培育出首批五名女護士。在華族、政治家及皇室的資助下，高木的貧民醫療茁壯成長，成醫學校、有志共立東京醫院以及護士教育所分別成為延續至今的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以及慈惠看護專科學校。

腳氣病防治

從進入海軍開始，高木便一直關注蔓延全軍的腳氣病問題。腳氣病在江戶時代偶有流行，進入明治時代則愈演愈烈，和肺結核並稱為明治時日本人的兩大「國民病」。患者往往出現原因不明的水腫、下肢麻痹、全身無力、消瘦及癱瘓，嚴重時可因心律不齊乃至心力衰竭（即所謂「腳氣衝心」）而死亡。該病常見生活在城市的學生和軍隊，尤其好發於遠洋航海的海員，給日本海軍造成了大量非戰鬥減員，嚴重時竟達海軍總人數的三分之一。1882年朝鮮王朝發生壬午兵變，日本派出金剛號等三艦與北洋水師對峙，但水手卻接連病倒，致使軍艦戰力全失。嚴峻的局勢令時任海軍醫務局副局長的高木憂心忡忡：「每當我為帝國的將來著想便不免心驚膽寒。倘若坐視疫情蔓延而找不出腳氣病的病因及治療方法，一旦兵戎相見，海軍將與廢物無異。」

當時歐洲醫學家已在細菌病理學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細菌致病說」盛極一時，日本國內外的研究者大多認為腳氣病也是一種細菌性傳染病。但高木在調查時發現，腳氣病患中囚犯和士兵較多，將校卻極少。同時他還注意到，遠洋船舶停靠港口時，患者數量明顯減少；一旦再度啟航，發病率又會反彈。他推測這可能與伙食有關──明治初年，海軍後勤承襲幕府舊制，採用發放菜金由軍人自行購買的形式。上級軍官菜金標準較高，副食相對豐富；而貧苦出身的下級士兵本身菜金較少，還要盡力省下結餘貼補家用，僅留少許購買白米、味噌、醃菜果腹，因此蛋白質攝入量極低。研究發現，腳氣患者食物中氮（代表蛋白質）與碳（代表碳水化合物與脂肪之和）攝入比達1:28，遠超1:15的正常比例，據此他判斷營養失調才是腳氣病的真正病因。1882年10月，高木以醫務局局長戶塚文海的名義致信海軍卿川村純義，提議將伙食體系從現有的菜金配給制改為實物發放制，另在三艘軍艦上試行洋食二至三年以觀成效。然而，由於伙食改革勢必導致開支劇增，加之官兵普遍不好洋食，短時間內難以適應，高木的提案並未得到當時大多數人的支持。
1883年9月，日本海軍訓練艦龍驤號從環澳洲、南美、夏威夷的遠洋航海歸來，艦上376人中有169人罹患腳氣病、其中25人死亡。海軍成立的腳氣病特別調查委員會在分析船員的衣食住行後得出了和高木先前同樣的結論，即腳氣流行與食物中碳氮比例失衡有關。以此為契機，伙食改革計劃得以大大提速。為了排除改革上的阻礙，高木還設法繞過海軍指揮層，直接向有栖川宮威仁親王和伊藤博文等政界要人進言。1883年11月29日，高木在伊藤介紹下前往赤坂皇居面見明治天皇，以龍驤艦事件為例，力陳腳氣病對海軍在內全國國民的危害，以及伙食改良對防治腳氣疫情的重要性，得到了天皇的首肯。
1883年11月，高木獲准在另一艘即將出航的訓練艦筑波號上試驗全新的伙食體系，其中加入了肉類、豆類以及牛乳等高蛋白副食。為保試驗具有對比意義，他再度遊說川村純義、伊藤博文以及大藏卿（財政部長）松方正義等重臣，設法從次年300萬日元的海軍預算中爭取到5萬日元作為航海經費，以求該艦完全重走去年龍驤號的航線。1884年2月3日，筑波號滿載333名船員從品川啟航，踏上287天的環太平洋之旅。此行士兵的腳氣病發作數驟減，行至紐西蘭皆無人發病。至11月16日順利回港時，艦上腳氣病患總計僅有14人，無人死亡；事後發現，這些患者多因挑食沒有吃肉或飲用煉乳。筑波艦試驗的成功打消了許多海軍要員的顧慮，伙食改革的阻礙迎刃而解。1884年1月15日，海軍省向全軍發布《艦船營下士以下食料給與概則》，規定伙食供給一律改為發放實物，並將高木的指導食譜介紹到部隊，當年海軍內的腳氣患者即較前年減少一半。考慮到日本人的飲食習慣問題，第二年高木又將食譜中的主食改為用等量的米和大麥做成的麥飯，以便吃不慣西式麵包的貧苦士兵也能正常攝入蛋白質。伙食改革後，腳氣病的發病率和死亡人數呈逐年銳減，至1888年便從海軍中完全絕跡了。不僅如此，海軍將兵的身材體格也日益健壯，在當時普遍孱弱的日本人中獨樹一幟，人稱「水兵型」。1890年9月，高木再次面見天皇，奏報防治腳氣病會戰取得圓滿成功。因為這一功績，1885年12月，高木晉升海軍軍醫最高官職軍醫總監，任海軍軍醫本部部長；1887年5月日本頒布實施「學位令」，設博士、大博士兩級學位，高木等五人獲得首批醫學博士學位；1891年獲授勛二等瑞寶章；1905年3月授予男爵爵位，躋身華族之列。世人或親近或揶揄，都開始不約而同地稱他為「麥飯男爵」、「麥飯勛二等」。

腳氣論戰

1885年4月，高木在醫學期刊《成醫會月報》英文版上發表論文《腳氣病原因與預防》，正式向學界公布了他的「食物致病說」以及日本海軍防治腳氣的成果。對此，時任陸軍軍醫總監石黑忠直卻甚不以為然，稱其不過是漢方醫學的老調重彈。緒方正規、大澤謙二、森鷗外等一眾以德國醫學嫡系自居，奉「細菌致病說」為圭臬的東京帝國大學系學者也紛紛群起反對。「食物致病說」發表剛四周，緒方正規就針鋒相對地聲稱發現了「腳氣菌」（其實不過是一種雜菌），大澤謙二隨後也公開抨擊高木的學說，指出大麥中的蛋白質難以吸收，不可能對腳氣有治療效果。而最為活躍的當屬日後的陸軍軍醫總監森鷗外。1885年5月，當時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的森撰寫《日本伙食論大意》，認為和食營養豐富，毫不遜於洋食，主張陸軍堅持以精白米作為主食。高木隨即以動物試驗作為回應，證明飼餵大麥的家犬比飼餵白米的更為健康。1888年森回國後，立刻發表論文《非日本食論將失其根據（非日本食論ハ将ニ其根拠ヲ失ハントス）》，強調進食白米所攝入的蛋白質已能滿足人體所需的標準值，意在顛覆高木伙食改革的理論基礎。森還從統計學的角度質疑筑波艦試驗的科學性，指出該試驗外生變量過多，且沒有控制氣溫、濕度等其他重要的疾病誘因，認為海軍伙食改革後腳氣病例減少純屬巧合，毫無科學依據。在反對方咄咄逼人的理論攻勢下，高木一時竟無法反駁。
儘管高木在腳氣論戰中處處被動，但伙食改革的成果卻是不言自明的。在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戰爭中，日本海軍僅有腳氣病患34人，死亡人數為零；反觀日本陸軍在977人陣亡以外，竟有4,064人因腳氣病喪生。病死者四倍於陣亡者，「古今東西戰疫記錄罕見其例」。到日俄戰爭爆發時，台灣派遣軍等部分陸軍部隊已經開始模仿高木，採用麥飯來治療腳氣病患者，成效顯著。森得知後從中作梗，嚴禁大麥運往前線，轉而向士兵大量發放藥物「征露丸」，希望用其中的木餾油成分殺滅「腳氣菌」。不料腳氣病例不降反升，多達211,600名陸軍士兵罹患腳氣病，其中27,800餘人死亡，占總戰病死者約75%。而同時海軍僅有87人發病，3人死亡。1910年，日本化學家鈴木梅太郎從米糠中提取出「抗腳氣病因子」（後命名為維生素B1），腳氣病的成因終於真相大白。原來是富含維生素B1的米糠和胚芽在碾米的過程中流失，吃精白米的人維生素B1攝入不足所致。高木主張的「蛋白質不足說」固然失之準確，但他在給予高蛋白食物的同時也不知不覺地補充了額外的維生素B1，起到了同樣的療效。1924年，慶應義塾大學醫學教授大森憲太等人經過反覆論證，最終肯定了「維生素B1缺乏說」，否定了「細菌致病說」，歷時數十年的腳氣論戰至此才塵埃落定。

晚年

1892年高木當選貴族院議員，編入預備役，就任東京醫院（日後的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院長，從此專注於公共衛生工作。當時東京的貧民窟聚居區擁擠骯髒、設施欠缺，極易成為瘟疫的溫床。對此他建議以英國倫敦為範本，將市中心的貧民遷至郊外，騰出空地修建商業中心；郊區與市區間以馬車、汽車等公共運輸相連，實現職住分離。他的對手森鷗外，再次對這一個計畫進行批判，指責高木操之過急、不近人情；且驅逐貧民屬於劫貧濟富，容易激化階級矛盾，造成社會動盪。雙方各執一詞，孰優孰劣至今仍無定論，但日後東京的發展過程（職住分離、中心城區建築高層化、發達交通網下的大規模人口流動等）確實與高木起初的設想不謀而合。
日俄戰爭結束後的1906年1月，高木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離開日本，開展歷時七個月的美英法等十國之旅。期間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費城大學、托馬斯·傑弗遜大學等校先後發表共九場學術演講、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費城大學和英國杜倫大學授予名譽學位，並會見了時任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當年5月，高木以海軍軍醫總監，醫學博士、男爵的身份重返闊別26年的母校聖托馬斯醫院醫學院，以《日本陸海軍衛生》為題進行了為期三天的主題演講，回顧總結了他從提出「食物致病說」到最終成功防治腳氣病的全過程。演講內容隨後刊登在權威醫學期刊《刺胳針》上，引起歐美醫學界的強烈反響。他欣慰地說：「在此之前，沒有一個學者願意聽我的理論，無論何時都只有反對的聲音，為此我吃盡了苦頭，恐怕這是很多學者所想不到的。今天，各位能來聽我的學說，實在讓我感到由衷的喜悅。」
此次歐美之行極大改變了高木的人生觀和國家觀。見識到歐洲舊有的基督教文明秩序在近代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衝擊下日漸式微，大大增強了他對固有日本歷史以及民族認同的優越感。他認定「和魂洋才」的日本道路將引領新時代世界各國的思想潮流，意識形態由西化主義迅速倒向國粹主義。為促進日本國民體格健全，培養愛國精神，從1912年9月起，他用八年時間遍訪全國大小府縣，幾乎每天都到各中小學校進行衛生保健主題演講，前後共計1,388場，聽眾總數達671,052人次。在演講中，他批評過分呵護的西式生活削弱國民體質；鼓勵人們回歸自然，多接觸空氣陽光，多食麥飯，多加運動，並自費出版《精神修養與大和魂》一書，向全國主要學校免費發放。與此同時，他也開始接觸宗教信仰，首先研究了一段時間禪宗佛教，不久改信日本傳統宗教神道。他尤其崇尚神道中一種稱為「禊」的淨化儀式（通過粗衣糲食、冷水沐浴、強力運動以求達到心身統一，神我一體的悟境），年過六旬仍然力行不輟。此外，宮崎縣宮崎神宮的大規模擴建工程，以及該社每年舉辦的祭祀巡遊「宮崎神宮大祭」，也均是在高木的主持下得以實現的。
高木在1872年6月娶外交官瀨脅壽人之女瀨脅富子為妻，兩人共育有四兒兩女。除長子高木喜寬外，其餘子女均先他死去。長女幸和四子藤四郎分別在五歲和兩歲時夭折。1915年，次女寬子在產後病逝，年僅30歲。1919年1月，37歲的三子舜三在美國紐約突遭車禍身亡；同年4月，39歲的次子兼二又死於傷寒；晚年喪子的打擊令高木精神崩潰，他從此閉門謝客，終日呆坐不語。1920年3月21日痼疾腎炎復發，4月12日突發腦溢血搶救無效，於次日在東京逝世，4月17日葬於東京青山靈園。

紀念

高木逝世當天，大正天皇降旨追封其從二位，並授旭日大綬章。長子高木喜寬承襲男爵爵位。
1903至1905年法國南極遠征期間，法國科學家讓-巴蒂斯特·夏古領導的探險隊在南極大陸葛拉漢地西岸勒魯灣的東北部、南緯65度33分、西經64度14分發現並簡單測繪了一處海岬。1959年，英國南極洲地名委員會通過決議將該海岬命名為「高木岬」，以紀念「日本帝國海軍軍醫總監，1882年通過實行飲食改良成功防治腳氣病的第一人」。在高木岬的附近，還分別有艾克曼角（紀念發現米糠對腳氣病作用的荷蘭醫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克里斯蒂安·艾克曼）、芬克冰川（紀念首創維生素概念的波蘭生物化學家卡西米爾·馮克）、霍普金斯冰川（紀念分離色氨酸的英國生物化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麥科勒姆峰（紀念發現維生素A和D的美國生物化學家埃爾默·麥科勒姆）四處以其他維生素研究學者命名的地形。高木也成為繼間宮林藏後，第二位留名世界地圖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