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汗国

概述

明末清初，準噶爾首領最早是哈剌忽剌，後巴圖爾琿台吉1635年即琿台吉位，準噶爾汗國正式成立，以伊犁為根據地兼併厄魯特蒙古各部，壓迫西方的哈薩克族。1670年巴圖爾琿台吉的兒子僧格被殺後，他的異母弟噶爾丹奪得了準噶爾的統治權。1678年，西藏的五世達賴賜噶爾丹可汗號（噶爾丹為準噶爾汗國統治者中唯一一位稱汗者）。此年噶爾丹出兵南疆，占領葉爾羌汗國，把廣大維吾爾族地區置於其統治之下。1688年噶爾丹突然率兵越過杭愛山，大舉進攻土謝圖汗，迫使喀爾喀蒙古諸部南遷。1690年6月，噶爾丹又向漠南喀爾喀蒙古進攻，俘掠人口，搶劫牲畜。同年，康熙帝決計親征，組織左右兩路大軍，分別出古北口和喜峰口。8月1日，雙方大戰於烏蘭布通（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境內）。清軍大敗噶爾丹軍，噶爾丹乘夜向北潰逃。
噶爾丹戰敗後因原根據地為策妄阿拉布坦占據，不得不滯留科布多地區，集合殘部，休養生息，以期東山再起，不斷騷擾邊地安寧。1696年2月，康熙帝發兵10萬，分三路大舉出擊。5月13日，西路軍在昭莫多（今蒙古國烏蘭巴托以南的宗莫德）大敗噶爾丹軍。1697年2月，康熙帝發動第三次遠征，命費揚古、馬恩哈分別統率兩路大軍，共6000人，由寧夏出發，進剿噶爾丹殘部。4月康熙帝親赴寧夏，指揮這次軍事行動。正當清軍進發之時，噶爾丹眾叛親離，軍隊只剩下五六百人，遂飲藥自盡（又說被人殺害）。
噶爾丹敗亡後，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繼續任準噶爾部台吉，準噶爾部又逐漸強大起來，和清朝再次發生矛盾衝突。1716年，他派兵於西藏，占領拉薩。1718年清朝由青海路出兵入藏，不過全軍覆沒。1720年清朝第二次出兵才趕走準噶爾軍。清朝和準噶爾軍在吐魯番方面也有戰鬥。

準噶爾部鞏固政權時期的政治局勢

由於農耕資源的相對匱乏，準噶爾部在尚未形成一定勢力時仍處於經濟落後的發展階段。但隨著政權的相對穩定，巴圖爾琿台吉與僧格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得經濟狀況得到了較大的改善，狩獵業與逐漸得到發展的畜牧業作為這一時期的主要產業的同時，農業也開始得以發展。巴圖爾琿台吉時期引進了優質農種與家畜良種，如在1638年12月、1639年12月准使烏魯斯凱與諾耶台曾兩次向俄國托博爾斯克城當局要求引進豬、火雞及狗等動物以進行繁殖。巴圖爾琿台吉之所以注重農業，一方面是因為這一地區受到中原的影響而借鑑了農耕生產的經驗，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一地區的草場資源較早期的蒙古高原已經有所不足，統治者面對實際情況主動對農業生產基礎及發展方向做出了一定的調整，使得準噶爾地區出現了具有城市雛形的早期定居點。這對於蒙古地區的政權來說，是大有裨益的，有利於地區發展和民族間的經濟交流。它不僅體現了邊疆與內地在經濟模式上的交流與借鑑，也表現出了熱兵器時代開始以來遊牧文明在生產方式上向農耕文明的靠攏。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領地範圍的擴大和疆域概念的逐漸萌生，準噶爾地區的經濟發展必然帶動家庭手工業、武器製造業的發展，且巴圖爾琿台吉從西伯利亞地區引進手工業人才，這就為準噶爾汗國在18世紀的手工業繁榮奠定了基礎。除此之外，由於信奉喇嘛教，巴圖爾琿台吉又在和布克賽爾地區修建了四座寺院，而這裡的寺院也就成為後期城市發展的基礎與中心。這種城市模式與中亞地區相類似，均在重要的政治中心呈現出教權的重要性。政權的相對穩固，使得早期的準噶爾汗國進行了一系列的掠奪式戰爭。如為了報1620年「哈薩克玉茲進攻了卡爾梅克人」之仇，1624年巴圖爾琿台吉自伊犁河方向西征，和哈薩克人作戰並獲得一定的俘虜。1628年巴圖爾琿台吉甚至進攻了西伯利亞托木斯克地方，捕獲了哈薩克江格爾汗，並對托敏河流域的遊牧民徵收貢賦，要求他們的臣屬。不斷地對外掠奪使得周邊諸政權遭受了不同程度上的損失，對於生產資源尤為重要的遊牧部落來說，這更是實際意義上的一種領地侵犯。由此而發生的矛盾與衝突，必然會造成對蒙古地區政治形勢的影響。

噶爾丹時期之前的蒙俄關係

蒙俄關係的出現，既源於上文所述的準噶爾在天山南北的掠奪與擴張，又與沙皇俄國越過烏拉爾山脈進行東征有關。沙俄東擴過程中的主要方式有二，一即採取傳統的懷柔政策，通過如上文中所提及的提供農業所需良種及家畜進行軟化，試圖籠絡上層貴族，以達到鞏固西伯利亞邊境、加強這一地區的統治權的目的；二則是以各個時期建立的殖民城鎮為軍事據點進行牧地蠶食，試圖窺測準噶爾及喀爾喀蒙古地區實際有效統治範圍的邊緣，壓縮存在邊界浮動的荒蕪地區，擴大城鎮管轄範圍，收納中立的規模較小的遊牧部落，從而形成更為有利的戰略要勢。早在1653年俄國的哥薩克人已向貝加爾及黑龍江流域入侵，沿喀爾喀邊境建立了阿爾巴津（1657）、葉拉夫寧斯克（1660）等一系列城堡，構建了一條從東北至北部環繞外貝加爾西部的戰略防線。而構建防線與設置堡壘的重要目的便是移民。但總體上來看，這一時期的侵入還主要停留在擴展勢力、窺探喀爾喀的範圍。由於牧民的流動性，因而在建立要塞（如1604年建立的托木斯克、1619年建立的葉尼塞斯克及1665年強築的色楞格思克堡）後部分本向準噶爾部及喀爾喀蒙古繳納賦稅的居民被迫向西伯利亞殖民當局繳另一份稅款。這不僅使得這一地區（主要是吉爾吉斯人與韃靼人）的牧民深受其害，更使得蒙古地區的統治者為之不滿；而原居於臨近地區的鄂溫克人等部落也便被迫向西伯利亞當局繳稅。
首次活動是在1616年沙俄托博爾思克地區遣瓦西里·秋梅涅茨與伊萬·彼得羅夫往蒙古地區西北部科布多一帶勘明蒙古遊牧情況。他們經唐努烏梁海來到阿勒坦汗處，要求其臣俄，並探查中原地區的情況。但這一要求被拒絕。1618年5月沙皇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遣伊瓦什科·佩特林與安德魯什卡·蒙多夫出使北京。他們經先前已探明的科布多地區、歸化城、張家口及宣化地區，於9月抵達北京。佩特林使團作為第一個出使中國的沙俄使團，因而對這一路線沿邊的社會狀況作了詳細記載，使沙俄對於蒙古地區的認識又進了一步。為此在1631—1645年間，俄國對最為臨近的阿勒坦汗處屢次派出使團，如1634年的圖哈切夫斯基使團、1636年的格列恰寧使團、1638年的斯塔爾科夫使團等。如此頻繁的遣使，可以看出這是與沙俄在東擴過程中的所制定的外交策略相關。對於俄喀地區的複雜性，莫斯科方面最初也是想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決包括屬民問題在內的邊界問題。但隨著準噶爾地區的興起於喀爾喀部族的統一，西伯利亞認為這一地區通過和平方式難以統治，因而才會在60年代興建諸多堡壘以觀喀爾喀王公們的反映。從這一點上來看，喀爾喀王公們實際上應該採取更為緩進的策略來應對沙俄的南侵（就像噶爾丹所做的那樣）。而對於色楞格河地區的情況，俄國對這一地區的認知要相對較晚；但這種認知明顯帶有主動性，並非只是為了要「找到一條通往北京的商路」的問題了。如1645年俄國軍官瓦西里·科列斯尼科夫試圖前往貝加爾湖以東尋找銀礦，便在色楞格河口得知這一地區已經是喀爾喀蒙古的轄地。可見俄國對於蒙古地區的情況是十分關心的。但從總體上來看，無論是準噶爾地區還是喀爾喀蒙古，對於沙皇俄國不斷試圖懷柔草原的做法是抵制的。喀爾喀方面，如1638年斯塔爾科夫使團抵達科布多，被接見他們的俄木布額爾德尼拒絕了他們的臣服要求，並且為了躲避使團拔營而去。準噶爾部方面，在巴圖爾琿台吉執政初期，准俄兩國就亞梅什湖的食鹽資源進行了爭奪。西伯利亞諸城鎮相對獨立分散，而當時俄國的軍事勢力尚未完全滲透到這一遠東地帶，因此只好採取與蒙古人一樣的掠奪方式進行維持。而食鹽資源正是這一地區所匱乏的。1634年巴圖爾琿台吉甫一上位，就派兵包圍了在亞梅什湖附近搶奪資源的俄國人，並對周邊城鎮進行了小規模的軍事掠奪。而對於喀爾喀蒙古，俄國往往採取先招撫後威脅的策略；我認為這一方面是考慮到喀爾喀地區離剛剛建立的清王朝較近，不願在這一地區出現大動作而引起清王朝的注意，另一方面是依戰略位置而為之。準噶爾地區資源相對豐富，綽羅斯家族控制相對嚴密，社會組織循中原地區已形成以諾顏和阿勒巴圖兩大階級的固定體系，且西伯利亞諸城鎮缺乏馬匹等必備商品，若與準噶爾地區交惡則難以維持沙俄在這一地區的控制，因而適宜採取溫和的外交策略；而喀爾喀地區與西伯利亞接壤界線較長，民族仍呈現出遊牧民族的不穩定性，這一點為俄國採取懷柔喀爾喀甚至以強迫宣誓的方式威脅喀爾喀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巴圖爾琿台吉也與西伯利亞方面進行了必要且頻繁的商貿交流。據《準噶爾汗國史》載，繼1638年、1639年兩次要求良種後，1644年、1650年准使都曾向托博爾斯克索要良種，甚至在1639年12月與1650年，准使還提出了需要武器、建築工匠的要求。從這一角度上看，西伯利亞當局的做法與在噶爾丹統治晚期莫斯科的拒絕不同，地域與生產情況的的相近使得西伯利亞當局更為友好，對準噶爾部的發展也有所好處。而1648年莫斯科開放了秋明城與準噶爾人的交易（這個決定是秋明內部向政府施壓的）也表明准俄的早期貿易並非單方面的索取，而是正式的商貿往來。
由此可見，在巴圖爾琿台吉執政時期所採取的對俄政策依舊是比較平等且強勢的。在巴圖爾琿台吉第五子僧格執政時期，這一對外政策被沿襲了下來。雖曾有1664年秋准部遣商隊至沙俄托木斯克處進行貿易，但可以看到這種相對單純的商業貿易並不帶有政治性質。1668年，僧格就其屬民捷列烏特人被沙俄掠去的事實與俄使柏林進行交涉，並表示不惜兵戎相見。1670年僧格就歸還屬民問題再次警告沙俄並以扣留使者相威脅。但實際上由於準噶爾這一時期的憂患尚在，且對沙俄的真實意圖尚不明確，因而僧格並沒有真正扣留使者阿布林，而是派人護送了他，並向俄方呈交了具有效力的文書。文書中寫道：「俄國商人可以攜帶君主的貨物經衛拉特蒙古回托博爾思克，不必有什麼顧慮。」從僧格的態度中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他已與其父巴圖爾琿台吉的做法有所不同。但筆者認為，這不能說明對俄採取的整體性態度有所轉變。所以對於這一有爭論的史料的理解，我認為僧格這樣的說法倒不如說是外交辭令，也是在試圖表現其作為一位新琿台吉的大度之處。即便在其父輩時代准俄兩地因諸問題產生了糾紛，但單純有利於雙方的貿易，作為部落首領的僧格是沒有理由去拒絕接受的，這與哈喇忽剌以來的擴張氣氛，及前文已敘的準噶爾部作為遊牧部落而存在的經濟短板不無關係。政策的轉變在對於與他政權交集不多、更多的是民間或貿易交流的形式的遊牧政權來講，這一過程是緩慢的；但正因如此，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更應注意區分政策的根本性變化和應激性的戰略舉動。而這種手段的靈活運用，在其弟噶爾丹統治時期更為明顯。

噶爾丹時期之前的蒙清關係

準噶爾部與喀爾喀蒙古從地理位置上來看應屬於清朝的西北部疆域，而歷來中原地區與蒙古高原地區的政權一直存在以領土及資源爭奪為主的戰時局面和以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為主的和平局面；自秦漢之匈奴始，中原王朝對西北地區的民族情況關注度始終未減。剛確立政權並完成國內相對統一的清朝也不例外。清初對於國家邊境的關注與用兵一方面是由於滿蒙同屬遊牧民族，在語言文化和生產方式等方面較為接近，因此更為了解蒙古草原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遊牧民族政權對外關係的處理與管制，這其中就涵蓋了清初順治、康熙二朝對於西藏達賴喇嘛及藏傳佛教的態度；另一方面則是康熙帝通過三蕃之亂與收復台澎兩次大規模作戰中發現滿清八旗兵丁較入關時期戰鬥力有所下降，且國內急需擁有安穩統一的邊疆環境以穩固統治，因而在完成對台作戰之後迅速把視線轉移至西北地區。而對於西北地區複雜的民族狀況，中原王朝歷來採取或懷柔羈縻或武力抗爭的手段，以圖保證邊疆安穩。縱觀準噶爾汗國前期清朝對於准喀兩地的態度，可以看出在順治朝和康熙朝早期，採取的是安撫朝貢的基本原則。
準噶爾部部在面對這一局勢時採取了遣使朝貢的政策。據《清世祖實錄》記載，順治四年（1647年）十月到十一月巴圖爾琿台吉就曾遣使朝貢清朝，後又於順治七年、九年連續遣使貢馬。但此時尚未看出準噶爾部對清朝的態度。作為回應，清朝也曾「遣派寨桑古爾侍衛、吳里達二人前去問安」。但總體上來說，由於清朝此時並未將與衛拉特諸部的關係提上日程，且相距甚遠，因此準噶爾部一直採取尊敬有禮的態度，並未形成更深一層的交流。僧格時期也曾按慣例進貢，且次數要較以往頻繁的多。
需要注意的是，清王朝對於喀爾喀蒙古內部統治不穩的局勢早已有所注意，並試圖採取一系列外交措施來緩解這一地區的內訌與隨之而來的政治危機。這一方面可以穩固政權，另一方面也可借喇嘛教的威望試圖收服喀爾喀三部。喀爾喀蒙古在17世紀初形成了左翼土謝圖汗部與車臣汗部、右翼為札薩克汗部的局面。三部均為達延汗後裔，但各不相屬。以喀爾喀蒙古、衛拉特蒙古為中心的藏蒙地區是藏傳佛教最早進行傳播的地區，而這一地區的諸政權又十分重視宗教的作用，常以確立國教、修建宗教場所等途徑來確立政權內部的宗教統治，因而宗教實際上起到了穩固政權、促進基層政治經濟建設與發展的作用。1578年東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授西藏黃教首領鎖南簡錯以「達賴喇嘛」的稱號，使得格魯派在這一地區享有教權。而在衛拉特蒙古地區，格魯派教權地位的確立要稍晚一些。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東蒙古諸國的地理位置阻礙了與青藏地區文化思想的交流，而翻越崑崙山脈又相對困難；另一方面在於衛拉特地區受伊斯蘭教影響而相對一體化，因而這種局面直到1616年前後才被打破，即是在拜巴嘎斯的倡導下，衛拉特蒙古諸封建主接受喇嘛教，並在不同程度上取得與拉薩方面的聯繫。而與西藏地區較近且臨近中原的喀爾喀蒙古相應地較早地接受了格魯派的傳播。1586年，喀爾喀左翼土謝圖汗部阿巴岱汗建立了漠北蒙古第一座格魯派寺廟額爾德尼昭。1614年，時為哲布尊丹巴的西藏覺囊派高僧多羅那他前往庫倫一帶進行傳教活動，並逐漸成為喀爾喀蒙古地區的宗教領袖。相對於其他教區，喀爾喀地區對喇嘛教的認同要更高，這與自稱為達延汗後裔的喀爾喀人的部落傳統緊密相關。在宗教形式上，他們更為認同喇嘛教在其祖先中所形成的影響力。因而宗教就成為了喀爾喀人社會生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多羅那他圓寂之後次年，即1635年，土謝圖汗袞布多爾濟之子成為了第一代庫倫呼圖克圖，本名為羅布藏旺比札木薩。車臣汗對此表示支持並將其尊號「格根車臣汗」的一部分「格根」贈予哲布尊丹巴，因此他又稱溫都爾格根。1650年覲見達賴喇嘛後成為喀爾喀地區喇嘛教的宗教首領，同時也標誌著以土謝圖汗為核心的政教合一政權得以建立。雖然庫倫呼圖克圖有一定的可能是因於袞布多爾濟的幕後謀劃而定的，但從政治角度上來說，這樣的政策實的確有利於土謝圖汗部在三部中核心地位的確立，使其成為全喀爾喀的政治與宗教中心。
在漠南蒙古歸附清朝後，原臣服察哈爾部林丹汗的喀爾喀三部迫於形勢向清朝靠攏。但實際上在1636年車臣汗碩壘與明朝互市事件之前，喀爾喀蒙古與後金始終保持平等的往來。1635年車臣汗碩壘同漠南蒙古烏珠穆沁、蘇尼特等部共上表清廷以示通好。而土謝圖汗部則與1637年同車臣汗共上表通好。1638年土謝圖汗袞布多爾濟、車臣汗碩壘、札薩克圖汗素巴三部遣使進貢（札薩克圖部由於掠奪歸化而受到康熙西征，因此朝貢），皇太極則諭令蒙古各部「歲貢白駝一、白馬八」，謂之九白之貢。1635—1640年，喀爾喀諸部與此時仍未統一全國的清政權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但可以看出，這個階段喀爾喀並未與清朝建立緊密的商貿關係，更遑論政治依附。喀爾喀諸部也並不願意與清朝建立從屬關係，這與喀爾喀血統有關。實際上，無論是窩闊台系的準噶爾，還是達延汗系的喀爾喀，自明滅元始，蒙古各部逐漸形成了試圖建立「大蒙古國」的政治理想。這一點是貫穿準噶爾汗國國策始終的；尤其是在噶爾丹時期，這一民族主義思想成為了噶爾丹軍事決策的根本主觀原因。喀爾喀蒙古各部由於隸屬大汗世系，因而從民族感情和認同感上，更為懷緬元帝國時期的輝煌與昌盛，因而實際上更加獨立。而這一獨立性的重要表現，便是1640年在札薩克圖汗蘇巴第的倡導下，喀爾喀衛拉特兩大同盟在塔爾巴哈台會盟。在這次會盟上制定了表現兩部意圖共同禦敵、維護民族共同利益的願望的《蒙古—衛拉特法典》。因此在1640年之後，喀清關係開始出現了微妙的變化。這一變化體現在1645年清廷以順治帝的名義致書於喀爾喀車臣汗，其中提及「吾等由來是一體之國，現為眾生休養生息計，當需政體和睦一致矣」，有意與喀爾喀建立良好的關係。但以車臣汗為代表的諸蒙古部族心中，是對1640年的《蒙古—衛拉特法典》抱有希望的。因此車臣汗並未理會這一意願，反而利用此時清廷攝政王多爾袞與騰機思的矛盾，分化漠南蒙古，試圖夯實喀爾喀蒙古的實力。自然也可以看出清朝同樣非常重視這一地區的局勢變化，不僅囿於商貿及文化交流，更在於喀爾喀實則為清准兩大勢力的緩衝帶，清朝也由於上述民族思想的原因而意圖使喀爾喀歸順，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統一；可以想見，這裡所說的國家統一，不僅是疆域上的，更是民族關係層面的。
自九白之貢之後，清喀兩政權的外交關係始終停留在奉表進貢的層面上，未有較大的突破。而兩地頻繁且具有針對性的商貿往來使得進一步改善關係成為必然。喀爾喀極為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清俄准三地貿易均需由此穿行，故喀爾喀人大量的生活必需品由中原馱至漠北，而喀爾喀特產的牛馬也隨之入關。商貿往來使得兩地逐漸互相依賴，中原地區巨大的市場使得清朝實際上從進出口上挾制了喀爾喀經濟，因而使此後喀爾喀主動示好和歸附成為了可能。真正使兩地區關係出現轉折的是1646年的騰機思叛變事件。車臣汗部之所以能夠以漠南蒙古北附的名義而進行抗清活動，上文中所提及的《蒙古衛拉特法典》的制定實際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該年車臣汗碩壘拉攏內蒙古蘇尼特部首領騰機思發動叛變，清豫親王多鐸親征，袞布多爾濟與碩壘派援軍，為清軍所敗。但由於喀爾喀主力仍在其境內，況其時清軍主力忙於剿滅南明政權，再加上馬匹作戰勞累不宜追擊，因而並未深入喀爾喀就班師回朝了。此後一段時間土謝圖汗部與車臣汗部受清廷壓力而謝罪，也正由此清喀關係方得以緩解。此後雖因清廷一概收留喀爾喀叛逃將領而引起的喀爾喀三汗的不滿，但總體上喀清關係不再敵對，而是出現了相互信件往來互有妥協的局面。1655年冬，袞布多爾濟去世，並由其長子察琿多爾濟繼位。袞布多爾濟子嗣眾多，且有哲布尊丹巴勢力的影響，因而希冀得到清廷支持的察琿多爾濟遣使來清，清政府認為時機難得，便於喀爾喀設立左右翼八札薩克，將九白之貢准為定製。此八札薩克為：土謝圖汗、車臣汗、墨爾根諾顏、丹津喇嘛、羅卜藏諾顏、車臣濟農、昆都倫陀音、畢希勒爾圖汗八人。自此喀清關係日益緊密。
喀清地區的相對穩定使得其內部矛盾重新顯現。五十年代末，喀爾喀右翼發生內亂，第二代札薩克圖汗諾爾布和阿勒坦汗額爾德尼琿台吉擊敗額爾德根，引起本就姻親關係密切相連的全喀爾喀的不滿。原額爾德根部族大多逃至左翼土謝圖汗部，察琿多爾濟趁火打劫據為己有。1662年諾爾布去世，其弟賓圖阿海未經全喀爾喀七旗同意便自立為浩特勒汗，繼承札薩克圖汗的位置。而與此同時，和托輝特部額爾德尼琿台吉之子額琳沁羅卜藏繼承阿勒坦汗。兩位新汗因為分割額爾德根的財產而發生矛盾。和托輝特部本與札薩克圖部同屬一脈，且輝特部與準噶爾的關係由於同祖而交往甚密，但阿勒坦汗的地位不如札薩克圖汗，因而在1662年額琳沁羅卜藏襲擊賓圖阿海，這一舉動再次掀起全喀爾喀的混亂。察琿多爾濟支持札薩克圖部，導致額琳沁羅卜藏失敗，因而迫使其逃往準噶爾避難。土謝圖汗藉此也使得賓圖阿海退位而舉諾爾布長子旺舒克為汗。額琳沁羅卜藏弒其宗主，實際上標誌著大蒙古帝國汗權的衰落。額琳沁羅卜藏雖仍在名義上堅持了繼承汗位的傳統規定，但他在客觀上忽視了蒙古地區局勢的變化。清俄兩大政權的興起於擴張使得蒙古汗逐漸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境地。作為第三代阿勒坦汗，額琳沁羅卜藏就成為了喀爾喀地區最後一位試圖維護傳統觀念的大汗。不久後旺舒克去世，本應由其子繼位，但旺舒克之弟多袞於1666年受到僧格的支持而自立汗位，成為札薩克圖汗。[寶音德力根：《17世紀中後期喀爾喀內亂》，《明清檔案與蒙古史研究》第一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自此可以看出，喀爾喀內亂實質上是以準噶爾部為後台的阿勒坦部及多袞勢力與以土謝圖汗和車臣汗為後台的旺舒克及其子嗣的勢力的內訌。成袞繼位後向土謝圖汗索要自諾爾布原有的及額爾德根被擊敗後以來逃走的屬民，但土謝圖汗拒還。又由於準噶爾部所支持的成袞對喀爾喀左翼一直心懷不安，且土謝圖汗不承認成袞的札薩克圖汗汗位，因此成袞便試圖通過達賴喇嘛向左翼施壓。可以想見，成袞之所以能有這一步的行動，確實存在噶爾丹入藏後與五世達賴喇嘛交好的因素。但實際上達賴喇嘛並不想因為噶爾丹而失去喀爾喀。這主要是因為喀爾喀蒙古相對來說更為正宗，具有更高的種族影響力，且喀爾喀距內地更近，因此與喀爾喀交好（如封哲布尊丹巴）是十分重要的舉措。因此當達賴喇嘛遣札爾布奈往土謝圖汗處時，並沒有實現成袞想要達到的效果。當然另一方面也在於土謝圖汗對於達賴喇嘛的不信任與冷落。[《清聖祖實錄》，卷114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庚子條。]最終成袞只好選擇準噶爾部及噶爾丹本人來解決問題。而準噶爾部由於剛剛興起，急需擴大勢力，因而對右翼採取了保護的政策；而試圖統一喀爾喀的土謝圖汗，從客觀上與噶爾丹形成了對立的局勢；這一點，在1677年土謝圖汗因援助被噶爾丹襲擊的鄂齊爾圖汗時就已經有所呈現了（土謝圖汗將其女嫁與鄂齊爾圖汗之甥羅卜藏袞布阿喇布坦為妻）；甚至土謝圖汗在由於哲布尊丹巴問題而往藏的1674年就已經與噶爾丹起了糾紛。雖然准喀屬民具體情況相差甚遠，但宗教領袖理應的一致性使得噶爾丹與哲布尊丹巴產生分歧，經由這一問題加速了准喀之戰的到來。

噶爾丹的對外戰略

隨著準噶爾地區政治體系的完善和經濟水平的提高與發展，這一政權的戰略位置重要性日益凸顯。而在準噶爾汗噶爾丹的統治下，準噶爾的版圖不斷擴大。其奪位上台後，先後發動了一系列的對外掠奪性戰爭。在1688年准喀之戰前，噶爾丹已經基本上統一了天山南北，加強了汗國的軍事實力與經濟實力。兩者相互依託、共同促進，實現了因抵禦自然災害能力較弱、農業與商業發展相對不平衡的遊牧經濟的良性發展循環。伴隨著軍事實力的增長，以資源與勞動力為主要需求的對外擴張提上了汗國日程。傳統的以物易物已經不能滿足汗國需要，而多民族多生產方式的不同雖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內市場的需求，但總體上來說各個草原民族的手工業與農業同大於異，因此在巴圖爾琿台吉和僧格時期率先依賴於與中原的貿易來實現經濟平衡與必要的補充。雖然噶爾丹時期依舊保持著與清俄藏三地的貿易往來，且規模有所加大、形式更加豐富，但另一方面噶爾丹利用軍事力量也對周邊地區虎視眈眈，為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戰略體系。由此也使得對外關係處理的重要性成為必然。
清俄兩國是準噶爾汗國主要的貿易對象。但很明顯的是兩國在與之貿易的作用及重要性上存在顯著差異。以莫斯科為經濟中心的沙皇俄國與準噶爾地區相距甚遠，因而並不能滿足草原地區時令性的貿易需求，這種短暫臨時的貿易關係大多停留在俄國西伯利亞諸殖民城鎮上。而准清貿易則相對頻繁。1671年12月23日，《清聖祖實錄》出現了首次關於噶爾丹台吉的記載：「厄魯特噶爾丹台吉疏言，伊兄僧厄台吉在時，曾遣使進貢。今請亦准照常遣使進貢。應如所請。從之。」自康熙十一年起，每隔一年噶爾丹就會遣使來貢，這樣的慣例持續了三回。1672年起，噶爾丹便每年均遣使進貢，以便實現兩國貿易。由於離清朝相對較遠，且其時軍事能力有限，在1677年前仍隨其餘小台吉附貢。這有可能是噶爾丹早年入藏而不喑朝貢禮節所致。稱博碩克圖汗後，噶爾丹所派遣的商隊逐漸擴大，大都在數百人甚至數千人。從人數上來看，準噶爾依賴清朝的程度也逐漸加深，尤其是在部分中原特有的手工品方面更是如此。如在紡織品方面就有「牧民所用的棉絮、棉線以及台吉、宰桑用的錦緞、絲繡等物，均需向中原地區購買。」的情況。可見兩個政權的外交往來常是建立在官民商貿達到一定程度的基礎之上的，是一個量變推動質變的過程；而突然的質變則往往說明兩國關係在此前處於特殊階段。正因清朝商品對準噶爾地區的吸引力更大，基於保護本國利益與作為遊牧民族的危機感，噶爾丹設想的所謂「聯俄抗清」的政策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必然。而這種必然的穩定性和民族性，是值得我們繼續深入研究的。其中民族性自不必說，準噶爾部在彼時的蒙古地區所處的經濟地位的變化，實際上也說明了準噶爾部自身的經濟調整，這種調整是應立足於對外貿易之上的。而穩定性則是基於地緣政治格局的說法，關於這一點下一段落會詳細闡釋。此外，自僧格時期以來，以准清貿易為基礎的外交關係開始變得相對穩定。這自然是源於康熙朝對於這一時期的西北邊疆關注度不高，視線主要放在東南沿海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況漠南蒙古已經歸附清朝，因此西北邊疆相對來說較為穩固；噶爾丹以前的先王們均未對中原抱有過大野心，仍停留在滿足本部人民需要的自足階段。這種局勢的穩定使得一直與僧格及巴圖爾琿台吉為敵的沙俄在噶爾丹執政初期仍是他重要的交涉對象，採取了一系列對俄措施。在這一總體問題上，東西方研究最顯著的區別就在於外交體系的迥異。相較於西方軍事貴族同盟式的皈依，東亞地區的藩屬朝貢貿易體系更具有較大的獨立性，因此中原地區與草原高原地區政權的分裂現象才成為了中東亞封建社會時期的重要特點。即是說，中原王朝很難對邊疆少數民族自立政權和草原文明採取穩定不變的有效政治政策，而往往需要輔以經濟限制和外交羈縻等多面試探才能從形式上控制周邊政權，這一方面的努力在中國古代以小農經濟為主的社會環境下進行是十分艱難的。而這一歷史現象在噶爾丹時期外交反饋上體現的尤為明顯，因此研究本階段的歷史狀況顯得尤為重要。
除去經濟關係迫使噶爾丹做出選擇之外，位於中亞中心地區的準噶爾部強鄰環伺，政權關係複雜。俄清兩國從宏觀上來看，分別向東西兩方向擴張，壓縮蒙古草原及諸部落的生存空間；喀爾喀、和碩特與哈薩克三蒙古部同屬遊牧民族，經濟實力由於地理位置的問題（喀爾喀主要是由於部族內訌問題與下文提及的「緩衝帶」問題）雖不如準噶爾，但在一定程度上由於同屬蒙古族，相互之間更為了解，且三部均處於準噶爾擴張走勢中的重要阻礙，因而雖對其作戰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觀的，但也屬於潛在的威脅。其餘位於哈密、吐魯番及南疆河中地區的伊斯蘭教城鎮則各據經濟點，往往以經貿當地特產為主要的經濟來源，但軍事實力較差，因而從戰略格局上來看，占領這些重要的經濟補給點與多民族商貿點就成為噶爾丹擴張政策的首要步驟。因此他於1673—1677年間接連發動四次兼併他部部眾的作戰，分別針對其從兄弟巴噶班第及其父楚琥爾烏巴什和鄂齊爾圖車臣汗，並最終獲勝。這不僅是由於鄂齊爾圖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是由於和准同屬一個經濟單元，在與清俄貿易方面出現了互相爭奪市場的現象，影響了准部的經濟發展。對鄂齊爾圖部的進攻使準噶爾部成為衛拉特地區強大的政權之一；1678年入侵甘肅南山地區後，衛拉特內部基本完成了統一，政權得到進一步穩固；1679年以3萬軍隊占領東突厥斯坦東部的哈密，並收取當地貢賦；1680年征服葉爾羌汗國及喀什噶利亞的吐魯番地區、1682—1683年向西征討哈薩克部族，有「康熙二十一年嘎爾旦侵回回國敗北，緊接著又侵極西之美人國，翌年再討回回國，征服之。」的記載；1683—1685年還征討了布魯特人與烏茲別克人，甚至一度抵達薩雷闊里山。對於這兩個民族的征服，既可以看做是對北部邊疆地區的整治、招徠更多的屬民納入準噶爾的稅賦體系，也可以看做是某種程度上對沙俄的警示。
經濟關係也與對外政策相聯繫。如噶爾丹在康熙十六年（1677）曾有「厄魯特鄂齊爾圖車臣汗與噶爾丹台吉向俱進貢，今噶爾丹台吉與鄂齊爾圖車臣汗內自相殘。噶爾丹台吉攻鄂齊爾圖車臣汗以陣獲弓矢等物來獻，若徑收納，朕心不忍。可止收其常貢之物，以此旨傳諭來使。」的情況。部分學者認為這體現出噶爾丹與清朝關係出現了裂痕。我認為這是某種程度上的誤解。可以看到，其時清朝對喀爾喀已有管理之意，而又並未重視準噶爾的軍事水平，對於準噶爾部的奉獻，則是認為這是變相的示好或朝貢，並未認為是一種軍事挑釁。而清朝的回絕，也並非在於無意於準噶爾部相聯繫，而是企圖以宗主國的態度來表達和平交往、不宜用兵之意。如對於北疆地區的征服，最終的處置至多不過是收繳貢賦與名義歸屬。唯一存在例外的是察合台王族的阿布都里什特汗二世和喀什噶爾和卓家族地區的控制。對於這一重要的戰略要地，噶爾丹另立和卓為傀儡統治回部，實行政治監督，使其成為準噶爾的屬地之一（這一狀況持續至1750年）。又如對於哈薩克諸部的中亞遠征，噶爾丹主要掠奪的並非緊鄰準噶爾地區周邊的草原地帶，而是由哈薩克部所統轄的錫爾河中部流域烏茲別克諸族的綠洲地帶。這一地帶據載已經有了較為完備的農耕系統，因此噶爾丹的征服在早期（1688年以前）均具有遊牧部落掠奪式的征服，這和成吉思汗時期的征服已經大為不同了。其原因一方面是準噶爾部在這一階段尚未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穩定，另一方面則是相較於13世紀來說，可占領並利用的有效土地資源更少，政權意識在牧民群體中的重要性逐漸加強。可見噶爾丹在對於所征服地區的治理問題上，實際上在征服開始之前就已經有所考慮了。但噶爾丹並未派兵永久占領這些地區的做法，與其先祖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在西哈薩克方面，噶爾丹最終在形式上使東突厥斯坦及錫爾河流域部族、部分臨近準噶爾的哈薩克草原臣服。關於噶爾丹西征的情況，清朝認為「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餘城，乃習於戰鬥之國也，喀爾喀焉能抵敵。」從中我們或可看出康熙朝對於準噶爾及喀爾喀地區的政策。關於這一問題將於下文詳述。而關於遊牧文明的疆域問題在如今討論的仍不完善，這一點上亟待我們去解決。值得注意的歷史聯繫是：其一，由於在1680年前後噶爾丹從西藏達賴喇嘛處獲得博碩克圖汗的稱號，且迎娶其兄僧格之妻阿努達喇為妻（其為成吉思汗族血統和碩特部鄂齊爾圖汗之孫女），獲得鄂齊爾圖汗的經濟援助，因而使噶爾丹的實際權勢進一步加強；其二，正由於疆域概念在相對程度上的缺失，準噶爾及喀爾喀部族之間的內訌才頻繁出現。而與本文研究範圍著重相關的，則是喀爾喀部族的內訌及所產生的不可小覷的連鎖反應。
噶爾丹的對外政策也受到了來自喀爾喀的牽制。實際上對於喀爾喀部族的內訌，康熙帝遣內大臣阿齊圖格隆與達賴喇嘛使者參巴陳布呼圖克圖於1684年前往調節，但由於參巴陳布中途病逝，因而並未完成使命。後又由理藩院尚書阿喇尼與達賴喇嘛特使噶爾旦西勒圖在1686年8月16日再次調解，促使喀爾喀兩部會於庫倫博勒齊爾。會盟由札薩克圖汗沙喇（成袞之子）、哲布尊丹巴之弟西第什里和土謝圖汗之子噶爾丹多爾濟主持，由阿喇尼、噶爾亶席勒圖和哲布尊丹巴任三大札薩克齊。為使得會盟初見成效，受理了500件關於左右兩翼屬民歸屬糾紛的案件並做出公正裁決。在這次會盟中，康熙諭旨要「盡釋舊怨，將兄弟人民各歸本札薩克，令其和協，照舊安居。」但會盟之后土謝圖汗未守協議交出全部人馬（實際上只有一半），因此矛盾日益加劇，會盟實際上未達到既定效果。此次會盟使哲布尊丹巴的威望有所提高，一方面是宗教上名義得到了達賴喇嘛的認可，另一方面是替代其兄土謝圖汗進行處理札薩克圖汗的屬民問題。喀爾喀蒙古的內訌是噶爾丹制定戰略決策的排序的重要偶然性因素。但應注意的是，這裡的偶然性因素單指作戰策略的變化，並不影響噶爾丹所設想的全局狀況。這次會盟當中同樣有噶爾丹的使臣，噶爾丹得知這一情況後可以想見是十分不希望會盟成效的（否則便無法實現支持右翼而打壓左翼的計劃）。早在1678年，噶爾丹就已經利用喀爾喀左右翼兩部的矛盾激化而介入。這一相對溫和的外交決策的出現我認為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在於蒙古高原的相對統一性，使得噶爾丹謹慎地採取了純粹的外交策略以應其變，以免輿論於己不利；另一方面則是忌憚於此時清俄兩國的外交表態並不明確。
此外，影響噶爾丹制定決策的還有西藏格魯派勢力。這就要不得不先闡述噶爾丹與西藏地區的宗教勢力的關係。巴圖爾琿台吉有子十一人，由於他寵愛僧格生母，因而也就十分看重其所生的五子僧格與六子噶爾丹。噶爾丹的少年時期正是其父在準噶爾及哈薩克地區不斷進行掠奪戰爭、準噶爾部勢力日益強盛的時期。這種生活環境可以說對噶爾丹早期的思想意思臻於完善造成了必要的影響。對於噶爾丹入藏一事，有「有大志，好立奇功，父母深愛之，欲立為黃台吉。噶爾丹曰『阿哥在』，乃盡髡其發，獨身往烏思藏。」的記載；對於曾有部分學者認為的「噶爾丹往藏地是意圖獲得達賴喇嘛的支持」一說，不置可否。但可以看出，噶爾丹其人對於藏區文化及宗教是有興趣的，也是誠心求教的。無論其是有政治企圖也好，意欲避開汗位紛爭也罷，西藏地區的民俗和宗教文化都對噶爾丹未來的政治決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影響力很大，因此噶爾丹入藏學習的過程，實際上為其此後能順利化解輿論而即位有著一定的聯繫。從達賴喇嘛的角度來說，噶爾丹作為準噶爾部汗之子，入藏自然是受到了優待，而部分學者認為的達賴喇嘛和第巴桑結依託噶爾丹與喀爾喀哲布尊丹巴來實現某種分裂政權的目的，我認為是不可取的。但宗教領袖希望使本派宗教廣為傳播、有更大的影響力是必然的，如格魯派對於哲布尊丹巴一世的冊封、試圖將教理向雲貴地區傳播的行為是無可厚非的。在一定程度上我們應該看到，達賴喇嘛並沒有「分裂祖國的無理要求」，而是依據自身利益和宗教形勢而採取的措施，它特殊的政治位置使得民族關係在其中作梗的假想並不明顯，在進行外交關係分析中，更應秉承客觀公正的史學態度進行研究。1670年僧格被異母兄暗殺後，噶爾丹一方面考慮到國內形勢嚴峻，另一方面受到達賴喇嘛的委託，回到準噶爾部試圖奪權。支持噶爾丹的有僧格舊部及鄂齊爾圖汗。在其軍事才能與宗教感召力的雙重影響下，1676年他擊敗叔父楚琥布烏巴什，殺死其子巴噶班第。1677年2月26日至4月14日，噶爾丹又反過來圍剿了鄂齊爾圖汗，其時為大齋期，因此鄂齊爾圖汗準備不足，只以三萬人應戰，最終被噶爾丹所殺。這一史實於上文已有所提及。完成了部族內的統一後，噶爾丹實現了國內的相對穩定。因此在噶爾丹統治地位逐漸確立的過程中，西藏達賴喇嘛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如果說噶爾丹的軍隊是從外部瓦解蒙古諸部的威脅的話，達賴喇嘛出於其自在的目的（為了使教派傳至回疆和東土耳其斯坦地區，擴大其勢力範圍）從王室內部進行了分化，部分地方還出現了代替職能的情況，使得從理論上實現了同化，這一點是客觀有利於藏蒙地區的宗教統一的。對於滿人的擴張，噶爾丹與西藏勢力兩股勢力有所聯合，這自然與噶爾丹積極發展格魯派藏傳佛教不無關係。但總體上來說噶爾丹的戰略決策要更為堅定，起到了自身決策的主導作用，而非受他人指使。
總體來看，噶爾丹在制定對外戰略時從客觀社會環境出發，又有其主觀因素的影響，因而實際上研究起來相對複雜。準噶爾在噶爾丹早期尚未形成穩定的軍事力量，民族關係更加紛雜。噶爾丹與僧格時期對外作戰的最大不同就在於他的戰略性開始日益凸顯。傳統遊牧部落首領所慣用的對外掠奪、軍事訓練的形式在噶爾丹時期不僅是單純的商品的需求，更多的是自建立「統一的蒙古高原」這一核心思想從中支持的緣故。

1688年前的蒙俄關係

對於噶爾丹對俄政策有沒有變化這一熱點問題，答案應該是肯定的。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有利於總體防禦力較差、地形地貌相對單一的草原部落的發展。但對於僧格的對俄政策，噶爾丹也並非完全拋棄而另立新政。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外交策略可以說是僧格及巴圖爾琿台吉政策的延伸與特色化。應該注意的是，雖然本節只探討准俄關係，但不應忽視清朝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而截取至1688年這一時間點，是因為自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及准喀之戰出現逆轉後，准俄外交關係出現了變化。下面就部分外交案例來說明准俄關係的變化。
1671年夏，噶爾丹遣使往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將軍蘇馬洛科夫處轉告沙俄當局，告知僧格被殺、其已經控制準噶爾局勢的現狀。在信中還提到了要「維護自己向原屬衛拉特王公的克什提姆居民徵收實物稅的權力」問題，從這樣的使信可見，噶爾丹對於北部沙俄於己的關係是十分重視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希望得到沙俄的回應，除此之外，噶爾丹也希望率先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決部民歸屬問題：在這一點上，他是沿襲了其兄的外交政策的。1671年10月，噶爾丹採取了進一步緩和兩國關係的舉措，即派專使護送俄使阿布林過準噶爾境內，甚至護送至俄境的托波爾斯克。1672年俄使卡爾瓦茨基來准，借護送僧格時期遣往莫斯科交涉的代表涅烏魯思返回，向噶爾丹贈送沙皇賞賜示好時，他欣然接受，表示希望西伯利亞地區當局不要阻止准部遣使往莫斯科（這實際上就是要說明準噶爾部對俄政策的相對穩定性），但同樣是要求「把過去幾年從各衛拉特王公處遷往俄國境內的臣民歸還給他」。而在俄使並未準確回應後，他便於1672年秋調動五千左右的軍隊至准俄爭議地區強行徵稅，噶爾丹的使者曾表示，如果不交還噶爾丹理應得到的實物稅（原衛拉特後逃至西伯利亞地區的民眾的），「他將攻打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以示主權；不僅如此，噶爾丹還親臨吉爾吉斯地區，積極聯合當地的吉爾吉斯人準備共同抗俄。這一舉措使沙俄西伯利亞當局不免緊張。如果說收回實物稅的權力是相對比較低層次的，那麼臣民即勞動力的歸還則是相較要高出一個層次的了。遊牧文明中最關鍵的稅賦來源就是實物稅，收回實物稅實際上就是收回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在這一方面噶爾丹是採取主動態勢的；而至於進一步的勞動力的要求，可以說是噶爾丹對這一地區的重視程度在逐漸加深。然而同時也可以明顯看出，相較於態度強硬的僧格時期，噶爾丹確實有與沙俄緩和關係的想法，當然這種緩和是從貿易領域到領地領域過渡的，而使得噶爾丹的外交決策引起研究者爭論的，恰恰是由於噶爾丹很理性地依據汗國實際需要及情況，做出了合理的不同決定。這是在準噶爾汗國外交上策略的一個關鍵變動。
俄方對此採取了積極迎合的態度。俄國檔案資料表明，1671—1680年間噶爾丹遣俄使團不少於六個，而沙俄遣准使團也要在四個以上。噶爾丹採取與俄相對緩和的政策，正是他外交戰略的一大體現。可以想見，這一舉措的確有利於准俄互市與文化交流。但噶爾丹並沒有對沙俄完全掉以輕心。在涉及到主權利益的原則問題上時，他依舊堅持了兄長僧格執政晚期時的外交原則即堅決抵抗。只不過這種抵抗由強硬漸漸變得溫和許多。1673年沙俄認為噶爾丹的態度是一個好轉機，繼而也友好的宣布「拒絕收容從衛拉特王公處逃出的人們」。並可以使用實際上被沙俄侵占的南西伯利亞草原上的牧場。因此，俄方對於原衛拉特的卡馬辛人、坎斯克人，同意他們也向準噶爾繳稅。但這種外交辭令很明顯是存在漏洞的：實際上這一真空地帶的居民要向兩個宗主繳稅，加重了屬民的負擔。而對於這一問題，噶爾丹似乎並沒有在意。這一方面是由於沙俄給準噶爾的印象一貫是軍事力量占據優勢且西伯利亞地區雖然經濟不如歐俄，但控制力度由於沙俄的東侵策略因而仍算嚴密；另一方面在於遊牧民族認為實物的重要性要大於屬民的歸附，即經濟相對於政治更加關鍵。部分學者把這一歷史局限性說成是噶爾丹主動讓出主權的賣國行為，是有失偏頗的。同樣形式的辭令，還見於1678年西伯利亞當局遣使到噶爾丹牙帳處表示「凡侵犯衛拉特人牧地的俄國臣民，已被拿獲和懲罰」。但事實上俄使並沒有帶來所謂的「俄國臣民」，也沒有任何有效的史料可以佐證這一觀點。也就是說，這不過是沙俄當局為穩住噶爾丹（看到其仍對屬民及領地問題十分在意），保持兩國關係的某種友好說辭，絕非部分學者所說的「密謀」與獻媚。這在噶爾丹遣使回復托波爾斯克將軍的記載中可以鮮明的看出，他「希望保持接壤鄰邦的聯盟關係，希望邊境不要發生爭端。」這一關係的維持在1683年限貢協定後達到了高峰。（關於限貢協定的情況將在下文詳述）是年噶爾丹向沙俄方面派遣一個包括了七十多人商隊的代表團抵達伊爾庫茨克，此時中俄關係由於尼布楚問題開始緊張，因而此次派遣實際上附帶著一定的政治意義。使團表明「已經聽到俄國與中國在黑龍江流域發生摩擦的消息，特地派他們到莫斯科來」，即是說明在中俄問題上，實際上噶爾丹是傾向於沙俄一方的；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准清關係是不穩固的，它僅建立在經濟與邊境關係上，並未依託政治條約乃至聯姻的形式鞏固下來，由此便產生了親俄的應激反應。但實際上從交流狀況與地理位置上來看，清准關係理應更為密切；因此1683年的由限貢決定所引發的一系列外交局勢的變化，實際上是一個不穩定因素，並非是準噶爾主觀上「聯俄抗清」的體現。
而之所以沙俄方面會採取這樣的態度，除去上文所提及的保持友好關係以便往來外，實際上包含設置西伯利亞諸鎮以來的各種對蒙措施的東擴計劃，方是這一外交關係的深層原因。與準噶爾地區不同的是，喀爾喀蒙古由於地理環境不如準噶爾富饒，但其戰略位置相對重要，內部部族相對集中，各部族間常出現紛爭，對清俄兩國的貿易依賴較大，因而沙俄採取的是有別於準噶爾的一套政策。1616年至17世紀後半葉，沙俄已將西伯利亞城鎮區的範圍擴展至後貝加爾地區，如於1665年修建了色楞格斯克、1666年在今烏蘭烏德一帶修建了冬居地以擴大控制範圍。與吉爾吉斯人的領地一樣，在喀爾喀和沙俄之間仍然存在著模糊的邊界線。而在這一條邊界線上居住的是蒙古血統的布里亞特人和通古斯血統的埃文基人。遲至1645年，沙俄方面已經對布里亞特人歸屬喀爾喀有了一定的認識。1646年10月，哥薩克十人長康·伊·莫斯克維金在貝加爾以東與車臣汗之婿土魯海塔布囊相遇，他請求後者遣使帶領他去鄂爾渾河一帶會見車臣汗。雖然莫斯克維金因不願於帳前行叩首禮而被遣回，但他可以看出色楞格河一帶已經是車臣汗所轄領地了；這就說明沙俄方面尤其是西伯利亞諸鎮已經對喀爾喀的大致疆界有了基本的了解，而布里亞特人向 喀爾喀蒙古納貢已成為約定俗成的定則，很明顯這是依據系屬血統所形成的自然歸屬。喀爾喀地區經濟的相對不發達使得王侯們在看到漠南蒙古歸附清朝之後經濟狀況有所好轉的局面下，不得不對如布里亞特人這樣沒有自主領地的分散屬民重視起來。因而在早期喀爾喀諸部從對俄國軍事占領行動不加注意，實現了到後來與沙俄當局進行一定的交涉，要求布里亞特人成為自己的貢民而提出再三抗議的轉變。
這一抗議不僅來源於經濟上的需要，實際上由於土謝圖汗曾對布里亞特人授予尊號「和碩格沁」以表明其先祖作戰有功，因而這一歸屬問題與吉爾吉斯人的歸屬問題有一定的不同。這也是土謝圖汗為首的喀爾喀諸王公更為強調布里亞特族人的歸屬問題的重要原因；而後者對於俄准兩部來講，不過是利益紛爭而引起的屬民紛爭罷了，沒有充足的證據能過佐證吉爾吉斯人的自主歸屬，這從上文所提及的噶爾丹征服吉爾吉斯這一地區的史實可以看出。對於沙俄的反應自1664年後便開始出現，喀爾喀王公遣俄使均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抗議。1672年這一抗議有了十分明顯的體現。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1655—1698在位）向莫斯科第一次派出使節即要求：俄喀互使、提議和睦相處、關於沙俄不應在蒙古土地上修築色楞格斯克堡壘且應將其居民遷往他處的問題。信中還提到但他們如果做出壞事，則將與他們不和的警告。此次派出並未經色楞格斯克，原因在於俄使多次自色楞格斯克至喀爾喀地界以請求前往中國進行貿易往來，土謝圖汗認為他們並非奉沙皇陛下旨意建立色楞格斯克城堡，並且稱他們是為所欲為的人，因此拒絕了這一要求。客觀上喀爾喀蒙古在這裡起到了維護清朝西北邊疆的作用，但同樣也使得沙俄對這一地區只能另謀決策。之所以是客觀的影響就在於土謝圖汗使卓立克圖還表示，如果是由沙皇特派的專使或商人，土謝圖汗實際上是打算放行的。對於土謝圖汗的抗議，沙俄顧慮到準噶爾的前科，因而同樣遣使臣伊萬·佩爾菲利耶夫攜國書於1675年前往喀爾喀會見土謝圖汗。但由於土謝圖汗身在西藏未能成見，因而與蒙古宰桑進行了一系列的談判。基於「新建的色楞格斯克城堡距蒙古王的石頭城甚近，從色楞格斯克城到蒙古石頭城步行只需三日程。」的實際情況，宰桑們提出沙皇之所以侵犯喀爾喀的幾點現象。如俄國沙皇「非法占有了歷來屬他們的民眾」、修建色楞格斯克、出現駐於尼布楚的俄國士兵蹂躪蒙古人的情況。佩爾菲利耶夫則認為布里亞特人等屬民實際上已經屬於俄國了，而色楞格斯克的修建只是為了更好的管理屬民而已，並不妨礙蒙古人。可見俄國使臣及當局所持的態度也很堅決，這一方面是由於喀爾喀相對不統一，軍事實力不強；另一方面是由於認為鄂溫克人、布里亞特人這一部分屬民對於西伯利亞諸要塞經濟的維持起到了關鍵作用，所以不惜為此利益而抗爭。為了回饋俄使來喀，土謝圖汗及哲布尊丹巴便於1675年12月向莫斯科遣使。莫斯科方面熱情接待使團，使團提出要沙皇歸還布里亞特人的請求，卻並未獲得同意，莫斯科方面反而如佩爾菲利耶夫所言稱這一地區的屬民已經屬於沙俄了，實際上是喀爾喀人在入侵沙俄的城鎮和自願歸附俄國的屬民。1676年托博爾斯克的韃靼人謝·庫爾馬麥托夫再次受沙俄使前往土謝圖汗汗廷。在這次的國書當中沙俄直接拒絕了歸還屬民等一系列平等要求。沙俄利用了兩國政權之間固有的「真空帶」來謀求東擴計劃的長足發展（包括尼布楚地區），從這一點看沙俄的外交策略實際上是緩進的。
沙俄的態度使喀爾喀諸王公極為不滿。早在1657年俄使哥薩克五十人長羅曼·科利佐夫便前往科布多勸誘阿勒坦汗之子羅卜藏台吉額琳沁臣服沙俄，未能如願。額琳沁對於這種行為在1660年3月對格列恰寧使團進一步做了闡釋，他嚴正聲明「如果我臣服於俄國，這件事在我的國土上是奇恥大辱。」從沙俄的舉措中可以看出，阿勒坦汗是他們羈縻的主要汗部。這種政策在1662年以後逐漸影響力漸小。其原因在於羅卜藏繼承汗位後被土謝圖汗的軍隊所驅逐，因此他便想向準噶爾部靠攏。然而1667年僧格部對其的作戰表明了阿勒坦汗部被徹底孤立了起來，因此使得沙俄所報以的通過和平勸誘的方式完成對喀爾喀的全面控制的希望也在1679年以後消失了，只換來了第三代阿勒坦汗的宣誓臣屬；但此後羅卜藏同札薩克圖汗的抗爭使得其投到噶爾丹的帳下，與沙俄的聯繫漸漸不起作用了。自此沙俄對於除左翼兩大部以外的喀爾喀蒙古開始施行相對強硬的策略。這一策略的改變，根本上仍是源於左翼諸部對沙俄的敵視態度。自1681年9月開始，喀爾喀部隊開始對後貝加爾的部分要塞發起進攻。1864年車臣汗諾顏所率一萬部隊攻入桐金斯克山谷，1687年秋，哲布尊丹巴及土謝圖汗遣使又向戈洛文提出歸還布里亞特的主張，並告知其這一問題已經阻礙了喀俄交流。這樣的主張自然沒有得到戈洛文的答覆。作為俄使，戈洛文可能考慮到1685年中俄戰爭開始后土謝圖汗曾經幫助過清廷包圍俄軍營寨的這一事實。但與土謝圖汗和車臣汗等大部不同的是，部分蒙古王侯對於俄國卻採取了親近的態度。如在1682—1683年間額爾克琿台吉、額爾德尼琿台吉和墨爾根阿海等八個王侯遣使抵達伊爾庫茨克，認為不能單就前述兩部的行動而影響了他們與俄國之間的商貿往來和建立穩定和平的外交關係。如名義上奉宗主札薩克圖汗的阿勒坦汗甚至與俄國交換了使節。可以看到，喀爾喀內部對俄的態度已經產生了分歧。這種分歧的產生，一方面是由於地理位置及對俄認識程度的不同，且實際上從屬於喀爾喀王公的塔邦古特地區的屬民對於沙俄據點進行了不相持續的反擊。這一部分屬民與沙俄的勢力範圍最近，居住在色楞格河支流希洛克河附近。另一方面則是俄清對喀爾喀的外交舉措及準噶爾的潛在威脅使得王公們不得不尋求依靠和保護。而在選擇上的分別就決定了對俄的外交策略。事實上土謝圖汗與車臣汗除去沙俄以色楞格斯克為據點的南侵外，還存在清朝對他們的影響。關於這一點將在下節詳述。

1688年前的蒙清關係

據《清聖祖實錄》載，從康熙十六年（1677）開始，噶爾丹和他的部隊就引起了清朝的單獨注意。首先出現的事件，是眾所周知的「厄魯特濟農等為噶爾丹所敗，……聞噶爾丹復逞兵未已，或來追我，或趨喀爾喀，俱未可知。臣等竊思噶爾丹乃北厄魯特之酋長，兵馬眾多。如果興兵，即內地亦宜嚴飭守汛官兵防護。」這一條。此時由於上文提及的原因，清朝並未對噶爾丹做出主動動作，而只是仍然有著「聞厄魯特喀爾喀交惡興戎，雖虛實未確……」的存疑，且所給出的反應則是「當遣使評其曲直」、「今厄魯特喀爾喀使至，其令理藩院明白備檄，交發來使傳諭之」等告知性的行為。可見起碼在這一階段，康熙帝的態度仍然是以「藩國遠屬」為主導，並不打算干涉準噶爾甚至喀爾喀的內政，而只是因為「貢獻本朝，往來不絕」，故爾從中調和。對于靖逆將軍侯張勇的守汛防護的提議，也並未給出準確答覆。可見確實這個時期，清政府的主要政務核心不在西北。另一方面，康熙也在同樣熟知蒙古各部對於其政權穩固的重要性。如在「命檄行噶爾丹台吉，此後入貢遣使務令有材識厄魯特為首。不得仍遣回子。如系厄魯特，方許放入邊口。」一條中可以看出，康熙帝不僅是在分明遣使問題，而是在向噶爾丹會意：中原對衛拉特人並無敵意，因此才特意指出以表現中原的友好。況只是在「回子諾顏和卓、巴顏白克等，以進貢來至邊口自相屠害作亂。」的前提下回復的，更可看出康熙希望不斷往來的意圖。而對於作亂的人則「檄行噶爾丹台吉究處」，並不自行決斷。可以想見，這是為了儘量減少與西北的摩擦而採取的對外措施。
但從康熙十七年（1678）起，清朝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從十六年十二月的「酌量指授而行、毋致生釁」，到十七年初「探厄魯特台吉噶爾丹信息、不時以報」、「前赴甘州一帶地方偵探消息」，逐漸完成平定三藩的清政府開始漸漸關注起西北地區來。當然，這絕非是簡單的戰略視角轉移。被噶爾丹打敗的蒙古諸部如西海墨爾根阿喇奈多爾濟台吉、濟農布第巴圖爾、厄爾德尼和碩齊、厄魯特濟農，都逃至清朝西北邊境，這難免讓清朝尤其是邊塞行省產生危機感。但康熙帝同時也認為「厄魯特如遠從達布素圖瀚海而去，則無庸置議」，說明關注程度還未深化，對於準噶爾部仍採取不予防備干涉的態度。此後厄魯特濟農以被噶爾丹敗、自身部族散落為潛在的理由，常掠奪邊境：「搶掠男婦子女六十餘人。馬駝二千九百餘匹。並帳房盔甲等物。」但真正讓清朝有所主動的，是厄魯特濟農的不良行徑：「奏請令其由水泉過邊。上允之。……未由水泉過邊。至是、濟農以布隆吉爾地方見有火光，探聞噶爾丹追迫已近，……」對待厄魯特濟農的欺騙行為，康熙帝卻也並未過於動怒，僅是「驅逐濟農等出邊」而已，對準噶爾部更是沒有任何動作，但對於噶爾丹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如曾言「噶爾丹雖無起兵聲息，應仍檄該將軍等不時偵探，加意防守邊境。」
在喀爾喀與準噶爾兩部相對獨立的時期即倫博勒齊爾會盟之前，兩部中分別以噶爾丹與哲布尊丹巴為首在竭力取得部落宗教領袖的地位。相對來說噶爾丹要更為主動一些。以下便先從哲布尊丹巴為核心的左翼勢力的形成與噶爾丹對清政策兩個方面進行簡單的探究。1677年噶爾丹襲擊曾幫助他的鄂齊爾圖汗之後向康熙呈軍實，如上文所述康熙並未收下，只是接受了通常的貢品的行為並非對噶爾丹心存疑慮。但恰恰相反的是，噶爾丹對於清朝實際上是抱有懷疑態度的（但絕非想要入主中原）。這種懷疑的態度，隨著他入侵庫庫淖爾的行動因由和碩特聽從清朝指令的「備兵待之」而愈演愈烈。但對於這一行動噶爾丹本人實際上是
並沒有勝算的把握的，因此雖「舉兵欲侵西海。行十一日撤歸」。從庫庫淖爾的地理位置上可見，這一行動實際上是對巴圖爾琿台吉及僧格對外戰略的某種繼續，而並非單純地擴大其屬地。噶爾丹一方面擔心後方起義，對甫立的由自己統治的政權並未有太大把握；另一方面是出於總體的軍事考慮而制定的政策；即這一舉動成功地利用了庫庫淖爾十分重要的戰略位置，不僅向藏地宗教勢力表明自己的擴張意圖，還對和碩特部產生了一定的威懾作用，更是摸清清朝意圖的重要舉措。史料中的撤兵，很有可能是主動的戰略退卻。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更應考慮到噶爾丹本人的軍事實力與主觀性。
自庫庫淖爾退出之後，噶爾丹已然吸引了清朝的注意。因此他相對地有所收縮，將戰略重心於1679—1680年之間轉移至回疆地區。回疆地區的彼時形勢，實際上是相對穩定的狀態，並不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征服戰爭。關於噶爾丹緣何開始採取對回疆地區的政策，我認為主要有三點原因。其一即是回疆地區民族問題複雜，社會矛盾多而不大。但正因如此，使得以遊牧經濟為主的準噶爾汗國認為回疆民族流動性大，易產生後患，因此務必要進行征服。其二是這一地區資源相對豐富。由於回疆地區勢力劃分相對明顯，而以突厥人及伊斯蘭教徒為主的這一地區農耕文明的發展呈「綠洲」態勢，因而傳統的遊牧民族思想便萌生了。過早開展一系列的以外交與軍事征服為中心的對外舉措，相對上對內部的統治有所不足，因而及時地滿足國內生產的需要成為了又一重要問題。其三是對於庫庫淖爾戰略決策的回應。在這一點上或可體現出噶爾丹高超的軍事才能。為了表明對於庫庫淖爾只是單純的戰略侵入，因而在假意退卻之後，以薄弱的回疆地區作為突破口進行「善後式」的彌補。單從這一方面來說，噶爾丹是相對成功地使清朝認為噶爾丹只是一個「野蠻的侵略者」，而非有計劃的戰略家。而不應對其進行大規模作戰，則是一方面考慮到對這一地區的占領雖有瞞天過海之意圖，但畢竟部落眾多，地形在疆藏地區最為多變，兼顧沙漠、草原、盆地等地形，因此必然會過分拉長戰線分散兵力，不利於對俄喀兩地區的防禦和示威。其次是準噶爾實行的人質政策，使這一地區的原有統治者實質上變為傀儡，使得對作為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人，回疆地區的多信仰民族對這種統治產生了不滿的情緒，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看這次征服實際上是一種累贅。再次是由於戰爭增加了軍費開支，使得為了維護統治區域的穩定而相對地對汗國原有區域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壓榨。
綜合來說，準噶爾汗國在這一時期尚未有足夠的經濟基礎來實現大領域的統治；噶爾丹時期的蒙古已與13世紀成吉思汗的蒙古已經大為不同了。1679年之後，是他對清朝真正態度探測的第二時期。早年入藏所獲得宗教基礎使其得到了達賴喇嘛授予他的「博碩克圖汗」的稱號，1679年其便帶著一種自得的態度向北京函告，並以博碩克圖汗的名義文書。其意圖十分明顯。遊牧民族的不穩定性使得政權的形成不僅需要統一的政治局面，更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承認來彰顯自己的領袖地位。而與俄表明關係已於1672年遣送，然而莫斯科方面反響不大；因而為爭取到更多的支持（或者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是希望對這一稱號的認可），他便又在此後拒絕了清朝關於捉拿其叔父的請求而寧肯堅持獨立自主。這樣的對清政策，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對周邊鄰國的一種彰顯——尤其是對和碩特部。因此可見，欲想實現政權的統一，首先要實現民族的統一。噶爾丹的彰顯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確立了自己的威信，實現了從形式上擺脫清王朝的意志執行，而成為了獨立自主的汗國。在這一點上，能夠說明噶爾丹執政階段是清朝中蒙古地區離心力最大的一個時期。
而在這一時期中，離心傾向達到最高峰是在1683年。是年噶爾丹無視清廷對其進貢遣使所做的人數上的規定，一次性派出三千多人的使團。康熙帝一方面出於對準噶爾部的擴張與其和喀爾喀蒙古關係的考慮，另一方面出於禮節形式上的衡量，於1683年11月3日以「任意放牧牲畜，捆縛平民，搶掠財物」為由，發布限至多遣200人入關的敕責。這一政策的變化史稱「限貢決定」。限貢決定使得準噶爾部的經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擊，單一的遊牧經濟在這一與喀爾喀相惡、與沙俄關係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的狀態下，清朝的不友好使得準噶爾部不能實現經濟的良好循環。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在準噶爾商團入關的過程中，確實不同程度上出現了「踐食田禾，搶掠食物」的狀況（這是準噶爾部獲得財物的途徑之一）。惱羞成怒的噶爾丹因此便向北示好，採取了對俄友好的外交策略。雖然如上文所述，這種策略的轉變實際上是一種應激，但客觀上還是使得清准兩政權的關係陷入尷尬的境地。從清政府的角度來看，限貢決定政策的制訂還存在著深層次的政治原因。一方面其試圖使準噶爾理解清廷的意圖，對其發出「警告」，另一方面則是對喀爾喀蒙古與漠南蒙古的警示。這種政治原因的形成，從1677年左右就已經逐漸形成了。1677—1678年噶爾丹內侵青海肅州等地蒙古，諸部進一步被迫內附，由此對噶爾丹開始有所戒備。1678年5月噶爾丹以掠奪方式再侵青海衛拉特，使清廷愈發嚴密戒備。1679年8月，噶爾丹再侵青海玉回部地區，使得「近時入內地行劫者，皆系被噶爾丹擊敗來奔，貧無所依之人」。至此一向以仁為本的康熙帝對此大為不滿。不僅是由於他厭惡侵略戰爭，另一方面在於這一部分難民影響了邊疆的經濟政治秩序，形成了噶爾丹所做的禍亂要由清廷去處理這樣的一個局面。但眾所周知，在康熙朝前期囿於三蕃之亂和台澎問題而無暇北顧，因此形成了以「柔遠優恤」為主的對準政策。因此1682年面對準噶爾的威脅，康熙帝仍撫以「爾承此寵賜，當益戴德意，彈心敬順」。雖然此時康熙帝已經了解到准喀兩部之間的矛盾及準噶爾最終將威脅到清廷統治，但難以顧及因而出此策。這一階段的準噶爾汗國，實際上與清廷保持汛界分明的態勢，從巴圖爾琿台吉伊始的進貢行為就能看出，其只是形式上的尋求庇護和希望得到認同的行為。這是因為從各方面來講，準噶爾的經濟狀況和潛力與政治制度都無法與清廷抗衡，因此17世紀前中期一直處於雖為政治實體但卻有所依賴的局面。但對於噶爾丹棄清投俄，則是康熙帝始料未及的。
1682年平定三蕃之亂後，遣內大臣與漠南蒙古王公二十四人，往准喀兩地頒發敕書，宣告中原政權的基本統一。1683年察琿多爾濟命長子噶爾旦多爾濟入朝表示感謝。對於喀爾喀蒙古與清朝的關係，噶爾丹實際上是有所忌諱的。同屬蒙古部族的既定事實與親清的土謝圖汗部為首的左翼產生了矛盾，這一矛盾被噶爾丹在其對喀政策中鮮明的體現了出來。上文所述的喀爾喀內部矛盾的發生及准喀兩地區矛盾的顯現，在1687噶爾丹殺死和碩特部汗鄂齊爾圖，由此在同年秋札薩克圖汗沙喇等右翼王公與可靠信使為體現喀爾喀右翼與準噶爾的關係組成使團前往噶爾丹處時，土謝圖汗追蹤這一使團並捕殺而達到了又一轉折點。這兩方面的矛盾由此合併為準噶爾部與土謝圖汗部的矛盾，實際上也就是俄清兩國的矛盾（同時這一矛盾還有顯性因素即尼布楚戰爭）。隱性與顯性因素的並行，使得其中一方必然要走向同盟與聯合，從而擴大整體實力。准俄與喀清兩勢力均採取這樣的措施，在此試作簡單的總結。喀清方面，清廷通過喀爾喀內部會盟實現了暫時的統一，而為了對西北部與北部有更有效的統治，從安內入手，基本上完成了國內的統一。實現了軍事作戰前的經濟整頓；而准俄方面，通過臨時不穩定的聯盟共同對喀，而準噶爾內部的形式統一及拉攏西藏勢力的行為，使得准部同樣具有了一定的軍事實力與喀爾喀抗衡。在北部，沙俄通過尼布楚問題牽制清朝目光，客觀上為準噶爾的軍事行動提供了良好的時機。單從沙俄的角度來說，1688年1月，俄國大使戈洛文對於准俄關係已經有所展望。他在「給外交衙門的報告中提出建立俄國——衛拉特聯盟的想法」，正如上一節所述，俄國對於喀爾喀地區的頻繁來使，實際上是希望經由喀爾喀草原到達中國。這一點行動的動機，可以從《尼布楚條約》當中展現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噶爾丹方面對於這種聯盟關係卻從未提及。通過對這兩個地區的總結可以看出，雖然兩方都形成了汛界分明的軍事力量，但實際上集團內部都不穩定。在這樣的一個政治局勢下，准喀之戰爆發了。

准喀之戰

在軍事準備與防務措施基本完成後，噶爾丹於1688年發起了對喀爾喀的進攻。對於喀爾喀地區，準噶爾的戰前策略在此時已經十分明了，即利用右翼札薩克圖汗來打壓以土謝圖汗為首的左翼部族，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漠西與漠北蒙古的統一。這種政治策略實際上在征服葉爾羌汗國時已經有所採用，只是彼時受西藏勢力及準噶爾內部的反對勢力所限而未能實現真正的實施。喀爾喀地區相對於葉爾羌地區來說更為獨立，相對地也就更容易受到來自外部勢力的絕對控制。而實際上，噶爾丹也主觀的意識到清朝對蒙古地區的威脅。雖然這種威脅是基於統一基礎之上的，但這種「統一即是應該得到肯定」的說法，是不符合彼時情況的。在17世紀蒙古地區仍未形成一個具有領導力的完善的中東亞地區前，統一實際上也是準噶爾部所背負的使命。即寬泛來說，統一是每一個政權所有者的使命所在；因此噶爾丹與康熙在發動戰爭的最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也正因為一致才得以發動戰爭。這一點在噶爾丹的書信中有體現：「全蒙古必須統一起來」。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噶爾丹也是推崇民族主義的一位政權領袖，同他的先祖一樣對中原文化是帶有排斥心態的。但其程度只是限於國家政策層面，而對於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仍然是積極的。康熙帝對於准喀可能引起的糾紛，早在1680年西藏達賴喇嘛曾發出和平號召停止糾紛，派遣了一部分拉薩使節進駐蒙古地區，試圖從宗教層面緩和兩大部族的矛盾，但未能如願。可以想見，此次達賴喇嘛的調和實際上受到了清廷的影響，甚至也許是清廷的諭令。因此對於庫倫博勒齊爾會盟清廷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作為支持喀爾喀右翼的準噶爾部卻不抱希望甚至覺得不應該召開此次會議，是外交舉措的徒勞。會盟既沒有使清朝看到希冀的准喀和平，也未使準噶爾部成功讓喀爾喀歸附自己。
1688年1月，出於對沙俄西伯利亞當局的反擊，土謝圖汗之弟西第什裡帶領八千左右的軍隊切斷了色楞格斯河與烏丁斯克的聯繫並在一定程度上包圍了色楞格斯克。此時由於沙俄並未有過多防備，這一方面是由於這一地區雖然具有重要的戰略位置但總體來看仍然荒涼，且喀爾喀地區部族大體對沙俄產生厭惡情緒，因此沙俄不得不撤走一些軍隊；另一方面由於此時彼得大帝尚未親政（1689年8月），對諸多軍事問題無法過問，因此此時的色楞格斯克堡只有300人。同時西第什里也向烏丁斯克發起進攻。我們應該尤為對這次進攻產生注意。據俄國史料稱，此次進攻實際上是在「聽從中國皇帝的話」進行的。當然不排除這種說法有刻意猜疑的成分，這是因為以戈洛文大使為代表的沙俄諸代表團在與喀爾喀的交流中一直處於相對被動的局面導致的。這種被動局面的形成，實來源於在尼布楚問題上的僵持。雅克薩戰爭失利後，俄國不得不同意進行談判。1686年1月費·阿·戈洛文作為首席談判使者來華進行交涉。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戈洛文來使除去談判任務外，另有拉攏土謝圖汗的任務。沙俄希望在清俄問題上土謝圖汗能夠站在沙俄的一方。從17世紀60年代就開始的以土謝圖汗為首的抗擊沙俄的鬥爭是喀俄兩方有目共睹的。但問題就在於為何沙俄仍不放棄對喀爾喀尤其是阿勒坦汗和土謝圖汗兩部的拉攏。關於這一問題，我認為一方面恰恰由於土謝圖汗相對來說更為了解清朝，交往較多因而希望將其領地歸為其藩屬而非領土，以獲得更多關於清廷的信息。也可以說，沙俄在東擴的過程中是始終把中國看作重要的阻礙對象的；另一方面是因為俄國在雅克薩之戰中的暫時失利。於是在1686年11月戈洛文抵達累布諾耶堡後，便遣使斯提潘科洛文前往喀爾喀蒙古打探土謝圖汗的真實決策。同時俄國也認識到了宗教在這一地區的重要性，因而又派科羅文與卡恰諾夫專訪哲布尊丹巴並贈送了厚禮。綜上可以看出，俄國確實把蒙古地區當作一個相對的整體來對待並強調它的戰略地位了。但戈洛文並未收到良好的效果；1687年7月戈洛文前行至伊爾庫茨克，並於是年與1688年初在烏丁斯克好色楞斯克與蒙古使節進行談判，均未得到準確答覆。顯而易見，沙俄的侵略行為已經使喀爾喀左翼對他失去了耐心。因此出現了諸如將戈洛文遣往哲布尊丹巴的專使扣留在庫倫一地長達兩個月的外交事件。為了展現自己的誠意，戈洛文在7月抵達伊爾庫茨克之後又於10月前往色楞格斯克再次打算與蒙古王公進行談判，以占據在與清朝交涉中的優勢。喀爾喀王公同意了這次談判。但其實他們是想通過這次談判探知沙俄的真實意圖及防備情況，以便實現武裝襲擊；因此這次談判的氣氛十分糟糕。
被動局面形成後的此次喀爾喀反擊，實際上標誌著結束了喀俄聯合的可能，同時也使得戈洛文開始認為解決喀爾喀問題是解決中俄問題的先導。因此在1688—1689年間對部分投俄喀爾喀王公進行了會談。但無論如何此次反擊實際上是對俄國外交政策的進一步開展起到了阻礙作用。但恰恰是這一反擊行動，使喀爾喀部的軍隊被分散開來，影響了對噶爾丹的防禦。噶爾丹在戰前借庫倫博勒齊爾會盟時哲布尊丹巴與達賴喇嘛使者西勒圖並坐的情況，認為土謝圖汗部乃至喀爾喀左翼「違達賴喇嘛之教，不尊禮西勒圖」，為「告之以禮法」而於1687年9月占領喀爾喀右翼，唆使札薩克圖汗沙喇進攻土謝圖汗部。為爭取戰爭主動權，土謝圖汗派兵將沙喇（上文所述的攔截使團事件）與噶爾丹之胞弟多爾濟札卜斬殺。這一冒失的舉動恰恰使噶爾丹占有戰爭主動權而在1688年6月揮兵三萬，經杭愛山正式入侵喀爾喀，自此准喀之戰開始了。可以看到，噶爾丹所說的「禮法」作為藉口的成分更大。一方面在於此時五世達賴喇嘛已經圓寂（1682），行政長官桑傑嘉措秘不發喪；且另一方面包含了哲布尊丹巴和噶爾丹的敵對；這一點在上文中已經從宗教性的角度闡述了。由於噶爾丹的東侵，使得喀爾喀形勢大亂；但幸好土謝圖汗與哲布尊丹巴並未積極參與1688年初的對俄行動，因此尚可重新集結兵力對抗噶爾丹。但儘管如此，由於喀爾喀諸部分散，總體實力並不及噶爾丹，因此兵力分散對喀爾喀作戰影響很大。噶爾丹發動的這次戰爭，實際上造成了相當重要的影響。第一，其在客觀上（部分學者認為是主觀的。我認為確有準俄商量這一問題的可能，但時機的確定卻是由準噶爾部自己承擔的，因此主要是客觀上的因素；更不能把這種商議定義為勾結，因為準俄兩政權的目的是不同的）使得喀爾喀地區呈現了准俄共同夾擊喀爾喀的局面，即準噶爾利用作戰時間策劃了一出圍魏救趙；第二，喀爾喀的軍事戰略轉移實際上阻斷了前往色楞格斯克的以索額圖為首的清廷代表團的必經之路，因此不得不拖延了中俄談判時間，在喀爾喀車臣汗部所轄的克魯倫河一帶折回。第三，使得喀爾喀本就薄弱的心理防線最終崩潰，對於投俄還是投清的問題被追加到日程上來。
入侵喀爾喀之後，在首先打響的特木爾戰役中土謝圖汗次子噶爾旦台吉率五千勇士戰敗，「潰卒布滿山谷」，噶爾旦多爾濟僅以身免。自此噶爾丹的軍隊勢如破竹。1688年8月28日，准喀兩部即土謝圖汗與噶爾丹汗會戰於鄂羅會諾爾，喀爾喀慘敗，只得向南轉移。噶爾丹因此直抵庫倫與克魯倫河（可以看出，車臣汗也參與其中了）地區，向科爾沁地區進發。噶爾丹由於與俄國在此前聯繫日益密切，因此在作戰中一直宣傳沙俄的軍隊也與其共同進發，借俄軍的確暫留在色楞格斯克的事實迷惑喀爾喀及清朝。他聲稱「有大批俄國軍隊，並有大量火器大炮協同他作戰」，並且與俄軍「聯合行動」，但實際上根本沒有，目前所知沙俄至多只是往噶爾丹帳中派遣了幾位使節以利於加重它在中俄談判之間的砝碼；在色格楞斯克方面，1688年3月俄援軍抵達北部邊疆，對喀爾喀形成進一步威脅。從俄國的角度來說，尤其是西伯利亞當局是願意與準噶爾結成同盟的，但噶爾丹並不這麼認為。他在與俄國的交流中一直把與沙俄的交往看成是壯大聲勢的一個外交舉措，雖然俄國對於噶爾丹的入侵同樣持支持態度，但關於戰前准俄是否有所商討的問題，我認為這種聯結仍以使節通報為主要方式。政權之間的會談可能性則相對較小。在准俄交往過程中，戈洛文實際上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他一方面敦促沙皇要拉攏準噶爾，另一方面覬覦喀爾喀，對清喀所組成的「攻守同盟」十分不滿。但在戈洛文的報告中可以看到他此時還認為應該防止「噶爾丹博碩克圖加入這一同盟」，這說明戈洛文此時並不清楚噶爾丹的真實意圖。很明顯，噶爾丹對喀作戰是由來已久的，是不可能投入喀清同盟之中的，他所希冀建立的「大蒙古國」實際上是與戈洛文的想法相悖的。也即是說，俄准兩政權的目的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想見，實際上沙俄也是噶爾丹潛在的敵人，只是這一隱性事實由於清朝三征噶爾丹而不復存在了。
噶爾丹對於「准俄聯盟」的公布，實際上是一次戰略失誤。固然它起到了震懾清喀兩政權的用兵與軍事策略，但正因如此：第一，使中俄兩國談判更為迫切，中方不得不放款簽約條件，反而使俄國人坐收漁翁之利。況且沙俄並未給予準噶爾實質上的援助，也就是說沙俄方面穩賺不賠，樹立了以外交緩解政治危機的典範。第二，使康熙帝記恨在心，因此徹底剿滅噶爾丹被提上了清帝國的日程。第三，使喀爾喀諸部認清沙俄本質，進一步歸附清朝，壯大了清朝的實力與軍事屏障，更使得清廷占據道義制高點和軍事主動權，擁有了隨時對準噶爾部作戰的理由。第四，使喀爾喀與準噶爾關係正式破裂，這一破裂更大程度是精神上的陌路。准俄交好使本就厭惡沙俄的喀爾喀轉嫁到準噶爾人身上，使得原本能夠緩和的重要因素——同一民族的緊密性至此徹底演變成敵我關係，客觀上使得噶爾丹的「大蒙古國」設想徹底破滅——即便戰爭勝利，準噶爾部也無法融合喀爾喀實現蒙古高原的統一了。因此通過這四點可以看到，噶爾丹由於外交關係的過於依賴和信任，對於自身實力的相對高估，使得這次輿論宣傳的戰略最終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阿喀琉斯之踵。而由於第一點原因，噶爾丹被詬病為幫助俄國人在尼布楚談判中增加砝碼，我認為這是客觀上的，而絕非主觀使然。這一點可以通過噶爾丹使者達爾汗在對戈洛文商談中提出的「現在蒙古的土地由我們管轄，希望沙皇處理這件事情也同我們商量」看出。噶爾丹不僅沒有出賣所謂的國家邊疆，反而在與沙俄爭奪主權。因此俄國也認為噶爾丹並沒有真心將阿穆爾河沿岸地區讓與自己，表示「懷疑」。我們可以發現，這其實是噶爾丹為了全力應對準喀之戰的緩兵之計，只是在口頭上許與了也許能夠給自己提供軍事援助的沙俄，並沒有實際讓與這一部分領土。這恰恰是噶爾丹外交政策的靈活之處。在入侵喀爾喀時也同樣表現了這一點。雖然他利用「告之以禮法」的說法使得這一入侵看似名正言順，但其實他並未想過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吞併，而是更側重於準噶爾部與喀爾喀部的聯合統一。從這一點上來看，噶爾丹是處於一個十分悲憫的處境的。他並不是對土謝圖汗充滿了仇恨，更非具有極大的侵略欲望而南征北戰，不顧國內經濟窮兵黷武；而應該看到噶爾丹汗所為，實際上是在努力實踐自元朝覆滅以來蒙古人共有的榮耀的夢想。他試圖擔當起再次實現蒙古統一大業的重任，不惜與潛在敵沙俄假意交好，期盼利用沙俄火器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噶爾丹希望建立獨立統一的蒙古民族政權並擺脫滿族人控制的一系列武力舉措，是對土謝圖汗過於依賴清廷、喪失了民族獨立性、忽視了清朝對於喀爾喀蒙古乃至整個中亞蒙古人的威脅的顢頇做法的糾正。可惜他不占據任何輿論的上風，為了自己的統一目標輾轉奮鬥，讓部分學者因而產生了裡通外國的嫌疑，甚至產生了對噶爾丹人格的考量。也有部分學者認為這是簡單的民族主義作戰，是泛蒙古地區或者泛藏傳佛教即喇嘛教主義所引起的必然性戰爭。實際上這是十分片面的，我們在研究噶爾丹時更應該站在蒙古民族的角度、站在民族之間的生死存亡的角度去思考這一重要的歷史評價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實際上直接看清俄清兩政權在外交與政治關係上的真正意圖。
清朝的真正意圖即是實現對蒙古地區的有效控制。清初入關兩帝利用准喀地理位置的隔閡與社會環境的差異，採取分而治之的手段，使得原本在血統問題上就產生分歧的兩部關係日益惡化。自然經濟上的不平衡性是對蒙關係處理的主要手段，這一手段的應用在1683年的限貢決定上體現的最為明顯。在政策對待上，清廷同樣採取不平衡的外交政策，對噶爾丹前期縱容，任其發展；而對喀爾喀則採取安撫與限制的政策，加速了漠北蒙古與漠南蒙古的民族融合。當然這其中也有清廷並未過多關注準噶爾地區的原因。依整體局勢上來看，喀爾喀附清實則是清廷剿滅噶爾丹的第一步，也是自庫倫博勒齊爾會盟便開始有所動作的關鍵一步。土謝圖汗在被打敗之後南逃至漠南蒙古正是清廷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而在處理漠北蒙古屬民的問題上才相對比較有條理。而在擊退土謝圖汗之後，噶爾丹另遣以其侄丹津俄木布為首的另一路軍奪取哲布尊丹巴所在的額爾德尼昭並燒毀了佛像與大量典籍。值得注意的是，這裡的毀壞只是出於宗教方面與軍事方面的摧毀，與政治性並無關聯。哲布尊丹巴則率土謝圖汗家眷及僧侶南逃到額古穆台地方。9月，土謝圖汗兄弟二人向清朝請求內附，他們表示「我等為衛拉特所敗，奔進汛界，永歸聖主，乞救餘生。作何安插，一惟上裁。」為表示誠意，兩人所率各台吉將名冊上報，稱有「台吉三十餘人，喇嘛班第百餘人，戶兩千，人口兩萬，」再次請求得到康熙帝的庇護。同時為了挽回戰局，噶爾旦台吉與賽音諾顏部的善巴各率五千軍隊以救援土謝圖汗，然而在與準噶爾軍交戰後再次失敗，噶爾丹南追至車臣汗部地區。因此出現「喀爾喀舉國震驚，見一影響，隨以為敵至，無一人敢北向相拒者……各棄其廬帳、器物、馬駝牛羊等紛紛南逃，晝夜不絕」的現象，喀爾喀政治局勢的均衡性被徹底打亂。部分學者對於喀爾喀南逃問題中，提出了「投俄抑或投清」的子問題。我認為通過以上的敘述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喀爾喀左翼原本就對清朝是有所依賴的，這和準噶爾地區的經濟依賴還有所不同。自騰機思事件以來，土謝圖汗和車臣汗及餘部對清廷是更為傾心的，其中有如下幾點原因。第一，清入關後順治康熙兩帝對喀爾喀採取了經濟相對優待的政策，使得這一地區迅速發展。經濟作為遊牧文明的命脈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喀爾喀左翼不得不考慮到依附清朝之後的互通性能夠促進本部發展這一重要發展問題。第二，沙俄的不斷侵略使得喀爾喀人對沙俄失去的期望，且在文化交流上相對困難，難以歸附。第三，哲布尊丹巴的呼籲。關於這一點的重要性已經被不同學者闡述的十分明了。在此作一個簡單的總結：即哲布尊丹巴確實在依附問題上起到了助推作用，從宗教層面上為喀爾喀這一戰略選擇提供了有力的觀點。他認為俄羅斯人在宗教上與喀爾喀相距甚遠（可以說這是他所考慮的主要因素），且文化差異甚大，而自蒙古部落興起以來，中原與蒙古高原的交流就十分密切。因此應該依附清朝。第四，1683年的限貢決定使喀爾喀堅信清准之間的關係同樣也是潛在敵對的，清廷具有強大的軍事實力足以打敗噶爾丹。且康熙曾調和喀爾喀兩部的關係，可見清廷是熱愛和平反對不正當戰爭的。因此綜上四點可以看出，喀爾喀附清是必然的。
但事實上也有一些喀爾喀王公是打算投俄的。如1688年9月30日在1200人的塔布努特人部落在戈洛文的脅迫下歸附沙俄，便將他們由原牧地希洛克河河畔遷往色楞格斯克與烏丁斯克之間的地區。但由於喀爾喀左翼對沙俄的普遍敵視，因此戈洛文在得知噶爾丹入侵喀爾喀之後並未進一步勸附喀爾喀人。11月11日戈洛文在前往烏丁斯克時，攜帶了20名喀爾喀王公的文書。從這些王公的文書中來看，他們希望「得到噶爾丹的保護，接納他們為俄國的臣民」，基本上是建立在准喀之戰之後的中立王公及右翼王公的身上。這一部分人的歸附，很可能是得到噶爾丹的命令而採取了進一步聯俄的政策所作出的。也就是說這些王公實際上已經不能代表喀爾喀人了；而只是準噶爾部的附庸。值得注意的是，在諸王公中額爾德尼琿台吉最為積極。也許他是傾心歸俄的唯一代表：他另以單獨的文書來表達希望同俄國交好的願望。戈洛文相對來說，對喀爾喀內部情況仍不甚了解。因此他在得到文書之後確是抱有希望的，因此督促喀爾喀再次派遣使節，並以文書形式相告。在會見了斡齊爾達爾呼圖克圖之後，俄國翻譯塔拉斯卡·阿法納西耶夫被告知應該去拜訪斡齊爾達爾的叔父達賴車臣諾顏的牙帳。恰巧此時諸王公台吉均在車臣諾顏的牙帳內，其中就包括額爾德尼琿台吉。雖然車臣諾顏未做答覆，但額爾德尼琿台吉對此卻興致勃勃並秘密請求讓自己的使者單獨會見戈洛文。總體上來說，戈洛文的計劃再一次落空；這是因為車臣諾顏等人對依附俄國並不感興趣，而只是同意建立友好和平的外交關係並締結一定程度上的攻守同盟。受喀爾喀左翼行動的影響，諸台吉對俄態度實際上比第一次更為冷淡。但很明顯戈洛文並未放棄這一決定，而是經由伊凡·卡恰諾夫草擬了由十條內容組成的臣屬誓約，包括永遠臣屬、禁止內訌、定期表貢等要求。但據戈洛文的政令來看，他也明白喀爾喀部族目前的形勢，因此叮囑卡恰諾夫不必嚴守此十條，除「永遠臣屬」這一條必須保留外，其他條款實際上均可有所變動。12月14日，卡恰諾夫從烏丁斯克出發，於27日抵達額爾德尼琿台吉帳內。額爾德尼琿台吉最初反對臣屬和貢納兩項，但最終考慮到喀爾喀破敗的形勢還是同意了，並於1689年元旦執行了署名、捺印和宣誓。在額爾罕琿台吉處，除了減少貢額外，1月15日同樣執行了署名、捺印和宣誓。其兄策凌札布賓圖海同樣署名。而對於斡齊爾達爾呼圖克圖及車臣諾顏，卡恰諾夫的會見請求被以遷移牧地的理由拒絕了。因此1月27日他返回了烏丁斯克。此後又有一部分王公宣誓於條約。6月24日，戈洛文擬前往涅爾琴斯克會見清朝代表團商議並談判。1689年11月14日在《尼布楚條約》簽訂完畢。戈洛文回到烏丁斯克時，曾對俄最堅定的臣屬者額爾德尼琿台吉已經發生動搖，額爾罕琿台吉及其他王公也加入了脫離的行列。最終只有四五個王公仍保持了與沙俄的關係，這是戈洛文可能沒有料想到的一點。從曾經臣屬過沙俄的諸台吉中，額爾德尼琿台吉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在後期同卡恰諾夫交涉時，曾對斡齊爾達爾呼圖克圖有所指責，這是因為斡齊爾達爾之弟墨爾根圖海對俄採取的較為積極的態度而斡齊爾達爾對此並不承認。從中或可看出，額爾德尼琿台吉意識到相較於清廷來說，和托輝特部與俄國關係將會在經濟往來上更為密切。這一點同樣體現在與俄相鄰的額爾罕琿台吉和其父車布登身上。他們為了獲得俄國的支持與通好，對西第什里攻打色格楞斯克採取了批判的態度。但車臣諾顏等人得到了於1688年冬自噶爾丹處來的昭示歸順的使者且他們發現噶爾丹並非要侵略他們的牧地，因此才會對俄國人持觀望的態度。在這一北喀爾喀的鬆散部落集團中，車臣諾顏一直起到了領導性的作用，因此實際上除上述兩琿台吉及其親屬領地外，基本上諸王公均與車臣諾顏一道對噶爾丹表示尊敬。從噶爾丹的角度來說，這一部族集團實際上是由於准喀作戰而被隔離出來的小集團，是相對搖擺的中立部分，而這一部分的歸順傾向使得噶爾丹增長了信心。
因此噶爾丹在實現了戰略決策的關鍵一步即收復喀爾喀蒙古後，向清廷表態希望要回意欲投奔清廷的土謝圖汗與哲布尊丹巴，「擒之畀我」，這一決斷是建立在喀爾喀左翼已然附清的局面上的。至此准喀之戰基本結束。此戰使得喀爾喀形勢變化極大，它對俄喀清准藏五地區均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一，它使得中俄問題形勢有所變化，清廷不得不因此受到牽制，喪失了一定的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是北部邊疆出現禍患的伊始，這一問題一直影響到晚清政局。在《尼布楚條約》中的失利，使得俄國人進一步在這一地區占據更大的優勢，使向西伯利亞東擴的戰略計劃得以實現，西伯利亞地區從此成為沙俄的無可爭議的領土。其二，使俄國對喀爾喀地區更為了解，延及對這一地區的侵略日益加深，不利於蒙古地區的和平。噶爾丹的進攻使喀爾喀「左右為難」，因此這對於清廷西北地區邊疆的領土的所有權問題繼續拖延至雍正朝才得以通過條約的形式暫時穩定了下來。其三，使清廷進一步被動的，是喀爾喀內附屬民的問題與准清關係日益激化的問題。這兩個問題使中原地區的穩定難以實現，影響了清朝的積極發展。其四，徹底改變了蒙古人的傳統部族觀念，使蒙古遊牧文明進一步農耕化、漢民族化，但也使這一地區實則更加獨立，使得康熙此後統治準噶爾地區仍難以實現有效控制，西北問題從此成為我國邊疆的主要著手點。其五，改變了中東亞的均衡已久的社會狀態，而對於這一點影響實際上從噶爾丹繼任之初對外征戰就已經開始了。它使得西藏地區的實際控制力下滑，宗教性逾越了政治性，這一地區也被中原王朝所重視。其六，使得蒙古部族的大一統的「高貴夢想」開始產生裂痕，蒙古人開始出現大量遷移、雜居的狀況，從民族角度來說，它不利於蒙古人的發展。當然在准喀之戰的過程中，清廷也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決策失誤，即沒有及時援助喀爾喀，並向土謝圖汗聲稱「若衛拉特先加兵於爾，爾等還擊即是。若爾搶先動手，則以構亂論處」。可以看出，清廷受制於準噶爾的宣傳而在對喀態度上產生了猶豫，因此反而阻止了和碩特部汗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與袞布阿喇布坦支援喀爾喀的行動。這是源於清廷希望通過和平解決准喀爭端來保護漠南蒙古不受侵犯，然而卻沒有注意到喀爾喀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及准喀兩部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即是說康熙帝實際上在早期是低估了噶爾丹的軍事實力的。土謝圖汗等部汗多次奏報請求支援，然而並沒得到援軍，這也與康熙帝試圖通過此種合乎情義的方式收歸喀爾喀蒙古有關。但從總體決策上來說，這仍然是一個不小的失誤。但在研究過程中不能將這一失誤擴大化，更不能看成是清廷對於喀爾喀的輕視。我認為這主要是因於地緣範圍過大，准藏清三地相距甚遠，清廷因此在戰爭發端期難以把握北疆地區的戰爭局勢所致。此外對於俄准關係的把握，清廷也沒有考慮全面。但在土謝圖汗兩人要求附清時，清廷認為如不接納很可能會發生類似於騰機思事件的蒙古部族內部的再一次團結，喀爾喀作為屏障的事實也就將會不復存在，因此康熙帝收留了喀爾喀殘部。事實上在噶爾丹東進的過程中，與俄國在喀爾喀的利益產生了不可避免的衝突。且《尼布楚條約》已經完成，因此自1688年11月中俄談判結束後，對於準噶爾的東侵俄國人實則是採取了觀望的態度，並沒有給予援助，關於這一點在上文已然提到。此外雖然一開始沙俄是支持噶爾丹的，但同樣把他看作是西伯利亞東擴計劃中的促進部分，不僅沒有實現真正的准俄聯盟，還對於噶爾丹改變了傳統的掠奪性質的戰爭而變為統一性質的戰爭感到不滿。因為這一方面增大了俄國滲透喀爾喀的阻力，另一方面打亂了東擴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即准喀附俄的這一打算對蒙古地區實施的基本政策。噶爾丹很明顯沒有理解俄國的意圖而繼續以准俄聯盟迷惑清廷。由於正在進行雅克薩諸戰的清廷認識到了俄國人的火器及軍事力量不容小覷，且察視到了自身對於準噶爾的態度確實日漸惡化，因此對噶爾丹的這一誇大性宣傳十分重視。這一決策使得噶爾丹對於喀爾喀採取了全面占領的策略，影響了中東亞政局。

1688年後以喀爾喀問題為核心的准清關係

隨著喀爾喀左翼南下歸附清朝之後，得到了康熙帝自歸化城調遣來的大批糧食牲畜以供解難民之急需，對喀爾喀部族的整頓與恢復發揮了重要的支援作用。在救扶喀爾喀難民的過程中，康熙帝遣阿喇尼為此安置，要求「發倉給畜，滂沱澤沛」。之所以如此對待喀爾喀難民，康熙帝是出於贏得輿論制高點、連帶收攏曠日持久的北部邊疆民族問題和拉攏哲布尊丹巴的宗教影響並試圖使其成為全國喇嘛教治理局面的突破口，在一定程度上收攬教權的考慮。同一時期為了穩定後方政局，噶爾丹也停止了戰爭，回撤喀爾喀西部重鎮科布多並進行軍事整頓。1688年12月，清廷趁噶爾丹回撤之機再次與沙俄商議談判，並於1689年初會於尼布楚。經過十分艱難的談判，1689年10月19日終於正式簽訂了《尼布楚條約》。中方將尼布楚周邊領土讓與俄國以換取北部邊疆的安穩。在這次談判中由於清廷被迫兩線作戰而尤顯倉促，使沙俄獲得了較多的實際利益。俄國由此開始與中國通商，並能夠獲得足以維持西伯利亞當局政治形勢的利益。但對於喀爾喀邊界的劃定問題，由於沙俄東擴計劃尚未結束，仍希望通過喀爾喀地區來獲得更多利潤，因此對這一問題十分反感而不願商議。事實上沙俄對北段邊界的劃分仍不甚滿意，但此時俄國同樣處於相對不利的狀態。一即俄國在西伯利亞地區的兵力不足，難以作為談判的後盾；二即上文所述之喀爾喀絕大部均南附歸清，因而無意貪得。三即在談判過程中有六七千喀爾喀人對尼布楚地的俄國人進攻，使得沙俄不得不同意清廷要求。四即此時俄國還在同土耳其作戰，難以左右兼顧。而清廷方面由於其時喀爾喀地區正處於內亂，並未實現有效管轄，因此也就只得罷而不談。這一問題直至在1727年《布連斯奇條約》與1728年《恰克圖條約》中才得以解決，中俄中段邊界同北段邊界一樣確定了下來。另一方面，在土謝圖汗與哲布尊丹巴均歸附清朝後，噶爾丹被迫同清廷進行直接往來。而關於土謝圖汗兄弟二人的歸屬問題，就演變成了1688年後准清關係中的主要問題，即喀爾喀問題。這一問題事實上在鄂羅會諾爾之戰前的1688年8月就已經發跡了。噶爾丹向康熙帝遣使表明了自己志要擒住土謝圖汗與哲布尊丹巴二人的願望。但清朝則不以為如此，一方面從道義上講土謝圖汗部與車臣汗兩部眾是在受難的情況下才逃至漠南蒙古的，因此不應拒之；其次從清廷自身利益上來說收附喀爾喀蒙古是其在北部邊疆的既定政策，因此對噶爾丹的條件是不會答應的。但為了維護皇帝尊嚴，避免落得貪占便宜、不懷善心收攬喀爾喀的口實，面對噶爾丹的急切請求，因此不得不假意以維護兩部眾和平、採取緩和解決策略為由於1689年4月遣使一等侍衛阿南達曉諭噶爾丹。其中有諭「是以朕欲爾等解釋前仇，互市貿易，安居輯睦，永息戰爭」。此即為準清外交談判的第一階段。可以看出這一舉措實際上不僅是在保護喀爾喀歸屬清廷之後的既得利益（即屬民利益），更是為了延緩戰爭時機穩住噶爾丹（事實上清廷已經意識到准清之戰是不可避免的。這一點可以從1683年限貢決策和噶爾丹入喀之後的舉措中看出）而做出的戰略舉措；也就是說康熙帝是不願意交出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噶爾丹在接受康熙帝派出的使者之時，向來使提出了希冀清廷將土謝圖汗與哲布尊丹巴交付他處置的問題，認為兩人過錯並不在殺其胞弟多爾濟札卜，而關鍵在於「首作禍亂，無故起兵，殺札薩克圖汗及墨爾根阿海，違聖上之旨意」，是違反了喀清攻守同盟的。噶爾丹此番話事實上是中肯的，但他抹去了正是他慫恿沙喇侵犯土謝圖汗的事實。在與清使交流的過程中他還表示希望准清之間能夠更為友好，希望擴大互市貿易。可以想見，這一時期的噶爾丹並沒有打算與清為敵的念頭。如果說他這樣做是在行緩兵之計，則他應該在軍事部署上有所行動，可並沒有看出在談判前後他對於準噶爾軍有何戰略決策的改變；此外他應該能夠認識到清廷與喀爾喀實力上的巨大差別，因此實際上噶爾丹在這一時期仍是希望通過與清使進行談判而實現要回土謝圖汗與哲布尊丹巴兩人的。清廷在同一時期則主要致力於喀爾喀部族的整頓，但同樣也出現了救濟力度不足及部分喀爾喀人盜竊中原財物的事情發生。對於這兩個問題清廷均採取相對妥善地處理方式以緩和喀爾喀內部問題。而對於喀爾喀問題，一直持續爭論到1696年的昭莫多之戰。在這一問題中，噶爾丹始終擒住康熙帝在早期處理喀爾喀問題時曾說明的「可以使喀爾喀諸部回故地」的觀點一再辯駁。在這一問題上，西藏達賴喇嘛勢力是支持噶爾丹的。對此康熙帝再次遣使往西藏處曉諭，將準噶爾部後方政治變動一事告之達賴喇嘛，但西藏方面不為所動。然藏准兩地畢竟相隔甚遠，因此也是鞭長莫及。最終康熙帝厭煩了與噶爾丹的爭論，不願承認曾經的決策失誤與使節不當，因此發動了戰爭。
在中俄條約簽訂之後，清廷實則對沙俄的意圖已經十分明了，因此對噶爾丹曾宣傳的「有俄羅斯援助」之言開始將信將疑。而沙俄也確實開始對噶爾丹的態度有所轉變。這一點是噶爾丹始料未及的。俄國深知清朝實力強大，在西伯利亞軍事部署仍相對薄弱，難以直面衝突。其次噶爾丹實力漸弱且國內政局已出現不穩。因此准俄關係開始出現間隙。但噶爾丹對沙俄仍抱有期望。1690年3月，他遣使達爾罕前往伊爾庫茨克面見戈洛文請求支援，希望能夠與西伯利亞地區的俄軍共進打擊喀爾喀人，要「將其徹底殲滅」。但戈洛文對此則認為俄軍對於喀爾喀地區的入侵可以從色格楞斯克地區進行，無需與准軍聯合。實際上戈洛文是理解噶爾丹使節的意圖的，只是故意而為之。他以「路途遙遠，且經過草原地帶」為由拒絕了軍事合作。因此噶爾丹在1690年的請求受挫。在談話中戈洛文還表示要看噶爾丹的戰況如何（即是要採取觀望的態度）。這一問題在同月戈洛文遣使的回訪中再次表現出來。作為使節的哥薩克人格里戈里·基比列夫則表示要對已經臣服俄國人的喀爾喀部族採取保護的態度，噶爾丹不得再與沙俄爭奪喀爾喀部族。戈洛文還通過基比列夫提到應該探明准清關係的實際進展，拒絕與准軍聯合，而只是象徵性地在色格楞斯克等地進行「軍事搜索」。實際上戈洛文的要求已經十分明顯，即只有準噶爾汗國歸附沙俄，才能提供一定的軍事援助（而這時所說的援助也不過是口頭答應，很可能也不會給予援助）。噶爾丹對此行徑表示反對，因為他所主張的依然是獨立的蒙古政權。
不難看出沙俄態度的轉變是與《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密切相關的。與其採取冒險的行為與準噶爾為伍而再次與清軍為敵，不如穩守條約利益，實現這一地區的暫緩擱置，實現條約利益最大化。對於這一點的轉變，噶爾丹仍然沒有摸清沙俄意圖。1690年6月，在未得到3月談判消息的同時噶爾丹又遣使尼布楚，向北方俄軍提出了聯合抗擊清喀的問題。康熙帝藉此機會申明對俄觀點，要求其不可借兵與準噶爾，如若借兵聯盟，「是負信誓而開兵端也」。因此這一地區的軍政長官費·斯克里皮增在未得到莫斯科意見的情況下便未借兵於噶爾丹。噶爾丹一方面為了解上述喀爾喀問題，另一方面希望展示軍事實力以求沙俄借兵，揮師東下直抵內蒙古汛界，深入至烏蘭布統，「距京師七百里乃止」。康熙帝聞訊稱噶爾丹「志不在小，不大懲之反為後害，且不可使喀爾喀無故地遊牧」，因而於7月27日決定御駕親征，同年9月3日會清軍於克什克旗南界烏蘭布統，即烏蘭布統之戰。此戰噶爾丹大敗，渡西拉木倫河西逃。烏蘭布統之戰是噶爾丹勢力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此後為了整合漠南漠北蒙古部眾，康熙帝決定於1691年在多倫諾爾舉行會盟，參加者有漠南四十九旗王公與喀爾喀各台吉。喀爾喀諸王公改為滿清爵位，均授予一定的札薩克，與漠南蒙古處於平等地位而共治。在會盟中康熙將哲布尊丹巴提升到大喇嘛的地位並得到受封，全攬喀爾喀宗務管理，甚至在政治事務上也對其十分信任。至1699年哲布尊丹巴常為康熙帝隨駕，使得他擴大了在喀爾喀地區的宗教威望。在這次會盟上，喀爾喀兩翼均擁戴康熙帝，喀爾喀蒙古至此也正式歸附清廷。自此在1691—1693年間其餘喀爾喀王公相繼附清。但不可避免的是在准喀之戰中一部分屬民北附於沙俄，事實上這一部分人很可能就是戈洛文在爭取中間部落集團時在1689年之後仍傾心於沙俄的喀爾喀零散部族。但即便是在這一小部分台吉里，仍然有諸如曾與沙俄保持緊密關係的策凌札布投奔清朝。由此可見戈洛文規劃的臣屬體制也在多倫會盟中崩潰。在此次會盟中，清廷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的統治，使俄國人再次看到了清軍的實力，噶爾丹最終被孤立起來。如在1691年4月時尼布楚俄軍首領即復函索額圖，證實了噶爾丹確實曾向尼布楚遣使求兵圍攻喀爾喀，但尼布楚方面保證「並未將兵撥給博碩克圖汗所派之人」。但對於沙俄自覺地對喀爾喀的行動，文件中並未再提。清廷之所以重視准俄關係，一方面在於假若准俄聯合，清軍必然要調整戰局，以應夾擊；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穩固《尼布楚條約》中的規定內容，要求沙俄遠離喀爾喀而遵守條約。雪上加霜的是，1691年1月20日戈洛文回抵莫斯科，又使得准俄關係進一步淡化。此後俄國人對準噶爾的態度十分明顯的冷淡起來。在1891—1892年間噶爾丹所派使團中只有少數抵達莫斯科，大部分被阻留在托博爾斯克。對於使節的處理，莫斯科方面甚至將其軟禁起來，不被當作客人對待而任意敷衍。至於以噶爾丹名義所提出的各種要求更是被莫斯科拒絕。
1696年5月，康熙御駕親征於朔漠及克魯倫河，噶爾丹戰略轉移地向後撤退。清軍追至噶爾丹處，引至烏蘭巴託附近的昭莫多地方再殲噶爾丹主力。此時的噶爾丹已經陷入孤軍奮戰的局面，並沒有多少的經濟後援，這一點從康熙三十五年（1696）九月六日為奪清軍貯米倉的白翁金之戰中可以看出。1696年9月與1697年2月，康熙再次親征于歸化及寧夏，噶爾丹又損部將，只得在科布多阿察阿穆塔台地區遊動。3月噶爾丹身亡。至此清朝一統準噶爾部（策旺阿喇布坦的臣服）與喀爾喀部，將喀爾喀舊部放回原處遊牧，實現了真正的國家統一。可以想見，噶爾丹所施行的統一策略的失敗，其一在於他低估了清朝的實力，過於強硬地與康熙帝為敵，被清朝擒住了蒙古部族內部不統一的癥結所在；其二是準噶爾部內部的割據勢力使得噶爾丹疲於應付，尤其是其侄策旺阿喇布坦在準噶爾後方確立了牢固的統治地位，不僅收攏了哈密與吐魯番等諸回疆地區（可見噶爾丹在早期對外策略中對待這一地區的態度是有失誤的。過於集中式的控制實際上是不牢固的），還聯合清朝軍隊使噶爾丹內外交困。內亂割據可以說是17世紀蒙古地區的主要政治形勢，而隨著清朝統治在中原的逐漸鞏固，蒙古人想要與滿人一爭天下的機會也從此喪失；其三在於經濟實力的相對薄弱，難以實現諸蒙古部眾的歸順，而清朝在中原地區的繁榮實際上對遊牧民族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其四在於相對清朝來講，準噶爾部眾仍是少數，難以實現消耗戰的勝利。且軍隊戰鬥力已經遠不如13世紀的蒙古軍隊。火器與槍炮的出現更使這種差距逐漸拉大，傳統的陣地戰模式已經不適應步入熱兵器時代的世界了。綜上可以看出噶爾丹政策的失敗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滅亡

1755年春，清軍5萬人分西北兩路向伊犁進軍。不到100天就到達伊犁。達瓦齊率兵6000人扼守伊犁西南的格登山（今新疆昭蘇縣境內），清軍以25人夜襲達瓦齊大營，達瓦齊軍驚潰，不戰自降。達瓦齊僅帶少數人倉皇南逃。此後，阿睦爾撒納自任領袖繼續反對清朝。1757年初，清政府開始新的軍事行動，分兩路推進。準噶爾軍在清軍的追剿下，全線潰敗。阿睦爾撒納投奔俄羅斯帝國。
1759年8月，清軍抵達喀什噶爾，平定了支持阿睦爾撒納的大和卓波羅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兄弟的叛亂。這年秋天，天山南路完全平定，清朝完全控制今日的新疆地區。由於準噶爾部反叛無常，此後清軍在兆惠等的帶領下，按照乾隆帝的旨意消滅了剩餘的準噶爾人，除病死或逃往國外的以外，數十萬準噶爾人遭到屠殺。據魏源記載：「計數十萬戶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繼竄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二，卒殲於大兵者十之三。除婦孺充賞外，至今惟來降受屯之厄魯特若干戶，編設佐領昂吉，此外數千里間，無瓦剌一氊帳。」昭槤的描寫更加誇張：「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羅斯、哈薩克者十之三，為我兵殺者十之五，數千里內遂無一人」。留下的空地由大量移民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