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

早年生涯

博古本名秦邦憲，乳名長林，原籍無錫城內中市橋巷。無錫秦家是當地的望族，秦邦憲這一支屬於「西關秦」，始祖秦金被稱為「九轉三朝太保，兩京五部尚書」，開創了無錫寄暢園，秦邦憲是秦金的第十五代孫、北宋詞人秦觀的第三十二代孫。博古之父秦肇煌是清末舉人，曾任長興縣統捐局局長，在杭州做生意時，秦邦憲出生。
秦邦憲的父親因肺病去世，秦邦憲、秦邦禮、秦邦范三兄妹和母親朱氏相依為命。早年喪父和幼年艱苦的環境，使得少年的秦邦憲沉默寡言、顯得早熟。朱氏認為孩子教育關乎前途，送秦邦憲在離家不遠的秦氏公學中學習，因此校是秦氏家族所辦，秦家子弟無需交學費。朱氏為培養孩子，決定將他送入正規小學讀書，七歲時的秦邦憲進入無錫第一國民初等小學（今崇安寺小學），後轉入無錫的江蘇省立第三師範附屬小學（今無錫師範附小）。
1921年，秦邦憲試圖考入榮巷公益工商中學商科，以賺錢貼補家用，但未被錄取。後來考取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蘇州工專」）學習，接觸大量新思想，並加入「孤星社」。1924年1月，無錫在外埠讀書的學子組成「錫社」，孤星社與之合併，秦邦憲擔任蘇州委員會負責人。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當時身為蘇州學聯負責人的秦邦憲聞訊後，率先在蘇州工專舉行辦了校學生聲討大會，並且率20多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上街舉行遊行示威。因全身心參加學生運動，秦邦憲勞累成疾，最終只能肄業蘇州工專。
1925年9月，他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一說英語系），師從系主任瞿秋白，並旁聽惲代英等老師講授馬列主義理論課。不久，秦邦憲於同年11月，經顧谷宜推薦、高爾柏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上海大學中共黨組織決定讓秦邦憲赴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從事國共合作工作。

參加革命

1926年10月，由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推薦、經中國共產黨批准，秦邦憲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蘇聯留學時，按照當局要求，秦邦憲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譯為「博古諾夫」。此後，秦邦憲使用「博古」作為化名。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中蘇關係發展、孫中山與蘇聯建立聯盟的產物，有很鮮明的政治色彩，學校一切工作又是在蘇共中央領導下進行，所以中蘇兩國各自的激烈的政治鬥爭，都在中山大學有敏銳的反映。列寧逝世後，蘇聯黨內出現史達林與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衝突，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中國留學生也不可避免捲入政治鬥爭。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卡爾·拉狄克被解職，副校長米夫還在中國，所以教務長阿古爾代理校長，主持學校工作；這和支部書記謝德尼可夫產生衝突，支持兩派的學生也被被稱之為「教務派」和「支部派」。由於俄語出色，博古被指派擔任向忠發率領的中國代表團翻譯，躲避了中山大學內部派系矛盾衝突；也因此結識代表團成員劉群先，兩人隨後相戀，並於1928年5月在蘇聯結婚。
1928年初，中山大學少共支部局一些人對學校支部局工作不滿。校支部局以無視黨的領導為名，給他們扣上了「先鋒主義」帽子，並重新改組少共支部。當時博古因沒有直接參與學校鬥爭，加上群眾關係很好，得到人的擁護，被舉薦為少共支部書記。當時蘇聯內部的兩派鬥爭在1928年夏達到高峰，因此召開了十天會議，討論學校支部局的工作，當時蘇共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壓陣支持學校支部局，雖然遭到多數學生反對，但在博古等少數派支持下，仍然通過表決，支持學校支部局工作。會後，因擁護支部局的一派驕傲起來，反對派起名綽號「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1929年下半年，博古以優越的成績考取了中國問題研究院研究生，同時還擔任校內工人班政治常識教員，黨的指導員及教務處翻譯。同年底，中山大學開始大規模的「清黨運動」，這一運動將很多中國留學生牽扯進入蘇聯黨內矛盾。心灰意冷的博古因此申請回國，並於1930年5月，借道法國，乘輪船回國，抵達上海後，他擔任全國總工會宣傳幹事，從事地下工作。

上海地下黨工作

回國後的博古，在上海與王明、王稼祥、何子述等老同學相逢，並討論當時時局。當時由李立三、向忠發領導的中共中央，崇尚以暴力奪權為主的指導思維，在中共三大上被共產國際糾正。博古、王明因此聯名向中央寫信反對李立三政策，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王明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1931年3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溫裕成因貪污而被撤職，次月博古調任此職位。
4月下旬，顧順章、向忠發相繼被捕，上海地下黨系統被破壞；9月初，周恩來、王明來到博古住所，告訴博古由周恩來去中央蘇區擔任書記、王明擔任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改由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臨危受命。之後決定成立中共臨時中央，不設總書記、由博古負總責。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黃平、劉少奇、王雲程等九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同年10月18日，陳紹禹、周恩來相繼離開上海，24歲的博古擔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其領導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接受共產國際駐上海的代表直接指導，並繼續貫徹執行四中全會方針。
當時恰逢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何科學地估計這一形勢，制定正確方針政策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重要任務。但博古率領的中共臨時中央，卻不能獨立地正確地認識並處理這些問題，仍然繼續忠實地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同年12月18日，中共臨時中央召開常委會，博古作了發言、起草修改了《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於1932年1月9日下發，使得中共臨時中央貫徹執行共產國際左傾錯誤，包括打擊地主士紳等中間派、照抄蘇聯經驗、強調城市起義、錯誤逮捕或批評黨員（寧都會議）。

進入蘇區與反圍剿戰役

1932年12月，上海地下黨再次遭到破壞。政治局常委盧福坦等被捕變節，致使張聞天、陳雲等險些被捕。博古在請示共產國際後，決定整體遷移中央首腦機關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次年1月，遷到中央蘇區瑞金，時任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羅明接待博古，當博古問到臨時中央的指示時，羅明表示沒有傳達到基層，招致博古的忌恨。博古考慮到遷入後的中央機構繁冗，於是決心合併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擔任總負責人。當時恰逢國民政府準備第四次圍剿戰爭，蔣介石親自掛帥進攻，博古同時召開中共中央局，主張堅守陣地。這一主張遭到了羅明的上書反對，認為民眾沒有實力抵禦長期的陣地戰、應當繼續游擊戰，且直言中央局的決議「空洞說教」。博古讀後勃然大怒，並起草《中央局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指責羅明為主的「機會主義」（羅明主義），並隨後開展反羅明路線運動，大量基層和前線幹部被牽連撤職，包括張鼎丞、劉曉、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人均被牽連。然而在前線的吃緊，使得沒有軍事經驗的博古只能仰賴朱德、周恩來的前線將領，並最終獲得勝利。
因為前四次反圍剿戰役的勝利，使得博古等人頭腦發熱，並認為決戰的時機已經來臨。1933年秋，共產國際派來顧問李德支援中央蘇區，基於對共產國際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讓他參與軍事決策；然而參與過歐洲戰場的李德卻不了解中國戰場的特點，遂與周恩來等人無法合作。同年冬，福建發生以十九路軍為骨幹的李濟深、陳銘樞、陳公培、蔣光鼐的「福建事變」，本當抵禦日軍進犯的十九路軍被蔣介石派去鎮壓紅軍，招致部隊憤怒，遂成立中華共和國，並與紅軍將領彭德懷、朱德密切聯繫。蔣介石遂率中央軍抵達福建鎮壓，當時本用於第五次圍剿戰役的部隊抽調福建，紅軍部分將領彭德懷建議出兵支援福建。然而當時博古、李德則認為蔡廷鍇等人不可信，遂頒布《福建事變與我們的任務》拒絕支援，因此坐失良機。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於1934年1月15日─18日在江西瑞金召開。博古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長征與陝北

福建事變被平定後，蔣介石重新整理部隊，對紅軍發動第五次圍剿戰爭，由何健、陳濟棠、顧祝同、蔣鼎文率四路軍一百萬合圍，逐步縮小包圍圈。而李德則主張部隊在廣昌與國軍決戰，導致紅軍損失慘重，前線將領彭德懷與李德發生尖銳對抗，張聞天也激烈反對博古的軍事策略，核心領導的衝突已經公開化。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後續戰略方針，並確定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期間他與周恩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組成三人團主持軍事決策，因博古等人過於聽從李德的指揮，意圖與紅二、紅六軍團匯合，卻在衝破第四道防線時，使紅軍在湘江戰役中大敗，損失三萬部隊，促使中央紅軍領導人在12月11日湖南西邊縣溪鎮恭城書院召開緊急會議，會議贊同毛澤東建議，決定部隊前往國軍防範薄弱的貴州；然而紅軍將領對於長征的目標並不清楚，行軍中的將領們決定攻占遵義後確定。
1935年1月，博古主持遵義會議，會議上博古率先作報告，檢討第五次反圍剿戰役的軍事指揮錯誤，但主要是客觀條件的困難。周恩來隨後做副報告，稱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緊接著張聞天作反對中央單純防禦軍事路線的報告；隨後毛澤東作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役失利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禦時的保守主義和突圍時的逃跑主義。隨即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紛紛贊同。會議召開三日，博古儘管沒有完全想通，但基於黨性原則，服從大多數意見。最終遵義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由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增選毛澤東政治局常委；博古因此失去中共實際領導權。2月5日下午在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在周恩來的勸說下，博古坦然交出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裝有中央文件的挑夫擔子交給周恩來轉交擔任了黨中央總負責人的張聞天。，作為權力的過渡交接，博古仍任政治局常委。此時的中央書記處的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和王稼祥決定派遣代表赴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變更，2月7日張聞天通知潘漢年與陳雲赴莫斯科，倆人分開走，2月9日陳雲脫離長征紅軍出發，2月10日潘漢年也出發。1935年9月中旬，潘漢年與陳雲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匯報了遵義會議情況。1935年10月20日，共產國際批准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
博古為人廉正持平，當時三渡赤水中，中層軍官對大規模迂迴作戰不滿，林彪因此寫信給張聞天，要求撤下毛澤東，換上彭德懷。博古從中做工作，將事情平息下去。8月，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紅四方面軍較量時，毛澤東與張國燾處處相爭時，博古始終站在毛澤東一邊；9月初，雙方的爭議已經不可調和時，博古還救出險些死於內鬥的葉劍英。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之後，博古兼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他與林伯渠合作，一同治理地區的鹽運、賦稅問題。他還領導黨務委員會的董必武、張雲逸、李維漢、王首道、郭洪濤五人小組解決當地肅反問題，釋放劉志丹、習仲勛、高崗、馬文瑞等一百餘人。

抗日戰爭期間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在會議後派出代表團，由博古、周恩來、葉劍英三人作為中共代表趕赴西安，三人做出分工：周恩來負責上層統戰和群眾工作、博古負責黨內工作、葉劍英參加西北聯軍參謀團工作。期間博古引導西安地下黨工作、成立陝西省委；並創建「紅中社西安分社」宣傳輿論，由李一氓負責。紅中社不久改名「新中華社」，簡稱「新華社」，即現在新華通訊社的前身。時間和平解決後，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西安事變的經過與結束的報告》。
1937年2月24日，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年6月，周恩來、博古、林伯渠趕赴上海、廬山，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直接談判，期間博古起草《共赴國難宣言》（《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負責對外聯絡、統一路線和長江中下游地區黨建任務。之後被中共中央派赴南京參與國共合作的談判，並取得成功，期間，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博古擔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參與組織恢復重建了南方13省的中共黨組織，組建了新四軍，營救了被中國國民黨方面拘押的大批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1937年12月任長江局委員兼組織部長。
1938年1月11日，博古在武漢創辦了《新華日報》，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張向全國公開發行的報紙，它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南方的輿論陣地前線。1939年1月，因為抗日局面的惡化，博古改任南方局常委兼組織部長。1939年7月，因周恩來在延安騎馬手術骨折，送去蘇聯療養。同年8月27日至1940年5月31日，博古任南方局代理書記，負責南方國統區的地下黨工作。1940年11月，由於國共雙方摩擦加劇，中共中央開始陸續遷回南方局，博古此時返回延安；此時，博古與張越霞結婚。
在南京、重慶時，國民政府對《新華日報》的阻攔、恐懼和憎惡留給了博古很深的印象，皖南事變爆發後他希望能夠在延安創辦一份日報「以便於毫無保留地將我黨主張傳播到全國全世界」。1941年，中共中央決定將延安《新中華報》與《今日新聞》合併，出版《解放日報》，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博古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兼《解放日報》社長。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創刊，毛澤東撰寫發刊詞，頭條新聞由博古執筆。1941年11月，由於新華通訊社社長向仲華調動，改由博古兼任。之後他在各大戰略區相繼建立了總分社，使新華社的組織和業務建設得到發展。1944年9月，新華社發布英文文字廣播，使得中國共產黨聲音首次直接傳播至海外。他在任時，修復被破壞的廣播發射機、提高通訊技術事業，使得新華社能夠收錄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塔斯社的電訊，加快中共及時了解國際形勢。

抗戰結束及遇難

1941年5月，毛澤東發表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從而揭開了為期數年的延安整風，由於遭到了王明的反對，整風運動逐漸擴大。1943年，整風運動達到高潮，博古作為「教條主義」代表，首當其衝、成為被批評的對象。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後，其兼任的理論性職位和宣傳陣地都被迫交出，也未進入中共七大產生的政治局，中共七大選出的44名中共中央委員中，博古和王明排名最後兩位，博古兒子後來回憶道，當年父親難以承受壓力曾想尋死。
抗日戰爭結束後，1946年2月，博古擔任政協憲法草案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在重慶參與修改憲法草案；由於國共雙方存在重大分歧，王若飛、博古必須回延安匯報請示。同年4月8日，王若飛、博古等中共代表，與葉挺、鄧發等一起乘坐美軍觀察組的C-46運輸飛機返回延安，飛機因迷航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遇霧撞山，史稱「四八空難」。空難發生後，中共中央決定將遺體從黑茶山運往嵐縣機場，再轉運延安，當地民眾知道此事後，靈柩過處，群眾跪伏道上，攔路弔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4月17日，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在嵐縣機場舉行了隆重的公祭。4月18日，由晉綏邊區公安總局局長譚政文等人護送，飛機載著遺體抵達延安，當夜中共中央委員輪流堅持守靈。
對於此次「四八空難」的失事原因。中共方面對此次空難一直抱有懷疑，派晉綏公安總局顧逸之前往調查。顧逸之在調查處理後，上報書面報告中，既明確了飛機是因雲霧濃重、低空飛行導致撞山起火，也排除了人為爆炸的可疑跡象；也提出了對飛行迷失方向和儀表問題等疑點。當時正值國共和談時期，只能對外宣稱是一起意外事故。周恩來後來說，座機失事是因為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2003年，《檔案時空》發表了《葉挺將軍座機失事真相揭秘》一文，稱時任軍統中美合作所特工隊長的杜吉堂臨終前陳述，當年他受軍統組織策劃了此次空難。博古之子秦鐵、葉挺之子葉正大、王若飛的兒子王興、鄧發的兒子鄧北生等人分頭核查這篇報導的最原始出處，但都找不到，又通過各種渠道詢問，答案都是根本沒有「杜吉堂」這個人。秦鐵認為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國共會談期間，雙方行動都是透明的，博古等人離開重慶，報紙都有公開報導，國民黨一些官員還到重慶機場送行，所以所謂國民黨特務刺探到了這一條情報，是無稽之談。其二，駕駛這架C-47的是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國民黨特務不會有膽量連美國人也一起害。秦鐵認為「四八空難」還是場意外。

評價

對於博古（秦邦憲）的評價，因評價者所處的利害關係，往往有不同定論。中國共產黨主流史學中，認為他作為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因對第四次反圍剿戰役、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的失敗承擔領導責任，特別是對共產國際的指使完全服從，使得中共黨建和紅軍遭受重大損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博古也致歉道：「給黨造成這麼大損失，我就是再艱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彌補不了這個損失。」「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裡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他的檢討非常深刻，得到與會者的諒解和讚許。黨內主流對於他在遵義會議後的貢獻，包括國共和談、新聞機構等貢獻則持肯定。中共報業，包括《解放日報》的同事們對博古始終尊敬，沒有因為他犯過政治錯誤而產生厭惡的情緒。博古之子秦剛則表示「歷史給他安排的是一個犯錯誤的角色」，認為他24歲剛從蘇聯回國，在國共內戰中最險惡的局面中承擔中共中央領導工作，是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
從個人性格和做事上，對於博古的評價基本持正。1936年，到達陝北的記者斯諾曾經在《西行漫記》等書中評價道，「在我所見到的中共領導人物中，博古是一位較為風度翩翩，妙趣橫生的人物」，「他也是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他身材略高於一般人，瘦骨磷響，名符其實地瘦得像根鋼絲」。「他蓄短髮，頭頂活像一把硬刷子」。「他反應極快，和周恩來一樣思想敏捷，甚至在機靈方面比周恩來更勝一籌」。「他愛打網球，也愛打撲克」。博古遇難後，朱德每逢他的忌日，均招呼博古孩子到中南海吃飯。黨內一些幹部也私下稱讚他「是好人，很有學問」「為人很正直，從來不搞什麼陰謀詭計，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從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