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早年生涯

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11月19日，毛澤東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府湘潭縣韶山沖（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他的父親毛貽昌是一名富農，原籍江西吉水。他的母親文七妹則是普通農村婦女。毛澤東8歲被送入私塾讀書，接受了儒家的傳統教育。13歲之後的兩年時間，他輟學在家與長工們一起種田，對農民的疾苦深有體會。1910年，毛澤東16歲時請親戚說動父親允許他去「洋學堂」湘鄉縣立東山小學堂上學，在那裡他接觸到了梁啓超等維新派的改良思想。武昌起義爆發後，長沙革命黨率先響應起義，毛澤東投入革命軍，成為湖南新軍的一名士兵。隨即毛澤東以第一名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學校，半年後毛覺得課程少而規則繁瑣而休學，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西方政治和科學的經典著作。1913年春，毛澤東考入不收學費的湖南省立第四師範；1914年2月，隨該校併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18年6月畢業。早期即開始革命活動，接受並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創辦《湘江評論》。1918年4月，毛澤東與蔡和森等人創建新民學會。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主義小組。
1918年夏，毛澤東赴北京，由楊昌濟介紹，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員，並結識了未來的妻子楊開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的言行使毛澤東開始具體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此外，毛澤東首次認識了陳獨秀，並受到很大影響。1919年年初前往上海，陪同去法國留學的學生，後返回湖南長沙。
五四運動爆發之後，毛澤東等人組織學生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學生總罷課以響應北京運動。1919年7月，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但8月中旬便被張敬堯查封。1919年9月，毛澤東在當時聯省自治運動中於長沙《大公報》發表文章，主張湖南自治；1920年9、10月間，他個人或與他人聯名在長沙《大公報》等報紙上連續發表多篇文章，系統地提出實現湖南自治的具體主張。1920年之前，毛澤東堅持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主張起大擾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但驅張運動依賴於軍閥的最終成功，以及湖南自治運動的最終失敗，卻使毛澤東當時的思想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傾向於改良主義轉變為傾向於馬克思主義。
1920年9月，毛澤東被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校長易培基聘請擔任一師附小主事、一師校友會會長，寄宿於朱劍凡創辦的周南女中教工宿舍。對羅素在長沙的講演《布爾什維克與世界政治》，毛澤東聽後反倒是更傾向於馬克思主義，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取這個恐怖的方法。」

中共建黨與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1年7月，毛澤東與何叔衡一起代表湖南共產主義小組赴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周佛海一起擔任會議書記員。會後，任中國共產黨湘區（包括江西安源）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1922年5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擔任書記職務。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毛澤東因黨務繁忙未能出席會議。
1923年6月，毛澤東到廣州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局秘書。毛到廣州東山恤孤院后街31號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毛在大會上的發言對既定的國共「黨內合作」政策做一些補充說明，從湖南工人運動經驗的角度出發闡述了搞聯合陣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分等等。在中共三大報告中，陳獨秀在批評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後，特別表揚了湖南：「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控制之下」。中央局秘書的權限很大，不僅肩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這種一般事務性工作，而且有著「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籤字」的聯合署名權。
毛澤東參與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之活動，在中國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並任宣傳部代理部長。
1923年9月16日，受國民黨中央黨務部副部長林伯渠委託，毛澤東回到長沙籌建國民黨在湖南的黨組織。自1923年10月起，國民黨在長沙、寧鄉、安源的分支部和湖南省總支部相繼建立，不到三年國民黨在湖南省已有九千名黨員，在各地省黨部中僅次於廣東。被湖南省黨部推選為國民黨一大在湘三名代表（夏曦、袁逢時）之一。最終經上海赴廣州出席國民黨一大，在湘三名代表被孫中山總理定為「照海外分部辦理」的有發言權無表決權的列席代表。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1月22日毛澤東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的章程審查委員。
1924年12月，重病的毛澤東請假回到湖南韶山休養，缺席了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並在中央局委員的選舉中落選。
1925年10月，毛澤東再從湖南到廣州。1925年10月5日，國民黨召開第111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會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國民黨政府主席、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以政府事繁，難於兼顧宣傳部長職務為由，向會議提出調毛澤東代理中央宣傳部長。對汪的這一提議，會上沒有不同意見，於是便決定要求毛澤東儘快到宣傳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廣州民國日報》公布了這一消息。10月7日，毛澤東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就職，並主持召開宣傳部第一次部務會議。可見，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既沒有擔任部長、副部長，也沒有任秘書，而是代理部長。
1925年10月，直系軍閥孫傳芳對張作霖宣戰，發動反奉戰爭。國民黨中央黨部委託毛澤東起草反奉戰爭宣傳大綱。11月27日，毛澤東出席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他向大會報告了《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最後會議通過了他的報告。12月3日，國民黨公布了《反奉戰爭宣傳大綱》，刊載於《政治周報》創刊號。廣州《國民新聞》等報刊都以醒目標題轉載。同一天，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代理部長」名義，發出《中央宣傳部對反奉宣傳之通告》，要求「全國各地高級黨部宜指揮所屬全體同志為廣大之宣傳，引起民眾之革命高潮」，以奪取「國民革命」的「部分成功進而至於全部成功」。12月，毛澤東兼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經常來所講演《帝國主義》、《共產主義》、《農民運動》等課程。該所學員畢業後，絕大多數分配到國民革命軍擔任政治宣傳幹部和營、團黨代表。12月5日，由毛澤東主編的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名義的《政治周報》在廣州創刊出版。在《政治周報》創刊號的「發刊理由」中，毛澤東公寫明：「為什麼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
1925年12月，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提出堅持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之領導權。
1926年1月1日至9日，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月8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舉行，下午毛澤東報告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會議期間，毛澤東還參加起草宣傳問題的決議。大會通過了關於宣傳工作的三個決議案，即《宣傳問題決議案》、《黨報決議案》和《宣傳報告決議案》。這些決議案詳細、具體地規定了今後的宣傳方針、政策和任務，使各地黨部宣傳部做到了有章可循。1月16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舉行，選出第二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4人：白雲梯、毛澤東等。中央常委會批准毛澤東繼續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1926年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屆），為黨培養大批農民運動骨幹。
1926年2月，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廣州主辦了政治講習班，培養國民革命軍和各省、區的政治、軍事工作幹部。譚延愷任理事長，譚未到任，由毛澤東代理理事長.毛澤東經常到政治講習班講演。2月28日，他參加了政治講習班第一期開學典禮，並發表題為《革命分子團結起來》的演說，要求大家團結起來，努力作國民革命運動。毛澤東還在講習班講授《農民問題》課程，每周一至二次。
從1926年2月5日至6月7日繼續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期間，共出席了18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對革命宣傳工作提出過許多重要提案。
毛澤東一面與國民黨內的反共勢力（毛稱之為「國民黨右派」）周旋，一面維護國共合作，他起草並與陳獨秀聯合簽署了一系列文件，他寫道：「（對右派的言行）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但仍強調「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因此在中共黨內，他被張國燾和李立三嘲諷為做「國民黨的工作」、是「胡漢民的秘書」。
1926年5月發生整理黨務案，5月28日毛澤東辭任中央宣傳部長。
1926年9月1日，毛澤東為《農民問題叢刊》撰序，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所謂國民革命運動，其大部分即是農民運動」，「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基此理由，我們的同志於組織工人、組織學生、組織中小商人許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9月，毛澤東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論述農民運動與國民革命之關係，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文章希望有大批同志下決心去組織農民之浩大工作，「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漢口召開政治局特別會議（即政治局與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鮑羅廷之聯席會議），陳獨秀在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指出從江西戰場勝利以後，我們和中國國民黨之關係發生許多新變化，出現許多危險傾向，使聯合戰線隨時都有破裂之危險；報告提出挽救聯合戰線破裂之七項策略；在土地問題上，陳獨秀與多數同志反對毛澤東提出之激進政策，主張實行減租減息之政策；為此，會議通過《關於湘鄂贛三省農民運動決議案》。12月28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和農民代表大會閉幕，是日毛澤東向大會報告革命戰線聯合問題，略謂：「反革命方面已有國際、全國和全省的聯合戰線組織，革命方面也應有同樣的聯合戰線來抵抗他們。」，毛澤東斥責「惰農運動」之類反革命宣傳：「現時湖南雖然是由國民政府所統治，但實際上還是國民政府與趙恆惕之餘孽——土豪劣紳共同的統治，他們的勢力還很大。」，勉勵代表們加強鬥爭。
1927年到武漢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1927年與鄧演達等在武昌創辦並主持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分所。1927年1月4日，毛澤東啟程到湖南農村考察農民運動，1月4日至1月9日先後在湘譚縣之縣城、銀田、韶山一帶考察，1月9日至1月14日到湘鄉縣考察，1月15日至1月23日到衡山縣考察，1月24日回到長沙，將湘潭、湘鄉、衡山三縣之調查情況向中共湖南區負責人作詳細報告，1月27日至2月3日到醴陵縣考察，2月4日回到長沙，2月5日歷時32天之湖南五縣考察結束。1月22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已組成籌備處，由湖南省黨部推舉以周以栗、毛澤東、陳克文，湖北省黨部推舉陳蔭林、張眉宣、李漢俊等為籌備員。3月5日，毛澤東從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實地考察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農民運動後，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在是日出版之中國共產黨湖南省機關刊物《戰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期合刊上發表。提出依靠農民同盟軍進行革命鬥爭之主張，揭露和批判陳獨秀之右傾投降主義。3月7日，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決定將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農民運動講習所改由中央辦理，是日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在武昌正式上課，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三人為常務委員（系農講所最高領導機構），聘周以栗為教務主任，陳克文為訓育主任，李剛為事務主任，郭增昌為總隊長，惲代英、彭湃、方志敏等擔任講課。3月15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第五次會議，出席委員27人，譚延闓主席，丁超五報告「陽新慘案」詳情，議決組織委員會，指定鄧演達、吳玉章、毛澤東三人為委員，與湖北省黨部、湖北省政務委員會、省農民協會開聯席會議處理；河南全省武裝農民代表大會是日至3月21日在武昌雄楚樓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行，出席代表69人，代表45縣40萬武裝農民，推王法勤、于樹德、陳克文、鄧演達、劉莪菁、郭安宇等13人為主席團，陳克文、毛澤東、陸沉、鄭振宇在大會上分別作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四省農運狀況報告，李立三作中國職工運動報告。3月28日，中央農民部在武昌召開各省農協執委聯席會議，鄧演達、陳克文、毛澤東、周以栗、陸沉、方志敏、陳子林等出席，決定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領導全國農運，時全國有組織之農民已達800萬人。3月30日，湖南、廣東、湖北、江西四省農民協會代表和河南省武裝農民自衛軍代表，在武昌召開聯席會議，選出彭湃（廣東）、易禮容（湖南）、方志敏（江西）、陸沉（湖北）、蕭寅谷（河南）及毛澤東、徐謙、孫科、譚延闓、鄧演達、唐生智、張發奎、譚平山13人為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譚延闓、譚平山、毛澤東、鄧演達、陸沉5人為常務委員，毛澤東兼任組織部長，主持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工作，並決定在5月15日召開全國農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680名。4月2日，武漢中央土地委員會成立，推徐謙、顧孟餘、譚平山、毛澤東、鄧演達為委員。4月3日，湖北麻城縣土豪利用紅槍會策動武裝暴亂，殘殺革命幹部和軍民，包圍麻城縣城，毛澤東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組織學員中組織學生軍300名，於4月14日開赴麻城，平息暴亂。1927年4月底到5月初，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創建紅軍與農村根據地

1927年6月16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農民協會一月來多，農民犧牲者達一萬數千人，是日全國農協臨時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譚延闓、譚平山、鄧演達、毛澤東、陸沉呈請國民政府採取措施，明令保護農工組織及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舉行擴大會議，討論反動到來時如何保存農村革命力量問題，陳獨秀提出，國民革命各軍招兵時，農民協會之會員和自衛武裝可應徵加入，蔡和森主張上山，毛澤東、陳獨秀也同意上山，會議在討論對付湖南反共事件時，仍然堅持聯唐（生智）反蔣之政策。四·一二事件和七·一五事件發生之後，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出席會議有中央委員12人，候補中央委員3人，共青團中央委員5人，地方代表2人，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和中共中央秘書處負責人也參加會議，陳獨秀未能與會，瞿秋白、李維漢主持會議，會議在共產國際之幫助下，總結大革命失敗之經驗教訓，就國共兩黨關係、土地革命、武裝鬥爭等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堅決糾正以陳獨秀為代表之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之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當前之主要任務，選舉中央臨時政治局，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向忠發、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彭湃、任弼時9人為委員，周恩來、鄧中夏、毛澤東、彭公達、李立三、張太雷、張國燾7人為候補委員。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八七會議」），提出「槍桿子裡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毛澤東等7人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作為中央特派員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創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井岡山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8月8日，武漢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四十四次會議議決，開除跨黨中國共產黨員之中國國民黨黨籍：一、由中央黨部下令，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員會之跨黨黨員譚平山、林祖涵、吳玉章、惲代英、高語罕，開除黨籍，並免職通緝拿辦，二、列名中國國民黨執監及候補執監委員之跨黨黨員楊匏安、毛澤東、董用威、鄧穎超、許甦魂、韓麟符、於樹德、江浩、夏曦等，一律開除黨籍並免職。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長沙北郊沈家大屋召開會議，討論和制定秋收起義計劃，決定以共產黨之名義組織工農革命軍，沒收地主土地財產分給農民，廢除苛捐雜稅，建立工農民主政府，並決定成立領導秋收起義之黨之前敵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以長沙為中心，在湘潭、寧鄉、醴陵、瀏陽、平江、安源、岳州七處同時發動起義。9月9日，湘贛邊界爆發秋收起義，由中共中央特派員毛澤東和中共湖南省委領導，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平江、瀏陽農民軍和安源之工人武裝等參加，起義部隊編成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盧德銘任總指揮，余灑度任師長，毛澤東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下轄4個團。9月11日，工農革命軍第三團在毛澤東領導下，在銅鼓起義，占白沙鎮，次日占瀏陽東門市，9月14日被唐生智部新編第八軍兩個團及地主武裝包圍夾擊，激戰6小時後，向瀏陽上坪撤退。9月14日，毛澤東在瀏陽上坪以前委書記名義通知秋收起義各部隊到瀏陽文家市集合，9月19日各路起義部隊約1,500人在文家市會師，次日離開文家市，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9月25日克蓮花縣城，9月29日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三灣改編」，確立共產黨對軍隊之絕對領導，部隊縮編成一個團，改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人數不足一千。10月3日，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縣古城，毛澤東在文昌宮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總結秋收起義經驗，討論在井岡山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問題，10月7日進抵茅坪，10月27日到達井岡山中心茨坪，和當地之農民革命武裝王佐、袁文才部滙合，開始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1928年1月4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營和第三營之一個連攻打遂川，在大坑打垮蕭家璧之靖衛團，縣城之敵聞訊棄城逃跑，次日紅軍乘勝占領遂川城。2月3日，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舉行首次會議，決議開除隸屬共產黨之中央執行委員譚平山、林祖涵、於樹德、吳玉章、楊匏安、惲代英6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許蘇魂、夏曦、韓麟符、董必武、屈武、鄧穎超7人黨籍。2月21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兩個團自遂川攻打寧岡新城，殲滅守軍多人，擊斃營長王國政、靖衛團長李樹滋，活捉縣長張開陽，俘敵軍400餘人，並占領新城，是日在寧岡礱市開萬人大會，成立寧岡縣蘇維埃政府。3月11日，朱培德所部第五路軍第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派第二十五團與第七十九團由永新出發，第八十一團由遂川出發，分三路包圍井岡山紅軍，3月13日下午第二十五團陷茅坪，毛澤東率紅軍千餘退走湘邊，紅軍袁文才部千數百人退向隴西，同日第七十九團陷古城。4月10日，江西第五路軍第三軍軍長兼南昌衛戍司令王均致電長沙程潛、白崇禧報告毛澤東率部分兩路由遂川進至湘東，請派湘軍「協同兜剿」。
後與朱德、陳毅率領之一部分部隊會師，組成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4月28日，毛澤東率井岡山紅軍經酃縣回到礱市，是日與朱德率領之南昌起義部隊會師。5月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立，江西寧岡礱市黨、政、軍、工、農、商、學各界召開群眾大會，慶祝朱德與毛澤東兩支部隊勝利會師，大會執行主席陳毅宣布成立中國紅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毛澤東分別講話，兩軍會合後，王爾琢為參謀長，陳毅為軍委書記，部隊編為第十師、第十一師、第十二師三個師，第十師師長朱德（兼）、黨代表宛希先，第十一師師長毛澤東（兼），第十二師師長陳毅（兼），下轄9個團，全部兵力一萬多人，大部為湘南農軍。5月20日，中共湘贛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茅坪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總結井岡山根據地半年來的鬥爭經驗，提出加強黨的領導，深入土地革命，鞏固和擴大革命根據地的任務，會議選舉特委委員23人，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之湘贛邊界特委。5月，毛澤東與永新縣革命委員會主席賀敏學的妹妹賀子珍結婚。6月1日，魯滌平、何鍵急電廣州李濟深，謂朱德、毛澤東、袁文才等部以江西寧岡為根據地，分別在茶陵、酃縣各地滋擾，刻正與南昌王鈞部會剿，望駐粵邊軍隊嚴密防堵，以免竄逃。6月17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會後舉行六屆一中全會，選舉中央委員毛澤東等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23名中央委員，毛澤東排第12位。7月13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攻占湖南酃縣，湘軍退守茶陵。8月19日，朱德、毛澤東部紅軍攻占湖南桂東縣城。8月23日，吳尚、范石生奉魯滌平、何鍵急電，指揮所部分三路進攻桂東朱德、毛澤東部紅軍，激戰三畫夜，朱、毛率部向寧岡退卻，8月26日吳尚陷桂東。8月28日，何鍵自長沙赴湘南「督剿」朱德、毛澤東等部紅軍，湘省清鄉督辦處獲悉，江西紅軍朱德、毛澤東部與湘南寧遠、藍山、新田、祁陽一帶紅軍周文、陳光保等部聯合，圖奪取衡陽。從1928年開始，先後寫《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創造性地提出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之戰略思想。
1929年1月4日至1月6日，中共湘灨邊區前委、特委、紅四軍軍委和地方黨組織負責人聯席會議在寧岡柏露舉行，由毛澤東主持，決定彭德懷紅五軍及紅四軍第三十二團王佐部留守井岡山，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徹底粉碎敵人「圍剿」，開辟新之革命根據地。7月，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蛟洋舉行，提出「發動廣大群眾創造閩西工農割據」之總路線必須完成之18項任務，毛澤東就如何鞏固和發展紅色根據地方針問題作重要提示：「這就是：一、深入地進行土地革命；二、徹底消滅民團土匪，發展工農武裝，有陣地地波浪式地向外發展；三、發展黨、建立政權、肅清反革命。」12月28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閩西上杭縣古田召開，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強調紅軍必須服從黨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思想，糾正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等錯誤觀念，紅軍必須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等項任務。
林彪等疑問「紅旗到底能夠打多久？」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古田就時局和紅軍行動問題覆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林彪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題目為《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指明中國革命之發展前途。1月5日，紅四軍為粉碎蔣介石之贛、粵、閩三省「會剿」，實現「爭取江西」計劃，是日從古田出發，兵分兩路，由朱德率第一、三、四縱隊紅經連城、寧化越武夷山入江西，1月16日占廣昌，另一路由毛澤東率第二縱隊到龍岩地區迷惑敵人，掩護主力轉移移後，亦由連城、清流、寧化、歸化越武夷山入廣昌，到寧都東韶與朱德部會師。2月7日，毛澤東在吉安之陂頭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及紅五、六軍軍委聯席會議（即「二七」會議），討論擴大紅色區域，深入土地革命，發展工農武裝，為奪取江西全省而鬥爭等問題，2月9日結束。2月下旬，中共湘贛邊界特委以整編地方武裝、研究攻打吉安之名，通知邊界各縣主要負責人帶領本縣武裝到永新城集中，原井岡山地區綠林頭領、受毛澤東團結改造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紅五軍第五縱隊領導之王佐、袁文才率部開進永新城，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誤認為王佐、袁文才會叛變，率部包圍其住所，將袁文才槍殺，王佐逃離，在涉水過河時溺死。3月2日，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紅軍圍攻江西吉水唐雲山旅，是日成光耀旅、朱耀華旅到達城郊，紅軍退富都。3月下旬，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下江西南部南康，到新城，指向南雄，江西省政府懸賞緝拿朱德、毛澤東，生擒者5萬元，擊斃者3萬元。4月1日，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克南雄，4月3日克始興。4月10日，朱德、毛澤東紅四軍攻克江西信豐，擊斃縣長吳兆豐、警察隊長王覃勳。5月4日，金漢鼎與魯滌平、張輝瓚、鄧英在南昌會商「剿共」第二步計劃已竣，是晨乘輪溯贛江赴贛州，與福建、廣東軍「會剿」朱德、毛澤東紅四軍。
1930年6月5日，朱德、毛澤東紅四軍自尋烏經吉潭，到達福建武平，擊潰民團，克縣城，6月8日續克上杭。7月2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布告懸賞10萬元緝拿朱德、毛澤東。8月6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澤東部克江西安義。8月23日，紅一軍團同紅三軍團在瀏陽永和市會師，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彭德懷任副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下轄第一、第三兩個軍團，共3萬餘人，同時成立中共第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總前委書記，成立中國工農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紅一方面軍組成後，決定第二次攻打長沙。8月30日，紅一方面軍分三路進攻長沙，朱德、毛澤東率第十二軍到達株洲附近，黃公略、林彪率第三、第四兩軍抵關刀鋪，彭德懷率第五、第八兩軍主力，抵湘陰港附近，一部則沿瀏長大道抵黃花市附近，是晚起紅軍總攻長沙，迭以火牛為前驅，猛衝何鍵軍所布電網，終因敵方火力太猛，未能攻破。9月13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澤東部向株洲、醴陵轉移。9月14日，紅一方面軍停止進攻長沙，撤出陣地，向湘東、贛西進發，第二次攻打長沙失敗；是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澤東部抵醴陵，後向萍鄉進軍。9月20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澤東部分兵進駐攸縣、茶陵、萍鄉等縣。9月24日至9月28日，瞿秋白、周恩來等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全會補選中央委員7人、候補中央委員8人、中央審查委員2人，並改選中央政治局，毛澤東重新選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朱德等選入中央委員，此後，由瞿秋白實際主持中央中央工作。9月29日，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到袁州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舉行會議，周傳達長江局再打長沙之指示，經毛澤東等多方說服，會議一致決定，放棄再打長沙，先打敵軍力量較弱之吉安。10月14日毛澤東給黨中央寫信，說各級指導機關「多為AB團的富農所充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目前總前委正計劃這一工作」，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在整軍中開展肅「AB團」半個多月，在4萬紅軍中肅「AB團」4400餘人，12月發生「富田事變」，肅「AB團」持續進行，從贛西南到全蘇區，從1930年到1934年，據事後調查，蘇區殺「AB團」達7萬餘人。10月25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在江西新喻縣羅坊舉行聯席會議；總前委書記毛澤東主持，會議討論紅一方面軍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敵軍「圍剿」問題；毛澤東根據敵強我弱之基本情況，提出不應打南昌，主張紅軍主力先向根據地內退卻，使力量對比發生有利於我之變化，然後集中兵力各個殲敵於運動中；經反復討論，得到大多數與會者贊同；10月26日會議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指示》。10月27日，朱德、毛澤東紅軍第一軍團第三、四、十二各軍，由新喻峽口攻取上高，圖斷袁州羅霖師與高安公秉藩師之聯絡；是日紅軍遭羅霖部襲擊，棄上高向清江轉移，集中新喻、清江以北及高安西南地區；魯滌平令所部分為三個縱隊，以張輝瓚、譚道源、羅霖分任指揮進攻紅軍。10月31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於10月25日起在江西新喻縣羅坊舉行聯席會議；在毛澤東主持下，分析政治形勢，總結攻打長沙、奪取吉安之經驗教訓，作出相應決議；是日會議通過毛澤東提出之「誘敵深入」方針，決定主力紅軍東渡贛江，準備反「圍剿」作戰。1930年11月6日，蔣光鼐、蔡廷鍇兩師由湖南抵達江西萍鄉，向蓮花、水新之紅軍進攻；同日紅軍朱德、毛澤東、彭德懷各部分抵達撫州、新喻及福建、廣東邊境；何成濬即令魯滌平、何鍵「跟剿」，次日公秉藩師由新崗嶺向新喻推進。12月9日，蔣介石電令各路指揮懸賞5萬元購緝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命周恩來為書記，未到職前由項英代理，同時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兼軍委主席，毛澤東、朱德為副主席，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撤銷。9月15日，毛澤東指揮紅三軍團、紅四軍及紅三軍在方石嶺殲滅「剿赤」軍韓德勤師6個團及蔣鼎文師直機關及炮兵、步兵各一營，韓師損失大半，斃旅、團長3人，營長6人。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在瑞金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此後毛澤東開始被稱呼為「毛主席」。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第一號布告，內稱，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蘇區召開，會議通過政綱、憲法、土地法、勞動法、紅軍問題、經濟問題等重要法令，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選出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之最高政權機關。
1932年3月中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贛縣江口圩舉行會議（江口會議），討論中央紅軍撤圍贛州後之行動方針，毛澤東提出向贛東北方向發展之主張遭否決，會議確定「以贛江流域為中心，向北發展」，迅速奪取中心城市之方針，中央紅軍一、五軍團組東路軍由毛澤東率領在贛江東岸活動，三軍團、紅十六軍等組西路軍由彭德懷率領到贛江西岸活動。7月3日，朱德、毛澤東率紅一軍團一部擊潰梅嶺關守敵一個團，占領梅嶺關要隘。7月9日，朱德毛澤東指揮紅一軍團、季振同紅五軍團所屬各軍與粵軍20個團在池江、梅關嶺、大庾、南雄縣水口圩展開爭奪戰，經過三天兩夜戰鬥，於7月11日將粵軍全部擊潰，紅軍克水口圩，敵退南雄。8月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澤東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9月26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發布《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命令所部北移，在樂安、宜黃、南豐一帶部署第四次反「圍剿」戰場。10月上旬，寧都會議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開會體會議，會議根據臨時中央之決議和指示，指責毛澤東「誘敵深入」方針、反對打贛州等是「純粹防禦路線」、「右傾主要危險」，要求紅軍在敵合圍開始之前，粉碎敵人進攻，奪取中心城市，實現江西首先勝利，會後毛澤東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12月19日，中央紅軍主力由資溪、黎川開至光澤、邵武、建寧、廣昌一帶，毛澤東、朱德在黎川曾召集軍事會議，進行戰前改編整頓，充實連隊戰鬥力。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下，紅軍從1930年11月到1933年3月，連續粉碎國軍四次大規模軍事「圍剿」。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臨時中央政治局與蘇區中央局合併為中共中央局，毛澤東為其成員。被補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面軍司令之名義和組織，紅一方面軍總部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合併，方面軍所屬部隊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稱中央紅軍，2月3日中革軍委改組，主席仍由朱德擔任，周恩來、王稼祥為副主席。5月，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研討廣昌戰役後之戰局及今後作戰方針，毛澤東提出將紅軍主力分向福建、浙江、江蘇、湖南進軍，突入後方廣大無堡壘地區，用以吸引國軍並使其兵力分散，然後回兵江西收復蘇區，最後決定在石城以北加築工事構成防衛瑞金防線，並緊急開展擴大紅軍運動，以組織粉碎國軍第五次「圍剿」之軍事力量。

長征與西安事變

但由於以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排擠毛澤東對軍隊的領導，紅軍雖經苦戰而未能粉碎國軍第五次軍事「圍剿」。193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張聞天為《紅色中華》報撰寫之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於是日發表，發出中央蘇區紅一方面軍突圍西征實行戰略轉移之動員令。10月10日晚，中共中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從江西瑞金出發，率紅一、紅三、紅五、紅八、紅九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人撤離中央蘇區，向雩都集中，實行戰略轉移，踏上向西突圍之徵途，這便是後來被稱之為紅軍長征之開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黨中央分局和蘇維埃政府中央辦事處，以項英為黨中央分局書記，陳毅為中央辦事處主任，10月22日又宣布成立中央軍區，由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紅軍共兵力三四萬人堅持游擊戰爭，保衛蘇區。
193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閉幕，作出決定：毛澤東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洛甫（張聞天）起草決議，常委再作進行適當分工，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之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之負責者，會上推舉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總書記。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遵義會議決議，常委進行適當分工，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之幫助者。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結束，確立新中央領導。3月4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特設前敵司令部，委任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委。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周為團長，全權負責處理紅軍之軍事行動。5月5日當晚，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領導隨同軍委縱隊渡過金沙江，駐扎在中屋山，指揮中央紅軍渡江。5月9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金沙江，在一周時間內，中央紅軍靠著7隻渡船將2萬多紅軍全部送到金沙北岸，從此中央紅軍跳出數十萬敵人圍追堵截之圈子，取得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之勝利。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理番縣卓木碉另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對楊尚昆、葉劍英「免職查辦」。此後黨和紅軍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和國軍圍追堵截，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10月19日，紅軍陝甘支隊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吳起鎮，中央紅軍主力歷時一年，經過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陝西11省，行程2萬5千里，進行300多次戰鬥，擊潰幾十萬敵軍圍追堵截，此時只剩7,000餘人，結束長征。1935年11月21日，直羅鎮戰役，毛澤東同周恩來、彭德懷指揮，11月24日直羅鎮之敵在突圍中被全殲，戰役結束，共殲東北軍1個師又1個，俘敵5,300餘人，繳槍3,500餘支，打破蔣介石對陝甘寧蘇區之第三次「圍剿」。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並入政治形勢與策略之報告，經過三天討論，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策略方針，完滿解決黨之政治路線問題。闡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理論、路線和政策。1936年，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他擔任此職務直至逝世。
1936年1月31日，中共中央軍委在陝西延長開會研究東征戰略方針，會議決定東征進軍路線，部署兵力，正式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彭德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
1937年1月1日，毛澤東、周恩來電潘漢年稱，速與陳立夫接洽，中共願與宋子文、孫科、馮玉祥各方面商洽團結一玫挽救危局之方法；並告知紅軍己集結訓練，靜待劃定防地，準備抗日，絕無擾亂中央軍及侵入國統區之企圖。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分析張學良被扣留後之形勢，決定主要方針是力求和平；毛澤東稱，現在「仍是打擊右派，爭取中派」；張聞天闡明中共在目前主要方針「是鞏固內部與動員援助西安，反對內戰」。1月6日，毛澤東、張聞天聯名電周恩來、秦邦憲稱，「（甲）目前中心在堅決備戰，拒顧（顧祝同）迎張（張學良）。（乙）顧來則張、楊（楊虎城）兩部全被宰割，紅軍將被迫登山」。1月13日，中共中央與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保安動身遷到延安，同日，中共中央機關自保安（今志丹縣）遷延安。1月21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並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兼任教育委員會主席與政治委員，林彪任校長，劉任承任副校長。

抗日戰爭與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7年，毛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之認識論和辨證法。7月7日盧溝橋事件，中國軍隊被迫反抗日本軍，標誌著中國抗戰終於開始。7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13日，在延安召開中國共產黨員和機關工作人員之緊急會議，毛澤東到會動員，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毛澤東於7月14日在內部致張雲逸電報，提出工作總方針：「此時各方任務，在一面促成蔣氏建立全國抗戰之最後決心（此點恐尚有問題）；一面自己真正地準備一切抗日救亡步驟；並同南京一道去做。……蓋此時是全國存亡關頭，又是蔣及國民黨徹底轉變政策之關頭，故我們及各方做法，必須適合於上述之總方針。」；又於7月15日致張雲逸電報，指定張奔走兩廣當局之間，「求得他們贊助堅決抗戰與國共合作的方針，求得他們開展愛國運動，積極救亡」。毛澤東在7月23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提出對付日本之進攻方針有兩種，一是堅決抗戰，「就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一是妥協退讓，「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他強調「國人應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頓在恰當的位置。在今天，誰要是在團結兩個字上不生長些誠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駡，也當清夜捫心，有點兒羞愧。」。8月20日，毛澤東從延安出發前往洛川，會址設在洛川城郊馮家村。洛川會議是在8月22日至8月25日召開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軍事問題和同國共兩黨關係問報告，並作多次發言。適應戰爭需要，會議決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增加為11人，書記是毛澤東，副書記是朱德、周恩來。洛川會議結束後，中共中央又在8月27日組織一次座談會，討論毛澤東思考問題。11月8日，毛澤東電告八路軍各將領，太原失守後，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呂梁山是八路軍的主要根據地；中共中央舉行會議，討論特區的選舉與財政，毛澤東不主張實行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制。
1938年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等講話，批判王明右傾投降主義。1940年毛澤東指示新四軍「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儘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農工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毛澤東批判速勝論和悲觀論兩種錯誤思想。
1939年1月17日，陝甘寧邊區首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講話，指出抗戰一定要有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1942年號召開展全黨範圍之整風運動，統一思想、組織，從而為戰爭取得徹底勝利奠定基礎。1941年「新四軍事件」爆發後，中共陝甘寧邊區的財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毛澤東面對國民黨停止撥款的經濟壓力，後期他不得已下令在陝甘寧地區大量種植、製造和輸出鴉片，以其所得進口邊區急需的棉布、棉紗和醫療器材，鴉片因而成為陝甘寧邊區財政的重要支柱。
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以後在歷屆中央委員會上都連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直至逝世。1943年6月1日，毛澤東覆電彭德懷，對中國國民黨之靦狀和中國共產黨今後之工作方針作出指示，指出：中國國民黨對敵、對外、對共、對民、對黨五方面均無妥善辦法，危機日增；他們對東條英機扶蔣倒汪新政策毫無對策，對日投降者增多，戰鬥力大損；目前英、美仍是集中力量對德，對蔣援助甚少；對我黨疑忌甚大，不願解決兩黨關係問題；甘肅、貴州、四川、陝西民變，除鎮壓外無他辦法；內部糾紛不絕，有增長趨勢，凡此均使抗戰局勢處困難地位；抗戰還須準備三年，彼時中國情況如何，深堪注意；我黨應在此三年中力求鞏固，屹立不敗；對敵應用一切方法堅持必不可之根據地；應極力避免大軍事衝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對敵上。10月，毛澤東、任弼時、彭德懷赴南泥灣，視察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展大生產運動之情況。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毛澤東主持大會致開幕詞，並作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在報告中，毛澤東明確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本次大會確定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系統形成並趨於完善。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楊家嶺舉行七屆一中全會，毛澤東正式出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黨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書記處主席。7月5日，黃炎培在延安同毛澤東談歷史周期率問題，據黃炎培7月5日日記記載：「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945年8月，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

第二次國共內戰

1945年8月24日，毛澤東電覆蔣介石稱：「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準備隨時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覆。」8月28日，毛澤東應蔣介石邀請，同赫爾利、張治中以及周恩來、王若飛等同機飛重慶。8月29日上午，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與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會談，下午毛、周、王與蔣介石會談，晚間又和張治中、王世傑、張群、邵力子作長時間談話。9月12日，蔣介石在重慶官邸約毛澤東、周恩來共進午餐，張群、張厲生、邵力子作陪。9月22日，毛澤東會見中國青年黨領導人蔣勻田，說：商談近20日，時間白費，我們觸及到兩個問題，軍隊分配比例問題，我們管理地區自治問題，沒有一個問題得到協議，「可說商談已經失敗了。」10月10日，《雙十協定》簽字。10月11日，毛澤東由王若飛和張治中陪同自重慶飛返延安，在重慶機場答記者說：「中國問題是可以樂觀的，困難是有的，不過困難都可以克服。」
1946年1月10日，國民政府代表張群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簽署《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恢復交通的命令和聲明》，與1月5日達成之《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同時公布，停戰命令規定於1月13日24時起全國一律停戰；張群、周恩來簽訂建立軍事調處執行部協議，規定：軍調部設北平，設委員會三人，國民政府代表鄭介民，中共代表葉劍英，美國駐華代辦羅伯遜充任主席，各有表決、互讓權，事宜須經三人一致通過，三人不能協議之問題，應提交軍事三人小組決定之。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國共簽署1月停戰令。2月1日，蔣介石與周恩來會談，蔣介石表示政府僅派張治中一人出席軍事三人小組，張群不再參加；周恩來轉達毛澤東關於軍黨分立、國共長期合作之意見，並謂毛澤東將參加聯合政府。3月27日，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和美國代表吉倫於重慶怡園正式簽訂關於派遣執行小組前往東北調處停止衝突協定。4月，國共達成政協憲草。5月13日，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下達進攻四平街之命令，5月14日廖耀湘新六軍、彭鍔第八十八師等10個師成左、中、右三個兵團，輪向四平街實施進攻。5月18日夜，東北民主聯軍全部從四平街撤退，部分主力撤至松花江北岸。5月19日，孫立人之新一軍進占四平街，陳林達之第一九五師攻占四平街東側哈福屯，歷時33天之四平街攻防戰至此結束。5月22日，東北民主聯軍完撤出長春。5月25日，政治和談會議在南京重開，政府代表王世傑、邵力子、張生、雷震同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陸定一就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宣傳休戰諸問題進行商談。6月2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電：「同意立即突圍，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顧慮，生存第一，勝利第一。」
1948年5月27日，毛澤東離開花山村，乘車到西柏坡，與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會合。

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4月30日，毛澤東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李濤之化名為英國軍艦之暴行發表聲明，要求英、美、法三國在中國之軍艦、軍用飛機、陸戰隊等武裝力量迅速撤離中國之領水、領海、領土、領空，不要幫助中國人民之敵人打內戰，斥責英國保守黨首領丘吉爾和首相艾德禮為英艦侵入中國長江、並向解放軍發炮攻擊之暴行辯護以及要武力報復之恫嚇。5月5日，毛澤東致電史達林，請其對解決經濟任務提供幫助；謂：「不解決這一經濟建設的任務，我們便不能鞏固革命的果實，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請您滿足我們的請求，派遣蘇聯專家給我們。」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之後，同全體委員登上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在典禮上，毛澤東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面臨著對內軍事統一全國、確立國家制度、恢復國民經濟，以及對外謀求有利的國際環境、保障國家安全的艱巨任務。
1950年10月，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韓戰。1954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全票當選為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主持通過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從整風到反右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提出他關於處理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中的十大關係和矛盾的思想，被認為體現了開放的思想。同年5月，毛澤東正式提出在藝術方面「百花齊放」、在學術方面「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毛宣布次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毛澤東指出，整風是一種民主的方法，「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
毛決定提前發動全黨整風，1957年4月30日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整風運動正式開始。為消除黨外人士的顧慮，中共重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在這種政策影響下，經歷胡風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後的知識分子開始逐漸向中共提出批評意見。然而，運動形勢在5月中旬發生了逆轉。5月15日，毛澤東開始撰寫《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在黨內高層傳閱，表示中共應暫時讓右派任意鳴放，準備後發制人，這是毛澤東準備反右的信號。6月1日，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召集的座談會上，光明日報社總編輯儲安平稱「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係。並且稱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對小和尚（基層和一般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批評政府已經成為一黨天下，最後總結「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次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醒目標題顯著位置全文刊登，其中出現的激烈言論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警覺和強烈反應。隨後，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正式反右的指示，決定將原本以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的整風運動轉為「反右運動」的對敵鬥爭。

大躍進

1958年5月，在毛主導下，中共八屆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標誌著「大躍進」的正式開始。
1958年7月，台灣不斷炮擊福建沿海村鎮，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奉命於8月23日開始炮擊國軍金門防衛部和炮兵陣地等軍事目標，封鎖金門島；9月初美國向台灣海峽地區大量增兵，派軍艦、飛機直接為國軍運輸護航，解放軍前線部隊又於9月8日對金門全面炮擊。
1958年秋，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並且搞「向共產主義過渡」之試點；河北省徐水縣率先成立全縣範圍之特大型公社，號稱實現全縣「全民所有制」，並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引來不少人參觀；毛曾經派人去徐水了解過，發現不少問題；為進一步弄清情況，他決定親自到河北看一看。10月21日，毛在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彙報徐水工作時談話紀要：「有捆人，打人，就是還有封建殘餘，是對敵我界限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相互關係沒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罵、四鬥，不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11月2日至11月10日，毛在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後來被稱作「第一次鄭州會議」。11月8日，《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送毛審閱，他略有修改，交鄧小平閱辦。另一個文件毛改過兩遍，把文件名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11月21日至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武昌舉行，毛主持會議；會議圍繞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著重討論高指標和浮誇風問題。11月21日，關於《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毛說那些數目字根據不足，放兩年再說，不可外傳，勿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說你們中國人吹牛；「綱要四十條草案」被擱置。11月23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之講話記錄：「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甚麼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係，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係，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於被動」。11月25日，毛手稿〈一個教訓〉：「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毛主持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和《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全會還通過《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由於嚴重之浮誇風和高估產，1958年徵過頭糧，徵走相當數量之農民口糧和種子糧，致使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下降；輕工業生產和原材料生產嚴重落後，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費品供應十分緊張，農村勞動造成極大浪費，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中共中央和毛雖然看到一些問題，但對問題嚴重程度之估計仍遠遠不足。
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毛在2月1日和2月2日之講話中，提出完成任務之幾個有利條件，確定1959年仍然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之一年，為會議定基調；會議各項主要指標仍然居高不下，基本維持武昌會議之指標；毛後來感到後悔，4月5日在上海召開之八屆七中全會上說：「一月二十六日的會議是我建議召開的。會前，我找了幾個中央同志談工業問題。陳雲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意見……武漢會議（武昌召開之八屆六中全會）定的指標難於完成。我當時說，完不成拉倒。我從來就說，我們的總路線究竟正確，要觀察，有待證明。」2月22日，毛為〈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手稿批語：「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於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瞞產私分是公社成立後，廣大基層幹部和農民懼怕集體所有制馬上變為國有制，『拿走他們的糧食』，所造成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各大隊小隊仍怕公社拿走隊上的糧食，並且在秋收後已經瞞產私分了，故必須照雷南縣那樣宣布糧食和幹部兩條正確的政策，並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3月2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我一月有點煩惱，二月更加煩惱，趙紫陽那封信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毛起草〈鄭州會議紀要〉：1959年2月27日，在鄭州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5日結束，中央20人、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27人到會，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首先由毛講意見，然後討論幾次，結果同意毛之意見，並規定14句話作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之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起草一個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2月2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批評一些領導幹部：「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3月1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再次強調所有制問題，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問題，肯定瞞產私分之合理性，並且作自我批評：「現在我們是取消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又說：「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極其正確，那股風一來，他幸得瞞產。我的思想就不明確。主要責任中央擔，沒有說清楚這個事，以為一篇決議就可以解決了。」3月5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麼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六中全會決議就是缺三級管理、隊為基礎這一部分。這是個缺點，這個責任我得擔當起來。原先這個稿子說了，我本人就沒有搞清楚，有責任。」會議糾正「一平、二調、三收款」之「共產風」，確定以生產隊即原來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基礎，在公社內部實行等價交換原則，取消一縣一社之體制等等，決策一定程度上否定原先設想之「一大二公」之大公社。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集團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毛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導平定叛亂及相關之宣傳輿論工作。叛亂分子打傷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殺害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官員堪窮·索朗降措，還拖屍示眾；3月12日，毛正在武昌，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應是軍事上採守勢，政治上採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盡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內，使他們兩派決裂；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3月17日，達賴喇嘛暗自離開拉薩逃往印度，叛亂分子更加有恃無恐，直到3月20日凌晨向駐藏部隊武裝進攻；3月28日，國務院發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軍；4月15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麼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裡是他的父母之邦，生於斯，長於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採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還說：「他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面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開；3月25日，毛就人民公社問題講話，提出12條問題要大家討論。3月30日，毛對陶魯笳關於山西省各縣五級幹部會議情況報告批註手稿：「對群眾不能解怨氣。對幹部，他們將被我們毀壞掉。有百害而無一利。……不要『善財難捨』。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會議文件實際上是反映毛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在認識上之局限性，還表現在：一是農業生產繼續搞高指標，維持八屆六中全會之決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給制，脫離實際、群眾，嚴重影響生產積極性、束縛生產力發展；三是整個政策調整，還是放在將來要向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之集體所有制過渡之基礎上。
中共八屆七中全會4月2日至4月5日召開，決定降低鋼產指標；繼續維持原來六中全會公布之糧、棉、鋼、煤四大指標，主要顧慮是怕泄氣，怕政治影響不好。4月5日，毛以「工作方法」為題發表講話，共談十幾個問題：多謀善斷；留有餘地；波浪式的前進；依照形勢改變計劃；善於觀察形勢；當機立斷；與人通氣；解除封鎖；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人，因為真理在他手裡，不在多數人手裡；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找幾位通訊員，等等。當天毛來到杭州，4月12日回北京。4月15日，毛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最後一次以國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國務會議：「為甚麼國家主席候選人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甚麼是這個，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主持工作，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在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已經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慶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擔任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我說，你們對調一下，把少奇同志過去的工作（委員長）請你做，他很高興。在上海會議，在七中全會，就決定這樣做」；4月18日至4月28日，北京舉行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根據憲法之規定選舉國家領導人，選舉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6月20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報刊宣傳問題；會後毛在住處聽取彙報，毛說：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6月26日，毛在韶山對隨同之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迷信甚麼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黨、同志、老師、朋友也，還得承認。」；毛來到毛震公祠，已經沒有祖宗牌位，還是堅持要進去行三鞠躬禮，邊走邊自言自語地講：菩薩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個紀念。

廬山會議

1959年6月29日，毛提出廬山會議準備討論之題目時講話：「『有豐富的經驗』，說得很巧妙，實際上是：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人們的熱情是寶貴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讓下面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的指標一萬零五百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達到。……」從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開始。7月10日，毛召集會議並作長篇講話：「史達林說，破壞了規律才能認識規律。這句話對，但不全面。我們要從勝利和失敗兩方面來認識規律。和戰爭一樣，打敗仗可以認識規律，打勝仗也能認識規律，不能說只有打敗仗才能認識規律。要從成績和錯誤、缺點兩方面來認識。我們為甚麼搞一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是鑒於史達林走的彎路。農業長期短腿，大中小結合、地方和中央結合等這樣的問題，蘇聯幾十年沒有解決。我們還算抓得快，改得快吧。……從具體事實來說，確實有些得不償失的事。但是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是要付學費的。全國大辦鋼鐵，賠了二十多億，全黨全民學了煉鋼鐵，算是出了學費。煉鋼鐵的小土群轉化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縮短提高質量的過程。」7月14日，彭德懷寫信給毛：「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7月23日，毛在廬山會議上講話，會議主題從糾「左」轉到反右：「為甚麼不讓人家講呢？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掉下來。因為我們做了些好事，腰桿子硬。……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並不那麼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7月26日，毛手稿〈對於一封信的評論〉：「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時然而言，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7月31日、8月1日開兩次政治局常委會，林彪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毛說，彭德懷他們是要瓦解黨，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又說：彭德懷出身勞動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對群眾有感情；問題是經驗主義。8月2日，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開始舉行，毛講話：「高指標成了一種負擔。一改下來，我們擔子就輕了。這是自己立起一個菩薩，然後向它拜。我們現在破除迷信，把菩薩打爛，重新立一個合乎實際的指標。……我們的路線究竟對不對？現在有一些同志發生懷疑。去年八大二次會議所定的這條路線發生了問題。……他們要攻擊這個總路線，想要破壞這個總路線。……他們感覺到需要有一種空氣，需要有一種民主，並且認為過去就是不民主，許多問題沒有徹底討論。因此我們感覺政治局擴大會議不夠了，這個民主還小了，現在就請同志們，大家來開中央全會，這個民主大一些。……現在有一種分裂的傾向。……那麼，對於犯錯誤的同志怎麼辦呢？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的目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只有這種方法。……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的問題了。」。會前，毛寫信給張聞天：「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願借你同志之箸，為你同志籌之。兩個字，曰：『痛改』。」8月16日，毛在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會上講話：「人總是要有一條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沒有出路。希望同志們回去傳達的時候，無論是中央各部門的同志，還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這一點，不要抹殺他們的好處的一面。」彭德懷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給毛寫信，本著對黨、對人民負責之精神和實事求是之原則，如實指出「大躍進」中之一些偏差和錯誤，反映廣大黨員和群眾之意見和要求，不論從信內容還是組織原則，都是正確；但是，由於毛之「左」指導思想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糾「左」糾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何能允許之範圍時，就會不可避免提出反右之問題；彭德懷為中國革命做出重大貢獻，同任何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難免有缺點和錯誤，問題早已解決；因發生意見分歧而算歷史舊賬，無助於弄清是非，必然傷害同志；1957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導致改變中共八大關於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之正確判斷，而把階級鬥爭作為主要矛盾，成為毛失足之地方；廬山會議把階級鬥爭直接延伸到共產黨內，使階級鬥爭進一步擴大化，成為毛又一個失足之地方。毛於8月27日回到北京。
1960年1月7日至1月17日，毛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1960年鋼產量為1,849萬噸，糧食產量為6,000億斤；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之濃厚氣氛中召開，估計形勢和確定指標都不切實際。3月24日至3月25日，毛在天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反對一平二調，反對颳「共產風」等；糾「左」工作中後退，要求城鄉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提出在工業中試辦托拉斯等。4月，當時河南信陽地區，已開始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但是毛卻並不知道，連分管農業之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實情況。從1958年冬天起，浮誇風在廬山會議後重新颳起來。顯然不是因為搞基本建設和抗旱多用糧食造成大量出現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主因還是「五風」氾濫，徵購過頭糧。1950年代至1960年代，毛根據國際形勢，實行國際戰略，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美帝國主義政策。
1960年6月8日至6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主要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三年之補充計劃；工業規模擴大過快，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農村和城市缺糧狀況日趨嚴重；問題是積纍起來，最初被假象掩蓋，一旦發現大面積問題，事情已很難辦；沒有棉花供應，4月上海紗廠停工；毛提出要轉入主動，改變被動局面，決心降低計劃指標。7月5日至8月10日，北戴河工作會議剛進入討論國內經濟問題；蘇聯政府7月16日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之蘇聯專家，而且不等中國答覆，在7月25日就通知說，在中國工作之全部蘇聯專家都將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間全部撤走。當時蘇聯專家共1,300多名，分布在200多個經濟、國防、文教、科研企業和部門；專家全部撤走，使中國設計和科研項目中途停頓，建設項目停工，試驗生產不能按期投產，對中國經濟困境雪上加霜。7月31日，在毛主持下，周恩來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資問題向會議作報告。會議決定，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產品、重點企業和基本建設項目；認真清理勞動力，充實農業戰線，首先是糧食生產戰線；會議還有一項重要決定，就是成立中央局。進入10月以後，越來越多嚴重情況反映給毛，如一些農村餓死人等；問題使毛吃驚，毛之心思和注意力更多轉回到國內。八十一黨代表會議勝利結束，中蘇兩黨關係改善，也使毛能集中精力抓國內問題；從10月開始，毛開始吃素不吃肉；毛對護士長說：「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不要給肉吃，省下來換外匯。吃素不要緊。」3月，毛曾為中央寫過指示，提出要堅決制止一平二調之「共產風」，口氣很嚴厲；到10月，「共產風」和其他幾股歪風，對農村生產關係和農村生產力，對農村經濟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之極大破壞和嚴重後果，大量暴露出來；加上嚴重自然災害，1960年之糧食產量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7年減少26%以上。11月3日，毛對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之緊急指示信稿之修改：「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在一九六七年我國第三個五年計劃最後完成的一年以前，堅決不變……在現階段，在很長時的時期內，至少在今後二十年內，人民公社分配原則還是按勞分配」。毛看到反映農村嚴重情況之報告越來越多，包括信陽事件之報告，對毛震動極大；「五風」造成之損失慘重；糧食嚴重減產，農村中餓死逃荒死現象大量出現；特別是有些地方幹部蛻化變質，違法亂紀，摧殘人命，無法無天，使人感到，這種地方已經不是共產黨領導之天下；這個𨳡題給毛留下很深印象，成為毛以後發動「四清」運動之重要起因。11月15日，毛為中共中央起草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之指示：「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11月28日，毛為中共中央起草之轉發甘肅省委關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之第四次報告之批語：「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當時鋼鐵及整個工業之困難還沒有充分暴露；毛等人對工業之困難形勢完全估計不足；在鋼、鐵等工業產品產量問題上，他們基本上還沒有跳出高指標。1月9日，毛向會議印發胡喬木起草之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要各組討論：「三大紀律」：（一）有事同群眾商量，永遠同群眾共甘苦；（二）重要問題事前請示，事後報告；（三）自己有錯誤要檢討糾正，別人做壞事要批評揭發。毛修改為：（一）一切從實際出發；（二）提高政治水平（經過會議討論，修改為「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實行民主集中制。
1961年1月26日，毛聽取劉子厚彙報時插話：「今年這一年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沒有調查研究是相當危險的。」包括負責農村工作之中共領導人在內，沒有像毛重視生產小隊（相當原來初級社）之地位和權力。有人民公社兩年多，反覆實踐，又深入細緻調查研究，可以說，毛已認識到，集體經濟並非越大越好、越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相反，規模太大，隨之而來就是平均主義，只能破壞農民生產積極性，嚴重影響和束縛生產力之發展。2月25日，毛同陶鑄等談話簡要：「如果社、隊劃小以後，大隊與大隊之間的平均主義解決了，現在還存在兩種平均主義沒有解決，一個是小隊與小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一個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平均主義。」3月5日，毛在廣東省委三號樓，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著重談人民公社體制問題：「在廬山會議之前，我們對情況的了解還是比較清楚的，但在廬山會議之後就不大清楚了。因為廬山會議之後一反右，有人講真實話，講困難，講存在的問題，講客觀實際情況等等，都被認為是右的東西。結果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了。相反就產生了另外一種情緒，不講實際了，例如河南本來糧食產量只有二百四十億斤，他們說有四百多億斤，這都是反右反出來的。……廬山會議是要反右的，但是接著就在群眾中反右，這就壞了。……這個教訓值得我們吸取，這件事也教育了我們，反『左』中間插了一個反右，在群眾中間一反，結果就反出一個浮誇風。廬山會議反右這股風把我們原來的反『左』割斷了。」最後毛再次強調，公社規模要劃小：「這個原則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劃小，明年得劃小，明年不劃小，後年一定得劃小，橫直是要劃小就是了」；這是毛之性格，凡是他認定之事情，非堅持到底不可，誰都難以改變。根據毛意見，3月11日起，劉少奇主持三北（東北、華北、西北）會議在北京召開，毛主持三南（中南、西南、華東）會議在廣州召開。參加三北會議人員，3月14日分乘兩架專機，抵達廣州，當晚毛在廣東省委小島餐廳，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講話：「窮富隊拉平的問題，現在已經證明，對富隊不好，對窮隊也不好。必須對生產大隊下面的生產小隊，區別對待。小隊裡頭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也就是勞動力多的與勞動力少的社員戶之間的矛盾。」從3月15日開始，兩會合一，重新編組。3月19日，毛同陳伯達等談話：「廬山會議本應繼續解決鄭州會議沒有解決的問題，中間來了一個插曲，反右，其實應該反『左』。……餓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1961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召開工作會議，為七千人大會做準備，總結建國以來主要是1958年以來之經驗。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後，毛澤東從「反修防修」之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2年冬和1963年初，毛在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邯鄲等地，分別找來一些省委負責人談話，只有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向他彙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情況。毛感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問題並沒有引起各地負責人之高度重視，感到不滿，決定在1963年2月召開之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講一下。
中央工作會議於2月11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制定《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反對投機倒把、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會議後，各地紛紛把農村社教運動當做一件大事來做，並且初步總結經驗，上報中央，毛對這些經驗報告極為重視，選其重要者，及時批轉各地，催促參照實行。

四清運動

1963年4月間，毛又先後收到幾個報告，主要有4月4日保定地委關於「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之報告，這個報告第一次提出「四清」問題，即「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分工、清理財務」。毛到上海，4月25日在同周恩來、鄧小平等討論對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之覆信稿時，特地提請他們注意報告，但當時大家心思都不在這裡，沒有怎麼討論。毛覺得重要問題沒有引起注意，實在有必要強調，便找彭真來幫助起草轉發報告批語。毛指定彭真（後加陳伯達）具體主持決定之起草工作，決定後來定名為《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從5月2日至5月12日，毛在杭州召開會議，主要討論和修改決定草案稿，參加會議有彭真、陳伯達、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也參加會議。毛特別看重幹部要和群眾一道參加勞動，同群眾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但就總體而言，是建立在對階級鬥爭形勢之過分估計上，因而對幹部思想，及對實際工作之指導，都產生「左」之影響。5月10日和5月11日，毛集中兩天時間修改《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先後修改四稿，決定草案共10個問題。5月18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決定草案在5月20日正式下發，成為全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指導文件。到9月，中央機關之「五反」運動基本結束。9月6日至9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議程之一就是討論《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12月，毛作出批示之後，各工業部門從機關到企業紛紛設立政治部，迅速擴大到所有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很大加強；事實證明，在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普遍設立政治部，不能說是一個成功經驗。
1964年3月27日，毛離開北京南下視察工作，繼續了解農村社教，對運動中提出之問題做調查研究。中央工作會議，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開，主要議題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三個五年計劃之初步設想、三線建設問題等。5月27日，毛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第三線建設問題，他提出兩個「注意不夠」，一個是對第三線建設，一個是對基礎工業。8月29日至9月1日，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召開，會議同意劉少奇關於社教運動部署之意見，並通過劉少奇起草之轉發批示。12月15至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舉行中央工作會議，集中討論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之一些問題，毛與劉少奇在農村社教運動問題上之分歧公開化。12月20日下午，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同劉少奇發生當面意見衝突，毛稱：「地富反壞是後台老闆，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12月26日，毛在人民大會堂過生日，「陸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一些錯誤認識和提法，說甚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中央工作會議又在1965年元旦以後繼續召開。1月3日晚，毛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不點名批評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之一些做法。1月14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最後定稿。當天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二十三條」，成為指導「四清」運動之重要文件。薄一波後來回憶說：「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回顧說，在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當斯諾問毛主席從甚麼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共中央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運動實際上也就不了了之。
1965年，美國在越南擴大戰爭，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威脅中國安全；蘇共召開三月會議，使中蘇關係惡化；為應付戰爭危險，4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審閱同意之《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10月10日毛在會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之問題。
上海《文匯報》在11月10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在江青策劃下寫出、給毛看過並經他同意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指名批判《海瑞罷官》作者、著名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同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免去楊尚昆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由汪東興接替。11月12日，毛乘專列離開北京，經天津南下。11月30日，林彪派葉群帶著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專機趕到杭州，單獨向毛作幾個小時彙報。12月8日至12月16日，毛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與會人員開會時才知道是批判羅瑞卿，葉群在會上發言，羅瑞卿在12月11日被召到上海，但沒有得到在會上申辯之機會。
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回憶道：「以彭真同志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於1964年，成員還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一九六六年二月初開會研究當時學術討論的情況，認為要把這場討論置於黨中央的領導下，要降溫，要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的提綱。當時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開會討論並認可了這個提綱中提出的意見，同意在學術討論的文章中不涉及廬山會議，並且要五人小組去武昌向毛主席彙報，最後由毛主席作決定。」這個彙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1966年2月8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等專程飛往武漢，向1月5日從杭州到這裡之毛彙報。彭真等以為毛已經同意這個提綱，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彙報提綱》。
從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在上海主持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主要是聽江青講話，會後有關人員整理一份「座談會紀要」，提出所謂「黑線專政論」。紀要最初沒有下發，但在黨內高層已傳開；後來經毛批准，在4月10日由中共中央轉發，要求各級黨委「認真研究，貫徹執行」。
1966年3月17日至3月20日，毛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除毛、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因在西北三線視察而請假）外，有各大區中央局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負責人，會議議題事先沒有通知，只在開會時說要討論中央是否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還有甚麼問也可以談談。對蘇共二十三大，毛主張不去參加。列席會議之吳冷西回憶道：「從會議廳出來，我向周總理說，主席這次批評很重，我要好好檢討。總理對我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回到西冷飯店，我又對彭真同志談了這事，他也說，主席的批評不僅對你，也是對我們說的。他們兩位的話可以說是安慰我，但我隱約感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3月28日至3月30日，毛在上海先後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進行多次談話，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3月31日，回到北京之康生向周恩來、彭真等中央負責人詳細傳達毛幾次談話之內容，4月9日至4月12日康生又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毛之談話。根據毛之意見，書記處會議批評彭真，彭真和到會一些領導人「對這次重大錯誤都作了初步檢查」，並「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評和指示」。書記處會議決定：一、擬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志堅任組長，康生任顧問。「通知」由陳伯達起草後，4月14日送給在杭州之毛。4月16日，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葉劍英等和各中央局負責人再次來到杭州，出席毛召開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因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在4月20日才到杭州出席會議，4月22日毛在會上作長篇講話，一開始就提出吳晗之問題「朝裡有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有。毛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初步通過毛修改審定之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之基礎上經少量調整而成）。

發動文革

1966年5月4日至5月26日，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集中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5月16日會議通過經毛多次修改之中共中央通知（以後被稱為「五一六通知」），決定撤銷中央批轉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撤銷原來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18日，林彪在會上講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5月23日，會議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中央書記處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職務、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長職務；4月26日會議結束。「五一六通知」，系統地表達毛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之觀點，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之指導性文件。
1966年5月7日，毛在林彪寄來之軍委總後勤部之一個報告上寫下批語（後稱《「五七」指示》），提出「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5月19日，經毛同意，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之《評「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和吳晗在《前線》雜誌之「三家村札記」專欄所寫之雜文。
1966年6月1日，在陳伯達率領之工作組主持下，《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6月3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張承先為組長之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同日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學派出工作組。6月10日，毛把各大區負責人找到杭州去談話，向他們打招呼，要在各地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發動群眾揭露問題，最初打擊面寬也不可怕，以後再分類排除，要依靠運動中湧現之積極分子，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1966年7月8日，毛給江青寫信，給正在武漢之周恩來，以後由周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還委託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信中內容：「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7月16日，毛七十多歲在武漢暢游長江。7月18日，毛回到已離開半年多之北京，連續聽取各方彙報。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會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講話，承擔派工作組一事之責任，說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大會結束時毛會見全體代表，表示肯定和支持。
1966年8月1日，在毛主持下，中共八屆一中全會在北京開幕。8月5日，毛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行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8月7日印發中央全會。毛通知林彪要到北京參加會議，林彪8月6日中途到會。全會最後一天補選中央政治局委員6人、候補委員3人，選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依次是：毛、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以後只把林彪稱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不再提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之副主席職務。8月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稱為「十六條」）。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毛在閉幕會上講話，提出要準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8月16日晚，中共中央決定要在北京召開百萬人規模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表示將出席這次大會，要求為他準備一套綠軍裝，是毛在建國後第一次穿軍裝。8月18日，百萬群眾慶祝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許多人流下眼淚，幾萬名紅衛兵出席。紅衛兵開始「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了猛烈攻擊」之「破四舊」活動，大多數人充滿熱情，認為自己所做都是正當之「革命行動」，但他們處於狂熱狀態，政策和法律觀念淡薄，無政府主義思潮迅速氾濫起來。從8月20日起，在「破四舊」之旗幟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裡都普遍發生強迫抄家和打人等踐踏法制之行為，一些被任意指責為「黑五類」之人員被打致死，更多被強行遣送回鄉，同毛初衷並不相符。9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用文鬥，不用武鬥》提出：「毛澤東同志反覆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說，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經毛批准，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在8月21日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由於參加「大串連」之學生一律免費坐火車，他們之伙食和住宿由當地政府安排，費用由國家財政開支，「大串連」發展得如火如荼；到11月下旬止，毛共8次接見北京和到北京串連之紅衛兵總共1,100多萬人次。
周恩來根據毛之意見，立即採取保護措施，並寫一份應予保護之名單，包括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蔡廷鍇、邵力子、蔣光鼐、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儘管毛多次要求降低對他個人頌揚之調子，並在1966年7月25日在陶鑄送審之新華社電訊稿上對中央宣傳部負責人批示「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8月31日，林彪在接見外地到北京革命師生大會上之講話中，稱毛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中共中央從10月9日起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由毛主持，有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出席，會議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1月初，以上海國棉十七廠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等為首之上海工廠群眾串連籌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11月10日王洪文率領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強行上火車，列車行至安亭站後被鐵路局下令停車，當天中午王洪文等工人臥軌攔車，造成滬寧鐵路交通中斷近31小時；11月13日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同工人代表座談支持「工總司」，中央文革小組立刻支持；11月14日毛肯定張春橋做法，說：「先有事實，後有概念。」。12月15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2月21日毛同波蘭客人楊力談話：「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有些人不很理解，說我們太過分了。」。12月26日毛生日，晚上和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吃飯，飯前毛長篇講話。吃飯時，毛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一場更大之「全面階級鬥爭」之風暴即將來臨，重大決斷只是由毛個人來決定和宣布。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首次聯合發表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安亭事件」後，王洪文等為首之「工總司」一直攻擊上海市委，並且製造全國第一場大規模武鬥，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名義回上海。1月6日，「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大會，會後市委、市政府所有機構停止辦公，由「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等取代原上海黨政部門之職能，全市實際權力轉移到張春橋、姚文元等手中。根據毛要求，1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工總司」等32個造反派團體賀電。1月11日，毛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徐向前、葉劍英、朱德先後發言，一致強調要絕對維護軍隊之穩定。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批示「照發」之《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1月24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說到軍隊許多高幹被隨便抓去，任意抄家，變相體罰，還有自殺，有些機關癱瘓，此次到北京開會之幹部，心情很緊張。1月28日，《中央軍委文件》發布，通常稱為「軍委八條」，遏制軍隊內部之混亂現象。1月27日，周恩來因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自動向造反派「讓權」，致信毛建議對廣東以及其他有類似混亂情況之雲南實行軍事管制，得到毛批准。
1967年3月13日，為要求軍隊幫助地方搞好春耕生產，根據毛「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思想作出具體步署，周恩來在軍隊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毛首次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嚴厲批評，2月10日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針對江青、陳伯達沒有報告就公開在群眾中點名打倒陶鑄，批評他們。根據毛之意見，從2月25日到3月18日，召開7次「政治局生活會」，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及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聶榮臻；江青等攻擊他們是「資產階級復辟逆流」，以後稱為「二月逆流」。以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實際上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5月16日，毛在同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談話：「亂是由於階級鬥爭，兩派鬥爭，左派同右派鬥爭。亂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我曾經給別的外國朋友講過：第一，天掉不下來；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樣長，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裡的魚照樣游；第四，女人照樣生孩子。」4月6日，毛在林彪送審之《中央軍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命令》共有10條，通常稱為「軍委十條」，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能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6月以後，各地派性武鬥大幅度升級，有些造反派組織搶武器庫，奪走機槍、衝鋒槍、子彈、手榴彈等，有些實際上是軍隊支左人員聽任他們搶奪；毛依然認為局勢不難控制，「亂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毛7月14日凌晨乘專列離開北京，是自1966年7月18日後首次，當晚抵達武漢。7月18日，毛同陳再道、鍾漢華等談話，批評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鬥劉少奇等做法。7月20日，包括相當多軍人衝入毛居住之東湖賓館，打人揪人，林彪、江青當天聯名寫信給毛，由軍委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帶著坐專機送到武漢，毛一時懷疑是否由陳再道和「百萬雄師」策動「暴亂」，決定立刻離開武漢，事件被稱為「七二〇事件」。7月21日，毛在專程趕到武漢之周恩來安排下，乘車去機場乘機到達上海，是1958年以來第一次破例乘坐飛機。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〇事件」前後之混亂，組成千人「揪陳大軍」，矛頭直指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8月7日晚王力對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關於外交部奪權問題講話（當時被稱為「王八七講話」），外交部造反派砸外交部，宣布「奪取」部黨委之大權；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紅衛兵組織衝擊並焚燒英國駐華代辦處。8月25日，周恩來單獨約見楊成武，把「八七講話」記錄交給楊，要他立刻送給毛看，當天上午楊立刻飛上海向毛彙報周之意見。毛說：「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
1967年9月4日，毛聽取中央文革小組彙報時講話，著重如何控制局勢：「有的『四大』（指大嗚、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搞得很慘，何必那麼搞？犯錯誤的幹部，主要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另外是長期脫離群眾，現在群眾要報復一下。現在搞一下也沒有甚麼了不得，又不是向敵人下跪。」9月9日，毛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龍潛整得過分啦，搞噴氣式，罰跪，捱打，掛牌子。為甚麼會產生這樣的事？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嚴重脫離群眾，到處罵人、訓人。」9月16日，毛坐火車離開上海回北京。9月19日，毛在武漢同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余立金談話：「黨的機構、政府機構都應大大縮小。」10月3日，毛同阿爾巴尼亞黨政軍代表團談話：「我只要求你（幹部）一條，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就訓人。有道理為甚麼要訓人，可以解釋嘛，有道理為甚麼要駡人？」12月18日，毛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談話：「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
1968年3月，打倒「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事前得到毛之同意，林彪在毛面前表明同楊成武勢不兩立、不能共存。5月11日，毛關於武鬥、造反等問題講話：「只要不是真特務、真反革命，就不要那麼去搞，不要使人毫無出路。」5月8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我們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隨便殺人沒有手續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我們還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毛對敵情作過分嚴重之估計，採取「大民主」之方式，大張旗鼓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7月3日，經毛批准發出七·三布告；7月24日，根據毛批示發出七·二四布告。7月28日，毛緊急召見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等學校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這些都是社會現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料得到又這麼打起來呀？」8月22日，毛批示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姚文元之一篇文章，毛把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在審改文章時把稱頌「文化大革命」之慣用詞「史無前例的」刪去，並且寫批語：「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氣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
1968年5月2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談話：「劉少奇這個案子，現在差不多了。」10月13日，毛主持召開中共八屆擴大之十二中全會，出席全會133人中，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有59人，從中央候補委員中確定10人遞補已去世之中央委員名額。在黨之中央全會上，承認「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而且由自己承擔主要責任，這是第一次。10月31日，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決議，批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10月18日提交之《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同日毛在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講話：「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12月1日，毛對北京新華印刷廠在對敵鬥爭中執行「給出路」政策的經驗報告批示：「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

林彪事件

1969年1月，毛從《人民來信摘報》看到有人主張江青為九屆中央委員候補人，並應成常委兼中央組織部長時，批示：「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二人不宜為代表。」毛最關心九大報告之起草，2月7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成員談話：「搞出第一稿就有辦法了，無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讓他們幾個人搞，伯達牽頭，伯達、春橋、文元，林彪同志掛帥。文章寫出後才好開會。現在講幾個里程碑（指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我就不贊成。」3月15日，毛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有的人放出來，只要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他再殺人，再抓嘛！這是第一。一個是關，一個是放。一個不關不行，我們說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現在那麼多教授、幹部，不解放是不妥當的。我們歷來講壞人是少數，可以教育爭取的是大多數。一講就是一窩黑，幾十個，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3月31日，毛在修改九大報告時加寫一句話：「對於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觀點出發，繼續給以幫助。」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毛主持下開幕，說：「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在黨章修改草案中規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4月11日，毛在中共九大秘書處和各大組成部分召集人會議上講話：「現在擴大化問題，我們各級主要領導同志要注意，當成一件主要事情來處理。鑒於歷史的經驗，各個時期有種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要使我們的同志徹底了解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4月28日，在毛主持下舉行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出九屆中央政治局成員，毛、林彪、周恩來、康生獲全票，政治局常委當選是毛、林、周、康、陳伯達5人；毛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為副主席。同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軍事委員會名單：毛任中央軍委主席，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黃永勝為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吳法憲為副組長，實際上把持軍委日常工作。鑒於3月2日蘇聯邊防部隊入侵中國黑龍江虎林縣珍寶島地區，中國邊防部隊遵照中央軍委指示還擊，毛說：「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5月26日，毛聽取軍委辦事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時講話：「搞專案，許多是靠不住的，是道聽途說的。內查外調搞不出甚麼東西，搞了很長時間沒有搞出甚麼東西。有的學生沒有經驗，有的還有派性，這一派整另一派。」5月至6月，毛往武漢，向工作人員說：「人的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麼多。我的話怎麼可能有那麼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辯證法。」
1969年8月，毛批准《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和《「八·二八」命令》，又一次顯示他從來不向任何外來壓力低頭。10月15日，毛再次離開北京到武漢；10月18日林彪剛到蘇州，向黃永勝發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軍委辦事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名義正式下達，事先沒有得到軍委主席毛批准；命令下達後第二天，林彪才用「電話記錄」（急件傳閱）之方式報告毛，是建國以來不曾有過之事。汪東興拿此急件送到毛住處，毛看後自己拿起火柴一劃，焚燒傳閱件。
1970年3月8日，經過長期考慮後，毛向中央提出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修改憲法之意見，並建議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在3月9日讓葉群轉告在北京之黃永勝和吳法憲：「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3月中旬，毛審閱《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及其附件時，毛再次表示不要設國家主席，林彪卻給毛之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4月11日，林彪在蘇州通過秘書向政治局打電話轉達意見：仍然建議由毛兼任國家主席，認為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職務；4月12日，毛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4月下旬，毛和林彪幾乎同時回到北京，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3次提出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要設國家主席，並當著林彪面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5月中旬，林彪告訴吳法憲：還是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7月，葉群私下向吳法憲稱：「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根據林、葉授意，7月中旬舉行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再次出現要求設國家主席之「呼聲」，毛得知後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憲法起草委員會毛是主任，林是副主任。
1970年8月18日，毛從杭州赴江西廬山出席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第二天毛登上廬山，是建國後第三次到廬山。8月23日，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禮堂開幕，毛主持開幕會，林稱：「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稱：「今天開到這裡為止嘛，大家去討論，今天散會。」8月25日，毛通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先分別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進行單獨談話，隨後向到會者宣布：剛才，我和幾位常委商量，認為現在各組討論的問題不符合全會原定的三項議程；又說：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毛衝著林彪補一句：「我勸你也不要當國家主席！」；還警告：如果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根據毛之意見，會議決定全會分組會立即停止討論林彪之講話，收回第六號簡報，責令陳伯達等作出檢查。9月1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點了陳伯達的名，要他作檢查，還要林彪召集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開會，聽取他們檢查。9月9日，毛離開廬山。廬山會議後，林立果將「調研小組」改稱「聯合艦隊」。10月14日，毛對吳法憲書面檢討批語：「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甚麼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11月中旬，經毛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之指示，同時印發《我的一點意見》，「批陳整風」運動由此展開。
1971年3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個計劃」，林立果在上海同「聯合艦隊」主要成員於3月下旬擬出《「五七一工程」紀要》（「五七一」是「武起義」之諧音，即武裝起義。「五一七工程」名稱為林立果所定）之草稿。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毛在審閱上報之與會者名單時提出，要增加中央軍委副主席陳毅、徐向前、聶榮臻3人，除陳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聶榮臻都出席會議。7月初，林彪、葉群離開北京去北戴河。8月15日，毛再次到中南、華東等省市巡視。9月，林彪一夥終於決定：要將毛殺害於巡視途中，發動武裝政變；9月7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指令，9月8日林彪親筆寫下動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9月10日毛下令專列從杭州開往上海，9月12日抵達北京，回中南海休息。林彪、葉群、林立果又緊急策劃南逃廣州計劃，最後決計向北逃往國外，從北戴河急馳山海關機場，向西北方向逃去。周恩來命令開動雷達監視天空，以掌握飛機去向；後來周又下達全國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停飛所有飛機；毛很快趕來向他報告之周那裡得知林彪等出逃之情況，在周安排下秘密轉移到人民大會堂南側之118室。有人請示是否派飛機欄截，毛稱：「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9月13日林彪飛機飛出國境，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根據毛指示，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成員緊急會議，宣布林彪叛逃一事；當晚空軍司令部送來報告：凌晨二時半有一架不明飛機在溫都爾汗地區墜落焚燒。9月14日下午，周確知林彪等人乘坐「三叉戟」飛機已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幾天後證實機上人員全部死亡。9月24日，毛決定對林彪集團重要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實行隔離審查；以上變故以後被稱為「九一三事件」。和往年不同，「十一」當天天安門前慶祝集會和遊行以及晚上焰火晚會都被取消，理由是「節省開支」和「戰備需要」，是建國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從此毛再沒有在國慶時登上過天安門城樓。10月2日，周請示毛同意，確定由李先念、華國鋒等協助國務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張才千等分別主持軍委三總部之工作。10月3日，經毛批示「同意」後，中共中央發出兩個《通知》：決定成立中央專案組徹底審查、弄清林——陳反黨集團，由周恩來等10人組成；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葉劍英等10人組成。

文革後期

1970年，毛和中國政府援助弱小、蔑視強權之舉動，贏得全世界許多開發中國家之欽佩和讚譽，後來中國恢復在聯合國之合法席位，同中國對外政策直接有關。10月初，尼克森會見美國《時代》週刊雜誌記者時稱：「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甚麼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去。」12月18日，毛會見斯諾，稱如果尼克森願意來，毛願意和他談。
1971年3月至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第三十一屆世界桌球賽上，中國邀請美國桌球隊訪華，被稱為「桌球外交」。5月29日，毛批准周恩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同日中方向尼克森發出「口信」，歡迎季辛吉訪華，進行初步秘密會談。6月，周恩來批准北京外國語學院招收800名新生，實現毛之計劃。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布尼克森準備訪華；10月26日，雙方就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當天下午毛召集周恩來及外交部有關人員開會，決定立即組成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大。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和夫人、羅傑斯和季辛吉一行人抵達北京，周恩來、葉劍英等到機場歡迎；當天下午尼克森接到毛要會見他之通知，在周恩來陪同下到中南海毛之住處。同日，毛同尼克森談話，當尼克森稱「毛主席的著作感動了全國，改變了世界」時，毛詼諧地說：「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幾個地方。」；毛又說：「我們辦事也有官僚主義。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桌球。」2月27日，中美聯合公報終於談定，2月28日公報在上海發表。毛說：「中美關係正常化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7月，日本成立田中角榮內閣，田中在就職當天聲明要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毛稱：對中日恢復邦交問題應採取積極的態度。田中角榮一行應邀於9月訪華，9月27日毛會見田中一行；9月29日，周恩來和田中角榮在中日聯合聲明上簽字。
1972年1月，從陳毅追悼會回來後，毛心情沉重，很久沒有休息好，由於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況下嚴重缺氧，2月12日突然休克。8月，周恩來同回國述職之駐外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人談話：「毛主席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使我們這些老幹部，使我們忠於主席的人，都很感動。」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定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社論：「正如得過傷寒病可以產生免疫力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認真改正錯誤，善於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5月，周恩來被確診患有膀胱癌，毛叮囑此事對外要保密，說：「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控制病情。」12月，毛說：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1973年3月9日，周恩來草擬《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送審稿）》報送毛，同日毛閱後批示：「同意。」4月12日，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宴會。
1974年3月，毛同意鄧小平擔任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中國代表團團長。4月10日，鄧小平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上發言，全面闡述毛關於「三個世界」劃分之思想，提出正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之原則和主張，引起世界各國普遍關注。10月4日，毛要秘書打電話給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並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傳達。10月17日，江青策劃「長沙告狀」，提出要王洪文儘快去長沙，向毛告鄧小平和周恩來之「狀」，力圖阻撓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12月17日，鄧小平到長沙同毛談話：「歸根到底就是主席講的要安定團結。搞建設不安定不行。我覺得主要的關鍵是要大穩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夠發號施令，大家都聽，當然要發得對。這麼大的國家，都靠中央不行。」12月24日，毛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周說：我們都擁護主席的意見，小平作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毛又提出：由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毛高度評價鄧，稱讚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還採納周之建議，在四屆人大前召開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補選鄧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在毛看來，按勞分配、貨幣交換和工資制度等「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之商品經濟之形式，體現馬克思和列寧曾經揭示之「資產階級法權」，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毛認為，制度形式上平等、事實上並不平等，是不斷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之土壤，是變修正主義之溫床。毛之認識，反映他對社會主義之認識和探索，打破等級制度和特權思想，避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之社會現象，剷除滋生資產階級之土壤和條件；但這些認識，明顯帶有毛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中某些設想和論點之誤解或教條理解，在實際生活中是行不通。毛向周、王洪文提出：凡有兩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進去；經毛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發出《關於禁止搶奪武器問題的通知》。
1973年8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毛主持開幕式；8月30日毛事先聲明不出席之十屆一中全會，在周恩來主持下，毛再次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是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江青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從此結成「四人幫」宗派集團，康生在十大以後臥病不出。12月12日，毛召開政治局會議，提出實行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1974年1月，毛對王洪文、江青請示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批示：「同意轉發。」；1月18日中央以當年一號文件轉發這份材料。1月25日，在江青策動下，在北京召開1萬多人參加之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門「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江青、姚文元等在會上頻繁插話，提出：「不准批林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對折衷主義」。隨著「批林批孔」運動開展，北京以及全國各地局勢再次動盪，造反派紛紛出動，重新拉起山頭，成立各種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之類組織，興風作浪，製造事端；許多地方派性再起，到處張貼大字報，提出「矛頭向上」，各級黨政機關受到嚴重衝擊，社會秩序再度陷入混亂。本來，1973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百分之7.9，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9.5；在「批林批孔」運動衝擊下，1974年國內生產總值只增長百分之2.3，其中工業總產值只增長百分之0.6，幾乎停滯不前，生產發展速度明顯下降。經毛批准，中共中央於1974年9月29日發出《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圈閱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月6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取得兩項重要成果：一是毛委託鄧小平代重病之周恩來主持起草，最後經毛、周審閱定稿之《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二是產生以朱德為委員長、董必武、宋慶齡為副委員長之全國人大常會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之國務院領導班子。2月1日，鄧開始代重病之周主持國務院工作；周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傳達毛關於鄧「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之評價，並稱：「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2月3日，毛前往江西南昌至2月5日，2月8日抵達杭州。2月5日，經過毛圈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中央軍委常委之通知，新中央軍委常委會成員是：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2月27日，毛指示對在押之戰爭罪犯一個不殺，全部釋放；3月8日，毛又批准《關於專案審查對象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文化大革命」以來被關押之幾百名幹部幾乎全都解除監禁4月5日，蔣介石逝世，對此，毛只是平靜地表示知道了，以後幾個月裡，他同到華之外國客人談話時，幾乎每次都要提到「蔣委員長」，並表示對最終解決台灣問題之關心。4月13日，因準備會見金日成，毛決定啟程，4月14日回到北京。5月3日，毛最後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11月20日，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對「文化大革命」之評價，會前毛提出由鄧主持，鄧沒有接受毛之建議，鄧說由他主持這個決議不適宜，他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毛《講話要點》：「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11月26日，中共中央把《講話要點》轉發，「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迅速展開。
1976年1月21日，毛同毛遠新談話，提議華國鋒任代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之工作。3月下旬，南京街頭出現學生和市民自發舉行之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之集會遊行，人們打出「保衛周恩來」、「打倒張春橋」之標語；4月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擴大《毛主席重要指示》傳達範圍，會後毛遠新將政治局意見書面報告毛，得到認可。4月4日清明節前後，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爆發群眾悼念和抗議活動，數以百萬計市民自發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獻上大量花圈、花藍、條幅、輓聯和祭文；4月5日毛新遠給毛寫報告稱：「這樣大量的在天安門前集中那麼多群眾場合下，公開發表反革命的演說，直接攻擊毛主席，是建國以來沒有的。很顯然，這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不僅北京，全國不少地方都有」，毛當天圈閱報告，晚上大批民兵、公安人員和部隊包圍天安門廣場，對滯留群眾毆打和逮捕。4月7日，毛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天安門廣場事件所採取之措施，提議由政治局作出兩項決議：一、任命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毛聽取毛遠新關於天安門事件情況彙報時談話稱：「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8月18日，中共中央《關於唐山豐南一帶抗震救災的通報》，是毛生前圈閱之最後一份文件。9月8日，毛看文件、看書11次，共2小時50分鐘。9月9日，《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發布，宣告毛逝世；同日組成毛澤東治喪委員會。同日聯合國總部下半旗誌哀，9月10日聯合國安理會為毛逝世發唁電；9月21日在聯合國第三十一屆大會開幕式上，與會140多個國家之代表為悼念毛肅立默哀。9月11日至9月17日人民大會堂舉行毛主席弔唁儀式，各方代表30多萬人參加弔唁；9月18日下午3時，「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追悼大會」開始。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毅然粉碎江青集團，結束「文化大革命」持續十年之動亂。

去世

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後，毛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針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沒有完全止住過；有時因為咳嗽而無法臥床，只能日夜坐在沙發上。1971年快入冬時，被診斷為大葉性肺炎，肺部疾病又影響心臟。1973年，毛眼睛也越來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內障發展得很快。
1974年6月，毛健康出現明顯問題，經神經科和內科專家會診後提議，中共中央決定第二次為毛專門成立醫療組，成員包括心血管內科、神經內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護理等方面專家；醫療組存在兩年多，直到毛去世。7月，身患多種疾病之毛準備赴南方易地休養；7月18日毛抵達武漢，進行眼病會診。8月間，經來自各地之眼科專家確診：毛雙眼都患有老年白內障，以右目為重，左目稍輕。毛兩腿和雙腳浮腫，在11月29日至12月4日在室內游泳池裡游泳4次，到12月5日為毛一生中最後一次游泳。
1975年2月，毛說話含混不清，兩腿時常疼痛，醫生建議盡可能少看書、多運動。毛之健康狀況在回北京後越來越壞，吃藥也沒有多少效果，1975年下半年以後，在床上躺著時間多。7月23日，毛同意對白內障眼病施行手術治療，第二天毛之左眼能看見東西。
1976年，毛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吃藥吃飯都需要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兩飯，行走更是困難。周恩來於1月8日在北京病逝。5月起，毛病情不斷加重，身體極度衰弱；6月初，毛突患心肌梗塞，經過及時搶救，才脫離危險。7月，毛許多時間處昏迷半昏迷狀態，靠鼻飼生活。進入8月，毛健康狀況更趨惡化，已常處昏迷狀態。9月8日，毛血壓開始下降，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前往看望毛；9月9日零時10分，經連續4個多小時搶救無效，毛心臟停止跳動。然而由於當時的政治氣氛，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澤東逝世當天就決定永久保存他的遺體。

著作

毛澤東的著作是毛澤東思想的載體。毛澤東一生著述頗豐，目前中國大陸有《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二版（1991年）發行，收錄了毛澤東在建國前的主要著作。其中《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是其重要篇章。在「文革」結束後不久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其中收錄了毛澤東在1949年至1957年年間的主要著作，但很快不再繼續發售。
1990年後，中國大陸又陸續出版發行了《毛澤東文集》（一至八卷），整理收錄了《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以外的大量毛澤東著作。其中第六、七、八卷收錄了毛澤東在1949年後的一些著作和講話，包括著名的《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對研究1949年後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思想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有很大價值。
1993年12月，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共同編輯的《毛澤東軍事文集》，在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之際由軍事科學出版社和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這是迄今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軍事著作文集中最系統、最全面的一部。文集按照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分期編為6卷。第一卷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著作，第二卷為抗日戰爭時期的著作，第三、四、五卷為國共內戰時期的著作，第六卷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著作。全書共編入毛澤東1927年8月至1972年12月關於軍事方面的著述、電報、命令、批示、報告、信函、談話等1612篇，包括注釋在內260餘萬字，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開發表。
中國官方還陸續出版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一至十三册），內部發行，系統地整理毛澤東1949年後的著作、講話和批示。是專門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之學者的重要參考。《毛澤東早期文稿》，收錄了1912年至1921年間毛澤東青年時的一些文章。
在日本的現代中國學家竹內實主編下，日本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於1970年到1972年初編成中文版《毛澤東集》共8卷，1972年2月由東京北望社出版。1983年12月至1986年12月又繼續編輯出版了第9卷《毛澤東集·補卷》和以著作年表為內容的第10卷《毛澤東集·別卷》。該書收集了毛澤東建國之前幾乎全部原著，並逐篇註明了中國大陸出版的相應著作的修改內容。
60年代出版《毛主席語錄》是毛澤東著作中一些句子的選編本。因為最流行的版本用紅色封面包裝，又是共產黨領袖的經典言論，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稱為「紅寶書」。文革期間，《毛主席語錄》大量發行，更被翻譯成多國語言，有估計在全球發行8億冊左右。文革初期，多個地方還出版了《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澤東著作出版所獲的稿費由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負責保管。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1996年編輯出版的《毛澤東遺物事典》稱，毛澤東的稿酬截至1960年底共有結餘48.709013萬元。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負責毛澤東稿費的鄭長秋說，毛的全部稿費及利息到1983年底結餘157萬多元。汪東興披露，文革時期所有毛著的出版發行，毛澤東沒有抽取一分錢，並把海外寄來的稿費全額退還。。2003年10月30日《精品書摘》刊登文章《毛澤東億萬稿酬的爭議》宣稱，到2001年5月底，毛澤東稿酬總額1.3121億元。

文學藝術

毛澤東是一位終生治學的學問家，是一位獨特的學者型讀書專家。他早年讀中國四書五經等，中年讀西方社會科學與哲學，晚年讀國內外歷史與傳記等。在延安初期，他研讀並詳細批註米丁著、沈志遠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進而整理出《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最終寫成哲學專著《實踐論》與《矛盾論》，並成為其後續重要著作的哲學基礎。
毛澤東一生酷愛讀史，晚年尤其青睞二十四史。他幾乎通讀二十四史，重點史冊或篇章還多遍閱讀。他評點《三國志·劉表傳》：虛有其表；評點《三國志·張魯傳》：「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評點《宋史·太祖本紀》：「不擇手段，急於登台」；等等。他讀書時既讀又記、既批註又發揮。
毛澤東詩詞還被譯成英、法、俄、德、日、印度等多種語言發表。
毛澤東酷愛書法，他晚年的書法被稱為「毛體」，草書——意筆相從、豪邁飛動、連綿跌宕，雄奇超逸——以線條奔放、動感強烈為特徵。

評價

毛澤東是爭議極大的人物。中國共產黨官方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評價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同時認為他在文革期間犯了嚴重錯誤，但「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而來自其他方面的評價中，讚揚者與批評者都不少。有人將其比作希特勒、史達林，但也有人的觀點與此完全相反。後來中國共產黨官方又評價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影響

毛澤東在世界現代史上極為重要，1998年《時代雜誌》將他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100人中20位領袖之一，2011年《時代雜誌》再次將他評為人類有史以來最重要的25位政治標誌性人物第3位。他生前和身後，對中國和世界都有著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毛澤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發動和主導的大躍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也使人民和國家付出了巨大且慘痛的社會代價。

中國

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鬥爭策略取得國共內戰的勝利，改革土地政策，將土地分給農民，並不是毛澤東個人的功績，但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直至他去世，毛澤東確實是中共起著主導作用的領導人。雖然有爭議，但有些人認為其統治時期開始的仿造蘇聯模式的工業化為20世紀後期中國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大陸在國際戰略上成為了必須加以考慮的重要角色，這在近代以來是從未有過的。毛1949年之後的成就則頗多爭議。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一般認為其後果是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充滿了矛盾。毛澤東努力提倡人民的自主精神，但文革期間反而人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卻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毛澤東希望底層人民大膽地參與社會大事，鼓勵他們與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傳統鬥爭，但在文革時期發生了對公務單位的嚴重暴力和社會體制混亂；毛提倡能使人民理解的簡明思想文化，努力推廣適合於人民需要的教育，但卻拋棄傳統毀壞了中國文化的傳承，又使得數量巨大的文化及社科界人士以及掌握高級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受到了巨大的人身侮辱與迫害流亡，並在文革時期停止了大學教育，在極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文化以及科學技術水平的發展與進步。毛澤東時代雖取得諸多科技成果，但現在一般認為是蘇聯技術援助跟革命推翻滿清舊體制下引發的科學技術或人才的繁榮發展的時代結果。但是也有部分學術人士和民眾認為，在毛領導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上極少有資本主義式的腐敗、貪污和社會不公的現象，被當權派允許的人民群眾可以自由地去參與政治生活，因而改革開放以後，不少保守派人士和底層民眾反而開始懷念起毛澤東時代。

世界

因某些歷史原因，基於毛澤東創立或倡導理論而形成的毛澤東思想亦成為一些開發中國家的發展綱領。由於文革期間大量印製毛主席語錄作思想指導，這些毛主席語錄亦被翻譯成英語及西班牙語，並流通到中國以外。這些在中國以外流通的毛主席語錄，成為了部分中國以外開發中國家的鬥爭路線參考。
波爾布特在毛澤東思想的影響下，推行了一條比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更為左傾的路線，在和越南共同的影響下，給柬埔寨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到今天中國仍然對此歷史簡單帶過。
毛澤東生前長期支持緬甸共產黨、馬來亞共產黨、泰國共產黨、菲律賓共產黨、柬埔寨紅色高棉等堅持反對親美政府的游擊戰的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給予大量援助。鄧小平上台執政後，斷絕了對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援助。緬甸共產黨、馬來亞共產黨、泰國共產黨等在失去了中國的援助之後，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時相繼放下武器向東南亞各國政府投降。
部分反政府組織如直到現在仍堅持武裝鬥爭的印度共產黨（毛主義）、菲律賓共產黨及其軍事組織新人民軍、土耳其共產黨/馬列、秘魯「光輝道路」，和因為鄧小平1980年停止一切輸出革命的對外援助而被迫已向所在國政府投降的緬甸共產黨、馬來亞共產黨、泰國共產黨，以及日本赤軍、柬埔寨紅色高棉，還有曾經在1990年代堅持武裝鬥爭現在已放棄的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中心）等共產黨武裝，都被很多人認為是毛澤東思想的支持者。全世界毛主義者普遍認為懷仁堂政變後的中國是背叛了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國家。如美國革命共產黨宣稱：「1976年後中國的修正主義勢力不僅繼續標榜為共產主義者，而且還更具體的自稱為毛澤東革命路線和革命遺產的繼承者。」。
馬克思主義文庫及馬克思主義者百科收錄了毛澤東的生平、著作、詩歌和圖片資料等，但馬克思主義文庫並沒有把毛澤東看做是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把他作為一名「參考作者」與亞當·斯密、史達林、盧梭等人劃在一起。。

父母

幼年毛澤東受其母親文素勤（文七妹）影響很大。毛澤東雖為家中老大，但是其母之前有兩次懷胎夭折的經歷，故毛澤東幼年時，其母帶毛澤東在後山拜滴水洞山石為乾親，並按當地習俗取小名為「石三伢子」。

紀念

以毛澤東為題材的紀念包括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像章、影視作品、圖片書籍、紀念館故居、「郵、幣、卡」等等，可以分為他在世時和逝世後兩部分。
毛主席像章是以毛澤東肖像為主要圖案的像章，最早的毛主席像章製作於1937年，是由東北抗日聯軍頒發銀質像章。1942年延安製作出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此後像章一直在不停製作中，到文化大革命時形成最高潮。大串聯時很多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的種類極多，從最簡單的頭像到有毛參與的歷史事件甚至是他的詩詞書法，粗略估算文革期間所製作的像章在80億枚左右，數量無疑是世界徽章之最。
電影：《毛澤東》（1983年）、《四渡赤水》（八一電影製片廠，1983年）、《開國大典》（長春電影製片廠，1989年）、《大決戰》（八一電影製片廠，1991年）、《毛澤東和他的兒子》（1991年）、《中國出了個毛澤東》（1993年）、《秋收起義》（瀟湘電影製片廠，1993年）《重慶談判》（1993）、《毛澤東在1925》（瀟湘電影製片廠，2001年）、《毛澤東去安源》（瀟湘電影製片廠，2003年）、《走近毛澤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2003年）、《建國大業》（2009年）、《建黨偉業》（2011年）、《少年毛澤東》（動畫，2015年）、《建軍大業》（2017年）等。
電視劇：《遵義會議》（1996年）、《開國領袖毛澤東》（1999年）、《長征》（2001年）、《青年毛澤東》（2003年）、《恰同學少年》（2007年）、《井岡山》（2007年）、《東方》（2011年）、《毛澤東》（2013年）、《太行山上》（2015年）、《毛澤東三兄弟》（2016年）、《東方戰場》（2016年）、《海棠依舊》（2016年）、《紅星照耀中國》（2016年）、《建軍大業》（2017年）、《換了人間》（2018年）等。
圖書：《毛澤東》、《統帥毛澤東》、《毛澤東畫傳》、《毛澤東家風》、《詩人毛澤東》等。
歌曲：《瀏陽河》、《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咱們的領袖毛澤東》、《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毛主席的話兒記在我們心坎里》、《北京的金山上》、《青稞美酒獻給毛主席》、《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毛主席永遠和我一起》、《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北京有個金太陽》、《讀毛主席的書》、《翻身農奴把歌唱》、《想念毛主席》、《毛主席派人來》、《日夜想念毛主席》、《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頌歌獻給毛主席》、《天上太陽紅彤彤》、《我愛北京天安門》等。20世紀90年代初，一盤名為《紅太陽——毛澤東頌歌新節奏聯唱》的歌曲合輯磁帶以720萬盤的發行量，成為中國音像出版史上銷量最多的磁帶。
毛主席塑像遍布全國，大部分為「文革」時所建造。1967年5月，清華大學樹起第一座毛主席塑像，此後塑像風颳遍全國。除清華大學外，很多大學校園的主入口都有毛的全身像。城市中立有他塑像的廣場多被命名為東方紅廣場。其詩詞也經常在廣場立碑。
毛澤東居所列表：北京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湖南韶山毛澤東故居、滴水洞、毛澤東詩詞碑林；湖南長沙橘子洲頭、愛晚亭、清水塘、湖南第一師範；江西井岡山八角樓；貴州遵義遵義會議舊址；陝西延安毛澤東故居；湖北武漢東湖賓館；河南臨潁縣南街村
油畫：《開國大典》（董希文，1953年）、《毛主席去安源》（劉春華，1967年）、《毛主席視察廣東農村》（陳衍寧，文革時期。2005年拍賣價格高達1012萬元）、《毛澤東在十二月會議上》和《長征》（靳尚誼，1976年）
中國和世界上10多個國家發行過毛澤東的紀念郵票。
第四套人民幣100元紙幣上印有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劉少奇四位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側面肖像，而第五套人民幣每種面值上均印有毛澤東的正面肖像與防偽水印。自第五套人民幣始各個面值的人民幣鈔票正面都以毛澤東像作為人物圖案。
以毛澤東作為題材的模仿對象有很多，早期主要是中國大陸官方影視題材，近年甚至有民間人士模仿：中國演員張克瑤；中國演員唐國強；中國演員古月；中國演員王霙；中國演員李克儉；中國演員王仁；中國演員王震；中國演員許國寅；中國演員黃海冰；陳燕（四川省一個已經跟丈夫分居的普通家庭婦女，自2006年至2013年作為演員入行，已經模仿毛澤東的特性將近七年，出場費價碼達人民幣五位數。）
北京鐵路局豐臺機務段自1949年以來，先後有JF1-304、DF4-0002、DF4B-1893、DF4D-1893、HXD3B-1893共計5台機車命名為「毛澤東號」機車。目前的第六代毛澤東號機車是HXD3D-1893，於2014年12月被命名，每隔三天擔當北京-長沙T1/2次列車（2016年5月15日改為北京西-長沙Z1/2次列車）的本務機車。HXD3D-1893以及在此之前的五台毛澤東號機車，全部由中車大連機車車輛（含原沙河口工場）製造。
2019年5月11日，網路雜誌寒冬報道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鎮張坡村西約2公里處的青龍山上有一座毛主席佛祖殿，殿前有大型毛澤東雕像，雕像的底座上雕刻有將毛神化為佛祖的詩句，殿內供奉著稱為「宇宙天尊佛祖」的毛澤東塑像。但佛祖殿遭曝光後，5月12日就遭當地官員下令秘密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