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

康雍乾盛世是指清朝從康熙中期到乾隆中期經濟繁榮的局面，亦可指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嘉慶四年（1799年）這一段時期。
清人入關後，康雍乾三代帝王勵精圖治，事必躬親，提高經濟實力，加強中央集權統治，自康熙開始採取了獎勵墾荒、更名田、興修水利、禁止圈地、捐免田賦及改革賦役等措施，促進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在盛世期間，清朝的國力達到鼎盛，局勢較為穩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國家財富有所積累，國防力量也相對強大，整個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處於上升狀態，其時間跨度至少有134年，是清朝統治的最高峰。康雍乾盛世繁華富裕的程度也在中國歷史上亦有相當地位，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故史學界一般將康、雍、乾時期稱為康雍乾盛世或康乾盛世。
康雍乾盛世在學術界上也頗具爭議，學界對於盛世是否存在及盛世的定義尚存不同見解。有說法認為康乾盛世雖被稱為盛世，但是縱觀該時期幾乎是民變迭起，而且規模也愈來愈大，特別是後期爆發的苗民起義與白蓮教大起義給予了清朝統治以有力的打擊，使清朝從此陷入風雨飄搖，認為在一定程度了否定了盛世的說法，然而有歷史學家如歐陽泰（Tonio Andrade）指出，從1300年到1750年，中國和歐洲發生的戰爭數量相比而言大致相當，1750年後至1839年是「清朝大和平時期」，儘管該時期民變不斷，且當中部分規模較大，但是與以往大部分時期的中國歷朝歷代相比，在「大和平時期」發生戰事的頻率和數量較少，此外，有說法認為「盛世有陰影，衰世也有希望」，盛世不是「美哉善哉，萬事大吉」，在康雍乾時期，自三藩之亂平定之後，中原地區沒有戰爭，整個國家也沒有長期和大型的戰事導致社會受到破壞，因此社會得以安定，經濟得以快速發展。
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魏斐德、羅威廉（William T. Rowe）和歐立德等稱這段時期為「High Qing（盛清）」(1683－1839)，認為是清朝興盛與繁華的時期，是帝制中國最後的高峰期 ，亦有西方學者認為康雍乾時期不是黃金時代而是專制黑暗時代。
康雍乾整體上保持了穩定和繁榮的局面，國家財政收入增長極其迅速，中國這塊土地仍保持著富裕和有序。在該段時期結束後的60至70年的時間裡，清王朝連續遭到了外國侵略與國內動盪—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的兩次沉重打擊，從此一蹶不振，逐步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貧困，落後和長期危機的境地，然而乾嘉之際的盛衰之變是清朝的統治的盛衰之變，清朝的社會經濟在不少地區仍在持續發展，清朝政權仍具有較強的活力，並且獲得不少地區和不少民眾的支持，讓清政權在內憂外患險惡環境中仍支撐了100多年，勉強在列強擴張期間還保住了獨立帝國的地位。在康雍乾「盛世」後的嘉道中衰時期，中國社會的早期近代化進程亦未因統治危機的出現而陷於停滯。

康熙帝時期

三藩之亂平定後，清朝開始步入康雍乾時期，雖然還受到小冰期和太陽活動的影響，但在清廷的管治下依然在整體上保持著穩定且有所發展。康熙帝在親政不久後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寬墾荒地的免稅年限，以及著手整頓吏治，恢復京察、大計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以及引進外來農作物等影響，清朝人口大幅提升。康熙先後任用靳輔和于成龍治理黃河與大運河，成績顯著。在他南巡期間，除了考察民情習俗外，還親自監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後，因戰亂而遭到嚴重破壞的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為安定社會秩序，他頒行十六條聖諭，要求地方人士循循告誡鄉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價、人民收入與官紳不軌之事，並以密摺奏報，即密摺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時期趨於完善。康熙帝亦重視對漢族士大夫的優遇，他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南書房制度，並且向來華傳教士學習西方科學與文化。在守護邊疆方面，康熙帝首先派薩布素於雅克薩戰役驅除入侵黑龍江的沙俄軍隊，與沙俄所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以確立東北疆界並獲得沙俄的中立。
康熙晚期，由於官員薪資過低以及法律過寬，導致官吏貪污，吏治敗壞。康熙帝本來按照中國立嫡立長的傳統封胤礽為太子，由於太子本身的素質問題及其在朝中結黨而廢太子，使得諸皇子為皇位互相結黨傾軋。故太子一度復立，但康熙帝仍無法容忍其結黨而廢除。最終在1722年臨終時傳位於胤禛，即雍正帝。
康熙帝親民的形象以及妥善處理自然災害的手法，受到當時外國傳教士法國人白晉和比利時人南懷仁等人的高度評價，南懷仁等人記載康熙經常親身到各地巡視，以便了解百姓的生活情況和官吏們的施政狀況，亦會允許「最卑賤的工匠和農夫」接近自己，諭令衛兵們不許阻止百姓靠近，康熙會向百姓提出各種問題，包括詢問百姓對當地的官吏的滿意度，以便對官員作出獎勵或處分。

雍正帝時期

雍正帝獲得隆科多的協助繼位，賴年羹堯平定青海亂事以穩固政局，然而後來因故賜死年羹堯、幽禁隆科多。雍正帝在位時期，針對康熙時期的弊端採取補救措施，以延續康雍乾盛世。他設置軍機處加強皇權，一度架空康熙年代的內閣，廢殺與他對立的王公並削弱親王勢力。注重皇子教育，採取秘密立儲制度以防止康熙晚年諸皇子爭位的局面再度發生。將丁銀併入地賦，減輕無地貧民的負擔。為解決地方貪腐問題使火耗歸公，耗羨費用改由中央政府計算；設置養廉銀以提高地方官員的薪水。
對外方面，於1727年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確立塞北疆界。
雍正元年，雍正帝採納監察御史年熙的主張，認為「壓良為賤」的賤戶制度是明朝的弊政，應當革除，於是開始著手廢除賤戶制：「先後下令廢除山西、陝西樂戶的賤籍，『改業為良民』。廢除浙江紹興惰民的丐籍。」雍正五年下令將「年代久遠，文契無存，不受主家豢養」的部分伴當、世僕准予「開豁為良」。雍正七年下令廣東一帶的疍戶可以「與齊民一同編立甲戶」。此外，江西的棚民，蘇州一帶的丐戶也先後被削去賤籍，最終廢除了存在中國一千多年的賤民制度。
雍正帝勤於政事，自詡「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在位期間的奏摺大多由他親自批改，軍機處的諭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親信的內外臣僚如張廷玉、鄂爾泰、田文鏡與李衛等人也都以幹練、刻覆著稱。他所派遣的特務遍即天下以監控地方事務，密摺制度至此完善，然而屢興文字獄箝制打擊異己（如查嗣廷案） 。雍正登上皇位之後，對骨肉同胞心狠手辣，刻薄寡恩，對待近臣也毫不容情，年羹堯和隆科多就是突出的例子。1735年雍正帝於工作時去世，其子弘曆繼位，即乾隆帝。

乾隆帝時期

乾隆帝繼位後獲得張廷玉與鄂爾泰的協助，穩定初期政治。他以「寬猛相濟」理念施政，介於康熙帝的仁厚與雍正帝的嚴苛之間。人口不斷增加使乾隆末年突破三億大關，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江南與廣東等地的絲織業與棉織業都很發達，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歷史高峰。與此同時，銀號亦開始在山西出現。然而乾隆晚期多從寬厚，寵信貪官和珅，官員腐化使政治大壞；乾隆帝六次下江南安撫百姓、檢閱軍隊、視察水利、增加科舉以及免除稅收。有學者認為六下江南之舉供張過盛，擾民有餘，亦有學者認為，乾隆六次南巡誠然耗資巨大，但相對於當時國庫收入而言尚在可承受的範圍之內。
在乾隆治下有許多書籍出版，例如《續三通》、《皇朝三通》與《大清會典》等史書，著名小說《紅樓夢》、《聊齋誌異》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乾隆下令編纂《四庫全書》，與《古今圖書集成》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類書，這些作品成為盛世的文化標誌。然而乾隆為維護統治卻嚴厲控制思想，編書期間藉機割裂焚燬大量涉及反清的書籍，此外大興文字獄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連殺害或者流放，一定程度上讓文人思想受到阻礙，遲滯文化的發展。
西方傳教士將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人，引發18世紀中國風的熱潮。歐洲人追崇中國文化、思想與藝術。到18世紀末，康雍乾盛世進入尾聲，歐洲人出現負面評價
英國馬戛爾尼伯爵批評乾隆獨斷專行、排斥異見、好猜忌以及過度防範身邊的大臣，但同時稱讚他豁達大度、本質善良、好讀書以及功業宏大令國家興盛：「皇帝（乾隆）天性豁略有大度，讀書解事理。性質慈善而篤信佛教。對於臣下恆持恕道，然有與之為敵者必窮治弗敕。又為國家興盛、功業宏大之故，處事不免失之躁急。每有無關緊要之事，皇帝意中以為不善者輒盛怒以臨之。怒則其勢洶洶不可扼制。性又多忌，不特為大臣者不能操縱事權。」 
對外方面，乾隆末年，尼泊爾的廓爾喀王國兩度入侵西藏。1793年，清廷派福康安與海蘭察領兵入藏，擊退廓爾喀入侵，不丹與哲孟雄（今錫金）亦為藩屬國，加強駐藏大臣的權力。期間緬甸貢榜王朝與清朝爆發清緬戰爭，清軍四次進攻皆失敗。1769年乾隆帝派傅恆、阿桂入緬未果，雙方最後停戰。1784年暹羅卻克里王朝派使朝貢，1788年緬甸為應付暹羅威脅，也派使朝貢。1789年安南發生西山朝統一後黎朝、鄭主與廣南國。清軍擊敗西山朝，護送黎帝黎愍帝復位，途中遭西山軍的伏擊而敗，史稱清越戰爭。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謝罪，清廷封為安南王。
乾隆期間清朝疆域達1470萬平方公里，東鄰朝鮮與琉球國也早就成為藩屬國之一。只有德川幕府統治的日本處於鎖國時期，與清朝來往甚少。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譽，他平定準噶爾與回疆大小和卓之亂，使四川、貴州等地繼續改土歸流，雖維護了國家的領土完整，但多起的戰事令國庫日益損耗，讓清朝國力不支。中後期之後，因太寵信和珅。放任貪污、人口擴張與發展過度，埋下了嘉道中衰的種子。加上貪官和珅等官員腐敗，官吏貪污，政治腐敗，特別是地主階級長期兼併土地，土地占有情況嚴重集中，無地少地的農民生活苦不堪言。於乾隆晚期到嘉慶時期陸續爆發民變。白蓮教於1770年代舉兵，後來又於1796年爆發川楚教亂，八年後被清軍鎮壓，領袖王三槐被處死。台灣天地會領袖林爽文於1787年發動林爽文事件，歷時一年多。1795年乾隆帝因為誓言禪位於子顒琰，即嘉慶帝。乾隆雖為太上皇，但依然「訓政」至1799年去世，嘉慶帝方得以親政。然而嘉慶帝未能解決弊端，清朝繼續走向衰退。

疆域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平定新疆，讓北起自薩彥嶺，東北至外興安嶺，東含庫頁島，西至巴爾喀什湖地區皆納入清朝的版圖，形成了空前「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乾隆年間，香料群島的蘇祿上表求內附，乾隆帝以其險遠，不許。乾隆帝派明安圖等人兩次到新疆等地進行測繪，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繪成《乾隆內府輿圖》。
台灣歷史學家呂士朋指出：「有清一代的最大貢獻，厥為對邊疆的經營，使得近代中國的廣大版圖得以真正鞏固而確定……雖清季衰世，列強交侵，尤其是俄國在1850年至1881年間，對我東北、西北邊疆鯨吞蠶食，但至民國元年（1912年）二月清帝退位之日，其遺留給中華民國的領土，仍廣達1120餘萬平方公里。此一對我民族的豐功偉業，即以漢唐盛世版圖相況，亦不能與之比擬。」。葛劍雄亦指出：「從秦始皇滅六國，開疆拓土，建立秦帝國開始，經過了近2000年，中國終於形成了一個北起薩彥嶺、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東至庫頁島，擁有1000多萬平方公里國土的空前統一的國家……這樣的統一範圍和程度是以往任何朝代從來沒有達到過的。」

內閣制度的變更

康熙汲取明朝的教訓，重建相似於宋代的丞相內閣體制，令內閣的權力與宋朝年代相近。在康熙年間內閣大學士的權力大約相當於宋朝的宰相。而由於無大臣互訐宦官亂政之事發生，所以內閣大學士的職掌能夠正常發揮，功能有「代閱章奏」，「票擬批答」，「贊襄機務」，「總裁實錄、史志」（例如明史就是交由多名滿漢大學士監修總裁官所纂修而成）等數項。
為了達到平衡心理的作用，在康熙晚年的內閣大學士中，經常在五至六人中保持一兩個南方人的名額，令南北地主共同參政。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內閣新加入的成員當中，有兩名滿人，四名漢人，而在四名漢人當中南人北人各半。此外，康熙亦重點選拔升遷較快的漢族士大夫，這些士大夫同時是內閣的候補成員。馬戛爾尼亦稱「中國政府的行政機制和權力是如此的有組織和高效，有條件能夠迅即排除萬難，創造任何成就」。

官員的選拔

前朝建國之初有部分地主文人不願仕官效忠新朝廷，為此採取自殺、自殘肢體、逃往漠北、隱居深山以及斬斷手指等方法，誓不出仕。為此朱元璋設立新刑罰，宣告「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為罪行，殺害當時許多不願效忠明朝以及為新朝當官的學者，導致「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而在康熙年間清政府容許有「反清」思想的學者嚴繩孫任命擔任官職，在任職一段時間後，嚴繩孫放棄「反清」思想，從原本的「不享無妄之福」到「九死從今總負恩」，後來甚至把康熙視為恩人。

反腐

清初朝鮮燕行使記載，與明代漢族官員相比，清代滿族官員相對比較廉潔，當時燕行使臣對明朝官員的貪婪記憶猶新，在《朝天錄》中有大量明末地方官員向燕行使臣索取賄賂的史實。1623年，朝鮮使臣趙濈曾說「人情賫來支持極為浩大」，忠心於明朝的朝鮮三學士之一洪翼在1624年出使明朝時深感「中朝貪風大振」，並對此「尤為痛骨」，然而在清初燕行使臣的記載中卻幾乎沒有類似的情況。1668年出使的朝鮮使臣朴世堂提到了「漢俗之貪詐」，1690年出使的徐文重說「清不貪，清人性本善良」，又指明人向燕行使臣的索取賄賂之事在清代則「……絕無是事。寧謂不如諸夏之無也耶」，當時一些燕行使臣對清朝有好感，主要原因是因為清代官員比明代官員廉潔。
清代是中國史上懲貪力度較重的一個王朝，康熙帝表彰清官、雍正帝實行耗羨歸公，高薪養廉，而乾隆帝則屢興大獄，懲治手段絞斬徒流無所不用，涉及犯官之多、打擊面之廣以此時為最。康雍乾三帝的懲貪政策保證了盛世的產生和延續，但整體而言是屢禁不止，原因之一是由於皇權專製造成皇帝執政過久、崇尚奢華、執法不一。專制主義官僚體製造成的官吏無恥、庸碌、拜金，社會風氣的虛糜浮華等都影響著懲貪的徹底。康乾盛世不乏懲貪的手段，卻缺少相應的防貪的制約機制。
康雍乾隆三朝的監察制度是締造康乾盛世的制度保障，其在康乾盛世得到了較好的發揮和一定的發展，為康乾盛世創造了相對廉潔的官場環境，並為盛世反腐構築了一道監察防線。清初的統治者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採取了一系列的反腐廉政措施，然而他們採取的措施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腐敗現象。

發展

清朝火器的製造和質量技術於晚明開始超越前朝：「火器原為中國（明朝）長技...但所為長技者，已為奴有」；當今清人鑄百炮而有餘，我鑄十炮而無力」。在皇太極時期，統治者命令軍隊建造當時最先進，最具殺傷威力的武器—紅衣大炮，並且將單一的騎兵兵種，改建成一支騎兵、炮兵與步兵多兵種的軍隊。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有感於火器的威力巨大，遂正式成立火器營。設鳥槍護軍參領16人，鳥槍驍騎參領24人，分別作為統領官。在清軍與準噶爾汗國首領噶爾丹的戰役中，清軍就是以鐵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轟噶爾丹的「駝城」戰術而取得重大勝利。隨行的傳教士張誠記載：「每個火槍手營地前，放著八門火砲，我們曾帶到尼布楚去的砲也是這種，其中有兩門較大的野戰砲，從外表看，做工精細，上面還鍍有金色；還有兩門小型臼砲，共計有六十四門小型野戰砲，八門壯觀的中型砲和八門迫擊砲。」。
乾隆中期以後，火器營的建制確定為，設掌印總統大臣為首領官，總統大臣負責營務，此職從王公、領侍衛內大臣、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中選任。清朝所有禁衛軍，都有扈駕的職責，火器營也不例外。皇帝出宮祭祀或巡遊時，火器營也派出士卒隨行。清宮兵器火器營的訓練，從每年七月持續進行到次年四月，每月逢四逢九日演炮，逢二逢七日演鳥槍，逢六日校尉。每年春秋兩季定期在安定門外的禁衛軍校場會操。每年秋後，火器營還在盧溝橋演放子母炮。
從烏蘭布通之戰中可看出清軍相當重視火炮的應用，該戰役的勝利幾乎完全是通過火器和精銳騎兵相互配合從而取勝的。清朝的火器與騎兵既能夠合力並戰，也能夠各自為戰，野戰騎兵制勝，攻堅則靠火炮轟開缺口，騎兵衝擊，防守則深溝高壘用火器吸引敵軍猛攻，騎兵側後包抄。靈活而有威力的火騎配合，才打下了清朝偌大的一個江山。到了乾隆後期，清朝疆域已經十分穩定，清朝逼沙俄，平噶爾丹，定台灣，並西藏青海，周圍已無敵手，於是文恬武嬉，火器方面的研製也漸漸荒廢起來，於是本來在明朝就已經落後於時代的中國火器就開始更加落後於世界。
清朝有不少關於火器的著作，為平定三藩之亂，康熙特命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製造適應南方地形特點和便於戰場上機動使用的火炮。南懷仁「依洋式鑄造新炮」，並進呈《神威圖說》一書，介紹了西方的制炮理論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餘年間，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無敵大將軍、金龍炮、制勝將軍、威遠將軍等各型火炮近千尊。不但數量多，而且種類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頒行的《欽定工部則例造火器式》載有各種火炮共85種，同年的《皇朝禮器圖式》中鳥槍，紅衣炮，子母炮這三樣火器成為了制式武器。其他的著作分別有薛熙撰的《練閱火器陣紀》，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訣解證》，王達權、王韜同撰的《火器略說》，薛鳳祚撰的《中西火法》，陳暘撰的炮規圖說以及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等。
在康雍乾年間的民間亦有大量火器流傳：「粵人善鳥槍，山縣民兒生十歲，即授鳥槍一具，教之擊鳥」，甚至有鐵匠私造火器在京城一帶售賣：「西城察院移送王四私造鳥槍一案。查王四開設鐵鋪，向系打造官用鳥槍。該犯希圖獲利，私造線槍十餘桿。查驗線槍，系挺長塘細，僅可灌貯鐵砂，堪以打雀，與軍械鳥槍身短，能容鉛丸者不同」。對此清朝廷一直以來都有所禁止，但往往不了了之：「鳥槍為軍營利器，是以前經降旨，令各督撫實力嚴查，毋許私鑄，其民間舊有者，曉諭呈繳，並令年終匯奏一次。乃連年以來，並未見各該督撫實力遵辦。」

晚期狀況

在大規模戰爭結束後，清政府軍隊逐步腐敗，訓練廢弛，裝備落後，軍事實力遠遠落後當時的西方國家。乾隆帝後期閱兵，所見的卻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的局面。
馬戛爾尼使團在鎮江時清軍舉行了歡迎操演。馬戛爾尼發現，清方城牆瀕臨坍塌，士卒衣冠不整，仗儀兵隊似乎缺乏訓練，主要裝備還是弓、箭、戟、矛、劍之類的冷兵器。寥寥幾支落後的火槍，也已破爛不堪。他斷定：「中國社會已經被卡住無法前進」，「它的繁榮已經結束」，「在這裡可以輕而易舉地登陸」。馬戛爾尼帶來的衛隊，進行表演英方炮兵裝備，然而清廷不屑一顧，拒不觀看衛隊的操練和武器展示，皇帝和大臣們對英方的科技反應冷淡 。另一方面，馬戛爾尼在日記裡記載了清軍的整齊行裝：「又有兵丁一大隊，數在五百、一千之間，向吾行迎接之禮！此兵隊衣服極整齊，軍械亦極鋒利！」。
美國歷史學者馬世嘉（Matthew Mosca）指出，在馬戛爾尼到訪中國的同時，清方逮捕了一個廓爾喀族間諜，清朝從名該間諜了解到英國東印度公司獲得了印度孟加拉邦的統治權，乾隆已意識到英國會對喜馬拉雅山外造成威脅。
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指出，乾隆對英使的首次訪華，感受到的是英國對清朝的威脅，乾隆認為必須加緊增強軍事防禦，而非盲目自大和對外交禮儀斤斤計較。經過研究及分析600份軍機處、宮中檔、內閣、內務府文件後，沈艾娣指出只有一兩份文件與「磕頭禮儀」有關，在馬戛爾尼離開北京時，乾隆頒布了大量加強軍事防禦和防止英國襲擊中國的文件，下令各地嚴守海防口岸，做好防禦的軍事準備，特別在舟山和澳門提前備兵，以避免兩地被英國人佔領。乾隆還下令，由於英國人可能會對中國發起進攻，故需要減稅；清朝所有的尤其是廣東的稅務官員都要嚴格按照規定收稅，不准敲詐，不可以對大量的英國商船提高稅率，以避免給英國藉口進攻中國。其餘的信件，則是關於各地政府如何做好軍事防禦。
據記載，在鴉片戰爭期間，英軍火器的威力被一些清朝守軍看成了妖術，軍艦則被目為怪物，有廣州守將甚至用「驅邪」的馬桶、穢物等對付英軍。亦有文獻記載在英國軍隊稱讚過清朝的火炮，對中國火砲頗有畏懼之感，在英方的記載中可屢見其驚呼中國炮火「猛烈」、「厲害」等字句，並稱讚中國的許多火砲都「造得很好」，中國的火砲技術在19世紀以前並未落後於西方，但由於18世紀末以後歐洲在爆炸彈方面取得重大的技術突破，遂使鴉片戰爭時的雙方火砲技術存在某種實質性的差距。歷史學家彼得·佩德（Peter C. Perdue）評論，清朝建立了史無前例的霸權，幾乎不會受到外來侵害，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在和平時期進行軍事創新。也有學者研究指出，亞洲地區的印度半島和鄂圖曼帝國，也是在這個時期大幅度落後於歐洲。

經濟

康乾盛世時期的農業、手工業、貿易、城市發展等，都曾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從農業來看，不論是當時的人口數量，還是耕地面積，都遠遠超過了以往的歷史時期。從手工業來看，也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生產規模擴大，手工作坊、手工業逐漸增多。市場也有了一定的發育。對外貿易急劇增長。主要出口商品有茶、絲、土布，尤以茶葉占第一位。康乾盛世時期政治開明、解除禁令促進了這一時期商貿發展，推動了市場體系、民族貿易、對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滲透，為民族商業資本成長奠定了基礎。

手工業

康乾盛世時期中國瓷器發展發展到了頂峰，取得了相當高的藝術成就，瓷器上絢麗多彩的裝飾紋飾，表達出豐富的民族文化內涵，是現代瓷器吸收借鑑的源泉。
清末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曾感嘆說：「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絲、棉和皮毛。既有這些大宗物產以及無數土製副產品，所以他們不需要從別的地方購買一文錢的東西。」雖然乾隆晚期（18世紀後期）英國已發生工業革命，但初起步的工業文明比起已十分成熟的中國手工業相比力量未顯。康乾時期的外貿大幅出超，是手工業產品領先工業文明的最後輝煌時期。在絲棉織品的水平方面，清朝絲織工藝比明朝大有發展，而且發展出不同的地方體系。全國絲織業的中心仍是江南的南京、蘇州、杭州，廣東也生產絲綢，而且有對外通商的地利。絲綢不只是在中國國內富有者的消費品，也是外商的熱銷貨。當時的民謠：「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綴好，銀錢堆滿十三行」講述了當時廣州十三行出口絲綢的盛況。
《全球通史》指出：「城市手工業如棉紡織業，製陶業等也已從17世紀三四十年代經歷的蕭條陰影中走出來，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甚至還超過了以前的生產水平。」亦指出在17世紀末，紡織業，製陶業，製鹽業和礦冶業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同時提及：「這些可觀的經濟變化產生的大量財富使中國仍然分化劇烈的社會出現了差距縮小的趨勢，也使得僅憑人的著裝來判斷他的社會地位變得更加困難。」

貨幣

清朝貨幣大體上採白銀與銅錢並用的銀銅雙本位制，大數用銀，小數用錢，但銀的地位更見重要。因海外貿易發達，白銀大量從國外輸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國銀元除西班牙銀元外，還有葡萄牙銀元、威尼斯銀元、荷蘭銀元、法國銀元等。

外貿

法國漢學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的統治下，原本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漸向外界開放，並維持著國內、近鄰貿易以及歐洲貿易。甚至說全歐洲的貿易量都無法跟巨大的中國貿易量相比 ，並且說中國的各個省份有如歐洲的各個王國，各自擁有自己豐富且多種多樣的特產進行貿易，而且這傾向於聯盟保護的形式，在所有的城市裡也一樣，以至官員們在商業界裡都擁有自己的股份／分成，他們當中有部分人會將他們的金錢委託給值得信任的人打理以保證他們的資產在商業往來中取得成果，連平民百姓也可以從商業貿易中得益。同時記載了清朝市集的繁華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貿易情況，並稱中國商人在交易時都很誠實。
中西貿易在乾隆年間獲得了相當的發展，英國每年要從中國進口2300萬鎊紅茶，這些茶葉帶來的茶葉稅，為英國王室提供了十分之一的收入來源。與此同時，每年有3000萬兩白銀流入中國。
《全球通史》裡對明清兩朝對外貿易作出了比較，認為明朝在「下西洋」後荒廢了中國的海上貿易：「16世紀初，明王朝實行了閉關政策。明初，朝廷曾進行大規模的『下西洋』活動，這是明王朝自信力的標誌。但這時，遠洋探險已告結束。一度引以為榮的中國艦隊成為停泊在沿海的一堆廢物。海上貿易逐漸讓給了外國人。而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則繼續占據著通往中亞大陸的陸上商路。」，而在康熙年間中國的對外貿易出現了急劇膨脹和發展。主要的出口商品被集中在南方的廣州口岸，大量的茶葉、絲綢、棉布、瓷器和漆器經這裡運往歐洲銷售，18世紀時期中國海外貿易的鼎盛一度令荷蘭東印度公司產生危機感。
在海外貿易方面，史學家黃啟臣批評「清朝海外貿易萎縮停滯，比不上宋明兩朝發展」的說法缺乏計量根據，並且指出在清朝乾隆十年間四港貿易額是明朝最高時期的三十五倍，僅廣州一地，貿易額就是明朝全部貿易最高額的十餘倍：「雖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銷閩、浙、江三海關貿易的阻礙和影響，但中國的海外貿易並未因此停頓或萎縮，而是以不可抗拒的勢頭向前發展，其規模和貿易總值遠遠超越前代，達到了新的高度。」他亦比較不同朝代在海外貿易的發展與成果：「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是全國海外貿易稅餉收入最高的年份，共29000餘兩，按當時的稅率為一兩徵稅二分推算，這一年海外貿易商品總值約為100萬兩。而乾隆十年（1745年）四港貿易總值達到36571777兩，比明代的最高年份增加35．5倍。」「就以粵海關一處的貿易而言，雍正七年（1729年）的貿易值為11105800兩，比明代的最高年份也增長10．1倍。」他亦以宋代作比較：「宋代海外貿易商品總量值未見統計，南宋趙構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來推算，那麼南宋的海外貿易商品總量值也不過500萬兩而已，這還達不到雍正七年（1729年）粵海關貿易值的一半，不足道光七年（1827年）粵海關貿易值的十分之一。」

經濟總量

康熙年代中國國庫從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銀1810萬兩，上升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銀4737萬兩；晚期，由於出兵定西藏、屯重兵於青海以防准噶爾的因素，令庫存三年連續下降，到了康熙末年（1722年），國庫為銀2716萬兩，錢138598串。另外在乾隆元年（1736年）國庫為銀3396萬兩，到乾隆末年（1795年）為銀6939萬兩，錢38串。
盛世之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國學者甘迺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指出，當時中國的工業產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業革命之後，亞當·斯密說：「中國和印度的製造技藝雖落後，但似乎並不比歐洲任何國家落後多少」。當時雖然中國經濟是世界第一，但這只是生產總量第一，而非人均。從人均來講，英國、法國已經走在前面。
清朝的賦稅很輕，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達700萬英鎊，折合約銀二千餘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體相埒，相比之下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賦稅很輕的國度。康乾時期又對外積極擴張用兵，同時大興各種工程，但國家每年的財政都有盈餘，國庫儲備銀也逐年上升，充盈的國庫是大幅度免除賦稅的重要物質保證。乾隆認為：「天地只此生財之數，不在上，即在下，與其多聚左藏，無寧使茅檐蔀屋自為流通。」即與其將財富積聚國庫，不如讓它流通於民間，藏富於民，才能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康乾時代才能在對外積極擴張、對內大興工程的同時卻不增加賦稅和人民的負擔，因為國力強盛，扣除軍費和工程費的開支，國家財政照樣有盈餘。
康乾時期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的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佔據支配地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這種位置和角色的現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約世界生產的白銀貨幣的一半，這些白銀是促成了16世紀至18世紀明清兩代的經濟和人口的迅速擴張與增長，該成就直接緣於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在世界市場上所具有的巨大、不斷增長且其他地區都望塵莫及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直到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東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

文化成就

自康熙帝以來，清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圖書編纂，例如《古今圖書集成》是由福建侯官人陳夢雷所編輯的大型類書，共有一萬卷，目錄四十卷，約一億七千萬字，萬餘幅圖片，引用書目達6000多種，是現存最大部的類書和中國固有文化的寶庫，被稱之為「康熙百科全書」。同時康熙年間修訂的《康熙字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收字最多、規模最大、價值最高、影響最廣的大型漢語字典，成為了中國辭書史上的一座豐碑，對中國辭書編纂史具重大意義。而乾隆年間修訂的《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套叢書。另外，清朝還誕生了中國古典章回小說的巔峰之作《紅樓夢》，具有高度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而清朝的《儒林外史》和《夜譚隨錄》等也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重要作品。
18世紀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廷從事兩項巨大的科學工程。一項是《律歷淵源》（1713—1722年），介紹了中國和西方音樂各種理論、樂器製造、天文曆法以及西方的數學與中國的算學；另一項是用近代科學方法繪製了第一幅詳細的中國地圖（1708—1719年）。
康熙時期大量編印中國古籍以及用滿文翻譯漢文經書，而在中西文化交流上，雙方的交流的容包括西方天算、醫學、生物、史地、藝術、宗教，中國的歷史、語文、經學、藝術，乃至於堪輿、風水等等也傳到了西歐，然而由於東西雙方由於國情文化的背景不同，加上政治功利的因素，雙方都不是全盤接受，而是有功利選擇性的吸收。以西歐而言，社會上儘管流行「中國風」、「羅科科」，但對中國的價值現觀、社會規範、思維方式等等了解不深，只有極少數人用中國的「理」來打擊宗教權威，也是不離功利的目的。另一方面，中國對於當時的西學，惟皇帝的喜愛、興趣為準，民間影響的不多，以致到禁教之後，人們對西學也很快的日益模糊。
另外，清初有才華的傳教士會被皇帝欣賞和重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被推崇和應用。而在民間，民人與西方傳教士能夠互相交遊，西學在社會中得以自由傳播，亦指出分別由康乾皇帝敕輯的叢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亦收錄了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技術。康熙亦曾經委派傳教士閔明我返回歐洲招募人才，希望增進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有學者認為康熙雖然重視科學，但得出的成果不如西方，亦有學者認為現今學界可以共信的一點就是康熙能放棄成見，虛心學習在當時還對中國人陌生的、被視為異端的西洋文化，並重用西洋人才，是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者。康熙亦被評價是一名提倡西歐科學研究的人，認為「人們從他身上可以看到歐洲近代文明的曙光」，「他是滿族歷史的驕傲，也是中華民族歷史的傲驕」。
清代修《四庫全書》收錄並留存了在清朝期間已為數不多且近乎消亡的唐代文獻，當時的四庫館臣認為「古書亡失，愈遠愈稀，片羽吉光，彌足珍貴，是固不以多寡論矣」，因此抱著「有見必錄」的原則，體現了清人保存古文獻意識的覺醒，另外，限於時代及環境的影響，清人對唐代文獻的認識多少受到考據學思想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時代特徵和局限性，但並不足以影響清人在唐代文獻認識上的正確性及其對後人的啟迪作用。清代亦是中國古代學術發展的集大成時期，清人在很多學術領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對前人文集的搜集和整理也不例外。比如清人整理宋人別集方面就取了很大的貢獻和成績。
曾經自稱有「排滿思想」的梁啟超卻對清朝二百多年文化發展有高度評價：「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鬱郁，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對於《四庫全書》的貢獻，梁啟超亦對此有正面評價，並指出清朝盛行的輯佚學救亡了不少早已失傳的大量中國古籍：「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

文字獄及高壓思想

清朝初年，朝廷宣布禁止學者創立書院，糾眾結社，表面上是不許「空談廢業」，實際上是不許「集群作黨」。
有說法認為，有清一代，思想的禁錮前所未有。議論時政、撰寫史書，往往帶來殺身之禍。於是人們噤若寒蟬，思想上難以解放，更談不上活躍。清朝的文字獄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傷害是非常大。特別是在清朝乾隆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更決絕地放棄自尊和人格，為了功名利祿而貪污、腐化等現象在晚清時創了中國歷史之最。除了文字獄以外，清人又藉編修《四庫全書》等機會，大規模禁毀各類書籍數千種。
《劍橋中國史》則指出，清代文字獄中禁止的大多數作品實際上一直都被保存下來，大多數遺失的作品也不在被禁之列。被列入禁書名單的書往往反而被認為有特殊價值，從而被小心地保存下來。禁令實際上是最有效的「廣告」形式。
儘管在康熙晚年發生過《南山集》案，但對於一些明朝遺民的反清思想，康熙帝在大部分情況下都以寬容的態度處理，一些著作例如詩僧函可的《千山詩集》、被指「違礙之處觸目皆是」的顧炎武所著的《顧炎武詩文集》和王夫之的《讀通鑑論》都陸續結集出版，在顧炎武的著作中記載了莊氏《明史》案以及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參加官修《明史》之事，當中以「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裝』）三百舸，舸舸好紅顏」之類的詩句批評清初滿洲貴族的暴行，而王夫之則在《讀通鑑論》中說天下之大防有二，他認為「夷狄」乃「異類」，故「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號召漢人起來反抗滿洲人的統治，然而他在當時都未予追究。晚明清初學者以及在其著作《留書》和《明夷待訪錄》中激烈批判清朝統治者的黃宗羲，一改其著作中《明夷待訪錄》之用中性干支紀年而採用清朝正朔。在黃宗羲晚年的詩文和書信中，讚美清朝的字眼不一而見。如稱清朝為「國朝」，稱清軍為「王師」，稱清聖祖為「五百年名世，於今見之」的「聖主」、「聖天子」，其統治為「王道」。」。以至有學者指出，進入康熙年間，江南大部分儒士態度逐漸轉變，放棄了反清鬥爭並且承認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康熙朝以後，江南大部分儒士則逐漸放棄了反清鬥爭，轉而承認清朝統治的合法性，民族鬥爭漸趨回歸社會批判運動。
中國歷史學博士喻大華認為文字獄的影響事實上被誇大，他引用顧炎武的觀點指出考據學的重要性：「清代文字獄集中於雍乾兩朝，但考據之風則倡導於清初。顧炎武針對明代學風空疏而在清初倡導經世致用，力行實學並大搞考據，深刻地影響了清代的學風。學者們受他影響而搞考據，而愈搞考據愈覺求真知之不易，愈覺考據學之重要，於是相與研習，蔚為風氣。總之，一個時代學風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內在原因，無論把文字獄的作用如何誇大，它也只是外因，不能最終說明問題。」
用言語文字的方式反對現存政權的統治在中國歷朝都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明、宋以及統治相對寬鬆的唐朝也通過強制手段對號召民眾推翻現政權的人進行懲處。在18世紀，發生文字獄的年份大約三十年，且主要是集中在乾隆中葉。內容清楚和時間明確的文字獄總共有58起，若算上不確定的案件，至多不超過100起。在五十多起文字獄中，有二十多起是因包括少數生員的下層百姓缺乏政治常識，例如誤觸廟號、御名或因語言「狂悖」而被清政府羅織罪名；有五起是因為胡廷內部政府鬥爭以文字得罪者，分別是汪景祺案、戴名世案、胡中藻案以及彭家屏等案；有七起是因為皇帝過分敏感而造成的案件，例如世臣之案；其餘的二十多起案件源於臣民確有不同思想觀念或政治見解但不是有意公開反清而得罪。在一百年裡，文字獄的文人犧牲者只有戴名世、謝濟世以及案發時已去世的呂留良、沈德潛數人。
清朝的文化高壓政策打擊的對象比較集中，主要是危害和不利於清朝統治的思想，對不同學術、學派、宗教以及科學技術的探討，乃至文學藝術的創作, 清朝政府採取的則是優容並蓄的措施，例如清廷對當時知識界的學術爭議「漢宋之爭」就採取不介入政策，對公然反對官方統治哲學的理學且說出「亂之本，鮮不成於上」的戴震也從未追究其「害義傷教」之罪，貶斥理學、被正統學者批評是「名教罪人」的袁枚也從來沒有被治罪。在18世紀，真正由皇帝發動的和針對學者的文字獄比較少見，而且大多從寬處理。

科學

清朝對天文學有相當程度的重視，從順治到乾隆期間命傳教士製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儀器如赤道經緯、黃道經經緯、簡平儀等，同時有相關天文學術著作出現，亦改善和編製了較為先進的曆法。西方的物理學知識也從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國傳播，康熙年間的學者戴震就寫有關於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傳教士南懷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紹各種工程技術的作品外，亦著有《驗氣圖說》和《形性理推》等對中國的物理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的介紹西方光學知識的書籍，並在一定程度下讓一些學者啟迪進而研究光學，例如在康熙年間寫有《鏡史》一書的孫雲球以及在十九世紀前期寫有《鏡鏡詅痴》的鄭復光；在對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學者、匠師和科學家如黃履莊、黃履、孫玄球等對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製，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動了中國的物理實驗和機械製造的發展。
康熙年間有一些精通醫術的傳教士如張誠和白晉等向中國傳授西方醫學，並且被容許在入職朝廷、建立試驗室傳授解剖學知識，康熙對此深感興趣，以致在一次研探解剖學時得病。法國傳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用滿文翻譯人體解剖學方面的著作並名之為《欽定格體全錄》，巴多明和白晉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譯出有關人體血液循環的著作，並且在北京傳播相關知識。西方傳入的醫學知識和理論亦引起了中國醫學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劉獻廷研究過人物圖說等西方醫學著作，乾隆年間著有《醫林改錯》的醫學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視解剖學：「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痴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盲子夜行！」。
清朝建立前，中國的數學和天文學出現了倒退，明朝年間失傳的宋元兩代的數學知識經過清代學者梅穀成等人重新發現並加以研究；另外，明朝初期也立令殊死學習天文學的民人，放寬禁令後有學者編寫了一部天文著作，可是無人問津、不被重視且「未曾用之」，以至到了後期朝廷在天文方面要依賴傳教士利瑪竇。
《四庫全書》對西方科學書籍作出較高的評價：「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誇詐遷怪，亦為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也將西方宗教與西方科學作了區分，強調「「節取其技能」」，《四庫全書》的作者們明白傳教士的來華目的是為了傳播天主教，介紹西學不過是傳教的手段。因此他們在讚揚西學的同時指出「蓋欲借推測之有驗，以證天主堂之不誣，用意極為詭譎」。另外，《四庫全書》收錄了27種西方傳教士的著述，當中包括西洋的數學、天文、儀器及機械等方面的著作，被收錄的書籍包括有《泰西水法》、《西儒耳目資》、《坤輿圖說》、《乾坤體義》等。

民族

康乾時期，清朝廣建寺廟，因俗而治，眾建分勢，與蒙聯姻等民族政策，對蒙古建喇嘛寺廟群，平定準噶爾部叛亂，收復土爾扈特部，對西藏與班禪額爾德尼加強聯繫，對西南土司推行改土歸流政策。通過修德安民、恩威並施的民族政策，穩定邊疆民族地區。
清初的皇帝大多通蒙藏回語，與歷代的帝王有所不同。

漢族

清初入關後有「六大弊政」，剃髮（或薙髮）、易服、圈地、佔房（侵佔房舍）、投充（搶掠漢人為奴隸）、逋逃（逃人法），延續時間最長的，是逃人法。順治七年六月，廣西巡撫郭肇基等人因為「擅帶逃人五十三名」，被處死。清初曾頒令諭：一、八旗制度移入關內，全族皆兵。二、鼓勵滿人入關。三、圈地，使近畿五百里內全屬旗人所有。四、禁止旗漢通婚；禁止滿人自由擇業。弊政中的投充和逋逃皆為圈地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康熙帝親政後即立即下令永遠停止圈地，並逐步放寬對逃人的禁令並最終裁撤督捕衙門。隨後康熙開始採取一系列與民休息的政策。

蒙古

清初蒙古分為四大部。
1690年至1697年間烏蘭布通之戰與三征噶爾丹使噶爾丹戰死，創立多倫會盟以保護喀爾喀蒙古。雍正時期將喀爾喀蒙古併入清朝。1729年聽從張廷玉建議，以傅爾丹與岳鍾琪兵分二路於科布多對抗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最後於和通泊之戰戰敗。1732年噶爾丹策零東征喀爾喀蒙古，兵至杭愛山，被喀爾喀親王策棱擊敗。1734年清準和談，以阿爾泰山為界，西北大致和平。

西藏

青藏地區的和碩特汗國協助黃教達賴五世擊敗紅教統一全藏，之後分裂成青海與西藏和碩特。達賴六世時，藏區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結嘉錯管理，他聯合準噶爾對抗西藏和碩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殺桑結嘉錯並廢除達賴六世。1717年噶爾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殺拉藏汗，並且佔領拉薩。清軍於1718年試圖進藏但被準軍擊敗，最後於1720年由胤禵率軍驅除成功，協助七世達賴入藏，以拉藏汗舊臣管理藏區。這是清朝正式經營青藏地區之始。清政府從此在西藏駐軍。
雍正初年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意圖復興和碩特汗國而亂，隔年年羹堯與岳鍾琪等人平定。為此雍正帝佔領部分西康地區，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
乾隆時期對西藏加強控制，開始規定所有事務都要由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商同辦理，並明示中央的派駐管員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的地位平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擬定並頒布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正式制定了金瓶掣籤制度，並且頒布被一些現代學者認為是西藏屬於中國領土的最有力證據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自此，西藏涉及國家主權和中央權威的重大問題已經完全由朝廷掌握，如西藏與鄰國的關係、軍隊駐防、宗教領袖的繼承、內部叛亂的鎮壓等必須由大臣處理或者上報朝廷決定。

回部

1745年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去世，國內諸子爭位。乾隆帝乘機於1755年派降將阿睦爾撒納為引導，以定北將軍班第率軍平定準噶爾，攻下伊犁。而後阿睦爾撒納想要成為新一代準噶爾之主，由於沒有獲得乾隆帝支持而叛變。乾隆帝派兆惠西征，最後於1757年平定天山北路，準噶爾亡，其族慘遭滅絕。然而在天山南路，脫離準噶爾統治的回部領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稱大小和卓之亂。其領袖布拉尼敦與霍集占佔據喀什噶爾與葉爾羌，意圖自立。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輕軍渡沙漠圍攻葉爾羌（今新疆莎車），反被包圍於黑水營。隔年清將富德率軍解圍，兆惠與富德最終攻滅大小和卓，並讓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各國成為藩屬國。

西南土司

雍正聽從鄂爾泰建議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具自治性質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數民族。
乾隆初年派張廣泗平定貴州苗民之亂，隨後清軍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縣與小金縣）動亂，史稱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間發生大金川之戰，清軍於此吃盡苦頭。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戰爆發，大小金川的諾木與僧桑格均叛，清將溫福戰死，阿桂歷經多次作戰，直到1776年方平定。

藩屬國

1765年朝鮮北學派先驅洪大容在出使清朝時體會到清朝國運的變化，他在《湛軒燕記》中寫道：「清主中國，盡有明朝舊地，西北至甘肅，西南至緬甸，東有瓦喇。船廠又其發蹟之地。而在明朝一統之外，則幅員之廣甲於歷朝。藩夷之服貢者，琉球間歲一至，安南六歲再至，暹羅三歲，蘇祿五歲，南掌十歲一至。西洋、緬甸貢獻無常期。蒙古三十八部不服者二，其三十六部選士入學，選兵入衛，通關市、婚姻，商胡貿遷無限域，馳馬交於關東，則與一統無甚異也。」

人口激增

康熙後期，經過長時期的休養生息，社會已日趨安定，但人丁與地畝的載冊數增加遲緩。由於土地與人口的清查不夠徹底以及地主以多報少之故，貧民迫於賦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統計並不確實。康熙帝為確實掌握人口數，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詔「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冊人丁數作為全國徵收丁銀的固定總額，以後新增者為「盛世滋生人丁」，從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稅。但除補不易，弊端又無法避免。所以採取攤丁入地政策，廢除人頭稅（丁稅），併入土地稅內。這使得無產者沒有納稅負擔，而地主的負擔增加，對於清朝人口的持續增加、減緩土地兼併、以及促進工商業的發展有一定的作用。
清朝的人口擴張和流動規模在長期性和常規化等方面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為了「移民實邊」、發展經濟和保衛疆土，清政府鼓勵內地人移民到蒙古南部、新疆、台灣及東北地區。在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內地各省約有七百至八百萬人遷移到邊疆和海島地區，形成了一股股由中原向東南、西南、西北、北、東北四面八方輻射狀的移民浪潮。
有說法認為清朝人口的增長主要是依賴美洲農作物的輸入，又由於清朝的經濟和人口的增加主要歸因於美洲作物番薯，故稱「康乾盛世」為「番薯盛世」，然而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楊方指出，清朝中期玉米、番薯的產量合計僅占全國糧食產量的4.63%，美洲作物對清朝人口巨量增長並突破2億、3億直至4億的作用並不重要，清朝中國數億人口的主要糧食仍然是傳統作物。歷史地理學家韓茂莉亦指出將康乾盛世歸功於南美作物這一提法缺乏事實依據，儘管玉米、甘薯傳入中國，對農業、人口均起到重要作用，但從沒有達到絕對優勢，傳統糧食作物依然是農作物中的主流。另一方面，在盛世期間，農民能夠進食肉類的機會亦比以往的朝代有所增加。

生態災害

另一方面，清政府的人口和經濟政策也給當時的中國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為了養活激增的人口，不得不開墾森林、草原和圍湖造田，也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災害。
中國的森林大致在明代中期以後大面積的消失，黃河中游的森林在明清兩代尤其遭遇到毀滅性的破壞。從晚明到清末，中國的森林消失得最為迅速，情況也最為嚴重。盛世時期的清朝不能加以抑止前朝嚴重耗損自然資源的行為，且一發不可收拾。清朝在統一戰爭後土地嚴重荒蕪，人口大量流亡的狀況下，亦實行了減輕賦稅、招民墾荒、安置流民、興修水利、推廣高產作物等措施，以圖迅速恢復生產，使社會經濟回復到正常的發展軌道上，儘管18世紀的中國社會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諸多不足與局限，對環境的破壞便是一例：康乾盛世時期由於人口壓力巨大，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更趨嚴峻，當時人們通過圍湖造田和為圍河造田，來開拓更多的耕地，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災害，比如在福建地區「閩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為田，遠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無涓滴不為用，山到崔嵬盡力耕』者，可謂無遺地矣，而人尚什五游食於外。設使以三代井田之法處之，計口授田，人當什七無田也。」這一明朝時期的描寫，到了清代依然使用。在山東沂水縣地區，「貪利愚民開墾」荒山，「雖種雜谷，一遇旱年，顆粒不收」；萊蕪縣「開山愈多，而良田之沖沒益甚，草樹既盡，土松石露，一雨未畢，沙石墮下，低田乃益受其害，墾一衝十，得不償失。」。在江南平原地區「地無不耕之土，水無不網之波，山無不採之木石，而終不足以供人用……向無人煙之處，今則宅舍彌望。蓋人滿之患，至斯極矣」。
毀塘、填溝、截河、占用河道造田、與水爭地，成為全國性的問題，這不僅摧毀了本就脆弱的水利設施，而且釀成了更大的生態災難。還有因為種植方式的問題，正在引發大規模的水土流失，導致了乾隆年間出現大範圍的江河湖堰淤塞。當時清人汪士鐸也感慨到環境破壞帶來的災害。

救災工作

康乾盛世期間不論是救災、防災，如荒政、倉儲，還是相關的公共工程建設，如水利建設，幾乎都是同一時期其他國家難以比得上的，以致有西方學者把18世紀的中國稱之為「福利國家」。然而到了盛世後的嘉道及光緒年間，儘管清政府在這方面還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更多時候基本處在一個相對來說有心無力的階段，所謂「竭天下之力，而所救不過十之一二」。

社會

乾隆年間的前期和中期是一個社會穩定、經濟增長、疆土擴張、軍事力量強大、政治自信以及文化繁榮的時期。在國際上，清朝是一個令人矚目的政治實體，其領土讓所有歐洲國家都相形見絀。清朝的人口相當於當時世界人口總數的1/4，是當時歐洲人口的3倍。清朝的國內經濟規模同樣非常龐大，馬戛爾尼本人估計至少是英國的4倍。駛向北方市場的滿載木材的船隻需要一天時間才能通過固定的檢查站。地區間的茶葉、棉花、糖、絲綢和糧食貿易量，相當於歐洲的紡織品和日用品的國際貿易量。從廣州這樣的南部港口到天津這樣的北方港口的航程有3200公里，相當於里斯本到漢堡的航程。北京和江南沿海城市的奢侈品消費與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奢侈品消費不相上下。

識字率

康乾時期的另一個成就是國家識字率的提升，不僅是男性，還包括女性的識字率。由於貿易產業的發展，該時期的男性出門得更頻繁，為了讓家中的男性在家外獲得成功，家中的女性需要擁有自己獨特的權威。這意味著在一些上流家庭中，一名最理想的母親是跟他們的丈夫一樣都受到教育，都會閱讀和寫作，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讓他們的兒子盡可能在年輕的時候學會讀書識字。清代在重視和強調對婦女的教育這一方面，跟以往的朝代相比是一項很大的改變。

奢靡之風

李景屏認為康乾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盛世，但由於封建體制的制由於封建體制的制約，大量社會財富流向非生產領域；在畸型消費的刺激下，奢靡之風席捲著清朝上下下，盛世的根基漸趨蛀空。

晚期的貧困現象和動盪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出使任務失敗歸國期間，其副使斯當東記載：「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而馬戛爾尼本人則認為：「人民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所以人們膽怯、骯髒並且殘酷。」，並認為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內中國沒有改善和前進，相比歐洲反而倒退了。在《停滯的帝國》一書有如此描述：「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
馬戛爾尼也指出乾隆晚期社會的混亂與不穩定，例如貧窮、饑荒、棄嬰和民變、兵禍等，都加速了當時清朝社會的動盪不安。
馬戛爾尼：「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馬戛爾尼們還研究了滿清的法律，認為「一個民族的法律是他們的精神狀態和性格明白無誤的見證」；「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細緻並不斷地干涉個人行為」所以，它不可能強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因為「一個民族是否強盛和幸福完全要嚴格地取決於它的每人誠實的榮譽感是否強烈。」。

朝鮮使臣的記載

明朝亡於清朝，與明朝自身的腐敗有密切關係。對於明朝官僚機構的臃腫和腐敗貪賄，朝鮮使臣也有所體會。隨著清朝政治上的穩定、文化上的發展、經濟上的繁榮，再加上清朝越來越以一種寬鬆和優惠的政策對待朝鮮，一部分朝鮮人特別是其中一些親身遊歷過清朝的燕行使臣，目睹清朝社會繁榮和與清朝文人接觸筆談之後，儘管受儒家「春秋名分」思想的影響，依舊視清為夷，但對比本國狀況，卻深感此夷不再可鄙，無法可攘。
朝鮮人鄭太和在1649年和1662年兩次出使清朝，寫有《陽坡朝天日錄》和《壬寅飲水錄》兩部燕行錄。鄭太和在《壬寅飲水錄》中記載他注意到途經一些地方市肆，清代已初現繁榮景象，使臣在北京遇到為清朝所用的漢人文官亦感覺頗為親切，又指出使臣在明代所遭遇的沿途敲詐及繁文縟節也已摒除。
1691年，謝恩兼三節年貢使一行回國復命，正使瀛昌君李沉在受朝鮮國王召見時說道：「臣累度往來，閭閻比前頗盛，人民益繁矣」。1790年，徐浩修出使清朝，其《燕行紀》紀錄了沿途的所見所感，指出當年的「口外之荒漠」如今「商旅輔湊，市裡櫛比，水草豐饒」，他認為這是清人「以中華之利與外夷共之」。徐浩修又回想元代「蒙俗質樸尚有混沌，未鑿底意」，但是「待人接物純是誠款」，發出「天之生才固不限於華夷也」的感嘆，也對傳統的華夷之別提出了疑問。
1715年，領議政李光佐出使清朝，回國後他對英祖說：「清人維是胡種，凡事極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時，但國俗之簡易稍異矣。」宋寅明認為：「清主立法簡易，民似無怨，不必促亡也。」而徐浩修儘管偏見地以為「今中朝士大夫⋯⋯稍欲務實者，亦不過拾掇亭林竹坨之餘緒而已。」但同時也看到了清朝「不懈文教」和對儒學的推崇。

說法來源

稱頌「盛世」並非始於清人，但是在清代的官方文獻中大量出現讚美本朝為「盛世」的文字，其使用頻率之高、範圍之廣，遠遠超過以往的朝代。
到了晚清時期，清朝國勢式微，士大夫還是習慣用「盛世」一詞諛頌清朝，有關「盛世」的著作仍層出不窮。
1980年代後，中國在話語和學術上的有所放寬，對清朝更細緻和更正面的觀點開始出現，對清代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學術研究開始興盛起來，與滿族相關的研究工作也逐漸復興。人們對清朝的認識從一個「不太黑暗的時代」變為一個強大、經濟繁榮、文化發展以及人口眾多的「啟蒙時代」。

評論與爭議

「康乾盛世」問題在學術界是一個頗受關注的問題，當中的關注與訴求也包含了歷史敘述、價值評判、道德情感、現實關懷諸多面向。儘管清朝在康雍乾三朝時達到頂峰，18世紀被視為清朝的最繁華時期，甚至認為這段時期代表了中華文明的一個新的高峰。但這段時期在中國歷史上仍頗具爭議，以致學界對「康乾盛世」是否存在尚存爭議，或有論者大體肯定「康乾盛世」，但也注意到其間存在的問題；或大體否定，但也指出其間亦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在各種認識和觀點的交流中，有學者提出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釐清，如「康乾盛世作為一個概念或名詞或說法能否成立」、「認識康乾盛世的標準是什麼」和「對康乾盛世問題應持什麼樣的態度」等。

定義和標準

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教授周思源不同意康乾時期是「盛世」，只能稱「康乾之世」。他的主要理由有：漢唐之所以公認為盛世，與其政治環境寬鬆、精神昂然進取有很大關係。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誤就是禁錮思想，以文字獄為代表的嚴厲的殘酷的禁錮思想。至於「康雍乾時期的經濟發展，是明末以來戰亂頻仍之後的一種恢復性發展。而並不是由於新的生產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學技術引起的生產力革命性大提高。」
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對周思源的觀點作出評論：「整個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都沒有『新的生產方式』與『新的科學技術』，都是專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周思源）的理由，中國封建社會就不會有什麼『盛世』。」他亦指出「盛世有陰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認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萬事大吉。這不是客觀的歷史事實，也不是辯證的思想方法……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時間使糧食生產翻了一番多。在當時農業技術並無顯著提高的水平下，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復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進了。這是廣大農民的努力，也離不開清政府重視農業，獎勵墾荒，興修水利，減輕賦稅，推廣高產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勵和默許移民等政策的結果。」

橫向與縱向比較

有學者認為，雖然康乾時期的人口和糧食產量呈快速增長態勢，但與同時期的歐洲國家英國來橫向比較的話，無論從存量還是從增速來看均具有較大差距。此外有說法稱康乾時期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不高、生產力水平低下、軍事實力不強、文化事業停滯不前，政治制度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認為「康乾盛世」並不存在。康雍乾時期已經孕育了許多社會問題，無論從政治、經濟、科技文化還是從人性解放角度來看，這一時期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差距都是越來越遠。
直到18世紀，當時正處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得以鞏固。若只把康雍乾時期和漢、唐、元、明作縱向比較而不進行世界的橫向比較，中國當時的社會看起來仍具有活力和繼續發展。18世紀的中國確有值得稱道的巨大成就。亦有學者批評當代一些人將中西對比角度帶入清史，否定康乾盛世，以及用中西橫向比較的「盛世」概念去評價傳統史學縱向比較的「盛世」概念是屬於概念錯位。「康乾盛世」中所謂的「盛世」概念，是傳統中國史學中的概念，中國傳統史學相信歷史循環論，將時代分為治世和亂世，盛世和衰世，並以此作為褒貶依據，而傳統史學中的「盛世」概念是縱向而言，例如「貞觀之治」與隋末的衰世相比是「盛世」。
侯楊方說，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經驗看，國家軍力強盛、對外開疆拓土的同時會伴隨著對內的橫徵暴斂，因為強大的軍力和戰爭需要經濟的支撐，導致民力消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秦始皇伐匈奴、征南越、建長城、修宮室耗費天下民力，結果強大盛的秦朝傳至二世後滅亡；漢武帝征伐匈奴的結果是漢朝戶口減半，導致民怨沸騰，漢武帝本人晚年也痛悔自己就是另一個秦始皇；唐玄宗對外頻繁用兵，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親歷者杜甫形容：「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結果唐朝的開元盛世迅速在安史之亂爆發後走向了衰落。而康乾盛世開拓的版圖空前，用兵頻繁，從歷史經驗看橫徵暴斂似乎不可避免，但清朝統治者在這一時期，不僅沒有增加賦稅，反而頻繁下令蠲免天下賦稅，其力度之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康熙曾多次南巡視察河工，體察民情，他認為自己的出巡會對地方造成一定的騷擾和負擔，因此他經常蠲免所經地方的賦稅，即使沒有慶典、巡幸、用兵，康熙也經常「無緣無故」蠲免天下賦稅，有一次甚至免除了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在康熙帝在位的62年間總共不同程度地蠲免天下錢糧共計545次，總計折合白銀達1.5億兩。康熙中期以後天下太平，經濟繁榮，國家歲入不過三千五百餘萬兩白銀，即相當於免除了4年多的歲入。

其他評論

魯迅說他看了外國人的一些記載，懷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獄吹出來的。魯迅對康乾時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庫全書》多次發表批判言論，如「清人篡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
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歐立德不認為乾隆從一開始就想通過編纂《四庫全書》來對學術和文學的發展加以審查。他認為乾隆的初衷是「蒐集和保存古今之圖書」，以塑造出自己是「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儘管乾隆期間的文字獄帶來種種亂象，但並非是乾隆一個人的責任，許多文字獄的判罰雖然以朝廷的旗號進行，但這並不能說明大規模的審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乾隆不出面阻止的原因是因為清朝皇帝的皇權實際上並非無限，乾隆無力阻止官僚擴大化文字獄。
中國作家張宏傑認為乾隆盛世是一個「飢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於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設計出來的盛世。乾隆時代的中國人，是「做穩了的奴隸」，只許有胃腸，不許有頭腦。乾隆的盛世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撲面而來的世界大潮。英國人一到中國，馬上發現中國人遠不是傳說中的那樣，是「全世界最聰明、最有禮貌的一個民族」。他們發現中國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對公眾事物漠不關心。
中國作家易中天說康乾時期：不過帝國制度徹底毀滅前的迴光返照，論氣度，論胸襟，論精神，均不能與「漢唐氣象」相提並論。
學者洪振快認為康乾盛世甚至認為「18世紀的中國都不能和中世紀的英國相比」。
美國漢學家和歷史學家魏斐德指出，清朝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快地擺脫了17世紀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令歐洲君主羨慕的是，在多爾袞，順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礎上，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在此後的近兩個世紀中，都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在18世紀康乾盛世期間，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將當時的中國圖景呈現給歐洲人，引來歐洲人對中國的強烈嚮往。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餘年間，在歐洲形成了長時間的「中國熱」。法國啟蒙學者伏爾泰稱讚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中國熱」期間，無論是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捧，以至於在1769年曾有歐洲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這種時尚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築等。
日本學界亦尊重和推崇康熙和雍正，有日本學者翻譯了《聖諭》，並且稱呼康熙帝為「上國聖人」，康熙的訓渝《十六條》，以《聖渝廣訓》書名刊行，天明八年（1788年）並附以雍正對十六條訓渝的敷衍釋文於書後再次出版。稱該訓渝「實為萬世不易的金言」，對雍正亦稱為「希世仁君」。

文獻記載

清初思想家和政論家唐甄所著《潛書》描述「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雖年穀屢豐，而無生之樂。」，又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認為「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另外，唐甄的記載經常被引來論證清代經濟的停滯與不景氣，然而唐甄指出的是市場缺銀，而非物資及糧食供給不足，這種情況在雍正年間已有明顯改善。
晚明清初學者以及在早年激烈批判清朝統治者的黃宗羲，在康熙時代也逐漸稱清朝為「國朝」和清朝的統治為「王道」，在晚年一改「太平有策莫輕題」之初衷，在其著作中稱清朝為「聖朝」、「國朝」，稱清聖祖為「聖天子」，稱清兵為「王師」。
1765年，朝鮮使臣洪大容質疑「中國多災異，民心多動」的傳聞，向中國友人錢塘、嚴誠和潘庭筠打聽當時清朝社會的實狀。潘庭筠回答：「並無此事。數年前回部抗逆，三年而滅。」嚴誠則說：「此時太平極盛之世。即有小丑，無聊竊發，皆即時剿滅。如有所謂馬朝柱者，叛跡雖著，然大索天下，十年不獲。今聞其人已斃伏天誅矣。至於民心，則普天之下，無不感戴，並無騷動之說，江浙尤甚。屢蒙蠲租賜復之恩故也。」洪大容感嘆：「我東（朝鮮）亦被顧卹。貢獻奏請，事事便宜」；「自康熙以來，待之迥異他藩，有請曲徇。前明時則太監用事，欽差一出，國內震撓。雖然，豈敢以此怨父母之國哉。」另一方面也體會到清朝對朝鮮的「厚往薄來」，他在與錢塘三士（潘庭筠、嚴誠、陸飛） 的交往中，感到中華文化並未因滿族入侵而有太大的變化，他評價三名中國友人「雖斷髮胡服，與滿洲無別，乃中華故家之裔也」，「非吾輩所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