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胡佛

家庭背景與早年生活

1874年8月10日，赫伯特·胡佛生於艾奧瓦州的西布蘭奇。他是第一位生於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美國總統，也是至今唯一一位生於艾奧瓦州的總統。父親傑西·胡佛（Jesse Hoover）是一位鐵匠和農具店店主，系德國-瑞士裔；母親赫爾達·明索恩（Hulda Minthorn）則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諾里奇，為英格蘭-蘇格蘭裔移民後代。夫婦均為貴格會教徒。
胡佛的父母於1880年、1884年先後病逝，這使他年僅9歲就成了孤兒。之後，他先是和祖母在普利茅斯的金斯利（Kingsley）生活了一段短暫的時間，隨後又與叔叔艾倫·胡佛（Allen Hoover）在西布蘭奇一起住了一年半。1885年11月起搬到俄勒岡州的紐伯格市與之前一年剛喪失愛子的舅舅約翰·明索恩（John Minthorn）一起生活。胡佛在教友會太平洋學院（Friends Pacific Academy，今喬治·福克斯大學的前身）上了兩年學，然後到他舅舅位於塞勒姆的不動產公司打雜。儘管從未上過高中，但胡佛堅持上夜校，並學習了簿記、打字和數學。
1891年史丹福大學建校開學，胡佛作為第一批學生被免予學費入學。胡佛自稱他為斯坦福的第一個學生，理由為他是宿舍樓中第一個班的第一個學生。他在學校中擔任棒球和橄欖球隊的學生經理，還於1892年參加了首場斯坦福和伯克利一年一度的校間橄欖球對決。作為棒球隊經理，胡佛還經歷過這樣一件趣事：1894年的一場比賽之後，他發現球票收入對不上帳—一位觀眾沒有交25美分的票錢。他追上這位觀眾要錢，才發現這個人正是一年前剛剛離任的前總統班傑明·哈瑞森。那時，哈瑞森正在斯坦福教授法律。後來回憶起這次邂逅，胡佛說那是他「第一次和偉人在一起。」1895年，胡佛被授予地質學學位並從斯坦福畢業。

婚姻和家庭

1899年胡佛與斯坦福上學時的女友盧·亨利結婚。二人育有二子：小赫伯特·克拉克（Herbert Clark Jr.，1903–1969）和艾倫·亨利（Allan Henry，1907–1993）。
盧·亨利並不像她的前任們那樣來到白宮後才開始為人所知。作為當年史丹福大學班上唯一一個取得了地質學學位的女生，她早已名聲在外。儘管盧·亨利從來沒有正式從事過她的專業工作，但仍然是一戰後新女性的傑出代表：聰慧、剛強，昭示著女性的種種可能。

採礦工程師

1897年，胡佛作為倫敦一家採礦公司墨林公司（Bewick, Moreing & Co.）的工程師前往澳大利亞。兼為地質學家和採礦工程師，胡佛負責在西澳大利亞尋找可投資的金礦。他23歲即被任命為採礦經理，領導一個瓦利亞之子採礦公司（Sons of Gwalia）所屬金礦的擴建項目。該金礦位於西澳的瓦利亞（Gwalia）。為節約成本和抵消澳州本土礦工工會運動的影響，他引入了大批義大利移民。他相信「義大利人和其他人間的競爭有著不是一般的好處。」，還稱「義大利礦工的素質比其他礦工足高出百分之二十。」在澳洲，他曾於Big Bell、Cue、Leonora、Menzies及Coolgardie等金礦工作。
1899年，胡佛與大學同學盧·亨利結婚。婚後夫婦前往中國天津，在那裡胡佛任墨林公司駐華代表，並受聘於開灤公司擔任技術顧問。在中國期間，兩人學習了漢語官話，能夠流暢使用。胡佛入主白宮後，夫婦二人還常為便於秘密交談而使用中文對話。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胡佛被困於天津。他的住所周圍幾乎有一個月的時間處於戰火之中。因職業關係使他具有豐富的關於惡劣地形的知識，胡佛還曾協助八國聯軍在天津的軍事調動。胡佛之後通過詐騙取得中國開灤煤礦股權。此事後來在美國國會還被作為政敵攻擊他的理由。
1901年胡佛成為墨林公司的合伙人，負責公司在澳大利亞的各類項目。1905年8月至9月間，胡佛想出了一個技術創新。當他參觀新南威爾斯州布羅肯希爾的一個鉛銀礦場時，胡佛發現開採的鉛銀礦石中有大量的鋅。而這些鋅因無法提取而只能作為礦渣倒掉。胡佛隨後設計了一個工藝過程，利用當時尚屬新式的泡沫浮選法來處理這些礦渣以提取鋅。後來，他和威廉·貝魯（William Baillieu）等人合夥創建了「鋅公司」（Zinc Corporation）。這家公司日後幾經合併成為力拓集團的一部分。
1908年，胡佛成為一名獨立的採礦顧問，前往世界各地幫助考察，直到1914年一戰爆發為止。他還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史丹福大學講學，其課程講義於1909年以《採礦原理》為題出版。這本書也成為一本採礦學標準教材。1912年還和妻子一同翻譯了德國礦冶學家格奧爾格·阿格里科拉於1550年以拉丁文撰寫的採礦學經典巨著《論礦冶》。這個英譯本提供了大量歷史背景內容，是迄今《論礦冶》一書最為重要的學術譯本，故仍在出版之中。

成為慈善家

1914年8月一戰爆發後，胡佛幫助組織了約12萬旅歐的美國公民—當中有遊客、學生、商人和其他人返回美國。五百多名義務工作者在他的領導下負責分發食物、衣服、船票和現金。胡佛後來說：「我當時並未認識到，但在1914年8月3日這一天，我的職業生涯永遠地結束了。」胡佛喜歡如此總結獨裁和民主的差異：獨裁由上而下地組織，民主則是由下而上。
在1914年秋天遭到德國入侵後，比利時開始面臨嚴重的食物短缺。胡佛遂參與比利時救濟委員會的工作，展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救濟行動。當時，雖然委員會的主席是比利時人Emile Francqui，但胡佛為實際的行動帶頭人。救濟委員會的月預算達1100萬美元，主要來自私人捐款和政府援助。它還有自己的旗幟、海軍、工廠、磨房和鐵路，儼然成了一個救濟共和國。
在隨後的兩年中，胡佛在倫敦每天工作14個小時，為九百萬戰爭受害者管理分派了約250萬噸食物。作為一種早期的「穿梭外交」，他四十次橫渡北海與德國當局接觸，懇請他們允許食品運輸。他成為了一個國際英雄。比利時的勒芬市還把一座重要的廣場以他的名字命名。
1917年4月美國參戰後，時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指派胡佛為食品管理局局長。胡佛相信「食物將贏得戰爭」，故設立了一些指定日期鼓勵人們不吃特定的食物，從而確保前線的補給和避免在國內實施配給制。這些指定日期包括：無肉星期一（meatless Mondays）、無麥星期三（wheatless Wednesdays）、以及「拿不定主意就吃馬鈴薯（when in doubt, eat potatoes）」。儘管胡佛多次命令宣傳部門不要提及他個人的姓名，但這些舉措還是被政府公關人員稱作「胡佛化」（Hooverization）。
戰後，胡佛作為巴黎和會下轄最高經濟顧問委員會（Supreme Economic Council）和美國救濟管理局（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成員，組織向中歐地區數以百萬計的飢餓人口運送糧食。他利用一個新成立的貴格會組織，美國教友派服務協會，來運作在歐洲的大部分物流運輸。
胡佛為戰後的德國人民提供食物，還在1921年為俄國遭受饑荒的布爾什維克控制區給予救濟。參議院多數黨領袖亨利·加博·洛吉和其他共和黨成員反對他救濟俄國。當被問及是否這不會變成對布爾什維克的幫助時，胡佛駁斥道：「兩千萬人在挨餓。不管他們是什麼政治，他們總得吃飯！」戰爭結束時，紐約時報命名他為「最重要的十位活著的美國人」之一。
當1919年回到祖國時，胡佛面對的是一個充滿政治機會的世界。民主黨把他視作下屆總統的有力人選；威爾遜總統本人也傾向於讓胡佛當他的繼承人。當時紐約州正在升起的一顆政治新星富蘭克林·羅斯福也曾斷言：「不可能有更好的人選了。」胡佛雖曾短暫考慮過加入民主黨，但他相信1920年共和黨將取勝，因此決不能站錯隊。另外，他還坦承一個讓他無法加入民主黨的原因是他小時候鎮上唯一的民主黨人是個醉鬼。
胡佛還認識到他有著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來收集關於大戰及其後果的信息。1919年，他在史丹福大學建立了「胡佛戰爭文獻集合」。他貢獻了所有比利時救濟委員會、美國食品管理局以及美國救濟管理局的文件，外加五萬美元的個人捐贈。一些學者被派往歐洲以收集各類關於戰爭和戰後所發生之革命的易失信息，包括宣傳冊、社會出版物、政府文件、報紙、海報和公告等等。該文獻集之後被重命名為胡佛戰爭圖書館，並最終成為胡佛研究所。

1920年大選

1920年胡佛拒絕了民主黨的邀請，宣布自己為共和黨人並將參選總統。實際上，胡佛自戰前即為註冊共和黨員，儘管他未在1912年大選時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塔虎脫，而是投票給自共和黨出走的狄奧多·羅斯福。
胡佛在加州的初選中表現良好，幾乎擊敗人氣極旺的參議員海勒姆·詹森。但是由於輸掉了家鄉州的選舉，他在共和黨大會上並未受到足夠關注。會上，兩位主要候選人伊利諾州州長佛蘭克·O·洛德和前陸軍參謀長倫納德·伍德將軍競爭激烈，局勢一度膠著。但即便如此，也少有代表考慮以提名胡佛作為妥協方案。大會最終提名哈定為代表共和黨參選。胡佛儘管對哈定的能力表示擔憂，但還是公開地對他給予了支持，並曾兩次代表哈定發表演講。
此後，雖然胡佛始終不能認可哈定適合當總統，但兩人還是成為了朋友。1923年胡佛還陪伴哈定進行了最後一次國內旅行。當行至舊金山後，哈定突然心臟病發作，胡佛第一個提出需要專業醫師救護，並在確認哈定已離世後通知了白宮總統的死訊。最後，胡佛帶領著大批知名人士護送哈定的遺體返回華盛頓。

商務部長

哈定當選之後，出於對胡佛助選的回饋，提出由胡佛選擇擔任內政或商務部長。胡佛最終選擇了商務部長一職。當時，商務部剛於八年前從原商業勞工部中分離出來，責任範疇或十分有限或尚不明確。商務部長也因此被認為是內閣中一個比較次要的職位。
但是胡佛預見到商務部對國家發展和穩定的核心價值，並決心改變這個部門可有可無的現狀。胡佛向哈定申請賦予他新的職權，以使他能幫助協調政府內的經濟事務。哈定批准了他的請求。胡佛創建了許多商務部下屬機構和委員會，監督和管理從生產報告、人口統計到無線電廣播和航空旅行的幾乎所有事務。有時，胡佛甚至越權管理本應由別的內閣部門負責的工作，因為他相信這些部門沒有履行好他們的責任。胡佛成為國內最為耀眼的人物，其光輝經常蓋過總統哈定和柯立芝。一些政府里的人甚至打趣稱胡佛是「商務部部長...兼其他各部副部長」。
在擔任商務部長以及後來的總統期間，胡佛革命性地重新定義了商業和政府的關係。與他三位前任羅斯福、塔虎脫和威爾遜對商業界的敵對態度不同，胡佛設法把商務部打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服務組織，以幫助構築政府和企業間面向合作的義務夥伴關係。這一行政哲學常被稱為「結社主義」（Associationalism）。
許多胡佛擔任商務部長期間的舉措都以在政府和企業內消除浪費、提升效率為目標。這些措施包括減少因為貿易爭端和季節性波動而導致的勞工損失、減少因工傷事故造成的產業損失、以及減少開採和運輸當中遺灑的原油。他還成功地在產品和設計標準化領域推廣進步主義理念，熱情地支持建立諮詢和幫助性的海外分支部門來為國際貿易提供便利。此外，胡佛特別對於在國際上推銷好萊塢電影情有獨鍾。
待胡佛的商務部長任期結束時，他已經徹底提升了商務部的地位。這從1930年代羅斯福時期專門在華盛頓特區聯邦三角地帶為商務部修建的現代化辦公樓上可見一斑。有人認為胡佛是美國歷史上最好的一任商業部長。迄今為止，胡佛也是美國唯一一位曾在內閣任全職，而後被推選為總統的人物。

住房

胡佛和其他有關組織和機構合力在全國展開「住者有其宅」（Own Your Own Home）運動，鼓勵人們購買獨立住宅。他還和銀行家及儲蓄與貸款行業合作推廣長期購房貸款，極大刺激了住宅房地產的建設。

交通與廣播

1924年和1926年，胡佛作為商務部長主持了兩次道路交通會議（這樣的會議於1930年胡佛任總統後又舉辦了一次）。這些會議後被統稱為國家街道與高速公路安全會議（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reet and Highway Safety）。起初，胡佛的主要目標是降低不斷上升的交通事故傷亡率。但會議議題很快就擴大化，覆蓋機動車車輛標準、道路規則和城市交通管理。胡佛讓相關利益集團的代表自行磋商協議，然後再把這些協議交由州和地方批准。由於當時汽車行業協會的組織最為完善，會議所達成的共識大多真實反映了製造商的利益。會議發布了一部模範統一車輛法規（Uniform Vehicle Code）交由各州批准，以及一部模範城市交通條例（Municipal Traffic Ordinance）來供各市採納。這兩部影響極為深遠的法規促進了不同司法管轄區間的統一，並幫助樹立了車輛在城市街道中的優先權。
除道路交通外，胡佛還在一些其他的新興交通和通信產業的早期規劃與政府扶植中起到了關鍵作用。隨著航空業的發展，他主持過一次航空產業會議，以推進建立相關規則和規範。胡佛還舉辦過若干次無線電會議，以協調和促進無線電廣播的組織、發展及管理。

密西西比洪水

1927年初，密西西比河發生洪水。河岸堤防崩潰，數以百萬計英畝的田地被淹，幾千人無家可歸。儘管應對這種天然災害並非商務部的職責範疇，但密西西比河沿岸六州的州長點名要求胡佛組織救援。柯立芝遂派遣胡佛前往受災地動員州和地方當局、民兵、軍隊工程人員，海岸警衛隊及紅十字會救災。
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胡佛組建了一支醫療工作隊以控制災區疫情。這支工作隊在很多地區都有效撲滅了瘧疾、糙皮病以及傷寒等災後流行病。這期間，胡佛的抗災事跡登上幾乎所有地方報紙的頭版，人們紛紛地再一次向這位慈善家報以掌聲。對此，胡佛強調救災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並非在於政府的及時介入並提供一切援助，而是因為許多私人或私有團體響應胡佛的號召而提供了大量支援。「我想我本來該叫軍隊來幫忙的，」胡佛說，「可是，當我只需到街上喊一聲的時候，我又何必這樣做呢？」
但是，在救災期間，胡佛並未給受災的黑人以同等的援助，有一些非洲裔美國人甚至受到了非人的對待。胡佛很清楚一旦這一信息暴露給公眾，他成為總統的政治前景必將蒙上陰影。因此，他和塔斯基吉學院的校長暨布克·華盛頓的繼任羅伯特·摩頓（Robert Moton）達成了一個協議：後者幫助受災黑人遠離公共視線，前者則答應一旦他當選總統將讓非洲裔美國人擁有前所未有的影響力。作為華盛頓妥協哲學的繼承人，摩頓答應了這一交換，開始積極地壓制一切有關黑人受到非人待遇的消息。然而，胡佛在大選後背棄了他的諾言。這導致1932年大選時大批黑人選民拋棄自林肯時代以來的親共和黨傳統，開始轉為支持民主黨。

大選

胡佛的大選對手是民主黨代表阿爾·史密斯。史密斯由於信仰天主教而遭到一些新教徒社區的反對，這也成為了對胡佛有利的因素。競選中，儘管胡佛打出效率和繁榮牌作為他的從政綱領，但雙方都標榜自己親商業、發誓改善農民民生、改革移民法、以及繼續維持美國的孤立外交政策。兩個人最大的理念差異在於對禁酒法的態度。史密斯反對禁酒，要求撤銷禁酒法；而胡佛在公開場合對禁酒給予支持，稱之為一次「意圖高尚的實驗」。但是，很少有選民知道，胡佛在私下對于禁酒熱情不高。在商務部工作時，他經常在下班後拜訪比利時大使館見一些朋友。在那裡，由於是法定外國領土，胡佛可以喝上一杯再回家。胡佛曾抱怨說禁酒法唯一辦成的事情就是使他不得不處理掉他所擁有的一個遠近馳名的酒窖。
史密斯對禁酒法的態度給了胡佛支持者一個攻擊他的主要論據。從民眾角度來講，人們或許更傾向於攻擊史密斯的宗教信仰。但是，由於第一修正案保護宗教信仰的自由，這種攻擊對於嚴肅的競選者來說由於其政治不正確而無法採納。不過，給史密斯貼上「反禁酒的醉鬼」這類標籤倒是毫無問題。在禁酒問題上，胡佛還得到了婦女基督教戒酒聯合會（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及反沙龍聯盟（Anti-Saloon League）的支持。
歷史學家認為，胡佛之所以能在1928年大選中取得58%普選票的壓倒性勝利，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個人聲譽和當時繁榮的經濟形勢，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民主黨內部在宗教和禁酒問題上產生了分裂。胡佛甚至拿下了諸如佛羅里達、維吉尼亞、德克薩斯和田納西這樣的民主黨的傳統南方票倉。廣告經理和作家布魯斯·巴頓（Bruce Barton）曾說：「美國人知道選史密斯他們能更開心，但選胡佛他們能撈更多的錢。」

總統任期

進入白宮第一天，胡佛就召開記者招待會，誓言要把政府與媒體的關係推向一個「新階段」。胡佛要求新聞界選出一個記者委員會，來為白宮記者招待會提出改進建議。胡佛還拒絕使用發言人，而是直接與記者對話，並在每次會前向記者們分發一個文本，扼要記述了總統將於會上所作的聲明。在胡佛執政後的頭四個月中，他舉辦記者招待會的密度之大不僅超過諸前任總統，也是任何後任所未能及的。不過，1929年證券市場崩潰後胡佛就改變了這一媒體政策，不但大幅減少新聞發布會次數，而且開始過濾與會記者。

主要政策

早在1928年11月當選總統之後，胡佛就制定了一個旨在改善國家管理機構的計劃。作為進步主義者和改革運動家，胡佛把他的總統任期視為提升全體美國人生活水平的一次契機，而這種提升要藉助政府管理和鼓勵義工來實現。早在進入政界之前胡佛就批評過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當商務部長時他一直積極地倡導政府監管。現在，成為總統的胡佛可以更為有效地推廣他的經濟理念，並尤其致力於推動國會通過有關關稅改革和給予農民補貼的議案。

國內政策

在稅務政策上，提倡為低收入人口減稅（未通過立法），並封堵了若干富人逃稅漏洞。在司法方面，指示司法部和國稅局以逃稅罪名追查艾爾·卡彭，進而取締其黑幫組織。組織司法部下轄的聯邦監獄局並實施監獄改革。還在司法部成立反托拉斯處打擊壟斷。在勞工問題上，簽署諾里斯-拉瓜迪亞法案以限制對勞資糾紛的司法干預。提議建立教育部（未通過立法）。在兒童和教育方面，發布兒童憲章，倡導不分種族和性別地保護所有兒童。召開會議討論兒童健康和保護等問題。在人民福祉方面，提議通過聯邦貸款清除城市貧民窟（未通過立法）。倡議為65歲以上老人給予每月50美元的補助（未通過立法）。召開會議討論住房建設和擴大個人購房等問題。老兵醫療設施數翻了一番。在環境保護方面，指派了一個委員會規劃自然保護區，該委員會共將約12,000平方公里和9,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劃為國家公園和國家林地。在交通和通信方面，就聖老倫斯海路問題與加拿大達成了一個條約，但未在參院得到批准。修建了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要求航空郵遞業者採取更加嚴格的安全措施並提升服務質量。
胡佛的印第安人政策具有特殊的意味：胡佛本人為慈善家，而他的副總統又擁有部分印第安血統。貴格會的教義浸染令他相信印第安人應該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胡佛指派Charles J. Rhoads為印第安人事務局局長以重組該機構，支持後者有關同化印第安人的主張，並設法弱化印第安人事務中的政府角色。胡佛的目標是讓印第安人成為真正的個人而不是從屬於部落，並負擔起1924年印第安人國籍法所賦予他們的公民責任。
此外，胡佛在任內還擴大了聯邦公務員隊伍的規模和覆蓋面。取消針對政府土地的私人勘采租約。以及在科羅拉多河上修建水壩—後被命名為「胡佛水壩」。

外交政策

在外交方面，胡佛政府於1930年發布了克拉克備忘錄。該備忘錄本為柯立芝任內副國務卿喬舒亞·魯賓·克拉克（J. Reuben Clark）於1928年所擬，但直到胡佛上任後才得以公開。克拉克備忘錄針對狄奧多·羅斯福的干涉主義作出了修正，強調所謂羅斯福推論並非門羅主義的一部分。這也成為後來富蘭克林·羅斯福時代對拉美國家所採取的善鄰政策之濫觴。胡佛還命令從尼加拉瓜和海地撤軍；提議對拉美進行軍事禁運；並建議列強裁減三分之一的海軍軍備（稱作胡佛計劃）。針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三省，胡佛和國務卿亨利·史汀生確立了所謂胡佛-史汀生主義，稱美國決不承認任何以武力奪占之領土。
在他的任期內，胡佛還調解了智利與秘魯間圍繞阿利卡和塔克納的領土糾紛。根據1833年硝石戰爭結束後所簽的《安孔條約》，阿利卡和塔克納交由智利統治十年，十年之後經全民公決決定最終歸屬。但公決從未進行。經胡佛調停，兩國於1929年簽訂《利馬條約》，智利保留阿利卡，而塔克納復歸秘魯。
1928年11月，胡佛開始了為期七周的拉美「親善之旅」，以向南方國家解釋他的經濟和貿易政策。經阿根廷時，胡佛躲過了一次由塞維里諾·吉奧瓦尼（Severino Di Giovanni）領導的無政府主義者對他的刺殺。吉奧瓦尼等人打算炸毀他所乘坐的火車車廂，並已得到了一份胡佛的鐵路行程表，其中詳細記載了他抵達每一站的時間。不過，吉奧瓦尼未及安置炸藥就事敗被捕 。胡佛本人從未提及過此事；他對阿根廷的讚美之詞在東道主國和媒體都得到了良好反響。

大蕭條

胡佛對經濟政策的態度主體上是基於志願精神來維持。早在執政之前，胡佛即支持以公私合作來實現長期高效增長這一概念。他害怕過多的政府干預或強迫會剝奪企業的個性與獨立，而在他眼中這兩個要素正是美國價值的核心。因此，大蕭條的到來不僅是對國家經濟，也是對胡佛的理念的考驗。雖然據胡佛在其回憶錄中的說法，危機伊始，他拒絕了財政部長安德魯·W·梅隆「棄之不管」的建言，但是，一些批評家（如自由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則批評在秉持自由放任的經濟觀這一點上胡佛與梅隆其實是相同的。為抑制大蕭條所導致的經濟劇烈下滑，胡佛做出了多種嘗試，但幾乎無一奏效。當蕭條初期經濟形勢急速惡化的時候，胡佛拒絕了通過立法給予援助—他相信這會使民眾變得依賴聯邦政府。胡佛所採取的方法是與商界合作制訂了許多基於志願原則的對策，鼓勵州和地方政府做出反應，以及加速聯邦工程建設。直到他的任期快結束時，胡佛才開始支持一系列的立法解決方案。
1929年，胡佛批准了墨西哥裔人口遣返計劃（Mexican Repatriation program）。這一計劃旨在減少墨西哥裔人口造成的就業競爭，並降低市政援助的負擔。計劃一直實施到1937年，其間共有50萬墨西哥人和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送回墨西哥，其中大部分都是被強迫離開的。
1930年6月國會通過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胡佛簽署了該法案。這項法律提高了數千種進口商品的關稅稅率，意在通過增加進口商品的價格來鼓勵美國人購買本國商品、增加政府收入、以及保護農民利益。然而，此時經濟危機已蔓延至全球，其他國家作為回應也對美國商品徵收報復性關稅。結果，國際貿易大幅下降，反而加劇了蕭條。
1931年胡佛發表《延債宣言》（Hoover Moratorium），建議各國政府間的債務、賠償及戰債軍延期一年償付，但同時各國欠美國的債務不能取消。由於所接受的賠償大於應支付之戰債，法國等國對這一提案表示反對。最後法美不得不單獨達成協議以謀求妥協。但是，宣言並未緩解經濟危機。隨著其一年期時限的接近，各國開始設法徹底解決一戰遺留的債務問題。1932年7月，各有關國家在洛桑簽訂《洛桑協定》，規定德國在未來37年內支付總額為30億馬克的最終賠款，其中一部分作為國際基金，一部分給美國。會上，英法答應放棄賠款，同時要求美國也相應取消戰債。但是，胡佛在1932年11月拒絕了英法取消戰債的要求。儘管如此，法英還是於1932年至1933年間相繼停止支付戰債。另一方面，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更是完全否定了德國的賠款義務。一戰債務問題至此也只能不了了之。
1931年，胡佛敦促國內各主要銀行成立了一個稱為國家信貸公司（National Credit Corporation）的銀團組織。胡佛鼓勵國家信貸公司的成員銀行為小銀行提供貸款以防止它們倒閉。但這些大銀行並不願意提供這種貸款；並且，即便是提供，也通常要求借款銀行提供最大額度的資產作為抵押。政府很快就認識到國家信貸公司並無力實現建立它的初衷，並迅速被重建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取而代之。國家信貸公司的例子充分說明了胡佛依靠志願主義來扶持經濟的信念。
到1932年，大蕭條已經擴展為全球範圍的經濟危機。在美國，失業率高到24.9%，農業腹地持續乾旱，大批企業和家庭拖欠還款，超過五千家銀行倒閉。數以萬計的美國人因無家可歸而聚集起來居住在帳篷搭制的城市營地中。這些流離失所者稱這些營地為「胡佛村」（Hooverville），以表達它們對聯邦政府未能給予足夠援助的不滿。對此，胡佛和國會批准了聯邦住宅貸款銀行法（Federal Home Loan Bank Act），以刺激建設新住房，並減少貸款人的止贖行為。由於之後止贖的減少，這一措施看似取得了效果；但還是作用太小、且來的太晚。
在蕭條開始以前，胡佛的首任財長梅隆提議並實施了大規模的減稅，其中將最高所得稅稅率由73%減為24%。蕭條開始後，隨著居民收入大幅下降，低稅率導致聯邦預算嚴重赤字。對增加聯邦收入的迫切要求促使國會於1932年通過新的稅收法，全面提高了各種稅率。其中，最高所得稅的稅率重新上調為63%，接近1928年之前的水平；不動產稅加倍；企業稅上浮約15%。此外還新增支票稅，規定對所有銀行支票另征2美分的附加稅。William D. Lastrapes和George Selgin等經濟學家認為支票稅是導致當時銀根嚴重緊縮的一個重要因素。胡佛還鼓勵國會調查紐約證交所，這一壓力導致了後者的多項改革。
1932年，胡佛政府為拯救經濟進行了最後一搏，通過了緊急救濟和建設法（Emergency Relief and Construction Act），其中包括為公共建設項目提供資金和成立重建金融公司等內容。重建金融公司的目的是向金融機構、鐵路和農民提供政府擔保的貸款。這一機構在建立初期並未產生太大效應，但富蘭克林·羅斯福保留了其設置，並將其大幅擴大為新政的一部分。
胡佛的增稅和干預市場等措施使得自由主義者批評他領導下的美國是中央集權經濟體制。富蘭克林·羅斯福指責共和黨政府開支和徵稅過多、增加國家債務、提升關稅、增設貿易壁壘以及在政府救濟上花太多的錢。他還攻擊胡佛「魯莽和過分的」開銷，批評其「儘快將控制集中在華盛頓」的想法，稱胡佛領導的是「任何歷史上的和平時期當中最能花錢的一個政府」。羅斯福的競選夥伴約翰·南斯·加納乾脆指責共和黨是在「引領美國走向社會主義路線」。
但是，就聯邦政府的干預力度而言，胡佛的政策相比於之後新政所施加的措施實為相形見拙。而且，當胡佛要求國會通過立法時，他反覆重申這樣的觀點：儘管民眾不應該挨餓，但救濟他們主要應當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新政擁護者、羅斯福智囊團成員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後來評價道—儘管當時沒有人會這麼講—「實際上整個新政就是胡佛所開啟之政策的外延。」

酬恤金進軍事件

一戰期間，參戰的美國軍人在每人每日1美元的薪金之外，還另加25分做為海外生活補助金。但在戰時，這筆薪金並沒有發放到他們手中。戰後，國會於1924年通過《服役證明修正法》（Adjusted Service Certificate Law），規定美國政府先發給一戰老兵一張補助金證書，並承諾所欠薪金在二十年後依當兵日數按每日1美元的比率以現金償付。但是，由於大蕭條導致的經濟困難，大批難以餬口的老兵開始要求政府立刻支付應在1945年才支付的薪金。
1932年6月間，包括一戰老兵在內的大批請願者於華盛頓特區聚集並紮營。國會提出支付回家路費以遣散示威者，但只有少數人同意離開。華盛頓警方試圖驅散示威人群，但因誤殺兩名退伍軍官而引起更大混亂。胡佛於是調集軍隊平息騷亂。但是，部隊指揮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認定騷動實為共產革命，遂決定以武力清場。鎮壓導致數百名群眾受傷。實際上，胡佛事前已明令軍隊不要進入請願者營地，但麥克阿瑟未遵守這一命令。胡佛對此深感憤怒，但也拒絕訓誡麥克阿瑟。酬恤金進軍事件為胡佛的1932年大選增加了新的負面因素。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甚至因此事件稱胡佛是「腦子裡一堆漿糊」，雖然他後來當上總統一直到過世也沒有批准他們的請求。

1932年大選

儘管胡佛已開始厭倦他的總統生涯，但他還是同意參加1932年大選。這既是為了捍衛榮譽，也是因為胡佛擔心如果其他共和黨人當選，他們會以更加激進而危險的手段來應對危機。
被提名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後，胡佛本打算只作一到兩場主要演說，而將其他競選活動交由代理人馬完成。但是，隨著民調顯示共和黨將遭遇慘敗，胡佛同意增加他的公共演說場次。在此後的總共九場演講中，胡佛主要辯護了本屆政府的施政和他的政經哲學。胡佛演說的辯護性質使得他無法直接反駁羅斯福對他個人應當為蕭條負責的指控。
在進行全國競選的過程中，胡佛可能面臨了史上對現任總統充滿最大敵意的民眾。他的列車和車隊被投擲雞蛋和爛水果；他的演講時常被憤怒的聽眾打斷；美國特勤局甚至粉碎了數次不滿群眾對他的暗殺企圖。一次，一個拿著炸藥的人在走近胡佛前被制伏；還有一個人破壞了總統專列即將行經的鐵軌。
最終，胡佛在1932年大選完敗。他只拿到了39.7%的普選票，而羅斯福是57.4%。在48個州中胡佛僅贏了賓夕法尼亞、德拉瓦等六個州，拿到531張選舉人票的59張。民主黨除贏得白宮外還控制了參議院，並擴大了在眾議院的支配優勢。
敗選之後，胡佛試圖得到羅斯福的幫助以撫慰投資者併合作解決經濟問題。但他的建議為羅斯福所拒絕。由於羅斯福的任期要到1933年3月才開始，這就「保證了羅斯福能在胡佛成為全美最遭恨之人的危機氛圍內宣誓入職」。

戰前

1933年3月4日，帶著些許的苦悶，胡佛黯然離開了華盛頓。不少選民對他全力以赴的視而不見和對他的激烈抨擊令胡佛深感氣餒。胡佛一家先是在紐約的一家飯店住了些日子，隨後就搬回加州帕羅奧圖的家中。
作為退休後的消遣，胡佛喜歡乘車出遊，且只和妻子或一名朋友相伴（1960年代前特勤局不負責保護前總統）。胡佛常驅車幾百或上千英里，盡享旅途的愜意。他走訪西部的採礦營地或是小村莊，在那裡沒人認識這位前總統。他也登攀高山，探尋幽林，或是獨自垂釣。釣魚一直是胡佛的一大樂趣。直到他病逝前一年，胡佛還以自己的垂釣經驗為背景出版了一本書，也是他16本書中的最後一本，題為《漁樂人生—洗滌靈魂》（Fishing For Fun — And To Wash Your Soul）。此外，像許久前一樣，胡佛又重新參與到一些紳士俱樂部的活動中。其中有「波西米亞」俱樂部, 「太平洋聯盟」俱樂部, 以及位於舊金山的大學俱樂部。
雖然很多朋友和共和黨支持者鼓動胡佛擔當「忠實反對派」的代言人來攻擊羅斯福的新政，但胡佛在離開白宮後的頭幾年時間內持續地拒絕了這類要求。胡佛甚至一直到1934年晚些時候都在刻意地避開公共視線的關注。但是，胡佛的低調並未抑止關於這位前總統種種謠言的傳播。民主黨政客尤其熱衷於煽動這類輿論，因為他們發現胡佛實在是最為方便的替罪羊。一則謠言稱胡佛試圖攜價值五百萬美元的黃金乘遊艇逃亡；還有一則說聯邦調查局出於「保護他的人身安全」已把胡佛軟禁起來。
胡佛和羅斯福的關係可能是總統關係史上最糟糕的。胡佛從沒說過羅斯福什麼好話。而羅斯福據稱曾在任職期間做過很多針對胡佛的「小動作」，諸如命令從白宮生日會致詞者名單中撤掉胡佛，以及把胡佛大壩上提及胡佛的字跡清除。結果，這個大壩在未來很多年內只被官方稱作「巨礫大壩」（Boulder Dam）。
1936年胡佛考慮謀求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這樣他就可以和羅斯福再次對決。不過，儘管胡佛得到了一些代表的堅決支持，他的受提名希望微乎其微。最後，胡佛公開支持了堪薩斯州州長阿爾夫·蘭登，儘管他個人擔心蘭登過於傾向接受羅斯福的新政。不過，民主黨競選者們完全不把蘭登放在眼裡，而是繼續在他們的演說中攻擊胡佛，甚至發出警告說一旦蘭登當選，就等於讓胡佛在白宮「垂簾聽政」。最後，羅斯福輕鬆擊敗蘭登，贏了48個州中的46個；國會選舉民主黨也是大獲全勝。
儘管在這段時間胡佛的聲望已止谷底，但局勢開始因為一些事件而朝著有利於他的方向進展：羅斯福試圖增加最高法院法官人數以增加在司法機構中的話語權，但這一努力不但因為未能在國會通過而奏效，反而削弱了兩院對羅斯福新政的支持，並給了反對派攻擊他「破壞民主」的把柄。此外，1937年到1938年間，經濟形勢又經歷了一次低潮，這也打破了羅斯福的施政神話。
1940年大選，胡佛再一次成為共和黨的可能選項。而且，儘管他在民意測驗中居於湯瑪斯·杜威、亞瑟·范登堡、甚至是他的門徒羅伯特·A·塔虎脫之後，胡佛仍然在共和黨大會的與會黨代表中得到可觀的支持。而且當時相信，一旦大會出現僵局，胡佛很有可能作為折衷贏得提名。不過大會最後還是選舉溫德爾·威爾基為候選人。威爾基為紐約一家電力公司的主席，曾在1932年大選中支持羅斯福。但隨後羅斯福政府建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統籌水電等公用事業，使他不得不賣掉公司。故從此轉為反對羅斯福。胡佛僅是義務性地對威爾基給予了支持。但實際上他對於這位候選人是絕望的。這是因為，在胡佛看來，威爾基提出的競選綱領和羅斯福的新政別無二致，而這樣的政策正是胡佛的反對之處。1940年以後，胡佛就再也未曾考慮重新競選任何公職，即便是這樣的機會已然不請自來。

戰後

二戰結束後，胡佛和杜魯門私交甚密。胡佛甚至開玩笑說有太多年他們倆是前總統「工會」僅有的兩位成員。
1947年，杜魯門指派胡佛領導一個委員會以重組行政機構。這一委員會於是被稱作胡佛委員會（Hoover Commission）。1953年艾森豪總統也任命他領導了另一個類似的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發現了政府部門中存在的許多低效和浪費現象，並提出了改進方案。但令胡佛失望的是，委員會的大部分建議都未被政府採納。
冷戰期間，胡佛作為堅定的反馬克思主義者變得更加坦率地反對共產主義。他雖已至耄耋之年，但仍孜孜不倦地忙於他的幾項事業，如寫作和慈善。胡佛的《伍德羅·威爾遜的苦難》一書在市面上大為暢銷，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由一位總統為另一位總統立傳。胡佛親自為男孩俱樂部組織籌集資金，該組織日後發展為「美國男孩女孩俱樂部」（Boys & Girls Clubs of America），成為令他頗感得意的一項慈善投入。此外，胡佛還管理著位於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那裡收藏了大量前政府和軍隊高級雇員的業務文件，當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在內。
1960年，胡佛最後一次出現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上發表「告別」演說。一直以來一個非公開的說法是，倘邀請一位年事已高的前總統出席全國大會，那麼他是不可能活到四年之後的下一次大會的。因此，自1948年以來，胡佛每一次在全國大會上都作為嘉賓發表「告別」演說，因為人們相信他很難再撐到下一屆。但是，胡佛的長壽多少粉碎了這種說法，他自己也開玩笑地對1960年大會代表說：「顯然，我上三次說再見沒起作用。」後來，胡佛一直活到了1964年的大會，但是健康條件已不允許他出席。不過，接受提名的巴里·戈德華特在他的接受提名演說中特別提到了胡佛的缺席。

去世

1964年10月20日上午11時35分，胡佛病逝於紐約，享年九十歲。此時，他已經離開白宮31年零7個月，2012年，吉米·卡特總統超越了這個最久卸任總統的記錄。他的妻子盧早已於1944年離世。他是哈定和柯立芝內閣中最後一位離世的成員。富蘭克林·羅斯福夫婦也都分別與1945年和1962年先他而去。胡佛病逝時，他的聲望和名譽已經恢復。他在艾奧瓦州的出生地，以及在俄勒岡的一個童年住所，都已在胡佛有生之年被列為國家歷史地標。他曾在維吉尼亞修建過一個垂釣營地，並於1933年將其捐給政府。這個營地現已成為謝南多厄國家公園的一部分。美國政府為胡佛舉行了國葬，這也是12個月內繼約翰·甘迺迪和麥克阿瑟之後的第三次國葬。胡佛夫婦葬於位於西布蘭奇的赫伯特·胡佛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