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耶·布迪厄

生平

皮耶·布迪厄1930年生於法國南部庇里牛斯-大西洋省的小城當吉恩，父親是郵差（後成為地方郵局主管）；家中使用的語言是Gascon語。1962年布迪厄和Marie-Claire Brizard結婚，婚後生下三兒子：Jérôme Bourdieu、艾曼紐埃爾·布迪厄和Laurent Bourdieu。
皮耶·布迪厄在小城Pau的「路易巴圖」中學（le lycée Louis Barthou）就讀，其中一位老師認為他資質優異，建議他轉去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學（le lycée Louis-le-Grand）就讀，時為1948年。皮耶·布迪厄後來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ENS)）。1954年通過哲學教師會考，同一年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通過的學生還包括有未來的大哲學家雅克·德希達、未來的知名歷史學家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法國高等師範學院就讀期間，他避開當時蔚為主流的存在主義，反而跟隨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Gaston Bachelard和Georges Canguilhem這幾位哲學家學習邏輯學跟科學哲學，選修Éric Weil教授的黑格爾的法哲學。1953年皮耶·布迪厄完成一份碩士論文，談論萊布尼茲的Animadversiones（Leibnitii animadversiones in partem generalem principiorum Cartesianorum）。
1954年至1955年一段很短的時間，布迪厄在「木藍」中學（le lycée de Moulins）任教。1955年被法國國防部徵召，在凡爾賽服役。很快地他被派到阿爾及利亞服兵役，為時兩年。1958年至1960年他轉至阿爾及利亞的首都，在阿爾及爾大學的文學院教授哲學。1960年他返回法國，先在索邦大學任助理，然後轉至里耳的里耳大學擔任講師教授社會學，直至1964年。他同時跑去巴黎的東方語言學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加強他的阿拉伯語文，這是他在阿爾及利亞已開始接觸的語文。1964年之後，布迪厄接掌高等研究實用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1975年起改名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第六部門的研究主任。從1968年起，接掌由雷蒙·阿隆創立的歐洲社會學研究中心（Centre de Sociologie Européenne），他擔任這個職位直到逝世為止。從1981年起，布迪厄擔任法蘭西公學院第六部門的社會學主任（先前擔任這個職位者有雷蒙·阿隆與Maurice Halbwachs。
在1958到1962年的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布迪厄從事對柏柏爾人的一個支系卡拜爾人的民族誌研究，這樹立他在人類學的名氣。研究成果就是他的第一本書《對於阿爾及利亞人的社會學研究》（Sociologie de L'Algerie，英文書名The Algerians），這在法國一出版就聲名大噪，並於1962年於美國出版。
1964年，布迪厄成為午夜出版社（Editions de Minuit）「常識」（Le Sens commun）系列的主編，他的大部分書籍都在此系列中出版。直到1992年，布迪厄更換出版商，改由門檻出版社（Editions du Seuil）出版他的著作。1975年布迪厄連同費爾南·布勞岱爾及他在歐洲社會學研究中心的研究群，成立學術刊物《社會科學的研究行動》（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他自任總編輯直至去世為止。《社會科學的研究行動》主要刊登他與門徒的研究論文，主要尋求轉變既有的社會學知識生產的教條，並壯大社會學的學科氣勢。
因應1995年11月跟12月的大罷工社會運動，布迪厄創立行動動機出版社（Raisons d'agir），多半出版年輕學者的作品，編輯方針是批判新自由主義。
1993年，布迪厄榮獲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所頒發的「全國科學研究中心獎章」（"Médaille d'or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1996年，他榮獲柏克萊加州大學的高夫曼獎（Goffman Prize），並於2001年獲頒不列顛暨愛爾蘭皇家人類學會（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的赫胥黎獎章（Huxley Medal）。布迪厄於2002年因癌症逝世，享年71歲。

影響

布迪厄的作品受到許多傳統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影響，他將它們整合到自己的理論之中。從韋伯那裡，他繼續關注社會生活中宰制和象徵體系的重要性，以及社會秩序的概念，這最終由布迪厄轉變成一套場域理論。
從卡爾馬克思那裡，除了其他洞察以外，他得到一種對「社會」的理解方式，將社會視為各種社會關係的總和：「存在於社會生活之中的東西就是關係----這不是介於能動者之間的互動，也不是個體之間的關係，而是客觀的關係，它的存在『獨立於個體的意識與意願之外』」（其基礎建立在經濟生產的模式和條件），並需要從辯證角度發展源自於社會實踐的社會理論。 
從塗爾幹那裡，最後，經由牟斯和李維史陀，布迪厄繼承了一定的結構主義對於社會結構自我複製的傾向，這植基於對象徵結構和分類形式的分析。然而，布迪厄嚴重偏離分析了塗爾幹學派的分析，強調對社會「能動者」的角色，透過社會結構的體現，發揮在制定象徵秩序上。他還強調，社會結構的再生產並不是依循一套功能論的邏輯而運作。
莫里斯·梅洛-龐蒂，並經由他的引介，埃德蒙德·胡塞爾的現象學在布迪厄將理論建構聚焦於身體、行動與實踐意向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主要表現於布迪厄的「慣習」理論）。
布迪厄也受到路德維希·維根斯坦的影響（尤其是他討論規則依循的作品），他指出：「維根斯坦可能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幫助我最大的哲學家。對於幾次重大的知識困乏時代，他就如同救世主一般」。
布迪厄的作品是建立在試圖超越一系列的對立特徵，這在過去是社會科學的特色（主觀論/客觀論；微觀/鉅觀；自由/決定論）。他特別透過概念創新來達到這個目標。他的慣習、資本與場域等等概念，事實上，帶有揚棄這些對立特徵的目標。

布迪厄成為公共知識分子

在1990年代布迪厄逐漸參與政治論辯，漸漸成為了法國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在猛烈批評新自由主義的同時，布迪厄也批評薩特所扮演的「全面知識分子」的角色，他否定了薩特在法國政治領域所做的各項努力，將之視為「不負責任」和「見機行事」。布迪厄認為社會學並不是一種「知識份子的消遣娛樂」，而是一種嚴肅且具科學性質的學科。布迪厄的早期與晚期作品之間存在著一種矛盾，他在早期著作中反對將社會學用來支持政治激進主義，晚期他興致勃勃地投入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這達到某種非常「引人矚目的政治論述」，以社會學家為例，不斷提問學術界的角色是否準備過一種公共知識分子的生活，尤其是思考布迪厄的作品在公共領域所具有的政治意涵。儘管他的許多早期作品強調社會學如同一個嚴肅學科的重要性，然而他晚期作品中，可見到他成為法國政治論辯的焦點人物，這引發了一個議題：社會學家是否具有在政治上將其研究延伸到公共領域的責任。
2004年，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邁克爾·布洛維在美國社會學會的主席就職演說中，呼籲建立一種「公共社會學」（英語：public sociology）。布洛維認為，社會學在公共領域可以發揮作用，並建議學術社會學家應該多多參與公共論辯。然而，布洛維指出在社會學家之間存在著某些共同價值，這也限制了這個學科。布洛維認為，早期社會學家的作品改變和解釋這個世界，已轉變成具有保護世界的作用，正如布迪厄的學術生涯所證實的。
對於布迪厄的政治活動的分析顯示，雖然他先前質疑了某些公共知識分子，例如薩特，但他的社會學從一開始就具有政治抱負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另一方面，在他1960年代的早期作品和他後來的作品之間，世界發生了很大變遷，而且他主要關注的是全球化的影響，並關注那些從中受益最少的人們。有鑑於此，布迪厄的公共知識分子角色是出自一種「緊迫狀態，出聲反對在政治論辯已居於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他身為批判社會學家的角色，讓他充分準備擔當這個公共角色，實現他的「建構論觀點的社會生活」，它端賴於社會行動者透過集體抗爭進行變革的這個概念。他與媒體的關係獲得改善，透過他確實執行的社會行動，發動罷工和遊行，引發媒體對他產生興趣，而且他的許多書籍透過這個新的惡名，變得越來越流行。在批判社會學家與公共知識分子之間的一個主要的角色差異，是在學術圈之外，具有一個流行媒體資源關係。有需要研究的是，在什麼條件之上，特定的個人轉變成公共知識份子。

布迪厄的權力與實踐理論

布迪厄社會學著作的核心概念是一套實踐邏輯，強調在社會生活中身體與實踐的重要性。布迪厄反對主智論的傳統，轉而強調社會宰制與文化再生產的機制，主要聚焦於在社會世界中身體的實際知識和能力實踐。布迪厄強烈反對理性選擇理論，由於它的立論基礎建立在關於社會能動者如何運作的錯誤理解。根據布迪厄，社會能動者並不會依據明確的理性和經濟標準不斷進行計算。相反地，社會能動者的運作是依據一個隱而未見的實踐邏輯——一種實踐感覺——以及身體意向。社會能動者按照自己「對賽局的感覺」來行事（大略來說，「感覺」就是慣習，以及在場域之中的「賽局」）。
布迪厄的人類學作品主要分析的是社會階層再生產的機制。布迪厄反對馬克思論者的分析，他批評馬克思論將經濟因素放在首要位置，布迪厄強調社會行動者積極實施和參與他們的文化生產的能力，以及象徵體系在宰制社會結構的再生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布迪厄將象徵暴力稱為圖利自我的能力，以確保社會秩序隨[宰制階級的意願而定]的這種任意性，若不是被人視若無睹（ignored），就是被假定為再自然不過（natural），從而合理化現有社會結構的正當性。這個概念在他的社會學分析扮演著重要角色。
對於布迪厄而言，當代社會世界被區分為他所稱的「場域」（field）。對他來說，各種社會活動的階層區分，導致建立了各式各樣、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其中競爭的核心集中在特定種類的資本。這些場域被視為建立在一個階層的基礎上，其中的動態領域源自於社會行動者的鬥爭，試圖佔據這個場域之中的主導地位。雖然布迪厄信服於衝突論的重要成分，例如馬克思，但是他有所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的分析將社會鬥爭僅僅定位在各種社會階級之間的基本的經濟對立。發生在各個社會領域的這些衝突，具有源自於這些場域的特定性質，並涉及許多非經濟性質的社會關係。
布迪厄發展出一套行動理論，圍繞在「慣習」（habitus）這個概念，它在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個理論想要呈現的是，社會能動者發展出各種策略，以適應他們所處的社會世界的需要。這些策略是無意識的，並對一套身體邏輯的水平發揮作用。

布迪厄關於媒體與文化生產的理論

布迪厄討論文化生產最重要的作品，有兩本書：《文化生產的場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1993）和《藝術的規則》（The Rules of Art，1996）。
布迪厄在他的文化生產理論，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論詞彙：慣習、文化資本和場域。
Hesmondhalgh寫道：「藉由『文化生產』這個概念，布迪厄意圖提出一套對於文化的非常廣泛的理解，配合古典社會學的傳統，包括科學（這又包括社會科學），法律和宗教，以及表現性審美活動，例如藝術、文學和音樂。然而，他對於文化生產的作品重點絕大部分放在於兩種類型的文化生產領域或次領域（...）：文學和藝術」。Hesmondhalgh's article
根據布迪厄，「對於探討文化產品的價值的生產，所進行的嚴謹科學研究，其主要障礙」是「具魅力的『創造』意識形態」，它可以很容易在藝術、文學和其他文化場域的研究中找到。布迪厄對於魅力的意識形態的意見，將我們的目光導向明顯的生產者，而且防止我們問起誰創造這個『創造者』，以及這個『創造者』被賦予的改變質性的神奇力量」。
布迪厄並不提倡在文化方面進行革命性轉型。據他說，這種時刻總是端賴在這個場域中，被賦予的各種地位所呈現的可能性而定。

慣習

「慣習」（habitus）：在社會中所有社會成員的行動的關鍵原則。Habitus中文嚴格說沒有對應翻譯，該字是布氏借羅馬文所改用而來，的確具有習慣、習性的意味，但是卻不是單純反射性的習慣，而是一個透過長時間生活實踐，累積下來的，視為理所當然的一種習性，諸如中國人覺得吃米飯才算吃飯，吃漢堡不算。放到社會階層與場域理論去看，當在特殊社會環境下成長的個體，自然受到該環境文化深刻影響，很多日常生活視為當然的東西，未必在另一個環境視為當然。比如，一個沒落王孫，雖然經濟無法支持，但仍有深刻對精英生活懷念，無法降格習慣庶民生活。
布迪厄在1960年代末期開始思考「慣習」的問題，然後在1972年的著作《一種關於實踐的理論》第一次很工整地談它，然後又在1980年的著作《實踐的意義》企圖超越「主體」（subject）跟「行動」（action）這兩個佔領導地位的知識概念。
皮耶·布迪厄因此反對現象學的理論，尤其特別反對薩特的存在主義，因為這兩個哲學都把主體絕對自由的行動置於中心。皮耶·布迪厄也反對結構主義的理論，尤其特別反對克勞德·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人類學，因為克勞德·李維史陀把主體的行動全視為是針對客觀規則而起的反應。

場域

「場域」（field）：一個社會被分割成許多不同的場域，在這些不同的場域（已經結構化了的一些場所）進行一些為了特定目標的競爭。場域一辭，原文也有田野的意思。布氏從人類學起家，自然受到田野方法非常深的影響。場域不是一個實體存在，而是一個在各個個人之間，群體之間想像上的領域，場域其實有邊界，但是各個在特殊場域內的行動者，都難以說清楚場域為何，但是如果他真的從屬於各個場域，就會知道該怎麼作，誰是老大，誰在挑戰。
場域一般可分作資深/資淺者，或可分為掌握資源者與資源匱乏者。兩者之間又可交錯，處處形成鬥爭關係。很多時候為了爭取場域內其他人的認可，於是會形成象徵鬥爭。
場域，布氏導入義大利馬基亞維利的理論，指出掌握資源者，通常會用獅子策略，表面靜默，但力量強大；而未具資源者，通常要挑戰既得利益者，於是雖然力量較小，但是會點起戰火。

象徵暴力

「象徵暴力」（violence symbolique）：一個社會是由象徵暴力主導運作。象徵暴力意謂說，宰制的力量如何讓被宰制的人體認不出來他們正被宰制，這種宰制的能量即是象徵暴力。
象徵暴力，或可認識象徵權力，出現在諸如《實踐的邏輯》等書裡面。布迪厄指出，社會關係中的「認可」、「認定」就是誤認，每個人看事情，尤其崇拜事情，總多少帶有意識形態，於是在象徵符號上，能獲得詮釋權力者，便具有象徵權力，能夠左右當下時空中人們的思維方式，繼而透過不同社會籌碼的轉換，轉成諸如經濟資本等媒介，獲取利益。

反思性

布迪厄堅持一套反思性（reflexive）社會學的重要性，社會學家必須在進行任何研究的時候，有意識地注意到自己的位置、他們的一套內在結構所具有的影響，以及這些影響可能會如何扭曲或損害他們的客觀性。根據布迪厄的觀點，社會學家必須從事一項「以社會學為研究主題的社會學」，以避免不經意地認定這個受觀察的客體，具備其研究主題的各種特性。學者在從事研究時，應該用一隻眼睛不斷反思自己的慣習，也就是他們透過長期的社會和制度訓練而產生的性情。唯有透過維持這種持續不斷的警覺，社會學家才得以明辨自己將其偏見納入作品當中的這項謬誤。因此，反思性是科學認識論的一個額外的階段。如果科學家只有通過平常的知識生產階段（實驗、重複、否證、同儕審查等），這是不夠的；布迪厄也建議科學家，清除作品當中可能源自其社會地位的偏見。在布迪厄為這個過程所提的一個極佳例子，他責難學術圈（包括他自己）依據一種嚴格的學術語體，來衡量學生的作品，偏好那些寫出看似「精鍊」作品的學生，而給那些書寫「粗俗」的學生較低的分數。假使對於那些主觀術語遮掩下被施展的裝腔作勢，沒有採取反思性分析的話，學術圈將不自覺地在某種程度上再生產其階級偏見，讓那些具有較高語言資本的學者晉升，並阻擋欠缺這種資本的學者----而且並不僅僅因為其作品的客觀品質，更僅僅是因為他們書寫的語體。反思性應能讓學術圈意識到自己的偏見，例如：支持那些顯然成熟的寫作風格，並促使自己採取措施來修正這種偏差。
布迪厄也描述「學術觀點」如何在不知不覺當中，改變了科學家如何探討他們的研究對象。由於他們的學術訓練與分析模式的系統性，他們往往誇大了他們所研究事物的系統性。這讓他們傾向於看到施為者依循著明確的規則，其實這些施為者運用著更不明確的策略；這使得學者難以理論化這套「模糊」的社會世界邏輯，它的務實且因此易變的性質，難以採用像是「系統」、「結構」和「邏輯」等等的文字來描述，這些文字就意味著機制、堅實和無所不在。學者也能輕易找出自己誤認的「用來解釋事物邏輯的那些邏輯事物」（the things of logic for the logic of things）--馬克思所說的一段話，這是布迪厄喜歡引用的。同樣，反思性受到布迪厄所推薦，視為發現並修正這些錯誤的鎖鑰，否則將會繼續對這些錯誤觀點視而不見，亦即，藉由過度採用這些學術習性所產生的錯誤；這些學術習性也產生了某些事實，它們也在嵌合在其中。

社會空間的理論

皮耶·布迪厄結合馬克思和韋伯的傳統，特別在《區隔》一書中建立了一種複雜的社會空間理論。該理論主要提出對以下方面的解釋：1）以社會分級化的各種方式為出發點來構建社會群體的邏輯學；2）這些社會群體採用的生活方式及鬥爭；3）社會等級及社會群體再生產的方式。

《區隔》一書的探討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在兩岸華語圈學界翻譯的名稱非常多，有區隔、秀異……，但卻沒有一本公認信達雅的中文翻譯。雖然非常多文化研究引用本書，但是卻難以一窺中文全貌。本書是布氏意圖用唯物論的方法，分別考察不同階級之間的生活方式，就是落到最具體飲食、服飾，乃至於生活型態等面向上，建構出一個1970年代法國社會的階層狀況探討，階層與階級差異在於，階層已經包含意識形態層面等各種社會要素，而不只是單純靠經濟生活判定社會階級而已。
本書有非常多法國庶民社會的例子與圖片，因此翻譯上，光弄清楚眾多庶民詞彙與時空意義就非常困難。不過本書的序言倒是值得一讀，也可以清楚的了解布氏研究的核心心態與方法。他認為，對於藝術與文化的神聖性，文化的學術是要僭越的，打破既有在人心中對階層的刻板觀點，探討他們形成與再生產的原因（用再生產reproduction，與複製區隔開來，因為文化社會生活，是傳遞，不是工廠量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