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1983年)

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通稱1983年嚴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於1983年9月正式啟動的一場治安運動，前後持續了三年之久。83年嚴打是針對文革後社會治安混亂，惡性犯罪事件頻發的社會實際而發動的，摧毀了數萬個犯罪集團，社會秩序明顯好轉。但其中也造成了很多冤假錯案，引發極大爭議。

時代背景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積累的待業人員已達2000萬，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待業人數的最高值。如北京市待業人員40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8.6%，平均每2.7戶城市居民中有一個待業人員。天津市待業人員最多達到38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11.7%。待業人員包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及新增的城市閒散人口，其中前者占多半。
1979年12月，李先念在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上表示，上山下鄉運動勞民傷財，得不償失。1980年，中央結束了持續25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1980年代初，大批知識青年陸續返城，許多成為待業青年，加劇了社會治安惡化。當時根據全國調查，要求回城及復職的人員共有9類，除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外，還有1960年代初被精簡回鄉的職工要求復工，「社來社去」的大學及中專畢業生要求國家統一分配等等。城市積累了大批待業人員，同時還要接納大批返城人員，這使就業形勢進一步困難，社會治安惡化。

治安狀況

嚴打以前幾年的社會治安已經極度混亂，婦女不敢單獨上夜班、父母不敢讓小孩出門。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及刑事案件立案53萬起；1980年，全國立案75萬餘起，其中大案5萬餘起；1981年，全國立案89萬餘起，其中大案6.7萬餘起；1982年，全國立案74萬餘起，其中大案6.4萬起；1983年前幾個月，案件繼續猛增。這些案件中不少影響惡劣。

流氓團伙

因為無業可就，加上受到文革時期紅衛兵武鬥的影響，大批待業青年拉幫結派，組成了大大小小的流氓團伙，其中最知名的就唐山菜刀幫、湖南斧頭幫等團體，可以公然在街上搶劫、調戲婦女。在江蘇常州，以魯洪明和周洪根為首的兩個流氓團伙，專門在夜晚守在城鄉結合部、紡織廠附近等地，猥褻、強姦下班女工。廣東省由於靠近香港澳門，當地流氓團伙喜歡模仿港澳黑社會取名，有「青龍幫」，「紅花會」，「精武門」，「小刀會」等等。
1980年引進中國的美劇《加里森敢死隊》，劇情是一幫監獄裡的囚犯在美軍將領的帶領下，深入德軍敵後破壞的故事。就被認為對中國待業青年產生不良影響，未播完就被電視台宣布劇終。

一般犯罪

有一些流氓團伙，奉行「大法不犯，小法常犯，氣死公安，難死法院」，只從事盜竊等一般違法犯罪。在陝西省耀縣，有農民進城賣瓜，流氓團伙就圍過去，一人上前裝作挑西瓜，故意將西瓜掉在地上，趁農民與這人理論時，其他流氓抱起車上的西瓜就跑。
廣東省的廣汕、廣湛等主要公路，常有流氓團伙夜晚爬車盜竊、哄搶生豬、布料等貨車物資。車站、碼頭、渡口等地也是流氓小偷橫行。湖北省荊州地委政法委官員張欽認為，中國車匪路霸案件的雛型階段就發生於1983年嚴打前後。流氓分子或在車站和客車上扒竊，或是利用猜紅藍鉛筆、猜撲克牌等形式騙錢和敲詐。或在公路沿線對過往車輛丟石頭挑釁，侮辱婦女等。

導火索說法

關於1983年嚴打運動的導火索，有多種說法。
在新聞確有報導的案子中，1983年當年發生的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強姦殺人案、「東北二王」悍匪殺人案等，都被指是83年嚴打的導火索。除此之外，一位外國女記者在北戴河被強姦被指也可能是嚴打發起的導火索。

運動開啟

1983年7月19日，鄧小平在北戴河聽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劉復之關於全國各地嚴重治安狀況的匯報後表示：「對於當前的各種嚴重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判決和執行，要從重，從快；嚴打就是要加強黨的專政力量，這就是專政。」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正式開始1983年嚴打，此次嚴打持續三年。《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中稱，「要全黨動員，首長動手，層層負責，廣泛發動群眾，統一組織行動，一網一網地撒，一個戰役一個戰役地打，務必做到有威力，有震動。」「在三年內組織三個戰役，依法將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勞教一大批，註銷城市戶口一大批，並且殺掉一批有嚴重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犯罪分子。」
1983年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及《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其中前者規定對流氓罪等十幾種犯罪「可以在刑法規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後者規定在程序上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要迅速及時審判，上訴期限也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10天縮短為3天。
1983年8月至1987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連續三年開展了分為三個戰役的統一行動、集中打擊。1983年嚴打發動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劉復之表示：「嚴打戰役，意義極為深遠，就其指導思想、氣勢、規模和效果等方面來說，是繼1950年至1952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又一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
此次嚴打的政治及軍事色彩十分濃厚。1983年，幾十萬中國人民解放軍內衛部隊改編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接受特種訓練。中共中央發出的文件強調，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黨、政、軍等有關部門齊動手，將判處死刑的權限交到區縣級的人民法院，同級黨委領導可直接決定判處死刑。此次嚴打的打擊對象除刑事犯罪以外，還有「現行反革命」以及林彪、「四人幫」團伙殘餘分子，這是和後來幾次嚴打的不同之處。鄧小平針對有人「怕搞錯兩類矛盾」指出，就應該將嚴重刑事犯罪分子當做敵我矛盾處理，「我們保證最多數人的安全，這就是人道主義。」

運動成果

根據人民資料庫的資料，1983年嚴打開展之後，截至1983年9月23日，全國各地的政法機關收到群眾檢舉揭發犯罪分子的材料達44萬多件，已經有三萬一千餘名犯罪分子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198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政法委員會《關於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第一戰役總結和第二戰役部署的報告》，其中稱，僅在嚴打「第一戰役」中，「全國公安機關共逮捕殺人、放火、搶劫、強姦、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檢察機關起訴975000人，法院判處86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門接收勞改犯687000人，勞教人員169000人。」「這是1950年鎮反運動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擊。」
在廣東省，1983年至1986年共審結各類案犯7.8萬多名，6.9萬多名移送檢察院起訴。通過審查擴線，查破各類案件7300多宗，從中抓獲犯罪分子2670餘名，追繳贓款贓物折合人民幣1463萬元，港幣220多萬元。

量刑過重

1984年，在北京火車站發生了一起西瓜小販哄搶販瓜農民的事件。事後，小販們都被定以搶劫罪逮捕，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緩、無期徒刑。有個小販僅搶一個西瓜，被判了15年。陝西省公安廳前廳長王銳回憶，當年一些群眾在馬路邊打麻將，只是帶1毛錢的小彩頭，也被抓起來當做賭博處理。
除馬秦燕、遲志強等因生活作風超前被定流氓罪的案例，有的符合「流氓罪」定性但性質並不嚴重的案例，也被重判。遲志強回憶，在完縣看守所的獄友中，一人因偷看女廁所被判死緩，一人因強行摟抱女青年被判4年。
但是如今媒體的報導也存在刻意渲染重刑的情況，如「中國最後一個流氓犯」牛玉強被大量媒體宣傳成當年只是「搶了一頂帽子，砸了一扇玻璃，打了一個人」就被判重刑。但是農八師中級人民法院張君法官查閱當年案卷，判決書認定牛玉強等10人組成流氓組織菜刀隊，多次參與聚眾持械鬥毆，尋釁滋事，並不是「只搶了一頂帽子」。

司法過程的草率

嚴打期間辦案效率非常高，但不講訴訟程序、訴訟職能。
1979年出台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規定：中級法院一審死刑，高級法院二審死刑，最高院進行覆核。嚴打開始後，死刑覆核權下放至各省級高院，基層法院也能判死刑。

不能降低犯罪率

根據《中國刑事政策檢討：以「嚴打」刑事政策為視角》一書統計，1983年嚴打之後，1984年、1985年的犯罪率的確下降，但1986年以後又直線上升。
2013年，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汪明亮表示，「嚴打能夠起到展現國家威嚴以及安撫公眾的作用。該策略之所以獲得公眾的支持，主要是對於公眾而言，這一嚴厲譴責與懲罰的過程，具有在面對犯罪與不安全時抒發緊張與維持團結一體感的功能，是一種標準的『表達式正義』姿態。」「嚴打具有『速效性』，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發生功效，把犯罪勢頭壓下，主要在於政府能夠在短時間內集中司法資源，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引發犯罪發生的各種因素。但嚴打的作用範圍是有限的。嚴打只能針對嚴重犯罪，對輕微犯罪不能適用嚴打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