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華人

定義

新加坡統計局將「華人」定義為一個種族或族群。新加坡華人專指擁有中國漢族血統的人士，如福建人（專指福建閩南人）、潮州人（潮汕人）、廣東人（廣府人）、客家人、海南人、雷州人、福州人、福清人、興化人（專指福建莆田人）、江西人、浙江人、上海人等等。在一個混血家庭里，如果父親是華人，其子女通常會被歸類為華人。

閩南人（閩台泉漳人）

在新加坡，「閩南人」一般統稱為「新加坡福建人」（閩南語：Hok-Kien），構成約新加坡華人當中的43%，是新加坡華人社區當中最大的民系。新加坡閩南裔華人多數源自於福建省南部，主要是廈門、泉州及漳州（包括：安溪、晉江、同安、南安、惠安、永春、龍海、漳浦、詔安等）。他們所講的方言是新加坡閩南話（在新加坡稱為「福建話」），主要是以廈門閩南語做為標準，但較偏泉州音。在語言溝通方面，閩南泉漳話跟潮州話能夠達到50.4%的互通，但卻很難跟瓊語進行溝通。
在1979年推行講華語運動之前，新加坡閩南話曾是新加坡華人各民系當中的共同語，也是其他種族如馬來人和印度人跟華人溝通的語言。
早期的閩南先民大多落腳於廈門街（Amoy St.）和直落亞逸街（Telok Ayer St.），逐漸形成了圍繞於天福宮（Thian Hock Keng Temple）的區塊。他們隨後又成立了宗鄉會館如新加坡福建會館，並且把區塊展延至福建街（Hokkien St.）和中國街（China St.）一帶。新加坡福建人在早期新加坡河一帶的貿易活動當中是最活躍的。
由於他們來自中國閩南沿海一帶，並且從事海上貿易，大多有信奉海神媽祖之習俗。除此之外，他們也信奉其他道教之神明如玉皇大帝、九皇大帝、福德正神，也信奉各府、縣的鄉土神如清水祖師、法主真君、開漳聖王、靈安尊王、廣澤尊王、保生大帝、保儀大夫等。
唯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人所說的「福建人」，其實指的是來自泉漳（包括廈門）的「閩南人」，而不包括在福建省境內其的他籍貫；也就是說「福建人」並沒有包括在「閩南地區」以外的福建人士。一般來說，在新加坡不被稱為「福建人」的福建民系包括閩東民系（福州人、福清人和寧德人）、興化民系（莆田人和仙遊人）以及閩西的客家人。當時不採用「閩南人」而使用「福建人」來特指廈門、漳州以及泉州移民的原因有兩個：
1、當時「閩南語」只是一個語言學概念，所以除了專家學者以外，其餘來自泉州、漳州、廈門等閩南地區的百姓並沒有「閩南」這個概念，更不會把自己稱為「閩南人」或把自己的語言稱為「閩南語」。
2、在清朝末年以及民國初年的移民浪潮中，來自泉漳（包括廈門）的移民遠遠超過福建省其他地區的移民。這三地的移民到新加坡紮根之後，因為溝通需要，這三地原本就很接近的方言被混在一起使用，漸漸地形成新加坡福建話，簡稱福建話。來自福州和莆田等地的移民占少數，他們當時為了溝通需要，也得捨棄使用自己的閩東話和莆仙話而改用屬於閩南語系的新加坡福建話。馬來西亞也有類似情況。（新加坡的福州人和莆田人通常都會很明確的說自己是「福州人」和「興化人」，不會說自己是「福建人」，因為「福建人」這個稱謂早已被「閩南人」所使用。）

潮州人

潮州人構成了新加坡華人當中的21%，是在新加坡華人社區當中的第二大民系。新加坡潮州人多數源自於廣東省潮汕地區，包括了潮州、汕頭、揭陽、豐順等。
潮州人所講的方言是潮州話， 跟閩南語泉漳話能夠達到50.4%的互通。如同海南人一樣，潮州人的先祖可以追溯到福建南方地區（閩南）。由於閩南地區人口過度膨脹，加上饑荒等問題，他們因而遷徙到了潮汕地區。雖然潮州人和泉漳人在語言及文化上有所相似，他們仍會各自將自己的民系區分開來。在早期的新加坡華人社會裡（尤其是英國殖民時期），這兩個民系之間的相處並不太融洽。和閩南（泉漳）人一樣， 潮州人也信奉道教及中國的民間信仰。
19世紀期間，潮州人曾是新加坡最大的方言群體。然而，泉漳人大量的湧入導致了泉漳人在人口上超越了潮州人，尤其以新加坡南部最為顯著。柔佛海峽（Straits of Johor）岸邊曾是的潮州人主要的居住地，直到1980年代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實施搬遷計劃之後，才有所變化。
19世紀及20世紀初，大多數的潮州人都居住在牛車水（Chinatown）新加坡河畔（Singapore River）一帶。 早期的潮州人都從事工商業，包括捕魚業。傳統牛車水的商店或商行主要由潮州人經營，包括沙球勞路（Circular Road）和橋南路（South Bridge Road）一帶的商店。
後來，其他潮州商人也陸續設立賭場，或在新加坡森林，新加坡北部和柔佛（Johor Bahru）開設胡椒種植園。19世紀時期，他們先後得到柔佛蘇丹的批准設立這些種植園。其後，有更多的潮州人也加入種植業的行列，形成所謂的「江厝」制度（潮語：Kangchu）。「江」的意思是河流，而「厝」的意思是房子。在這種制度下，「厝」前面所加的字是指種植園首個負責人姓氏。「江厝制度」後來演變成今日新加坡的許多地名如蔡厝港（Choa Chu Kang）、林厝港（Lim Chu Kang）和楊厝港（Yeo Chu Kang）。這些地名在市區重建之前都曾是種植園。
早期的華人大多都成立宗鄉會館及方言會社。這些會館或公司扮演著工會的角色，替目不識丁的華工處理許多和殖民政府或僱主交涉的事宜。其中最為重要的潮州公司之一是1845年成立至今的義安公司。
新加坡的潮州人所使用的語言是新加坡潮州話，在本地簡稱為潮州話。這種潮州話因為長期受到新加坡的主要方言閩南語泉漳話所影響，已經和潮汕地區所操的潮汕話有著一定的差別，主要的差別在於它帶有比較濃厚的泉漳音，摻雜了很多廈門話的詞彙。與此同時，新加坡閩南（泉漳）人所操的新加坡福建話也有被潮州話影響的跡象，形成一種略帶潮州音的閩南泉漳話。
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曾報導過現今的後港（Hougang）是個潮州人主要的聚居點，不過新加坡人經常把「潮州」誤寫為「潮洲」。

廣府人（廣東人）

廣府人構成新加坡華人當中的15%，有時也稱之爲「廣東人」，但不包括同為廣東省的潮州人。新加坡廣府人大多數源自於廣東省南部地區，如廣州、肇慶、順德、台山、鶴山等等。
新加坡廣府人所講的語言為粵語。他們的宗教信仰也跟閩南人或潮州人一樣，為中國民間信仰、道教或佛教等。
於20世紀前半業，新加坡廣府人主要的職業為醫生、政治家、文言文老師，也從事其他行業如金飾業、裁縫業、餐飲業等等。他們的商店主要坐落於登婆街（temple streets）、寶塔街（pagoda streets）、摩士街（mosque street）。
來自廣東三水縣的廣東女工，稱之爲「紅頭巾」。他們主要在新加坡的建築工地上充當建築工人，為新加坡的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些女工背井離鄉，千里迢迢的從中國來到新加坡，於20世紀前半葉在新加坡的工地上從事勞動工作。她們所穿的衣服是海軍藍色的衣裳，頭上裹著紅頭巾，其作用是在工作時爲了保護頭顱，其外表格外鮮明。穿戴這種頭巾的第一位女士據説是宋朝的王朝雲，文學家蘇軾之妾。這種頭飾曾是廣東客家地區所穿戴之傳統帽子。廣府人由於經常跟客家人一起工作，也進而採用了這種傳統。
來自廣東四邑地區的女工主要戴的是黑色的頭巾。她們大部分在新加坡河畔（Singapore river）和吉寳港口（keppel harbour）的周遭碼頭從事勞動工作。於2010年，新加坡意識到牛車水一帶居住著大批的廣府人。

客家人

客家人構成新加坡華人人口的11.4% 。他們源自於廣東省東北客語區，如梅縣，大埔等。新加坡共和國的國父，李光耀，本身就是一位客家人，其祖籍為大埔。
由於客家話在語系方面較跟華語相似，但又受到閩南語和粵語的影響，客家人一般上被認爲是4到13世紀從華北遷徙到南方一帶的一個民系。這主要是因為數萬年前人類是從東南亞延陸路與海路北遷，而近一、兩千年來又因躲避戰亂而南遷所致。
許多20世紀前半葉在新加坡工地上工作的客家女，頭上所戴的頭巾跟三水縣的紅頭巾一樣。只不過，客家女所戴的是黑頭巾，而不是紅頭巾。

海南人、閩東人、閩北人

這個組群構成新加坡華人人口的5%，其中多數為海南人，源自於海南省，所講的語言為海南話。新加坡海南人多數源自於海南東北部地區，如文昌、海口等。
海南人移民到新加坡始於19世紀末期，他們比其他的民系較晚來到新加坡，多數從事店鋪工作，烹飪及餐飲業。海南雞飯是新加坡著名的美食。新加坡海南人也以西餐烹飪為名，因爲許多海南人早期曾是歐洲船隻上的廚師。
新加坡的閩東人分成兩大群，福州人和福清人。他們源自於福建省東部沿海的福州市和福州市下轄的地級市福清市。他們所操的語言是閩東語的兩大次方言，福州話和福清話。這兩者口音上有一定的差異，但可以互通。莆仙人（俗稱：興化人）雖然在現今的語言分類上不屬於閩東人，但是由於人數較少而經常被歸類為閩東人的一個分支。他們則源自於福建省的閩南和閩東之間的莆田市，他們所操的語言是莆仙話，在語言學上是一種介於閩南語和閩東語之間的語言，但跟兩者溝通有一定的障礙。
新加坡的閩北人多數源自福建省北部的南平市和建甌市以及浙江省南部。這個族群在新加坡的人數極少，有少部分在家中還保留著閩北語的建甌話，但是大多數新加坡的閩北人已經改用閩南語和新加坡華語。

馬來西亞華人及其它鄰國華人移民

來自新加坡鄰國如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等地的華人，風俗習慣及方言群體都更為接近新加坡華人。

臺灣人

約占新加坡華人的2%，由於人數較少，常被歸類於閩南人（福佬人），客家人或其他方言群。臺灣移民新加坡者，多數受過高等教育。
臺灣與新加坡相同，是以閩南裔華人為絕對多數的社會，因此他們移居新加坡有語言上的優勢，主要操華語（國語）、 臺灣閩南語等語。
根據新加坡日本文化協會副會長林少彬編的《日本人眼裡的新加坡》，1912至1925年間「台灣銀行」開始在新加坡營業。同書也提到，根據日本人在1932年所做的統計，當時居住在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台灣人，總數有105人。根據經歷過1940年代時期新加坡人的口頭述説，當時二戰時期有許多佔領新加坡的日本兵其實是台籍日本兵。據新加坡人的口頭述説，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許多新加坡的華文老師來自台灣。
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後，由於新加坡跟台灣有密切的關係，更有一些台籍軍事人士移民到新加坡，並且在新加坡武裝部隊擔任高級軍官。於1970年和1980年代，有更多的台灣人移民到新加坡，到新加坡投資，工作，定居或念書。他們通常屬於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並且在各專業領域如工程、商業、投資、研發和教育就職。也有許多新加坡華人和台灣人通婚，台籍配偶也因此移民到新加坡，並且取得公民權。於2009年，在新加坡的台灣人人口估計為 60,000。。臺灣移民陳碩茂於2011年當選新加坡國會議員。

香港人

這個組群主要是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初起移民到新加坡的香港人，常被歸類於廣東人（廣府人），客家人或其他方言群，其主要原因為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令港人憂慮中共統治。

新加坡土生華人

土生華人也叫「峇峇娘惹」（即男性稱「峇峇」、女性為「娘惹」），乃早期南洋華族漢人與當地馬來人的共同後代。他們不僅同時擁有兩個民族的後續血統，還融合了英屬馬來亞年代的日常英式、馬來以及中國閩南（或部分潮州民系）傳統習俗，因而形成了自我特有的文化認同，並在星馬兩地被歸作另外一個獨立族群。此外，亦有許多峇峇娘惹在18世紀葡萄牙人的殖民統治之下，因由傳教士傳教而改爲信奉天主教。
新加坡的土生華人早期多數居住在芽龍（Geylang）和加東（Katong）一帶。在殖民地時期，由於他們大多通曉英語、馬來語和閩南語，因而也是各商業和社團組織的通事或中間人。許多新加坡土生華人和福建人曾經搬離新加坡市中心到東海岸的丹戎加東（Tanjong Katong）一帶，並且建造豪宅與別墅。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後，新加坡土生華人開始遷往新加坡各個地區。

吳越人及其它

21世紀之前，有極少量來自北京或其他省份如山東、四川、湖北，和來自上海，江浙以官話或吳語系為母語的中國人，只構成了新加坡華人人口的0.1—2%。多數來自中國大陸各省以普通話為主要母語的人士比其他族群還要晚移民到新加坡。他們都能說標準普通話，也可能能說自己的官話方言。21世紀之時，從中國大陸各地區來新加坡讀書或工作的人士有增無減。有些再移民其他國家，有些則長期定居在新加坡。
2001年後移民到新加坡的原中國籍新加坡華人有部分是高收入的白領階級，並且在跨國公司、研發中心、大學等就職。有部分在小學，中學的中國籍老師。自21世紀，新加坡經歷了來自中國各省的第三次移民浪潮。他們到新加坡讀書或工作。有些再移民其他國家，或回去中國，有些則長期定居在新加坡。這些來自中國的移民通常稱爲「新移民」。

新加坡建城以前

最早出現於中國史籍中的新加坡稱為蒲羅中、龍牙門、凌衙門、單馬錫、淡馬錫、息辣、息力和石叻等。
南宋趙汝適於1225年寫成的《諸蕃志》記載著外國商船從泉州港的航行過程及貿易情況，其中的<三佛齊門>篇記載外國商舶到三佛齊貿易，必先在「凌牙門經商三分之一」，然後才到三佛齊。
1615年成書的《馬來紀年》，記載12世紀中到14世紀中葉，新加坡由信訶補羅王朝統治，1320年「有元朝曾到龍牙門索象」。1325年龍牙門也遣使者朝貢等記載。
元代汪大淵在《島夷志略》一書中記述了他在淡馬錫的所見所聞。在其《島夷志略》〈龍牙門〉一條中，簡陋了記載當時新加坡有華人居住。在14世紀，新加坡因受爪哇滿者伯夷與暹羅素可泰王朝的侵略，於1377年和1391年遭毀滅性的破壞。古新加坡被破壞後，便少有華人在新加坡的足跡記載。15世紀時的記載顯示新加坡為馬六甲蘇丹的馬來武士和海人的聚居地。
不過，明朝永樂年間（1403年）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時，在他的航海圖上亦曾提及它的古稱「淡馬錫」。1420年，鄭和第六度出使印度洋也曾途經新加坡，但未有華人的記載。
清人顏斯綜所著的《南洋蠡測》記載新忌利波已有華人的墳墓：「有唐人墳墓，碑記梁朝年號及宋代咸淳」。梁朝為中國五代的後梁（907-922年），咸淳是南宋度宗的年號（1265-1274年）。據清人顏斯綜的猜測，公元907-1274年間，新加坡是有華人居住的，並在死後葬在這裡。

1937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7年爆發的中國抗日戰爭喚醒了新加坡華僑對於中國的愛國主義。新加坡華僑團體紛紛組織活動來抵制在新加坡的日本貨。在戰爭期間，由於擔心在中國親戚的安危，有些新加坡華僑回到了中國參加了抗日戰爭。有些華僑商人則出錢支援抗日戰爭所需的武器及物質。但日本於1942年佔領了新加坡，日本憲兵隊（Kempeitai）調查並且逮捕了許多參與支援抗日活動的新加坡華僑。為消除對日本的仇恨並且使民衆感到恐懼，日本憲兵隊進行了肅清大屠殺，屠殺了許多新加坡華僑。在這期間仍有許多秘密地下抗日組織，例如林謀盛所領導的136部隊（Force 136）。

語言

新加坡是個多語言的國家，除了官方語言英語、華語（現代標準漢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之外，還有各種漢語方言。
由於新加坡的教育和工商語言主要以英語為主，所以英語是新加坡最強勢的語言，也是新加坡華人與其他種族慣用的語言。但是由於新加坡華人是受過雙語教育（英語和華語），所以多數的新加坡華人都能講英語和華語。除了英語和華語之外，也有許多新加坡華人仍能講各種漢語方言如泉漳語、潮州話、粵語等。一般來說，新加坡華人的華語能力不及大中華地區，主要體現在較為薄弱的閱讀和書寫能力，但比非華人區強。
在1979年推行講華語運動之前，新加坡福建話（閩南語）曾經是新加坡華人之間的通用語。在推行講華語運動和華語強制性被納入到新加坡華人的語言教育之後，華語逐漸取代新加坡福建話成為新加坡華人之間的通用語。由於1980年代廢除華校而全面推行英語教育之緣故，改以英語為家庭語言的華人增加了。現今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使得新加坡華人開始重視華語（普通話），新加坡政府近年也對新加坡中文教育採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同時也鼓勵受英語教育的新加坡華人在課外和業餘時間多使用華語（普通話）。今日的新加坡雖在強勢的英語照應之下，但新加坡華人講華語的情況開始逐漸普及化。
近幾年，新加坡華人的漢語方言受到了嚴重威脅呈現的瀕危情況之下，新加坡華人的漢語方言文化憂患意識使得一部分的新加坡華人重新撿起漢語方言。這一批新加坡華人社群當中的漢語方言愛好者和漢語方言保護主義者包括了一部分受英語教育及經歷過新加坡政府極力推行的講華語運動年代的中年人和小部分的新加坡年輕一代的華族人群。近年來，宗鄉會館開始開辦了漢語方言課程和舉辦漢語方言文化活動，新加坡華人現在可以去認識漢語方言和了解漢語方言文化。最近新加坡華人也可以在新加坡華語主流電視頻道接觸一些曾被禁止的方言媒體，例如新加坡政府媒體管理機構於2016年在新加坡華語主流電視頻道播放以閩南語（福建話）和粵語（廣東話）雙語播出的一系列漢語方言節目，其中包括了稱為「吃飽沒」和「歡喜就好」的欄目。但事實上，新加坡政府近年來允許一些本地製作的閩南語和粵語節目在主流電視播放的理由並不是傳承和保護閩南語和粵語及閩南和粵文化，而真正的目的是要把重要的本地社區服務和醫藥資訊有效地傳遞給多數祇通曉閩南語或粵語的年長者。雖然新加坡政府對漢語方言的態度顯然有一些寬鬆，但是他們仍然不重視或不支持漢語方言的傳承和保護。他們至今仍舊堅持對漢語方言表明強硬的立場的原因是，他們認為漢語方言的學習對一般新加坡華人的英語和華語（普通話）雙語的掌握造成損害，甚至強調英語和華語（普通話）比漢語方言對新加坡華人的未來更有前途。更何況，新加坡本地製作的閩南語和粵語雙語節目不但極少，其方言節目的品質沒有像大陸和港台的閩南語和粵語節目優質。因此，由於網絡的興起，新加坡華人社群當中的閩南語和粵語愛好者和文化保護主義者紛紛在網上收看大陸和港台的閩南語和粵語節目，加上他們報名參與宗鄉會館開辦的閩南語和粵語課程和文化活動，在新加坡華人社群較普遍使用的閩南語和粵語之類的漢語方言都得以保留傳承下來。

飲食文化

新加坡的華人美食主要由早期華人移民根據當地及當時的情況（例如可選用的食材）所發展而來，融合了各種不一樣的元素和本地特色。比如新加坡的海南雞飯，原本屬於街邊攤販叫賣。因為要求速度快，保溫，還要具備好的風味，所以在烹飪的時候使用雞湯做雞飯。雞和飯分開。叫賣的時候則是一碗雞飯扣在盤子裡，加上迅速切好的白斬雞，速度不超過3分鐘。久而久之形成了新加坡自己特色的一道菜，和原本字面上的海南雞飯已經完全不一樣。這些美食展現了新加坡當地的風味和口味。多數新加坡的華人美食如肉骨茶、面薄、拌麵、炒粿條、，廣東豬腸粉、福建麵、海南雞飯，廣東雲吞麵、薄餅等都可以在新加坡的小販中心（熟食中心）或美食閣吃到。有些新加坡華人是素食者，因爲他們有些是虔誠的佛教徒。21世紀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豐富了新加坡華人美食的多元性，各種中國菜都能在新加坡的餐廳找到，如川菜、東北菜等等。

通婚

新加坡華人一般來説會維持一個較爲獨特的群體認同，而更加的有可能在華人社群當中通婚。不同方言群（或籍貫）的通婚十分普遍。也有少數的新加坡華人會跟其他不同的新加坡族群通婚，例如新加坡馬來人、新加坡印度人、新加坡歐亞混血人、歐美白人等等。

文化

由於新加坡是個東西文化雜糅，多元種族文化匯集的國家，新加坡華人的文化跟來自中國大陸，臺灣或其他華人區，有本質上的區別。在文化上，新加坡的華族文化更加接近馬來西亞的華族文化。而由於新加坡的華人大多數源自於中國南方，尤其是福建、廣東、海南三省，其文化跟這些地區較爲接近，無論是各種漢語方言、華人習俗、傳統節日、宗教信仰都跟這些地區的文化較為接近。 新加坡有著各種華商商會組織，華人文化機構，華語媒體、中文書店，華語流行文化，新加坡華語文學，各種方言戲曲等，也是大中華地區以外人仍保留中華文化的一個國家。
然而，新加坡是個以英語為主的國家，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也不少，因此在思想觀念上，文化禮儀，語言，都跟來自大中華地區的華人稍有不同。來自中國大陸的中國人主要是以中國中心主義來看世界，而新加坡華人主要是受英語教育（但是在學校必須學習華語），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同時，新加坡的各種族的語言文化也互相影響著對方，華人的文化因此受到了新加坡本土文化如馬來文化，印度文化等等的影響。除了這些文化影響，新加坡華人也受到了日本流行文化，韓國流行文化的影響。這也造就了新加坡華人雜糅匯聚的文化本質。
儘管如此，相較於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時期對中華文化的破壞，新加坡的一些傳統華族文化卻保留了下來，尤其是中國南方的宗教禮儀及傳統禮俗、風水、命理、儒家思想等仍然對新加坡華人有所影響。
新加坡華人的中文程度，因實行英語為教育第一語言的緣故，因此因人而異，出現參差不齊的狀況。普遍上新一代華人出現「峇化現象」，即文化流失的嚴重趨勢。不過到目前為止，一般來説，新加坡華人普遍上還是具有一定的中文能力，雖然程度上不及大中華地區，但其中文程度一般比其他國家的華裔強。

1980年代之前

新加坡華人教育始於19世紀華人創辦的私塾, 主要以中國南方方言（例如閩南語）來教授各種儒家經典。於20世紀初，由於受到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許多華校於1920年改用華語做為教學語言。當時的英國殖民政府基本上讓華僑團體自由的開展華人教育。於是，新加坡華僑團體於1930年和1940年出錢創辦更多的華校。 到了1953年，新加坡福建會館主席陳六使更是主導並且創辦了唯一所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海外華文大學「南洋大學」，逐步在新加坡建立了一套有系統的華校制度。
然而1960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左翼共產思想及文革和新加坡的資本主義國策剛好背道而馳。為吸引西方國家來新加坡投資， 新加坡採取了以英語為實際通用語和工作語的基本國策。同時為了防止新加坡華人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左翼政治思想的影響，新加坡採取了重英輕華的政策，一方面為經濟就業需求鼓勵新加坡華人讀英校，另一方面又對文革及共產思想進行批判。華校生由於英語程度低落常遇到就業問題，因此大多數人把子女送到了英校，導致了華校的報讀人數逐年下降。這些因素都加快了華校制度在新加坡的消亡。

1980年代之後

20世紀8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逐步廢除華校制度，除了華文課以及道德課，所有科目一概使用英文教學。1983年1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華文、馬來文、淡米爾及英文一律合併為單一語種教育體系，於1984年開始實行，並於1987年完成是次整合。為確保新加坡華人仍然保留自己的母語文化，新加坡政府自80年代後一貫在所有學校推行華語教學，所有新加坡華人都需要學習華語，為所謂的「第二語言」。新加坡又同時設立了特選學校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chools)，這些特選學校曾經是以前的傳統華校，負責培養華語文化專才。華文課除了教授華語文，也背負著傳授中華文化的使命。由於華語教學的延續，新加坡華人一般上都能夠講或書寫華文。新加坡華人也因此是即馬來西亞華人之後少許仍然保留中華語言文化的海外華人社群。

歷史背景

華人初到僑居地時雜居於牛車水一代。基於相同地緣，漢語方言及血緣的凝聚力和認同感，華人形成了五大幫群：福建幫，潮州幫，廣東幫，客家幫，海南幫。在英國殖民時期，殖民政府基本上採用的是以華治華的手段，指定了一些華人的領袖來管理華社。所以，華社是屬於一個半自治的狀況。他們組織的方式是通過一些民間組織來互相照顧自己，例如處理同伴的喪事。
因此，這些組織很多時候是個宗教組織，後來再發展成宗廟，或者是從這些照顧善後的組織裏面，再發展成同鄉會館和宗親會館，以便彼此之間互相照應。經過時代的演變，華人在經濟和教育上都有了顯著的成長，一些實力雄厚的華商開始發起了跨越幫群的社團組織。這些包括了成立俱樂部（例如怡和軒），商會（例如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06成立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是華社的最高機構，自成立起就背負著為華人爭取權益的責任。二戰時期，新加坡華人曾透過商會來籌款捐賑物資，幫忙受難中的中國。
在20世紀60年代初，新加坡慢慢的爭取到了自治。新加坡政府採取了許多使種族和諧的政策，讓大家不分種族，不分宗教的一起生活。所以，當時新加坡政府並不太鼓勵這些會館。華人慢慢地由僑居轉向了定居，在新加坡落地生根。隨著國民意識與認同感的加深，會館也慢慢地走向了衰退，而這些會館的組織功能也逐漸被政府取代。
現今的會館雖不如以前來的重要，但仍然扮演著傳承中華文化的作用，尤其是讓年輕的一代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及加深文化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