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主义

起源

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體現了對人類自由選擇和深思熟慮的充分自信，它根源於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自然法傳統、基督教傳統以及契約論傳統，汲取了法治理論、自然權利說、社會契約論等理論的精華，形成了「權利」與「權力」兩個重要的維度。
許多學者將憲政主義的起源追溯到英國1215年通過的《大憲章》，認為這一貴族與王權鬥爭的產物具有限制權力的性質，是現代憲政主義的源頭。但是，大多數學者還是傾向於認為是啟蒙運動給西方帶來了憲政主義。以英國的約翰·洛克、法國的孟德斯鳩、美國的麥迪遜、漢密爾頓等人為代表憲政主義者提出的三權分立、人權保護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性措施構成了憲政主義的基本理論體系，開創了西方憲政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

早期發展

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使作為一種理論形式的憲政主義成為西方政治制度架構的重要原則。從1628年開始，英國以《權利請願書》、《人身保護法》、《權利法案》以及《王位繼承法》等一系列憲法性文件為基礎形成了不成文憲法體系。在資產階級與封建王權的鬥爭中，憲政主義為限制君主權力提供了理論依據，產生了最早的君主立憲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君主立憲制制約了封建王權，防止了國王權力的專斷，成為當代西方一種主要的政體形式。
美國1787年制定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1791年生效的《權利法案》以及1789年法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等文件的頒布則標誌著憲政主義在實踐中的全面展開。隨著民主化改革的不斷深入，憲政主義融合了民主的因素，為西方憲政民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合理性，憲政主義逐漸由君主憲政發展成為民主憲政。

憲政與民主

憲政本身並不涉及民主，憲政的根本目的是保障自由權；而民主則關注政府的產生方式和權力來源。憲政可以讓政府受到約束從而保障公民自由權；民主則可以讓政府執政為民，從而保障或增加公民受益權。因此民主國家未必是憲政國家（例如古希臘），憲政國家也未必是民主國家（例如大憲章時代的英國）。憲政的關鍵詞是「自由」，民主的關鍵詞是「平等」。
法學界對於憲政與民主關係的解釋是「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為了保障屬於個人、並在政治學的邏輯上先於國家而存在的那些自由，憲政制度不僅用了各種方法來限制政府的權力，而且還用了許多方法去限制人民的權力，把憲法中確立的「憲法權利」排除在民意（政治中的多數）的選擇範圍之外，並通過一個獨立的、不受選舉制約的司法系統來充當公民憲法權利的保護神。

憲政與憲法

（1）憲法是一個名詞，憲政是一個動名詞，是將憲法予以貫徹實施的一種行為、活動和實踐；（2）憲法是一個文本，而憲政是一種運動，是一種實踐，是一整套的制度體系及其運行；（3）有了憲法，可以有憲政，也可以沒有憲政，但是有憲政的國家必有成文或不成文憲法；（4）憲法是一種理想，是一種宣言，而憲政是一種結果，是一種實現了或者基本實現了憲法理想的境界；（5）有了憲法，未必一定能實現法治，但是有了憲政的國家，必是法治的國家。
憲法是否意味著憲政在學術界眾說紛紜。憲法學界認為，憲法是實施憲政的前提，憲政是憲法的靈魂和生命。通常，憲法的目的在於保障民權，限制政府，這樣的憲法是靜態的憲政；也有的國家制定憲法之目的僅在於對外宣示，對於政府無法起到約束，這樣的憲法稱作字義性憲法。這樣的國家也不是憲政國家。

三權分立

憲政主義的本質在於以一系列準則或規範來限制政府權力。憲政主義宣稱，人們能夠並且應該建立一整套成文的或是不成文的規則來限制立法、行政、司法等國家權力，國家權威直接取決於這些可見的限制。憲政主義主張國家制訂一部有效的限權憲法，並通過三權分立的制度設計形成權力的制衡機制，從而有效地防止權力的專橫。
美國的三權分立體制實際確立於第4任美國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主政美國最高法院時期。馬歇爾大法官在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中，奠定了美國法院對美國國會法律的司法審查權之基礎，從此確立了美國的三權分立體制，而馬歇爾也被廣泛譽為美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首席大法官之一。

公民權

憲政主義不但要求一個安全的權力體系，同時還主張以明確的權利體系保障公民的人身、政治、經濟、社會等諸項權利。儘管這一權利主張一直受到保守派憲政主義者的非難，但還是逐漸發展起來並成為憲政主義的重要理論組成部分。在托馬斯·傑斐遜、詹姆斯·麥迪遜等人的努力下，美國憲法加上了《美國權利法案》作為憲法的修正案，從而完善了憲政體系，對於人權的規定成為憲法的標準內容。
美國的公民權在第14任美國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主政美國最高法院時期得到了極大地擴增，沃倫法院是歷史上美國司法權力所到達的頂峰，被廣泛認為造就了美國歷史上一場劃時代的自由主義憲政革命，成為了當時美國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堡壘。 厄爾·沃倫領導的美國最高法院作出了確立美國「一人一票」民主普選制、禁止種族隔離、推廣權利法案、逮捕程序改革（米蘭達警告）、抗擊麥卡錫主義、保障言論自由、保障婚姻自由等眾多里程碑式的判決，而沃倫也被廣泛譽為美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首席大法官之一。

君主立憲制

英國的憲政體制也許是世界上採用不成文憲法的國家中的最佳典範。英國1215年通過的《大憲章》被認為是憲政主義的起源之一，而17世紀的英格蘭也成為了世界上最早採用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之一，隨後英國國王和英國議會之間展開了長期的權力鬥爭。 如今的英國國王已經成為了英國的虛位元首，君主及其近親具有一系列的官方、禮儀、外交和代表性權力，其職責僅限於授勳及嘉獎和任命首相。現今英國政府的行政權力名義上仍舊通過君主的皇家特權來行使，但事實上這一權力僅能根據國會立定的法律行使，並且受到傳統與先例的限制。

權力制衡

此後，英國湧現出了大量的關於權力制衡的政治思想，並產生了許多政府的官方機構以及私人的機構進行權力制衡。 這種制衡已經從單一的限制國王權力擴展到英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日本

日本自從1947年5月3日施行新版憲法後，採用了單一制、議會制、君主立憲制。在保留了日本天皇的前提下，同時設立了國會。 而安倍晉三首相領導的政府提出要對1947年的憲法作出修改，這一舉措遭到了廣泛批評，反對者認為新的憲法將對日本公民附加額外的義務而不是進一步保障他們的人權。

大陸時期

1923年1月，孫中山在《申報》五十周年的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其中提出了「軍政、訓政、憲政」三部曲，規劃了走向民主共和憲政體制的改革路線。 1924年，孫中山撰寫了《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提出對國家建設所的規劃方案，強調「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1925年，孫中山逝世，同年國民政府成立，而1926-28年間蔣中正等人領導的國民革命軍進行了北伐，推翻了北洋政府、名義上統一了全中國，定都南京，中華民國進入訓政時期。 1927-37年間，中華民國的發展經歷了「黃金十年」，期間施行孫中山的訓政政策，1931年通過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以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同時培養國民施行憲政的能力。
1946年1月，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各黨代表於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政協憲草》，後由中國國民黨和其它黨派所組成（中國共產黨拒絕參加）的「制憲國民大會」於1946年12月25日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三民主義」入憲，1947年1月1日由國民政府公布、並於1947年12月25日正式生效，自此中華民國進入憲政體制。但隨後於1948年，即因國共內戰宣布進入動員戡亂時期，凍結憲法中許多保障自由權利的條文。

蔣經國時期

1970年代-80年代間，蔣經國所領導的政府以「三民主義」為根基，展開了一場大刀闊斧的民主和憲政改革，先前在大陸時期制定的憲法才真正得以落實於台灣地區。 台灣的民主共和憲政體制採用了孫中山創立的五權分立架構，將政府分成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而部分為統治中國全境所做的憲法規劃，則因應兩岸分治及社會發展的時勢，由《憲法增修條文》補充或暫停實施。 1988年，蔣經國逝世，但他的大部分民主和憲政改革成果延續至今。
1978年5月，蔣經國就任中華民國第6任總統。1979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台灣高雄爆發了歷史性的「美麗島事件」，訴求民主與自由，要求終結黨禁和戒嚴，雖然此次事件的領袖施明德等多人被逮捕判刑，但在各方壓力下蔣經國並未判處任何一名被告死刑，這被視作台灣島內民主的先聲。 而在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同一天，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強調，「確認厲行民主憲政是國家政治建設應走的大道，必須繼續向前邁進，決不容許後退。」
1986年3月，在國民黨第十二屆三中全會上，蔣經國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口號以及各項民主憲政改革方案，包括解除黨禁、報禁、戒嚴等等。他隨後強調：「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 1986年9月29日，台灣民進黨在台北成立 ，雖然當時「黨禁」還未正式解除、民進黨的成立在程序上還屬非法，但蔣經國並未實施鎮壓。 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在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凱瑟琳·葛蘭姆時，宣布台灣「即將解除戒嚴、開放黨禁」。
1986年10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再次強調：「個人的生死毀譽並不足惜，重要的是國家、民族的命脈。……凡執政黨同志，應以中國國民黨一向大公無私，為國為民的誠意和開明的豁達，積極求進的作為，與所有愛國家、愛民族的人共同努力…… 以使民主憲政更充實、更完美。」10月15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解嚴」和「開放黨禁」的決議。 1987年7月，蔣經國公布了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法》，正式解除了在台灣維持了38年的「戒嚴令」，對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限制隨之取消，台灣地區的民主憲政體製得到初步確立。1988年元旦，蔣經國宣布正式解除「報禁」，而13日後蔣經國逝世。 蔣經國被普遍認為是對台灣地區貢獻最大的中華民國領導人。

毛澤東時期

1940年2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裡面定義「憲政是什麼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他提出中國要的「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還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 近來有觀點對此提出質疑，認為將憲政理解成為民主政治其實是一種膚淺的誤解，憲政的終極價值是保障民權，而憲政的核心思想為「有限政府」，這並不意味著該政府必須經過民主的程序產生，例如17世紀君主立憲的英國。該觀點認為，現代憲政理論雖以民主制度為基礎，但它最核心價值並不是民主，而是體現在一部憲法和各種政法制度當中的「法律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the law）。憲政和民主是分不開的，但現代的憲政主義是一種自由主義的制度模式，其實質是民主主義、共和主義和法治主義這三者的匯合。
1950年代初，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許多民主人士建議以「立法」、「頒布法令」等的方式和平分配土地，1950年6月的《土地改革法》也獲得通過，但毛澤東等人反對將土地「恩賜」給農民的和平土改，而是鼓勵建立「人民法庭」、發動群眾對地主進行批鬥，此舉造成了法外殺人等激進的群眾暴力行為。 有學者認為這是將司法政治化，是反憲政運動，還有學者認為這是借法律的名義進行的一場政治革命。1954年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被審議通過，該憲法收入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85條）等具有憲政精神的內容，毛澤東本人也說道：「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但事實上，這部憲法很快就被虛置，幾乎成了一紙空文，憲政體制也未能確立。
1957年，毛澤東等中共高層發動了「反右運動」，1958年又發動了「大躍進」、實行「人民公社」，1963年又發動了「四清運動」，強調的依然是「人治」而非「法治」和憲政。1958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道：「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不行，但我們有我們的一套，……大躍進以來，都搞生產，大鳴大放大字報，就沒有時間犯法了。...... 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軍隊靠軍法治人，治不了，實際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會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樣多條文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 我們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
1966-76年間，毛澤東等人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憲法和法治，造成了體制性重創和空前的社會浩劫，國家主席劉少奇被非法罷免。文革期間，中共中央還主持重新修訂了憲法，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部憲法《七五憲法》，並在正文內納入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等內容，將大量中國共產黨的機構納入國家機構運作體系中，廢除了「國家主席、副主席」職位，帶有濃重的文革色彩、與憲政主義背道而馳。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1978年3月，華國鋒等人在「兩個凡是」的框架下主持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三部憲法《七八憲法》，該版本雖然刪除了部分文革語調、恢復了《五四憲法》部分公民權利條款，但依然保留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文革用語，並且沒有恢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主要的憲政主義內容。這部憲法正文延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相關條款，仍將中國共產黨的機構納入國家機構運作體系中，依然帶有明顯的局限性和文革色彩。

習近平時期

2018年，中共中央提議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將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憲法修正案的形式寫進《八二憲法》序言，與此同時還提議規定監察委員會的產生方式和職權，並重新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修進憲法的正文中，同時建議在《八二憲法》中刪除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條款。
2019年2月，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引述中共中央報刊《求是》報導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首次會議上發言，指出必須堅持加強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決不能走憲政、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的路。
近年來，習近平的許多言論和舉措招致了國內外的諸多反對聲音，部分學者對他的一系列作法感到憂慮、震驚，有人認為這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復辟、背離了憲政主義，還有人認為這甚至有可能將中國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