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奴制度

爭議

西藏自1720年代清朝以來被認為受到中國的有效統治，農奴制度引起的爭議有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立場

中共當局發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書聲稱：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是一個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占西藏總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被完全剝奪了人身自由和政治權利。農奴主把農奴和奴隸當作私有財產，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在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直到「民主改革」時被廢止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文將人分成三等九級，規定人們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法典規定，上等上級的人如王子等，其命價為與其屍體等重的黃金；而下等下級的人如婦女、屠夫、獵戶、匠人等，其命價為一根草繩。農奴主以野蠻、殘酷的刑罰維護封建農奴制度，動輒對農奴和奴隸實施剜目、割耳、斷手、剁腳、投水等駭人聽聞的酷刑。
白皮書進一步指出：廢除封建農奴制度，是西藏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廣大西藏人民的迫切願望。西藏人民為擺脫封建農奴制度的殘酷統治，爭取自己的做人權利，採用請願、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裝反抗等形式，進行了不斷的鬥爭。1951年西藏實現「和平解放」時，考慮到西藏歷史和現實的特殊情況，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肯定了改革西藏社會制度的必要性，同時對改革採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但是，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對改革，鼓吹「長期不改，永遠不改」，試圖永遠保持農奴制度，以維護既得利益。面對西藏人民日益高漲的「民主改革」的要求，他們不是順應民意，而是與國外反華勢力相勾結，組織一系列武裝叛亂和分裂活動，殺害中央駐西藏幹部，殘害擁護「改革」的西藏群眾，並於1959年3月10日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宣布「西藏獨立」，發動全面的武裝叛亂。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人民一道堅決平息了叛亂。

西方政府及學者立場

部份西方學者不認同中國大陸方面的描述，認為農奴制度依然存在，並宣稱根據統計中國大陸境內依然存在295萬的奴隸人口，僅次於印度的1420萬。
他們還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西藏和平解放時承諾要「維持西藏現有的社會階級」，共同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勢力，並沒有提到「解放農奴」。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管西藏後的前幾年也保留了當地貴族對農民的權利。1959年騷亂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在西藏推行階級鬥爭與土地國有化之後農奴議題才逐漸浮現。
西藏獨立運動的支持者則宣稱1959年前西藏無農奴制度。

中國治藏史

1720年代以來，清朝開始在西藏地區駐軍並設置駐藏大臣，有學者認為這是實現了對西藏的直接管理。從1912年至1949年，西藏雖不直接接受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管治，但中國從未放棄對西藏主權的主張。
清乾隆皇帝以「信黃教所以順人情，安國俗也」政策，認可了藏傳佛教僧侶享有過去已享有的「各種特權」，每年還額外「加賞青稞三百石」，使得相關寺院及其貴族擁有大量的田地、牧場、山林、牲畜，這種情況延續了217年，直到中共施行「土地改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為民主改革）與「大躍進」才被迫中斷。

農奴制

歐洲農奴制是一種在封建制度下、特別是莊園制度下的與農民地位相關的奴役制度。農奴制度主要存在於歐洲10世紀中世紀中期。歐洲最後一個廢除農奴制度的國家是俄國，直到19世紀中葉才不完全地解放了農奴。根據馬克思主義史觀，中國在周朝及以前實行奴隸制度。
農奴受到法律、經濟和社會關係上的多重束縛。農奴與奴隸不同，農奴的領主只有不完全的人身佔有權。領主不能處死農奴，但能隨意處罰(黥面)或連同土地買賣、抵押和轉讓。農奴有義務為領主無償勞作，農奴的勞力也被定義為領主的產權。
James Lee教授認為中國在清朝時存在農奴制。而美國華人學者徐明旭認為：「農奴制和漢地封建制的區別在於﹕農奴是農奴主的財產﹐沒有人身自由﹐而漢族農民和地主並沒有人身依附關係。」。

譯名爭議

西藏「農奴」是藏文mi ser的譯名，西方藏學家對此譯名是否準確的看法十分分岐。法蘭茲·麥可（Franz Michael）、畢翠絲·米勒（Beatrice Miller）認為，以平民（commoner）或子民（subject）來形容會比農奴（serf）來得正確，因為他們多數都有能力償還應繳的賦稅與義務，也可自由遷移至另一地，何況過去的西藏司法系統也允許他們提出訴願。梅爾文·戈爾斯坦則主張他們雖然可以「自由遷移」，還是被土地束縛的「農奴」。Eva K. Dargyay及Barbara Nimri Aziz的著作也認為使用「農奴」一詞並不準確。1951年草擬《十七條協議》時，中方譯者黃明信曾提議把中文的「人民」譯成藏文mi ser，藏方反對，表示政府公文里此詞是指與官吏、領主相對的「屬民」，沒有人提到「農奴」。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觀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觀點是，西藏在1959年土地改革運動前是一個農奴制的社會。在1959年以前，西藏95%的人民是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農奴。同時西藏地方法典將人分為三等九級，明確規定人們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在漫長的封建農奴制社會裡，西藏廣大農、牧奴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動輒遭到迫害。農奴中流傳著這樣的話：「能帶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腳印。」可以說，舊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權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面對封建農奴制度的殘酷統治，西藏勞動人民從未停止過反抗鬥爭。他們採用請願、逃亡、抗租抗差，直至武裝鬥爭等形式爭取自己的人身權利。但是，他們的要求遭到三大領主的殘酷鎮壓。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唯一認可的女活佛、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十二世多吉帕姆活佛桑頂·多吉帕姆·德慶曲珍2008年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舊西藏非常黑暗，農奴們的生活還不如馬匹和牲畜」。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白皮書引用法國旅行家亞歷山大·大衛·尼爾的《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說：舊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他們身上還有著苛捐雜稅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窮」。大衛·尼爾又說西藏是個充滿著笑容、歡樂、節慶和宴會的地域; 一個懂得享受人生的地方。在那裏從來沒有人餓死，即使有，也是在人煙罕至，氣候極端嚴酷的地方。西藏是一個充滿著傳統及異常豐富的靈修的國度。
中共管治前的在西藏被沿用300多年的古法典《十三法典》中有著明確的階級劃分：「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級。」。

西藏流亡政府的觀點

西藏流亡政府認為西藏在1959年前不存在農奴制度，於20世紀上半葉的西藏政府（噶廈）在努力使西藏現代化，1959年後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勞改營和人民公社才是農奴制度。國際特赦組織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控制西藏後廣泛侵犯人權。
對於這段歷史，十四世達賴喇嘛回應表示，他亦曾經譴責過許多西藏的封建傳統，又稱在1951年之前，還是個年輕人的他已經有意願變革體制了。他的前人已經禁止極刑及死刑等，他也進行過重要的改革，比如在1951年西藏「解放」前去除債務遺傳。
達賴喇嘛在被問及對1959年以前的舊西藏的社會制度以及「反動的落後的農奴制」的看法時表示：「沒有一個藏人認為，舊西藏是完美無缺的，我個人認為，舊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種落後的制度，這一點我是非常明確地認識到的……雖然舊西藏社會是落後的，但是絕不像中國共產黨所說的最黑暗，最殘酷，最野蠻，絕對不是這樣。在舊西藏社會中生長的人，如果你去看他們的臉，絕對是充滿快樂的，笑瞇瞇的……中國的農奴制度，印度的農奴制度和西藏的農奴制度不一樣，這裡面的不同，西藏人之所以充滿快樂，主要是由於宗教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人​​，一些有錢有勢的人，欺負自己的農奴，這樣的現象是有，不是沒有，各個地方總能找得到。但是從總的來說，舊西藏的制度是比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觀念，與中國和印度及其他國家，特別是與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相比是沒有辦法比較的，好多了……」

酷刑爭議

中共管治前的在西藏被沿用300多年的古法典《十三法典》中有各種「肉刑」的刑罰。舊西藏法律規定：「民反者均犯重法」，不但本人處死，而且家產沒收，妻子為奴。五世達賴曾經發過一道諭令：「拉日孜巴的百姓聽我的命令……如果你們再企圖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權拉日孜巴對你們施行砍手、砍腳、挖眼、打、殺」。這道諭令多次被後來的當權者重申。死刑於1896年前後被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廢除。同時期的大清帝國，凌遲、砍頭等等方式仍然經常使用。砍掉肢體的酷刑於1913年被十三世達賴宣布廢除。梅爾文·戈爾斯坦表示，中國大陸方面將古法典的描述與1950年代的實情混為一談，例如2009年在北京「西藏民主改革５０年大型展覽」展出了挖眼用的石帽與皮鞭，其實西藏官方最後一次挖眼是1934年對於被控叛國者龍廈·多吉次傑的處罰，而當時已經無人見過、也不會執行挖眼這項刑罰。他反對將「農奴」自動與「酷刑」連在一起。。卡提亞·畢菲特里耶指出，西藏從未存在過領主有權決定生死的奴隸制。羅伯·巴聶特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證明過去的領主對他們的農奴施加酷刑，但所謂「農奴制」卻不可避免的與人身虐待連結在一起。只有與中國大陸當局關係密切的學者才認為西藏的制度與人身虐待密不可分。況且，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西藏時並非要解放當地的社會制度，而是不願西藏遭到帝國主義（英國、美國）的殘害，「解放西藏免於封建主義壓迫」的說法，是到了1959年後才開始出現在中共文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