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學人

搶救學人，是1948年底至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末期，蔣介石下令實施的將知名學者由中國大陸遷往大陸以外的計劃，但該計劃實施情況並不理想。

前奏：中研院遷台

1948年11月30日，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奉命召開「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員談話會」，出席會議的有在南京的七個研究所的負責人姜立夫、陳省身、張鈺哲、俞建章、羅宗洛、趙九章、陶孟和、傅斯年、李濟等。會上商定幾條應對措施：立即停止各所基建工程；各所儘快徵求同仁意見，做好遷往台灣的準備；眷屬可自行疏散，或者在10日內遷往上海，可能出國者儘量襄助其成；文獻資料等集中到上海，伺機運往台灣。據稱，中國共產黨（中共）得知中國國民黨的中央政府任命李濟負責檔案文獻運台工作後，在第一時間派李濟的學生勸阻，被李濟拒絕。中共又轉求陶孟和勸阻，李濟仍不買帳。
1948年12月20日，「中鼎號」軍艦滿載國寶啟程，一周後抵達台灣基隆港。3天後第二船抵達，其中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文物資料便達934箱。1949年1月29日，第三批運出，因不少中華民國海軍軍人及家屬也急於赴台灣，所以該船直至1949年2月22日才抵基隆。至此，事先計劃運出的文物資料等均運抵台灣。
在文物資料運台的同時，朱家驊也在組織中央研究院人員遷台。但當時大多數中央研究院院士選擇靜觀其變。陶孟和等人主張留守大陸，靜等中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到來。在1948年11月30日那次談話會上，社會調查所所長陶孟和對朱家驊說：「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仁商量，以多數人意見為依歸。」12月9日，朱家驊再度催促陶孟和，陶孟和則用「全所人員多一票」作為不遷的理由回復朱家驊。朱家驊非常不滿，以「出席人員中包括助理研究院，不符合規定」為由，命令搬遷，陶孟和不予理會。
1949年3月6日，陶孟和在《大公報》撰文，要求將已遷台的文物資料運回大陸：「我們不承認任何人可以隨意決定搬運並處置這些古物與圖書。我們相信這些古物和圖書決不屬於任何個人、任何黨派，就是政府也不能對於它們要求所有權。它們是屬於國家的，屬於整個民族的，屬於一切的人民的。」
1948年2月，地質所代所長俞建章按照朱家驊指示，準備將地質所南遷。但研究員許傑、趙金科等11人秘密擬定《反對搬遷誓約》，並告知正在海外的地質所所長李四光。1949年1月末，李四光電函俞建章，指出南遷「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為地質所同人避亂似無多大意義，我個人絕不贊成」。1949年4月初，李四光接受周恩來、郭沫若挽留。氣象所所長兼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也留在了大陸。
1949年8月底，天文所、氣象所、物理所由上海返回南京，結束了半年來搬遷到上海的生活。
據統計，中央研究院系統14個單位，成建制遷台的僅有管理機構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歷史語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個單位的14％。中央研究院12個自然科學研究所全部和社會學所都留下。遷台人員包括歷史語言研究所80人，總辦事處50人，合計130人，占中央研究院總人數506人的25.6％，其他370人占74.4％留下。各研究所除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較完整遷台外，其他研究所僅少數人員離開大陸，大部分都留在了大陸。除胡適、梅貽琦等數十位教授外，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中有60位留在大陸，占院士總數的74％。去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有：凌鴻勛、林可勝、傅斯年、董作賓、李濟、王世傑、吳稚暉、朱家驊、李先聞9人（占院士總數的11.9％）；去美國的有：陳省身、李書華、吳憲、林可勝、趙元任、汪敬熙、陳克恢、李方桂、胡適、吳大猷、蕭公權、薩本棟等12人（占院士總數的15％）。
1949年6月9日，部分留守的中央研究院人員在上海舉辦21周年紀念會。6月17日，中央研究院正式被軍管會接管。9月16日，竺可楨、陶孟和、吳有訓等聯名致信在海外的趙元任等人，介紹上海戰役結束4個月來的情況，動員他們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1949年11月1日，中國科學院成立，郭沫若任院長，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任副院長。

計劃提出與實施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戰役打響。蔣介石急召朱家驊、傅斯年等人，擬定了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劃。朱家驊、傅斯年、蔣經國等人擬定了搶救細節辦法。接到南京方面電催「火速南下」時，北京大學校長胡適正忙於籌備北京大學50周年校慶。胡適一再對社會闢謠稱，北京大學若離開北京就不成其為北京大學，「所以決無搬遷之理。」
同時，中共也派胡適的弟子吳晗勸說胡適留下，但被胡適拒絕。據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文學系主任季羨林回憶，有人衝進胡適辦公室說解放區廣播裡勸胡適留下，將來繼續任北京大學校長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反問：「他們要我嗎？」
1948年12月12日，南京來電，要派專機來北平接胡適、陳寅恪及家屬。12月13日，蔣介石專門派大員到北平勸胡適南下，但胡適以正籌備北京大學50周年校慶為由不肯南下。12月14日，蔣介石兩次打電報催胡適飛赴南京，並於12月14日再次派專機飛北平，要將胡適、梅貽琦、陳寅恪、陳垣、毛子水、錢思亮等人接到南京。胡適乃決定赴台。臨行前，胡適派人勸天主教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同行，被陳垣拒絕。南京所派飛機抵達北平上空時，南苑機場已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傅作義下令國軍奪回機場。12月15日胡適、陳寅恪兩家及多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登機離開北平。
1948年12月15日，當胡適、陳寅恪及家眷和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等教授分乘兩架飛機抵達南京明故宮機場時，王世傑、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等前往機場迎接。《申報》報導稱：
胡適夫婦抵京
[本報南京15電]北大校長胡適及夫人，十五日下午六時三刻自平乘空運大隊專機飛抵首都，同行者有名史學家陳寅恪教授闔家，前平市副市長張伯謹夫婦及北平英文時事日報社長王雲槐等。按總統日前曾遣專機於十四日赴平迎胡氏南來，然以故都局勢陡緊，機場不能使用，致專機未克降落，乃延至十五日始完成是項使命。胡氏下機後，與蒞臨機場歡迎之王世傑、朱家驊、蔣經國、傅斯年、杭立武等握手寒暄。據云：平市軍情十五日已趨鬆弛，人心頗為安定，旋即偕夫人赴總統府方面預為準備之寓邸休息，入晚除朱家驊等往訪，談平市教育界情況外，甚少賓客，且因旅途疲勞，就寢頗早，亦未外出。
胡適、陳寅恪等人飛南京當天，行政院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免除國立台灣大學校長莊長恭職務，任命傅斯年為國立台灣大學校長並公示。次日，傅斯年再擬一快函代電，經航空系統由平津路局轉致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要求鄭天挺再作努力。函稱：
天挺：
空運隊可即派兩架機到平，兄前信中所開三批名單，作一次走，又中航機亦可能到平，其他可走者，應即準備勿延，與剿總聯絡，務即辦好送斯年。
此頁乞轉 北大鄭秘書長天挺或清華梅校長！
弟 傅斯年
一、今日（十六）中航五架大部空歸，想校方未接頭好，可惜之至，以後必須先集中，每人只能帶隨身行李，剿總協助，如協助胡校長是必須的！
二、通知時請千萬勿猶疑，猶疑即失去機會。
三、必須事先集中，與中航聯絡好。
四、凡北大鄭秘書長、或清華梅校長、或師大袁校長出證之搭客（教授及眷屬）均不必在北平付款，在京由教育部直付。
又，大維甚記念其令妹大縝，乞兄務必問她一下，給她一個機會，至感！
一、決定
二、集中
三、與交通聯絡好
四、剿總協助
今日胡先生與總統談及由總統指定三人小組，陳雪屏、蔣經國及弟，大紱則由弟聯絡，大維大買（賣）力氣，每日調度至可感。只要以上□辦好，而機接（新舊）可行，飛機要原原（源源）而來的。
1948年12月16日，快函發出，傅斯年、陳雪屏聯名向石樹德又發一急電：
急 平津路局石局長樹德兄，請譯轉梅校長、袁校長、鄭秘書長，筱晨，有一機到，如順利當續有機到，名單包括四類：（一）各院校館所行政負責人，如梅、李、袁、陳、胡、鄭、賀、霍、褚、沈、湯、馮、舲、饒等。（二）因政治關係必離者，如朱、雷、劉、毛、梅、齊等。（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如景鉞、通夫、大紱、宗恩、寶騄等。（四）在學術上有貢獻並自願南來者，如今甫、莘田、廉澄、思亮、祖聖、三強、濟慈、政烺、從文、廷祥、循正等，請會同分配列為數批，連眷屬，約三百人，分次乘機，務須與剿總實齋兄，路局志仁兄切實聯繫，機到即走，不能觀望稍有遲疑不決。
1948年12月16日中午，蔣介石在官邸設午宴為胡適一行接風。1948年12月17日下午，恰逢北京大學50周年校慶和胡適57歲生日，胡適赴中央研究院禮堂大廳出席校慶會，「發表沉痛演詞」。12月17日，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在黃埔路官邸設壽筵宴請胡適夫婦。
1948年12月21日，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自北平飛抵南京，同機者有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江文錦等24位教授。
1949年1月5日，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致電傅斯年，望其儘快赴台。1月19日晚，傅斯年飛抵台北。隨後就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同時繼續兼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就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後，傅斯年一直在邀請大陸學人加盟該大學，先後向鄭天挺、湯用彤、馮友蘭、葉企孫、錢三強、周一良、沈從文、陳寅恪等發出邀請，但回復者寥寥。
也有一些不在「搶救」之列，卻執意要走的學人，比如錢穆。因此毛澤東在1949年8月14日發表的評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抨擊了胡適、傅斯年、錢穆，稱「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於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學生、教員、教授、技師、工程師、醫生、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公務人員，都造反了，或者不願意再跟國民黨走了。」。

大部分重要學人的留下

陳寅恪全家抵達南京後僅住一晚，次日便趕往上海。1949年1月，陳寅恪全家遷居到陳序經任校長的嶺南大學。1949年6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組織「戰時內閣」，其中杭立武任教育部長。杭立武一多次派人勸陳序經動員陳寅恪離開大陸，陳序經沒答應。杭立武又勸陳序經、陳寅恪先到香港看情形再說，最終杭立武拉著「戰時內閣」財政部長徐堪最後一次趕到嶺南大學，要陳序經一同勸說陳寅恪到香港。但陳序經、陳寅恪都沒同意。直到1949年10月初，葉公超主持的外交部還在為國民黨離開大陸的人員辦理護照，然而陳序經、陳寅恪仍舊留在了大陸。
張伯苓於1948年7月任考試院院長，但到南京上任後不到一個月便離職避居重慶。渡江戰役後，張伯苓收到南開校友來信，信中有句話：「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飛飛」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學習時用的筆名。張伯苓隨後決定留下。蔣介石曾多次到重慶的張伯苓住地，催促張伯苓回任考試院院長，要張伯苓儘快離開重慶，去台灣和美國都可以，夫人和兒媳都可隨行。後來蔣介石又派張群、蔣經國來勸行，都被張伯苓謝絕。
1948年下半年，吳有訓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一天，教育部長杭立武找到吳有訓家，讓吳有訓儘快赴台灣。中共地下黨得知後，和吳有訓取得聯繫，囑咐吳有訓更換住址，不要將住址告訴別人，並儘量別外出。兩個月後，1949年5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上海戰役中攻占上海，吳有訓攜子女歡迎解放軍。當晚，吳有訓在收聽國民黨方面的中央廣播電台廣播時，女播音員播送：「吳有訓先生，你在哪裡？聽到廣播後請你馬上啟程赴廈門，那裡有人接你……」此後，每天都能聽到該廣播，直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廈門為止。    
1949年5月15日，茅以升晉見蔣介石，蔣介石想讓茅以升出任上海市秘書長，被茅以升託病拒絕。茅以升從蔣介石處回到醫院後，中共地下黨負責人得知消息，趕快派人通知茅以升可以出任，並讓茅以升利用此職阻止湯恩伯在撤退之前炸毀上海的工廠。從5月16日到5月25日解放軍攻占上海，茅以升任上海市秘書長10天，任內利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身份在外國駐滬領事館遊說，說服外國領事團起草一份照會，禁止湯恩伯破壞外國在滬開設的工廠。湯恩伯的焦土政策遂未能實施。
北京大學文學院長湯用彤被列入「搶救」名單，但湯用彤沒有離開北平。胡適離開北平後曾寫信勸湯用彤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不為所動。
除了上文所說的中央研究院大部分人員留下外，中國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人員及設備、資料絕大部分也都留在了大陸。此外，在海外的中國學者也紛紛返回大陸。據中國科學院估算，當時散居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大約有五千餘人，到1956年底已有二千餘名科學家陸續返回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