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那呼圖克圖

諾那呼圖克圖(藏文：ནོར་ལྷ་ཧོ་ཐོག་ཐུ།，藏語拼音：Norlha Hotogtu，威利：nor lha ho thog thu ) （1865年－1936年5月12日）又名格熱·索朗列旦，藏族，西藏類烏齊龍桑地方人，藏傳佛教寧瑪派、噶舉派僧侶。
他還被人稱作「格熱喇嘛」（一譯「噶拉喇嘛」）。

生平

諾那生平極富傳奇色彩。於藏傳佛教身兼密宗紅白兩教之法脈傳承，後因成為伏藏師而還俗，發掘多處重要的蓮師伏藏；並將其藏傳法脈傳至兩位漢人吳潤江與王家齊。於政治又擔任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的立法委員、蒙藏委員會委員等要職。

出生

諾那生於西藏類烏齊龍桑地方的格熱倉（一譯「噶瓦倉」）家族，該家族是當地望族。
關於其父母，史書有各種記載。《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的編者為諾那的學生陳濟博所作《我所知道的諾那》一文加了按語，其中稱，「父親是川邊恩達縣藏族人，母徐氏，漢籍。」諾那的外孫、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類烏齊寺早桑卡鄉地江寺院曲央加措活佛著有《諾那上師身世之謎》一文，其中稱「 『 噶瓦倉』有名叫『 阿仲』 和『 嘎得』 的兩兄弟，他倆迎娶了宿家的洛珍姑娘為妻，生下的兒子，即是我的外公即噶拉喇嘛，或諾那上師。」吉仲·江白堅參所作《類烏齊寺吉仲活佛和格熱喇嘛簡歷》中稱，「格熱喇嘛索朗列旦出生在類烏齊今壩復區龍桑地方有名望的格熱倉家。過去分寺拉章僧俗貴族中有些是這家出生的。格熱喇嘛是七世吉仲·赤列強白久乃的姑母所生。」
其出生時間也有眾多版本。其中一說集中在1863年至1865年，比如《西藏歷史文化辭典》稱其生於「清同治二年（1863年）」。《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的陳濟博《我所知道的諾那》一文編者按稱，「諾那生於清同治三年甲子歲五月十五日」，則諾那生於1864年。此外，另一說主張為1876年，比如曲央加措活佛《諾那上師身世之謎》中稱，「這年正是藏曆十五勝生周火年，即是公元1876年。」並稱，「當地人也認為外公可能是逹賴喇嘛的轉世靈童，而曾向上報告線索。」吉仲·江白堅參《類烏齊寺吉仲活佛和格熱喇嘛簡歷》稱，「1876年藏曆火鼠年，他被認定為逹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噶廈曾給他獻過曼扎、送過僧衣。」由於十二世達賴圓寂於1875年，故如果諾那童年真的曾經成為其候選靈童，則諾那的生日無論如何不應早於1875年。然而史書記載，「十二世逹賴喇嘛靈童只有一名，且經各方公認，請免予金瓶掣籤。」可見諾那曾為十二世達賴的候選靈童只是諾那家鄉的傳說，並且為附會這一傳說而不得不將諾那的生年推遲到1876年。故1876年說不足信。
諾那呼圖克圖在《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法語開示錄》中稱，「我是丑年五月十五日老虎時辰所生。我所生之年月日時，均是甚猛烈星宿當值。故我脾氣甚大，有許多人罵我不像喇嘛樣子。」 《康藏佛教與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應化史略》也稱「 上師於遜清同治四年乙丑五月十五日寅時，誕生類伍齊之金塘。」據此，諾那出生於1865年。諾那還曾自稱，「當蓮花生大士由印度來西藏時，我是大士弟子中之武將。」

出家

曲央加措活佛《諾那上師身世之謎》稱，「外公五歲時，在離格雄山谷的上方不很遠的地方，有一處名叫『古汝隆』的山谷，住著一位名叫『覺仁增』的大成就者，為外公授了皈依戒，取名為『索朗列旦（福德堅固）』。」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九輯的陳濟博《我所知道的諾那》編者按稱，「他自幼被選為恩達縣之嘎拉寺活佛，七歲迎之就位，法號諾那，又名赤乃降措。」這就是說，諾那寺的活佛，7歲時正式繼任活佛之位。

師承

其教派師承背景相當複雜，同寧瑪派（紅教）、噶舉派（白教）均有淵源。
陳濟博《我所知道的諾那》正文中稱，「諾那原是昌都類烏齊昌奇寺的管家。他在該寺時，名叫噶拉喇嘛。」「類烏齊寺本是噶舉派（俗稱白教）寺廟。諾那因他的師父轉信黃教，他便信仰紅教，即成為蓮花生大士教派者了。」
《類烏齊寺吉仲活佛和格熱喇嘛簡歷》稱「格熱·索朗列旦從小被授予活佛稱號，在類烏齊寺寧瑪扎倉當喇嘛，拜吉仲·赤列強白久乃為師。」類烏齊寺乃是達隆噶舉派的寺院。第七世吉仲活佛吉仲·赤列強白久乃生於藏曆土虎年（1878年），曾經「在『羌』藏北達龍二十九世活佛瑪珠·卻吉美巴吾跟前學習達龍噶舉派經典。」 後來，吉仲「在拉薩期間，逹賴喇嘛的經師普覺活佛為他剃度，並給他起了『阿旺扎巴赤列強白久乃』 的法名。」
由此可見，諾那和藏傳佛教達隆噶舉派淵源很深，曾拜第七世吉仲活佛為師。陳濟博《我所知道的諾那》中稱「諾那因不滿他的師父轉信黃教」，這一傳說的根據大概就是第七世吉仲活佛在拉薩由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的普覺活佛剃度並起法名。此後，諾那轉而信仰藏傳佛教寧瑪派（紅教）。
關於諾那在藏傳佛教寧瑪派（紅教）的師承關係，也有不同說法。《康藏佛教與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應化史略》該文說，諾那為「蓮花生大士第二十五代之嫡傳、海內紅白兩教現代之祖師」 ，並且稱「蓮花生大士第二十四代嫡脈相傳之祖師、名貝雅達賴者，實上師密宗本師。」譚元發《藏密一勺之我知》稱，「諾師（諾那）之師貝雅達賴祖師，與貢師（貢噶）之師度松靖巴大寶法王，同拜紅教簪映簽智祖師為師。」文中提到的「簪映簽智」，即絳央欽則的另一種譯名。《諾那上師身世之謎》稱，諾那曾直接師從絳央欽則：「 外公又與寺廟的活佛吉仲仁波切一起，從吉仲的老師苯噶（白苯）拉丈巴· 威色那裡學習五明。」 「後來大概二十歲左右，從大堪布扎西威色（吉樣光明）和噶瑪派的堪布仁青達吉（寶隆），受取了比丘戒。」 此外，「噶拉喇嘛來到德格宗薩寺，同時見到了大班智達絳央欽則旺波和五大藏的開創者絳根工珠· 阿旺雲登加措二大師。跟絳央欽則學了以達隆噶居派教法為主的眾多無偏法類，特別是獲得了欽則旺波的「傑尊心要」的灌頂教誡。同時，又從絳根工珠那裡受學了五大藏之中，除了《大寶伏藏》的《教誡藏》、《口傳密咒藏》、《所知藏》、《不共秘密藏》等四大藏，以及其它共同顯教和不共秘教的深法（後來從大伏藏師曲久領巴的兒子才旺洛布那裡受學了《大寶伏藏》）。」

關於呼圖克圖

《西康史拾遺》稱，「諾那原為昌都地區類烏齊寺的管家。該寺屬紅教。諾那對紅教教義，很有研究，常為信徒講經說法，頗受類烏齊等地紅教教徒們的尊崇，因此清帝敕封為呼圖克圖。」
《康藏佛教與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應化史略》則稱，諾那的「呼圖克圖」名號乃是繼承而來的：「清乾隆二年，類伍齊之諾那寺大喇嘛額王嘎把者，助大將軍蔣伽把征廓爾喀有功，受封為三大呼圖克圖，實諾那金剛上師第一生。……諾那以七世轉生活佛故，七歲即被迎入諾那寺，學修顯密，並報清蒙藏院有案。」此說法所稱「蒙藏院」，應為理藩院之誤。而且乾隆年間，清朝只有兩次征廓爾喀，分別為乾隆五十三年、乾隆五十六年，而這兩次均無類烏齊喇嘛受封之記錄。所謂「類伍齊之諾那寺大喇嘛額王嘎把」，當為《西藏宗教源流考》中記載的「白教熱沃仔揚貢寺帕曲呼畢勒罕阿旺扎巴稱勒，雍正元年，支應進藏官兵烏拉出力，賞加『諾門罕』名號。」
除了清朝受封說以外，還有中華民國受封說。比如吉仲·江白堅參《類烏齊寺吉仲活佛和格熱喇嘛簡歷》未說諾那在清朝曾獲「呼圖克圖」，而是稱諾那在中華民國時期到南京「向國民黨中央政府告狀，終於被蔣介石召見。蔣封他為『奴拉呼圖克圖』，並發給薪金，在經濟上給予支持。」

參與平定波密

英國侵藏戰爭爆發後，十三世達賴力主抗擊英國，並於1904年逃到中國內地，1908年赴北京訪問。達賴離開北京返回西藏的同時，清廷任命趙爾豐為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令其在西藏實行「改土歸流」 ，以便加強中央對西藏的控制。清廷還命鍾穎率三個營的川軍共2000人於宣統元年六月（1909年）由四川進入西藏。西藏噶廈秘密指示所屬各地的官員，組織民兵阻止川軍進入西藏。宣統三年四月六日（1911年），趙爾豐奏請清廷派傅嵩秋代理川滇邊務大臣。當時，駐藏大臣聯豫電請清廷派兵會攻波密，趙爾豐、傅嵩秋向清廷會奏派副都統鳳山率2000名官兵前往。宣統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趙爾豐、傅嵩秋率軍從甘孜來到瞻對，驅逐了藏官，設「瞻對委員」一職。五月十五日，在道塢設官，隨後將魚通土司、卓斯土司改土歸流。五月二十二日，趙爾豐進入四川，沿途收繳了咱里土司、冷邊土司、枕邊土司的印信。
《羅長裿申報聯豫白馬岡頭人來投並請設治》中稱，白馬策翁同清軍多次交戰，敗逃到白馬岡：
至閏六月十五日，丹貞楚稱同白馬岡酋氏青曾及仁進邦頭人頓吉昂錯押解波密酋長白馬策翁及其弟德塞吉古全家首級來營投誠。據稱自波密失後，白馬策翁等逃至白馬岡之須木地方，不知悔過，仍然聚兵反抗，俟經結仲喇嘛從中勸阻，並約白馬策翁前往傾多寺面請鳳大人悔過投誠，漢官必以寬待。而德塞吉古雲，結仲傾向漢官，意欲殺之，人民弗願。適逢丹貞楚稱來此宣慰：如其幫助波密，是為叛逆；如其投誠，同為大皇上百姓。況大兵已至江邊，倘若遲疑，勢必入境。求福求禍，爾等自行決之。小的等自生化外，不知禮節，只知大皇上能以保護人民，遂與仁進邦頭人頓吉昂措會商，殺白馬策翁等除去後患，特此前來投誠等語。管帶復詢問丹貞楚稱，俱為事實。
由該史料可見，白馬策翁等人是由白馬岡地方酋長與仁進邦頭人共同殺害，並將首級獻給清軍。諾那、丹貞楚稱都曾經勸導白馬策翁不要同清軍為敵，但未被白馬策翁接受。
一些文獻稱諾那在清軍平定波密中為清軍方面立功。其中一說為諾那斬殺白馬策翁全家。比如《諾那的部分重要史料輯錄》稱，「宣統二年年三月川藏兩軍在工布江達一帶發生激戰。……這時諾那正受聘於工布江達的土酋白馬策翁家，為其出謀劃策。白馬堅決主張攔截川軍入藏，諾那力主聯合川軍抗擊藏軍。」 該文還引用劉贊廷《西康建省紀要》稱，「當藏軍來攻時，白馬策翁謀於結仲諾那喇嘛。結仲知國際大勢，力主阻抗。如戰勝藏軍即可自立為國，將來朝廷容納再為內附。」 但白馬策翁堅決主張對川軍進行攔截。「諾那遂聯合左右親信，斬白馬翁策全家首級獻於清總督行營，於是波密全境平定。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奏請清廷封諾那為西康大總管。」此說一是不合史料中地方酋長及土司斬殺白馬策翁全家的記述，二是當時趙爾豐已經卸任川滇邊務大臣（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任命趙爾豐署理四川總督；四月六日，趙爾豐奏請派道員傅嵩炑代理川滇邊務大臣；四月八日，趙爾豐交卸了川滇邊務大臣的差事），不可能在這之後再發生「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奏請清廷封諾那為西康大總管」的事情。
另外一說是諾那冒領軍功。《諾那上師身世之謎》稱，西藏方面的第巴洛絨戰敗逃至金珠隆, 被當地宗本多傑扎巴乘機報仇殺害。噶拉喇嘛和吉仲從他們二人傳教的波密西南部回寺院的途中在該地受阻。噶拉喇嘛乘機 「呈報川軍『這次的罪魁禍首分子全部了結，第巴洛絨主僕在金珠拉山頭被殺死，現將他們的首級和手送上，請查驗，並請發給我們通行證。」「噶拉喇嘛與川軍『御部大人』 交上了朋友，『御部大人』不僅給他們頒發了『愛國良民』證書，還贈送了八支火槍和八百發子彈給他們作為護身之用。噶拉喇嘛也由此開始了與漢族人的聯繫。」此說也和史料不符。

被囚拉薩

清末民初，川軍同藏軍在類烏齊附近對峙。民國六年（1917年）九月，駐類烏齊的川軍炮隊余金海因為「割草細故」而與藏人發生鬥爭。「英國與西藏接濟五籽槍五千枝，彈五百萬。」促使藏軍開始進攻川軍。此後，諾那擁護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配合川軍戰鬥。諾那率軍擊斃了丁青代本、普龍代本。
川軍戰敗之後，諾那被西藏噶廈抓到拉薩受刑，其親屬等人也遭到酷刑折磨。「格熱喇嘛的大弟被挖掉臏骨，二弟桑益、孫子久人次仁拉加和貢布三人被割鼻，交給雪多和邊壩兩宗管押。嘎爾堆江倉的阿加班登等二十八人被割鼻，交邊巴宗看押。一個月後，格熱喇嘛服所謂吞加（名為臨去鞭）的鞭刑，由一個班的土兵押送拉薩。關監前又受了一次所謂覺加（到達時）鞭刑。」 
在拉薩，「英國人出面調解，誘說諾那，如其降，可被委任為川邊康區的統治者。諾那嚴詞拒絕。」「達賴再三誘上師降，不屈。乃於拉薩郊外，掘土牢約深四、五丈，底寬僅五、六尺，於一九一八年夏曆五月十五，囚禁上師於土牢中，併疊架木石，僅上留一孔五寸許。遣若本二人，戍兵三百以守之，日垂面水一度。仍屢誘降，終不屈。乃前後三次置毒於面內，上師明知亦安受之，於黑暗中捫食竟死，以密法力數日復甦者再。守者以物垂下試之，上師仍捫食，守驚為神人，達賴亦不敢再令置毒。蓋此毒藥乃黑教五毒製成。性至烈，稍染指端，即全身潰爛五臟俱裂而死。藥毒三次，死又復生。豈人力所可致也。」
1923年或1924年，諾那成功越獄，並逃離了西藏，來到中國內地。有關其傳奇般的越獄過程，有許多傳說。有的說他通過「神通法力」，有的說他「幻屍示寂」，還有的說「上師囚土牢約六載。心一境性，日唯念佛，暇則以手掘土。遇石乃改向再掘，久之，成長穴，乃於一九二三年夏曆九月十三曰，由牢逆出，再睹天日。」
吉仲·江白堅參的《類烏齊寺吉仲活佛和格熱喇嘛簡歷》稱，諾那被囚禁數年後，逢十三世達賴年關大赦。諾那被關在站籠內示眾七天之後，充軍至隆孜宗。在此地，諾那和負責監管他的奚堆（莊園管事）俗官尼隆·朗卡才旺、僧官陳東·群塞形成了供養師和施主的關係。「格熱喇嘛利用這一關係，提出晚年安靜修的要求。他倆同意了，讓他住在一間外觀像監獄的房子靜修。不久格熱喇嘛給被充軍的嘎爾堆江倉的倫布那吾（割鼻子後被取的外號）去了一封密信，要他想法逃到康定等待。倫布那吾收到信後，帶著格熱喇嘛的次弟逃至康定等候格熱喇嘛。格熱喇嘛趁著甲玉奚堆不在之機，剪掉頂髻，放在他的座墊上，並放下完整的手腳指甲和平時穿的衣服逃走。關于格熱喇嘛出逃一事有過很多神話般的傳說。有人說，他是化為彩虹騰飛了……後來嘎爾堆江倉的倫布那吾告訴我，格熱喇嘛是和一個去拉薩朝佛的道孚人一起沿大路來到康定的。」

內地活動

在漢地，諾那起初期望北京政府的執政段祺瑞出面解決康藏問題，但未果。此後，他轉而依靠川軍領導人之一劉湘。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經劉湘、格桑澤仁、戴季陶等人幫助，諾那成為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諾那和在南京的藏胞共同組織了康藏駐京人士抗日大遊行，且通電譴責日軍，呼籲國民政府派軍隊進行抗戰。
1934年，黃慕松作為國民政府的專使，赴拉薩致祭十三世達賴。「黃慕松入藏時得知他是自稱呼圖克圖，回南京後將其革職。」遭到黃慕松（1935年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革職後，諾那又赴北京活動。

西康宣慰使

1935年，諾那被劉湘推薦出任西康宣慰使。任內，諾那企圖解決劉文輝部駐康北各地武裝，並撤換了各地縣長，和劉文輝矛盾不斷升級，最後雙方都向中央告狀，指責對方。期間，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路過甘孜，中國國民黨方面的重慶行營授命諾那率地方武裝阻擊中國工農紅軍。1936年2月，諾那在道孚、爐霍、甘孜地區率部阻擊紅軍，但被紅軍擊潰。
下瞻對的頭人因和他人爭奪草場，而同諾那產生矛盾。諾那部潰敗時，該頭人生擒了諾那，並將其交給了在瞻化的中國工農紅軍。後來，諾那被轉送位於甘孜的紅軍總部。在甘孜，一開始諾那對紅軍領導人稱，「我為發號施令之人，全署員兵奉令行事。蔣委員長待我厚，防禦共匪，系我天職。速殺我，寬免員兵。」 但紅軍方面對諾那從寬處理，並且還儘量優待諾那。紅四方面軍
總政委陳昌浩以及王維舟夫婦都曾親自同諾那等人宣傳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工農紅軍的政策。朱德也曾同諾那等人談話。據當時和諾那一同被俘的西康宣慰使署人員韓大載回憶，朱德講述了自己參加革命的經歷後說，「『我們現在要抗日，要與蔣委員長合作。我要練兵，好打日本。你回去後可告訴蔣委員長。』於是就把我們宣慰使署的人員都釋放了。」此後，諾那對紅軍的態度有了
轉變，不僅不再敵視紅軍，而且還教紅軍的指戰員學藏語文，並曾親自煮酥油茶款待紅軍。

圓寂

1936年5月5日，諾那患病發燒。韓大載後來對陳濟博回憶稱，「紅軍醫務人員在當時的醫藥物資極端困難之下，盡心竭力為諾那治病」，5月9日又將諾那移送到條件比較優越的錢姓大宅中居住，請中醫、西醫診病。5月12日，諾那因病醫治無效而圓寂。韓大載稱，「紅軍特許我們用佛教儀式茶毗——火化諾那遺體，我便將諾那骨灰裝袋帶回。紅軍還贈我旅費二百元。」
諾那圓寂之後，國民政府撤銷了西康宣慰使公署。後來，國民政府追贈諾那為普佑護國禪師，並撥款指示將諾那的骨灰運到廬山小天池進行塔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