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沃夫隔都

戰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利沃夫市擁有波蘭第三大猶太人口，僅次於華沙和羅茲。依據1931年波蘭人口普查，利沃夫有99,600人信仰猶太教，占該市人口的32％; 75,300人以意第緒語或希伯來語為母語，占該市人口的24%.兩個數字間的差異是由認為自己是「波蘭猶太信徒」的同化猶太人造成的。到1939年，信仰意義上的猶太人和語言意義上的猶太人人口均增加了數千。猶太人積極參與了該市著名的紡織工業，並建立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教育和文化中心，擁有廣泛的宗教和世俗政治活動，包括東正教和哈西迪姆、錫安主義、勞工崩得和共產主義的政黨和青年運動。同化的猶太人是利沃夫的波蘭知識分子和學術精英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包括瑪麗安·奧爾巴赫、毛里齊·阿勒漢德等眾多知名人士，為利沃夫的文化中心地位做出了巨大貢獻。

二戰爆發時的蘇聯占領區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大約20萬–30萬波蘭猶太人從納粹占領的波蘭西部地區向東逃往利沃夫。難民大量湧入之前，蘇聯根據與納粹德國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的條款正式吞併了波蘭前東部領土。在蘇聯接管的幾周內，城市的所有穀物、玉米、小麥粉、牛肉和其他肉類、糖、黃油、鹽、菸草甚至火柴供應都消失了。到1939年12月，城中各地有多達一千人排隊購買麵包。1940年1月，利沃夫全城有一周的時間沒有麵包。土豆價格上漲了8倍。 
與其他本地公民一樣，在蘇維埃統治下許多猶太人成為國家恐怖的目標。1940年，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將數十萬波蘭國民放逐到西伯利亞，其中有1萬名猶太男女。能活過蘇聯腹地最寒冷和最惡劣的氣候的流放者是大屠殺災難幾乎僅剩的倖存者。

反猶太言論和大規模殺戮

雖然猶太人也是NKVD和蘇聯人在撤退中實施的大屠殺的受害者，但納粹指稱他們以某種方式對屠殺負有集體責任。納粹提出了一種理論，設法使後續的反猶太騷亂（通稱「監獄大屠殺」）和大規模殺害數千名猶太人的行為「正當化」：烏克蘭人報復了猶太人，「因為一些猶太人歡迎蘇聯占領」。烏克蘭歷史學家也提出了其他理論，而報復論僅是猶太人監獄大屠殺發生的諸多原因之一。 
根據在隔都中倖存的猶太目擊者的說法，所謂的監獄大屠殺的唯一原因是數百年被壓抑的烏克蘭人對猶太人的仇恨；Jakob Weiss 寫道，自打烏克蘭人仍然是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皇帝權威下的魯塞尼亞子民，而利沃夫仍是前奧匈帝國的加利西亞省首府時，他們就一直浸淫在這種仇恨當中。在猶太倖存者的眼中，殺害烏克蘭囚犯促使責任轉移到猶太人身上，並帶來了可預見的後果（即推進即將到來的「最終解決方案」）。在納粹入侵之後，將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作為「工具」（亦或對無辜的猶太平民犯下罪行的「從犯」）的行動巧妙地開始運作。 
根據證據照片和目擊證人的說法，在德國入侵蘇占區期間，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德國的C別動隊和國防軍「南方集團軍」並肩遊行進入利沃夫。烏克蘭民族主義者、OUN和平民歡迎入侵者的到來；有些人帶著花環，揮舞著烏克蘭三叉戟和納粹旗幟。烏克蘭人平民和「民族主義者」以張開的雙臂、橫幅和插花的方式迎接入侵者。男子們行「Heil Hitler」的納粹禮，而納粹則接受了穿著烏克蘭傳統民間服裝的年輕女性的擁抱和親吻。 
根據蘇聯自己以及其他證人（主要是少數倖存的猶太人）的聲稱，尤其是《利沃夫隔都日記》作者，倫貝格猶太人委員會宗教事務委員會成員大衛·卡哈恩拉比的說法，實際上是納粹自己進行了大屠殺，然後將其歸咎於內務人民委員會。但作為藉口，納粹在拍攝了自己造成的破壞之後，以「監獄大屠殺」為藉口陷害了利沃夫的猶太人；實際上為烏克蘭人發泄仇恨找到了「把柄」。如果採信蘇聯方和猶太受害者的事件版本，那就是納粹向OUN、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烏克蘭人民民兵（後來的烏克蘭輔助警察）和烏克蘭平民（以黃袖章辨識）「發出許可」，導致至少有2000名猶太男子遇害的全面屠殺。值得注意的是，在烏克蘭「子彈大屠殺」的早期階段，婦女仍然只是受到騷擾和毆打。針對猶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徹底屠殺將很快跟進（見加利西亞總督府的「最終解決方案」）。 
第二次反猶騷亂發生在1941年7月末，以被暗殺的烏克蘭領導人、反猶分子西蒙·彼得留拉命名為「彼得留拉日」。這次騷亂由納粹組織的，但由烏克蘭人執行，作為徹底消滅利沃夫猶太人口的序幕。在屠殺中，約有在5,000-7,000名猶太人遭到殘酷毆打，超過2,000人被殺害。此外，德國軍方在市政體育場內處決了大約3,000人，其中大多數是猶太人。

隔都

納粹接管利沃夫後，黨衛隊地區總隊長弗里茨·卡茨曼成為利沃夫黨衛隊和警察領導人（SSPF）。根據他的命令，名為「猶太居住區」（Jüdischer Wohnbezirk）的隔都於1941年11月8日在利沃夫北部成立。截至1941年12月15日，大約8萬名猶太人被勒令搬到那裡，而隔都原有的波蘭人和烏克蘭人都被遷出。扎馬斯提努夫街區被指定組成猶太區，該地在戰前是利沃夫最貧窮的郊區之一。德國警方還在一項名為「橋下行動」的行動中開展了一系列「選拔」——在緩慢走向隔都大門的途中，5,000名猶太老人和病人在穿過Pełtewna街的鐵路橋時被槍殺在橋下。這座後來鐵路橋被猶太人稱為「死亡之橋」。最終，11萬-12萬名猶太人被迫進入新建立的隔都。隔都的生活條件極差，環境特別擁擠。分配給猶太人的口糧配給估計僅相當於德國人的10％，以及和烏克蘭或波蘭人口糧配給的50％. 
德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建立了一支名為「倫貝格猶太警察」（Jüdischer Ordnungsdienst Lemberg）的猶太警察部隊，穿著戰前的波蘭警察深藍色制服，但是波蘭的徽章被大衛星取代，而在制服上的各個位置標有J.O.L.的字樣。他們的隊伍由500到750名警察構成，配有橡皮警棍。猶太警察部隊對猶太人委員會（Judenrat）負責，後者又向蓋世太保負責。

驅逐

倫貝格隔都是最早將猶太人運送到萊茵哈德行動滅絕營的隔都之一。1942年3月16日至4月1日期間，大約1.5萬名猶太人被帶到Kleparów火車站，隨即運到貝烏熱茨滅絕營。在最初的驅逐、疫病致死和隨機槍決之後，官方記錄約有8.6萬名猶太人留在隔都，不過還有許多人未被記錄。在此期間，許多猶太人被迫為國防軍和隔都的德國當局工作，尤其是在附近的亞諾夫斯卡集中營。1942年6月24日至25日，2,000名猶太人被帶到勞改營；其中只有120人被選作勞工，其他人均被槍殺。 
納粹在1942年8月10日至31日期間執行了「大行動」（Grossaktion），圍捕了4萬-5萬名猶太人，聚集在亞諾夫斯卡集中營的中轉點，隨即將他們驅逐到貝烏熱茨。未被驅逐的人——包括當地的孤兒和醫院的住院病人——大多被槍殺。1942年9月1日，在Łokietka街和Hermana街角的建築的陽台上，蓋世太保吊死了利沃夫的猶太人委員會領導和隔都猶太警察成員。冬季來臨時，大約6.5萬名猶太人仍然沒有供暖與衛生條件，導致斑疹傷寒爆發。 
1943年1月5日至7日期間，1.5萬-2萬名猶太人被卡茨曼下令射殺，其中包括最後一名猶太人委員會成員。在這次處決行動後，利沃夫的猶太人委員會被解散，剩下的隔都被重新命名為倫貝格猶太營（Judenlager Lemberg），從而正式被重新指派為勞改營。營中約有1.2萬名所謂的「合法」猶太人，他們能夠在德國軍工企業中勞動；另有數千「非法」猶太人藏在營區，主要是婦女、兒童和老人。 
1943年6月初，德國人最終決定結束猶太區及其居民的存在。納粹進入隔都時遭到了一些零星的武裝抵抗行為，但大多數猶太人都試圖隱藏在早先準備好的藏身處中。結果，大量建築被充滿汽油後點燃，以便將猶太人從藏身處中趕出來。一些猶太人設法逃脫或隱藏在下水道系統中。 
當蘇聯紅軍於1944年7月26日進入利沃夫時，只有幾百名猶太人留在該市。根據不同的統計，剩餘的猶太人數量從200到900人不等；根據利沃夫猶太臨時委員會1945年的數據，有823人留在城中）。 
海姆·維達夫斯基是隔都最著名的居民之一，他通過一台非法收音機接受戰爭新聞，並傳播給其他居民。波蘭奧林匹克足球運動員萊昂·斯佩林於1941年12月在隔都被納粹槍殺。倫貝格隔都另一名著名的居民是納粹獵手西蒙·維森塔爾。他在回憶錄《我們中的劊子手》（The Executioners Among Us）中說明，一名烏克蘭警察救了他，讓他免於被處決。不過他在後來被轉移到到一座集中營，而不是一直留在隔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