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早年

1759年4月27日，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於倫敦東區的斯畢塔菲爾德。父親名為愛德華·約翰·沃斯通克拉夫特（Edward John Wollstonecraft），母親名為伊莉莎白·迪克森（Elizabeth Dickson）。她是他們家的長女，上有一兄，下有三弟兩妹。1763年到1768年，因為父親繼承了一筆遺產，想當紳士農夫不成的關係，故而經常搬家。1774年，父親務農不成，全家搬回了倫敦郊區的霍克斯頓。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年幼的時候，其家庭的收入足以維持舒適的生活。可是，她的父親卻將家產耗費在了投機生意上，從而導致整個家庭逐漸地陷入了財政困難。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少女時代是隨著家庭的顛沛流離度過的。最後，他們的財政狀況已發展到了極其危險的地步，以致於她的父親甚至動用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成年後將繼承的遺產。此外，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父親還染上了酗酒的惡習，酒醉後便會對妻子拳腳相加。在這種環境下，年少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為了保護她的母親，經常在其母親的臥室門外向父親撒謊。同時，沃斯通克拉夫特還對妹妹們承擔起了母親的責任，並在她的一生中都精心照顧著兩個妹妹埃弗里娜（Everina）與伊利莎（Eliza）。譬如，在1784年，她勸服了可能患上了產後抑鬱症的妹妹伊利莎，讓她離開其丈夫與幼子；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還為伊利莎的逃跑制定出了周密的計劃——這也從一個側面展現出了她敢於挑戰社會準則的勇氣。後來妹妹和妹夫合法分居，妹妹未獲得監護權，不過小孩未滿周歲即逝世。這件事讓伊利莎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除了遭到社會的譴責外，不能再婚的她只能選擇孤苦伶仃地度盡其一生。
兩段友情塑造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年的生活。其一是在貝弗利與簡·阿登（Jane Arden）建立的友情。她們倆經常在一起讀書，並一同傾聽阿登的父親——一位自封的哲學家及科學家——發表的演說。沃斯通克拉夫特十分喜愛阿登家庭的理性氛圍，並珍視她與阿登的友誼，有時甚至還摻雜了一些情感上的占有欲。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給阿登寫的信中，她寫道：「我已經形成了對友情的浪漫觀念……我對自己對愛情和友情的想法感到有點奇怪；我要麼就必須占據第一位，要麼就不要。」這種在寫給阿登的一些信里已展現出的易變而憂鬱的情緒，後來伴隨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1775年，沃斯通克拉夫特認識了摯友范妮·布拉德（Fanny Blood），而這正是她的另一段友情——這段友誼對她而言更為重要。范妮·布拉德是霍克斯頓的克萊爾夫婦（Clares）的女兒，也正是這對夫婦把她介紹給沃斯通克拉夫特；沃斯通克拉夫特視布拉德為打開她心扉的人。在其一生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沒有中斷對布拉德與她的家人的援助：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她曾多次向布拉德的兄弟提供金錢上的幫助。
1777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全家搬到了倫敦附近的沃爾沃斯，和布拉德住得很近。但由於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78年便開始獨自生活，並找到了一份伴護的工作——陪伴居住在巴斯的一位寡婦薩拉·道森（Sarah Dawson）。但是，與這位脾氣暴躁的女人相處並不容易（她曾在其《女教論》（1787年）中提到該事）。其間，她還遊歷了南安普敦和溫莎等地。1780年，她回到了家中，以照顧自己重病的母親。1782年，母親病逝，妹妹伊利莎嫁給了梅雷迪思·畢肖普（Meredith Bishop），父親續弦娶了名為莉迪亞（Lydia）的女子，爾後全家又搬回威爾斯。在她的母親過世後，沃斯通克拉夫特並沒有回到道森夫人身邊，而是搬到了布拉德的家中，以針線活幫助布拉德家的困苦生活。在與布拉德一家共同生活的兩年中，她把布拉德視為自己的偶像——儘管布拉德要比沃斯通克拉夫特更為注重傳統的女性價值。
沃斯通克拉夫特曾與布拉德一同幻想過自己的理想天地：她們曾計劃租下幾間屋子，並在精神與金錢上相互支持著生活，但她們的夢想卻由於其經濟現狀而破滅。為了維持生計，1784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姐妹與布拉德在一處非國教徒居民區紐因頓格林開設了一間學校。同時，她在此認識了理察·普萊斯（Richard Price）牧師，並且被引介認識了薩繆爾·詹森。不久後，布拉德便與休·斯基斯（Hugh Skeys）訂婚並結婚。但由於她的健康狀況不穩定，結婚後不久，布拉德便被她的丈夫帶去歐洲大陸療養。懷孕後，布拉德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得不在1785年放棄了學校，並來到她的身邊照料她，然而這已經無濟於事了。11月29日，布拉德死在她懷中。不久，小孩也跟著過世了。1786年從里斯本歸來，發現學校財務困難，遂結束了經營。其處女作《女教論》，原意也是為了替學校支付租金。布拉德的死，除了對沃斯通克拉夫特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外，還為她的第一部小說《瑪麗：一篇小說》（1788年）提供了部分的靈感。

「新女性之先」

1786年，在布拉德死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們為她謀取到了一份給英裔愛爾蘭人金斯伯勒（Kingsborough）家（同時也是在愛爾蘭柯克郡Mitchelstown的地方行政官）的女兒們擔任家庭教師的工作。儘管與金斯伯勒夫人相處得並不是十分愉快，但孩子們卻喜歡她並受到了她的影響；一名學生瑪格麗特·金（Margaret King）在後來說到，沃斯通克拉夫特「讓她的頭腦不再受迷信支配」。沃斯通克拉夫特在這一年裡的一些經歷，在後來被寫入了她的童書《真實生活的原創故事》（1788年）中。
無論是高貴還是貧賤的女性，其職業選擇的範圍都被壓縮得十分狹小——在《女教論》的一章「女性的不幸境遇，上流社會的教育，以及失之交臂的命運」（Unfortunate Situation of Females, Fashionably Educated, and Left Without a Fortune）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生動地描述出了這一人為設置的障礙——對她而言，在辭去擔任了一年的家庭教師工作後，她決定成為一名職業作家。而實際上，成為一名作家的選擇是十分大膽的，因為在當時幾乎還沒有哪位女性能靠寫作來養活自己。在1787年寫給她妹妹埃弗里娜的一封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談到自己想要成為「新女性之先」。不久以後，她搬到了倫敦，並接受了一位思想開明的書商約瑟夫·詹森的幫助，在一處地方定居下來，並依靠寫作自給自足。她學會了法語和德語，並翻譯了一些著作，其中較為知名的是雅克·內克爾的《宗教觀點的重要性》（Of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Opinions）與克里斯蒂安·扎爾茨曼的《道德素質》（Elements of Morality, for the Use of Children）。1788年，她還曾為詹森的雜誌《分析評論》寫作過一些評論與小說，以及14頁有關凱薩琳·麥考萊（Catherine Macaulay）《教育書簡》一書的書評。在這段時期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理性思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這不僅源於她為撰寫評論而進行的大量閱讀，還應歸功於她結識的眾多朋友：她在詹森的名流宴會上認識到了許多知識淵博的人，其中有思想激進的作家托馬斯·潘恩與無政府主義哲學家威廉·戈德溫。在戈德溫與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一次見面中，他們對對方都感到十分失望。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整個晚宴里都在質問戈德溫，並幾乎在每個議題上都對戈德溫持反對意見。對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詹森更像是一位朋友；在她的信件中，詹森被比作為父親與兄長。1789年，她以筆名Mr.Creswick編輯出版了《女性讀本》（The Female Reader），但此書亡佚。
在倫敦期間，沃斯通克拉夫特與已婚的畫家亨利希·菲斯利發展出了一段關係。她曾寫道，她痴迷於他的才情、「他高貴的心靈、敏捷的理解力，以及高尚的同情心」。她打算同菲斯利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並與他保持一種柏拉圖式的精神關係；但是，菲斯利的妻子卻對此無法接受，並破壞了沃斯通克拉夫特與菲斯利的關係。在被菲斯利拒絕後，沃斯通克拉夫特來到了法國。她前往法國的原因有二，其一為躲避該次事件造成的羞辱，其二為參與她前不久在《男權辯護》（1790年）中所歌頌的法國大革命。《男權》一書是為了回應保守派作家埃德蒙·伯克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1790年）中對法國大革命的批評而寫作的，這本書令她一夜成名。人們開始將她與當時的一些重要人物相提並論，例如神學家約瑟夫·普利斯特里以及潘恩，後者寫作有《人的權利》（1791年）一書，該書因其對伯克觀點的反駁而名聞於世。1791年。因為不滿夏爾·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爾在《公共教育報告書》（Report on Public Instruction）一書中提議女子只能接受教育到八歲為止，開始寫作《女權辯護》，同時以真名出版《男權辯護》一書的第二版。《男權辯護》中概述出的觀點在後來得到了進一步闡述，並最終形成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且最具影響力的作品：《女權辯護》（1792年）。

法國與吉爾伯特·伊姆利

1792年12月，沃斯通克拉夫特離開倫敦，並在路易十六被處決前的大約一個月時抵達巴黎。當時，整個法國已經陷入了混亂。她結識了不少如海倫·威廉斯一樣旅居巴黎的英國人，並加入了他們的小圈子。在完成《女權》一書後不久，沃斯通克拉夫特便決定將她的想法付諸試驗。在法國大革命所營造的理性氣氛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進行了一場實驗性質的戀愛：1793年，她在法國結識了一位美國冒險家吉爾伯特·伊姆利，並與他陷入熱戀之中。儘管伊姆利並不願與她結婚——無論她的意願如何，但從表面上來看，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經徹底地愛上了這個她心目中的完美男人。此外，雖然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女權》一書中極力抵制男女的性關係，但伊姆利顯然喚醒了她對性的激情與興趣。1794年，兩人在勒阿弗爾相聚。不久後，沃斯通克拉夫特便懷孕了，並在1794年5月14日產下了她的第一個女兒范妮：用她最親近的朋友的名字來命名。有了第一個女兒讓沃斯通克拉夫特大喜過望，在給她朋友的信件中，她寫道：「我的小女孩吸吮得是那麼用力，以致她的父親甚至指望由她來完成《女權》的第二部分」（粗體部分為沃斯通克拉夫特自己所強調）。伊姆利爾後先搬回巴黎，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女兒隨後搬回。伊姆利又前往倫敦，不過母親和女兒扔留在巴黎。儘管要承擔在國外獨自撫育女兒的責任，且其身處法國大革命日趨混亂的局勢下，沃斯通克拉夫特依然十分頻繁地給她的朋友們寫信。在居住於法國北部的勒阿弗爾時，她寫就了一本描述早期大革命的史書：《歐洲法國大革命起源和進展的一種歷史觀和道德觀》（An 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Europe），這本書於1794年12月在倫敦出版。
隨著政治形勢的惡化，英國在不久後便向法國宣戰，這讓旅居法國的英國公民陷入了極度的危險中。1793年，為了保護沃斯通克拉夫特，儘管他們並沒有結婚，伊姆利仍在大使館將她註冊為了他的妻子。可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些朋友卻沒有這麼幸運；許多像托馬斯·潘恩這樣的英國人都被當局逮捕，有一部分人甚至被處決（在當時，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妹妹們也以為她已被當局所拘押）。1795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女兒離開法國搬回倫敦，為了讓其女兒擁有合法性，她在各種場合仍以伊姆利夫人自稱——即使在她的妹妹前。
出於對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些不滿，伊姆利最終離開了她。他曾向沃斯通克拉夫特許諾說，他會在小孩誕生的時候回到勒阿弗爾；但是，當伊姆利許久不歸，甚至連一封信也不寄回來時，她終於意識到他已經有了另一個女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寫給伊姆利的信里苦苦地哀求他；如同大部分評論家所描述的那樣，她用極度悲哀的措辭（以及在大革命中獨自撫育一個嬰孩的苦境）來向他解釋。

英國與威廉·戈德溫

追隨著伊姆利，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5年4月回到了倫敦，但卻遭到了他的拒絕。1795年5月，她企圖自殺（可能使用了鴉片酊），不過伊姆利及時地救回了她的性命（但這一點在現今依然不是很明了）。在最後一次試圖贏回伊姆利的嘗試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前往斯堪地那維亞替他進行生意談判，以努力彌補他的一些損失。在這趟冒險的旅程里，沃斯通克拉夫特只帶上了年幼的女兒和一名女僕。在寫給伊姆利的信件中，她詳細地描述了她的旅行以及思考，這些信件的絕大部分後來都被整理成冊，並出版在了《瑞典、挪威和丹麥短居書簡》（1796年）中。當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到英國後，她總算意識到自己與伊姆利的關係已徹底結束了；於是她再次企圖自殺，並給伊姆利留下了這一段話：
讓我的罪惡與我一起長眠吧！很快，非常快，我便將永遠地安寧了。當你看到這段話，我那燃燒的頭顱將會十分冰冷……我將投入那泰晤士河，讓人們無法把我從自尋死路中拯救出來。願上帝保佑你！令你永遠都無法感受到你對我造成的傷害。讓你的感性被永久地喚醒，讓懊悔直達你的心際；並讓你被生意和肉慾帶來的快感所困擾，讓我出現在你的面前，成為你背離正直的犧牲品。
她在一個下雨的夜晚出了門，在「讓她的衣服被雨淋透，並來來回回地徘徊了約摸半個小時」後，她縱身從普特尼橋上跳入了泰晤士河里，但卻被一位陌生人發現並救起。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理性上仔細考慮了她的自殺行為，並在獲救後寫成文字：「當死亡的陰影過去，當我被毫無人道地拉回人世間的痛苦時，我只有選擇悲傷。但堅定的決心絕不會為失望所阻擾；而我在理性下選擇的這一冷靜行為，也絕不會發展成為瘋狂的嘗試。在此方面，我只對自己負責。我並不在意什麼名聲，在其他情況下我一樣會被羞辱。」
漸漸地，沃斯通克拉夫特重新回到了她的寫作生活中去，並進入了約瑟夫·詹森的小圈子裡，還結識了瑪麗·海斯、伊莉莎白·英奇博爾德與薩拉·西登斯等人。無政府主義者威廉·戈德溫與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愛情像是一場漫長的長跑，但最後終於結出了美滿的果實。戈德溫在閱讀了她的《瑞典、挪威和丹麥短居書簡》後，他寫下了這段話：「如果曾有一本書，能讓一個男人愛上它的作者，對我來說便是這本書了。她講述了她的悲傷，讓我們充滿了憂鬱，並感動得為之動容；與此同時，她還展現出了能讓我們由衷欽佩她的天賦。」當沃斯通克拉夫特再次懷孕後，他們決定結婚以讓他們的孩子有個合法的名分。他們的結合揭示出了沃斯通克拉夫特從未與伊姆利結婚的事實，並導致她與戈德溫失掉了許多朋友。戈德溫也遭受了大量的批評，因為他曾在其哲學文集《政治正義》（Political Justice）中鼓吹廢除婚姻制度。1797年3月29日，他們正式結婚，然後搬到了位於倫敦薩默斯鎮波利根樓（Polygon）的兩間相鄰房間中，兩人並不住在一起：他們一同在29號房間宴客，但白天分別在不同住所工作，以維續他們的獨立生活；他們通常會經過信件進行交流。儘管在不久後，這段生活便會悲劇般地結束，但不可否認，他們在這段時期的生活是幸福美滿的，他們的關係亦是十分穩定的。

去世與戈德溫的回憶錄

1797年8月30日，沃斯通克拉夫特生下了第二個女兒瑪麗。雖然最初的分娩過程看起來十分順利，但生產後殘留下來的胎盤組織卻導致了感染：這在18世紀是十分常見的事。在忍受了幾日巨大的痛苦後，沃斯通克拉夫特於9月10日因敗血症死亡。戈德溫被這突如其來的災難打垮了，他在給他的朋友托馬斯·霍爾克羅夫特的信件中寫道：「我堅信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她的平等。我從我們為讓對方快樂而改變自己的經歷中感受到了這一點。我現在對快樂已全然不報任何希望了。」她被葬在了聖潘克拉斯舊教堂的墓地里，並在該處為她樹立了一座紀念碑；在戈德溫死後，1851年，外孫女雪莉將他倆的遺體帶到了伯恩茅斯，並與他們的愛女一同長眠地下。她的墓碑上寫著：「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溫，《女權辯護》的作者：生於1759年4月27日：亡於1797年9月10日。」
1798年1月，戈德溫出版了他的《女權辯護作者傳》。儘管戈德溫的是帶著愛意與同情心展現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真實一面的，但許多讀者卻為他透露出的內容感到震驚：她的私生女、她的戀愛以及她曾打算自殺的企圖。浪漫主義詩人騷塞譴責戈德溫「享受著把他死去的妻子剝個精光的快感」；另外，還出現了《The Unsex'd Females》這樣的惡意諷刺的作品。在戈德溫的回憶錄中，沃斯通克拉夫特被描述成一個深陷感性之中而需要用他的理性來平衡的人；此外，與她個人的作品相比，戈德溫還誇大了她在宗教上的懷疑主義。戈德溫對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描述影響了整個十九世紀對她的看法，在當時的一些詩作中也體現出了這一點，譬如英國詩人羅伯特·白朗寧的《沃斯通克拉夫特與菲斯利》（Wollstonecraft and Fuseli）一詩：
你的一生都命運坎坷
從女兒、姐姐、母親、朋友到妻子；
坎坷的命運陪伴你至死亡呵，
再讓戈德溫這鐵石心腸的人來哀悼你。

提倡女性教育與女性權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反對只有男性可以接受國民教育。她說：「為了主張女性權利，我的主要論證基於一個簡單原則：假如女性未能接受教育成為男性的伴侶，她就會停止在知識和美德方面的進展。」但是在主張女性權利方面，尚且停留在成為男性更好地伴侶來要求女性接受國民教育。斯賓塞在談到教育時，提及「德智體」的三方面發展，而在沃斯通克拉夫特這裡只有前兩者。此外，她還要求女性權力的合法化。

兩性觀

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女性作為男性的女兒、妻子、母親，她們的道德品行應該由他們履行這些簡單責任的態度來衡量；但是努力的最終目的應該是要表現她們自己的才能，以獲取自覺美德的尊嚴。與此同時，她不恥將女性體力上的弱勢當成博取丈夫同情的手段。她認為男人的這種自大感被此滿足。

兩性的差異

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在自然法則上，體力是兩者一大明顯的差異。她還看到了男性對「男性化的女性」的反對，以此來壓制女性爭取平等。

理性、美德與知識

對理性和知識的強調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重要思潮，沃斯通克拉夫特也不例外，她將理性作為知識和美德的基礎。對於「理性」，她直言「據我的了解，真理對男女都是一樣的」，認為理性並無兩性之別。

教育著作

沃斯通克拉夫特早期的大部分作品都圍繞於教育主題。她曾輯錄過一本面向年輕女性的文學摘選《女性讀者》（The Female Reader），並翻譯了兩部童書：瑪麗亞·海特勒伊達·范德韋肯·德康邦的《小格蘭迪森》（Young Grandison）與克里斯蒂安·扎爾茨曼的《道德素質》。另外，她自己的著作也涉及過這一主題。在她的行為手冊《女教論》（1787年）與童書《真實生活的原創故事》（1788年）中，她提倡要通過教育來讓兒童擁有新興中產階級的特質：自律、誠實、節儉和知足。受17世紀重要教育哲學家約翰·洛克的思想的影響，沃斯通克拉夫特還在兩本書中特意強調了兒童接受理性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對宗教信仰與先天感性的強調區分了他們兩人的作品，並將她的作品與流行於18世紀末的感性討論相互連接了起來。兩本書還提倡了女性的教育——在當時是一個富於爭議性的話題：這一話題貫穿了她的整個寫作生涯，並在《女權辯護》一書中達到頂點。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將能夠成為好的妻子與母親，並最終為國家作出貢獻。

《男權辯護》（1790年）

1790年，埃德蒙·伯克發表了《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一書，為君主立憲制、貴族統治與英國國教進行辯護。不久後，沃斯通克拉夫特發表了《男權辯護》予之以反擊，她在書中對貴族統治進行了抨擊，並提倡共和主義。在這場以小冊子為媒介展開的論戰里，她是第一個發表回應的人。而在這些回應中，要數托馬斯·潘恩的《人的權利》對改革派與激進派最具號召力。後來，這些小冊子都被收錄到了《革命論戰》一書中。
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僅針對君主政體與世襲特權進行了抨擊，還針對伯克用作辯護的語言進行了批評。在《反思》中的一段著名的文字里，伯克哀嘆道：「我想到了千萬把利劍從劍鞘中飛出，哪怕是一瞥眼的蔑視都要復仇，這是用侮辱來對她（指瑪麗·安托瓦內特）的恐嚇。——然而，騎士的時代已然過去。」絕大多數伯克的批評者認為，這是對法國王后矯飾的憐憫——是一種把責任推給他人的憐憫。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回應中，獨一無二地對伯克使用的性別區分的語言進行了批評。在伯克的《崇高與美的哲學探索》（1756年）中，他第一次確立了崇高與美麗這些術語。沃斯通克拉夫特通過重新定義這些術語，在抨擊其辯術的同時亦對他的論點進行了批駁。在伯克的定義中，他將美麗視作軟弱與陰柔，把崇高看成與強大和陽剛；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了與其不同的定義來反駁他，並認為伯克扭曲的描述導致他的讀者——普通公民——變成了愛四處炫耀的柔弱女性。在其第一篇明確的女權主義評論文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批評伯克將其辯論的觀點建基於女性處於被動的不平等社會上。學者克勞迪婭·詹森認為，這篇評論文還沒有完全超越其好辯的本性。
在她關於共和主義美德的論點中，沃斯通克拉夫特借用了新興中產階級的精神特質，來反對她看來罪惡的貴族教條。受啟蒙時代思想家的影響，她相信時代的進步，並嘲笑伯克躺在傳統與習慣上而不思進取。她贊成理性，指出伯克的體系會導致奴隸制度的延續，因為他提倡繼承的是祖先的傳統。她為此描述了一個無憂無慮的鄉下生活，每個家庭都擁有能滿足自己需求的田地。沃斯通克拉夫特描述出了其烏托邦式的社會圖景，並通過比較來說明了她所描述的才是真正的感受，而伯克的則是虛情假意。
《男權》一書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第一部公開的政論作品，也是她的第一部女權主義作品；如詹森總結的那樣：「在寫作《男權》的後一部分時，她發現這個話題將成為她以後寫作生涯里的主題」。這部作品讓她成為了一位知名的作家。

《女權辯護》（1792年）

《女權辯護》是女權主義哲學最早的一批作品之一。 在這本書裡，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女性的教育程度應當相稱於她們的社會地位，主張女性是國家的必要成分，因為女性教育了她們的子女，並能夠成為其丈夫的「伴侶」而遠不僅是妻子。沃斯通克拉夫特還主張：作為人類的女性應當享有與男性相同的基本權利，而不應被視作社會的裝飾品或成為婚姻交易中的財產。她還在《女權》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反駁行為手冊作者詹姆斯·福代斯和約翰·格雷戈里與教育哲學家盧梭等人提出的女性無需理性教育的觀點。（盧梭的這一著名論點出現在1762年的《愛彌兒》一書中，他認為女性應為了取悅於男性而受到教育。）
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當時的許多女性都十分愚蠢和膚淺（她在其文中稱她們為「哈巴狗」和「玩具」），但同時也認為，這並非出自先天性的不足，而是由於男性拒絕為她們提供教育造成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意圖描繪出貧乏的教育給女性帶來的局限性；她寫道：「女性從幼年時代開始就被教導：美貌是女人的權杖，因而心靈要為身體塑造自己；心靈只能在它的鍍金鳥籠里徜徉漫步，並且只能努力去讚美它的牢籠」她暗示說，如果沒有鼓勵年輕女性將注意力集中於美麗和外表的成就上，她們將會取得更多的成就。
雖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確呼籲了特別是在生活領域，譬如道德上的性別平等，但她並沒有明確指出男女就是平等的。而她曾經指出的，是在上帝眼中無男女之別。不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平等觀點卻與她對男性在力量與勇氣上擁有的優越地位的敬重相對立。在以下這段著名的文字中，她模稜兩可地寫道：「請不要因此下結論說，我希望顛倒萬事萬物的秩序。我早就已經承認，從身體的構造上來看，上帝似乎是為了讓男人獲得更大程度的美德而將男人創造出來的。我所說的是整個男性共同體，但是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來作出結論，說男人的品德在本質上應該是存在差異的。事實上，假如品德只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標準，那麼怎樣對男人品德的性質作出區分呢？因此，如果我相應而生地得出結論，我一定會堅定地認為，所有男人的美德都存在一個同樣的簡單方向，如同我堅持認為上帝只有一個一樣。」她在性別平等上的這種曖昧態度讓後人很難將她歸入現代女權主義者的行列，特別是當她在書中提到的文字與觀點對她來說是遙不可及之時。
在《女權》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針對虛偽泛濫的感性（特別是當時的女性所帶有的）進行了十分嚴厲的批評。她認為屈從於感性的女性「就連瞬息而逝的情感也會使得她們的內心波動不已」；且因為這樣的女性是「她們的感官的犧牲品」，故她們不能進行理性的思考。她認為，實際上，她們不但對自己造成了傷害，她們還對整個文明造成了傷害：她們不能像18世紀流行觀點所認為的那樣讓文明走向高雅，而會讓文明走向毀滅。沃斯通克拉夫特並不認為理性與感性應相互獨立發揮作用，而認為它們應相輔相成。
除了廣泛的哲學辯論外，沃斯通克拉夫特還為國民教育勾勒出了具體的計劃。在《女權》的第十二章「論國民教育」中，她呼籲所有的兒童都應在「鄉下的走讀學校」進行學習，同時「為了激發他們熱愛家庭和家庭樂趣」還應該在家庭中接受教育。她還主張學校教育應該男女同校，認為成年男女的婚姻是「社會的紐帶」，他們也應「依照同一模式接受教育」。
《女權》在許多方面都受到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影響。沃斯通克拉夫特將處於中間階層的中產階級稱作是「最能表現出（其）本來面目」的人。她亦頻繁地讚美謙遜與勤奮，並抨擊貴族統治的無用性。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卻沒有同時表現出對窮人的同情心；舉例而言，在她的國民教育方案中，她認為，在9歲之後，窮人的子女應該與有才氣的年輕人區分開來，也應該與富人分開接受教育。

小說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兩部小說中，她都對婚姻的家長式制度及其對女性造成的惡果進行了批評。在她的第一部小說《瑪麗：一篇小說》（1788年）中，同名的女主角因為經濟上原因，而被迫與一名男性結成無愛情的婚姻；她通過兩場婚外情得到其對愛情的滿足：一場是與一位女性，另一場是與一位男性。《瑪麗亞：女人的受罪》（1798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部未完成的遺作，並通常被認為是她最徹底的女權主義作品，整部小說圍繞著一位被其丈夫關在精神病院的女性展開；與前作的瑪麗一樣，瑪麗亞也在婚姻之外尋求滿足，與一位同室的夥伴展開了一段愛情，還同一位照顧她的人建立了友誼。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小說都沒有描寫美滿的婚姻，但她在《女權》中提到了這種婚姻關係。在《瑪麗》的結尾，女主角認為自己會「去往不結婚的世界」據此推測，小說未描寫的後續情勢應該會向好的方向發展。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兩篇小說還都對感性進行了批判。在18世紀末的歐洲，感性是道德哲學和美學上的一個流行話題。《瑪麗》其本身就是一部關於感性的小說，而沃斯通克拉夫特也正是希望通過對感性風格修辭的使用來反對感性主義其本身：她認為感性主義對女性造成了損害，因為它鼓勵她們去依賴自己過度的情感。在《瑪麗亞》中，受到小說中有害描述的影響，女主角將自己放任在對愛情的幻想之中。
女性之間的友誼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兩部小說的中心。在《瑪麗亞》中，瑪麗亞與在精神病院照顧她起居的女僕Jemima建立了友情，這在歷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這段友情起源於母性引發的同情心，這段上下階層女性結成的友誼是女權主義文學史上的第一次。另外，這還暗示了一個超越階級的論點，意即不同經濟地位的女性因其為女性而擁有相同的興趣。

《瑞典、挪威和丹麥短居書簡》（1796年）

《瑞典、挪威和丹麥短居書簡》是沃斯通克拉夫特親歷的一次旅行的記錄。這25封信涵蓋了非常廣泛的主題，從對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及其民族的社會反思，到對個人身份的哲學探究，及到她與伊姆利（但在信中並沒有提到他的名字）之間關係的沉思。通過對崇高辯術的使用，沃斯通克拉夫特探索了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因受盧梭的強烈影響，《短居書簡》中探討了與《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思》（1782年）相似的主題：「對人類愉悅源頭的搜尋，對物質財產的高度排斥，醉心於擁抱自然，並探索情感在洞察力上發揮的必要功能」。雖然盧梭對社會表現出了高度的排斥，但沃斯通克拉夫特卻在其文字中肯定了當時的國家局勢以及工業的進步。 
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倡個人主觀的經驗，特別是與自然相關的經驗。另外，她還特別探索了崇高與感性之間的關係。她的許多信件中都提到斯堪地那維亞半島激動人心的景色，她希望自己能與大自然建立一種情感上的聯繫。因此，她在其信件中表現出了比她以前的作品更為豐富的想像力。在她之前的作品中，她對婦女的解放與受教育的權利表示支持。不過，與其早期作品不同的是，她通過比較充滿想像力的世界和充滿商業與利益謀取的世界，從而舉例說明了商業對社會的有害影響：而這也是她對自己與伊姆利之間關係的看法。
《短居書簡》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0年代最受歡迎的書——十分暢銷且絕大多數評論家都給出了正面的評價。戈德溫曾寫道：「如果曾有一本書，能讓一個男人愛上它的作者，對我來說便是這本書了。」另外，《短居書簡》的的主題和審美觀還影響到了威廉·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等浪漫主義詩人。

對後世的影響

學者科拉·卡普蘭（Cora Kaplan）認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活方式讓後世感到好奇：「對一個擅長諸多風格的激進主義作者而言……在最近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活要比她的作品受到更多的關注」在戈德溫的回憶錄帶來的負面影響逐漸消逝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名聲依然在谷底徘徊了將近一個世紀。在她死後不久，便遭受到了來自於作家瑪麗亞·埃奇沃思等多人的嘲諷：埃奇沃思在她的小說《貝琳達》中，以沃斯通克拉夫特為原型塑造了一名時常「異想天開」的角色哈麗雅特·弗里克（Harriet Freke）。而其他的小說家，例如瑪麗·海斯、夏洛特·史密斯、弗朗西斯·伯尼和簡·韋斯特亦都虛構了一些相似的角色，並均在其讀者眼裡將之塑造成為「道德的教訓」。如同一位研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學者維吉尼亞·薩皮羅（Virginia Sapiro）所澄清的那樣，在19世紀幾乎沒有人去閱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因為「攻擊她的人曾暗示或明指，有自尊心的女性絕不會去閱讀她的作品」。在那個時候，只有一位美國早期的女權主義者柳克麗霞·莫特受到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作品的影響。據薩皮羅所述：「在20世紀以前，除了那位曾認真閱讀過沃斯通克拉夫特遺作的柳克麗霞·莫特外，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誰人曾在女性或女權的歷史中扮演過關鍵的角色。」但是，隨著現代女權主義運動的出現，彼此之間政見不同的女性，譬如維吉尼亞·吳爾夫與愛瑪·戈爾德曼，都願意去擁抱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活經歷，並都願意讚美她的「生活體驗」，就猶如吳爾夫在她的一篇著名雜文中提到的那樣。批評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活方式與作品的聲音依然存在，但已逐漸式微。
隨著1960年代到1970年代學術界對女權主義的批判的浮現，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它們的命運也反應在了女權主義運動本身上；舉例而言，在1970年代早期，沃斯通克拉夫特的6位主要傳記作者認為，她「集富於激情的生活與激進而理性的行為於一體」在1970年代女權主義的主張「個人即政治」中，被認為是自相矛盾而引人注目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並不占多大的分量。到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另一面被逐漸展現在了人們眼前，其中，她更多地被描述為其時代的產物；克勞迪婭·詹森、加里·凱利與維吉尼亞·薩皮羅等學者從感性、經濟和政治學說等方面論證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與同一時代的其他重要思想的連續性。
在2000年代，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還對學院以外的女權主義產生了影響。女權主義者阿亞安·希爾西·阿里在批評伊斯蘭教對女性的相關規定時，在其文章中引用了《女權》一書，寫到她「受到女權主義的先驅思想家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鼓舞：沃斯通克拉夫特告訴女性，她們擁有與男人一樣的能力，並應該享有相同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