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剛公祠堂與護國寺

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原址為明朝的護國寺及剛公祠堂。明朝時，八寶山南麓有兩座佛寺，分別為護國寺、靈福寺。靈福寺始建於元朝，位於今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東南方向，現在靈福寺前的兩棵古銀杏樹仍立於石景山路北側、玉泉路口西北側。護國寺位於靈福寺西北方向，即今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所在地。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司禮監掌印太監麥福興建了護國寺，同時修葺了護國寺西側的剛公祠堂，立有《黑山會護國寺碑記》，其中在記述麥福購買的七十畝地時，提到護國寺位於靈福寺之東：「東至靈福寺界，西至剛公神道，南至官道，北至剛公墳所。」
相傳，剛公祠堂為明朝永樂初年的司禮監太監剛鐵之墓。據學者考證，剛鐵是明朝中後期宦官們曼德拉效應所構造的忠勇人物，作為「宦官祖神」供奉。明朝弘治八年（1495年）《重修黑山會墳塋碑》載，正統七年以前，剛鐵墓「有堂……有祀，牌樓、石門之屬，井井其備，歷歲久，入於壞爛。」正統壬戌（正統七年，1442年）內官監太監李德對剛鐵墓進行修葺。弘治三年（庚戌年，1490年），黃珠再次修復，而後司禮監太監覃昌「請於孝廟，令有司致祭，歲以清明為期，著為令典」，由此使這裡正式成為紀念剛鐵的祠廟。
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重修皇明故司禮監太監剛公墓記》載，嘉靖六年（丁亥年，1527年），尚衣監太監李某、內官監左少監婁斌在剛鐵墓的神道中興建了一座佛寺；嘉靖九年（庚寅年，1530年），司禮監太監張佐「見梵宇之當道，蔽然目前，甚非所以奠幽靈而慰忠魂，報功德而昭國典也。詢之父老，□曰所無，遂決議遷之□地，以復舊制。」《重修皇明故司禮監太監剛公墓記》中還稱，「故我今日司禮□賢公有正大之□，□梵宇之非。不然，則剛公忠義之心無以慰□，先朝褒崇之典、憫□之意，□夫嗣續諸公景仰之誠舉，無以昭□□後世矣。」嘉靖三十年（辛亥年，1551年）徐階所撰《護國褒忠祠記》稱，「祠為堂若干間……又其旁有寺，屢圮而葺。」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年）《剛祖祠記》載，「司禮監張公佐以寺墓神道前，議□之東南數武，即今護國寺地也。」以上材料說明，明朝嘉靖六年在剛鐵墓的神道中興建的佛寺，很快便於嘉靖九年被司禮監太監張佐遷到剛鐵墓的東南側，即後來的護國寺的所在處。而明朝萬曆二十年（1592年）《重修護國寺碑記》則記載，「……歲清明，以上命享，亦得稱祠。而所稱護國寺者，則由內官監太監李公德始也。嘉靖庚寅，大司禮張公佐撤寺，仍祠會之舊。」此說認為，剛鐵墓稱「祠」之後，正統七年由內官監太監李德設護國寺，後於嘉靖九年被司禮監太監張佐撤銷，恢復該祠舊貌。該說法與上述各碑的說法均矛盾。
根據嘉靖三十年（1551年）《黑山會護國寺碑記》的記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即庚戌之變發生之年，司禮監掌印太監麥福、內官監掌印太監高忠重建了祠堂三間，並增建兩廡六間、石門一座，同時還在其東南購地興建了護國寺。由此形成了延續至今的祠寺並存的狀態。從此，該組建築合稱為「剛公祠寺」。祠稱「剛公祠堂」，寺稱「護國寺」。至於「褒忠」一詞，嘉靖三十年（辛亥年，1551年）徐階所撰《護國褒忠祠記》稱為「護國褒忠祠」，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馮有經所撰的碑記稱為「褒忠祠」，清朝乾隆、道光等碑均稱「褒忠祠」，僅有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年）碑記稱為「褒忠護國寺剛祖祠堂」。 
嘉靖三十年（1551年）《黑山會護國寺碑記》全文稱：
此後，萬曆元年（1573年）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重修鼎新」，「復置地二頃一十畝，園圃一區，以為崇奉香火之資」。萬曆十九年（1591年）司禮監掌印太監張誠「復寺，拓祠會之制」，此外「至營房山縣，資修山廠一區、廡十餘楹，又置依寺地六十畝，廬守祠者，以供佛及公」。萬曆二十年（1592年）王家屏所撰碑記中稱，張誠此次恢復護國寺「佛寺之復，匪崇異教，惟是真武助順，三犁奏功，信符感之不虛，明神人之一宗。爰作佛曲，大士羅漢，顯現雲表。此文皇神道之教，而剛公往所欽承者。先寺後寢，倘亦禮公嚴事聖祖之心如一日乎!不然，豈謂清梵賢於祠官之祝，而輒因公以徹冥福哉！」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司禮監掌印太監陳矩、孫隆等人「建舍置地」。清朝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光緒、宣統年間均有重修，其中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黑山護國寺碑記》載，「靈福殿東西配殿六間，牌樓一座，則今之所增建也」，可見此次重修擴建規模較大。
起初，護國寺是剛公祠堂的附屬建築，到後來剛公祠堂反倒成了護國寺的附屬建築。王家屏所撰的《黑山會重修護國寺剛公祠堂碑記》，已表明該情況。宣統三年（1911年）的《重修黑山護國寺碑記》稱護國寺「凡彩畫者則有靈福殿、三世佛殿、天王殿與褒忠祠。」
圍繞剛公祠堂及護國寺，明朝及清朝形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宦官墓群，還有宦官組織。弘治八年（1495年）《重修黑山會墳塋碑》稱，「處永樂年間，開國元勛、司禮監太監剛公鐵葬於是，茲後內官內□葬此者不下百數冢。」光緒二十年《故宦官題名碑》中載，清朝中葉之後，管理廟務總管谷丑、領善圓明園首領張成興、杜慶，引善長春宮總管劉進喜，參與修葺的圓明園總管邵文英，乾清宮總管田廷魁等人均葬於此處。
《重修黑山會墳塋碑》提到的「黑山會」，本來是剛公祠堂及護國寺所在地的地名。弘治八年《重修黑山會墳塋碑》開頭便稱：「距都城西十八里，有地名黑山會，峰巒抱環……」萬曆壬辰（萬曆二十年，1592年）大學士王家屏所撰《黑山會重修護國寺剛公祠堂碑記》則稱，「若剛公者……葬黑山。黑山者，在燕萬山中，庶幾像祁連……於是諸貴人之從九原者會焉，故稱會。」此處提到的地名變為「黑山」，而「黑山會」則變為宦官公墓的代稱，比喻宦官死後聚集到此相會。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馮有經所撰《重修黑山會褒忠祠碑記》稱剛鐵「卒葬黑山，因為之祠。祠曰褒忠，忠可知己。嗣後中貴人置會其間，歲時以上命致祀如禮，而建寺居僧以守之。」據此則黑山會又成了建立褒忠祠後，宦官在此創設的某種祭祀組織。弘治八年《重修黑山會墳塋碑》、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禮監太監剛公墓記》、嘉靖三十年《護國寺記》、嘉靖三十年《黑山會流芳碑記》也都顯示了黑山會是一個宦官組織。
清末民初，黑山會已成為宦官養老送終的行業慈善組織。護國寺末代住持信修明（任至1950年該地闢為革命公墓為止）的回憶錄稱：「太監養老義會由明代至今，由來久矣。凡為太監者，無貴賤皆苦人，所以有養老義會之設……故舊都寺廟，多與太監有關係。其純粹養老者，廟亦有二，一在北平市為北長街萬壽興隆寺，一在平西黑山護國寺……凡入會者……三年後准進廟食宿，死亡有棺，為做佛事，葬於公地，春秋祭掃，後死者送先死者，較親族有過焉。」
宣統三年（1911年），長春宮總管張蘭福（字祥齋）在此創建同仁院，由於閒散太監生活無著，故「募得共七萬餘金，築院之餘，存儲生息，以為常年經費，俾閒散之貧老者居於斯，養於斯，終於斯，殯於斯。」這裡成為貧窮或年老的閒散太監的世代養老之地。

革命公墓的創建

八寶山革命公墓創建於1949年11月。北平和平解放後，遵照周恩來建立革命烈士墓地、教育人民群眾的指示，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吳晗受命建設革命公墓。在吳晗的領導下，北京市迅速成立了公墓籌備組，吳晗親自率人勘察，最終選址在八寶山的護國寺興建公墓。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將八寶山的護國寺改建為公墓，並遵照周恩來的意見，將公墓定名為「北京市革命公墓」，作為革命烈士的安葬之處。據說，公墓的主體建築格局由建築師林徽因設計。1970年，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批准，北京市革命公墓更名為「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
起初在徵用護國寺及其所轄土地時，北京市人民政府派出三位幹部（一位來自北京市郊區工作委員會，兩位來自北京市公墓籌備組）同護國寺住持信修明進行協商。公墓籌備組人員回到北京市人民政府之後，經反覆研究，迅速擬定了搬遷安置居住在護國寺的太監的方案。隨後，公墓籌備組人員找到信修明，將方案交給他。根據該方案，信修明被安置在北長街萬壽興隆寺太監廟，年老太監安置在琉璃河太監廟，其他太監安置在西斜街太監廟。信修明和太監們見人民政府未將他們趕往農村，且依然將他們安置在太監廟生活，而且還都在北京市內，便接受了安置。
以王荷波為首的18人集體墓是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最早入葬者。王荷波是中國工人運動先驅，在北京被張作霖逮捕，於1927年11月18日與其他17人在安定門外遭秘密槍殺，史稱「十八烈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提出要找到十八烈士的遺骨，並儘快安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工作組經過2天挖掘，發現了王荷波的遺骨。隨後，十八烈士的遺骨入葬八寶山革命公墓。
八寶山革命公墓創建時，主要用於安葬「我國已故黨和國家及軍隊領導人、民主黨派領導人、愛國民主人士、著名科學家、文學家、高級工程技術人員、革命烈士、國際友人和縣團級以上領導幹部」。1992年，根據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規定，安葬範圍由原來規定的縣團級以上幹部提高為司局級以上幹部。1996年12月，八寶山革命公墓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命名為「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7年5月，被中共中央宣傳部列為第四批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2005年，北京市殯葬管理處透露，北京市已經開始重新規劃八寶山革命公墓，計劃將其建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座國家公墓。
八寶山革命公墓南臨石景山路，北到八寶山。八寶山革命公墓西側有八寶山殯儀館，為北京市最大的殯儀館。該殯儀館附設的老山骨灰堂位於該殯儀館以西。八寶山革命公墓東側為園林小區。八寶山殯儀館與八寶山革命公墓同屬石景山路9號院。八寶山革命公墓屬於革命公墓。八寶山北麓另有北京市八寶山人民公墓，屬於普通公墓。
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共政府曾經把共和國衛士死亡者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公墓，但很快就撤走了這些骨灰。

安葬在八寶山的名人

以下列出部分安葬在八寶山的名人（政治級別以生前最高級別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