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边境战争

名稱

20世紀60年代中到80年代末，這場南非在安哥拉和納米比亞（當時的西南非）不宣而戰的衝突有多個名稱。「南非邊境戰爭」一詞一般指納米比亞人民解放軍採取破壞和農村叛亂形式發動的軍事戰役，以及南非軍隊針對安哥拉或尚比亞境內可疑的人民解放軍基地發起的外部襲擊，有時亦指南非針對安哥拉人民解放軍及其古巴盟軍發起的大型常規戰警。由於南非長期占據安哥拉大片土地，支持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戰略形勢進一步複雜化，「邊境戰爭」成了一場與同期的安哥拉內戰密不可分的衝突。
「邊境戰爭」一詞進入南非的公共論述是在70年代，隨後得到執政的國民黨採用。鑑於南非防衛軍在安哥拉境內的行動大多很隱秘，邊境戰爭的說法可以避免指涉在境外引發的衝突。而軍事歷史學家在討論各種交戰的戰術時，會把衝突定性為「叢林戰爭」。
西南非人民組織會把南非邊境戰爭稱為納米比亞民族解放戰爭和納米比亞解放鬥爭，納米比亞的文件一般也會把它稱為納米比亞獨立戰爭。然而，這些名稱被批戰爭的區域影響更加廣泛並由納米比亞人民解放軍發動，且大多數戰爭發生在納米比亞以外的國家的事實。

西南非合法性（1946年至1960年）

納米比亞前稱德屬西南非，是德意志帝國的殖民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被路易斯·博塔率領的協約國聯軍入侵占領。1918年11月11日《康邊停戰協定》簽訂後，國際聯盟提出採用託管制度管理德國和鄂圖曼帝國戰前在非洲和亞洲管治的領土。託管制度是提倡兼併前德國和土耳其領地的「兼併派」和希望將領土交給國際社會託管，直到能夠自治的「託管派」之間的妥協。
託管派分三等。一等託管地主要位於中東，二等託管地位於中非，三等託管地是人權最稀少最不發達的德國殖民地，包括西南非、德屬新幾內亞及太平洋群島。由於規模小、地理位置偏僻、人煙稀少及本身的物理連續性，負責託管三等託管地的國家要把它作為不可分割的省份進行管理。儘管如此，國際聯盟不會賦予託管地完全的主權，只賦予管理權。根據規定，負責託管的國家應該將這些之前的殖民地「寄託給」他們的居民，直到他們有能力準備好自治。根據這些條款，日本、澳洲和紐西蘭獲得德屬太平洋群島，南非聯邦獲得西南非。
沒過多久，南非政府就把託管制度理解成隱形的兼併。1922年9月，南非總理揚·史末資在國際聯盟託管地委員會作證說，西南非正在完全融入聯邦，出於實際的目的，應該把它視作南非的第五個省份。史末資認為制度「名義上是託管，實際上是兼併」。
二三十年代，國際聯盟抱怨南非是所有托管國家中遵守託管地條款最為拖拉的一個。南非針對西南非提出了一些野心勃勃的計劃，計劃將當地的鐵路國有化或變更邊境，被託管地委員會否決。此時，部分人猛烈批評南非政府將不成比例的支出花在西南非白人身上，政府辯稱繳稅是一種義務，這是因為當地白人的賦稅最重。聯盟同意託管地內的一部分人口應該獲得比其他區人口更優惠的待遇，託管地條款也沒有特別給白人規定義務。聯盟認為，當地沒有顯示出政治自決方面取得進展的證據。二戰爆發前，南非和聯盟依舊就這個爭議陷入僵局。
二戰結束後，揚·史末資率領南非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會議決定，國際聯盟正式由聯合國取代，聯盟的託管制度由受託制度取代。《聯合國憲章》第77條規定，聯合國的託管制度「應用在現今處在委任統治下的領土」。此外，「後續的協議應決定上述地區的哪些部分會根據託管制度被接收，以及該動作所依據的條款」。史末資對提議中的託管制度表示懷疑，這是因為第77條的術語含糊不清。
1946年1月17日，南非駐英國高級專員、史末資代表團成員海頓·尼科爾斯（Heaton Nicholls）在新成立的首屆聯合國大會發言。尼科爾斯認為，西南非的合法性懸而不決，阻礙地區發展和外國投資。而當地經濟欠發達，人口稀少，不能發展成獨立的國家，自決也不可行。史末資在會議的下半場發言，他表示西南非這片託管地對南非的國土及國民很重要。他告訴大會，西南非要和非洲合併的態度已經很堅定，聯合國的兼併批准不過是不必要的形式。
史末資代表團提出的結束託管地，請求和西南非合併的提議並未獲得大會的贊成。三大殖民帝國在內的五個國家至少原則上同意將他們的託管地交給聯合國代管，只有南非拒絕。大多數代表堅決不同意兼併受託管的領土，尤其是其他代表團把託管地交給聯合國時。最終，37個成員國投票阻止南非兼併西南非，其他9個投棄權票。
普利托利亞的右翼政客很憤怒，認為聯合國干涉西南非事務毫無根據。國民黨認為聯合國不適合干涉南非的政策或討論其對託管地的管理。黨的發言人埃里克·洛烏要求單方面兼併西南非。國民黨政府在1948年南非總統選舉後上台，新上任的總理丹尼爾·馬蘭準備採取更激進的兼併立場，而洛烏獲提名駐聯合國大使。馬蘭在溫荷克演講時，重申了所在黨的立場，認為南非在向聯合國投誠前就應該兼併託管地。次年，南非向大會發出正式聲明，宣布無意遵守代管制度，也不會就託管地的管理髮布新的信息或報告。與此同時，南非議會通過《1949年西南非事務管理法案》，這部新的法律賦予西南非白人跟南非白人同等的議員表達權和政治權利。
國際法院擁護聯合國大會的決定，針對西南非的地位發表諮詢意見。國際法院裁定西南非仍受託管統治，因此南非如果未承認託管制度已經失效，那麼就沒有法律義務將託管地上交聯合國管理，否則就要受原來的託管地規定約束。遵守規定也就意味著南非沒有單方面更改西南非國際地位的權力。馬蘭和他的政府認為法院的觀點無關痛癢，拒絕執行。聯合國組建西南非委員會，針對該地的管制和發展發表獨立報告。國民黨在西南非推行種族隔離和分區管理的種族隔離制度，報告愈發尖刻地批評南非的官員。
1958年，聯合國成立斡旋委員會，繼續邀請南非把西南非上交託管。斡旋委員會提議劃分託管地，允許南非兼併南部的同時，給予北部獨立，包括人口稠密的奧萬博蘭地區，或是把它當做國際託管領土管理。提案遭到大會的壓倒性反對，56個國家投票反對，而之後的分地提案都遭到否決。

南非國內的異見聲音

國內反對種族隔離制度聲音的與日俱增，在50年代中下旬西南非民族運動的發展和軍事化中起到關鍵作用。1952年，反抗運動登場，非洲人國民大會策動一連串的非暴力示威，抗議通行證法，鼓勵西南非的學生會反抗種族隔離。1955年，國大成員組建西南非進步協會，發動西南非獨立運動。儘管進步協會未獲得知識界以外的圈子支持，它仍是支持西南非全體男人權利，不論部族或語言的民族主義機構。協會的活動人士主要是赫雷羅族學生、教師及溫荷克日益壯大的黑人知識階層的成員。同時，民族主義者在因城市化移民到開普敦的部分奧萬博蘭勞工中組建奧萬博蘭人民大會（後來的奧萬博蘭人民組織）。人民組織的憲法列明終極的目標是實現西南非被聯合國託管，並最終獨立。政治化的西南非北部的奧萬博合約工人及赫雷羅學生提出統一運動，致使西南非進步協會與奧萬博蘭人民大會於1959年9月27日並為西南非民族聯盟。
1959年12月，南非政府宣布強行搬遷溫荷克市中心附近的黑人街區老地方的所有居民，配合種族隔離法律。民族聯盟遂在12月10日組織大規模示威和公交罷駛行動，最終遭到警方暴力鎮壓，11名示威者遇害。老地方事件致使赫雷羅領導層到紐約向聯合國代表請願，而人民組織跟他們產生分歧，決定分離出民族聯盟。聯合國和潛在的境外支持者對部落主義的影響很敏感，他們支持民族聯盟，認為聯盟代表所有西南非人民，此時人民組織更名為西南非人民組織，後來開放所有支持他們目的的西南非人入黨。
人民組織的領導很快就前往國外，動員國際社會，尤其是新獨立的非洲國家支持他們的目的。這個運動得到巨大的外交成功，認可他們的坦尚尼亞在沙蘭港給他們開了一間辦公室。組織的首份宣言於1960年7月發布，和民族聯盟的很相似。雙方的宣言都提出廢除殖民主義及所有形式的種族主義，提倡泛非主義，呼籲西南非實行「經濟、社會和文化進展」。不過，組織的宣言要求立刻獨立，由黑人占大多數的政府統治，時間不遲於1963年。此外，民族聯盟的宣言要求普選、全面的福利計劃、免費的醫療保障、免費的公共教育、主要產業全部國有化、「按照非洲共同所有權原則」強制重新分配外資土地。
相較於民族聯盟，組織在西南非的政治能量有限，更有可能把武裝叛亂定位實現目標的主要手段。組織的領導還認為，武裝反抗南非的決定將表明他們對民族主義事業的出色承諾。憑藉這點，擔綱納米比亞獨立鬥爭的真正先鋒及日後任何援助物質合法接受者的境外支持者從民族聯盟中分辨出組織。1962年，組織仿效非國大的武裝力量民族之矛創辦西南非解放軍。解放軍最先的七名新兵從沙蘭港出發，前往埃及和蘇聯接受軍事訓練，之後回來就要在坦尚尼亞孔瓜一個安置西南非難民的臨時營地受訓為游擊隊。

冷戰緊張局勢與邊境軍事化

西南非爆發武裝衝突的可能性與日俱增，強烈影響到西歐和蘇聯集團的國際外交政策。50年代末以前，南非的國防政策受國際冷戰政策的影響，包括多米諾骨牌理論以及對蘇聯利用常規的軍事威脅阻礙南太平洋及印度洋之間的戰略貿易路線。南非外交事務部注意到自己的國家是全球鈾的主要來源，故認為「南非必然會牽涉東西方之間的任何戰爭」。馬蘭總理的立場是殖民非洲受到蘇聯的直接威脅，或者說至少受蘇聯撐腰的共產主義政權的鼓動，無論另一場歐洲大戰的結果如何，這種影響只會有增無減。馬蘭推崇由南非及西方殖民國家牽頭、類似於北大西洋公約的《非洲契約》。不過，由於國際反對種族隔離政策，懷疑南非軍事上試探大英國協，這個概念沒有成型。
儘管美方反對種族隔離政策，南非參與韓戰還是令對美關係升溫不少。戰略和軍事支持南非一直是美國在非洲次大陸南部外交政策的組成部分，華盛頓和普利托利亞之間的國防技術交流從不間斷，直到60年代早期。美國和西歐在乎非洲的國防，是因為他們假設共產勢力從外部入侵。不過，核軍備競賽使得全球常規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明顯減少後，這種興趣驟減，重點轉向通過代理人防範共產主義顛覆和滲透，而不是公開侵犯蘇聯。
南非政府謹慎看待全球非殖民化的到來及蘇聯在新獨立非洲國家中的顯著角色。國民黨政客警告稱，蘇聯領導邊境叛亂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西南非的邊境地區卡布里維地帶成為南非防衛軍大規模空中和地面軍演的焦點，邊境的巡邏也加強。人民組織決定將首批解放軍新兵派往國外進行游擊練習的一年前，南非已經在卡布里維地帶沿線建立強化警察前哨，震懾亂黨。持有蘇制武器接受蘇聯訓練的解放軍官兵出現在西南非時，國民黨認為蘇聯在當地安插的代理部隊終於成真了。
蘇聯對非洲獨立運動很感興趣。起初，他們希望在非洲大陸培養社會主義國家，阻斷他們對西方國家的經濟和戰略資源供給。因此，蘇聯給解放軍士兵的培訓不局限於戰術問題，而是拓展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理論，以及建立有效政治軍事基礎設施的流程。此外，蘇聯迅速成為解放軍武器和資金的主要供應商。1962年到1966年間向解放軍提供的武器，包括PPSh-41衝鋒鎗和TT-33手槍，十分適合叛亂分子的非常規戰略。
儘管和人民組織的關係日益密切，蘇聯在60年代並沒有把非洲南部看作戰略要點，而把當務之急放在非洲大陸的其他地方和中東地區。儘管如此，身為西方國家地區盟友及新殖民主義堡壘的南非也有相應的體會，這助推蘇聯支持民族主義運動。莫斯科還批准了人民組織採用游擊戰的決定，因為他們對於任何缺乏革命鬥爭色彩的解決方案並不樂觀，這一點恰好和反對組建解放軍及提供軍事援助的西方政府形成鮮明對比。

游擊隊早期入侵

1960年11月，衣索比亞與賴比瑞亞正式請求國際法院就南非是否適合治理西南非的問題作出具約束力的判決。兩國均明確表示，他們認為實施種族隔離違反了普利托利亞作為強制性權力的義務。國民黨政府以衣索比亞與賴比瑞亞缺乏足夠的合法權力來提出關於西南非的問題為由否認這些指控。然而在1962年12月21日，國際法院當時裁定，作為國際聯盟前成員國，雙方均有權提起訴訟，使南非的說法遭受重大挫折。
1962年3月左右，人民組織主席薩姆·努喬馬訪問了該黨在坦尚尼亞的難民營，提到他最近向不結盟運動和聯合國請願西南非獨立。努喬馬指出，西南非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可能實現獨立，預示著鬥爭是「長期且艱辛的」。努喬馬親自指揮沙蘭港的兩名流亡者——盧卡斯·波漢巴與埃利亞·姆阿塔萊返回西南非對奧萬博蘭進行滲透，並為解放軍招募更多新兵。在接下來幾年內，波漢巴與姆阿塔萊成功從奧萬博蘭鄉村招募了數百名志願者，其中大多數人被送往東歐接受游擊訓練。1962年7月至1963年10月，人民組織與其他反殖民團體舉行談判，並在安哥拉共同組成軍事聯盟。隨後該軍事聯盟還吸納了分離主義的卡布里維非洲民族聯盟，目的是為了打擊南非在卡布里維地帶的統治。除了東方集團之外，埃及亦繼續協助培訓解放軍人員。到了1964年，解放軍其他人員也被送往加納、阿爾及利亞、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北韓接受軍事教學。同年6月，人民組織承認其正在致力發動不可逆轉的武裝革命。
非洲統一組織成立了解放委員會，使人民組織的國際地位得以進一步提升，而民族聯盟則步入以往從未有過的政治衰落時期。解放委員會從非統組織成員國手上獲得大約20,000英鎊的強制性捐款；這些資金全數用於支援西南非的民族主義運動。然而，由於民族聯盟不願意保證該20,000英鎊將會用於武裝鬥爭，因此最終該筆捐款給予了人民組織。隨後非統組織撤回對民族聯盟的承認，而人民組織則成為唯一合法的泛非主義組織。在非統組織的協助下，人民組織於盧薩卡、開羅以及倫敦開設了外交辦事處。與此同時，民族聯盟開始了一項為期十年的計劃，以嘗試組成一支屬於自己的游擊隊。
1965年9月，解放軍游擊隊的第一批六名幹部（簡稱為「第一組」）離開了孔瓜難民營，並前往西南非進行滲透。「第一組」首先進入安哥拉，然後再越過邊境進入卡布里維地帶。起初，南非未能發現其入侵，這鼓勵了一些幹部分別在1966年2月與3月嘗試以自己的方式來進行滲透。至於第二批幹部（簡稱為「第二組」）則由有「卡斯特羅」及「倫納德·南戈洛」之稱的倫納德·菲利蒙·舒亞（Leonard Philemon Shuuya）領導。「第二組」在越過安哥拉邊界之前已經迷路，而在游擊隊殺害兩名店主與一名流浪漢後，幹部們的行動變得分散起來。葡屬西非當局收到當地民眾提供的消息，拘捕了游擊隊其中三名幹部。同年3月至5月期間，包括舒亞在內的另外八名幹部於卡萬戈蘭被南非警方拘捕。舒亞後來再次在孔瓜出現，他聲稱被捕之後成功從綁架者手上逃脫。此外，舒亞亦協助策劃了兩次的進一步入侵計劃：第三批解放軍小組於7月進入奧萬博蘭，而第四批則定於9月進入。

戰爭投入擴大與地雷戰

Omugulugwombashe的失利和托比亞斯·海因耶科的潰敗，迫使解放軍重新評估戰術。游擊隊以更大規模展開團體行動，增加與安全部隊相遇時倖存的機會，從而重新擊中力量滲透平民。解放軍幹部喬裝成農民，了解地形及觀察南非巡邏軍的動向，不會引人懷疑。由於他們在田裡只攜帶能夠帶上的物資，這也成了一種後勤優勢。如果沒帶上物資，游擊隊仍會依賴富有同情心的平民獲取食物、水等必需品。1967年7月29日，防衛軍情報顯示，大批解放軍聚集在安哥拉邊界以北130公里處的定居點Sacatxai。8月1日，南非的T-6哈佛戰鬥機轟炸Sacatxai，不過大部分目標逃脫。1968年10月，解放軍的兩支部隊越境到奧萬博蘭。相較於之前的行動，這次入侵的成效並不明顯，到年底已經有178名亂黨被警方殺害或逮捕。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南非政府利用彩票實行有限的兵役制度，彌補國防的需求。1967年中，國民黨政府在南非全體白人男性中實行全面徵兵制度，為防衛軍擴充兵力，應對日益增長的叛亂威脅。1968年1月起，國家每年發起兩次徵兵令，每位現役軍人需要進行為期九個月的軍事訓練。Sacatxai的空襲也標誌著南非戰術的基礎型轉變，防衛軍首次表現出在境外打擊解放軍的意願。儘管安哥拉當時是葡萄牙的海外屬地，里斯本還是批准防衛軍跨境開展報復性戰役的要求。1967年5月，南非在Rundu建立新的設施，協調防衛軍和葡萄牙武裝部隊聯合空中行動，並於梅農蓋和奎托夸納瓦萊設立常任聯絡官。
隨著戰事的白熱化，南非的吞併案在國際社會逐漸降溫，就在此時，一股前所未有的同情人民組織的浪潮興起。儘管和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相反，加上衣索比亞和賴比瑞亞駁回案件，聯合國宣布南非未能履行確保西南非原住民道德和物質福祉的義務，南非的託管地因此被否決。

奧萬博蘭政治動盪

1970年6月，聯合國安理會第283號決議通過，呼籲聯合國各會員國關閉或避免在西南非設立大使館或領事館。決議也建議，只要西南非仍處在南非的統治下，就對當地進行撤資、抵制或自行制裁。鑑於事態的發展，安理會徵求國際刑事法院關於「各國承認南非繼續控制納米比亞的法律後果」。人民組織和非洲統一組織最初反對這一行動方針，他們的代表認為法院的裁決像1966年那次一樣，也是尚無定論的決定，擔心會進一步鞏固南非在吞併案中的定位。儘管如此，安理會的普遍看法是，自1966年起國際法院法官的組成發生了變化，更有可能作出支持民族主義運動的裁決。根據聯合國的要求，人民組織可以在法庭上作出非正式遊說，甚至可以派觀察員到庭。
1971年6月21日，國際刑事法庭撤銷先前不裁決南非託管地合法性的決定，表示以持續延長所謂的託管地是非法的。此外，法院認定普利托利亞有義務立即撤走行政當局，否則，聯合國各成員國必須暫停表示南非政府管治當地的政治或商業交易。法庭的裁決於同日被公布時，南非總理巴爾薩澤·約翰內斯·沃斯特「出於政治動機」，拒絕接受，實際上他的決定沒有實質基礎。另一方面，裁決激發納米比亞福音派路德教會主教公開上書沃斯特，譴責種族隔離政策及南非繼續統治。當地所有的黑人路德派教會、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和聖公會教區都讀了他的信。信件使得黑人群體的戰鬥力高漲，在人民組織的支持者中尤為明顯。當年，奧萬博蘭的學校紛紛組織群眾示威活動，抗議南非政府。
1971年12月，西南非土著人民專員Jannie de Wet公開演講，支持在當地有爭議的合同勞工法規，引起華維斯灣15,000名奧萬博工人大罷工。之後，溫荷克的市政工人加入罷工行列，鑽石礦、銅礦和錫礦工人紛紛響應，特別是在楚梅布、赫魯特方丹和奧蘭治蒙德。同月晚些時候，25,000名奧萬博農場工人加入行列，至此這場全國性的罷工影響到一半生產力。南非警察逮捕了部分罷工工人，強行驅逐其他人到奧萬博蘭。1972年1月10日，Johannes Nangutuuala組建特設罷工委員會，與南非政府展開談判：罷工者要求結束合同勞工、依照個人技能和興趣申請工作、自由辭職、讓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工人攜家眷離開奧萬博蘭、與白人工人同工同酬。
南非政府作出讓步，接受Nangutuuala提出的訴求，包括實行統一的工作時間、允許工人換工作，罷工得到平息。招聘勞工的責任落到了奧萬博蘭部落當局的身上。然而，數千名遭解僱的奧萬博工人仍不滿當局開出的條款，拒絕重返工作崗位。他們襲擊了部落首領，破壞物資控制站和政府辦公室，以影響奧萬博人自由巡迴放牧為由，拆毀大約100公里的邊境圍欄。騷亂還助長了夸摩馬語奧萬博人的不滿情緒，他們摧毀牛疫苗接種站和學校，襲擊四個邊防哨所，殺死、傷害部分防衛軍士兵及一個葡萄牙民兵部隊的成員。南非政府於2月4日宣布奧萬博蘭進入緊急狀態。媒體遭到管制，白人民眾進一步向南疏散，公共集會被取消，安全部隊有權無限期拘留可疑人員。警方向邊境派出增援部隊鎮壓叛亂，逮捕213名奧萬博人。南非當局對當地的暴力行動非常警覺，派遣了大批防衛軍特遣隊。葡萄牙也加入，援軍跨越邊境朝南部前進。到3月底，當地基本恢復秩序，餘下的罷工者陸續返回工作崗位。
南非指責人民組織煽動罷工和隨後的騷亂。組織的代主席納撒尼爾·馬克西里利承認，罷工隊伍中有相當大一部分組織的成員和支持者，但指出奧萬博勞動長期以來希望西南非改革勞動法，表示國際法院作出關鍵裁決後不久，便組織罷工，希望利用罷工增加關注，吸引更多的人了解他們的不滿。罷工對奧萬博大部分人口產生政治化影響，後來加入的工人投入到更廣泛的政治活動中，加入人民組織。沒有重返崗位的2萬多名罷工者，逃到了其他國家，其中人數最多的尚比亞把他們招募為游擊隊員。支持解放軍的農民也有所增加，他們大多同情罷工者，不滿傳統酋長與警察積極合作。
次年，南非將自治權力轉交給菲萊蒙·埃利法斯·蘇姆巴酋長和奧萬博立法機關，有效地授予奧萬博蘭有限的自治權。然而，民眾反感當地政府，加上人民組織的抵制，立法選舉的投票率非常的低。

警察撤離

憑著數千位新兵和日益高級的重型武器，人民組織叛軍於1973年與安全部隊展開更為直接的對抗。叛亂活動以伏擊戰及特定目標襲擊的形式進行，其中靠近尚比亞邊境的卡布里維地帶的攻勢最為猛烈。1月26日夜，約50名全副武裝叛軍用迫擊炮、機關槍和一支單人管可攜式火箭發射器突襲了西加拉姆韋的一間派出所。警方裝備較差，無法挫敗襲擊，而派出所經受不住最開始的火箭車攻勢，高級官員和他的副手身亡。到1973年底，人民組合叛軍席捲了卡布里維、奧萬博蘭、凱科蘭和卡萬戈蘭的六個地區，成功吸納2,400名奧萬博人和600名卡布里維人進入游擊隊。當年組織報告顯示，武裝分子計劃在西南非中部開闢兩條新的陣線，並於溫荷克、沃爾維斯灣及其他重要城市的中心地點策划起義。
直到1973年，南非邊境戰爭仍被視作執法事件，而非軍事衝突，反映出英語國家聯邦把警方視作鎮壓叛亂的中堅力量。南非警察確實具備準軍事能力，之前曾參加羅德西亞叢林戰爭。然而，警方沒能成功阻止西南非不斷升溫的戰爭，鎮壓叛亂的全部責任於1974年4月1日轉移到防衛軍上面。三個月後的6月，南非警方的最後一支常規部隊撤出西南非邊境，那時當地有1.5萬防衛軍人員。防衛軍的預算於1973年到1974年增長將近150%。1974年8月，防衛軍宣布成功肅清於安哥拉邊境5公里處的衝突，並宣布會加強巡邏，監視叛軍滲透活動跡象，這場行動被稱為「切割線行動」。

隆巴河攻勢

為了奪回主動權、切斷安盟在西南非和薩伊的後勤，以及防止叛亂分子日後進攻，解放軍於1987年10月中旬發動「致敬行動」。該行動之所以選擇在10月進行很可能是由於蘇聯的軍事任務的關係，早在1983年，蘇聯就提出透過發動大規模常規攻勢來摧毀安盟東南戰線的建議。同年，喀爾巴阡軍區的前副指揮官彼得·古謝夫中將獲蘇聯升為指揮官。鑑於戰爭持續時間長、費用高昂、死亡人數不斷增加，以及蘇聯即將削減軍費開支，這些因素都影響了蘇聯對解放軍今後的戰爭的支持力度，古謝夫原本希望發動由多個師組成的決定性進攻以徹底摧毀安盟。「致敬行動」是一次雙管齊下的進攻，目的是奪回坎甘巴、卡桑巴以及馬溫加這三個處於安盟控制之下的主要定居點。解放軍指揮人員計劃對坎甘巴及卡桑巴發動佯攻，希望藉此吸引安盟主力部隊離開馬溫加。一旦馬溫加落入政府手上，解放軍就可以驅逐莫希科省內剩餘的叛亂分子，並為對薩文比領導的安盟位於然巴的總部發動最後攻擊作好準備。蘇聯將在營級派駐4至9名顧問，但嚴格要求他們不得直接參與戰鬥，並在必要時撤出前線，避免與安盟有所接觸。除了蘇聯派出的顧問之外，營級也有少量古巴顧問以及負責各種輔助職務的東德技術人員。
古謝夫及他的幕僚呼籲莫斯科為解放軍提供更多援助，特別是攻擊機，以便再次發動攻勢；蘇聯其後批准了該請求。據估計，在為期六個月、每日十二次的空運中，蘇聯的安托諾夫An-24運輸機合共向羅安達投下了總值超過10億美元的武器。這些武器會投到安哥拉首都，然後轉交給安哥拉的伊爾-76運輸機，再直接將這些武器運往前線。
解放軍相對欠缺規劃及執行大規模行動的經驗，但蘇聯軍事顧問團相信，經過十年的仔細訓練後，解放軍已經成為一支能夠發動多個師同時進攻的軍隊。安哥拉旅指揮官曾多次表示，對將部隊分散在兩條戰線上作戰持保留意見，他們認為，對馬溫加發動一次單一的攻擊會更加直接及充分。然而，解放軍的古巴顧問反對該建議，原因是南非可能代表其昔日的盟友進行干預。卡斯特羅向古謝夫的幕僚發洩時說道：「不要捲入這種浪費、代價高昂，且最終毫無意義的攻勢裡。如果你要這麼做的話，就別把我們算進去」。古巴駐安哥拉高級軍官阿納爾多·奧喬亞將軍亦對此表示不滿，他稱解放軍採取的戰術更適用於中歐的作戰行動，而不是在非洲支離破碎的地形上攻擊非正規作戰部隊。民族之矛的情報主管羅尼·卡斯里爾斯向警告蘇聯使團說，如果「致敬行動」繼續進行，防衛軍就將會發起反攻。不過，古謝夫拒絕接納古巴及民族之矛的意見，故此在行動開始時並未制定應對南非干預的後備計劃。
新攻勢的初步階段於1987年8月開始。8月初，八個解放軍旅部署至奎托夸納瓦萊以東的圖姆波，在蘇聯的建議下，他們暫時停止推進，等待更多的補給與增援到達。然而，這決定卻是一個致命的錯誤。8月14日，由於浪費了大量的時間，解放軍決定再次推進；但此時南非已經發動「莫杜萊爾行動」，以阻止解放軍繼續進攻。隨後的一連串血腥戰役被統稱為奎托夸納瓦萊戰役。
由於解放軍行動出現延誤，防衛軍有足夠時間集結一股強大的力量去阻截解放軍在馬溫加的攻勢。到8月底，第32營、第61機械化營以及西南非領土部隊的第101營組成了南非遠征軍。在奎托夸納瓦萊與馬溫加之間有三條主要河流及九條支流。當中沒有一條河流特別大，但所有河流間的交叉點都毗鄰廣闊的沼澤以及洪泛的平原。這些地形阻礙了解放軍繼續推進，而防衛軍亦能建立起有效的戰略要道，使解放軍受到進一步阻礙。南非總參謀部認為，如果解放軍在這些狹窄的戰略要點受到嚴重阻礙，就有可能成為整個旅的瓶頸。防衛軍選擇在隆巴河發動反攻，因為該條河是解放軍在到達馬溫加之前必須穿越的三條河中的最後一條。解放軍的第47步兵旅迅速崩潰，證明了南非發起的反攻十分成功，該旅原本的任務是在隆巴河南岸建立一個橋頭堡。
一般來說，解放軍有足夠的力量與火力將安盟及防衛軍從隆巴河驅逐出去。然而，許多解放軍部隊都沒有受過足夠的訓練去對抗南非遠征軍，那些部隊是根據解放軍在叢林運動戰中的經驗而挑選出來，但依然被機動化的防衛軍所擊敗。隆巴河的沼澤環境加劇了解放軍各個旅在地理上的隔離，並妨礙了旅之間的協調行動，使防衛軍得以將其逐個擊破。1987年9月至10月期間，解放軍幾次嘗試跨越河流，但全部均以失敗告終，總傷亡人數接近2,000人。由於大部分橋樑被摧毀，解放軍最終放棄進攻，並命令其餘各旅返回奎托夸納瓦萊。此外，蘇聯軍事顧問團有1人嚴重受傷。防衛軍有17人死亡、41人受傷，損失了5輛裝甲車。
在「莫杜萊爾行動」期間，古巴部隊按照卡斯特羅的指示，一直駐紮在隆巴河以北，並拒絕參與戰鬥。在羅安達，總統多斯·桑托斯召見古謝夫將軍與古巴高級將領古斯塔沃·弗萊塔斯·拉米雷斯，並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日益惡化的軍事局勢以及10月的「致敬行動」的失敗原因。拉米雷斯提醒多斯·桑托斯，指出古巴從一開始就反對進攻。古謝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哀嘆道：「我把行動的結果通知了蘇聯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但是從道義上來說，最困難的任務是通知安哥拉總統，因為我曾向他們保證行動會成功，薩文比會被擊垮」。
1987年11月25日，聯合國安理會第602號決議獲通過，譴責「莫杜萊爾行動」非法侵犯安哥拉主權。該決議對防衛軍仍然繼續留在安哥拉表示失望，並要求他們無條件撤出安哥拉。南非外交部長皮克·波塔斷然駁回了該決議，理由是安哥拉與古巴之間有密切聯繫一事仍未解決。波塔承諾，只要解放軍將古巴及蘇聯派出的顧問撤離，又或者他們的存在不再威脅到南非的利益的話，防衛軍就會離開安哥拉。

圖姆波三角攻勢

9月29日，國家總統彼得·威廉·波塔為「莫杜萊爾行動」增加第三個目標——摧毀奎托夸納瓦萊以東的所有解放軍部隊。南非政府內的所有人都不清楚為甚麼波塔會在解放軍放棄進攻之後訂立新目標。外交部長皮克·波塔及他的高級同事警告說，不要在隆巴河北部發動大規模攻勢，否則可能會產生外交方面的影響。但是，防衛軍成功守住了隆巴河，因而增加了人們對它的信心，南非總參謀部的部員成功遊說波塔再次對奎托夸納瓦萊發動進攻。除此之外，雙方還討論了應否佔領奎托夸納瓦萊，但不清楚他們是否將波塔訂立的新目標解讀為默許防衛軍佔領該地。
防衛軍按照波塔的新指令發起了「胡珀行動」，並準備在奎托河以東展開該行動，目標是包圍正在撤退的安哥拉旅。然而，決定在1987年年底開始發動「胡珀行動」為防衛軍帶來新的問題，因為隨著隆巴河的戰鬥進入尾聲，應徵入伍的白人已經不多。服役人數減少令「胡珀行動」延誤了幾個星期，而現有部隊則陸續撤出安哥拉，並由新的部隊取代。防衛軍向安哥拉派遣第2機械化營（即第4南非步兵營）、一個象式Mk1A坦克中隊以及一組G5與G6榴彈砲。最初，南非發起的包圍未能成功，因此必須改變原有計劃。1988年1月至3月期間，防衛軍與安盟在奎托夸納瓦萊以東發動了幾次血腥攻勢來摧毀分散的安哥拉部隊，並成功在該地建立一條新的防線，該行動後來被稱為「封隔行動」。此外，他們又設法使解放軍深入到奎托河、圖姆波河與達拉河之間，稱為「圖姆波三角」的地帶裡。
古巴及蘇聯同意解放軍撤退至奎托夸納瓦萊的決定，卡斯特羅指出，只要武裝部隊能夠到達那裡，就可以建立一個強大的防禦陣地。此外，他還認為，長遠來看擊敗南非遠征軍的唯一辦法是從側翼包抄他們，並向西南非邊界施加壓力。然而，如果要實行這建議的話，解放軍就需要在安哥拉西南部及奎托夸納瓦萊以南再開闢一條新戰線。11月15日，多斯·桑托斯寫信給卡斯特羅，要求古巴直接向解放軍提供軍事援助。卡斯特羅同意由他與阿納爾多·奧喬亞將軍指揮前線所有解放軍部隊。然而，蘇聯的軍事使團卻被排除在未來所有的作戰計劃外。不久之後，古巴政府授權軍隊在奎托夸納瓦萊部署一支裝甲旅以及幾支防空部隊，總數約3,000人。卡斯特羅懷疑南非人不只希望殲滅奎托夸納瓦萊東部的解放軍，還打算控制當地的機場，取得戰略要地。他認為應該加強對該地的防禦，並派遣更多旅前往靠近西南非邊境的洛比托駐守。
解放軍與古巴軍隊的防禦陣地周邊布滿了地雷、坦克及野戰砲，他們設法吸引防衛軍攻擊並進入陣地內。安盟與防衛軍組成的聯合部隊發起了多次進攻，但全部均以失敗告終，在沿著狹窄的通道進入雷區時，聯合部隊遭到奎托河以西的古巴軍隊與解放軍砲兵所發動的猛烈攻勢。守軍的砲位剛好超過了南非砲兵的最大射程，而且位置處於高地上，使他們能夠俯瞰戰場。地理上的優勢再加上雷區所處的位置分散，令解放軍－古巴軍隊的防禦陣地的作用得到大幅加強，而南非部隊發動的攻擊則徒勞無功。
在防衛軍殺死近700名解放軍士兵以及摧毀安哥拉旅剩餘約半數的坦克與裝甲車後，「胡珀行動」及「封隔行動」宣告終止。古巴有42人死亡、損失6輛坦克。而南非則有13人死亡、幾十人重傷，傷亡人數相對較少。有三輛防衛軍的坦克被棄置在一個雷場內，至於其餘坦克則多數因損壞程度嚴重或機械故障，未能立即修復而無法使用。安盟有數千人傷亡，人們指責防衛軍利用其作為「炮灰」。古巴的行動後報告指出：「安盟叛亂分子在槍口威脅下被派往雷區，為南非的裝甲車掃清道路」。
圖姆波三角攻勢突顯了南非國防部長及總參謀部在規劃上的一些不足之處。他們原本預計防衛軍可以在奎托夸納瓦萊以南的沖積平原與開闊地帶對解放軍造成毀滅性打擊。然而，南非國防部長及總參謀部卻沒有想到安哥拉部隊能夠倖存下來，並在圖姆波三角建立起一條堅固防線，更加未料到古巴部隊會動員力量來抵抗防衛軍。在後期的攻勢中，南非多次誤判形勢。例如在某一次判斷中，南非認為規模小、機動性強但裝備薄弱的防衛軍能夠對得到奎托夸納瓦萊西部的地下砲兵支援、裝備充分的安哥拉守軍發動正面攻勢。

古巴的最後攻勢

雖然防衛軍及安盟的反攻被阻止，但是解放軍仍然處於高度緊張狀態，而且比以前更依賴其盟友古巴與蘇聯的物資。這鼓勵了多斯·桑托斯再次透過談判來緩解軍事困境，與南非達成新的停火及撤軍協定的可能性增加。早在1987年1月，切斯特·克羅克就對羅安達發出的積極信號作出回應，當時的剛果人民共和國主席德尼·薩蘇-恩格索提出舉行調停敵對國家之間的和平談判。然而，1987年末至1988年初期間在布拉薩市舉行的初步討論一直未有進展，因為安哥拉政府拒絕就擬議的古巴撤軍時間表達成妥協。古巴政府事先沒有就布拉薩市會談徵求意見，並對多斯·桑托斯方面的無禮行為感到憤怒。這促使卡斯特羅發出具權威性的申請，要求加入安美和平談判。卡斯特羅決心要令古巴可以參與有關本國軍事的談判，不再被排除在外，並盡力讓今後就撤軍進程所達成的任何解決辦法都不會損害到古巴的形象。
到了1988年1月底進行「胡珀行動」的時候，克羅克屈服於古巴的壓力之下，接受其作為進一步和平談判的平等夥伴。卡斯特羅同意，他不會將例如古美關係等不相干的問題列入議程內，而分階段撤軍的討論範圍將擴大至古巴駐紮在安哥拉的所有軍事人員，包括作戰部隊、後勤人員及顧問。隨著加入布拉薩市談判，古巴更希望轉守為攻，改變其在安哥拉的軍事參與角色。卡斯特羅將針對防衛軍的地面行動升級，因為他認為只要南非仍然有可能在戰術上勝利，那麼外交方面就不可能取得進展。古巴在奎托夸納瓦萊採取防禦戰術，使防衛軍維持在固定的位置，並實行卡斯特羅一直提出的向西南非邊界發動側翼突擊的建議。
古巴軍隊首先在庫內納河以西部署兵力，並且可能擴展至入侵西南非。3月9日，卡斯特羅派遣集結在洛比托的古巴軍隊向南方進發，當時軍隊人數已經增加至約40,000人。卡斯特羅將古巴軍隊的行動比喻作「一個拳擊手以左手擋住了奎托夸納瓦萊的一擊，然後再用右手在西部發起攻擊」。卡斯特羅在另一個場合回憶道：「這樣，當南非軍隊在西南部的奎托夸納瓦萊把血逐漸流光的時候……40,000名古巴士兵……在大約600輛坦克、數百門大砲、1,000件防空武器以及大膽的米格-23部隊的支援下，向納米比亞邊境挺進，準備清除南非軍隊」。
隨著古巴旅的推進，他們聚集了數以千計的解放軍叛亂分子，這些叛亂分子離開了基地，並參與古巴發動的進攻。南非在安哥拉及西南非發起了新的軍事行動以打擊叛亂分子，令解放軍的實力被削弱，而數量龐大的古巴軍隊則有效挽救了解放軍原本戰敗的命運。首先，古巴人佔領了防衛軍原本為防止解放軍滲透至奧萬博蘭而監視及巡邏了近十年的邊界以北地區。其次，所有靠近邊境的南非部隊都停止日常的反游擊戰行動，並動員起來準備抵抗古巴可能的入侵。古巴人與解放軍戰鬥人員組成了三個聯合營，每個營都有自己的砲兵及裝甲特遣隊，令事情變得更加複雜。由於叛亂分子和古巴營級人員一起編入部隊，南非巡邏隊無法在安哥拉與解放軍交戰，否則就有可能發生更大規模的對抗，當中包括具侵略性及全副武裝的古巴部隊。
邊界附近數量有限的防衛軍部隊不能阻止古巴軍隊繼續前進，亦未能減少其對西南非的威脅。在一個師的能力範圍內，只有很少人可以在分割線上佔據廣闊的防禦陣地來對抗常規部隊。當南非官員警告古巴不要入侵西南非時，卡斯特羅反駁說道：「他們沒有立場提出任何要求」。此外，哈瓦那還發表了一份模稜兩可的聲明，該聲明指出：「我們沒有說過不會進入納米比亞」。作為回應，南非政府動員了140,000名預備役人員（此數字是防衛軍動員人數最多的一次），並威脅要對所有越過邊境的古巴部隊造成嚴重影響。

1988年《三方協議》

儘管在戰場上採取了必要的反制措施，但南非政府了解到安哥拉的局勢已經進一步升級至政治上的極點。奎托夸納瓦萊戰役期間的傷亡引起了公眾的恐慌，並質疑邊界的戰術局勢以及為甚麼南非士兵會在那裡死亡。公眾幾乎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發動另一場血腥戰役就可以成功將蘇聯和古巴驅逐出該地區；與此相反，發動戰役的結果可能與過去一樣，令蘇聯的武器和古巴的軍隊的數量繼續增加下去。而這場衝突也從與輕武裝叛亂分子的低強度鬥爭演變為軍隊之間的曠日持久的消耗戰，衝突以現代常規戰爭的所有裝備為後盾，隨之而來的是人力及物力成本的上升。這使人們加劇對戰爭的厭倦感，亦增加了民眾對南非防衛軍在安哥拉的軍事行動的懷疑與敏感度。
10月，蘇聯監督下的「致敬行動」以失敗告終，而蘇聯提供給解放軍價值數億美元的武器也因此遭到破壞，這些事件都令莫斯科在安哥拉問題上的立場有所緩和。蘇聯公開表示，它也厭倦安哥拉與西南非的衝突，並準備協助和平進程，即使是在與古巴有聯繫的基礎上進行。蘇聯改革派領導人米哈伊爾·戈巴契夫亦希望能夠減少國防開支，包括是撤銷對解放軍提供大量無限制軍事援助的承諾，又對以政治方法來解決衝突持更開放的態度。
對於南非及蘇聯這兩個以前不願參與由美國主持的調停會談的國家來說，繼續進行戰爭所付出的代價已經超越預期的收益。戰爭的高昂代價使得南非及蘇聯兩國在觀念上開始出現改變，透過談判來實現和平的可能性亦隨之增加。蘇聯政府同意於1988年5月3日及4日與美國聯合舉行一系列新的和平談判。而南非則首次申請參與三方談判，並同意派遣一個由外交官、情報主管以及南非防衛軍高級軍官組成的代表團。包括克羅克在內的蘇聯及美國外交官向南非人明確表示，他們希望安哥拉實現和平，並以政治方法解決西南非問題。此外，他們亦一致同意需要對各自的盟友施加壓力，以達成解決辦法。古巴預計南非將遵守聯合國安理會第435號決議的規定，因此決定將全部軍隊撤出安哥拉。古巴及安哥拉代表團已經同意古巴完全撤出，並在美國的壓力下制定了一個極其精確的時間表，將這進程延長了三至四年。南非認為這是不可接受的，但承認撤軍時間可能符合納米比亞獨立進程的某些基準。
克羅克表示，美國決定以安理會第435號決議為基礎，以此作為達成地區和解的樞紐，其言論對相關討論產生了影響力。克羅克又建議聯合國成立一個「核查團」來監督古巴是否有遵守撤軍協議，這建議事實上有助說服南非政府接受平衡協議。1988年7月，在卡洛斯·阿爾達納·埃斯卡蘭特（Carlos Aldana Escalante）被任命為古巴代表團團長之後，談判進展更為順利。阿爾達納是古巴共產黨意識形態事務與國際關係的負責人；他比許多同時代的人更加了解外國的發展，特別是東方集團。鑑於戈巴契夫的改革、東歐的政治發展，以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間的緊張關係出現緩和，阿爾達納認為古巴需要努力實現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而古巴與非洲南部的合作則被視為改善與華盛頓之間關係及可能展開永久性雙邊對話的自然先決條件。
1988年5月至9月，雙方在開羅、紐約、日內瓦以及布拉薩市舉行了幾輪會談，但在撤軍時間表的細節方面仍然僵持不下。納米比亞獨立及古巴撤出安哥拉這兩個目標使各方在撤軍時間與最後期限上的分歧更加嚴重。8月，安哥拉、古巴及南非代表團簽署了《日內瓦議定書》，該議定書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南非問題的原則，並承諾南非防衛軍將撤出該領土。作為《日內瓦議定書》的直接結果，解放軍宣布從8月10日起停火。1988年美國總統選舉為談判增添了新的迫切性，在布拉薩市舉行連續六輪談判之後，談判陷入僵局。在美國大選期間，安哥拉和古巴在支持終結對安盟援助以及對南非採取更強硬路線的麥可·杜卡基斯與民主黨的身上下了很大的賭注。在簽署《日內瓦議定書》時，多斯·桑托斯曾評論稱：「如果民主黨贏得選舉，美國的政策將進行調整，尤其是在非洲南部的問題上」。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就任總統令美國更容易說服安哥拉和古巴代表團。克羅克多次重申，新一屆的美國政府就意味著人事及基本政策審查會有所變化，並敦促他們不要浪費過去幾個月來的努力。
在美國大選結果公布三天後，各方到日內瓦重新開會，並在一週內商定古巴將於二十七個月內分階段撤出安哥拉。作為交換，南非則承諾會在1989年11月1日之前開始給予西南非獨立。12月13日，南非、安哥拉及古巴簽署了《布拉薩市議定書》，以確認他們會履行這些條件，並設立了聯合軍事監察委員會來監督各方在安哥拉的撤軍進程。監察委員會將包括蘇聯與美國的觀察員。包括解放軍在內的交戰各方之間的一切敵對行動應於1989年4月1日正式停止。12月22日，《布拉薩市議定書》載入《三方協議》之中，該協議要求南非防衛軍在十二週內從安哥拉撤出，並將其在西南非的兵力削減至象徵性的1,500人。與此同時，古巴所有旅將從邊界撤至15度線以北的地區。至少3,000名古巴軍事人員將於1989年4月離開安哥拉，另外亦有25,000人會在其後六個月之內離開。至於其餘部隊則將會在不遲於1991年7月1日前撤離。除此之外，協議的另一項要求是南非須停止對安盟的一切支持，而安哥拉則須停止對解放軍及民族之矛的一切支持。
12月20日，聯合國安理會第626號決議獲通過，設立聯合國安哥拉核查團，負責核查古巴部隊向北重新部署以及其後撤出安哥拉的進度。聯安核查團包括來自西方國家及不結盟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的觀察員。1989年2月，聯合國過渡時期援助團成立，以監察西南非的和平進程。

納米比亞獨立

《日內瓦議定書》及安理會第435號決議的初始條款為解決西南非的問題奠定了政治基礎：決議要求西南非舉行制憲議會選舉、解放軍和南非防衛軍分別限制在各自的基地內、在稍後分階段把除了1,500名南非防衛軍士兵之外的所有部隊撤離西南非、將不隸屬於南非防衛軍和警察的所有準軍事部隊復員，以及允許難民通過指定的入境點返回西南非參加選舉。上述條款由援助團負責執行，有助南非防衛軍撤離、監察邊界及監督準軍事部隊的復員。
由於援助團規模相對較大，安理會成員國預計到自己將要承擔大部分費用而感到不滿，並產生了相關的爭議。然而，安哥拉、尚比亞及其他同情解放軍的國家堅持認為必須有一支規模更大的部隊以確保南非不會干涉西南非的獨立程序。安理會成員國反對他們的意見，援助團部隊人數從擬議的7,500人減少至約三個營規模的4,650人。援助團人數的減少節省了接近三億美元的開支，但安理會直至1989年3月1日才正式批准經修訂的預算。援助團無法確保有足夠的人員去準備全面部署監督解放軍和南非防衛軍的行動或在4月1日停止敵對行動時對兩軍的基地進行監察，令援助團的行動需要延遲。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敦促雙方在此期間克制，以免影響自1988年8月以來維持的事實上停火或者1989年4月1日的執行時間表。然而，在就援助團預算進行辯論後的幾週內，解放軍利用了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將在安哥拉的部隊開始移動至邊境附近。
自1980年代初以來，解放軍一直表示計劃在未來的任何政治過渡時期期間在西南非建立難民營，但這想法不被南非政府所接受。聯合國邀請難民返回家園，但並沒有區分他們是平民還是軍人，而解放軍的叛亂分子也認為自己是難民，使事情變得更加複雜。事實上，在1980年代後期解放軍軍人以平民身份返回難民營之前，解放軍都沒有太多的常規部隊，其中不少人員是作為反叛分子，並採取週期性的戰鬥模式。3月31日，皮克·波塔對監察委員會抱怨說道，計劃部隊已經從16度線向南推進，距離邊界只有不足8公里。當日晚上，他攔截了聯合國特別代表馬爾蒂·阿赫蒂薩里及援助團指揮官戴溫·普雷姆·錢德，並將該消息告訴給他們。4月1日上午，第一批解放軍幹部越過奧萬博蘭，但由於援助團部署出現延誤，以致未能及時監測他們在安哥拉的行動，期間解放軍亦未遇到任何阻礙。阿赫蒂薩里立刻聯絡了人民組織，要求它控制解放軍，但成效並不大。除此之外，南非外交部亦就事件聯絡了聯合國秘書長，而秘書長則向在紐約的人民組織官員傳達了該消息。
到了當日結束的時候，由於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解放軍的行動有所放緩，阿赫蒂薩里解除了南非防衛軍須留守在其基地內的限制。當地的警察動員起來，拖延入侵者的行動，直至南非防衛軍部署好六個正式的營為止。在首兩日過後，叛亂分子已經失去了攻擊的主導權，南非防衛軍在一次代號為「梅林行動」的反攻中把解放軍趕回邊境。4月1日至4月9日期間，有273名解放軍叛亂分子在戰鬥中喪生。至於南非防衛軍與警察則合共有23人死亡。4月8日，監察委員會發表了《埃喬山宣言》，重申南非、安哥拉及古巴仍然致力於和平，《三方協議》仍然有效。此外，監察委員會又要求所有留在奧萬博蘭的解放軍武裝叛亂分子前往援助團監督下的集結點投降。
薩姆·努喬馬否認4月1日發生過任何入侵事件，並聲稱他只是命令已經在西南非境內的解放軍叛亂分子開始建立大本營。此外他還指出，人民組織從未簽署過《三方協議》，因此協定條款要求停止敵對行動是不具約束力的。這引起了安哥拉的不滿，因為安哥拉曾經向聯合國保證解放軍將會留在16度線以北。4月26日，南非防衛軍被重新限制在其基地內，其後他們獲允許前往奧萬博蘭，以核實叛亂分子是否已經離開。到了5月，所有的解放軍叛亂分子都撤退至16度線以北，並處於聯合軍事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實際上結束了南非邊境戰爭。
1989年11月7日至11日，西南非舉行了普遍選舉，人民組織獲得57%的普選票。人民組織在制憲議會獲得了41個議席，能夠將單方面制定的憲法施加於其他政黨上，但未能取得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席位。1990年3月21日，納米比亞共和國成立，西南非正式獲得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