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衝動性

衝動是指在抑制控制上有困難，所以會在尚未深思熟慮前，就開始行動（簡言之，未能謀定而後動）。ADHD往往無法正確判斷什麼是「適當的行為」，這乃是因為ADHD的衝動性質反映在認知上所形成的表象。由於ADHD的自我抑制能力不足，所以往往會不由自主地說出本身不願意說的話或做出本身不願意做的事情或行動。舉例來說：當非ADHD的孩子做出不適當的行為時，只要被老師或家長處罰2到3次就會修正其行為；而ADHD兒童在受到好幾次處罰後，仍持續違反紀律的情形十分普遍。這樣重蹈覆轍的行為不是反抗也不是故意的，而是心裡的衝動所致。具有衝動性特質的人，其反應時間（不經深思熟慮的反應），比起同齡或同智能的人要短一些。這種衝動的個性會直接反映在學業上，譬如說，衝動的人傾向在還沒閱讀完較長的題幹，或還沒有讀完全部的答題選項時，就因不耐煩而作答，導致答錯問題的比率甚高。除此之外，曾有個性衝動的人因為沒注意到眼前的障礙物而絆倒，或在沒有注意路況下，就衝到馬路上而發生交通事故的例子。
一言以蔽之，衝動乃患者經常在「能『立即』獲得酬賞滿足感（Reward）」的點子的驅使下就「立即」行動，行動前沒能鑑往知來、縝密思考過行動的緩急輕重、利弊得失、風險及可能帶來的後果，之所以行動幾乎只是為了能『立即』獲得酬賞、回饋、或滿足感（Reward）。

特徵和症狀

注意力缺失症患者在學生時期的特徵包含：患者在上課時看起來是靜靜地聽講，但事實上患者對教師所說的內容可能茫然不知、純粹只是望著教師。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主要特徵包括：容易忘記事情、分心、一說話就停不下來、獨佔整個對話交談（monopolizing conversation）、常打斷別人發言、靜不下來、讀寫困難（包括寫錯字，常多一畫或少一畫、拼字錯誤等）、閱讀時會跳行或無法理解文意等，做事易延宕，常拖至最後。工作普遍都做不久，持續有點子突然在腦海中蹦出來，會一直換工作，顯得三心兩意、缺乏組織、規劃力，無法把自己想說的話、想做的事具體地表達或規劃出來。逃避需要持續動腦的工作（例如：做家庭作業或學校作業）、無法分辨事情的優先次序（緩急輕重）、缺乏時間管理的認知。
以上症狀隨患者年齡而有不同表現，譬如說，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孩子，其表現通常有：上課不專心、無法抑制自己的衝動以及坐立不安的情況；成人患者的主要問題則常在於無法計劃並完成好他們的日常生活與每日簡單的工作。（編註：參見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各年齡層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往往較容易遭遇社交技巧上的問題，例如：社交互動、建立一段人際關係及維持一段人際關係等。這個觀察在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三種子類型中都是成立的。大約一半（50%）的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兒童及青少年曾經歷過來自他人的社交拒絕；相形之下，其同儕被別人拒絕社交的比率約為10-15%。注意力不足的人比起對照組（非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更容易遭遇理解他人「口頭與非口頭」言行舉止及交際上的困難，進而對於其社交互動產生負面影響。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也可能在對話的過程中恍神甚至打瞌睡並遺漏他人釋放出的社交暗示。
難以管理憤怒情緒的情況則較常在兒童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身上顯現。再者，兒童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通常有寫字的困難、言語及行動發展的遲緩。雖然這些問題造成患者在現今社會中很大的障礙，然而許多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在他們有興趣的事情上都能持續維持專注力，甚至過度專心，成為工作狂。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遇到需要保持長時間專注的事情，比如說：讀書、寫功課、或閱讀，就容易出現不適應的情況。研究結果證實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本身與低學業成就為直接的因果關係。
不少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沒有過動症狀，而過去對此症的認識總是集中在過動（多動、過度活躍）症狀上，使得這類「不過動或衝動」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甚少能被診斷出來。

正向特徵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較為正向的特質為：

舉止坦率自然、落落大方、富有想像力與好奇心能夠跳脫框架思考（編註：參見發散式思考）；思考多元獨特，對直覺較敏感，能深入問題核心發現問題；對自己的想法堅持、特立獨行；具高度創造力、追求創新、熱心助人、富有正義感和幽默感、活潑開朗；勇於冒險、韌性十足、源源不絕的活力。有興趣時非常能夠堅持、具備批判性思維。

婚姻關係

台灣精神科醫師高淑芬在《找回專注力：成人ADHD全方位自助手冊》一書中指出，ADHD患者活潑開朗、熱心助人、說話風趣、勇於告白的特性對於兩性交往與婚姻來說都具有加分作用；但交往一段時間後，ADHD患者的負面特質，例如：沒耐心、容易遲到、無法專心聽人說話、交代的事情老是忘記、需要幫忙的時候找不到人、生活習慣及生活作息不正常、及個性迷糊等，就可能讓對方萌生退意。高淑芬亦指出，如果順利交往、結婚，則接下來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可能遇到的挑戰為：比起交往時期多了許多日常生活之事，患者可能會因為忘記付帳單、照顧小孩很散漫、做事有始無終而引起夫妻間的爭吵，為婚姻生活埋下陰影。
然而，高淑芬強調，只要ADHD患者可以提升專注力並且落實執行力，一樣可以如同其他人。

智力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的智力與潛力和非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相仿，然而因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症狀，使得其智力測驗結果可能產生較大的誤差。
由於ADHD可能被當成學習障礙或智能障礙為主的方式處理，因此文獻指出，面對兒童青少年和成人之學習障礙或智能障礙患者的相關人員應具備ADHD的專業知識。
台灣醫師高淑芬在其著作中提到，若能在大約九、十歲以前把握年齡較小、症狀較為單純時治療，可以避免往後病情複雜化（衍生共病）。再者，能在早期建立良好的學習及生活習慣，培養自信心及責任感，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的未來將有深遠的影響。

診斷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診斷是根據患者的行為和心理發展的評鑑並且排除毒品、藥物的影響、或其他生理或心理的可能造成類似ADHD症狀的因素而成。診斷過程通常會將個案的父母意見及師長意見列入考量。 大多數的診斷都是因為個案的教師首先對於孩子的健康提出關切，經轉介後而成。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症狀可能會被認為是人類個性光譜的極端或是其中一環而已。 
對於ADHD的藥物反應結果，無法就此確認診斷或排除診斷。迄今為止學界尚未得到一致的ADHD與非ADHD之腦部構造的差異結論，因此腦部造影只被用於對於複雜的人腦進一步的研究，尚未能應用於診斷ADHD。使用量化腦波 (QEEG) 診斷ADHD是學界中正在研究的領域之一，然而迄今為止，腦波經過量化後的數值與ADHD之間的關係仍然不明。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又可細分為以下三種類型：注意力不足（專注力失調）為主型、過動-衝動為主型、或注意力不足（專注力失調）且過動-衝動的混合型。過動，即為「過度」活躍。過度兩字意味著活躍的程度已經對生活造成不良的影響。即便個案並無上述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所有特徵，他仍有可能是ADHD患者，有無全部特徵牽涉到是否有其他共病存在且治療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患者避免缺點並發揚優點。成人及兒童青少年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診斷依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的標準、患者的歷史經歷（個案史）、門診病人的主訴、症狀學、發展史、家族史、共病、生理評估、心理測驗（例如：工作記憶、執行功能：計畫與決策等、視覺記憶、空間記憶、理智等等）及各種醫師評估後認為需要進一步的檢查等。
ADHD隸屬於神經發育所致之精神疾患。
除此之外，ADHD也隸屬於紊亂行為症候群，同樣隸屬於紊亂行為症候群的心理疾病有：對立反抗症、品行障礙、和反社會人格障礙。ADHD的診斷並不暗指任何一個神經系統疾病。
醫師在診斷過程中必須衡量個案的焦慮、憂鬱程度、及對立反抗症、品行障礙、及學習和語言障礙。其他需要考量的問題包括：其他神經發育障礙、抽動症候群、和睡眠呼吸暫停。
自我評量表，例如：ADHD 評量表和Vanderbilt ADHD診斷評量表會在診斷和評估ADHD的過程中使用。

病因學

雖然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兒童精神病學，迄今為止，獲得最多且最深入研究的領域，然而絕大多數ADHD的確切成因目前並沒有定論，最有可能是基因、環境和社會等因素交互作用導致。
有些個案的成因可能與腦部的疾病感染和腦部創傷有關。根據研究統計，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具有相當高的遺傳率。除了基因外，一些環境及社會因子也可能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致病因素。

病理生理學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被認為是肇因於部分腦內的神經傳導物質系統的損傷（特別是與多巴胺和正腎上腺素有關的神經傳導系統），進而對患者的腦部執行功能產生不良的影響。多巴胺與正腎上腺素的腦內神經傳導物質通道系統大多起源自腦內的腹側被蓋區和藍斑核，並由此投射至不同的腦區且管理許多認知的流程（與認知功能相關的處理流程）。特別是那些投射至前額葉和紋狀體的腦內多巴胺神經傳導通道系統和腦內正腎上腺素通道系統/藍斑核系統。它們主要的工作就是負責調節執行功能（認知和行為的功能與管理）、動機、 酬賞/報償的感受能力、和運動神經的功能。以上是目前已知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病理生理學中扮演主要腳色的幾條腦內神經傳導物質通道系統。也已經有人提議強化對於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更全面的概觀以及更多可能與之相關的腦內神經傳導物質通道系統之探究。
而研究也發現，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由一種發生於腦前額葉的遺傳性的多巴胺新陳代謝失常引致。更近期的研究認為正腎上腺素的新陳代謝亦會對病情有所影響 。
截至2019年8月底，已知ADHD也與 血清素傳導系統（5hydroxytryptamine [5-HT]）、 乙醯膽鹼傳導系統（ACH）、鴉片類傳導系統、和麩胺酸傳導系統（GLU）的失調有關。

台灣

除了在醫療、教育場所接受直接的醫療照護外，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亦下轄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衛生福利部-1957福利需求諮詢評估專線及社會局、衛生局等
，彙整對於弱勢者社會支持的資源，以便讓這些患者能在接受直接醫療協助時無後顧之憂。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衛生司提供許多官方的心理健康衛教資源。
除此之外，特殊教育學校能協助具備特殊需求的孩子們在適當的環境中成長、茁壯。   民間亦有許多特殊教育的支持團體及ADHD的社群
，例如：社團法人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社團法人心動家族兒童青少年關懷協會和社團法人高雄市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協會。
於高等教育的部分，許多大學設有「特殊教育學系」及「特殊教育中心」。中華民國的教育部也成立了台灣特殊教育資訊網、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特殊教育通報網、身心障礙職業教育資源網站、國教署特教網路中心—特教教材分享平台來協助具有相關需求之學生。
而勞動部則涵蓋了各族群的勞動統計
，政府也已訂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以維護相關弱勢族群的生活
。
另外，臺灣設立了113免付費家庭暴力保護專線，在未有人身安全風險時，可以就家暴的處境或經驗，尋求相關的資源或協助；如果當事人正陷入遭受家暴的危險處境，需要警察的即刻救援，則可撥打110通報警察偕同社工立即介入處理。

中國大陸

一群對「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診斷和治療擁有豐富經驗和學識的心理諮詢師、醫師、教師，自願自發的組成一個針對「注意缺陷障礙」的非盈利性的組織－「中國注意缺陷障礙組織」，為兒童及其家長提供各種資訊和幫助。

澳門

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澳門）協會是澳門關注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協會，在2014年2月正式成立，協會目的是推動社會大衆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學童的了解、關注、包容。

國際社會

將每年的十月訂為「ADHD意識之月（ADHD Awareness Month）」，以加強社會大眾對於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意識。

流行病學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童年階段最常見的發育疾患。根據2015年發表的研究，依照DSM-III, DSM-III-R及DSM-IV的標準，國際ADHD流行率中位數，兒童為6-8%。若使用ICD-10的標準，同年齡兒童的流行率則為1–2%
。
美國的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流行率為4-5%。根據《找回專注力：成人ADHD全方位自助手冊》，成人ADHD在台灣的流行率推估為3-4%。ADHD是全球性的。世界各地ADHD流行率的差異主要是因為世界各地使用的ADHD診斷方法不同。 若使用相同的診斷方法，則世界各地所得出的ADHD流行率將介於伯仲之間。
在亞洲，台灣、日本、韓國、越南、中國大陸、港澳等地的未成年之ADHD流行率均介於6-8%之間。
英國和美國的ADHD診斷率和治療率自1970年代起逐年增加至今。學界的共識認為這個現象是因為診斷方法的變遷以及人們逐漸願意利用藥物來治療ADHD所致，並非ADHD的流行率真的增加了。
學界共識認為，2013年起，DSM的版本從DSM 4TR 推進到 DSM 5 會使得ADHD的診斷數增加（特別是成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診斷數）
。

歷史

1798年時蘇格蘭醫師亞歷山大·克里奇頓在其著作《對精神紊亂的性質和起源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origin of mental derangement）中提到了精神不安，1902年，英國兒科醫師George Still首次描述一項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近似的病徵。
不同的時期，描述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名詞也有所不同：在1952年的DSM-I稱為微細腦功能失常，在1968年的DSM-II則稱為兒童活動亢進，在1980年的DSM-III稱為注意力不足症（可能伴隨過動，也可能沒有）英文為 attention-deficit disorder (ADD) with or without hyperactivity，在1987年的DSM-III-R更名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在1994年的DSM-IV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分為注意力散渙主導型、活動量過多型以及混合型，在2013年的DSM-5仍延用此一分類。其他的名詞有在1930年代使用的微細腦創傷，但因為不少病童都沒有發覺有受過任何創傷，因此後來改名為微細腦功能失常。
1937年時，神經刺激劑開始用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治療。1934年時美國許可將安非他命用在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治療，是美國第一個許可的苯丙胺類藥物，1950年代開始使用哌甲酯（商品名稱為利他能），1970年代則開始使用對映異構的右旋苯丙胺。

預後

孩童的ADHD有30–50%的機率持續到其成人時期， 那些持續被ADHD影響的成人可能會在成長過程中發展出一些技巧彌補部分ADHD的症狀。 帶有ADHD的兒童與青少年有相較於不帶有ADHD的兒童與青少年，有較高的風險發生意外受傷等事故。 
ADHD藥物能改善（非治癒）患者在生活中許多方面的功能性損傷（functional impairment ；可理解為應對能力的損傷）和生活品質（例如：發生意外事故的風險）。但是ADHD患者的學習障礙和執行功能缺損（例如時間管理、生活秩序以及組織能力）等症狀，即便在服用ADHD藥物後，這些症狀的改善程度極其有限或幾乎沒有效果。
考科藍協作組織於2015年發表的系統性文獻回顧指出，雖然中樞神經刺激劑不會令服用者產生嚴重的副作用，但他們較常出現失眠、食慾不振等較為輕微、影響較輕的副作用，並衍生出長期預後的不確定因素，因此未來的研究重點將會聚焦於探討解決前述的副作用的方法。與此同時，未來亦需要深入地研究「非藥物治療方式」以及可能的「非藥物治療方式」之隨機對照試驗。
迄今為止，對於ADHD的長期追蹤調查主要都是小規模的，代表性有限。唯一規模較大，因此較具有代表性的美國衛生署MTA研究發現，那些曾在1990年代參加MTA的兒童ADHD，六到八年後進入青春期，他們在許多方面的應對能力，取決於他們小時候治療前呈現的症狀、共病、疾病的嚴重度以及治療後對於MTA四種治療模式的任意一種模式的契合度高低等因素。
當MTA追蹤這些受試者長達十六年，直到受試者的平均年齡到達25歲的時候，發現這些患者生活中各領域的應對能力取決於ADHD的症狀是否持續到成年、ADHD的症狀嚴重度、和共病等因素。

社會與文化

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常被錯誤認為「只是懶惰或缺乏意志力」、「診斷只不過是用來為患者們的問題找藉口罷了」、「ADHD不過是患者不聽話的後果而已」、「ADHD的藥物只是讓患者不要動而已」、「只要不是智能障礙的孩子，都具備自我克服ADHD的能力」、「ADHD有那麼嚴重嗎？怎麼可能影響一個人的生活到那種程度？」、「所有人都是ADHD，因為所有人都會分心」。 有ADHD患童因長期遭到霸凌而在家人面前故作堅強樂觀，並於獨處時結束生命。 台灣醫師的研究發現，在台灣，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具有顯著較高的「因傷致死」機率，起因來自：自殺、意外和謀殺。 而環境不友善的因素又讓患者的自殺風險倍增，因此必須成為台灣政府自殺防治的重要目標。
許多國家或地區都程度不等的在「精神醫療及心理衛生」方面遭遇資源不足以面對現實所需的情況。 以美國為例，美國精神醫療環境即便先進且持續進步中，然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患者接受行為治療的比例仍被當地學者專家認為仍然太低。
 2017年美國政府撥出一億美金用於支持兒童與青少年常見精神疾病的研究：如何提供自閉症者更好的治療、其他兒童心理精神疾病（包括ADHD在內）的病理學及生理學等。

親師關係

患者家長和學校老師在情緒平和的狀態下，對於孩子的問題進行討論，彼此分享對孩子的觀察與協助孩子的方法，討論後親師都在明瞭彼此想法和期待的狀況下，凝聚共識。 在台灣，家長可請學校申請各縣市教育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教育督導（督學）、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的專業團隊、巡迴輔導老師、或兒童與青少年精神醫學科醫師等資源。
家長在接獲學校老師對孩子的批評與議處時，宜先尊重並同理老師基於其角色與專業的處理。並於蒐集孩子的觀點並客觀理解孩子的說法後，再聯繫老師作為回覆。家長在回覆的過程中，可以客觀陳述，適度表達個人感受，但不加臆測。 建議家長對於老師與孩子雙方的說法都靜心聆聽與思考之後再做反應。 也建議家長主動詢問或及時回應老師期待家長在家協助孩子的事項並積極配合落實。
家長和老師都應該意識到，【親師溝通】應以「孩子」為中心。只有當親師雙方都把溝通的焦點放在「如何幫助眼前這位孩子、好讓他能好好地、快樂地長大」，才不致於陷入親師間的意氣之爭。

治療方式的爭議

自1970年代開始，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疾病本身、其診斷及醫療在歐美就已經是有爭議性的議題。爭議和臨床醫師、教師、政策訂定者、家長及媒體有關。世界衛生組織也認可治療ADHD兒童時，先進行非藥物治療再進行藥物治療的作法，但各觀點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認知差異很大。
有的觀點認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正常行為的範圍內，也有的假定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一種遺傳疾病。其他有關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爭議包括對兒童用（合理劑量的）中樞神經刺激劑（俗稱興奮劑）藥物進行治療、診斷的方式，以及是否有過度診斷的情形。有些宗教對治療方式也會有不同的認知，例如公民人權委員會（山達基在1969年成立的反精神醫學團體）曾在1980年代提出反對使用利他能的運動，目前該組織的立場仍是不主張用中樞神經刺激劑處方治療ADHD。

中國大陸、香港

目前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治療策略（涵蓋藥物及非藥物治療）已成為中國大陸的相關醫學指南，中國大陸的多動症關愛協會指出：「中國大陸對『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的診斷、治療尚不規範，家長的認知亦不夠全面，導致社會上仍有很多不科學的治療方式和訓練方法在被家長們使用。」
香港特別行政區則遇到特教需求的識別及輪流服務的等候時間過長、資源及服務不足、教師人手不足及培訓有待改善、醫校社合作不順暢以及政府未有整體支援特教學生的政策藍圖及願景的問題。目前正在推動特殊教育進行立法，以全面保障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權利。另外，香港的一項問卷調查發現，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受欺凌的比率極高，在小學環境下有33%遭受欺凌，在中學環境下有47%。而於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的調查亦顯示，香港中學生遭到欺凌的比率為32.3%。即使家長們想尋求協助亦因資源問題，大部分服務需要自費，而基層家長較為難以負擔。另外，亦有社工指出服務缺乏系統整理，而大部分學校都缺乏動機正面處理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