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簡介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山西運城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王安石施行變法，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變法以後，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專心編纂《資治通鑑》，用功刻苦、勤奮。用他自己話說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他立志編撰《通鑑》，作為封建統治的借鑑。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八卷上進，英宗命設局續修。神宗時賜書名《資治通鑑》。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被命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次年退居洛陽，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他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都親自動筆。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傳郎，數月間盡廢新法，迫害罷黜新黨。為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遺著有《司馬文正公集》《稽古錄》等，還有諸多名著被眾人所流傳。

家世

司馬光的遠祖可追溯到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孚，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曾為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屬翰林學士院），在藏書閣擔任皇帝的顧問，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

童年

司馬光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於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提到說，作者曾見到司馬光親自寫一張字帖，上面提到說司馬光在年紀大約五六歲的時候，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將胡核去皮，他姐姐問他是誰做的，司馬光回答是自己剝皮的，父親責備他小孩子怎麼可以說謊，司馬光並宣稱自己從此不敢再說謊。

仕途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中進士甲科，簽蘇州判官事，做了一年多由於父母相繼亡故而丁憂。降服後，簽武成軍判官（滑州），任職兩年。後經連襟之父樞密副使龐籍的推薦，入京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在京城任官十年。至和元年（1054年），龐籍知并州兼河東經略，司馬光改并州通判。嘉佑二年（1057年）司馬光代龐籍巡視邊地，主張在麟州築堡失敗損兵折將，龐籍因事獲罪，司馬光引咎離開并州，任職開封府推官。兩年後改修起居注、判禮部。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嘉佑六年（1061年）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司馬光立志編撰《通鑑》，作為統治者的借鑑。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通鑑》八卷上進宋英宗，英宗命設局續修，並供給費用，增補人員。宋神宗以其書「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鑑》，並親為之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但司馬光堅辭不就。
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的身分前往陜西永興軍擔任知軍一職，這是他在三十年仕途中第一次出任親民官主官，此前在地方僅任過佐貳官與幕職官。之後皇帝問司馬光陜西民間的狀況時，司馬光說道青苗法和助役法等這兩項新法的措施危害陝西（永興軍是陝西的一部份）地區，是當地的禍害，而對此皇帝回答道：「助役法只行於京東（不包括陝西）和兩浙一帶，而僱人充役的做法，則已經在越州推行。」也就是說在司馬光擔任陜西永興軍知軍時，助役法尚未實行於陜西一帶。次年司馬光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兼西京御史臺，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鑑》，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書成後，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所謂「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馬光執政一年半，即與世長辭，享壽68歲，「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靈柩送往夏縣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家家掛象，飯食必祝」。高太皇太后命葬之於高陵。

身後

死後追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忠清粹德」。遺著有《潛虛》、《均韻指掌》、《類編》、《傳家集》、《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通鑑目錄》、《通鑑考異》、《通鑑舉要歷》、《稽古錄》（《歷年圖》、《歷代君臣事跡》和《百官公卿表》）、《切韻指掌圖》、《司馬文正公集》等等37種。
宋徽宗把元祐年間反對將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等舊黨309人，列為「元祐奸黨」，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以示後世，這些碑叫作元祐黨人碑。

政治主張

司馬光在政治上被後人視作強硬的守舊派，他幾度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司馬光與王安石，就竭誠為國來說，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於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而王安石變法過於躁進，用人不善，用之變法官吏素質不良，也是新法遭至反對之理由。雖然王安石新法初衷是為了切中時弊，但實際收效欠佳。反對新法的理由包括「新法擾民」、「祖宗之法不可廢」以及王安石作風霸道專斷。司馬光曾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是地域出身，他上奏宋神宗聲稱：「閩人狹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編撰《資治通鑑》

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3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歷經19年編輯完成。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逸聞

熙寧四年（1071年），呂誨卒，司馬光為他寫墓誌銘。蔡天厚得其摹本獻王安石。王安石將之掛在牆上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
他小時候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時，一個據說名叫上官尚光的小孩，不小心掉進裝了水的甕，其它小孩都嚇跑了，只有司馬光情急生智，搬起一塊大石頭，砸破水甕，救了小孩。《宋史》曰：「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

評價

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序》：「唯公忠厚質直，根於天性，學問所到，誠實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謹慎，因事合變，動無過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參苓之可以已病。」然而政治生涯並不突出，儘管他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但實際卻因情感上不滿王安石而不擇優劣盡罷新法，又將神宗朝時宋軍戰爭得之土地，無償送還給西夏。而日後新舊黨爭漸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著重於國政運轉。
宋朝在多次對外戰爭中敗北，只能與遼夏給予歲幣以換取和平，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堅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等，但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朱熹說司馬光「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朱熹讚揚司馬光，但稱「元祐諸賢是關閉著門說道理底」。梁啓超在《王安石傳》批評司馬光不懂軍事：「保甲之法既廢，將兵之制復壞，宋欲不南，更可得耶？然則禍宋者，果荊公（王安石）乎哉，抑溫公乎哉？」
總的來說司馬光適合為儒而稍不適為官，品德剛正學富五車極具學者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