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 (油画)

背景

1951年初，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中共中央宣傳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籌備繪畫展覽。中國革命博物館經過數月徵集，收到近百件繪畫作品，收藏了《地道戰》、《毛主席延安整風》、《強奪瀘定橋》等作品。但是，中國革命博物館認為，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一件以開國大典為題的油畫。1952年，中國革命博物館決定委託中央美術學院組織創作一幅以開國大典為題的巨型油畫。中央美術學院將這項任務交給了時年37歲的董希文。
董希文在1949年創作了水粉畫《北平入城式》，同年親自在天安門廣場參加了開國大典。他的油畫、素描功底均得到同行的認可，亦擅長革命題材、領袖人物畫作。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毛澤東像和朱德像就出自於他的手筆。他還和中央美院師生一起繪製了天安門城樓上的第一幅毛澤東像。1952年時，董希文正和學生在石景山發電廠勞動、寫生，此時他正在負責中央美院三畫室的教學工作，教學任務非常繁重。

創作

接到任務後董希文回到北京。通常的說法是，為了不受干擾、專心作畫，董希文租下了西總布胡同的一間民居用作創作。據女油畫家、董希文的弟子龐濤回憶，那間民居在一座樓房裡，樓下是一家雜貨鋪；房間狹長，進深只有兩米，畫布寬兩米餘、長四米餘，即使董希文把後背貼在牆上也不能看到畫布的全貌，創作環境非常艱難。畫布上接天花板，下貼地板，董希文為了創作，不得不爬上爬下。不過，也有說法稱董希文開始創作和完成作品都是在大雅寶胡同自己的家裡，只是中間有一段時間去西總布胡同74號的親戚家作畫。構圖階段，他把圖樣畫在一張明信片大小的重磅卡紙上，廣泛徵詢同行的意見。董希文沒有拘泥於透視法，增大了畫面右側兩根柱子的跨度，使得畫面更加寬敞；挪動了正陽門，使天安門廣場更加開闊。畫作接近完成時，董希文和畫家好友艾中信等人討論時發現，按照透視法畫成的毛澤東形象不夠高。討論結果認為，毛澤東的高度不應該受到透視法的限制。董希文於是將毛澤東的高度加高了一寸。為了不留痕跡，董希文小心地洗掉原有的部分，重新畫了一次。上級要求他儘快完成畫作，為了趕任務，他沒日沒夜的作畫，時常在工作室的椅子上過夜。最終，這幅畫用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陳列在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展覽的序廳裡。1953年4月，為了讓中共中央領導審查《開國大典》，主管部門另加了一批中央美院教師的作品，在中南海懷仁堂做了一場畫展，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觀看了作品，並接見董希文等人。毛澤東看《開國大典》之後說：「是大國，是中國。」他還說：「我們的畫拿到國際上去，別人是比不了我們的，因為我們有獨特的民族形式。」接見間隙，毛澤東兩次返回休息室仔細看這幅畫。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刊髮油畫《開國大典》。人民美術出版社還將《開國大典》印成年畫，廣為發行，初次印行就超過一百萬份。這幅畫還被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小學語文、歷史、美術課本。

刪去高崗

1955年，《開國大典》經歷了第一次修改。1952年「五馬進京」時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崗，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捲入中國共產黨高層的權力鬥爭。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不點名批判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分裂活動」。不久後，高崗於1954年8月自殺。1955年3月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對高崗、饒漱石開除黨籍和公職。同年，董希文應中國革命博物館的要求，將畫中的高崗刪除，露出其背後的一盆菊花，此為第一次修改。這次修改是在武英殿的浴德堂中完成的。1959年，該版《開國大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之際陳列在新落成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內。1961年，中國革命博物館的中國共產黨黨史陳列對外開放，《開國大典》被放在新中國成立部分的顯著位置。這一版油畫還被雕刻成紀念郵票（志號：紀-71）。董希文後來說：「這幅畫在構圖時，高崗就有擠在邊上的侷促之感，去掉他對構圖倒有好處。」

刪去劉少奇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被打成「（中國共產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共產黨）黨內的赫魯雪夫」，遭到批鬥。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將劉少奇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69年，劉少奇病逝。此前，董希文在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中遭到處罰。當時毛澤東提出要用國畫表現革命題材，董希文不贊成這種做法。由於董希文是《開國大典》的創作者，他沒有被打成右派，但是被罰留黨察看兩年。文化大革命中，董希文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在1969年被下放到北京鋼廠勞動。期間，他因過度勞累而患上了胃穿孔，首都醫院搶救了八個小時才讓他甦醒過來。他被切掉四分之三個胃，但之後不到半年又被派到鋼廠勞動。1970年，他被診出癌症晚期。不久，中國革命博物館將董希文調回北京，通知其在《開國大典》中去掉劉少奇。這時的董希文已是癌症晚期，手術之後身體衰弱。董希文的長子、學畫的董沙貝提出要替父親改畫，但董希文堅持自己來改。董希文抱病來到中國革命博物館，扶著身邊的兒子，親自將畫上的劉少奇刮掉，並把原來只露出半張臉的董必武畫全，填補了劉少奇被刪除後留下的位置，此為第二次修改。這次改畫的地點在中國革命博物館二層中廳。據說，董希文這次修改此畫後，希望能在有生之年重新把劉少奇加回油畫；他曾說：「一個搞藝術的人對自己的作品要負責，要負責一千年。」

刪去林伯渠

1972年，中央文革小組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籌辦紀念美術展，命令中央美術學院下放河北省磁縣農村勞動的部分教授回到北京，對一批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影響的革命歷史題材畫作「刷新備用」。這批畫包括《開國大典》。據董希文的學生、油畫家靳尚誼回憶，「刷新」《開國大典》的目的是去除林伯渠，主管部門並沒有說明原因。後來人們推測，此事為江青幕後策劃，因為在延安時期，林伯渠曾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並「約法三章」。此時董希文病情嚴重，入住醫院，無法改畫。上級於是命令靳尚誼在董希文的原作上刪掉林伯渠。靳尚誼不願在董希文的原作上動筆，於是提出折中方案，由他和油畫家趙域按原大複製《開國大典》，在複製的油畫上去掉林伯渠，將原有的林伯渠改為無名之人。靳尚誼負責畫人物，趙域畫餘下的部分。複製臨近結束時，董希文從醫院來到中國革命博物館加以指導。此為第三次修改。1973年1月8日，董希文逝世。這幅複製出來的《開國大典》尚未展出，「四人幫」便於1976年倒台。

複製品恢復原貌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已經開始。年底，劉少奇夫人王光美獲釋出獄，中共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雲接見王光美及其子女時主動提出平反劉少奇的問題。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也指示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紀委研究劉少奇平反問題。1979年，中國革命博物館決定重新開放中國共產黨黨史陳列。籌備過程中，中國革命博物館決定恢復《開國大典》的原貌，這一行為獲得上級批准。然而，董希文的家屬不同意在原作上再作改動。中國革命博物館聯繫靳尚誼，希望他能在複製的《開國大典》上恢復原貌，補上去掉的高崗、劉少奇、林伯渠。靳尚誼忙於公務，遂推薦了北京的青年畫家閻振鐸、葉武林。兩人在複製品上恢復了此畫的原始版本。此後，在各種展覽中出現的油畫《開國大典》絕大多數是這一個版本。董希文的畫作長期藏在庫房，很少露面。據統計，董希文的畫作此後只公開展出過兩次，一是在1992年中國美術館的《二十世紀中國》被置於展覽中心，二是2011年 《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現代經典美術作品展》上與靳尚誼、趙域、閻振鐸、葉武林的複製品同場亮相。

畫面

畫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站立在天安門城樓正中，正在麥克風前面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毛澤東身後、畫面的左邊是各界代表。站在第一排是當時的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從左向右依次是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朱德左側，董希文還著重繪製了兩名代表，即朱德背後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周恩來背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林伯渠。畫面上的人物還有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郭沫若以及陳叔通等人。各界代表胸前佩著紅簽，聽著政府公告，心情激動。代表們大約占去了畫面的三分之一。畫面右側，五星紅旗已經升起。天安門廣場上聚集著集會的群眾，飄揚著彩旗。空中白鴿翱翔、白雲朵朵。董希文還描繪了城樓上的大紅柱子、宮燈、漢白玉欄杆、地毯、菊花。

風格

《開國大典》的構圖打破了寫實的限制，也沒有拘泥於透視法。董希文將毛澤東畫在接近中間的位置，各界代表站在左面，而右面是廣場上的群眾隊伍。這種左實右虛的布局，雖然有失平衡，但是加強了領導人和群眾的虛實、遠近、多少的對比，突出了節日的氣氛。董希文特意把廣場上的群眾和城樓上的領導人放在同一個畫面上，以突出開國事件的氣概。他還把毛澤東右前方原本應有的一根大紅柱子去掉，使得廣場更顯寬闊，畫面更有氣勢。建築家梁思成曾評論稱：「畫面右方有一個柱子沒有畫上去……這在建築學上是一個大錯誤，但是在繪畫藝術上卻是一個大成功。」董希文改變了正陽門的位置，使得天安門廣場更顯廣闊；他還把毛澤東的形象加高了一寸。
在人物塑造方面，因董希文無法為領導人做寫生，甚至連速寫都不行，只好收集、參考照片和電影裡的形象。董希文根據影像資料中明暗對比較強的形象，自行繪製了平光中的美術形象，使畫中人物和諧、統一。為了避免呆板單調，董希文借鑑《步輦圖》、《歷代帝王圖》、唐代敦煌壁畫和明代肖像畫的處理方法，不僅表現了領導人的外在儀表，還刻畫了其內在精神和氣質。
《開國大典》有鮮明的民族風格。色彩上，此畫用碧藍、大紅、金黃構成基調，用藍色、棕色、綠色加以調和。色調近乎純色，與西方繪畫傳統的灰色調大不相同。畫中的地毯、柱子、宮燈、紅旗都是紅色，既帶來了喜慶氣氛，也加入了莊嚴、隆重的感覺。地毯的圖案、柱子、欄杆等等帶有典型文化符號隱喻性。綜合這些元素，《開國大典》體現了中國特別的審美趣味。艾中信評價說，此畫「創造了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油畫新風貌」。徐悲鴻曾評價說，董希文圓滿完成了任務，應得一百分，但是缺少一些油畫特色，應該扣掉五分。但是，很多畫家認為這反倒是《開國大典》的成功之處，如果遵照傳統油畫的用光、設色，作品不會有如此熱烈的氣氛。一些畫家認為，相比董希文此前創作的《苗女趕場》（1943）、《哈薩克牧羊女》（1947）、《迎接解放》（1949），《開國大典》在藝術道路上有些後退，民族特色不及前三者。

事件

2001年11月下旬，董希文的女兒董一沙將上海廣元藝術工藝品有限公司和北京工美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告上法庭。事情的起因是，1999年7月上海廣元公司公開聲明已獲得中國革命博物館授權，限量製作15,000件金箔畫《開國大典》，北京工美集團參與了銷售。2002年3月6日，一審第一次開庭即將結束時，原告當庭決定將中國革命博物館追加為被告。2002年6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定，董希文逝世後，其遺孀及子女作為合法繼承人有權繼承董希文對作品的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中國革命博物館僅有展出權，革博和上海廣元侵犯了著作權人的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一審判決被告在10日內賠償原告經濟損失26萬元人民幣，並在判決生效後30日內登報導歉。被告不服，提出上訴。2002年12月19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了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