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修正主义

否定主義

另見：歷史否定主義
歷史否定主義（historical negationism）有時會也被稱為歷史修正主義，但兩者意義不同。否定主義是指基於一些非學術的目的，故意否定史實的發生，或故意淡化一些史實的影響。因為一些否定主義行為是同時間依賴新史料而進行，所以在個別行為，尤其是由歷史學家所作的研究，那是否定主義還是歷史修正主義，未必可以客觀區分。

爭議例子

「否定主義」是嚴重的指摘，而基於社會價值觀改變所作史實重新解釋也往往被爭議，兩者未必可以區分清楚，以下列舉一些例子：

猶太人大屠殺爭議

另見：否認猶太人大屠殺
伊朗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在 2005年末宣稱「猶太人大屠殺是神話」，世界對此普遍嘩然。
著名二戰史學家大衛·艾文曾經就猶太人屠殺的具體進行方式有所質疑，例如使用毒氣室的效果，他因此被奧地利通緝。他在放棄有關屠殺質疑後入境奧地利，仍然被捕及囚禁，在刑滿開釋後不得再次進入奧地利。這個例子突顯了在懲罰否定主義者與包容歷史修正主義者時，兩者往往難以區分之矛盾。
其他有猶太資本家對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破壞等等。

南京大屠殺爭議

日本右翼人士一直試圖弱化南京大屠殺的影響，包括將「30萬人遇難」改為「10萬人遇難」甚至是更少，或將其命名為「南京事件」以產生混淆。部分人甚至直接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

封建社會定義的爭議

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的特點是「領主、封臣、采邑」，這些特點與中國傳統上西周的封建制基本一致，因此，當年在翻譯西方文獻時就把歐洲中世紀的制度翻譯作中文的「封建」。西周的制度數千年來在中國都是稱作「封建制」，秦至清的制度稱為中央集權制，中央集權與封建剛好是相反的兩個制度。封建主張「地方分權」，中央集權則反對「地方分權」。數千年來，這些概念絕無異議，至今台灣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學者都一直如此稱呼。   
西周的封建制早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與馬克思的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理論完全不相容。馬克思本人認為五個社會發展階段僅適用於西歐，指出東亞有特殊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但這一理論從蘇聯時代開始被擴大到全世界。中共上台後，為配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理論，將秦至清的社會強行改稱「封建社會」，而原本西周的封建則被強行改稱「分封制」。因此出現了「在封建社會（地方分權）推行中央集權」的邏輯矛盾。
此外，封建一詞又被中共加上落後、迷信等特點。
2003年後，在中國大陸一些進行義務教育課程改革的地區，教科書中已不再出現這種觀點表述。關於人類社會階段的劃分，則使用諸如「史前時代」、「農耕文明時代」、「工業文明時代」等術語。

中華民族定義的爭議

在民族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斷強調中國為五族共和、多民族國家，將中華民族的意思改為中國境內所有民族的國族概念，採用「漢族」此一周邊國家對關內十八省的身份統稱來代替原本使用的「中國人」、「華夏」、「華人」，「唐人」、「秦人」、「漢人」等現在的漢族原本的自稱。
中華民族，是一個政治及國族概念，亦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建立國族的重要概念，該詞最早在晚清由建構和完善「維新派」的民族理論的梁啟超所提出，梁啟超的「中華民族」理論的前提，是在現階段承認中國境內各歷史－文化群體之間原本存在的差異和多元現象，但同時也樂見其一體化的趨勢，希望建立有如美國的國家，在未來成為無差別的大民族。
晚清時期，面對列強的威脅，中國知識分子出現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其中一部分人將中國的危機歸咎於中國內部「異族」的統治，不滿清廷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岐視政策。這種認知在20世紀初發展成為漢民族主義 ，形成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黨」，而維新派則警告革命派的「排滿」種族革命主張可能導致國家分裂和列強干預的危險。另外，清末留日滿族和蒙古族人士及清朝官員在「國民」觀念的啟示下，對於中國族群關係「從多元到一體」的認知，影響了中華民國建立後的族群思想與族群政治。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朝出現了最為嚴重的民族矛盾，由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紛紛參與革命，日益威脅著滿清統治權。為了度過自身低潮的統治時期，清朝統治者與以維新派為代表的漢族士大夫之間，取得了透過「變法維新」將君主專制轉化為君主立憲的共識，「五族共和」族群論述被晚清政府接納並且成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將自身定位為合「五族」、「五地」為一體的「中央」政府。與維新派相對立的是頑固派，兩者的實質都是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辛亥革命後，主張種族革命的革命派放棄種族復仇主義的主張，接受新成立的中華民族民族國家的立國理論基礎——「中華民族」觀念和「五族共和」政策。
有法輪功媒體批評2002 年，中國教育部認定現代的民族觀念與宋朝當年不同（或宋朝沒有民族觀念，都是與現代不同），把岳飛、文天祥等抗滿(也就是抗金)與抗蒙英雄剔出民族英雄之列，改稱為愛國英雄。
中國教育部對這些行為作出澄清，並且指出：「從50年代後期以來，在中小學的歷史教學大綱和教材中，對岳飛的評價都是一以貫之的，不存在重新定義岳飛是否是『民族英雄』的問題。岳飛、文天祥在中國歷史上歷來被認為是民族英雄，但學術界也存在著不同的學術觀點。早在50年代後期的學術界，就有學者提出稱岳飛為民族英雄是否會影響某些民族的情感。由於這個問題在學術界有分歧，因此不宜把這一類的學術討論引入中小學教學大綱和教材。實際上社會公眾對岳飛、文天祥這些歷史人物高尚的道德品質、民族氣節始終是歌頌和尊敬的，這一點也是我們進行中小學歷史教育時一直遵循的」。
「華夷之辨」是中國古代極為重要的一套沒有民族意識存在的世界觀，古代中國發展出的「華夷之辨」自成體系，屬於一套不同於西方民族主義的世界觀。區別「華夷」的標準，在於是否遵循「禮治」以及是否接受「先進文明」（尤其是先進政治文明）的教化，而「不藉其地與其類」（與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無關）。華夏和四夷的界線不是以血統劃分，而是以文化為分別，這裡所謂文化是指生活習慣與政治形態。遼朝遼道宗亦以契丹之出身而自視為「中華」，以「禮法」、「文物」作為區分「夷」與「中華」的標準：「上世獯鬻、獫狁，盪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中華」在當時並非「民族」或「種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南宋學者葉適在給皇帝的奏摺中說：「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報復仇恥者我之義」，葉適以「中華」為南宋人命名，但其涵義，同樣與「民族」無關。學者指出，一個人是否「民族英雄」，最基本的前提是此人對「民族」必須要有「主觀認同」，然而包括岳飛在內的南宋人的「中華」是一種「文明共同體」，而非「民族（種族）共同體」；既無「民族認同」，岳飛自然不屬於「民族英雄」。
蒙元史學家姚大力認為文天祥是中國的歷史英雄，但卻並非後世所謂的「民族英雄」，認為他所以選擇慷慨赴死的理由更多基於一種王朝的遺民心態，其中沒有與新王朝勢不兩立的政治態度，更不含有後世所謂的「民族大義」：「正像元末明興這樣一個『華夏重光』的歷史時代，卻沒有結束異族統治，歌頌『民族大義』的頌歌，反而卻有底層的漢人為蒙元『異族』殉節，元遺民的事蹟提醒我們，今日人們揮之不去的民族主義意念，不是歷史上一向就存在的東西」。
東亞史學家宮崎市定指出元明鼎革與辛亥革命相比較，後者確實具有強烈的民族革命色彩，而前者則不然。遼金史學家劉浦江教授認為「與其說元明鼎革是一場民族革命，毋寧說它更多表現出階級鬥爭的性質。辛亥革命的成功，知識分子起了關鍵作用，但元末民變時士人不屑參加叛軍，叛軍也很少利用士人，這是元明革命攘夷色彩淡薄的一個重要原因……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外歷史學家已經逐漸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元明鼎革的性質主要是由階級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而並非像人們過去慣常理解的那樣是一場民族革命」。
中國人類學家、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王柯指出：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漢奸」話語，其實是他們企圖在多民族國家的母體上，人工催生一個「漢族」單一民族國家時出現的「怪胎」。二十世紀初革命派接受近代民族主義的目的，其實不在於確認「民族」，而在於建立一個新型的國家──「民族國家」。民族不過是手段，國家才是目的。然而，因為現實的中國不可能成為單一民族國家，「漢奸」話語最終不過是強化了本來只是手段的民族意識而已。2002年末，有人以多民族國家為由表示不宜稱岳飛為「民族英雄」。對此國人表現出來的憤怒，就是近代民族主義造成國人將自己的政治認同最終歸結在民族，而不是國家的最好寫照。

朝鮮民族與中國東北的關係爭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因當時的政治環境及高句麗歷史在中國歷史上的份額不足，沒有強調高句麗是中國歷史這一看法，但也從來沒有否認這一點。事實上，於1954年開始編撰到1973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冊》高句麗就已經被認作為中國的歷史政權。這一看法也被1978年出版的《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和1985年出版的《世界中世紀史》以及後來中國曆次出版的歷史地圖冊及教科書所繼承。南北韓學術界認為中國的東北工程將原本朝鮮半島歷史的高句麗列為中國歷史，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利用學術搞政治，並認為中國『自古』就承認高句麗為朝鮮歷史。不過朝鮮韓國方面，卻在歷史書中將傳說的檀君等說成史實，大力宣揚韓國起源論。

臺灣歷史教科書爭議

中華民國在民主進步黨執政時（2000年－2008年），開始去中國化，並強調臺灣主體性，從認為臺灣與中國一邊一國的角度編修歷史教科書，歷史教科書中的內容更改為台灣為一個國家、國名是中華民國的觀點，並以此將中華民國領土範圍依現狀界定為僅只於台澎金馬而無中國大陸，記述歷史的視角不再由中國出發，而是以臺灣為獨立國家的角度來看待周邊國家，這些修改反映了民進黨一邊一國的主張，質疑者以當時親民黨籍的立法委員李慶華為首，後續也引發了正反兩極的各種討論。歷史教科書內容以台灣史為國家史，來看待台灣與中國等周邊國家的歷史關係；在使用文字上將「大陸」改稱「中國」、「我國」改稱「臺灣」、採用「兩國」來取代「海峽兩岸」、「古人」改稱「中國古人」等。並且，重新檢視日本統治時期的各種歷史內容，以修訂由於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對於抗日歷史過度著重，而使台灣人民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內涵，未能有全面性的認識，因此，重新修改了教科書中對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各項內容，其中更將「日據」改稱「日治」，「光復後」改稱「終戰後」，並不使用孫中山為「國父」等有價值傾向的稱呼，而以此派學者認為較為中性的名詞來稱呼。同時，也將一些事件以較中立的方式，去漢族中心的方式重新解釋，例如漢武帝「征伐」或「征討」匈奴改為「攻擊」匈奴，「武昌起義」改稱較中性的「武昌起事」，把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內容去掉。
2012年6月，馬英九政府在歷史教科書定案出版前臨時「增聘」審定委員，主張中華文化為主體，不應切割中華文化和臺灣文化；聲稱50,000-5,500年前的長濱文化和4,000-3,000年前的華夏文明可能有關；以「荷據」（荷蘭佔據）或「荷領」（荷蘭佔領）取代「荷治」(荷蘭統治)，西班牙用語亦同；將「鄭氏王朝」、「東寧王國」改為「明鄭時期」；「日本統治」改為「日本殖民統治」，簡稱「日殖」而非「日治」時期；不使用「清領」而使用「清朝治理」或「清治」時期；刪除「臺灣地位未定論」等意見，因而被質疑為酬庸非歷史專業系所者、是馬政府要把手伸進歷史教科書，企圖擁抱貶抑台灣與多元文化的大中國史觀，引發學術界部分人士抗議並於台灣連署資源運籌平台發起「『我是民眾，我反對竄改歷史』 搶救歷史教科書連署活動」，民間連署意見書送至教育部，要求比照辦理納入教科書。

韓國歷史教科書爭議

有關韓國歷史教科書稱山東、遼寧等中國省市為古朝鮮一部分，而近期在中國遼寧出土的青銅器也被韓國方面宣稱為其先民所有，並在教科書上把該國的青銅器年代上推了一千年。韓國一些新的研究認為平壤城（阿斯達）不止一個，韓國嶺南大學文化人類學副教授李忠奎曾在論文中提到：『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一些學者認為遼寧地區是古朝鮮先民活動的場所』，有人據此推斷『在今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各有一個平壤城。一個國家有兩個首都在當時是很正常的。檀君朝鮮的首都其實位於中國東北，朝鮮的平壤只是檀君朝鮮的南部首都。』並有韓國教科書認為高句麗人占領樂浪郡前後的歷史均為其民族歷史，並把渤海國認定為高句麗的延續，也是民族北部歷史。 韓國前年在德國舉辦了名為「印刷術的起源國——韓國」的展覽會，主張最早使用金屬板印刷的世界最古活字書是朝鮮的「直指新體要說」。

田中奏摺爭議

田中奏摺之指張學良秘書王家楨收到蔡智堪聲稱抄下日本一份數萬字的奏摺，據蔡智堪所稱是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給日本天皇的上書，轉載的內容公開田中義一侵略中國的野心。「田中奏摺」是香港八十年代教科書其中一個題目，較常被引用的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   
歐美各國曾證明「田中奏摺」是一份假文書、日本產經新聞二日、「正論」月刊，也揭發「田中奏摺」是偽造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蔣立峰表示「當今的主流是認為田中奏摺並不存在」。

美國歷史修正主義爭議

在美國，「歷史修正主義」一般用來指稱主張：「美國沒有必要在日本投下原子彈」、「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是為了報復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投下原子彈是為了向史達林示威」。美國學術界對這些主張都提出証據反駁。

爭議不強的歷史修正

一些基於社會價值觀改變所作史實重新解釋，因為新的社會值未被爭議，因此其相關的歷史修正的爭議亦不強。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歷史學家在描述有關克里斯多福·哥倫布與其他西方人發現新大陸時，過去往往過度重視西方人的視角，忽略美洲先住民的生活文化與及西方人對美洲先住民的影響。在修正歷史後，歷史學家也同樣去研究美洲先住民的生活，而在使用「發現」一詞時，往往採用引用或斜體文字，以註明此「發現」與一般的發現略有不同。   
另外，歷史學家也考慮到維京人在哥倫布之前到達新大陸，但是他們對歷史影響不及哥倫布那麼強，因為哥倫布艦隊是首個回航匯報並以活字印刷術公告事蹟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