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赞大公国

穆羅姆－梁贊公國

基輔大公斯維亞托斯拉夫二世·雅羅斯拉維奇第五子雅羅斯拉夫·斯維亞托斯拉維奇，從侄兒切爾尼戈夫王公弗謝沃洛德二世·奧利戈維奇獲分封穆羅姆公國，包括後來稱為穆羅姆－梁贊公國的地區和梁贊城。1129年，雅羅斯拉夫死後分封長子斯維亞托斯拉夫一世·雅羅斯拉維奇梁贊公國。斯維亞托斯拉夫脫離奧利戈維奇系，他的後裔建立梁贊公王朝，這就是梁贊公國的開始。
雅羅斯拉夫死後，穆羅姆由他的兒子幼子尤里統治，長子斯維亞托斯拉夫統治梁贊，普龍斯克分封給了羅斯季斯拉夫一世·雅羅斯拉維奇（1129-1143）。斯維亞托斯拉夫一世和尤里死後，羅斯季斯拉夫一世按兄終弟及繼承他兄長的公位，分封梁贊給他的年幼的兒子格列布一世，他與奧利戈維奇系的斯維亞托斯拉維奇王公結盟，加入這個反對尤里·多爾戈魯基的聯盟，其中包括基輔大公伊賈斯拉夫二世。斯維亞托斯拉夫之子弗拉基米爾一世·羅斯季斯拉維奇，取代羅斯季斯拉夫一世，與格列布一世共治。在1150年，穆羅姆-梁贊公國首都從穆羅姆移到梁贊。在1152年，梁贊公國轉而與尤里‧多爾戈魯基同盟，攻打切爾尼戈夫。弗拉基米爾一世在1146-1154年羅斯內戰先後轉換陣營，通過一連串的政治投機提升國力。1161年，弗拉基米爾一世去世後，他的子孫成為穆羅姆的世襲王公。格列布大公和他的後裔在梁贊世襲。穆羅姆公國 的斯維亞托斯拉維奇王公成為獨立實體，直到蒙古入侵時再度短暫重組成穆羅姆－梁贊公國。

與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大公國的衝突

弗拉基米爾一世和格列布一世與尤里·多爾戈魯基與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父子保持良好關係，兩公國一同對抗伏爾加保加利亞（Volga Bulgars）。1158-1161年羅斯內戰，兩公國始終維持同盟關係，對抗基輔大公和斯摩棱斯克等公國。1169年攻陷基輔，梁贊公國也有出兵支援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大公國。
在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去世後，格列布一世在1174-1177年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公國內戰中支持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之孫姆斯季斯拉夫兄弟，對抗大窩弗謝沃洛德兄弟。在戰爭期間，與斯摩棱斯克各王公一同瓜分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大公國，格列布一世甚至設法毀了弗拉基米爾。大窩弗謝沃洛德在擊敗他的侄兒姆斯季斯拉夫和亞羅波爾克兄弟後，向梁贊大公國宣戰，在克羅科沙戰役打敗並俘虜格列布一世。 大窩弗謝沃洛德讓他放棄對梁贊的統治權，交出梁贊奪得的南方土地，以及逃到梁贊的亞羅波爾克，但格列布一世不同意。儘管格列布一世的女婿斯摩棱斯克王公勇者姆斯季斯拉夫通過外交仲裁兩國衝突，但格列布一世仍被監禁至死（1178年）。他的兒子在大窩弗謝沃洛德的許可下獲得了父親的遺產。
格列布一世之子羅曼一世與基輔大公斯維亞托斯拉夫二世的女兒結婚，試圖擴張梁贊公國，大窩弗謝沃洛德出兵介入，將梁贊大公國置於自己的控制下。基輔大公斯維亞托斯拉夫二世對大窩弗謝沃洛德的擴張不滿，對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大公國進行北伐，梁贊公羅曼一世支援大窩弗謝沃洛德對抗老丈人。後來羅曼一世叛變至基輔方，在1186年，羅曼一世占領了普龍斯克，再北伐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大公國取回失地。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大公國從科洛姆納和穆羅姆兩路並進，再次攻入梁贊並迫使梁贊大公國回復戰前邊界。
1207年，羅曼一世打算呼應北方托羅佩茨王公大膽的姆斯季斯拉夫對大窩弗謝沃洛德的諾夫哥羅德叛亂，舉兵叛變。大窩弗謝沃洛德派遣四子雅羅斯拉夫率兵攻陷梁贊，驅逐梁贊公一脈，夷平梁贊城堡並占領梁贊城。1212年，格列布一世之孫，普龍斯克的格列布驅逐弗拉基米爾軍隊，收復梁贊城，是為格列布二世。1217年，格列布二世宴請並毒殺了六位王公，其堂弟佩列亞斯拉夫系的因戈瓦爾因而起兵叛亂宣稱公位，引弗拉基米爾軍隊參加戰鬥。到蒙古入侵為止，普龍斯克系與佩列亞斯拉夫爾系針對梁贊公位進行了一連串鬥爭。最終因為普龍斯克直系因為圍城戰敗被拔都汗全數殺害，佩列亞斯拉夫一系控制了梁贊公位。

在金帳汗國治下至滅亡

1242年，金帳汗國成立，蒙古人任命因戈瓦爾掌管梁贊地區，他以佩列亞斯拉夫－梁贊為首都，也就是今天俄羅斯聯邦的梁贊市東南部十月區一帶，舊都稱為古梁贊以作區分，當時梁贊公王朝仍然有旁支穆羅姆系和普龍斯克－奧克采夫系，但都先後絕嗣。直到14世紀初，只剩下佩列亞斯拉夫－梁贊系羅曼三世·奧利戈維奇大公的後代，因此弗·維·卡加諾夫在《擺脫韃靼人的枷鎖》一書中命名為第二梁贊大公國（Второе Вели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Рязанское），他在書中144頁寫道：「建築了梁贊城羅斯季斯拉夫沒有後代，偉大的弗拉基米爾大公的後代被蒙古人終結，只有聖羅曼的一脈延續了下來，並重現古梁贊的強盛和繁榮，由於其政治制度和城邦合議制的古梁贊並不相同，佩列亞斯拉夫-梁贊的政府是世襲專制的，這是一個由梁贊公王朝後代建立的新政權，因此應當稱為第二梁贊大公國以作區分......」
梁贊大公國在金帳汗國治下起初向東北方擴張，奪取莫爾多瓦人的土地，費奧多爾一世在位期間於1282年圍攻莫斯科，但因莫斯科王公丹尼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召喚堂兄特維爾的斯維亞托斯拉夫·雅羅斯拉維奇參戰而被擊退。1300－1301年的科洛姆納戰爭，莫斯科王公丹尼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召集其他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後代的王公聯盟進攻梁贊公國，奪取了科洛姆納。
到14世紀60年代，在金帳汗國內部，梁贊與斯摩棱斯克、莫斯科、特維爾四國並立，但不像後兩國享有選舉全羅斯大公的權利。1365年，時任梁贊大公奧列格‧「毒蛇」‧梁贊斯基在謝韋爾斯基森林戰役大勝金帳汗國軍隊，擴土至切爾尼戈夫地區。1389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頓斯科伊與梁贊大公奧列格簽訂和約雙方罷兵，奧列格向西擴張攻打立陶宛人，而德米特里·頓斯科伊繼續與東方的金帳汗國作戰。在庫里科沃之戰奧列格本來承諾支援德米特里·頓斯科伊，但卻食言，更打算聯合立陶宛人進攻莫斯科大公國。此事成為俄國民間故事，形容人利益至上，背信棄義。
奧列格·梁贊斯基在位期間梁贊大公國非常強盛，疆域從奧卡河延伸至北維涅茨河，在金帳汗國各公國中實力僅次於莫斯科大公國，有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有獨立的貨幣，有完善的稅收制度。奧列格·梁贊斯基命令分封王公住在首都行政，這一點後來為莫斯科大公國所彷效。1404年，立陶宛大公國攻滅斯摩棱斯克公國，留里克王朝只剩下弗拉基米爾系和梁贊系的公國。但梁贊系這一邊除了獨立出去的奧多耶夫公國就只有梁贊大公國，相比北方分裂的大窩弗謝沃洛德的後代權力更為集中。
奧列格·梁贊斯基死後，兩子爭權，後來的梁贊主教梁贊的米哈伊爾在他的私修編年史提到奧列格兩兒子和教子普龍斯克的伊凡：「......繼承了父親的邪惡，卻沒有繼承父親的才能。如同蛇噬蛇自我毀滅......」。莫斯科大公國乘機介入梁贊內戰，梁贊大公國雖然在謝莫耶德河戰役打敗莫斯科公國，但已經無力反攻，最後兩國簽訂五年和約。後來莫斯科大公國瓦西里二世即位，梁贊大公國乘莫斯科大公國內戰的機會，北伐莫斯科。最後一任梁贊大公伊凡三世·費奧多羅維奇依靠波蘭國王卡齊米日四世北伐莫斯科大公國收復領土，1454年，瓦西里二世妻舅瓦西里·雅羅斯拉維奇帶領大公儲伊凡（後來之伊凡大帝）之軍隊，在科洛姆納大敗梁贊軍，1456年，伊凡大帝攻陷梁贊，廢梁贊大公號，降為公國，在梁贊代父理政。1464年，伊凡大帝封賞梁贊給妹婿瓦西里，公國國土面積縮小到和現在俄羅斯的梁贊州差不多。瓦西里之子伊凡在1494年叛變，依靠波蘭人和立陶宛人的支持對抗莫斯科大公國，1496年，梁贊公國向伊凡大帝投降，伊凡大帝在梁贊任命庫爾布斯基為督軍（Полководец）監察梁贊公國，梁贊王公被奪走權力，被軟禁在梁贊城。1521年，伊凡大帝之子瓦西里三世驅逐末代梁贊公伊凡五世·伊凡諾維奇，王朝失去所有領地，梁贊公國最終滅亡，莫斯科大公國成為唯一獨立的留里克公國。

經濟

梁贊大公國的經濟史研究起步相較莫斯科大公國和特維爾大公國起步相當晚，在後現代主義史學「微觀化」、「碎片化」影響下，學術界開始摒棄過去蘇聯學者普遍採取的「宏大敘事」架構，以稅法、貨幣成色和特許權等角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梁贊大公為了促進貿易，立法將交易活動集中在特定地點進行，以方便對貨品估價並徵稅的和對貨品質量進行監督，對不法商業行為如賣假貨和買賣贓物處以罰金。但不像北方的莫斯科和特維爾規定糧食最高價格，以保障窮人生存。梁贊大公國罕見或沒有限制價格的措施，囤積居奇並不犯法。因為商品價格是波動的，難以管理，因此梁贊大公國商業管理的主要形式在零售貿易中取得稅收，以取得足夠的金錢來支付給提供軍役的波雅爾。

農業

對梁贊大公國農業史的研究一般集中在14世紀，因為留存史料比較多而且梁贊公國在那時候開始出現大規模將自由農民的農奴化的現象，領主制經濟開始形成，在14世紀中期，更進一步變化。大公將波雅爾們束縛在首都，切斷他們與領地的聯繫。波雅爾的家臣們在領地內為了確保兵員和勞動力，出現大規模土地兼併現象。將自由農束縛在貴族土地上，除了少數節日不允許他們遷徙。但農民也獲得了不用上戰場的好處，而且在遇上天災時可以從領地上的公共倉庫領取糧食，貴族莊園中的農田也因為集中管理也可以生產更多糧食，也可以生產如麻和橄欖等經濟作物，加工出售換取更大利潤。
如同其他羅斯公國，14世紀的佩列亞斯拉夫-梁贊大公國也逐漸從二圃制過渡到三圃制，基輔羅斯傳統的二圃制和井耕制被逐步淘汰。三圃制將耕地分為三份：閒置地、糧產地、商品地。在每次耕種時保留三分之一休耕以補充地力，三分之二分別種植不同的糧產、經濟作物，土地逐年輪換。貴族脫產的過渡期是非常漫長的，而且嚴格來說，一些大富農（包括斯麥爾德）與貴族間的分界線是很模糊的，因為他們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而且保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武力。而且大公領地上的大富農比波雅爾領地上的大富農享有更多特權。但可以確定的是，到了15世紀早期，梁贊大公國已經實現了農業改革，大幅度提升了生產效率。1401年初，大公國的上交給大公奧列格‧梁贊斯基的糧貢達到了十三萬梁贊普特，相當於的50萬左右公制磅，約等於22萬公斤，比14世紀早期增長至少三倍。當然不能忽略的是，大公國的領土也在一百年內增加了一倍有餘。因此針對此現象，當代俄羅斯經濟史學家納‧海‧塔特雷霍娃（Н. Н. Терехова） 下的一個總結是:「到底是農業產出大量增加支持了佩列亞斯拉夫－梁贊大公國進行擴張，還是佩列亞斯拉夫－梁贊大公國的擴張導致農業的產出大量增加，這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喀山大學副教授馬‧魯‧貝洛索夫（М. Р. Белоусов）則認為:「貴族階層與農民階層的構成和邊界具有一定重疊性，農民與莊園的管理者可以平等對話，當他們想要開發新的土地以獲取資源，共同的利益訴求會促使他們互相合作。農民階層只需要上繳一小部分自己生產的東西，便可以換取更大的利益，而貴族階層除了不用勞動以及定期收取貢品外沒有更大的利益訴求，他們日常從事政治和軍事活動，日常最大的消費不過就是在當地市鎮上消磨一些閒暇時光。梁贊大公國的高度世俗化導致教會勢力虛弱，教會沒有辦法占有大量土地。而金帳汗國的逐漸瓦解也限制了韃靼劫掠的次數，14世紀穩定的生產環境為他們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好處和利益......大公-貴族-農民相互尊重對方的權利，統治階級普遍具有尚武、嚴守紀律和儉樸精神，嚴刑峻法約束著貴族的生活模式，不會對被統治階級形成太大的負擔，當時梁贊大公國的社會金字塔是一個狹長的等腰三角形，由大公和少數波雅爾管理一個有數十萬人口的公國。農民的生產意願提高，願意為了爭取更多的報酬而勞動。」

手工業

古梁贊的手工業如何發展目前還所知甚少，但該地區的部落在6世紀就進入了鐵器時代，開始有使用鐵器的發現。進入公國時期後，生產關係改變。格列布一世大公即位後實行官方專營鐵、銅、銀的政策，手工業者需向公國申請開採和鍛鍊金屬的資格，並取得大公的許可。政府直接控制手工業的生產，而工人則是以世襲或通過學徒制的方式來傳承。工匠以生產武器、鎧甲等戰爭用具和統治階級必需的首飾和錢幣，教堂用的神器為主，不許私制，違法者需要砍去雙手。目前對古梁贊的研究沒有發現對於紡織和建築業等手工業的限制。2008年對古梁贊По-4坑的考古證明了古梁贊的手工飾品非常發達，刻有聖母瑪麗婭的項煉上有五個小盒，聖像繪在一些小盒表面，小盒內有珍珠和一些古錢幣。

貨幣

梁贊公國有自己獨有的貨幣梁贊卡婭，古斯拉夫語意思為梁贊的銀子，梁贊大公國在金帳汗國統治時期還流通金帳汗國京吉（在羅斯人內部稱為堅戈，台灣通用譯名為騰格），在蒙古統治晚期及之後通用莫斯科的盧布和諾夫哥羅德幣。梁贊卡婭歷史悠久，從格列布一世大公開始已經有鑄造，由於各公國混戰不休，羅斯大部分公國的經濟陷入蕭條期，主要貨幣格里夫納成色不斷降低，貨幣信用急劇下降。因此梁贊大公國開始獨立鑄造含銀量近乎純銀的梁贊卡婭銀幣，采16進位，96個卡婭在1169年基輔陷落時等於1個所洛特利克金幣。1169年一卡婭的重量是0.728~0.850盎司，沒有幣值，通常以重量判斷價值，城鎮市場上有公共砝碼來判斷重量。由於梁贊大公國在1170年代銀礦開採過度和對外貿易逆差導致物資短缺，陷入了貨幣崩盤的危機。在編年史中有記載當年加利奇亞商人偽造梁贊卡婭的記錄，遭抓獲後被格列布一世下令砍去雙手，但基於造偽幣的回報高，偽幣仍然常見。
後來梁贊大公費奧多爾一世想出了新方法遏止偽幣，那就是提高造假幣的成本，由官方主動摻雜質。因為重量和純銀肯定不同，造假幣需要知道真的梁贊卡婭銀摻了什麽金屬，否則難以偽造，因為重量相同，大小就不一；大小相同，重量又不一。而且最重要的是摻雜質可以降低其他人將銀幣融化改鑄的意願，純銀相對容易加工，從合金中分離出白銀需要專門技術，成本大大提高。
在俄羅斯沙皇國時期，伊凡四世曾經打算統一國內貨幣，諾夫哥羅德幣在1570年的諾夫哥羅德大屠殺後被逐步廢止。梁贊卡婭因為其高成色和鑄幣工藝的成熟，官方貨幣盧布相對貨幣成色浮動，貨幣信用比較低，特別在混亂時期前後，俄國人更傾向使用梁贊卡婭交易，因為交戰各方都擅自鑄盧布，成色幣值兌換不一，人民無所適從，梁贊卡婭成為與盧布並行的貨幣一段長時間。直到1654年貨幣改革，莫斯科官方以1梁贊卡婭兌3沙俄銀盧布的兌換率將梁贊卡婭回收重鑄，從此沙俄銀盧布成為俄國國內唯一流通的銀幣。

軍事

梁贊大公國的軍制主要是由大公任命王公和波雅爾組成親兵隊，再由他們動員臣下貴族參戰。在古羅斯，親兵隊主要是王公的親信，他們與王公是侍從，是臣子，也是朋友。在戰爭時期是王公的戰友，跟隨王公一起作戰，在和平時期是王公的助手和顧問，對公國的大小事務提出建設性的建議。編年史將王公和親兵描繪成具有某種牢不可破的關係的同伴，沒有親兵隊的王公用「失散的鳥」來形容；同樣地，沒有王公的親兵隊，被視為 「沒有巧手的船」。對於親兵來說王公不是他們的僱主，不是他們的國君，而是他們的領袖。親兵與王公的關係取決於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親兵的忠誠、王公的庇護、賞賜制度等等。親兵忠誠地為王公效勞，同時，王公也要對親兵提供相應的保護和酬勞。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11世紀下半葉後，親兵逐漸定居在土地上成為封建主。親兵與王公的關係逐漸變成以王公的土地賞賜親兵忠誠為基本內容的封建附庸關係。
俄國學者亞‧尼‧波利亞科夫認為，羅斯封建制度的實質是控制大量地產的波雅爾領地主使用依附民耕種自己的土地，並占有他們的勞動產品。他引用俄國歷史學家切列普寧提出的「國家封建主義」的觀點，認為基輔羅斯封建關係的產生與11世紀中期親兵領地所有制的出現有一定關係。王公擁有最高的土地支配權，他們將土地賞賜給自己的親兵作為酬勞，這就促進了親兵領地的發展。親兵需要向王公立下誓詞，並行臣禮，不像西歐的騎士禮，古梁贊的宣誓是拔出自己的武器（通常是劍和單手斧），手捧刀刃部分單膝下跪，並將握柄部分高舉過頭頂，口中吟誦誓詞，通常包括生命之誓、奉獻之誓、以及集體的效忠宣告。在之後則變成下跪叩頭吻十字架與用筆簽約，誓詞也改為簡單一點的「竭盡所能託命於主」六句誓言。

文化

《斯摩棱斯克編年史》在1354年條開首有一段對當年梁贊人的族群刻板印象的有名評語：「這些梁贊人毫無幽默感，只沉醉於工作之中，對他們來說錢比上帝更重要，他們不守安息日，貴族可鄙地向教會收稅。（梁贊人）一板一眼，中規中矩地生活，恐怕觸碰到他們那部用血寫成的法律。」

語言

在古代，梁贊語（Рязанская）屬於古東斯拉夫語南羅斯方言的支系之一，和北方的羅斯托夫-蘇茲達爾方言有較明顯的區別。例如梁贊語沒有/ɣ/ 和/г/兩個音，單詞的拼寫也有極大差異，一個弗拉基米爾人不經過學習是沒有辦法理解古梁贊語的。

制度

由於梁贊大公國的獨特的人口結構，佩列亞斯拉夫－梁贊公王朝的大公和波雅爾公族只要維持人民對大公家族的忠誠，貴族是沒有辦法針對公族牽起叛亂的，因為人民只聽從大公公族的指示，貴族則只不過是公族的手下，是可以代替的。大公只需要維持少數波雅爾的核心權力圈，便可以控制貴族，進而控制民眾。大公需要貴族處理政務以及繳稅服兵役，反過來說，貴族也需要大公的庇護，因為民眾有權去推翻壓迫他們的貴族。這導致大公的權力不受太大限制，可以有足夠力量打擊地方分裂勢力，並因此催生了中央集權體制，沒有出現北方弗拉基米爾公國那種地方主義盛行導致公國解體的現象。梁贊大公有因此能維持一支由血親統領的親兵隊，去實現大公的意志。在北方的莫斯科和諾夫哥羅德，世俗權力無法直接干涉教會領地事務。梁贊大公可以直接干涉教會土地附近的村莊和市鎮，通過介入河道用水，土地權益，村鎮世仇，仲裁審判等等事務，以確立大公對領地的支配權。

繼承法

除了發動兵變登位外，我們可從大公的傳承發現，梁贊大公國的繼承法主要有兩種：一，古梁贊按古羅斯的順序制兄終弟及；二，佩列亞斯拉夫-梁贊通行長子繼承制。

土地

古梁贊沒有明確的土地制度，通常是各王公共治一片土地。佩列亞斯拉夫-梁贊的土地只有兩種，一種是大公領地，另一種是分封領地，教會土地和城市土地附庸於封建主土地，沒有獨立地位。

法制

梁贊大公國早期沒有一套成型的法制，根據執法者個人好惡判刑，從數起事例中可以看出罪行接近但刑責各異，執法者不跟隨莫洛馬赫法典判決，屬於人治。13世紀晚期立法者費奧多爾大公在位時開始編纂新法，法典本名已經無從考據，一般稱為梁贊的費奧多爾法典、梁贊法典，或簡稱《梁贊法》。大公國的法律在這之前都是採用習慣法形式，貴族可以按自身想法來解釋並執行法律。當社會發展日漸加快，公國的人口結構中莫爾多瓦人、韃靼人、科米人、保加爾人等各族也日漸遷入，貴族的人口比例不足以滿足社會的司法需求，因此編纂一套成文法典有其必要性。將當時社會的習俗，行為規範以明文記載，方便受教育的人士查詢。法律不再是王公貴族的專利，平民之間也可以根據法典自行仲裁糾紛。
相較於其他公國佩列亞斯拉夫－梁贊大公國法制嚴酷，以致俄國傳統史學家普遍描述其為一個殘暴不仁的國度。其中比較知名的是俄羅斯聖彼得堡社會科學院學者謝爾蓋·普拉托諾夫在六卷本《俄羅斯史》第一卷第七章中批評：「該法如此野蠻，滅絕人性的酷刑如此之多，連襁褓中的嬰孩也可能因父母的過失處死，這是僭主們用暴政維繫的惡法，是令公民變成大公奴隸的惡法......」按21世紀當代研究顯示，法律不可能規範全體公國國民，因為公國內部識字的人數是如此之少，而且其權威是基於大公的權威而非社會共識，導致法律仍是受教育階層特別是貴族和教士所壟斷。基本上現在俄國史學界的共識是，該法只是規範公國統治階級，以及被統治階級之間產生衝突時作參考之用。伊凡二世·伊凡諾維奇大公在位時期的一宗有關血親復仇互相仇殺案件中，雙方為了避免按律處死的結果，以互相賠償羊群和土地為代價私下結束了爭議，整個案件無需司法介入。需要注意的是，《梁贊法》本身是不斷更新的，其在13世紀至15世紀的三百年間經歷多次增補刪改，最早的時候是為了整合梁贊的奴隸制社會，與風俗各異的民情，因此必須要以一視同仁的死刑和酷刑為主。到了15世紀下半葉的梁贊公國晚期，梁贊公國的法律已經相對寬容，瓦西里·普龍斯基王公在位期間廢止了以酷刑審訊犯人。1471年的判例中瓦西里·普龍斯基王公舉一個牧人的故事為例，指牧人需要呵護牛羊，使他們有草可吃，牲畜肥滿才可以取得肉和毛皮 。而不是牲畜在還沒有長大就宰殺食用，要是如此，早晚連牧人都會餓死。1496年針對伊凡大帝的叛亂失敗後，次年梁贊公國開始採用莫斯科大公國的1497法典，《梁贊法》正式被廢除。
《梁贊法》在羅斯國家諸法典的歷史意義有三點非常重大，當中最重要的是《梁贊法》中的立法原意：「使糾紛有法可依，罪行有刑可罰，以言談而非武器來判斷對錯」 。《梁贊法》嚴禁以武力擅自解決糾紛，違反的雙方都處死，延伸到分裂國土內戰都是重罪。第二，梁贊大公國大公頭銜本身就就是《梁贊法》的法律淵源，作為法律的基本規範，只有在位大公可以有法律免責權，因為大公本人也是人，人會犯錯誤。舉例來說，就是大公必須作出合法的判決，包括授權給臣下行使法律。當大公本人自己不遵守法律，他就不能代表法律，因此王公可以合法地廢除作為「人」的大公，另選一位遵守法律的大公。這就代表了法治的雛型，所有的人本主體都隸屬於法律之下。第三，《梁贊法》本身是建基於從東羅馬帝國傳播而來的羅馬法。1348年，希臘法學家拉里薩的安東尼經黑海克里米亞到南俄草原到達梁贊大公國傳授注釋法學，確立了羅斯法學最早的法學原則：法律是社會契約的一種表現形式 。其邏輯為每一個自然人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和自由而行動，自然是自私的。但是，利己主義長遠來說，人們為了共同的安全和利益而團結起來形成一個政治框架，以部落、城邦、王國、帝國等形式表現出來。而國家的基礎是基於兩種社會契約：第一種是人民聯合起來共同決定一種政府形式；第二種是人民向當權者放棄部分權力並承擔維持社會的責任，而統治者則有責任照顧人民的利益和安全即所謂的「你效忠我，我保護你」（Ты служишь мне, я защищаю теб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