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外交史

大陸時期（1912-1949）

中華民國建國初期內戰不斷，經常出現幾個代表中華民國的政府；獲國際承認的北京北洋政府、廣州的護法軍政府/國民政府。直到東北易幟前，中國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來積極發展外交關係。各個派系的軍閥都依仗不同的國家來對自己的地區加以控制。

南京臨時政府 (1912年1月-1912年4月）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全國革命運動蠭起，各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1912年1月1日由黃興與孫文等人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是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存在4個多月，當時並未獲得國際上的承認。經協商，孫中山讓位給北京的袁世凱。

北京臨時政府 (1912年3月－1913年10月）

1912年2月12日，臨朝稱制的滿清隆裕太后詔授袁世凱在北京全權組建臨時政府，溥儀遜位，清朝正式終結。3月10日，北京臨時政府乃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成立，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在此期間，北洋政府與巴西等五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
1912年4月22日，袁世凱明確宣告蒙古、西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屬中國內政。英國公然表示不承認中國關於對西藏主權的宣示，以麥克馬洪線製造了中國和英屬印度的領土爭端，英方代表在西姆拉會議上企圖用欺騙手段讓中方在條約草案上「草簽」，被袁世凱領導的北洋政府一口回絕，最終西姆拉會議沒有產生中國政府作為締約一方的任何協定，而「麥克馬洪線」也至今未獲中國承認。

北洋政府 (1913年10月－1928年12月）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獲國會選為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當日即有大日本帝國等十三國與中華民國建交。自此，中華民國邦交國數持續增加。
1913年11月5日，袁世凱為換取沙俄的援助和對北洋政府的外交承認，與俄國簽訂《中俄蒙協約》。沙俄雖表面上承認外蒙古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但北洋政府承認了《中俄蒙協約》的內容和外蒙古的「自治」，不在外蒙古設治、駐軍、移民等，實際承認了沙俄對外蒙古的控制權。
1914年5月29日，日本脅迫袁世凱簽訂「中日朝鮮南滿往來運貨減稅試行辦法」六款，東北商業遂被日人所壟斷。二次革命後，袁世凱恐日本援助孫中山，特派孫寶琦、李盛鐸二人赴日本疏通，日本借機提出東北五鐵路之建築權相要挾。1914年9月日本藉口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德國宣戰，出兵占領中國山東。1915年1月7日，北洋政府要求日軍撤退回國，或暫照德國租借辦法留駐青島。日本以歐美各國無暇顧及遠東，復窺袁世凱稱帝野心，於1月18日由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面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日軍占領青島直到1922年。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三年後，北洋政府於1917年8月14日對德奧宣戰。1918年11月一戰結束後，中國作為戰勝國在巴黎和會上卻不能保護國家利益——中國要求索回德國強占的山東半島主權，但英、法、意卻將德國的利益轉送給日本。中國代表只能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以示抗議。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7年4月-1949年4月）

1928年美國承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北伐，名義上統一中國後，南京國民政府取代北京北洋政府成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因與美國、英國合作對抗法西斯軸心國，國際地位開始顯著提高。開羅會議中，中國是三大國之一。對日抗戰後期，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廢除了自鴉片戰爭後所簽訂的大部分不平等條約，並陸續與世界各國簽訂平等新約。國民政府還積極與英國交涉，欲收回香港，但被當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所拒絕。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從日本取得台灣的主權，稱為台灣光復。
中華民國代表「中國」是1945年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並且為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汪精衛國民政府（1940年－1945年）

汪精衛政權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由汪精衛等投靠日本的中國國民黨黨員所建立的政權。1940年，該政權在大日本帝國陸軍支那派遣軍扶持下成立於南京，自稱是合法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使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作為旗幟。1943年1月9日汪精衛國民政府對英美盟軍宣戰。

台灣時期（1949年至今）

1949年12月中國國民黨在內戰中失利後，中華民國政府退守至台灣，但依然在國際上繼續代表著中國參與世界交流。此後22年間，國際上對於中國政府的代表權一直存有爭議。1971年，伴隨著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以及與美國、日本等國斷交等一系列事件，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逐漸下降，並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其中國代表權，這也對台灣問題及台灣獨立運動的形成也造成了影響。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代表。之後各國則相繼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日本、澳大利亞於1972年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78年美國正式與中華民國斷交，翌年元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1984年以後，台灣對外關係與名義的使用上開始以奧會模式為中心，不再使用中華民國而是開始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大部份的國際組織，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極力阻撓中華民國政府在參與國際活動上國旗的使用，因此相當程度上，奧會所使用的梅花旗成為主要對外關係的旗幟，只是梅花中心的內容更換奧運會的五環標誌，而改用相關單位適合的標誌，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也日漸退出國際舞台，梅花旗則逐漸成為代表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新旗幟。
目前全世界有15個主權國家與中華民國建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與台灣斷交並承認其爲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作爲與其建交的必要條件。1990年代以後，中華民國政府開始嘗試以聯合國能接受的名義，尋求重返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至今猶未成功。
自從中華民國於1971年退出聯合國，世界各主要國家相繼和中華民國政府斷交，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銳減。同一時期，台灣在經濟發展上漸有成績，國家經濟實力在1980年代遠勝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漸漸中華民國政府轉向以經濟援助一些小型開發中國家，在李登輝時代政府稱之為務實外交。民主進步黨在2000年執政後，中華民國的外交仍有很強的經濟援助導向，以突顯台灣的主權。之後，以金援為導向的外交政策便顯得捉襟見肘。台灣內部也有人開始批評並懷疑金援外交的必要性，甚至批評為凱子外交，亦即批評其浪費國家資源，包括去換取不能長久維持的關係。唯面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空間上以絕對金援優勢干預中華民國外交的現實下，中華民國與正式邦交國之間的關係仍難脫經濟援助的色彩。

蔣經國時期

蔣經國時期以維持蔣中正的「三不政策」，但相比1970年代，斷交國的數目已大幅減少，有部分國家與中華民國復交。

從中華民國到中華台北

1984年，中華民國首度使用中華台北名義參與美國洛杉磯奧運會，開啟所謂奧會模式外交，從此台灣在國際上便開始以中華台北名義取代中華民國名義行使出席大部份國際外交活動。

解嚴後的外交政策

1987年，國民黨政府宣布解嚴，在對外關係上開始發展台灣主體性外交，除了繼續加強對東南亞國家與中美洲國家的外交關係外，也積極致力推展台僑外交，包括台商的相關外交活動。期間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對於也開始嘗試使用多元、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台灣問題與港澳問題的異同，讓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外交互動關係更詭譎多變。

李登輝時期

南向政策始於中華民國以經濟交流的方式，鼓勵台商到東南亞投資，避免過度傾向於中國大陸。
第一波南向投資在1993年，1994年中華民國政府通過《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合作綱領》，先期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汶萊等七個國家，在經濟交流上得到不錯的效果。

陳水扁時期

榮邦專案是時任總統陳水扁在2005年9月25日出席中美洲元首高峰會議前後發表的國家投資計劃，期望投資各中美洲邦交國2億5千萬美元以穩定邦交關係。

馬英九時期

自2008年馬英九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以來奉行「活路外交」政策，以參加聯合國所屬的功能組織、與各國維繫實質關係為優先考慮。2009年至2016年，以「中華臺北」的名義獲邀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
2011年，由於中華民國政府與臺灣人民對於東日本大地震的救災作出援助，因而與日本政府和民間關係有所增進。
2013年5月26日，持中華民國護照之國民可以免簽證前往之國家或地區共104個、可以落地簽證或電子簽證方式前往之國家或地區共29個。
2013年11月14日，甘比亞與中華民國斷交，直到2016年3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復交。
2015年，馬英九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兩度訪問新加坡，分別參與李光耀逝世的憑弔及兩岸領導人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