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天主堂

歷史

王府井天主堂是由耶穌會義大利籍傳教士利類思和葡萄牙籍傳教士安文思興建。他們於明朝末年在四川傳教，後陷入張獻忠農民軍的控制，1647年又被攻入四川的清軍肅親王豪格俘獲，獲得豪格善待。得知兩人被俘消息後，在北京的湯若望曾準備寫奏摺請求釋放二人，但考慮到當時的政治形勢，為避免耶穌會和湯若望被清廷及攝政王多爾袞（豪格的政敵）懷疑為與張獻忠有聯繫，耶穌會中國副省北方傳教會會長傅泛濟命湯若望放棄了上呈該奏摺。1648年，利類思、安文思兩人被豪格軍隊押返北京。到北京後，兩人先被送入禮部衙門並受到禮遇，隨後於同年被轉送光祿寺並失去自由。在光祿寺關押兩年後，1650年被送到佟圖賴家為奴。順治八年（1651年），兩人脫離奴籍，但仍由佟圖賴家供養。
1651年，兩人脫離奴籍後，開始募捐興建教堂。他們向鄭芝龍（當時被軟禁在北京）等人募捐，鄭芝龍為他們找了住處，並在該住處建了所小教堂。這座1651年興建的教堂是兩人到北京後興建的第一所教堂。兩人因進行傳教活動，在北京的名聲越來越大，終於在1655年被順治帝所知。順治十二年（1655年），兩人獲順治帝召見，順治帝賜給兩人銀米若干、房屋一所。兩人獲得順治帝所賜的這所房屋後，又獲得肅親王豪格側福晉奉教王妃曹儒斯大（Justa Chao）及清朝宗室佟家（佟家即佟圖賴及長子佟國綱、次子佟國維等人的家族）的捐資，於康熙元年（1662年）在順治帝所賜房屋處建成了一座正式的歐洲式樣教堂。該教堂長70英尺，採用愛奧尼亞式建築風格。該教堂當時命名為「救世主堂」，又名「聖若瑟堂」，俗稱「東堂」，地址在東安門外乾魚胡同。東堂建立後，成為葡萄牙傳教士在北京的中心據點，原來鄭芝龍捐款建成的小教堂改作教士住宅。這是繼湯若望興建的宣武門天主堂之後，葡萄牙傳教團在北京建的第二座教堂。因為利類思、安文思兩人到北京後，與湯若望矛盾日深，湯若望不願與二人同住宣武門天主堂，二人1651年獲得自由後才無處容身，先在鄭芝龍幫助下建小教堂，後又建東堂。因為這新教堂與宣武門天主堂東西對峙，才得俗名「東堂」，而宣武門天主堂則得俗名「西堂」。後來，法國傳教士在靠近紫禁城的蠶池口建設了教堂，俗稱「北堂」，宣武門天主堂的俗名這才變成「南堂」。
1661年，順治帝逝世，在華外國傳教士失去了最大的保護傘。因繼任的康熙帝年幼，順治帝生前曾指定了四位輔政大臣。順治帝逝世兩個月後，督捕司指控安文思在教堂為一位朝廷官員提供藏匿錢財之處。這位官員是肅親王豪格側福晉曹儒斯大的兒子，教名為西蒙（Simão）。順治帝因豪格之死，為了補償，故封西蒙為地方官。西蒙曾任河間府的長官，順治十五年（1658年）出任江南的寧國府知府。曹儒斯大在赴江南投奔兒子西蒙前來到教堂，將一些錢財存放在了利類思、安文思處。1659年，鄭成功率張煌言侵襲江蘇省，奪取了寧國府等地，知府西蒙從寧國府逃往南京。後西蒙的僕人脅迫曹儒斯大在1660年回到北京宮廷，這些僕人控告西蒙當年在河間府任職時貪污，髒銀藏在耶穌會神父處。安文思由此被捲入該案，1661年受到官府傳喚，並遭受酷刑。同時西蒙在南京被控將寧國府留給了鄭成功，涉嫌叛變。西蒙在南京被定罪後，1661年同年，曹儒斯大、西蒙的妹妹茱莉婭（Julia）以及安文思被刑部判處絞刑。判決隨後由四位輔政大臣召集三法司會審，1661年12月判處曹儒斯大、茱莉婭絞刑，安文思則可無罪開釋。1662年，此案最終結案。案件審理過程中，利類思曾托豪格的兩個兒子請刑部堂官向四位輔政大臣請求赦免安文思，佟圖賴的遺孀也曾為安文思的獲釋而奔走。
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二十六日，徽州府新安衛官生楊光先上《請誅邪教狀》，參劾湯若望等外國傳教士，指控他們有三大罪狀：「潛謀造反，一也；邪說惑眾，二也；曆法荒謬，三也。」正好當時輔政大臣鰲拜等人不喜歡外國傳教士，1664年11月12日，鰲拜將湯若望、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四位傳教士投入刑部監獄。經過輪番審訊，1665年1月初，刑部作出初次判決，判首犯湯若望革職、絞監候，其他三人為從犯，有官職者革職，俱杖責四十、充發遠方。1665年4月中旬再次審判時，楊光先再次上書聲稱湯若望管理的欽天監為幾年前入葬的榮親王選擇葬期、山向「俱犯殺忌」。由此鰲拜更加重了刑罰，判處湯若望和七位欽天監華人官員杜如預、楊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凌遲處死。康熙四年三月一日（1665年4月15日），北京發生大地震，群臣請旨大赦。三月二日釋放囚犯1200多人，但四位傳教士未釋放。三月二日當天下午，又發生一次地震，乃請旨開釋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當時湯若望的死刑尚未赦免，僅將凌遲改為斬監候。從三月三日到三月五日，北京又發生多次地震，順治帝之母孝莊皇太后以天譴可畏，召輔政大臣面諭稱湯若望應開釋，李祖白等人可即處決。隨後湯若望獲釋，李祖白等五位欽天監華人官員被處決。在這次由楊光先開始的反天主教的浪潮中，王府井天主堂被毀，故利類思、安文思獲釋後，都遷居宣武門天主堂，繼續傳教。兩人後來都在宣武門天主堂逝世，逝世時都獲得康熙帝頒發的上諭，賜銀、緞及舉辦隆重的葬禮。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親政，以鰲拜為首的輔政大臣在與皇帝的權力鬥爭中失利，受輔政大臣庇護的楊光先被罷官，由他掀起的教案平反，一度被沒收的王府井天主堂發還教會。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北京又發生地震，宣武門天主堂和王府井天主堂在地震中被毀。康熙六十年（1721年）主持王府井天主堂的費隱（Xavier-Ehrenbert Fridelli）重建了王府井天主堂，重建工程由葡萄牙國王斐迪南三世資助，耶穌會士利博明（Ferdinando Bonaventura Moggi）作為建築師設計，傳教士兼清宮廷畫師郎士寧主持了建築的繪畫和裝飾工作，當時的教堂門窗均有彩色玻璃花窗裝飾，堂內聖像繪畫很多出自郎士寧之手，有著極高的藝術價值。
嘉慶十二年（1807年），東堂的傳教士在搬運教堂藏書過程中引發火災，包括郎士寧手繪聖像在內的大批文物被焚毀。當時東堂神父為福文高、李拱辰，二人又兼欽天監職務，火災後二人立即上書自請處分。二人的目的是希望獲得皇室補助，重修東堂。但當時清廷正在對天主教採取比較嚴厲的禁止政策。清廷不僅未給教會補助銀兩，反而讓福文高、李拱辰二位神父移居南堂（宣武門天主堂），並將東堂院落沒收。東堂的教堂建築雖然未被燒毀，但也被拆除，於是東堂自此遂廢。據史料記載，當時東堂「大堂雖未焚坍，亦令拆毀，飭修士等盡移南堂居住」。至咸豐年間這裡仍是一片空地。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咸豐十年（1860年），清政府發還了東堂、南堂、北堂和西堂的教產。當時將東堂發還教會時，此地僅存街門，內部全毀。教會稍作清理後，修建數間平房，作為教友的祈禱所。
光緒六年（1880年），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田類思向歐洲募款重建王府井天主堂，光緒十年（1884年）新東堂建成。新建的東堂為磚木結構羅馬式建築，作為內部空間支撐結構的木柱均為取自黑龍江的赤松，牆體則以城磚砌成。建築平面取十字形，正面建有三座鐘樓，均做穹頂結構，鐘樓頂端均裝飾有十字架。
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東堂於1900年6月13日被燒毀，在堂內避難的一批天主教民也被燒死。1904年，法國和愛爾蘭用庚款重建了東堂，這就是東堂現存的建築。重建後的東堂完全恢復了義和團運動之前的形制與規模。據史料記載，東堂「大堂計長二十二丈二尺，寬六丈余。高亦如之。堂內明柱計十六楹，每楹俱高五丈有餘，徑一尺六寸，皆系黑龍江運來之赤松，精堅勝任。堂內望板，皆作穹窿之形，彩繪盡致。堂中之正祭台，俱用義大利亞國拿波里府之五色珉古鐫成。台前之短柱，皆以琺瑯燒成，璀燦可觀。……堂前鐘樓三座。正中一座，至地高九丈有餘。其正面圓牖框，與它牖各框，及其層檐，與檐下之方柱，皆大理石雕成。堂之全身，皆以上用之城磚砌成。每磚重可五、六十斤。堂前階除，長闊相等，俱十丈有餘。又起洋式大門一座，達於通衢。」
東堂院內堂北原有惠我女校，堂南、堂西設有教室。堂東有一院，內設花池、平房和樓房，是神父住宅。堂東有一大片空地是學校操場。1933年，教會在東堂創辦北平私立惠我小學。惠我小學設在東堂南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更名為八面槽小學，人民路小學，王府井第一小學，王府井小學。2000年，北京市政府改造王府井大街，將王府井小學的師生分散到燈市口小學、校尉小學，王府井小學從此撤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1966年8月21日東堂關閉。該教堂此後被八面槽小學占用。1980年開始修復，1980年12月24日正式開堂，恢復宗教活動。這是繼宣武門天主堂（南堂）之後，天主教北京教區恢復宗教活動的第二座教堂。1982年被公布為北京市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1990年，王府井天主堂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2000年3月21日，王府井商業街二期改造工程正式啟動。2000年3月至9月，為配合王府井大街擴建工程，北京市政府撥巨款對東堂全面整修，將教堂周圍院牆內的平房及院牆全部拆除，擴建了堂前廣場，並加建噴泉、地燈，改建了聖若瑟紀念亭。2000年9月11日，東堂再次復堂開放。2013年，東堂被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