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

左翼作家生涯

潘漢年父潘莘臣，開私塾，一度被選為宜興縣議員，曾祖父為清朝舉人潘亭山。潘漢年早年在和橋鎮彭城中學和武進縣延陵公學讀中學。1924年秋到無錫唐文治先生創辦的國學專修館學習。1925年春節前在母親主持下，與一許姓女子結婚。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舉國震動。江蘇省無錫錫社負責人、時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後來成為中共領導人的秦邦憲在無錫籌劃舉行孫中山先生追悼大會。潘漢年來到會場，自薦參加籌備工作，後應博古之請，做宣傳和保衛工作。3月下旬，《中國青年》主編惲代英來無錫參加追悼大會，經博古介紹與潘漢年相識。惲代英建議潘漢年去上海工作，潘漢年即赴上海，經陳伯吹介紹任上海中華書局《小朋友》周刊的校對員。
1925年11月，經共濟會的王弼、阮仲一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1926年底，應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邀請赴南昌編輯《革命軍日報》，後任總編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國共分裂後，赴上海，任「江蘇省委上海文化工作黨團」幹事會書記。1928年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1930年中共中央下令籌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來發展無產階級文學與思想鬥爭，選出魯迅、錢杏邨、沈瑞先為主席團，潘漢年擔任團書記。潘漢年積極參加左翼作家的活動，參加創造社與周全平、葉靈鳳合編《A11》週刊批評既得利益者與執政當局，發行到第5期遭國民政府下令查禁停刊；隨後再與葉靈鳳共組幻社發行《幻洲》半月刊，繼續批評國民政府反共清黨，1928年年初遭勒令停刊；潘漢年再發行《戰線》週刊來提倡共產革命，並依中共指示在創造社串聯陽翰笙、李一氓等左翼作家推動階級革命與反政府鬥爭。
1930年10月，潘漢年從調任《紅旗日報》任總採訪，負責中共宣傳工作，博古摯友沈澤民作為中央宣傳部任新聞宣傳主管成為潘漢年的領導。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擔任江蘇省委書記，進入中央政治局。博古應王明請求推薦潘漢年作為宣傳幹部。1931年1月底，潘漢年因此獲任為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參與情報工作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成立。2月，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被捕後犧牲。4月27日，領導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顧順章送張國燾去鄂豫皖根據地後，在武漢被捕後旋即叛變。6月2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遭逮捕後叛變。這一些列事件致使周恩來夫婦等一批中共領導人置於危險之中，導致數千人被殺被捕，嚴重危害中央領袖王明的安全與中國共產黨顛覆中國的事業。
蘇聯共產國際扶持的王明、博古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故決定加強諜報和防衛工作，中共中央情報組織旋即改組，潘漢年擔任中央情報組特科第二科科長。博古因為1925年潘漢年在無錫孫中山追悼大會的保衛工作表現向王明推薦潘漢年。1931年7月上旬，博古與潘漢年會面，隨後潘漢年不再負責聯絡左翼文化團體，轉而負責中共特科，即中共的諜報活動工作。同年，潘漢年與其助手歐陽新介紹同為左翼作家的袁殊入黨，袁殊後作為中共、軍統、中統、日軍、汪精衛政府等五重間諜，成為潘漢年與各勢力之間溝通的管道之一，也因潘漢年在戰後被捕。
1931年10月，王明前往蘇聯，潘漢年負責秘密聯絡王明與博古。1933年夏，潘漢年進入江西中央蘇區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部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兼地方工作部部長等，重新負責宣傳工作。1933年1月，博古抵達中央蘇區後，隨即奪去毛澤東權力，直至1935年遵義會議後王明、博古失勢。1936年，潘漢年自蘇聯返回陝北時，據稱僅僅向時任中共領導人張聞天單獨匯報：張聞天與王明、博古屬於同一派系，加之潘漢年身負重要密碼卻無故滯留香港兩個月，引起毛澤東不滿。然而有學者考證反駁稱，當時周恩來、毛澤東共同聽取了潘漢年的報告，且密電碼早已在之前的活動中帶回國，這種對毛澤東不滿的猜測子虛烏有。
同年11月，閩變爆發，十九路軍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潘漢年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與徐名鴻代表福建政府，共同簽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政府及十九路軍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確立了雙方軍事貿易上的互助合作，福建人民政府並希望透過中共得到蘇聯的承認。1934年1月，閩變失敗，國民政府中央軍進入福州，潘漢年逃往香港。10月潘漢年代表中央紅軍透過密使何長工與廣東軍閥陳濟棠進行會談達成互不侵犯協議。
1935年2月紅軍二渡赤水後，他與陳雲先後離開長征隊伍赴上海，以恢復同共產國際的聯繫。8月他和陳雲一起經海參崴到達莫斯科。任中共代表與國民黨駐蘇大使館武官鄧文儀秘密會談。1936年6月，陳濟棠、李宗仁發動兩廣事變獲得中共支持，潘漢年負責與張學良、陳濟棠、蘇聯的三方連繫。
8月返回延安，西安事變爆發後經由宋慶齡受宋美齡、陳立夫等人委託後趕赴斡旋，按中共高層指示與南京國民黨高層進行談判，參與了西安事變的策劃和解決。

對日抗戰及國共內戰期間

1937年9月，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期間，為首版《毛澤東自傳》題寫書名。上海淪陷後，撤往香港。期間，潘漢年指示袁殊接受杜月笙的介紹及戴笠的委託，成為軍統局上海區國際情報組少將組長。1938年9月，潘漢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1939年赴港從事情報工作。1939年秋，中共中央社會部任命潘漢年組建領導設立華南情報局。

接觸岩井公館

1938年，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成立「特別調查班」。袁殊此前作為報社記者與領事岩井英一長期保持信息互換關係，因而被招入作為少有的中國籍情報員。「特別調查班」後來成為了專門搜集重慶、英美情報的情報單位「岩井公館」。
1939年，袁殊按照軍統指示暗殺七十六號負責人李士群，不料軍統上海站站長王天木叛變導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以袁殊外務省情報人員身份說服日本「梅機關」首腦影佐貞昭，將袁殊轉回外務省，並要袁殊寫下《興亞建國論》，公開與日本人合作，並要求袁殊負責組建「岩井公館」。潘漢年案中，許多人寫信指責袁殊為漢奸，但袁殊堅稱為潘漢年所指使。
後潘漢年在袁殊的介紹下以「一位叫胡越明的關心國事者」的身份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會面，岩井要求雙方情報相互交流，潘漢年答應會幫「岩井公館」在香港搜集情資。袁殊稱自己未經潘漢年同意即披露了潘漢年的真實身份，而岩井英一並未點破「胡越明」的身份，雙方心照不宣地進行信息交換，這一點日後被指認為袁殊的「重大政治錯誤」。
於是潘漢年開始定期向日方匯報重慶、國軍、英美動向，同時把日方情報交流原始電報傳回延安。1941年12月，日軍攻佔香港，由於岩井與潘的合作關係，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員得到岩井領事館的護送，潘漢年移往上海並取得日方簽發的特別通行證。隨後岩井英一協助潘與日本特務機關梅機關機關長影佐禎昭會面。潘漢年在與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後，日本外務省開始由機密費中撥款，向中共提供總額超過250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後來潘漢年提出雙方停戰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讓影佐禎昭與其會面建立與日軍直接合作的基礎。
1940年，袁殊應邀訪日，根據多方情報與日本間諜活動判斷，指出日軍將進攻東南亞而不是配合蘇德戰場。這一情報經由潘漢年傳回延安轉告蘇聯。蘇聯自此可以將東線對抗日本的40萬兵力悉數調往西線對抗德國，事後蘇聯向中共表示了感謝。

出入七十六號

1939年秋天，汪偽間諜機構七十六號頭目李士群透過秘密途徑向中共表示建立聯繫的請求，且希望其友胡繡楓能擔任聯絡。潘漢年和廖承志經上級同意，派遣胡繡楓的姐姐、中共地下黨員、詩人關露到李士群家中建立聯絡。1940年，在經過中共中央的同意之下，袁殊引薦潘漢年與七十六號首領李士群取得聯繫，開始與中共展開交流合作。
1941年12月，日本對英美法宣戰，上海租界淪陷，潘漢年決定親自與李士群會面，地點在於李士群的私人寓所，共同參與會面的人還有：李士群太太葉吉卿，五面間諜袁殊，中統、汪偽雙重間諜胡均鶴。後有稱，潘漢年住進李士群的私人寓所，胡均鶴隨後開始負責潘漢年的保衛工作以及潘與李的聯絡工作。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殺國民政府最大地下組織，上海區書記齊慶斌、區長陳恭澍被捕，戴笠痛恨李士群，稱「李士群阻撓國府在淪陷區實施各種政策，凡足以獻媚日敵者，無所不用其極。另在杭州設無線電台，專偵察國民政府方面軍事行動，實為抗戰以來罪大惡級之巨奸。」
1942年4月，潘漢年與李宅再度會面，李士群為表誠意，透露了對蘇北根據地進行「掃蕩」的軍事計劃，還要求胡均鶴給予潘可支票簿以便資金獲取，潘漢年婉拒未果，只得接受。同年9月，李士群經潘漢年委託協助「幾個助手」前往蘇北新四軍根據地，李士群答應將潘漢年及時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及王堯山等人護送到蘇北。11月，潘漢年一行共五人至鎮江，胡均鶴與汪偽鎮江特工站站長劉毅接車，王堯山頗為緊張，指認胡為中共叛變者。潘漢年回應：「胡均鶴、劉毅雖然都是共產黨的叛徒，但他們都是被國民黨抓去後嚴刑拷打下自首叛變的，對國民黨不會有好感，現在又落水做了漢奸，明知沒有絲毫前途，因而想為我們黨效點力，爭取黨的寬大。」翌日清晨，劉毅護送一行人過長江抵達儀征，一路護送到羅炳輝將軍駐地附近。

會見汪精衛

1943年4月，為刺探日軍對新四軍根據地掃蕩計劃，新四軍政委兼中共華中局書記饒漱石派遣潘漢年前往上海負責情報工作。旋即潘漢年前往上海與胡均鶴見面，請求與李士群見面，胡均鶴陪同潘前往南京李家，因李外出會見汪精衛未能見面，隨即開車前往汪公館，隨即在李士群安排下與汪精衛會面。尹騏撰寫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中描述稱，汪精衛向潘漢年表達了請求共產黨參與其政府治下的議會政治，表示共產黨不應該和獨裁的蔣介石聯合，但是潘漢年斷然拒絕之。
隨後胡均鶴陪同潘漢年返回上海，潘漢年以遊走新四軍和日占區的商人胡越明的身份介紹會見了李士群的軍事顧問、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會見中，他們各自說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軍與新四軍和平共存互不侵犯達成初步共識。有人懷疑，在會見汪精衛的事後，潘漢年奉上了毛澤東的親筆信。此次會面被國民黨宣傳並攻擊，導致毛澤東親自發文為潘漢年闢謠此次會面，然而事實上會面確實發生了，只是潘漢年未如實上報。

通敵叛國之爭議

對於與日偽機關合作，中共解釋說是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報，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日軍作戰發揮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憶錄《回想的上海》中說，「事實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務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的情報提供給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國民黨的意圖」。
1943年6月25日，陳布雷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指出：「共黨潘漢年現充新四軍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攏，在京滬江淮一帶公開活動與敵偽交往頻繁，延安代表馮延壽（化名）在南京與敵軍及汪偽洽商政治停止摩擦、軍事停止衝突、物資相互交換等。」1943年9月5日，毛慶祥呈給國府中央的電報：「敵方（日本）極力獻媚蘇俄，企圖完成聯俄聯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國聯絡共產軍牽制國軍作戰之兵力，現汪精衛正替日本拉攏八路軍毛澤東代表，而潘漢年早與汪偽正式談判妥協，且由汪偽介紹潘漢年與日軍領袖見面，東條認為此舉是與東軍聯俄互相配合之行動，但駐南京之日軍總司令長官畑俊六大將則堅持反對聯合。」蔣中正電令：「有無潘漢年在偽方活動，交兩統（中統、軍統）局查報。」
1943年10月7日，林蔚調查報告《呈復奸偽潘漢年與敵偽勾結情形》：「潘漢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團上海辦事處主任，上海淪陷後仍潛伏於上海活動，據江蘇調流室本年3月13日報稱，南京偽方高級人員傳出消息，謂中共曾派潘漢年來甯洽談一次，內容結果汪精衛密不宣布；另據偽特工消息，謂偽之與中共在滬人員有相當聯繫，偽特工並派胡均鶴經常來往蘇滬一帶，負責聯絡事情。」陳恭澍對中共與日軍聯手感到痛心，指責共產黨利用七十六號進行地下活動，直接、間接打擊國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員。
會見汪精衛一事先未向中共高層批示，事後影響巨大也未做檢討，直至1955年潘漢年向中共中央上書檢討。1945年，饒漱石以中共華中局名義寫信給毛澤東，稱潘漢年在工作中違反紀律，當時正要會見潘漢年的毛澤東並未理睬。1955年，渡江戰役中投共的多面間諜、亦是潘漢年與汪精衛見面的唯一見證人胡均鶴被捕，潘漢年後上書檢討此次會面後，隨即被捕，毛澤東批示潘漢年從此不能信用，其與汪精衛會面一事日後成為其毛澤東判定其有「內奸」罪行的重要依據。潘漢年自己後來解釋，自己當時與饒漱石不和，畏懼自己因坦陳錯誤受到責罰，而選擇三緘其口。

國共內戰期間

1945年4月參加中共七大，會後留延安中央社會部工作。
1946年3月赴南京參加中共駐南京代表團。9月赴香港。在港時期，參與組織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等一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各無黨派知名人士從上海等地轉往香港，然後由香港通過海上通道轉移到解放區，參與策動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和上海海關兩系統的起義，參與組織國民黨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在港機構和人員的起義。
1949年4月赴北平，5月赴上海，此後在上海擔任要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部長和統戰部部長、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和第三書記、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1949年5月至1955年），後因涉及內奸罪被捕入獄。

文化大革命及死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公檢法等正常司法機關被暴動的學生衝擊，最高人民法院辦公樓被學生攻占，暴動的北京政法大學學生砸開了辦公樓中的檔案室。 1954年3月，毛澤東夫人江青收到上海發出的匿名信，詳細地指控江青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如何叛黨變節的經歷與其它風流醜事，江青利用司法機關失靈的情形，指控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活動而有可能清楚江青過去的楊帆、饒漱石、潘漢年為反革命集團，要求逮捕。1967年5月22日，潘漢年被重新關回秦城監獄。
1975年5月29日，依照中央專案三辦的意見，夫婦兩人由公安部十五局所屬的專案組和秦城監獄共同派人，「解押」潘漢年從北京乘坐1次列車，於清晨到達長沙，稍作停留，便與3天前先期趕到的潘妻董慧一起，乘汽車送往並安置於湖南省茶陵縣洣江茶場（也稱湖南省第三勞改農場）。
1976年1月，潘漢年被正式宣判「無期徒刑」，並永久開除中國共產黨籍。夫妻二人被分別關押至死。

死亡與平反

1976年審判時，潘漢年已罹患肝癌。1977年化名「蕭叔安」的潘漢年在長沙勞改期間病亡，享年71歲，未能在死前恢復名譽。
1979年，從文革中恢復職務、擔任剛成立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人的陳雲負責歷史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陳雲曾多次表示潘漢年的判刑是有問題的，並且認為自己身為1936年的國共談判的知情者，隨著當年的人物一個個逝世，若不發聲則再無人知曉真相，遂開始著手聯繫當年的當事人，為證明潘漢年清白組織材料。過程中，1979年在10月24日，陳雲因患重症需要手術，手術當日告知前來醫院看望的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自己對潘漢年的案件放不下心。陳雲囑託姚依林將一封信轉交給胡耀邦同志，要求複查潘漢年案，稱自己希望在有生之年見證潘漢年的平反。
1980年11月3日，廖承志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內容時，表示：「我認為應當給潘漢年平反！」並且羅列了種種案件中的可疑之處，隨後向陳雲寫信闡明自己的觀點立場。與潘漢年在華中情報部共事的胡立教也對潘漢年案提出反證：「潘熟知我們黨通訊密碼的規律和方法，如果他是『內奸』，就不可能不向敵人透露，而確鑿的事實是直到全國解放，無論國民黨和日偽系統，始終不知道我們的這一機密。」1980年底，陳雲告知公安部，要求調閱潘漢年案的卷宗材料；1981年1月，要求公安部整理一份案件處理過程梗概送往中紀委。同時陳雲還要求夏衍、廖承志等過去與潘漢年有較為密切關係的同志寫材料呈交中紀委。
1981年3月1日，陳雲寫親筆信給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等人，並附廖承志信件，建議對潘漢年案複查，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同意複查。1981年11月8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中央特科」黨史專題座談會，邀請當年健在人員進行座談。各項調查後，認定潘漢年內奸罪名不成立，要求恢復其名譽。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隨後正式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紅頭文件，指出：「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為其公開恢復名譽。

流行文化

潘漢年被認為是遊戲《隱形守護者》(原作橙光遊戲《潛伏之赤途》中對其有更加深入的描寫)中「第二號」的原型人物，而遊戲主人公肖途的原型袁殊為其下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