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

早年

1897年出生於浙江省江山縣保安鄉。
1915年與毛秀叢結婚。曾在浙江第一師範學習。
早年曾在浙軍當士兵，後脫離部隊到上海，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結識蔣中正、戴季陶等人。
1923年在斧頭幫王亞樵手下任中隊長

擁蔣反共

1926年入黃埔軍校六期（已改名為戴笠）。
1928年開始為蔣中正進行情報活動。
1923年蔣中正從蘇俄考察後就認識到：「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在做蔣副官之前，戴笠就具有反共思想。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清黨時，戴笠積極站出來揭發同學中20餘名共產黨員，此舉得到蔣中正的賞識，自此戴笠開始從事情報工作。

創立軍統

1930年任國民政府特務組織「調查通訊小組」成員。
1932年，蔣中正在軍事委員會下成立特務情報組，由戴笠領導。同年蔣密令戴笠與其他黨內成員秘密組織「力行社」（又稱藍衣社）、「中華復興社」，其中戴笠擔任中華復興社特務處處長，與CC系的中統局個別獨立，戴笠藉由力行社等機構發展特務網絡。
1938年成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戴笠任副局長。
創建軍統時，每個培訓班戴笠都會當「班主任」，就像蔣中正對於黃埔軍校那樣。戴笠時常告誡部下，「軍統的歷史是用同志們的血汗和淚水寫成的。重要的是，死亡臨頭之時，要甘為事業獻出自己的生命。」戴笠常把軍統比作一個大家庭，並用傳統倫理以德相報，團結特工。戴笠向死亡的軍統特工父母支付喪葬費，有意地將軍統局塑造成一個講仁義的單位。
在忠義上，戴笠用自己的行動樹立了榜樣。戴笠的結拜兄弟王亞樵曾是10萬斧頭幫的幫主，後成為職業殺手，一心想殺蔣介石，而戴笠一心要保蔣中正，於是兩人決裂。1936年，戴笠首先逮捕了王的部下，利用部下的妻子在梧州約見王，埋伏的軍統特務以石灰撒面，繼而槍殺了王。然而對另一個忠於蔣中正的結拜兄弟胡宗南，戴笠寧願把自己喜歡的浙江警校美人葉霞娣送出國學經濟，回來當了大學教授，以此把她培養成胡宗南期待的「像蔣夫人那樣」的妻子。
在軍統訓練班裡，學員要掌握射擊、爆破、下毒、電訊等多種技術，還必須接受三民主義等思想。戴笠從一開始就使軍統的嚴格紀律與三民主義思想結合在一起，從而營造出一種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圍。在抗日時期，戴笠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針尖不能兩頭尖」為訓，規定戰時特工不許結婚。
戴笠稱他的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繼續孫中山和革命烈士未竟的事業」，他也一直要求自己和部下要忠於「國民革命的理想，不計個人名利得失」。在重慶軍統局山坡上有塊無字碑，戴笠經常要求部下「清除一切私心雜念，甘當無名英雄。……無名英雄就要隨時準備作出犧牲，他們是堅韌不拔忍辱負重的典範，他們是領袖的工具，只有領袖才能創造偉業名留青史。」

抗日戰爭時期

1934年6月13日，戴笠破獲了日本駐南京副領事藏本英昭自導自演的失蹤案，使日本出兵陰謀在國際間顏面無存。
1936年7月，陳濟棠與李宗仁發動兩廣事變，不過戴笠早已從海、陸、空三方面暗中部署，一夕間多名將領被他策反，兩個月內兵不血刃地結束叛變。至於西安事變，戴笠一再向蔣中正匯報「西北軍心不穩」，蔣依然前往。待蔣被抓後，戴笠冒死陪同宋美齡赴西安救蔣。事後他自請處分，反而獲得蔣的信任，因為當時很多蔣的親信幹將都逃避責任，互相推諉。
1937年1月8日，復興社特務處處長戴笠偕王化一、吳瀚濤往見何應欽，何向王、吳二人表示，中央決意謀求和平，對西北絕不用兵；戴笠送王、吳至張學良處，與張單獨談話，張稱：「如果發生衝突，必使抗日力量因內戰而受損失，和我初衷完全相反」。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淞滬抗戰之前，戴笠很堅定地對其他人說，這次我們一定要打了。國民黨元老吳稚輝問他，武器經濟都差得那麼遠，拿什麼打呢？戴笠說：「哀兵必勝，豬吃飽了等人家過年，是等不來獨立平等的。」這句話給其他人的震撼很大，後來成了軍統抗日的經典創見。據軍統大員沈醉回憶，抗日戰爭中軍統犧牲者達一萬八千人之多，而當時全部註冊人員僅為四萬五千餘人。
1937年戴笠負責成立的蘇浙抗日武裝別動隊（後稱為忠義救國軍），在敵後方起到了很大作用。淞滬大戰前，戴笠趕到上海，吩咐軍統的人從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搶來了五六千隻軍火庫武器；戴笠還找到杜月笙，在短短一個月內成立了一萬人的「蘇浙別動隊」，在掩護正規軍撤退時，一萬人只回來了兩千人。當時戴笠白天忙於組織對日情報戰和武裝別動隊，晚上坐車從上海到南京，向蔣中正匯報戰況和分析情報。那時鐵路已經不通，汽車也只能熄燈行駛，日軍飛機不斷轟炸掃射，危險異常，他卻犯險如常。當時日本人對他頸上人頭的懸賞金額，遠在對毛澤東懸賞之上。
1938年1月，奉蔣中正手令，戴笠將敵前抗命退兵的軍閥、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以誘捕方式押送漢口軍事法庭審判槍決。並於同月在萬國醫院病房毒死與韓復榘同謀通敵的四川軍閥劉湘。當年7.7及8.13周年，別動隊還在上海發起全市大暴動，迫使日軍不得不在上海周邊留駐重兵，有效分散了日軍兵力。
1939年戴笠親自到越南河內，部署刺殺投靠日本的汪精衛，行動失敗後，戴笠又繼續部署，1944年汪於日本就醫時，戴笠密令潛伏的中日混血日籍女傭以慢性毒物致汪併發症死亡(然而汪的死因亦有不同說法)。
1940年，日皇裕仁派遣其親表弟高月堡大佐來華北視察，11月29日，高月被軍統特工擊斃。當時物資緊張，卻有不肖官商乘機走私囤積民生必需品，哄抬物價，大發國難財，軍統於是成立經濟檢察隊，將屯糧的成都市長楊全宇判處死刑，將走私貪污的財政部中央信託局經理林世良活埋。
1941年，為加強南亞抗日活動，戴笠兩次親赴緬甸建立情報網，在東南亞做到了「只要有華人血統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報員」。他還通過孔雀公司領得商用大卡車牌照1000張，保證了戰時國際物資的運輸。
1943年戴笠兼任國民政府財政部緝私總署署長和戰時貨物運輸管理局局長。1944年日軍發動開戰以來最大規模攻勢，國民政府由北至南除了緬甸之外全線潰敗。戴笠麾下的所有忠義救國軍及中美合作所游擊隊全線出擊，有效牽制了日軍的總攻擊。

中美特種技術所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成功，使美國最終參戰。美國與日本隔太平洋相望，打擊日本必須主要依靠海軍及空軍，掌握足夠的氣象、地理及軍情信息就成了重要的工作。而美國認為中國在地理位置上占有優勢，可以為美國提供這些信息。為了戰勝日本，美國必須要同中國的軍情機構合作，在中國成立一個軍事情報機構，為中美共同打擊日本提供相應情報。1942年5月，美國海軍中校梅樂斯奉命來到中國，主要任務是「搜集情報和騷擾日本」。在中國駐美武官蕭信如的幫助下，梅樂斯與軍統戴笠取得了聯繫，並就合作事宜進行了磋商。
1943年4月15日中美雙方共同擬定了一份名為《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的條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得到了羅斯福和蔣中正的批准，成立於1943年4月15日（一說為1943年7月1日），結束於1946年1月（一說為1946年5月）。中美特種技術所（簡稱「中美合作所」）直接隸屬於中美兩國最高軍事統帥部，總部設在中國重慶西北郊的歌樂山下楊家山。成立時，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宋子文、杜諾萬少將、蕭信如上校和梅樂斯、戴笠先後簽名。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擔任主任，由美國的梅勒斯出任副主任。1943年7月美國陸軍方面改派魏今生為代表。參謀長中方兩人，為鄭介民和李崇詩，美方為貝利美。主任秘書中方為潘其武，美方為史密斯。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笠生平唯一一次擔任正職。戴笠為了取得中美雙方人員至少對等的領導權，戴笠試以契約的方式約束他的美國部下。他堅持在中美合作所協議中寫明，「機構設置上，各層機關均設一中方組長、一美方組長」，「任何事務須經中美雙方組長共同決定」。
戴笠的部下沈醉（時任軍統總務處處長），在投降中共後，用「主奴」一詞描述戴笠和美國人的關係。在戴笠與宋子文的電報往來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視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國人，美國人要有誠意得多。因技術上有求於美國，戴笠對美國人向來禮數周全。每到聖誕節，便宴請美方人員，由軍統中方人員作陪，有時還會招來若干女伴。亦成為各版本野史借題發揮的素材。
雙方最終議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範圍限於：分享軍事情報，為配合美海軍在大平洋作戰提供氣象情報，裝備和訓練一支在中國淪陷區進行爆破、偵察等作業的突擊隊。作為條件，美方必須承諾放棄在華境內進行獨立的情報活動。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則戴笠與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會談記錄。在談話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為什麼中美雙方交換的情報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獲的情報也多由美方帶回華盛頓破譯。
梅解釋說：「每破譯一種秘電碼，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時六月，及有龐大之機器，故無法供給此項技藝」。戴笠隨手就向華盛頓拍了份電報，要求美方派人「攜統計計算機若干架來華」。
大型電子計算機是1941年才列裝美軍的獨家專利，戴笠的要求堪稱奇想。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曾出此論：「中美合作所確曾部署了騷擾日軍後方的行動，並為美國海軍的登陸作了準備。但其弊端在於，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國民黨一邊，後為共產黨所深惡痛絕。」
美方的物資援助，通過滇緬公路源源不斷地輸入西南國統區。這也為後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為掩護，行走私之實留下了想像空間。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前副館長楊順仁曾引述，魏德邁(駐華美軍指揮官史迪威的繼任者)諷刺戴笠：「你們是想趁此機會，多運些女人內衣內褲、浴缸到重慶來嗎？」
但這一幕的真實性有待商榷。從台灣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檔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運輸車隊裝運的是什麼：「華方僅知若干箱數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資之種類與數量則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華方只充當了美方越貨的工具，徒費燃料。
軍統「三巨頭」之一的唐縱，在日記中多次表達過對歡宴的厭倦，他冷眼旁觀戴笠，「臨席前，總是一個人忙於安排座席。」

防共反共

1944年，抗戰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隨著美軍在密支那地區重挫日軍，盟軍在太平洋戰場轉入了全面的戰略反攻。為收復東南沿海淪陷區，戴笠曾經想動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帶蟄伏了多年的「忠義救國軍」，充任「接應美軍登陸的先頭部隊」。此情在《忠義救國軍》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調安我華(忠義救國軍第五縱隊隊長)部隊，並由美方負責訓練與裝備」。
1944年9月，戴笠在重慶撞見穿粗布軍服的美國軍人時，神經高度緊張，因為這種服裝的來源只有中共蘇區。戴笠馬上責成軍統華北區「查明美方盟軍人員有無藉日偽協助華北淪陷區活動」。
戴笠在電文中提到，淪陷區的共產黨部隊已「有七十萬之眾」，使美「對匪宣揚之實力極其重視」。同年9月22日，戴笠即電胡宗南「有關日軍南洋部隊動向與共黨要求裝備配合反攻」，此節也收錄在《軍情戰報》中。
「敵寇(日軍)於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東南亞)部隊，集結在黃河以北以鞏固其滿洲基地，但敵於黃河以南以匪軍(共產黨部隊)對付我中央軍之部隊，查敵與黃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勢」。
戴笠和胡宗南交誼甚篤，早在胡擔任中學地理教員時，就和在江浙打流(無業，在外遊蕩)的戴笠相識。戴笠稱「兩人好像從沒有一場真正結束的談話」。發跡後，他曾把自己的女秘書葉霞娣嫁與胡宗南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電訊專家魏大銘，則是胡宗南的舊部。
胡宗南身為黃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蔣的信任，堪稱黃埔學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戰期間，他屯兵西北、封鎖陝甘寧邊區，是蔣中正「攘外必先安內」的軍事主力。直到國民政府最終潰敗，也是胡宗南部隊一路護送蔣離開大陸。
美國漢學家魏斐德評論說，戴與胡兩人身世和處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傳統理序尚未崩壞的鄉間，身受過其好處，因而認同維護傳統價值的必要。兩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顧炎武的「匹夫有責」論，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為己任」，立志「侍當世之明主」。
據《忠義救國軍》「戴笠函劍萍速擬金華會議決定整編忠救軍計劃」中記載，日降在即，為在國內軍事和政治中為蔣中正占得先機，戴笠親令麾下「忠義救國軍」，開赴京滬、京杭鐵路沿線，以便搶在共產黨部隊之前接手長江下游的淪陷區。此次檔案解密，也給了一向背負污名的「忠義救國軍」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中華民國國史館研究員吳淑鳳說：「『忠義救國軍』是一個有組織的反共游擊部隊，當時對整個江南地區的敵後游擊戰是有貢獻的，而並不像大陸方面所宣傳的，是烏合之眾。這個可以從檔案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戴笠唯恐活動在江浙丘陵地帶的「忠義救國軍」鞭長莫及，難於第一時間趕到上海、杭州、寧波等大城市接防，竟然特上書蔣中正，請求協調偽軍充任臨時受降部隊。《軍情戰報》所載戴笠於1945年8月16日呈蔣中正的電報中，向「領袖」表明心跡：「生因以有利於國家與民族，個人之毀譽成敗固非所計也。」
為此，他不惜與大漢奸丁默村合作，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電時任偽杭州市長的丁默村，安排其與日軍交割寧波防務的進退。「如我方無部隊接訪寧波，則日軍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帶匪軍(共產黨部隊)正圖進入寧波也」。
戴笠的「盤外招」，使得共產黨部隊在從抗日戰爭轉向內戰的關頭，處處受到掣肘。對此，周恩來也承認：「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死後的影響

戴笠死後後被追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戴笠死後，原來的特務機構發生劇變，3月28日蔣介石縮編戴笠原於中國各地布置的特務處，由原本的2萬人縮編剩幾百人，為蔣介石所指揮，但戴死後，特務縮編與內部權力鬥爭，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的情治單位薄弱，而中國共產黨的特工單位強勢。
他屬下的重要機關「中美合作所」、「忠義救國軍」等20餘萬人員，因不再協助盟軍在太平洋戰爭的需要。戰時受戴笠影響的交通、警察、緝私等公開部門，引發一輪的權力變更。而軍事方面，因戴笠把「耳目」派遣到前線戰鬥單位，在軍中素有積怨。在1938年的長沙大火後，戴笠曾致電蔣中正，說「長沙火災損害巨大張治中辦事不力」；又因「屬下援女求歡」一事打過顧祝同的小報告，並明電胡宗南，「第三戰區戰事失敗全因生活優裕軍紀渙散致無鬥志」，引起軍事委員會諸多高層將領的不滿。

家庭與個人生活

戴笠與妻子毛秀叢生有一子戴善武（戴藏宜），有三個孫子（戴以寬、戴以宏、戴以昶）和兩個孫女（戴眉曼、戴璐璐），其中戴璐璐早夭。戴笠和毛秀叢最終因為戴笠的外遇而分居。1939年，因罹患子宮癌毛秀叢死於上海。
1951年1月，江山縣人民政府在江山縣保安鄉槍決戴善武。1953年底，特工黃鐸偷渡到上海；1954年，因為能夠安排的假身分有限，因此只帶出戴善武妻子鄭錫英偕二子戴以寬、戴以昶經香港去台灣，以宏被留在上海；眉曼寄養在戴笠生前的廚子家中，也無法離開中國大陸。
1990年代政府開放大陸親屬來台探親、探病後，兩人曾經來台，探望當時還健在的母親鄭錫英。2016年戴笠逝世70周年，由軍情局退伍人員組成的聯誼團體「忠義同志會」，也邀請兩人來台。
軍統間諜李麗之子，傳為戴笠之子。

評價

以後世觀點來看，戴笠可以說是情報界少有的天才，他無師自通，一手建立軍統局這樣一個以他為核心的龐大情治機關，在抗日戰爭時期軍統局的敵後諜報偵搜以及中美情報合作對於戰爭的勝利有著無可抹滅的貢獻。在執行蔣中正一些無法公開解決的事情就必須藉由軍統執行，如1933年6月暗殺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楊銓，次年在滬杭道刺殺上海《申報》主持者史量才。除了共產黨及其同情者外，戴笠對付的還有國民黨內作為蔣中正政敵的其他派系，日本人及與日人合作的漢奸。

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

戴笠殺害大量中國共產黨黨員，因此中國共產黨對他的歷史評價曾一度極低，稱其為「蔣介石的配劍」、「中國的蓋世太保」、「中國的希姆萊」、「中國最神秘人物」、「特工王戴笠」，在「文革」中不少「批劉批鄧」的大字報中，稱劉少奇和鄧小平是「戴笠的爪牙」
；又有說法指周恩來曾表示：「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中國大陸與中共在改革開放後，才逐漸肯定其在抗戰期間所作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