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

早年經歷

明神宗是明穆宗的第三子。出生時，父親尚為裕王，母親李氏為王府宮女出身。父親裕王的第一任王妃李氏所生二子──朱翊鈴、朱翊釴均早夭。他實際上成為裕王的長子。另，嫡母繼妃陳氏無子。
在其父繼位後的隆慶二年（1568年），他被立為皇太子，明穆宗對其很有期望，改名鈞，意思是「夫鈞者，言聖王制馭天下猶制器者之轉鈞也」。幼時朱翊鈞就十分聰惠，明穆宗在宮中騎馬時，年幼的朱翊鈞就大叫道「父皇為天下之主，獨騎疾騁，萬一馬驚，卻如何是好？」穆宗聽後恩喜萬分，就更喜愛朱翊鈞了，馬上下馬過來摟朱翊鈞在懷裡褒賞一番。其母李貴妃教子非常嚴格，隔三差五就把兒子叫到面前諄諄教誡一番，每次經筵結束以後，都少不得督促考問他今天所學的內容。朱翊鈞小時候稍有懈怠，李貴妃就將其召至面前長跪。
隆慶六年，父親明穆宗駕崩，朱翊鈞即位，改元萬曆，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而他每天讀書亦十分用功，朝章典故都讀很多遍，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以後隨朱翊鈞年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後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說：「朕五歲即能讀書。」另外他的書法也十分出色，筆劃遒勁，經常親自賜墨寶給大臣，連張居正仔細端詳作品，也不得不承認皇帝的書法是「揮瀚灑墨，初若並不經意，而鋒穎所落卻是奇秀天成」，但張居正終究認為他應該成為一位聖君而非書法家，便劈頭蓋臉奏訓一頓，自此直到張居正死後朱翊鈞才重新接觸書法。

萬曆中興

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尚處年幼，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聽政。即位之初內閣紛爭傾軋，閣臣之間關係惡劣，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偶然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引起朱翊鈞極為不滿，最後在張居正與馮保添油加醋下罷免了高拱。太后將一切內務大事交由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軍政皆由張居正主持裁決，獨握大權。
在小皇帝朱翊鈞以及李太后全力的支持下，張居正大刀闊斧地實行了一條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清丈田畝，改革賦稅，整飭軍備，考察官吏，使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一改前弊。萬曆初年太倉的積粟達1300萬石，可支用十年，僅僅是太僕寺的銀兩儲蓄便多達四百餘萬，而太倉庫更是有超過千萬兩的積蓄，國家繁榮昌盛，扭轉明中業以來的頹勢，是為「萬曆中興」。後人在論及此段發展情況時，多歸功於張居正的鞠躬盡瘁，而對朱翊鈞的傾心委任卻往往忽視，實際上，隨朱翊鈞年紀長大，他也不再是名義上的擺設，張居正可以勸導、利用他幹什麼，卻不能強迫他做出違心之事，因此張居正也有無可奈何之時。
神宗幼年，太后及張居正都希望其成為儒家所倡導的皇帝典範。萬曆八年，神宗因和太監孫海、容用出遊行為輕浮不檢，太監馮保告知李太后。太后大怒，數落道「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並拿出以霍光罷黜昌邑王之事威脅神宗，帝師張居正又乘機捉刀，寫下罪己詔，言詞犀利，以警惕皇帝。雖然保住皇位，但也因此使神宗認為顏面盡失。一次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聲音太大，嚇得神宗驚惶失措，在朝的大臣無不大驚。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說：「（張居正輔政）宮府一體，百辟從風，相權之重，本朝罕儷，部臣拱手受成，比於威君嚴父，又有加焉。」「江陵(張居正)以天下為己任，客有諛其相業者，輒曰我非相，乃攝也。」晚年張居正的權勢之大，威權赫奕，連神宗都有所忌憚，曾經有丘岳由亞卿左遷藩參，曾以黃金製對聯饋張居正「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張居正奉旨歸喪時，地方大員行長跪禮，撫按大吏越界迎送，空前絕後。而奪情以後，張居正也日益偏恣，好同惡異，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時人益惡之，神宗亦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為後期清算張居正埋下伏筆。張居正死後，二十歲的神宗始親政。
古籍文獻記載，神宗親政後勵精圖治，虛心納諫，屢蠲賦稅，生活節儉，如僅在萬曆十一年間，蠲免並災傷織造議留就已達銀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兩。北京乾旱，神宗關心民瘓，親自以旱詔中外理冤抑，釋鳳陽輕犯及禁錮年久的犯人。另親自步行至天壇祈雨，皇上齋戒，親躬步行將近二十里的路程而不乘車輦出，且絲毫沒有因驕陽酷日而為難的樣子，其舉止從容不迫，表現的肅穆得體，百姓能一睹天顏，紛紛舉首加額高呼「聖德爾」，另外又敕六部都察院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乾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蠲天下被災田租一年。
朝鮮使者於《朝天記》、《朝天日記》中記載神宗年輕時儀容莊嚴穩重，額頭廣闊、下巴飽滿，步伐矯健、神采威嚴，目光炯炯有神、舉手投足之間使人敬畏，而帝王氣度更是深不可測，是中外一至認為都有道明君。他在位的前十五年被評價「勤於朝政，勵精圖治，大有作為，足以稱道，儼然如一代賢君」。

萬曆怠政

萬曆帝的老師、第一任內閣首輔兼萬曆新政的策劃與執行人張居正過世後第二年，萬曆帝斥逐馮保，下詔追奪張居正的封號和諡號，並查抄張家，平反劉臺冤案，起用因反對張居正而遭懲處的官員。萬曆十七年起（1588年），萬曆帝開始怠慢朝政（一說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菸癮），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寫《酒色財氣四箴疏》：「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肝」。鄒漪《啟禎野乘》卷一《馮恭定傳》中也說到明神宗荒於酒色：「因曲櫱而驩飲長夜，娛窈窕而晏眠終日。」《明史鈔略》記載萬曆二十一年皇太后萬壽時，神宗在暖閣召見王錫爵：……上曰：「朕知道了。」錫爵又奏：「今日見了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上曰：「朕也要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爵對：「動火原是小疾，望皇上清心寡欲，保養聖躬，以遂群臣願見之望。」而明神宗也開始奢侈靡費，斂財揮霍，又屢屢從國庫提銀，史稱「傳索帑金」，並任用張鯨等奸倖。後因立太子的國本之爭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郊、不廟、不朝。1589年，神宗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萬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謝杰批評神宗荒於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萬曆三十四年，禮科左給事中孫善繼也極陳時弊說：「惟願皇上修萬曆十五年以前之勵精，複萬曆十五年以前之政體，收萬曆十五年之人心，庶平明之治成，垂拱之理得。」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
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但明神宗不承認，並表示他已經沒有傳召福王很久了，若真的每日接見，福王出入禁門，隨從這麼多，人所共見，必然耳目難掩。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數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而明緬戰爭也因為明朝方面忽視而先勝後敗，被緬甸東吁王朝蠶食孟養在內國土。
囚犯們關在監獄裡，有長達二十年之久還沒有審問過一句話的，他們在獄中用磚頭砸自己，輾轉在血泊中呼冤。臨江知府錢若賡被神宗投入詔獄達三十七年之久，直至其子錢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氣血盡衰……膿血淋漓，四肢臃腫，瘡毒滿身，更患腳瘤，步立俱廢。耳既無聞，目既無見，手不能運，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氣，謂之未死，實與死一間耳。」萬曆帝才以「汝不負父，將來必不負朕。」將其釋放。首輔李廷機有病，連續上了一百二十次辭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後不辭而去。萬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書孫丕揚上二十餘疏請辭不得，最後也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書趙煥也因數請去職還鄉不得，於是稱疾不出，逾月才終於請辭成功。吳亮嗣於萬曆末年的奏疏中說：「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
樊樹志的《萬曆傳》考究裏，中允地解釋了明神宗怠政原因，源於健康狀況惡化非子虛烏有，追溯萬曆十四年九月十八日以後，皇帝因病免朝，言「頭昏眼黑，力乏不興」，對祭享太廟活動也只能權讓勛貴代理，並無奈地說道「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禮」，後來又遣內使對內閣傳諭「聖體連日動火，時作眩暈」，「聖體偶因動火，服涼藥過多，下注於足，搔破貼藥，朝講暫免。」與定陵發掘後查證神宗左足有疾互相引證。且當萬曆十五年三月初六，聖體初安以後，神宗旋即上朝聽政，隨後又與三輔臣見面，並打招呼說「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憂心。」十六年二月初一又如常參與文華殿經筵，並興致勃勃地與閣臣討論《貞觀政要》，唐太宗與魏徵。萬曆十八年正月初一時，收到雒於仁奏疏的神宗召見首輔申時行入見，當申時行向他提出皇上有病需要靜攝，也當一月之間至少數次視朝，神宗並沒有惱怒，只是解釋道「朕病癒，豈不欲出！即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只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次年病情稍好後神宗與閣臣談起病情，也是真情流露地說起自己久病的心情「朕近年以來，因痰火之疾，不時舉發，朝政久缺，心神煩亂」。乃至神宗在位中期王家屏，王鍚爵輔政期間仍是「面目發腫，行步艱難」，以致連嫡母仁聖皇太后陳氏病逝，一向孝順聞名的神宗也因病動彈不得，只能遣人代理，而遭受到朝臣猛烈的評擊責難，有苦難言，此後神宗病情反復，在萬曆三十年病情之差甚至要一度立下遺旨，向沈一貫託孤。可見神宗在位期間的「動履不便」「身體虛弱」以致在位期間怠政，實不是推諉託辭。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並沒有出現英宗以來的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迅速的反應，如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大火，神宗下罪己詔書，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庶務，但還是關心國家大事，而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多是在九重宮闕下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此外礦稅之弊，即神宗在位期間的賦稅措施，一般被是認為萬曆中年後弊政的一部分，萬曆擺脫張居正的束縛之後，開始通過向各地徵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庫的內帑，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一項弊政，也有許多的反對意見，認為礦稅也有相當的好處，如礦稅入內帑後大多用於國家救災，餉軍救急等。

萬曆三大征

神宗在軍事上任用幹練將校，先後主持發兵平定了播州（遵義）楊應龍之亂的播州之役、平寧夏哱拜之亂的寧夏之役、抵抗日本豐臣秀吉發兵侵略朝鮮以及奴兒干都司的朝鮮之役，維護了明朝的內部統一及宗主國的權威。此三場戰爭合稱萬曆三大征。後世有說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鉅，如僅朝鮮一役消耗國庫便高達銀八百八十三萬五千兩，米數十萬斛，對晚明的財政造成重大負擔。但實際上明代晚期僅對後金的戰事，耗費就高達六千萬兩之巨，遠超三大征，且三大征都是不得不打之戰，如朝鮮一國勢拱神京，地牽關海，薊、遼之外藩，東江之咽噎，一或失守，重險撤焉，如若不打甚至打敗了，明朝都有亡國之危。而三大徵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徵結束後，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而面對薩爾滸之戰的大敗，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屯兵築城，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
萬曆皇帝指揮的萬曆朝鮮之役使朝鮮保全了國家，避免了亡國的巨大危險，儘管朝鮮人對萬曆皇帝有著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鮮使臣的記錄中，更多的還是對萬曆帝消極怠政、貪婪奢侈等惡劣行徑的批評。而朝鮮使臣塑造的萬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葉之後朝鮮對中國社會集體想像的轉變，大明國的形像已經由朝鮮前期塑造的天朝上國，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環，而走向了沒落。但在明清鼎革後，朝鮮對明朝的推崇思念又走向一個新的巔峰，朝鮮君王設大報壇，萬東廟祭祀明太祖，明神宗和明思宗。朝鮮孝宗甚至一度打算北伐清廷，朝鮮士子儒生暗中使用崇禎年號幾近三百年，鄙視清朝，並以宋時烈等為首推崇「尊周思明」「春秋大義」，稱自己是「皇明遺民」，那怕隱居山中，一生不出仕為大明守節者也大有人在，甚至到近代朝鮮高宗稱帝時，大明滅亡已超過二百餘年，其即位時諸臣勸進仍是「神宗皇帝再造土宇, 則義雖君臣, 恩實父子...嗚乎! 天命靡常, 皇社旣屋, 帝統墜地, 獨大報一壇, 乃皇春一胍之所寄...陛下聖德大業，宜承大明之統緒」，一切禮節皆取自《大明會典》。

西學東漸

神宗在位期間，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其中以利瑪竇為代表。利瑪竇還在萬曆二十八年（1601年）覲見了神宗，向神宗進呈《萬國圖志》、自鳴鐘、大西洋琴等西方方物，獲得了神宗的信任。
利瑪竇還與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交情最好。除利瑪竇來華外，來中國的傳教士還有義大利的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湯若望等人。
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把西方數學、天文、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還有西方文化傳到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中國士大夫階層中的少數先進分子，同時起了一種喚醒的作用。

國本之爭

萬曆九年，神宗在向太后請安時，一時衝動，臨幸一名宮女，生下了長子朱常洛（後來的明光宗泰昌皇帝）。因為朱常洛是宮女所生，神宗不喜歡他，且有意立愛妃鄭氏所生的朱常洵為太子。萬曆十四年群臣上奏請神宗即立常洛為太子，萬曆以常洛尚年幼體虛未定，拖延不決。
萬曆二十一年，明神宗變本加厲，下手詔要將皇長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同封為藩王，以後再選擇其中適合人選為太子。朝臣聽聞一片譁然，紛紛上奏神宗。如雪片般飛來的痛批奏摺，使神宗倍感壓力，迫於眾議只好不得已收回前命。直到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已年滿二十歲，立儲一事已不可拖延，神宗才立其為皇太子。
而長久以來的國本之爭引發出了兩次妖書案，這些案件即是朝廷大臣內鬨的縮影，可說是東林黨爭。

女真崛起

此時東北女真族興起，成為日後中原帝國的隱患。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長努爾哈赤自稱「覆育列國英明汗」，湊「七大恨」，以掀起叛亂，並僭稱國號為後金。四十六年四月，女真兵克撫順，殺死遼東總兵官張承胤，朝野震驚。為了應付女真，把努爾哈赤「務期殲滅，以奠封疆」，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朝廷先後三次下令除了畿內八府及貴州以外，加派全國田賦九厘，合共增賦五百二十萬，時稱遼餉，明末三餉之始，而神宗有鑑於地方官員在遼餉外可能會額外徵收火耗剝削百姓，特別下旨嚴禁。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遼東經略楊鎬領尚方劍，調兵遣將，並以李如柏、杜松、劉綎、馬林四將分兵進攻後金，結果在薩爾滸之戰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和鐵嶺淪陷，首都燕京震動。
戰爭中，明神宗多有布置方略，但一直吝惜內庫帑銀，不願撥內帑充餉，直至朝臣再三請求而後才勉強發了帑銀十萬，但其中多黑如漆或脆如土，致使師老餉匱。待四路殞將覆師後，神宗才又警憒振聾，發了近四十萬兩內帑銀解赴遼東，並任用熊廷弼守遼東，並給予其大力支持，屯兵築城，振飭軍備，才稍稍將東北局勢扭轉。雖然明神宗多年未正式上朝，但大到朝鮮之役，小到順天府祈雨，均由皇帝在內宮作出，並發各部門直接執行。

陵寢的考古發掘

1955年10月4日，郭沫若、沈雁冰、吳晗、鄧拓、范文瀾、張蘇等人聯名提交《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給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報告轉給主管文化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毅，並呈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得知後認為條件不成熟，強烈反對貿然發掘，高層形成一場爭論。周恩來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點頭後，周恩來批下「原則同意」四字。長陵發掘委員會委員夏鼐負責發掘的技術指導，便讓其學生趙其昌（後任首都博物館館長）做前期調研。趙其昌帶探工在長陵未找到發掘線索。在向夏鼐、吳晗等人匯報後，經商討決定先試掘獻陵，積累經驗再發掘長陵。後來吳晗和夏鼐認為試掘獻陵對長陵的發掘參考價值不大，吳晗提議試掘永陵，遭夏鼐強烈反對，認為這與發掘長陵無異；試掘思陵，吳晗認為太小，是妃子墓改建。此後吳晗和夏鼐才想到定陵。楊仕、岳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宮洞開記》認為，吳晗和夏鼐想到定陵的原因有二，「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營建年代較晚的一個，地面建築保存得比較完整，將來修復起來也容易些。第二，萬曆是明朝統治時間最長的一個，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會多一些。」 定陵的開挖始末，《風雪定陵》一書有詳細的介紹。
1956年5月開始試掘，歷時一年試掘成功，1957年打開玄宮。其玄宮由前室、中室、後室、左配室、右配室組成，石條起券，前室前面有隧道券，總面積1195平方米，出土文物3000多件。1959年9月30日，就定陵原址建為「定陵博物館」，郭沫若題寫館名。1959年10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由於技術水平落後，出土的大批文物無法保存，發掘出土的絲織品變硬腐化。鄭振鐸、夏鼐為此上書國務院，請求立即停止再批准發掘帝王陵墓的申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意了他們的意見。不主動發掘帝王陵墓自此成為中國考古界的定規。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定陵遭到嚴重破壞，保存在定陵文物倉庫中的萬曆帝、后的屍骨被紅衛兵以「打倒地主階級的頭子萬曆」的口號被揪出。1966年8月24日，萬曆帝、后的三具屍骨以及一箱帝、后畫像、資料照片等被抬到定陵博物館重門前的廣場上接受批鬥並焚毀。

賢臣為寶，珠玉何益

萬曆元年十月八日，是日講的日子，朱翊鈞在文華殿聽張居正進講《帝鑑圖說》。當張居正講到宋仁宗不喜珠飾，值得效法時，朱翊鈞立即表示同感：「賢臣才是寶，珠玉又有何益！」張居正接著說：「聖明的君主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可以養人，而金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書經》稱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道理也就在這裡。」「是啊！宮裡的人喜歡裝飾，我在年賜時每每節省，宮人們都有意見，我說國庫的積蓄又有多少呢？」朱翊鈞又回答說。張居正便誇獎道「皇上能這樣說，真是社稷生靈的福氣啊！」當時朱翊鈞才不過十歲。

少年老成

萬曆二年，朝鮮使臣許篈，趙憲前來朝貢。許篈在其前往中國記錄見聞的《朝天記》對年幼的萬曆天子的形象進行了描寫，記載其「聲甚清朗」「天威甚邇，龍顏壯大，語聲鏗然，(我)不勝歡欣之極」同行的另一位使臣趙憲則更生動地記錄地在《朝天日記》道「上(萬曆皇帝)年僅十二歲，而注視別人時十分老成，端坐在龍椅上也不曾搖動，並不會叫太監內臣傳達他的旨意，反而是親自對臣工下聖諭，而聲音玉質淵秀，金聲清暢。(我)一聽到年幼天子的聲音，就感動起來，對以後天下太平萬歲的希望，也更加愈切了。」，而趙憲甚至把年幼的萬曆天子與其父明穆宗作比較，卻指出其父上朝時精神不集中、時常東張西望，而且聲音微弱，需要宦官再去大聲宣旨，儀態形像不佳。

喜好讀書

自從張居正去世以後，萬曆終於能擺脫出翰林學士的羈絆；而自從他成為父親以來，李太后也不再乾預他的生活。但是，皇帝自幼聰惠，在這個時候確實已經成年了，他已經不再有興趣和小宦官去打鬧，而是變成了一個喜歡讀書的人。他命令大學士把本朝諸祖宗的「實錄」抄出副本供他閱讀，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內收買新出版的各種書籍，包括詩歌、論議、醫藥、劇本、小說等各個方面。

罷治水田

萬曆十四年三月，一次君臣召對中，因京師陰霾蔽空，皇帝決定減免一些稅賦，並認為或許最近開水田太過擾民，而致上天警示，應當停止，閣臣申時行委婉地說道：「京東地方，田地荒蕪，廢棄可惜，相應開墾。」皇帝復說道：「南方地下，北方地高。南地濕潤，北地鹼燥。且如去歲天旱，井泉都乾竭了。這水田怎能做得？」於是申時行頓時認為聖裁允當，拜首執行。

御史拿人

明朝遺民李長祥在「天問閣集」的「劉宮人傳」中也對萬曆皇帝有過高度評價，甚至認為萬曆皇帝比起東漢光武帝，唐太宗來，品德更在其上。
明末流離出宮的一個老宮女劉氏曾在萬曆年間任職。他與李長祥講述當年的事情「一天內官（太監）持朱筆寫的傳票給萬曆皇帝看，皇帝看完不說話，太監說：「連皇帝內侍的左右內官都容不下，還敢來捉拿。」皇帝沉默了一回，便回答說：「用朱票捉拿人是巡城御史的職責，怎麼能奪他權柄，阻礙他執法，況且你們一定是幹了些什麼壞事。這事朕不管，人就隨他捉拿吧。」這時候皇帝還不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後來李長祥覽神宗遺事，原來是當年有一人告內官於御史，御史不知道他已經進宮了，即出朱票拿人。手持朱票去捉人的也不是有經驗的人，直接走到午門去索問。一眾內官馬上就大怒並把票奪走，走到皇帝面前奏上此事，皇帝說的話就跟老宮女劉氏一模一樣，居然兩事能互相對證。
李長祥也不禁大加讚許：「嗚呼聖人哉，聖人哉......考當日所為，亦飾語耳，若神宗乃真有其實，雖唐虞三代之令主，何以加此。其能使海內家給人足，道不拾遺，夜不閉戶者四十八年，有以哉！」

怠政之謎

明神宗屍骨被發掘後，發現其駝背後左右腳短，但學者認為神宗生前並不適用。一說神宗生前從未走出過紫禁城，也不符史實，《明神宗實錄》均載，祭先皇陵、祭天、祈雨、祭孔、祭先農等重大儀式均由皇帝主持，且亦有參與騎馬、步行，均不見有載其殘頹之說，屍體上發現的殘缺應該是年老時造成的，而非先天疾病，且三十年不上朝的神宗，其實都有在內廷批奏摺、發令等，並非完全不事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