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

生平

亞里斯多德在公元前384年生於古希臘哈爾基季基半島的斯塔基拉。父親尼科馬庫斯是馬其頓王阿明塔斯二世（Amyntas）的御醫。從小亞里斯多德在貴族家庭環境裡長大。在18歲的時候，亞里斯多德被送到雅典的柏拉圖學院學習，此後20年間亞里斯多德一直住在學園，直至老師柏拉圖在前347年去世。柏拉圖可能對亞里斯多德有些不滿，而亞里斯多德也終於發現柏拉圖在重要學說上與他存在分歧，不過他始終對老師充滿了敬意。柏拉圖去世後，由於學園的新首腦比較喜歡柏拉圖哲學中的數學傾向，令亞里斯多德無法忍受，便離開雅典。但是從亞里斯多德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雖然亞里斯多德不同意波西普斯等學園新首腦的觀點，但依然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係。
據悉，離開學園後，亞里斯多德先是接受了先前的學友赫米阿斯的邀請訪問小亞細亞。赫米阿斯當時是小亞細亞沿岸的密細亞的統治者。亞里斯多德在那裡還娶了赫米阿斯的侄女皮西亞絲為妻。但是在公元前344年，赫米阿斯在一次暴動中被謀殺，亞里斯多德不得不離開小亞細亞，和家人一起到了米提利尼。
3年後，亞里斯多德又被馬其頓的國王腓力二世召喚回故鄉，成為當時年僅13歲的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根據古希臘著名傳記作家普魯塔克的記載，亞里斯多德對這位未來的世界領袖灌輸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學的教育。亞里斯多德也運用了自己的影響力，對亞歷山大大帝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亞里斯多德的影響下，亞歷山大大帝始終對科學事業十分關心，對知識十分尊重，甚至以帝王之便提供豐厚的人力、財力資源，使亞里斯多德得以完成諸多科學研究。但是，亞里斯多德和亞歷山大大帝的政治觀點或許並不是完全相同的。前者的政治觀是建築在即將衰亡的希臘城邦的基礎上的，而亞歷山大大帝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帝國對希臘人來說無異是野蠻人的發明。
公元前335年腓力二世去世，亞里斯多德又回到雅典，並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學校。學園的名字（Lyceum）以阿波羅神殿附近的殺狼者（呂刻俄斯）來命名。在此期間，亞里斯多德邊講課，邊撰寫了多部哲學著作。亞里斯多德講課時有一個習慣，即邊講課，邊漫步於走廊和花園，正是因為如此，學園的哲學被稱為「逍遙的哲學」或者「漫步的哲學」，而亞里斯多德的追隨者也被稱為逍遙學派弟子,也就是步行者。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在這一期間也有很多，主要是關於自然和物理方面的自然科學和哲學，而使用的語言也要比柏拉圖的《對話錄》晦澀許多。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以講課的筆記為基礎，有些甚至是他學生的課堂筆記。因此有人將亞里斯多德看作是西方第一個教科書的作者。雖然亞里斯多德寫下了許多對話錄，但這些對話錄都只有少數殘缺的片段流傳下來。被保留最多的作品主要都是論文形式，而亞里斯多德最初也沒有想過要發表這些論文。一般認為這些論文是亞里斯多德講課時給學生的筆記或課本。
亞里斯多德不只研究了當時幾乎所有的學科，他也對這些學科做出極大的貢獻。在科學上，亞里斯多德研究了解剖學、天文學、經濟學、胚胎學、地理學、地質學、氣象學、物理學、和動物學。在哲學上亞里斯多德則研究了美學、倫理學、政治、政府、形上學、心理學、以及神學。亞里斯多德也研究教育、文學、以及詩歌。亞里斯多德的生平著作加起來幾乎就成了一部希臘人知識的百科全書。一些人還認為亞里斯多德可能是在那個時代裡最後一個精通所有學科和既有智慧的人了。
亞歷山大死後，雅典人開始奮起反對馬其頓的統治。由於和亞歷山大的關係，亞里斯多德不得不因為被指控不敬神而逃亡至哈爾克里斯避難，他的學園則交給了狄奧弗拉斯圖掌管。亞里斯多德說他會逃離是因為：「我不想讓雅典人再犯下第二次毀滅哲學的罪孽。」（隱喻之前蘇格拉底之死）不過在一年之後的公元前322年，亞里斯多德因為多年積累的一種疾病而去世。亞里斯多德還留下一個遺囑，要求將他埋葬在妻子墳邊。

科學研究

在雅典任教的期間，亞里斯多德領導了當時大多數的科學研究和思想，這段期間也成為他生涯中最為後人所知的時期。不過，亞里斯多德的大半生涯其實都是花在研究自然科學領域上。雖然他的形上學著作包含了許多對於數字本質的研究，但他對於數學本身並沒有做出原創的貢獻。不過他的確在許多自然科學領域上做出原創貢獻，包括了植物學、動物學、物理學、化學、氣象學、以及其他科學學科上。
亞里斯多德對於科學的貢獻大多是理論性的，而不是數字性的。到了16世紀以後科學家們開始使用數學研究物理科學時，亞里斯多德的作品中被發現出許多錯誤。他的錯誤主要是來自於對質量、速率、力度以及溫度等概念的缺乏，他了解速率以及溫度為何，但卻缺乏測量它們的數字概念，也只有用過一些基礎的實驗配備如鐘或溫度計從事研究。
亞里斯多德的著作提供了許多科學的觀察和記載，不過這些著作裡也有一些奇怪的錯誤。舉例而言，在《動物史》一書裡亞里斯多德主張雄性動物比雌性擁有更多牙齒。同樣的，伽利略·伽利萊也指出亞里斯多德提出的重物體掉落速度快於輕物體的主張是錯誤的。
在物理學方面，亞里斯多德認為各物體運動方式分兩種，一種是自然界的「自然運動」，一種是非自然的「受迫運動」，不同於前者，受迫運動只有在一個不斷作用著的推動者直接接觸下，才能夠保持運動。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說法，「真空」是不能存在的，因為空間必須裝滿物質。這樣才能通過直接接觸來傳遞物理作用。後世的物理學家艾薩克·牛頓指出了亞里斯多德這一論斷的謬誤，指出了「力不是保持物體運動的直接原因。力只能改變物體的運動狀態。」可以說，在牛頓經典力學體系的大廈沒有造起來之前，整個西方世界的科學都以展開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科來進行。
不過，亞里斯多德在科學理論上犯下的一些錯誤並不能抵銷他對於科學領域的重要貢獻。舉例而言，他主張將邏輯學及生物學提升為正式的學科，並立下了至今的研究基礎。他也提出了對於自然的基本概念，主張研究自然事物可以提供有用的知識。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一書最為正確的翻譯是《自然哲學》，他所講的物理學不同於現在的物理學，該書是一本哲學著作，但不是如《形上學》一般的純哲學著作，而是研究自然現象的自然哲學，它包括了今天物理學的一些內容，還容納了化學、生物學、天文學、地學等等。該書研究自然界的總原則和物質世界的運動變化總規律。這種將現象上升到哲學高度的方法和思想，即從事物中提取出共有特徵，是劃時代的

邏輯學

亞里斯多德提出的邏輯概念成為了支配邏輯學界的理論，這一直要到19世紀才被數理邏輯取代。伊曼努爾·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亞里斯多德的邏輯理論是完全以演繹推理的方式架構而成的。

歷史

亞里斯多德自稱在他之前，邏輯領域都還沒有人認真研究過（Bocheński, 1951）。不過，柏拉圖曾透露在亞里斯多德之前便已有人開始研究語法學，探索對詞彙使用的邏輯。邏輯似乎是從辯證法裡衍生出來的，更早期的哲學家便已會使用反證法概念來討論哲學，但卻從沒有認真探索其中的邏輯意義。即使是柏拉圖在邏輯研究上也有所障礙，雖然他大致了解要如何建構一套演繹推理的體系，但卻從沒有真正投入建構過。柏拉圖只依賴於他的反證法，將不同的科學和研究方法混合在一起（Bocheński, 1951）。柏拉圖認為邏輯演繹只是從假說上衍生而出的，因此他只專注於提出清楚正確的假說，認為以此便能得到正確的結論。後來柏拉圖才認識到在演繹中的過程可能對於取得結論大有幫助，不過他從來沒有以這種方法成功研究過，雖然他曾將他的嘗試經驗和研究方式記載於《智士篇》裡（Rose, 1968）。

模態邏輯

亞里斯多德也透過邏輯的模態（模態邏輯）創造出了三段論。模態一詞代表的意思是「模型」，模態邏輯所要研究的就是「真理」的模型。亞里斯多德也提出了「可能的」與「必然的」兩種研究假說的差異概念，並且建構了一套邏輯的研究方式，以探索那些難以被解讀出來的真相。（Rose, 1968）

機會和自發性

機會和自發性都是事物改變的原因。機會是造成一件事物改變的意外原因，它是「來自於自發性的」（但要注意的是自發性並不會來自於機會）。更明確的說，亞里斯多德所謂的「機會」就像是一般所說的「巧合」。一個人為了達成某項目標而做出某些動作，但他同時也可能（非預期中的）改變了其他事物。舉例而言，一個人試圖籌募捐款，他可能會找到另一個願意捐出一定數量金錢的人。但如果這個募款者並不是真的為了收集金錢而進行募款行動，而是帶有其他的目標，那麼亞里斯多德便會將捐款給他的人帶來的金錢歸類為「機會」的結果。因為機會而發生的事情並不常見，換句話說，如果一件事經常發生、或是總是發生，那麼我們便不能將之歸類為機會。
不過，機會只能用於人類身上，它是屬於道德行為的領域。依據亞里斯多德的說法，機會必須要包含人類抉擇的成分（也因此會經過思考），而只有人類才有辦法思考和抉擇，「不具行動能力的東西便不具有獲得機會的能力」（Physics, 2.6）。

形上學

亞里斯多德定義形上學為「非物質存在」或「最高程度抽象的存在」的知識。他把形上學和神學一起稱為「第一哲學」。

實體、潛能性、和實際性

亞里斯多德在他的《形上學》一書中檢驗了「實體」（ousia）的概念，他指出一個特定事物的實體是來自於形式和質料兩者的結合。在第八卷中他總結道實體的「質料」是來自於構成它的結構或材質，例如構成房屋的質料便是磚塊、石頭、木材等等，或者任何可能用於建構房屋的材料。而「形式」指的則是真正的一棟房屋，亦即一棟可以用於「遮掩身體和家當」的建築，或是其他任何帶有同樣含意的事物。組成這棟房屋的成分是屬於「質料」的部分，而這棟房屋本身則是屬於「形式」的部分。
考慮到事物的改變（kinesis）以及其原因關係，亞里斯多德將改變的種類分為：（1）成長或縮小，有關數量的變動、（2）運動，有關空間的變動、（3）改變，整體質量的變化。配合形式與質量的假設，亞里斯多德在這裡提出了「潛在性」（dynamis）和「現實性」（entelecheia）的概念，
所謂「潛在性」指的是特定事物有能力達成的改變，假設在沒有遭到任何外力阻撓的情況下。舉例而言，一粒埋在田地土壤裡的種子是潛在的（dynamei）農作物，假設它不被其他事物干擾，它就會順利生成農作物。潛在的事物可以是「行動的」（poiein）或是「被行動的」（paschein），其潛在性也可以是與生俱來的、或經由行動或學習而達成的。舉例而言，眼睛帶有看見事物的潛在性（與生俱來的、被行動的），而演奏長笛的能力則是透過學習而來的（練習、行動的）。
所謂「現實性」指的則是潛在性被發揮後的成果，成果（telos）是所有事物改變的基本原則，潛在性也是為了要達成結果才存在的，因此現實性本身就是成果。回到上述的田地例子，種子開花結果出的農作物便是其「現實性」。
總而言之，一棟房屋的「質料」是其「潛在性」，而房屋的「形式」則是其「現實性」。提出房屋設計圖的形式因（aitia）、以及將潛在性建構為真實一棟房屋的則是房屋建造者的理性（logos），而建構完成的房屋本身則是原因關係的結尾—「目的因」。亞里斯多德總結指出現實性在公式上是比潛在性更早存在的，在時間上和實體上都是如此。
在定義了特定實體（形式和質料）之後，亞里斯多德試著研究事物為何構成的問題：例如是什麼東西構成了人類？如果依據柏拉圖的概念，這個問題只會得到兩個解答：動物和兩隻腳，但這並不能讓人構成一體。然而依據亞里斯多德的概念，潛在的事物（質料）以及真實的事物（形式）其實是同一樣東西，兩者是合為一體的。（Metaphysics VIII 1045a-b）

普遍性和特殊性

亞里斯多德的老師柏拉圖爭論說所有事物都有一個普遍形式，它可以要麼是一個性質，要麼是與其他事物的一種關係。比如，當我們看一個蘋果的時候，並且我們還可以分析出一個蘋果的形式。在這種區分中，有一個特定的蘋果和一個蘋果的普遍形式。此外，我們可以把一個蘋果放置在一本書的旁邊，那麼我們可以說這本書和這個蘋果二者是相互靠近的。
柏拉圖爭論說有著並非特定事物的一部分的某些普遍形式。例如，有可能沒有特例的好人存在，但「好人」仍是一個真正的普遍性形式。伯特蘭·羅素是贊成柏拉圖的「未示例的普遍性」的當代哲學家。
亞里斯多德在這個問題上不贊同柏拉圖，他論說所有普遍者都是有示例的。亞里斯多德爭論說沒有不能聯繫於存在事物的普遍者。遵照亞里斯多德，如果普遍者存在，它要麼作為一個特定者要麼作為一種關係，那麼在過去、現在或未來，必定有可以斷定為這個普遍者的某個事物。作為結論，遵照亞里斯多德，如果某個普遍者無法被斷定為存在於某個時期的一個客體，那麼它不存在。
當代哲學家認同這個立場的一種方式是通過斷言埃利亞原理。
此外，亞里斯多德在普遍者的位置上不贊成柏拉圖。因為柏拉圖談論了形式的世界，這是所有形式存留的位置，亞里斯多德主張普遍者們存在於被斷定為每個普遍者的每個事物內。所以遵照亞里斯多德，蘋果的形式存在於每個蘋果內，而不是在形式的世界內。

特色

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根基於早期的希臘倫理學，尤其是來自於他的老師柏拉圖和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本身並沒有留下任何著作，柏拉圖留下的著作主要是為廣大群眾撰寫的，亞里斯多德則留下較多學術性的作品。與柏拉圖不同的是，亞里斯多德對於自己提出的整體理論較常抱持保留態度，並且在倫理學上較不會堅持其理論的正確性。不過這些哲學家的整體思想，還是相當接近的。
蘇格拉底是第一個專注於研究倫理學的希臘哲學家，這種努力或許是為了解決詭辯的出現，當時強調修辭學、道德相對主義、以及違逆雅典傳統諸神的詭辯技巧盛行一時（他們也用詭辯技巧違逆其他許多傳統）。詭辯者可以對當前的社會提出大量的問題，但卻沒有提供解答。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全都有著立場分明的倫理學系統，人們可以選擇追求美德以獲得幸福和繁榮。他們都認為美德的行為是可以透過教導和練習的，他們也都認為倫理學是建基於理性上，而且奉行美德也有其理性的原因。這與詭辯者所強調的道德相對主義形成強烈對比，他們認為許多不同的行為在不同的社會裡也有不同的標準。事實上，同樣的論點在現代的倫理學界依然是存在爭議的話題。
除了這些基本的相同點外，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三人之間的倫理學差異並不大。主要的差異在於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認為懂得美德的行為為何便已足夠讓一般人過著美德的生活，沒有懂得美德的人或做出邪惡的事情。亞里斯多德則認為（以及後世大多數哲學家都同意這點）許多人了解自己做的事情是壞事，但由於意志的脆弱而仍從事之。柏拉圖只列出幾樣標準的美德：智慧、勇氣、節制、和正義，亞里斯多德所列出的則遠遠不只這些。

政治學

除了致力於個人的倫理學著作之外，亞里斯多德還在標題為《政治學》的著作中致力於城邦。亞里斯多德的城邦概念是非常有組織的，他被認為是以這種方式構想城邦的第一人。亞里斯多德認為城邦應是自然共同體。此外，他認為城邦應當先於家族，而家族又先於個人，就是說在生成次序中最後，而在存在次序中最先（1253a19-24）。他還著名於他的論述「人本質上是政治動物」(Me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亞里斯多德把政治構想為更像生物而非機器的存在，是離開其他部分就不能存在的多個部分的搜集。某些人批評亞里斯多德的政治理論，因為某些思想家比如Juan Gines de Sepulveda用他的天然奴隸的想法來證明歐洲人對印地安人的統治是正當的。
應當注意到現代理解的政治共同體是國家。但是，國家不適合於亞里斯多德，他提及的政治共同體是城邦。亞里斯多德把城邦理解為在政治上「合夥」，而不在社會契約之下，也不是馬基雅弗利所理解的政治共同體。隨後，建立城邦不是為了避免不公平或為了經濟穩定（1280b29-31），而是為了過良好的生活：「政治上合夥必須被尊重，它是為了高尚行為而存在的，而不是為了生活在一起而存在的」（1281a1-3）。這可以區別於社會契約理論，它聲稱個人由於「畏懼暴死」或「厭惡麻煩」而放棄自然狀態。
這也使亞里斯多德成為將倫理學與政治學區分開來的第一人，是古代政治學的開創者。

作品的遺失

雖然亞里斯多德寫下許多經典的論文和對話錄（西塞羅曾稱讚亞里斯多德的作品是「一系列的黃金」），大多數他的著作在今天都已經遺失，而少數保留下來的著作的真實性也經常受到質疑。亞里斯多德的作品在歷史上曾遭遺失而又重新尋獲數次，一般認為目前保留下來的作品數量只有全部原始作品的五分之一而已。
有關亞里斯多德作品的下落，斯特拉博曾經在他的《地理學》和《普魯塔克傳》書裡提起，依據他的說法，作品的原稿在亞里斯多德死後被傳給他的學生泰奧弗拉斯托斯，泰奧弗拉斯托斯又把原稿交給弟子納留（Neleus），納留接著將它們從雅典帶回瑟柏雪（Scepsis），在納留去世後他的家人們將原稿收在地窖裡，使得原稿逐漸腐爛。原稿直到1世紀才被來自提奧斯（Teos）的收藏家阿佩利孔（Apellicon）發現並買下，將它們帶回雅典。依據這個說法，阿佩利孔試著修復一些原稿在地窖存放期間蒙受的損害，但也使得一些文字產生錯誤。當盧基烏斯·科爾內利烏斯·蘇拉在西元86年佔領雅典時，他將阿佩利孔的原稿帶至羅馬，原稿在60年被文法家第勒尼昂（Tyrranion）出版，接著又被逍遙學派的哲學家安德羅尼克斯出版。
不過，現代學者Carnes Lord則認為這個故事謠傳已久只不過是因為它反映出「對消遙學派在第三世紀中快速衰退的最合理解釋，以及解釋亞里斯多德著作裡的大量知識在雅典時代後的遺失，同時也反映出亞里斯多德學派在第一世紀的突然興起。」，他認為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並不可靠。首先他指出當時原稿的狀態若在經過那麼多年的耗損後，不可能被阿佩利孔的外行技術所修復。他也指出亞里斯多德的許多著作在這個謠言據稱藏於地窖的時期便已在雅典四處流傳。另外，亞里斯多德原稿的出版時間與謠傳中安德羅尼克斯的出版時間不合，古代圖書館分類記載中亞里斯多德文集出現的時間也早於那個時候。Lord認為《政治學》等書曾被後亞里斯多德學派的成員所竄改，不過他也認為這些作品相對來說保留至今較為完整。
在羅馬時期結束後，亞里斯多德的作品又在西方世界遭受第二次大量遺失。不過這次有許多東方的穆斯林學者和哲學家將他的作品保留下來，之中許多人還對他的作品進行廣泛的研究和評論。亞里斯多德的作品成為伊斯蘭哲學中法爾薩法運動的重要基礎，也影響了阿維森納、亞維侯等人的思想。
當法爾薩法運動的影響力傳至西方世界時，克雷莫納的翻譯家傑拉德開始翻譯亞里斯多德的作品。來自穆爾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也將一些作品翻譯為拉丁文。當托馬斯·阿奎納撰寫他的神學思想時，他開始閱讀穆爾貝克的翻譯，接著對於亞里斯多德思想的興趣和研究開始在西方世界復甦，亞里斯多德學派於是得以在歐洲重現。

主要作品

亞里斯多德的廣泛作品在《亞里斯多德文集》（Corpus Aristotelicum）中被分為五大類。以下的編號是依據牛津大學翻譯版本設下的標準所排列的。以下有些作品的真實性仍有爭議，不同書中對於亞里斯多德的身分、他的學生、以及書中的觀點也不完全一致。有些作品例如《雅典政制》則被大多數學者認為是亞里斯多德「學派」在亞里斯多德指導下所撰寫並編輯的。其他的作品如《論顏色》則可能是亞里斯多德的學生所著，例如泰奧弗拉斯托斯。一些作品例如《論植物》則可能是以亞里斯多德名義由他人撰寫的。以下的分類刪去了最後一個包括中世紀占星術、魔法的分類，因為這些偽作會套用亞里斯多德之名純粹是為美化和宣傳之用。以下作品中真實性有極大爭議的會以星狀符號「*」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