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独立战争

鄂圖曼的統治

君士坦丁堡於1453年5月29日陷落，隨後拜占庭帝國繼承者的倒台標誌著拜占庭主權的終結。之後，鄂圖曼帝國統治巴爾幹和安納托利亞大部。在鄂圖曼統治下，東正教基督徒雖被賦予一部分政治權利，但仍被視為二等公民。大多數希臘人被土耳其人稱作「拉亞」，這一稱呼涵蓋了鄂圖曼統治階級下的大量非穆斯林居民。
同時，在鄂圖曼帝國入侵之前及期間部分移民至西方的希臘知識分子和人文主義者，如季米特里奧斯·哈爾科孔季萊斯和李奧納多·菲拉雷斯，開始呼籲解放他們的家園。季米特里奧斯·哈爾科孔季萊斯呼籲威尼斯和「所有的拉丁人」幫助希臘人反抗「可惡、怪異和不虔誠的野蠻土耳其人」。然而，希臘仍將受鄂圖曼統治達幾個世紀之久。
希臘革命不是一起孤立事件，在鄂圖曼統治時期的整個歷史上發生了許多爭取獨立的運動，卻皆以失敗告終。正如哲人迪奧尼修斯領導的反抗所證明的，整個17世紀，在摩里亞和其他區域對鄂圖曼人的抵抗都很強烈。摩里亞戰爭之後，伯羅奔尼撒受威尼斯統治達30年之久。從那時起，直到整個17世紀，伴隨著「克萊夫泰」幫派的激增，該地區仍持續動盪。
第一次大規模起義是17世紀70年代由俄國援助的奧洛夫起義，在取得有限成功後便被鄂圖曼帝國粉碎。在鎮壓起義後，穆斯林阿爾巴尼亞人蹂躪了希臘本土的許多地區。然而，馬尼阿泰斯人繼續抵抗鄂圖曼人的統治，並數次挫敗了帝國對其區域發起的入侵，其中尤以1770年的入侵最為著名。在第六次俄土戰爭期間，的里雅斯特的希臘社區資助蘭普羅斯·卡特索尼斯組建了一支小型艦隊，這給鄂圖曼海軍造成了麻煩；戰爭期間「克萊夫泰」和「阿馬托利」（山地游擊隊員）也再度起兵。
與此同時，部分希臘人作為鄂圖曼官僚階級的成員在帝國內享有特權。由於東正教的高級牧首多為希臘裔，希臘人還通過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掌控東正教事務。因此，在鄂圖曼米利特製度下，占主導地位的希臘牧首集團享有帝國所有東正教臣屬的控制權（羅姆米利特）。
正教會在維護希臘民族認同、發展希臘社會及復興希臘民族主義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自18世紀起，在君士坦丁堡內，被稱為「法那爾人」（該名稱來源於城中的芬內爾區）的希臘名門世家成員，獲得了對鄂圖曼外交政策相當程度的掌控，並最終控制了整個官僚機構。

「克萊夫泰」和「阿馬托利」

在中央政府軍事力量羸弱的時期，法外之徒（hajduk）「克萊夫泰」日益侵擾巴爾幹鄉村。這些蔑視鄂圖曼統治的匪幫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克萊夫泰受到高度崇拜，在廣大民眾中聲名遠播。
為應對克萊夫泰的侵襲，鄂圖曼當局招募這些團體中最富有才幹的，被稱為「阿馬托利」的簽約基督教民兵，以保障危險區域——特別是關隘地帶——的安全。這些民兵團體控制的地區被稱為「阿馬托利」，阿馬托利最早於穆拉德二世統治期間在阿格拉法建立（1421年－1451年）。克萊夫泰和阿馬托利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因為後者常常變成克萊夫泰以期在同當局的交涉中獲得更多利益，反過來，克萊夫泰團體也可能被派往阿馬托利地區以對抗他們的前輩。
克萊夫泰和阿馬托利逐漸發展為省一級的精英，但尚未形成一個所有成員都同舟共濟的社會階層。隨著阿馬托利的地位逐漸趨向世襲化，一些首領開始將阿馬托利克領地視作其個人財產。這些匪幫頭目大權在握，並介入到構成鄂圖曼土耳其政府的代理人關係網中。部分頭領尋求對其領地的壟斷地位，朴特因此期望能剿滅他們，卻鮮有成效。
到獨立戰爭時期，在魯米利亞、色薩利、伊庇魯斯和南馬其頓地區已不乏兵多將廣的阿馬托利。革命領袖及作家亞恩尼斯·馬克里伊安尼斯，將克萊夫泰和阿馬托利譽為「自由的酵母」。因為這些希臘人僅有的主要軍事力量，在希臘革命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啟蒙運動和希臘民族運動

18世紀時，鄂圖曼帝國內外經濟發展，兩個商人團體由此興盛起來：部分成為富有海商的，來自伊茲拉島和安德羅斯島等愛琴海島嶼的希臘水手，以及魯米利亞的斯拉夫趕騾人。在帕薩羅維茨條約後，希臘裔和大多數的瓦拉幾裔既有趕騾人和小商販，也有的獨立商人和銀行家。隨著商業在巴爾幹地區的擴張，到本世紀末，希臘語成為該地區的通用語，大陸商人通過「希臘化」的方式進行同化。
他們將創造的財富捐獻給學校和圖書館，並資助希臘青年在西歐大學深造。在那裡，學生們接觸到了歐洲啟蒙思想、法國大革命和浪漫民族主義的激進思想。受教育且有影響力的散居於大希臘的成員，如阿扎曼蒂奧斯·科萊斯和安西莫斯·加齊斯，試圖向希臘人傳播這些思想。一方面是為了提高民眾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加強他們的國家認同。在這場現代希臘啟蒙運動（希臘語：Διαφωτισμός）中，啟蒙思想通過希臘語在書籍、小冊子和其他著作中傳播。
18至19世紀革命民族主義在歐洲（包括在巴爾幹地區）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伴隨著鄂圖曼土耳其的衰落，希臘民族主義開始興盛起來。
最具影響力的希臘作家和知識分子是里加斯·費拉伊奧斯。深受法國大革命影響的里加斯計劃發起一場全面的民族運動，旨在解放所有巴爾幹國家——包括該地區的土耳其人——並創建「巴爾幹共和國」。里加茲於1797年在的里雅斯特被奧地利官員逮捕，他被移交給鄂圖曼官員，並與他的同謀一起被押送至貝爾格勒。1798年6月被絞死，屍體被遺棄於多瑙河。
里加斯的死最終煽動了希臘民族主義的火焰；他的民族主義詩歌——「蘇里奧斯」（戰歌）——被翻譯成部分西歐及巴爾幹語言，並成為號召希臘人反抗鄂圖曼統治的戰鬥口號。
另一位平頗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是阿扎曼蒂奧斯·科萊斯，這位見證了法國大革命的希臘作家主要通過啟發民智來推廣啟蒙運動，他借鑑了托馬斯·霍布斯，約翰·洛克和讓-雅克·盧梭的思想。科萊斯年輕時前往巴黎深造，最終畢業於蒙皮立醫學院，並在巴黎度過了餘生。他經常與托馬斯·傑斐遜進行政治和哲學辯論。在巴黎，他見證了法國大革命，為其民主所感染。科萊斯花費了大量時間說服富有的希臘人建立學校和圖書館，以推進希臘人的教育。他認為，為了希臘人民以及該民族的一般福祉和繁榮，進一步發展教育是必要的。科萊斯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像伯里克利的黃金時代那樣的民主的希臘，但在革命結束前他已經去世。
希臘啟蒙運動不僅得到了西歐和俄國的希臘大商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來自西歐的親希臘人士的支持。這場希臘獨立運動不僅是東歐的第一次民族獨立運動，而且是非基督教環境，如鄂圖曼帝國中的第一次民族獨立運動。

友誼社

費拉伊奧斯的殉難激勵了三位年輕的希臘商人：尼科勞斯·斯庫法斯、埃曼努伊爾·漢索斯和阿薩納西奧斯·特斯卡洛夫。他們受到義大利燒炭黨的影響，並利用自己作為共濟會成員的經驗，於1814年在敖德薩這一希臘商人的重要中心秘密成立了友誼社。新生的社團不僅獲得了來自流亡英美的富裕希臘社區的支持，還得到了西歐同情者的幫助。有鑑於此，社團籌劃發動叛亂。
最初，友誼社的目標是恢復以新羅馬為首都的羅馬帝國，而非建立民族國家。1820年初，伊奧尼亞群島官員愛奧尼斯·卡波季斯第亞斯成為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聯合外交部長，友誼社向其示好，希望他能擔任社團領袖，卻遭到了拒絕。社員們轉而求助於亞歷山大·伊普斯蘭提斯，這位在俄國軍隊中擔任將軍及沙皇副官的法那爾人接受了請求。
隨後，社團迅速擴張，並很快能夠在希臘世界的所有領域招募到來自希臘社會的所有要素的成員。1821年，鄂圖曼帝國不僅深陷同宿敵波斯的戰爭，還面臨阿里帕夏在伊庇魯斯的叛亂，這場動亂迫使摩里亞行政長官胡爾希德帕夏和其他地方的帕夏們離開本省以協助平叛。與此同時，為平息法國大革命餘波而建立「歐洲協調」的列強，此時正全力應對1820年革命。在此情形下，希臘人判定反抗的時機已經成熟，遂計劃於伯羅奔尼撒、多瑙河公國和君士坦丁堡三地起事。

伯羅奔尼撒半島

伯羅奔尼撒以其長期以來抵抗鄂圖曼的傳統，發展為抵抗運動的中心。1821年初，由於鄂圖曼的摩里亞總督（Mora valisi）胡爾希德帕夏及其麾下大股部隊不在，情勢有利於希臘人反抗鄂圖曼帝國的占領。伯羅奔尼撒各地的首領和牧首在1月26日集聚，於沃斯提察（今愛琴市）舉行了重要會議。會上，自稱是友誼社代表的親革命派牧首帕帕弗萊薩斯，與對俄國干預持保留態度並要求其做出保證的大多數民間領袖和高級神職人員，如帕特雷大主教耶爾馬諾斯，發生了爭執。當伊普斯蘭提斯進軍多瑙河公國的消息傳來後，伯羅奔尼撒的氣氛變得愈加緊張，到3月中旬，針對穆斯林的衝突事件開始零星出現，預示著起義的來臨。據傳言，耶爾馬諾斯大主教於1821年3月25日（儒略曆4月6日）宣布革命，並於聖拉夫拉修道院的十字架上舉起橫幅。部分歷史學家對這一事件的真實性表示質疑。當時並沒有關於耶爾馬諾斯宣布獨立的記載，且1821年3月25日大主教並不在聖拉夫拉修道院。該記錄最早見於法國外交官弗朗索瓦·普克維萊（François Pouqueville）於1824年所著的書中，而普克維萊的著作不乏想像的元素。英國歷史學家戴維·布魯厄（David Brewer）指出，普克維萊是一位仇英派人士，因其在書中借耶爾馬諾斯之口大肆斥責英國、同時又稱讚法國是希臘在世上真正的朋友的言論，與其說出自希臘人，毋寧說來自法國讎英派。布魯爾由此得出結論，普克維萊通過發明這一事件來指責英國。
1821年3月17日，阿雷奧波利的馬尼阿泰斯人向土耳其人宣戰。同一天，佩特羅斯·馬弗羅米克薩利斯率領2000人的馬尼阿泰斯武裝力量，向麥西尼亞的卡拉馬塔進發；在那裡，塞奧佐羅斯·科洛科特羅尼斯、尼基塔拉斯和帕帕弗萊薩斯將部隊聯合起來。卡拉馬塔於3月23日陷於希臘人。在阿哈伊亞，卡拉夫里塔於3月21日被圍困；在帕特雷，衝突持續了多日，鄂圖曼人對該城進行了零星的攻擊，帕納伊奧蒂斯·卡拉察斯率領的革命者則撤回要塞內。
到3月底，希臘人已有效地控制了鄉村，而土耳其人則被限制在城堡內，包括帕特雷（4月3日由尤蘇夫帕夏率部奪回）、里奧、阿克羅科林索斯、莫奈姆瓦夏、納夫普利翁和省首府特里波利。在這些城鎮中，許多穆斯林在起義開始時便舉家逃離。希臘人的非正規武裝力量由本土首領指揮，這些部隊對城鎮的圍攻因缺乏炮兵而未能有效實行。特里波利則因其四面環海，可得到鄂圖曼帝國艦隊的補給和增員而未被圍困。五月，科洛科羅尼斯組織了對特里波利的圍攻，希軍雖兩次擊敗土耳其人，卻未能成功地摧毀受圍困者。最終，特里波利於9月23日（儒略曆10月5日）被希臘人攻陷，該城隨後被交與暴徒手中兩天。經過長時間的談判，阿克羅科林索斯的土軍於1822年1月14日投降。

希臘中部

在希臘中部，最先反抗的地區是福基斯（3月24日）和阿姆菲薩（3月27日）。在維奧蒂亞，萊瓦賈於3月31日被阿薩納西奧斯·賈科斯攻陷，兩天後底比斯也告陷落。1821年時，雅典有約10,000人，其中一半是信奉基督教的希臘人，另一半則是穆斯林，包括土耳其人、阿爾巴尼亞人和希臘穆斯林。當革命開始後，絕大多數基督教徒都逃往薩拉米斯。4月中旬，革命部隊進入雅典，圍攻被逼入衛城的土耳其守軍。隨著邁索隆吉翁於5月25日起義，革命逐步蔓延至希臘中、西部的其他城市。鄂圖曼在魯米利亞的指揮官是阿爾巴尼亞將軍奧梅爾·弗廖尼，他因在阿提卡組織名為「希臘狩獵」的行動——以五十到一百人組成騎手分隊，在曠野上追殺希臘農民，並以此為樂——而聲名狼藉。
雖然希臘人在初期取得了成功，但很快便在同奧梅爾·弗廖尼軍隊的交戰中節節敗退。傑出將領賈科斯被捕後，因拒絕效忠蘇丹而被處死，使得希軍的境況雪上加霜。在加拉維亞戰役中，希臘人在奧季塞阿斯·安茲魯措斯的領導下試圖設法牽制土耳其軍隊，並令其受到沉重打擊。當安茲魯措斯戰敗並率部成功撤退之後，奧梅爾·弗廖尼為等待增援而推遲了對伯羅奔尼撒的進軍並轉而入侵萊瓦賈。6月10日，弗廖尼占領利維迪亞，隨即出兵雅典並解除了對衛城的包圍。為解救在瓦西里卡戰役中被2000希軍重創的土軍增援部隊，弗廖尼於9月份離開阿提卡並撤退到約阿尼納。到1821年底，革命者已設法暫時控制住希臘中部。

鄂圖曼的反應

希臘人反抗的消息激起了鄂圖曼帝國的憤怒。在君士坦丁堡，儘管已發表聲明譴責革命並在布道中宣揚了對蘇丹的順服，希臘正教會主教格里格里戈里奧五世仍於星期日復活節當天被公開絞死。即使在革命伊始的3月，最高朴特便已隨機地處決了首都各行業中傑出的希臘人，如一位擔任譯員的忠實的法納爾人、兩名退休的譯員、一些富有的銀行家和商人、三位正教會僧侶和三名被指控干擾城市供水的普通希臘人。在士麥那（今土耳其伊茲密爾），從安納托利亞內陸開拔前往巴爾幹鎮壓革命的土軍於1821年6月對沿途的希臘人發動了一場大屠殺，戈登寫道：「3000名匪徒侵襲了希臘居民區，他們掠奪房屋、屠殺人民；士麥那像其他被襲擊的地方一樣，所有人不論年齡或性別都不受尊重。」當地一名伊瑪目則因拒絕提供將穆斯林謀殺基督徒正當化的教令，而以「不是正直的穆斯林」為由被處死。

國際上的反應

革命的消息傳到歐洲後，保守派領導人表示失望，聲稱將維護維也納會議所確立的的體系。但普通民眾對此熱情高漲。當主教格雷戈里五世被處決後，俄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外交部長卡波季斯第亞斯向最高朴特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鄂圖曼當局停止處決正教神職人員，最高朴特拒絕後隨即與其斷絕外交關係。1821年夏，來自歐洲各地的年輕人開始聚集在法國的馬賽港，預備前往希臘參加革命。從1821年夏到1822年年底，法國人開始檢查離開馬賽支援希臘的船隻，總計有360名志願者前往希臘規模最大的分遣隊來自德意志、義大利各邦國及法國各省。在納夫普利翁，陣亡的親希臘主義者紀念碑上共有274個名字，其中100個來自德國，四十個來自法國和義大利，其餘的來自英國、西班牙、匈牙利、瑞典、葡萄牙和丹麥。

列強干涉及希臘獨立

1827年，英國、法國及俄國簽訂《倫敦條約》，呼籲鄂圖曼土耳其在保留宗主權下容許希臘人自治，三國又共同派遣艦隊到希臘，意圖促成希土停戰。三國的聯合艦隊在1827年10月20日的納瓦里諾海戰中摧毀了鄂圖曼和埃及的聯合艦隊。
1828年，俄羅斯與土耳其爆發第八次俄土戰爭，同年法國出兵伯羅奔尼撒。希臘人趁機反攻。1829年9月，俄土雙方簽訂《亞德里亞堡和約》。1832年，俄土兩國簽訂了君士坦丁堡條約（Treaty of Constantinople），土耳其承認希臘獨立。英法俄三大國決定推舉巴伐利亞王子奧托一世做希臘王國國王。
英國詩人拜倫同情和支持希臘獨立運動，1823年他號召一支義勇軍，前往希臘支援作戰，不幸於1824年因瘧疾死於希臘。

結果

新成立的希臘第一共和國（及後來的希臘王國）只有80萬人口，相對仍居鄂圖曼帝國內的250萬希臘人來說只佔不到三分之一，表示大多數的希臘人仍受土耳其蘇丹統治。於是在此後一個世紀多裡，希臘政府制定了領土收復主義的目標──「偉大理想」，渴望將所有希臘人團結在一個國家中，除了解放鄂圖曼帝國內那些還未「回歸祖國」的同胞，還要定都君士坦丁堡、恢復中古羅馬帝國的疆域及榮光（中世紀「希臘人」一詞為貶詞，故當時希臘人和希臘語民族實為自稱「羅馬人」的羅馬公民）。
希臘本土獨立後，留在鄂圖曼帝國內的上層希臘人（法那爾人）失去了帝國原有的信任，並被穆斯林視為叛國者；不但再也無法擔任多瑙河地區的總督，也失去了過往的高級職位與特權地位。此後，原來由法那爾人銀行家壟斷的金融市鎮，如君士坦丁堡和帝國的其他省分，大多被亞美尼亞人取代其銀行業務，此外猶太商人也變得活躍且重要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