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維世

早年生涯

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周恩來早年戰友。大革命時期，1926年初，周恩來和孫炳文在廣州秘密會面，孫炳文抱著5歲的女兒孫維世，讓孫維世看身後有無可疑人跟蹤，到了會面地點後，孫維世放哨，趴在窗口看外邊動靜，若陌生人走來就向父親孫炳文和周恩來報信。從幼年起，孫維世一直叫周恩來「周爸爸」。1927年4月，孫炳文在清黨中在上海龍華被蔣介石下令處決，當時孫維世才5歲多。此後，母親任銳帶著她逃到武漢，不久又回到上海，繼續從事中共地下工作。孫維世自幼就能幫母親燒毀秘密文件或送信。從9歲到16歲，孫維世隨母親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除受母親的教育外，只在12歲時在北平貝滿女中上過學。
1935年，母親任銳帶著15歲的六妹任均及14歲的女兒孫維世來到上海。任均、孫維世住在一個亭子間。任銳本來想把任均、孫維世送進學校繼續學習，但她倆想學表演，任銳就找中共地下黨的人幫忙，帶她倆見了一個人，將她倆介紹到天一影片公司「東方劇社」（1934年由章泯、金山等人組織）的學習班學習。在東方劇社的學習班裡，任均、孫維世假裝是姐妹倆，任均化名李露，孫維世化名李琳。當時天一影片公司的吳麗珠負責任均、孫維世所在的學習班，班裡一共十多個學生，請到萬籟天、崔嵬、王瑩、左明、藍萍（江青）等人來講課。藍萍、左明等人還各自將自己的照片送給學員們。學習期間，天一影片公司還組織這批學員觀看了王瑩、顧而已、葉露茜、藍萍等人演的話劇《欽差大臣》，藍萍飾演配角木匠妻子。學習班兩三個月結束。因為天一影片公司的電影在南洋有影響，所以吳麗珠想帶任均、孫維世到南洋發展，但沒能獲得任銳同意。此後，任均回開封繼續在靜宜女中學習，孫維世也回北平上學。在上海期間，孫維世曾在龔秋霞主演的電影《壓歲錢》里演出。

從武漢到延安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孫維世隨哥哥孫寧世（孫泱）到武漢，找到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要求去延安參加抗日。周恩來一開始不在，辦事處只願收歲數較大的孫寧世，不願意收留孫維世。孫維世在辦事處門外大哭，周恩來正好回到辦事處，見到哭泣的孫維世，同意孫維世留在辦事處。不久，周恩來又將任銳請到武漢，將任銳、孫維世母女一起送到延安。1938年，孫維世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春，她們母女一起進入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後來又一起轉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此後，任均也來到延安，進入魯藝。周恩來、鄧穎超致信任銳說：「願將烈士遺孤當成自己的女兒。」並且經常寫信教育鼓勵孫維世說：「你是我向黨負責的女兒。」孫維世也把周恩來和鄧穎超當成父母，經常去看望，或者住在周恩來家。
1937年，江青抵達延安。1938年初，為紀念一·二八淞滬抗戰六周年，延安的文藝工作者排演話劇《血祭上海》，江青飾演二姨太太，孫維世飾演大小姐，毛澤東、張聞天、凱豐、羅瑞卿等領導人觀看。該劇公演20天，很受歡迎，江青、孫維世由此在延安成名，一時分別被人們叫作「二姨太太」和「大小姐」。

蘇聯生活

1939年7月，周恩來騎馬摔傷，右臂骨折。中共中央決定送周恩來到蘇聯治療。孫維世得知後請求同去。毛澤東批准她到蘇聯學習。孫維世隨周恩來、鄧穎超一起坐飛機到蘇聯。孫維世先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後進入莫斯科戲劇學院表演系和導演系學習。
1940年3月，不少在蘇聯的中國人已陸續回中國參加鬥爭，周恩來、任弼時將林利（林伯渠之女）和孫維世託付給共產國際幹部，要求她倆繼續在蘇聯學習。當時蘇聯方面曾建議她倆加入蘇聯國籍，但兩人始終未同意。此後，兩人從1941年到1945年和蘇聯人一起經歷了蘇聯衛國戰爭。林利和孫維世在蘇聯共同生活了7年，結下了深厚友誼。蘇聯衛國戰爭爆發後，林利和孫維世奉命從莫斯科撤退，後又返回莫斯科。1942年，林利和孫維世在共產國際工作。1942年夏，林利參加莫斯科市居民支援農村的勞動。1942年底，林利和孫維世離開共產國際機關。1943年中，林利進入蘇聯廣播電台兼職工作。在蘇聯衛國戰爭期間，林利和孫維世曾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的妻子金香的房間合住，當時物資缺乏，但金香仍能享受到蘇聯的特殊照顧。
1941年，林彪從蘇聯回中國前，向孫維世表白，要與孫維世結婚，並要孫維世與他一同回國。孫維世沒有答應。1943年，林彪托人給孫維世帶來一封信，信中說他已結婚，但孫維世留給他印象很深。

從哈爾濱到北京

1946年9月，林利、孫維世、李立三夫人李莎及其女兒李英男一道坐火車從蘇聯回中國，抵達哈爾濱。在哈爾濱，李立三曾在林利和孫維世的追問下說，林彪在哈爾濱得知孫維世要回國後，向中共中央東北局一些領導表示他原來愛孫維世，如今孫維世回國，他心情難平靜。不久，林利和孫維世按原計劃經長春、北平，1946年11月初到達延安。
1946年底，孫維世向周恩來要求到哈爾濱參加話劇團工作，經批准後啟程。本來林利到延安見到父親林伯渠之後，希望留在林伯渠身邊，但孫維世說服林利一起去哈爾濱。二人抵達北平後，接到東北方面電報，不讓孫維世去哈爾濱。葉劍英就此請示周恩來，周恩來復函說孫維世去哈爾濱工作是中央決定的。接到周恩來復函後，林利和孫維世到東北，抵達長春後，伍修權表示接到哈爾濱東北軍區對外聯絡部部長李立三署名的電報稱，「孫維世同志，請你為了黨的利益，不要來哈」等語，孫維世不得不放棄去哈爾濱。林利獨自來到哈爾濱後，見到李立三夫人李莎，李莎將電報之事告訴李立三。李立三完全不知道有該電報，經過向林彪詢問，才知道電報是林彪夫人葉群在李立三不在哈爾濱時擅自發的。
很快，孫維世投入陝西、山西三交縣土改運動。1948年9月，孫維世來到石家莊正定縣的華北大學三部（即文藝學院）任編譯組研究員（編譯組組長由華北大學三部主任沙可夫兼任）。不久，調到華北大學文工一團工作。
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正在進行太原戰役，為配合宣傳黨的政策，華北大學文工一團奉命到太原前線的榆次縣南河流村，開展群眾創作，並排練新節目準備進太原城。孫維世選中了李鍵慶、李翎編劇，張魯作曲的小秧歌劇《一場虛驚》，親任導演，劇中只有兩個人物，孫維世的導演構思新穎，她還增加了序幕與尾聲，11月中旬《一場虛驚》彩排，大獲成功，受到榆次縣老鄉喜愛。
1948年12月5日，平津戰役開始，華北大學文工一團奉命北上，準備對解放北平進行宣傳。他們從涿縣坐火車來到良鄉，良鄉解放才十多天，群眾尚不了解中共，他們演出《一場虛驚》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軍及當地老鄉，很受歡迎，還受到葉劍英、錢俊瑞等領導表揚。到長辛店演出時，受到鐵路工人歡迎，多年後還有曾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長辛店老工人說：「我們認識解放軍是從看《一場虛驚》開始的。」
1949年2月2日華北大學文工一團進入北平後，《一場虛驚》受到北平市民及文藝界人士歡迎。在西單長安大戲院匯報演出結束後，孫維世帶領演職員到休息室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1956年，在中央戲劇學院任教的蘇聯專家庫里涅夫看了《一場虛驚》後說：「請把劇本和曲譜抄給我，待我回莫斯科後，要為瓦赫坦戈夫劇院排演這齣戲。」

北京生活

1949年7月，孫維世作為文藝界青年代表入選中國代表團，到匈牙利參加第二屆世界青年聯歡節。在東歐期間，孫維世曾經隨「世界青聯」組織到東歐各國參觀，世界青年聯歡節歷時半年結束。回國途中，孫維世接到張聞天要她到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報到的電報。到莫斯科後，大使館要她和師哲等人一起為1949年12月毛澤東、周恩來同史達林舉行的中蘇領導人會談擔任翻譯及文秘工作。孫維世任中國代表團的翻譯組組長，陪同毛澤東出席會談。
因為這段莫斯科經歷，江青後來曾經多次追問孫維世，要求孫維世說一說和毛澤東出國期間的事情。對於江青的這種無端嫉妒猜疑，孫維世不願多加理會。金山在回憶文章《莫將血恨付秋風》中說，例如早在1950年10月14日，即金山和孫維世結婚當天，江青找到孫維世問道：「你為什麼不上我那去？」孫維世問：「什麼事？」江青說：「還不就是講講你和主席出國的事情嗎？」金山解釋稱，孫維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講她同毛澤東出國的事情是因為事關黨和國家機密。
1950年1月回國後，孫維世繼續投身話劇事業，翻譯、表演、導演了許多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話劇劇目，並協助廖承志創建直屬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領導的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總導演、藝術委員會主任、副院長。她還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中國劇協理事，多次出國。1950年8月8日，周恩來、鄧穎超結婚25周年紀念日，孫維世為他們舉行了一個簡樸的紀念儀式，周恩來、鄧穎超非常高興。
1950年初春，孫維世在執導自己翻譯的蘇聯話劇《保爾·柯察金》時，選中了金山及其妻子張瑞芳出演男女主角。在排演該戲期間，張瑞芳發覺29歲的孫維世已愛上自己39歲的丈夫金山。周恩來得知後，將孫維世叫到西花廳，嚴厲批評了孫維世。但孫維世無法自拔。1950年9月，孫維世導演的《保爾·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轟動。《保爾·柯察金》演完後，張瑞芳向金山提出離婚，並且向組織提出調離北京去上海。1950年10月14日，孫維世和金山在北京市青年宮舉行婚禮。周恩來沒有出席，鄧穎超出席並且帶來了周恩來送的禮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孫維世和金山蜜月過後不久，金山奉命率領一個創作組到韓戰戰場體驗生活，為創作電影《患難與共》收集素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相金日成親自接待金山一行，並派自己的女秘書陪同金山擔任嚮導兼翻譯。經過一段時間相處，金山和這位女秘書公然同居。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得知後，認為此事在國內外影響太壞，發電報請示中央。周恩來回電彭德懷，要求將金山押回國內處理。隨後有關領導找孫維世談話，希望她與「壞分子」金山劃清界限。金山被押回北京後，受到批判。但孫維世決定不和金山離婚，希望金山「重新站起來」。此後，金山下放工廠勞動。一段時間後，金山又獲准恢復從事話劇和電影表演。
1952年，孫維世導演果戈理名劇《欽差大臣》。1954年，孫維世導演契訶夫名劇《萬尼亞舅舅》。兩劇均獲得成功。金山在話劇《萬尼亞舅舅》中成功飾演萬尼亞。孫維世還參與創建了中國兒童藝術劇院，並翻譯和導演了蘇聯童話劇《小白兔》，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兒童戲劇的開拓者之一。1953年，在蘇聯專家開辦的中央戲劇學院導演訓練班上，孫維世擔任班主任。1956年9月，在孫維世提議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組建了中央實驗話劇院，歐陽予倩任院長，孫維世任副院長兼總導演。孫維世為中央實驗話劇院導演了建院劇目《同甘共苦》以及隨後的許多劇目。
蘇聯作家柯切托夫的長篇小說《葉爾紹夫兄弟》、《區委書記》在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影響很大，中共中央所有部委領導及各省委書記、省領導等幾乎都讀過。為反修防修，孫維世率中央實驗話劇院將《葉爾紹夫兄弟》改編成話劇。經過不到一年排練，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內部公演。該劇反映1953年史達林去世、蘇共二十大後，蘇聯各階層、各族人民特別是莫斯科人民的思想狀況。該劇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連演三個月。黨和國家領導人除毛澤東和林彪外，全部觀看，周恩來看了兩次，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等還上舞台接見了孫維世及全體演員。朱德因為年齡較大，分兩次看完全劇。
後來，孫維世根據周恩來的批示，前往大慶油田，訪問「鐵人」王進喜，並拜工人為師，以大慶生活為題材創作了話劇《初升的太陽》。

文革慘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初期，孫維世被當作「反動藝術權威」受到批判，每天刷碗、刷盤子、洗廁所。但是因為她的家庭背景，所以暫時沒被抓起來。1966年冬天的一個晚上，孫維世來到任均家，告訴任均自己成了「反動藝術權威」，每天都在刷碗、刷盤子、洗廁所，還對任均說：「六姨呀，江青怎麼能出來參政了呢？她出來對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兒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討厭她。她非要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兒太多了！」孫維世和任均聊了當時的文革形勢，以及江青的一些往事。
1967年9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時，兩人都說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孫泱（孫維世之兄）是壞人，是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國民黨特務。不久，1967年10月6日，孫泱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孫泱死後，孫維世受到軟禁。一天黃昏，孫維世偷偷來到任均家，告訴任均自己已被軟禁，每天有人監視，她是秘密溜出來的。孫維世將孫泱的死訊告訴任均，並且說：「他們說哥哥是自殺，我不信，得搞清楚這件事。」孫維世還讓任均趕緊燒掉1930年代在上海學習班時江青送的照片，以免惹來禍端。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將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入監獄。並借搜查金山「罪證」的名義，對孫維世抄家，抄走大批孫維世與中共高層往來的信件、照片、資料。將當年毛澤東、周恩來、鄧穎超、江青寫給孫維世的信統統撕毀焚燒。金山被抓走後，一個冬夜，孫維世又偷偷來到任均家，當時孫維世的頭髮已經被全部剃光。孫維世將金山被抓走的消息告訴任均，任均擔心江青也對孫維世下手，但孫維世自認沒有任何把柄在江青手裡。孫維世對任均說：「他們讓我說總理的情況，想從我這兒搞總理。總理（的事兒）我有什麼可說的？我能說什麼？我又不會胡編亂咬！我看不出總理有問題！」但孫維世和任均那時對形勢判斷有誤，認為搞總理周恩來的問題意在清洗毛澤東身邊的人。孫維世對任均說：「搞總理，就是想把主席身邊的人都打倒，她們好為所欲為！」任均答：「她們是想『清君側』。」
孫維世得知哥哥孫泱的死訊，以及金山被抓走後，曾經發出五封申訴信，分別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江青。江青截獲了孫維世致周恩來以及致毛澤東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來，指責周恩來縱容乾女兒反對文化大革命，當時江青為此還打了周恩來的耳光。
據林彪之女林立衡回憶，1967年江青對葉群說：「孫維世是蘇修特務。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這個人。你有什麼仇人我也替你去抓。」1997年孫新世在北京家中講述，在姐姐孫維世被捕前，她們兩姐妹一直相約每隔一周的周三晚間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見面。孫維世曾明確對孫新世說：「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如果死了，你都不要相信是自殺，那一定是被人害死的。因為人一死，問題就不清楚了。」1968年春節前，兩姐妹最後一次見面。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服毒自殺身亡，終年68歲。次日，李立三的夫人李莎被逮捕。他們的案子是「李立三、李莎反革命集團」。1968年3月1日夜，孫維世在家被逮捕。逮捕孫維世的不是公安機關，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部隊的現役軍人，他們是依照葉群的指示將孫維世抓走，葉群則是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林利與孫維世同日被捕，她們都被作為「蘇修特務的同案犯」，即所謂「李立三、李莎反革命集團成員」。隨後二人都被關進北京市公安局下屬的功德林監獄，後又被移送到半步橋街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孫維世沒有被關進秦城監獄，又沒有被送到軍隊「看管」，而是被關進北京市公安局系統的看守所，也是為避免周恩來得知關押地點展開營救。在看守所，孫維世的名字被改為「孫偽士」，並定為「關死對象」。
批捕孫維世時，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孫維世是蘇修特務的文件，送到周恩來處。周恩來簽字批捕了孫維世，周恩來同時期簽字批捕的還有自己的弟弟周恩壽、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孫維世死後，鄧穎超曾經對孫維世的妹妹孫新世談及此事說：「當時想，放在裡面也許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們（指江青她們）說是特務，抓了起來，你們得給個交待。」誰都沒想到孫維世直接被害死了。
1968年3月18日，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與造反派開會商決中共中央東北局的問題。江青為干擾周恩來工作，提出要參加。江青一進會場就當著周恩來和眾人的面罵道：「成元功是總理的一條狗，孫維世是總理身邊的一條狼！」
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死於半步橋街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五角樓，終年48歲。死後雙手仍然被反銬在背後，頭顱上面插著一根釘子，手銬腳鐐都沒有除下。
1968年10月17日，周恩來得知孫維世的死訊後，揮筆批示：「（孫維世）自殺或滅口，值得調查。應當進行解剖化驗，以證實死因。」但是，江青等人將死後的孫維世定為「現行反革命」，迅速將屍體火化，不留骨灰。
孫維世死亡五年後，家屬才得到孫維世死亡的正式通知。沒有任何家屬見過孫維世的遺體。孫新世後來向北京市公安局索要姐姐孫維世的骨灰時，得到的答覆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文革後期，鄧小平復出，有了為孫維世平反的希望。任均及其丈夫王一達，還有孫新世、金山，四個人一起到一個地方看「中央文革專案組」認定孫維世是「現行反革命」的結論。結論只有幾行字，孫維世的「罪行」只有一條，就是「在50年代曾給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過青年藝術劇院的戲票」。當年孫維世和李莎、林利在蘇聯相識並成為好友，一道從蘇聯回國。1950年代，林利曾住在李立三家，孫維世只要有戲票，就送給林利和李莎。後來，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找不出孫維世的問題，就以這件小事給孫維世作出了「現行反革命」的結論。這份材料不讓抄寫，他們四個人就每人背幾句，將給孫維世的結論背下。此後，他們以該結論為根據，由孫新世以妹妹的名義上書毛澤東，要求給孫維世平反。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1975年10月14日，對《人民來信摘要》反映的孫新世認為沒有查出孫維世參與特務活動的證據，要求開追悼會給予徹底平反一事作出批示：「此事請吳慶彤同志查明處理，如孫無問題，可以將骨灰放到八寶山，不必搞正式追悼會，有親友參加即可。」但是事情還沒有辦，鄧小平就被毛澤東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整下台。文革結束後，1977年6月，孫維世正式獲得平反。1977年6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藝術局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孫維世舉行遺像安放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