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埃德加·胡佛

早年生活

胡佛於1895年新年生於華盛頓特區的一個家庭中，其母為安娜·瑪麗·斯凱特琳（Anna Marie Scheitlin），是瑞士僱傭軍的後裔，其父為老迪肯森·奈勒·胡佛（Dickerson Naylor Hoover, Sr.），成長於華盛頓特區東市集，有英國和德國血統。胡佛在大學時曾在國會圖書館工作，並加入了卡巴奧發兄弟會。1917年，胡佛從喬治華盛頓大學獲得法學學位畢業。在攻讀學位期間，他逐漸對紐約市郵政督察安東尼·康姆士托的事業產生興趣。康姆士托曾長期致力打擊欺詐和不道德行為（還有色情和節育）。胡佛早期被認為效法康姆士托，在打擊犯罪時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並且偶爾為此違反程序。

聯邦調查局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胡佛在司法部找到了工作。他很快就被提升為敵國公民登記部門（Enemy Aliens Registration Section）的負責人。1919年，他成為司法部新成立的總情報部門主管。1921年，他成為調查局的副局長，1924年，司法部長任命他為代理局長。總統哈定去世，上任調查局長威廉·J·伯恩斯捲入茶壺頂醜聞（或稱蒂波特山油田醜聞）。
1924年5月10日，柯立芝總統任命胡佛為調查局的第六任局長，此時的調查局有650名雇員，其中包括441名特別專員。1935年，調查局（BOI）改制為聯邦調查局（FBI），胡佛繼續擔任聯邦調查局第一任局長，直到1972年逝世。總計胡佛一生擔任調查局最高官員，長達47年又358天，成了任職最久的調查局局長。
作為一個領導，胡佛以其反覆無常的性格聞名；他頻頻解僱那些在他看來「像個白痴的卡車司機」或者是「榆木腦袋」的人。他還常常將觸怒自己的調查員派去執行瑣碎的任務，讓他們永無出頭之日，抑或是調換他們到新的單位，這些單位往往宣告調查員們職業生涯已盡。梅爾文·珀維斯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憑藉30年代抓捕和粉碎幫派勢力的行動成為局內能力最強的調查員，並為公眾所熟知，但對此頗為妒忌的胡佛隨即以職務調遣為名把他趕出了聯邦調查局。

與犯罪團伙的交手

三十年代初，中西部地區頻發的銀行搶劫案困擾著當地執法部門。這些搶劫案是多個犯罪團伙所為，憑藉著火力優勢和撤離迅速，他們屢次逃脫了法律的制裁。而更令有關部門懊惱和尷尬的是，由於那時的銀行經常因債務問題將農民搞得家破人亡，因此搶劫銀行被大眾認為是正義之舉。這種觀念發展到極致時，公眾甚至奉這樣的亡命之徒為平民英雄，他們時常見諸報紙頭版，得到廣泛關注。其中最突出的是約翰·迪林傑，他因多次成功的搶劫銀行、越獄和逃脫警察追捕行為而出名。政府官員懇求華盛頓能夠協助他們制止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事實上，當時的搶匪們經常駕駛偷來的汽車跨越州界，這種行為屬於聯邦犯罪行為，聯邦調查局也因而獲得了追捕他們的授權。不過，事情並未按預想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在與迪林傑團伙的交鋒中，聯邦調查局方面屢屢失誤。
在一次清剿行動中，聯邦調查局突襲了藏身於威斯康星州曼恩尼塔沃什水畔「小波希米亞農舍」旅館中的迪林傑團伙。可是結果非但沒能抓捕到犯罪團伙成員，反而致使一名調查員和一名無辜平民死亡（被調查員誤殺），另有兩位卡車司機受傷。胡佛意識到自己必須果斷行動，於是出動全部力量去逮捕罪犯。胡佛特別將逮捕重點放在迪林傑上，因為他認為迪林傑無法無天的行為是對他和他的部門進行的直接羞辱。在1934年7月底，芝加哥分部的行動負責人梅爾文·珀維斯得到了迪林傑行蹤的線報，並成功在傳奇劇院門口將其擊斃。
約翰·迪林傑、埃爾文·卡皮斯和「機槍手」凱利等不法分子及銀行搶匪相繼被調查局逮捕或射殺，這些行動之後廣為流傳，推動調查局權責範圍的擴大並促使其在1935年更名為「聯邦調查局」。1939年，聯邦調查局在國內情報領域獨占鰲頭。胡佛進行了一些改革，例如擴充及合併鑑識部的指紋檔案，建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指紋庫。
胡佛在擴大聯邦調查局的人員招募方面也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他還於1932年協助創建了聯邦調查局實驗室，用來檢驗探員找到的現場證據。

對於顛覆者和激進人士的調查

胡佛對政治顛覆者頗為擔憂，在他的領導下，聯邦調查局秘密調查疑似顛覆者和激進人士達數萬人。胡佛經常會誇大這些所謂「顛覆者」的威脅，還曾多次不惜越權以消除這些威脅。
聯邦調查局的確在針對顛覆者和間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奎瑞案（Ex parte Quirin）卻是一個失敗的例子。1942年，德國潛艇U-boat運載兩個納粹特工小組共八人分別在佛羅里達州和長島秘密登陸，意圖在美國國內進行破壞活動。直到其中的一人主動聯繫聯邦調查局並坦白了一切後，這些人才落網。儘管如此，總統杜魯門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個國家有理由為我們的安全機構感到驕傲，並對它們充滿信心。他們使得我們可以在二戰中近乎免於暴亂和間諜的干擾。」
胡佛對於顛覆行為的擔心還有另一個例子，這就是薇諾娜計劃。聯邦調查局繼承了戰前和英國的一個合作項目，對蘇聯間諜在英國和美國的活動進行監聽。胡佛截獲了這份美國最高秘密情報，將它放在自己辦公室的保險箱裡，卻沒有告訴當時的總統杜魯門、總檢察長道格拉斯·麥克格雷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和馬歇爾中的任何一人。直到1952年，他才告知中央情報局有關薇諾娜計劃的信息。
根據2007年解密的文件顯示，胡佛曾開列了一份包含12000位對國家不忠的嫌疑人名單。為了制止這些不忠行為，胡佛凍結了他們的人身保護令。胡佛在韓戰爆發時向杜魯門提交了他的計劃，但沒有證據顯示杜魯門有意願批准。

反諜計劃

1956年，胡佛因美國最高法院限制司法部起訴政見不同者，尤其是共產主義者的判決感到愈發沮喪。也正是此時，他打著「反諜計劃」的幌子，開展起一個骯髒的秘密項目。該項目在1971年被曝光前，始終運作著。這次醜聞使得胡佛領導下的聯邦調查局因此遭到了自成立以來最尖刻的批評。反諜計劃最早被用來瓦解美國共產黨，後來又被用來對付諸如黑豹黨、馬丁·路德·金組建的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CLC），三K黨，新納粹主義者組織美國納粹黨以及其他團體。它的破壞手段包括滲透，盜竊，非法竊聽，偽造文件和散布針對目標組織主要成員的謠言。一些作家認為聯邦調查局在反諜計劃中運用的手段還包括煽動暴力和謀殺。
1975年，反諜計劃受到愛達荷州共和黨參議員弗蘭克·丘奇領導的丘奇委員會調查。最終，該計劃被宣布為非法和違反憲法。
通過收集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物，尤其是政客的不光彩且可能造成傷害的信息，胡佛積累了巨大的實力。據前副總檢察長勞倫斯·賽博曼恩（1974-1975年在任）稱，聯邦調查局局長克勞倫斯·凱利認為這些文件並不存在或者早已被銷毀。1975年1月，在《華盛頓郵報》披露此事後，凱利在他的外間辦公室中找到了這些文件。國會司法委員會要求賽博曼恩就此作證。一項由大衛·加羅主持，針對胡佛的文件的廣泛調查表明，胡佛、繼任者威廉·沙利文以及整個聯邦調查局都應對此負責。
1956年，即胡佛將馬丁·路德·金作為目標數年前，他和一位來自密西西比州芒德拜龍的民權領導人T.R.M.霍華德曾公開交鋒過。在一次全國巡迴演講中，霍華德曾批評聯邦調查局在對喬治·W·李（George W. Lee），蘭默·史密斯（Lamar Smith）和艾莫特·泰爾（Emmett Till）的種族謀殺偵查上存在失職。胡佛不僅給媒體寫了一封公開信，稱這些說法都是「不負責任的」，還暗中取得了全美有色人種促進協會（NAACP）的律師瑟古德·馬歇爾的協助，損毀霍華德的名譽。

對黑手黨和民權組織的回應

五十年代，知名記者傑克·安德森曝光了黑手黨有組織犯罪網絡的龐大勢力範圍後，有關胡佛不願意集中聯邦調查局資源對付黑手黨，甚至刻意淡化其威脅的相關證據被媒體和批評者拿來攻擊他。胡佛為此採取報復行動，對安德森展開騷擾並且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他針對那些和顛覆分子保持聯繫的民權組織成員所採取的行動還導致了意圖名譽誹謗的指控。女演員簡·瑟伯格（Jean Seberg）和馬丁·路德·金就是很好的例證。傑庫琳甘迺迪回憶說胡佛曾告知總統金要開一個性派對，還曾告訴勞勃甘迺迪，金在甘迺迪總統葬禮時發表不敬之詞。
胡佛親自指揮聯邦調查局對甘迺迪遇刺案進行調查。眾議院調查暗殺專門委員會於1979年公布了一份調查報告，批評了聯邦調查局、沃倫報告以及其他部門的表現。該調查報告同時還批評了聯邦調查局不願意徹查遇刺案相關陰謀可能性的做法。

晚年生活和死亡

總統杜魯門、約翰·甘迺迪和林登·詹森均考慮過要將胡佛撤職，可是都因為覺得此舉的政治成本或許會難以承擔而作罷。胡佛在國會中一直都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1972年，胡佛因高血壓逝世，聯邦調查局的指揮權轉到副局長克萊德·托爾森手中。不久之後，理察·尼克森總統任命劉易斯·派屈克·格雷，一位沒有聯邦調查局工作背景的司法部官員擔任執行局長，而馬克·費爾特留任副局長。擔任聯邦調查局的要職被認為是最終導致費爾特成為「水門事件」秘密線人的原因。

對後來的影響

胡佛曾擔任華納兄弟公司1959年電影《調查局故事》（The FBI Story）和1965年一部長期播映的衍生電視連續劇《聯邦調查局》（The F.B.I.）的顧問，以此確保華納兄弟公司的影片中對於聯邦調查局的描寫比同時期的其他犯罪類戲劇更加正面。
1979年，由參議員理察·史威克負責的國會暗殺調查專門委員會（HSCA）重啟對甘迺迪總統暗殺事件的調查。該委員會認為胡佛領導的聯邦調查局「在調查總統被陰謀暗殺的可能性方面存在失職」。委員會更進一步認為聯邦調查局「缺乏同其他部門信息共享的機制」。
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聯邦調查局總部（J.埃德加·胡佛大樓）是以胡佛的名字命名的。由於胡佛本身頗具爭議性，所以常常會有提議改名的聲音出現。2001年，參議員哈瑞·瑞德曾聯署要求去掉大樓上胡佛的名字。他宣稱：「聯邦調查局大樓上胡佛的名字是一個污點」。但該提議並未被參議院採納。

疑似有黑人家庭背景

黑人作家米莉·麥克吉（Millie McGhee）在她2000年出版的書《揭秘》（Secrets Uncovered）中宣稱和胡佛有親屬關係。
根據麥克吉口口相傳的家族史，他們這個來自密西西比州的家族中的一支也姓胡佛，和華盛頓特區的胡佛家族有聯繫。胡佛的父親並不是檔案上所說的迪肯森·奈勒·胡佛，而是來自密西西比的愛佛瑞·胡佛。系譜學家喬治·奧特（George Ott）深入調查了這些說法，並找到了一些支持上述說法的證據，同時還發現官方檔案中關於胡佛出生的那個華盛頓家庭，有著極不尋常的爭論，但並沒有找到任何決定性的證據。值得注意的一點是，胡佛的出生證明是在1938年，即迪肯森·奈勒·胡佛43歲時才出生的。

逸聞

在著作《無處左轉》中，前調查員約瑟夫·L·史考特將胡佛描述成一個嚴厲且偏執的老人，他令所有人感到恐懼。例如，史考特稱，胡佛喜歡在備忘錄的頁邊空白處批註，當備忘錄的頁邊太窄時，他批註道：「注意邊界（Watch the borders）！」沒有人敢去問他這樣寫是什麼意思，而是派人去詢問邊界巡邏隊在美加和美墨邊界是否有異動。直到一周後，總部的一個職員才明白這句話是指備忘錄的紙邊太窄。史考特還說，那一段時期錯誤增加的邊境活動最終導致了美國共產黨領導人加斯·豪爾被捕。

和共濟會的聯繫

胡佛是一個「投入的」共濟會成員，被共濟會南部分會授予33級會員（共濟會的組織結構中，33級為最高級別）。「他於1920年11月9日，26歲生日前兩個月被提拔為『導師』（Master Mason，共濟會中的第3級）。在他52年的會員生涯中，他獲得了不計其數的獎章和榮譽。」最終在1955年，他被提升為第33級會員，並於次年被授予共濟會的最高認可——大榮譽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