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香港七一遊行

背景

2002年中，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表示中央政府希望香港儘快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第23條立法。2002年9月24日，香港政府頒布了《實施基本法第23條諮詢文件》，除了把現時法律已經涵蓋但過時的法例進行修訂外，還就原來《香港法例》沒有的分裂國家行爲與顛覆國家罪提案作出諮詢。有人認爲此舉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政長官）董建華積極回應錢其琛的講話。
《基本法》第23條，即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根據諮詢文件，有關法例的修訂會把現時分散於《香港法例》內多項相關的條文抽出集中，並重新寫成一條《國家安全法》；根據《基本法》所規定，對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爲、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五項罪行作出明確及清晰的立法。
香港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23條中關於叛國、顛覆及分裂國土等罪行展開諮詢。市民對諮詢文件反應熱烈，對立法作出多項建議。香港各政黨及專業團體亦就條文的立法過程提出建議。《基本法》一方面規定特區政府須自行立法禁止這些行為，但同時也清楚訂明任何人在香港都享有人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和遊行自由；但是當時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卻在一個午餐會上指，「23條就像有把刀架在你頭上」，令很多人憂慮這項法例可能會影響港人本來擁有的人權和自由。除部分親北京人士和社團支持立法，大部分香港市民感到無助和憂慮。就此，香港民意到達前所未有的分化。另外，公眾對草擬中的法例將可能引進內地法例中有關「國家安全」的概念而感到非常不安。通過這個概念，政府可以隨時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取締任何民間組織。
同年12月15日，由多個反對立法的民間團體組成的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在香港舉行第一次反對23條立法遊行，原本預計有五千多人參加，但遊行最終共有六萬人參加，為1989年全球華人大遊行後香港最多人參與的遊行。
隨後，政府提前在2003年7月9日將《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又稱「基本法23條」）草案提交至立法會通過。民間人權陣線認為新法案會損害香港的民主自由，遂舉辦遊行，號召市民在7月1日回歸紀念日上街反對立法。
事後分析認為，多項因素促成了出乎意料的遊行人數。其中，市民對行政長官董建華及其帶領的特區政府施政（特別是董建華連任後的2002年7月─2003年7月期間）的不滿亦是主要不少市民走上街上遊行的原因之一；這次遊行將自1997年香港回歸後政府的各種施政失誤、市民對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偏高及其他民生問題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引發出來。此外，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的偷步買車事件、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二十三條立法的推銷過程中那種強硬及不願協商的態度，以及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在SARS爆發時隱暪疫情的責任問題亦被視為導火線。

誘因

香港回歸6年來一直受選舉政府制度不公平、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等問題困擾，市民對政府非常不滿。香港大學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行政長官董建華的評分逐年下降，到2003年6月董建華評分為44.1分（滿分爲100分），對特區政府不信任度逾四成。此後每年7月1日，民間也會動員遊行，反映不滿。遊行表達不滿的人，由萬餘漸漸上升至數萬，例如回歸3週年的時候，就有3萬多人上街遊行。
在議會中，政府由於經常得到親中陣營議員支持，民主派制衡政府的力量非常微弱。政府提出的議案，只要得到親政府陣營的議員同意（而他們的選舉得票不及泛民主派，卻佔立法會大多數）就可以通過，而對政府官員的問責決議往往能被親中陣營議員護航下被否決。於是政府的施政漸漸與民意背道而馳，根據親政府派的理論，只要立法會是支持政府，在行政主導的原則下，香港一定會更好（他們認為香港不好就一定是民主派在唱衰香港引致的），但香港的經濟卻一天比一天差，至2003年到達谷底。加上政府這數年間所採用的施政策略，卻一個接一個地開罪不同界別（例如迫使已經負上很大壓力的語文教師參加基準試及進修（教育界），以立法形式迫公務員減薪（公務員），削減綜援（低下階層）等），引來敵視或不滿政府的人數愈來愈多。
學者普遍相信，在政府民望及信任度持續偏低下，政府仍然因為當時立法會親中議席佔多數而可以順利通過條文於是漠視民意「硬推」23條立法、梁錦松偷步買車事件，加上2003年初的SARS，均為促成是次七一遊行多人上街的催化劑：

偷步買車事件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於2003年3月發表大幅增加各種稅項的財政預算案，並指市民「有咁耐風流，有咁耐折墮（風流多久便墮落多久）」，事後雖然道歉，但市民普遍不滿。及後被揭發其在大幅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前購入房車，被質疑避稅。梁錦松道歉，並願意捐出加稅前後買車的差額。此間董建華處處維護，他雖然在3月15日對梁錦松作出「批評」，但又指梁錦松有「高尚情操」。5月15日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中，董建華反指就「偷步買車」事件質問他的民主黨議員李柱銘「唱衰了香港6年，謾罵了特區政府6年，否定了一國兩制6年」，並要他們「與時並進」，否則「時代會拋棄他們」。

SARS風暴

2003年年初，SARS在港爆發，人命及經濟損失重大。由於2002年底，在謠傳廣東省爆發一種「致命病毒」，引致大規模死亡，所以市民在傳出SARS在港爆發就已人心惶惶。
市民不滿政府在疫症爆發時反應遲緩，且處於被動狀態，罔顧市民安危。例如在3月20日，醫管局行政總裁何兆煒通知衛生署指疫情已經在社區蔓延，但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仍一再強調「沒有社區蔓延跡象」，並堅持學校不必停課。
及至3月26日，淘大花園一天內出現15宗懷疑感染個案，第二天有22人證實受感染。感染人數直線上升，學校開始自行停課，政府才被迫宣布全港學校停課。後來亦有報道指在政府公布停課前，行政長官董建華的孫女已經自行停課，董建華對此一報道不置可否。此外，楊永強曾在立法會稱，「不要讓世界其他地方以為香港發生非典型爆發，這對香港是不利的」，指示記者應「發放準確的信息」，否認SARS在社區蔓延，被質疑隱瞞疫情。醫護人員不滿政府在疫症爆發期間未對前線醫護人員提供足夠保護。
但事實上，由於當時政府及衛生當局（包括楊永強及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措取的措施非常緩慢，引致患者把肺炎帶到淘大花園引致社區爆發。在4月，報告指出由於患者的排泄物染有非典型肺炎病毒，病毒在乾涸的排水管留下，然後被抽氣扇抽出而傳播。
其後董建華在立法會會議上被問及何以未有處罰或撤換主事官員，矛頭直指楊永強。董建華回應第一句是「咁膚淺嘅（這麼膚淺）」。市民要求徹查責任，董建華成立的「沙士」專家委員會，卻委任由楊永強領導調查，被質疑「自己調查自己」。

動員

這次遊行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然而，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指出，在七一遊行中，民主派的動員能力並不明顯，只是香港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達到頂峰，市民在「一呼百應」的情況下自發性出來遊行。另外，遊行前的一個月，部分傳媒幾乎每天都在呼籲市民參加遊行，當中以壹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及商業電台兩個烽煙節目：鄭經翰和林旭華主持的《風波裡的茶杯》及黃毓民主持的《政事有心人》尤甚，有「一報一刊兩支咪」之稱。當中《蘋果日報》和《壹週刊》連續多日／多期附送各式遊行海報和貼紙。一般相信「一報一刊兩支咪」對遊行人數有一定影響。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曾於6月推測會有三數萬人參加遊行，而民間人權陣線則估計會有約10萬人參加。

遊行安排及情況

遊行隊伍會先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以下簡稱維園）足球場集合，下午3時出發；主辦者呼籲參與遊行的市民穿著黑色衣服，以宣示反對立法的立場。在此之前，親北京的工聯會已租用了維園共8個硬地足球場的其中6個，舉辦慶祝香港回歸6週年紀念嘉年華會。事後工聯會聲稱有大約5萬人參加嘉年華會，不過根據報章報道，參加人數不夠5000人。而一些專業團體，包括法律界、醫護界及文化界、大專界人士則會在維園對面的中央圖書館集合，再起步到維園。
2003年7月1日香港回歸6週年當日，訪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遊行開始前離港。在2時左右，地鐵的荃灣綫及港島綫已擠滿黑衣市民，站內閘機由於無法應付眾多人流，站內外水洩不通，地鐵公司需在多人出閘的車站另開通道放行市民，一段時間不需市民以八達通或車票出閘，過後憑紀錄補票。2時30分時，銅鑼灣一帶已經人山人海，未到3時遊行人士已擠滿集合點維園中央草地，大批市民只能在外圍站立。由於車站人數太多，地鐵列車於2時50分不再停銅鑼灣站及天后站，中環站亦實行人潮管制。電話網絡在這期間亦出現間歇性擠塞。
天文台紀錄顯示當日平均氣溫超過攝氏33度，天文台發出了酷熱天氣警告。由於過分擁擠及天氣炎熱，有遊行人士不適，需送院治理。
3時，民間人權陣線在大會宣讀宣言後，遊行隊伍開始起步，由維園足球場出發，經怡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皇后大道中，最後抵達位於炮台里的中區政府合署。很多參加者均穿著黑色衣服，帶同標語、貼紙，高叫反對23條口號及其他不同訴求，如要求董建華下台、官員梁錦松、葉劉淑儀辭職、加快民主步伐等，也有人高喊「打倒民建聯」。亦有遊行人士不滿特區政府處理SARS的手法，導致近300人染病死亡的悲劇，要求追究責任。
由於警方明言遊行人數是從維園正門出發作準計算，有市民為免自己不被計算在內，所以靜候維園市民出發，再進入維園，結果灣仔、銅鑼灣市面有兩條向相反方向遊行的長龍，擠在維多利亞公園周邊道路，一直東延至炮台山站附近。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行程，「七一大遊行」的龍頭於4時多抵達政府總部，當時仍有大批市民等候進入維園出發。起初警方只封閉遊行路線的金鐘道及軒尼詩道向西行車線，但由於人數太多，結果金鐘道及軒尼詩道來回行車線需全部封閉，北角糖水道至灣仔軍器廠街的東西行電車服務暫停，香港仔隧道往銅鑼灣方向亦間歇性封閉。
在遊行路線上，有因遊行而無法前進的巴士、電車上的乘客將「不要董建華」及「向董建華擲蛋糕」海報貼在窗前，天橋上的市民及一些商舖亦有展示反對廿三條的海報。遊行人士路經親北京的《大公報》總部時，向著報社喝倒采，不少人將「不要董建華」和「向董建華擲蛋糕」海報貼在報社門外。有仍在營業的商舖向遊行市民提供食水。而電視台派出直升機拍攝遊行情況，隊伍不少人在直升機於上空盤旋時均發出歡呼聲。
龍尾到了晚上接近10時才抵達政府總部。由於人數太多，大部分的遊行人士改於中環雪廠街附近作終點，並無步行到政府總部。主辦團體估計遊行人數超過50萬，而警方則公布當日截至下午6時，由起點到終點之間共有35萬人。此數目並未包括之前已抵達政府總部並已散去及中途加入的市民，事後警方承認低估遊行人數，但指已做到最好，著主辦單位檢討。2010年司徒華回憶錄《大江東去》指出香港政府用直昇機點算遊行人數的數字為675,000人。民間人權陣線則指，早已要求警方在維園多開放一條通道，但旁邊舉辦慶祝回歸活動的工聯會拒絕。工聯會副理事長梁富華回應是不希望出現不愉快場面所以拒絕對方要求。
在遊行後期有主辦單位民陣把當日終點改為雪廠街，有些人覺得應該有權遊行至政總，在馬路和警方僵持，最後警方動用武力把遊行人士推至人行道，最後拘捕了一名遊行人士。

參加遊行原因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遊行當日進行的調查顯示，有91.9%的遊行人士指遊行是因為政府的總體表現使人失望；91.5%表示遊行是因為政府的總體表現使人忍無可忍；89.8%表示遊行是因為反對23條立法。另外，83.5%受訪遊行人士認為香港人應該用「人民力量」的方式促使董建華下台，82.6%表示董建華應該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