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种族主义

自殖民統治以及奴隸時代開始，種族主義和民族偏見就成了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個主要問題。法律曾一度默許了種族主義的合法性，並給予白人受法律保護的優待和權利，而這些權利不為美國原住民、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以及拉丁裔美國人所享有。從17世紀開始一直到19世紀60年代，歐裔美國人（尤其是英裔美國人）享有法律所賦予的特權，這些特權了包括受教育權、移民權、選舉權、公民權、土地徵用權以及刑事訴訟權。這一時期，許多從歐洲移民而來的非新教徒──尤其像是猶太人、愛爾蘭人、波蘭人以及義大利人──在美國社會中都遇到了排外主義以及其他一些種族歧視形式，而歧視他們的人並不完全是白人。
以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為導向制度架構主要包括奴隸制，與印第安人的戰爭，美國原住民保留地，對原住民的隔離，專門的寄宿學校，以及集中營。對種族歧視的正式廢除發生在20世紀中葉，但這不能為社會所接受，這一行為也被視為有悖道德。但種族政治現象仍然顯著。社會經濟不平等中依舊保有種族主義，並且採取了一種更加現代、更加委婉的表達方式，這種方式成了一種最為普遍的種族主義符號。種族分層還是繼續存在於就業、居住、教育、貸款和政府治理中。
美國人權網涵蓋了眾多美國公民權和人權組織，它曾報導說：「在美國，歧視滲透於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並延伸到了所有有色族群中。」雖然在過去幾十年中，一般美國民眾所持觀點本質上已經有所轉變，但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等組織的調查發現，許多美國人承認還是有歧視性觀念；例如，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2007年的一篇文章說大約十分之一的人承認對西班牙裔美國人有種族偏見，而四分之一的人承認對阿拉伯裔美國人有種族偏見。

大西洋奴隸貿易

雖然奴隸制的存在可能是後來非裔黑人這一概念出現的原因，但是對非洲人的奴役深深紮根於經濟基礎中。在整個亞特蘭大貿易體系時代建構了國家政策的歐洲精英群體中一直流行著一種稱之為重商主義的意識形態，他們認為政策制定應該以軍事強大、經濟富足為旨歸。他們將殖民地視作礦物資源和原材料獲取地以及商品出口地，而在殖民地所獲得的財富只能全部歸殖民國所有。由於疾病和暴力，用作勞動力的美國原住民的死亡數量急劇上升。而自願出賣勞動力的歐洲工人價格較高並且會對國內的勞動力和競爭力造成傷害，結果也不能維持使用。與這兩類勞動力不同，非洲人「可用數目龐大，並且使用價格能使美國的種植園農業有利可圖。」
據說，在美國的黑奴問題上，歐洲的世界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為奴隸制是美國經濟發展的動力。由此，歐洲「集團」的人道行為波及到了美國這塊「次大陸」，但非洲文化和印第安文化是更具當地性的「局內人」文化。儘管沒有哪一種政策有天然的優先性，但是歐洲憑藉其技術優勢，率先確保了他們的政策的優越性，即可以奴役非歐洲人民。隨著這一政策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歐洲人得以制定出一項社會契約，這一契約從道德上允許了黑人奴隸制存在了三個世紀。到了十八世紀，由於這一社會契約的崩潰，奴隸製得以廢除。但是，要消除進入「局內人狀態」的障礙還是很困難的，並且這一進程現在仍在繼續，甚至到今天都沒有結束。 
由於這些受爭議的因素的存在，大西洋奴隸貿易出現了。根據泛大西洋奴隸貿易資料庫的數據顯示，在1626年到1850年期間，大約共有305326名奴隸通過美國船艦被強行運到了美國。並且，內戰前，美國內部每四個家庭中就有一個家庭使用奴隸。1860美國人口調查顯示，在150萬白人家庭中，大約有385000位奴隸主。

為廢除奴隸製做出的努力

19世紀早期湧現出了各種支持黑人運動的組織，從美國一直蔓延到那些黑人可以享受到更多自由的地方；一些地方允許殖民，但有些地方鼓勵移民。19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美國殖民協會（A.C.S)是推動在非洲給予美國黑人更多自由和平等的主要力量，1821年，該協會建立了賴比瑞亞殖民地，並幫助成千上萬的美國黑人奴隸和自由黑人（但有許多法定限制）從美國回到了這裡。這一殖民化努力能實現的原因有很多，這塊殖民地的建立者亨利·克萊曾說道：「由膚色產生的克服不了的歧視使黑人不可能這個國家的白人相提並論，因此，為了尊重黑人，也為了尊重這個國家其他人種，把黑人排除出去的做法是值得做的。」
雖然美國憲法在1808年就已禁止輸入奴隸，並在1820年將奴隸貿易視同海盜罪行，可判死刑，但奴隸制仍繼續存在了半個世紀。1863年1月1日，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發表解放奴隸宣言，宣布解放美利堅聯盟國未受合眾國政府直接控制地區的所有奴隸。雖然林肯個人反對奴隸制，但在轉向解放奴隸之前，他認為憲法是支持奴隸制的，而且也是他簽署了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1961年科溫修正案並沒有得到通過）來確保國會不會廢除或干預聯邦的「國內體制」，包括奴隸制。林肯在他的第一任就職演講中就說他「對奴隸制的明確性和不可終止性沒有異議」。出於對「科溫修正案」的支持，林肯也曾試圖將他的這一想法變為法律條文，但是內戰的爆發卻讓他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權力。對於黑人所擁有的社會權利和政治權利，林肯這樣說道，「我不贊同，也從未贊同讓黑人成為選民或者陪審團成員，也不贊同他們從政和與白人通婚，我和所有人一樣認為白人生來高人一等。」值得注意的是，《解放黑奴宣言》並未適用於所有忠心於，或者說，受合眾國管轄的地區，所以這份文件只解放了合眾國尚未恢復合法權的地區的奴隸。直到1865年12月6日，美國憲法第13修正案宣布批准通過之時，黑人奴隸制才在美利堅合眾國內完全廢止。
1865年，約有4000000黑奴獲得自由，95%的黑人生活在南方，占南方總人口數的3分之一，而在北方，黑人只占到了百分之一。因此南方對最終解放的擔憂要比北方更嚴重。1860的人口普查數字顯示，在所有13歲到43歲的白人男性中，有百分之八都死於內戰，其中，北方占6%，而南方大比例地占到了18%。

重建時期

內戰後，正式宣布廢除奴隸制的美國憲法第13修正案於1865年批准實行。並且，國會通過了1866年的民權法案，這項法案拓寬了所有出生在美國的公民的一系列權力。儘管如此，「黑碼」（指一系列壓迫黑人的制裁法案）仍然阻止著美國黑人獲得其應有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1868年批准通過的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強化了這一結果，1875年的民權法案同樣如此。在決意破壞阻止私人種族歧視的聯邦權力時，1875年的民權法案被廢除了。然而在重建時期最後的修訂案──美國憲法第15修訂案中，給予了美國黑人男性選舉權。通過聯邦做些的這些不懈努力，美國黑人開始抓住解放的機會。美國黑人開始投票，謀取官職，利用公共教育。然而到了19世紀70年代末重建期的結束時期，依靠紅衫軍、白色聯盟這些準軍事力量掌權的暴力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頒布了吉姆·克勞法，以廢除美國黑人的投票權，通過實行不平等的種族隔離政策，他們還制定了一套全面地歧視性政策。

重建期後

新世紀見證了在美國這片土地之上存在著的冷酷的制度化的種族歧視以及對美國黑人的後代的合法歧視。在整個內戰後時期，為鞏固之前存在的社會秩序，種族分層已經被非正式地系統強化了。嚴格從法律意義上說，黑人的投票權仍然存在，然而，投票稅，像美國私刑（通常由自稱3K黨復活的團伙實行，多建立在重建後的南方）這樣普遍性的恐怖活動，以及例如祖父條款這樣的歧視性法律法規都使美國黑人，尤其是南方的美國黑人依舊不具有投票權。不僅如此，這種歧視還延伸到了國家立法中，在對黑人學校和白人學校的「經濟援助分配上顯示出了極大的不公平。」除此之外，有時候縣級官員還會把明確標記要給黑人的資源重新分配給白人學校，從長遠考慮，這種做法破壞了受教育的機會。為反對這種法律意義上的種族主義，出現了抗議和遊說組織，其中最負盛名的就是1909年建立的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這段時期有時也被視作美國種族關係低谷期，因為有關種族主義，種族隔離，種族歧視以及白人至上主義的叫囂都在這一時期增多了。與之相應地，反黑人暴力運動也大大增加了，種族騷亂事件頻發，例如1906年的亞特蘭大種族騷亂事件和1921年的塔爾薩種族騷亂事件。

大遷徙

此外，隨著大遷徙的到來，原本被視為主要是南方諸州的問題的種族主義擴散為一種國家意識。一戰後，紮根於南方諸州的數以萬計的美國黑人重新定居到了北方的工業中心城市，尤以波士頓、芝加哥和紐約（哈萊姆區）等城市最為集中。以芝加哥為例，僅在1910年到1970年間，美國黑人的數量就從2%躍升至32.7%。黑人移民的構成類型以及外部經濟條件是這次大遷徙的主要原因。例如，移民黑人（1910年到1920年間）比留在南方的黑人更可能受過教育。在這次移民中，已知的經濟推動因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勞動力市場出現的分裂，棉籽象鼻蟲對棉花經濟的重創導致了農業的萎靡不振。
人們對待南方移民的態度和業已存在的種族分層保持了一致。黑人的湧入打破這些城市的種族平衡，激化了黑人和北方白人之間的敵意。人們對南方黑人的刻板形象常使他們將例如犯罪和疾病等城市問題的出現歸罪於美國黑人的存在。總的來說，北方的美國黑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都遭遇了一系列歧視對待。在職業發展上，適合黑人的總是地位低下，晉升受限的經濟機會。在房地產市場中，應對黑人湧入的是更為強硬的歧視政策，這導致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暴力，限制性契約，經濟歧視和種族傾向」。
整個這一時期，種族矛盾爆發，最為嚴重的就是在芝加哥。私刑處死──暴民指揮的絞刑，多由種族問題激發──在20世紀20年代也劇烈增加了。

二戰到公民權時期

1876年到1965年期間實行的吉姆克勞法是在南部和美國邊界諸州執行的地方法和國家法。它們授予美國黑人「隔離但平等」的狀態。但事實上，這導致了黑人的待遇和住宿條件總是次於它們給美國白人的。最重要的法律規定，公立學校，公共場所，火車、公交車等公共運輸工具應為白人和黑人提供不同的設施。1954年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宣布國家資助的學校隔離行為違反憲法。門德斯訴威斯敏斯特案是聯邦法院中首批反對學校隔離的個案之一。
針對不斷攀升的歧視和暴力，非暴力抗議行動出現了。例如，1960年2月，在北卡羅納州的格林斯博羅（Greensboro），四個黑人學校的學生到了伍爾沃斯商店，他們坐在櫃檯邊，但沒人願意為他們服務。這幾位同學在學校里了解過非暴力抗議，所以當白人在櫃檯邊折磨他們，把番茄醬倒在他們頭上，還用香菸燙他們時，他們仍只是平靜地坐著。這之後，許多抗議種族主義和不平等的靜坐示威活動相繼發生。靜坐活動席捲了整個南部並蔓延至其他地區。最終，在許多場靜坐示威和遊行、抵制等其他非暴力抗議活動發生後，不少地方開始同意廢除種族隔離。（損壞連結）
16街浸信會教堂爆炸案是公民權力時期的轉折點，它也是當時全國矚目的焦點事件。1965年9月15日是一個星期天，3K黨用一箱藏在室外樓梯間的炸藥炸毀了伯明罕教堂的一邊。炸彈炸到了大約26個在地下會議室做準備的孩子，四名黑人女孩死亡，她們是卡羅爾·羅伯森（Carole Robertson，14歲），辛西婭·衛斯理（Cynthia Wesley，14歲），丹尼斯·奈爾（Denise McNair，11歲），艾迪·梅·柯林斯（Addie Mae Collins，14歲）
這一爆炸發生在馬丁·路德·金向華盛頓進軍之後，它也因此成為對美國黑人認知條件發生轉變的整合面。它影響了1964年公民權力法案和投票權法案的通過，這兩項法案顛覆了現存的吉姆.克勞法。然而，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這兩部法案從未真正執行過。
即使是吉姆·克勞法廢除以後，種族隔離仍然存在。有關房價和人們對融合的態度的數據顯示，在20世紀中葉，種族隔離是白人集體選擇的結果，他們想把黑人從其社區中排除出去。種族隔離也採取了經濟歧視的形式，像是拒絕提供服務或增加服務費，這通常發生在在一些由種族決定的領域，像是銀行業，保險業，求職入口，醫療入口，甚至是面向居民的超市。儘管在美國，非正式的種族歧視和隔離一直存在，但是經濟歧視是隨著1934年國家住房法的頒布而產生的，這部法令新增了聯邦住宅管理局（FHA）。首先反對這一行為的是1968年公平住房法的頒布（這部法律反對那些以種族，宗教，性別，家庭地位，殘疾或種族出身為基準實行的經濟歧視），接著是1977年社區再投資法的頒布，它要求銀行對所有群體實行相同貸款標準。儘管經濟歧視是違法的，但有人認為這種歧視仍然以其他方式繼續存在著。

現在

儘管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中產階級和公共就業都有了極大發展和提升，黑人的貧困和缺乏教育仍然深深紮根於整個去工業化時期。偏見，歧視，制度上的種族主義（見下文）仍然影響著美國黑人。第十六街浸信會教堂爆炸案後雖有所改善，但針對黑人教堂的暴力還在繼續，20世紀90年代南方教堂不斷遭到襲擊。2015年，查爾斯頓發生了2015年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槍擊案。
1981年到1997年，美國農業部對成千上萬的美國黑人農民實行了不公平對待，拒絕向他們提供在相同情況下可以提供給白人的貸款。這一歧視是皮克福德訴克里案的主題，這一訴訟案由美國全國黑人農民協會的成員上訴，結果達成了兩份解決協議，分別是1999年價值12.5億的解決協議和2009年價值11.5億的解決協議。
有種色彩盲區或者一種看法，即認為「植根於種族身份的文化差異不會對各民族的前途和整體幸福產生影響」。一個反例就是，在求職面試中，無論是黑人還是白人，僱主都不想僱傭「表現出底層階級行為模式的城市男青年」，這顯示出一種內在的社會—經濟偏見的存在。
不僅如此，許多人都會把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看成種族關係向前發展的一步：巴拉克·歐巴馬被選為這個國家的第一位黑人總統，美國白人功不可沒。事實上，比起前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克里（41%），歐巴馬獲得了更多的白人選票（43%）。種族劃分存在於整個選舉過程中，在總統預選中，絕大多數黑人投票人都投票給了歐巴馬，約有80%的美國黑人都投票支持歐巴馬。MSNBC發起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種族成為判斷候選人是否有資格進入政府機關的一個關鍵要素；例如在南卡羅萊納州白人更有可能認為希拉蕊·柯林頓而非歐巴馬是最合格，最能統一國家，最適合統帥白宮，因此更應在11月大選中獲勝；而黑人認為歐巴馬比柯林頓在所有三個領域中有更強的優勢──要麼是2比1，要麼是3比1。
社會學家芮思龍（Russ Long）在2013年做出斷言，現在存在一種更微妙的種族主義，這種種族主義把種族和性格聯繫了起來。在一個1993年由卡茨和布羅利負責的研究中，其結果表明」黑人和白人對彼此形成了多樣的固有印象，並且多是負面印象」。卡茨和布羅利的研究結果也表明美國黑人和白人把他們互相認同的性格特徵視為是具有威脅性的，這兩個種族間的交流可能是「猶疑，有所保留，有所隱藏的」。固有印象在種族間交流中起到了引導作用；在交流中它轉換為了個性特徵，而這又反過來影響了交流。固有印象的建立和多種因素有關，例如年齡和提及他們時他們所處的環境背景。例如一項以2014年種族和媒介間的恩特曼·羅傑克（Entman-Rojecki）指數為參數的研究表明，電影中89%的黑人女性是以一種咒罵，行為粗魯的形象出現的，而只有17%白人女性是以這種形象示人的。

亞裔美國人

當第一代中國移民來到美國時，包括東亞、東南亞和南亞後裔在內的亞裔美國人也遇到了了種族歧視。第一代移民、他們的孩子、非亞裔家庭收養的亞洲小孩均受到影響。
19世紀，美國工業進入飛速發展階段，礦業和鐵路方面的勞工大量短缺。通常會用華工來填補這些空缺，最知名的就是太平洋鐵路的修建。由此產生了大規模的中國移民。由於他們為了廉價的報酬而替白人工作，同時受「黃禍論」的影響，中國移民並不被尊重。「黃禍論」預言中國移民會是西方「文明」的終結者，這一論斷得到了許多人的認可。隨著1882年《排華法》頒布，對中國移民的歧視達到了頂點。《排華法案》禁止中國人移民美國。這也是首次通過法律來排斥一個國家的主要群體，其排斥理由是因為種族和階級。
當地歧視法律法規同樣也用來扼殺中國人做生意和工作的機會；例如1886年的一樁最高法院案──益和訴霍普金斯案，舊金山准許開設洗衣店（主要是華人經營的）的城市條例命令突然廢止了，這很明顯是針對華裔美國人的。當禁止令實施後，這座城市又准許了所有非華人的開店申請，與此同時，只有200分 的華人洗衣店被批准營業。而華人洗衣店繼續營業時，這座城市又試著對店主罰款。1913年，許多華裔的家鄉──加利福利亞州頒布實施《外國人土地法》，這明顯是限制亞洲移民的土地所有權，這部法律一直實施到了1920年，最終導致幾乎所有亞洲人的土地所有權被收回。
1907年，尚未受《排華法》影響的日本移民開始遷至美國，解決了曾由華工填補的勞動力短缺問題。這一湧入也招來了種族歧視和阻礙，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就曾限制日本移民。不久，日本簽署了《紳士協議》，拒絕給那些想遷來美國的日本勞工發放簽證，日本移民就中斷了。
二戰期間，中國是美國的盟友，聯邦政府讚揚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的頑強抵抗，國內反華情緒有所減少。1943年，國會通過《麥諾森法案》，廢除《排華法》，重新開放中國移民。與此同時，美國積極抗擊軸心國成員—日本帝國。珍珠港被襲擊後，反日種族主義傾向明顯，這也被政府所默許。政府會在宣傳海報上用類似「小日本」（Jap）這樣的潦草書寫，甚至在列舉可能出現的安全威脅時，直接這樣稱呼被扣留的日裔美國人。這種歧視在戰爭結束後還存在了一段時間。
1990年，為解決美國國內技術工短缺的問題，美國發放了非移民臨時工作簽證，此舉推動了亞洲人移民。
現在亞洲人常被視為「模範少數民族」。人們覺得他們更有涵養，更容易成功，對他們的第一印象就是聰明、勤奮、不善酬應。白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可能會認為亞洲人天生就聰明和優秀。由此在工作場合中產生了歧視，由於「模範少數民族」的成見，亞裔美國人需要面對一些不合理的期待。2000年，在超過1218位成年亞裔美國人中，有92%的人都遇到過個人歧視，他們認為他們之所以遭到不公平對待是因為他們的民族。
對亞裔美國人的成見也毀掉了他們的職業路徑。因為亞洲人被視為是更擅長工程、計算和數學的，所以他們常被鼓勵去做一些技術工作。在應聘非技術類或管理類這些需要更多社會交際能力的崗位時，他們常常受挫。因為亞洲人被視為是不善交際的。在2000項研究中，有40%遭受過歧視的受訪者認為他們失去了受聘和晉升機會。2007年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調查顯示，在專業性工作中，亞洲人占10%，其中3.7%在上級管理層，或者經理崗位。其他歧視形式包括種族定性和仇恨犯罪。調查顯示，歧視使亞裔美國人更多的使用非正式的心理健康服務。感覺受到歧視的亞裔美國人也更容易吸菸。

拉美人

拉丁裔美國人的祖先（通常被歸為「西語裔」）擁有著十分多樣的種族背景和民族背景。拉丁裔美國人並不能完全被視為一個少數種族。
美墨戰爭（1846-1848）之後，美國從墨西哥吞併了一大塊土地，構成了今天美國西南地區。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墨西哥人遭到了歧視。據估計，1848年到1928年期間至少有597名墨西哥人被私刑處死（由於許多私刑都缺乏記錄，所以這一估計十分保守）。1880年到1930年間，每100000名墨西哥人中被處以私刑的人有24.7。這一數據僅次於這一時期美國黑人群體被處以私刑的數量，每100000名美國黑人中被處以私刑的人數是37.1。1848年到1879年間，墨西哥人被處以私刑的人數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每100000人中就有473人被處刑。
大蕭條期間，美國政府發起了一項墨西哥遣返項目，旨在鼓勵墨西哥移民自願返回墨西哥。然而，許多人都是在違背其意願的情況下被遣返。據統計，超過100萬墨西哥先民被驅逐出境，在這些人中，本來就是美國公民的人數約占60%。
1943年，發生在洛杉磯的阻特裝騷亂事件生動地展現了拉美人（例如墨西哥裔美國人）遭到的種族暴力。駐紮在一個拉美社區中的海軍士兵和這一人口密集的社區中的年輕人發生了衝突。小團體和個人之間頻繁的摩擦演變成了持續好幾天的暴亂。大量海軍士兵在民眾中尋找墨西哥裔美國青年並襲擊他們，當時一部分年輕人穿著阻特裝，在那個群體中這是一種十分誇張的裝扮。動亂持續未加抑制，當地警察甚至還援助了這場動亂好幾天，直到基地指揮官宣布士兵禁止進入洛杉磯人市中心和墨西哥裔美國人社區。
許多公共事業單位，企業和房主協會都制定了正式的「排墨」政策。一些小孩因為是墨西哥裔美國人的後代，在公共學校體系中，受到了種族隔離的待遇。在許多區縣中，墨西哥裔美國人不能擔任法律案件的陪審員，尤其是當被告是一名墨西哥裔美國人時。在西南地區的許多地方，根據法律法規和房地產企業的政策，墨西哥人被單獨分居了出來。
20世紀60年代，墨西哥裔美國青年們組織了奇卡諾人民權運動。

中東和南亞裔美國人

在美國歷史上，中東和南亞人的後裔常處於一種模稜兩可的種族地位。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早期，有一群人提起訴訟，要求根據入籍法判決他們是否屬於「白色」移民，中東和南亞移民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到1923年，法院提出一種「常識」標準並作出結論，所謂的「科學依據」，包括把中東人和許多南亞人納入進來的「白種人的種族」說是不合邏輯的。但法律學者約翰·拉尼安認為，這種說法和美國的宗教實踐，教育，互相通婚以及群體地位相關，確實是一種「基於績效」的標準。

阿拉伯裔美國人

反阿拉伯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以及帶有種族色彩的針對穆斯林的伊斯蘭恐懼症隨著美國政府和伊斯蘭世界的緊張關係而加深。2001年911恐怖襲擊後，美國針對阿拉伯裔美國人以及其他許多宗教和文化團體的歧視和種族暴力明顯增加了。蘇黛娜·瑪依拉（Sunaina Maira）和伊芙琳·阿桑特娜（Evelyn Alsultany）等學者認為，在後「911」思潮中，穆斯林裔美國人在美國遭到了種族歧視，儘管這種種族化未直接表現出來，但明顯存在於文化，政治和宗教中。
事實上阿拉伯裔美國人被妖魔化的程度最嚴重，這導致了對生活在美國和西方世界其他地方的中東人的怨恨。曾經有幾次針對阿拉伯人的襲擊，這些襲擊不僅因為他們的宗教（伊斯蘭教），還因為他們的種族；許多阿拉伯基督徒因為他們的外貌而被襲擊。另外，其他中東民族（伊朗人，亞述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土耳其人，雅茲迪人，庫德人等）因為「在外貌上相似」而被誤認為阿拉伯人，他們也一併成了反阿拉伯主義的受害人。
非阿拉伯人和非穆斯林中東人和不同種族/宗教背景（印度教，穆斯林，錫克教）的南亞人一樣，也會被慣性思維為「阿拉伯人」。在巴勃·辛格·索迪案（Balbir Singh Sodhi）中，一個白人至上主義者在鳳凰城的加油站殺害了一位錫克教徒，因為「看上去像一個阿拉伯恐怖分子（因為戴頭巾也是錫克教的要求），同樣的，還有印度教徒因為「是穆斯林」而被襲擊的案例，911襲擊後這一情況變得尤為突出，並受到詬病。
在美國軍隊中的中東人後裔有時也會遭到其他士兵的種族歧視。陸軍程控扎迦利·克拉旺在德克薩州的胡德堡應徵入伍期間，就忍受了許多種族主義歧視。在他的基礎訓練中，大家把布蒙在他頭上，讓他扮演恐怖分子。他的戰友們把他按在地上，用槍對著他。他也被稱為「裹穆斯林頭巾的人」，「沙地猴子」，「扎迦利·賓·拉登」等。
2011年，一項研究顯示，儘管官方參數把阿拉伯人歸入美國白人的範疇，但來自除了黎凡特以外地方的許多阿拉伯裔美國人覺得他們不是白人，他們也沒有被美國社會視為白人。

伊朗裔美國人

1979年11月，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爆發伊朗人質危機，這導致美國一波反伊朗情緒的增長，他們即反對新的伊朗政權，也反對伊朗國民和移民。1981年初，隨著人質的釋放，反伊朗情緒逐漸減少，但有時這種情緒又會突然被點燃。相應的，一些移民到美國的伊朗人放棄了他們的國籍，而在種族和宗教歸屬基礎上重新定義自己。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90年代之後，好萊塢對伊朗人的塑造逐漸顯示出詆毀伊朗人的傾向。在《24》，《無名氏》，《鷹的翅膀》（1986年），《逃離伊朗：加拿大的雀躍》（1981年）和《執法悍將》這樣的好萊塢電視劇中，講波斯語的伊朗人通常在故事情節中都是反面角色。

反猶太主義

在美國，反猶主義也有一定的影響。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早期，成千上萬的猶太人試圖逃離歐洲的反猶大暴亂。他們從波羅的海和北德港口坐船離開，主要去往愛麗絲島和紐約。利奧·羅斯頓（Leo Rosten）在他的《猶太人的哀樂》中曾寫道，猶太人一坐船離開，就受到了來自港口移民局的歧視。當提到猶太人時，他們會用「猶太佬」（kike）這個具有貶損意味的詞（因為猶太人通常不會寫字，所以在簽移民文件時，他們會用一個圈代替──而在意第緒語中，kike就是「圈」的意思）。從20世紀10年代開始，南方猶太群體就受到了3K黨的攻擊，3K黨反對猶太移民，在他們的宣傳中，他們通常會用到」猶太銀行家「。1915年，出生在德克薩斯州，生活在紐約的猶太人利奧·弗蘭克被改革後的3K黨以私行處死，在這之前，他因犯強姦罪而被判處死刑（後又改為終身監禁）。這件事成了新3K黨重建的催化劑。
發生在納粹德國的事件同樣也引起了美國的注意，干預歐洲事務的猶太遊說集團遭到了孤立主義者的反對，查爾斯·庫格林神父就是其中一員，他是一位廣為人知的廣電台神父，以批判猶太人出名，他認為猶太人會將美國帶向戰爭。他每周都會布道，公開宣揚排猶思想。1936年起他開始在《社會公平報》上發表文章，書寫排猶思想，控訴猶太人，比較著名的像是《錫安長老會紀要》。
許多猶太組織，基督教組織，穆斯林組織和學院都將伊斯蘭民族組織視為是排猶的。具體來說，他們認為伊斯蘭民族組織對大屠殺進行了修正主義的和反猶太主義的闡釋，他們誇大了猶太人在黑奴貿易中的作用。猶太反誹謗聯盟聲稱，伊斯蘭國的衛生部長阿卜杜勒·阿里木·穆罕默德曾控告猶太醫生給黑人注射愛滋病毒，但阿卜杜勒·阿里木·穆罕默德並不承認曾這樣說過。
雖然美國主流社會常把猶太人視為白人，但猶太人和白人間的關係仍是複雜的，有很多人都不把猶太人算作白人。著名的激進主義者、猶太拉比麥可·勒內曾在1993年的《鄉村之聲》發文寫道：「在美國，成為『白人』意味著從過去500年歐洲人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探測和剝削中受益」；非裔黑人、激進主義者康奈爾·韋斯特在參觀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時說道：」只有當部分非猶太人忘記排猶主義這段不朽歷史時，猶太人才有可能被視為白人。」非裔美國人活躍分子康內爾·韋斯特在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接受採訪時回應說：
「雖然一些猶太人堅信他們是白人，但我覺得他們被愚弄了。我認為反猶太主義已經證明，在有基督教一席之地的西方文明的每一環中，它都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作為一個基督徒，我想對我的猶太兄弟姐妹們說：不要相信那些說的天花亂墜的同化和與主流融合。對於一些反猶太徒來說，那只是一兩個個別表面事件，這可能會讓你驚訝。但是我完全相信，美國不是猶太兄弟姐妹的樂土。許多猶太人兄弟說：『不，並不是這樣。我們最終.........』是的──他們是在亞歷山大港說這話的，就像你會在魏瑪德國說這話一樣。」

新反猶太主義

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出了「新反猶太主義」，同時還有「極左派」，「極右派」和「伊斯蘭教激進派」，」新反猶主義「主要聚焦於反對在以色列國中建立一個猶太國，並認為反猶太復國主義和對以色列的批判話語是在更寬泛的意義上攻擊猶太人。根據這一觀點，錫安主義的支持者們認為對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的反對通常是比例失衡的，方法獨特，並將其歸因於反猶太主義。
耶胡來·鮑爾是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教授，主要從事大屠殺研究，他認為「新反猶太主義」這個提法是不對的，因為實際上，舊反猶太主義仍然是潛在的，一旦被觸發必定會重現。他認為，最近的誘發因素是以色列的形勢問題，如果達成和解反猶太主義勢必減少，但這種可能尚未出現。
諾姆·喬姆斯基、諾曼·芬克爾斯坦等以色列批評家質疑新反猶太主義在美國的適用範圍。喬姆斯基認為反誹謗同盟會把在支持以色列政策中出現的任何問題視為反猶太主義；芬克爾斯坦認為所謂的「新反猶太主義」是由ADL提出的一個荒謬概念，其目的在於反對以色列政策的批評家們。

反羅姆人主義

居住在美國的羅姆人基本和這個國家的其他族群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在美國，「吉普賽」這個詞通常和貿易，職業，生活方式聯繫在一起，而和羅姆人這個種族群的關聯不大。一些美國人，尤其是從事算命和靈命解讀的人，會用「吉普賽」這個詞來描述自己以及所從事的事業，但他們和羅姆人沒什麼關係。這是由於對這個詞的誤解和無知造成的，所以並不應該就此形成某種偏見，甚至形成反羅姆人主義。

美國原住民

美國原住民在北美大陸上生存了10000多年，他們對美國歷史和種族關係產生了一種十分複雜的影響。在遭奴役的殖民地時期，各種旨在保有美國原住民資源的鬥爭長期進行著。通過戰爭，強制移民（例如「血淚之路」），制定條約等方式，美國原住民被奪去了土地。失去了土地的原住民經歷了一段艱難歲月。18世紀早期，約800名喬克托人成為英國人的奴隸。美國建國之後，印第安人遷移政策有了實施動力。但是，隨著種族主義的到來，一些美國原住民選擇或者只被允許滯留原地，禁止遷移。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喬克托人這樣描述他們在1849年的處境：「我們的居所被拆除焚毀，籬笆被推倒，牲畜跑進我們的農田，我們遭受鞭打、捆綁和其它人身攻擊，一些最健碩的男人都被折磨致死。從喬治亞州遷至密西西比河的約瑟芬·B·柯布認為喬克托人「既不高貴也無美德」，反倒是黑人，特別是土著在某些方面更有趣，更令人欽佩，紅人在某些方面更為優秀。他最為了解的喬克托人和契卡索人卑鄙之極，甚至還比不上黑人。
雖然美國文明化進程的努力在切羅基人、奇克索人、克里克人和喬克托人那裡均有成效，但被認可的擴張的意識形態擴張（昭昭天命）仍把所有美國原住民習慣性視作「殘忍的印第安野人」（就像美國獨立宣言講到的那樣）。在臭名昭著的加利福尼亞淘金熱的頭兩年，就已經有成千上萬的美國原住民死於其中。在墨西哥統治時期的加利福尼亞州，印第安人實際上受白人當勞役償債制度的奴役。1850年，上加利福尼亞作為一個自由州正式加入美利堅合眾國，但奴隸制和印第安人簽賣身契的行為並沒有立刻廢止，直到1863年才被加利福尼亞州議會視為非法。
1890年發生傷膝河大屠殺前後，作家萊曼·弗蘭克·鮑姆寫下了兩篇關於美國原住民的社評。鮑姆寫道，在殺掉拉科塔蘇族的神職人員之後的五天中，「最早生活在這片大草原上的居民所擁有的那令人驕傲的精神品質作為他們的財富在長達幾個世紀的激烈又血腥的戰鬥中被傳承了下來，最後在坐牛（譯者註：北美印第安人部落首領，曾領導印第安人反抗白人入侵）的心中激盪著。隨著坐牛的逝去，北美印第安人的高貴品質也消逝了，只剩些許一直抱怨的惡種，他們舔舐著傷害過北美印第安人的手。白人以征服為法，打著文明的旗號，成了美洲大陸的主人，解決邊界爭端最好的辦法就是完全消滅所剩無幾的印第安人。為什麼不消滅他們呢？他們的榮耀已不再，精神已破損，氣概已抹除，他們死了都比作為可憐蟲活著強。」1890年12月29日大屠殺發生後，鮑姆寫道：「先驅們之前就已宣告，我們的安全只能靠滅絕印第安人來實現。幾個世紀以來，通過驅趕印第安人，我們的生活更好了，為了保護我們的文明，我們需要做的更絕，需要把這群完全無法馴服的物種從地球上抹除。我們這些侵略者和執行不當命令的戰士的安全是由這些謊言維護的。要不然，在未來的歲月中，我們的生活里可能充斥著由印第安人引起的各種麻煩中，正如他們曾經所是的那樣。」
對美國原住民的軍事壓制和民間抵制已經成為美國歷史恆有的特徵，圍繞主權問題、支持條約規定、合眾國法律對美國原住民公民權的規定產生的大量爭議也成了美國歷史一直具有的特色。

邊緣化的保留

一旦印第安人的領地被併入了合眾國，存活下來的印第安人在法律面前也不具有平等的權利，他們被視為國家的病灶。
許多美國原住民都搬去了預留地──這部分面積占到了美國國土面積的百分之四。和美國原住民簽訂條約後又反悔的事例不勝枚舉。成千上萬的印第安人以及阿拉斯加原住民被迫學習"居住管理辦法"，通過對他們的再教育讓他們接受白人殖民者的價值觀，文化和經濟。
雖然國家主流媒體的新聞報導中很少出現強占不動產，尤其是強占土地這類事件（例如德拉瓦族最近的財政窘境和新澤西州不斷掠奪他們的土地），有時甚至連當地的新聞頭條也未報導，但各種更為嚴重的掠奪現仍不斷發生。石油、礦業、木材的特許經營權以及《分配法案》提出的土地分配法引發了認同問題、低開採稅率、環境非正義、大量信託基金處置失當以致損失達100億—400億。
世界觀察研究所注意到有317個預留地受環境災害威脅，而西肖肖尼族的居住地發生1000多次的核爆炸。

同化

政府委派代理人生活在原住民中間，通過事例和方法說明教原住民們學習怎麼像白人一樣生活。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制定了一個有助於推動"文明化」進程的政策。華盛頓提出了關於文明化的6項計劃，具體包括：

1. 公正無差別地對待美國原住民
2. 有計劃地購買美國原住民的土地
3. 推動經濟發展
4. 支持有助於文明化或改善美國原住民族群的實驗
5. 總統有贈送禮物的權力
6. 懲罰那些不尊重美國原住民民權的人
1924年頒布的《印第安公民法》授予所有美國原住民公民權。在這部法令通過前，將近三分之二的美國原住民已經是美國公民。美國原住民變成美國公民的最早記錄出現在1831年，美國立法機關在那一年批准了《舞兔克里克條約》，至此之後密西西比的喬克托族就變成了美國公民。條約的第14條條文規定，選擇不遷入美國原住民領地的喬克托族人都可以成為美國公民，只要他申請或者條約生效後在指定的區域生活5年。公民權也可以通過以下方式獲得：

1.條約規定（就像密西西比的肖克族一樣）
2.按《1887年2月8日法令》分配
3.永久地產專利權的發布
4.養成公民生活的習性
5.未成年兒童
6.出生在美國
7.成為美國軍隊戰士或海員
8.婚姻
9.國會特別法令
「法律的制定要由參議院和美國眾議院大會審議，所有在美國國土範圍內非美國公民的的原住民可以以此方式獲得美國公民權：只要授予其公民權無論如何都不會損害或影響任何美國原住民對部落的所有權或其他財產權。」
——1924年《印第安公民法》
儘管法律已經規定了形式上的平等，但美國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和大西洋島民仍然生活在這個國家經濟最落後的地區。國家心理健康調查研究顯示，美國印第安人族群酗酒、抑鬱、自殺的機率要更高一些。

發展方面

種族主義事件的時間表是一份客觀測驗清單，它用十八項指標來評測種族歧視的發生頻率，霍普·萊琳和伊莉莎白·A·科洛諾夫通過應用這一時間表發現種族歧視在美國原住民的生活中十分嚴重，並和精神病症狀呈強相關性。一項關於美國原住民婦女生活中遇到的種族歧視調查發現，她們人生中遇到的種族主義經歷和其生理疾病史以及普通感冒的發生頻率呈強相關性。這些關係絕大部分並不能用其他變量解釋。收入、教育等人口學變量和種族主義經歷並沒有什麼相關性。這些結果說明種族主義對美國原住民的幸福有至關重要的影響。由種族主義引起的生理壓力在克勞德·斯蒂爾、約書亞·阿倫森和史蒂文·斯賓塞名為「成見威脅」的研究中得到了實證。十分類似地，還有另一項以加利福利亞州弗雷斯諾市的墨西哥裔美國人為樣本的研究，它發現種族歧視會導致社會心理學後果。它表明明顯的種族歧視和抑鬱症有關係，尤其是在那些沒能很好適應美國文化的人那裡，像是墨西哥移民和流動工人。
根據身體血脈對歧視的反應，甘迺迪以及其他人發現所有種族歧視的手段和黑人的死亡率呈強烈相關性(r=0.53—0.56)，也和白人的死亡率呈強相關性（r=0.48—0.54）。這些數據說明，從生態學角度看，種族主義和白人與黑人的死亡率是有關係的。一些研究者也認為種族隔離可能會導致健康和死亡率上的不平等。托馬斯·拉維斯驗證了一個假設，就是種族隔離有助於解釋各個城市都存在的在嬰兒死亡率上的種族差異。在考察了176個大中型城市後，拉維斯發現了支持假說的依據。自拉維斯的研究之後，種族隔離問題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因為它被視為死亡率上的種族不平等的決定性因素。研究表明，在居住隔離程度較輕的地區，非裔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也相對較低，而白人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和居住隔離沒什麼直接相關性。
研究員莎倫·A·傑克遜，羅傑·T·安德森，諾曼·J·詹森和保羅·D·索力發現，調整家庭收入後，隨著對25歲至44歲的黑人和45歲至64歲的非黑人實行少數居住隔離政策範圍的擴大，死亡的風險也增加了。相對來說，在多數年齡/種族/性別群體中，其最高死亡率和最低死亡率均未超過實行居住隔離的族群的最高死亡率和最低死亡率。這些結果表明，少數群體居住隔離政策可能影響了死亡率，並著重強調了疾病和死亡的傳統社會結構。美國黑人的心臟病發病率和他們居住的社區的隔離類型有關。史蒂芬妮·A·邦德·休伊認為社區主要是以一種間接方式影響了健康和死亡率結果，這一間接方式是指通過環境因素影響，例如抽菸，飲食，鍛鍊，壓力，醫保和醫療服務提供者的便捷性。更為重要地，隔離政策嚴重影響了美國未成年人的死亡率。
早在1886年，《民權法案》就私人僱主、國家和地方公共組織在招聘時潛在的種族歧視提出了解決措施。《1871民權法案》把通過法律行動禁止剝奪受聯邦憲法和法律保護的權利這一點應用於公共組織以及涉及國家層面的招聘。《反歧視訴訟法》是關於僱傭歧視的主要聯邦法，它禁止公共和私人僱主，勞工組織，教育項目和僱傭中介有基於種族、膚色、性別和國籍的非法僱傭歧視。《反歧視訴訟法》也禁止報復任何反對法律禁止的行為，或者提出訴訟，作證，協助以及依法參與司法程序的人。《1991年民權法》提高了適用於《反歧視訴訟法》的案例的損害賠償，並授予原告要求陪審團審判權。《反訴訟歧視法》也判定對任何種族或膚色實行種族歧視或膚色歧視都是違法的。

媒體

十九世紀歐美觀眾喜歡的流行文化（歌曲，戲劇）創造並保持了對美國黑人形象的負面成見。針對美國黑人的種族歧視有一個關鍵性標誌，就是使用黑臉。與此直接相關的就是游吟詩人的習俗。其他關於美國黑人的成見還有肥胖，深膚色「保姆」，無理、縱慾的「雄鹿」。
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美國黑人積極分子認為，嘻哈音樂視頻通常用美國黑人表演者，那些穿著暴露的男人和女人們通常隱喻為暴徒或妓女。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黑人婦女國家議會也呼籲視頻和電視節目中黑人形象的改變。朱莉安·邦德認為，在一個隔離的社會中，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了解只能通過視頻看到，只能通過音樂聽到。
同樣，活動積極分子們也反對黑人娛樂獎頒獎禮（BET show），節目「火熱貧民區混亂」，它諷刺了美國黑人中工人階級的文化。這些反對最終導致這檔節目更名為《我們會做更好》。
顯而易見，少數群體在媒體中的形象可以深化或者打破成見。例如，在一項研究中，白人受試驗者被要求觀看一個喜劇節目，這個節目塑造了兩種黑人形象，一種是有成見的，一種是中立的。然後會給受試者一副插畫讓他們看，這個插畫描述的是一起性暴力事件，被指控的罪犯有黑人也有白人，受試者需要對他們認為的罪行分配一個評級。相較於另一種情況，那些看到包含成見的黑人形象的受試者們更容易在後面的插畫中給黑人嫌疑人以更高的犯罪評級。
圖式有如此強的社會影響，它們的發展壯大對接收者有揮之不去的影響。總的來說，強大的成群態度和學術成功和經濟成功都有關係。一個分析同化和種族—人種圖式對西班牙青年影響的研究中發現，對西班牙青年強大的圖式認同影響了其學術成就。
添加給少數群體額外的成見還在繼續影響著社會內部互動。例如，一篇1993年的哈佛法律評論說，美國黑人通常被視為是卑躬屈膝的，他們也被視為是不同身體和類似西方文化態度的混合體。並且，亞裔美國人被視為典型少數族裔，不公平競爭者，外國人，以及不容易辨別的。這些成見都可能使亞裔美國人失掉人性，變得不友好並具有攻擊性。

形式上的歧視

針對少數群體形式上的歧視貫穿美國歷史並持續至今。利蘭·T·西戶是南加州大學社會學和美國研究與種族學方面的教授，他寫道：「自美國建國以降，政治權力就已經受到種族、階級和性別的限制，只有有財產的白人男性才有投票權。在整個美國歷史上，種族──隨著時間也不斷改變的範疇──都被白人用來構建差異並將其合法化，以此享有社會、經濟、政治特權。」
在教育系統內部，一個關於在白人占多數的大學中的黑人學生的調查在16所學校中開展，結果發現，五分之四的黑人學生都說遭遇了種族歧視的一些形式。例如，1988年2月，密西根大學實行了一種新的反歧視代碼，在這之前出現了一些傳單，上面寫著黑人「不應該在課堂，他們應該掛在樹」。別的形式上的歧視還有拒絕在課堂上挨著黑人坐，在課程設置上被忽視以及非正式的隔離。儘管這麼做會遭到懲罰，但形式歧視的心理後果仍然十分明顯。例如，黑人學生坦言有一種嚴重被孤立感並產生自我懷疑。並且，這些研究也發現在這些情緒籠罩下，黑人學生的學習成績也受到了嚴重影響，而這些情緒都是他們在校園中遇到的種族交流結果。

少數種族-少數種族主義

依照社會權力理論，少數種族主義有時被認為是不成立的。一些種族主義理論認為，種族主義只存在於需要讓別人臣服的社會權力背景下。然而，存在於邊緣少數民族之間的種族主義和歧視也引起了注意。例如，美國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國人之間常有摩擦，尤其是在南加利福尼亞州。曾經有多篇報導是關於墨西哥裔美國人遷到美國黑人占多數的街區後因種族而受到襲擊，反之亦然。幫派研究專家和法律執行代理認為，墨西哥黑手黨和黑色游擊家庭以及與之相當的非洲裔美國監獄幫派之間存在著曠日持久的種族戰爭，這使得墨西哥黑手黨領袖和其他犯罪團伙的首領產生了一種強烈的種族怨恨，所以他們對所有黑人「開綠燈」。如果拉丁美洲幫派成員在一個效忠墨西哥黑手黨的幫派控制下的社區里看到一個黑人，他們會恐嚇甚至殺害他，這種行為無疑是想獲得一種長期認可以證明他們的勇氣。加利福尼亞州監獄也曾發生了幾次有名的暴亂，墨西哥裔美國人囚犯和美國黑人囚犯常常因為種族原因，互為攻擊目標。
在新近的移民群和在美國已有的相應種族群之間也會發生激烈鬥爭。不斷增加的非洲移民和加勒比移民和美國黑人之間會發生衝突。諷刺的是，美國移民和美國黑人之間的交流和合作是成問題的。有人認為種族歧視和合作一般不是基於膚色，更多的是共通的文化經歷和信仰。而且中國移民和日本裔美國人之間的鬥爭以20世紀80年代發生在洛杉磯聖蓋博谷地區的最為著名。

人際間的歧視

通過明確美國人際間歧視這一概念，《維吉尼亞法律評論》的達瑞爾·布朗認為，「雖然我們的社會在反對公然、蓄意的種族主義問題上達成了共識，而因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而促成的解決這個問題的一些法律措施也已經存在了數十年，但是我們的法律體系忽視了這樣一種可能性：『種族』具有結構性，或者說間質性，它可能成為傷害的根源，雖然有時並不能溯源到某一個具體的意圖或者行動。」
人際間歧視這一概念的特殊性在於它的微妙性。不同於形式上的歧視，人際間歧視通常不是一個公然、蓄意的歧視行為。比方說，曾有一個弗吉利亞法律教授因一句種族評論而惹出爭議，而這源於種族主義概念本身的矛盾。認為教授是無辜的學生說：「種族主義指的是一種故意做出的惡毒行為。」但是對於非裔美國人來說，種族主義也包括對「教學的實質動力」帶來的那些不良影響。受此影響，人們認為「比起那些公然進行的種族主義行動，在教室和校園中每日重複發生的微妙的種族主義和主從關係會更容易給非裔美國人帶來壓力、焦慮和孤立感。」然而，那些歧視行動使人們轉移了對校園中存在的這種微妙關係的關注，變成了白人學生普遍未能面對的一個需要分神關注的問題。

機構方面

機構種族主義理論包括組織、普遍觀點和已有的針對社會弱勢種族群體的機構（雖然這種針對不是明顯的歧視性機制）。以下因素具有機構種族主義特點（並非全部）：從受益於以往種族歧視的種族群體那裡累積財富/利益，美國非英語母語者所遭受的教育和職業歧視，仍然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成見（例如：黑人更有可能是罪犯）。

移民

美國國籍的獲得受制於種族身份，這一規定始於1790年的《入籍法》，它規定「非白人」不可以入籍。許多現代美國人都已經忘記了曾對羅馬天主教白人追隨者發起的制度化歧視，這些白人追隨者是從愛爾蘭、德國、義大利、法國等國家移民過來的。其它類似的規定還有1882年的《排華法案》、1924年的《民族始籍法》。美國1924年《移民法案》旨在進一步限制南歐人和俄羅斯人，因為從19世紀80年代起，大量南歐人和俄羅斯人開始湧入這個國家中。
連同19世紀80年代末的移民改革（參見1986年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國際審核員註冊協會針對西班牙裔的就業歧視行為也十分引人關注。其解決措施就是在美國沒有工作許可就被僱傭成了違法行為，但對「外來工人」的迴避處理增加了對必要制裁記錄或制裁風險的忽視機率。

財富

財富上的巨大種族差異問題在美國仍然存在：美國白人和非裔美國人之間的財富差是20倍。托馬斯·夏皮羅是布蘭迪斯大學法律和社會政策方面的教授，他是研究這一問題的專家，他認為：「貧富差距並不僅僅是一個關於價值與成就的故事，它也是一個關於美國種族遺留問題的故事。」這一差異也體現在《社會保障法》中（這部法律將農業工人排除在外，而多數農業工人都是黑人），優待軍方人員，二戰以後，教育福利也會給退伍士兵。先前就已經存在的財富差距由於稅收政策又進一步激化了，因為稅收傾向投資而非薪酬，支持按揭和私企企業家。

醫療

不同種族獲得的醫療的便利性和醫療水平也有明顯不同。美國公共健康雜誌調查研究顯示：「如果非裔美國人能夠獲得和白人一樣的醫療條件，那麼在1991年到2000年間至少有886000名死者可以倖免於難。」黑人與白人最大的不同在於缺少保險，保險不足，服務水平差以及不願尋求治療。像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實驗這樣由政府資助的實驗也成為非裔美國人不信任美國醫療系統的禍根。
醫療條件的不平等也反映了一種系統偏差，這種系統偏差體現在不同種族有不同的醫療過程和處理方法。愛丁堡大學的公共衛生教授指出科技和醫療上的種族主義史說明人和組織是根據他們時代的社會思潮和對將要避免的危險的警告來作為的。哈佛大學的社會流行病學教授認為，當代許多研究都為種族主義的正當性假設提供過依據。她所描述的種族主義成為無法解釋的醫療不公的基礎，醫療不公涉及心臟病的治療方法，腎衰竭，膀胱癌，肺炎等諸多方面。拉吉·博帕爾認為這些不平等在許多研究中都有大量文獻提到，有些持續反覆進行的研究發現非裔美國人比白人獲得的醫療保障更少──尤其是涉及昂貴的新技術時。

政治

人們認為像犯罪、福利這種概念的種族編碼已經被用於對公共政治觀點施加影響。種族編碼是隱式的，它包括涉及種族的語言和暗示種族的態度和思維的圖像。例如，在國內政策的制定中，人們認為羅納德.里根在19世紀80年代曾暗示過「特殊利益」和「大政府」與可忽視的少數群體這兩種概念之間的聯繫，通過對少數群體的條件否定以在競選活動中質疑一些政策和項目。在一個分析政治廣告的主要態度的研究中，瓦倫緹娜把看過喬治·W·布希宣傳廣告文案及搭配的三種不同圖形的選民的投票結果和其所嵌入的不同的種族線索做了對比，結果剖析出了三種情況：中立、種族判斷、蔑視黑人。比方說，當陳述人說「民主黨是想把你交的稅用在沒有實用的政府項目」時，就會以在辦公室中的黑人女性和孩子為視頻圖像。瓦倫緹娜發現，蔑視黑人產生的最大影響主要體現在種族化的政策上，像是反對平權行動和反對福利開支。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法律教授伊恩·哈尼·洛佩茲將這一現象稱為「狗哨政治」。他認為，「狗哨政治」促使美國白人中產階級投票反對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以懲罰「不值得的少數群體」，他們認為這些「不值得的少數群體"以他們的利益為代價獲得了過多的政府援助。根據洛佩茲的觀點，保守的白人中產階級將那些少數群體視為經濟利益上的敵人，他們因此支持那些許諾控制非法移民並打擊犯罪的政客，但他們也就無意間投票支持了符合財閥利益的政策，像是為最高收入階層減稅，使企業對工業市場和金融市場的控制力更強，解散工會，削減公共養老金，減少對公立學校的投入和縮緊社會福利水平等。洛佩茲認為，這些相似的投票者不能把這種不斷增加的已經影響他們生活的不平等和他們所支持的議案聯繫起來，這導致了從19世紀80年代起，大量財富最終轉移到了占總人口1%的富人那裡。

司法體系

種族差異在美國司法體系的各個階段都有所體現。根據2009年來自馬克.莫爾的國會證詞顯示，雖然非裔美國人占到了美國總人口的13%，占到了每月用藥人數的14%，但在因販賣毒品而被捕的人口中他們占到了37%；在因販賣毒品而被捕入獄的人中，非裔美國人占到了56%。美國判決委員會在2010年3月報導稱，在聯邦制度下，黑人罪犯獲刑的時限要比犯同樣罪行的白人罪犯長10%。一份來自審判項目2009年7月的報告顯示，美國判終身監禁的罪犯中有三分之二都不是白人。

仇恨犯罪

美國多數仇恨犯罪都會基於種族和民族來選擇受害者（以聯邦為目的，西班牙裔因為身份而成為犯罪目標是基於民族標準）。FBI統一犯罪報告是基於法律實施部門的文檔形成的，它將以下因素標註為主要歧視形式：反黑人，反猶太人，反白人，反同性戀和反西班牙裔，這一順序同時出現在2004年和2005年。司法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白人、黑人和西班牙裔在2007年-2012年間成為仇恨犯罪受害者的機率相當。全國刑事被害調查發現，成為仇恨犯罪受害者的人均概率並不會因種族或民族不同而有明顯差別，數據並未反映出明顯差異。
新世紀基金會是由傑瑞德·泰勒創立的一個白人民族主義者組織，這個基金會有一個理念就是相信黑人比白人更容易仇恨犯罪，它認為FBI的數據誇大了白人仇恨犯罪的數量，因為FBI把西班牙裔也算為了「白人」。這些論斷遭到了其他一些研究者的尖銳批評，他們提及了犯罪學的主流觀點──種族和民族數據必須謹慎對待。現有犯罪研究普遍表明並不能用一些受社會和經濟因素左右的數據來證實種族或民族身份可以預測犯罪行為。反種族主義者提姆·懷斯和南方貧困法律中心更猛烈地批評了新世紀基金會所用方法和數據的失當和欺詐性。
在後吉姆.克勞法時代首個引發媒體關注的仇恨犯罪案就是轟動一時的1982年陳果仁謀殺案，陳果仁是一個祖籍中國亞裔美國人，他遭到了兩個白人的攻擊，攻擊他的這兩個白人曾在底特律地區的車輛製造廠工作，當時剛剛失業，而他們把自己的失業歸咎於日本人。陳果仁並不是日本後裔，但是這兩個襲擊者在刑事法庭上聲稱他「看起來像是小日本佬（Jap）」，』「小日本（Jap）"這個詞是對日本人和其他亞洲民族的蔑稱，他們也承認，當時他們十分生氣，所以就把他打死了。

美國人的仇視論

反猶主義仍然是存在於美國的一個問題。2011年，由反誹謗聯盟發布的《美國人對猶態度調查報告》顯示世界金融危機也使美國人增加了一些反猶情緒。多數人表現出支持猶太人的情緒，在這些受訪者中有64%的人贊同猶太人對美國社會文化有傑出貢獻。然而，在聽到「猶太人已經完全控制/影響了華爾街」這樣的反猶主義謠言時，有19%的美國人認為「可能是真的」。有15%的美國人認同猶太人在商業上「更想使詐」等類似觀點。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心中仍有揮之不去的反猶情結。反誹謗聯盟國家領導人亞伯拉罕·福克斯曼認為「雖然我們通過不懈努力使社會更具包容性，但反猶主義的信念還是鉗制住了一小部分頑固美國民眾的思想。」
2007年，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節目詳述了過去幾年一直對美國華人展開的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6%的華人承認自己歧視猶太人，27%的華人歧視穆斯林，還有25%歧視阿拉伯人」，「10%的受調者坦言起碼還對西班牙裔美國人懷有類似情緒」。這個調查還指出不止34%的美國人在自我描述時會說自己「有一些種族情緒」。2008年，美聯社和雅虎新聞對有2227名美國成年人展開調查，結果顯示有10%的白人受訪者承認對非裔美國人有「許多」歧視情緒，45%的受訪者坦言有「一些」歧視情緒，而有57%的黑人受訪者也是有「很多」歧視情緒。在相似的民意調查中，認為非裔美國人有積極貢獻的白人要比持消極觀點的白人多，而黑人對白人的評價有更高，但是有為數不少的一部分部分白人仍然認為他們的黑人同胞有「不負責任」、「懶惰」等類似特徵。
史丹福大學政治科學家保羅·思里德曼認為，在當代美國，種族偏見「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並且美國民眾和政治科學家還尚未做好充分準備去接受這個問題。」

白托邦

里奇·班傑明（Rich Benjamin）的著作《尋找白托邦：一場不可能的探尋美國白人之旅》列出了人際間種族主義和結構種族主義的關鍵不同。他寫道：「人際間種族主義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組織種族主義存在於組織中。結構種族主義的存在涵蓋組織、公共政策和其他重要領域（教育，司法，房地產，等等）。」班傑明認為，想比前幾代，現在的人際間種族關係──我們個人如何看待對方──改善了許多。但結構種族主義──持堅定信念和做出有害行為的社會組織網──仍然在為邊緣群體獲得更多機會設置障礙，這無疑加深了種族不平等。儘管人們已經意識到了結構種族主義，但它的含糊性和複雜性讓民眾無法採取有效行動。當缺乏個人偏見和惡意時，結構種族主義就會大行其道。在整個20世紀，種族歧視行為都是蓄意為之的。現在，結構種族主義可能產生於那些不再公然區別對待的政策和組織中。然而，這些政策和信念的結果產生了消極的種族影響。相較於主流觀念，結構種族主義和隔離並不需要個人意圖泛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