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

生平

薩伊德於1935年11月1日出生在耶路撒冷（當時在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境內）一個阿拉伯基督徒 （英國聖公會）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富有的巴勒斯坦人，擁有美國公民身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在約翰·傑·潘興將軍手下服役。她的母親出生在拿撒勒，也是一位巴勒斯坦基督徒。他的妹妹羅絲瑪麗·薩伊德·薩蘭是一位歷史學家和作家。
他童年大多數時間在埃及開羅度過，在英國占領期間在巴勒斯坦和埃及開羅接受英式教育。

薩伊德稱自己是「包裹在穆斯林文化裡的基督教徒」。在成長的過程中他一直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充滿迷惑，有一次他說道：
「擁有一個絕對不會被弄錯的阿拉伯人的姓，卻跟著一個非常不合適宜的英國式的名字（在我出生的1935年，當時我媽媽非常崇拜英國王子）， 在我人生的最早階段，我就是這樣一個反常的，令人不安的學生：一個在埃及上學的巴勒斯坦人，一個有著英語的名字和美國護照，卻沒有什麼確定的身分的人」。
根據薩伊德的傳記式回憶錄《鄉關何處》，薩伊德在12歲之前一直生活在「兩個世界之間」，這兩個世界就是開羅和耶路撒冷。1947年，他在耶路撒冷加入了英格蘭教會的聖喬治學院。然而，他的大家族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東戰爭中成了難民。當時，他們居住的地區塔爾比亞（Talbiya）被猶太民兵團體占領，並與耶路撒冷城的西部一起併入了以色列的國土。1953年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又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1963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英美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也曾執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
薩伊德認為1967年的中東戰爭是自己人生的轉折點，之前學術和政治是互相分開的，之後則合二為一。
2003年9月，薩伊德因白血病在紐約逝世。

批評

薩伊德的書同時引來了外界的批評與讚美。 
艾莫斯特·蓋納認為，薩伊德認為西方主導了東方2000多年（從埃斯庫羅斯寫作《波斯人》算起）的論點站不住腳，因為直到17世紀末，土耳其帝國仍然對歐洲構成嚴重威脅。其他學者也認為，即使在帝國時代的巔峰時期，歐洲列強在東方的影響力也不是絕對的，他們仍然不得不依賴當地人的合作和地方性知識，而這些又常常與帝國的目標相牴牾。
同時，還有人爭論說，薩伊德用來證明其論點的包括巴勒斯坦和埃及在內的中東地區也不是很好的例子，因為這個地區只有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期的很短時間內受到歐洲的控制。這些批評者認為，薩伊德對本來更能說明他的論點的例子給予了太少的關注，比如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和俄國對亞洲的統治，原因是薩伊德想要在他的學術研究中申明自己對中東問題的政治觀點。  
對薩伊德所反對的「東方主義」最嚴厲的批評來自於東方研究的學院派，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有東方背景的。阿爾伯特·胡蘭尼、羅伯特·格雷厄姆·歐文、尼基·凱迪、 伯納德·劉易斯和嘉南·馬基亞，都表達了對薩伊德的《東方學》的批評，用凱帝回顧往事時的說法，這是對他們的學術研究的理解和地位的「一些不幸的影響」。博納德·列維斯的作品被薩伊德在《東方學》和他後來的作品中批評。從《紐約書評》到後來的《東方學》列維斯和薩伊德的頻繁交手，互持異議。列維斯的文章「東方主義的問題」剛剛登出，下一期（《紐約書評》）上就會出現（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一種交換（的觀點）」。其他學者，比如馬克西姆·婁丁遜（ Maxime Rodinson）、雅克·博克（Jacques Berque）、馬爾科姆·凱爾（Malcolm Kerr）、阿加斯·阿邁德（Aijaz Ahmad）和威廉姆·蒙特格爾梅瑞·瓦特（William Montgomery Watt）也把《東方學》認為是對西方學者的研究很有問題的讀解。
一些薩伊德的敘述批評者聲稱，薩伊德沒有對像詩人歌德（他從來沒有去過東方）以及小說家福樓拜（他只是在埃及做過短暫停留）的作品和嚴肅的學者比如愛恩斯特·雷納恩和愛德華·威廉姆·雷恩（Edward William Lane）的作品作出區分，後者不僅通曉阿拉伯文，而且寫出了很有價值的作品。薩伊德認為，這些人的共同的歐洲出身和態度比上面的區分更加根本。包括Irwin在內的很多學者指出，薩伊德完全忽略了這樣的事實，也就是20世紀的東方研究是被像德國和匈牙利這樣的，並不占據某個東方帝國的國家的學者所主導的，這對薩伊德來說無疑是個難題。這些批評者批評薩伊德創造了一個不容異己的「西方主義」來對抗西方學者創造的「東方主義」。他們認為薩伊德混淆了浪漫主義與啟蒙的不同範例，也就是他忽略了在西方學者中間普遍存在的對東方的態度的爭議；他也沒有認可很多東方學家，比如威廉姆·瓊斯（威廉·瓊斯）等都對如何建立東西方之間的血緣聯繫而不是製造雙方之間的差異更感興趣，並且他們在研究過程中的不斷，提供了反殖民主義的國家主義的基礎。從更普遍的角度講，批評者認為薩伊德和他的追隨者們沒有區別對待，媒體與流行文化中的東方主義（比如電影《印第安那瓊斯與咒語廟》中描述的那樣），與西方學者對東方語言、文學、歷史和文化的學術研究，後者對流行文化與媒體中的東方主義也是持嚴厲批評態度的。
在評價薩伊德的書的時候，馬柯·豪人（Mark Proudman）批評薩伊德有關英帝國歷史的寫作是有錯誤的，比如薩伊德聲稱英帝國在1880年代把自己的勢力從埃及擴展到印度，而事實是當時的土耳其帝國和波斯帝國都對這個過程進行了干預。馬柯·豪人還批評薩伊德使用了迪斯雷利的小說《檀克雷》（Tancred）中的一句話：「東方是一種事業」來作為《東方學》裡面的銘文，因為薩伊德完全沒有考慮小說當時的歷史背景，從而對迪斯雷利的想法產生了誤讀。
最後還有，薩伊德的批評者們也認為，通過把（作者的）的民族與文化背景當成判斷研究東方的權威與否的標準，薩伊德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到他自己是一個巴勒斯坦人，也是一個「次等人」這個事實的身上。然而諷刺的是，薩伊德本人從小生長在開羅的盎格魯的家庭和精英學校環境裡，成年之後他的人生的大部分也是在美國度過，加上他在美國學術權威的顯赫地位，這一切都與他自己的聲稱有資格寫作東方主義的標準有矛盾，因為他說，「所有的再現……都首先是深植於再現者的語言，其次是文化、社會制度、和政治氣氛之中的。……（並且也）跟『真實』之外的很多因素交織在一起的，而『真實』本身也是再現的一部分（《東方學》272頁）」——這其實等於是說，他本人也沒有資格寫作東方學。於是薩伊德的批評者們說薩伊德和他的追隨者們因為過多的相對主義而陷入了自己編織的「唯我論之網」中，而除了談論「再現」之外無所建樹，並且反對「任何的」真實存在的可能性。
在臨入暮年的時候，薩伊德也逐漸接受了對殖民主義理論的批判性看法，而這種理論正是由他的著作《東方學》所創立的。

薩伊德的支持者們和他的影響

薩伊德的研究在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領域持續產生影響，這體現在他對研究印度的學者，比如甘·普拉喀什（Gyan Prakash）、尼古拉斯·迪爾克斯(Nicholas Dirks)和羅納爾德·印德恩（Ronald Inden）的影響上，以及對文學理論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和嘎亞特里·斯匹瓦克（Gayatri Spivak）的影響上。
著名的左翼記者亞歷山大·考克布恩（Alexander Cockburn ）和學者莫罕默德·拉比（Mohamed Rabie）也都曾經是薩伊德的好朋友。
薩伊德的支持者和批評者們都承認，薩伊德的著作《東方學》對幾乎所有人文學科都產生了深遠的具有改革意義的影響力；但是批評者們認為他的研究限制了未來的研究，而他的支持者則認為恰好相反，他的研究具有解放性。

薩伊德與音樂

薩伊德飽覽群書，也有深厚的音樂素養，平日勤於參加音樂會，自己也會彈奏鋼琴。於1991年出版的Musical Elaborations是其於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一系列講座的輯錄，涉及的主題包括阿多諾的音樂批評，普魯斯特強大的音樂想像，格連·古爾德、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等多位音樂人物，最推崇鋼琴家格連·古爾德及指揮家克勞迪奧·阿巴多。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則有一個章節分析威爾第的歌劇《阿伊達》。1993年6月，薩伊德在倫敦巧遇猶太音樂家丹尼爾·巴倫波伊姆，雙方一開口，便從音樂聊到政治、藝術與人生，此後的近十年，這兩位有著相似複雜甚或對抗的國族背景的藝術文人就共同關心的音樂、文化、社會問題切磋往復，突破以巴禁忌，攜手闡揚和平，並於1999年取意歌德的《西東集》，在德國魏瑪共同創立了「西東合集管弦樂團」，致力於讓年輕的以色列與阿拉伯音樂家超越種族藩籬共同工作成長。薩伊德晚期的三本選集《權力、政治和文化》（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放逐論及其它散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和《愛德華·薩伊德讀本》（The Edward Said Reader）與他和巴倫波伊姆的交流互文。而後者，於2002年結集為對話錄《平行與矛盾-在音樂與社會中的探索》（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