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应

彭文應（1904年6月27日－1962年12月15日），中國江西省安福縣人。安福三傑（羅隆基、王造時、彭文應）之一。中國政治學家、政治人物，曾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是文革後未獲得改正的右派之一。

直言之士

1917年，年僅13歲的彭文應考入清華學校，在江西省近200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因他舉止溫雅，講話細聲，在同學中間得了「younglady（少婦）」的綽號。但他性格較強，思想激進。他擅寫政論，曾任《清華周刊》總編輯、學生評議部部長。1925年，彭文應、高士其一同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高士其學化學，彭文應學政治學。自該校獲得學士學位後，彭文應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1932年學成歸國，出任上海法學院及光華大學教授。
剛剛回國，彭文應便在王造時主編的《主張與批評》第四期上發表了《社會主義之路比較可通》一文。 針對南京國民政府對中國工農紅軍及其根據地的圍剿，彭文應撰寫了《剿民乎？剿匪乎？》一文，刊登在1933年《自由言論》雜誌一卷六期上，文章稱： 「先剿匪，後抗日，這是兩年來政府堅決不變的政策。國可亡，地可失，日本可以放過，帝國主義可以攜手，但是共產黨必須剷除，政敵必須消滅。這又是兩年來政府始終如一的態度。」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滅的，並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竊，租界擄人的綁匪，貪贓枉法的貪官，賣國失地的國賊。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滅的，乃是信仰馬克思、服膺列寧的青年，贊成土地公有、產業國營、打倒帝國主義的一部分人民，和無數窮苦無告、無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農、失業同胞。」
1930年代，彭文應參加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營救「救國會七君子」的活動，並且曾任上海全國各界救國會常務理事。
彭文應贊同社會主義，同情並支持中國共產黨。梅蒸棣（1948年時任國立復旦大學中共地下黨總支委員）回憶稱，約在1948年，經孫大雨介紹，彭文應給梅蒸棣捐了一筆錢，彭文應講明是支持學生反蔣運動的。1947年民盟被中國國民黨宣布為「非法組織」而被迫「解散」後，民盟「一邊倒」向了中國共產黨，並轉入地下鬥爭。1947年12月2日，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彭文任主任委員，有成員500餘人。
1949年5月初，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逼上海市，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乃下密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 當時，彭文應正躲藏在江西老鄉劉之綱開辦的申江醫院。1949年5月9日黎明，一群便衣特務闖入該醫院，當場逮捕院長劉之綱，後來險些將其活埋。彭文應則及時跳出窗口，爬上屋頂，從而免遭逮捕。彭文應的妻子鄧世瑢剛生完孩子，身體虛弱，雖未被逮捕，但因受驚嚇而埋下病根。彭文應的三姨（即鄧世瑢的姊妹）鄧世琳及司機則被特務逮捕，其中鄧世琳在獄中受到非人的凌辱。1949年5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上海，一直躲藏的彭文應才重新上街。他在街頭舉起小紅旗，和民眾一起歡呼：「解放軍萬歲！」、「共產黨萬歲！」

記住這位朋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彭文應任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並被推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在韓戰中，1951年，彭文應參加了第一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到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指戰員。從朝鮮戰場回來後，彭文應逢人便說：「我看到了新中國的力量！」
1930年代末，一次彭文應訪問朋友，正巧遇到周恩來到這位朋友家借錢，以解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彭文應隨即將自己的錢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上海後，在一次會議上，周恩來一眼便認出了彭文應，並將他介紹給時任上海市軍管會主任的陳毅，囑陳毅「要記住這位幫助過我們的朋友，在上海多關照他。」以後，彭文應和陳毅見過幾次面。陳毅在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赴北京前夕，曾在上海舉辦告別招待會，又見到了彭文應，並邀彭文應赴北京時去他家作客。1950年代中期，陳毅在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後，一次時任民盟上海市副主委的彭文應來北京開會，寓居東廠胡同民盟中央的客房，其間還曾赴陳毅專設的家宴。

「大右派」

在反右運動中，民盟成為重點受打擊對象，遭到嚴重打擊。民盟中委與候補中委59人被打右派，占盟員總數五分之一的6000餘名盟員也被打成右派。作為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的彭文應也在劫難逃。與他一同被打成右派的還有民盟上海市主委沈志遠，副主委陳仁炳，宣傳部主任徐鑄成。
在反右運動初期，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兩度提到陳仁炳：「在你們上海，就是什麼王造時，陸詒，陳仁炳，彭文應，還有一個吳茵，這麼一些右派人物出來搗亂。右派一搗亂，中間派就搞糊塗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發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個地方越亂越好，亂得越透越好。這是一條經驗。」「民主黨派現在作風問題在其次，主要是走哪條路線的問題。是走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彭文應、陸詒、孫大雨那種反革命路線，還是走什麼路線？首先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
1957年7月19日《解放日報》刊發了張春橋撰寫的署名「常孰」的《質問彭文應》一文，攻擊彭文應，直指其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後來，1958年張春橋出版《今朝集》一書時，將《質問彭文應》也收入其中。 《質問彭文應》一文發表前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等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批判彭文應的文章。短短3個月內，除張春橋的《質問彭文應》一文外，僅《解放日報》便發表了近20篇同類型的文章。上述報刊發表的文章有《彭文應有嚴重反黨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機關盟員予以揭發》、《彭文應反黨原形進一步暴露》、《反黨好漢彭文應》、《彭文應借視察尋找火種》、《彭文應的「太過」與「不及」》等等。
1957年8月2日，《右派分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印發，其中將彭文應的「嚴重反黨言行」被分別編為八類。其中有：
「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
「今天黨群關係上所以有『牆』有『溝』，原因之一就是幹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學，大材小用，小材大用（這一點在黨內相當多），有職無權，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等情況，產生了許多不合理現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損失和群眾不滿，影響了黨群關係。要解決這一矛盾的原則是： 量才錄用，因才利用和有職有權。做到賢者在位（政治領導），能者在職（業務領導），賢者要注意加強業務，能者要注意加強政治，以求德才兼備。」 
「解放以來，我們的新聞宣傳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績，但還有偏差和缺點。……新聞報導的片面性。報紙上有許多新聞是片面的報導，報喜不報憂，報好不報壞。目前又滿紙缺點，成績跑光，不見了。現在大家過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 
「史達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應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1957年8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記者的長篇報導，稱在上海市人代會上，「上海人民代表舌戰彭文應」，「正義的聲音粉碎了邪說歪道──一層層透徹的道理，一件件確切的事實，把章羅聯盟這個兇惡爪牙駁得理屈詞窮。」

家破人亡

彭文應被點名批判之後，正在北京上大學的長子和長女思想壓力沉重，年僅13歲的二女兒因精神受刺激而患失眠症，次子則憂思鬱結。8歲的小女兒到小人書攤上租連環畫時，也被攤主蔑稱為「大右派的女兒」，從此再也不敢到那個書攤去。彭文應的妻子鄧世瑢自從1949年受特務驚嚇後，便患上了嚴重的高血壓及腎病。此時丈夫彭文應整日被批鬥，她身心俱疲，不得不住進醫院。在張春橋的《質問彭文應》一文發表當天，鄧世瑢突然病危，家人多次通過電話想讓彭文應馬上回來，但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現在正在批鬥右派分子彭文應，不能找！」 鄧世瑢於當天下午逝世，年僅44歲。彭文應最終未能和妻子鄧世瑢見最後一面。
彭文應在遭受十多次批鬥會後，仍然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就在妻子鄧世瑢逝世的次日，彭文應在民盟上海市委座談會上申辯稱：「從五次『圍剿』時我就開始擁護共產黨了。……幾十年來沒有做過一件反黨的事情；相反，我是為黨為人民做事。」他重申：「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兒女擔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數天後，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他又稱：「譬如反革命分子，他處處找大廈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廈；我也來談這裡有缺點，那裡的窗子破了，我是來為大廈補缺的，為的卻是使大廈更好。」在被打成右派之後，彭文應一直拒絕「低頭認罪」。有位朋友勸他說：「你不承認錯誤就算了，不要再去辯論去上書了。」 他回答說：「那不行，這是重要的原則問題，一定要講清楚。絕不能把幫助救火的人，說成是趁火打劫，這是完全錯誤的，我一定要講清楚。」
1958年4月，彭文應被撤銷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員、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等所有職務，保留民盟盟籍，原有工資津貼隨之全部取消，他成了沒有絲毫收入的無業人員。當時，他的子女尚未成年，還有長輩需要贍養。他不再住在每月租金83元的洋房，率全家趕緊遷入了重慶南路的一間僅有15平方米的房子。 彭文應連一篇檢討也不寫，當時一位負責統戰工作的幹部多次登門勸他：「只要你承認下來，寫幾十個字，什麼都解決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應卻說：「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把我當敵人，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我沒有錯！」彭文應的老友王造時也曾好心勸過彭文應。王造時遺存的一份「思想匯報」 中載有：「和彭文應談話比較久，我們談了兩個鐘頭。他還是老一套，首先說他不懂為什麼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其次從歷史上說明他是擁護黨、跟著黨走的……」
1961年3月18日，彭文應的次子彭志平在極度苦悶之下，在家中吞服了安眠藥、碎玻璃、針，被彭文應及時發現，送往醫院搶救，得以轉危為安。1961年12月20日，彭志平在其就讀的上海師範學院宿舍內再度服安眠藥自殺身亡，年僅19歲。 彭志平的死，是彭文應在妻子去世後遭到的最大打擊。彭文應在酷愛文學的兒子彭志平的遺照背面寫下了幾句詩：
一個天才的文學家

一朵夭折的鮮花

反右鬥爭的犧牲品
彭文應還親手為次子做了一個木牌位，在牌位上用英文寫下：
為了民主自由平等民族教育而戰！

繼續一萬年！

紀念我親愛的兒子
父親

1962—1—20
在給姐姐的信中，彭文應寫道：「把好意說成惡意，把好事情說成壞事情，把幫助黨和政府說成反對，把一個朋友說成敵人，這樣做是不可以的。」

臨終時期

在被批鬥期間，彭文應轉而研究科學，從事發明創造活動。 他曾研究過糙米，希望大家吃糙米以增加維生素B1。為此，他還專門請上門做思想工作的王造時替他在復旦大學圖書館借閱相關參考書。1958年下半年，上海許多「右派分子」被集中至郊區勞動，其中包括彭文應。但彭文應事先聲明：「我是來參加勞動鍛鍊的，不是作為右派來進行勞動改造的！」到農村之後，他開始研究如何改良農具。 1960年的一天，彭文應專程到上海市航道局提「合理化建議」，給該局工作人員留下一張圖紙，上面畫有很長的「列車船」。他解釋道：「採用『列車船』運輸，可以節省燃料，提高運輸效率。」該局工作人員希望他留下姓名和工作單位，但他沒有留便離開了。 實際上，彭文應此時早已失去工作單位。
此外，他還設計過「保溫飯盒」，以便建築工人、農民、地質隊員在野外工作時能吃上熱飯。他設計過「鉤搭磚」，磚上有鉤，可節省灰漿，增強牢固度。他還設計過「兩面褲」，穿時不分正反面，既節約布料，使用壽命也比原先長1倍。
在次子彭志平自殺身亡後，彭文應衰老得很快。1962年11月，彭文應心臟病加重。王造時聞訊前來，親自將其送入廣慈醫院，並請該院副院長張義明關照。彭文應的好友劉海粟、孫大雨等人聞訊後紛紛來到醫院看望。 30多天後，1962年12月15日，彭文應因心包炎敗血症逝世，享年58歲。 
彭文應感到自己來日不多之際，曾連續熬夜，在1962年寫了一份致毛主席、黨中央的萬言書，其中寫道：「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彭文應及其妻子、次子的墓被全部毀滅。

文革之後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向中共中央呈送《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全國代表性較大的民主黨派、上層愛國人士中，被劃右派分子的27人中有22人屬於錯劃，提請民主黨派中央複查。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發布通知，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該請示報告中，認為不屬於錯劃的右派共5人，即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此即後來俗稱的「五大右派」。中共中央認為應對他們「維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應改正。」除了這五名中央認定的右派分子外，還有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也被認為不屬於錯劃，總計不足百人。
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潘大逵對彭文應的子女十分關心，並為彭文應落實政策之事奔走。1970年代末，彭文應的子女請潘大逵先生撰寫一篇悼念文章，潘大逵遂撰寫了《兩度同學彭文應》一文，發表於《四川盟訊》1984年第4期，其中披露了1930年代彭文應幫助周恩來之事。潘大逵在文中稱，此事系聽老友陳新桂介紹。彭文應的兒子彭志一專程自上海抵北京，於1984年6月16日訪問了陳新桂，了解此事的全過程。1988年春，上海市有關部門向陳新桂發來外調函，詢問並核實當年彭文應出資幫助周恩來搭救被捕革命同志一事。當時陳新桂已患癌症，但仍忍住病痛寫下了證明材料，數月後即病逝。
1989年12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禮堂舉行了「彭文應同志誕辰85周年紀念座談會」。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領導在發言中稱：「彭文應同志離開我們已經27年了，縱觀他的一生，雖也有過一些曲折，但總的來說是愛國的、進步的，是值得緬懷和紀念的。」民盟中央副主席葉篤義也專程來到上海出席此次座談會，並和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談家楨等人發表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