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

早年生涯

1876年（光緒二年），張伯苓出生於天津。6歲張伯苓入私塾讀書。1891年，張伯苓考入北洋水師學堂學習駕駛。在學習期間，1894年，張伯苓以最優等第一名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與18位完成學業的同學被派往北洋水師實習，隨艦隊參加了甲午戰爭並目睹了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沒。此後，由於無軍艦進行實習，張伯苓只好回家等候派遣。1895年9月，張伯苓自北洋水師學堂航海科第五屆畢業。1896年，他被派赴通濟艦服務。1896年的二月二十一日，奉父母之命，張伯苓與王淑貞結婚。1898年，繼日本之後，英國強租威海衛，清廷派大員乘通濟艦赴山東辦理接收及轉讓手續，張伯苓隨該艦前往。該艦到達威海衛的第一天，降下日本國旗，升起大清的黃龍旗。第二天，又降下大清的黃龍旗，升起英國國旗。張伯苓目睹此次「國幟三易」的接收及轉讓儀式，感覺喪權辱國。自威海衛歸來後，張伯苓認為海軍報國無望，乃決定退役。

創辦南開中學

張伯苓退役回到天津後，適逢天津紳士嚴修倡導興辦新學。1898年，嚴修聘張伯苓主持嚴氏家塾，即「嚴館」。張伯苓在嚴館任教期間，除教學生學習英文、數學及理化外，還提倡體育教育，讓學生學習跳高，在當時屬罕見之舉。1901年，天津紳商王奎章也聘請張伯苓在王氏家塾，即「王館」任教，教育其子侄。此後，張伯苓在「嚴館」、「王館」之間奔波，在兩館的教學方法大體相同，附讀的學生逐年增多，教法及設備尚不完備。
1903年，在嚴修被袁世凱任命為直隸學校司督辦，在嚴修、王奎章的支持下，張伯苓乘暑假赴日本考察教育。1904年5月，張伯苓和嚴修再度赴日本考察，四個月後回國，決定成立中學。他們遂以嚴館、王館為基礎，於1904年10月17日在嚴修家的偏院成立私立中學堂，張伯苓任該學堂監督。該學堂收有原嚴館、王館的學生，並從社會上招收了梅貽琦、金邦正、喻傳鑒等學生。1904年底，按照嚴修的意見，張伯苓將學堂更名為「私立敬業中學堂」，取「肅敬受業」之意。一年之後，因按照清政府的規定，學堂名稱必須表明其資金來源及性質，該學堂又更名為「私立第一中學堂」。後來，天津士紳鄭菊如將自己在天津城南水閘旁的一塊十餘畝的土地捐給私立第一中學堂，以擴建校舍。
1911年，清華學校代理總辦范源濂聘請張伯苓到北京出任清華學校教務長，總攬清華學校校務，對清華學校的學生課業進行了改革。由此，張伯苓開始往返於天津、北京兩地，兼顧北京的清華學校與天津的私立第一中學堂。對此張伯苓曾說：「我是個保姆，同時撫養兩個小孩兒。」在清華學校任職約半年後，張伯苓辭去了清華學校教務長一職。此次在清華學校任職期間，張伯苓對清華學校推行的美國教育方式印象深刻，此後他嘗試將美式教育引入私立第一中學堂，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11年，直隸提學使傅增湘飭令將天津客籍學堂和長蘆中學堂併入私立第一中學堂。由此，原本撥給前兩所學堂的經費也一併撥給私立第一中學堂。由於接受公款，私立第一中學堂遂更名為「公立南開中學堂」，一是表明資金來源的改變，二是表明學堂的所在地，「南開」二字最初的含義是天津城西南的開窪地的意思。

創辦南開大學

1916年，張伯苓嘗試創建南開學校的專門部和高等師範班，一年後便宣告失敗。1917年8月，張伯苓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研修高等教育，在校期間向約翰·杜威、桑代克、克伯屈等人學習教育學等，並在課餘時間走訪了大學和中小學近50所，特別注意考察私立大學，期間張拜訪了一些教育學家，比如與凱爾·鮑德里教授就中美教育等問題進行討論。
1918年冬，張伯苓歸國後，組織南開大學籌備委員會，並為南開大學的籌建而奔走，先後面見傅增湘、梁士詒、曹汝霖、周自齊等政要及學者，商討籌建大學事宜並募集資金。其中，天津籍江蘇督軍李純立遺囑將家產的四分之一捐予南開大學。1919年春，張伯苓主持在南開中學南端空地建設大學部的教室，當年秋季落成。9月5、6日，南開學校大學部舉行大學新生人學考試，25日，在社會賢達捐助的支持下，南開學校大學部正式開校，成為張伯苓辦學生涯的一個里程碑。1921年，南開學校大學部正式更名為「天津私立南開大學」。1923年，南開女子中學開校。
1922年，中華業餘運動聯合會創立，張伯苓出任會長，一直任至1924年該會同中華體育協會合併成立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被推舉為名譽會長。1933年，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張伯苓繼續當選為名譽會長，王正廷為主席董事，沈嗣良為名譽主任幹事。1935年，該會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取消會長一職，主任幹事改為總幹事，張伯苓、王正廷、沈嗣良繼續擔任負責人。
1924年，南開大學學生寧恩承在《南大周刊》發表了名為《輪迴教育》的文章，認為當時的教育已陷入一種無法自拔的「輪迴」怪圈。這種教育無法救國，學生的學習無法為社會服務。該文一度令南大師生關係緊張，但在張伯苓的冷處理下漸漸緩和，張伯苓開始反思效仿歐美教育體制的缺點。不久，南開大學教務會議決定，除英文課外，所有課程均改用國語講授。
1926年，張伯苓邀請在美國耶魯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何廉到南開大學任教。何廉接受了張伯苓的聘任邀請，提議設立一個獨立不隸屬於任何學科的研究機構，得到張的支持。1927年9月，在何廉倡議、張伯苓的支持下，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前身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成立，逐漸發展成為公認的民國時期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機構。1928年，成立天津南開小學，由此包括小學、中學、大學的南開系列學校成形。1932年，創辦南開應用化學研究所。
1928年4月，張伯苓由傅恩齡陪同到東北地區多地進行實地考察並獲取了大量基礎資料，隨後派南開大學蔣廷黻等多名學者前往東北地區考察研究，並在三年後形成了《東北地理教本》揭露了日本侵華的動機，被學界認為是1937年南開大學、南開中學遭到日軍轟炸的原因之一。1928年，張伯苓主持制定了《南開大學發展方案》，提出「知中國、服務中國」的辦學宗旨。
1928年12月14日至1929年9月13日，時任南開大學校長的張伯苓遊歷歐美各國，募集辦學經費，並代表中國參加日內瓦世界教育會議。1929年6月，張抵達法國後，應法國國家社會與政治委員會之邀，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發表題為《中國之國民教育問題》的演講。
1930年，張學良親任校長的東北大學出現了副校長請辭的管理危機，聘任寧恩承擔任東北大學秘書長並代理校長職務，寧幾經請辭留任並得到張伯苓的支持。張伯苓派出南開「四大金剛」之一的孟琴襄到東北大學支援校務管理，並親自義務擔任東北大學委員會委員。
在張伯苓的主持下，南開大學的資產及人才儲備逐漸豐厚。南開大學實行校董事會下的校長負責制。1932年，校董事會的董事為嚴智怡、顏惠慶、陶孟和、胡適、李組紳、李琴湘、卞俶成、王秉喆、丁文江等九人。到1934年，整個南開學校的校產總值約為三百多萬銀元。在同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學中，南開大學接受國家補助的金額僅次於中法大學，排名第二。南開大學接受的社會捐助也位居私立大學前列。

抗日戰爭時期

九一八事變後，華北日益受到日本威脅。1935年，張伯苓親赴重慶考察後，決定在重慶建立南開中學。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學」，並於同年9月開學，即「重慶南開中學」。抗日戰爭前夕，校長張伯苓因擔心南開大學遭到日軍侵襲、對日軍進行事先防範，在日軍占領天津前，將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遷至重慶南開中學校內忠恕圖書館的底樓，並將南開經濟研究所十餘年的積累的127箱、21000捲圖書資料、調查研究材料也於日軍炸毀南開大學前裝箱南運，經香港、越南海防等地中轉運抵重慶。
1937年前半年，國民政府已有建設西南基地的構想，蔣介石曾有請張伯苓出掌四川大學的設想，但被張伯苓以「在先與嚴范孫先生有誓約，願終身辦理南開」婉拒。
1937年7月，張伯苓在川康鹽務管理局局長繆秋傑的力邀下到自貢市考察。
7月29日，日軍轟炸南開大學，張伯苓得知後感到震驚，在南京接受記者採訪，包括中央社的記者採訪時，曾直白地表達過：「我自己的事業完了。」但他很快就振作起來，堅稱：「南開校園可以被毀，南開的精神永遠毀不掉。南開精神不死！」
8月，自貢市蜀光中學的20多位校董聯名邀請張伯苓接辦蜀光中學並推舉他擔任董事長。張伯苓出任董事長後，令南開「四大金剛」之一的喻傳鑒兼任蜀光中學校長。
1938年1月，教育機關遷至昆明，南開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聯合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張伯苓出任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此外，他還擔任遷往重慶的南開中學校長。同年，他出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積極支持蔣介石。
1942年4月28日，雲南省建設廳廳長龔仲鈞致函張伯苓擬委請南開大學擔任石佛鐵路沿線的實地調查研究工作。張伯苓立即寫信給雲南社會賢達繆雲台，最終承接了石佛鐵路沿線的調查工作，並因此得到3萬元的專款資助，並藉此契機建立了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
1944年，南開建校40周年之際，張伯苓的七十歲壽誕，各地南開校友為了表達對張伯苓校長的敬意，發起了「伯苓四七獎助金」活動，擬從社會上募集110萬元捐款，但活動結束時，捐款總數遠超預期達600萬元。同時，為表彰張伯苓終身從教，國民政府授予其一等景星勳章。

國共內戰時期

1945年，在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伯苓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六大召開前夕，列入朱家驊與陳立夫聯名向蔣介石推薦的98名「最優秀教授黨員」之一。1946年，張伯苓獲哥倫比亞大學名譽博士。1947年春天，張伯苓回到了天津，天津市各界人士逾3000人在火車站迎接。1948年6月，蔣介石提名張伯苓為中華民國考試院院長，賈景德為副院長，獲監察院投票同意。由於當時中華民國教育部規定，國立大學校長不能同時兼職，故張伯苓不得不辭去了國立南開大學校長的職務。隨後，1948年9月，張伯苓獲聘為國立南開大學名譽校長，改派何廉為校長。1948年7月，張伯苓到南京就職後，見政治糜爛，心情很不愉快。1948年末，張伯苓以「體弱需靜養」為藉口，離開了南京的考試院，回到重慶沙坪壩南開中學津南村3號的寓所，深居簡出。1949年，周恩來捎信給張伯苓：「老同學飛飛希望老校長不要動」，請其不要離開中國大陸。
1949年11月21日，張伯苓在重慶拒絕了蔣介石當面提出的請其赴台灣要求，選擇留在了中國大陸。11月27日，蔣經國隨蔣介石訪張伯苓於沙坪壩南開中學。希望張伯苓到台灣辦學，或到美國定居。張伯苓夫人向蔣表示，伯苓年老多病，捨不得離開南開學校，婉言謝絕蔣的邀請。

1949年以後

1949年，曾在國民政府任職的張伯苓拒絕蔣介石的赴台邀請，留在中國大陸，但在政治上開始遭到冷遇。由於受到周恩來的庇護，張伯苓未像其他舊軍政要員一樣受到清算和審判。
1949年11月，重慶解放。12月，張伯苓讓教導主任編造清冊，核查清算學校財產，把私立重慶南開中學、小學及幼兒園，捐給了重慶軍事管制委員會。此外，私立南開系列學校也相繼收歸國有。
1950年初，居住在重慶南開中學津南村的張伯苓受到了重慶軍管會的壓力後，致函周恩來提出返回天津居住的要求。在周恩來關照下，張伯苓離開重慶津南村居所，先行暫返北京住在傅作義公館。張伯苓次子張錫羊要求張伯苓「為了南開，為了家人」寫個擁護新政權的表態材料，張氏則以要對中共新政權再看一看，他不同意「才和蔣先生分手就和共產黨一樣罵蔣先生，需要多想一想」，此舉成為此後張伯苓在南開學校受到冷遇的原因之一。
1950年暑期，張伯苓希望到南開大學暫住一段時間，特意徵求中共南開大學黨支部意見，但未得到任何答覆。10月，南開學校校慶來臨之際，張伯苓前去參加有關慶祝活動，但南開中學當局不允許他進入校園，而南開大學也只安排他在相關活動中坐在一般席位，未給予其禮遇。

逝世與悼念活動

1951年2月23日，張伯苓因突發腦溢血而在天津病逝，享年75歲。在張伯苓生命垂危之際，南開校友會會長閻子亨提議代張伯苓立遺囑。黃鈺生獲大家公推代筆，遺囑經黃鈺生草就之後，由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清常潤色並定稿。遺囑全文如下：
一八九七年，余憤於帝國主義之侵略，因嚴范孫先生之啟發，從事教育，五十年來，矢志未渝。凡余所致力而未逮之科學教育、健康教育、愛國教育，以允公允能，日新月異，與我同學共勉者，今將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付諸實施。余所嘗效力之南開大學、南開中學、重慶南開中學，在人民政府之下，亦將積極改造，迅速發展。今日之人民政府為中國前所未有之廉潔良好政府，其發展生產、友好蘇聯之政策，實為高瞻遠矚，英明正確之政策。凡我友好同學，尤宜竭盡所能，合群團結，為公為國，擁護人民改府，以建設富強康樂之新中國。無限光明遠景，余將含笑待之。友好同學，務共努力。
1951年2月26日，《天津日報》以《前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病逝，遺囑友好同學擁護人民政府》為題刊登了一則簡訊外，此後數十年中，中國大陸報刊對張伯苓幾乎毫無報導。
張伯苓逝世後，南開學校校友、時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弔唁了張伯苓，對張伯苓的評價提出「看一個人應當依據他的歷史背景和條件，萬不可用現在的標準去評論過去的人。張校長在他的一生中是進步的、愛國的，他辦教育是有成績的，有功於人民的。人民政府對張校長十分關心，對他寄予希望。他突然去世，十分可惜。」，但大多數人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仍在觀望，怕受株連。1951年2月27日，得知張伯苓病逝的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了「痛悼無已」的字句。同年3月3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在台北為張伯苓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蔣介石親寫輓聯「守正不屈，多士所宗」。同年4月8日，天津南開女中禮堂舉行了小規模的張伯苓追悼會，非常不熱烈也不悲壯，反而十分零落冷清，由於沒有向社會披露，以致很少有人知曉。
由於張伯苓生前曾有「願故後埋葬在南開大學校園內」的遺願，因此，追悼會結束後部分人就此事進行了討論。最終，中共南開大學黨支部表示，現在南大的同學與張伯苓的關係不深，同學們認為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張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於南大。因此，張伯苓逝世後先葬於天津吳家窯地區的永安公墓，後因該地建設遷至天津東郊楊家台祖墳，1962年張伯苓夫人逝世後，二人合葬於天津北倉第一公墓。1975年火化後，兩人骨灰置於長子張希陸北京的家中。1979年在天津水上公園烈士陵園舉行了張伯苓的骨灰安放儀式，後遷再次至北倉烈士陵園。最終，在官方對張伯苓重新給予極高的評價後，1989年10月16日，張伯苓及夫人的骨灰遷至南開大學中心花園，安放於張伯苓銅像下方。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對張伯苓的紀念和研究也逐步興起。目前，每年南開大學都會在清明節前夕組織進行紀念活動。

評價

張伯苓去世後，因其曾在國民政府任職及與蔣介石私交等緣故，海峽兩岸對其評價一度兩極化。台灣方面，隨國民政府遷台的南開校友以紀念集、悼文、傳記和專著等紀念張伯苓辦學功績，每逢張伯苓逢十誕辰舉行紀念活動。中國大陸地區，在改革開放前，張伯苓的名字一度成為禁忌。隨著中國大陸政治運動不斷，南開大學各院系批判張伯苓的調門日益高漲，稱其「公、能教育旨在升官發財，為蔣介石服務」、「其辦學是搞改良主義」等。更有甚者，南開大學的教師曾被要求逐一表態，即便曾與張伯苓共事的南開老教工發出反對批判張伯苓的「不和諧之聲」也被淹沒。1960年南開大學校方編印的《南開大學校史》對張伯苓予以全面否定。直至1980年代，海峽兩岸對張伯苓的評價趨於一致：張伯苓不僅是南開的旗幟，也是中國近代教育領域一個頗為獨特的成功者。

去張伯苓化

20世紀50年代初，私立天津南開中學、私立天津南開女中、私立重慶南開中學均被政府收管，分別更名為天津市立第十五中學、天津市立第七女子中學和重慶市立第三中學，數字序列的校名取代原有「南開」字樣的校牌。南開系列學校內均不再出現張伯苓的印跡。南開校歌、青蓮紫校色、「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與張伯苓一度成為「舊南開」象徵，被刻意淡化處理。南開學校官方凡談及南開校史都不再提及張伯苓，只有嚴修一人創辦南開。
1952年，經過院系調整的南開大學召開了新南開大學成立大會，違背了張伯苓建設文、理、工、商四科多元、協調、互補的綜合性大學的辦學規劃，一度萎縮成了僅有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哲學、中文、歷史、外文、經濟9個系的文理科大學。
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踏平了張伯苓夫婦的墓地，砸毀了墓碑。張家後人揀出屍骨火化，將骨灰只能放在家中壁櫥內。曾任全國政協常委的張伯苓的孫女張媛貞悲嘆：「從那時起我的祖父母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紀念活動 

文革結束後，1979年10月15日，天津市舉行張伯苓骨灰安放儀式，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天津市委和市革命委員會送了花圈。1981年，南開大學的哲學社會科學刊物《南開學報》（第1期）刊發《愛國的教育家張伯苓》長篇學術論文，這是「文化大革命」後最早最全面論述張伯苓創辦南開及其教育思想歷史貢獻的文章。同年，《新華文摘》第5期轉載了這篇文章。
1986年4月5日，全國政協和國家教育委員會經中共中央批准，在南開大學召開張伯苓誕辰110周年紀念大會，是中國大陸官方首次大規模舉辦張伯苓紀念活動。周恩來夫人、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以學生的名義為紀念會敬獻緞帶寫著「深切緬懷張伯苓校長」的花籃，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李鵬發表題為《紀念愛國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的講話，給予張伯苓極高的評價。
2004年，南開學校建校100周年之際，多部紀念張伯苓的圖書出版，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播出了電視劇《張伯苓》。
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之際，因張伯苓在中國最早倡導奧林匹克，因而掀起了一陣紀念張伯苓與奧林匹克運動的熱潮。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雅克·羅格為《中國奧運先驅張伯苓》一書所作的序言中寫道：「這個首次在北京舉辦的盛會，將圓一個中國人——張伯苓先生一個世紀以前表達的夢想，那就是看到他的祖國成為奧林匹克事業的一部分。」 
2019年，南開大學建校100周年之際，再次出現紀念張伯苓的熱潮，《別有中國》等多部紀念張伯苓的圖書出版和再版，中央電視台和天津廣播電視台聯合拍攝了紀錄片《有個學校叫南開》。

著作、文集

1946年，在美國的燕京大學前校長、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副大使恆安石的父親恆慕義以及哈佛大學、加州大學、辛辛那提大學、芝加哥大學等校的多位教授撰文紀念張伯苓七十誕辰，編纂成文集《另一個中國》（There Is Another China），其中也收入了胡適寫的《教育家張伯苓》，司徒雷登為該書撰寫了導言。1948年，該書由哥倫比亞大學皇冠出版社出版。2019年4月，南開大學再版出版了該書，中文名《別有中華：張伯苓七十壽誕紀念文集》。
1984年，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伯苓教育言論選集》，是張伯苓教育思想言論和著述的彙輯。2007年12月和2008年7月，北京奧運會前夕，人民出版社先後出版了《中國奧運先驅張伯苓》《中國奧運第一人：張伯苓的故事》，肯定了張伯苓在興辦教育的同時倡導奧林匹克運動、追求奧林匹克理念的實踐。
2016年4月，張伯苓三子張錫祚寫於1963年的《四十三年回憶錄——故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傳》在南開大學檔案館、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共同整理、校注後以《先父張伯苓先生傳略》的書名由南開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雕像及命名

南開大學、天津市南開中學、重慶南開中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址等校園內均設立有張伯苓雕像以資紀念。
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均有以張伯苓命名的伯苓樓。
此外，台灣明道大學因張伯苓被譽為有志於終身奉獻教育工作者的典範，故將該校行政中心命名為伯苓大樓。

文學作品

2005年8月，電視劇《張伯苓》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2017年，歷史人文紀錄片《有個學校叫南開》在中央電視台、天津電視台先後播出。

教育思想 

張伯苓是中國近代重要的教育家，先後創辦私立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子中學和南開小學、重慶南渝中學等南開系列學校，形成了系統化的教育思想。在辦學過程中張伯苓堅持愛國主義辦學思想和實踐，強調德、智、體、美四育並進，張伯苓在中國近現代教育發展進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與作用，因此張伯苓的教育思想及教育管理思想一直以來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

德育教育思想

張伯苓的德育思想及其實踐在中國近現代德育思想史上具有獨特地位。
張伯苓提出「以德育為萬事之本」，強調「教育範圍，絕不可僅限於書本教育、知識教育，而應特別注重於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因此，德育思想在其整個教育思想體系中具有核心性的地位。
在張伯苓的德育思想中，德育目標確定的立足點是如何「醫治」當時中國的「愚」、「弱」、「貧」、「散」、「私」五大弊病。張伯苓認為，「上述五病，實為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見及此，深感國家缺乏積極奮發、振作有為之人才，故追隨嚴范孫先生，倡導教育救國，創辦南開學校。其消極目的，在矯正上述民族之病；其積極目的，為培養救國建國人才，以雪國恥，以圖自強。」而五種弊病中，張伯苓認為「私是五大魔之首」，因此，他提出了德育的目標，即「培養學生愛國愛群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造就具有「現代能力」的人才。
在愛國愛群的公德教育實踐方面，1935年9月17日，南開學校舉辦新學年始業式正逢日軍從東北向華北入侵之際，張伯苓發表了《認識環境，努力去干！》的演說，提出「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嗎？你願意中國好嗎？」，令南開大學新老同學自省。這在日後被稱為張伯苓的「愛國三問」。

體育教育思想

張伯苓認為學校體育教育對個人身心發展、民族復興、國家繁榮的重要意義，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開創性，對中國近代學校體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他認為，造成中國近代落後的原因有多個方面，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弱」：「重文輕武，鄙視勞動。鴉片之毒流行，早婚之害未除。因之民族體魄衰弱，民族志氣消沉。」 因此，他認為「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 。
張伯苓認為，學校體育是學校教育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學校的領導者應當高度重視學校體育。他指出：「教育里沒有了體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覺得體育比什麼都重要。我覺得不懂體育的，不應該當校長。」
在實踐上，胡適在1947年撰寫的《教育家張伯苓》一文中寫道：「除了教會學校外，體育辦得最好、最出名的是南開學校。南開學生在華北、全國及遠東奧林匹克體育運動會上都獲得過獎牌。自1910年起，所有的重要運動會都聘請張伯苓為總裁判。」
1907年10月24日，天津青年會第5屆學校運動會閉幕，在頒獎儀式上，張伯苓以奧林匹克為題，發表演說稱：此次運動會的成功，使我對吾國選手不久將參加奧運會充滿希望。同時，他還建議中國籌建奧運會代表隊，爭取及早參加奧運會。1908年8月，張伯苓奉派赴美國華盛頓參加第四次世界漁業大會。會後，他順道考察了歐美教育，時值英國倫敦舉辦第四屆奧運會，張伯苓乃觀看此次大會。回國後，他在1908年10月23日舉行的天津第6屆田徑運動會的頒獎儀式上，使用投影機放映了第四屆奧運會的幻燈片，向在場的運動員及觀眾們展示奧運會的情景。
2019年7月，南開大學舉辦了「張伯苓體育思想研究」的討論會和「以體育人」張伯苓體育思想高峰論壇，以紀念張伯苓的體育思想與實踐。

教育管理思想

張伯苓的大學管理思想體現於近代南開大學創辦的實踐，經濟學家何廉曾評價：「張伯苓是出類拔萃的創業人
才與管理專家」。「私立非私有」的理念是張伯苓大學管理思想形成並不斷深化的基礎，張伯苓治理學校期間，為學校募款數百萬元，南開教授的工薪一漲再漲，最高的已達月300元，但張伯苓的工資卻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張伯苓大學組織管理思想的基本價值是民主治校、校務公開；在教師管理思想上，張伯苓提倡大師辦學、尊重教師；學生管理思想的目標追求是自覺自治、全面發展。

家庭

張伯苓祖父張虔，國學生，因屢試不第而致瘋狂病逝，享年38歲。張伯苓父親張雲藻，為獨生子，兼繼承五門，酷愛音樂及騎射，精通各種樂器，尤擅彈奏琵琶，天津人稱「琵琶張」。
胞弟張彭春（1892年4月22日－1957年7月19日），字仲述，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曾在南開大學、清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張伯苓妻子王淑貞，一般被稱為王夫人。二人育有四子一女。除四子死於抗日戰爭時期外，其餘子女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受迫害而死。
張錫祿，張伯苓之長子，生於1901年，後改名為希陸；數學家。「文化大革命」期間，張希陸遭受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以致晚年臥病在床。次子張錫羊，出生於1907年；商人。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去世。三子張錫祚，生於1908年；會計。文化大革命時身受迫害，於1976年前後去世。四子張錫祜，生於1913年；運動員。1937年轟炸日本侵略軍的「出雲」艦，在江西南昌機毀人亡；是張伯苓所有兒子中，唯一沒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而死。
張伯苓嫡孫張元龍，曾任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