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費曼

家庭背景

理察·費曼1918年出生於美國紐約市皇后區的小鎮法洛克衛。父親是對科學有業餘興趣的商人，也是費曼的科學啟蒙老師。親妹妹喬安·費曼則受理察的影響成為一名天體物理學家。

早年經歷

費曼從小就有自覺超前學習的習慣，並抱怨傳統的中學課程沒有讓他學到感興趣的科學內容。在小學畢業後的假期里，他就開始了初等微積分的學習。他中學時就自學了狹義相對論。
費曼就讀於法洛克衛高中。該校諾貝爾獎得主還有伯頓·里克特和巴魯克·布隆伯格。師從名家伊西多·拉比的青年物理博士艾布拉姆·巴德（Abram Bader）因經濟不濟，被迫來到費曼所在的中學教書。巴德發現費曼因自學過初等微積分而沾沾自喜，而且上課時話太多，就給他一本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伍茲（Frederick Shenstone Woods）為大學二三年級學生寫的《高等微積分》看。讓費曼在完全吃透《高等微積分》前，不要在課堂上影響其他同學。當時的費曼花了不少心思研讀這本書，從中掌握了傅立葉級數、貝索函數、積分符號內取微分和橢圓函數等知識。巴德經常在課後與費曼討論科學，是費曼的還原論思想的啟蒙者。巴德向費曼介紹了引人入勝的「最小作用量原理」，說它沒有辦法得到解釋或證明，卻在物理學中無處不在。「最小作用量」這個話題巴德只與費曼討論過一次，卻深深地印在了費曼的腦海中。費曼說：「他只是解說，他並沒有證明任何東西。沒有任何複雜的事情，他只是說明有這樣一個原理存在。我隨即為之傾倒，能以這樣不尋常的方式來表達一個法則，簡直是個不可思議的奇蹟。」除「最小作用量」外，還有一個事實也令費曼感到非常好奇，即各種電路公式中為什麼經常會出現圓周率π（注意一般電路的形狀並不是圓形的）。
在剛接觸到立體幾何時，費曼並沒有弄明白三維的立體是可以用平面化的透視圖形來表示的，因此學得稀里糊塗。雖然他模仿老師教授的計算步驟，能夠算出答案，但他並不理解其中的緣由，處於似懂非懂的狀態。他直到幾個星期以後才想通了自己是哪裡理解錯了。這是他在學習上遇到的第一次打擊，使他印象很深。他多年後感嘆說：「那是我唯一一次體驗普通人的（學習）感受。」
費曼是阿里斯塔榮譽學會一員。他在考試中經常取得好成績，但他並不喜歡學校和教育體制。在他高中的最後一年，費曼獲得了紐約大學數學錦標賽的冠軍，他的得分與那些名次接近的競爭者差異頗大，此事震驚裁判。
在經濟大蕭條的日子裡，身為中學生的費曼也常去打零工掙錢。1935年左右時，許多學生迫於經濟壓力，放棄報考大學，但費曼的父母仍然堅持要為聰明的兒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條件。中學時代的費曼對數學和女孩子尤其感興趣，但認為語文和哲學浮於表面，所以不喜歡。

高等教育經歷

他申請哥倫比亞大學時，因為「猶太配額」（一種歧視性限制，僅提供有限名額給有猶太背景的學生）已滿而不被接受，所以他轉而申請麻省理工學院。除成績要求外，入讀當時的麻省理工學院還必須要求有校友推薦。為此，父親找到一個不認識兒子理察的熟人打通了關係。這個托關係讀書的經歷令費曼很不愉快。1935年末，費曼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就讀。費曼本來想申請全額獎學金，但只得到了每年100美元的部分獎學金。1939年，被任命為普特南會員。在他大學二年級時，費曼得到物理課程補助，包括其畢業課程－理論物理。
當就讀數學系的費曼發現數學的實用性不強時，產生了轉到電機工程專業的想法。但後來他又覺得電機工程與數學差距過大，又決定選擇折衷的物理學，這樣既可以動手做實驗，又可以學到很多高深的理論。在大學就讀期間，他仍然努力要求自己學習比課程要求更廣的知識。當時的麻省理工學院也不限制有興趣的聰明學生選修任何高深的課程。在選修一門高級課程的過程中，自學完《量子力學原理》的費曼與另一名自學了廣義相對論的神童泰德·維爾頓相識相知。他們是唯一選修此課的低年級學生。特拉斯頓(Julius Stratton)教授有時候備課不仔細，講不下去時，就會問費曼下一步該怎麼做。費曼和維爾頓，還選修了另一位名叫莫爾斯(Philip Morse)的教授的課，並在學完後請教他如何才能學透量子力學的本質。莫爾斯給他們出了一些貼近實際的計算問題，使他們體會抽象的量子力學知識在實際中是如何具體應用的。
費曼的科研能力在大二時就已得到認可。他在大學期間曾在《物理學評論》上發表過2篇論文。除物理學外，費曼還涉獵了化學和冶金學課程。他此前對在大學階段被迫選修的文科課程一直只滿足於低分掠過的要求。
斯萊特(John Slater)建議想留在麻省理工的費曼去普林斯頓大學讀研究生，換一個環境，多見見世面。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和物理的研究生入學考試獲得滿分，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歷史和英語文學部分卻相當差。因種族歧視的影響，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主任在考慮是否錄取費曼時曾有所猶豫，並向麻省理工學院詢問費曼的情況。斯萊特和莫爾斯極力推薦費曼，莫爾斯還說：「只要給他幾個提示，他就能一直研究下去；他的能力足以使他在很短的時間內涉獵很多領域。」身患高血壓的父親麥維爾(Melville)曾拜訪莫爾斯，詢問兒子的表現是否足夠好，還有猶太物理學家找工作時是否會受到歧視。莫爾斯安慰費曼的父親，說為費曼的教育投資是絕對值得的。
1939年，費曼本科畢業，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念研究生，成為青年學者約翰·惠勒的學生。在他讀研期間，同學們就一直傳說有一個很厲害的新生在專業方面上積累的知識已經多到完全不用參加任何課程。一位名叫H. H. Barschall的同學有一次碰到一道難題，問了幾個教授後也還是算不明白，最後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去問了費曼，然後得到了費曼給出的又快又完整的解答。Barschall甚至為此一度自卑，懷疑自己是不是選錯了專業。
1942年6月16日，費曼在普林斯頓獲得了理論物理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仍是惠勒。費曼的論文採用的原則是量子力學的穩定作用的問題，靈感是由對於電動力學的惠勒-費曼吸收體理論的量子化的渴望，奠定基礎的「路徑積分」方法和費曼圖，並命名為「量子力學最小作用原則」。在不久後的6月29日，費曼與阿琳·格林堡(Arline Greenbaum)結婚。

參與曼哈頓計劃

在普林斯頓，物理學家羅伯特·威爾遜鼓勵費曼參與美軍用於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費曼本來對武器研究沒有興趣，但他也擔心德國人比美國人先製造出威力巨大的炸彈，於是決定為己方技術陣營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當時他還是個青年科學家，被分配到漢斯·貝特手下。他給貝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被授予小組長的職務。他和貝特共同開發的貝特-費曼公式用於計算收益率裂變彈，是建立在羅伯特先前研究的基礎上。費曼在洛斯阿拉莫斯有幸見到了尼爾斯·波耳、恩里科·費米、愛德華·泰勒等眾多著名物理學家。波耳是哥本哈根學派的領袖，影響了一整代量子論發展早期的物理學家，在當時的原子物理學界擁有無人能及的地位。與許多青年工作者不同，初出茅廬的費曼並不畏懼波耳的名氣，因而受到波耳的注意和賞識。費曼在波耳面前無所拘束，遇到聽起來覺得差勁的想法就會當面指出。
費曼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其他工作包括計算中子方程式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開水器」，一個小的核反應爐，以測量裂變材料的組裝有多近是關鍵性。在完成這項工作，他被轉移到橡樹嶺工廠，在那裡，他在制定安全規程儲料輔助工程，使臨界事故（例​​如，由於不慎儲存在鄰近上的兩側裂變材料的亞臨界量壁）可以被避免。他還做過關於擬議的理論工作和計算氫化鈾彈，但後來的事實表明這並非可行。
原子彈首次試爆（即「三位一體試驗」）時，費曼決定不帶護目鏡，成為當時第一個用肉眼觀察全過程的人。得知原子彈試驗成功後，費曼和其他參與的科技人員們一樣，非常地開心。事後，費曼才開始警覺發明原子彈的嚴重後果，並為此煩惱。
當時因為新舊觀念衝突很多，不同學派的量子論專家在開會時經常會針鋒相對地展開激烈爭論。而費曼習慣用自己獨特的方法解釋事物，有自己的一套主見，而不會太在意別人是否習慣他的思考方式。當費曼在1948年的一場會議上提到自己發展出的新方法時，就曾遭到波耳、愛德華·泰勒和狄拉克等人的嚴厲抨擊。他在《物理評論》上陸續發表了一些帶有這種「費曼圖」的論文，但一開始並沒有得到很多人的接受。當同行們發現用費曼圖可以說明的問題越來越多時，大家的觀念逐漸發生了改變。到了20世紀80年，這種已在《物理評論》中無處不在的圖使他成為了物理圈內最有名的科學家。
1945年，費曼謝絕了當時名家雲集的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轉而隨漢斯·貝特前往康奈爾大學任教。1951年轉入加州理工學院，擔任「理察·托爾曼理論物理學教授」一職，並在此執教一生。
費曼曾加入到「θ-τ衰變之謎」的研究大潮中，並因相信宇稱必定守恆而與一位朋友打賭，結果不得不服輸，支付50美金的賭資。

成為名家

費曼任職加州理工學院期間，因其風格幽默生動、不拘一格，深受學生歡迎。1964年，他出版了《費曼物理學講義》。
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費曼成為當時美國影響力最大的理論物理學家，甚至像神一樣受到來自許多同行的個人崇拜，與蘇聯的列夫·朗道並稱。此前，另一位知名青年物理學家默里·蓋爾曼曾慕費曼之名前往加州理工學院與費曼共事，這2個風格迥異的學界超級明星的坐鎮成了當時加州理工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蓋爾曼是一位舉世罕見的博學家，而且很喜歡顯露自己的才華，尤其喜歡見縫插針、糾正費曼的失誤。費曼著裝樸素簡約，也與講究衣著得體的蓋爾曼形成鮮明對比(此外，蘇聯的朗道也是不愛注意形象的人)。蓋爾曼與費曼針鋒相對、彼此抬槓的軼事流傳很廣。
1965年，費曼因在量子電動力學方面的貢獻與施溫格與朝永振一郎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費曼的眾多故友都給他寫信發去了祝賀，其中包括老同行漢斯·貝特和愛德華·泰勒，費曼當年的中學物理老師巴德，甚至還有巴德以前的博士導師伊西多·拉比。巴德感謝費曼在《費曼物理學講義》第2卷的專題講座《最小作用量原理》中提到了師生兩人當年的那一段對話。因重整化方法獲獎後，費曼曾在CERN作過一次演講。當時聽眾中有斯蒂克爾堡在座。斯蒂克爾堡也曾發展出過與重整化方法及費曼圖相似的方法，但均未得到同行的普遍重視。Jagdish Mehra曾寫道：「講座完畢後，斯蒂克爾堡一個人默默地離開了CERN劇場，而被崇拜者們圍繞簇擁的費曼則作了如下一句評論：『他（斯蒂克爾堡）做了這件工作而現在一個人孤零零地走向了夕陽！然而，我在這裡，收穫了所有的榮譽，但這本該屬於他！』('He [Stueckelberg] did the work and walks alone toward the sunset; and, here I [Feynman] am, covered in all the glory, which rightfully should be his!')」
他之後跟蓋爾曼一起研究弱交互作用。費曼提出了部分子的理論，但不承認自己的部分子和蓋爾曼提出的夸克是同一種東西，這讓希望夸克理論得到同行支持的蓋爾曼非常鬱悶。

晚年

80年代時，每一期的《物理評論》雜誌上都能見到許多的「費曼圖」。晚年的費曼逐漸改變了對弦理論的成見，並師從老對手蓋爾曼，學習弦理論。
1986年，費曼受委託加入了調查挑戰者號太空梭失事事件的羅傑斯委員會。費曼討厭官方為調查環節設置的繁複手續，於是決定一個人單獨調查，最後在電視鏡頭前只用了一個簡單的橡膠圈零件做冰水冷卻實驗，就給出了自己對事故原因的調查結果，由此揚名國際。在《你管別人怎麼想？》中提到了這一次的調查。
費曼因機緣巧合，對位於蘇聯境內的中亞小國圖瓦共和國以及流行於圖瓦的喉音唱法「呼麥」（英語：xoomei）產生了很大的興趣，晚年曾多次希望能和好友拉夫·萊頓（Ralph Leighton，《費曼物理學講義》合著者羅伯·雷頓之子）一同前往圖瓦遊玩和考察。但是因為當時美、蘇之間政治關係不夠融洽的原因，費曼在生前一直未能如願。萊頓獲得前往圖瓦的批准後，費曼已經去世了。萊頓幫費曼完成了前往圖瓦的遺願。
費曼晚年罹患兩種罕見的癌症，分別是脂肪肉瘤和巨球蛋白血症。1988年2月15日，費曼與癌症搏鬥十年後於加州洛杉磯與世長辭，享年69歲。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為「我討厭死去兩次。這太無聊了。」費曼先生是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更是20世紀最傑出、也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之一。費曼是繼愛因斯坦和波耳之後，在全球學術界影響力最大的理論物理學家。費曼過世後，其影響力地位由愛德華·維騰取代。而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學研究實力全球排名第一的輝煌一直延續至今。（偶爾也會被麻省理工學院超過。）

奈米技術

在1959年的一次名為《底部還有大量空間》("There's Plenty of Room at the Bottom")的演講中，費曼提出了奈米技術，並樂觀地分析了其技術實現的可行性。他向學生們懸賞攻克相關技術難題，並在幾年後向完成挑戰的學生們兌現了獎勵。在這次演講中，他還預言了奈米醫學的前景。在另一次於日本召開的仁科芳雄紀念會上，費曼在題為《未來的計算機》的演講中討論了並行計算和量子計算機的可行性。

廣義相對論

費曼對廣義相對論興趣不大，覺得量子場論在當時比廣義相對論實驗基礎更多，從而也更有研究價值。但是費曼的老師約翰·惠勒是美國相對論領域的學派宗師，費曼的師弟基普·索恩也是研究相對論的領軍人物。費曼曾在一次隨同惠勒參加的廣義相對論研討會上提出了獲得相對論研究者們認同的「粘珠思想實驗」（簡稱「粘珠論」）。費曼因對廣義相對論沒有興趣，特意使用化名「斯密斯先生」參加了會議。
起初，愛因斯坦提出重力波後，人們一直懷疑重力波能否通過技術手段被有效地檢測到。有的人傾向於認為重力波雖然存在但是無法被直接察覺，並因此感到遺憾。直到後來化名成無名小卒的費曼在會議上很不以為意地提出了粘珠思想實驗，逐漸打消了學者們的疑慮。他的想法是通過巧妙的設計實驗，可以證明重力波的傳播會引起熱量的變化，這樣就可以通過檢測熱量感知重力波的存在。經過一番爭論後，研究者們又重新拾起探測重力波的信心。
他曾給妻子寫信時抱怨廣義相對論的會議非常空洞和無聊，以後都不想去了。他堅持重力必須像電磁力那樣進行量子化處理之後才會有意義，但他也沒能解決實現重力的量子化這個大難題。

感情與婚姻

費曼在約13歲時認識了阿琳。阿琳也和其他男學生約會過。費曼比較靦腆，雖然經常接觸阿琳，但也擔心其他競爭者。直到阿琳在高中畢業之際，公開承認自己喜歡費曼時，費曼才鬆了一口氣。父親麥維爾擔心戀愛會使兒子學習分心，因此曾在某年暑假限制了兒子與阿琳的接觸次數。
費曼後來不顧父母和朋友們的反對，堅持與當時已患有肺結核的阿琳結婚。費曼回憶說：「我把自己的觀點和理性跟她分享，因而改變了她。她也改變了我，對我幫助很大。她教我，人有時也要不理性。這並不代表愚蠢，而是說在一些場合或情況中，你要思考，但有時你不應該思考。女人向來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是她們讓我成為今天這個比較好的人。她們代表生活中的情感層面，我知道情感層面也非常重要... 我娶她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她有肺結核。我的朋友都說既然她有肺結核，我就不再需要娶她。但我娶她不是出於責任感，而是因為我愛她。他們真正擔心的是我會被傳染，但我沒有。我們一直很小心，我們知道那些細菌是從哪裡來的，所以我們非常小心。那是真實的危險，但我沒有被感染... 人都會死，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但是跟艾琳在一起的時候，我真的很快樂，這就夠了。在艾琳過世後，我的餘生不必那麼好，因為我已經嘗過那種滋味了。」阿琳在費曼從事原子彈研究期間去世。費曼為避免影響工作，極力壓制了自己的悲傷。幾個月後，當費曼路過一家百貨公司的櫥窗，看到一件漂亮的洋裝。費曼想到如果阿琳穿上一定會很漂亮時，頓時再也按耐不住自己的悲傷。費曼與阿琳的愛情故事後被拍成電影《情深我心》。
因為忙於工作的關係，他的第2段婚姻並不長久。

業餘愛好

費曼常去的脫衣舞酒吧因群眾舉報有傷風化而遭到打擊。警方還逮捕了幾個脫衣舞女郎。酒吧里的不少其它常客都礙於面子，不願意在法庭上為酒吧老闆辯護。費曼則以物理學教授的身份坦然出庭，幫酒吧說話，認為健康發展的色情表演行業不應該受到打擊，還自曝一周要去五六次。該案後來上訴到更高一級法院。老闆為感謝費曼，每次都向前來光顧的費曼提供免費的七喜飲料。

逸聞

費曼曾常在酒吧里與一個當地的老大談笑風生，還體驗過被人催眠與「靈魂出竅」的感覺（或者說是幻覺），並把經歷記錄在《別鬧了，費曼先生！》一書中。
雖然費曼對語文沒什麼興趣，但是這不影響他對其它語言和文字的興趣。例如他研究過瑪雅文字，向日本同行學習過日語。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還自學了冷門的圖瓦語。
費曼擁有聯覺，自稱所看到的某些方程式中的字母和符號會是彩色的。「我教很艱深的諸如巴塞爾積分方程式時，我會看見方程式的數字、符號是五彩的——我也不知為什麼。我會在腦海中看見方程式就像傑克和艾曼德教科書里的一樣，但是『J 』是棕色的，『N』是紫色的，『X』是黑色的，到處飄浮著。」
費曼曾在研究2個特殊狀態的氫原子能量差（今稱「蘭姆位移」）時發生了錯誤，算出來等於0，並發表了出去。碰巧的是，以計算能力過硬而聞名的朱利安·施溫格也算出了同樣的錯誤答案，和費曼錯到一塊兒去了。這使得本來得到了正確結果的維克托·魏斯科普夫在發表論文時（約在1947年）一度望而卻步。魏斯科普夫得到的結果是一個很小的但又不等於零的值。費曼事後聲明說是自己弄錯了。值得一提的是，魏斯科普夫正是費曼老同事蓋爾曼的博士論文導師。
費曼曾在打鼓時認識了作派瘋狂的藝術家左賜恩(Jirayr Zorthian)。費曼後來跟左賜恩學畫畫。費曼也想讓不了解科學的左賜恩學一點物理，於是向他演示了一個電磁鐵實驗，但結果是對牛彈琴。
費曼很欣賞量子電動力學的先驅狄拉克，費曼有一部分工作也是建立在狄拉克早年成果之上的。費曼一直很想找狄拉克專門討教問題，但是狄拉克是一個沉默寡言出了名的人，很難打開話匣子。為此，費曼不止一次找話題和狄拉克套近乎，但多數情況都吃了閉門羹。平時口若懸河的費曼對惜字如金的狄拉克幾乎無計可施。據說狄拉克有一次見到費曼時，直接用了一句「我有一個方程式（指狄拉克方程式），你有嗎？」打發了他。
費曼本人對費曼圖非常得意，曾把它畫在自家的汽車上。蓋爾曼則把「夸克」一詞寫在自己車上，和費曼對著幹。
羅伯特·歐本海默曾在聽完斯洛特尼克(Slotnick)的博士畢業論文講解後，認為其計算結果肯定有錯誤，因為它違背了凱斯定理(Case's theorem)。同樣在場的費曼則對此很有興趣，並只花了1個晚上就完整地重做了斯洛特尼克花費6個月才完成的博士論文研究(當然，費曼已從斯洛特尼克的講解中得到了研究思路)，證明了凱斯定理中存在漏洞，還得到了適用於更廣泛情形的結論，這令次日得知此事的斯洛特尼克非常驚訝。當天沒有到場的凱斯在事後也感謝費曼指出了自己的錯漏。費曼還在諾貝爾演講中提到了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