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

蔣中正在國民黨內的權力鞏固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後，蔣中正在蔣桂戰爭中重創勢力一度如日中天的新桂系，並在中原大戰中擊敗西北軍馮玉祥，晉綏軍閻錫山等，鞏固了其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和政治地位。同時蔣中正又通過圍剿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工農紅軍增強在江浙以外區域影響力，當時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多在華中、華南一帶，當地軍閥在這套攻勢下一步步遭南京政府收編；1933年閩變後，南京政府趁擊垮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機會重新掌控福建省實權。1935年的第五次圍剿戰役，南京國民政府在驅逐中國共產黨在華中江西一帶勢力後，也同時削弱當地軍事將領控制力，並由資源委員會出面整頓當地的鎢沙與銻礦開採擴充南京國民政府財源，蔣中正控制地盤從長江流域中下游的浙江、安徽、湖北進一步南下擴張到湖南、福建，一路追剿中國共產黨的過程更深入西南各省，過去形同半獨立的四川劉湘也只能妥協向南京國民政府輸誠。
在驅趕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南京國民政府也逐步強化基礎建設，國民政府鐵道部當時最重要的基礎建設為打通粵漢鐵路的工程，1936年時也即將完工，這將進一步強化南京國民政府與華南經濟連結，同時也更方便調兵遣將。

粵桂雙方的實力與和日本、中共的關係

蔣中正中央軍系利用中國共產黨弄垮或整倒各地實力派的作法，讓西南與華南一代的實力派感到腹背受敵之困；在1936年事變爆發前，華南與西南一帶還有政經能力與南京國民政府抗衡者，也只剩下廣東、廣西的實力派。當然，這些將領對於蔣中正這種做法相當不齒，但南京國民政府也對這些實力派採「均權分治」的名義保持半獨立狀態一樣很不滿。但政治上兩廣實力派仍能靠「中國國民黨西南政務委員會」這塊招牌維持當地獨立性，委員會17人中除了兩廣主要軍事將領外，還包括中國國民黨大老胡漢民、蕭佛成、唐紹儀等人，委員會所聘請的國民黨大老共同特色就是反對蔣中正，但南京政府基於他們的輩分也不太願意公開翻臉。
軍事上，雖然後來兩廣均是以反日為宣傳主軸，但是與日本關係十分複雜。自1932年初起，日本軍部即不斷派代表赴廣州與陳濟棠接洽。1934年3月22日、1935年2月13日，日本第三艦隊兩次訪粵，陳濟棠曾分別與其司令今村信次郎中將、百武源吉中將會談。1935年3月2—5日，日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到達香港、廣州、桂林，分訪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粵桂要員。1936年2月，松井石根大將又在廣州訪問陳濟棠，向粵方贈送槍枝約1000支、子彈20萬發及數門山炮。日本軍方與粵桂要員接觸目的，是希望策動兩廣南粵聯日反蘇反蔣。
而新桂系曾購買了大批日本武器和日本軍事教官，廣西空軍中也配備不少日製戰機，在1930年代中日矛盾逐漸擴大時，這種作法便顯得相當尷尬。但新桂系白崇禧則稱「胡服騎射」，「借他人的拳頭打他人的嘴巴」等理由。擊退共軍主力後，新桂繫於1935年冬派代表赴西安、天津與中共建立聯繫，李、白兩人更公開提出與中共合作抗日的主張。另一方面，中共於1936年5月31日發表《我黨在兩廣的任務》一文，鼓勵民眾擁護李宗仁的抗日主張。同年，李宗仁公開發表「焦土抗戰論」，譴責日本侵略；攻擊蔣中正中央當時的「不作為」，令到中國進入「不死不活」狀態；宣言全中國必須「焦土抗戰」。李宗仁此書，含有對日本侵略的強烈憤慨。隨後，李宗仁，白崇禧又多次發表文章，攻擊蔣中正中央對抗日之不作為，並聲稱地方實力派願共同出兵抗日。

蔣中正對西南兩機關的打算

而國民政府中央則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堅持比如統一全國之後，才可以傾全力反擊日本之侵略。1935年8月，日本懼蔣整頓西南，「大施威脅，縱令特務機關，到處滋擾」。蔣中正亦派人遊說新桂系之政治盟友廣東陳濟棠，企圖得到陳濟棠配合，一舉消滅新桂系。1935年末，陳濟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職。蔣中正向其透露了解決新桂系之方針政策，並要求陳濟棠配合，同時驅逐廣東境內一切反蔣勢力。陳濟棠得知後，甚為猜忌，認為唇亡齒寒，新桂系一旦失敗，粵系亦不能避免被蔣中正吞併之命運。故反而積極主動聯絡新桂系，一同反蔣。
1936年2月，蔣整月在南京。3月21日自南京歸奉化，續遊杭州西湖，3月28日回南京；4月10日溯長江西上抵達漢口，視察巿政，4月13日自宜昌乘商輪入西陵峽巫峽，4月14日到萬縣登陳家壩視察飛機場，4月16日重慶登岸飛成都到昆明等。
1936年5月1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胡漢民在廣州因患腦溢血突然去世。次日，蔣中正認為解決兩廣半獨立狀態的條件已成熟，要求陳濟棠協助國民黨中央出兵廣西。蔣中正在5月18日派人致祭，弔唁團5月24日至粵，前往廣州弔喪的孫科等人與陳濟棠有過私下會商，會商內容後來外界稱為「五條建議」：第一，取消兩廣的半獨立地位；第二，派人取代胡漢民在廣東省政府之地位，改組廣東省政府；第三，原粵系人物願意到南京工作者隨意，不願者中央政府資助出洋考察；第四，粵軍各軍師長由軍委會統一任命；第五，取消廣東貨幣，統一以法幣。
如果五條建議為真，很顯然南京政府的真實目的乃取消西南兩機關，徹底控制兩廣，趁此粵系勢力不穩的時機向廣東發表最後通牒，意圖將廣東權力收歸中央。但南京政府在1936年6月8日否認了五條建議一說，真實談話內容至今已不可考。然而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弔唁團後有集會商議，中央在當時的傳話可能仍引起陳濟棠的強烈反彈。不願坐以待斃的兩廣實力派軍人決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蔣。陳濟棠於19日與白崇禧會於廣州，兩日決定借「抗日」為名公開反蔣。19日，陳、白二人召集數十名粵桂高級將領開會，研究反蔣大計。會上，白崇禧表示桂方將全力支持粵方反蔣，使陳最終下定開戰決心。

粵桂軍的北上

這時，粵桂雙方已出現裂痕。對陳濟棠來說，抗日只是他為維護自立打出的反蔣旗號，但新桂系更真心傾向抗日的。6月下旬，100餘名日本軍官抵達廣州，入住沙面及新亞酒店，準備協助粵軍抗蔣。1936年6月1日，廣東陳濟棠、廣西李宗仁叛逆組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稱兵入湖南。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召開「西南兩機關」聯席會議，決定以粵桂兩軍打出抗日旗號，北上討蔣。決定兩廣歷史走向的「兩廣事變」就此爆發。陳授意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兩機關作出決議：命陳濟棠、李宗仁組織抗日救國西南聯軍，並以陳、李分任正副總司令，仍轄原第一、四集團軍。稍後因陳之推薦，又任何犖為西南聯軍參謀長，李潔之為西南聯軍兵站總監。6月2日，西南兩機關對南京發出籲請中央領導全國抗日之冬電，並通電全國督促中樞領導抗日；同時發動兩廣國民黨各級組織和群眾團體通電響應，並舉行抗日示威運動。
陳、李在廣州發出通電，痛陳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踐踏中國土地，決定率部北上抗日，請求准許粵桂部隊北上，收復失地。並攻擊蔣中正中央對抗日不作為，要求蔣立即停止進逼各地方實力派。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中央立即回電駁斥，聲稱「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並痛斥兩廣為「地方將吏抗命」。同時軍委會亦通電兩廣，嚴令兩廣部隊不得擅自行動，雙方矛盾激化。6月9日，在粵空軍的掩護下，粵軍三個師、桂軍四個師分道攻入湘南，各自占領郴州、永州。蔣中正忙將中央軍兩個軍由湖北調入湘南，於18日搶占衡陽，與粵桂聯軍對峙於郴州、祁陽一線。蔣命令福建綏靖主任蔣鼎文、重慶行營主任顧祝同遣兵備便，制止兩廣部隊攻入衡陽或進攻貴州，由於中央軍控制住主要交通重鎮，兩廣部隊逆勢大挫。
由於兩廣部隊北上主要通道只剩湖南可走，所以湖南主政者態度將決定聯軍的命運，新桂系因此派出李品仙拉攏主政湖南的何鍵。何鍵當時態度相當為難，因為中央軍已經開入湖南，他一旦有明確的反蔣態度中央軍隨時可以將他一同擊垮，但如果他明確支持蔣很可能就是兩廣軍把他擊垮。所以最後他決定以拖待變，一面敷衍李品仙，一面向蔣報告粵桂兩軍的行動。而粵桂兩軍則出動30萬人馬，飛機100多架，內河艦艇20多艘，搶先進攻湖南。但當時何鍵已經投向中央，和中央軍一道防堵粵桂兩軍。粵桂兩軍暫停於湘南，不再前進。

粵軍的瓦解與陳濟棠的下野

7月1日，陳濟棠正式就任西南兩機關所任命之「中華民國國民抗日救國軍西南聯軍總司令」，李宗仁就任副總司令，並接受印信。隨即發布派兵北上抗日收復失地之命令。第一集團軍好些將領都不願參加陳濟棠以抗日為名反蔣之錯誤行動，密謀擺脫之計。
在7月份一開始，粵系部隊便快速的土崩瓦解。南京政府在事件發生後，便開始利用情報組織牽線收買兩廣部隊的將領，第一個倒戈的是以12萬港幣的代價買通的廣東空軍飛行員黃志剛，並由他為中介向廣東飛行員傳達1架飛機2萬法幣的價格拉攏投誠。6月30日，粵空軍飛行員黃志剛率7架戰機叛粵投蔣。7月2日，4架O-2MC、3架波音281與3架轟炸機共27位飛行員飛抵南昌，宣告投誠南京，黃志剛隨即升任中華民國空軍第17中隊中隊長（後轉任15中隊中隊長）。7月4日，又有48架戰機離粵，在南昌降落，宣誓效忠南京政府。同日，余漢謀於廣州以其第一軍發動兵變，宣布擁蔣，並率部向南雄、韶關推進，對陳濟棠實施「兵諫」。
7月6日，被蔣收買的廣東第一軍軍長余漢謀搭乘飛機飛抵南京向蔣中正輸誠，宣布歸順中央，蔣中正則允諾倒陳後以余漢謀主政廣東。同日，又有粵軍副軍長李漢魂、鄧龍光、虎門要塞司令李潔之通電反陳。7月12日，由鄭介民引線，廣東海軍的新式魚雷艇2艘由艇長鄺文光、鄧萃功投誠南京政府。7月13日，余漢謀與親近將領通電擁護統一，反對割據。7月18日，以40萬港幣的代價買通的粵空軍司令官黃光銳親自帶領74架軍機及後勤人員經韶關飛往南昌宣告投誠南京。在蔣中正的收買之下，強大的粵軍分崩離析，紛紛投入國民黨中央的懷抱，空軍更是全體叛逃，使粵軍實力大減。
7月13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決議撤銷西南執行部，軍委會則宣布撤銷陳濟棠的職務，以余漢謀取而代之。同時為了分化粵桂，宣布李宗仁、白崇禧的本兼各職不變。但是新桂系沒有上當，還盡力扶持陳濟棠，建議陳濟棠立即將錢糧，武器和可靠部隊掌握，退往粵西，背靠桂系，同時準備派桂軍入粵，穩定廣東局面，但是形勢已經急轉直下。新桂系三大首領趕緊與陳濟棠見面商議，統一軍政，財政，並且將軍心已經不穩的粵軍布置在內線，而桂軍布置在外線。
7月14日，余漢謀向陳濟棠發出通牒，要求陳濟棠24小時內離開廣東，同時出兵向廣州進攻，陳濟棠所部第二軍不戰而退，準備迎余漢謀以代替陳濟棠，陳濟棠所部軍心大亂。白崇禧立即電告陳濟棠，形勢危急，勸陳濟棠不惜血本迅速穩定軍心。但僅過了一日，陳濟棠之廣東空軍便在司令黃光銳的率領下全數北上投蔣，陳濟棠已經心灰意冷，決心下野，遂不再理會白崇禧的提議。18日，陳濟棠在將過渡政務軍務安排妥當後，前往香港，淡出政壇。陳濟棠最親信的陳漢光師，被陳濟棠命令入桂，並且附送軍費數十萬元。但陳漢光師不願入桂，被余漢謀部收編，至此，陳濟棠在廣東之勢力被連根拔起，除了數十萬軍費歸新桂系所有外，全部被余漢謀接收。24日，余漢謀全面接管廣州防務。

國民政府討桂與新桂系的妥協

與此同時，新桂系雖仍標榜反蔣，卻已經與蔣共雙方積極交涉。陳濟棠倒台，蔣中正立即威逼新桂系，顧祝同率薛岳等部自貴州進逼，余漢謀所部自雷州半島進逼，陳誠部自西江沿江而上，何鍵湘軍則自湘桂邊境窺探桂林，新桂系形勢危急。新桂系立即以民團制度動員全省後備兵源準備迎戰，建制軍隊擴充兵力至44個團，另外尚有近10萬地方民團。約兵力20餘萬，據險固守。同時為了爭取輿論支持，驅逐桂軍內部所有的日籍教官、顧問。由於新桂系不同於粵系，以李、白二人為核心的團體組織向心力十分穩固，蔣中正對新桂系的收買分化未能成功，新桂系內部沒有軍政人物投蔣。
6月後，廣西連日發生新桂系支持下的抗日示威遊行、集會，聲勢浩大。大批文化界、新聞界人士亦被邀請來桂。新桂系在輿論上占了上風。新桂系盟友眾多，東北軍，西北軍，共產黨都通電聲援。新桂系亦利用西南各地方實力派與蔣中正中央軍系的矛盾，分化，遊說。使得黔軍，湘軍等都觀望不前。在福建事變中下台的蔡廷鍇還出資30萬港元組建了一個師增援新桂系。
7月，中共秘使雲廣英抵達南寧，對李宗仁表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希望新桂系停止反蔣。7月15日，國民政府通電全國，宣布將李宗仁、白崇禧外調，明升暗降，同時委任原屬新桂系，但早在中原大戰後投蔣的黃紹竑主政廣西，企圖分化新桂系。李、白二人拒不到職，而黃紹竑暗通桂系，居然公開表示不願就職。兩廣事變陷入僵局。
7月底，出於對反日情緒和對新桂系的同情，中國各界和各地方實力派開始傾向於新桂系。馮玉祥親自上廬山勸告蔣中正和平解決兩廣事變。加上當時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陝軍）楊虎城已經同中共秘密達成了停戰協議，蔣中正急於調兵北上剿共，也逐漸傾向於和平解決兩廣事變。
其後，蔣中正親赴廣州，自8月10日起，蔣桂雙方不斷派人互相試探。桂方提出，蔣中正必須準備抗日，桂方則將全力協助。鄧世增，劉斐，朱培德，程潛，居正等人不停來回南寧和廣州，勸說雙方各退一步。最後新桂系提出，中央停止進逼地方，維持廣西現狀不變，日人如更進一步，立即全面抗戰，戰端一起，廣西立即出兵。在此基礎上，新桂系宣布服從蔣之領導，不再爭奪中央名器。同月，新桂系宣布恢復第十九路軍建制，派一部進占廣東北海，表明強硬的抗日立場。雙方台前幕後的爭鬥持續到9月初。
9月2日，蔣方代表抵達南寧與李、白正式談判。3日，北海更是發生了十九路軍及抗日暴民殺死日商中野順三，並引起外交風波的北海事件。9月4日，國民政府和軍委會發布命令，李白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員之職位不變，新桂系官員則隆重在南寧就職，宣布服從蔣之中央。6日，蔣方接受桂方要求，雙方達成和平協議，南京國民政府正式任命李、白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至此，兩廣事變解決。9月中旬，李宗仁親赴廣州，當面向蔣中正表示服從，新桂系與蔣之矛盾暫時得以解決。在蔣桂合作之下，兩廣事變在歷經3個多月，雙方出動高達80萬部隊對峙後，最終不發一槍一彈，以粵桂兩軍的全面失敗告終。

陳濟棠迷信說

主要當事人多把事變起因推給一個迷信故事：在事變之前，陳濟棠曾「扶乩」問吉凶，而乩仙則鼓勵他「機不可失」，果然於7月4日，粵方空軍駕駛員四十餘人，忽然駕「機」投奔中央，接著便是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陣前「起義」，反陳擁蔣，粵軍另一主將李漢魂，也認為陳氏「所謂抗日救國云者，直是公開騙人」，因而「掛印封金」，單騎歸漢去了。李宗仁將軍也「強調」，他是和其他元老一樣，到廣州替陳濟棠「抬轎」的，整齣滑稽劇是陳濟棠一人「迷信」和「糊塗」搞起來的。

劉廷芳的「內幕」故事

史學家唐德剛曾「訪問」了當時何鍵的密使劉廷芳，據劉稱，由於湖南扮演著關鍵角色，兩廣的想法是「裹脅」何鍵，其手段為：「威之以勢」（兩廣的部隊進入永州、衡陽），再誘之以利（如事成之後，則「從龍」有功，富貴榮華不盡云云），再動之以情（這個關鍵的「說客」角色，自然就由與何鍵交好的李品仙擔任了）。
為負荷此一「內交」重任，李品仙於1936年初夏為桂使湘。行蹤至為詭祕，而湖南方面親自接待他，並與之密談的正是何鍵自己，何之外，就只有一個劉廷芳了（另外只有個紀錄秘書）。
在這場湘桂密議中，最難為的就是何鍵了。他如參加兩廣造反，則中央興師討伐時，他便首當其衝。兩廣一毛未拔，他自己便身首異處。他如服從中央，則兩廣「北伐」的第一個目標也是他。中央可趁勢一石二鳥，而何氏以一人敵兩省，勝負可知。他如首鼠兩端，拒不表態，則南北夾攻中，就更無完卵矣。
這場湘桂密議可難為了何鍵，他的原始性的反應還是兩面磕頭——一面接見兩廣密使，另一面又公開派遣省府秘書長易書竹，往南京請示。他這種兩邊表態，又兩邊不表態的幹法，兩廣雖繼續「勸駕」，並揮軍繼續北上；中央可就強硬了——蔣委員長拒絕接見何鍵專派的官方代表易書竹！意味何鍵有「附逆」的企圖。
在南京中央強迫表態的情況下，何氏權衡輕重，不得已向中央「一面倒」。但是中國傳統政治中「辦理內交」，則相對實力派之間的「私人往還」，和各派心腹人員彼此之間的密議，實非各派「官方代表」之間的公事公辦所能及其萬一。因而何鍵這項「向中央秘密表態」的內交重任，便落到劉廷芳身上了。

影響

隨著「兩廣事變」落幕，陳濟棠治粵的時代結束。新桂系雖得以延續，但亦已投靠蔣中正的國民黨中央。新桂系與新粵系以「西南兩機關」的名義聯合治理兩廣的五年，兩廣保持半獨立式的狀態結束。自此，蔣中正在國民黨內的權力進一步擴大，而國共雙方希望建成的「全國抗日統一戰線」亦進一步鞏固，同時粵、桂雙方和日本之間本來曖昧的關係亦因為被中央收編而斷絕。
由於不動干戈，就使當時實力非常強大的粵桂兩大軍團投誠，蔣聲望提高。叛方將領表現，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亂罵他「親日賣國」的政敵是不得人心的——顯然也使他對「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的正確性，益發堅信不疑。蔣便將預備征討兩廣的中央師悉數北調，用來剿共，並準備將張學良的部隊調離。兩廣事件和平解決，張、楊虎城與中共籌組西北大聯合之信心因此動搖。當時論「造反」必備的軍隊實力，無論是張的東北軍還是楊的西北軍都和兩廣部隊相比較弱。然而也因蔣過分自信，僅帶少數文武飛往西安，結果西安事變時所有人都被扣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