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早年

周作人出生在紹興府城內的周家新台門（今紹興魯迅故居），籍貫屬會稽縣。出生時祖父周福清在京任官，得到家信時正好有一魁姓旗人來訪，遂將這個孫子取名「櫆壽」，與長孫「樟壽」（魯迅原名）對應。
周作人幼年在家鄉的私塾書屋（三味書屋）裡接受傳統的國學教育，1898～1899年和1900～1901年兩次參加科舉均止於院試。
後來在國內新學的風潮中，於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管輪班（輪機科；輪機專業）讀了6年，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了相當的英文基礎，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

留學日本

他以學「造房子」（土木工程、建築工程）的名目出國，抵日後先讀法政大學預科，後入東京立教大學修希臘文和英文等西方語文（周作人的古英語頗有水平），研讀《遠征記》（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的著作）等文學經典，課後也到神學院學福音書的希臘原文。
課餘和哥哥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在1909年的2月，印出第1冊，到6月間，又印出第2冊），這兩部譯作以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為主，也包括王爾德等的作品，其中的迦爾洵的《四日》，安特來夫的《謾》和《默》這3篇是魯迅翻譯，魯迅校訂了周作人翻譯的其他各篇，這是史上第1部直接從英語、德語原文翻譯成漢語古文的短篇小說集。
魯迅、周作人1920年3月20日給這1年的重印版寫的〈域外小說集序〉裡說：每集在東京只賣去20本就再也沒有人買了，第1集另有1本是許壽裳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而去試買的（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帳。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上海的寄售處「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於是第三冊只好停板，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裡。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被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
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裡說：「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來譯小說。他們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們譯的《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
蔡元培1919年3月18日寫給林紓的公開信裡說：「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
周氏兄弟、許壽裳、錢玄同等在日本時師從章太炎學《說文解字》，並相互結下友誼。另外周作人在日本還短暫學習俄文（與魯迅等共學）、梵文（與老師章太炎共學，教師是會說英語的旅日印度人，周給老師做英語翻譯）等。

中華民國成立後

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督學），後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後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該系師資還有張鳳舉、徐祖正等，後來因中日戰爭爆發而停辦。
他清新淡雅，如話家常的白話文，洋溢著深厚的中國、東洋、西洋古典與近現代文化素養，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中更發表影響深遠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啟蒙主義理論文章。
周作人還廣泛參與社會活動，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後頒行全國。1922年與錢玄同、陸基、黎錦熙、楊樹達、胡適、沈兼士等會員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他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支持進步學生，與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連署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並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員。
1927年，李大釗等20餘名國民黨員（有的身兼共產黨員身份）被奉係軍閥張作霖絞死。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把李氏子女李葆華和李星華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灣胡同的家中。此後，對李氏遺孤的救濟幫助一直持續近20年。

留平教授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馬裕藻、馮祖荀），受校長的委託看守校產。北大校長蔣夢麟後來在回憶錄（《西潮》和《新潮》）裡談到：「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於是，他果然沒有走，後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來關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記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說法庭要我的證據。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結果如何，因後來我離開南京時很倉促，沒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沒有去打聽。」

神秘槍擊案

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兇手逃逸後未被捉獲。有關槍擊案的兇手是誰一直眾說紛紜。周作人始終堅持是日本軍方的陰謀，日方則說是國民黨特務所為。戰後有人在美國撰文，自稱當年是學生，不滿周的親日行止而下手。以時間點來說，周作人當時並沒有出任傀儡政權的任何行政職務，他先是應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委託，在家裡翻譯英文和古希臘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搬到香港。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學（美國基督教背景）國文系每周授課6小時，擔任客座教授。但遭行刺後日軍憲兵進駐周作人家，卻加速民眾對其親日印象的懷疑。

出任汪精衛政權職務

經過槍擊案的身心衝擊，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衛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
1940年11月8日，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衛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通過「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1943年3月29日任「藝文雜誌」總編輯（參考張深切「北京日記」），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査研究所副理事長，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道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

戰後

抗戰結束後，1945年12月在北平以漢奸罪名被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逮捕，並押解南京受審，監禁於老虎橋監獄，周的朋友、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在美國辦外交的胡適寫了封長信，請求胡適為周說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認識的周作人》（1967年7月發表）一文寫到「理學院仍設景山東街前北京大學理學院原址，文學院因為沙灘紅樓被日本憲兵隊所佔據，乃在馬神廟北大圖書館邊新蓋三層大樓一座供用；這兩個學院在淪陷期間，不但絲毫沒有受到破壞，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設備，所以周作人勝利後在法案受審時，供稱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當漢奸，是蔣夢麟校長託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這樁事有蔣前任校長去函法院證實，而新任校長胡適之也替他證明有保全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之功，所以法院寬大為懷，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鄭振鐸說：「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給了他不好的影響」。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坐火車到學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暫住。
他曾通過尤炳圻聯繫以前教過的台灣籍學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灣，1948年起在台灣大學教書）表示有意到台灣，在北京大學修過周先生2學期2學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我所認識的周作人〉1文回憶：「周作人知道將被釋放，叫尤君寫信給我，說他想來台灣，問我有沒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醫師，向他借用北投的別墅供住，郭君滿口答應，我於是立刻回信給尤君，告訴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費用，我和老友張我軍可以負責設法，可是他出獄後沒能即刻來台，後來就斷絕消息了。」
他不到台灣與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灣大學校長不無關係。
胡適從上海要到美國前，曾託王古魯遊說他離開中國，他反託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見《知堂回想錄》）。
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澤東與周作人》文中指出毛澤東很早就與周作人來往的事實，文中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記》：『毛澤東君來訪』。「君」常用於老師稱呼學生。（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旁聽了許多課程，並造訪了多位老師，《胡適日記》1920年1月15日有記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毛澤東與周作人》文中說周作人1949年後「給周恩來寫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作了一些檢討，也為自己的過去作了一些解釋。周恩來將這封信轉呈毛澤東」。今非昔比的毛澤東，對昔日老師的信以如下口氣作了批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與他對另一位昔日老師胡適的口氣如出一轍(「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但據郭宇一的文章，「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這樣的批示，學界目前尚有爭論」。
周作人的學生在台灣的有許世瑛（許壽裳大兒）、張我軍（板橋人）、鄭騫、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張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來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

上書毛澤東

周作人在1951年給毛寫信，毛的秘書胡喬木1951年2月24日給毛澤東書面報告說：「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不當他是漢奸。」「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毛澤東批了：「照辦。」

翻譯

周作人從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制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
反右運動中，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讓他的經濟負擔大增，只好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
在康生和周揚的過問下，稿費從1960年1月起，調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幣。
1964年9月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其稿費又減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幣，當時他的愛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這段期間，他翻譯日本古典文學和古希臘文學作品多部，同時應邀校訂別人的譯稿（《今昔物語集》、《源氏物語》等），日本現代文學譯作有：《石川啄木詩歌集》等。
有些沒有結集的日本文學中短篇譯作散見中國和香港傳媒。
他每個月開銷頗大，在寫給香港曹聚仁的信件裡面曾說：「人民文學社派人來說，每月需用若干。事實上同顧頡剛一樣，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說四百。以後就照數付給」。「因為負擔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這是我拮据之實情。」

寫作

回憶魯迅的專書著作有：《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
在報刊發表散文隨筆，後輯成《木片集》。
經曹聚仁介紹，在香港傳媒連載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後結集出版。

文革期間

1966年5月，文革開始。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8月2日，他被紅衛兵查封了家，並遭到皮帶、棍子抽打。其後周作人兩次寫了短文讓兒媳張菼芳交給當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藥安樂死，都無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發病去世，享壽82歲。

家庭

周氏家族在明朝正德年間定居紹興，到周作人這一代已是第14代。祖父周福清，字介孚，進士出身。父周鳳儀，母魯瑞。長兄樟壽（周樹人、魯迅），三弟松壽（周建人），妹端姑未滿周歲即夭折，四弟椿壽六歲夭折。
周作人在日本娶了所寄居公寓做工的羽太信子為妻（1909年在東京結婚）。
生子周豐一（1997年病逝），女兒周靜子，1929年夭折的女兒周若子。
周豐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北京圖書館（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工作。
周豐一與其妻張菼芳照顧周作人度過晚年。

散文

他主張「美文」及「言志文學」，風格平和沖淡，富幽默感，深具哲理，常援引詩文，有點田園詩人悠閒自得的情態，也有點隱逸與古雅的封建士大夫的風味，號稱真正的隱士。他在初期的散文集《自己的園地》和《雨天的書》，流露出一些現代人感情和思想，對現實和封建文化的不滿，以後提倡「言志」的趣味文學。

周作人最主要的成就是散文小品的創作，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成熟的散文風格——「平和、沖淡」，對後世的散文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曾風靡一時，並迅速形成一大流派：「言志派」。

翻譯

周作人精通日語、古希臘語、英語，並曾自學古英語、世界語。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就與魯迅合作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
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周作人受到剝奪政治權利（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決）的處分，在北京的家裡專事翻譯和寫作，但不允許以本名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交給他翻譯希臘古典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這項任務（胡喬木提議，毛澤東批准），產生了一批高質量的日本文學和古希臘文學經典漢語譯本。
包括古希臘喜劇《財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臘神話》、《伊索寓言》全譯本、古希臘悲劇《歐里庇得斯悲劇集》（與羅念生合作翻譯）；日本現存最古的史書《古事記》、滑稽短劇《狂言選》、平安時代隨筆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風呂》）和《浮世理髮館》等。他應邀校訂北京翻譯社的《今昔物語集》本朝部譯稿和豐子愷的《源氏物語》全部譯稿（與錢稻孫合作）。
他自己覺得畢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譯作是用古希臘語（和羅馬帝國希臘化地區當時流行的新約希臘語、通用希臘語不同）寫作的古羅馬敘利亞作家、哲學家路吉阿諾斯的作品選《路吉阿諾斯對話集》。

魯迅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另一貢獻是撰寫《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魯迅小說裡的人物》這些回憶性文章，為魯迅研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雜學

除了文學創作及翻譯，周作人的研究涉及到了多個領域。在《我的雜學》中他提到了他所受到的雜學的影響。

著作和譯著

譯著

評價

舒蕪說：「周作人是中國新文學新文化史上一個巨大的存在，又是個複雜的歷史人物。早在清朝末年，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留學日本的時候，就從事新文學工作，倡導新文學運動，成了後來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遙遙先驅。『五四』新文學運動起來，他們都成為第一流的代表人物。周作人的名字，曾經是青年心目中一個輝煌的名字。」
關於周作人的文學成就——鄭振鐸說：「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麽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陣；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郁達夫說：「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爲最豐富最偉大，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爲最所溺愛。一經開選，如竊賊入了阿拉伯的寶庫，東張西望，簡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斷。」
張中行說：「我由上學時期讀新文學作品起，其後若干年，常聽人說，我自己也承認，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剛勁，一沖淡，平分了天下，這不是吹捧，有一微末的事可以爲證，是不管不署名還是署生僻的筆名，熟悉的人看三行兩行就可以斷定：這是魯迅，這是周作人。這情況，輕一些說是他們有了自己的獨有的風格，重一些說是別人辦不了。別人辦不了，也許就可以說是高不可及。」
舒蕪說：「他最早是作為翻譯家出現，他的翻譯工作，首先是一種啟蒙工作，求新聲於異邦的工作。他是北京大學第一個講歐洲文學史的教授。他還寫了大量的介紹外國作家作品，輸入外國文學與理論知識的文章。接著他又作為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出名。他的名文《人的文學》，第一次給中國新文學運動制定了一個民主的人道的思想綱領，啟發了一代兩代的文學青年。接著他第一個提出了『思想革命』的口號，為文學革命提出進一步的目標。他呼籲人的發現，女性的發現，兒童的發現，他提倡寬容和自由，反對束縛和統制。他又是最初的新詩人之一，他的長詩《小河》被推為中國新詩運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周作人後來把寫作的重點轉向小品文，他對新文學新文化史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在這一方面，他的沖淡雋永，苦澀回甘的小品文，極盡「陰柔」之美，與魯迅的極盡「陽剛」之美的雜文，兩峰對峙，雙水分流，代表中國新文學的最高成就。」
在魯迅晚年與美國斯諾夫人的談話記錄稿中，斯諾夫人問中國最優秀的雜文家有哪些，魯迅說出的第一個就是周作人。
陳之藩在《在春風裡·紀念適之先生之八》一文中寫道：「胡先生（指胡適）對周作人的偏愛，是著名的。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說：『到現在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他在晚年是儘量搜集周作人的東西。」
關於周作人的學識——張中行說：「在我熟識的一些前輩裏，讀書的數量之多，內容之雜，他恐怕要派在第一位。多到什麽程度，詳說確說，他以外的人做不到。但可以舉一事爲例，他說他喜歡涉覽筆記，中國的，他幾乎都看過。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絕大多數是偏僻罕爲人知的，只此一類，也可見數量是如何大。何況還有雜，雜到不只古今，還有中外。他通日語、英語和希臘語，據我所知，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於中文典籍。英語呢，專說他常提到的藹理斯，他自己說有藹氏書二十六冊，加上向我借閱的《藹理斯自傳》，是二十七冊，其中最大的一種是《性心理研究》，連補編共七厚冊，總不少於三百萬字吧，他都讀了……還喜歡讀一些正統儒生不大注意的書，如《齊民要術》、《天工開物》、《南方草木狀》、《燕京歲時記》以及謠諺、笑話之類。總而言之，還是無所不讀。」
黃喬生說：「周氏少時接受舊學訓練，頗涉野史筆記，自述由雜學入門。後步長兄樹人（魯迅）後塵，求學南京，留學日本，得異域文化薰陶，參較中西，遂淹博貫通。此可謂由雜而一。五四時代，本思想啟蒙之旨於神話學、民俗學、生物學、性心理學等東西洋著述，多所譯介，於中國思想革命及新學科之創立，功不可沒。此可謂由一而雜。此後轉而廣覽中國古代筆記，提要勾玄，披沙揀金，用功甚勤。推崇平實態度，講倫理准乎自然，論道義力避空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同情而寬容，不責備於古人，惟佳言之務得，思有惠於後學。常述先賢通達之論，公諸同好，其為書話，蔚成大觀。此乃由複雜歸於一。」
文潔若說：「解放後周作人爲人民文學出版社譯的日本古典作品，從八世紀初的《古事記》、十一世紀的女官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的《平家物語》、十四世紀的《日本狂言選》、十八世紀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以至本世紀的《石川啄木詩歌集》，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他都能夠從我國豐富的語彙中找到合適的字眼加以表達。這充分說明他中外文學造詣之深……每部譯稿，他必加上詳細的注釋，並在前言後記中交代作者生平、作者的歷史背景、藝術特色等。他立論精闢，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恰到好處。」
林燕說：「周氏所譯，往往是他人很少光顧的作品。這大概不是為了獨闢蹊徑，而是一個眼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