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

少年時期

1889年（明治22年）1月18日，石原莞爾出生於山形縣  鶴岡市的莊內藩（雖然戶籍上寫的是1月17日），是當地飯能警察署署長石原啟介的六男四女家的老三。家中的長子（泉）和次子（孫次）分別在出生兩個月和兩周後折命，莞爾實際成為了家裏的長子。石原家的四子（實為次子）作為海軍中佐在1940年6月因為飛機事故而殉職。五子（三郎）在一歲去世，而只有六子（六郎）活到了戰後並且一直在石原莞爾曾經住過的西山農場直到了1976年。而家裏的長女嫁給了一名醫生，二女（志）嫁給了一位軍人，三女（豐）和四女（貞）在二十四歲去世。
因為父親工作的原因搬了幾次家，在少年時期的性格相對很粗暴，他的姐姐一次去學校領他的時候看到他在教室里大鬧。而在另外一方面，石原常常也是學校里同年級中成績最好的學生，三年級的時候在閱讀，數學和作文上有著優異的成績。舊東北帝國大學附屬醫院保留的病歷顯示他在幼兒時期因為麻疹種過幾次痘。小時候的夢想曾經是成為陸軍大將。

陸軍學校時代

1902年石原莞爾考入了仙台陸軍幼年學校，這段時期在班級里的51名學生中他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特別是在德語，數學，國語和漢文有傑出的表現，但在不擅長體育和劍術等術科。1905年進入了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同期生還包括了後來的陸軍中將橫山勇和島本正一。中央幼年學校的主要科目包括了基礎軍事訓練與武器分解和騎馬等，而石原常常喜歡研究世界戰爭史和哲學，也是在此時開始接觸了和田中智學的《法華經》相關的書。住在東京的時還登門拜訪、討教過乃木希典和大隈重信。
石原莞爾早年是個另類，一年到頭不洗澡，把身上的虱子裝在鉛筆盒中養起來作為觀賞。學校為培養學生日後能獨立進行作戰繪圖，特別安排了寫生課，石原莞爾的作業曾讓老師瞠目結舌，他畫了一根男性生殖器，又寫一行字：我的寶貝，畫於廁所，11月1日。這充分體現了他早年的不拘一格和特立獨行的天性。
畢業後石原莞爾被分到家鄉的酒田步兵第32聯隊當士官候補生。
1907年12月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1期步兵科，在教室和自習室里石原飽讀了軍事學叢書，休息日也在圖書館閱讀了戰爭史、哲學和社會學等書。在陸軍士官學校的成績是350名學生中的第3名，因為有時反抗並且侮辱了他的區隊長，被扣去品行分，1909年畢業時的成績被學校降到了第6位。陸士畢業以後按慣例回到原來的第32聯隊，作為陸軍的見習士官受到了嚴格的訓練，晉升為陸軍少尉。因是長官所不喜歡的人，所以1909年12月在新組建步兵第63聯隊時被調出去新聯隊。他也多次給軍事雜誌寫了幾份對於戰術問題的個人看法，除了軍事學以外還繼續研究了歷史和哲學。在此期間受到了陸軍大將南次郎的泛亞洲主義薰陶。1911年，駐紮在朝鮮春川時期的石原在聽到了孫文在辛亥革命中勝利的消息後向部下說明了此次革命的意義，後來一起鳴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 
隨後在第63聯隊長的動員下去參加了陸軍大學校的考試，考試題目包括了初級戰術學，築城學，兵器學，地形學，交通學，軍制學，語言學，數學和歷史，要求考生在3小時至3個半小時內解答。然而對一心想成為部隊長的石原來說根本沒認真的進行複習，每天通常都是熱衷於解決部隊裡的工作，去考場的時候也一本參考書都沒帶。1915年考入陸軍大學第30期。在這裡他接受了戰術學，戰略和軍事史等教育，而在殘餘的時間裡則研究了思想和宗教，有時候可以在戰術問題的答辯上壓倒教官的言論。1918年從陸大畢業，成績是60名畢業生中的次席，首席是後來的陸軍中將鈴木率道。畢業論文為對戊辰戰爭中北越戰爭里越後長岡藩的河井繼之助的戰術研究。

海外進修

陸大畢業先在原聯隊後調入陸軍訓練總監部。1920年4月，被派到駐漢口的華中派遣隊司令部，上司是板垣征四郎少佐。石原莞爾逗留了一年多時間考察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總結出應對軍閥最好的辦法是「比起武力會戰，收買和宣傳具有更大的價值」，他認為當時的中國「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政府欺壓民眾，官民對立；若外國入侵，民眾不會支持政府。」。「中國的愛國學生是世界上最亂的，就是他們起鬨鬧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線，然後他們轉身就走了。總而一句話就是說，中國是一個政治失敗的民族。」1921年5月，被調到陸軍大學校任兵學教官。
1922年7月，選擇去德國進修，當時曾留宿在了南部氏的別墅里，讀到了拿破崙和腓特烈二世的生傳，同時還成為了日蓮宗的國柱會會員，1923年國柱會設立了立憲養正會，石原也受到了其第一任總裁田中智學思想的影響。石原莞爾到德國喜歡上了照相機，並買了一整套設備。1924年8月從德國回國前石原莞爾晉升少佐，回國後繼續回到陸大任兵學教官。

關東軍參謀

1928年8月，石原莞爾晉升中佐，之後經過河本大作大佐（皇姑屯事件的主謀）的推薦，到滿洲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1929年5月板垣征四郎大佐也被調到關東軍任高級參謀。在1920年代日本所謂「滿蒙生命線」的理論甚囂塵上。石原莞爾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以及關東軍參謀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就經常碰頭，研究占據滿洲的問題。「最終戰爭論」也在這段時期通過了「滿蒙占有計劃」成了形。日本國內陸軍省與參謀本部也有不少人捲入「918」陰謀。
1931年9月18日，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策動了918滿洲事變，獨立守備隊步兵第2大隊的第3中隊在柳條湖炸毀了一小段南滿鐵路，並進攻張學良軍隊的駐地奉天（瀋陽的舊稱）北大營。石原莞爾勸說在旅順尚不知情的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中將同意立即出動關東軍，於19日占領了奉天。通過手下的一萬數千名的關東軍從230,000人的張學良的軍隊手下占領了相當於日本國3倍大小的滿洲。最初，參謀本部顧及國際影響不同意在滿洲建立政權的方案，並勸阻關東軍停止作戰。石原莞爾提出「關東軍就是全體放棄日本國籍，改編為滿洲合眾國國軍，也要拿下全滿洲」。
1932年8月，石原莞爾晉升大佐，同年10月作為松岡洋右的隨員去日內瓦參加國聯大會，在這次會議上日本宣布退出國聯。
在建立了滿洲國之後，石原從原來的「滿蒙占有論」轉向了「滿蒙獨立論」，倡導了部分日本人放棄自己的國籍也成為滿洲人，外加以「民族協和」為前提讓中國成為「東洋的美國」以籌備「世界最終戰論」里日美決戰前的第一階段構想。在「最終戰爭論」中曾寫到，「發源於中亞的人類文明分為東西兩支，幾千年來各自發揮其特長和特點，不斷進步，而最近兩三個世紀的發展更是突發猛進。時至今日，這兩個文明已形成隔著太平洋而相互對峙的局面。這種局面必將導致戰爭，戰爭之後將走向統一，最終創造最後最高的文明的「黃金時代」，人類最後的大戰爭是以日美為中心而進行的世界大戰爭，首先是持久戰爭，然後是決戰戰爭」。石原理解飛機在戰爭的重要性，也看出核分裂的破壞力。

二·二六事件

1933年8月，石原莞爾被任命為仙台步兵第4聯隊的聯隊長。1935年10月，被任命為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
1936年發生了由部分傾向皇道派的陸軍下級軍官發動兵變的226事件，石原時任參謀本部的作戰課長，同時擔任了「戒嚴司令部參謀介務」鎮壓了叛亂軍。石原自稱既不是「統制派」，也不為「皇道派」，而是「滿洲派」。不僅一度阻止了安藤輝三大尉（此次事件被平息後安藤被判處了死刑）率領的部隊，並警告其說到「請別亂用殿下的軍隊！如果想殺死我石原的話就直接用你的手吧」，又和栗原安秀中尉（栗原在事件被平息後也被判處了死刑）持手槍對峙。石原曾與叛軍支持者、皇道派軍官滿井佐吉中佐談判（談判結果不為雙方所接受）。

左遷

1937年3月，石原莞爾晉升少將，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1937年，在77事變時，參謀本部當時反對了把戰線再擴大，而想為對蘇聯戰爭作準備的時任作戰部長的石原莞爾也不支持在中國戰線上投入那麼多的物資和人力，有違其任內主持修訂的《國防國策大綱》。而「綏遠事變」時的關東軍第2課長武藤章一度嘲諷了石原的政策，說到「我只不過是模仿石原閣下當時在滿洲事變中的作法而已」。時任軍務局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大佐和參謀本部作戰課長武藤章大佐是主戰派。石原隨後不斷提倡了自己的「不擴大方針」，並且積極參與了「陶德曼調停」等工作，和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的規劃形成了強烈的對立。
同年9月，由於主張不戰，在參謀本部的機構改革中從參謀本部被調任為關東軍的參謀次長。1938年石原莞爾作為關東軍的參謀次長和東條英機在對於滿洲國的戰略思想上的代溝越來越大，東條不予理會其想讓滿洲國自立成為「亞洲盟友」的構想，而又常常直呼東條為「東條上等兵」和「白痴」。1938年12月5日，被任命為京都府舞鶴市舞鶴要塞的司令官。1939年8月晉升中將，並調任京都的陸軍第十六師團的師團長。
1941年3月1日，石原莞爾被免除師團長職務，同年4月，石原受到立命館大學校長中川小十郎的邀請，加入到了立命館大學成為了新開設的「國防學講座」的講師。隨即又擔任了大學裡的國防論、戰爭史和國防經濟論等科目的「立命館大學國防研究所」所長。同期的教師職員還有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的酒井鎬次中將，拿破崙戰史的伊藤政之助少將，國體學的里見岸雄等。石原每周大概進行一次到兩次的講座，並且參加了騎馬部學生們的課外教育，餘下的時間自己看書過日。隨後編入了預備役。東條在這段時期也為他派了憲兵隨身，從講課的內容到進出他家的人員都做匯報。1941年9月，因為憲兵和警察的壓力從大學辭職返回故鄉山形縣的鶴崗，校長中川小十郎等教師參加了送別會。1942年《國防政治論》由聖紀書房發表。退出現役後的石原莞爾主要活躍於教育評論，寫作和演講等活動，同時也經常發表「不可為石油而發動戰爭」的評論。

東條英機暗殺計劃

1944年6月柔道家牛島辰熊和津野田知重少佐正在東亞聯盟中從石原莞爾處學習，由於津野田知重從大本営參謀部三課的秘密文件中得知日軍的慘敗狀況，於是兩人打算暗殺首相東條英機，當時兩人商談說「再這樣下去所有國民都會死掉的」，於是向皇族遞交了一份讓東條下台的名為「大東亞戰爭現狀的觀察」的信件。他們也將這一獻策給石原看過，石原說「讓我考慮一晚」之後在信件上寫上「作為非常手段，迫不得已時只好殺了東條」的字樣。第二天兩人對石原說「現在已經一切都為時太晚了」，然後取過紅鉛筆在末尾上寫上「同意動手」。
就暗殺的手段，兩人打算採用習志野的化學學校秘密開發的氰化鉀炸彈「茶瓶」，但就在此時東條因為戰局不利內閣總辭職而下台了，之後兩人的計劃走漏，於9月被捕。後來作家增田俊也所寫的《木村政彥為什麼沒有殺死力道山》一書中提到，牛島打算由他的徒弟木村政彥充當刺客。

戰後

1945年（昭和20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後，因為曾和東條的對立使得自己被免於被起訴為戰犯（另兩個可能原因是他已經重病、再者他在戰爭法庭的答辯會讓戰爭法庭失去正當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檢察官曾到石原養病的醫院聽取了證詞，但石原只是指責了在他眼中「毀了國家」的東條英機和梅津美治郎等人，但對其他的軍方將領則給予了辯護。石原也以證人的身份出席了東京軍事法庭，當庭回答了檢察官的問題並且作出了自己的陳述，包括批判了麥克阿瑟和杜魯門對日本本土實施的大規模轟炸。此外，他也發表了「我們的世界觀筆記」和「新日本的出路」，寫出了讓日本「放棄戰爭」的理念，並提出建設「不要戰爭的文明」等主張。同時給駐日盟軍總司令的信中提出了「超階級的政治」等觀念，包括「過去的政治是為階級利益的政治」而「超階級政治」只是「為了理想」。1949年（昭和24年）8月15日，石原莞爾在家中口述完名為《新日本的進路》的遺書後，因膀胱癌等病在游佐町的家中去世，終年6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