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

早年生涯

陳紹禹生於清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九（1904年5月23日）。1919年，陳紹禹到金寨志誠小學學習，校長李少樵、國文教員詹谷堂對他影響深刻。1920年夏，陳紹禹考入六安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種農業學校。在校學習期間，受五四運動影響，也參加了學生活動。1924年初，安徽省教育廳撤換沈子修的校長職務，改派劉先黎擔任校長。雖然大多數學生抗議，但陳紹禹因家境貧寒，對新校長表示支持。1924年夏，陳紹禹畢業後，以六安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武昌商科大學預科學習並獲獎學金。同年10月，擔任豫皖青年學會事務部主任，兼會刊編輯。同年12月，任武昌商科大學安徽同學會會刊《皖光》編輯。
1925年春，陳紹禹參加了商大驅逐校長屈佩蘭的運動。同年5月30日後，他在武漢參加支持上海五卅運動的行動，被推選為武昌學生聯合會委員、湖北青年團體聯合會執行委員兼宣傳幹事。同年9月，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0月，經許凌青和張浩然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由於國共合作，同年陳紹禹參加中國國民黨，擔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宣傳幹事。

回國與上台

中共六大之後，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瞿秋白繼續留在莫斯科，在聽取學生意見，併到學生中間調查後，認定中山大學不存在「江浙同鄉會」。因此，瞿秋白與米夫、陳紹禹等人之間的矛盾開始產生並慢慢激化。1929年，史達林在蘇聯發動清黨，牽連到中山大學。同年4月，王明回國，任中共上海滬東區委宣傳幹事（當時滬東區委書記是何孟雄）；5月，後調中共中央宣傳部任《紅旗》報採訪員；《勞動》三日刊的編輯。7月下旬，到滬東區委任宣傳幹事。10月中旬，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紅旗》通訊員。
1930年1月12日，陳紹禹因出席上海工聯會在上海公共租界布置年關鬥爭的會議而被捕，被關押於提籃橋監獄。因未暴露身份，陳紹禹被捕時是工人打扮，巡捕房和監獄都沒有發現他的身份；此外他買通了一個看守幫他送信，地址是中共秘密機關報《紅旗》所在地。2月18日，陳紹禹獲得釋放。但泄露地址此事嚴重違背中共紀律，《紅旗》報社被迫進行轉移，陳紹禹因此被中共中央給予黨內警告處分。1930年3月，陳紹禹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全總黨團秘書、《勞動》三日刊編輯。5月，兼作上海英界電汽車罷工委員會委員，編輯《罷工每日快報》。6月，返回中共中央宣傳部任秘書。7月，陳紹禹與秦邦憲等對李立三在6月11日通過的決議案提出了反對意見，指責李立三是托洛斯基主義。李立三非常憤怒，向忠發因此立即宣布撤銷了陳紹禹的中宣部秘書等全部職務；此外，中共決定給他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陳紹禹也隨後向李立三寫了悔過書。
8月中旬，陳紹禹被調出中央宣傳部，下放到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任幹事。9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六屆三中全會，陳紹禹表示擁護。11月13日，陳紹禹從夏曦等人那裡得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十月給中共中央寄來一信，並發來了共產國際東方部向執委主席團寫的《關於中國黨三中全會與李立三錯誤的報告》，嚴厲斥責李立三的決議路線。陳紹禹因此也開始公開給中央政治局寫信，反對李立三，並主張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11月底，拋出題為《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在小冊子中，陳紹禹不僅批判了立三路線，還從根本上否定了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央，並要求撤換中央的領導。1930年11月23日，他與剛從龍華看守所釋放的孟慶樹結婚。同年12月，陳紹禹的老師、共產國際執委兼東方部部長米夫抵達中國。同月16日，在米夫的催促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了關於取消陳紹禹等人處分的決議。12月25日，陳紹禹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江南省委員會代理書記。
1931年1月1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米夫以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名義，提議陳紹禹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並補選為中央委員。2月，開始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發雖然名義上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但中共實權已經由李立三轉移到了陳紹禹。陳紹禹隨後派遣張國燾、夏曦、曾洪易等人到各個中共紅軍根據地，並在之後產生了新一輪的肅反運動。根據中共官方後來的聲稱，從此在中共內部逐漸形成了一支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派系（也被稱為「共產國際派」）；中共指出該派系的主要特點是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和蘇俄革命經驗神聖化，忠實執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一切指示。同期的中共另一位領導人張國燾就曾在黨內刊物《實話》第十三期發表文章稱「陳紹禹同志等是堅持執行國際和黨的路線的最好同志。」

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

同年4月，由於顧順章、向忠發相繼被捕、進而叛變中共，陳紹禹無法在上海立足，轉移到地下工作。10月18日，陳紹禹離開上海；11月7日，抵達蘇聯莫斯科。1931年11月10日，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之後就以王明為名行事。博古出面主持臨時中央政治局，擔任中共中央代總書記，繼續王明此前否定毛澤東等「建立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和「游擊戰爭」等方針，並剝奪了毛澤東等人的軍權。
1932年8月27日至9月15日，王明出席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於9月3日，擔任大會主席，主持討論庫西寧和台爾曼的報告，當選共產國際執委委員，之後即開始以共產國際的名義遙控中共中央。1933年11月30日，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三次全會上，被補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當選共產國際出席職工國際黨團委員、共產國際執委的拉丁美洲書記處主任（至1936年）。然而隨著第五次反圍剿慘敗，中共與中國工農紅軍開始進行長征。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取代博古總負責政治，會議也恢復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王明在中共中央的勢力開始迅速衰落，也為之後中共清算王明路線奠定了基礎。
1935年7月，隨著歐洲與中國戰場上的變化，共產國際謀求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王明開始主筆《八一宣言》草案，並在7月14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討論通過了他起草《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布了此宣言，並在10月1日，首先刊登在法國巴黎的《救國報》上。

回國參加抗戰

1937年11月14日，王明離開莫斯科，11月29日飛機抵達延安。12月，王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王明在這次會議上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2月18日，王明抵武漢，參與同蔣介石的談判，但未能達成實質協議。不久，中共中央代表團和中共長江中央局合併，對外為中共代表團，對內為長江中央局，暫以王明為書記；他還兼任黨報委員會主席。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但會議在毛澤東等人的堅持下，並沒有形成決議。會議決定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實行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的原則，張聞天仍主持黨務等日常工作，毛澤東負責軍事，王明負責統一戰線工作。會議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於毛澤東為主的主張已經在全黨占統治地位，王明只在局部地區一度產生過影響。
會後，王明被分配到武漢，擔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他到達武漢後，卻未經中共中央同意的情況下發表與中共中央相左的意見，並擅自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表談話，他就在自己2月27日報告的基礎上寫了題為《仨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的長篇文章，在黨刊《群眾》周刊第19期（1938年4月24日出版）上公開發表，把自己的觀點當做政治局的意見加以宣揚。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布《論持久戰》演講，駁斥當時輿論中的亡國論與速勝論。同年7月，中共中央指點長江局，要求在重慶《新華日報》刊登此演講稿；王明則以「文章太長，不予刊登」為由回絕。王明在長江局的獨斷專行、不遵守紀律的行為以及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過分退讓的言論，引起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的不安。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決定派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和抗日戰爭形勢。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就中國革命問題作出決議，肯定抗戰以來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不久，任弼時接替王稼祥，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稼祥準備回國。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會議開始後，王稼祥再次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贈言，後者要求王明對其行為道歉。毛澤東代表中央做《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會議批評了王明錯誤，確定了全黨獨立自主的領導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和政策。全會確定敵後抗戰總的戰略部署是「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為此，全會決定撤銷王明負責的長江局，設立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和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東南分局改為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仍為項英）；決定充實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懷、楊尚昆組成常務委員會，書記楊尚昆。長江局的撤銷，代表中共從組織上克服了王明的影響，王明也因此在中共中央失勢，他被要求留在延安工作，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會議未開完，他去西安飛重慶，參加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1940年1月初，王明擔任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執行委員。2月20日，當選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名譽主席團成員、理事。5月3日，王明在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開學典禮上作《學習毛澤東》的講話。同年冬，中共中央書記處開始組織編纂黨的歷史文獻集《六大以來》，為整風運動做準備。1941年1月，主持召開中央婦委的保育工作會議。但2月初，中共中央決定停辦《中國婦女》雜誌，遭到王明反對。9月1日，之前他負責的延安女子大學也被撤銷，後者與陝北公學、青年幹校，合併為延安大學。

延安整風與失勢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共產國際派」成為了最主要的批判和教育對象。1941年9月10日到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反對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問題，以及中共黨史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問題。會上批評了王明的歷史和現實的錯誤路線。王明不承認錯誤，堅持六屆四中全會路線是正確的。1941年10月3日晚上，共產國際書記季米特洛夫來電，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個問題，包括：在法西斯德國猖狂進攻蘇聯莫斯科危殆的情況下，中共準備採取什麼措施以在中國戰場上積極軍事打擊日本，使日本不可能開闢法西斯軸心進犯蘇聯的第二戰場等。當晚毛澤東找王明溝通此事，但雙方劍拔弩張，爭吵不息。此後兩人作了幾次談話，王明堅持自己對於統一戰線、中共中央長江局的觀點；毛澤東則表示極為反對。1941年10月8日書記處會議上，王明主張：在國共關係問題上堅持認為一切依靠國民黨，反帝反封建要有主有次、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區別。關於統一戰線問題，應該組建共同的抗日政權，共同的抗日軍隊。毛澤東因此和王明展開論爭，王明逐條進行反駁或者解釋，最後對自己的結論是：「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宣布：「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對六中全會以前即武漢時期（王明）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明。」
1941年10月8日，王明開始出現胃出血，之後病情加重。10月12日，王明宣布生病，不能參加政治局會議。10月13日，任弼時代表中央去看望王明與他談話；10月14日，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和傅連暲參加醫生複診，醫生提出休息三個月，並送到延安中央醫院，由金茂岳擔任主治醫生。王明提出：休息時不參加書記處工作會議，只參加政治局會議。從此，王明以生病為由，不參加中央的會議與工作，不參加延安整風運動。1941年10月下旬至1942年8月13日，王明在延安中央醫院住院治療扁桃腺發炎引發心臟肥大和雜音以及吃磺胺藥治扁桃腺發炎引發黃疸肝炎，王明在回憶錄中主張，這是毛澤東為了迫害王明而故意下含汞藥物中毒導致；但中共中央專門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後，認定是因為使用了藥物甘汞導致的醫療技術事故。
1943年1月8日，兩名蘇聯的軍事記者看望王明，王明請求使用蘇聯電台向共產國際報告，聲明毛澤東的整風運動是反對列寧主義和蘇聯，並請求蘇聯派飛機接其到莫斯科治病。1943年3月，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新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王明被解除書記處書記、南方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位，但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員與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職位。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同年7月30日，對王明的會診結束，認為金茂岳開具的甘汞藥物，使得王明出現汞中毒。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各中央局、分局、各區黨委發出《關於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指示》電文，開始對王明歷年觀點進行整風批鬥。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擴大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宣布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當天，王明給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寫信，表示同意和「完全服從」、「完全同意和擁護」。6月，王明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落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是當選中央委員，得321票，在44名中央委員中排行倒數第二（倒數第一是博古）。12月，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1947年初，王明任新成立的中央法制委員會主任。1949年3月7日，王明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發言，頌揚了毛澤東的貢獻，但對自己的過往一筆帶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1949年6月，中國新政治學研究會籌備委員會成立，王明擔任副主席併兼任籌委會主任。同年7月，王明參加中華全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籌委會；同年9月21日至9月30日，王明出席在北平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0月5日，王明當選為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理事會理事。10月19日，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委員。
王明擔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時，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等法律；並於1950年4月1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的報告。同年6月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會議在6月9日通過《關於王明同志的決定》，要求王明對其錯誤反省。10月25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養病，11月抵達莫斯科，直到1953年12月9日返回中國。1954年4月8日，舊病復發後，沒有再重新工作。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撤銷法制委員會，此後王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內便再沒有任何職務。1955年，由於病情惡化，王明再次住進北京醫院。1956年1月30日，王明去蘇聯治病，此後再也沒有返回中國。

晚年

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全體大會上作《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講話，談到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時，選王明等有代表性的犯有錯誤的同志為中央委員；然而王觀瀾、傅連暲等代表對王明既不回國參加大會又不認錯的態度表示強烈不滿。經過中共中央動員，王明連任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得票排名倒數第一）；但他已經赴蘇聯治病，之後也未曾參加任何一次會議。1957年毛澤東訪問蘇聯時，派隨團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賴祖烈和黃樹則去拜望王明，王明雖然盛情招待，但表示已不願再回國了。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此前負責給王明寄送錢財的秘書田書元被撤職。數十萬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論集》也開始編印成冊，並出現口號「機會主義頭子、蘇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王明在國內受到了深入揭批，成了反面典型；王明在國內的家屬受到株連，中共中央也和他逐漸斷掉聯繫。但是，中共中央卻對他再無作出任何決議，也沒有開除他的中國共產黨黨籍。
1969年，王明撰寫《關於中國革命》一書。1971年，王明身患重病，抱病陸續完成回憶錄，作為自己與毛澤東40年來恩恩怨怨的一個交代。1974年3月23日，他將自己撰寫的文章整理成《中國共產黨五十年和毛澤東的叛徒行徑》（中譯本為《中共五十年》）發表。四天後的3月27日，王明病逝於莫斯科，終年69歲。蘇聯以「共產國際的老朋友」的名義將其安葬在莫斯科郊外的新聖母公墓。

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

王明有良好的俄語基礎與哲學理論水平，長期與共產國際與蘇共關係密切。因此他的很多觀點及其經驗，都是基於蘇聯的經驗得出。1925年，格里戈里·葉夫謝耶維奇·季諾維也夫提出第三時期理論，並在1928年7月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主張當時是資本主義總危機集聚發展的時期，並錯誤地估計了中國革命的形勢。王明等因此確立了「在中國打倒民族資產階級，通過武裝暴動奪取全國勝利，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政權」的方針，作為指導中國革命的大前提。此主張對於中國工農紅軍的後期作戰構成嚴重誤導。

國共關係

王明重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以「抗日」、「降日」劃分敵友，在軍事部署上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他主張建立全國「統一的國防軍，要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統一作戰計劃」，「由蔣介石統一指揮」。在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問題上，他主張到國民政府去登記、立案，取得合法和統一。在軍事戰略上，反對游擊戰，主張正規戰。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重點闡述這些觀點。但王明在長江局的獨斷專行、不遵守紀律的行為以及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的言論，遭到毛澤東、張聞天等反對，並因此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撤銷了王明負責的中共中央長江局。

評價

王明去世後，3月28日，蘇聯《真理報》刊登王明去世消息，並登一照片和《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蘇共中央對其評價是「國際共運老戰士，中國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在籌備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期間以及在大會以後，王明對制定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綱領作出了重大貢獻」、「王明是蘇聯的老朋友，蘇中兩國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積極捍衛者」、「形象將銘記蘇聯人民的心中」，孟慶樹也稱其一生摯愛蘇聯。
但中國共產黨對王明一直持否定態度，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王明基本上完全以教條主義者、機會主義者代表的反面教材面目出現。毛澤東本人曾評價王明「對自己的事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他被廣泛認為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期間犯了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中共的革命事業造成重大的損失，其具體表現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一切鬥爭，否認聯合」，「在軍事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後來又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在組織上，實行宗派主義」。同時，他又被視為在1937年到1940年期間犯了對國民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片面強調「一切依靠統一戰線，一切為了統一戰線」，忽視了對群眾的積極發動和中共的獨立自主性。由於王明在中共黨內評價極低，以至於改革開放後的撥亂反正中，儘管中共對歷年人物事件進行重新判定，卻無人為王明翻案。
在中國共產黨黨外，對王明的評價也並不高。1977年11月16日，梁漱溟在《一個英雄兩個惡人》中，對王明評價極低，「陳紹禹為史達林主持的第三國際內中國黨的代表，其在黨內權勢高，氣焰凌人。我初遇之於武漢，當時他對蔣記國民黨的態度忽左忽右，傳為笑柄。嗣以政府退守重慶，彼此又聚晤於國民參政會。中共在參政會上所提議案由中共諸參政員一同列名，以陳紹禹之名居首，且由他發言做說明。……陳雖氣盛而身軀則短，在參政會場發言，有時或縱身跳躍起來。1946年3月我第二次造訪延安時，陳忽來招待處看我，面容消瘦，意興不佳，自雲一場大病初癒。據傳說陳遭受黨內群眾大會鬥爭也。……陳是否有張國燾那樣許多罪惡行為，我不知道，第以其見惡於人者頗深，即以歸屬於惡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