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慕琦

早年生涯

1886年6月30日，楊慕琦生於英屬印度，父祖原居英格蘭伯克郡，父親威廉·麥克沃思·楊格爵士，KCSI（Sir William Mackworth Young，1840年－1924年）是印度的殖民地官員，曾先後擔任邁索爾參政司（Resident）、古爾格（今果達古）首席專員以及旁遮普副總督等職。 至於楊慕琦的母親法蘭西絲·瑪麗·埃傑頓（Frances Mary Egerton，？－1932年）是其父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父親羅伯特·艾爾斯·埃傑頓爵士（Sir Robert Eyles Egerton，1827年－1912年）亦曾任旁遮普的副總督。
不計父親在前一段婚姻所生的一名女兒，楊慕琦在家中六名兄妹中排行第三，對上有兩名兄長，分別是在印度任職公務員及從事考古工作的傑拉德·麥克沃思-楊格（Gerard Mackworth-Young，1884年－1965年）及任殖民地總督的陸軍少校赫伯特·于貝爾·溫思羅普·楊格爵士（Major Sir Hubert Winthrop Young，1885年－1950年）；至於對下的三名弟妹中，最小的諾曼·埃傑頓·楊格（Norman Egerton Young，1892年－1964年）曾任英政府財政部官員及蘇伊士運河公司董事。 此外，楊慕琦有一堂兄傑弗里·溫思羅普·楊格（Geoffrey Winthrop Young，1876年－1958年），為著名攀山專家及教育家。 雖然生於印度，但楊慕琦早年卻被送回英國英格蘭接受教育，曾經先後入讀伊頓公學和劍橋大學英皇學院，後來取得古典文學文學士一級榮譽學位畢業。

殖民地生涯

畢業以後，楊慕琦在1909年考入殖民地部（又名理藩部），最先以官學生身份於同年11月派往錫蘭殖民地政府工作，1910年8月出任北部省政府代表的辦公室助理，1911年11月調任康提政府代表辦公室助理。 在1913年1月，他又出任穆萊蒂武署理助理政府代表；未幾於同年11月調回輔政司署任第四助理輔政司，至1914年2月出任署理第三助理輔政司，後於1914年9月出任第二助理輔政司兼錫蘭立法局秘書，一個月後又任第三助理輔政司。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楊慕琦曾於1915年至1919年期間從軍，戰後在1920年1月重返政府任第三助理輔政司，同年7月任第二助理輔政司，1922年3月改任漢班托塔助理政府代表。 在1923年3月，楊慕琦獲擢升為首席助理輔政司兼錫蘭行政局秘書，後於1928年獲英廷任命外調到西非的獅子山殖民地政府出任輔政司一職，期間曾於1929年署任獅子山總督一位。 在1930年，楊慕琦復被派到巴勒斯坦託管地擔任布政司，期間一度在1931年署任巴勒斯坦高級專員一職。 在1933年6月，楊慕琦再獲升遷，被任命前往大西洋，出任懸缺多時的巴貝多總督兼三軍總司令之職，後於同年8月5日正式履新。

巴貝多總督

在他上任總督以前，巴貝多的主要經濟命脈——蔗糖因為長期歉收，使經濟在1930年代陷入衰退，並導致失業率急升。為此，楊慕琦任內著手於解決失業問題。儘管當時政府因經濟欠佳而收入減少，但他卻花比以往更多的金錢到貧窮地區以發展社會服務、教育和醫療，另外，不同的委員會亦相繼成立，以專注解決不同的民生問題。與此同時，楊慕琦又趁機會進行社會改革，在議會引入其他聲音，以圖改變農場主長期壟斷經濟的不公局面。
其實，楊慕琦在早年的殖民地服務已顯露出支持改革的作風，因此他上任巴貝多總督一職以後，便企圖打破長久以來白人控制巴貝多政治的局面。例如在1936年的時候，楊慕琦就起用了當地的白人改革主義者基思·沃爾科特（Keith Walcott）為律政司，並且兼任議會議員，以便反映改革派的聲音。到翌年，他又率先委任當地黑人厄爾斯金·沃德（Erskine Ward）為法官。沃德本人是民主聯盟的成員，也是議會首位黑人之一，因此楊慕琦的委任特顯他對民主與自由的重視。相反，巴貝多的保守農場主和商人卻因此而倍感壓力。
楊慕琦任內的另一大貢獻是引入老年退休金。有關引入退休金的建議最早於1936年提出，建議甫提出，楊慕琦立即予以高度重視，並在同年8月組成一個委員會，就退休金的引入作可行性研究。該委員會由律政司沃爾科特擔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4名議會議員，2名立法局議員和2名其他人士。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是改革主義者，另外又有兩人是黑人，至於農場主和商人則佔4人，反映出楊慕琦盡量尋求社會各界的均衡參與。委員會在同年11月發表了報告，報告表示巴貝多應該引入退休金制。
報告表發表以後，適逢巴貝多在1937年7月爆發要求推行退休金制的騷亂，楊慕琦於是借機在10月將準備多時的草案提交議會。引入退休金的草案曾在議會和立法局引發了一連串的辯論，不少地主、商人由於不願增加財政負擔而加以推搪之餘，又指政府的財政狀況將來可能不足以負擔退休金的支出。然而，草案最終仍然得到三讀通過，並在1938年5月1日起落實。法例通過以後，在巴貝多連續居住滿20年的長者，均可在每星期取得1先令6便士的退休金。
楊慕琦在巴貝多的政績斐然，得到了倫敦殖民地辦公室方面的肯定。因此自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他獲委任兼領千里達和多巴哥護理總督一職， 以接替因表現未如理想而被撤換的前總督符烈槎爵士（Sir Arthur Fletcher）。 到1938年3月，楊慕琦卸任巴貝多總督一職， 隨即調往坦噶尼喀地區，自1938年7月8日至1941年6月19日出任坦噶尼喀地區總督兼三軍總司令。

坦噶尼喀地區總督

位於東非的坦噶尼喀地區早自1885年起由德國佔領，一直到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國際聯盟才於1919年將之撥交英國統治，所以英國在坦噶尼喀地區的統治根基較其他英屬殖民地要淺。 楊慕琦上任坦噶尼喀地區總督之時，由於英國的張伯倫政府正積極向納粹德國推行綏靖政策，輿論擔心英國會將坦噶尼喀送還德國，作為綏靖政策的一部份，使到當地一度民心散渙，士氣低落。為顯示英國對坦噶尼喀地區的管治承諾不變，楊慕琦任內熱心推動經濟及各樣改革，又擴充行政、立法兩局，以成功穩定民心。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楊慕琦隨即將殖民地佔一定數量的德國裔人口收押到集中營，以減低殖民地政府被推翻的機會，確保當地在戰時維持穩定局面。 楊慕琦在坦噶尼喀地區的種種功績獲得英廷肯定，結果在1941年獲任命為第21任香港總督兼三軍總司令，處理當地日益嚴峻的局勢。

香港淪陷

在1941年9月10日，身穿殖民地官服的楊慕琦爵士於皇后碼頭登岸履新，正式接替早前以健康理由辭職的羅富國爵士。 楊慕琦抵港後在9月25日第一次召開立法局會議，當時香港市面仍未料到兩個多月後日軍會入侵香港，楊慕琦更想不到三個月後自己竟為日軍所擄。其實，日本早於1937年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並在1938年10月佔領廣州。 由於其時日本未與英國宣戰，所以香港未受戰火波及。港府雖然保持中立，但受內地嚴峻局勢影響，實際上自羅富國爵士港督任內，香港已經加緊備戰，以防他日日本揮軍南下。不過，雖說加緊備戰，幅度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楊慕琦上任港督的時候，香港僅有英兵和印籍英兵約11,000人，再加上本地義勇軍1,387人。 此外，在他上任以前，英軍駐遠東三軍總司令曾向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請示，要求增兵香港布防，但邱吉爾認為香港根本無險可守而加以拒絕，由此可見，香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防守仍然十分脆弱。
正因為英方相信日本不會宣戰的關係，雖然大批難民從內地湧入香港，但市面情況則仍然一概如舊。後來加拿大在1941年11月派遣一批為數1,975人的援軍駐守香港，可是楊慕琦亦未有任何進一步的增兵行動，而他本人甚至在12月6日前往半島酒店出席慈善舞會，香港表面上可謂一片歌舞昇平。

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戰，突襲美國位於太平洋珍珠港的海軍基地。珍珠港事件發生當日，楊慕琦始悟情勢不妙，於是頒布動員令，並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翌日12月8日（因時差關係，實際上僅是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數小時之內），日軍首次進攻香港，率先在上午8時30分以戰機轟炸啟德機場，香港僅有的五架空軍飛機遂遭徹底損毀。 此後不出48小時，英軍雖然奮力防守，無奈寡不敵眾，駐港英軍「兵敗如山倒」，新界防線全數崩潰。到12月12日，九龍半島已經完全陷落， 日方於是在12月13日派員到香港島，以大炮和空襲為威脅，迫使英方投降，結果被楊慕琦加以拒絕。
楊慕琦拒降以後，日軍再度大肆進行空襲，並成功在12月18日和12月19日，分別在三個不同地方登陸香港島，與英軍展開激烈戰鬥。期間日軍在12月17日曾第二度勸降，仍為楊慕琦所拒。到12月21日，邱吉爾曾致電報到香港，鼓勵守軍抵抗到底，並表示守軍「不要有任何投降的設想」， 惟當時英兵已經潰敗，邊戰邊退。自12月21日至12月24日，英軍雖然作出最後的頑強反抗，但始終未能擊退日軍。在1941年12月25日聖誕節，楊慕琦發表聖誕文告，鼓勵士兵奮戰。但到下午3時，守將莫德庇少將向他表示英方已再無力還擊，楊慕琦於是先設法送走所有軍政要員離開香港，並決定投降。由開戰至此，兩者僅距18日而已。
在12月25日下午4時，英方前線開始舉白旗，一小時後，英方派員到日方司令部請求投降，但由於日方要求英方投遞降書，所以英方要至晚上6時20分才正式投降。結果，楊慕琦乘天星小輪渡過維多利亞港，在當日晚上7時與日方在九龍半島酒店內舉行投降儀式。 投降儀式由酒井隆中將主持受降，而英方代表則有楊慕琦和司令莫德庇等人。由於空襲導致停電，所以楊慕琦要在灰暗的燭光下簽署無條件投降的降書。自此，香港正式淪陷，開展長達3年零8個月的日佔時期。至於楊慕琦向日軍投降當日，由於正值聖誕節，所以史稱當日為「黑色聖誕節」。

戰俘經歷

楊慕琦是自英方將領康沃利斯勳爵在1781年美國獨立戰爭中率大軍投降以來，首位失守殖民地而投降的英國官員。投降翌日，英方正式全面停火，而楊慕琦本人自簽署投降條款當日即淪為日軍戰俘。日本佔領香港後，大部份原殖民地政府要員都被禁於赤柱拘留營內，但楊慕琦最先仍獲日方禮待，被軟禁於半島酒店內。 日方後來將楊慕琦轉送台灣拘禁，除他以外，在台的戰俘還包括有海峽殖民地總督珊頓·托馬斯爵士等盟軍陣營的殖民地官員。 不幸的是，楊慕琦在當地受盡折騰，甚至被關進竹籠，受盡日軍凌虐。 到二戰後期，楊慕琦再被日方轉送到滿州國的奉天俘虜收容所（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監禁，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後，人們一度以為他已遭遇不測，其後蘇聯軍隊進佔東北時，才在無意中尋獲楊慕琦。
由於楊慕琦被禁期間身體欠佳，所以獲釋後未有立即重返港督崗位，而是返回英國療養。至於香港在重光以後一度由輔政司詹遜爵士組織臨時政府，後來在英政府指令下，再由海軍少將夏慤爵士籌組軍政府，進行軍法管治。香港重光半年以後，楊慕琦在1946年5月1日復任香港總督，結束了臨時軍法管治。 在復任以前，英廷向楊慕琦頒授GCMG勳銜，以肯定他在戰時的表現。

楊慕琦計劃

復任港督後不久，楊慕琦爵士在8月28日大膽發表一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 到是年10月，楊慕琦正式推出建議書，當中建議香港應設立一個市議會（Municipal Council），三分之二議員為民選，其餘三分一則屬委任；另外，在民選議員部份中，一半由華人直選，而另一半則由洋人直選。構想中的市議會最初可負責管理消防、康樂場地和市政局，到日後情況許可的話，更可以管理教育、社會福利和公共建設，甚至於公共事業。
根據方案，為配合市議會的設立，立法局內的官守議員議席會由原本的9席減至7席，非官守議席則增加一席至8席。在官守議席中，5人會是當然議員。而在非官守議席中，4人由非官方機構推舉，另由太平紳士中選一人，商會中選一人，以及從新成立的市議會推選2人。 港督仍會是立法局的主席，繼續享有投票權。方案推出以後，被通稱為「楊慕琦計劃」。表面上，方案雖然容易推行，但由於各界未能就市議會職能達成一致意見，以致方案遲遲未能落實。而即使華人可在方案取得利益，港府也沒法得到全體華人社會的贊同。到1947年5月17日，楊慕琦任滿離職，以61歲之齡退休返英，但其方案始終未能取得共識。
楊慕琦卸任以後，由葛量洪爵士在7月25日接任港督，他上任以後，內地正值國共內戰，其後中國共產黨又在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件事都觸發大批難民在戰後湧港。基於當時香港與鄰近地區局勢不穩，再加上香港前途不明朗，「楊慕琦計劃」被一再拖延，至1952年10月，英國下議院更正式宣布放棄計劃，計劃隨即為港府所放棄。

晚年生涯

楊慕琦卸任港督以後，退居於英國英格蘭的溫徹斯特，晚年熱衷音樂和彈奏鋼琴，而且花時間參與當地唱詩班的活動，以及研讀不少古典文學。楊慕琦在1974年5月12日逝世於溫徹斯特的貝雷域奇療養院（Bereweeke Nursing Home），享年87歲。楊慕琦生前曾居於溫徹斯特的蘭格府（Lang House），宅第在他身後改成民宿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