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語歷史

上古到南越

自上古時期，居於嶺南地區的多個原始部族，被居於中原地區的華夏部落泛稱為南蠻。而秦南下前，嶺南與其他南方地區同為楚之屬地，使當地語言兼備有古楚語與土百越語的特徵，古代粵語可視為與現代壯侗語系存在一定血緣關係，學界研究通過語言比較可發現，粵語與閩語、客家話中均存在大量「有音無字」的詞彙，這些是從壯侗語系語言中保留下來的詞彙底層。兩廣百越所操語言，也就被中原漢人稱為 「鴂舌」，比喻蠻夷難懂的語言。
據著名語言學家邢公畹等考證，早在堯舜時期，黃河流域就發生一場以中原為中心的「夏語化」運動，發展到西周時期，形成了以秦晉的方言為標準音的「雅言」。
秦國於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開始攻打嶺南百粵之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開通了秦鑿渠（唐後稱為靈渠），打通楚地（現在的湖南）及粵西（現在的廣西）之間的水路，使中原與嶺南交流更頻密。及後秦國征服整個嶺南，設郡置縣。秦二世二年（前208年），時任秦國龍川縣令的趙陀受託自南海郡尉任囂，擁兵自立，稱南越王，起兵嶺南其餘兩郡獨立建國，國號南越，定都蕃禺。南越國時期，君主推行和輯百越政策，任用越人，夏越通婚，越人自治。鞏固了南越政權，亦加快了文化交流與融合的步伐。

漢朝到魏晉南北朝

元鼎五年秋（前112年），漢朝皇帝劉徹（即漢武帝）攻打南越國，吞併整個嶺南，自此之後，嶺南同中原交流多了很多，當地土著開始學習雅言，除對外交流，族群部落內溝通也有受到雅言影響。古百越語也在此時進一步影響南下古漢語。
王莽始建國元年（9年）至地皇四年（23年），不少人亦都來到中原，陳元，及之後士變世家都在此時過來。他們在此處開館讀學。新至東漢末期，中原一帶很混亂。政體上，嶺南九郡之上加一級為之州，叫交州。士燮做了交州太守，去除了州刺史，其後形成割據政權。經學家劉熙，就於交州開學，程秉﹑薛綜、許慈都是他在這裏的徒弟。還有很多讀書人來到此處，許靖、許邵兩兄弟、袁沛、鄧小孝、徐元賢、張子雲、劉巴、袁忠、桓邵住等等。他們在這裏開館授徒，無形中是為中原文化及雅言播種，加速雅言普及。
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不少中原人因戰亂南逃至嶺南地區，嶺南地區漢族人口大量增加。其中一部分移民入粵北定居始興，當時中原傳入的漢語與秦漢時期形成的古粵語混合，進一步疊加影響古粵語，逐步改變了古粵語的面貌，拉近了古粵語和中原漢語的距離。這一時期是粵語的成長時期。在長達270餘年的南北分治時期，中原雅言因外族南下衝擊而逐漸消失，而在嶺南紮根的雅言在較爲穩定局面之下，仍保持著源於中原的音系，並與原有的古楚語、古百越語共融，奠定日後粵語的語音基礎。

隋唐與宋朝時期

在隋唐時期，嶺南地區的漢族人口進一步增加，部分少數民族在漢族分布較少的山區裡繼續保持自己的語言文化。這一階段粵語再次進一步受隋唐時期中原漢語疊加影響，被貶諦廣東的文人學士對中原文化的傳播和漢語讀書音的影響，令粵語由原來的混合語，演變成一種既能對應中古漢語發音，又有自身獨特詞彙和文法結構的語言，而在由上古到中古這個演化、完備過程中，粵語還相對動盪多變的中原傳承了更多的古語元素。而此間屬土著百越的黎族、瑤族等部分接受漢化，部分轉遷移向山區與廣西；原居粵西南，即雷州半島一帶的俚（黎）人則大規模南渡，定居海南島，成為海南黎語的先祖。

明清

明朝至清朝中期，粵語平穩而緩慢地變成現代粵語，按粵語韻母長短把陰入聲派入高低兩種陰入聲（如「色」、「錫」兩個陰入聲字分別帶有短和長的韻母，前者被派入尖銳的高陰入聲，後者被派入近似陽入聲般低沉的低陰入聲），西洋學者在清朝中後期見證粵語不再分辨z/c/s聲母和j/q/x聲母的過程（現時香港帶有sh/ch的粵語音譯英文名詞可被視為活化石，因為當時sh/ch未有混到s/ts之中，例如：香港沙田的沙-sha）。

清朝中期、末時期

由於清朝乾隆二十五年（1757年）開始鎖國政策，一口通商僅保廣東省城（即廣州城，舊名為廣州府，英文名為Canton）作為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故此洋人來到中國後所掌握的漢語是粵語而非官話。洋人為了方便與廣東十三行（廣州十三行）的中國商人溝通，他們便要自然學習粵語進行不少貨品和金錢交易。不少地方官員、京官和商人等達官貴人來到廣東省城（即首府）為了與洋人經常議事常常接觸到粵語。由於在廣州說粵語多數是地位較高的文人、平民和富戶人士，而廣州長期以來是廣東保持繁華和百業興旺的省城，因此也有省城話之稱，粵語以廣州話為粵語標準音作中心，影響絕大部份的「粵語方言」和「廣東方言」人數跟隨使用。
隨著「廣州十三行」的貿易往來，外國經商人士學會了粵語也把英語等詞彙融入粵語，而粵語和英語開始接觸，各自融入中文和英文不同的譯音名稱。加上外國人一到步廣州通商時誤將省城（今廣州）等於廣東「Canton」，把廣州的英文名為Canton，導致Cantonese（即廣州話）直譯中文為廣東話，因此後世把英文直譯中文稱廣東話的原因。因這段時期是粵語最頂峰時期，導致不少廣西人的粵語人數也跟隨使用廣東人的粵語口音。此時，大量原本在廣州經商西進的廣州人移民至廣西，廣東曾有句諺語：「生在蘇州，住在杭州，食在廣州，死在柳州。」，廣西柳州棺木（即棺材）向來最出名。而梧州為廣東接壤的邊界城市，長期受廣州文化影響，並以廣州濃厚商業文化為中心向西部擴散進入梧州，梧州闢為通商口岸，「粵商 」活躍，並沿潯江、鬱江一線進入廣西南部腹地，至南寧取代桂柳官話、壯族的壯語、廣西平話作為通用語；有極少量粵語人口從桂平一線折向西北，進入廣西的桂中平原，但這一線的粵語人口多居住於沿江市鎮碼頭附近，雖然對當地桂柳官話的詞句字義有一定影響，如影響柳州話的音調，但未能改變桂中平原原有的語言格局，逐漸被當地人的語言消滅，粵語僅能保存於其家族生活中；同時海南沿岸也有粵語人口分布。
鴉片戰爭後清朝國力持續衰退，為了生計，又有大量的廣東人（包括廣東粵民系、廣東客家民系、廣東閩民系等廣東人）遷移北美洲、歐洲、澳洲、南洋、東南亞一帶等世界各地。特別是人數最多的粵語民系大半數是廣府族羣較多，廣東客家人在這段時期因為粵語與客家話很多語調、語音是較相近，有些已經會曉說粵語，以及本身是說粵語四邑方言（如台山話等）四邑人有些已能說廣州話。其廣東人口一向眾多，尤其原本自居廣東裡較多的廣府人遷移英、美、加、澳、紐和東南亞等各地，後人表示自己是從廣東而來的廣東人（包括潮州人、客家人、雷州人等曉說粵語的廣東後裔）。

現代

中華民國成立，要統一全中國語言作為官方語言，在訂立國語時，雖然用北京官話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之正式書寫地位。即使在辛亥革命後，民國建立之初在廣州仍然是不少地方黨、政、軍、高層和名人的所在地，因多次以廣州為首都，居住在廣東的人物大部分都非富則貴，粵語實際使用未受到任何限制，國民黨「二大」之會議語言是粵語，大會更議及照顧粵語人士需要，將是次與之後會議的各項重要報告及決議翻譯為粵語。
中國共產黨創建者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都積極狂熱地支持漢字拉丁化，他們認為漢字是「腐毒思想之巢窟」；而拉丁字母則推進社會進化和「世界大同」。瞿秋白等左翼知識分子抨擊五四白話文成為一種「新文言」，認為漢字是不能承載人民聲音的死文字，他們反對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資產階級國語運動」。1930年瞿秋白赴蘇聯與蘇聯漢學家制定「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這種拼音文字拼寫的不是文言，也不只以北京一地方言為標準的『國語』，而是各大方言區的大眾口語」。之後各地知識分子致力於方言拉丁化，制訂出上海話、蘇州話、廣州話等新文字方案。戰後留在香港的左翼文藝人響應中國共產黨文藝「大眾化」之路，而發起方言文學運動，催生了不少粵語書寫作品，如黃谷柳的小說《蝦球傳》等。在革命時期，粵語在廣東上升為一種革命的語言，粵境內非粵語區民眾將學粵語視為一種時尚與革命行為。甚至在一些場合，只有講粵語者才被視為真正的革命者，如省港罷工時湖南籍李森（啟漢）被選為罷委會幹事局局長，不少工會以「外江佬不懂廣州話」為由提出抗議。國民革命到中日戰爭時期，在廣州市一級到省級黨政部門，長時期仍然以粵語作為公務語言。
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普通話」，由於大量政治運動的影響，對廣東推普工作無法展開。在1956年全國推廣普通話以後，粵劇、粵曲、講古、粵語話劇照樣推陳出新，以統戰華僑，及配合中國共產黨對民眾進行意識形態教育。1958年建成的珠江電影製片廠雖然主要拍國語片，但仍出了一部喜劇粵語片《七十二家房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各色粵語文藝多數消失，廣州只餘下粵語樣板戲，例如1973年珠影製作的《沙家浜》。

語言特徵現狀

現時廣東逾1億人口以上當中，粵語使用人數約6,700萬、廣西約2,500萬、香港700萬、澳門55萬、泰國500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500萬、美國和加拿大200萬，全球有約1.2億人口使用粵語。粵語為澳大利亞第4大語言（次於英語、義大利語、希臘語）、加拿大第3大語言（次於英語、法語)，美國第3大語言（次於有英語、西班牙語）。

中國大陸

1980年代改革開放，為吸引香港外資企業和海外華人到中國大陸投資，廣東成為改革開放試點，企業家從香港進入珠江三角洲和珠三角經濟區，打通整個廣東再到其他省份通商，大量粵商和外商活躍。粵語不但未受到外省南下大軍影響，反而因廣東能接收香港頻道，令到不同省籍的工廠民工和專業人士透過電視娛樂，也紛紛認識和學習聆聽粵語。全球華人也會收看的香港電台、影視、藝術，就連海外商品、產品、外國品牌、消費品等廣告也在中國大陸播放。
廣東汕頭、潮陽、海陸豐等閩語區一些潮州人和粵西一些雷州人也開始使用粵語，形成雙語區，加之廣東內人口流動，香港頻道落地在潮州，當地潮汕地區居民，特別是汕尾年輕一輩外出廣州等珠三角地區大城市工作時，大多具備粵語交際能力，客家地區也使用粵語。廣東地方逐漸變為雙語區，廣府方言也吸收納入了潮州話、客家話等詞語，例如「口渴」讀成「口涸」、「喉乾」或「口乾」等，因此有些潮州人說粵語時充滿濃濃的潮州口音，並且廣東人將去食潮州菜，讀成「打冷」這一詞，其實也源於潮州話融入「廣州話」裡。為方便海外華人投資，不少本地廣東家庭能曉至少兩至三種廣東語言，以與別人溝通。此外，廣西、海南  一直存在粵語分布地區，廣西南寧、梧州、蒼梧、欽州等等在粵語大城市生活的少數民族也受粵語城市影響，有些也能會曉粵語，例如本身說粵語的漢族與壯族通婚人士。2009年，由於廣東商人在中國—東協博覽會後開始向廣西投資，南寧青秀區也有大量粵語使用者，對會曉粵語之投資人士十分方便，商人可從廣東向廣西經商西進。

海外

海外華人世界各地，由於不受普通話政策約束，粵語被香港廣泛運用於立法、行政、法庭、教育、新聞、傳媒、選舉、電視、藝術、曲藝當中，發展出獨具特色的現代粵語文化，尤其是戲說中國歷史的古裝劇完全反映出當時古代的原本詞句、語法、用詞和用語等，對傳統粵劇和粵曲的南粵文化（嶺南文化）以及文革破壞，對中華文化作出保護。例如在中國大陸範圍大力推廣普通話，廣東與廣西、海南  等地民眾之粵語會話就逐漸大受普通話影響──詞彙次序掉換，如：原本「質素」—顛倒—「素質」、「消夜」（宵夜）—顛倒—「夜消」（夜宵）、「緊要」—顛倒—「要緊」等古代文學詞彙用法，反而香港等海外民眾之粵語會話保留了較多「消夜」、「緊要」、「質素」等等古代用語對傳統文化保護作用。特別在「消夜」（宵夜）一詞一直用到現在，是唐代更最早期使用，唐代詩人方幹的詩《冬夜泊僧舍》之中「無酒能消夜，隨僧早閉門」的一句。

馬來西亞

除了在中國粵語地區之外，粵語是馬來西亞華人主要語言之一。雖然馬來西亞的學校皆以北方華語為主要媒介語來教授中文，但大部分本地華人都懂得粵語。主要原因是馬來西亞華人先輩祖籍廣東，而近代原因則是長期受到香港電視節目的影響。Astro華麗台、Astro至尊HD和Astro On Demand為本地的粵語台，並以粵語原音播出TVB製作的節目。所有本地中文電台（國營電台愛FM除外）都會全天候以華語和粵語交替廣播。同時，當地上映的香港電影皆不作配音，以原音上映。

香港

在香港行政、司法、立法、新聞發布等行政人員一般規定有粵語或英語能力才可擔任公職，更要規定先使用粵語和英語作回應。新聞電視、廣播、行政機構等亦會服務多數已經定型語言（粵語、英語）使用者為先。若果有需要立法會等政府新聞處都會提供粵語、英語及北京話三種語言的傳譯。學校亦使用兩文三語教學授課，學校可全面用英語或粵語授課其他科目。
而中文科則多數學校使用粵語授課中文，幼稚園先從粵語辨中文字為基礎。然而在東南三音（吳、閩、粵）中，粵語是可以和官話對應，例如：日常生活粵語會話的「食」(sihk/jih/yih) 或「喫」(yaak)——對應北京話讀〈吃chī〉－但粵語則讀「吃」(hek/hat1/gat1)，「唔」mh1——對應北京話讀〈不bù〉－粵語則讀「不」(bat1/fau2)，「係」(haih)——對北京話讀〈是shì〉－粵語則讀「是」(sih)，「喺」(hai2)——對北京話讀〈在zài〉－粵語則讀「在」(joih/zoi6)，《詩經·鄭風·大叔於田》春秋戰國時用法本字為「忌」(gei6)助詞變讀「嘅」(ge3/koi3)——對北京話讀〈的dì/dí/de〉－粵語則讀「的」(dik1)，漢代用法本字眾數為我(ngo5)「等」(dang2)、你(nei5)「等」(dang2)、渠(keoi4)「等」(dang2)變讀我「哋」(dei2/dei6/di4)、你「哋」(dei2/dei6/di4)、渠「佢」(heoi5/keoi5)「哋」(dei2/dei6/di4)——對眾數普通話讀〈們men〉－粵語則讀「們」(muhn/mun4)，《楚辭·山鬼》戰國時期用法「睇」(tai2/dai6)——對北京話讀〈看kàn/kān〉－粵語則讀「看」(hon1/hon3)，宋代用法本字為「蒞」（leih）變讀「嚟」(lei4)——對北京話讀〈來lái〉－粵語則讀「來」(loih/loih4/loih6)等等漢字單字，整篇官話文章是完全可以用粵語朗讀出來，以及作文、寫文章，中文科教師都可以使用粵語教授學生每一個官話單字來書寫和閱讀，還有分析和理解古文、古體詩、文言文、讀誦唐詩、宋詞及中國文學作品等詩、詞、歌、賦。只有少數學校因為創校逾半世紀的歷史緣故，而使用北京話，但是香港絕大部份的幼稚園、小學及中學都是使用粵語學習中文，用粵語讀、寫、聽、說為先，而另外將北京話獨立成為普通話一科，普通話科教師則專注教授學生拼音。
在香港主權移交後，有小學及中學為得到納稅人資助，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即使語常會研究指，普教中無助學生學中文，香港教育局仍維持普教中為遠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