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區

歷史

1870年代，上海法租界的徐家匯觀象台以上海地方平時為租界與港口的船舶授時。19世紀末改為東經120度標準時。
1902年元旦，中國海關採取東經120度標準時，稱為「海岸時」（China Coast Time，CCT），通行於沿海與長江各主要港口，並被京奉鐵路、京漢鐵路、津浦鐵路採用。至1904年8月1日，全國鐵路、電報、海關均實行。根據香港天文台資料，也是自1904年開始採取東經120度標準時。
1912年之前，中國清政府欽天監制訂國家的標準曆法《御定萬年書》，按照北京的地方視太陽時計算時間，由朝廷頒布，稱為「奉正朔」，而中國傳統曆法同時依賴於日月兩個天體的運動，並以實際天文觀測為準，因此曆時標準都以朝廷所在地（準確說，是欽天監的觀測點）的經緯為準。

中華民國時期

1912年春，裁撤欽天監，改設隸屬於教育部的中央觀象台。趕編《元年曆書》《二年曆書》均沿襲舊法。1913年初，編纂《三年曆書》時才改用北京地方平太陽時，即從1914年開始生效。

國民政府時期

民國17年（1928年），國民政府統一中國，原中央觀象台的業務由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的天文研究所和氣象研究所分別接收。天文研究所編寫的曆書基本上沿襲中央觀象台的做法，仍將全國劃分為5個標準時區，只是在有關交氣、合朔、太陽出沒時刻等處，不再使用北平的地方平時，而改以南京所在的標準時區的區時即東經120°標準時替代。
中原時區的標準時刻，由位於上海租界的徐家匯觀象台提供，授時則由海關、電報總局、鐵路局以電報形式將標準時刻傳遞到各地所屬機構。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相繼建立廣播電台，在車站、碼頭、大銀行、大機關及繁華街道，多置有大鐘，為普通市民提供時間服務。南京、青島等城市還每日定時為市民鳴放電笛報時。使得中原時區的標準時得到有效實施。
交通部發文令全國電報局自民國24年（1935年）3月起，一律改用標準時，並令上海無線電報局和南京有線電報局分別承擔每日廣播報時；南京電報局每日11點30分對時一次。民國26年（1937年）7月，在青島召開的第14屆中國天文學會年會上，有的學者提出「求全國時區制之實現，應呈請中央明令公布之」的意見，有的學者提出「長白崑崙兩區也作整時區」的意見，有的學者提出「中國全境悉用東經120°時刻」的意見。為此，國民政府內政部於民國28年（1939年）3月9日在重慶召開標準時間會議，會議決定「我國標準時區仍照前中央觀象台所劃定，分為五區；並請中央研究院制定標準時區圖，送由內政部通行各省市，轉飭一律遵守」。

標準時間的頒布及抗戰時隴蜀時區的專用

國民政府內政部1939年3月9日召開標準時會議，批准天文研究所的修改方案，飭令從民國28年（1939年）6月1日起實施，但同時決定「在抗戰期間，全國一律暫用一種時刻，即以隴蜀時區之時刻為標準」。

日占區的時區

偽滿洲國1932年成立時使用東八區日本西部標準時間，1937年10月1日全面抗戰開始時改為東九區日本中央標準時間，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滅亡。
中原日占區不使用東七區抗戰時區，而使用原東八區中原時區。1940年，上海租界自行發起「日光節約」運動，定於6月1日至10月12日實行夏令時，此後的1941年3月15日至11月1日也實行夏令時，直至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租界淪陷。淪陷後，1942年，汪偽政府曾發布命令：「在大東亞戰爭期內，日光節約時間全年各地一律適用。」因此，1942年起中原日占區全年實行夏令時，以與東京時間保持一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後為止。

抗戰勝利後標準時間的實施

抗戰勝利後，內政部關於全國各省市按區執行標準時的決定開始生效。最早恢復使用的是中原標準時，而重慶、成都、昆明等地仍然使用隴蜀標準時，因此，「滬渝、滬蓉、滬昆等航線的旅客下機後需撥動手錶，進退一小時」

標準時間的再次修正及推行

民國36年（1947年）8月5日，中華民國國防部召集測量業務聯繫審查會，要求與會的中央各部會審定關於「確定中國標準時區」的提案。結果，內政部會同中央研究院、國防部測量局、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和交通部，修正全國各地標準時間推行辦法聽取天文研究所的意見，將回藏時區更名為新藏時區；將原劃入回藏時區的甘肅玉門以西地區與甘肅全省一併劃入隴蜀時區；這個辦法進一步明確全國時間分為中原、隴蜀、新藏、崑崙、長白5個時區的名稱、標準和範圍，規定：「全國各地標準時間之授時事項由中央研究院負責辦理，報時事項由內政部委託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負責辦理。前項報時與授時應有之聯繫辦法，由中央研究院與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會訂，並送內政部備查。這個辦法呈請行政院核准後於民國37年（1948年）3月通飭各地方政府實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早在1947年4月1日，東北政聯行政委員會決定自是日起，東北解放區統一實行東經120度上海標準時間。這統一東北全境（含熱河省）的中共軍隊作戰使用統一時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兩三年內，全國各地所用的時間比較混亂。根據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地球物理所1952年編撰出版的《天地年冊》，截止到1952年年底，全國至少在理論上仍然實行五時區的舊制，甚至連時區名稱都照舊。在該書「時政」一章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藏時區、隴蜀時區、中原時區被分別列入世界標準時區的東六、東七和東八時區，就表明這一點。在這期間，出現北京時間。

北京時間的出現

1949年11月1日，西安《群眾日報》刊登了鄭州鐵路局西安分局一則更改列車時刻表的通知:「本路行車時刻自十一月一日起改用北京時刻(即較現行時刻提前五十六分)...這裡的「現行時刻」為隴蜀時間，經過計算，「北京時刻」為北京的真太陽時。
1950年後的短短幾個月內，除新疆、西藏外，全國各地都採用北京時間為統一的時間標準。值得指出的是，初期使用的「北京時間」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北京時間，也就是說它不是標準時，甚至不是北京地方的平太陽時，而是北京地方的視太陽時。
北京時間的出現，最早很可能只是因廣播報時的急需而產生。作為大眾化的民用時的一種稱謂，其初期的含義是模糊的，隨著無線電廣播報時系統的高效傳遞，全社會幾乎都毫無保留地接納北京時間這一概念。但是，北京時間作為民用標準時間的制度，也未經國家正式規定。1950 年 11 月，由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氣象局出版的《氣象測報簡要》，在計算時間時仍將中國劃分為三個標準時區。中國《天文年曆》迄今從未使用過「北京時間」一詞，只是在1954年年曆中才第一次使用「北京標準時」這一名稱，並說明：「我國舊分中原、隴蜀、新藏、崑崙、長白五個時區，解放以後，全國除新疆、西藏外，都暫用東經120度標準時，即東八標準時區的時間」：這一說明，標誌著北京時間一詞所反映的時間概念，已經由北京地方的視太陽時直接過渡到北京標準時。
19世紀中期至1997年、1999年，香港和澳門分別為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雖然港澳主權先後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根據「一國兩制」政策，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各自維持自己的時區政策。由於港澳地理位置都在東八區，港澳的時區在事實上與中國大陸相同。

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時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整個中國定立統一的GMT+8時區，稱為北京時間（或稱作中國標準時間）。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時間並不是在北京確定的，而是由位於陝西臨潼的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原子鐘確定的。新疆、西藏在1970年底之前使用東經90度標準時，1971年開始使用東經120度標準時。

新疆時間

在1970-1980年代間，新疆時間曾被多次廢除後再恢復。在1986年2月，中國政府批准了在新疆民間採用新疆時間（UTC+6），而在鐵路、航空和郵電等業務上繼續採用北京時間。現時，新疆當地使用的時區基本上是按民族界線劃分，大部分漢族人採用北京時間而大部分維吾爾族等其他民族的人則採用烏魯木齊時間。部分當地政府部門同時使用兩個時間。

香港時間

香港時間（縮寫HKT）是香港所採用的時間標準，並由香港天文台負責管理。香港時間全年比協調世界時快8小時，即是與位於UTC+8時區的國家及地區（包括中國大陸和臺灣）的標準時間（CST、國家標準時間）一致。香港在1904年使用格林尼治標準時間作基準，1972年採用協調世界時。

澳門時間

澳門標準時間是澳門所採用的時間標準，並由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負責管理。澳門標準時間比協調世界時快8小時，即是與位於UTC+8時區的國家及地區，包括中國大陸及臺灣的標準時間一致。跟香港一樣，澳門過去曾經引入夏令時間制度，但由於澳門的緯度偏低，實施夏令時間制弊多於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