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

清朝閉關

明朝實行海禁政策近200年，到隆慶元年 (1567年) ，福建巡撫涂澤民請開海禁，實施「船引」制度獲准，但明政府只開放福建漳州的月港一處通商口岸。清初，為了削弱鄭成功等抗清力量一度實行海禁。
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鄭成功孫鄭克塽投降，清軍佔領臺灣。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 ，清朝正式開海，准許百姓對外貿易，並在「粵東之澳門（一說廣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雲台山」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作為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的機構。江浙閩粵四大海關總領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關口岸，通常下轄十幾至幾十個海關口岸。
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乾隆帝以海防重地規範外商活動為理由，遍諭番商：「嗣後口岸定於廣東，不得再赴浙省，」
是謂「一口通商」。這一上諭是讓「外洋紅毛等國番船」、「番商」只能將廣州作為指定通商口岸，不得再赴浙江等地。外國商人銷售商品和購買上貨都必須通過特許「行商」之手。

英國外交挫敗

英國東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輝明知有「一口通商」禁令，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隨英船收泊定海，為地方官所拒，即攜預先備好之呈文，逕去大沽，上北京申訴。洪任輝通過直隸總督向乾隆皇帝遞交訴狀，希望清朝開放多個通商口岸。呈文中所控條款有關廣州海關勒索陋規，行商拖欠貨銀，保商制度多弊。乾隆皇帝以洪任輝「勾結奸商，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罪名，圈禁澳門三年。
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廣州是唯一通商口岸。以往廣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條例」，至是兩廣總督復訂立「防範外夷規條」五事，主要用意在制止外人與人民往來。一為嚴禁外商在廣州住冬，如屬必要，可去澳門，次年必須返國。除來華貿易外，規定武器、米糧、硝磺、鐵鍋、廢鐵和各種鐵器不准出口。蠶絲、綢緞也有出口數量規定。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恢復公行，專辦對外貿易，對外商嚴加限制，不准外商與官員直接接觸，指定須由公行與外商聯繫，使公行成為外商與中國官府聯繫的中介。
1787年，英國派出以查爾斯‧卡斯卡特為正使的使團訪華。這是英國政府第一次遣使來華。使團來華的目的是擴大對華貿易，增開通商口岸。此次出使因卡斯卡特在來華途中病逝而夭折。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續派前出使俄國並擔任過印度孟加拉長官之喬治·馬戛爾尼為特命全權大使，斯當東副之，隨員80餘人，包括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和95名衛兵，由兵船護送，費用歸東印度公司負擔。所攜「貢品」，約值1萬5千餘英鎊，內有天文、地理儀器、圖書、毯氈、軍用品、車輛、船式，總計600箱，俱為用心選購，以表示英國文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馬戛爾尼一行抵達北京。清朝以為英使是為向乾隆帝賀壽而來，稱使團帶來的禮物是貢物。乾隆皇帝要馬戛爾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禮，堅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禮，乾隆皇帝大為不懌。及見到國書，復知英使之來，並非專為賀壽，實別有干請，決定要他早日離去。馬戛爾尼以書面列舉請求，所有浙江、天津通商，京城設立貨行，給予舟山小島，另撥廣州地方一處居住，減免廣州、澳門往來各稅，明定海關稅則，俱不准行。馬戛爾尼提出開放寧波、舟山、天津等地為商埠，清朝嚴正拒絕。
英國政府再應東印度公司之請，決定再派大使來華，人選為阿美士德，主要使命為確定公司在廣州權益，中國不得任意停止貿易，英人得自由與華商買賣，推廣口岸。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阿美士德抵達天津，跪叩禮節問題隨之而來。嘉慶皇帝認為英使拒行此禮，是存心違抗，必須預行演習，否則不准瞻覲。阿美士德被帶至圓明園宮門附近，仍拒行三跪九叩之禮。嘉慶皇帝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驅逐出國。

對外局勢緊張

英國與葡萄牙在第二次反法同盟結盟對抗法國的拿破崙。英國以幫助葡萄牙捍衛其遠東殖民地的名義，兩次出兵葡屬澳門，企圖藉機佔領澳門，澳門則向清廷求助。1801年葡萄牙在橘子戰爭失利，英國派出六艘載有數百名士兵的英國戰艦於1802年（嘉慶七年）3月18日抵達澳門氹仔附近海域，試圖登陸澳門，兩廣總督覺羅吉慶勸阻無效而採取斷糧手段。7月英軍得知英法簽訂《亞眠和約》而離去。1808年（嘉慶十三年），清朝水師擊退13艘侵擾清朝東南沿海、闖入虎門之英國兵船。英軍在嘉慶帝調兵威脅下放棄佔領澳門的企圖。1825年（道光五年），英國爆發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為擺脫經濟危機，英國資產階級在國內加緊壓榨工人，在國外掠奪殖民地，鼓吹戰爭。1827年（道光七年），馬地臣在澳門創辦《廣州記事報》，公開鼓吹侵略。
1832年2月26日（道光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英國東印度公司英國在廣東十三行派遺間諜林賽改名胡夏米，冒充阿美士德爵士號（英語：Lord Amherst）船主，和郭士立到南澳、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威海衛等口岸測繪地形，搜集政治、經濟、軍事情報，遞交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胡夏米報告節錄如下：「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僅次於廣州，它的商業十分活躍，如果歐洲商人准許來上海貿易，它的地位更能大為增進，外國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這樣大的商業活動區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視，實在太令人奇怪了。清國全體海軍船隻，不能阻止一隻商船進口，真是怪事。南澳是廣東第二個海軍基地，一半位在廣東，一半位於福建，它是總兵或提督的駐地，在他的指揮下，共有軍人5237人，其中4078名屬廣東，1159名屬福建，但是這些軍隊的存在，
除了在花名冊中以外，是很值得懷疑的。」
1833年（道光十三年），英國國王任命一位上議院議員、海軍將官律勞卑為駐華商務監督，左右副監督各一人，遂由東印度公司對華關係，轉變為英國政府對華關係。1834年7月15日（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律勞卑抵達澳門。7月25日（六月十九日） ，律勞卑至廣州夷館，翌日遣人赴城門投書，無人肯收。律勞卑離開澳門前，當然已接到兩廣總督盧坤通知，而他不待奏明，率先前來廣州，殊屬違反清朝規定之條例。盧坤傳諭，命令律勞卑於調查整理貿易事宜完畢，即行返回澳門。何況律勞卑不經行商，「封面係平行（公函）款式，且混寫『大英國』等字樣。中外之防，首重體制，該夷律勞卑有無官職，無從查其底裡，即使實係該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疆吏書信平行。」盧坤並揚言中斷清朝英國貿易。
8月26日（七月二十二日），律勞卑發出布告，指摘盧坤「固執不明」，囑咐英國商人不必以封艙為顧慮。律勞卑僱人在廣州各處張貼告示。9月2日，盧坤亦發出布告，斥責律勞卑「妄自尊大」，正式封艙。盧坤下令全面終止與英國貿易，並派兵包圍英國商館，撤走所有清朝傭工，嚴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食物、水和藥物。。律勞卑立即召來英國一艘巡邏艇、兩艘護衛艦駛向黃埔進行威脅，與清朝海岸警衛虎門炮台交火35分鐘，駛入珠江。盧坤隨即將12艘大船沉於珠江河底攔截，又從各地調動艦隻28艘圍堵。9月21日（八月十九日），律勞卑及兵船離開黃埔。在清朝水師監視下，9月27日（八月二十五日）重開中外貿易。

中英兩國貿易逆差

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後，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清朝剛好符合此條件。但因清朝出產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十分受歡迎，而中國人不大量購買英國商人帶來的西方工業製成品，十八世紀的廣州貿易給中國帶來大量順差。西方商人來購買茶葉、生絲、大黃和其它貨物，是需要用金銀來支付的。東印度公司駛往中國的船舶經常裝載90%——有時高達98%——的黃金，只有10%的貨物是商品。1781-1790年（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間，流入中國的白銀達1,640萬兩，1800-1810年（嘉慶五年至十五年）則達2,600萬兩。1827年（道光七年）以前，英國多次在廣州試售英國印花布、剪絨及天鵝絨，虧本達百分之六十以上；1826年（道光六年）輸入棉布，也虧本百分之十左右。因為富裕的中國人對西方認知極少，自然興趣缺缺而多使用中國絲綢，而窮人則根本買不起。18世紀，英國開始實行金本位貨幣政策，而清朝則以白銀作為貨幣，由於與清朝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英國利潤受損巨大。稅率方面，清朝對英國進口貨物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同時由於海關官僚腐敗和貪婪，使得除稅率之外還產生許多不可預估的費用。這些種種中國特色的經商環境，都是千辛萬苦遠赴而來的英國商人所不能忍受的。
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白銀不斷地從印度英國和美國向中國輸出。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取銷東印度公司貿易壟斷權以前，英國對中國年輸出總值只有60萬英鎊，而1836年（道光十六年）達到1,326,388英鎊，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增加到2,394,827英鎊，到1852年（咸豐二年）便達到300萬英鎊左右。從中國輸入茶葉量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不超過16,167,331磅，到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便達到50,714,657磅，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是57,584,561磅。需求量增長非常迅速。

英商壟斷鴉片貿易

鴉片由罌粟提煉而來，在唐代中期 (公元7世紀末或8世紀初) 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傳入中國，中國人稱其為「米囊」或簡稱「白皮」。明時稱為烏香、鴉片或阿芙蓉，南洋諸國以為貢品，市鎮亦有貨賣，價值與黃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來粵，輸入漸漸增加。16世紀晚年（明中葉），海關開始徵稅，列入藥材項下，主要用來做止痛安神的藥；為求享受而吸食鴉片的情況很少。
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中國開始出現吸食鴉片的記載，據稱當時在台灣一些人將鴉片與菸草混在一起吸食，這種做法在17世紀60年代傳到福建和廣東，在那裡，吸食的方式得到改進：吸食者就著燈火燒化鴉片，並用一根竹管來吸。吸食鴉片迅速成為有閒階層的一種時尚，不久後甚至連窮人也沾上這種習慣。對鴉片的需求導致外國進口的鴉片增加，也導致在四川、雲南、福建、浙江和廣東種植罌粟。
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皇帝以其淫蕩傷人，予以禁止，但所指為菸草與鴉片合製之鴉片煙，並非鴉片本身。因吸食鴉片極容易上癮，導致健康衰退而不能勞作成為廢人。1796年（嘉慶元年），中國裁停鴉片煙稅，視為禁品，嘉慶皇帝明令取締進口和種植。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國人取代葡萄牙人成為鴉片貿易的領頭羊，是年，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獲得種植鴉片的壟斷權——由孟加拉國掌管從播種到在加爾各答出賣成品的一切事宜。東印度公司在得知中國禁菸之後，轉而將鴉片的銷售權讓給持該公司執照經營航運的港腳船去做，港腳商人係得東印度公司許可，來自印度之商人，港腳（Country）為譯音。
在早期的對外貿易中，清朝一直處於優勢的地位。但隨著鴉片的大量輸入，從根本上逆轉這種局面。自1800年（嘉慶五年）起，鴉片開始大量輸入中國。此時英國人已占領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罌粟種植地——印度，英國從印度裝運鴉片來華。由於吸食鴉片會上癮，清朝嚴格控制其入口，但吸食者市場仍然存在。「嘉慶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致販夫走卒，群而趨之，靡而不返。」
另一方面，「東印度公司在這些年中，卻是單單靠他們對華貿易中的利潤來支付他們股票的利息。」鴉片商人泰勒說：「鴉片像黃金一樣，我能在任何時候賣掉它。」因此鴉片走私日益擴大，由道光元年（1821年）的4000餘箱，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間已猛增到40200箱。此後，鴉片泛濫導致的經濟方面的問題也浮現出來，由於鴉片輸入激增，中英貿易逐漸變化，英國由入超變為出超，並反使中國入超，令中國國內發生嚴重銀荒，造成銀貴錢賤，出現通貨膨脹，「1837年，鴉片泛濫導致的問題終於到了清朝政府非立即採取堅決措施不可的地步」。

清朝禁菸運動

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就頒布過禁菸令，禁止販賣和吸食鴉片，但並沒有禁絕。面對巨大的經濟利益誘惑，西方鴉片商人仍然勾結當地官僚，千方百計走私偷運鴉片到中國。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東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鴉片專賣權。至1838年（道光十八年），西方鴉片商人向清朝輸入鴉片數量逐年遞增，導致清朝每年全部出口的絲、茶、土產，均不足以抵償進口鴉片的煙價，長期的鴉片貿易，造成清朝國內白銀大量外流，銀元枯竭，銀價上漲，工商停滯，國窮民困。當時吸食者上至貴族官僚、下至販夫士兵，隨著鴉片泛濫愈演愈烈，最終引起清朝的高度重視。
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國政府代表、駐華商務監督義律，揚言要用武力對付中國。同年，英國資本家在倫敦成立「印度和中國協會」，這個協會經常向英國政府提供情報，敦促英國政府加緊侵略中國。1836年11月12日（道光十六年十月四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摺：
今日之弊，事事以辦不動三字藉口，而其尤為因循遷就者，莫如鴉片弛禁之議。……紋銀出洋，誠為可慮……鴉片開禁……是撤藩籬而飼虎狼也……雖日禁兵丁，而終無淨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於一發而不可收。
兩廣總督林則徐進言道光帝：
「鴉片流毒於天下，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閏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書道光皇帝。奏摺節錄如下：
「吸食既久，則食必應時，謂之上癮，廢時失業，相依為命，甚者氣弱中干，面灰齒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両。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至二千餘萬両。自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両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両。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
1838年12月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清朝道光皇帝頒布《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八日，8天之內，召見林則徐8次，每次約兩三刻。賜予林則徐紫禁城騎馬之殊榮，授以欽差大臣，查辦廣東海口事件，節制水師，清查鴉片來源之重任。林則徐前往廣州負責執行，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虎門銷煙。1839年3月（道光十九年正月），林則徐抵達廣州後，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兩人合作，積極整頓海防，防禦外敵入侵。3月10日（正月二十五日），林則徐開始採取行動，發出曉諭兩道，給各國夷人，說明通商之利，販煙之罪，限期將鴉片盡數繳官，不得絲毫藏匿，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聲稱法在必行。另一道係給行商，責令繳煙、具結。
英國商人總以為中國官員做事一向是虎頭蛇尾，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結。林則徐下令中斷貿易，撤走英國商館中的華人買辦和僕役，並派士兵包圍商館，並下令：和洋人交通者即漢奸。義律得知消息，於1839年3月24日（道光十九年二月十日）自澳門趕至廣州，與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館裡六個星期，與外界交通隔絕。3月27日，義律屈服，直接向林具稟，願將英國人經手鴉片悉數清繳，同日布告英國人遵照，總計共有鴉片20,283箱。其中，怡和洋行上繳鴉片7,000箱，寶順洋行上繳鴉片1,700箱，旗昌洋行上繳鴉片1,540箱。義律告訴英商，英國政府會賠償他們的損失，英商拒絕具結不再販賣鴉片
林則徐請示過道光帝之後，在虎門挖了三個大坑（每個長150英尺、寬75英尺、深7英尺）。6月3日（四月二十二日），實行銷燬，歷時22日。「在世界歷史中，一個非基督教的君主寧願銷毀損害他的臣民的東西，而不願出售它來裝滿自己的腰包，這是唯一的一個實例。」

清軍沿海備戰

前清王朝一直保持80萬常備軍，但是既不注重將領的培養，又忽視部隊的訓練。提升將領，片面強調行伍出身，對於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這樣，將領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較低，加上缺乏嚴格的培訓，不但平時組織部隊訓練難於勝任，戰時指揮作戰更是笨拙無方。清軍在訓練時規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圍等制度，但往往敷衍應付，而且只偏重於演陣圖、習架式，近於演戲，基本上沒有脫離冷兵器時代的密集陣式，對於實戰毫無裨益。浙江清軍「於炮位應裝藥彈數目，尚未能知，則其平日所稱演放炮位，系屬虛文塞責，已可概見。防堵海疆，首重大炮，而浙江水路各營鎮將備弁，能知放炮之法者，惟黃岩鎮標中營游擊林亮光尚稱諳練，余則絕少其人，各處海口，所安炮位，幾同虛設。」
東南沿海諸省為清朝稅收的重要來源，為清朝重點布防地區，其廣東駐軍7萬，福建6萬，浙江4萬，江蘇5萬。1800年（嘉慶五年），清政府查禁鴉片，英國的武裝走私商船活躍於廣東沿海。1830年（道光十年）以後，英國派遣軍艦兵船前來中國沿海，保護鴉片走私，引起清廷的警惕，但未能採取有效的戰備措施。1834年9月（道光十四年八月），發生兩艘英國軍艦強行闖入珠江，擊毀虎門炮台嚴重事件。事後清朝任命關天培為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到任後，查勘要塞，整頓水師，加築炮台，添鑄大炮，使廣東海防尤其是虎門的防務，得到鞏固。
廣州作為當時清廷規定的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為鴉片貿易主要地區。林則徐抵達廣州後，在嚴厲禁菸的同時，與鄧廷楨、關天培一道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海防。這些措施是：整頓水師，嚴肅軍紀，演練槍炮，在虎門添置購買西洋大炮300餘門；在尖沙嘴、官涌等處新建炮台；購置西洋大船，改裝民船，招募團練，又抽調廣東內地營汛防兵進駐虎門要塞，使得東南沿海防務大為增強。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清朝防禦重點主要集中於東南沿海一帶，對於北部沿海卻未能採取有效的防範。

英國決議出兵

1839年6月虎門銷煙後，並沒有斬斷鴉片貿易，鴉片貿易從地上進入地下愈演愈烈，林則徐本人稱：「義律宣言於眾，更要大賣鴉片，每以劈柴作為照牌，明寫鴉片一個洋銀幾元字樣，於潮長時隨流送入各口內，誘人售買。遇有兵船驅逐，膽敢先放槍炮，恐嚇抵拒。又兵船拿獲漢奸，該夷膽敢將官兵誆去，擄禁夷船，勒令釋放漢奸，如此狼突鴟張。」林則徐繼續採取強硬立場，要求外國鴉片商人立下文書，保證永不夾帶鴉片到中國來，結果遭到英國商人的堅決抵制。
7月初，發生英國水兵在九龍毆斃華人林維喜之事。英國水手於香港九龍尖沙咀村行兇，毆傷村民多人，其中林維喜重傷致死。林則徐多次要求英國商務總監義律交出兇犯。義律緝拿兇犯，由行政機關處以輕微罰鍰，和短期監禁。林則徐屢令交出，義律說是英王不許。義律又以兩國法律相距太遠為由，要求英方一同參與審訊，遭拒。林又說義律為英國職官，「明明查有兇夷，私押在船，若違抗不交，是始終庇匿罪人，即與罪人同罪。」義律置之不理。結果英方單方判處涉案人回英，分別監禁3至6個月。但他們回英後即被釋放，因英國法律人員不確定義律是否可以判處這些水手於英國服刑。
1839年8月15日，林則徐採取進一步行動，封鎖澳門，不准英國人逗留。8月下旬，義律與英國人轉往香港及附近海面之英國船隻。9月4日，義律帶領新到兵船一隻，至九龍，要求購買食物不遂，實行開炮，中國水師船炮台猛烈還擊，各有傷亡。9月下旬，義律返回至澳門，以說帖答覆，謂英船現無鴉片，可共同搜驗，如經查出，貨物沒收，煙商驅逐，由在粵英商共行出結，領事蓋印連簽。
1839年8月初，中國禁菸消息傳到英國，英國商業集團紛紛鼓吹發起戰爭。9月30日，英國紡織業城市曼徹斯特39家公司和廠商聯合致函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稱中國禁菸是對英國之「侵略行為」，「希望政府能利用這個機會，將對華貿易置於安全的、穩固的、永久的基礎之上。」「威靈頓公爵、德比伯爵、斯當東、山登勳爵、約瑟夫·休謨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是支持戰爭的。」10月1日，英國政府召開內閣會議，討論出兵中國問題。
內閣會議經過討論後，作出「派遣一支艦隊到中國海去」之決定。內閣會議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派遣艦隊。由於販運鴉片由始至終只是民間走私行為，並非英國國策。英國政府始終未正式宣戰，認為軍事行動只是一種報復（reprisal），而非戰爭。
1839年11月2日，義律率兩艘軍艦，駛至虎門口外之穿鼻進行封鎖，準備制止英國船隻再次進口，並投書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要求不得火燒英國船隻，准許英國人上岸居住。11月3日，有一艘具結英國船隻，正報進口，英國軍艦迫令折回。關天培出而查究，英國軍艦開炮，衝突再起。廣東虎門發生穿鼻之戰，清水師4艘船被擊沉，令珠江口一帶氣氛緊張。
1839年11月4日，巴麥尊正式向英國海軍提交《致海軍部書》：「據對中國有豐富知識的人說，有這樣的海軍力就能完成，即雙層甲板的主力艦兩艘，巡洋艦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艦是大型的；輪船兩艘或三艘。」
1840年1月5日，道光皇帝調林則徐為兩廣總督，以便貫徹對英國政策。
林則徐專門斷絕英國貿易。林則徐嚴格執行經濟封鎖，根絕英國船隻一切接濟，而以食物、飲水為主。1月5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道光帝下旨斷絕與英格蘭的貿易，禁止一切英國船隻進口，並將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復嚴禁他國商人，不許私代英商帶運貨物。
1840年1月16日，維多利亞女王在國會演說：「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已經引起我國臣民與該國通商關係中斷，朕已極嚴重注意，並將繼續注意這一影響我國臣民利益與王室尊嚴的事件。」英國政府決定命令印度艦隊增援。2月，組織東方遠征軍，以英國開普殖民地（南非聯邦前身）好望角海軍提督，義律堂兄懿律任海軍統帥兼全權，義律為副全權。時英國政執黨地位不穩。反對派托利黨/保守黨早於1月31日在下議院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但遭到否決。他們再於4月7日在下議院動議譴責政府。但動議並非關於與大清一觸即發的戰爭或備受爭議的鴉片貿易，而是抨擊政府在對華關係上缺乏遠見及思慮不週，亦忽視了應該給予駐廣州商務總監相關的訓令及權力，用以對付非法鴉片貿易。這動議特意迴避了戰爭及鴉片兩項敏感議題，藉此爭取托利黨內最大的支持以通過議案。當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向英國國會報告英國政府對華用兵目的及軍費案時，支持政府議員隨聲附和，謂中國污辱英國國旗，妨害英國商務，劫奪英國財產，危及英人生命，須加討伐。反對派抨擊政府不早日取締鴉片貿易，國旗應保護公正與榮譽，不得保護毒品。4月初，英國國會終於以極微多數同意政府政策。經過三日激辯，下議院最終以271票對262票否決動議。下議院的反對派托利黨因此未能阻止英國艦隊繼續前往中國及戰爭的爆發。上議院一項類似的動議 亦未能於5月12日會議中通過。下議院最終在戰事早已爆發後的1840年7月27日通過撥款173,442英鎊作為中國遠征軍的開支。

英軍北上

1840年6月，懿律率領英國軍艦16艘、武裝輪船4艘、運輸艦28艦、陸軍4,000人，抵達廣州海面，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英軍主力抵達廣東後，見廣州一帶布防嚴密，認為在當地採取軍事行動的效果不大，在距離京師較近的地方進行一次有效的打擊，能更有效的逼迫清廷屈服。鑑於此，英方除留四艘軍艦和一艘武裝輪船繼續封鎖珠江口外。主力艦隊則按照英方既定的對華作戰部署，從廣東啟程北上進攻浙江舟山列島。
7月初，英艦隊途經福建廈門海面。2日，義律向廈門遞送《巴麥尊子爵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遭到守軍拒絕。遂發炮轟擊，雙方交火，各有損傷。英軍見廈門守軍拒絕接收照會，便將詔書留在沙灘上，退出廈門，繼續北上。4日，英艦隊抵達舟山列島。定海知縣姚懷祥登上「威里士厘號」交涉，伯麥照會姚懷祥，限次日下午2時前將定海城交出，遭拒。5日，英軍攻城。激戰中總兵張朝發中彈落水，後傷重而亡。6日，定海城破，知縣姚懷祥投水自盡，守城兵勇潰散。是役，英軍旗艦「馬利拿」號在岱衢洋百畝田礁觸礁，船底洞穿，「威里士厘」號成為旗艦。
定海城陷後，道光發布上諭，將：「烏爾恭額、祝廷彪、著先行革職，戴罪圖功。」著：「鄧廷楨選派閩省大員帶領舟師，星飛赴浙；無論洋船在於何處，即會同浙江水師合兵會剿」，「伊里布遴派帶兵大員，揀選水師數千，豫備調遣」。
英軍在占領定海轉入休整。28日，英軍結束休整，以主力艦隊繼續北上。途徑乍浦，與守軍交火，不久撤離。8月3日，道光接到林則徐自廣東發出的英軍可能北上天津的預警，道光隨即諭令直隸總督琦善：天津「不准通商，斷不能據情轉奏，以杜其覬覦之私。倘有桀驁情形，即統率弁兵，相機剿辦。」8月9日英軍抵達大沽口後從琦善奏摺中得悉天津「炮位陳舊、兵力不足」時，又改諭琦善：「督飭所屬嚴密防範，臨時仍相機辦理，如該夷船駛至海口，果無桀驁情形，不必遽行開槍開炮。倘有投遞廩帖情事，無論夷字漢字，即將原稟進呈。」
8月10日，琦善奉諭。11日，琦善派羅應鰲前往大沽口外，與英軍接觸。15日，英軍向清廷遞交《巴麥尊子爵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巴麥尊在致函中指責林則徐在廣東殘害英商人，褻瀆大英國家威儀，宣稱：「大英國主，調派水陸軍師，前往中國海境，求討皇帝昭雪伸冤。」順帶提出割地，賠款、道歉、等要求。
同時，在送往京師的《巴麥尊子爵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的附折中，琦善向道光詳細匯報英軍艦隊情況，稱：「見到英吉利夷船式樣，長圓共分三種，其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風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處，亦計兩丈有餘。艙中分設三層，逐層有炮百餘位，舟中所載皆系鳥槍，船之首尾，均各設有紅衣大炮一尊，與鳥槍均自來火。其後梢兩旁，內外俱有風輪，設火池，上有風斗，火乘風氣，煙氣上熏，輪盤即激水自轉，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
道光帝認為：「英夷如海中鯨鱷，來去無定，在我則七省戒嚴，加以隔洋郡縣俱當有備，而終不能我武維揚，掃穴犁庭。試問內地之兵民，國家之財賦，有此消耗之理乎？」進而認為，只要撤換林則徐，英軍就會「返棹南還，聽候辦理」，甚至歸還舟山給清朝，以致能夠「片言片紙，連勝十萬之師」。
雙方交涉歷時一月，琦善與義律在大沽口舉行會談中對英方所提要求，含糊表示「定能代申冤抑」，但前提是英軍「返棹南還，聽候辦理」。9月15日，尤於英軍當時水土不服，疫病流行，英軍方面不得己表示同意將談判地點改到廣東，並即日起碇南返。11月29日，琦善到達廣州接替林則徐，不久即與義律開始談判。

廣州和談

1840年9月28日，欽差大臣琦善署理兩廣總督，林則徐、鄧廷楨被撤職。11月底，琦善至廣東，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加強廣東防務，反而將一切罪責歸咎林則徐。指責副將陳連升在磨刀洋之役向英軍開炮，欲斬副將以謝夷，以致兵心解體。又撤散壯丁數千，於是水勇失業，英夷撫而用之，淪為漢奸。撤橫檔水中暗樁，屢會義律於虎門左右，夷船得以探水志，察徑路，而情形虛實盡泄。為向英軍展現和談誠意，對砲台守軍大加裁撤，凡有報緝漢奸緝鴉片者，輒被呵斥，有探報夷情者，則拒曰：「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夷情者。」
1840年12月，雙方開始和談。義律在談判過程中提出按照《巴麥尊致清朝宰相書》內所載各款結議，「寫作漢字英字約文一紙，蓋封貴大臣關防，及本公使大臣印書，以為盟約之始基」。琦善表示同意賠償煙價五百萬元，關於割讓香港一款，琦善加以拒絕，重申割地是「天朝從來未有之事，其勢斷不能行」。對於英軍暫屯香港的要求，琦善以《巴麥尊照會》「公文所無」，斷然拒絕。義律堅持要求償還煙價二千萬元，割讓地方島嶼，開闢廈門、定海為商埠等一系列要求，琦善見英方條件求過於苛刻，不敢輕易答應，又不敢輕易拒絕，便使用拖延戰術周旋。經過一月和談，未取得任何結果，義律失去耐心，決定「戰後再商」。
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軍向虎門炮台第一重門戶大角、沙角炮台同時發起進攻，以艦炮猛轟炮台。與此同時，登陸部隊在穿鼻灣登岸，抄襲沙角炮台側後，搶占制高點。英軍抵達脊巔，向下猛攻，守軍欲發動「預埋地雷」，但未能奏效。激戰中陳連升父子先後陣亡。「此次爬沙角後山之人，大半皆漢奸，或冒官兵號衣，或穿夷服。」
進攻大角炮台的英軍用舷側炮猛烈地炮火壓制炮台，摧毀胸牆、炮洞、圍牆多處。炮台守軍開炮對抗，效力有限，守軍在英軍猛烈地炮火「下無法駐足」。與此同時，英軍乘坐小船從南北兩側同時登陸，包抄炮台，守軍被迫將大炮推入海內，突圍撤退。英軍占領大角炮台後放火燒毀營房，拆毀炮台，然後全部撤回艦上。
在大角、沙角之戰，清守軍死傷700餘人。在陸上戰事即結束時，英國海軍的復仇女神號、加略普號、「硫磺號」等五艘軍艦聯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軍水師發起進攻，清軍戰船火力無法與英軍戰艦相抗衡，水師師船、拖船沉毀11艘。
戰鬥結束後，英國軍艦隨即抵近珠江口，圍困虎門炮台第二道門戶橫檔島，對清朝保持軍事壓力，在英軍武力威懾下，琦善被迫與義律在川鼻洋商議草約，在割讓香港方面，表示願向道光皇帝「代為懇請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擇一隅供英人寄居」。但義律不待琦善請示皇帝，便在1月20日單方面公布《穿鼻草約》，《穿鼻草約》由始至終並未經中國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沒有蓋用關防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
1841年1月23日，隨著《穿鼻草約》的簽訂，定海英軍陸續調往廣州。2月24日，英軍主動撤離舟山，撤往廣州一帶。伊里布釋放安突德等英俘十八名，2月27日，裕謙率兵進抵鎮海，派遣總兵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帶兵由鎮海進駐定海，重建防務。

清朝宣戰

1841年1月27日廣東敗報傳到北京，道光皇帝甚為惱怒，當即下旨對英宣戰：「逆夷目肆猖獗，必應痛加剿洗」。著：「裕泰等將所派胡南兵一千名，令祥福帶領，四川兵二千名，令張青雲帶領，貴州兵一千名，令段永福帶領，分起赴粵。」並說：「覽奏十分憤懣，降旨受奕山靖逆將軍。」諭：文華殿大學士穆彰阿等將英國行徑「通諭中外知之」，命：兩江總督伊里布「克日進兵，收復定海」，令：琦善「激勵士卒，奮勇直前」，並令沿海各省將軍督撫「加意巡查，來則攻擊」。任命御前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和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前往廣東主持軍務。從湖南、四川、貴州、江西、湖北和貴州各省抽調精兵，開赴廣東。
2月26日，義律獲悉清朝對英開戰的消息，乃先下手為強，命令英軍向廣州城重要門戶虎門砲台發起進攻，事前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詣制府慟哭，請益兵不許，守台僅羸兵二百，乃決為死計，駐炮台督戰，創痕遍體，血濡衣襟。」「手燃巨炮忽自炸裂，兵無人色，皆走。一彈當胸至，洞而不倒，夷眾擁入，天培陣亡。」當日，虎門要塞各炮台皆被英軍攻破。有說「火藥皆雜以沙土，軍門（關天培）……知受紿，憤激自刎。」
同時，道光帝接到廣東巡撫怡良關於英國艦隊占領香港的密奏，大為震怒。當即上諭：「覽怡良所奏，曷勝憤憾！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當即將琦善鎖拿進京，查抄全部家產。同時，補授原刑部尚書祁貢為兩廣總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著怡良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粵，即行大張撻伐，極力攻剿」。
2月27日，英軍攻陷烏涌炮台，清軍總兵祥福以下500餘人陣亡，餘部潰散。3月2日，英軍又西陷獵德炮台，英艦進至廣州城下，游弋於二沙尾、大黃滘內外，「或三五隻，或六七隻，距省二十餘里之間，零星停泊，聚散靡常」。

廣州之戰

1841年3月1日，英軍繼續向廣州進攻，攻占滄州炮台。3月3日，琦善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向英軍乞和，義律同意休戰三天。3月5日，參贊大臣楊芳抵達廣東，百姓「歡呼不絕」，「官亦群倚為長城」。3月6日，停戰期滿，英軍再度開戰。3月13日，琦善因議和誤國，被押解進京查辦。由於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楊芳暫領廣東軍務。楊芳作戰不力，乃用陰門陣抵敵，結果清軍一敗塗地。英軍逆珠江進而上攻陷沿途炮台，占據廣州十三行商館。此時廣州進行中外貿易的旺季來臨，英國和其它國家的商船停泊珠江口外，迫切要求開市貿易。義律也因兵力不足，無法輕易進攻廣州。楊芳則因各省調集的兵勇沒有到齊，亦不敢輕舉妄動。在此情況下，義律與楊芳出於各自的考慮，於3月18日達成臨時休戰協議。規定：「廣州商業應當照常進行，商船應當到黃埔去卸貨。省政府不得令英人具結，中國應當照常徵收港口稅和商稅。凡鴉片及其它走私貨物，如經查獲，應予沒收，禁止將人拘留或施以各種懲罰。」這樣廣州的和平維持了兩個月。在這兩個月中，「姚巡捕等將女子剃髮，並跟班送進（楊芳）。楊芳之兵在外嫖者，將麻瘋婆應之，兩月以來，官兵之染麻瘋者不少，而楊芳之子在外嫖者過於楊芳，時服藥尚不能好。」
4月14日，在虎門陷落2個月後奕山一行才抵達廣州，5月初，各省開赴廣東的1.7萬援軍亦陸續抵達，合原駐之兵，廣州清軍達到2.5萬。道光以為大軍雲集，著奕山「迅速督飭兵弁分路兜剿，務使該夷片帆不返」，「全將該夷驅逐，各地盡行收回」，一再督促發兵攻剿。
在道光帝的嚴令催促下，奕山等謀劃於5月10日以後選擇「月黑潮順」之夜對廣州英軍大舉反攻。但由於連日大雨，河水驟漲，清軍未能「剋期進剿」。而英軍艦船卻乘水漲之機，自大黃滘、二沙尾兩路駛進，謀攻廣州城。奕山等「不敢坐失機宜，遂決計先發以制之」。5月21日，奕山令水軍1700餘人，於黑夜之間分乘快船，挈鉤鐮、火箭、噴筒出動，擲火焚燒。陸軍進攻商館區，捉拿義律，義律提前逃離商館。與此同時，岸上炮台也向江中的英船開火。英船猝不及備，頗為所窘，夷館亦遭劫掠。英艦被清軍火船沖入艦炮射擊死角，數艘軍艦被岸炮擊中。為安全計，向鳳凰崗一帶水域撤退。當晚交戰，英艦一艘未沉，火船衝到岸邊，民船燒掉不少。
次日早晨英軍2400人反攻。清軍三路兵丁，一閧而潰退。英軍以火輪船1隻進至泥城港，施放火箭，燒毀聚泊在港內的清軍師船、火艇60餘只；英艦3隻泊白鵝潭，發炮轟擊西炮台。23日，義律發出告示，限清軍在12小時內退出廣州城，否則就要率兵占據城池。當晚，英艦23隻開進虎門，擄掠師船和民船50多隻，溯珠江至廣州城下，炮攻西炮台、天字碼頭和東炮台，縱火焚燒城外民房。24日，英軍在廣州登陸，清軍望風潰逃，從廣西採運而來的木筏材料和30餘只油薪船，盡落入英軍之手，英軍乘勢占據泥城炮台。一路從十三行商館區登陸，占領商館。奕山下令緊閉城門。25日，英軍繼續登陸，掃除沿途的障礙。當日占領廣州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炮台清軍陣亡500名，南海義勇和湖南兵在廣州東門校場發生大規模械鬥。英軍包圍廣州，在高處架炮轟城內，擊毀兩個火藥庫。四天之內，廣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揮18000人盡退城內，秩序大亂。5月26日上午，廣州豎起白旗，奕山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向英軍求和。英軍以死9人，傷68人代價擊敗2萬中國軍隊。

奕山退兵

1841年5月27日，義律與奕山代表訂立《廣州和約》，規定：中國欽差大臣和軍隊於6天內退至廣州城外60里地方，1週內繳出贖城600萬元，交清後，英軍退出虎門。事件未解決前，不得設防，賠償夷館損失30萬元。奕山不但率部撤離廣州，還勒索廣州商家向英軍支付600萬銀元的贖城費，僅怡和行伍崇曜就出資80萬銀圓。
收錢後，英軍紀律不佳，5月29日，自廣州近郊撤退，沿途淫掠，約有200多名英兵為數千鄉民圍困於城北三元里。第二天，英軍2,000人來援，鄉民依然不退。當時雷雨大作，英兵火槍失靈，十分狼狽，死傷20人。廣州知府勸鄉民解散，始獲無事，此為廣東間第一次的直接抗英行動。繼而發布「誓滅英逆」文告，情緒高漲，自信至強，各種反英組織跟著成立。
《廣州和約》等於完全投降。奕山惟有揑造謊言，對朝廷交代。他說：第一，因為廣州居民籲懇保全，英人自訴苦情，請「大皇帝開恩，追究商欠，俯准通商，即退出虎門，不敢滋事，」所以才暫准所請。第二，行商積債600萬元，除自籌200萬外，餘由庫貯撥借，分年歸還。第三，退駐廣州城外，係為彈壓土匪，且天熱雨多，亦不得不擇地安營。為了不被皇帝懲罰，奕山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舉棋不定、忽剿忽撫之道光何嘗不明內情。事己至此，只好認可。禁菸久已不提，不談痛剿，命令調赴廣州各軍均撤回原伍，沿海防守官兵裁撤，以為中英關係已定，不料英軍正大舉而來。

戰事擴大

1841年4月，關於《穿鼻草約》的報告傳至倫敦。5月，英國政府否決《穿鼻草約》，內閣會議決定召回義律，改派璞鼎查為全權公使來華，進一步擴大戰爭。璞鼎查於6月5日駛離倫敦，8月10日進抵澳門，8月12日璞鼎查照會廣州當局，要求接受去年所提各項條件，否則帶兵北上。8月21日，璞鼎查和海軍司令巴加和陸軍司令臥烏古，率領10艘軍艦、4艘輪船、22艘運輸船搭載英國陸軍第18皇家愛爾蘭團、第26卡梅拉尼亞步兵團、第49威爾斯步兵團、第55威斯特摩蘭郡步兵團、第62旁遮普印度步兵團、第66旁遮普印度步兵團開始第二次北上。

臺灣之戰

1841年9月，英國運輸船「納爾不達」號（又譯作「吶爾不噠」號）於臺灣北部雞籠港(今基隆港)出現。清地方官員奏稱該船向雞籠二沙灣砲臺發炮，遭到清守兵發炮還擊，將其擊傷。該船後撤，誤觸暗礁下沉，英軍被殺32人，被俘133人。清軍從運輸船上獲大炮10門，並獲炮彈、圖冊等物。10月19日，英國派艦至雞籠要求換回俘虜，未獲清軍回覆。27日，英軍再攻雞籠，派兵從三沙灣登陸，遭清軍開砲還擊，將其逐至外洋。1842年3月，「阿吶」號 (Brig Ann，又譯作「阿恩」號)亦於臺灣中部大安溪的大安港出現。清地方官員奏報該船船員想上岸，清軍於是派數艘漁船誘導其入河內多礁處。英軍因不諳地勢，於大安溪中段處擱淺。清兵前往伏擊及擊沉英船，數十名英人被殺，另有54人被俘。清軍並在船上擄獲11門大砲等兵器。這兩次事件被稱為為臺灣之戰中的(雞籠之役、大安之役)。道光帝其後下旨將大部份俘虜斬首。1842年8月，兩船共139名俘虜於臺南被斬首，只有11人倖免。但據英方文獻及生還俘虜所述, 該兩英船實因遇風觸礁。但倖存船員卻被拘禁，而其中197人之後被處斬( 見「吶爾不噠」號事件)。

閩浙之役

英軍離開廣州後，道光以為戰爭已經結束，通諭沿海督撫:「酌情裁撤各省調防官兵」。8月上旬，裕謙接到奕山、祁貢自廣州發出英軍將「再犯閩浙」的預警，乃上書要求緩撤退江、浙兩省防務，道光批諭：「英人赴浙，出自風聞，不足為據，著裕謙仍遵前皆，酌量撤兵，不必為浮言所惑，以至糜餉勞師」。結果僅時隔數日，英國艦隊即出現在廈門。
1841年8月25日，英艦隊進逼福建廈門海域。通牒「限期交出廈門」，遭拒。英軍於次日攻陷廈門，英軍戰死1名，傷十餘名。清軍傷亡數百，總兵江繼芸戰歿。英軍將炮台破壞後，留兵鼓浪嶼，續向定海前進。
欽差大臣裕謙負責浙軍務，數月以來，在定海積極設防，兵力近7000人。9月25日，英軍再攻定海，遭定海守軍激烈抵抗。英軍三次攻擊，鄭國鴻（處州鎮總兵）、葛雲飛（鎮海鎮總兵）、王錫朋（壽春鎮總兵）率清軍與英軍激戰6日。英國陸軍第55威斯特摩蘭郡步兵團、第18皇家愛爾蘭團先後登陸，清軍「所用抬炮至於紅透，不能裝打，猶拼命死戰。」10月1日，三位總兵終以武器懸殊，相繼陣亡，兵弁死者1000人，英軍傷亡約30人，定海第二次失陷。英軍俘獲清軍龍旗，軍官Duall陣亡。清軍庫存的大量物資落入英軍手中，其中有三十六門新造的大炮被搬上運輸船，用以日後轟擊清軍。定海陷落後，當地人民仍舊不屈，英軍僅能制縣城週圍10里。
為便於中國大陸過冬，等候援師，10月10日，英軍續佔鎮海。裕謙（兩江總督）、余步雲（浙江提督）、謝朝恩（狼山鎮總兵）率4千清軍在鎮海與2400英軍發生戰鬥。總兵謝朝恩力竭而死，在沙蟹嶺戰鬥中陣亡。余步雲率先逃跑，放棄招寶山炮台向鎮海撤退。裕謙指揮鎮海城守兵發炮攔阻，余步雲率部繞山逃往寧波。英軍占領招寶山，居高臨下，炮擊縣城。裕謙指揮守軍登城抵抗，英軍猛攻，裕謙見鎮海勢危，自盡身亡。12日，英軍進攻寧波，提督余步雲和知府鄧廷彩棄城而逃，寧波復陷。10月13日，英軍唾手而得寧波，大肆擄掠、姦淫，鄉民繼續抵抗，俘40餘名英國人。
1841年8月英軍第二次北上，相繼攻陷廈門、定海、鎮海、寧波，導致東南沿海各省驟然局勢緊張，紛紛要求增加兵力、槍炮和經費。10月18日，道光帝得知英軍攻擊浙東沿海的消息，當即任命吏部尚書奕經為揚威將軍，副都統特依順、侍郎文蔚為參贊大臣，並下令從各省徵調援軍，急赴浙東前線。

浙東之戰

1841年10月，為挽回浙東敗勢，道光帝派另一皇姪（乾隆帝曾孫）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奕經為揚威將軍，副都統特依順、侍郎文蔚為參贊大臣，鼓勵沿海團練鄉勇，修築土堡，堅壁清海，厚賞捐資助餉紳民，徵調及於九省（實僅11000人），江蘇、天津、盛京各派大員負責，大有舉國動員之勢。
1842年1月21日，奕經一行抵達嘉興，與文蔚等籌劃反攻事宜。奕經、文蔚等商定，一俟各省援兵到齊，即剋期進剿。2月10日，奕經等移駐浙江 省城杭州。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齊，共計一萬一千餘人，另有水勇、鄉勇二萬餘人，陸續開赴浙東前線。奕經等認為兵力已厚，決定「明攻暗襲，同時並舉」，大舉反攻寧波、鎮海和定海。
1842年3月10日，奕經率大軍，定於虎年虎月虎日虎時以生肖屬虎的寧夏鎮總兵段永福為指揮官，以五虎滅羊（洋）之計，分寧波、鎮海、定海三路反攻英軍。
寧波方向，清軍以阿木穰率領的百餘名虎皮裝束藏兵負為先鋒，攻打西門。清軍攻入城後直奔英軍寧波指揮官居住的府署。但府署「門堅牆高」，無法攀登。此時英軍開門衝出，用火槍齊射，將手拿火繩槍或長矛的清軍打退到狹窄的街道里。緊接著，又有部分英軍爬上臨街的屋頂，向擁擠在街心的進攻部隊發射火箭。雙方相持一段時間後，英軍調來大炮，對著在街心擁擠的清軍進攻部隊開炮，清軍傷亡慘重，終至潰逃，首批攻入城內的阿木穰以下藏兵一百餘人全部戰死。
寧波南門，清軍「守備徐宦最為猛烈，挺矛先進，奈後援傷亡漸多，夷兵登岸要截後路，（清軍指揮官）游擊黃泰與守備魏啟明把總顧得靜外委王保元蔣維述等均陣亡。」
鎮海方向，反攻鎮海的清軍在劉天保率領下向鎮海進攻。清軍抵達城下後英軍：「按隊而出，槍炮齊發」清兵：「以長矛及雙手帶名刀接戰，無一人攜帶鳥槍者，勢遂不支，敗退退至十里亭」。第二回合劉天保與「前鋒策應凌長星合兵復進，時天尚未明，清兵在黑暗中「以多鳥槍亂擊，然終不敵其炮火之猛烈」，英軍復以火箭來射而清兵益不支。金川土守備哈克里帶領藏軍攻奪招寶山炮台，雙方激戰正酣之時，一艘英國軍艦「剪江而至，用炮仰擊，哈克里遂不支，退下山麓」，其他各路清軍進攻部隊也在英國軍隊猛烈的炮火下紛紛潰退。
3月15日，英軍從寧波出動近1200人，分乘3艘武裝輪船和舢板數十隻，自寧波逆江而上，向大寶山的清軍反撲。中午，又有四五百人在大西壩登岸，進攻慈谿大寶山；另一路從前江駛入長亭口，在彭山浦登陸，夾擊寶山，朱貴率領500餘名清兵抵抗。「時余步雲等已走避入城，劉天保、凌長星時駐兵西苑嶺，又以舊怨隔嶺做璧上觀，不肯助戰，故（朱）貴勢益孤。」戰鬥中，朱貴父子三人、哈克里、索文茂等均力戰而死，全軍盡滅。
奕經在進行陸地進攻同時還特命張應雲特備火船去攻英艦：「每船用桐油二百斤，硝磺四十斤，草柴三十擔，聯五船為一排，期於潮退時連檣並進，一船火起，五船並發，圍繞夷船，付之一炬」。命：「城內伏勇、城外正兵，均以船上火起為號，奮力開仗。」但在寧波之戰中，「黃泰攻南門時因遲遲未見船上火起，坐失戰機。縣丞李維鏞等帥火攻船225隻從李楔渡結隊出江，時將二鼓，東南風陡作，夜潮方漲，船不能順流而下，船勇又畏懼夷炮，不敢駛近夷船，相距十餘里火已先發。時同知舒恭受帥火攻船280隻，甫行至樟市小港，瞭見火起，遂亦舉發。夷人驚起，駕船來撲，兩路鄉勇，逃竄一空。故火攻船用不及十之三四，其餘均被劫去」。英軍夜晚反擊，反以虜獲船縱火來燒清軍沿江營寨。
清軍在浙東的反擊行動，一路因遭英軍阻擊而撤出戰鬥；另一路攻城失敗，未能入城；夜襲定海的水上一路，因風潮不順未能成行，最後延期至4月14日才在鄭國鴻之子鄭歇臣指揮下實施，但英軍早有準備，清軍幾乎全覆。三路反攻均遭失敗，英軍趁勢反攻，清軍大敗，退往紹興、杭州。奕經駐杭州、清朝大軍駐紹興、英軍駐寧波形成相持局面，當時有諺語：「杭州娼妓最堪夸，明年養出小欽差；紹興娼家亦有名，明年養出小兵丁；唯有寧波娼家哭不止，明年養出小鬼子。」浙東相持，使清廷無心再戰，道光皇帝決計求和，於1842年3月27日任命主和派耆英為欽差大臣、杭州將軍，將主和派伊里布派往浙江，結果「人人以為指日可罷兵，遂不複議進戰。」
1842年6月20日道光皇帝密旨奕經「與七叔（伊里布）相機辦理，不必強攻。」而此時璞鼎查正準備謀划進軍長江下游的「揚子江戰役計劃」，對清廷的求和已經毫無興趣。

長江戰役

1841年10月，英軍在福建和浙東等地發起的進攻雖然取得進展，但亦受到清朝軍隊的抵抗。為儘快結束戰爭，英軍決定發動一場決定性戰役，進攻長江中下游一帶（那裡的數百萬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養著這個帝國最富裕的學術精華階層）。從11月開始，英國政府陸續增調本土和印度海陸軍來華。經過半年準備和動員，至1842年5月英軍在華兵力增至正規軍艦二十五艘，汽輪十四艘，九艘給養船和載有一萬名陸軍的運兵船。
1842年5月7日，英軍撤離寧波，開始從浙東收縮兵力執行「揚子江戰役計劃」。5月13日，英軍艦隊離開甬江口外黃牛礁海域，開始向長江口集結。5月18日，英軍攻陷乍浦，清軍駐守在乍浦的八旗官兵和鄉勇死傷1500餘人，平民死難1500餘人。副都統長喜身負重傷，撤退至嘉興，不久不治而亡。此役英軍損失60餘人，第18皇家愛爾蘭團高級軍官湯林森中校（英語：Nicholas Ralph Tomlinson）在天尊廟戰鬥中「頸部被清軍擊穿陣亡。」英軍占領乍浦後，在乍浦逗留休整十天，期間幾乎將該城焚掠一空。
耆英在乍浦被占後立即向清廷奏報乍浦失陷經過，力陳「舍羈縻之外無他策」，主張求和。不久清廷又重新起用主張議和的伊里布，並送還乍浦之戰中俘獲的黑白洋兵16名，以示和談誠意。但英軍對清廷的和談誠意置之不理，於5月28日開始全部登船北駛，6月8日抵達長江口外的雞骨礁一帶集結，並派出輪船探測航道，偵察沿途清軍設防情況，準備繼續進攻吳淞口。
1842年6月初，英國軍艦抵吳淞口外，守軍約萬人。英軍以5艘軍艦進攻吳淞炮台。6月16日晨，戰鬥開始，兩小時後，兩江總督牛鑑遁走，「所督諸軍皆尾而潰走」。英軍遂乘勢大進，占領炮台，江南提督陳化成陣亡。吳淞口失陷後，該地區的大小火炮大部為英軍所獲。這些火炮中，不少裝有炮車和簡單的瞄準具。英軍對其中某些火炮質量的改進，甚感驚訝。評論：「自與中國軍隊作戰以來，中國人的炮火以這次最厲害」。吳淞失陷，上海大震，官吏和富豪紛紛逃離。
6月19日，英軍水陸兩路向上海推進，上海官兵棄城而逃，英軍大掠4天後退走。上海鑄炮局新鑄的銅、鐵炮171門，火藥9噸及大批存糧，盡被英軍所獲。
1842年7月13日，英軍進抵鎮江。耆英與伊里布「饋送英夷牛羊」，兩江總督牛鑑以「黃金十二萬犒勞英師。」揚州富商顏崇禮因為與當地鹽梟長期不和，向英軍進貢35萬兩白銀及新鮮食物，與英軍達成協議：英軍不進入揚州城，轉而炮擊老河影一帶鹽民，釀成「老河影慘案」。都統海齡令旗兵撤往城內，緊閉四門，滿城捉漢奸，捕殺城內居民百餘人。
1842年7月21日，英軍出動陸軍9000人、戰艦15艘在艦炮支援下向鎮江發起進攻。英軍登岸後直薄城下冒著清軍的炮火爬梯登城，遭守城的旗兵頑抗。守城的旗兵或者將英軍推下城去，或者扭住一起跳下城牆。英軍在炮火掩護下，用火藥包將瓮城門炸開，大隊英軍蜂擁而入。英軍攻入城內後，城內的旗兵從巷道內湧出，與英軍展開激烈的巷戰和肉搏戰。許多旗兵戰前殺死自己的妻兒，然後才參加戰鬥。最後，守衛鎮江城的旗兵以極大的傷亡代價，使英軍死傷160多人，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以來最重的傷亡。此役清軍損失旗兵500餘名。海齡督戰到最後一刻，最後投火自殺身亡。
事後英軍「毀城垣，焚衙署，縱黑鬼姦淫婦女，道路死傷枕藉」。英國參戰軍人回憶「只要是真實的回憶，就可覺得這顆心很難說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腸最硬、資格最老，以殺人越貨為生的人，看到這種悲慘景象也不能無動於衷的。」
英軍在鎮江的軍事行動，切斷清朝經濟命脈京杭大運河的漕運。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諭耆英，只要英國息戰退兵，便同意割讓香港，並增開通商口岸。鎮江失守後，道光帝決心專意「議撫」，並授權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務須妥速辦理，不可稍涉游移」，並令奕經所率援軍暫緩由浙赴蘇，「以免該逆疑慮」。然而，璞鼎查對清朝方面的「羈縻」毫不理睬，命令英軍繼續向江寧推進。
8月3日，英國遠征軍留下一部分兵力守衛鎮江，主力艦隊開始向江寧開進，9日抵達江寧江面。11日，英國陸軍登陸，「於紫金山之上，安設大炮，軍艦擺開了攻城的架勢。同日，耆英自無錫趕到江寧，在英國軍隊的炮口威懾下，開始與英方議和。

和約簽訂

1842年8月，清軍節節敗退，英軍抵達南京，兩江總督牛鑑乞和，璞鼎查答以倘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如能所請，可不攻城。耆英到後，璞鼎查限8月14日定議，否則開砲攻城。8月22日，道光皇帝全部允准。耆英、伊里布、牛鑑曾應璞鼎查之邀，登英國艦隻拜訪，璞鼎查亦上岸答拜。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靜海寺與英國政府議約，雙方共在寺內議約四次。中國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在英軍旗艦「汗華」（亦譯康華麗）號上正式簽訂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江寧條約》。8月29日，條約正式簽字，通稱為《南京條約》，中國名之為「《萬年和約》」。
主要事項為：准英國人攜眷居住；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貿易；香港島給與英國；賠償煙價600萬元、商欠300萬元、兵費1200萬元，共2100萬元，先付600萬元，餘於4年內交清；准英國人在港口自由貿易，不經行商；釋放被禁英國人，寬免與英國人有來往之中國人；進出口稅餉秉公議定則例；英國貨物按例納稅後，中國商人可遍運內地，不得加重稅例；兩國官員用照會往來；中國允准和約施行，英兵退出長江；定海、鼓浪嶼須俟賠款全數付訖，港口開闢後方撤。條約簽訂後英軍艦船陸續撤往定海一帶，歷時長達兩年三個月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結束。

政治

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開端，打開了中國的閉關大門，此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紛至沓來。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又訂一通商附黏善後條款，一稱《虎門條約》，訂明五口英國商人不得至鄉間內地，可於五口租賃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國，英人「一體均沾」。英國享有最惠國待遇和領事裁判權，各國紛紛要求享有同一待遇，與中國簽訂更多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對清朝來說也是第一次。這些不平等條約要到一個世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廢除，而在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島則要到150年後的1997年7月1日才得以收回。
1844年7月3日，中美五口貿易與章程在澳門附近望廈村簽字，通稱《望廈條約》。除無割地賠外，領事裁判權適用範圍明確而擴大，不惟中美人間之爭執，美人由美領事處理；關稅例則須與美國議允；中國港口官員負責接待美國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條約十二年一修；美國享有最惠國待遇。
法國在華並無重大商業利益，所重視為傳教。1844年8月，法國代表剌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至澳門，復有軍艦8艘同來，使他在談判中更處有利地位。10月24日，中法五口貿易章程在黃埔簽字，通稱《黃埔條約》，內容與美約無大出入，不同是中國地方官負責保護教堂墓地。條約中對於天主教弛禁並無明文，僅由耆英宣布。
清朝對一國失去某一特權，就等於對所有列強失去該特權，這使清朝在外交上處於不利弱勢。軍艦停泊口岸等特權，使英國可在五個通商口岸各駐兵艦一艘，以後商港越開越多，深入內地，使清朝國防受到威脅。香港島被割讓給於英國，開外國人要求割地之先例。在後來戰爭中，外國奪去更多清朝領土。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割裂中國領土，破壞主權之完整，中國喪失獨立自主地位。領事裁判權使清朝失去司法主權，外國人犯法不受清朝法律制裁，清朝無法管制外國人在華違法行為。戰後政府大失威信，弱點暴露，會黨以反清為職志，自不會放過時機。
第一次鴉片戰爭雖然被後世被視為中西方衝突與交流的重大事件，但對當時的中國思想界與政治產生的影響其實是模糊甚至有限的；英國的軍事勝利確實令部分中國文人學者逐漸開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問題，到1861年，已寫出二十二部以上的著作，介紹西方的地理和先進的軍事、科技事物。在戰爭中有些人對於英國的堅船利炮深刻印象，因而對優越的西方武器感興趣，認為中國必須全力仿效西方，「師夷長技以制夷」。但在另一方面，清朝無法理解本戰英國僅以謀得通商、法律優惠為目的的近代戰爭特徵，反而因為英國並未以摧毀其統治為目標而將之視為一場突發性、短暫的事件（相較之下，1850年代以太平天國為首的一系列國內動亂則因為其興替戰爭的性質被視為國家的主要危機），知識份子及官員僅僅將戰敗歸咎於西方的先進武器，而對戰爭背後的文化、政經差異與西方國家此時全面性的領先缺乏認識與關注，中國政府對此作出的因應不過商議購置西洋槍炮與軍船，而未考慮進行體制性的改革。而面對五口通商所帶來日漸頻繁的中外接觸，仍秉持華夷之分的優越意識的清朝政府也缺乏相應的外事、法制機構與專才，這種輕忽而無知的態度最終成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的主因之一，中國也要遲至1860年代才因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在上海擊敗太平軍的衝擊展開洋務運動，進行對西方進行的系統性交流與學習。

民生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經濟開始重要變化。鴉片貿易泛濫，中國的公共財政和貨幣流通因為鴉片大量輸入而陷於嚴重的破壞狀態。由於西方資本在五口經營工業，這些工廠里誕生了中國最初的工人階級。英國資產階級把大批商品運來中國。中國自給自足之傳統經濟遭受衝擊，對外國商品仍頑強抵抗。1840年代，外國商品雖然在中國滯銷，但在遭受外國商品衝擊最為嚴重之五口通商地區，傳統經濟已開始解體。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生產的破壞，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這一切就造成了兩個後果：舊稅捐更重更難負擔，此外又加上新稅捐。一般的人貧窮到達極點，各地破產的流民最終匯聚成太平天國。

臺灣

二沙灣砲台、四草砲台、安平小砲台皆是在此戰爭期間由清軍所建，大武崙砲台亦是，但現址為日軍為防禦美軍所改建。

英國

大英帝國對於參戰的海軍與陸軍人員授與中國戰爭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