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选举

背景

謝里登·唐尼曾是位律師，他於1934年作為厄普頓·辛克萊的競選搭檔參選加利福尼亞州副州長，有自由派的名聲，於1938年當選為該州聯邦參議員。不過成為參議員後，他的立場逐漸向右派靠攏，開始傾向於支持企業利益。曼徹斯特·博迪是洛杉磯《每日新聞報》的出版商和主編，生於華盛頓州的一個土豆農場。1926年，破產法庭給予博迪收購《每日新聞報》的機會，他將該報建立成了一份雖然規模很小但卻發展蓬勃的期刊。博迪通過專欄「思考與生活」和讀者分享自己的觀點，他起初偏向共和黨，但卻是羅斯福新政的堅定支持者。雖然《每日新聞》沒有在加利福尼亞州州長選舉中表態擁護辛克萊和唐尼，但博迪曾稱辛克萊為「偉人」，並且曾讓作家出生的州長候選人在報紙頭版上闡明自己的觀點。
海倫·道格拉斯和理察·尼克森都是在1940年代中期開始參與政治選舉。海倫是新政民主黨人，曾是位女演員和歌劇歌手，丈夫是男演員茂文·道格拉斯（Melvyn Douglas），她從1945年開始代表第十四國會選區。尼克森在惠提爾的一個工薪家庭長大，於1946年在選舉中擊敗傑里·沃里斯成為第十二國會選區在聯邦眾議院的新代表，並成為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成員，開始進行反共活動，並因前國務院官員阿爾傑·希斯偽證案而成為擁有全國性知名度的政治家。
1940年代，加利福尼亞州有大量移民湧入，人口暴增了55%。根據選民登記的數據，1950年時該州的民主黨人占58.4%，共和黨為37.1%。不過除唐尼以外，該州的大部分官員都是共和黨人，其中包括州長厄爾·沃倫和聯邦參議員威廉·諾蘭（William Knowland），其中沃倫當時已在尋求第二度連任。
1950年競選期間，尼克森和道格拉斯都受到指控，稱他們的投票紀錄與紐約州聯邦眾議員維托·馬爾坎托尼奧類似，後者是當時唯一一位美國勞工黨國會議員，代表的是東哈萊姆。有指控稱他是共產主義者，對此馬爾坎托尼奧予以否認，他很少討論到蘇聯和共產主義，但反對向共產主義和共產黨進行管制，理由是這樣的做法有違權利法案。他經常投票反對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蔑視國會要求。

早期競選

民主黨官員建議道格拉斯等到1952年共和黨參議員諾蘭任期期滿競選連任時再競選參議員，但道格拉斯沒有接受這一建議。從競選一開始，籌款就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道格拉斯的朋友兼助手艾德·萊貝克（Ed Lybeck）認為她將需要籌得約15萬美元（1950年美元，相當於149萬2014年美元），道格拉斯認為這是一筆巨大的款項。萊貝克寫道：
現在，你能贏。這樣會很冒險，你也不是大家的寵兒，但有了足夠的錢和運氣，再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你就能贏……但看在上帝的份上，別因為沒有錢而放棄……或者你沒法做出什麼挽救祖國、挽救全人類的作為，但你肯定能把這個代表一個州的候選人位置拿下。
1949年10月5日，道格拉斯通過電台廣播宣布參選。她指控唐尼幾乎整年整年地無所作為，是大企業的傀儡，石油利益集團的代理人。她請來哈羅德·蒂普頓（Harold Tipton）擔任競選經理，後者之前成功操持了西雅圖地區的國會選舉，是剛來加州不久的一位後起之秀。道格拉斯意識到尼克森很可能會成為共和黨候選人，覺得自己贏得初選後，尼克森和她立場間的巨大差異會令支持她的選民大幅增加。唐尼之前患上了嚴重的胃潰瘍，他起初沒有決定是否競選連任，但還是在12月上旬的一次演講中宣布參選並批評了道格拉斯。來自沙加緬度的加利福尼亞州州參議員厄爾·D·德斯蒙德（Earl D. Desmond）也參加了選舉，他的政治立場與唐尼類似。
1950年1月，道格拉斯在洛杉磯和舊金山都設立了競選總部，這表明她的確有意爭奪唐尼的議席，並且不會從選戰中退出。唐尼挑戰道格拉斯進行一系列的辯護，但後者不擅此道，因此予以了回絕。兩位候選人相互通過報紙和電台提出針對對方的指控，唐尼稱道格拉斯是一個極端分子。
道格拉斯的競選於2月28日正式開始，但在唐尼可能會退休的傳聞面前黯然失色，她因此聲稱這是唐尼用來引起媒體注意的政治伎倆。然而到了3月29日，面對民意調查中反響不佳的傳言，唐尼宣布退休，並支持洛杉磯《每日新聞報》出版商曼徹斯特·博迪參選。參議員在聲明中表示，由於健康狀況不佳，他無法發動一場個人且激進的競選來對抗道格拉斯惡毒且不道德的宣傳。
博迪於次日遞交了參選的書面申請，這是申請參選的最後期限，洛杉磯市長，共和黨人弗萊徹·寶隆（Fletcher Bowron）以及唐尼的競選經理，1946年民主黨參議員小威爾·羅傑斯（Will Rogers, Jr.）都有在博迪的申請文件上簽字。加州民主黨領袖和富裕的石油商人都曾促請博迪參加選舉，他沒有任何從政經驗，民主黨領袖曾試圖讓他參與1946年的參議員選舉，但博迪拒絕了。他之後表示自己這次參選是因為覺得這可以挑戰自己，並且能夠結識許多有意思的人。博迪、道格拉斯和尼克森都通過跨黨競選規則參加了兩個主要黨派的初選。
道格拉斯稱唐尼的離去並支持出版商參選是個廉價的噱頭，沒有試圖與對方達成和解，後者於4月上旬進入貝塞斯達海軍醫院治療，在國會請了幾個月的病假。競選對手的變化對於道格拉斯來說喜憂參半，一方面她的對手不再擁有在任的優勢，但另一方面她也失去了《每日新聞報》的支持，這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幾家一直堅持支持她的大城市報紙之一。

博迪與道格拉斯的競爭

在博迪為期十周競選活動的第一個月里，他和道格拉斯都避免向對方展開攻擊。博迪的競選描繪他出生在一個小木屋，並強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服役經歷，使用的競選口號是「曼徹斯特·博迪，每一個機構都想要的民主黨人」。（Manchester Boddy, the Democrat Every Body Wants）博迪表示自己是在為「小人物」抗爭，聲稱大政府和大勞工組織都忽視了平均個體。但是，他這場起步較晚的競選缺乏組織性。候選人自身人格魅力有限，也很少進行公開演說。據把這場選舉寫進自己洛杉磯報紙歷史著作的作家羅布·華格納（Rob Wagner）所說，博迪「空有動靜，沒有實質」。
1950年4月末，競選中的平靜被打破了。博迪的《每日新聞報》及附屬報紙稱道格拉斯為「斷然的粉紅」和「深紅的粉紅陰影」（粉紅有左派之意）。月底的《每日新聞報》首度稱呼國會女議員為「粉紅女郎」。博迪的攻擊此後有增無減並一直持續到了五月份，道格拉斯通常都選擇了無視。博迪在《每日新聞報》的一期專欄中稱對方是「極少數赤色分子」的一員，試圖利用這場選舉「建立一個搶灘陣地，向美國發起共產主義攻擊」。博迪的一份競選出版物用紅色墨水印刷，其上稱道格拉斯「已經過於頻繁地與紐約市臭名昭著的極端激進分子維托·馬爾坎托尼奧聯手，他們的投票似乎更多是注重保護蘇俄而非美國的利益」。
5月3日，聯邦眾議員喬治·斯馬瑟斯（George Smathers）擊敗自由派參議員克勞德·佩珀（Claude Pepper）贏得弗羅里達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提名。斯馬瑟斯的戰術包括稱自己的對手為「紅辣椒」（Red Pepper），還派發紅色封面的小冊子《參議員克勞德·佩珀的赤色紀錄》（The Red Record of Senator Claude Pepper），其上有一張佩珀與馬爾坎托尼奧一起的照片。斯馬瑟斯贏得初選後，曾與尼克森一起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工作的南達科他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卡爾·E·蒙特（Karl Mundt）給尼克森寫了封信，告知對方斯馬瑟斯所派發的這份小冊子。蒙特在信中表示：「我突然想到，要是今年秋天海倫成為你的對手，或者可以採用一些類似的策略……」道格拉斯則稱「佩珀的損失是一場巨大的悲劇，我們對此感到噁心」。她還表示：「這場攻擊他的競選是多麼地惡毒，毫無疑問也會對這裡產生影響」，而且「想到一些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真是令人作嘔」。
唐尼於5月22日重新加入戰局，他代表博迪通過電台向全州發表講話，表示自己認為道格拉斯還不能勝任參議員的工作。他總結道：「紀錄清楚表明她很少有努力工作，在立法上沒有重要影響，而且幾乎沒有任何實際建樹。事實上，道格拉斯夫人繼續進行的鼓吹和宣傳不應該讓任何選民對真正的事實產生混淆。」
1950年時加利福尼亞州的各城市之間還很少有高速公路，於是道格拉斯給這場競選帶來了一項創新：一架小型直升機，她使用這架直升機前往州內各地進行宣傳。她的朋友，德克薩斯州參議員林登·詹森曾在1948年選舉中使用過直升機，並在選舉最後以微弱優勢獲勝。道格拉斯是從帕羅奧圖的一家直升機公司租了這架飛行器，公司的老闆是共和黨的支持者，他們希望能利用她的影響力獲得國防部門的合同。一次她乘直升機降落在馬林郡郡城聖拉斐爾（San Rafael）時，她在當地的活動組織者迪克·塔克（Dick Tuck）稱其為「海倫直升機」（Helencopter），這個名字也就一直沿用下來。
4月初，民調顯示尼克森有可能贏得民主黨初選，如果事情果然如此發展，那麼這將意味著他幾乎肯定能夠當選。尼克森給民主黨選民發送郵件，博迪對此向尼克森展開攻擊，後者回應稱民主黨選民應該有一個機會來表示自己對杜魯門總統政府缺乏信心，這個機會就是投票支持共和黨人。尼克森的一個競選附屬團體「民主黨支持尼克森」以「一位民主黨人向另一位民主黨人作出忠告」的方式要求民主黨選民投票支持民克松，並散發沒有提及候選人政治傾向的傳單。博迪很快在自己的報紙上作出反擊，指責尼克森把自己謊報成民主黨人。「民主黨退伍軍人委員會」也針對這個問題發布大型廣告，提醒民主黨選民民克松實際上是共和黨人，並且首次稱他是「狡猾的迪克」（Tricky Dick）。最終尼克森或博迪都沒有因這樣的變數而獲益，道格拉斯在6月6日的初選中獲勝，得票率超過其他候選人的總和。

共和黨的競爭

1949年中期，尼克森雖然渴望自己的政治生涯能更進一步，但在沒有贏得共和黨初選把握的情況下並不情願加入聯邦參議員席位的競爭。他覺得自己的黨派在眾議院的前景慘澹，缺乏強勢的共和黨潮流，表示「我非常懷疑我們能否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掌權。實際上在我看來，我看不到任何（共和黨）眾議員比例會大幅上升的跡象，哪怕是來自一個相對偏向共和黨的選區里，這也意味著我們作為少數派只能發表意見，但卻沒有什麼效果。」在他餘生的45年中，眾議院共和黨占優勢的只有兩年。
1949年8月下旬，尼克森開始在自己知名度相對較低的北加州進行非政治性的巡迴演講，以此來了解自己參選的勝算會有幾何。在多位最親近顧問的敦促下，尼克森於10月上旬決定參選聯邦參議員。他聘請了專業競選經理默里·喬蒂納，後者曾成功操辦了州長沃倫和參議員諾蘭的競選，並且還在尼克森首度參選國會議員時提供過寶貴建議。
尼克森於11月3日通過電台廣播宣布參選，把競選描繪成自由社會和國家社會主義間的選擇。喬蒂納對這場初選的理念是把重點放在尼克森身上，直接無視競爭對手。尼克森沒有在初選中使用負面競選的手段，據他的傳記作者歐文·格爾曼（Irwin Gellman）表示，民主黨的自相殘殺讓尼克森沒有必要再進行負面競選。尼克森競選陣營從1949年末到1950年初的主要工作就是致力於建立一個全州範圍性的組織，並緊鑼密鼓地籌款，事實證明這樣的做法獲得了成功。
尼克森的聲譽部分是建立在阿爾傑·希斯偽證案的基礎上，後者的案件於1949年7月重審，但陪審團未能達成一致，之後再度展開的重審則成為籠罩在尼克森競選上的一片陰雲。如果希斯被判罪名不成立，那麼尼克森的聲譽將受到沉重打擊，他的候選人資格也會受到嚴重挑戰。1950年1月21日，陪審團判決希斯罪名成立，於是尼克森收到了數百封賀電，其中還有一封來自前總統赫伯特·胡佛，他也是當時唯一在世的前總統。
1950年1月末，政黨活動草根組織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議會的一個小組委員會以6比3的投票結果選擇擁護前副州長弗雷德里克·豪澤（Frederick Houser）而不是尼克森競選參議員，豪澤曾在1944年以微弱差距負於唐尼。最終共和黨議會的全體投票改變了這一結果，以13比12決定支持尼克森。豪澤最終決定不參加選舉。洛杉磯郡的雷蒙德·達比（Raymond Darby）本已投入參議員選舉，之後改變了主意參選副州長，最終在共和黨初選中敗給在任副州長古德溫·奈特（Goodwin Knight）。奈特也曾考慮競選參議員，但最終還是決定尋求連任。男演員愛德華·阿諾德（Edward Arnold）也已開始參選參議員，但還是因沒有足夠時間準備競選而於3月下旬退出。尼克森在共和黨初選中的對手只有三位民主黨的跨黨競選候選人和另外兩位豪無勝算的候選人：婚介公司心理諮詢師尤利西斯·格蘭特·比克斯比·邁耶（Ulysses Grant Bixby Meyer），以及前法官和法學教授阿爾伯特·萊維特（Albert Levitt），他反對「全國和國際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梵蒂岡主義的政治理論和活動」，並對新聞媒體幾乎完全沒有關注他的競選而感到不滿。
3月20日，尼克森通過跨黨競選規則參加了兩個黨派的初選，並於兩個星期後開始乘自己的競選用車在州內四處宣傳，這是一輛黃色的旅行車，兩邊都有「選尼克森做聯邦參議員」（Nixon for U.S. Senator）的大字。據當時的一份報導稱，尼克森打算通過這次「演說家之旅」，在「街頭巷尾和任何一個他能夠找到一群聽眾的地方說服大家投票支持他做聯邦參議員」。在為期9星期的初選巡迴宣傳過程中，他到訪了全州的58個郡，有時一天演講六次或八次。他的夫人帕特·尼克森會在丈夫演講時站在一旁，向聽眾派發競選頂針，敦促大家投票支持尼克森，上面還標有「捍衛美國家庭」（Safeguard the American Home）的口號。到了競選活動的尾聲，她一共派發出了超過65000個頂針。
道格拉斯的一位支持者聽到了尼克森的一次巡迴演說後給女議員寫信：
他的演講真是宏偉壯麗。他是我所聽過最精明的演說家之一。對於《蒙特-尼克森法案》的問題，他的看法是這屬於宣誓效忠，而國際共產主義的問題則正中他的下懷。事實上他是如此的嫻熟，——而且我還想補充的是，他也很謹慎小心——那些一開始漠不關心的人們接受了他的觀點，甚至許多前來刁難的人也帶著疑惑而離去……即使他的實際效率只能達到自己在這裡所表現出來的一小部分，你也有了一個強大的對手。
由於沒有真正有力的對手，尼克森以壓倒性優勢贏得了共和黨初選，三位跨黨競選的民主黨對手博迪、道格拉斯和德斯蒙德都獲得了較少比數的選票，但均遠超過另外兩位邊緣候選人。

共同亮相

候選人之間沒有進行辯論，但道格拉斯和尼克森曾在初選競選期間見過兩面。第一次是在舊金山的聯邦俱樂部，尼克森曾在這裡揮舞著一張來自「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100美元捐款支票，還附有一封信，上面寫道：「我希望能捐出這個數額的十倍。衷心祝願你能成功。」全場的觀眾都驚呆了，他們以為那是已故民主黨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遺孀埃莉諾·羅斯福，後者的立場屬自由派，竟然會給尼克森的競選捐款。尼克森於是解釋稱信封上的郵戳來自紐約州納蘇郡的牡蠣灣（Oyster Bay），捐款的這位名叫埃莉諾·巴特勒·羅斯福（Eleanor Butler Roosevelt），是前共和黨總統狄奧多·羅斯福長子小狄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的遺孀。在場觀眾哄堂大笑，道格拉斯之後寫道，自己被此事搞得心煩意亂，因此在演講中的表現很不理想。幾天後喬蒂納的一份備忘錄指出，博迪未能出席此次會晤，而道格拉斯則希望自己壓根兒就沒來。
兩人的第二次共同亮相發生在比佛利山。據尼克森的競選顧問比爾·阿諾德（Bill Arnold），道格拉斯晚到了一陣，當時尼克森已經開始演講。尼克森用誇張的動作看了自己的手錶，引起觀眾大笑。到了道格拉斯開始講話時，尼克森坐在她身後，並表現得有些坐立不安，似乎是對她所說的話不以為然，這時觀眾再度發起笑來，而道格拉斯看起來對這些笑聲感到莫名其妙。道格拉斯的演講結束後，尼克森再次上台發言，但她沒有留下來聽完。

韓戰，加利福尼亞州的衝突

激烈初選所造成的民主黨分裂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癒合，博迪的支持者即便是在杜魯門總統的鼓勵下也並不情願加入道格拉斯的陣營。總統拒絕到加利福尼亞州做宣傳，他對民主黨州長候選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長子詹姆斯·羅斯福（James Roosevelt）感到不滿，後者曾於1948年呼籲民主黨人不要再度提名杜魯門，而是提名德懷特·艾森豪將軍。籌款仍然是道格拉斯面臨的一大難題，大部分財政支持都來自於工會。初選後的第一個周末，尼克森的競選團隊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普選的競選戰略。他們定下的籌款目標剛剛超過19萬7000美元（1950年美元，相當於196萬2014年美元）。他們還得到了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約翰·F·甘迺迪的幫助，後者是尼克森的政敵，他來到候選人辦公室代表自己的父親老約瑟夫·P·甘迺迪給了尼克森一張面額達到1000美元（相當於9.95千2014年美元）的支票。約翰·F·甘迺迪表示，自己不會支持尼克森，但他也不會為道格拉斯回歸演藝事業而感到難過。老約瑟夫之後聲稱，自己給尼克森錢是因為道格拉斯是共產黨。
尼克森在立場上總體偏向支持大型企業和養殖戶利益，道格拉斯不支持，因此尼克森獲得了他們的捐助。尼克森支持《塔虎脫 - 哈特萊法》，這一法案通過過程中曾受到工會的強烈反對，而道格拉斯則主張將其廢除。道格拉斯還支持一項規定，要求來自填海工程的聯邦資助用水中向農場提供灌溉的灌溉面積不能超過0.65平方公里，尼克森則爭取要廢除這項規定。
6月下旬，韓戰爆發，道格拉斯及其助手擔心面對尼克森時會在共產主義的問題上處於被動，並試圖先發制人。她的第一次競選演說中包含有對尼克森的指控，稱尼克森曾與馬爾坎托尼奧投票拒絕援助韓國，並且把向歐洲的援助減少了一半。喬蒂納之後這樣描述競選過程中的這個關鍵性的時刻：
她在這一瞬間就註定了要失敗，因為她無法說服加州人民，自己在對抗共產主義方面可以比迪克·尼克森更出色。她犯下了沒有堅持攻擊我們的弱點，反而攻擊我們強項的致命錯誤。
尼克森反駁了道格拉斯的發言，稱自己反對援助韓國的法案是因為其中沒有包括向台灣提供的援助，並且在法案中增加了這一援助後立即改為支持。而對於歐洲的援助法案，據尼克森的傳記作者史蒂芬·A·安布羅斯（Stephen A. Ambrose）所說，尼克森是馬歇爾計劃眾所周知的支持者，所以道格拉斯的指控根本沒有人當回事。事實上，尼克森曾反對馬歇爾計劃為期兩年的重新授權，贊成一年的重新授權和續期撥款，以便國會可以更方便地進行監督。
尼克森意識到，共產主義威脅將成為加利福尼亞州選戰的一個重要議題，於是他的競選團隊開始研究道格拉斯的投票紀錄。哥倫比亞特區的共和黨官員向他們發來一位報告，上面列出了247次馬爾坎托尼奧與道格拉斯投票立場相同的情況和11次不同的情況，馬爾坎托尼奧的投票總體上遵循民主黨的黨派立場。尼克森的傳記作者康拉德·布萊克（Conrad Black）表明，尼克森將重點放在共產主義上這一策略是要「分化（道格拉斯）的長處」——只要包裝得當，大部分美國人都會認同一個真誠而漂亮的女人勇敢地為原則抗爭——讓這些優勢在她不可能占據上風的問題上完全消失。喬蒂納於20年後表示，當時是馬爾坎托尼奧提議將投票紀錄進行比較，因為他認為道格拉斯沒有盡全力支持他的信念。
公眾對韓戰的支持起初導致了對共產黨的憤怒，尼克森之前曾與參議員蒙特一起倡導通過一份加強對共產黨和共產黨員限制的立法。而道格拉斯則主張，已經有了足夠的立法來進行任何必要的起訴，而且《蒙特-尼克森法案》將會侵蝕公民自由。等到該法案肯定會通過時，許多人促請道格拉斯投票贊成，給自己提供政治上的掩護。但道格拉斯拒絕妥協，另一位加州眾議員切斯特·E·霍利菲爾德（Chester E. Holifield）警告她這會導致她無法及時解釋清楚自己的立場，會被尼克森「打得落花流水」。一共只有20位聯邦眾議員投票反對該法案，道格拉斯和馬爾坎托尼奧都是其中之一。杜魯門否決了這道法案，但國會又於9月下旬以大幅優勢推翻了他的否決，這第二輪投票中一共有47位眾議員投票維持否決，其中仍然有道格拉斯和馬爾坎托尼奧。在國會推翻否決後不久，道格拉斯通過電台廣播宣稱自己支持總統、司法部長J.霍華德·麥格拉思（J. Howard McGrath）和聯邦調查局局長約翰·埃德加·胡佛對抗共產主義的鬥爭。

粉紅傳單首度亮相

9月10日，前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到達加利福尼亞州，給道格拉斯和自己競選州長的兒子進行了短暫的宣傳後返回紐約繼續履行自己身為聯合國代表的職責。道格拉斯期望埃莉諾的來訪可以成為這場競選的轉折點。次日民主黨人在長灘集會，埃莉諾也有出席，尼克森的競選工作人員在現場派發標題為「道格拉斯——馬爾坎托尼奧投票紀錄」（Douglas–Marcantonio Voting Record）的宣傳單，其紙張是粉紅色，印刷用的墨水則是黑色。宣傳單上對道格拉斯和馬爾坎托尼奧的投票紀錄進行比較，並且主要集中在國家安全領域，兩人的投票紀錄沒有什麼區別。相比之下，宣傳單上稱尼克森的投票完全與「道格拉斯——馬爾坎托尼奧軸心」相反。宣傳單上暗示，把道格拉斯送到聯邦參議院無異於選擇馬爾坎托尼奧，並問道這是否就是加州人民的期望。這位宣傳單很快被稱為「粉紅傳單」。喬蒂納之後表示，粉紅色紙張是在印刷廠「靈光一閃」的選擇，當時競選官員剛剛批准了最終的文稿。起初該宣傳單一共印刷了5萬份，之後很快又印了50萬份，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人口密集的南加州派發。
埃莉諾很快意識到了粉紅傳單的強大宣傳力度，因此催促道格拉斯立即作出回應，但後者並沒有這麼做。她之後表示，自己當時只是簡單地認為粉紅傳單上的說法很荒謬，沒有意識到其對選民所能夠產生的巨大影響力。9月18日，尼克森通過廣播發表演說，指責道格拉斯加入了以臭名昭著的紐約州國會議員維托·馬爾坎托尼奧為首的黨派組織，在投票中一次又一次地反對國家所需要的安全措施。他抨擊道格拉斯鼓吹將台灣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席位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是對共產主義姑息養奸。
9月下旬，道格拉斯抱怨有人在有組織地散步流言，針對她丈夫的猶太人血統指稱他是個共產主義者。9月末，民主黨的分裂已經變得公開化，以喬治·克里爾（George Creel）為首的64位有影響力的民主黨人選擇擁護尼克森並嚴厲批評道格拉斯。克里爾稱：「她在投票上一直與維托·馬爾坎托尼奧保持一致。姍姍來遲的搖旗吶喊不能消除這確鑿的記錄，也不能成為用來原諒其『自由主義』行為的庸俗藉口」。據克里爾表示，唐尼也在幕後努力確保尼克森能夠當選。
詹姆斯·羅斯福的競選乏善可陳，道格拉斯的支持者因此表示他不但沒能幫到道格拉斯，甚至都已是自身難保。隨著民意調查顯示兩位民主黨候選人都已身陷絕境，羅斯福於是給杜魯門總統寫信，請總統在選舉日前幾天來加州做宣傳，但杜魯門拒絕了，他還拒絕了道格拉斯寫封表示支持的信件請求，私下裡稱她為「最煩人的滋擾之一」，甚至拒絕在一個有利於加州的用水法案簽署儀式上和她一起照張相。10月初杜魯門飛往威克島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商談朝鮮半島局勢問題，返回期間到達了舊金山，但面對記者的提名，他表示自己沒有任何預期政治任命。短暫停留期間他在戰爭紀念歌劇院的一次活動上講話，但羅福斯和道格拉斯都被安排到了遠離總統包廂的樂團區座位上。副總統阿爾本·W·巴克利來到了加利福尼亞州為兩位民主黨人搖旗吶喊，然而《時代》雜誌認為，他的出現看起來對道格拉斯的競選沒有什麼幫助。巴克利表示，雖然他對道格拉斯的投票不是很了解，但他確信她是按自己真誠的信念來投票，並促請加州人民給參議院增加「一劑智慧與美貌兼具」的良藥。聯邦司法部長麥格拉思也來到加州給民主黨候選人做宣傳，明尼蘇達州新任聯邦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不知疲倦地在聖華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做工作，與農夫和工人交談。

謾罵及支持者：最後幾天

道格拉斯開始採用博迪給尼克森起的綽號：「狡猾的迪克」，還指稱他為「皮威」（pee wee）。她的謾罵對尼克森產生了效果：當得知她稱呼自己為「一個穿著深色襯衫的年輕人」（暗指納粹）時，他問道：「她真這麼說？為什麼，我閹了她丫的。」競選官員比爾·阿諾德開玩笑說（考慮到她是個女的，）這恐怕很難辦到，尼克森則回答他還是照樣要去做。尼克森也毫不客氣地展開了反擊，每當有友好性的聚會，特別是與會者全都是男性時，他就會聲稱道格拉斯一身上下，包括內衣內褲都是粉紅色的。
道格拉斯的最後一輪大型突擊宣傳中包含有另一個與納粹有關的典故。她以尼克森和馬爾坎托尼奧的五次相同投票紀錄為依據（這五次她的投票均與兩者相反），指控尼克森撒下了「彌天大謊」，聲稱：「希特勒發明 / 史達林完善 / 尼克森使用。」（HITLER invented it/STALIN perfected it/NIXON uses it）。尼克森則回應：「真相不是抹黑。她沒有否定自己留下的紀錄中的任何一票。沉默的鐵幕已經圍繞著反對派的陣營步步逼近。」競選的最後幾天裡，他一直強調著一個關鍵論點：道格拉斯對共產主義表現軟弱。
雖然民調顯示尼克森遙遙領先，但他的競選絲毫沒有鬆懈。一份捐款邀約中聲稱：「現在尼克森正在輸掉選舉……錢不夠。」還有空中文字呼籲選民投票支持他。選舉團隊還借鑑了尼克森在1946年競選期間的經驗，從競選總部隨機性地撥打選民電話，請他們支持尼克森，接到電話的家庭有機會獲得稀缺的消費電器產品。喬蒂納甚至安排《周六晚郵報》（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刊登有關尼克森的故事，這些故事中他也像加州的其他普通人一樣，需要在醫生辦公室、理髮店等各個地方進行等待，給選民帶來了親切感和對候選人的認同感。
在競選的最後幾天裡，道格拉斯終於開始獲得自己期盼已久的支持。博迪的報紙表示擁護她，杜魯門總統也終於褒揚了她。她的丈夫，男演員茂文·道格拉斯競選期間正在進行舞台劇《兩隻盲鼠》（Two Blind Mice）的巡演，他也會代表自己的妻子發表演說，電影明星瑪娜·洛伊和埃迪·坎特（Eddie Cantor）也是道格拉斯的支持者。尼克森也有多位好萊塢名流的支持，包括霍華德·休斯、塞西爾·德米爾和約翰·韋恩。另一位男演員隆納·雷根本是道格拉斯的支持者，但他的女友，之後將成為他夫人的南希·戴維斯帶著他去參加了一場由扎蘇·皮茨（ZaSu Pitts）領頭，支持尼克森的集會，雷根在這裡改變了自己的立場，成為尼克森的支持者，並開始領頭靜靜地為其籌資。道格拉斯顯然對此一無所說，30年後，她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及雷根時稱他曾努力為自己做工作。
喬蒂納曾為沃倫1942年的競選工作過，但兩人之後因不愉快的經歷而分道揚鑣，沃倫作為州長很受愛戴，但他不願意與尼克森的競選有任何牽扯。儘管如此，喬蒂納仍然設法操縱未來的首席大法官表態支持尼克森。他指示共和黨青年領袖，將來會成為聯邦眾議員的約瑟夫·F·霍爾特（Joseph F. Holt）一直跟著道格拉斯，在對方出現的每一個公共場合要求對方表明自己支持的州長人選，而其他共和黨青年成員則在派發粉紅傳單。道格拉斯一再迴避了這個問題，但到了距選舉日還剩四天時，激烈的競選已經讓她「接近崩潰」，面對霍爾特又一次提出的問題，她表示自己「希望並祈禱」民主黨州長候選人詹姆斯·羅斯福能夠當選。得到霍爾特的報告後，欣喜之下的喬蒂納又讓一位記者詢問沃倫對道格拉斯回復的看法，州長表示：「鑑於她的發言，我可能會問她對星期二聯邦參議員選舉投票時我這一票走向的看法。」喬蒂納將這一回應宣傳為沃倫對尼克森的認可，對此沃倫沒有否認，尼克森也向選民保證自己會投票支持沃倫。
雖然民調情況不利，但道格拉斯深信，由於民主黨選民占絕對優勢，自己最終必將獲勝，她甚至還向羅斯福的一位手下提供了自己參議院辦公室的一個工作職位。1950年11月7日是法定的選舉日，尼克森以59%的得票率擊敗得票41%的道格拉斯，在全州58個郡中，道格拉斯只贏得了北加州的5個人口相對較少的郡，所有的城區都是尼克森勝出。雖然沃倫擊敗羅斯福的優勢更大，但在1950年全美任何一個州的參議員選舉中，尼克森獲得的普選票總數是最高的。道格拉斯拒絕在自己的敗選演說中向尼克森道賀，而遠在紐約州的馬爾坎托尼奧也在自己的選區中被對手擊敗。

候選人

選舉結束一周後，唐尼宣布自己因身體健康問題而辭職，沃倫指派尼克森在唐尼餘下的任期內繼任。根據當時的參議院規則，這讓尼克森在1月宣誓就職時已經成為資深參議員。尼克森於1950年12月4日就職，但他的資歷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因為1952年他就成為德懷特·艾森豪的競選搭檔，並一起在11月的大選中成功當選成為副總統直至1960年。唐尼之後獲聘為石油利益集團作遊說。1952年，由於共和黨在入主白宮的同時又控制了參眾兩院，唐尼受到了解僱。一位助理表示，大公司已經不再需要唐尼了。博迪對選舉失敗深感沮喪，認為自己辜負了普通市民的期望，因此在初選落敗後開始進入了半退休的狀態。1952年，他賣掉了自己擁有的《每日新聞報》產權，該報於1954年12月破產。
有傳聞稱道格拉斯將在杜魯門政府中獲得一份公職，但這場選舉讓這一任命即使是對於總統來說也太具風險。據道格拉斯的支持者，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印第亞·愛德華茲（India Edwards）所說，前國會女議員沒有獲得任命，她於1952年回歸演藝事業，並在八年後涉身約翰·F·甘迺迪的總統競選工作，後者最終成功擊敗尼克森當選。她還在1972年大選期間為喬治·麥戈文奔走呼號，希望能夠阻止尼克森獲得連任，並在水門事件期間呼籲將尼克森趕下台。
選舉結束不到一星期後，道格拉斯給自己的一位支持者寫信，表示她覺得競選期間無論再做了什麼工作都不足以扭轉這個結果。她覺得自己落敗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韓戰、選民對杜魯門的外交政策缺乏信任，以及物價的高漲，還因為尼克森得以奪得了大部分女性選民和勞動力的選票。11月下旬，她表示自由派要想在1952年大選中獲勝，必須要付出巨大的努力。1956年，她在接受採訪時稱，雖然尼克森從未直接稱她為共產黨，但他的整場競選都是在致力於讓人產生道格拉斯是共產黨員或是「共產主義者」的印象。1959年，她表明自己之前並不是特別想成為參議員，1962年她稱自己競選的宗旨是避免對尼克森展開攻擊。道格拉斯於1980年6月28日因乳癌和肺癌逝世，享年79歲，她的回憶錄於1982年出版，其中寫道：「尼克森贏了，但我也沒有輸……他沒能動我分毫。感謝上帝，理察·尼克森對我沒有任何意義。」對於1950年的這場選舉，她的總結是：「對於1950年的選舉，我沒有什麼話想說，只不過是有個人希望當上參議員，並且不在乎通過什麼樣的手段。」
1958年，有傳聞稱身為副總統的尼克森對自己競選過程中針對道格拉斯所採用的一些策略感到後悔，稱自己當時太年輕好勝。但當這些話語出現在新聞報導中時，尼克森予以否認。他發布了新聞稿為自己的競選辯護，聲稱任何把道格拉斯視為親共分子的看法都是因為她的紀錄所導致。他表示，道格拉斯也曾參與有組織的流言散步活動，指控他是「反猶太主義者和吉姆·克勞」。在他1978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尼克森表示：「海倫·道格拉斯輸掉那場選舉是因為，1950年的加州選民沒打算選出一位存在左翼投票紀錄或是他們認為對共產主義表現軟弱或天真的人去當參議員。」他還指出，道格拉斯的性別也是她競選中的一個不利因素，但她的「致命缺點就在她的紀錄和觀點中」。

歷史解讀

對於造成這場選舉結果的原因有多種不同的說法。道格拉斯的朋友，前內政部長哈羅德·L·伊克斯（Harold L. Ickes）認為這是因為尼克森利用了紅色恐慌，而且詹姆斯·羅斯福的候選人資格表現疲弱，拖累了道格拉斯。洛杉磯郡監事約翰·安生·福特（John Anson Ford）認為尼克森的演講技巧，以及缺乏客觀新聞報導是這一結局的重要原因。道格拉斯的競選財務主管阿爾文·邁耶斯（Alvin Meyers）表示，勞工組織雖然有資助道格拉斯的競選，但卻沒有投票支持她，並且杜魯門政府也「拋棄」了她。道格拉斯在聖地亞哥的競選經理聲稱，聖地亞哥和洛杉磯有50萬人接到指稱道格拉斯是共產黨員的匿名電話，但他無法說出任何一位接到過這種電話的人的名字。《時代》雜誌稱，尼克森通過「把行政部門在亞洲的失敗作為（競選的）主要議題」而獲勝。
隨著尼克森在政治上的得勢和倒台，1950年的這場選舉開始帶有越來越多的險惡色彩。據尼克森的傳記作者厄爾·馬佐（Earl Mazo）所說：「在一長串針對尼克森應該受到譴責行為的指控中，最經常被引用的就是他在參議員選戰中用來擊敗海倫·嘉哈根·道格拉斯的策略。」道格拉斯的朋友，喬治·麥戈文的競選經理弗蘭克·曼凱維奇（Frank Mankiewicz）在自己1973年出版的自傳《非常清楚：從惠提爾到水門事件的尼克森》中關注了這場選舉和粉紅傳單，並指稱尼克森從未贏得過一場自由的選舉，一場不存在「重大欺詐」的選舉。
歷史學家英格麗·斯科比（Ingrid Scobie）在她為道格拉斯所著的作記《中央舞台》（Center Stage）中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她認為，鑑於當時選民的觀念，沒有任何女性能夠贏得那場選舉。斯科比表示，尼克森利用選民對共產主義的憤怒情緒使道格拉斯落敗的差距更大，但1950年時加州民主黨的四分五裂，羅斯福作為民主黨候選人代表人物的乏善可陳，道格拉斯的理想主義立場和博迪的攻擊都有同樣的效果。馬佐在自己之前給尼克森撰寫的傳記中對1946和1950年的選舉進行了對比，他的結論認為「如果說尼克森陣營的運作像是專業的外科醫生，那麼道格拉斯團隊的運營就如同屠夫學徒」。
羅傑·莫里斯和專門為這場選舉寫過一本書的格雷格·米切爾（Greg Mitchell）都總結認為尼克森為這場選舉花了一大筆錢，其中莫里斯估計有100（（1950年美元，相當於995萬2014年美元）至200萬美元（1950年美元，相當於1991萬2014年美元），米切爾則認為還要翻倍。格爾曼之後又為尼克森寫了新的傳記，認為尼克森正式報告中聲稱的數額4209美元（1950年美元，相當於4.19萬2014年美元）是很保守的說法，並指出當時的競選財務法充滿了漏洞，即使真的有，也沒有幾個候選人會完全承認自己的花費總額，不過格爾曼認為莫里斯和米切爾猜測的數字都只是「猜測」和「幻想」。布萊克認為尼克森的花費約為150萬美元（1950年美元，相當於1493萬2014年美元），而道格拉斯約為此數額的不到一半。
斯科比對道格拉斯的失敗做出了這樣的總結：
作為一位女演員，她以一個純粹依靠天賦而沒有受過多少訓練的明星身份進入百老匯……（作為一個歌劇歌手），她在國外演唱過兩個年頭，大家都以為她的下一步將會是大城市的歌劇院。在（加州民主黨）女性事務部門從政五個月後，她開始領導州級機構並擔任民主黨國會議員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在這些位置上不安分地坐了三個年頭後，她認為成為國會議員是自己合理的下一步發展方向。僅僅四年後，她已經覺得自己可以競選參議員了。但她從政經驗的潰乏，政治問題上的僵化立場以及性別問題，侵蝕了1950年民主黨的支持。這樣一個事實可能會傷她最深，但也是她最讓人銘記的一點：正是她的理想主義導致了她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