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憲法

民國初年立憲

中華民國建國時，一切法律制度都還沒有健全，國家仍然處於動亂之中，在這個情況下，孫中山於民國元年（1912年）3月11日公布由臨時參議院於3月8日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作為國家的臨時基本法。它在中國歷史中第一次將「主權在民」的思想立入法規。
民國2年（1913年）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提出了《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又稱天壇草案），這部草案的基礎是臨時約法，其中的規定使當時掌權的袁世凱非常不滿，因此他不讓國會討論這部草案，相反地，他於民國3年（1914年）將國會解散，於5月1日公布自己的《中華民國約法》（袁記約法）。民國8年（1919年）段祺瑞執政期間提出過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八年草案），民國12年（1923年）曹錕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期間公布一部《中華民國》（曹錕憲法），民國14年（1925年）段祺瑞再次執政時又提出過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十四年草案）。

期成憲草

民國27年（1938年）秋，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為集思廣益，團結力量，在武漢成立政治協商機關國民參政會，參政會依照左舜生，張君勱等人意見，成立包括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民主黨派人士在內的憲政期成會以修改五五憲草。其修正後憲草名為為期成憲草。期成憲草的主要變動是增加國民大會議政會，作為國民大會閉會期間的政權機關，憲草逐漸偏向三權分立模式。
民國32年（1943年），因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決定戰爭勝利後立即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故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成立容納國共兩黨和民主黨派的憲政實施協進會再度修改五五憲草。因參加者多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及國民黨籍參政員等，故對五五憲草修改較小。

制憲國民大會

民國35年（1946年）10月，國共軍事衝突擴大，且雙方就改組國民政府後之中共代表名額問題和東北問題僵持不下。國府為及早結束訓政，決定單方面召開國民大會，此舉立即招致中共反對。11月15日，制憲國民大會在中國共產黨缺席、但制憲國大代表仍超過法定人數的情況下於南京召開。11月28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向大會提出基於政協憲草藍本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大會主席團主席胡適接受。按程序，憲草審議要舉行三讀會。一讀會期間，因國民黨籍國大代表對政協憲草遠離孫中山五權憲法理論頗為不滿，在開始的一周審議中，將憲草重新修改回五五憲草的式樣。民社黨蔣勻田為維護政協憲草，宣稱民社黨將離席抗議。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總裁兼國大主席團成員蔣中正勸說與會的國民黨代表忍讓為國，尊重民主黨派的意見，將憲草恢復原樣。為此，國大召集緊急會議，代表重新審議憲草，一周後將其基本恢復至政協憲草原樣，並初步形成了憲法草案雛形。
民國35年（1946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憲法》經國大三讀通過，於當天閉幕式中由大會主席吳敬恆（稚暉）遞交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並咨請於民國36年（1947年）元旦公布、於同年12月25日施行。自此，中華民國結束訓政時期，正式進入憲政時代。
1947年，國民政府在南海畫十一段線時，為了紀念新憲法，將中沙群島一個暗沙命名為憲法暗沙，憲法暗沙主島命名為民主礁。民國52年（1963年），行政院定每年12月25日為行憲紀念日。

憲法內容

按照白哲士之憲法體例分類，中華民國憲法為典型的美系憲法，即憲法主體部分主要由三大部分構成，自由憲章（Constitution of Liberty）即人民權利；政府組織憲章（Constitution of Government）即政府權力制衡機制；以及主權憲章（Constitution of Sovereignty）即規定修憲手續以明確主權在民。另外，中華民國憲法另有地方制度和基本國策章節，以明確國家體制與國家施政原則。除前言外，全文共一百七十五條條文，計分十四章。

序言與總綱

憲法序言部分言簡意賅，寥寥幾句準確說明了制憲機構（國民大會），制憲權源（全體國民託付），制憲依據（國父遺教），制憲目的（國民福祉），制憲尊嚴（永矢咸尊）等法律要素。
第一章為總綱，規定國體，國土，民族等國家要素。對於國體，憲法明定國家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國家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憲法對於國民也予以明確定義，即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對於國土，憲法規定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對於國內各民族地位，憲法則規定中國各民族一律平等。最後，總綱將象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理念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定為國旗以明共和國體。另外，總綱裡與憲法草案的重要區別在於憲法沒有提及首都。

主權

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人民權利

在憲法學領域，人權包括消極權利（即人身權利）和積極權利（即受益權）。人權保障除了在憲法第二章體現之外，還體現在基本國策部分。

國民大會

中華民國憲法第三章為國民大會，其構思來自於孫中山五權憲法中仿效美法等國「憲法會議」和「選舉人團」的精神，將其區別於普通國會，成為行使四權的政權機構。國民大會自五五憲草以來一直是爭論焦點，期成憲草和政協憲草均圍繞國民大會問題激烈爭論。據張君勱助手回憶，最終的憲法實質上是折衷方案。憲法之國民大會延長至每六年集會一次，且創制複決兩權須等到全國過半縣行使此權方能生效。聶鑫認為，這兩項手段使得國民大會在行憲初期只有選舉罷免總統之權，而創制複決權事實上被凍結。

五院政府

五至九章為與美國三權分立憲法相比最具特色的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設置。依據孫中山構想，五院均為政府機關，並非議會；故他設想包括立法院在內的機構均為治權機構，以達到「人民有權」，「政府萬能」之效果。而實際憲法則依據中共在政協會議上的建議較大幅度修改孫中山的構想，憲法除了將立法院和監察院變為由人民直選或省議會選舉的國家議會機構外，另增加行政對立法負責，考試和司法人員任命需經監察院同意之規定；並在總統和五院之間相互有複雜的制衡機制（check-and-balance）防止權力濫用。
五院設置是孫中山五權憲法理論中最具特色的地方，而實際上在這部張君勱起草的憲法中，僅僅保留五權憲法的形式，而憲法的內核則是內閣制的三權憲法的架構，監察院和考試院的權力相較於五五憲草而言大大減少，立法院脫離國民大會制約，也不僅僅成為治權機關。

國家體制

依據憲法，中華民國為地方自治的單一制主權國家。憲法第十、十一章為中央和地方制度， 憲法對國家和省縣專屬權限採取列舉式陳述，並規定對於剩餘權凡屬國家之事務由國家處理，凡屬省縣之事務由省縣處理。中央集權、地方分權、中央對地方監督，此即孫中山均權主義。
按照憲法，地方採取省縣自治，蒙古西藏地方自治權另以法律定之，但取消了政協憲草里中共力主實現的省縣即聯邦體制。

人民四權

第十二章為人民之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憲法詳細規定了選舉的諸多事項，確保選舉的直接、公正、公開；同時規定了罷免、創制;、複決之權力，以確保民權行使。

基本國策

第十三章為基本國策，基本國策部分在五五憲草中缺乏外交政策和國防政策等，但根據政協憲草和中共建議，將政協決議的和平建國綱領部分濃縮後寫入憲法。使得政府施政有了可靠的法律依據。
基本國策分為六節，分別為國防、外交、經濟、社會安全、教育和邊疆地區。國防政策則明定為軍隊國家化，從法律上根絕政黨、軍閥操縱軍隊干涉政局的可能；外交政策則宣示國家的和平外交路線；經濟國策則體現孫中山民生主義內容，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施政依據；社會安全部分則規定充分興辦國家福利事業，保護弱勢群體利益；憲法強調教育的重要性，明確將教育經費占國家預算比例定為不低於15%，另有對教育界師生之獎勵和補助措施，使得中國成為福利國家；邊疆地區部分則明示保障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和各項事業發展的權利。
臺灣學者荊知仁和中國大陸學者張千帆等認為憲法中寫入基本國策毫無必要。因憲法只要能保證主權在民，則民主政府必定施政於民從而不必另行法定國策；反之，若憲法寫入國策，則國策因時局變更而導致頻繁修憲法，致使政局不穩，若不修憲，則政府施政與憲法之國策矛盾又損害憲法權威。在實際行憲過程中，除陳誠擔任行政院長期間執行基本國策之平均地權規定外，基本國策部分幾乎未嚴格執行。且基本國策部分之遵守聯合國憲章的規定業已因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代表資格而成為空文。學者呂炳寬認為，根據司法院大法官釋憲579、580號的規定，依據基本國策之經濟部分而制定的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部分條文違憲，這意味著憲法的基本國策並不在司法範圍之內。
但以上批評大多來自未受法學教育的政治學者、或來自以美國憲法文本為典範的學者、或者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基本國策的規定、效力與實踐情況不滿者，因其對基本國策的功能與效力常未有明確的分析，而將基本國策與憲法上其他具有直接拘束力的條款（人權條款與政府組織、權限條款），效力等量其觀、混為一談所致。
依臺灣公法學界的主流見解，通常是比照德國法學界自從威瑪憲法以來，對於憲法條文的規範效力所作的分類，將中華民國憲法中基本國策條款作不同的定性，使之發揮不同的功能。通常可將基本國策的規範效力分為下列四類：
（一）基本國策條款僅指出國家應有的努力方向，尚不致發生直接拘束國家公權力之法效用的「方針條款（Programmsätze）」或「國家目標條款（Staatszielbestimmung）」。例如：第141條、第146條、第158條、第166條、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等。
（二）基本國策條款憲法作為對立法者的「憲法委託（或稱立法委託）」，立法者雖有相當大的審酌權限，但亦負有遵守該憲法指示（特別是應於相當期間內履行該委託）之立法義務。例如：第137條第2項、第143條第1項、第154條、第155條等規定。
（三）基本國策條款作為憲法對某些社會中已成形之制度，以擔保該制度存續之方式加以保障。立法者雖然可以因應社會需要而更易制度的內涵，惟此變動不得侵犯該制度的核心部分。例如：第138條至第140條、第155條、第157條。
（四）基本國策條款作為人民直接可以向國家請求之公法上權利。學者咸認僅第160條第1項為基本國策條款中唯一具有公法上權利之性質者。
另外，在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實務上，於憲法第7條至21條所明文列舉以外的人民權利是否受憲法保障有疑義時，常會引用憲法基本國策條款的規定，與憲法第22條相結合，以強化該項權利作為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之說理依據；而即使在解釋憲法第7條至第21條明文列舉的人民基本權利時，也常引用基本國策的規定以充實與擴張權利內涵，並作為釋憲的指導原則和方向。
因此，憲法的基本國策條款因為通常無直接拘束力，因而給予了國家的政治與政策決定因民主原則作用的彈性空間與動力；但也並非只是單純的政策目標而毫無規範效力，而是作為基本的價值決定與解釋憲法、法律的指導原則，長期而抽象地發揮其功能，使違反基本國策的法律與政府政策，因此要受到更嚴格標準的檢驗。使基本國策所關懷的價值，不致因一時的政治或民意情勢而被模糊甚至實質上拋棄和遺忘。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因民國37年（1948年）內戰擴大，為適應刑事，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經由修憲程序，在4月18日議決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作為臨時憲法修正案，同年5月10日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此後歷經四次修訂。《臨時條款》在不改動憲法原文的情況下，以增修條文的方式凍結憲法部分條款，補充臨時條款。其內容要點為規定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得為緊急處分、設置動員戡亂機構、調整中央政府的行政機構及人事機構、訂頒辦法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等，此外，並規定總統、副總統連選連任不受憲法連任一次的限制。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經由修憲程序，在民國80年（1991年）4月22日議決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在同年5月1日由總統公布。同年4月30日李登輝總統宣告，自次日亦即5月1日起，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七次憲法增修

民國80年（1991年），時任總統李登輝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規定，宣布結束動員戡亂時期。但因海峽兩岸狀態仍未改變，為適應現狀，故將部分憲法條文凍結，再以修正案的方法修憲。增修條文以修正案方式列於憲法之後、而非在原文處改動，並在增修序言內聲明「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作為增修條文時效。此種修憲方法是仿照美國憲法修正案。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制定後，李登輝時代共增修憲法六次，陳水扁時代增修憲法一次。

評價

1947年1月1日，北平各機關舉行新年團拜會，胡適在會上發表講話宣揚國民大會的「成功」，並稱《中華民國憲法》「乃比美國憲法還要進步之憲法，為世界上最合乎民主之憲法」。
2016年12月23日，在紀念中華民國憲法誕生70周年大會上，著名中國作家和近代史學家辛灝年對記者表示：《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成功，不簡單是一個草擬的問題，它也凝聚著35年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他稱該部憲法的制訂不僅凝聚著南京國民政府對中國的貢獻，也凝聚著在北洋政府期間一些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的貢獻。他還說：這部憲法不是一部空洞或不能落實的文字憲法，其先後共有六次修訂，而且在修訂過程中有整個中國歷史所提供的經驗以及教訓可供參考，所以其進步性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