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臺灣

政治

因為大正民主的延伸，1930年代初期的台灣總督仍由日本文官擔任，並以同化台灣為統治重點。該同化台灣政策的主要精神即是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其目的在於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在此同時，台灣最高統治機器台灣總督府並實際貫徹此政策。於具體措施政治施作上，開始嘗試實施地方自治、創設總督府評議會、公布日台共學制度及《日台共婚法》、廢除笞刑、獎勵日語、舉辦地方選舉。也就是，1930年代的台灣已改變了過去後藤新平主張的「以無方針為方針」，「只管鐵路、預防針與自來水」的內政方向與統治政策。
日本因相較鄰國的國力強盛及社會問題等因素，軍國主義在1930年代初期，其勢力快速攀升，並於1930年代中期後，影響台灣。由於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因應需要，又在1936年9月於台灣總督府恢復武官總督的設置。更由戰爭需要，以及退出國際聯盟所導致的物資禁運懲罰，日本需要台灣在物資上的的支援協助。然而要台灣人同心協力，實非台人完全內地化不可。因此，總督府除了取消原來允許的社會運動外，還於1936年於台灣全力進行國民精神總動員，政治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而此運動於1940年代演變成了皇民化運動。
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最高方針下，台灣總督府於日本確定「南進政策」以後，陸續於1936年底展開相關積極措施。1936年9月，新任總督小林躋造上任後，發表統治台灣三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1936年底展開宗教的「正廳改造運動」，不准台灣人民擺設神明彩；翌年四、五月，開始查禁報紙上的漢文欄、廢止漢文書房。終其言，這些政治行為均為內地化的極度延伸。

經濟

1930年代開始，台灣因戰爭需要，總督府對於台灣的經濟重心則轉為工業化。 台灣總督府的經濟方針，簡單而言為一方面顧及本有農產品產量，另一方面則開發工業用品的生產量。此經濟政策施為，主要為達到供輸日本國內的需求。而這種「為已開發的經濟地區提供原料和廉價的勞工」的經濟現象，則為標準的邊陲經濟模式。。一般而言，此種兼顧發展台灣島內民生經濟與日本宗主國供需的日式資本主義，在所有日本殖民地當中，就以台灣最為成功。
在此工業化前提下，台灣於此階段完成許多經濟建設，諸如1931年開工的日月潭發電工程、台北東京的無線電話通劃、台北東京的定期航線開通、合併新竹、沙鹿、大湖三糖廠的昭和製糖株式會社等措施。1935年，為了宣達台灣經濟的成果，台灣特別舉辦了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而此博覽會的舉行，正是日本政府宣達統治台灣的經濟成果。
不過台灣此經濟榮景，卻因為中日戰爭波及，1930年代末期後，幾乎所有建設中斷或停擺，1938年，台灣總督府更發表《國家總動員法》，正式將其台灣經濟工業化成果投入戰場。

文化與社會運動

1930年代的台灣，幾乎不再有大規模的武力抗日行動，隨之而來的，是自發的的社會運動。台灣人組織近代政治社團、文化社團、和社會社團，採用具有清楚政治意識的宗旨，以此結合意識相近、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為運動所設定的目標努力。而這些運動多少也促進社會文化的改善。此社會運動，亦被視為台灣「抗日」行動的延伸。
除了社會運動相結合的台灣日治時期文學之外，1930年代的台灣為日治時期接受西方文化的最鼎盛階段，其中包含美術、電影，流行歌曲為其代表，不過諸如歌仔戲或布袋戲的傳統文化，亦有一定改進與發展。

文學

緊接著啟發會與新民會的發展，1934年前後，以內省文化為宗旨的《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等文學刊物的相繼發行。此文化運動雖因台灣總督府刻意壓制，在其發展受到壓制，但並沒馬上消失。影響台灣文學、語言、族群意識的台灣鄉土話文論戰隨此正式展開。之後，台灣文學應該於台灣話或中國話的取捨論戰，描寫的內容是否以台灣為主要素材等話題，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相關人士激烈爭論的焦點。不過，在皇民化運動的壓制，加上戰爭爆發的言論緊縮，加上日式教育文化的滲透，這些論爭無法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終於在1930年代結束後，遂紛紛敗退。
在組織方面，集結台灣進步作家的台灣文藝聯盟、台灣新文學於此年代相繼成立。表面標榜為文藝運動，實則是具有政治性的文學結社。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台灣總督府隨即設立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皇民化運動於是正式展開。台灣作家只能依附在日本作家為主的團體，如1939年成立的「台灣詩人協會」，或1940年擴大改組的「台灣文藝家協會」。

西方美術

以促進台灣美術為宗旨的台灣美術展覽會仍延續1920年代繼續舉辦，並於1938年改台灣總督府主辦，稱為台灣總督府美術展覽會，簡稱「府展」。該展覽不但繼續栽培了台灣第一代西畫家，其展覽演變的台灣地方繪畫風格，於戰後仍深深影響台灣畫壇，甚至美術設計，工業設計等等層面。而日治時期的西畫家除了早已成名的陳澄波之外，尚有李梅樹、廖繼春、郭柏川、陳進、郭雪湖、呂鐵洲、楊三郎、顏水龍、林玉山、李石樵、葉火城、陳永堯等等。

電影

1930年代的台北放映業，因配合辯士(默劇旁白)的默劇持續流行，電影放映業愈加彭勃。1935年10月，日本領台40年舉行台灣博覽會，以及隔年台北與福岡間開闢航空通運，這兩件事更推化造就了日治時期台灣電影放映業的鼎盛時期。

流行音樂

1930年代之前，台灣雖有唱片與流行歌曲的出版，但品質與普及化都不怎理想。究其因，無非是流行歌曲與民謠、南北管曲、歌仔戲調、客家山歌等台灣傳統民間歌曲的難以劃分，如1920年代的《雪梅思君》《五更思君》《烏貓行進曲》或《集英北管》、《共樂北管》或《李連生與白玉枝》歌仔戲調。《烏貓行進曲》是台灣第一首流行歌
。
1930年代，台灣電影與廣播事業快速發展。因應這兩項新興媒體的產生，不同於傳統歌謠與樂曲的台灣流行歌曲或唱片業不但隨之出現，亦在短時間內有長足發展。
台灣最早開始流行歌曲就是搭配中國電影的《桃花泣血記》。1932年，由上海「聯華影業公司」製作，阮玲玉主演的電影《桃花泣血記》來台放映。片商為了招攬台灣觀眾，委由詹天馬、王雲峰作成的同名宣傳曲意外走紅、擔任主唱的是當時古倫美亞唱片會社當紅的歌手純純(劉清香)。不只此，該曲在隨後的單曲黑膠唱片發行上，更有一定的唱片銷售成績。於是，台灣流行歌曲或「曲盤」（即華語的唱片）藉由電影的影像化而起步。

歌仔戲

歌仔戲約於1925年左右由鄉村進入戲院，並於1930年代達到所謂「內台歌仔戲」的顛峰。其歌仔戲劇團也在此階段自從業餘子弟班演進為半職業或職業戲團。為了呈現演出效果，此階段的舞台技術方面已有華麗布景、燈光設備、機關特效等。在劇本及唱腔上，更引進多種戲本，以充實故事內容，演員則仍以女性為主。1930年代歌仔戲風靡全台，因為戲中多情愛的描繪戲碼，曾引發台灣籍知識份子的非議，認為妨害風化，必須加以限制演出，甚至禁止。不過此議論，不但無法無法阻止歌仔戲發展，並在此階段回傳至閩南，甚至遠播至南洋。

布袋戲

此階段的布袋戲除了仍有的武俠戲之外，其表現手法也轉以重視各種奇特武功的展現為主。此時期的代表人物為五州園的黃海岱和新興閣的鍾任祥，此劍俠戲由虎尾、西螺開始發展，流行於台灣中南部。黃海岱演出的布袋戲音樂融合了北管、南管、亂彈、正音、歌仔、潮調等戲曲音樂，其劇本口白注重閩南漢語，說白中多以詩詞、經史、對聯、字猜組合。
1930年代之後推行皇民化運動，布袋戲也因而有了改變：包括後場禁用中國傳統的北管鑼鼓、改用西樂、語言改用日語等；戲偶禁用漢、和式戲服和戲偶，以及其劇本常為水戶黃門等日式故事。雖然這時期的布袋戲因語言文化的隔閡，不被大眾接受，但其中的一些表現手法，影響了後來金光布袋戲的演出方式，包括音樂、布景等。
這時期，南部布袋戲界有所謂的五大柱及四大名藝人。「五大柱」分別是指一岱(黃海岱)、二祥(鍾任祥)、三仙(黃添泉)、四田(胡金柱)、五崇(盧崇義)；「四大名藝人」則是一仙(黃添泉)、二崇(盧崇義)、三土員(李土員)、四全明(鄭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