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

早年生涯

路易·艾黎出生於紐西蘭南島坎特伯里區的斯普林菲爾德，父親是中學校長，母親曾積極參加女權運動。他的名字「雷維（Rewi）」（後來他到中國後譯為中文「路易」）是由他沒有孩子的姑母起的，因為姑母非常欣賞當地毛利人運動領袖雷維·馬尼亞波托，他從小在一種遵守紀律、艱苦勞動、尊重教育、挑戰權威的家庭環境中成長，在基督教男校的成績中等。
1916年，19歲的艾黎參軍，被編入紐西蘭第二遠征軍，經過訓練後，被派到英國，不久轉到法國。1918年8月，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出色表現，獲威爾斯親王勳章。在戰場上，艾黎首次近距離接觸中國人，與由中國山東農民組成的勞工軍團共同參加了在比利時伊普爾阻擊德軍的伊普爾戰役。在一次換防輪休期，艾黎甚至和兩名中國軍人一起走進酒吧喝了酒。
回國後，他和一位同夥試圖在荒山上建立農場，但未成功，但六年的艱苦勞作使他具備了非凡的耐力。
1927年，艾黎經常在當地報紙上讀到中國的新聞報導。當時，北伐軍正在進行北伐戰爭，引起帝國主義勢力恐慌。艾黎對中國很好奇，決心到中國看一看。他把經營了六年的牧場留給合伙人，自己先乘船到澳大利亞打工兩個月，攢足船費後，他辦了為期6個月的簽證，啟程赴中國。
1927年，艾黎第一次來中國，1927年4月21日抵達中國上海十六鋪碼頭。當時正值四一二事件發生，艾黎進入上海市區時，發現馬路兩側的電線桿上掛著盛著人頭的籠子，這都是被蔣介石屠殺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和中國國民黨左派人士及群眾的頭顱。在上海，艾黎還發現了許多令他新奇的人和事。艾黎原本只是想參觀中國，但卻終生留在了中國。他先在上海生活了10年。起初經人介紹，艾黎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處找到工作，擔任虹口救火會的一名小隊長，他努力學習中文，併到陋巷裡的工廠和車間檢查消防安全。10個月後，因工作出色，艾黎升任消防處隊長級的督察。1932年，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業科首席工廠視察員。任內經常到各工廠檢查，當看到繅絲業童工遭受的令人髮指的折磨時，艾黎感到異常痛苦。經過艾黎的奔走，上海公共租界內的繅絲廠開始減輕勞動強度。艾黎和剛來中國的美國醫生馬海德共同搜集電池廠童工的尿液以開展「鉻中毒」研究；艾黎還調查了紗廠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艾黎對嚴重剝削工人並釀成事故的工廠主施壓，但工廠主敷衍了事，艾黎也沒有辦法。他從英國朋友亨利·巴林博士借給他的《資本論》中受到啟發，還書時他告訴巴林：「我已經得出了結論，舊的制度必須推翻，我將永遠盡力幫助把它推翻。」其間，他和美國籍愛爾蘭裔傳教士培黎（中文名裴義理）成了好友，從培黎那裡吸收了在農村辦基礎教育的思想。
1929年，艾黎利用假期參加了中國華洋義賑會在綏遠的賑災工作。在開往綏遠的火車上，艾黎結識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開始了二人延續半個世紀的友誼。1929年整個夏季，艾黎都在綏遠的斑疹傷寒患者中工作，發救濟糧，修建灌渠，護理病弱的兒童。自綏遠回上海不久，一批災區孤兒被紅十字會送至上海，艾黎收養了其中一名14歲男孩，並給男孩起了英文名「阿蘭」（後得中文名段士謀）。1932年，艾黎利用假期到湖北從事水災救濟工作，為洪湖蘇區的水災災民運送救濟糧。
1932年末，經一位美國朋友介紹，艾黎結識了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經史沫特萊又結識了宋慶齡、魯迅、馮雪峰、陳翰笙、黃華等中國左翼人士。艾黎經常與朋友一起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討論國際和中國尤其是上海的局勢。艾黎切身感受到中國農民的貧窮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他從原先傾向保守開始變為同情中國共產黨。1934年，他參加了第一個國際性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並同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聯繫。艾黎的住所成為不少地下共產黨員的活動場所。
1935年底，艾黎奉命在家中架設秘密電台，與長征途中的中國工農紅軍建立通信聯繫。艾黎的上海公共租界官員的身份，以及居住在租界內，使他從事革命工作時相對安全。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他冒險到山西太原，為中國共產黨兌換中國工農紅軍在陝西繳獲的地方鈔票。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艾黎將養子阿蘭（段士謀）送到延安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

工合運動

1937年，艾黎短暫回國和訪問歐洲、美國，同年返回中國。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軍占領上海，艾黎和埃德加·斯諾、海倫·斯諾夫婦居住的上海公共租界成為「孤島」。艾黎和斯諾到「孤島」外的上海工業區，見到已被炸成廢墟的工廠，以及失業成為難民的工人。艾黎和斯諾夫婦討論後認為，「中國除非發現一個方法，動員勞力資源，以及那種我們能預見到的流動戰，建立工業根據地，否則必然是要失敗的」。1937年11月，胡愈之、林福裕、斯諾夫婦、艾黎等人在上海發起工業合作社運動，組成了中國工業合作運動設計委員會（艾黎為召集人），起草了《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小冊子。《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認為，中國沿海工業已淪陷，後方工業品匱乏，應通過舉辦工業合作社，發展小型工業或者半機器工業，利用中國大後方的工業資源和工人難民的人力資源，生產日用工業品和軍需品。
該計劃獲得宋慶齡、周恩來和美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卡爾的支持。卡爾大使專門寫了介紹函，將工業合作計劃介紹給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及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蔣介石的顧問端納見到該計劃後，也表贊成。宋美齡表態支持該計劃，並表示要說服孔祥熙，宋美齡還想見艾黎。艾黎接到已先期抵達漢口的卡爾大使的消息，立即辭去了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工作，經香港去漢口。1938年4月，中國工業合作社促進委員會在上海成立。1938年5月，徐新六、斯諾、艾黎等人攜帶該計劃抵達漢口。
到武漢後，艾黎發現孔祥熙的態度仍不冷不熱。經濟部部長翁文灝表示，「中國需要工業，但不需要合作社工業，中國老百姓是親共的，把經濟大權放在他們手裡是不行的。」一些國民黨官員認為該計劃不可能成功。艾黎四處奔走，獲得了中共方面周恩來、秦邦憲、董必武等的支持。在孔祥熙召集的一次工業投資會議上，宋美齡衝進會議室，將艾黎、端納（蔣介石的顧問）、孔祥熙叫到一間會客室，要求孔祥熙必須儘快為「工合」開綠燈。迫於壓力，孔祥熙同意了「工合」的興辦。孔祥熙任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理事長，艾黎任技術顧問，並代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總幹事，負責籌備成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1938年8月5日，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簡稱「工合」）在漢口橫濱正金銀行大樓掛牌成立。理事中有國民黨方面的王世傑、張治中、邵力子、杭立武、俞鴻鈞，中共方面的林伯渠、董必武、鄧穎超，還有民主人士沈鈞儒、黃炎培、莫德惠等人。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直隸行政院。
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漢口成立初期，人員很少，經費困難。孔祥熙同意由行政院提供500萬元貸款，但遲遲沒有兌現。為了保證工作人員工資，並開辦首批實驗性合作社，艾黎拿出自己從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辭職時領得的養老金。斯諾到香港，將宋子文撥給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200萬元（約合4萬美元），以國外籌得貸款的名義匯至漢口，從而讓艾黎度過了難關。孔祥熙見「工合」已有外界的援助，並在各地開辦起了一些工業合作社，乃不再觀望，很快為「工合」提供了貸款。
當時，在武漢的中共中央長江局組織部部長秦邦憲找到艾黎，希望艾黎把武漢的工業通過工業合作社的形式儘量轉移到西北農村，以支持八路軍。艾黎乃設法將武漢3個棉紡廠及50餘個中小工廠遷至西北地區。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漢口成立後，舉辦了第一屆「工業合作社」講習班，有二三十人參加，艾黎授課，1938年8月17日講習班結束，這批人成為第一批到中國各地開辦工業合作社的指導員。第一屆講習班結束後，武漢形勢已很緊張，部分「工合」骨幹帶著經費先期離漢口赴陝西寶雞成立「工合」辦事處。艾黎則與國民黨政府協商，將他考察過的部分工廠遷往西北地區，國民黨政府最終同意每日派6列火車運送工廠物資至陝西西安。
1938年12月，中國工業合作協會遷到重慶，艾黎也隨之離開武漢來到重慶。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西北、川康、西南、東南等地區陸續設立工合辦事處，下設工合事務所，組建各類工業合作社和聯合社。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重慶和全國十多個省發展「工合」組織，高峰期在全中國成立了2000多個工業合作社。
1939年，留在香港的宋慶齡、陳翰笙等人在香港發起成立中國工業合作社國際促進委員會，宋慶齡任名譽主席，香港基督教主教何明華任主席，委員有斯諾、艾黎、普律德女士（美國籍人）等，陳翰笙任秘書。1941年2月8日，斯諾在美國《星期六晚郵報》上撰文《中國的突擊建設者路易·艾黎》，首次向各國讀者介紹艾黎及「工合」，引起了國際反響。
為使工合運動在全中國開展，艾黎在6年間到大半個中國奔走，行程3萬公里，援助了20餘萬失業者和難民。1939年2月，艾黎搭乘印度援華醫療隊的車抵達延安，首次見到了毛澤東並談話，艾黎向毛澤東介紹了工合成立以來的發展情況，毛澤東贊成工合，並鼓勵艾黎繼續堅持。
1939年初，艾黎自兼工合東南地區辦事處主任，東南地區是新四軍與國民黨軍隊鬥爭劇烈的地區。1940年，艾黎應斯諾夫婦邀請，到菲律賓為「工合」特別是新四軍地區的「工合」工作籌資。其後，與原美國海軍情報官員、美國促進中國工合委員會代表埃文斯·卡爾遜兩度訪問新四軍地區，曾在皖南新四軍軍部與劉少奇會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卡爾遜上書美國總統羅斯福並獲批准，組建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突擊營，卡爾遜的兒子和羅斯福的兒子都參加了。這支部隊以「工合」（Gung-ho）為訓練口號，運用八路軍式的游擊戰術，在馬金島和瓜達爾卡納爾島大敗日軍。後來「工合」這個詞擴大為美式英語中的俗語。
1938年到1942年，是工合運動大發展時期，經過艾黎等人努力，中國各地的工合組織從1938年的69個發展到1942年的1590個，月產值達到2400多萬元。工合產品供應軍需和民用，即打破了日本的封鎖，又堵截了日貨的傾銷。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工業合作社國際促進委員會募集到世界各地捐款500萬美元。
1939年3月，艾黎自寶雞的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辦事處來到陝西鳳縣，成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雙石鋪事務所。在柏家坪打了兩孔窯洞住下，領導「工合」運動。先後成立機器、造紙、紡織、製革、供銷等17個工業合作社，並在嘉陵江邊安裝了水力發電機，使雙石鋪首次用上電燈照明。後來，艾黎又在雙石鋪建立了「工合」小學及附屬幼稚園、招待所、黃牛鋪通訊處及「工合」醫院。1939年5月，孔祥熙自重慶發來命令，要求艾黎停止組織工業合作社的工作。
1941年以後，由於「工合」運動在國外的宣傳和介紹，國外捐款大量增加。1944年，「工合」運動總體上衰落。

培黎工藝學校

1940年，艾黎在陝西雙石鋪（今陝西鳳縣）創辦「培黎工藝學校」，「培黎」是為紀念艾黎的恩師、傳教士培黎，也是取為黎明而培養之意。該校為合作社徒工及逃難的工農子弟開設。學校開在鳳縣雙石鋪鎮柏家坪村西的山坡上，艾黎利用三間舊房子建了學校，自己也住在這裡。學校有十多名學生，由一名校長負責。但因條件很艱苦，1941年一年內先後有八任校長棄職。第九任校長就是1942年上任的喬治·霍格（中文名為「何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辦事處秘書兼視察員）。學校創辦初期，校長何克用延安的革命精神及八路軍的作風來管理學校。何克到任後，陸續招收60多名貧苦和戰爭難民子弟入學，他用嘉陵江的水作動力，興建紡織廠、機械廠，親自率領學生和工人一起工作。
艾黎因被國民黨定為親共危險分子，在雙石鋪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壓力。1942年9月21日，重慶國民政府發電報到雙石鋪通知艾黎，行政院決定終止艾黎在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技術顧問的職務。艾黎由此被趕出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總部。1943年8月19日，陝西省政府向鳳縣發出密令：「外僑艾利（黎）行跡詭秘，即交由新鎮長秘密監視，並電中央設法調離該地。」培黎學校的學生也被地方當局勒令參加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
1941年春，在寶雞的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辦事處內部，掀起了排擠打擊親中共人士的潮流，中共黨員受到搜查緝捕。當時聶長林也在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辦事處從事中共地下工作。中共黨組織得知聶長林已被列入緝捕名單，乃決定將他調離寶雞，先到中條山木炭合作社暫避，待機經洛陽去晉東南。聶長林連夜離家。三個月後，聶長林在洛陽等待過黃河證件，準備渡河到中共的晉東南抗日根據地時，遇到從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剛回來的何克。何克答應關照聶長林留在寶雞的家人：四個男孩及聶長林的妻子。回到寶雞後，何克便將其中兩個較大的男孩聶廣淳、聶廣涵帶回雙石鋪，成為培黎學校早期學生。兩個較小的男孩聶廣濤、聶廣沛留在母親身邊。不久母親（即聶長林的妻子）在寶雞病逝，聶廣濤、聶廣沛被送到寶雞孤兒院。後來在1942年初冬，艾黎將聶廣濤、聶廣沛帶到雙石鋪，與艾黎、何克共同生活。
1944年初，日軍發動豫西戰役，逼近潼關，雙石鋪受到威脅。何克率60多名中國學生從雙石鋪出發，翻山越嶺2000餘公里，到達甘肅山丹縣，培黎學校遷至此處，成為山丹培黎學校，1945年搬遷完成。1945年，30歲的何克因破傷風逝世。在山丹培黎學校，艾黎度過了將近10年，潛心教育。培黎學校遷到山丹後，常和聶廣濤、聶廣沛一起活動的小夥伴還有張維善、房元德。後來報刊上常見的艾黎同四個孩子，就是指這四個人。
1949年下半年，軍閥馬步芳的軍隊擬定了殺害培黎學校60多名學生骨幹及包括艾黎在內的若干教師的名單，1000餘名士兵駐紮在培黎學校周圍，準備在撤離前炸毀學校。艾黎一邊安排學校的正常學習和生產活動，一邊暗中組織學生轉移物資，疏散學生。正當馬步芳的軍隊拉來兩卡車炸藥，準備破壞的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從青海經扁都口開來，攻占了山丹縣。
艾黎立即組織培黎學校師生將已拆掉的汽車連夜裝好，取出埋藏在礦井中的汽油，派出14輛卡車及運輸組全體同學支援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玉門、大馬營。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傷員也被送到培黎學校醫院治療。培黎學校還將縫製的500套皮大衣送給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邀艾黎到酒泉會面，讚揚了培黎學校的成績及該校對解放軍西進的支持。1953年，山丹培黎學校遷至蘭州市安寧區，更名為蘭州培黎石油學校，2006年升格為本科院校並更名為蘭州城市學院。

共和國時期

1951年初，艾黎從山丹出發，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工合組織第一次全國會議。不久，山丹培黎學校由人民政府接管，外籍教師陸續離開。艾黎決定留在中國。他開始在日記中記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見識。1952年，這些日記由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出版，即艾黎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書《有辦法》。這本英文著作先後在紐西蘭再版三次，產生廣泛影響。艾黎很快又寫出《人民有力量》、《山丹》、《中國的故事》等著作。
1952年，艾黎拒絕了印度總理尼赫魯對他到印度發展鄉村合作社的邀請，於1953年秋從山丹遷居北京。此後他不時到中國各地視察，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亞太和平聯絡委員會和其他世界和平類組織的代表，到世界各地如平壤、哈瓦那、斯德哥爾摩、雅加達等訪問，出席各種和平會議並發言。
這一期間，他開始寫作，在紐西蘭和中國出版了53部書，並翻譯出版了許多中國古代著作。主要著作詩集《工合》（1948）、《山丹筆記之頁》（1950）、《充滿生氣的北京的片斷》（1955）、《今日中國》（1957）；散文《京戲》（1953）、《外蒙古之行》（1957）、《洪湖精神》（1966），論著《中國：古代瓷窯和現代陶瓷》（與加納西合著）等。
「文革」爆發後，艾黎受到衝擊。當時大字報貼到了艾黎所在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院子裡，但艾黎仍堅持不離開中國，他認為自己走了，就沒人證明培黎學校的學生們的清白，因為當時培黎學校差點被定為間諜、特務學校，學校學生有被逮捕的危險。1968年8月31日，宋慶齡得知他的處境後，寫來一份證明信。
1972年，紐西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艾黎在1960年、1965年和1971年多次回到紐西蘭，為此做出不小的努力。1972年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授予他名譽文學博士。
1977年12月2日，艾黎80歲生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在人民大會堂為艾黎舉辦宴會，慶祝艾黎來華工作50周年，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路易·艾黎表示祝賀，尊稱他為「中國人民的老戰士、老朋友、老戰友」。1982年，鄧穎超為艾黎85歲壽辰舉辦壽宴。1986年，習仲勛為艾黎89歲壽辰舉辦壽宴。1980年5月，艾黎在重慶時生病，鄧小平得知後要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派人把艾黎接回北京，但艾黎表示鄧小平日理萬機，不應為自己的事打擾他，因此當時沒有回北京。1982年3月，艾黎又因病住院，胡耀邦親自到北京協和醫院探望。
1982年，在與盧廣綿等人商議後，艾黎致信鄧小平，要求恢復工合。1983年恢復成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艾黎與在北京的「工合人」齊集全國政協禮堂參加了成立大會。工合恢復後，1983年5月在北京建立了民辦大學「民辦人民科學文化大學」（1984年7月更名為培黎職業大學，1988年11月更名為北京培黎職業大學，2004年4月改為北京培黎職業學院），1985年5月28日艾黎和第一位外國裔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馬海德任名譽校長。不久，甘肅省山丹培黎學校也恢復了。1987年，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恢復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和四個兒子失散多年的聶長林通過中共黨組織找到了孩子們，要求他們回家鄉中國東北，艾黎乃送他們回家鄉與聶長林團圓。後來，老二聶廣涵、老四聶廣沛都在北京工作。在艾黎晚年時，他們常在周末帶著孩子去看望艾黎，老四聶廣沛還被破格批准照顧艾黎的起居。
1982年，北京市授予艾黎「北京市名譽市民」稱號。同年被紐西蘭政府授予「英國女王社會服務勳章」。1985年，甘肅省人民政府授予其「榮譽公民」稱號。1987年4月21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舉辦慶祝艾黎來華60周年活動，出版《艾黎自傳》中文版。1987年12月2日，舉辦了艾黎90壽辰慶祝。趙紫陽、李鵬到艾黎寓所為他祝賀90歲壽辰。紐西蘭總理親自公開祝賀艾黎90壽辰。1987年12月27日，他因腦血栓並發心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根據他的遺囑，骨灰一半撒在山丹培黎學校原先的農場四壩灘，一半安放在山丹的墓地。鄧小平為艾黎的墓碑題寫了「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永垂不朽」。
艾黎未留下任何遺產，他將自己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給了山丹縣。艾黎在遺囑中表示：「希望將我的藏書放在一起，存於某個圖書館，以便得到使用」。1992年12月2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將路易·艾黎的藏書轉贈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路易·艾黎紀念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