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頓·佛利民

傳記

傅利曼生於紐約市一個工人階級的猶太人家庭，父親是耶諾·紹爾·傅利曼（Jeno Saul Friedman），母親是薩拉·埃特爾·蘭道（Sarah Ethel Landau，1892年-？），兩人從奧匈帝國（今烏克蘭一帶）移居美國，在當地邂逅，曾在血汗工廠工作。傅利曼是家中第一個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的三個妹妹包括：蒂莉·F·傅利曼（Tillie F. Friedman，1919年-？）、海倫·傅利曼（Helen Friedman，1920年-？）和露絲·傅利曼（Ruth Friedman，1921年-？）。高中時，傅利曼父親逝世後，舉家搬到新澤西州的羅威市（Rahway）。
他16歲前完成高中，憑獎學金入讀羅格斯大學。原打算成為精算師的傅利曼最初修讀數學，但成績平平。1932年取得文學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碩士，1933年芝大碩士畢業。上第一堂經濟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斯（Rose Director）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傅利曼曾說他的作品無一不被羅斯審閱，更笑言自己成為學術權威後，羅斯是唯一膽敢跟他辯論的人.
畢業後，他曾為羅斯福新政工作以求餬口，批准了許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決當時面臨的艱難經濟情況，尤其是新政的許多公共建設計畫。輾轉間他到哥倫比亞大學繼續修讀經濟學，研究計量、制度及實踐經濟學。返回芝加哥後，獲亨利·舒爾茨（Henry Schultz）聘任為研究助理，協助完成《需求理論及計算》論文。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時，他1940年曾完成一書，指醫生的壟斷局面導致他們的收入遠高於牙醫，引起局方爭議，令該書要在戰後始能出版。
傅利曼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了一小段時間，但由於在經濟學系裡碰上了反猶主義者的阻撓而只得返回政府部門工作。
1941年至1943年，他出任美國財政部顧問，研究戰時稅務政策，曾支持凱因斯主義的稅賦政策，並且協助推廣預扣所得稅制度。1943年至194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參與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組，為武器設計、戰略及冶金實驗分析數據。1945年，他與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到明尼蘇達大學任職，1946年他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隨後回到芝加哥大學教授經濟理論，期間再為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貨幣在商業周期的角色。這是他學術上的重大分水嶺。
在他的自傳中，傅利曼曾描述1941至43年為羅斯福新政工作時，「當時我是一個徹底的凱因斯主義者」。隨著時間過去，傅利曼對於經濟政策的看法也逐漸轉變，他在芝大成立貨幣及銀行研究小組，藉著經濟史論家安娜·施瓦茨的協助，發表影響深的《美國貨幣史》鴻文。他在書中挑戰凱因斯學派的觀點，抨擊他們忽略貨幣供應、金融政策對經濟周期及通膨的重要性。
他接著在芝加哥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直至1976年退休。這30年裡他將芝大經濟系形塑成緊密而完整的經濟學派，力倡自由經濟，被稱為芝加哥經濟學派。在傅利曼的領導下，多名芝加哥學派的成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1953年至1954年間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任教。從1977年開始傅利曼也加入了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傅利曼在1988年取得了美國的國家科學獎章。
他在1980主持了名為「選擇的自由」的節目，並出版了同名的著作，使得他廣泛的被大眾認識。在節目中他以一支鉛筆說明自由市場的原理的片段，成為了他廣受歡迎的一段言論，至今在網路上依然可以見到其蹤影。
他通常反對政府干預的計畫，尤其是對於市場價格的管制，他認為價格在市場機制裡扮演調度資源所不可或缺的信號功能。在《美國貨幣歷史》一書中，他提出經濟大恐慌其實是政府對於貨幣供應管制不當所致。後來他在2006年說道：「你知道嗎？很奇怪的是為何人們仍以為是（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政策讓我們脫離了經濟經濟大恐慌。當時的問題是，你有一堆失業的機器和失業的人民，你怎麼能靠著成立產業壟斷集團和提升價格及工資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1992年獲諾貝爾經濟獎的加里·貝克形容，傅利曼可能是全球最為人認識的經濟學家，「他能以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最艱深的經濟理論」。他亦是極出色的演說家，能隨時即席演說，極富說服力。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形容傅利曼思考快如閃電，據說辯論從未輸過。「無人敢說辯贏了他，因與他辯論過已是無限光榮，沒多少人能與他說上兩分鐘。」
傅利曼於2006年11月16日在舊金山家中因心臟病發引致衰竭逝世，終年94歲。

家庭

米爾頓·傅利曼的妻子羅斯·傅利曼是經濟學家，其妻的兄長亞倫·戴雷科特是芝加哥大學的法律學教授、法律經濟學的奠基人。傅利曼育有兩名子女，包括女兒珍尼·傅利曼及大衛·傅利曼，大衛·傅利曼是Santa Clara University法學院教授，是無政府資本主義學說的重要學者。米爾頓·傅利曼的孫子Patri Friedman畢業於史丹佛大學，2006年起在Google工作。

學術貢獻

傅利曼最知名的理論，是他提出的貨幣供給作為決定生產價值基準的因素，通貨膨脹在根本上源自於貨幣供給量的主張。貨幣主義是現代經濟學在貨幣數量理論的重要觀點之一，這種理論的根源可以追溯至16世紀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學派，傅利曼的貢獻則是現代化了這種理論，將其推廣為現代經濟學的主流貨幣學說。他在1963年與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國貨幣史》一書中檢驗了美國歷史上貨幣供給和經濟活動之間的關聯。他們得出了驚人結論：貨幣供給一向是經濟活動起伏的唯一影響來源。又或者如同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的主席本·伯南克在2002年慶祝傅利曼90歲生日時所描述的：「有關經濟大恐慌，你是正確的，我們（聯邦儲備系統）當時的確做錯了。我們真的很抱歉。」大衛·梅塞爾曼在1960年代進行的幾次研究顯示了貨幣供給在決定經濟投資、以及政府開銷在決定消費及生產總額上的角色是至高無上的。傅利曼的觀察研究和一些學說進一步推展了這種結論，主張貨幣供給的改變是影響經濟生產的首要原因，但長期的影響則是由物價水準決定的。
傅利曼對於消費層面的分析也相當知名，亦即他在1957年提出的恆常所得假說。這個理論被一些經濟學者視為是他在經濟學方法論上最重要的貢獻。他其他重要的貢獻還包括了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批評，以及他提出的失業率的自然比率的概念（1968年）。這些學說都與貨幣和金融政策在對經濟的長期及短期影響上有關。在統計學上，他則創造出了知名的傅利曼測試。
傅利曼的論文《實證經濟學的方法論》（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年）則替他稍後幾十年的研究方法論架構了模型，並且也成為了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主要框架之一。他主張經濟學身為一種學科，應該免於客觀的價值衡量。除此之外，一個經濟理論有用與否，不應該是以它對現實的描述（例如頭髮顏色）作為衡量標準，而是應該以它能否有效作為對未來情況的預測為基準。

經濟大恐慌

在他各項主張中，影響最大的論說是對大蕭條的批判。他把大蕭條稱為「大緊縮」，主張30年代的全球經濟災難實是源於一場普通的金融風暴，由於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和管理失誤，錯誤的緊縮貨幣供給進一步惡化了這場風暴，最終演變成無法收拾的大恐慌。他主張經濟大恐慌並非「自由放任」造成的，反而是政府對市場過多的干預和管制造成的。
他描述當時美國政府在大恐慌前就已經對經濟進行了沉重的管制，而對銀行的管制造成銀行無法向市場上對貨幣的需求做出反應。而且，美國聯邦政府限制了貨幣兌換黃金的匯率，起初這種限制導致了大量黃金過剩，但之後這種限制又降的太低導致大量黃金流出美國。
傅利曼認為這種無法對貨幣需求做出反應的限制造成銀行喪失了處理能力，在對黃金和貨幣的匯率進行限制的同時卻沒有修正通貨緊縮的壓力，結果導致了經濟大恐慌。他以這個論點進一步的主張，美國政府提升稅率的舉動造成了對民眾更大的傷害，接著又印製更多鈔票來償還債務（因此又導致通貨膨脹），這些失誤加起來便徹底摧毀了中產階級的儲蓄。
傅利曼說道：「正是聯邦儲備銀行的舉動，將這場普通的經濟衰退—雖然可能是相當嚴重的一場，轉變為一次主要的經濟災難，而不是試著用它的力量來抵銷大衰退。1929年至1933年間貨幣供給減少了三分之一便是這場災難的開端… 大恐慌不但不是一場自由企業體制的衰退，反而是一場政府造成的悲劇。」傅利曼的結論是政府應該停止對於貨幣和外匯市場的干預，這個理論衍生出了大量的經濟研究和爭論，同時也促生了後來國際間所採用的—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
不過傅利曼在總體經濟學上的理論很快便被淘汰了，如同他的朋友喬治·斯蒂格勒所描述的：「就像學界的傳統一樣，他並沒有獲得完全的勝利，這一部分是因為他的研究與後來的理性預期—亦即後來由同樣芝加哥大學出身的羅伯特·盧卡斯發展的新理論，是處於兩個不同的路線上。」傅利曼在二戰時替美國財政部工作，並且在美國稅制的預扣所得稅制度設計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自由意志主義政策

傅利曼也支持許許多多自由意志主義的政策，例如對於毒品和賣淫的合法化。除此之外，他也參與了尼克森政府的委員會，研究將美軍兵役改為僱傭/自願的制度，並且在1970年代廢除徵兵制的運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後來將徵兵制的廢止視為是他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他並且在1981年擔任隆納·雷根的經濟政策顧問。在1988年他取得了總統自由勳章以及國家科學獎章。他說他的政治觀點是自由意志主義的哲學，加入共和黨只是為了「一時的方便」（「我是一個帶小寫l的自由意志主義者與一個帶大寫R的共和黨員，大寫的R只是為了一時的方便，而不是在原則上的。」）不過他也說：「我相信我也能被稱為古典自由主義者。我其實不在乎我被稱為什麼，我比較注重於讓人們思考那些理想的本身，而不是我個人。」
傅利曼最初提倡以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制度取代美國的福利制度，但稍後他則反對尼克森總統提出負所得稅性質的改革計畫，該計畫補貼率訂的太高，無法使領取津貼者有誘因去工作賺錢，背離了原先負所得稅的本意，傅利曼批評該計畫的安排只不過是補充既有的體制而不能取代之，這次事件又使他成了新聞頭條。近年來傅利曼大力提倡以教育券制度（school vouchers）作為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學費補貼制度，他說：「美國需要的就是一個讓所有學生都能受益的教育券制度，這也能避免過度的管制。」他認為教育券制度能使私立學校挑戰公立學校的壟斷地位。
依據肯尼斯·邁諾格（Kenneth Minogue）和哈里·格爾維茨（Harry Girvetz）的說法，傅利曼與弗里德里克·海耶克兩人是促使古典自由主義在20世紀復甦的主要人物。在2005年，傅利曼曾與其他500名經濟學家一起連署討論大麻合法化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

學券制

1955年傅利曼在《經濟學和公共利益》，首次提出把學校的管理和運作，從負責發放教育撥款的官僚手上釋放出來。在該制度下，家長會獲發一批學券，自行選擇學校，取得學券的學校將可憑此向政府拿取資源，以鼓勵學校改善教學質素，並將選擇權交回家長。不過，學券制遭到廣泛爭議，部分教師工會指控這是把教育商品化，影響教師鐵飯碗，又認為該政策違憲，改革一直未能落實。1996年他成立傅利曼基金會（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Foundation），研究各地學券制成效，並向公眾宣揚學券制的優點和教育改革的迫切性。

其他

傅利曼允許卡托研究所以他的名義從2001年開始頒發「米爾頓·傅利曼自由獎」給對自由意志主義運動有重大貢獻的人士。他與妻子羅絲·傅利曼一起創辦了米爾頓和羅絲傅利曼基金會。另外，傅利曼的兒子—大衛·傅利曼繼承了他擁護自由市場的思想，但更進一步的採取極端的形式，支持無政府資本主義。

智利

公元200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於11月13日公布了第三批，也是最後一批有關智利70年代初期政局的解密文件。從這次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國情報機構在智利1973年發生的推翻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軍事政變中曾秘密資助了政變的發動者奧古斯圖·皮諾契特。據這些解密文件顯示，美國在智利1973年9月11日軍事政變的前3周，決定拿出100萬美元作為反對阿連德勢力的活動資金。也正是由於美國情報機構的介入才導致了一場流血政變，阿連德本人最後也慘遭殺害。
當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1973年被美國背後策劃的政變推翻後，相傳傅利曼本人曾擔任獨裁者皮諾契特的經濟顧問，但他本人則於 1991 年時否認此事，並稱僅曾到智利短暫旅行過，但是願意為他的學生在智利的作為共同承擔功過（share credit）。而他的數名學生在智利政府位居要職、協助開放市場及企業私有化；智利通膨此後雖然從1,000%逐步回落，但批評者質疑這是以極嚴重失業、食物供應短缺和企業破產的代價換來，民生為其改革蒙受了極大痛苦；在西方異議份子娜歐米·克萊因的震撼主義一書的批評下，揭露了大量傅利曼私有化主張下的嚴重官商勾結案例，造成了智利貧富嚴重不均的後果。此種震盪療法（或稱窒息療法）亦曾於不少前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轉型中採行，同樣造成了極嚴重的官商勾結與擴大貧富不均的後果，令民生受到極大打擊。當傅利曼於1976年在瑞典領受諾貝爾經濟獎時，大量智利示威者激烈抗議，直至皮諾切特倒台後，他才說：「市場變得自由，最終也會為人民帶來自由。」在他眼中，經濟自由，最終將導致政治自由。

中國大陸

傅利曼曾於1980、1988、1993年三度訪華，了解中國市場經濟改革。香港出版商將其他兩次中國之行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出版於《傅利曼在中國》一書。
1980年他獲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邀請，就世界經濟、通貨膨脹、計畫經濟社會中市場的運作等問題發表演講。傅利曼當時發現，人們往往對經濟問題幾乎一無所知，在一場講座中，一位副部長問：「在美國誰負責物資分配？」他建議這位副部長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沒有中央分配者的經濟體製是怎樣運作的。他當時認為中國的市場改革仍有可能走回頭路。
1988年9月19日，傅利曼在上海出席經濟會議後，於北京中南海紫光閣獲中國共產黨時任總書記趙紫陽接見。會談從下午4:30至6:30歷時兩個小時，人民日報對此做了積極的報導。當時中國通貨膨脹高達兩位數，傅利曼認為中國應通過嚴格控制發行貨幣和政府財政赤字，儘快開放價格管制「結束」通貨膨脹 。
1993年10月，他最後一次重遊中國，與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會面。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他還訪問成都和重慶。
雖然傅利曼的經濟改革建議並沒有直接在中國落實，但1988年陪同傅利曼訪華的張五常認為，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後來制訂的中國貨幣制度深受傅利曼學說影響，較美國更優勝，一直在傳媒宣揚自由經濟學說的《壹週刊》社長楊懷康認為傅利曼的思想，為近代國企私有化奠定基礎。早年傅利曼兩名中國學生，都是國內金融貨幣理論的權威，一位是陳彪如，曾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經濟系主任；另一位是陳觀烈，生前曾任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香港

傅利曼1969年來港，與時任財政司的郭伯偉爵士相識，兩人均相信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但香港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並非來自於傅利曼。英國在香港實施自由港政策時，目的是要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因此香港奉行簡單及低稅制、無外匯管制，亦無意插手商業營運，造就自由經濟體系。
在傅利曼宣揚自由經濟學說時，常指香港是「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他在其1980年著作《選擇的自由》中指：「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場的真正運作，就應到香港去。」身為猶太人，他斷言如果以色列採用與香港相同的經濟政策，它在1994年的人口應該是實際的兩倍，而國民生產總值會是實際的4倍。
1995年，傅利曼預測港元會在1997年回歸後的兩年之內消亡。
在傅利曼四處宣揚，香港的簡單稅制及無外匯管制等即為世界所注視，而傅利曼的學生在世界各經濟機構身居要職，進一步把「香港模式」的聲望推高。但回歸後，他多次質疑香港背離自由經濟原則，1998年香港爆發金融風暴，港府耗資千億入股市救亡，他猛烈批評香港政府「瘋狂」、欲將香港「公有化」。
2006年，在他病逝前40天，他在《亞洲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一文，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干預」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在這篇評論文章發表前，香港時任特首曾蔭權曾公開表示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引起香港政、經界廣泛爭議。
直到病逝前一周，他再批評曾蔭權所辦的「幼稚園學券制」未經適當考慮，該政策原定不資助私立幼稚園學生，傅利曼指此舉違背學券制增加競爭及提升學校質素的出發點。他回覆香港報章《南華早報》及《明報》訪問時指，政府應提供「普及學券」，令任何幼稚園小孩都受惠。

冰島

傅利曼在1984年的秋天拜訪了冰島，在冰島大學與許多知名的當地學者會面並且進行演說，談論國家干預的暴政。他在8月31日參與了一場即時的電視辯論，挑戰現場許多社會主義知識份子，包括了未來的總統奧拉維爾·拉格納·格里姆松。當他們向傅利曼抱怨參與他在大學的演講必須繳交入場費時（而他也因此在冰島豎立了這一新制度），傅利曼則回答道：當然許多之前的客座教授演講都沒有向聽眾收取費用，但是重要的問題在於，舉辦這些演講都需要一定的成本，這些錢如果不向出席的聽眾收取，難道要向沒有出席的大眾徵收嗎？傅利曼說他認為向出席演講的人收取入場費，是非常合理的做法。接著傅利曼參與了一場公開餐會，當一名冰島政府的中央銀行官員出場時，主持人開玩笑的簡介道：「如果傅利曼的政策在冰島被實踐，這個官員可能會丟掉工作。」傅利曼則迅速回覆道：「不，你並不會失業。你只是會換去做一些對市場更有生產力的工作。」
傅利曼的拜訪和演講對於冰島獨立黨產生極大影響，包括了後來在1991年成為總理的戴維·奧德森，奧德森在上任後立刻實行了激進的金融和財政穩定措施、大量的民營化、減少稅賦（包括將公司所得稅從45%減為18%）、引入捕魚業的漁場使用地帶權利、取消政府對於虧損企業的各種補助、自由化貨幣和資本市場的流動。依據加拿大的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提出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在1975年冰島被列為全球經濟自由第53名的國家，到了2004年已經大幅進步至第9名了。而依據傳統基金會的調查，冰島則是全世界經濟自由度第五名的國家，這一切都是在戴維·奧德森任職總理的13年半任期內帶來的改變。在2004年，冰島獨立黨的領導人蓋爾·哈爾德成為了冰島總理，他也跟從了類似奧德森的政策。

愛沙尼亞

雖然傅利曼從沒有親自拜訪愛沙尼亞，他的《選擇的自由》一書對於當時年僅32歲、後來成為愛沙尼亞總理的馬爾特·拉爾產生極大影響，拉爾後來宣稱這本書是他在任職總理前唯一一本讀過的經濟學書籍。拉爾的改革經常被認為是促使愛沙尼亞成功從蘇聯式的經濟體制改革、發展至現在被譽為「波羅的海之虎」的主要原因。如同傅利曼所一直提倡的，拉爾的主要改革之一便是引入平頭稅制度。拉爾在2006年獲得了卡托研究所頒發的米爾頓·傅利曼自由獎。
也是因為拉爾對於傅利曼理想的實踐，愛沙尼亞近年來在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上經常被列為是最自由的幾個國家之一。

批評

傅利曼去世兩年後，金融海嘯衝擊全球經濟，不少人指責先前美國所奉行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是海嘯成因之一，傅利曼也被指難辭其咎。
而支持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則反駁說，次貸危機是政府干預的結果，並非是傅利曼所提倡的自由放任的過錯，因為釀成次貸禍根的房地美、房利美屬於政府資助型企業（GSE, 美國政府贊助企業）。而政府這種干預正是傅利曼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