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廢問題

死刑爭議的歷史

羅馬共和國最後100年，法律上雖然有死刑，但是實際上並未執行。在1395年的英國，一個公共抗議陳述被羅拉德派的十二點結論（The Twelve Conclusions of the Lollards）所採納。1516年出版的托馬斯·莫爾《烏托邦》就曾爭議死刑的益處，但尚無結論。1764年，義大利犯罪學家貝卡利亞的《犯罪與刑罰》就針對非正義、社會政策、死刑及酷刑進行分析。受此書影響，神聖羅馬帝國的利奧波德二世，就曾在托斯卡納大公國廢除死刑，此是近代歷史上第一個永久廢除死刑的地區。1786年11月30日，利奧波德二世公布刑法典修正案，其中明確廢除死刑並命令搗毀其領域內的所有死刑刑具。2000年，義大利托斯卡納區區政府規定每年的11月30日為該事件的紀念日，該日也被世界上300個城市以「生命城之日」（Cities for Life Day）的名義紀念。
法國大革命以後，在不能無視人權的社會風潮中，於是開始了有關死刑的妥當性的議論。某些人提出，犯罪者也有人權，死刑本身是殘虐的刑罰，死刑無異是國家殺人等作為應該廢除死刑的論據。某些人也提出，以壓抑犯罪的效果，受害者的心情等作為不應廢除死刑的論據。
在近現代，由於要運作民主主義這種新的社會形態，各種重要的要素的探索，建構開始進行，死刑的問題也與其中的要素有關(總稱為人權)被加以說明。如果司法上的限制過弱的話，社會會變得混亂。過強的話，個人的各種權力也會受到壓迫；結果，社會整體會陷入危險。因此，即使現在，司法限制和個人權利之最適當的權衡仍繼續進行。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後，個人權利被社會的限制所凌駕也被指責成戰爭的原因之一。大眾較偏向在個人權利上作出權衡，這也是戰後廢除死刑國家増加的原因之一。在科學研究上，可發現化學污染如鉛污染和基因突變與暴力犯罪明顯相關，歐洲在13世紀至1994年的各類死亡酷刑減少殺人案也減少，美國的研究也顯示死刑對暴力犯罪的影響在最樂觀估計下也極小，影響力遠不如讓惡劣環境生活的婦女墮胎。
1849年，羅馬共和國廢除死刑，其憲法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明確規定廢除死刑的憲法。隨後，委內瑞拉亦於1863年宣布廢除死刑。1865年，聖馬利諾廢除死刑，該國最後一例死刑執行案例發生於1468年。在葡萄牙，根據其1852年、1863年的立法，死刑於1867年在該國告終。英國在1965年進行了一項五年實驗，根據其1965年通過的法案，謀殺將不再被處以死刑。（叛國、暴力海盜行為、對皇家船塢縱火、以及戰爭時期的軍事犯罪仍然有死刑之適用），而本法案最後於1969年確定為永久法案。英國最後一次死刑執行是在1964年。1998年時，英國宣布廢除所有和平時期的死刑。1976年，加拿大廢除死刑；1981年，法國廢除；1985年，澳大利亞廢除。1977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正式決議，希望「全世界能逐步限制可能適用死刑的犯罪數量，並以逐步達到廢除死刑為目標。」
美國法律協會過去長期支持死刑，但在2009年檢討後認為美國在將死刑的執行與應用合理化上，有「難以克服的制度和結構上的障礙」，而轉向不支持死刑。
雖然部分國家因宗教信仰，社會價值觀的緣故，而逐漸浮現反死刑的思想，但在許多國家，一般人民依舊是較支持死刑的使用，即使在已廢死刑一段時日的歐洲國家亦然，但歐洲各國，除白俄羅斯和法律上保留死刑卻超過二十年未對任何人執行死刑的俄羅斯外，今日已經全面廢除死刑。
由於死刑存廢與否和犯罪率高低關係至今尚未有直接而顯著的社會科學研究足供佐證，因此直到今天，死刑存廢課題仍被認為是沒有對錯的純粹價值觀的爭論，有時甚至被認為是歐美挾帶其固有價值觀，強制其他文化體系接受的例證之一；而死刑支持者，也經常認為主張廢除死刑的人，並未顧及受害者的感受，而「如果今天你家人被殺，你還會不會主張廢死？」或類似的問題，也經常被死刑支持者用以論證死刑對於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必要性。。

隔離罪犯

支持方認為，死刑有一重要功能是能將重罪犯一勞永逸地隔離，終止他們再對社會造成危害的可能。也有論點指出，死刑是唯一能確保殺人犯不會再犯下殺人罪的方法。，即便以終身監禁取代死刑，重罪犯除有越獄之可能，亦可能因日後法令修改、假釋門檻放寬、大赦特赦等因素重回社會，也有在監獄內繼續作案的可能。唯目前台灣的監獄僅用於監禁受自由刑者（包括有期與無期徒刑），死刑犯在執行前皆監禁於看守所（除死刑犯外，亦有被告、勒戒犯、被羈押者），因而死刑犯與自由刑犯有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中華民國之越獄率極低，綠島監獄目前未有越獄記錄。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取代死刑較直接性地廢除死刑受民意支持，但是一些人則認為無假釋機會將造成獄政管理上的困難。若能擬定良好的政策，規定以終生監禁犯人可以依表現在若干年後移至條件較佳的監獄、或增給福利與獎勵，來取代假釋，也可以是解決許多管理問題的一種手段；而且若獄政管理良好，幾乎不會發生越獄問題，又，以懲罰的觀點來看，終身監禁的人犯必需長期生活在監獄裡面而被剝奪人身自由，比起死刑一槍斃命，更具痛苦性及威嚇效果，若發覺是誤判或冤枉，也有辦法救援。
有可得數字顯示，謀殺者被放出後，再犯下其他謀殺罪的機率小於2%，謀殺者出獄後再犯其他罪行的機率也較其他種類的犯罪者來得低。

國際潮流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統計，2012全世界已經有140個國家廢除及不使用死刑（97國廢除所有死刑，8國對一般狀態下、非戰時廢除所有死刑，35國法律尚未廢除但實際上超過十年未執行死刑）；仍維持死刑的只有58個國家（這58個國家中，只有21個國家在2011年有執行死刑）。也就是說目前全球已經有超過2/3的國家廢除死刑。而聯合國大會於2007、2008兩年通過決議，呼籲全球停止使用死刑。歐盟的官方立場很明確為廢除死刑，要成為歐盟會員國必須廢除死刑。美洲、非洲也都出現區域性的文件、宣言，呼籲區域中的國家停止或廢除死刑。
支持方則指出，維持死刑的國家佔全世界人口的65%，而美國、日本等皆為（對內）人權記錄優良的國家，且都維持死刑。一些國家廢死並非基於其實際優點，而是因政治考量，例如歐盟規定其成員國廢死，香港則是在英國殖民時期隨英國廢死；另外，許多廢死國是基於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文化背景。因而，廢死是否真能增進國際地位，值得存疑。
有些人主張，在社會環境到達這些國家的水準以前，不宜廢死。此外，由於死刑存廢中許多研究皆僅立基於研究所在之單一國家，而未考量其研究狀況用於不同文化時之差異，對於生命權與自由權的看重程度與優先順序，可能因文化與先進程度而不同，故其研究對於不同文化下的罪犯並不能保證具有相同之結論。政策之制定不宜邯鄲學步，應考量社會風俗民情之差異。

民意

支持死刑的一方認為，民意應有權力決定是否保留死刑。當廢除死刑還未成為國家全體國民的社會共識時，跳過全民共識決定這一階段而以各種手段讓政府貿然停止死刑（或政府不經過民意的決策而停止死刑）並強迫國民接受要廢除死刑，這不符合民主國家之程序，且漠視國家公民之人權。
廢死方則主張，民意不能做為實行死刑、或是侵犯他人基本權利的藉口，類似的做法有：投票強迫富人分財產、浮濫徵收與徵用土地及財產、任意增加社會福利留下巨大負債給後代子孫、排擠或霸凌少數群體、多數暴力等，大多數民眾未必對此議題深入瞭解，所謂的民意常常受到資訊不足、偏頗報導、或錯誤認知的限制與扭曲，或是一時一地的片面認知、受到蒙蔽。政治領袖是被人民推選出來做決定的，應該負起教育民眾及引領民意的責任。
死刑執行與否僅是國家其中一項政策而已，民意是人民對於國家施政的意見，包括治安、國防、消防、社會福利、教育、經濟、交通、建設等，倘若認為執行死刑是重視民意，而不重視其他民意面向，或其時機被懷疑係轉移模糊社會焦點，就不能說是真的重視民意。
但是也有不少人認為，廢除死刑的反對率其實可以降到很低，只要司法系統的判決盡量符合以下前提：「重罪就會重罰」、「不要過份保護重罪犯隱私權」、「該監視的出獄者就嚴格的終身監視（潔西卡法案）」、「惡性最重大的罪犯不可能出獄」、「真實破案率夠高」及「司法會認錯」，降低民眾對於惡性犯罪的恐懼，滿足安全感，民意就不會這麼的反對廢死。

保護加害者家屬

廢死方主張，社會對於犯罪者家屬，或是犯罪者周邊的人並不友善。這樣的氛圍使這些人早就怕死記者，擔憂記者斷章取義，又或擔憂不管說了什麼、記者再怎麼忠實傳播，只想用自己觀點批判人的人，會拿著新出爐的資訊，再對這些犯罪者認識的人進行二度傷害。所以將犯罪者槍決，往往是讓牽連在事件中的人，獨陷孤絕的深淵。

審判及執行成本

支持死刑的人士認為，死刑只需幾顆子彈槍決即可了事(且一人一顆)，而無期徒刑要關押犯人一輩子，故無期徒刑花費較死刑高，無假釋可能的無期徒刑花費又更高，認為「為何要花納稅人的錢養罪大惡極的罪犯？」簡直如同昂貴無數倍的間接死刑，據以主張死刑的存續。台灣每名死囚每月費用約新台幣兩千元（僅計算伙食費與雜項支出）。在美國也有"在監獄關一年的費用，比讀哈佛一年還貴"的報導。
在美國加州，反廢死刑者認為取消死刑是用「有保證的住房、健康照護和其他的服務等」來取代一個「具有意義且有嚇阻功能的處罰」；認為死刑該廢除的則認為取消死刑「能節省數百萬元的經費，且犯人能終身工作以給予受害者及其家屬補償，此外，多出來的錢能用以解決如此的犯罪，能使得殺人兇手很快地面對正義」。
而死刑存廢在審判及執行成本面向，又可區分為下列三個議題：
刑事追訴成本：在台灣，關押一名囚犯一年約需20萬，無期徒刑囚犯平均服刑年數為30年，而死刑犯羈押年數則會因審判程序而拖延甚久，例如徐自強案便已羈押超過13年 ，蘇建和案也羈押超過11年。死刑若僅論以行刑及關押戒護的相關成本，在不考慮訴訟審判的卷證成本與其他社會成本下也許相對較低。然而，在訴訟審判時，律師費、進行訴訟的卷證成本、司法官開庭的成本，僅僅一個審級的成本就超過百萬，三審定讞成本便已高於行刑的總成本。更何況在重視人權的民主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台灣），死刑為求謹慎並防止冤案發生，往往會提供非常上訴等救濟機制，導致救濟審判成本更為高昂，遠超過監禁犯人的成本，此問題在美國尤為明顯，據統計，把一個人判死刑並且執行，在美國大約要花上兩三百萬美金，比無期徒刑貴了好幾倍。部分廢死支持者便據以主張廢死可減低社會成本。
然而，由於救濟機制的存在，理論上死刑審判應較無期徒刑正確、誤判率亦較低；又無期徒刑保有事後打官司救濟的機會，可能再增加為數不等的官司成本，僅比較刑罰執行前的審判，可能有失客觀。目前為止，死刑與無期之審判成本及審判正確率孰高孰低，尚無確切定論。然而救濟制度的意義正是以金錢和人力換取降低誤判率，本質上與刑種無涉；倘使救濟制度成本過高且證實無法降低誤判率，應改善的也是救濟制度（即死刑司法程序比照無期徒刑辦理）而非死刑制度，故考慮刑種時，救濟制度這個變因應受控制。且假若將無期徒刑上拉到死刑的高度，不排除未來審判成本與訴訟程序也將跟著增加，只單以訴訟程序相比顯然並不公正。
廢死支持者則主張，重刑犯可能知道一些重要的事實，在未來可能幫助釐清其他案件，執行死刑有毀滅證據的疑慮，令真相無法澄清，或是冤誤無法逆轉，而使司法伸冤成本提高，若死刑司法程序比照無期徒刑辦理，反而會讓誤判率提高，違背降低誤判產生的理念。
刑事執行成本：在良好的獄政管理下，依據獄政法規，囚犯仍能藉由從事勞動為社會再創造價值，生活費可自給自足，至於監禁費用，則是國家必須負擔的，因為罪犯之所以會從事犯罪行為，作為刑事政策走向的決定者的國家社會也有一部分連帶責任。現時監所內已經關押許多罪犯，包括殺人犯、性侵犯、毒品犯、竊盜犯、強盜犯、詐欺犯……等，死刑犯數目甚少，全部處死也無法減少獄政的固定成本。若實行終身監禁不得假釋而果真造成監獄爆滿，以及管理費用大增，也是與獄政管理、刑事政策、社會文化、道德價值觀、社會福利等息息相關。若要避免此問題，可讓不具侵害危險性的受刑人，採行非機構處遇、醫療手段治療因病態心理所造成的問題，甚至對於無具體法益侵害的將之除罪化。死刑支持方則批評，部分國家的獄政管理不佳，有監獄暴滿、空間不足的問題，且人力、醫療照護、心理諮商資源亦相當缺乏，令囚犯創造價值恐難實現，並成為"犯罪進修學校"，若主張廢死，應先改善獄政問題。
生命的價值與成本的權衡：生命的價值是不能以金錢衡量的，精神疾病患者、植物人、重症與末期病患、身心障礙者，罕見疾病者，本身沒多少生產力，也需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照顧，即使未來恢復生產力的機率相當低。若以降低成本做為死刑存續主張的依據，就相當於不想負擔這些照護成本就予以遺棄任其自生自滅，甚至故意殺害，這是違背文明社會最重要的基本人性，又，綁匪擄人，若依綁匪的邏輯：「人質可能會逃跑，守著他多麻煩，現在就宰了他以免夜長夢多。」或「撕票吧，不要留活口，這樣每餐還省一個便當。」對綁匪來說，自己的便利比人命重要，錢比人命重要，社會能接受嗎？ 。以方便和省錢做為死刑存續主張，這邏輯與綁匪無異。同樣地，重罪犯是"人格上生病的病人"，不得因其人格有缺失就剝奪其生命，對於所有生命的尊重，是不能以效益為考量。當公民願意多付出金錢心力維護對人的尊重原則，這個原則最終將能消除戰爭、壓迫、歧視等結構性的傷害，也能一併改善對於精神疾病患者、植物人、重症病患、身心障礙者的歧視與壓迫問題，達到真正的平等。
也有一種觀念是「可以接受尊重重罪犯的生命權，但只能以金錢為代價、而不能以治安為代價」（可以接受廢死、但應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來取代）。
但是也很多人認為，對壞人寬容、就是對弱者殘忍；弱勢族群是對高犯罪率敏感的族群，為了對壞人寬容所增加的各種成本、主要是由弱勢族群支付。

心理補償與被害人權益回復

在死刑存廢當中，死刑支持者一個經常提出的問題是「如果今天你家人被殺，你還會不會主張廢死？」或類似的問題，這問題常被用以論證死刑對於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必要性。
廢除死刑方則主張死刑制度之補償作用微不足道，且死刑作為國家的刑罰權之一部分，與賠償回復功能的民事不同，手段與目的之實質關連性薄弱，法律不應為此理由殺人，要幫助受害者，要做的是推動實質具體的補償、扶助、照顧措施，保護被害人不受二次侵害，以及改善司法（如：讓被害人也可參與訴訟、協助被害人向加害人請求民事賠償）解決此問題。此外，處死犯人對受害者方無實質幫助，反而可能有害，導致加害人拒絕道歉、賠償。若改為終身監禁或長期徒刑，加害者可透過獄中勞動等方式補償受害者家屬。而且，刑罰、憤怒、責怪，實際上對於受害者家屬是無法得到真正的支持與幫助的。
廢除死刑，是要廢除國家死刑的刑罰權，即廢除國家殺人的特權，並未取消人民自衛的權利，也不是賦予人民從此殺人不必負擔刑事責任，當有人肆意剝奪他人生命的時候，當事人正當防衛的權利不受剝奪，即自衛權不受剝奪。私人之間，權利平等，實力相差並不大，自衛權的存在，受害人的反擊，對私人之間的衝突，可以起到必要的恐怖平衡作用，以維護法益。
若加害者在沒有懺悔、道歉、賠償的情形下被槍決，對於受害者家屬來說，不但無法平復情緒，反而會造成更嚴重的心理陰影，反之，加害者若有主動懺悔、道歉、賠償，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不再需運用死刑這個手段了。
而就現代刑法的體系架構來看，使受害者家屬獲得「安心」、「滿意」的心理補償並非刑罰權執行的主要或正當目的，刑罰是在懲罰行為人的惡性，民事的功能在於救濟填補受害者與其家屬所受的侵害，因此受害者或其家屬並無法要求國家必須按其意願，使犯人「伏法」或施予何等種類、程度的刑罰之正當理由與權利地位。況且對於犯罪之受害者家屬應予補償、關懷與照顧，亦為死刑支持或反對雙方均同意之事。從而所謂「受害者家屬心理補償」的觀點，是否適合作為支持或反對死刑的主要理由，或只是在不執行死刑狀況下用來宣傳儘速執行死刑的藉口，令人存疑。將照顧受害者之責任單方面推給主張廢死者的卸責想法，亦讓人難以理解。
要保護人民的權益，應做的是預防犯罪的發生，除正確行為觀念的灌輸外，在美國便有一個的團體即主張：國家不要以被害人之名義處決。他們並主張死刑不是受害者家屬要的正義
身為綁票與謀殺案受害人之母的白冰冰說，謀殺受害者家屬真正要的是尊嚴、公道，並以死刑是受害者家屬「唯一的公道」為由支持死刑。
臺灣有碩士論文研究認為，被害人與其遺族真正需要的是實質的幫助，死刑存在與否對受害者沒什麼幫助，並論及配套措施的重要性。
處決罪犯也無法讓被害人本身死而復生，有支持死刑的觀點指出，死刑象徵受害者遺族的痛苦與加害者罪行的終結；但有反對死刑的觀點指出，對某些受害者遺族而言，死刑不僅不能撫慰他們，反還是種冒犯，徒增更多的痛苦，再次破碎另一個家庭而已。
有說指出，「一個常見的觀點認為反對死刑者是沒有想到受害者的。若是在討論對受害者的（應當要做的）補償的話固然該更關注受害者，但討論死刑時，焦點其實是在社會正義而非受害者個人身上的。」
在美國加州，反廢死刑者指出「廢除死刑對受害者與其家屬是殘忍的」；而認為死刑該廢除的一方則指出「廢除死刑後（那些本判死刑但因沒有死刑而變成其他處罰的）罪犯的勞動可幫助受害者與其家屬」
在臺灣，大眾常指廢除死刑者「只為罪犯爭取權益，而漠視受害者權益」，但有指出，儘管在死刑存廢爭議中，使用「人權」這詞沒有太大的意義，但受害者與其家屬的權益在實質上和死刑存廢爭議關聯不大。
在臺灣，有研究指出，女性中有暴力犯罪受害經驗的反倒較無此經驗的不支持死刑，而男性暴力犯罪受害經驗的有無對死刑支持與否則未必有影響。另外美國有研究顯示，自身的犯罪受害經驗對死刑支持無顯著的影響，但認識的親友中有人成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那些則較傾向支持死刑。
在瑞士，2010年8月時，曾有謀殺受害者家屬提出一個憲法修正案，提議對伴隨性暴力犯罪的謀殺罪行判處死刑。這法案很快就成為公眾的焦點並被政治領袖給嚴厲地批判；在它被正式提出後的第二天這提案就被撤回了。

刑罰上限

死刑作為剝奪生命權的終極刑罰，有天然的上限，生命只有一條，無法藉由法律而改變。
廢死方主張，如果死刑存在，犯下死罪者若知曉其後果，或在邊際刑罰為零的情況下，可能不擇手段逃避追捕，例如殺害被害者湮滅證據、襲擊警察、或挾持路人，造成更多無辜者受害，或者有意自殺者以恐怖攻擊拉人陪葬等，故廢除死刑有保護受害者和社會之作用。
在台灣，部分死刑支持者認為，若非先有撕票、襲警、殺害無辜者等兇殘行為，在中華民國現行實務下，幾乎不可能被判死刑，故此說係因果倒置。只要刑罰有上限，皆會面臨此問題，即便以終身監禁、無期徒刑、Ｘ年有期徒刑取代死刑作為最高刑罰，犯下最高罪刑的惡徒仍有「不擇手段」的問題。也有人認為，如果只想避免刑罰上限問題，一味減少刑期，反而會讓一些再犯率高的重罪犯都可以出獄之問題，造成更多受害者。不過，如果想要達到永久隔離，有些國家不是判處「無期徒刑」，而是超高年數的監禁，如菲律賓一名性侵犯，在2010年8月，被判處14,400年徒刑；只要有實質的永久隔離，其實國民不會真的這麼反對廢死。
對於刑罰上限問題，一部分廢死支持者主張，可取消無期徒刑，以高年數之有期徒刑取代，假釋門檻根據刑期的特定比例制訂，減刑亦以刪減年數處理，可減輕刑罰上限的問題。但是這些主張很可能反成廢死的重大阻力，而許多支持廢死者，也會強力支持，對於一些重罪犯，處與終身或極長時間的監禁。
若以自由刑期取代死刑，邊際刑罰可反映在釋放條件、待遇、權利、福利、責任負擔、特赦條件、縮短刑期、出獄後待遇等，可區分不同情況的犯罪者，可消解刑罰上限的問題，以質代替量，但死刑無論如何均為最高限，刑罰極限也是在提醒，不能過度依賴刑罰解決社會問題，非刑罰處遇也是同等重要的。
美國印第安納州政府的一篇文章提到說，儘管處罰應當要與犯罪者的罪行成比例，政府讓刑罰合於犯罪者行為的能力並非無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