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

兩岸分治

1949年12月7日，於國共內戰中不斷戰敗的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由成都市遷往臺北市，並繼續統治臺灣、澎湖群島、部分福建省離島（金門和馬祖）、東沙群島和太平島等地區，而剛由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初期決定採取「武力解放臺灣」方針。1949年後中國不能很快實現統一，主要原因是意識形態。直到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已經控制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後，中華民國則僅能控制臺灣地區以及剩餘部分島嶼。然而這時雙方政府皆照著各自憲法條文聲稱自己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此後雙方到1960年代末期前仍然發生多次小規模衝突，不過先前獲得優勢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美國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後，始終未能成功取得臺灣和其周邊島嶼。而這時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中華民國政府仍然被聯合國認可為中國合法政府並保有中國代表權，同時繼續擔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之後中華民國政府長期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非法叛亂組織，認為自身仍然擁有中國大陸的主權，並且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取代中華民國所代表的中國席次。中華民國政府的主張受到大部分非社會主義國家的認同，同時中華民國政府也長期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國際活動，並且要求其他國家尊重和理解。不過相對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49年成立後也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聲稱其已被消滅，並且堅持臺灣地區為自身領土的一部分。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西藏簽署《十七條協議》，承諾保留西藏制度，一國兩制之概念在西藏實行，最終實施了8年。195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提出「和平解放臺灣」的構想，希望透過第三次國共合作來統一臺灣。1961年6月，毛澤東在與印尼總統蘇卡諾會談時首次談及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社會制度，並且提到「如果臺灣歸還祖國，中國就可以進聯合國。如果臺灣不作為一個國家，沒有中央政府，它歸還祖國，那麼臺灣的社會制度也可以留待以後談。我們容許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臺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之後在1963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將其對臺政策歸納為一綱四目，其內容已經隱含後來一國兩制的概念。到了1971年10月25日的聯合國大會上，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所提出「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之提案」獲得通過，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便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更進一步與多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相對地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家則逐漸減少。而在1979年美國政府正式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並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立正式全面的外交關係後，大部分國家已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雖然海峽兩岸仍然繼續處於政治對立並且各自統治的狀態，但是後來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促使海峽兩岸的經濟與文化交流漸趨頻繁。

實施情況

在《中英聯合聲明》和《中葡聯合聲明》發表後，香港與澳門地區決定實施各自的基本法以維持一國兩制原則。根據雙方個別的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擁有多項事務高度自治的權利，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以及終審權。其中憑藉著基本法使得香港與澳門分別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作為行政機構，以及包括作為立法機構的香港立法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和作為檢察機關的律政司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同時作為司法機構的香港司法機構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機關擁有獨立的審判權和終審權，其中香港繼續實施英國的普通法，而澳門則繼續使用葡萄牙的民事法律制度。雖然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會經由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選出，但是連同特別行政區的主要官員都必須提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意味著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於主要官員人選仍然擁有決定權。
特別行政區政府可以自行處理各種內部事務，制定出入境、海關政策、公共財政政策、社會治安以及引渡法規定。同時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基本法框架內得以制定訂定有關該地區教育、文化、體育、社會福利等政策，而在特別行政區中不適用在中國大陸施行的文化產業相關法律規定。在公眾教育以及大眾傳播也未強制使用簡化字以及現代標準漢語，其中香港地區的法定語言為中文以及英語，而澳門地區的法定語言則為中文以及葡萄牙語，而香港和澳門則以繁體中文書寫、以粵語作通用語言。在經濟和民生上，特別行政區按基本法規定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不實行中國大陸地區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同時特別行政區可以自行制訂自己的流通貨幣和財政方針，港元和澳門幣分別繼續作為香港與澳門的流通貨幣。另外基本法還提供憲法所保障的人權和自由等權利，同時基本法的條文也讓《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獲得憲法保障地位。
由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過去曾經分別被英國以及葡萄牙管治過，在這般背景下使得主要官員、政府機構乃至於法律設計上有部分相似地方，例如雙方都有廉政公署、審計署、終審法院和民政總署（港稱民政事務總署）等機構，同時兩個地區都不同於中國大陸地區而採行靠左行駛的方式。不過兩個特別行政區在制度上也有不同處，分別包括有保留傳統的政府架構、法律體系不同、澳門沒有高等法院等。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以較早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為藍本所通過的修訂版本，因此香港與澳門兩者的基本法在內容上有些許不同之處，不過這也避免了很多憲制法律中的問題與漏洞。
2004年3月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兆國説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時稱：憲法修正案（草案）在憲法第十四條增加第四款「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在憲法第三十三條中增加第三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在憲法第五十九條第一款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規定中增加「特別行政區」，將這一款修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和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各少數民族都應當有適當名額的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2004年4月6日解釋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明確政制發展之啟動程序；據此，4月15日行政長官董建華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之報告。4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批准香港特別行政區朝著更加民主化之方向修改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過18個月之廣泛諮詢，2005年12月21日向香港立法會提出一個更加民主之政制改革方案，方案沒有獲行立法會通過。
香港安全和中國安全本質上是一個問題，不是兩個問題；維護包括香港在內之全中國安全是中央和特別行政區之共同責任。成就一件事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但是破壞一件事情只需很少人即可；對待很少人從事之破壞活動，絕不能掉以輕心，麻痹大意。「一國兩制」一旦失敗，中國損失很大，但主要是面子，香港損失既有面子，更多是裡子，是全部；因此對於香港，「一國兩制」只許成功，不能失敗。

政府權責

總部位於首都北京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央人民政府）透過設立在香港的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持聯繫，同樣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也在澳門設立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來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進行商談。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則為了能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建立雙向溝通管道，分別在北京市設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作為對口。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法的性質使得其最終解釋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擁有，而其下還分別設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以提供相關意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則指出，如果香港法院審理案件時需要對基本法有關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事務或者是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案件判決，香港終審法院應該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要求解釋。
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有關特別行政區的外交以及國防事務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其中在外交談判或者是僅限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與會議可能直接影響特別行政區時，特別行政區政府可以派遣代表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在兩個特別行政區分別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而其費用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承擔。不過在特別行政區對外事務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則授權特別行政區政府得以依照基本法內容自行處理相關事務。其中在不限國家參與的情況時，特別行政區則可以使用「中國香港」（Hong Kong, China）和「中國澳門」（Macau, China）的名義參與國際組織、國際事務與體育競賽。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便由於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而同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會員，同時香港也是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經濟體成員之一，不過澳門在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中則沒有決策權。

擴展

「一國兩制」下，公民身份認同制度保障至少有幾方面制度：一、統一身份證明，至少像美國之社會安全號碼，全國統一身份證號碼；二、統一公民權利；三、全民擁有同樣經濟權利，國家對公民之基本物質權利，比如最低生活保障權，對港澳居民，特區政府發一份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國家也發一份最低生活保障金；四、統一司法。
在「一國兩制」下，搞政治激進、發動「革命」其實很容易，幾乎不要成本，無需智慧，唯一需要就是勇氣；任何一個人只要有足夠勇氣膽量都可以站到大街上振臂一呼；但是推翻以後有無能力建設？建設需要很多智慧和能力，需知用暴力手段從事任何政治活動，包括民主運動，其最終結果也一定是暴力，極端行為結果一定不會是理性進步；真正推動歷史進步是睿智理性、調和鼎鼐、委曲求全、忍辱負重，挽狂瀾於既倒、救百姓出水火，不是不負責任、不顧他人死活、把百姓推向水深火熱之中。中國逐漸確立法治思維，以此慢慢取代激進革命思維，法治方式取代暴風驟雨式之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法治終於成為治國理政之基本方式和政治新常態；發展民主並不難，難的是建設法治；發展民主有激情、勇氣即可，建設法治要靠智慧理性和長期積累。人們學習如何仇恨，更應該學習如何去愛，因為愛更接近人心靈和本性；如果社會精英只會順應「民意」，討好「民意」，是表現無能，不負責任，不是本事。

香港展望

2017年，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發表《「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歷史、現實與未來》結語〈香港為什麼依然重要？〉，認為討論關於「一國兩制」和香港問題，有兩種錯誤：一是有人認為現在全國開放，「一國兩制」運行起來成本高，還不如讓香港與內地特別是深圳完全融合，變回「一國一制」；二是一些極端人士認為，20年來「一國兩制」不成功，中央不斷「干預」香港「內部」，特別是不給「真普選」，香港乾脆「獨立」、重回「兩國兩制」。王認為主張「一國一制」沒弄清「一國兩制」精神實質和戰略考慮，沒看到保持「兩制」不變也是國家發展戰略需要。中國缺少可以講英文、可以雙語工作城市，香港應該保持英語特色；因此堅持「一國兩制」不改變、不動搖，確保在香港實踐不走樣、不變形，繼續貫徹實施，嚴格依基本法辦事，是對香港和中國最佳選擇。中國不允許香港「獨立」、「內地化」，「一國兩制」是必須長期堅持之國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重要部分。王認為由於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封鎖，在相當長歷史時期，香港幾乎是中國與外界聯繫之唯一窗口；西方人通過香港認識中國，中國內地人通過香港認識西方。王認為「香港經驗」仍是中國內地市場經濟改革和現代化建設之重要參照；香港是華人社會，擁有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法治。儘管中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代化建設取得很大進步，但在法治和政府管理體制與發達經濟體有很大差距；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有包括上海之其他地方無法代替之作用。王認為香港無論過去或將來，仍扮演中國與世界「超級聯絡人」，前港督衛奕信勳爵曾說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王認為香港首先是中國的世界城市（China's World City），一如紐約之於美國和世界。王認為臺灣問題與香港問題不一樣，但總有人拿香港來說事，來攻擊「一國兩制」；儘管不能說服所有臺灣人接受它，但會說服更多臺灣同胞接受；因此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施，對解決臺灣問題意義重大。中國成功運用和平方式和「一國兩制」的模式解決香港問題，對其他國家也是很好的參照；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是我們一部分人對自然、對歷史和社會長期思考結果；我們可以不同意它，甚至可以批判它，「但是武器的批判不可以隨意取代批判的武器」；「一國兩制」就是不讓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不同成為不和平之理由，乃至戰爭之藉口。

臺灣反應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1979年計劃將一國兩制方針擴展至由中華民國政府實際管轄的臺灣地區，並且作為其在臺灣問題上的主要統戰訴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還向中華民國政府提出一國兩制並且如同香港和澳門賦予特別行政區的地位，其中特別行政區內除了可以自行處理文化、經濟、外交、國防事務以及制訂國際貿易政策，並且讓中華民國政府得以繼續保留權力、不會解散於臺灣設置的民意機關、能夠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等團體和有限度保留自身軍隊（不會對中國大陸構成威脅）等特別規定，但是種種提議都遭到中華民國政府拒絕。其主要原因在於中華民國不同於香港和澳門過去被視為英國以及葡萄牙的殖民地，除了現時仍然有15個主權國家願意提供外交承認而將其視為主權國家外，實際上其所統治的臺灣地區在政治、外交、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都享有自主性和獨立性。面對這一情況，中華民國政府繼續維持現狀（有外交承認是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象徵），而且中華民國政府在憲法上至今仍未宣告放棄大陸地區的主權。
早在1982年時，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便提出「一國良制」以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提案；李登輝總統時則於1999年卸任前針對一國兩制提出了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同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也繼續沿用一國良制的說法並且主張中國大陸應該實現民主、自由和均富。中華民國在2000年由民主進步黨執政後一度海峽兩岸雙方的會談進度中止，同時陳水扁在總統任內也提出了一邊一國論述。其中包含臺灣內部傾向中國統一的主要政黨以及許多社會輿論大都強力反對一國兩制提案，並且各自提出自身觀點作為回應。
根據2001年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統計，大約80%的民眾反對一國兩制政策，僅有10%的民衆支持該項方針。其中反對中國共產黨人士便曾經提出一國兩府、《國家統一綱領》、一國兩區、邦聯制、聯邦制等建議，而一些人士認為一國兩制所提到的「一國」應為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也有少部分臺灣民眾公開表示支持一國兩制原則，這包括有作家暨政治評論家李敖等人。當前中華民國社會民眾中普遍支持繼續維持現狀，並且反對短期內實現中國統一或臺灣獨立。其中隨著臺灣陸續推動民主化運動以及本土化運動，甚至在1990年代舉辦中華民國總統直接選舉等一系列政治改革，這使得臺灣內部支持臺灣獨立運動的人士比例逐漸上升，部分臺灣民眾也開始對於爭奪中國代表權不感興趣。在2010年12月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所作的民意調查中指出有高達87.3%的臺灣民眾認為應該維持現狀，而分別有6.4%以及1.2%的人士分別主張儘快宣布獨立或者盡快統一。而2011年時，以「您認為臺灣與中國大陸哪裡才是祖國」為問題進行的調查顯示有89.3%的受訪者選擇臺灣為祖國，僅有5.7%的民眾選擇中國大陸。在2013年的TVBS民調中心電話訪問民調中則指出如果海峽兩岸關係只有一種選擇時，則有71%的民眾希望臺灣能夠獲得獨立，而僅有18%的受訪者傾向與中國大陸統一。而在2014年受到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的民意調查則指出10%和1.1%的臺灣民眾選擇「維持現狀後統一」和「儘速統一」，而17.6%以及4.7%選擇支持「維持現狀後獨立」和「儘速獨立」，而廣義上選擇維持現狀的人數比率則佔88.6%。
另外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否認中華民國統治的臺灣地區具有政治獨立性的主張，多次宣稱擁有臺灣地區主權，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逐漸認知到民族意義的中國尚未完全統一或分裂分治。一國兩制方針至今仍然是官方政策，在胡錦濤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曾實質停止宣傳一國兩制。其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中便未提到一國兩制原則，相對地其假設臺灣採取中立並且不自行宣布獨立。而在2005年中國國民黨和平之旅之後中共開始進行海峽兩岸雙方交流與談判，到了2008年中國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官方會談重新展開，其中馬英九政府在處理海峽兩岸關係上決定採取「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開始與中華民國政府進行官方交流，之後陸續設立兩岸定期航線、開放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以及雙方共同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著重逐步推動經濟一體化，並且進一步與中華民國方面展開經濟和政治上的密切互動。
習近平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就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後，開始重新提起一國兩制。在2014年9月6日會見新黨主席郁慕明及新同盟會長許歷農時表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不是主權與領土的再造」，並且表示會充分考慮現實情況後具體實現之。對此，時任行政院長江宜樺重申拒絕一國兩制的立場，朝野政黨也表示無法接受。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大會」宣布繼續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為兩岸統一大政方針，相關內容總結為習五條。對此總統蔡英文立即回應，臺灣絕不接受一國兩制。6月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後，直接衝擊2020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的選情。最重要的兩位參選人，蔡英文、韓國瑜均表態反對一國兩制。而面對另兩位國民黨籍參選人郭臺銘、朱立倫反對一國兩制的表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安峰山在6月26日僅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中國大陸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佳方案。對於臺灣方面反對一國兩制的風潮，大陸方面文章反嗆：放棄『兩制』，等於默認『一制』。7月，解放軍少將羅援撰文稱，如不接受一國兩制，可在武力統一或和平統一臺灣後，實行「一國一制」。

西藏地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設法和西藏噶廈進行一系列接觸均無果後，195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聯合發出進軍西藏政治動員令。同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昌都戰役中成功佔領康區西部的昌都地區（當時屬於西康省，此前在康藏戰爭中被西藏噶廈派兵佔領），殲滅藏軍5700多人並且俘虜包括噶廈派來的昌都地區總管阿沛·阿旺晉美等在內的噶廈軍政人員，最後迫使藏軍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投降。
1951年2月，西藏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等人談判。同年5月23日，雙方代表團在北京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其中噶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對於西藏地區的主權，而中央人民政府則承諾暫時維持西藏現有的社會階級和政治架構、共同打倒帝國主義與中國國民黨勢力，同時承諾在前幾年暫不實行民主改革，從而暫時保留了三大領主對農奴的權利，並且定明「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此後，在今西藏自治區的範圍內，同時存在三個地方政權，即西藏地方政府（噶廈）、班禪堪布會議廳（1953年改爲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吸收了上述三方面及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參加，此後三方面的權力逐漸向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轉移。1959年藏區騷亂中，十四世達賴從西藏流亡至印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噶廈），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原有職權。隨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才開始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1965年，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
十四世達賴喇嘛一直主張西藏自治、不追求獨立，2005年他提出在大藏區按照一國兩制的辦法實行「高度自治」，而且自治權利應比香港、澳門更大。他表示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針對一國兩制有所規定，因此他的這項建議應該可以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接受，並且表示如果同意大藏區實施一國兩制作法時他將會結束流亡返回西藏。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媒體對此反駁稱，一國兩制是專門為香港與澳門這類曾經遭到西方國家作為殖民地統治、實施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所施行，而西藏自從元朝開始便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因此並不存在類似香港或者澳門地區的問題。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認為西藏獨立運動成員可能藉由一國兩制的方式，藉由自治的名義方便往後推動獨立。此後達賴方面未再多提一國兩制，不過他還是強調自治的理念，並多次稱不會尋求獨立。

評價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都認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保障下，一國兩制政策已經分別成功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
英國政府在部分提交國會的《香港半年報告書》中均認為，一國兩制原則在香港運作良好，《中英聯合聲明》所承諾的權利及自由也得到尊重，亦同時表示近年一些事件引起英國政府及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落實情況的關注，引起香港特區政府回應指其他國家不應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歐盟發表的《2012年香港年報》也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運作良好，香港人的人權自由繼續受到尊重，法治、市場經濟及營商環境繼續得以維持。2012年，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報告中，在有關香港的部分就香港一國兩制的持續實施表達關注，並且重提應制定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言人反駁稱，一國兩制正有效運作，報告就香港一國兩制的持續實施表達的關注毫無根據。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2015年9月的民意調查報告顯示，對一國兩制感到信任的43.3%民眾低於感到不信任的50.0%民眾，而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信任度也回升至35.5%；然而有36.8%以及44.1%的香港民眾分別不信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時對於香港前途的信心程度則由1997年7月的72.7%下滑至2015年9月的44.0%。雖然一國兩制已經在香港和澳門地區實行，但是《蘋果日報》質疑一國兩制實際上並沒有如其所述在2047年以前給予高度自主，甚至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針對香港地區進行多次干涉。
香港法學學者、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曾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學生代表，其對一國兩制的實施曾帶有批判和懷疑。他在法律系的學士論文是研究一國兩制如何在臺灣實施，認為在實施上要面對很多問題。一國兩制本身是充滿矛盾的產物，兩制衝突是必然。中港兩地無論經濟制度、社會狀況均有不少差異，要結合並不容易，戴稱「當時希望有一國兩制，但又不是天真到覺得一國兩制無問題。」
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及基本法諮委會成員馮可強對一國兩制的運作模式的理解，是委員會成員都希望香港走向民主，最終實現全面普選。香港繼續沿用普通法系，與中國特色大陸法系不會互相干預，「河水不犯井水……總之內地歸內地、香港歸香港，大家互相尊重，同時香港繼續對中國經濟作出貢獻。」這個共識是因為當時大陸剛開始改革開放，無論法律、經濟、城市管理等都比香港落後，不少官員都欲來港取經學習，中央亦很樂於接受意見，其中目標是香港能繼續貢獻中國的改革開放。而《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有一種意見是當時香港精英認為回歸已經不可避免，故在當前條件下試圖在《基本法》內獲取更大的本地利益，以及聚焦於民主、實現普選及保護自身經濟利益，「以本地利益優先，財產權優先，民主權利發展優先」。馮可強認為一國兩制實施過程裏，中央依據香港社會形勢轉變，治港方略變化可分為三階段，即董建華第一任特首時期的「基本不管」，董建華下臺後中央開始查找「要管」的法理依據，以及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宣布對港擁「全面管治權」。馮認為一國兩制下中央對港擁許多權力，最初備而不用且鮮有提及，以致被人忽略，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列明，「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意味「根據憲法，中央有權對香港做任何事」，問題只是他是否實踐這權力和有多克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指出，一國兩制設計的初衷是讓內地學習香港，它包含著「兩制」互動融合的初衷初心。國家在一國兩制中的利益體現於一直強調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主權與安全即香港不能成為反國家基地，「這是任何一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最基本的政治忠誠要求」。發展利益則是指香港要在不同階段，根據其自身獨特優勢支持國家發展，「過去是幫助國家現代化，現在則在國家主場優勢下參與及融入式發展。」
2006年，正值陳水扁當政時期，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提出169個案例指控中華人民共和國多次干涉香港市民自治的權利，並且嚴重干預司法系統以及言論自由。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和陳水扁曾批評一國兩制使香港民主倒退、基本人權受侵犯、產業空洞化加速以及失業率大幅提高，並且認為香港政經困境的真正癥結點在於香港喪失自主性與主體性。
《蘋果日報》、《大紀元時報》等的評論認為，香港名義上雖然擁有自己的法律以及言論和表達自由，但是仍然出現打壓異見人士和逐步壓縮言論自由的舉動，這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沒收六四民主浮雕、拒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人士入境等等。其中一些批評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仍然會暗中聽從在北京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指示，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暫緩按照基本法給予香港雙普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解釋基本法等作為也常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試圖干涉香港事務。例如2003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準備立法時，便被擔憂可能是為了大規模打擊反對黨並且破壞自主權。2013年3月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提出的「管理香港的人不能與中央對抗，不能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論點，也引來香港部分民主派人士的批評。
2014年6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重申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授權，並強調「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這引來部分香港反對派人士的批評和質疑，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高層是背棄一國兩制的承諾，進而破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香港實施民主自治的政策。例如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人文及法律學院助理教授賈廷思表示難以就「監督權力」評論。被問到有沒有任何法律條文提及白皮書所謂「監督權力」，他表示若要辯論此問題，對方或會辯解《基本法》第12條暗示了有關權力，但賈認為該條文絕對沒有作此表述。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指，白皮書所謂「監督權力」之說沒有明確法律基礎，強調白皮書不能取代《基本法》成為憲法一部份，也不能作為解釋《基本法》的文件。
就此問題，中國內地的一些法學專家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授權，並非香港固有，中央與香港不是分權體制，不存在所謂「剩餘權力」問題，希望香港的反對派人士理性面對中央與香港的關係。此前有內地學者研究認爲，1986年初，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港方起草委員李柱銘等人提出的「剩餘權力」問題，後來並沒有被《基本法》承認。
而對於白皮書拋出的對自治層擁有指揮權的概念，《明報》不署名評論指若中央依法直接對港行使管治權，香港與其他中國城市並無分別，而在白皮書中出現中央人民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的權力」的說法，這個權力如何操作、由哪一個部門向特首發號施令未有明言，評論認為體現高度自治的特首變成受令於中央，客觀上特首的管治威信勢必大打折扣。
對中國中央政府來說，一國兩制是一個整體，因此它不能僅僅對香港好，還是中國現代化、國際化整體戰略方案的一部分。起草《基本法》時以保障香港法制優先，但中央保留人大釋法條文（《基本法》第158條）。
2015年9月11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時就香港政制表示，草擬基本法時的主導思想，是以特區政府作為核心的主要體制，「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張曉明於研討會發表致謝辭說，香港於回歸前及回歸後，也沒有實行過任何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他說，「作為領導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他所具有的雙首長身分和雙負責制的責任，使得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的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別行政區權力運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別行政區的三權之上起著連結的樞紐作用」。
有關言論引發巨大爭議，多位政界人士對此作出評論。9月14日，香港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對張曉明的演講內容的討論表示深切關注。聲明提到，基本法清晰界定了三權的關係和權責。大律師公會堅信「權力分立」的法律概念在基本法底下得到充分的落實。張曉明「超然於三個機關之上」的描述，難免被解讀為特首「凌駕於三權之上」，引起公眾憂慮，大律師公會對此深表遺憾。大律師公會又促請張曉明及律政司司長早日作出澄清，「消除香港市民以及國際社會對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秉行法治的疑慮」。
同日，23名泛民立法會議員以泛民會議名義發表聯合聲明，引用基本法三項條文，說明特首權力受多重製衡，因此超然一說是無中生有。泛民會議表示希望張曉明能「尊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勿再發表損害香港核心價值的言論」，又促請梁振英「公開重申會遵守本地法律，並按基本法條文接受立法與司法的制衡」。9月15日，梁振英在政府總部會見記者時，評論了張曉明的演說內容，指張曉明在演說中並無使用「凌駕」字眼，有人沒在現場聽而作出批評，出現斷章取義或誤導的情況。9月16日，梁振英又對傳媒表示行政長官地位「確實是超然」。9月20日，香港律師會就張曉明的言論發表聲明，重申兩個基本原則：「司法獨立對法治的重要」和「香港司法機構的專業及其制度健全」。
香港大學學生會中文期刊《學苑》副總編輯江旻諺就第五次釋法後評價一國兩制稱「香港唯一的工具價值，只在證明『一國兩制』的歷史錯誤」，「香港民主運動的消亡，是臺灣面對的反例，證明了『一國兩制』是中國政府架構出的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