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演化

文化演化（英語：Cultural Evolution）是用生物演化的概念來描述人類（及其他動物）的文化和社會的歷史演變及地區差異。主要的概念是文化可以透過學習而傳播（類似基因遺傳），而且不同的文化在生存或傳播上會有所不同，這就造成有些文化特徵比其他文化特徵更廣泛存在於族群中。相較於「社會發展」或「文化進步」描述社會和文化的複雜度如何隨時間增長，文化演化不作此預設，將不改變複雜度以及簡化都包含在內。文化演化和演化生物學、經濟學、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以及組織理論都有重疊。
早在達爾文的演化論研究中就有探索人類文化的演變，自19世紀起，人類學家以此為基礎發展文化演化。最初的研究認為文化是建立在生物學基礎之上，所有的文化演變都是源自更底層的生物演化，但現在的主流看法是文化的演變來自社會、（非適應性的）演化以及生物學基礎。
文化演化由眾多不同的學科背景中建立了許多不同的概念框架，包括雙重遺傳理論、文化社會演化、模因學、文化選擇等等，這些方法對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之間的對應有不同的看法和假設，而發展出不同的研究方法，近年來這些不同框架逐漸合流。2017年，文化演化學會在德國耶拿創會並舉行了第一屆文化演化學術研討會。

主要內容

文化演化認為人類的文化演變是經由類似生物演化的機制推動。這是一個沒有目標的過程，因此不能以此評價任何文化的優劣，也沒有一體適用的演化趨勢。在先天與後天的爭辯上，文化演化可以包含所有的立場：文化源自先天的遺傳、文化源自後天的學習、不一定、或是所有的行為都是先天和後天交互作用產生。
究竟文化的演變和生物演化之間應如何對應，仍有非常多不同的見解，這些見解也不一定互斥。
人類學和社會學傾向認為人類是天生的社會動物，但人類的各種社會行為的義異並非源自基因遺傳，而是因為整個社會周遭的自然及社會環境不同，而朝不同的方向演化。
演化心理學則認為人類的各種行為和心理機制主要源自基因演化的歷史，社會生物學進一步主張人類社會的各種特徵主要就是這些行為和心理機制組合起來結果。
模因學和文化選擇理論的觀點是行為會透過模仿而複製、複製的過程並非完美因此存在變異、變異之間因為適應度的差異以及其他隨機因子而改變頻率。不同文化之間為什麼有不同的適應度也有許多種假說，包括文化族群選擇認為比較有助於整個族群存活的文化會有比較高的適度，另一派觀點是每一個人的行為差異會影響這個人的存活率，模因學則更強調文化在人腦之間傳播的效率，而非它如何幫助個體存活。雙重遺傳理論進一步建立模型來描述基因和文化交互影響而造成的共演化。人類歷史上曾有過非常多個社會，有些估算高達一百萬個，在游獵採集的時代結束時可能有 10~30 萬個，但到21世紀初只剩下約兩百個，這提供了很大的空間讓文化族群選擇運作。
文化選擇理論主要延伸自模因學，也融合文化流行病學（Social contagion theory）和演化知識論。模因學主要關注的是模因如何達成大量散播的「自私目標」。因為模因的「目標」，因此可能和基因的「目標」相衝突。這可以解釋有些對生物個體非常有害的行為，例如為了政治目標而自我犧牲。文化流行病學也持類似的觀點，將社會中的各種單位類比為在生物宿主中傳染的病原。演化知識論則著重在解釋為何理性的行為和想法會在人類間成功傳播。有別於模因學認為文化演化的單位是個別離散的模因，文化選擇理論也使用連續的參數。一個例子是為什麼企業傾向變大。答案是規模經濟，大量產銷的效率、內部廣告、以及更多研發經費會自我增強。企業的大小是連續的參數，故不易用模因來描述。

演化知識論

演化知識論是指用生物演化的觀點來看待人類如何建立並累積知識，特別是科學理論。此理論認為知識經由某種選擇而演化，例如疾病細菌學說（germ theory of disease）根據週遭其他知識（包括證據）的不同而改變而可信度。這是一種自然主義的知識論論述，它強調知識建立過程中，天擇扮演的兩個角色：一是生物的天擇演化確保我們的感官和認知能力是可靠的，可以適應我們的周遭環境，二是知識本身經由試誤的過程中被選擇而演化。演化知識論的特點之一是認為科學理論的實用性並非只由實驗證明，還要經由社會和方法論的過程來選擇出最「適應」於回答某個科學問題的理論。從演化知識論的觀點，所有的理論都只是在某些條件下為真，而非絕對正確或錯誤，不管它通過了哪些實證檢驗；光是通過嚴謹的實驗並不足以證明一個理論可以在未來的實驗中存活。卡爾·波普爾以古典物理為例，指出牛頓物理通過了非常詳盡的試驗，但最後仍被愛因斯坦的理論擊敗。許多人認為卡爾·波普爾是第一個完整分析演化知識論的人，但唐納德·T·坎貝爾（Donald T. Campbell）在 1974 年就已經提出這個詞。

多線演化

多線學說和文化相對論，認為每個社會有自己的歷史背景，避免在缺少證據下由種族中心的角度猜測、比較、或是作價值判斷。反對所謂「原始」和「現代」的對立，而專注在達爾文主義中的「適應」概念，主張所有的社會都必須用某些方式適應它們的環境。
受懷特和史都華的影響，文化人類學和生態人類學在 1950 年代建立了許多理論，包括世界體系理論、依賴理論、人類學的文化物質主義，這些理論也和馬克斯主義互相影響。現今的人類學在解釋文化之間的差異是，就非常重視環境和文化之間的關係。但另一方面，文化人類學也考慮其他因素（例如和周遭其他文化的政治和經濟關係），認為所有的因素必須一起考慮才有意義。
在社會科學中，許多人仍認為演化觀點太過強調進步，而選擇使用更偏向人文主義的研究方法，把重點放在歷史事件、文化間的接觸、文化符號系統的運作等等。

現代化理論

現代化理論發展於去殖民化盛行的 1950 至 60 年代，由社會文化進化論發展出來，結合許多實證研究和經驗，和依賴理論以及發展理論有關。此理論認為發展的方向是從「傳統社會」進步到「已開發社會」；西方國家發展程度最高，其他國家（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比較落後，但最終會達到相同的發展程度；在發展的過程中是可以經由社會工學（Social engineering）來引導的。對於如何達成現代化，有許多不同的見解。例如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專注在經濟上，大衛·阿普特爾（David Apter）專注在政治體繫上，認為民主以及政府的有效治理非常重要，大衛·麥克利蘭從心理學的角度切入，認為社會必須重視創新和企業自由。

社會轉型

有研究認為文化演化的過程類似生物演化的間斷平衡模型，也就是說文化在大多數時間都保持穩定，不會有太大的變動，但在特定的轉型時期會一次發生大幅度的改變，進入另一個穩定狀態，其中的各個穩定時期就類似於階斷論的各種分類，人類社會可以因此區分為動物社會、部落社會、農奴社會、以及現在正在轉入的工業社會。推動各個轉變的重要因子是食物產量，穩定社會的食物產量變化有限，但在轉型時期產量會增加。

社會生物學

社會生物學將文化視為性狀可塑性（phenotypic plasticity）的一種，主張人類的文化大多可以視為每個人試圖提高整體適應度的結果。

文化選擇理論

文化選擇理論將文化傳播視為一套獨立在基因遺傳之外的系統，用演化生物學的模型來描述其變化，其立場是文化變遷的原理和生物演化類似，都源自變異、自我複製以及存活率或複製效率的差異。其中的理論除了包含達爾文的天擇演化，也包括許多來自其他學門的理論，包括拉馬克主義、政治、經濟、人類學、比較文學、語言學、演化心理學、社會學、地理學、社會生物學、古生物學等等。

文化顆粒主義

單線學說，特別是社會文化演化理論，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遭到廣泛的批評，單線學說假設美國和西歐文化才算是文明，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更進步，許多人認為這是種族主義，是用西歐文明以及物質文明的觀點在評斷其他文化。批判理論主張所謂社會進化的觀點只是當權者的藉口。在兩次世界大戰過程中上百萬人的死亡、種族屠殺、以及各種建設破壞，也讓歐洲人懷疑起所謂的進步。德國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推動文化顆粒主義（Cultural particularism）。在文化顆粒主義認為不同文化是完全獨立的整體，只能被單獨研究，不能互相比較。鮑亞士和他的門生，包括阿爾弗雷德·路易斯·克魯伯、露絲·潘乃德、以及瑪格麗特·米德將人類學的研究重心放在收集個別文化的歷史演變和發展的方式和證據，而不是試圖尋找通則。
經過詳細的民族誌及實證調查，他們指出史賓賽、泰勒和摩爾根等人的觀點大多只是臆測，尤其是階段論。他們指出所謂的原始社會和其他當代社會都有一樣長的歷史，一樣的進步程度，否定原始和進步的區分。除此之外，單線學說假設每個文化都是單獨發展的，但事實上許多文化特徵會在不同社會間傳播，而且這些傳播是推動文化改變的動要因素。
因為上述影響，大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社會科學界排斥使用生物學的概念或類比。光是說出「演化」一詞就可能嚴重影響學術聲望。同時期的生物學界再次發現了孟德爾的研究，造成天擇演化的學術地位暫時被突變論取代。雖然在生物學界，天擇演化的地位很快地就在1936~1947年間由休厄爾·賴特等人透過現代演化綜論復興，但文化演化的概念及類比則慢了許多。

多線學說和新演化論

在 20 世紀前半葉，文化顆粒主義佔據了人類學和社會學界，認為各種試圖套用到全人類的通則以及受演化論影響的觀點都不科學，直到 1930 年代，包括萊斯利·懷特、朱利安·史都華、馬歇爾·薩林斯、以及埃爾曼·塞維奇（Elman R. Service）在內的美國人類學家重新激起文化演化的爭論。他們大量採用考古學、古生物學以及史學的證據，而不是如單線學說只有單方面的論述和猜想，並極力排除任何價值判斷，不管是源自倫理學還是特定文化背景，只做客觀的描述。有別於單線學說，多線學說認為文化發展的階段並不是固定的，而是有許多不同的長度和形式，沒有現代和原始的區分，也沒有所謂的「社會進步」；相較於文化顆粒主義，雖然多線學說同意個別文化的演變過程不盡相同，但認為總體而言，大多數的文化確實有特定的發展方向。新演化論拋棄決定論的立場，而是採用機率，主張偶發事件和自由意志會大幅影響社會演化。新演化論也使用架空歷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假想社會發展的各種不同的可能路線，以此論證不同社會可能走上不同的路徑，有時甚至跳過某些其他社會有經歷過的階段。這套新想法持續發展，並在 1960 年代被現代人類學接受。
萊斯利·懷特首先指出不同的文化能使用的能量多寡有所不同，而一個社會可以應用的能量越高，就能產生越複雜的分化；可以應用的能量多寡則主要受限於科技，所以社會系統是由科技決定。這部份和摩爾根的理論相符，並且提供了一個用能量使用的程度和效率來量化社會發展的指標。他將能量使用區分為五個階段：肌肉、獸力、植物（農業）、化石燃料、以及核能。這和後來蘇聯天文學家發展出來的卡爾達肖夫指數類似。類似於單線學說，懷特試圖以此建立一套可以描述所有文化的發展史，但是他否定將社會區分為進步和原始的做法。
朱利安·史都華則著重在社會如何適應各自的環境。有別於懷特專注在單一個文化特徵的演進，或是19世紀的所謂的「進步」，他更強調達爾文主義中的「適應」概念，主張所有的社會都必須適應各自的環境。史都華因此著重在各個社會使用哪些自然資源、用什麼科技來開發這些資源、以及人力的組織。他進一步主張因為不同的環境和科技會引發不同的適應，加上政治、意識型態和宗教的影響，文化也會因此有所不同；換句話說，文化的改變不是因為某種內在的特質，而是因為外在的環境。這種有多種不同發展道路的理論，史都華稱為「多線演化」，和先前的單線演化作區別。他質疑懷特及其他更早的學者試圖建立一套描述全人類的演進過程的作法，但是也不認為人類學只能建立在文化顆粒主義一次只能描述一個文化。他認為可以建立理論來描述某些時代或某類地區的文化。格哈特·藍思其進一步發展懷特的理論。他同樣認為科技是推動社會演變的最重要的因子，但是他看重的不是科技如何使用能量，而是科技可以處理多少資訊。一個社會有越多資訊（別特是關於如何改變環境的資訊），這個社會越發展程度越高。他因此將人類的發展分出四個階斷：用基因來傳播資訊、能夠用後天的經驗來學習、用跡象來推論、以及用語言和文字來傳播訊息。因此他認為是通訊科技的發展推動政治、經濟、社會和各個層面的進展。
戈登·柴爾德提出了史前文化由非洲和亞洲傳入歐洲的全面證據，他挖掘出亞洲和非洲的本土遺跡，並證明這些器物背後的科技曾傳入歐洲。柴爾德猜想各個文化在不同的環境下會用不同的方法來面對各自的需求，通常只有當兩個文化接觸時，才會因文化交流而發展出類似的適應方式。這反駁史賓賽認為各個文化是獨立依相同路徑演化的觀點，也反駁了西歐文明比較進步的觀點。
馬歇爾·薩林斯和埃爾曼·塞維奇試圖整合上述兩人的理論，將社會分為「通用」（general）和「專精」（specific）的，整體來說文化和社會系統是從通用朝向專精來發展，但是因為文化之間的互動，許多文化特徵（包括科技）會以不同的排列組合傳播到別的文化中，造成不同的發展史。
塔爾科特·帕森斯提出AGIL 框架（AGIL paradigm）將文化演化細分出四個步驟：首先系統會先分工出許多子系統，各個子系統會適應各別的工作目標，然後各個系統之間的差異會需要統整，於是為了達成這個統整的需求而建立模式維持的機制。藉由這個框架帕森斯指出文化統整會社會中有某些文化價值，而產生追求這些價值的內在需求，有別於適應環境的外在需求。帕森斯強調這些內在需求的影響力可能大過外在需求。
唐納德·T·坎貝爾（Donald T Campbell）是讓文化演化得以復興的人之一。他在 1960 年指出賴特的生物演化概念可以文化的演變作類比，創意可以經由「無目標的變異加上選擇性的保留」而演化。之後他在 1965 年發展成完整的「社會文化演化」學說（socio-cultural evolution）。在他心目中，文化演化並不是奠基自生物演化的類比，而是源自更基本的一套「類目的論」（quasi-teleological）機制，生物演化和文化演化都只是其中的特例。
同時期另一個值得一提的是人類學家 F·T·克羅克（F. T. Cloak），他區分物質文化（m-culture，例如各種科技）和習得的文化指令（i-culture，腦中的指令），兩者互相影響，並且也受外在環境施加的天擇壓力而改變 。文化演化是否需要神經指令的爭論由此開始，持續至今。

模因、社會生物學和雙重遺傳理論

在社會學及人類學重新引入演化論的同時，演化生物學界也試圖將演化生物學應用到人類的社會行為。因為其發展歷史主要源自生物學而非人類學或社會學，這些研究方法和傳統的社會文化演化距離最遠。
艾德華·威爾森在 1975 年的著作《社會生物學:新綜合》中提出社會生物學，主要研究動物行為學中的利他行為、侵略性、育幼等等，並將人類的社會行為視為其中一個特例。社會生物學最接近人類行為生態學和演化心理學，另外也結合了民族學、演化論、動物學、考古學、族群遺傳學等領域。社會生物學因為認為大多數的人類的行為都有遺傳學基礎而招致不少批評，包括理察·李文丁（Richard Lewontin）和史蒂芬·古爾德。
傳統的演化論只能用來描述有遺傳學基礎的行為，道金斯於 1976 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中首次提出了模因作為基因的對應，讓演化論可以套用到後天習得的行為。模因是可以自我複製的想法，透過人類的學習和模仿能力而在不同人們的意識之間傳播。模因學最主要的貢獻是試圖定義文化的單位，然而因為道金斯的理論停留在單純的假說，沒有提供操作定義或量化模型，加上染色體和基因無法直接對應到文化遺傳中的任何實體，模因學的發展非常有限，最主要的影響或許是創造了網路模因一詞。
在 1980 年代的美國加州，雙重遺傳理論（Dual Inheritance Theory，又稱為基因-文化共演化 gene-culture coevolution）逐漸成形。此理論用現代的演化生物學模型來描述文化的傳播和演化，奠基者是羅柏特·伯依德（Robert Boyd）、彼得·瑞查森（Peter Richerson）、路以奇·盧卡·卡瓦里-斯弗薩（Luigi Luca Cavalli-Sforza）、以及馬可士·費爾德曼（Marcus W. Feldman）。他們將計量遺傳學以及流行病學的中的數學模型套用到文化演化上，替文化演化的量化研究打下基礎。這些模型也不只侷限在描述人類，還可以套用到其他有模仿能力的動物，例如鳥類、鯨豚、以及人類以外的其他靈長類。雙重遺傳理論認為人類的演化過程中有兩條獨立的遺傳路徑：基因遺傳和文化傳播，兩者都受到演化的影響，同時也對彼此施加天擇壓力，造成共演化。這種觀點讓文化演化不再在先天與後天的爭議上選邊站，而是將所有的行為和文化都視為先天和後天的交互作用的產物。
這些發展是繼社會學奠基之初引進演化論之後，演化論首度再次踏足社會學。其間演化生物學經歷現代演化綜論的發展，將孟德爾的遺傳學研究和天擇結合，並建立了中性演化理論，不再只以物競天擇作為解釋現象的工具，同時也包括天擇、漂變、突變、水平傳播等等。最具體並廣泛應用這些模型的領域是語言學，用系統生物學的模型來重建語言發展歷史。
另一個高度相關的領域是演化心理學，在描述人類的各種心理學現象的同時，試圖用演化論來理解為什麼這些心理學現象存在。

政治哲學及應用

在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都自認為是最進步的文化。蘇聯以唯物史觀為基礎，認為他們的社會主義文化源自階級鬥爭，最終會達成共產主義；美國的社會學家（例如塔爾科特·帕森斯）則主張美國的自由和繁榮證明他們在社會文化演化的過程中到達了比較高的階段。同時間，自殖民母國獨立的新興國家則追求往工業化的方向進步，是為一種社會文化演化的史觀。
同時間也有一套源自盧梭和韋伯的歐洲傳統與上述單線進步的觀點相抗，認為在進步的同時，人們也失去自由和尊嚴。在冷戰的高潮，這套傳統和生態學結合，促成了 1960 年代的社會運動。許多強調社會和環境之間的和諧的政治哲學就是源自這些社會運動。
有些政治運動或信仰試圖用文化演化來建立可以和自然生態和諧共存的社會。新部落主義刻意模仿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但結合現代科學。生態區主義（Bioregionalism）試圖將各個社會的邊界重新劃分在生態區的邊界，讓社會在各自的生態環境中適應不同的資源限制，用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會限制過度開發，用類似天擇的機制達成永續發展。蓋亞主義（Gaianism）認為地球上的每個群體，包括人類社會，都依某個既定的方向演化，來達成它們在生態圈中該有特定功能，若沒達成這個目標最終就會滅絕。反對這類作法的人指出許多原住民也曾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例如復活節島的森林破壞和北美洲的長毛象滅絕），並認為這些想法源自歐洲人對原住民的高貴野蠻人刻板印象。
超人類主義者認為社會文化演化的下一步是和科技結合。在人類演化的歷史上，有6~9個重要演化階段（Major Transitions in Evolution）改變了資訊儲存的方式，包括自我複製的RNA、有性生殖、多細胞生物、社會性、語言。資訊科技或許是整個演化過程的下一步，把原本存在DNA和語言中的資訊轉移成數位格式。換句話說，碳基生物圈製造出人類，人類有能力製造電腦來改變資訊儲存和運行的方式。

批評和爭議

文化演化的發展史很大受到先天與後天的爭論影響。目前作為一門科學領域，有許多基礎爭論尚在進行中，包括普適達爾文主義（Universal Darwinism）、雙重遺傳理論、以及文化遺傳機制。

種族中心

因為早期的發展史使用了單線學說，以歐洲文明為中心，文化演化有時被批評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或種族中心論。多線學說大致上已經解決這個問題。

化約論

有批評認為文化演化是用在個體層次的生物學現象來解釋發生在整個群體的社會學現象，是一種見樹不見林的化約論。

缺少證據

文化演化的證據目前仍比較有限，因此遭受批評，批評的出發點包括拉馬克主義、基因和性狀的劃分、文化的單位、和環境的互動。或許就是因為證據的不足，關於文化特徵和生物特徵該如何類比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包括把文化特徵類比為性狀、基因、或病毒，這些不同的類比有時會被搞混而造成錯誤。許多文化演化研究者沒有現場觀察他們試圖描述的文化，而只是分析先前的探險家和傳教士的資料，被批評為「空談人類學」（armchair anthrop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