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

早年政途

《明史》記載，于謙七歲時，有位僧人以其不凡，稱之為「他日救時宰相」。永樂十九年（1421年），于謙登辛丑科進士。宣德初年，授職監察御史。在與明宣宗上奏對答時，言談博雅流暢，宣宗為之傾聽。顧佐擔任都御史時，對屬僚往往非常嚴厲，卻惟獨尊讓于謙，認為他的才華勝過自己。朱高煦謀反時，于謙跟隨宣宗朱瞻基親征樂安，朱高煦出城投降，宣宗命于謙口頭列數朱高煦罪狀。于謙嚴詞正氣嚴切，厲聲威嚴激烈。朱高煦趴在地上發抖，稱罪該萬死。宣宗對此十分滿意。大軍班師後，于謙得賞與各位大臣相同。

改革軍制與平定民變

英宗返回後，瓦剌又請求入朝進貢。在此之前，進貢使者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這個數字卻達到三千多人，每當賞賜不滿足他們要求後，蒙古就入境侵犯。此時，蒙古又派三千使者來朝，于謙遂請在居庸關和京城都增加部署後再宴請他們。他還稱，這種議和難以依靠，於是分條呈上安定邊疆的三策。其中包括，請景帝敕命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關、遼東各路的總兵官增修防禦設備。此外建立團營制度，即將原京城部隊分屬的五軍營、神機營、三千營統一管理，並選拔精銳部隊十五萬，分成十營組織訓練。瓦剌入朝進貢，每次都要帶俘獲的人口到來。于謙每次均上奏酬報使者，前後得以贖還的累積達幾百人。
早在永樂年間，投降的士兵都主要被安置在靠近京畿的地方。也先入寇時候，這些人反成為內應。于謙於是請遣散這些人。趁西南有戰事，每次一有征伐，就挑選他們的精銳騎兵，給他們豐厚錢糧去西南，不久又遣散他們妻兒，使得內患逐漸解除。當時，楊洪從獨石入關守衛，關外八座城池都棄給敵軍。于謙遂派都督孫安以輕騎兵出龍門關而佔領，並招募百姓屯田，一邊作戰一邊防守，至此八座城池收復。貴州苗民叛變還未平定，何文淵建議廢除兩個土司，專設都司，並派大將鎮守。于謙反對稱，廢除土司即等同放棄此地，爭論方止。雖然戰事漸漸休止，英宗返回，但于謙仍認為國恥未報，恰逢也先與脫脫不花相爭，他請求趁機調兵，親自征討報仇，以解除邊疆禍患。但沒有得到景帝批准。
于謙擔任兵部尚書時，正值北方蒙古勢力大增；南方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自聚眾立國號謀反，湖廣、貴州、廣西、苗族、瑤族、僮族等地均蜂擁而起。前後的部隊調動部署，都是于謙獨自策劃。軍馬倥傯，戰事變化無常，而于謙總能口述奏章，並完全符合當時情況。其屬僚官吏接受成命後，互相對視，均被其才能感到欽佩驚訝。此外，于謙號令明確細緻，即使勳爵宿將有細微過失不符合法令，也會馬上請求下旨嚴厲斥責。于謙的一紙法令傳至萬里之外，無不令人戒懼肅然。他的才識膽量敏捷細緻，當時無人可比。而他仍為臣忠誠、憂慮國家而忘我。英宗雖返，于謙卻不稱自己功勞。東宮改換後，景帝命兼屬兩宮的官員支取兩份俸祿。各位大臣雖都推辭，但只有于謙一再拒絕。他為人奉行節儉，所居房屋只能遮蔽風雨。景帝於是在西華門賜大宅給他，他推辭道：「國家危難，身為臣子怎敢使自己安樂？」並堅決推辭，但景帝沒有批准。於是，他取出此前所賜予的璽書、衣袍、銀錠之類，全部加蓋封存，只是每年定時查看一下而已。

奪門之變及獲罪

于謙的勤勉付出，使得他的大量主張得到了景帝的全力支持和信任，即使到人事任用，景帝必定會悄悄詢問他的意見。于謙亦根據實情回答，無所隱瞞，不避嫌疑和怨恨。因此，那些不被重用的人均怨恨于謙，即使被任用卻比不上于謙的，也往往嫉妒他。瓦剌剛撤軍後，都御史羅通就彈劾于謙所呈的功勞簿不符合事實。有御史稱于謙太過專權，請求六部大事須與內閣一同奏報施行。雖然事後于謙援引祖制說服，戶部尚書金濂亦上疏爭辯，但進言的人仍不停地羅列罪名打擊于謙。每次御史上奏彈劾，均賴景帝排除眾議堅持任用，使得他能夠全力安排布置兵事。
但是，于謙性格本就剛直，每次遇到不如意事，就撫胸歎息道：「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看到那些懦弱的大臣、皇親貴族，他內心頗生鄙夷之情，於是怨恨他的人就更多。他始終不主張議和，雖然此舉最後使得英宗返回，但他仍稱不悅。此外，徐珵因建議南遷而被于謙斥責。從此改名為徐有貞，逐漸升官任用，對于謙之恨咬牙切齒。石亨本是因違法削職，于謙請求寬恕並重用他，任十營總兵，但因畏懼于謙不敢放縱，也不喜歡他。德勝門之勝，石亨功勞不及于謙，卻因此封侯，心中感到羞愧，於是上疏推薦于謙之子于冕。于冕推辭，景帝不許，此時于謙稱：「國家多事，臣子從道義上講不該顧及私人恩情。況且石亨身為大將，沒聽說他提拔隱居人才、軍中低級將領、或有助於軍隊國家的人，卻偏偏舉薦臣的兒子，能得到公眾議論的認同麼？臣對於軍功，極力推託卻仍僥倖得官，卻決不敢讓兒子濫冒功勞。」石亨聽後，大為憤怒。此外，都督張軏因為征討苗民違法，被于謙彈劾，其和內侍曹吉祥等人都一直怨恨于謙。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趁景帝病重，聯合發兵擁立英宗復位，史稱「奪門之變」。英宗復位後，石亨和曹吉祥等誣陷于謙製造不軌言論，要另立太子，唆使科道官上奏，于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都御史蕭維禎審理案件，判定于謙犯謀逆罪，判處死刑。王文不能承受誣陷，極力爭辯，于謙笑著說：「這是石亨等人授意罷了，辯解又有什麽用呢？」奏章呈上後，英宗還猶豫地說：「于謙實有功。」徐有貞進言道：「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英宗遂下定決心，同年改元為天順，以謀逆罪，殺于謙棄市。判其子于冕充軍，發戍山西龍門，其妻張氏發戍山海關。于謙下獄之後，部分大臣和幾名太監想救之，發怒質問徐有貞，有貞回之以「雖無實據，意有之」（雖然動作尚無出現，但有此思想。如同莫須有。）。當時遂溪教諭吾豫稱于謙罪當誅族，于謙所薦舉的各個武大臣並應連坐被誅。此外，千戶白琦又請榜其罪，鏤板示天下。一時滿朝官員欲求得寵者，都以于謙之事為口實。

祠堂故居

因為于謙為拯救明朝社稷的「救時宰相」，在歷史上，中國北京、杭州、河南、山西等地均有紀念他的祠堂與故居。現存的主要祠堂包括北京于忠肅公祠，杭州西湖旁的于謙祠、于謙墓、于謙故居花園，以及浙江吳山的于謙讀書處等，均為國家級、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北京于謙故居

于謙在原順天府的故宅，後成為于忠肅公祠。在今東城區西裱褙胡同23號。成化二年，明憲宗下詔追認于謙官職，將其故居改為忠節祠。清順治年間，祠堂被毀，直至光緒年間方始重建，院為兩層小樓，上為魁星閣。義和團運動時候，此地被設神壇。1976年，魁星閣在唐山大地震餘震中被毀，現僅存祠堂，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杭州于謙祠堂等

杭州于謙祠、墓位於中國浙江杭州西湖烏龜潭旁的三台山山麓，為明朝弘治二年修建，此後多有毀建。清嘉慶年間，時任浙江杭嘉湖道的林則徐倡議集資修葺，並撰殿門兩側楹聯：「公論久而後定，何處更得此人」。隨後因戰事等原因再毀，1998年，當地政府重新徹底修繕並對外開放，保持原清朝祠堂布局，為東西三進，分為前殿、正殿和後殿。南北兩側有廂房，為典型的中國祠堂布局。正殿有于謙雕塑，匾額為清乾隆皇帝御題「丹心抗節」、雕塑後壁面為徐向前書《石灰吟》。殿後有楊昌題刻《明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諡忠肅于公像》碑、袁枚題《重修于忠肅廟碑》等九塊殘碑。
于謙墓在于謙祠旁。明孝宗時期，在墓旁建旌功祠，設春秋二祭，此建築群為祠墓合一格局。文化大革命期間，墓建被毀，1982年重建。該建築群進入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名單。2006年，入選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杭州于謙故居，位於浙江杭州清河坊祠堂巷41號，為于謙祖居。明成化二年修葺，為憐忠祠，巷名亦改為祠堂巷。其故居形成為忠肅堂、思賢庭、古井等布局。現為杭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文學與戲劇

因為于謙對明朝歷史有重要作用，民間多有對其生平有所演繹。
文學方面，朱國楨《湧幢小品》一書中有于謙託夢王錫爵的紀錄，袁枚《子不語》一書中有提到于謙顯靈滅除石頭精的故事；釋海山、釋大恩、釋昌臻所著《太上感應篇》一書亦有于謙顯靈的事蹟。
戲劇方面。1962年，戲劇家雙戈、魏峨，根據于謙生平，編寫成為越劇，著重描寫其在土木之變後的事蹟。1964年，此劇由浙江越劇一團排成，並於同年六月在杭州上演，由錢鑫培飾于謙，陳靜、任賢璋、胡敏任導演。文化大革命期間，該劇與《海瑞罷官》等一同被遭到批判。在電視劇方面，2003年在中國大陸播出的電視劇《大明王朝1449》（又名《大明王朝驚變錄》）即以于謙為主人公，演繹了他的生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