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都歷史

東京，在明治時代前稱為江戶，在平安時代首次出現其名字，並且有村莊出現，1488年築起了江戶城，在1603年，德川家康在這裡創立了江戶幕府，使其成為日本的行政中樞，與首都京都、經濟樞紐大坂合稱為日本三大都市。1868年大政奉還後，江戶取代京都成為日本首都，改名東京，並成立東京府。1889年5月1日，以東京市中心為主要轄區的東京市成立，隸屬東京府管轄；1943年7月1日，東京市與東京府合併為東京都，沿用至今。直到今日，東京已是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上的發展中心。

江戶時代以前的「江戶」

公元前3世紀左右，關東平原形成。自此以後，逐漸有人類在關東平原定居，並形成了一些村落。現代的東京都依然保留了一些舊時村莊的名字。例如，平川村是當時流經這裡的平川（如今被稱為日本橋川）岸邊的一座主事農業和漁業的村莊，這一村莊有著重要的戰略位置，總覽整個關東平原的陸路、海路和河流航線。到了12世紀的鎌倉時代，關東一帶的軍事統治者江戶重長在那裡建立了他的城堡。
早在12世紀的時候，平安時代末期的書史《吾妻鏡》就曾經記載這個地方。「江戶」這一名字的由來有多種說法，較普遍的說法為，江戶的「江」字是指河流入江之意，而「戶」字是指江的入口。約10世紀，江戶氏在這裡建立村莊，並在櫻田（其後的江戶城）建立高台。約13世紀左右，江戶村逐漸形成（在今天的東京站附近。後來，因為南北朝的騷動，本據地改為多摩郡喜多見（今世田谷區喜多見）。
直到15世紀中葉，扇谷上杉家的家臣太田道灌開始在舊江戶村的高台遺跡建設江戶城，1457年築起江戶城，其建造者是上杉持朝的諸侯太田道灌。扇谷上杉氏面對積極擴張的後北條氏，扇谷上杉氏連番失利，1522年北條氏綱率領大軍攻陷江戶城，城主由遠山直景擔任，其後一直由遠山氏擔任城主，直到1590年為止，豐臣秀吉大軍圍攻小田原城，雖然江戶城不受戰爭影響，但是因為北條軍敗北，秀吉任命德川家康改封關東六國，他選擇江戶城為他的主城，此時，江戶城周圍只有大約一百座茅草頂的房屋。
德川家康將江戶城擴建，組織了士兵和工匠隊伍，為江戶城建設了護城河和橋樑以強化其防禦功能，並積極發展城下町，加上避免了萬曆朝鮮戰爭徵收額外軍費的影響，江戶地區得以迎來全面發展。

德川幕府時期的江戶

1600年，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取得勝利，1603年創立德川幕府，德川家康成為了日本實際上的統治者，江戶也自此成為了日本的行政中心（這一階段沒有實權的天皇仍然居住在京都）。江戶幕府維持二百六十五年之後，1868年，薩摩藩和長州藩的軍隊直迫江戶，最後一任將軍德川慶喜宣布開城投降，江戶幕府滅亡。
1606年，江戶城的外圍牆建成，它一直被保留到了今天。
在這一時期，江戶的城市規模持續增長，在18世紀，江戶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在1800年有著超過一百萬的人口。在1650年至1860年，江戶引領了整個日本的一系列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
江戶的發展也伴隨著包括火災、洪水和地震在內的各種自然災害，以及人為的突發事件。1657年3月2日至3月4日，江戶地區發生大火，波及多個地區，超過10萬人死亡，這次事件是日本史上死亡人數僅次於東京大轟炸和關東大地震的災難，被稱為明歷大火。1668年的另一次火災則持續了45天之久。1701年，元祿赤穗事件爆發，為給主君、赤穗藩藩主淺野長矩復仇，淺野長矩的首席家老大石內藏助帶領赤穗家臣共47人在江戶城的松之大廊斬殺了旗本吉良義央，將吉良義央的首級供在泉岳寺主君墓前，在全國範圍內產生了巨大影響，最終包括主事者大石內藏助在內，47人全部切腹自盡。

政治系統

德川幕府的政治體制是建立在封建領地和官僚統治制度基礎之上的，而這使得江戶缺少一個統一的行政主體對其進行管理。但由於不斷增長的城市規模對於人力和物質資源的巨大需求，江戶仍然創造著新的市場和商業模式，市民對於生活質量也產生了新的要求。
德川幕府的政治制度還對江戶的文化發展產生了影響。在日本封建社會的「士農工商」四個階層中，商人因為被排除在政府部門之外，而逐漸形成了一種娛樂文化，這使得江戶的文化影響開始增加。

被驅逐的部落民

德川幕府時期的江戶對於被驅逐群體是非常不友好的。江戶對被稱為「非人」的被驅逐者施加了嚴格的限制。民眾對於「污染」和「不潔」的恐懼不僅加劇了這種區別對待行為，還為政府建立一套完備的不公正制度提供了基礎。

土地所有權和管理制度

江戶的土地根據所有權的不同被分為兩種：武家地和町人地。武家地制度是武士階層中的土地所有權系統，用於住宅物業中，這部分土地不允許被購買和銷售，因此，武家地制度中的一塊土地的價值是不確定的。町人地系統主要被商人、工匠等普通市民使用，可以用於住宅和商業土地，町人地制度允許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被標價出售。到了19世紀70年代，明治時期的改革者們取消了武家地制度，將武家地制度的土地全部改為了町人地，也標誌著這一日本封建社會時期的階級分裂產物的消亡。
江戶幕府時期，江戶沒有全市範圍內的總管機構，而是實行著複雜的地方治理制度。在每個區域，當地的決策工作由兩名被稱為「町奉行」的男子領導，他們向下級發布行政命令，這些下級包括三名全職，被稱為「年寄」的世襲行政專員。再下級的管理者被稱為「名主」，每人管理約有十幾個町的一片區域。在1720年以後，名主們被重組為20個公會，他們面臨著保護這座由脆弱的木屋組成的擁擠城市這一挑戰。
1657年的明歷大火摧毀了江戶三分之二的地區，造成十萬人死亡。這使得江戶的生產沒有辦法繼續自給自足，因此，政府組織了一套詳盡的生活用品管理制度，包括在18世紀的寬政改革中建立的糧倉，這一舉措增強了政府的權威，也減輕了貧苦的江戶下層民眾面臨的生活困難狀況。

學校教育

在德川幕府時期，私人教育機構寺子屋充當了平民子女教育機構的角色。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江戶的適齡人口在寺子屋就讀的比率達到了70%。寺子屋系統使得江戶的人口識字率達到了70%至86%，這一數字顯著高於同時代的歐洲城市。
同一時期，也有少量的精英學校向學生提供精英階層的教育，旨在培養世襲的公職人員。學校是文字資料和高級學者的所在地，為缺乏官場經驗的官員候選人和擁有土地的貴族學生提供了一個活動平台。重要的學校包括學習儒家經典的湯島聖堂，提供西式教育的開成學校和學習西藥知識的東京醫學校。其中，後兩者在1877年合併成立了東京大學。

明治維新時期的東京

在德川幕府於1868年倒台之後，江戶被改名為東京，翌年，16歲的明治天皇被從京都帶到了這裡，並在皇居登基。

都市計畫

伴隨著參勤交代制度的結束，一大批大名和他們的隨從離開了東京，總人數估計達到了36萬，一批商人和工人也隨之離開了。這一人口外遷過程，加上明治維新前後的一些戰爭，讓東京的總人口從19世紀早期的130萬下降到了1869年的約50萬。又過了二十年，東京的人口才恢復到明治維新前的最高水平。1905年，東京人口達到了200萬。

在19世紀70和80年代，日本的當權者們展開了對於東京未來發展方向的密集討論。1869-1871年間，官員試驗了「五十區系統」來加強對於人口的控制。這一制度在保留一些舊的法令的基礎上，終結了地方上的顯赫人物對每個區域的控制。1871年，東京又頒布了「大小區系統」制度，讓中央官員擁有了對於地方決策的直接控制權，還強調了全市範圍的市容美化標準，以及將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作為促進城市發展的重要手段。
在這一時期，都市計畫師們秉持進步觀念（idea of progress）。1996年，菲利普通過研究相關的規劃文件、規劃委員會抄本和城市及建築設計數據，檢視了明治時期頭十年中城市管理者們採取的都市計畫措施。菲利普認為，這一時期日本對現代化的新看法，改變了舊時其對於城市和都市計畫的一些理念。明治時期的開始階段，社會精英們對通向現代化的方式還各執一詞，都市計畫者沒有完全拒絕傳統的規劃方，而是將其與他們的新方法結合到了一起。他們認為，日本城市的現代化不需要拆除既有的城市構造，而應該將當權者的政治目的和現代城市對於改善交通網絡和分區機制的需求相結合。公共輿論對於都市計畫者如何將他們的理論付諸實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教育

在明治時代，近代的西式教育體制被迅速引入東京。1877年成立的東京帝國大學就強調了引入西式專業教育，尤其是理工科教育的重要性。一批來自歐洲和美國的教育顧問來到了日本。曾在劍橋和倫敦求學的數學家菊池大麓（1855-1917）擔任教育部長。先進的學校教育制度很快一批研究機構，享譽全國的各領域專家們開始著書立文。教育部對教育系統實行嚴格的控制，其管理下的大學也很快在政治活動中產生了影響。日本民族主義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學裡的學者們也開始在公開辯論中發聲。在東京大學，法學研究迅速發展，讓它成為當時（也是現在）日本最重要的官僚搖籃。

公園

在19世紀中葉，城市公園作為市民娛樂放鬆的場所和城市形象的代表，在歐洲和美國都市計畫人員心目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明治時期的當權者為了將東京建設為一座西方標準下的世界級大都市，也十分重視城市公園的建設工作。公園的建設從兩個地方開始：一是城市的北部地區，另一個是皇居邊上的閱兵場。北部的小山後來成為了舉行公共慶祝活動的公園，而閱兵場此後經過精心的改造，成為了一處公共娛樂場所。它們為東京的許多公園的建設提供了範例。

博物館

明治時期的文化部門官員學習了柏林、巴黎和倫敦的政策，在此基礎上，設計了東京的文化設施。東京將被打造成匯集全日本文化財富的一座寶庫。例如，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法隆寺寶物館」就展出了奈良縣法隆寺的一批珍寶。

關東大地震及其影響

1923年9月1日中午，關東大地震發生，震級為芮氏8.3級。地震學家的研究表明，這次地震的震中位於東京以南約80公里的相模灣。在那裡，菲律賓海板塊的一個大小為100*100 m 的構造與歐亞大陸板塊相碰撞，釋放出了大量的能量，引發了這次地震。震後幾分鐘，高達12米的巨大海嘯來襲。海嘯毀滅了橫濱，一座建設在垃圾填埋地上的城市，的幾乎全部建築物。東京被火災肆虐，75%的建築物遭到了嚴重的結構性破壞。地震還切斷了大部分水源。東京全部的450萬人口中，有2%到3%死於這次地震，二百萬人無家可歸，經濟損失占日本國民總財富的2%。
震後，關於朝鮮人趁地震發生後的混亂局勢進行破壞活動的謠言四起。類似的報導出現在了1923年9月2日至9月6日的《大阪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河北新報》等報紙中。這些謠言煽動起了倖存的日本人對居住在東京的朝鮮人的仇恨，再加上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帶來的種族歧視情緒，日本人對東京的朝鮮居民展開了血腥的報復和殺戮，造成了數千名朝鮮人死亡。
當時的日本評論家將這次地震解釋為上天對日本人以自我為中心的奢靡生活方式的懲罰。而從長期來看，這次地震實際上給予了日本一次極為寶貴的機會，來重建東京，以及重建日本的價值體系。這次地震以及之後的重建工作，還造就了現代日本應對災難和進行重建的文化，對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民族整頓也產生了影響。
在重建過程中，震前一兩層的木結構建築被現代化的、五六層的歐式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所取代。嶄新的高速公路取代了扭曲狹窄的街道。1927年，東京開通了第一條地鐵，1931年，開放了新的機場。到了1935年，東京人口達到了636萬，超過了震前的水平，幾乎達到了和倫敦或紐約一樣的規模。位於新宿、澀谷和池袋的「城市次中心」迅速發展，它們和東京周圍的各個郡在1943年一起被合併入東京都。
與1870年以來傷寒症發病率迅速下降的倫敦相比，東京的發病率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城市北部和西部的上層社會居住區比人口密集的東部工薪階層居住區的情況更為嚴重。對此現象的一種解釋是，由於城市化的發展，傳統的垃圾處理工作逐漸被捨棄，這尤其發生在北部和西部地區。由於震後的衛生狀況不佳，關東大地震導致了創紀錄的高發病率，但這也促進了此後的抗傷寒措施和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

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京是日本政治統治、工業生產和商業基礎設施的中心。伴隨著基於軍備生產的重工業化和國家總動員狀態帶來的居民自由和城市文化的消失，東京居民的生活在這一時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1942年4月18日的空襲東京，讓東京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第一個被轟炸的日本城市。如何保護東京不受空襲，成為了都市計畫師、政府官員、甚至是小說作家的緊迫任務。儘管日本政府指定了東京市民有保衛帝國首都的任務，但美國投下的毀滅性的火焰炸彈，立刻就讓執行這一任務變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1944年11月後，伴隨著美國在馬利亞納群島的空軍基地開始使用，東京受到了反覆的轟炸。其中，最令人震撼的一次發生在1945年3月9日至10日。美國陸軍航空隊派出了325架B-29轟炸機飛抵東京上空，由於日本的防空體系嚴重不足，它們得以在沒有護衛的情況下進行低空飛行。轟炸機共投下了1665噸包含橡膠、鹼液、椰子油和汽油的凝膠狀混合物的燃燒彈。一場無法控制的巨大火災席捲了45平方公里的區域，造成了超過十萬人在幾分鐘內死亡。大多數死者在防空洞內死於火焰燃燒耗盡氧氣導致的窒息。整座城市四分之一的建築物被摧毀。這次襲擊標誌著美國對日空襲戰略的轉折點。此前，大部分攻擊是利用爆炸物對工業生產目標的精確打擊，而之後的策略是利用燃燒彈轟炸日本城市，殺死那些讓日本的戰爭機器繼續工作的工人。數以百萬計的傳單被散發，命令市民撤退到沒有被轟炸的小鎮和農村去，740萬東京市民中的一半都逃跑了。
戰後，在長久的沉默期之後，這次空襲的倖存者們聚集到一起來寫作有關這次空襲的歷史，這讓關於這次災難般的轟炸的私人回憶被公開。之後，人們建立了東京和平博物館來分享關於戰爭的體會，這是唯一一所關於東京戰時經歷的公共博物館。

東京都建立

1943年7月1日，東京府和東京市被新建立的東京都所取代。35個區被重新劃分為23個區，它們與東京管轄的其他外圍地區一起組成了東京都。這次合併的概念與西方的整合市縣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模式下，合併的結果是形成一個單一層次的政府，完全消除最低一級的地方行政管理機構，而日本模式則是保留最高級和最低級機構而消除中間級別。一個西方城市的市區範圍就是它的管轄範圍本身，而不是像這種結構一般的，包括一系列獨立的區域政府。最終結果是，東京的主城區範圍既沒有變大也沒有變小，它只是失去了自己獨立的管轄範圍。
在全日本範圍內普遍進行的這類合併工作中（不只有東京都），三層的政府組織關係被壓縮為兩層。這種組織結構僅僅存在於東亞，與中國古代的行政制度有很深的淵源。另外，在東亞的其他國家例如韓國、中國大陸和台灣，類似的行政區合併方式，即將三層組織結構簡化為兩層，並儘量不動最低級行政機構的實踐也是存在的（儘管各國的對此的命名慣例不盡相同）。例如，2014年台灣桃園市的升格就是一個比較新的例子。

昭和時代後期的東京（1945-1989年）

在持續七年的盟軍佔領日本期間，由於政府優先發展東京，使東京不久即恢復到了戰前的面目，1952年5月1日，美國根據舊金山條約，將政權交還給日本政府。

戰後復甦時期，1945-1970年

在戰後的六年時間裡，被嚴重破壞的東京都成為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代表美國統治日本的基地。這一時期的東京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美國占領者利用和改造了東京的關鍵區域，來讓他們享用戰利品和過上奢靡的生活；另一方面，東京的居民們努力避免著飢餓，追求著基本的住房和就業。

1964年東京奧運會

1964年的夏季奧運會對日本的民族認同感產生了深刻影響，同期，東京人口也達到了一千萬。日本的聲譽因此而得到了明顯的改善。迅速的社會變革讓日本在奧運會開幕式上展現出了全面和包容的民族自豪感，也宣告了日本重新成為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作為讓日本重新獲得國際社會中的正常地位的努力的一部分，東京國立博物館於1964年開放的古代藝術展覽向外國遊客和日本民眾推廣了日本的傳統文化。建築師丹下健三因建於1964年的國立代代木競技場而聞名。
雖然冷戰時期日本的外交政策與美國緊密相關，但1964年東京奧運會還是迎來了包括共產主義國家在內的整個國際社會的參與。日本的目標是向世界證明，日本已經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完全恢復過來，已經否定了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向高水平的體育運動表示歡迎。體育活動和政治被完全分離。大量的能源和財政支出被用於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包括新的建築物、高速公路、體育場、酒店、機場和鐵路。日本還利用新的衛星來促進對奧運會的國際廣播直播。
這次奧運會被證明是東京和整個日本的一次巨大成功，會期內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惡性事件。隨著日本向全世界派出體育代表隊，體育外交也被納入了日本的外交政策之中。

泡沫經濟

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歷了泡沫經濟時期。股市指數從1980年的6000點猛增到了1989年的40,000點。同時，東京的城市土地價格也隨之飆升。這一「土地泡沫」現象導致了新的城市發展戰略的產生。為了保持房地產規劃的可盈利性，開發商們採取了幾種手段來提高建築物密度，也進行了一些城市更新的措施。他們還試驗了新的方法來避免土地購買，比如進行土地出讓和建立短期租賃合同。這些新的開發手段對東京的城市形態產生了很大影響。摩天大樓和其他高層建築在商業區拔地而起；中程火車站附近、被繁華的廣場包圍的大型商業中心蓬勃發展；在住宅區內，現代化的混凝土建築逐漸取代了老舊的木製房屋。然而，這一現代化過程並沒有受到政府當局的有效管控，進而導致了整個東京充滿了無序的高層建築，增加了道路交通的負擔，也讓停車難問題進一步惡化。
在21世紀的東京，隅田川沿線的社區內，豪華住宅和商業塔樓的建設大大加快，改變著東京市中心的階級分布和文化景觀。新的建築與萎靡的經濟形成了對比，也顯示了這座城市中愈加擴大的貧富差距。

平成時代的東京（1990年-2018年）

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整個國家進入了持續二十年的經濟衰退時期。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進一步加重了人們的悲觀情緒。儘管東京沒有受到地震直接的破壞，但它也遭受了電力短缺和地震帶來的經濟上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