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同性戀史

男子同性间的情欲，自中国很早以来就有所纪录，称之为男色或男风。古代中国的史书即传有“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的说法，将美男与女色相提并论，用以劝谏君王离美色远谗言。在春秋战国时期，弥子瑕与卫君分桃而食、龙阳君向魏王泣鱼固宠，及至两汉时期汉哀帝不忍惊醒董贤断袖而起，这些事迹不但是当时士人藉以著书立说的事例，亦成为后世常用于诗词文章的男风典故。
明朝法律严禁官员狎妓，清朝狎妓更是严禁的，但狎男优可以通融，官吏可以招伶人陪酒唱曲。著名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于当时好男风的现象同样有所描写，此外还出版专门叙述男男欢好性事的中篇小说集《宜春香质》、《弁而钗》、《龙阳逸史》，文雅赞美男风情谊的小说《品花宝鉴》。冯梦龙《情史·情外类》选录了历代的同性爱情故事，记载的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歌伶市民。。相较于男风，中国历史上关于女性间亲密情谊的记载较为隐密少见。大抵而言，古代中国社会，对于同性之间的性行为或同性爱，没有像中古世纪和近代西方社会那样广泛而严厉的惩罚，对于同性情欲虽有赞赏之词，但也有非议的言论。
到了民国时期，“同性恋”一词和围绕在该词的医学理论传播至中国和华人地区，逐渐促成对同性恋的社会污名。当时被译介至中国的西方性学家，包括赫希菲尔德、艾利斯、布洛赫、埃宾、佛洛伊德和卡本特等人。在这些翻译作品中，不只有病理化的论述，也呈现了卡本特把同性爱当作一种高贵情感的观点，而在1920年代之后，赞颂同性之爱的论述变得愈来愈弱，负面观点的论述则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法律条文上，清末颁布的《大清刑律草案》、民国时期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中华民国刑法》和1979年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未专门针对同性性行为定罪。
尽管无法律明文定罪，在两岸分治时期，政府对于同性间情欲或性行为的管制手段仍真实存在，中国共产党政府将之视为流氓罪中的“其他流氓行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则时以“违警罚法”中的“妨害风俗”之名予以拘留。到了1991年，中华民国政府终止动员戡乱废止“违警罚法”，警察权力逐步限缩。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废除了流氓罪，政府的管制才逐步放松。2001年，同性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的中华精神科学会诊断手册名单中删除。2009年，中国大陆地区举办第一个同志自豪活动：上海骄傲周。由于官方对同性恋采取“不支持、不反对、不提倡”的态度，使得相关议题在中国变得有些敏感和边缘化。

历史记载

中国古代男风的最早纪录无从稽考。清朝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记载：“杂说称娈童始黄帝”，《尚书．伊训》载伊尹对太甲的训示提及“比顽童”，然而黄帝之说多半出自后人依托，假借其名为各种制度源起，尚书伊训出于梅赜所献的伪古文篇章，乃后人所伪作，两者皆难为考证之凭据。
中国最早诗歌总集《诗经》，有些篇章未明确其性别，有人认为是“两男相悦”之作，例如〈子衿〉〈山有扶苏〉〈狡童〉〈褰裳〉〈扬之水〉等章的词句，或与男风有关。康正果认为没有与诗歌相关的故事、记载可以证明这些诗与男色有关，而主张对于《诗经》是否有涉及同性之恋的问题最好阙疑。最早明确歌颂两男爱情的诗歌，应以越国舟子对楚国公子鄂君子晳传以情意的《越人歌》为首。
记载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的史书《逸周书》中，载“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的说法，将美男与女色并列，或许正反映在春秋战国的时代，男子同女子一样，凭美色可受国君宠爱，而开始有“分桃”、“抱背”、“龙阳”、“鄂君绣被”的典故。以下章节列出各朝代同性情欲的历史记载。

帝王男宠

在春秋战国时代，男子以其美色而非贤才获国君赏识听信，曾为当时士子所批评，这些批评所针对的，乃是以美色、面目佼好而受国君重用，对男风本身则少有评论。晏子春秋记载小官羽人，因齐景公面目佼好而窥视。齐景公欲因以下犯上之罪而杀之。但晏子反劝谏景公“拒欲不道，恶爱不祥”，不宜这样处置。于是景公听从谏语，安排让他服侍搓背。左传也记载公叔务人（鲁国太子）与嬖童汪锜一同骑乘作战，双双身亡。孔子说能保家卫国，可照成人礼葬汪锜。
这种“以色见用”的现象，一直持续至两汉时代。司马迁在“佞幸列传”微婉道出这些男子，以美色获君王宠幸而同卧起，王公贵族因之关说。弥子瑕与卫灵公、龙阳君与魏王、安陵君与楚王、籍孺与汉高祖、韩嫣与汉武帝、董贤与汉哀帝、张放与汉成帝等，都是当时史有明载，为君王所宠幸者。
这些男宠虽因君王而能呼风唤雨，权贵一时，然而伴君如伴虎，稍不如意，便可能遭君王弃置降罪一旁，如同韩非子所告诫的“人主亦有逆鳞”，弥子瑕“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所依附的君王死后，更会因失势而被处刑、放逐，如同董贤、邓通的处境。不过也有“以功，能自进”不全靠君王权势的卫青、霍去病。在两汉之后，正史对佞幸人物虽仍有立传，但渐少指称（或暗示）这些人物与男风有所连系。
两汉之后的帝王男宠，散见于史书各类型的传记之中，如曹肇与魏明帝、慕容冲与苻坚（大秦天王）、韩子高与陈文帝、称心与李承乾（皇太子）、马良与明英宗等。这些男宠，有些是身份崇高的将领、官吏、亡国皇子，有些则是地位低微的乐童、太监。
正史也有后宫嫔妃和女性对食的记载。在金史中提到海陵王完颜亮妃为蒲察阿里虎，她有个侍女叫胜哥，阿里虎与其同床共枕，如同夫妇一般。

军旅狱友

张献忠以李二哇为其嬖僮。黄得功将其生擒，笑谓：“闻贼夜卧汝腹上，本镇亦能抚汝，何不速降？”李二哇绝食而死。
《万历野获编》：又罪囚久系狴犴，稍给朝夕者，必求一人作偶，亦有同类为之讲好，送入临房，与偕卧起。其有他淫者，致相殴讦告，提牢官亦有分剖曲直。尝见西署郎吏谈之甚详，但不知外方狱中亦有此风否？又西北戍卒，贫无夜合之资，每于队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无匹者，往往以两足凹代之，孤苦无聊，计队出此。
不少太平军将领好男色，例如早期北伐军的主帅李开芳。太平天国严格实行男女有别的性别隔离措施，甚至要军士与其眷属分居。可能在这种礼教之防的性压抑氛围中，促使太平军“奸小弟”这种境遇性性行为成为军中默许的风气。
张德坚《贼情汇纂》云：“奸淫之禁，贼令甚严，……然男子强奸和奸之案则从无犯者，盖贼多无赖恶少，此风最甚，凡见俊美子弟如获至宝，或认为公子，或带为老弟，同居一室，虽有分床之令，更深夜静，其谁察之？况夫比比皆然，互相回护耶？”
佚名《平贼纪略》云：“（贼）掳幼童使装烟吹火，称小拜喜（把戏），有姿色者奸之，或献其酋为假子。”
后期太平军听王陈炳文好男色，身畔“有公子数人，傅脂粉，穿艳服”，劣绅汪心耕投其所好，进献娈童吴少溪，陈炳文“一见大喜，蓄为男妾，称以‘大姑娘’，出入卧内”。

结亲识友

《太平广记·冢墓》：潘章少有美容仪，时人竞慕之。楚国王仲先，闻其美名，故来求为友，章许之。因愿同学，一见相爱，情若夫妇，便同衾共枕，交好无已。后同死，而家人 哀之，因合葬于罗浮山。冢上忽生一树，柯条枝叶，无不相抱。时人异之，号为共枕树。
《说苑· 善说》：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㩉脩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
《黄玄龙小品》：万历癸卯，豫章有二少年，俱可弱冠，为小贾建平市中，情昵甚笃。私念父兄驱使不常，恐当乖离，又各将授室，不得朝暮同寝处，恩好或疏。因盟于祠山神，复述本怀，书赫蹄粘逆旅壁上贻父兄，遂以绳约束，投郎水中死。时邑令张西铭，山西宁武人，亲往验视，命同棺埋焉。
《耳谈》又说:“一市儿，色慕兵子而无地与狎。兵子夜司直通州仓。凡司直出入门者,必籍记之甚严。市儿因代未到者名,入与狎。其夜月明,复有一美者玩月。市儿语兵子曰:‘吾姑往调之。’兵子曰‘可’往而美者大怒,盖百夫长之子也。语斗不已。市儿遂殴美者死,弃尸井中。兵子曰:‘君为我至,义不可忘。我当代坐。’死囚二年,食皆自市儿所馈,后忽不继,为私期招之,又不至,恚恨久之,诉于司刑者。司刑出兵子入市儿。逾年行刑。兵子复曰:‘渠虽负义,非我初心,我终不令渠独死。’亦触木死尸旁。”
张吉是福建人，少年时有一总角友，形影相随，恩爱非常。后友夭殂，吉遂依棺而居，每食必旁设杯箸，十余年不离如一日。屋主讼其占屋不迁，官判迁居。吉不得已，只得将契友的尸骨下葬。号泣终夜，自缢墓门。有人就此感叹道：“古来愚忠愚孝，每出于至微极陋之人，良有以也。”
邢大是直隶人，孤贫而貌美，17岁时投靠富人洪大。洪令其畜发穿耳，扮作妇人，对外谎称其妹。后又“嫁”给同里刘六为妻，百般迷惑之下，刘六甘之。忽又声言有狐仙附体，便在乡间为人看香治病。事发，于嘉庆十二年(1807)被官府以“师巫假降邪神煽惑人民”处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