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制度改革

殖民地时期

在香港之语境中，“政制”是“政治体制”之略称，早在港英管治时期就常用。一般而言，政治体制主要是指政权之组织形式和其运行规则，是一切有政权组织社会之运作枢纽；就香港地区而言，港英之政制就包括总督制度，决策、立法之咨询制度以及行政、司法制度等；其宪制性文件为《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在外交谈判中，英国人之惯性思维是在决定走出第一步时，必须考虑好第二步如何走；如果第二步、甚至第三步尚未谋略好，则决不迈出第一步。
1843年4月5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皇于西敏宫颁布《英皇制诰》（即《香港宪章，Hong Kong Charter）正式宣布将“香港岛及其附属地”建立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被称为并定名为‘香港殖民地’”；《英皇制诰》任命“现任总督”，规定其权力来源和职权范围，授权总督组成立法局，召集行政局开会并任命法官、太平绅士等，同时原则规范副总督、辅政司之职权以及所涉人事之公文。次日，又于白金汉宫发出《皇室训令》，共38条；是英国殖民地部大臣斯坦利发给首任港督亨利·璞鼎查之“训令”，是指令璞鼎查和港英政府执行《英皇制诰》之细则和补充。
1843年6月3日，殖民地大臣斯坦利向璞鼎查发出训令，明确告之踞有港岛“不是着眼于殖民，而是为了外交、军事和商业的目的”。6月26日，清廷钦差大臣耆英在香港与璞鼎查交换条约，同日璞鼎查宣誓就职，成为香港殖民统治第一任总督；遵照上述宪制性文件，港督委任政府官员，特选44名社会名流，组成“英属香港治安委员会”，任命第一批治安委员，英文名称为：Justices of Peace，简称J.P.，中文称“太平绅士”，称呼一直延用至今。
1843年8月，璞鼎查委任曾任护理总督之庄士敦、首席谈判司威廉·坚吾和商务总监秘书马儒翰3人为立法局议员；后来，立法局组成成分固定为：港督是当然之立法局主席，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是当然官守议员，再加上委任官守议员。1850年6月，文咸委任怡和洋行股东大卫·渣甸和哲美森洋行老板约瑟·艾德格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从1850年到1900年，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中，有近七成由商人担任；其中大部分是英资洋行大班。第八任港督轩尼诗在立法局提出之报告中承认：“华人是港岛的最大业主，香港外国银行发行的货币极大部分也掌握在华人手里，而港府的税收，有九成是取自华人。”
历任港督在英国占领香港地区中之作为，始终一以贯之：为巩固、发展英国在远东地区这一商贸、军事、外交据点之功能开展活动；为此，英国必须掌握对香港之直接管治权，维护直辖式之特征；英国人懂得香港历史沿革、所处之地理位置、香港人中绝大多数为中国人之事实，决定任何在香港进行之民主改革，都会带来风险，或为他人作嫁衣裳，与英国占领香港之总体战略不符。

二战结束后

1945年8月，香港日治时期结束后，香港被英国接管。1946年5月，香港总督杨慕琦复职。8月28日，第二十一任港督杨慕琦在广播演说中，提出一个主要由选举产生之市议会取代市政局之计划，征询市民意见；同年10月，又提出修正案。香港史上称为“杨慕琦计划”。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杨慕琦想借含有代议制成分之政制改革，重拾民望，挽回英国管治香港受损之面子，以利英国之长久管治。计划内容主要是建立一个由民选议员组成的香港市议会，可负责管理消防、康乐场地、车辆牌照和市政局，甚至可以管理教育、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甚至于公共事业。但由于各界未能就市议会职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致方案迟迟未能落实。加上国共两党均视香港任何正式的民主进程为迈向香港独立，以至增加香港与中国的分离行为。“杨慕琦计划”上报伦敦后，就在上层人士中打转，对其争论不休，一直拖延到1947年5月杨慕琦退休返回英国仍未止息。加上香港政府的异议，当时香港人对政治又并不热衷，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也对“杨慕琦计划”提出异议，故此有关计划并未得到英国和香港的广泛支持而夭折。再加上中国内地政治大变动之因素，1952年10月，英国及香港两地政府同时宣布取消“杨慕琦计划”。之后的二十多年，香港政治制度一直并没有进行任何改革。
针对战后英国殖民地部和港英政府进行之政制改革之举，第二十二任港督葛量洪提出不同见解：“香港的问题与其他殖民地不同，因为香港永远不能宣布独立；它只可继续是英国的殖民地，或被中国收回成为广东省的一部分。”
1966年9月2日，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弗雷德里克·李在访问香港举行之记者招待会上和电台广播中说：不能预测香港政制上有任何重大改变之可能，香港之政制发展有明显之限制，因为香港不能像其他属地之演变一样，希望达成自治或独立之地位；成立民选立法机构之主张是错误，因为政制发展只有最终目的是要达成自治或独立才会真正有意义。1967年2月，港英政府“政制改革工作小组委员会”发表报告书：香港大部分土地既然是租借，便排除任何政制改革之可能性。
1966年，立法局共有26名议员，第二十五任港督麦理浩主政不到3年，到1973年议员人数就快速增至50人，1980年又增至54人。麦理浩以改善民生为切入口，以争取民意、民心为立足点，优先处理房屋、教育、公共交通和反腐倡廉等4大市民关心之热点问题。根据调查结果，1973年10月17日，麦理浩在立法局力陈成立新反贪机构之必要性：“非常明显，公众更相信一个完全独立的、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察队伍）都没有关系的单位。”
英国学者约翰·李雅对港英政体评说：“香港不是民主政体。无论是行政上的和执行上的权力，皆掌握在政府官员之手，而他们在法律上是通过总督向英国负责的。香港的人民对他们并无任免之权。行政、立法两局的成员，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为皇室所任命。‘非官守议员’们……不会而且在法律上也不可能决定政策。宪法允许总督忽视行政局的献议，而总督作为立法局主席所享有的决定票，也意味着政府的方案不会被立法局所否定。”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

1980年代，中英开始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讲明，她有责任为香港人争取他们接受的解决方案，即使香港的民主“有限”，亦跟中国的政制情形迥异。邓小平当下警告，如果在香港提升民主程度，中方或会推翻此前就移交的协议。”1984年，撒切尔夫人与中国总理赵紫阳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85年，香港立法局间接选举成功。
1990年代初，英方改变对港政策后，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上任伊始公布“政改方案”，就是针对香港政制发展问题。1992年，香港总督彭定康在首份施政报告上提出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将于1995年，即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选举、市政局选举、区议会选举进行大幅度改革，其中政改方案新增加九个功能组别（即所谓“新九组”）最受争议，惹来中方不满，更自行筹组临时立法会。

1997年主权移交后

由于普通话和香港广东话发音不同，内地还是用全称“政治体制”或“政治制度”；如果内地也用“政制”，在口语中会产生“政制”与“政治”区分不出来；在普通话中，“制”和“治”是同音字，而在香港广东话中，却是两个音。香港回归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之宪制基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之主要内容包含在香港基本法第四章“政治体制”中，涉及行政长官，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以及区域组织、公务人员制度等。香港特区成立后，围绕政制发展问题之争论，可以说无日无之；每逢选举，必定成为社会各种政治势力炒作之中心议题。

政改主要焦点

现时香港政制改革的最主要的讨论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虽然《基本法》45条已列出有关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并于其附件内提供解释，但是条文内的字眼较为模糊。例如，《基本法》并没有具体解释“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的意义。另外，虽然人大常委已决定于2017年才可以以普选产生行政长官，但特区政府已将讨论转移到如何修改2012年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令到产生方法可以循序渐进。
条文内的提名委员会如何组成亦存在争议，建制派及特区政府认为组成应参照现时的选委会，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提委会需参照现时的选委会。
另一方面，《基本法》68条已列出有关立法会产生办法，但是条文的字眼亦较为模糊。此外，是否或怎样废除立法会的功能组别亦具争议性。

2007年行政长官及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

1990年代，当时的三大政党民主党、自由党和民建联均支持0708双普选。
香港特区政府于2005年提出2007年行政长官及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之改革建议，由于泛民主派认为政府提出的方案过于保守，加上没有全面普选时间表，政改方案最终得不到足够的支持而未能通过，选举安排沿用上一届的方式。

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0年提出2012年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之改革建议，当中不少地方均参照2005年被否决的方案。
行政长官的选举方面，负责选出行政长官的委员会将会由800人增加400人，最后人数为1200人。四个界别的选举委员各增加100人。提名行政长官的所需提名比例维持不变为1/8，但由于选举委员的人数上升，因此所需提名人数增至150人。
立法会选举方面，立法会议席增至70席，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各增加5席。而新功能组别的产生，根据政府原方案是由民选区议员互选产生。在表决前几天，北京政府接受民主党提出的公民一人两票方案。根据该方案，该5席的功能组别议席将由民选区议员提名，所需提名人数为最少10人。新的功能组别议席将会由没有功能组别投票权的320万选民选出。特区政府答应的立法会选举办法将会在2010年秋天立法会复会后在本地立法阶段中审议。
最后，2012年的选举方案在2010年6月24日（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及25日（立法会产生办法）表决，分别以46票支持和13票反对及46票支持和12票反对下全部通过。建制派、民主党及民协均投下赞成票。
2012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部分人因同时属于功能组别的选民，故能在功能组别投两票（原有功能组别和“超级区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