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

朴学训练与排满情结

章太炎生于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1869年1月12日），书香门第，并且家庭富有，有藏书楼，家中还有医学家传。幼年受祖父（章鉴）及外祖（朱有虔，汉学家）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不满于满清的外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光绪十七年（1891年）章遵从父亲章睿（古文经学家）遗命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早年关注经、子之学，初步确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著有《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
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之后，章太炎曾捐款予维新派强学会，与康南海、梁启超通信。又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但终因学术意见之争，发生与麦孟华等人“拳殴”之事件。此后回到浙江，与较为稳健改革派王仁俊、宋恕等人相往来。1898年春，曾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汉办报。戊戌政变后，章氏仍遭通缉，避地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夏，东渡日本，与梁启超等人修好，返回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编务工作。此时章太炎之排满观和古文经立场日益明确，在苏州出版了其著作《訄书》（第一版木刻本），由梁启超题签。晚清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趋新之士大夫严复、汪康年、唐才常等在上海组织“中国议会”以挽救时局，并策划自立军起义，章太炎应邀参加。在会上，章太炎反对光绪帝复辟，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辫明志。但章氏仍与康、梁等人保留着联络。

革命与讲学

1902年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牵合孙、康二派的关系。同时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回国后，重新改定《訄书》（即《訄书重订本》，1906年于东京出版铅印本，改用此前邹容的题签），并有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此期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鼓吹，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判刑，入狱三年。1906年赴日本参加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此期间，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又参与此期兴起的国粹主义运动，自1905年起，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
此前，1903年章太炎与近代古文经学另一重镇刘师培定交，此后因学术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后刘师培由其妻何震出面，接受端方的收买，写了自首信——《上端方书》。1908年2月，刘师培返回日本东京，充当端方暗探，并且续办更为激进的《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革命。同时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1908年5月24日，上海《神州日报》刊载刘师培夫妇伪造的《炳麟启事》，大意为章太炎声称将“不理世事，专研佛学”。6月10日，东京《民报》上刊载章太炎应对的《特别广告》，他愤怒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指称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后又发生有人欲谋害章太炎的“毒茶案”，经调查，投毒者是刘师培姻弟汪公权。东京留日学生界一片哗然。其间，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查禁了《民报》等报刊，刘师培夫妇的《天义报》也未能幸免。
刘师培夫妇在东京不能立足，只得返回国内。刘师培因恶气难消，遂写信向黄兴揭露章太炎曾应允满清总督张之洞、端方：“只要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之事，此事令章太炎难以辩驳，十分狼狈，此时他又与孙文、汪精卫、黄兴等因《民报》不合，乃由提倡光复转入专心论学，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1909年又编有《教育今语杂志》，撰写若干白话述学著作，以普及学术。

讲理学与救学弊

1911年10月发生辛亥革命，11月15日回到中国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并在槟榔屿《光华日报》连载发表政论《诛政党》。1912年2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1912年冬任袁世凯政府东三省筹边使。1913年4月从长春返回上海。6月与汤国梨结婚。6月，针对孔教会提议设孔教为国教，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章觉察袁世凯包藏祸心，于1913年8月进京，欲与袁世凯说理。袁不见，章乃以大勋章作扇坠，至新华门大骂，遂遭袁氏囚禁，关押在龙泉寺。被袁世凯囚禁时期，犹为吴承仕等人讲学不辍，后集为《菿汉微言》。此间，再次修订《訄书》，改题《检论》。又集其著作为《章氏丛书》，先后由上海右文社及浙江图书馆出版铅印及木刻本。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章恢复自由，前往上海。1917年3月对段祺瑞参战主张表示反对。7月参与护法运动，任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为孙中山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1918年离开广州途径四川、湖南、湖北，东下上海。1920年拥护联省自治运动。1922年在上海讲学，曹聚仁根据记录整理为《国学概论》。但章太炎始终没有放弃对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新旧军阀势力的期望，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4月7日上海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章太炎被推为理事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采取不合作态度，自命“中华民国遗民”，曾遭国民党上海党部通缉。1928年批评蒋介石改换国旗：“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1930年代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晚年主张读经，并据《春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力主对日强硬。1935年，在蒋介石资助下，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最后一批学生，并出版学刊《制言》。章太炎晚年学术由汉学转向宋学及王阳明之心学，而其经学成就亦更注重魏晋经学，上窥两汉经学之不足，撰有《汉学论》。又曾撰《救学弊论》批评现代教育体制，主张回归民间办学和书院教育。
1936年6月14日因鼻窦癌卒于苏州锦帆路寓所。

思想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响，因为变化的历程相当繁复，依其《菿汉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十二字予以归结。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光绪二十四年）著成《齐物论释》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习朴学、诸子以及西方进化论和社会学，在因苏报案入狱之后，则改习佛法法相宗，而后思想便以唯识学为尚，认为先秦诸子之学皆不足比拟，固可谓“转俗成真”。自《齐物论释》著成之后，章太炎因齐物思想的启示，不再仅以唯识为唯一标准，转而认为凡“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之学皆有价值，开始对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进行重估。即进入“回真向俗”的境界。
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来自四个渊源：一为受乾嘉考证学的影响，讲求客观实证；二为跟随晚清诸子学兴起的潮流，对荀子、庄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扬，尊子贬孔；三为受到严复的影响，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进化论作为理论架构；四为佛学，尤其是佛学中的唯识论，是章氏后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体系中充满个人主义、相对主义的色彩。除了这四大渊源外，顾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学诚、戴震、孙诒让、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也对章太炎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流亡海外

1898年12月4日，避祸流亡到当时为日本统治的台湾台北，主编《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与日人馆森鸿（袖海）等相往来。次年6月10日由基隆转赴东京。太炎在台论文计有41篇，诗文评、诗16篇，多数刊在《台湾日日新报》，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抨击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这些论文占章氏著作分量并不多，却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当重要的资料，《正疆论》谓“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文中并推崇延平王郑氏，贬抑降清将领洪承畴、李光地，反映章氏虽厕身台湾，反满的汉族民族意识仍甚为急切。在台亦参加玉山吟社的唱和，与法院长水尾晚翠、报馆主笔籾山衣洲“以文字订交”，来往甚密。中国白话文运动之后，章氏写给大众阅览的文字转变为通俗的文笔，曾做为张我军鼓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理由之一，台湾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时，新旧双方各执章氏文字风格之一端以彰显己方立论的正确性。
1898年12月4日，章太炎为避政府的追捕，离开中国首度前往日本，先到台湾，1899年六月前往日本本土，在京都、东京活动，认识孙文，不久后回中国，担任上海《亚东时报》主笔。1901年，至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苏巡抚恩铭注意。
1902年，为避追捕，于二月第二次渡日本，曾计划在东京举办“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支那亡国”意指南明永历帝政权的灭亡，预定的举办日期为明思宗殉国之日，但是纪念会在清廷向日本政府施压下被禁止。此次东渡，章太炎住在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馆，为《新民丛报》润色译文，并曾试图调解孙逸仙、康南海二派的关系。当年夏回上海。1903年六月底，章太炎因为“苏报案”被捕入狱，被判刑3年。
1906年，章太炎六月自上海出狱后，立即由同盟会迎至日本东京，第三度到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发扬“国粹”、“宗教”，成为《民报》主编。由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主张立宪，反对暴力的革命，章太炎在《民报》撰文批驳。1907年，因《民报》经费问题与孙文有矛盾。四月，章太炎与张继等人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1908年，四月开始，为留学生开设讲座。10月，《民报》因宣传中国革命被查禁。1909年，因《民报》复刊及筹款等事，与孙中山发生冲突，章太炎指复刊之《民报》不合法，并攻击孙中山。1910年，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于东京重组“光复会”，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与同盟会正式分裂。1911年，继续在东京讲学。10月10日，中国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京，章氏中断讲学。11月15日，章太炎回到上海。

章门弟子名录

东京时期：钱玄同（疑古）、许寿裳、朱希祖、黄侃（季刚）、汪东（旭初）、沈兼士、马裕藻、龚宝铨、陈寅恪、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启明）、胡以鲁、易培基、陶焕卿、钱家治、朱宗莱、余云岫等
北京时期：吴承仕等
上海时期：马宗霍
苏州时期：庞俊（石帚）、沈延国、徐复、朱季海、王仲荦等

主笔刊物

《时务报》、《昌言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亚东时报》、《台湾日日新报》、《民报》、《国粹学报》、《教育今语杂志》、《大共和日报》、《华国》、《制言》等

评价

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章太炎为人戏谑，以太平天国为例，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当年二十七岁的胡适独树一帜，在大师环伺的北京大学，教起《中国哲学史》，其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颇多沿袭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诸篇的观点。胡适实为章太炎中年以前学术衣钵的继承者。但此时章太炎本人的学术已经有所转向，故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甚满意（参见章太炎《与柳诒徵书》）。胡适则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2）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