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咸

家庭背景

文咸在1803年9月7日出生于英国根德郡法弗舍姆，是父亲乔治·般咸上校（Captain George Bonham）与第二任妻子依莎贝拉·拜恩斯·伍德盖特（Isabella Baines Woodgate，？－1852年6月18日）所生的长子，夫妇两人在1802年10月28日结婚。在此以前，乔治·般咸上校曾在1797年3月18日与宝丽娜·勒欣顿（Paulina Lushington）结婚，但二人不久在1802年6月离婚。
文咸有一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乔治·威廉·般咸少校（Major George William Bonham），在东印度公司工作。另外，文咸另有胞妹叫依莎贝拉·夏洛特·般咸（Isabella Charlotte Bonham，1808年4月16日－1872年2月5日），她在1825年2月19日嫁给比利时的约瑟夫·费迪南·都储蒙伯爵（Comte Joseph Ferdinand d'Oultremont，1797年2月27日－1869年4月11日）。

早年事迹

文咸一家乃英格兰雅息士历史悠久的地方望族，祖上塞缪尔·般咸上校（Captain Samuel Bonham，1677年－1745年2月28日）靠奴隶贸易发迹，1740年在雅息士建成家族宅第奥实府（Orsett House）。至于文咸的父亲也同样从事出海贸易，是东印度公司的员工，可是他在1810年于南中国海指挥东印度公司船只“真英国人号”时遇上台风，船只遇险，而他的父亲因失踪而被判定遇险身亡，当时文咸只有7岁。
尽管文咸年幼丧父，但这没有影响他跟从亡父与及同父异母的兄长，选择加入东印度公司工作。文咸早年参加过东印度公司提供的法律课程，学成后即于1818年获公司指派工作。

殖民地生涯

文咸最先在1818年被派往英国位于印尼苏门答腊的殖民地，明古连（今明古鲁省）马尔博罗堡担任抄写员，至1823年获擢升调到星加坡（今新加坡）出任参政司（Resident）助理。至1833年12月，文咸获委任为星加坡参政司，任内曾在1834年至1835年署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为期数月。
在1836年11月，文咸进一步获委任为海峡殖民地总督，当时年仅33岁。在任三洲府总督期间，他同时主管了马六甲及星加坡地区，1837年至1843年时还兼任威尔士太子岛（今槟城槟榔屿）总督。在任内，为了削减开支，他致力于精简当地的司法架构，除了限制执业律师的人数外，更亲自负责审理案件，以提升法庭的审案效率。此外，文咸任内选择以星加坡为办公地点，自他以后，历任海峡殖民地总督都在当地办公。文咸后于1843年1月卸任总督，返回英国。
过了一段日子后，文咸再被起用，于1848年被委为第三任香港总督。在此以前，文咸的前任戴维斯爵士曾因为大肆征税以致大失民心，相反，文咸在任海峡殖民地总督期间，当地政通人和，颇受爱戴，再加上文咸向以为人务实敦厚著称，又具管治华人的经验，因此在得到时任外相巴麦尊勋爵的力荐下，英廷选择以文咸为港督，试图挽回香港居民对政府的信心。
在上任之前，英廷特别向文咸授予CB勋衔，他未几在1848年3月21日抵港履新，除了港督职务外，他还同时兼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和香港岛海军中将，全面主理对华的外交及贸易事务，在同年4月8日，文咸复以威妥玛出任港督私人秘书。文咸曾于其他殖民地任职，富有殖民地行政管理经验，这亦使他成为首位在殖民地政府出身的港督。

挽回民心

文咸上任港督以后，立即着手于挽回民心。一方面，他宣布取消前任总督设立的不合理税收，使华人不再罢市离埠；另一方面，为了讨好不满的英商，在得到时任陆军及殖民地大臣格雷勋爵的准许下，文咸在1849年11月邀请十五名非官守太平绅士，表示打算委任其中两人为定例局非官守议员。十五名太平绅士随后在同年12月推举出渣甸洋行大班大卫·渣甸及威廉·渣甸的外甥约瑟·艾德格出任议员，其中又以大卫·渣甸出任首任首席非官守议员，两人其后于1850年6月正式履新。自此以后，历年定例局内皆置有非官守议席，而渣甸洋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定例局（后称立法局）更必定占有席位。
虽然文咸曾认为“学习中文会使人头脑糊涂”，他本人亦对于在政府晋升懂中文的人士显得十分抗拒，但文咸其实也十分关注华人社区的利益。在任内，他准许华人领袖负责解决发生于华人社区的民事纠纷，而对于法院出现对华人不公的审讯，他亦会运用总督特权加以介入；此外，文咸又引入不少措施，防范对英国法律欠缺认识的华人遭人蒙骗。
文咸在香港的政策成功地挽回民心，使政府重拾英商、英籍与华籍居民的支持，这使得其功绩深受英廷肯定，并决定在1850年向他授予KCB勋衔，成为爵士。

紧缩开支

尽管撤销了前任港督立下的种种苛税，但政府的财政问题却更形严重。为了解决港府的财政问题，文咸曾经一度不支取薪金，而且还搁置不少已计划好的大型工程，当中拟建的香港动植物公园更被无限期押后，到1864年方才建成。此外，文咸任内又削减警队规模，合并政府职位，甚至将部分政府工作外判，以求大幅削减政府开支。
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土地买卖，以及增加土地拍卖的收入，文咸仿效星加坡，在1849年3月3日刊宪宣布香港地契有效期将由原先的75年大幅延长至999年，意味土地拥有权之稳定性将获得大幅度的保障；同时间，政府又撤销拍卖土地所收取的拍卖税，但改为向拍卖商收取牌照费。文咸的卖地政策除了得到商人欢迎，也大大助长了香港的土地买卖，为政府库房带来可观的收益。
文咸的开源节流政策使港府财政状况得以大大改善，港府开支由1846年的49,000英镑减至1847年的36,900英镑，到1851年更进一步减至15,500英镑。英国殖民地原本计划每年向香港拨款不多于25,000镑，但至1850年时，香港提出的拨款要求已自行减至少于20,000镑，到1854年时更减至少于9,000镑。大抵上，文咸卸任以后，撇除军费开支，港府基本上已做到财政自给。

社会建设

虽说文咸任内减少基建工程，但他仍在1851年动用14,940镑，命令总测量官急庇利兴建港督府。港督府在1855年正式竣工，其时文咸已经卸任，因此他没有机会搬进港督府。终文咸一任，他一直租借渣甸洋行位于湾仔面海的楼房，作为办公和起居的地方。而除了港督府外，1847年奠建兴建的圣约翰教堂亦在1849年3月11日落成启用，教堂前后共银8,736镑，后于1852年获晋升为座堂，至于香港圣公会的首任会督施美夫则获文咸委为教育委员会主席，主管教育事务。
此外，在1851年12月28日，上环（今苏杭街一带）发生大火，烧毁房屋四百多座，造成三十多人死亡，并留下大堆瓦砾。很多人对本来对瓦砾的处理甚感苦恼，但文咸想到把瓦砾推到附近岸头，填海造地，既可增加土地供应，又可轻易处理瓦砾，一举两得。文咸填海计划在1852年展开，是为香港第一个正式的填海工程，计划使维多利亚港上环及中环西部一带开辟不少土地，自此以后，港府接续对维港进行大小的填海。
文咸任内亦于1848年11月建成了香港第一所的公立医院，但大抵而言，当时香港的医疗设备及卫生环境仍十分落后，而且疫病更经常在香港肆虐。仅就1850年而言，在流行性疾病横行下，香港一年有百分之十的外籍居民染病死亡，其中军队更占上外籍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二十。

海盗为患

在文咸任内，香港的海盗活动非常猖獗，屡有沿海居民及商船遇劫，当中以徐亚保及赤柱黄麻角人士“十五仔”的两股海盗最为活跃。在1849年，文咸下令派海军联同清廷水师剿盗，使徐亚保一方重创败逃；英军同年又击溃“十五仔”的势力，最后向清廷投诚。翌年，英军所发现徐亚保踪迹，并在大鹏湾再度重创徐亚保及其余部，徐亚保后于前赴清廷投诚途中被部众出卖，最后被英军所拘捕，并于狱中自缢身亡。
除了中国海盗以外，文咸任内的香港水域也有外籍海盗出没。在1851年6月，英籍海盗芬顿登上葡萄牙船只劫掠，并杀害两名葡籍军官。芬顿后于同年12月再度作案时被捕，翌年1月被法庭宣告无罪，结果引起了澳门的葡国殖民地政府大为不满。文咸本身与澳葡政府保持了良好关系，在文咸的介入下，芬顿被改判三年有期徒刑，事件才得以平息。
终文咸一任，最初香港虽然海盗为患，但经他加以大举扫荡以后，香港水域的海盗问题在他任内终于得以大幅度改善。

践约入城

自从《南京条约》在1842年签订后，英方一直要求履行进入广州城的条款，几经争论，前任港督戴维斯爵士才于1847年与时任两广总督耆英达成协议，答应两年后让外国人入城。
文咸对清廷能否履约十分关注，在上任后不久，文咸在1848年4月29日登上停泊于虎门的英舰，会见新任两广总督徐广缙，商讨有关践约入城的事宜。虽然徐广缙特意登上英舰以示坦白，但两人在有关议题上却毫无进展。未几，文咸在同年6月7日致函徐广缙，正式表示应就明年4月开城前的细节准备展开磋商，惟徐广缙此时以入城激起民怨，做成困扰为由而加以拒绝。此后，双方多次进行书信来往，仍未能将问题解决。
当时的英国外相巴麦尊勋爵曾建议英方作出让步，将入城的权利缩减至仅限于文咸及英国驻广州领事宝灵博士两人，但巴麦尊勋爵随后改变立场，认为硬要进入一个充满敌对态度的城市，实属无谓，故此打消了让步的念头。在同年12月，巴麦尊勋爵复致函文咸，表示可将有关议题暂搁。
在1849年1月，中、英双方再就入城议题展开讨论，文咸与徐广缙二人复于2月17日至2月18日在虎门举行两日会谈，惟双方始终没有进展，徐广缙指入城将致“民情愤激，众怒难犯，非官所能禁止”，而文咸则坚持践约，并表示福州、上海都可以入城，如果广州继续拒绝入城要求，将会率舰到天津“伸冤”。徐广缙随后向文咸表示，入城决定须进一步上请京师，故未能立即答复，而文咸为了尽早得到回复，曾表示愿意提供快船代为传递信息，但被徐广缙婉拒。
未几，京师在同年3月下诏，表示为了践约，容许英国人入城一次，但下不为例，惟而有关建议仍为徐广缙所反对。徐广缙认为，英国人一旦入城，将会导致人心瓦解，内外交讧，不可一试。同时间，文咸为了展示英方实力，特地将三艘军舰调到香港，并以小艇测水探路，以示恫吓，但这样却进一步激起广州民情。在得到徐广缙支持下，广州十三行在3月开始停止通商，而民间更组织团练十万，防范英国人入城，形势十分危急。贸易中断后，各国外商损失惨重，为了重开贸易，英商士绅遂向文咸发联署信，要求搁置入城要求。
受到各方压力下，文咸终在1849年4月9日致函徐广缙，信中表示“所争论的问题没有进展，只得暂时搁置”，根据文咸与及英方的信中原意，入城议题只因为没有进展而暂时搁置，但有关信件被英方的德籍翻译郭士立翻译后，却变成“所议之款，今如前未定，必须存候也”，结果根据徐广缙的解读，就以为英方已经永远放弃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并且向道光帝加以禀报。
有关入城践约之争后随着贸易重开而被搁置下来，但数个月以后，文咸复提出入城之议，惟徐广缙以贸易已经恢复而加以拒绝。在1850年，文咸曾遣人到上海及天津向大学士穆彰阿及耆英递信陈情，但都没有下文，此后入城践约一事就慢慢被搁置下来。终文咸一任，外国人始终不能进入广州城，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广州门禁才得以打破。

太平天国

在1851年1月，拜上帝会创办人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聚众建立太平天国，实行揭竿起义，试图推翻积弱的清廷。太平天国的起义很快席卷整个江南地区，及至1853年，太平军人数已暴增至五十万人，大军更在同年3月攻陷南京，并将之定为“天京”，一时之间，声势十分浩大。
当时外国对于清廷及太平天国谁胜谁负，没有把握，因此初时多表示保持中立。由于太平天国主张信奉上帝和基督，而领袖洪秀全更自命“天王”，与基督以“天兄”相称，因此引起不少外国人的兴趣。其中，为了清楚了解太平天国的对外态度，文咸在1853年4月27日乘坐“HMS赫尔梅斯号”（HMS Hermes），亲自抵达“天京”访问洪秀全。
文咸抵达不久，就因宫廷仪规而未能直接与洪秀全见面，但他的翻译密迪乐就成功拜会“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然而，在与太平天国交涉期间，文咸对之大感失望，尽管他得知洪秀全承诺让外国人在太平天国内自由通商，但他却拒绝承认清廷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文咸曾言如果太平天国拒绝承认外国在华通商权益，将使英国协助清廷一方，但太平天国一方却不为所动。另一方面，文咸发现太平天国的人生活十分腐败糜烂，穷奢极侈，而且对外国人不表欢迎，与想像中的基督徒社会有很大出入，这使文咸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留下不佳印象。
文咸返港后对英国提交报告，报告内对太平天国的描述，促使英方决定继续保持对两方中立的态度。与此同时，内地的大规模起义使局势十分动荡，更因此触发了自香港开埠以来首次的大规模难民潮。为了逃避战火，大批难民自太平天国起义后纷纷涌入香港，在1848年，香港岛人口仅21,514人，但及至1853年，人口已增至39,107人。有关的人口增长持续至后来起义军实力减弱而相应回落。有鉴于有太平天国成员纷纷随难民入境活动，影响香港治安，文咸又在1854年立例递解太平天国及天地会成员出境，至同年12月21日，被递解的人数多达一百多人。

返英休假

文咸在任港督期间，由于身兼全权公使及商务总监，因此经常不在香港。文咸不在香港期间，香港事务皆由香港副总督所负责。文咸任内共有两位副督，第一位是士他花利少将，他在1851年2月25日卸任后，副督一职由乍畏少将接任。
在1852年3月，文咸因为健康理由而返英休养，至1853年2月才返港继续职务，期间港督一职皆由乍畏少将署理。此外，文咸返英休假期间，驻广州领事宝灵博士在1852年4月14日起暂代商务总监职务，期间于港督官邸办公，至1853年2月16日为止。在英国期间，为表嘉许其对大英帝国的服务，文咸在1852年11月27日获维多利亚女皇晋封为从男爵，封号为“威尔特郡马姆斯伯里的文咸从男爵”）。

晚年

文咸在1854年4月12日卸任港督职务，并由宝灵博士接任，他从此退出了殖民地服务，1857年3月获委任为北孟加拉铁路公司（Northern Bengal Railway Company）主席。文咸后于1863年10月8日在英国伦敦帕丁顿病逝，终年60岁。死后与亡妻一同安葬于伦敦肯萨尔园公墓（Kensal Green Cemetery）。

评价

文咸在历史上获得了良好的评价，这或多或少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关。文咸为人以公正、敦厚、大方随和以及富有活力著称，这使得他深受殖民地的英籍居民爱戴；而他往往有考虑英商的利益，亦使他不像香港首任总督砵甸乍爵士和次任港督戴维斯爵士那样，遭到英商杯葛和向伦敦告状。在他的治下，不论是海峡殖民地还是香港，局势都相对平静，殖民地各方面平稳发展，而时任外相巴麦尊勋爵亦曾赞扬，指文咸拥有“实事求事的常识”（practical common sense）去将殖民地治理好。
著名香港史专家安德葛（G. B. Endacott）曾评价认为文咸具“亲和力、思想细密，以及明白有什么事最好不要理会”，本身亦没有“刻意显露自我或表现自己的领导才能”，他的种种处事作风，使安德葛同意文咸是香港开埠以来的“首位模范港督”（the first model governor of Hong K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