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家世

其七世祖为清朝第一位状元傅以渐，曾官至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侄子傅乐成随他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70年代出版《中国通史》。
侄子傅乐焕是英国伦敦大学博士，1951年从英国回到中国大陆。1966年5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

早年

傅斯年幼年丧父，由祖父及母亲抚育成人。
1909年就读天津府立中学堂。1911年，与聊城乡绅丁理臣长女丁馥翠结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四年考试三次全班第一。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
1918年春夏，与罗家伦、毛子水等20余人组织新潮社，仿效《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与北京大学国粹派论战，影响颇广。傅斯年也因此成为著名学生领袖。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傅斯年担任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
1920年，他去欧洲，在伦敦大学学院研习三年半后，转赴柏林大学。在游学六年半时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研读实验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在柏林大学后期才开始阅读比较语言学并学习东方语言。

学成回国

1926年10月，因得知北伐成功而回国，傅斯年也在邀请之下接受中山大学之聘。1927年任该校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并兼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之主任）。1928年积极筹划并负责创建了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伐胜利后，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饭。傅斯年喝醉了酒，信口乱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蔡元培听到这里，声色俱厉地道：“这除非你做大将！”傅斯年惊得一下醒了酒。
1934年夏天(39岁)，和元配丁馥翠离婚，丁馥萃一生未再嫁，身后无一子女。。8月5日，与同学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在北平结婚。1935年9月15日，儿子仁轨出生。
1944年，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孔贪污舞弊，骂他是皇亲国戚。事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和《宋子文的失败》，痛批当时行政院长宋子文：“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观观察，套购外汇和黄金最多的人，即发财最多的人。”硬是把宋子文逼下台。

访问延安

抗日战争后期，日本战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亦开始考虑未来国家的执政问题。此时，一些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希冀未来由三方共同执政，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1945年6月2日，黄炎培、章伯钧等民盟成员拉上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联合致电毛泽东，提出访问延安。两个星期后，毛才复电，表示欢迎；而蒋介石亦不表示反对。
1945年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专机到达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六位学者，共商国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
褚辅成是老国民党党员，素以老实的读书人著称，傅斯年属于无党派人士，学界重量大腕。很明显，褚辅成与傅斯年加入这个班子，是受到黄炎培等人极力鼓动和拉拢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对此罗家伦暗地里曾略带讽刺地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
由于毛泽东曾经担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助理员，基于所谓的“北大情意结”，他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当毛泽东谈及傅斯年曾在五四运动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伟大贡献时，傅斯年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傅斯年在返回重庆之前，请毛泽东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便笺曰：
条幅这样写道：
7月5日，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与同行的学者不同，傅斯年对毛泽东其人，有着极为独特的观感和政治洞见。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泽东的夜谈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的趣味小说内容都相当熟稔，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宋江”之流。
此外，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一件事：当傅斯年与毛泽东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麻麻、各地献给毛泽东的锦旗时，他不无讽刺地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点察觉到，但并没有回应。
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他毫不留情地批评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泽东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

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1945年，傅斯年50岁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坚持“民族气节”、“正是非，辨忠奸”，决意反对留用汪精卫政权时期北京大学教员，所有汪精卫时期北京大学的教职员都被开除，学生学籍和学历都不承认，要先补习才能参加学历甄审入新北大。
傅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国立北京大学的图书资料和设备房舍为基石重新开始，结合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新邀聘的朱光潜、金克木、季羡林等师资，成立拥有文、法、理、医、工、农6个学院和文科研究所（拥有陈寅恪等多位导师）的国民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并邀请朱光潜主持西方语文学系，在文学院新成立东方语文学系，请从德国学梵文回来的季羡林做主任，与金克木等教梵语、巴利语，马坚等教阿拉伯语，中日战争前周作人创办的东方文学系只有日本语专业，而且早已停办（金、朱是从武汉大学请来）。
各院院长依序是汤用彤、周炳琳、饶毓泰、马文昭、马大猷、俞大绂。
傅自己承认“有一件好事，即北大并无太大之损失……尤其好者，是伪文学院添了好些书。”，对自己的老师周作人为首的留平北大人仍极力清算。
周作人写的“仓卒骑驴出北平，《新潮》余响久消沉，凭君箧载登莱腊，西上巴山做义民。”和“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余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讲学称贤良，闻达参政议，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旧事倘重来，《新潮》徒欺世，自信实鸡肋，不足取一胾”对学生傅君怨恨讽刺也不是偶然。
1946年9月6日，傅斯年将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交给先前在美国办外交的候任校长胡适。

台湾大学校长

1947年2月14日，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开会，参政员纷纷抨击国民政府之经济政府政策，指斥少数人搜括国富民财，要求国民政府迅采有效办法；傅斯年称：现在国家资本被官僚资本吃尽，官僚资本又被豪门资本吃尽，此现象如不取缔，国家将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948年12月15日，南京行政院批准台湾大学庄长恭校长辞职，同时发表傅斯年校长的人事案。
1949年1月5日，陈诚接掌台湾省政府，当日即致电傅斯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1月19日，他搭机飞到台北，1月20日从代理校长杜聪明（1948年12月7日开始代理）手中接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1949年6月学期结束前，发生文学院外文系李霁野教授弃职逃离台湾事件（李在四六事件后逃走，辗转到了天津）。
1949年7月11日，笔名叶青的任卓宣在台北《民族报》发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反共教育与自由主义》，指控傅校长不但是蔡元培、胡适两先生之高足，且继承北京大学自由讲学、自由研究的传统风气。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亦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来，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党分子和亲共分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的温床，赤焰相当高涨。
傅斯年发表了《傅斯年校长的声明》和《傅斯年校长再一声明》，表示“对于文学院教授李霁野无故离职，传闻前往共区一事，已经校内行政会议决议予以停薪处分，并函请警备司令部派员查明在案，校方完全依法办理，岂有袒护亲共分子之理？学校必定有闻便查，查明便办，绝不护短。”
从这件事可看出傅校长试着要在中国国民党的反共思想和北京大学式的兼容多元学风中取得平衡的艰苦。
受命于危乱之际，他积极“替台大脱胎换骨”。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斯年，再度施展出当年敢打硬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本领，对台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不论是通过谁的条子和门路，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几个月，傅斯年抡圆了手中的权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样“稀里咔嚓”，将七十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切掉，赶出校园。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许多年后，无论是傅的追捧者还是被赶走的对立面，在回忆这段往事之际，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和不可能的。据陈雪屏回忆，傅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当时的教育界评论为傅斯年仿效其恩师、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其同窗、后来成为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亦是如此改革清大。
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为之叫好欢呼的同时，自然触及了许多权贵者的利益，令对方极为不快和恼怒。当时台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傅的对立面借学潮运动趁机发难。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并指名道姓地说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某某院长、系主任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除异己”，把各院系变成培植亲共势力的温床等，企图置傅氏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绝地。
傅斯年对台大中被证明是共产党员的师生亦不宽容，每有发现均严惩不贷。其态度与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时并无二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的响亮口号。但他同时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他在致俞大彩的信中谓西南联大学潮“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等便是他做人处世的主张与原则。
正是缘于这一指导思想，傅斯年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而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辞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决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声明：“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傅氏声色俱厉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令对方不得不暂时退却，伺机而动。
据说，傅斯年常去找蒋中正要办学经费，他每去一次阳明山，必定是“满载而归”，是敢在蒋中正面前从容跷起二郎腿、抽著烟斗的人。胡适也感慨：说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诤友和保护人”。1949年4月6日台湾大学和师大发生“四六事件”，爆发军队闯入校园，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径行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高度不满，亲自找国民政府官员交涉，要求逮捕台湾大学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他甚至向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司令彭孟缉警告：“若有证据该抓就抓，若无证据就不能随便进学校抓学生！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但事后陈诚采取怀柔的措施来安抚社会大众与台湾大学教职员，并邀傅斯年等台大教授餐叙；会后傅斯年与其他教授表示：“赞同政府整顿学风，惟希望被捕学生除行为不法者，即予依法办理外，其余早予保释，对于各校实际困难问题，亦望能协助解决”，显见傅斯年亦非一味支持学生任何行为。

埋骨台湾

晚年傅斯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并戒肉类荤腥。又查出患有胆结石。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5岁。当时有郭大炮（郭国基）骂死傅大炮的说法。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在新闻公布时说“傅斯年先生弃世”，因其台语口音而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引发小规模学潮，直到官方出面解释才平息。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校长骨灰安奉于台大傅园之前，暂厝于台北市温州街22巷四号，其遗孀俞大彩居所，而该屋舍亦是俞大彩胞兄俞大维、俞大纲旧居。于2017年11月13日，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资产审议第99次会议正式通过俞大维故居为市定古迹。

社会活动

傅斯年对于“教育学”这门学问，跟“国医”（中医）也有他独特见解。
台湾《国语日报》创刊后，傅做了首任董事长，直到去世。

政治观点

傅斯年是民国时期最为著名的反共学者。
早在他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时候，就已经对共产党充满着不信任。在1932年6月19日《独立评论》当中，傅斯年以《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发表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他称共产党“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
除了反共外，傅斯年同样反对苏联，并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结果，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在傅斯年眼里，中共与苏共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说法，中共紧随苏共之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
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出路问题，他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濒危。尽管如此，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他打个比方说，这就好比明朝灭亡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样。对于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问，傅斯年的回答是：“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东西很多还是洋八股。”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即爆发国共内战，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很多都投向左翼怀抱，连被傅视为“汉忠”的许多学人也对国民政府非常失望，6位院长和罗常培、俞平伯、朱光潜、季羡林、金克木、贺麟、雷海宗、郑天挺、钱端升、汪敬熙等教授先生都迎接人民解放军，甚至连傅斯年的亲戚俞大绂和陈寅恪（俞是内兄，陈是内表兄）都留在中国大陆时，傅看在眼里，对此忧心忡忡，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对左派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台湾都没有改变。
傅斯年在临终前，曾经写过四篇文章，分别是《自由与平等》、《苏联究竟是什么国家？》、《我们为什么要反共？》及《共产党的吸引力》四篇文章，大力宣扬反共抗俄的思想，不但指出苏联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更遑论是经济上的平等，并指苏联是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斯大林是个真正集中古代近代的一切坏东西之大成的混蛋。故此他指出，为了中国及世界的文明传统，保持人类的自尊，以及令人类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苏共中共拼命反抗。

相关纪念陈列室

“傅斯年纪念室”位于台北市南港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内，内部陈设相关文物，以及相关文献与著作。并设置相关影音多媒体动画，呈现傅斯年先生一生与图书馆的相关重要典藏。该纪念室于每周周一至周五均开放参观。
另在山东省聊城市东关大街路北有“傅斯年陈列馆”又称傅氏祠堂。系傅以渐家祠之正堂。现辟为展厅，主要陈列傅斯年生平事迹大型图片和傅斯年半身汉白玉雕塑。2006年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面阔3间，通阔12.8米；进深2间，前带廊厦，实为三间，通深8.2米。祠堂外观为砖墙、瓦顶、硬山脊，正脊饰花草螭吻。祠堂各间面阔相等，均为4米，廊深1.6米。前廊与正堂有木质花棱隔扇，三间隔扇均能作门打开或关闭。堂内有金柱四根，柱高5米，柱础为古镜式，柱间纵距为4.8米，柱头之上是五架梁，其上为三架梁，正中脊瓜柱上是正心桁。梁、檩均有随梁和随檩枋，方椽之上是扒砖顶。北侧金柱距北墙1.3米，墙内藏后檐柱，上梁施抱头与金柱相连。

轶事

胡适与傅斯年的友谊亦是众人皆知，而两人的机缘的起因在于北大的时期。时年傅斯年21岁，胡适26岁。当时胡适任职北大并作为哲学史的教授，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对于胡适没接续前任教授讲解的商朝哲学史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感到不满。先前傅斯年曾经替班级禀报教授不适任进替换教授之事，因此班级希望傅斯年再向校长禀报一次。傅斯年听了几堂课后对同学说：“这教授虽然书读得不算多，但至少没出现什么错误，诸位就别闹了”。此事让胡适感激不已，时常称傅斯年为“保驾人”。。
傅斯年曾在中医问题等，因为反对孔庚的意见，孔庚辩不过他时对他爆出许多粗口之言。脾气甚硬的傅斯年扬言要与其决斗。果真傅斯年在散会后就到门口堵人。但一见孔庚70岁年迈的身躯缓缓的走来。傅斯年无奈的说：“不和你决斗了，你还是继续骂吧”。
据传傅斯年担任台大校长时，有次一通电话：“请问校长在不在？”傅斯年回答:“我就是傅校长。”结果电话那头气呼呼的说:“校长就校长，学校哪来的副校长？”，这句话让傅斯年哭笑不得。

评价

胡适曾评价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斯年在认识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场，当着胡适大骂：“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了他！”后来胡适介绍两人认识，两人却成为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