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

词源与概念之形成

清末立宪运动期间，留学日本的满蒙旗人和满洲官员对梁启超、杨度等人的主张作出正面回应。1907年，恒钧、乌泽声等留日满蒙旗人在东京创办《大同报》，后来又在北京创办《北京大同日报》，提倡“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结合民族与立宪政治议题，认定满汉问题之所以出现，归根结底是君主专制独裁造成的恶果，因此必须改革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开设国会。在这样的认知下，留日旗人在其他场合更多次迳称“我汉、满、蒙、回、藏四万万同胞”。 留日满蒙人士在“国民”观念的启示下，对于中国族群关系“从多元到一体”的认知，深刻影响了民国建立后的族群思想与族群政治。清朝统治者与以维新派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之间，取得了透过“变法维新”将王朝转化为近代国民国家的共识。立宪运动的“五族共和”族群论述，被晚清政府接纳，成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 到了20世纪初，清廷开始将自身定位为合“五族”、“五地”为一体的“中央”政府。清朝君主在逊位诏书中表示“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新清史学派学者、哈佛大学汉学家及亚洲历史教授欧立德表示，清朝在疆域方面将地理上属于内陆亚洲的许多地区，都编入帝国的版图，而为1912年以后的中国政权所继承；满洲人更将汉人传统以长城划分的内、外统为一体，使“中国”的概念得以重新定义。在多民族性方面，满洲统治者标榜的“满汉一体”或“五族一体”说，也为后来的中国政权所采用；在清朝的统治下，促使由各个不同民族所组成的“中华民族”一词，可以与“曾经过去是清朝疆域内的人们”同义。

“中华”词源

“中华”一词出现甚早，源自于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一带，居四方之中，文化、科技发达；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此区后来被称为中原。 在《资治通鉴》记载的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徵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民族”词源

民族一词具有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可以表达多种近似而不同的概念。词汇本身歧义较多，概念和用法受到政治的较大影响，这些义项之间容易相互混淆。在不同的学科中，对于民族的范畴与用法也有许多歧异。

“中华民族”词源

“中华民族”一词由近代的梁启超首先提出，同时期后续有杨度和章太炎等诸多学者的阐释与政府认可。梁启超所提出意指华夏族、汉民族、炎黄遗族等。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指出：“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七次（简称为“华族”），并表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但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族群内涵

一般中文语境下，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常泛指大中华地区境内的公民及海外华人。
在行政及法律上，中华民族的族群内涵至今无明确的现代公民、血缘种族的统一识别标准，而中华民族、大中华地区等概念包含的内容之差异，可以从此词的当代官方界定到和历史演变(自晚清到现代) 来说明。

国族意涵及体制化

华人学者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换言之，中华民族并非传统中国里的民族，而是中国建立了现代主权国家后，经由“民族自觉”所出现的国族团体。他还认为，在过去的三千年中，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他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著凝聚和联系关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成为中华民族。史式认为中华民族是用来指代由古至今主体曾经在中国，在现代可理解为大中华地区，长期居留且有较深层次的相互交流、融合甚至同化的一批族群的统称。
若以公民身份国族定义中华民族，则该词包含由中华民国宪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所有国境内的各民族，为中国人的国族。亦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民族国家的称谓，乃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族、与国家三种认同的合为一体。例如芮逸夫曾诠释孙中山之说，将中华国族、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三个称谓，说是“三位一体”。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强调其中华文化的正统性，并包含了自行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多民族文化总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则是一个例子，由蒋中正发起以对抗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权迁移至台湾，台湾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原有的中华文化，保护中华文化免于受文革破坏，于1966年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文革运动分庭抗礼，主要以伦理道德与儒家思想之精华来宏扬中华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开始大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其民族政策将中华文化定义为境内56民族文化总汇，主张该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该国治下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国境内至少有30种以上民族文字，包含汉字与少数民族满文、藏文等，皆并为中华文化的遗产宝库。

形成观念

中国史学家黄兴涛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中国人整体的身份认同标志，在中华民族观念上，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虽存有分歧，但在“九一八事变”与“抗战爆发”之后，当时社会皆广泛使用和认同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性称谓，争战双方又完全一致在这凝聚符号一点上有共通性。他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命运和目标，以便与共同的民族敌人战斗到底。尤其是国共合作宣言等一系列震动全国、激动人心的政治文件中有关中华民族概念的共同使用和民族整体性的强调，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所产生重大影响。亦可看出在抗日之前的内战，正是在“中华民族”这面旗帜下停止内战而再度合作了起来，并被视为国家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某种象征，亦促进了现实的民族融合。《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描述：“中外人士皆认此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主要根据；此不仅为两党同志之光荣，抑且显示中华民族之伟大。因此，凡关心中华民族命运者，无不企盼国共两党之巩固的与长期的合作。”

中华民族、海外华人与双重国籍

由于海外华人常拥有中国之外的国籍，因不同的国籍法则有不同的国籍及侨务政策，而为维护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有人主张采取允许双重国籍的政策，如中华民国政府的作法。1956年东南亚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使周恩来明确采取单一国籍的政策，以避免东南亚诸国对对华侨华人政治忠诚度的疑虑。
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侨委会曾宣示，“Overseas Chinese”是英文中的专有名词，指“认同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人”，侨委会号召对中华民族与文化的认同，并期望华侨教育能保存中华民族文化优良传统。

界定

中国未清楚以法律明定“中华民族”包括或排除的民族列表，行政上的“中国民族列表”是否等同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学划分和族裔政治认同是富含政治及文化分岐的议题。

民族识别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49年至1954年进行第一阶段民族识别工作，首先认定38个少数民族。后来在1954年至1964年进行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第二阶段工作，并新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同时，将普查中自报的74个族体分别归并到53个少数民族中。在第三阶段工作则在1965年至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进行，1965年认定了西藏珞瑜地区的珞巴族，后来在1979年认定了云南基诺山的基诺族。直到最近使中华民族的成员增加到56个是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自1982年以来，中国民族成分恢复的人数在1200万人以上。

五族共和民族大同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黄兴、刘揆等革命党成员于1912年3月19日创立了“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此会重要发起人亦包含了少数民族成员（如：满族恒钧等）。因为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的恒钧等人从事“大同报”社活动。辛亥革命后，百废待兴，当时的孙中山于同年4月初批准该会立案，除了赞同之外，在民国初年政府财政极为拮据情况下还提拨经费支援。同时一些地方官员也发布《化除种族见解之文告》与政策以配合政府实行大同主义。某些革命党人士甚至主张禁止鼓吹排满、有违五族共和宗旨的书籍可见当时促进各民族间平等共处的社会需求，当时诸多社会组织大为提倡以“五族共和”为目标，并以民族平等融和为宗旨。众多组织中较为特别的是于1912年5月12日在北京成立由袁世凯下令组成的“五族国民合进会”，不仅是因为由最高首长授意，其成员也是真正由五大民族重要人士所组成，而且该会在《申报》上分析了血统、宗教和地域以论说来证实五族共同起源、共同祖先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