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

生平

1987年，柴玲从北京大学心理系本科毕业，1989年时23岁，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心理系。柴玲和另一六四学生领袖封从德都曾是北京大学学生，他们于1988年结婚。去美国以后即和封从德离婚。
柴玲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学生领袖之一，天安门广场绝食倡导者之一，并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有报导称，柴玲曾在1989年和199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未有获奖。六四事件后，柴玲、封从德夫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缉。1990年4月经香港逃离中国大陆，十个多月后抵达法国巴黎。
随后柴玲与封从德离婚，到美国求学。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硕士学位。随后在波士顿Bain & Company任职（Robert Maginn 此时也就职于此公司）。1996年入读哈佛大学商学院。1998年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8年，与美国人罗拔·马丁共同创办一家电脑公司Jenzabar, Inc，任总裁至今。两人后于2001年结婚。
2009年12月4日她成为基督徒，并于翌年4月4日正式接受洗礼。2010年6月1日她成立“女童之声”（All Girls Allowed），争取维护中国妇女儿童的生命和权益。2011年9月22日，柴玲在美国国会对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听证会上，宣称自己曾四次被迫堕胎——最初两次在北京大学本科生期间，第三次在北京读研究生期间，第四次是1990年流亡巴黎期间。据她自己及华裔牧师熊焱，她敢于进行这番自白受到其基督教信仰的影响。

六四言论争议

柴玲于六四事件当时的一些言论有很大的争议，其言论争议内容在卡玛的纪录片《天安门》中有许多体现，并被一些反对柴玲的人士认为她在整个事件中有逃跑及制造谎言和阴谋的行为。其言论争议主要有：
1989年5月28日接受美国记者菲利浦·康宁汉（Philip Cunningham，汉名“金培力”）采访时流泪称“觉得为中国人去奋斗不值得”“下一步作为我个人，我愿意求生下去。广场上的同学，我想只能是坚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墙的时候血洗。不过我相信一场大革命很快就会到来——要是它采取下策的话。即使不采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种和力量，在下一次运动中我们一定会站出来”。有人将其解释为“让别人流血，自己逃生”，如方舟子批评柴玲时，指其于五月底领了救济款逃跑，2009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陈一谔指责柴玲为“走佬（粤语，意为‘逃跑’）学生领袖”（后陈因批评六四的言论被港大学生投票罢免）。但“柴玲逃跑说”和多个学生领袖的说法矛盾。在《天安门》记录片中，侯德健、封从德及刘晓波称，当夜天安门开始清场时，柴玲也在广场上。另据王丹、周锋锁证实，柴玲是最后离开广场的人士之一。
美国记者的采访中柴玲还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天安门》记录片中将期待翻译为“hope for”，这被封从德等人谴责认为丑化柴玲，让人误认为认为柴玲期待中共屠杀学生，应该翻译为"waiting for"。不过张鹤慈认为，柴玲本来就用了“期待”二字而非翻译造成。 根据Google Translator的翻译，期待的英文为look forward to 
1989年6月8日柴玲录了一盒长达35分钟的录音带，两天后传到香港，并于无线电视播出；她说曾见解放军在广场向纪念碑开枪，提到坦克施放毒气并追压撤退学生。其中提到：“他们太疲劳了，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辗成了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此内容被《天安门》所节录并以侯德健的说法作对比。侯德健称其留守至6时半，但在广场上没有看见这情况，批评“如果我们真的需要用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也许你的谎言会先被揭穿”。侯德健、刘晓波关于天安门没有死人的说法，与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官方影像片段吻合。

《天安门》

卡玛在回应为什么《天安门》没有直接采访柴玲时指出，当时卡玛坚持采访柴玲，被柴玲拒绝，卡玛认为柴玲出尔反尔。1996年《波士顿环球报》报导称，《天安门》的宣传破坏了柴玲的生活，柴玲称自己收到了恐吓信。卡玛对此感到“大惑不解”，认为柴玲演戏。
2007年，担任Jenzabar公司总裁的柴玲以损害名誉和商标侵权为由，起诉《天安门》纪录片制片人卡玛。美国法院决定不予受理有关“损害名誉”的起诉，对“商标侵权”的指控，法院也认为其胜诉可能极小。作家茉莉认为柴玲因《天安门》播放对她不利的片断而怀恨在心，真正目的是报复。卡玛的长弓公司屡次试图庭外和解无效，作为非盈利机构，和有着庞大资金的柴玲公司对抗，在巨大的诉讼开支下不堪重负，于是发起呼吁，希望社会能对该事件给予关注，反对勒索性质的无良控诉，维护媒体的言论自由。
对于卡玛的纪录片《天安门》，2009年，封从德、方政、熊焱、王丹、严家祺、郑义、盛雪等人签署《致〈天安门〉制片人的公开信》。该信认为《天安门》有选择地引用句语和遗漏史实，让观众得出对柴玲的误导印象。指责称“期待流血”、“我愿意求生”等言论争议都为断章取义。有支持柴玲的评论认为《天安门》通过大量剪切和对比，对柴玲的形象刻意塑造引导，原先王丹承受主要攻击，《天安门》广泛传播之后则被柴玲顶替。王丹也写了一封《为柴玲辩护——致港大学生的信》声援柴玲。
商标侵权案最终失败。2013年，麻省法庭判决原告诉讼为勒索性质，勒令赔偿长弓50余万美元律师费。

“我原谅他们”

柴玲在2012年6月4日以英文发表了一篇名为《我原谅他们》（I Forgive Them）的公开信，信中说“因为耶稣，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1989年冲进天安门广场的士兵们；我原谅现任的中国领导人，他们仍然继续压制着自由并实行残酷的一孩政策。”但王丹于2天后也发表声明称，柴玲的宽恕态度只代表柴玲她自己，不能代表广大的八九同学。丁子霖也发表公开信，反对柴玲的看法。
2013年5月，柴玲接受香港电台专访时再次表示因已信奉基督教并受洗的关系，已原谅当年的中共领导人及进行镇压的士兵，更表示对六四纪念日的到来由痛苦转为感到喜悦。惟另一前学运领袖沈彤表示柴玲是公众人物，有关表态并不合适。

张菁诉讼案

妇女维权与反一胎化组织“女童之声”主管张菁于2012年在美国对柴玲提起诉讼。因她信仰罗马天主教，但信仰基督教福音派的柴玲强迫她改信失败后，开除她的职务，她所创办的妇孺权益保护团体“中国妇权”，也失去了柴玲的资助，因此张菁对柴玲提起侵犯人权与宗教自由的诉讼。

指控远志明强奸

柴玲与远志明同是八九民运的前学运领袖。2014年12月23日感恩节前，柴玲发布公开信《“我们永远可以找出真相，你愿意吗？”——柴玲写给教会关于远志明的信》，指控远志明在1990年秋在普林斯顿强暴她。柴玲在文中说当时她刚刚搬进新的公寓，远志明拿了一片黄色电影来说要给她看，当时她觉得不好意思，要求远志明离开时，远志明抓住她，用体力强行把她按倒在地毯上强暴她，并用她挣扎中掉在地上的外衣盖住她的眼睛。 
事件引起信徒广泛关注，十八位华人教会牧者其后成立调查委员会，并于2015年2月23日联署发布《关于“柴远事件”的调查报告》，当中包括涉及远志明的四件相类事件的调查内容和除远志明以外的证人证供。
神州传播协会于2月28日公布，远志明已辞去一切事奉与事工。 2015年3月2日，远志明发表《致教会弟兄姐妹的信》，他在文中表示“对于1990年我信主前的婚外性过犯，我再次公开地向神认罪，向当事人道歉。”及“但我不能承认我没有犯过的罪。对于针对我的强奸、诱奸未遂和性侵指控，我一概否认。”

批评

外界指出，柴玲、吾尔开希应该为1989年的学生运动矛盾激化负责，以柴玲为代表的少部分激进学生和以李鹏为代表的中共强硬派阻挠甚至破坏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化解矛盾的努力，李鹏当时主张武力镇压，柴玲则在当时接受采访时表示期待流血，事后又表示原谅李鹏等人。六四流血事件后，中共改革派遭到全面清洗，导致早前酝酿的政治改革胎死腹中，六四后得势的江泽民把中国带往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柴玲在事后不仅没有反思，反而不断为自己辩解，甚至搬出宗教讲道。她的表现让天安门母亲难过，亦激起众怒，香港支联会指责柴玲是在天安门母亲的“伤口上撒盐”。
2014年10月25日，新浪网转载环球时报时评《民运分子恨中国 比美国鹰派还鹰派》，点名批评柴玲“帮助美国保守势力打击中国对美出口”，“值得我们围观的是，89年跑出去的柴玲，作为那场政治风波中最活跃的“学生领袖”之一，可是骗取了当时不少人的同情。如今她帮助美国保守势力打击中国的大宗对美出口，破坏这宗出口带给中国就业等方面的好处，她对中国的狠劲比那些美国鹰派还鹰派。实事求是说，她让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流亡美国‘民运分子’的典型态度。”并借此批判占中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