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

西学东渐记

一般人对容闳生平的了解，绝大部分是来自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容闳用英文写作此回忆录，题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于1909年在美国出版。
自传从1828年容闳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开始，内容一一细数这位“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的初蒙教育、求学经历，学成归国后，从事经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受阻；讲到他如何进入南京，曾与太平天国的洪仁玕讨论如何将西方科学引进中国，寄妄于太平天国能够重建一个“新政”失败；又叙述他如何在自强运动中入曾国藩幕，派往美国购买机器，建成江南制造局，得到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支持，终能以公费选送幼童赴美留学；出任留美学生监督时任大清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副公使；参与“戊戌变法”。全书共二十二章，容闳仅在最后一章中轻描淡写地提到1897年的维新变法和戊戌政变，并在述及他因为参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计划而遭清廷通缉后，一语带过1900年曾在上海召开过中国议会，自传便戛然而止。
《西学东渐记》于1909年在美国出版，内容却只写至1898年为止。1898年“变法维新”失败以后，中华志士为了拯救即将被列强瓜分的家园，在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有些人支持君主立宪，也有许多人坚持要革命。书出版时离1911辛亥年只差两年，但容闳却对1898至1909中整整11个年头里发生的事，在自传中不着一字。事实上，当容闳写这本自传时，他早已成为了一个革命者。他当时以80岁高龄还在筹备中国红龙计划，忙着帮孙文筹款起义，这些事情都必须在地下进行，当然不能将相关的一丁点计划内容、人物、地点等公之于世。既然不能讲革命，容闳干脆连他在自立军起义一事中的角色也都避而不谈；而为避免麻烦，索性连戊戌政变也一并轻轻带过。
中国走向近代的过程，跟中国人留学西方分不开。1898年容闳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上海租界。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主持之“中国议会”，被推为会长，遭清政府通缉，出逃香港，再度赴美，1910年他曾邀孙文赴美商谈，表示支持革命。一个自始至终热爱中国的人，却不得不“远托异国”，埋骨海角天涯，这是他个人之不幸，也是他所在时代之不幸。这部书总结作者六十多年经历，在“西学东渐”史，尤其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公认的重要地位，是中国留学生的人生必读书，值得永恒推荐与永久珍藏。本书译者的文笔典雅简洁，字里行间能看出一个从温和改良主义派，如何彻底转变为支持和参与推翻君主专制之民主革命者的思想转变历程。本书堪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中美交流历史的经典文本。1981年、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幼年

1835年，经父亲朋友介绍给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之夫人，七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由郭夫人负责教导。1839年中英交恶，学校解散郭夫人因此离开澳门，容闳于是回乡，而不久父亲逝世，容闳于是与哥姐工作帮补家用。同年美国教育家勃朗牧师抵达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容闳经郭士立夫人的朋友引荐下于1841年重新复课，当时的学生有唐杰、李根、周运(Chow Wan)、黄宽、黄胜和容闳。1842年，由于香港割让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1847年，勃朗牧师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同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其后只有容闳一人留在美国升学，黄胜因病返港，而黄宽则于1849年转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容闳赴美后于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就读，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1854年获文学士毕业，其后返回中国。

美国留学计划

1870年，容闳倡议派幼童前往泰西肄业之计划，获其好友丁日昌赞同，并且得到曾国藩、李鸿章支持，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幼童出洋时平均年龄只有12岁，容闳亦被任命为留美学生监督及清政府驻美副公使。但随后数年，驻美公使陈兰彬不断地要求撤回学生，与容闳争论不休，李鸿章从中调停。
然而1881年，留学之事出现变数。李鸿章本欲该批学生进入军校就读，但美国政府当时只允许日本人就读军校，而拒该批学生于外，陈兰彬故主张全撤留学生。再加上留美幼童习染西洋风气，甚至归信基督教和剪辫，令保守的清朝官僚十分不满，上奏批评要求撤回。最终朝廷准奏，召回幼童。除了部分因病和擅自留美不归者外，其余均召回国授予职务。
虽然这次留学运动未能完满成功，但这一批留学生返国后对于中国现代化均有贡献。当中最著名者为外交官唐绍仪、刘玉麟、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香港行政局首任华人官守议员周寿臣等。

戊戌维新

从1862年开始，容闳便亲身投入了洋务自强运动，要将西方的知识引进中国。虽说其努力全遭到愚昧却有效的腐败官僚系统的排挤与掣肘，让他处处碰壁，但他仍屡挫屡起，热心不减。但在1881年，清朝官吏的无知、无能、与无用竟使容闳主办的小留学生运动在施行十年后流产，终于让容闳看清了仅以科学西化来救国之困难。在产生无力感之余决心将注意力开始放在政治改革上，希望能从根本做起，真正有效地改变中国的前途。但类似的挫折接连而来，迫使他稍后在居留美国的妻子重病之际，于1883年失意地回美国照顾她，并在1886年妻子过世后继续在美独自教养两个幼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容闳因不忍心隔洋看着祖国灭亡，应召远赴伦敦向外国商借军费，虽所谋因李鸿章与张之洞的踌躇不决而失败，1895年他仍再次回到中国，并于定居上海之次年上奏朝廷让他在中国设立国家银行，结果还是好事多磨，因盛宣怀居中破坏而不了了之。
甲午战争开打不久即决胜负，虽然中国的大败让容闳对救国几乎彻底绝望，但也同时让他有机会在1895年认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三个同样口操粤语，又在救国认知上产生共识的老同乡之遇合，总算又为容闳在政治改革的抱负带来了另一契机。 中国与日本同在几十年当中努力于西化，且同样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日本却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皆认定日本之能够战胜中国，是能在政治上先全盘西化，而清廷始终被跟不上时代的传统官僚制度掣肘。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举人，因公车上书事件一炮而红后，与梁启超在京都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俄军进驻了旅顺，英国占领了山东威海，再要求进一步地拓展九龙新界，法国也趁机占领了广州湾，日本更是大打厦门一带的主意，清廷面临了被西方各国瓜分的危机。当时光绪皇帝欣赏康有为的维新主张，让他在1898年4月于北京成立了保国会。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维新于焉开锣。 
长期居住于美国，英文造诣极高的容闳，对西方民主政治与国际情势见识极深，维新党人因此对他十分倚重，而在临老之年报国有门，容闳也对维新运动中的各种大小改革，积极参与。“保国会”成立当日，容闳亲自到场，当时他已经快满七十岁了，比康有为还年长三十岁，比梁启超则整整大了四十五岁，而他也老骥伏枥，竭尽心力，连下榻之处都成了党人聚集商议之地，俨然是维新派幕后的总参谋长。
不料慈禧对光绪帝维新大不满意，在9月19日傍晚，突然一声不响地从颐和园搬回大内，并囚光绪于瀛台，自己重掌大权。这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开锣一百日便被强制下档。 当时官府在京城里到处捕抓维新党人，容闳、康有为、梁启超、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们一同商讨如何请美国公使、英国公使、及日本公使等来营救党人，保护皇帝。 康有为离京后，搭乘英国商船到上海，后改乘英国军舰到香港，再由孙文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等陪伴东渡日本；而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伊藤博文也帮助梁启超脱逃，让他乘火车到天津，再搭日本军舰到日本。容闳自己则先藏匿于上海租界数月，再于1899年辗转逃往香港。

革命事业

1900年的庚子“中国议会”与“自立军”事件，是中国人在政治制度上从“君主专政”走向“民主共和”政体的一个心理转捩点，又对随后之惠州起义造成了重大影响。在自立军以前，国内知识分子与海外华侨皆普遍支持维新党人，革命行动大抵无人敢问津。如孙文1895年发起“广州起义”时还必须假借“农学会”的名义，才能让仕绅从钱包里掏捐革命经费，失败后又被老百姓骂成是一群贼党，可见一斑。1900年因“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特殊关系，才促进了维新党与革命党尝试携手合作的意愿，虽然联手起义最终仍告失败，但两批人马却已经建立起庞大有效的通联网络。“自立军”的失败更让维新人对清廷的官僚失望透顶，这个卡在被囚的光绪帝与他们之间的庞大官僚制度，逼使维新党人终于承认无法以渐进方法来革新中国的残酷现实。除了少数如康有为等顽固人物还继续保皇，大多数的维新党人都已在1900年后背弃了“君主立宪”运动，自发性地追随了容闳的带头作用，开始铁了他们的心，全力拼“革命运动”去了。
容闳经历了“太平天国”、“自强运动”、“戊戌维新”、与“君主立宪运动”，他之一路走来却最终投入革命，实际上已对“保皇立宪”运动划上了大半个句号，并真正把“排满革命”的意识带入政治革新运动的主流。
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中有他与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对话，儿玉总督说“...惜初次晤面，即有一极恶之消息报君...”容闳闻而大异，急欲知所谓恶消息者究为何事。儿玉曰：“中国闽浙总督方有公文来，嘱予留意，谓君设来此者，即倩予捕君送之中政府也。”容闳答称：“予今在阁下完全治权之下，故无论何时，阁下可以从心所欲，捕予送之中政府，予亦甚愿为中国而死，死故得其所也。”儿玉总督闻言庄重对曰：“容先生幸勿以予为中国之警吏，君今请安居于此，慎无过虑，与绝不能听君往中国就戮也。”并告曰：“君之身命今甚危，惟若居台湾在予治权之下，予必极力保护，当派兵为君防卫，不致有意外之变。”隔日果有护兵四人，夜间在容闳寓所四围巡逻，日间逢其外出无论何时，此四兵必随行，二居前，二居后，加意防护。容闳自述“予居台湾数日承日人如是待遇，意良可感。”容闳认为此次与日本台湾总督之谈话，实为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之事。
而事实上，容闳在1900年后确也曾经三次亲身参与过起义计划。第一次是1901至1903年与“兴中会”的谢缵泰、邓荫南、李纪堂、及太平天国旧部洪全福等密谋于广州再次起义，希望建立大明顺天国，众人拟推容闳为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第二次是在1909年，容闳将康有为身边的两个美国人实际拉进了革命圈子，他们一个是军事训练家荷马李，另一个是财政界要人布思（Charles Beach Boothe）。容闳与他们提出了一个中国红龙计划，打算筹款五百万美元，购买十万支枪和一亿发子弹来支应孙文的革命。 第三次则是1910年的长滩计划，它是“中国红龙计划”的实际行动，为此孙文还到加州长滩出席，亲身参与了这个军事计划的商讨与内容拟定。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文请容闳归国。但1912年4月21日，容闳于美国去世。

容闳与马克吐温

当年有一位学者牧师推切尔在耶鲁法学院演讲表扬容闳，这一篇演讲稿后来被收入《西学东渐记》，成了该书的代跋。推切尔牧师是容闳的好友，曾在1875年主持容闳的婚礼。同时他也是文学家马克吐温的终生挚友，当年马克吐温结婚时，他长途跋涉至埃尔迈拉市为马克吐温主持婚礼，而当马克吐温的妻子与三个享年不永的孩子相继离世时，也都由推切尔主持葬礼，最后连马可吐温自己的葬礼，也同样委由他负责。根据纽约时报报导，他亲至纽约主持马克吐温的追思礼拜，老当益壮的推切尔在礼拜中多次泪流不止，祷告时也是泣不成声。
在发展幼童留美计划的这九年与往后几年间，容闳在康乃狄克州的活动多以哈特福市为中心。从他的留美事务所至推切尔的教会信步可达，而马可吐温、推切尔与容闳的家屋，也都分布在市中心几条街的范围之内。从这三个朋友各自所写的书信里，可以看出马可吐温与容闳间确实有多年的交情。从1875年马克吐温在他新盖的新英格兰豪宅里招待容闳开始，马克吐温与推切尔曾多次携手为容闳的幼童留美计划游说政府。 1880年清廷打算取消幼童留美计划，为了劝阻清廷，马克吐温曾带着推切尔去会见马克吐温的好友前美国总统尤里西斯·格兰特，而格兰特也马上发函李鸿章，迫使他暂缓取消学童留美计划，让小留学生们在美国又多待了一年。 而为了谢缵泰及洪全福图谋的大明顺天国，容闳更曾在1901年从香港写信给马克吐温与推切尔，试探是否能用中国赈灾的名义从美国国会申请经费挹注。
马克吐温从1870年代起便鼓吹美国人重视在美华人的人权及尊严，在全美一片排华声中，他是少数曾为华人利益据理力争的美国名人之一，常用他妙笔生花的文章谴责对华人有偏见的美国国会与大众媒体。当八国联军在北京奸杀掳掠时，马克吐温更仗义执言，以他著名的讽刺文笔，向美国民众描绘西洋帝国主义与传教士为亚洲殖民地人民带来所谓“文明祝福”的嘴脸。为此他曾写了Goldsmith's Friend Abroad Again、Disgraceful Persecution of a Boy、John Chinaman in New York、Roughing It、Ah Sin、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United State of Lyncherdom等著名文章与剧本，也获得了许多正面回响。马克吐温之所以对东方具此情有独衷的理念，相信其影响多少是来自容闳的。

荣誉及纪念

1876年耶鲁授予容闳法学博士学位。容闳画像悬挂在耶鲁校园，布什、克林顿等政界名人校友之肖像与他并排，一起受学生瞻仰。
1998年，容闳诞辰170周年，耶鲁大学所在的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9月22日（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之日期），公订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容闳小学

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唐人街，有一座高楼叫做孔子大厦，大厦下有一所公立小学。为了纪念容闳，又命名为容闳小学。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之容闳学校亦是为纪念容闳而命名。

故居

容闳故居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南屏村西大街三巷1号。而当年，容闳出国后回家乡为南屏村西大街三巷取名“辅仁巷”。
故居大门向东，泥地夯土墙，建于清代中期。据容闳之曾孙容梓灿回忆，容闳故居原由两前廊、天井、大厅、东西边两长屋、后斗（厨房）七个部分组成，东西宽约10米，南北长约20米，面积约200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