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權

台湾人权的近况(解除戒严后)

台湾的人权状况在过去数十年间有长足的进步，在2004年自由之家的报告中，台湾在公民自由方面的分数为1，政治权利方面的分数为2（1为最高，7为最低），意即台湾在亚洲国家中属最自由国家之列。根据2019年自由之家最新数据，所有指标皆为1，属于最自由等级，以分数来看，全球排名第26名，与英国和奥地利等国同分。
近来台湾社会对于死刑存废、服仪、居住正义等问题出现了一些争议；此外，近来同性婚姻在台湾也是个受关注的议题。

人身自由与正当法律程序

《中华民国宪法》第八条：“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除现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得拒绝之。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时，其逮捕拘禁机关应将逮捕拘禁原因，以书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亲友，并至迟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该管法院审问。本人或他人亦得声请该管法院，于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之机关提审。 
法院对于前项声请，不得拒绝，并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机关查覆。逮捕拘禁之机关对于法院之提审，不得拒绝或迟延。 
人民遭受任何机关非法逮捕拘禁时，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声请追究，法院不得拒绝，并应于二十四小时内向逮捕拘禁之机关追究，依法处理。
人身自由之保障，除遵守宪法第八条外，尚需践行正当法律程序，参照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384号：宪法第八条第一项规定：“人民身体之自由应予保障。除现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经司法或警察机关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审问处罚。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得拒绝之。”其所称“依法定程序”，系指凡限制人民身体自由之处置，不问其是否属于刑事被告之身份，国家机关所依据之程序，须以法律规定，其内容更须实质正当，并符合宪法第二十三条所定相关之条件。
另外，人身自由亦可援用财产权之特别牺牲与损失补偿之概念，参照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670号理由书：“人民受宪法第十五条保障之财产权，因公益需要而受特别牺牲者，应由国家依法律予以补偿，已迭经本院解释在案（本院释字第四００号、第四二五号、第五一六号、第六五二号解释参照）。人民受宪法第八条保障身体之自由，乃行使其宪法上所保障其他自由权利之前提，为重要基本人权，尤其应受特别保护，亦迭经本院解释在案（本院释字第三八四号、第五八八号解释参照）。是特定人民身体之自由，因公共利益受公权力之合法限制，诸如羁押、收容或留置等，而有特别情形致超越人民一般情况下所应容忍之程度，构成其个人之特别牺牲者，自应有依法向国家请求合理补偿之权利，以符合宪法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及平等权之意旨。”

居住与迁徙自由权

中华民国宪法第十条：“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
司法官大法官释字第443号理由书：“宪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系指人民有选择其居住处所，营私人生活不受干预之自由，且有得依个人意愿自由迁徙或旅居各地之权利。”

自决权

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645号理由书：“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依宪法本文之设计，我国宪政体制系采代议民主，其后虽历经多次修宪，惟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人民选举之立法委员组织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立法院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之权。又中华民国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宪法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二项亦维持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精神，是代议民主之政治结构并无本质上之改变。
宪法第十七条另规定：“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及复决之权。”第一百三十六条复规定：“创制、复决两权之行使，以法律定之。”足见宪法亦明定人民得经由创制、复决权之行使，参与国家意志之形成。在不改变我国宪政体制系采代议民主之前提下，立法机关依上开规定之意旨，制定公民投票法，提供人民对重大政策等直接表达意见之管道，以协助人民行使创制、复决权，与宪法自属无违。”

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

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言论自由

《中华民国宪法》第11条：“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党外政论杂志《自由时代》周刊创办人郑南榕因宣扬台湾独立运动（刊登“台湾共和国新宪法草案”）而接到涉嫌叛乱的法院传票，他为了凸显“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而于1989年4月7日拒捕自焚殉道，此后被誉为“焚而不毁台湾魂”。
1991年，独立台湾会案促使一〇〇行动联盟推动废除刑法一百条。1992年，立法院修订该条后，思想、学术与言论之自由获得具体保障。
1994年，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首度在《释字第364号解释》中提及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为民主宪政之基础。...”
1998年，《释字第445号解释》表明“...集会自由主要系人民以行动表现言论自由；至于讲学、著作、出版自由系以言论或文字表达其意见，对于一般不易接近或使用媒体言论管道之人，集会自由系保障其公开表达意见之重要途径。...”
2003年《释字第567号解释》：“思想自由保障人民内在精神活动，是人类文明之根源与言论自由之基础，亦为宪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严，对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存续，具特殊重要意义，不容国家机关以包括紧急事态之因应在内之任何理由侵犯之，亦不容国家机关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
2008年《释字第644号解释》：“言论自由有实现自我、沟通意见、追求真理、满足人民知的权利，形成公意，促进各种合理的政治及社会活动之功能，乃维持民主多元社会正常发展不可或缺之机制。”此项解释使包括主张分裂国土的思想、学术与言论之自由及人民团体组织与活动（结社组党等）主张分裂国土的自由获得更具体保障。

新闻自由

自1986年解严以来，台湾的新闻媒体已由原先国民党的传声筒，演变成能对时政自由批评的“第四权”。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国际记者协会、自由之家等监督团体的2004年调查中，台湾的媒体享有世界上最高的新闻自由。(Mark Magnier, LA Times, 05/02/28)
2005年，美国“自由之家”公布〈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调查报告〉（Freedom of the Press），台湾名列全球第35名，与日本同居亚洲第一。2008年，台湾在同报告中名列全球第32名，居亚洲第一，报告认为“台湾坚守司法独立及经济自由，媒体市场高度竞争，因而拥有东亚最自由的媒体环境；中华民国宪法明确保障言论及新闻自由，政府尊重且保障民众知的权利。”
部分人士认为，由于新闻的八卦（gossip）化，使得新闻逐渐失去专业与道德；而由于媒体本身有强烈的立场，台湾的新闻很少能做出公正客观的论述（特别是对于政治方面），同时也有人谴责台湾媒体破坏人权（参见台湾媒体争议）。
2005年8月，台湾新闻局对有线电视业者进行换发执照审查，结果有七家电视台因未通过审查而被撤照关台，其中包括一家新闻台“东森新闻S台”。此举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部分人士（特别是媒体人）认为这是政府抑制新闻自由的行为；另一部分则认为新闻台早已需要整顿，政府本应有所作为。同年10月，新闻局对另一家电视台TVBS展开公司资产结构合法性的调查，该调查结果将会涉及TVBS的存续；由于时间敏感（同一周TVBS的政论节目“2100全民开讲”揭发政府高雄捷运弊案的丑闻），媒体批评政府是有意要报复TVBS。
台湾在2008年马英九就任总统后，根据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公布“2009年世界新闻自由调查报告”，显示台湾新闻自由度倒退。。
2011年，司法院召开宪法法庭，辩论隐私权与新闻自由之保障，并作成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689号解释》：“为确保新闻媒体能提供具新闻价值之多元资讯，促进资讯充分流通，满足人民知的权利，形成公共意见与达成公共监督，以维持民主多元社会正常发展，新闻自由乃不可或缺之机制...新闻采访行为则为提供新闻报导内容所不可或缺之资讯搜集、查证行为，自应为新闻自由所保障之范畴。...非仅保障隶属于新闻机构之新闻记者之采访行为，亦保障一般人为提供具新闻价值之资讯于众，或为促进公共事务讨论以监督政府，而从事之新闻采访行为。惟新闻采访自由亦非绝对，国家于不违反宪法第二十三条之范围内，自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确授权之命令予以适当之限制。...新闻采访者于有事实足认特定事件之报导具一定之公益性，而属大众所关切并具有新闻价值者（例如犯罪或重大不当行为之揭发、公共卫生或设施安全之维护、政府施政之妥当性、公职人员之执行职务与适任性、政治人物言行之可信任性、公众人物影响社会风气之言行等），如须以跟追方式进行采访，且其跟追行为依社会通念所认非属不能容忍，该跟追行为即具正当理由而不在系争规定（《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罚之列。”
2012年，“自由之家”公布“2012年新闻自由度报告”（Freedom of the Press 2012），台湾排名全球第47名，较2011年进步1名，在亚洲国家仅次于日本，并与美国、芬兰、英国、日本等国同属“自由”（Free）等级。
2013年，“自由之家”公布全球自由度调查报告，台湾与欧美高度民主化国家同列民主等级，自由之家表示，台湾是健全民主国家，是东亚各国的民主典范。2013年，台湾在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指数197个国家或地区的排名中名列第47名，包括台湾在内的66个国家被评定为自由。
2014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台湾在180个国家或地区排名第50。
2015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台湾在180个受评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51，在亚太地区次于新西兰及澳洲。
2017年，台湾在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指数180个国家或地区的排名中名列第45名，再次位居亚洲最佳。

环境权利

宪法增修条文第十条第二项规定：“经济及科学技术发展，应与环境及生态保护兼筹并顾”。
立法院于2002年制定《环境基本法》。

劳动权利

2004年美国国务院点名的台湾劳动问题，因低薪高工时的现象非常严重。

外籍劳工

虽然在法律上，在台湾工作的外国人都属于外籍劳工，但一般所称的外劳指的乃是从事较低阶工作、体力劳动、或帮佣的外劳，他们大多来自生活条件较差的东南亚等地，与一般印象中从事美语教学或者管理阶层工作的外国人不同。
有些人认为，外劳目前在台湾的遭遇是官方法令限制、雇主与中介业者的剥削、社会的歧视三者的混合。官方法令的限制制造了雇主与中介业者剥削外劳的温床，而本地人在失业率偏高以及对外劳不了解的情况下，对其产生排挤的情绪。而这样的情形必须透过修法保障更多外劳人权以及整个社会的教育来解决。。

性工作者权利

目前台湾性交易已非刑法所处罚之行为，只有行政裁罚的问题，但尚未有地方首长规划专区，而导致性交易“形式合法，实质非法”的矛盾现况。

老人权利

联合国于1991年通过“联合国老人纲领”，提出18项主张，并归类5 种老人权利：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实现及尊严。台湾的独居老人、老人受虐、医药保健食品、财务诈骗、社会积极参与权及三失老人（失依、失智、失能）问题日趋严重。

儿童及少年权利

1987年教育部宣布解除发禁，但各校仍在学生的头发做文章，九成以上的学校都说“这不是发禁，而是校规”，还有学校以“这是主流发式，不是校规。”规避教育部的废发禁声明。2005年教育部长杜正胜昨针对全国六十四万中学学生最关切的发禁规范，做出重大宣示：教育部将以行政命令发函各级学校，要求从今年九月起，不得以校规规范学生发式，全面解除发禁。
2014年国内法制化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施行法》。

身心障碍者人权

2000年9月13日于景文高中发生玻璃娃娃案，该案民事程序于二审判决时，通过新闻报导受到公众的瞩目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也引发了社会对“好心是否也需量力而为”的争论。
2014年台湾通过《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施行法》。
2017年10月，台湾进行第一次的“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国际审查”，五名国际专家提出70多项建议，认为台湾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权利，仍处于“医疗模式”阶段，认为台湾应尽速成立独立的身权监督机制，并修改法规。

LGBT权利

虽然台湾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的接纳态度趋向保守，整体来说，相较于其他亚洲国家，台湾社会对待多元性别族群的态度上较为温和。
2017年5月24日，司法院大法官做出释字第748号的宪法解释，中华民国（台湾）将会成为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亚洲国家。2018年公民投票却以公投方式决定同志是否适用民法，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公共资讯部（DPI／NGO）执委会主席纳兹（Bruce Knotts）公开批评此事说，“人权永远不应该付诸表决”。
2019年5月17日，《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三读通过，5月22日经总统公布，于5月24日生效，使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全国性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死刑犯权利

死刑制度在中华民国仍为合宪，参照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476号：“人民身体之自由与生存权应予保障，固为宪法第八条、第十五条所明定；惟国家刑罚权之实现，对于特定事项而以特别刑法规定特别之罪刑所为之规范，倘与宪法第二十三条所要求之目的正当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当性符合，即无乖于比例原则，要不得仅以其关乎人民生命、身体之自由，遂执两不相侔之普通刑法规定事项，而谓其系有违于前开宪法之意旨。中华民国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肃清烟毒条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条例”，其立法目的，乃特别为肃清烟毒、防制毒品危害，藉以维护国民身心健康，进而维持社会秩序，俾免国家安全之陷于危殆。因是拔其贻害之本，首予杜绝流入之途，即着重烟毒来源之截堵，以求祸害之根绝；而制造、运输、贩卖行为乃烟毒祸害之源，其源不断，则流毒所及，非仅多数人之生命、身体受其侵害，并社会、国家之法益亦不能免，为害之钜，当非个人一己之生命、身体法益所可比拟。对于此等行为之以特别立法严厉规范，当已符合比例原则；抑且制造、运输、贩卖烟毒之行为，除有上述高度不法之内涵外，更具有暴利之特质，利之所在，不免群趋侥幸，若仅借由长期自由刑措置，而欲达成肃清、防制之目的，非但成效难期，要亦有悖于公平与正义。肃清烟毒条例第五条第一项：“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鸦片或麻烟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第四条第一项：“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处无期徒刑者，得并科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下罚金。”其中关于死刑、无期徒刑之法定刑规定，系本于特别法严禁毒害之目的而为之处罚，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无违宪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与宪法第十五条亦无抵触。”

新移民权利

近年台湾晚婚或不婚化现象加深、尤其是未婚年轻男性人数高于年轻女性，未婚男性自国外寻找婚配对象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这些“台湾的媳妇”由出身国家的不同也被称做“越南新娘”、“印尼新娘”、“中国新娘”等等。她们与她们的第二代已成为构成台湾社会的族群之一，融入了台湾生活，被认为是‘新台湾人’的一分子。她们对于台湾社会有很大的贡献（某统计数据表明，如果一个社会有许多男人找不到老婆，治安会明显变差），但不可否认的有些外籍新娘确实因为家庭内暴力、夫方家庭的不谅解、或是因教育程度不及台湾一般水准而受到歧视等等，在身体心理上遭受到了痛苦。
中国大陆地区新移民在公民权之保障上，与本国人民亦有相当差距。两岸关系条例（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1条即有所限制，且系争限制，目前为大法官所肯认合宪。参照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61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