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德斯坦工人党

历史

工人党的核心是一个原名“安卡拉民主爱国高等教育协会”（APOCUS）或“阿波会”（土耳其语：Apocular，“阿波主义者”）的组织，成员主要由学生组成，由阿卜杜拉·奥贾兰领导（“阿波”是他的昵称）。虽然该组织在安卡拉成立，但随后很快将焦点转向土耳其东南部地区与当地的广大库尔德族人口，组织开始成型。随着1978年10月27日“工人党独立宣言”正式发表，该组织改名为库尔德工人党。因其意识形态以共产主义为主，同时兼有库尔德民族主义，工人党很快卷入与右翼组织的冲突中。
1979年，穆罕默德·杰拉勒·布贾克（Mehmet Celal Bucak）被指“剥削农民”与“通敌”。工人党尝试暗杀他，但未成功。这是工人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进行的暴力活动。此举引发土耳其政治极端团体之间的激烈巷战。从1978至1982年，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记录在案的恐怖活动有43000多起。在冲突当中，土耳其前总理尼哈特·埃里姆于1980年被暗杀身亡。当年的军事政变很大程度上结束了冲突，工人党的党员被判死刑、徒刑或流亡叙利亚。
1980年11月10日，土耳其驻法国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受到爆炸袭击，造成严重财产损失，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亚美尼亚地下解放军（亚美尼亚激进组织，经常攻击土耳其领事馆，当时被列为恐怖组织，现已停止活动）与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对此负责。一位发言人在与法新社通话时称，爆炸是一次联合行动，标志了两个民族主义组织之间“成效显著的合作”成果。
从1984年开始，工人党（主要在伊朗、伊拉克与叙利亚支持下以其为基地）开始转变为准军事组织，向土耳其政府机关、军事与民用目标发动常规与炸弹爆炸袭击，大多数袭击与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GAP）——一个基于东南安纳托利亚9百万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综合系统性地区发展计划——有关。工人党也将行动形式分散化，行动拓展到很多欧洲和中东国家。
随着苏联解体，工人党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共产主义思想基础，尝试更好地调和民族主义观点和伊斯兰信仰。在1990年代中期，传统的炸弹袭击也开始转变成自杀式爆炸袭击，在1995至1999年之间进行过15次之多。大多数自杀式爆炸袭击者（15人中有11人）是妇女。
1990年代后期起，土耳其军队开始在与工人党的阵地战中取得上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变化也使工人党失去了很多国外支持者。因安全方面的担忧下降，土耳其国会开始在可控情况下解除法律限制，对此外界因立场不同称之为“正常化”或“修好”。禁止出版库尔德语出版物的禁令在1991年解除，更多更彻底的改革，诸如解除库尔德语广播的禁令，在工人党活动寥寥的2000年得以实施
1999年，土耳其政府在被希腊警方从希腊驻肯尼亚大使馆引渡回一个当地机场后逮捕了奥贾兰。此项行动由中情局与土耳其国家情报局联合进行。奥贾兰被土耳其宣判为死刑。他将土耳其政府上诉到欧洲人权法庭，土耳其因此将其从死刑减至无期徒刑，使他不致被处死。欧洲人权法庭认为，因为在土耳其审判阿卜杜拉·奥贾兰法庭中有一名军法官，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公正审判权），但没有违反第2条（生存权） 。
被捕的奥贾兰发出关于和平方案的号召，而工人党发现自己上了很多国家的黑名单。因此工人党开始一系列的转变，并实现了单方面停火，一直持续到2004年。当年4月2日，欧盟理事会将工人党列入恐怖组织名单。随后在同年，美国财政部冻结了工人党各个支部的资金。
按照土耳其官方说法，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和美国占领军当局没有尽全力消灭工人党游击队和守卫伊拉克-土耳其边界，引起伊土两国关系紧张。

1999年至2006年

在组织的领导人奥贾兰于1999年被捕后，他呼吁库尔德工人党使用和平手段达成目标，工人党也在那一年宣布停火。它改名为库尔德斯坦自由和民主大会（KADEK）以反映向和平的政治活动和与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合作的转变，但是据称这次改名是为了自我保护，使它在法律意义上不被列为恐怖组织。一个工人党/自民大发言人发言称，它的武装组织人民保卫力量不会解散或者交出武器，以确保有自卫能力。工人党/自民大公开表示不会放下武器并强调该组织仍有进行恐怖活动的能力。阿卜杜拉·奥贾兰称他的武装分子“不比杀人犯好到哪儿去”。
土耳其政府拒绝大赦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民主人民党在2007年之前的选战颓势，以及组织内部的深层意识形态纷争，使停火在2003年就广受指责，在2004年停火最终结束。从2000年8月停火以来，除了一些孤立的事件，武装冲突完全停止了。从2004年起，库尔德工人党加紧了对伊拉克边境地区土耳其军队、警察与政府目标的攻击。安卡拉向美方增施压力，以获得军事打击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工人党基地的许可。库尔德工人党宣称自己只是以行动来自卫和保护库尔德人。
2003至2005年，安全部队损失人数（士兵、警察（21）、村民自卫队（22））总计246人。致伤与致残的总人数为147人。武装分子方面损失：1325人（359人死亡，377人被俘虏，589人被大赦）（377人中的116人通过与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希腊、阿塞拜疆和乌克兰的犯人交换取得）。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报告也预计会有更多的武装分子通过犯人交换被捕。这些数字是作为反恐斗争的一部分列出的。报告也提到进行犯罪情报交换的不懈努力。

资金来源

该组织的年度预算估计约为8600万美元。
库尔德工人党资金一部分来源于私人捐款，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组织和个人。这些支持者们包括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商人、叙利亚、伊朗和欧洲的工人党同情者。工人党的各个支部也会组织宴会和音乐会。另外，据信它也通过售卖各种出版物以及自身拥有的合法企业经营所得获取收入。库尔德工人党还通过对毒贩“征税”与直接参与贩毒获取资金支持分离运动。它与欧洲、特别是德国和法国的毒品交易关系十分紧密。法国执法部门估计库尔德工人党贩运了全巴黎80%的海洛因。
在活动最高峰时，库尔德工人党也从其他国家，特别是叙利亚获得支持，其支持者也包括：希腊（议会的支持与从拉夫利安(Λαύριον)难民营自由进行招募与训练的许可）、伊朗与苏联。而且——按照土耳其政府的说法——丹麦允许库尔德语卫星电视台（如ROJ-TV，土耳其政府宣称其与工人党有联系）在丹麦运作并向土耳其广播。MED TV在英国播出５年之后因为违反监管机构独立电视委员会（ITC）的规定与有同情库尔德工人党倾向而被ITC吊销执照。Med TV丢失执照后MEDYA TV开始从在比利时的工作室通过法国的卫星连线开始广播。MEDYA TV的执照也被法国当局吊销。几周之后Roj TV从丹麦开始播出。也有人认为荷兰与比利时允许工人党在自己领土上设立训练营，以此对后者进行支持。在1998年11月22日汉诺威刑警报告说有三名未成年人在荷兰与比利时的游击战训练营地受训于库尔德工人党。在特奥·凡·高死后，荷兰警方在2004年11月搜查了在荷兰小城利姆普德（Liempde）的“库尔德工人党准军事营地”，抓获29人。
工人党也与其他长期对土耳其不满的民族准军事组织如亚美尼亚人的亚美尼亚地下解放军（ASALA），以及其他与其持有相同的左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组织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埃塔以及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不紧密）有联系。工人党也通过德国的大批库尔德人移民与当地的左翼武装政治组织建立了紧密地联系。从1979年早些时候至1999年叙利亚在贝卡谷地地区为工人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安全庇护。1990年代，伊朗通过武器与资金供应支持工人党。
另外，退休的希腊陆军将领迪米特里斯·马塔菲亚斯（Dimitris Matafias）对其多次访问与提供协助。据怀疑，1999年3月，希腊向工人党提供了2 0000支AK-47和30枚毒刺导弹。塞浦路斯希腊族政府也向其领导人发放护照，使其能够自由旅行，以支持工人党。工人党创始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就是在使用名为马夫洛斯·拉扎洛斯（Mavros Lazaros）的塞浦路斯护照时被捕的。在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地下战争结束之后，叙利亚对其领土上的库尔德工人党活动进行了限制。土耳其预计与叙利亚的合作从长远来看会有积极的发展，但是甚至到了2005年中仍有叙利亚籍的库尔德工人党分子在土耳其活动。伊朗在库尔德工人党将其援助使用在伊朗自己的领土上后将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
1995年9月30日，大马士革与德国基民盟上层国会议员海恩里希·鲁默（Heinrich Lummer）和德国情报机关展开新的接触。工人党也与全世界的名人要人有紧密联系。前法国总统夫人丹尼埃尔·密特朗与工人党领导层成员有积极的联系。

战术

库尔德工人党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多山的乡村地区和人口密集的市区。山区地形使工人党成员在山洞网络中得以藏身，也增加了土耳其军队进行空中袭击特别是使用直升机的风险。在市区中，工人党成员总能混迹于当地人群之中。
工人党也埋设过地雷。使用地雷造成过平民死亡，部分因为民用卡车与公共汽车而不是原先设想的军用装甲车意外触发了引信。

安卡拉大学的研究

工人党被发现在它的部队中使用儿童，最近的一项安卡拉大学保健科学学院的研究调查了从该组织抓获的儿童的参战动机。被调查者中86%参加工人党是为了为家中增加收入，工人党会供养他们的家庭做会回报。所有的儿童都报告说这些承诺未被履行。80%的被调查者也报告说曾经主动制止其他家庭成员——通常是弟弟——参加该组织。调查也显示60%的被调查者教育水平低于高中。
被问及为何呆在工人党中而不是向政府投诚时，三分之二的被调查者说他们害怕被工人党发现，因为报复不仅限于对这些士兵的人身伤害；他们的家庭也会有危险。百分之五的人说害怕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的惩罚。研究也调查了该组织的性别平等情况。88%的对象报告说，虽然它持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宣称平等是其主要目标，但在组织之内并无平等存在。

土耳其武装部队的对策

为了和工人党的活动对抗，土耳其军队的清剿战斗一直持续至今。其中包括使用由退伍军人和宪兵军官和士官组成的特别行动组。这些假部队身着工人党军服。他们被指控作为“民团”随意处决工人党嫌犯，而且据报道从右翼的民族行动党（MHP）得到大量人员补充。行动党的青年组织“灰狼”在1970年代嚣张一时，1980年军事政变后大多数成员被捕，但很快被土耳其政府释放，条件是参加镇压叛乱，土耳其政府在这一点上和极端民族主义取得一致。与反游击战同时，土耳其的北约支部在敌后部署了一个反共秘密准军事组织网络，这些准军事部队在与工人党1980年代的战斗中处决与酷刑折磨过数千人。他们穿着工人党战斗服，将处决作为心理战的一种方式使用 。一名退役的土耳其中校塔拉特·图尔汗（Talat Turhan）证实了镇压叛乱的秘密行动中有施加酷刑。在一份1997年1月28日发布的报告中，土耳其政府一级警司萨瓦斯描述了军队的“特种战争”参与诈骗、勒索、强奸与贩毒的情况。报告同时也描述了土耳其政府将西韦雷克（Siverek）和西尔万（Hilvan）两市周围大片区域的治安交给部落酋长萨达特·布贾克（Sedat Bucak）的私人军队，后者是一名国会议员，与土耳其总理坦苏·奇莱尔过从甚密。土耳其日报《左翼报》1998年2月4日刊登的一个版本提到：
 “在实施紧急状态的地区库尔德省份中，实施死刑的权力被下放到了低级军官——甚至更严重地——悔改的囚犯手中，他们昨天还是恐怖分子，而明天则是潜在的犯人……当犯人在某案暂时休庭，从一个政府部门被转交另一个政府部门时，被发现死于一座桥下。而明显人们不能谈论没有凶手的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