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類學

定义

学术界对“历史人类学”的认识和定义颇有分歧，历史人类学是否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在国际人类学界也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最新的发展趋势和结果；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不过是某种形式的历史学，是西方“新史学”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既不是人类学也不是历史学，而是结合了二者的一种新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不是独立的学科或研究领域，而是一种研究“途径”（approach），既属于历史学的范畴，也可以划入人类学的版图，代表着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合流。法国的历史人类学，有的是指历史学家对于民族志方法的运用，有的是指近代史的人类学，有的是指结构—心态史。王铭铭认为，历史人类学是“具有历史意味”的人类学研究，其做法是“将观念、心态、经验、过程等放在历史中思索”，王斯福则认为，这些追查民间宗教历史的所谓“历史人类学”，其实只是“人类学的史学”或“带有人类学关怀的史学”。

背景

历史人类学的出现，显示历史学的“人类学化”，以及人类学的“历史化”。1950年代以后，愈来愈多的人类学家对历史感到兴趣，也有愈来愈多的史学家开始接受人类学。许多人类学家原本研究没有文字的殖民地社会，但自20世纪中叶，经过殖民地政府官员、传教士、旅行者和人类学家等人长期的观察和记录，原本没有文字记录的殖民地社会，事实上已经拥有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一些殖民地的人也接受了西方的语文，或独创文字，开始书写自身的历史。人类学家要继续研究殖民地社会，必须使用历史文献和文字材料，考量“时间”因素，注意变迁，如此一来等于加入史学家的阵营。研究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复杂社会的人类学家，也越来越多，认识到“从没有无历史的文化”，人类学开始重新检旧有的研究方法、途径和基本概念。多数人类学家接受了历史的洗礼，一面继续进行田野工作，一面结合历史文献和各种材料，以“贯时性”（diachronic）或变迁的角度，叙述旧有的殖民地社会或新兴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这一类研究，在非洲、美洲或亚洲（尤其是南亚和东南亚）、太平洋地区，都有相当丰硕的成果，也有人类学家从事欧洲传统社会的研究。1960年代前后，若干顶尖的人类学家，如英国的伊凡普理查、法国的李维史陀，宣扬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之间的亲似性，以及二者互补互助的必要。只有少数人类学家会忽视寻求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性。
为了在历史学里增添新视野，丰富其自身的内涵，许多历史学家都谈论历史人类学。在西方学术界，许多史家（以及部分人类学家）都将人类学视为历史学的一部分或一个旁支。从1960年代开始，法国年鉴学派开始与人类学频密对话，1974年，其刊物《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推出“历史学与人类学”专号，有些学者宣称，法国史学正朝着文化人类学的方向发展；1978年，比尔吉埃尔以“历史人类学”为题，撰文界定这个新的研究动向。当时受到史家注目的人类学家，有早期的牟斯、马林诺夫斯基、当时如日中天的李维·史陀，以及新兴的象征人类学学者。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学者，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史家都与人类学家展开互动而开创新局面。1970年代以后，和人类学结合成为西方史学发展的一大趋势。有些期刊，像《民族史》、《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跨学科历史期刊》和《历史与人类学》（History and Anthropology）等，成为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发表论文的共同园地。

发展

从1960年代开始，“历史人类学”一词出现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著作中，到1980年代之后更为常见，有些大学甚至设立了历史人类学系，如日本的筑波大学 。有学者指出，1960年代末以来，历史人类学这说法，渐渐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正式认可，愈来愈多人类学家投身历史人类学研究；也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是在1981年马歇尔·萨林斯写出《历史的隐喻与神秘的真实》（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一书后才奠定基础，自1980年代开始发展。历史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重大突破及重要成就不多，经典之作，有萨林斯《历史的隐喻与神秘的真实》、米高·陶西格《萨满信仰、殖民主义与野人：一个有关恐惧与治疗的研究》（Sham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ild Man: 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1987）、艾瑞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1982）、杰克·古迪《花朵的文化》（The Culture of Flowers，1993）。

课题

历史人类学是多元多样的，包含好几种不同的风格与类型。马歇尔·萨林斯认为，历史人类学不等于随便描述变迁，而是要考察在变迁当中文化所起的持续作用，注重各文化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变迁的方式。历史人类学的主要课题，是“文化界定历史”和“历史性”。萨林斯有关库克船长的研究，提出“历史是由文化所界定”的看法，“事件”必须由文化分类所界定，而不是历史学所认定的：历史事件是独一无二，有特定的时、空、人、事。“事件”一定是在实践过程中会致原来分类系统的转变——可以再生产原来的文化分类，同时转换了原来的分类或文化秩序——具备这种转换过程的事情才算是事件。并不是所有人的活动都是“实践”，“实践”必然涉及文化的价值。萨林斯是以文化的视野来看历史，强调文化如何制约历史，突显文化如何在历史中繁衍自己。换言之，他确立了“文化界定历史”的立场。1985年，萨林斯发表〈他者的时间与他者的习俗〉（"Other Times and Other Customs"）一文，比较波利尼西亚的斐济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因其文化秩序的不同，各别发展出“英雄式的历史”与“神话实践的历史”，以进一步说明“文化界定历史”的意义。
1990年，大贯惠美子在《时间中的文化：人类学的探讨》（Culture Through Time: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一书的导论中，将“历史性”的概念更系统化而与文化结合，使其成为历史人类学探讨“文化界定历史”的主要架构；历史性是指历史意识，是一个文化得以经验及了解历史的模式化方式，包含多样的历史再现。由历史性来探讨历史人类学课题，最终的关怀还是文化本身。历史人类学也探讨“历史文类”。每个文化往往以其独特方式来表达其历史经验，因而突显各自的文化特色。1987年，米高·陶西格对哥伦比亚印地安人的研究，呈现当地人所关心以及所要表达的历史经验，即历史人类学所说的历史意识与再现。历史人类学有关历史再现的问题，如同文学作品的文类问题一样，可因各文化的特色，考虑其独特的经验与再现方式，因而能突显该文化更深一层的特色。
历史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把过去和现在相连结。历史人类学对过去和现在影响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做出跨文化和比较性理解，在地区研究中，趋向于在跨文化比较的架构下提出大问题，关注文化接触、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国家渗透，例如1983年威廉·罗斯伯里（William Roseberry）研究委内瑞拉制造商品的富农之形成与转变，展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把地方性事实提升到世界历史事实的水平。一些历史人类学家关注历史的解释与展现，与权力强弱、地位高低的关系，分析官方历史合法化作用、精英历史与下层历史的区分、历史话语支配与“象征抵抗”的关联，想把历史从精英的文字史回归老百姓的“常人史”。一些历史人类学家呼吁人类学要研究整个世界的近代史，并要把非西方的历史与历史观念纳入世界近代史的研究里，认定只有人类学能弄明白世界近代史。一些历史人类学家特别着重以物质文化作为撰写历史的资料来源，例如1993年杰克·古迪考察不同地方的墓地、古代碑林及艺术品，对鲜花的象征性和交易性用途，做了大规模的跨时空研究。

影响

历史人类学让人类学家对被研究文化的特色，因由此分支的研究课题切入而有进一步的了解。历史人类学蕴含着对于人类学知识与文化概念理论不断挑战的可能性，其发展带动了整个人类学发展的历史化趋势，使人类学其他领域因带入历史深度而得以产生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