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

建国前后

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庆云县崔口镇周辛村。本名周玉峰，又名秀山，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在20岁那年改名为关锋，自此“关锋”一名使用至今。
童年时在家乡读过两年私塾。中学时接触到共产党地下党组织，1933年秋于山东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9月任中共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任中共山东省乐陵县委书记。1944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行署教育科长，1948年10月受命创办渤海后期师范学校（现山东省惠民师范学校），任校长。据说在山东期间得到康生赏识。1949年后，担任过《黎明报》社社长。1950年2月调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9月兼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行政十级，成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4月任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

1956年后

1956年，关锋被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借调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一段时间后，任哲学组组长。后来政治研究室成立思想界动态组，关锋任组长，负责编辑供党内高层参阅的刊物《思想界动态》。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关锋搜集、整理出了右派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及时上报给中央领导人参阅。同时他还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主要投给《中国青年报》发表。关锋批驳右派的文章中，分量最重的是1957年8月26日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驳所谓“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这篇文章从历史的、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无产阶级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政党的必然性。
1958年末，关锋调任《红旗》杂志社编委。胡绳、邓力群专门为关组建了由他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关锋除了参加编委会会议，为《红旗》写些文章，基本上不参加具体编务，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1958年，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批判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提出“中国哲学史工作者” 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赞赏关锋的观点，在文章旁边写了一段批语。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在给党校学员讲课时，说“合二而一”也是辩证法的另一种表述。对此毛泽东不赞成。关锋知道毛泽东的看法后，开始撰写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文章认为， 杨献珍的观点，是否定对立统一规律，在政治上则是否定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
1961年2月11日，关以何明为名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框框乎？指导原则乎？》。2月15日，毛泽东批示：“好文章。”并致信陈伯达。 1962年，有人把关锋（署名“何明”）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

论战

1956年11月中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请冯友兰作学术报告。冯讲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冯文1957年1月8日发表于《光明日报》。吴传启把冯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意见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关锋认为这个概括“符合冯意见的本质”，冯本人也认同这个提法。关写了很多批判冯“抽象继承法”的文章，认为“抽象继承法” 是“现成地拿来”，是哲学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等。与之对立，关提出“扬弃三法”。当时，冯被视为资产阶级教授，关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常是请冯作报告后，还要请关去作“消毒”报告。 孟祥才说，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告诉他，冯在给他们讲课时说，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的水平是最高的。
1962年11月6－12日济南召开孔子学术讨论会，邀请关参加。关口述阎长贵记录，一天写了16000字的发言稿。 来自全国十六个省、市的老年、青年专家、学者共一百六十余人到会。讨论会当天晚上，林聿时、关锋找到两位前同事，把所有会议论文都要到手，四个人连夜写了两篇文章，第二天上午命令大会主持人改变议程，安排他们四人中的两人发言。他们发言说：一个人的思想“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家是没有的。孔子的哲学、政治、伦理学说不能当作超阶级的、永恒的，无批判地加以继承，把孔子现代化。” 1967年1月，姚文元发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将1962年孔子讨论会定性为“资产阶级右派嚣张得发了狂的黑会”，人民日报接连发了两篇批判文章：《“孔子讨论会”是牛鬼蛇神向党进攻的黑会》、《牛鬼蛇神在“孔子讨论会”上放了些什么毒》。

风云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特意找到关锋，关锋就学术方面的认识谈了一番话，表示赞成和支持姚的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关锋、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谈话，艾思奇、关锋负责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首次点明《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 1966年2月中下旬，即春节期间，江青在上海秘密召见关锋，向他交底，要他写文章支持姚文元。关锋回来后，立即开会动员中国哲学史组的人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批判吴晗的斗争。 关锋在讨论中公开表态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且对姚文元的观点加以强调和发挥。在整理的有关材料中，对姚文元的文章大加赞扬。1966年5月8日，关以“何明”为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指责《北京日报》4月16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 此文后来被《北京周报》翻译为英文。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是其成员，并成为《五·一六通知》起草人之一。此后，出去搞“调研”，与红卫兵接触，讲话、谈话，鼓动红卫兵造反。但关锋最重要的工作是和王力一起， 为《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写作社论、评论以及编辑部文章，为革命制造舆论。
1966年4月12日，关锋和戚本禹在给中央写的一个材料中提到：对于让彭德怀去三线当副总指挥，我们“思想上有保留”，“反对这样处理”。6月16日，关和戚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说：“彭德怀到三线以后， 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中央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毛泽东那时还没把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看成路线斗争。而关锋思考后认定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路线斗争，于1966年7月24日给江青写信说：“我认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逆流”，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江青阅后马上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转给林彪，林彪看后也十分赞赏。毛泽东决定把这封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会文件印发。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关锋在小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全会后，林彪派叶群问了关锋家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林彪还点名让关锋管《解放军报》，提名让关锋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关锋推脱了总政副主任的职务，但被任命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管理《解放军报》，审阅社论、评论。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生日举行家宴，邀请了关锋。

入狱

1967年1月10日，关锋会同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唐平铸、胡痴，四人联名写了《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江青批示：“同意。”当晚江青又转送林彪，第二天林彪批示：“完全同意。”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
7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在中央宣传部教育楼小礼堂召开北京市一些单位造反派代表人物参加的会议。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都出席了。关锋讲话说：“有些造反派，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老觉着不过瘾，老想抓大的，看谁都有问题。这种怀疑一切的倾向是不对的。”戚本禹发言时直接提到有人反对关锋，他指着关锋说：“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对关锋。我今天给他讲讲情，你看关锋这么瘦，你们反他干什么？”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康生于7月25日在审定新华社电讯稿时再提“揪军内一小撮”。 同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声讨陈再道等人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7月底，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以林杰为具体执笔人。在起草过程中，关锋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8月1日，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在《红旗》杂志公开发表，社论提出：“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社论先是引起林彪不满，接着引起毛泽东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社论后，在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这一批示很快传到中央文革小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揪军内一小撮”，陈伯达也下推责任。8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
8月7日，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发表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部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杨成武汇报后，于8月26日上午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8月26日中午，杨成武乘飞机飞往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8月26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宣布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对外则称“请假检讨”。
9月，戚本禹向毛泽东写信检讨。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九月七日”。
关被关押在条件较好的钓鱼台2号楼。1967年10月，中央派陈伯达找关锋谈话，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此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关锋和王力都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关锋的生活待遇没有变，且允许带一些书籍。1968年1月26日，按中央决定，关锋被关入秦城监狱。不久，关被开除党籍。

晚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审理了关锋的问题，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1982年1月28日，关锋被释放，此后住在《红旗》杂志社（现《求是》杂志社）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 政治上按一般干部待遇，生活上按司局级待遇。
1987年至1989年，关锋起诉辛冠洁侵犯他的版权，关锋败诉。
1988年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关锋时，关锋头一句话是：“我现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 关锋晚年出书均署名“古棣”。对于“文化大革命”，关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 叶永烈描述说，晚年的关锋生活平静下来。有三大爱好：看古书、看电视、练气功。戴干部帽，穿中山装，不抽烟，不喝酒，每天三顿平常饭菜，埋头研究老、庄、孔。 阎长贵则说，“四不”不是实话，关锋很关心“文革”的回忆和研究的，有相关书籍就买，“不谈”不是实话，关锋和阎就谈过不少。1980年代有人去看他，谈到文革时，关锋说：“他们胜利了！”关还说：“毛主席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和问题就是没掌握组织。”
198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后，关为避嫌不愿再和戚交往，但后来，关和戚除书信往来，还多次会晤（都是戚来北京），合作写书。关和戚在“文革”后又成为挚友。 关锋写信给戚本禹说：穆欣《劫后长忆》、王力《王力反思录》“坏极了。一、无耻；二、丧尽‘天良’（赤子之心），在我读过的同类书中是最坏、最坏的。叛徒，也是敌人，但人们最恨叛徒——实为至情至理。”“这两位，回想起来，我认为不是从好变坏，不是从红可粉红变黑的，从其人生观说是一贯如此，‘投机分子’可当首位，我在想，我们（尤其是我）当年为什么一点也没有觉察呢？！”
2005年6月7日晚21时40分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