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利希·慈運理

历史背景

在慈运理时代的瑞士邦联包含13个城邦(自治州)、附属州和共同贵族领地。与现代在联邦政府下运作的瑞士联邦不同，13个城邦接近完全独立，进行自己的内政与外交，邦联内及邦联外的城邦形成各自的同盟。这种相对独立的状态是瑞士宗教改革时期冲突的原因，各州因此分为不同宗派的阵营。军事上的野心也加剧了进一步的竞争，以获得土地和资源，如同古苏黎世战争。
15、16世纪间欧洲的政治环境也同样动荡不安。几个世纪以来，瑞士邦联的外交政策是由它与它的强邻—法兰西王国—之间的关系决定。名义上，邦联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然而，经过一连串的战争，士瓦本战争之后，邦联已经事实上独立。当时两个大陆强权、其他次强权(如米兰公国、萨伏依公国)，以及教皇国正在互相竞争、对抗，对邦联的政治、经济、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也就是此时，瑞士邦联的佣兵制度受到质疑。慈运理在辩论时，以宗教观点反对因城邦政府的财政因素，派出年轻的瑞士士兵参与外国的战争。
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促成瑞士邦联国族主义的兴起，术语“祖国”(德语：patria)被使用，开始有超越各城邦之上的意义。在此同时，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普遍价值、对奖学金的重视都在此生根。包括被称为“人文主义王子”的伊拉斯谟，也多次来访，停留相当长的时间。慈运理正是诞生在这种瑞士爱国主义与人文主义交错的环境。

早年（1484-1518年）

慈运理1484年1月1日出生于瑞士图根堡山谷中的威德赫斯城，一个农民家庭，是家里9个孩子中的第3个。他的父亲乌尔里希，在社区法警或首席地方法官的管理扮演主要角色。慈运理的小学教育来自他在韦森当神父的叔叔巴塞洛缪，在那里他可能遇到了卡塔琳娜·冯·施文。十岁时，慈运理被送往巴塞尔接受中学教育，在法官格雷戈里的指导下学会拉丁文。在巴塞尔的三年过后，他停留一小段时间在伯尔尼，接触人文主义学者亨利·沃尔夫林。伯尔尼的道明会试图说服慈运理加入他们的组织，或许是要收他为新手。然而，由于父亲和叔叔反对，他没有完成他的拉丁文研究就离开伯尔尼。1498年的冬季学期他进入维也纳大学，但似乎遭到开除。慈运理在1499年的活动目前仍不清楚。但他在1500年的夏季学期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在维也纳的研究。1502年之后他前往巴塞尔大学，在150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M.A.)。
1506年9月29日，慈运理在康士坦兹被任命为当地教区的宗座，并在他的家乡威德赫斯城庆祝他的第一场弥撒。做为一名年轻的神父，慈运理学过一些神学，不过这在当时并不会被认为是不寻常的。他的第一个教会职务是格拉鲁斯镇的神父，在那里待了十年之久。就是在格拉鲁斯，许多的士兵都在欧洲当佣兵，慈运理也因此开始参与政治。当时瑞士邦联被卷入邻国(法国、哈布斯堡王朝和教皇国)之间许多的战事，慈运理选择站在罗马这一边。作为回报，教皇朱利叶斯二世奖励慈运理，通过提供年度退休金给他。慈运理以随军神父的身份，参与了在意大利的几次战争，包括1513年诺瓦拉战役。然而，瑞士邦联在马里尼亚诺战役中遭受决定性的失败，导致格拉鲁斯的立场开始从支持教皇国倒向法国。属于教皇党的慈运理因此处境尴尬，决定撤退到施维茨的艾因西德伦。这时的慈运理已经开始相信唯利是图的服事是不道德的，且对于未来的任何事，瑞士的团结是必须的。现存他最早的一些著作，例如《牛》（1510）和《迷宫》（1516），使用寓言和讽刺攻击佣兵制。他的同胞则是在法国、帝国和教皇三方夹缝中求生的正直人。慈运理住在艾因西德伦的两年，完全退出政治，致力于教会活动和个人研究。
慈运理在格拉鲁斯和艾因西德伦当神父的这段时间，特征是内在的成长与发展。他专精希腊文，并且开始学习希伯来文。书库有超过300册，使他可以钻研古典学、教父学和经院哲学著作。他与瑞士的人文主义社群通信交流，并开始研究伊拉斯谟的著作。伊拉斯谟在1514年8月和1516年5月之间来到巴塞尔时，慈运理把握机会与他见面。慈运理转变为相对的和平主义，并且专注在宣教上，都与伊拉斯谟的影响有关。
1518年末，苏黎世苏黎世大教堂的“人民神父”一职出缺，苏黎世大教堂认可慈运理是位杰出的宣教士与作家。他与人文主义的连结，是一些教会同情伊拉斯谟改革的关键因素。此外，他对法国和佣兵制的反对，也受到苏黎世政治家们的欢迎。1518年12月11日，苏黎世大教堂选出慈运理为“受薪神父”。12月27日，他搬到苏黎世，永久在此定居。

苏黎世事工的开始（1519-1521年）

1519年1月1日，慈运理开始第一次在苏黎世的讲道。当时流行只在特定节日传讲福音，但慈运理使用伊拉斯谟的新约圣经，从马太福音开始解经讲道，也就是所谓的持续读经法。他每周日持续固定的进度解经，直到一卷书读完为止。马太福音之后是使徒行传、新约书信，然后开始旧约圣经。慈运理为何如此做的动机并不清楚，但他在讲道中试图实现道德和宗教的改进，目标与伊拉斯谟的改革相媲美。
1520年后的某个时段，慈运理的神学开始演变成一种独特的形式，既不属于伊拉斯谟也不属于马丁路德。学界对于他独特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并没有定论。一种观点认为慈运理原先是个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者，然后马丁路德对他的神学转向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慈运理实际上没有太注意到路德的神学，所以仍属于人文主义改革运动的一部分。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慈运理不是完全地追随伊拉斯谟，早在1516年他的神学就开始走向独自发展。
慈运理的神学立场逐渐通过他的讲道表明。他抨击道德腐败，在这当中指名道姓地谴责那些人。教士则是被指责怠惰和生活优渥。1519年，慈运理明确拒绝敬奉圣人，并呼吁需要辨别真实和虚假的教导。他怀疑地狱，坚称未受洗礼的儿童不是该死的，并质疑逐教会绝罚的权力。他抨击宣称什一奉献是一个神圣机构的说法，而是具有最伟大的神学和社会影响。这直接违背了教会的经济利益。一位在选举中支持慈运理的长老康拉德·霍夫曼，曾在信中抱怨他的讲道。教会中有一些人支持霍夫曼，但反对派势力并没有非常大。慈运理坚持他不是一个创新者，他讲道的唯一基础是圣经。
在康斯坦茨教区内，伯纳迪恩桑森因对建造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贡献而获得大赦。桑森在1519年一月底抵达苏黎世，会友们希望慈运理对此提出质问。他因此不高兴地回应，人们没有被适当了地教导大赦的条件，导致一些人企图用自己的金钱来蒙混过关。这是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1517年10月31日）后的隔年。苏黎世议会拒绝桑森入境。由于罗马当局急于遏止路德所引起的风波，康斯坦茨主教否认对于桑森的任何支持，并且被召回。
1519年8月，苏黎世爆发严重的黑死病疫情，造成至少1/4的人口死亡。所有有能力离开的人都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慈运理依然继续坚守他的岗位。9月，他也染病，并且差点丧命。他写了一首预备死亡的诗，被称为慈运理的〈瘟疫诗〉(Zwingli's Pestlied)，由三个部分组成：病情发作、贴近死亡和恢复的喜悦。诗的第一部分的最后一段写到：“凭你意行，因我无缺。我乃器皿，或修或毁。”
慈运理恢复之后的几年，并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当苏黎世大教堂的委员会出现空缺时，慈运理在1521年4月29日获选递补空缺。成为教会委员后，他也成为苏黎世的完全公民，并继续担任苏黎世大教堂的“人民神父”一职。

分歧的出现（1522年）

第一次关于慈运理讲道的争议在1522年的大斋期爆发。第一个要禁食的星期日(3月9日)，十多人邀请了慈运理，在克里斯多弗•福罗切尔住所举办“香肠晚餐”，他们切了两条熏香肠，故意违反禁食的规条。慈运理在4月16日的讲道公开解释此行为，主题是〈论食物的选择和自由〉(Von Erkiesen und Freiheit der Speisen )。他注意到关于大斋期的这些规条，在圣经中都找不到清晰的普遍原则，因此违犯这些规则并不是罪。这次事件，后来称作“香肠事件”，被认为是瑞士宗教改革的开始。在这篇解释文发表之前，康斯坦茨教区马上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苏黎世。市议会投票的结果支持慈运理，谴责禁食的规条，但认定这属于宗教事务，要求宗教当局对此澄清。主教在5月24日回应苏黎世大教堂和市议会，重申传统的立场。
这次事件后，7月2日，慈运理与其他人文主义者朋友也向主教请愿，要求取消神职人员应守独身的规条。两周后，大量印制的请愿书〈对同盟友好的请愿与训诫〉(Eine freundliche Bitte und Ermahnung an die Eidgenossen )，向德国公开传递。这议题对慈运理而言不单是抽象的问题，同年早些时候，他已经秘密娶了一位寡妇-安娜·赖因哈特。公共皆知道他们同居，不过他们公开的婚礼在1524年4月2日，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三个月前才举行。 他们最终有四个孩子: 蕾古拉、威廉、乌利希和安娜。当请愿书传到世俗政府，主教回应要求苏黎世政府应继续维持一贯的教会秩序。其他瑞士的神职人员参加了慈运理的诉求，并鼓励他写下他关于信仰的第一份重要声明〈最初与最后的话〉（Apologeticus Archeteles）。他为自己被控煽动叛乱和异端的罪名辩护。他认为由于教廷的腐败，他们并没有任何权力干涉地方教会事务。

苏黎世纠纷（1523年）

1522年的事件所带来的问题并没有获得澄清，不仅苏黎世与主教之间的不安持续，苏黎世州与邦联内各伙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12月22日，国会建议其成员禁止新的教义，强烈的控诉直接针对苏黎世。市议会认为有必要主动出击，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案。

第一次辩论

1523年1月，苏黎世市议会邀请了城市和偏乡地区的神职人员参与会议，使各派都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也邀请了主教。市议会将对哪一种立场可以继续传扬做出决定。本次会议被称做是“第一次苏黎世辩论”，发生在1523年1月29日。
本次会议吸引了大批群众，大约有600人参加。主教派他的副主教，约翰内斯·法布里率领代表团参加。慈运理将他的立场总结在《六十七条》(Schlussreden)。 法布里没有料想到慈运理已经预备好要进行正式的学术辩论，他在外行人面前避谈神学，只是一再地强调坚持教会权柄的必要。市议会最终投票决定慈运理可以继续他的讲道，并且所有教士必须按照圣经教导。

第二次辩论

1523年9月，慈运理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事，苏黎世圣彼得教堂的神父里欧·尤德，公开呼吁破坏圣像，清除圣人雕像和其他圣像，导致示威和反传统运动。市议会决定在第二次辩论中处理圣像问题。弥撒的存在和它献祭的角色也被列为此次讨论的主题。弥撒的支持者声称，圣体圣事是真正的献祭，而慈运理声称这是一个纪念。如同第一次论辩，市议会邀请了苏黎世的神职人员和康斯坦茨主教。然而这一次还额外邀请一些外人，库尔教区和巴塞尔教区、巴塞尔大学，还有瑞士邦联另外十二名成员也应邀参加。约九百人参加这次会议，但主教与教廷都没有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在1523年10月26日开始，历时两天。
慈运理再次率先申论。他的对手是康拉德·霍夫曼，当初在教会选举支持慈运理的长老。参加者还有一群年轻人，要求更彻底更迅速的改革，主张以成人洗礼取代幼儿洗礼。该小组由重洗派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康拉德·格列伯领导。会议的前三天虽然对圣像和弥撒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但最终变成是在争论究竟是市议会还是教廷有权力决定这些问题。在这一点上，慈运理的追随者，阿尔高州的一位神父康拉德·施密德，提出一项务实的建议。由于目前不是每个人都认为圣像毫无价值，施密德建议教士若宣讲此议题应受惩罚。他认为，人们的意见会逐渐改变，渐渐跟着自愿去除圣像。因此，施密德拒绝激进分子和他们的反传统运动，但支持慈运理的立场。11月，市议会通过支持施密德的议案。慈运理写了一本小册子《基督教简介》(Kurze, christliche Einleitung)，讨论教士的福音责任。市议会将这本小册子送给神职人员和邦联的其他成员。

苏黎世宗教改革的进展（1524-1525年）

在1523年12月，市议会设下了期限，要求在1524年的五旬节前解决废除弥撒和圣像的问题。慈运理对此给出了正式的意见〈关于圣像和弥撒的建议〉(Vorschlag wegen der Bilder und der Messe )。他没有主张立即、全面的取消。市议会决定渐进式的去除苏黎世的圣像，但农村教会被授权可以表决决定。废除弥撒一案则被推迟。
宗教改革的果效开始出现在1524年年初。圣烛节没有被庆祝，长袍僧侣游行被取消，林登霍夫的棕枝主日礼拜没有棕榈枝和圣髑，祭坛后的三联画在大斋期过后仍然是覆盖的。对改革的反对来自康拉德·霍夫曼和他的追随者，但市议会决定维持政府的授权。当霍夫曼离开了苏黎世，反对的主要力量从城邦内反改革的神父，变成是外在对宗教改革的打压。康斯坦茨主教试图干预维持弥撒和圣像崇拜，慈运理则撰写了市议会的官方回应，结果城市和教区断绝彼此之间所有关系。
虽然市议会对于废除弥撒有过犹豫，传统礼仪行使的机会逐渐下降，仅允许牧师可以非正式地为要求者举行庆祝弥撒。由于个别牧师各自以他们认为合适的做法修改礼仪，慈运理被要求以德语设计一套圣餐礼仪来解决这一混乱的局面。这是发表在〈圣餐的行为与意义〉(Aktion oder Brauch des Nachtmahls)。复活节前不久，慈运理和他的亲信要求市议会取消弥撒并引进新的崇拜礼仪。在濯足节，1525年4月13日，慈运理在他新的礼拜仪式中举行圣餐。使用木杯子和盘子以避免流于外在的形式，会众坐在预备好的桌子上，为要强调圣餐为“餐”的面向。讲道是崇拜的中心，没有管风琴和诗歌。慈运理建议礼拜中讲道的重要性，认为圣餐举行的次数每年应该以四次为限。
有一段时间慈运理指控虚伪的托钵修会，要求废除他们以支持真正的穷人。他建议改修道院为医院和福利机构，并纳入他们的财富为福利基金。这些通过重组苏黎世大教堂和苏黎世圣母大教堂，将剩余的修士和修女强制退休而完成。市议会将一些教会功能世俗化，并建立了新的穷人福利计划。慈运理请求在苏黎世大教堂里建立拉丁学校－预言(卡罗莱纳)学校，获得市议会同意。1525年6月19日学校正式开幕，供神职人员培训和再进修，慈运理和里欧·杰为教师。苏黎世圣经译本，传统上归功于慈运理，并由克里斯托夫·弗罗绍尔印刷，有着“预言学校”团队合作的标志。学界从外部和文体的证据，仍未完全了解慈运理参与程度。

与重洗派的冲突（1525-1527年）

第二次苏黎世辩论之后，许多宗教改革的激进派认为慈运理对苏黎世议会让步太多。他们拒绝市民政府的角色，并要求立即建立信众的教会。康拉德·格列伯，激进派与新兴重洗派的领袖，私下谈论到慈运理时显得相当轻蔑。1524年8月15日，市议会坚持所有的新生儿都要受幼儿洗礼。慈运理秘密地跟格列伯的小组协商后，1524年底，市议会呼吁召开正式的讨论会。当会谈中断，慈运理发表〈谁导致动乱〉(Wer Ursache gebe zu Aufruhr)，陈明反对的观点。公开辩论在1525年1月17日举行，市议会赞同慈运理的决定。拒绝让他们的孩子受幼儿洗礼的人们被要求离开苏黎世。激进派忽视这一措施，在1月21日，他们在另一位激进派领导人费利克斯·曼茨的母亲的房子聚集。在那里格列伯和第三领导者乔治·布老若克，进行了有纪录的第一次重洗派成人洗礼。
2月2日，市议会再次要求所有婴儿应该接受洗礼，不遵守的人将被逮捕与受罚，包括曼茨和布老若克。慈运理和里欧·杰前往探访他们，市议会则是举行了更多公开辩论。同时，新的教导散布到瑞士邦联其他区域，以及一些士瓦本的城镇。11月6-8日，关于洗礼的最后一次辩论在苏黎世大教堂举行。格列伯、曼茨、布老若克在慈运理、杰，和其他改革者面前为他们自己的主张辩护。他们的观点彼此间并没有交集，双方都坚持原本的立场，辩论演变成一片吵杂，双方互相谩骂。
苏黎世市议会最终决定完全不妥协，在1526年3月7日发布了恶名昭彰的命令，任何重洗的人将处死。虽然技术上来说慈运理没有参与这项决定，但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反对。曾经发誓离开苏黎世并不再施行洗礼的费利克斯·曼茨，故意回来继续进行重洗派的活动。他被逮捕和审判之后，1527年1月5日在利马特河被以溺刑处死。他是第一位重洗派的殉道者，接着还有其他三位被处死。之后其他重洗派逃离或被驱逐出苏黎世。

第一次卡佩尔战争（1529年）

早在伯尔尼辩论之前，慈运理就试图建立一个改革派城邦的联盟。当伯尔尼正式接受改革，“基督教公民联盟”（DAS Christliche Burgrecht）便宣告成立。联盟的第一场会议于1528年1月5~6日在伯尔尼，与康斯坦茨和苏黎世的代表共同举行。其他城市，包括巴塞尔、比尔、米卢斯、沙夫豪森和圣加仑随后加入该联盟。“五国同盟”(天主教)感受到包围和孤立，开始寻求更多外部的盟友。2个月的协商后，“五国同盟”与奥地利的斐迪南在1529年4月组成“基督教联盟”(die Christliche Vereinigung)。
对奥条约签订后不久，改革派的传教士雅各·布凯泽，在乌茨纳赫被逮捕，在施维茨被处决。此事引发慈运理激烈反应。他起草了〈关于战争的建议〉（Ratschlag über den Krieg ）给予政府，概述了对天主教国家发动攻击还有实行其他措施的理由。在苏黎世将要展开行动时，从伯尔尼的一个代表团(包括尼古拉斯·曼努埃尔)抵达苏黎世，劝苏黎世以和平方式解决此事。曼努埃尔指出，发动攻击会使伯尔尼暴露在进一步的危险中，尤其在与天主教瓦莱和萨伏依公国接壤的南翼。他曾说:“长矛和刀剑无法带来信心。”但是苏黎世知道伯尔尼不得不默许，决定要独自行动。1529年6月8日苏黎世组织了3万人的军队，并且宣战。“五国同盟”则被奥地利放弃，部队规模可能只有9千人。双方部队在卡佩尔附近遭遇，但因为慈运理的亲戚汉斯·艾伯利介入，双方休战。
慈运理不得不提出停战条款。他要求“基督教联盟”必须解散；改革派的宣教士可以自由出入天主教国家；禁止养老保险制度；支付战争赔款；赔偿殉道者雅各·凯泽的孩子。曼努埃尔参与了谈判。伯尔尼没有打算坚持自由宣教权和禁止养老保险制度。苏黎世和伯尔尼不能接受“五国同盟”（天主教）仅答应解散与奥地利的结盟。慈运理大失所望，这也标志着他政治声望的下降。卡佩尔的第一个土地和平令(der erste Landfriede)生效，战争在6月24日结束。

影响

在沃木斯有一座慈运理的纪念雕像，一手持圣经，一手持刀剑，这代表他一生持守基督信仰，并且对社会公义的追求全然摆上而不遗余力。慈运理一生都是个行动派，将他的理念实践出来，与当时的多方势力如罗马天主教、瑞士邦联政府议会、重洗派、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势力，都有过微妙的互动或激烈的交锋。甚至在他“政教合一”的理想中，亦曾联络一位德国公爵，利用法国国王为后盾，并联合威尼斯舰队，想要推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然而在他四十七岁时任随军神甫时，在战场上为敌人所杀。他的神学思想虽未臻完美、政教改革虽未竟全功，但他所留下的宝贵资产，提供后继者与加尔文一个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