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化運動

“皇民”语源

出自《续日本纪》第37卷桓武天皇延历2年（783年）的敕言：“同曰皇民，岂合如此。”

背景

台湾总督府在统治台湾后，除了推动日本语的教育之外，同时尊重台湾文化的方式，容许台湾语（闽南语及客家话）以及台湾文化与日本文化并存的政策。1936年9月，新任总督小林跻造上任，提出统治台湾三原则：“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其内容包括台湾人改日本姓氏、推行“国语运动”、“寺庙整理”与“正厅改善”等；提升台湾工业水准、发展军需工业、建设台湾以成为日本执行“南进政策”的基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配合日本本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台湾总督府开始调整对台政策，并在台湾推行了一系列强制同化的政策，同时抹去台湾人对中国的认同，皇民化运动便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1941年4月9日，日本成立皇民奉公会，皇民化运动转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为战争效命。而朝鲜也在不久后开始推动创氏改名与要求朝鲜人朗读皇国臣民之誓词的运动。

琉球

琉球遭受萨摩藩的入侵，并长时期受到干预，变相成为萨摩藩附属地。经二次琉球处分，日本废除琉球藩，改为冲绳县，令琉球最终灭国。

台湾

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帝国战败后，与大日本帝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予日本。日本在接收过程中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抗拒，包括地主、佃农及台湾原住民族等纷纷发起对抗，要求日本当局放弃占领台湾。台湾官绅丘逢甲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末代台湾巡抚唐景崧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但在日清两国交接后而日军尚未进入台北城之前，丘、唐等人即已逃往中国大陆。
此后，台湾总督府将台湾住民（本岛人）依据族群关系大致分为三种：在台日本人、台湾汉人及蕃民，社会地位及享受的权利以日本人最优越。
自1936年日本确定南进政策开始，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的1945年为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迈向了另一个阶段。该时期因战争的需要，日本内地经济泥足深陷，全国逐渐进入战时体制，继而孤注一掷，发动大东亚战争，国力消耗甚钜，人力物力罗掘俱穷，需要台湾的协助。然而要台湾人“真诚”、“同心协力”，须由同化政策更进一步，除了取消原来允许的社会运动外，也积极从精神上消除台人的民族意识，生活上脱离汉民族及台湾原住民的生活型态与文化，全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大倡台人全面日本化，并全面动员台人参加其战时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为止。本时期可以称为“皇民化时期”，是“内地化”的极端形式。
皇民化运动系分成二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重点在于“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通过各种思想宣传与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弥台湾人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第二阶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运动时期”，主旨在彻底落实日本皇民思想，强调挺身实践，驱使台湾人为日本帝国尽忠。日本人为强化组织功能，成立各种奉公会团体，台湾人民被迫参加，将运动推向社会的最基层。
台湾总督府为推动皇民化运动，开始强烈要求台湾人说国语（日语）、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放弃台湾民间信仰、改信日本神道教并参拜神社、同时也要每日向日本天皇的居所膜拜。此外，总督府也在1940年公布更改姓名法，推动废汉姓改日本姓名的运动。“国语家庭”享受特惠，公家机关得以优先任用、食物配给较多，连子女在升学竞争上也占优势。日本人的配给量比台湾人多，而改成日本姓氏的台湾人，也比一般台湾人得到更多的配给；不过，台湾的皇民化政策的强制性远低于日本在朝鲜执行的皇民化政策。
最后，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所需兵员越来越多，日本当局也在1942年开始在台湾实施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1943年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并于1945年全面实施征兵制。上战场替军队劳动的人，他的家宅可贴上“荣誉之家”字样。荣誉之家的子弟，升学也会受到特别眷顾。

朝鲜半岛

皇民化政策是日本为使朝鲜人成为“皇国的臣民”，即成为忠诚于天皇之日本国民而推进之政策；其目的在于朝鲜人实施战争总动员，以参加日本发动之侵略战争。朝鲜总督南次郎说：“内鲜一体正是统治的最高指导目标。形态上、心灵上、血液上、肉体上都必须成为一体。”日本虽然已经扩大对华侵略规模，正式推进战时体制，但单凭日本人之力量来应对战争却是很吃力；因此有必要动员朝鲜人参加战争；为尽可能使朝鲜人自发加入战争，因而一再强调“内鲜一体”，即日本之“内”与朝鲜之“鲜”成为整体。
每天正午，朝鲜人无论做什么，都必须面向日本天皇所在之东京方向深深低头行礼；所有学校学生每天都要在运动场上集合，向日本皇宫所在之东方朝拜，还要背诵《皇国臣民誓词》，即“宫城遥拜”。
为彻底达到“内鲜一体”之目的，日本殖民当局教育要所有朝鲜人都能使用日语；学校里不再教授朝鲜语；1942年正式开展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
从1940年开始，日本强制要求朝鲜人之姓名都必须改成日本式，即创氏改名。

琉球

相较于台湾，日本对琉球的同化政策更为彻底，例如亡国后的琉球人被迫改名易姓，原本王族或士族通用汉名（唐名）及琉球式姓名（汉姓+琉球名），只在对日本的文书中使用日本姓名（和名），皇民化后汉名及琉球式姓名失去正式地位，日本姓名成为正式姓名。从明治到昭和中期，日本政府强力推行标准语普及运动，在学校禁止使用琉球语，使用琉球语的学生会被挂上具备羞辱意味的方言札，影响所及至今仅剩少数琉球人能流畅使用琉球语。
基于一连串同化政策之成功，因此目前琉球人大多认同日本，尽管有独立运动的存在，但未受到主流社会的支持。在被日本吞并134年后，如今谈及或主张琉球独立，实际上已非易事。甚至，中国大陆对琉球独立运动的评论和支持，有可能引来琉球民众的反感。依据冲绳当地学者所做民调，有89%的冲绳人“对中国（大陆）没有好印象”。

台湾

皇民化运动使台语文读系统衰弱，再加上战后中华民国政府长期实行的国语运动，致使许多台湾人于不知如何以台语朗读汉字书面文、文言文。
战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因曾与日本交战之历史因素，对皇民化运动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并予以丑化。至今“皇民”仍是中国民族主义或统派人士对亲日人士的侮辱性词汇。在接收台湾后，中华民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包括国语运动在内的去日本化运动，希望去除日本文化影响，使台湾人重新中国化。
然而解严后，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和台湾本土意识的兴起，关于皇民化运动，台湾史学者提出与中国国民党政府不同的观点，并重新检视和评价。比如，学者林呈蓉认为“部分皇奉运动下的社会价值观，即使在战后仍以不同的语言、型态继续被传承下去，并逐渐内化成台湾精神内涵之一环。例如灭私奉公的社会‘道义’、守望相助的‘邻保’精神、台湾社会‘贤妻良母’之妇女的形象改造、公益优先的‘义勇报国队’之组成、拉近国民与国家距离之‘征兵制’的施行等，一些近代社会中所具有普世价值之言动，的确也给台湾社会民度的提升，带来了正面效益。”至今史学界对此时期带给台湾的正负面影响之争论仍持续著、依立场的不同评价两极。在讨论有着一定程度的敏感性。
根据资料显示，1941年底，全台人口中改姓名的约有1%左右，直到1943年底，虽然太平洋战争日趋白热化，全台共有17,526户改姓名，人数为126,211人，仍仅占当时人口约2%。然而相较日本殖民朝鲜时期采强制性皇民化政策，台湾则是采申请许可制由个人加以选择，且改名者多技巧性保有原本汉姓的痕迹。虽说改姓名无强制性，但对于一些社会精英或与从事公职者仍存有压力（较有升迁机会），因而配合改名。如李登辉之父是警察，李远哲之父、柯文哲之祖父、江丙坤之大哥二哥皆是教师。另外张荣发、邱创焕等皆出身于改日本姓家庭。。战后的国民政府则强迫归籍户政的台湾原住民族人民全部改汉姓汉名，以宰制公务机关用人的压力迫使公务人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党员，同样较有升迁机会。
部分台湾史研究学者指出，由于该运动之目标在将台湾本岛人同化于日本，又因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已具有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加上战后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台湾进行高压统治，二二八事件、戒严时期及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政府捕杀异议份子的残酷手段不输日本，及台籍本省人与自中国大陆来台者之间国家认同和价值观的落差，导致许多台籍本省人在二次大战后对日治时期产生相当程度的怀念。此心态不仅保留于许多老一辈台湾人心中，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战后台湾对国家民族认同、台湾主体性、族群意识观念乃至台湾独立运动的兴起。也被当成没必要或拒统的原因。复加上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内战中败退、台湾地位归属又受到冷战影响而未能妥善处理；成为日后台湾内部国家认同及统独问题对立冲突的远因之一。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表示，日本于1937年全面侵略中国，为了防止台湾人的汉人意识的苏醒而导致“里应外合”，高唱“内台如一”，即台湾人亦属天皇子民与日本内地人一样平等。于是在大战时高唱皇民化运动，希望台湾人改日本姓、说日本语、拜日本神、不得祭拜中国神明等，但实际只有很少的士绅改姓。因此，皇民化运动除说日语较为成功外，其余的成果相当有限，台湾人被同化为日本人的士绅阶级只有百分之一。

朝鲜半岛

由于大部分朝鲜人对日治时期反感，日治时期结束后，日本推行的政策绝大部分被废除，但仍有一些影响，例如自日治时期当地的日本总督府依照明治维新后的做法把端午节（同时为日本的儿童节）改为新历5月5日。大韩民国建立后虽然恢复依照农历过端午节，但依然把新历的5月5日定为儿童节。而一些朝鲜原有的事物亦受到日本文化影响而在名称和性质上有所改变，如妓生的妓院本称妓房、教坊，日治时期起改称料亭，“料亭”一名来自日本，是日本有艺妓陪侍的高级传统料理餐厅，至今韩国这类有妓生陪侍的高级传统料理餐厅仍然称为料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