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中耶稣的探索

第一次探索的结局

Martin Kähler1896年出版的《所谓的历史中的耶稣和历史的、圣经的基督》先于阿尔伯特·史怀哲的著作。Kähler认为，人们不能将历史的耶稣与信仰的基督分开，在任何情况下，圣经分析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更好地理解影响了历史的“信仰的基督”。Kähler的作品吸引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它与史怀哲的作品一起有效地终止了第一次探索。

探索终止期

史怀哲1906年的批评削弱了以往对历史中的耶稣的研究，他经常被看作是一个“探索终止”期的开端。这个时期与1953年结束，这一年祈士曼（Ernst Käsemann）的讲座开始了第二次探索。Ben Witherington说，在第一次探索结束时，对历史中的耶稣的研究被认为是死胡同，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一些学者，如保罗·扎尔（Paul Zahl）认为，史怀哲著作最后两段恰当地总结了第一次探索的结束。史怀哲说：“拿撒勒的耶稣不会为了我们用现代观点将他看成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受难……他作为我们不认识的人来到我们之间。”Zahl将第一次探索比作斯科特（Scott）远征南极，并说，第一次探索作为一场灾难而终结，让学术界研究历史耶稣的努力松懈下来。然而，像Stanley Porter或Dale Allison这样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评价，或者不同意这种阶段划分。
斯坦利·波特（Stanley Porter）指出，史怀哲的批判只是结束了对耶稣生活“浪漫化和过度心理化”的研究，而其他研究还在继续。戴尔·艾利森（Dale Allison）表示，其他研究确实发生在所谓的探索终止期，期间，每年的进展都是持续的，除了1919年，每年都有一本关于耶稣的新学术著作出版。Maurice Casey指出，虽然将这个阶段称为“探索终止”期乍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但这种描述并不准确，相反，在这一时期其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例如，B. H. Streeter对马可福音优先性和Q来源的研究影响了未来的研究。
在1906年到1953年这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中出现一个关键人物，鲁道夫·布尔特曼，他对历史中的耶稣的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持怀疑态度，并认为我们唯一能够或需要知道的关于耶稣的东西就是他“如此”（德语：Dass）地存在，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布尔特曼认为，所有重要的事情是“如此”（thatness），而不是“什么”，因为，重要的只有“如此”的耶稣存在过、在传道并死亡在十字架上，而不是在他一生中发生了什么。布尔特曼同样也支持人们研究口头传播福音的传统。
布尔特曼相信，人们只能知道关于耶稣的很少零散事实。虽然人们只能知道耶稣一些事情，但这样的搜索之所以是毫无意义的，是因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跟随“耶稣的召唤”，这只能通过在存在中与上帝的话相遇。布尔特曼认为，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对特定地点没有兴趣，而且通过历史分析研究耶稣不仅不可能，而且是不必要的。然而，最终，布尔特曼并没有完全关闭历史研究的大门，到1948年他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

第二次探索

虽然人们可能质疑第二次或第三次探索的确切开始日期，但第二次探索的开始有一个著名的时间和地点，即，1953年10月20日，祈士曼（Ernst Käsemann）在马尔堡大学年度校友聚会上作了《历史中的耶稣之问题》的演讲。祈士曼和布尔特曼都是马尔堡大学校友。
祈士曼的演讲标志着他与前教授布尔特曼的教导分道扬镳，布尔特曼强调神学的重要性，并在1926年认为，研究历史中耶稣是徒劳而没有必要的；虽然布尔特曼在随后的一本书中稍微修改了他的立场。Käsemann推进了这个立场，认为：虽然福音书可以根据神学目的进行解释，但它们仍然包含着可以产生出耶稣信息的历史记忆。这个视角有效地开始了当时所称的“新探索”，它后来被称为对历史中的耶稣的第二次探索。参与第二次探索的大多数学者是德国人或由德国人训练出来的。
祈士曼认为，如果系统地应用历史分析的工具，人们就可能了解耶稣的一些东西，这个观点带来极大的影响，激励了一些学者发明研究历史耶稣的新方法。其中一个遵循他的方法的有名作品是Günther Bornkamm1956年的《拿撒勒的耶稣》。他说了一句有名的说话：“福音书关于耶稣的信息、行为和历史的记载的真实性是尤为特出的……这些特征直接将我们带到耶稣在世的形象上。” 这个宣言为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探索提供动力。詹姆斯·罗宾逊（James M. Robinson）1959年的书本《对历史中的耶稣的新探索》重印了许多次，这表明了1960年代人们对这个主题的高度兴趣。
为了分析圣经段落，祈士曼引入“差异性的标准”，比较了一个福音段落（例如，耶稣的一段话）与当时犹太背景，如果不相似的话，则认为它是真实的。在第二次探索期间，也引入了尴尬标准。这个标准认为，一个群体不太可能发明一个让自己尴尬的故事。例如，这个标准认为，早期的基督教会从不想发明关于耶稣受洗的故事核心，因为施洗约翰为了罪的减轻而施洗，而耶稣被视为没有罪的，因此这个故事没有任何意义，并且，由于它把约翰置于耶稣之上，这带来了尴尬。虽然耶稣受洗可能是一个历史事件，但鸽子的出现和天上的声音可能是后来对原事件的润色。马歇尔·克雷维里（Marcello Craveri）1967年的《耶稣的生活》基于死海卷轴，它认为历史中耶稣自认为是神的主张应该被严格限制，因为对于那一代犹太人来说这并不罕见。而其它许多更强烈的主张，以及对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力量的强调，可以看作是圣保罗的重新阐释，因为他可能受到希腊罗马传统的强烈影响。
到20世纪70年代初，第二次探索的最初动力已经消失了。许多学者将这项探索的结束归因于布尔特曼思想的作用在不断弱化，本·威瑟顿（ Ben Witherington ）指出：“由于布尔特曼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对存在主义的热情开始减弱，对第二探索的热情也在衰退。”Geza Vermes说：“由于布尔特曼对德国人的巨大影响，以及随后他的前学生对北美的影响，对新约研究的真正历史研究停止了半个世纪”，并且只有在它们的影响结束后才再次开始。保罗·扎尔（Paul Zahl）说，虽然第二次探索在当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结果现在基本被遗忘，虽然它们没有被反驳。

对耶稣的历史阐释

虽然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存在有着广泛的学术共识，但在三次探索期间构建的耶稣形象通常各不相同，并且与福音书中描绘的形象也不同。 Amy-Jill Levine说，尽管存在不同的耶稣形象，但人们对于耶稣生活的基本轮廓存在一种共识，因为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耶稣是由施洗约翰施洗，与犹太当局辩论关于上帝的话题，医治疾病，用比喻教导，聚集追随者，并被罗马总督彼拉多钉十字架。
第三次探索的主导阐释的各种差异可以根据它们对耶稣形象的主要阐释分类，这就是，耶稣被描述为：启示的先知，有领导魄力的治疗师，愤世嫉俗的哲学家，犹太的弥赛亚和社会变革的先知。但是，每个形象上都存在学术上的分歧，对于构建这些形象的学术方法也存在着分歧。然而，在形象之间有重叠的属性，学者不认同某些属性时可能对其他属性有所认同。这些分组反映了每个形象的基本特征，并且这些形象的阐释通常包含着重叠的元素，例如有许多学者，包括克罗森和Wright，虽然彼此批评对方，可他们的阐释都同意耶稣并不“首先是末世论”的支持者，尽管他们相信耶稣传讲了这样的信息。而其他学者（例如，Borg and Mack）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第三次探索因此见证了学术解释之间的分裂，因而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耶稣形象。
史怀哲在1906年《探索历史中的耶稣》中注意到，耶稣形象与构建形象的学者之间的相似性，并说这些形象经常是“研究者自身苍白的投射”。约翰·克罗森指出，这种趋势仍在持续，并且总结道，许多作者在写耶稣生活的传记，其实写的是“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