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孝宗

身世

根据《明史》记载：“孝宗达（实为“建”，《明史》误）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讳祐樘，宪宗第三子也。母淑妃纪氏，大明成化六年七月生帝于西宫。时万贵妃专宠，宫中莫敢言。悼恭太子薨后，宪宗始知之，育周太后宫中。十一年，敕礼部命名，大学士商辂等因以建储请。是年六月，淑妃暴薨，帝年六岁，哀慕如成人。十一月，立为皇太子。”民间则传说：孝宗出生时，为免被当时的宠妃万贵妃害死而藏在民间，在宪宗死前才由宫内太监于民间迎回即位。
孝宗出生后，废后吴氏贬居西内，与纪氏谪居的安乐堂相近，颇知消息，往来就哺，才得保全孝宗生命，由吴氏用心抚养过一段日子。

弘治中兴

弘治帝在位初期，励精图治、整肃朝纲、改革弊政，罢逐了朝中奸佞之臣、重用贤士，为于谦建祠平冤，减轻赋税、停征徭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史称“弘治中兴”。 
弘治帝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启用了刘健、丘濬、李东阳、谢迁、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能臣，使明宪宗成化朝晚年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大为改观。
此外，弘治帝重视司法，他令天下诸司审录重囚，慎重处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又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成《大明会典》。
弘治帝在治理水患方面亦颇有效果，曾委任白昂、刘大夏修治黄河，以改善河道流向、筑堤等方法抑制黄河水患，此后二十余年间，再无大患发生；另外，苏松于弘治年间，曾因河道淤塞而泛滥成灾，孝宗即命徐贯主持治理，历时三年，消除了苏松水患。
弘治帝在位初期的经济成就也比较突出，赋税收入比成化年间增加了一百多万石，达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的赋入高峰；而且，人口方面也有稳定的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间，人口增加了一千多万，达到六千万口。
惟自弘治十五年起（1502年），“一岁所入，不足以供一岁支用”，国家财政迈进了入不敷出的状况，户部吕鈡指出：‘常入之赋，以蠲色渐减，常出之费，以请乞渐增，入不足当出。正纯以前军国费省，小民输正赋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杂办，皆昔所无。民已重困，无可复增。往时四方丰登，边境无调发，州县无流移。今太仓无储，内府殚绌，而冗食冗费日加于前。’对此下廷臣议，廷臣作出多项建议，但仅触及成效不大的修补政策。
此外，孝宗也常以京营禁军投入繁重的工作，监察御史刘芳曾上奏说，“京师根本之地而军士逃亡者过半”，“其锦衣腾骧等卫军士不下十余万人，又不系操练之数，近年虽立营营，而役占卖放者多。”，另外又常纵容边臣，边臣冒报功次皆得升赏，而败军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杀贼，使边备日弛，对于北虏入侵能有效抵御的战役寥寥无几，如弘治十四年秋七月，孝宗令保国公挂征虏大将军总兵官领十万大军夜袭鞑靼于河套，鞑靼早察觉徙家北遁，朝廷用银八十余万，只斩首三级以还，而将士奏报功次竟一万有余，“不能御”，“坐虏入境”，“议者耻之”之类的描述比比皆是。
再者，弘治中期，皇帝自己渐渐迷上了斋醮，从此内库开销剧增，孝宗开始不断地命户部将太仓库的银子纳入内库，至将河西务钞关关船料改拟折银进纳。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十月，户部指出“银承备库先前进，金止备成造金册支用；银止备军官折俸及兵荒支给，近年累称不足。金则以税粮折纳及于京市买过八千三百八十六两有奇，五次取太仓银共一百九十五万，”而从户部纳入内库的银两，全部都被孝宗挪用来大兴土木，又妆造武当山神像，各寺观修斋赏赐，修斋设醮等，恣意浪费，以致府藏空竭，国库捉襟见肘。而且孝宗在统治中期（1500年）后，渐渐不如当初勤政，且开始纵容外戚，措置乖方，如内阁辅臣刘健，徐溥就曾批评孝宗说“切见数月以来视朝渐迟多至日出”，“近年以来用度太侈，光禄寺支费增数十倍，各处织造降出新样动千百匹，显灵朝天等宫泰山武当等处修斋设醮费用累千万两，太仓官银存积无几，不勾给边而取入内府至四五十万，宗藩贵戚求讨田土占夺盐利动亦数十万。”，“事涉于近幸贵戚，牢不可破，或旨从中出，略不预闻，或有所议拟，径行改易。”，而阁臣李东阳也曾直言弘治后期“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烦，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今天下民穷财尽，其势已极。姑以三者言之，山东之地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继以人肉，荆沔诸湖水竭鱼荒，河泊诸课率多折纳，易州山厂林木已空，渐出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朝中大臣如礼部尚书倪岳也上疏极言道“（孝宗）近日视朝颇晏，听纳颇难，经筵稀，御用度渐侈，游幸渐频，进贡之止者复来，乐戏之斥者复取。”但孝宗也不愿意听纳，而名臣刘大夏请辞时也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而吏部右侍郎周经则言“（孝宗）幸赏斋醮屡修，游宴无节，内帑空虗多由于此。”，南京户科给事中张宦也上书道“近来（孝宗）费出无经，或横恩滥赐之溢出，或修饰缮造之泛兴，或祈祷游玩之纷举，偶因内帑稍阙即命太仓支取，耗散财物莫此为极” “今四海民穷财尽，三边将寡兵疲，粮草空虗，马匹倒死而黠虏跳粱之势，贪狼之心视昔尤胜”，礼科左给事中叶绅也言“迩来（孝宗）经筵稀御日讲不举，画工琴士承恩于便殿，教坊杂剧呈技于左右..少滞视朝时，晏鳌山观灯或彻晓不休宫中燕享或竟日乃已。”，兵科给事中王廷相奏“今天下大可忧者，在于民穷财尽，其势渐不可为。然所以致此者有四，风俗奢侈也，官职冗滥也，征赋太繁也，酒酿无节也”。可见弘治中晚年皇帝倦勤，国家败政拮据，百姓困苦的情况。
在统治的十八年中，召见阁臣的次数总共有九次，比成化帝二十三年来召见一次为多。明孝宗即位之初，会听进阁臣的谏诤，但是后来用各种方法来搪塞阁臣和科道官的建议，使弘治初年所革除的弊政，不仅全部恢复，尚且有恶化之势，如宪宗晚年的传奉官号称弊政，弘治初尽行革除，到了弘治十二（1499年）年五月，传升乞升文职至八百四十余员，武职至二百六十余员，比成化末年增一倍。其次，在军事方面，从弘治一朝起亦开始糜烂，边备日弛，人浮于事，有效抵御的入侵寥寥无几，也不复当年成化一朝了。另外，有明一代，以弘治对外臣最为纵容厚待，动则大肆外戚藩王赏赐房屋和田地，甚至在一宗贵戚庄崎纠纷案中，偏帮小舅子张延龄，一次就得地一万六千七百零五顷；又如曾在弘治十三年（1500年）二月，赐兴王湖广京山县近湖淤地一千三百五十余顷，旋在七月又赐岐王德安府田六百一十二顷等等，赏地史不绝书，引起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改革吏治

孝宗即位时所面临的政治局面混乱不堪，由于他父亲明宪宗在位后期重用宦官和奸佞，造成了“朝中皮秕政”的状况。为了振兴帝业，肃清吏治，他在人事上的改革和整顿，可谓大刀阔斧。对太监梁芳、礼部右侍郎李孜省等前朝奸佞惩罚严厉。将冒领官俸、总计三千多人的艺人、僧徒等一概除名。在清理过程中，朱祐樘注意方式、方法，没有大开杀戒，斩杀的只有罪大恶极的僧人继晓 。与此并举，孝宗开始任用贤能之士。1492年三月，孝宗下令吏、兵两部将两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备以上的官吏姓名，全部抄录下来，贴在文华殿的墙壁上，遇有迁罢之人，随时更改。他还多次向吏部、都察院指出，提拔和罢免官吏的主要标准，是看此人有无实绩。由于孝宗注意任用贤能，明朝中期出现了许多名臣，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

广开言路

朱祐樘即位初年，广开言路。上台不久，就出现了臣子纷纷上书的局面，连尚未做官的太学生也跃跃欲试，上书提出各种建议。孝宗也有奢侈的想法，于是计划在万寿山建造一座棕棚，以备登临眺望。太学生虎臣得知此事，力谏不可，负责这项工程的朝中官员担心获罪，抓住虎臣。孝宗闻知此事，先取消了工程，且授予虎臣七品官，派往云南做了知县。孝宗还采纳了除早朝之外，再在便殿召见大臣，谋议政事，当面阅读奏章，下发指令的建议，开始增加“午朝”，每天在左顺门接见大臣，倾听他们对政事的见解。
有说法认为：孝宗统治期间所实行的一系列的政策，都自始至终地得以贯彻执行，然而有学者指出，在弘治十四年，孝宗因朝廷财政拮据，以及军饷筹措有困难而下诏群臣商议办法，大学士刘健上奏要求改革弊端，并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孝宗却未采取措施。至弘治十五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常入之赋，以蠲色渐减，常出之费，以请乞渐增，入不足当出。正纯以前军国费省，小民输正赋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杂办，皆昔所无。民已重困，无可复增。往时四方丰登，边境无调发，州县无流移。今太仓无储，内府殚绌，而冗食冗费日加于前。”但仅作出成效不大的修补政策。
1489年，内阁大臣刘吉数兴大狱，迫害了一批官员；信任太监李广，开始修炼斋蘸之术。孝宗对此自我检讨。

发明

据美国牙医学会的资料表示，明孝宗于1498年把短硬的猪猔毛插进一支骨制手把上成为牙刷。

军事

1501年，崛起的鞑靼部落以十万骑兵从花马池、盐池杀入固原、宁夏境内，这一事件震惊了孝宗。为了加强军事力量，1502年，孝宗将刘大夏提升为兵部尚书，负责军事整顿。刘大夏核查了军队虚额人手，补进了大量壮丁，并请朱祐樘停办了不少“织造”和斋蘸。

经济

作为改良，孝宗没有从制度上对百姓的税赋负担进行突出的改变，而在减轻百姓负担上，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从1490年，河南因灾免秋粮始，他对每年奏报来的因灾免税要求，几乎是无一例外地表示同意。

其他

《明朝时代上卷 第42章 弘治王朝的老生常谈》：“后世史学家多将弘治王朝称作“弘治中兴”，但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这些其实都经不住推敲，从宣德王朝开始，文人们所认为的明朝衰败，实际上并不存在。皇帝不临朝、宦官跋扈、军屯被破坏、京畿部分民田被侵占，这些在士大夫看起来，好像不可理喻的事情，实际上无关这个大明王朝的痛痒，正统、成化年间，我们的大明王朝仍旧是平稳、正常运行的，不仅如此，从中可以看出三个趋势，那就是政治依赖日益成熟、稳定的官僚集团运作，商业贸易开始兴起，哲学文化思想领域开始松动，这都是值得正面看待的事情。大历史观，对于历史的观察，不应该再是只从《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来看待，如果继续这样看待历史，就会使我们中国人陷入一种狭隘束缚的历史发展桎梏中。
仔细分析正统、成化王朝的所谓衰败，是因为史学家们以当时的君主统治行为，不符合儒家行为规范而已，而弘治王朝的所谓中兴，也是因为弘治皇帝遵循了文人士大夫们的儒家王道意识，因为前朝感觉衰败，才会存在后来的感觉中兴。以弘治皇帝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仁君形象，这是值得嘉许的。但最后这些都无济于事，皇帝的人性与权力，超越了士大夫们的儒家王道意识与封建礼法，这冲突使一代明君转眼变为昏君，史学评论家立即改观，对弘治王朝前面与后面的一个总结，就是不完美。”

发明

美国牙科医学会和美国牙科博物馆等的资料显示，世界上第一把用刷毛制成的牙刷是由明孝宗于1498年发明的，方法是把短硬的猪鬃插进一支骨制手把上。亦有学者如英国艺术史学家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把牙刷发明权归于英国人威廉·艾利斯，1780年，艾利斯把骨头磨成一根细棒，在上面钻了些小孔，然后将猪鬃一束束地插进小孔，并将它们修剪整齐，成为现代牙刷的雏形。亦有学者指出刷毛牙刷早在北宋中期就已被使用，也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发现了类似现代牙刷的一把唐朝时期的硬毛牙刷，这把牙刷由来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的猪毛制作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