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51°23′14″N 30°06′41″E）位于现乌克兰普里皮亚季镇附近，距切尔诺贝利市西北18公里（11英里） ，位于离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16公里（10英里），距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110公里（68英里）。核电站由四座RBMK-1000 型压力管式石墨慢化沸水反应炉组成，每座反应堆能产生1吉瓦（10⁹瓦）的电能（3200兆瓦特的热功率），核事故发生时四个反应堆共提供了乌克兰10%的电力。电站的建设始于1970年代后期，1号反应堆于1977年启用，2号、3号、4号亦相继于1978年、1981年、1983年启用。另有5号及6号两座反应堆，每座也能产生1千兆瓦特电能，事故时仍在建造中。

事故

1986年4月26日星期日，当地时间凌晨1点23分47秒（UTC时间：25日22时23分47秒），因操作不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核反应堆功率在短时间内灾难性地激增至最大设计负荷的约10倍，导致蒸汽爆炸，撕裂反应堆的顶部；由于苏联的RBMK反应堆为最早期的核能电力系统，只设计了单一的防护层，不像后来的核电站，在反应堆外还建有安全壳，所以4号核反应堆堆芯立即直接暴露于大气中，释放出大量的放射性微粒和气态残骸（主要是铯-137和锶-90）；随后空气中的氧气与超高温核心中的1,700吨可燃性石墨减速剂接触，燃着的石墨减速剂加速了放射性粒子的泄漏，放射性粒子随风跨越了国界。
当时在控制室内操作反应堆的主要人员包括，拥有主管权限的代理总工程师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迪亚特洛夫，有运行经验的第9操作组值班主任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阿基莫夫，还有年轻的新手操作员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托普图诺夫。事发当时因上级压力、夜班缺少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以及冷却水系统和通报系统的混乱，三人对如何在低功率下操作及处理危机的程序并不清楚。事发后成立的特别委员会与设计单位交流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因蒸气涡轮后备供电测试计划，反应堆于午夜后的夜班由白天的1600MW半功率逐步降低至700MW功率，在当时的操作条件下未及反应的氙135累积发生反应堆毒化，反应堆功率未能稳定在700MW，而是跌落至30MW。值班主任阿基莫夫正确判断出反应堆毒化，建议停机，等待24小时待氙135经反应消耗后再逐渐提升反应堆功率；但代理总工程师迪亚特洛夫担心为影响到日常运行及测试工作负责，以开除两人要挟，执意要迅速恢复反应堆至计划所定的700MW。在压力下值班主任阿基莫夫和操作员托普图诺夫解除了一系列安全措施，试图尽快恢复反应堆功率，渐次将211支控制棒中的205支完全拔出，使反应堆处于功率失控的危险状态；仅因反应堆毒化，反应堆功率的上升滞后，暂时停留在200MW。待反应堆于200MW下燃掉积累的氙135重新激活后，1:23:35仅受6支控制棒束缚的反应堆功率急剧上升。5秒后，1:23:40值班主任阿基莫夫按下紧急停机钮AZ-5，控制棒立即回插，但为低功率拔出时稳定反应堆而作了负反馈优化的控制棒，在高功率从零插入时短时间内反之带来正反馈作用，7秒后，1:23:47反应堆功率骤然升至33000MW，超出设计最大功率的10倍，引发蒸汽爆炸，带来严重后果。代理总工程师迪亚特洛夫辩称当班人员操作无大碍，爆炸缘于反应堆设计缺陷。

测试前置

测试前置作业于1986年4月25日早班前展开。早班工作人员已受过行前训练，一批电机工程师组成的小组也将在场测试新的稳压系统。4月25日1点16分，四号机组开始逐渐降低输出功率。在早班人员上班时，输出功率已降至正常（3200MW）的一半。
碰巧的是，有个小型发电站无预警跳机，基辅电网调度单位遂要求切尔诺贝利优先支援傍晚尖峰用电，延后降低输出。厂方同意，于是测试被推迟至当日深夜。其他不影响输出功率的前置作业依然持续进行，包括关闭紧急核心冷却系统（英语：Emergency Core Cooling System），一个在紧急状况下向核心注水降温的系统。尽管ECCS不足以阻止最终的爆炸，但关闭它也反映了本次测试对安全的极端忽视。
当日23点04分，基辅电网允许机组继续降低输出。延后测试带来很大的影响，受过训练的早班人员早已下班离开，晚班人员正准备交接下班，大夜班人员在午夜后将会独立作业。根据原先计划，测试应在早班结束并完成停机，大夜班人员只需管理冷却系统即可。此时计划更改，大夜班人员为了在交接结束前做好测试准备，决定极快地降低功率。此时值班主任为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阿基莫夫，操作员为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托普图诺夫（Леонид Фёдорович Топтунов）。后者在三个月前才升任高级工程师。
测试计划要求四号机输出功率缓慢从1,000MW降至700MW。4月26日凌晨12时05分，输出功率降至700MW，但反应堆内产生的衍生物氙-135持续吸收中子，使得输出功率持续下降，这个现象称为“反应堆毒化”（英语：reactor poisoning）。正常功率运作下，充足的中子能将氙-135“烧掉”化为氙-136，但功率过低时，中子供应速度不及于氙-135的产生速度，反应因而逐渐停止。当输出功率降至500MW时，托普图诺夫又错误地将控制棒插得过深，让反应堆来到准停机状态，输出功率不到30ＭW。
此刻，反应堆的输出功率是测试计划的5%，值班主任阿基莫夫非常不安，和托普图诺夫共同支持直接停机。但负责指导实验的代理总工程师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佳特洛夫执意继续进行。两人被说服后，命令控制室人员关闭控制棒自动控制系统，再以手动控制抽出大量的控制棒。数分钟过后，反应堆输出增加，稳定维持在160-200MW，仍然较计划之测试起始功率700MW为低。这是因为低功率状态让氙-135持续生成，毒化反应阻止功率上升。
低功率且充斥氙-135的反应堆造成核心温度、冷却水流与中子流的不稳定，触发了一系列警报。控制室收到大量来自冷却系统与蒸气管路的紧急信号。但为了提高反应功率，工作人员对凌晨12时35分至45分之间的警报一概置之不理。
其他前置作业也于功率回升至200MW时展开。4月26日凌晨1时05分，额外的冷却水泵按照计划启动以增大冷却流。这却使冷却流通过冷却塔的时间减少，冷却水的均温因此增加，接近核态沸点，这让反应堆更不稳定。水流于1时19分超过限定上限，触发了低蒸气压警报。与此同时，增大的水流降低核心温度，又吸收了一部分中子，使得功率依旧无法上升。夜班人员于是关闭两个循环水泵，降低水流，并手动移除了更多控制棒。
一系列见招拆招的操作让反应堆变得极度不稳定。按操作规范，在紧急情况下仍需保留插入至少28支控制棒以确保安全，此时却只有18支插入。自动SCRAM停机系统与许多自主/被动的安全功能被关闭，只保留了人工紧急停机系统（"AZ-5"/迅速紧急停机AZ-5按钮）。反应堆的配置已经超出原始设计的安全范围，只要有一点扰动，便足以走向毁灭。

事故原因

国际原子能总署在事故发生后，迅速组织了国际核能安全咨询小组(INSAG)进行调查，前后发表了两份官方报告。

INSAG-1报告(1986)

1986年8月，INSAG基于苏联提供的资料与多位专家的证词，正式发表了首份调查报告，将事件归因于人祸。报告中提到：“在后备涡轮测试的准备与执行阶段，操作人员关闭了一系列保护系统，违反了技术操作最重要的安全规定。”为了重现测试所需的紧急情况，操作员关闭了紧急核心冷却系统(ECCS)，区域自动控制系统(LAR)，紧急停机系统(AZ)，随后又为了尽快完成测试而随意操作，欠缺对反应堆的物理知识，也严重违反了操作规章。不幸的是，反应堆的设计者认定不可能发生这种“关闭安全系统又肆意操作”的情况，因此并未设计一个强制系统阻止事故发生。倘若安全系统正常作用，主电脑SKALA将插入所有控制棒，并启动能在2.5秒内插入24根控制棒的紧急程序。但在当时，这些控制权全部交给了控制员。切尔诺贝利事故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瓦列里·列加索夫曾如此批评：“这就好比飞行员一边飞行，一边测试飞机的引擎。”
厂长维克托·布留哈诺夫（Виктор Брюханов）只具有燃煤发电厂的训练经历和工作经验，基本上是负责政战的主管，事发半夜演习时并不在场，但主导演习的副厂长是核能专业。他的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Николай Фомин）亦是来自一个常规能源厂。4号机的代理总工程师阿纳托利·佳特洛夫只有“一些小反应堆的经验”。
报告虽曾提及反应堆的设计缺陷让违反规定的操作变得十分危险，但并未作深入探讨。报告发表后，“人祸”一说很快变成了主流观点，也成为了长期以来大众所认知的事故主因。

观点分析

两份观点不同的报告，其实代表着反应堆设计商，电厂，苏联政府与乌克兰政府间的激烈游说角力。另一方面，苏联当局始终没有公布电厂侦测器之原始数据，因此难以厘清部分细节。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成员中的英国主张将调查结果公开化，而当时核电占全国总发电量2/3以上的法国则持反对意见，法国在当时国内电视广播的欧洲每日辐射计量版图上，将法国留作空白。
总结来说，事故的主因仍然是人为因素居多。第一线人员固然草率地关闭安全系统，违反计划操作反应堆，但这也反映了电厂从设计，建造，发电到监管，各个环节对安全的极度漠视。乌克兰当局曾经解密一整批横跨1971至1988年，牵涉切尔诺贝利电厂的KGB档案。这段时间总共发生29起紧急状况，其中有8起属于人为因素，例如施工失误造成结构损伤，厂方却未加以改善。
INSAG明确指出:"安全文化的缺乏导致了此次事故，这不仅是切尔诺贝利电厂，更是苏联核电设计，营运，监管的整体结构性问题。"

即时的辐射污染

苏联的事故报告指出，切尔诺贝利4号机反应堆总共有180至190吨的二氧化铀以及核反应产生的核废料。他们估计这些物质大约有5%-30%流到外面。但根据曾经到过石棺反应堆做后续处理的清理人（例如Usatenko和Karpan博士）说反应堆内只剩大约5%-10%的物质。反应堆的照片里显示了反应堆完全是空的。因为大火引发的高温，让许多辐射物质冲向大气层高空，并向外四面八方扩散。
苏联当局在事件发生之后36小时，就开始疏散住在切尔诺贝利反应堆周围的居民。在1986年5月，即事件发生后一个月，约116,000名住在核电站方圆30公里（相当于18英里）内的居民都被疏散至其他地区。因此，这个地区经常会被称为疏散区域（Zone of alienation）。然而辐射所影响的范围其实能散播至超过方圆30公里外的地方。有超过300,000人脱离了灾难的威胁，但仍然有数百万人继续居住在污染区内。
由原子炉熔毁而漏出的辐射尘飘过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也飘过欧洲的部分地区，例如：土耳其、希腊、摩尔多瓦、罗马尼亚、立陶宛、芬兰、丹麦、挪威、瑞典、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波兰、瑞士、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法国（包含科西嘉岛）和英国。在最早发生意外的时候，有人认为核泄漏是来自瑞典而不是苏联，1986年4月27日，瑞典福斯马克核电站工作人员发现异常的辐射粒子粘在他们的衣服上，该电厂距离切尔诺贝利大约1100公里。根据瑞典的检查，发现该辐射物并不是来自本地的核能电厂，他们怀疑是苏联核电站出了的问题。当时瑞典曾透过外交管道向苏联询问，但未获证实。另外，法国政府宣称辐射尘只飘到德国及意大利的边界。因为辐射尘的关系，意大利规定部分农作物禁止人们食用，例如蘑菇。法国政府为了避免引发民众的恐惧，所以没有作出类似的测量。
一位来自绿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员丽贝卡·哈姆斯受联合国的委托，于2006年撰写一份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报告，称为TORCH报告。内容说明：“从辐射尘飘散的分布来看，白俄罗斯（占国土约22%）和奥地利（13%）是最受辐射尘污染的地区。其他国家，例如乌克兰（5%）、芬兰和瑞典皆受到高程度上的污染（污染程度：> 40,000 贝克勒尔每米，铯-137）。更有80%的辐射尘飘至摩尔多瓦，和欧洲的土耳其、斯洛文尼亚、瑞士。而斯洛伐克则受到较低程度上的污染（污染程度：> 4,000 贝克勒尔每米，铯-137）。另外，德国44%和英国34%境内地区均受辐射尘埃的污染。”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认为TORCH所报告里的污染地区不够全面，认为还有更多地区的污染程度会超过40,000或4,000 贝克勒尔每米，铯-137。
切尔诺贝利灾难不只污染了周围的乡镇，它还借由气流的帮助，因此能够没有规律地往外面散开。根据苏联及西方科学家的报告指出：掉落在苏联的辐射尘有60%在白俄罗斯。而由TORCH 2006的报告指出有一半的易挥发粒子掉落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以外的地方。在俄罗斯联邦布良斯克（Bryansk）的南方极大的区域和乌克兰北方的部分地区，都被辐射物质污染。

长期的健康影响

核电站爆炸事故对切尔诺贝利居民造成的长期影响一直备受争议。意外发生之后，人们的健康问题主要被放射性物质“碘-131”所影响。目前，有人担心20年前的锶-90和铯-137还会对土壤造成污染。而且，植物、昆虫和蘑菇最表层的土壤会吸收铯-137。所以，有些科学家担心核辐射会对当地人造成几个世纪的影响。
在被辐射污染的地区里，有许多小孩的辐射剂量高达50 戈瑞（Gray）。这是因为他们在喝牛奶的过程中吸收了当地生产而被辐射污染的牛奶，当地牛奶是被碘-131所污染，碘-131的半衰期为8天。许多研究发现白俄罗斯、乌克兰及俄罗斯的小孩也罹患甲状腺癌比例快速增加。根据日本原子弹爆炸的事后调查统计预期，在切尔诺贝利地区的白血病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会增加。但直到目前为止，白血病病例的增加数量还不足以在统计学上推断，并和辐射外泄有关。
丽贝卡·哈姆斯的TORCH报告于2006年另外指出，预计将会有更多，因这次事故而导致出的放射性物质碘-131（增加引起甲状腺癌的主要物质），会散布至苏联之外等地。有机会患上甲状腺癌的地区，例如捷克和英国，他们均提出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解决西欧方面的癌症问题。报告预计会额外有30,000至60,000人死于癌症，大部分固体癌症的潜伏期大约是在20至60年，还预计当中会有18,000至66,000名白俄罗斯人患上甲状腺癌，最受辐射尘所污染的白俄罗斯地区的癌症个案会上升约40%。不过，这些病症当中，还会有很多潜在因素，所以无法于2006年初期准确地预计出正确的资料。另外，2005以来，45岁以下女性患上乳癌的个案亦有所上升。癌症以外，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与白内障和心血管疾病两项非癌症疾病有关。
乌克兰卫生局局长于2006年，发现有约240万的乌克兰人（包括428,000名儿童）受到这次事故的辐射尘，而导致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又指境内流徙人士亦受到同样的问题。
另外，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于2006年四月份报告，主题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释放出的辐射尘，所导致在欧洲癌症人士的资料统计”。但是，他们又称癌症人士的统计数目，较难做出一个较准确的统计表。当然，结果显示出的是，现今欧洲癌症人士并没有任何上升的趋势。另外，例如在污染地区患上甲状腺癌症的话，就一定是被事故里的辐射尘所感染。但其实最终的是，按照线性无门槛模型（linear no threshold model）在癌症方面上的研究，说出可能会在2065年之内，额外会有16,000多人死于癌症。他们的预计方针，是根据95%置信区间而定的。
虽然那些受到低剂量辐射所影响的人，几乎没有死亡率增加、癌症或先天缺陷的症状，但是仍不能够确定其原因与放射性污染的关联。并未有证据或是观察结果表示辐射引起生育力下降，接受辐射剂量也不会增加死胎，有问题的妊娠结果，分娩并发症及儿童整体健康的数量。 居住在污染区域内，有较低的出生率(或许是较高的堕胎率掩盖住)。有报导先天性畸型温和且稳定的增加，同时间无污染的地区人数也同步增加，可能是因为登记的人数增加导致这样的结果。

食物限制

1986年4月，一些欧洲国家（除法国以外）已经强制实行食物限制，特别是菌类和牛奶。在灾难过后20年，主要限制制造、运输、消费过程中来自切尔诺贝利放射性尘埃的食物污染，尤其是对铯-137指标的控制，以防止它们进入人类的食物链。在瑞典和芬兰的部分地区，部分肉类产品受到监控，包括在自然和接近自然环境下生活的羚羊等等。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典、芬兰、立陶宛和波兰的某些地区，野味（包括野猪、鹿等）、野生蘑菇、浆果以及从湖里打捞的食肉鱼类的铯-137含量达到每千克几千贝克。在德国一些野生蘑菇的铯-137含量甚至达到了40,000贝克/千克。按照2006年TORCH报告，这些地区的平均水平约为6,800贝克/千克，是欧盟规定的600贝克/千克的10倍以上。由此欧盟委员会已经表示：“对于从这些成员国进口的某些食物的限制必须在未来维持多年”。
在英国，根据1985起实行的食物和环境保护条例（Food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简称FEPA），从1986年起限制了放射行指标超过1000贝克/千克的绵羊的迁移和销售。这项安全措施是根据欧盟委员会专家组第31项报告的建议而作出的。但是从1986年以来，受限制区域已经减少了96%： 从一开始限制区域几乎包括了9000个农场和400万头绵羊，到2006年已经递减到374个农场大约750平方公里的地区和约20万头绵羊。只有坎布里亚、北威尔士和苏格兰西南部的一些区域仍然受到限制。
在挪威，萨米人受到被污染的食物的影响，有些驯鹿因为吃了地衣而受到污染，因地衣在从空气中获取养分的过程中吸收了放射性微粒。

对自然世界的影响

在事故后，隔离区内变成部分野生动物的天堂。虽然动物也饱受辐射之苦，但比起人类来说，辐射对它们的伤害是非常轻微的，所以对它们而言事故的发生反而是好事。在隔离区内的动物比如老鼠已适应了辐射，它们的寿命和没受辐射影响地区的老鼠比较大约相同。下列为隔离区内再度出现或被引入的动物：山猫、猫头鹰、大白鹭、天鹅、棕熊、欧洲野牛、蒙古野马、獾、河狸、野猪、鹿、麋鹿、狐狸、野兔、水獭、浣熊、狼、水鸟、灰蓝山雀、黑松鸡、黑鹳、鹤、白尾雕。
美国乔治亚大学的野生生态学家吉姆·毕斯利用可测量辐射的项圈追踪了在切尔诺贝利强制疏散区生存的13只狼，它们在辐射强烈区域活动时，自然遭受较强辐射污染。而其中一只狼长途跋涉400公里，向东到了白俄罗斯，然后回到乌克兰，最后抵达俄国，去找母狼交配(交配成功与否，未知)。另外提到小型动物如鸟类、啮齿类、昆虫的相关研究显示：这些动物都有肿瘤、白内障、脑萎缩及发育不正常的迹象，且其排遗可能因此散播辐射到疏散区外。不过目前还不清楚狼群是否也会如此；切尔诺贝利周遭并没有大量狼群会受到突变影响。且作者强调，还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回答论文中提到的问题。此研究发表于《欧洲野生动物研究》期刊。

政治经济影响

苏联政府为了处理事故，花费巨额金钱，并在其他因素的结合作用下，对苏联经济造成严重且难以逆转的伤害。更重要的是，此事故迫使苏联的政治比过去更透明开放，并且间接地向全球展示核子战争会造成的浩劫，与引发全球对核能发电的疑虑。

核电厂后续运作

切尔诺贝利电厂并没有因为4号机组出问题而停止运作，只封闭电厂的4号机，并且用200米长的水泥与其他机组隔开，但由于缺乏能源，所以乌克兰政府让其他三个机组继续运作。1991年在2号机组发生一场火灾，乌克兰政府当局随后宣布2号机组无法修复，并须终止运作。1996年11月，在乌克兰政府与国际原子能总署的协议下，1号机组停止运作。2000年12月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丹尼洛维奇·库奇马，在一个正式典礼上关闭3号机组的运作。至此，整个切尔诺贝利发电厂就停止发电，不再运作。

核电厂废墟中残留的放射性物质

根据官方估计，发生事故后的反应堆内大约还有95%的燃料（180公吨），该批燃料的总放射性达约1800万居里（670 皮贝克勒尔，1皮贝克勒尔= 10¹⁵贝克勒尔）。现时残留在内的放射性物质已经硬化成陶瓷状物质。它们主要在事故发生初期时，反应堆的核心碎片能在反应堆内四处流窜，并且和其他灰尘和熔岩状的“燃料覆盖物质”（fuel-containing materials、FCM）构成。现时仍不能够确定这些陶瓷状物质何时会延缓释放放射性物质。
透过秘密的估计，在该核电站里有至少有4公吨的放射性尘埃。不过，最新的估计已经调查关于燃料的数量，并保持在反应堆中的分量。一些估计指出，现在安置在燃料反应堆内的总数量，大约只有原先燃料的70%。由于爆炸，国际原子能机构失去5%的燃料。另外有人估计只有原先燃料的5～10%遗留于废墟里面。
另外，水继续漏入反应堆。在整个反应堆大楼内，被淹没的环境散播出放射性物质。而反应堆大楼的地下室，同时也缓慢地充满被核燃料所污染的物质，并且释放出有放射性的废物水。虽然已经修补在屋顶上形成的洞口，但是该洞口还是能够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恶化。

旧石棺

1986年6月至11月，苏联政府投入大量人力，建造了被称为“石棺”的水泥围墙和上盖以覆盖损毁的4号机组，以免辐射扩散。旧石棺由两根大梁支撑反应堆加固墙以及反应堆上盖。
但是，旧石棺只是一种临时防御措施，不能一劳永逸。虽然它被赋予了接近30年的寿命，但旧石棺本身非常脆弱，可能连一次小型地震或一阵强风都有可能引至旧石棺倒塌。首先，旧石棺的位置本身就已经很不安全，因为旧石棺是直接搭建在废墟之上的，它的基础并不牢固。切尔诺贝利前高级工程师尼古拉·斯坦伯格（Николай Штейнберг）更指出，原计划以30万立方米混凝土加固反应堆外墙和上盖支撑钢梁，但碍于现场辐射剂量过高，时间紧迫，计划未能遂行。因此，旧石棺缺乏必要的焊接，甚至有些地方连螺丝钉也没有，旧石棺只能靠自身重量维持稳定。
此外，当时以人力及工业机器人搭建的旧石棺正在严重地风化。湿度是影响旧石棺寿命的重要因素。废墟内本身已经有大量放射性废水。旧石棺内相对密闭的空间令升温比降温更加容易，更令废墟内湿度水平上升。高湿度当中会腐蚀旧石棺里的混凝土和钢。
如果反应堆大楼的墙和反应堆上盖倒塌，惊人数量的放射性灰尘和粒子将会被直接释放到空气中，令辐射物质毁灭周围的环境。为此，当局曾经研究出好几种加固旧石棺的方案。

新石棺

切尔诺贝利基金于1997年丹佛八国集团峰会成立，其遮蔽执行计划（Shelter Implementation Plan, SIP）将在4号机组反应堆废墟及其石棺上方建造新遮蔽结构体（New Safe Confinment, NSC），一个安全稳定、符合生态要求的新石棺。遮蔽执行计划将由Bechtel、Battelle、和Electricite de France共同管理设计，它将包含一个可移动的拱形结构。为了避免辐射，它将在远离遗址的位置建造，再进一步移到遗址上方。新的石棺将是有史以来人类建造最大的可移动建筑物。2012年4月26日，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26周年纪念日，新石棺开工建设。新石棺耗资9.35亿欧元，大多数资金是来自世界各国政府的捐赠。
2016年11月29日，新石棺正式安装完成，高105米，长150米，宽257米。新石棺内配有巨型吊臂，能解体旧石棺及清除反应堆残骸，以便工程人员清理剩余的放射性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