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国

背景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国取得南满洲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的控制权，并以护路为由组建关东军驻扎在奉天、旅顺、长春等铁路沿线。
1906年，日本国建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除铁道外，其经营几乎涉足所有工业领域，对满洲进行全面开发。满铁建立标志满洲现代化开始。1908年，清末满族皇帝溥仪登位，年号宣统。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满洲贵族为主的清廷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法理上继承清朝版图。辛亥革命爆发后，溥仪于1912年2月退位。不废帝号，仍居宫禁。1915年年底至1916年，因大总统袁世凯觊觎天子宝座，而发生的“洪宪帝制”事件，先是激起各地势力发动护法战争讨伐袁世凯。最终袁世凯因帝制失败郁病交加而死，导致权力真空。此后，由北洋军阀、护法军及其他地方军阀经过各种分化组合而形成的地方势力崛起，使民国北洋政府基本失去对地方的有效统治。此后内满大部分地区一直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奉系军阀政权所统治，其间行政、军事等均有较大独立性，直至1928年末张学良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 
在清朝灭亡之后，仍有各种清朝的复辟力量活动。在1917年5月，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张勋（时任长江巡阅使，当年6月双方争相拉拢他进京“调停”，随即联合康有为等保皇党人于6月30日夜发动政变，次日迎溥仪复辟）率兵进京，扶溥仪复辟，旋即失败。复辟11天后即遭段祺瑞“讨逆军”讨伐并很快被推翻，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宣统退位。这出复辟事件史称“张勋复辟”。
在复辟失败后，原先认同清朝的部分人士，转向满蒙独立运动，希望在满洲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独立于中国之外。学者林志宏认为，除了认同清朝才是正统中国外，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与中国共产党的扩张，也造成这些人的危机感，认为除了推动独立建国外，无法阻止共产主义入侵，以保持中华传统文化。
张作霖势力最初只及奉天省（张学良改称辽宁）一地，后于1918年击败吉林督军孟恩远，随后赶走黑龙江省巡按使毕桂芳，控制吉黑二行省，统一东三省。1924年10月23日，西北军阀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1月4日，民国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冯玉祥关于驱逐溥仪出宫的议案。11月5日，正式下令溥仪被废除帝号逐出宫。溥仪及其家族成为中华民国的普通公民。1925年溥仪移居天津租界。后为日本情报机构关注。
1925年5月，日本少壮派的“一夕会”通过“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起草《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明确提出日本要设计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内满等问题。
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以制定“满蒙政策”为目的召开“东方会议”，最后以《对华政策纲领》作为结论。《对华政策纲领》提出将“满蒙”（即中国东三省及内蒙地区）与“中国本土”分离对待的政策，试图将内满洲主权“剥离”出来，并指出“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和权益有遭侵害之虞时，不管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卫——要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之思想准备”。然而，日本军部强硬的少壮派军官却认为日本首相在“满蒙问题”上过于软弱，主张采取军事手段。
1928年，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在少壮派支持下在皇姑屯刺杀不与日军合作的张作霖，希望引起内满大乱以便关东军趁乱占领内满。然而张作霖长子张学良很快回到奉天接替其父执掌大位，控制住内满局势，继掌虎符，河本也被日本军部解职。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改用青天白日红旗，名义上归顺国民政府，在形式上达成中国统一。1930年9月始陆续有13万东北军主力部队入关参加中原大战，张学良大部分时间驻守燕京。关外守备空虚。
1930年末，日军参谋本部确定分三个阶段解决“满洲问题”，即：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主张“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见《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年6月，日军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采取军事行动。8月4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声称“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并要求军人善尽“应变责任”。

前奏

1931年9月18日，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土肥原贤二等人策划下，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又称满洲事变）。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东北守军在“不抵抗”政策下溃不成军；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年底前占领东北三省。两个月内，关东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行省，并在各省扶植地方性的亲日政权——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黑龙江的马占山。但其中马占山只是表面上同意服从，暗中策划武装反抗，不久就打响江桥抗战。

中华民国的外交抗议

1931年9月19日，中华民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满洲事变，请国联主持公道；9月19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9月23日，中华民国政府就满洲事变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国际联盟调查团

1931年9月19日，满洲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传至国际联盟。9月21日，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要求国联行政院根据国联盟约第十一条的规定，采取维持和平的行动。在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的建议和中国代表施肇基的强烈要求下，国际联盟理事会议在12月10日决定组织调查团到满洲进行调查。
9月4日，李顿调查团在北平签署调查报告书，将其送回日内瓦。9月18日，国联公布调查报告的内容。
李顿报告书详细地叙述1931年9月以前满洲的局势，描述中国行政当局抵制日本侵略的活动，例如抵制日货运动，描述日本在满洲的各项侵略要求和不满。报告书随后根据满洲事件日方主事者和目击者的证词，描述满洲事件的过程及随后事态在全满洲的发展。李顿报告书指出，日本陆军在满洲事变后继续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看做是正当防卫的措施。报告最后结论说，“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满洲国是不可能成立的，它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满洲国“不能被认为是出于真正的和自发的独立运动的产物”。
国际联盟在1933年2月24日大会上以包括波兰的40票对1票（1票为日本，另有暹罗投弃权票、智利未参加投票）通过基于李顿报告书的声明。该声明指出，满洲主权属于中华民国；日本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占取中国领土并使之独立；满洲事件中的日军行动并非自卫；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其存在是因为日本军队的存在，满洲国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声明认为日本应退出满洲，满洲由国际共管。为此，日本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

政权的终结

1943年12月1日公布的《开罗宣言》中，规定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于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于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放弃其主权。日本亦将被驱逐出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在1945年2月8日的雅尔塔会议罗斯福—斯大林会谈中，确定将当时尚不在中华民国管辖下的大连作为国际化自由港转交给苏联，并由苏联使用满洲铁路。
1945年8月8日，苏联照会日本，将于次日对日本宣战。随后苏联红军攻入满洲，以高度机械化的绝对优势击败关东军和满洲国军。8月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软硬兼施威逼溥仪迁都通化。8月11日，溥仪及满洲国政府官员开始乘火车撤退。8月13日晨到达通化市临江县（今临江市）大栗子车站。8月15日，日本投降。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在吉冈安直的安排下，溥仪在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技工培养所（今临江市大栗子镇伪满皇帝溥仪行宫博物馆）内举行退位仪式，宣读《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8月17日午夜，溥仪在吉林通化临江县宣布“退位”，“满洲国”存在不到14年灭亡。满洲国政府解散。8月18日，山田乙三下令满洲地区及朝鲜北纬38度线以北的日军（原属朝鲜军，1945年改隶关东军，38度线以南的朝鲜军改隶国内军）解除武装，停止战斗。19日，溥仪等人从通化乘小飞机飞往沈阳准备转飞日本，飞机在奉天机场降落后，溥仪等人被苏联红军俘虏，满洲国政权彻底终结。

灭亡以后

1945年8月20日，苏军占领新京、奉天、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22日，苏军占领旅顺、大连。31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辕，任命熊式辉为行辕主任，接收东北。
苏联拒绝中华民国政府使用旅顺港运送人员接收辽东半岛的要求，扶助中国共产党在满洲地区取得政治及军事优势，将缴获关东军及满洲国军的一些装备和人员转交给共产党。1945年11月，共产党武装（当时尚未更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山海关一线与准备出关接收东北的国军发生激战，共产党军队失利，国民政府接收满洲。
1946年8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溥仪作证叙述日本关东军在满洲所有的军事活动以及对中国和苏联的军事目的，并指控日本战犯应为所有战争责任负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策划成立满洲国的板垣征四郎死刑，判处同为策划者的南次郎和操纵满洲国的小矶国昭无期徒刑。溥仪1950年8月移交给中国，1959年被特赦释放；1961年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我的前半生》。
1963年3月30日、1964年12月12日和1966年3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三读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满洲国和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的决定》。

地理与人口

满洲国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承德市（热河省）。但位于今辽宁省朝阳县长在营子乡的清风岭，因当地民众在王老凿（真名王文福）的率领下，不承认满洲国的统治，在清风岭据险坚守，坚持抗争14年，使该地成为唯一一块日军从未占领暨满洲国从未真正统治过的地方，有“中国地”之称。根据1932年的《日满议定书》，关东州之主权由满洲国所有；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租借予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直接管辖，战争后期日本逐步放开关东州控制，故后期属满洲国行政区划，但是日本享受名义管制权。

人口

1932年满洲国建立时总人口有3千4百万人，当中汉人占百分之83，满洲人与蒙古人合计占百分之15，日本人和朝鲜人则合计占百分之二；根据其他统计，1932年日本人在中国包含关东州在内有24万人。满洲国的居民有汉满蒙之外，也含其他通古斯民族（如鄂伦春、赫哲等），另外也有朝鲜族、俄罗斯族与和族。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际，满洲国已有150万日本人。
也有台湾移民，参见：台湾人满洲国移民史。

日本国策移民

1910年代包含满铁职员1至2万人、关东都督府3,000至6,000人、领事馆数百人，在满日本人全部加总也不到3万人。1915年签订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后，日本人得以自由移动，居住于南满洲。1921年在满日本人有16万6千人，1926年增至19万人，其中满铁职员及其家人有6万8千人、关东厅2万2千人。满洲国建国之后，日本人推行日本人移居满洲之国家政策，共移居130万人到满洲。日本政府订立“满洲移民百万户计划”，并交由满拓（满洲拓殖公司，为满洲拓殖公社前身）全权负责，是日本开发业者，承包开拓业务、收购土地、召集拓垦人群。为达到使满洲最终成为日本国土的侵略目标，日本“国策移民”活动计划20年内从日本向满洲移民100万户、500万日本人。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在长春召开移民会议，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截至1944年9月，居于满洲各地的日本移民（包括开拓团民）共1,662,234人。在1945年后，大部分日本移民被遣返，见葫芦岛日侨大遣返。但另有日本遗孤的问题。

皇帝

满洲国为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满洲国皇帝为国家元首，仅溥仪一人。1937年，满洲国国务院通过《帝位继承法》，若溥仪无子而逝，其弟溥杰是帝位继承人。但满洲国国务院只承认道光帝以下的皇族。

政府结构

满洲国中央统治机构进行过多次的改组。执政（1934年后为皇帝）行使国家统治权，其下设的国家机构有执政府（1934年后为宫内府）、尚书府、祭祀府、参议府、侍从武官处；立法院、监察院、国务院、军事咨议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
满洲国的行政机关为国务院，其首长为国务总理（1934年后称国务总理大臣）。国务院下设总务厅、兴安局等机构，并辖有军政部（后为治安部、军事部）、文教部、外交部、司法部、实业部（后为产业部、兴农部）、交通部（辖邮政总局）、财政部（后为经济部）、民政部（后为民生部、又拆分为厚生部和国民勤劳部）、新京特别市公署及首都警察厅、各省公署（各市．县，旗公署）。各部长官为总长（1934年后称大臣），但是实权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官手中。总务厅为国务院的政务中枢，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厅长（1937年后称总务长官）总揽满洲国的行政，为实际上的总理。总务厅长（总务长官）召集国务院各部的日本裔次官于每周二，即火曜日举行会议，按关东军的意志商讨并决定国家政策和各种具体事务，被称为“火曜会”。
满洲国的立法机关称立法院，但从未进行过选举。首任立法院长为赵欣伯，实际上的立法权掌握在关东军手中。满洲国没有成文宪法，只有各项专门法律。行政监察机关称监察院（1937年撤废）。皇帝咨询机关称参议府，其首长称议长，首任议长由臧式毅担任。满洲国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是最高法院，首任最高法院院长是林棨。最高检察机关是最高检察厅，首任最高检察厅长为李槃。
满洲国宫内府、尚书府、军事咨议院、祭祀府和侍从武官处由皇帝直辖。宫内府在帝政实行之前称作执政府，负责掌管宫廷事务；尚书府负责保管玺印和宫廷文书；军事咨议院负责皇帝对重要军务的咨询；侍从武官处负责管理皇帝的随行侍从武官。

警察

最初，在民政部设警务司。1937年转为设于治安部警务司。
各省设警察厅。特别市设警察局，内设警务科、特务科、保安科、司法科、卫生科以及警备队（相当于武装警察，执行“讨伐”任务）等机构。各市设警务处，县旗设警务科。在基层设警察署，署下设“分所”（分驻所、派出所）。
警衔自下而上为：警士（比照下士）、警长（比照中士）、上等警长（1942年9月，比照上士）、警尉补（比照少尉）、警尉（1937年前称巡官，比照中尉）、警佐（比照上尉）、警正（分三等，比照少校、中校、上校）、高级警监（分三等，比照少将、中将、上将）。
警察大盖帽的帽墙上的警衔标志：警监为全金色帽箍（即“满金”），警正为两宽金线，警佐为一宽二窄金线，警尉为一宽一窄金线，警尉补一宽金线，警长二窄金线，警士为一窄金线。另外，警服袖子上的袖线，与帽子上的一样的金线级别标志。
警服肩章的警衔标志：警监的肩章底板是全金色，一枚星花，即“满金一个豆”；警正为双条金线两枚星花；警佐为两条金线一枚星花；警尉为一条金线两枚星花；警尉补为一条金线一枚星花；警长为无杠两枚星花；警士为一枚星花。
警察制服夏装为米黄色，冬装为深草绿色。戴大盖军帽，后改戴日本式战斗帽（前面齐眉，后面露出后脑勺最突出处）。上衣的底襟及袖子较短；直领，较矮。平肩式大肩章。下身着较瘦的马裤，扎绑腿、穿皮鞋或穿皮马靴。警察的帽徽样式为茶褐色桃形，金色高粱围绕着一个黄色盾牌，盾牌上有红蓝白黑四色的四角星，其颜色出自红蓝白黑满地黄国旗。

关内外关系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虽然被迫退出满洲地区（中方称东北），不承认满洲国合法性，但在1935年之后与其建立通邮、通车、通航及贸易联系。

日满关系

1932年6月14日，日本帝国议会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政权，9月6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承认满洲国政权，15日，日本裕仁昭和天皇陛下正式承认满洲国政权，日本代表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武藤信义，满洲国代表国务总理郑孝胥，双方签订《日满议定书》。11月24日，日本正式任命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大使。
1935年2月12日，满洲国与日本签订关税协定。
1935年4月6日，溥仪首次访问日本东京府,陪同有驻日大使谢介石(台湾籍)。
1935年5月2日，满洲国皇帝溥仪颁布《回銮训民诏书》，表示自己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满洲国与日本“一德一心”，形成“不可分”的关系。
1937年11月5日，日本与满洲国缔约，日本撤废在满洲国领土上的治外法权。所有以往根据日清政府条约由日本管辖的满铁附属地管辖权均转交于满洲国政府。
1940年6月26日，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东京府，日本裕仁昭和天皇陛下亲自迎接溥仪，溥仪此次访问东京的主要目的是供请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带回满洲国供奉参拜。
1940年7月15日，满洲国皇帝溥仪颁布《国本奠定诏书》，宣称满洲国的建立是和日本一样，都始于“天照大神”，并把“天照大神”作为满洲国的“建国元神”加以供奉参拜。
1942年3月1日，满洲国皇帝溥仪颁布《建国十周年诏书》。自此，满洲国对日本的称谓，从之前的“友邦”，“盟邦”改称为“亲邦”，即以日本为父母之国。
1943年4月1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访问满洲国，满洲国皇帝溥仪亲自迎接。

其他

1932年9月23日，苏联同意满洲国向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派驻领事官员。
尽管圣座从未与满洲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两国于1934年建立了外交关系，此观点部分是由于对贝纳多·贝托鲁奇1987年的电影“末代皇帝”的错误参考所造成，电影描述了圣座在外交关系上承认了满洲国，然而高德惠主教是被罗马教廷九圣部中的传信部（一个负责宣教工作的纯宗教性质部门）委派为“天主教满洲宣教团与圣座驻满洲政府临时代表”，而不是被负责处理国家级外交关系的教廷国务院委派。
有关教宗庇护十一世时期是否“承认伪满洲国问题”的历史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段琦引用了国内青年学者刘国鹏博士的观点，即“梵蒂冈事实上授意吉林代牧高德惠只能以东北诸教区长上的名义，而非圣座的名义与伪满政府交涉”，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只是日本侵略者的一种宣传手段，与历史事实不符，从而首次否认了中国大陆学者长期以来所持有的一贯学术观点：“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因此在中梵关系交往上背负着难以挺胸抬头的历史污点。”此外，相关根据也可见于天主教会内外以及2006年发表在乔瓦尼·科科（Giovanni Coco）的《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Santa Sede e Manciukuò (1932-1945)）一书中的大量一手历史档案文献中。
1934年5月24日，萨尔瓦多承认满洲国。
1936年11月28日，意大利与日本签署协定，承认满洲国。
1938年2月20日，德国承认满洲国。5月12日，德国与满洲国在柏林签订友好条约。
1938年10月19日波兰承认满洲国并建交。中国与波兰为此断交。
1939年，满洲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1940年8月，丹麦保护国政府（德国傀儡）承认满洲国。
1941年4月13日，日本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苏联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1941年10月，萨尔瓦多总统马丁内斯协助满洲国康德皇帝溥仪逃亡前往萨尔瓦多，但最终计划失败，并惹怒了日本的不满，并中断了与日本的外交结盟关系。
1942年2月24日，波兰宣布取消承认满洲国（1941年10月4日，日本就已驱逐波兰大使）。随即中国与波兰复交。

经济

满洲地区物产丰富，有广阔肥沃的可耕地，丰富的林业、渔业资源，煤矿、铁矿等多种原材料储量丰富。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控制这一地区之后，为满足其战争经济的需要，实行“日满一体”政策。满洲国成立后，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933年至1936年为满洲国发展第一期，日本对满洲投资总计11亿6千万圆，当中有百分之80都是投资满铁。1937年至1941年为第二期，进行第一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日本投资达到50亿圆。1941年满洲国强制推行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产业发展重点为钢铁、煤炭与农产品。在1945年时，由于中国和日本都已基本被二战摧毁，偏安一方的满洲国其工业规模超越日本跃居亚洲第一。

农业

根据1936年满洲国国务院的资源调查报告，满洲地区可耕地面积为400万顷（4亿亩），其中已耕地250万倾。森林面积为1700万顷。年产大豆250万吨，小麦200万吨，稻子70万吨，小米100万吨，高粱800万吨，玉米500万吨，杂粮豆类（大豆除外）60万吨，棉花30万吨，烟草16万吨。存栏牲畜包括马400万匹，牛300万头，羊3000万头，猪4000万头。农产品分配采用食品配给制辅以棉织品特别配给制。
满洲地区年产粮食约2000万吨左右，其中必须优先供应日军和满军的军事用粮、日本与朝鲜移民的口粮以及对日出口。根据关东军的要求，满洲国每年要向日本提供1000万吨以上的粮食，每年8月中旬开始征粮工作，11月底结束。除去来年的种子之后，中国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当局规定中国人不允许运输、食用大米、白面，违者按照“经济犯”治罪。中国人主要配给杂粮，包括糜子、高粱、小米、莜面、荞面、玉米面等，有时还配给极少量的白面，分劳需、一般居民和农村人口三大类进行配给。到了后期，则实际上只能食用由玉米、小米、甚至榆树籽和锯末混合磨成的“协和面”，自杀事件也开始发生，而日本开拓团移民不仅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还能按月领取口粮。满洲国政府自1939年起实施“粮谷出荷”政策，对农产品实行强制性的全面管制和掠夺。1940年起在国内全面实施，并开始采用奖励金制度。在1941年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日本粮食需求量急剧上升，满政府开始变本加厉地掠夺。首先合并中央采购公社，成立“满洲农产公社”以总管农产品；其次则废除奖励金制度，采用预购契约制度，将农产品的征收计划性提高。1943年则进一步，废除预购契约制度，在年初的省长会议上确定各县责任量，并下达各项指标，使粮食掠夺面积和品种大幅增加，哈尔滨当年的出荷率竟高达89.9%。1945年满洲国末期时，农民需要上交的“出荷粮”占全国总产量的51%。
鸦片在满洲国也是相当重要的作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关东军将热河省（位于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并入满洲国的1933年，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本来就有种植鸦片的行为，并入满洲国后此一作物之种植得到扶植，约1936年左右，在满洲七省扩大种植面积，大力生产，后又以法律形式确定鸦片的专卖垄断，1942年，日本“兴亚院”召开“支那鸦片需给会议”，做出“由满洲国和蒙疆供应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鸦片需要”的决议，据此又在满洲扩大种植面积到三千公顷，鸦片产业达到鼎盛。

工业

满洲国建立当时亚洲较完备、先进的工业体系。包括铁道运输、航空、航海、钢铁、煤炭、机车、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军工等工业部门。是中国当时直至文革之前最大的地方工业体。当时原日本商工省官员、时任满洲国国务院实业部总务司长岸信介向关东军说，“要是没有财阀、资本家，就无法进行初期建国工程”，而从日本引入财阀投资。财阀的资金迅速涌入满洲国。借此进入满洲之鲶川义介之日产财阀，旗下拥有日立制造所、日产汽车、日本矿业、日本化学工业等130家公司，是拥有15万名员工之大财阀。满洲国对于工业部门采取经济统制政策，推行“一业一社”的原则，每个行业都成立一个“特殊会社”——即垄断性的公司。满铁之所以接受改组，时任满铁总裁之松冈洋右是岸信介叔叔之妻舅，和满业之鲇川义介为姻亲。由于战争的进行导致物资奇缺，满洲国末期时国务院制定《金属类回收法》。

分布

满洲国钢铁和化学工业主要集中在鞍山和本溪湖，煤炭工业集中于抚顺、本溪湖、阜新，油页岩和合成燃料工业集中在抚顺和吉林，菱镁矿业集中于海城和大石桥，水力发电集中于吉林和鸭绿江，机械、军火、飞机工业中心为奉天（今沈阳），纺织和和食品等轻工业则集中在大连、丹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

垄断部门

满洲国原有的工业主宰部门为跨行业经营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根据“一业一社”政策，满洲国设有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电电”）、满洲机械制造会社、满洲炭矿会社、满洲航空会社、满洲人造石油会社、满洲纺织会社、满洲毛织会社、满洲化学工业会社、满洲林业会社、满洲采金会社、满洲畜产会社、满洲水产会社、满洲烟草会社、满洲农产公社、满洲开拓公社等四十多家特殊会社。特殊会社由日本投资者和满洲国共同出资，赢利时按照双方股份比例分成，亏损时满洲国政府对于日方投资确保百分之十的利润。另外还设立六十多家类似于特殊会社的准特殊会社。
1937年，日本投入税金26亿圆，启动《产业开发五年计划》，重点培育满洲国重工业。经济统制政策从依靠以国家资本为主的满铁，转向技术与资本全面依靠垄断资本集团（即财阀）。通过“重要产业统制法”而开始社会主义式计划经济统制，大致区别出38家特殊公司、21家准特殊公司及其他自由企业，对于重要产业实施“一业一公司”制度。11月20日，日本产业株式会社（日产）决定将总部迁入满洲国新京，12月27日改为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日本财阀出资2亿2千5百万圆，满洲国则从满铁取得之工厂和矿山，以相同金额之实物出资，日满双方各出一半资金，其半官半民之型态和满铁相同；经此，满铁仅辖有铁路部门和抚顺煤矿，其调查部门则因此缩减。
满业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掠夺中国东北工矿事业机构，名为日本与“满洲国”合办，实为日本产业股份公司（通称“日产”）所控制。1937年在长春成立，接管原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的重工业。满业从满铁手中收取重工业，向满洲国政府保证一年付予6分利息，而一跃成为满洲产业界中心。经过重新组合，发展成为庞大的康采恩。满业并创设新工矿事业，拥有钢铁、煤矿、汽车、机器、飞机制造等众多子公司。满业的目标是实行从钢铁、煤炭等基础工业，到飞机、汽车（年产10万辆）以及其他制造工业的一条龙综合经营，但终未完全实现。当时几近垄断满洲国境内所有的钢铁、轻金属、化工、电力及煤炭采掘业（抚顺煤矿除外），成为超越满铁地位的最大公司。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机构瓦解，所属厂矿大部被毁。自此，特殊会社制度从“一业一社”转向“一业多社”和“一业一社”同时并存。

产值

满洲国工业产值在1936年为8.07亿元，1940年达到26.47亿元；生产力指数上升幅度超过60%。形成包括冶金、矿业、飞机、机车和汽车制造、造船、纺织、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工业部门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满洲国曾经是亚洲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制造业在二战末期一度超越日本。

劳力及其待遇

1937年满洲国实施“第一次产业五年计划”。1939年5月又推出“北边振兴计划”。产业工程、建筑工程、军事工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然而自从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原来满洲地区的主要劳工来源之一的华北成为战场，由华北入满的劳工急剧减少。由于劳动力的匮乏，日满当局开始考虑“打破惯例，刻不容缓地从（满洲）国内招募男工、杂役”。
1941年9月10日，满洲国政府颁布《劳务新体制要纲》，10月22日又颁布修改的《劳动统制法》，将劳动力的征募和配置置于国家的直接统制之下。从此满洲国劳务政策由依赖华北劳动力的进口，向国内自给体制转变。进而强制人民服劳役，实现“全民皆劳”。
早在1938年，满洲国协和会就以“奉公”或“奉仕”为名强制人民徭役，以解决劳动力匮乏的问题。1942年5月4日，满洲国政府设立的“勤劳奉公”制度审议委员会通过《国民勤劳奉公制创设要纲》，提出以“勤劳奉公队”实施“勤劳奉公制度”，强迫被征兵者以外剩余的青壮年劳力以“勤劳奉公”名义无偿为日满工矿、军事工程劳动。
强征的劳工按户籍摊派，不限于汉族平民，满洲人聚居地区也不能幸免。
除了无偿强迫满洲劳力劳动，在工矿企业中满洲当地员工的薪水与日本雇员相比也相当低。对比1931年抚顺煤矿职工工资水平可以发现，日本雇员的工资水平远高于满洲本地人：日本人分职员、雇员、佣员和准佣员四个级别，其中职员、雇员和佣员每年收入164元、109元和80.99元。而满洲本地人则分佣员、常雇方、常雇夫、承包工和临时工五个级别，最高的佣员年收入也仅仅15.73元，远低于日本人。（《满洲统计年报》，昭和6年度，第738—741页）
满洲国经济大多操控在日本资方手中，而工人则大多为非日裔平民。工人工作环境恶劣，薪资经常受到压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矿难本溪湖煤矿爆炸就发生在满洲国时期。

交通运输

满洲国境内铁路线稠密，铁道运输发达。铁路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最主要的干线为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1935年，东清铁路由满洲国向苏联收购，再由满铁继续铺设铁路。满洲国以1.6亿日元的价格收购长春至哈尔滨以及满洲里至绥芬河的铁路。其他重要铁路还有丹东至奉天的安奉线、新京（长春）至图们的京图线、四平至齐齐哈尔的平齐线等。到1939年，路线全长已超过一万公里，1945年达到11479公里，成为当时世界铁道运输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相较之下，1949年时全中国铁路总里程仅22000公里。在大连与哈尔滨之间运营的“超特急”列车“亚细亚号”为当时满铁的象征。
1943年满洲国公路总里程近6万公里，而1949年，中国（含满洲）公路总里程仅有8.09万公里。
航运部分，主要港口有大连港（属关东州）和营口港；内河水运主要集中在松花江地区。
空运部门则以满洲航空株式会社为主要经营者。1932年航空线总里程为1.5万公里，当时中国航空线总里程无数据可以参考，而1950年的中国民用航空线总里程才1.14万公里。

财政与金融

满洲国的财政收入，1933年为6亿元，1944年为21.5亿元。在1944年的财政收入中，鸦片税为4.3亿元，占第一位。烟草税占岁入第二位，其后依次是农业税、牲畜税、营业税、关税、户口税。
满洲国的中央银行为满洲中央银行。满洲国货币单位为圆。1圆分为10角，1角分为10分，1分分为10厘。满洲国货币本来采取银本位，1935年起与日元等值。流通货币为满洲银行券，不可兑换金银。朝鲜银行券和日元货币在满洲国境内也可自由流通。1933年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发行额为6亿元，1938年纸币流通额达50亿元，1945年8月发行额高达136亿元。

邮政

满洲国邮政归属满洲国交通部邮政总局管理。
满洲国于1932年7月26日接管在满洲的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中华邮政系统（原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东北邮政系统之延续），并于同日开始自主发行满洲国邮票。至1945年满洲国灭亡，共发行37次159枚邮票。根据与国民政府达成的《通邮办法的谅解事项》，自1935年1月10日起，关内的中华邮政与满洲国邮政互通邮件。从1935年至1937年间，满洲国邮政特别发行与关内通邮的满华通邮邮票。
满洲国邮票在设计风格上糅合满、日两国的因素，政治意味比较浓厚，见证满洲国政权的兴亡历史。邮票的图案及标语体现满洲独特的自然和文化、人文景观和风土人情，也担负起宣扬政治理念及意识型态的作用。

礼乐教化

满洲国建立完备的普及教育体制，施行义务教育。在各级学校中以“民族协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为口号进行教育，大量将日本神道教的宗教仪式融入学校教育：中小学每天早上须向新京作“满洲帝宫遥拜”，再向日本东京方向作“日本天皇陛下遥拜”，满洲国规定在学校每届春丁仪式和秋丁仪式举行祀孔，日本式的祀孔，是人数众多流程复杂的宗教仪式。多是在朝礼时由一位老师介绍孔子生平。学生同时须以日语背诵皇帝诏书《国民训》。体育课使用的教材最初全部照搬日本，称为“满洲体育教授参考书”。1944年，文教部制定统一的教材《学校体育科教授要目》。运动竞赛花样繁多，有每逢满洲国建国纪念日前后举行的“建国纪念运动会”；每逢重大事件，便举行“庆祝运动会”等。

宗教

满洲国官方早期实行孔教之王道教育，“行王道，乐天命”。全面恢复礼乐，大排祭孔典礼，并有“关岳祭”（祭祀关羽和岳飞）。但是“关之配岳，自民国始，为古之无”。
满洲国直接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是文教部礼教司宗教科。1937年7月，文教部撤销，这一职能转到民生部社会司礼教科；1943年3月战时行政机构改革又恢复文教部，宗教事务再次被挪回其礼教司。间接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包括满洲国协和会、警务系统主要是治安部警务司特务科、各省与直辖市警务厅特务科、各县旗警务科特务股派遣密侦监控佛道回等教，警务系统的外事科监控东正教、基督教、天主教中的外籍教士活动。例如，吉林省公署民生厅文教科礼教股，有工作人员专责给省内省的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圣母会等六个宗教团体的宗教人员发放身份证，需要把起草的公文和所附拟发放身份证的宗教人员登记表送到吉林省警务厅的特务科和特高科分别审批、会签。
1932年12月24日，兴安总署对兴安四省颁发《关于禁止喇嘛干政之件》的训令，取缔喇嘛对蒙古各地的行政与司法权力。
1933年11月，成立满洲国理教总会，脱离原北平总会，管辖东北地区300多个在理教公所。
1934年3月2日，罗马宗座发布敕令，委任吉林教区主教高德惠（法国人）为“驻满罗马教皇代表”，在长春东四道街天主教堂内设立罗马教廷“驻满代表部”，管辖满洲国境内11个教区。
1936年，文教部确定设立满洲国佛教总会计划，1939年5月正式成立，与日方长期合作并鼓吹“日满亲善理想”的哈尔滨极乐寺方丈如光被推选为会长。
1936年，指示万国道德会东北分会改名为“满洲帝国道德会”，满洲国司法部大臣冯涵清为董事长，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翻译桔光三任顾问。该会各市、县分会均由地方官员任会长。
1938年，一贯道开始传入东北，由点传师点道，传播速度惊人，传播范围广泛。
1939年农历九月初九正式成立满洲国道教总会。总会成立的第二天，便举办祈愿法会，内容是祈祷“国运昌隆”，并为死亡的日满军警举行慰灵祭等。
1940年12月5日，成立满洲帝国喇嘛教宗团，总负“兴法护国”之责。 
1942年3月，满洲基督教会本部成立，日本人石川四郎任总务部长，颁布实行“五个统一”，即“组织统一”为单一的“满洲基督教会”，“指挥统一”于本部发号施令，“信仰统一”为日本长老宗，“思想统一”于日本天照大神，“行动统一”到响应当局一切号召。

教育机构

满洲国建立完备的基础教育体系。设立的大专院校有二十所，参与其事绝大部分是日本人。满洲国拥有一万两千所小学、两百所中学、一百四十所师道学校（院），以及五十所技术及专业学校（院）和一些军官学校。在满洲国教育系统中，共有六十万学生和两万五千名教师。另外，还有一千六百所私立学校（日本批准），一百五十所宗教学校以及哈尔滨地区的二十五所俄国学校。

小学教育

小学教育为市立或县立，分为初小（称“国民学校”）、高小（称“国民优级学校”）。完小即两级小学校（称为“国民、国民优级学校”）。学校的主事为日籍，掌握实权。开设“满洲国语”（简称“满语”）、算术、国民常识、手工、体育、音乐和图画课。设立“协和少年团”。

中学教育

初期仍沿袭初级中学（初中）三年、高级中学（高中）三年，以及招收高小毕业生的四年制实业学校。1938年1月实行彻底改革，普通中学教育基本上全部取消，设省立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国高”），都不是普通中学，而是职业学校，男校学制一律缩短为四年一贯制，分为商科、工科、农科、林科、医士等。取消初师与中师，设“师道学校”，学制四年。女高重点培养的是“贤妻良母的天性”，开设课程包括妇德教育、修养情操、家庭生活技能等，一般都是三年制，而四年制学校中增加的一年“师道科”，招收女高毕业生，目标是培养小学初等教师。
开设“国民道德”课，推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日本友邦”、“日满提携”、“大东亚共荣圈”教育。“国史”课，只有东北地区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和渤海、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和元、满族和清的系统历史内容，没有中国历史朝代内容。设军事教练课，穿着军事化的国防色学生制服，戴日式“战斗帽”、打绑腿。建立“协和青年团”，戴红色袖标，图案是象征“八纮一宇”的黑色圆火轮，手持一根木棒叫做“建国杖”。

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初期共有14所高校，每年招生一千多名。国高毕业生须经过省公署民生厅文教科的“铨衡”（政审）才可以报考。

日语教育

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日语课，必修。设“日本语语学检定”（日语等级考试）制度，分为特等和一、二、三等四个等级。“国高”毕业生应达到日语三等的水准，大学生应达到二等水准。

士官和教师培养

满洲国专门培养政府中枢高层官僚的大同学院和建国大学，延长学制两倍为6年，招收学生以日本人为主，亦有少数中国人。除人文、科学的教育外，重视学生的品格与体魄的培养训练，乡村学校注重学生对农业知识与科学耕种的训练，女学生还有家政训练课程。借此意图培养轻人文，重技能的供驱使满洲国民。满洲国的各级教师的培养较严格，对教师的考核和晋升有严格的制度。

解体后

在满洲国解体后，很多满洲国军人（包括部分日本人）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军所歧视，认为他们曾接受“奴化教育”。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共产党很早就重视在东北三省展开“地下活动”，如1921年-1934年属于中共中央北方局管区，1935-1949年属于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管区，因此这些投降的军人和许多技术骨干人员投奔当时正在扩充力量的中共军队。其中的某些技术兵种人员日后成为中共军队相关兵种如空军、炮兵和装甲兵等的骨干力量之一。

电影

1937年8月，“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在新京成立，简称“满映”。在满映存在的八年里，共拍摄故事片108部，教育片、纪录片189部。著名演员有李香兰（山口淑子）、李明、孟虹、刘恩甲、浦克、张奕、于洋、凌元等等，导演内田吐梦、朱文顺，摄影师王启民，以及后来从影的方化等。著名影片有《碧血艳影》、《迎春花》、《蜜月快车》、《白兰之歌》等。

文学及出版业

著名作家有梁山丁（山丁，1914年—1995年）、古丁、梅娘，和后来移居中国内地及其它地方的萧红、萧军等（萧红、萧军并不认同满洲国政权），以及一些倡导满洲本土文学，出生在满洲并认同满洲的多位日裔满洲作家。著名作品有山丁的《绿色的谷》等。满洲国文学虽受到政治牵制，但仍有多元性。出版物大多应用汉文、日文及俄文，亦有部分英文出版物。

体育

“大满洲国体育协会”在1932年成立的基础上于1934年4月重新建立。1938年，满洲国开始实施新学制，规定体育课是各类学校的必修课。体育课使用的教材最初全部照搬日本，称为“满洲体育教授参考书”。1944年，文教部制定统一的教材《学校体育科教授要目》。运动竞赛花样繁多，有每逢满洲国建国纪念日前后举行的“建国纪念运动会”；每逢重大事件，便举行“庆祝运动会”等。由于对体育教育的重视，满洲地区成为亚洲体育发达地区。

民间组织

1932年成立的满洲国协和会为协助满洲国政府的民间组织，在满洲社会生活中有重大的影响。
1934年，世界红卍字会满洲总会成立，为带有宗教色彩的慈善组织。
1938年，满洲国红十字会建立，提供先进的医护训练。

评价

有“议会政治之父”之称的日本政治家尾崎行雄在满洲国建国后不久断言：“如果让住在满洲的三千万人举行自由投票，大概绝大多数都反对成立满洲国吧。而且，如果缺乏日本的武力与财力援助，满洲国恐怕坚持不过数月便会倒溃……果真如此，满洲国便如世间认定一般，仅为日本的傀儡，绝非独立国家。”日本历史学家山室信一认同此番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