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阿登纳

早年生活和教育

1876年1月5日，康拉德·阿登纳出生于莱茵普鲁士科隆。他是Johann Konrad Adenauer (1833–1906) 和他的妻子Helene (née Scharfenberg; 1849–1919)五个孩子中的第三位。  他的兄弟姊妹有August (1872–1952)、Johannes (1873–1937)、Lilli (1879–1950)和Elisabeth，Elisabeth在1880年出生后不久死亡。对青年时期的阿登纳影响深远的是“文化斗争”,这与他父母有关的经历让他终生厌恶“普鲁士主义”，并使他像十九世纪的许多其他莱茵兰天主教徒一样深深地恨莱茵兰被列入普鲁士。
1894年,他开始在弗莱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法律和政治。1896年20岁时，他被征入了德国军队，但由于他从小经历过的慢性呼吸问题没有通过体格检查。他在波恩是K.St.V. Arminia Bonn之下的几个罗马天主教学生协会的成员。他于1900年毕业， 之后在科隆的法庭担任律师。
据他所认识和结识的法国著名草药家Maurice Mességué表示，他对草药的使用非常感兴趣。阿登纳将晚年的健康状况归功于晚上摄入大麦水，还有玉米柱头、锦葵、鼠尾草和黄玫瑰，他用来治疗咳嗽。根据Mességué的说法，这些是他最喜欢的药用植物，虽然他对各种植物有广泛的知识。他同意Mességué的观点，即植物必须没被喷洒，也不能人为过度生长。他告诉Mességué，他将自己的健康归功于“植物、自然”。
阿登纳在意大利的硬地滚球比赛中找到了放松和享受的乐趣，并在他的漫长政治生涯中玩这个游戏。他最喜欢的度假地点是在意大利的Cadenabbia，一座俯瞰科莫湖（Lake Como）的租赁别墅，后来这里成为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会议中心，由阿登纳的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建立的政治基金会。
1904年1月与第一任妻子Emma Weyer结婚，这段婚姻直到1916年Emma Weyer过世。1919年阿登纳再婚。

科隆的领导者

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阿登纳于1906年加入天主教保守政党中央党，3月获得中央党提名成为科隆市议员，同年父亲逝世。1909年10月，阿登纳被中央党提名当选成为科隆市第一议员暨副市长，一个人口数为635,000的工业大都市，在1914年时。为了避免在他那时代具吸引力的极端政治活动，阿登纳致力于资产阶级的礼仪、勤奋、秩序、基督教的道德和价值观，致力于消除混乱、无效率、非理性和政治上的不道德行为。1917年9月18日科隆市议会选举阿登纳出任一任12年的科隆市长，10月18日就职，阿登纳以当时41岁年龄成为德国最年轻的市长。之后阿登纳连任。从1917年到1933年，他出任科隆市市长，并在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征召阿登纳普鲁士贵族院的成员。
阿登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科隆，与军队紧密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西部前线后方供应和运输基地的作用。他特别关注民用食品供应，使居民能够避免1918-1919年期间困扰大多数德国城市的食物严重短缺。 面对旧政权的崩溃和1918年底革命和广泛混乱的威胁，阿登纳利用他与社会民主党的良好合作关系在科隆保持控制。在1919年2月1日的一次演讲中，阿登纳呼吁解除普鲁士，并让普鲁士莱茵兰州成为“帝国”中一个新的自治“土地”（国家）。 阿登纳声称这是防止法国吞并莱茵兰地区的唯一办法。 “帝国”和普鲁士政府都完全反对阿登纳打散普鲁士的计划。在1919年6月凡尔赛条约提交给德国时，阿登纳再次向柏林建议他的莱茵兰自治州的计划，他的计划又被“帝国”政府拒绝。
在战后的英国占领期间，他是市长。他与英国军事当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用他们来中和在该城市已经成为左翼权力基础的工人和军人委员会。 在魏玛共和国期间，他从1921年至1933年担任普鲁士国务委员会主席（Preußischer Staatsrat）, 这是普鲁士各省在其立法会中的代表。自1906年以来，中央党内部的一场重大辩论涉及中央党是否应该“离开塔楼”（即允许新教徒加入成为一个多信仰政党）或“留在塔楼” （即继续是一个天主教徒党）。阿登纳是“离开塔楼”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这导致了他在1922年的天主教徒日中与枢机主教Michael von Faulhaber之间的戏剧性冲突，枢机主教公开谴责阿登纳希望将中央党“带出塔楼”。
1923年10月中旬，总理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宣布柏林将停止对莱茵兰的所有财政支付，并且取代现在毫无价值的“马克”的“地产抵押马克”将不会在莱茵兰流通。为了挽救莱茵兰经济，阿登纳在1923年10月底与法国高级专员Paul Tirard开了一次会议，让莱茵河共和邦与法国进行经济联盟，实现法德和解，阿登纳称其为“大计划”。 与此同时，阿登纳坚持希望地产抵押马克仍然可以在莱茵兰流通。施特雷泽曼使阿登纳的计划化为泡影，他坚决反对阿登纳的“大计划”, 认为这接近叛国。
1926年，中央党建议阿登纳出任总理，这是他感兴趣的一个提议，但在德国人民党坚持要求在阿登纳领导下加入联盟的条件之一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继续担任外交部长时，他最终拒绝了这一提议。 阿登纳不喜欢施特雷泽曼的“太普鲁士人”，拒绝了这一条件，这表示他结束了在1926年成为总理的机会。

纳粹党统治下

纳粹党崛起后，阿登纳拒绝与纳粹合作，包括在市长任内下令撤除悬挂科隆市内的纳粹党旗。并且在1933年2月希特勒当选总理后来到科隆时拒绝去机场迎接他。1933年3月被解除职务，成为被纳粹党最先撤除职务的七个市长之一。甚至在1934年和1944年两度被捕入狱。1934年长刀之夜事件，遭到短暂拘捕后，阿登纳开始了逃亡生活，1944年7月20日发生密谋刺杀希特勒事件后，阿登纳被质疑参加其中又遭到逮捕。后来他时任中尉的儿子亲自去柏林向盖世太保申辩他父亲与7月20日爆炸无关后，阿登纳终于在1944年11月26日被释放，结束60多天的牢狱之灾。由于敢于反对纳粹希特勒的作为，有别于与希特勒时期合作的大部分官员，二战后在西德初始领导人的规划选择上，因不与希特勒合作而受同盟国青睐，支持他出任之后首任西德总理。

德国总理

战后1945年再度出任科隆市长。但没多久就被英国占领军解除职务。
阿登纳于1946年起任英国占领区新的政党基民盟主席，1950年至1966年任基民盟联邦主席。
1949年8月15日，73岁的阿登纳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参加战后西德联邦议院第一次大选，选后基民盟拿下31.0%选票成为最大党，随后在联邦总理的选举中，阿登纳在自己投自己情况下以一票之差，以73岁高龄当选联邦总理，组成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党的联合政府，并主张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时尽量独立和与伙伴国的平等。
在外交方面，1951年占领条例修正后，西德联邦政府成立外交部，阿登纳出任西德第一任外交部长直到1955年。在外交部长任内与法国等同盟国和解，并得到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善意回应，提出舒曼计划。共同掌管成员国煤钢工业，并免除相关关税，并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促成西欧进一步经济合作。1955年与同盟国缔结巴黎条约，回复主权。对法国方面，阿登纳极力修补双方在二次大战的破裂关系，并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交好，德法的友好关系导致1963年签订了德法合作条约（Élysée Treaty）。而对东德的外交政策，则奉行哈尔斯坦主义，宣示西德为德国唯一代表政权，对承认东德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除苏联外予以断交，并先后与南斯拉夫、也门断交。
阿登纳在1949年、1953年、1957年、1961年的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四度出任德国总理，担任长达14年，直至1998年才被同为基民盟的科尔(1982-1998)打破。

下台

从1959年左右，阿登纳的威信开始低下。1961年基民盟/基社盟在联邦议院选举中，虽然仍为最大党，但成绩不理想，加上阿登纳年事已高，阿登纳只好答应只当两年总理，于期中辞去总理职务。同年东德兴建柏林墙，阿登纳又因没在第一时间赶到西柏林，引起包括市长勃兰特在内的批评。最后于1963年10月15日任期中辞去总理职务，由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接任。1966年阿登纳辞去基民盟主席一职。
1967年4月19日下午1时21分，阿登纳因心脏病发作死于自宅。死后于科隆大教堂举行国葬，埋在自家附近的墓地。

主要政绩

1949年阿登纳说服战胜国不要大量拆除德国原有的工业设施，保护了战后西德近30年高速的工业成长的潜力。
1951年阿登纳与劳工阶层达成企业委员会协议，给与工人较大的决策权，保证了西德战后劳资关系的相对和谐。
阿登纳推动西德1954年加入了北约，并于1955年结束了同盟国占领，恢复主权。
1955年在苏联访问时，他促成了苏联释放德国战俘回德国和苏联与西德的建交。
阿登纳和戴高乐促成了德法这两个征战数百年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宿敌的和解，1963年签署的德法条约奠定欧共体合作的基础。

阿登纳基金会

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Konrad-Adenauer-Stiftung）1962年成立，是有基民盟背景的政治性基金会，宗旨之一是向德国内外的优秀青年提供奖学金，培养学术人才和领导人才，并设立有“优秀人才培养研究所”（Institut für Begabtenförderung），负责管理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