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北京传道团

缘起

康熙二十一年中国与俄国在雅克萨城爆发了雅克萨之战，俄军战败于康熙二十八年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其间清军先后俘获俄国军民九十九人，其中有五十九人押往北京，清军依照处理战俘的惯例将这些俄罗斯人编入镶黄旗，史料记载，当时的政府颁布命令：“罗刹归顺人颇多，应令编为一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籍”。这些定居于北京的俄罗斯人被称为阿尔巴津人。
在这些编入八旗的俄罗斯人中有一位东正教司祭马克西姆·列昂节夫，他在北京为阿尔巴津人主持东正教的宗教活动，清政府也将北京胡家园胡同的一座关帝庙划拨给他们兴建东正教教堂，这就是今天的北馆。1710年，马克西姆·列昂节夫病死于北京，阿尔巴津人德米特里·涅斯托罗夫和阿历克赛·斯塔里增等人投书沙皇彼得一世，要求彼得委派一位司祭主持北京的东正教活动。彼得收到书信后委派雅尔库茨克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带领其他七位神职人员组成一个传道团前往北京，传道团于康熙五十四年4月30日抵达北京，这就是第一届东正教北京传道团。

存在时间

1715年4月30日抵达北京——1717年10月10日大司祭病死北京

重要事迹

第一届传道团成员彼得·卡尔马克和尼卡诺尔·克柳索夫在北京与中国女子结婚，归入八旗，并被清政府授予武官品衔，第一届传道团后期发生了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侵吞清政府理藩院向传道团成员发放的月规银的事件，导致列扎伊斯基名誉扫地，于1717年10月10日因饮酒过度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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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年传教团抵达北京——1736年大司祭被押解回俄国

重要事迹

1717年第一届传道团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在北京去世后，俄国方面很快任命了佩列斯拉夫－扎列斯基两地主教英诺森·库利奇茨基担任第二届北京传道团大司祭，但是由于那段时间中俄两国关系紧张，中国政府禁止传道团入境，直到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国才允许传道团入境，条约规定：“京城之俄罗斯馆，嗣后惟俄罗斯人居住。其使臣萨瓦所欲建造之庙宇，令中国办理俄罗斯事务大臣在俄罗斯馆建造。现在京居住喇嘛一人，其又请增遣喇嘛3人之处，著照所请。俟遣来喇嘛3人到时，亦照前来喇嘛之例，给予盘费，令住此庙内。至俄罗斯等依本国风俗拜佛念经之处，毋庸禁止。再萨瓦所留在京学艺之学生4名，通晓俄罗斯、拉替努话2人，令在此居住，给予盘费养赡。”。在传道团组建直到获准进入中国期间，伊尔库茨克耶稣升天修道院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通过散布诋毁英诺森·库利奇茨基的言论而取代了后者的地位成为第二届北京传道团的大司祭。传道团1729年抵达北京。
在第二届传道团任内，北京发生强烈地震，北馆圣尼古拉教堂在地震中倒塌，1732年大司祭向阿尔巴津人募集资金重建了北馆。1735年，传教团又在俄罗斯馆建立了奉献节教堂，即南馆。1736年由于大司祭英诺森·库利奇茨基在任内侵吞传道团公款，并为获取更大权力散布不利于他人的谣言，他被剥夺了北京传教团大司祭的职务并被押解回俄国接受审判，至此第二届北京传道团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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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年传教团抵达北京——1741年大司祭病死北京

重要事迹

由于第二届传道团大司祭被解职回国，1736年原贝加尔主易圣容修道院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被任命为第三届北京传道团大司祭，由于伊拉里昂不满这一任命，因而终日借酒消愁，平日花消甚巨，不仅将清政府理藩院发放的月规银花光，还散尽传教团的公款，甚至将教堂的圣物银器悄悄典当，其间他的下属曾经投书俄国本土控告伊拉里昂，史料记载，控告信指出“伊拉里昂“传着女人的衣服在修道院里走来走去，自称是处女，还干了许多其他的恶作剧”'
1741年，俄国本土的宗教法庭尚未及处理伊拉里昂，他就因为酗酒诱发癫痫而病死在北京，至此第三届北京传道团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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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3年抵达北京——1755年大司祭专任他职

重要事迹

第四届北京传道团的大司祭的选择历尽周折，先后有七名主教获得提名，但他们均拒绝迁往北京，最终获得任命的是基辅米哈伊尔金顶修道院副院长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
相比于他的前任，格尔瓦西在任内的工作非常积极，他在北京经常主动接触中国政府官员和来自西欧的耶稣会传教士，为俄国政府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和西欧的资料。1755年，在北京任职十年之后，格尔瓦西被委任为白俄罗斯佩列雅斯拉夫教区主教，离开了中国，至此第四届北京传道团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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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年传道团抵达北京——1771年大司祭病死北京

重要事迹

第五届北京传道团大司祭人选曾经由沙皇亲自过问，1755年12月25日传道团随同俄国商队抵达北京，在第六届传道团任内发生了司祭索夫罗尼在北馆附近自缢身亡的事件，1771年6月1日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因结石病死于北京，葬在安定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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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年传教团抵达北京——1781年大司祭离任

重要事迹

第六届传道团大司祭尼古拉·茨维特任职前是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附设神学院的法语和德语教师，教职为修士辅祭，在1771年第五届北京传道团大司祭病死北京后，尼古拉被越级提升为修士大司祭，成为第六届北京传道团的首领。
在第六届传道团任内，中国政府颁布的禁止天主教的法令，东正教以及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的活动均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尼古拉没有能够成功地完成搜集中国和西欧情报的任务于1781年离任，回到俄国后，尼古拉遭到降职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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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抵达北京——1794年任期结束

重要事迹

传教团于1781年11月2日抵达北京，在这一届传道团任内，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给传道团修士大司祭下达了一份工作指示，这一指示此后一直是北京传道团大司祭的行为准则。
在第七届北京传道团任内，共有修士司祭安东尼、留学生叶戈尔·萨列尔托夫斯基、伊凡·菲洛诺夫、阿历克赛·波波夫等人因为酗酒死于北京，另有修士辅祭伊兹拉伊尔病死于北京。并且发生了下级神职人员反对大司祭约阿基姆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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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抵达北京——1807年任满

重要事迹

第八届传道团的大司祭索夫罗尼在任职前是由莫斯科都主教区派往莫斯科大学教授宗教教义和《圣经》的教师。在北京期间索夫罗尼并无令人瞩目的建树，在中国传教十三年后对汉语和满语仍然一无所知。他将较多的经历花费在聚敛钱财上，史料记载索夫罗尼曾经数年不向下属发放薪金，向中国居民发放高利贷，并且由于债务纠纷被诉讼至衙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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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1821年

重要事迹

第九届传道团大司祭雅金甫生于教士家庭，任职前是伊凡修道院的普通修士，由于受到喀山大主教的赏识，被越级提升为大司祭，成为第九届传道团的负责人。
另外俄国政府也对北京传教团的行政隶属关系作出了调整，其上级机构由原来的西伯利亚总督衙门调整为俄国外交部，从此传教团更多地担负起为俄国的外交政策搜集情报的任务。
传道团大司祭雅金甫在北京任职期间建树颇多，仅在两年时间内就精通了汉语和满语。他积极接触清政府各级官员和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搜集到大量西欧和中国的情报，这些情报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制定大陆政策，与英国奥地利结盟反对拿破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雅金甫在任期内还成为一位汉学专家，他曾经在1817年凭借目测和步量的方法绘制了一幅《北京城郭平面图》，他将《资治通鉴纲目》、《大清一统志》、《四书》、《三字经》等中文典籍翻译成俄文，还著有《西藏记事》、《蒙古札记》、《北京记事》、《成吉思汗前四汗本纪》、《准嘎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远古和现状记述》、《蒙古的语言、部落、人口、平民阶级》、《蒙古人的古代和现代祈祷仪式》等书籍文章。其中的《西藏记事》、《蒙古札记》价值尤为突出，雅金甫也因此而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和古物学通讯院士的荣誉。
1822年，第九届北京传道团任满回国，由于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雅金甫被指控在北京期间玩忽职守，因而被革去教职，发配到偏远的修道院成为普通修士，直到3年之后，由俄国外交部部长涅谢尔罗德出面将他调到外交部亚洲司从事中文官方文件的翻译工作，直到1853年5月11日雅金甫去世，在此期间雅金甫还著有《中华帝国详志》、《中国国情与民风》、《西藏青海史》等著作，并因为这些著作三次获得俄罗斯科学院杰米多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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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1830年

重要事迹

第十届北京传道团的大司祭是第八届传道团的留学生帕维尔，这一届传道团的活动非常受到沙皇的关照，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曾经在传道团临行前赐予大司祭一支华丽的十字架和一枚二级圣安娜勋章，并且赏赐传道团所有司祭以上成员佩戴方挎的权利，给所有随本届传道团抵华的留学生授予了官衔，此外沙皇增加了传道团成员薪俸中俄国负责提供的那一部分的数额，并且赏赐了大量图书，传道团抵达北京后，尼古拉一世再次追加赐予十字架一副。传道团成员任满回国后，大司祭得到了2000银卢布的奖金，两位司祭一位留任北京传道团大司祭，一位则在莫斯科一所修道院内担任大司祭。
在第十届传道团任内，根据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的指示，传道团在北京成立了教务会议，这标志着北京传道团在东正教内部的地位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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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1840年

重要事迹

第十一届传道团的大司祭是由第十届传道团的修士司祭维尼阿明升职留任的，根据史料记载，维尼阿明为人专横，传道团内部关系因此而不和，传道团成员帕维尔·库尔梁德采夫、阿列克赛·伊万诺维奇·科万尼科先后因此中途返回俄国，以至于俄国外交部亚洲司不得不出面干预，在维尼阿明任满之前将传道团交由司祭阿瓦库姆·切斯诺伊负责。在这一届传道团中画家安东·米哈伊洛维奇·列加诺夫是非常引人瞩目的一个角色，他经常出入清朝王公大臣的府邸，为他们画像，成为维系传道团与清廷良好关系的纽带。这一届传道团返回俄国后全部成员都受到了沙皇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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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1849年

重要事迹

第十二届北京传道团的大司祭是上一届传道团的辅祭，因为受到西伯利亚总督斯佩兰斯基的赏识获得提名成为新一任大司祭，由于西伯利亚总督的关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给予佟正笏极大的信任和权力，并要求他在任内尽量获取有关中国的一切情报，据史料记载，在他赴任前，俄国外交部给他的文件中要求他“取得中国政府中那些能够以某种方式影响中华帝国政治事件进程的人的好感，以观察和注意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动向”。在他的任内中国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的巨大变化，而佟正笏努力搜集的各种信息也为俄国政府制定远东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沙皇政府授权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修士大司祭佟正笏（波里卡尔普）于1847年7月首次要求清政府允许俄商到新疆塔尔巴哈台（今塔城）、伊犁和喀什噶尔（今喀什）“三处通商”。由于他在搜集情报方面的出色工作，佟正笏在任满回国后获得了一千五百银卢布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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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1858年

重要事迹

出任第十三届传道团大司祭的是上一届传道团辅祭巴拉第·卡法罗夫，在这一届传道团中出任辅祭的康斯坦丁·安德列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是沙俄时代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在传道团期间所著的《北京日记》曾经详细记载了太平天国时期北京的社会生活和清政府高层的反应。由于他对中国的研究，他被俄国地理学会、经济学会、天文学会、东方和美洲人文学会吸收成为会员，从北京传道团离任后，康斯坦丁还先后出任了俄国驻塔城领事、驻天津总领事。
在这一届传道团任内爆发了中国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争期间传道团不仅为英法军队提供了大量情报，而且传道团医生米哈伊尔·达尼洛维奇·赫拉波维茨基还直接参与了瑷珲条约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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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1864年

重要事迹

固里是第十二届传道团的司祭，1858年受委任成为第十五届传道团的大司祭。与他的前任一样，固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继续积极为英法军队提供中国方面的情报，同时在中国政府面前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在英法军队进攻通州的战役中，固里向他们提供了中国驻军的信息和第九届北京传道团大司祭雅金甫绘制的北京城郭平面图。在此后关于中俄北京条约的谈判中，固里更是被任命为俄方的谈判代表，并且以及其强硬的姿态出现在谈判桌前，据史料记载，清政府的官员评价俄方谈判代表“狡执异常，几乎一字不能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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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1878年

重要事迹

根据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直接派出驻北京公使作为官方外交人员，由于驻华公使的出现，北京传道团的管辖权再次移交给了俄罗斯正教最高宗务会议。1864年会议决定任命第十三届北京传道团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出任新一届北京传道团的大司祭。
卡法罗夫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在中国东北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工作。1870年，他与一位俄国地理学家从沈阳出发经过齐齐哈尔到海兰泡、伯力，后沿着乌苏里江下行至海参崴，沿途考察了中国东北的地形地貌，道路交通、自然环境。1871年，他又详细考察了中国东部沿海的重要海港、海湾，他以这两次长途旅行所搜集到的资料为基础写出了《从北京经满洲到海兰泡旅行记》、《乌苏里地区历史概要》等书。此外他还创办了以中国研究为主题的期刊《汇报》，翻译或著述了《佛陀传》、《早期佛教史略》、《佛教神祇概述》、《汉俄大辞典》、《中国伊斯兰教文献集》、《长春真人西游记》、《金七十轮》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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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1883年

重要事迹

由弗拉维昂·高连茨基率领的第十六届北京传道团于1879年抵达北京，在这一届传道团任期内，弗拉维昂将工作的重心从外交和情报收集事务转向传教，他积极奔走于中国各地，期间在北京、内蒙古、汉口等地的东正教信徒数量都有较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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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18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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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931年（1917年北京传道团改组为东正教北京教区）

重要事迹

第十八届北京传道团是最后一届传道团，此后由于成立了东正教北京总会和中华正教会，就不再有传道团了。
在这一届北京传道团任期内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其间的变化非常巨大。
1900年，中国爆发了针对在华外国人和基督教信徒的义和团运动，在北京的北馆被拳民焚毁，在北京的正教教徒有二百余人被杀，传道团的一名司祭和数名教堂辅助人员被杀。此外安定门外的俄国墓地被捣毁。北京传道团在张家口北戴河等地设立的教堂和礼拜所也被拳民破坏，传道团大司祭则躲进俄国驻华公使馆避难。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大司祭英诺肯提乙返回俄国述职，并且因为他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留守北京而被提升为主教，之后他带领三十余名神职人员和大笔资金返回北京。回到北京之后，英诺肯提乙用庚子赔款复建了北馆，并利用复建的机会购置土地扩大北馆规模，在北馆附近又新建了诸圣殉道者堂、圣母堂等新的东正教教堂，并且开设了学校、修道院、面粉厂、织布厂、果园等附属于传道团的产业，通过经营这些产业，第十八届北京传道团聚敛了大量财富。由于有了庚子赔款和教产的经济支持，传道团在北京之外的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教活动也达到了空前规模，在东北、河北、湖北、新疆、天津、上海等省区建立了许多教堂、修道院、教会学校和养老院等机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大批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俄国人流亡中国，他们在流亡的同时携带了大笔财产，他们来到中国进一步为北京传道团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同时由于新成立的苏联政府拘捕并审判了普世牧首并且宣布废止牧首制度，一批反对苏联政府的东正教神职人员成立了俄罗斯外国临时主教公会议，从而形成了一个流亡教廷。北京传道团的主教英诺肯提乙加入了这个流亡教廷，而这个教廷也将传道团升格为东正教北京总会。在此期间英诺肯提乙收留了大批逃亡中国的俄罗斯贵族，为他们的反攻计划提供资金支持。
1924年，为了对抗苏联政府提出的接管东正教北京总会教产的要求，英诺肯提乙在东正教北京总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正教会，由俄罗斯外国临时主教公会议任命他为中国正教会大主教，1930年，进一步升值为都主教。

东正教传教

相比于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东正教北京传道团在传教领域是非常失败的。截止第十七届传道团任内，虽然经历了将近200年的发展，但全中国仅有四百余名东正教信徒，直到第十八届传道团时期情况才有所改观，但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源自十月革命造成的逃亡。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早期的传道团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搜集情报和从事外交活动上，另一方面是由于传道团始终不肯接纳中国籍神职人员加入，以至缺少足够的神甫进行布道活动。

中俄文化交流

在中俄文化交流方面，传道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俄国早期的汉学家几乎均出自北京传道团的神甫和留学生，例如第三届传道团的留学生伊拉里昂·罗索欣，在北京期间通过贿赂清政府理藩院的官员成功地将禁止外传的皇清一统全图窃出并翻译成俄文，返回俄国后便加入科学院，专门从事汉学与蒙古有关的研究工作，他甚至还专门写出书籍教给后来的传道团成员如何贿赂清朝官员，由此可见其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之深；又如第九届传道团大司祭雅金甫大量研究和翻译了中文历史文献。

外交和政治事务

相对于传教，外交和政治事务是北京传道团更主要的任务，从第一届传道团开始，这个宗教团体就被俄国政府赋予了直接搜集中国和间接搜集欧洲情报的任务，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传道团更是直接肩负外交的使命。在将近300年的历史中，传道团搜集的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中国东北、蒙古等地区的情报是俄国政府制定远东政策的重要依据。传道团在这方面的作用在1860年之后达到顶峰，他们不仅以提供情报的方式间接参与了欧洲国家与中国的战事，第十四届传道团的大司祭固里甚至作为沙皇的谈判代表直接参与了《北京条约》的制定。从这一角度讲，东正教北京传教团可以看作俄国政府以传教名义安插在中国首都的一个重要情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