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責任模式

有关子女管养权和探视权的现行法例

法庭在管养权诉讼案中一般作出的命令有：

隐性家暴

法院视家庭暴力为其中一项评定子女最佳利益的考量因素，但根据外国研究及众多前线工作者经验，隐性家暴个案实属常见。就 Johnson, et al.于美国加州的研究所得，法庭判决忽视了14.7%的家庭暴力个案。妇女受到文化背景、传统社会观念、法律知识、抚养权等因素影响，选择隐藏家暴的情况。
现时《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并无对家庭暴力作出法律界定，即使可以就“骚扰”申请针对加害人的强制令，但“骚扰”的定义很模糊。如在判决子女的管养安排时未有处理这种隐性家暴问题，而要求父母于离婚后持续地与前配偶保持密切联系，这只会令暴力延续。

举证责任

现时个案牵涉隐性家暴，案主需要就著情况提出证据，特别是精神虐待个案的举证并不容易。有个案遭到配偶精神虐待，唯求助时个案未有被社工或执法人员界定为家暴个案，妇女因而仍要尽力履行亲职责任，加添妇女在进行探视期间的精神压力。现时举证责任往往落入受虐一方，对于经济独立能力及教育水平较低的妇女而言，难以透过繁琐的法律程序及沉重的经济负担去阻挠前配偶的烦扰行为，对此做成心理及精神上的困扰。

司法人员及及执行配套措施的工作人员的性别敏感度

整个拟议法例提倡孩子利益优先。事实上，父或母在亲职角色上的需要及困难并不相同，加上现时香港仍未达至性别平权，女性在社会上享有的资源、地位仍较男性为低。在处理离异夫妇时对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敏感度尤其重要，否则看似“中立”的服务其实是向有权力的一方倾斜，在离婚的安排上延续两性的不平等。

离婚妇女责任

在欠缺配套措施的情况下，要求父母履行共同管养模式，只会把责任推向弱势一方，并且漠视高冲突个案的危机性。在性别定形及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妇女往往肩负照顾者的角色，不单要负上母亲的关爱责任，更要负上要求父亲尽其角色的责任。更甚者，新法例规定父母在作出决定前按程度地通知前配偶。对于高风险及冲突的配偶而言，此类接触定会构成威胁。

各界对透过法律改革推行“父母责任模式”的意见

支持：
部分人士，特别是来自法律界的人士，认为当局应透过立法形式推行“父母责任模式”。他们的理据包括“父母责任模式”以儿童为本，能促进父母在离异后仍继续参与有关子女教养的事宜。他们认为如要在香港正式推行“父母责任模式”，必须具备法例依据，列明相关原则和法院权力。
在实际运作上，他们认为在法改会的建议下，法院将有清晰明确的权力作出适当的安排，预防和处理父母在子女教养事宜上持续产生嫌隙；即使他们之间出现角力，有关个案亦可再次呈交法院，由法院发出命令（包括指定事项令及禁止行动令）处理争议。就涉及家庭暴力的个案，他们认为法改会在2005年发表的报告书内提出的新订及修订建议，已照顾到受害者的需要。
反对：
部分人士（包括社工及妇女团体）对于透过法律改革在香港引入“父母责任模式”有所保留。他们的理据包括在现行法例下，若父母双方能够为子女的最佳利益互相合作，法院已经可以发出共同管养令，从实际的角度来看，没有必要或迫切需要作出法律改革。部分持份者担心“父母责任模式”未必切合所有家庭的情况需要，建议的安排有可能会被父母滥用，以妨碍或烦扰其配偶，离婚的父母日后在与子女有关的重大事宜上的诉讼亦可能会有所增加（父母须承担的诉讼费用亦然）。

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最新发展

英格兰与威尔士、苏格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先后在1989年至2005年期间，透过法律改革推行“父母责任模式”。
英格兰与威尔士和澳大利亚在引入有关法律改革的数年后，就改革的成效进行了评估。有关的研究发现两个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改革在达致“父母责任模式”的目标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父母的思维模式

悉尼大学联同澳大利亚家事法庭在2000年发表研究报告《1995年家事法改革法案：前三年》（The Family Law Reform Act 1995: The First Three Years）。该报告的结论是，自从1996年进行家事法改革以来，“没有证据显示在当地的家事法制度下，分居父母的子女在生活中真的获得父母共同照顾”。“对律师和法律顾问进行的访问和调查显示，改革实际上并未有带来任何实质变化”。
澳大利亚众议院下的家庭及社区事务常设委员会在2003年发表另一项研究，题为《每张图片讲述一个故事》（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当中有以下结论：澳大利亚当时采用的法律所规定的“父母共同负起教养子女责任”的推定，并“没有反映于现时的法院和社会内”以及“父母的行为一直没有改变，胜负两极的情况仍屡见不鲜”。

法院审议个案

英格兰与威尔士和澳大利亚两个司法管辖区实施法律改革后，父母对立的冲突和诉讼有所增加。根据加拿大司法部在2001年委托进行的《儿童监护权与法律规制变更的选择分析》（An Analysis of Options for Changes i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Child Custody and Access）研究，英格兰与威尔士所发出的指定事项令数目有所上升。该项研究认为，指定事项令可能鼓励了人们把琐碎的争议诉诸法院。同一研究又指出，在澳大利亚，向法院申请发出有关儿童的命令的数目亦告上升。据这项研究称，有意见认为新的“父母责任模式”或会令存心骚扰前度伴侣的非同住父母有机可乘，动辄就子女的琐碎事情向法院申请命令。部分非同住父母期望同住父母“承担绝大部分工作”，另一方面却“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质疑同住父母对子女的照顾，及╱或责备同住父母未就日常决定征询意见。
《1995年家事法改革法案：前三年》研究报告指出，在“父母责任模式”下，谁对子女负有责任这个问题存在不明确和含糊之处，这或会令非同住父母（大多为父亲）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有些非同住父母认为有关改革让他们享有更多甚至均等时间与子女共处。有关的法律改革对父母的态度带来转变，令越来越多父母倾向诉诸法院，以维护他们在子女生活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这些情况皆有可能引起父母双方发生冲突，最终导致诉讼。

滥用情况

《1995年家事法改革法案：前三年》研究报告指出，澳大利亚推行“父母责任模式”的做法，制造了较大的空间，让滥用权力的非同住父母能以质疑主要照顾者为子女所作决定和选择的管道，骚扰或干预其生活。“父母责任模式”可能成为滥用权力的非同住父母一个新的控制工具，导致争讼不休，法院判令没完没了。该研究显示，非同住父母以联系令遭违反为理由而要求“禁止违令”的申请大增，但不少都被裁定为缺乏理据，很多都是用来骚扰或质疑同住父母，并非真心为联系权受损而申诉。

背景资料

“父母责任模式”的理念上强调离异父母对教养子女有持续责任，然而这是理想的教养概念，但现行社会未有足够配套及充足准备的情况下推行“父母责任模式”，只会对妇女及子女作成伤害。稳定的赡养费是单亲家庭及孩子照顾的最基本支持，然而，现时拖欠赡养费的情况严重，追讨过程繁复，亦没有机制和措施去执行赡养令，让照顾孩子的一方承受极大的困扰，更直接影响儿童的福祉。《子女管养权及探视权报告书》并没有检视及改善赡养令或扣押令的建议。现行的赡养费追讨机制未有改进下推行法律改革令妇女日后除了需要承担抚养子女支出外，更需兼顾安排联繋前夫及子女的工作，又要就子女事宜知会前夫及取得同意。这样对妇女会做成多重不公平。

本港个案

在2016年，育有一对子女的夫妇办离婚，法庭下令前夫每月向前妻支付赡养费，但前夫违反命令，拖欠共52万元赡养费，法庭指前夫藐视法庭命令，判他监禁3个月；前夫不服上诉。上诉庭判前夫上诉得直，指有关程序要欠债人解释不应判监的原因，是违反举证责任在原告一方及《人权法》指明假设被告无罪的原则，认为应修改有关法例，令欠债人有机会辩护。然而，是次法庭的判决将会令收取赡养费一方日后更难追讨赡养费。

拖欠情况

香港妇女中心协会于2016年7月至10月期间进行问卷调查，合共收集了185份问卷，其中170份为有效问卷。在155位已完成离婚或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受访者中，接近一半（49.7%）获取赡养费令，当中超过六成（62%）遇到收取困难。遇到收取赡养费困难的妇女中，超过九成都遇到拖欠问题（92%），其次是“被责骂或羞辱”（44%）、“前夫失踪”（21%），甚至有个案因赡养费问题遭受暴力对待、恐吓或子女遭受暴力对待。
在被拖欠赡养费时，超过八成的情况是“既不准时又不足”（81%），超过九成（91%）受访者表示因此出现经济困难。最多人选取的解决方法是“找工作”（37%），其次则是“动用储蓄”（21%）和“申请综援”（21%）。
现时收取赡养费的机制非常依赖付款人主动服膺，否则收取赡养费的过程将会非常困难。事实上，不少付款一方会对受款一方故作刁难及凌辱，使受款一方尊严尽失，不少付款人更会使尽方法逃避付赡养费，包括瞒税、讹称无固定收入、失踪或离境等，而受款一方大多为女性，面对前夫的不友善对待，她们难以追讨赡养费。欠有效渠道去追讨赡养费，变相降低被受款人追讨的意欲。

申领综援

由于社会福利署视赡养费为收入，在计算综援受助人可领取的综援金额时，会从中扣除赡养费的金额。根据社会福利署的指引，单亲人士被拖欠赡养费后要汇报社署，并应允寻求法援协助追讨，社署才会停止从综援中扣除赡养费，又或批出综援。
社署处理赡养费被拖欠的程序比指引列明的复杂。有单亲人士指出，她们需要确认前夫完全不会支付赡养费，又或取得法援协助和证明开展追讨程序，社署才会批出综援或停止从综援扣减赡养费，这段时间可能长达半年之久。换言之，一旦出现拖欠赡养费的情况，该领取综援的家庭有机会短期内难以应付一名家庭成员的开支。
但由2017年6月1日起，社署在处理涉及被拖欠赡养费的综援个案时，于受助人未能成功追讨赡养费之前，社署不会因应有关赡养费而扣减其可获的综援金额或停止发放综援。然而，受助人须向社署表明有意追讨赡养费。在受助人成功追讨赡养费后，社署会与他／她们商讨，以按个别情况适当处理是否会调整其综援金额的问题。

申领法律援助

申请人必须通过经济审查，才有资格获得法律援助。经济审查是用来评定申请人的财产和入息是否超过法律援助设定的财务资源上限。要通过经济审查，申请人的财务资源不得超过港币269,620元，若超过此上限，一般不会获批法援。
根据《法律援助（评定资源及分担费用）规例》，财务资源是指申请人的可动用资产和每年可动用收入的总和。在计算财务资源时，已婚的申请人，除非已经与配偶分居或离婚，或双方于有关法律援助申请所涉及的案件中有利益冲突，否则其配偶的收入和资产将会被视为申请人本身的收入及资产。申请人之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或资产则不会计算在内。如果申请人乃领取综援人士，则其财务资源通常会被视为不超过港币20,000 元（除非有证据显示并非如此，则作别论）。如果申请人代其未满18 岁的子女申请法律援助，则当局在计算财务资源时，只会评估该名子女的财产和收入。
申请法律援助的程序既繁复且费时。为了办理有关手续，离婚人士须到访法援署以及代表律师多次，令父母须牺牲照顾子女的时间，而在职人士则须牺牲工作的时间。 

心理压力

追讨赡养费的繁琐事宜、传统社会观念、经济压力、照顾子女的重担、别人的目光和言辞，均是单亲妇女的压力来源。一方面，他们要钜细靡遗记录和前配偶的金钱往来，以应对被拖欠赡养费时的追讨程序。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亲自来往社署、法院、法援署等机构处理追讨赡养费事宜，程序繁琐之余，又要照顾子女。除此以外，他们还要担心赡养费被拖欠带来的经济压力，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经济压力

部分单亲人士在消费时要非常精打细算，例如在街市收档时间买剩菜，力求节衣缩食压缩开支，以备不时之需。不少单亲人士会压缩自己的开支， 尽量把金钱投放在子女的身上，特别是教育和课外活动方面。除了经济压力，独力照顾子女的重担和他们向政府求助时遇到的不友善经历。

二度伤害

单亲人士要亲自和前配偶处理被拖欠的赡养费。虽然平日领取赡养费不需要和前配偶联络，但出现拖欠的情况时，单亲人士只能联络前配偶追讨赡养费。对于不少感情破裂，又或遭受家暴的单亲人士来说，这是一个很难跨过的关口，而且容易受到二度伤害，例如被辱骂，甚至殴打。

争议部分

服务广泛性
子女探视服务先导计划由香港家庭福利会负责营办，为期两年，费用全免。计划原先是希望服务一众自愿求助的离异父母，惟计划推行至今大部分个案属社署或法庭转介，只有少部分的个案是由离异父母主动申请。
资源及人手的投放
现时全港只有一间探视中心，却要服务十八区的人士，一方面未能满足服务使用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前线人员难以处埋大量个案。然而，计划中所投放的资源及人手均严重不足。
安全问题
探视中心设立于工厦内，而最令人担忧的安排是中心的紧急出口设于中心的出入口旁边；当有紧急事情发生时，离异家庭之子女及其父或母是否能够成功走避，当中的安全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