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利達

早年生涯

柯利达在1923年10月26日生于英国达拉谟郡拜尔斯草坪（Byers Green）一个小农家庭，早年入读位于斯彭尼穆尔（Spennymoor）的威尔参事文法学校（Alderman Wraith Grammar School），童年经历过当地采矿业不景气，所以曾经是工党的热心支持者。柯利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皇家空军服役，战后考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是家族历来首位考入大学的成员。
柯利达在大学主修法律和英文，表现杰出，屡获奖学金，在校内还对魏理（Arthur Waley）的中文翻译作品产生浓厚兴趣。柯利达在1950年击败亲保守党对手诺曼·圣约翰-史蒂华斯（Norman St John-Stevas）当选剑桥辩论学会主席，后来在1953年为学会撰写及出版会史，讲述学会在1815年至1939年间的发展。取得文学硕士一级荣誉成绩后，柯利达继续留校发展，除教授法律外，又获法学硕士学位，1953年从中殿考获执业大律师资格。毕业多年后，圣约翰学院在1982年向他颁授荣誉院士衔。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在1954年，柯利达放弃剑桥大学的工作，加入外交部，最先自1954年至1957年间在伦敦外交部本部供职，1957年至1961年获派往吉隆坡的英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出任一等秘书，1961年改往香港学习中文，随即于翌年调往中国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任汉务参赞（Chinese Secretary）。柯利达在1963年至1966年返回外交本部供职，至1966年第二度回北京，出任参赞兼办事处主管。
当时中国大陆正值文化大革命，虽然大陆局势日益动荡，不过最初代办处的安全未有特别受到威胁。但踏入1967年，文革风潮延伸香港，引发当地发生六七暴动。继港府在1967年夏天展开反击行动拘捕煽动暴动的左派人士后，大陆参与文革的民众和红卫兵遂将矛头指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在1967年8月22日，大批红卫兵包围代办处，召开“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至晚上时份更以武力冲入代办处，纵火焚烧大楼和停泊的汽车。驻华代办霍普森爵士（Sir Donald Hopson）和柯利达因大楼被纵火，惟有决定率一众职员及家属逃离代办处，并向包围他们的群众“投降”，结果霍普森与柯利达等人被群众殴伤，事后获解放军送离现场，但与霍普森等人被软禁于北京使馆区多月，到1967年底局势缓和后，方才获释。
经历火烧代办处一事后，柯利达协助重修遭到红卫兵纵火和破坏的驻华代办处，在1968年获英女王颁授CMG勋衔，同年8月接替霍普森爵士出任驻华代办，至1969年2月卸任返回伦敦。返国后，柯利达屡获重用，1969年至1971年任外交部决策人员主管，1971年至1975年出任内阁厅次官，历仕奚斯和威尔逊两位首相，1976年至1978年出任英国驻东德大使，任内自1977年至1978年负责率英国代表团前赴瑞士日内瓦出席会谈，与各国代表商讨全面禁止核试。

香港前途谈判

柯利达在1978年获委任接替尤德爵士出任英国驻华大使，是他第三度在北京供职。这时，由于香港的新界地区是英国在1898年透过与清廷订立条约，租借99年而得来，租约将于十多年后的1997年届满，使到时任港督麦理浩爵士和不少商界人士开始担心，港府土地契约在1997年以后仍否生效。为试探大陆政府对香港前途的态度，麦理浩爵士在1979年应大陆邀请，率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简悦强爵士和港督政治顾问卫奕信访问北京。对于计划提出讨论新界租约届满一事，麦理浩显得相当隐秘，在香港只有同行的简悦强和卫奕信得悉内情，而外交部方面则得到尤德和柯利达的协调，并获得外相大卫·欧文博士支持。可是，麦理浩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会面时，得悉邓小平决意要在1997年或以前接收香港，遂为香港前途谈判揭开序幕。
与此同时，保守党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上台后，对外交事务采取强硬态度，面对日渐浮面的香港前途问题亦不例外。在1982年9月22日，刚在福克兰战争带领英国击退阿根廷的撒切尔夫人在柯利达和尤德陪同下出访北京，先后与中国总理赵紫阳和邓小平讨论香港问题，双方同意就香港前途展开外交谈判。另外，在9月24日的会面中，撒切尔夫人提出中、英签署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仍然生效，但为邓小平所否认，而中方重申将于1997年前接收香港，使两方出现矛盾。撒切尔夫人会后步出人民大会堂时不慎失足跌倒，当时柯利达和尤德皆在场。
随后在同年10月至1983年6月期间，中、英双方在北京召开首轮谈判，并由柯利达任英方代表团团长，但基于双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陷入重大分歧，谈判无法取得突破。有见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柯利达担心主导权会随时间的拖延而落入中方，到时候英方不单止会被中方大大牵制，且无法参与决定香港前途，于是建议撒切尔夫人作出重大让步，放弃坚持三个条约的有效性，这促使撒切尔夫人后来致函中方，表示如果双方谈判结果为港人接受，就会准备“向国会建议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撒切尔的函件间接暗示英方在香港主权争议上的退让，从而造就双方的第二轮谈判。
在1983年7月，中、英双方在北京进行第二轮谈判，正式就香港的前途作具体讨论。英方代表团继续由柯利达出任，其他成员包括港督尤德和港督政治顾问麦若彬，至于中方代表团则由姚广出任，后来再由周南接替。可是，第二轮谈判与第一轮谈判一样遇到很大困难，其中，英方提出香港主权可于1997年后移交中国，但为维持香港繁荣稳定，建议由英国保留治权，有关建议却被周南批评为无异于“以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代替三个旧的不平等条约”，使谈判再度陷于胶着状态。面对谈判和香港前景不明朗，港人信心受到动摇，并引发信心危机。在1983年9月，港元兑美元汇率急跌，引发市民恐慌，市面更出现抢购白米等日用品的情况。港府为隐定局面，在同年10月宣布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将港元跟美元挂勾，但中方则抨击英方是港元汇率急跌的幕后黑手，扬言如果一年内未能达成协议，就会单方面采取行动，自行在1997年前获得香港主权。
柯利达相当担心中方放弃谈判和单独采取行动，最终成功在同年11月说服英政府，放弃坚持英国在1997年后，在主权与治权上与香港维持任何关系，有关决定被不少评论视为英方第二次的重大让步。此后，中、英谈判取得明显进展，双方确认了一些主要原则，当中包括为香港实施“一国两制”、过渡前后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以及让香港的英籍居民和英国在1997年后维持某种不具居英权的关系等具体方针。柯利达的团长身份虽然在1984年1月由伊文思爵士接替，但双方的谈判结果基本上已在柯利达任内定调，成为后来《中英联合声明》的基础。为嘉许柯利达在中、英谈判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他在1983年获GCMG勋衔，而在此以前，他早已在1980年获KCMG勋衔，成为爵士。
几经谈判，中英双方在1984年9月26日草签《中英联合声明》，并在同年12月19日由撒切尔夫人和赵紫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作正式签署。作为英方在《中英联合声明》的主要草拟者，柯利达亦有亲身出席签字仪式。可是，《中英联合声明》当时并未能向港人提供充足信心，从民意调查显示，只有百分之16受访者对《联合声明》感到放心，百分之76受访者持保留态度，另有三成受访者认为《联合声明》提出的“一国两制”行不通，反映港人对中、英协议抱有怀疑。

香港过渡期的风波

柯利达在1983年年底退出中、英谈判的英方代表团时，有传闻指他会接任港督，但未有成事。相反，本身因懂普通话而有“撒切尔的中国通”（Maggie's Mandarin）之称的柯利达，一直深获首相撒切尔夫人信任，所以着意要他调回伦敦。这时柯利达已届外交部法定的60岁退休年龄，理应退休，不过却获撒切尔夫人破格委任为外交部副次官兼英揆外事顾问，专责监督中、英就香港前途所进行的谈判。《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年年底正式签署后，他复于1985年出任三军情报委员会主席，专门向首相提供战略意见，同时留任外事顾问。有评论认为柯利达深获信任，是因为他跟撒切尔同样视苏联为英国最大敌人，而且又同样视美国为重要盟友，因此在决策上容易协调意见。后在1987年大选期间，柯利达继续为撒切尔担当顾问角色，至1990年约翰·梅杰接任首相后，他得以继续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行走，但关系没有像撒切尔般良好。在1991年2月7日，爱尔兰共和军对伦敦唐宁街10号发动炸弹恐怖袭击，当时约翰·梅杰和柯利达等官员正进行内阁会议，虽然内阁会议室的窗户被炸弹全数震碎，但庆幸无一官员受伤。
另方面，自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进入主权移交前13年的倒数，即所谓的“过渡期”，期间，中、英两国原本持续就香港主权移交的细节作深入讨论。不过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中共派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示威者后，港人对香港前途陷入新一轮信心危机，更史无前例地触发百万人在中环集会示威，反映对中共政权的不满，中、英谈判遂随着国际间杯葛中国而陷入困局。六四事件后，英国和香港有不少舆论呼吁英政府谴责和放弃《中英联合声明》，不少英国和香港舆论更对香港主权将会移交中国感到忧心，当中香港行政局首席议员邓莲如女爵士更公开恳求英国勿将其子民转让予一个“毫不犹疑地以坦克和武力镇压人民”的政权”。
为平息港人的恐共心理和设法维持《联合声明》，柯利达在1989年尾秘密访问北京展开游说，成功争取中方承诺为将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循序渐进地推动民主化，并落实在2007年之前的香港立法会有一半议席，即30席，由直选产生，此一立法会产生办法后来在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附件二内得到确认，并在2004年实现。在英方的配合下，所有香港立法局在1997年前的改革将会先征求中方同意，以便香港立法局有所谓的“直通车”，能够在主权移交顺利过渡到新的香港立法会。此外，英方又有意设立“副港督”（Deupty Governor）一职，让将来的特区候任行政长官可在主权移交前作好准备。柯利达相信一系列的措施有助维持香港稳定，而且香港立法会全数议席长远可由直选产生。
除上述措施外，时任港督卫奕信爵士在1989年10月为振奋民心，在当年《施政报告》中宣布落实被港府誉为“玫瑰园计划”的新机场兴建计划。不过，由于计划造价昂贵，加上工程横越1997年，结果即被中方指责“玫瑰园计划”是一项企图要花光香港外汇储备的阴谋，并指这是英方秘密撤走资金的手段，表明不会“祝福”计划。为设法取得中方表态支持兴建新建场，英方派柯利达在1990年和1991年多次秘密访华会见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等人，企图为新机场一事“解话”，但中方坚持约翰·梅杰要亲自抵华签署谅解备忘，事件才可以完满解决。
在被迫的情况下，约翰·梅杰答应中方要求，在1991年9月3日于北京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当中，英方承诺留予未来特区政府的储备将不少于250亿港元，换取中方支持新机场的建设，以及对香港主权移交后所剩下的举债问题采取积极态度。虽然约翰·梅杰表面上显得十分乐意到北京签署谅解备忘，但背后却对此十分恼怒，因为自六四之后，国际尚在杯葛中国之际，自己却被迫到那里签约，成为六四事件以后第一位到中国的西方国家元首。此后，保守党政府认为对华的妥协政策已不适用，而约翰·梅杰认为对北京处处退让的柯利达和港督卫奕信要负上责任。
首先是在1992年元旦授勋名单，港督卫奕信突然获封终身贵族，未几，英政府就宣布卫奕信将不获续任，但卫奕信距离正常60岁的退休年龄尚有三年，而且英政府同时间没有公布继任人选，令人揣测卫奕信对中方过分软弱而要黯然下台。卫奕信在1992年7月卸任后，港督一职由约翰·梅杰的党友、下院议员和政治家出身的彭定康继任。数月后，英政府即宣布柯利达卸任三军情报委员会主席及外事顾问，但新闻公报内并无对其贡献表以致谢，明显暗示英政府对柯利达不满。
彭定康上任后不久，即对中方采取与前任截然不同的强硬作风。他在1992年10月发表《施政报告》，宣布在1995年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让全部议席透过选举产生，以便加快香港民主进程，保障港人人权。有关决定虽然获得香港舆论和英国传媒普遍支持，但彭定康与中方的关系却陷入相当恶劣的关系。他的政改方案在1994年获立法局通过后，中方决定放弃原有的“直通车”安排，另立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声言不让立法局过渡1997年7月1日，而原先“副港督”的安排也无疾而终，当中，中共港澳办主任鲁平更公开抨击彭定康是“千古罪人”。
在此事上，柯利达与中方站在同一立场，多次在彭定康任内作出批评，指责他破坏中、英双方原本协议好的路线图，并形容他为中共所讨厌，且是“难以置信的畏缩港督”（incredible shrinking Governor）。不过彭定康也不甘示弱，曾经公开在立法局揶揄他为“性情忧郁的退休大使”（dyspeptic retired ambassadors）。两人在1992年至1997年间多次互相批评而交恶，后来柯利达获邀出席1997年6月30日的香港主权交接仪式，但他自言英政府“不会喜欢我出现在这种场合”而没有赴会。

晚年生涯

柯利达在1993年获封枢密院顾问官，1996年至2000年任《南华早报》非执行董事，晚年定居伦敦西南部的列治文（Richmond），专心撰写有关香港前途谈判和外交策略的著作。柯利达在2010年1月22日因病卒于伦敦，终年86岁。遗体在2010年2月6日于伦敦西部特威肯汉姆（Twickenham）的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举行丧礼。对于其去世，柯利达生前好友前布政司锺逸杰爵士表示哀悼，但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就指“我不认同他是香港的朋友”（I don't think he was Hong Kong's fri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