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修正主义

否定主义

另见：历史否定主义
历史否定主义（historical negationism）有时会也被称为历史修正主义，但两者意义不同。否定主义是指基于一些非学术的目的，故意否定史实的发生，或故意淡化一些史实的影响。因为一些否定主义行为是同时间依赖新史料而进行，所以在个别行为，尤其是由历史学家所作的研究，那是否定主义还是历史修正主义，未必可以客观区分。

争议例子

“否定主义”是严重的指摘，而基于社会价值观改变所作史实重新解释也往往被争议，两者未必可以区分清楚，以下列举一些例子：

犹太人大屠杀争议

另见：否认犹太人大屠杀
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 2005年末宣称“犹太人大屠杀是神话”，世界对此普遍哗然。
著名二战史学家大卫·艾文曾经就犹太人屠杀的具体进行方式有所质疑，例如使用毒气室的效果，他因此被奥地利通缉。他在放弃有关屠杀质疑后入境奥地利，仍然被捕及囚禁，在刑满开释后不得再次进入奥地利。这个例子突显了在惩罚否定主义者与包容历史修正主义者时，两者往往难以区分之矛盾。
其他有犹太资本家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破坏等等。

南京大屠杀争议

日本右翼人士一直试图弱化南京大屠杀的影响，包括将“30万人遇难”改为“10万人遇难”甚至是更少，或将其命名为“南京事件”以产生混淆。部分人甚至直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封建社会定义的争议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的特点是“领主、封臣、采邑”，这些特点与中国传统上西周的封建制基本一致，因此，当年在翻译西方文献时就把欧洲中世纪的制度翻译作中文的“封建”。西周的制度数千年来在中国都是称作“封建制”，秦至清的制度称为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与封建刚好是相反的两个制度。封建主张“地方分权”，中央集权则反对“地方分权”。数千年来，这些概念绝无异议，至今台湾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都一直如此称呼。   
西周的封建制早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完全不相容。马克思本人认为五个社会发展阶段仅适用于西欧，指出东亚有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但这一理论从苏联时代开始被扩大到全世界。中共上台后，为配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将秦至清的社会强行改称“封建社会”，而原本西周的封建则被强行改称“分封制”。因此出现了“在封建社会（地方分权）推行中央集权”的逻辑矛盾。
此外，封建一词又被中共加上落后、迷信等特点。
2003年后，在中国大陆一些进行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地区，教科书中已不再出现这种观点表述。关于人类社会阶段的划分，则使用诸如“史前时代”、“农耕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等术语。

中华民族定义的争议

在民族观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强调中国为五族共和、多民族国家，将中华民族的意思改为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国族概念，采用“汉族”此一周边国家对关内十八省的身份统称来代替原本使用的“中国人”、“华夏”、“华人”，“唐人”、“秦人”、“汉人”等现在的汉族原本的自称。
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及国族概念，亦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建立国族的重要概念，该词最早在晚清由建构和完善“维新派”的民族理论的梁启超所提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理论的前提，是在现阶段承认中国境内各历史－文化群体之间原本存在的差异和多元现象，但同时也乐见其一体化的趋势，希望建立有如美国的国家，在未来成为无差别的大民族。
晚清时期，面对列强的威胁，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其中一部分人将中国的危机归咎于中国内部“异族”的统治，不满清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岐视政策。这种认知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汉民族主义 ，形成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而维新派则警告革命派的“排满”种族革命主张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和列强干预的危险。另外，清末留日满族和蒙古族人士及清朝官员在“国民”观念的启示下，对于中国族群关系“从多元到一体”的认知，影响了中华民国建立后的族群思想与族群政治。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出现了最为严重的民族矛盾，由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纷纷参与革命，日益威胁著满清统治权。为了度过自身低潮的统治时期，清朝统治者与以维新派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之间，取得了透过“变法维新”将君主专制转化为君主立宪的共识，“五族共和”族群论述被晚清政府接纳并且成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将自身定位为合“五族”、“五地”为一体的“中央”政府。与维新派相对立的是顽固派，两者的实质都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主张种族革命的革命派放弃种族复仇主义的主张，接受新成立的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的立国理论基础——“中华民族”观念和“五族共和”政策。
有法轮功媒体批评2002 年，中国教育部认定现代的民族观念与宋朝当年不同（或宋朝没有民族观念，都是与现代不同），把岳飞、文天祥等抗满(也就是抗金)与抗蒙英雄剔出民族英雄之列，改称为爱国英雄。
中国教育部对这些行为作出澄清，并且指出：“从5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小学的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对岳飞的评价都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重新定义岳飞是否是‘民族英雄’的问题。岳飞、文天祥在中国历史上历来被认为是民族英雄，但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早在50年代后期的学术界，就有学者提出称岳飞为民族英雄是否会影响某些民族的情感。由于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有分歧，因此不宜把这一类的学术讨论引入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材。实际上社会公众对岳飞、文天祥这些历史人物高尚的道德品质、民族气节始终是歌颂和尊敬的，这一点也是我们进行中小学历史教育时一直遵循的”。
“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极为重要的一套没有民族意识存在的世界观，古代中国发展出的“华夷之辨”自成体系，属于一套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区别“华夷”的标准，在于是否遵循“礼治”以及是否接受“先进文明”（尤其是先进政治文明）的教化，而“不藉其地与其类”（与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无关）。华夏和四夷的界线不是以血统划分，而是以文化为分别，这里所谓文化是指生活习惯与政治形态。辽朝辽道宗亦以契丹之出身而自视为“中华”，以“礼法”、“文物”作为区分“夷”与“中华”的标准：“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中华”在当时并非“民族”或“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南宋学者叶适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中原者我之地，中华者我之名，报复仇耻者我之义”，叶适以“中华”为南宋人命名，但其涵义，同样与“民族”无关。学者指出，一个人是否“民族英雄”，最基本的前提是此人对“民族”必须要有“主观认同”，然而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人的“中华”是一种“文明共同体”，而非“民族（种族）共同体”；既无“民族认同”，岳飞自然不属于“民族英雄”。
蒙元史学家姚大力认为文天祥是中国的历史英雄，但却并非后世所谓的“民族英雄”，认为他所以选择慷慨赴死的理由更多基于一种王朝的遗民心态，其中没有与新王朝势不两立的政治态度，更不含有后世所谓的“民族大义”：“正像元末明兴这样一个‘华夏重光’的历史时代，却没有结束异族统治，歌颂‘民族大义’的颂歌，反而却有底层的汉人为蒙元‘异族’殉节，元遗民的事迹提醒我们，今日人们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意念，不是历史上一向就存在的东西”。
东亚史学家宫崎市定指出元明鼎革与辛亥革命相比较，后者确实具有强烈的民族革命色彩，而前者则不然。辽金史学家刘浦江教授认为“与其说元明鼎革是一场民族革命，毋宁说它更多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成功，知识分子起了关键作用，但元末民变时士人不屑参加叛军，叛军也很少利用士人，这是元明革命攘夷色彩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历史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元明鼎革的性质主要是由阶级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并非像人们过去惯常理解的那样是一场民族革命”。
中国人类学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王柯指出：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汉奸”话语，其实是他们企图在多民族国家的母体上，人工催生一个“汉族”单一民族国家时出现的“怪胎”。二十世纪初革命派接受近代民族主义的目的，其实不在于确认“民族”，而在于建立一个新型的国家──“民族国家”。民族不过是手段，国家才是目的。然而，因为现实的中国不可能成为单一民族国家，“汉奸”话语最终不过是强化了本来只是手段的民族意识而已。2002年末，有人以多民族国家为由表示不宜称岳飞为“民族英雄”。对此国人表现出来的愤怒，就是近代民族主义造成国人将自己的政治认同最终归结在民族，而不是国家的最好写照。

朝鲜民族与中国东北的关系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因当时的政治环境及高句丽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份额不足，没有强调高句丽是中国历史这一看法，但也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事实上，于1954年开始编撰到1973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册》高句丽就已经被认作为中国的历史政权。这一看法也被1978年出版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和1985年出版的《世界中世纪史》以及后来中国历次出版的历史地图册及教科书所继承。南北韩学术界认为中国的东北工程将原本朝鲜半岛历史的高句丽列为中国历史，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利用学术搞政治，并认为中国‘自古’就承认高句丽为朝鲜历史。不过朝鲜韩国方面，却在历史书中将传说的檀君等说成史实，大力宣扬韩国起源论。

台湾历史教科书争议

中华民国在民主进步党执政时（2000年－2008年），开始去中国化，并强调台湾主体性，从认为台湾与中国一边一国的角度编修历史教科书，历史教科书中的内容更改为台湾为一个国家、国名是中华民国的观点，并以此将中华民国领土范围依现状界定为仅只于台澎金马而无中国大陆，记述历史的视角不再由中国出发，而是以台湾为独立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周边国家，这些修改反映了民进党一边一国的主张，质疑者以当时亲民党籍的立法委员李庆华为首，后续也引发了正反两极的各种讨论。历史教科书内容以台湾史为国家史，来看待台湾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历史关系；在使用文字上将“大陆”改称“中国”、“我国”改称“台湾”、采用“两国”来取代“海峡两岸”、“古人”改称“中国古人”等。并且，重新检视日本统治时期的各种历史内容，以修订由于过去国民党执政时期对于抗日历史过度着重，而使台湾人民对于日本统治时期的历史内涵，未能有全面性的认识，因此，重新修改了教科书中对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各项内容，其中更将“日据”改称“日治”，“光复后”改称“终战后”，并不使用孙中山为“国父”等有价值倾向的称呼，而以此派学者认为较为中性的名词来称呼。同时，也将一些事件以较中立的方式，去汉族中心的方式重新解释，例如汉武帝“征伐”或“征讨”匈奴改为“攻击”匈奴，“武昌起义”改称较中性的“武昌起事”，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内容去掉。
2012年6月，马英九政府在历史教科书定案出版前临时“增聘”审定委员，主张中华文化为主体，不应切割中华文化和台湾文化；声称50,000-5,500年前的长滨文化和4,000-3,000年前的华夏文明可能有关；以“荷据”（荷兰占据）或“荷领”（荷兰占领）取代“荷治”(荷兰统治)，西班牙用语亦同；将“郑氏王朝”、“东宁王国”改为“明郑时期”；“日本统治”改为“日本殖民统治”，简称“日殖”而非“日治”时期；不使用“清领”而使用“清朝治理”或“清治”时期；删除“台湾地位未定论”等意见，因而被质疑为酬庸非历史专业系所者、是马政府要把手伸进历史教科书，企图拥抱贬抑台湾与多元文化的大中国史观，引发学术界部分人士抗议并于台湾连署资源运筹平台发起“‘我是民众，我反对窜改历史’ 抢救历史教科书连署活动”，民间连署意见书送至教育部，要求比照办理纳入教科书。

韩国历史教科书争议

有关韩国历史教科书称山东、辽宁等中国省市为古朝鲜一部分，而近期在中国辽宁出土的青铜器也被韩国方面宣称为其先民所有，并在教科书上把该国的青铜器年代上推了一千年。韩国一些新的研究认为平壤城（阿斯达）不止一个，韩国岭南大学文化人类学副教授李忠奎曾在论文中提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一些学者认为辽宁地区是古朝鲜先民活动的场所’，有人据此推断‘在今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各有一个平壤城。一个国家有两个首都在当时是很正常的。檀君朝鲜的首都其实位于中国东北，朝鲜的平壤只是檀君朝鲜的南部首都。’并有韩国教科书认为高句丽人占领乐浪郡前后的历史均为其民族历史，并把渤海国认定为高句丽的延续，也是民族北部历史。 韩国前年在德国举办了名为“印刷术的起源国——韩国”的展览会，主张最早使用金属板印刷的世界最古活字书是朝鲜的“直指新体要说”。

田中奏折争议

田中奏折之指张学良秘书王家桢收到蔡智堪声称抄下日本一份数万字的奏折，据蔡智堪所称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日本天皇的上书，转载的内容公开田中义一侵略中国的野心。“田中奏折”是香港八十年代教科书其中一个题目，较常被引用的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欧美各国曾证明“田中奏折”是一份假文书、日本产经新闻二日、“正论”月刊，也揭发“田中奏折”是伪造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蒋立峰表示“当今的主流是认为田中奏折并不存在”。

美国历史修正主义争议

在美国，“历史修正主义”一般用来指称主张：“美国没有必要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是为了报复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投下原子弹是为了向斯大林示威”。美国学术界对这些主张都提出证据反驳。

争议不强的历史修正

一些基于社会价值观改变所作史实重新解释，因为新的社会值未被争议，因此其相关的历史修正的争议亦不强。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历史学家在描述有关克里斯多福·哥伦布与其他西方人发现新大陆时，过去往往过度重视西方人的视角，忽略美洲先住民的生活文化与及西方人对美洲先住民的影响。在修正历史后，历史学家也同样去研究美洲先住民的生活，而在使用“发现”一词时，往往采用引用或斜体文字，以注明此“发现”与一般的发现略有不同。   
另外，历史学家也考虑到维京人在哥伦布之前到达新大陆，但是他们对历史影响不及哥伦布那么强，因为哥伦布舰队是首个回航汇报并以活字印刷术公告事迹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