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

早期经历

生于万历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 1611年2月6日 ) 寅时。崇祯帝之父为明光宗朱常洛，朱常洛虽早在万历廿九年( 1601年 ) 被立为太子，但其父亲明神宗其实一心想立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是因为群臣国本之争，才勉强保住了朱常洛储君的宝座，故朱常洛一直得不到明神宗欢心。朱由检母亲刘氏则是朱常洛的婢女，亦不得朱常洛的欢心。祖父讨厌父亲，父亲讨厌母亲，所以朱由检幼年并不幸福。五岁时，朱由检母亲刘氏得罪，被父亲朱常洛下令杖杀，之后将朱由检交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西李生了女儿，照管不过来，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及至朱由检长大，被当时已继位为帝的哥哥朱由校封为信王，刘氏追封为贤妃。

登上帝位

天启七年（1627年），年仅廿二岁的明熹宗朱由校驾崩，由于朱由校三名儿子皆早夭，他唯一在世的弟弟朱由检继承皇位，当时朱由检年仅十六岁，是为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辅臣批评，崇祯连忙自我检讨。
天启七年十一月（1627年），崇祯帝在铲除魏忠贤的羽翼崔呈秀之后，再将其贬至凤阳。途至直隶阜城，魏忠贤得知大势已去，遂与一名太监自缢而亡。此后崇祯帝又杀客氏，崔呈秀自尽，其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发配、或终身禁锢。与此同时，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

面对困局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十四年，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保定巡抚徐标被召入京时说：“臣自江推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崇祯十四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十室九空。

内忧外患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遭大水，十四年有旱蝗并灾，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为剿流寇，崇祯帝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闯军的将领。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皆功亏一篑。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加上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崇祯帝说：“朕御极之初，摄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因协民艰，廉通者又迁疏无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清写明史崇祯帝中后金反间计，自毁长城，冤杀袁崇焕；世传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这种讲法终明之世并无所本，仅流行于乾隆之后。一些学者倾向于相信崇祯帝杀袁崇焕，并非是皇太极的反间计得逞。由于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时激愤误杀。事实上，崇祯帝生性多疑，所以仅擅杀毛文龙一事，便足以使崇祯帝心存忌惮。再者毛文龙旧部大都误认为是皇帝要杀毛文龙，于是把怨恨转移到皇帝身上，大举哗变，造成日后一连串悲剧事件的发生，终于致使前线态势一发不可收拾。袁崇焕不能不为此负责。
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崇祯帝的滥杀也日趋严重，总想以重典治世，总督中被诛者七人，巡抚被戮者十一人，连拥有崇高地位的内阁首辅也不能幸免，被杀二人，而其他各级文官武将更是多不胜数，不能详列。崇祯帝亦知不能两面作战，私底下同意议和，但被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因此崇祯帝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卢象昇立即告诉皇帝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崇祯帝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卢象昇最后战死沙场。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崇祯又想和满清议和而和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商议计划，后来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被崇祯诿过处死，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和不情愿负责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事后崇祯帝指责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后来，崇祯再次跟李明睿和左都御李邦华复议南迁的计划，并要大学士陈演担当责任，陈演不情愿，于是在不久后被罢职。第二次南迁计划失败后，崇祯让驸马巩永固代口要求重臣守京师，并以“圣驾南巡，征兵亲讨”为由出京，诸臣唯恐自己因皇帝不在京城而变成农民军发泄怒火的替死鬼，故依然不让崇祯离京。
至此，农民军起义已经十多年，从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纵横数千里之间，白骨满地，人烟断绝，行人稀少。崇祯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徐标说：“臣从江淮而来，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仅存四周围墙，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听不见鸡鸣狗叫。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崇祯帝听后，潸然泪下，叹息不止。于是，为了祭祀阵亡将士、罹难难民和殉国的各亲王，崇祯帝便在宫中大作佛事来祈求天下太平，并下诏罪己，催促督师孙传庭赶快围剿农民军。

庙谥号及陵寝

崇祯十七年五月初六日，多尔衮以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大行皇帝的谥号祭葬事宜，李拟上先帝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端皇帝，庙号怀宗，并建议改葬梓宫。后因思宗梓宫已入葬恭淑端惠静怀皇贵妃的园寝，便不再迁葬，改田贵妃园寝为思陵。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去怀宗庙号，改谥庄烈愍皇帝，因而清代史书多简称为庄烈帝或明愍帝。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顺天府部杂录十一》、《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三十七》、《读礼通考·卷九十三》三书均引《肃松录》和《北游纪方》，称思陵神牌题为“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又引《北游纪方》称思陵神主题为“大明怀宗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端皇帝”，又引《肃松录》称思陵立有“庄烈愍皇帝之陵”的石碑。《明诗综·卷一》则称神牌是由顺治初年定的“一十六字”加上改书的“庄烈愍皇帝”组合而成。神主甚至又改“愍”字为“端”，并仍题庙号“怀宗”二字，可见康熙年间的思陵神牌和神主是由顺治年间两次加谥崇祯帝的庙谥号混杂而成。《崇祯长编·卷一》作“果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当是清廷所给谥号在传抄中产生了讹误。
南明安宗之大臣张慎言初议崇祯帝之庙谥号为“烈宗敏皇帝”，高弘图拟庙号“思宗”，顾锡畴议庙号“乾宗”。赵之龙上疏弹劾高弘图议庙号之失，称“思为下谥”。顾锡畴又拟庙号正宗，但未被采用。最终在崇祯十七年六月定先帝谥号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 按《逸周书·谥法解》：“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内思索曰思。追悔前过曰思。……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秉德尊业曰烈。”
弘光元年李青上疏请改思宗庙号，多次上疏皆被驳回。管绍宁拟“敬宗”和“毅宗”两号备选，同时又有人上疏请求改为“烈宗正皇帝”。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上庙号毅宗，谥号未改。唐王监国，谥思宗为威宗。

轶事典故

崇祯帝上吊后，在其身上的遗言旁边又有一行书写到：“文武百官全都到东宫行在去。”原来崇祯帝以为内阁诸臣已经看到了他所写的朱书，却不知道实际上内传将朱书送入内阁时，大臣们早已四散逃命了，内侍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因而文武群臣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书。当初大内中有一间密室，看管的十分严密，相传其中有诚意伯刘伯温所藏的秘记在内，说没有重大变故不能随意开启。到此时，事情紧迫，众人开启来看，看到是一副绘图三轴，最末一轴图像酷似崇祯帝模样，身穿白背心，光着左脚，披头散发悬在空中，与上吊后的崇祯帝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

信仰

明朝文化三教合一，天子大都笃信佛教和道教，也力图做儒家的弟子。崇祯年间，受徐光启和汤若望的影响，皇帝对罗马天主教有所了解。满人屡次犯边，流寇兵事又不宁静。有人趁机劝说皇帝撤去宫内神像与佛像，改信耶稣。皇帝急于图治，闻言有所动。后几年，觉其言非是，又复崇儒（见1939年中华民国论文《崇祯帝之撤像及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