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国库黄金运送台湾行动

背景

1948年，随着中华民国国军在辽沈战役的战败和淮海战役的失利，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对中华民国政府前景感到担忧。蒋中正1948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提到迁移国民政府、军队、军眷、故宫文物、国库资产与相关档案等到台湾，用于振兴台湾、为日后反攻大陆做准备。其中包括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上海中国银行的国库储藏黄金，以及南京中央银行的国库储藏黄金等。这些黄金对于日后稳定台湾新台币价值发挥重要作用，使台湾社会安定，也避免其落入中共手中。当年对大陆国库的转移不只是转移了黄金，还转移了银元、美元等资产以及相关档案。不同来源对于运送到台湾的黄金数量估计不同，大约是3-5百万两（112-187公吨）。作为比较，日本1937年从南京掠夺了超过6,000公吨黄金。

策划

1948年11月底，蒋开始秘密计划运送第一批黄金，指派蒋经国、宋子文、俞鸿钧为负责人，并组成策划小组进行谋划和执行。其中，蒋经国负责军队沟通，宋子文负责海关调度，俞鸿钧负责公文协调。宋子文认为，由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不会干预中国内政，消息比较不容易走漏。海关总署缉私舰“海星号”由于其载货量大，被宋子文选中运送首批黄金。此外，蒋还通过秘密电报要求俞鸿钧务必在一星期内将大陆国库中的约一半的黄金运到台湾。

行动

1948年11月30日（淮海战役爆发第25天、平津战役爆发第2天）夜，上海外滩开始戒严，此时只有海关总署缉私舰“海星号”转向了中国银行的码头。
在中国银行方面，中国银行专属的挑夫（即搬运工）开始将一担担的木箱从金库里向外搬出。据当年在海星号服役的范元健老先生回忆称，从中国银行里面搬出来的东西很重，都是一个个木箱，那大概就是金子。1948年12月1日将近凌晨1时，从中国银行里面搬出来的东西已全部放到了“海星号”，之后船长下令开船，“海星号”则开始在海上秘密航行。“海星号”所载运的首批黄金，于1948年12月3号抵达基隆港后，时任台湾银行职员刘明朝奉命到基隆港去接黄金，租用民间卡车将黄金秘密装填，之后将其安全送往台湾银行总部的地下金库。而当首批的大陆国库黄金的运送工作全部完成时，已经是1948年12月4号了。但另据国家档案馆中央银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档案，此批黄金是以火车由基隆运台北，再改装军用卡车入库。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典藏文件，此首次运出上海国库黄金共200万两（774箱），其中105万两（324箱）来自美国，是抗日战争末为稳定中国法币援华黄金628万两的一部分。相对于此美国援华的黄金量，1948-49年金圆券发行所兑入老百姓的黄金仅101万两（兑入184万两减去兑出83万两），不到美援黄金量的六分之一。

消息泄漏

1948年11月30日夜晚，《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乔治·瓦因（英语：George Vine）住在紧临中国银行的和平饭店5楼，透过窗户无意中看到运金行动，他连夜赶稿发出报导：“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充满苦力的银行，我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的帽子和制服，湛蓝色的上衣和宽松的短裤，扁担的两端装满着包装的金条！”英国路透社也发布了﹕“徐州惨败京沪震动，中央银行偷运金钞”的新闻，运送黄金行动的消息因此泄漏。12月24日，中国银行发生黄金挤兑事件，挤死挤伤多人，打击了8月才开始发行的金圆券信用。

后续运送

1949年1月1日，共有60万两黄金从上海分别通过海星号、美朋号运出，其中海星号装载50万两黄金运抵台湾，另有10万两黄金由美朋号转至厦门鼓浪屿。1月10日，蒋中正派蒋经国赴上海拜访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希望其将中央银行以库存准备金之美金与黄金徙置台湾，以策安全。1月20日至1月21日，从上海通过海平号和美朋号共同运出90万两黄金转至鼓浪屿。
关于运往厦门的黄金，另据中央银行发行局签呈（1948年12月31日）：“计装黄金151箱，计重纯金572﹐899 市两，职局派员随海星巡舰押运赴厦”；此外美国合众社2月15日电讯：“属于中国政府160吨以上的金条银条，自广州运抵厦门，…分两船运来，中国海关巡逻舰载十吨（约33万市两），……海关巡逻舰所载均系金条﹐其价值得1200万美元。”，两次运送正好是90万市两。这两次由沪穗运厦黄金转账吴嵩庆为军费，与中央银行档案资料符合。
1949年2月6日，通过空军运输大队的共9架飞机同时从上海和南京运出了总共55.4万两黄金迁抵台湾，其中南京金库的被全部运空。2月28日至3月20日，在上海将部分黄金通过“重庆号”运出，但“重庆号”却向北行至葫芦岛某港口外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被蒋中正察觉后下令将其击沉。据3月6日蒋中正日记，重庆舰上仅有银元30万块，并无黄金。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号”老兵表示，1951年解放军打捞“重庆号”遗骸，共捞起银元三十余万元、黄金十余万两。
1949年5月19日至5月27日，从上海通过汉民轮和锡麟轮共同运出19.4万两黄金迁抵台湾。10月，通过中基舰将之前从上海转到鼓浪屿后仅剩的12.5万两黄金迁抵台湾。但据存于中华民国台北国史馆的中央银行史料，5月上海解放前运出之黄金是以登陆艇，经厦门运台湾。依照管理军费的吴嵩庆的日记，鼓浪屿上的军费黄金在8月16日已奉蒋中正命令，开始空运台湾，因此日解放军攻陷福州，9月21日共军进攻厦门，近在600米的鼓浪屿上应已无黄金。此外，在内战中，从无以民船运国库黄金的档案记录，许多民船上乘客都把装载银元的密封箱，误以为运金。

《黄金草约》

1949年1月，官邸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息，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展开和平谈判的副总统李宗仁，认为主战派的蒋中正是和平谈判的绊脚石，要求蒋中正立即下野。可是蒋中正的心里相当清楚，在丧失总统职权后是绝不可能有掌控金库的支配权的，故而蒋中正开始制订一纸合法运走黄金的通行条，以及一个可以代收黄金的部门。他们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以及负责军费调拨的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嵩庆。
下野倒数11天，蒋中正让吴嵩庆负责起草国军撤出黄金的相关法令。吴嵩庆用军费这一个办法，就是预支军费，通过《黄金草约》将其予以“合法化”，并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根据，那么中央银行就可以将厦门金库黄金转帐到吴嵩庆的财务署。
从国史馆的档案中可以发现，蒋中正在完成黄金草约后，有了名目，则名正言顺将厦门中央银行的黄金拨到吴嵩庆个人名下，吴嵩庆就此成为蒋中正迁运国库黄金的代理者。这个表面上是吴嵩庆的个人黄金帐户，其实就是蒋中正的战时金库，而这些黄金主要是用在蒋中正不想公开的秘密军费。不过这份可以证明蒋中正还是遵循特殊程序，搬运黄金的草约现在却是无影无踪了，但在吴嵩庆的日记里却有记录（1949年1月﹐台北国史馆数字档案）。
从国史馆的相关档案中还了解到，厦门金库黄金在拨到吴嵩庆名下时是分成八批完成的，共78万市两。另外，在国防部所留下的档案中未查到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的任何记载。但据吴嵩庆日记的记录，主要用于1949年5月至8月的国军军费，因为此时金圆券已巨贬，采购军粮补给只有靠黄金银元（一市两黄金约兑80枚银元），以国军部队人数250万计（包括台湾），每月军费在2500万银元（或30万两黄金），财务署除另有军费银元3000万外，其他以黄金支付。最后8月中解放军逼近厦门，剩余黄金27万两空运台北，继续存财务署作为军费（吴嵩庆呈蒋中正报告，1949年12月5日，台北国史馆数字档案）。此报告中含有“奖恤金”九万两黄金为中央银行账上所无，也由财务署保管，是内战中另一个未解之黄金谜。
通过国家档案局资料发现，1949年1月27号，中央银行交付1317箱的档案，送上了太平轮，太平轮在航向台湾的航程中遇难。上千箱的中央银行的档案，都随着太平轮沉入舟山群岛外海海底，而《黄金草约》极有可能跟着上了太平轮。
根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49年5月以后，整个上海地区最后只剩6,180两黄金。但根据吴兴镛从大陆学者武力的〈研究报〉中发现，当年共产党不允许黄金、银元买卖交易，最后老百姓只好交出家中的黄金，单从广东省一个省拿到的黄金就高达740万两。吴兴镛认为，从这点可看出，共产党从一个省兑换出的黄金，就高于当年中华民国政府的金库存量（450万两）。他强调，上海金库被净空，对上海金融确实造成冲击，但是不是因黄金不足造成大陆老百姓变穷、变苦，他则持保留态度。

关于外汇资产

当时中华民国至少有等值于650万两黄金的外汇，主要存放在美国的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英国的伦敦，英属香港，日本的东京，菲律宾的马尼拉，缅甸的仰光，印度的德里等至少7个国家中的9个城市。

国共争夺

1948年11月，宋美龄到美国白宫争取美方援助，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只是礼貌性接见，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宋美龄意外掌握了美国各银行对国民政府的最新态度。
1949年4月，人在溪口的蒋接到宋美龄从美国打回来的电报，告知蒋要立即处置中华民国政府在海外的外汇。可见，在上海战役前夕，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即已经开始布署中国银行海内外银行的去处。上海解放后，当时已经夺取大半江山的中国共产党向美国方面主张先冻结中华民国的外汇，而此刻人在美国的宋美龄则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9年6月，国共之间的“抢汇大战”逐渐进入巅峰，由于中华民国政府拥有着领取外汇的密码，故而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在这波抢汇大战中逐渐占有优势。根据中央银行的档案显示，中共最后只拿到了其中的5%，而其他95%仍由中华民国政府掌控。根据1949年6月中央银行总裁刘功芸在辞职前夕所留下的外汇纪录以及俞鸿钧整理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银行的统计显示，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外汇总共有3.84亿美元，换算成黄金共640万两，远远超过从中国大陆迁至台湾的黄金总数。同月，国府在广东发行银元券时，银元券的准备金和主要流通的银元也是动用了715万美金的外汇来发行。另据大溪档案记载，在1949年8月底有约值20万两黄金的两批外汇从美国经香港运抵台湾。但是其余绝大多数的外汇，国府都没有领回。蒋经国日记曾说明，早年因害怕中共以继承中国的名义强行接收中华民国政府的海外资产，所以当时有不少财产转入私人账户，以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但是中共接收的锋头过后，有人没有归还这些财产，国民党方面表示：“蒋经国对于这些人的行为深感痛心，却无法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