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日情绪

清末至二战时期

中日关系史中，至清朝中期，中日双方并无剧烈利益冲突。随着明治维新，日本成为现代化强国。清朝末年，日本逐步吞并清朝的藩属国——朝鲜。而在中国，日本除攫取种类利益外，亦在各地区获得众多租界。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既支持革命党也支持清廷，更图谋分裂中国。中华民国建立后，日本对中国的侵占仍在持续。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对解决方案和日本政府《二十一条》要求的不满引发在中国的抵制日货风潮。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日军出兵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国民政府采取隐忍和避免冲突的方针。但日军暴行已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他们在对日行动上更为积极主动，竭力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很控制东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中国抗日战争就此开始，进入局部战争阶段。而国民政府直至1941年12月9日，方才对日宣战。1935年，新生事件中，民众表达了对日本强权以及国民政府懦弱无能的不满。1937年7月，发生卢沟桥事变。期间，北平通州住着许多合法的日本籍居民，中国军方证实这里曾发生系统的屠杀事件“通州事件”。此外日本也对包括当时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在内的外国人的人权侵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战争阶段。此后，日本陆续占据首都南京，以及最为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等城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屠杀。在满洲国，日军的医疗部队731部队研究生物战争时利用中国平民作为测试对象。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被日本占领的亚洲国家女性在军事妓院当妓女（即慰安妇）。

战后问题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即陷入全面内战。对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而言，对方才是生死对决的敌人。而双方对遗留中国的日本军人，则多有任用。中华民国军队中，除山西残留日本军队外，有日军顾问团——白团。解放军中亦有数万名日籍解放军。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之间，最大的分歧是谁代表中国，这也是两方与日本外交中的重要议题。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交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日本政府给予的开发援助达30000亿日元（其中90%是低利率贷款）。在日本，这被认为是补偿过去军事侵略中国的损失的一种方式。据估计，60%以上的政府开发援助被中国接受。其中约25%于1994年至1998年间兴建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包括公路、铁路、电信系统和港口，出自日本。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很少被政府公开，日本亦曾因自身政治考量数度停止对中国的援助。直至日本宣布逐步淘汰援助。援助最终于2007年4月时，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日本之旅中被认可。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关系，在1970年代后有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但包括中国抗日战争等一系列历史认知分歧，使双方关系紧张，更刺激两国民众的敌对情绪（参见：日本反中情绪）。日本在靖国神社供奉过去战争死亡的军人。1978年，甲级战犯入祭靖国神社。日本将甲级战犯视为等同神明或重要精神，展现出对侵华老兵的崇拜，引来了深深的怨恨。而事实上，靖国神社公开指出日本军事介入亚洲的目的是解放亚洲人并带来繁荣。这种思想试图在某些历史教科书中进一步粉饰日本在战争的角色，如淡化某些声明，删除其他内容。漫画、书籍、电影、纪录片等描绘日本战时暴行的流行媒体的撤出，进一步助长了这种形象。例如，批评者要求撤销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发行，在日本电影院上映《末代皇帝》时删除南京大屠杀场景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开创了以时任日本首相身份参祭靖国神社的先例。这一举动，引发了中国领导人胡耀邦的抗议，激起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而在多种因素之下，中日关系的蜜月期终在1990年代中期结束。
有些中国人持有美国利用日本和台湾试图包围中国的看法。日本右翼一直希望修改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不战”条款，这被认为是重新军事化的征兆。中国反日情绪也被台湾政治家品牌化推广（尤其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人物），那些人的亲日言论被中国媒体称至为那“日本走狗”。

当代问题

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在中国延续了恶感。其中一大问题是日本处置战后遗留在中国的日军化学武器。1997年4月，《化学武器公约》生效，1999年7月30日《销毁日本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备忘录》签署，日方估计需要处置的遗弃化学武器有70万枚。日本未能按时完成工作，要求将期限延长五年。
中国原告起诉日本政府发掘毒气时引发事故，很难获得日本法庭的保障。2003年的事故中，有43人受伤，其中一名死者的五名亲属索赔14.3亿日元医疗费用和健康问题带来的收入损失未果，这些问题继续引发恶感。
2007年3月13日，东京高等法院维持下级法院裁决，驳回四名受伤中国人和一名因亲属暴露在日本战后在中国遗弃的化学武器下而死的人士的死亡索偿。主审法官弘光冲田表示，日本政府并没有为武器造成的死伤承担责任，表示不可能再另一个国家开展适当的武器搜查。原告试图联合向日本政府寻求8000万日元赔偿。法院表示，国家没有进行搜查或赔偿损失的义务，“因为不能说被告能阻止案件所造成的伤亡结果的产生。日本外务省表示，日本在中国埋藏的化学武器中，至少有70万件的位置信息遭到日本军方损毁。在诉讼被提交之前，日本法院拒绝提交二战战争犯罪受害者的大多数索偿。
2007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慰安妇”问题引发争议。安倍所在执政自民党中的120位国会议员希望修改官方的道歉。议员表示，没有政府表明日本军队曾直接强迫妇女。他们表示，他们将在下周向政府情愿，要求重写道歉，他们认为慰安妇问题是日本国家荣誉的一大污点。安倍晋三在他东京的办事处告诉记者，他本人也相信没有军方参与的直接证据。“事实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过胁迫。”他向《洛杉矶时报》表示。安倍表示，政府将与怀疑二战前后曾有数千名亚洲妇女被强迫到日军妓院劳动的自民党议员展开合作研究。遭到世界各地的谴责后，安培晋三提出一个合理的道歉：“我对他们所遭受的艰难表示同情，并就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所身处的状况表达我的道歉。”安倍告诉议院当他回应“慰安妇”制度的老年幸存者时会说的话：“作为首相，我在这里致歉。”
日本首相及大部分政治人物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最近教科书淡化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在日本帝国军队中的作用的事件，进一步激发中国的情绪。日本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
日本控制中国领土钓鱼岛（日方单方面称为尖阁诸岛）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民间与中华民国民间反对。
2005年1月在政府的推波助澜下日益积累的反日情绪，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2005年春，反日分子在中国多个城市组织反日游行。互联网，包括即时消息服务，用于组织示威团体参与的抗议活动。许多人呼吁抵制日本产品。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些示威活动被认为玩世不恭，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通常不允许未经政府批准的示威。结果是引来日本首相小泉的道歉。
2006年2月1日中国审查部门禁映电影《艺伎回忆录》的决定下，被认为是出于对反日情绪的担忧。中国女演员扮演日本艺妓的事实，经常被错误认为妓女是中国人，在某些中国人中造成了相当大的争议。
有报道声称，中国的有些商店、餐馆、公共机构和医院拒绝为日本客人服务，因为日本没有为侵略中国道歉。

体育赛事中的反日主义

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在中国举办期间，中国球迷在日本队对阵几个国家的比赛中奏国歌时对日本队抱以嘘声，除了对阵巴林的比赛中日本球迷被当地警方告知不要使用“条幅、彩旗、乐器或穿队服”，避免欢呼之外。飞往决赛举办地北京的航班也因有中国示威者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抗议，而推迟两个小时。之后，卫冕冠军日本在决赛中以3-1击败中国，冲突随之爆发，日本大使的车子遭到严重破坏。
在杭州举办的2007年女子世界杯足球赛A组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数千名现场中国观众为德国队欢迎，并对日本队抱以激烈的嘘声。德国过早地在比赛中击败并淘汰日本队。日本球员随后在比赛结束时拉出横幅“谢谢”中国，得到观众的赞扬。该事件在中国引发轻微的争议，比赛显示出中国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比赛原计划于九一八事件当天进行，但由于该日在中国有敏感性质，比赛提前一天举办。
2008年东亚足球锦标赛期间，日本对阵朝鲜的首场比赛于2月17日在重庆举办，中国球迷在奏日本国歌时再次对日本队报以嘘声。中国球迷的态度并没有因为赛前警方的警告而改善。2月20日日本队对阵中国队的比赛过后，一小群中国球迷焚烧日本国旗，贬称日本队为“小日本”。

钓鱼岛事件中国反应

为了回应中国对日本持有冲绳岛和台湾之间的一群小岛的说法，数万名中国公民于2010年举行大型反日抗议。日本品牌汽车和日本企业遭到破坏。这次不断升温的大型示威活动透过网络论坛组织。
2012年，日本政府决定从一日本家族购买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中国多个主要城市再次爆发大型反日示威，日资企业被砸。在深圳，骚乱民众试图占领市政府大楼，要求中国政府对日本宣战。还有多个报道指出使用日本产品的人士遭袭。有一篇报道称，海南一男子因朋友称中日如果爆发战争日本可能会赢而将其刺死。

抗战电影

中国制作和播出的抗日战争电影可以透露出反日情绪。每年中国制作超过200部抗日电影。但2000年的电影《鬼子来了》因美化日本军人形象而被中国政府禁止。

政治

中国的反日情绪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操纵意识形态的部分结果，籍此筹码向日本施压。然而，若超出政府控制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有时还尝试谨慎地为反日运动降温。2012年反日骚乱期间，民众试图袭击深圳市政府行政大楼，要求政府对日宣战未遂。
按照这种观点，毛泽东和中共认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胜利是党的一部分遗产。最初，由于这个新国家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后来是苏联，诉诸反日情绪显得不那么必要。
大跃进失败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结束后，邓小平等领导人带领中国走上“基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发展道路”，同时没有放弃中共对政治权利的紧抓。六四事件后，中共政府改为诉诸民族主义，重新确立其领导国家的合法性，从而化解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的不可避免的紧张局势和矛盾。在这之后，日本再次成为一个历史仇恨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