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德

早年生涯

戴维德在1908年6月12日生于英国伦敦杜尔维治（Dulwich），是威尔士人，父亲亚瑟·伊凡·戴维牧师（Rev. Arthur Evan David，1861年－1913年）是圣公会神职人员，曾任澳洲布里斯本副主教和伦敦杜尔维治书院校牧等职；母亲名叫凯瑟琳·法兰西丝·金顿（Kathleen Frances Kington，1875年－1930年）。他的伯父埃奇沃斯·戴维爵士（Sir Edgeworth David，1858年－1934年）是定居澳洲的南极探险家。
戴维德有两名兄长，分别名格林尼夫·大卫·戴维（Gwynaeth David David，1902年－1920年）和亚瑟·梅里克·纳尔恩·戴维（Arthur Meuric Nairne David，1904年－1973年）。此外，他有一名胞妹，名叫布朗妮·戴维（Bronwyn David，1908年－2007年）。戴维德五岁的时候丧父，他早年入读坎特伯雷圣埃德蒙学校（St. Edmund's School），并凭借优秀的成绩获得古典文学奖学金以荐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复于1931年获得文学士学位毕业。在年青的时候，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曲棍球手。大学毕业后，有志于殖民地工作的他旋获殖民地部聘用，被调派往马来联邦政府任职官学生。

出仕马来亚

加入马来联邦政府后，戴维德最初在1931年于吉隆坡联邦司署任民事秘书，1934年5月出任政府第三助理秘书，旋于6月以五等官学生身份转任马来联邦布政司私人秘书，复于1936年外调为大山脚助理理民官，任内积极推动当地体育发展。在1938年，他获擢升为四等官学生，并转任北根理民官，到1941年再出任彭亨的英方驻扎官秘书。在马来联邦供职10年间，戴维德表现杰出，深受赏识，被政府高层视为较有潜质的新一代官学生。
然而在出任彭亨驻扎官秘书后不久，同年12月即发生太平洋战争。面对日军对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攻击，他在彭亨协助英方撤退，并立即加入了星华义勇军任职助理副官抗敌。马来亚全境在1942年1月31日沦陷后，他沦为日军的战俘，被送往朝鲜半岛囚禁三年，期间受尽折腾。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戴维德得以获释，在稍作休养后于1946年返回吉隆坡联邦司署担任首席助理秘书。1947年，戴维德的职级获调升为二等官学生，旋于翌年出任马来亚助理人事处主任。到1950年，他的职级再晋升为甲级参事官，并在同年被委任为马来亚联合邦副布政司。他任内率先建议采取措施清除国内贫民区，并在各地兴建华人新村以安置贫民区居民，希望籍以透过改善基层的居住环境，从而使他们减低对马共的支持。这项政策后来继续由联合邦政府推动。
戴维德在1951年升任防卫及内部保安司兼联合邦行政及立法两局委任议员。当时正值马来亚危机，马共发动针对联合邦的游击战，对联合邦的政权构成威胁。在1951年10月6月，马来亚高级专员亨利·葛尼爵士遭马共刺杀身亡，使局势更形严峻。为应对局势，戴维德加强搜捕反政府份子，到1952年1月的时候，被当局紧急拘留的人数高达5,000人。此外，他亦致力加强防务，促成政府在1952年立法分别设立联合邦军团（Federation Regiment）及马来亚皇家志愿后备海军，以减低对英联邦各国援兵的依赖。
在1952年10月29日，戴维德卸任防卫及内部保安司一职，展开长期休假，并在1953年2月借调回伦敦殖民地部出任东非司主管，负责处理英国在东非地区的殖民地事务。及至1954年12月，殖民地部宣布委任他为香港辅政司兼行政及立法两局当然官守议员，以接替升任新加坡总督的柏立基。戴维德在1955年4月17日乘英国海外航空航班正式抵港履新，未上任前，他还在1954年6月的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中获授CMG勋衔，以表扬他多年来在海外的工作表现。

香港辅政司

在辅政司任内，戴维德经常代表港府出席不同公开场合和巡视各地，并且拜会过东华三院、保良局、乡议局和中华厂商联合会等机构，以加强官民沟通。此外，他在1956年7月23日主持丽的呼声金色电台启播典礼，见证中文电台广播服务在香港进一步扩展。在地方政制发展方面，戴维德参与了市政局的改革，透过扩充该局议席规模以减轻议员的工作量和增强该局的民意代表。在1956年4月，市政局当然官守议席正式由原来五席增至六席、委任议席由六席增至八至、而民选议席更由原来四席增加一倍至八席，使委任议员和民选议员的数目首次处于相等的局面。
戴维德另一要应对的是房屋不足的问题，由于当时中国大陆局势动荡不稳，经常有大批难民南逃来港，使香港承受钜大的住房压力。不少无处栖身的难民索性露宿街头、楼宇天台或后楼梯，甚至是在市郊使用铁皮非法搭建寮屋，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和消防安全。为安置有需要的低下阶层和舒缓房屋压力，港府当时已开始着手建造徙置大厦，但也依赖由香港房屋协会和香港模范屋宇会等建屋团体兴建廉价房屋。同时间，港府鼓励企业自行为员工兴建员工宿舍，例子计有位于北角渣华道的中华汽车有限公司员工宿舍，该宿舍大厦由戴维德于1956年9月11日主持揭幕仪式。港府在1956年9月还宣布封闭边境关卡以限制难民涌入，虽然有关政策遭到内地当局批评，但戴维德驳斥批评者不了解香港实情。他卸任以后，港府步入六十年代再推出“政府廉租屋”，进一步为基层家庭建造规模更大的公共房屋。
1956年发生的“双十暴动”，是戴维德任内最严峻的挑战。自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帜以来，大量国民党支持者南逃来港，而共产党也因为在内地得势而取得一定支持，两派壁垒分明，但以国民党支持者的规模较大。在香港，两党支持者除了在10月1日和10月10日各自大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国庆以外，还不时发生零星冲突，使港府大为头痛。在1956年10月10日，国民党支持者在中华民国国庆日于李郑屋徙置区展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双十徽牌，但随后遭徙置区办事处的职员错误移走。事件引起国民党支持者的极度不满，九龙各主要徙置区更迅即爆发国共两派支持者的流血冲突，而且愈演愈烈，升级成大规模的暴乱。尽管暴动源于九龙，但暴动最激烈的地方却在新界荃湾的工厂区。那里的工厂工人分成了国共两派，他们除了到处捣乱外，又互相集体殴斗，场面几近失控。
暴动发生的时候，港督葛量洪爵士正在外地休假，戴维德作为辅政司，遂以护督身份主持大局，并且责成警队以防暴警察控制场面。在10月11日中午，戴维德主持港府高层紧急会议，议决派出驻港英军协助防暴警察维持秩序，到傍晚的时候再宣布九龙地区由下午7时30分到翌日上午10时实施宵禁，期间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和部分公共服务暂停，宵禁令随后再延长至10月14日。在10月11日晚间，戴维德透过电台发表公开讲话，严辞斥责滋事份子，并表明港府决心镇压骚动。在事件中，戴维德成功在短时间内稳定局势，暴动到10月12日已大致平息，整场暴动一共造成60多人丧生、约300人受伤，多达1,000人被警方拘捕，当中不少人士后来被港府运用特权逮戒出境。
戴维德来港任职仅两年多，便在1957年10月传出他将借调新加坡出任布政司的消息。当时新加坡各方代表刚在1957年4月11日与英政府就自治问题达成新的宪制协议，通过在1959年6月成立新加坡自治邦以取代原来的殖民地，实行全面自治。同时间，消息传出新加坡总督柏立基爵士将于1958年1月接替退休的葛量洪出任港督，而新加坡总督则由新加坡布政司顾德爵士接任，使布政司一职出缺。鉴于协议规定自治邦在1959年成立前的过渡期内，布政司一职须予以保留，并继续由英方派出的公务人员出掌，而戴维德曾长年在马来亚地区任职，熟悉当地事务，因此当地包括时任首席部长林有福在内的舆论均认为他是出任布政司的最佳人选。
曾在1956年7月至10月署任港督的戴维德，在葛量洪卸任港督后于1958年1月1日再一次署任港督，直至新任港督柏立基在1月23日抵港履新为止。在翌日1月24日，戴维德正式卸任辅政司，在各界代表欢送下，于中环皇后码头登游艇离开，并转乘渣华公司客轮“芝渣莲加号”前赴新加坡，复于1月29日在当地履任为末任布政司，而香港辅政司一职则由白嘉时接替。

星洲布政司

戴维德出任新加坡布政司属过渡性质，主要职责是为1959年成立自治邦作好准备。事实上，自《林德宪法》在1955年2月生效后，布政司继续担任部长会议和立法议会的当然官守议员，但职权却在新实施的部长制下遭到削减，只继续负责掌控新加坡的对外事务、内部保安、防卫、传媒广播、民众关系与政府人事编制等相对政治性和敏感的政策范畴。
虽然如此，他在布政司任内仍特别关注新加坡的保安事务，而且推出不少旨在稳定社会治安的措施。首先，新加坡的秘密社团规模在五十年代一度迅速发展，衍生不少治安问题。据政府数字显示，1954年、1955年和1956年只分别录得30宗、24宗和25宗涉及黑帮成员打斗的案件，但这类案件在1957年却急增至150宗，到1958年首六个月更录得157宗，超越1957年全年，而1958年7月起首六个星期，也录得51宗，显示情况有恶化的趋势。鉴于当时的《社团条例》对秘密社团犯事者可处以的最高刑罚只是罚款1,000令吉和监禁六个月，因此阻吓力度有限。有见及此，戴维德在1958年8月以紧急立法形式在立法议会制定条例，赋予布政司权力向涉嫌犯事的秘密社团成员发出不多于六个月的拘留令，拘留令可以透过总督会同部长会议的形式把期限延长。
另一方面，戴维德又促成立法议会在1958年6月通过修订，放宽警方入屋搜查的限制，让他们只须取得由不低于助理警司职级的警务人员发出的手令，便可进入怀疑涉及犯罪活动的处所展开搜查。有关做法比起以往要先取得一名太平绅士签发的拘票，并要向太平绅士作出宣誓的程序来得更为简便和快捷，方便警方更具效率地采取行动。不过，尽管戴维德认为这都是在非常时期打击罪案的必要措施，但有持反对意见的人士质疑有关做法不单有损人权，形式也类似于针对马共而制定的《维护公众安全条例》（Preserv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Ordinance）等各条紧急法例。
戴维德在殖民地的倒数阶段见证了新加坡自治进程的稳步发展。在1958年5月，新加坡各方代表在伦敦成功制定自治邦的宪法；同年8月，英国国会通过《新加坡自治邦法令》，为实施全面自治作最后阶段的准备。为配合英国的逐步撒出，戴维德还继续推动政府的公务员本地化和“马来化”，一些好像是马来亚电台新加坡分部的机构，外籍员工截至1958年12月的人数更比起“马来化”政策开展的时候减少一半。
在1959年3月31日，新加坡殖民地立法议会正式解散，自治邦的立法议会大选选战随即展开。为确保选举公平进行，戴维德在大选前成立了一个由各党派领袖组成的联络委员会，以便由他本人受理所有涉及大选的投诉。自治邦的立法议会大选在5月30日举行，选后的点票结果显示，议会全数51个民选议席当中，人民行动党共夺得大多数的43席，成为执政党。在6月1日，首席部长林有福提交辞呈，两日后的6月3日，英国正式宣布新加坡自治邦成立，标志着殖民地时期谢幕，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遂在翌日以首席部长身份筹组政府，旋于6月5日宣誓就职成为首任新加坡总理。自治邦成立后，原总督顾德爵士临时过渡成为自治邦的元首，戴维德则随着原有总督和布政司等殖民地职位的裁撤，在6月3日卸任离职。

出仕东非

戴维德当年由香港调任新加坡时，英政府指有关调任属借调性质，强调他在1959年6月卸任布政司后，便会返回香港出任辅政司。不过，在1959年4月，殖民地部却宣布他会出任英属东非高级公署行政官兼东非中央立法议会当然官守议员。在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后，他于1959年8月抵达东非肯雅内罗毕履新，接替退休的布鲁斯·赫特爵士（Sir Bruce Hutt）。
东非高级公署由英国治下的肯雅、乌干达和坦噶尼喀地区三地总督共掌，当中由肯雅总督以常任形式兼任高级公署主席。高级公署实际日常运作和行政事务由行政官主责，高级公署除了拥有自己的编制人员外，三地政府也派出官员参与运作，负责对三地提供共同的公共服务，这些服务主要包括铁路、港务、邮政、通讯、民航、气象、薪俸税收、海关行政、涉及共同开支的财政事务、工商合作和社会及研究服务等；三地共同事务的立法工作则由戴维德有份担任议员的东非中央立法议会负责。至于由三地自行负责的事务，则包括政务、治安、医疗、教育、农业、动物健康、林业、劳工和工务等。
为配合坦噶尼喀地区在1961年12月9日独立为坦噶尼喀，三地代表在1961年6月与英政府达成协议，决定东非高级公署在坦噶尼喀地区独立后改组为东非共同服务组织，而戴维德原本担任的行政官一职，则改名为秘书长。成功改组后不久，戴维德在1962年4月退休，秘书长一职遂由来自加纳的A·L·阿杜（A. L. Adu）接任。在东非任职期间，戴维德还在1961年的新年授勋名单中，获英廷授予KBE勋衔，成为爵士，以肯定他多年来在殖民地的服务。

晚年生涯

戴维德在马来亚和香港任职和生活多年，结交了不少好友，因此他对东非的感情不及前者。在1962年退休后，他最初选择返回英国伦敦定居，但不久以后就乐意接受伦敦的橡胶种植协会邀请，于1963年重返马来亚联合邦（同年改称马来西亚联邦）首都吉隆坡担任协会的驻扎代表。然而，在当地生活两年的他突然于1965年5月12日感到不适，送入吉隆坡的邓普勒爵士夫人医院，三天后于5月15日因脑出血在医院逝世，终年仅56岁。在不适入院前，戴维德仍然如常工作，并刚代表种植协会与大马政府高层开会，因此其逝世的消息来得相当突然。
戴维德病故后，时任港督戴麟趾爵士即要求殖民地大臣代表其本人及港府向其家人致唁。在5月22日，香港中环圣约翰座堂举行了戴维德追悼会，多位曾与他共事的港府公务员出席。熟悉戴维德的前港督和前星洲总督柏立基爵士也在5月25日于《泰晤士报》发表悼念文章，他在文中赞扬戴维德是“一等政务官员”，在公在私无时无刻都对自己立下很高的标准，对其离世致以深切轸悼。

个人生活

戴维德终生不娶，但多年来都悉心看顾他相当疼爱的胞妹。虽然没有婚姻生活，不过除了是虔诚的基督徒，在马来亚和香港两地生活多年的他也广结好友，认识他的朋友都爱称呼他的别名“Gaff”（加夫）。戴维德本身是东印度会和牛津及剑桥会会员，此外，他在香港的时候曾是圣大卫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