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朝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迫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分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同治年间（1861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改良生产技术。全国各地先后引入了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及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海军──北洋水师。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大清因此割让了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三仟万两银即二亿三仟万两白银。证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地改变清朝落后的境况。于是涌现出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变法维新的要求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各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且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作出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光绪帝。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汉代举孝廉乘公家马车赴京接受考核之惯例，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俗称为公车，故此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效果，但是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变法酝酿

1897年底，发生山东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且要求拓展九龙及新界。
1898年（戊戌年），康有为多番上书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为非四品官，无权力上书皇上。1月29日，康有为的奏折首次转呈光绪，光绪命令允许康有为随时上书。于同日，康有为第6次上书。2月，康有为第7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并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之后每日阅读，并将康有为的著作呈览给慈禧。康有为的书加强了光绪帝对改革的决心。
5月29日，恭亲王奕䜣去世，死前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他逝世两日后，康有为以御史杨深秀名义呈上奏折，请求明定国是。6月6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
1894年末，谭嗣同给其师欧阳中鹄写信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谭嗣同说：“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认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
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然而康、谭其实并不懂国家之间买卖疆土是怎么回事。在康有为进呈给光绪帝的著作之一《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举了库页岛（日本人称桦太岛）划俄和阿拉斯加售美两个例子，来证明其卖疆土搞变法的理念是正确的。然而日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并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卖地”，而是日俄两国的一次边界勘定。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卖钱来处理内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有为所说，卖了“金钱数万万（亿）”（实际上仅卖了720万美元），更没有拿来“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批评者指出，康有为在进呈给光绪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实，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诱光绪赞同卖疆土搞变法——考虑到康氏毕生为学，如梁启超所言，常好博求异，为证成己论，不惜抹煞事实，曲解证据，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

明定国是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于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光绪并召袁世凯来京，下旨进行新政整顿在军事上，陆军改练洋操，并开始一系列的改制：
 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法可补我所未及。…...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焉。 

然而，变法后第6日，亦即6月16日，光绪才首次召见康有为。据传康有为入殿前，碰到刚刚接到直隶总督任命的荣禄，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康有为觐见光绪帝时，开宗明义说：“大清快要灭亡了。”光绪答这是保守官员所累，康有为指靠那些官员推动改革，等如缘木求鱼，康有为用了大量的时间，力陈变革之必要。这是光绪与康有为首次会面、亦是唯一一次，数日后，光绪调任他为总理事务衙门章京行走，但是官位仅至六品，而康有为早于3年前已经是六品官。
随后在7月3日，光绪又召见梁启超，并且仅委派其出任六品官的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获得任命后，离开北京，没有再次参与新政。在整场百日维新中，仅康有为见过光绪一次，其它人都没有见过光绪。

变法内容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及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

慈禧默许

后世史家评价戊戌变法时，常形容光绪帝希望籍此正式掌权亲政，但是此种说法历来受到争议。6月15日，也就是戊戌变法进入到第5日，慈禧要求光绪连下三道上谕：一、下令免去帝师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及军机大臣等职务，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任命慈禧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掌握大权。从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要求光绪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光绪并无军事大权。
从戊戌年农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日内，光绪皇帝与太后同住69天、请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及侍看戏15次。百日维新期间，光绪12次前往颐和园请安。其时光绪下诏书时，亦多写有“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军机处一共向慈禧太后上呈折、片、呈及书等共计462件，单日最高纪录上呈29件。
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及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等书，这些书在光绪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时，都曾向慈禧报备，慈禧也曾慈览过这些书籍，并询问光绪帝的意见。光绪帝对于康有为的变法十分赞同，而慈禧在经历甲午战争败给日本的惨痛教训后，默许康有为的改革。
当时的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和王文韶，除了廖寿恒暗中支持改革外，其他大臣要不就顽固抵制或者明哲保身。军机大臣刚毅就因改革遭到光绪帝革除，让刚毅相当不满。甚至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请求太后重新训政。不过当时军机大臣的任免，还是需由慈禧太后批准，因此有部分的军机大臣在变法中遭到革除，多少也是慈禧太后的默许。
6月16日，慈禧太后命咸丰帝老臣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6月25日，慈禧太后再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怀塔布跟刚毅重回军机大臣的原因，在于光绪帝变革过于急躁，官员革除不少，慈禧担心影响国家官员任免问题，因此慈禧太后对光绪帝批准的免职官员，有部分是不同意。

发生磨擦

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的妻子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慈禧哭诉。
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戊戌政变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光绪帝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慈禧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慈禧。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率卫队软禁光绪帝于中南海涵元殿，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然后下诏慈禧训政。当天步军统领率兵围南海会馆宅，搜捕康有为未获，但在此拿获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钱维骥。之后又搜查了粤籍官僚张荫桓寓所，没有发现康有为，将张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刚毅奉慈禧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有溥，六人于9月28日被弃市于菜市口法场。刚毅亲自监斩。徐致靖处以终身监禁（庚子之乱后得赦免）；张荫桓则流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早期探究

早期的评论认为，戊戌政变的深层原因是满汉之争，慈禧并不一定反对维新，但变法与“满洲统治”这一根基相抵触，随着变法运动的激进化，康有为上奏在华东建设新都，剪掉辫子，改穿西式服装，改元维新（参《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意味着脱离清兵入关后在北京周边设定的旗地、八旗等满人势力，转向对外开放之地上海，断发、易服、改元意味着对祖法即二百五十年来的清朝统治的全盘否定，因此唤起了满洲人的抗拒。当时一封致英国代理上海总领事白利南的信中称：“到光绪意欲改变中国辫子风俗的诏令一传出（据康说这是真的），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对满人来说，割掉象征旗人征服汉人的辫子，等于否定旗人在中国的统治。
英国公使窦纳乐说道：“最近的一些事件确切表现出太后和旗人派对他们自身安全感到严重的惊恐，且视维新运动有害于旗人统治。维新新党的领袖都是汉人，在斥责康有为所组织的‘保国会’的上谕中，很有意义地指出，保国会志在保中国（国家）而不保大清（政权）。旗人在摧毁维新派时，能够博得多数汉族官员的赞同，或至少漠不关心，乃因为光绪采纳热心变法的青年一派的建议从事改革，不但危及他们的权力，甚至危及他们的地位。
康有为的弟弟康有溥说：“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袁世凯与戊戌变法成败的关系

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荣禄有恩于袁世凯，所以有观点认为袁世凯把谭嗣同的想法告诉给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
但据近年根据历史资料考证，慈禧及荣禄等早有废除新政的计划，已经有所部署和防备。袁世凯告密一事的真实情况亦有诸多疑点，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倾向“维新” 并未主动告密。9月21日（八月初六）清廷颁布训政诏书，慈禧太后全面掌握政权。如果袁世凯告密，谭嗣同作为劝言袁世凯劫持或杀掉慈禧的人，罪不可赦，但上谕中只是要求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逮捕谭嗣同。 同时，时间和技术也是问题，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抵达天津已是日落，赶到荣禄处已是夜间，即便当时告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荣禄根本无法及时赶回北京。可见慈禧太后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而非主动告密。即便按照维新派原计划进行，袁世凯对于戊戌维新的成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仍有争议，因为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新军战力，亦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于北京附近的众多部队。

对中国政局的影响

雷家圣主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阻止了变法派官员“合邦”的计划，使中国免于被日本、英国瓜分的危机。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加拿大，在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而梁启超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
在康梁两人出逃的时候，宫内传来康有为毒杀光绪皇帝的消息，后来又传光绪皇帝久病，由慈禧太后训政。民间议论纷纷，中外盛传光绪帝已不在人世。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时刘坤一挟两湖张之洞同电，而张之洞临时要求去掉名字。刘坤一遂独自具章，慈禧览毕无语。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称假若光绪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结果大内允许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帝，云无大碍。
守旧派大臣恐光绪帝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帝，但议论未决。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元旦入觐诘问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儁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
因为戊戌政变后，列强协助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往国外，使慈禧太后与守旧派大臣对列强产生怨恨。也因此对义和团采放任态度，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见刘坤一等人发起的东南联保运动）。
戊戌政变后维新党人成为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他们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中山）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 。戊戌政变直接导致1900年夏维新派与革命党尝试合作，趁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时发动自立军起义。此维新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推翻满清，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清朝亦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