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尔·德穆兰

早年

德穆兰出生在皮卡第大区埃纳省的吉斯。他的父亲让·伯努瓦·尼枯拉·德穆兰(Jean Benoît Nicolas Desmoulins)，是一个农村的律师，吉斯管辖区的郡长。通过朋友的募捐，他获得奖学金，十四岁的卡米尔·德穆兰进入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即使在同时代有名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和路易斯-玛丽·斯坦尼斯·菲瓮同侪中，德穆兰证明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他在古典文学与政治的学习中突出，并对西塞罗、塔西佗和李维的古典作品着迷。 1785年，他父亲安排他从事法律工作，并成功地在巴黎获得省上诉法院接受作为律师；然而，他严重的口吃及暴躁的脾气成为他在这律师界出人头地的严重障碍。 这个阻碍，他转向写作作为他自己才华的替代出口；他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启动他政治记者的生涯。
1789年3月，召开法国三级会议，他父亲让·伯努瓦·尼枯拉·德穆兰(Jean Benoît Nicolas Desmoulins)被提名作为吉斯管辖区的第三级代表；然而，由于生病，他未能接受这职位。 卡米尔·德穆兰在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的开幕活动他自己限定在旁观者的角色，他对这事件写了篇回应：《三级会议颂》（Ode aux Etats Generaux）米拉波伯爵，是三级会议中有权威的政治人物，他将自己定位为贵族和新兴的改革运动者之间的桥梁，在那时不经意的征募德穆兰为他的报纸写稿，增强了德穆兰的记者名声。

1789年7月

由于他开创律师生涯的艰难，德穆兰在巴黎的处境是不稳定的状态，他经常生活在穷困之中。但是，他被环绕在召开三级会议所引发的政治改革鼓舞，也显现了极大的热情。那时写给他父亲的信，他以无比兴奋的描述代表们进入凡尔赛宫的开幕仪式，并批评对代表们关闭”日常娱乐大厅”( the Salle des Menus Plaisirs)，所引发他们自己公开宣称召开的国民议会的事件— 成为著名的“网球场宣言”。
1789年7月11日，受欢迎的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突然被国王路易十六免职，成为点燃德穆兰名声导火索的火花。7月12日，德穆兰被这个解职的消息造成政治上不安的刺激下，跳到巴黎皇家宫殿花园中经常有许多不同政见者光顾的杜福伊咖啡馆外的桌子，并向反复无常的人群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呼吁，这时他摆脱了惯性的口吃  — “拿起武器准备战斗，戴上帽徽以便可以相互辨认”，又说“这次内克尔的免职是对爱国者进行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警钟！” 在巴黎有大批军队进驻，很多外地的，导致德穆兰和其他政治激进分子相信，对在城市中持不同意见者的大屠杀确实迫在眉睫。声称对改革派的屠杀已经在准备中。 这个说法，他的观众也觉得好像有道理的并感受到威胁，他们很快便拥护德穆兰，拿起武器，骚乱在整个巴黎迅速蔓延。
群众佩戴的“绶带”最初是绿色，与自由相关的颜色，并且最初从巴黎皇家宫殿花园林立的树上摘下来的叶子。 然而，绿色也与那时国王路易十六极端反动和保守的弟弟，阿图瓦伯爵的“绶带”有关，因此，迅速的以巴黎传统色彩：红色和蓝色取代。 7月13日，半组织化的暴民在红色和蓝色旗帜下袭击了伤兵院夺取了武器，并于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新闻工作

在1789年5月和6月，德穆兰写了激进的小册子标题为《自由法国》（La France Libre），在那时被出版商拒绝发行。 但是，夺取巴士底狱的骚乱发生后，尤其是德穆兰公开的参与，在德穆兰的著作出版了，极大地改变了局面。 7月18日，德穆兰的著作终于正式发行。  小册子的政纲提前远远的超越当时的舆论; 在这里面，德穆兰明确呼吁共和，写道：“... 人民的和民主的政府是唯一适合法兰西和所有配得上称为人的宪政结构”。 《自由法国》还详细诊察并批评国王的权利、贵族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特权。
1789年9月，德穆兰发行另一本激进小册子《巴黎灯柱演讲辞》（Discours de la lanterne aux Parisiens），他的名声被更进一步的推升，特点是它的引文词句出自于约翰福音3:20：“凡作恶的都恨光，不来接近光，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这被理解为影射在河滩广场和湾讷尼街(Rue de la Vannerie)拐角处的灯柱铁支架，暴徒通常用来作为对反革命和被指控投机商人的临时绞刑架。 一位著名的革命歌曲，在莎艾拉“一切会变好” ("It'll be fine ")，也使这盏灯名垂千古，其中歌词，“带贵族到灯柱，贵族，我们将吊死他们！”（“aristocrats to the lamp-post，the aristocrats, we'll hang them! ”）
灯笼的演讲辞，是由格雷夫河滩广场灯柱的角度来写的，赞美巴黎暴徒出于公民忠诚和爱国的崇高品质的政治暴力攻击性。这种锋芒毕露的热情在巴黎找到了一群有鉴赏力的观众，而德穆兰，因为这本小册子的风行，后来被称为“灯笼检察官 ”。
1789年11月，德穆兰发行第一期周刊，《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此后持续到1791年7月结束。 这份出版物结合政治报告文学，革命的论战，讽刺作品和文化评论；“宇宙万象及其所有的愚蠢，” 德穆兰曾宣称，“都应纳入这个吹毛求疵杂志的管辖范围。”  《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成为从它的第一期到最后一期都是极受欢迎的。 德穆兰臭名远扬，而且可以说标志着他以前在巴黎的困苦生活已离他远去了。
《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的政治观点是反保皇党和赞成革命的。该报赞扬“爱国者” 的革命热情从比利时邦联布拉班特省革命的战场上著名布拉邦到科德利埃俱乐部所在的巴黎科德利埃区，并且也广泛范围内，批评指标性及贵族制度的暴行和不公平。德穆兰野蛮的攻击，那些人不同意他的论述而提请诉讼，责难和互相攻击。 他以前有权势的朋友，如米拉波伯爵和皮埃尔·维克多·埋委男爵友谊男爵Malouet，也受到责难攻击。两个人，被他们视为毁谤性的指控激怒，宣称德穆兰理应受到谴责然而埋委男爵“竟然询问这个卡米尔被证明精神错乱了。”使徒行传报”，同样野蛮的保皇派报纸，即担任了 反向对“革命“的攻击，从事持续对“革命“的侮辱文宣战，特别是针对德穆兰，在讽刺诗中，被奚落称为，"穆兰驴驹子"( l'ânon des moulins)。罗伯斯庇尔前来援救德穆兰，为他的童年好友辩护，阻止他的被捕。
1791年4月，米拉波伯爵去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是德穆兰伟大的守护神和朋友；主要是基于感伤，巴黎的新闻赞扬和宽容的悼词，但他发表野蛮攻击文章以反驳并宣称后期的米拉波已经成为“演说家，骗子和小偷的神。”  这预示著以后对著名和曾经同情革命的人物翻脸不顾情面的攻击，如同攻击雅克·皮埃尔·布里索一样的方法，德穆兰— 最终会害他自己，被他以前的朋友翻脸攻击。
在1791年7月16日，德穆兰出现在巴黎公社作为一群呼吁罢黜国王路易十六的领导人，因为在6月，路易十六出逃失败被抓获，送回巴黎。 国王的出逃造成国内的不安，就在夏至联合会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这个请愿促成这场骚动。 7月17日，大批群众已聚集在战神广场支持这个请愿，拉法耶特侯爵指挥的军队对群众开枪，这事件后来被称为练兵场惨案。 德穆兰是否出现在战神广场有不同的说法；动荡平息后，对德穆兰和乔治·丹东发出拘捕令。 丹东逃出巴黎，德穆兰，虽然仍然留在城市，并多次在雅各宾俱乐部讲演，在这一段时期减少了他的新闻工作。
布里索在德穆兰受到威胁时，曾多次为他的报纸辩护，几乎“像父亲指导他的儿子”。布里索曾经告诫德穆兰说：“你是年轻的卡米尔·德穆兰，坦率在你的唇中... 但是你经常因太过坦率而被愚弄”
1792年初，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在德穆兰已经提出并在几个大报讨论的法律案件，发生激烈争吵，随后德穆兰出版了《揭露布里索真面目》(Jean Pierre Brissot démasqué)的一本小册子，对布里索进行野蛮的人身攻击。 在这里面，德穆兰声称创造了brissoter动词并定义为“欺骗”，并指责布里索背叛共和。这个小册子构建反对布里索的情况，是日后扩大并应用在德穆兰后来的恐怖和破坏性效果，1793年出版"《革命秘史片段》"（Fragment de l'histoire secrète de la Révolution），布里索是吉伦特派政治派别中重要的一员，被指控卖国和反革命的活动，并且污损了布里索的职业生涯。这本书，催生了布里索和他的追随者解散巴黎公社和雅各宾派的回应，促成1793年10月许多吉伦特派领导人，包括布里索自己，的逮捕和处决。 
德穆兰强烈后悔自己在摧毁吉伦特派的作用；出席他们的审判，听见他感叹：“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是我杀了他们！” 公诉人宣告死亡的判决时，有人看见他在法庭上崩溃。
这种自责的增长连同鲁莽的因素。 在1793年夏天，阿瑟·狄龙，保皇党，是德穆兰和他妻子的密友，被监禁。 在公开发表致狄龙将军的信，德穆兰远远超出了政治上需要审慎的行动去捍卫狄龙，并攻击的有权力的公共安全委员会 成员 &mdash 尤其是安东万·路易·德·圣茹斯特和雅克·尼古拉斯·比约·瓦伦。
1793年12月5日开始，德穆兰发行对他而言最为人知及最有名的："老科德利埃报"。 这个短命刊物的单调名称表现出和现行政权的冲突，这意味着德穆兰代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老”或创始成员发言，反对现在已经掌握权力的更激进和极端派别。  第一期《老科德利埃报》出版了，是直接针对阿贝尔派及其非基督教化的宗旨，这也是科德利埃俱乐部内斗，德穆兰和丹敦得到罗伯斯庇尔的支持。1974年3月13日，阿贝尔派被逮捕，1794年3月24日，被处决。 
“老科德利埃俱乐部”有七个议题，德穆兰谴责怀疑，残暴和恐惧已经成为革命的特征，将正在进行的恐怖统治对比罗马皇帝提贝里乌斯的压迫统治，并呼吁建立一个“特赦委员会”对抗 公共安全委员会 无情的氛围。 第四期的杂志，德穆兰直接正式向罗伯斯庇尔请愿，写道:  “我亲爱的罗伯斯庇尔......我的老同学......记住历史和哲学的教训：爱比恐惧更强大，更持久。” 在这些呼吁宽大处理的表露了反革命的论调，导致德穆兰被科德利埃俱乐部驱逐以及雅各宾派的谴责，最终是对他的逮捕和处决。

政治生涯和垮台

1792年8月10日，德穆兰积极参与联合没有国王批准进入巴黎的马赛民兵，叛乱的巴黎国民警卫队，民兵和无套裤汉突击攻入杜伊勒里宫，被称之为八月十日事件推翻了君主制。  紧接着，国民立法议会崩溃，各派别和团体争夺控制国家的权力，他被任命为新任司法部长丹敦的秘书。 9月8日，他被选为新国民公会的巴黎代表，在那里他主要工作仍是作为一名记者。 他是属于山岳党，赞成共和制和处死国王。 最初，他的政治观点与丹敦和罗伯斯庇尔密切一致。  可能受到罗伯斯庇尔的启发编写发行了"《革命秘史片段》"，成为摧毁吉伦特派的打手。
1793年12月5日，第一期《老科德利埃报》出版了，最初的指向是反对过度极端激进的阿贝尔派及其非基督教化的宗旨，得到罗伯斯庇尔的赞成。 虽然它成为丹敦与罗伯斯庇尔联合的舆论刊物，并呼吁他们俩人是朋友，随着杂志发行量迅速的扩大，增强对公共安全委员会和革命法庭的批评。 标志着德穆兰和罗伯斯庇尔之间的裂痕的开始。德穆兰呼吁罗伯斯庇尔，帮助引导这些机构以往更稳健有节制的方向。12月20日，罗伯斯庇尔曾提出成立一个委员会“立即评估所有被拘留者和释放无辜者”，由于雅克·尼古拉斯·比约·瓦伦反对这个提议而搁置,然而德穆兰紧抓住这一点，在第三期更进一步戏剧性加码支持丹敦呼吁成立：宽大的委员会“，以中止恐怖统治。 
1794年1月7日，雅各宾俱乐部试图将德穆兰驱逐。 罗伯斯庇尔，图谋保护德穆兰，在雅各宾俱乐部的一次演说中，提出替代建议将有争议的几期《老科德利埃报》公开烧毁。 德穆兰引用被所有革命者广泛接受的理性权威，也深刻影响罗伯斯庇尔自己共和国理念的卢梭说过的话回答：“燃烧不是答案”(“ Brûler n'est PAS répondre ”)。  德穆兰和罗伯斯庇尔的理念冲突已经浮上台面了。 罗伯斯比尔坚定的试图保护他的童年朋友，宣称德穆兰被带入歧途，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但德穆兰拒绝背弃《老科德利埃报》使任何容忍要涵括到他都有政治上的困难。
与此同时，丹敦的私人秘书， 法布尔·德·阿格勒汀拿，参与东印度公司的金融骗局被公开暴露，他因涉嫌贪污和伪造文件被逮捕。这丑闻牵连到丹敦和他的盟友，随后罗伯斯庇尔支持将德穆兰从雅各宾俱乐部开除。 1794年3月，埃贝尔派被定罪并处决后，山岳党的安东万·路易·德·圣茹斯特集中力量，消除由丹敦领导组织和德穆兰主导舆论的温和主义派系。 3月31日公共安全委员会签发他们被指控腐败和反革命阴谋的控诉及包括对德穆兰的逮捕令。

审判和处决

4月3日至5日，丹敦，德穆兰等诸多实际或被指控丹敦派同伙在革命法庭受审。审判的本质大部分是政治而不是在犯罪上，因此以不合常规的型式展现出来。被告被国民公会的法令制止自我辩护。这一事实，加上混乱，经常附带的谴责（例如，一份报告指控丹敦，在布鲁塞尔从事政治工作的同时，曾经占用四轮马车装载数十万镑的亚麻餐桌布）  [20] 并由检察官安托万·昆汀·敷吉-当比拉向陪审团成员提出威胁，帮助确保有罪判决。 此外，被告被剥夺了它们请证人出庭的权利，虽然他们已经提交的若干这样的请求-包括德穆兰的情况以及后来的罗伯斯庇尔。
从卢森堡监狱写信给他的妻子，德穆兰写道：
 我已经走了沿着革命的悬崖峭壁走了五年没有跌落，这是很了不起的，而且我还活着; 我平静地休息，我的著作是我的枕头靠昨它……我梦见一个共和国，是全世界都崇拜的。我从来不相信，人类会如此残暴和如此不公义。
当德穆兰被带往绞刑架，他被告知他的妻子被逮捕，他发疯了。好几名男子，将他押上农车。他挣扎著，并试图恳求暴徒，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衣服被扯破了。 露西尔·迪普莱西在四月五日被逮捕，八天以后被处决。    1794年4月5日，这一群十五人一起被处决，包括玛丽-琼·埃罗·德·非许哀勒，法布尔·德·阿格勒汀拿和皮埃尔·菲利普，德穆兰第三个被处决，丹敦最后。

家庭

1790年12月29日，德穆兰与Lucile Duplessis结婚。 他认识她多年，描述为“纤细，优雅，娇羞，真正的格勒兹。”     露西尔的父亲很长的时期拒绝允诺这个婚姻，认为记者的生计无法扶养任何形式的家庭。当然，它是的，德穆兰的报刊经营者事业，最后，导致他们两人被处决。 其中参加见证他们的婚礼有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布里索和热罗姆·佩蒂翁·德·维尔纳夫。 他们唯一的儿子霍勒斯·卡米尔·德穆兰(Horace Camille Desmoulins)出生于1792年 7月6日，他的教父是罗伯斯庇尔。
露西尔·迪普莱西是她的丈夫被捕后，仅仅几天被逮捕，以阴谋协助丈夫越狱及图谋“毁灭共和国” 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1794年4月13日，她和雅克·赫伯特的寡妇在同一天被处决。 给她母亲最后的短简，她写道，“我的眼睛为你流出一滴眼泪。我将要清白的，平静的长眠了。 露西尔。”  
他们的独子，霍勒斯·卡米尔·德穆兰被阿黛勒和安妮特·迪普莱西— 露西尔的姐姐和母亲，抚养。 他后来领取由法兰西政府拨发的抚恤金，于1825年在海地去世。

遗产

德穆兰对法国大革命和恐怖统治的持久影响力，是他谴责了布里索和吉伦特派，他的《老科德利埃报》呼吁革命和科德利埃俱乐部初期实行的原则。他作为一名重要的记者，说明了报纸在革命时期的影响力，以及多么容易引发人们的激情，特别是巴黎的暴民。他还指出，越来越激进的形势就会演变成为恐怖，因为一批又一批的人会被视为对革命目标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