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立法背景

1922年，香港海员要求英资公司加薪不遂，引发海员大罢工。港英政府于2月28日制定《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应对。当时条文赋予港督会同行政局权力就资讯审查、逮捕、拘留、交通和港口管制、贸易、出入口、没收财产、强制劳动、惩罚违反规例人士等事宜制定紧急规例，违反规例的最高刑罚为罚款$1000港元及监禁1年，在1949年，紧急规例的范围增加修订法律、进入和搜查处所和发出牌照等，规例可就任何罪行规定以任何刑罚及制裁，而立法局的权力局限于审视规例中可处死刑条文。比起当时其他英国殖民地，港督会同行政局行使紧急权力时更不受立法机构约制。引入法律后，英国政府已经关注条例所赋予港督会同行政局的庞大权力及其潜在危险。

赋予的权力

大律师吴霭仪解释：‘《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是殖民地法例，赋予港督会同行政局，在认为出现了“紧急情况”（emergency）或“危害公安”（public danger），直接通过任何港督认为适当的紧急规例（may make any regulations whatsoever）的权利。该条例的实质效果，就是容许港督在行政局同意之下，凌驾性地搁置、更改、扩大现行法例，毋须经立法局而订立新法’。换而言之，《紧急法》是容许行政长官绕过立法会仔细审议和辩论程序的方式来制订新规例的紧急措施。规例内容范围涵盖审查传媒、禁止集会、管制交通、没收财产、修订法例、强制服务、递解离境等等，有效时期可持续至另行命令废除，权力相当广泛。

战前时期

1921年底，香港两大英资公司渣甸及太古拒绝海员加薪，导致海员工人决定罢工抗议，未几各行各业加入声援，人数多达十数万人，导致天星小轮也没有人驾驶。当年的罢工导致香港百业萧条，社会动荡。为了控制局面，港英政府于1922年2月28日仓卒颁布《紧急法》，条文包括限制工人返乡，停驶九广铁路等细项，确保香港有足够的储备劳动力量。3月3日，数百名华籍工人，由油麻地普庆戏院北上，打算经陆路上广州。当游行队伍抵达沙田大埔道时，由警队助理警司京氏（T. H. King）率领的印籍军队先对游行队伍的周边开火，然而工人却未有理会，结果警队向工人游行队伍开火，游行队伍立即避匿，结果枪杀四人，另伤七人，史称“沙田惨案”。“沙田惨案”招致华人极大愤恨，华洋劳资的鸿沟继续拓张，港英政府交涉不果。经历几天拉锯，资方最终同意加薪达15%至30%，罢工最终在3月8日结束。

战后时期

为有效应付战后走私、中国难民等问题，港英政府于50至70年代大量运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制定紧急规例，内容包括一些针对公共安全罪行和黄金走私等的预防性拘留和遣返的权力等。1954年，英国殖民地部要求港府废除1950年10月制定的《紧急（主体）规例》（Emergency (Principal) Regulations）中某些条文，认为这些条文赋予港府过大权力，港府一度拒绝，称紧急规例有助减少罪案，而且未有引起本地广泛反对，但最终于1955年9月决定废止有关条文。
1960至61年，压力团体JUSTICE和时任正按察司批评香港运用紧急法律在未经审讯下长期扣留外地人，侵害他们的人身自由。时任律政司和港督均认为有必要维持紧急法律，以避免类似1956年双十暴动情况再次发生。

1956年暴动

1956年发生双十暴动，根据《紧急法》颁布《紧急（拘留令）规例》（Emergency (Detention Orders) Regulations），拘留不良份子并递解出境。

1973年石油危机

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曾被用于限制电灯广告、陈列及泛光照明只能在特定时间开亮、禁止油站向驾车人士提供以容器盛载的燃油和把原定于1974年4月开始实施的夏令时间提早至1973年12月30日。

订立《禁止蒙面规例》

于2019年10月4日订立的《禁止蒙面规例》（Prohibition on Face Covering Regulation）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后，首次动用《紧急法》执行的法律措施。当时香港正处于反修例运动之中，并出现持续加剧的暴力事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社会已出现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为理由于下午宣布订立《禁止蒙面规例》，条例当日午夜起实施，希望形成阻吓作用以制止暴力事件发生及加强警方权力以帮助其有效执法。
早在2019年8月27日，《星岛日报》已引述消息指政府考虑引用《紧急法》处理反修例运动引发的冲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及有关传闻时，未有直接否认，仅称政府有责任审视任何可以“止暴制乱”的“法治”手段。非建制派普遍地反对做法，而建制派则意见不一（详见“争议”章节）。民建联蒋丽芸则认为六七暴动事例显示《紧急法》有效平息混乱，如果没有更好办法，动用条例无可厚非。 民间人权阵线则批评香港警察在近月行动中多次滥用致命武力，却因警员蒙面及遮蔽警员编号而令公众无法监察、投诉和追究，“第一个应该禁止蒙面的是香港警队”，“不蒙面的榜样由前线警员做起”。
《禁止蒙面规例》颁布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香港中联办亦表示支持。有多名议员及公众人士先后多次地的引用《紧急法》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并申请临时禁制令暂缓执行（详见“禁蒙面法的司法事件”）。
2019年10月5日凌晨，香港警方于观塘启田道以非法集结及用杂物设置路障，拘捕一名18岁男子及一名38岁女子，两人已被暂控合共一项“非法集结”及各一项“违反《禁止蒙面规例》”罪，案件于10月7日提堂。该案成为《禁止蒙面规例》实施后首次以“违反《禁止蒙面规例》”罪拘捕的案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表示“这是一个测试个案，让市民明白法律如何行使”。

热带气旋山竹袭港

2018年9月16日，超强台风山竹袭港。翌日早上，香港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但香港多处有塌树情况，港铁亦有树枝压毁高压电缆，导致多条路线服务受阻，多个交通网络接近瘫痪。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认为政府可以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宣布将9月17日列为公众假期，保障市民安全，符合公众利益，不认为将一个工作日订为假期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则认为条例不适用于风灾过后宣布停工。

有效处理动乱的争议

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支持者的观点认为引用《紧急法》可以帮助“止暴制乱”，但这种言论在社会引起争议。
民主派反对做法。民主派召集人毛孟静批评条例会赋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无限权力，形同独裁。公民党郭家麒亦认为使用条例使香港尤如进入战争状态，批评做法会使香港更混乱，并冲击经济。民主党涂谨申更将法例形容为“殖民地镇压法”。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引用《紧急法》推行禁蒙面法只会将香港推入万劫不复的地步，政府是下一个非常大的赌注，因为现时的问题并非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立禁蒙面法不但未必止暴制乱，更是向全世界宣示，香港政府不会再遵从法律程序处理法律问题，是一个很坏的先例。莫乃光认为《紧急法》相比起社会动乱对于国际投资者对香港法治的印象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破坏力必定更加严重。又称会直接触发外资撤资潮。自由党锺国斌忧虑引用条例影响外资对香港观感，引发撤资，后果可能比示威活动更严重。又说，使用紧急法会对国际社会发出错误讯息，称“现在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全世界都在看你香港，你不能用这种单纯的方法，以为就能解决香港的问题。” 议员梁家杰反对使用《紧急法》解决问题，又指政治问题需政治解决，若使用“严刑峻法”，担心只会适得其反。

合法性争议

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自8月开始社会疑虑政府有可能动用《紧急法》，并对它的合法性引起一些争议。争议包括：引用《紧急法》立法违反《基本法》第66条规定的立法行政分权原则，即立法会是行政区唯一的立法机关，《紧急法》本身可能违宪；《紧急法》所订立的法律，都不可以和基本法相抵触，进行和平集会和游行的权利受到《基本法》27条以及《香港法例》第383章《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所保障；《基本法》第18条订明只有香港的主权国就香港是否局势紧急、危害公安及香港社会问题上有决定权，没有任何条文赋予行政长官自行宣布特区进入紧急情况或状态的权力。
香港大律师吴霭仪指出《香港基本法》没有赋予行政长官立法或制定规例的权力，也没有赋予行政长官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力。而且《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也不能凌驾于《香港基本法》之上。所以《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立法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表示在法律上，《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并不能凌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基本法》。因此若以《紧急法》，如1967年般限制香港人的自由，以达致所谓的“止暴制乱”，其法理极有机会受到挑战。
大卫·韦伯认为此法例违反宪法，认为大律师公会或其他人士应立即入禀申请司法复核。
特区政府在2019年10月4日首次引用《紧急法》后，多名议员及公众人物先后多次对引用《紧急法》及订立《蒙面法》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包括在2019年10月5日，24位的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他们形容今次事件是“极权和法治对决”。申请司法复核的人们也尝试申请临时禁令，但以“是次争拗复杂复杂”及仍未有完整的证据为原因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