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

诗经

诗经原名为“诗”，在西汉独尊儒术五经博士设立之后被尊称为诗经。由于诗经共载有305首诗歌，取其约数，故后世又称为“诗三百”。后世所提及的诗之六义，分别为：风、雅、颂、赋、比、兴。其中前三者是《诗经》内容，后三者是《诗经》的文学手法。“风”是指十五国风，全国各地的民歌。相传周天子定期官员去民间收集各地的乐曲，其中原因是民歌中反映人民的生活等等，当中有许多带有讽刺意味的作品，可以看成是反应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雅”分“大雅”、“小雅”，是贵族宴饮时所奏的乐章；“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是诸侯宗庙祭祀的乐曲。“赋”，按朱熹《诗集传》，“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一种铺叙的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手法；“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就是借其他景物等等作为诗歌的开始，发挥起兴的作用。《诗经》中的文学手法，除了以上三种外，还有双声、叠韵、顶真等等。其中“复沓法”是《诗经》许多作品的主要特征，简言之，就是一首诗分成几节，每一节内容基本相同，但当中会置换一些词语，词语的强烈程度会一节比一节强烈，反复畅咏以收一唱三叹之效。另外，诗经中，尤其是国风，很多也是四言诗，是中国最早的四言诗。诗经中的现实主义思想，许多的词藻，文学及艺术手法对后世作家影响深远。在春秋时期，孔子认为《诗经》“温柔敦厚”，称之为“思无邪”，并把《诗经》作为教科书教导学生，后世的科举也把诗经列入考试范围当中，是入士必读的作品之一。
比较著名的诗经篇章有《关雎》《蒹葭》《桃夭》《硕鼠》等。许多诗经的句子被后世的文章多次引用，因此成为成语在汉语中固定存在下来，如“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邶风·击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等。

楚辞

在战国时代，位于南方长江的楚国一带出现了与《诗经》大异其趣的文学体裁，一般称之为“楚辞”。楚辞最早的记录可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屈原传》。楚辞的主要作家是屈原（前340年－前278年），在楚怀王之世遭谗被流放，至顷襄王时，投江自尽。有《离骚》《天问》《怀沙》等等作品传世。除了屈原，也有宋玉等等的作家。司马迁的时候还没有用“楚辞”这个名字。参看《汉书·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四篇”等等的记载，并指出这些作品不可以合乐而唱，但却刻意朗读，称之为赋等等的说明。到东汉，王逸编成《楚辞章句》一书（二世纪后半），并辅以注释，书中所记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楚辞”的作品。该书主要从政治，伦理的标准，配合屈原的生平来解释当中的作品，但朱熹的《楚辞集注》就尝试跳离政治伦理观点，自由地解释楚辞。
楚辞的特色，正如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可以看到是用了大量的楚国的神话，事物，方言等等来进行创作的。在作品中，屈原用很多的比喻，比如香草美人，以配忠贞，碧禽臭物，以比谗佞，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上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品之一。《九歌》保存了楚辞最古的文型，内容主要是描写诸神的世界及神与人的互动关系等等，这是屈原以当时楚国的神歌神舞为材料写作而成。《九章》则是描写屈原现实的苦恼，放浪等等的主题编写而成，共有九篇作品。除了以上短篇的作品，还有长篇的，如《天问》《招魂》《离骚》等等。宋玉则有以悲秋为主题的作品《九辩》。其他的作品如《远游》《卜居》《渔父》等等虽有些人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但从内容及韵律来看，应是汉朝时期的作品。
楚辞中，要数最成熟的作品就是屈原的《离骚》，共三百数十句。内容叙述主角出身高贵，有优秀的才能，但适逢混俗之世，小人当道。主角虽努力保存自己的清白，但由于君主听信谗言，最终失去信任。他不断地自悲身世，有一天决定出游去寻找理想之国。他在空中及神话世界中漫游，日落时他仍继续旅程。终于到达“天门”，但天帝不允许他进门。在这里，还是有阿𫍲奉承的小人在阻碍。他继续旅程，在他身后不知不觉已有排成一列的同行者。于是，当他打算脱离现实世界，飞上高高的天空上时，他在云之间看到自己的故乡。自己的马匹跟同行者也感到难舍难离，不再往前走。诗中最后“乱”的部分，表达出由于在现实中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绝望地决定去彭咸的居所，这也预告作者屈原有在汨罗江投江自尽的意思。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把作品看成悲剧的英雄叙事诗。《离骚》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其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常被后世的士大夫藉以自况。

诗歌

五言诗，大致可以推断是起源于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出现的民间歌谣“乐府”。诗歌以五言为句，相比质朴及单调的《诗经》的四言诗更富起伏及表现力，所叙述的内容范畴大大地扩展起来。乐府中有许多五言诗歌，内容以故事为格局，如当中的《孔雀东南飞》就是合共有357句的长篇作品。
至东汉末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长久以来唱咏的五言体诗歌受到寻求新的文学体裁的知识阶层重视，逐渐正式地运用到文学创作上。如作者不详的《古诗十九首》，就是这时期的五言诗创作的成果。《古诗十九首》的大部分作品以悲伤的歌调为主，内容环绕与相爱的人别离的悲伤，人生无常的概叹，对死亡的恐惧，生命短暂等等，比如当中的第十一首：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这首诗描写人的一生由老到死，直至灭亡的时间流逝的感觉。《古诗十九首》的悲歌格调及时间流逝的感觉直至六朝仍是五言诗的主要风格。

散文

西汉武帝时期，司马迁编撰了《史记》一书，内容叙述了由上古五帝至当时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一部出色的历史散文作品、中国首部使用纪传体的史书。
《史记》共130卷，共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5个部分。本纪12卷，叙述当权者的世系及有关的史事；表10卷，表列春秋，战国，秦末分裂时期诸侯各国的关系状况；书8卷，记载文化制度的沿革；世家30卷，记载春秋以来诸侯的世系及历史；列传70卷，记载各式各样的人物的生平，最后一篇为太史公自序，记述撰写《史记》的缘起。这种史书体裁后世称为“纪传体”。
在《史记》中，列传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描述对象由军事家、政治家、学者，到富豪、游侠、滑稽家等等，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司马迁善于剪裁史料及铺叙史事，在撰写时候也注意到人物的心理刻画及个性的展现等等，用平白的文字就能把这些人物描画得栩栩如生，展示出他的高度的表达技巧。
《史记》虽然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后世也常常赞赏它的文学价值，鲁迅曾评价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在传记中对人物的描写对后世有相当的影响，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和明清的传奇许多情节结构就直接取材于《史记》。
东汉时期，班固写下了另一部纪传体作品——《汉书》。跟通史性质的《史记》相比，《汉书》仅撰写了西汉一朝历史的断代史。班固首创的断代史为后世的正史系列史书奠定基础。书中叙述史事较为细致，字里行间也可看到有汉赋的影子。

赋

汉朝时期其中一种代表文学是“赋”。这种文学体裁受战国时期楚辞的影响而产生出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是这样解释赋的：
赋者，铺也，铺采攡文，体物写志也。
换言之，就是用许多不同的辞藻来描画所要表达的对象。这种文体盛行于汉朝的宫廷文人，由《鵩鸟赋》的作者贾谊开其端，其后枚乘写下《七发》，对日后赋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至汉武帝之世，宫廷文人司马相如写下许多著名的作品，至此，汉赋这种文体达至完备。
司马相如是当时闻名于世的辞赋家，其中以天子游猎为主题的《子虚赋》（《文选》把之分为《子虚》，《上林》）最著名。该赋借着子虚，乌有先生及亡是公三人的议论作为全篇的内容核心。在作品开始，楚国出身的子虚先生把楚王游猎的盛况仔细地道出，接着，齐国出身的乌有先生也把齐国的盛况叙述，对楚国的繁华进行反驳。最后，一直沉默地听着二人争辩的亡是公就把上林苑及汉朝天子游猎的盛大场面阐述出来，表达出前两者所述的情形不能够跟汉朝的繁华相提并论，使两人无话可说。
另外，自枚乘的《七发》以来，赋多借着两三个人物的辩论为中心，加上华丽的修辞技巧，形成出绵密的论战布局。这种富论说色彩的文学，也可以看出是继承了战国时期《庄子》，《韩非子》等的说理散文的特色。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同样运用高度的修辞技巧把三人所陈述的豪华盛况刻画出来，当中以亡是公的上林苑为全篇的压轴。亡是公把流经上林苑的河流，在河川生活的鱼鸟，耸立的山脉，溪谷，分散在苑中不同地方的宫殿，以及庭院的树木加以叙述，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上林苑的广阔的空间。以下部分就是司马相如借亡是公的口来描画出上林苑的河流的鱼，水底的宝玉与群飞的水鸟。
于是乎蛟龙赤螭，䱎䲛渐离，鰅鳙鰬魠，禺禺魼鳎；揵鳍掉尾，振鳞奋翼，潜处乎深岩。鱼鳖讙声，万物众伙；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澔汗，丛积乎其中。鸿鹔鹄鸨，鴐鹅属玉，交精旋目，烦鹜庸渠，箴疵䴔卢，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掩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司马相如把上林苑许多细致的部分像是博物志一样详细绵密地描画出来，把皇帝庭院上林苑的富丽堂皇的全景呈现出来，读者犹如身临其境。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赋是以文辞铺叙为原则，来描写庭院宫殿的建筑空间、都市空间等等广阔空间最有效的写作技巧。正是司马相如才能把这种表达技巧发挥到极点，同类型的作品中，后世中也无人能及。
《上林赋》一开始把上林苑的富丽堂皇细致地铺写出来，在最后以讽喻宫廷生活的过度奢华作结，不免有一点牵强附加的感觉。传统的看法均认为赋在展示富丽堂皇的同时也应该具有讽谏的内容，所谓“劝百而讽一”，但这不过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在这篇作品，司马相如也只是尽宫廷文人的责任，向武帝献上赞美之词。司马相如借着描写武帝所统治的空间之广，所拥有物产之丰，来衬托出武帝的权势是无可比拟的。
司马相如之后，王褒、扬雄也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但论作品之比例，修辞技巧仍不及司马相如。
赋在西汉发展完备，至东汉成为主要的文学类别之一，相类似的作品为数不少。如以当时的大都市长安及洛阳为题，一流的辞赋家班固及张衡分别写下《两都赋》及《二京赋》等代表作。这两篇作品的文学成就虽然相比西汉的长篇的赋绝不逊色，但其手法始终是模仿司马相如，故其作品失之于没有个性及平板。因此，为了突破模仿前人之格局，两人也尝试改变描写对象，写一些具思想性及内在性的作品，如班固的《幽通赋》及张衡的《思玄赋》。
自此，赋的题材及思想内容开始出现变化，直到六朝末期，大量的佳篇陆续出现，张衡将歌功颂德的辞赋发展为小品式的“抒情小赋”。就是说，以自然的小情景，悲恨为题材，运用高度的修辞技巧，从而建构出美的世界。赋的风格大大地改变了。至西晋，左思写下《三都赋》，同类型像汉朝的长篇叙事赋的作品也不断地出现，但南朝的《昭明文选》所收录的汉魏六朝的赋均是一些抒情小赋。
由此看来，赋是以长篇叙事为正统，但这种特色至东汉渐渐失去活力，这种发展绝不是偶然。西汉的赋，善于以论辩的格局来铺叙广阔的空间，及运用充满活力的表现手法，这正配合生于繁荣安定的时代的作家们的价值观。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至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作家们的价值观发生变化，一直以来善写富丽堂皇的赋不足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及人们的思想感情。

诗歌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建安年间，战争连年不断，最后中国大致上分裂成魏蜀吴三个国家，正式进入三国时代。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的重心仍然集中在曹魏的中原。曹操用人唯才，一时人才济济。在文坛上，以建安七子为代表，分别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及刘桢。曹操、曹植、曹丕三父子本身也长于写诗，他们与建安七子携手创作了不少拥有真实情感及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风格慷概悲凉，世称“建安风骨”。
建安诗人的作品继承了汉朝五言诗及乐府的主题及精神，文学的形式也从民歌蜕变，表现技巧也大大地提升。他们的作品大致可以分成沿袭汉朝故事式的乐府作品及一些指明特定对象，也包括自己在内的私人的赠答诗。这些赠答诗中，与之前的五言古诗表达普通的情感不同，这时期的诗歌个性比较鲜明，情感丰富，当中又以曹植为代表。
曹植在与曹丕争夺帝位失败后，后半生一直郁郁不得志，而他的五言诗就许多时也反映出他那种不遇的悲愤。他的作品丰富，如一些赠答诗《赠白马王彪》是其代表作。此外也写有一些歌行体，及赋，如《洛神赋》等。曹植的五言诗大大地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
至魏晋交替期，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阮籍把五言诗的题材带进到一个新领域。三国时代末期，魏国统治者的大权逐渐落到司马氏父子之手，而司马氏父子也用尽不同的阴谋企图篡夺帝位，杀害忠良。在这个政治黑暗之世，阮籍写下《咏怀诗》八十二首，表达出他那复杂屈折的情感及从多角度暗暗地反映当时现实的作品。透过一系列作品的中心思想，反映诗人厌恶受欲望驱使的人，红颜少年始终也会衰老，随着时间的流逝，什么东西终会走进灭亡的绝望感等等，充满厌世的思想感情。这系列作品环绕着这一种厌世思想，在这之上加入一些形而上的思辨，带有说理性质，与《古诗十九首》只是排遣因无常感而产生的苦闷不同。
踏入西晋，社会上的贵族阶层基本上定型，诗歌也偏向于反映贵族的生活，此时期的代表诗人有潘岳及陆机。
他们的作品讲究美的意识及修辞技巧，除了一些贵族的酬唱诗歌外，也有一些发自内在思想感情的出色诗歌。从五言诗的流变看来，潘岳的《悼亡诗》三首有重要的地位。善写哀悼诗文的潘岳，因妻子的离世而写下的《悼亡诗》充满着高度的修辞技巧，建构出一个悲伤的格调。五言诗的悲歌类型的作品直到潘岳的《悼亡诗》表现手法达至成熟。同时代的陆机重视修辞，讲究对仗、用典，从而建立出独特的诗的格调。陆机是多类型的作家，除了五言诗外，也有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其中他的《文赋》就探讨了许多文学创作中会遇到的问题。西晋时期的诗人相比于诗的题材，他们更重视诗的表达技巧。
自《古诗十九首》以来，五言诗一直以悲歌格调为主，踏入东晋，风格逐渐转变。但因为外族侵逼，晋室南渡，建立东晋政权。那时候许多贵族沉迷于佛老思想，崇尚清谈，而富道教神仙色彩的“玄言诗”盛行于一时，代表作有郭璞《游仙诗》十四首。这类型作品主题主要是反映出诗人离开俗世，向往山中的神仙世界，当中加入一些自然景物。随着“玄言诗”的盛行，诗歌开始偏离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转而以美丽山川自然为对象。到南朝，诗歌的题材也开始从老庄思想转变至山水景物，当中以刘宋的山水诗人谢灵运为代表。
在东晋末，陶潜以归隐田园生活为主题创作了许多诗歌。相比谢灵运那种讲究修辞技巧及描写山水景物的山水诗，陶潜用一些比较淡雅的文字来歌颂自己对田园隐遁生活的热爱，对官场及俗世感到厌恶，这类型的主题与五言诗以悲歌为主调的潮流完全不同。他的文学成就在当时还没有受到注意，一直到宋朝才正式被肯定。南朝此后的齐梁陈朝，均是短命的王朝，诗歌也重新转向描写贵族生活。当中有对特定对象进行描述的“咏物诗”及描写女性的“艳情诗”，带有强烈的颓废倾向。
随着这种倾向的发展，南朝诗人越来越讲求表达技巧，也开始重视诗歌的音律。梁朝沈约顺应这个潮流，开始对音律进行研究，并把语言的声调归纳为平、上、去、入四声，提出作诗的时候也要跟音律取得平衡。五言诗的发展在这时期踏入最后的阶段，其后逐渐催化成唐朝的近体诗形式。但是，由于南朝诗人讲究诗歌表现技巧及音律，忽视了诗歌的思想内容，是诗歌陷入内容空泛，无病呻吟的毛病。沈约慨叹二百年来没有诗人能够在诗歌上取得思想内容及音律的平衡，除了谢脁。谢脁诗风纤细，在描绘自然景物同时也带有个人的思想感情，这一种清新的诗风在后世唐朝的诗人如李白等受到推崇。

小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短篇小说也开始盛行。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人民生逢战乱，许多人对现世失去兴趣，转而重视奇怪的事物，而当中的“志怪小说”正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这一类型的小说虽然是记载一些奇怪的事物，但不像后世的小说内容完全是虚构的。代表作有东晋历史学家干宝的《搜神记》。另外，由于当时佛道盛行，也有一些以道教游仙思想为主题的作品，如葛洪的《神仙传》，虽与志怪小说不同，但与集中叙述异界，仙界的主题一致。在这个时期，另外一种的题材是收录历史上名士逸话的“志人小说”，代表作有刘宋时期刘义庆编修的《世说新语》。其内容叙述东汉末到东晋末的名士言行，共1030个故事，分成36个纲目。其思想环绕当时崇尚清谈的风气，也描画出贵族的独特生活，与志怪小说一样，也可以看成没有正视动荡的政治社会的作品。虽然小说内容简单及篇幅短少，结构也不一定完整，但却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少的题材。

文学评论

在魏晋之前，中国虽然没有出现文学评论的专书，但在一些文献也透露出一些人对一些文学作品的意见。比如在《左传》《论语》，许多时候会引用《诗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只是一些片言只字的牵强附会，但也是反映出读者对该作品的观感及意见。至战国时代，一些人开始对这种牵强附会去解释经典提出异议，如《孟子》就提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遗?。’信斯也，是周无遗民也。”他认为，如果只着重一字一句去理解，就不能够掌握作者整片作品的意思，换言之，了解作者的心意是非常重要的意思。至两汉，《毛诗序》及班固的《离骚序》《离骚赞序》就分别对《诗经》及《离骚》从儒家思想进行分析及批评。比如前者把《诗经》一些爱情诗说成是歌颂后妃之德的教化诗，后者着重作者屈原生平而非作品进行批判。至稍后的王逸在其《楚辞章句》中，尝试推翻班固的意见，从价值判断中抽离，直接对作品进行评论。

文心雕龙

踏入5世纪，诗人颜延之，谢灵运等人也发表过一些文学评论的著述，而江淹及谢灵运更在他们的“模拟诗”中把自己对以前文学作品的看法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上，文学评论在南北朝越来越变得繁荣。如果要数最高潮，就不可不提梁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及钟嵘的《诗品》。
《文心雕龙》共50篇，是中国文学史上史无前例具系统性的严格文学评论巨著，作者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各式各样的文学体裁及问题。全书50篇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半25篇的首5篇是叙述文学原理，之后的20篇，就把文学体裁划分为33种类别进行详细的分析，辅以该类作品的例子，把该类文学体裁的起源，特质及应有的面貌展示出来。后半25篇，不计最后一篇作为该书的序《序志》篇，主要涉及文学及作家的种种问题，如修辞，声律，比喻，个性等等。虽然作者有深厚的儒家典籍的根基，但他也认为纬书及其他诸子百家的典籍在文学创作上有可借鉴的地方，遂把之纳入考察对象，这一点也是《文心雕龙》的总合性当中的一个特征。
有关刘勰对前人文学作品的看法，在《文心雕龙》一书随处可见。比如以探讨楚辞为主题的《辨骚》篇，他对历代评论家跳离作品内容随意发表议论提出异议（“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认为应该按著作品的字句内容进行考察（“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沿着这个思路，刘勰归纳出楚辞的特征：“同于风雅”四点（“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恕之辞”）及“异乎经典”四点（“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后者虽有不足的地方，但整体来看也有高度的文学性及艺术性，应该冷静及总合性地进行分析。
根据刘勰自己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进行分析的切身经验，他也在《知音》篇中论述评论作品的难处，这也可以看成刘勰的文学评论中的方法论。读者之所以不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原因是因为“贵古贱今”，“崇己抑人”及“信伪迷真”。就是说，凡是古代的作品都认为是好的作品，轻视当今的作品；对自己的标准较低但对别人的标准较高；自己本身没有识见却胡乱地相信一些荒谬的论述。此外，他也提出“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会 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就是说，文学作品种类繁多，读者之间也各自有不同的看法，由于大家的兴趣不同而对作品好坏的理解也不同，故此评论不能够中肯。
那么，怎样可以正确地理解文学作品呢？首先，读者必须大量地阅读不同文学作品，这样才可以“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关于具体的文学分析及评论方法，刘勰提出从以下六个角度进行观察：“位体”（文学体裁），“置辞”（措辞），“通变”（传统的继承及创造），“奇正”（正统及异端的调和），“事义”（典故的运用），“宫商”（韵律）。但在这当中，只有“通变”，“奇正”及“事义”是稍稍涉及作品内容，其他的也只是触及文学作品的基本的表达技巧。但刘勰所认为的对文学作品的正确理解并不是单单的从表达技巧的角度去探求，他也写道：“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由于文学作品是透过表达技巧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反映在文字上，读者必须反过来从表达技巧中考察才可以确实的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除了以上六个角度，刘勰也有其他的篇章，比如《丽辞》、《夸饰》、《事类》、《声律》等等对不同的文学问题进行论述。《文心雕龙》一书既探讨了基本的文学理论，也谈及作家在文学创作时候遇到的问题，甚至在读者应该怎样去理解文学作品的问题上也有很详细的分析。

诗品

相比同时期《文心雕龙》网罗各种各样的文学问题进行探讨，锺嵘的《诗品》集中以诗，尤其是五言诗为对象进行品评。该书把从汉朝到梁朝123位诗人划分为“上品”、“中品”、“下品”共九个等级，并加以论述，其等级制与当时朝廷选士制度“九品中正制”相类，同时期其他的艺术范畴如谢赫《古画品录》，庾肩吾《书品》及梁武帝《围棋品》也运用等级制进行评述，也可以看到《诗品》一定程度上是受这个风气影响的。
《诗品》的一大特征，就是把众多的诗人按诗风划分成系谱，源流主要分成“诗经”及“楚辞”两大阵营，前者有关人物如曹植，刘桢，沅籍，左思，陆机，谢灵运等，后者包括曹丕，王粲，潘岳，张协等人。诗经系的诗人主要是西晋前的，楚辞系的则是西晋以后。根据锺嵘的看法，他较肯定诗经系的诗人的成就，这也跟锺嵘发觉到在当时诗坛出现的流弊有关。
在众多诗人中，锺嵘给予曹植很高的评价：“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锺嵘推崇曹植的原因就是作品内在的强韧的思想感情及外在的华美的词彩，这两方面也可以看成锺嵘品评诗歌的标准。用同样的角度，他认为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王粲则“文秀而质羸......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刘桢长于“骨气”但欠缺“词彩”，王粲有“词彩”但欠缺“骨气”，故此其地位次于曹植。纵观锺嵘的看法，他对诗经系的诗人给予“骨”，“气”等等的评语，认为作品中有强而有力的思想情感。

诗歌

唐诗泛指创作于唐代（618年—907年）的诗，也可以引申指以唐朝风格创作的诗。唐代被视为中国历来诗歌水平最高的黄金时期，因此有唐诗之说，与宋词并举。唐代以后，唐诗的选本不断涌现，现今流传最广的是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清朝康熙年间的《全唐诗》整理收录了二千二百多名诗人超过五万首唐诗。唐前半期社会安定，经济富裕，文人来往和百官游䜩，酬唱传诵蔚为风气。天宝之乱后，继以藩镇之祸，生活流离困苦，郁结之情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不论从题材、体裁，还是风格等方面，唐诗对后代的诗歌创作有重大的影响。唐以后依然有人以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格式创作，在后人的文学之中亦常常引用唐诗作为典故。唐诗和当时的书法、艺术和音乐互相影响，亦和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有紧密关系，为研究当时的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唐朝作诗是科举考试其中一个考核的项目。除此以外，唐诗亦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无论是文人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会接触到。唐朝除了影响之后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亦影响到日本、韩国的诗词。在十九世纪开始，不少唐诗亦被翻译成欧洲语言。

初唐

初唐时期，唐朝的诗坛虽未有尽脱前朝绮丽的诗风，但在这时期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及陈子昂开拓了诗歌的题材及气象，诗歌的内容大致上是有感而发，并不像前朝般无病呻吟。在诗歌体裁上，这段时期逐渐地确立近体诗的格律，比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最后的一首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朱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虽然颔联及颈联并不工整，但也可见律诗的雏形。

盛唐

近体诗在盛唐时期发展成熟，就形式而言，可以分成：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及七言律诗。就题材而言，这段时期比初唐时期变得多样化，大致上可以归纳为边塞，田园，山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等。
在边塞诗中，以岑参，高适为代表，他们的的七言古诗及乐府最为脍炙人口，如高适《燕歌行》，诗中气象恢宏，但也有描写征人长期服役不能够归家的苦恼，兵役的辛劳，在上位的将军的腐败无能等等的控诉。另外，王昌龄则长于七绝，能以短少精干的篇幅描画战争的过程，当时被称为“诗家天子”；除此之外，他的闺怨诗也很出名，描写女人的一举一动很细致，代表作有《从军行》《塞下曲》及《闰怨》等等。
田园风格则以孟浩然为代表，内容主要描写田园生活的闲适情趣，悠然自得，但也有一些诗歌感怀身世。比如《临洞庭上张丞相》中就有“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一句，表达出自己怀才不遇的苦恼。
山水诗的代表人物则是王维。他的作品特色是以浅白的文字来描写宁静的自然环境，自然景物，看过他的诗就像是欣赏一幅山水画一样，比如《鹿柴》及《竹里馆》等等，故宋苏轼称他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另外，他的作品在写景的同时也有时候渗透一些佛理，故他也被称为“诗佛”。虽然他的作品偏向山水景物，但在他年轻时期也怀着建功立业的壮志，这也反映在他的早期的作品中，比如《老将行》等。
如果提及到浪漫主义的诗歌，“诗仙”李白就是其代表。他的作品特色是用比较简单的字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有名的《静夜思》，故杜甫称他的作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的作品主要集中绝诗，古诗及乐府，较少重视格律的律诗。就是一些绝句，他也不一定按照固定的格律创作，但读来却很有音乐性，这也符合他的不爱墨守成规的性格。他有很多著名的作品，除了之前提及的《静夜思》，也有一些鼓吹及时行乐，如《将进酒》，《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等，有一些渗透道教的游仙思想，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月下独酌》，一些历史古风，如《蜀道难》，也有一些反映以反战为题材的，如《战城南》，《子夜秋歌》等等，内容多姿多彩。
现实主义的代表诗人则是“诗圣”杜甫。杜甫的作品格律工整，长于炼字，体裁从不拘一格的古风到七律也有。杜甫忧国忧民，这种悲天悯人的思想反映在他许多流芳百世的作品之中，比如《春望》，表达出“国破山河在”的悲痛；《登楼》中，就是看到一草一木，也会感到“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这类的作品很多。由于战乱，也会想起自己的家人，如《月夜忆舍弟》，《羌村》；讽刺当时徭役繁重，如《兵车行》；讽刺当权者的腐败生活，如《丽人行》；也有一些借过去的历史又或是古迹抒发自己的感受，如《咏怀古迹》中，分别就描写庾信，宋玉，王昭君，诸葛亮及刘备五位的历史人物；《八阵图》，借诸葛亮的遗迹来讽刺时弊等等。由于他的诗歌能够像是书中记录当时的民生疾苦，反映真确的现实，故后世又称为“诗史”。

中唐

及至中唐，虽然社会动乱，但著名的诗人还有不少。比如发起古文运动的韩愈，他尝试以文为诗，风格奇险冷僻。另外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写山水田园而闻名的诗人，如柳宗元，韦应物，代表作品分别有《江雪》及《滁州西涧》等等。还有，元稹，白居易二人在诗坛上发起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映社会的现实，用字浅白简单。前者的自述身世的《遣悲怀》情感真挚，后者的《新乐府》继承汉乐府以来反映现实的传统，辛辣地讽刺时弊。白居易也写有多首有名的古诗，如《长恨歌》，描写唐玄宗跟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琵琶行》，借歌女自伤身世。这段时期也有不同作品，比如大历十才子，他们重视格律，诗风淡雅自然。

晚唐

晚唐时期，诗风以婉弱为中心，当中代表人物有李贺，他继承韩愈的奇险风格，故后世称他为“诗鬼”。稍后的杜牧，李商隐，崇尚辞藻华丽，格律工整，内容以个人感怀，爱情等等，对比盛唐，中唐题材较贫乏。杜牧写下不少言情的七绝，李商隐则长于七律，他的无题诗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也把当时的诗坛进一步推向纤丽，崇尚格律的风气，直至宋初流行的西昆体，也是上承李商隐的诗风。

传奇

传奇为唐朝的短篇小说，继承六朝的志怪小说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学体裁。在这时期，虽然也沿袭南北朝志怪的题材，但内容开始偏向从现实取材，出现了一些没有“怪”的“才子佳人小说”作品，比如《莺莺传》及《李娃传》；以及一些英雄小说，如《虬髯客传》，寄托了人民在中唐乱世中出现富有正义感的英雄的期盼。从这一点看来，唐朝的传奇可以看成是后世中国白话文学的先驱。著名作品除了之前提过之外，还有《杜子春传》（为日本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杜子春》原本），《补江総白猿传》《游仙窟》《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等。当中《游仙窟》曾一度散逸，却在日本保留下来。

散文

在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对宋初的散文有以下的叙述：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 擅声名，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
杨亿，刘筠及钱惟演均为宋初宫廷文人，专事创作取法唐李商隐雕琢艳丽的诗文（西昆体），执文坛牛耳，成为参加科举士子的标准文体。但是四六骈俪文及后来承袭这股潮流发展而成的奇怪的“太学体”渐渐不足以适应近世社会变动的需要。1028年，宋仁宗就曾两度下诏文章“必以理实为要”。在这个情况下，在宋初以来，有一些文人对当时文坛主流的西昆体持否定的态度。1011年，姚铉所编修的《唐文粹》，相比作为国家文化事业，一共收录唐朝文学作品九成的《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及《太平御览》，《唐文粹》正如其书名所示，作品是根据编修者自身的标准挑选的。这些标准，一看收录的作品就一目了然，赋只有文赋，文只有古文，诗只是古体诗，工于声律的律赋，四六骈俪文，近体诗等完全没有收录。姚铉其实是宋初古文运动的一员。中唐时期以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为对抗当时只重形式声律的骈文，提倡形式自由的散文。只晚唐虽曾一度衰落，至宋初，柳开，王禹偁,穆修及姚铉重新提倡古文，其后承继古文运动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更以卓越的文笔奠定日后中国散文的形式。
欧阳修在小时候已接触韩愈的古文，并肯定古文的价值。他跟尹洙，苏舜钦等志同道合的人一同进行散文改革运动。1057年，欧阳修担任知贡举（科举主考官），废除了到当时为止沿用的以美文的好坏标准来评核考生能力的方式，改以重视论理表达方式的古文作为评核的标准。在这个科举及第的有苏轼，苏辙及曾巩，他们日后也成为出色的散文家在文坛上活跃，并借此把欧阳修的以达意为旨的散文（古文）主张加以发扬，成为文坛的主流，这个地位直到近代还没有丝毫动摇。
欧阳修许多经史子集的业绩都是借着以达意为旨的散文表达出来，中国学术也因这种新文学体裁得以进一步发展。但是，传统的美文并没有绝迹，比如欧阳修的《表奏书启四六集》7卷中的表，制，笺，启，诏，敕等循例也是用四六文方式写成。作为高级官员（翰林学士）一定要具备这种出色的美文的写作能力，许多闻名的散文家同时也是美文能手，这是由于因应文章的用途使用不同的文体有关。
唐古文作家与宋的代表作家加起来并成为“唐宋八大家”，这是源自清沈德潜把八人的作品合编成《唐宋八家文读本》30卷而来的。唐宋八大家的宋代作家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及王安石六人，当中苏轼，苏辙及曾巩三人是在欧阳修担任知贡举的嘉佑3年礼部试的及第者。苏氏父子合称“三苏”，大家均得到欧阳修的知遇之恩而晋身官场。即使主张变法而知名的王安石，其后虽与欧阳修在政见上对立，但他的文才是欧阳修最早发现的。六人横跨两个世代，从北宋中期到后期，差不多是同时代活跃的作家，中国近世的主流文体也是在这时候奠定，成熟的。六人虽可以说同是欧阳修一门，但各自的文章中在个性上有少许不同，总结而言，是借着学习韩愈古文的欧阳修的文体的代表。
吉川幸次郎就比较了韩愈与欧阳修的散文风格：
欧阳修，或称欧阳永叔，是自任韩愈的后继者的大家，文章上与韩愈比较，较平明委曲。如果稍稍夸张地设比喻，韩愈以一字说不尽的地方，欧阳修能以一句来表达出来。如果只是这方面的话，跟韩愈比较，欧阳修偏向分析性，换言之，较为散文性。由韩愈开拓的散文形式，至欧阳修，不得不说有较大的发展......韩愈的文章是阳刚的话，欧阳修的文章则显得阴柔。（《唐代の诗と散文》）

诗歌

元朝初期，与同是异民族的金国不同，不重视南方金及南宋的文化。但接近13世纪末，朝廷开始出现中国化的倾向。他们开始重视翰林院及史馆，招揽有才华的人才作为皇帝的学问及文学的顾问。在此之前，这一类的官职多是一种名誉，并不轻易授予。在这里，他们招揽了著名诗人赵孟𫖯，袁桷,虞集,揭傒斯,范梈.杨载等人。后四人更被称为“元诗四大家”。他们虽然是庙堂诗人，但朝廷内始终并没有很强烈的崇尚文学风气，影响力不大。同时期也有一位色目人诗人萨都剌。虽然没有详细的传记，但根据他的诗集，他前期是一位庙堂诗人，后来成为江湖诗人。他的前期作品多是酬唱之作但与后期的内容也差不多，庙堂跟草莽的诗风并没有强烈对立。此外，另一位诗人杨维桢，终其一生为草莽诗人，生于江南，跟喜爱诗歌的人结成诗社，对诗歌创作给予批评，忠告及指导。诗社中大部分均是商人阶层，并非为科举而学诗，而是纯粹为诗歌创作而学习诗歌。

戏曲

明朝万历年间，汤显祖写下许多戏曲作品，是明朝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紫钗记》，《还魂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由于四部作品均是以梦来开展故事剧情，所以又称为“玉铭堂四梦”，而“玉铭堂”是汤显祖的书斋名称。
在当中，又以《还魂记》最出色，这不单止在明朝，在南戏史上也是高质素的作品。故事讲述一对男女杜丽娘及柳梦梅借着梦彼此互相认识，后来杜丽娘因苦恋而死去。其后，经过许多的曲折，她终于从墓中醒过来，并与男主角一起。这是一部梦与现实，生与死的交错的奇异故事，作者以美丽的文笔去开展一幕又一幕的情节。传闻有女性因为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而自杀。美丽的杜丽娘在花园中漫步，因疲困而小睡片刻。在梦中，她与柳梦梅相遇的“惊梦”一幕，现在仍经常上演及受人喜爱，以下是其中一节：
皂罗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
另外，他对当时江南盛行的昆腔，以这种优美的曲调为基础，单单着重曲调格律的作风提出反对，提出剧中的内容才是生命，并把这主张实践起来。当时昆山腔的吴江派的代表人物沈璟在修改这部作品的字句时，就对汤显祖的主张不满，引发论战。同时，同意汤氏主张的成为临川派。明代中后期除了汤显祖，也有梁辰鱼（《浣纱记》）、沈璟（《义侠记》）、周朝俊（《红梅记》）、高濂（《玉簪记》）等等的剧作家。
他们许多都是受过传统教育的文人，大家也把创作诗文的才能用于创作戏曲之上。这既使戏曲成为正式的文学之一，但也影响到戏曲的题材。明朝传奇的大半作品均是环绕才子佳人的故事，与元杂剧既朴素又描写出社会各阶层人物的风格不同。其实在元末明初，高明写下《琵琶记》。他本身也是一位闻名诗人，而他写的《琵琶记》也是第一部由读书人执笔的戏曲作品，奠定明朝戏曲发展的方向。他的用字是一些文言及骈句，与日常生活的市井俚语相差很远。
此后，在清朝康熙年间，在昆曲中出现了两部著名的作品，分别是洪昇的《长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长生殿写成于康熙27年（1688年），故事讲述白居易《长恨歌》中为人所熟知的唐玄宗及杨贵妃的故事，共五十出。前半叙述两人因安史之乱而分开，后半则叙述唐玄宗为了寻找杨贵妃而到了仙境，最后大团圆结局。此作在当年发表立刻大获好评，但次年此剧在皇室服丧期间中上演，洪昇因此而入狱。
另外一部作品《桃花扇》，共四十出。故事以真实人物侯方域与李香君相恋为主轴，是一套描绘明朝灭亡的大事件中众人的命运被玩弄的历史剧。当这套剧发表后，康熙皇帝听到这套剧的风评，也搜求这套剧的剧本。由于剧中有描写明朝因清朝而灭亡的愁思的部分，孔尚任觉得会触怒皇帝，遂自行辞官。但也有一种说法是他因为贪污而离职。
现在，中国仍继续上演以京剧为首的古典戏剧，但这些戏剧的产生不一定与前述的南戏有关。清乾隆年间宫廷乐团上演的戏曲可以划分为继承明朝继续传唱昆曲的“雅部”及来自地方剧，富有多样化旋律的“花部”。相对于晏“雅部”逐渐衰落，京剧的形成虽然仍未有定说，但也有说法认为是把“花部”的一些昆曲为基础，再加以演员的改良而成。京剧相比杂剧及南戏旋律比较单调，每句字数也有严格限制（齐言体）。这类戏曲可能在较早时已经存在，但并未有看成为文学。在清朝中后期，京剧逐渐取代在文学上得到一席位的南戏，盛行起来。

民国时期文学

在古代，文学作品以文言文为主流，白话文作品占一小部分，白话文作品大体上滥觞于隋唐，因当时口语和书面已经分化完成。到明朝，《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成为著名的白话文作品。清代以来，白话文作品开始增多。民国以后进入现代，经过白话文运动，加之政府推广白话文教育，白话文作品逐渐占主流。

毛泽东执政时期（1949–1976）

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出版机关陆续被国有化，书刊的发行渠道被统一操控，作家也被作家联盟监控。严密的审查制度生效，而文学作品则以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指导原则，强调作品的思想性。这段时候曾有一些因不符合党的文学原则而遭到批判及整肃，如胡适及胡风。社会现实主义成为既定的风格，这最终也引发政府与作家之间的冲突。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前，作家那种讽刺及揭露当今社会的黑暗面的能力，虽然在当时曾有助于扩大共产党势力，但不再受到当权的共产党的支持。一些作家由于坚持与党违背的文学理念而被批为“小资产理想主义”，“人文主义”等等。这些抗争最后演化为百花运动（1956－1957）。毛泽东鼓励作家说出新社会的问题。但由于受到反胡风运动的教训，最初作家们也很不愿意。后来，一些新闻文章，电影，文学作品陆续关注到在党内一些层级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及独裁。毛泽东意识到知识分子们对新政权不满的层度，就发起打压这些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许多知识分子遭到袭击。在大跃进时期，政府加强鼓吹社会现实主义及一些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等。作家可以写一些有关当代中国或是民国时期的作品，但大前提是要与党的革命理想一致。
虽然在毛泽东政权下作家受到粗暴的压迫，但仍有一些具质量的小说。比如一些新社会主义文学，包括：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罗广斌及杨益言的《红岩》。在文化大革命，文坛受到毛泽东的第四个妻子江青的逼迫，文学运动的范围不断收窄，只剩下少量的样板戏及英雄小说，比如有浩然作的。虽然有一些作家在秘密创作，但在这时期并没有重要的作品出版。

少数民族文学

关于少数民族在中国所占的比例，从全国性的作家组织-中国作家协会来看，在1986年，总会员共3106名，当中少数民族占288名，多于9%，比人口比例高。从民族分类看，蒙古及朝鲜族各有30多人，占会员数最多；其次是满族，维吾尔族及回族，各有20多人。
少数民族是用什么语言来进行创作呢？大致上，他们使用汉语及民族语言来创作，比如维吾尔、哈萨克、朝鲜、蒙古及藏族等民族本身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也有以书面语言写成的文学传统，尤其是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大部分都是用自身的语言进行创作，蒙古族半数以上的人用蒙古语，而同时用蒙古语及汉语进行创作的也不少。关于藏族，除了藏族自治区外，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各地自治州也出现汉语及藏语两种杂志，由此可知，用藏语进行创作的人也很多。但另一方面，满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用汉语来进行创作；大半数的少数民族纵使保存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本身没有文字，但部分作者也是用汉语来写他们的作品。1956至58年，曾一度制作出壮语、苗语、彝语、侗语、哈尼语、景颇语、傈僳语等相对应的罗马字，但由于后来的民族政策混乱，未能普及。虽然如此，这些少数民族仍努力进行创作，比如壮族在1986年秋开始壮语的《三月三》创刊，当中收录了壮语的作品。壮语的小说在其后数年发表了超过200篇，大部分的作者都是初期的年轻新进，并非一直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壮语作家。
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只要作者是少数民族，其所写的作品就是少数民族文学；但另一方面，一些作家们也不能单纯地说成少数民族文学作家。
如果少数民族作家用自身的语言来描写自身的民族生活，虽然也可以归类为少数民族文学，但作家只要是少数民族出身，其作品就可归类为少数民族文学的这一说法，对一些人来说多少也抱有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