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

历史

中澳两国的政治关系始于清代，而清政府则于1909年在当时身为大英帝国自治领的澳大利亚设立领事馆。由于澳大利亚直到1940年代才成为独立国，有权自行制定外交政策，因此澳大利亚在1941年才跟中华民国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自从澳大利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2年建交以来，中澳两国的双边关系发展顺利，两国的高级官员经常互访。北京当局认为这样能够使两国关系趋向成熟，并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

1911年之前

清朝在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便派出使节到位于欧洲和美洲的国家，并具备了派出使节到澳大利亚的条件。清廷自1877年起，就开始准备在澳大利亚设立领事馆，不过清朝由于英国当局的阻碍，而未能在19世纪终结前设立澳大利亚领事馆。在这段时间中，洋务运动的领袖（例如当时任职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认为，在东南亚和大洋洲设领事馆，就可以向华人筹集资金，增购保护商船的舰艇，并加强海防。张之洞又建议清政府派员访问大洋洲，并准备在澳大利亚设领事馆。后来清政府派出的人员完成访问侨情的工作回国时，便提议清廷在澳大利亚设立领事馆。
19世纪后期，澳大利亚政府开始颁布限制华人的政策，故此华人要求清朝设立驻澳使馆的声音日益高涨。同时，保皇会和革命党也在澳大利亚从事反清活动，并与当地华人联系及筹募经费，甚至向他们发表演讲，论述国是。于是清政府便决定设立驻澳领事馆。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为大英帝国内的一个自治领，自此英国人减少了对澳大利亚外交事务的干涉，而且还有利于清朝设立驻澳领事馆。到了1907年，英国外交部才同意清朝在澳大利亚设立领事馆。虽然悉尼闻人梅光达曾是澳大利亚华人社区、欧洲各国驻澳领事和澳大利亚总理都支持的领事人选，并已多年担任清廷驻澳州的代理领事，但梅在1903年、领事馆设立之前遇刺身亡。中国驻澳大利亚领事馆1909年设立于墨尔本，中国首任驻澳大利亚领事为梁澜勋，于1909年到任。

1911年－1949年

20世纪30年代，澳中关系开始增强。中国总领事馆经过改组后搬迁至悉尼，并在其他主要城市开设领事分馆。一些中国官员访问了澳大利亚。其中1931-2年，中国的国民政府主席（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林森访问了悉尼和墨尔本。这是中国元首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林森利用这一机会鼓励澳大利亚放松对中国人移民澳大利亚的限制。为表示对林森的尊重，林森受邀在国会众议院议场就座。1934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副总理约翰·雷萨姆率代表团巡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
在1941年前，两地官方接触仍然不太频繁，在这段时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官方往来是以“中国驻澳洲总领事馆”的名义进行的。随着英国在30年代赋予各自治领更大的自主权，在1941年中国和澳大利亚终于建立了公使级外交关系，以配合国际形势的发展。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公使为联邦拨款委员会主席弗莱德理克·埃哥莱斯顿，而中国首任驻澳公使则为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1948年两国外交关系升级为大使级关系。

1949年－1972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不敢早于英国或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便决定如果在1950年举行的英联邦外长会议中，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澳大利亚就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工党却在12月的大选中大败，澳大利亚因而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1949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年执政的澳大利亚自由党政府对华外交政策保守，不愿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虽然澳大利亚政府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但从1950年开始澳大利亚拒绝接收中华民国派驻澳大利亚的大使（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中华民国驻澳使馆继续运作，但直到1959年由代办领导）。直到1966年，澳大利亚政府亦多年没有任命驻华大使前往台湾。澳大利亚政府内部对于对华关系也有分歧：澳大利亚外交部从1954年开始就建议政府应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政府接纳。在冷战环境下，澳大利亚的战略依靠更加接近美国。反对党工党自1955年开始采取的政策是按照英国和法国的先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理由是中华民国夺回大陆的可能性不大），但执政的自由党联盟则将“共产中国”的威胁作为国内选举议题，包括用以赢得反共民主工党的支持。作为这一政治策略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在1966年第一次任命派驻台北的大使，这样就明确地确认了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正统性。
不过到了1970年代，自由党政府便收到警告，指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正在改变，澳大利亚也应该检讨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于是澳大利亚外交部便在1971年评估对华政策，并派驻法国大使雷努夫（Alan Renouf）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商讨改善两国关系的问题。事后雷努夫向时任总理威廉·麦克马洪提议，澳大利亚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讨建交的问题，但被麦克马洪拒绝。
自1960年代末起，工党领袖惠特拉姆就意识到，澳大利亚需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又认为对话是两国复交的最好办法。1971年7月，惠特拉姆便率领工党代表团来到北京，并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行会谈。然而此举却遭麦克马洪大力抨击。
其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澳大利亚民众对澳大利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支持，使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显得不合逻辑，最后更导致执政党内部分裂。最终执政党在1972年的大选败于工党，而惠特拉姆则在上任澳大利亚总理后，于12月2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72年－2007年

自中澳建交以来，两地一些省份、州和城市都相继缔结为友好城市，并展开了经济合作。而中国和澳大利亚亦互设领事馆，两国的高级官员也经常互访。
约翰·霍华德在就任澳大利亚总理之后，曾经来华进行6次访问，并重视中澳关系，又希望两国关系能变得坚强有力，丰富多彩。在2007年6月15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霍华德接见达赖喇嘛。中国政府就此表示不满，并反对霍华德接见达赖喇嘛。

2007年－2013年

澳大利亚政府的三大外交政策中，其中一项是与亚洲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澳大利亚政府重视它和中国的外交关系。
据报导，澳大利亚政府曾经在2008年2月谴责台湾独立运动，并重申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当时已经就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在四月访华时到北京大学用普通话向该校的学生发表演讲时，表示西藏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人权问题。陆克文还在他和中国总理温家宝会晤的时候提及到这问题。
在2009年7月中国以间谍罪拘捕澳大利亚采矿公司力拓集团的高层胡士泰之后，陆克文最初对这宗案件的处理手段较为克制，然而他这样做受到澳大利亚的反对党批评，于是他便不再停留在外交性质的讨论，转而关注涉案员工的权利，还声言这件事对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是利害攸关的。后来在当年的8月，中国政府抗议澳大利亚向热比娅·卡德尔发出签证，令她能够出席第58届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一名研究澳大利亚事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表示力拓间谍案、澳大利亚向热比娅发出签证和中国铝业增持力拓集团失败这三件事，是中澳关系在当时恶化的原因。中国政府就此在当年取消中澳两国高层官员之间的互访。
虽然中澳关系在2009年恶化，不过中国石油在2009年8月18日和埃克森美孚在北京签署了一份总值500亿澳元的合约，合约的内容是中国石油将会向埃克森美孚持有的一个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项目购入225万吨天然气，为期20年。该合约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大的单项投资合同。
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在2011年4月访华时曾表示，澳大利亚政府重视中澳关系和它的发展。在她的统治下，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经贸往来频繁，又跟中国政府签订协议去开采清洁能源，并确保中国成为澳大利亚长远可靠的能源及天然资源供应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高度评价吉拉德上台之后对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而总理温家宝也表示中国重视中澳关系。不过她在访华期间，又曾经表示她对中国人权状况感到担心。
吉拉德政府表示他们会继续和中国发展正面而具有建设性的关系，不过他们也会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而维持和美国的安保关系。2011年11月，吉拉德政府准许美国在5年内把2,500个海军士兵派驻到澳大利亚的北领地，这一件事惹来中国和印尼的强烈批评和猜疑，因为美国正试图围堵中国；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罗援少将则于《人民日报》刊文，指出美国“重返亚太”，意图围堵中国的时候，犯下了战略性错误，这样做恐怖分子可能会借机重返美国。
吉拉德复于2013年4月率团访华，和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以促进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并保持紧密的经贸往来。访华代表团的成员还包括澳大利亚外长鲍勃·卡尔和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克莱格‧爱默生（Craig Emerson）。

2013年－

吉拉德在2013年6月澳大利亚工党领导权投票中被陆克文击败，而陆克文领导的工党又在同年的澳大利亚大选中败于自由党手下，托尼·阿博特成为澳大利亚新总理。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参议员大卫‧约翰斯顿称，澳大利亚新政府会兼顾中澳关系和澳大利亚－美国关系，而不偏向任何一方。习近平在2014年11月访问澳大利亚，并向澳大利亚上、下议院议员演讲，赞扬澳大利亚的“创新和世界影响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也在同月17日签订了关于签订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向声明，并于2015年正式签订协议。
在中国有营商经验的前通讯部长麦肯·腾博在2015年9月成功借助党内投票迫使阿博特下台，并担任总理。虽然腾博曾经在上任之初批评北京在南沙群岛填海造陆，并认为这样做最终会适得其反，不过澳大利亚对此并没有一贯立场，而本身支持《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他在2016年4月首次访华，期间他与习近平和李克强会晤，出席“澳大利亚－中国周”活动，并签署关于体育和旅游的备忘录，放宽向中国公民的签证限制。

1911年前

虽然有史料记载早在18世纪50年代就有中国商人到达澳大利亚，但直到20世纪初中澳之间的双边贸易规模一直较小。澳大利亚的贸易关系大幅度倾向大英帝国，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与中国的贸易衹占了澳大利亚货物贸易的0.3%。当时，澳大利亚主要从中国进口茶叶及大米，同时也进口丝绸等奢侈品。中国则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矿物（银、金、铜以及生铅），同时也进口谷物。

1911年－1972年

20世纪上半叶，农作物开始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其中中国对澳大利亚的黄油（白脱油）和小麦的需求量增速较大。到了1917-18年时，澳大利亚每年出口950,825磅的黄油至中国。同时，澳大利亚对丝绸及其他制造品的需求也有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了澳中贸易。战后的数十年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后），羊毛成为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重要商品。中国在60年代经历饥荒，因此大量进口了澳大利亚小麦。但直到70年代初，中国在澳大利亚的货物贸易中仍衹占到1%。

197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大利亚在1972年建交时，双边贸易总额仅为7200万美元，不过到了1990年代，两国在自然资源开发、工业和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的合作有所增进，并使中澳两国的贸易总额在1999年超越60亿美元的水平。前澳大利亚总理麦肯·腾博本人在1994年就曾在中国投资，在河北蔡家营创办合资企业河北华澳矿业公司开发铅锌银矿，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家中外合作矿山企业。
在2003年，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出入境货品总值为135.6亿美元，较2002年上升30%；而在2009年，中澳的货物贸易额为780亿美元，澳大利亚当局更记录到中澳贸易出现了65亿美元的顺差。根据中国当局的统计，中澳两国在2010年的贸易额达到880.92亿美元。在2012年，中国大陆是澳大利亚第1大贸易伙伴，而澳大利亚则为中国大陆第8大贸易伙伴。
中国向澳大利亚出口的主要货物包括衣物、通讯器具及部件、电脑、玩具、儿童车和体育用品，而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货物则包括铁矿石、氧化铝、煤炭和羊毛。澳大利亚商人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有交通、食品、环保和法律咨询等，而中国商人在澳大利亚的投资项目就有服务业、房地产和进出口贸易等。近年，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帮助澳大利亚摆脱了2000年代后期环球金融危机后续的不利影响。

文化关系

据记载，中国人自1810年代起，便开始移居澳大利亚，在这些中国人当中，麦世英是第一个来到悉尼的华人。其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一带和新南威尔士州悉尼附近的金矿被人发现，掀起了一股淘金潮，故此有很多华人来到当地参与采矿的工作。在1857年，澳大利亚共有4万名华工，他们多数都是在矿场工作的。不过由于澳大利亚当局在1910年代实行白澳政策，于是澳大利亚就经常出现排华事件，令澳大利亚的华工数目锐减至几万人。及至197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废除白澳政策，这使不同地区的华人相继移居澳大利亚。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0年6月30日，澳大利亚共有约51万名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华人。澳大利亚的华人在当地设立了三个唐人街：悉尼唐人街、墨尔本唐人街和布里斯班唐人街。悉尼的市政府更会在春节期间举行贺岁活动。
另外，澳大利亚的前任总理陆克文是个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人，曾经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读中国语文及文化，亦曾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留学，其后他被澳大利亚政府派驻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工作，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自19世纪起就有澳大利亚人赴中国学习。梅辉立（William Mayers）在1859年赴中国学习，此后参与了中国引进第一条铁路和第一台蒸汽机车的谈判。2011年时，中国是澳大利亚学生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目的地，其中在短期留学目的地中排名第一，长期留学目的地中排名第七，实习目的地中排名第七。2014年时，有4,700名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大学学习。2015年，澳大利亚政府的“新科伦坡计划”规划派525名学生赴中国学习。
同时，中国人赴澳大利亚学习也有悠久历史。初期中国留学人数较少：1912年至1920年之间入境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学生总共衹有30名。1924入境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有300名，但大多是澳大利亚居民的儿女。澳大利亚在1986年开始接受中国学生参加“海外学生英语集训课程”赴澳大利亚高等院校留学。1987年时在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已达数千人。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澳大利亚政府对在澳大利亚的约20,000名中国留学生提供庇护。此后，澳大利亚成为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的最大市场之一。2011年初，在澳大利亚有126,000名中国留学生，占澳大利亚所有外国留学生中的26%。 随着中国在澳留学生增加，中国留学生与澳大利亚教师由于双方所持不同观点而引起的冲突也日益增加。澳大利亚悉尼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夏美林（Merriden Varrall）认为，中国留学生中有很多正把亲北京的立场带入教室，扼杀澳大利亚大学的辩论和开放性。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Julie Bishop）对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发出直言警告，敦促他们尊重澳大利亚的言论自由。据当地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利用在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团体监视当地中国留学生并挑战同中国政府看法不一致的学者。她说：“我们不愿意看到外国学生或者外国学者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
中国与位于澳大利亚重要城市的大学合作，设立孔子学院，以增进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文化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