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主義

理论来源

社团主义提出了一种阶级合作的形式来取代阶级斗争，最先是由罗马教皇良十三世在1891年所发布的新通谕（Rerum Novarum）所提出，这也影响了亲天主教的工会在20世纪初期的成立，以对抗传统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的工会。这个理论的基础是来自于中世纪传统的同业公会和以行会为主的经济，以及后来的工团主义。庇护十一世在1931年发布的四十年通谕也促长了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早期的重要理论家之一亚当·穆勒是奥地利贵族梅特涅的顾问。他提出了一个宣称能同时矫正两种“危险”的意识形态—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主义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解决路线。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统治者通常都不会允许无限制的资本主义，而是会延续封建制度和贵族政治的传统，由国家授与富裕阶级和贵族阶级经济的特权。
意大利在法西斯党的统治下，公司所有人、员工、贸易人士、职业人士和其他经济的阶级都被组织为22个行会，称之为“社团”，而这些社团会分配到一些在立法机构的代表权。
类似的理论也在欧洲其他国家散布。举例而言，奥地利在恩格尔伯特·多尔夫斯的统治下，便建立了一套仿照意大利的宪法制度。某些保守主义的哲学家或经济学家也曾支持社团国家。在葡萄牙也发展出了类似的理论，不过是根基于彻底的个人伦理复兴，在萨拉查的领导下开始转向社团主义。萨拉查在1933年写下了葡萄牙的新宪法，这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份根基于社团主义的宪法。

新社团主义

近年来，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出版品上，对于社团主义（或新社团主义）一词的使用则开始减少负面的涵义。在一些学者的著作里，“新社团主义”指的是一种社会机制，由工会、私营部分（资本）、和政府所进行的三方的协议所主导。这样的协议是为了更“公平的”划分经济生产的利润给予社会上的成员，并且在经济的衰退期或通货膨胀的时期施加工资的限制。
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新社团主义机制只有在劳工们被高度组织、同时各种工会都依照等级制度被合并为单一的工会联盟时才有可能实现。由这样统一的工会来代表所有的劳工与资方谈判，并抱持强烈动机替劳工争取更高的工资，以免工资过低的情况出现。许多小规模而开放的欧洲经济体系如瑞典、奥地利、挪威、爱尔兰和荷兰都可以被分类到这个范畴内。在一些学者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的著作里，新社团主义的机制使得小规模的开放经济能有效地应对他们与全球的经济联系。这种调整透过谈判的过程对贸易产生冲击，借此更为“公平的”分配贸易的结果给每个社会参与者。
现代的新社团主义的例子包括了国际劳工组织的会议，或是欧盟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集体协议机制—荷兰所建立的波德模式（polder model）的共识制度，或者是爱尔兰的社群伙伴关系（Social Partnership）制度。在澳大利亚，1983年至1996年间的工党政府设立了一连串被称为The Accord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下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Australian Council of Trade Unions）同意不再要求增加工资，而补偿则是由基廷政府展开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在新加坡，国家工资委员会和其他由国家建立的组织实体建立了一个三边的协议机制，由主要的工会（全国职工总会）、雇主、和协调国家经济的政府三者所组成。在意大利，1993年上台的卡洛·阿泽利奥·钱皮政府建立一个名为concertazione的和平协议政策，透过政府、三个主要的工会、和雇主的联盟进行三方的薪资谈判。在这之前，有关薪资的争议往往是由罢工行动取得胜利而调高薪资告终。在2001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政府终结了concertazione政策。
大多数理论家都同意目前传统的新社团主义正面临危机。在许多典型的社团主义国家，传统的协议机制都遭受威胁。这些危机时常被认为是由全球化所造成的，因为全球化引发了劳工的流动性，并带来了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威胁。不过，这种主张也存在争议，因为一些国家如新加坡依然维持大量的新社团主义架构。

国家社团主义

原始的社团主义和其理论继承者新社团主义（以及它们的批评者）都强调社团组织在影响政府决策上扮演的角色。不过社团主义一词也常用于对独裁国家的研究上，尤其是在东亚的研究上，社团主义一词被用以称呼那些由国家授与官方特权的组织，以此来限制政治过程上的公共参与，并限制公民社会的力量。
在这样的制度下，如同Jonathan Unger和Anita Chan在他们的论文“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所述及的：
在全国性的层次上，国家会承认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的特定组织（比如：一个全国性劳工工会、一个商业联合会、一个农夫协会）单独作为某个利益如个人、企业、或机构的代表。国家决定哪个组织会被承认为合法的，并以这样的组织来组成一种不平等的合作关系。这样的组织有时甚至会进入政策决策的阶段，并时常代表政府进行国家政策。
借由设立自身为判定合法标准的唯一裁判者，并分派单独一个组织以负责一个特定的选举区，国家便能大幅缩小他们在政策上所面临的挑战者数量，而且甚至能借由这些管制来指派挑战者（如上述的工会）的领导人。这些机制并非只限于如公司和工会的经济组织，也包含了社会或信仰的团体。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国家能借此主动地干预阿訇的指派，并控制其神学院的教育内容，因为这些都必须经由国家的认可才能运作，而且还包含了所谓的“爱国再教育”课程。另一个例子则是日本，主要的产业和其企业集团、以及他们的附属产业都被日本政府的通商产业省所操纵，宣称将以此最大化战后的经济成长。

社团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一些人认为法西斯主义里也有等同的社团权力和影响。通常他们会引述一句据称是墨索里尼说过的话：“法西斯主义应该被称为社团主义更为正确，因为它结合了国家和社团的权力。”然而这句话却无法追溯其来源，而且非常可能只是一个网络骗局。不过，这句话已经广为流传进入现代的论述，而且还在上千个网站和书籍出现，甚至还在一个刊登于华盛顿邮报的阴谋论广告上出现。这些谣传中的墨索里尼引言实际上却与墨索里尼在有关社团主义和法西斯国家上的著作理论完全矛盾。
在一篇1935年墨索里尼的著作的翻译里，他使用了“社团国家”一词，但他所要表达的却与现代所指的商业公司并不相同，“法西斯主义的社团国家”指的是工团主义的社团主义。有些人主张谣传中的引言实际上是概述了墨索里尼的行径，而非他说过的话。不过许多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则反对这种主张。
在意大利和德国等法西斯国家有关的议题上，对于法西斯体制内究竟“是谁控制了谁”一直是长期争论的话题。一般都同意军队、富裕阶级、和大公司在社团国家的决策上拥有比其他阶层更多的权力。但在法西斯政党/领导人与军队、富裕阶级、和大公司之间也存在权力斗争。学者们也常使用“墨索里尼的社团国家”一词。
在美国，代表许多不同领域的公司都采取了试图影响立法的游说行为。不过这种游说行为在许多非商业的团体如工会、成员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等也相当常见。即使这些团体在立法机构里并没有任何的议席，他们仍然对于立法代表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批评

社团主义或新社团主义时常被用作贬抑的称呼，以形容它们在政治上以公司企业的利益来影响立法和行政的主张。其他形式的社团（如工会）影响则比较少被提及。在这个观点上，社团主义政府的决策通常被视为是会增长商业公司的利益。
社团主义也被某些人用作称呼由公司支配的全球化。这些人认为这一词也包含了大规模的、跨国的公司，能够自由地在全世界运作生意，只需应对各地公司的状况，而无须注意公共的需求，这些跨国公司也提倡一些将会阻止个别国家干预公司行动的法令和条约，并使公司能控诉那些实行过度管制政策的国家—例如环境保护管制等。
资本主义的批评者经常主张，资本主义的形式最终会转化为社团主义，因为财富最终将逐渐集中于少数人手上。

自由市场的批评者

自由市场的理论家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社团主义是与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形式完全不容的。在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里，国家只能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在经济里所扮演的角色仅限于保卫自由市场能够自由的运作。在这样的观点下，社团主义就如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般，是和资本主义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其他一些批评者则认为这种社团主义的机制排除了某些群体—尤其是失业者，也因此应该替高失业率负责。
在美国，一些人认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是朝向社团主义国家的政策。这些批评者，尤其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新政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而广泛的社团主义试验。好几个新政的政策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违宪。一些人认为后来美国政府的计划也代表了国家进一步的社团主义行动。也因此，社团主义有时也被称为经济法西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