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

上古先秦时期

旧石器时代的粗石器，已能磨光雕琢、钻孔，符合对称、均衡等形式美法则，初具节奏和线条的韵律美。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可以找到中国美术的早期形式，这种形式一直延续直公元前6世纪。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有玉雕的龙形及其他佩饰作品出土，从半坡遗址中可以发现，仰韶时期已经有陶艺存在。早期的陶瓷制品没有画上去的图案，但是有滚花。有很多画有以对称形式展开的鱼或者人的面部的图案。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从几何纹饰进展到动植物纹样，其中以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样最为丰富生动。除彩陶之外，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人像、动物陶塑也同时出现。
商、周和春秋时期以富有想象力和装饰性的青铜器作为这一时期美术成就的标志。中国目前已经发现最早的绘画为长沙楚墓出土的帛画《龙凤仕女图》以及战国时期的《御龙图》。
战国、秦汉，以秦始皇陵兵马俑和霍去病墓石刻为代表，雕塑艺术成就卓著。绘画品类繁多，帛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异彩纷呈。篆隶形成中国书法艺术。

汉代

汉时画迹今已几乎无存，最完整的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描绘了墓主人的地上和地下生活。山东肥城孝堂祠、嘉祥武梁祠石刻尚存，可窥见该画师古拙有力的绘画风格特征。
西汉统治者也同样重视可以为其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服务的绘画，在西汉的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绘画变成了褒奖功臣的有效方式，宫殿壁画建树非凡。东汉的皇帝们同样为了巩固天下，控制人心，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祥瑞图像及标榜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成为画家的普遍创作题材。汉代厚葬习俗，使得我们今天可以从陆续发现的壁画墓、画像石及画像砖墓中见到当时绘画的遗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公元1世纪进入中国。到8世纪，它在艺术领域已经展现了卓著的效应，尤其在大型宗教塑像方面。
魏晋、南北朝，佛教艺术勃兴，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相继开凿，大量的壁画和泥塑，在描绘宗教内容的同时，反映着现实的生活；除民间画工外，士林画家大量涌现。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现存摹本）是早期人物画的代表作，该画用笔如春蚕吐丝，紧劲连绵，形神兼备，格调古逸，内容是宣传封建女性的德行修养。中国传统人物画注重“成教化，助人伦”的教育功能，由此可见一斑。著名代表人物有三国吴人曹不兴

隋唐

隋唐则“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艺，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尤以绘画、雕塑成就辉煌。就绘画而言，唐代周昉、张萱的仕女画标志着人物画的进一步完善。山水画已摆脱了作为人物画背景的附属地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泼墨山水，已经形成了中国画山水画的北派和南派的雏形。唐代薛稷的鹤，边鸾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也说明花鸟画已开始兴起。隋唐雕塑最引人注目的当推陵墓雕刻。昭陵石刻中那组以描绘李世民生前所骑六匹战马的浮雕像（习称“昭陵六骏”）雕工精细，形体准确，造型生动，是中国雕塑史上的杰作。

五代至两宋

五代、两宋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鼎盛期。随着画院的设立，宫廷绘画呈现兴旺活跃的景象，后世文人画通常将绘画传统回溯至此时。新的绘画内容如民俗画也开始出现，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式构图，生动地描绘汴京（今开封）的繁华景象，如实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这一时期山水画最后人着墨最多的部分，五代时生活在中原的荆浩、关仝，活动于江南的董源、巨然，分别以不同的笔墨技法描绘不同地域的山川景象，画风各异，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北宋李成的平远画风，范宽的崇山峻岭，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的巨嶂高壁，惠崇、赵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戏，使北宋山水画呈现高度成熟的状态。到了南宋，大山堂堂的绘画风格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留白的绘画方式，李唐继承前朝，但开展出了独特的斧劈皴技巧来画山石，后来的院画家如马远、夏圭基本上追随李唐的风格，然而在画面上注重剪裁、大片留白渲染，呈现空气感，被称作是诗意山水，一变为纤巧，反映了山水画的不断变革和发展。
花鸟画也有着长足的进步。五代时徐熙的汀花野竹，黄筌的奇花异鸟分别具有野逸和富贵两种不同的风格。到了北宋，花鸟画从对称的装饰性转变为写实生动，强调拟真，赵昌的折枝花卉，易元吉的猿猴，崔白的败荷凫雁可以看作是北宋早中期的代表。到了赵佶主政，刻意经营画院，仿效科举考试纳才，增加画院的待遇，让徽宗朝成为宋代绘画的高峰，其院体花鸟画，强调精细写实，栩栩如生。南宋梁楷、法常的花鸟画已水墨写意之先河，文同的墨竹可说是最早没骨花鸟的杰作。
陶瓷方面，宋代亦到高峰。此时的单色瓷工艺到达极致，北宋末期所烧制的汝窑是迄今认为单色瓷发展的极致，色泽温润，有珠玉光泽，以枝钉满釉烧造，工艺技术高超，今日传世品稀少，不足一百件。其他如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建窑都有非常高度的发展，并有大量外销，影响周边东亚等地。南宋官窑则被认为是继承汝窑，供给宫廷使用的高级瓷器，龙泉窑与景德镇此时也有大量生产，供应外销，近年考古发现的海底沉船可为佐证。

辽金西夏

辽、金、西夏是中国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控制华北自10世纪到13世纪，直到忽必烈统一中国为止。传统中国史学以宋代为正统，对北方政权并不在意，然而他们对中国绘画史的影响力，应该要加以重视并深入研究。
辽代起于唐末混乱，五代十国之际，与后来的北宋分庭抗礼。在艺术表现上，传世的艺术品不多。然而透过近年不断出土的重要墓葬，如辽庆陵、陈国公主墓、叶茂台辽墓等，帮助我们对辽代美术有更多了解。辽代美术在某种程度上，比宋代美术更多的继承唐代美术的风格，兼具契丹北方古朴浑厚的气质。
金代辽而起，灭北宋之后，与南宋南北对峙。由于金代接收北宋首都汴京，并改为南京，可以推测大量北宋内府收藏进入金的宫廷，大幅提高金代皇室的文化与艺术素养。最为著名的皇帝为金章宗，不仅其书法刻意模仿宋徽宗的瘦金体，甚至学习宣和年间的内府收藏机制，其收藏印是后代鉴别古画的一个重要的根据。
金代画家于中国绘画史常被人忽略，但欧美学者很早就发现，古代书画中许多佚名的宋代山水作品，可能是金人所作。而如今存有名字的画家，如武元直、李山、王庭筠等，其山水竹石画作，比起同时南宋院画家的作品，似乎更显出“文人”的品味。

元代

元代未逾百年，然在中国绘画发展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山水画方面，由于蒙古朝廷轻视汉人，多所贬抑，汉人知识分子有不愿出仕异族朝廷者，多避居山林，与友朋往来，其中不乏有以书画交谊。此时的绘画脱离了宫廷气氛，文人画获得了突出的发展。文人画多取材山水、花鸟，借以抒发“性灵”和个人抱负。画家标举士气，崇尚品藻，讲究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并开启重视诗、书修养的文人条件。此类画家以“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为代表，并开启后来中国山水画主流。
入仕元朝的画家也对中国绘画有重要影响。如赵宋后嗣的赵孟𫖯，官拜刑部尚书的高克恭，以及如朱德润、柯九思、任仁发、唐棣等。赵孟𫖯提倡复古，主张青绿设色和古朴的山水构图，著名的作品如《鹊华秋色图》可为代表。而由于道教艺术在元代颇为活跃，多有壁画及外销画作流传，《永乐宫壁画》是此类绘画的代表作。
元代是景德镇真正驰名的时期，最著名的瓷器即为青花瓷和釉里红。此时的瓷器外销极为畅行，所以有研究认为青花的纹样是伊斯兰教客户的要求而出现。龙泉窑的青瓷也非常著名，外销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数量甚多，亦大量外销到东南亚一带。

明代

明代初期，宫廷画家师承南宋院体风格，称之为“浙派”（代表画家为戴进和吴伟），虽然被晚明董其昌等人贬低，但是影响范围广及日本朝鲜等地，并一直透过民间画师的传承下来，今日台湾地区庙宇壁画仍是浙派的延续。
另一方面，文人官僚以元四大家为学习对象，出现后来成为文人画传统的“吴派”（代表画家是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与浙派为明代画坛的两大主要派别。由于晚明崇尚吴派而贬低浙派，致使吴派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成为山水画的主流，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甚至国民政府迁台初的绘画教育，依然以吴派绘画为主。
此外，陈淳、徐渭的大写意花鸟，创泼辣豪纵一格，给中国传统绘画带来了新的活力。陈洪绶和崔子忠是明末有名的人物画家，号称“南陈北崔”。前者作品，形象夸张甚至变形，格调高古，对版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一画风，后世学者常称为变形主义。

清代

清代延续晚明以来尊崇吴派的传统，出现所谓四王，称其画风为“正统画派”。然而民间出现一种崭新的画风，构图大胆，别开生面，以前朝遗民八大山人及石涛最为人所知。清代中叶江南地区富裕，扬州一带出现以卖画为生计的文人画家，书画均不落俗套，奇特新颖，后来学者将其中重要的八位称之为扬州八怪。
清代有不少西洋画师来华，著名的有乾隆时期的意大利藉宫廷画师郎士宁。中国当时唯一对外的口岸广州，出现专门替欧洲商人以西洋油画作画的画家。晚清上海辟作通商口岸，由于地处辐辏，成为重要港口，也带动了油画的发展。
清末上海取代扬州为商业中心，职业画家也从扬州转移到上海，出现了上海海派风格，可谓中国传统绘画的最后一脉。民初高剑父兄弟吸收日本画的西洋式画风，开创出岭南画派。两者均代表了中西结合的新画风，为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清代民间美术的兴隆值得称道。木版年画这一传统民间美术品种在清代获得了前所末有的发展。其制作地区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镇乡村，并形成了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潍县杨家埠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画。与此同时，南京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美术高等教育院校。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的中国美术又随着时代的骤变而发展。

民国以后

民国美术大体延续清末发展，但是西化潮流因为政治变动而加速，中国开始有画家留学西方，与欧洲绘画直接接触，如李铁夫、颜文梁、徐悲鸿、林风眠、吴大羽、方干民等人。新式绘画学校的建立也带动中国绘画西化的发展。相较之下，传统中国绘画则因为知识分子的抨击而趋于衰微，如康有为对中国绘画的强烈批评。1931年鲁迅在上海倡导发起了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新兴木刻从诞生那天起，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连。他是中国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统区美术的主力军。当时的版画是以艺术家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出现，以艺术作为战斗武器，在思想教育战线上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由于鲁迅的倡导，进步的艺术青年拿起了木刻刀，组织起木刻团体，1931年初春被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开除和退学的“一八艺社”社员张眺(耶林)、于海(于寄愚)、陈卓坤(陈广)、陈耀唐(陈铁耕)等联合上海的周熙(江丰)等人在上海成立一八艺社研究所。6月，在虹口每日新闻社楼上举行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展品180幅，其中有油画、雕塑、图案及木刻。这是新兴木刻版画首次在展览会上展出，并出版了画册，鲁迅为之作序。
从此在鲁迅的领导下，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国统区（白区）新兴木刻版画代表人物有：胡一川、陈铁耕、陈烟桥、沃渣、马达，黄新波，李桦，杨可扬，江丰，王琦，黄永玉，郑野夫，朱宣咸，汪刃锋，王麦秆，邵克萍，钟步青，苗勃然，陈铁耕，力扬，荒烟，王树艺，余白墅，陈珂田，徐甫堡等。后来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似星星之火燎原了整个中国大地，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红区）新兴木刻版画也蓬勃发展了起来，代表人物有：古元，力群，马达，彦涵，石鲁，夏风，李少言等等。许多进步美术家在当时在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揭露社会黑暗，反对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的文章和美术作品。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满。40年代后期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国民党的统治也日趋专制化。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社并逮捕《观察》进步人士，这就是近代史上被称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最后的绝唱” 的“《观察》事件”。
此后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先生亲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响力给当局施压。并于次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的数位《观察》进步人士出狱。1949年5月29日刘开渠、杨可扬、张乐平、（郑）野夫、庞薰琹、朱宣咸、温肇桐、陈烟桥、邵克萍、赵延年等国统区美术先驱代表上海美术界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统区美术和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不过，相较于欧洲已经开始从印象派之后新一波的绘画革命，中国对于西洋绘画的理解仍强调古典写实的训练。此种训练在中共建国后由学习苏联的社会写实主义所继承。另一方面，透过共产党引入的木刻版画，也是民国之后所出现的新风格，同样影响了中共建国之后的美术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此两种绘画风格主导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当代艺术才大量进入中国，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1949年后由国民党统治的台澎金马，艺术发展附属在教育体制之下，直到1955年才有专门培养艺术人才的国立艺术学校。但在同一时期，以李仲生为首的一群大陆来台画家，成立东方画会，试图将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称作现代中国绘画，稍晚五月画会也有类似的举措。然而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会员国及常任理事国的席次，引起台湾社会极大的波动，关怀台湾本土的文学乡土主义开始盛行，影响到美术发展。当时如席德进描写台湾乡间风景，并关注台湾传统建筑民居，开启台湾古迹保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