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培

早年生涯

布培1946年8月15日生于英国布里斯托，父母分别名阿尔弗雷德·波普（Alfred Pope）和路易丝·韦德（Louis Wade）。他在家中年纪最小，有两名胞姊，分别名安妮·波普（Ann Pope）和让·波普（Jean Pope）。他早年在英国接受教育，并取得测量师资格。

港府生涯

1970年2月，时年24岁的布培前往香港，获香港政府聘任为工务司署地政测量处产业测量师，随后获擢升为高级产业测量师。1982年4月，工务司署分拆成为建筑拓展署、工程拓展署、新界拓展署、水务署和新设的地政署，而布培则过渡到地政署，并在同年9月升任地政署政府地政监督。1986年4月，港府再行改组工程部门，把建筑拓展署予以裁撤，原属于建筑拓展署辖下的建筑物条例执行处则与地政署合并成为屋宇地政署，至于原建筑拓展署辖下的另一部门建筑设计处获分拆为独立的建筑署。屋宇地政署成立后，布培继续在该署出任政府地政监督，同年起署任屋宇地政署首席政府地政监督。1987年6月，他正式晋升为首席政府地政监督，并于1989年5月4日奉委官守太平绅士。
在首席地政监督任内，布培历仕周湛燊、伊信和陈达文三任屋宇地政署署长，协助署长统筹全港的地政和卖地事宜，当时中国北京虽然在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一度对香港地产业构成打击，但香港的整体物业需求和价格在事件过后很快便继续稳步上扬。为了稳定物业市场价格和为物业市场降温，布培主要采用增加土地供应的方法，从而满足市场对住宅楼宇和其他工商业楼宇的需求。当中，港府在每一年继续向地产发展商推出多幅土地作公开拍卖，尽管1989年至1990年度的卖地收益受到六四事件拖累，由前一个年度的130亿港元急趺至78亿港元，并在1990年至1991年度进一步降至49亿港元，但发展商很快就对物业市场重拾信心，在往后两个年度，港府的卖地收益更分别升至145亿和150亿港元。同时间，布培检视港府计划于中环、湾仔、西九龙和红磡的填海工程和将军澳新市镇的发展，认为日后来自有关填海项目和将军澳的新增土地，将能够满足长远的市场需求。
布培任内也曾多次署任屋宇地政署署长，其间为部门处理过一些富争议性的事件。1989年11月，核数署发表调查报告书，批评屋宇地政署估价过低，导致港府以远低于市值水平的价格售出大潭豪宅阳明山庄160个住宅单位，引来舆论批评。报告书中披露，阳明山庄原本由港府与承建商侨福企业合资兴建，并规定屋苑其中160个住宅单位落成后由港府拥有，用作高级公务员宿舍；但是后来屋苑工程延误，导致港府改变初衷，并由屋宇地政署估值下，在1988年4月把160个尚未落成的住宅单位作价5.1亿港元回售予侨福企业。然而，差饷物业估价署其后的估价认为，港府售出的160个住宅单位市值应达5.5亿港元，其间更有其他发展商与港府接洽，表示愿意作价6亿港元购入单位，意味屋宇地政署的估值导致港府在成交中赚少了9,000万港元。此外，港府不久以后却又动用5.5亿港元，重新买入阳明山庄部分同类单位用作高级公务员宿舍，结果买入的部分单位售价，更是较当初回售予承建商的价格高出八成。
核数报告书发表后的同一月，布培以署理屋宇地政署署长的身份出席立法局政府账目委员会公开聆讯，受到多名议员提出质询。布培回应时解释，由于事件涉及160个单位，属于大额成交，脱手困难，而且有关单位原本计划作高级公务员宿舍，造工和质料一般较差，再加上当时物业市场波幅较大，所以屋宇地政署估价时难免有所偏差，估价低于市值价格，也是无可避免的正确结果。布培又指出，差饷物业估价署只是根据已落成楼宇的市值作出估价，并不像屋宇地政署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屋宇地政署也无需就估价事宜征询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意见。布培在公开聆讯中虽然语调保持平和，但却与多名参与聆讯的立法局议员争持不下，其中一名议员张鉴泉甚至向布培作出猛烈批评，表示“我并非挑战你的决定权力，我只是怀疑你的智慧”。
作为产业测量师，布培除了港府的工作，还一直活跃于香港的测量业界团体。他不单只是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资深会员，而且也在1986年至1987年当选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香港分会主席。1984年，布培又跟一班香港测量师参与创立香港测量师学会，成为该会创会会员，其后进一步当选为该会的资深会员。

卖地事务

1993年8月，屋宇地政署署长陈达文展开退休前休假，同时港府决定把屋宇地政署分家为屋宇署和地政总署，结果布培获委任为署理地政总署署长，随后于翌年2月正式出任地政总署署长，成为首位担任署长的产业测量师。在地政总署署长任内，布培身兼多项公职，当中包括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土地发展公司管理局当然成员（2001年重组为市区重建局后继续出任董事会当然成员）、香港房屋协会执行委员会当然委员和香港房屋委员会九龙城寨清拆事宜特别委员会委员（其后改任候补委员）等。1994年3月，布培还接替退休的末任注册总署署长纪礼逊出任中英土地委员会英方委员，直到1997年7月香港主权移交为止。另外，由1995年起，他根据立法局通过的《土地测量条例》，以地政总署署长身份兼任土地测量监督，1997年起又进一步兼任房屋委员会委员。
布培在地政总署署长任内经历香港物业市场的高低跌宕，随着香港踏入1997年主权移交前的最后数年，市场上普遍憧憬香港主权将会顺利由英国移交中国，并相信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后，将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再加上期间不少海外资金涌入，结果造成了主权移交前数年香港的股市和物业市场交投屡创新高，形成泡沫。受到物业市场持续出现供不应求的影响，港府在主权移交前数年的卖地收益持续录得增长，更由1993年至1994年度的165亿港元，增加至1997年至1998年度的高峰322亿港元。然而，1997年7月，受到泰铢急跌拖累和海外投资者狙击下，亚洲股市崩盘，触发亚洲金融风暴，一时间扭转了香港主权移交前一遍繁荣的景象。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香港恒生指数由1997年8月7日最高位16,673点急跌，到同年10月28日跌破10,000点，一直到1998年8月13日跌至最低的6,660点。香港股市崩盘和当时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上任后在1997年提出的“八万五”政策，也连带造成物业市场震荡，一年之间，香港整体物业价格大跌七成，超过10万名业主沦为“负资产”；同时间，物业市场交投冷清，当中整体楼宇买卖合约宗数由1997年7月的22,699宗，跌至1998年2月最低点的4,647宗；而整体楼宇买卖合约价值，也由1997年7月的高峰1,155亿港元，急跌至1998年9月的134亿，到2000年6月进一步跌至只有117亿。面对严峻的物业市场环境，布培在1998年3月公布改变卖地策略，当中包括押后部分土地的拍卖、缩减部分拍卖土地的面积、以及改以招标形式出售土地。在新的卖地计划下，港府计划由1998年至1999年度起两个年度内，只会推出94幅占157公顷的土地拍卖，少于原先计划的106幅占166公顷的土地。
尽管布培和地政总署一方一直强调港府不会暂停卖地，但结果是，布培公布新的卖地计划后短短三个月，董建华却于1998年6月突然宣布即时暂停卖地。地政总署到董建华宣布暂停卖地前数天仍然否认有关说法，被指该署与港府内部决策最高层缺乏有效沟通。到1999年2月，布培宣布基于暂停卖地造成港府财政收入急跌，决定由3月起重新拍卖地土，结束为期九个月的暂停卖地。此外，布培又根据行政会议的决定引入“勾地表”制度，在惯常土地公开拍卖机制以外，增设一份土地储备表，有意购买土地储备表内土地的人士和财团可向港府提出“勾地”，如报出的底价符合政府要求，便可“勾出”作公开拍卖。“勾地表”制度运行14年，助长了物业价格上升，到2013年2月才告取消。在上述的背景下，港府在主权移交后每年的卖地收益都不如1997年以前，当中1998年至1999年度的卖地收益只有101亿港元，随后两个年度也分别只有114亿和146亿港元。

地政事务

布培在地政总署署长任内处理过不少涉及地政和土地发展的争议。1994年5月，核数署发表新一份调查报告书，批评当时的屋宇地政署在1989年向中标的和记黄埔批出中环花园道一幅商业楼宇用地时，未有察觉由署方草拟的《卖地特别条件》存有漏洞，结果导致有关土地积建出一幢楼高31层的商业大厦（即科达中心），远高于港府原本拟订建筑物只有六至七层高的规划意向。事后布培代表地政总署接受检讨，承诺日后草拟《卖地特别条件》的时候，须订明港府的规划意向，以确保发展商遵行。
1996年，布培协助促成港督会同行政局批出中环花园道前希尔顿酒店旁边的土地予香港地产巨擘李嘉诚旗下的长江集团兴建长江集团中心。希尔顿酒店原本由长实旗下的和黄拥有，重建计划于1994年提出，酒店旋于翌年拆卸。至于前希尔顿酒店旁边的土地原本建有由港府拥有的拱北行，内有公众停车场、邮政局、政府办公室和公厕。当时布培委托两名外间独立估价员负责就希尔顿酒店旁边的土地作出估值，最终决定作价30.03亿港元把土地售予长实，作为日后长江集团中心的一部分。港府售出有关土地时还规定日后长实一方须要在新的物业发展范围内提供一家新的邮政局、公厕、设有800个车位的公众停车场和最少5,200平方米公共空间，而有关要求已反映于30.03亿港元的估价内。批出地契后，楼高超过60层的长江集团中心随后于1999年正式落成启用。
2001年，富商龚如心旗下的华懋集团向港府兴讼，不满港府以荃湾如心广场工程延误为理由，向华懋一方罚款和索取补地价逾5.5亿港元。案件在高等法院审理期间，华懋一方指出任职测量师、且在1997年主权移交后加入特区政府行政会议的梁振英曾经向华懋提供协助，并声称促成港府同意就如心广场工程延误一事豁免向华懋处以罚款和索取补地价。不过，其后前规划环境地政司梁宝荣出庭作证时，断然否认任内曾就有关问题与梁振英达成任何豁免协议，而布培应港府要求出庭作供时也指出，未曾听闻港府与梁振英达成任何华懋一方声称的协议。最终高院在2002年3月裁定华懋一方败诉，主审法官麦卓智更在判词中批评梁振英作供时一度指与港府就豁免一事达成“协议”，但后来却改口说对港府的回应“有此印象及理解”，质疑梁振英的说法前后矛盾，未能令人信服。

两度续任

有别于一般公务员，布培由1970年加入港府以来，一直都是以合约形式聘任，到1993年上任地政总署的时候，也仍然是以三年合约制形式受聘。1996年，随着他的合约届满，港府未有直接跟他自动续约，反而决定就地政总署署长一职作公开招聘。在该次公开招聘中，应征者除了包括布培本人外，还有仅次于布培的地政总署首席政府地政监督毛灿明和地政总署首席律师宝礼角逐。由于新的三年期合约将会横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因此舆论也关注到本身是外籍人士的布培能否顺利过渡。最终经港府遴选后，布培成功取得合约，续任三年。到1999年，鉴于布培的合约再度届满，港府再就地政总署署长一职展开公开招聘，而布培经港府遴选后，再度得以顺利续约三年。
2002年5月，在港府服务满32年、时年55岁的布培正式约满退休，结束地政总署署长前后九年的任期，而署长一职则由港府派出政务官刘励超出任，自此以后，历任地政总署署长都是由政务官担任。布培在任地政总署署长九年，任内总计售出2,400公顷土地，为港府带来4,400亿港元收益。他在退休前夕预期未来五年香港的物业市场将会稳定发展，而市场也将继续有充足的住宅单位供应；但事实上，香港的物业市场很快就因为2003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疫潮，进一步拖垮物业市场；而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在2002年11月推出旨在稳定物业市场的“孙九招”，其中暂停卖地三年、暂停“勾地”一年和即时结束居者有其屋计划等措施，却又长远造成2000年代末期香港出现住宅物业供应短缺、楼价急升和地产霸权等问题。
布培担任地政总署署长期间作风开放亲民，经常举行记者会交代地政总署的政策，与传媒关系友好。又因为他的英文姓氏“Pope”与教皇同义，因此他在地政总署也有“教皇”的中文绰号。为肯定他多年来在港府工作的表现，他在1997年6月香港主权移交前夕最后一份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当中，获英廷颁授OBE勋衔；2002年5月退休后，还获得特区政府于同年7月颁授银紫荆星章。

晚年生涯

布培退休后与家人移民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但仍时常往返香港，起初在香港加入由好友开办的英福电讯（INFA）担任顾问。根据港府政策，布培退休后一年内不可从事其退休前职务相关的私人市场工作，以避免利益冲突和延后利益，但随着有关期限届满，他曾与友人在香港合办一家小型的物业顾问公司，主要向数名客户提供意见，2005年10月起进一步获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旗下的泓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一直到逝世为止。
2011年3月6日，布培因癌症病逝于塞浦路斯，终年仅64岁，身后遗体葬于当地。同年5月30日，香港九龙窝打老道的基督堂为布培举行追思会，香港测量业界和不少曾与布培共事的地政总署同僚均有出席，以示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