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變

中国排日运动

“一二八”事变爆发有着深刻政治背景。其远因为九一八事变，国民哀东北之沦亡，起而杯葛，以经济绝交促日本军阀之觉悟。上海为中国之最大商埠，中国经济之重心地，杯葛运动一足以号召全国，再则足以制日本人民之死命。故日本人处心积虑，欲谋取缔中国排日运动。近因完全为日本军阀蚕吞中国之动作。日僧事件及抵制日货运动不过如中村失踪及南满铁路被毁，为其同一自然之导火线。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迫害华侨，中国民众对此不胜愤慨。7月13日，上海各界群众召开反日援侨大会，成立反日援侨委员会，揭开上海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开展抗日运动，沉重打击日本在上海之贸易。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进口总额29%来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中国沿海和长江一带日本航运业遭到很大打击，其中“日清轮船公司”轮船全部停航。上海日本商人从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损失总额据说高达41,204,000日元。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就中国中部及南部“排日运动”商讨对策。会议“结果决定由外务省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硬之警告，至派舰问题，由外相与海相主持之”。

策应东北独立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国际联盟理事会作出三次决议，要求日本撤军，绝大多数会员国对中国表示同情。美国不是国联成员，但当日本侵占锦州后，国务卿史汀生发表“不承认主义”照会，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引起日本政府和军部不安，因此急欲在中国其他地方制造事端，以便转移国际社会关注其侵略中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以何种形式来统治，是日本必须立即决定之问题。
1931年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确定建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受日本操纵之新政权。根据方案，关东军准备将溥仪挟持到东北，在东北各省拼凑政权，阴谋在上海挑起事端。上海是西方列强在华投资集中、商业利益丰厚之地。列强经济、政治关系复杂，上海若有战事，将引起国际关注，特别是与上海关系密切之国际大国，如英、美、法等必将介入。届时日本就可以乘国际视线转向上海之机，在中国东北能顺利侵略，扶持傀儡政权。10月1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辅助官兼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应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电召，前往沈阳。板垣告诉田中：“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要占领哈尔滨，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来。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我要请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田中保证完成任务，并说他“正在训练一个极好的间谍，能在上海收买中国的闹事者，来发动这场假战争”。田中所说之间谍就是川岛芳子板垣从关东军特务经费中提取20,000日元交给田中使用。由天皇裕仁文官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牧野伸显等人组成“十一人俱乐部”也参与策划“一二八”事变。该组织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征服前，需要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便应付国内外许多问题。在此期间，日本需要在上海制造一场“假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近卫在“十一人俱乐部”会议上通报说：“关东军准备在上海搞一个转移视线的行动，这样可给国联一个满足它要促成和平的愿望的机会，从而‘给国联留些面子’。”
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就中国中部及南部“排日运动”商讨对策。会议“结果决定由外务省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硬之警告，至派舰问题，由外相与海相主持之”
国联决定组成调查团派往中国和日本作实地调查。1932年1月，调查团正式成立。日本乃计划在国联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前，扶持“满洲国”成立，迫使国联承认既成事实。1月4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同幕僚拟订具体方案，决定派板垣回国汇报。该方案决定，“满洲国”最迟在3月下旬，即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之前成立。板垣得到天皇裕仁破格接见，并留在东京协助制订“假战争”作战计划。与此同时，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根据参谋本部意图，共同制定与关东军方案基本一致之《中国问题处理纲要》，其中规定东北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国家”，其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受日本控制，由日本人参该“国家”中央和地方行政。1月10日，板垣和参谋本部安排好准备发动“假战争”。他在东京致电在上海之田中：“‘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上海。”田中接电后，将20,000日元特务经费交给川岛芳子。1月13日，板垣携带《中国问题处理纲要》返回沈阳。于是，关东军加紧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活动。

日僧事件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等5人，于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之三友实业社，与2名日本僧人与3名信徒冲突。日本日莲宗僧侣2名和信徒3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化缘，敲鼓念经，厂内义勇军数十人上前拦截盘查，结果僧侣水上秀雄被人打死，天崎等2人重伤；日本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解散反日组织。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华人工厂之纠察队所为。
1月20日凌晨2时，青年同志会成员前往三友实业社放火，引发混战。凌晨2时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指使下，指挥上海“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32名暴徒，携带枪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潜赴三友实业社工厂。日人纠众放火焚烧三友实业社工厂。田中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起冲突”。下午，日侨又开会，在北四川路一带示威，捣毁商店。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上海市长吴铁城向日抗议，日本反向中国要求市长正式道歉，逮捕击毙日僧凶犯。日本要中国偿付恤金及医药费，适当处理抗日运动，立行解散敌视日本及抗日暴动之团体。此种无理要求，中国本可严加拒绝。
1月21日上午，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见上海市长吴铁城，就日人纵火、击杀华捕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缉拿纵火之日本浪人，同时递交关于“日僧事件”之书面抗议，并提出4项要求：“（一）市长须对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实行；（三）对于被害者5名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四）关于排侮日之非法之越轨行动，一慨予以取缔，尔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及时解散之。”由日本吴军港向上海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十五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一特海军陆战队457人和大批军火，1月23日、1月24日分批抵达上海。
1月22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派人持函前往上海《民国日报》社。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如中国政府不解散各处抗日团体，及取缔各处抗日运动，即将采用平时封锁办法，将海口及长江各埠封锁。”1月23日，日舰陆续到沪，上海气氛极为紧张。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

政府交涉

1月23日，蒋介石谈到对日方针时说：“作最大努力之抵抗。”蒋、汪精卫和孙科再次商讨对日政策，“蒋、汪两氏咸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会议决定命令吴铁城制止民众抗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将第十九路军于五日内调离上海，派宪兵第六团接防”。当时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及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主张应付日军挑衅，而国民政府则主张忍让，同时也开始对上海周边非租借区发布戒严令，并构筑防御工事预防意外发生。
1月23日、24日，由日本吴军港向上海派出的巡洋舰“大井号”和第十五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一特海军陆战队457人和大批军火抵达上海。1月24日，由旅顺出发之日本航空母舰“能登吕号”驶达上海。
1月27日，政府因苦于力量之不充，将日本要求封闭之《民国日报》停刊，上海市政府下令解散抗日会，外交部长陈友仁与孙科均辞职。中国一再退让，引起各方对中国政府之愤慨，而日本海军已决定挑起战争。村井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对所提4项要求，限1月28日下午6时前答复，否则日陆战队将采取其所认为必要之手段，以实现其要求。同时，为防备中方不接受要求，盐泽下达有关行使武力之命令。在交涉期中，日本海军陆战队即纷纷抵达上海，并在浦东登陆，故中国虽应允接受要求，于其限定之1月28日下午6时前答复对日本。
1月28日上午7时30分，盐泽照会各驻沪武官，称中国对日本之要求无满意答复，日军将于次日晨有所行动。为委曲求全，中国覆牒日本表示接受，日本在覆文中也表示满意。下午1时45分，在日方压力下，吴铁城覆文表示全盘接受其四项要求。村井表示满意。下午4时，日机飞往闸北示威。下午7时，日本海军又发出布告：“日本海军鉴于闸北情形，颇感忧虑，该处日侨众多，已决定派兵至该地，维持法律秩序，因此希望中国当局，从速将驻在闸北的军队撤退，并解除一切敌意的防卫”。日本海军在作此项宣告时，海军源源开入闸北，战争乃不可避免。晚上11时，日本接到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日本不等答复，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晚上11时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掩护下向警卫上海十九路军开始攻击，一二八战争遂揭开序幕。日本海军省下令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开赴上海。
国民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急电第十九路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日方要求。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六团接替上海第十九路军防务。

参战部队

据总计，参加沪战日军达77,000余人，中方参战人数约42,000余人。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共伤亡14,801人，日军死伤共10,254人。事件中中国经济损失约为十四亿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轰炸。
日军参战部队有第三舰队、混成第24旅团（由久留米第12师团的步兵第24旅下之步兵第46连队及步兵第48连队第1大队组成）、金泽第9师团、普通寺第11师团、宇都宫第14师团、弘前第8师团；日方数度增兵，最后投入兵力超过3个师团，并兼以海空军、战车助战。
国军有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税警总团和中央教导团。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先后补充第十九路军枪弹达1060余万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各种火炮73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枪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余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
然而，当时以上海周边作为主要基地的中华民国海军在整场战争一枪未开，面对友军要求增援完全无动于衷，因此在整场战争中没有受到日军攻击也没有损失。这种诡异的状况遭舆论指责，而后监察院介入调查，是为民22年海军弹劾案。

十九路军

一二八事变以外交谈判解决后，第十九路军从上海撤下，被调到福建剿共，蒋光鼐兼任福建省长。十九路军在福建与红军作战最初取得一些胜果，占据部分的红军根据地。但后来与彭德怀的部队交战失利。蔡廷锴等将领鉴于日本侵华步步紧逼，不愿再打内战，在前线与共产党展开和谈取得停火。而陈铭枢则联络桂系、广东的陈济棠等，商议另立政府。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蒋介石以大军镇压。由于闽变未取得其他势力支持，十九路军内亦有反对意见，在双方实力悬殊下终告失败。最后十九路军主力被中央军击破，部分则向中央军投降。只有少量十九路军军官到广西投靠李宗仁重组，其余被收编之部队中级以上军官全被更换，十九路军番号亦被取消。

第五军

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一二八事件解决后取消番号。

上海的宣传和行动

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于1月31日即公开发表声明：“国民党各派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以血的屠杀镇压反日运动来献媚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极力号召劳苦群众立即进行革命战争，要求革命群众“将缴到敌人的枪械分给工人义勇军纠察队！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在国民政府军对日作战之时，中共喊出这些极左口号，连中共的很多基层干部都表示消极，怀疑这样做是否算“捣乱后方”。但中共临时中央把一二八事变看做是类似俄国十月革命一样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当年布尔什维克就是趁俄国在对德战争中焦头烂额，趁机起而主导革命成功），所以绝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因此极力推动士兵工作，指示要在上海和南京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工农组建义勇军。他们的极左的阶级斗争思维认定“天下乌鸦一般黑，反动阶级无好人”。临时中央认为十九路军将领抗日行动是为骗取“民族英雄”荣衔和民众捐款，甚至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断言蒋光鼐、蔡廷锴等根本是在沽名钓誉、图利谋财。中共呼吁国民政府军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军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
据统计，中共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组织义勇军700余人，枪支不过百，送进十九路军百余人，但多从事运输工作。“革命军事委员会”自然是徒有虚名，抢夺武器、开展游击战争也是纸上空谈。

红军扩大苏区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应付日本入侵，暂停围剿红军。红军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时，江西中央苏区总共只不过控制瑞金、石城、长汀、会昌、雩都5个县之地，而且“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汀雩会四县大部尚是白色”。到1932年4月时，江西中央苏区已跨有18个县，完全占有7个县及县城。这时，仅中央苏区已有约7万平方公里，控制人口240万左右。加上闽西苏区近10个县，总面积已近10万平方公里，控制人口约300万。其他苏区如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闽浙赣苏区等，也都有了较大发展。
1932年1月1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命令，并做了具体军事部署：以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为主力，负责攻打赣州城和打击国军各路援军，以红军江西、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为支援部队。1932年2月4日至6日，红军主力先后进抵赣州附近并开始进攻，国军凭险抵抗。期间，蒋介石一度准备放弃赣州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当时辖第十一、十四、五十二共三个师）及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师等部队撤至赣东，遭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抵制，蒋转而赞同坚守并增调第十一、十四两师增援。双方激战33天，红军不但未能攻克赣州，反而付出较大伤亡，不得不于3月7日撤出战斗。

日军证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对于此次事件一贯将责任推给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十九路军对日军的敌意发动的阴谋。然而在东京审判时当时任少校职派驻日本陆军驻上海武官辅佐的田中隆吉少将在法庭上对此事件作出证言：所谓的“惨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托其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少校制造事端，实际执行则委托宪兵上校重藤宪史与田中之情妇川岛芳子雇用杀手攻击在上海的日莲宗僧侣。日军的任务就是在背后不断的释放假情报搧动日本侨民情绪制造混乱，并适时的发动攻击引发此次事端。

纪念与抚恤

国民政府于1931年至1935年间于南京灵谷寺旧址建立国殇墓园，定名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祭堂内61至67块石碑上刻1932年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士名单；在公墓内建立“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由于阵亡将士之多，公墓没能全部容纳，采取以师为单位，用抽签方法，从每一军阶将士中抽一名代表安葬。现为南京市“抗日战争历史教育基地”。
民间纪念：1933年，为纪念在淞沪会战中阵亡的将士，在广州市沙东路由华侨捐资建成一座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1990年更名为广州市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当年蔡廷锴将军的卫士曾晖，抗战后他回到增城；在整个抗战期间，曾晖曾身负九枪却幸免于难。曾晖多次向广州市民政部门申请生活补贴，但都杳无音信；虽然政府为老人办理了最基本的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但报销额度十分有限，每个月能领取的补贴并不多（养老金100元、低保290元和高龄津贴300元人民币）。2010年9月，国家为抗战老兵派发一次性生活补贴3000元，但派发范围仅包括1937年7月7日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部队老战士，并不包括国民党军人。广州市民政局优抚处处长许永明向记者解释道，“政策对原国民党军人一直以来没有说法”。2012年9月12日2时50分，广州最后一位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的十九路军抗战老兵曾晖因病去世，享年102岁。
上海市宝山区友谊路1号建有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用以纪念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淞沪会战两场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