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棟

早年生涯

王国栋在1900年7月7日生于英国伦敦，父亲腓特烈·亨利·金（Frederick Henry King）为浸信会牧师。他早年在1911年至1915年受教于布里斯托文法学校（Bristol Grammar School），1915年至1918年入读利物浦学院男子高校（Liverpool Institute High School for Boys）。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他于1918年加入第六英皇利物浦军团，受训成为士官生。
一战结束后，王国栋在1919年考入伦敦大学辖下伦敦医院医学院（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巴兹及伦敦医学暨牙医学院前身），受训成为妇产科医生。他在1924年考获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员（M.R.C.S.）及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执照持牌人（L.R.C.P.）资格，1926年又当选为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F.R.C.S.）。
在1926年，王国栋加入大英浸信会，以医疗传教士身份只身前往中国北京，在协和医院学院任妇产科助理教授，由此展开他在远东多年的医学生涯，任内于1929年当选为英国妇产科医学院（后改称皇家妇产科医学院）创院院士（F.R.C.O.G.）。五年以后的1931年，鉴于东北局势不稳，他转到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山东大学医学院前身）任职产科及妇科学系系主任，期间曾开办中国最早期的家庭计划诊所。在华期间，王国栋又认识了汉学家林仰山教授（Professor F. S. Drake）和病理学家侯宝璋教授等学者，并结交成为好友。

执教港大

在1938年，王国栋再因中国大陆战局动荡而转抵香港，获香港大学医学院聘任为产科及妇科学系主任兼讲座教授，同年获香港政府委任为助产士管理局（Midwives Board）委员，并兼任玛丽医院产科专科医生。在1940年，他进一步接替赖廉士教授出任港大医学院院长。此外，王国栋在1940年至1941年间还协助新成立的香港护士及助产士会（香港助产士会前身）与港府商讨有关《助产士条例》的修订工作，连串的讨论促成立法局于1941年9月通过《1941年助产士修订草案》。
根据修订，助产士管理局在原来由医务总监担任主席、以及由七名合资格医学界人士担任委员的格局上，再增添两个委员名额，由合资格的登记助产士出任，使管理局内首度设有专门代表助产士的席位。针对港府计划规定毕业满七年的助产士必须再接受四星期全职复修课程，该修订草案也赋予管理局监管有关复修课程的权力；而经王国栋等争取下，港府始同意放宽有关规定，容许年满50岁或已不再执业的助产士豁免参与复修课程，以免影响这类人士的生计。修订草案通过当日，王国栋获得立法局华人非官守议员罗文锦在局内点名致谢，以答谢他在港府制定草案期间提供的不少意见。

二战经历

然而，不久而后，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进犯香港，香港保卫战一触即发。连番抵抗后，港督杨慕琦爵士在同年12月25日“黑色圣诞节”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香港沦陷。在保卫战期间，王国栋负责留守香港大学，率领大学员生主持临时设于陆佑堂的大学救济医院，协助收留因玛丽医院额满而未能接收的病人；及至香港沦陷后，不少属于日本敌国的外籍居民遭遣送入拘留营，但王国栋获日方批准留在市区，负责维持大学救济医院、玛丽医院和赞育医院的运作。
在1942年2月，即大学救济医院停办前两个月，王国栋在大学同事秦惠真医生暗中协助下，由西贡深涌村经大鹏湾逃出香港，几经转折下途经惠州、东江、曲江、衡阳、桂林、金城江、贵阳和滇缅公路，最终在同年4月中抵达当时属于国民政府战时首都的重庆，操流利汉语的他在途上未有遇上很大困难。王国栋逃出香港的消息为日方所震怒，日方曾透过英国驻葡萄牙里斯本大使，向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要求着令王国栋返回香港。由于英方拒绝日方的要求，因此王国栋未有回香港，从而免遭日方处决之虞。
身在重庆的王国栋原本打算加入皇家陆军医疗兵团，但眼见不少逃出香港的港大学生学业中断，于是他改变初衷，转为设法协助这些学生恢复学业。当时薛穆在重庆设有香港难民救济局（Hong Kong Refugee Relief Bureau），接济逃离沦陷地区的香港人，在他的支持下，王国栋遂得以设立附属于救济局的大学救济工作组（University Relief Work），向逃出香港的港大学生提供接济，而资金则由英国驻华使馆方面提供。
同时间，在王国栋争取下，中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承诺港大生可以在大陆的院校继续学业，使他们不致于陷入失学的局面。为此，王国栋在1942年4月至6月间奔走于贵阳、柳州、桂林和曲江等地，成功与不少于127名流落各地的港大学生取得联络。此后，获得接济的港大学生人数接连上升，到1943年12月更累积升至不少于346人，占港大停课前约600名学生的一半以上。
在重庆期间，王国栋获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朱恒璧博士聘任为妇科及产科访问教授，于歌乐山的战时校址授课，并自设办公室日以继夜地安排港大学生入读迁到当地的院校。为了更有效率地安排港大学生恢复学业和跟进他们的生活，时任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杭立武博士还筹设了一个香港大学救济委员会，成员分别由中国外交部和教育部等政府机关、英国驻华大使馆和香港大学的代表担任，而王国栋即为委员之一。
及至1944年1月，有多达243名港大学生经王国栋等人的协助，就读于一些迁到成都、重庆、昆明和曲江等地的院校，当中包括国立中央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国立中正大学、重庆大学、国立中山大学、雅礼协会国立湘雅医学院、金陵女子大学、广西大学、岭南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西南联合大学、大夏大学、华西大学和燕京大学。即使战时交通不便，王国栋仍成功在1943年12月安排出逃香港的秦惠真到英国深造，以及于1944年2月安排港大学生梁文华和黄丽松获取罗德奖学金，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另一方面，在得到王国栋等人接济的港大学生当中，还包括不少港大医科生。及至1942年底，这批医科生为数约140人，分别获安排入读齐鲁大学、广西省立医学院、岭南大学、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和国立中山大学六所院校。考虑到这批医科生在中国大陆的院校恢复学业，有可能不获英国医学总会承认，王国栋遂在1942年12月致函医学总会，希望医学总会承认大学一年级生以外，所有在大陆院校就读的原港大医科生，让这些医科生符合向医学总会申请注册执业的资格。王国栋在信中指出，这些医科生都在由中国教育部评订为“甲级”的院校就读，因此所接受的医科课程与港大医学院的水平相若。他认为如果医学总会不承认这批学生的资历，将窒碍香港日后的重建工作。
在外相艾登予以支持下，医学总会在1943年5月作出了正面回应，并在同年9月设下一些认可资历的准则，复于1944年6月正式批准王国栋的提议，但最终只有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和岭南大学四所院校的港大医科生符合资格。未几，王国栋因加入皇家陆军医疗兵团而在1944年9月返回英国受训，期间曾再与有关当局商讨认可学历的问题，随后于1945年3月以皇家陆军医疗兵团军官的身份返抵重庆，为日本一旦投降后收复香港造好准备。
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三年零八个月的香港日治时期。香港重光后，王国栋旋即以皇家陆军医疗兵团陆军中校的身份，随英军返回香港，并在海军中将夏悫爵士主持的临时军政府中出任助理医务总监，负责在短时间内重整公立医院和诊所的医疗服务。与此同时，枢密院在医学总会奏请下发出一道枢密令，批准港大设立一个香港大学医科学位紧急委员会，负责考虑向战时于中国大陆继续学业的医科生，颁授获医学总会认可的港大学位。紧急委员会由赖廉士上校和王国栋等五人组成，于1946年初作首次会议，至1948年12月作最后一次会议，经过慎重的考虑，最终前后共有63名在大陆继续学业的港大医科生，获紧急委员会推荐领受港大医科学位。

战后生涯

在1947年，王国栋返回逐渐复课的港大复任产科及妇科学系主任兼讲座教授，并在1948年起重新兼任港大医学院院长。虽然医学院院长一职在1950年至1951年间一度由彭斐尔博士（Dr. S. M. Banfill）接任，但此后再由王国栋兼任至1954年为止。在1954年至1955年，他又兼任港大副校长一职。王国栋在战后致力于重整港大校业，使港大从战后初年萧条的局面逐渐恢复过来；另一方面，他又专注于玛丽医院和赞育医院的教学工作，在他的争取下，由港大医学院提供的产科及妇科课程，更正式获得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学院的认可。
除了港大的发展以外，王国栋也十心关注香港战后的家庭计划，他早于1938年起数度连任香港优生学会主席，学会战后于1950年更名为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后，他旋任指导会的主席，随后于1955年至1956年改任会长一职。王国栋在指导会任职期间积极推广计划生育，且兼任医务卫生署妇产科顾问，争取改善香港的妇产科医疗服务，促成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捐出350万港元兴建赞育医院新址。位于西营盘医院道的赞育医院新址复于1952年10月举行奠基礼，以及在1955年6月落成启用。为表扬他对香港妇产科医疗服务的贡献，他在1953年6月的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加冕授勋名单中，特别获英廷奖授OBE勋衔。
在1956年，王国栋阔别任职多年的香港大学，卸任产科及妇科学系主任及讲座教授一职，由好友秦惠真教授接任。翌年，他转往澳洲的西澳大学，在该校新成立的医学院担任创院产科及妇科学系讲座教授，另外又同时担任皇家珀斯医院荣誉产科顾问医生和当选为澳洲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F.R.A.C.S.）。在1957年至1960年以及在1962年至1964年间，王国栋也兼任西澳大学医学院的创院院长，他对该校医学院的初年发展奠下重要基础，并且一直担任产科及妇科学系教授至1965年才向校方告退，卸任翌年即获校方聘任为荣休讲座教授，和留任皇家珀斯医院荣休产科顾问医生一职。
尽管卸下了西澳大学医学院的工作，但王国栋却退而不休，在1965年至1966年出任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学院澳洲理事会主席。未几，在澳洲外交部邀请下，他于1967年应肯尼亚政府的请求协助设立东非大学医学院，并担任创院院长一职。在1969年卸任后，该校医学院在1970年改组成为内罗毕大学的一部分，而首批由医学院培训的学生则于1972年正式毕业。在1971年，王国栋再一次返回香港，出任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总监，协助宣传家庭计划运动，至1973年卸任。此外，他还特别应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在1971年和1974年分别兼任台湾和韩国的医疗顾问，为当地的妇产科医疗服务提供意见。
王国栋在妇科和产科领域具多年的教学和行医经验，尤其对绒膜癌、葡萄胎和子宫外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为肯定他历年来在妇产科方面的贡献，王国栋曾获选为美国产科及妇科协会和爱丁堡产科学会的荣誉院士，以及在1971年获西澳大学颁授荣誉医学博士学位。在1978年8月，澳洲妇产科医学院成立，王国栋复于翌年当选为澳洲妇产科医学院院士（F.A.C.O.G.），至1980年再因学院获冠上皇家称号而改名为澳洲皇家妇产科医学院院士（F.R.A.C.O.G.）。王国栋与香港大学和港大医学院深具渊源，为表彰他多年来，特别是战时和战后的贡献，港大特设有以他命名的王国栋产科及妇科奖，到1973年更进一步向他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作答谢。在领受港大荣誉博士学位的同一年，王国栋得悉港大医学院为荣休的秦惠真教授设立第一届秦惠真讲座，他还特别应邀担任主讲嘉宾。香港政府也在香港岛半山区坚巷的香港医学博物馆内，特设有王国栋演讲室，对他在香港医疗和医学方面的贡献予以肯定。

晚年生涯

晚年的王国栋在澳洲南珀斯河畔置业安居，过着退休生活，但仍偶有返回香港探望老朋友和旧同事。在1979年，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学院庆祝创立金禧，王国栋是学院四名仍然在世的创会成员之一。在1987年，港大医学院举办百周年校庆，虽然他已年届87岁高龄，但仍特意与家人一同返港出席庆祝活动。数年后，王国栋在1991年10月4日于珀斯去世，终年91岁。

个人生活

王国栋在1927年4月9日娶S·T·艾里森（S. T. Ellison）的女儿、同为医疗传教士的玛丽·艾里森医生（Dr. Mary Ellison）为妻，夫妇俩共育有三名女儿，分别名爱丽森（Alison）、玛嘉烈（Margaret）和爱伦（Ellen）。玛嘉烈和爱伦均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者尝任澳洲塔斯曼尼亚皇家霍巴特医院血液学家，后者则在堪培拉私人执业；至于长女爱丽森则在苏格兰修读文学士学位，后来曾于西澳大学担任英文系讲师。在二战爆发前半年，王国栋已先把妻女送往澳洲暂避远东的紧张局势，因此香港沦陷的时候，只有王国栋一人留守香港。战后在港大执教期间，王国栋曾与家人居于在1951年新落成的女生舍堂何东夫人纪念堂，而王国栋夫人更是该舍堂的首任舍监。
在1967年，王国栋因妻子病逝而深受打击，在1968年6月14日，他再娶家庭友人周默道博士（Dr. Chiu Bek-to，1913年－2005年）为妻。周默道祖籍福建惠安县，父亲为周寿卿牧师，家中三子五女中排行最小。她在1949年前因中国大陆政局动荡而移居香港，于香港大学担任植物学讲师期间认识王国栋，后来长年于英国伦敦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并取得博士学位。婚后两人在晚年长居于澳洲珀斯，王国栋身后，第二任王国栋夫人复迁居英国伦敦，至2005年逝世。她生前为丈夫保管了一些有关于战时协助港大学生恢复学业的记录，复由家族后人转交港大校方保存。
在医学工作以外，王国栋闲时的主要兴趣包括音乐和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