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孫中山的評價

中国方面

章太炎曾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孙中山“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1909年，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伪民报检举状》，其中主要指责孙：“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
1909年9月，陶成章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评价孙，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
宋教仁认为：“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华兴会之主要干部陈天华于1905年8月13日称孙中山：“孙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败之英雄也；非异国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虽屡失败，而以将来有大望。虽为本族之英雄，而其为英雄也，决不可以本族限之，实为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负、非徒注眼于本族止也，欲于全球之政界上、社会上开一新纪元、放一大异彩。后世吾不知也，各国吾不知也，以现在之中国论，则吾敢下一断言曰：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独吾信之，国民所公认也。”
1913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专访黎元洪，在谈及孙中山时，黎说：
“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除了听到一些他的煽动性演说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观点。我对他的认识只有这么多，我认为他是个空想家。南方党（或共和党）决定以南京为首都建立一个名义上的政府。此举是为了在道义上影响国内外视听。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义上的总统。当时真正的革命领袖找各种理由拒绝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因为他们认为这一职位不会存在很长时间。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1912年，孙中山北上向袁承诺在十年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袁世凯听后诧异，向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1914年11月3日，袁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评价孙等人：“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个国家不必愁贫，不必忧弱，惟独国民道德若丧亡，则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
1925年3月13日，孙病逝翌日，北京《晨报》刊登梁启超专访谈话，以〈孙文的价值〉为题发表，梁称：
“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我对于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之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信中说：“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
1927年，陈炯明在其著作《中国统一刍议》中，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提出异议，他说：“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
清末革命团体普遍只有松散组织，多数革命起义事实上并非直接由孙领导，部分是由黄兴与其共同筹划与统帅，时人也多将孙、黄两人并称“孙黄”，甚至将两人共尊为‘开国二元勋’，并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说法。
1924年，孙武力镇压广州商团事变后，广东各界有人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通电指控孙“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主义，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
据胡汉民回忆：“总理对于一般同志都很和气，从无疾言厉色。……总理在许多事情上，自己的主张非常坚决，并无迁就的余地，但别人若有反对他的主张的，他仍然和颜悦色地对人反复解释。”
据林森回忆：“总理对他的革命主张和三民主义虽然十分坚持，必须贯彻到底，但是他待人接物，可是十分博大宽厚，无所不容。无论同志之间，或是敌人，祗要表示诚心接受他的主义，对于他们已往的过失，是决不计较的。”
张学良对孙评价：“那我跟他就随便谈一谈，我不知道其余的，反正老头子也够瞧的，也喜欢女人。哈哈！”

国外方面

1897年，日本侠士宫崎寅藏在东京首次谒见孙并𣈱谈革命计划后称：“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忏悔。彼其胸中，且数万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辈；彼其手腕，可以挥斥八极而无怍；彼其容貌，可以备具四时而有余；余无以尽之矣！‘百年老树中琴瑟，一斛旧水藏蛟龙。’孙君者，可谓东亚之珍宝也。我岛国民，所谓侠，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当一笑。呜呼！不愧死，其亦当羞死！”孙于1905年6月4日，自巴黎致书宫崎，告以即将自马赛搭轮东归，不久即可与其“抵掌而谈天下大事。”；宫崎大感兴奋，遂约晤宋教仁等私宅，盛赞孙“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令东西洋殆无其匹。”
1897年，犬养毅时为日本众议院议员，曾把孙介绍给当时日本外相、日本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据《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犬养毅写信给长年在中国活动之日本大商人平冈浩太郎，称：“愿吾兄将彼等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犬养毅还曾如此评价孙中山“孙逸仙能为中国革命党领袖的原因，有下列几个特点：他是一位诚实，不说谎，言行一致的人物；他笃信自己的学说，提倡共和主义，树立平等的旗帜。这是谁也不能动摇的，也是亿万黄金不能买的。他的这种人格，可能由宗教信仰上而得来的，以这种伟大的人格，有笼盖无数人心的威力；清廉节俭，不爱金钱。”
1911年11月11日，孙到达伦敦，以革命胜利后“给英美在华若干优先权利”为条件，企图向其借款100万英镑，英国外交部官员格雷评价孙为“理论性的与喜说大言的政治家”，并转告孙：“英国将保持中立，对袁世凯将予尊敬”。11月21日，孙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提借款请求，西蒙以四国银行团已达成一致协议严格遵守中立等理由拒绝孙的请求。西方政府并不支持中国革命，1910年成立的四国银行团为控制中国铁路权，主动劝诱清政府向其借款，并最终订立借款修路合同，后来因武昌起义借款案未能实现。另外，武昌起义后，孙在美、英、法的外交努力全部落空。
1913年5月，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桑顿·怀尔德向在北京的驻华代理公使报告孙中山的一次谈话：“当来访者说，万一发生内战，日本突然袭击满洲，孙中山答称‘满洲并非整个中国’。有人提出警告，俄罗斯届时将完成对于蒙古的接管，孙中山说‘留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国’。”历史学家袁伟时评论：“孙文没有认识到，一个在野的政治领袖根本无权转让本国的领土；假如他认为那不是本国领土，那就更加无权说三道四了。”怀尔德评论：“这位受到哄骗的人已经把自己绝对地投入到日本人的手中了。”
1915年，孙中山挚友、日本人宫崎寅藏调解孙、黄（兴）矛盾无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宫崎民藏（宫崎寅藏之兄），对其直言：“孙氏曰，‘支那人全都不行，唯吾独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从吾命者来矣！’对此，就连一直追随孙文始终奋战、最终逃亡的李烈钧也产生了反感。”“黄氏曰，‘孙文疯子也！还自鸣得意地谓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见孙、黄二氏并非固有敌意。”
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递相的犬养毅于东京回忆称：“孙实不愧为一廉洁之士，处世接物，既决无半点私心，且又常以实现其理想为怀，其为自己之主义而苦战奋斗，备极劳瘁者，盖数十年。虽其所志未克尽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气，固数十年如一日也。”
澳大利亚记者威廉·亨瑞·端纳，在辛亥革命后记述他曾亲见孙中山首次披露全国铁路计划时的状态时写道：“孙中山带了一幅约六英尺见方的大地图，当他把它摊在地板上时，我看到了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不仅是个狂人，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隔而气馁，只是握着画笔，在地图上尽可能地用铁路线填满各个省区和属地（包括蒙古）。说他疯了，不是因他在地图上画线，……而是因为他竟天真地认为，画了这些铁路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在五至十年内把这些铁路全部建成！”端纳也和孙讨论过铁路问题。对此他评论道：“他是个傻瓜……他告诉我他已决定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来发展铁路。他说他几个月内还不能公开他的计划，我摇唇鼓舌磨了好一阵子，他最终……拿出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铺在地上。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狂妄透顶，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常识，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线条。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缘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经过孙加工过的地图成了一幅怪诞的中国智力游戏拼图。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他真的疯了。”
上海一位国外籍铁路工程师H·T·福尔德写道：“听说孙逸仙有一套修建铁路的计划，于是我就主动与他结识。在我的印象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与他交谈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我发现他头脑简单，当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党魁。该党受到广东势力的控制，可能惹麻烦。”
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特派员莫理循于1911年时对孙中山态度极不友好，支持袁世凯而打击革命党，英国政府根据其报告和建议，支持袁世凯之政策，孙遂不能不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可是到孙逝世前夕，他才邀请孙业师康德黎到他伦敦住所里，正式表达他歉意，对康德黎说：“假如我在几年前，能像现在这样钦佩孙中山的人格，中国的历史必然与今日有别，我希望你把这事公开。”
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中国国民党方面评价

中国国民党对孙部分涉日言论予以否认，称《东亚先觉志士传记》出自日本黑龙会，里面内容存在捏造言论，目的是为了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合理化。又称，孙当时连被日本侵占的台湾都主张在中国版图内，何况中国主权仍存的东三省。蒋介石称，1914年在东北考察时，孙曾告诉他东北和台湾都需交还给中国。对于孙与日本的盟约案，日方坚持认为有据可查，白纸黑字还有签字印章，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部分学者极力证伪，加以否认。日本《产经新闻》连载《蒋总统秘录》，也质疑其真伪。
中国国民党称孙流亡日本后，企图推动中日合作，首先提出大亚洲主义。他认为日本为亚洲最强国家，中国为亚洲最大国家，中日同文同种，以东方王道文化为基础，驱除西方霸道殖民文化，中国方面认为日本却曲解本意，作为大东亚战争和成立伪南京国民政府之借口，而日本泛亚派认为俄罗斯作为半欧洲势力直接压迫亚洲人，因此将孙文开启的联俄容共政策视为对泛亚主义理想的背叛，这是他们带头让日本入侵中国的真正原因。

中国共产党方面评价

毛泽东自称是“三民主义信徒”和“孙中山的学生”。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说：“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写《纪念孙中山先生》，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他说：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强调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他在政治方面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1961年2月8日，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和浙江调查组负责人谈话：“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六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说明下，组织了北伐。”
辛亥革命爆发时，周恩来在他的历史教员高戈吾的影响下，热烈地同情革命，他剪去了辫子，表示同清政府决裂。在1923年至1924年周恩来写的《革命救国论》中充分肯定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针对它的弱点，提出了恳切希望其“注意今后在国民运动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在广东支持和协助孙中山，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表现在:他支持孙中山平定商团叛乱；协助孙中山办好黄埔军校；争取孙中山同意，创建新型军队；支持孙中山北上等。在此期间，周恩来和孙中山有过直接的交往与合作，这一段给周恩来一生以极大的影响。
朱德自辛亥革命以来，亲自经历封建军阀割地称雄、搜刮民财、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势危殆的现实，自己投身革命、振兴国家的志向，在军阀统治之下又难以实现其志。困惑之际，1922年，朱德到上海后，遂即转赴北京，与好友孙炳文见面。他俩商定再返回上海去拜见孙中山和陈独秀。会见他们崇拜的领袖孙中山时，朱德首先对孙中山的人格和他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表示钦佩，但对他的革命策略和方法，则有些不同看法。孙中山建议朱德重回滇军，组织驻广西的滇军起来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并且答应可以先付给他十万银元作为民编部队的经费，朱德婉言谢绝了。朱德对孙中山说到，他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采取这个军阀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策略，已经失去了信心。他说，实行这种策略的结果，总是革命派、军阀势力增强。朱德承认自己在这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耗去了宝贵的八年。他还告诉孙中山，他决定到外国留学去寻找救国的真理。1956年10月11日，朱德作了《纪念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一文。文中写道：“孙中山先生在四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坚决和勇敢的革命精神。他不怕困难和失败，他在遭受失败后，又整顿好革命队伍，重新走上战场。孙中山先生能够随着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进步，由早期的主张推翻皇帝、建立民国而进到晚年的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由倡导民主革命而进到主张实现世界大同。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在前进的。”
1951年冬，刘少奇去南方休养时，特意到南京瞻仰了中山陵并献了花圈，到上海又参观了中山故居。宋庆龄邀请了刘少奇和夫人到她在上海的家里作客，并亲自煮咖啡招待，感谢刘少奇去中山陵。他们谈起了孙中山。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邓小平的谈话将孙中山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开创国共合作，导致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1996年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上，江泽民就指出：“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我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先生代表着一个时代。”
胡锦涛指出：“孙中山先生说自己‘爱国若命’，‘生平以爱国为前提’，充分体现了一位真正爱国主义者的伟大情怀。”谈到孙中山一百多年前第一个喊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胡锦涛说：“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中国的民主统一，并通过中国人民自己的奋斗，改变中国的贫弱处境，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胡锦涛进一步指出：“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蹂躏、封建统治的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硏究员杨天石认为孙是革命家。为拯救中国，孙坚决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和北洋军阀。在此，孙意志坚决，态度鲜明，不屈不挠，终身如一。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在任何问题上都主张采取激烈革命手段和办法。孙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衹能适用于高度发展之西方国家，连苏俄都不够格，中国自然更加不行。孙不主张全面剥夺资本家之所有权，而是主张“节制资本”，即发达国家资本，奖励私人资本，允许老百姓自由兴趣部分企业，政府加以奖励并以法律保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称：“孙中山的革命就是为了自己，不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会一直革命下去，他并不是要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当时的冲突，就是在争夺权力，所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党自己反而打了起来，抢资源和地位，还总是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共和捍卫者。孙中山所谓的非常国会和非常总统，就是拿着德国人的钱，纯心捣乱，这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行为。国会早就已经到期了，还恢复什么？而且是自己破产的，他们自己都不想恢复了，孙中山还恢复什么？还在广州分裂国家，最后被西南军阀涮了，就抱怨军阀是一丘之貉，其实孙中山自己也是一丘之貉，也是这德性。尽管孙中山的人品还不如一些军阀，但国民党夺权后，在历史叙事中把孙中山的位置拔得很高，之前没人捧孙中山，首先捧他的是蒋介石，因为孙中山在国民党中是一号人物，孙中山死后，汪精卫、胡汉民都是他早期的助手，是大人物，蒋介石至多是个后起之秀，他怎么压倒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蒋介石只好去拉孙中山的关系。”
对于孙诸多出让中国利益的言行，中国大陆方面有不同声音，一方表示孙出让满蒙利益与其爱国并不矛盾。还有孙“为救国而卖国”的观点。另一方则认为，前者说辞是不顾逻辑地为国民党洗黑，称孙的行为荒唐。
专栏作家民非民称，即便把《中日盟约》证伪，也不能否认孙寻求日本支持的事实，虽然政客道德与常人不同，但是至少不能突破投敌卖国这条底线，凡是为个人目的进行以国家利益为抵押的政治交易，都属于卖国性质，道德上已不容置辩。关于外界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孙的关系的各种评论，部分史学家做出解释来维护孙的形象。

华人学者方面评价

近代教育家蒋梦麟追忆，1911年10月8日，同盟会北美机关报《大同日报》称，孙在报社内告诉革命同志，中国有一场革命要爆发。相关记载称在辛亥革命爆发10多天前，孙收到黄兴要求汇款电报，当时有些迟疑是否需立刻回复，直到辛亥革命爆发隔日，在报上得知革命军占据武昌。后来虽收到要求立刻归国的信函，但孙并未立刻归国，而是赴欧洲，要求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拒绝贷款给满清政府，并且支持中国革命，主要是担心列强像在义和团与太平天国时与满清军队联手攻击革命军，导致革命失败。
历史学家钱穆称，康有为主张要变法，不要革命，是看制度没有看主权；章太炎主张要革命，不要变法，是看主权没有看制度。孙认为非革命不可，而革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最重要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根本不要皇帝。他参照中西古今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书生之见。孙始是一个大政治家，有书生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观察，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蒋永敬认为，孙之三大领导风格：一、交游广众，有志一同；二、滔滔雄辩，听者悦服；三、乐观奋斗，百折不挠。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认为，孙作为革命领袖，在性格上有一些特质：第一是有大志，所作所为不是造反，而是想另建新国；第二是有决心，坚持革命党必须在唯一之领袖下绝对服从，对自己领导深具信心；第三是能容忍，待人宽厚，有不同意见，会耐心沟通。
香港中文大学潘惠祥指出，孙为革命的成功，不惜曲解西方民主政治，甚至用非民主手段。孙的思想无疑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有重要影响，尤其是用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手段，成为他的继承人蒋介石奉行圭臬之一。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忠实的同盟者离他远去，他的拥护者也因陈炯明的例子而不敢有不同意见。即使反抗，也被孙开除出党。随着孙与同盟者离异，孙的政策愈来愈激进。孙在三民主义中表现出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可归咎于对西方民主政治误读。孙对“权利”的错误理解，导致日后宪政运动缺乏“权利”元素。以孙为首的革命派认为，只有国家先统一，然后才有民权可言。孙在追求民权过程中，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甚至不惜牺牲个体权利，颠倒目的与手段，导致日后国民党政府有一种明显倾向，为了国家自由，可以暂时放下个人自由，甚或牺牲、弃置不顾。孙领导下的国民党党政文化、三段建国模式以及模仿苏俄式政党（列宁主义），更是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理论渊源，也是事实上的延续。从中国宪政历史发展来看，孙的专制和“以党治国”，成为中国宪政历程中的巨大包袱。“以党治国”的党权政治是一种威权政体，使党组织控制个人、国家乃至社会每个角落。这种功能与孙思想深处的专制潜在一致
学者冯胜平称，孙是一国国贼，两党党父。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孙从辛亥革命前到中华民国建立后，都致力破坏，拙于建设。他开启近代中国百年动乱先河，是中国现代极权制度始作俑者。从二次革命起，孙先后联合日本并引入苏联干涉中国内政，重组中国国民党，与苏俄一道培植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军，施行党内独裁，以革命名义，借北伐名义夺取政权。孙死后，蒋介石完成国民党的党国法西斯体制。冯胜平认为，孙对近代中国最大伤害，不是卖国和假博士的身份，而是先后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和陈炯明四位同仁决裂。1909年，章太炎为反对孙专制独裁而重建光复会，退出中国同盟会。孙公开指责章太炎为满清暗探，指使蒋介石暗杀章太炎好友陶成章。1912年，孙与热衷政党政治的宋教仁分开。为争夺国民党领导权，孙中山和宋教仁不和。冯胜平鉴于两人之恩怨和宋教仁在国民党中实际地位，判断孙是宋案主谋。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指责黄兴无能，遂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按手印向他个人宣誓效忠，最终黄兴远离孙。1922年，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孙与之决裂，兵戎相见。为夺取政权，孙以国家领土权益为交换，陈炯明则效仿吴佩孚，主张建设地方，反对苏俄兼并外蒙，拒绝做其在中国的傀儡。孙中山与四位同仁四次决裂，堵住四条可能使中国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不论是章太炎主张自由主义，还是宋教仁偏向议会道路，或是黄兴坚持法制道路，或陈炯明钟爱联邦制，都可能将中国带出黑暗，但这些道路都败于孙的革命。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党国体制是孙留下的政治遗产。蒋介石、毛泽东都继承这个遗产。为争夺这一遗产，国共两党内战22年。
学者黎建军称，孙生前是中国国民党独裁者，死后为中国国民党精神领袖。中国国民党为把建立的党国合法化，在统治地开始把孙供上神坛。黎建军表示，用历史眼光看，孙对于中华民国而言实为罪人而非功臣。孙通过二次革命、护法战争、联俄联共、北伐战争等，把清末民初几代人几十年逐渐建立的秩序毁灭殆尽。孙革命几十年，所争取的并非民众利益，实乃自己一己私利。
文史学者倪章荣（笔名楚梦）评价称，辛亥革命前孙发动数次革命影响有限，暴动皆以失败告终，让清廷和国民等闲视之，认为是一群亡命之徒小打小闹。之后武昌起义孙事先对起义一无所知，与孙无任何关系。孙没有领导辛亥革命，其影响非常有限。至于孙被选为民国临时总统，是立宪派和革命党妥协的结果。孙后来不想“出让”临时大总统一职，企图向日本借款来武装军队与袁世凯决战，因借款未遂而罢手。倪章荣称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孙是中国国民党领袖，国民党顺理成章把革命功绩戴在孙头上，中共把革命功劳给予孙也不难理解，因为若没有辛亥革命和反北洋政府的正当性，国共就不能证明自己政权正当。孙是一个为了需要而被肯定的人物。孙后期在走途无路时与苏俄取得联系，当时俄国有图于中国特别是外蒙，在北洋政府拒绝与俄国合作后，苏共与孙开始合作。中国大陆政治形态很大程度都是孙造成，若没有孙联俄联共，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迅速壮大。孙的党在国上之理论和党指挥枪的思想被国共两党全盘接收。
学者李劼认为，孙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他称孙打断自曾国藩、李鸿章到袁世凯的改良进程然而，孙革命的喜剧性，在于其与辛亥革命两大主要事件皆无关。武昌首义时，孙不在场。清室逊位是袁世凯所为，与孙无关。民国成立后的二次革命，孙把中国推回到江湖造反的历史轮回中。孙习惯江湖造反，缺乏宋教仁双方都遵守游戏规则的现代政治意识。孙口讲三民主义，骨子是洪秀全。后来联省自治也是一条政治现代化道路，国共史家将联省自治混同于军阀割据，是为孙的北伐战争寻找理由。这场战争使中国未能从联省自治走向民主联邦。孙后来以列宁主义为中国政治培养两个势如水火的国共两党，国共内战是北伐战争一种历史延续。
学者刘宗正（1948年生），指责孙有“大汉沙文主义”思想，指出孙试图宣扬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合法性，例如：“就历史上说，我们四万万汉族是从那一条路走来的呢？也是自帝国主义一条路走来的。我们的祖宗从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义》第四讲）、“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第一讲）。“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现在说五族共和，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个中华民族。”但通观孙之民族主义言论，其实更接近美国国族主义，即美利坚国族，以汉族为主体，对内求各族平等，对外求平等，融合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国族。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称，孙真正的政治遗产是暴力革命和列宁式政党，大量史料证明，孙不管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刘晓波根据孙死前的作为，认为若孙统一中国后，极有可能是一代极权君主。中国政党史上，孙开创党派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之传统；中国新闻史上，孙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眼中的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和记者是党派思想的宣传员。刘晓波称，改革开放后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变成自由知识界的主流。学者袁伟时和王怡先后撰写大量文章批判孙的错误选择和机会主义外交，用大量史实论证从民主走向独裁的孙文道路，其中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义与独裁”、“出卖国家主权”、“内战与分裂”，称孙“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的性命。”
学者王耿雄称，经美国、日本和中国专家笔迹与孙签名方式考证，“中日盟约”其“孙文”签名为他人手笔。
历史学者谌旭彬指出，孙当时通过《中华革命党通告》散布谣言，称“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为换取日本支持称帝主动提出。谌旭彬指出，孙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对日本保持沉默，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自己反袁，而孙也成了日本攫取中国利益的工具。
学者王怡表示，“文学社”与孙文没有丝毫渊源。另外，孙武因仰慕孙文而改名孙武之说确有流传，但孙武的字号本是尧卿，后改为摇清，而非遥仙，摇清取“摇翻清朝”之意。1912年初，孙武听闻孙发绪讲述孙文如何吹牛，南京政府如何卖国后，孙武表示“南京政府如此败坏，我宁可承认袁世凯，不承认南京”。其实，共进会与同盟会的关系在史学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外围组织；部分学者认为前者和后者之间存在亲缘和离合关系；部分学者认为前者从后者分离后有着自己的纲领，并非在同盟会的部署下开展工作。

海外华人学者方面评价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
历史学家黄宇和认为：“孙中山严诫郑士良、陈少白等别妄动，证明孙中山当时已接受了现代的民主思想。孙中山由于听了杨衢云的话而退出竞选，证明他搞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名位与财富。他推翻满清，不是为了建立孙家王朝，而是为了建立共和国。所以，虽然他在童年时代曾敬重洪秀全反清之勇气，成长后反而非常鄙视洪秀全，斥他与杨秀清‘互争皇帝’，是太平天国失败‘最大的原因’。他建立共和国，也并非为了自己当总统。所以，虽然他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为了国家福祉，避免打内战，就拱手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让出，并把袁世凯推荐给国民议会选他当总统。虽云当时双方实力悬殊，若打内战则孙中山必败，但古今中外鲜有不恋栈权力者。美国人林百克也注意到，孙中山没有一点个人野心，甚至没有丝毫个人主义的味道，他想的一切，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福祉而奋斗。”、“若孙中山舍身革命不是为了个人财富与权势，那是为了什么？是什么无形的力量拉动他勇往直前？是以一己绝对的‘无私奉献’来‘救国救民’的理想。”、“孙中山‘无私奉献’的精神，来自耶教：他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读书时，受到耶教传教士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
学者辛灏年评论认为：武昌起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共同发动，其负责人与同盟会密不可分。共进会首领本名孙葆仁，为发动革命，将名改为“孙武”，字改为“遥仙”。之后武昌到处流传准备发起的新军起义是孙文的弟弟孙武领导（孙中山名“孙文”，字“逸仙”）。这样，学生和新军革命党便振奋起来，纷纷参加起义和革命。孙葆仁改名孙武后，有大约1500名新军战士参加革命党。辛亥革命先驱张难先在回忆录中曾说：“当时中国，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孙中山的形象。许多青年人甚至想跑到海外去追寻他，去跟着他革命——因为孙中山这个名字，就意味着“革命”，一个要“推翻专制、创建共和”的革命。”辛灏年称武昌起义发动者因制造炸弹而暴露后，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烈士被捕。三人赴义前，共同喊出口号：“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国外的作为，使得“四国银行团”终究并没有贷款给满清王朝，是满清政府垮台和袁世凯敢于逼退隆裕皇太后和末帝溥仪的重要国际因素。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华人教授谢选骏表示，卖国行为应受国家法庭审判。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陈明𨱇称，孙深感忠诚军队对其革命之极端重要性，故在苏联协助下，创建黄埔军校，由蒋介石操控，成为日后外省人掌控全国政党机会。孙深切仇恨陈炯明，对粤籍军人难以完全放心；故黄埔军校初年虽位于广州东郊，但所招纳军校新生中，以非粤人为多，更造成以后粤籍军人领袖之不足。

外国方面评价

法国汉学家白吉尔认为，孙是一个慷慨大度但想法糊涂之机会主义者，他最热衷追逐征服和权力游戏，在历史过程中表现并不出色，相反经常是无能为力，除了几个短暂时期曾担负领导人职责，但决定权也不在他身上，三民主义学说既非原创又缺严谨；孙真实是在其冒险犯难和字里行间、成功和挫折之间所显现之血肉之躯，是属于当代世界之人物：一个沟通者、某种媒体天才，并未在他所处时代历史烙下自己印记，是所处历史脉络之产物，他所体现是中国正迈向现代化。孙本能掌握他所处时代之渴望，了解时代蕴藏之力量，并将之具体化为实践之纲领，他将反朝廷之敌意化为反对势力之主张，在1920年代他才关注反帝国主义之民族主义，他预见技术官僚对民主政治之危害，强调经济现代化中基础建设（如交通运输、能源）之重要，寄望能够超越或者化解陈年敌意，在外交与国际经济关系上缔造新合作基础。孙是20世纪之子，是现代中国肇建者之一。
《孙逸仙传记》作者美国人林百克（Linebarger, Paul Myron Wentworth）认为：“中山仗着他个人天才的感悟，竟也能从蒙昧陈腐的环境，像暗淡的山水、清幽的涧色、散漫的家宅、高低的穹庐，这里边冲出一线光明来。恐怕这个极暗的境中只有他一个人能相信自己，所以后来使了他个人的天才把言一线光明发扬光大。他没有益友，没有良师，也没有亲族戚党可以供质疑问难之资。但是蓝谷里乐观的孩子用他自己理想的光明寻求正确的人生。”孙宣传反对忠君，很容易使人明白而记得，就是“天命无常”，这四个字无害于众人，很容易深入人心，工人苦力都懂得这个简单、无恶意而却是劝人的口号。孙做革命事业并不把钱当做最重要紧，他曾说：“金钱并不是常常有用的，北京政府有很多的钱，但是他仍旧得不到真正替他出力的人。人民觉醒之后，金钱在革命事业里面是比较不重要的。”林百克认为：“中山很愿意拯拔坏人，因为他可怜他们。他的心完全是本于善性，所以他不能自持地现出慈悲心来，他知道他们是坏人，但是他们是不幸者，所以中山拯拔他们，倘使中山擒拿了一个尝试害他性命的人，如其这个匪徒说出家里有很多人靠他养活，又表出悔过的心，中山定要释放他而同要害他的人做朋友了。中山宽恕的心似乎像孩子气，他这样一个意志像铁一样坚的人为什么心肠像妇人一般软？他意志的刚强同心肠的柔软似乎是相反的，但是同他接近之后，就知道他的弱点就是他的天性最强的根由，因为他是伟大所以他宽恕，在火奴鲁鲁他宽恕牵他发辫的小儿同他宽恕袁世凯杀革命志士一样，宽恕是他的天性，在他听见最伟大的宽恕者耶稣之前，早已有宽恕的习性了。”
易劳逸在《流产的革命》一书中，评价晚年孙“无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变得日趋独裁”。
以黑龙会为代表的日本泛亚主义，将孙文开启的联俄容共战略视为对东亚文明的背叛，反华及侵略中国的思想自此日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