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清末形势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部分中国官员及知识分子意识到，不变革已无法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绪初年），清政府发起洋务运动改革，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试图兴办工商业来加强中国国力。相较于19世纪末日本的明治维新，洋务运动只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改革，旧有的政治制度原封不动，依然坚守以儒家为主的文化道统，以致改革未够全面和彻底。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再败于日本，知识分子要求更深层改革。
自1895年公车孝廉连署上书，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体制内改革，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国，在皇权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1898年，得到光绪帝支持，维新派开展戊戌变法。103天以后，因清室保守派发动政变而流产。部分维新派人物流亡海外后，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将政治实权逐渐交出至民选政府，被称为“保皇党”或“立宪派”。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光绪帝被幽禁在中南海瀛台。1899年，义和团运动引起八国联军侵华，清室“西狩”西安，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严峻形势迫使慈禧太后在回銮北京后，逐步推行清末新政，清政府中央高层一直内斗。1907年，岑春煊、瞿鸿禨一派与袁世凯、奕劻一派发生丁未党争，岑春煊、瞿鸿禨失势。醇亲王载沣、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也同袁世凯争斗。
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帝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即位，隆裕太后垂帘听政，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隆裕太后与载沣实际掌握国家大权，载沣将袁世凯罢免。满汉官员相互猜疑，满洲重臣间的矛盾使中央政局更复杂。
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等活动，使地方督抚不仅需要像过去一样听命于中央，而且还要安抚地方士绅，照顾地方利益。地方督抚在太平天国起义后，因军事需要，权力日渐增大。1900年前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参加东南互保，更显地方督抚力量。他们在军政、民政、财政、外交等享有巨大权力，对中央有相当自主性。
而地方士绅中，岑春煊、端方、孙宝琦、肃亲王善耆等人支持并推动立宪，而铁良、瞿鸿禨、文海等则对快速推进立宪有保留。
清末中国实业不断发展，除大批官办工商业外，国家经济政策有一定自由，振兴实业，私有工商业兴盛，公私两界出现张謇、盛宣怀等大批工商界钜子。此外，清朝铁路运输不断发展新铁路。新式通讯设施、交通设施及邮政等也创新局面。这些新兴工商业及基础设施较少，中国广大地方仍没有摆脱旧有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模式。
清政府制定一系列法规，确立一套新经济制度，调整农工商、外资、外贸等政策；还成立商部专责制订经济政策。但国内经济与对外贸易形势不容乐观，使清政府很难推行新政。比如其推行禁烟运动，由于鸦片税厘已成清末财政收入主要税源，故禁烟运动加剧财政危机，使禁烟运动难以推行。
经济方面，清政府未能建立统一近代国家财政制度，面临财政危机。军费问题就是一个突出表现。清朝末年，军费紧张，各地军饷、军械等方面开支庞大，加以重建海军造成海军同陆军争夺经费，致使清政府在军队建设方面疲于应付。新建陆军及重建海军颇有成效，但加重政府财政紧张，也是辛亥革命中推翻清朝的军事主力。
清初由于统治者实行剃发易服等暴政导致满汉两族一度冲突频繁，清中叶以后，满汉两族之间冲突减少。随着清朝统治日渐衰弱，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满汉问题开始再度抬头。1890年代后，排满思潮再度大兴。明末遗老著作成为当时重要思想资源。原本并不著名的王夫之著作在清末被重新发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重要读物。许多革命人士更藉反清复明思潮来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传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等对年轻的革命参与者们造成很大影响。虽然一些革命家如孙中山在种族革命之外强调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的源动力仍是排满、反满的思潮。由西方传来的民族国家概念也给知识分子带来新的启发。然而清朝覆灭后，革命者们的口号迅速从“驱除鞑虏”转为“五族共和”，以求统一分崩离析的中国。
随着西方列强势力侵入中国，西学东渐蔚然成风，欧美及日本的各种思想纷纷传入中国，通过严复等翻译家的介绍，使中国思想界局面大开。这些新思想使无论官员、士绅还是革命派人士都获得各自的思想源泉。与此同时，在乾嘉学派、永嘉学派、常州学派等学派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思想研究也获得新发展，出现康有为、廖平、俞樾、章太炎、孙诒让、皮锡瑞等知名学者，其中一些人还对西方思想有所了解，使中西思想获得一定沟通。在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论争中，学者们不断开掘公羊学以及诸子思想，发现和阐释大量中国古代思想。
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中国基督教、中国天主教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与中国百姓经济、政治及文化冲突，酿成许多教案。此外，俄国支持中国东正教发展。中国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遭到庙产兴学等运动打击，依然有很大影响力。中国伊斯兰教仍在各地广泛存在，一些学者开始“回儒对话”、“回耶对话”；同治陕甘回变后，中国西北地区逐步回复元气。新兴宗教不断兴起，一贯道等开始发展，日后广泛流传。宗教发展为中国知识分子及下层民众提供许多思想支持。
同时，中文新闻事业也欣欣向荣。租界外资《申报》、《字林西报》、《万国公报》，海外梁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黄兴、章炳麟《民报》，国内于右任《神州日报》、范鸿仙《民立报》、狄楚青《时报》等报纸，当时有影响力。新闻报刊为海内外提供充足消息来源，左右政局，为各方重视。
19世纪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引进西学，创办新式学校。清政府碍于形势，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全国推广新式学堂。1909年，科举考试停办，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主流。教育方式根本转变，为辛亥革命和国家建设培养大批思想进步、锐意创新的社会精英和宝贵人才。
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中国时称世界保和大会）召开；1907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召开。两次大会通过《海牙公约》。当时清政府内部认为大会实质上并不能起到裁兵作用，反而助长各国扩充军备，因此清政府陆军部和军谘处等部门坚持扩充军备，而度支部因财政紧张而极力反对。
1903年4月，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请求驻越南谅山法兵援助；同时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准备事平后用全省路矿等权益作酬，导致中国拒法运动。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妄图长期占据东北，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导致中国拒俄运动。1904年底，《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在旅美华侨等强烈要求下，清政府向美国政府要求改约，遭到美国政府严词拒绝，并要求续约，导致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1904年至1905年起，中国各地发生收回路矿权运动，著名的有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收回粤汉铁路，广东省人民争废广九路约，四川、云南、吉林省等地先后成立保路会，山东、河北、江苏省人民收回津镇铁路，浙江、江苏省人民收回苏杭甬铁路，山西省人民收回英国福公司攫取矿权等。

清廷救亡图存

1900年中国因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入侵，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受重创。自1901年起，在改革派呼吁下，慈禧太后同意推行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政策之一，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试，改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出路。
在国内外形势压迫下，特别是官僚、士绅要求立宪呼声中，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日本战胜君主专制的俄罗斯帝国刺激下，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7年，各地立宪派组成各种立宪公会，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1909年，各省选举了以地方士绅为主的咨议局议员。1910年，随着资政院和各地咨议局相继成立，国会请愿运动再次进入高潮，清廷被迫宣布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国会开设之前先设责任内阁。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庆亲王内阁成立。

清末新政

1901年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1906年后易名为会议政务处，作为实施新政的中央办事机构。清末新政在教育、军事、法律、财政、行政等各方面均有革新。在教育方面，清政府大力推动新式学堂建设，力图用学堂教育取代过去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通过庙产兴学及将书院改为学堂等方法，在全国广建学堂，并鼓励私人兴办学堂。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奉命拟定壬寅学制，于1903年颁布，但未能实施。1904年，清政府颁布实施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癸卯学制。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科举从此走入历史。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鼓励赴日本留学。后来清政府又为留学生设立考试，通过考试者授游学毕业进士、举人等。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1906年，度支部颁布《清理财政明定办法六项》，负责统一各中央地方衙门收支、统筹外债借还、考核各省银号以及规定对各省越时造报财政之惩处。1910年，编制第一次全国预算。1910年颁布《国币则例》二十四条，统一银币及铜币的重量和成色。
清朝末年，以八旗制度、汉人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主要倚靠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全面改革陆军，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其余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培养新军军官，各地开办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新军军官（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省和湖南省地区）大量为留学生；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已编好部队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清末改革法律也有建树。1907年，清政府设修订法律馆，掌修订各项法律。1910年颁布施行《大清现行刑律》，1908年完成并于1911年颁布施行《大清新刑律》，废除酷刑，1909年和1910年分别起草完成两部《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起草完成《大清民律草案》。此外，清政府还初步建立了现代审判制度，创建了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实行四级三审制。法政学堂在各地建立，以培养法律人才。中国出现首批现代意义上的法官。
在行政改革方面，1906年9月，朝廷下诏订定新中央官制，设十一部。1905年，朝廷谕令釐定县级以下行政官制。1907年颁布外官制，削减督抚财权及军权；民政部统领全国巡警道。1908年，清廷开始筹备地方自治，设立城镇乡以至厅州县各级自治研究所，并拟定《各省咨议局章程》，定于1914年完成。各省咨议局于1909年陆续建立，中央资政院则于1910年成立。
清末新政改革需要较大金钱，财政不足导致政府巧立名目、强迫捐纳，加重平民生活负担，增加民变，社会动荡。清政府未处理好各项改革之间关系，未统一规划改革，使各项改革协调不足。

革命党：推翻满清

革命主要组织有兴中会、共进会、文学社、华兴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等。同盟会中还有丈夫团等小团体。
兴中会主要在华南地区一带开展活动，光复会在江苏省，浙江省，上海一带开展活动，华兴会主要在湖南省开展活动，文学社在湖北开展活动，共进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一个松散同盟，同盟会会员还在各地建立各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各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有孙文、黄兴、宋教仁、蔡元培、赵声、章太炎、陶成章等。
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张有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人江山，建立共和体制等。成立于1894年11月24日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华兴会成立于1904年2月15日，提出“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成立，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其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创立民国”被认为是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被认为是民生主义。
但是革命党在宣传政治主张时，更多地是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样能煽动民众反满情绪，更重要是能最大程度团结各种力量。至于清朝覆灭后，采取什么政治制度，进行什么社会改革，当时的人都认为待革命成功后，再作考虑。

组织发展历史

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谢缵泰等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属香港。而孙文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1895年，孙文于英国伦敦为清廷所绑架，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亦因而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
1900年，华北地区爆发义和团运动。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举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知识分子更感受到中国正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自甲午战争起，中国派往海外留学生大量增加，当中以日本最多，1904年时一度达到二万多人，不少为官费留学。革命思想在留学生中广为散播，主张革命学生成立各种团体，发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当中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在日本非常活跃。后来不少留学生归国，成为国内革命组织骨干。
1901年，忽有东西各报传闻清廷欲将广东省割让予法国，广东籍留日学生遂请冯斯栾、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省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1902年，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君武、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彬四、王私诚等在日本发起召开纪念南明灭亡二百四十二周年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1902年4月26日纪念会在横滨永乐楼召开，孙中山主持。1902年冬，叶澜、董鸿袆、张继、秦毓鎏、汪荣宝、周宏业、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王家驹、嵇镜、吴绾章、钮翔青、萨端、熊垓、胡景伊、苏子谷、冯自由、金邦平等在日本组织青年会，成为日本留学界中最早的革命团体。1903年，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强令解散，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成员有秦毓鎏、萨端、周宏业、贝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袆、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柽、王家驹、郑宪成等。
同时，中国国内进步团体逐渐增加。1902年4月15日，蔡元培、黄宗仰、叶瀚、蒋智由、林獬等议定并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秋冬间在上海正式成立；11月，上海南洋公学墨水瓶风波后，11月21日，该会自设学堂爱国学社成立。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炳麟、邹容被捕，《苏报》和爱国学社被查封。1903年，云南周云祥等成立保滇会，抗拒法国殖民者在云南修筑铁路。
1904年日俄战争，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开战，清政府划出部分国土让两国交战而自称保持中立；传闻皇室内有人称清朝国土“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原出处可见于梁启超的著作《戊戌政变记》中，原文实际上为“我（清朝大臣刚毅）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令革命救亡呼声更高。各种革命团体亦于此时纷纷在国内出现。最主要有胡兰亭（武昌圣公会牧师）、黄华亭（长沙圣会公牧师）、胡厚斋（九江圣公会牧师）、刘静庵等组织日知会（1906年在武昌成立），黄兴等人领导华兴会(1904年在长沙成立，成员有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马福益等，以湖南省青年为主)和同仇会，以及龚宝铨、陶成章、蔡元培、魏兰等人领导的光复会（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成员包括秋瑾、章炳麟、徐锡麟等，以江浙青年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样的革命小团体，如江苏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公强会，福建益闻会、汉族独立会，江西易知社，安徽岳王会，广州群智社等。这些革命团体不一定互相隶属，而且多数带有地方色彩。但大体他们都有共同目标：谋求推翻满清、恢复汉人江山、建立类似美国的共和制国家。当中推翻满清诉求着重满汉之分；而要求恢复江山亦只限以汉人为主的十八省，东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内外蒙都被排除。排满态度与中国各地方地下帮会“反清”传统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组织都有借助秘密会党势力进行革命。例如华兴会与哥老会，光复会与青帮，兴中会与三合会皆有密切关系；而孙中山亦为洪门致公堂会员。
1905年夏天，孙文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为《民报》）上阐述这一观点。同盟会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觉醒。《民报》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兆铭等执笔，与主张保皇、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同盟会在1907年虽曾一度再次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导致光复会退出。孙中山与汪兆铭、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黄兴则继续支持孙中山），但在革命中仍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会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余人。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机关。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7月，部分同盟会会员在东京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并以孙中山为最高领导人。共进会性质及纲领与同盟会几乎相同，但不直接隶属同盟会。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

首届内阁的诞生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首届内阁成立。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13名内阁成员中有8名为满族，有4名为汉族，有1名为蒙古族。而8名满族阁员中又有7名是宗室、觉罗，即皇族。由于有人认为该内阁是“皇族主导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制的精神，故被讥称为“皇族内阁”。

四川保路运动：各方势力的博弈

1911年5月8日，清廷成立皇族内阁，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认为清朝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6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措激起大量群众到四川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清兵弹压，打死30余名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中国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人领导荣县独立。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湖北空虚，从而导发武昌起义。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与军政府的成立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仲文（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张廷辅寓所），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临时租用的住宅）。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时，孙武和刘仲文等人及时逃脱。后来刘仲文派妻子和弟弟返回去取起义的文件，旗帜等，不幸被俄租界巡捕捕获。湖广总督瑞澂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彭刘杨三人被瑞澂斩首，新军的革命党人人心惶惶。
共进会总代表、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晚七时许（确切事发时点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共进会会员士兵程定国与正目金兆龙抱着步枪睡觉，且在身上藏匿子弹。被夜巡的哨长（相当于排长）陶启胜发现，痛骂“干什么，想造反啊！”，金兆龙回话：“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样？”与陶启胜扭打，程定国乘陶不备，以枪托打伤陶，又从背后开枪，把陶启胜打成重伤，发出武昌起义第一枪。（旧说第一枪是熊秉坤所发，有误。）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湖广总督府，在武汉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幕府，湖广总督瑞澂乘船逃到上海。
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辛亥革命元老、中国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中国同盟会员），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行程被耽搁，大大支援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更重要是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充裕时间。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谘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余人外，还邀请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议局大楼为办公地，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南北议和

袁世凯在被清廷起复前夕，便会见过来访的革命党人朱芾煌。朱劝告袁世凯同南方议和以换取大总统之位，袁世凯权衡利弊，上台后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进而准备和南方开始谈判。
11月1日之后，袁世凯分别致信黎元洪和民军总司令黄兴。在分别收到二人复信，得到将获总统职位的保证后，于11月10日派旧部刘承恩、副官蔡廷干（海军正参领）作为私人代表，赴武昌议和。黎元洪迫于主战派压力，要求袁世凯倒戈北伐，并保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刘、蔡二人携黎元洪致袁世凯亲笔信回京复命。此后袁世凯通过攻克汉阳，大挫民军锐气，迫使民军方面不得不进行停战谈判。
11月26日，袁世凯通过英国公使朱迩典及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1870-1939）向军政府和各省代表提出议和三条件：停战，清帝退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11月29日，袁克定密遣朱芾煌携汪兆铭函到武昌前线奔走协调停战，因事先未得通报，朱芾煌于11月30日被冯国璋拘捕，经袁克定营救，由汉口押送北京后当即被释放。11月30日，袁世凯再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干赴武昌与黎元洪谈判。同日，各省代表自上海汇集至武汉，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各省代表第一次会议，同意与袁世凯议和。由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表示，黎元洪必须能够代表各省，方可谈判议和。各省代表会议当日遂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12月1日，南北双方签订《武汉地区停战协定》，武汉地区于12月3日上午8时至12月6日上午8时停火三天。12月3日，武汉地区停火，进行休战谈判。此后南北双方先后签署过五次协议，将停战最终延续到1912年1月29日。
12月7日，上谕“著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12月8日，袁世凯发布内阁咨文，派唐绍仪为总理内阁大臣的全权代表。12月9日，唐绍仪等离京赴武汉与黎元洪或其代表商谈大局。而南方各省内部则纷争不断。12月7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兆铭、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为湖北特派代表，组成议和代表团。12月9日，各省代表正式推举伍廷芳为民军议和全权总代表。由于各省代表受同盟会影响，已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故他们不赞成黎元洪在武昌谈判的意见，而支持在南京谈判。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第二天过江到武昌会晤黎元洪，被告知要到上海谈判。原来，伍廷芳受张謇、赵凤昌等人劝阻，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迩典爵士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12月13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张謇、赵凤昌等成为南方议和幕后主导。
12月1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市政厅，南北议和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南北议和代表外，还有英、日、美、德、法、俄6国驻沪总领事及外商代表李德立。在这第一次会议上，双方很快就承认共和达成一致，并在“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国体”即所谓“和平解决”办法上达成共识，但对国民会议的召集、召开时间与地点、组成等问题争执不下。12月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
同时，清军主和派将领见同盟会方面的黄兴即将取代黎元洪成为南方临时政府首脑，便由段祺瑞的参谋长靳云鹏派出私人代表廖宇春赴上海与黄兴谈判。参与谈判者有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联军先锋队长朱葆诚、洪承点，文明书局经理俞复，北军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贻。12月20日，双方在文明书局签订五项条款：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12月28日，袁率内阁大臣上奏，请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清廷召开御前会议，最终隆裕太后下懿旨，同意召集临时国会。12月29日，南北议和第三次会议召开，伍廷芳提出经过修订的《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两项提议案，当日议决多项条款，其中首条即为“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同盟会方面不满南北双方达成的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选袁为民国首任总统的共识。黄兴、陈其美、宋教仁遂于12月26日在上海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孙文之时，酝酿举孙为大总统，并由马君武唤起舆论。12月27日，黄兴、宋教仁等赴南京，连夜召集各省代表会议，提出成立政府、采用总统制、改行中华民国纪年并用阳历等事宜，筹备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31日，南北双方代表唐绍仪、伍廷芳等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双方签署协议，袁支持清帝退位，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召开国民会议议决国体。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袁得知孙就任临时大总统后，1月1日致电唐绍仪，表示唐12月30日、12月31日以来行动超越权限，不能获得政府承认。唐绍仪当即请辞。1月2日，袁世凯准唐绍仪辞去和谈代表一职，并致电伍廷芳，否认伍、唐所订条款。
此后经张謇、赵凤昌斡旋，南北双方继续议和，主要讨论清室优待条件和南方履行承诺问题。此时南方议和的要角是孙。直隶咨议局、河南咨议局通过汪兆铭致电孙，首条即提出“清帝退位后，能否举袁为大总统？”。孙于1月14日复电保证“清帝退位，共和既定，袁有大功，为众所属，第一条件自无不能。”次日孙又致电伍廷芳，再次保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之后，举袁为大总统。
1月16日东华门事件，袁遇刺，刺客属北方革命党，名义上为同盟会分支。1月18日，孙提出五条要约，命伍廷芳向袁转达。条款中有“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孙还特意电邀伍廷芳、唐绍仪“入宁面商，以决大计”，伍、唐二人却拒不赴宁。至1月21日，孙连发五电给伍廷芳，不断修改要约，并通报黎元洪“现虽未列入正式谈判，而进行颇确。若清廷仍不肯就范，则再战有词”。1月22日，孙将修改后的要约公诸报端，向袁施压。袁以孙所提条件与此前南北议和谈妥条件不符，拒绝接受。伍廷芳因孙推翻此前谈判达成的协议，十分不满，故致电孙请辞议和代表一职。
为了增加对付袁的筹码，孙通过王勋与流亡日本的盛宣怀密商后，1月26日，民国政府、汉冶萍公司、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于南京签订《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合同规定“由公司借政府500万元应付现金若干，其余作为政府向三井购买军装之需（英文本作‘购买武器与军火’）”由于该约严重侵害中方利益，中外舆论一时哗然。该约未获参议院通过，并受到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反对，故最终作废。
2月3日，孙会见充当日本政、经两界联络者森恪时称，“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万一数日间无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许多军队要离散，革命政府将遭瓦解的命运”，并称在阴历年底必须得到一千五百万元，否则将不得不把政权拱手交给袁。当天森恪即将经过孙、胡汉民修改的加急电报发给三井物产顾问益田孝，指出“孙答应租借满洲，日本为防止革命军之解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外，应立即借一千万元，以中止与袁世凯和议，故孙文或黄兴为了满洲之契约将到日本一行。孙文答应‘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四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即可与袁中止和议’。”2月5日、2月6日，孙又接连致电森恪催日方答复。日方因恐外国干预，故于2月8日通过益田孝复电森恪，未允提供一千万元军费，反而劝告孙、黄兴与袁世凯妥协。

政治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

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已经有机会统一全国，但是共产党在中国不断与国民党对抗，加上日军侵华，令中国不能统一，直到1950年代，中国大陆才由中国共产党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限的。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只打倒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却未受根本性冲击。因为主导各地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地方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这反而更加巩固他们原有的地位。虽然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袖如孙中山等人出身平民，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在辛亥革命后的生存条件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方令传统上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大力展开的土地改革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才基本肃清这些土恶势力。
辛亥革命对于18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最后一块外国在华租借地直到二战结束后才由国民政府接收，而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澳门则要到辛亥革命成功近90年后的1999年才得以从葡萄牙收回。

孙中山的评价

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尚为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对辛亥革命成就有高评价。然而，由于共和民主没有真正实施，因此人们从不同角度作出反思。孙在1921年《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孙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时知识分子认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发动文化改革。

国共两党的评价

1920年代以后，国共两党对于辛亥革命有较高评价。这种评价在19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仍为主流观点。中国国民党视孙为中华民国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极高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国家最重要关键。对辛亥革命积极评价是中国国民党内各派共识。如中国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何香凝，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而中国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妥协和软弱，只是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具有阶段性成就，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基础。例如1954年9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讲话指出，“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宪法草案报告中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首次将辛亥革命纳入宪法，称“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中西方学者评价

历史学家冯崇义认为，由于当时革命派、立宪派、清王朝汉族实权派、满清王室四派势力的妥协精神，使得此次改朝换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少、最和平的一次。
鲁迅表示：“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中华民国）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
章士钊晚年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又如中国大陆的思想史学家李泽厚、刘再复等人，认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保留君主的渐进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国在稳定中发展，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杨度等君主立宪的主张比孙中山更适合于当时的中国。李泽厚表示，如果选择的是康梁的君宪道路“中国会好得多”，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反而“促退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李泽厚表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在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逼着它迈向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19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宇翔不认同相关观点：“如果认为是辛亥革命打断了晚清立宪和中国走向宪政的大好前程，是完全站不住脚了……历史观的严重错乱，是对20世纪以来为追求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而奋斗和牺牲的人民的严重亵渎。不可不察！”
西方学者、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也有研究。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评价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而“基本上是一场失败”。历史学教授高慕柯（Michael Gasster）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革命派宣传的三民主义和民主共和未能兑现感到十分愤慨，指出共和不过“徒炫耀其名，以贾吾民之欢心己耳”；所谓民政，不过是“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攻，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所谓幸福，不过是“少数豪暴狡狯者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又指出：“今理想中之光复佳运，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毫末无闻，政俗且愈趋愈下，日即卑污，伤心之士，安有不痛愤欲绝，万念俱灰，以求一瞑，绝闻睹于此万恶之世也。”显示出当时知识分子对革命宣传的美好许诺未能兑现的痛苦欲绝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