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人史

中国历史上的食人行为大致可以分为“求生性食人”和“习得性食人”。中国历史上因为干旱、洪水、蝗灾、暴政、暴民等天灾人祸，经常发生饥荒，特别是政权更迭的战争时期更是灾祸不断。吃人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史不绝书，如“易子而食”、“人相食”，《史记》、《新唐书》、《资治通鉴》、《明史》等史书都有详细记载。仅据二十五史统计，中国历史上共有403起发生过人相食的记载。

尧舜

《尚书·虞书·皋陶谟》“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有人解释说“一日”是将犯人缚在十字架上砍下四肢和头颅，“二日”是把犯人绑于十字架上任其死去，“兢兢”（借为矜）是举矛刺喉，业业（借为削）是割削犯人肌肉，“有邦”是炙饔，也就是火烤犯人而食之（详见蔡枢衡《中国刑法史》），然此说法有争议，非学术界主流观点。

商周

商纣王因疑惧周文王，将之囚于羑里，其子伯邑考携带贡物见纣王欲赎其父，却反遭到王后妲己的纠缠而被纣王杀死并制成馅饼送给西伯昌，以之来试探西伯昌。

春秋战国

齐桓公《韩非子·二柄·难一皆》记载：“齐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
魏文侯时，魏国将领乐羊攻打中山国，中山国君杀了乐羊的儿子，制成羹给他吃。乐羊把羹一饮而尽，并消灭了中山国。虽然乐羊有破敌国之功，但魏文侯从此却对他存有戒心，不再重用他。
《墨子·节葬下》中说：“子墨子曰：……昔者越之东，有骇冰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
据《史记》记载，白起在长平围攻赵军，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
《左传》宣公十五年中记载：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记载：“李同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馀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

两汉

《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 ）
高祖二年（前205年），七月左右“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史记·黥布列传》记载：“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
前138年平原地区“河水溢于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大饥，人相食”
公元前135年“河南贫人伤水旱万馀家，或父子相食。”
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前汉书·武帝本纪》） 
夏侯胜曾描述前114年的经济状况：“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汉书》卷七十五）
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六月，“关东饥，齐地人相食。”
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梁国平原郡人相食……” 
京兆尹王章对成帝说：“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胸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己出之女也”。
新莽天凤元年（14年），“缘边大饥，人相食。” 
《汉书》卷99下，新莽地皇三年（23年）2月，“是月，赤眉杀太师牺仲景尚。关东人相食。”
新莽地皇四年（23年），王莽被杀，悬首示众，“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9月，“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
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关中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
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 
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任城、梁国饥，民相食。”永寿元年，“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
《后汉书·南蛮传》说：“……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
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出现蝗灾，“六月，蝗虫起，百姓大饥，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兴平二年，董卓初死（195年），“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李傕、郭汜等放兵劫掠，加以饥馑，二年间民相食略尽”。（《资治通鉴》）

三国

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太祖（曹操）军乘氏（钜野西南）。大饥，人相食。（《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兴平元年（194年），“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三国志·魏书·程昱传》）
《后汉书·臧洪传》记载兴平二年（195年），臧洪让士兵吃自己妻子，“绍（袁绍）兵围洪，城中粮尽，洪（臧洪）杀爱妾，以食兵将，兵将成流涕，无能仰视。”
王忠曾在三辅混乱时，因饥饿吃过人肉。后来曹丕知道这件事情后，在跟随曹操外出时，曹丕令艺人取来墓冢间的髑骼系在王忠马上嘲笑之。
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年），辽东公孙渊反。景初二年（238年）正月，使司马懿将四万人讨渊。六月，至辽东，围襄平（辽阳市）。七月，大雨，雨霁，合围，百计攻之，矢石如雨。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八月，渊请降，不听。城溃，斩渊父子于梁水上。（《三国志·魏书·公孙渊传》）

西晋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年），“关西饥馑，白骨蔽野，民存者百无一二。”（《资治通鉴》）《晋书·卷37司马模传》：“时关中饥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疫，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
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八月，刘曜进逼长安。司马模之子司马保遣胡崧兵入援，打击刘曜于灵台（长安西）。“崧恐国威复振，则麹索（麹允、索琳守长安）势威，乃帅城西诸郡兵屯渭北不进，遂还槐里（长安西兴平）。曜攻陷长安外城，麹允、索琳退保小城以自固。内外断绝，城中饥甚。斗米值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太仓有麹数十饼，麹允屑之为粥以供帝，既而亦尽。”（《资治通鉴》）

东晋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年）春，“正月，前秦苻坚朝飨群臣，时长安饥，人相食，诸将归，吐肉以饲妻子。”（《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六）
太元十年（385年）十月，“燕、秦相持经年，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燕之军士多饿死，燕王（慕容）垂禁民养蚕，以桑椹为食”（《资治通鉴》卷一百六）
前秦时苻登攻打羌军，当时岁旱大饥，苻登把羌人尸体称为“熟食”，激励战士说：“汝等朝战，暮便饱肉，何患于饥！”氐军每战必大嚼羌军死人肉，“欢健能斗”。姚苌闻之，急召硕德说：“汝不来，必为苻登所食尽。”（《晋书》载记第十五“苻丕、苻登”）
太元十二年（387年），后凉的最后一年，“凉州大饥，米斗直钱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二）

南北朝

《南史·顾琛传》：“及孙恩乱后，东土饥荒，人相食。”
宋人刘敬叔的《异苑》：“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邑王冢，青州人开齐襄公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兹亦未必有凭而然也，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食之。”
元嘉十八年，北魏世祖拓跋焘遣镇南将军奚眷出击酒泉，北凉沮渠无讳派遣堂弟沮渠天周据守，“酒泉城中食尽，万余口皆饿死，沮渠天周杀妻以食战士。”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张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为军士所杀，刳肠割心，诸将脔食其肉，生啖之。”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年）“九江大饥，人相食者十四五”，建康城（南京）被侯景围困，“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军人屠马于殿省间，杂以人肉，食者必病”。
侯景死后，尸体被抢食，元帝承圣元年（552年）“暴景尸于市，市民争取食之骨皆尽……”，侯景参谋王伟，也被烹食。
《南史》毗骞：“国法刑人，并于王前啖其肉。”“国内不受估客，往者亦杀而食之。”
《北史》流求：“国人好相攻击，收斗死者聚食之。其南境；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战斗杀人，便以所杀人祭其神。”

隋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高句丽将斛斯政献出求和，炀帝将斛斯政烹死，把肉分给百官吃。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年），江淮饥馑，“始采树皮叶，或捣槁为末，或煮土而食；诸物皆尽，乃自相食。”
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薛仁杲与其父薛举起兵，俘获庾信之子庾立，由于庾立不肯降，薛仁杲怒割其肢体，放火上烧烤，再以白酒吞吃。
隋代末年，“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矮贼。生灵歼于此矣。”，朱粲竟说：“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唐·张𬸦《朝野佥载》）
隋末的诸葛昂与高瓒嗜食人肉。高瓒将双胞胎小孩杀掉，头颅、手和脚分别装在盘子里，做成“双子宴”，与诸葛昂一起享用；诸葛昂则把自己的爱妾蒸熟，摆成盘腿打坐的姿势，脸上重新涂好脂粉，诸葛昂亲手撕她大腿上的肉请高瓒吃。（《唐人说荟》卷五，引张骞《耳目记》）

唐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二月，秦王李世民大败王世充，军傅洛阳城，堑而守之。王世充粮且尽，人相食，至以水汩泥去砾，取浮土糅屑为饼。民病肿股弱，相藉倚道上。其尚书郎卢君业郭子高等皆饿死。御史大夫郑颐丐为浮屠，世充恶其言，杀之。（《新唐书卷85 王世充传》）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一月，鄠尉游文芝告发代州都督刘兰成谋反，一月戊申，兰成坐腰斩。右武候将军丘行恭，探兰成心肝食之。上（唐太宗）闻而让之曰：兰成谋反，国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为忠孝，则太子诸王先食之矣，岂至卿耶？行恭惭而拜谢。
唐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关中饥馑，斗米三百，将幸东都（洛阳），留太子监国。”“五月，东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居民千余家。关中先水后早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资治通鉴》）
武则天时期，杭州临安县尉薛震好吃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于客舍，遂饮之醉。杀而脔之，以水银和煎，并骨消尽。后又欲食其妇，妇觉而遁。县令诘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敕杖杀之。”（《朝野佥载》）
武则天时期，“周岭南首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裤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诸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出《摭言》。明抄本作出《朝野佥载》）
张𬸦《朝野佥载》卷二：“后诛易之昌宗等，百姓脔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
唐玄宗开元中叶人陈藏器（713年－741年）《本草拾遗》写吃人肉可以治病。
安史之乱（755年－763年）时，山西睢阳被围，守将张巡、许远誓死守城，粮尽食人；后来城破，人口从三万人降到四百人，多是被士兵吃掉的：“（张）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瘦伤气乏。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飧，坐者皆泣。巡疆令食之。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新唐书》卷192）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独孤及描述这次的灾难：“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
白居易（772年－846年）写《轻肥》一诗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传奇《虬髯客传》中写虬髯客取恶吏心肝切以与李靖共食。
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 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肕，争堪吃。”（《卢氏杂记》）
唐僖宗广明二年（881年），黄巢攻占长安，“时京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费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如，谷食腾踊，米斗三十钱，官军皆执山寨百姓，蠰于贼为食，人获数十万”（《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
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旧唐书·黄巢传》记载：“贼围陈郡三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俄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楷击陈州败死，巢自围之，略邓、许、孟、洛，东入徐、衮数十州。人大饥，倚死城堑，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并啖之。”（《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下》）
“巢益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卞、曹、濮、徐、衮等数十州，咸被其毒。”“黄巢围陈州几三百日……”（《资治通鉴·第二二五卷》）
秦宗权称帝后，军队用人肉干当粮食，“贼首皆剽锐惨毒，所至屠惨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五十》）。
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荆、襄蝗，米斗钱三千，人相食，淮南蝗，自西来，行而不飞，浮水缘城入扬州府署，竹树幢节，一夕如剪……”
光启三年（887年），“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料值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大半。宣州军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流血满于坊市。彦、师铎无如之何，颦蹙而已。”
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啖……”（《资治通鉴》卷258）
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凤翔城被朱全忠包围，狗肉每斤五百钱，人肉每斤只一百钱。
唐哀帝天佑三年（906年）：“时汴军筑垒围沧州，鸟鼠不能通，仁恭（刘仁恭）畏其（朱全忠）强，不敢战。城中食尽，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资治通鉴》卷265）

五代十国

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崇韬征犒军钱数万于宗弼、宗弼靳之。士卒怨怒，纵火喧哗。崇韬欲自明，乃白收宗弼族诛之，籍没其家。蜀人争食宗弼之肉。”（《资治通鉴》）
吴国将领高澧“嗜杀人而饮血，日暮，必于宅前，后掠行人而食之”。
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南汉刘龚以胡僧云其名不利，改名刘䶮。912-942在位。多权数，自矜大，穷奢极侈，用刑惨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集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谓之水狱。”
天福六年（942年），后晋苌从简屠户出身，官至左金吾卫上将军，历任河阳、忠武、武宁等镇节度使，尤好吃人肉。“……从简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新五代史·苌存简》）
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年），张彦泽被耶律德光擒杀，百姓剖开他的头颅，挖出脑髓，又割其肉，一道烹食。“高勲诉彦泽杀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彦泽剽掠京城，并傅住儿锁之。以彦泽之罪，宣示百官，问应死否？皆言应死。百姓亦投牒争疏彦泽罪。次日，斩彦泽及住儿于北市，仍命高勲监刑。彦泽前所杀士大夫子孙，皆绖杖号哭，随而诟詈，以杖扑之。勲命断腕出锁，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争破其脑取髓，脔其肉而食之。”（《资治通鉴》）
后汉高祖干佑元年二年（948年－949年），赵思绾喜食人肝，更喜欢用酒吞人胆，他说：“吞此干枚，则胆无敌矣！”，共吃人肝六十六个。“赵思绾好食人肝，常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胆，谓人曰：吞此千数，则胆无敌矣。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豖法。”（《资治通鉴》、《旧五代史》卷109）

辽宋金

辽穆宗曾听信女巫肖古的建议，以人胆入药。
开宝二年（969）王彦昇为原州（甘肃镇原）防御使。“西人（甘肃少数民族）有犯汉法者，彦升不加刑，召僚属饮宴，引所犯，以手捽断其耳，大嚼，卮酒下之。其人流血被体，股栗不敢动。前后啖者数百人。西人畏之，不敢犯塞。”（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王则反贝州（今清河县）。深州（治今静安县南）卒庞旦与其徒拟劫库兵为应，知州王鼎捕首谋十八人斩之。“明年（1048年），河北大饥，人相食。”（《宋史·王鼎传》）
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京东西大水为灾，人相食，流民入京东者不可胜数”（《续资治通鉴》卷50）
宋仁宗时期，广源州侬智高之母阿侬，“性惨毒，嗜小儿肉，每食必杀小儿。”（《宋史·卷495·蛮夷广源州》） 
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苏辙《因旱乞许群臣面对言事札子》：“臣伏见二年以来，民气未和，天意未顺，灾沴荐至，非水即旱。淮南饥馑，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绝。京东困弊，盗贼群起。二圣遇灾忧惧，顷发仓廪以救其乏绝，独此三路所散，已仅三百万斛矣！异时赈恤未见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国用己竭，而旱势未止，夏麦失望，秋稼未立，数月之后，公私无继，群盗蜂起，势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
辽天庆八年（宋重和元年，1118年），十二月，“宁昌军（治懿州）节度使刘宏（无可考）以懿州（治宁昌，今阜新市东北之塔营子村）户三千降金。时山前诸路（此指辽东，非燕山之南）大饥，干（辽宁北镇南）显（北镇北）宜（义县）锦（锦州市）兴中（朝阳市）等路，斗粟值数缣，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辽史·卷二十八·天祚帝纪》）
“甲辰宣和六年（1124年）时转粮给燕山（府治北京西南）民力疲困，重以盐额科敛，加之连年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给，至自相食。于是饥民并起为盗。山东有张万仙者，众十万，号敢炽。张迪者，众五万，围濬州（濬州，平川军，治滑州黎阳）五日而去。濬州去京才一百六十里，而初不知。河北有高托山者，号三十万。其余一二万者，不可胜计也。”（《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九》）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两路攻宋。王禀皆破之，“然人众乏粮，三军先食牛马骡，次烹弓弩皮甲，百姓煮萍实、糠籺、草茭以充腹，既而人相食。[九月]城破，禀犹率羸卒巷战，突围出，金兵追之急，遂负太原庙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子荀殉之。”（《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改元建炎。“汴京大饥，米升钱三百，一鼠直数百钱，人食水藻、椿槐叶、道殣，骼无余胔。”（《宋史卷67 五行志》）
宋高宗时期，五湖捕鱼人夏宁，“聚其徒为盗，后有众千余，专掠人以为食，……宁等无食，半月之间复啖万余人，是日，始具舟迎之。由是江北乡村愈觉凋残矣。”（《续资治通鉴卷一零九》）一军半月吃万人，极其残虐。
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开始吃人，江淮之间人相食，一斗米要数十千钱，人肉比猪肉还便宜；肉质还分等级，男女老幼不等，“自靖康丙午岁（1126年），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擦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老瘦男子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庄绰《鸡肋编》）
绍兴六年，岳飞在第二次北伐中壮志未酬，写下《满江红》，内有关于食人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宋宁宗嘉定年间，林千之任西钦州知州，得了一种病（末疾），有个医士告诉他，吃童女的肉可以强筋健骨。于是，林千之派人在本州境内捕少女，制成肉干，叫做“地鸡”。
绍定六年（1233年），南宋大将史嵩之围唐州，“城中粮尽，人相食，金将乌库哩黑汉，杀其爱妾以啖士，士争杀其妻子”。

元

元代，有鉴于自残尽孝的民间行为，元政府曾于1261年及1270年出示官方文告“禁割肝剜眼”，禁止割取股肉作为孝行或医疗之用。
延佑六年（1319年）秋七月丙辰，“来安路总管岑世兴叛，据唐兴州”，杀兼州知州黄克仁，分食其尸。
元惠宗至正年间，大饥，“淮右军”军队开始吃人，“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卦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双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明

周王朱橚第五子朱有熺食人肝脑，废为庶人。
韩观杀人甚多，御史欲弹劾他。一日，观召御史饮，以人皮为坐褥，耳目口鼻显然，发散垂褥，首披椅后。肴上，设一人首，观以箸取二目食之，曰：“他禽兽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观前席坐，每拿人至，命斩之，不回首视，已而血流满庭。观曰： “此辈与禽兽不异，斩之如杀虎豹耳。”御史战栗失措曰：“公，神人也。”竟不能劾。
天顺元年（1457年），北畿、山东并饥，发茔墓，斫道树殆尽。父子或相食。
成化二十年（1484年），是秋，陕西、山西大旱饥，人相食。停岁办物料，免税粮，发帑转粟，开纳米事例振之。

正德

正德三年（1508年），大旱、蝗灾，民大饥，疫病流行，人相食。
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刘瑾被磔死，凌迟三日，共剐3300余刀。行刑之日，北京鼎沸，百姓相争以一钱买刘瑾一块肉，生吞以泄恨。
正德十四年（1519年）：“是岁，淮扬饥，人相食。”《明史·武宗纪》

嘉靖

嘉靖元年（1522年），韩邦靖“起山西左参政，分守大同。岁饥，人相食，奏请发帑，不许。复抗疏千余言，不报。乞归，不待命辄行。军民遮道泣留，抵家病卒，年三十六。”（明史卷201）
嘉靖三年（1524年）“湖广、河南、大名、临清饥。南畿诸郡大饥，父子相食，道殣相望，臭弥千里。”（《明史·五行志》）
嘉靖四年（1525年）三月，余珊应诏陈言曰：“自逆瑾（刘瑾）以来，尽天下之脂膏，输入权贵之室。近年以来，黄纸蠲放，白纸催缴；额外之敛，下及鸡豚；织造之需，自为商贾；江淮母子相食，兖豫盗贼横行，川陕湖贵疲于供饷：田野嗷嗷，无乐生之心。”（明史卷208）
嘉靖九年（1530年）：“畿内、河南、湖广、山东、山西大饥。十五年（1536）湖广大饥。”（明史卷30·五行志）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二月）“宣大二镇大饥，人相食。”（《明史·五行志》）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京师大饥，人相食，米石二两二钱。（《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引《金垒子》）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辽东大饥，人相食。”（《明史，五行志》）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八月，以辽东连年饥馑，至有父食死子者，发银籴粟赈之。”（《中外历史年表》）

万历

万历六年（1578年）李时珍完成《本草纲目》，他搜集药名是为了“凡经人用者，皆不可遗”，“人部”举凡毛发、指甲、牙齿、屎尿、唾液、乳汁、眼泪、汗水、人骨、胞衣（紫河车）、体垢、月水、人势（阴茎）、人胆、结石……皆可入药。头发可治伤寒、肚疼，男性阴毛治蛇咬，人魄（人吊死级的魂魄）可以安神定魄。
万历十五、十六年（1587年－1588年）河北大饥，“七月，黄河以北，民食草木。富平、蒲城、同官诸县，有以石为粮者。”、“河南饥，民相食。”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两畿饥。阜平县（真定西北，邻山西）有杀食其稚子者。”（《明史·五行志》）
康熙十二年修《青州府志》第20卷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山东青州府推官黄槐开在一件申文中说：“自古饥年，止闻道殣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耳。今屠割活人以供朝夕，父子不问矣，夫妇不问矣，兄弟不问矣。剖腹剜心，支解作脍，且以人心味为美，小儿味尤为美。甚有鬻人肉于市，每斤价钱六文者；有腌人肉于家，以备不时之需者；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有饿方倒而众刀攒割立尽者；亦有割肉将尽而眼瞪瞪视人者。间有为人所诃禁，辄应曰："我不食人，人将食我。"愚民恬不为怪，有司法无所施。枭獍在途，天地昼晦。”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以山东大饥，致母食死儿，夫食死妻，再振之。”（《中外历史年表》）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连两年山东大饥，蔡州有人肉市。“中州兄弟两无子，去山东买妾，遇二女，自称姑嫂，骗兄弟往。兄得小姑。小姑私语之曰：汝弟已为我嫂制成肉羹矣。兄急往视，弟头尚扔炕下。兄急诉之县，抵嫂于罪，兄带小姑去。”（《枣林杂俎》）
近日福建抽税太监高采谬听方士言：食小儿脑千余，其阳道可复生如故。乃遍买童稚潜杀之。久而事彰闻，民间无肯鬻者，则令人遍往他所盗至送入，四方失儿者无算，遂至激变掣回。此等俱飞天夜叉化身也。

天启

清皇太极之天聪元年，（1627年，天启七年），“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天启时金一两合银十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300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一匹，银九两。”（《清太宗实录卷三》）
“天启辛酉，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顾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职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

崇祯

崇祯二年（1629年），杀袁崇焕。张岱《石匮书后集》：“（袁崇焕）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啖之。刽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荆开腔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时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犹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明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攻大凌河，祖大寿死守，史载“旋有王世龙者，越城出降，言城中粮竭，商贾诸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大寿欲突围，不得，与约许至锦州取妻室，乃誓而后降。”（《清史稿·卷234 祖大寿传》）祖大寿疏奏：“被围将及三月，城中食尽，杀人相食。”（《崇祯长编》卷五二）。《清太宗实录·卷十》亦载：“明大凌河城内，粮绝薪尽。军士饥甚，杀其修城夫役及商贾平民为食，析骸而炊。又执军士之羸弱者，杀而食之。”
崇祯六年（1633年），“河间大饥，人相食。”《明史·陈三接传》
崇祯七年（1634年），“太原大饥，人相食。”（明史·五行志）
崇祯九年（1636年），“山西大饥，人相食。”（《明史·庄烈帝纪》）
崇祯十年（1637年），浙江闹饥荒，父子、夫妇、兄弟相食。
崇祯十二年（1639年）郑鄤以“杖母、奸妹”罪被磔死。《明季北略》记载郑鄤被凌迟三千六百刀后，为“都人士”药用：“炮声响后，人皆跻足引领，顿高尺许，拥挤之极……归途所见，买生肉为疮疥药料者，遍长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亦大奇也。”
崇祯十三年（1640年），全国有123州县发生“人相食”，98州县蝗灾。崇祯十三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北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三吴皆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痤胔以食。”
崇祯十四年（1641年），“浙江大旱，飞蝗蔽天，食草根几尽，人饥且疫”。崇祯十四年二月，时山东荒旱，寇盗益炽，徐德（南端到北端）数千里白骨纵横，父子相食，人迹断绝。（彭贻孙《平寇志》）
崇祯十四年，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明史卷295·左懋第传》）
明朝末年，四川大饥，“蜀大饥，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连岁干涸，至是弥甚。赤地千里，粝米一斗价二十金，养麦一斗价七八金，久之亦无卖者篙芹木叶，取食殆尽。时有裹珍珠二昇，易一面不得而殆：有持数百金，买一饱不得而死。于是人皆相食，道路饥殍，剥取殆尽。无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转相贼杀。”（清·彭遵泅《蜀碧》卷四）
“庚辰山西大饥，人相食，剖心，其窍多寡不等。或无窍，或五六，其二、三窍为多，心大小各异。”（《枣林杂俎·和集》）
明朝崇祯末年，河南和山东发生饥荒和蝗灾，可以吃的东西都已经吃完，唯一剩下的可以吃的就只有人，于是便有了公开的人肉市场，其贩卖的乃是活生生的人，称之曰“菜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有这样的记载：“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
《陕西通志》第86卷载有明朝崇祯年间马懋才的《备陈灾变疏》，疏中写道：“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殆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甘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由于全球气候的变化，崇祯时期闹饥荒，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危害严重。计六奇说：“天降奇荒，所以资自成也！”。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李自成攻陷洛阳，杀重达三百六十多斤的福王朱常洵，用他的肉和皇家园林里的梅花鹿一同烹煮，在洛阳西关周公庙举行宴会，赐给部下食用，名曰“福禄宴”。
南明时期四镇之一的刘泽清性情凶残，军纪败坏，形同盗匪，府中养著两只黑猩猩。又嗜食人肉，一次设宴请客，在宴会厅中当场打死一名死囚，取出脑浆、心肝放在金瓯中，刘泽清吃人肝，喝脑浆。旁若无人，宾客莫不胆战心惊。

天骢

《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于是诸臣入奏曰：盗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上恻然，谕曰：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谳狱，姑从宽典。仍大发帑金，散赈饥民。”

顺治

顺治“二年（1645年），耒阳、襄阳、光化、宜城大饥，人相食。”
“顺治五年（1647年）春：广州、鹤庆（大理，洱海之北）嵩明（昆明市东北）大饥，人相食。”
清顺治九年（1652年）南明将领李定国攻新会，城中粮尽，清军开始杀居民为食。姓莫的媳妇愿代婆婆而死，清军把莫氏烹食。新会被围八个月，吃掉居民近万人。
顺治九年八月，漳州被围半年，城中缺粮，一碗稀粥索价白银四两。居民以老鼠、麻雀、树根、树叶、水萍、纸张和皮革等物为食，饿死者不计其数，“城中人自相食，百姓十死其八，兵马尽皆枵腹”。
顺治年间，“安邑知县鹿尽心者，得痿痹疾。有方士挟乩术，自称刘海蟾，教以食小儿脑即愈。鹿信之，辄以重价购小儿击杀食之，所杀伤甚众，而病不减。因复请于乩仙，复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凿小儿脑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随彰闻，被害之家，共置方士于法。”
顺承门内大街骡马市、牛市、羊市，又有人市。旗下妇女欲售者丛焉。牙人或引至其家递阅。噫！诚天之刍狗斯人也。（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康熙

康熙十八年（1679年），山东“终年不雨，大饥，人相食。”（乾隆《青城（即今高青）县志》卷10）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进攻云南吴世璠，“世璠将余从龙降。𫍣知粮将尽，人相食，与诸将环而攻之。世璠众内乱，欲擒世璠以降，世璠自杀。”（《清史稿·卷254赉塔传》）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春：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夏：永年（邯郸东北）、东明（大名府之南部，山东曹州西）饥。秋：沛县、亳州、东阿、曲阜、蒲县（属隰州，非蒲城县）、滕县大饥。冬：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
四十三年（1704年），泰安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武定（惠民）、滨州（武定东）、商河（武定西南）、阳信（武定北）、利津、沾化饥；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胶州大饥，人相食。
《病榻梦痕录》卷上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条记载了苏皖鲁等地的灾情，时灾民卖妻鬻子，“流丐载道”，“尸横道路”，尸体“埋于土，辄被人刨发，刮肉而啖”。

嘉庆

嘉庆六年（1801年），四川人罗思举的部队缺粮，开始吃俘虏，共吃三千五百多人。

道光

“道光十二年（1832），紫阳大饥，人相食。”

同治

同治二年，石达开的军队为大渡河的涨水所阻，当时石部全军已是“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噬人肉者”。（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记载“同治三、四年，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买三十文一斤，后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惨矣。”
同治三年（1864年），皖南人相食，人肉价格大涨。《曾国藩日记》同治三年四月廿二日记载：“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曾国藩日记》又记载：“洪杨之乱，江苏人肉卖九十文一斤，涨到一百三十文钱一斤。”
同治七年（1868年），定西、通渭大旱，时逢战乱，瘟疫并起，人相食。

中华民国大陆统治时期

1936年“3月1日万源曹家沟某家七人，饿毙四人；余三人气息奄奄，竟为逃荒饥民杀死，分割炙食无余。”
1936年3月19日四川省报载：“北川县人肉每斤五百文。片口镇饥民张彭氏、何张氏、陈顺氏因饥饿难忍，挖掘死尸围食，被捕。”
1936年四川《民间意识》杂志汇载四川各地吃人的消息：“松潘半边街居民陈氏，自杀其八岁的亲生女而食，食尽仍病饿而死。沿途数百里内，人血、白骨与饿死者，填满沟壑。”
民国30年（1941）-民国32年（1943）河南省大旱，人相食。1942年河南省赈济会推选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三人等赴重庆，请国民党中央免除征赋，蒋介石拒不接见。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1942年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中写道：“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冯小刚于2012年拍摄的电影《一九四二》讲的正是这段时期发生的故事。
1948年6月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将领林彪进行长春围城，禁止粮食进城，国军于是收集城内的粮食，造成很多人饿死街头。10月21日，城内守军郑洞国投降。活过来的人说，“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水，都是蛆。就这么熬著，盼著，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著，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9年－1961年“大跃进”期间，中国大陆发生“三年大饥荒”，死亡人数过千万。饿殍遍野，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吃人肉的现象。《墓碑》一书引梁志远的《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记载指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
1960年春，吃人肉情况不断发生，人肉的交易市场也随之出现在城郊、集镇、农民摆摊等。《中国大饥荒，1958-1962》引用的中国官方档案中有吃人记载，如在四川省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桥头区，老妇人罗文秀是第一个开始吃人肉的人。在家人一家七口全部死去后，罗文秀把三岁女童马发慧的尸体挖出来。她把小女孩儿的肉割下来，用辣椒调味，然后蒸熟吃掉。另一份1961年1月27日的文件，讲述了一个四川母亲用毛巾勒死了自己五岁大的儿子，“吃了四顿”。调查者王德明写道，“这样令人震惊的可怕事件远非只有这一起。”三年大饥荒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记载了四十九起人吃人事件。
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信阳事件，商丘、开封饿得人身浮肿，吃树皮，饿死100万（到数百万）人口，时谚：“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信阳五里店村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将4、5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甘肃省通渭县，1958年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亿斤，人口大量死亡；有人回忆“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50年代末大饥荒惊人记实》）
河南省固始县官方记载有二百例人吃人事件，县委以“破坏尸体”为名，逮捕群众。人吃人事件在四川、甘肃、青海、西藏、陕西、宁夏、河北、辽宁皆有耳闻，几乎遍及全国。
青海人吃人事件110多起，汉东公社杨家滩生产队的妇女竟吃了9个小孩。
“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著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作家王立新1980年代曾赴凤阳采访过，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广西壮族自治区除私刑、屠杀事件众多外，亦传出多起食人事件，其中人食人最厉害的地方之一是广西武宣县，约有130人左右被食。作家郑义曾在文革后赴广西调查，据他的统计广西全省至少有一千人被食。纪录片“文革广西武宣县红卫兵吃人肉事件”评论，这些食人事件并不是因为饥荒，而是因为政治运动制造出来的仇恨心态。
武宣“一女民兵因参与杀人坚定勇敢，且专吃男人生殖器而声名远播，并因此入党做官，官至武宣县革委副主任。处遗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处一天一个电话催问处理结果，并严厉责问：‘像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不赶快开除党籍？’但该副主任拒不承认专吃生殖器，只承认一起吃过人。最后的处理是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现已调离武宣。”
2011年8月，韩国SBS电视台称中国吉林省有医院使用死婴做的“人肉胶囊”流入了韩国市场。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卫生部对此事高度重视，已经责成吉林省卫生厅立即开展调查。
近年来，由于国人不健全的心理，加之西方亚文化的传入，国内逐渐兴起了秀色文化，旨在宰杀并肢解食用情人的尸体，为了拐骗更多人自愿被吃，秀色爱好者大肆发表死后灵魂合一等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