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外交史

大陆时期（1912-1949）

中华民国建国初期内战不断，经常出现几个代表中华民国的政府；获国际承认的北京北洋政府、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国民政府。直到东北易帜前，中国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来积极发展外交关系。各个派系的军阀都依仗不同的国家来对自己的地区加以控制。

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1月-1912年4月）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全国革命运动蜂起，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1912年1月1日由黄兴与孙文等人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是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存在4个多月，当时并未获得国际上的承认。经协商，孙中山让位给北京的袁世凯。

北京临时政府(1912年3月－1913年10月）

1912年2月12日，临朝称制的满清隆裕太后诏授袁世凯在北京全权组建临时政府，溥仪逊位，清朝正式终结。3月10日，北京临时政府乃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立，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在此期间，北洋政府与巴西等五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明确宣告蒙古、西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中国内政。英国公然表示不承认中国关于对西藏主权的宣示，以麦克马洪线制造了中国和英属印度的领土争端，英方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企图用欺骗手段让中方在条约草案上“草签”，被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政府一口回绝，最终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而“麦克马洪线”也至今未获中国承认。

北洋政府(1913年10月－1928年12月）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获国会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日即有大日本帝国等十三国与中华民国建交。自此，中华民国邦交国数持续增加。
1913年11月5日，袁世凯为换取沙俄的援助和对北洋政府的外交承认，与俄国签订《中俄蒙协约》。沙俄虽表面上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北洋政府承认了《中俄蒙协约》的内容和外蒙古的“自治”，不在外蒙古设治、驻军、移民等，实际承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权。
1914年5月29日，日本胁迫袁世凯签订“中日朝鲜南满往来运货减税试行办法”六款，东北商业遂被日人所垄断。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恐日本援助孙中山，特派孙宝琦、李盛铎二人赴日本疏通，日本借机提出东北五铁路之建筑权相要挟。1914年9月日本借口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出兵占领中国山东。1915年1月7日，北洋政府要求日军撤退回国，或暂照德国租借办法留驻青岛。日本以欧美各国无暇顾及远东，复窥袁世凯称帝野心，于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面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日军占领青岛直到1922年。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三年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却不能保护国家利益——中国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主权，但英、法、意却将德国的利益转送给日本。中国代表只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以示抗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4月-1949年4月）

1928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北伐，名义上统一中国后，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京北洋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因与美国、英国合作对抗法西斯轴心国，国际地位开始显著提高。开罗会议中，中国是三大国之一。对日抗战后期，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废除了自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大部分不平等条约，并陆续与世界各国签订平等新约。国民政府还积极与英国交涉，欲收回香港，但被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所拒绝。二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政府从日本取得台湾的主权，称为台湾光复。
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是1945年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并且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汪精卫国民政府（1940年－1945年）

汪精卫政权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由汪精卫等投靠日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所建立的政权。1940年，该政权在大日本帝国陆军支那派遣军扶持下成立于南京，自称是合法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旗帜。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国民政府对英美盟军宣战。

台湾时期（1949年至今）

1949年12月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失利后，中华民国政府退守至台湾，但依然在国际上继续代表着中国参与世界交流。此后22年间，国际上对于中国政府的代表权一直存有争议。1971年，伴随着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以及与美国、日本等国断交等一系列事件，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逐渐下降，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其中国代表权，这也对台湾问题及台湾独立运动的形成也造成了影响。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代表。之后各国则相继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日本、澳大利亚于1972年与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78年美国正式与中华民国断交，翌年元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84年以后，台湾对外关系与名义的使用上开始以奥会模式为中心，不再使用中华民国而是开始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大部分的国际组织，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极力阻挠中华民国政府在参与国际活动上国旗的使用，因此相当程度上，奥会所使用的梅花旗成为主要对外关系的旗帜，只是梅花中心的内容更换奥运会的五环标志，而改用相关单位适合的标志，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也日渐退出国际舞台，梅花旗则逐渐成为代表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新旗帜。
目前全世界有15个主权国家与中华民国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与台湾断交并承认其为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作为与其建交的必要条件。1990年代以后，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尝试以联合国能接受的名义，寻求重返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至今犹未成功。
自从中华民国于1971年退出联合国，世界各主要国家相继和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中华民国的国际空间锐减。同一时期，台湾在经济发展上渐有成绩，国家经济实力在1980年代远胜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渐渐中华民国政府转向以经济援助一些小型发展中国家，在李登辉时代政府称之为务实外交。民主进步党在2000年执政后，中华民国的外交仍有很强的经济援助导向，以突显台湾的主权。之后，以金援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便显得捉襟见肘。台湾内部也有人开始批评并怀疑金援外交的必要性，甚至批评为凯子外交，亦即批评其浪费国家资源，包括去换取不能长久维持的关系。唯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空间上以绝对金援优势干预中华民国外交的现实下，中华民国与正式邦交国之间的关系仍难脱经济援助的色彩。

蒋经国时期

蒋经国时期以维持蒋中正的“三不政策”，但相比1970年代，断交国的数目已大幅减少，有部分国家与中华民国复交。

从中华民国到中华台北

1984年，中华民国首度使用中华台北名义参与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启所谓奥会模式外交，从此台湾在国际上便开始以中华台北名义取代中华民国名义行使出席大部分国际外交活动。

解严后的外交政策

1987年，国民党政府宣布解严，在对外关系上开始发展台湾主体性外交，除了继续加强对东南亚国家与中美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外，也积极致力推展台侨外交，包括台商的相关外交活动。期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对于也开始尝试使用多元、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的异同，让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外交互动关系更诡谲多变。

李登辉时期

南向政策始于中华民国以经济交流的方式，鼓励台商到东南亚投资，避免过度倾向于中国大陆。
第一波南向投资在1993年，1994年中华民国政府通过《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合作纲领》，先期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等七个国家，在经济交流上得到不错的效果。

陈水扁时期

荣邦专案是时任总统陈水扁在2005年9月25日出席中美洲元首高峰会议前后发表的国家投资计划，期望投资各中美洲邦交国2亿5千万美元以稳定邦交关系。

马英九时期

自2008年马英九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以来奉行“活路外交”政策，以参加联合国所属的功能组织、与各国维系实质关系为优先考虑。2009年至2016年，以“中华台北”的名义获邀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2011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与台湾人民对于东日本大地震的救灾作出援助，因而与日本政府和民间关系有所增进。
2013年5月26日，持中华民国护照之国民可以免签证前往之国家或地区共104个、可以落地签证或电子签证方式前往之国家或地区共29个。
2013年11月14日，冈比亚与中华民国断交，直到2016年3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
2015年，马英九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两度访问新加坡，分别参与李光耀逝世的凭吊及两岸领导人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