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研究

早期研究

综观历史，翻译研究一直是规范性的（prescriptive，告诉译者如何翻译），甚至到了讨论翻译并非规范性一事，会被视为与翻译无关的地步。举例来说，翻译研究的史学家回溯早期关于翻译的西方思想时，会将西塞罗对自己如何透过将希腊文译为拉丁文，以精进其演说能力的注解，视为滥觞——这是耶柔米之后称为意义对意义翻译的早期描述。在更早几世纪前的埃及，对口译者的描述性历史是由希罗多德所提出，这多半不被视为翻译研究——据推测这是因为其中并未告诉译者如何翻译。在中国，对于如何翻译之讨论始自汉朝对佛经的翻译。

呼吁建立学科

1958 年，于莫斯科召开的第二届斯拉夫大会上，对于翻译该采用语言学方法还是文学方法的争论达到了高峰，以致于出现应将翻译视为独立学科以研究所有形式的翻译之倡议，而不是将翻译完全置于语言学研究或文学研究之内。 在 1960 年代的美国大学中，例如爱荷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翻译研讨置于比较文学之下。
1950 与 1960 年代间，对翻译的系统性、以语言学为导向的研究开始兴起。1958 年，法国语言学家Jean-Paul Vinay 和 Jean Darbelnet 对法文和英文进行了对比性的比较。 1964年，Eugene Nida 出版了《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这本手册讨论了圣经翻译，在某些程度上受到了Harris“转换文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的影响。 1965 年，John C. Catford 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翻译理论化。 到了 1960 年代与1970 年代早期，捷克学者Jiří Levý 与斯洛伐克学者Anton Popovič 和 František Miko 致力研究文学译者的风格。
这些开创文学翻译研究的事迹，都收录在1972 年于哥本哈根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pplied Linguistics）上，James S. Holmes 所发表的论文里。在这篇名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文中，Holmes 建议收拢散于各处的学科，为翻译领域设一类别。1995 年，Holmes 所提出的“地图”见于 Gideon Toury 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及其它》（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又译《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
1990 年代之前，翻译学者—尤其是规范学派（prescriptive）、描述学派（descriptive，亦称描写学派）和目的论学派（Skopos）的学者—倾向成立专门的思想流派。自1990 年代开始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翻译学科开始分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并行不悖，不但相互借鉴研究方法，也参照其它学术学科。

思想流派

就研究层面来说，主要的思想流派倾向将重要理论概念收拢起来，大部分概念都成为争论的焦点。

对等

1950 和 1960 年代期间，翻译研究者都倾向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获致“对等”（equivalence）。“对等”一词有两个独特的意义，对应到不同的思想流派。在俄罗斯的传统中，“对等”通常是一对一的对应，介于语言形式中、或介于严谨的科技词汇或词组里，因此“对等”会与一系列的“取代”相对。然而，在 Vinay 与 Darbelnet 等学者取自Bally 所代表的法国传统里，“对等”是相同的功能值所获致之成品，通常这需要在形式上有所改变。 Catford 于 1965 提出的对等见解，亦属法国传统。到了 1970 年代间，俄罗斯学者采用了更广泛的“对等”概念，取语言转换（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所导致之物作为对等。
如 Fedorov (1953) 和 Vinay & Darbelnet (1958) 所述，对于对等的讨论多伴随着“翻译方案”（translation solution，亦称步骤(procedure)、技巧 (technique)、或策略(strategy)）一起讨论。1958 年，陆殿扬（Loh Dianyang）的《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Translation: Its Principles and Techniques）借鉴了Fedorov 和英语语言学家的想法，针对中英翻译提出了翻译方案之分类。
在这些传统中，获致对等方法的讨论通常是规范性的，且与译者的训练有关。

描述性翻译研究

“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是 Toury 于 1995 出版《描述性翻译研究及其它》（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又译《描述翻译学及其他》）一书时所创建的词汇，用来建构经验法则的描述性学科，以填补Holmes 的地图。科学方法可用于文化产物的想法，由俄罗斯的形式主义者在20 世纪初提出，之后被比较文学的多名学者再次阐明。现在科学方法应用于文学翻译上。其中一部分是Even-Zohar 于 1990 年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theory of polysystems），其中指出，翻译文学会被视为接收方或目标文学系统的子系统。Gideon Toury 根据他的理论，表示在以研究为目的时，考量译文是否为“目标文化的事实存在”是必要的。讨论文学翻译时，“操控”（manipulation）和“赞助人”（patronage）等概念也同时开展。

目的论

目的论（Skopos theory）是翻译理论的另一个典范转移，可追溯至1984 年的欧洲。那年德国出版了两本书：一是Katharina Reiss（亦拼写为Reiß）和 Hans Vermeer 合著的《翻译通论基础》（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是Justa Holz-Mänttäri 所写的《译者行为》（Translatorial Action，德文书名为Translatorisches Handeln）。 这两本书提出了“目的论”（Skopos theory），这理论表示，达成译文该有的目的最为重要，甚于“对等”。

文化翻译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指出，在翻译研究上还有发展的空间。André Lefevere 在其编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A sourcebook）中对此有所描述，他与其他学者如Susan Bassnett 也快速呈现了翻译研究和其它领域及概念的交流，包括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及文化交流等。
“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概念在极大程度上来自Homi Bhabha 对 Salman Rushdie 之解读，这记录于前者的《文化地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书中。 文化翻译是文化研究里的概念，用以表示在所指涉的文化中，不管是语言上的、或其它方面的转化过程。这概念使用了语言上的翻译，作为分析文化里的转化与交流之工具或隐喻。“但是，尽管翻译拉近了不同文化，但翻译中一定会在文化间造成形变。”

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澳门理工学院的胡庚申教授发展的研究方向。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会涉入文化间的适应与选择过程，进而专注在翻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译者的中心角色。其核心概念为“译者中心”（translator-centeredness）、“生态平衡”（eco-balance）、以及翻译即“文本移植”（textual transplants）。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translatology Research）已针对生态翻译学举办了五次讨论会，并于2011 年创立了《生态翻译学学刊》（Journal of Eco-Translatology）。

译史研究

译史研究（translation history）关注的是译者身为专业人士与社会族群的历史，也关注翻译历史在文化的发展、互动、甚至消亡时的指标意义。关于译史的部分原则，已由Lieven D'hulst 和 Pym 提出。 译史研究的主要专案包括牛津英文文学翻译史（Oxford History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English）和法文翻译历史（Histoire des traductions en langue française）。
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文选已由Robinson (2002) 编纂，收录人物至尼采为止；法文理论（1748–1847）由 D'hulst (1990) 编纂；西班牙文由Santoyo (1987) 编纂；波兰文（1440–1974）由 Edward Balcerzan (1977) 编纂；中文由张佩瑶(2006) 编纂。

翻译社会学

翻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包括了译者是谁、和译者工作型态（工作场所研究）的研究，及何种翻译资料可以用来解释语言之间的思想流动。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studies）专注于发生在殖民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翻译，或介于众多前殖民地之间的翻译。 它们从根本上质疑“翻译在完全分离的文化和语言之间发生”的假设。

性别研究

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研究译者性别方面之事、译者翻译的文字所呈现的性别本质、也许与性别相关的翻译过程、以及用来描述翻译的性别隐喻。早期研究者有Luise von Flotow、Sherry Simon 和 Keith Harvey。

伦理道德

在伦理道德（ethic）领域中，Antoine Berman 和 Lawrence Venuti 发表了许多与众不同并引起诸多讨论的论文，但这些论文均同意以下观点：翻译时应强调译入语和译出语、译入文化和译出文化的不同。两人都对“文化上的差异〔……〕能最好地保存〔……〕差异性”该如何达成感到兴趣。 在之后的研究中，学者使用了Emmanuel Levinas 的道德伦理和主体性的哲学著作。 鉴于对他著作的多种诠释，在翻译的道德伦理研究中，他对伦理责任的概念有着多种结论。有些研究假定翻译本身在道德上是有疑虑的；而其它研究则认为作者或文字与译者之间的关系，是更人际间的，因此翻译是平等、交互的过程。
与这些研究相映成趣的，是对译者责任的普遍认可已有所增加。许多笔译者与口译者都被视为区域政治冲突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如何从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判断中独立出来，以合乎伦理道德的方式工作，已成为问题。研究导出的结论，是笔译者与口译者不但被视为语言的传递者，还是社会与政治运动者。
一般咸信，伦理规范（ethical code）提供了部分指引原则，以降低不确定性、提高专业水准，这在其它学科中已有所述（例如军医伦理规范或法律伦理规范）。然而，在翻译研究中对于伦理道德的概念尚无清晰的认知，因此对于此规范的意见形成，还有极大的差异。

影视翻译研究

影视翻译研究（audiovisual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 AVT）关注的是声音和（或）影像环境下的翻译，包括电影、电视、电玩、和一些现场活动，例如歌剧。 这领域中各项研究的共同起源，是翻译会在多符号系统（multiple semiotic system）中发生，要翻译的文字（多符号文字—— polysemiotic text）会透过不只一种符号频道来传递讯息，亦即不仅仅透过书写或语言，也透过声响和（或）画面来传递。 此研究下的翻译模式有字幕（subtitling）、配音（dubbing）、和旁白（voice-over），但在歌剧或戏院的现场演出中，也有歌词字幕（surtitling）。
通常传播媒介的可用性研究（media accessibility studies）也被归类在影视翻译研究之下，例如为全盲与弱视者准备的口述影像和听障者专用的字幕，是这类研究的主要目标。在影视翻译研究中，不同的媒体形式与翻译模式所加诸的多种条件与限制，都会影响翻译该如何进行；同时，这通常也是大部分AVT 成品或过程的研究核心。许多 AVT 学者和从业人员都是“欧洲影视翻译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in Screen Translation，简称 ESIST）的一员。

非专业翻译

非专业翻译（non-professional translation）指得是非专业译者所进行的翻译活动，这类活动通常会通过互联网进行。 伴随着近年开展的科技民主化、以及互联网的盛行，这些实践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自发的志愿翻译活动已在世界各地兴起，涵盖了多种书面与多媒体产品类型的翻译。
正常来说，并未接受过翻译训练的志愿者即可加入，但受过训练的译者也可能参与其中，例如“无国界译者”（Translators without Borders）。
由于每位学者对非专业翻译应具备的重要特性有不同想法，非专业翻译的描述也不一而足。O'Hagan 使用的是“用户产生的翻译”（user-generated translation）、“汉化组”（fan translation） 和“社群翻译”（community translation）。 Fernández-Costales 和 Jiménez-Crespo 倾向使用“协同翻译”（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而 Pérez-González 称之为“新手翻译”（amateur subtitling）。 Pym 认为，非专业翻译与专业翻译的基本差异，在于金钱上的报酬，因此他建议称为“义务翻译”（volunteer translation）。
最受欢迎的几种非专业、且由爱好者控制的翻译活动，有“字幕组”（Fansubbing）、“配音组”（Fandubbing）、“ROM 骇客组”（ROM hacking）或“游戏汉化组”（ fan translation of video games）、以及“扫描组”（Scanlation）。这些实际活动多半有着强而有力、凝聚力十足的爱好者基础；而更大型的非专业翻译专案常使用“众包”（crowdsourcing）模式，由公司或组织所控制。自 2008 年起，Facebook 已透过众包让用户翻译其网站，而 TED 大会则设立了开放式翻译专案（Open Translation Project），让志愿者使用Amara 平台在网络上建立TED 演讲的字幕。

本地化

本地化研究（localization，又称“在地化”或“本土化”）关注的是当代语言产业的翻译，在语言之间采用技术文字（即“进行本地化”），然后修改、以符合特定的“地区设定”（locale，即透过语言类型及多种文化变因所定义的目标地区）。本地化多半与软件、产品文件、网站、和电子游戏有关，在这些领域中，科技元件是关键。
本地化有个关键概念，称为“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在国际化过程中，产品中带有特定文化象征的事物会被去除，以便同步本地化成多种不同的语言。

口译研究

口译研究（Interpreting Studies）多半与翻译研究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似性，两者都包含了从一个语言转换到另一个语言的过程。的确，口译活动长期被视为翻译的特别形式，一直到20 世纪下半叶引入科学方法后，口译研究才逐渐从翻译研究中独立出来。虽然口译研究大量使用翻译研究的理论架构，但前者一直专注在口译活动的实务与教学法上。 这让口译研究稳健地从翻译研究中解放出来，同时，跟后者一样根基于跨领域的前提下，不断地发展出独立的理论架构。口译研究已经发展出数种方法，也经历过多次典范转移，引领至最近的口译者、口译工作、和口译环境之社会学研究。

前景

翻译研究已随着翻译学校和大学翻译课程的成长，而有所发展。1995 年针对60 个国家的研究指出，大学以上开办的翻译或口译课程，已高达250 个。 到了 2013 年，同一个数据库显示提供翻译训练的机构已经超过501 所。 同样地，翻译学术研讨会、翻译期刊、和翻译相关的出版品也有所增加。翻译的能见度也促成许多国家及国际翻译研究学会之成立。2016 年 9 月，有十所相关机构成立了“国际翻译与口译研究学会网络”（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Translation and Intrepreting Studies Associations，简称 INTISA）。
在这学科中，成长中的多种典范被认为是冲突的可能来源。早在1999 年，于西班牙维克大学（University of Vic）举办的“笔译及口译人员训练：千禧年新方向”论坛（Vic Forum on Training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New Directions for the Millennium）中，非本质主义者和经验方法之间就因为概念性鸿沟进行争论。与会者Rosemary Arrojo 和 Andrew Chesterman 明确为两种方法寻求共识。
正如大多数已发展的理论都是透过和其它学科—如语言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哲学、社会学、或历史编纂学—交流之后，才得以成长；由此可知，跨领域已使建立了新的典范成为可能。同时，将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存在的学科，也可能导致这学科碎片化。
第二个冲突来源来自于理论与实务的鸿沟。早期的规范主义给描述主义和理论化提供了空间，专业人士认为翻译研究的应用性并不高。同时，大学的研究评量并不太看重（如果有一丁点看重的话）翻译实务。
翻译研究有拓展研究领域的趋势，且这趋势应会持续下去。根据 Roman Jakobson 的论文所述，这一点延伸到适性研究（adaptation studies）、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符号系统间的翻译（translation between semiotic systems，例如从影像到文字到音乐）、以及翻译作为所有诠释类型及进而作为所有理解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