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

简历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2010年1月接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6月获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聘为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总主持人。
王汎森先生年轻时笔名众多，多半以笔名发表各种时论，并曾经担任报纸副刊编辑。唯一可考证者，据吴鸣（本名彭明辉）先生，〈书写，开启我生命的视窗〉一文，可知疑似曾有“王浩”此一笔名。彭氏写道：“在金门待了快一年，能够在领奖典礼看到许多文学界的前辈，心里真是兴奋莫名。王汎森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考历史研究所罢！次日《中国时报．人间版》一篇署名王浩的颁奖花絮报导中，即提及我要考研究所的事……。”
其父亲王文振先生为早期台中师院毕业生及国小校长，大哥王汎荧则为国立台湾大学兽医系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就读普林斯顿大学时为余英时院士的学生。家人中有多位从事教育，可谓是教育世家，书香门第。
返台后曾任教于台湾大学、清华大学。教学严谨，并重视启发，曾培育多位博、硕士生。多年来，已有多位指导学生相继投入学术研究、明清理学思想、王阳明思想、教育文化、明清档案、东亚文化交流，以及数位典藏与数位人文研究等相关领域。发表的多本专著，不仅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也深受一般读者的喜好。业余兴趣方面，王汎森先生年轻时即雅好书艺，喜好书法，并时常有书道创作。近年其书法创作也曾在海内外多所大学院校进行过展览，多件作品并为多所高校典藏。

研究自述

探索近世思想的世界
在我刚进入历史这个行业时，最感兴趣的课题是“近代集权主义的兴起”。因为从很早开始，我便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讯息，被近代集权政权的暴虐吓呆了，我很想了解它的根源。
这个野心在许多年后彻底幻灭──198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在美国一个小学院的图书馆中，偶然看到大半架与近代集权主义相关的书，立刻憬悟到这个领域恐怕太拥挤了。
但是，后来我的兴趣还是在了解：是什么历史因素造成了今天的我们？这就牵涉到近世中国。我的“近世”从明代中期一直到1950年代，关心的重点是思想、学术以及文化的历史，事实上只要是这几个世纪中的问题，我都有浓厚的兴趣。
当然在我处理过的各式各样主题中，还是可以勉强找出两、三个理路。譬如：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的两次思想转型、明代后期以来商业社会、城市文化与古典儒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思想心态之间的较劲与磨合等。当然，我也写过一批与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近代思想、学术巨擘有关的文字，而在傅斯年研究方面，我非常受益于本所收藏的各种手稿。
此外，我也非常关心过去因政治压力或主流论述的压抑而忽略的杂音、沉晦不明的历史现象或思想人物。
在我的研究学习过程中，我总是尽可能结合思想史、生活史、文化史来处理特定问题，而且始终保持一种方法论上的警觉：过去有一些史学家处理历史问题时，往往以“后见之明”倒溯回去，从“已知”的结果倒溯回未知的过去，所以有时候会出现不恰当的因果配搭、错误的解读，或忽略了多元竞逐的声音。
在未来五至十年之间，我想继续完成以前几个方面的研究，它们分别是晚明思想文化的状况、明清思想的转型、清代嘉、道、咸时期的思想世界，以及近代中国“后经典时代”的意识结构。
龚自珍〈释风篇〉说：“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
我认为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捕捉“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的流风，而我将继续在这条路上摸索。

治学是什么

王汎森先生认为的治学，不只是一般的读书写作，他说，读书太快乐、太轻松又不必负责任，这样是不够的。他看过许多很优秀的人，沉醉太多的时间于读书，好像拼命吃桑叶的蚕，只见桑叶日少却不见吐丝，这是可惜的。治学也不是一般的心情随笔、反省心得似的写作，而是有深入的研究、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能够走过艰难苦涩的阶段，完成具有启发和厘正功能的着手。也就是说，读书要有生产性、系统性和目标性，写作要有深入性、统整性和启发性。王汎森先生说，做研究要狠下心来，坚定直行，不要被快乐的事吸引而搅扰，不要被挫折或颠簸的困境给绊倒，要挺立要勇往，风雨中前进，终可看到雨后天青的彩虹。王汎森先生也提到，在这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是被某个因素给卡住而中断，他发现某些时候要坚持，某些时候却要懂得放手或转换，他提到“年轻时候总认为一个想法就要从头写到尾，但现在觉得应该犹如拍电影一样，不要被某些关卡卡住了，应该将片段拍下来，最后再来剪辑，虽然不够一气呵成，但优点是不会被卡住，可以一直走下去”，可见做学问其实是需要方法和智慧，能够洞察问题在哪里、危机在哪里，可以让自己借力使力、跨越险地，安抵目的地。

谈二十世纪史学的特征

王汎森认为20世纪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非个人性力量’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发现”，随着清末民初“新史学”以来史学研究中“人”的淡化和“事”的兴起，在社会学、左翼史学等西方现代史学范式的影响下，“个人”逐渐让位于“团体”，“人物中心”变成“问题本位”，但在1950年代以后，随着结构主义史学对人的“去中心化”，法国年鉴学派认为“人是历史的泡沫”，推崇长时段、结构性力量和集体心态，直至福柯宣告“人的死亡”，史学研究中“人的消失”愈演愈烈。最后，对照梁启超的“首出人格者”论、钱穆对人的“潜势力”的关注，以及意大利史学家发起的“微观史学”等，王汎森主张当下中国史学应该实现“人的复返”，“我们今天做历史研究，一方面不能忽略对‘历史中非人格性或非个人性力量’的重视，但另一方面必需把‘人’带回来，不能把历史描述得像一场只有球在跑、没有人在踢的足球赛。”

对于台湾知识分子的观察

王汎森先生在近来的文章中指出，他最近注意到台湾的知识分子文化正逐渐趋于没落。一般而言，“知识分子”一词是从十九世纪中期的俄国开始，而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大概是在十九世纪末，尤其是在法国德雷佛上尉事件的争论中逐步形成，但法国史学家雅克·勒高夫认为早在西洋中古时代就已经有“知识分子”了。王氏指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与理想，在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辉煌年代之后，现在已经有没落的倾向。他写道：“最近两、三年，我开始觉察到台湾的知识分子文化正处于没落中。……‘知识分子’一词确实正在逐渐消失中。这个词的起落，蕴含了重大的历史意义，即一个以‘知识分子’自许的阶层正在消失中。”他并且强调：“‘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有九十年左右的荣景，没想到却在近年的台湾社会中逐渐消失了。”王汎森先生最后指出：“凡是关心‘公与义’的朋友们都应屏息凝视，密切注意：将来‘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将由什么样的阶层来扮演，或是将来的社会根本不需要‘知识分子’等一连串的问题。”

对于“主义”一辞的看法

许多年前，我研究近代史注意到“主义”这个词。这个词是1887年最早在日本出现的。1890年从日本传来中国。1900年“主义”已满天飞。短短的二十年间，主义的公理之争已厮杀得非常厉害。有一首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主义这个词，弄到要砍头的地步。“少年中国”那帮人宣称，“我们在这里训练主义，将来主义不同，在战场上刀枪相见……”

如何记忆胡适之先生：文艺复兴时代的伟人墓生日纪念讲话

王汎森说他很喜欢读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依稀记得书中一个特别的情景：文艺复兴时代在伟人的墓前作生日纪念讲话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胡适诞辰120周年时，王汎森有幸在胡适的墓前作了十分钟讲话。回顾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前辈的风采，王汎森有感而发：“现代社会是一个历史记忆保存很短的时代，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蒋经国是谁了，何况是胡适？知道蔡元培的人更少了。像梁启超这种我们耳熟能详的人，一般人知道得就更少了。”（王汎森，〈蒋介石想控制知识分子但没能力〉，《时代周报》，2012年5月10日|url=http://finance.jrj.com.cn/book/2012/05/10122413067930.shtml

对于蔡元培先生学问观的讨论与评价

王汎森：我觉得他代表近代追求新学术的新气象，在今天看来好像理所当然，可在当时的环境并不容易。他研究的东西都不为功利，蔡元培全集的文章，还有帮人家写序的文章，他所重视的学问，不管有用没用，都是非常基础性的学问。现在全世界都在疯狂地追求生物科技，生物科学非常重要，因为人的健康要有好的治疗，确实可以免除很多人的痛苦，这点我非常了解，可是也不能整个学术界的天平都往那边倾斜，这个时候重新回味一下蔡元培的学问观，很有意思。他重视体育、哲学、民俗、美术、人类学、史学、语言学、考古等，这些都非常意味深长。他是一个老翰林，先是为“苏报案”避难，跑到青岛去从字母开始学起德文，然后到德国去求学。民国成立后做过教育总长，再度赴德念书。一个老翰林在以前是可以躺着不用干事的，光靠写对联、写墓志铭就已经够混日子的了。但他从头学德文，然后跑到德国留学，修的那些课都是气象很新，而且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处世为人都特别平和，有决断但又平和。蔡元培在抗战时期，人在香港，一度还帮史语所向陈彬龢分租了《港报》的房子，想让史语所的同人和眷属，以及整理汉简的人到港后有个居停的地方。(《时代周报》:http://culture.ifeng.com/3/detail_2012_05/14/14510632_1.shtml)

对于当代史学研究的看法: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动委员会主办“十字路口的明清研究”学术座谈会纪要

　王汎森教授认为，相较于前人，无论是资讯科技帮助或图书资料开放，现代学者搜寻史料非常容易，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不仅在社会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形成新的问题意识，更能改变、扩大前人研究的观点、视野，皆是莫大挑战。如现今学者利用地理资讯系统分析清代考据学学者的人际网络、群体分布，其结论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些人物在接收与流布上的认识，讯息程度有诸多差异，致使思想论辩上有所不同。其次，虽然说使用资讯科技是现代人的基本能力之一，但也有适得其反之处，例如统计“二二八”词汇与台湾社会发展脉络，不能因为1980 年代的新闻媒材出现“二二八”词汇很少，便指出台湾民众不关心这个历史事件，我们必须关注人们表述是否受到当时政治氛围影响而有所保留。再者，研究范式没有新或旧，只有有用或无用。好比现今史学受到后现代主义批判，有些学者认为史学研究即将终结，而有“历史无用论”之见，但也有些学者认为并非终结，只是应当思考，当前史学是否落入了细碎化、小众化的研究范式中，不再问对当代社会有无贡献。http://mingching.sinica.edu.tw/Report_detail.jsp?id=93&currentPage=Report_science

用科技丰富人文历史

“用科技丰富人文历史”: 王汎森at TEDxNTHU 2013(http://www.youtube.com/watch?v=XelyN2tKqO0)

王汎森谈“唐奖”

王汎森接受中央社专访表示，唐奖对台湾非常有意义，对特殊的学术领域也很有意义。100多年前设立的诺贝尔奖，时空背景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那是欧洲中心、科学中心主义的时代，诺贝尔心中有没有想过中国历史文化对人类文明可能的意义，我们都不知道。”王汎森说，世界上有很多奖项弥补诺贝尔奖的不足，包括以人文研究为主的克鲁格奖（Kluge Prize）、数学领域的菲尔兹奖（Fields Medal），以及香港的邵逸夫奖等。他说，唐奖的4个奖项，都是国际较欠缺奖励的领域，如汉学、永续发展、法治等，即便是生技医药奖，也偏重制药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实际贡献，和其他奖项偏重学术成就有所区隔。王汎森认为唐奖为人们开了一扇窗，让大家认识这几门重要的学问。首届唐奖得主来台领奖、演讲，也对学界和一般民众产生许多影响，例如汉学奖得主余英时诚恳呼吁台湾民众珍惜得来不易的民主成果，“不要糊里糊涂丢掉了”，便发人深省。(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410150369-1.aspx)

谈担任代理院长期间的感想

代理院长王汎森则形容一个多月的代理期仿佛是“少年PI的奇幻之旅”，在中研院风雨飘摇的时候临危受命，将这艘大船安稳的开往港口，并交由廖俊智掌舵。

“学问、趣味”之间的关联

“学问、趣味”之间有什么关联？中央研院院士王汎森认为，做学问如果少了“趣味”为动力，恐怕走不下去，如果只靠专业、计划、纪律与耐力却少了兴趣，很难维持终身的动力，所以有了兴趣支持，就有力量去做学问！王汎森院士认为，没有兴趣，很难有源源的动力去做学问，兴趣才能开出生生不息的活水源头，才能自我开创出独特的题目，因为乐趣、趣味，使得学问有了多样性。他说，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之所以有强大的动力做学问，追根究底下去，都是出自于兴趣。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可以每天观察鸽子许多次，细腻地记载观察到的鸽子大小事，如果没有热情是不可能做这些外人觉得是枯燥乏味的事。千年以来的中华文化都不重视兴趣，认为“兴趣”是玩物丧志；中国的科举考试对读书人做学问的态度影响很大，都将学问与圣道王功、道德教化、治天平下做连结，王汎森院士认为这是功利式的学问观。清末民初的名人梁启超，学问、知识渊博，是极少数强调兴趣对做学问重性的人，其一切学问的背后都来自兴趣，可说是“唯趣味主义者”。王汎森院士说，兴趣让人可以持之以恒，但趣味不一定是天生，也可以培养出来，从学习中得来，趣味是可以发掘、累积而成的；兴趣不是只有情绪上的一个点，而是一个纵深，一层又一层，趣味是愈引愈出。不过，王汎森院士也强调，做学问只有兴趣是不够的，还要具备专业、计划、纪律与耐力，不过若只有前述四项，少了兴趣，很难维持终身的动力；以汽车行走为例，兴趣可说是启动汽车的钥匙，也是维系做学问的动力，保持兴趣是很重要的事。除了兴趣之外，重大使命感也常是做学问的动力。王汎森院士也感性的告诉与会人士，他个人觉得自己有价值的著作，若不是与趣味有关，就是与现实关怀有关，也总觉得有一个秘密藏在某部书里或藏在世界某个角落，自己也常望着一束多年累积的笔记而微笑。他说，自己的观察发现，学问能够做得下去，除了聪明才智之外，还要有兴趣。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02043.aspx#.WA7UfC195hE

历史是一种扩充新量之学:从研究进而应用历史

王汎森以自己长年研究历史的经验一再强调，“历史是一种扩充新量之学”，“新量”包含各种形式的知识，举凡抒情、认同等，内容多元，因此熟读历史除能获得许多新知，并可在未来遇到相似情境时，借鉴历史以作为判断依据。
王汎森进一步指出，历史知识的累积需要“由心上化为手上”，培养“手感”让史学研究能具体化为现实中的作用；而“读史必先料成败”的态度就是由心上化为在手上的第一步。王汎森举历史事件佐证，二战期间的美国将领马歇尔熟读战史，战时即根据以前的经验且战且走；西班牙史家也把昔日和摩尔人战争的经验用于南美洲殖民。据此证明，历史作为“扩充新量之学”，将有助于各方面知识的创造。
王汎森坦言，20世纪史学专业化后，因为过度专注于史学知识的建构，而忘记历史应用的重要性，“历史不是惟一的知识，但却是必要的知识。”他认为，若能重新应用史学，就不会受限于尼采对历史的看法。
王汎森认为，除了参照意义意外，历史还是认同和情感的来源。他举了孤儿寻亲的例子。孤儿为何要寻根？“他是为了寻找历史的认同。根源的感觉和历史、过去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也常常反复听一些故事、乐曲，为什么要反复听？“因为重复的历史是人类情感根源的一部分、是一种乐趣。”他说。同时，他指出，所谓“观水有术，必有其澜”，历史也可以培养一种比较长远的思考方式，说明处理人际关系，使一个人有教养、有知识文化、懂得感受美。　
王汎森，“历史对于人生的利与弊”,国立政治大学博雅书院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