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利他主義

哲学

有效利他以改善世界为目的，和一般利他主义的理念不太相同。一般利他注重施予者/项目的善意（企业强制捐献、互惠性的捐款、或是捐款给对其个人有所影响的机构），较不注重施予后/项目执行后的成效。有效利他探讨各种改善社会的方式，不仅是一般设想的（投身公益慈善活动，或捐钱给公益慈善团体），而更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各种职业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最大化每个人能给这社会带来的正向改变。

成本效益原则

有效利他主义寻找出最有效率、做得最好的团体，每一分钱换得成果最多。比方说，他们在改善健康这个项目上，衡量基准是每块钱可以救的人命— 即质量调整寿命年（QALY）、或是每块金所免去的“失能调整生命年”（DALY）。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疾病负担”中最主要的衡量值也是失能调整生命年，此数值以因某个疾病所损失的寿命年数表示。
主要衡量影响力的方法是随机对照试验。随机对照试验因为可减少误差与偏颇，被认为是可靠的一种形式。应用于医疗与科学研究上并影响了卫生政策。一些医疗行为（像是疫苗）已经有高品质的医疗研究背书，所以对公益机构使用于计划时，证明的负担较小。下列几个学术团体也对其它医疗行为进行随机对照试验：贫困行动实验室（Poverty Action Lab）和贫困行动创新组织（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
有效的捐款是有效利他主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部分机构的效益远远超过其它机构。有些机构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那些成功达到目标的机构，GiveWell 报告指出有些机构只用了少许的钱，就达到巨大的成果。优良专案的表现比起较差的专案，健康的改进上可以达到数百倍。

比较财富原则

彼得·辛格指出，“如果我们有能力去阻止某件坏事发生，而且采取这个行动并不会造成我们牺牲什么，或比起那件坏事而言，轻如鸿毛，那我们在道德上，就有义务去采取行动，阻止这坏事发生。”在这样想法影响下，许多有效利他者捐出可观比例的收入给高效益的慈善组织，因为他们这样做还是可以维持一般生活水准，也就是以“不怎么样的牺牲去阻止别人的坏事发生”。毕竟多数在已发展国家的人，都有能力做不痛不痒的牺牲，年收入在$52,000（购买力平价）以上，就已经是全球1%富有的人。

议题优先级

有效利他者希望达到效益最大化，也企图将重点放在较能被改变的议题上，因此提出优先级清单。在清单里的项目有如：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问题、畜牧业的动物养殖方式、以及全人类的未来。
例如：一只导盲犬所须费用是$42,000, 然而，为发展中国家的沙眼患者提供手术，使他们不致于失明的费用只须要$40。这种手术的成功率为80％。因此，一只导盲犬的费用可以为840人重见光明，而且导盲犬并无法令受惠者恢复视力。

反事实的理性思考

有效利他鼓励人反思最有效的慈善方式。例子之一是，通常慈善或公益团体都能找到适合的人为他们工作，然而一个适合为他们工作的人，也许也有能力和兴趣做其他高报酬的工作。如果他接了这高报酬工作，而将赚到的这笔钱（就算只是一部分，也很可能是公益慈善工作薪水的好几倍）捐给公益慈善团体，这个团体能用这笔钱请好几个人来帮他们工作，这样会比他直接在这公益慈善团体里工作还更有贡献。因此，这个理性思考原则鼓励人去做最赚钱的工作，然后捐钱。因为即使这个工作不是完全道德、或带来社会贡献，一个人做不做这工作所产生的负面边际效益对整个产业而言很低，然而这笔钱却能让慈善团体带来很多帮助。

不以经常性支出作为公益组织评比标准

传统上认为，人事行政和研究等支出比例小、专案执行上支出比例大的就是优良的机构（也就是大部分的支出是直接用在慈善机构的受益对象上）。然而，有效利他主义的组识反对这样单纯的衡量标准，因为在研究上的支出可大大地影响一个公益专案的有效性。丹·帕洛塔提出，如果公益团体确信增加募款的支出可以提升他们整体运用在公益服务上的金额，那这团体就应该多花一些预算来募款。另外，迪恩·卡尔兰的一项研究也指出：“最有效益的公益机构花在行政支出的钱高于那些效益不高的公益机构。”

边际影响

有效利他主义的公益组织评比机构GiveWell ，强调“资金成长空间”的重要性：在维持有效运用资源的前提下，比较各个公益组织能运用这些资源的最大值。一般来说，有效利他主义相信选择公益组织时，该考量该组织运用该特定一笔资源能达成的临界值，而不是考量过去的绩效。

捐款

极狭义上，有效公益可说是关于怎么把我们的捐款发挥最大的效益。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捐多少？以及捐给谁？公益组织评比机构GiveWell 主要专注在第二个问题，透过找出最有可能带来最大影响力与成长空间（维持效益水准所能再成长的资金规模）。Giving What We Can 则想要从两个问题一起着手：提倡大家宣誓捐出所得的10%，并建议捐款者捐给他们推荐的几个最高效率的机构。
许多有效公益者的捐款比一般人多出非常多。有些人相信，如果把这些本来消费在自己的钱捐出去，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太大的牺牲，那么人们有道德上的义务将钱捐出，减轻他人的苦难。考虑到：只要年收入在$52,000（购买力平价）以上，便是在全球1%富有的人。许多有效公益者相信这是他们很棒的机会，利用相对富有的收入，能供献非常可观的帮助。有几位有效公益者便决心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以便捐出更多的钱。例如，杰夫·考夫曼与 Julia Wise捐出一半的所得。其他有效公益者则以提高收入来提升他们的捐款。

职业选择

一个人的职业是决定其可成就善行大小的重要因素，不管是直接的透过其职业所带来的影响，或是间接的、将收入捐出而产生的影响。80,000 Hours 希望提供有效行善者职业生涯建议，帮助他们能最大化正面的影响力，并主张选择职业须考量立即性的影响力与职业所累积来的资产（因职业所获得的技能，包含人脉、信用、资源……等等，可在未来运用）。

议题优先排序

有效利他主义是对任何议题都保持开放，只要是能带来最大的善。实际行上，有效利他主义运动将下列几个议题排列其优先次序：

国际扶贫

国际贫穷现象很早便被有效利他主义者认定为急切重要的公益面向之一，在有效利他主义下成立的GiveWell 组织也表示，投注在发展中国家扶贫的成本，与其他的公益比起来（如：已发展国家的扶贫），具有极高的成本效益，因此许多GiveWell 向捐款者推荐的专案都与国际扶贫有关，如：从公共卫生议题着手的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Schistosomiasis Control Initiative、Deworm the World Initiative，和早期的VillageReach，以及无条件的现金直接援助计划GiveDirectly。哲学家彼得·辛格的《The Life You Can Save》一书中，主张扶贫是道德义务，因此 Giving What We Can 与 The Life You Can Save（因该书成立的组织）以及其他有效利他主义下的公益都多少以扶贫为首要目标。
虽然符合有效利他主义的扶贫计划，从医疗援助、现金转赠、到微型贷款，大多以直接对于贫穷人口的援助作为扶贫方法。然而，有愈来愈多的有效利他者体认，改革全球政治经济系统对扶贫的重要性，从大体制的长期改善来治贫穷的根本。

动物福祉

很多有效利他主义者认为减低动物所受的痛苦，增进他们的福祉是一个重要的公益面向，而且在现阶段，因为投注的资源少，每分钱可换得的效益极高。Animal Charity Evaluators（ACE，前身为Effective Animal Activism）是在有效利他主义下成立，为增进动物福祉的公益机构，一如其名提供各个动物保护团体的评估报告，让有意捐款的人可以确定自己的善款是投注到最有效的动保团体。
在有效利他主义社群中，对动物的关切程度并不一致，大多数的有效利他者反对工业化畜牧，提倡素食作为解救方式之一；有些人则不认为素食是必要手段，而有些有效利他者也关注昆虫的福祉。有些有效利他者提倡以环境监护（一种新兴的公益模式）来减低动物承受的苦难。

未来与全球毁灭性风险

一些有效公益者认为遥远未来世代的福祉极度重要，他们认为不管用什么指标来衡量－财富、健康、潜在苦难与幸福……等等－未来世代的人们所得的分数远远高于现今世代，因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未来世代人数加总起来远比现下的人数多。
尼克·博斯特伦在著作中提到因为今日不够周详的科技发展或疏忽，造成“天文数字的浪费”，这个浪费指的是某些科技本来可以带来高度福祉却没有被及时实现，时间延宕造成的浪费。哲学家Nick Beckstead 在他的论文中强调未来的重要性，现今世代所做的决定的重要性，因为今日所做的任何一步都会影响未来发展。
各种可能造成人类世界毁灭的危机也是关注焦点及研究主题，如：奈米科技、生化科技、人工智能与全球暖化。博斯特伦指出：“学术上粪蝇的研究还比影响人类毁灭性危机还要多。”
关注于未来世代议题的组识有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 和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另外，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 专注在发展友善（以提升福祉为目的）的人工智能── 在它成为不友善人工智能之前。

提倡有效利他主义

为企求正面效益最大化，有些有效利他主义者努力扩张有效利他主义社群，希冀更多人将有效利他主义作为生活导引，或致力于寻求最佳的资源分配，让正面效益最大化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