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藤新平

早年

1857年7月24日，后藤新平出生于日本陆奥国胆泽郡塩釜村（今岩手县奥州市水泽区）一武士之家，父亲十右卫门，在仙台藩水泽馆主伊达将监门下当侍卫长，明治维新后归家务农。后藤新平年幼时给胆泽大参事安场保和当书僮，工作之余，勤学不倦。
1871年，后藤到东京去求学，不得志而归。1874年，安场保和任福岛县县长时，进入福岛县须贺川医学校学习后取得医师资格，行医数年后留学德国得到医学博士学位。

青年时期

1876年，适逢安场保和任爱知县县长，邀请他去名古屋一学校当教师，随后到爱知县医院出任三等医师。西南战争时任陆军临时医院医师，到大阪去护理伤病兵员。1882年，25岁的后藤出任爱知医学校校长及病院院长。
根据有关资料描述，当时西医虽然是奇缺，但后藤的提升速度也着实地让人吃惊。其原因有两点：一是他医术高明精湛，有让人敬佩之处；二是他处世狡黠，善于投机，左右逢源  。比如，1882年4月，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在岐阜县遇刺，根据电邀，他想前去诊治，当和爱知县府方面商榷时，县府方面不同意，于是他决心牺牲自己的前途，立即前往岐阜医治，板垣退助看他言语行动与众不同，对旁人说：“新平是个非凡人物，不当政治家实属可惜。”正是基于这一点，1883年1月，安场保和将女儿嫁给了后藤。
后藤鉴于当时社会一般卫生知识思想幼稚，感到有设立卫生局的必要，在1889年发表了《国家卫生原理》，主题思想除了谈论卫生工作，但字里行间中已显露出治国的韬略。此后不久内务省设立卫生局时，受局长长兴専斋推荐任内务部技师。1890年被派往德国学习两年。
1892年11月，任内务部卫生局局长，他就在其踌躇滿志之时却因“相马家内讧”案（相马事件）的牵连，不仅被迫丢掉了局长的位子，而且还被关进了监狱，半年后，真相大白而出狱。
后藤新平并未因此次挫折和打击而沉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军医总监黑石忠憨推荐他到明治天皇所在的广岛大本营工作，直到战后签订和约，后藤建议检疫是当前的紧急任务，于1895年4月任陆军检疫事务官长。时任陆军次官的儿玉源太郎看到他非常勤奋努力工作，把他记在心中，同年9月重任卫生局长，再任2年半，致力于内务行政及卫生设备的革新改善，与北里柴三郎共同创立了预防传染病研究所。

台湾民政长官

1898年2月26日，首相伊藤博文任命儿玉源太郎为第4任台湾总督，并给儿玉配备了一位能干的助手，就是卫生局来的后藤新平，后藤为民政长官，两人于该日正式走马上任。
儿玉源太郎重用后藤新平，后藤新平也对儿玉源太郎毕恭毕敬，所以两人合作非常融洽。儿玉源太郎有好几次因为要担任其他职位，要推荐后藤新平担任台湾总督，但是因为按照日本当时的内规，台湾总督必须是将领，儿玉源太郎甚至想要建议日本政府取消这个规定，可是都被后藤新平婉辞了。
今天的纵贯铁路，绝大部分就是在后藤新平的任内所完成的。在台湾林业史上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里山森林铁路，也是后藤新平主导兴建的。到了1904年，台湾财政已可完全自主，无须日本中央再行补贴，甚至一些公共建设还比日本内地还要先进，例如当时的台北地下水道覆盖率是亚洲第一。

台湾旧习惯调查会

后藤新平上任后，检讨以前日本的统治政策，发现有一些缺失。首先后藤研究出台湾一直被清朝视为化外之地，台湾人的地方仕绅于是各自为政，自治非常发达。这种自治是一种习惯法，然而日本统治者却轻易破坏这个自治制度，想要引进新的文明、新的法令，台湾人根本听不下去，难措手足，这就是失败的根源。今后的方针，应该恢复旧习惯，总督府只站在监督者的立场，只有发现弊害时，才逐渐改善，这样的行政就事半功倍。当时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日本文明而台湾野蛮，后藤新平这样肯尊重台湾旧习惯的想法实在难能可贵。
后藤新平为了彻底尊重台湾旧习惯，首先他展开大规模调查。1900年，后藤新平聘请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冈松参太郎，于1901年成立临时台湾旧习惯调查会，后藤新平自己担任会长。1903年，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织田万加入调查会。途中，织田万对调查的对象太庞大、复杂，而有些气馁，后藤新平勉励他说：“这是为了世界文化，而且只有日本人能做。”

废除“三段警备法”

后藤新平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抗日游击队。在乃木希典时代，对抗日游击队采取的策略是“三段警备法”，在抗日游击队出没的地区，由军队与宪兵管辖。在平地与市街地，由警察管辖。介于中间的地区，则由警察与宪兵协力管辖。
这个“三段警备法”表面上看起来很合理，其实非常不合理。因为军队与警察，不但指挥系统不同，想法也南辕北辙，甚至经常感情不合。对渗透到住民之中的游击队，正规军根本无用武之地。军队一听到游击队出现，赶过去时，游击队早已消失。于是军队开始怀疑当地住民，而难免施行暴力，反而遭来民众恨意。
后藤新平与儿玉源太郎看出其中缺点，决定废除“三段警备法”，他们决定让警察负起治安全责，后藤新平对军队演讲说：“你们的职务是在治理台湾，不是在征讨台湾！”
从此，后藤新平的策略是让警察深入民众，孤立游击队，并且对游击队招降。后藤鉴于台湾义民抗日活动频繁，便把乃木希典总督试行的“土匪招降策”在全台各地推行，但却在招降抗日分子后进行枪决，最著名的是1902年（明治三十五）4月25日，在斗六、林圯埔、崁头厝、西螺、他里雾、内林等“归顺式场”中，将被诱降而来的“归顺匪徒”全部当场屠杀。在仪式会场上“临机处置”或其他方式“断然处置”的台湾人，据后藤新平在所著的《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自承，屠杀的“叛徒多达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人”。到了1902年，几乎已经看不到抗日游击队的踪影。

土地调查

在解决完抗日游击队和鸦片两个问题后，后藤新平接着进行土地调查，目的将清政府时期台湾的隐田清理出来，以便为日本殖民政府增加税收，而有不实记载的，更可以收归日本政府所有。台湾的土地所有权非常复杂，有大租户（垦首）、小租户（垦户）、佃农（佃户），而且有许多隐田。1885年，清朝新任巡抚刘铭传曾经想要测量全岛农田，却遭至全台湾住民的反抗，甚至引起暴乱，结果失败。
1898年，后藤新平设立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自己担任局长。后藤新平对手下再三交代，进行土地测量时要尊重当地人的感情，要尊重他们的祖坟。1904年，土地调查告一段落，台湾总督府并以公债向大租户强换农田，使得殖民政府成为台湾最大地主，增加后来稻米、蔗糖的输日，其规模经济更让小租户与佃农无法与殖民政府竞争而达到经济控制的手段。经过这番土地调查，发现许多隐田，结果实际农田是以往的1.7倍。
1904年，日本基督徒竹越与三郎（1865－1950）目睹后藤新平的详细土地调查，赞叹说：“与这个相比，日本在明治七年实施的地租改革简直是儿戏！”

道路、铁路、港湾

接下来，后藤新平着力的是道路、铁路、港湾等交通建设。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几乎没有像样的道路。村落与村落之间，村落与市街之间，可能只有30公分宽的小路。在后藤新平主持下，台湾建筑了1.8米宽的道路5千5百公里，超过1.8米宽的道路2千9百公里，超过5.4米宽的道路8百公里，超过7.2米宽的道路80公里。
接着是铁路。在清朝统治期间，从1887年花了7年铺设从基隆到新竹约100公里的铁路。但是品质不佳，桥是木造，稍为有些转弯的地方，旅客必须下车一起推火车。日本接收台湾后，民间成立台湾铁路公司，计划兴建台湾纵贯铁路。后藤新平上任后，主张铁路国有，并且认为台湾铁路的1千万日圆兴建计划不够，应该追加到3千万日圆。后藤新平成立台湾铁路部，自己担任部长。1908年，台湾纵贯铁路完成，比当初预定的还要提早两年。
接着，后藤新平实施的是建设基隆港与充实卫生设备。尤其是后者，是后藤新平非常重视的项目。台湾当时有许多传染病，甚至曾经因鼠疫而死了4500人。充实卫生设备最大的重点是建设上下水道。日本刚开始统治台湾时，军用水道只有基隆与淡水两处，后来在后藤新平积极推动下，台湾的上下水道比日本国内还要早完成。竹越与三郎于1904年第一次访问台湾时，惊讶地说：“我所看到的台湾首府，纯然是欧洲风的清洁宏阔市街，道路好像东京的道路，甚至比东京的道路还漂亮，步道与车道之间，铺有水泥，下面有下水道，让雨水和污水可以排放。”

制糖产业

后藤新平从美国聘请新渡户稻造担任台湾的殖产局长。新渡户稻造一上任，就前往爪哇考察砂糖产业，回来之后，他对后藤新平说，先让他了解一下台湾的现况再写报告书。后藤新平说：“不必先了解一下台湾的现况，在你还未了解台湾的现况之前，写报告书。要是等你了解台湾的现况，说不定你就写不出来。不如就你在爪哇所看到的写心得就好。”不久，新渡户稻造提出“糖业改良意见书”，根据这份意见书，后藤新平开始改良甘蔗品种、改善耕作方法（特别是奖励施肥）。在一般传统社会，要农民采取新方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藤新平便用补助金方式来“利诱”。新品种和新耕作方法不久就普及开来，甘蔗的生产量大增。接着是制糖工厂的现代化与大规模化。1900年砂糖产量为3万吨，到儿玉、后藤时代终期为6万吨，到1937年为100万吨，二次大战期间最多为160万吨，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负担，而是日本的金鸡母。

统治台湾

后藤新平在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任内，进行土地调查、户口普查及风俗习惯调查，推展生物学的殖民政策，促进科学、农业、工业、卫生、教育、交通与治安警察等发展，并收编抗日份子，拢络台湾的门阀士绅，奠定日本在台湾往后的统治基础。
后藤对台湾的建设始于医疗和卫生的改善。1895年，他受聘担任台湾总督府卫生顾问时，发现日本来台工作者对台湾的气候、环境有诸多不适应，于是他着手规划关于日本人居住地的卫生、自来水和下水道等建设。接任民政长官之后，后藤秉持“生物学原则”，开始大规模地进行的调查与建设。后藤曾说：“殖民地行政计划，在目前科学进步之下，必须根据生物学的原则，也就是要发展农业、工业、卫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项能够完成，我们就可以在生存竞争中获得保全及胜利。”
旧惯调查为台湾的文化、风俗、民情和律法留下重要的纪录；而土地及户口调查的全面与精确，不但成为日本殖民统治与建设的重要基础，其影响甚至延续到战后国民政府在台的施政。
在产业上，后藤新平选定了在台湾原本就有基础的糖业，引进新式制糖技术、经营模式及大量资本，促使台湾糖业发展，以期产量能达到日本殖民母国的需求。为了将台湾的木材、稻米、蔗糖与矿产能有效的输回母国，其在台大力推动铁路、海港和公路等交通建设，现今的纵贯铁路绝大部分就是在其任内所完成，在台湾林业史上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里山森林铁路亦是由后藤新平主导兴建。到了1904年（明治37年），台湾财政已可完全自主，无须日本中央补贴，一些公共建设甚至比日本内地还要先进，例如当时日本人居住的台北市下水道覆盖率已是亚洲第一高。
国立台湾博物馆入口大厅右边一龛位原置放其铜雕像，目前已移除改放于顶楼展览厅与儿玉源太郎铜像一起展示。

与孙中山之关系

1900年，中国革命家孙中山计划在广东惠州起事反清，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赞同孙中山的计划，于是儿玉总督命时任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协助孙中山起事。后因日本内阁改组，第4次伊藤内阁反对介入中国革命，导致惠州起义失败。1900年11月10日，孙中山化名“吴仲”，与后藤新平同行乘“横滨丸”自基隆启航返回日本。

与共济会的关系

根据文化人类学学者绫部恒雄所言，后藤新平应该是共济会会员。后藤新平重用的新渡户稻造为共济会会员的可能性也相当高。

黄旺成评论

1927年2月20日，台湾社会运动者黄旺成（菊仙）在《台湾民报》上认为，后藤新平提出了“治台三策”：第一，台湾人贪财爱钱，可用利益诱惑；其次，台湾人贪生怕死，得用高压手段威胁；第三，台湾人非常爱面子，可用虚名拢络。后来这种说法衍生为评断台湾人民性的知名论点，即：“贪财、怕死、爱作官”（又称“爱钱、怕死、爱面子”）。此论点认为，后藤新平采用了“糖饴与鞭”的两手策略，一方面以严刑峻法对待异议人士，另一方面积极致力于建设台湾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