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

早年

成化十六年，严嵩生于分宜县，当时严家家道中落，很难维持生计，经常需要依靠娘家接济。严嵩自幼聪颖好学，悟性很高。 其父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权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导，五岁开始在严氏祠启蒙。当严嵩八岁后，他就由于其聪慧才智得到了分宜县知县莫立之的重视，莫立之将他安排进县学，并免除了所有的学费。后又有江西提学使经过分宜，面试严嵩后将严嵩进补为廪膳生。后在十岁时县试拔擢超群，十九岁中举。

入仕

严嵩在二十五岁时，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乙丑科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当他正怀着壮志雄心，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退官的十年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高升

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府，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历任翰林院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监祭酒。嘉靖七年（1528年），任礼部右侍郎。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严嵩在南京任官五年，因贺万寿节返回北京。当时，明廷要重修《宋史》，辅臣请求让严嵩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
当时明世宗沉迷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拼命讨好夏言。
一日严嵩在家中设宴，并邀请夏言，但夏言辞不赴宴，于是严嵩跑到夏言家门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不好意思再三谢绝，便到严嵩家中赴宴。自此以后，严嵩成为了夏言的知己，夏言向多方推荐严嵩。有了夏言的引荐，严嵩自此步步高升，并深得世宗喜爱。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升任内阁首辅，严嵩升任礼部尚书。后加太子太保。
夏言自视甚高，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夏言。
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罢官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以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
后来，严嵩握著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
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待，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

权倾

夏言死后，严嵩独揽大权，而明世宗一心修道无心处理政务，所有政事悉由严嵩裁决。此时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侍外，无人能见世宗一面。
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继续小心侍奉世宗，“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世宗赐“忠勤敏达”银印。后来，严嵩年老，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汇报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大臣视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大臣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
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嘉靖四十一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于燕京，徐阶将蓝道行介绍给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世宗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严世蕃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依附墓庐而活。两年后病卒。

历史争议

《明史》把严嵩列入奸臣传，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透过戏曲和其他文艺作品，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然而多年来，关于严嵩是否为大奸臣，仍然争议不休，这些争议主要围绕着他是否专国擅政，逼害忠良，与及钜贪恶富的指控。
另外来自严嵩故乡分宜的学者，包括严曰文、严小平等人却对严嵩的评价采截然不同的观点。亦有认为他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绩卓著。如严嵩重用胡宗宪平东南沿海之倭患，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严嵩与夫人欧阳氏相敬如宾，一生不蓄姬侍，在故乡尤乐善好施，口碑相当不错。
首先是严嵩的专国擅政问题。质疑严嵩专国擅政者指出，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世宗虽长期退居幕后，但仍然是紧握皇权的。因此，任何一位“权臣”是绝无窃弄威权的可能的。此外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世宗实录》也称世宗“惓惓以不闻外事为忧。”《国榷》卷64引李维桢曰：“世宗斋居数十年，图廽天下于掌上，中外俨然如临。”又引范守已曰：“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揽乾纲如帝者，几何人哉！……以故大张弛、大封拜、大诛赏，皆出独断。”以上文献皆显示指控严嵩窃权专国存在不少疑点。
其次是关于严嵩逼害忠良的问题。以夏言案为例，质疑严嵩逼害忠良者指出：
嘉靖二十四年夏言复出阁揆后，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言力主之，而嵩极言不可。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是年杀夏言、曾铣。《明史·严嵩传》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明史·夏言传》指称嵩与陆炳、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然而，谈迁在《国榷》中认为，“贵溪（夏言）不死于败而死于谗，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在严嵩的《奏对录》里，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亦见嵩未必是“心迹俱恶”之人。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王杼是位精通军事、很有责任心的将领，嘉靖三十六年春，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使不少显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在调查此事时，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于是世宗震怒，手批“诸将皆斩”。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时年五十三岁！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是非曲直尚有公论，《世庙识余录》如是说：“杼恂恂长者，悉心体国，通州之役，不避死亡，划策守城，以全国储，帝眷日隆，洊登枢佐。蓟州边备久弛，整顿良艰，屡至失律，遂于极典。┅┅华亭（徐阶）乃予罪严嵩，至方秦桧之杀武穆。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王中丞坐疆事死，非死严氏也。”
以上文字显示，严嵩背负的恶名，某程度来说，有被后来政敌强加上帽子的嫌疑。
再看看有关严嵩贪腐的争议，正史稗乘无不提及严嵩贪污:
王宗茂《皇明经世文编·纠劾误国辅臣疏》：“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
陈弘谟《继世余闻》：“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但考究有关严氏抄家的史料，却发现问题并不简单。嘉靖41年（1562）严嵩被罢, 其子严世蕃旋被徐阶等人诬以“通倭谋反”，家产籍没。巡按江西御史成守节负责籍没严氏家产，他上报的数额为：“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玳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但过了十多个月后，抄收上来的家产还不及所报的十分之三，仅有10万两白银入库。世宗大为不满，责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
为了凑足上报数额，成守节将严嵩的亲眷故吏甚至仇鸾的抄没之财都归结于其名下，抄空了嵩婿广西副使袁应枢、大理寺卿万采、丰城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南昌工部左侍郎刘伯跃、慈溪赵文华及其女婿屠叔方、安徽罗龙文、扬州仇鸾等“严党”的家产。但至隆庆17年（1584）仅抄出“奸臣”严嵩2万7千余亩田产，金银仍远没达到既定的200万两数目，成守节与江西按使季德甫、右参议胡顺华等人因抄家不力被罢官。严氏抄家二十余年，受害的不仅是严氏家族，而且株连江西一省无辜之民。］谈迁的《国榷》记载道：“严氏追赃二百万，其赀稍佚，蔓及无辜，一省骚然”。
严嵩抄家，结果需要籍抄没其他“严党”家产来凑数，而且殃及不少百姓！严嵩抄家一例未必说明严嵩不贪，但足显示其所贪资产规模有失实夸大之嫌疑。  
最后谈谈分宜学者反驳严嵩为奸臣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北京外城的建设，使得北京城更加坚固雄伟
明朝中叶前期北京及周围地区多次遭到蒙古军队袭扰，因此极须修建城墙，保卫京师。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式颁旨进行工程。世宗忧虑财政问题，指派严嵩实地考察以便有效调度资源。严嵩提出了城墙布局方案，形成了北京外城城墙的格局，也对京师防卫起着很大作用。
二：起用能臣胡宗宪，取得了抗击倭寇的决定性胜利
分宜学者反驳严嵩纵子通倭的指控，认为严嵩在剿倭问题上立场鲜明，起用胡宗宪为剿倭主帅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来严嵩失势，胡宗宪受牵连陷狱自尽。世宗崩，明穆宗，明神宗旋即替胡宗宪全面平反。间接地也是对严嵩剿倭功劳的肯定。
三：老练的外交政策
在对蒙古政策方面，严嵩主张重在防御，虽然与其他朝臣例如夏言立场完全相反，但这完全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当时朝臣多鼓励世宗主动出击，然而以明朝军队当时的实力，世宗极有可能重蹈英宗土木堡之变惨剧。 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曾上疏云：“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显然面对蒙古侵扰，明朝军队准备是极其不足的，严嵩主张防御的立场反而是对国家较为有利的策略。因此分宜学者认为严嵩外交上老练持重，不轻启战衅，运用和平外交手段，使得北方边境相对安宁。
四：热爱家乡，捐资助学
在分宜，他是一位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捐资助学的好官。例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严嵩自掏腰包，出资白银25000两，在分宜县城东南的清源古渡，建了一座十一孔的石桥，使家乡百姓免受摆渡之苦。严嵩将此桥起名为“万年桥”，并立碑纪念。另外他主持修筑了一条分宜至安福县的“官道”，全长60公里，使分宜与邻县的交通大为改善。严嵩还两次捐资助分宜县学堂，在分宜兴建钤麓书院，是袁州府（今宜春市）规模最大的书院。
再者，作为世人眼中一位“奸臣”，严嵩个人私生活却十分严谨，几乎是无可挑剔的，他一生只有欧阳氏一位妻子，欧阳氏比他大一岁，还是麻脸的，毫不漂亮，可是夫妻俩感情很好，从一而终，严嵩并没有因为富贵飞扬而妻妾成群。
尽管严嵩对家乡贡献良多，在内政及外政也有不少建树，但严嵩作为内阁首辅凡20年，却把大部分精力逢迎世宗皇帝斋醮之举，以致整个朝廷差不多也围绕着斋醮来运作，对政治产生极大负面影响。明史及民间对严嵩的奸臣定论，或许仍有待商榷；奉迎圣意，或许也是他成功之道。但作为中枢首辅，这是否称职成疑。果然，严嵩在日渐失去世宗皇帝圣宠之下，就被政敌扳倒了。

评价

清纪昀编撰《四库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存目》时，评严嵩诗集《钤山堂集》：“嵩虽怙宠擅权，其诗在流辈之中，乃独为迥出。王世贞《乐府变》云：‘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论也。然迹其所为，究非他文士有才无行可以节取者比，故吟咏虽工，仅存其目，以昭彰瘅之义焉。”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云：“王元美云：‘孔雀虽有毒，不掩其文章。’ 谓严嵩也。”
清张廷玉于《明史》说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在当时文士眼中，严嵩颇有儒雅本色，何良俊说：“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严重，乌可以人而废之。且怜才下士亦自可爱。”
史学家曹国庆认为严嵩在书法上成名，是他初入翰林院的时候。明代的翰林院网罗了天下的科举人才，相当于中央的智囊团和书记处。严嵩的经义文章每每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也常在宴集中力拔头筹，于是，人们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又领略了他的书法技艺，观其文便可获双重享受。此后，由翰林院而及其他任上，由京师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宝为荣者。钤山归隐的八年间，严嵩又精研了许多书法字贴，书法造诣精湛。至今在北京还留有他的书法遗迹“六必居”等题额10多处。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但是人皆讳言严嵩，说是萧显所题）、山东曲阜的“圣府”、杭州西湖岳飞庙的“满江红”（但落款后被改为夏言）同调词等全国知名景点20多处还保留了他的书法遗迹。严世蕃女嫁衍圣公，孔府至今留有严嵩求情在此坐冷板凳的“阁老凳”。

其他

北京至圣堂的大匾，相传是严嵩题写。
电影《十奏严嵩》（1952）是香港著名粤语片，由名伶马师曾，薜觉先及余丽珍主演。 后来名伶靓次伯也于同名剧目主演严嵩闻名。
“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严嵩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