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標準漢語

名称

在两岸三地和东南亚，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对现代标准汉语的定义各有不同：

普通话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把“国语”改称“普通话”，意为“普遍共通、普遍通用”之全国共通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以“推广普通话”为重要的政策之一。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要把六亿汉族人民的方言逐渐统一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究竟多长？就要看交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我们的工作，但是只要我们不断认真地工作，这个任务是一定可以实现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其直接管理地区推广，比如方言地区许多中小学校不提倡师生在校使用方言。
港澳地区常将“国语”一词作为中国大陆普通话的别称。在香港、澳门，粤语是通行语言也是政府工作语言，政府不强制推广普通话，不少中小学校以粤语为教学语言，但都教授普通话。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民间机构均通过不同方式推行普通话，但民间交流仍然使用粤语。在香港，粤语和英语已成为社会主流语言和定型语言，粤、英夹杂地讲话极为普遍。在政府部门、法律界、专业人士和商界里，英文是广泛采用的语文，但许多于香港营商或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经商的企业中，精通英语、粤语和普通话的三语人才都担任重要职位。香港、澳门过去分别被英国、葡萄牙所统治，殖民统治期间，普通话不曾提倡及鼓励使用，但不少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会懂得普通话，后来主流使用广东话，加强自身的身份认同。
新疆地区亦用“国语”称呼普通话，并针对少数民族开展讲国语运动。

华语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乃至其它东南亚国家，现代标准汉语的正式称谓是“华语”，基本上以跟随中国大陆及台湾的规范为基础。新马华人普遍使用的具有当地口音的华语，用词受到闽、粤、桂、琼等南方沿海各省的汉语方言影响，并引入了一些源自英语及马来语音译词，因此较中国大陆、台湾有较多外来语，加上80-90年代港产电影、连续剧的影响，所以与香港语文相似。

现代汉语的来源

元朝时，以中原音及大都话为基础，制定天下通语，作为标准语，成为北方官话。明朝初年时，以北方官话为主，参照了南方下江官话，制定南京官话。在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仍以南京官话为标准官话正音，但北方官话的影响力增强。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满汉双语制，汉语正音延续明代。实际上则仍用汉语为主。由于明至清代定都北京的关系，腔调逐渐染上以北京语音、北方话和满语的腔调，经过时间生成了北京官话。现代汉语标准语定命于明清官话体系。北平音系的声调，为阴平、阳平、上、去之四声，而没有入声，例如“合”、“含”等字没有合口尾音，而且尖团合流，“箭”“剑”不分。
雍正6年（1728年）8月6日，雍正上谕内阁曰：“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训，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言语，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盛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敷奏对扬，仍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晓乎？官民上下，言语不通，必使胥吏从中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言语既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身为编氓，亦不能明悉官长之言，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更改，故必徐加训道，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履历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地方，民情亦易达矣。”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书馆，教授官话。

1949年以后的现代标准汉语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官方语标准（分别为普通话系统和国语系统）沿不同的轨迹发展。台湾的《国语审订表》和大陆《普通话审音表》有所差别。此外，在东南亚等华人地区，有源于国语系统的华语系统。
台湾于1945年至戒严结束，一直延续中华民国的新国音作为国语标准。之后的语音，常混有台语、客家或原住民口音，而出现俗称的台湾国语。
1955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北京音为标准音，决议用“普通话”来称呼汉语标准语。会议对普通话的内容作了定义式的规定，除了继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外，新增加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两项内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机构的解释，“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不称为“国语”是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尊重。普通话仍以北京音为基础，与（老派）国语相比，在单字的发音上几乎相同，但在听感（涉及到语调等）、词汇上又有不同。自1950年代起，各时期普通话的特点亦有所变化，两者已有一定的区别。1950年8月，国家出版总署组建新华辞书社，着手编写《新华字典》，由钱玄同的学生、北大中文系主任魏建功主编。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的注音体系和《国音字典》是一致的，在文白异读上，较《国音字典》来说更注重口语音。1955年11月17日，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在中学、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在军队中推行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通知》。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10月，在国务院领导下召开的全国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确定的任务。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国务院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语言所，前身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开始编纂《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是继三十年代《国语字典》之后最权威的现代汉语工具书。1958年，几经修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代替已经推行了40年的注音字母。1956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立，历经八年编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及“续编”“三编”，1963年合并为《普通话异读词审音总表初稿》，奠定了普通话语音规范的基础。1982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重新组织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开展了第二次普通话审音工作，以《总表初稿》为基础，形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此表1985年由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是普通话语音的现行国家标准，是普通话推广普及的基础依据。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跨世纪奋斗目标，计划在2010年以前在全国初步普及普通话，下世纪中叶在全国普及普通话。1992年国家语委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草案）。“八五”计划期间，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由“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调整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努力使普通话成为学校的校园语言，成为党政机关的工作用语，成为交通、邮电、商业、旅游等公共服务行业部门的主要服务用语，成为省、市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播音用语。部分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率先普及普通话。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根据《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等规范字形，根据《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规范词形，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范读音等，出版了“新的有特色的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11年10月28日，新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成立。
1949年主持教材工作的叶圣陶力主将小学“国语”科改称“语文”。1950年《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规定：“所谓语文，应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和照普通话写出的语体文。”“讲解用的语言，仍用以北京音系为标准的普通话，不用方言土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和《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再次强调：“教给儿童的语言必须是规范化的汉民族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是小学语文科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一是词的声音。这首先要求依照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教学；在方言区域须特别注意正音工作。”《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继续要求：“坚持说普通话，能用普通话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1982年，吕叔湘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推广普通话，提出“所有学校都应该是推广普通话的阵地”、“小学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接着，教育部等15个单位向全国发出《大家都来说普通话的倡议书》。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1990年国家语委明确以广东、福建两省和上海市作为南方方言区推广普通话的重点地区。1991年派出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福建的一些地区做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两省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确立了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北京大学教授苏培成认为学校更是贯彻“说普通话、写规范字、正确使用汉语拼音”的主要园地，认为“学生从小养成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与习惯，才有可能真正推动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进程”。
在东南亚华人社区里，“华语”特指现代标准汉语，而不指东南亚华人最常见的母语（几种汉语南方方言）或其他北方方言。东南亚华语的标准语大致继承了老派国语-普通话的体系，但是当地自1919年五四运动后推广标准汉语以来，已经出现具当地特色的华语，如新马华语。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发音、词汇甚至语法往往带受母语方言和非汉语（如马来语及英语）的影响，与国语、普通话有一定的差别。

投票轶闻

网络流传西南官话、吴语、粤语以“一票之差”败给北京话，差点当选为现代标准汉语。然而，北京话自清末以来在北京一直就是官方话，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从未以投票形式决定官方话。投票传言的来源之一是1913年（民国2年）2月15日由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举行的读音统一大会，会上以一省一票的机制对6500个字的“国音”进行投票审定，但并无将任何方言票选为国语的议程；另一来源则是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惟会上代表一致赞成将北京音定为官方音，亦没有投票。
美国也有一个流传已久的很相似的传说，称为米伦伯格传说。传说美国首位众议院议长，本身为德裔美国人的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投了关键的一票，令德语以一票之差未能成为美国的国家官方语言。这个传说也已经查证为虚构。

地位

现代标准汉语是中华民国与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在新加坡是四种官方语言之一，也是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之一。

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推广普通话”被作为重要的政策之一，甚至写入了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方言的使用则受到了限制。近年来，这种限制有所放开，各个地方电视台方言类节目层出不穷，不少城市有方言类新闻节目和电视剧，但多以娱乐类为主，例如安徽台的情景喜剧《我爱饭米粒》、重庆台的《雾都夜话》、《生活麻辣烫》；上海台的情景喜剧《啼笑往事》；苏州台的《民生在线》、《施斌聊斋》等；南通台的《总而言之》；吉林台的《红男绿女》；湖南经视的《一家老小向前冲》；江西台的《松柏巷里万家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也推行“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的运动，致使一些学校某些时期出现了禁止学生讲方言的情况。有观点认为：一面倒的“推普政策”致使九十年代生的小孩子无法流畅地使用方言，只懂说普通话，方言和地方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也有可能会灭绝。
有些观点则认为，“推广普通话”有利于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交流，也便于外国人与不同地区中国人交流。但方言承载着大量的口头文学遗产，例如苏州评弹、河南豫剧、绍兴越剧、成都川剧、温州南戏等曲艺或戏曲都诞生于方言基础。消灭方言将导致这些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临灭绝。并且方言是乡情的纽带。人为割断这种纽带，可能会加速地方性传统文化的破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以前，习惯说普通话的人很少，人们在生活中往往使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随着推普蔓延至全国，以及近年来广播电视等媒体的作用，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截止2009年全国约有九成左右的人会说普通话，方言流行空间受到一定的挤压，发达地区的普通话普及程度较高，但日常生活中本地人间多以方言交流。而普通话甚至变成异乡人后代的主要语言。更有人指“普通话教学”即是“母语教学”，此番言论更激发方言保护者的舆论挞伐。关于“是否应该推普”、“推普同时是否要限制方言使用”、“推普是否必然造成方言萎缩”等问题，在民间一直有争论。
在许多特定场所，如大型机构、地级以上政府部门、高等院校，规定普通话是唯一的正式语言，一般不会在这些场所中使用除了普通话外的其他方言。但是局部的村镇由于本地人占多数，官方仍以当地方言作一般交流。各地的本地人在公共场合与外地人交流多使用普通话，当地人之间交流一般使用方言，然而对于199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人来说普通话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北方使用冀鲁官话、晋语的部分地区的许多城市和南方个别城市，已经出现一些当地年轻人不会说当地方言，只会说普通话的情况；在其它地区，城市年轻人的母语也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方言表达能力相对上一代有不同程度的减弱，即使讲方言也会偶尔夹杂普通话。
普通话与北京话有些许差异。在中国大陆沿海经济发达的深圳、上海等城市，普通话普及率高，但日常生活中本地人多以方言交流。在普通话逐渐侵蚀方言的背景下，就连以往的区域强势方言——四川话也未能幸免，出现了老派与新派的分歧。而老派方言者在逐年减少，新派方言者逐年增加，导致了目前的新派四川话与普通话的互通程度，相对以往来说更高了。
在包头、乌海等新兴移民城市，由于第一代定居者来自全国各地，因此从第二代移民起形成了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人群。 
普通话在乡村的普及率较城市低，但逐年提高。乡村方言保留着比较多的古汉语词汇，某些方言词汇无法用普通话准确表达，而普通话历来在村民心中属于场面上的“官话”，有时说普通话会被嘲笑是“拿腔拿调”。

台湾

国语是中华民国的主要官方用语、不同族群间的交际语甚至年轻族群的主要语言。根据国语推行委员会统计，台湾能听讲国语人口达90％（中国大陆的普通话普及率约66％）。台湾目前的政策是推广母语，但由于先前中华民国政府的政策与大众媒体的强势作用，包括新闻台、亲子台、新知、娱乐、综艺、卡通等类型节目及电视广告仍以国语为主。
根据语言学家洪惟仁于台铁主要车站的调查，除了部分小型车站以外，国语的使用量大于40%，台北、桃园等北台湾大车站甚至超过60%，且认为有向其他地方语言扩张的趋势。

香港

英属香港时代，英语长期是香港唯一法定语文；直至1971年，中文才定为另一种法定语文。中英两种语文并行之法律地位，是由《香港法例》第5章《法定语文条例》确立，但它并没有说明中文是以何种书写或口头方式表达，例如粤语、普通话抑或繁体中文。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中文和英文仍是香港法定语文，同时，特区政府提倡两文三语，书写中、英两文。语言则说粤语、英语和普通话三语。香港立法会会议或政府新闻发布会等行政人员一般用粤语和英语回应，如有需要，会有传译员提供粤语、英语、普通话三种语言的同声翻译。政府部门网页设有繁、简、英三种版本。社会上，粤语和繁体中文具主流地位，不过随着与中国大陆交流增加，香港人对简体中文认识逐渐增加，部分人因方便而使用简化字，会说普通话的人也越来越多。
中学教育方面，特区政府推行母语教学政策（除英文、英国文学等科目外，使用粤语授课），但保留一百多所全面采用英语授课的中学，但教中文、中国文学等科目会使用中文（粤语），学校另有普通话老师教学生普通话科，让学生学习。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考试提供中英两个版本的试卷（中国语文、中国文学、英文、英国文学等科目除外）。近年港府提倡以普通话教中文（普教中），部分学校于是推行普教中计划，不过，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争议。支持人士认为普教中能使“听、说、读、写”统一起来，减少文言用词及广东俚语入文，提高学生普通话能力和整体语文水平等；另一方面，反对者认为粤语已在香港通用超过百年，处绝对的母语地位，在缺乏普通话在社会实践（例如立法会、施政报告）、普通话师资欠培训的情形下强推普教中会适得其反，使学生不明白课堂所授，结果语文能力不升反跌。而以粤语教授古代经典和文言文会能读出入声，较少同音字，学生会更容易吸收。
祖父母已在香港扎根生活一百多年的少数族裔，如：土生印度裔、巴基斯坦裔等后裔，他们除了有自身的族群语言外，还有不少能操流利粤语（广东话）和英语。有一些能操流利粤语的香港南亚裔人士更从事面对大众的工作，例如艺人乔宝宝和新闻主播利君雅。

澳门

澳门主要语言是粤语、葡萄牙语及英语。但葡语在澳门民间并不广泛，且葡语在世界上流通程度不如英语，故澳门民间仍以粤语为主要语言，民众中会葡语者亦不如会英语者多。葡语主要流通于土生葡人及其后裔中。

新加坡

在新加坡，华语是四种官方语言之一。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双语教育即成为主流教育体系的基石。所有新加坡学生除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外，还必须修读所属族群的“母语”课程。新加坡推行以英语为主、族群“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是人民行动党政府基于国家发展和族群团结所作出的必然选择。经过40多年的推动后，英语已成为本地强势语言，主导日常生活、大部分工作及跨族群交流，接近为实质上的“国家语言”，并在未来有着取代族群“母语”的可能性。
在新加坡的华族社群里，华族学生必须接受“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教育体制，在基础教育阶段修读十到十二年的华文课程。但相对于英语应用能力，华语在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只是单科，教学时间有限，本地学生听说能力还行，“读写能力”却不断弱化。到了现在，当地华人时不时就在华语夹杂英文、甚至不会说华语只会说英文的情况，被马来西亚华人戏谑地称为“香蕉人”。

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英语，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皆为受承认的教育语言。多数当地华人和不少马来人都会讲华语，在马来亚独立之后，国民型华小和独立中学都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而大多数的国民型中学也规定华语为必修科。在2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广华语之初，当地华人带有浓厚方言腔、低音阶的华语口音被新加坡华人称为“联邦腔”。
如今，华语的推广至今已经在整个大马华人社区持续了三代以上，广泛的流行亦加速语言的异变，政治上的不同，加上地理位置确实和两岸三地有一段距离，当地特色的马来西亚华语已经成型。

音系

现代标准汉语基本沿袭了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但各地标准略有差异。现代标准汉语的音系常用音节作为分析单位，一个音节往往对应一个汉字，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

超音节发音

现代标准汉语在读词句时，字的发音会有一定的变化，例如变调、轻声和儿化。

传统

由于汉字不完全表音的特性，从古至今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记音法。最早的汉语字书中采取同音相注的直音法，中古时期受悉昙学影响产生了以上字之声切下字之韵的反切法，这两种注音方法作为数千年间记录汉语发音的通例，留下了对于音韵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量材料。然而这两种古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不能充分反应汉语的音系。
此外，亦有等韵图等方式以描写汉语音系。

近代

16世纪后，随欧洲与中国的交流，以拉丁文译写，
19世纪至20世纪，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汉字拉丁化方案，如威妥玛拼音、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汉语拼音等。
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兴盛，除了以拉丁文进行转写的方案外，还产生了由章太炎参考日语片假名，以篆字为基础创制的注音符号。
另外，速记系统也在汉字记音历史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现代

然而在20世纪，中国大陆官方和一些意见认为汉语应该走抛弃汉字的汉语拉丁化道路。这个意见认为中国之弱就在于汉字难读、难写和难认，所以抛弃汉字才能使中国变强。所以汉语拉丁化要先简化汉字、最终则是用拉丁字母来书写汉语语音。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8年推出标准汉语拼音方案，因为最终目的是不要让幼童有中文方块字的包袱，所以将注音符号中的21个声母都指派一个拉丁字母来表示，比如说c=ㄘ、q=ㄑ、x=ㄒ、z=ㄗ和zh=ㄓ都是比较特殊的强制性规定，而韵母则由注音符号转写为拉丁字母。但是由于注音符号在创制时，为了配合开齐合撮的等韵传统，所以规定ㄧㄢ不念ian而要念ien；相对的ㄩㄢ也不念üan而念üen。这些转音规定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时仍然留下影响，比如淹就拼yan而不是如威妥玛式的yen。由于汉语拉丁化运动采取的是汉语标准语的语音系统，因此汉语拼音得到了运动支持者的重视。但完全以汉语拼音取代汉字的汉语拉丁化最后被彻底放弃，技术上是基于汉语包含非常多同音字和词，汉语拼音无法提供足够分辨的线索而徒增沟通困难。而更根本的是，使用文字与国家强弱的关联有限，过去认为汉字不利于扫盲的观点被实际扫盲成果否定，中国后来的快速发展也否定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所说）之类的文化不自信的观点。
然而随着中国大陆的发展，汉语拼音的标音系统除了在它境内使用外，在国际间也越来越盛行。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现在也部分采用汉语拼音。2009年起，台湾的中文译音也采用了汉语拼音。

语法

现代标准汉语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是指现代优秀作家、理论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代表性优秀作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论著和国家发布的各种书面文件如法律文本、通告、政令等。1898年，马建忠以印欧语系的语法为基础，发表了第一本汉语语法专著即《马氏文通》，从此奠定了所谓的现代汉语语法的基础。
国语运动以及新文学运动以来，不少语言学家投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初期有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金兆梓的《国文法之研究》，以及后来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王力《中国语法理论》、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朱德熙《语法答问》。如《新著国语文法》的最大特点是在最大程度上仿照英语语法。《新著国语文法》在民国时代讲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中，影响最大。在以上专家语法的基础上，国家教育系统颁布了一类教学语法。教学语法又称学校语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号召人们学语法、修辞和逻辑。并且从同一天起，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4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中学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力编写《汉语》和《文学》教科书。从1954年初拟订，全国语法学界和广大语文教师共同努力，花了两年半时间经过试教、修改、审订终于形成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1959年得以颁行。期间张志公和王力编写了《语法和语法教学——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供中学语文教师参考。“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是共和国的第一个教学语法系统，尽可能集中各家语法研究的成果而又便于进行基础教学的一个语法系统。根循《暂拟系统》，1955年至1957年陆续编写出版了初级中学《汉语》课本，1959年又根据《汉语》课本,改编、出版了《汉语知识》。1981年,全国语法学界在哈尔滨举行全国语法和语法敎学讨论会，研究修订“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84年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讨论，对《暂拟汉语教学语法》进行了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制定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中的语法系统成为了现代汉语语法学的蓝图。胡裕树、黄伯容、张斌编写的各类称作《现代汉语》的教科书。
现代汉语语法是句式使用“主谓宾”的结构，经常使用“的、地、得”，以及甚少语气助词。现代标准汉语虽然摒弃了文言文的表达方式，但在许多官方或正式文件仍遵从这种方式。而在其他许多华人社会的现代文章中，经常会用到曾经历几个朝代全国各省通用文言文中的通用字、词或成语以令句子更为简洁文雅，如之（的）、其（他）、甚（很）等等。

地方差异

北京话、中国普通话、台湾国语、中华民国国语、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等在语音、词汇等方面有少许差异。要注意的是北京方言并不属于一种标准语，因为它是未经整理和标准化的北京城区方言。以上的几种标准语都是以北京话这种方言为基础来进行标准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