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富

早年生涯

薛富1927年生于英国汉普郡，父母分别名叫艾伯特·爱德华·谢夫（Albert Edward Shave，1899年－1983年）和格特鲁德·凯瑟琳·布拉德利（Gertrude Kathleen Bradley，1900年－1986年），他的父亲曾在军中任职，官至少校。在家中排行最小的薛富有两名胞兄和一名胞姊，其中长兄名叫查尔斯·爱德华·布拉德利·谢夫（Charles Edward Bradley Shave，1920年－1994年）。薛富早年先后受教于伦敦的罗恩学校（Roan School）和伯明翰的中央技术学院（Central Technical College；阿斯顿大学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于1946年加入英国陆军受训，1947年3月编入皇家工兵团担任少尉，其后于1949年改编入皇家炮兵团。

警务生涯

在军中服役四年后，薛富成功投考香港警队，并于1950年1月18日成为副督察。同年，他从军中辞职，退伍时获准以名誉性质保留少尉军衔。虽说薛富是在1950年抵达香港履新，但这并不是他首次访港。事实上，他早于1928年随同在军中任职的父亲首度访港，当时他只有一岁。在港完成受训后，他起初在警察军装部任职，先后驻守九龙城警署和油麻地警署等地。1951年8月22日晚上，当时在九龙城任职的薛富在一次行动当中，带领队伍突击搜查位于太子道432号近龙岗道路口的一鸣楼茶楼（又名一乐茶楼），其间他的佩枪无故走火，意外击毙一名叫黄竞新（音译）的茶客。事后，薛富被当局起诉误杀，案件转介到高等法院审理。同年12月11日，薛富经四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一致裁定罪名不成立，获主审案件的高级副按察司顾德和（后为爵士）当庭释放。
调离军装部后，薛富在1953年3月升任助理警司，并于1954年起出任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的副官，负责港督社交行程和接待外宾等礼节性工作，任内还于1955年9月奉委官守太平绅士。1956年，他调任中区分区警司，同年12月正式晋升成为警司；此后他担任的职务包括在1957年调任东区分区警司，以及于1962年至1963年出任位于黄竹坑的警察训练学校校长等，期间于1958年获委任为新任港督柏立基爵士的名誉副官之一。1964年，他进一步署理高级警司，并改任防暴队训练营营长，任内于1965年6月正式晋升为高级警司。
1966年，薛富调任港岛区高级警司，同年6月至10月一度署任总警司。在翌年的六七暴动期间，他指挥警队展开多场针对左派滋事份子的行动，尤其是左派阵营在当年7月开始在全港各处放置土制炸弹的时候，他连日指挥警方扫荡左派阵营位于港岛的多处据点，当中包括在7月15日清晨攻入左派在西环的阵地福建中学，搜出大批武器；以及在7月20日清晨突击扫荡位于湾仔骆克道490号的香港电车职工会会址，拘捕七人。六七暴动后期，他于1967年8月起署任总警司，并调任九龙西总警司，至同年12月正式晋升为总警司。

警队交通部

1968年4月，薛富接替保域（John Browett）出任警队交通部总警司，成为警队专责交通事务的最高负责人。任内他经常致函本地中英文报章，就交通事务解答市民查询；并举办旨在减少交通意外数目的道路交通教育运动，以及支持交通安全队的发展。此外，针对六七暴动期间公共交通服务经常瘫痪，造成无牌小巴（俗称白牌车）在坊间大行其道的情况，香港政府于1969年在立法局制订《道路交通（修订）条例》引入公共小型巴士，透过把白牌车合法化以纳入规管，而薛富更与交通事务处（运输署前身）合作，成为其中一位负责落实新政策的官员。
就此，薛富除了协助向传媒和公众介绍当局为小巴引入的发牌制度，又推出专为小巴而新设的道路交通标志，同时在港九各处路段划定禁止小巴上落客的禁区，确保新政策如期在当年9月1日起实施后运作畅顺。在新政策下，所有领有牌照的小巴均配以米黄色和红色车身（故又俗称“红色小巴”），载客上限为14人。薛富卸任后，当局再于1972年批出行走固定路线的专线小巴（又因车身规定涂上米黄色和深绿色，故俗称“绿色小巴”），而两种小巴均成为香港最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之一。
另一方面，为更有效率地处罚触犯违例停泊车辆等轻微道路交通罪行的驾驶者，时任正按察司何瑾爵士早于1965年委任一个以副按察司赫健士（后为爵士）为主席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希士德（C. E. Histed）、柯里尔（Stewart Collier）、沈澄 、冼祖昭、保域总警司和戴伟时（M. E. Davis）助理警司，负责检讨当局处理轻微交通罪行个案的机制。委员会其后于1968年1月发表报告书，建议向触犯该等轻微罪行的驾驶者划一发出30港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取代以往由法庭逐案审理的做法，从而减轻法庭的工作量。在这个背景下，薛富任内参与研究引入定额罚款制度，促成港府在他卸任后的1970年3月订立《定额罚款（交通违例事项）条例》以落实新的措施。
除了定额罚款制度，薛富任内认同部分舆论建议港府仿效英国引入违例驾驶记分制度，向违反某些交通条例的驾驶者记下分数，当累积满一定分数后，再向有关驾驶者取消驾驶资格一段时间，作为惩罚。薛富任内曾就此展开初步的研究工作，在他卸任后，港府于1971年初委任公务员叙用委员会主席赫惟尔爵士（Sir Charles Hartwell）担任一个工作小组主席，成员包括律政司署代表轩马殊（R. H. Hindmarsh）、交通事务处处长薛璞（Tony Shephard）、司法部代表韦义信（J. G. Wilson）和葛柏总警司，除了负责研究引入记分制度之外，又研究把原有的定额罚款制度适用于更多交通罪行。工作小组于同年11月向港府提交报告书，促成港府后来于1974年1月向立法局提交《定额罚款（刑事诉讼）草案》，但鉴于建议中的记分制度引来舆论激烈反响，迫使港府撤回草案。最终草案于同年7月重新提交立法局时，只涵盖扩充定额罚款制度的部分，并于同年8月获得立法局通过。一直要到多年后的1984年8月，新的记分制度在港府再次立法下才得以正式实施。

资深警官

薛富在警队交通部任职后期还主持该部的改组工作，他的职称也因应内部改组而变为警队交通部总参事官。不久以后，葛柏于1969年11月接任警队交通部总参事官一职；至于薛富在休假后，则于1970年中暂代另一位休假的保域，以署理警务处助理处长身份暂任港岛区指挥官。1971年初，他获正式晋升为警务处助理处长，并出任招募总主任，主管警队的招聘工作，任内曾于1972年9月至1973年4月间返英休假，期间更获警队补送参加一个为期10星期的管理课程。作为招募总主任，他推出的重要措施包括在1974年宣布容许重行雇用在45岁至50岁退休的员佐级警务人员，并以五年的雇用期为上限，藉以透过较吸引的雇用条件挽留前线警员，以解决警队人手不足的问题。
薛富在任招募总主任期间也曾经牵涉到一场调职风波。1971年3月，警队内部公布下任湾仔区警司人选，但却不是传闻中的外籍警司威利（H. N. Whiteley），而是华籍警司郑汉权。为了安抚威利，薛富事后曾致函对方，解释纵然当局已考虑了他的能力和资历，但下任湾仔区警司仍是郑汉权。结果，威利在同年4月获安排调任中区警司。三年后的1974年，郑汉权被揭发原来当年曾以25,000港元贿赂葛柏，以换取被视为“肥缺”的湾仔区警司岗位。然而，警队职位调派委员会其实早已在郑汉权行贿前的1970年12月选定他为下任湾仔区警司，因此无论他行贿与否，都无碍他出任湾仔区警司一职；而事实上葛柏在受贿后，也从未左右调派委员会的决定。葛柏后来因为受贿一事被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起诉和引渡返港，而郑汉权则获廉署安排转为污点证人指证葛柏，以换取不被起诉，葛柏最终在1975年2月被判串谋贪污和受贿两项罪名成立，各判入狱四年，同期执行。
外界虽然曾经传出薛富会在卸任招募总主任之后退休，但在时任警务处长施礼荣于1974年7月落实的一次警队改组当中，他获进一步擢升为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同时出任新设的人事总主任一职，除了原有的人事工作之外，又接管行政和后勤部的新职责，得以主管警队一切行政事宜。1976年5月，警队再一次进行高层架构改组，多个部门被重新整合，其中由薛富出任新设的人事及支援部总主任一职，下辖人事和支援两大部门，前者掌管人事科、警队训练科、福利科、女警科、警察训练学校和警察少年训练学校；后者则掌管行动部、牌照科、交通部、电讯及运输科、辅警和机动部队等。

晚年生涯

在警队工作满27年的薛富在1977年2月以50岁之龄从警队退休，退休前获警队安排于1月31日在警察总部外的露天停车场举行欢送仪式，薛富在仪式中检阅了一支由两队警察银乐队和50余名警察机动部队成员组成的仪杖队。出席者除包括薛富的家人，还有多名警队高层、政府高官和警察总部数以百计的人员。为肯定薛富多年来的工作表现，他曾于1966年获英廷颁授殖民地警察劳绩奖章（CPM）、1972年获女皇警察奖章（QPM）、以及于1977年获MBE勋衔。此外，“薛富杯”（Shave Cup）和“施礼荣盾”（Brian Slevin Trophy）都是香港警察训练学校（和后来的香港警察学院）的最主要奖项之一，前者以薛富本人命名，颁授予每届从学堂毕业的最佳学警；后者则以施礼荣命名，颁授予每一届表现最杰出的见习督察。
薛富退休后与家人定居于澳洲新南威尔士省的悉尼。1979年，他获悉尼大学聘任为保安总监，主管守卫校园的24名特警，但于翌年改任人事编制主任，处理人事事宜。1987年，年满60岁的薛富再一次退休。晚年的他与家人居于悉尼西北部市郊堡垒山（Castle Hill）。1991年3月21日，他在悉尼逝世，终年约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