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仁

少年时期

张充仁的祖父是一位中医师，原居至江苏松江县，后移居于上海县七宝镇，张充仁的父亲张少甫，即是在七宝镇出生，后迁居到上海徐家汇，是一位雕刻花板师傅。该地区是许多天主教集居之地，张充仁的家族也是天主教家庭。张少甫与殷莲子结婚，起初不孕，所以在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取名张充嘉，两三年后，殷莲子怀孕，生下张充仁，天主教名玛吉尔(Mathieu)。张充仁四岁半时，母亲过逝，父亲未再续弦。
1914年，张充仁7岁时，进入上海徐家汇天主教的类思小学就读，受到田中德校长的鼓励，对绘画的训练和喜好加深，四年级的绘画成绩拿到第一名，原本可以得到有画笔和一套颜料的画箱作为奖品，但是因为名次名条错置，所以得到中华图画故事书，后来田校长补赠一套兰香墨和铅笔给他。进入高小就读后，喜爱收集香烟盒的画片，在这两年间，开始学习西洋画，1920年高小毕业后，开始学习法文。

青少年时期

1921年(民国10年)至1928年间，张充仁在上海的爱尔兰安敬斋修士所所办的土山湾印书馆照相制版部学习摄影和制版，安敬斋修士和田中德校长曾经是同学，安敬斋也乐意每天教张充仁法文，张充仁也自修中西绘画理论。
张充仁19岁时，油画的技法更加进步，在安敬斋修士指导鼓励下，绘制徐家汇天主堂的历任院长肖像共19幅，大小为24吋，被外籍修士赞有拉斐尔之风。但随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家汇天主堂遭到破坏，这19幅作品也不知去向。

青年时期

1928年，张充仁在土山湾学习期满后，进入和合电影制片厂工作，担任绘制布景的工作，但是因为不习惯电影界的生活型态，两个月后就向导演请辞。之后进入《时报》担任画刊排版剪裁工作，累积更多编辑工作后，他在土山湾教师刘锺骍推荐下，到《图画日报》担任编辑，另兼有家庭美术教师的工作。此时期，张充仁有较多时间练习水彩画，也有参展和出售作品的机会。
张充仁担任美术教师的家庭姓谭，谭家女主人很欣赏张充仁，便收他为义子。谭家干妈鼓励张充仁前往欧洲留学深造。

比利时留学时期

决定出国留学后，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即是旅费和学费的问题，刚好郎静山请张充仁代为刊登一幅作品在《图画日报》上，该作品的作者褚民谊得知张充仁的计划后，便推荐他申请“中比庚款助学金”。中比庚款助学金的申请者必须先到比利时，参加入学考试且成绩优良才能通过申请。为了确定奖助金的申请，张充仁曾去拜访比利时驻上海领事馆负责助学金的爱尔斯先生（Mr. Hers）。
1931年，张充仁筹措到足够的旅费后，于9月18日登上法国邮轮，前往欧洲。一个月后抵达马赛，转火车至里昂，然后到巴黎转车到布鲁塞尔。10月，他考进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油画高级班，在12月的名次竞赛中排名第二，因而申请到中比庚助学金。
第二学期又获得油画（风景）第一奖、动物解剖学第一奖、透视学第一奖、油画构图（人物）第二奖、人体解剖第二奖等佳绩，之后的学期也有优秀的成绩，因而持续得到中比庚款助学金的奖助。
1932年6月底的学生作品展中，雕塑系的教授隆波(Egide Rombaux)看到张充仁的作品《锡瓶柠檬》后，便建议他改学雕塑。张充仁下定决心准备考试，在暑假过后，考进了雕塑高级班。第一年的学生作业题目是“焦虑”，张充仁的作品名为《渔夫之妻》，雕塑一位渔妇在岸边等候出海打渔返家的神情。
当年在比利时的外交界元老陆徵祥和魏宸组接到张充仁外太公马相伯的请托照顾张充仁，陆徵祥在1932年11月，赠送张充仁一本日记，张充仁于是开始用日记记录留学生活，直到返国。
1934年-1935年是张充仁在比利时求学的最后一年，1934年比利时也正在准备世界博览会，张充仁被选为雕塑家马栋(Matton)的助手，协助人像雕塑工作。1935年6月，张充仁在雕塑科毕业考获得人体雕塑第一名、雕塑构图第一名，除了艺术学院的雕塑文凭，还可获得比利时国王阿尔贝金质奖章和布鲁塞尔市政府奖章和奖金。但是因为奖金只颁发给具有比利时国籍的人，张充仁谢绝了入籍的协助，并把奖金让给第二名的同学。
在回国之前，张充仁向中比庚款委员会申请考察和回国旅费获准，1935年8月1日张充仁搭乘火车，到英国伦敦、荷兰、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梵蒂冈等地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10月1日，在梵蒂冈以中国青年艺术家的身份和当时的教宗会面。10月11日张充仁由意大利搭船返国，11月4日轮船抵达上海。

与埃尔热合作

1934年，本名乔治·贺密（George Remi）的连环图画家埃尔热，透过鲁汶大学的天主教司铎郭谢（L'abbé Gusset）认识了张充仁，在和张充仁交流构想后，创作出作品《蓝莲花》，故事背景是1930年代初期的上海租界，蓝莲花是一家鸦片馆的名称。张充仁送埃尔热一本《芥子园画谱》，建议他中国国绘画线条绘图，埃尔热将张充仁化身为故事中的一角，成为丁丁在中国的好友。
张充仁也参与了蓝莲花部分插图的工作，例如室内画面的墙上标语“打倒帝国主义”、“三民主义是救中国”等，或是“儒医方世英诊所”等招牌也是出自张充仁之手。但是在画中的签名多为姓、名分开，如画册第40页被日本军帽盖住的“充仁”字样，46页的招牌上有“张”字。
1935年张充仁毕业后，原本埃尔热和他约好在比京火车站送行，但是埃尔热因为迟到，两人仅能在开动的火车和月台上道别。
1937年蒋宋美龄读到《蓝莲花》这本画册，希望邀请埃尔热访问中国，但是因为欧战即将爆发，而未能成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因为中国内战缘故，埃尔热无法打听到张充仁的消息，还在画册《丁丁在西藏》中，描绘丁丁找到好友“张”的情节。
张充仁和埃尔热直到1981年，张充仁申请到比利时通过后，分离四十多年，两人才又见面。

创办画室，作育英才

1935年返国后，上海艺文界人士鼓励他将留学期间作品展出，在马相伯、蔡元培、徐悲鸿等人的发起下，这个画展在1936年2月22日-3月1日，于法租界法文协会（当时地址为上海环龙路11号）举办，共有马相伯、蔡元培、徐悲鸿、梅兰芳等人参观，总人数达两万多人。
画展过后，张充仁在4月筹建了充仁画室，位于当时法租界劳神父路608号(1949年后改为合肥路592弄25号)，一楼为素描班，二楼为水彩班，三楼为雕塑班，每周二和五上课。在1936年-1966年间虽然社会变动，但仍持续开课。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栋画室被强占后才停止。

婚后生活

张充仁归国后一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张充仁在考量之后继续留在上海。1939年，在张充仁32岁那年，遇见时年20岁的沈佩琴，两人在同年的阴历九月九日于上海圣保罗天主堂举行天主教婚礼，婚后沈佩琴改名为沈佩瑾。1940年两人有了第一个孩子“龙”，但在8个月大时罹患肠病夭折。
战争期间张充仁仍持续创作，油画《流亡》、《恻隐之心》是描绘关于日军侵略中国的情景。此时期也在杭州、芝江大学建筑系、苏州美专等地任教，并与比利时籍的神父在南京合办慈安平民医院。也译有艺术书籍。
1941年张充仁在上海青年会（今华侨饭店）举行第二次的“张充仁雕塑绘画展”，会同学生一起展出。1945年对日抗战结束后，他为上海市建了“胜利纪念像”。蒋介石、齐白石、司徒雷登的塑像也在这几年完成。
1949年张充仁夫妇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张以芳。当年5月，解放军占领上海，张充仁以《解放》为题创作雕像，于1950年完成。同年，父亲张少甫病逝。隔年张充仁被邀请加入上海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张充仁辞谢了这个邀请，之后他参加了上海市府征选的“人民英雄纪念塔”建造计划，和建筑师戴念慈合作获选为第一名，这项征选虽然因扩大办理而更动了征选的规定，但两人再次投递两份作品，分别获选为第一和第二。
1951年3月和1953年8月，张充仁的次女张以菲和三女张以萱陆续出生。张充仁此时的人民英雄纪念塔工作，进行到塑像的铸铜阶段时，被搁置，虽然1985年后这个计划被重新提出，但仍旧未被实现。当年他在朋友的劝说下，参加了上海市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之后连任第二届和第三届。
1956年9月，张氏夫妇的儿子张学仁出生。

1950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1960年代-1970年代）

1958年至1965年间，张充仁应聘为中海美专雕塑系主任兼教授，1961年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分会理事兼秘书长。1964年曾下马桥人民公社。1965年，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成立。1966年8月18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月31日，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的党支部书记带领红卫兵搜查张充仁画室，指控他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文章，红卫兵扬言要查禁他的书，并且用刀破坏他的油画创作或被烧毁，砸毁雕塑。画室内的钱财也被抢走。画室遂告关闭。
1967年后的张充仁已经六十多岁，被派到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曾因高血压病发，1972年回家休养，1973年又下放青浦任屯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张充仁获得平反。
1979年张充仁任上海画院油画雕塑创作室主任，又任全国建筑雕塑委员会上海委员，重新恢复画院的学术研究活动。

1980年代之后

1981年，张充仁赶赴比利时，和埃尔热重逢，引发比利时举国轰动。1985年开始，张充仁赴法国讲学，其自塑手模由法国艺术收藏馆收藏。1987年，张充仁和法国文化部签约，为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塑像，同年加入法国国籍。1992年，张充仁应邀返回上海，完成了聂耳塑像《起来》；1993年，又受邀创作了邓小平像，1994年完工。1998年，张充仁去世于巴黎近郊，中国、法国、比利时、瑞士、摩纳哥等国和中国美协等团体均致哀。

创作作品

张充仁回国后，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间为许多名流塑像，其中包括他外太公马相伯，曾为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冯玉祥、司法院长居正、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唐绍仪、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著名国画画家齐白石、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当时的《申报》评于右任的塑像“气度庄重、仪态潇洒，头部额部镇静有力与富于变化的长髯明暗相映，可见其艺术技巧之精熟。”
在抗战和文化大革命等纷乱之中，于右任、冯玉祥等塑像被破坏或失传，仅存照片，齐白石、蒋中正和司徒雷登的设计草样和塑像虽没被破坏，但是蒋中正和司徒雷登的塑像却变成艺术家“反革命”和“帝国主义”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