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

义勇军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人民组织游击队，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于长白山、三江平原、小兴安岭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对抗日本关东军。满洲省委派遣干部到地方上去拉队伍开辟武装斗争。杨靖宇去南满的磐石游击队；周保中去了吉东的王德泰部义勇军；李兆麟从辽阳被满洲省委调到了珠河中心县委组建游击队；赵尚志去了张甲洲的巴彦游击队；崔庸健前往吉东的宝清、虎林、饶河等地发展党组织和组建游击队（后来的抗联7军）；冯仲云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去汤原组建游击队。

工农红军时期

1932年6月中共临时在上海召开“北方会议”（北方五省书记会议），批判满洲省委提出的“满洲特殊论”，决定“东北依然要进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一极“左”的指导方针。例如，满州省委指示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旋即瓦解。

抗日大反攻时期

1945年5月初，纳粹德国战败投降。抗联教导旅转入了紧张的临战训练。十几名参加过对德战争的苏联军官被调到88旅任职，将最新的实战经验传授过来，还带来了最新版的步兵战斗条令。凡是从伯力市返回北野营的苏联军官，都会带来一些最新见闻：大批的苏军在西方前线部队转移到远东地区，大批的火炮坦克经铁路运输呼啸而过等。教导旅的伙食标准有了提高，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过去看不见的黄油摆在了早餐的餐桌上，午餐肉食的定量也增加了。有对德前线战斗经验的苏联军官说这是第二线作战部队的标准，在此之前是按后方部队供应的。至1945年8月初，数十名教导旅的抗联人员从北野营被调出，担任空降先遣组任务。
1945年八月风暴行动前夕，抗联教导旅仅有700多人，其中约五分之二是朝鲜族或朝鲜籍。担负先遣侦察任务空降到东北各地。在国内抗联游击队的配合下伪装潜入虎头要塞，突袭炸毁了日军在要塞内针对苏联设置的410毫米巨型大炮，为苏联红军进攻满洲开辟了道路。
1945年8月，抗联教导旅编入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编成内。根据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与苏方商定的作战计划，教导旅在北野营登上一艘运输船，沿松花江而上，在佳木斯投入攻城战斗，尔后向哈尔滨方向攻击前进，并扩充至6个步兵军规模。战争开始前，抗联领导人估计对关东军的战争将持续一年，最起码也得半年。但是，苏军转入总攻后，仅3天日本乞降，一个星期日本正式投降，苏军决定不把教导旅投入战斗。苏联与中国国民政府商定苏军三个月内撤出东北，由此教导旅领导人认识到必须尽力控制东北广大中小城市与乡村，利用苏军占领期间猛烈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恢复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取得党中央的联系，收回原东北抗日联军的失散人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教导旅中的700多名抗联人员中全部近300名朝鲜人交由金日成率领回到北朝鲜。由此，教导旅停止待命达半个多月，直到8月底，周保中和李兆麟才召开了原抗联人员的干部会，宣布了上述决定，并公布了在东北地区各大、中城市以及若干重要县城工作人员派遣名单，共57个工作组。其中，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各率20至30余人分别进驻长春、哈尔滨和沈阳，并同时领导着附近的十余个县市的工作组。每个城市的组长都被任命为该地区的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借用这个名义在社会上公开身份，以引来当地的共产党秘密组织和原抗日联军失散人员，收拢这些人以开展党的工作并组建武装队伍，利用群众性的社会团体进行活动。在政治斗争方面，今后主要的任务必然是与国民党之间争夺东北的斗争。
57个抗联工作组于九月初完成进抵东北各目的地。例如，彭施鲁在1945年9月3日率领40余人乘苏联军用运输机从伯力飞抵佳木斯市，并在次日内将应到依兰、勃利、汤原、方正、通河、富锦、宝清、鹤岗各县市开展工作的各二至三人工作小组用苏军汽车送达目的地。彭施鲁率12名抗联干部和战士到佳木斯地区苏军卫戍司令部开展工作。几天内，佳木斯地区大批失散人员与关内党组织派来的秘密工作人员前来报道，希望能重新为共产党工作。当时无法查清这些人的真实历史，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认识他们的政治面目和工作能力。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13军分区（辖区位于冀东的滦河以东至山海关）的部队，在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分区政治部主任唐凯率领下于9月上旬到达沈阳郊区。这是关内共产党军队最先进入东北的队伍。但驻沈阳苏军不允许曾克林部八路军入城，理由是依据苏联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之间协定，为期三个月的苏军占领期之内，不允许中国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以免造成军事管制上的混乱。后冯仲云率领的抗联工作组抵达沈阳，苏军确认了曾克林部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改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之后，默许该部驻扎在沈阳城郊。同时经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驻长春）批准，苏军派一名代表与曾克林乘苏军飞机从沈阳飞抵延安，向中共中央（此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主持工作）才确知了东北的最新情况，并立即决定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班子，随该架苏军飞机飞返沈阳。佳木斯地区在1945年10月下旬迎来了第一支关内老八路队伍，1945年11月中旬又迎来了以李范五、李延禄率领的党政干部四十余人；在苏军卫戍司令部的抗联人员的协调、掩护下，开始建军，建党和建政的工作。到1945年底，中共派赴东北的十万军队和两万名党政地方干部已到达各自的目标区，开始了东北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12月下旬，周保中从长春向各地的原抗日联军干部发出通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东北各省、市、县的党组织都已建立起来。因此原东北抗日联军所建立起来的党的工作系统已没有保留的必要。所有原抗日联军的干部必须在各省、市、县党委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从此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结束。

其他

1936年10月，毛泽东评价：
“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够进行继续英勇的抗日斗争。敌人的报纸都承认东北义军已使敌人损失“十万以上的生命和几万万的金钱”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地侵入中国内地。虽然他们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对于国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劳与帮助。”
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文版第3卷497页记载，此信曾于1937年初发表于苏联《太平洋》杂志，后辗转传达至东北抗联第1路军。1937年8、9月间，魏拯民受杨靖宇委托，向时任第2军第6师师长的金日成传达过毛泽东这一指示和周恩来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时对东北和朝鲜抗日斗争的赞颂。金日成对此予以高度赞扬，认为这标志着党中央对东北抗联与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褒奖。
1938年11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扩大）发出由杨松（即吴平，曾任吉东特委书记，时任《解放日报》第一任总编兼中宣部副部长）起草的致东北抗日联军的致敬电，高度评价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指出“我们也不会忘记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民族死敌作长期斗争的亲爱的同志们”。在致敬电开头，使用了“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靖宇”的称谓，并指示由杨靖宇将致敬电转达给抗联全体官兵和政工人员。1938年年底，这份文件经中苏边境国际交通线辗转传入东北。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驻今长春市政协大院）评价：“中共日益坚持抗日持久战，于陕西省红都延安召开中共党六中全会……从此次会议中共向在满东北党致电，鼓励继续长期抗战等情况，中共不仅从未放弃其长期抗日之迷梦，还希望东北党亦与之相策应，顽强且积极地开展抗日游击战。对此点乃不难预想，因而绝不能轻视其将来之动向”。
1931年至1945年，抗联称毙伤日军及伪军共20多万人，牵制关东军70多万。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和日军作战。著名的烈士有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以及八女投江事迹中的烈士冷云（郑志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张福顺（安顺福）、李凤善，等等。
东北抗日联军从1932年的前身武装开始，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通过满洲省委（机关在哈尔滨）领导的抗日队伍。1933年中共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由中共中央上海分局领导满洲省委。1935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事实上撤销了满洲省委，东北抗联部队受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至1940年1月的第一次伯力会议，东北抗联失去了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只能接受远东苏联方面（主要是驻哈巴罗夫斯克的苏联远东方面军情报部门）的指导。东北抗联实际上和延安没有直接联系，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通过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过的人员（如陈云），特别是曾在东北党、抗联工作过的干部（如杨松、李范五、李延禄等）了解东北斗争情况。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及1939年1月26日召开的专题研究抗联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杨松（曾任吉东特委书记、时任《解放日报》总编兼中宣部副部长）两次在会议上做报告汇报东北抗联详情。毛泽东在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为此，中央组织部门、中央交通局和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以抗联干部杨松、李延禄、李范五等为主体，后由抗联干部韩光主持）把恢复中央与东北抗联的联系作为东北地下党的重要任务，并和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一起向东北多次派遣交通联络员。其中王鹏（原名彭申年，原东北抗联第7军人员）受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与杨松的派遣，经晋东南、鲁南抗日根据地、山东龙口赴东北，于1940年6月于黑龙江省饶河县与抗联第2路军第2支队王效明、彭施鲁部接头并见到了周保中，传达了党中央“要抗联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作为代表随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并熟悉交通线以备今后联系”的指示，但因不久即牺牲而未发挥更大作用，但王鹏的联络使得东北抗联感受到中共中央对抗联和东北斗争的重视与关心。
其中东北抗日联军有不少朝鲜族人。二战结束后，在苏联帮助下，其中部分人员组建了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如金日成、崔庸健等为东北抗日联军中层军官。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陈列的60多位抗日将领和著名烈士中，有许亨植、李红光、李学福、李敏焕、李福林、李龙云、李悌淳、李一平、李风善、安顺福（张福顺）、徐凤山、金正国、金根、韩浩、韩震、权永碧、朴振宇、朴翰宗、朴先锋、柳万熙、赵吴善等20名朝鲜族烈士。

东北抗联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东北地区平民，警察和东北军部分官兵组成的义勇军、救国军、自卫队等抗日武装的统称，其中也包括共产党组建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名义上是中国抗日武装，但国民政府怕公开支持东北义勇军会给日本以开战口实，所以拒绝承认其合法地位，仅给予口头道义上的支持。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1932年3月10日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为稳定其殖民统治，不断对义勇军进行“讨伐”。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是年夏秋达鼎盛时期，总人数约30万。1932年日本关东军在满伪军配合下，调集数十万大军大举进攻，双方爆发大规模攻防战，东北义军给予关东军重创，但自身损失巨大，一部分退入苏联，一部分留在东北。退入苏联的义勇军4万余人根据苏联与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由苏联将其缴械，押送至新疆，由于环境恶劣一万余人冻死在回国的路上。留下的则继续战斗，坚持武装斗争。
东北义勇军大部队溃散后，1933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要加强党的领导，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游击战争。于是，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决定，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4年3月，根据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指示，赵尚志召集"爱民"、"青林"、"北来"、"七省"、"友好"等十多个抗日义勇军首领开会。会上，珠河游击队提出，在不投降、不卖国、抗日到底，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切财产和土地充作战费，保护群众利益、武装群众共同反日抗战、允许群众性反日组织的自由等条件下，义勇军与各抗日队伍共同抗日。会上共同决定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一致推举赵尚志为总司令。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称东北抗日联军。此后，发展到11个军，30000余人，游击区扩展到70余个县境，建立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