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少年愛

习俗起源

少年爱在古希腊历史晚期忽然突显出来，一枚在克里特岛被发现的约公元前650年到625年制作的黄铜牌匾是迄今有关该习俗的最古老记录。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有关该习俗的记录在古希腊各地的历史文献中被发现，因此有人猜测少年爱这一习俗在希腊的确立应该是公元前五世纪左右。
克里特少年爱作为一种正规的社会制度似乎是以一个启动仪式为基础，而这个启动仪式中涉及了一些诱拐行为。年长的爱者选择被爱者，为被爱者选择朋友，赶走他身边的仰慕者，带他进入正式的社交场合。被爱者如果接受爱者的礼物，则需要与他以朋友的身份共同生活两个月。期间他们会前往乡村狩猎和举办宴会。而在这段时间即将结束的时候，爱者将为被爱者送上三件有特别含义的礼物：军装、牛和水杯。当然，伴随这三件礼物还有其他一些昂贵的礼物。回到城市之后，被爱者将要这头牛献祭给宙斯，并邀请他的朋友来参加这个宴会。而那件军装则象征着被爱者开始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将要去建立属于他自己的丰功伟业。而水杯则象征了宙斯和他的侍童伽倪墨得斯之间的故事。因而整个过程代表了克里特少年爱习俗是符合神话传说的。

社会学观点

“爱者-被爱者”关系在古希腊社会和教育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自身复杂的礼仪是当时上层阶级之间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 此时的少年爱已经被理解为一种教育方式， 从阿里斯托芬到品达（Pindar）的古希腊作家都认为，少年爱是从贵族教育制度里自然产生的。 总的来说，古希腊文学中所描述的少年爱是古希腊自由公民的一种社会制度，被视为一种二元的师生关系。“少年爱作为男性成年的一部分，在古希腊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即便它的作用仍有争议。”
在克里特岛，为了求爱而发生的劫持行为是被容许的，被劫持者的父亲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关系。其中在雅典，苏格拉底在色诺芬的沙龙上宣称，“对于一个理想的爱者来说，他父亲无法干涉这个男孩的行为。” 而古希腊的父亲们为了保护儿子不被引诱，他们会任命一些奴隶为“教育者”，以便保护孩子。然而根据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的作品所述，雅典城的父亲们都在祈祷儿子们是英俊和充满魅力的，同时也希望儿子们能充分明白自己将成为雅典其他成年男性所追求的对象，乃至成为“求偶决斗的对象”。
古希腊男孩进入到“爱者-被爱者”关系的年龄范围和古希腊女孩进入婚姻的年龄差不多，而男孩们在成年后会和女孩结婚并成为她们的丈夫。古希腊的男孩们可以自由选择和决定自己的伴侣；而古希腊的女孩的婚姻则被自己的父亲和求婚者控制，他们会根据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考量这次联姻。 被爱者与爱者之间的伴侣关系也会为被爱者及其家庭带来好处，例如，会丰富被爱者的社交关系。因此当时的社会也认可一个年轻人拥有多个爱慕者或导师，也许这些导师或爱好者并非那种本质上的“爱者”。通常情况下，爱者和被爱者之间的性关系会在被爱者结婚后结束，但是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却会伴随终身。不过对于一些爱者来说，他们会依然和婚后的被爱者保持性关系，用古希腊的俚语说便是，“既然你能举起一头小牛，你自然能举起一头大牛。”
少年爱是同性恋中一种比较理想化的表现形式。当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表现形式，例如：男童性奴和卖淫。青年自由公民间的有偿性行为是被禁止的。一旦有青年自由公民提供有偿的性服务，他们将会被社会嘲笑，同时他们在成年后将被剥夺一些公民权利。
即使少年爱在古希腊是合法的，但当时这种关系也有许多失败案例。根据《腓力二世之死》一书所描写，当时许多男孩表示他们“最恨之人往往曾是自己的‘爱者’”。同样的，在克里特岛，被爱者有权宣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合宜，只要有任何暴力行为，被爱者都可以随时宣布终止这段关系。

性爱特征

通过花瓶上的绘画以及一首迷恋被爱者那充满魅力的大腿的诗歌， 现代人可以了解到在古希腊时期，少年爱之间的性行为主要是股间性爱。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荣誉，爱者会限制那些渴望自己被爱者的男人以任何形式触碰到他的大腿之间。
肛交在古希腊少年爱的描写中比较少见，但并非没有。但是相关的考古证据不是不够明确就是并非直接证明。但是有些花瓶上会显示这样的场景：爱者坐在那，而他的阴茎则处于勃起状态；而被爱者则靠近或趴在他的腿上。这些类似的场景也在一些异性恋花瓶画上有见到过。 除了一些个人喜好问题之外，肛交也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被视为不光彩或可耻的。 一则伊索寓言告诫众人，如果不按照爱神的规定的路线而从后面进入别人的身体是可耻的。哪怕这样的事情只发生一次，那么属于他们之间的爱情就会消失掉。 口交在描述中同样不常见，或并非直接描写。按照现有的史料，肛交和口交似乎是古希腊自由公民和奴隶或男妓才会发生的行为。
丹佛教授坚持认为被爱者在那个时代不会对爱者提出的性需求感到怯弱。 而大卫·赫尔柏林教授则认为男孩之间是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

诗歌体现

有许多关于“古希腊少年爱”的引用来自古希腊墨伽拉的诗人特奥格拉斯（Theognis of Megara）为基尔罗斯所撰写作品。特奥格拉斯的部分作品可能并不是他个人在墨伽拉所创作，而是代表了“几代人智慧的累积”。这些诗歌反映的是“在特奥格拉斯的自我想像中，将有关社会、政治和道德戒律教导给基尔罗斯是他作为一个墨伽拉成年人应尽的义务”。
特奥格拉斯和基尔罗斯之间的关系脱离了一般分类。虽然基尔罗斯是特奥格拉斯想像出来的一位“被爱者”，但是这些诗歌无疑都是非常明显地向“被爱者”求爱的挑逗情诗。他的一首描写少年爱的诗歌，《悲欢离合》（The Joys and Sorrows） 很好地描述了很多“爱者”的心态，“情可追忆，唯留惘然”（the relationship, in any case, is left vague）。
特奥格拉斯描写了一场在待克里夫墓地附近举行的，以友谊而闻名的青少年接吻大赛。他说，在那个时候称呼他们为伽倪墨得斯是准确的。

希腊东部地区

在爱奥尼亚和埃俄利亚（Aeolia）的一些少年爱习俗特色可以在阿克那里翁（Anacreon）和阿乐凯奥斯（Alcaeus）的诗作中看到。一个男人因为的勇敢和政治上的成熟而被人们赞誉，他的行为组成了斯克里亚（skolia）的象征，并逐渐成为整个大陆的习俗。不像希腊中南部的多里安人（Dorian），那里的“爱者”通常终生只会有一个“被爱者”；而在爱奥尼亚和埃尔利亚，“爱者”的一生常常与多个“被爱者”一起度过。从阿乐凯奥斯的诗歌中我们得知，希腊东部的“爱者”们会经常邀请“被爱者”共进晚餐。

斯巴达地区

斯巴达，多里安城邦之一，被认为是首个举行裸体竞技运动会的城市和首批承认少年爱合法的古希腊城邦之一。 斯巴达人认为，一个成熟有阅历并且充满造诣的贵族是一个年轻人成长成为自由公民的重要帮助力量。因此统治阶级的教育要求斯巴达所有贵族、自由公民之间必须有“少年爱”关系。 “爱者”负责年轻的“被爱者”的培训。在这里，“少年爱”和军事训练紧密相联。这一点，在斯巴达及其他古希腊地区都有体现。在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中， 每场战斗开始前，他们都会向爱神厄洛斯祭祀。
这种关系的性质在当时也是有争议的。色诺芬在他的作品《斯巴达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aimonians）中强调斯巴达男人和男孩之间的关系应该只是纯洁的“理想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关系”，而不应该包括性行为。如果他们之间仅仅存在性吸引，那么这种关系与乱伦一样可憎。 普鲁塔克也认为性关系不应该存在于“爱者”和“被爱者”的关系之中，他们之间应该如同父子一般纯洁且亲密无间，而发生性关系则如同父子乱伦一般是不可接受的。 学者伊良（Aelian）也有部分著作涉及斯巴达，他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年轻的“被爱者”，那么就会被视为有性格上的缺陷。即便他是优秀的，但还是会被认为有一处没有做好。 但是伊良同时也指出，如果“爱者”和“被爱者”沉迷肉欲则会被视为对斯巴达荣誉的侮辱，那么他们将不得不面临选择，要么被流放，要么以流血牺牲来赎罪忏悔。

墨伽拉地区

墨伽拉与斯巴达关系十分友好，因而在文化上也收到了斯巴达的影响，因而在风俗和法律上会效仿斯巴达。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墨伽拉也宣布了少年爱的合法地位。 同时紧跟着斯巴达，墨伽拉也大力提倡裸体竞技运动会。墨伽拉是赛跑运动员奥西普斯（Orsippus）的家乡，他是第一个在古代奥运会赛跑比赛中裸体跑步的运动员，也是“第一个被全希腊加冕的裸体冠军”。 墨伽拉的诗人特奥格拉斯在诗歌里写道裸体运动是少年爱的前戏，“白天的快乐就是裸著身体运动；夜间的愉悦则是与美丽的男孩而眠”。

雅典地区

与其他地区一样，古代雅典的少年爱最早是在贵族之间流行，很快就普及到自由公民。古代雅典的陶器是现代学者了解当时少年爱风俗的重要考古来源， 陶器上描绘的青少年年纪从12岁到18岁不等。 一些古代雅典的法律规范了少年爱的关系。

玻俄提亚地区

底比斯地区的主要城邦便是玻俄提亚（Boeotia），以其“少年爱”的做法而闻名，其主要传统就是在城市里所创造的神话。例如：拉伊俄斯（Laius），底比斯传说中的创立者，他背叛了他的父亲，同时又强奸了他的儿子。另一个著名的底比斯神话人物便是纳西瑟斯。
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底比斯地区的少年爱是作为一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方式而存在。少年爱教导青少年们“从年轻时的软弱变得勇敢”，同时“锻炼青少年们的举止和性格”。 底比斯圣队，这是由150对少年爱恋人所组成的战斗营，他们在公元前338年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Chaeronea）的战斗中，他们战至最后一人。
玻俄提亚地区的陶器与雅典地区的陶器相比，并没有发现具有约翰·毕兹莱所描述的三种少年爱场景特征。在迄今被发现的有限的玻俄提亚陶器中，可以发现已经减少了有关当时少年爱风俗场景的作品。

现代学术研究

直到19世纪末，现代的学者们才开始探讨古代希腊社会，例如：雅典、底比斯、克里特岛、斯巴达、厄利斯及其他地区的道德观。在首批提出探讨的学者中，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在1873年写出了《一个有关古希腊伦理的问题》（A Problem in Greek Ethics）一书。由于作者本人的版权要求，这本书在1883年仅仅小范围地发行了10本。直到1901年，这本著作才以修订的形式正式出版。 爱德华·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扩大了西蒙兹的研究对象，在他1914年出版的著作《原始民族的中间形态》（Intermediate Types among Primitive Folk）中，他研究探讨了全球所有文化中的同性恋风俗，而不仅仅是古希腊少年爱。 在德国，古典希腊研究学者保罗·勃兰特（Paul Brandt）化名汉斯·李希特（Hans Licht）在1932年出版了《古希腊时代的性生活》（Sexual Life in Ancient Greece）一书。
然而在古希腊研究的主流做法中，都特意忽视了对同性恋文化的研究。E·M·福斯特在其1910年出版的小说《墨利斯的情人》就描写了一个剑桥大学的古希腊文化教授指著一本古希腊文本对他的学生说，“有关古希腊那些不可告人的色情内容都被隐瞒了”。在20世纪40年代，H·马歇尔（H. Mitchell ）写道，“古希腊在道德方面是很特殊的，但是为了我们的和谐，过于密切的窥探变得有些不需要了”。直到肯尼斯·丹佛在1978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希腊同性恋史》（Greek Homosexuality）之后，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才变得公开和广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