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卓英

早年经历

罗卓英1896年3月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乡曲滩村宜洋坪，客家人。幼年过嗣叔父，居住同县湖寮乡岭下村。1914年在大埔县官学堂完成教育，原先预定考进大埔中学，但是在民国7年（1918年）转报考保定军校中选，成为保定军校第8期炮兵科学官。与他成为至交的同期同学包括有陈诚（炮兵科）、周至柔（步兵科），这些至交为他后来的军旅生涯有重要影响；1922年7月保定军校第8期生毕业，罗卓英并未进入部队服役，而是返乡担任大埔中学教务主任，并协助开办湖山中学，成为该校校长。
1923年，罗卓英得到同乡长辈邹鲁延揽，以少校阶担任广州中华民国政府所辖之湖梅军参谋，但是任官不久后即辞职。
罗卓英实际参加国民革命军始于1925年8月国民革命军东征期间，由同学兼至交的陈诚推荐入伍，并担任陈诚率领的炮兵营第一连上尉连长，此后罗卓英的军旅职务与陈诚的平步青云就有着紧密关系。随着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屡战皆捷，陈诚所率领的炮兵营屡次在作战中建功，在第二次东征战役攻下惠州城时，炮一连的准确炮击摧毁了传统城楼，使得胶着战局得以突破，罗卓英逐渐被提拔为少校副营长。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炮兵营配属在何应钦所属部队，自福建朝北方进军。1927年4月，陈诚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21师师长，罗卓英追随同学担任该师参谋处长，后升任参谋长。
21师在与孙传芳部队交战实立有战功，因此在第一阶段北伐完成时，陈诚因功在1928年初升任陆海空军部警卫司令，罗卓英成为该单位的警卫团上校团长，该单位随后因何应钦压力而撤裁。但是整支部队随即转换体制，在1928年秋季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1师，由陈诚担任副师长，罗卓英成为师参谋长。1929年，陈诚扶正为11师师长，罗卓英则晋升为下属之33旅旅长，随后晋升为11师副师长。
在当时，11师的特色为该师的基层军官清一色是由黄埔军校毕业生任官，可视为蒋中正的亲信武力，也可称为南京国民政府在军阀作战中的主力战斗部队。

中年经历

1930年中原大战初，第11师主要在河南作战，交战对象是冯玉祥部队，于5月的马牧集战斗中第11师击败了万选才部队。随后11师开进山东，在7月曲阜战斗中拯救马鸿逵部队，并击败了晋军李生达，11师最终在攻占郑州与济南具有重要战功。由于第11师的战果，在1930年底中原大战告一段落后，该部队吸纳国民革命军第14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驻地武汉，陈诚也晋升为十八军军长兼14师师长，原11师师长职则由罗卓英扶正。
1931年5月，十八军开入江西省，纳编第三次江西剿共战争左路集团军序列，该役最后为国民革命军战败，但11师并无重大损失。
由于十八军在第三次剿共战争期间没有重大折损，陈诚趁著战局变化其间吸纳了许多遭共产党军击溃的部队残军，大幅扩张第十八军编制，充实其羽翼。包括国民革命军52师(晋军、师长韩德勤)、国民革命军第43师(孙传芳系，师长郭华宗)，由于扩张过度，随后罗卓英被陈诚找入第十八军军部任副军长兼11师师长，协助整理这些趁乱吸收的杂牌部队。在1933年，陈诚将国民革命军第59师(川军、师长张英)收编入十八军，此时十八军已扩张到各单位无法坐视之情况。
由于体制上并不接受十八军的状态，在陈诚的建议下蒋中正决定在1933年初重新启用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编制，下属52师(师长李明)、59师(师长陈时骥)，罗卓英任该军军长。1933年2月，第五军参加第四次江西剿共战争，为中路军第1纵队，罗卓英同时兼指挥第11师。不过该役第1纵队在2月底到3月初遭到红军毁灭性打击，第五军两个师全遭歼灭，师长全遭俘虏。第五军因此撤销，罗卓英则回到第十八军系统下任副军长，代行军长职务。
1933年底，陈诚在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升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1934年春季交出了十八军军长一职，由罗卓英继任军长，副军长由43师师长刘绍先接任。1935年升任中将。
1936年两广事件，十八军布署在粤汉铁路南段防止桂系部队北上。随后8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平桂战斗序列中，罗卓英担任敌前总指挥。随后十八军南下，蒋中正亲赴广州并开设广州行营，罗卓英任命为行营办公厅厅长兼代参谋长、粤汉铁路警备司令。随着罗卓英的职务扩张，其开始参与党职，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

抗日战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罗卓英任十八军军长，下辖11师、14师、67师、98师。首先参战者为98师，在8月15日开抵上海编入左翼军，负责宝山、罗店、浏河等地的守备。随后左翼军增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官陈诚，罗卓英任副司令官，下辖第十八军、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淞沪战役后期则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四军等单位。
1937年10月，罗卓英任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官，下辖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八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三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九军等，随后第十五集团军。左翼军在上海战役中并未被突破，但是在上海战线总崩后，十五集团军退入苏皖浙边区，未参加南京保卫战。罗卓英则在11月19日转任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辅佐唐生智进行南京保卫战，但南京随即失守，罗卓英撤离回到苏皖浙边区，在1938年1月接替薛岳成为第十九集团军司令官，归抗日战争第三战区节制，十八军军长则由黄维接任。
第十九集团军在1938年投入武汉会战，无显著战功。
1939年3月，第十九集团军投入南昌会战，下辖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九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九军，罗卓英担任敌前总指挥，该役南昌失守。同年9月，十九集团军投入第一次长沙战役。
1940年2月，罗卓英兼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1年初，第十九集团军投入上高会战，该役成功击退日军入侵，罗卓英因该役战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年底，第十九军投入第三次长沙会战，该役在战役布局成功之下战胜。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入侵东南亚，美国向日本宣战。由于东南亚战况迫切，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国远征军。该职务司令官一职原先属意卫立煌，但因卫的政治忠诚度问题，在人令颁布但人尚未到职前，该职务及由罗卓英接替，1942年4月2日，罗卓英授命为中国远征军一路司令长官，4月5日，蒋介石偕罗卓英及史迪威由重庆乘飞机经昆明抵腊戍。
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入缅作战中，因英军的急速崩溃导致远征军损失惨重，同时史迪威亦轻视罗卓英能力，并多度要求撤换，蒋受迫史迪威压力而将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架空，实权由副司令长官杜聿明与参谋长史迪威运作。
在第一次滇缅战役落败后，罗卓英虽然名义上是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负责兼度驻印度部队训练；但史迪威期望将中国驻印军营级以上主官全面由美军军官任命，以助印军指挥权问题继续向重庆施压，重庆国民政府最后妥协，以撤职罗卓英，撤销副总指挥换取国民革命军营级以上军官仍继续保有驻印军职务之自主性。罗卓英因此离开印度，返回重庆。
1943年3月19日，军事委员会任命罗卓英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4月22日军去委员会免去其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后转任军令部次长，兼桂林干部训练团教育长，主持中国远征军所属部队实施美式教育训练。随后转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全国知识青年编练总监。
1945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对日抗战后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罗卓英转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由军职转换为政治界。
1947年6月中旬，越法战争以来，政局混乱，华侨在越南生命财产均无保障，近纷纷向云南、广西两省边境避难，人数已达4000余人，云南省侨务处、社会处已派员前往救济；6月19日，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就越方限令华侨疏散，电请行政院派舰保护撤退。7月19日，国民政府派罗卓英为广东选举事务所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同时派定其为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7年9月，因同学陈诚的邀请，重返军职担任接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协助行辕主任陈诚处理国共内战东北战场，但东北战场溃败，罗卓英也跟着陈诚一同辞职负责。
1948年底，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罗卓英追随其进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公署副长官。1949年其族人多随之迁往台湾，乡居屏东县。12月31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卓英呈请辞职，罗卓英准予免职。

晚年

1950年3月，罗卓英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兼台南研究区主任、国民大会代表。
1961年在台北因糖尿病并发症病逝，陈诚亲撰祭文《哭尤兄》曰：“假令论及昔年报国，与其谓诚稍有贡献，毋宁悉以属之于兄。”

纪念

1947年与1983年为纪念1946年接收该岛时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号慈威），取名“南威岛”兼有接收舰队威镇南海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