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慶齡

家族背景

严庆龄的父亲严裕棠（1880年～1958年）是上海一带的纺织业钜子，原籍江苏吴县，生于上海。严裕棠有4个儿子，分别是长子:严庆祥；次子:严庆瑞；三子:严庆祺；四子:严庆龄。
妻子吴舜文，儿子严凯泰，媳妇严陈莉莲，孙女Michelle (蜜雪儿)，孙子John (严若望)，外甥女方嘉麟。
清朝时期上海开埠，外国商贾纷纷到上海开设洋行，由于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洋行皆雇用一批有身份、有信誉的中国人，作为洋行和中国商人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人和代理人，成为买办。严氏一家许多人在上海从事洋行相关的商业活动，严裕棠出生于上海，从小就已经开始学习英文，在家族与洋行的交易活动中耳濡目染，逐渐在上海开创出自己的事业。

早年经历

1909年10月7日，严庆龄于上海出生。毕业于国立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转往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Technischen Hochschule Berlin，柏林工业大学前身)就读，取得工程师（硕士）学位 。1931年，学成归国的严庆龄，初任大隆机器厂总工程师。他学以致用，带领原本业务局仅限于整修机械零部件的大隆，自行开发出不用煤炭且能全天候自动运作的经济型火炉；此外，还自制打油、抽水用的泵和柴油发动机，展露庆龄先生在崭新产品的开发及制造方面的能力。1935年，与吴舜文女士结婚。
1937年日军侵华、抗战爆发，位于日军占领区内的大隆机器厂生产线因时局纷乱而告停顿，他搬出部分机器另组泰利机器厂。抗战结束后，紧接而来的是国共内战与整个国家的动荡不安。
1948年，严庆龄夫妇曾亲赴台湾找寻适合设厂的地方，后来买下竹北的一块地。

台湾生活

1949年，严庆龄夫妇随国民政府来到台湾，在竹北与其妻子吴舜文筹组台元纺织公司，但主修机械的严庆龄对纺织轻工业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将建厂之重责大任交由原泰利厂的班底执行。
1950年，严庆龄与甫在美国完成硕士学业的妻子吴舜文女士联袂走访欧、美等地，考察各个先进国家的工业发展。返国决定要响应蒋中正总统所提的“引擎救国”发展汽车工业。在当时台湾的工业建设受到战争时的破坏，造成许多工业产品都非常缺乏，因此要发展与其他工业关联性很高的汽车工业不是容易的事。
1953年，严庆龄在新店大坪林设立“裕隆机械工厂”。三年后（西元1956年），生产出第一部自制汽车，同年并将公司名称改为“裕隆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957年，先后与美国威力斯公司和日本日产自动车株式会社签订技术合作的合约。
1959至1960年间，陆续生产出五吨大卡车、平头大客车和1200c.c的青鸟小轿车。
1960年，公司名称再度改为“裕隆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961年，严庆龄在参加阳明山会议时，提出了“动产担保交易法”。
1973年，严氏出资新台币8千万元成立庆龄工业发展基金会。
1976年，严庆龄重病后，其妻吴舜文女士临危授命扛下裕隆。
1977年11月30日，严氏出资成立“财团法人严庆龄医学基金会”。

在台事业

台元纺织
在“工业报国”的凌云壮志的指引下，庆龄先生于1951年成立台元纺织公司。他将建厂之重责大任交由原泰利厂的班底执行，自己与甫在美国完成硕士学业的妻子吴舜文女士联袂走访欧、美等地，考察各个先进国家的工业发展。他们发现，汽车工业发展程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与国力兴衰的重要指标，只要汽车工业发达，自然而然地可带动机关工业的全面起飞。自此，庆龄先生便竭尽毕生心力投入在汽车工业的发展上。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台元纺织由初期简单的代工业务，逐步建构起纺纱、织布、染整和成衣制造的一贯化作业体系，并以优异的品质行销海内外。由于台元纺织的营运绩效卓著，严庆龄伉俪在1963年获选台湾第一届十大杰出企业家。随着产能与规模的迅速扩张，台元纺织更蝉联十二年的“外销绩优奖”。台元纺织的稳健发展，提供尔后发展汽车事业所需的资金，协助裕隆汽车度过了草创时期的难关，逐步建构起汽车工业的发展规模。
裕隆汽车--早期裕隆
1953年，严庆龄和吴舜文夫妇在众人皆曰不可的声浪中，化不可能为可能，坚持投入具有“火车头”作用的汽车工业，创办裕隆汽车。曾有人劝严先生不要开办汽车工业，但他说没有一，就没有第二，没有二就没有三，他如果不开始，永久不会有明天，他要开办汽车工业，以汽车工业为重心。
不过这并没有动摇他要创立汽车工业的决心，在民国42年（公元1953年）设立了“裕隆机械工厂”于新店大坪林。民国45年（公元1956年）生产出第一部自制汽车，同年并将公司名称改为“裕隆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国46年（1957年）先后与美国的威力斯公司和日本的日产自动车株式会社签订技术合作的合约。在民国48~49年（公元1959~1960年）陆续生产出五吨大卡车、平头大客车和1200c.c的青鸟小轿车，在民国49年（1960年）再度公司的名称改为“裕隆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裕隆汽车开办初期，台湾的工业基础与经济条件都十分薄弱，一方面人才缺乏、技术水准普遍低落，且无协作工厂能提供合格的零部件；另一方面当时的国民所得不到50美元，汽车需求极为有限。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他们却能在裕隆成立三年后，就以自己组配的零件，成功推出裕隆、也是台湾第一辆自主研发生产的吉普车，为中华民国汽车工业的创建发展揭开序幕。
民国50年（1961年）严庆龄参加阳明山会议时提出了“动产担保交易法”。

严庆龄的裕隆蓝图

自1956年起，裕隆开始慎选零部件协作工厂，同时以最大的投资进行辅导、培植，强化其技术与经营体质，期能充分发挥协作工厂体系的总体功能。
由于庆龄的协助与鼓励，裕隆体系的零部件工厂逐步成长，到了1980年，自制率已经高达75％以上。近年来，台湾汽车零件业外销畅旺的荣景，与庆龄先生苦心的付出，不无关系。
1960年初期，虽然汽车已经生产上市，当时台湾购车能力不足，汽车事业经营遇到困阻。因此严庆龄便于产业经济座谈会中，提倡“动产担保交易法”，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分期付款交易。这项法案在公布实施后，不但促使汽车销售量大增，带动工商业发展；也使淘汰三轮车的计划能顺利推行，改善台湾各大都市的市容与形象。
1969年，严庆龄伉俪成立中华汽车，投入商用车量产，以符合工商业运输发展的需要。此后十年，正是台湾生产经济起飞的黄金时期，中华汽车的创设，使裕隆企业集团的汽车产品线更为多样化，迎合了市场需求，也建立了汽车事业相对规模之竞争优势。
在政府以关税保护汽车产业的政策下，裕隆的汽车销售量屡创新高，严庆龄趁势扩建新店厂区，直到民国60年（公元1971年）台湾能源危机时造成汽车滞销。但严庆龄仍计划继续扩厂，在民国65年（1976年）选定三义为新厂区。
不过严庆龄在三义厂区完工前于民国70年（1981年）病逝，其裕隆汽车董事长由夫人吴舜文接任。由于政府政策上的要求，使裕隆公司的汽车零组件自制率在民国45年（1956年）约为20%。此后每年有10%的提升，但受制于日方限制，到民国51年（1962年）达到60%后就无法再迅速提升，后续政府站在保护国内汽车工业的立场，多次限制小客车进口，因此直到民国69年（1980年）自制率已可达75%。此一阶段的重要成就是于民国75年（1986年）自制国产跑车裕隆飞羚101，并经由荷兰外销到欧洲，被称为首辆外销欧洲的中国跑车。飞羚101从1986年至1988年的销售期间共计销售16,653部，而1989年则推出局部改良的小改款车型裕隆飞羚102。飞羚102在1989~1995年的销售期间内，共计售出6,925台。

严庆龄的工业报国

成功大学承蒙严庆龄工业发展基金会资助，于民国六十七年成立“国立成功大学铸造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从事铸造技术研究，获中华民国工业界先进严庆龄先生与吴舜文女士以及严庆龄基金会董事长杨继曾先生大力支持下，充实设备、延揽科技人才，奠定了研究发展基础。成立之初中心设立于本校机械系馆内，由于研究设备增加，研究业务扩展，于七十二年严庆龄基金会与本校共同出资在建国校区兴建科技大楼，藉以奠定基础，俾利长期研究发展工作。 
民国七十年加入制程方面研究领域，进而于八十三年扩展至工业技术之研究发展，在每一阶段的发展，严庆龄中心均能达成阶段性之使命。透过 严庆龄工业发展基金会的运作支助，从初始的“庆龄铸造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以至于现在的“严庆龄工业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从合资兴建综合性科技大楼、拨款协助中心推动工业技术研究、共同举办工业技术研讨会议等，历年来并持续以研究计划型式资助本校，从事以汽车工业为核心的铸造、制造，与机械、精密工业之研发重点。 
目前中心除全力推动各项研究计划之建立，更积极争取人才培训计划、办理大专第二专长教育训练，推广资讯科技在工程技术上之应用。同时，为因应时代潮流，近年建立主导性业务，扩大发展工商、技术服务领域，表现中心之定位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