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 (霍布斯)

《利维坦》（Leviathan）是托马斯·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全名为《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权力》（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 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又译《巨灵》、《巨灵论》）。“利维坦”原为《旧约圣经》中记载的一种怪兽，在本书中用来比喻强势的国家。该书系统阐述了国家学说，探讨了社会的结构，其中的人性论、社会契约论、以及国家的本质和作用等思想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是西方著名和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著作之一。

内容

《利维坦》全书分为四部分，分别为“论人”、“论国家”、“论基督教国家”、“论黑暗王国”。该书写于英国内战进行之时。在这书中霍布斯陈述他对社会基础与政府合法性的看法。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下，有一些人可能比别人更强壮或更聪明，但没有一个会强壮到或聪明到不怕在暴力下死亡。当受到死亡威胁时，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必然会尽一切所能来保护他自己。霍布斯认为保护自己免于暴力死亡就是人类最高的必要，而权力就是来自于必要。
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需要世界上的每样东西，也有拿取每样东西的权力。但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不足的，所以就有持续的，基于权力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生在自然状态下是“孤独、贫穷、龌龊、粗暴又短命”（xiii）。
自然状态下的战争并非对人最有利的状态。霍布斯认为人因为自利和对物质的欲求，会想要结束战争——“使人倾向于和平的热忱其实是怕死，以及对于舒适生活之必要东西的欲求和殷勤获取这些东西的盼望”（xiii, 14)。
霍布斯认为社会要和平就必需要有社会契约。社会是一群人在一个威权之下，而每个人都将所有的自然权力交付给这威权，让它来维持内部和平和进行外部防御，只保留自己免于一死的权力。这个主权，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霍布斯较中意君主制），都必须是一个“利维坦”，一个绝对的威权。
对霍布斯而言，法律就是要确保契约的执行。利维坦国家在防止人对人的攻击以及保持国家的统合方面是有无限威权的。至于其他方面，国家是完全不管的。只要一个人不去伤害别人，国家主权是不会去干涉他的。（不过，在国家主权之上并没有任何更高的权力可以防止国家破坏这规则。）国家主权也要保持内部的平等。

论人

霍布斯以讨论人性作为本书的首部分。他将一个人类描述为一种不断变动的事物，他试图通过实例来指出人类的一切都可以用唯物的方式呈现，也就是说，无需诉诸一外在于人类心灵、非物质的灵魂或是能力。
霍布斯接着将这种术语定义清楚。 善和恶不过是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喜好和欲望的术语，而这些喜好和欲望也只是喜好接近或远离某对象的心中倾向。 他指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神学，经院哲学，之所以兴盛发展是建立将许多日常用语混淆在一块，像是“无形的物质”一词，这对于霍布斯而言就是一种词语上的矛盾。
霍布斯在描述人类心理时，完全没有提及“至善”，这是过去的权威主张。不仅是在概念的“至善”是多余的，并且从人类欲望的多变性来看，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物。因此，任何政治共同体若希望提供其成员最大的利益，将会被这种目标所分裂，因为没有人可以决定什么是最大的利益。
其结果将是内战。
然而，霍布斯指出有“至恶”（summum malum），即最大邪恶的存在。此即对暴力死亡的恐惧。 一个政治共同体可以建立在此种恐惧上。
既然没有“至善”，自然状态下的人就不会组成一个最寻求最大公共利益的政治团体。但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外，则是一个无政府的状态。 有鉴于人类本性与欲望的多变性，以及对稀缺资源的需要以满足这些欲望，自然状态，如霍布斯所称这个无政府主义的情况，必然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亦即所有人之间的战争。即使两个人不争斗，也不能保证一人不会因为其财产或是某种受屈的荣誉感试图杀死另一人，所以他们必须不断地对彼此抱持戒心。甚至抢先攻击自己的邻居，也是非常合理的。
因此，在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时期所产生的一切，也会在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体力与创造能力来保障生活的时期中产生。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
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因此，如何避免自然状态变成了政治思考的核心。这种思考往往与自然法思想密切相关，但霍布斯认为这不应该称作“法”，因为没有人可以有能力加以实行。人类理性最关注的便是寻求和平，但当和平无法达成时便会思考如何以战争取得最大利益。 霍布斯明白指出在自然状态中没有正义的存在，每个人对于任何事物都能够声称自己具有所有权。 自然法的第二守则即是，任何人都应该放弃主张拥有一切事物，当其他人也愿意如此做的时候，借此远离自然状态，并且建立一个有权统治这些事务的共和国。霍布斯总结第一部分，指出能够落实上述两条的另外17条自然法原则，并且回答一个主权国家当人民不同意其存在时，这个主权代表了什么意义。

国家的类型

国家的类型有三个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
国家的区别在于主权者的不同，也就是在于代表全体群众和其中每一个人的人有差别。统治权不操在一人手中便操在多人组成的会议手中。而会议则要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进入，便是并非每一个人、而只有不同于其他人的某些人才有权进入，因此我们便显然可以看出，国家只有三种。因为代表者必然不是一个人便是许多人。如果是许多人，便不是全体组成的会议，就是一部分人组成的会议。当代表者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国家就是君主国，如果是集在一起的全部人的会议时便是民主国家或平民国家，如果只是一部分人组成的会议便称为贵族国家。

而且就只有这三种：
此外就不可能有其他的国家了。因为主权必然是不归一个人握有，就要由许多人握有，或全体握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明了。在历史和政治书籍中还有其他的政体名称，如僭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等。但这些并不是另外的政府形式的名称，而只是同一类政府形式遭人憎恶时的名称。因为在君主政体之下感到不满的人就称之为僭主政体，而不高兴贵族政体的人就称之为寡头政体。同样的道理，在民主政体之下感到不满的人就称之为无政府状态，意思就是没有政府的状态。但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没有政府也算是一种新的政府。根据这同一理由，人们也不应当在他们喜欢某种政府时便认为它是某种政府，而在不喜欢或受到统治者压迫的时候又认为它是另一种政府。
在实际的考量之下，君主制是最好的：
这三种国家的差别不在于权力的不同，而在于取得和平与人民安全（按约建立国家的目的）的方法上互有差别。如果把君主政体和另外两种政体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第一，不论任何人承当人民的人格、或是成为承当人民人格的会议中的成员时，也具有其本身的自然人身份。他在政治身份方面虽然留意谋求公共福利，但他会同样或更多地留意谋求他自己以及他的家属和亲友的私人利益。在大多数情形下，当公私利益冲突的时候，他就会先顾个人的利益，因为人们的感情的力量一般说来比理智更为强大。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公私利益结合得最紧密的地方，公共利益所得到的推进也最大。在君主国家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同一回事。君主的财富、权力和尊荣只可能来自人民的财富、权力和荣誉。因为臣民如果穷困，鄙贱或由于贫乏、四分五裂而积弱，以致不能作战御敌时，君主也就不可能富裕、光荣与安全。然而在民主政体或贵族政体中，公众的繁荣对于贪污腐化或具有野心者的私人幸运说来，所能给予的东西往往不如奸诈的建议、欺骗的行为或内战所给予的那样多。

继承

继承权永远与主权密切相关。民主和贵族的继承制较为简单，君主制则相对困难：
关于继承权的问题，最大的困难发生在君主政府之中，这种困难所以产生是因为初看起来谁将指定继位者不明确，有许多时候他所指定的继位者是谁也不明确。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需要运用的推理都比每一个人一般惯于运用的更严格。
因为在一般人都没有仔细思考。 然而，继承绝对是君主的天赋权力：
关于具有主权的君主的继承者由谁指定的问题，（因为选任的国王和王侯并不具有主权的所有权，而只具有使用权），我们要考虑的情形是：要不是在位的国王有权规定继承问题，便是这种权利又重新归于散乱无纪的群众之中。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具有主权所有权的人死去之后根本没有给群众留下任何主权者，也就是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大家应统一在他身上，因而能做出任何统一行动的代表者，于是他们便不能选举任何新君主；这样一来每一个人便都有平等的权利臣服于他认为最能保护他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他还会用自己的武器来保卫自己，那样就是回到混乱状态当中去，回到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当中去，和当初建立君主国的目的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就可以显然看出，君主国一旦按约建立，就永远将继承者的问题交给在位的国王根据其判断与意志处理了。
 但是由谁任命君王则不总是确定的：答案是：
有时还会发生在位之王指定继承其权力的人是谁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根据他明确的语言和遗嘱决定，也可以根据其他充分的默认表示来决定。
这意味着：
当他在世时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通过明确的话语或遗嘱来宣布，如罗马最初的几位皇帝宣布其继承人的情形就是这样。
要注意的是，这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因为继承人一词本身并不意味着传位者的子女或近亲，而只是指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宣布的应继承他的地位的任何人。因此，如果一个国王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明确地宣布某某人将成为其继承人，那么这人在前任国王死后马上就具有当国王的权利。
然而，实际上这代表了：
但在没有遗嘱或明确的话语的地方，就要遵从代表意志的其他自然表示，其中有一种就是习惯。因此，在习惯规定绝对应由最近的亲属继位的地方，最近的亲属便有继位的权利。因为在位之王不愿如此的话，他在世时是很容易宣布这一点的。
所以在现实中我们首先会挑选长子。

宗教

在“利维坦”，霍布斯明确指出，主权有权干预宗教信仰与教条，而且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是自起争端。霍布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宗教理论，但指出他会顺从主权的意志（当主权被重新建立，再次提醒读者：“利维坦”是在内战期间所写），无论主权的理论是否合理。塔克认为，它标志着霍布斯是宗教战争后共和国的宗教政策的支持者。

税制

霍布斯也探究了主权征税的问题，不过他的经济理论并不如政治理论受到重视。 霍布斯相信正确的平等也包括了征税的平等。税制的平等并不基于财富的平等，而是根据他对于国家法律的维护与维持所尽的心力。 霍布斯也支持国家应该要帮助那些无法自力更生的人，这便从国家的税收里支出。

论基督教国家

在第三部分，霍布斯试图考察“基督教”国家的本质。首要的问题便是，我们要信奉哪本圣经，以及为什么。如果任何人声称超自然的启示比起民事法来得重要，那么国家便会出现混乱，霍布斯强烈希望避免这种情况。 因此霍布斯在开头便声明，我们并无法确定某个人的话是否为上帝的启示。
 当上帝对人传谕时，要不是直接传示，便是通过另一个曾经直接听过他谕旨的人转达。上帝怎样直接对人传谕，听到过传示的人是完全能理解的；但另一人能怎样理解这一点则纵使不是不可能知道，也是很难知道的。如果一个人向我声称上帝以超自然的方式直接向他传了谕，而我又感到怀疑，我就很难看出他能提出什么论据来让我不得不相信。诚然，这人如果是我的主权者，他便可以强制我服从，使我不用行动或言辞表示我不相信他的话，但却不能让我不按理性驱使我的方式去思想。要是一个没有这种权力管辖我的人那样声言的话，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强使我相信或服从。
这是好事，但如果过于热切追求，会导致圣经被全盘拒斥。 因此，霍布斯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检验方式：真正的检验是在研究圣经的篇章之上:
这样就显然可以看出，唯有传布上帝已经确立的教义和显示可以立即实现的奇迹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圣经上让人承认一个真先知——也就是承认直接的神启的标志，任何一项单独说来都不足以使另外一个人不得不尊重他所说的话。
圣经自从我们的救主以后就代替了，而且充分地补偿了一切其他预言的短缺。通过明智而渊博的解释，再加上精心的推理，我们对上帝和人类的义务的知识所必需的一切法则和诫条都很容易从圣经中推论出来，而无须神灵附体或超自然的神感。我讨论地上的基督教体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利，以及基督教臣民对其主权者的义务时，则正是要从《圣经》中去寻找原理。
“奇迹既然已经绝迹”，这意味圣经是唯一可以被信赖的。霍布斯接着讨论了圣经当中不同教派都接受的各个篇章还有那些不同教派之间争论不休的议题，还有圣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获致其权威性。霍布斯认为，没有人能知道这是否为神的话语，这点是很清楚的（虽然所有基督徒都相信它），唯有那些上帝以超自然方式启示的人能够明白。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以圣经经文做为法律有什么的正当性?毫无疑问，霍布斯的结论是，这是没有办法被确定的，因此政府仍应该采用民法作为法律依据。
因之，一个人如果没有得到上帝的超自然启示，说明这是他的律法，也没有以这种方式说明公布这种法律的人是他差遣来的，那么除了根据其所发命令具有法律效力的那种人的权威以外，他就没有义务服从。也就是说，除开根据国家赋托给主权者（唯一具有立法权的人）身上的权威以外，根据任何其他权威他都没有义务要服从。
他讨论了十诫，并问道: “这两块法板的法律约束力究竟是谁赋与的。无疑，它们是由上帝亲自制定为法律的。但法律除开对于承认其为主权者的行为的人以外，并没有约束力，而且也不成其为法律。以色列人既不得走近西乃山听上帝对摩西传谕，那么他们又为什么必须服从摩西提交给他们的这一切法律呢？其中有些的确是自然法，如第二法板便整个全是，所以这些法就应当认为是不但适用于以色列人、而且适用于所有的人的神律。"并得出结论，“”制定宗教法典之权，也就是将《圣经》规定为法律之权原先便是属于世俗主权者的。最后，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一个人已经是世俗主权者而同时又皈依了基督教，他在教会中的职分是什么。"答案是"主权者都称为万民之牧（教士）；因为任何臣民除开得到他们的允许和批准以外，都不能合法地向百姓宣教。在第三部分中有相当大的篇幅都在探讨圣经。然而，一旦接受了霍布斯的最初论证（即没有人能够知道其他人所接受的启示），根据他的逻辑，他的结论也必须要被接受。（宗教权力从属于民政府）。对于圣经的详尽讨论对于该时代应该是相当有必要的。世俗政府拥有最高主权如霍布斯所见是相当必要的，因为内战中许多教派起而骚动，霍布斯用了相当多的篇幅，目标是要击退罗马教皇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