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裔臺灣人

广义福佬人

由于台湾是以福佬人占多数，所以许多族群的生活型态在人口自然迁移中，部分人已与福佬人相近，而福佬人亦可能与他族或东西方交流之中而产生了新的生活型态。根据“全国客家人口基础资料调查研究”的显示，台闽地区单一认定为福佬人占73.3%（1,657.2万人），高于血缘上福佬人的比例，显示“福佬”应该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凡生活方式与福佬文化无二致，自我认定为福佬人的台湾人即为台湾福佬人。此外，例如“福佬客”一词乃指生活与福老人无异，语言则已失传客家话、可能仅保留一至两个称谓用语的客家人后裔。
许多客家人成为“福佬客”的时间非常早，甚至是在日治时期前。福佬客例子如中华民国前任总统李登辉（其先祖为福建永定客家人）等人士，至其父辈已不会说客语。
台湾潮州人因所使用的潮州话（属于闽南话子方言）和泉漳片闽南话相近，自我认同已转为泉漳闽南民系。

语文

河洛话是汉族于魏晋南北朝期间，习自迁徙至浙南、闽南的中原汉族，而汉族南渡江左前的文化发展核心在中原之地，因此也保留了相当多上古汉语（白读）与中古汉语（文读）音韵的特色，所以有研究者周次吉及河洛语诗作者林宗源认为如果以河洛语念唐诗尤为传神。
由于在明郑时期、清治时期，泉漳人移民来台湾者占多数，使得河洛话在台湾曾长期成为共用语，并因泉漳人的融合而逐渐演化出不同于原乡，具台湾特色的河洛语：台湾话。

服饰

17世纪的台湾曾由荷兰与西班牙统治，让台湾呈现欧洲文化，在服饰上也出现西式服饰的元素。
郑成功率领明郑政权迁台，台湾河洛人居民其衣饰也遵循着明朝的汉人衣冠礼制。台湾闽南话中的“裳袴”（衫裤）即是指传统衣裳。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纳入清帝国版图，衣冠服仪制度跟着变化，河洛人居民迫循满族衣冠制度与“薙发令”，仿汉服装改循仿满风俗，但民间的文化艺术，如传统歌仔戏戏服虽历经百年，至今仍系以河洛人衣冠遗风。
1721年，台湾爆发朱一贵事件，朱一贵起兵反抗清朝统治，攻下台湾府城（今台南），建国号大明，年号“永和”，且废除满服、长辫剪断，恢复明朝时的服装及传统汉人的发式。朱一贵登基时头戴通天冠，身穿黄龙袍，以玉带围之。但官员爵位封得太多，衣服一时准备不及，只好向戏班索取戏服代替，而仍然不足，出现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的景象。有诗传后云：“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称永和，六月还康熙”。。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件，林爽文登基时“以玄缎为冠，盘两金龙，结黄缨，自顶垂背，衣衮服，高坐堂上，众呼万岁”。服饰具有明朝汉服王室衣冠的概念，有别于清代满人的冠服制度。
19世纪西方基督传教士马雅各与马偕，在台湾传教行医期间，穿着西装等西式服装，为台湾的服饰发展史增添西方元素。

三合院

台湾汉人传统建筑为三合院，有祭拜神明祖先大厅的正身，左右或有护龙建筑，而成三合院，围起来的空间可为晒稻埕，房屋后院若有空地则做为菜园、果园、饲养牲畜圈舍，再外围种刺竹围篱兼挡风。

和室

台湾日治时期中期已经出现了许多日式住宅。到了大正时期（1911年—1925年）以后，河洛人的民宅之中已经渐渐俱备较接近唐式的和室，用途自寝室延伸为客房等。和室起源于唐朝，传到日本就演变成现在的和室。日本式跟唐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地板：日本式是铺叠席，而唐式则是铺复式地板。但现在这一类的空间设计都统称为和室。

宋江阵

宋江阵是一种结合中国武术和艺术的民俗表演，最早出现于明末清初，相传是南少林五祖拳祖师蔡玉川所创，由一些爱好武术者在庙会广场表演各种武术招式。表演时人数不拘，男女皆可，通常以三十六人、七十二人为主，甚至百余人，但因水浒传故，以一百零八人为大忌。以前民间传说地方上有乱事，以宋江阵武师可以执干戈以卫社稷。

林妈利的研究

2000年，台北马偕纪念医院林妈利医师等人对于人类组织抗原（HLA）的研究发表在学术期刊《组织抗原》上，指出台湾的福佬人与客家人有13%具原住民血统。2001年，林妈利等人再次于学术期刊《组织抗原》上发表论文，指出：“在我们先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13%台湾人的HLA-A、-B、-C单倍型来自高山原住民以及正在消失的巴宰平埔族。这显示台湾人的基因库中只有小比例的原住民基因，然而已消失的9种平埔族HLA资料不可得，故其对于台湾人基因库的贡献度，目前不得而知。”从2006年开始，林妈利陆续公布西拉雅族的数据，但仍未有正式论文于学术期刊上刊出。在2006年7月国科会科学季“多样性台湾”特展专文〈我们流着不同的血液〉中，林妈利根据粒腺体DNA推论：“现在的台湾人有26%拥有来自原住民的母系血缘，亦即2300万人口中约有600万人是平埔嬷及高山嬷的后代；其他74%是来自福建，是唐山嬷的后代。”
2007年8月11日，林妈利于《自由时报》发表〈非原住民台湾人的基因结构〉。该文指出，经由检验100个台湾汉人，“发现台湾人的半套型基因有48%是来自福建，其他52%主要来自原住民”。在线粒体DNA（母系遗传指标）方面，“台湾人的母系血缘有47%属于台湾原住民及东南亚岛屿的族群，48%属于亚洲大陆，还有5%属于日本的母系血缘”。在Y染色体（父系遗传指标）方面，“这一百人中的五十八名男性，可归类为41%的父系血缘来自台湾原住民及东南亚岛屿族群，59%的父系血缘来自亚洲大陆”。最后，林妈利总结道：“根据三个系统的分析，85%的台湾人是带有台湾原住民的血缘”。2008年8月28日，林妈利在彭明敏文教基金会的网站上进一步说明：“我们也推测台湾人将有90%以上的人带有越族的基因。”。
林妈利抽血筛检学者与台湾独立运动先驱彭明敏的遗传学DNA解码即显示其父系（彭清靠）祖先有平埔族群血统。

陈叔倬的研究

2009年，陈叔倬取得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分析了172个原住民平埔族群（包括巴宰族、西拉雅族）样本、34个居住在西拉雅吉贝耍部落的汉人样本、138个台南汉人样本，并对照已发表的高山原住民基因数据与中国汉人基因数据。对于平埔族群样本的认定，陈叔倬采取不同于林妈利的方式。陈叔倬则结合日本时代的户籍资料，确认受试者的家庭从19世纪末以来未曾与汉人通婚，才算是平埔族群样本。他的分析结果显示，台南汉人的基因较接近中国南方汉人，不同于平埔族群。至于居住在吉贝耍部落的汉人，其父系血缘较接近台南汉人与中国南方汉人；其母系血缘较接近吉贝耍的平埔原住民族群。。

陈叔倬的质疑与林妈利的答复

人类学博士陈叔倬，以及西拉雅文化研究者、西拉雅族人段洪坤，共同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上撰文《平埔血源和台湾国族血统论》，对林妈利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三点质疑：
争议一(数据前后矛盾)。在人类组织抗原方面，林妈利所声称的台湾人体内单倍型来自原住民的比例从13%（2000-2001年）变到52%（2007年）；在粒线体DNA方面，则是由26%（2006年）变到47%（2007年）。
争议一的答复。对于陈君的批评,林妈利正面回应,说明13%和52%的差异是因为13%是以早期血清学法的方式取得, 而52%是以后期较精确的DNA方法取得.另外, 前者的实验结果(13%)只有比对高山原住民与闽南/客家人的异同, 而后者(52%)有加入东南亚岛屿族群，及其他亚洲地区的因素. 所以52%代表着台湾人拥有原住民、东南亚岛屿族群，及其他亚洲地区的单倍型(有相同的单倍型一般被认为有共同的祖先). 剩下的48%则拥有台湾人与福建人有相同的单倍型. 并非说52%来自台湾原住民.至于陈叔倬对于林妈利母系血缘(mtDNA)的研究的批评(26%与47%之差别) 也是基本上因为两个实验结果是以不同的实验方式而取得.。
争议二(族群认定的标准)在林妈利的研究中，判定“原住民血统”时使用了“绝对宽松标准”，只要研究对象的母系血缘、父系血缘、组织抗原这三个基因系统中有一与原住民相同，则被归类于“原住民血统”之列.若用同一标准衡量原住民血统和汉族血统，则可得87%的台湾人有亚洲大陆血统，而85%的台湾人有原住民血统，但林妈利只选择性公布了后者。
争议二的答复。林妈利在"再谈85%"的回复中也指出他推测台湾人将有90%以上的人带有越族(所谓的南方汉人)的基因。事实上，台湾曾经被多个族群的人居住过，台湾人的血缘中拥有许多不同的来源是很自然的，台湾是个族群的大镕炉。。
争议三(归类方法不准确)。如上所述，林妈利评判时的判定标准是“基因系统有无原住民基因”，而非“原住民基因比例是否比汉族高”，以提高“原住民血统”比例。但人类基因上万，若依此“绝对宽松”标准，只要多检测几个基因系统，“原住民血统”的估算比例可以升到99.99%，但若按同一标准衡量“汉族血统”，估算比例达到99.99%的速度更快，所以全无意义。
争议三的答复。基本上,林妈利的研究本来就并不再于哪个血统站的比较多, 而是表达台湾人到底是不是也是原住民的后代.基于这个原则,实验结果还是可以应用的.另外陈叔倬对于"绝对宽松"的表准, 可能更应用于在他对"汉人"的定义.这点可以在陈叔倬的研究里观察到,因为他把越族定义为"南方汉族",尽管越族是汉化的族群.

闽南人与汉族的关系

根据移民说法，台湾闽南系汉人主要源自福建的泉州、漳州，次由广东潮州、浙江台州等地。明末郑成功在台湾建立东宁王国，大批福建人移民至台，陈永华主持内政与教育，才有今日台湾闽南文化的开始。而泉州、漳州人则来自中原河南。远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世族衣冠南渡，有八姓入闽；唐朝中期陈元光带3600人开漳州；五代初期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带5000人进入福建，建立闽国。
根据原住民汉化说法，泉漳人是由百越汉化而来，因为汉武帝时福建已有超过百万的人口，五胡乱华时也只有八姓入闽，而陈元光带3600人开漳、五代初期王潮、王审知带5000人进入福建时，福建纳税人口就有五十几万。

平埔论者：台湾人是闽南化、客家化的平埔族

前中兴大学企管系副教授沈建德怀疑当代台湾的人拥有汉人移民血统；因祖先共妻，很难确定谁是祖宗；认为，“罗汉脚，是来台“闽客”的代名词，无田宅、无妻子，当然也无后代，流窜于全台各地。此事，道光13年（1833）北路理番同知陈盛韶的“问俗录”已有谈及。大市数百，小市村数十人，白天为丐、晚上为盗，史不绝书。在屏东一地就有3块碑文，见证来台闽客乃棍徒流匪乞丐，可是屏东人和其他县市的人一样，认他们为祖先，真是认贼作父。”；他又从荷兰人来台的1624年台湾有平埔30万、山胞20万出发，以年增率0.7%推算各时期的原住民人数，再以开垦出的田的甲数，以每甲3.3人估计清初期的闽粤人数，然后与各时期的统计人口数作对照，得出1893年时平埔133万、山胞97万，原汉混合24万人。
成功大学物理系蔡永东副教授也用各地历史人口提出多项论证，试图论证台湾人是闽客化的原住民：
蔡永东的总结论是：满清禁止移民来台，打工则须申请照单，且限已婚者，直到1875年。1875年前，因满清的禁入禁垦禁买番地、禁娶番妇等禁令，使闽粤籍垦户或官员借用亲朋名字，或他们查得到的村社及其姓氏人名，把散居的原住民虚报为自己的同乡或族亲，如此将来田地才能买卖并可防止已卖田者反悔告官。故禁令成了加速同化的手段。官员也故意在文书上把散番的地都说是荒埔，以免成为永远的番地，为散番将来汉化预留空间。1875年禁令废止后，官员全面编派祖籍给台湾人（1881年福建巡抚岑毓英通令全台划熟番入汉籍），向日本宣示台湾已是清国人的天下，不要再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