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斯 (港督)

早年生涯

戴维斯于1795年7月16日在伦敦出生，父亲名叫塞缪尔·戴维斯（Samuel Davis），在东印度公司任职。于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毕业后，即于1813年以18岁之龄抵达中国广州，并获东印度公司聘任为抄写员。
戴维斯具有语言和外交天分，喜好中国文学，在公司任职期间大量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成英文，由此成为了公司的“中国通”，受到特别器重，除了于1816年被指派陪同亚美士德勋爵，前往北京寻求晋见嘉庆帝外，又在1832年获遴选为公司在广州的特别委员会主席，主理公司的在华贸易业务。另外，皇家亚洲学会在1824年创会的时候，戴维斯是该会的创会会员之一。
在1833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终止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之专利权，撤销原有的特别委员会，新设立驻华商务总监，并且改为向政府负责，戴维斯于是就成为了东印度公司在华的末任大班。随后，首任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于1834年7月15日抵华履新，在澳门办公，并立即委任了戴维斯为驻华商务副总监。可是，律劳卑没多久却擅闯广州，触发“律劳卑事件”，最后更在同年10月11日病逝澳门。于是驻华商务总监一职由戴维斯接替。

驻华商务总监

“律劳卑事件”发生以后，英商在对华贸易的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少英商认为，从律劳卑强行打开中国门户一事上，可以看到以强硬手段开展贸易是不可行的，这样最终除了使律劳卑得到客死他乡的悲惨下场外，更使英商因为清廷在事件中暂停贸易，而招致了重大损失，所以他们认为保持现状更能保障贸易利益。不过，也有部分英商，如渣甸等人却反而认为，从“律劳卑事件”一事上，只反映出英国更加有必要以武力洞开守旧的中国门户，才符合英国的利益。
可是，戴维斯根据他在华多年的经验，认为中英两国应该保持现状，免生争端，所以他上任后，并没有对那些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商表示同情。由于戴维斯不支持强硬政策去迫使清廷进行自由贸易，85位由渣甸和马地臣带头的英商在戴维斯上任后不久，即向英皇威廉四世发联署信陈情，要求罢免戴维斯，改派一位军人担任商务总监，另外又要求派遣军队来华，以雪律劳卑被辱之仇，和强迫清廷开放门户。受到英商的种种压力，戴维斯上任仅百余日后，便在1835年1月宣布辞职，返回英格兰，结果商务总监由G·B·罗拔臣爵士接任。

治安与学术

1844年2月23日，戴维斯获委任为第二任香港总督，接替在同年5月8日卸任的砵甸乍爵士。上任后不久，戴维斯就见证了香港警队的正式成立，最初的警队编制定为35人，而裁判司及警队首长的职位亦正式分家，不再由一人独揽。此外，戴维斯亦十分关注教育发展，上任以对宗教团体来港办学表示欢迎，当中在1845年，华民政务司向他建议政府每月津贴十元予8间中文学塾。戴维斯将建议转呈英国政府。经过一轮考察和评估后，戴维斯在1847年8月委任巡理司、华民政务司和殖民地随军牧师组成教育委员会，负责管理资助事宜和监管受补助的学塾，并对办学团体作出资助。
1847年1月，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正式在港成立。由于戴维斯在汉学事务上享负盛名，又在筹备成立分会一事上给予热心支持，因此获推举为创会会长。当时的创会会员还包括了库政司孖沙、殖民地副总督德忌笠少将和威妥玛等人。担任会长期间，戴维斯曾建议研究植物学可作为分会发展的一大方向，又希望英国政府可批准拨地兴建一所动植物公园。不过这个愿望要到他卸任后，几经波折，迟至1864年才实现。

行政立法

在戴维斯任内，行政局和定例局同样只有3个官守议席。在行政局，成员由香港副总督、辅政司和总巡理府组成，而定例局则由英军司令、首席按察司和律政司组成。戴维斯曾向英国政府建议，希望分别让律政司加入行政局，以及增加两席官守议席于定例局，但是建议先后被英国当局所否决。
此外，为方便管治岛上华人，以及让华人有简便的民事诉讼途径，戴维斯在1844年推行保甲制，指示“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好让旧有地方乡绅继续有权主理地方事务。香港的“保甲制”推行了十多年，至1861年才完全废止。

要求入城

自从《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方一直要求履行进入广州城的条款，但却遭时任两广总督耆英以“民情未协”为理由多番推迟。对此，英方曾以不归舟山群岛为威胁，耆英无可奈何，唯有在1846年4月与戴维斯立下协议，当中表示，情况许可的话，清廷就会让英人入城；而英方亦应承，只要清廷不将舟山群岛许与外国，英国就会归还群岛，并搁置提出依约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协议一出，使广州人民以为英方有心“让步”，连带激发了他们的反英情绪，其中不少人更组织团练，常常与身在广州的英国教士和商人发生肢体碰撞。经过多次交涉不果后，戴维斯在1847年4月以有英国公民在佛山被殴为理由，派遣3艘军舰，士兵900人，先后攻占虎门炮台和广州十三行。最后，耆英在4月6日出面调停，除承诺惩处滋事份子外，又保证让英国人在两年内入城。
然而，耆英深知英人在两年之后入城完全是妙想天开。为免自己在两年后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局，于是他极力向朝廷请求内调，以求脱身自保。耆英的请求得到朝廷批准后，两广总督一职在1848年2月由徐广缙继任。徐广缙上任后，联同广东巡抚叶名琛重新采取强硬手段坚拒英人入城，结果在戴维斯港督任内，入城条款始终无法实现。

香港“治权”之争

除了入城争议之外，中英双方自签《南京条约》以来也一直就本港“治权”引起争议。而争议是由于《条约》的中、英文本用词因翻译失误所起的。英方认为，依据条约英文本，香港岛既然已割予英国，英方自然有权立法管治岛上居民，否则英国将无从在港作有效管治。然而，清廷一直却以澳门作为香港的蓝本，澳门既有中国官署管治华人，因此香港亦应该照办不误。
戴维斯的前任总督砵甸乍爵士曾向清廷作出妥协，表示愿意分享“治权”，让非常住的犯事华人，以及所有犯下重罪的华人送交清官审理，但是建议仍为清廷拒绝。后来中英两国复签《虎门条约》，始终未能就此达成共识。至于戴维斯接任后，乘清廷力主剿灭天地会时单方面宣布，香港政府享有对华人的“治权”，由于耆英一向希望与戴维斯保持友好关系而唯有屈从，自此英方亦取得香港的“治权”。

大失民心

戴维斯任内以疯狂抽税而闻名，为了达到收支平衡，戴维斯除了以卖地作为政府收入外，又大肆征税，税项可谓名目繁多。他除了透过订立《土地登记条例》、《公众法饮肆及售酒领照营业条例》和《售盐鸦片当押业拍卖商营业牌照条例》等条例，对烟草、酒精、拍卖品、婚姻和墓碑等等征收税款外，更在1845年向妓女收取“妓捐”。
另外，戴维斯又曾在1844年8月透过订立《人口登记法例》，设置总登记官（Registrar General）和总登记官署（1913年改称“安抚华民政务司署”），对全岛进行殖民地成立以来，第一次的人口普查和户口登记，结果录得全岛人口共23,988人外，又不论洋人华人，一律征收人头税，每年洋人5元，华人1元，事件引致大批华人搬离香港岛，而随后各界停工罢市，人头税方才暂缓执行。大幅的征税、广州入城的问题，再加上潮湿的天气，使英国的管治陷入很大的困难。有见及此，当时的库政司罗拔·蒙哥马利·马丁（Robert Montgomery Martin）更曾一度私自向英国政府建议将香港归还清廷，不过后来他因故辞职，事件才搁置下来。总言之，戴维斯之重税政策招致英商的强烈不满，而不少人更联署去信伦敦作出投诉，结果成为他下台的一大导火线。
赛马活动是英国人的社交文化，为讨好在香港的英资，戴维斯任内开始定期举行赛马活动，他本人亦曾表示愿意捐出200元，设立一个“公使杯”，作为在赛事中胜出马匹的奖金，不过却因为英商马主们的杯葛，没有马匹参赛，“公使杯”被迫取消。从此事可想而知戴维斯任内声望之低下。
戴维斯与首席按察司約翰·晓吾（John Hulme）间的不和是他下台的直接原因。戴维斯与晓吾工作上早有矛盾。晓吾于1845年冬在海军少将柯讫郎在英舰“HMS亚金科特”（HMS Agincourt）号上举行的舞会上醉酒，戴维斯借机向英国政府告状，要求辞退晓吾。殖民地大臣回应指示戴维斯组成审议庭进行研讯，戴维斯遂委任由行政局议员组成的审议庭研讯，并自行担任主席，审议庭大多数成员并同时为控方证人。审议庭最后决定将晓吾辞退。晓吾返英时，大批外国商人到码头送行，表示对戴维斯不满。晓吾被辞退后返回英国，向伦敦政府投诉。审议庭的决定最后遭英国政府推翻，并促使戴维斯在1848年3月18日辞任总督一职，3月21日离开香港。

晚年

卸任港督以后，戴维斯在1854年获KCB勋衔，于1876年的时候又获牛津大学颁授民法学博士学位。此外，他亦偶有发表著作。
戴维斯晚年退居于自己位于告罗士打郡的宅第好莱坞塔（Hollywood Tower），后于1890年11月13日在那里去世，享年95岁。戴维斯是历史上最长寿的香港总督，不过，他的死讯在香港却没有相关的报导，似乎他已经被香港人所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