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富國

早年生涯

罗富国在1881年2月9日生于英国伦敦，是父亲亚瑟·法兰西斯·诺思科特牧师阁下（Rev. Hon. Arthur Francis Northcote，1852年－1943年）及第二任妻子玛丽·阿拉贝拉·托勒尔（Mary Arabella Toller）所生的独子，除他以外，罗富国另有三名胞妹和一位同父异母的胞姐。罗富国为名门望族之后，祖父是资深保守党政治家伊兹利伯爵（Earl of Iddesleigh，1818年－1887年），历任财相及外相；另外伯父诺思科特勋爵（Lord Northcote，1846年－1911年）亦曾任孟买总督及澳洲总督。
罗富国年少时入读德文郡蒂弗顿（Tiverton）的布伦德尔公学（Blundell's School），于校内成绩优异，后来取得“纽特及胡斯奖学金”（Newte and Huish Exhibition），入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1904年以荣誉资格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毕业。

殖民地生涯

罗富国毕业后旋即于1904年5月加入殖民地部服务，并获派往非洲供职。起先他在东非保护领（今肯雅）出任助理管制官（Assistant Controller），1909年升任奇斯尔（Kisii）理民专员（District Commissioner），1911年起掌管基库尤省（Kikuyu Province），1919年5月至10月曾署理省专员（Provincial Commissioner）一职，其后改任署理助理辅政司一职至1920年7月。在1921年，罗富国累迁为肯雅助理辅政司，任内曾数度署任辅政司职务。在1927年2月，他获调往北罗德西亚（今赞比亚）擢升为布政司，同时任当地行政、立法两局官守议员。在1930年，罗富国转到位于西非的英属殖民地黄金海岸（今加纳）任辅政司，任内曾分别于1932年及1934年总督轮替期间，两度担任署理黄金海岸总督，另外于1931年获英皇颁赐CMG勋衔。
在1935年3月，罗富国获英廷改派到南美洲出任英属圭亚那（今圭亚那）总督兼三军总司令，同时获颁授KCMG勋衔，成为爵士，结束在非洲逾30年的公职生涯。任内，他走访圭亚那各地，体察民情，并对当地过度伐林的问题作出关注，以及支持保育林木。然而，不久以后，时任香港总督郝德杰爵士被调往锡兰（今斯里兰卡）处理当地局势，罗富国遂临时返回英国接受任命，抽调到香港接掌总督兼三军总司令之职务。身穿传统官服的罗富国爵士于1937年10月28日上午，由伦敦乘船正式抵港，于皇后码头上任履新，同日于督宪府内的立法局议事厅宣誓就任，是为第20任港督。

整顿防务

罗富国履任港督前两个多月，中日战争刚在1937年7月7日全面爆发，远东局势愈益紧张，并引发大批为躲避战火的难民从中国大陆逃难来港，使香港人口急增。其中自1937年1941年短短四年间，人口更由原本约100万人跃升至约160万人，对香港住屋构成很大压力。尽管如此，由于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仅余途径之一，却连带促进香港转口贸易和经济发展，再加上香港乃英国的皇家殖民地，英、日双方未有开战，使大众普遍对局势感到放心，不担心日本进攻香港。
然而，日本对华发动侵略，始终对香港构成一定威胁，再加上罗富国继续批准武器经香港转口运入内地，使得日本政府相当不满。在1937年10月开始，日军开始轰炸九广铁路华段，试图截断中、港的贸易往还。虽然如此，罗富国仍于1938年7月乘九广铁路到广州回访国民政府广东省主席吴铁城。至1938年10月初，九广铁路华段其中一条铁路桥遭日军炸毁，自此九广直通车服务陷于中断，一直到香港沦陷后才获开始修复。同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日军兵临香港的深圳河边境，使香港地理上陷入孤立局面。至于在广州沦陷前夕，罗富国在9月颁布紧急条例，宣布香港维持中立，从而缓和香港局势。自港府宣告中立以后，碍于局势所限，港府开始限制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武器转运，并抑制在港的反日活动，后来又在1939年8月设立新闻检查处，对舆论及寻常信件作进一步审查。
虽然香港本身无险可守，但有见日军压境，以及经常有日方舰只不法驶入香港水域，罗富国任内亦积极为香港展开布防工作。在1939年7月，港府通过《战斗人员义务法令》，规定18至41岁英籍男性都要强制服兵役，所有合适者皆获编到香港义勇防卫队及香港海军防卫队服役。除本港募得的军员，再加上本身的驻港英军以及由加拿大临时赴港增援的两个营，香港至1941年开战前夕共有守军约一万多人，尽管港府又在1938年于城门水塘一带建成横跨新界东西的醉酒湾防线，但由于人手缺乏，守备始终相当脆弱，未能抵御日军的威胁。
1939年9月3日，英国对纳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罗富国随即宣布香港进入战时状态，并实施外汇管制。及至1940年6月，大量日军集结深圳，英军于是拆走通往深圳的桥梁，同时港府宣布香港进入非常时期，并开始在港九各处广建防空洞、逐步实施灯火管制、粮食管制、于道路堆置沙包及路障，和进行各样演习，以防日军突袭。后来在1941年7月，日军进犯印度支那南部，日本被英国及美国实施经济制裁，而港府亦宣布冻结日本在港资产，使属于轴心国的日本与盟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至于自英、德宣战以后，港府为补助英国在欧战的军费，遂于1939年尾通过每年额外拨出600万港元作为应急军费，以及225万作为特别开支。而为了填补这大笔支出，以及支付香港的防守开支，港府随后在1940年3月向立法局提出引入战时税收，计划于4月1日起开征入息税及利得税。由于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以“自由港”自居，有关提议引来商界及中产人士的强烈反对，最后罗富国及港府承诺战后即时废除两税，立法局才通过有关建议。可是，虽然入息税及利得税的确在战后立即废除，但港府及后又于1947年重新开征。
另一方面，在罗富国任内，港府还在1940年开始向外籍文官、军人及英籍侨民的家眷推出撤侨计划，但一般舆论则批评港府过分紧张，认为日本不会挥军香港，政府此举更会造成公众恐慌，而香港的英籍华人更抨击港府只撤走英籍侨民，有歧视之嫌。截止1940年7月，港府一共将大约3,500名英籍侨居妇孺撤离到澳洲，但有900名家眷仍选择留港，结果这批人于香港沦陷后大致被送入日军拘留营或集中营囚禁。
尽管香港战霾密布，不过罗富国仍关注社会建设，当中尤其专注香港的教育发展。在1939年，港府于西营盘医院道成立一间全新的师范学院，名叫香港师资学院，该学院后于1941年迁往般含道，并更名为罗富国师范学院，由于港督罗富国爵士出生豪门，学院遂以罗富国的家族盾徽为校徽。罗富国师范学院后来于1994年并入香港教育学院。此外，在罗富国任内，香港大学亦扩充其理学院，并于1941年建成罗富国科学大楼，供生物、化学、物理各系使用，大楼一直到1990年才遭拆卸。

卸任返英

罗富国在任后期因身体不适，需长时间返英国调养，以致他长期不在香港，政务遂交由他人打理。在1940年4月，罗富国返英休假，总督一职由辅政司史美署理，至同年8月6日，署理港督一职改由前英皇副官及前马德拉斯区英军司令岳桐中将（Lieut-General Edward Felix Norton，1884年－1954年）接任，以便统率军务。在1941年1月，香港庆祝开埠百周年纪念，但罗富国因仍未返港而没有出席，至于当年庆祝活动亦因战事影响而规模大减，只有低调进行，规模远逊于1891年的开埠50周年纪念。
直到1941年3月，罗富国才返港复任港督，可是到同年9月6日，他复因病辞任港督一职，返回英国休养。罗富国称病辞职后，接任港督杨慕琦爵士在1941年9月10日抵港履新，当时香港局势仍然相当平稳，市面一概如旧，但到12月8日，日军偷袭太平洋珍珠港后挥军香港，爆发香港保卫战，杨慕琦旋于12月25日兵败投降，沦为日军战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才获得释放。相较之下，罗富国在香港保卫战爆发前三个月及时因病脱身返英，因此幸运地没有成为战俘。

晚年生涯

返英调理一段日子以后，罗富国爵士于1942年重获英廷起用，再次出仕非洲，到英军东非司令部出任首席情报官（Principal Information Officer），任内曾协助于东非展开宣传活动，鼓励当地居民应募到锡兰及缅甸等地作战，到二战完结后，罗富国才在1947年卸任返回英国。在1948年初，英廷计划重整对东非众殖民地的管治架构，除设立东非高级专员公署（East Africa High Commission）外，又成立东非议会（East Africa Assembly），其中，曾长年在东非任职的罗富国在4月获英廷任命为东非议会首任议长。不过接受任命后不久，罗富国却因病在1948年7月10日卒于萨里郡桑德斯特德（Sanderstead）家中，终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