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

家世

屈原出自楚国公族屈氏，屈氏与昭氏、景氏并称王族三姓，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昭、屈、景三氏的事务。屈，昭，景为楚国大姓。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为高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屈原楚辞《九章》中的《惜诵》曾说道：“忽忘身之贱贫”。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取名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4句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而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
“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
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个巧合，原无所谓，可在当时却认为是一个好兆头。

初任左徒

屈原是楚国贵族 。精通历史、文学与神话，洞悉各国形势和治世之道；人聪明，口才好。司马迁《史记》说他是“博闻强志”，“娴于辞令”。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左徒比楚国的宰相：令尹，只低一级。他对内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发布号令，对外接待宾客，应付诸侯。楚王很信任他，还让他草拟法令，又让他出使齐国，联齐抗秦。足见屈原曾是楚国兼管内政外交的重要官员。但他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却招来了楚国贵族大臣们的反对和嫉妒。反对者的代表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儿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这批人只想维护自己的贵族特权，而忽略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批人整天围在楚怀王身边，左右怀王的言行。楚怀王，听信了谗言，渐渐疏远了屈原。

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为了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带了很多银钱到楚国活动。张仪贿赂了楚国的一批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一带六百多里土地。”利令智昏的楚怀王听信了张仪的话，就把相印授予张仪，封张仪为相；贪图六百里的商、於之地，真的和齐国断绝了合纵之盟；还派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还以为是张仪怪他绝齐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长宽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还被占去汉中大片土地。
这时怀王稍有醒悟，“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重修楚齐之盟。秦国两次大败楚军之后，也怕齐、楚复交，于是主动提出退还汉中之地的一半以求和。楚怀王恨透了张仪，提出不要汉中地，只要张仪头。秦惠王本不同意，张仪却胸有成竹地说：“以我张仪一个人就能抵得上汉中的土地，臣愿意到楚国去。”张仪到楚以后，贿赂了郑袖、靳尚之流，在楚怀王面前一番花言巧语之后，糊涂透顶的楚怀王居然又把张仪给放了；还和秦王结下了婚姻关系。等到屈原使齐回来，说明利害，怀王想追回张仪，张仪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这样楚国对齐国又一次大失信用。前305年，楚怀王二十四年，楚又一次背齐合秦，去秦迎亲；第二年，怀王还与秦王会于黄棘（今河南新野县东北）、接受了秦退还的上庸之地（今湖北竹山县）。当时屈原虽竭力反对，结果不但无效，反而遭到了第一次流放，流放到了汉北地区（今安康一带及汉水上游地区）。
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违背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 （今河南泌阳县东北）。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昏庸的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襄王“邀请”怀王在武关（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东）相会。
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296年，顷襄王三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楚国人都怜悯他，如同哀悼自己的父母兄弟。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断绝交往。

第二次流放（江南地区）

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很忧虑，就谋划再与秦国讲和。屈原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和楚国人民一样，一方面责怪子兰不该劝怀王入秦，以至使怀王死在秦国，又责怪他不该怂恿顷襄王向秦国屈膝投降。他写诗抒情，表达了他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对子兰形成了威胁，于是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

写作

从顷襄王六年到十八年，楚国基本上被秦国掌握，俯首听命，不敢动弹。屈原对此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眼看着国势日弱，民生多艰，只好以诗歌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

自尽

秦昭襄王对楚顷襄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至陈都，“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哀郢》所说：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就是描述这一片仓惶混乱的状况。屈原在这前后，曾沿江西上，还想看一看这满身疮痍的祖国和他终身辅佐的楚王。结果只看到强秦的步步进逼、楚国朝廷的腐败和昏庸。想为楚王“奔走以先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眼看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灭亡，自己却不能有一点作为，就埋下了以身殉国的思想，他过鄂渚（湖北武昌），入洞庭，溯沅水，经枉陼 （湖南常德武陵县）至辰阳（湖南辰溪），又折向东南，入于溆浦，暂时停留下来。不久又下沅江，入洞庭，渡湘水，到了长沙附近的汨罗江，楚都被秦攻破后，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了；约为前278年6月6日，顷襄王二十一年，当时屈原62岁左右。直至55年后的前223年，楚国被秦所灭。
屈原作《渔父》表明自己不与世沉浮的决心: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𫗦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作品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他留下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录共25篇。虽然有的篇章是否为屈原所作，还有疑议，但可以确定是屈原作品的还是占多数。如《离骚》，就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品，描写楚国的特殊名物。

主题思想

屈原作品富于忠君爱国思想，斥责小人祸国，怨恨君主昏庸，具有振兴楚国的抱负，热切追求理想，甘愿以身殉国。屈原作品表现出个人品格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执著理想，独善其身，坚贞不屈，态度毫不妥协。

《离骚》

《离骚》诉说屈原的政治理想，批评群小的诽谤打击与楚王的妄信谗言，理想虽遭破坏，但自己决不妥协。《离骚》设想上天下地，上叩帝阍，但天门不开，屈原陈志无路，于是有去国远逝之想，又望见自己的故乡，最后决定以身殉国。
《离骚》是屈原在流放中的代表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诗篇。全篇三百七十三行，共二千四百九十个字，屈原将他的思想、感情、想像、人格融合为一，通过绮丽绚烂的文采和高度的艺术手法，倾吐自己的历史、远大的政治理想，表达对于昏庸王室和腐败贵族的愤恨，也表达了不与权贵妥协的意志，流露爱国家爱人民的深厚感情。《离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后半篇表现得更加浓烈。它采用了“比兴”手法，以生动的比喻，营造出一种幽远的意境。诗人还大量利用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构成一幅异常雄奇壮丽的图画。《离骚》文采绚烂，结构宏伟，形式多变，把叙事、抒怀和幻想交织在一起，对后世文学的艺术技巧启发甚多。

《九章》

即《怀沙》，《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思美人》，《惜往日》，《橘颂》和《悲回风》。其中《惜往日》一篇，宋魏了翁、清曾国藩和吴汝纶等都怀疑不是屈原所作。

《哀郢》

《哀郢》倾诉他对国都沦陷和国家前途的无限哀伤，对人民的颠沛流离则寄予深厚的同情，并指出国破家亡的原因。本篇作于秦将白起破郢，楚王迁陈之年，叙述他春天离开郢都，经过夏首洞庭而至夏浦。路程日远，悲痛日深。篇中有百姓震愆，人民离散，大夏为丘，东门荒芜的话，确实有国破家亡之痛。篇中强烈地表示出他甘愿死于故乡，和伤悼乡土故国的深厚情感。因此在《哀郢》中所表现的感情，最为忧郁，最为哀苦。

《怀沙》

本篇是叙述屈原从西南的溆浦到东北的汨跃罗的作品，是屈原绝命前不久之作。表现情感极为沉痛。

《抽思》

写放逐异域，孤苦伶仃的情怀。屈原一面追念北上的君王，一面又怀恋南方的故都。因为心中积压国家乡愁和种种痛苦的感情，所以产生一股难以排遣的哀怨。

《思美人》

亦为思念怀王之作。作《抽思》时怀王未死，故有“惸独不群，无媒在侧”之叹；到了《思美人》，怀王可能已死，故有“媒绝路阻”之语。想抒发哀情，只好寄言于浮云，致辞于归鸟了。

《橘颂》

通过描写橘子的形态，以岁寒不凋的坚贞品格，来比拟自己秉承天赋美好的本质，坚守清高的立场，而不会随波逐流。

《天问》

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古代史事，提出一百多个问题。屈原放逐以后，忧郁徬徨，精神上起了剧烈的动摇，旧信仰完全崩溃，对于自然界现象，古代的历史政绩，宗教信仰，以及自己的人生观，都起了怀疑，因而发出种种问题。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苦极呼天、人穷反本的意思。在篇中，屈原提出了百多个关于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古代史事的问题。在古史和神话学的研究上极有价值。
本篇无论内容形式与情调，都与屈原其他的作品不同。故顾颉刚等怀疑不是屈原的作品。

《九歌》

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它的原始材料，大部分是楚国民间的祭神歌曲，是南方各地流行的巫歌，再编成歌、乐、舞合一的祭祀鬼神的舞曲，极富浪漫色彩，是中国歌舞的雏形。内容包括《东皇太一》(尊贵的天神)、《云中君》(云神，一说为雷神)、《湘君》和《湘夫人》(爱神)、《大司命》和《少司命》(命神)、《东君》(日神)、《河伯》(河神)、《山鬼》、《国殇》、《礼魂》(歌剧的尾声)。
《山鬼》全篇是山间女神的独白，诉说自己思慕恋人之苦和对爱情的忠贞专注。《国殇》追悼为国牺牲的将士，写战争场面的惨烈，与战士的勇敢杀敌，悲壮成仁。

风格

屈原作品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与地方色彩，“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吸收神话传说素材，感情激越，热烈奔放，多写个人情志与想像，想像丰富，善用比兴与夸张手法。 语言运用上，屈原作品突破诗经格式，运用“兮”、“些”、“只”等虚助词，加强节奏感和音乐感，并常见双声叠韵、对仗与叠字。

弄臣之疑

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1944年9月在成都中国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声称屈原是楚王弄臣，当时在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
后来他又再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作家朱自清同意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闻一多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神话与诗：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闻一多还进一步阐明了“断袖”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

地位与评价

司马光认为屈原自沉汨罗江是奇节，因此《资治通鉴》里并没有记载屈原的事迹。
清道光年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汤鹏：“是故燕惠王有乐毅而不能用，楚怀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汉文有贾谊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陆贽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苏轼而不能用，此左右谮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
1906年廖平作《楚辞新解》认为“《渔父》《卜居》，乃为屈子自作”，其他则为“屈子所传”，而“《楚辞》为孔子天学，《诗》之传记，与道家别为一派”。1918年廖平又作《五变记》称《楚辞》“辞意重复，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仙真人诗，采风雅之微言，以应时君命”。
1922年胡适在《读楚辞》中宣称︰“《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过问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1923年4月8日陆侃如发表《屈原评传》，逐条驳斥了胡适《史记·屈原列传》是“伪作”说，又说：“屈原这人是有的。他是战国时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和平理事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高丽文人李奎报在《东国李相国集》中作“屈原不宜死论”以评价：“古有杀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杀身以成节者。若伯夷叔齐是已。比干当纣时。其恶不可不谏。谏而被其诛。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虎王伐纣。犹有惭德。凡在义士。不可忍视。故孤竹二子。扣马而谏。谏而不见听。耻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节也。若楚之屈原。举异于是。死不得其所。祇以显君之恶耳。夫谗说之蔽明。邪谄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国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为王宠遇。专任国政。宜乎见同列之妒嫉也。故为上官大夫所谮。见疏于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为恨者也。原于此时。宜度王之不寤。灭迹远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恶。渐久而稍灭也。原不然。复欲见容于襄王。反为令尹子兰所谗。放逐江潭。作湘之累囚。至是虽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泽畔。作为离骚。多有怨旷讥刺之辞。则是亦足以显君之恶。而乃复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为竞渡之曲。以慰其溺。贾谊作投水之文。以吊其冤。益使王之恶。大暴于万世矣。湘水有尽。此恶何灭。且纣之恶。久已浮于天下。虽比干不死。未免为独夫而取刺于万世矣。虎王举大义忘小嫌。卒王天下。功业施于万世矣。则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损也。况二子非虎王之臣也。乃纣之臣。谏伐其君而死。以成其节也。何与于虎王哉。若怀王则听谗疏贤而已。当时此事。无国无之。原若不死。则王之恶。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以显其君之恶耳。予之此论。乃所以雪原之冤。而益贬其君之恶。庶以讽后之信谗斥贤耳。非固讥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呜戏。”

后世纪念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在中国，人们会在端午节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
楚国人民十分想念屈原，民间流传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都和屈原有关。赛龙舟相传是为了打捞屈原的尸体，或以鼓声吓走吃屈原遗体的鱼。（一说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另说则是纪念伍子胥）不过仍然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热爱，也说明了屈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续齐谐记》载据说屈原死后，人们投祭屈原的食品，都被蛟龙抢走了，而蛟龙却忌惮楝树叶和五色丝线，所以人们就把米包成粽子来祭祀屈原。另说则是纪念伍子胥。
这些传说都不可靠，据闻一多《端午考》考证在屈原投江之前，吴越一带已有端午节存在，但从屈原2200多年前逝世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主流所公认的一直是端午节祭祀屈原。
由于屈原忠君爱国，却不得不自杀于江边，后人将其奉为诸“水仙王”之一，认为屈原在天之灵可以保佑渔民、船员及水上贸易商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