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第二次北屬時期

东汉重建统治秩序

在东汉光武帝建国称帝之初，越南北、中部隶属汉廷统治，当时置有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公元40年，交趾麊泠豪族征氏姊妹起事作反。汉廷派马援率军南下，于公元43年歼灭征氏姊妹，平地定越地的各处叛乱。到日南郡南界时，树立铜柱，以作汉朝国境的边界。
马援在越期间，曾推行过不少新措施，改革州郡的政治制度。如在交趾郡人口众多的西于县（当时有三万二千户），分设封溪、望海二县。马援行军所过的郡县，则修治城郭（《越史略》称：“筑为茧城，其圆如茧。”），穿渠灌溉，以便利当地民众。又整理当地的“越律”与“汉律”，向越人颁布施行。自此，以雒越为主的越人部落一直仅遵马援的定制。马援的做法，据中国大陆学者郭振铎、张笑梅的论述，是要使郡县制度在当地加紧推行，以使从州、郡、县、乡、亭各级，都能够由中央朝廷指派官员，直接掌握军事及行政。
东汉明帝时，任李善为日南太守。李善的管治“以惠爱为政”，务求“怀来异俗”，稳固汉廷对越地各族的统治。

日南地区的反抗及林邑建国

东汉中期，日南郡的象林地区发生了多次乱事。公元100年，“日南、象林蛮夷”二千余人起事，寇掠百姓，烧毁官寺，当地郡县政府旋即发兵讨平，并置“象林将兵长史”一职，负责防备其患。汉廷又作出安抚措施，于101年账贷“日南贫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并对于“象林民失农桑业者，赈贷种粮，禀赐下贫谷食”。不过，汉人在越地的统治仍相当松散。东汉顺帝时的交趾太守周敞就曾于136年上书朝廷，称“交土既远，处九围之外，北望京师，若瞻云汉，宜有方伯，为国南藩”，指出汉廷在越地有必要设置权力较大的州牧为行政长官，以加强管理效能。但汉廷经过研究后，“朝议不许”，又任周敞为权力较低、仅有监察权的交州刺史。
其后，象林地区“蛮夷”的反抗行动日益炽烈。据《后汉书》的记载，137年，象林人区怜率数千人起事，攻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汉廷采取招诱手段，派交趾刺史张乔“开示慰诱”，以及九真太守祝良“招以威信”，于是“岭外复平”，乱事暂时平息。然而，这次象林“蛮夷”的反抗只是林邑国（即占婆）立国的滥殇。中国大陆学者郭振铎、张笑梅就认为：“如果指出林邑国建国的具体年代，也可说是在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
从此，东汉王朝便多次在日南地区周旋。144年，日南蛮夷攻烧城邑，交趾刺史夏方将之招降。157年，九真郡居风县人朱达等因不满县令贪暴无度，便与当地“蛮夷”起兵，人数达四五千人，击杀居风县令及九真太守儿式。后来被九真都尉魏朗击破，屯据日南，至160年汉廷委任夏方为交趾刺史，日南民众才看在他“威惠素著”而降。178年，合浦郡的乌浒蛮为乱，迅即蔓延到九真、日南等地，到181年被交趾刺史朱儁击破。
其后林邑国的情况，据《水经注》称“自区连以后，国无文史，失其纂代，世数难详，宗胤灭绝，无复种裔”。然而，据乔治·马司培罗的研究指出，到中国的三国时代，该国便继续有所活动。

东汉晚年及士燮时期

东汉晚年，交州的吏治情况有所好转。184年，交趾驻兵造反，汉廷派贾琮为刺史。贾琮来到后便召开研讯，当地民众供称：“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贾琮了解到当地民情，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手段，“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傜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贾琮的做法相当见效，据《后汉书》及《大越史记全书》等中越典籍所载，贾琮深得交州人民的爱戴和歌颂。
继贾琮之后，汉廷任交州人李进为刺史。李进曾向汉廷上书：“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登仕朝廷，皆中州之士，未尝奖劝远人。”要求汉廷能提拔越人入仕，朝廷便下诏交州“有孝廉、茂才，许除补属州长吏”，但“不得任中州”，即不能在中原一带任官。适值有宿卫京师的交州人李琴等，向朝廷申诉“皇恩不均”，情意恳切，朝廷乃批准以交趾茂才一人为夏阳县令（夏阳在今中国陕西省）、孝廉一人为六合令（六合在今中国江苏省）。后来，李琴官至司隶校尉，日南人张重官至金城太守，成为越人为中国朝廷效力的典范。
在东汉末期中原内地的乱世当中，交州在士燮的管治下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士燮于187年出任交趾太守，其后，190年，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夷贼”所攻杀，交州大乱，士燮便保境安民，由兄弟出任州内要职，其家族遂成为州内的重要势力。据《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207年，曹操所委派的交州刺史张津被部将所杀，曹操便以刘表“窥看南土”为由，授任士燮“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阯太守如故”，后来又增加“安远将军”、“龙度亭侯”等封衔，认同士燮在交州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士燮凭着个人威望及品德，招揽中原人士，“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于是当地文教甚为盛行，后来越南史家吴士连就称赞：“我国（指越南）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士燮）始。”
210年，据有中国江东一带的孙权委任步骘为交州刺史，授任士燮为左将军，然而交州实权仍在士燮兄弟手中。到226年，士燮去世。士燮死后，孙权有感交州地殊遥远，就将北部的合浦郡、苍梧郡、桂林郡和南海郡划为广州，交州只保留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士燮之子士徽抗命不服，但最终被东吴的广州刺史吕岱等率兵讨平，亦使越南归入东吴统治。

六朝时期

226年，中国江东的东吴政权铲除士氏家族，夺得交州的控制权后，吴主孙权便命吕岱为交州刺史。吕岱在当地任职十二年，形象廉洁，曾派使到海外宣扬东吴国威。248年，交趾、九真等地发生骚动，起事者攻没城邑，孙权命陆胤为交州刺史及安南校尉，采取恩信招降及赠以财币的方式，使当地人民归顺，交州恢复安宁。
中国北方地区的西晋王朝成立之初，曾与东吴进行交州的争夺战。先是曹魏政权于263年吞并蜀汉时，适值交趾郡吏吕兴杀太守造反，遣使到魏，要求内附，九真、日南两郡亦响应。曹魏就乘机收取三郡，派爨谷出任交趾太守，到达时司马炎已取代曹魏，交州便成为西晋领土。东吴君主孙皓设法规复交州，268年派军进击，但被晋军大败。其后东吴派陶璜等率军出战，经过一轮战事，到271年终于收回交州。陶璜父亲陶基亦曾任交州刺史，在当地享有一定声望，孙皓委任他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前将军、交州牧”。到280年，西晋灭吴，陶璜仍保有交州，孙皓手书劝谕，陶璜才降。于是交州再度归入西晋统治。
西晋统一中国后，交州历经陶璜、吾彦两任刺史，局面大体安宁。到西晋末、东晋初期，州务由督军梁硕所把持，而局势亦陷入混乱。梁硕曾与谋求割据交广两州的王机交战，其后王机被广州刺史陶侃所平后，梁硕自立为交址太守，拥立脩湛主管州事，但到322年，晋廷当权者王敦则派王谅任交州刺史，杀脩湛，梁硕因而造反。323年，梁硕歼灭王凉，割据交州，不久被陶侃派军平定。晋廷便委任陶侃“兼领交州刺史”。
在整个东晋时期，交州时常处于内忧外患。交州南方的林邑国屡次北侵。而内忧方面，380年，发生九真太守李逊的叛变，并惹起林邑入侵，其后为交趾太守杜瑗所平。410年，曾在东晋内地的五斗米道起事者卢循入侵交州，但被当时的交州刺史杜慧度（又作杜惠度）击破。
杜慧度在南朝宋初期继续就任交州刺史，在他治下州政得到整顿，“禁断淫祀，崇修学校，岁荒民饥，则以私禄赈给。为政纤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盗不起，乃至城门不夜闭，道不拾遗”。到南朝宋的后期，交州一度被当地人士所割据。468年，交州刺史刘牧死，交趾人李长仁趁机据据州造反，自称刺史。该年十一月，李长仁向宋廷请降，自贬“行州事”，宋廷亦派刺史到交州赴任，但均形同虚设，州务由李长仁主理，交州遂处于割据状态。李长仁死后，从弟李叔献继续专制交州。直到南朝齐时期，485年，南齐武帝派刘楷率军入交州，李叔献才惧而入朝，割据之局亦告终结。据学者吕士朋的见解，李长仁、李叔献的专制交州是“开后来交州人士自谋独立之先声”。
在南朝梁时，505年，交州刺史李凯造反，被长史李畟所平。516年，阮宗孝反，亦被李畟所击破。到541年，交州爆发规模庞大的李贲起事，第二次北属时期亦至此终结。

与林邑国的关系

林邑国（即占婆）自东汉时期建国以后，便与中国历朝交往密切，双方既互通使节，又时起冲突，而交州治下的越南中、北地区，则常为交战区域。
在东吴时期，于220年至230年间，交州刺史吕岱遣使“南宣国化”，林邑国亦遣使到吴访问。但友好关系持续不久，到248年，林邑进攻交州辖下的交阯、九真等郡，甚而攻没城邑。东吴军队再与林邑战于古战湾，丧失区粟之地。吴主孙权遂派员到林邑边境，喻以恩信，双方经过妥协后便罢兵停战。到东吴晚期，林邑国范熊联结扶南王范寻进攻交州郡县，杀害吏民。吴主孙皓便派陶璜为交州刺史，对林邑作多年的征战，才稳住当地局面。
西晋统治时，林邑王范逸于284年遣使到晋廷访问。到4世纪中期，林邑在国王范文治下日益助大，吞并邻近的大岐界、小岐界、式仆、徐狼等部。范文因见交州治下的日南土地富饶，加以该郡民众不满东晋官员的管治，范文便乃于347年，乘机进攻日南，击毙太守夏侯览等五六千人，铲平日南郡的西卷县，日南失陷。交州刺史朱蕃与林邑相约，以日南北部的横山为界。不久，范文撤回林邑，朱蕃派督护刘雄率兵回到日南，但旋即被林邑击退。348年，范文进攻九真。349年，晋派征西督护滕畯率交广军队，在日南郡卢容县与范文军队爆发战事，结果晋军战败，退入九真。同年，范文死，由儿子范佛继位。
林邑王范佛继位后，351年，晋廷派滕畯与交州刺史杨平、九真太守灌邃等，率交广两州之兵征伐林邑。晋军抵达日南境内，与范佛于旧治所开战。范佛一度在城中坚守，但亦不敌晋军，范佛出逃，与晋方议和结盟。到353年，交州刺史阮敷再度出兵日南，攻破林邑所设的城垒五十余。359年，因林邑进侵交州边境，交州刺史温放之率兵，从水陆两路攻打林邑本土，范佛便重求议和，交还日南，双方以温公浦为界。其后，范佛数度遣使到晋廷入贡，以作友好性质的访问。
到东晋后期，399年，林邑国派兵攻打日南，并进至九德郡，先后擒获日南及九德太守。交趾太守杜瑗派都护邓逸率兵，将之击破。407年，林邑再攻日南，交州刺史杜瑗再遣海逻督护阮斐成攻截击，斩获甚多。但当时东晋境内因有卢循之乱，战事蔓延至交广地区，林邑国王范胡达乃乘机于413年，进攻九真，却被晋人杜慧期击败，俘获林邑贵族及将领等百余人。林邑与东晋交战不断的结果，中国典籍《晋书》便有所评论：“至义熙中（405年─418年），每岁又来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诸郡，杀伤甚众，交州遂致虚弱，而林邑亦用疲弊。”
其后，林邑内乱数年，到420年，南朝宋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万人南征林邑，林邑请降，并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银、古贝等礼物。421年，林邑王阳迈一世遣使到宋廷入贡，并获宋武帝册封。但到阳迈二世时，于427年入侵日南、九德等郡。431年，林邑入贡宋廷。432年，阳迈二世派水兵入侵九真，交州刺史阮弥之派军抵抗，驱逐至区粟而回。433年，阳迈二世遣使到宋廷，要求“领交州”，宋廷不许，阳迈二世因此大为愤恨，虽常遣使入贡，但亦常派兵入侵交州。446年，宋文帝派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太尉府振武将军宗悫等征讨林邑。战前，宋帝提示檀和之，倘若林邑国能够诚心求和，便可答允。檀和之派人向阳迈二世谕以恩信时，阳迈二世竟加以扣留，于是双方进行交战，经过一轮攻守，宋军取得上风，宗悫部队更攻克林邑（Campapura），阳迈二世出逃。此一征战令林邑元气大伤，“家国荒殄，时人靡存”。
此后，林邑国没有再起兵进犯交州，与中国南朝宋（420年─479年）、齐（479年─502年）、梁（502年─557年）等王朝的关系趋于和好，多次遣使到华访问进贡。

李贲起事

541年，交州人德州监李贲不满出身梁朝宗室的刺史萧咨暴虐，乃连附近地区起兵，萧咨闻讯逃入广州，李贲占据州城龙编。梁武帝派军征讨，但途中遇上疾疫而回。李贲乃于544年，自称“南越帝”，年号“天德”，越南史学上称其政权为万春国和前李朝。545年十一月，梁廷派杨瞟为交州刺史，陈霸先为司马，率兵攻击李贲。李贲不敌，逃至屈獠洞，后在该地死去，当地人将其首级呈交梁廷，时在548年三月。
陈霸先击破李贲后，在梁朝中掌握大权，后更于557年夺取帝位，建立南朝陈，但无暇兼顾交州。而李贲兄李天宝等继续反抗。到中国北方的隋朝灭陈后，交州尚有李佛子势力，隋朝乃派兵将之平定。

南朝陈的情况

南朝陈时期在越地的地理建置具体情况，如学者吕士朋认为已“无从考索”，并指出：“陈武帝永定二年（558年），仍以欧阳𬱟为广州刺史、都督交广等十九州，十九州中包括交州方面之交州、南新州、爱州、德州、利州、明州及不在今越南境内之安州、黄州等。按南新州，陈武帝永定三年（559年）置新州于新昌，领郡二：即新昌郡，领吴定等八县，实即梁时兴州地；武平郡，领武定等六县，乃割梁时交州之武平郡归属之。其余州郡多仍梁旧。而实际上，其时交州方面，李佛子割据，建国称号，陈之政治势力，始终未曾进入。故陈时对交州之郡县建置，虽有若无，名存实亡。

对外交通

在第二次北属时期，越南中、北部地区是中国对南洋交通的重要孔道。台湾学者吕士朋指出“交州位居我国（中国）西南，地滨南海，南洋及西方诸国之人，由海道来中国，大都先在交州登陆”，当中的日南郡是“海外诸国贡献必经之道”。法国学者伯希和也提到：“纪元初年，中国与南海诸国商业政治关系频繁之时。交趾──质言之东京，曾为航行之终点。”
在东汉时期，南亚地区的叶调（今爪哇）、掸国（今缅北）、天竺国（今印度）等国，所派至中国的使节，均经日南入境。166年（东汉桓帝延熹九年），罗马帝国（中国史书称作“大秦”）人士到中国致送象牙、犀角、玳瑁等礼品，也是途经日南。
到三国时代，交州地区的交通重要性更为突出。东吴的交州刺史吕岱曾遗使“南宣国化”，让林邑、扶南等国派员入吴交往。在西方，有罗马帝国商人来到交趾，并在交趾太守吴邈协助下晋见孙权。
晋代时，自南海“通中国者盖鲜”，越地交通一度处于低潮，到南朝的宋、齐时，中国对南海的交流才见起色，而当时“商货所资，或出交部”，越北的交州地区仍是重要交通地点之一。到梁朝时中国南海交流日益频繁，“航海岁至，逾于前代”，而交州从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到日后的隋朝时期，交趾仍发挥此一功能，与南海（今中国广州）同为对南方交往的重要地带，《隋书》记载“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中国文化的输入

越南在第一次北属时，因中国内地人移入日多，加上推行文治教化政策，使当地加深接触中国文化。到东汉晚期，有交州人士李进任交州刺史，李琴、张重等在中国内地任官。到汉末全国大乱，交州则在士燮家族管治下，政局相对安定，而且能谦恭待人，因而吸引到“中国士人往依避难”，例如桓晔、许靖、许慈、刘熙、程秉、薛综等等，这批人士在文化界均有一定地位，对越地文化也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在三国时代的东吴统治时，先前避难到交州的士人，回到北方的甚多。但亦有文官被贬到交州，而且潜心学问，因而维持了当地文风。如被孙权流放到交州的虞翻，“虽处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又如东吴名臣顾雍之子顾谭，在交州“幽而发愤，著《新言》二十篇”。
另外，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好玄学、重门第等风尚，亦影响越地。如出身交州官宦的杜慧度，“布衣蔬食，俭约质素，能弹琴，颇好庄、老。禁断淫祀，崇修学校”。在南朝梁时，有一位善于文学的交趾并韶，希望在朝廷求得高官职位，但由于“并姓无前贤”而落空，后来愤而参与李贲起义。

佛教传入

第二次北属期间，佛教从中国传入。推动传播这些宗教的，较重要的有牟子。牟子在东汉末年时避乱交趾，获得当地太守士燮招揽，著有《理惑论》，贬抑百家经传，斥神仙方术，尊崇佛教。
自牟子开始，佛教在交州盛行。在三国时代的东吴，康僧会（祖先是康居人，父亲因经商移居交趾）在交趾出家为僧，由于受“舍利之感应”，获得东吴朝廷重视，并从而带动了中国江南的佛教发展。在255年时，有西域僧人支彊梁接在交州译《法华三昧经》。学者吕士朋认为，康僧会和支彊梁接等的事迹，反映了佛教在交州兴盛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