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

历史

中国一直到20世纪初还是君主专制的国家，相对于拥有两三百年甚至更长的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的西方国家，中国在人权领域起步较晚。清末民初，中国发生了急遽的社会和政局变化，新思想和政治概念开始被大量引入，知识分子在中国开始宣扬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思想。在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中国共产党批评中国缺乏民主和人权。其中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把人权、进化论和社会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三个突出特征。
1956年至1969年，阶级斗争一词成为政治词语的主流。在1957年“百花齐放”时期许多民主党派的人士批评政治运动中对人权的侵犯，要求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更好的保证，但受到反右运动打击后这类声音逐渐消失。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开始得到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民也获得越来越多的人身与言论自由，在旅行、就业、教育、文化、工作与住房选择以及获取信息方面，中国公民已经拥有了一定的选择权。在1978－79年的民主运动中人权一词开始复苏。
在1991年的白皮书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称：“中国共产党从创建那天起就一直高举民主和人权的旗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人权概念由于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的不同而不同，中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建立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人权也提出自己的看法，着重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时也强调个人对集体人权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97年10月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2001年3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该公约，但对结社、成立工会等权利做了保留。在199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多次表明要尽快批准，但至今人大还未批准。2004年1月，胡锦涛表示，一旦条件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向全国人大提交批准该公约。同年5月，温家宝访问欧洲再度回应说尽快批准。在2008年，中国有公民公开联名请求人大在奥运会前批准，同年3月，有记者询问温家宝政府准备何时提请全国人大正式批准该公约，温家宝回答正在研究，尽快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至今，涉及人权问题的事件或议题包括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运动、西藏问题、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镇压法轮功等。
2009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次制定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2011年，中国第一本人权蓝皮书《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报告(2011)》发布并指出，中国已参加27项国际人权条约，其中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尚未批准，未生效）、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日内瓦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权安全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反恐怖主义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难民地位公约、男女工人同工同酬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以及其他公约。2019年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

新闻言论出版自由

在中国大陆，民众没有开办私人报纸、电视台的权利，媒体被控制在中国共产党与政府手里，被喻为“喉舌”，通讯社仅有新华社和中新社两家。尽管在二十五年前就已有《新闻法》立法的呼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尚无《新闻法》、《广播电视法》，以行政法规进行规范。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招致美国之音、无国界记者等组织的负面批评。
英国广播公司批评中国政府审查民众思想、建立防火长城，审查者对内容进行监控与限制消息，如脸书、推特、YouTube与维基百科等网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屏蔽。2018年4月1日，部分境外媒体报道称，中国政府禁止使用未经核准的虚拟私人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政府并未禁止个人VPN业务，“我们下属司局并未下发相关通知，此前外媒报道不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审查制度针对中国内地及境外的各类电影。2016年，具有穿越及性别转换情节的《太子妃升职记》和青春剧《上瘾》分别因为内容“有伤风化”及富含同性恋情节被要求整改。同性恋题材的戏剧或影片通常会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禁播或因媒体的自我审查而删减。

结社组党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除中国共产党外，中国另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八大民主党派，它们大多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根据中央统战部的2011年的声明，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已经基本涵盖目前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组建独立的工会，全国唯一的工会为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中国大陆各级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的领导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农民可以自行成立独立的农会团体，农会团体分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合作联合社两类。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2月，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有218.6万家、联合社有1万多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的规定，所有的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学者李煜兴指出，社会团体登记条件中不确定法律概念较多，变相增加了行政机关的裁量权，使社会组织登记较为困难。

游行示威集会权利

在1980年代，中国公民的游行示威集会权利虽不能说有保障，但还在合法状态下。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0月31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该法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提前五日向主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并获得许可。
2014年1月22日，78名教授、律师和媒体人表达了对该法律的忧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与宪法相抵触，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目前不能作为判案依据，所以无法进行违宪审查。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规定：“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二）监督宪法的实施；第六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理论上来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废止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废止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修改的法律以外的法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六十七条），因而违宪审查的权力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同行使。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部门表示共收到77份游行示威申请，并已在北京开辟三块区域专门用于游行示威。英国广播公司则指，并没有任何示威申请得到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及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有位80余岁的老人因为住房拆迁问题申请示威遭到劳动教养处罚一年，但政府随后撤销了这一决定
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指，截至2018年，除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时，公安部批准过游行，尚无民间申请游行通过实例。

宗教信仰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2004年1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6号公布了宗教事务条例，规定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登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行政管理。学者杨俊锋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设有专门宗教事务管理机关对宗教事务进行全面系统管理的国家。
中国全国性宗教团体包括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等。
在西藏，受到2008年藏区骚乱影响，宗教自由受到一些限制，比如不允许谈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达赖喇嘛，因为其宣传西藏独立。而反对者则批评为缩水的西藏佛教信仰自由。

执法领域人权保障

人民网援引北京行政诉讼案件数据指，行政执法部门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执法的问题较为突出。全国人大代表张桂华批评各地城市管理执法部门的执法方式，认为应加强立法对城管部门的执法程序进行规范。

监狱人权保障

在2010年，中国政府表示刑讯逼供事件至少造成每年30起冤案。2006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了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批评指，中国部分地区的公安与司法部门仍然存在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警务部门追求破案率与定罪率。
2010年5月13日，赵作海收到商丘市中院国家赔偿金及生活困难补助费共计人民币65万元之后，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文，强调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而无罪推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则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沉默权并未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贯彻，但是零口供未经人民法运依法判决前不会被作为有罪的依据。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及一些人权组织认为中国监狱系统存在管理不严格的问题，批评监狱劳动改造制度。亦有学者认为，监狱劳改的多数产品收入以税收的形式上缴，支援着中国的建设。
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正式废止；同时，对正在被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劳动教养管理所等机构则陆续撤销。2014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全面依法治国”。

死刑问题

由于死刑人数在中国是国家绝密，确切的数字无以得知，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2018年有关死刑的年度报告中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数千人在中国被处以死刑。
中国政府承诺要在慎杀上努力。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许兰亭认为中国政府2000年代中期已经在减少死刑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死刑的核准权于2007年1月1日以后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来复核。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出，2007年一年中，由于证据不足、程序不当或是量刑过重等原因，最高人民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15%的判决。

器官移植问题

21世纪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器官移植分为死刑犯器官捐献和公民自愿捐献两种形式。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相继指控“中国大陆政府有计划的在刑场和火葬场摘取死囚的皮肤、眼角膜和肾脏派遣各大医院使用”与批评。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议员提议拒绝向摘取死刑犯身体器官的中国人发放签证。
2005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在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卫生高层会议上首次承认中国以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主要来源，但强调不存在强迫或者盗取死刑犯器官的问题。2006年，中国卫生部对规范器官移植、禁止人体器官买卖制定了新规定，并于同年7月1日正式实施；2007年4月6日，中国国务院公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于同年5月1日正式实施；内容规定，医疗机构临床用于移植的器官，必须经捐赠者书面同意；捐赠者有权在器官移植前拒绝捐赠器官；人体器官不得买卖。
2008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务院的支持下，黄洁夫使用技术准入手段，在3个月内把全国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从600多家减少到163家。2014年12月3日，黄洁夫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停止死囚器官的使用，公民捐献成为唯一合法来源。2017年2月，黄洁夫在梵蒂冈的反器官贩卖峰会上再次承诺对死囚器官移植零容忍。但美国之音、法新社等媒体对于中国是否真正停用死囚器官仍有质疑。

新疆穆斯林群体人权问题

有新闻报道指出，新疆政府将中国及部分中亚国家的一些穆斯林在未经审判的前提下被关押至新疆的“再教育基地”中，在这些基地中，他们被迫接受“重新教育”，要求他们在拥护中国政治体制的同时放弃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上称，这些举措是为了打击分裂主义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

财产权

大陆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一直处于缺位的状态，对个人所能拥有和支配的财产有严格的限制，从而使得建国初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得以完成。改革开放后，对个人的私有财产的承认与保护开始建立并逐步进展，普遍认为初具体系。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文字写入宪法，在宪法地位上首次确认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障与价值确认；2007年3月16日物权法在草案经过多次重大争议后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这被认为是建立民法典的重要一步。
房产所有权也被部分学者质疑，如王怡认为公民买来的房屋所有权证并非有所有权，“支付的只是70年的房屋租金”，“基于目前的地权制度，我们无法‘买断’任何一间房屋。”认为它和《宪法》修改所确立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原则就已构成显著的冲突。有人认为，由于这种私有财产的拥有不可测性，应当进行地权改革，进行土地私有化。

迁徙居住权

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都曾承认和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至今未恢复。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拟放开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放开自由迁徙权。2015年，中国开始实施居住证制度改革，并配套以相应的公共资源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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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权利与婚姻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妇女权利大幅提高。当下，中国妇女的权利在宪法意义上规定与男性平等，但是在实务角度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仍与男性有着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中国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

性少数群体权利

LGBT（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行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属于违法行为，不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和法律支持，也没有任何相关的反歧视法律和政策，同时一直视同性恋议题为“敏感话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三个不”，即“不支持，不反对，不提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婚姻为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对同性结婚法无明文规定，行政实务上则只接受由男女登记结婚，不承认同性婚姻或民事结合等同性伴侣关系，没有保护同性恋免受歧视和仇恨罪行的法律、规章和政策。
1997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废除了模糊地将同性性行为入罪的流氓罪。2001年4月20日，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等制定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将“自我和谐型同性恋”从中删除。这两个事件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同性恋在中国的非罪化和非病理化。
2006年发布的一项针对生活在大中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轻和“活跃”的男同性恋者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因为受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超过半数人由于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

受教育权

2003年9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在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后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公共教育经费方面的支出不足GDP的2%，低于联合国建议的6%，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投入在非常低，远未到达世界教育投入比重的平均水平，但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托马舍夫斯基没有采用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却使用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数据”。根据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温家宝于2013年初所作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内地教育经费投入的比重已占国家GDP总量的4%。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施行《义务教育法》，规定小学初中不收学杂费，但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实现。2006年修订通过《义务教育法》并规定2006年9月1日开始实行，俗称“新义务教育法”。率先保障西部农村初中小学生，小学生平均每人每年补助140元，初中生180元，贫困寄宿生500元，当年就有20万中辍生回流。2007年中国大陆中东部农村中小学实施“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8年京津沪等21个省市试办城市初中小学学生（含私校学生和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杂费免费，每生每年免缴190元至350元。2015年，中国财政部、中国教育部宣布将在2017年全面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和提供补助生活费给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

高考招录问题

高考按省份地区划分入学分数线的现象的公平性具有一定争议。诸如山东，河南，湖北等参加高考学生比重大的省份，每年许多学生的分数已经达到很多著名大学在所在地的入学分数线。然而在上述省份的学生若是填写入学志向略欠考虑，可能会直接落第。例如2008年河南省参加高考的学生100万人（全国的十分之一）中，仅仅4%的学生就读重点大学，是全国均值的三分之一，而顶级大学的入学率更是仅有全国均值的四分之一。这是按省份地区划分入学分数导致的不公平现象。
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的研究，按照现行的高考制度，以北京大学为例，不同省份学生入学的几率相差悬殊。若以每一万学生报名北京大学并顺利入学的比例计算，广东省是1.4人，接近万分之一。而大学所在地的北京的学生入学率是52.2人，相差37倍。由此引发的移民现象已经出现，虽然这种现象通常不被政府允许。以此移民的人又被称为“高考移民”。
高考除了考试分数外，还有多种加分途径，如少数民族、烈士家属等；过去，省级优秀学生、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奥林匹克竞赛优胜者和体育特长生等也可以获得加分，而这些加分项已于2018年取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上述已取消的高考加分项目在方式上违背“程序公平”原则，加分的范围和具体分值存在不严谨性，不能真实体现学生素质，反而会衍生出腐败、造假现象，对教育公平造成损害——例如无线电测向、航空模型等项目作假现象严重。
高校自主招生中曾出现过的校长推荐制存在争议。对校长推荐制存在质疑的人认为该制度给予校长很大权力，监督不到位则有可能滋生腐败，并且不能保证实施过程中的公平性；就目前公示名单来看，校长推荐的学生成绩多名列前茅，该制度很有可能成为北京大学提前锁定优秀生源的变相政策。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进一步规范高校录取、自主招生、保送生；加强、加分资格审核，查处违法违规；中国各大高校已经颁布自主招生简章，规范自主招生行为。

高考阅卷问题

2011年，《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名河北的学生因模拟考试与高考实际成绩相差过大而要求查询考卷，却处处受阻的事件。该学生2008年参加高考，原本几次模拟考成绩都可以就读重点大学，正式考试时也没有没有出现发挥失常的情形，但最终成绩居然与预估的和模拟考试成绩的相差100分之巨，因而向河北省教育局提出查询考卷的要求，最后被拒绝。后来在2009年，该学生复读并再次参加高考，得到几乎和2008年一样的结果，提出查询申请虽然得到批准，却不允许学生本人查看考卷，而是由考试阅卷组的评议专家查看，得到了“考卷没有问题”的结果，学生本人认为这无法令人信服。同样的问题在北京、河南等地也出现过类似的案例，有的案例甚至还闹上法院，但能查询到考卷的案例很少。教育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在于高考查询制度的不完整，而且高考考卷属于“国家机密”，查询考卷的可操作性不高；而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除了认同杨东平的意见外，还认为一些高考改卷的评卷员“不负责任”。

批评

2018年，在无国界记者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的排名为倒数第五。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为“劣中之劣”。美国人权观察组织指出2009年中国人权“显著恶化”。
美国国务院几乎每年度都在其发表的各国人权状况报告中国部分中，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侵犯了许多国际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包括对异议分子的压制、法律体系无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被指违反人权的例子包括了长时期拘留、通过劳改的形式对犯人进行再教育、强迫供罪、虐待以及对犯人不当管制，以及对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集会集社自由、宗教自由、劳工权利以及隐私权方面的压制与侵犯。2010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称：“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反对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迫害和打压，互联网信息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和禁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加强了对使用互联网的监管、控制内容、限制信息、屏蔽国外和国内一些网站，鼓励自我审查，惩罚那些违反规定的人。中国中央、省和地方各级政府雇用成千上万互联网电子通讯信息监督员（被外界称为“网警”）。
美国之音报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通过互联网和平表达自己意见的中国公民关进监狱。至2009年年底，中国囚禁了30名记者和68名网络持不同政见者。2009年，中国对5000人执行了死刑，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的人数比创纪录的2008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有1150人被逮捕，其中1050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起诉”。
2016年3月，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基思·哈珀宣读了一份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荷兰、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爱尔兰和冰岛共计12国的政府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的联合声明，声明说：“我们对中国无情镇压公民社会以及手段之严厉深表关切，现在已经从压制批评舆论发展到镇压维权人士以及大胆直言的书商和律师，而且还越来越扩展到海外”，“我们在纪念活动人士曹顺利被拘留致死2周年的同时，应该采取联合行动，明确表示，不能袖手旁观，让践踏异议人士的行为继续下去。”

肯定

英国驻华大使馆在2015年世界人权日（12月10日）发布声明，肯定中国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所取得的人权进步。“英国与中国的代表都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并且两国现在都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国在社会、经济领域所取得的人权进步值得肯定。单单2014年一年，就有超过1200万人脱贫，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普及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
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民享受着广泛的人权保障，中国的人权问题大多是由于经济不发达造成的，中国政府坚持致力于提高中国的人权水平，中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特殊情况来建立人权观，对中国人权状况恶意批评者是意图利用人权问题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改革开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开始得到改善。
2004年4月17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沙祖康表示：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就比美国的人权状况要好，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五倍，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讲，我们问题至少应该比美国多五倍，那才说明我们人权状况和美国一样。但现实是，我们目前人权状况比美国的好，说明中国人权至少比美国好五倍。”
新华社在《中国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意味着什么？》一文中说：“何为人权？人权的含义和内容比较广泛，但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一个人的最根本的人权就是生存权，也就是吃饱饭的权利，穿暖衣的权利，有房住的权利，总之，就是享有基本生存权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权观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权观主要是指人的生存权、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较大改善。
2009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接受美、英、法、德、日、韩国、新加坡、香港7国和地区媒体联合采访宣称：“中国从来不缺少言论自由。”
2013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刊文《中国人权事业，博采众长的实践》，文章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完美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愿继续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各国开展人权对话，为促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在2015年世界人权日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于美国驻华大使、德国驻华使馆关切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作出回应称：“我注意到一些人总是过分关注中国的个案，却选择性忽视中国13多亿人民的感受和正在享受的自由和进步。这如果不是政治偏见，就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出现了严重偏差。希望他们不要一叶障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