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敏

早年生涯

李卓敏祖籍广东番禺，1912年2月17日生于中华民国广州，父亲李镜池为当地工业家。李卓敏是家中长子，有胞弟和姐妹十人，分别名李卓皓、李卓荦、李卓显、李卓立、李卓㛄、李卓寰、李卓韶、李卓球、李卓美和李卓宝，其中李卓皓和李卓荦日后分别成为美籍生物学家和神经外科专家。李卓敏早年就读于广州培英中学，与李卓皓和李卓荦一样，他毕业后从1927年到1930年肄业于金陵大学，随后他前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从此与伯克利结下毕生联系。1932年，他从伯克利获得文学士学位毕业、1933年再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36年进一步获哲学博士学位。
取得博士学位后，李卓敏在1937年返回中国，当时虽然适值中日战争爆发，但他仍先后获延聘于天津南开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经济学，至1943年卸任，是战时优秀的年轻教授之一。1939年至1944年，他又受国民政府任命，担任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1943年，他应国民政府委托，以考察联络专员身份，先后访问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考察当地的经济建设，为战后重建展开规划。期间，他曾任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国代表团专家、芝加哥国际民航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以及伦敦国际善后救济会议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除此之外，他还到访多家大学，向西方学者讲析中国的经济和文教问题。

战后生涯

李卓敏在外考察两年后，于1945年回国，备受国民政府器重的他旋获委任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副署长，跟随署长蒋廷黼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协调在中国的战后重建和救济工作。然而，李卓敏及其部下合共六名行总高层在1947年8月被密告贪污渎职，罪状包括私吞救济物资和敲诈行总运输承办商等；其中李卓敏更被指生活穷奢极侈，他除了从敌产管理处领得前属于汪精卫的上海私邸作为官邸，府上仆役更多达18人，其中两人由行总支薪，另外府上的两部医院用冷藏器，也是由行总提供。未几，李卓敏再被指控任人为亲，当中包括于1946年初派员30人出访美国时，把挂名为分署专员的胞妹李卓衣安插其中，此后一直未有返国；其后行总于1946年中决定裁员时，其胞姊却获任用为行总农委会科员。
1947年9月4日，监察院把案件送交行政院后，李卓敏即被勒令停职，其后涉及行总集团贪污案的被告人数再增至21人。案件在同年9月30日于上海首度开庭传讯，李卓敏等获准交保候审，经过三个月调查，检方最后于同年12月决定对其中12名被告提出公诉，但包括李卓敏在内的余下九人由于证据不足，获不起诉处分。事后，李卓敏曾获时任联总署长鲁克斯少将（Major General Lowell Ward Rooks）致函支持，并对其在任行总副署长期间推行的救济工作予以肯定。
案件告一段落后，李卓敏官复原职，参与行总解散事宜；其后他获调任为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常任代表，1949年至1950年再改任行政院善后物资保管委员会主席。然而，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内战，国民党与共产党形势逆转，连连失利的国民政府在1949年败走台湾，同年10月1日，共产党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失势。
面对时局动荡，再加上中国大陆主权易帜，失意于国民政府的李卓敏在1950年辞任行政院善后物资保管委员会的职务，并于1951年应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赴美出任该校工商管理学教授，另兼任国际商业系主任和该校中国研究所所长。此外，他还在1952年至1957年兼任联合国人口委员会及统计委员会专家。
在美期间，他对共产中国有深入的研究，先后于1959年和1962年发表《共产中国之经济发展》和《共产中国之统计制度》两书，是当代首类相关的学术著作。1960年起，他又分别兼任《清华学报》编辑顾问和《加州大学亚洲调查月报》编辑委员，同年秋天获邀兼任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客座教授，随后曾于1962年出席希腊雅典的世界政治问题国际会议。

成立背景

1962年5月，香港政府设立富尔敦委员会（即“第一次富尔敦委员会”），由英国资深大学行政人员富尔敦（后为爵士和勋爵）担任主席，负责就在香港设立一所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大学提供深入意见。在伯克利任职多年的李卓敏得到港府物色，连同剑桥大学生化学家杨格教授（Professor Frank Young，后为爵士）、利兹大学教务长罗治博士（Dr John Loach）和马来亚大学物理系的汤寿伯教授一同获得委任为委员会委员，与日后香港中文大学的毕生关系由此而起。在出任富尔敦委员会委员以前，李卓敏也曾于1961年至1962年应香港大学邀请来港考察，就该校的现代亚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Modern Asian Studies）设立商业管理研究部一事提供意见。
事实上，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不久，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立国后，已渐渐出现设立一所中文大学的构想。当时中国大陆局势动荡，不少南逃至香港的大陆学者纷纷开办一些私人专上院校。然而，鉴于这些院校并非大学，因此颁授的学位不像早于1911年成立的香港大学，获得港府同等的承认；同时，在1949年以前，不少在中文学校就读、或是不获港大取录的香港预科毕业生，通常都会选择到中国大陆的大学继续升学，但自大陆风云色变以后，前赴大陆升学的做法渐为罕见，使这类学生少了一条主要的升学途径。
远于1951年，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已委任怡和洋行大班兼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贾士域（John Keswick）深入研究香港的高等教育，并探讨在香港设立一所中文大学的可能性。不过，在1952年发表的《贾士域报告书》当中，贾士域否决了在香港开办中文大学的构想，退而建议由香港大学开办中文课程，但有关建议最终也遭到港大反对而流产。港府和港大在当时否决兴办中文大学有很多原因，除了经费和师资问题，还有就是港大和港府不希望见到香港同时出现两所大学，担心中文大学的存在会与原有的港大分庭抗礼，不单分散资源，更甚者会影响港府集中制定高等教育政策。
虽然设立中文大学的构想此后一度沉寂下来，但不少人仍然相信设立中文大学是有其重要性的。香港大学校长赖廉士爵士本身一直也支持创办一所中文大学，而港督葛量洪也认为及早由港府设立中文大学，可避免共产党捷足先登，在香港先行创立一所具左派亲中背景的大学。数年以后，香港于1956年发生双十暴动，促使港府与英政府在同年重新审视香港的高等教育政策，兴办中文大学的构思遂再度浮现；几经内部讨论，英政府终于在1958年8月原则上支持在香港创办一所中文大学，对中文大学的创办是为一大突破。
此外，曾任香港辅政司的新加坡总督柏立基爵士在1958年初接替葛量洪出任港督后，也对创立中文大学的构思给予积极支持。在新加坡任职时，柏立基也应对过类似问题，早于1953年，当地祖籍福建的侨商自行出资创办南洋大学，是为新加坡首家以华文为授课语言的大学。可是，鉴于当地政府采取以英文优先的政策，再加上南洋大学创校初期被指受到马共渗透，因此一直遭受政府冷待，在1956年5月，新加坡当局更表示南洋大学颁授的学位将不获政府承认，使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陷入不和的局面。

第一次富尔敦委员会

在这种背景下，柏立基甫上任港督后，就开始扶助一些好像是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等较有名气的中文专上院校，为创立中文大学铺路。早于富尔敦委员会在1962年成立以前，富尔敦本人已率先于1959年10月应港府邀请来港，为新亚、崇基和联合三所院校制定发展路向。1960年3月，富尔敦向港府提交《香港专上学院发展报告书》，构思将来中文大学的运作模式。在英国的海外高等教育大学校际理事会协助下，三院校长复于同年10月出访英国考察17所大学，以了解当地大学的运作。1961年6月，港府设立了一个大学筹备委员会，由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关祖尧（后为爵士）担任主席，着手筹备大学设立的前期工作，富尔敦委员会遂应运而生。
富尔敦委员会成立后，委员会一行在1962年7月抵港考察三个月，随后展开深入讨论以草拟报告书。李卓敏在过程中与主席富尔敦和其他委员紧密合作，促成委员会在1963年2月发表《富尔敦报告书》（即第一次《富尔敦报告书》），提出不迟于1963年9月底前创办大学，正式为创立中文大学的时间表定稿。1963年6月，港府正式接纳了《富尔敦报告书》的建议，旋即设立一个由20人组成的临时校董会。在短时间内，临时校董会火速根据报告书的建议制定大学章程、组织、权力及学制等细节，其中，临时校董会确立大学将由新亚、崇基和联合三所院校以“联邦制”模式组成，并采取“四年制”学制，与香港大学的“三年制”学制不同。此外，临时校董会又确定把大学命名为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确立选址于沙田马料水占地约273英亩的荒山创校，而校址则得到港府以优厚条件拨给。中文大学临时校董会在1963年8月把赋予中大法定权力的《香港中文大学条例》草案呈交港督柏立基省览，条例草案随后于同年9月15日获立法局三读通过成为法例。在1963年10月17日，港督柏立基爵士正式于香港大会堂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典礼，筹备经年的香港中文大学终告成立。

接受任命

中文大学在1963年10月正式创校以前，港府已于同年6月设立一个由临时校董会部分成员组成的遴选委员会，负责向港府提名校长人选。然而，港府方面与三所成员书院在校长人选上出现分歧，以致人选迟迟未能落实。富尔敦和港督柏立基曾认为，中文大学首任校长应先由来自英国的学者担任，下一任校长再视乎实际情况考虑委任华人担任，但建议遭到新亚书院校长钱穆博士反对。到1963年8月，港督宣布委任崇基学院校长容启东博士为中文大学首任副校长，但校长人选仍然未有定案。结果在同年10月17日举行中文大学成立大典的时候，出现了没有校长的情况，而成立大典只好在兼任大学监督的柏立基主持下进行。
港府后来作出让步，同意由华人出任中文大学校长。经过一番挑选，遴选委员会最后提名曾任富尔敦委员会委员的李卓敏担任创校校长，委员会认为，李卓敏具备中西学术背景，并于香港各界建立良好关系，无疑是担任校长的最佳人选。1963年11月2日，港督柏立基正式任命李卓敏为中文大学首任校长。李卓敏短暂访港后，旋即返回美国加州打点一切，于翌年2月7日抵港履新，同年9月9日在校长就职大典中，从继任港督兼大学监督戴麟趾爵士手上接过《香港中文大学条例》，正式就任。
李卓敏不单止是中文大学的创校校长，更是香港历史上首位担任大学校长的华人，但事实上，李卓敏最初完成筹备中文大学的工作后，已返回美国加州继续教学工作，因此他起初是无意出任校长一职的。后经三家成员书院派代表亲身前往伯克利游说，再加上港府积极透过伦敦方面向美国华盛顿交涉，促成加州大学校方同意史无前例地向李卓敏给予三年特假（后来延至10年），李卓敏才毅然接受中文大学创校校长的任命。

奠定磐石

李卓敏接手的是一所独特的英联邦大学，因为中文大学是英国当局参与创立之下，历来第一家以中文而非英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大学；再加上大学采用“联邦制”而非英国本土大学较常见的“单一制”模式，因此更见其独特性。尽管中文大学标榜“中文”，但李卓敏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中英文均具备同等的重要性，所以他在任内着手推动双语和双文化教育政策。同时间，他认为中文大学应该具备国际视野，因此他尝言“香港中文大学不会是一所英国的大学，也不是一所中国的大学，或是一所美国的大学。它要成为一所国际大学”，并提出“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锐意要把中文大学建立成为一所属于华人社会的国际性大学。
有见及此，李卓敏上任后积极把大学发展成为“研究型”大学，使之与当时被认为是“教学型”的香港大学加以区别。在上任首五年间，他先后成立多家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以巩固中文大学的研究基础，当中包括在1965年3月双双成立的社会人文学研究所和理工研究所、在1967年11月成立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以及在1965年4月、1965年6月、1966年1月、1966年2月、1966年秋天和1967年2月先后成立的经济研究中心、群众导播中心、地理研究中心、社会研究中心、中国语言研究中心和电子计算中心。在1966年，李卓敏进一步成立香港首家研究院，让本科生毕业后继续修读研究生课程。同年，为配合研究院的发展，他成立中文大学出版部，专门出版中文大学的学术刊物，出版部随后于1977年升格成为中文大学出版社。除了设立研究机构，他还致力罗致学者到中大从事研究和教学，其中，他的继任校长马临教授就是于1965年加入中文大学的；而另一位继任校长高锟教授（后为爵士）更是在1970年应李卓敏的邀请，亲身从英国返港协助中文大学创立电子学系的。为了加强与其他院校合作，李卓敏也曾兼任香港大学校董和东南亚高等教育机构协会会长等职。
在本科生方面，李卓敏任内致力于扩充本科课程的规模，除了于1965年签订首个学生交流协议，鼓励学生到外地交流外，他还在原有的文学院、商科及社会学院和理学院的基础以外，于1965年增设教育学院、1974年增设工商管理学院，以及在1977年引入亚洲课程。此外，在得到港督麦理浩爵士（后为勋爵）支持下，他还着手筹备成立医学院，但医学院要到他卸任后的1981年才告正式成立。由1964年上任到1978年卸任期间，李卓敏治下的中文大学本科生人数由原来的1,600多人跃升至4,300多人。随着学生人数不断增长，他在1971年成立了中大学生会，让校生更能够关注中大事务和关心社会。香港七十年代兴起的中文运动、保钓运动和“关社认祖”等一连串的社会运动，正正就是得到不少中文大学学生的参与。
另一方面，虽然中文大学于沙田马料水创校，但该处起初仍然是一遍荒山，极待规划，因此除了本身座落于该处山脚的崇基学院以外，新亚书院和联合书院的中大学生早年均需要暂时沿用各自位于九龙的旧有校址上课。有见及此，中大校方早于1963年已聘任香港著名建筑师司徒惠出任大学建筑师兼“大学发展计划”策划人，着手擘划中大校址的全盘发展总纲。翌年，李卓敏成立了校址筹建委员会，负责审视大学校址的各项发展项目，该委员会由中大校董会副主席利铭泽出任主席，委员除包括司徒惠以外，还计有大学校董胡百全、大学司库利国伟（后为爵士）、以及三院院长或其代表。
经详细规划后，李卓敏在1967年12月9日举行大学新校址动土典礼，并邀得港督戴麟趾爵士主礼，整个规模繁浩的建校工程随即展开。1969年4月2日，中大新校址首座建筑物、用作中大师生活动场所的范克廉楼落成启用，标志着中大校方开始迁入新校址。继范克廉楼以后，其他重要的校园建筑也相继落成启用，当中包括中国文化研究所、大学行政楼、大学科学馆及新翼、大学图书馆、联合书院校园、新亚书院校园、以及大学标准游泳池等等。1972年和1973年，联合书院和新亚书院分别正式迁入沙田新校址，三院终告结合校址，原本占地273英亩的荒山，转化成为一座格调朴实无华、以实用为原则、规划井然的“山城”。

第二次富尔敦委员会

三院结合校址后，李卓敏另一项重要的举措是全面检讨中文大学的管治模式，但这也成为了他任内最重大的争议之一。当时，随着由大学本部管辖的部门日益增加，再加上三家成员书院由1971年起已实施统一收生，所以踏入七十年代以后，舆论开始就大学行之已久的“联邦制”模式出现争论。反对“联邦制”模式的意见认为，“联邦制”导致大学的行政架构重叠，增添不必要的经费开支，也影响大学集中规划整体的长远发展。李卓敏早于1970年提出“资源汇挤”的看法，内容基本上与反对“联邦制”模式的意见相近，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他在1974年2月进一步委托新亚书院校长兼中大副校长余英时教授主持一个教育方针与大学组织工作小组，负责检讨中大的管治模式和行政架构。余英时工作小组虽然在1975年7月发表总结报告，但港府以总结报告的影响深远，将要修订《香港中文大学条例》为理由，结果时任港督麦理浩爵士在1975年11月12日委出香港中文大学调查委员会（即“第二次富尔敦委员会”），并再一次由富尔敦勋爵出任委员会主席，而这次的成员包括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前主席夏利士爵士和匹兹堡大学荣誉社会学教授杨庆堃博士两人。
调查委员会在1975年12月来港就中文大学的行政架构和运作模式展开研究，复于1976年2月9日在伦敦举行全体会议，着手草拟报告书。1976年3月，富尔敦发表《富尔敦报告书》（即第二次《富尔敦报告书》），报告书虽然支持余英时工作小组提出的“教师治校”原则，但却针对三院校董会的架构，建议大幅增加校董会内代表教学人员的议席；报告书中另一引起热议的焦点，是提出以“单一制”取代原有的“联邦制”，富尔敦建议让中大校方由各家成员书院收归大部分的行政权力，以便利中大校方施政，而成员书院仅负责学生福利和通识教育的工作，但准予继续保留既有的书院特色。
报告书发表以后，旋即引起了外界激烈反响，新亚、崇基和联合三家成员书院当中，尤以新亚的反响最大。持反对的意见认为，报告书舍弃“联邦制”，是违反中大创校之初港府对三家书院许下的承诺，大幅更迭成员书院校董会的架构，更进一步削夺三家书院原有办学者的权力。这些反对意见还认为，中文大学的营运开支当中，以教师薪金占上一大部分，行政开支只占小数，因此中大是否由“联邦制”改为“单一制”，并不能明显节省办学经费。
尽管面对新亚书院和中大学生方面的激烈反响，李卓敏和港府最终仍然是接受了第二次《富尔敦报告书》的建议，并由立法局在1976年12月按建议通过修订《香港中文大学条例》，至此，中文大学改制的决定遂告尘埃落定，但最终包括正副主席在内的九名新亚书院校董却愤而辞职，以示对改制的坚决抗议。尽管富尔敦因发表第二次《富尔敦报告书》而激发中大校内校外就大学学制的争论，但报告书的建议事实上有其理据，而中大此后也继续以“单一制”的模式稳步发展。

“四改三”争议

继中文大学的管治模式争议，李卓敏在任校长晚期还发生大学“四改三”的争论，事件同样对中文大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中文大学自创校以来，均实施“四年制”学制，比香港大学的“三年制”学制多出一年，让学生接受更全面的大学教育。不过，港府在1977年11月发表《高中及专上教育绿皮书》，以扩充大学学额和简化及统一中文大学与香港大学的收生政策为理据，提出要把中文大学的学制由原来的“四年制”改成“三年制”。
港府发表的报告书一时间引起了中文大学师生的齐声反对，翌年2月，中文大学师生在校园内举行罢课，并发起户外举行的反对“四改三”大会，逾数千名师生参与，以示对报告书的强烈不满。在事件中，李卓敏与师生站在同一阵线，对“四改三”的建议予以坚决反对，更率领校方一众高层冒着细雨参加反对大会。未几，李卓敏在校董会通过决议，表示中文大学将继续维持“四年制”学制，对“四改三”坚不退让。同年三月，身在英国的富尔敦勋爵也特地致函中大师生，表达对“四改三”的反对，立场与中文大学师生一致。
受到中文大学方面的压力，港府最终决定暂时搁置计划，并承诺短期内不再提出“四改三”方案，结果终李卓敏一任，中文大学并无更迭其“四年制”学制。然而，“四改三”的争论始终挥之不去，特别是当港府在八十年代初重提方案后，中文大学师生更与港府陷入持久的争论和纠缠。到1989年，港府以停止拨给经费为要胁，威迫中文大学就范，最终迫使中文大学在1990年把“四年制”学制缩减为“三年制”学制。不过，“四改三”的争议没有因为中文大学改制而止息。在改制后多年，中文大学师生一直有声音要求“三改四”，重新引入“四年制”学制。经过多年发展，特区政府在2009年实施“新高中学制”后，包括中文大学在内的所有本地全日制大学终在2012年由“三年制”学制统一改为“四年制”学制。
原本只获加州大学发出10年特假的李卓敏，由接受任命起计，合共担任中文大学创校校长一职长达近15年之久，并曾经三度续任，最后到1978年9月底方告荣休。为表彰他多年来担任中文大学创校校长、以及在香港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表现，他先后在1967年和1973年获英廷颁授CBE（名誉）勋衔和KBE（名誉）勋衔。鉴于他本身持有中华民国国籍，后来入美国国籍，并非英国国籍，因此两项勋衔均属名誉性质。此外，他在荣休当年也获中文大学校方特别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而其他曾向他颁授荣誉博士学位的大学还包括香港大学、美国的密歇根大学、马奎特大学和匹兹堡大学、以及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等。李卓敏卸任中文大学校长前，中文大学校董会还特意把筹建中的医学院基本医学大楼命名为“李卓敏基本医学大楼”。大楼由港府全数拨款资助兴建，座落于中文大学校园本部的科学馆旁，1978年7月7日由李卓敏主持奠基，至1982年1月7日由港督麦理浩勋爵主持开幕启用仪式，已经退休的李卓敏也特意从美国返港出席仪式。

晚年生涯

早在1974年起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聘任为荣休教授的李卓敏，在卸任香港中文大学创校校长后迁回伯克利，长居当地，以阅读和著述自娱。其中，他特别喜爱钻研字典，并在1980年委托中文大学出版社发行《李氏中文字典》。该部字典由李卓敏亲自编纂，共收录12,800多个单字，分为1,171部，采用由他发明的“垂扇检字法”，是首部以形声部首分类为主的字典。翌年，该部字典还得以在上海出版。除了字典编纂外，晚年的李卓敏自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实施“改革开放”后，曾经数度到中国讲学；另外，他曾担任泰国曼谷的亚洲工程研究院校董，还四出到访各地，到后来身体健康转差，才渐少出门。
1991年4月21日，李卓敏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寓所因癌病逝世，终年79岁。同年5月11日，中文大学校方在校园本部的邵逸夫堂举行追悼大会，由大学副监督简悦强爵士、校董会主席利国伟爵士和时任校长高锟教授等率领师生和各界人士约300余人出席，并由副校长金耀基教授宣读其生平事略。李卓敏遗孀在长子及家属陪同下，也特意由美国返港参与悼念；而时任港督卫奕信爵士（后为勋爵）虽然在海外访问，也派出副官代表出席，以致轸悼。
李卓敏逝世后，中文大学校方设立“李卓敏博士纪念基金”，到翌年从各界筹得约133万港元善款，用以资助中文大学学生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修读或研究一年。2004年11月28日，中文大学前任秘书长陈方正博士捐出一座由雕塑家吴为山教授创作的李卓敏青铜铜像，并安置于由李卓敏创立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内的四合院庭园内，作为对李卓敏的纪念。参与青铜铜像揭幕仪式的人士包括时任校长刘遵义教授、前校长马临教授、高锟教授和金耀基教授、以及李卓敏女儿李蔼华博士等。

人物描写

曾在国民政府任职，以及长年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李卓敏，凭借其学术地位以及对中西文化的了解，获挑选加入第一次富尔敦委员会，就香港中文大学的创立提供深入意见。富尔敦委员会原本只有李卓敏一位华人委员，意味当局早有意向考虑挑选李卓敏为中文大学首任校长，反映当局对他的重视。不过，李卓敏最初没有打算放弃在伯克利的教学生活，也没有接任中大校长的意愿，因此在他的要求下，当局随后才另行委任多一位华人委员。后来，经过中文大学三所成员书院派代表前往伯克利游说，再加上港府积极透过伦敦方面向美国华盛顿交涉，成功争取加州大学校方发出特假，李卓敏才毅然接受中文大学创校校长的任命。
就任校长后的李卓敏，表示“我留下来主要是为了接受挑战，在20世纪后期建立一所新大学实在是很大挑战”，并扬言“除非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到底，做到好”。为了实践他的目标，他上任后很快就为中文大学立下清晰目标，锐意要为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属于华人社会的国际大学。由接受任命到卸任的15年间，他曾获三度续任，对中文大学发展成为具国际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以及发展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学、工商管理、社会工作、电子学、医学等专业学科，均奠下重要基础，为中文大学的日后发展做好准备。
李卓敏常被形容为一位备受中文大学师生敬重和爱戴的校长，在1978年卸任校长时，时任学生会会长黄志新赞扬他“15年来，校长披荆斩棘，克服无数困难，将中大逐步地建设起来。中大从一座荒山到今天的大学城，每一块基石都留下了校长辛劳的汗水。一直以来，校长都将中大的学生作为自己子女般培育”；而校董会主席简悦强爵士则形容李卓敏是“能源先生”和“冷静先生”，指他除了有充足的魄力主理校政，而且还有冷静的头脑处理大学更改学制等敏感议题。
李卓敏身后，多位曾与他参与创办中文大学和共事的人物，均对他给予高度评价。其中，创校监督兼前港督柏立基爵士赞扬李卓敏“坚毅不屈、富有创见、干劲十足”；李卓敏任内担任过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教授，在回顾李卓敏的任内事迹时，也形容“香港中文大学是李卓敏先生最好，也是永恒的纪念。李卓敏先生的精神将与中文大学常相左右，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