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寧街10號

“宫殿后的房子”（1733年以前）

今日的唐宁街10号，是在1733年，以“宫殿后的房子”和原本的唐宁街10号合并而成的。
“宫殿后的房子”（House at the Back）最初是一所附在白厅宫，用作斗鸡场的侧屋。白厅宫自1530年至1698年则是英格兰君主的主要居所。斗鸡场所处的侧屋，事实上是建于1530年以前，一组风格不同的侧屋群，而斗鸡场则占据侧屋群的主要部分。另外，斗鸡场本身是一座特别的建筑物，顶上有一个八角形穹顶。斗鸡场的斗鸡活动至詹姆斯一世的时期才告终止，但“斗鸡场”的名字一直没有更改，并在詹姆斯一世的晚年改为音乐厅和剧场，场内又附设围上绿色布幕的更衣室和一块三英尺高的镜子，让“女滑稽演员更衣”，詹姆斯一世也曾在斗鸡场内欣赏戏剧。
斗鸡场只是侧屋群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是一所大房子，是白厅宫的看守人起居和工作的地方，而看守人同时负责管理和维修包括剧场在内的侧屋群。托马斯·奈维特（Thomas Knyvet）是当中一位较著名的住客，他曾在17世纪初担任白厅宫的看守人，服侍过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奈维特本身也是一位太平绅士，是捣破1605年火药阴谋的关键人物之一。就在火药阴谋发生前不久，奈维特清理了侧屋群，让詹姆斯一世四岁的儿子，查尔斯王子入住，而自己则搬到附近的奈维特楼（后来改名为汉普登楼）。
查尔斯王子只住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后“宫殿后的房子”曾成为不同人的住所。包括了查尔斯王子的妹妹伊莉莎伯公主、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乔治·蒙克，第一代阿尔伯马尔公爵（George Monck, 1st Duke of Albemarle）、奥伦治王子和后来卡巴尔内阁的一员，即乔治·维利尔斯，第二代白金汉公爵（George Villiers, 2nd Duke of Buckingham）。这些住客一直都有对“宫殿后的房子”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建，使“宫殿后的房子”渐渐成为一所豪华的宅第。
1677年，查理二世的女儿利奇菲尔德伯爵夫人（Countess of Lichfield）搬到“宫殿后的房子”，她曾对附近唐宁街兴建排屋感到不满，担心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因此，查理二世曾下令在排屋和“宫殿后的房子”之间兴建一道高墙，以防任何人从排屋进行偷窥。利奇菲尔德伯爵夫人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搬离“宫殿后的房子”，流亡国外。至于曾协助威廉三世登位的荷兰贵族亨利·拿骚，欧弗柯克勋爵（Henry Nassau, Lord Auverquerque），遂在1690年搬入，并把“宫殿后的房子”更名为“欧弗柯克楼”。
欧弗柯克勋爵和他的夫人分别在1708年和1720年去世，而勋爵夫人死后，“欧弗柯克楼”成为了王室资产，并重新改名为“波夫玛楼”，让来自汉诺威的使节，约翰·卡斯柏·冯·波夫玛，波夫玛伯爵（Johann Caspar von Bothmar, Count Bothmar）居住。波夫玛伯爵是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的顾问，他在1732年去世后，“波夫玛楼”再次为王室所有。

乔治·唐宁的房子（1733年以前）

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是建造唐宁街的人，他在北美的新英格兰长大，也是哈佛大学最早的一批毕业生之一。唐宁在英国内战期间回到了英格兰，在1650年更成为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重要智囊，因此他在当时拥有很大的权力。
在1657年，唐宁获任命为英国驻海牙大使，以抵制流亡在外的英国王室。但克伦威尔在1658年逝世后，唐宁遭克伦威尔的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即新的护国公撤换。
唐宁意识到英格兰联邦命在旦夕，于是决定投靠流亡的英国王室，将自己自荐到查理二世前，并完全与以前的伙伴划清界线。结果，唐宁得到了查理二世的任用，尽管他从荷兰返国后被关禁在伦敦塔两个月，但皇政复辟后，他随即得到了丰厚的赏赐。
唐宁很早便有意在西敏一带发展房地产以获利。在1654年，他从王室取得了汉普登楼（Hampden House）的收租权，但由于当时的租契由托马斯·奈维特的后人拥有，所以一直至1682年，唐宁才取得了其租契。取得租契后，他拆卸了原有的房屋，并在街的北面兴建了15至20幢排屋，这些排屋虽然由名建筑师克里斯多佛·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设计，但质素却十分差劣，而且更建在沼土之上。
唐宁街的排屋最终在1684年建成，并获英王把街名赐名为唐宁街。现今唐宁街的房屋编号乃修订于1779年，所以今日的唐宁街10号原本应是唐宁街5号。
唐宁把唐宁街的排屋作公寓出租，自己本身却一直住在剑桥的庄园宅第，因此他从来也没有入住过唐宁街，而事实上排屋建成后数个月，唐宁自己也过世了。唐宁的租契传到孙儿时，由于他从未与妻子同住，又过着不正当的生活，所以租契最后回归到王室手上。

第一财政大臣官邸（1733年—1742年）

波夫玛伯爵去世后，“宫殿后的房子”再次为王室所有。国王乔治二世看准了机会，将它赐予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以答谢他在过去20年来，对王室和国家所作的特别贡献。同时，乔治二世又取得了唐宁街两幢物业和几个马厩的租契，而其中一份租契就是唐宁街10号。结果，国王将唐宁街10号也一同赐给沃波尔。
然而，沃波尔并不愿以个人名义接受这份赏赐，而原因更加是众说纷纭。沃波尔本身是一位富有的地主，这可能驱使他不愿再增加负担；亦有可能他早知道赏赐的房屋建于沼土之上，将来必定要在维修方面大洒金钱。尽管今天无从得知沃波尔拒绝赏赐的真正动机，但有一点知道的是，国王接受了沃波尔的建议，把宅第以第一财政大臣的名义赏赐给沃波尔，这意味沃波尔卸任第一财政大臣一职后，就会迁离宅第，让继任者入住。
达成协议后，沃波尔开始打算把得到的物业连结在一起，并把官邸向东扩建。于是沃波尔找来了唐宁街10号旁的住客戚勤先生（Mr Chicken）商量，怂恿他搬到唐宁街的其他房屋。结果，沃波尔把戚勤先生细小的故居、马厩和“宫殿后的房子”一并合并到唐宁街10号。
沃波尔委托了知名建筑师威廉·肯特（William Kent）主理合并工程。肯特在“宫殿后的房子”和唐宁街10号之间与建了一幢两层高的连接物，内有一条走廊，把两座建筑物连结在一起，称之为“财政部走廊”。连接物的地下是一间长条形的房间，一楼则被划分为数间房间。
合并房屋后，肯特把原有的墙壁、地版、楼梯和壁炉全数拆除，再完全换上新的式样。当中，新建的三层高石制楼梯更是肯特的代表作。石楼梯重建于原唐宁街10号的主体内，配上了铁制栏杆和桃花心木制的扶手。石制楼梯就在唐宁街10号的入口处附近，显而易见。今日，沿楼梯而上，更挂满自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至托尼·布莱尔，历任首相的肖像。
至于原有的“宫殿后的房子”，肯特则将之划为三层高的起居部分，又在建筑物的正中部分加建一个帕拉第奥式建筑风格的三角顶。为了让沃波尔更容易到达国会，肯特把原本通往圣詹姆斯公园的入口移除，并把唐宁街的入口修改为宅第的正门。
唐宁街10号的重建工程长达两年，最终在1735年9月23日，《伦敦日报》报导了沃波尔搬入唐宁街10号的消息：.
“昨天，罗伯特·沃波尔爵士阁下、他的夫人和家人从他们从圣詹姆斯广场的宅第，搬到了一所在圣詹姆斯公园，连接财政部的新居。”
新建成的唐宁街10号有约60所房间，内里所有壁炉均由云石所制。在地下一层共计有七所主要房间，而一楼的所有房间都可以望见后园或圣詹姆斯公园的风景。地下最大的一间房被划为沃波尔的书房，书房长40英尺，并置有不少巨大的窗户。这所被肯特称之为“主人阁下的书房”，可谓十分有名，常常成为不少名画和相片的主题。沃波尔的书房现已改为内阁的会议室，首相会在那里和从属的阁员讨论政府政策和国际时局。在首相坐位后的壁炉上，挂有沃波尔的画像，这也是内阁会议室内唯一的画像。
沃波尔搬入新居后，进行了其他的重修工程。他把书房外的一片土地改建为一片后园。而财政委员会在1736年4月发出的文件声明到：“……一块位于英王陛下圣詹姆斯公园外，毗连一所房屋的花园，现已转到英王陛下的财政大臣阁下之名下。花园的修建费用已由……王室支付”。该文件又列明唐宁街10号和新建成的花园均“附属于英王陛下财政部办公厅，现为英王陛下财政部的第一专员官邸。”这是首份关于唐宁街10号成为第一专员官邸的正式声明。
应说明的是，唐宁街10号虽然被普遍认为是首相官邸，但事实是，首相至今仍然是以第一财政大臣的名义入住唐宁街10号，因此唐宁街10号并非真正是首相官邸。

动荡与革新（1742年—1806年）

沃波尔在1742年卸任第一财政大臣后离开了唐宁街10号，但此后的20年，都没有第一财政大臣入住。沃波尔的继任者威尔明顿伯爵、亨利·佩勒姆和纽卡素公爵都选择搬到别处。直至1763年，首相乔治·格伦维尔才重新入住唐宁街10号，但他住了两年后，便遭乔治三世撤职。
另一位首相诺斯勋爵在1770年以第一财政大臣的名义搬进了唐宁街10号。诺斯十分之钟爱唐宁街10号，并时常在屋内宴请不少知名人士，如作家塞缪尔·约翰逊等等。罗伯特·克莱芙（Robert Clive）也是那里的常客，今天的唐宁街10号还保留了一些特地为他而制的家具。
在1780年6月7日晚上，伦敦街头爆发了“戈登动乱”（Gordon Riots），原因是新教徒对诺斯放宽对天主教的政策而感到非常不满，示威者到处放火，有些更走到了唐宁街一带。当时诺斯勋爵正和朋友享用晚宴，但他走出屋外，向示威者警告他们有被击毙的危险，最终成功劝退了示威者，至于诺斯的宾客则走到了官邸的顶层躲避。
诺斯勋爵对唐宁街10号又进行了不少改善工程，工程在1766年开始，一直持续了近8年。期间，唐宁街10号换上了黑色的正门，门前又加上一盏为人熟悉的吊灯，门上又加有一个有名的狮子头叩门环。在诺斯勋爵任首相的晚期，他请建筑师罗伯特·泰勒爵士为唐宁街10号进行维修外，又在“财政部草坪”（Treasury Green）旁加设一个有拱顶的厨房。
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小皮特分别自1783年至1801年，和1804年至1806年间入住唐宁街10号，前后达20年，可谓是居住时间最长的唐宁街住客。在他居住期间，唐宁街10号一跃而成为政治中心，不少重要的决策，如国会改革、自由贸易和和增加国家财政储备等方案，都是在那里制定的。另外，唐宁街10号也是一处社交场所，提倡废除奴隶贸易的威廉·威伯福士（William Wilberforce）和日后的首相乔治·坎宁，都是小皮特曾宴请过的宾客。
小皮特曾向国会汇报，动用了20,000镑，对唐宁街10号进行不少重建，甚为传媒所非难。当中，最大的改动在1796年，他为了扩建内阁会议室，而把其中一面墙拆去，再加上几支石柱支撑所扩建的面积，这就成了今日的内阁会议室。
小皮特在1806年去世，虽然享年只有46岁，但他长年居住在唐宁街10号，有助将之确立成首相府的地位。

衰落与死亡（1807年—1876年）

踏入了19世纪，唐宁街10号经历了不少艰难时刻。
继小皮特以后，斯宾塞·珀西瓦尔于1807年以财政大臣的身份入住唐宁街10号，两年后更成为了首相，珀西瓦尔育有12名孩子，可谓人丁众多，更差不多占用了每一所房间。然而，他最终却被人从棺材中抬出唐宁街10号。珀西瓦尔在1812年5月11日在下议院大堂遇刺身亡，遗体在丧礼举行前，曾经在唐宁街10号停灵5日。
珀西瓦尔以后，首相戈德里奇子爵在1827年搬到唐宁街10号，并请建筑师约翰·索恩进行内部装修，使唐宁街10号显得更华丽外，索恩又加建了国宴厅和小晚宴厅，以便举行高规格的社交场合聚会。总括而言，在整个1820年代，唐宁街10号一度成为了政府权力中心，而毗连的唐宁街11号则于1828年正式成为财政大臣的官邸。
但同时唐宁街也因为日益老化，而日渐显得破落，更不时有妓女出没。以致在1839年的时候，有建议把唐宁街北面的房屋全数拆除，以便让白厅进行重新规划。此外，治安也是一个渐受关注的问题，在1843年，首相罗伯特·皮尔的秘书，爱德华·德拉蒙德（Edward Drummond），就在白厅返回唐宁街10号寓所途中，遭到刺杀。
在1827年至1877年的整整50年间，几乎没有首相选择入住唐宁街10号。威宁顿公爵就曾以它太细小为由而拒绝入住，最后因为他的阿普斯利邸宅（Apsley House）要进行维修，才迫不得已到唐宁街10号暂住。至于其他首相，如墨尔本勋爵和帕尔姆斯顿子爵，都只以唐宁街10号用作办公厅和内阁会议场所。因此，自1847年至1877年，都没有人居住在唐宁街10号。
步入1860年代，唐宁街10号对面兴建了崭新的外务部办公大楼，内里除了设有大型的开放式花园，更设有内阁会议室，从而把唐宁街10号比了下去。在1868年上任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就说过，唐宁街10号十分“肮脏和残旧”，亟待现代化。

复修与重生（1877年—1938年）

本杰明·迪斯雷利于1877年搬到了残破的唐宁街10号，并锐意将这空置了30年的居处翻新。迪斯雷利原本向国会游说，希望国家能全数支付翻新费用，但建议却招来了很大的反响。最终迪斯雷利只好妥协，由国家支付入口大堂和公共部分的装修费用，自己则要支付私人部分的装修费用。据了解，迪斯雷利一共花了150英镑3仙令6便士，去翻新一楼的睡房、更衣室，并在第一财政大臣的专用更衣室内加设了冷暖水系统。
迪斯雷利在1880年下野后，新上任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坚持要重新装修过唐宁街10号，他单在家具上的支出就用了1555英镑5仙令，在当时可算是很大的数目。另在1894年时，他又为唐宁街10号安装电灯和电话。顺带一提的是，格莱斯顿居住在唐宁街10号时有一样古怪的兴趣，他常常爱带一些年轻的妓女回唐宁街，和她们详谈，希望她们能够弃娼从良。 因此阁员拜访格莱斯顿的时候，有时会看到年轻妇女出入唐宁街。
格莱斯顿以后的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声言拒绝入住唐宁街10号的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对内阁会议室尤其讨厌，认为它“狭小闷热”，所以他选择到外务部办公，居所则位于阿灵顿街。结果，索尔兹伯里侯爵把唐宁街10号让给了外甥亚瑟·贝尔福，而他本人后来也成为了首相（贝尔福也是首位拥有私家车的首相）。从贝尔福开始，每任首相都住在唐宁街10号，从此奠定它作为首相府的形象，而唐宁街10号的黑色正门也渐渐闻名于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室成为了英国政府统战的中心，在首相大卫·劳合·乔治的领导下，唐宁街10号的办公人员数目也急速增加，原有的办公部分不敷应用，甚至要占用花园作办公厅。大战最终在1918年11月11日正式结束，群众纷纷涌到唐宁街，高呼劳合·乔治的英文简写“LG”，劳合·乔治在唐宁街10号一楼的窗户亮相，以示谢意。
一战结束后，唐宁街的保安措施却没有松懈，唐宁街的街尾更竖起了一道3迈克尔的木造路障，原因是为了防止支持爱尔兰独立的人士冲击唐宁街。但爱尔兰自由邦在1922年成立后，木造路障也随之移除。
在昔日的英国，官员只能从君主得到微薄的俸禄，日常用度均要依靠自己的财富所维持。而首相和其他重要官员也一样，在唐宁街10号和11号里，要自资雇用佣人。但是在1920年代，首位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上任，当时英国正值经济不景，自己的家财又不可与以往贵族、地主出身的首相匹配。结果，麦克唐纳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翻新首相府之余，也没有钱请仆人，因为有些仆人赚的钱比他还要多。
麦克唐纳一直希望扩充唐宁街10号的首相图书馆，但由于缺乏财力，图书馆的藏书均由自己和其他官员捐赠，然而这种做法却一直沿用至今。

战时的唐宁街10号（1939年—1945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战时首相丘吉尔与妻子搬到了唐宁街10号的二楼居住，而内阁办公厅则搬迁到附近的地堡。值得一提的是，丘吉尔在首相府的时候有一个有趣的习惯，他每天早晨和晚上，都爱躺卧在床上，一边抽雪茄，一边指令秘书起草演讲辞、备忘录和撰写信件等。
到了1940年9月，纳粹德国开始对英国发动闪电战，并对伦敦进行猛烈轰炸，唐宁街10号也自然成为了袭击目标。在同年10月14日，唐宁街旁的财政部草坪被炸弹击中，波及了唐宁街10号的厨房和数间房间，事件导致了三名值班的公务员殉职。
事件发生以后，屋内的家具和贵重文物被移送到安全地方，花园旁的房间就以铁制支撑物加固，窗户也被厚铁板盖上，以防再受空袭袭击。而这些位于花园的房间就被悉数改装为临时的饭厅、睡房和会客室。但事实上，这些加固工程无助于加强房屋的抵抗能力。另外，除了花园的房间，在唐宁街10号内，只有内阁会议室和私人秘书办公厅仍然使用。
丘吉尔最初搬到了这些临时房间生活，但他很快便表达不满，并坚持要在几近空无一物的唐宁街10号工作和用餐。为此，唐宁街10号的地底下建造了一个可容纳6人的防空洞，以便逃生。有一次，英王乔治六世和丘吉尔吃饭时，就曾在这个防空洞躲避空袭。
虽然唐宁街10号在大战中不断受袭，但总体的损毁情况并不严重，因此大战结束后，丘吉尔夫妇便返回到唐宁街10号居住，并于1945年5月8日下午三时正，在内阁会议室发表V-E Day的电台广播。

“珍贵的珠宝”（1946年至今）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唐宁街10号也有了重大的转变。除了以往住了一大批仆人外，在1940年代以后，唐宁街10号更扩充了办公厅部分。这改动使首相的私人居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搬到了狭小的顶楼，即以往的仆人房间，因此，不少首相也选择搬到别处。恰巧的是，很多19世纪和20世纪的首相，都置有比唐宁街10号要好的市区宅第，而且更有自己一班的仆人服侍。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就是一个例子，在他的第二段任期，即1974年至1976年，威尔逊以他在诺斯勋爵街的物业作为自己真正的居所，但是在传媒的协助下，他在公众面前仍旧可假装自己住在唐宁街10号。他每次站在首相府正门让记者拍照后，就会步入正门，然后从侧门离开，返回自己真正的居所。另外，亦有其他首相曾分别在1950年代和1990年代搬到海军部大楼，以便让唐宁街10号进行维修。
踏入1950年代，唐宁街10号的楼宇结构安全渐渐成为一个极待解决的问题，建筑物沉降、墙壁倒塌和门框扭曲已经是司空见惯，而在内阁会议室内，有达200年历史，用作支撑楼房的房柱，更被发现只剩下了外表的清漆和油漆，内里的实心原木却早已经腐朽，几近灰尘。总言之，整座唐宁街10号有立即倒塌之虞。当时曾一度有建议将唐宁街的所有建筑物拆卸重建，但最终却决定仿效美国的白宫，保留唐宁街10号的外墙原貌，而内部和地基则一并全数拆除，重新灌上混凝土和现代钢材，再重建成原来的样子。当建筑师检验首相府的外墙时，才赫然发现唐宁街10号的外墙原本是黄色的，然而经过两世纪以来的空气污染，才把外墙熏成今日所知的黑色。最后，建筑师决定将清洁过的黄色砖染上黑色，以保留首相府“传统”的颜色。
经过多年的改建，现今的唐宁街10号实际上与不少的建筑物打通。除了接通在唐宁街的其他房屋，首相府更可以通往毗连骑兵卫队阅兵场的一些楼房。至于谁打通这些建筑物，现在已无从稽考了。
自英国工党在1997年赢得大选后，唐宁街的住屋分配再出现了变化。由于托尼·布莱尔上任首相时已婚，又育有3名孩子，所以他初时搬到较宽敞的唐宁街11号，至于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在上任时仍然没有结婚，因此他搬到面积较细小的唐宁街10号。而唐宁街10号名义上仍旧是首相官邸，相关的办公厅亦没有搬离。不过到了后来，由于托尼·布莱尔在任内生了第四名孩子，而戈登·布朗又结了婚，两个家庭都需要更多空间，所以托尼·布莱尔进而占用唐宁街10号，戈登·布朗一家则唯有搬到附近的私人公寓。此后的首相卡梅伦和特雷莎·梅亦入住较宽敞的唐宁街11号。
作家克里斯多夫·琼斯（Christopher Jones）在他的著作《No. 10 Downing Street, The Story of a House》再版发行时，前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写了一封信给他，总结到她多年来与唐宁街10号结下的感情，信中写到：“所有首相也特别警惕到，作为唐宁街10号的房客和管理人，他们一直对这份全国最珍贵的珠宝加以看管。”

重要房间

虽然唐宁街10号并不向公众开放，但却有不少值得介绍的著名房间和建筑。另外，唐宁街10号有不少珍贵的雕塑、名画和文物，但事实上，大部分均由政府艺术收藏委员会（Government Art Collection）借出，该委员会会定期为唐宁街10号挑选和更换藏品，藏品不一定具古典风格，也可以是现代前卫的作品，取决原则在于要能够代表英国的艺术。以下简介了部分重要的房间。

黑色正门

黑色正门（The Black Door）建于1760年代，门前有一盏吊灯，门上又加有一个有名的狮子头叩门环和白色阿拉伯数字“10”。首相并没有门匙，因为门口只可从屋内开启。

内阁会议室

自1856年起，内阁的会议都在这里举行，当时称为“会议室”（Council Chamber），现称为“内阁会议室”（The Cabinet Room）。内阁会议在每星期四上午举行。会议室曾由小皮特扩建，内里的船形会议桌则由麦克米伦购置，好让他在会议看到所有人。

石制大楼梯

石制大楼梯（The Staircase）依时序挂满了历任首相的肖像，但并不包括现任首相的肖像。麦克米伦的妻子曾移走所有肖像，但威尔逊在1964年恢复以往的传统。在1979年卡拉汉更曾一度挂上了一幅彩色肖像，但不久便也回复原状。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赠送的地球模型在楼梯底展示，由于它体积太大，所以曾被切开了一半，方便运进唐宁街10号。

白色起居室

白色起居室（The White Room）以白色为主调，曾是沃波尔夫人的起居室，也是丘吉尔夫人最喜爱的房间。

赤土厅

赤土厅（The Terracotta Room）以赤土色为主调，最初被沃波尔爵士用作饭厅，现今则用作招持国宴的宾客。房内挂有威灵顿公爵等著名将军的画像，也有一张属于小皮特的桃花心木书桌，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

柱厅

柱厅（The Pillared Room）用作举行签约仪式一类的官方活动。据说，房内时常闹鬼，更有人报称见过有一只身穿长裙和珠宝的女鬼。

小饭厅

小饭厅（The Small Dining Room）原本被称为“早餐房”，通往国宴厅，但在1826年进行改装后，成为了小饭厅。

国宴厅

1783年时的国宴厅（The State Dining Room）加建于一个拱顶厨房之上，一共花了20,000英镑，但现今的厨房已改在国宴厅外。国宴厅用作招待国宾，并置有不少名贵的银器。而丘吉尔在1955年宣布辞任首相前，曾在那里宴请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

保安

虽然表面上并不明显，但事实上唐宁街10号的保安措施十分严密。传统以来，首相府的黑色正门都必定有一位穿上制服的警察驻守，至于那扇正门本身亦只能够从室内开启。在玛格利特·撒切尔任首相期间，为了确保其安全，在唐宁街的两处街口都加装了大型铁闸，最初，一般公众要取道唐宁街前往白厅或圣詹姆斯公园，都必先通过十分严格的安全检查，但铁闸在2003年进行了加固工程后，更禁止了一般公众进入唐宁街范围。 (See The Pillared Drawing Room c1927)在大型铁闸旁均设有警岗，有数名荷枪实弹身着制服的警员驻守。此外，伦敦警察厅的外交人员保护组（Diplomatic protection group，简称DPG）会负起保护重要官员的责任。
在唐宁街以外，有便衣警员在白厅一带巡逻，有些更会在白厅的建筑物屋顶进行监视。据称，唐宁街10号有地堡连接其他政府建筑物或交通设施，但此消息从未得到官方的证实或否认。
唐宁街10号在1991年2月7日受到历史上最严重的袭击。当日，爱尔兰共和军把一辆白色客货车停泊到白厅，并在车内安装了迫击炮弹。结果炸弹在唐宁街10号的后院引爆，爆炸除了使内阁会议室的窗户全数震碎外，更在后院留下一个大坑。事发时，首相约翰·梅杰正在内阁会议室举行内阁会议。事后约翰·梅杰被迫搬到海军部大楼暂住，以便展开维修工程。

新闻发布

首相官方发言人（Prime Minister's Official Spokesman，简称PMOS）每天都会在唐宁街10号举行新闻简报会。简报会的内容可以到唐宁街10号的网页和“DowningStreetSays.org”浏览。（见外部链接）

捕鼠大臣

由于首相府长期有鼠患困扰，约莫自1900年代起，便有一只猫担任“捕鼠官”，但不是每只曾在内的猫皆曾赋予头衔，通常昵称此猫为“英国第一猫”，也是大众对于首相府于政治之外茶余饭后的趣事，值得一提的是，它不属于首相而是唐宁街10号，因此首相离职并不影响其离去。现任的捕鼠大臣为赖瑞（Larry the c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