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民意調查風波

香港大学民意调查风波，通称港大民调风波，亦称锺庭耀事件，是香港的一宗政治争议，发生在2000年7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主任锺庭耀在报章撰文，指行政长官兼任香港大学校监的董建华透过“中间人”施压，要求停止有关行政长官及政府的民意调查。有关指称引起社会巨大回响，锺庭耀其后公开了传话人身份是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及副校长黄绍伦。
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决议成立一个三人独立调查小组，由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鲍伟华为主席，并在同年8月调查事件，行政长官办公室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涉及事件也被要求作证。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9月1日发表，确定锺庭耀指控属实，认为路祥安在市民对政府支持率下降的情况下，希望阻止不利政府的民调结果进一步打击港府声望。事件最后在9月6日，郑耀宗及黄绍伦宣布请辞告终。
事件涉及政府试图干预学术自由，引起了当时社会的惊讶及批评，揭露了校长不仅没有肩负捍卫学术自由的责任，反而传递“中间人”施压的信息，企图干预校内学者进行研究的权利，对近百年历史的香港大学信誉造成影响。调查报告严厉批评路祥安作供“拙劣、不诚实”，然而董建华却公开指路祥安“可靠、诚实”，更表明会续用路祥安，对特区政府以至特首的诚信以至公信力都造成破坏。

背景

1987年，香港大学成立隶属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当时黄绍伦是研究中心的首任主管，锺庭耀任助理研究主任。1991年6月，中心成立民意研究计划（Public Opinion Programme）收集民意数据，并研究和分析香港的民意发展，调查主题及项目均由中心自行釐定，锺庭耀任民意研究计划研究主任。研究中心由社会科学学院提供研究资源，研究亦接受外界委托的受资助调查。
1992年，港督彭定康上任不久随即引起中英政治争拗，刚创刊的《东周刊》开始委托民意研究计划进行民意调查，并刊登“市民对彭定康的评价”、“对立法局议员的评分”及“市民对政治团体的意见”等，及后报章更大篇幅刊登调查结果，整个特首民望的调查方法大致确立。
1996年9月，民意研究计划开始出版《民意快讯》，发表民意调查之主要发现，包括中心各项定期调查（tracking polls）的最新数据。同时，亦会就特定议题进行调查（ad-hoc polls），发表《民意快讯号外》（例如市民对特首施政报告的评价）。1997年，开始出版半年一期的《民意快讯合订本》，总结之前半年的结果。同年年初，锺庭耀亦曾以个人身份去信候任特首董建华，建议发展一套有利基层民主的议会制度。
1998年12月28日，港大民意研究计划出版的《民意快讯合订本》显示，特区政府的满意度由1997年下半年的43%下降至1998年上半年的28%，然后再下降至1998年下半年的23%；同期特首声望评分由1997年12月的62.6分下降至1998年12月的57.7分。当时锺庭耀接受传媒访问时，分析结果显示“特区政府及特首的威信已响起红色警告”，很多报纸亦以“政府和特首的满意度跌至纪录低位”成为头条报导，评论引起了行政长官办公室的注意。2000年5月，民意研究计划转往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并成为全面自负盈亏项目。

事件开端

2000年7月7日，锺庭耀分别于《南华早报》和《信报财经新闻》撰文，指行政长官董建华过去一年多次透过特别渠道向他施压，要求他停止对政府及行政长官的民望进行民意调查，其中《南华早报》同日更以头条〈Tung tried to warn me off, says pollster〉（民调学者：董告诫我停止）报导。
2000年7月7日，锺庭耀在《南华早报》和《信报》的撰文择要：
Last year, more than once, I was given a clear message from Mr. Tung via a special channel that my polling activities were not welcomed. Mr. Tung did not like me polling his popularity, or the Government's credibility. I was told that he did not like to see universities involved in such activities and that our polls should stop. 
翻译：去年我不只一次收到董先生透过特别渠道传来的清晰讯息，指本人的民意调查工作不受欢迎。董先生不喜欢本人就其声望或政府的信誉进行民意调查，本人被告知他不喜欢见到大学涉及这些工作和我们要停止调查。
——Pressure to stop opinion polls not welcome（不欢迎叫停民调的压力），南华早报，2000年7月7日
在过去一年多，特首透过某些管道，不只一次向笔者传达信息，谓学界不宜就其本人及特区政府的表现进行民意调查。传话人更建议笔者停止有关工作。一时间，笔者变成了大学的负资产。那种感觉，非笔墨所能形容。 
——信报：特首是否重视民意调查？，2000年7月7日
事件公开后，特区政府随即否认有关指控。传媒、学者及公众不断要求锺庭耀公开第三者的身份。

政府反应

特区政府反应强烈，行政长官办公室新闻统筹专员林瑞麟即日代表行政长官向传媒发表声明，指“行政长官绝对没有向锺庭耀发表任何讯息，要求停止他的民意调查工作，并指香港任何人士、大学或机构都可以自由地做他们的民意调查”。其后，董建华在加拿大商会的午餐会上回应，断言否认“肯定没有要求香港大学停止进行民调”。
同日，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则称，从未听过政府高层提及锺庭耀，又指董建华派人传话绝非其的性格。翌日，行政长官特别顾问叶国华亦表示，“政府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指事件可能存在误会。
翌日，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重申政府不会或幕后施压干扰学术自由，并以强硬措词指“锺博士的指责非常严重，批评此举损害了董建华形象及政府的公信力”。
7月9日，陈方安生却一改日前语调，主动表示自己希望事件可以告一段落，以免日后影响其调查工作。

香港大学

7月7日下午，当时政府已否认施压，锺庭耀召开记者会，拒绝公开第三者身份以及撰文所指的“特别渠道”。锺庭耀坚称有一名第三者清楚表达信息，他的理解为董建华不高兴学术机关做有关他声望的民意调查。同时，锺庭耀表示特首既已说明继续重视学术机构进行民意调查，那追究谁是“第三者”便不重要。只希望有一个自由而安静的空间，继续进行独立的民意研究工作。7月8日，锺庭耀再次发表声明，强调公开事件并没有任何政治动机，无意损害特区政府威信及特首的诚信，若最后发现是误会，会向特首道歉。
港大发言人表示无从考究锺庭耀言论的真确性，大学一直尊重及鼓励学术及言论自由，政府过去并没有干预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所做的任何一项民意调查，亦没有减少拨款，相信将来亦都不会。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表示，从未曾听过下属锺庭耀受压，亦不知道事件来龙去脉，会要求他交代整件事情始末。

学者反应

7月8日，报章亦访问了其他有进行类似民调，并得到相近趋势本地大学机构，岭南大学意见调查研究部主任李彭广，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及研究统筹员王家英都表示自己没有遭受过锺庭耀所言的压力，王家英指凭逻辑推论董特首也不会如此愚蠢和不智。然而，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及研究统筹员王家英后来证实曾在2000年2月应行政长官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要约举行私人饭局，期间谈及民意调查中有关特首评分，以及如何解读评分数字的问题。

黄绍伦

7月14日，港大副校长黄绍伦举行记者会澄清，表示1999年1月的会面只是转达多位外间人士的质疑，包括身兼调查员及政治评论员的角色冲突、调查方法，以及锺庭耀是否完全政治中立，仅属“同事之间的意见交流”，否认校长曾授意作出施压，要求锺停止他的研究。至于有否在同年11月，转达董建华“不喜欢锺庭耀所做的民意调查”的讯息，黄绍伦则表示事隔久远，记不清楚详情。记者一再追问，黄则改称“可能有说过”。

路祥安

7月20日，行政长官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发表声明，称自己“一向都以开放的态度和大家讨论各种观点。从来没有干预任何人的工作”。 翌日，路祥安确认1999年1月曾与港大校长郑耀宗和中文大学校长李国章会晤，目的在于加深了解民意调查的工作。并称自己“以开放的态度请教，之后再没有与郑耀宗谈及这事，或采取任何跟进工作，也没有要求校方采取任何行动，亦绝对没有施加任何压力”。同日，行政长官办公室表示会充分与独立调查委员会合作，希望有助委员会了解事情，向公众作出全面交代。其后，路祥安表示“以晚辈的身份向两校校长拜会是一般性拜访，没有向董建华汇报内容”。

特首办约晤中文大学

此外，中文大学校长李国章亦公开表示，同期（1999年1月）曾应邀与行政长官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会面，期间讨论过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民意调查，关于如何选择题目，调查样本要多少等问题。其后，路祥安亦要约中大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及研究统筹员王家英举行私人饭局，期间谈及民意调查事宜。

政府回应

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没有透过香港大学任何人要求锺庭耀停止他的民意调查工作，亦没有指示任何人向香港大学传递这样的信息
。翌日，行政长官办公室发言人重申上述立场，并表示支持香港大学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把调查结果公开。
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表示非常欢迎香港大学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希望委员会能够尽快展开工作。希望各界人士能够保持一个开放、冷静的态度，在未曾确认事实以前不应作出定论。陈方安生其后一再呼吁各界要非常小心涉及学术自由的消息，以免影响本港学术自由的声誉。
行政会议成员唐英年表示高兴锺庭耀说出第三者身份，但董建华已经清楚表明没有要求其他人施压，即使有人向他施压，也不是出自董建华的主意，锺庭耀的言论严重伤害特首诚信应该向董建华道歉。

学者反应

香港城市大学郑宇硕、中文大学刘兆佳和王家英等多位大学学者表示，校长郑耀宗传递施压的信息，没有捍卫学术自由的神圣责任，保护校内学者进行研究的，反而限制学术研究，指控若然属实便是犯上“严重的错误”。几位学者同时表示锺庭耀的民意调查方法与其他同类研究的分别相若，同样符合学术原则，就算研究的内容存有个人偏见，其他学者也会予以批评，而非校长运用权力去命令他人终止研究，形同侮辱学者的学术修养和操守。郑宇硕指路祥安直接找锺庭耀的上司表达不满，做法显然有施压的意味。王家英指从事民意调查的学者受到压力被质疑政治动机，不断被阴谋论怀疑他们在解读民意调查是别有用心，形同学术自由受到威胁。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锺庭耀上司）指港大的学术自由并未受到干预，但指不满意校长郑耀宗的表现，并批评郑氏与路祥安在校长室会面谈民调，是干预校园的学术自由，“非常之错，绝对不能接受”。

聆讯过程

8月2日，开始初步聆讯。8月7日开始正式聆讯，只在星期一至五进行，8月21日完成，长达11日，过程并透过电视直播。

其他人物证供

校长办公室高级助理教务长关陈玉坤引述郑耀宗在会面后说，指路祥安问及大学监察民意调查的机制，及锺庭耀是否存在角色冲突两件事情。翌日的大学高层管理会议上，郑耀宗亦提及该次会晤。1999年3月副校长程介明更成立一个专责小组，并建议成立一个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提高调查学术的水平。
港大精神医学系主任及新政策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麦列菲菲作供，曾在1999年5月11日与自己及程介明会面，指郑耀宗当时提及“与董建华直接会面时谈及三项‘政治事件’，董建华‘关注’锺庭耀民调的负面结果”（但没有指出其他两件事是什么）。郑耀宗建议新成立的研究所或可给锺庭耀多点监察，当时麦列菲菲回应称大学不应有任何行动，明言施加压力只会有反效果。麦列菲菲表示校长并无示意要有行动，但她认为特首的“关注”会带来忧虑，令大学承受政治压力，她理解为“特首是想校长有所行动”。
港大副校长程介明作供，指上述会面时郑耀宗谈及曾与董建华会面，董建华谈及三件事，其中一件是锺庭耀的民调。郑耀宗对董建华的意见表示忧虑，有关印象是从连串事件中产生的。2000年1月高层管理会议有讨论过锺庭耀的民调，在此之前的三、四次会议，他也听过类似的说法，并说最少一、两个场合听过校长说有特首或接近特首办的人不喜欢大学所做的调查，而锺庭耀民调则最少被提及过一、两次。
对于两名下属同时指称他曾透露会见特首谈民调，郑耀宗初时只说“不太记得”、“并没有这记忆”，其后指从没向二人提及他与董建华的会面。

调查结果

独立调查小组在8月26日完成长达74页的调查报告，校务委员会在9月1日公开报告内容。调查小组的采纳了刑事案件举证责任，即聆讯的证据应在“没有合理疑点”下（beyond reasonable doubt）被采纳成为结论。报告指出，郑耀宗先在1999年1月4日要求锺庭耀提交民意调查计划资料，并在1月6日与路祥安会面。会面期间，路祥安在市民对政府支持率下降的情况下，希望阻止不利的民调结果进一步打击港府声望，要求港大想办法停止属下的部门发表对特首施政不利的消息。郑耀宗及后3次在港大校内的高层会议上，表达过特首对民调的关注，并且嘱咐黄绍伦向锺庭耀表达；而黄则先后两次基于这政治考虑而向与锺会面，反映对民调工作的意见，并向对方要求不要再发表不利特首施政的消息，否则会逐渐收紧民意研究计划的发展。
调查小组在考虑到所有路祥安与郑耀宗会面的证据后，和他们以警觉的举止就会面作供，认为证人并非真实和全面地说出当时的会面内容，路祥安是个“拙劣和不诚实”的证人，委员会认为他没有回忆和描述所有当时与校长会时曾谈过的事情。作供时只为力求与事件划清界线，对锺庭耀的批评保持距离，只就当日双方的对话，提供了一个经已过滤的版本。委员会不接受校长郑耀宗就是次会面所作的证供。虽然他所说的可能真有其事，但他并没有说出事情的全部，难以使人信服。委员会相信会面后，除了在高层管理会议上讨论，没采取任何行动。
报告认为在1999年1月7日的郑耀宗在高层管理会议上，讨论过特首办人员来访并谈及民意调查计划一事。调查委员会肯定黄绍伦是喑中受郑耀宗的嘱咐，透过1999年1月29日的会面，向锺庭耀传达一个被视为压抑其学术自由的讯息；大多数成员亦认为透过1999年11月1日的会面，是受郑耀宗授意黄绍伦情况下，向锺庭耀传达相近的讯息，一名成员则在衡量各方的可能性下(a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认为郑耀宗的授意下传达有关讯息。
报告认为锺庭耀是诚实的证人，他说出了两次与黄绍伦的会面时所作出相关指控的真相。不过，调查报告并没有就董建华与此事的关连作出结论。

各方反应

9月1日，校务委员会公开调查报告后，路祥安、郑耀宗及黄绍伦均不接受对他们的指控，并表示不会辞职。校务委员会主席杨铁梁在当日会议开始前曾与董建华会面15分钟，董建华以港大校监身份，表示对事件关心，希望各委员“处理得好一点”。
9月6日，即港大校务委员会讨论调查报告当日，郑耀宗及黄绍伦在社会舆论，以至校内教职员（包括多位学院院长、副院长等）、学生及旧生的强烈下台声下，发表公开信作出请辞。郑耀宗坚持自己“问心无愧”，但处理事件时没有考虑到敏感性，其失误使大学在近月“饱受折磨”，已使大学群体出现两极化，问题的争议性已尖锐到可能严重伤害港大的地步，愿意负起道德上的责任。黄绍伦亦发表书面声明，重申不接纳报告指他协助郑耀宗传递施压讯息的结论，并称“希望伤感的长篇故事会告终，大学的疗伤过程可以开始”。
路祥安透过代表律师向校务委员会提交信件，指斥报告已造成极大的声誉损害，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接受”报告的批评，称报告没有实质证据支持，超出调查小组的职能，不排除会采取法律行动，呼吁否决调查小组的报告。
校务委员会其后在当日傍晚的讨论，未有表决接纳独立调查小组报告，只是“阅悉”该份报告，希望可以尽快平息有关纷争，重建港大声誉。董建华表示政府尊重学术自由，并形容路祥安为人“诚实可靠”，并认同其所作证是“完全可信”，适合继续当他的助理。最终路祥安并没有因此事立即下台，并继续任职至将近董建华辞职之时，才被调回董建华的家族企业（东方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