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三民主義的批評

权能区分

孙中山又常以诸葛亮与阿斗的故事说明“权能区分”的重要性，“欧美现在实行民权，人民所持的态度，总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权和能照我所发明没有分开。中国要不蹈欧美的覆辙，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和能划分清楚。人民分开了权与能，才不致反对政府，政府才可以望发展。”。提倡台湾重新制宪的李鸿禧认为，这些理论的问题点在于孙中山混淆了欧美国家人民的权利（rights），政府的权力（authority），与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欧美的“阿斗”其实“权”与“能”都有，随时有“能”，行使其“权”，以更换不适任的“诸葛亮”。最早指出孙文思想这个病理的是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后来他的学生宫泽俊义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析》一书中指出，“现在欧美各民主国家，人民不但拥有孙文所称的政权，同时有治权，政权与治权并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他所称的治权是人民的权力的本质，政权则是人民行使权力的方法。”。司徒一认为李鸿禧及其师门对并没有真正理解“权”与“能”的概念即采用了缺乏学术严谨性的态度对权能区分理论进行攻击；欧美人民不但没有随时施政的能力或才能，而且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全国政府层级都没有罢免权。
李鸿禧认为，西方对三权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孙文却只怕不是“万能政府”。他认为可以用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来防止万能政府变成独裁政府。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利是理论可行，实际上不易实行的。若是罢免的条件订的很苛，则等于没有罢免权，如果订得很宽松，则时时在罢免，民代惶惶不可终日，根本无法专心行使立法权。。司徒一认为李鸿禧对“万能政府”四字望文生义，孙中山的本意是使政府有能以为人民谋福利，五权政府对应于西方代议制政府，权力并不集中；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利不需经常行使，这些权力的存在即可对政府形成有效的制约。

国民大会

孙文发明权能区分，一方面设国民大会为政权机关，一方面设五院为治权机关，在五院之上又设立总统理治权。李鸿禧把这个制度称为民主集权制，但民主集权制是国民党受俄共影响而在党内实行的制度，与国民大会和五权宪法毫无关系。李鸿禧认为：“孙文对共产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这种情况下，国民大会变得很复杂，国民大会若是完全按共产制度来实行，运作的程序，优点和缺点很清楚。但是，在国民大会外另设总统，情况就复杂了。本来，五院是直接归国民大会管理监督，现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设总统，总统又不具权力指挥五院，只能调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协商时，张君劢拿出三权宪法，要求国民大会无形化，其权力只剩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的宪法修正案…等等。然而，这些权力除选、罢免总统和副总统之外，其他的权力又都受到种种限制，所以，国民大会的定位就不清楚。”李鸿禧把苏俄的苏维埃制度当作孙中山国民大会设想的源流，司徒一认为李鸿禧误读了权能区分原理和国民大会制度，权能区分的学理源流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和Delos Franklin Wilcox的《全民政治论》，在中央因选民人数过多而设置国民大会作为民权机关，国民大会实行代表制民主而不是代议制民主，以制约代议制政府。

五权分立

李鸿禧认为：孙文采取三权，却认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试、监察两权，成五权，更重要的是，孙文不采取西方“性恶论”的思想，却采取“性善论”，让五权分工合作，造就一个万能政府，把以性恶哲学为基础的法律、政治价值观，一变成以性善为基础的宪政思想，这种转变是何等的巨大，整个宪政的架构和运作不同，甚至目标也不同。司徒一认为李鸿禧对“万能政府”的提法望文生义，孙中山在宪政制度设计中并没有“性善论”的观点，反而专门把从事审计与弹劾的监察权独立出来，监察权的强化说明孙中山在提出五权分工合作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制衡，只是不主张为制约而制约的政争。

考试制度

考试院行使考试权，但考用不能合一，因为它没有行政权。甚至，连到考多少人都不晓得。所以，后来就陈仓暗渡，在行政院下设人事行政局，当时设立这机构是黑机关，所以就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加以合法化，但临时条款废除以后，人事行政局又成为黑机关，政府又将它放在《国安三法》中夹带过关。

监察制度

台湾宪法专家李鸿禧指出“国父孙文发明了监察制度，将属于立法权中的弹劾权分离出来，另外成立监察院。在国外，弹劾权是国会两院制的国家才具有的，由下议院提出弹劾，上议院来审判。但是在中华民国：当监察院提出弹劾后，却没有国会可以审判，结果就将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由监察院提起弹劾，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判，这是违背法学、政治学学理的笑话。弹劾是追究政治责任，不是追究法律责任。谁才能追究政治责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将监察院改成目前的准司法机关已是大笑话，因为有权追究公务员政治责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们所选的民意代表，但现在监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来追究行政机关人员的责任，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里的成员又是轮调、派任的法官担任，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们又何德何能来审判公务人员是否有行政责任？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部分人士认为台湾未来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规划，整个司法问题才能有比较好的解决”。李鸿禧认为中华民国“没有国会”，是很极端的观点。1957年司法院释字第76号大法官解释认为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共同相当于民主国家之国会，修宪后立法院是唯一的国会机关。弹劾制度有待完善（孙中山认为国民大会应负责审理弹劾案），但李鸿禧认为不分大小所有的弹劾案必须由民意代表审理，在学理上并不严谨，只照搬西方制度而未能提出所以然。

涨价归公的迷思

在涨价归公方面，孙中山认为“从定价那年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涨高，各国都是要另外加税，但是我们的办法，就要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因为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推到这种进步和改良的功劳，还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所以由这种改良和进步之后所涨高的地价，应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但对如何实施涨价归公，国父遗教中并没有更具体的说明。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涨价归公，属于其独创的“照价收买制”（照价收买，公买公卖为主，地价税为辅），与台湾现行的土地增值税制不同。  
许多人误认为孙中山涨价归公的主张来自于亨利·乔治。事实上，涨价归公的主张早见于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五卷第二章第28节中就提到对土地买卖的资本利得加以课税，因为地价上升是由地主改良及社会改良所致。扣除地主自行改良所增值的部分后，应该归还给社会。
但土地增值税的问题在于：如果将地价上涨部分全数归公，在土地持有成本（利率及持有税）低的时候，地主便没有出售土地的动机，造成闭锁效果。如果地主永远不卖土地，没有买卖的行为，涨价便无从归公，而地利依然归私（地主仍然享受公共投资而无需付额外成本）。此外，土地增值税与利得税，在持有成本低的时候，也会发生转嫁效果：如果税负不能转嫁给买方负担，则地主宁可不出售，这样反而导致地价上涨。
另一方面，亨利·乔治对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影响主要是土地单一税论，亦即政府应以地价税（land value tax）作为单一收入，而停止征收其他杂税。孙中山曾指出“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并曾在多次演讲与民生主义第二讲中提倡以地价税作为政府主要税收。亨利乔治的土地单一税论并非异想天开，多位当代经济学家如米尔顿·傅利曼及威廉·维克里等人就指出地价税为“最不坏的税”与“最好的税”。由史迪格里兹所证明的“亨利乔治定理”，近年来更被学者喻为“地方财政金律”（The Golden Rule of Local Public Finance）。然而，台湾地方政府为了派系选票考量，罔顾国父遗教及历年税改会议与监察院所提出“轻土增税重地价税”的建议，刻意压低地价税等持有税，降地囤地养地成本，方便土地炒作。这不但与民生主义“以地价税作为政府主要财源”的精神背道而驰，同时也导致地方财源枯竭，每年必须仰赖大量中央补助，扭曲国家资源分配。

国营效率

“發達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台湾早期大量的国营事业，如：台盐、台肥、台铁、烟酒公卖局、邮局、电信局等企业的确有压低价格，照顾人民生活的优点，但也有服务品质不见提升，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等流弊。如何在其中取得平衡点，使全国人民获得最大好处，对中华民国政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社会主义色彩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本具有浓烈的社会主义色彩，曾写信给社会党国家局（第二国际），呼吁他们支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且因其生前推动联俄容共政策，影响他创作民生主义时，亦多描述共产主义，例如他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便提到“...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员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但事实上国共反目不单是上述所说的“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国民党员其实也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有的甚至连三民主义的真正意涵也不懂，但更多的是美帝国主义的教唆与利诱，使亲美派国民党员呼吁党中央反共--清党，且因与共产党反目成仇的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与对政府的利诱教唆之下，成为马歇尔计划的一支，力行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国家政策，拥护三民主义的旗号名义，对民生主义中左倾的部分，采取模糊带过的方式，使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真正的精神，反而更显得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