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早年生涯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州协兴乡牌坊村（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的一个家庭，是长子。
邓氏亲族邓时敏曾任担任朝廷要员，位至大理寺正卿。
邓1909年开始读书，先进私塾发蒙。六岁转入协兴镇一家较大之私塾。1911年转入新式小学读书。11岁那年考入广安县高级小学。1918年高级小学毕业。14岁时邓考入广安县初级中学。
1919年春天，邓15岁，与只比他大3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到重庆汪云松筹建的一所赴法留学预备学校就读，邓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五四运动后，邓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活动，他当时只有“工业救国”思想，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1920年夏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经过18个月的努力学习，在1920年9月上旬邓和其他378名学员乘船沿长江到达上海准备赴国外勤工俭学。10月19日，抵达法国马赛。

旅欧生涯

邓小平个子矮小，却在这批留学生中被选为领导人，在旅途中表现出了出众组织能力。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叔父邓绍圣乘船抵法国马赛，短暂停留后到达巴黎。邓小平在法国非常奔波忙碌，生活很少安稳，而且常常没有工作，经济非常拮据。邓小平在法国第一个居住地，是卡昂以西的小城巴约。他在法华教育协会开办的一个法语训练班学了3个月法语。在法华教育协会安排下，以邓希贤名字到诺曼底巴耶男子中学就读。
1921年3月13日，邓和18位勤工俭学之同胞离开巴耶。春，邓在布列塔尼之贝页中学语言进修班学习，后来到巴黎附近之工厂做工，住在拉加朗——科隆伯城。4月初，他与叔父到克鲁索施耐得钢铁厂（Schneider & Company Iron and Steel Complex）做工，开始4年劳工生涯，当时邓小平只有16岁，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只有10法郎，生活拮据，连饭都吃不饱。由于缺钱，他工作3周。在这里，他掌握钳工技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派上用场。他做1个月苦工后辞职，靠领救济金（每天5法郎）过了5个月。他在这里初步认识法国的无产阶级，并结识一些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后又做过饭馆招待和火车司机副手，期间一直住在拉加雷讷克隆布。1922年2月14日，邓小平到沙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制作胶鞋，在蒙塔尔吉当体力工人，一天做20多双鞋，赚15、6法朗，做9个月。期间，他上过夜校，以及蒙塔日学校。10月17日，他辞去工作。同年秋天，入夏蒂荣中学学习。学习4个月法语后，又回到原来的工厂工作。根据这个工厂领导评价，此时邓小平显露出倔强和反抗精神。这段经历对于他意义重大。1985年，他派儿子邓朴方拜访此地。1923年2月，邓小平在赫金森橡胶厂当雇员。3月7日，他因拒绝工作而被工厂开除，失业几个月后他去了巴黎。6月，在比扬古雷诺汽车厂做工。1925年底，他进入雷诺汽车厂工作，学习钳工技术。
1922年，邓小平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为少共出版刊物《少年》担任编辑，与李大章一同负责刻蜡板。邓在周恩来丶赵世炎等人介绍下加入少共，因而和周成为终生好友，而周晚年时更为他铺路协助他推动改革开放。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1923年，少共改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2月，邓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大会正式宣布自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一部分；周恩来当选为总书记。6月11日后，邓去巴黎，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里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之支部干杂活，主要工作是印刷该团体一份10页纸之小报。作为共产主义者，他开始从政。1923年6月，中共宣布加入孙中山领导之中国国民党，法国之中共党员也立刻宣布会加入旅法之中国国民党；邓也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1925年成为中国国民党欧洲支部之领导人之一。秋，中共旅欧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机关刊物《少年》改为《赤光》。杂志宣称要反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读者对是留法中国学生。
1924年，《少年》改名《赤光》，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邓以“希贤”等笔名写文章，并负责刻蜡板和油印。下半年，邓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青年团旅欧支部领导工作。随后，邓进入杂志《赤光》编辑组。邓在支部书记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在此结识了主编周恩来。邓主要负责印刷，并参与宣传工作。所有文章都由他刻在蜡纸上再进行油印，使他得了绰号“油印博士”。后来，左倾革命者与中国青年党论战，邓小平发表文章参与这次争论。在1924年7月会议上，按照中共之决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包括邓在内之全部成员，自动成为中共党员。
1925年春天，邓在法国里昂做工，受党组织委派担任中共里昂区党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之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同年秋天，邓成为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傅锺的助手。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邓出任中国国民党内代表共产主义者的监督代表。1925年五卅惨案，邓和旅法之中国学生一起抗议法国政府与镇压学生之中国政府沆瀣一气。6月21日，他们冲击中国驻法使馆，并逼迫大使在抗议信上签字。包括邓在内留下的人，都受到法国警察严密监视。邓等受法国警方监视并有被捕之虞。年底，参与示威之中国学生之上层领袖被驱逐出境，邓在组织内发表主要演讲并主持会议。
1926年1月7日，邓根据中央指示离开法国，前往苏联，上车时接到法国警方驱逐令。邓旅法5年，爱上吃土豆、奶酪、牛角面包，爱喝法国葡萄酒和咖啡，并爱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饭钱）买一张最便宜门票看足球比赛。
1926年1月17日，邓抵达莫斯科，两周后进入中山大学一班。邓起了个俄文名字“多佐罗夫”（Дозоров），到专门培养中国革命者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一个“理论家小组”，云集国共两党学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和中国国民党党员谷正纲。此外，当时在莫斯科同学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不过他与邓不同班。邓在这里学习了俄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主义和军事学。邓专心读书，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刻苦钻研、敢言善辩的作风，邓又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火炮”。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陪同访问苏联的冯玉祥将军返回中国。1926年底，邓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活动。

渐露锋芒

1926年11月28日，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冯玉祥攻下西安。
1927年春，邓由苏联途经蒙古回到中国。1月12日，邓和其他20名年轻共产主义政治教导员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往冯玉祥那里。回国后，邓奉命同冯玉祥到内蒙古，并在冯玉祥手下担任第七团政治委员。邓在西安由冯玉祥成立军事学院担任教学工作。2月，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中国共产党员史可轩为校长，邓为政治部主任，刘志丹等担任教官。3月，接受分配到西安，在中山军事学校工作，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学校隶属冯玉祥国民联军总部，实际上由刘伯坚等几位中国共产党人筹建。6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将邓等遣送别处。7月间史可轩带领千余人离开西安，该校宣告结束。
1927年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6月，因中国政局发生突变，冯玉祥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队工作之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名曰训练，其实是“礼送出境”，邓根据党组织安排，离开西安转赴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留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秘书，不久武汉政府公开反共，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为适应秘密环境，从这时起改名为邓小平。7月8日邓返回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邓小平”的名字正是在这时改的。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邓担任书记员并负责处理会议文件，从事会务工作。邓作为中央秘书列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批判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之总方针。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迁到上海后，邓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管理中央机关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1928年，邓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国内协助李维汉、任弼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至1929年夏，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
1928年6月底，邓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共中央书记向忠发工作。由于邓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上海话，因此成为地下活动理想接头人。9月，在上海，邓与张锡瑷介绍张晓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张晓梅被分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为中央职工部整理材料，并担任中央翻译科之机要交通。是年冬，邓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张锡媛结婚。邓和张锡媛跟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成为邻居，一起从事地下工作。
192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邓为中央代表，到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做统战工作，并全面领导广西党工，准备武装起义，在龚饮冰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听取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介绍情况，然后到南宁，是邓开始独立担负一个地区领导重任。邓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身份，化名“邓斌”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又赶赴海防，由陆路潜入广西省。在南宁，邓以党中央代表身份做俞、李工作，一方面以秘密方式同广西党组织负责同志联系，传达党中央指示；另一方面以半合法地位做好俞、李工作，使俞、李任用不少中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邓奉命到广西右江和左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积极参与与张云逸、韦拔群等人领导百色暴动政治活动。由于中央和广东省委受左倾情绪影响，对邓在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合作不相信也不放心，几次发指示信提出批评，但是邓坚持从广西实际出发，认为俞、李与蒋、桂矛盾完全可以利用。9月1日，邓在南宁主持召开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武装农民、推翻国民党政权、建设工农民主政权、创立工农红军”。10月1日，俞、李率部出发𢇌，邓调遣部队作应变：通知警备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派一个营先去左江地区；派雷经天等去右江，何健南等去左江。10月初，中共党组织按照预定计划，将留守南宁部队拉到左、右江地区。邓指示张云逸以南宁警备司令名义接管省军械库，并征集船只，以备一旦有变，即把军械库几千支枪和弹药装船外运；又令在南宁受训之韦拨群农军营赶回东兰，准备起义；并派龚饮冰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行动计划。10月17日，邓、陈豪人等带着警卫部队，指挥船队溯右江驶向百色，张云逸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从陆路掩护前进。一到百色，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邓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决定发动百色起义。邓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11月初，中央电召邓回上海。邓在左江龙州对龙州暴动做了布置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邓离开期间，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别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江和右江两块根据地，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县城广场集结，宣布成立。同时，在左江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张云逸和邓分别就任红七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2月上旬，邓从龙州动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之“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在会上作“补充报告”。1930年2月1日，邓在龙州领导右江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兼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第七军和第八军总指挥。年初，邓回到上海，妻子张锡媛于1月因难产而病故。2月7日，邓从上海回到龙州，电告红七军停止攻打南宁，命红八军撤回龙州。邓与袁振武将红八军余部数百人带至右江与张云逸等领导红七军合并。10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岗推行“立三路线”，到达右江传达命令，要红七军主力7000余人攻打柳州、建立广东北小江根据地、阻止国军北上。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邓中夏、曾中生、邓、周恩来、刘伯承、恽代英、李富春等25人组成苏区军委。红七军在战斗中损失严重，决定放弃攻打柳州，为保存实力，绕过柳州、桂林，转战在粤赣湘桂边界地区。11月，红七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七军，奉命北上，此后转战桂、粤、赣、湘边境。经约10个月苦战，终于在1931年7月到达目的地与中央红军会合。7月，中央将红七军调到中央根据地，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军团。红七军进入江西时，只剩下2个团不足2000人。强渡乐昌河时，邓和张云逸被国民党军截断，邓带领先头团于1930年底到达江西崇义。作为前委书记，邓打算再次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得到另两名前委许卓和李明瑞的支持。在崇义，红军遭国民党军猛攻，邓与许卓商定，由许代理前委书记并带领部队寻机前往井冈山，邓则去上海汇报。三十多年后，邓在文革期间自我检讨时承认，在1931年初部队被分割的危急情况下，作为主要负责人，他不应该离开，“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是他“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第一次下台

1931年8月，邓担任中共江西瑞金县委书记，同时兼管党在寻乌县和安远县之工作。刚到任就凭其出色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当地政治迫害性质肃反运动。不久，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邓离开了党委书记职位，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
1932年初，他被派到会昌担任县委书记，很快在那里扩展中国共产党组织。随后又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邓积极推行毛泽东“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支持者之一。邓对毛产生极大崇敬。1932年夏天，邓第二次结婚，与在会昌认识的金维映结婚。冬，邓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邓第一次被打倒。4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主办《斗争》报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批判邓、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邓受中共内部王明派打击和批判。李维汉等极左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事件。此后，邓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被撤职。邓被撤销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并迫于压力，做出自我批评，被关进拘留所。邓受到严厉指责，被称为“毛派头子”，甚至邓第二任妻子金维映也加入批判邓。此时金维映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邓派到边远乐安县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总政治部。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在邓下放几个后把邓叫回来，委任为江西省委宣传干事。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国国民党把中国共产党赶出根据地。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参加长征。长征初期，邓负责《红星报》编辑出版。年底，邓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长征给中共造成重创，从江西出发时军队大约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还有一些人开小差，1935年10月到达陕甘宁边区时只剩下不足10,000人；据邓之女儿说，随着部队日益减员，邓在长征途中负责宣传以维持纪律，有不少机会与毛交谈。
193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下，邓参加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作为书记员得以出席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次会议后，邓正式复出。4月，邓被派到红一方面军主持宣传部工作，中央纵队秘书长职务交给刘英。5月12日，邓出席在四川省会理县城郊召开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6月，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在党内发生张国焘分裂事件后，彭德怀、邓承担红军右路军主要指挥工作。10月29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患上严重疟疾，后因张学良调拨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1936年2月5日，邓随红一方面军东征。5月，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主任。邓曾亲自编写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社论。

抗日战争

1936年12月，军阀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囚禁蒋介石总司令，给中国共产党带来良机；蒋为使自己获释，被迫同意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邓在延安作为第一军团宣传部长领导文工团，并通过演讲教育军政干部。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开始。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之最高国防会议，同时进行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同意与中国国民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后，其军队被改编为“第八路军”，成为全中国军队之一部分，形式上接受蒋介石之统一指挥。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协议，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到太原搞统一战线工作。9月，邓奉周恩来派遣，以八路军政治部和动委会名义赴五台山动员蒲路东，正太铁路北各县民众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9月下旬，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战委会）在太原成立，动委会是周恩来、彭德怀同阎锡山商谈决定建立，续范亭任主任委员，邓、南汉宸、彭雪枫等参加领导工作。9月23日，朱德、任弼时、邓、左权率领八路军总指挥部驻进五台县南茹村。10月，邓、傅锺、韦国清率八路军总政治部一部分同志到山西孝义县，开辟晋西地方工作；邓召开会议布置扩军、筹粮筹款和帮助地方建党建政等，同时派干部帮助县牺盟会训练抗日自卫队、建立抗日游击队，组建“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不久从统一战线大局出发，改名为“牺盟晋西游击支队”。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邓接替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一起抗日。邓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使邓权力更大，有权判断部队战前政治准备和周围环境。1月18日，到达129师任职视事。随后13年，邓小平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而留名史册。刘伯承有善待部下之名声，邓则对部下要求甚严，打起仗来不顾一切；在处决怀疑给中国国民党做奸细之士兵时，刘伯承也要比邓更慎重。
比起毛在延安远离敌人，有时间研究党之理论和全局性战略，又有闲暇畅游于历史、哲学和诗词当中；邓政委住在太行山区，更接近日本人前线，几乎没有时间研究理论，邓得担起实际责任，处理和居民有关之各种问题。1938年1月7日，邓在洪洞参加北方局和集总（八路军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故八路军总部简称“集总”）召开之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会议。实际上，邓在八年抗战时期为山西太行山区之最高政治领导人。2月6日，邓在辽县主持召开129师团以上干部会议。2月25日，邓和徐向前副师长到拐儿村参加集总召开会议。4月26日，邓与刘伯承等送徐向前去河北南部开辟冀南军区，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邓要建立自给自足之经济，为当地数万居民和部队提供足够之口粮，同时还要生产足够之经济作物，并使当地工业能够生产出足够之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邓还要为正规军征募兵员，评估军事行动之政治意义。
1938年，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至9月，刘邓二人共创“麻雀战术”卓有成效。7月16日，邓与徐向前、宋任穷等会见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伊·福·卡尔逊，向他介绍冀南抗日情况。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观察员伊·福·卡尔逊评论邓：“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样锐利（as keen as mustard）。”7月28日，邓亲自领导冀南抗日武装整编。8月14日，邓指导冀鲁豫边区省委召开各地县代表会议，将冀南军政委员会改选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8月25日，离开冀南。9月29日至11月6日，邓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之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报告地方工作。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北方局及分局委员的通知》，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北方局委员，杨尚昆兼北方局书记。12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全国我军中党务委员会由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谭政、项英、陈毅、聂荣臻、邓、关向应、程子华、林彪、刘伯承、贺龙、萧劲光等26人组成。
从1937年到1945年，刘邓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邓任根据地党委第一书记。他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推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1939年7月，邓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同卓琳在延安结婚。9月，邓第三次结婚，妻子是卓琳，也是他最后一次婚姻。卓琳（本姓浦）是云南人，出身富商家庭，抗战后从北平奔赴延安求学，在延安与邓结识。
1940年8月，彭德怀、刘伯承、邓等对日本军队发动百团大战（邓没有实质参与战役，但默许其部队参加）。8月至2月，邓与刘伯承率129师参加八路军总部发起“百团大战”。由于战役胜利，毛泽东从延安发来贺电，蒋介石也从重庆发电嘉奖彭德怀。但这次战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口实，指责邓反对毛泽东游击战方针。1942年末，邓回到延安，支持毛泽东整风运动，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1942年，邓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书记。1943年10月6日，邓代理北方局书记。1945年6月，邓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邓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刘伯承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8月20日，正式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

第二次国共内战

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因国民政府及中共政治谈判失败，随即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1945年冬，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建立，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抗战开始时只有9000人的第129师，此时已发展成为近30万人的大型野战军。1945年9月，刘邓大军在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歼灭阎锡山3.5万中华民国国军，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同样取胜，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进行谈判。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
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邓小平任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副书记。6月30日，刘邓率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在此期间邓小平与刘伯承关系极度不合，在大别山区土改问题上邓小平与刘伯承矛盾严重，但在80年代突然有了刘邓的说法。1948年3月，邓小平同刘伯承率主力出大别山与陈毅、粟裕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集团会师中原。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地及人选的决定》，决定将晋察冀及晋冀鲁豫两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原中央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在淮海战役之最后阶段，毛下令成立总前委，将50万中共军队纳入邓总书记之统一领导。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负责对前线军队战略指挥，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1949年3月14日，中央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长，刘伯承为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4月21日，中共军队轻松击溃抵抗渡过宽阔之长江，旋即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正式成立是11月23日。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邓小平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邓小平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10月19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副主席，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为委员。随后，邓小平又和刘伯承率军攻下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1949年12月2日，邓小平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底，邓小平担任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实施土地改革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1950年1月8日，二野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确定由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1950年，邓在第二次全国军事和政府委员会上提出立即没收地主财产，加强对农民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会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这些建议受到中央肯定。毛号召用15年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邓和周恩来坚定站在毛一边。
1952年7月，邓调到中央工作，他先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7月，周提议邓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务院日常工作，刘少奇提出希望邓将西南工作布置后即到中央。8月7日，朱德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任命邓为政务院副总理。8月，邓被调派北京，全家住进中南海。8月10日，周提出政务院党组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以周为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8月13日，邓正式上任，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48次会议，周在会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期间，由邓代理总理职务。此时，邓作为经济专家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10月22日，邓给毛、周写信，提出“‘三反’、‘五反’，可以结束”，经毛、周审阅同意，10月25日“三反”、“五反”运动正式结束。
从1953年到1954年，邓不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而且担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稍后又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邓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2月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3月3日，毛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3月10日，政府工作领导分工，明确邓分管监察、民族和人事工作；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分工，明确铁道、交通、邮电由邓领导。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兼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担任1年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邓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邓出席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提名，大会决定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10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名，大会决定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15人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9月29日，毛任命邓为国务院副总理。直到12月大区党政机构撤销，邓一直兼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2月28日，邓又根据他主持召开之会议讨论意见，向中共中央提交书面报告，提出撤销中央地区工作部，成立中央书记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个办公室帮助中央工作。毛对邓说：“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
1953年，陈云、邓将高岗之活动情况向毛反映，引起毛之警觉。1954年发生“高饶反党集团事件”，高岗和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恩来夺权。按毛之意见，1月25日和2月5日，邓同刘、周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点出他之问题；2月3日，邓同刘、周、朱德、陈云一起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他之问题。四中全会之后，2月15日至2月25日，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2月23日，邓和陈毅发言，邓希望饶漱石抱着抛弃错误之态度，在座谈会后向中央彻底交代，以便改正错误。邓专门负责对饶漱石调查，并在1955年3月召开党内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邓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56年2月11日，邓同谭震林、王稼祥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晓会合；邓和朱德等在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邓、谭震林于3月3日回到北京。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宣布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邓不大赞成，认为可能引发一场反对中共的群众运动。
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提出：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批判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泽东权威和权力。在开幕式上，邓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大会秘书长。中共八大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十二次会议，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邓成为排名在党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后的第六位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邓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需要处理党政工作，重大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都在邓领导之下。10月，中共中央表示，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内政，主张协商解决问题10月23日，刘少奇、邓一行抵达莫斯科，11月1日回到北京。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从波匈事件中注意到，“加强民主、独立和平等以及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的要求”，“不但有利于这些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各国相互之间的团结”。11月10日至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确定在1957年开展一次新全党整风运动。
1957年1月12日，邓在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之报告：“有时社会制度是好的，但要看方法运用得怎样”，“基本制度是好的，但还要经常注意到调整”；“对民主和专政的看法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硬化，要看条件”；“总的趋势是，我们要逐步发展和扩大民主，否则要犯错误”。3月上旬，邓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企业中实行群众监督的指示》：“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5月，邓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准备反击右派进攻问题；5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在会上作关于最近整风“呜放”情况和整风运动部署之报告：“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尾巴上不带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的。”6月5日，邓离开北京到各地指导整风运动；邓分别在沈阳、西安、成都和济南作4个报告，是在反右斗争正式开展之际所作，从报告中可以看出，邓同毛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对当时思想政治领域之形势和反右斗争之形势，估计过分严重。
随后在1957年到1958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右运动，邓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反右作为整风运动第二阶段。反右斗争出现严重之扩大化和简单粗暴之做法，使各界人士对党和政府之工作提批评意见之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而对扩大社会民主造成很大负面影响，邓觉得应该做好善后工作，在报告中指出：“反右派斗争是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扫清道路的，我们决不能允许任何人用反右派斗争来阻塞人民内部的言路，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在八届三中全会前，邓主持起草《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草案），邓在9月23日之报告中介绍此文件时说：对于右派，“经常要排一排，开始斗争右派中，有一部分是搞得不对的，搞过了”；10月9日，邓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发言：“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央提出一个草案，不久可以发出。……这个标准的主要精神，是把右派的范围限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以后，主要是大鸣大放时期，限于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而把一般历史上的老账、个别问的问题的意见和学术性的问题撇开。”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在通知中规定：“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不应划分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分为右派分子。”23年后，邓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但他仍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只是运动被错误扩大。由于在工作中普遍采取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造成主观把一大批人错误划成右派分子；许多正直有才华之知识分子，敢讲真话之优秀党员、干部，还有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之爱国人士，长期受到委屈、压制和不幸，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作用，是令人痛心之教训。反右运动中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是毛最初估计右派人数的一百多倍。在邓直接关心、指导下，到1981年底，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全部得到改正，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之错误得到彻底纠正。
1957年3月8日，邓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经武汇报西藏工作情况；邓要求积极做好西藏上层人士之统战工作，说：“在西藏，分别左中右，以是否爱国为标准，不能以土改为标准。我们是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右派是分离派，只要没有叛国，对右派也要做工作。”1958年8月18日，邓在同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谈话时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9月8日，邓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张国华关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局部叛乱情况之汇报时，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冷静、理智处置，“在叛匪威胁党政机关和主要交通线时就打，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就不打”。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与国外干涉势力相互勾结，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发动以拉萨地区为中心之武装叛乱；3月11日、12日、14日、17日，邓连续参加刘少奇召集之会议，研究处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问题。刘少奇和邓在会上称：和平解放西藏已经八年，我们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是为了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
1957年11月，邓和毛、宋庆龄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并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会面。11月9日，毛主持召开代表团会议，讨论关于和平过渡之提法问题，邓说：“我们可以就和平过渡问题向苏共提交书面的意见提纲，全面阐明我们对和平过渡问题的看法；同时，在《宣言草案》中照顾到苏共的观点，对和平过渡问题有所阐述。”11月10日，中方和苏方代表就《宣言草案》再次磋商，邓首先宣读中方《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一、对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提出和平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不是单一提一种可能性。……二、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三、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四、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含义，不应该只解释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五、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1958年初，毛连续主持召开几次会议，批评反冒进，发动“大跃进”；1月11日至1月22日，毛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由邓抓石油工业。“大跃进”兴起后，很快便普遍采取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惯用之群众运动办法搞经济建设，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发展之客观规律，挫伤人民群众之积极性，从而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巨大损失。3月25日，邓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党内围绕这个问题（反冒进）的思想斗争，“是关于建设方法和建设方针的斗争，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用什么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内有一些人跟着反冒进，“有一些是属于对情况分析不够的方法问题”；“两种方法的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有区别的”；避免将问题再无限上纲，对于当时有重要作用。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毛提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邓对此赞成。会议结束后，邓作为总书记，积极推动“大跃进”各项工作，陈云后来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6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经毛审阅并修改之《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再加上党内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使党中央和国务院之综合协调部门再难以发挥作用。6月，邓出席军委扩大会议，毛也到会讲话，批评军事工作上之教条主义；7月，邓出来保护刘伯承，向毛建议保留刘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到北京，毛在邓陪同下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称北戴河会议）；毛要集中统一，保证重点放在工业上，工业主要是抓钢铁，“马克思和秦始皇要结合起来”；邓要求严格执行全国统一计划，并“先保证重点”，“其他零星的不搞”。毛说农村人民公社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邓赞成毛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性质之意见。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大办钢铁之高潮；同时，全国农村迅速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泛滥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之“左”之错误。9月至11月，邓考察东北、华北和大西南，是从1952年调中央工作后时间最长、接触地方和单位最多之调查考察。11月6日，邓到达郑州，参加毛主持召开之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7日，邓在会议中说：“人民公社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连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怎么就是共产主义呢？”11月28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12月9日，邓《〈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不能加以否定。供给的范围不宜过宽，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包下来。在集体生活中应当允许个人有适当的自由，也就是‘大集体、小自由’。集体生中的个人选择自由，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应当和群众商量，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公共福利事业，如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应当用把它办好的方法，吸引群众参加，绝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在兴办公共福利时，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这一点公开向群众宣布。”
1959年2月20日，邓在中共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讲话：“只破不立是不对的，破了旧的要立个新的，破了过于烦琐的要立个简要的，破了不合理的要立个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必要的，越是大生产，越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于重要环节的管理制度，改的时候要经过试验，不要轻易去废除。特别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操作规程，技术规范，没有把握随便乱动，对生产不利。不是说不可以动，有些是可以动的，但是要经过试验。”2月27日至3月5日，毛在郑州专列上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称“第二次郑州会议”；邓向毛汇报关于人民公社之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多劳多得，承认差别”；根据毛意见，会议将“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上“物资劳动，等价交换”。中共中央决定于4月初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4月2日，邓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讲话：“农业总是不稳，总有丰年平年。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下雨，这是人力没有办法的。风调雨顺之类不要讲多了。”4月5日，毛谈到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之问题：“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之外，还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在党内，邓领导地位更为突出。邓在一次打台球时意外摔断腿，恢复了很长时间。7月2日至8月1日，毛提议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一些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意见使毛不能接受，而改变继续纠“左”之初衷；根据毛建议，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全会最后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即在党内开展“反右倾”运动。邓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疗而没有出席会议，但他非常关心庐山会议；当时邓对批判彭德怀表示不同看法。这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只是发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成为中心口号，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重新刮起来，从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严重失调。12月28日，邓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党的根本队伍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几是好的，要相信这一点。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则是不要比赛，划不划，都要慎重。”
1960年，他对大跃进产生疑虑。经过到基层视察，他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3月24日，邓乘火车抵达天津，参加毛召集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天津会议”。3月25日，邓主持会议说：“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因为没有解决好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存在之严重问题，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后来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个人崇拜盛行，导致“左”的错误，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给中国造成损失。5月25日，邓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说：“领导人要清醒，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把应该接受的教训忘了。各省也有这个问题，不踏实，搞大计划”。6月10日，邓在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称：“一切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搞得好一点，事情就搞得好一点。我们这些人注意的不够，影响是不小的。”9月16日，以邓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之中共代表团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9月23日回到北京。9月30日，邓率中共代表团再次飞赴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
1961年3月19日，在中央工作小组会上，邓小平代表书记处对中央在“大跃进”中问题主动自我批评，表示“（书记处）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此后，邓小平积极参与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 在9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实用主义。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邓在会上称“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避免沾染官气”，“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邓说：“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邓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会上，毛等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工作中之缺点和错误承担责任，对党之民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会议仍然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没有根本改变“左”之指导思想。毛点名批评邓的经济措施，这使邓与毛关系开始破裂。8月11日，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毛）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直到共产主义，消灭三个差别，都管用。”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之根源，使党之指导思想日益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左”之错误。会议还抵消七千人大会力倡在党内加强民主集中制之努力，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之现象日益严重，破坏实事求是之作风。
1963年7月6日，中苏两党举行第一次会谈，苏方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担任会议主席，并作长篇发言。邓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为副团长，与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9次会谈，苏方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也参加辩论，双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论争。7月14日，苏方不顾中苏会谈前双方关于“在会谈期间不发布会谈消息”之约定，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答复中共中央6月14日信。邓回复：“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到下次会谈过程中，我们能够讨论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开的论战的决议。”

第二次下台

1964年初，北京大学发生的聂元梓和陆平的关于教育方式的冲突中，邓小平支持北大校长陆平的观点，并且在3月3日的一次集会上批评了左派的学生和教师。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邓为维持稳定局面，恢复秩序而奔波。刘少奇、邓立即到杭州向毛汇报，并请毛回来主持工作。刘、邓回到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制定出“大字报只限于校内”、“校内校外有别”、“集会限于校内”、“不准示威游行”、“不准大规模的集会”等“八条决定”。并得到毛同意，派遣“工作组”到各个学校，但工作组所到之处遭到文革派操纵学生们猛烈攻击。几乎每个学校都分为两派或几派，互相攻击，乱揪、乱批、乱斗之风盛行，抄家、打人时有发生。7月16日，毛横渡长江，7月18日回到北京。刘少奇立即要求会见毛，但被毛拒绝。7月19日，毛说派遣工作组是错误。扬言说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路线问题。7月21日，毛正式下达指示撤回工作组。7月24日上午，毛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派工作组，决定撤销工作组。毛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7月29日，毛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及中学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发布决定撤销工作组，批评刘、邓、周派遣工作组。8月1日至8月21日，邓出席在北京举行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讲话，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会选举毛、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全会小组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攻击刘少奇，谢富治则攻击邓，说他在全国解放后变了。刘、邓被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物受到批判，陈伯达趁机向毛揭发邓。邓由于被指责犯“路线错误”，实际上已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为贯彻全会精神，8月13日至23日，林彪受毛委托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邓受到批判，会后邓向康生移交他分管之中联部、中调部等部门工作。邓事实上已被停止和剥夺职权，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看文件、写检查和接受批判。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邓小平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保持在第六位（国家主席刘少奇跌至第八位）。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表达了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但是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而他的书记处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架空。10月23日，毛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作报告批判刘、邓。结果刘与邓作自我检讨。11月7日，邓首次被点名批评，在北京市内大字报上，标题为“第二号走资派”。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邓小平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12月13日，毛指使“文革派”把邓与刘作为“反动分子”点名批判。邓第二次被打倒。以后刘、邓就不公开露面。邓被软禁在中南海自住。
1967年元旦，文革小组动员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批判刘、邓。那时候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解除一切职务，下放到江西一个拖拉机厂劳动。3月15日，邓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认为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反对毛主席；生活作风腐化（主要是指责他喜欢打桥牌）。5月，汪东兴到邓家告诉邓，告诉邓，毛让他转告：一、要忍，不要着急；二、刘、邓可以分开；三、有事可以给他（毛）写信。到8月对邓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8月5日，刘和邓在各自住宅中被批判斗争。9月，刘与邓子女都被赶出中南海。毛把邓夫妇软禁在中南海之家中。两名年龄较小之孩子邓榕和邓质方（和邓继母夏伯根一起）被赶到北京拥挤之工人宿舍，不许和父母见面。邓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小平的继母和他在一起。
1968年5月16日，“邓小平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等主管。5月2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等谈话：“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6月3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其他中央负责人谈话：“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在10月13日会上，毛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随着邓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
1968年9月，邓小平长子、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批斗时，由四层楼上摔下来。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1969年，邓子女被允许回中南海家中探望邓夫妇，从邓楠口中知道邓朴方伤残；卓琳伤心难忍，哭了几天几夜，邓则依旧无言，只是不停抽烟。1970年，邓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把邓朴方调来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邓朴方获准与父母团聚。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8日，林彪向全军发出“第一号令”，进入紧急战争状态。由总参谋长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10月20日，邓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坐车到南昌约20分钟路程。邓之宿舍为原步兵学校校长办公室。1970年1月，从本月起改发生活费，邓小平原来月工资402元，卓琳165元，从本月起不发工资，改发生活费，邓小平每月120元，卓琳60元，继母夏伯根25元。夏天开始，根据本人申请，允许邓上午到拖拉机厂劳动。卓琳承担起洗涤工作，没有强制劳动。这段时间被邓小平视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其发动武装政变未遂，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邓说：“林彪不亡，天理不容！”林彪集团政变失败，邓写信给毛，叙述对林彪事件看法。11月8日，邓给毛写信，表示愿为党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1972年1月10日，毛在陈毅追悼会上，与陈毅夫人谈话时，曾表示过邓小平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王震曾向毛上书，要求让邓出来工作。6月，邓夫妇接到通知，他们工资开始照发。8月3日，邓写一封长信给毛：“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并要求恢复工作。8月14日，毛对邓来信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从这个批示开始，邓小平第二次受批判命运有转机。周恩来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立即解除监督劳动，邓可以做调查研究工作。年底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游历井冈山，凭吊遗迹，重访瑞金等地。1973年2月20日，在周恩来的力荐和支持下，邓离开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旧居。3月10日，根据毛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3月28日晚，周恩来遵照毛之指示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宣布要邓担任负责外交之副总理。作为周之助手，邓从1973年4月开始，陪同周在机场送往迎来，会见其他国家客人；邓还参加一些会见外宾之活动，但尚未担负起与他们会谈之工作。4月12日，邓以副总理身份出席为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举行之宴会。在8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调动各大军区司令员，正式提议邓出任总参谋长，邓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12月18日，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提议，讨论决定邓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2月22日，邓代表军事委员会宣布各大军区司令员大调动。
1974年4月，邓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4月10日邓在大会上发言，阐明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之主张，指出：国家之间之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邓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毛“三个世界划分论”。由于在邓发言中关于第三世界之基本思想全是来自毛，也由于美国人并不喜欢有人把自己跟苏联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篇发言并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邓1974年会见一个美国大学代表团时说：“我没有上过大学，但我一向认为，从我出生那天起，就在上着人生这所大学。它没有毕业的一天，直到去见上帝。”
1974年初，周恩来病情恶化。到5月、6月，周健康更为恶化。6月1日，周住进解放军三〇五医院治疗。当时周已住进医院，但名义上仍保留着职务，在他亲自指导下，邓成事实上之代总理。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0月20日，毛建议邓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2月23日，已经屡现尿血的周乘机前往长沙，与毛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事项，支持邓工作，并挫败四人帮“组阁计划”。毛同周、王洪文谈话时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此后，毛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

“三副一长”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重住院后，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邓小平为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此后，他立即着手整顿全国范围内之极左浪潮。1月8日起，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周带病主持会议。会上选出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月13日起，周主持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邓在幕后主持起草周之报告。会上通过周恩来提出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会决定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3月5日，副总理邓代替周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会中，邓指出“必须反对派系斗争的发起者”。5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决定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5月12日，邓率领中国代表团国事访问法国。5月27日，根据毛泽东之意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9月7日，周和邓等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9月13日，代总理邓小平在山西召开“农业学大寨”中央农业会议。会议中，与四人帮斗争已经白热化。邓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军队建设、科研工作等进行全面整顿，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0月，邓在领导“整顿”时制定三个纲领文件，分别是：一、《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邓又提出要以毛的“三项指示为纲”，即：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二、促进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由于毛的侄儿兼联络员毛远新多次向毛汇报，说邓“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又说邓的“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遂于11月决定要解决邓的所谓“右倾”问题。他在批评邓时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又指出“有些人总是要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由此展开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是这很快遭到极左派攻击，他们批评邓小平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企图“资产阶级复辟”，双方矛盾日趋激烈。

第三次下台

邓小平的行动遭到“四人帮”的反对，被称为“右倾翻案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去世。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准备举行追悼会。第一副总理邓小平致悼词，并主持会议。在追悼会闭幕后，毛保镖汪东兴率领“八三四一”部队拘留邓，软禁在中南海住宅里。邓与外界隔绝，只能与小外孙接触。而毛鉴于邓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国务院总理的邓和张春桥排除在外。2月2日，邓提出辞职两周后，党中央向中国高层干部宣布：经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对华表示：“你办事，我放心”。可以说，华的任命是毛力图调和“四人帮”与务实派干部、军人之间的矛盾的结果。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不过华国锋和毛一样，对批邓运动作限制：不要上街张贴批邓的大字报，不要在广播电台上批判。华国锋批评邓不坚持阶级斗争。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江青指名道姓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邓小平。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发大字报反对江青，拥护周、邓。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国人民传统“扫墓”的日子“清明节”，有200万以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周悼念活动达到顶点。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华国锋攻击邓小平一派“是一批坏人跳出来，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击党中央，很恶毒”。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精心策划的结果。……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政治局会议指控邓是幕后指挥者，并决定强行清除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花圈。4月5日，北京发生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天安门四五”事件，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小平接班。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动民兵、公安清理现场所有花圈，还逮捕了一些人；群众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最后遭到镇压。4月6日，由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7日，在没有邓小平参加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小平被指为这个事件“总后台”，再一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毛泽东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加以保护。邓小平被打倒后，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4月8日，《人民日报》批判天安门事件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然而四人帮的攻击并未因此停止。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并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同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写作组梁效的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其中称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
8月，开展“批邓”运动；邓的三个“整顿”文件被诬蔑为“三株大毒草”。9月3日，江青赶赴大寨，为批判邓小平作准备。9月9日，毛泽东逝世。毛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内战”；“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又指出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赶走蒋介石和日本人，并没有争议性；第二，发动“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倒台。10月7日下午，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华国锋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十年动乱虽已过去，中国却面对“三信危机”（“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
10月10日，邓写信通过汪东兴交给华国锋。邓在信中写道：“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但是华国锋回应：“……你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小平的平反，中央却发生了分歧。华国锋在10月26日宣布，当前要批判“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12月，华国锋在会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全国农业会议代表时说：“邓小平虽然同‘四人帮’反党集团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其本质仍是修正主义，他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都具有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罪行。打倒‘四人帮’后同样不能放过邓小平”。
1977年3月10日，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邓恢复工作，引起争论。有人并认为邓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2月，华国锋支持《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正式提出“两个凡是”之观点，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极力反对邓复出。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第二次写信，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号文件》转发邓两封信。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同意了邓的建议。7月16日至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之职。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后，入住位于米粮库胡同的宅邸，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1977年7月，邓第三次复出，恢复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职务。8月12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邓大力整顿军队，整治教育制度，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3月，邓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拨乱反正与上台

1978年底以前，邓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最高领导身份，邓则是党内四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另三人是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华国锋被认为与邓在政治路线上相左：华国锋虽解决四人帮和停止文革，但文革时期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包括自1958年以来数百万被划归右派的共产党员和文革时被打倒的大多数人，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没有停止过对这些本质性问题的追究。华国锋基本维持了文革后期的政治思路，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2月7日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此话即是后来被批判的“两个凡是”）作为其政治理念。“两个凡是”的演变结果则是华国锋遭到了党内以邓为首的抵制，并成为邓在接下来近两年中对华国锋所批评的最主要观点。
在1977年8月3日召开之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在1977年举行高考，中国的高等学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12月，邓极力推荐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1978年初，邓在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变了自文革以来知识分子饱受歧视的现象。此举由于在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因而在党内引发诸多不同声音，邓以及他的支持者在政治局的支持和华国锋的默许下平息了党内分歧，也令自己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
1978年2月26日，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阶级斗争和加强“四个现代化”建设。会议确认华国锋总理、邓副总理、叶剑英委员长之人事决定。但邓在实施自己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路线分歧。5月11日，《光明日报》转载由胡耀邦同意、“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到邓及其部下支持）；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是在攻击“两个凡是”，并且是在暗指应当对此负责之华国锋和汪东兴。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转载这篇文章，随即又被许多地方报纸转载。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在党内，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人宣布支持邓的理念，而华国锋、汪东兴等则成为少数。这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内决定在本年度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叶剑英、邓接管中国的政治大权。
同年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平反1958年以来被错划之“右派分子”。这个由胡耀邦带头的行动得到了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赞许，也令胡耀邦改革者身份得到广泛传播。这一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占原“右派”总人数97%以上的人得到了“改正”。平反活动中质疑共产党的声音被更多的赞许声所压制，因而改革取得的进展和成效都令人满意。
邓第三次复出之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平反1976年4月5日发生之天安门事件，表明邓在现阶段之斗争中已占上风。会上严厉批评华国锋，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原则解决政治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在京西宾馆召开。是次全会上，邓批判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邓批判“凡是派”（凡是毛泽东说过的就要执行）之思想路线，树立实事求是之指导方针；邓否定毛“打倒一切”之组织路线，为文化大革命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冤假错案平反（会议结束前由北京市委宣布）；在政治上否定毛晚年错误之同时，邓着手改革毛时代建立之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并未订出完整改革方案，十多年来，实行“摸着石头过河”。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发布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代替汪东兴一手掌管之“中央办公厅”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公务。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华国锋依照传统形式进行了自我批评，结束了他的最高领导生涯。会上批评华国锋之“两个凡是”，又批评他之“洋跃进”。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标志着华国锋过渡时期之终结与邓改革开放时代之开始。这次会议上，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陈云被推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后来称，“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邓设计之改革方案，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本属于“人民公社”之土地，分给千家万户农民承包，农民自主生产和经营，迅速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城乡生活供应问题。农村改革从1979年开展，它体现于农村经济形态之根本转变，即由一个“指令经济”转化为一个以“承包制”为基础之经济。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主张中国对外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现代化；邓支持建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1979年至1980年间，中共中央创立4个经济特区，即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以及福建省厦门市；即中央用来试行特殊经济政策之区域，包括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试办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发展对外贸易。作为“总设计师”，邓曾提出设想实现中国基本现代化：“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础上翻一番，首先解决十一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对外方面，1978年9月，邓访问朝鲜，出席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建国3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朝鲜方面安排邓小平前往参观金日成雕像，该雕像十分巨大且表面镀金。邓此时在国内正试图去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此感到极为震惊。据报道，邓“勃然大怒”，他私下对朝鲜人说这个雕像是他见过的最浪费的东西之一，并对金日成把中国给朝鲜的援助用在这样的事上深感恼火。10月，继续到日本。11月，先后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并且接受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建议，停止革命输出，不再支持东南亚地区的共产主义游击队。12月16日，中美两国正式发表建交声明。1979年1月，邓出访美国期间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并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等会谈，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深入进行交流。访问期间，他试探了这些国家元首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1979年2月4日，邓回国。2月17日，在云南、广西边境对越南反击，中越战争爆发。中国军队人多势众，决心坚定，确实攻下五个省会，但伤亡人数远高于越南。3月6日攻下谅山后，中国立即宣布取得胜利并开始撤军，并在撤退过程中尽量破坏越南之基础设施。
中越战争暴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诸多弊病，精简军队的工作随之进入了改革日程中。为了贯彻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路线，邓辞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提名他原来的部下、在中越战争中表现上佳的杨得志继任。1980年2月23日，邓主持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为刘少奇恢复名誉。胡耀邦和赵紫阳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开始进行法制化建设。恢复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就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5月17日，邓参加刘少奇追悼会并致悼词。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邓、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辞去副总理职位，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1981年3月，邓点名批判白桦写《苦恋》，并指出“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党中央主席。邓亲自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改革开放

邓早在1980年就指出中国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有分别；改革目的并非要取缔现行之社会主义政体，而是要使它更趋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即外界所称之“行政改革”。1981年6月，在邓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四千余人参加、九次大规模修改完善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确立毛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指出毛之领导以1957年为分界线：前期一贯正确；后期犯一连串“左”倾错误，包括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以及“错误发动”一场“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次全会上邓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又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和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克服个人崇拜，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及台湾问题的方案。
从1982年以来，邓致力于国内的改革。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干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干部。邓希望中央顾员委员会成员辞去（在党和政府中）正式职务；邓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十到十五年；他解释之所以成立中顾委，是因为委员拥有过渡期所需之特殊革命经验。邓主持中共十二大，推动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替，设立“老同志”退休顾问机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在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宣布撤销中顾委后，中共第一代元老全部退下官位。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邓只出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排名第三，在总书记胡耀邦和叶剑英之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0月，邓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并发出清污指示，于是展开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主要由胡乔木、邓力群和王震领导。邓因为担心继续批右会导致“左”倾回潮，严重影响快将上马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在1984年5月便结束清污运动。
对内经济方面，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农业方面，在邓和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方针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总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农民纯收入也大幅提高，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习仲勋和广东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方案草稿赴北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等人作讨论。广东之方案于7月15日得到批准，成为中央第50号文件，它同意给予广东和福建吸引外资之“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按邓建议，这些地区称为“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特区于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1980年5月，改称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
1984年1月24日，邓在冬季“假期”乘专列到达广州；他用两周时间视察广东和福建，包括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还视察中山和顺德两个珠海附近发展迅猛之县。邓并鼓励特区建设，提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对外方面，中国决定扩大对外开放地程度：扩大进口的数量及进口国范围；改善进口产品结构，重点为技术输入；提供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设厂，改善中国生产结构以及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技。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开展。
1984年，邓小平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提出“反对霸权主义”、“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同时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由军转民。实行这一转变的同时，组建了其陆军集团军，并通过两山战役（老山、者阴山）及其轮防，提高了各集团军的战斗力。虽然邓在1980年代对国防工业和军企之调整取得一定进步，但军企从内陆地区向沿海之转移、克服官僚作风和提升人员水平之过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不论军队商业化有多少好处，把军队与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腐败和贪婪之机，背离军队奉献于自身使命之精神。反对这一政策的张爱萍曾说，“（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
1986年9月3日，邓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之迫切性时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9月13日，邓在另一次谈话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之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之中共十三大上，邓辞去所有党政职务，退出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但保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之职务；陈云获准取代邓成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一线工作则交给赵紫阳。他继续主持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在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英香港主权移交谈判

香港殖民地此前分别有两项协议：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分别因为《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被割让给英国；中国大陆的另外一部分被称为新界的地方在1898年因为香港膨胀的人口而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首度访问中国，并首次向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由于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约将在少于20年届满，中国官方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对香港的土地契约等安排十分关键。邓小平提出中国必定会在适当时候收回香港。
1980年代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英国人保留治权
。邓小平则提出在收回主权和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
，并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样政策亦适用于澳门，此政策被称为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提出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但最先在解决香港回归的有关问题方面得以应用。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6月之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取得胜利后不久，于9月22日抵达北京。9月24日，她在北京与邓展开对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她坚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享有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主权，但邓明确表明主权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离开中国前，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广播公司之采访中说，“如果签约一方对（现存的）条约或协议说，‘我不同意，我打算违约’，那么你也很难相信他们会尊重新的条约。”。随后，撒切尔夫人访问香港，并重申三条条约的合法性，并指出所有国家都须要尊重国际条约，否则任何谈判皆无法进行。其后，英方提出“以主权换治权”，名义上承认中国拥有香港的主权，以换取英国管治香港的权利，但中方拒绝接受。1983年7月12日，中英两国正式展开香港前途的第二轮谈判，中方团长为中国副外长姚广
，英方团长则是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爵士，香港总督尤德爵士亦以英方成员身份参加谈判。双方仍未就重要的主权问题达成共识。英方未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构想，中方则坚持主权治权不可分开。
第12轮谈判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杰佛瑞·贺维飞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邓会谈两小时。贺维外相在从北京去香港时，第一次公开承认政治上敏感之香港人早就明白之事情：“想达成一个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治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5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楼会见香港和澳门政协代表，并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席上，邓小平说：“中央政府有关香港发言，我和赵紫阳的是正式的，还有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是正式的。而黄华、耿飚二人所谓不驻兵香港简直是胡说八道”。9月26日，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和中国副外长周南正式签署最后文件。历经22次的香港前途谈判结束。
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飞到北京，在次日简短仪式上，和赵紫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该《声明》中明确规定，中国将在1997年7月1日正式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该香港特别行政区得以实行，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维持50年不变。1997年7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从英国政府手中正式接管香港政权（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从英国军队手中接管香港防务，与此同时，英国政府正式把其所占领的整个香港地区正式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使之成为中国的一个由中央直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政策最终正式得以在香港得以实施。

改革中的问题

当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时，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动程度加剧、各类经济犯罪开始大量出现，邓小平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在保证经济安全的同时，大量冤假错案开始涌现，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构成破坏。
邓小平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开放十分谨慎。邓小平以铁腕手法维护政权统治。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小平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
1983年，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1985年5月，邓小平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6年12月4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后，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面对激烈学潮，邓遂于12月30日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李鹏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评他们未能平息学潮：“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邓继而作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指示：“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由于胡耀邦同情挑战意识形态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被撤销总书记职务。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评胡耀邦后接受他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之请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职务；政治局又将一批进行“自由化”活动之党内知识分子开除出党；到1月底，持续一个多月之学潮终于平息。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是时候递交辞呈，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1987年4、5月间，当邓觉察到党内“保守”势力企图利用反资运动来攻击整条改革开放路线时，他便公开表示“搞四个现代化……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邓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表示“左是主要危险”，坚持继续改革。邓再次当机立断结束反资运动，阻止“左”倾回潮；从5月开始，改革开放之言论又高唱入云。
1988年，邓之经济顾问警告说，物价改革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货膨胀压力下，很多商品已供不应求。1988年官方之零售价格指数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之零售价格指数则较去年上涨26%。而1988年底政府之经济整顿计划并未收到实效。严重通货膨胀引起中国社会对“官倒”等腐败行为之广泛愤怒，邓之子女被认为是最臭名昭著的“官倒”之一。

八九民运及六四天安门事件

1989年春天，中国出现社会动荡。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别向人大代表及总理李鹏提出政治理想和要求，学潮再起，并迅速蔓延到西安、长沙等大城市。4月16日，大约800名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之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并未干预从大学前来悼念者。4月19日晚、20日凌晨，数百名学生喊着口号、唱着国际歌，冲击中南海新华门，并打伤警卫战士，当时围观者近万人。这便是当年的“四二零”事件。4月22日，胡耀邦官方悼念会举行，赵紫阳、邓小平、杨尚昆等全体中国高层领导人出席。运动遂向社会蔓延，形势急转直下。
4月24日，即在赵紫阳出访朝鲜之次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学运定性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这个决定之精神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之社论。然而令邓失望，结果适得其反，学生领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愈发坚定，并且动员更多学生加入他们行列。据称将这次风波定性为动乱是邓的决定，也有人认为邓受到当时向他报告事件动态的高层领导人（指总理李鹏等中央领导和陈希同等北京市领导）的影响。5月13日，数千北京学生藉苏联改革派领袖戈尔巴乔夫快将访华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借此行动向中央施压，以争取成立压力团体；尽管赵紫阳劝说学生必须克制，以免破坏中苏高峰会议之进行，学生情绪却转趋激烈，并否定所有妥协之主张。由于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学生和官方的失败互动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5月16日，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公开表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5月17日，北京爆发百多万人上街声援绝食之大游行，不少人将矛头直指邓。在邓的首肯下，中共中央决定以武力镇压。6月3日下午乔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清场之最后方案；杨尚昆把方案交给邓，立刻得到批准；即使开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对付同胞，部队仍然用大约4个小时，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十约4英哩路程，即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邓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之“十六字方针”，带领中共渡过难关。
6月9日，邓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邓称：“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据悉，正当邓考虑由谁来接替赵紫阳时，李先念和陈云一再向邓推荐上海市领导人江泽民，说江是坚持“两个基本点”之好干部，力主调到中央；邓很快接纳二人建议。6月23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议决撤销赵紫阳所有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7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惩治腐败，从国务院所属公司做起，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
由于赵紫阳同情“六四民运”，结果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六四事件导致邓小平的另一个接班人赵紫阳（以及据说是原定接任赵紫阳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下台，赵此后一直被软禁，直至2005年去世。邓决定不在现有的北京高层中选择一名接班人，而是从上海召来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从此江泽民被确认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5月31日，邓对新的中央领导班子做了政治交代：“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第二，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不久邓小平又将年轻的胡锦涛提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常被认为是邓为江泽民安排的继任者。
1989年9月4日，邓请辞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9月16日，邓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谈到：“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11月8日，邓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宣布退休。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0年3月19日，邓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他仍是中共精神领袖。

去世与追悼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终年92岁。邓小平逝世，中国遂进入后邓小平时代。2月20日，依据联合国1947年旗典，按例，联合国总部降半旗、联合国大会默哀。3月2日，遵遗嘱，骨灰撒入大海。其角膜亦捐出，他的殡车为双尾门的丰田Coaster。此后，中国大陆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但他的影响力仍继续存在着。
1997年9月，中共召开“十五大”，该会肯定邓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将“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党章。

评价

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23日会见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时的两次谈话中，曾对自己评价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称：“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邓个性很强，不喜欢空谈，喜欢快刀斩乱麻，是一个作风强硬务实、急于抓出成效来之强人，故有“钢铁公司”之称；此外，他还是个意志坚定不移、老是按照自己一套想法去干；叶剑英曾评论邓：“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一个人打天下，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的。”
若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群众运动方式办事之一人专政之极权时代，那么邓小平时代可说是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社会走向开放但仍须坚持共产党领导之专制时代。

正面评价

对邓小平之正面评价，是他执政后倡导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中国长期对外封闭，走向世界，大幅度改善中国国民生活，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现代中国崛起贡献卓越。
1997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是比较起来，他比较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评价邓小平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又说：“为什么小平同志在讲到警惕右时，特别指出主要是防止‘左’呢？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泛滥的时间很长，影响很深。在建设和改革中要开辟新的道路，要改变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时，阻力常常主要是来自‘左’的方面。由于‘左’的东西往往带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给人们以迷惑作用，这就更需要提醒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干扰。”中共中央前领导人薄一波在邓小平去世后写下挽联评价他：“一人千古；千古一人”，并亲自阐释对联的深刻含义：“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
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评价邓时说：“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将他视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邓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自信，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评价邓时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此外，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等人也称赞邓小平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关系。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是邓小平结交的众多外国友人中的一位。他说：“邓小平对整个世界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发展；而中国又能够因此向整个世界作出何等的贡献。”对于“一国两制”成功解决香港问题，他说：“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
2011年，美国《商业内幕》网站评出的“20世纪最成功的独裁者”中邓小平排名第八位，并指出在他统治时期中国的教育和经济相继改革，而且他让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转型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负面评价

批评者称，在邓小平和彭真控制的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织下，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被构陷下狱，造成了许多冤案。
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和处理方式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议。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提到，一些干部认为，六四事件时，邓采取强硬措施是中国人民得以维护国家团结之唯一选择；香港媒体人林行止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污点和晚年的遗憾。

邓小平理论

邓的主要主张和理论被中国官方称为邓小平理论，基本上都以讲话和谈话的方式收录在三本《邓小平文选》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大陆地区大学（包括自考）、研究生考试的必修必考科目。
改革开放并非由邓启动，它是邓上台之前在华国锋之领导下起步。邓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著变革之设计师；事实上，变革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之设计。不如说，邓是全面领导转型过程之总经理，梳理和总结各种想法，展示给团队和群众所能接受之步调和方式；邓稳定领导最高层，使人们保持信心经历巨变；邓选拔和指导团队，齐心协力开创并落实各项改革。邓解决难题，努力找出有利于国内外相关各方之解决方案；邓加强统治，保持控制中国人努力适应迅速变化之新环境。
毛泽东加强中央集权制，将其深入扩展至全国；邓则将统治结构拉回来，没有制定地方必须遵守之严密规章制度，而是建立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独立性，只要工作能使经济快速增长即可。毛去世后，邓大胆取消“阶级出身好”选拔干部之标准，严格依照用入学考试来衡量之办法；根据邓在1977年采取之新路线，很多“阶级出身不好”之家庭之子女得以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并当上干部。不过，一个人一旦成为干部，升迁便不再需要通过进一步考试，而是根据工作表现；邓之接班人也沿用制度。邓确实鼓励推广普通话教学，使各地居民能够与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国家文化之成长并不是由计划所致，更多来自城市之新机会和城市生活对众多农村青年之吸引力。邓时代开始之开放性流动，与毛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更加深远之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向以城市为主之社会之过渡以及传播共同之国家文化，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之最根本之社会变化之一。
邓很清楚，如果干部过于严格执行法规，中国经济将难以起飞；他一向更加关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办事；他认为一定之腐败难以避免，正如他说：“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和蚊子飞进来。”邓需要敢闯敢干之干部，他愿意承担苍蝇飞进来之代价；邓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牟利之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为自己或家人敛财。
邓给接班人留下体制，没有对公私利益作出严格区分；由于司法不独立，民众往往不愿意冒险挑战向个人捞好处之当权者；对于因建新项目而被迫搬迁之居民，中国所提供之保护极差，开发商能够联合政府官员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对搬迁户或原土地使用者之补偿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地方政府和建筑商勾结未必不当，它可以使企业迅速开工，从而能够更快为当地居民就业。
邓认为，领土纠纷应当先放到一边，让更聪明之后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他所理解之大局是，不要对边界纠纷过于激动，重要是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邓相信，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和平发展，符合中国之利益。1974年，作为首位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之中国领导人，邓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压迫和剥削其他国家，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把中国视为“社会主义帝国”，与中国人民一道推翻它之政府；1991年8月，王震给党中央发电报，提出中国应当表示支持亚纳耶夫之政变，邓回答：“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主张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要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主张，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为坚持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有观点以为，这种新解释降低、乃至消解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更注重政策实际效用。
邓小平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主导和调控，其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投资重工业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资金来源则是储蓄。邓小平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少脱离政府介入，保持了自身活力。同时邓小平重视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科技带动产业改革。
邓小平还主导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主张对外开放。此举摈弃了毛泽东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机器。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通过吸收国外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经济发展速度。

父母

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家里有一点田。在广安县协兴场袍哥会当过“三爷”，后来升为“掌旗大爷”。是村里秘密社团哥老会之首领，大多数时间都在协兴镇和县城度过。曾任广安县团练局长、乡长等。1914年当上县警察局局长，在协兴镇开过一家小饭馆。最富有时，拥有近40亩地和几个帮他干农活及养蚕之长工。由于赌博输钱，卖掉一些田地，几陷破产，逃到外地。邓绍昌先后娶了四任妻子，共生育四男五女，成年四男三女。
第一任妻子张氏。无后而死。 
第二任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十岁时病死）。 据邓榕说，邓母亲十分疼爱邓；邓后来也回忆说，非常敬重母亲，父亲不在家时母亲总是悉心照料著家务。
第三任妻子萧氏，生一男：四子邓先清。生下一子后不久就死。
第四任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女儿，生三个女儿：三女邓先芙，四女邓先蓉（十多岁时病死），五女邓先群。

婚姻

邓小平一生结婚3次，首任妻子张锡媛（1907年10月28日－1930年1月）于1930年不幸难产早逝。1931年，与第二任妻子金维映（1904年8月16日－1941年）结婚，1933年离异，后嫁与李维汉（1896年6月2日－1984年8月11日），1941年死于莫斯科。邓小平与第三任妻子卓琳（1916年4月6日－2009年7月29日）1939年在延安邂逅成婚，育有五名子女。

爱好

邓原本喜欢打台球，1959年打台球被地毯绊倒后骨折，改打桥牌，打牌时虽然不爱赌钱，但是非常守规矩，输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样钻桌子。世界著名的桥牌冠军杨小燕说：“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邓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是又稳又精。”聂卫平曾透露，邓常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一起打桥牌，邓经常跟丁关根为搭档，聂卫平经常跟胡耀邦、万里为搭档。此外，邓爱抽烟，其烟为“熊猫”牌香烟，由上海卷烟厂特制，以味道淡著称。“熊猫”牌香烟因为邓的缘故，价格异常昂贵。晚年的时候邓把香烟戒掉了。
邓亦是一位资深的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访时表示邓最爱的是孩子和足球。早在青年时期，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花费吃饭的钱去购买球票。邓亦有要求工作人员录制重要的足球比赛，供他在业余时间欣赏。1979年，邓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并改组中国足协，提出“冲出亚洲”的目标。1977年7月30日，邓第三次复出后，突然在举行国际足球邀请赛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出现，现场八万名球迷在赛前起身为其鼓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