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

家世

余光中家世居泉州永春，祖父为余东有，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人，出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是当地的大地主，认为中国前途不如南洋，因安排其幼子余超英到南洋发展，1934年病逝。
父亲余超英为闽南华侨，曾在马来亚槟榔屿、麻六甲、吉隆坡等地举办“汉文学校”，以闽南语教学，返华后，任永春县教育局长。在闽变时为左派名人，故得“中华共和国”十九路军司令蒋光鼐任命为安溪县县长，当余超英赴任安溪县长时，十九路军正遭国民党中央军的猛攻，所以当时的报纸对其虽有报导，但却十分简略，由于随即被国民党攻破，所以可以推测余超英担任安溪县长的时间只有十多天，1948年余超英任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会设计科科长，但1949年之后，余超英没有跟随国民党到台湾，反而由厦门逃到香港，1950年才在国民党的号召之下东渡台湾。余超英对家乡永春有着深厚的感情，曾创办台北永春同乡会，并连任四届理事长，1992年去世，葬在新店碧潭永春公墓。余光中称其父亲虽然长寿，却苦于风湿、失明、行动不便，到97岁才与世长辞。
母亲孙秀君为江苏常州武进人，师范学校毕业，到永春县任教，结识了当时的教育局长余超英，随即与这位直属上司相恋，并成为其续弦夫人，据余光中回忆，其父只会闽南语，普通话不太流利，“普通话还说不清，更不懂从江苏派来的师范毕业生，也就是母亲，那一口江南腔的常州话”，但言语不通的两人，还是顺利结婚，余光中称自己“恋母仇父”：“抗战初期，母亲带我出入于沦陷区，备历惊险，母子同命，片刻不离。所以母子之间的亲切，远胜于父子之间，亦即佛洛伊德所谓的‘恋母仇父情结’。”孙秀君五十三岁即过世，此后，余超英不再娶妻，由余光中的夫人范我存操持家务。
余光中的夫人范我存，是余光中的表妹，江苏常州人。余光中以“江南人”自命，很少提到闽南，他说：“常州是我的‘母乡’，也是我的‘妻乡’；母乡加妻乡，那份乡情也不下于‘父乡’了。”余光中说，“常州就是我的故乡。”
余超英曾与先前的妻子育有一个九岁男孩，即余光中的异母兄余光亚。余光亚十八岁时病逝。

生平

1928年，戊辰龙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出生于中华民国南京，自称“茱萸的孩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流亡汪精卫政权地区。次年随母亲逃往上海，居住半年，后经由船只经过香港抵达安南，又经过昆明、贵阳，抵达重庆与父亲相聚。
1940年，余光中进入南京青年会中学，曾一度徙至重庆，1947年毕业于南京青年会中学（已迁回南京），考取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余光中表示金陵大学是透过关系入学的，他自承：“金陵大学里我们有一个亲戚在职员部工作，父母曾向其拜托。”因而录取。但他说，北京大学是他凭实力考取的，虽数学欠佳，只考了十几分，但国文与英文都遥领他人。因北方动荡，选择金陵大学外文系。1949年，转入厦门大学外文系，7月随父母迁居香港。
1950年5月，移居台湾，父亲劝他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台大），余光中却称台大师资差而拒绝，后还是顺从父亲，报考也顺利录取。资格审查时，因余光中取得的厦门大学肄业证书，日期是“1949年”，而非民国纪元。当时台大法学院长萨孟武不允许这种中共使用西元纪元的“伪证件”入学，还叫余光中收起，“不要招摇”。但是文学院长沈刚伯却说“这是非常时期，不妨通融”。终于得使余光中插班外文系三年级。毕业后，考选为预官，进入联勤陆海空军编译人员训练班，任国防部少尉编译官。两年后，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出版。
1954年，与覃子豪、锺鼎文、夏菁、邓禹平创立蓝星诗社。
1956年，与表妹范我存结婚。范我存为常州人，生于江宁。
1958年，母亲亡故，10月赴美国进修，取得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回国任教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参加现代诗论战。
1961年，长诗《天狼星》刊于《现代文学》引发与莫洛夫的论战，发表《再见，虚无！》作品风格渐渐回归中国古典之传统。与林以亮等人合译《美国诗选》在香港出版，与国语派作家展开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
1963年9月，第一本散文集《左手的缪思》出版。次年，第一本评论集《掌上雨》，第五本诗集《莲的联想》出版。举办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现代诗朗诵会于耕莘文教院，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至美国讲学一年。
1965年，任西密歇根大学英文系副教授。次年回台，任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淡江大学兼课，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1968年7月，出版散文集《望乡的牧神》。
1969年11月，出版诗集《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等，主编《现代文学》月刊，应美国教育部之聘，第三次赴美，任科罗拉多州教育厅外国课程顾问和寺钟学院客座教授。
1971年，英译《满田的铁丝网》和德译《莲的联想》分别在台湾和西德出版，回国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1972年，获澳洲政府文化奖金，访问澳洲，11月应世界中文报业协会邀请，至香港演说，任政治大学西洋语文系主任。
1974年，出版诗集《白玉苦瓜》、散文集《听听那冷雨》，主持复兴文艺营。
1974年至198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度过十一年，出任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期间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他形容香港中大“是写诗的理想地方”，在中大写了《沙田山居》、《吐露港上》等。其时，余氏居于教职员宿舍第六苑（即今国际生堂二座）2楼B室。
1977年，于联合报副刊提出《狼来了》一文。
1985年，移居高雄市河堤社区，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1986年，为高雄市木棉花文艺季写诗《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出版诗集《紫荆赋》，其后陆续出版《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凭一张地图》，主编《中华现代文学大系》。
1990年1月，出版散文集《隔水呼渡》。6月出版诗集《梦与地理》。
1992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龚氏访问学人，翌年出任联合书院的杰出访问学人。他为首届（1999-2000年度）及第二届（2002至2003年度）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决审评判。
1994年2月，出版评论集《从徐霞客到梵高》。
2006年，余光中公开批评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杜正胜的“删减文言文”政策。
2012年，对《经济学人》以“bumbler（做事毫无头绪，因能力不足，而时常犯错）”形容总统马英九，余光中称此为“大巧若拙”，与马英九会面时解释“拙表示踏实负责任，不轻举妄动，中国人讲的拙是一个很好的字”。数日后，马英九在脸书发文谢谢余光中老师，“用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带给华人文学永恒的典范。
2015年4月9日，受香港城市大学之邀请，在“城大杰出讲座”以“从古典文学到现代诗”为题演说。
2015年获总统马英九颁赠二等景星勋章。
2017年8月，余光中反对蔡英文政府删减高中国文课程中的文言文。他表示，“要推广闽南语，更要念文言文”，从小父亲就教他以闽南语念文言文。余光中说，相较国语或京片子，有8音的闽南语、9音的客家话，不管文字、声调，更贴近文言文，用闽南语（泉州话、漳州话）、潮州话朗诵，反而更贴近文言文的原味，想推广闽南语，更应鼓励孩子念古诗词及文言文，彰显闽南语的典雅与优美。
2017年11月27日余光中病危，送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急诊，因急性脑中风、心肺恶化转神经内科加护病房，家属签署“不施行心肺复苏术同意书”，12月14日，上午10时04分，因肺炎于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逝世，享寿九十岁。

殁后

2017年12月29日，在高雄市立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告别式。 
2018年3月，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质询，作家李敖、莫洛夫相继谢世，文化部部长郑丽君都即刻表示会呈请蔡英文总统颁发褒扬令，何以余光中未获褒扬？民进党立委黄国书闻言，表示“尊重文化部”，还反讽余光中：“李敖至少没有帮助国家打压乡土文学。”郑丽君强调，历来未启动褒扬令，都不会特别说明，希望外界不要过度解读。

现代诗论战

在现代诗论战中，因唐文标批评台湾的现代诗风格，其中也包括余光中的作品。197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余光中发表了《诗人何罪》，批评唐文标以人民为标准，其思想左倾。《现代文学》之后不再刊登唐文标的文章。
唐文标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戏剧史初稿》序言中，引述沈登恩说法，认为当年余光中曾威胁《现代文学》之白先勇及姚一苇二教授，不准《现代文学》再发表任何唐文标的文章。

乡土文学论战

1977年，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期，在联合副刊发表《狼来了》一文，指有人在台湾公然提倡毛泽东提倡的“工农兵文艺”，虽然未指名道姓，但当时正值戒严时期，此文被认为是给作家陈映真、王拓等人“扣帽子”。
《狼来了》一文提及“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来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还会在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外遭逆境之际，竟然有人内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巧合了”、“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1989年，陈芳明发表文章，记录余光中曾寄一封长信给他，将陈映真文章中的段落摘取出来，对照英文原文，考证陈映真引述新马克思主义作品之处。陈映真在2000年于《联合文学》杂志，再次提到此事。陈映真认为，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时曾将此信汇整寄给王昇，密告陈映真思想倾共。王昇收到此信后，曾向郑学稼查证相关内容，郑学稼在私人场合向陈映真透露过相关历史。余光中自辩，自己从未告密、诬赖，只是与友人书信中提及陈之事，他并称那篇中英对照考据陈映真引述马克思的文章是“一位双方都认识的友人写的”，而余光中并未提出友人究竟是何人，因为要“保护那位朋友”。
2004年9月11日，余光中在羊城晚报上曾辩解《狼来了》一文只出于爱国心，绝不想扣陈映真帽子，余光中自认《狼来了》一文也未“点名批评”台湾文坛相关人士，否认曾寄密告信给王昇，也否认受到中国国民党指使。文中表示“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余光中称，他受到与他交好的齐邦媛、张晓风、陈芳明、南京的评论名家陈辽等批评，自认：“我当年被心中的恶魔所魅是显而易见的。”

徐复观

徐复观与余光中曾争论〈登鹳雀楼〉一诗中的地形问题。徐复观称，余光中因此将他告上警总，王昇下令，强制将徐复观的书从书局下架。

胡兰成

1975年，蒋中正过世，由其爱子蒋经国继任国民党党魁，胡兰成上书蒋经国，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同年，胡兰成出版《山河岁月》，余光中在《书评与书目》杂志发表《山河岁月话渔樵》评论此书，攻击胡兰成曾在汪精卫政权服务的历史。随后赵滋蕃、胡秋原与徐复观等人跟进批评。警备总部查禁了《山河岁月》，胡兰成丧失在文化大学的教职，隔年回日本。余光中最初曾推崇过胡兰成的文章，而后却因为胡兰成推动改革的立场，而加诸迫害。

自我评价

余光中在2004年应邀到北京参加百花文艺出版社《余光中集》出版新闻发布会时，对于所属的地缘，曾自评：“要论写作的地区，在台湾时期创作最多，……所以我当然是台湾诗人。不过诗之于文化传统，正如旗之于风。我的诗之旗虽然在台湾飘起，但使它飘扬不断的，是五千年吹拂的长风。风若不劲，旗怎能飘，我当然也是最广义、最高义的中国诗人。 ”

与音乐界关系

1970年代以降，中华民国政府经历被逐出联合国、与美断交，国际地位日渐低落。余光中新感受反映在1974年出版的诗集《白玉苦瓜》。同年，民歌歌手杨弦将余光中《乡愁四韵》谱曲，于胡德夫个人演唱会发表。这种对故土思念的情怀，融合西方的新式音乐元素，大获好评。翌年，杨弦续谱《江湖上》、《民歌手》等诗，在“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发表，余光中登台朗诵诗作。对余光中来说，是现代诗突破羁咎的新方法；在杨弦看来，则是中国传统民谣另一条出路。两个不同的领域，同样在摸索有别旧往的发展方式，文学界与音乐界，在杨弦和余光中的合作下，开启此后的民歌运动。
杨弦与余光中的“以诗入歌”，是民歌运动初期惯用的模式。学院派的音乐创作者，认为余杨等人提出的“中国现代民歌”，定义与作法不够精致严谨，既不“中国”也非“民歌”；而非学院派，如陶晓清，则认为过于高格调的范围限定，无法将有别传统的民歌概念通俗化，更会扼杀新式创作的发展。双方多次交锋，对各自论述所谓民歌的“正当性”，每每展开论战。与同是19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一样，余光中皆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作品

余光中创作文类包括诗歌、散文、论述等。
以诗歌创作为主，复以散文及评论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