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

生平

萨伊德于1935年11月1日出生在耶路撒冷（当时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境内）一个阿拉伯基督徒（英国圣公会）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巴勒斯坦人，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约翰·杰·潘兴将军手下服役。她的母亲出生在拿撒勒，也是一位巴勒斯坦基督徒。他的妹妹罗丝玛丽·萨伊德·萨兰是一位历史学家和作家。
他童年大多数时间在埃及开罗度过，在英国占领期间在巴勒斯坦和埃及开罗接受英式教育。

萨伊德称自己是“包裹在穆斯林文化里的基督教徒”。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充满迷惑，有一次他说道：
“拥有一个绝对不会被弄错的阿拉伯人的姓，却跟着一个非常不合适宜的英国式的名字（在我出生的1935年，当时我妈妈非常崇拜英国王子）， 在我人生的最早阶段，我就是这样一个反常的，令人不安的学生：一个在埃及上学的巴勒斯坦人，一个有着英语的名字和美国护照，却没有什么确定的身份的人”。
根据萨伊德的传记式回忆录《乡关何处》，萨伊德在12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这两个世界就是开罗和耶路撒冷。1947年，他在耶路撒冷加入了英格兰教会的圣乔治学院。然而，他的大家族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成了难民。当时，他们居住的地区塔尔比亚（Talbiya）被犹太民兵团体占领，并与耶路撒冷城的西部一起并入了以色列的国土。1953年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63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也曾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
萨义德认为1967年的中东战争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之前学术和政治是互相分开的，之后则合二为一。
2003年9月，萨义德因白血病在纽约逝世。

批评

萨义德的书同时引来了外界的批评与赞美。 
艾莫斯特·盖纳认为，萨义德认为西方主导了东方2000多年（从埃斯库罗斯写作《波斯人》算起）的论点站不住脚，因为直到17世纪末，土耳其帝国仍然对欧洲构成严重威胁。其他学者也认为，即使在帝国时代的巅峰时期，欧洲列强在东方的影响力也不是绝对的，他们仍然不得不依赖当地人的合作和地方性知识，而这些又常常与帝国的目标相抵牾。
同时，还有人争论说，萨义德用来证明其论点的包括巴勒斯坦和埃及在内的中东地区也不是很好的例子，因为这个地区只有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很短时间内受到欧洲的控制。这些批评者认为，萨义德对本来更能说明他的论点的例子给予了太少的关注，比如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和俄国对亚洲的统治，原因是萨义德想要在他的学术研究中申明自己对中东问题的政治观点。  
对萨义德所反对的“东方主义”最严厉的批评来自于东方研究的学院派，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有东方背景的。阿尔伯特·胡兰尼、罗伯特·格雷厄姆·欧文、尼基·凯迪、 伯纳德·刘易斯和嘉南·马基亚，都表达了对萨义德的《东方学》的批评，用凯帝回顾往事时的说法，这是对他们的学术研究的理解和地位的“一些不幸的影响”。博纳德·列维斯的作品被萨义德在《东方学》和他后来的作品中批评。从《纽约书评》到后来的《东方学》列维斯和萨义德的频繁交手，互持异议。列维斯的文章“东方主义的问题”刚刚登出，下一期（《纽约书评》）上就会出现（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种交换（的观点）”。其他学者，比如马克西姆·娄丁逊（ Maxime Rodinson）、雅克·博克（Jacques Berque）、马尔科姆·凯尔（Malcolm Kerr）、阿加斯·阿迈德（Aijaz Ahmad）和威廉姆·蒙特格尔梅瑞·瓦特（William Montgomery Watt）也把《东方学》认为是对西方学者的研究很有问题的读解。
一些萨义德的叙述批评者声称，萨义德没有对像诗人歌德（他从来没有去过东方）以及小说家福楼拜（他只是在埃及做过短暂停留）的作品和严肃的学者比如爱恩斯特·雷纳恩和爱德华·威廉姆·雷恩（Edward William Lane）的作品作出区分，后者不仅通晓阿拉伯文，而且写出了很有价值的作品。萨义德认为，这些人的共同的欧洲出身和态度比上面的区分更加根本。包括Irwin在内的很多学者指出，萨义德完全忽略了这样的事实，也就是20世纪的东方研究是被像德国和匈牙利这样的，并不占据某个东方帝国的国家的学者所主导的，这对萨义德来说无疑是个难题。这些批评者批评萨义德创造了一个不容异己的“西方主义”来对抗西方学者创造的“东方主义”。他们认为萨义德混淆了浪漫主义与启蒙的不同范例，也就是他忽略了在西方学者中间普遍存在的对东方的态度的争议；他也没有认可很多东方学家，比如威廉姆·琼斯（威廉·琼斯）等都对如何建立东西方之间的血缘联系而不是制造双方之间的差异更感兴趣，并且他们在研究过程中的不断，提供了反殖民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基础。从更普遍的角度讲，批评者认为萨义德和他的追随者们没有区别对待，媒体与流行文化中的东方主义（比如电影《印第安那琼斯与咒语庙》中描述的那样），与西方学者对东方语言、文学、历史和文化的学术研究，后者对流行文化与媒体中的东方主义也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
在评价萨义德的书的时候，马柯·豪人（Mark Proudman）批评萨义德有关英帝国历史的写作是有错误的，比如萨义德声称英帝国在1880年代把自己的势力从埃及扩展到印度，而事实是当时的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帝国都对这个过程进行了干预。马柯·豪人还批评萨义德使用了迪斯雷利的小说《檀克雷》（Tancred）中的一句话：“东方是一种事业”来作为《东方学》里面的铭文，因为萨义德完全没有考虑小说当时的历史背景，从而对迪斯雷利的想法产生了误读。
最后还有，萨义德的批评者们也认为，通过把（作者的）的民族与文化背景当成判断研究东方的权威与否的标准，萨义德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他自己是一个巴勒斯坦人，也是一个“次等人”这个事实的身上。然而讽刺的是，萨义德本人从小生长在开罗的盎格鲁的家庭和精英学校环境里，成年之后他的人生的大部分也是在美国度过，加上他在美国学术权威的显赫地位，这一切都与他自己的声称有资格写作东方主义的标准有矛盾，因为他说，“所有的再现……都首先是深植于再现者的语言，其次是文化、社会制度、和政治气氛之中的。……（并且也）跟‘真实’之外的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而‘真实’本身也是再现的一部分（《东方学》272页）”——这其实等于是说，他本人也没有资格写作东方学。于是萨义德的批评者们说萨义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因为过多的相对主义而陷入了自己编织的“唯我论之网”中，而除了谈论“再现”之外无所建树，并且反对“任何的”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在临入暮年的时候，萨义德也逐渐接受了对殖民主义理论的批判性看法，而这种理论正是由他的著作《东方学》所创立的。

萨义德的支持者们和他的影响

萨义德的研究在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持续产生影响，这体现在他对研究印度的学者，比如甘·普拉喀什（Gyan Prakash）、尼古拉斯·迪尔克斯(Nicholas Dirks)和罗纳尔德·印德恩（Ronald Inden）的影响上，以及对文学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和嘎亚特里·斯匹瓦克（Gayatri Spivak）的影响上。
著名的左翼记者亚历山大·考克布恩（Alexander Cockburn ）和学者莫罕默德·拉比（Mohamed Rabie）也都曾经是萨义德的好朋友。
萨义德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们都承认，萨义德的著作《东方学》对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深远的具有改革意义的影响力；但是批评者们认为他的研究限制了未来的研究，而他的支持者则认为恰好相反，他的研究具有解放性。

萨义德与音乐

萨义德饱览群书，也有深厚的音乐素养，平日勤于参加音乐会，自己也会弹奏钢琴。于1991年出版的Musical Elaborations是其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一系列讲座的辑录，涉及的主题包括阿多诺的音乐批评，普鲁斯特强大的音乐想象，格连·古尔德、理查·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等多位音乐人物，最推崇钢琴家格连·古尔德及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则有一个章节分析威尔第的歌剧《阿伊达》。1993年6月，萨义德在伦敦巧遇犹太音乐家丹尼尔·巴伦波伊姆，双方一开口，便从音乐聊到政治、艺术与人生，此后的近十年，这两位有着相似复杂甚或对抗的国族背景的艺术文人就共同关心的音乐、文化、社会问题切磋往复，突破以巴禁忌，携手阐扬和平，并于1999年取意歌德的《西东集》，在德国魏玛共同创立了“西东合集管弦乐团”，致力于让年轻的以色列与阿拉伯音乐家超越种族藩篱共同工作成长。萨义德晚期的三本选集《权力、政治和文化》（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放逐论及其它散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和《爱德华·萨义德读本》（The Edward Said Reader）与他和巴伦波伊姆的交流互文。而后者，于2002年结集为对话录《平行与矛盾-在音乐与社会中的探索》（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