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俄国革命

背景

1917年初，俄国的革命时机便已成熟；它为社会带来了转变的契机、却也带来了极大的未知。穷困乡下居民往来于农、工业环境间的情形日渐频繁，甚至选择迁居，使得都市劳动力持续壮大。中产阶级的白领职员、商人与专业人士（包括后期的医生、律师、导师、记者、工程师等等）地位逐渐提升。即使是贵族，也必须在此不断变化的经济制度中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当代另有新阶级兴起（例如无产阶级与资本家），这些阶级又依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俄国的社会群体或社会边界变得越来越难清楚界定。不只族群以各种方式分裂，他们的定界也因迁移的农人、劳动知识分子、仕绅专家等而逐渐模糊。扩展的商业文化已使得人们的生活改观，重建了物质生活的面貌（建筑、店铺、广告、流行、时钟与机械），并培育了新的物质欲望。
1917年，政治意识的蓬勃发展、革命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及政府体制的软弱与无能（其在参与一次大战后更为衰弱），本应使沙皇尼古拉二世体认到致力于改革的必要性。事实上在1917年1月，乔治·布坎南爵士，英国驻俄国的使节，曾忠告沙皇“打破您与人民间的隔阂、重新取得他们的信任”。但尼古拉否绝了布坎南的建言。
许多俄国人民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独裁及其政府的腐败与过时聚怨已深。他们认为沙皇不理解俄国人民的需求与意愿，而他们绝大多数是俄国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受害者。在社会方面，沙俄的农工业在其余欧洲之后处境稳健，农人与劳工仍握有少量开创良好发展的机会。以经济的角度而言，俄国的广泛通膨与粮食短缺促进了革命的形成。在军事上，军粮、后勤与军备的不足，使俄国在一次大战期间蒙受惨重的损失；这更确信了俄国人民对尼古拉二世无能统治的观点。最终，这些因素，伴随着革命思想与运动的茁壮（特别是1905年血腥星期日大屠杀后之时），引发了俄国革命。

经济与社会变迁

在许多农民的观念中，财产所有的基本原理，便是土地应归属于那些耕耘它的人。然而，与此同时，农民生活与文化正在不断的改变。改变是由乡下农民转行工业、迁居都市的人数的自然成长所促成的，但城市文化借由物质生活的改善、生存压力与口耳相传而引进农村，也在其中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农工们也有感到不平的正当理由：拥挤的住宅、附加恶劣的卫生条件，工时超长（战争前夕，每周平均工作六天、每日工作十小时，1916年更是每天工作11–12小时），因安全与卫生条件贫乏而恒有的伤亡风险，苛刻的纪律（不只是规则与惩罚，还有领班的拳头），以及过低的工资（在1914年后因战时生活支出急剧提高而更加严重）。反之，都市的工业生活满是利益，尽管，就社会与政治稳定性观点而言，都市生活可能会与乡下的艰苦一样危险。然而，农工们拥有强烈的期许著能过更好生活的欲望。新谋生能力的获得，给了农工们自尊与信心，并创造了更多的希望与渴望。在城市，农工们体验到了他们在乡下从未见过的物质生活。最重要的是，在城市，他们能接触到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新颖概念。
引发俄国革命的社会因素，主要源自沙皇政权对下层社会数世纪的压迫，及尼古拉在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1861年，乡下农民从农奴制的枷锁中解脱后，他们仍对向国家缴纳赎金感到愤愤不平，并坚决要求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建立共有投标制度。问题在谢尔盖·维特189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失利后又进一步的恶化。农民骚乱、甚至是叛乱的发生越来越频繁，目的是取得自己耕作的土地的所有权。俄国主要是由贫困的农民组成，其占有1.5%的人口、25%的土地。
俄国的迅速工业化也导致都市人口过密、环境拥挤及工人的工作环境、条件恶劣（如前述）。1890年至1910年间，首都圣彼得堡的人口从1,033,600急速上升至1,905,600，而莫斯科的人口成长速度也不惶多让。这创造了一种新的“无产阶级”，肇因城市生活环境的拥挤，其比先前的农民阶级更倾向采取抗争与罢工。1904年的一次普查，结果显示在圣彼得堡平均十六人共住一间公寓，每房六人。其住所没有自来水，而成堆的人造垃圾也对工作者造成健康上的威胁。恶劣的条件只导致一次大战前，情势恶化、罢工及动乱事件急速成长。
一次大战只加重了紊乱程度。征兵在全俄民间掀起了一阵不情愿。工厂生产战争物资与工人的庞大需求，引起更多的劳工暴动与罢工。征兵夺去了城市里熟练的工人，以拙劣的农民取代，接着饥荒因粗劣的铁路系统而袭来时，工人们不顾工厂，成群奔离城市、希望觅得温饱。最终，缺乏装备及环境保护的军人，也转而敌视沙皇。这主要是因为，当战争持续扩大时，许多忠于沙皇的官员被杀害，并由来自主要城市的应征入伍者继任，其对沙皇仅抱有微小的忠诚。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起初平息了当时盛行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抗议，将焦点转移至对抗共同的外敌。但爱国团结情操并没有持续太久，当战争情势被迫胶着时，厌战情绪便逐渐侵蚀人心。然而，更重要的，还是更深层的脆弱：尽管许多俄罗斯平民在战争初期的几周内便加入了反德示威游行，但最普遍的反应仍是导向怀疑论与宿命论。对皇帝敌意以及保卫家园与生命的渴望，不全然转化为对沙皇或政府的狂热。
俄罗斯在第一次大战中的首场大型战役是场灾难：1914年8月中至9月初的坦能堡会战中，超过三万名俄罗斯士兵伤亡，九万名被俘；而德军方面则仅有二万人伤亡。然而，与德军结盟的奥匈帝国军队年底在加利西亚地区遭到重创击退。1915年秋季，尼古拉接管了军队的直接统领权，亲自监督俄罗斯的战区，并委托他野心勃勃但无法胜任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皇后负责管理政府。帝国政府腐败与无能的征兆开始浮现，而被视为腐败的颠僧格里高利·拉斯普丁在皇室间渐增的影响力，也广泛引起人民的愤慨。在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林奇（其着重于人民的角色）的眼中，拉斯普丁是沙皇政权的“致命疾病”。
1915年，事情在德国转移焦点。强攻东部战线后，有了关键性的恶化。优秀的德军——其受较好的指挥、训练、供给——惊人成功地对抗装备不良的俄罗斯军队，将俄军逐出加利西亚，俄属波兰也在哥利治-塔诺夫进攻会战退败。1916年10月底，俄罗斯失去了160万至180万名士兵，加上200万人被俘、100万人失踪，加起来总共损失了近500万名战力。
庞大的战力损失在即将发生的叛乱中扮演了确切的角色，1916年并传出与敌军友好的传闻。士兵受到饥饿，而且缺少鞋子、军用品，甚至武器也出现短缺。蔓生的不满减低了士气，并在一连串的战败中不断的被侵蚀著。
伤亡率是这场灾难最清楚的记号。早在1914年底，战争只持续了五个月，就已有约39万俄罗斯人丧生，100万人受伤。远比预期来的快。几乎没有受训过的新兵必需被召集为现役，整个战争中不断重复发生这种状况；同时庞大的战力损失持续向上累积。军官阶级也目睹了不寻常的人员更换率，尤其是在较低的阶层间，迅速填满了刚入伍的士兵。这些士兵通常出身农民或工人背景，在1917年的军队政治化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
大量军人战死沙场，不仅造失兵员不足，军队也很快的陷入了步枪与弹药的短缺（还有军服及粮食）。到了1915年中期，甚至连少了手臂的士兵也都被送到前线。有着明显充足理由，士兵并没有感觉得到人类般的对待，而是为了完成强大目标的俎上肉。
1915年春季，俄军持续撤退，但并非是总是顺利的；擅离职守、劫掠与无秩序的逃亡已司空见惯。然而到了1916年，各方面情势出现了改善。俄罗斯军队停止撤退，甚至在那年发动了几次小幅成功的进攻，虽然损失了不少的士兵。而且，资源短缺的问题在提高国内生产后，也已广泛获得解决。尽管如此，在1916年底士气仍远比1915年大撤退时低落。战争的时运或许已逆转，但战争的存在，仍使军力与条条生命持续枯竭、流失。这个国家的个人和家庭，仍承受着无法逃避的专制与苛重。士气的危机（为阿伦·怀德曼，一位俄罗斯战争与革命时期的主要军事历史学家的主张）“深深扎根于对屠杀永不停息及达成任何胜利的事，彻底绝望的情绪。”
受战争所蹂躏的不只是士兵。1915年底，开始浮现了各式各样的征兆，显示经济在战时需求的沉重负担下已逼近崩溃。核心问题是食物短缺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以惊人的速度击垮了实际收入，短缺使得人民即使负担得起，也难以购买到必需品。短缺问题在首都彼得格勒（原圣彼得堡市）尤其严重，供应的距离与粗劣的运输网络让情况格外恶劣。商店早早打烊，或完全没有面包、砂糖、肉或其他食品的库存，等待的人潮队伍持续延长。买得起或实际买到食物的困难度也日益提高。
一如预期，1915年中期罢工仍持续增加，犯罪率亦同；然而，人们多半只是忍耐——为了温饱而继续在城市里奋斗——彼得格勒工人阶级的妇女们据传每周花四十小时在维持生计——乞讨、沦落卖淫或犯罪、拆除木篱笆供火炉燃烧以取暖、埋怨富人，并想知道这一切何时、如何才会落幕。
对社会治安负责任的政府官员忧心人民的耐心还能维持多久。彼得格勒的秘密警察奥克瑞那分部，于1916年10月发出通知，直接警告“国内的下层社会对沉重日常生计负荷的愤怒，短期内可能导致暴动。”
尼古拉因这些危机而受谴责，而他的小小支持也开始瓦解。当怨声四起，国家杜马于1916年11月向尼古拉提出了警告。它声明：除非立宪政府上台，否则无可避免的，一场灾难将紧咬住国家命脉。然而，尼古拉典型的选择置之不理，俄罗斯的沙皇制度遂于数个月后的1917年二月革命中崩塌。一年后，沙皇与他整个家族被处死。最终，尼古拉的无能治国与战争，摧毁了沙皇制度，并以他付出统治权与生命的代价作为终结。

三月革命

二月革命在没有明确领导人及正式计划的情况下突然爆发，原因或许是俄罗斯人已经对现行的体制感到厌倦。首都彼得格勒成了关注的焦点，而1917年2月23日（3月8日），排队领取食物的人们突然发起一场示威抗议。很快的上千名纺织女工走出工厂、加入他们——部分为庆祝国际妇女节，但主要为了抗议面包的严重短缺。早先已有一大批人马发动罢工，妇女们停在所有营运中的工厂，召集工人们停下工作、加入示威游行。群众走过街头，呼喊著“面包！”、“给我们面包！”。接下来的二天，罢工得到上百名社会主义激进者的鼓舞，蔓延至全首都的工厂和商店。到了2月25日，几乎所有彼得格勒的工业厂房，连同商业及服务业者，皆已停工。学生、白领阶级与教师加入街头，及当时仍在运作的杜马的公共会议，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到此解决一个潜在的大难题。他们激烈的斥责现政府，并要求负责任的内阁。杜马，其主要由中产阶级所组成，为了防止革命发生，决议迫使沙皇退位。
2月25日的星期六傍晚，警方已无法控制情势时，尼古拉二世，其拒绝听从关于事情严重性的警告，向彼得格勒军区首长，塞盖·哈巴洛夫将军，发出致命的电报：“我命令你于明天中止首都的混乱，其在与德、奥相战的艰难时刻令人无法接受的。”大部分的士兵在26日遵从命令，但叛变，其通常由较低阶的军官所领导，在一夜之间迅速蔓延。27日早晨，街头的工人，其中许多当时已武装，有了士兵的加入，而士兵是受政府所派遣、为平息暴动而前往。然而，士兵当中许多皆选择谋反，他们加入群众、向警方开火，很多时候刺刀上还绑着小红丝带。人力较少的警方接着也加入军方与平民的动乱行列。因此，首都近乎完全瓦解的军力，有效逼使政府的防线崩解。
27日晚间，内阁向沙皇提交辞呈，并提议采临时的军事独裁统治，但俄罗斯的军方领袖拒绝这个方案。尼古拉此时正与士兵在前线作战，而亲眼目睹俄军在坦能堡的败仗。他变得非常泄气，并意识到示威游行规模之大的事实；甚至，他为他的生涯感到恐惧。他儿子恶化的健康情形（患有血友病）也让他陷入困境。尼古拉最终接受失败，并于3月13日退位，默默的，作为他为他的国家所做的最后一次服务（按照他在他的宣言中声明），盼望着骚乱终结且为俄罗斯带来团结与和谐。尾随而来，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尼古拉的弟弟，其随后应继承尼古拉的王冠，拒绝担任沙皇，除非为民选政府的裁决。随后，杜马代表中的少数派宣布自己为临时政府，由温和改革派李沃夫担任主席，然而领导重心逐渐移予社会革命党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

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由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并以列宁阐述的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一种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意识为基础。它标志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蔓延的起源。
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率领他的左翼革命军向临时政府发动叛乱（当时俄国仍采用儒略历，因此当代文献记载日期为10月25日）。11月12-15日立宪会议选举举行，1月6日布党的军队武力解散俄国立宪会议。十月革命在二月时完成了阶段性任务，以苏维埃，劳工与农民组织所推选的地方政府，取代俄国短命的临时议会政府。自由党与君主主义者的军力，零散的组织成了白军，倏即被派上战场对抗布尔什维克的红军。
苏维埃成员最初是自由推选的，但许多社会主义革命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左翼分子透过苏维埃以抵制布尔什维克。在布尔什维克明显于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工业地区以外取得了小幅支持后，他们便禁止非布尔什维克分子加入苏维埃。其他社会主义者心生厌恶，于是转而招幕一个“第三派俄国革命”。最显著的例证是1919年至1921年间的坦波夫叛乱，与1921年3月的克隆斯塔。这些叛乱，其遭遇了大量的困难、缺乏有效的合作，最终在内战期间，随着白军一同瓦解。

内战

1918年、在革命后不久旋即爆发了俄国内战，不顾其政治取向、为上百万的人民带来了死亡与苦难。战争主要是由激进共产主义革命者所组成的红军（“红方”），对抗“白方”—君主主义者、保守者、改革支持者与温和社会主义者，其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激烈抗争。白方有英、法、美、日等国的支持。
此外，内战期间，内斯托尔·马赫诺率领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军队——黑军与布尔什维克三度同盟，每次合作皆终止于其一势力。然而，在马克诺的军队拒绝并入红军后，米哈伊尔·伏龙芝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军力便将之击溃。另外，所谓的“绿军”（抵抗敌军、守护自身财产的农民）亦在战争中扮演了辅助角色，其战场主要于乌克兰。

与其他国家的关联

列夫·托洛茨基曾言，如没有世界革命的成功，俄国社会主义的理想不会实现。事实上，俄国革命所引发的革命潮延续到了1923年。然而，德国革命、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等的相继失利，似乎没有马克思主义运动能成功掌握政权。
这成了各马克思主义组织及党派，因其对共产主义历史相对立的观点而争执不休的议题。斯大林后来否定了这类想法，声明强调共产主义能实行于国家。
斯大林地位的混乱状态，源自他在1924年列宁死后，成功利用列宁的论点——社会主义需要其他国家的工人才能成功——以顺利击败党内的竞争对手：指控他们背叛列宁，并因而背叛了十月革命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