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來訥

早年生涯

蓝来讷1900年7月9日生于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前身）东部的埃尔斯伦（埃尔祖鲁姆前身），父亲哈里·兰姆爵士（Sir Harry Lamb，1857年－1948年）是英国外交官，他在蓝来讷出生的时候正担任英国驻埃尔斯伦领事一职，后来曾先后于希腊塞萨洛尼基和士麦那（土耳其伊兹密尔前身）担任总领事。蓝来讷的母亲名叫萨比娜·迈萨（Sabina Maissa），是意大利外交官费利切·迈萨（Felice Maissa）的女儿，因此他也具有意大利血统。
蓝来讷虽然在奥斯曼帝国出生，但他自小被送回英国的温彻斯特公学接受教育，1918年至1920年和1920年至1921年分别升读牛津大学皇后学院和伦敦大学，练得一口流利法文和意大利文。大学毕业后，他选择跟随父亲投考外交部，并于1921年11月通过遴选考试获得取录。

在华工作

1921年12月，蓝来讷以见习传译员身份获派往中国接受中文训练，并于1922年3月起于北平（北京前身）的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924年2月，他出任驻北平副领事一职，其后在1925年5月转任驻成都副领事，任内曾于1927年2月至4月一度被调往汉口。1928年7月，他调任驻哈尔滨副领事，任内于1929年署任总领事，以及于1929年至1930年署任一等副领事。1931年4月，他被调回北平署任一等副领事，其后于1934年3月获得实任。蓝来讷在华工作多年，亲历军阀割据、国民政府成立和国共冲突，对中国事务具相当认识。
1935年1月，蓝来讷获擢升为二等驻华领事，旋被派往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职，直到1937年5月被调往北平，未几中日战争就在同年7月全面爆发。其后，他在1938年11月进一步升任为一等驻华领事，1940年2月以监督领事官兼助理汉务秘书身份调返上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进占上海租界，蓝来讷与妻子一同遭日军拘禁于上海，直到1942年8月才获准遣送回国。在英国休养一段日子后，蓝来讷在1943年2月复出，派驻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担任领事，任内于1944年获英廷颁授OBE勋衔。
在美国工作两年多后，蓝来讷在1945年6月以六等外交事务官身份擢升为总领事，并以汉务参赞身份返回中国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馆任职。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日本濒临战败边缘，因此他主要负责谋划战后的善后事宜和重整英国在华的外交工作。大战结束后，中国很快随着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而战火重燃，中国大陆局势持续动荡，国民党形势也江河日下。其间，蓝来讷于1946年5月跟随大使馆迁往南京办工，并于1947年2月以五等外交事务官身份升任为驻华公使，任内分别于1947年和1948年两度接替返英休假的驻华大使施谛文爵士以代办身份代理馆务。1948年，他的职级获调升为四等外交事务官，且再度获英廷颁授CMG勋衔，以肯定他在华任职多年的工作表现。
在任公使期间，中国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曾于1947年就香港海域的走私问题向蓝来讷提出交涉，后促成施谛文与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博士在1948年1月就中港关务协定换文。同年10月，蓝来讷再与中国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务部刘师舜博士互致照会，修订中港两地在急水门海域的海关检查安排。事实上，蓝来讷曾就香港的出入境管制问题作出内部评估，他认为昔日无需携带旅行证件出入境的时代，在战后已成为历史，中港边境在战前虽然基本上没有设防，但在战后都不应独善其身。他指出，尽管香港政府没可能禁绝大陆人偷渡来港，但港府都有必要实施出入境管制，因为此举可顺应国府的要求打击走私，另一方面能够阻截大批国民党余部来港，成为与中共谈判的筹码，同时也可防范中共建政后出现的任何突发情况。他的看法促使港府后来在1949年开始对中港边境实施恒常的出入境管制。

战后经历

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大陆主权易帜，一时间英国政府对于新政权未有正式取态，而驻华大使施谛文在同年11月返英汇报中国局势前，蓝来讷也早已在1949年9月调返英国外交本部，并于翌年1月被暂时派往帝国国防学院任职，负责主讲外交政策课题。虽然如此，其实中共建政后，英政府已打算跟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以保英国在华利益；因此同样在1950年1月，时任工党籍英国外相贝文指派前英国驻北平总领事高来含（W. G. C. Graham）向中共提交照会，表示英方承认中共政权为“中国之合法政府”，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前任英国驻华公使（商务）胡阶森获指派出任首任英国驻华临时代办（中方称为外交代表），负责与中方商讨建交细节安排。然而，中英两国的建交谈判并不顺利，胡阶森在任临时代办仅一年多便告退休，由蓝来讷于1951年3月抵华接任临时代办一职，继续与中方展开谈判工作；但当时正值韩战，在冷战氛围浓厚的情况下，中英关系停滞不前，以致他在驻华临时代办任内未能有作为。
另一方面，自从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形势的转变，再加上韩战禁运造成的影响，在华英资跟其他在华外资在经营上都陷入很大困难，难以继续在华营商。不少外资虽然选择结束在华业务，但中方却限制在华外资高层离境，也禁止外资遣散员工，造成外资无法轻易结束在华业务离场的局面。为保英国在华利益，蓝来讷任内比胡阶森采取更为强硬的方针向中方交涉，他曾在1952年4月致函中央人民政府，要求中方正视英资在华所面对的困境，但未能获得回复。同年5月，他再致函中方，指出不少英资有感经营困难而希望撤出中国，但他同时强调，英国希望能够继续与中国维持贸易往来，并提议可设立一个常设的中英贸易代表团，加入海外买家和生产商作为成员，好让他们与中方有一个统一的对口单位，不过他的建议始终没有得到中方的正面回复。随着后来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愈演愈烈，不少英资的在华业务和资产最终都落得被中共充公的下场。
1952年7月和10月，英国枢密院和香港最高法院在两航事件中分别裁定停泊于香港的40架中央航空运输公司飞机和31架中国航空飞机都由具亲美和亲国民党背景的民航空运公司接管，事件使到中英关系进一步恶化。为了作出报复和配合“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中方在同年8月接管英资上海英联船厂和马勒机器造船厂的所有产业，同年11月又进一步充公上海煤气公司、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电气建设公司和隆茂洋行四家英资企业在上海全数约值3,100万英镑的资产，隆茂洋行在天津和汉口的财产也遭到充公。面对这种困境，由中共建政到1951年5月为止，英方已先后被迫关闭六家在华领事馆，而蓝来讷任内也在1952年12月分别关闭位于广州和天津的领事馆。中英交恶的局面持续到蓝来讷卸任以后，随着韩战在1953年7月结束后才得以慢慢改善，到1954年，保守党籍外相艾登爵士借着日内瓦会议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展开磋商，才促成两国于同年6月同意正式建立代办级关系，而两国要到1972年，才正式建立大使级关系。
在任驻华临时代办两年多后，蓝来讷于1953年10月被派驻瑞士伯尔尼升任英国驻瑞士大使，职级属于特命全权大使。此前，他于1953年初获英廷颁授KCMG勋衔，成为爵士。驻瑞士大使是蓝来讷外交生涯中的最后一个岗位，任内他曾经以英方代表团代理团长身份参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并曾主持柬埔寨、北越、法国、老挝、中华人民共和国、南越、苏联、英国和美国九国关于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而召开的限制性会议。同年，他还负责招待访问瑞士的退役英国空军元帅泰德勋爵。蓝来讷历年来都特别重视在外英国国民的福趾，每当有英国国民在他驻节的地方遇上困难，他不论出身，都要亲自过目相关案卷作出跟进。即使在驻瑞士大使任内，他都坚持要亲身协助被执法当局拘留的英国国民保释外出。蓝来讷驻节瑞士前后五年，于1958年5月正式从外交部退休。

晚年生涯

蓝来讷早于1950年起成为皇家中亚学会（1975年改称皇家亚洲事务学会）会员，退休后他于1960年至1967年担任学会的理事会理事，其后于1971年至1977年改任图书馆委员会委员。晚年的蓝来讷退居于英国赫特福德郡赫特福贝利（Hertingfordbury）一座名叫罗克斯福德谷仓（Roxford Barn）的历史建筑，他于1992年7月27日在当地逝世，终年92岁，身后有关他的文献交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保存。
蓝来讷任职外交部37年，其中有大约30年在华任职，他对中国国情也具独到、但在当时不太主流的见解。他认为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其实分别不大，原因在于中国资本家往往挑战普罗大众希望由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望，但不论毛泽东抑或蒋介石都无法有效驾驭这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矛盾，这也成为两人施政上的最大败笔。晚年的蓝来讷见证著中国在19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但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质疑中共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跟当年太平天国对基督教的态度如出一辙；他相信把资本主义加入中国特色，或许出于好意，但最终恐怕造成灾难性后果。随着当时中英两国协议好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中国，他生前更认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恐怕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另一场灾难。

个人生活

蓝来讷在1927年娶珍·福西特·麦克唐纳（Jean Fawcett MacDonald）为妻，两人育有一子，名哈利·阿利斯泰尔·兰姆（Harry Alastair Lamb，1930年－），是中印边界争议专家。熟悉蓝来讷的朋友都爱称呼他为“里奥”（"L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