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乃錫

早年生涯

贾乃锡为加拿大人，先祖是法国雨格诺派人士，1888年10月20日生于英国德文郡普利茅斯。他的祖父亨利·詹姆斯·格拉塞特（Henry James Grasett，1808年6月18日－1882年3月20日）是加拿大英国圣公会首任多伦多主任牧师，父亲亚瑟·沃顿·格拉塞特（Arthur Wauton Grasett，1853年12月11日－1934年3月16日）是土生土长的多伦多人，母亲名叫凯瑟琳·弗朗西丝·休伊特（Katherine Frances Hewitt，1865年2月10日－1941年5月29日）。贾乃锡有一名胞弟和一名胞姊，分别是在加拿大陆军担任中校的悉尼·休恩·布里奇曼·格拉塞特（Sydney Hugh Bridgeman Grasett，1892年2月1日－1972年4月7日），以及阿格尼丝·凯瑟琳·格拉塞特（Agnes Katharine Grasett，1887年3月12日－1919年7月7日）。贾乃锡一家居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他少时于1901年至1904年间受教于当地的上加拿大书院，其后于1906年至1909年在安大略省金斯敦的皇家军事学院接受军事教育，期间曾于1908年至1909年担任学院营队的军士长，并因杰出表现获学院颁授荣誉宝剑。

本土及海外经历

从军事学院毕业后，贾乃锡旋于1909年6月离乡加入英国陆军，首先于皇家工兵担任陆军少尉，其后于1911年2月受任为陆军中尉。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有“老不齿”（"the Old Contemptibles"）之称的英国远征部队，扮演英军先头部队的角色前往法国，负责在大战爆发初期阻挠德意志帝国向西线的进攻，此后他在大战整段时间都在法国和贝利时参与战事。英方自1914年8月宣战后的短短两个多月内，他便凭借杰出的表现于1914年10月获得上级传令褒奖，到1916年1月进一步获英廷颁授军功十字勋章（M.C.），1916年1月至1919年7月期间再分别获得四度传令褒奖。
大战期间，贾乃锡于1915年6月晋升为陆军上尉，后于1916年1月至10月出任陆军指挥部三级一般参事官，以及在同年10月至1917年1月在法国战区出任旅级少校。1917年1月，贾乃锡升任二级一般参事官，任内军衔于1918年1月获擢升为名誉少校。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后，他继续于法国留任二级一般参事官一职，直到1919年4月为止。除了获得五度传令褒奖和军功十字勋章外，贾乃锡还于1919年获英廷颁授杰出服务勋章（D.S.O.），另外又获得一枚1914年星章连横条、一枚英国战争奖章和一枚胜利奖章，战时表现备受当局肯定。
1919年4月从法国调返英国后，贾乃锡在陆军本部续任二级一般参事官，其后于1920年获补送到萨里郡的坎伯利参谋学院深造，到1921年4月调往英属印度，继续以名誉少校身份参与英军在西北边境省的军事行动，任内分别获得一枚1919年至1921年瓦济里斯坦奖章连勋扣，以及一枚1912年至1924年瓦济里斯坦勋扣。1923年5月，贾乃锡调回英国，以二级一般参事官身份返回坎伯利参谋学院执教，期间军衔于1925年2月获进一步调升为陆军少校，同时署任中校。
1926年12月，贾乃锡离开参谋学院，军衔由1927年1月起调升为名誉中校，其后于1928年1月调回陆军本部担任二级一般参事官。1931年，他获军方补送到帝国国防学院深造，当时的院长是空军上将罗伯特·布卢姆克-波帕姆爵士，也即是后来在1940年至1941年在任的英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完成深造后，他在1932年7月升任陆军上校（追溯至1930年1月），并获第二度调往印度升任一级一般参事官，到1934年12月卸任，旋于1935年1月以一级一般参事官身份返回坎伯利参谋学院任职资深教官，其后由1937年4月起以临时准将身份任职于北方司令部旅参谋部。

增兵香港争议

1938年5月，英政府宣布任命贾乃锡接替巴度苗少将为新任驻华英军司令（即驻港英军司令），并于同年11月4日受任、12月抵达香港履新，他上任时只有50岁，是香港开埠以来就任年龄最轻的驻军司令。上任前，他的军衔于1938年9月获进一步擢升为陆军少将（追溯至1938年1月）。贾乃锡任内除了主管香港的防务工作，还参与统筹英军在中国大陆地区，包括上海和天津等地的部署，以及同时兼任香港行政立法两局当然官守议员的职务。当时远东战云密布，日本继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以后，于1937年7月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日军随后于1938年10月攻陷广州，兵临香港的深圳河边境，使香港的处境更形严峻。
面对日军的威胁，港府虽然开展了一系列的备战工作，但社会舆论却普遍认为日本不会轻易对英国宣战。此外，驻港英军仅由四个营组成，兵力有限，而且重点据守香港岛，因此九龙和新界地区就仅靠于1938年新修成的醉酒湾防线作为主要的防守阵线。醉酒湾防线把九龙和新界两地作东西分隔，防线西起新界葵涌，横跨接壤九龙和新界一带的山岭，一直伸延至东边的西贡牛尾海，全长约18公里。可是，贾乃锡就任驻港司令前不久，英军内部刚于1938年7月就香港的战略部署展开重新评估，结论香港一旦受袭，驻港守军无须守护醉酒湾防线至最后一刻，以便尽快把兵力集中于香港岛作持久抗战，意味英军内部早已作好放弃九龙和新界的打算。由于有关的战略部署属于高度机密，所以除了英政府和军方内部高层得悉实情以外，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一概不被告知，甚至于时任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也未必知道有关决定。贾乃锡就任时虽然得悉有关的部署计划，但也被要求对计划加以保密。
事实上，帝国国防学院早于1934年研究香港的战略部署，并得出香港无险可守、根本无法抵受侵略的结论。不过，贾乃锡自上任驻港英军司令以后，却认为香港有增兵布防的必要。1939年4月，受日方操纵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在英租界大光明影院遇刺身亡，事后天津英租界当局拘捕四名涉事的反日学生，但一度拒绝把学生交给日方处置，事件导致英日两国争持不下，几近开战边缘。天津事件发生期间，贾乃锡最早于1939年5月已提出把驻守于上海和天津的两营英军调往香港，使香港驻军由四营增至六营，这样便能够有效守住醉酒湾防线，抵受日军一旦对香港发动的侵略。1939年7月，他更亲自前往上海、威海卫、天津、北平和山海关巡视驻守当地的英军和视察局势，在天津的时候，他一度寻求访问日军代表以展示友好姿态，但日方却组织纪念卢沟桥事变两周年的大规模反英示威，结果未能成事。及至1939年8月，英日两国最终就交出涉事学生一事达成共识，危机化解，其后贾乃锡甚至向英政府建议与日本订立一条保证两国都无意向对方开战的条约，这样英国便可专注欧洲局势，但建议被外交部批评为“狂想”而被加以否决。
未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后，英方再度检视香港的军事部署，并要求贾乃锡为驻军储备充足物资，确保香港一旦受袭时可防守最少180天。然而，贾乃锡指出香港天气炎热、气候潮湿，再加上市区人口稠密，根本难以死守180天之久。虽然如此，他一直认为日军战斗力低下，因此他提出驻港英军人数只要稍作增加，便可展开有效的持久战，并在孤立无援的情形下守护香港最多130天。当时英政府内部经考虑后，却认为二次大战方兴未艾，难以从欧洲战场抽调兵力，再加上香港地处边陲，难于防守，结果否决增兵香港的建议，但答应增加对香港的弹药供给。至于英国在天津和上海的驻军，也在1940年3月和1940年9月相继撤到马来亚。
及至1941年1月，增兵香港的建议再被提起，当时的英军远东司令部总司令空军上将罗伯特·布卢姆克-波帕姆爵士（正好是贾乃锡于帝国国防学院深造期间的院长）访问香港后，重提贾乃锡的建议，指出如果香港驻军维持由四个营组成，驻军只可在日军进犯后留守九龙和新界地区不多于48小时；相反，如果驻港守军由四营增至六营，便可调派三营官兵布防九龙和新界，并在开战后守住两地最多12天，那么香港岛便可死守最多130天。其时，增兵香港的建议交到战时首相丘吉尔后，却被他大力反对，丘吉尔指出日本如要进攻香港，事前必作良久部署，四营或六营驻港英军对日军来说根本没有分别，所以日本一旦入侵香港，香港陷落是迟早问题，增兵香港只会带来无谓损失。丘吉尔的结论是驻港英军固然要奋力抵抗日军入侵，但日军对香港的侵略只可留待战后的和平会议清算，最终贾乃锡的增兵建议再被否决。

入息税争议

除了增兵香港的问题，贾乃锡在二战爆发后还于1939年协助港督罗富国爵士和港府游说立法局通过开征入息税的建议，以补助英政府设立的帝国战争基金作为支援英国参与二次大战的手段，同时用作强化香港防务方面的军费。当时贾乃锡曾谓“香港与帝国任何一处都与此战关系甚深，如事情失控香港将首当其冲”，呼吁局内非官守议员慎重考虑；可是建议却遭到商界的极大阻力，当中身兼该局非官守议员的和记洋行大班T·E·比亚士就批评开征新税会妨害香港贸易发展，另一非官守议员、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萧士更指责港府开征新税的态度“轻漫”，至于来自东亚银行的华人议员李子方也代表其他华人代表对建议予以反对。
尽管商界普遍认为向英政府上贡一笔款项支援战事较开征入息税更为可取，但港府仍于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设立战时收益委员会（War Revenue Committee），试图进一步游说商界接受开征入息税的建议。经过双方讨价还价，立法局最终在1940年4月三读通过开征入息税，但税项只作为维持战时收益的临时手段，港府还承诺大战结束后废除税项。讽刺的是，虽然港府在大战过后的确废除了入息税，但却旋于1947年重新开征。
贾乃锡担任驻港英军司令前后两年零八个月，于1941年7月18日卸任、同月20日离港，由莫德庇少将接任。在任驻港司令后期，贾乃锡也因为港督罗富国多次因病休假而代为出席多项公开活动，例子包括在1940年4月主持香港圣若昂救伤队周年检阅仪式，以及在1941年6月主持英王寿辰巡游阅兵仪式和检阅仪仗等。为肯定他在港任职期间的表现，英廷在1940年向他颁授CB勋衔，而他离港后在8月举行的立法局会议上，港督罗富国、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百德新和首席华人非官守议员罗文锦也分别发言对期任内推动的防务工作致谢。

加拿大援军

贾乃锡离任驻港英军司令之时，香港局势仍未有松懈迹象，而且日军对香港的滋扰更是有增无减，例如在1941年初，香港水域即发生数宗日军袭击普通货船的事件，事后贾乃锡成功争取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调派六艘海关巡逻船加强守备香港水域。同年7月离任前，香港更发生皇家海军舰只怀疑被日军潜水艇炮击的事件。面对日军的庞大威胁以及香港地理上的弱点，贾乃锡始终认为香港有必要透过增兵加强防御，所以当他卸任后于1941年9月取道家乡加拿大返回英国途中，特地与加拿大军方高层商讨增兵香港的可能，接洽的军方高层包括时任加拿大参谋总长哈利·克里勒准将（也即是贾乃锡在金斯敦皇家军事学院的旧同学），并得到对方的正面回应（但克里勒后来否认曾与贾乃锡讨论派遣加拿大援军前往香港一事）。贾乃锡返回英国后，随即把加拿大军方派兵增援香港的建议递交英政府作内部讨论，这次增兵香港的建议除了得到布卢姆克-波帕姆再度支持外，也得到了外相安托尼·艾登的附议。考虑到由加拿大增兵香港将有助提升英联邦军心士气和强化英联邦在英军军事部署上的支援角色，丘吉尔最终对建议予以首肯。
在贾乃锡促成下，英政府自治领部随即于1941年9月正式邀请加拿大政府增派两营援军来港，及后加拿大皇家来福枪团第1营和温尼柏榴弹兵第1营一共1,975人遂于1941年11月16日抵达香港；再加上本身驻守香港的皇家苏格兰人团第2营、密德塞克斯团第1营、第7拉吉普团第5营和第14旁遮普团第2营合共四个营、以及一营香港防卫军、一连香港华人团、四团炮兵、三连工兵和若干后勤部队，驻港守军大约共有一万多人。然而，这批加拿大援军未曾有实战经验，在加拿大只曾用木枪受训，对香港的地理环境也不熟悉，加上他们需要时间适应香港的气候环境，而且伴随他们的军用车辆被临时改送往菲律宾，种种因素都削弱了加拿大援军的战斗能力。
虽然加拿大援军的到临实现了贾乃锡和布卢姆克-波帕当初提出以三营军队驻守九龙和新界、三营军队驻守香港岛的军事部署，但事实上，在加拿大援军抵步后仅仅22天，日军便于1941年12月8日突袭香港，香港保卫战一触即发。战事发生五天后，九龙及新界全境已于12月13日落入日军手上，远短于当初贾乃锡和布卢姆克-波帕估计的12天；而经过前后17天的战斗，香港岛最终也于12月25日沦陷，与原先最多可死守130天的估计有很大落差。在战事期间，加拿大援军奋起抗敌，阵亡或受伤人数占全军1,975人的其中至少1,050人，伤亡率超过50%，因此香港保卫战也是加拿大军队在二战期间伤亡率最高的战事之一。

二次大战经历

卸任驻港英军司令后，贾乃锡于1941年10月调返英国出任第48（南密德兰）步兵师师长，负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防英国本土；未几他于1941年11月以署理陆军中将身份升任第8军司令，继续留守于英国本土。一直到1943年初，他调回伦敦陆军本部担任盟军代表团总联络官，主要负责联系波兰、捷克、荷兰、贝利时、法国和挪威等国在英国的驻军，以及各流亡政府的代表。尽管有关职务属于军事任命，但也带有浓厚的政治性质，而贾乃锡未有被派往前线指挥军队，某程度上是因为军方认为他已年届55岁，未必再适合调派到前线。
1944年初，贾乃锡改派到盟军远征部队最高司令部（简称“SHAEF”）出任欧洲盟国联系部总长，复于同年4月以助理参谋长身份出任SHAEF旗下G-5科总长，主管民事事务。成立于1943年12月的SHAEF由美国派出的盟军最高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负责筹划以“大君行动”为代号的反攻欧洲大陆计划。鉴于SHAEF预视到盟军一旦成功反攻欧洲大陆后，将要处理战后重建和设立临时军法管治等善后事宜，故此由贾乃锡主管的G-5科即负起协助筹备欧洲各国在光复后重整秩序，以及安排各国在短时间内由临时军管手上接过权力，恢复建立文官政府等的工作。
事实上，贾乃锡上任以前，G-5科的工作不太顺利，首先是美方认为贾乃锡的前任罗杰·拉姆利爵士是文官出身，缺乏军事经验，并不符合职务上的需要；其次是SHAEF内部一度就G-5科的运作模式产生分歧。当中，拉姆利认为SHAEF和G-5科应该集权中央，直接控制将来在欧洲大陆各地设立的临时军政府；可是SHAEF内部也有反对声音认为，各地设立的临时军政府只须对最高司令负责，无须从属于SHAEF和G-5科本身，从而获得更大的灵活性。持反对意见的一方也指出，盟军于1943年7月攻入意大利后，在当地设立的盟军占领地区军政府（简称“AMGOT”）正好是同样以下放权力的形式运作，也正因为这种拥有较高自主度的军政府运作模式最先于意大利实行，所以在当时也有“地中海模式”之称。
经过两方争论后，美军出身的SHAEF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少将最后于1944年初认定“地中海模式”未必适合西欧各国，遂同意透过集权中央、由SHAEF直接控制西欧和北欧各国军政府民政事务的做法较为可取。有见及此，贾乃锡于1944年4月出任G-5科总长后，即着手在短时间内朝着集权中央的方向重组G-5科，并于4月28日正式公布重组方案。在重整方案中，G-5科设总部于伯克郡什里弗纳姆（今属威尔特郡境内），下设六科，分别是律政科、财政科、物料科、公共卫生科、离散难民科和经济科，另外又设行动科，下设六司，即法国司、荷兰司、贝利时司、卢森堡司、丹麦司和挪威司，负责执行当地的民政事务。不过，由于盟军方面已计划对战后德国的管治另作打算，所以六司之中并不包括德国。
1944年6月6月，盟军在SHAEF指挥下展开诺曼底登陆战，正式揭开“大君行动”的反攻序幕，此后纳粹德国节节败退，西欧和北欧多国先后光复，最终纳粹德国于1945年5月8日战败投降，标志着欧战结束。由诺曼底登陆到纳粹德国投降差不多一年期间，G-5科对恢复西欧和北欧各国的民事管治和确保各国权力顺利交接起重要的作用；当中，贾乃锡还参与推动盟军于1944年7月把管治法国的权力移交至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法国临时政府。1945年7月，G-5科随SHAEF解散，为了肯定贾乃锡在SHAEF任职期间的表现，他战后旋于1945年8月获英廷颁授KBE勋衔，册封成为爵士。此外，他于1945年6月获苏联颁授红旗勋章、1946年8月获贝利时颁授王冠大十字勋章，其他获勋勋衔还包括由法国分别颁授的法国荣誉军团司令勋章和英勇十字勋章，以及由美国颁授的总司令级军功勋章等。

战后生涯

二次大战结束后，本身具雨格诺派血统的贾乃锡奉调海峡群岛，于1945年9月抵达拥有浓厚法国色彩的泽西岛履任副总督兼三军总司令一职，同时也兼任该岛议会当然议员。上任前不久，他于1946年6月获英廷颁授了KStJ勋衔。泽西岛虽然邻近法国，但属于英国皇家属地，他就任副总督以前，该岛自1940年7月起因为纳粹德国入侵而沦陷，直到1945年5月重光，并由英国实施军法管治至1945年8月为止，所以他也是该岛光复后首任副总督。在副总督任内，他负责重整当地战后的秩序和经济，而岛上一年一度名为“百花争艳巡游大会”（Battle of Flowers Parade）的大型花展，原本因该岛沦陷而停办多时，最终也在贾乃锡支持下得以于1951年起复办。贾乃锡任内还曾于1949年款待到访该岛的伊丽莎白公主及其夫婿菲利普亲王；1953年6月伊丽莎白公主加冕成为伊丽莎白二世时，他也在岛上主持一系列盛大的英女王加冕庆祝活动。位于泽西岛的贾乃锡公园（Grasett Park），即为岛上居民为肯定其任内表现而辟建。
贾乃锡起初是以陆军中将（本地）的身份就任泽西副总督，虽然他在1947年正式从陆军退役，不再属于正规军人，但获准以荣誉性质终身使用陆军中将称衔，并继续担任副总督一职，至1953年10月16日由海军上将格雷沙姆·尼科尔森爵士接替。除了副总督一职，皇家工兵出身的贾乃锡也曾于1945年至1955年荣任皇家工兵上校指挥官。贾乃锡卸任副总督后没有返回家乡加拿大多伦多居住，而是选择在牛津郡阿德伯里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他在1971年12月4日卒于阿德伯里，终年83岁，身后，家属为他在家乡加拿大多伦多的圣雅克座堂安放了一块牌匾，以兹纪念。

个人生活

贾乃锡在1935年于英国伦敦娶锺安·玛丽·福斯特（Joan Mary Foster）为妻，锺安是约克郡埃杰顿庄园（Egton Manor）园主J·K·福斯特的次女。两人育有一女，生于1936年，名叫玛丽·格拉塞特（Mary Grasett）。贾乃锡爵士夫人在泽西岛担任副总督夫期间，曾于1947年至1952年荣任泽西电影学会首任赞助人。贾乃锡于1971年逝世后，其夫人于1982年8月19日卒于牛津郡阿德伯里。贾乃锡生前是伦敦陆军及海军会和伯克郡里安德会两家会所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