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臺灣

政治

因为大正民主的延伸，1930年代初期的台湾总督仍由日本文官担任，并以同化台湾为统治重点。该同化台湾政策的主要精神即是内地延长主义，也就是将台湾视为日本内地的延长，其目的在于使台湾民众成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导，以涵养其对国家之义务观念。在此同时，台湾最高统治机器台湾总督府并实际贯彻此政策。于具体措施政治施作上，开始尝试实施地方自治、创设总督府评议会、公布日台共学制度及《日台共婚法》、废除笞刑、奖励日语、举办地方选举。也就是，1930年代的台湾已改变了过去后藤新平主张的“以无方针为方针”，“只管铁路、预防针与自来水”的内政方向与统治政策。
日本因相较邻国的国力强盛及社会问题等因素，军国主义在1930年代初期，其势力快速攀升，并于1930年代中期后，影响台湾。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因应需要，又在1936年9月于台湾总督府恢复武官总督的设置。更由战争需要，以及退出国际联盟所导致的物资禁运惩罚，日本需要台湾在物资上的的支援协助。然而要台湾人同心协力，实非台人完全内地化不可。因此，总督府除了取消原来允许的社会运动外，还于1936年于台湾全力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政治重点在于“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而此运动于1940年代演变成了皇民化运动。
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最高方针下，台湾总督府于日本确定“南进政策”以后，陆续于1936年底展开相关积极措施。1936年9月，新任总督小林跻造上任后，发表统治台湾三原则：“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1936年底展开宗教的“正厅改造运动”，不准台湾人民摆设神明彩；翌年四、五月，开始查禁报纸上的汉文栏、废止汉文书房。终其言，这些政治行为均为内地化的极度延伸。

经济

1930年代开始，台湾因战争需要，总督府对于台湾的经济重心则转为工业化。 台湾总督府的经济方针，简单而言为一方面顾及本有农产品产量，另一方面则开发工业用品的生产量。此经济政策施为，主要为达到供输日本国内的需求。而这种“为已开发的经济地区提供原料和廉价的劳工”的经济现象，则为标准的边陲经济模式。。一般而言，此种兼顾发展台湾岛内民生经济与日本宗主国供需的日式资本主义，在所有日本殖民地当中，就以台湾最为成功。
在此工业化前提下，台湾于此阶段完成许多经济建设，诸如1931年开工的日月潭发电工程、台北东京的无线电话通划、台北东京的定期航线开通、合并新竹、沙鹿、大湖三糖厂的昭和制糖株式会社等措施。1935年，为了宣达台湾经济的成果，台湾特别举办了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而此博览会的举行，正是日本政府宣达统治台湾的经济成果。
不过台湾此经济荣景，却因为中日战争波及，1930年代末期后，几乎所有建设中断或停摆，1938年，台湾总督府更发表《国家总动员法》，正式将其台湾经济工业化成果投入战场。

文化与社会运动

1930年代的台湾，几乎不再有大规模的武力抗日行动，随之而来的，是自发的的社会运动。台湾人组织近代政治社团、文化社团、和社会社团，采用具有清楚政治意识的宗旨，以此结合意识相近、志同道合的人，共同为运动所设定的目标努力。而这些运动多少也促进社会文化的改善。此社会运动，亦被视为台湾“抗日”行动的延伸。
除了社会运动相结合的台湾日治时期文学之外，1930年代的台湾为日治时期接受西方文化的最鼎盛阶段，其中包含美术、电影，流行歌曲为其代表，不过诸如歌仔戏或布袋戏的传统文化，亦有一定改进与发展。

文学

紧接着启发会与新民会的发展，1934年前后，以内省文化为宗旨的《台湾文艺》与《台湾新文学》等文学刊物的相继发行。此文化运动虽因台湾总督府刻意压制，在其发展受到压制，但并没马上消失。影响台湾文学、语言、族群意识的台湾乡土话文论战随此正式展开。之后，台湾文学应该于台湾话或中国话的取舍论战，描写的内容是否以台湾为主要素材等话题，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相关人士激烈争论的焦点。不过，在皇民化运动的压制，加上战争爆发的言论紧缩，加上日式教育文化的渗透，这些论争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终于在1930年代结束后，遂纷纷败退。
在组织方面，集结台湾进步作家的台湾文艺联盟、台湾新文学于此年代相继成立。表面标榜为文艺运动，实则是具有政治性的文学结社。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台湾总督府随即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皇民化运动于是正式展开。台湾作家只能依附在日本作家为主的团体，如1939年成立的“台湾诗人协会”，或1940年扩大改组的“台湾文艺家协会”。

西方美术

以促进台湾美术为宗旨的台湾美术展览会仍延续1920年代继续举办，并于1938年改台湾总督府主办，称为台湾总督府美术展览会，简称“府展”。该展览不但继续栽培了台湾第一代西画家，其展览演变的台湾地方绘画风格，于战后仍深深影响台湾画坛，甚至美术设计，工业设计等等层面。而日治时期的西画家除了早已成名的陈澄波之外，尚有李梅树、廖继春、郭柏川、陈进、郭雪湖、吕铁洲、杨三郎、颜水龙、林玉山、李石樵、叶火城、陈永尧等等。

电影

1930年代的台北放映业，因配合辩士(默剧旁白)的默剧持续流行，电影放映业愈加蓬勃。1935年10月，日本领台40年举行台湾博览会，以及隔年台北与福冈间开辟航空通运，这两件事更推化造就了日治时期台湾电影放映业的鼎盛时期。

流行音乐

1930年代之前，台湾虽有唱片与流行歌曲的出版，但品质与普及化都不怎理想。究其因，无非是流行歌曲与民谣、南北管曲、歌仔戏调、客家山歌等台湾传统民间歌曲的难以划分，如1920年代的《雪梅思君》《五更思君》《乌猫行进曲》或《集英北管》、《共乐北管》或《李连生与白玉枝》歌仔戏调。《乌猫行进曲》是台湾第一首流行歌。
1930年代，台湾电影与广播事业快速发展。因应这两项新兴媒体的产生，不同于传统歌谣与乐曲的台湾流行歌曲或唱片业不但随之出现，亦在短时间内有长足发展。
台湾最早开始流行歌曲就是搭配中国电影的《桃花泣血记》。1932年，由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制作，阮玲玉主演的电影《桃花泣血记》来台放映。片商为了招揽台湾观众，委由詹天马、王云峰作成的同名宣传曲意外走红、担任主唱的是当时古伦美亚唱片会社当红的歌手纯纯(刘清香)。不只此，该曲在随后的单曲黑胶唱片发行上，更有一定的唱片销售成绩。于是，台湾流行歌曲或“曲盘”（即华语的唱片）借由电影的影像化而起步。

歌仔戏

歌仔戏约于1925年左右由乡村进入戏院，并于1930年代达到所谓“内台歌仔戏”的颠峰。其歌仔戏剧团也在此阶段自从业余子弟班演进为半职业或职业戏团。为了呈现演出效果，此阶段的舞台技术方面已有华丽布景、灯光设备、机关特效等。在剧本及唱腔上，更引进多种戏本，以充实故事内容，演员则仍以女性为主。1930年代歌仔戏风靡全台，因为戏中多情爱的描绘戏码，曾引发台湾籍知识分子的非议，认为妨害风化，必须加以限制演出，甚至禁止。不过此议论，不但无法无法阻止歌仔戏发展，并在此阶段回传至闽南，甚至远播至南洋。

布袋戏

此阶段的布袋戏除了仍有的武侠戏之外，其表现手法也转以重视各种奇特武功的展现为主。此时期的代表人物为五州园的黄海岱和新兴阁的锺任祥，此剑侠戏由虎尾、西螺开始发展，流行于台湾中南部。黄海岱演出的布袋戏音乐融合了北管、南管、乱弹、正音、歌仔、潮调等戏曲音乐，其剧本口白注重闽南汉语，说白中多以诗词、经史、对联、字猜组合。
1930年代之后推行皇民化运动，布袋戏也因而有了改变：包括后场禁用中国传统的北管锣鼓、改用西乐、语言改用日语等；戏偶禁用汉、和式戏服和戏偶，以及其剧本常为水户黄门等日式故事。虽然这时期的布袋戏因语言文化的隔阂，不被大众接受，但其中的一些表现手法，影响了后来金光布袋戏的演出方式，包括音乐、布景等。
这时期，南部布袋戏界有所谓的五大柱及四大名艺人。“五大柱”分别是指一岱(黄海岱)、二祥(锺任祥)、三仙(黄添泉)、四田(胡金柱)、五崇(卢崇义)；“四大名艺人”则是一仙(黄添泉)、二崇(卢崇义)、三土员(李土员)、四全明(郑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