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自

幼年启蒙：爱好音乐文学

黄自出身于知书达礼的小职员家庭，是家中长子。关于幼年的音乐启蒙，黄自回忆道：“记得二三岁时，父亲买了几本唱歌书回来，那时，母亲常抱着我唱那书里的‘摇摇摇，囡囡要睡了’及‘小小船，小小船，今朝聚会赛一赛’等歌。不久我也就学会了好几首。 ”
“七岁我进上海初级小学读书，记得上第一课唱歌，先生教的是〈卖花歌〉，什么‘清早起，到园里，采几朵花来做小生意’ 。我在小学前后共五年，这时期中所学会的歌不下五六十首。因为我自小就很爱唱歌，所以一首首都唱得很熟，就是到现在大致都还能记忆。”(引自〈黄自自述〉，《人民音乐》1957年6月号，页3) 黄自在童蒙时期，就展现对音乐的爱好。
此外，黄自从小喜爱中国古典诗歌。自述道：“白乐天所写的《琵琶行》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个作品。但是因为当时年龄太小，所以不能理解和懂得其中的内涵，只能根据字面意思知道个大概，我之所以喜欢这个作品，只因为其中的字元和音阶都非常有力量，念起来十分好听。”(引自〈音乐的欣赏〉，《月艺》季刊第一卷第一号1930/4/1)。

赴美习乐：首部交响创作

1924年，黄自20岁时，成为清华大学的公费留学生，进入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专攻心理学。
欧柏林学院设有举世闻名的音乐学院、华丽的来斯堂，还有经常举办音乐会的华涅堂，使这风景绚丽的小城慢慢成为一个音乐城。黄自在此受到浓厚音乐气息熏陶，获得学位后，留校继续学习钢琴、理论作曲。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乐坛前辈曾志忞、沈心工、李叔同等人留学日本以汲取西学；黄自与赵元任、萧友梅等人，是直接前往欧美取经，取用欧美作曲技巧。

邂逅初恋情人

黄自在欧柏林学院，结识初恋情人胡永馥。胡永馥也是清华公费留学生，在学习钢琴。她比黄自大一届，主修教育。黄自未到美国前，胡永馥就被推选为欧柏林学院中国学生会副会长，1925年被选为会长。由于他和胡永馥两人都志在留学报国，又爱好音乐、兴趣相投，不久便开始交往。1926年底，黄自与胡永馥订下婚约。隔年胡永馥比黄自先归国。
1928年3月，胡永馥却突然心脏病发，病逝于上海。黄自接获噩耗，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转学到耶鲁大学音乐学院。

《怀旧》：中国首部交响乐作品

1929年3月13日，胡永馥逝世周年，黄自完成交响序曲《怀旧》，以纪念初恋情人。这是中国第一部交响乐作品。
同年5月31日，耶鲁大学的毕业音乐会上，由黄自的导师大卫·斯坦利·史密斯指挥，耶鲁的学生乐队与新港交响乐队首演。
《怀旧》在康州新港坞西音乐厅首演后，《新港晚报》刊文盛赞此曲：“《怀旧》是所有创作的管弦乐曲中的佼佼者。该曲或许不像其他作品那么炫耀，但至少有一个中心乐念，并且表现出最佳的配器手法；它同时也是音乐会中唯一令人充分欣赏的作品。”
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之父萧友梅，对《怀旧》高度评价：“我相信如果一国之内简直没有乐队作品的创作，那么，谁也承认这是一国的奇耻大辱。 ……不意今番竟得睹黄今吾君的《怀旧》曲，我十余年的渴望，现在变成现实了……年富力强的黄君，初次的试作即得这样的成绩，将来的造就不是未可限量吗？ ”(萧友梅《黄今吾的<怀旧曲>》，原载于1930年11月18日《申报》本埠增刊3版。见《萧友梅全集·第1卷·文论专著卷》，页387)
黄自回国后，应上海工部局弦乐队指挥梅百器之邀，在上海演出《怀旧》。当时黄自将与汪颐年女士结婚，但为悼念与胡永馥的珍贵深情，将自己的婚礼安排在公演之后举行。
《怀旧》手稿真迹，现藏于上海音乐学院。

著述立说，培育作曲英才

黄自回国后，与汪颐年结婚。汪颐年是小提琴家，出身上海名门望族，秀外慧中。婚后育有一子二女。
1929年，黄自任教于上海沪江大学音乐系，次年转任国立音专的理论作曲教授，兼任音专教务主任。黄自专授和声学、对位法、音乐史、音乐欣赏。
弟子贺绿汀曾评价：黄自“是第一个系统地、全面地向国内学子传授欧美近代专业作曲技术理论，并且有着建立中国民族乐派的抱负的音乐教育家。”(贺绿汀《黄自遗作集·总序》，《黄自遗作集》（文论分册），页1-3)
黄自在理论作曲，号称有“四大弟子”，包括贺绿汀、刘雪庵、江定仙、陈田鹤等。
另外还有得意弟子林声翕，作有《白云故乡》、 《满江红》、《迎春曲》等作品。

黄自作为一位教师：家人、同事、学生的回忆

夫人汪颐年回忆道：“每个夜晚黄自都伏案疾书，我在旁默默相助……他曾深有体会说过：‘当老师的必须要深深懂得知识其中的内涵，必须要做大量的课前准备，在上课时，才能给学生讲得很生动，才能让学生喜欢你的课。’他常常对学生们说：‘你们努力，我比你们更努力。’ ”
韦瀚章是黄自在国立音专的同事，也是长期配合的歌词创作者。追忆黄自说：“黄自出身于一个知书识礼的家庭，而且研究过心理学，所以他对待任何人，都是一样和颜悦色。他对学生们也是一般和气，诚恳，但不失师长的尊严。学生们见着他，总觉得他是一位慈祥和善的好老师，总是爱戴他，尊敬他。学生的习作有错误时，他要逐个找来，面对面地给予指正，但绝不指责。”
黄自弟子、知名作曲家刘雪庵回忆道：“虽然恩师黄自平时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但在辅导学生及培育中国音乐教育这棵新生的嫩苗时，谦虚和蔼、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使见者都有亲热感。他虽是教授，但从不‘好为人师’，也从不对人感到厌烦，而是侃侃而谈、启发提问、因势利导，令人广开思路；既是谈笑风生，又是诲人不倦。先生的声音笑貌，至今仍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我终身难忘；先生渊博的学识，像甘露一样滋润着我的心田。 ”

黄自的音乐主张

或有论者以为：“黄自留美，学的是西洋20世纪新音乐；为何带给中国、带给上海国立音专的，却是19世纪学院派音乐？”以此批评黄自。
回到论者提出的问题。
首先，黄自认为中国音乐仍处于学步阶段，若立刻飞跃到新音乐，必然导致学生、学者、欣赏者的“迷失”。
再者，黄自打算先从音乐教育着手，要将中国从旧音乐古典阶段，按部就班导向现代新音乐。
黄自回国前夕，接受《新港晚报》专访说： “我们不被认为是一个音乐的民族，因为我们的乐感还未被启发。我们的政府已经在小学和中学开始这种启蒙。这是我回去之后能够从事的工作。 ”
然而，黄自实现现代音乐的时机终于到来，他却英年早逝了。

黄自重要音乐理论：〈怎样才可以产生吾国民族音乐〉

（刊登于上海《晨报》，1934/10/21）
“目前吾国音乐正在极紊乱状态中；原有的旧乐已失了相当的号召力，五花八门的西洋音乐像潮水般的汹涌进来。而新的民族音乐尚待产生。在这种情形之上，当然不免有许多矛盾的见解。一部分的人以为旧乐是不可雕的朽木，须整个儿的打倒，而以西乐代之。这些人的错误是在没有认清凡是伟大的艺术都不失为民族与社会的写照。旧乐的民谣中流露的特质，也就是我们民族性的表现。那么当然是不会一笔抹煞的。另有许多人认为振兴中国音乐只有复古一法，他们竭力排斥西乐，并说学西乐就是不爱国，这种见解当然也是不对。
文化本来是流通的，外族的文化，只要自己能吸收，融化，就可变为自己的一部。主张绝对排斥西乐的先生们一定忘了他们今日所拥护的“国乐”，在某一时期也是夷狄之音。国乐中最主要的乐器如胡琴，琵琶，笛子等何尝不是由西域传入的呢？不过当我们把它融化了时，就可算我们自己的东西了。
再者，一国的文化，要不与外族的文化相接触就永远没有进展的可能。吾国音乐为什么在唐朝最盛？就是因为当时与西域印度音乐接触的缘故。请在西洋音乐史上再举一事实来证明之。百年前俄国在欧洲音乐界上是毫无地位可言。但是最近五六十年来突飞猛进放一异彩。原其故，俄国从前虽极富民谣，但是各外国音乐都不发生接触。等到十八世纪末期德、法的音乐充量地输入，于是这支生力军，变成一大原动力，启发了俄国音乐许多新境地。俄国音乐家将自己固有的民谣用德国科学化的作曲技术发展起来，结果就造成一种特殊的新艺术。
我想我们中国将来的民族音乐，自然而然也会走上这条路，把西洋音乐整盘的搬过来与墨守旧法都是自杀政策。因为采取了第一办法我们充其量能与西洋音乐进展到一样水平线罢了。况且这也不一定办得到，因为不久他们自己也要变新样子。那时我们在后面亦步亦趋，恐怕跟起来很费力罢！所谓“乡下姑娘学上海样，一辈子也跟不上”因为“学得有些像，上海又改了样”。至于闭关自守，只在旧乐里翻筋斗，那么我们的祖宗一二千年来也翻够了，我恐也像孙悟空一样再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况且在现在情形之下，我们也无法阻止西乐东渐。西乐自会不速而来。我们的门也关不住的。因为这是自然而非人力可以挽回的趋势。
平心而论，西乐确较国乐进步多。他们谱记法的准确，乐器的精密，乐队组织规模之大，演奏技术之科学化，作曲法之讲求我们都望尘莫及。用历史的眼光看来，中国音乐进展的程度只可比诸欧洲的十二三世纪。这话好像壮他人志气减自己威风，不过，事情实在是如此无可讳饰的。我们现在须知彼知己，取人之长以补我之短。不然夜郎自大，适足自害，何尝是真正的爱国呢？
最后还有一句，就是西洋音乐并不是全是好的。我们须严加选择，那些坏的我们应当排斥。而好的暂时不妨多多借重。总之我们现在所要的是学西洋好的音乐的方法，而利用这方法来研究和整理我国的旧乐与民谣，那么我们就不难产生民族化的新音乐了。”

推动乐教，致力音乐创作

作曲之外，黄自创办上海管弦乐团，是第一个全由华人组成的管弦乐团。
此外，也与萧友梅等人，创办音乐杂志。
黄自留下的音乐创作，参考刘美燕《黄自研究》载录之47首作品，可分成以下几类。

英年早逝

1938年5月9日，黄自因伤寒大肠出血症，逝世于上海，年仅34岁。
黄自临终时，对夫人汪颐年说：“快去请医生来，我不能就此死去，我还有大半部音乐史没有创作完呢！”
追思会中，弟子创作了一首搭配合唱的管弦乐作品〈悼今吾宗师〉（张昊作词、陈田鹤作曲）： “先生此去何匆匆，抛下了半篇残著，无数新声犹待谱，满腔曲调埋终古。”
挚友韦瀚章谈及他的英年早逝，说道：“假若他能多活几年——即使仅仅十年吧，我相信他一定会写成更多更动人的作品，因为那时正是抗战最艰苦，而又转入胜利的年代。那种苦尽甘来的滋味，黄自当能以最动人的乐曲表达出来。”(刘美燕《黄自研究‧音乐挚友韦瀚章谈黄自》，页139)
黄自一生创作音乐时间仅8-10年，留下40余首作品；数量不多，但品质可观。
1943年5月，重庆的中国音乐研究会为纪念黄自逝世五周年，特别出版了〈黄自遗作——《长恨歌》专号〉。

理论作曲“四大弟子”的继承

黄自理论作曲的“四大弟子”既继承音乐语言凝炼的精髓，结构严谨，又各有独特个性。
整体而言：贺绿汀于稳重沉着中又富有浓郁乡土风味；刘雪庵偏重都市流行气息，追求旋律精致美感；江定仙在抒情中带戏剧性激情，“洋气”较重；陈田鹤艺术风格则突出中国传统音调的融合与抒情气质。
黄自培养作曲人才，不拘一格，因材施教，各有个性与成就。

近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贡献方始重获重视

在中国现代，贺绿汀始终是音乐界中流砥柱人物。贺绿汀曾在黄自追悼会后发表〈哀悼我们唯一的导师黄自先生〉，并终身称黄自为“最大的恩师” ，有人对此大加责难。然而，贺绿汀依然重申： “我过去称黄自为恩师，现在我还是称他为恩师，他对我的帮助不能否定，否则对我良心不安。”
直到改革开放后，黄自的贡献才重获大陆音乐界的重视。如今，黄自铜像树立在上海音乐学院校园内，一贯温蔼带笑，屹立不朽。
正如黄自在《乐评丛话》所说的：“人的感情左右是一时的，但艺术是永久的，评乐时果然谁也不能完全脱离感情作用，但一时的毁，既不能使天才创作永久埋没；一时的誉，也不足以使平凡的作品免受时代的淘汰。所以只有时间是最公允、最准确的音乐评论家。 ”
弟子贺绿汀给予黄自先生的创作以极高的评价和地位，他认为黄自的“作品已经指示出新中国音乐的方向”，“他的功绩跟俄国的格林卡一样。 ”(孙继南等，《中国音乐通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