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刚公祠堂与护国寺

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原址为明朝的护国寺及刚公祠堂。明朝时，八宝山南麓有两座佛寺，分别为护国寺、灵福寺。灵福寺始建于元朝，位于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东南方向，现在灵福寺前的两棵古银杏树仍立于石景山路北侧、玉泉路口西北侧。护国寺位于灵福寺西北方向，即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所在地。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司礼监掌印太监麦福兴建了护国寺，同时修葺了护国寺西侧的刚公祠堂，立有《黑山会护国寺碑记》，其中在记述麦福购买的七十亩地时，提到护国寺位于灵福寺之东：“东至灵福寺界，西至刚公神道，南至官道，北至刚公坟所。”
相传，刚公祠堂为明朝永乐初年的司礼监太监刚铁之墓。据学者考证，刚铁是明朝中后期宦官们曼德拉效应所构造的忠勇人物，作为“宦官祖神”供奉。明朝弘治八年（1495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载，正统七年以前，刚铁墓“有堂……有祀，牌楼、石门之属，井井其备，历岁久，入于坏烂。”正统壬戌（正统七年，1442年）内官监太监李德对刚铁墓进行修葺。弘治三年（庚戌年，1490年），黄珠再次修复，而后司礼监太监覃昌“请于孝庙，令有司致祭，岁以清明为期，著为令典”，由此使这里正式成为纪念刚铁的祠庙。
明朝嘉靖十年（1531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载，嘉靖六年（丁亥年，1527年），尚衣监太监李某、内官监左少监娄斌在刚铁墓的神道中兴建了一座佛寺；嘉靖九年（庚寅年，1530年），司礼监太监张佐“见梵宇之当道，蔽然目前，甚非所以奠幽灵而慰忠魂，报功德而昭国典也。询之父老，□曰所无，遂决议迁之□地，以复旧制。”《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中还称，“故我今日司礼□贤公有正大之□，□梵宇之非。不然，则刚公忠义之心无以慰□，先朝褒崇之典、悯□之意，□夫嗣续诸公景仰之诚举，无以昭□□后世矣。”嘉靖三十年（辛亥年，1551年）徐阶所撰《护国褒忠祠记》称，“祠为堂若干间……又其旁有寺，屡圮而葺。”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年）《刚祖祠记》载，“司礼监张公佐以寺墓神道前，议□之东南数武，即今护国寺地也。”以上材料说明，明朝嘉靖六年在刚铁墓的神道中兴建的佛寺，很快便于嘉靖九年被司礼监太监张佐迁到刚铁墓的东南侧，即后来的护国寺的所在处。而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重修护国寺碑记》则记载，“……岁清明，以上命享，亦得称祠。而所称护国寺者，则由内官监太监李公德始也。嘉靖庚寅，大司礼张公佐撤寺，仍祠会之旧。”此说认为，刚铁墓称“祠”之后，正统七年由内官监太监李德设护国寺，后于嘉靖九年被司礼监太监张佐撤销，恢复该祠旧貌。该说法与上述各碑的说法均矛盾。
根据嘉靖三十年（1551年）《黑山会护国寺碑记》的记载，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即庚戌之变发生之年，司礼监掌印太监麦福、内官监掌印太监高忠重建了祠堂三间，并增建两庑六间、石门一座，同时还在其东南购地兴建了护国寺。由此形成了延续至今的祠寺并存的状态。从此，该组建筑合称为“刚公祠寺”。祠称“刚公祠堂”，寺称“护国寺”。至于“褒忠”一词，嘉靖三十年（辛亥年，1551年）徐阶所撰《护国褒忠祠记》称为“护国褒忠祠”，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冯有经所撰的碑记称为“褒忠祠”，清朝乾隆、道光等碑均称“褒忠祠”，仅有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年）碑记称为“褒忠护国寺刚祖祠堂”。 
嘉靖三十年（1551年）《黑山会护国寺碑记》全文称：
此后，万历元年（1573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重修鼎新”，“复置地二顷一十亩，园圃一区，以为崇奉香火之资”。万历十九年（1591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张诚“复寺，拓祠会之制”，此外“至营房山县，资修山厂一区、庑十余楹，又置依寺地六十亩，庐守祠者，以供佛及公”。万历二十年（1592年）王家屏所撰碑记中称，张诚此次恢复护国寺“佛寺之复，匪崇异教，惟是真武助顺，三犁奏功，信符感之不虚，明神人之一宗。爰作佛曲，大士罗汉，显现云表。此文皇神道之教，而刚公往所钦承者。先寺后寝，倘亦礼公严事圣祖之心如一日乎!不然，岂谓清梵贤于祠官之祝，而辄因公以彻冥福哉！”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孙隆等人“建舍置地”。清朝康熙、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宣统年间均有重修，其中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黑山护国寺碑记》载，“灵福殿东西配殿六间，牌楼一座，则今之所增建也”，可见此次重修扩建规模较大。
起初，护国寺是刚公祠堂的附属建筑，到后来刚公祠堂反倒成了护国寺的附属建筑。王家屏所撰的《黑山会重修护国寺刚公祠堂碑记》，已表明该情况。宣统三年（1911年）的《重修黑山护国寺碑记》称护国寺“凡彩画者则有灵福殿、三世佛殿、天王殿与褒忠祠。”
围绕刚公祠堂及护国寺，明朝及清朝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宦官墓群，还有宦官组织。弘治八年（1495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称，“处永乐年间，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铁葬于是，兹后内官内□葬此者不下百数冢。”光绪二十年《故宦官题名碑》中载，清朝中叶之后，管理庙务总管谷丑、领善圆明园首领张成兴、杜庆，引善长春宫总管刘进喜，参与修葺的圆明园总管邵文英，乾清宫总管田廷魁等人均葬于此处。
《重修黑山会坟茔碑》提到的“黑山会”，本来是刚公祠堂及护国寺所在地的地名。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开头便称：“距都城西十八里，有地名黑山会，峰峦抱环……”万历壬辰（万历二十年，1592年）大学士王家屏所撰《黑山会重修护国寺刚公祠堂碑记》则称，“若刚公者……葬黑山。黑山者，在燕万山中，庶几像祁连……于是诸贵人之从九原者会焉，故称会。”此处提到的地名变为“黑山”，而“黑山会”则变为宦官公墓的代称，比喻宦官死后聚集到此相会。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冯有经所撰《重修黑山会褒忠祠碑记》称刚铁“卒葬黑山，因为之祠。祠曰褒忠，忠可知己。嗣后中贵人置会其间，岁时以上命致祀如礼，而建寺居僧以守之。”据此则黑山会又成了建立褒忠祠后，宦官在此创设的某种祭祀组织。弘治八年《重修黑山会坟茔碑》、嘉靖十年《重修皇明故司礼监太监刚公墓记》、嘉靖三十年《护国寺记》、嘉靖三十年《黑山会流芳碑记》也都显示了黑山会是一个宦官组织。
清末民初，黑山会已成为宦官养老送终的行业慈善组织。护国寺末代住持信修明（任至1950年该地辟为革命公墓为止）的回忆录称：“太监养老义会由明代至今，由来久矣。凡为太监者，无贵贱皆苦人，所以有养老义会之设……故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系。其纯粹养老者，庙亦有二，一在北平市为北长街万寿兴隆寺，一在平西黑山护国寺……凡入会者……三年后准进庙食宿，死亡有棺，为做佛事，葬于公地，春秋祭扫，后死者送先死者，较亲族有过焉。”
宣统三年（1911年），长春宫总管张兰福（字祥斋）在此创建同仁院，由于闲散太监生活无着，故“募得共七万余金，筑院之余，存储生息，以为常年经费，俾闲散之贫老者居于斯，养于斯，终于斯，殡于斯。”这里成为贫穷或年老的闲散太监的世代养老之地。

革命公墓的创建

八宝山革命公墓创建于1949年1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遵照周恩来建立革命烈士墓地、教育人民群众的指示，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受命建设革命公墓。在吴晗的领导下，北京市迅速成立了公墓筹备组，吴晗亲自率人勘察，最终选址在八宝山的护国寺兴建公墓。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八宝山的护国寺改建为公墓，并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将公墓定名为“北京市革命公墓”，作为革命烈士的安葬之处。据说，公墓的主体建筑格局由建筑师林徽因设计。1970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北京市革命公墓更名为“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
起初在征用护国寺及其所辖土地时，北京市人民政府派出三位干部（一位来自北京市郊区工作委员会，两位来自北京市公墓筹备组）同护国寺住持信修明进行协商。公墓筹备组人员回到北京市人民政府之后，经反复研究，迅速拟定了搬迁安置居住在护国寺的太监的方案。随后，公墓筹备组人员找到信修明，将方案交给他。根据该方案，信修明被安置在北长街万寿兴隆寺太监庙，年老太监安置在琉璃河太监庙，其他太监安置在西斜街太监庙。信修明和太监们见人民政府未将他们赶往农村，且依然将他们安置在太监庙生活，而且还都在北京市内，便接受了安置。
以王荷波为首的18人集体墓是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最早入葬者。王荷波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在北京被张作霖逮捕，于1927年11月18日与其他17人在安定门外遭秘密枪杀，史称“十八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出要找到十八烈士的遗骨，并尽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工作组经过2天挖掘，发现了王荷波的遗骨。随后，十八烈士的遗骨入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八宝山革命公墓创建时，主要用于安葬“我国已故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革命烈士、国际友人和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1992年，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安葬范围由原来规定的县团级以上干部提高为司局级以上干部。1996年12月，八宝山革命公墓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7年5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列为第四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2005年，北京市殡葬管理处透露，北京市已经开始重新规划八宝山革命公墓，计划将其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座国家公墓。
八宝山革命公墓南临石景山路，北到八宝山。八宝山革命公墓西侧有八宝山殡仪馆，为北京市最大的殡仪馆。该殡仪馆附设的老山骨灰堂位于该殡仪馆以西。八宝山革命公墓东侧为园林小区。八宝山殡仪馆与八宝山革命公墓同属石景山路9号院。八宝山革命公墓属于革命公墓。八宝山北麓另有北京市八宝山人民公墓，属于普通公墓。
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政府曾经把共和国卫士死亡者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公墓，但很快就撤走了这些骨灰。

安葬在八宝山的名人

以下列出部分安葬在八宝山的名人（政治级别以生前最高级别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