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法治（英语：rule of law），是与人治相反之概念。与法制不同，法治指以民意授权为前提和基础立法，以严格依法管治国家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法治的内涵，不单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更侧重于法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拘束。
法治意味着每个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在这个意义上，法治与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独裁、人治相对立。缺乏法治可以在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中找到，例如由于忽视或无视法律，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纠正机制来恢复法律，法治就更容易衰退。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被称为法治国。
在一个法治国中，国家的力量受制于对当局任意行使公权力的约束，以达到保护公民的权利。法治国里的公民共享以法律为基础的公民自由，并可以使用法院。

词源

“Rule of law”一词可以追溯到十六、十七世纪的大不列颠，苏格兰神学家塞缪尔·卢瑟福在反对国王君权神授说的论述中使用。法治一词，由英国法学家戴雪在19世纪进一步普及。

早期观念

当中观念，早于“rule of law”一词，常见于古代哲学家，诸如亚里士多德就写“法律应该管治”。
管治这个行为可以是统治，也可以是管理，管治者可以称为政府，管治是统治时管治者则是统治者。
自古以来，管治者管治团体就会设立规则，不过规则是为了管治团体，不是为了管治管治者自身。管治者管治团体，谁管治管治者？最高权力管治者就成了漏洞。针对这个漏洞，历代思想家所得出之方法是，政府守法。例如：梁启超将政体分为法治和专制，不论是君主立宪国，还是共和立宪国，立宪国家即为法治国，相反则为专制国。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后期著作《政治家篇》和《法律篇》，根据由多少人统治，将政府分为三种政体，再根据政府守法还是不守法，将每种政体一分为二。于著作中，除了智者神治政体外，守法政府是最好的政体，不守法的政府是坏的政体，在这种好政体的国家之中，统治者是法律的奴仆。制度没有公义、没有真相，因为管理人员就算不是单纯自私自利，也是为了系统运作或计划目标（例如东印度公司）而定立和运用法律，是哲学思考者引进公义、真相、真理，或者个案受害者或制度性受害者为自己的情况修正制度，况且社会不断变化，另外，管理人员所做也可能脱离现实。

历史

虽然推广现代“法治”之说法归功于戴雪。但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其发展历程可以追溯至许多古代文明，包括：古希腊、古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罗马。

古希腊

在西方，古希腊人最初认为完人统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柏拉图赞同理想化的哲学王作为开明君主，居于法律之上实行统治。然而，柏拉图也希望完人会善于尊重已制定的法律，解释道：“我认为，在法律服从其他权威，且缺乏自身的权威的地方，政府很快就会崩溃；但是，如果法律成为政府的主人，政府成为法律的仆人，然后政府就会履行自己的承诺，人类才会享受到上帝给国家的全部祝福。”不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断然拒绝将最高统治者置于超出捍卫和为法律服务的位置。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也赞同法治：法律进行统治，要比任何单独的公民进行统治更加合适；基于同样的原则，如果将最高权力授予单独个人是有利的，那么就应该仅仅授予监护人，或法律的仆人。
法治的概念与古希腊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类似，他曾经写道：“法律应该进行统治”。

古罗马

根据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说法：“为了获得自由，我们都是法律的仆人。”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有争议的地方行政官可能会在任期结束时被审判。
罗马帝国时期，最高统治者个人不受法律限制，但那些有冤屈的人可以获得国库救济。

古代中国

在古代中国，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成员主张以法律作为治理的工具，但他们的“依法而治”是依靠法律来压制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帝王一人超越法律之上，统治者根据自身统治需要来解释和修改法律，实际上仍然属于人治。黄老学派反对法律实证主义，赞同自然法，主张统治者也应该遵守自然法。墨家思想中亦有法治思想的雏形。法家的理论被自秦以后历代统治者所采用，形成中国两千多年的“外儒内法”的政治格局。
在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的朝代秦朝，秦律为该朝代较完善的法律体系。而后有汉相萧何制定的《九章律》、曹魏的《魏律》、蜀汉的《蜀科》。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颁行的《晋律》。隋文帝在位时期又制定颁行《开皇律》。唐朝又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永徽律疏》。之后，有后周的《大周刑统》、宋朝的《宋刑统》、元朝的《元典章》、明朝的《大明律》与《大明会典》、清朝的《大清律例》。

英格兰

法治这个词汇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英格兰，并且由于19世纪不列颠法学家戴雪而广为人知。
英语“法治”（rule of law）在公元1500年前后被首次使用。另一个早期的例子，出现在1610年英国下院给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请愿书中：
在王国的列祖列宗，以及陛下和王后的恩泽下，臣民们享有许多幸福和自由，其中尤以通过特定的法治被引导和统治（这种统治形式，国王和王后之下的所有人都得以享有），避免不确定的或专断的政府统治形式最为珍贵。1607年，英格兰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在《禁令实例》（Case of Prohibitions，根据他自己的报告）中说：“对于特定事业而言，法律是黄金魔杖和手段；它保卫国王陛下的安全，确保和平：有了法律，国王被大大地冒犯，并且说，他应该位于有权宣布叛国罪的法律之下；对此我说，就像布拉克顿说过的，国王应该位于，且仅位于上帝和法律之下（quod Rex non debed esse sub homine, sed sub Deo et lege.）。”
在现代学者中，第一个阐述主要的理论基础的是卢瑟福在《法律为王》（1644）这部著作中。该书的标题，是拉丁语的“法律为王”，颠覆了传统的规则国王是法律。约翰·洛克也在《政府论》（1690）下篇中讨论了这个议题。孟德斯鸠（1748）在《论法的精神》（1748）一书中也讨论了这一原则。“法治”（rule of law）出现在塞缪尔·约翰逊的词典（1755）中。

伊斯兰

在伊斯兰法系中，法治于17世纪成型，因此没有任何官员宣称自己超越法律，就算哈里发也不行。然而，这并非世俗的法律，而是以伊斯兰教法的形式存在的宗教法系。1215年，朗登大主教纠集英格兰的贵族们，强迫将约翰国王、未来的君主和地方长官置于法治之下，通过《大宪章》捍卫古老的自由，并以税收作为对国王的报答。宪法的这一根基，被融入到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

美国

1776年，在初创的美国，没人能超越法律这一观念得以流行开来。例如，托马斯·潘恩在《常识》这本小册子中写道：“在美利坚，法律为王。鉴于在专制政府中国王就是法律，所以在自由国家，法律应该为王；并且应该没有其他选择。”1780年，约翰·亚当斯试图建立“一个法治而非人治政府”，从而将这一原则贯彻入马萨诸塞州宪法中。

圣经

最近有人试图重新评估圣经对西方国家宪法的影响。在《旧约全书》中，《申命记》中有一些对犹太人之王进行限制的语言，涉及如下的事情：他应有几个妻子，为满足个人使用他应拥有几匹马。根据莱文森教授的说法，“当时的立法机关非常不现实，以至于从未实际运行过……”《申命记》的社会愿景可能对君权神授的君主产生了一定影响，包括16世纪英格兰的约翰·博内特主教。}

法治国

在大陆法系里，法治对应的概念是“法治国”（德语：Rechtsstaat）。

违反例子

一个著名英国案例“伯马石油有限公司诉总检察长案”正好反映当年英国政府违反了“不溯及既往原则”法治元素。
事缘为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军在承诺伯马石油公司将会作赔偿后，炸毁其公司在缅甸的油田及设施，为要在其撤退后不让日军得到有关战略性设备。可是在战后英政府却拒绝伯马石油公司的赔偿要求，尽管英国政府最终在上议院输掉了官司。后来英国政府运用其政府影响力在国会通过1965年战争损坏法令，规定政府并不需要为战争造成的损害而作出赔偿，而此法律是有追溯性的，并可追溯至二次大战时期。

法治与人权

狭义的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而实质的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个人的实质性权利。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赋人权，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了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也因此，只有在有法治的国家，人权才能获得保障。就人权保障而言，法治则使普世价值的人权和各国宪法或基本法上的基本权利不受来自他人或政府的非法侵犯。目前，实质法治比狭义法治获得更广泛的认可。

法治与宪政

宪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种主张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理念和政治实践。这种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在宪政国家，政府和公民的行为都是有边界的，不能互相僭越，政府所代表的行为世界是公部门，相对来说公民的行为世界称作公民社会。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权力的滥用（即有限政府），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传统上，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现代宪政理论往往与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
宪法强调法律具有凌驾于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的法治的必要性。没有法治也就没有宪政。

法治与民主

法治原则要求法律对政府权力与对人民具有普遍拘束力，要求政府权力与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律。因为如果不是透过民主机制所制定的法律，往往沦为政府对人民的统治和压迫工具，不能有效拘束政府权力，这并不符合完整、正确的法治。因此民主也可说是法治的必要前提和实质内涵之一。
民主制度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在人民能直接或间接（透过民选的议员、代表）制定各种法律，如果法律不被尊重或遵守（特别是不被政府所尊重或遵守），民主制度也形同虚设。因此民主制度的内涵也包含了落实法治原则。
法治对民主的保障与人权一样是通过实质法治体现的。狭义法治并不包括民主内涵。
就民主制度而言，法治是使民主制度能发生实际效力的方法。

法治与人治

人治（英语：rule of man），指政府权力不受限制。人治是一个用来特意表明跟法治相反情况的词汇，除了没有人管治（例如：无政府状态），不是法治的情况就是人治。

法治与法制

法制（英语：rule by law），又称为以法管治、以法治国或法律工具主义，即法律是政府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其为中国创造的观念，不是指法律制度，也不是法治。除了rule by law，没有与这两个汉字对应的英文。
于“法制”中，表面是说根据法律行事，其他说法亦有：依法制国、依法办事、依法而治，或简称依法。虽然表面上，法治和“法制”都是政府守法，但“法制”并不否定执政者拿法律作为执政的依据，做事时挑合用的法律条文，或者当没有法律条文合用时，肆意定立法律，而所挑或所立法律虽然错误、标准不一、与其他法律冲突，甚至自相矛盾，或违背向人民承担的保障或承诺，或侵犯人民没有放弃的权力或自由，但也没有符合已立法律的有效阻止办法阻止执政者做事。这种意思的“法制”一词，公权力依然没有受到制度实质限制，公权力者可以肆意而为，实质属于人治。
与法治相比，依法而治侧重在法律的使用上，是法律工具主义。但如果仅就法律的目的而言，法治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平台和框架，但依法而治的实质仍然不能摆脱人治的信念。法治的实施必须建立在法律上。
以法而治是指当权者透过法律治理国家，但这些法律不一定是由普通公民组成的立法部门制订的。法治下，行政部门的职责只是执行该等法律，并且受该等法律拘束。因此法治和法制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法律是否拘束人民（因在这两个情况下，法律都对人民有普遍拘束力），而是在于行政、立法、司法这些政府权力是否也和人民一样，受到法律的拘束和控制。法治的内涵，不单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更侧重于法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拘束，否则即为法制。
只有以法而治而没有法治的结果可能会出现政府用法律的形式压制民众。

中国大陆法治

中国大陆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共十九大文献指出“任何立法必须有利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其领导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当最高权力者违背向人民承担的保障或承诺，或侵犯人民没有放弃的权力或自由，不存在政治机制或法律机构用以阻止。这种体制一直沿用至今，因此不能算为法治，而更倾向于法律工具主义。
在1979年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曾开展过是要“法制”还是要“法治”的争论。由于普通话读音相同，因此学者把“法制”称为“刀制”（“制”字为刀子旁），将“法治”称为“水治”（“治”字偏旁为三点水）。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条款，这被中国人看作是“法治”派取得的胜利。中国大陆法学家李步云说：
关于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我将它概括为三条：首先，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律制度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制度来说的，而法治从来都是相对于人治来说的，没有人治就无所谓法治，相反亦然。其次，法律制度包括民法、刑法等一套法律规则以及这些规则怎么指定、怎样执行和遵守等制度；法治与人治则是两种对立的治国理念和原则，即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应寄希望于一两个圣主贤君，而关键在是否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和制度，这些良好的法律还应得到切实的遵守。再次，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实行法治。
中共对法制的解释实为人治。有中国人著作声称中共对法治的理解实则为法律凌驾在政权之上，而法律由党所领导的人大制定，因为中共认为党是超越利益集团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组织。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现状是人治向法律凌驾于政权之上过渡。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多次提到“中国梦”。要实现“中国梦”，剪除腐败，调整贫富不均，依法治国是良策。习近平总书记讲，“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党政官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制权威；公民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宪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019年2月，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引述中共中央报刊《求是》报道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发言，指出必须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决不能走宪政、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路。
正如中国当局声称中国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中国当局也声称中国实行的是法治制度。华人学者称这种本来就在儒家和法家中存在的思想为“rule by law”，中文则称为以法而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曾说：“The difference....is that,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 law is preeminent and can serve as a check against the abuse of power. Under rule by law, the law is a mere tool for a government, that suppresses in a legalistic fashion.”（翻译：区别在于，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最重要的，可以作为对滥用权力的制衡。根据法律规定，法律只是政府的工具，而政府则以法律的方式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