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冯·卡拉扬

家世

卡拉扬的祖先来自马其顿，他们起初名为“卡拉约安内斯”（Karajoannes）或“卡拉扬尼斯”（Karajannis）。卡拉扬的高祖父格奥尔格‧卡拉扬(Geórgios Karajánnis, Greek: Γεώργιος Καραγιάννης)生于奥斯曼帝国鲁米利亚（现希腊）的大城科札尼。公元1767年，前往维也纳，最终在萨克森选侯国的开姆尼茨（Chemnitz）定居，并与他的兄弟在合作开发纺织产业，大有成就。
而家族中人的名与姓之间多插的一个“冯”字（von）是家族两次被册封为准男爵的结果。第一次是在1792年6月1日德国开姆尼茨，当时的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克·奥古斯都三世因乔治兄弟在纺织业所做出的成就而授予他们爵位，姓氏Karajánnis就此改为Karajan。 第二次则是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为了表彰卡拉扬家族对帝国健康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而给家族再封头衔。
音乐学家法兰兹‧安德勒所撰写的卡拉扬传记里，认为卡拉扬的母亲玛塔‧科斯玛姬具有塞尔维亚，或根本只有斯拉夫的血统。虽然卡拉扬的家族为母系家庭，卡拉扬的祖父生于卡尼奥拉公国（今斯洛文尼亚）的莫斯坦那地区的小城镇，以身世而论，卡拉扬的家族应为斯洛文尼亚人。循脉络来看，卡拉扬跟奥地利的作曲家胡戈‧沃尔夫有亲戚关系，卡拉扬亦熟识许多斯洛文尼亚人。

童年（1908年—1926年）

1908年4月5日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恩斯特夫妇再获一子，取名为赫里伯特（Heribert Ritter von Karajan），即是后来的赫伯特。萨尔茨堡是一个有着浓郁音乐气息的城市，莫扎特的故乡，每年有名的萨尔茨堡音乐节就在此拉开帷幕。卡拉扬一家非常热爱音乐。父亲恩斯特会弹钢琴，演奏单簧管，还经常参加莫扎特音乐学院乐团和萨尔茨堡州立剧院的各种活动。城里的音乐家都很乐意和这一家子来往。父亲除了带孩子上交响音乐会外，还时常在家里举办小型的音乐会。不难理解，兄弟两人很早就接受钢琴训练，年长的沃尔夫冈首先学习音乐，到了1912年，赫伯特4岁时，也开始跟随弗兰兹·列德文卡学习钢琴。他从8岁起就在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学习基础，为时10年。这音乐教育是多方面的，除了继续跟随弗兰兹·列德文卡学习钢琴外，他还在萨尔茨堡的教堂唱诗班中参加合唱，另外更是师从弗兰兹·绍尔学习和声。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扬作曲和室内乐的老师博尔哈德·包恩伽特勒（Bernhard Paumgartner），他很快就发现了卡拉扬身上的潜能，并对之显示出父亲般的关怀。卡拉扬经常驾驶老师的军用摩托车在郊野狂飙。包恩伽特勒不但诱发了卡拉扬对绘画和雕塑的兴趣，也正是他鼓励卡拉扬后来走上指挥道路。
其实，两位家长才是赫伯特最重要的老师。在卡拉扬的家里，儿子们要用“您”（德语：Sie，是德语中的敬称）称呼家长。恩斯特是一位严谨的人。他每天步行25分钟上班，在路上将快要进行的手术通盘琢磨。这种作风无疑也深深地影响着日后的赫伯特，让他养成事事做足准备的习惯。母亲则是一位乐善好施的好人。卡拉扬12岁时，一次他在爬楼梯的时候失足，从20米高处堕下，脚部关节和脊椎受伤，后遗终身，母亲马塔对之的关怀照料令人动容。
据卡拉扬的自述，他曾因自己在钢琴方面的早熟，被人称为“神童”，不过他从没为这一称号而去耗费力气。经过5年的钢琴课，卡拉扬终于在1917年1月27日第一次以钢琴家身份在莫扎特纪念日里登台演出。两年之后的1月26日，他在老师包恩伽特勒的指挥伴奏下，以独奏家身份演奏协奏曲。

亚琛，纳粹，柏林（1934年—1945年）

1933年纳粹党上台，德国音乐人才急剧衰减。就在那一年，布鲁诺·华尔特，克伦佩勒，埃里希·克莱伯，弗里兹·布什被迫离开德国。有着犹太血统的作曲家作品被禁，马勒或是勋伯格都在此列。而欣德米特的歌剧《画家马蒂斯》被禁，富特文格勒为此大闹纳粹，辞去了其身上所有的终身职务，以47岁的年纪暂时退休。
而在这些大事发生不久之后的1934年，卡拉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职位—亚琛市立剧院音乐会指挥和歌剧总监。这个剧院比乌尔姆的高一个档次，乐团有70多人，合唱队300人，而且带领合唱队的正是日后扬名合唱界的威廉·匹兹（Wilhelm Pitz）。以这样的人员，卡拉扬迫不及待地上演了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而亚琛也是卡拉扬到柏林和维也纳的跳板。1934年8月21日，他在私人晚会上首次与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合作，演奏了德彪西和拉威尔的作品。到了1935年4月12日 ，卡拉扬更是被任命为亚琛市立剧院音乐总监。卡拉扬以他当时27岁的年纪，成为了德国最年轻的音乐总监。但是，卡拉扬得作出一项妥协：加入纳粹党。
根据瓦尔特·莱格的评论，卡拉扬不谙政事，只要针不到肉，他也懒得去理政坛上的风风雨雨。而在乌尔姆时他就曾给人不关心政治时局的感觉。但1933年之后德国的形势和此时的饭碗问题，使得卡拉扬作出决定，成为纳粹党员，就是德语中所谓的“Pg”（德语Parteigenosse的简称）。
卡拉扬从不否认自己曾经是纳粹党成员。但是卡拉扬与纳粹党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入党时间，带有历史的迷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经后人发掘出来的证据与卡拉扬的自白之间有出入。根据一些战后纳粹留下来的文件，有人认为卡拉扬申请入党的时间是1933年4月8日。但卡拉扬却非常肯定地说，自己是在1935年才入党，并且以1933年的党证上并没有他的签名为理据进行反驳。当然，支持卡拉扬的声音是有的。卡拉扬对自己入党日期是于1935年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可能是要避免旁人对其入党动机所作出负面的猜测。
虽然当时德国在政治上极端压抑，第三帝国的文化生活却是非常丰富的。具有“党员”身份的艺术家，其工作条件非常优越。而纳粹党头头对艺术也显得十分阔绰。卡拉扬和富特文格勒一样，在帝国内不断地指挥音乐会。到了后来，卡拉扬在由赫尔曼·戈林掌管的柏林国家歌剧院（Staatsoper Unter den Linden）工作，后者给与了卡拉扬极大的自由度。
1937年6月1日，卡拉扬受布努诺·瓦尔特之邀，首次到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剧目是瓦格纳的《特里士坦与伊索尔德》。这是一场令人瞩目的胜利。但卡拉扬也领略到了维也纳歌剧院的艰难工作条件：大排练被取消，小排练里主角们唱两句就要离去办点私事。日后的1956到1964年，卡拉扬会更真切地体会到这些难处。而同在1937年，卡拉扬被邀请去指挥一支柏林的管弦乐团，但卡拉扬拒绝了，因为乐队不能给他任何时间去排练。不过很快，到了1938年，乐队就同意了卡拉扬的要求，先排练再演出。于是卡拉扬就在4月8日，首次和这支乐队合作，指挥了莫扎特《“哈夫纳”交响曲》（“Haffner”，亦即第35号交响曲），拉威尔第2号达夫妮与克劳伊组曲和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而这支乐团，就是日后和卡拉扬合作35年的柏林爱乐乐团。
而在个人方面，卡拉扬在1938年7月26日与亚琛轻歌剧首席女歌手艾米·霍格罗夫结婚，两人在亚琛附近的树林里拥有一座房子。但是卡拉扬关注得更多的是其事业。而霍格罗夫与戈林夫人的友好关系帮助了卡拉扬进军柏林。1938年9月30日他得到了在柏林国家歌剧院指挥的机会，剧目是贝多芬的《费德里奥》。而到了10月21日，是卡拉扬的胜利时刻。他指挥的《特里士坦与伊索尔德》引起国际轰动。柏林音乐评论家范·德·努尔（van der Nuell）称之为“神奇的卡拉扬”（das Wunder Karajan），非但如此，他还添油加醋地写上，“一些老指挥家”应该向这位年轻人学习一点什么。这里的“老指挥家”很明显就是针对富特文格勒。这“神奇的卡拉扬”称号和挑衅的口吻引来了富特文格勒的抗议，并且成为了富特文格勒与卡拉扬长时间对立的开端。后来在富特文格勒非纳粹化过程中一些资料除尘，指出范·德·努尔只是为当时纳粹中反富特文格勒阵营所迫，而写出这种评论的。
不管有没有范·德·努尔的评论，卡拉扬开始在柏林扬名。虽然他被富特文格勒掌管下的柏林爱乐拒之门外，但是卡拉扬还是成功在柏林立足，他在1939年11月同时接受了柏林国家歌剧院乐队长和普鲁士国家乐团音乐会指导两职。他还在1940年2月18日于理查·施特劳斯面前上演了其歌剧《厄勒克特拉》，并得到作曲家的首肯。卡拉扬也到过被占领的巴黎演出瓦格纳的作品。而且其录音生涯也即将开始，他与德国唱片公司签下第一份合约期至1943年。卡拉扬的第一个正式录音，是指挥柏林国立乐团演绎莫扎特的魔笛序曲（这些早期录音为DG公司近期结集发行）。移师柏林后，卡拉扬和霍格罗夫之间不稳定的夫妻关系最终破裂。不过很快到了1942年，卡拉扬便与另一位女士安妮塔·居特曼（Anita Gütermann）结婚。而新婚10天后，卡拉扬宣告退党，这可能与其新妻祖父是犹太人有关。碰巧的是，卡拉扬亚琛和柏林两地的合约过期。这一退党举动使卡拉扬又一次失业，成为政府和纳粹眼中的“不受欢迎的人”（拉丁语：Persona non grata）。希特勒曾因卡拉扬一次《纽伦堡的名歌手》的败演而极其不满，加上他认为富特文格勒是指挥界唯一的国际巨星。所以综合起来，只要纳粹一日当政，卡拉扬就毫无就业的希望。比如当卡尔·伯姆（Karl Böhm）离开德雷斯顿歌剧院时，卡拉扬的续任申请竟然是被希特勒本人的命令所驳回。

欧洲音乐总指导

1956年到1971年，卡拉扬在欧洲炙手可热。他先是出任了萨尔茨堡音乐节艺术指导，历时4年。在1957年，除了率领柏林爱乐乐团首次访问日本之外，他还接受聘任成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艺术指导，以一改这座历史悠久的歌剧院颓落之势。在他身上的职称还有：1967年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终身指挥，维也纳歌唱协会终身指导，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席指挥之一，1969到1971年继去世的查理·明希担任巴黎管弦乐团音乐顾问。
卡拉扬在1958年第三次成婚，对象是一位法国女士—爱利特·毛瑞特。爱利特曾经当过时装模特，后来成为一位画家。她有着极强的社交能力，虽然她声称自己不懂音乐，但是她无疑在丈夫身边扮演着极重要的统筹角色。她与卡拉扬出色的私人秘书安德雷·冯·马通尼（André von Mattoni）一道负责了卡拉扬许多音乐以外的事务，让卡拉扬可以更专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指挥事业里。夫妻两人分别育有两女：1960年6月25日出生的伊莎贝拉和1964年1月2日出生的阿拉贝尔。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则分别是她们的监护人。而她们的保姆，正是卡拉扬的首任太太艾米·霍格罗夫。
1959年，卡拉扬除了和维也纳爱乐在59年秋季巡回印度，菲律宾，香港和美国等地演出外，还再次为DG公司录音，和柏林爱乐乐团制作出自己第一张立体声唱片，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这同时也标志着柏林爱乐，卡拉扬和德国唱片公司铁三角长时间的合作的开始。当时的卡拉扬虽然与EMI有录音合约在身，但是柏林爱乐却与德国唱片公司签下过合同。因此合约需要进行修改，使得这对组合能同时为两家品牌录音。在EMI旗下卡拉扬的录音活动后来一直持续到1984年，并录制了不少歌剧，另外还有一些不曾为DG录制过的作品，例如舒伯特的交响曲全集。
有了柏林爱乐和大唱片公司作后盾，卡拉扬就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录制古典音乐世界里的管弦乐作品。不过，1959到61这三年间，他只是很谨慎地录制了一些管弦乐炫技曲（Showpieces），例如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安东尼·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中的几首，还有德里布和肖邦的一些舞曲，不过这些录音一朝制成，即成经典。到了61年末，卡拉扬终于开始有大行动，为DG公司录制乐圣贝多芬的全套交响曲，并在62年完成，即俗称的“红卡”。时至今天，纵然市场上有着难以胜数的贝多芬交响曲全套，但是这套录音依然光彩夺目，饱受赞赏。其实，卡拉扬早在接手柏林爱乐乐团时，就已经开始准备这套录音制作。在第一次美国之行前夕，他就排演了《第五》。《第七号》他在55到59年上演过三次。到了开录前，除了《第二》和《第八》，他已将其他交响曲在音乐会上过了最少一遍。
以同样的精心准备，卡拉扬和乐团在63，64年还录制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而柏林爱乐乐团终于在1963年10月15日迎来了自己的家—柏林爱乐大厅。这座大厅是应卡拉扬的技术标准而建成的。一如瓦格纳为拜鲁伊特节庆剧院在开幕之际所做的一样，卡拉扬指挥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以示喜庆。

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卡拉扬对上一次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是1937年的事，不过他在当时可能已经领略过歌剧院的一些恶习，例如排练时间不足。而到了他再次在50年代中接手这所歌剧院时，这座歌剧殿堂正陷入其历史的最低谷：纪律可有可无，剧目沉闷，指挥低档，演唱低劣。
卡拉扬认为，歌剧院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其奉行的歌剧院演出季制度（stagione system）所致。签约的歌手，不管他是德国人，法国人还是意大利人，要出演这整一季的所有剧目。相比之下，很多歌剧院已实行了新的制度，歌手可以自由往来各歌剧院，唱自己最熟悉的角色，演出质量当然有所保证，加之当时唱片工业已经崛起，立体声唱片的黎明已显，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所以卡拉扬在开始指挥他任内第一部歌剧之前，先花了数以月计的时间整治歌剧院。他做出的改革颇具争议。首先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连接了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与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这样不但歌手可以往来交换，而且歌剧的制作也可以搬来搬去。另外，他还将萨尔茨堡音乐节的制作转到维也纳露面。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节省成本。还有他致力于让一些优秀的指挥家与剧院签短期合约，摒弃二流的乐队长。
整顿完之后，卡拉扬终于让维也纳观众领略了两场演出，瓦格纳的女武神和意大利风味的《奥赛罗》。后者题头角色奥赛罗由有着“黄金小号”之称的马里奥·德·莫纳科演唱，女主角则是意大利美声唱法的代表人物苔巴尔蒂。原班人马还为DECCA公司录下录音。接下来，他陆续将指环余部，《珀西法尔》，《珀西法尔》，《费德里奥》，《没有影子的女人》和《佩丽阿斯与梅利桑德》搬上舞台。这些制作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卡拉扬的指挥从没受到质疑，而且他各方面的准备细致认真，得到很多评论员的认可，歌剧院再一次获得国际声誉。
但是，卡拉扬只是作为一位指挥家获得了成功，而作为“艺术指导”，他则是失败的。首先卡拉扬身上任命繁多，长时间不在维也纳。当他不在维也纳的时候，歌剧院演出水准骤降。在招揽指挥方面，他也没有多大的建树，不过这也可能与歌剧院提供的排练时间不足有关。
1961年秋，歌剧院技术组罢工，卡拉扬以辞职支持。政府做出让步，不过要求为他加添一名共同指导，以求歌剧院管理的稳定。第一位共同指导是当时斯图加特歌剧院的老板华尔特·施夫（Walter Schaefer）。不过，状况并没改善，卡拉扬继续是长期离守，施夫在斯图加特脱不得身。歌剧院原来只有一位长期缺席的指导，现在则有了一对。到了后来，施夫决定63-64年度留守斯图加特，这样只得找上另外一人。新的指导名叫艾宫·希尔伯特（Egon Hilbert）。
希尔伯特和卡拉扬可谓相冲相克，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摩擦不断。他们先是因为制作《波希米亚人》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闹矛盾。再是在人事方面的问题，卡拉扬的演出排期还有变动等事宜，希尔伯特都有过单方面行动，引来卡拉扬严重的不满。
卡拉扬无力一口气应付来自政府，共同指导和自身职责多方面的压力，他决定在1964年辞职。同时，他也结束了与录音公司DECCA的合同。除了上述的《奥赛罗》之外，这家以强烈的录音动态效果著称的公司还为卡拉扬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录制了《阿依达》，《蝙蝠》和《托斯卡》，一系列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交响曲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音诗。不过话虽如此，卡拉扬在紧接着的1965年，就为DECCA录制了萨尔茨堡音乐节上的剧目《鲍里斯·戈东诺夫》。两者还在73和74年再次碰头，与帕瓦罗蒂以及弗雷尼录制了《波希米亚人》和《蝴蝶夫人》，和一版《费加罗的婚礼》。

80年代

早在70年代末，唱片工业就已经进入CD时代。1978年9月，卡拉扬的一场音乐会就已使用该技术被秘密录制。事后卡拉扬被Sony邀请去评估该唱片的质量。卡拉扬又一次站到了唱片工业的前沿，他被该技术所吸引，并戏称CD以前的时代是“煤气灯时代”。很快在1980年，他就推出了自己的首款数字CD歌剧录音—《魔笛》，这也是他本人首次录音时选择的作品。1981年4月15日他成为CD数码音频系统的国际主席。其数码录音从此陆续出炉：《卡门》，和被誉为“卡拉扬65年磨一剑”的最后《蔷薇骑士》。另外，他的马勒第9交响曲和瓦格纳的珀西法尔还旋即获得了英国留声机大奖。
有了CD这种音频新载体，卡拉扬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经典曲目重录，包括第四次贝多芬的交响曲全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全集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等。除此之外，他还在1982年成立了Telemondial公司，旨在记录他自己的演出。这一系列的录影的音频部分，遂以“卡拉扬金版”（Karajan Gold）的形式放出。而其录影，无一不是精心准备的杰作，其效果大大有别于一般的音乐会转播视频。卡拉扬在其中采用了多种专业的摄影手法，例如对乐器进行近距离特写，淡入淡出，多角度拍摄等，增加了观赏性。

危机潜伏

自卡拉扬真正将视线转回到柏林爱乐身上后，这对组合便以其多产和艺术方面的高品质成为乐坛佳话。1955年接掌柏林爱乐打后，卡拉扬便开始减少了世界性的活动，例如在1960年4月2日结束了与爱乐乐团的合作。在维也纳受挫以及巴黎管弦乐团（Orchestre de Paris）更改合约两次事件之后，卡拉扬更是下定决心，日后一心一意与柏林爱乐合作，例如在乔治·塞尔去世后，他推辞了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接任邀请。
而柏林爱乐在任命卡拉扬成为自己首席指挥之后，虽然与伯姆，约胡姆和朱利尼等客席指挥有过不少合作（大指挥伯恩斯坦也只有过惊鸿一瞥，与乐队演出马勒的第九交响曲），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与卡拉扬在一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卡拉扬的乐团”。卡拉扬与乐团录制下的大量唱片，巡回演出，极大地提升了乐团的知名度，使之柏林爱乐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音乐团体，同时也为乐团成员带来了大量财富与名誉。乐团成员组合成为多个室内乐团，管乐合奏团，都不忘带上柏林爱乐的衔头。而卡拉扬也并未对此有多大微词。但又正是柏林爱乐的这种自主性，成为80年代，乐队抗拒卡拉扬绝对权威的支柱。

危机爆发

早在1963年，柏林爱乐和卡拉扬曾经在聘任一位瑞典圆号手的问题上有过出入。纵使当时卡拉扬也是用过威吓的手段，不过最后做出妥协的还是他。不过到了1981年，他却对萨宾娜·迈耶（Sabine Meyer）的聘任问题态度强硬，最终导致乐团指挥之间冲突爆发。
曾经在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供职的萨宾娜，时年23岁，参加了柏林爱乐的单簧管试奏，意欲担任乐团的独奏单簧管一职。她在所有候选人里面无疑是最出色的一位。她随着乐团巡回萨尔茨堡，卢塞恩还有美国。其后一年，卡拉扬意欲聘任萨宾娜，并且想用自己的影响力将萨宾娜为期一年的试用期免去。不过这时乐队却提出了异议，认为萨宾娜瘦削光亮的音色与乐队的单簧管组浑厚低沉的音色不配。不过外界也有意见认为，柏林爱乐的“大男人主义”作祟，因“不愿意为女生再开辟一间厕所”而拒绝了萨宾娜。
面对这次拒绝，卡拉扬立刻故技重施，取消（德语：sistieren，卡拉扬胁迫时用语）了预定好的录音和巡回，还将下一年复活节音乐会的预约一笔勾销。另外，他还胁迫道，日后只按合同跟乐团办事，一年六场音乐会，不会再多。
乐队将卡拉扬的威胁看作是公然冒犯。加上录音与复活节音乐节并不属于柏林爱乐的公职，而这两项活动无疑是乐团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卡拉扬取消的无疑是乐团的财源，估计在百万马克左右。但是卡拉扬在此低估了乐团。次年初，乐团正式明确了自己的决定，萨宾娜将要服一年的试用期（其实萨宾娜的这次留任，是乐团经理彼德·吉特（Peter Girth）的个人安排，吉特也因此被乐团成员要求辞职。）。不过萨宾娜也无法在柏林爱乐工作下去：“关键是，我意识到，我在乐团的留任将会在乐团和其艺术指导间引起不可预测的冲突。”所以一到试用期结束，她推却了卡拉扬的多番挽留而自愿离去。值得一提的是，萨宾娜·迈耶现今成为一位极其成功的单簧管独奏家。
冲突在不断升级。乐团经理和文化部长的努力也无补于事，事件向高层推进。当时柏林市市长埃伯哈德·迪皮根（Eberhard Diepgen）在1984年圣灵降临节前往萨尔茨堡，其时正值卡拉扬在圣灵降临节音乐会将柏林爱乐遣走，并自掏腰包用维也纳爱乐取而代之。迪皮根得到卡拉扬保证留任首席一职的承诺。而老经理斯特斯曼也被再次请出山，以求缓和局面。
柏林爱乐也作出威胁，乐队将不再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不再和DG续约，而转投CBS的阵营，还有最致命的一击，将取消和卡拉扬新建的Telemondial的合约。没有了柏林爱乐，卡拉扬的贝多芬影音录制大计只得搁浅，因为卡拉扬找不到替代的乐团。卡拉扬在此威胁面前，只得再次做出让步，并在1984年8月24日致箴柏林爱乐，希望双方能再次走到一起，演奏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并且能在此后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寻求解决办法。卡拉扬这封信成为了双方和解的契机，两者终于再次走到一起。

最后岁月

晚年的卡拉扬，虽然依然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1983年再次因为椎间盘突出而接受手术），却依然醉心于音乐录制事业。84年10月，他获得UNESCO的国际音乐奖。而到了1985年6月29日，卡拉扬更是有一次非常特别的演出机会，他受邀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面前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莫扎特的《加冕大弥撒》。该演出还由Telemondial作了录影，并作了全世界转播。而1987年1月1日，卡拉扬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演出实况被作了世界直播。
1988年卡拉扬迎来自己的80大寿。德国唱片公司以其妻爱利特·冯·卡拉扬的画作为封面，发行卡拉扬100杰作系列以示庆祝。此后，卡拉扬还作了对日本最后一次访问。1989年2月卡拉扬与维也纳爱乐在纽约最后一次演出，演奏了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布鲁克纳的第八交响曲。不过此时卡拉扬的健康已明显恶化，这更加重了他和柏林爱乐以及当时柏林的政治人物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红绿联盟”（即德国的SPD和德国绿党）公开批评卡拉扬责任的不到位：缺席音乐家的应聘试奏，越来越少的巡回演出，整个月整个月不在柏林。而卡拉扬无法忍受这一系列批评，于是在1989年4月24日，他书面递交辞呈，推去了在柏林爱乐的职务，从而结束了这对传奇组合的长期合作。此后，他回到威尔第歌剧《假面舞会》的制作中去。录音已经完成，只待上演，但是卡拉扬的疼痛日益严重，即使是瑞士洛伊克巴德（Leukerbad）的硫浴也无济于事。在萨尔茨堡一次排练期间，卡拉扬抱怨其胸痛。一天后，即于1989年7月16日，卡拉扬在家中接见来访的老友日本索尼公司总裁大贺典雄，两人谈及飞机及音乐出版的事情。卡拉扬要来一杯水并喝下，说道感觉好了一点，然后就倒在一边。卡拉扬就此心脏病发逝世。他的葬礼简短从速，第二天卡拉扬便在安尼弗的墓园下葬，只有亲朋好友知情，而且并无记者在场。

指挥风格

卡拉扬并不作曲，一心从事指挥演奏事业。他的录音谱极广，空间上基本上涵盖欧洲所有出名作曲家的作品，时间上则从巴洛克时期跨到20世纪，如：巴赫、维瓦尔第、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曼、华格纳、布鲁克纳、马勒、理查·施特劳斯、德彪西、拉威尔、西贝柳斯、卡尔·尼尔森、肖斯塔柯维奇还有勋伯格，贝尔格。而卡拉扬在台上的风度也颇为世人所熟知：背谱演出，动作流畅，幅度大而不剧烈（与伯恩斯坦形成对比）。另外，卡拉扬在录音室中制作的歌剧录音中，很少加入剧情中出现的音效。正如他自己提到的一样，他的演出结合了“托斯卡尼尼的精确和富特文格勒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