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人

家谱与祖籍疑团

孙立人，龙舒孙氏第八代。始祖孙正仁本为徽州府休宁县人，贡生，雍正年间迁舒城县东三河镇南岸经商，自此书香门第，八代之内出了三个进士。孙立人天祖的弟弟孙序贤嘉庆二十五年进士（1820年），刑部云南司员外郎，其子孙观在道光二十七年进士（1847年），任直隶布政使。自孙观起，孙家与淮军关系密切。高祖孙恒是太学生。曾祖孙明诗是贡生。祖父孙炳焱是邑庠生（秀才），授七品文林郎。1853年太平军躆守三河镇，祖父孙炳焱往南18公里移居庐江县北金牛镇，盖仿徽宅，然而族人仍居三河镇做生意。1869年父亲孙熙泽生于金牛镇，举人，受淮军势力支持，官至济南商埠地方审判厅厅长、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父亲的亲兄（后来出继）孙浤泽光绪六年进士（1880年），广西贺县县令，被上司奏劾夺官，淮军将领、台湾巡抚刘铭传急电召孙浤泽任台湾沪尾海关监督。孙立人1900年生于金牛镇。舒城县三河镇南岸今属肥西县。祖籍按传统以祖父为准，故孙立人祖籍三河镇，父子故居均在金牛镇。舒城县、庐江县均处合肥与桐城之间，孙家书香门弟，受桐城派影响甚深，与合肥反无关系。

童年

孙立人父亲孙熙泽是清末举人，被派任为山东登州府知府，举家前往青岛居住。清朝末年，由于国土被列强强行租借，当时青岛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孙立人9岁时，某天在海边玩耍，发现了一颗极为漂亮的石头，于是高兴地将这颗石头拿在手里面玩耍。这时，来了几个德国小孩，他们看见了孙立人手上的石头，于是联手欺负孙立人，抢走了石头，并且打了孙立人两记耳光，还辱骂了中国人。日后这次事件对于孙立人的影响极大，他认为“自己的国家一定要强盛，才能够让人民都活着有尊严”，也成为他日后投身军旅的重要触媒。

早期生涯

孙立人于1914年以安徽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预科，接受八年的留美预备训练。清华历来十分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孙立人在校风熏陶下，热衷于篮球、足球、排球、网球、手球、棒球等各项球类运动，在众多项目中孙立人最擅长的是篮球。1920年他任清华篮球队队长，率队击败当时称霸京津篮坛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获得华北大学联赛冠军。1921年入选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身高1米85的孙立人当时担任球队的主力后卫。当时篮球项目有菲律宾、中国、日本三国参加，东道主中国队经过激战，先以32-29击败日本，再以30-27击败菲律宾，获得本届运动会篮球冠军，这是中国在国际大赛中第一次获得的篮球冠军。孙立人进清华后的第二个学期，因玩跷跷板受伤而住院治疗，又因输尿管障碍，休学一年，终于治愈，故在清华九年，于1923年毕业。
同年赴美留学。因其在清华学校已习基础工程多门，故直入普渡大学三年级土木工程学，1925年学士毕业。期间曾为美国桥梁公司（American Bridge Company）受聘当设计绘图师。1926年孙立人进入弗吉尼亚军校，因其已有学士学位，故直入博雅教育系（Liberal Arts）三年级，1927年以文学士毕业，游历欧洲，参观英、法、德等国军事。
1928年孙立人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今国立政治大学），任中尉军训队长。1930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起先于1933年随税警总团调往江西剿共，他以一个团接下一个师的防地：在永丰、丁毛山、七琴等地以寡击众，大破共产党军队。
税警总团由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一手创建，武器从德国购买，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在孙立人的训练下，其所属部队官兵教育水准、以及学科、术科和缉私方式的水准都远高于一般部队。事实上，税警总团、第36、第87、第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即是第一批接受德械装备与训练的部队。
由于当年孙立人任团长的第四团曾在华东射击比赛中获得第一名，而前十名里面第四团共占了七名，孙式训练遂逐渐崭露头角；也因孙热爱篮球，是政府撤退台湾后，中华民国国军早期篮球运动鼓励提倡者。

抗战初期

1937年10月，孙立人率税警总团第四团参加淞沪会战，与日军血战两周，在周家桥破坏日军机械化橡皮桥，七次击退强渡苏州河的日军，使该地成为淞沪会战中日军伤亡最重之处，日军久留米师团称孙团为其在华遭遇战力最强之部队。但此役孙立人为夺回友军失去阵地，遭迫击炮弹攻击身受十三处创伤，由其部属李鸿营长指挥号长苏醒与机枪连长胡让梨背负救出，昏厥三天后宋子文派弟弟宋子安将其立即送往香港接受完整治疗,以免日军发现被俘。
次年伤愈后，孙立人返回武汉加入财政部重组之缉私总队担任少将总团长，又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之后率部迁移到贵州都匀练兵。重组之缉私总队为淞沪会战后伤愈之税警总团残兵（未受伤的被团长黄杰带走改组为40师）加上新募为主，规模3团，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孙立人将缉私总队由原本之三团残兵新兵逐步扩张至六团规模。
在国民政府急需有力部队之要求下，1941年12月财政部被迫交出部分缉私总队半数兵力给国民革命军重组为新编第三十八师，作为交换条件由原本财政部体系的孙立人晋任少将师长，隶属于第六十六军，这支部队成为中华民国当时的主力部队之一。

第一次中缅印作战

1942年2月，中华民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4月，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于进驻缅甸曼德勒，兼任卫戍司令，参加曼德勒会战。4月14日，西线英帝国缅甸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将军奉罗卓英之命，派113团星夜驰援，刘放吾团长16日下午四时率部赶到巧克伯当。英缅甸军司令斯利姆将军17日亲往会晤，命令该团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会同安提司准将之战车，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哩公路两侧之敌。18日凌晨113团会同安提司准将之战车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一个大队，解救了被包围的英国南方军区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上将和威廉·斯利姆中将及七千英军，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美国传教士、各国新闻记者及妇女五百余人。仁安羌大捷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一个团不满一千的兵力，击退数倍的敌人，救出近十倍于己的友军，蒋中正颁发四等云麾勋章表彰孙立人的战绩。美国小罗斯福总统亦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仁安羌战后，英国方面决定弃守缅甸，撤往印度，新三十八师奉命掩护盟军撤退。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继续向西逃往印度。由于英军的溃退，导致了中国远征军陷入日军包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官杜聿明因为对蒋中正表达忠诚，拒绝了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指示，而执行了蒋中正令他经野人山热带丛林北上撤回云南的命令，这也埋下东北剿共战役杜聿明处处为难孙立人的伏笔。孙立人则认为野人山属瘴疠之区，纵横千里，难以穿越，当机立断率新三十八师向西撤往印度。由于日军被杜聿明率领北上的大部队所吸引，新三十八师在撤退途中比较顺利地打垮日军的阻击。部队装备不但没有损失，还收容了数以千计的难民和英印散兵。而杜聿明所率的第五军因遭到日军追击，丧失了穿越野人山的最好时机，半数葬送在野人山中，孙将军得知后立刻派遣新三十八师搜寻并救出部分友军转而撤往印度。
5月底，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边境。英驻印边防军要求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拒绝解除武装。恰巧，为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联军第一师师长正于当地医院疗伤，闻知孙立人部队的情况后，即前往调解。第二天，新三十八师开进印度，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表欢迎。

第二次中缅印作战

1942年8月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进驻印度兰姆珈训练基地，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10月，中国驻印军改编成新一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孙立人新三十八师和廖耀湘新二十二师。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反攻。 
战役发动后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进攻胡康河谷，新一军战车第一营在胡康河谷之战立下辉煌战绩。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与廖耀湘新二十二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新三十八师113团与美军麦瑞尔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日军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第18师团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师团长接到两军交锋报告后，判断这支敌军只是为了掩护中美军主力越境派出来的一支先遣部队，首先命令富昆南部地区的第56联队急速前进，企图将其各个击破。及至该联队到达战场交战后才搞清楚，敌军原来是中国军第38师（孙立人师）一支劲旅，和第18师团过去在中国大陆上接触过的中国军队，在素质上完全不同，因而大吃一惊。过去，日军以优异的单兵作战能力及较先进的装备，在面对中国军队时都有压倒性的攻势。尤其是这个由九州编成，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转战中国，同中国交战最有自信，岂料胡康河谷富昆的中国驻印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尽管第56联队奋勇猛攻，敌军圆形阵地在致密的火力攻击网和空军的支援下不仅毫不动摇，而日军的损失却不断增加。中国军虽已遭到了将近九百名的损失，却依旧顽强抵抗，坚守密林阵地，毫不退让。于是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使全军不禁大为愕然。”。
驻印军攻占胡康河谷后，3月14日乘胜向孟拱河谷进攻。新三十八师113团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坚布山后方，和新二十二师两面夹击，29日攻占坚布山天险，叩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三十八师和新二十二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5月下旬，孙立人将军从缴获的日军信件中获知：由于日军第18师团主力在索卡道被新二十二师包围，加迈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师团长田中新一坐守空城，惊恐万状。孙立人见机而行，不拘泥于原定计划，以112团秘密渡过南高江，向加迈南面的西通迂回，切断加迈日军的后路；以113团向西进取加迈；以114团向南对孟拱实施大纵深穿插。6月16日，113团与新二十二师会师加迈，日第18师团团长田中新一率1,500余残兵仓皇南逃。6月25日，孙师114团攻克孟拱。
8月3日，中美联军克复密支那。至此，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结束。中国驻印军给日军王牌第18师团等部予毁灭性打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一雪两年前退兵缅甸的耻辱。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部队进行休整扩编，由新一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任新一军中将军长，下辖新三十八师和新三十师（后廖耀湘新六军回国增援国内抗战，其五十师编入新一军）。 
1944年10月反攻缅北的第二期战斗开始。中国驻印军由密支那、孟拱分两路继续向南进攻。孙立人率新一军为东路，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进攻，连续攻取缅甸八莫、中国南坎。
1945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颁授郑洞国、霍揆彰、萧毅肃、周福成、何绍周、王凌云、孙立人、廖耀湘以青天白日勋章，颁授卫立煌以一等宝鼎勋章，颁授巴梯斯达以特种大绶卿云勋章，颁授萨拉里架以特种大绶景星勋章。1月27日，新一军与滇西中国远征军联合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打通了中印公路，次日两军于芒友举行会师，作为在越南河内（时称东京）会师的前哨。随后，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各师团继续猛进，3月8日攻占腊戍，3月23日占领南图，24日占领西保，27日攻克猛岩，消灭中缅印边界所有的日军部队，第二次中缅印战役以胜利告终。孙立人因战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网上有人杜撰孙立人曾下令将1200名日军俘虏中所有到过中国的都活埋，仅一名台湾新兵未到过中国而幸免于难。此乃无稽之谈。
一些当年随孙立人远征的38师老兵也明确否认孙下令杀过战俘。比如叶兆言曾写文章记载一位抗战老兵的说法：
"广州一位三十八师老兵托人打电话给我……这位老者是孙立人部下，当年在师部谍报队服役，是活着的见证人。出于对老长官的热爱，他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日本人非常顽强，生俘的很少，所谓活埋是胡说八道。第二，活捉俘虏可以奖励，为了邀功，也不会这么做。第三，为获得情报，任何一名被俘的日本士兵都有价值，为防止他们自杀，常捆绑在门板上，战俘待遇很高，有时甚至用飞机押送，如果要杀，根本没必要浪费时间。这位叫梁振奋的老兵特别提到了孙立人的留美经历，说孙将军在美国学习军事，他接受的教育，不可能做出虐杀战俘的不人道行为。"（《叶兆言：孙立人将军的传说》）
《中央日报》远征军随军记者孙克刚（孙立人的堂侄）撰写的《缅甸荡寇志》中记载，“前后两期攻势作战，和我军（新一军）对垒的日军有第二、十八、四十九、五十三和五十六五个师团，及第三十四独立旅和其它特种兵部队，我军击毙日军共33082人，其中包括3个联队长和其他高级军官，伤其75499员名，俘虏田代一大尉以下官兵323人，敌人几乎全军覆没，我军和敌军伤亡的比列，是1：6。”
《缅甸荡寇志》还记载：“我们又在一个叫今田宽美的俘虏嘴里得到一篇坦白的自供，他说：‘当我被俘的时候，心里很害怕，以为一定是死，不想反而受到优待’。……后来有一个日本俘虏问反正过来的台湾籍日语译员锺正平说：‘你看见过孙立人将军没有……’，锺正平回答他说：‘是的……’，‘你既然见了他，为什么不行刺？’，俘虏误认锺正平是日本人。锺正平说：‘人家待我好，我为什么要加害于他呢？’俘虏默然！”

抗战胜利后

孙立人将军指挥新三十八师，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的战斗中，屡克强敌，战功卓著，其运用的战术、显示的战力备受国内外各方肯定，有“东方隆美尔”之誉；而被打败的日军在缅甸战后史料上，尊称他为“中国军神”。1945年5月，孙立人率新一军返抵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同月，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之邀，孙立人赴欧考察欧洲战场，是中国唯一被邀请的高级军官。8月15日，侵华日军投降。9月7日，新一军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投降，并建造新一军印缅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嗣后，新一军进行了休整和扩充，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号称“蓝鹰部队”、“天下第一军”。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迅速占领东北，把日本关东军的军火装备提供给中共。林彪共军至少接受“步骑枪30万支左右, 各种炮1600多门( 含迫击炮、掷弹筒) ，坦克 20 辆左右”。就在几个月前，整个八路军总共只有154门炮。苏联红军把投降的满洲国20万军队交给中共整编，再加上成千上万新近失业的男子，为生活只好当兵，使得林彪共军从最初的6万人转瞬就发展到30万，并成为共军中作战能力最强的部队。
林彪是共军将领中最能战的“常胜将军”，号称东北“黑土地之狐”，率领四野占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毛泽东命令林彪“不惜任何牺牲”，“死守长春”，“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1946年3月下旬，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同时孙立人被派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会议，由于抗战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国共两党争夺中国东北战事受阻，1946年4月，国共双方在东北战略重镇吉林省四平开始了第一次主力决战。原先蒋中正曾下令限东北行营4月2日前攻下四平，可是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挥国军北上进展迟缓，前后拖延几近两月，中间尚有挫败，蒋中正为此十分焦急，急电孙立人返国指挥新一军。5月15日夜，孙立人赶到新一军军部，连夜制定攻击计划。5月16日，新编第五十师从正面攻击，新编第三十师和新编第三十八师从侧翼攻击，孙立人亲到各师前沿，新一军官兵见军长回来了，士气大振，奋勇猛扑林彪部防线。5月17日，新五十师第一五〇团首先突破，攻克四平东南制高点五顶山，林彪指挥部队连续反击，始终无法夺回。  
5月17日，当战事持久拉锯不下，双方攻守最激烈的时刻，蒋介石派首任国防部长白崇禧飞赴东北督战。白崇禧一到东北，即召开军事作战会议，重新调整作战部署，国军士气大振。
5月18日，白崇禧偕杜聿明赴前线指挥所督战，指挥孙立人新一军、廖耀湘新六军、陈明仁第七十一军这些中央军精锐，分三路向四平林彪共军进逼包抄。新编第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突破四平东北防线，新三十师第八十八团突破城南防线，林彪弃守四平。5月19日，孙立人之新一军进占四平街，陈林达之第一九五师攻占四平街东侧哈福屯，历时33天之四平街攻防战至此结束。郑洞国久攻不下的四平，孙立人等新军将领只用3天于5月19日便彻底就攻克，瓦解了杜聿明5个月来与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林彪对峙的僵局，林彪执行毛泽东“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命令退到公主岭，杜聿明在接到投降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的情报报告共军战力已失，命令所属5个军进行超越追击，孙立人一路前进，亲率新五十师强渡辽河，攻击公主岭，林彪又北撤，五日内攻陷长春，随后取回农安、德惠等战略要地，进展顺利。6月5日，攻占陶赖昭车站。此时哈尔滨中共党军及各类机关是一片混乱﹐正在往佳木斯方向溃散。
此时林彪部队流传“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兵”。但在救援海城的问题上，孙立人与杜聿明发生了矛盾，杜聿明调度有失，孙立人向蒋中正抗议，埋下将帅失和伏笔！至此1946年四、五月间，东北第一次“四平街会战”，国军大胜。但此时，正值马歇尔来华调停，马歇尔不断向蒋中正施压，为迫使国共停战不惜以美国援华五亿贷款为要挟，敦促东北国军停止追击到松花江南岸为止，此举让林彪溃败之军，得以喘息。但蒋中正为了显示国军在松花江以北的存在，指令杜聿明派一个团渡过松花江，占领交通要点陶赖昭堡，此地易守难攻，杜聿明命令孙立人率新五十师渡江，隔日，攻取了陶赖昭堡，此时距哈尔滨仅六十公里，位在哈尔滨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均已做好撤退准备，在孙立人即将攻进哈尔滨之时，1946年6月6日，蒋中正下第二次停战令；国共停战。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一书中写道：“从当年的林彪到今天的老人，都说国民党没向江北推进是失算。否则，共产党的日子将更难过。”蒋中正后来也反省他在1946年6月6日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对东北战局的影响，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唯一关键。”
1947年林彪为打破杜聿明的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1947年1月5日，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1个营被东北民主联军第3师包围，孙立人命第一一三团主力解围，结果在其塔木被全歼，但孙立人却一直坚守松花江南岸，没有给林彪以更大的战果。德惠之役后，新一军扼守松花江南岸的一个连及坚守德惠的第五十师第一四九团获蒋中正赐名“中正连”、“中正团”。但随后，杜聿明屡次发电向蒋中正批评孙立人，指责其作战不力，骄横跋扈。
4月26日，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改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官，潘裕昆继任军长。蒋中正鉴于孙立人和杜聿明不和，而且在东北国军将领中比较孤立，不可能取代杜聿明统领各军，所以蒋中正将他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虚职，暂时解除兵权，其新一军军长之职由黄埔军校出身的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接任。1947年6月16日，蒋中正接见东北保安副司令孙立人，听取对东北战况之报告；蒋经国飞四平、公主岭等地视察。
同年7月，蒋中正将孙立人调离东北，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负责全国国防新军训练的重任。此消息一传到哈尔滨后，毛泽东开庆祝会道：“我们唯一的敌人被杜聿明赶走了，东北将是我们的天下了。”8月4日，国民政府特派孙立人代理陆军总司令兼陆军总司令部陆军训练司令。8月31日，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孙立人，自南京飞抵台北，筹划国军新军训练事。陈诚赴东北，拆散新一军组成新一军、新七军、把新一军原有主要武器移交其他黄埔系将领;并且将原本已编入地方保安，接受日本关东军精良训练的原满军裁撤，使许多满军因顿时失去生活来源而纷纷加入共产党军队，大大增加共产党在东北的实力。孙立人离开东北时，东北局势虽已被动但尚未恶化至不可为地步，是国军在东北唯一全身而退的将领。
1947年11月，孙立人将陆军训练司令部迁到台湾的高雄县凤山镇，并从新一军调去几百名他在税警总团和在缅甸作战时期的干部，一同前往台湾训练新兵，在台湾建立新军。

孙立人兵变案

孙立人兵变案（郭廷亮匪谍案），对“孙案”之调查，最初由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与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等组成“九人委员会”，负责调查“郭廷亮匪谍案”。另外监察院也由中国国民党籍监察委员陶百川、无党籍监委曹启华、萧一山、王枕华、余俊贤等“五人小组”自行发动调查。陈诚的九人小组审讯郭廷亮等，得到彼等“坦承不讳”之“自首”结果。由于郭系孙立人之联络官，九人调查小组认为孙“未适当防范，有失查之责。”。军事法庭遂以匪谍罪判处郭廷亮死刑，随后由高层下令改为无期徒刑，迳送绿岛。孙立人被判无期限监禁在家。
监察院陶百川等“五人小组”之调查结果与“九人小组”差异甚大。监院认为郭廷亮等确系主张军事改革，但绝无兴兵叛乱之情节。所谓遭人检举，乃属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构陷，不足为凭。孙立人对此应毫无责任。监院调查结果因与“九人小组”差异过大，调查期间遭到情治跟监，最后仅在院内会议秘密报告后即以极机密封存，不再公开。
1991年，郭廷亮假释自绿岛返台，至台北奔走，希望平反孙立人罪名。却在桃园县中坜车站，自火车摔至月台上后身亡。司法调查以意外或自杀结案，但学者认为可能是遭谋杀。
1998年孙案涉案人及家属要求监察院公布“五人小组”报告并还原真相。2001年1月8日，监察院通过决议，称孙案乃“被阴谋设局的假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获政府新台币六十万元经费补助，就孙立人兵变案进行专门研究。朱浤源认为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孙立人有军事叛变行为。
2014年7月，监察委员李炳南、赵荣耀、马秀如等人公布对当初“九人小组”调查档案的报告。在档案中，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曾向蒋中正建议拔除孙立人兵权，以防他叛变。调查结果认为，蒋中正曾直接对孙案下达许多指示，这个案件是利用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反共意识抬头的机会，设局将孙立人软禁，以免蒋中正权力遭威胁。美国政府在本案发生后，曾私下对台湾当局表示关切，因此事件才未扩大。这个报告中，同时对郭廷亮进行平反，认为他系遭构陷。
2017年10月，由新闻报导一起军备局产权诉讼判决，法院文件揭露出1955年陆军第十军中校刘永德，曾于一九五五年检举郭廷亮意图发动兵变，经第十军政战部主任阮成章少将转报，由前总统蒋经国（时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指派刘永德，深入叛乱组织担任内线为时数月揭发叛变案。后来蒋经国下令“便签”交办，特准核拨奖励专款八万元给予刘永德奖励。

评价

孙立人被认为是国民革命军中，具备丰富现代化作战经验和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他非常爱护部属，因此由他所带领的军队极具向心力、非常地忠贞爱国。孙立人并且拥有崇高的国际声望，是国民革命军中与众不同的一名将军，也是中华民国国军当中极少数从美国军校毕业的高阶将领，因受西式教育的影响，陆军总司令任内他批评政工权力过大，是威权时期少数勇于提出改革建言者。孙立人是以客攻主、以少战多、以弱敌强而皆能克敌致胜的名将。他长期在补给完善的精锐部队任职，无论在中缅印对日战役，或在东北新一军对中共的战事等，面对各种艰苦复杂的作战环境皆有深刻的认识与卓越的战绩；但因个性心直口快、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圆通，再加上深得部属们的尊敬与美国政府的青睐，使他于不知不觉中，陷入政治漩涡，而遭人构陷。
孙立人终身抱持忠贞信念不改。在《孙立人言论选集》中，孙立人多次强调做人要脚踏实地，以“诚”与“拙”自许，主张诚恳，反对以小聪明奉承上级。中华民国前驻泰大使、曾随孙立人将军担任秘书四年的沈克勤，在日后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中关于孙立人一案记载，以自对孙立人一生的观察，用“直性而行，率性而为”八字，作为孙立人个性与行事作风的评价。沈克勤表示，“孙立人的精忠报国是不容怀疑的。”他回忆，1974年，他偷偷前去病床探视长期遭软禁而卧病的孙立人，提及以佛家忘我来平抚被监禁与生病的苦难，遭孙立人指责：“如此，谁来救国？”他始终不曾忘记对国家的责任。但孙立人对于当时以国民党政府为主所力行“以党领军”与蒋中正、蒋经国希望推动个人威权崇拜之理念作风颇有不赞同的微词，造成他受到蒋中正整肃的结局。
孙立人过去在对如作战策略或布局等诸多处置作法之会议上，常会为一件事情的看法而与自身意见相左的长官或同军衔将领发生争执，即便从事后观点来看孙立人之意见看似是较为有利或正确，但当下之坚持己见的固执行为已令与孙立人共事过的长官、同军衔将领感到不悦。他功业过大，引起蒋中正与其他将领侧目，因非出身黄埔系统，也不擅长逢迎，因此不得蒋中正信任。
反对意见则认为，孙立人孤高自傲、无党籍，与作为国民革命军主流的黄埔系将领格格不入，也不擅协调各方面间之矛盾，使他在注重人脉的国民革命军中难有大作为。刘宜良（江南）的《蒋经国传》中曾提到：“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和得来。”香港《七十年代》刊“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一文，对孙立人受排挤的情况有相当生动的描写：“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孙立人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蒋中正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行，那么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那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像这样情形，最后还是由蒋中正打圆场。”其部属沈克勤回忆，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曾多次表示想与孙立人结拜，但孙立人为了争取陆军权益，曾当众与周至柔吵架。因为对政战系统不满，蒋经国来拜年时，孙立人也置之不理。
1955年孙立人事件发生，据当时担任总政战部主任的张彝鼎指出：“这件事情很复杂，孙立人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老总统（蒋中正）也很看重他，但是孙立人的个性太强。”“做为一个武将，能和古代的郭子仪或民国的徐永昌那样，随和一点，会比较好。像徐永昌，先后在冯玉祥、阎锡山及老总统手下做过事，和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这样才算成功。”

与美国关系

孙立人曾在美国留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率领中国远征军，获得美国军方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中华民国当时最优秀、最具国际观的将领。但也因此在国民政府迁台之后遭到蒋中正怀疑他挟美国以自重。
1949年2月11日，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派一名中将特使到台湾，邀请孙立人到东京会谈。孙立人通过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先要求蒋中正的许可，蒋中正同意后，孙立人搭乘麦克阿瑟的飞机飞往日本。麦克阿瑟告诉孙立人，美国希望孙承担防卫台湾的责任，美国将给予他全力支持，但孙立人表明他支持蒋中正。当回到台湾后，孙立人立即向陈诚报告麦克阿瑟与他的谈话，并要求陈向蒋中正报告此事。
美军顾问团至台湾对蒋中正提供建议，蒋中正曾经询问过美军顾问，对中华民国国军将领的评价。其中只有孙立人得到美军顾问的高度评价，认为他可以指挥20万人以上的部队，至于陈诚，被认为只有团长的能力。
1950年，美国国务院曾提出内部假想方案，在台湾发生动乱时，考虑要求蒋中正下野，军队指挥权交给孙立人；以胡适替代蒋。但在6月韩战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美国国务院内部转而支持蒋中正，假想方案并未实施。
孙立人长期主张反攻大陆，在韩战期间，曾主张借此机会反攻。从蒋中正以后被公开的日记里可知，从1951年的1月初开始，孙立人提出反攻大陆计划，极力想说服蒋同意这个方案，同时希望取得反攻大陆全盘之军事指挥权，甚至以辞职要胁。结果被蒋批评为“自不量力，只想藉美国之感情保护。”
中华民国前陆军上将、寓居在香港的张发奎，在《张发奎口述自传》文中评论中华民国过去活跃于台面上的政坛人物时，对孙立人之下场的是如此评论：“恃才傲物是孙立人失势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想扶植他反而害了他。他以为美国人支持他，以至得意忘形。然而，美国人是不可靠的，孙立人的矜才使气使他得不到蒋先生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