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喬治·戈登

早年生活

戈登出生在伦敦的伍尔维奇，是皇家炮兵（Royal Artillery）的H. W. Gordon将军的第4个儿子。他在陶顿学校（Taunton School）受教育，后来在1848年进入皇家军事学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1852年，他任官为皇家工兵（Royal Engineers）少尉，在查塔姆的皇家工兵学校继续完成他的训练，并在1854年晋升到中尉。
一开始他奉派建造威尔士的米尔福德港的防御工事。但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他在1855年1月被指派到巴拉克拉瓦（Balaklava，现属乌克兰）。6月18日到9月8日他参与了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
另外他也参与了英国与帝俄的金伯恩战役，并在冲突结束后回到塞瓦斯托波尔。戈登伴随一个国际和平委员会划定俄国和土耳其在比萨拉比亚的新国界。他继续他在小亚细亚的调查工作，并在1858年底回到英国，出任工兵学校教师，而且在1859年晋升为上尉。

中国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戈登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在9月抵达天津，其后参与了占领北京与火烧圆明园的行动。10月《北京条约》签订，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开辟英法美租界。天津英租界首先开辟，时任工兵上尉的戈登是划定界限和规划道路的主要设计者。
1850年起，太平天国在两广、湖广等省连战皆捷，并于1853年占领金陵（今日江苏南京），改称天京并定都于此。清朝苏松太道道尹吴煦出面，富商杨坊出资，居于上海的欧美移民也协助成立洋枪队以防御城池。洋枪队由美国人华飞烈指挥，在上海西郊与太平军多次发生零星战斗，情势逐渐不利。1862年英将士迪佛立率军抵达，配合华飞烈和另一支小型法军抵抗太平军势力，1862年底夺回原本被太平军占领的嘉定、青浦等地，同年也改名为常胜军。
华飞烈阵亡于慈溪之战，由美国人白聚文继任，但因劫掠清军饷四万银元，被撤职。江苏巡抚李鸿章要求士迪佛立另指派英国军官来指挥洋枪队。士迪佛立选择了时任少校的戈登。1863年3月，戈登在松江接任指挥，与华飞烈不同的是，戈登严禁常胜军士兵劫掠，在军中采以严刑峻法，军纪严明。戈登重整军队并支援常熟成功，很快得到士兵们的尊敬。李鸿章的淮军与戈登率领的洋枪队密切配合，在江苏的战场上频频得手。戈登得知守将纳王郜永宽等与主帅谭绍光不和，有投降之意，便与李鸿章商量诱降郜永宽，李鸿章命部将程学启与郜永宽定下降约，由戈登居中做保人。
11月，苏州被常胜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合力攻下。1864年5月，太平军在天京（今南京）外围最后一个堡垒常州府失陷，常胜军的声望也达到最高峰。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863年12月5日），郜永宽、伍贵文、汪安均等八名太平军降将到淮军营中见李鸿章，程学启率百余人突入午宴，将八名降将杀死。程学启提着八人首级入城，称“八人反侧，已伏诛矣！”戈登对杀降一事不满，痛骂程学启不讲道义，与之断交，又提着火枪要找李鸿章算帐，逼得李鸿章四处躲藏。由于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否则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后他率军返回昆山，同时要求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协助，迫使李鸿章下台。李鸿章急忙向英国人赫德和马格里（郜永宽的女婿）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李鸿章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说：“惟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曾国藩竟然称赞这种行径说：“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1864年，与李鸿章合作攻陷常州之后，常胜军解散，李鸿章奏请两宫太后，授与戈登清代最高武职提督称号、赏穿黄马褂；另外，英国也晋升他为中校并赐“巴斯勋章”。

非洲

战后，戈登短暂回到英国，并负责指挥皇家工兵在泰晤士河南岸格雷夫森附近的防御要塞。1871年10月，戈登代表英国到多瑙河委员会去维持多瑙河河口的加拉茨的船只航行。
1872年戈登被派去克里米亚检阅当地的英军公墓，当他经过伊斯坦布尔时，认识了当时的埃及总理努巴尔帕夏，他和戈登商议在土耳其驻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帕夏手下工作。1873年，戈登在英国政府的同意下接受了总督的邀请，并在1874年初到达埃及，戈登在那里成为埃及军的上校。
埃及政府从1820年代开始往南扩张，并在英国探险家山缪·贝克（Samuel Baker）的领导下，在1870年2月到达尼罗河上游的喀土穆，1871年6月到达刚多卡洛。贝克在当地遭遇了极大的困难，所以总督要求戈登去处理当地事务。在开罗待一小段时间后，戈登经由萨瓦金（苏丹海港）和柏柏尔（苏丹北部城镇）到喀土穆，从喀土穆他又继续沿着白尼罗河到了刚多卡洛。
戈登留在刚多卡洛省直到1876年10月。他建立从索伯特河（Sobat）到乌干达前线的哨站，以及打击奴隶交易活动。然而戈登开始和埃及官员和苏丹发生冲突，这导致戈登回到伦敦并通知总督他不会回到苏丹。总督写信给他，戈登同意回到埃及，但坚持他必须成为全苏丹的总督。在总督同意一些讨论后，戈登成为全苏丹的总督。
成为总督后，戈登开始处理一些更广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改善埃及和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关系，主要是对Bogos地区的争议。战争在1875年爆发，埃及军队被击败，于是戈登到Bogos与阿比西尼亚谈判，不过并没有得到回复。不久，达尔富尔又爆发起义，叛军相当庞大，而戈登认为外交途径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法。这次戈登只带一名翻译员到敌营谈判。这个大胆的行动被认为是成功的，一些叛军加入他，另一些则撤回南方。1878年3月戈登被召到开罗，他被指派为委员会主席。埃及总督伊斯梅尔在1879年辞职，并把位子传给他的儿子。
戈登回到南方，到阿比西尼亚南方的哈勒尔，他发现当地官僚相当腐败，于是他将当地官员免职。然后他又继续打击达尔富尔的奴隶交易活动。他的部属Gessi Pasha成功结束加札尔河地区的暴动。他又试着与阿比西尼亚签订和约，不过没有成功。他回到开罗并辞去总督的职务，他对于经年累月繁杂的工作感到筋疲力尽。
1880年戈登在布鲁塞尔拜访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并应邀帮忙负责刚果自由邦的事务。4月，好望角殖民政府提供他一个地方军队的指挥职务。5月，即将到印度担任总督的Ripon侯爵要求戈登当他的私人秘书。戈登同意最后的这个请求，但在他到印度不久便辞职。辞职后，他在7月再度来到中国北京，和这时已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会面，李告诉他中国和俄国因为伊犁事件有战争的危机，于是戈登便用他的影响力来确保和平。戈登回到英国，但在1881年4月又离开到毛里求斯指挥当地的皇家工兵。他留在毛里求斯直到1882年3月，当他晋升为少将时。调派到好望角去增援巴苏陀兰（今莱索托）。数月后，他回到英国。不久后，戈登又前往巴勒斯坦，一个他一直渴望拜访的地方，并在那里待一年。比利时国王再次邀请他管理刚果自由邦的事务，他接受并且回到伦敦准备。但在他到达英国不久，英国政府要求他立刻去苏丹，那里的情况在他离开后变得相当糟糕，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赫迪自称是马赫迪（“导师”），马赫迪战争在他的领导下爆发。
苏丹的埃及军队无法抵挡这场暴动，埃及政府则正忙于阵压另一场暴动。1882年9月后，苏丹处于一个濒临毁灭的位置。1883年12月，英国政府命令埃及放弃苏丹，但撤离行动是困难的，数千名埃及士兵、平民和他们的家眷仍然困在苏丹。英国政府于是要求戈登前往喀土穆处理并撤离人员。
1884年1月，戈登到达开罗；在开罗，他再度出任为总督，踏上前往喀土穆的不归路。2月18日，他抵达喀土穆。戈登开始着手遣返妇孺和伤者回到埃及，约2500人在救主军封锁道路前被撤离。戈登希望有影响力的地方领导人Zobeir能接管苏丹，不过英国政府以他曾经是奴隶贩卖商的身份拒绝。
叛军在喀土穆和苏丹东部附近不断进攻，而萨瓦金的埃及军队则不断的被击败。一支由葛雷汉（Gerald Graham）将军的英国部队曾派遣到萨瓦金，并迫使叛军撤离当地。戈登曾强烈主张从萨瓦金到柏柏尔的道路应重新开放，不过这要求被伦敦政府所回绝。4月，葛雷汉将军和他的军队撤离。5月，柏柏尔的守军投降，喀土穆被完全隔离。
1884年3月18日，喀土穆围城战开始。虽然英国政府决定放弃苏丹，但民间仍有许多人呼吁派兵拯救戈登。直到8月英国政府才决定拯救戈登，但直到11月英国救援队才准备开始行动。
12月底，部队到达Korti。1885年1月20日，他们到达Metemma，在那里他们发现戈登四个月前派来的炮艇，准备用来把他们运往尼罗河上游。24日，两艘汽船出发前往喀土穆，但当他们在28日抵达时，发现喀土穆已经沦陷，戈登已战死两天，后遭敌人斩首，并且枭首示众。最新看法是被杀的常州太平军部分未亡太平军复仇，易容潜至苏丹刺杀戈，证据是非州洲莫桑比克岛潜逃住千于太平军，俟机复仇行动

影响

戈登的死让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被逼下台，并导致自由党政府垮台，开始保守党的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增加英国吞并苏丹的决心；1898年，英军击败救主军，苏丹从此成为英国与埃及共治的殖民地，直到1956年独立。
1890年，天津英租界的工部局大楼落成，为了纪念戈登在开辟和规划该租界方面的贡献，这座大楼命名为戈登堂。在落成典礼上，戈登的巨幅照片挂在会场的中央。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盛赞戈登的军事指挥才能后，宣布大楼正式开放。1897年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扩充后，将新筑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戈登道（今湖北路）。
在戈登曾经活动过的上海，1900年，上海公共租界也将西区新筑的一条重要道路命名为戈登路（Gordon Road，今江宁路）。
2010年，天津市在海河南岸重建戈登堂，作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的场所。

名言

戈登尝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可转弱为强。”又曰：“中国海军利于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当时称其将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