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刺在背传说

对战争的看法

大多数德国人曾支持或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因此而受害。在德国或较中立的角度来说，一般认为俄罗斯借助巴尔干问题扩张。很多德国人都视战争为对抗“东方侵略者”的永久抗争。考虑泛斯拉夫主义与俄国之扩张之余，法国因普法战争之败而生的复仇主义也是开战的重要理由之一。对于德国人而言，英国也同样是机会主义者。由于德国的崛起破坏了英国在贸易上的垄断，故此英国也被视为企图借助支持比利时的中立（德军的施里芬计划），肢解德意志帝国的势力。

社会分化

战争的开始，在最初的确消除了德国社会的分化。新教路德派教徒、天主教教徒、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右翼势力与自由主义分子都因战争而团结。不过，随着战争的变化，原本的分化再度出现。天主教徒、社民党人与犹太人对战争之热情减退，令其对国家的忠诚受到质疑。借助发战争财的人士与参加罢工的工人也遭到批评。克虏伯就因为替交战双方提供军备，而遭到别人的谴责。个人利益往往被其他行业牵引着。德国政府设立最高价格管制以干预经济，而商人则以转移生产目标作回应，造成物资短缺。以上情况令社会紧张，经济秩序受到破坏。在1917年，单单在德国就有五百次罢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社会之不安，往往是经济因素居多，而非人民是否爱国的问题。虽然德国的生产力在1917年到1918年时大幅下跌，但其实当时德国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最高峰，无法再增加产量。根据后来的统计，德国根本无能力与英国、法国和美国打消耗战而取胜。德国的确是欧陆大国，但她的工业产量与人口完全比不上整个协约国集团。虽然她打败了俄国，但同年美国之参战，已注定德国后来的失败。美国仅仅在战争最后一年才加入战场，而其国力又远胜德国。

协约国的宣传

英美传媒经过密集的宣传战后，成功塑造了德意志帝国具有普鲁士式军国主义与犯下危害人类罪的恶名。协约国之一的君主专制国家俄罗斯退出战争后，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与英美等协约国形成强烈对比。英美等国以自由与民主见称，而同盟国则是专制国家。此论调为西方传媒所大量炒作。这对于美国参战之事非常重要，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美国参战，指出要“使世界安全，捍卫民主”。
德国名将鲁登道夫在其回忆录指出，霍亨索伦家族在战时未能察觉到协约国的宣传，以致失败。因此，纳粹党在德国当政期间，一直尝试掌握当时协约国如此成功的宣传策略。虽然德国被视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但她的停战建议就几乎全被否决。在战争第二年，双方都认为，签订没有割地赔款或领土得益的条约就等于政治自杀。因此，德国当时的建议是要求保留她占据的比利时之领土。
鲁登道夫断言，协约国要求之和议将与德拉古式条约无异。然而，德国人民并不相信他的理论，却深信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德国社民党在战前早已是德国的著名民主派，协约国承诺和议与在其后恢复德国主权，更赢得以上党派的一致赞同，大力支持停战。战争持续下去，德国的盟国也开始质疑打仗的理由。

凡尔赛条约

1918年11月11日，世界大战终于结束，而鲁登道夫的预言就几乎马上实现。虽然战争完结了，但英国继续封锁欧陆长达一年，令德国物资短缺，民不聊生。魏玛共和国政府签署的凡尔赛条约，更被认为是极度苛刻，完全不是德国人民在最初所期待的。
然而，凡尔赛条约出乎德国人意料之外：德国必须割让约一成的领土、让莱茵兰非军事化、让法国占领萨尔区和付出大量赔款（分70年还债，直到1988年）。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战争罪责条约：德国必须承认对发动战争的全部责任。
然而，在战后几年内，协约国愿意减少赔款，让德国能对抗苏联的扩张，德国最后只付出了赔款的八分之一（详见洛桑会议）。
德国投降后，协约国从没有占领德国领土，而当时西线的德军仍在法国北部。而且，当时列宁与德军议和，在3月签订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德国夺得大量俄国在东欧之领土与赔款。这代表德国打败了俄罗斯，也表示当时德国仍有胜利之机。于是，很多德国人都深信德军所向披靡，根本没可能会战败。换句话说，只要政府代表没有“卖国求荣”，而国家又没有因革命而崩溃，德军一定会取胜。对一些德国人而言，即使必须求和，他们也相信协约国会根据十四点和平原则宽待德国。
条约之所以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最主要还是它被认为严重损害德国主权与民族尊严。

强烈反响

于是，德国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与前军事领导人就借此诿过于人。最著名的代罪羔羊就是威玛共和国的领导层、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国际犹太人”，亦即被认为“为富不仁”的犹太人。以上人士统统被称为“十一月罪犯”，被指为出卖民族的罪人，包括批评德国民族主义、煽动叛乱、煽动军事工业之罢工与牟取暴利。最重要的是，“十一月罪犯”被指叛国，与所谓民族大义相违背。
以上的论调很大程度上源于停战时德国仍保有若干军事优势的假象：德国投降之时军队仍然留在法国与比利时，尚未有波及德国领土。在1918年初，鲁登道夫发动的皇帝攻势更几乎兵临巴黎，德国国民(甚至前线官兵)对于1918年下半年起的军事失利所知不多，结果在一种乐观的、自认可以取胜的气氛下意外地得知战败。部分不满现状的德国人，就指责军事工业的工人在战事的紧急之际发动罢工，引致德军军备不足，令其失败。他们声称罢工乃叛国行为，而犹太人则要负上最大责任。
这忽略了德国在战争上的位置，也忽视了个人的力量如何在前线被边缘化。随着战争经济的发展和总体战之出现，其实可能是全新的战争模式令德国战败。
无论如何，刀刺在背传说在战后广泛流传，后来并令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纳粹党能借之获得公众的支持。1919年，德国革命仍然持续。共产党人成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最后被右派的自由军团镇压并推翻。由于此苏维埃的领导成员大多是犹太人，故此反犹太主义者在进行宣传时，便为犹太人扣上“卖国的共产党人”的名号。

来源

在战争后期，德国实际上被一个军事独裁统治，亦即当时的最高陆军指挥。冯·法尔根汉因凡尔登战役而辞职，由兴登堡接任参谋总长。兴登堡则任命鲁登道夫为首席参谋长。二人负责协助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有关战役之安排，掌管大权，亦即“第三最高陆军指挥”。德国在西线的最后攻势失败后，最高指挥决定改革政府。鲁登道夫表示：“我已经向陛下请教过，现在就要让他们（文官）重新掌权。实在很感谢他们的贡献。所以，只要我们让他们当部长，他们就可以去（跟协约国）议和了。”
1918年11月11日，新成立的威玛共和国派出文官代表，与协约国签署停火令，正式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政府承认了凡尔赛条约，并因此要割地赔款。
由于当时十一月革命爆发，威廉二世被迫退位，而军方又放弃了行政力量（鲁登道夫自己就在9月逃到瑞典），作为唯一仍然能运作的德国政府，威玛政府被认为是“被迫”求和。面对协约国的军事压力，新政府只好答应签署凡尔赛条约。上述的军方高层在表面上鄙视条约，但其实是在找借口推卸责任。战争结束后，协约国没有占领德国，也没有进行任何战争罪行的审判。于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等人就被推崇为“未被打败的战争英雄”。这些战时将领更可以悄悄准备推翻共和国——那个在他们努力下成立的共和国。
1919年，德国国防军就开始向阿道夫·希特勒灌输有关战争的起因与德国为何战败，让他深信刀刺在背之传说。后来，鲁登道夫更在1923年11月8日协助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发动啤酒馆政变。国防军更在纳粹党成立初期提供资助；1933年1月30日，当时已届八十五高龄的德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传说在1919年中开始流传。当时鲁登道夫与一名英国将军尼尔·马尔科姆（Neil Malcolm）吃午餐。马尔科姆就问他对德国战败的看法。鲁登道夫用数个理由解释，例如国内生产问题拖累了德军。马氏就问：“那么，你们就好像被人从后插了一刀似的，对吗？”马氏的比喻，对正中鲁登道夫的下怀。鲁登道夫就把这个名词介绍给参谋部成员，指出“刀刺在背”就是传言的“正式”名字，并让传言在德国散播。极右派政治势力就利用这传说攻击共和政府，指出政府要为德国的失败负责。而且，极右派还用上“十一月罪人”之名词，意指为负责签署凡尔赛条约的政府官员，也指共产党人和犹太人等。他们也指出，那些“不够爱国”或不支持军国主义的德国人也是罪犯。另外，参与德国革命、推翻帝国政府和建立威玛共和国的一干人士，也是罪犯。
极右派对此理论的依据，大多是关于如库尔特·艾斯纳一般的人。根据艾斯纳所言，他是一个在柏林出生的犹太人，在慕尼黑生活。由1916年开始，艾斯纳就撰写文章，谴责战争为不义之战。他又积极参与于慕尼黑的革命，更在1918年11月9日代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当选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宣称巴伐利亚为自由邦，废除了统治该州的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艾斯纳于2月21日被一名极右翼学生刺杀身亡。
而且，威玛政府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借助国防军与自由军团大力镇压工人起义。局势稳定后，威玛政府依然容忍极右派势力，并未加以镇压。也许基于它的容忍，极右派势力反而更张狂，每每针对政府，甚至刺杀如马蒂亚斯·艾茨贝格尔和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等人。在商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手下的极右翼传媒就大肆将共和政府之官员和犹太人打成“罪人”。

在德国以外的相关概念

在其他国家，有些人认为其国家本来可以在某些战争取胜，却因为被国内势力出卖而最终失败。例子就是越南战争后在美国出现的越南症候群（Vietnam Syndrome）。
有批评指，二战后1952年的斯大林照会是第二次刀刺在背。苏联提议两德统一和强国撤出中欧事务，但美国与其盟国反对，令德国统一延迟了近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