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

出生

1483年11月10日，马丁·路德生于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领地的艾斯莱本（今德国中部），父亲汉斯·路德（Hans Luder，后改名Luther，1459年—1530年），母亲玛格雷特（Margarethe Lindemann Luder，1459年—1531年）。父母亲是贫穷的务农人家，父亲力争上游，经过多年的努力，后来成为承租铜矿场和冶炼场的矿主。他的父母信奉天主教，而且十分热诚。
马丁路德出生后第二天是“都尔的圣马丁”纪念日，他接受了婴儿洗礼，他因此得名马丁。隔年，他父亲举家迁到邻近的曼斯费尔德，当时艾斯莱本和曼斯费尔德约有数千居民。

早年学业

马丁·路德在曼斯费尔德镇长大，是九个孩子中的第八个。他的父母亲极为严格，一个早上打孩子十几次乃是家常便饭的事。
1488年，还不到6岁的路德就进入了当地的拉丁文学校曼斯费尔德小学就学，学校非常严格。路德后来称他的早年如同炼狱，回忆这段求学的历程曾说:“
学校如监牢，课堂如囚房，老师像残暴的狱卒，学生像马厩的驴子。”
1497年13岁那年，路德在马格德堡待了一年，教导他的是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共同生活弟兄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的教士。
1498年14岁，他的父母将他送到大城埃森纳赫方济会办的圣乔治拉丁文学校就读。埃森纳赫是路德母亲的家乡，路德也在一旁的圣乔治教堂聚会，并参与诗班的服侍，路德很喜爱音乐，还与其他的孩子们共组了一个唱诗班，到别人家里演出，赚得一些小费。(埃森纳赫也是一百年后大音乐家巴哈的出生地，巴哈也在圣乔治教堂受洗，并参与它的诗班，后来同样就读圣乔治拉丁文学校，这间学校至今还在)。
路德优美的歌声和真诚有礼的态度，得到乌尔苏拉.蔻塔(Ursula Cotta)的注意，乌尔苏拉是路德的远房亲戚，她的丈夫是埃森纳赫的市议员，父亲曾是市长。乌尔苏拉看出路德的天分，注意到他认真投入教会服侍，于是和丈夫邀请路德住在蔻塔家，照顾他们幼小的孩子，蔻塔家提供免费的食宿与家庭式的温暖给异乡的路德，有人形容，真挚温暖的乌尔苏拉就像是路德的第二个母亲。
路德这三所学校专注于所谓的“三艺”：语法，修辞和逻辑，他受益匪浅。他对拉丁文、修辞学、逻辑学、神学、音乐的知识，都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而路德对埃森纳赫的老师也很敬佩。
1501年，17岁的路德进入图林根有名的埃尔福特大学哲学系就学，开始的时候他在班级里面排名很低，但他非常用功，渐渐名列前茅，于1505年取得法学硕士。路德学习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从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开始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强调人的逻辑和实证，但路德渐渐觉得上帝的爱和上帝的启示对于人认识上帝更重要。学校里的教授教导学生不要崇拜权威，要自己实证，这一点路德后来是充分发挥了。路德后来对埃尔福特大学也评价甚低，称之为酒吧和妓院，学习尽是死记硬背，属灵贫瘠。路德那时就是一个很敏感、很情绪性的少年，这种个性对他的发展影响很大，促使他后来要迫切地寻求人得救的确据，进修道院、研究《圣经》，都与此相关。

修道院的困惑

马丁·路德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愿望进入法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看似前途似锦，将要进入社会的精英阶层。但他内心却对死亡和审判产生了很多的恐惧，1505年7月2日，他在回学校的路上，在斯道特亨（Stotternheim）险些被闪电击中，在危急之时，他对矿工的主保圣人呼喊说：“圣安娜，不要让我死，我愿意成为一个修士。”出于这个发愿，脱险以后，他进了埃尔福特的奥斯定会修道院，开始是见习修士，1507年2月27日他被祝圣为神父。这件事使他的父亲非常愤怒，因为他认为这是马丁放弃家庭的责任。
奥斯定会修道院要求非常严格，路德在修道院的学习中，非常遵守修会的会规，但他发现自己在很多细节的事情上以及心灵的深处仍然有罪。很多在别人看来实在微不足道的事情和想法，他按照上帝的标准来省察，发现都是罪，那就一定要忏悔才能得赦免，于是他花很长的时间认罪告解，甚至让听告解的修士都不堪忍受。但即使如此，也肯定还有自己忘记了，或者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罪，这让他对自己能否得到上帝的拯救产生怀疑。他常常陷入灵性的黑暗。
这段时间，他遇见了修会的教区长斯道皮茨（1460-1524），得到许多的鼓励与支持。斯道皮茨的思想倾向于密契主义，这种思想并不否认认罪告解，但强调向上帝的全人降服，将自己交托给神，与上帝产生一种奥秘的契合，从中得到平安，认为过度的强调人的善功是一种对上帝骄傲的表现。路德试图尝试这种交托，但效果不稳定。斯道皮茨是刚成立不久的维滕贝格大学的教务长，看出他在学术上的天赋，鼓励他继续学习，也希望学术上的研究能够解决他自己灵性上的问题。路德于是开始边学习，边教学。1508年获得圣经硕士学位，1509年获得神学四纲硕士。他还学习了古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1510年路德被他的修会派往罗马城讨论修会的问题，他对罗马教廷的不认真和道德败坏非常失望，也使他对教会的问题有了切身的了解。

领悟“上帝的义”与“人的信”

1511年路德正式迁往维滕贝格，此后在此居住终其一生。1512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维滕贝格大学的教授。除了教书以外，他是当地圣奥斯定修会的修士，他同时还要监督好几家修院，管理修院的产业，并在当地的教堂里面主礼，甚至要帮忙调解一些本地人的纠纷，忙得不可开交。
1513至1516年间，路德开始讲授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等《圣经》书卷，一些他原来的讲义和听课笔记保留至今。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他觉得找到了自己十年来所寻找的真理：“义人必因信得生”。他的思想最重要的来源是下面这段《圣经》经文：
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
路德自己后来这么解释：
我极其盼望能理解保罗的‘罗马书’，一切都很顺利，唯一不能解决的就是‘上帝的义’这个用语。我一直以为它是指上帝大公无私，凡行不义者祂必惩罚的意思。我虽是一位无可指责的修道士，但在上帝面前我仍是良心不安的罪人，我也不知道我的善行能否平息祂的怒气。因此我不爱这位公义而震怒的上帝，相反地我恨恶祂，并向祂发怨言。但我还是紧抓住保罗的话，誓要弄清楚祂的意思。
我日以继夜地思索‘上帝的义’的问题，直到我看出它与‘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关系。不久我便明白到正是靠着‘上帝的义’，上帝通过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我立时感到自己已得重生，乐园的门大开，让我进入。《圣经》的一切话语有了新意义，从前‘上帝的义’令我闻而生厌，现在它使我在更大的爱中有说不出的甜蜜。保罗这段话使我进入天堂之门。

如果你真相信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就立刻有了一位恩典的上帝，因为信心带领你进入并打开上帝的心思意念，你就能看见完全的恩典和丰富的爱。在信心里看上帝，你就看见他为父、为友的心肠，其中没有愤怒，全是恩典。那看上帝是愤怒的，没有正确地看见上帝，而只是看见一层帘子，好比有一层乌云遮住了他的脸”。
“靠着上帝的义，上帝通过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这是路德的神学观的基石。后来，从这个思想衍生出来对赎罪券的否定，进而对教会和教皇的赦罪权柄的否定，对教会礼仪的否定，从而与罗马教会分道扬镳。路德说这个想法是他在维滕贝格修道院的塔楼上的厕所里面领悟的，称为“塔上经验”，他说比起后来的九十五条等等事情，这才真正是他的人生转折点。 
这个领悟对他自己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有很重要的个人意义，在他的属灵黑暗里面开出一道亮光。他一生后来仍然会经历属灵的黑暗时期，他会陷入一种光景，怀疑神的恩典和慈爱。但当这种情况再出现的时候，圣经就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信仰的磐石，因为他在中间看见神饱含恩典的义，而不再是一位震怒的神。

九十五条论纲（1517）

出售赎罪券的做法大概在十一世纪十字军的时候开始出现，让信徒能以金钱的捐献赎买将来在炼狱的苦刑，还可以给已经死去的人代购赎罪券。一句俗语说“银币叮当落进箱底，灵魂雀跃跳出炼狱”。赎罪券的理论是认为耶稣和圣徒有多余的功德，教会有权利释放给其他信徒，为他们代赎那些非永恒的罪罚。炼狱是不完全的信徒死后暂居的地方，接受暂时的惩罚，炼净以后才得上天堂。赎罪券在那个时代成为教廷的重要经济来源。
1517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开始一次特别大规模的赎罪券出售，有两个起因，一是教廷需要建造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另外，一位阿尔布特主教为了要做美因茨的枢机主教，向富格尔家族借了很多债，以上交给教皇。（当时的主教职位常常以奉献的名义变相出售。）教廷授权阿尔布特在他的属地出售赎罪券，所得由双方平分，但对外宣传只称是修建圣彼得教堂。这次出售的赎罪券很特别，是全大赦赎罪券，可以赎买过去所犯的罪攒下来的所有刑罚，将购买者重新恢复到好像初生婴儿的纯洁状态。一般的赎罪券只能赎炼狱的一些年数，这么无限制特效的赎罪券是很罕见的，立刻轰动各地。出售赎罪券伴随着很大规模的“促销活动”，有专门的出售特使到各地去，举办游行、演讲，一时搞得轰轰烈烈。路德所在的萨克森地区其实是没有出售这种赎罪券的，因为赎罪券的出售需要当地领主的同意，这中间往往有很多的政治斗争，而萨克森的腓特烈亲王不许，以保护当地教堂与圣物相关的赎罪券，但也有不少人去邻区购买，可见其盛况。
1517年10月31日，诸圣节的前一天，路德在当地教会的门上贴出布告九十五条论纲，列出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点，征求学术的辩论。九十五条的主要论点是：得神赦免的唯一途径是悔改（#1）。赎罪券仅能赎买从人来的惩罚（#34），不能赎买人在炼狱中所受的刑罚，第一，因为那是神所加的刑罚，教会法或者教皇无权减免（#5,#20,#22）。第二，赎罪券也不能换取耶稣和圣徒的功德来减免刑罚（#56-#58）。赎罪券反而助长发行经手人的贪婪（#66,#67），引发大众对教皇的反对（#81），是对信徒进入天国的虚假的平安保证（#95）。九十五条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是这样的：“当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时，衪的意愿是希望信徒们毕生致力于悔改”。“唯有经历各种苦难，而不是虚假的平安担保，才能有把握进入天国。”
九十五条是以拉丁文写成的，本意是征求学术的辩论。但有人将它翻译成德文，以刚刚盛行起来的印刷术印刷发行，立刻不胫而走，传遍德意志和整个欧洲。一般认为这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
严格来说，路德并没有说赎罪券是绝对错误的，他只是说（#68）“和神的恩典及十字架的虔诚相比，赎罪券实际上是最微不足道的”。他承认教皇在地上也是有惩罚会众的权利（#5），赎罪券可以满足这种在地上的惩罚（#34）。但这一点几乎只有理论上的意义，从通篇来看，他的反对的口吻是很明确，甚至很激烈的，作为“虚假的平安保证”（#95），赎罪券的弊端远远大于其效用。
路德的想法后来有很多发展。当时路德对于教廷和教皇的权柄还是尊重的，特别是对于教会法，他认为权柄更在教皇之上。比如谈到教皇的惩罚和赦罪的权柄（#5）：“教皇只能赦免根据自己的权柄或根据教会法的权柄加于人们的惩罚”，这是承认教皇的权柄，但他在1518年的文章中说““我们无须惧怕在被开除教籍的情况下死去。假如被开除教籍的判决是公正的，被定罪的人若忧伤痛悔，仍然能得救；若判决是不公正的，他就有福了”。这其实是否认教皇的权柄。对于教皇是否能够释放耶稣和圣徒的功德以减免刑罚，他当时持怀疑态度但并没有完全否认，他说（#56）:"教皇宣称他所赐予的赦罪恩惠是取自教会的“宝藏”，基督信徒对此“宝藏”既未充分讨论，也不了解"。他在1518年写的关于九十五条的阐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认为圣徒是没有多余的功德的，因为他们所行的都是应该的，而耶稣的功德也不能通过赎罪券来得到。1518年11月9日，教皇发布教谕，澄清了关于赎罪券的一些观点，明确提出通过教皇的祈求，上帝会将基督和圣徒有余的功德释放出来减免人在炼狱暂时的刑罚。但到那时候，路德的思想已经进一步发展，只承认《圣经》的权威，不再接受教会法能有与《圣经》一样的权威，所以教皇教谕已经不能成为赎罪券的理论依据。另外，写九十五条的时候，他对于炼狱的观点还是接受的，但后来的看法改变了。

政治压力（1518）

发表“九十五条”的时候，路德的立场是希望能够革除陈弊，改革教会。在后来的几年里教廷通过很多不同途径施加压力，试图让路德改变立场，但都未果。路德在修会、大学、贵族、群众中都有很多支持者，教皇处理起来需要非常小心。在这段政治拉锯战的过程中，路德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与罗马教会的思想完全分道扬镳。到后来沃木斯议会审判的时候，双方已经完全对立，没有转圜的余地。
教皇首先希望奥斯定会能够内部处理。第一个机会是1518年4月修会的德意志教区在海德堡举行三年一次的例会聚会，修会的总长助理给德意志教区长斯道皮茨命令，让他批倒路德，但斯道皮茨立场比较中立，他没有把这个会议开成一个审判会，而是按原定方案进行基本神学的讨论，这给了路德公平的申辩机会。去参加会议的时候，路德很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带着很大的压力，但结果如释重负，虽然有很多严厉反对他的，但也有很多他的同情者，还赢得了一批支持者。一些他的听众成为他的支持者和后来的改革者，其中包括约翰·布伦茨，马丁·布沙，可能还有塞巴斯蒂安·弗兰克。路德在这个聚会上参加辩论，辩护圣奥斯定关于人全然败坏、唯有靠十字架得救的神学命题，这与因信称义的观点相辅相成。正是因为人全然败坏，不能自救，所以唯有十字架上能救赎人，人能做的仅仅是因信称义。以前路德因为自己的罪而对得救产生怀疑，但现在他却坦然承认人的全然败坏。
这段时期，路德的思想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也写了许多的文章。他写了“关于九十五条之分析”，中间有一些更深入的分析。他的文章，连他的讲道、讲章都被人刊印出来，带领了各地宗教改革的思想。他的教会观在改变，不再认为教会无误，他说，“从前的罗马教会，在贵格利一世以前的时候，并不高于其他教会，至少不高于希腊教会”，他又说：“我们无须惧怕在被开除教籍的情况下死去。假如被开除教籍的判决是公正的，被定罪的人若忧伤痛悔，仍然能得救；若判决是不公正的，他就有福了”。
1518年8月7日，路德接到一张罗马的传票，要他在60天内到罗马出庭，回应对他的异端和抗命的控告。去罗马受审将是危险重重，经过他所在的萨克森的领主智者腓特烈的斡旋，路德得以于10月12至14日，在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期间，接受枢机主教迦耶坦的私下审查，并且得到教皇给予的人身安全保证。
迦耶坦提出1343年的一份教皇教谕，其中说：“耶稣借着他的牺牲取得了一个宝藏”，以此为赎罪券的理论基础。路德回答说：“我不会这样大胆，为了教皇一篇含糊不清的谕令会撤销《圣经》诸多清楚的见证，因为正如一位教会法法学家所说的，‘在信仰的问题上，不但一个教会议会高于教皇，而且就是任何一个信徒，若有更好的权威和理由，都高过教皇’”。主教提醒路德，《圣经》本身是要加以解释的，教皇便是那解释者，教皇高于议会，高于教会中的一切。路德反驳说：“教皇宗座滥用《圣经》，我否认他高于《圣经》”。至此双方已经陷入僵局。路德听说主教得到谕令要逮捕他，便乘夜逃走，回到维滕贝格。路德这时候已经渐渐形成了“唯独圣经”的思想，而不再像在写九十五条的时候，还承认教会法的权威。
智者腓特烈是一个对于信仰很认真的人，他继续为路德申辩。12月18日，他向教皇呈信：“在各大学中有学者认为他的教导并未被显示为不正、不合基督徒体统，或属异端。我们希望罗马能够对此问题有所判定。至于将他解往罗马或者将他驱逐出境，只有在他被判为异端之后我们才会依此而行。他要求辩论，以及请各大学来判定的请求，应予以考虑。应该明示他在哪一方面为异端，而不应预先便把他定罪”。腓特烈有很大的政治实力，正好1519年1月12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逝世，作为选侯，腓特烈的力量举足轻重，教皇不得不慎重考虑他的意见。
教皇派出特使去见腓特烈和路德，1519年1月5日到6日他与路德会谈，达成停火协议，路德同意，只要天主教会不继续发言，他也不再辩论和发表文章。

莱比锡辩论（1519）

停火协议很快就被破产了。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神学家约翰·埃克是路德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一位很卓越的学者，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路德的观点。1519年6-7月，埃克邀请路德的同事卡尔施塔特在莱比锡进行一场辩论，路德和同事梅兰希通还有许多维滕贝格的学生旁观。埃克显然是想与路德辩论的，只是由于前面所提的的停火协定才避开锋头。开始的时候，埃克与卡尔施塔特就人的自由意志和恩典进行了辩论，后来路德还是加入辩论，就更尖锐的罗马教廷的权威问题进行争辩。整个辩论持续了18天之久，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主会的乔治亚伯爵不得不宣布休会。
关于罗马教会的权威问题，埃克持天主教的传统观点，认为这是耶稣授命彼得所建，从一开始就有比其他教会更高的、从神而来的地位。路德认为罗马教会的地位是近400年来才由人建立的。这个争论涉及一段《圣经》的理解问题，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6:18，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中文和合本译文），这里“彼得”这个名字有石头的意思，天主教认为“这磐石”是指彼得而言，路德认为这磐石是耶稣基督，彼得的意思是小石头，不是教会的基础。除了这个经文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历史的问题，就是罗马教会是否从一开始就有高于其他教会的地位。埃克提出一份第一世纪的文件，据称是罗马的一位神父所写，中间提到罗马教会享有众教会的首领地位，这个权柄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主耶稣。路德说这不可能是当时的那位神父所写的。确实这份文件已经被后世，包括天主教，普遍承认是中世纪850年左右编造出来的以西多伪圣谕之一。埃克警告路德他是在走100年前被烧死的异端教徒扬·胡斯的老路，会带来造反和流血，路德说承认罗马教廷的权柄不是来自神不等于就要造他的反，埃克说你看看历史吧。
在准备这场辩论的过程中，其实路德关于罗马教廷的看法已经更加激进了，只是这个想法还不太成熟，在辩论中间还没有表达出来。在3月份他写给友人的信里，他说：“为了准备辩论，我在研究教皇的圣谕，我跟你悄悄说一件事，‘我不知道他是敌基督还是基督的使徒’”。过后，到1520年2月的时候，路德在更多地研究了胡斯的学说以后，说：“我们都是胡斯派，只是不知道而已”。埃克向教皇做了汇报，将路德称为萨克森的胡斯。至此，停火协议已经完全作废，路德的影响更大了。

藏匿在瓦尔特堡（1521）

路德随即失踪。有传言他已被害。但实际上是腓特烈为了保护路德，在路德回维滕贝格的路上，派士兵绑架他，把他偷偷藏在路德年轻时居住过的埃森纳赫附近的瓦尔特堡，化名为约克。他在那里隐居了将近一年。
在那段日子里，他继续地写作并与外界通信，最重要的，他把整本《新约圣经》由希腊文译成德文，让不懂拉丁文的普通德意志人也能够读懂圣经。在路德以前就已经有德文翻译，到1518年为止它14次被译为标准德语，4次被译为低地德语。但这些翻译都基于耶柔米的拉丁文翻译。路德则从希伯来语和希腊文的原文直接翻译过来。他从1521年秋开始翻译新约，在11个星期内完成初稿，1522年9月初次出版。此后他又翻译了旧约，1534年算是完成了全部的翻译，但他一生都继续致力于改进完善《圣经》的翻译，字斟句酌，殚精竭虑。他使用萨克森（现德国中部）的官话为基础，融入一些生动的地方语，用语丰富、深刻，他的《圣经》翻译为德文的规范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今德国新教徒仍然在使用多次修改后的路德圣经（最后一次在2009年）。它也是德国宗教音乐的一个重要基础，因为许多宗教音乐的歌曲使用其中的诗句。

回到维滕贝格（1522）

路德隐藏在瓦尔特堡的那段时间，他在维滕贝格的同事开始将路德提出的宗教改革方案付诸实施，许多学生和市民非常激动，纷纷响应。改革包括圣餐礼应该向所有人开放，反对修道院，许多修士和修女离开修道院，甚至结婚，同时还提出反对在教堂内设置图像，反对音乐。同时也有很多人不能接受改革，改革者内部也意见不一，情况非常混乱。还出现许多激进的行为，比如许多人冲进教堂、破坏祭坛、图像，把神父赶出去，对那些向马利亚像祷告的人扔石头。腓特烈认为改革的步伐太快了，命令在达成一致意见以前不得改变弥撒仪式。
维滕贝格的市议会向路德求救，意思大概是希望路德能够支持改革。路德却深感伤痛，因为攻击他的人说他会成为“分裂、战争和叛乱”的缘由，被实实在在地应验了。路德冒着生命危险，放弃了他的隐居，于1522年3月回到维滕贝格以稳定局面。路德做了六天的布道，传讲忍耐、爱心和对信心软弱者的怜恤。这正是他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中讲到的“不自由”的方面。路德反对毁坏教堂里图像的做法，认为图像不是崇拜必需的，但《圣经》内容的图像也没有害处。激进改革圣礼的一些领导者，比如三年前与路德一同在莱比锡辩论中并肩作战的卡尔施塔特，愿意离开，市内的安宁渐渐恢复了。此后几年，路德在这里实行一系列稳健的改革步骤，维滕贝格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堡垒。虽然仍然有危险，路德得以在此度其余生，开辟宗教改革的新道路。

宗教改革的发展

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同时带来思想震荡和分裂，跟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一起引起政治斗争和战争，是是非非还待后人评说。
这许多的纷争是马丁路德始料未及的。有几个客观原因，回头来看是比较清楚的。其一，大概公元900年以后，教会确实出现许多腐败的问题，这是天主教会自己也承认的，到宗教改革的时候，许多问题积重难返，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其二，印刷术在1440年被发明/引进，带来了信息革命，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和后来写的许多小册子都借着印刷术迅速传遍欧洲，圣经也能够大量印刷，神学家、牧师、贵族甚至很多的普通人都能够自己研读，带来了思想的解放。第三，中世纪的欧洲宗教与政治密切联系，这本来源于罗马帝国的传统，从奥古斯丁开始，基督徒在信仰里面接受这一点，这又强化了政教合一的现实情况。这样，宗教问题就衍生成政治问题。第四，欧洲的政治权力分散，皇帝、领主、议会，权力相互制衡，教会内部不同修会、教区也有很多自主权。面临非常对立的选择时，整个帝国难以做出统一的决定，各个权力集团之间极其容易酿成冲突。第五，虽然教会有很多腐败，仍然有很多人都很认真对待信仰，修道院的修士、神学家、贵族、骑士，很多人是很真实地愿意用生命来保卫信仰。

发展

1527年萨克森将路德宗的改革教派定为官方信仰，到1530年，德意志境内有一半的地方成为新教的领地。路德一生致力于制定完善路德宗教会的礼仪、信条、音乐等各个方面。1546年去世。
与此同时，宗教改革在欧洲各地纷纷涌现，简单概括一下在路德去世以前的一些发展：慈运理在瑞士邦联的苏黎世州进行相对独立的宗教改革，1523年苏黎世接受新教。英格兰国教会1529-1537逐渐从罗马教会独立出来，开始自己的宗教改革（改革程度较低）。1537年加尔文发表论基督教教义，以日内瓦为根据地，后来他的影响达到欧洲各地。1537年丹麦-挪威接受路德宗作为官方信仰，并继续在北欧传播。法国以天主教为主，但加尔文派的新教仍然成长。意大利、西班牙仍然是天主教的重镇。

战争

1524-1525年在神圣罗马帝国出现农民起义，有很多经济的原因，他们也反对罗马教会，奉路德为精神领袖，但路德并不赞成武力，反而发表文章，支持贵族动用武力，镇压起义，最后农民失败。1531年瑞士的新教与天主教领地之间爆发卡佩尔战争。他1546年去世以后100年内，欧洲经历了更多的战争都与宗教矛盾有很大的关系。

婚姻和家庭

1525年6月13日，路德与一个于1524年从修道院中逃出来的修女凯瑟琳·冯·波娜订婚，6月27日两人结婚。对路德来说，这是他对理论的实践，因为他很反对修道院神父和修女不能结婚的规定，认为禁欲并无必要性。凯瑟琳在他困难和抑郁时期帮了他很大的忙，她在家里收留学生，以此来赚钱度过贫困时期，许多人将路德的言语纪录了下来，成为宝贵的资料。两人共有六个孩子，其中三个早夭。
1546年路德去世。

路德的神学思想

路德著述颇丰，也颇为分散，小册子、文章、讲道、谈话录占了很大一部分，大部头书反而不多。他的思想也是在发展中，前期和后期常常不一样，他有时候在辩论中说一些很激动的话，也未必能完全代表他的思想。因此解释他说的话需要比较小心。
路德继承了基督教思想的很多传统，比如旧约新约的典籍、三大信经、三位一体、人的原罪、耶稣的拯救，等等，他与罗马教会分道扬镳的问题主要是因信称义、教皇权柄、圣礼这三个问题。虽然路德没有用五个唯独来总结他的信仰，但这确实是对宗教改革者的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当他们如此强调五个唯独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多余的神圣性留给教会的权柄和教会的传统了，他们毫不犹豫地加以批评。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彼此也可以有很激烈的批评，路德与慈运理之间的矛盾简直不比路德与教皇的矛盾小。

关于教皇

在施马卡得信纲中，路德这么讲：
按照上帝的律或上帝的话语，教皇不是基督世界的头，那个头衔仅仅属于耶稣基督。他只是在罗马的教会- 还有那些自愿地、或按照人创造的政治体制，归顺于他的基督徒- 的主教和神父。他们不是在他下面当他为主人，而是与他一起同为弟兄和同工，如古时的议会和圣希比路所指出的。
但今天没有一个主教敢像在圣希比路的时候那样称教皇为弟兄，而是必须称他为最有恩典的主，就算是国王或者皇帝也是如此。我们的良心不会、不能、也绝对不可以接受这样的傲慢。那些要如此做的人跟我们无关。
由此可知，教皇所做的一切事情，出于一个如此错误、混乱、亵渎、傲慢的权柄，从过去到现在都纯粹是邪恶的事情，（只有在有关世俗权力的一些事情上有例外，在那里上帝常常允许即使是一个独裁和不信的恶人也可以对人民做一些好事），这毁坏了整个的大公基督教会，破坏了基督救恩的首要原则。

在他的圣谕与书籍中，教皇像狮子一样吼叫（启示录12），说基督徒除非能顺服他和他所愿、所说、所做的一切，否则不能得救。总之，尽管你相信基督，在他里面有救恩一切所必需的，但都没有用，除非你把我[指教皇]当神一样来拜、来臣服和顺从。但可以证实，圣教会有500年是没有教皇的，即使今天，希腊还有其他许多民族的教会[注：指东正教会]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归在教皇之下。另外，像经常所讲的，这是一个人的想像，既无必要，也没有用处，大公基督教会没有这个头也可以存在；而且存在得更好，更洁净，更兴旺，如果魔鬼没有树立这个头。教皇制度在教会中没有用处，没有属基督的功能，所以教会不要教皇而存在下去是必要的。

关于圣礼

什么是圣礼？圣礼的作用是什么？路德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中这么说：
在上帝的每一个应许中，他给我们两样东西：话语与记号。话语乃是所立之约，记号就是圣礼。话语的能力既比记号的能力更大，所以约的能力也比圣礼的能力更大。没有记号或圣礼，一个人还是能够持有并使用话语或约。圣礼被人遵行，并未得以完成，但被人相信，就得以完成了。
所以，路德认为圣礼是从神而来，是神与我们的约的记号。在罗马教会的七项圣礼，即洗礼，圣餐，忏悔告解，坚振，婚姻，授圣职，临终膏油之中，只有洗礼和圣餐是神所设立的圣礼。其他的可以是教会的仪式，也可以有神的祝福，但不是圣礼。比如说，他这样讲到坚振礼：
然而我们所求的乃是神所设立的圣礼，在其中我们没有理由把坚振礼也列入。因为凡是一种圣礼，最重要的是必须有神的应许，以便培养信仰。虽然基督曾给许多人按手，并将按手包括在马可福音十六章所讲的神迹中，“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但我们没有看到基督曾给坚振礼什么应许[译注：指没有关于救恩的应许]。没有人认为基督的这些话是指圣礼而言，不可以这样理解。所以最多只能把坚振礼当做教会的一种礼仪，或神圣的仪式，如祝福圣水一类的仪式一样。
路德对于圣礼非常看重，因为那是神的应许的记号，不相信这个记号本身，也是对神的约的怀疑，这涉及到整个是否得救的问题。所以后来与慈运理等其他改革运动者在圣餐的问题上大家都不肯退让。但其他的礼仪却不需要一致。《奥格斯堡信纲》这样论礼仪：
对于教会的真合一，在福音教义上和圣礼的实行上一致便足够，人的传统，即人的礼仪和仪式，不需要每个地方都一样。
关于洗礼，路德接受婴儿洗，这是神的应许的记号，也是婴儿得救所必需的，因为即使是婴儿也有原罪，没有洗礼是不能得救的。但对于有选择能力的成人，信心才是得救的确据，仅仅是婴儿洗本身并不能确保人的得救。他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中这样说：
因为祂要那没有贪心和迷信的小孩们，可以借着这圣礼被接入圣道纯朴的信仰中，成为圣洁，甚至今日洗礼对小孩还是主要的神恩。撒旦虽不能摧毁洗礼对小孩的力量，却曾经摧毁了洗礼对一切成人的力量，以致成人中几乎没有人想起洗礼来，更少有人以洗礼为荣耀；他们另外发明了许多免除罪恶，达到天堂的办法。在洗礼中，首要的是神的应许，就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马可福音16：16）。这应许高于一切善功、起愿、修道等等花哨的东西，以及人在洗礼之上附加的东西。因为我们得救全在乎这应许。但我们必须用信心接受这应许，决不怀疑我们在受洗之时，就已得救了。因为除非在洗礼中存有或赋予这信心，洗礼对于我们就非但没有什么益处，甚至成为我们受洗时和一生中的阻碍；因为那种不信是等于控告上帝的应许为谎言，这乃是最大的罪恶。
《奥格斯堡信纲》这样论洗礼：
洗礼是得救所必需的，神的恩典通过洗礼施加于人，儿童应当受洗，他们通过洗礼被献给神，就被接纳如神的恩典当中。他们[路德宗]反对重洗派，那些人否定婴儿洗，认为婴儿不经过洗礼就得拯救
关于圣餐，路德认为圣餐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领受，而不只是神职人员。这是非常激进的革新，从实际的层面与天主教会完全决裂。
路德认为圣餐是“真实的饼与酒，其中有基督真实的血与肉”，这种理论可称为“合质说”，与天主教会的“化质说”（饼与酒实质已变成基督的血和肉，不再是真正的饼与酒，虽然还有其外表），和慈运理的“纪念说”（饼与酒还是真实的饼与酒，并非基督的血和肉，我们在领受中纪念基督），和加尔文的“功效说”（饼与酒是真实的饼与酒，其中有基督灵性的同在）都不同，后来成为新教各派联合的主要障碍。
《奥格斯堡信纲》论圣餐：
关于主的圣餐，他们[路德宗]认为基督的血与肉是真实在其中，分给吃的人。他们否定那些不同的教导。

关于圣乐

在罗马教会里，圣乐是由神父和诗班所唱，马丁.路德打破了这个限制，开始了会众唱诗的做法。路德非常喜爱音乐，他说“音乐是神给人的一份美好的礼物。在神学之后，我给予音乐最高的地位和荣誉。除了神的话以外，只有音乐可称为是人心中感情的主妇。”他对于音乐在敬拜中的作用非常重视，他精心设计敬拜中的音乐，请著名音乐家来指挥他教会的诗班，他自己一生也写了约37首诗歌，最著名的作品为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一曲。他对音乐取材广泛，包括天主教会传统的格里高利圣咏，荷兰学派多音部合唱，德国民歌。
马丁路德于1524年编辑出版了德文的《圣诗集》，有8首诗歌，其中4首是路德自己写的，广泛发行，影响颇大。同年扩充到《圣诗手册》，增加到26首。同年，路德与好友约翰·瓦尔特出版《新德意志宗教歌曲集》Geystliche Gesangk Buchleyn，又称《威登堡圣诗》Wittenberg Gesangbuch，有43首圣诗，并由路德写序言。学者们常常把新教音乐的起源订于15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