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

早年

董建华是香港已故航业巨头董浩云（董兆荣）长子，籍贯宁波定海县（今舟山市）。宁波董氏世代簪缨，在周朝时崛起于山西的晋国，汉代时先迁往陇西，东汉时董氏曾有官至太师、爵封斄乡侯的董卓，其后南迁至福建，董浩云曾祖母一代带着三名儿子迁居浙江。董建华1937年7月7日（农历1937年5月29日）、芦沟桥事变同日生于上海，12岁时随父来到香港，曾就读左派中华中学，与梁爱诗为校友。1960年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取得海事工程理学士学位。其后在美国生活十年，曾于美国通用电气任职，1965年又到家族企业在纽约的分公司开拓了香港至欧美的航线。1981年董浩云逝世，其家族公司，世界七大轮船航运公司之一的东方海外交予董建华打理。1985年，东方海外濒临破产。在此之前，董浩云家族成员均高调公开其亲中华民国及中国国民党之政治倾向（至今董建华之妹董小平仍定居台北仁爱路），但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透过霍英东注资使其渡过难关，同时也使董建华倾向北京。董建华于东方海外工作，直至出任香港行政长官。

步入政界

董建华于1992年10月被当时的港督彭定康委任为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议员，步入政界。

香港行政长官

1996年12月11日，董建华在由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当中，击败杨铁梁、吴光正及李福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行政长官竞选中胜出，12月16日获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任为第一任香港行政长官。
董建华早期推出多项长远计划，涵盖经济、教育、医疗、房屋、公务员体制等领域，但成效不明显，更挑动各个层面不满，加上随后的政治失误及对政治改革的保守及不积极态度，使董建华支持度进一步滑落。2002年2月28日，董建华在无有效对手下自动当选成为第二任行政长官，3月7日获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委任为第二任香港行政长官，于2002年7月1日再次就任行政长官。
2003年7月1日，香港约50万人举行历来最大型的反政府游行，反对23条立法，最终在自由党改变立场后，草案被迫撤回，推广草案的保安局长叶刘淑仪问责下台。虽然中央多次表明支持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但一年后的7月1日，53万人（民阵数据）再举行反政府游行，此后的2004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民主派议席有所增加，董建华民望进一步下降。

推行母语教学政策

1997年9月，政府发表《中学教学语言指引》，强制公营中学在1998年9月新学年中一开始实行母语教学政策，只批准符合指定条件的114间中学保留使用英文教学。由于英语依然为国际通用语言，香港专上教育仍然以英文为主要授课语言，政策实施后亦令学生因缺乏接触英语而导致英语能力下降，甚至影响学生升读大学的机会。由于家长普遍希望其子女能入读英中，家长四处奔命为子女寻找考入英文名校机会的情景，往往成为本地新闻头条。

居屋短桩事件

1999年1月，居屋短桩事件首次曝光。廉政公署调查发现，东涌新市镇第30区第四期工程商场和停车场工地出现严重偷工减料，10多根桩柱比合约规定长度短了近半，达10多米，建筑物有潜在倒塌危险。到了3月，第一期和第三期居屋地基也发现短桩。香港房屋委员会指示房屋署调查，先后再发现天水围天颂苑、沙田圆洲角愉翠苑、葵涌石荫邨第二期商场都出现严重短桩和偷工减料。当中愉翠苑两栋居屋有即时倒塌危险，需要拆卸重建，天颂苑也需要进行修补。此乃香港公营房屋史上最严重丑闻，过百人在连串事件中被捕。
房屋署内部调查中，18名疏于职守的职员被处分。议员和市民认为房委会和房屋署官员要为监管不力负上政治责任而辞职，矛头指向房屋署署长苗学礼和房委会主席王䓪鸣。董建华力保两人，指王、苗二人一旦呈辞，会引起“行政和法律真空”。当时香港未实行高官问责制，主要官员都是公务员，他们需要政治中立，不需负上政治责任。
民主党在立法会提出对苗学礼和王䓪鸣的不信任动议，在泛民主派、自由党、民建联（除行政会议成员谭耀宗外）支持，港进联弃权。以39票赞成、9票反对、6票弃权、4人缺席投票下获通过。王䓪鸣在议案表决前辞职，苗学礼则拒绝请辞，续任房屋署署长，王䓪鸣之后就出任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
这次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有对官员的不信任动议被通过，虽然动议没有任何约束力，但使政府承受庞大政治压力，特别是“保皇党”民建联、自由党因不同原因“背叛”政府，加深行政立法间关系僵化。

居港权问题

1999年1月29日，香港终审法院对吴嘉玲案的判决引起居港权争议。这判决令香港人在中国内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权，包括私生子女在内。根据终审法院对《基本法》第24条的理解，当时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引用抽样调查数字指未来10年内会有167万人可从中国内地移居到香港，将会为香港社会带来沉重的人口压力。
5月6日，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说：“167万人十年之内全部来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社会显然很难承受因终审法院的裁决而带来的人口压力”，表达了大量新移民来港极有可能会加重政府负担、拖慢香港发展以知识型经济为本的转型和令香港的生活质素倒退。同日，政府向立法会提交资料，仔细地描述了167万新移民为香港所带来的钜大冲击，包括：香港未来10年因此需要兴建数目庞大的学校、公屋和医院等基建设施和负担福利开支，涉及额外7100亿港币财政预算（相等于政府当时库房约4000亿储备近两倍之钜），并且每年需要330亿额外经常性开支运作。因此，叶刘淑仪联同当时的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到北京寻求人大释法。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修改《基本法》以平息争议。然而，香港特区政府选择向人大寻求释法。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22条和24条作出解释，规定只有香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婚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权，非婚生子女及出生时父或母仍未成为香港居民的则没有居港权，而使有权来香港的人数减至20万。
虽然人大常委会拥有《基本法》最终解释权，但香港大律师公会认为人大释法有损香港的法治及司法独立。当时一批大律师（包括其后在2005年起出任律政司司长的黄仁龙）佩戴黑纱，从终审法院游行到政府总部，抗议人大释法。

港大民调风波

1998年，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公布的民调显示董建华的民望以及政府支持度不断下滑。1999年1月，行政长官办公室高级特别助理路祥安，会晤当时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传达不满民调的讯息，郑耀宗透过副校长黄绍伦再向民意调查研究计划主任锺庭耀施压，要求对方停止发表对特首施政不利的消息，否则会逐渐收紧民意研究计划的发展（即黄绍伦向锺庭耀说的“阴干”）。此举乃严重干预了香港的学术自由，在《基本法》下可能已属违法。2000年7月，锺庭耀在报章撰文公开事件，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独立调查小组查明事情属实，郑耀宗及黄绍伦并因此事辞职，路祥安则在董建华的力保下得以留任。董建华虽然没被证实事件和他有直接关连，但他及特区政府的声誉亦因此受损。

数码港事件

在2000年，政府在未经公开招标下，把钢线湾临海优质地皮免地价批与李泽楷的盈科拓展，意图发展成类似美国硅谷的高科技中心，引起官商勾结指控，当时各大地产商强烈不满，指政府偏袒李嘉诚家族，数十名在商政界有一定地位的地产商人到政府总部与董建华会面抗议。事后数码港变成地产项目，盈科获得丰厚利润。

强制性公积金

2000年12月1日正式实行的一项政策，强制香港所有雇员成立投资基金以作退休之用。有批评认为强积金剥夺雇员自行选择投资意向的自由，管理费过高及欠缺透明度。2008年立法会选举，甚至有候选人以“取消强积金”为政纲。亦有部分雇主为减少支出，强迫雇员转为“自雇人士”；亦有雇主拖欠供款，使雇员得不到应有保障。雇员不能自由选择投资信托机构，以至雇主可以用强积金的雇主供款部分来抵销长期服务金或遣散费，一直为人诟病。

陈方安生提早辞职

陈方安生在1993年11月29日获港督彭定康任命为布政司，成为香港公务员之首，地位仅次于总督。在主权移交前，中英双方在政制发展等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彭定康被中方指责为“千古罪人”，政府高层华人官员在主权移交后被左派视为“港英余孽”，陈方安生首当其冲。
主权移交后，陈方安生过渡成为香港特区首任政务司司长，坊间传言指董建华和陈方安生不和，又与北京在治港政策上不咬弦，结果她在2001年被时任副总理钱其琛“邀请”上北京述职，期间被要求好好支持行政长官。很多人认为陈方安生是被钱其琛召见“问话”和“训话”，当时陈方安生向钱其琛解释公务员制度运作。
这次述职后，陈方安生宣布以“私人理由”，提早在2001年4月30日退休，结束长达三十八年又七个月公职生涯。媒体普遍报道指她的辞职与钱其琛“训话”有关，但她否认，她和董建华亦否认二人不和。
2007年6月，陈方安生接受有线新闻访问时透露，她是无法说服董建华放弃推行高官问责制而辞职。
陈方安生辞职后，政务司司长由曾荫权接替。陈方安生其后加入泛民主派，成为泛民主派精神领袖，并于2007年参加立法会补选，成为立法会议员。

推行高官问责制

2002年，董建华鉴于第一届任期中，公务员系统对管治起了很大阻力。故于第二届任期开始前，宣布在7月1日开始，推行仿照美国部长制度的“高官问责制”，将原来由公务员体系政务主任出任的司长和局长职位改为由行政长官直接委任。政务司司长统领所有公务员的角色被削，由行政长官统揽大权，问责政策局长直接向董建华负责。前中央政策组顾问练乙铮认为董建华是因为与陈方安生不和，以至中央人民政府不希望政务司司长有太大权力有关。政策推行至今，政务司司长统领各局职能消失，局长间各自为政为人诟病，部分政策局权力划分未如理想，出现权责过重或过轻。
政策推行不足三个月，即发生仙股事件，事缘当时的财金官员提议把港交所中股价过低的股份除牌，引发不足一元（俗称“毫股”和“仙股”）股灾，不少投资者损失惨重。有意见认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应下台以示当责（接受问责而承担责任），但马时亨在董建华力保下留任。2003年再发生多宗政治风波，问责制终能体现出民众“问责”而犯错官员“当责”之功能，犯错及极不受欢迎的局长纷纷因“私人原因”下台，计有因“偷步买车”丑闻的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因“23条立法”的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和因“SARS疫情”（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而请辞的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等。

公务员减薪及七七大游行

2002年3月，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发表任内首份财政预算案，当中建议公务员减薪，最高减4.75%，以纾缓政府赤字。同年7月7日，董建华65岁寿辰当天，数万名公务员上街示威，抗议立法减薪。

基本法第23条立法争议

2002年，政府推出咨询文件，建议履行基本法第23条规定，立法禁止任何叛国罪、分裂国家行为、煽动叛乱罪、颠覆国家罪及窃取国家机密等涉及国家安全的罪行。当中很多地方引起市民忧虑，担心出现以言入罪、因知情不报而被定罪等问题，影响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保障，市民应有的权利被剥削。当中由于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的态度问题，引起市民强烈反感，最后更引起市民自主权移交以来对政府的最大不满情绪，导致2003年七一大游行有超过50万人上街示威。最终自由党在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下，决定改变立场反对立法，使法案无法得到足够票数通过，政府被逼在7月7日宣布押后提交表决。在9月5日，董建华宣布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

七一大游行

自1997年香港回归后，每年的7月1日均有人上街游行。
2003年及2004年，香港前后两次约有五十万人走上街头游行。2003年7月1日，很多参加者均穿着黑色衣服，带同标语、贴纸，高叫反对23条立法的口号及其他不同诉求，如要求董建华下台、财政司长梁锦松、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辞职、加快民主步伐等。2003年七一大游行后，因自由党改变立场反对立法，最终迫使《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搁置。2004年7月1日的游行，示威主题为争取2007年普选特首、2008年立法会全面直选。

维港巨星汇

2003年春季至夏季的SARS使香港经济跌至谷底，失业率升至多年高位，通缩升至历史新高，创下全球有纪录以来最低通货膨胀率，列入健力氏世界纪录大全。政府为重振经济，于2003年5月向立法会申请10亿港元拨款，在秋季举办“维港巨星汇”大型音乐会，邀请世界各地重量级明星来港表演，并拍摄成电视节目，在世界各地播出，希望重建形象，吸引游客来港旅游。
为了让音乐会顺利举行，政府为活动资助最多1亿港元（只限活动亏损时），并由美商会及美商会主席詹康信的私人公司承办，投资推广署协办。然而，政府和美商会监管不力，导致活动举办期间出现混乱，负面新闻不断，政府付出1亿元，但活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否决07和08年双普选

2004年1月7日，董建华宣布成立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主要是深入研究有关政制发展的原则和程序，并征询各界的意见。2004年4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作出解释，当中涉及修改“行政长官及立法会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表决程序”的规定。4月15日，香港政制发展专责小组发表了《第二号报告》。报告交代在过去两个多月收集公众意见。同年4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了于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08年立法会选举中实行普选。

三次人大释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先后三次对《基本法》作出解释，其中发生在董建华任内1999年的第一次释法由特区政府主动提请。社会舆论对人大释法意见不一。泛民主派及法律界人士（主要是大律师公会）批评人大释法破坏法治，损害香港司法独立。而内地官员及亲北京阵营则认同释法有助厘清争议。

辞职

董建华连任以来，政府推出多项政策引发争议。2004年2月，政府把私人参建的原居屋项目红湾半岛以低补地价卖断予发展商新创建集团，事件使政府招来官商勾结的指控。2004年12月，领汇上市事件闹大，有公屋居民申请司法复核指上市违反《房屋条例》，尽管有人认为政府应该坚持如期上市，由于领汇的招股书没有声明有关风险，促使领汇搁置上市。
同年12月20日，董建华在澳门出席澳门回归五周年活动，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述职，被胡锦涛当着香港高官以及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之面训话，希望各人“认真回顾香港回归七年来走过的历程，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不断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董回港后坚持“正面地看待”胡主席这番话，并谓：“香港也过了不简单的七年，大家从金融危机、泡沫经济爆破、沙士等挑战中走出来，经济正在持续发展，我们自己都应该觉得值得骄傲！”。
董在压力下，2005年1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承认错误，指“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令市民痛苦和不安。未能确立‘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制订政策的时候，未做到凡事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未能充分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和政策的争议，过急推出太多改革措施；缺乏危机意识和政治意识，缺乏应付政经转变的经验和才能，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时显得进退失据，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管治能力。”
董在施政报告发表这段时间，承认有官商勾结。结果招来行政会议中有意角逐下届特首者的角力。2005年初审计署发表《审计报告》，指7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将愉景湾违规转变成为地产项目，引来人们对数码港事件中“官商勾结”的猜测。
2005年2月中传出董建华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并辞去行政长官一职，报章传出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最有机会接任。
3月2日，除《大公报》、《文汇报》及《香港商报》外，全港报章均大篇幅报道董建华将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后会辞任特区行政长官。3月10日下午，董建华召开记者会，宣布以身体不适为由向中央呈辞。董建华对记者说他的脚痛令其十分困扰。
3月12日，国务院接纳其辞职。同日，他获第十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署任行政长官，直至新任行政长官选出为止。
董建华辞职带来新一波政治争论，《基本法》没有明确写出若行政长官中途出缺，经选举产生的继任人任期长度，法律界根据普通法制度，指出新产生的行政长官任期应为5年。初时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承认根据普通法制度，补选行政长官任期应为5年，其后她指出与“内地法律专家”商讨后，根据“立法原意”以及中央政府的“一贯做法”，继任人只能执行馀下任期，她亦接纳了这个观点，所以补选的行政长官任期到2007年止，此举不会将内地法律制度引入香港。
梁爱诗言论惹来法律界哗然，部分法律人士如45条关注组梁家杰、汤家骅等公开批评梁爱诗朝秦暮楚的立场。最后有关“新的行政长官”的任期，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第53条，并通过补选的行政长官任期为余下任期。

全国政协副主席

董建华辞任特首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参与中美关系外交事务，并成立中美关系交流基金会，代表中国到美国演讲。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称其外交活动令民望回升，开启港人以“次主权外交”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新模式。

重返香港政坛及成立团结香港基金

2014年9月3日，董建华在前行政长官办公室召开记者会，表态支持人大常委对本港政制的决定。他认为，现时为政改关键时刻，而全港选民一人一票选特首是“是货真价实的民主”，形容有好多市民支持决定，更指2017年本港的民主不只跨前一步，是开拓全新的历史。董建华说，明白泛民的情绪感受、对决定的失望和不满，但认为2017年政改并非终极方案，《基本法》有机制及空间，完善本港民主制度，呼吁市民将负面情绪化为正面力量，在此基础上商讨落实普选执行细节，否则民主进程依然原地踏步的话，不知何时可再开始。董建华指改革开放至今，国家发展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外面大国都对中国看法有变，但泛民的立场就一直无变，呼吁他们要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解国家面对的挑战，思量如何可以帮助国家，在宪制之下工作，解决问题。
2014年10月25日，董建华当日专门在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召开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呼吁参与占中人士尽快停止非法集会，以对话解决相关争议。他强调，香港多年的成就一直依赖法治，坚守法治是我们的底线。他还说占中是违法行为，还说“民主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法治，怎么可以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做违法的事？”
2014年11月，董建华牵头成立团结香港基金，基金会透过集结各地精英，为特区政府、公共服务机构及市民提供公共政策分析及建议，这亦代表董建华在离开香港政坛十年后，重新回到香港政坛。

言论及观点

2014年12月17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表示，他对“占中”结束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强调是次“占领行动”对香港造成很大伤害，损害复苏中的香港经济，对大家不单得不到任何好处，最终更要香港人自己来“埋单”。他亦狠批香港一小撮“极端本土化人士”借本土之名，走香港独立和香港自决之路，是绝对错误的想法，将会把香港经济发展推上绝路，亦只会令香港失去国际地位，无法生存下去。2018年7月香港民族党面临被取缔，董建华支持警方做法，认为警方基于国家安全及公共安全因素，其鼓吹的行为危害香港发展和市民生计，考虑禁止民族党运作属合情合理。他亦希望泛民主派能做“有建设性的反对派”，通过理性、妥协的手段解决问题，增加与政府合作，减少对抗，因为民生问题是很迫切的。
2017年6月，董建华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访问时，说香港离开了中国156年，人心回归需要一段时间，要一步一步的去做，他回顾香港回归20年以来发展，指“一国两制”取得巨大成功，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等都没变，经济继续繁荣稳定，并说“一国两制为香港带来的优势令外国人羡慕，要谢谢国家、谢谢内地人民”，但同时指香港仍有深层次矛盾需要解决。同年10月中共十九大后董建华在团结香港基金成立三周年晚宴致辞，呼吁香港人要多了解中共，多了解国家和香港未来的发展道路，寄语港人不要故步自封，指国家取得空前成功，是基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共产党领导。
2018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举行，董建华以政协主席团常务主席身份出席分组会议，他指中国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拥有今天的成就和看到光明的明天，是全靠中共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年3月11日立法会补选举行，董建华早上在香港公园体育馆票站投过票后回应说：“吵吵闹闹的时代应该结束”，他呼吁选民行使投票权，选出“有建设性、做事实干、真心为港服务的人”成为议员。但曾为是董建华任特首时期班子一员的陈方安生反驳指民主派候选人区诺轩就是“可守护香港核心价值和法治的一人”，而且香港市民有智慧并懂得挑选一个守护到香港法治的人。
2019年7月，董建华指任内推行的通识教育“失败”，导致年轻人问题，间接引起逃犯条例修订一系列的示威活动。

批评

蔡子强称董建华为了快速增加大专学历人口而造成副学士泡沫，当他获颁大紫荆勋章、科大和中大荣誉博士时，都有人因不满其任内施政而抗议。2007年12月6日，董建华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典礼上获授予博士学位时，中大学生会成员曾用高音喇叭打断其演讲，招致保安阻止。并在港铁大学站和百万大道等处挂条幅抗议：“董建华祸港殃民有博士，刘遵义卖校求荣无廉耻。”
2003年4月2日，当时正值沙士疫情爆发高峰，香港著名专栏作家陶杰在明报《黄金冒险号》专栏撰文〈下台吧，董建华〉，严厉抨击董建华施政，指其的“唯一贡献”，是证明了“英国人做得到的，中国人做不到”。文章又质疑“沙士疫症流行，特区根本没有人在管治”，指董建华“一直不知道、或不肯相信香港人对其深切厌恶……是基于事实的理性结论”，文章指董建华的“八万五”房屋政策灾难政策蒸发掉香港人的血汗，包庇一个个操守有问题的高官，令人质疑其智商和基本判断力”，指董建华“永远不承认你的智商缺陷，反而赖（诬指、怪罪）英国给你留下‘炸弹’、赖美国的‘外围因素’（指亚洲金融风暴、科网股泡沫、911事件）、赖陈方安生不肯执行你的指示。你制造了五年灾难，还要延长为十年浩劫（比喻成像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指董建华“摧毁了香港人的尊严，葬送了一个繁荣的城市，为香港带来怨愤，以及对你的言行的种种笑料，为中国带来全新的国耻”。文章最后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指董建华是“最根本的灾难。请你勇于面对自己，面对你的家庭，面对历史。像西方反战人士对布什讲的一句话﹕Shame On You。下台吧，董建华。”，文章引起颇大回响，当时特首办主任林焕光甚至罕有地致函报馆回应。该篇文章多次被引用，亦被剧团“进念二十面体”及“非常林奕华”于舞台剧《东宫西宫》内引述，成为当时社会责骂董建华文章中的一篇经典之作。
2003年7月，董建华执政期间，次文化堂推出《老懵董》、《建华之乱》系列的漫画，讽刺董建华的失败统治，部分政治评论员称为“建华八年”建华之乱。

赞扬

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导师蔡子强认为，董建华政绩之一是不让传统左派人士弄权，否则香港局面可能更恶劣。

荣誉

董建华于2006年7月1日获颁大紫荆勋章，以表扬他出任行政长官期间，使香港主权移交后保持安定繁荣，成功落实“一国两制”。1997年获利物浦大学法学荣誉博士。2006年11月1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建华，获香港科技大学颁授社会科学荣誉博士，以表彰他为祖国的一国两制的建设作出的贡献。2007年12月6日，前行政长官暨前中大监督董建华获香港中文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扬他在行政长官任内竭力尽心地服务香港，并对中文大学的发展鼎力支持。2014年3月29日，在凤凰卫视举办的“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2013-2014”上，董建华获得了“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董建华获奖后表示“振兴中华的中国梦离我们越来越近”，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对此次颁奖表示“董建华先生有对国家深沉的爱和智慧”，晚会主持人陈鲁豫称：“董建华先生教我们始终要‘笑着迎接大时代’”。
2019年9月17日，习近平发布主席令，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个人

董建华喜爱阅读，尤爱读传记、历史、经济与国际时事书刊；也喜爱远足、太极和游泳等运动。他早年居于英美两地，加深对足球、篮球和美式足球的认识，亦培养起浓厚兴趣，亦是英格兰老牌足球劲旅利物浦的球迷。他也是香港舟山同乡会第十二届理事会成员及永远荣誉会长。
董建华与赵洪娉育有三名子女（立均、立新、立筠）和九名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