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臣 (有利銀行大班)

早年生涯

宾臣是威尔士牛桥（Cowbridge）人，1896年1月21日生于英国伦敦米德尔塞克斯汉恩西（Hornsey，后并入夏灵基自治镇），父亲名叫威廉·泰勒·本森（William Tyler Benson），曾任伦敦及地方银行（London and Provincial Bank）分行经理，母亲名叫梅·格特鲁德·格温（May Gertrude Gwyn）。他在家中四兄弟当中排行第二，大哥威廉·罗伊·格温·本森（William Roy Gwyn Benson，1895年－1916年）曾先后任职于南非标准银行和蒙特利尔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后从军，随后加入南斯塔福德郡团（South Staffordshire Regiment），1916年7月于法国维米阵亡，终年仅21岁，身后葬于苏谢的红歌厅坟场（Cabaret-Rouge Cemetery）；至于三弟威尔弗雷德·本森（Wilfred Benson，1899年－1963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曾先后任职于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1942年首创以“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一词形容落后国家；而四弟格温·本森（Gwyn Benson，1904年－1977年）也同样毕业于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后来移民加拿大于沙威尼根瀑布城（Shawinigan Falls）从事化学研究和化工业务。
宾臣早年跟随兄长入读伦敦夏灵基低地学校（Hackney Downs School），在学期间曾于1909年修读军用讯号课程。一次大战在1914年爆发后，他以二等兵身份加入威斯敏斯特龙骑兵B中队，起初于埃及服役，后来于1915年转往奥斯曼帝国加里波利半岛参与达达尼尔战役，期间在加里波利作战时受伤，被一枚射穿数重沙包的子弹打中颚部，事后于9月9日送返英国埃克塞特，并在9月27日接受手术。宾臣在霍尼顿休养康复后，复于1916年以中尉身份加入兄长生前所属的南斯塔福德郡团，后来也曾在法国等地服役，直到一战在1918年完结为止。

有利银行

一战完结后，宾臣旋于1919年加入在印度和马来亚拥有庞大业务网络的英国有利银行，最初被派往新加坡分行，由低做起，1920年调赴马来联邦吉隆坡，1922年再调到马来属邦吉兰丹工作。此后，除了有一段短时间外调到美国纽约以外，他主要都在马来亚、槟城和新加坡工作，后来又升任槟城分行经理，并于1935年6月在英皇寿辰授勋名单获当局受封槟城非官守太平局绅。加入有利银行工作17年后，宾臣于1936年获指派接替坚地尼（Robert Kennedy）出任有利银行香港经理一职，并于1937年2月正式到任，1938年5月又获港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绅士。虽然有利银行的业务主要分布于印度和马来亚，但银行早于1857年来港开业，是第二家来港开业的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利银行已经是香港三家发钞银行之一，因此宾臣在任经理期间也曾经代表该行签发钞票。不过，相比起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另外两家发钞银行，有利银行流通的钞票只属少数。
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香港保卫战一触即发，同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标志着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展开，银行业务陷于停顿。日军进军香港时，宾臣正好不在香港，所以他在香港沦陷后未遭日军拘禁。沦陷期间，宾臣曾留在澳大利亚等地，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和香港重光后，他旋于三星期内赶返香港，当时回港的路途上仍在进行扫雷工作。此外，有利银行位于皇后大道中七号的总行大厦在日治时期一度被日本三井物产会社占用，直到重光后，有利银行才得以重新收复总行。幸好经点算后，该行所有战前记录和证券等资产皆原好无缺，这使得宾臣在1945年10月返抵香港主持大局后，银行能够在同月立即恢复营业。
重光初期，有利银行须要面对多方面的挑战，由于当时物资短缺，极须依赖美国进口货品，这导致市面上流通的美元愈来愈少，造成银行面对美元短缺的问题，有关现象要到稍后生产恢复和本地重新发行货币后，问题才逐渐改善。同时间，有利银行在重光初期采取特别措施支援银行的工商和个人客户，以解燃眉之急，当中包括向主要工商客户提供即时透支，至于其他个人存户如可证明战前曾经于银行存有存款，也获准透支报称户口结余最多六成。不过，有关措施并不适用于牵涉有问题资产的户口，尤其是那些怀疑在战时透过不当手段取得的资产。另一方面，有利银行战后面临人手短缺和招聘困难的情况，虽然宾臣任内曾多番致函总行，要求尽快从英国增聘人手，但总行方面始终未能有效配合，人手短缺的问题某程度上迫使宾臣须要缩减业务，导致有利银行未能在战后香港百业复苏之下快速扩展。
宾臣在任有利银行香港经理前后15年，到1952年7月退休，由区乐臣（Alexander Godfrey Donn）接任，退休后他决定留港生活。卸任前夕，宾臣又着手筹划香港总行的重建计划，一战期间兴建、有30多年历史的总行旧厦遂于1952年8月开始清拆，而楼高10层的新总行大厦则于1953年12月落成启用，惟当时宾臣已经退休。虽然如此，随着二战以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新兴国家纷纷从英国独立，有利银行受限于这些国家制订的严格规管和高税率政策，进一步打击该行在这些传统主要市场的收益，导致其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宾臣卸任后数年，有利银行便在1959年被汇丰银行收购，但香港有利银行仍继续担当发钞银行角色到1974年为止，此后逐渐从银行界淡出。

社会公职

宾臣二战前早于1937年11月至1941年11月获港府奉委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在1940年7月至1941年12月出任战时收益条例复核委员会委员。战后，他曾分别获港府奉委征用物业及分配委员会主席、铜锣湾填海委员会主席和教育委员会委员，并在1946年至1953年间曾经两度暂代离港休假的摩士爵士担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本身是非官守太平绅士的宾臣也历任绅士法庭法官，1953年3月获委任为特别裁判司，从有利银行退休后，关注儿童福利的他也曾于1953年至1964年出任儿童法庭法官，任内经常对犯事的贫苦家庭儿童予以特别体恤。
除了港府的公职以外，宾臣在二战后也曾在香港多家慈善团体担任要职，当中包括香港游乐场协会会长、香港保护儿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民间娱军福利委员会主席等，另外又参与香港儿童安置所、香港防止虐畜会和家庭计划指导会的工作，并曾任拔萃女书院校董，以及于1959年至1964年出任香港童军总会会长。宾臣也积极参与香港圣约翰救伤队的工作，除了曾任该会理事会理事，也于1953年至1954年出任该会理事会主席一职。
宾臣还特别关注香港痨病肆虐的问题，他早于1940年2月已参与草创香港防痨会，同时获推选为该会义务司库。虽然防痨会的工作未几因为香港沦陷而停顿，但战后他旋于1948年10月联同周锡年、J·H·律敦治、颜成坤、岑维休和李耀祥等中外士绅正式成立防痨会，并出任该会董事一职，翌年更获选为董事会副主席，后来于1963年出任主席，到1964年6月退休。历年来，他热心参与防痨会的工作，除了多番透过电台和其他渠道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每星期日更会专门到律敦治疗养院的儿童病房，探望染上肺病的儿童。为肯定他在担任社会公职方面的表现，他在1952年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当中获英廷颁授OBE勋衔。
宾臣多年来参与社会公职，也曾经出现一些小风波。1956年6月，宾臣在香港足球总会前任会长郭赞推荐下当选为该会新任会长。然而，当时足总内部发生执委秦宁被指发表言论涉嫌冒犯马来亚足球总会主席东姑阿都拉曼的事件，由于秦宁在足总会议发表有关言论期间有记者在场旁听，导致有关言论被传媒广泛报导，使足总感到尴尬。有见及此，事后分别有执委先后提案建议日后禁止记者旁听足总会议，但有关提议被指侵害新闻自由，结果都遭到否决。由于宾臣在两次的表决期间仍未正式就任足总主席，所以他未有在执委会议中就提案投票，但由于他一直对外表态支持禁止记者旁听足总会议，因此提案遭两度否决后，他旋于同年8月宣布决定放弃担任足总会长一职，足总会长一职最终改由雷瑞德接任。

慈善公益

宾臣热爱赛马运动和马术，早年在马来亚已热衷于马球运动，他除了在新加坡和槟城两地担任马球队队长，也在业余赛马中策骑出赛，并且是槟城赛马会（Penang Turf Club）会员。因此，当宾臣在1937年调来香港担任有利银行经理后，便立即加入香港赛马会成为会员。二次大战结束后，他旋于1947年当选为马会董事，1952年从有利银行退休后，他进一步于1953年3月获选接替摩士爵士出任马会主席。
二战以后，随着马会从赛马博彩和马票博彩赚取可观收益，再加上宾臣与多家慈善团体关系密切，促使马会进一步积极投身于慈善公益事业，并于1955年正式决定把每年的盈余拨捐慈善公益计划。在这个背景下，宾臣担任马会主席期间先后作出多笔捐款，当中比较重大的捐款包括出资过百万港元建成于1957年启用的维多利亚公园游泳池。维园泳池由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主持揭幕，除了是香港首座公众游泳池，也是香港首个符合奥运标准的公众泳池；当年宾臣与一众马会董事更表明，泳池要让基层儿童享用，入场费也要订在普罗大众所能负担的水平，所以泳池最初的成人和小童入场费分别只是港币五毫和三毫。维园泳池运作五十多年后，才于2013年拆卸重建。
除了维园泳池，马会还出资捐建于1953年落成的的伊利沙伯女皇二世青年游乐场馆（别称九龙伊馆），并在场馆动土兴建前邀得肯特公爵太夫人在1952年主持奠基仪式；1953年5月和6月，宾臣又分别主持香港圣约翰救伤队九龙支部会所和钻石山真铎聋哑学校新校舍之揭幕仪式，前者由马会捐出占建筑费一半的25,000港元，后者则由马会捐出建筑费60,000港元。其他由马会捐建的社区设施还计有由宾臣于1958年12月主持奠基的香港航海学校新校舍、同样由他在1960年5月奠基的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九龙会所、1960年12月落成的香港仔赛马会诊疗所、以及在1964年7月由他主持揭幕的筲箕湾赛马会诊所等等。在任马会主席后期，宾臣促成马会捐出513,000港元，协助香港大学医学院兴建于1966年1月落成启用的利希慎医科图书馆，而宾臣也顺理成章成为图书馆启用仪式的主礼人之一。
为了更有系统地作出捐款，宾臣于1959年成立香港赛马会（慈善）有限公司，专责订定捐款方针和模式，并与政府商讨捐款用途，以确保捐款用得其所。多年以后，马会于1993年再把公司改组为非牟利的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以信托基金形式继续与政府和慈善团体合作，提供捐助。宾臣任内，马会在香港社会扮演的慈善角色渐受肯定，因此得到港督柏立基爵士和殖民地部助理秘书W·I·J·华莱士（W. I. J. Wallace）等人穿针引线下，马会于1960年获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钦赐“皇家”名号，自此香港赛马会遂更名为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一直到40多年后的1996年，鉴于香港主权移交临近，马会才复名为香港赛马会。

赛马事务

在赛马事务方面，鉴于赛马博彩活动日益平民化，马会唯一的跑马地马场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不敷应用，经常要在赛马日挂起代表看台满座的“红旗”。虽然马会在宾臣任内早于1964年已提出考虑增建一座全新的马场，但经历多年，马会到宾臣卸任后的1969年才扩建跑马地马场，重建了看台和其他赛马设施；而一直要到1971年10月，港府才原则上同意让马会在沙田新市镇兴建一座全新的沙田马场，沙田马场在1973年12月全面动工，到1978年10月方告落成启用。
同时间，面对赛马投注额日增，宾臣于1966年引入全新的派彩机器，缩短了派彩时间；另外又向港府建议由马会开设场外投注站，容许市民在马场以外也能够合法下注，从而打击非法外围马，惟港府以马会赛马仍未实行职业化为理由否决建议。事实上，当时的外围马活动十分活跃，地下外围马组织更不时企图干预赛事结果，例如在1965年5月初，坊间流出谣传宾臣因病逝世，5月15日周六马季最后一天举办的打吡大赛会在第三场赛事过后腰斩。由于宾臣正好久未公开露面，以致谣言一时甚嚣尘上，甚至于周五晚上刚从外地返港的马会董事周锡年爵士也无法证实消息真伪。一直到打吡大赛当日，随着宾臣现身马场颁授奖杯和亲自主持马票搅珠仪式，再加上所有赛事如期举行，有关谣言才不攻自破。舆论事后对于外围马组织涉嫌造谣的企图众说纷纭，有推测估计外围马组织可能担心打吡日各场赛事都由热门马匹胜出，所以不愿接受太多投注，又可能早已经收受了过多投注，于是便设法造谣减低投注意欲，以免负起沉重的派彩开支。
尽管面对外围马的问题，但宾臣本身是业余赛马出身，所他一直希望马会赛马维持业余，也不希望引进职业骑师，结果终宾臣一任，马会始终维持了业余赛马。宾臣卸任主席后，马会在1969年至1970年爆出轰动一时的“毒马案”丑闻，才于1971年决定把业余赛马转为职业赛马，并招揽彭福将军担任马会总经理负责推动改革；其后再于1973年获港府批准，正式设立场外投注站以接受场外的赛马投注。
此外，宾臣在马会主席任内曾经历多宗堕马事故，造成伤亡。1960年1月2日，冠军骑师司马克（Marcel Samarcq）在元旦翌日策骑“满堂春”参与跑马地马场当日下午四时举行的第四场赛事，当完成五分之四赛程的时候，司马克突然堕马，随之被后上的马匹踏中头部，当场毙命，事后马会为表哀悼而宣布终止赛马和退回彩票，做法属于战后首次。同年9月，宾臣分别设立司马克纪念奖学基金和骑师福利基金，用以济助遇上赛马事故的骑师。可是，跑马地在1961年1月21日举行第一场赛事期间又发生堕马事故，事件中共有三名骑师堕马，其中策骑“花木兰”出赛的李路（J. S. C. Neel）送院后伤重不治，而“花木兰”也因伤被当场人道毁灭，马会也因事故在第五场赛后宣布停赛，并下半旗致哀。最后是1965年4月17日，跑马地举行复活节首天赛事，当天华籍骑师何炜航在第三场赛事策骑“尽我所能”出赛，结果在当年司马克堕马身亡的位置重演堕马意外，何炜航送抵医院后证实不治，而马会也再一次宣布终止当天第五场以后的赛事和下半旗致哀。何炜航随后于4月20日出殡时，宾臣更率马会一众董事到场致悼。

“潘华案”

宾臣任内还发生“潘华案”，案中主角潘华于1961年获马会邀请成为俗称“红牌”的见习骑师，同时成为马会会员；不过，马会后来却查出潘华入会时虚报职业和出生日期，当中，他虽然报称自己是商人，但实际上是消防员，而真实年龄是36岁而非报称的30岁。有见及此，马会于1962年10月提出革除他的会籍，并在同年11月获马会董事局开会通过。虽然如此，潘华仍然保留马会见习骑师身份，但当他在1962年11月申请策骑“独裁者”和“力骑”两只马匹出赛时，却未获宾臣批准，主要理由是根据惯例“红牌”骑师新加入的时候不应超过30岁，但潘华当初成为“红牌”骑师时候，其真实年龄已经超过30岁，再加上他在申请马会会籍一事上有欺瞒马会之嫌，故认为他不宜出赛。
事后，潘华就自己被革除马会会籍和被禁止策骑出赛两事入禀高等法院控告马会，除了要求马会恢复其会籍和准许他出赛以外，又要求马会就事件向他作出赔偿。案件在1965年2月初于高院民事庭开审，马会多名高层先后出庭应讯，其中宾臣在庭上指出，由于事态十分严重，马会才决定革除潘华会籍，而禁止红牌骑师出赛，则时有发生。然而，控方指出，马会董事局开会商讨革除潘华会籍一事，过程仅用15分钟，从没有就事件展开研讯，也从没有邀请潘华本人亲自解释和上诉，对潘华构成不公。控方又指出，马会后来发觉程序出错，于1963年6月名义上恢复潘华会籍，但仍继续禁止潘华出赛，对他构成损失。
经过连日审讯后，主审案件的高级副按察司李比爵士在1965年2月25日作出裁决，他认为潘华当初获马会邀请入会，马会对其背景并非全不知情，再加上革除会籍一事程序出错，对潘华构成不公；因此裁定潘华得值，并颁令马会须全面恢复潘华会籍及其应得的会员权利，同时要就事件向他赔偿1,100港元，但对于潘华要求高院颁令马会不得拒绝其策骑出赛的申请，李比在裁决中则予以拒绝。

晚年生涯

宾臣从有利银行退休后除了担任马会主席和多项社会公职以外，还获多家私人机构罗致担任董事职务，当中包括屈臣氏有限公司、城市酒店有限公司（City Hotels Limited）、香港电话有限公司、南洋纱厂有限公司、香港置地及代理公司（Hongkong Land Investment and Agency Co Ltd）、乐古印务有限公司和义澳印务公司等；另外又曾任青洲英坭有限公司主席和丽的呼声（香港）有限公司主席，以及于1963年1月至1968年出任南华早报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在工商界任职期间，他曾经争取增加香港纺织业出口配额；又提倡设立工总联会以维护工业界利益，后促成港府于1960年设立香港工业总会。
然而，宾臣后来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他在1967年9月卸任马会主席一职，结束前后14年的任期，由汇丰银行大班桑达士接任；翌年，他又卸任已连续担任21年的马会董事一职，并相继辞任所有工商界职务和社会公职。晚年的宾臣虽然长期患病，但他仍坚持定期到访马场观看他喜爱的赛马运动。1972年11月17日，宾臣于香港病逝，终年76岁，身后丧礼于11月21日下午2时30分在中环圣约翰座堂举行，除了两名儿子从英国赶到香港出席外，他的养女、多名生前好友、商界人士和政府高官都有出席。丧礼的扶灵人士包括时任马会主席祁德尊爵士、富商裘槎、香港大学前校长赖廉士爵士、以及马会董事梁德基医生。宾臣的遗体随后移奉哥连臣角火葬场火化，并根据其生前遗愿，把骨灰散落将军澳（Junk Bay）海面。宾臣身后，马会曾举办宾臣杯赛马赛事以为纪念，一直到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才告停办。

个人生活

宾臣是英国圣公会信徒，有妻玛丽·伊丽莎白·本森（Mary Elizabeth Benson），两人于1923年在新加坡结婚，并育有两子，长子多诺曼·罗伊·本森（Donovan Roy Benson，1925年－2009年）曾在皇家海军从事测绘工作，拥有少校军衔；次子威廉·杰弗里·本森（William Geoffrey Benson，1928年－2010年）是专科医生。除了两名儿子，宾臣还有一名养女，名叫Patricia Lee，由于宾臣夫人早于1956年逝世，所以宾臣晚年长期患病的时候，都是由她照顾其起居生活的。
宾臣生前的兴趣包括赛马、马球和狩猎运动，他是槟城赛马会和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会员，并曾任后者主席和董事之职。宾臣也曾在香港马会拥有多只马匹，早年有“再同”（Same Again）、“几时”（Say When）、“护东家”（Wodonga），晚年也有“博德”（Paddy）、“宾锦”（Bunkum）和“爱尔兰假期”（Irish Holiday）等等。
定居香港期间，宾臣曾长期寓居于香港岛半山区花园道一号的圣约翰大厦顶楼，寓所雇有女佣和厨子各一。1962年12月26日，整屋人外出庆祝圣诞节，但返家后发现屋内一遍凌乱，有贼匪光顾的痕迹，经点算后发现损失现款千余港元及钻饰数件，总值四千余港元；未几，宾臣寓所在1963年4月26日清晨第二度失窃，损失饰款总值三千余港元，当中包括三百多港元现金、钻石腕表、钻戒、镶钻金手镯和镶钻耳环等，两宗案件均悬而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