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室圣心大教堂

历史

1858年，两广地区的教务由澳门教区独立出来，交由巴黎外方传教会接管，成立粤桂监牧区，该会法籍会士明稽章（Bishop Philippe François Zéphirin Guillemin）获教廷委任为首任宗座监牧。明稽章本人早于1848年10月来粤传教，当时他已有要在广州建立一间大教堂的设想。咸丰元年（1851年）在当时的两广部堂旁边购置房产，并建立了一间小教堂。咸丰三年（1853年）开始与广东地方当局谈判建造教堂的有关事宜，但当时的谈判并不顺利。其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城，新城内靠近珠江的两广总督部堂被摧毁，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
战后明稽章依据清廷所签的《北京条约》中第六款“传教士可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天主教堂”的规定，要求广东地方当局归还以前被充公的教堂屋宇，用作新教堂的用地。广州当局最初提议了几块城外的土地，被明稽章拒绝，他以原来的教堂位于城内为由，要求以城内的土地作为补偿。最终在当时驻扎广州的法国海军总兵艾梅·库普旺的军事支持下，逼使两广总督劳崇光于1861年1月25日签订合约，将两广总督行署基址，永租给巴黎外方传教会兴建天主堂，面积为42亩6分6釐，每亩租金为1,500文钱，1863年3月又再增租地17亩6分9厘。自此以教堂为中心，在北至大新路，南至卖麻街，东至白米巷，西至玉子巷的广阔区域，逐步建立起孤儿院、育婴院、圣心书院、明德女子中学、日新小学、圣方济各小修院和中华无原罪圣母女修会等等附属设施，形成教徒群集区和华南的天主教传教中心。
明稽章在1858年回法国觐见法皇拿破仑三世，他陈述英美两国在广州的势力发展，引起拿破仑三世对法国在广州的影响力逊色于他国的忧虑，明稽章借势建言利用建立教堂和传教来扩大法国在华的影响力，以弥补贸易上的劣势，最终拿破仑三世许诺个人资助三十万法郎，同时也容许明稽章向法国的天主教徒募集捐款。而在教堂工程展开之后，明稽章透过巧妙的运作手段，使得法国政府同意增加拨款二十五万法郎，其中七万五千法郎的余款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倒台后，在1873年5月经法国议会以491票赞成、100票反对投票通过，拨付予法国外交部用于教堂的建设。
教堂的地基部分在1861年6月28日耶稣圣心节当日开工，1863年完成，同年12月8日的圣母无原罪日举行盛大的奠基仪式，周边的街道被装饰一新，也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两广总督乘坐八人大轿到场，一众文官、约300名八旗官兵，传教士和约20名神父，以及欧洲各国所有的驻粤领事和高级官员也一同出席。在奠基仪式上，当时的法国驻广州领事李天嘉（Gilbert de Trenqualye）和明稽章主教分别致辞。取自耶路撒冷的一块石头和取自罗马的一千克泥土被放置于两块奠基石之下，以示基督教创立于东方之耶路撒冷，而兴起于西方之罗马之意，两块奠基石上分别刻有“Jerusalem 1863”和“Roma 1863”的字样。
教堂的建造遭遇不少阻力，除了兴建教堂及附属的建筑需要征用大量的民房土地以外，在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广州的民众普遍排斥和敌视洋人。教堂的建设在1869年被迫中断，因当时的两广总督禁止采石，而民间涌动的排外情绪也渐趋炽热，面对这种局面，主教明稽章直接与北京的朝廷官员进行交涉，令问题得以解决。不过，尽管从构思建堂到筹集款项，再到监督建设，明稽章是教堂计划得以实现的关键人物，但他本人却无缘得见教堂的完工。明稽章在1879年9月被教廷召回，此后未能重返中国，于1886年，即教堂建成前的两年，以72岁的高龄在巴黎病逝。石室教堂在接任主教邵斯（Bishop Augustin Chausse）的主持下建造完成。

建筑

石室教堂是全球四座全石构的哥特式教堂之一，建筑面积为2924平方米，东西宽32.85米，南北长77.17米，中殿屋顶高28.2米，塔尖到地面高度为52.76米，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哥特式风格教堂，也是中国最大的石构建筑。教堂的主要建筑师是来自法国南锡的Léon Vautrin，主教明稽章曾在法国洛林一带看到过不少Léon Vautrin的作品，Vautrin的建筑才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邀请他设计广州的教堂，并且在Léon Vautrin的建议和选择下，明稽章聘请了同样来自南锡的Charles Hyacinthe Humbert作为执行建筑师，同样担任执行建筑师的还有巴黎的Antoine Hermitte，两人在1862年12月下旬从马赛登船，亲赴广州，指导教堂的具体建造工程。石室教堂的正立面是仿照巴黎第七区的圣克罗蒂德教堂而建，而中殿和半圆形后殿的内部则是参照法国的图勒大教堂，整座教堂而言是属于19世纪兴盛于欧洲的歌德复兴式风格。
由于教堂全部使用花岗石建成，而广州并不出产花岗石，教堂用尽了当时从香港九龙的牛头角及茶果岭开采出来的大麻石。这些石用帆船运至广州，再用人工打凿，吊装，粘合。建造过程经历重重艰难，最初由两位法国建筑工程师指挥，由于与本地工人语言不通，加上中国人从来没有建造哥特式教堂的经验，工程开展数年，仅垒起几尺高的石块，两位法国建筑师因水土不服，在开工两年后提前回国，后来得一位到工地探望同乡的广东揭阳县坪上镇尖田村南门（一说为揭阳县河婆镇）建筑工人（石匠）蔡孝留下担任总管工，前后历时25年，终在1888年完成。单单是开采用石，就已用了8年。由于教堂是用花岗石建筑，故又名“石室”。
石室圣心教堂正面是一对巍峨高耸的双尖石塔，西侧石塔装置时钟，而东侧石塔原本安放五个法国运来的铜响钟，但其中一个在1980年代初被教堂的神父送给了广西梧州的一座教堂（已被重新熔铸），因此现在塔内只剩下四个铜钟；教堂内有尖形肋骨高叉的拱形穹窿；合掌式的花窗棂分布在正面大门上和四周墙壁。教堂的门窗均以红、黄、蓝、绿等七彩玻璃镶嵌，既避免了室外强光射入，又使室内光线终年保持着柔和，形成慈祥、肃穆的宗教气氛。在高处俯瞰整座教堂，会发现其像一个平放的拉丁十字架。教堂门外的石阶梯原来是七级，后来由于多年积土和地面的抬高，现在实际上只看到五级阶梯。

破坏

以教堂为中心，周边区域原本建有包括教会学校、孤儿院、修院在内的庞大附属建筑群，经过多年的拆毁和占用，属于教会的土地面积不断减少，现存的历史建筑只剩下教堂本身、背面的主教府和东西两边的颐铎堂，同时附近区域兴建了大量的高层建筑，对教堂和街区的历史风貌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抗日战争期间，广州遭受日军的猛烈空袭，其中一架日机撞上塔尖的避雷针，撞在教堂前的沧海茶楼，后爆炸，堂内的彩色玻璃损失过半，西塔的时钟亦被震停；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撤出广州时炸毁邻近的海珠桥，导致教堂的玻璃绝大部分被震坏；文化大革命期间，石室受到严重破坏，所有宗教油画被撕掉，剩下的部分彩色玻璃和花窗悉数被打碎，楼顶狮头排水口全用铁锤打碎，所有经书和讲道用有跪板的长椅堆成小山在教堂里焚烧掉，石壁石柱部分被烧至爆裂，虽经数次修复但至今仍见烧焦痕迹。文革期间，石室曾成为仓库和垃圾处理场。
由石室门前至一德路的一小段马路，原称圣心路，路长58米，宽18米。在文革时期，广州市内诸多地名均被当局修改，圣心路于1966年被改为“劳动路”，寓意不靠救世主，全靠劳动人民自己之意，至今没有复名。现今的广州市政府将石室圣心大教堂区域规划为体现本地文化的“城市客厅”，欲促进旅游业发展和城市品质提升，但由于此区域因毗邻一德路的咸鱼干货、玩具批发市场，人流密集，无牌五类车乱行乱停，整体卫生环境都较为脏乱，并未较好发挥城市名片的作用。

修葺

圣心大教堂建成140多年来，经历过多次修葺。1928年，当时的主教魏畅茂（Archbishop Antoine-Pierre-Jean Fourquet）把教堂原天面木制的桁角结构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1938年，他又把石室教堂木桁经楼和上塔铁梯改为用水泥钢筋建造，并在教堂外围东、西、南三面筑起1.5米高的铁枝栏杆；文革结束后的1984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现国家宗教事务局）拨款10万元，维修该堂瓦面，重新装上避雷针，修复花岗岩大十字架，并对教堂内外全面清洗及修葺；1987年，再拨款5万元，维修石室全部钢窗，把所有窗户换上国产彩色玻璃；1990年，广州市政府拨款3万元，维修石室广场地面和教堂前的五级石阶，同年12月24日修复大时钟芯和南、西、北三向钟面，将废置24年的机械大时钟按原样改装为石英大时钟；1992年，广州市政府拨款3万元修葺教堂内的四根大石柱。
最近一次大修，也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维修工程于2004年夏季动工，2006年秋季完成并重新开放教堂。其中维修的重点是彻底解决屋顶漏雨问题，拆除20年代建造的整个屋顶及大梁，原样重做；其次更换玻璃窗98扇，共600多平方米。教堂原本的玻璃窗是19世纪由法国进口，但在历经战争以及文革期间红卫兵的破坏，已经几乎全部不存。由于中国大陆缺乏有制造教堂彩色玻璃经验的公司，新的玻璃窗从一间菲律宾公司订做，上面描绘圣经中的故事以及圣人的画像，下方带有英语的文字说明，有别于原来法国玻璃窗的拉丁文和法文说明。
此外还对教堂的楼梯、信道、梁架进行整修，西塔新装国产的机械大钟、内外墙花岗岩以人手进行翻新清洗、修补石柱、天顶、祭台、告解亭、唱经楼、照明线路、灯光等全部室内配置。

开放时间

石室教堂每天上下午对公众开放，在非弥撒时间，游客可随便参观；弥撒举行期间则不准许在堂内随便走动，不过非天主教徒亦可以参与弥撒活动。而遇到复活节、圣诞节等宗教节日的时候当天也会有弥撒活动，受场地限制原则上优先供天主教徒入内，非天主教徒在人数不多的情况下也可以入内参加。

办公时间

上午8:30-11:30，下午2:30-5:30，晚上7:30-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