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神学

政治神学概论

古典的“政治神学”一般指涉教会神学的政治论述。从教会的起首，很多神学思想都涉及政治的方面——从保罗、特土良、奥古斯丁、约阿辛到奥康、理查德·胡克。相关的代表作有：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理查德·胡克《论教会法》、尼古拉·库萨《大公的协致》。这种传统的论述，一直延伸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其时的代表人物有田立克和尼布尔等。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关“政治神学”的论述起了新的关注点和重大的转捩点，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崛起，这思潮下的“政治神学”转以社会批判作为其神学思想的参照点，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和莫特曼等。
发展至八十年代，关于“政治神学”的论述又有了新的转向。这种形式的“政治神学”摆脱以教会的场景作参照的背景，专注在政治哲学、文化批判、法理学等议题之中。德国政治哲学家、法理学家施米特的《政治的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 1922）堪称为这种“政治学”的现代经典。

加尔文的政治神学

政治神学在加尔文的年代的发展仍属初期，但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四卷二十章中亦曾谈及政府。他的观点以现代民主体制的观点来看是比较保守，因为当时仍是君主政制主导的时代，人民几乎全无政治权利。加尔文对政治的看法是建基于“两个国度”的观点。“两个国度”是指“属灵的国度”和“属世的国度”，这是将人的生活分为“属灵”和“属世”的层面。这两个层面并不是以“对立”的方式存在，他们是横向平行二分的，一个是指内在的世界，而另一个是指外现的世界。
加尔文并不认为二者之中有好与坏的分别，他认为这是两个“不同”，而非对立的国度。两者的分别就像是“身体与灵魂的区别，今生和永生的人的分别”两个国度只是生活领域上的不同。而地上政府是属于“属世的国度”，加尔文认为虽然它虽与“属灵的国度”不同，但不应看地上的政府为败坏的，也不应看属世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与基督徒无关，可以不用理会。信徒亦不能在属世的国度中为所欲为。因为加尔文认为政府是为信徒活在世上时而设立的，它的功能有：维持对神的外表祟拜、保存纯正的教义、维护教会的组织、维持治安、并以国家法律约束人的行为而达至社会和睦。加尔文认为宗教的事，不宜制定法律来约束它，相反应以法律制止一些会破坏或影响教会的事情。
虽然这两个国度之间是有分别的，但却是必须一起考虑的，因为根据加尔文的讲法“在单独考虑属世的国度的人们当中，若非野蛮狂妄的破坏者，就是高举君权的逢迎者。”换句话说，不将两个国度一起考虑的人，有可能会破坏世上的政权，亦有可能以世上的政权为上帝。

上帝主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面对苦难，加尔文认为基督徒需有背十架的精神，“基督徒真应该如同生来便应担当损害和斥责的，应忍受恶的人不义，欺诈，和耻笑的；不但如此，而且他们在一切邪恶之下也都当忍耐；那就是说，他们心中宁静泰然，在忍受一种磨难后，准备再受磨难，一生只希望永远背负十架。同时他们要替那咒诅他们的人祈祷，祝福，对那伤害他们的行善（太五４４），努力达到他们哩一的胜利，即是‘以善胜恶’（罗十二２１）”基督徒一方面在忍耐，而另一方面却会努力诉诸于法律以取得公道。
而对于政府的权柄，在个人的层面，加尔文认为神的，是要信徒不仅顺服以正直诚信来治理的君王，亦应顺服不尽责的政府。他在“基督教要义”里解释“．．．不义的君王是神忿怒对世人所施的审判．．．。”　信徒应当谨慎，不要轻视长官的权威，因为他们的权威是神所设立的，纵然掌握这政权是一群不义的人，信徒亦需要尊重他们。神所交托给信徒的是服从和忍受的命令，而纠正暴政是神所施行的，衪却没有将这个责任交给我们。　但在群体的层面，加尔文却认为议会需要使用职权反对残暴的君王施行虐政，因为他们的职权是从神而来，而职责是保障人民的自由，若他们看到政府的缺失和腐败时，却默言不语，就是不信不义。加尔文提醒了“平衡”的重要性，当遇见不义的事时，不要立刻判定，“我”是最公义的，从背十架的角度来看，可能上帝以这些若难在教育信徒。
再者，在顺从属世国度的政权，加尔文认为是有条件的，第一，众人先应当只听从上帝；第二，只有顺从上帝的前提下服从统治者；第三，如果统治者的命令违反上帝的命令时，可以置之不理。

生平简介

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公共神学家尼布尔对当代神学伦理学、国际政治领域和政治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当代神学家中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一九四八年尼布尔被选为美国《时代》杂志二十五周年封面人物;一九五八年他被评为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一九六六年，美国副总统韩弗理在庆祝尼布尔等人创办的《基督教与危机》(Christianity and Crisis)二十五周年创刊纪念日上发言说，尼布尔的稳健的现实主义自从三十年代起就对美国的思想界和政治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影响到了六十年代达到顶峰。韩弗理指出，尼布尔是一位改革者、一位先知，但是从来也不是一位十字军圣战者。一九六四年尼布尔被授予“杰出贡献总统自由勋章”。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先后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生活》杂志在一九九○年把尼布尔评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国人之一”。

莫特曼的历史处境─ 绝望到盼望

1927年，莫特曼生于德国，青年时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投降的前一年，他刚满十八岁被征召入伍参战。1943年，他于汉堡内城亲历盟军的轰炸机带来整个城市严重的摧毁。对他来说，这不仅是建筑物的倒塌，更是德国的文化、文化，及个人的生命陷入了崩溃破裂及瓦解的地步。1944年，他更先后被囚于比利时、苏格兰和英格兰的集中营，他身旁布满许多从心灵到肉身都全然崩溃，并对一切都失去盼望的囚友。在如此悲惨的经历中，获赠的新约圣经中附录的“诗篇”带给莫特曼深切的信仰体验，而信仰不单使他的灵性苏醒，更把他从绝望与放弃中拯救出来。1948年，莫特曼终被释放，随即返回德国开展他神学研究的生涯，为要了解那他在绝望中叫他能不至放弃、存有盼望的动力。

盼望神学的含蕴

《盼望神学》主张基督教神学以“历史”的向度论述上帝，以“终末”的向度来论及历史。基督教的“终末论”并不是指“时间性的将来”，也不是指“非时间性的永恒”，而是基于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复活而产生出来的盼望，这是对新创造的盼望。首先，莫特曼认为基督事件不仅是旧约历史应许的实现而已，而是终末论所谈到耶稣基督及祂的将来；此外，基督事件带来的应许除了指基督的将来，更是指向普世的将来。因此，基督事件对那被造的世界的终局具有连带的影响力。
《盼望神学》中的上帝并非到世界的终末的将来才临到受造物之中，祂乃是以十架的方式活在苦难、黑暗的现世之中。莫特曼认为“耶稣的复活”是上帝在历史中最高峰的历史作为，表示上帝会能“从无造有”；“耶稣的复活”也指向世界上一切受造物的终末结局，表示上帝能使受造物“从旧造新”。这正是历史事件所指的“终末应许”。莫特曼以“终末应许”来解释“十架与复活的辩证事件”。“十架”与“复活”是全然对立与矛盾的，而耶稣就是那个兼容两个完全矛盾性质的个体，上帝能借着被钉十架的耶稣的复活在完全的断裂、破碎之中延续新的创造。由于基督事件带来的应许普世性的，因此耶稣基督的复活也不单否定自身所遭遇的死亡，也否定整个世界所遭遇的死亡，并且在一个负面质素的状况中创造出新的将来，而这新的将来同样否定当下所面对的负面质素。因此，即使在当下邪恶的世界中，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人可以看见盼望。

盼望神学的处境实践

《盼望神学》的主张是追求上帝的应许落实于历史实况当中，因此基督徒要对世界的将来存有盼望，并意识到当下的世界与该到达及将要到达的境界所存的差距而付诸行动。基督徒该透过批判现状，积极地朝向所应许的盼望进发，期望神国的降临能发生。“革命性的政治实践”，就是基徒督敢于揭露当下所存在的邪恶，并促使基督群体从妥协中释放出来，向现世的邪恶势力全力作出批判及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