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與香港矛盾

中国大陆与香港矛盾（简称中港矛盾、港中矛盾、陆港矛盾、中港冲突），是指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主要涉及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文化和移民等之一系列矛盾冲突。

香港主权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迫使清朝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岛（连同鸭脷洲和附近岛屿）永久割让予英国。1860年，清朝再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败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永久割让予英国。1898年，英国与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新界”（包括新九龙及230多个离岛），为期99年。这三份条约决定了今日香港辖区的范围。
1942年，中华民国就“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平等新约”问题与英国展开磋商。中国最高领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试图将香港问题列入双方议程，提出“九龙租借地应与其他租界一并归还中国”，遭英国首相丘吉尔坚决回绝。英方更要求中方书面同意九龙租借地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拒绝签订新约。中国迫于无奈，惟有不再坚持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终于1943年签订《中英平等新约》。中国同时正式照会英国，保留日后提出香港问题之权利。
1950年1月6日，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并于1972年3月13日，发表联合公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72年3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将香港和澳门剔出解殖名单。
1982年，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香港问题展开正式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继承《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生效的国际条约，拒不承认香港为英国领土，要求英国将香港岛、九龙同新界一并交还。英国政府最终决定完全放弃对香港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代表中英双方在1984年12月19日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声明自1997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为政府首长。大部分华裔香港永久性居民不论意愿，自动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可申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
有本土派认为，香港于1840年代起由大清帝国以三张不同条约割让或租借予英国，而这些条约在1912年后由中华民国继承，中华民国政府至今仍存在台湾，且条约正本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所以新界归还对象应为条约的持有者中华民国。但由于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不承认中华民国。因此，即使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曾经公开表示“《南京条约》的正本在台湾，香港主权属于中华民国”，英国仍然无视中华民国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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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1980年代为了实现“中国统一”而提出的宪法原则。最早是针对海峡两岸关系，后来相继适用于香港和澳门地区。“一国两制”指的是在不破坏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前提下，港澳地区与中国内地同属一个中国，香港、澳门保留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而中国其他地区则继续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该原则，香港特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司法权及终审权，即可以继续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经济政策、金融事务以及对外关系50年。1985年“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委员全为香港人，负责在香港征询公众对《基本法》草案的意见。1988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公布首份草案。1989年2月公布第二份草案，咨询工作则在10月结束。1990年4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由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正式颁布。
1997年后，香港特区政府和亲建制派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引起了部分香港本土派的不满。一些香港人宣称，中国共产党和香港政府涉嫌轻视“两制、港人治港”，认为香港政府涉嫌将大陆人利益放在港人利益之上，削弱港人地位和公民权利。
2012年梁振英上任香港行政长官后，推行港深两地融合的政策，使香港成为深圳最大贸易伙伴，并在经济、教育等多个领域加深合作。但此举遭到部分“本土派”香港人指责，认为其不顾香港承载力地引入过多观光客及大量新移民，引发的种种弊处亦进一步激化矛盾。
随着矛盾累积，加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政改的决定的争议，以及对香港政府经贸、文化政策的不满，冲突由以往的民间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雨伞革命就成了冲突积累的最终总爆发。《苹果日报》评论称，港中矛盾乃法制之争。流亡美国的内地异见人士何清涟则认为，陆港矛盾的实质是文明的冲突。由于曾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不少香港人拥有自身文化认同感，并且香港与大陆在政治、制度及文化、习惯等其他多方面有差异。陆港矛盾让许多香港人对中国、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减弱，部分香港年轻人开始支持港独、呼吁加强对香港民族主义的捍卫，并同台湾独立运动及台湾泛绿阵营更为友好。出于对香港社会、政治及一国两制前景的担忧，香港人移民台湾、加拿大等地的人数在近年来也有所增加。在2016年台湾内政部入出国及移民署的统计便显示共有1086名港人获台湾发出定居许可，较2015年大幅上升逾四成。
有评论人士在报章撰文，认为1997年以后的出现的“蝗虫论”等不友善的言论和“立法会宣誓风波”，及2017年底陆客在香港机场被泼粥事件等过激行为发展导致中国大陆民众对香港的印象多趋于负面，对“香港独特性”感到疑惑、不解甚至反感，并出现了2012年孔庆东辱骂港人事件等语言暴力事件，经过相关报导后也让香港人对中国大陆人产生印象负面。。
香港本土派学者陈云根表示，港陆矛盾不断激化，主要是由于北京部署很多政策抹杀香港英治时期的历史及制度，令很多香港人感到一国两制变质。殖民政府保存到的一些华夏文化，例如广州话的汉音及正体字，以及文雅的公共中英文用语，慢慢会被北京政府当是前朝历史，或者当作殖民地余孽来扫除。甚至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人权法这些由殖民政府引入香港的现代文明，都会被当作外来的殖民霸权，慢慢淡忘，承接的是中国苏维埃共产党体制。他表示，中共承诺却不容许“真正”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因此预期未来中港矛盾将会激化。

独立自治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英国逐渐撤出及放弃殖民地，港督杨慕琦在1946年推行杨慕琦计划。而接任杨慕琦的第22任香港总督葛量洪则认为香港不能实行他在牙买加、尼日利亚和斐济担任总督时发展的那种制度。1952年10月，英国及香港两地政府同时宣布“香港不会推行大规模的政制改革”。此后马文辉、联合国香港协会、香港民主自治党等透过不同途径推动香港的自决与自治。根据2007年港大民意研究，受访者中有独立倾向者约占25%，不认同独立者约占64.7%，另外33%香港人认为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持续执政则会增加香港独立的倾向。
香港自治运动是香港本土派的意识运动，理念建基于香港学者陈云所编著的《香港城邦论》为基础，认为香港是一个城邦格局。主张香港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大前提下，应享有真正的自治权利，并非主张香港独立。陈云本为运动的提倡者，但于2013年6月13日，“香港自治运动”的脸书专页宣布与陈云终止合作关系。现时多数的泛民主派及自决派皆争取香港有真正的自治及真普选，而非支持香港独立。

双非问题

2001年，香港终审法院根据《基本法》第24条宣判的庄丰源案确立，父母双方皆无香港居留权的中国大陆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随着2003年自由行实施，大量中国大陆孕妇来香港产子。双非人士有从合法途径预约来港产子，亦有在无预约情况下闯急症室产子。2010年，配偶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国大陆孕妇在香港诞下32,653名婴儿，比起2001年的620名上升逾50倍。从2001年至2011年间，已获居港权的“双非婴儿”超过17万人，造成资源分配问题，例如产妇床位不足，引起香港社会不满，香港市民多次游行抗议，甚至引发了“蝗虫论”的争议。《信报》指，在民怨沸腾下，政府仍在寻求解决措施。至2012年梁振英接任行政长官后，他透过行政措施减少双非问题，但还有人以假结婚破坏此措施。

综援问题

自2011年起，一篇主题为“四人新移民综援家庭月入2.2万元”的网络文章在香港流传，并附有电视新闻节目的截图，显示锺女士正在接受访问，然而最终被证明是谣言。有评论指出，不少香港人认为新移民抢占了公共资源，相关网络假文会挑动民众情绪，加剧中港矛盾。
2013年，社区组织协会的何喜华协助单程证妇人孔允明就申请综援资格案上诉至终审法院，终审法院最后裁定，未居住满“7年”的香港人不能申领综援是违反香港基本法，并命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回复至2004年之前的“1年”申领居港期。此裁决公开后，随即引发大批香港新移民到社会福利署查询及申请。大批香港市民批评，此政策一开，对香港综援制度有巨大的冲击，并且会增加香港的财政负担。据社会福利署提供的数字，2015年四人综援家庭的每月平均综援金额为1.3万元左右。

基本生活需求及贸易问题

中国官员指：没有中国大陆支持，香港就会变成一座死城，香港人应饮水思源，每日饮水就要感恩。可是事实上，香港购买东江水之实用水价每立方米7.14港元（2016年，未计后续处理成本），被批评比一些国家的海水化淡高昂。

旅游购物问题

香港发生过多宗导游与大陆旅客因购物而产生冲突的事件，包括：移民导游李巧珍在2010年接待安徽零团费旅行团游客时，不满他们购物少，以普通话大骂陆客；以及香港导游与安徽旅客争执事件等。
由于大陆的食品及产品安全问题，以及香港和大陆之间由于税收造成的差价，许多大陆访客在香港大量购买食品和其他物品。其中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后开始，大陆对国产奶粉发生大规模的恐惧，大陆人和香港人大量从香港的零售渠道购买婴幼儿奶粉以满足大陆对进口奶粉的突生需求，香港发生婴幼儿奶粉供不应求的情况、香港人生活受到直接影响。由于香港政府缺乏应对政策，香港民众开始反对大陆访客及香港“水货客”将奶粉运往大陆，催生了“水货客问题”冲突。
而另一方面，由于大陆游客的人数以及部分游客的强大购买力，香港一些商家开始视大陆游客而不是香港人为主要服务对象，或者对香港本地顾客实行额外限制，因此引起香港民众不满。包括D&G禁止香港人摄影风波和agnès b.纯用简体字餐牌等事件。

水货客问题

包括本港居民的水货客从香港利用各种途径运送货物到中国大陆（尤其指向通往深圳边境），引致对香港各区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的各种滋扰及社会问题。 1980年代，中国内地开宽大部分香港人进入大陆（回乡）的限制，携带个人商品回国变得普遍。之后，便有香港人携带港货至大陆。 2000年代之后，中国政府以“拯救香港经济”为名在2003年开放自由行，每次访港逗留的时间为7日。2005年后人民币兑美元和港元大幅升值，进口商品比在中国内地价格低，来港消费成为热潮，加上中国海关规定个人携带5000元以下商品入境免征税，走私人利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带货。2009年4月开放一签多行(一次签注一年不限次数进出香港)，向中国内地居民正式开放，大量水货客出现。于2012年至2013年，屯门和上水出现香港警务处的简体字告示，这是首次香港官方在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使用中国大陆的简体字。加上严重的水货客问题更引发了民间组织光复上水站、光复屯门、捍卫沙田、光复元朗和游览完上水去屯门等等抗议活动，及促成由入境事务处领导的风沙行动以及由香港警务处领导的力锋行动等等。
2014年2月16日，网民组织“反赤化．反殖民”近百人在尖沙咀广东道发起驱蝗行动，手持“减少自由行，放过香港人”、“蝗虫来港抢奶粉，香港BB食面粉”等标语，抗议内地旅客霸占香港人的生活空间及抢去资源，并要求他们回到大陆。事后，特首梁振英及港府多名司局长批评“驱蝗”示威者，还扬言追究并予检控。
2014年3月9日，网民组织“真心爱国爱党联盟”（真爱联）团体，在旺角、尖沙咀地区游行，呼吁参加者届时拿五星旗、中共党旗、毛语录上街唱红歌、国歌，喊“支持中共、支持港共”口号，呼吁中国游客“爱祖国，用国货，回中国爱国购物”，“自由行是迷途羔羊，请回乡消费，不要被帝国资本主义迷惑”，“不要在香港消费，香港人有了钱就搞独立”。
网友也制作多幅反讽海报，写着“中国的娃饮三鹿的奶”、“不喝中国奶，你们还是中国人吗？”、“买洋货，逃国税，是卖国叛国的行为”等标语。
2015年2月，香港部分民众和激进人士在香港屯门和沙田发起反水货客行动，但抗议却很快从“反水客”，变成了“反对大陆旅客来港自由行”，不少抗议者聚集到商场内，向大陆旅客大喊“滚回家”，举着“中国人滚回中国”的标语牌，甚至有人挥舞英属香港旗，示威者一度与大陆旅客发生口角与对峙，场面情况一度混乱，警方曾施放胡椒喷雾，并带走多人。此事件相关新闻和图片被中国大陆和香港媒体广泛报道，由其是中国大陆微博和论坛转载广泛，导致不少大陆网民对香港印象趋于负面。
2015年3月9日，香港再次发生部分示威者以“反内地水客”为名，变成“反内地游客来港自由行”的事件，一批激进示威者分别在街头、商场和店铺内，不断滋扰、围堵途人及购物人士，其中包括辱骂一对母女游客造成孩童哭泣，攻击游客行李箱，踢打老人以及攻击或指骂多名内地游客。香港保安局长黎栋国指，这近乎“暴徒”行为，在事件中，警方拘捕了5男1女，当中有中学生和大学生，他们涉及袭警及妨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1名警务人员及1名市民在事件中受伤，警方会继续严肃调查事件，不排除有进一步的拘捕行动。

自由行问题

2003年7月28日起，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按照协议开始开放一些大陆城市居民以个人的方式（即无须参加旅行团或受邀请）赴香港旅行。结果是中国大陆旅游到访香港人次由2002年的638万大幅增加至2013年的4,075万，占当年访港旅客总数的比例由41.2%急升至75%。
粤港自驾游计划于2012年3月起开始实施第一阶段，让符合资格的五座位或以下香港私家车车主申请一次性特别配额，从香港驾车北上广东省作短暂逗留，第二阶段容许内地司机南下香港自驾游，但香港政府并未为政策进行任何公众咨询。香港不少市民担心香港和内地截然不同的驾驶规则会令司机短时间适应不来，最终酿成交通意外。担心中国大陆所使用的汽油给香港带来环境污染。增加车辆首次登记税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路面车辆数目但实施自驾游会令挤塞情况更为严重，并不可取。
由于大陆各地发展差异较大，存在一些大陆游客不尊重或不了解香港的一些生活习惯及社会礼貌，因此有时出现被香港人认为是不文明或不礼貌的举动。一部分中国大陆游客虽然行为不文明、不礼貌，却在被指出时仍然表现傲慢，在陆港矛盾加剧的背景下引发了一些公开的冲突，并由个别冲突上升到关于总体大陆游客的辩论。典型的事件有：2012年大陆儿童在香港港铁车厢内进食事件和2014年大陆小童在香港随地便溺事件。
在2014年初，泛民一些激进党派发起保护“本土价值”运动，其后掀起“反中”情绪，一些激进成员经常在旅游区发起反对陆客的示威。由于一系列反陆客行为和言语在中国大陆网络广泛传播，同年底起，访港大陆客人次持续下跌。旅游业及零售业界认为，反“陆客”言行是成因之一，政府及建制派更直指反“陆客”是访港大陆客人下跌及零售业不景的主因。依据香港旅游发展局和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字显示，访港旅客人次大跌8.4%；其统计资料里中国大陆旅客人次更下跌9.8%，为384万5273人次；7月的零售业总额为港币376亿元，下跌2.8%。

语言文字

自清末《统一国语办法案》以来的国语制定运动，使得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标准语逐渐以国语姿态登上舞台。但当时香港已被英国殖民，依旧保持旧有使用粤语的习惯。而也因此香港长期存在一套不同于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外文事物译名。
1997年之后，香港政府开始逐渐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对外文事物的译名，代替香港长期使用的本地译名，或一直沿用的当地传统中文译名，而后部分香港传媒也跟随放弃使用香港译名，改用中国大陆新华社于1995年起出版的人名地名对照册对译名：例如将Virginia译为弗吉尼亚州而非维珍尼亚州、悉尼译为悉尼而非雪梨和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英文译名Xiqu争议等。

课堂语言争议

1997年之后，尽管英语仍是香港的官方语言，但香港政府开始逐渐在官方场合减少使用英语，并在官方网站增加了简体中文，同时政府及正式场合普通话的使用率增加。此外部分中学接受纳税人资助，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科取代原来推广的母语教学。虽然香港的官方及习惯用法都是使用繁体中文字，但1997年以后，特别是开放中国大陆居民自由行以后民间部分商户为迎合内地客而使用简体字，加剧了繁简争议，并加剧了部分香港民众对香港本地语言文字文化受到大陆文化及语言的影响的担忧，甚至由于文字的变化而助长文化及价值观的变化。
自近十年内地学生大幅增加，大学，尤其是研究院的授课语言，以及普通话在校地位。有跨文化沟通的学者认为，考试争议只是表面导火线，实际上香港学生对普通话的学习动机，乃至对普通话使用者的负面刻版印象，才是真正原因，而普通话使用者的负面刻版印象并非香港独有，内地生群体之间亦然。

政治概念

论者梁亦华指出，一些民主、自由等香港学生认为无可争辩的普世价值，在内地却与失败者（Loser）的贬义联结在一起。情况犹如清末人们认为，主张洋务改革者都是市井无赖和科举失败者一样，从而形成政治概念上的认知鸿沟。

文物及建筑

香港政府在1997年后后采取了一些明显的“去殖民”政策，特别是受到来自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人士压力后，在2015-2016年“加大力度”“去殖民”，例如拆除邮筒上的历史性英王纹章等。这一类“去殖民”政策没有得到香港民意的一致支持，持反对意见的民众认为这一类政策不尊重香港的历史文化记忆，其目的是迎合北京当局的政治喜好，佐证了一部分民众对当届香港政府将中央政府的政治使命置于香港民意之上的担忧。于此相关，香港政府在1997年后的发展政策中，时有拆除或改造历史建筑的事例，例如拆除历史性的皇后码头，这些发展计划也引起了部分民众较大的反对。虽然文化“去殖民”并非大陆民众造成，但与中国政府政治要求的联系使得“去殖民”政策加剧了一些香港民众对大陆政府及文化的反感及对一国两制前景的担忧。

体育运动

2015年6月，中国足协推出一组宣传海报，涉嫌对香港队有种族歧视。事件引发香港部分人士不满后，中国足协就涉歧视海报道歉，港足总表接受。港足总主席梁孔德引述中国足协副主席林晓华称，该海报是授权一家广告公司制作，设计者是法国人，制作时并没有预料到会引发种族歧视观感。梁表示自己本人接受中国足协官员的道歉，并且自己也没有觉得该海报有歧视的意味，还引述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人士指，要对该海报作出指控也很难成立。
而在此次中国足协海报风波之前，香港部分球迷在主场球赛前奏响本是代表香港队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时发出嘘声。此后一年间，在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以及2017东亚杯资格赛中，均有球迷在赛前国歌仪式环节对《义勇军进行曲》发出嘘声。国际足联将一系列香港球迷嘘国歌事件视作违反体育道德之恶劣事件。尽管其多次警告香港足总并对香港足总进行处罚，然而香港足总并未成功制止部分球迷持续作出过激行为。  2017年，中国政府计划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以使在本地立法之后，“侮辱国歌”成为刑事罪名。
2017年4月，在香港东方队对广州恒大队的亚冠杯足球赛上，恒大队支持者所在观众席上举起写有“歼英犬灭港独”的大幅标语，亚足联因此起诉恒大队，指其球迷涉不当行为及涉嫌歧视。

传播媒体

2010年以后，香港连续出现数起独立或非亲中新闻界人士及出版界人士遇袭或被绑架事件，包括2014年《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遇袭事件和铜锣湾书店股东及员工失踪事件，引起香港人对幕后大陆政府或其支持者利用暴力威吓香港新闻及出版界、影响出版、言论自由的担忧。
香港拍摄的影射中港矛盾的电视剧有：《老表，你好嘢！》、《我们的天空》单元二：《同根生》、《来生不做香港人》等；电影有《十年》等。
2013年8月底，多名香港立法会议员及社运人士在Facebook发起“抗融合．拒赤化．反盲抢地”行动，由数百位港人集资于9月3日在《明报》及《都市日报》刊登广告，批评行政长官梁振英的推行的“自由行”等政策，表明“换特首是出路”，促请中国中央政府停止干涉香港内部事务；并在台湾《自由时报》刊登广告，让台湾人以香港为鉴，不要被中国大陆游客攻陷。

香港文化人被封杀

2010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被指加剧利用其对中国大陆文化传播媒体的控制，以包括支持2014年的“占领中环”运动、广义的支持香港普选或民主化、以及支持香港本土化甚至是独立运动等罪名，对作家、演员、歌手等文化人士进行“封杀”，以对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封杀”文化人士的具体举措包括阻止或限制其作品的销售和传播、禁止这些人士在中国大陆公开亮相、演出、拍摄电影电视节目等，甚至一些已录制的大陆电视节目被剪接或镜头被处理，“封杀”的执行一般并未按照中国国家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而是由控制中国大陆文化传播媒体的党或政府机构通过非正式或口头指令的方式，要求传媒及其他机构执行。这类举措先后被用于台湾、香港、韩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人士。其中，香港文化人士被封杀的这一类封杀政策也引起一部分香港人对被封杀的文化人士的同情和对大陆政府的反感。

法律制度

1997年以后，中国政府官方人士或机构发表过各种对《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一国两制”制度的涵义的看法，在2010年以后，由于这种解释或理解将重心放到“一国”而非“两制”，例如《一国两制白皮书》、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的“特首超然论”、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声称中央对特首有“实质任命权”等，这些言论被指引起中国政府对一国两制的实施逐渐偏移香港民众及国际社会对其的理解的疑虑，因此引发部分香港民众的怀疑。港府官员亦发表迎合这些论调的言论，更加加深部分港人对一国两制前景的担忧。《一国两制白皮书》中依照大陆体制，声称香港的法官是行政官员、并要求法官“维护国家主权及安全”、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利益，被部分人士认为是大陆政府无视受一国两制保护的香港司法独立，并试图改变香港司法、法律界的表态，也引起香港法律界的公开示威游行。
中国内地与香港不同的法律体制也引起部分香港人以及法律界人士对一国两制的担忧。根据《基本法》规定，经终审法院提请，中国人大可以对基本法作出司法解释。而此机制在实际实施中，曾被香港政府用作使用行政手段推翻法庭终审判决的方法，因此引起部分人士对一国两制下香港司法权独立是否得到保障的担忧。其中，2016年的第五次人大释法是在香港法庭及政府没有要求的情况下，由全国人大主动进行的，其结果是直接影响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具有政治色彩的香港法律案件的结果，因此在香港及国际上普遍认为代表了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自治地位及司法独立的进一步干涉，加剧了部分香港人以及法律界人士对中央政府维持一国两制的意愿的担忧，并引起香港法律界罕见的公开示威游行。

缩减香港司法管辖范围

2017年7月，香港政府根据与内地的协议公布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西九龙站的出入境检查安排方案，在车站内设置适用中国内地刑事法律的“内地口岸区”，将内地口岸区划出香港管豁范围（实际改隶深圳市福田区，纵使名义中港边界不变，深方拥有极大特权），内地口岸区范围包括整个站台区域及列车车厢。因此内地官员会在香港区域界线内执法。改变司法管辖权的安排在香港引起争议，以及对这一方案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担忧，并受到司法复核。有人认为“内地口岸区”会成为在香港境内的实质治外法权区域，但反对人士指出内地与香港不是两个国家，不存在国家之间的治外法权问题。

选举制度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45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
由此，香港特区政府曾相继提出过2007年及2008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以及2012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提议，其中后者落实了一部分改革措施，但尚未达到普选的目标。在普选问题上具体的改革方案上出现了以香港泛民主派为代表的一方、与建制派及中国共产党和香港政府为代表的另一方之间的分歧。
分歧主要围绕提名权设置及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及权限的问题。泛民主派主张在香港实行的普遍选举，是由香港人公民提名、政党提名、提名委员会共同组成，缺一不可。然后直接选举行政长官及香港立法会议席，以落实民主选举制度之两大理念：参政权之“开放参与”和有“真正选择”，以正当程序保障“实质竞争”。
而由香港政府所提议、获中国共产党支持的“普选”方案则主张依照基本法规定只有提名委员会有权提名，并且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须按照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而规定。但特区政府部分人士指出可由公民签名推举候选人交由提名委员会考虑。此举被指在概念和程序上尽量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选举人、候选人资格、选举程序及当选人任命等方面的控制。民主派所提倡的普选诉求为了与后者之普选方案有所区别，而称作“真普选”。
2008年1月，香港泛民主派举行争取2012双普选大游行，主轴为“坚持2012真普选 不要2017假民主”。2009年11月，前布政司、政务司司长及立法会直选议员陈方安生表示：若然香港政府无诚意推动“真普选”，泛民主派可考虑总辞等任何行动。同年12月，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在立法会会议上提出“五区总辞，全民公决”动议案，梁家杰将“2012年双普选”改为“落实真普选及取消功能组别”。
针对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由泛民主派政党、团体及议员与学者个人于2013年3月合作组成的真普选联盟表示，香港人要有接受问责的政府，就必须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透过普及而平等的选举选出行政长官和全体立法会议员。而特区政府则表示公民提名等方式违背基本法规定。由于中央政府在选举制度问题上的态度，在选举制度改革上产生的政治分歧加剧了相当一部分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和对“一国两制”实践的担忧。
在2016年及2017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中，针对提名权的设置，以及提名委员会的组成等争议而再度引燃此问题。及至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选举委员会首次在不根据大众民意的情况下推选出行政长官，反映北京当局对香港正加强影响力。

政策争议

2009年，由于港府采取配合中央铁路建设计划、计划动用香港资金在香港境内建造连接大陆高铁网络的铁路，而民众对建造高铁的益与弊及高昂成本持怀疑态度，导致发生反对建造高铁的示威行动，并被引申为港府不顾香港利益配合中央政策的例子，加剧了香港人对大陆政府的怀疑。
香港政府早有意发展新界东北，但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影响的居民需要搬迁，涉及范围包括古洞村、松柏塱村及大头岭村、粉岭北石湖新村、马屎埔村、天平山村及虎地坳村。梁振英以候任香港行政长官身份接受访问，提及新界东北新发展区旁边的边境禁区可以变成“特区中的特区”，中国大陆人和外国人均可以免签证进入。原有的农地更改作为住宅或者商业用地，影响香港农业。引发争议。
2014年，平机会咨询立法禁止歧视大陆新移民。

跨境执法争议

2013年，香港商人潘维曦涉及一宗在内地的商业罪行，在香港被广东警方跨境拘捕。传媒人纪硕鸣于2016年1月9日在《明报》观点版发表《中央应严厉阻止跨境绑架》一文，提及潘维曦被捕一事，当时《南方都市报》当年报道时直指事主“在香港被广东警方拘捕”。
香港01于2019年5月30日报道，沙头角边境禁区一幅香港官地遭非法霸占，而村民擅经桥梁北上，非法跨越港深边界沙头角河，并通过深圳边防的铁闸，随意往来两地，更有中国武警于旁边设边防更亭，但边防人员并无阻止村民通过铁闸。

逃犯条例修订争议

《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是香港政府宣称为修订原有逃犯条例及解决不能向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移交疑犯和进行法律协助的“法律缺陷／漏洞”，而提交香港立法会审议的一法律草案。该提案源于潘晓颖命案。现时香港法律无法进行有关的嫌犯移交和法律协助，获得通过后的草案将会以行政长官就单一个案件提交的方式解决类似问题，按照“两地同属犯罪”原则，可移交控罪须在香港也属于犯罪行为并经过香港法庭审理按照“两地同属犯罪”原则。移交目的地除了台湾，亦包括中国大陆及澳门，移交控罪除谋杀罪外，也涵盖多项可判监7年或以上之控罪，但目的地执行死刑者则不移交。草案甫经提出，便招致社会各方质疑和关切香港作为独立司法管辖区的独立性或遭削弱，引发多次游行示威活动抗议。其中最大一次反修例的游行是在2019年6月16日，警方公布在高峰期有33.8万人参与，主办单位则公布有近200万人参与游行。2019年6月15日，政府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立法的工作，但仍有大量市民批评政府只是“暂缓”，并非“撤回”。2019年10月1日，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示威者发动大型示威行动，过程中损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肖像表达对中共政权的不满。
此外，逃犯条例有关冲突更延烧到澳大利亚和台湾的大专校园内。

香港

1979年末至1990年代，香港人对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男的称“表叔”女的称“表姐”，对中国大陆移民使用“阿灿”这个略带有歧视意味的蔑称。在2000年代后期起，“强国人”、“支那人”、“蝗虫”成为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新贬称。“支那人”被视为对中国人的污辱性代名词，在2012年的“光复上水站”行动中，示威人士骂中国大陆人是“支那人”以表达不满。此外，有香港人将中国内地游客比喻为蝗虫，责备他们“扫空”商店货品。2012年1月27日，香港“高登讨论区”发起，上街向大陆游客唱“蝗虫之歌”活动。2月份，多名香港青年走上街头向沿路的大陆游客唱着侮辱性的“蝗虫之歌”。此事件后被媒体报道引起不少议论与批评。
部分香港人还称内地人为“强国人”，讽刺中共政府宣传中经常使用的字眼“强国”，并将此与一些大陆人在境外的不文明举动联系起来，讽刺这些大陆人自认为本国已是“强国”而傲慢对待其他国家和地区，却同时表现出落后和不文明的习惯或观点。
2016年，有一名网名为Horara的人在社交网站上发布文章，呼吁市民取消器官捐赠登记，说中共政府将香港、澳门纳入国家人体器官分配系统，又说香港红十字会被揭发，将收集到的血液送到中国大陆。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陈肇始表示：“那个绝对是一个‘谣言’，捐赠器官的话，其实也是给香港市民。”香港红十字会亦声明，血液只供本港医院使用。香港无线新闻部访问Horara，他说不相信食卫局的澄清。这文章传出的七月，取消器官捐赠登记数目由平均每月几十宗，突然上升到五百三十五宗。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马成龙表示：“能不能让谣言立即停止，其实这个跟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有绝对的关系，但如果你说的话，人家觉得这个东西我都不相信，你讲也没有用，会继续传……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只要我想听的东西，我根本不去研究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就传出去了，这样就变成谣言了。”
2017年，香港中文大学有人以不记名方式于民主墙上张贴印有“香港独立”字样的海报。及后，有一个内地学生擅自撕毁海报，遭回骂“支那人滚回支那！”

中国大陆

2012年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中国大陆《第一视频》网络电视台上评论一段有关中国大陆儿童在香港港铁东铁线车厢内进食零食面而被几位香港人训斥违反港铁附例，最终导致骂战的视频。孔庆东评论称，中国人有义务讲普通话，当大家交流的方言不一样时，双方都需要讲普通话，故意不讲普通话的人是王八蛋，更指责“很多香港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总是开口就说我们香港啦，你们中国啦……这种人给人家英国殖民者当走狗当惯了，到现在都是狗，你们不是人。我知道香港人有很多是好人，但是有很多香港人至今还是狗”。有关言论在2012年1月21日被多家传媒以“孔子后人骂港人是狗”为标题报道后，引起香港各界强烈不满。
大陆人将将过去香港嘲讽大陆人落后的词语“阿灿”改为“港灿”，指一些香港人对大陆的认识脱节，认为大陆人还是比较落后，同时认为反而是香港比较落后。该说法约于1990年代出现，当时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发展，内地和香港之间的经济差距开始缩窄，中国大陆一些人认为今天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发展已经超过香港，而对香港人仍旧认为大陆落后的意识感到不满，因此对持此观点的香港人冠以“港灿”的称呼。

科技对冲突的影响

有论者指出，年轻人大量使用网上社交媒体，会形成“回音廊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强化个人对其他族群的偏见，使之成为具体影响力，并让个人以为自己所持的是主流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