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农业集体化

背景

在苏联成立之前，俄罗斯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非常落后，绝大部分农民依然采用“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粮食生产效率十分低下，甚至远远不如开始采用农业机械化的美国，也远远不如早已开始“精耕细作”的中国。大部分贫农甚至因为地主剥削过重，再加上生产效率低下，甚至负担不起购置农具的费用，只能长期使用祖传的农具。直到 1910 年 ,即使完成了斯托雷平改革，俄国仍然使用着约1100 万张木犁(其中有800 万张老式木犁) 、600 万张铁犁和将近600 万张木耙,在莫斯科省有铁犁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20. 2 % 。据另一资料,除了使用木犁木耙外,1910 年俄国农业中还有1590 万张带铁齿的木耙和49 万张铁耙。直到1912年，俄罗斯帝国63.8%的农民仍然处于极度贫穷状态（即只有一匹马或无马），31.6%农户甚至没有马匹或牛等其他可用于牵引犁的牲畜，这意味着他们完全不能利用畜力，只能依靠人力劳作，这种耕作方式不仅辛苦，生产效率也十分低下。（相比之下，中国早在唐代就已经普遍利用金属农具和牲畜进行农业生产）而拥有更多土地和财富的富农即便有能力购置农具，但却很少能够使用化肥，农业机械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奢侈品，农业机械化跟本无从推行。
因为水利建设落后的缘故，俄罗斯的农业非常容易受天气影响，丰收年和歉收年的农业生产量经常相差千万吨。但即使在丰收年，农民的收入也只能保证不挨饿，歉收年则经常爆发规模大大小小的饥荒，导致大量农民饿死。
苏联成立后，即使苏维埃政府在新经济计划期间设置拖拉机站，推行有限度的农业机械化，并且发展化肥工业，但成效十分有限。农业发展的瓶颈使苏联当局无法解放农村人口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因为他们需要大量人口进行农业生产以维持粮食供应。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当局为了改进农业生产效率——一方面发展农业机械和化肥工业，另一方面着手推行农业集体化，让多片农田组成集体农场，使得集体农户能够在大片农地合作生产，分工使用不同的农业机械，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率。

饥荒

苏联1928年至1934年间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谷物的总产量下降了7.8%，而同期的国家收购量却增加了150%，大量饥饿的农民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种出的粮产被收走，这直接导致了波及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的严重的饥荒。在此次饥荒中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至1000万之间，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饿死250万至500万人）。为了控制农民向人满为患的城市转移，政府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内部护照制度，宣布农民不经许可滞留城镇为非法行为。在此期间国内数以万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苏联当局不得不使用正规军以剿匪的名义镇压反抗农民，进一步削减了“过量人口”后勉强达到社会稳定，也让日后的人口普查极具争议。
但实际上，1932-1933年饥荒的主要原因是环境问题造成的粮食歉收。这些环境因素包括：一些地区的干旱，另一些地区罕见的大暴雨;农作物感染了严重的黑穗病和锈病;各种害虫疫病，包括亚洲蝗虫、甜菜象虫、草原蛾、毛毛虫等;还有严重的鼠患。粮食歉收十分严重，整个苏联的粮食可供应量明显少于整体人口的粮食需求量。
以上这些现象是人类活动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到处蔓延的严重的杂草问题，是由于本该从事除草工作的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因为农村人口大量迁徙，留下的农民多是老弱病残，自然会造成劳动力短缺。许多耕地闲置或者产量不高，则是因为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镇以及剩余农民因饥荒而变得衰弱不堪或濒临死亡这两方面原因所致。
马是犁地播种及其他农业活动中最重要的牵引畜力。1931-1932年的饥荒中饿极了的让农民吃掉了马的主粮——燕麦，导致很多马匹要么饿死，要么严重羸弱。虽然苏联政府进口了一些拖拉机和其他机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匹缺乏导致的动力短缺，但并不足以完全克服这个问题。
许多土地已经连续多年耕种粮食，这导致土壤枯竭，肥力严重下降。农庄和农业部门很难再找到新的土地用以建立农耕区，农地关系十分紧张。但是到了1933年，在充足的劳动力的条件下终于迎来了粮食的丰收，这次饥荒终于结束了。这意味着1931年和1932年的劳动力也是充足的。所以这些年粮食的减产主要应归结为上述的环境因素。
苏联领导层没有充分理解环境因素的重要性。无论是他们自己的信息收集人员、OGPU(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当地的党的领导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因此，他们将饥荒原因归咎于诸如管理混乱、决策层失误甚至扩大到农民反抗、富农怠工消极破坏等人为因素。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没有被理解，人们反而相信那些认为粮食本应该丰收的报告。如此一来，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自然就成了饥荒是由下列各种严重的怠工反抗活动所致，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明目张胆的破坏;农民藏匿粮食;农民和其他一些人囤集居奇待价而沽;农民因不情愿而在农田里消极怠工;党、集体农庄和其他机构的共谋等等。
不过苏维埃政府极大地减少了谷物的出口，并开始运送粮食和种子到乌克兰及其他受灾地区。
陶格引用的证据表明不少农民虽然不喜欢集体农庄，但是仍然在努力的参与农庄的工作，还有许多农民“始终都很积极地在农场工作……(他们)支持这个集体化的系统。”(陶格2004, 85)
因此，整体而言，农民实际上接受了集体化。
像沙皇政府一样，苏联政府也出口粮食。但在1932-33年间，苏联政府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即使所有的出口都被停止而非被大幅度削减——正如它们曾经被削减的那样——食物也不足以养活全部人口。
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在地域上的扩展，1932-33年锐减的粮食出口，对种子的需求，和近几年来在苏联内部出现的混乱，这一切都说明即使是从根本上禁止粮食出口也不足以防止饥荒的发生。这一情况让我们难以接受那些认为是1932年的粮食收购和刻意的种族灭绝行为导致了大饥荒的观点。1932年的歉收才是使大饥荒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根本原因。(陶格1991，88;89.)
面向集体和个体农民的粮食征递，也就是采购配额，被好几次大幅度地削减，以保证他们度过粮食紧缺的时期。一部分已经收购的粮食又被归还到了农村。而正是这些经常被执行得很严厉的粮食收集工作，被那些“故意论”的信徒所强调并理解为苏联对农民的漠不关心甚至是故意惩罚和杀害的证据。
此外，苏联政权还要用这种征购手段去养活生活在城市和工业地区的四千万人，他们也正在挨饿，这是1932年的收成显得不足的另一项证据。在1932年5月，苏联政府将私人的谷物交易合法化了，但在1932-33年间只有很少的粮食是通过这种途径卖出的。这也表明1932年的收成相当不足。
大约10%的乌克兰人因为饥荒或与之相关的疾病而死去，但90%的人活了下来，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出身的军人或是农业工人。活着的农民必须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辛苦耕种，直到创造了1933年的收成。他们在继续劳作时获得了苏联政府的明显的救助。否则一个因死亡而数量减少，受到饥饿的削弱，拥有牲畜更少的人口，是绝对不可能在1933年成功获得丰收并终结饥荒的。这是另一个说明1932年的收成极为微薄的证据。
苏联政府的救助最早在1933年2月7日开始，它包含了500万吨用于缓解饥荒的食物，其中就有给乌克兰的，而对拖拉机等机械的分配被特别地倾向于乌克兰，“一个由设置于机器-拖拉机站的几千个政治部所组成的网络对1933年的丰收起到了巨大的贡献”(陶格1991，72-74)。此外还有其他措施，包括为着播种和收割而派遣的特别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管理着工作，给农民分发种子和食物援助物资。
总之，饥荒是由自然因素引发的，而政府在第二年帮助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收成，从而终结了饥荒。
1947年二战结束后，在主要粮产区遭到纳粹德国破坏的情况下，苏联再次因为天灾出现了饥荒，约有100万至150万人因此而丧生。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其继任者赫鲁晓夫进行了农业改革，苏联原本的义务交售制被改为农产品采购制，农户可以重新通过种植农作物得到更多收入，但之后苏联政府不再向他们提供和更换免费的农业机械，化肥和其他农具都需农民自行购置，农民实际生活并未因此得到明显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