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儀

早年生涯

陈仪早年娶同乡沈蕙为妻。父亲陈静斋经营钱庄，母亲王氏，育有2子2女。陈仪兄陈威曾于1912年至1925年担任中国银行副总裁。
陈仪早年接受私塾四书五经教育，曾入读浙江求是书院。1902年到日本留学，期间曾参加光复会，据说与作家鲁迅、许寿裳成为好友，三人时常同行。1907年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毕业，1909年回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时参加浙江独立运动。1912年任浙江都督府陆军部长，兼陆军小学校长。1914年应召到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议。
1916年陈仪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第一期毕业。在日期间，受到日本教官赏识，许以女儿古月好子。后来好子随陈仪回中国，并改名为陈月芳。
1919年回国，任总统府中将顾问。
1920年前后，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董事长。
1924年10月，浙江地方人士迎直系孙传芳入浙，委任夏超为浙江省长，任命陈仪为浙军第一师师长，葛敬恩任第一师参谋长。
1925年被任命为徐州总司令。
1926年10月，夏超暗通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北伐，孙传芳以陈仪取而代之。陈仪在葛敬恩建议下继续联系国民党，倒戈国民党，接受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军长之职。12月22日，被孙传芳突袭，被捕押送南京。经蒋方震搭救，免于一死。孙败后任江北宣抚使，收拾孙残部。
1927年7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3月，出国到欧洲考察半年，重点考察德国兵工。返国后，1929年4月被蒋中正委以军政部兵工署署长，颇获赏识。是年5月，升任军政部常务次长。
1934年闽变结束后，调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整理福建军政。1937年抗战后，身兼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负责福建防务。1938年，陈仪因故枪杀军统闽北站站长、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张超，引发戴笠当面向蒋介石控诉，一时与军统系关系紧张。CC派的福建省党部主委陈肇英攻击陈仪亲日不遗余力，掣肘陈仪人事安排，也对沈仲九延聘左派人士任职感到不满，也与CC派关系紧张。1941年8月，遭南洋华商陈嘉庚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指控其于闽省统制经济施政不当，又因福州被日军攻陷，驻军不战而逃，遭撤职返回重庆，后由CC派刘建绪继任福建省主席。1941年任行政院秘书长。1942年改任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与台湾的关系

1935年，日本在台湾举行“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陈仪曾经留日多年，对日本颇富了解，同时又是与台湾最邻近省分的长官，所以奉命赴台参观，对台湾的高速发展感到惊讶，特别是相对中国多年战乱下的停滞不前，令陈仪深省与反思。之后陈再派人到台湾考察。1937年出版《台湾考察报告》，建议福建省学习台湾经济。
1943年兼任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1944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任陈仪为主任委员（委员有沈仲九、钱宗起、夏涛声、周一鹗、王芃生、胡福相、何孝怡等和台籍的丘念台、谢南光、黄朝琴、游弥坚、李友邦等）。调查委员会对台湾日治时期的政治、经济、民生、军事等各方面作出颇为详细的调查，报告书长达四十余万字。之后提出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亦获政府的接纳。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蒋中正设置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以陈仪为长官。8月29日，蒋委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之后又委派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的总司令。10月24日，陈仪在美军将领陪同下从上海飞抵台北。10月25日，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麦帅）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规定，陈仪代表接受在台日军第10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将军的投降，并作为盟军中国战区蒋中正特级上将的代表，军事接收台湾。
二战战败之后，多数高层日本籍官员遣返回日本，无论是使用台湾闽南语的闽南人，或客家话的客家人，甚至是汉人以外的台湾原住民，在多年日语教育下，几乎不晓中文书写，亦不能使用官话沟通；原有的日本人高层职位，多改由中国大陆能通华语的外省人担任。但是大陆官吏，良莠不齐，不通闽南语、日语，贪污诈欺情事频传，涉足不良场所、不守纪律，时与民众冲突，更是常为新闻媒体报导。而驻台湾的国军，多有乘车用餐不付款、低价强购、赊借不认账，乃至有偷窃、抢劫、诈欺、奸污妇女、开枪伤人等情事发生，此与台湾日治时期日籍官员、日军的法纪严明形成强烈对比，也使得本省人愈来愈敌视国民党与长官公署，甚至开始怀念起日治时期。
此外，政府以随意印刷通货钞票的方式，应付财政支出（后来的币制改革中，一元新台币换四万旧台币），并将米、布、盐、糖等民生物资运往中国大陆以资助国共内战，导致台湾物质缺乏，民生困苦，工业、农业也出现巨幅倒退，经济情况比二次大战末期更加恶化。政府大量印制钞票的结果，经济上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涨，民不聊生，路有饿莩，加上台湾人民饱受歧视、各方面备受打压，致使台湾人对陈仪主掌的长官公署民怨沸腾，反抗之声频传。
1947年2月27日晚间，台北烟酒专卖局叶得根、傅学通等六名查缉员出门办案，一名寡妇林江迈在台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真君庙对面之天马茶房贩卖香烟，兼及一些未税的私烟，走避不及。查缉员强欲没收私烟，却连已缴税之烟品与林妇身上财物都不放过。林妇下跪哭求叶得根，紧抱叶得根腿部，叶竟以枪柄痛击林妇头部，顿时林妇血流如注、昏迷倒地。围观民众义愤包围查缉员，要求赔偿林妇医药费，查缉员四散分逃，查缉员傅学通逃至永乐町（今西宁北路一带），对空鸣枪示警，却击中在自宅门口观看的市民陈文溪（20岁，胸部中弹，送医次日死亡），史称缉烟血案，更加引发民众不满情绪。
2月28日，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因对当局处理昨日“缉私血案”方式不满，台北市民早起结队游行，并到市专卖局请愿，因无人接见，更引起民众不满。下午1时，民众齐至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要求惩办凶手，撤销专卖局，遭军警开枪射击，数人死伤；市内停工、停课，民众自发开会，并占领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呼吁全省民众支援台北民众反贪官污吏之斗争。过程中公署卫兵无预警对民众开枪扫射，当场造成许多民众死伤，使得民众的情绪更为愤慨，局势急遽恶化，请愿演变为起义。下午3时，陈仪宣布戒严，出动军警镇压。消息传出后，台湾全省各地均发生民众反抗，响应台北之行动。至此爆发一年多来因国民政府贪腐失政所累积的庞大民怨，由台北市而起，全台响应反抗政府，事件风起云涌。政府与民众冲突对抗之下，各地发生军民冲突。陈仪接受台湾知名人士蒋渭川等提议，成立有台湾人参加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3月1日下午5时，陈仪向全台广播，宣布处理办法：一、惩凶；二、抚恤伤亡；三、今晚12时起解除戒严，禁止罢工、罢课、罢市、集会游行；陈仪广播后，又秘密召集手下集议对付办法，电请南京派兵到台湾并调台南凤山部队北上增援。
3月2日，蒋中正电令驻京沪线之第二十一军开赴台湾“平乱”，军部及直属营、连和第一四六师即日在吴淞上船直开基隆，第一四五师在连云港集结候轮开高雄，限3月8日前到达，该军到台后归陈仪指挥。全台血腥镇压与清乡，许多台湾菁英及平民百姓因此罹难。解严后，行政院官方调查的罹难人数约1.8万至2.8万人。
3月6日，陈仪发表广播讲话，表示准备改革省、县行政机构，同时又秘密与部下策划援军到后之行动方案。3月10日，陈仪下令解散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湾警备司令部通告取消台湾所有“非法”团体，禁止集会游行，并限令民众上缴枪支。杨亮功致电于右任，报告抵台情形，称与陈仪商议，对事变“将采镇压与安抚兼施办法。”
3月14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乘专机飞南京，代表陈仪向蒋报告事变经过；葛谈话称，2月28日暴动原因系日据时代遗留之鹰犬与近由海外遣回之台籍浪人受奸徒煽惑。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蒋中正提出备忘录，批评陈仪的镇压行为，且要求陈仪撤职，由于担心美援落空，蒋中正勉强接受撤换的意见。当各界挞伐陈仪的声音风起云涌，陈仪一手导演国大代表、参政员、省县市参议会、各保甲长联名电呈中央挽留自身职位的戏码。3月17日，陈仪电请蒋中正表示辞职。3月18日，蒋中正批准请辞，并慰勉陈仪“收复台湾，劳苦功高，不幸变故突起，致告倦勤，殊为遗憾，现拟勉从尊意”。3月17日、18日连续两个晚上，陈仪征求蒋经国同意让自己接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坚决拒绝。3月22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第八次大会，会议通过将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撤职查办。
4月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向省民作告别广播，强调炎黄子孙应以中国人为荣。4月22日，行政院会议议决：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为台湾省政府，任命魏道明为主席，各厅增设副厅长，由台湾本省人担任。4月29日，行政院核定台湾省政府委员、厅长和处长人选，全部22个职位中，有12名台籍人士。5月11日，受二二八事件被政府撤职之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陈仪返回南京，改任国民政府顾问。5月12日，陈仪受到蒋介石召见并共进午餐。
5月15日，魏道明抵达台湾，与行政长官公署进行交接。5月16日，首任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在台北宣誓就职，宣布解除戒严令，结束清乡工作，废除新闻、图书及邮电检查，撤销交通及通讯机构之军事管制，台币与法币之比率改为1比44。1
1948年6月30日，蒋正式任命前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教唆汤恩伯率部投共被捕

1949年1月23日，傅作义投降中国共产党，扬言“北平局部和平”，共产党遂入据故都北平。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等人帮助下，决心以傅作义为榜样。1月上旬，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向陈提出要和中共地下党联系人作商谈。1月28日，陈派外甥丁名楠持亲笔信赴上海见汤，函谓：“兹有xxx先生应邀去见你，请你和他畅谈。我们以前的计划他都同意，希迅速实行，以免夜长梦多。”此函被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发觉，汤为个人安危，于次日将陈密函送溪口蒋中正处告密，并向蒋誓输忠诚，自请诱捕陈仪归案。毛森是军统特务。因陈仪对汤恩伯而言是有提携之恩的恩师，因此汤恩伯恳求蒋中正从轻量刑。蒋得报，即命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特务对陈严密监视，并安排其心腹周碞准备接备陈仪职务。
1949年2月，陈仪移交浙江省政府主席；因涉通中共有据，“到沪后即被看管”。蒋经国函电宋美龄：“陈仪曾联络共匪谋和幸早得发现未成事实时局不安人心大变前途殊堪忧也儿”，后押至台湾。

枪决

1950年4月，陈仪被押到台湾后，“即对任何人不再发一言一语，终日如老僧入定。”后囚禁于基隆，又转移到万华的宪兵第四团看守所。5月19日，蒋中正亲下手谕纸条“枪决可也”，指示台湾军事法庭判决陈仪死刑。陈仪死前由福建共同推行过“新生活运动”的“五虎上将”蒋鼎文打理一切。蒋中正命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办理此事，毛人凤随即下令委由技术总队少将队长杜长城办理。
6月18日凌晨2时，杜长城又派遣部下中校大队长刘学仁处理此事，刘学仁选由干员朱国瀛、魏俊慧、伍祖荫、李国辉等人执法，刘学仁害怕陈仪情绪波动，不利枪决，欺骗陈仪，说蒋介石要召见陈仪，陈仪起身盥洗沐浴，并用餐，还盛装打扮，穿戴淡黄色礼帽，配上黄色西装外套、白衬衫，并配上派克对笔，手戴劳力士白色手表，衣冠楚楚地上车，车行至新店，保密局派遣摄影师范德福守候拍照，陈仪一见相机，方知原来是押往枪决，陈仪腿软不前，李国辉与魏俊慧一左一右，扶陈仪至一名上校军法官面前，军法官验明正身之后，即宣读判决书，并说：“奉总统手批，执行枪决，你有什么话说没有？”陈仪强作镇定，答曰：“我人死，精神不死，我流的血，是替京沪杭一千八百万同胞流的血。”亦即坦承自己通共，说完即俯首不语，军法官又问：“那对你的亲人子女，还有什么话要说？”陈仪沈思片刻，回答：“没有。”随即向行刑者说：“向我的头开枪。”，但保密局已经决定向他的背部开枪，以保存其面貌完整，朱国瀛向他背后连开两枪，陈仪摔了个四脚朝天，仍不死，呼吸甚为急促，刘学仁冲上前去，又补了一枪，方将陈仪击毙。
中央社记者龚选舞在其回忆录提到陈仪之死时指出，国防部军法局通知他与摄影师两个人，请他们现在到极乐殡仪馆（当时台北惟一的殡仪馆），龚和摄影师“王介生”去了，他看见一张木板床上，一个人穿着军装，留着胡子，已经化妆过，面貌很慈祥的样子，这个人就是陈仪。“为什么叫我们去看、去照相呢？这和枪毙共谍吴石原因一样，找中央社拍照，呈给蒋中正看。”
有一说陈仪伏法于专门枪杀政治犯的马场町。郭冠英则表示，保密局本欲在马场町执法，后听闻蒋渭川等人打算组团围观陈仪死状，为了保障陈仪尊严，于是改在新店执法，蒋渭川等人于是扑空。

身后

陈仪伏诛后，汤恩伯“在其台北三峡寓所中，如丧考妣，终宵绕室徬徨，复在私宅堂屋设灵堂，一连自书挽幛多幅”。陈仪死后，由五弟陈铮收尸火葬，骨灰埋于今新北市五股区，立碑曰：“陈公退素之墓”，不写本名，以避免受到报复、盗墓。其墓园的位置曝光后，时常遭人喷漆破坏，2013年更被发现墓碑与骨灰已失踪，是遭破坏或已迁葬尚众说纷纭，不过从现场迹象研判，迁葬的可能性较大。陈仪在遗言中强调，他是替京沪杭1,800万人民流血，又因他本有意投共，中共对陈仪家属与后人亦多所照顾。2011年，陈仪的外孙项斯文将陈仪的骨灰用一个背包偷偷背回上海，最终在2014年的6月，安放在了杭州的安贤园。

对陈仪的评价

蒋介石在日记中骂陈仪“态度倔强”、“至死不悟”、“万恶官僚之脑筋”、“迷妄”。
台湾方面对陈仪的评价大多是批判的，并不分泛蓝或泛绿。不论是其政治上的失策，引发省籍不平等的疑虑；经济上的无能更是使本省人民不聊生。相较于二战失败，返回日本本土的日籍官、军之纪律严明；陈仪的部属官吏风气却是贪污腐化，显示陈仪治台完全失败。
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内的纪念碑，碑文称陈仪“颟顸刚愎，壹面协调，壹面以士绅为奸匪叛徒，迳向南京请兵”。
当时台湾本省人盛传陈仪是因为二二八事件滥杀无辜，有负于台湾人，蒋介石怒而诛之。但其实陈仪被杀的原因，是欲拉拢汤恩伯一起投奔中国共产党。作家李敖认为蒋介石应该负二二八事件主要责任，但他内战都打得焦头烂额。
1980年6月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调查部追认陈仪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陈仪故居现在成为杭州市旅游局的办公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