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柱拘留營

赤柱拘留营（英语：Stanley Internment Camp）位于香港香港岛赤柱，约为今圣士提反书院及赤柱监狱外围一带，香港日占时期日本皇军在香港保卫战后用作拘留日本敌国的白种国民。1942年1月初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期间，约有2800名男女和儿童被关押在非隔离营地达44个月之久。

早期

1939年，英国政府为在港英国人和其他欧藉人士设立疏散计划，英国陆军部认为香港必会被日军攻占，因此主张香港应不设防。疏散大量在港英藉妇女和儿童成为政府当务之急。港府又认为一旦英藉平民若被拘留，将会令他们承受不必要的痛苦，他们亦会被日本统战。1940年7月，港府照英国指示疏散在港妇孺。直至8月3日，所有服役家庭和登记在册的非服役英藉妇孺已经被安排至菲律宾避难。然而，强制撤离计划过于仓促，因而被许多撤离者及丈夫、他们的丈夫以及其雇员批评为过早的和不必要的。根据艾塞克斯大学贝妮丝·阿察（Bernice Archer）和西英格兰大学根德·菲度卢域治（Kent Fedorowich）所述，本地华人对此计划十分不满，认为政府没有将他们纳入计划之内，是“种族歧视”。此外计划亦排除了英藉非欧裔人士。因应众多批评，政府随后澄清计划并非强制，现有的疏散已经取消。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挥军南下进攻香港，掀起香港保卫战序幕。 17天后的圣诞节（后人称之为“黑色圣诞节”），香港政府投降，标志着香港正式被日本占领。1942年1月4日，一份通告出现在一份英文报纸上，告知所有“敌国国民”将在美利操场集合。虽然许多市民对于通告内容并不知悉，但最终大约有1000人聚集在操场上。部分市民自愿留在香港，也有部分市民无可奈何离开家园。
自愿留在香港的居民被押到上环海旁妓院一带（现港澳码头附近）囚禁。妓院环境肮脏挤迫，而且居民在此得不到粮食。17天后，被拘留者乘船前往赤柱。然而到一月底，大多数被拘留的平民被送到赤柱囚禁。

拘留营环境

日本人与前港府医务总监司徒永觉博士和辅政司詹逊协商后，选出拘留营的位址。拘留营位于赤柱半岛，距离市区约九公里。拘留营范围包括圣士提反书院和赤柱监狱一带（但不包括监狱本身）；事实上，日本当局曾关押他们认定的“罪犯”于此监狱。圣士提反书院校舍内除了教室以外，还有礼堂丶教师宿舍和科学实验室。每间本来为一个家庭建造的平房住有超过二十名被拘留者，科学实验室亦住满了大量被拘留者。拘留营里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用作居住用途。
拘留营的某些建筑物具有特定功能。监狱长俱乐部原址用作食堂、幼稚园、天主教堂及康乐中心等。两个主要的宿舍区分布在欧洲狱卒宿舍和印裔狱警宿舍。战前，欧洲狱警主要居住在狱卒宿舍，每个狱卒家庭都会获分配一个大公寓。印度狱警住的是印度狱警，居住面积较小。每个欧洲狱警宿舍的公寓平均住有30名被拘留者；每个印裔狱警宿舍的公寓平均住有6名被拘留者。建于战前的单身印度狱警宿舍被改建为白沙湾（Tweed Bay）医院。监狱长和监狱医生宿舍被改建成日本的集中营总部。拘留营墓地成为被拘留者宁静的热门场所，也是被拘留者和异性亲密会面的场所。

营地生活

据统计，约有2800人被拘禁于拘留营中，其中约有2325至2514人是英国人。成年人口中，1370名为男性、858名为女性；16岁或以下人口中，286人为儿童，其中99人不满4岁。据香港历史学家严穆生（Geoffrey Emerson）所述，这个拘留营处于日本外交部的控制之下，但日本当局并没有制定方案来应付香港平民的需求。因此，拘留营只有极少必需品，被拘留者只能自行管理难民营。因此被拘留者自行成立委员会，解决住房、食品和医疗保健等问题。除了福利和医疗保健事项外，各国籍团体基本上保持相互独立。由于政府太匆忙向日本投降而被拘留者当中弥漫着一股反政府情绪，委员会中很少有政府公务员的踪影。食物的供应成为被拘留者最大的担忧——被拘留者为确保有足够的食物花了大量时间。日本当局只提供极少量食物，而且质量很差——经常有灰尘、泥浆、老鼠和蟑螂的排泄物、烟头，甚至死老鼠混杂其中。被拘留者在每天早上8点领取米粥，上午11点和下午5点领取米饭和炖肉。此外，他们依靠从当地亲戚朋友那里寄来的食物、来自红十字会的援助、自家菜园种植的蔬菜，以及从食堂或黑市上购买食物来饱腹。另一个令被拘留者担忧的问题是被拘留者的健康状况和医疗保健。  虽然营中缺乏医疗设施，但被拘留者当中，有大约40名医生、2名牙医、6名药剂师、100名训练有素的护士和大量志愿辅助护士。正因为如此，如历史学家颜德固所述，拘留营中没有大规模的流行病爆发。疟疾、营养不良及其相关疾病、脚气病和糙皮病在被拘留者当中最为常见。 缺乏医疗用品和设备，尤其是肥皂和消毒剂令医疗护理变得艰钜。妇女和儿童的存在提供了传统的社会、家庭和性别关系，从而构成了一个正常群体。被拘留者认为孩童的存在使他们不那么自私，因为这迫使他们作任何决定前都考虑孩子的福祉。妇女们为被拘留者组织了圣诞节派对和生日会等活动。拘留营里也同时上演音乐剧、戏剧、独奏会和综艺表演。虽然拘留营缺少书籍和教具，但营里的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能够为儿童提供小学和中学的课程。
此外，拘留营还有供成年人提供了广泛的教育机会，例如为中国人、马来人和法国人开设的语言课程，以及关于摄影、游艇、新闻和家禽饲养的讲座。除了被拘留者保存的个人日记（其中大部分由帝国战争博物馆保存）之外，拘留营内还发现一份记有战俘营生活的双人床单。这一天，黛·乔伊斯（Day Joyce）的床单绣有1100个签名和数字，包括一个以代码写成的日记。

死亡

有121名被拘留者死于难民营，大多数死于疾病，其中50岁以上死者占半。 还有一些被拘留者死于意外。两名被拘留者堕毙，更有一名儿童溺水身亡。最严重的事故发生在1945年1月16日，当时正值盟军空袭，一架飞机误炸圣士提反书院C平房，造成14名被拘留者死亡。意外中的死难者被葬于赤柱军人坟场。
日占期间，被拘留者暗地里收藏一部无线电装置，用作收听盟军的广播，以及收发来自营外的讯息和情报。日方在1943年6月发现有关的无线电装置。随后日方对被拘留者作军事审判。 1943年10月29日，部分涉事者被枪决，傅瑞宪等主谋则被斩首。 除此之外，三名华裔警察将香烟和烟草带给被拘留者而被日本当局处决。

逃出拘留营

被拘留者受许多因素制肘而对逃出拘留营望而却步。他们必须自行寻找食物，以及克服语言障碍。尽管逃出拘留营困难重重，被拘留者仍三度试图逃出拘留营，成功了两次。 1942年3月，八名被拘留者乘小船逃往澳门，而 另一个由两名被拘留者组成的小组经新界逃往中国大陆。此外有四名警察在1942年4月设法逃出了集中营，但在离集中营几英里的地方被日军抓获。该四名警察随后被送至赤柱监狱囚禁，几个星期后被释回拘留营。

提前遣返

遣返问题是被拘留者中最热门的两个话题之一（另一个话题是粮食供应）。日本于1942年5月6日宣布当局于6月15日遣返美籍被拘留者。在美籍被拘留者被遣返之前，他们的待遇有所改善; 日本人向他们提供了大量质素更佳的粮食，并允许他们和拘留营外的华裔人士联系。有一位美国记者接受了一家日本新闻机构的采访，访问其对于有关战争和集中营的问题。文章声称美国记者对日本军队和拘留营加以称赞，称拘留营“可能是世界上最舒适的”。这次采访被被拘留者认为是日本人的战争宣传。6月29日，日本以被拘留者交换被扣留于美国和南美洲的日本和泰国公民。遣返者接种天花疫苗和霍乱疫苗，又作全面体检。任何书籍、圣经、日记或地址不得随身，但被拘留者每人可以随身携带一封150字的信。美籍被拘留者登上浅间丸号轮船，船上还有其他被允许在拘留营以外逗留的美国人。在接回从亚洲其他地方遣返的美国人后，浅间丸号轮船于7月22日抵达马普托，美国人和日本人于此交换被拘留者。 美籍被拘留者终于在8月25日抵达纽约市。
1943年8月日本当局宣布遣返加拿大籍被拘留者和其余美国籍被拘留者（并非所有美国被拘留者都在1942年6月被遣返）。当局为此作出预备，包括向被拘留者发送信息。73名加拿大被拘留者、24名美国被拘留者于9月23日乘坐帝亚丸轮离开香港，船上载有13名拉丁美洲被拘留者。帝亚丸轮驶往果阿，日本当局在此交换俘虏和被拘留者。
英籍被拘留者一度有机会获遣返。詹逊曾告知他们瑞士红十字会的一名代表曾“鼓励”日本遣返英籍被拘留者回英国。日本当局曾于1943年5月24日和1943年11月2日两度通知英籍被拘留者，他们将被遣返回英国。 1943年5月25日的《香港新闻》报导指遣返谈判“进行得相当顺利”。不过，英籍被拘留者遣返的计划最终落空。英籍被拘留者直到战争结束后才被遣返。

重获自由

1945年8月16日，也就是昭和天皇发表终战诏书的第二天，被拘留者得以获释。大约两个星期后，英国舰队到来接走被拘留者，几个星期后拘留营被关闭。被拘留者返回市区，重拾过去生活。而健康状况不佳的被拘留者留在拘留营等待舰队把他们带走。历史学家严穆生推测，战争结束前英国被拘留者没有被遣返可能与盟军拒绝释放被关押在澳洲的日本国民有关。这些日本国民是被盟军扣押的唯一一批人数可观的日本国民。战前这些日本国民在澳大利亚从事捕珠工作，对澳大利亚的海岸线了如指掌。如果日本企图入侵澳洲，他们的知识对日本军队将有很大的帮助，因此盟军拒绝释放他们。

战后补偿

1948年，美国政府通过《战争索赔法》，规定政府每月赔偿成年被拘留者60美元，未成年被拘留者则每月获得25美元赔偿。英国方面，从1952年到1956年约有8800名英国被拘留者获得48.5英镑赔偿。美国和英国政府对被拘留者赔偿资金来源自英美两国根据《旧金山条约》没收的日本资产所得到的收益。荷兰籍被拘留者每人收到一笔100美元的款项，这笔款项资金来源自荷兰和日本于1957年签署的一项单独协议所获得的款项。随着战后日本崛起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以及英国档案馆公开二战档案，1990年代英国社会开始为英国政府协助被拘留者和战俘不足而感到不满。2000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针对二战期间被拘留的英国平民的补偿计划，并预留一笔1.67亿英镑的资金。2001年2月，第一批1万英镑的资金已经到位。最初，政府认为“英国公民”和“归化英籍人士”之间是有区别的，故将非英裔英籍人士排除于外。对此，前被拘留者戴安娜·伊拿丝（Diana Elias）对英国政府提出民事诉讼，声称赔偿方案所作的“血缘”区分是带有歧视的，反观日本当局在对待被拘留者时没有作出这种区分。伊利亚斯的家人，包括她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持有英国护照。然而，她碍自身伊拉克犹太于血统而没有资格获得赔偿。2005年7月，伦敦高等法院判她胜诉，随后在国防部对高等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时再度胜诉。这使得数百名幸存的被拘留平民能够领取先前因“血缘”区别而被剥夺的赔偿。

战后岁月

圣士提反书院于1945年重开。圣士提反堂于1950年建成，西门上方的纪念窗是以纪念赤柱拘留营的被拘留者。

轶事

港府外籍高官温钟士（Edward Irvine Wynne-Jones）曾于赤柱拘留营设计出首个香港纹章，战后他于1947年向港督杨慕琦爵士汇报其设计，但杨慕琦最终没有接纳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