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刑聲請

酷刑声请（英文：Torture claimant）是香港一种政治庇护的方式。酷刑声请者声称在自己国家遭受政治迫害或受到酷刑，所以来到香港申请寻求政治庇护。香港的入境事务处（入境处）负责审核他们是否符合酷刑声请的资格。如果声请获得确立，申请人就不会被遣返回国，入境处将转介个案至联合国难民署，由该署确认酷刑声请人为难民，以及为获确认为难民的人安排移居至第三国家。
保安局表示，联合国《难民公约》从来未曾适用于香港，现时在香港因各种理由提出免遣返声请要求不被遣返的非法入境者或逾期逗留人士，无论其声请的结果如何，他们都不会被视为难民。即使他们的声请获得确立，他们亦不会在香港享有合法居留的权利。声请被拒绝的人，必须尽快被遣返至原居地。
至2018年3月，尚未完成的酷刑声请个案还有4,420宗，同时已有16,977宗酷刑声请个案完成审核，其中获确立酷刑声请的有120宗，可见不足1%的个案能符合酷刑声请资格。

酷刑声请制度

以往酷刑声请者在等待审讯期间，被容许从事有薪工作。这点被南亚裔及非洲裔人士视为在香港打工赚钱的途径。有见及此，香港政府于2009年11月修订入境条例，禁止所有非法入境者在香港从事雇佣工作，最高刑罚为罚款港币5万元及监禁3年。修订后，新条例于2010年2月实施。

声请人来源地

从2009年至2012年5月期间，香港入境事务处收到6,995宗新的酷刑声请个案，加上1992年至2008年期间收到的4,574宗声请，合计有11,569宗酷刑声请。当中来自巴基斯坦的声请人占总数的30%，印度占20%，印尼14%，孟加拉11%。

福利

酷刑声请申请人在留港期间可获香港特区政府透过非政府机构提供每月1,500港元住宿津贴、1,200元食物津贴、300元日用品津贴及200至400元交通津贴，以上是2015年金额，适用于成年人，总计每人每月可领取超过3,000港元津贴。

审核

自2009年12月至2014年2月期间，香港入境处接获4,969宗新的酷刑声请，连同以前累积的6,395宗待审核个案，合计有11,364宗。入境处在同一期间决定22宗个案声请确立，4,733宗不获确立，另有4,108宗声请被申请人撤回或无法跟进。至2014年5月，声请被拒绝的4,733人中，只有1,535人已离开香港，其余三千多人则因为再以酷刑以外的其它理由提出免遣返声请、向法院提出司法复核、因犯罪被囚禁等原因而仍然留港。
2016年11月30日，李家超表示截至十月底，尚待入境事务处审核的个案有10,700宗；另外，等候上诉的则有4,000宗，行政长官于2016年《施政报告》内提出全面检讨处理免遣返声请的策略包括加强打击偷运人蛇集团、加强针对打击黑工及有关雇主的执法、加快遣返声请被拒的人士等等措施，政府于五月修订《入境（未获授权进境者）令》，大幅增加偷运人蛇来港的刑罚。有关工作在近几个月初见成效：2016年年头十个月，非法入境者人数显著下降，比去年同期少33%。

司法复核

有酷刑声请人就香港特区政府禁止他们在香港打工而向法院提出司法复核，先后在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及上诉法庭被判败诉。原诉人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2014年2月，香港终审法院5名法官一致裁定政府禁止酷刑声请人在香港打工的规定不违反《香港人权法案条例》，裁定上诉人败诉。

酷刑声请的滥用

不少酷刑声请申请人在停留香港期间当非法劳工（黑工）或为非作歹，甚至加入黑社会，影响治安。他们即使在香港触犯刑事罪行并被定罪，也不会因此被遣返或被取消申请资格。
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执法及酷刑声请审理）冯伯豪指出，截至2013年7月底，共有12,634宗酷刑声请，当中有10,464宗为被拘捕后才提出声请，占整体个案逾八成。当中约两成声请者是外佣，当中不少属滥用个案，有声请者更存心拖延审核过程，图长期留港。冯伯豪补充，起初政府并无提供法律援助予声请者，而声请亦不设上诉，惟近年声请程序逐步完善，至2009年政府推行新机制，向声请人提供免费律师服务，亦设独立委员会处理上诉。冯伯豪指出，入境事务处在2013年底将推出统一审核机制，有望可缩短处理个案的时间。
2009年11月至2015年上半年期间，有979名免遣返声请人因为当黑工而被捕，3,783名免遣返声请人涉及盗窃、毒品及殴打等罪行被捕。也有为了透过结婚入籍香港而骗财骗色的“难民”。
即使是合法来香港当家佣的外籍家庭佣工，从2009年至2011年期间，也新增1,521人提出酷刑声请，然而直至2012年6月6日，该批个案未有任何一宗获入境处确立。

治安问题

2012年，香港特区政府官员表示政府每年用于酷刑声请的总开支超过3亿港元。入境处在2015财政年度与审核声请相关的预算开支超过6亿4000万港元。预计2016年度的开支将增至17亿港元。另有意见认为港府审批难民资格时间过长，大量酷刑声请申请人需滞留香港数年才获审核，成为高开支之主因。 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的数字，非华裔人士占香港总人口8%，但占全港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捕的人数14.1%，被捕的人数也较过往持续增加，以致香港报章有评论称非华裔犯罪人士为“假难民兵团”。
有不法分子利用酷刑声请政策组织偷渡活动牟利。有偷渡集团招揽和安排孟加拉籍偷渡者进入香港，并协助他们提出酷刑声请和安排他们在不同行业当黑工，而偷渡集团则向每人收费数千至数万港元不等。
2016年3月，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少光表示，成千上万主要来自南亚的“假难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声请者与酷刑无关，而是假难民或经济移民，他们以提出免遣返声请方式疯狂涌港，香港府用于处理酷刑声请的总开支，已由一二年的逾3亿港元，激增至一六至一七年度预算的逾17亿元，对香港的财政及治安构成沉重负担，他又指出不少假难民在港为非作歹及加入黑社会。比如和胜和前坐馆“上海仔”郭永鸿就被讥为“南亚兵团之父”，包括专程派人到南亚国家“拣蟀”，诈称香港有工做，有人帮手申请做难民，并在当地培训他们成“死士”为黑帮卖命，再“一条龙”安排经内地偷渡来港，在黑帮庇护下肆无忌惮犯案，包括贴街招恐吓勒索、举牌抹黑、贩毒、偷窃、抢劫、“晒马劈友”无恶不作，成为治安“毒瘤”。
2017年11月7日，屯门区议员叶文斌质疑社会福利署无咨询持份者就在屯门中央广场兴建难民中心，又指出当地的非华裔人士经常前往该难民中心领食物券，不断在屯门中央广场徘徊，该处有多间补习社，是人流较多的地方，而非华裔人士有随处便溺的卫生问题，更有不少女士表示非华裔人士目光不礼貌，令她们感不适。
屯门区议员古汉强表示，南亚人士在自己国家的每月入息甚至不及港府所给予的支援金额，故令难民涌入香港，而香港政府用17亿港元去接济假难民对纳税人非常不公平。
元朗一直是南亚假难民的“大本营”，当地居民文小姐表示，习惯每晚都沿附近村路跑步，经常被路边聚集的南亚汉调戏，“佢哋会吹口哨，又行到好近撩你讲嘢，令人好唔舒服！”她甚至曾被南亚汉尾随，被吓至直奔回家，她坦言：“如果无朋友陪，会早啲跑完早啲返屋企！”
2017年头10个月，有逾680名酷刑声请者因涉及贩毒及行劫等严重罪行被捕

各方意见

香港特区政府于2009年11月提议修订《入境条例》，堵塞非香港人利用酷刑声请在香港打工赚钱的法律漏洞。当时公民党立法会议员吴霭仪反对修改法例，认为新法例“针对酷刑声请及寻求政治庇护者，有种族歧视及违反人权之嫌”。
2012年，立法会审议修订《入境条例》时，公民党的吴霭仪提出修订，把申请人提交声请表格及相关文件的时限大幅延长至90日，被政府反对。
自由党青年团于2013年7月间向香港市民进行调查，显示有74%受访者担心在香港申请酷刑声请的难民数目会持续上升，76%受访者反对政府以公帑接济这些难民。
由于来自印度的酷刑声请者人数有上升趋势，2015年4月，自由党要求当局考虑取消印度国民免签证进入香港的安排，以遏止假难民涌入香港。
《东方日报》“正论”认为酷刑声请人士已经“成为本港社会的治安毒瘤”，大量酷刑声请者在香港干犯各种罪行，“所谓酷刑声请人士其实大都同酷刑无关，与政治无关，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假难民，来港旨在赚钱”。
民建联认为，政府应全面检讨统一审核机制，并积极考虑采用海外地区的做法，制订打击假难民来港和防止统一审核机制被滥用的措施。
《星岛日报》认为站在公众角度，假难民问题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明显，有很多外国人以难民身份来港，有律师提供类似一条龙服务，由提出酷刑声请、领取行街纸等，差不多一手包办，情况有恶化趋势，而反对打击假难民的人不从真正的难题着眼，只从抽象理念不赞成加强规管，论述上是舍易取难。像这些影响民生的政策，受影响的人，尤其是街坊居民，受害甚深，咬牙切齿，同情的人则抽空认同，多数感觉疏离，两者感受程度相差甚远。
2017年11月，在一宗涉及巴基斯坦籍酷刑声请者的案件中，法官指出其中一名巴基斯坦籍被告于2005年由巴基斯坦来港，是一名酷刑声请申请者，2007年获准以行街纸留港，等候审批酷刑声请的结果。表示该被告滥用获准留港的自由，在2009年至2013年留港期间，多次干犯藏毒及贩毒等案件，最后一次于2013年9月判监13个月，于2015年3月出狱，惟出狱后仅半年又再犯案。
观塘区议员叶兴国指出南亚假难民在区内聚集，经常联群结党、恶形恶相，令街坊每天都担惊受怕，“唔系歧视佢哋，但班南亚人好多都恶形恶相，街坊真系会惊，而且依家真系斩死人咁严重，警方要多啲巡！”。立法会议员葛珮帆则指出，不少南亚假难民来港目的是“揾快钱”，以往多数受雇于香港帮派，但现时全港已有数千名假难民，组成了不同帮派，为争地盘“开片”时有发生，滥用免遣返声请的南亚假难民，已在香港形成多股势力，甚至结成帮派，犯罪情况愈来愈“离谱”，她促请政府尽快处理有关问题，并研究将触犯刑事罪行的假难民递解出境，又或设立非封闭式的收容中心，以限制假难民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