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

背景

经济历史学家常将大萧条的开始定位在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的突然崩盘，即黑色星期二；有的则表示反对，认为股市崩盘本身就是一个症状，而不是单纯的导火线。
即便在1929年华尔街股灾后，一些乐观人士依然坚持己见。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笑道：“这些日子里人们垂头丧气。在我有生的93年中，衰退来来去去。好日子最终总是会到来的。”在1930年早期，股市小幅上扬，但到4月是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该水平几乎比1929年9月最高点低了约30%。
政府、商业组织在1930年上，一起增加了支出。然而，受到打击的消费者则勒紧了口袋，减少了10%的消费。与此同时，在1930年中，一场凶狠的干旱席卷了美国中部的农业心脏地带。
到1930年中期，利率已经降至新低，但预期通货紧缩和不愿借贷情绪的持续令消费者开支和投资依然低迷。到1930年5月，汽车销量下降到1928年水平之下。价格总体下滑，虽然工资维持不变。但1931年，紧缩周期开始。农业地区情况更加恶劣，商品价格一落千丈；在矿业和伐木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没有其它替代工作可供人们寻找。法国银行家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这场灾难使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制度破产：它导致了德国银行家为了自保，而延期偿还外债，进而危及到了在德国有很大投资的英国银行家。
美国经济的衰退拖慢了其它国家的发展，各国因自身经济的强弱而导致衰退情况也有所不同。贸易保护主义者抬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疯狂地寻求自保，导致其它国家以报复性关税作为回应；这加剧了全球贸易的崩溃。到1930年底，全球经济衰退有条不紊地开始，并在1933年达到底谷。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1932年的最大数据）。大萧条对拉丁美洲也有重大影响，使得在一个几乎被欧美银行家和商人企业家完全支配的地区失去了外资和商品出口。
大萧条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萧条期间约有200－400万中学生中途辍学；许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杀；治安日益恶化。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失业。在美国，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了830万，1929-33年间失业率长期介于25%，即使是罗斯福新政时期也从未低于15%．在美国各城市，排队领救济食品的穷人长达几个街区）英国则有500-700万人失业，市民在劳务交易市场内需要排队等候着很长的队伍。

原因

这包括结构性缺点和具体因素。就1929衰退而言，历史学家强调结构性因素，如大银行的失策、股市的崩盘。与之相对的是货币主义者，他们认为货币因素与之相关，如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以及不列颠回归战前金本位制（US$4.86:£1）。
衰退和商业周期被认为是供需不对称所导致的正常周期性规律。正常的衰退或“普通”的商业周期是如何演变成为危机则被广泛讨论、辩驳。学者们对此看法不一，而对问题探究的初衷则集中在如何避免未来的经济危机。一个与大萧条相关的议题是结症到底是源自自由市场的弊病，还是源自政府监管不力。
对此，目前有两大主要观点，以及一些其它派系的分析。供需驱动理论主要由凯恩斯主义构成，但也包涵了国际贸易崩溃，消费不足，投资过度，银行、工业家的渎职，政府监管的不力。供需驱动理论一致认为信心的大幅度降低，导致了消费和投资的瞬间下降；他认为市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当恐慌和通货紧缩出现，许多人认为回避市场是万全之举。持有货币，等候物价下跌，然后赚得便宜的想法，进一步恶化了需求。因而提出由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策略来刺激需求，从而带旺经济。这一点成为了五、六、七十年代时人们普遍的看法。
货币主义认为，大萧条之初不过是简单的经济衰退，但货币的政策制定机构，特别是美联储，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紧缩了货币的供给，恶化了经济环境，将衰退推向了大萧条。与解释相关的是消费借贷所致。持续性的借款终使美国人个人债务日增，而所造成的消费热潮也就在大萧条时期结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则认为是当时美国政府在大萧条前对经济做了很多管制所致，尤其是对银行的管制，使银行无法对货币需求做出反应，在通货紧缩下导致大萧条。债务紧缩导致人们借的越多、欠的越多。但这两大主要观点都没有考虑到工资（工农的购买力）的重要影响。
其它派系的分析淡化了上述理论，或是对此全然否决。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认为不同的劳动市场政策在起初就是欺骗性的，恶化了大萧条的时长和力度。奥地利学派则关注货币供给，以及中央银行的决定是如何导致投资过度等等。

凯恩斯主义

不列颠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认为经济总支出的下跌导致收入、就业大规模降低，跌至平均值以下。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到达了相对较低的平衡点，失业率则到达了相对较高的平衡点上。
凯恩斯的办法很简单：由于私营部门不能提供足够的投资，将生产维持在正常水平，为了让人们都得到工作，政府必须在此时举赤字运行。凯恩斯主义者呼吁政府在危机时刻必须增加支出，或大幅减税。
在大萧条的日子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主持了公共事业，进行了农业补贴，尝试了多重方式来振兴美国经济。与此同时，他从未放弃消灭财政赤字。根据凯恩斯主义，这些手段都有改良作用。但罗斯福从未将经济拉出泥潭，直至第二次战争爆发为止。

国际贸易坍塌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在1930年后的坠落加剧了衰退，特别是过分依赖外贸的国家受到的打击尤甚。许多历史、经济学家认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打压了国际贸易，招致别国的报复性关税，导致形式恶化。虽然美国经济在对外贸易上依赖的并不算多，只是集中在一些领域如农业等，但这对其它国家来说则另当别论。从价税的平均税率在1921–1925年间是25.9%，但新法则将其飙升至1931–1935年的50%。
就美元而言，美国出口由1929年的52亿元下降至1933年的17亿，但价格也随之下跌，也就是说实际出口只下降了一半。最大的打击对象是农业产品，如谷物、棉花、烟草、木材。根据该理论，农业出口的崩溃导致许多美国农民拖欠贷款，导致小农业银行出现挤兑，成为大萧条早期的特征。

货币主义

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内的货币主义者认为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货币紧缩，是美国联邦贮备系统的失策和银行业的持续危机所导致的。根据这一理论，美联储的不作为导致货币供给的M2政策在1929-1933年间缩减了1/3，将普通的衰退推入大萧条。
美联储允许一些大型对公银行倒闭——特别是美国纽约银行（New York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倒闭——导致恐慌和地方银行的大规模挤兑。而在此期间，美联储竟然呆坐在一旁隔岸观火。他认为，如果美联储提供应急借贷，或是简单地在自由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以提供流动资产，在主要银行倒台后增加货币供给，那么其它银行就不会跟着大型银行一道倒闭了，这样货币供给就不会紧张到如此的地步。由于货币极端稀缺，商人拿不到新贷款，也不能为旧贷款延期，导致许多投资停滞。这样的解释将责任归咎于美联储的不作为，特别是在纽约分行问题上。
美联储不作为的一个原因是监管。在此期间，美联储提供的信用额度被《联邦储备条例》（Federal Reserve Act）制约，要求联邦储备券背后应有40%的黄金支持。在二十世纪20年代末，美联储几乎在信用额度上达到了持有黄金的许可上限。这个信用额度是美联储即期票据的一种形式。
“黄金的承诺”不如“到手的黄金”好，特别是联邦储备券在未偿还贷款上只有40%的黄金可用。在恐慌期间，即期票据的一部分是由联邦储蓄黄金来偿还的。由于美联储已经在许可信用上达到了上限，所有库内黄金的减少都会伴随着信用的大幅降低。在1933年4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布《6102号行政命令》，取消了金券、金币、金锭私有制的合法性，减少了美联储黄金储备的压力。

新古典理论

新古典学派的最近研究着重于生产力的衰退所导致的出产下滑，以及政策对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持久影响。吉欧（Timothy J. Kehoe）和普莱斯考特（Prescott）在研究中将经济衰退分解为劳动力、股本的衰退，以及使用前者的生产力的下滑。这项研究认为大萧条的理论必须解释生产力在最初急剧的衰退和之后的迅速恢复，前者与股本之间微弱的关联，以及劳动力市场长时间的低迷。这项分析否定了存贷的作用，提出了股本衰退的假设。

奥地利学派

另一种解释来自奥地利经济学派。它对大萧条的经济理论包括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美国经济学家穆瑞·罗斯巴德，后者于1963年著书《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他们的观点与货币主义者类似，认为诞生于1913年的美联储应承担主要责任；但是，与货币主义不同，他们称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十世纪20年代货币供给的大量扩充，导致信用驱动膨胀的不稳定。
奥地利学派的观点认为货币供给的膨胀导致资产价格（如股票和债券）和资本财的不稳定。美联储在1928年过迟地紧缩了通货，以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太迟了，经济大幅度紧缩变得不可避免。他们认为，在大萧条之前对经济的干预是个灾难，在1929年之后的干预则是火上添油。
罗斯巴德（Rothbard）认为，政府干预延缓了市场调节，导致复苏之路变得更加艰难。然而，不同于罗斯巴德，哈耶克和货币主义者也相信美联储在大萧条早期允许货币供给紧缩使得问题更加恶化。

马克思主义

卡尔·马克思认为衰退和萧条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所无法避免的，因为除了市场以外，没有对资本积累的相关干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会导致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引发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繁荣与萧条是一个常态，用马克思术语就是资本主义“混乱”的发展。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危机是因为通过历史剖释，可以清楚看出：在二十年代已经存在着当时被人忽视或漠视的若干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趋向。而农业一直没有从战后萧条中完全恢复过来，农民在这个时期始终贫困。此外，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这十年内，新机器的应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了。例如，在1920－1929年，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而工业工人人数却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服务行业，工人增加最多，所以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只增长了2%。其中毫无疑问也包括了许多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技术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资略有提高的统计数字，看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由于工农群众是基本消费者，这两类人遇到经济困难对消费品市场一定会有影响。

不均衡理论

二十年代的两位经济学家瓦蒂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和威廉·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将一理论通俗化，影响了许多政策制定者，包括赫伯特·胡佛、亨利·阿加德·华莱士、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马里纳·斯托达德·埃克尔斯。该理论认为经济体生产了过多的产品、以至于消费不完，这是因为消费者收入太少的缘故。他们认为，二十年代财富分配不均是导致大萧条的缘故。
根据这一理论，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全球范围内对重工业投资过剩，而独立经济，如农业等，在工资和收入上普遍落后。解决方案是政府必须给消费者发钱。换句话说，必须重新分配消费力，维护工业基础，但再膨胀的价格和工资迫使更多的通胀将购买力转化为消费支出。经济的建设过多，新工厂是不需要的。福斯特和卡钦斯建议联邦和州政府主持大型工程，这一政策被胡佛和罗斯福采纳。

转折点与恢复

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于1933年开始从大萧条中复苏。美国的复苏开始于1933年初，但到了1940年，美国仍没有在十多年间回归到192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水平，且仍然面临着约15％的失业率——尽管与1933年的25％高失业率相比已有下降。在这段时期的失业率的计算较为简单，并受到大规模就业不足的影响，而就业不足则涉及到雇主和工人的工作配给。
美国经济扩张几乎在绝大部分的罗斯福执政期得以持续（以及迫使其中断的1937年经济衰退），而经济学界对于其驱动力还未能达成共识。大多数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罗斯福的“新政”尽管不够积极强硬，不能带领经济完全走出衰退，但亦功不可没得加速甚至是引起了复苏。一些经济学家也呼吁人们关注罗斯福的言行预示的通货再膨胀和名义利率的上升，这些都带来了积极的效果。正是中止这些通货再膨胀政策导致了1937年的经济中断衰退1935年银行法，可以算作是一个促进了通货再膨胀的有效政策，它大幅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导致了能阻挠经济复苏的货币紧缩。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于1938年重回上升趋势。
克里斯蒂娜·罗默认为，源源不断的国际黄金流入促进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源头，而经济几乎未出现自我纠正的迹象。黄金的流入一部分是由于美元贬值，一部分则是由于欧洲政治局势的恶化。在《美国货币史》中，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J·施瓦茨也将复苏归功于货币性因素，并认为，不善的联邦储备系统拖缓了经济复苏。现任联邦储备局主席本·伯南克也对货币性因素在全球经济衰退和最终复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持认同态度。他还认识到了制度性因素发挥强而有力的作用，特别是金融体系的重建和重组，并指出需以国际视角来审视大萧条。

金本位

一些经济研究表明，正如经济衰退是由于金本位制的僵化而蔓延全球，正是暂停黄金兑换（或是对黄金形式的货币的贬值）使得经济复苏成为可能。
大萧条时期，所有主要币种均放弃了金本位制。英国是其中的先驱。面对英镑的投机性冲击和黄金储备的枯竭，1931年9月，英国央行停止将英镑纸币兑换黄金，让英镑在外汇市场浮动。
英国、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均在1931年放弃了金本位制。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和美国，直到1932或1933年时才放弃了金本位制。而另一些国家，即以法国为首的“金本位集团（Gold Bloc）”成员，包括波兰、比利时、瑞士，则一直维持着该制度直至1935—1936年。
根据后来的分析，越早放弃金本位制，越能可靠得预测经济复苏。例如，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于1931年不再实行金本位制，其复苏就比沿用该制度更久得法国和比利时更早。再如中国一类实行银本位制的国家，几乎在大萧条中毫发无伤。抛弃金本位制是一个国家经济萧条的严重程度和复苏的时间长短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子，这种关联在许多国家得以证实，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大萧条在各国经济间的表现和长短存在差异。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经济恢复

经济史学家的普遍看法是，大萧条以二战的打响而终结。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战争支出加速乃至导致了经济从大萧条中复苏，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战争没有对恢复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战争的确降低了失业的发生。
导致二战爆发的重整军备政策，却在1937至1939年间帮助刺激了欧洲经济。到1937年，英国的失业人口已经下降至150万。1939年战争爆发后的军队兵力动员很好的解决了失业问题。
美国在1941年加入二战后，终于得以从大萧条的残余影响中解脱，美国失业率也下降到10％以下。美国庞大的战争开支增加了一倍的经济增长率，对大萧条而言，也许是在表面上对经济的废墟的掩盖，也许是在实质上彻底画上了句号。商人们忽略掉堆积的国债和沉重的新税，重振旗鼓，充分利用丰厚的政府订单，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

德国

德国魏玛共和国受到了大萧条极大的重击，其中美国对德国的援助贷款因衰退而停止供给。失业率飙升，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政治转向了极端主义。1932年，失业率逼近了30%，民众疯狂地支持纳粹党和共产党，两党在当年7月的选举中共同占据了国会的多数席位。1932年的洛桑会议上，德国的战争赔款一案被搁置。此时，德国支付了赔款中的1/8。1933年1月，希特勒的纳粹党上台执政，建立了独裁政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垫了道路，该冲突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性灾难。

日本

大萧条严重影响日本经济。在1929-1931年间，日本经济衰退了8%。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是第一个采纳凯恩斯主义的官员：第一，通过大量财政政策，包括赤字支出来刺激经济；第二，将日元贬值。高桥是清通过日本央行进行赤字开支，并将随之而来的通胀压力最小化。计量经济学研究显示这些财政刺激十分有效。
货币的贬值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日本纺织品在出口市场上取代了英国纺织品成为了第一。赤字开支的影响深远。这些支出被用来购买武器军备。在1933年，日本已经摆脱了萧条。到1934年，高桥是清意识到经济可能出现过热的危险。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他削减了武器军备上的赤字开支。
这个做法导致了民族主义者的强烈负面反应，特别是军队的意见强烈，并导致了二二六事件的爆发，高桥是清的遇刺。这引发了日本文职官僚中的寒蝉效应。自1934年起，军队对政府的控制持续加强。政府非但没有削减赤字开支，反而进行了物价控制和配给方案，没有对通货膨胀进行控制。这一问题一直遗留到二战结束以后。
赤字开支对日本产生了改革效果。日本工业产值在30年代翻倍。不但如此，在1929年，日本的上榜企业中，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占据了主流（丰田公司是以纺织起家的）。到1940年轻工业取代了重工业，在日本经济中的规模最大。

政治影响

危机带来了许多政治影响，其中一个是结束了经济自由主义，罗斯福新政用凯恩斯主义将其取而代之。新政扩大了联邦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在1933年到1939年间，联邦开销翻了三倍，而罗斯福的批评家则攻击他将美国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
大萧条则导致了二战后欧洲列国普遍实施了社会民主主义和计划经济（参见马歇尔计划）。虽然奥地利学派在20年代就开始挑战凯恩斯主义，但直到70年代，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之下，凯恩斯主义才被政治所质疑。

社会影响

二十世纪20年代被称为“新时代”，财富和机会似乎向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美国人敞开了自己吝啬的大门。整个社会对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趋之若鹜，“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胡佛总统也认为，“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的前夜，贫民窟将从美国消失”。
1929年10月24日的美国股灾在黑色星期二开始（或Black Tuesday）。这一天，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在大萧条中，当时的纽约流行一首儿歌：“梅隆拉汽笛，胡佛敲车钟。华尔街发信号，美国往地狱冲！”（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 Hoover rang the bell,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贫困来临、有组织的抵抗内战边缘。
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的产品，用小麦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城市中的无家可归者用木板、旧铁皮、油布甚至牛皮纸搭起了简陋的栖身之所，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称为“胡佛村”。流浪汉的要饭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无力购买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动的汽车叫做“胡佛车”，甚至露宿街头长椅上的流浪汉上盖着的报纸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头上的苹果小贩则成了大萧条时期最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经营流动水果摊讨生活的人中，有许多从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