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赫若

生平

吕赫若出身地主家庭，因此接受新式教育与新式思想，并在15岁时考上台中师范学校。在1934年台中师范学校（今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毕业后，出任新竹州峨嵋公学校（今峨嵋国小）训导（日本旧制教员职阶）。但因语言不通，1935年转调台中州营盘公学校（今南投县营盘国小）训导，也在此时开始写作生涯，发表第一篇日文小说“牛车”而成为文坛瞩目对象，被誉为“文学天才”。也是第一位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大陆的作家之一。1938年任台中州潭子公学校（今台中市潭子国小）训导。
1939年，吕赫若入日本东京武藏音乐学校声乐科，并参加东宝剧团，演出歌剧“诗人与农夫”，展开约一年多的舞台生涯，但最后因病作罢。1942年回到台湾并且加入张文环的《台湾文学》担任编辑，后担任兴南新闻记者。吕赫若在戏剧、音乐与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而被誉为台湾第一才子，不过他还是­最钟情于文学的创作；二战结束之后，吕赫若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担任台中分团筹备处股长，但不久后便出任《人民导报》记者，挖掘战后台湾政治经济的黑暗面。
吕赫若除了有教师、戏剧家、作家和记者等身份，其在文学上的版图，也跨足小说和戏剧两者，因此才能被称为跨越日本帝国与中华民国统治两个时代的台湾第一才子。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吕赫若开始用中文从事小说创作，证明他继续走文学道路的决心。而此时他一面批判皇民化运动期间的社会怪现象，也一面暗讽国民政府在台推行的国语政策。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吕赫若转向社会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除主编中共地下党机关刊物《光明报》之外，并且开设由中共地下党员直接领导的大安印刷厂，印制社会主义刊物与宣传品。
1949年吕赫若出任北一女中音乐教师，8月爆发基隆市工作委员会案，《光明报》创办人、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地下党员锺浩东及同校相关人士陆续遭到逮捕判刑，涉及本案的台湾大学相关师生也被逮捕，而参与《光明报》编辑工作的吕赫若也因此开始逃亡，不久之后前往台北县石碇乡鹿窟等基地活动，史称“鹿窟基地案”。之后可能在1951年于鹿窟基地死亡，确切日期与死亡原因不明，其遗孀苏玉兰表示有人说吕是被毒蛇咬死，但也有人说是同伴怕吕赫若出来自首而抢先枪杀吕，之后鹿窟基地遭中华民国政府围剿，吕赫若的尸体一直未被找到。 根据张炎宪鹿窟事件调查研究书中的李石城访问记录，  李石城表示吕赫若是1950年农历5月23日遭蛇吻而过世，由其姐夫苏金英与陈春庆共同埋葬。 
身后的手稿及书籍因家人对政治肃杀的恐惧而悉数掩埋于家前的荔枝园，仅有一本日记（记录昭和17－19年）因为详实纪录了子女的出生年月日而保留传世。
吕赫若的作品以反对封建与家庭的病态为主要创作对象，但是吕赫若小说中的女性题材也是比较特殊的。其中《暴风雨的故事》、《婚约奇谈》、《女人心》等作品，特别能反映时代、描绘出当时女性与殖民地人民受压迫的悲哀。

〈牛车〉

〈牛车〉，短篇小说，是吕赫若描写殖民时期，无产阶级/劳动者之家庭的小说作品，1935年载于东京《文学评论》杂志，为吕赫若的第一篇小说，以日文发表。
〈牛车〉一文以全知观点叙事者的角度来叙述，描述在汽车进入农村之后，因为牛车的地位不如往昔，夫妻俩的生计受到重挫。因而在寻找出路时，不断的遭遇挫折与不幸，甚而绝望。作者透过描写家庭内部不和谐的贫困原因，带出当时庶民阶级因无法和资本家对抗，种种压迫所产生的苦难悲剧。
主角杨添丁为了改善家庭经济，试过多种方法，却都无疾而终。最终夫妻俩因无路可走，妻子不得不出卖身体，杨添丁也因重罚后的偷鹅事件，沦落被警察追捕，以悲剧结局告终。
〈牛车〉以现实日常生活为题材、语言质朴，为乡土小说的典型。透过杨添丁与阿梅这对夫妻的困境，描写了在社会变迁下，底层人民的真实写照，与过渡时期的顽抗心理。文章多次着重于阿梅的言行，展现了吕赫若对女性的重视，使读者省思。

〈冬夜〉

〈冬夜〉，短篇小说，为日治光复后作品，原载于1947年2月《台湾文化》二卷二期，后收录于2006年3月《吕赫若小说全集（下）》。
〈冬夜〉全文以第三人称限知视角描写，以顺叙法及倒叙法相插，首先叙写冬夜中，主角家里父亲与弟弟卖零碎小物维系经济，母亲却好赌成性，将主角赚来的钱全赌光，透过主角彩凤回忆哀伤的过去与现有境况的描摹，带出日治时期的战争使得当时家庭被拆散，抗战结束光复后却遭逢通货膨胀与制度改革，民生艰困又加上失业潮，使得女子独自一人扛起家计，沦落于酒馆之中的哀戚，写出当时人民的贫苦与现实社会中所承受的痛。
第一场婚姻，彩凤的丈夫因为在二次大战期间，被日本总督府征收，强迫当了“志愿兵”，派去菲律宾前线，却因遭受美军扫射而失踪。成为寡妇的她为了负担娘家的经济困境，只能去当时林立的酒家赚钱，却不幸被外省籍的大财子相中，强暴而娶回家，第二段婚姻却因丈夫感染梅毒。被休弃后仍然为了负担家计重归酒馆，却被客人揶揄或是麻木出卖自己的贞洁。文末以彩凤在接嫖客时，遇上清查盗匪的枪声、警察的吓阻，仓皇逃跑作结。
以“冬夜”象征当时肃杀的政治环境，以及百姓的凄凉处境，透过传统男尊女卑的形象，象征统治者及被统治者，外省丈夫则代表来台接受的丑恶官员，透出作者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否定与反抗。

〈玉兰花〉

〈玉兰花〉，短篇小说，是吕赫若写本岛家∕家族为主的小说作品，原载于1943年12月《台湾文学》四卷一号，后收录于1991年2月《吕赫若集》。
〈玉兰花〉以第一人称“我”为叙事者，从一张旧相片延伸至主角的幼年时光。主角的叔父去东京留学，并带回一位日本友人—铃木善兵卫，而铃木善兵卫作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带给七岁的主角特别的童年。主角从初见铃木善兵卫时的极度畏惧，到后来的慢慢亲近，逐渐克服从小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与恐惧。此处表现出超越种族与殖民关系的情谊，写出对土地的爱，并透过主角与铃木善兵卫的友好，展现台日之间和平相处的可能。
接着由于铃木善兵卫感染热病而虚弱，用小孩的眼光描述年轻祖母去钓鱼的水边招魂，用旧时代的方式祈求铃木善兵卫痊愈。展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包容，以及人性的善与美，创造旧时代正面的家族形象。最后铃木善兵卫动身回日本，主角以矛盾的情绪和铃木善兵卫别离，反映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纠结的情感。
〈玉兰花〉是日台亲善的小说，表现出吕赫若极具人道关怀的特性。吕赫若在〈玉兰花〉中表达出根植于乡土，吸收外来文明融合为己用的结论，这是他经历留日返台，挣扎于日本与台湾价值的认同，最后回归到认同台湾的历程，吕赫若试图借此指引迷失在日本、南洋的台湾青年，回到认同台湾的路途。

风格与小说意识分析

吕赫若的作品，深具人道关怀，并多有浓厚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社会的批判意识，表现出当时殖民地人民的悲哀，与弱势族群受压迫的状态。其关怀意识，可从深具女性意识的作品，见其一二。吕赫若的作品，多描写了女性多样的面貌。从〈山川草木〉中的宝莲，为受教育女性的代表；至〈牛车〉中的阿梅，作为目不识丁的乡下妇女代表，都探讨、关怀着在社会上，相对处于较弱势一方的女性立场。而社会主义思想更可从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种种庶民悲剧可知。

音乐艺术成就

吕赫若于当时广泛接触文学、音乐还有演剧，为当时出名的“斜杠青年”。早年受过日式教育，虽原本非科班出身，但基于对声乐演唱的兴趣，曾前往日本东京学习音乐，辗转由下八川圭祐声乐研究所、东京声专音乐学校（今昭和音乐大学）声乐科，还曾经接受长坂好子的个人指导。吕赫若更曾经在“东京宝冢剧场”担任歌手。于当时的台湾文学圈更有“台北第一男高音”的美誉，当时与江文也享誉全台。直至1942年5月，因身体健康欠佳，才返台不再登场演出。
1943年4月，吕赫若与王井泉、张文环等人共同筹组“厚生演剧研究会”，同年11月，“台湾音乐奉公会”成立，日本政府于各地推动全体国民歌唱的“新台湾音乐运动”，多唱昂扬劳动士气的军歌，吕赫若对此种政治化的音乐运动嗤之以鼻，并于日记中以“荒唐可笑”为注脚显示自己的反抗与被迫动员的不满。
在台湾光复后，吕赫若应建国中学校长陈文彬的邀约，先后到建国中学及北一女中学担任音乐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