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驅漢事件

拉萨兵变

清末新政时期，清廷治藏政策多有失误，驻藏大臣（即钦差）联豫处理失当，加上英国的幕后活动，西藏噶厦与清廷的关系严重恶化，导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0年2月出走英属印度。而以钟颖为统领的约二千名川军（属于新建陆军，简称“新军”）从四川省抵达西藏拉萨驻扎，从而使清朝在拉萨的驻军形成“营兵”（旧驻藏军）与“新军”共驻的局面。清政府采纳了联豫的建议，革除了十三世达赖的名号，使矛盾更加激化，拉萨城内空气紧张。
1911年8月至9月间，四川省发生“保路运动”，四川政局自此陷入动荡。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藏历第十五饶迥铁猪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在清朝内地各省陆续发生，在革命党和立宪派主导下，内地十余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朝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度主张“驱逐鞑虏”，排斥满清贵族，在内地十八省另立汉族政权（后来孙中山发现此议欠妥，遂改为“五族共和”）。在政权更迭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方产生动荡和骚乱，清帝国出现分崩离析的危险，尤其在尚未建省的蒙古和西藏等地分别在俄国、英国支持下出现分离倾向。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拉萨后，“当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番指藏人），藏、汉矛盾进一步加剧。更严重的是，驻藏的清军满、汉官兵及清朝驻藏官员各立山头并率先内讧，发生拉萨兵变，随后在西藏各地的清军均发生兵变。
拉萨兵变（又称“壬子事变”），其实质是部队闹饷与驻藏官员争权的结合，由部队中的哥老会势力与部分驻藏官员共同发起。起初，驻军闹饷因联豫令钟颖允以立即发放而平息，但右参赞钱锡宝劝说联豫不予发饷，致驻军“遂复哗变”。另据《藏乱纪略》称，“钱锡宝先得内地消息，于九月二十三日即上钦署，勒令联大臣率兵勤王，伊代钦差，限午时决断。联豫答以事体重大，须三日乃决。钱大愤恨而出，至二十五日而乱作矣。”可见兵变发生前，钱锡宝便有意让联豫率军出藏勤王，而由自己留藏代理驻藏大臣，但联豫以事关重大为由未当即同意，这引起了钱锡宝的不满。
兵变以“勤王”（效忠清朝）为口号发起。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记载，当时哥老会袍哥势力“遂隐相号召在藏各路军队，谓川乱不得回家，若能劫钦差，取库饷，以勤王为号，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挑唆驻藏各路军队。驻藏大臣联豫后来曾提到“初言起勤王军”，钟颖也称“声言起勤王军”，可见兵变是以“勤王”为名。《联豫驻藏奏稿》中称，乱军于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三四日连劫兵备处及使署所储枪械子弹粮米，并库存饷银十八万余两，薄据表式，均一律焚毁。……二十五日夜劫臣入札什城营次，初言勤王……”可见九月二十五日（1911年11月15日）乱军以“勤王”为名将驻藏大臣联豫劫持到札什城军营。
兵变发起者叶纶三、范金、李维新在兵变开始阶段即被杀，而严步云、何光燮、郭元珍等人因是钦差参赞近人而未遭处置。其中，何光燮、郭元珍都是驻藏官员，何光燮是钦差秘书，郭元珍既是钦差卫队长也是哥老会首领。
《藏乱始末见闻记》称，钦差被劫后“右参赞钱锡宝自称代理，在署中搜印，数次未获”，《藏事陈略》称“兵变起时，共举钱锡宝为钦差，钱以代理名义出示安民”。英国档案中有钱锡宝以代理钦差名义张贴安民布告的记载，该布告是由西藏民众大会交给英国驻锡金政务官的，布告署有“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即联豫被劫持的次日。但布告未提到一天前乱军劫持联豫之事。布告前一部分是联豫自称要率军“返”（该字有误，本意应为离开）拉萨，责成参赞钱锡宝行使在藏全部职权；后一部分是钱参赞称已接此令，将服从并履职，申明部队军纪严明、作风优良、绝对不会伤害汉藏商民，希勿惧怕、逃亡，要安居乐业勿信谣言。西藏民众大会给英方的信息中还提到兵变时间是“二十五日夜”而且“钱锡宝已被任命为代理安班，并已掌印”，并提到“中国军队”“将大臣联豫推倒，并劫掠他所有财物，嗣后拥戴钱锡宝作他们的领袖”。安民布告说是因联豫要率军离开拉萨才责成钱锡宝代理钦差，而事实上是联豫遭乱军劫持，可见钱锡宝不但未救援联豫，反而谎称联豫要率军离开拉萨，而且乱军也没反对钱锡宝代理钦差。《藏乱纪略》称，有人说“乱起先劫联署者，即严步云其人”。严步云是钱锡宝的卫队长，他在兵变时率先劫持联豫，而后推钱锡宝为代理钦差。所以可推知钱锡宝参与策划了兵变并居要位，他和乱军间有密切关系。故宫博物院《西藏起义清方档案》记载，联豫获释回驻藏大臣衙门后，钱锡宝“因赴江孜办理夷务，关防交靖西马同知，竞行出关”。此举显示钱锡宝可能是恐事情败露而逃跑，《藏乱纪略》称“钱锡宝借故潜逃，惟以严步云护之以出”。
拉萨兵变发生后，清朝在后藏江孜驻军十月初一返拉萨，波密等地驻军至拉萨则在十一月十五日左右（史料作“十一月望间”），这些部队打着响应辛亥革命发动“大汉革命”的名义，号称欲回拉萨取联豫、钟颖的首级，但其实是闹饷，经钟颖招抚答应发饷后平息。

公议局攻打色拉寺

驻藏陆军与西藏民军开战始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23日（农历二月初五）公议局攻打色拉寺，结束于1913年4月中华民国政府西藏办事长官钟颖出藏。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逊位。在拉萨的驻藏陆军随之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1912年2月14日）后的“腊月间，闻内地共和告成，遂于藏中设立公议局一所”（见马师周电）。公议局是乱军成立的机构，意图夺取原清朝驻藏机关的权力，其后在其辖下发生了一系列无法无纪的行为。公议局成立后，乱军“兵丁结党呼群，征歌酒食狂嫖浪赌，无所不为。甚至图财害命，寻仇报复，几无日无之”（见马师周电）。乱军“声言勤王，全军回川，向藏人索取路费银十万两。藏人本不愿陆军驻藏，今闻回川，幸出望外，即慨然送给。乃得银竟不回川，日事赌博、仇杀，藏人既大悔恨，复恐饷尽再事劫掠，遂暗集番兵以图防卫。”影响更大的是公议局为抢劫更多财物而攻打色拉寺。
公议局攻打色拉寺的主要借口是民国元年（1912年）3月10日（农历正月二十二日）江孜传来求援警报，公议局以支援江孜为由要求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支应乌拉差役，遭色拉寺拒绝后，3月23日（农历二月初五）强攻色拉寺，由此挑起了拉萨战事。公议局攻打色拉寺是西藏局势的转折点，从此导致公议局及驻藏陆军自身难保，更无法援助江孜。乱军强攻色拉寺的发动者见酿成大乱“均藏匿无踪”，而公议局亦因进攻色拉寺“反招番边围攻”而遭到群起指责，到最后“每日无一人到局”，而已大权旁落的“联、钟之势为之一振”（载《藏乱始末见闻记》）。

再次开战与议和

直到9月24日（农历八月十四日）午后，双方再度开战。此时驻藏陆军官兵1300人已在议和成功后离开拉萨赴亚东，在拉萨的仅余保卫钦差的200名士兵。由于是第二次被围，生还希望渺茫，所以驻军“无不死力抗拒”，但“人少粮缺”，“狗马已食尽，飞鸟无至者”，只好“终日四望远山，惟盼援兵”，但是援兵“终不果来”。开战近两个月后，兵士不顾一切攻占尧西（瑶昔），从而得以在农历九月末十月初与藏方再度议和，11月14日（农历十月初六）收枪完毕。此次议和“藏番要求钟及军兵尽数退出”，而“汉民去留均听其便”，可见达赖的目的仍旧是军兵退出西藏，对汉民则无强制要求。钟颖只好撤离拉萨，于民国元年（1912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四）抵达靖西，“意拟驻靖候命”。但达赖得知钟颖从靖西来函表示“意在久居在彼”后，于1913年2月18日在复袁世凯电中称，对于钟颖久居靖西，“阖藏人等大有意怨，亦系汉番相争之由，应请令其速退”，旨在将钟颖等官兵驱逐出藏。袁世凯回电让达赖勿迫钟颖离藏，但并没效果。3月13日钟颖致电袁世凯称藏人“仍行驱追出境”，而且廓尔喀驻藏官员也称“如不启程，战事即在目前”。4月中下旬，钟颖不得不出藏。钟颖是中华民国政府派驻西藏的首位西藏办事长官，也是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唯一驻西藏办事的高级官员，但他未获达赖认可而不得不出藏，此后北洋政府的历任西藏办事长官在西藏反对及英国阻拦下再未进入西藏。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才重新派出官员驻西藏。

学界关于事件性质的争论

乱军与色拉寺交战是乱军劫掠与拉萨藏族僧俗反抗，但当十三世达赖发表通告后，受英国支持的达赖成为整个斗争的总指挥，使斗争规模波及整个西藏，战争变为对驻藏陆军展开全方位进攻，旨在将中国驻藏官兵全部驱逐出藏。对于拉萨动乱是否为“汉藏”冲突，达赖的驱逐行动是否是“驱汉”事件，学界有不同看法。部分中外学者认为是“汉藏”冲突，将驱逐驻藏陆军的行为定性为“驱汉”事件，如《藏族简史》称“驱汉事件”，《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及《个中原委——中国边疆诸问题》称“驱汉叛乱”，《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称“驱汉活动”，《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1911-1947）》称“达赖驱汉得逞”，《民国藏事通鉴》称“第一次驱汉事件”。《西藏通史·民国卷》也称“驱汉事件”，但在行文中则称“驱逐当地汉官和军队”或“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官员及军队被迫离藏”。也有不少学者将驱逐的对象明确为驻藏陆军、官员，而不称“驱汉”，如孔庆宗《辛亥革命中驻藏川军起义始末》称“驱逐满汉官兵”，《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称“驱逐驻藏川军”，《达赖喇嘛传》 称“驱逐川军”，《元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称达赖派人“护送前朝驻藏官员及武装人员取道印度返回内地”。
张召庸、喜饶尼玛在《清末民初拉萨动乱性质初析》中分析，因公议局攻打色拉寺而引发的驻藏陆军与藏军开战，时人记载或后人著作中多分别用汉、藏指称双方，定性为“汉藏”冲突，但该定性过于简单和绝对。拉萨初次被围的记载称“汉番百姓之在围中者，日往联、钟两处痛哭”，可见当时藏军包围圈内汉、藏百姓都有，该包围圈是自然包围圈，藏军并未事先转移藏民，也未在战争期间中将被围困的藏族百姓释放。藏军的目标是驻藏陆军而非不论汉、藏的百姓。而且交战双方在混战中都获得了各族百姓的支持。钟颖的驻藏陆军被围困时，因粮饷断绝而向九世班禅求援，于是“后藏僧侣与汉军互相为援，一切饷糈，莫不臂助”，九世班禅还“暗令哲蚌寺僧助之”，此外西藏噶厦噶伦擦绒·旺秋杰布等多位噶厦高官均曾援助驻藏陆军。而藏军一方因缺少懂指挥的将领，乃将曾任土兵营管带但在驻藏陆军变乱时遭哥老会追杀的谢国梁截至拉萨充任藏军总司令，所以有记载称谢国梁“与钟军连日混战”，“日与钟军鏖战于拉萨”。故将其称作“汉藏”冲突实在欠妥，更准确的说法应是驻藏陆军与藏族民军之间的混战。
将达赖驱逐驻藏陆军、官员的举动称为“驱汉”也不准确。在达赖与钟颖及中华民国政府的往来电文中，从未提出要将在藏的汉人全部驱逐出藏，双方第一次议和签署的合约仅要求“陆军全行退伍，由印度回国”，还提到“汉兵出关后”，出藏对象都是军兵。达赖于1912年12月致中华民国政府电文中也仅称“汉官兵如果尽退时”，也没提到汉民百姓。1913年2月18日，达赖为请令钟颖所部退出西藏事致电袁世凯时表示，钟颖官兵系“汉番相争之由，应请令其速退”，并明确表示“所有在藏汉人，原同藏民一律看待。”可见，达赖驱逐的始终是钟颖等官兵，对汉人百姓不但不驱逐还承诺待如藏民。还值得留意的是，双方混战中助藏方作战的前清汉人军官谢国梁不但未被驱逐，反而被达赖多次劝留西藏，可见并非所有汉人都被驱逐出藏，也并非所有官兵均被驱逐，被驱逐的对象确切地说是参与抢劫作乱及与藏军有敌对行为的官兵。此外，藏文档案中当时使用的藏语词汇是“驱汉军”而非“驱汉人”。所以不能笼统地以“ 驱汉” 事件称之。
梅尔文‧戈尔斯坦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指出在达赖1913年回到拉萨时，拉萨是从十八世纪以来首次没有中国的官员或军队。

后续

1912年12月中旬，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重掌西藏政权。原亲汉势力遭到排挤和镇压，丹杰林寺被解散，哲蚌寺规模最大的洛色林扎仓遭到镇压（1921年又因内部争端而遭清算）。英国人麦克唐纳记载，十三世达赖“进入布达拉宫后，第一步便是没收皇家丹吉林寺，并解散其僧侣。这寺院从那以后，便改作邮政电报局了。”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载：“汉兵既由拉萨赴印度，从前助汉之喇嘛，亦有相随而行者，达赖甚恨，故暗杀其折蚌寺之大堪布元典喇嘛于彭多宗。”达赖还让亲信达桑占堆继承了战争期间因倾向驻藏陆军而被杀的噶伦擦绒·旺秋杰布的财产，并开始逐渐压制九世班禅。此后西藏事实上形成了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控制的独立地位，北洋政府所派西藏办事长官等驻藏官员一直未能进入西藏。1913年，达赖发表《水牛年文告》开始推行新政。同年达赖要求英国于1913年召开西姆拉会议划定中藏边界，并且发动了康藏战争（川边战争）进攻四川康区（川边）。直到1919年北洋政府国务院令甘肃督军张广建派李仲莲、朱绣入藏，会晤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取得了川藏停战及联络感情的成果，加上不久前达赖派三大寺堪布驻京，西藏同北洋政府的关系才开始逐渐恢复。1924年，达赖派贡觉仲尼赴北京充任西藏驻京总代表，并派代表观察（后改为参加）了中华民国国会参众两院会议。
回中国内地的驻藏陆军官兵中，钟颖1915年因在藏期间左参赞罗长裿被杀案而被大总统袁世凯处决。其他重要将领还有刘弼良（一营管带）、潘文华（乱军一营管带）、陈渠珍（三营管带）、张子青（乱军三营管带）、张鸿升（马队管带）等。谢国梁（土兵营管带）后也回内地。在西藏被钟颖处决的有汪文铭（乱军马队管带）等人。
另外此次动乱发生前正在被驻藏陆军围剿的波密土王后在1928年被西藏噶厦剿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