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

早期历史

中国和当今俄罗斯境内的民族于唐代时即已进行过互动；当时，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及其附近的一大片土地均是唐朝前期的领土。8世纪时，活跃于当今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和蒙古国的维吾尔族人协助唐室平定安史之乱，小宁国公主因此下嫁族人的国王英武可汗；根据俄罗斯学者的推断，英武可汗为小宁国公主兴建了一座城堡，城堡位于捷列霍尔湖中央，外观与唐代的宫殿相似。
南宋末年，蒙古帝国挥兵直捣俄罗斯，军队沿着伏尔加河北上，并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逾200年；一些俄裔士兵随蒙古大军抵达元朝大都，他们部分人参加了蒙古攻打金国和南宋的战争。
明朝曾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控今中国东北地区，范围曾一度扩大到黑龙江江口以及库页岛（当时被称为“苦兀”），永乐十一年（1413年）在其治所奴儿干城建立了永宁寺，并留下了石碑。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于1434年废除。

军政关系

1652年，俄罗斯人来到黑龙江地区与中国发生了第一次军事冲突。1657年沙俄派正规军在尼布楚和雅克萨修筑城塞，之后中俄之间发生多次外交和军事上的冲突。1689年，两国最终达成《尼布楚条约》，尼布楚被拨进俄国版图，并认可边境贸易。
1725年俄国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认为清政府在准噶尔之役时有求于俄国，便派遣萨瓦·弗拉季斯拉维奇·卢古辛斯基来华，商议签订通商条约一事；清朝没有地图供参考，俄国则暗中制图，更改中俄两国早前在《尼布楚条约》中确定的边界。清廷没有察觉到这点，便和俄罗斯于1727年签下《恰克图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俄国迫使清政府于1858年签订《瑷珲条约》，把约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拨归俄罗斯版图，又规定一片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由中俄两国共同管理。1860年，俄国与清政府签下《中俄北京条约》，把海参崴在内的一大片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时至今天，海参崴是俄属远东第一大的港口城市。19世纪末，俄国干涉清朝和日本关于辽东半岛的纠纷，并强行租借大连和旅顺。1871年，俄国趁阿古柏在天山南路宣布独立之时，出兵新疆伊犁地区。1881年，上海公共租界开通中国最早电话，清朝与俄国缔结《伊犁条约》，决定其中亚国境。清国赔偿俄国军费，并收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等地，但俄国取得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
19世纪晚期俄国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由于之前割让给俄罗斯的阿穆尔河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俄国开始酝酿修建横穿满洲地区、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的铁路。为使清政府同意其筑路计划，俄国开始拉拢与清政府的关系。1894年甲午战争后，俄国联合德国和法国反对日本割让辽宁，作为干涉的结果，满洲里及奉天府等城市落入俄国的势力范围。1896年，尼古拉二世加冕，清廷遣李鸿章赴俄国致贺；期间，双方订立秘密条约，以中俄两国联合抗日为名，容许俄国把西伯利亚铁路伸展至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东清铁路，又赋予俄国在铁路沿线的执法权力和采矿权。1900年8月，爱国军民对沙俄还击，成功收复被占的瑷珲。
1890年，义和团在中国冒起，团员破坏基础建设、又占据多个城市，其后更包围公使馆街，引起俄国在内的八国联军侵华。俄国以平定义和团为由出兵中国，攻占吉林及奉天等地，中国东北大部分土地也落入了俄国势力范围；惧怕俄国势力的英国在1902年与日本结盟，以防止俄军再下一城。战火平息后，清廷向多国支付合共为45,666万两的赔偿金；俄罗斯取得约13,243万两（占总金额的29%），是获得最多赔款的国家。
尼古拉二世在位时的俄国推行了多项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当时的俄罗斯为了称霸太平洋而侵略满洲地区，因此爆发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是日本和俄罗斯为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爆发的冲突，主战场为中国东北地区；因此，中国东北地区受到深重的影响，大量平民死于战火中、或是流离失所，粮食短缺严重，房屋、田地和财产均受损坏。
自17世纪起，俄国以渗透的方式扩大其在清朝领土唐努乌梁海的影响力，20世纪初年，俄罗斯以“保护”为借口吞并唐努乌梁海，事前没有与中国签订任何条约。

经贸关系

中俄两国在明代已有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清朝初年，俄国主要希望透过与华贸易来获取商业利润，清廷与俄国贸易则是为了处理两国之间的政治纠纷；1861年以前，清廷负责管理中俄双边贸易事务的部门为理藩院。清朝时，俄罗斯是山西一带商人的主要对外贸易伙伴。
中国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在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后正式展开；《尼布楚条约》被称为中俄贸易的起始性条约，容许两国持护照的人民越界贸易。两国其后签订《恰克图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及《天津条约》等协约，进一步规范中俄贸易的地点、性质，以及有关的税务政策。中药大黄在俄罗斯一度非常畅销，利润也颇为可观：大黄的进口价约为12卢布，转运到圣彼得堡后，价钱随即上升至110卢布。由于大黄主要在恰克图进口，恰克图的贸易曾因大黄而繁荣起来。
1851年，清朝和俄罗斯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允许俄国在伊犁、乌鲁木齐和塔尔巴哈台设立贸易圈，大量俄国商人因而移居到中国。

文化关系

一些学者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认为中国文化在汉朝时已传到俄罗斯，但当时的中俄文化关系是单向的，俄国文化没有传到中国；另外，蒙古人在13世纪时把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和工艺品带到俄罗斯，令中俄文化有了直接的接触。
17世纪中旬，俄国占据黑龙江的雅克萨，在当地兴建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1680年代，一批俄国俘虏把一座清廷给予他们的佛教庙宇改建为东正教教堂，该座教堂即是现在的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他们又在中国生儿育女、开枝散叶，2个世纪后发展为五大家族。
俄罗斯东正教会在18世纪开始派遣使团来华，该使团在1727年达成明确条文，开始长驻北京，使团其后获得康熙帝赏赐俸禄、封授官衔，比其他派驻北京的教士更能获得清政府优待。赴华传道的俄罗斯教士团在中俄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扮演重要角色；当时，遣使来华是俄国培养汉学家的方式。一些教士在中国学会了汉语、满语、蒙古语以至藏语，回国后在俄罗斯教授这些语言；他们又翻译不少中国典籍，促进了中华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
18世纪初的清朝渴求通晓俄语的人才，而当时的俄国也希望培养能操汉语和满语的国民。于是，俄国在清廷同意下派遣留学生来华；他们跟随传教士到北京，是近代欧洲第一批官学生。清廷十分重视他们，为他们安排教师和饮食。
18世纪后期，俄国出现了一股中华文化热潮，中国文化盛行于莫斯科、圣彼得堡、喀山等城市，其后更扩展至西伯利亚和俄属远东；当时，王公贵族的宫殿、府第收藏了不少中国工艺品和文物（如古钱、扇子、剪纸等），也有很多中式家具和布置，有些皇宫的大门前更有石狮子。
19世纪时，尼古拉二世向中国求书，又特别索要佛经《丹珠尔》，道光帝便把约800册藏于雍和宫的佛教经典送给俄国；为了答谢清帝赠送典籍，俄罗斯政府精挑细选了700本具学术意义的俄国图书，回赠予中国。清政府赠予俄国的典籍只有宗教经典，俄国回赠中国的图书却涵盖了357个领域，如科技、外交、军政、数学、文学等，大多是由学术权威所撰；但是，这些书的语言都是甚少中国人明白的俄语，清政府又不知道这些书的价值，因此有人主张把书送还，朝廷最终决定封存这些图书，但不怎么重视它们。后来，有学者建议把书译为汉语，并出版这些书籍，惟未能成事。
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曾致函辜鸿铭，表示自己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兴趣；他曾阅读孔子和孟子的著作，也曾尝试了解中国的宗教信仰。
俄罗斯汉学没有受到西欧汉学的影响，是一门独立的学派；俄罗斯帝国时期的著名汉学家包括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伊凡·扎哈罗夫、彼得·卡法罗夫、阿列克谢·列昂季耶维奇·列昂季耶夫、尼基塔·比丘林等，他们翻译了大批中国书籍，其中比丘林撰写和编译了中国不少地方的地方志，瓦西里耶夫和卡法罗夫则翻译了一些关于中国宗教的文献。
1900年，俄罗斯人把秋林洋行引进到哈尔滨，在当地贩售大列巴等的俄式小食，颇为畅销。
中国第一家电影院位于哈尔滨，由一个姓考布切夫的俄罗斯人于1902年设立。
整理元素周期表的俄国学者德米特里·门捷列夫曾在1900年代建议俄罗斯与中国缔结紧密的联盟，又表示中国会成为如同俄国的泱泱大国；他认为中俄结盟可避免黄祸，并确保世界太平。

军政关系

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改为侵略蒙古地区，又推动蒙古独立为国。1912年，蒙古与俄罗斯签署协定，打算让外蒙古成为俄国的保护国；后来，中华民国与俄罗斯签下《中俄蒙协约》，可保留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已损失不少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量华工在摩尔曼斯克、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等地从事工业；5万名华工被俄国政府编入作战部队，也有逾10万名华人被遣到前线，负责军事工程，不少华工因而战死沙场。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成了奉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即苏维埃俄国（后演变为苏联）。日本和部分欧洲国家随即对俄国局势展开干涉；苏俄为了抗衡这些国家，宣布无条件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又取消两国间的秘密协议，列宁也曾经表示要废除全部中俄两国的不平等条约。
1918年，十月革命开始牵连到中亚地区，不少白军将领等军官逃到新疆，对当地人的生活造成扰乱；一名姓阿连科夫的帝俄军官策划暴动，事败被捕，他被软禁了一段时间，其后被引渡到苏联处死。新疆督军杨增新坚持没收白军将领和军官的兵器，又妥善地安置他们，试图避免苏联红军前来追捕，但后来苏军多次到新疆作战；追捕期间，苏军再次占据中国在1919年收复回来的唐努乌梁海。
1919年，成立于莫斯科的第三国际派员来华，与知识分子会面，建议成立中国共产党，又表示愿意提供协助。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在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推动下联手合作，是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又决定“联俄容共”，采用苏联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苏联同意援助中国统一和独立，第三国际则派遣军事顾问来华。1925年，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签署《致苏联遗书》；他在遗书中称苏联为“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又希望中国与苏联会在往后的日子里通力合作，并“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第三国际曾经对中国共产党拥有最高权力；虽然第三国际大力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但他们其后给予中国共产党错误的指导，令中共领导人没有打击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势力，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共两党合作期间，蒋介石到苏联进行考察，回国后随即致函辛亥革命元勋廖仲恺；他在信中表示，苏联图谋令共产党成为正统的中国政府，又有意吞并一些少数民族在中国的聚居地，批评苏联是改名易姓的帝国，反对中华民国与苏联合作。
1924年，苏联当局与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签订《奉俄协定》，是苏联首次与中国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于苏联是主权国家、奉系军阀则只是地方政府，此协约被质疑抵触国际法中的规定。
1927年11月17日凌晨，张发奎、黄琪翔等人在广州发动政变，改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即广州张黄事变。南京国民政府认为，此事为苏联一手操纵。12月11日又爆发广州起义。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对苏联的断绝邦交令。 
1929年，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试图收回苏联在满洲地区北部的特殊权益；他首先夺回苏联在东清铁路的特权，苏联抗议并要求赔偿，但没有进一步行动。其后，张氏辖下的有关部门就东清铁路一事提出交涉，苏联同意让中国人出任铁路要职。1929年中旬，张学良派员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又逮捕大量苏方人员，试图夺取东清铁路路权；苏联当局提出抗议，宣布中国驻苏联的外交代表机构不再享有治外法权，但张学良不为所动，在1个月后以苏联违背《奉俄协定》为由，收回东清铁路管理权，又派人查封苏联企业、拘捕苏联人员。苏联方面起初希望召集会议，和平解决事件，但国民政府仍然态度强硬；同月，苏联政府宣布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苏两国随后激战3个月，是为中东路事件；最终，中方落败，与苏联签署《伯力会议议定书》。事件中，苏联和第三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但当时中国的民众普遍不支持此主张。
1928年，蒋介石搜捕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因此决定在莫斯科郊外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唯一一次在中国境外举行的党代会。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社会、军制、政制以至国号均是仿效苏联，也有不少以俄国历史人物命名的学校（如“高尔基戏剧学校”），宪法大纲明文确定苏联为其盟友。1932年12月12日，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1937年，日军在七七事变后大举侵略中国，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国与苏联都意识到最大的威胁是大日本帝国，两国外交关系恢复。苏联与中国签下条约，运送物资来华，又派遣飞行员和军事顾问南下，援助中国抵抗日军。1939年，苏联将领朱可夫在诺门罕战役中率兵击败关东军，歼灭了逾13000名日本兵，击落约200架日本军用飞机。作为《非战公约》签署国的苏联在七七事变前不干预中日之间的纠纷，这是因为苏联的利益在事变前并未受威胁，苏联也担心介入远东会对自身构成危险；苏联援华抗日，既加快了抗战的结束，也成功取得战略主动。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则表示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条约签订后，中国舆情太多批评苏联的决定，但中国共产党表示相信苏联是中国抗日的可靠合作者，又认为条约能改善苏英关系、美苏关系和国共关系，引起舆论指责中国共产党。
1944年，唐努乌梁海被苏联并入其领土，成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图瓦自治省；中华民国不予承认，又通过大使向苏方提出抗议，惟苏联方面没有回应。
1945年上半年，苏联和英国、美两国举行雅尔塔会议。为了使苏联加入与日本交火，令太平洋战争提早结束，美国承诺容许苏联恢复在旅顺、大连和东清铁路，又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要求美国设法让中华民国接受上述条件，中华民国与苏联最终在同年8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中苏两国合作抗日。1945年8月8日，苏联以日本坚持战争、破坏和平为由，对日宣战；同月，苏军攻占满洲国首都长春，又逼令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乘坐的航机回航，把溥仪俘虏，并将他押至西伯利亚。

经贸关系

1939年中旬，中华民国和苏联的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中苏通商条约》，规定两国须在税项、通关手续等事宜上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又容许两国在双边贸易时检验和限制另一国出口的货物。

文化关系

十月革命后，苏联独有的汉学开始形成；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全俄东方学家学会等学术机构先后成立，也有不少东方学杂志和刊物出版。当时的知名汉学家包括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博里斯·弗拉基米尔佐夫等人，他们的研究涵盖中国考古学、中国文化史、蒙古学等范畴。
瞿秋白是十月革命后首个到苏联采访的知识分子；他在当地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和时事通讯，又开始研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文化，撰写相关的书籍。瞿秋白在俄罗斯生活了2年；回国后，他专心钻研和推广俄国文化。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称莫斯科东方大学）由布尔什维克创立，专门负责培训东方世界人民和俄罗斯东部的少数民族，使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者；大学招收不少中国学生，他们大多由中国共产党选派，需接受严格和具纪律性的训练。截至1924年，莫斯科东方大学约三分之一的的外国学生为中国人；该校首批中国学生包括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曹靖华、蒋光慈等人。
孙中山病逝后，苏联当局决定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专门为中国劳动者而设的学府（即后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又向国民党招募学生；虽然统计数据显示中山大学的学生多为国民党人，但当时的“联俄容共”政策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因此有学者估计身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的学生实际上占了近68%。
1945年8月，苏军进驻被日本占据40年的旅大（即现在的大连）；为了使当地人民能对苏联有更深的了解，苏军于翌年创办一份名为《实话报》的中文报章，介绍苏联的文化、经济、地理和历史，报导中国和世界的重大新闻事件，抨击国民党和美国，宣传中苏友好。

军政关系

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提出“一边倒”外交方针，认为苏联的授助对中国的“革命胜利”很重要，主张新中国应站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战线上，认为只有反帝国主义阵营才会给予中国真正的援助；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把苏联的现代化经验视为模范。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是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立邦交的国家；1949年10月2日，苏联表示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方于翌日同意两国建交。同月7日，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罗申到达满洲里，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等人亲自迎接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此种礼遇接待大使，在现代外交史上并不常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1949年10月20日起程离国，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送行；当天，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亲自致函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向后者介绍王稼祥的职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一次由最高领导人亲自为驻外大使写介绍信。
1949年12月，毛泽东以给斯大林祝寿为名，出访苏联；同时，中国国内也举行了各式各样的祝寿活动，如酒会、巡游等，不少团体和学校均有致送贺礼。毛泽东乘祝寿之机，和斯大林商谈签订条约一事，但斯大林刻意回避。祝寿完后，毛泽东待在宾馆内发牢骚，不肯出外参加活动，令斯大林尴尬，更有谣言指斯大林软禁毛泽东，亦有传朱德和刘少奇政变；后来，毛泽东向记者暗示，如果中苏两国无法签订条约，他就不会回国。斯大林只好让步，在1950年1月2日同意订立同盟条约；于是，毛泽东致函周恩来，派其赴苏跟斯大林谈判。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另外两份协定，规定如中苏其中一方遭到日本或其盟国攻击，陷入战争状态，另外一方便需尽力援助；苏联方面也承诺在1952年前把东清铁路移交中国、在5年内给予中国合共3亿美元的贷款（年利率为1%），又同意把大连交由中国管辖、把苏军撤离旅顺。同时，中苏两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为独立国家。
1950年，为了要求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表明中苏两国是团结的，苏联退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苏联又声明，只要安理会内有国民党人员，苏联代表就不会参与其中。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毛泽东在翌日的会议上抨击美国的决定。其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出兵朝鲜半岛；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兵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本决定派空军支援，但其后改变决定，令志愿军要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形下渡过鸭绿江。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次派遣部队入朝作战，得到苏联的援助，而苏方也组建了第64航空军驻华，该部队编制存在期间，曾以鞍山、安东等中国东北部的机场作为基地和赴朝参与空战的据点。朝鲜战争加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合作，也帮助苏联实践其在远东地区的战略目标；此后，中苏两国进入“蜜月期”。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全国志哀3天，举国下半旗，全国各地的企业、学校、团体须暂停娱乐活动；毛泽东又在翌日致电苏联领导人吊唁，感谢斯大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帮助和支持。后来，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先后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1956年上半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否定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对上述言论的看法并不一致。
苏共二十大后，一些东欧国家和苏联出现了矛盾，其中波兰与匈牙利两国更在1956年先后爆发危机，赫鲁晓夫向中国共产党求助；苏联在事件后期接受中国的意见，成功维护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1957年11月，毛泽东赴苏联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莫斯科会议；他在十月革命庆典上表扬苏联的成就，又在莫斯科会议上表示只有苏联才能做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
中苏两国在苏共二十大后已开始论战，两国在意识形态等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又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争论；苏共组织约40个共产主义政党发表批评中共的决议或声明，中共则分别以九篇文章批判赫鲁晓夫（即“九评苏共”）。1958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史学界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有不同说法，分别主张中苏关系恶化是因为国家利益、意识形态、领导人和发展道路的缘故；中苏交恶引起了两国的边界冲突，也大大影响两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并造成共产主义运动分裂。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曾尝试修补中苏关系，惟未能成功；其后，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他在中苏边界部署更多兵力和军备，又在远东地区配备了能够进行核攻击的轰炸机。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边界争议主要围绕珍宝岛和七里沁岛，冲突多数发生在这一带地区；1968年1月，苏军以装甲车撞死争议岛屿上的4名中国居民，是中苏最为严重的冲突事件之一。事后，中共中央军委立下规定，容许中方在苏联挑衅时有限度地反击，以达到自卫的目的，又派兵员镇守七里沁岛附近地区；同时，苏联也减少在中苏边界主动挑衅。因此，两国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武装冲突。
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一带发生冲突，是为珍宝岛事件。史学界对珍宝岛事件的缘起和经过抱持不同主张：一说指苏军侵入珍宝岛，袭击中方边防兵员，造成死伤，中方因此反击；另一说则指中方事前已准备好兵器，想以主权问题破坏苏联的威信；更有一说指珍宝岛事件只是偶然的枪战，是苏联以中方攻击为借口，企图掩饰苏军在事件中的失败表现。同年，中苏两国在新疆铁列克提爆发军事冲突。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军方内部的强硬派主张向中国进行核打击；消息传出后，中方严阵以待，全国进入临战状态，开始生产军备和挖掘防空洞。同时，苏联亦有高层主张与华对话，虽然中方一度拒绝，但周恩来其后和苏联政府高层阿列克谢·柯西金会谈，达成中苏不该因边界冲突而兵戎相见的共识。
19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一条线”的外交方针，主张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争取第二世界国家的支持，和美国建立一道反对苏联霸权的战线；同时，由于中苏关系陷入紧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名存实亡，中国亦决定不把条约延期。
其后，苏联决定调整战略，希望能缓解与中国的矛盾，改善对华关系。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指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施行的政策不符合社会主义，但苏联从不否认中国有着社会主义的制度，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不会支持两个中国；他否认对中国有领土要求，同意就边界问题与中国谈判，又回忆中苏两国关系友好紧密的时期。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派代表就边界纠纷举行会谈，虽未能解决边界争议，却改善了民间的气氛。
后来，戈巴卓夫在1985年3月上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同年7月，他发表“海参崴讲话”，计划与中国磋商边界问题，又表示考虑从蒙古撤出一定数量的苏联兵员。1988年12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正式访问苏联；翌年中旬，戈巴卓夫到访中国，中苏关系终于得以正常化。此后，中苏关系发展顺利。
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等领导人，是自中苏交恶三十年来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谈。这时正值六四事件前夕，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大批群众，接待仪式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改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戈尔巴乔夫在停机坪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1991年5月，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出访苏联，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面。中苏双方签署《中苏国界东段协定》，成立勘界委员会，又决定了一些争议岛屿主权谁属，解决了97%的中苏东段边界争议。

经贸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贸易得到大规模的发展：截至1950年，苏联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截至1953年，苏联出口到中国的总额占苏联对外贸易额的18%。在中苏两国最为友好的时期，苏联向中国供应的工业器材多是重工业设备，这些设备的价钱一般比美国、英国的市场价格便宜。此外，苏联也向中国提供援助，派遣专家来华，协助改善经济。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承诺援建逾百个大型项目，如制药厂、火电厂、飞机制造厂、拖拉机厂等，促进了经济建设；为补偿苏联在华援建，中国向苏联供应了铜、锑、橡胶等物资。
1958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单方面撤销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协定，又撤回全数在华专家。由于中苏交恶，中国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双边贸易额大幅下降，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亦因而有所发展。中苏交恶后，有指中国被苏联逼使偿还债项、而致出现饥荒（即“苏联逼债”），这说法曾被广泛流传；但有史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文献和记录，认为“逼债”之说子虚乌有，而苏联更曾在三年困难时期容许中方推迟还债。

文化关系

在中苏关系密切时，俄语成了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普遍选择，中国的教育政策也全面地仿效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大规模裁减综合大学、建立单科大学，剔除教会大学等，制定统一的教材和教案，并减少文科学生、增加理科学生，这些合并后的高校在1990年才重新编制回英美式的综合大学。
在1950年代，中苏两国音乐的交流高度政治化；当时的中国引入苏联在音乐教育、创作、表演等方面的经验，也有苏联音乐家来华。中国音乐学家薛范合共翻译了近1000首俄罗斯或苏联的歌曲，当中既有俄国民俗音乐、也有苏联音乐作品；他的译作包括《斯拉夫送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顿河好汉》等。俄语歌曲《喀秋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苏联耳熟能详的军歌；这首歌在中国非常著名，还成了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军乐。当时，苏联电影在中国也很流行。
后来，中苏之间的学术交流受到文化大革命影响；在此期间，中方曾驱逐苏联的记者，苏联当局也曾和中国留学生爆发冲突。文化大革命期间，苏联经常以霸权、独裁等负面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文艺创作里；中苏纠纷稍为缓和时，关于苏联的中国文艺作品有些是描写异国人反抗沙俄或苏联侵略，有些则以缉捕苏联间谍为题。

政治关系

1991年末，苏联解体，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苏联加盟共和国分别成为了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当年12月27日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同日，钱其琛致电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表示中方决定改任原来的驻苏联大使王荩卿为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
俄罗斯联邦成立后，中国对中俄关系的原则有“三好”和“三不”，其中“三好”是指中俄两国是好伙伴、好朋友和好邻居，“三不”则是指中俄不会结盟、不会彼此对抗、也不会联手针对第三方。
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访问中国，叶利钦与江泽民总书记和杨尚昆主席进行了会晤，两国领导人签订联合声明，把中俄关系提升至“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层次；1994年下半年，江泽民出访俄罗斯，两国领导人再次签署联合声明，决定使中俄关系成为“建设性伙伴关系”。其后，叶利钦在1996年4月再度访华，与江泽民举行会谈；中俄领导人签署第三次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俄之间“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01年7月中旬，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订有效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了中俄两国合作的原则；其后，江泽民表示条约将以法律形式巩固中俄友好，并规划了中俄关系在21世纪的发展。2004年10月中旬，中俄两国签订《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成功勘分98%的东段和西段国界；翌年，剩余部分国界的勘分和相关立法程序亦告完成，中俄领土争议到此为止。
2008年5月，四川发生大地震，造成大量的伤亡和严重的经济损失；中国政府在地震后接受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援助，其中俄罗斯既向中国提供救灾物资，又派出救援队伍来华。同年10月13日，半个黑瞎子岛正式交付中国，至此中俄东段边境最终确定。
201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发表演说，形容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和“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
2014年，乌克兰爆发武装冲突，俄罗斯被指干涉该国事务，引起西方国家抨击；中国没有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的角色，但也没有予以支持。有分析指，中俄关系因乌克兰冲突而更密切；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国家的批评迫使俄罗斯只能致力发展对华关系，没有其他选择。
从2010年起，俄罗斯开始考察越南金兰湾。2014年乌克兰冲突爆发后，中越南海冲突击亦不断升级，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随之声称，俄罗斯关于在越南和新加坡建立军事基地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2016年10月，俄罗斯国防部突然发布消息称正在考虑在金兰湾建立军事基地，而越南官方却回应称不会把金兰湾交给俄方使用。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海平在记者会上表示：“越南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军事不结盟，不与其他国家结盟对抗第三方。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在越南设立军事基地。”
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2018年9月11日至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出访期间，习近平与普京共同出席中俄经贸、人文、地方交往等活动。此次出访是习近平自2013年担任国家主席以来第7次访俄，也是2018年内中俄两国元首的第3次会晤。2019年6月5日，正值中美贸易战激化期间，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中俄领导人决定将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军事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向俄罗斯采购大量军备，如导弹、直升机、驱逐舰、潜水艇等，亦有购买零件，为俄罗斯国防工业带来收入，但中俄的军火贸易和军事合作曾在2006年至2008年陷入停滞。
2010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自赴莫斯科出席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仪式，又在无名烈士墓前献花；他表示，中国和俄罗斯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缔结的友谊，是现在中俄友好的基础。
2013年8月中旬，中俄两国在切巴尔库尔进行反恐军事演习，名为“和平使命―2013”；演习旨在令中俄两军能在沙场上并肩作战，以及提供两军交流反恐策略的机会。
2014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俄罗斯海军在东海举行名为“海上联合-2014”的联合军演，两军派出参与军演的军备有舰艇、潜艇、固定翼飞机等，是中俄两国海军在东海举行的第一次军演。演习过程中，曾有日本自卫队军机进入演习区域，但遭到解放军战斗机的阻拦，亦有传闻称日本方面有侦察船伪装为渔船，到军演区域搜集情报；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批评日本的上述行为危险和挑衅。
201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共110名军人组成的仪仗队，应邀参与2015年红场阅兵；阅兵仪式上，普京在演说中特别提及中国对二战同盟国胜利的贡献。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与俄军在地中海举行军事演习，是解放军海军曾参与、距离中国本土最远的演习；有西方媒体认为军演显示中国的野心日益增加，两国国防部则否认军事演习是针对第三方。分析认为，解放军可在军演中学习俄军应对北约监视的技巧，以提升应付外国骚扰的能力。
2016年4月份两国国防部宣布进行反导系统的首长司令部计算机模拟演习，连线双方的导弹指挥系统形成一个共同的防空网，央视称此一动作为了反制美国四处部属的反导系统。

东方-2018

“东方-2018”战略演习是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中国军队和俄军2018年8月中下旬至9月中旬在俄罗斯举行的战略演习，9月11日至15日双方在俄后贝加尔边疆区楚戈尔训练场共同组织联合战役行动演练。
中方参演兵力约3200人，各型武器装备900多台，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30架，主要演练机动防御、火力打击、转入反攻等课目。
9月24日下午，随着最后一个梯队驶入78集团军某旅营区，参加“东方-2018”战略演习的中方部队全部回国。
图－95、图－22、苏－27、苏－34、苏－35、米－26、卡－52等先进战机和T72B3坦克、2S19自行榴弹炮、“旋风”火箭炮、“山毛榉”－M2防空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等俄军“明星”主战装备成系列公开亮相。

演习历程

2018年9月11日至15日，中俄双方在俄后贝加尔边疆区楚戈尔训练场共同组织联合战役行动演练。
2018年9月12日，“东方－2018”战略演习全面展开联合战役行动指挥演练，重点检验中俄两军联合作战筹划和组织指挥能力。
2018年9月13日，“东方－2018”战略演习联合战役实兵演练和沙场检阅结束。

演习主旨

这次演习旨在巩固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两军务实友好合作，进一步增强两军共同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文化关系

远东联邦大学、莫斯科大学、梁赞国立大学、喀山国立大学等18所俄罗斯学府均设有孔子学院。其中，莫斯科大学孔子学院由北京大学与莫斯科大学合作建立，开设汉语、书法、中医、武术等课程；截至2014年5月，莫斯科大学孔子学院共有约2000名已毕业的学员。
2005年7月，中俄两国宣布将在2006年和2007年互办“国家年”活动，中国在2006年举行“俄罗斯年”活动、俄罗斯则于2007年举行“中国年”。中国“俄罗斯年”活动包括音乐会、书展、科技论坛等，不单是文化交流，也牵涉到中俄两国的经贸和军事往来；俄罗斯“中国年”的活动则有影展、邮票展览、烹饪比赛等。继互办“国家年”后，中俄两国在2009年和2010年互办“语言年”，“俄语年”的活动包括俄语教师评比、写作比赛等，“汉语年”的活动则有美术展、文艺晚会等。其后，中国在2012年举办“俄罗斯旅游年”，俄罗斯则在2013年举办“中国旅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