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士光

关士光，MBE（Stanley Kwan Shi-kuang，1925年1月10日－2011年12月31日），银行家，有“恒指之父”之称，香港恒生指数及恒生消费物价指数创制人。

早年生活

关士光，原籍广东南海九江，1925年出生于香港一个传统的华人金融世家，其祖辈在香港开设银号。伯父关淮州早期在香港上环设立两间银号：永大银号及永德银号，而关士光父亲关济东则协助大哥关淮州处理银号业务。当年这类传统银号乃香港华人社会经济活动中重要之一环，所以关氏家族凭借银号事业，在香港算是中上层阶级。在关士光诞生的1925年，中国及香港发生两件大事，对关氏家族银号带来极大的冲击。第一件是1925年5月30日，上海南京路上中国示威群众被英国巡捕开枪射杀，造成13人死亡，引发全国性的反英运动，史称“五卅运动”。香港在五卅运动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六月十九日香港各业工人发起大罢工，六月廿三日，广州沙面英军向反英示威群众开枪，打死五十二人，伤一百一十七人，此为“沙基惨案”。香港工人罢工工潮进一步扩大，有廿五万人离开香港上广州，史称“省港大罢工”，这埸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大罢工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省港大罢工将香港变成死港，各种商业活动停摆，关家的永大及永德两银行受到重创，生意大不如前。在省港大罢工结束三年后，一场更加大的灾难降临，使关家银号遭到灭顶之祸，这个便是爆发于一九二九年嘅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关淮州平日作风强悍，银号在金银买卖投机方面非常冒险进取，省港大罢工已经令银号损失惨重，加上经济大萧条，就令永大及永德两银号最终关门结业。

教育

关士光之父关济东在大佬关淮州银号打工，在银号并冇实权，银号结业，关济东就即刻失业，要靠亲朋接济，并且要自己去揾工，可见其时关家之经济财政是非常困难。困难归困难，关济东对四个儿子的教育却非常重视，关士光袓父在清末曾参与科举，关家算是书香世代。一九三一年，关士光被送到西环小学就读。西环小学除按照规定在香港政府注册外，还同时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即是所谓的“侨校”，当时在香港的中文学校绝大部分是侨校。西环小学既然系侨校，学校所用课本及教育方式与南京国民政府规定差不多。每周一早上，西环小学亦如同中国大陆全部学校一样有周会，周会上全体师生唱《三民主义》，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并且要背念“总理遗嘱”。关士光的启蒙教育就是在这种充满民族思想教育气氛环境下进行，即使去到今日，不少课本还会尊孙中山为国父，可见国民政府教育体系影响之深远，这种教育亦令到关士光自小就具有关心中国的情怀。英国人当时对于香港华人社会教育状况不多理会，在签订割让香港时，条约上列明英国人不得干预香港本土华人的风俗文化教育思想，所以香港政府会容许华人接受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教育。当年香港政府财政薄弱，对于教育投资很少，只能采取精英教育，由政府出资办若干官校及津贴补助少数与国民政府毫无瓜葛的英校，为殖民地培训少数管治人才，后来这些英校很多成为了香港人熟悉的“名校”，而其他大部分华人子弟教育就放任自由，对于侨校就一于由其自生自灭。
虽然关济东希望四个儿子接受完整的华文教育，奈何其时关家经济环境不佳，私立侨校因为无香港政府任何资助，全靠学费维持，所以收费极高，每位每月二十大元，关父根本就无能力负担。大仔关文光已经安排去读培正中学，收费甚高，其他三个仔关士光，关子光及关元光就不可能再继续读私立学校。一九三七年，关士光入读英皇书院，英皇书院因是英国政府出资，校内设备师资方面均是相当优良，关士光觉得在英皇书院受教育是他毕生最愉快的时光，唯一遗憾就是校内课程再无任何民族主义教育而已。至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虽然香港暂时未受战火波及，但以华人为主的香港社会亦投入抗日。香港学生成立“全港学生救国赈灾会”，当时有很多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英皇书院历任校长如摩利士、 祈惠霖及华灵顿均具开放心态办学，对于学生实施自由主义政策，不干涉学生反日爱国运动，对于中国抗日表示同情，祈惠霖甚至亲自捐款帮助中国抗战，当时英皇书院内民族主义气氛高涨，经常筹办各种捐款活动，抗日流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及《松花江上》等响遍全校。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偷袭珍珠港后几个钟头，日军军机飞临香港上空施行轰炸，日本陆军由深圳入侵新界九龙，圣诞节日，港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香港开始三年零八个月。这个时候，香港开始疏散人口，关家兄弟亦要作出抉择，大佬关文光要照顾家庭，关士光在英皇书院因战争学业未能完成，就在一九四二年他夏拜别父母兄长，与其他香港难民先乘船去广州湾，然后间道去自由区广西柳州，因为柳州有关家亲戚在此经营汽车配件，关士光到此投靠他们。这个是关士光首次离开富裕的香港来到落后的国民政府统治区，他为区内人民生活贫穷落后而感到吃惊，不单止这様，经过四年几抗日战争，大后方经济濒临崩溃状态，官方法币日夜贬值，再加上军政领导人员很多贪污腐化，可谓民不聊生。虽然是这样，大后方坚持抗日这个大前提没有变。

任美军翻译

关士光在柳州亲戚处打工，虽能勉强糊口，但是生活很不安定，因为抗日已经变成二次大战一条重要战线，美国大量物资人员来华帮助抗战。当时中国大后方被日军重重包围，已无任何对外海上通道，陆上唯一通道就是滇缅公路。中国当时组织远征军，一九四三年底由卫立煌任司令，派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美国对这批中国部队给予各种援助，将其变为美式现代化部队，为此美军派出大批军事顾问进行指导，需要大量翻译人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就成立翻译员训练班，在柳州等地进行招考，对象是中国国内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及海外香港华侨，关士光就去报考，考试由国内大学外语系教授及美军军官主持，考生除了要过口试一关外，尚要完成中译英及英译中各一篇考卷，关士光及其他香港英校生轻易就获得录取。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关士光与其他获录取学员前往桂林与当地另一批学员会合，然后乘美军C-47运输机去昆明，因为这里是翻译员训练班所在地，全体学员为一百五十人，其中来自香港有卅人。训练班为期六周，学习军事常识及各种武器性能，学习完毕，学员就获得国军上尉军衔。
翻译员除部分被派去印缅前线为中国远征军当翻译外，其余多是分配在后方不同兵种为美军训练中国部队当翻译。一九四三年底，缅甸战役开始，为打通滇缅公路，美国援助大批车辆需要国军驾驶员，关士光就被派去在云南曲靖的军队汽车学校，帮美军顾问训练国军驾驶员，该校开始时条件极差，但到滇缅公路打通后，情况就有所改善。关士光多次随美军顾问视察滇缅公路。滇缅战役结束，中日战场转移至湖南，第廿四集团军在王耀武率领下成立野炮训练中心，关士光又被调去帮助美军顾问训练十八师官兵使用美式榴弹炮，但是尚未投入使用，日本人就宣布投降。

战后

战后初时关士光尚陪同美军顾问随国军部队去北方葫芦岛，准备进军东北，但是他对于国共内战不感兴趣，而且感到厌倦，就决定离开部队返回香港。大战期间，四兄弟各分东西，大佬关文光一直留在日本占领之香港，关士光在大后方加入国军当翻译，两个细佬就随母亲去广西躲避战难，现在四兄弟总算团聚香港。关士光先在港府任职普通文员，后转入专门代理欧美汽车的洋行(Dodwell & Company Ltd)，因为他战时有接触汽车的工作经历。但是由于国共内战越演越烈，香港华人社会亦未能置身度外，香港成为中共重要的统一战线中心，大批左倾文化人来港，佢地多是因躲避国民政府追捕而流亡香港，因此亲共报刊如雨后春笋，而且有成立各种学院社团，因此香港就成为左倾文化宣传的重镇。关家两个弟弟如同香港其他不少青年亦受到香港这股左倾思潮影响，一九四九年初，关子光在香港加入“中华音乐学院”，他想学习音乐理论及创作，但是此学院实际是中共地下统战组织，学院内设有所谓“读书班”，关子光是读书班活跃分子，并被举为学生会主席，关子光虽然只有中学三年级学历，但是由于他阅读大批书籍，又具有强烈的分析能力及演讲才华，所以在学院内成为了领导人物，不久，关子光在港正式加入中共组织。
不久，最细细佬关元光亦受大佬关子光影响，他已在喇沙书院就读，并开始加入左派团体“虹虹歌咏团”。中共当年在香港的宣传活动是以歌舞打头阵，吸引好动青年参加，特别是秧歌舞，更加是一个重要活动，所以后来右派报章嘲笑老八是“秧歌王朝”，就是这个原因。关士光亲友当中有唔少大哥大姐都非常热衷于举办呢类歌舞活动，因为关家地方大，他们就经常借来唱歌跳舞，所以关士光小时候亦恭逢其盛，但是关士光还是比较喜欢美国荷理活歌舞明星如金·凯利、冰·哥罗士比、佛雷·亚斯坦及桃乐丝·黛。
四九年四月共产党军队渡过长江，进军神速，九月初，关子光不理会家庭反对，宣布上大陆参加共党革命，由马料水乘艇仔前往惠州并潜入广州，十月中共四野部队进入广州时，他是接收委员会成员。关元光亦有样学样，他通过“虹虹歌咏团”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兄长及母亲力劝无效下，年仅十七岁的关元光坚持要北上，共军进入广州时，关元光所属“华南文工团”以歌舞迎接共军。在当时香港，好多家庭就是在这个革命洪流下发生分离，产生不少家庭悲剧。关士光大舅母唯一独子即是关士光表哥，中学毕业后在我老豆公司帮手学做生意，但是他非常渴望能有机会读医学院，按照他家庭财力是不可能供他去入读香港大学，于是他就在某日突然留书出走，说大陆有免费医学院给华侨子弟入读，就此上了大陆。
一九五五年夏，关子光突然由广州来香港，找关士光，说他奉广东文化局命令来香港说服马师曾返回大陆参与粤剧改革，但是马师曾犹豫不决，几周后，关子光再次来港找马师曾，马师曾说要等红线女由新加坡演出回港后始能作最后决定。后来由周恩来亲自出马邀请马师曾及红线女在当年十一国庆到北京观礼，马师曾夫妇最后终于返回大陆，关子光在深圳罗湖桥迎接。马师曾及红线女一齐举家返回大陆，在当年是一件轰动全港的大事，报章头版刊载这段消息，纷纷作出猜测，各种讲法都有。
一九五五年，关士光见大陆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好像三水佬睇走马灯，陆续有来，就有意移民，他接受朋友劝告，申请进入美国驻港领事馆打工。美国驻港领事馆当时是美国世界上最大驻外机构，关士光先是负责筛查香港居民移民申请，后转入领事馆内美空军联络处，翻译大陆各类报刊文章。六年后他改变主意不想移民，亦厌倦这工作，想起战前其父曾尝试在他读书时的暑假期间介绍去亲戚银号学习往事，决定走上父亲旧路，转入金融业。

金融生涯

一九六二年二月，关士光进入恒生银行，由他领导其时规模尚甚细的研究部。恒生是创办于一九三三年，原本是一传统银号，以买卖黄金起家。在抗战期间，恒生代国民政府兑换外币，后来国共战争期间，国统区币制崩溃，金银抢手，恒生亦借此赚不少。五十年代初旧式银号没落，恒生于一九五二年成为正式银行，迈入现代化行列，除接受中下层市民存款外，主力是向中小工商界借贷，其中不少后来成为香港巨富。关士光在恒生最先主要工作是为恒生卅周年纪念出版特刊，后又负责出版恒生通讯，派发给海外华人，向他们提供香港投资机会及情报。他亦见证一九六五年恒生大挤提，最紧张时刻，他要落大堂帮手维持，挤提越演越烈，人龙由中环恒生总行排到天星码头，恒生面临清盘倒闭大危机，到四月十二日恒生与汇丰谈判，结果由汇丰入股百分之五十一，恒生变成汇丰属下银行，始告解除危机。

创制恒生指数

六五年明德银号结业，广东信托银行被挤提而破产，恒生差些少亦步其后尘，这个其实是香港大动荡前夕的预兆，六六年天星渡轮加价引发骚动及六七年工潮引发左派六七暴动，就是证明。一九六八年香港复苏，股票市场兴旺，何善衡决定推出“恒生指数”，要呢个指数成为香港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但是好多人反对，认为这应该由洋人银行去辨，并非华人银行所能负的责任，何善衡力排众议，说恒生指数推出后，报刊、电台及电视会不停提及恒生两个字，即是等于帮恒生免费做广告也。
于是怎样创造恒生指数这个责任就落在研究部主管关士光身上，他为选择成分股极感头赤，恒生毕竟是华人企业，皇亲国戚一大堆，有相识企业想走后门，希望能够列入恒生指数成分股，关士光为保持“恒生指数”的客观及中立，严拒这类企图由后门混入的企业，为此得罪不少人，幸好何善衡对他这个行为极力支持。当年他接受任务后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向大学统计系教授求教，又向其他银行及香港统计署求助，最后根据三十三只成分股（即蓝筹股）市值计算出来，该等成分股涵盖了香港股市市值七成以上。由于其涵盖范围大，该等成分股的升跌就对其余股票走势亦有极大影响，故此市场惯以恒生指数去预测整体大市的走势。最后就定了一九六四年七月三日为恒指的基数（即一百点）。当恒指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廿四日正式推出时，恒指是158点。当时一些恒生银行的内部人士质疑创建指数的这一计划，因为当时的恒生银行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香港的银行。但事实证明，这个系统运行得很好，关士光在他的书中写道，1984年关士光退休之际，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名单已经超过250家，虽然成分股的数量仍保持在了33个，但这些公司仍占了大约75%的总市场价值（基于最后12个月的平均数）和超过70%的总市场营业额（基于最后24个月的累积）。因为“恒生指数”的成功，港府聘请关士光与统计署合作，在一九七四年推出“恒生物价指数”，这个是关士光为公众服务之始。
七十年代初，中美和解，尼克逊首次访华，大陆有所松动，关士光想回大陆，他在英皇书院的同学谭廷光是大陆驻港企业主管，谭廷光介绍他认识一位叫做“老黄”的共产党干部，安排他全家回大陆，因为恒生如同当年香港其他公私营大企业，有个不成文规定，不多中意职工上大陆，所以他们取道澳门入拱北秘密上广州。阔别神州廿十几年，关士光觉得广州市容没有大改变，人民生活贫穷落后，他两个细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苦头吃足，关子光是文化局干部，又是由香港上来，就成为批斗对象，七三年两夫妻刚刚由五七干校劳改完毕回广州。
最细细佬关元光曾被政府送去北京大学读书，成为关家四兄弟唯一的大学生，但是毕业后上头不准他回广州，而是分配他去广西南宁，文化大革命时期当然亦属批判对象，关士光上大陆时，他尚在被审查阶段，“老黄”写信给他单位，关元光才能够获批准来广州见关士光。见到两个细佬当初一腔热情上大陆，谁不知搞成这样，关士光非常不开心。
关子光经过多次政治运动，对于中共政策开始持批判及怀疑态度。但是关元光就仍然保持“革命热情”，佢认为上头政策没有错，就是执行政策的干部水平差，乃致发生误差，最后都会改正这样说。离开不愉快的广州，关士光来到北京及东北，北方情况与广州有好大差别，特别是在东北，见到大型工矿业生产繁忙，制造出四九年前中国不能自制的产品。四九年后，老八将有限财力物力及人力，投入重型工业，以此来制造用于国防的军事武器设备，对于直接关乎民生的轻工业较少关注，这种不正常的发展，亦造成民生普遍困苦现象。在离开北京前夕，国务院华侨办公室一位颜姓(Yan)同志接见关士光问他前往中国大陆参观后意见，关士光提出目前大陆人民生活仍然困苦，应该改善。颜对此没有表示，但是他说周恩来总理已经提出四个现代化计划，要完成这项计划，需要大陆以外很多类似关士光这样的人才到中国帮助，似乎有意怂恿关士光回国，但是关士光见他两个细佬的经历，表面上不置可否，实际上是颇存顾忌。周恩来及邓小平在七三年可能有意招募海外人才参与四个现代化建设，但是其时文革尚未结束，时机不成熟，这种计划无法实施，要等到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后，海外人才资金开始陆续投入大陆。

退休

一九八四年关士光由恒生退休，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发现自己健康有问题，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香港主权移交大陆已成定局，他觉得应该是时候作出抉择，于是就放弃香港前往加拿大，逐渐淡出香港金融圈子。2008年在加拿大写了两本有关金融历史的著作：《七十年来家国》及《The Dragon and The Crown(龙与皇冠──香港回忆录)》。《龙与皇冠：香港回忆录》（The Dragon and the Crown: Hong Kong Memoirs）的前言中，亚洲皇家学会香港分会的主席罗伯特·尼尔德将恒生指数誉为香港“资本主义的终极衡量标准”。2011年12月31日，关士光于加拿大士嘉堡慈恩医院(Scarborough Grace Hospital)逝世。死因是心脏衰竭，享年86岁。

后世观感

派杰亚洲证券有限公司香港分部的首席销售安德鲁·沙利文说:“他创造出的指标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很好地衡量了港股市场大体上的表现，虽然在这些年来也有了很多变化，但依然行之有效。”，曾与关士光共事7年的前任恒生银行副首席执行官罗格·卢克说:“斯坦利愿意接受意见，他善于整合不同的想法和观点。他从不把建立恒指归功于自己，他很少夸耀他的成就。”正如罗格所说，关士光退休后移民加拿大，对于他为香港金融业作出的贡献，他表现得低调而谦虚。2010年，关士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曾说:“如果我是在今时今日走进恒生银行的办公室，没有人会认识我。”。

回忆录

《The Dragon and the Crown》(《龙与皇冠──香港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