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泰

早年生涯

金文泰1875年9月1日生于英属印度北方邦坎普尔一个英国殖民地官僚家庭，是家中长子，其父亲孟塔古·克莱门蒂上校（Colonel Montagu Clementi，1839年－1919年）在当地任职军法署署长，而母亲为伊莎贝拉·科拉特（Isabel Collard，1850年－1930年）；金文泰的舅父兼教父史密士爵士是殖民地官员，曾于1887年至1893年担任海峡殖民地总督。虽然金文泰生于印度，但他自幼在英国长大，早年受教于伦敦圣保罗公学，后升读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
在大学期间，金文泰修读西洋古典学与梵文，学业十分出众。他在1895年入围赫福奖学金，翌年在第一次的西洋古典学考试中取得一级荣誉，并分别荣获爱尔兰奖学金与克雷文奖学金。1897年，他进而取得博登梵文奖学金，而且还差一点获得盖斯福德希腊散文奖；1898年，他又在人文学科中取得了二级荣誉，同时取得文学士学位（B.A.）毕业。金文泰也曾在1899年参与校监拉丁文散文比赛，惟未能取得第一名。在1901年，他进一步获得文学硕士学位（M.A.），也曾获选为莫德林学院独有的半院士（demyship）。1938年，他再当选为莫德林学院荣誉院士。
金文泰在学业上极有成就，本应从事学术研究，可是他没有选择在大学过学者生活。1899年取得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他随即投考公务员，并且在招聘试中名列第四。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见认为远东官职地位较为次级，但他却以到香港政府供职为首选。

殖民地生涯

金文泰在1899年获香港政府聘任为官学生（政务官前身）后，旋即获安排到广州学习广东话，但鉴于当时庚子事变爆发，他未几在1900年7月被迫返港。虽然如此，他以极速学好广东话，且在1900年12月通过最后一份广东话考试，创下一众官学生在最短时间内通过考试的记录。他后来于1902年还担任广东话考官，而凭借他的语言天分，更于1906年进一步通过了官话考试。
返回香港后，金文泰最初自1900年12月署任助理辅政司兼行政立法两局秘书，复于1901年8月获委任为助理总登记官，协助时任辅政司骆克爵士对在1899年接管的新界地区展开人口登记，期间曾署任土地法庭法官。然而，他在1902年被借调到英属印度政府参与一项特别工作，并在同年获奉委香港官守太平绅士。翌年，他还获短暂调往广西，参与当地的饥荒救济工作。
金文泰返回香港后，于1904年5月出任新界助理田土官兼巡理府，主事新界土地丈量、土地登记和一般案件审理等事宜；后来于1907年10月出任助理辅政司兼两局秘书，任内曾于1909年以英帝国代表团香港代表身份出席以禁烟为主题的上海国际鸦片会议，以及在1910年兼任时任护督梅含理爵士的私人秘书。金文泰也参与了九广铁路开通的筹备工作，并在1911年3月24日以助理辅政司身份随同香港总督卢吉爵士到广州拜会两广总督张鸣岐，顺道考察即将开通的九广铁路华段。1911年2月至6月、1911年11月至翌年2月、以及1912年3月至7月，金文泰曾三度署任辅政司兼两局当然官守议员，期间曾与护督施勋爵士等在1912年5月于港督府内接见中华民国前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于港府供职期间，金文泰的才华和办事能力备受上司赏识。港督卜力爵士曾形容他是殖民地部“东方司最有才干的人，作为一位思想家和学者，他日必有所成”。另一位港督卢吉爵士也认为金文泰才华洋溢，富有同情心，更一度打算在香港大学成立时提名他出任创校校长，可是最后因故才没有成事。事实上，金文泰曾大力支持设立香港大学，他本人也在1911年4月奉委署任香港大学创校官守校董。当大学在1912年正式成立时，他更亲身为大学撰写拉丁文校歌、捐赠大批重要中国典籍、和着力为大学的中英文化关系研究进行筹款。大学校方为表答谢，曾在1916年建议向金文泰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可是由于当时他正身在外地，结果要迟至1926年，即他返港出任港督以后，港大才得以向他颁授荣誉学位。
1913年，金文泰获改派到英属圭亚那升任政府秘书兼当地的行政局、政策院及合议院当然官守议员，任内曾三度署任总督，其政府秘书的职称复于1921年改名为辅政司。在当地任职期间，他特别关注华侨事务，并有深入的研究，曾著有《英属圭亚那华人》（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一书。在1922年，金文泰改调到锡兰出任辅政司，同时兼任当地两局当然官守议员，任内曾于1922年至1923年、以及在1925年两度署任锡兰总督。在锡兰供职期间，他积极倡议设立锡兰大学，但有关构思迟至1942年才得以实现。
1925年，香港及广州出现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由于时任港督司徒拔爵士在事件中采取强硬态度，对工人拒不让步，结果遭到英国政府撤换。英政府有见金文泰熟知中国文化，而且对华态度友善，结果委任他为第17任香港总督，以设法缓和省港局势。1925年11月1日，金文泰正式抵港履新，是为香港历史上第二位本地官学生出身的港督。此外，他也是首位从皇后码头登岸的港督，自他以后，从该处登岸履新，成为了历任港督的传统。
金文泰出任港督的消息，曾使当时的署理港督施勋爵士感到不满，施勋认为金文泰固然有才华，但他自己也出任了香港辅政司之职达15年之久，极有理由出任港督，因此他曾对有关任命“感到十分惊讶”，而且在金文泰上任后不久就从港府退休。在殖民地供职多年的金文泰，早在英属圭亚那辅政司任内于1916年获英廷颁授CMG勋衔；上任港督后不久，复于1926年的新年授勋名单获授KCMG勋衔，成为爵士；同年，他又获得KStJ勋衔。

缓解工潮

金文泰上任之时，省港大罢工的高潮其实已经过去，而随着孙中山在1925年3月逝世以后，蒋介石则逐步成为了国民党的实际掌权者。蒋介石一方面反对“联俄容共”，对共产党有份参与的大罢工不再支持外，另一方面他又筹谋统一中国，计划展开国民政府北伐，并积极寻求外国支持，这遂使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出现转机。
金文泰一直认为“要维系香港的安宁，就有必要和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这促使他甫上任就设法修补两地关系。在得到罗旭龢和周寿臣爵士等本地华人社会领袖的支持下，他努力使政府取得舆论认同。其中，他更让政府向罗旭龢发放津贴，在香港发行反共报纸，好让香港政府与国民党的右翼份子站在同一阵线。
另一方面，金文泰又积极地与国民政府展开对话。上任后不久，他先后派出香港华人西医杜应坤医生、律政司金培源和署理辅政司夏理德等前往广州商讨解决罢工。未几，他进而邀请国民党要员宋子文访问香港。在这连串访问中，尽管金文泰与港府从没有作出让步，但却对国民政府采取开放的态度，使两者的关系得到逐步的修补。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解除了罢工工人的武装力量，至同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更正式解除对香港的封锁，并且解散罢工委员会，结束了持续多时的省港大罢工。1928年3月，金文泰复代表英国政府，到广州展开官式访问，期间正式承认了国民政府政权，使两地外交关系完全修复过来。
大罢工结束以后，金文泰对劳工与工厂法例作出相当程度的改善，而且还限制了童工的聘用。此外，他主持重新规划市区的贫民区，寻求改善贫民的生活水平。虽然省港大罢工曾使香港经济大受打击，但毕竟影响是短暂的。随着转口贸易的恢复，香港1927年出口船只之总吨位数，已直逼1924年罢工发生前的水平，而且还不断上升，至于政府的年收入也屡创新高，每年收益大约维持在2,000万港元以上。

妹仔问题

除了大罢工的乱局外，前任总督司徒拔爵士还留下妹仔问题，尚待金文泰解决。在金文泰任内，曾得到短暂平息的妹仔问题再次受到英国关注。当时，英国工党的下议院议员爱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向保守党殖民地大臣里奥·艾默里提出要求重新审视港府对妹仔的政策，金文泰因此被着令对妹仔问题提出建议。
与他的前任一样，金文泰认为妹仔是中国自古已有的一项传统，他也不同意妹仔往往会沦为妓女的说法。有见及此，他曾向英政府建议把妹仔改称“养女”了事。惟建议送出后不久，英国工党却在1929年胜出大选，上台掌政，而新任殖民地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Lord Passfield）更是费边社成员，结果金文泰的建议不单不获帕斯菲尔德勋爵接纳，而且还被要求尽早直接废除妹仔制度。
受到英政府施压下，金文泰促成立法局在1929年通过《女性家居服务（修订）条例》，勒令所有妹仔必须在1930年5月31日前接受登记，并由当日起停止接受登记，以及严禁再贩卖妹仔。与此同时，港府又派出专责人员探访妹仔，确保她们得到适当待遇，以及定期获发薪金。虽然金文泰的措施成功平息有关妹仔存废的争议，但妹仔制度始终未能直接废除。事实上，自条例生效后，坊间仍有私下秘密贩卖妹仔的情况，一些买卖更以“养女”为名贩卖妹仔，试图借法例的灰色地带贩卖妹仔。一直到金文泰卸任多年以后，香港才在1938年再次通过一条修订条例，规定所有领养女儿也必须接受登记，以进一步打击妹仔的秘密贩卖，但妹仔要到二战过后才真正式微。

社会发展

金文泰任内十分积极于社会基建的发展，其中，在医疗卫生方面，如前所述，他除了主持了重建贫民区之工作，改善卫生情况外，还于1929年建成九龙医院和计划在薄扶林兴建规模浩大的玛丽医院，应付和满足需求日增的医疗服务。为配合医务工作的发展，他于1929年成立医务卫生局（1938年改称医务卫生署），着手消除区内的风土传染病，最终鼠疫得以在他任内绝迹香港，而疟疾一类常见的热带传染病也得到有效的控制。
在食水方面，尽管金文泰任内着手扩建城门水塘，但香港在1929年的时候仍然遇上了大旱。在当年4月开始，由于久旱无雨的关系，金文泰实施了七级制水，并且每日供水两小时。天旱的情况更一直持续至同年9月才告舒缓，期间，港府曾成立食水供应委员会，设法节制用水，并从内地调来食水以济水荒。惟当时食水仍然严重短缺，更触发上20万名居民前往中国大陆逃避旱灾。事后，金文泰提出以海底水管输水的建议，并于1930年建成全港第一条海底水管，试图解决食水供应紧张的问题。
金文泰一直也很重视航空交通的发展潜能，因此他在1928年决定让政府接办位于九龙的一个民用机场，并以该处的原地主何启爵士和区德的名字，将之命名作启德机场。同时，他热心支持驻扎于启德机场的皇家空军，促使立法局通过向空军所属的飞行会每年发放定额津贴。金文泰还让船政司兼领民航处处长之职衔，使港府对航空交通的管理更具规模化。
金文泰任内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相信是他对中文教育之贡献。金文泰雅好中文，热爱中国文化，在他的提倡下，香港大学于1927年增设中文系，并以前清遗老赖际熙与区大典等翰林教授经典。然而，由于当时新文化运动乃中国大陆的主流思想，结果港大设立中文系一事遭到了鲁迅等反对封建礼教的文人学者大力抨击。
此外，金文泰任内又响应周寿臣爵士、罗旭龢、曹善允、李右泉和冯平山等知名华人绅商的倡议，在1926年3月1日成立香港首间中文官立学校，名为官立汉文中学，由教育司署的汉文视学官兼任该校校长。至1928年，金文泰进一步颁布《中小学中文课程标准》，规定香港的中文学校与国民政府采用相同的“六三三”学制，让中文学校学生能够衔接到内地的学校课程。
除了中文教育以外，金文泰在1927年批准在赤柱拨地让圣士提反男校（今圣士提反书院）作为新校址。圣士提反男校原设于西营盘，于1903年创校，该校当时是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伦注册的学校，且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辖，学校的办学模式仿照英式公学，专门招揽本地华人子弟，以便他们毕业后可衔接升读英国的大学。新校址的动土仪式复由金文泰于1928年4月27日主持，主校舍后于1930年初步建成。

新界事务

由于金文泰早年曾长期在新界工作，所以与新界居民的关系比历任港督也要好。上任港督一个月后，金文泰就立即巡视新界，并获得当地居民热烈欢迎。其后在1926年，他又同意废除被新界乡民批评为不合理的新界补地价政策，同时改组由新界乡绅发起的“新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为乡议局，以赋予乡绅更多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金文泰的亲善作风和深受乡民欢迎，结果在当年9月1日，新界乡绅罕有地为港督祝寿。他们除了在大埔举行盛大寿宴外，乡议局又特意呈上《金文泰制军五一贺寿序文》，以为纪念。
另一方面，考虑到新界地区只是在1899年透过与当时的清廷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99年而得来，金文泰任内致力希望新界能够像香港岛和九龙一样永久割让予英国。早在1926年1月，即省港大罢工仍在进行的时候，他就曾向殖民地部提出要尽可能保住新界。其后在1927年，他又进而表示希望借国民政府北伐时，将新界的租地“永久化”，惟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蓝浦生爵士担心此举会激化中国的反殖民主义情绪而加以反对。及至1930年，英国将威海卫租借地交还中国时，金文泰再次向伦敦方面建议，英方应借机会争取延长新界租约至1997年6月30日以后，但建议始终不被接纳。对于新界租约在任内无法延长，金文泰曾感到十分失望。

政治革新

在政治改革上，金文泰也对行政立法两局进行过一定的革新。在1926年，他委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周寿臣爵士兼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之职，以填补遮打爵士逝世后遗下的议席，周寿臣遂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华人行政局议员。但实际上，周寿臣入局的建议最初被金文泰提出的时候，英方是表示反对的。其中，时任外务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与殖民地大臣里奥·艾默里皆忧虑，周寿臣以其华人身份，一旦入局，日后大有泄密之虞。惟金文泰对论点加以反驳，指出欧籍议员也有泄密的机会，而事实上行政局会议也甚少讨论机密事务。英政府最终接受了金文泰的建议，惟在周寿臣入局的时候，英政府又同时规定，行政局议员自此不可接触机密文件。
在立法局方面，金文泰逐步加强其代表性，在1929年委任布力架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使葡籍人士首度在立法局有代表议席；另外，他又委任华人律师曹善允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使局内首次有九龙居民。综合而言，在1929年的时候，立法局的官守议员人数增加了两名，而非官守议员人数则由六名增至八名。八席非官守议席当中，华人议员占其中三席，分别是周寿臣爵士、罗旭龢与曹善允。尽管局内非官守议员的人数有所增加，惟总督仍然握有绝对的决定权。
在1929年，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休·克利福爵士突然因病提早退休，金文泰遂于同年11月20日获英廷委派以接替克利福，香港多位华人代表曾上书英廷要求挽留金文泰，惟未获接纳。1930年2月1日，金文泰不情愿地离开香港，结束其只有四年多但颇受好评的任期，并旋于2月5日抵达新加坡履新。与他的舅父史密士爵士不同，自1896年7月马来联邦成立后，海峡殖民地总督均兼任新设的马来亚高级专员一职，因此金文泰就任总督和英军总司令的时候，也同时兼任高级专员一职。

经济大萧条

金文泰上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和马来亚高级专员的时候，正值全球经济大萧条，期间马来亚半岛也不能幸免，经济受到一定的冲击。有见及此，他在任内厉行节约，以量入为出为方针，大幅削减政府公共开支。虽然公共服务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却成功使马来亚渡过经济难关，再加上马来亚本身拥有丰厚的财政储备，所以整个马来亚地区受大萧条的影响程度较欧美为低。在金文泰主导下，海峡殖民地政府得以在1933年和1934年重新实现平衡预算，而马来联邦辖下四个邦也在1934年贴近落实平衡预算的目标。
在环球经济大箫条期间，代表马来亚经济命脉的锡矿业和橡胶业更是首当其冲。为了扶助锡矿业，金文泰在1931年跟随英政府的决定引入国际限制计划，透过与其他产锡国合作限制锡矿产出量，从而稳住国际锡矿价格，防止锡矿价格因出现暴跌而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事实上，类似的计划也曾经应用于橡胶业，早在金文泰上任以前，马来联邦早于1922年立法加入英政府制定的史蒂文森计划（Stevenson Scheme），限制橡胶产量以控制市场价格；可是，由于计划导致橡胶价格回升，结果引起美国轮胎业界等需要入口橡胶原材料的生产商强烈不满；此外，史蒂文森计划只适用于大英帝国，其他好像是荷兰的国家未有加入，这使到马来亚橡胶价格高于其他国家，变相损失国际市场占有率，最终计划在1928年被英政府废止。
然而，像锡矿一样，受到大箫条拖累，环球橡胶价格步入1930年代因需求骤降而再度急跌，引入限制计划又一次成为应对方法。在1934年，英国、美国、法国、荷兰、印度和泰国等国达成新一份《国际橡胶规管协议》，同意各国合作限制橡胶产量以稳住橡胶价格。金文泰随后也准备为马来亚引入有关国际协议，并专程前往印尼爪哇拜会荷属印尼总督，考察当地的情况，但协议要到他在1934年卸任后方告正式生效。虽然如此，他认为有关协议仍存有漏洞，担心协议主要规范企业式大农场，变相鼓励本地马来人的家庭式橡胶种植，造成另一种的单方面规管，对大农场并不公平。

背景与反应

地方分权是金文泰任内另一项相当关注的事务，虽然政策某程度上是因为大萧条而催生，但实际上金文泰以前的殖民地政府也曾有类似的构思，只是未曾实现。在当时，英国治下的马来亚半岛大概可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由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等埠组成的海峡殖民地，属于英国的皇家殖民地，由海峡殖民地总督直接管辖，治理模式与其它英国殖民地大同小异；第二部分是由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四个苏丹国在1896年组成的马来联邦；而第三部分是余下未有加入马来联邦、统称为马来属邦的五个苏丹国，分别为柔佛、吉打、吉兰丹、玻璃市和登嘉楼。马来联邦和属邦均奉英国为宗主国，受英国保护，但两者的主要分别在于，前者由英方派驻于各邦的驻扎官作出实际管治，苏丹并无实权；但后者只由英方在各邦安插顾问，透过向苏丹提供意见施加影响，因此苏丹仍握有一定实权。联邦和属邦虽然由身兼海峡殖民地总督的驻马来土邦高级专员统辖，但高级专员远在新加坡办公，所以联邦和属邦的日常政务，实际上是由位于吉隆坡办公的马来联邦布政司和各联邦部门主要官员掌控。
在金文泰眼中，英属马来亚的面积和人口与英格兰相若，但却分成不同部分、政出多门，造成架构重叠和行政低下等流弊，情况并不理想。为了加强对整个马来亚半岛的管理，他在任内提出地方分权的构思，由马来联邦下放权力，长远使海峡殖民地、联邦和属邦结合成为一个单一的马来亚联邦。透过地方分权，他希望可以简化行政、节省开支、提高效率和结合力量，使马来亚更加强大，达致消除地方分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他同时强调，会以各地合作为重心，确保地方分权以保留各地历史独特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进行。另外，金文泰的地方分权方案还提议长远废除马来联邦布政司一职，削夺联邦部门权力；相反，联邦政府总部届时将由吉隆坡迁往新加坡，由一名高级专员秘书协助下由高级专员掌握大权，直接对各邦作出管治。
尽管金文泰的方案起初原则上得到殖民地部、海峡殖民地华人领袖、殖民地官僚、以至是马来联邦部分商界的支持，但方案实际上对各界引起的忧虑却显得更为明显。特别是当金文泰在1931年8月和1932年4月的杜尔巴向各邦苏丹公布方案细节后，更使大马政界引起对地方分权的恐惧。事实上，除了得到马来联邦各邦苏丹和马来人精英支持以外，金文泰的方案几乎遭到各界反对。其中，马来属邦的苏丹视计划为一项削夺权力的阴谋，担心日后会像马来联邦的苏丹一样沦为傀儡，因此反抗声音也是最大，而吉打和柔佛两个属邦更结合起来，反对落实方案。
此外，不少苏丹、马来联邦主流商界和马来人精英均反对把海峡殖民地纳入分权方案，担心日后经济重心倾向新加坡等港口城市，将有损既得利益；而殖民地部对此也有保留，但理由是担心会影响新加坡和槟城本身享有的自由港地位，而且也可能涉及土地割让，必须从长计议。不少殖民地官僚同样对金文泰的方案持反对态度，批评分权不单会破坏马来联邦既有的管治制度，把权力由殖民地官僚下放到本土马来人之手，更有削夺权力的意味。至于废布政司、放权到邦务会议、马来精英和苏丹等建议，在殖民地部和马来联邦商界看来，也有可能变相拖低联邦行政效率之虞。《海峡时报》甚至曾经形容分权方案无异于“时光倒流”，并不可取。
对于普遍大马华人和印裔人士而言，他们忧虑地方分权会使施政向马来人倾斜，而方案集中强化马来人的政治参与，将等同削弱华人等小数群体的影响力。在当时，尽管殖民地当局多次否认，惟不少大马华人始终认为政府施政侧重马来人，这些例子包括金文泰在任内对公务员开始实施本土化，又计划对马来文化和马来语加以推广，并将之编入当地的教育课程等，种种事例使华人社群对分权计划更感忧虑。

威尔逊报告书

面对各界对地方分权的种种忧虑，金文泰依旧按计划部署，并在1932年初相继改组马来联邦辖下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四地的邦务会议，为邦务会议日后拥有更大自主权制定预算、以及由联邦政府下放更多不属于联邦范畴的事务到地方层面铺路。然而，除了多方的阻力，再加上英政府的不明取态，却使地方分权的进程加添变数，特别是当金文泰正着手准备展开地方分权的时候，时任殖民地大臣菲力浦·坎利夫-李斯德爵士（Sir Philip Cunliffe-Lister）却多次在下议院质询环节和公开回复当中，强调殖民地部仍在审视有关计划，也未有批准任何地方分权方案，并表示只有当马来联邦民意支持下，才会考虑进一步的地方分权措施。
金文泰与坎利夫-李斯德对地方分权的口径不一和迥异取态，使整件事更显得扑朔迷离。几经各方热议，英政府在1932年10月终决定派出殖民地部常务次官陆军准将塞缪尔·威尔逊爵士（Brigadier general Sir Samuel Wilson）前往马来亚实地考察，收集各方对地方分权的意见。随后在1933年发表的《威尔逊报告书》当中，金文泰构思的地方分权规模遭到大幅削减。该报告书反对废除马来联邦布政司一职，仅建议削弱其职能和把职称改为联邦司；此外，报告书除了同意增强邦务会议的财政和立法权力、以及同意联邦部门进一步受到邦务会议监察以外，再没有提出其他地方分权的建议。
《威尔逊报告书》标志着金文泰的地方分权计划以失败告终，而金文泰在1934年卸任后，继任的珊顿·托马斯爵士对地方分权并不热衷，殖民地当局也就再没有旧事重提。虽然如此，邦务会议的改组，以至是《威尔逊报告书》的发表，再加上金文泰在任内为马来亚组建邮政联盟和研究引入海关联盟等，均为马来亚地区消除地域分野和为建立更融合的联盟奠定基础。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类似于金文泰构思的马来亚联邦才告成立。不过，尽管这个联邦结合了原来的马来联邦、马来属邦、以及原属于海峡殖民地的槟城和马六甲两地，但鉴于新加坡被分立为一个皇家殖民地，因此新的联邦始终把新加坡排除在外。两年后，马来亚联邦复于1948年改组为马来亚联合邦。

基础建设

金文泰在海峡殖民地总督任内主持新加坡不少重要的基建建设，较突出的要算位于新加坡岛北部三巴旺的皇家海军基地。在新加坡兴建海军基地的构思最初由自由党籍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在1919年提出，目的是要在远东太平洋建立海军要塞，维护英方利益，以制衡日益强大的日本海军。在1923年，英政府首先拨款建造一个浮动船坞，该船坞在英国建造，随后于1928年运抵新加坡，而海军基地的建造工程也原订在同年正式展开。
可是，当时的殖民地政府本身已需要向英廷连年上缴军费，数额可多至政府每年收入两成、或等同实际的驻军开支，以较少者为准；舆论对于殖民地要额外上缴军费支援海军基地的建筑开支，普遍持反对意见；再加上1929年后的环球大萧条、以及裁军运动的兴起等原因，使到基地的工程一再押后。
一直到中华民国在1931年和1932年相继发生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显露无遗后，普遍舆论才意识到英军在新加坡兴建海军基地的迫切性。在这个背景下，海峡殖民地立法局在1933年10月25日通过决议，由1933年4月1日起连续四个财政年度，把每年拨出的军费由原来的360万叻币上调至400万叻币；到翌年2月12日，立法局更通过额外向英廷上贡100万叻币，以支援基地的建设。虽然如此，新加坡海军基地要迟至1938年2月才初步建成；数年以后，新加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于1942年2月15日陷落，基地即落入日方手中，惟当时基地仍未完全竣工。
除海军基地之外，有鉴于新加坡本身的实里达机场已经不敷应用，曾在香港支持兴建启德机场的金文泰遂于1931年宣布选址加冷以兴建一座全新的机场，并表示新机场将会是一座“世界最大、最好、和最重要的机场”。新机场的兴建历时多年，到金文泰卸任后的1937年才告落成。新机场被命名为加冷机场，是新加坡首座正式的民用机场，在当时更被誉为“大英帝国最好的机场”。在1955年被巴耶利峇机场取代以前，加冷机场一直是区内最重要的机场。
金文泰任内还见证丹戎巴葛火车总站和克利福码头（Clifford Pier）在1932年和1933年相继落成启用。当中，金文泰在1933年6月主持位于新加坡中区的克利福码头落成启用仪式，可是由于新码头选择以前任总督休·克利福爵士命名，弃用以新加坡开埠初年一位著名绅商命名的旧名“约翰斯顿码头”（Johnston Pier），结果仪式遭到部分不满的商人杯葛。克利福码头往后一度成为新加坡的主要码头之一，到2006年才告关闭，并获保育作旅游和零售用途。

内政事务

在其他对内事务方面，金文泰出仕英属马来亚期间还采取不少涉及当地华人的举措，较瞩目的包括在上任后不久宣布取缔中国国民党大马分部、以及在1932年限制移民入境等。在1930年2月5日，即金文泰就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和马来亚高级专员同日，国民党大马分部在新加坡召开大会，并在场外悬挂国民党党旗，逾40人出席。会议历时两天，至2月7日结束，引起舆论关注。未几，金文泰在同月20日召见有关负责人问话，随后更以国民党大马分部招揽大马华人入党、考察大马华商实力、渗入华文学校和控制校政、植入反英教材、操控华文报章和鼓吹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等理由，宣布取缔国民党大马分部，并禁止国民党在大马举行集会、出版宣传物和征收会费。
事件发生后，金文泰又与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和英国驻华大使蓝浦生爵士多番交涉，取得成果，促成海峡殖民地立法局在1931年10月立法通过修订《社团条例》，收紧对社团的管制，但仍准许大马华人拥有中国国民党党籍。马来联邦和属邦随后跟随了海峡殖民地的做法，相继立法作出同样的规限。金文泰取缔国民党大马分部一事性质敏感，但确保了当地的内部安全，因此做法得到了立法局非官守议员陈祯禄等海峡华人领袖支持。1932年，金文泰又仿效他在港督任内的做法，决定恒常任命华人到海峡殖民地行政局，任职执业大律师的立法局华人非官守议员黄瑞朝遂成为多年来首位获得委任的行政局华人非官守议员。
至于金文泰收紧移民的决定，则与经济不景有关。在大萧条以前，由于经济畅旺，劳动市场需求殷切，曾经有不少华人前来定居，寻找工作机会。可是到后来经济不景下，剩余劳动力继续移入，却进一步拖累经济复苏。结果，金文泰在1932年为海峡殖民地引入《外国人条例》（Aliens Ordinance），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从质和量着手限制和甄别移民入境。有关条例在1933年1月1日起生效后，同类的措施随后更进一步推至马来亚全境，使当地入境政策比起二十年代大幅收紧。尽管新例并不针对个别种族，但华人过往在移民人口中占大多数，结果华人所受的影响也就最大，当地华人社群有不少声音更认为条例背后以针对华人为实，对华人不公。
除了华民事务，金文泰也曾经介入马来联邦雪兰莪苏丹的王位继承问题。当时的在位苏丹苏莱曼已达暮年，其继位人选的问题日渐引起英廷关注。然而，时任拉惹慕达（相等于王储）、即苏莱曼的正室长子东姑慕沙尔丁（Tengku Musa-eddin）却被指生活糜烂，且欠下多笔私人债务。有见及此，英方曾先后在1928年和1931年对东姑慕沙尔丁作出严正警告，但情况始终没有改善。步入1933年，苏莱曼步入70岁高龄，金文泰认为有必要加以插手，于是在当年向拉惹慕达郑重警告，如果生活再不检点，将考虑废除其拉惹慕达的身份，另立他人。
慕沙尔丁虽然是苏莱曼的正室长子，但事实上，雪兰莪苏丹王位从来没有规定必须由正室长子继承。金文泰的行动最终促使慕沙尔丁在1934年遭正式谪除拉惹慕达身份，但当时金文泰已经卸任。相反，在英方心目中最具才华和最具管治才能的苏丹二妾次子东姑叻沙马纳（Tengku Laksamana）获改立为拉惹慕达，但苏莱曼未曾参与有关人选的讨论，而且到册立前不久才获告知消息，全程被蒙在鼓里，因此对英方做法显得相当不满。1937年，苏莱曼驾崩，叻沙马纳终于在英方支持下顺利继位为苏丹希山穆丁。到1942年大马遭日本攻陷后，日方一度篡位，拥立慕沙尔丁为苏丹慕沙基亚督丁利亚沙，但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希山穆丁即顺利复位。

晚年生涯

金文泰在马来亚供职期间的表现获得英廷肯定，使他在1931年获勋GCMG勋衔。可是，他在任内尝试推动不少有远见的政策，却因为遇上多方阻力而被迫妥协，结果未能一展抱负；再加上他一人身兼两职，公务十分繁重，又要经常走访马来亚各地，使他在任内患上糖尿病。1934年2月16日，金文泰返英休假，但到6月传出以健康理由辞职及提早退休，结束只有大约四年的任期，年龄也只有59岁。他的遗缺一度由海峡殖民地辅政司郝德杰爵士署任，到同年11月由西非黄金海岸总督珊顿·托马士爵士接替。
退休后的金文泰定居英国，闲时主要把时间花到写作和学术研究上，另外在1940年至1941年间获邀出任伦敦的绸布商人同业公会主席（Master of Mercers' Company）。金文泰晚年居于白金汉郡海威科姆附近的霍尔默阁（Holmer Court），1947年4月5日因心脏衰竭在府上逝世，终年71岁。他的遗体经火化后获安葬于白金汉郡的潘街教堂（Penn Street Church）。同年9月9日，他的遗产经估值后总值3,983英镑19仙令2便士。

个人生活

金文泰在1912年4月16日在香港娶佩内洛普·露丝·科博德·艾尔斯，MBE（Penelope Rose Cobbold Eyres，1889年－1970年）为妻。金夫人的父亲是海军上将C·J·艾尔斯，DSO，OBE（Admiral C. J. Eyres），曾经派驻香港，金夫人也是随父亲居港期间结识了金文泰。
金文泰夫妇的关系十分要好，金夫人也一直对丈夫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金文泰夫妇共育有一子三女，其子克雷斯韦尔·克莱门蒂（Cresswell Clementi，1918年－1981年）曾在皇家空军任少将。克雷斯韦尔的儿子大卫·克莱门蒂爵士（Sir David Clementi，1949年2月25日－），即金文泰爵士的孙儿，曾在2002年至2008年任英国保诚保险主席。另外，金文泰生前是皇家帝国学会会员。

学术成就

金文泰爵士热爱汉学，是皇家亚洲学会院员，除了熟习广东话和官话外，还擅写书法和通晓中国诗词，是一位典型的汉学家和“中国通”。他曾将清代文学家招子庸所著的《解心粤讴》翻译成英文Cantonese Love Songs（《广东话情歌》），并出版成书，首次把《粤讴》介绍到英语世界。此外，位于香港屯门通往青山禅院的路上，自1929年竖立了一道香海名山牌楼，牌楼上“香海名山”四个大字即为金文泰两访禅院后亲笔题写。该座牌楼在1985年连同青山禅院获评定为一级历史建筑，随后又于2010年独立地获同一评级。
金文泰是少有的学者总督，曾著有The Chinese in British Guiana（《英属圭亚那华人》）及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British Guiana（《英属圭亚那宪制史》）等多本著作，备受称许；当中，著名印度诗人泰戈尔在1928年访问香港的时候，更曾评价金文泰是“我在东方遇过最有修养的欧洲人”。
除文艺以外，金文泰也十分热爱四处游历。早年在香港任职的时候，他每当休假的时候都会深入中国各省游历，并著有多份考察纪事。皇家地理学会不单向他授予院士资格，并在1912年向他颁赠卡思伯特·皮克奖（Cuthbert Peek Award），作为肯定。金文泰结识妻子后，夫妇俩也常常游历，曾经游遍中国各地，又深入印度等地。在香港生活和任职期间，金文泰夫妇也游历各处郊野，新界地区不少山径都是最先由他们开辟而来。金文泰夫妇还时常在郊野骑马，两条他们在香港岛经常策骑的山径，更分别获后人命名为金督驰马径和金夫人驰马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