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洛伊·戴維思

案发

对特洛伊·戴维思的起诉源于在1989年8月18日到19日的三起事件：枪击迈克尔·库珀（Michael Cooper）、殴打拉里·杨（Larry Young），以及谋杀警官马克·麦克菲（Mark MacPhai）。
1989年8月18日，戴维思参加了靠近佐治亚州萨凡纳的克洛夫代尔（Cloverdale）的一个泳池派对。当戴维思和他的朋友达里尔·科林斯（Daryl Collins）离开派对之后，他们在街上冲着过往的车辆大吼并以此取乐。他们冲其中一辆车开了一枪， 车上的乘客迈克尔·库珀被击中了下颚。 随后他俩去了萨凡纳亚马克鲁村（Yamacraw Village）奥格尔索普大道（Oglethorpe Avenue）上的一个台球厅。 稍晚，戴维思和科林斯离开台球厅后，去了距离奥格尔索普大道汉堡王餐厅不远处的一个停车场。 在那里，他们遇见希尔维斯·科尔斯同一个醉酒的无家可归者拉里·杨在争执。
1989年8月19日，大约凌晨1时15分，在汉堡王餐厅担任保安的休假警察马克·麦克菲警官试图去阻止他们继续殴打拉里·杨时被枪杀。 麦克菲警官身中两枪：一枪穿过了他的心脏，而另一枪则击中了他的脸。被枪杀前，麦克菲警官并没有掏出他的配枪。 从现场获取的子弹和弹壳被证实是从一把0.38口径的手枪里射出，同时枪击案现场的证人也证实是一名身着白色衬衣的男子殴打了拉里·杨，然后再枪杀了马克·麦克菲警官。
当日，科尔斯向萨凡纳警方报案称，他曾经见过戴维思有一把0.38口径的手枪，同时也是戴维思殴打了拉里·杨。 而在当天晚上，戴维思和他的妹妹正开车前往亚特兰大。
1989年8月20日，萨凡纳警方搜查了戴维思的家，并从干衣机内带走了戴维思的一条短裤。 此时戴维思的家人基于对戴维思的安全考虑，开始于警方谈判。由于警方对戴维思的大规模搜捕活动影响了当地毒贩的“生意”，因此他们对戴维思发出了死亡威胁。
1989年8月23日，戴维思返回萨凡纳并向警方自首，随后警方以谋杀罪名逮捕了他。

马克·麦克菲的相关背景

大马克·艾伦·麦克菲在被枪杀时已经27岁。他是一名美国陆军上校的儿子，已婚，有一名2岁的女儿和一个尚在繈褓中的儿子。在进入萨凡纳警局之前，他曾经在美国陆军游骑兵中服役6年。他在1986年退役加入萨凡纳警局，并担任巡警三年。在1989年夏天，他已经申请参加骑警培训课程。 
1989年8月22日，包括联邦、州及当地执法人员在内的数百名吊唁者参加了在圣公会三一堂（Trinity Lutheran Church）举行的麦克菲警官葬礼。

特洛伊·戴维思的相关背景

戴维思是家庭中的长子，他的父亲是朝鲜战争老兵，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个医院工人。 戴维思父母离婚时，戴维思还非常年幼。 他和他的四个弟弟妹妹在靠近佐治亚州萨凡纳市克洛夫代尔县的一个黑人中产阶级聚居地长大。
戴维思被当地的温莎森林高中录取，学校的老师回忆他当时是一名贫困学生。 他入学没多久便辍学了，因为他要省下学费为他的残疾妹妹提供康复治疗的费用。 1987年，戴维思在理查德·阿诺德教育中心（Richard Arnold Education Center）获得高中同等学力证书。他的一名老师回忆道，戴维思上课很有规律，但是看上去并不那么遵守课堂纪律。 戴维思被人称为“糙哥”（Rah）“地狱糙哥”（Rough as Hell），但是他的邻居们却认为这个外号并不能代表戴维思。他们称赞戴维是“直率的老乡”（straight-up fellow），是当地小孩的大哥哥。
1988年7月，戴维思因携带一支改变了编号的枪械被起诉，他承认了隐藏武器的罪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他被处以罚款250美元。
同年8月，戴维思进入到一家生产铁路道口的工厂工作。他的老板评价道，戴维思一度是讨人喜欢的优秀工人，有理想，热爱工作。但是很快戴维思的出勤率变得非常的差，直到1988年耶诞节假期之后，他辞去了这份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戴维思先后找到了两份工作，但是很快便又辞职了。
戴维思是萨凡纳警方田径联合会的教练，同时也申请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预审

1989年11月15日，特洛伊·戴维思以谋杀、持械袭击、枪击、非法携带武器、妨碍公务等罪名被起诉，同时负责本案的大陪审团组建完毕。
1990年4月，戴维思当庭拒绝认罪。 
1990年11月，法官通过了“排除有关戴维思短裤的法医鉴定报告作为证据”的动议。理由是戴维思的母亲“没有自愿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同意警方搜查自己的房屋”。 她作证道，警方威胁她，如果不开门的话他们将破门而入。即便警方事后宣称他们有搜查令，但是佐治亚州最高法院在1991年5月依然维持了地方法院有关该证据取消的动议。
1991年8月，戴维思案进入庭审阶段。

辩方观点

戴维思否认枪击了库伯，更否认枪杀了麦克菲。他指证他有目睹科尔斯在殴打杨。而他在开枪前就已经离开了现场，因此他并不知道是谁枪杀了麦克菲。
包括戴维思在内，共计有6名证人为辩方作证。 戴维思的母亲作证戴维思在1989年8月19日一直在家，直到当晚九点左右送他的妹妹前往亚特兰大。

判决和量刑

1991年8月28日，经过两个小时的合议。陪审团一直裁定戴维思犯有谋杀、严重攻击、持械重罪和妨碍司法等罪名。
检方寻求对戴维思判决死刑，而戴维思及其家人则通过辩护律师向大陪审团求情。在提交给大陪审团的最终报告中，戴维思恳求道“请饶恕我的性命，给我第二次机会。这就是我所求的全部”。戴维思告诉陪审员他因为“他没有犯下的罪行”而被定罪。但是麦克菲的家庭成员和朋友未被允许在该次听证会上出庭作证。
1991年8月30日，经过大陪审团7小时的审议，他们建议法庭采用死刑。随后戴维思被法官裁定为死刑。

第一次上诉

由于本案最终量刑为死刑，故而有关备案的判决和量刑自动上诉到佐治亚州最高法院。 戴维思及其律师要求对本案重新审理，因为本案在挑选陪审团和审讯过程中有瑕疵。 但是这项动议在1992年5月被驳回。 1993年3月，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维持了对戴维思的有罪判决和死刑裁定，同时也裁决初审法院陪审团的种族构成并没有侵害到戴维思的权利。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93年11月拒绝了就本案召开听证会的申请。 有关本案的直接上诉已经结束，1994年3月，法院签署了对戴维思的死刑执行令。

第一次人身保护令动议

1994年，戴维思开始启动了人身保护令程序。他向州高等法院递交了请愿书，声称对他的判决是错误的，对他的死刑裁决是不公正的。 次年，代表戴维思的佐治亚州资源中心的联邦经费被削减了七成，导致中心的大量律师和调查人员离开。根据中心执行主任的誓词，“有关戴维思案的工作开展被迫进行了减少……我们知道应该还有更多的证人证词需要去调查，但是我们资金可供我们这样去做。” 请愿书中声称检方证人的证词是被执法人员所强迫的。1997年9月，戴维思的请愿书被驳回。法院裁定，如因为执法不当而造成判决不公，这应当是在上诉过程中提出。法院不能篡夺陪审团的角色，来评估审判过程中的证词作用。 2000年11月13日，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维持了州高等法院的裁决，拒绝为戴维思提供人身保护令的司法救济。
2000年，戴维思在州高等法院质疑对他的死刑裁决。他声称在佐治亚州采用电椅执行死刑构成了“残酷和非寻常的惩罚” 经过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的投票，以“四比三”的结果裁定驳回戴维思的质疑，并再次强调戴维思应该在他的上诉过程中提出这些问题。

联邦法院上诉

2001年12月，戴维思向美国联邦地方法院递交了人身保护令的申请。 自1996年开始，9个检方的主要目击证人中有7人更改了他们全部或部分证词。 例如多蕾西·费瑞尔在2000年的宣誓证词中说道，当时她正因为盗窃商铺而被假释中，她感受到了警方的压力，故而才说戴维思就是枪手。 达里尔·科林斯在2002年的宣誓证词中承认他收到了警方的恐吓而被迫做了伪证，因为警方威胁要以从犯的身份起诉他。他声称没有看到戴维思对杨做任何事情。 安东尼·威廉姆斯、拉里·杨和哈里特·穆雷也在宣誓证词中指出，他们早先不利于戴维思的证词是受到了警方的胁迫。 此外，还有另外三名证人签署了一份宣誓证词，指证希尔维斯·科尔斯向他们承认是他杀死了麦克菲。
佐治亚州对戴维思提交的申请程序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内容应该在早些时候提出。戴维思的申请在2004年5月被拒绝。法官认为“仅仅提供几份宣誓证词是不足以质疑当初审判的合法性，对初审覆议的拒绝并没有对司法公正构成危险”。 他还同时拒绝了辩方的其他异议请求，例如有关陪审团种族构成、初审辩护律师的不作为以及地方检察官的渎职行为。这一判决被上诉至美国联邦第11巡回法庭，幷于2005年9月就此案展开了口头辩论。2006年9月26日，巡回法庭维持了地方法庭拒绝对戴维思进行人身保护令的裁决，并认定戴维思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或证明审判过程在宪法上是不公平的。同时巡回法院还发现无论是检察官或辩护律师，在初审过程中并没有任何行为不当或不作为。 2006年11月，要求此案重审的申请也被驳回。
法律专家认为，戴维思案重审的最大障碍在于因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而通过的《反恐怖主义及有效死刑法案》（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 of 1996）。该法案禁止死刑犯提供本应该在初审时提交的证据来证明其无罪。 法律界人士批评该法案将阻扰被误判死刑的人来证明其清白。

第一次执行日期延后

2007年6月25日，戴维思的第一个调卷复审令请求被拒绝。 他的死刑执行日期被确定为2007年7月17日。
戴维思案因为曝光得到了大量关注，同时也得到了不少团体和知名人士的声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呼吁法院同意听取警方胁迫证人及撤回证词的宣誓文书。 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代表向佐治亚州州长桑尼·珀杜（Sonny Perdue）提交一份请愿书，敦促他尽力挽救戴维思的生命。 歌手哈利·贝拉方提（Harry Belafonte）、 《死囚168小时》的作者海伦·培贞（Helen Prejean） 和演员麦克·法瑞尔（Mike Farrell） 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大赦国际发表报告将戴维思案定义为误判和“美国死刑制度上的灾难性错误”。 人权组织发起了写信运动，他们发动了4000份请愿书寄往特赦委员会。 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现联邦法官威廉·塞森斯呼吁当局停止对戴维思的死刑执行，他写道“这是不能容忍的，法院无视掉一个人对其无辜的申诉而依旧对他执行死刑”。. 小杰西·杰克逊、希拉·杰克逊·李（Sheila Jackson Lee）、前德克萨斯州地方检察官小山姆·米尔萨普（Sam D. Millsap, Jr.）等政界和社会知名人士以及“谋杀案受害者家庭”（Murder Victims Families）的社会团体均要求重新审理戴维思案。 美国众议院议员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在向佐治亚州特赦和假释委员会的讲话中暗示希尔维斯·科尔斯才是真正的凶手。 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代表也对戴维思案表示了关注，要求美国停止执行对戴维思的死刑，并给重新审理戴维思案。
2007年7月16日，佐治亚州特赦和假释委员会同意将死刑执行日期延后90天，以便提交对证据的重新评估以及对戴维思案判决的疑虑。 此次延后程序在2007年8月被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所取代，同时表示酌情考虑允许戴维思案件重审的请求。 辩护律师要求基于原证人证词有重大纰漏的愿意给予戴维思重新审判的权利。 2008年3月17日，佐治亚州最高法院以“四比三”的票数驳回了重审请求。法院多数意见认为翻供的证人“只是认为现在他们不能辨认枪手”，而不代表可以忽视他们在审判时所作出的证词。而且法院还认为“事实上，原始证词更有利于辩方”。 而持异议的最高法院法官则写道“假如这些翻供的证词，无论是他们本身还是有其他证据支持，都有力地说明了上次审判是虚伪的，那么可以肯定地认为那次审判根本无视了逻辑和道德，是罔顾事实根据的”。

第二次执行日期延后

2008年7月，戴维思的辩护律师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再度申请调卷复审令。他要求审查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的决定，并争辩认为第八修正案在事实上赋予了人民一项权利，即无辜者不应被执行刑罚的权利。 但是新的执行日期被定在了2008年9月23日，这个日期早于联邦最高法院讨论是否要对戴维思案采取措施之前。 而佐治亚州最高法院拒绝暂停执行，同时佐治亚州特赦和假释委员会也拒绝赦免戴维思。
大赦国际谴责了这一决定。 美国前总统、佐治亚州前州长吉米·卡特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指出“对戴维思的死刑执行并没有完全排除戴维思可能无辜的所有证据，这将会是一次严重的司法不公行为”。 阿尔·夏普顿（ Al Sharpton）牧师在死囚监狱里会见戴维思并为他进行祈祷仪式之后，也公开呼吁暂缓执行死刑。 要求暂缓执行的倡议也得到了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的支持，佐治亚州分会主席称“如果执行不被中止，这将是现代社会的私刑”。 前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总统独立参选人鲍勃·巴尔写道，他是“坚信死刑本身是一个公正和适当的刑罚”，但是戴维思案中的不公和纰漏造成了它明显不适用于死刑。
距离戴维思被执行死刑前不到两个小时，最高法院再度签署命令，紧急停止了死刑执行。 戴维思的律师认为初审法院未能召开听证会仔细审查那些翻供的证词，并且未仔细调查被四名证人指证的希尔维斯·科尔斯。而佐治亚州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则认为大部分的宣誓证词已经提交给法院审查，并且有关证人的信誉问题及证词的可靠性也在初审中有过审查。
2008年10月14日，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戴维思的申请， 新的死刑执行日期被定为2008年10月27日。

第三次执行日期延后

2008年10月21日，戴维思的律师再度申请紧急暂停死刑执行。三日后，第11巡回法庭批准了戴维思律师的请求，以便于考虑是否接受戴维思新的联邦人身保护令的请求。 戴维思的支持者们继续他们的申诉和行动，这些包括在世界范围内的集会声援； 一份得到14万人连署的请愿书寄到了佐治亚州特赦和假释委员会； 来自欧盟的请愿书也呼吁给戴维思一个重审的机会。 相比之下，查塔姆县检察官宣称戴维思是有罪的，理应判处死刑。
12月9日，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在亚特兰大听取了控辩双方的口头辩论。戴维思律师宣称那些可以证明戴维思无辜的宣誓证词并没有提交给法院，同时他们还说那些指认科尔斯为凶手的证人也指出，当初辨认凶手之时，科尔斯的照片并不在内。 地方高级助理检察官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涉嫌错误定罪的证据是可以在这个阶段的听证会上提出，但是在本案中，这些翻供的证词是不可信，是值得“高度怀疑”的。 大多数的法院及委员会是会拒绝就此上诉的。 在听证会上，法官乔尔·杜宾尔（Joel F. Dubina）评论道“这是多么的糟糕境地！我们有可能会错杀一个好人，但是也有可能会释放一个真正的凶手。” 另一位法官，斯丹尼·马库斯（Stanley Marcus）指出有两名证人并没有更改他们的证词， 但是同时也没有DNA证据可以明白无误地指证戴维思。 在听证会后，一直为戴维思积极奔走的妹妹，玛蒂娜·科雷亚（Martina Correia）说，“这并不是一场家族对家族的战争，我们并不是恶意针对麦克菲的家庭。当戴维思的正义被伸张之时，亦是麦克菲警官的正义被伸张之时。”
2009年4月16日，该法官小组以“二比一”的投票结果拒绝了戴维思的请求。马库斯法官和杜宾尔法官均拒绝了戴维思的有关本案的申诉，同时也认为那些翻供的证词是不可信的。 但是法官罗斯玛丽·巴基特（Rosemary Barkett）则持异议意见，她认为戴维思有可能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而对他执行死刑是一个错误。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小马克·麦克菲谈及了自己的父亲，“他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社会，而现在，我要为了他的名誉和他本人而坚持下去。”在上诉过程中，他说，“过去的两年里，我们之间有过无数次的上诉，（戴维思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为了逃避法律对他的惩罚。”小麦克菲说，“我们的法律告诉我们，如果你杀害了一名执法人员，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第11巡回法庭签发命令，再度将戴维思的死刑执行日期延后30天，以便于戴维思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戴维思于2009年5月19日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2009年8月17日，联邦最高法院下令要求萨凡纳联邦地方法院“收集证词并检查在初审时是否有证据表明戴维思是清白的”。 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鲁思·金斯伯格大法官和史蒂芬·布雷耶大法官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认为“确定是否是将一名无辜的人判处死刑就是举行本次听证会的重要理由”，但是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则对此持异议，他认为召开这次听证会是一次“愚蠢的差事”，同时也认为戴维思的无罪辩护“必定失败”。他的异议意见得到了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的连署支持。

联邦法院听证会

应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签发的命令，2010年6月，戴维思案在萨凡纳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小威廉·摩尔（William Theodore Moore Jr.）面前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听证会。 前检方证人安东尼·威廉姆斯表示他不曾亲眼目睹戴维思射杀了麦克菲，同时由于他是一个文盲，所以他并没有理解1989年由警方发布的由他签署的证词。 前检方证人杰佛里·赛普和凯文·麦昆表示戴维思并未向他们承认射杀了麦克菲。 达里尔·科林斯也撤回了他目睹戴维思枪击库珀和射杀麦克菲的证词。 这些翻供证人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初之所以作出不利于戴维思的证词，或因为感到害怕，或因为受到警方的胁迫，或为了报复戴维思。 安东尼·哈格罗夫（Anthony Hargrove）则作证是希尔维斯·科尔斯枪杀了麦克菲。但是代表佐治亚州接受上诉的律师则表示这则指控只是“风闻证据”不足采信，但是摩尔法官同意州律师的动议，表示除非科尔斯上庭作证，否则这条证词并“不足以影响”案件的判决。 另一名证人也作证表示自己听到过类似的传闻，但是摩尔法官再度拒绝采用这条证词。他认为科尔斯并没有被法庭传唤，因此他无法就对他的指控进行辩解。 摩尔法官批评戴维思的律师居然不传唤科尔斯，他认为科尔斯是“戴维思案上诉方最重要的辩方证人之一”。戴维思的辩护律师之一说，他们一直传唤科尔斯不成功。但是摩尔法官回应道，听证会的日期在两个月就已经公布，现在才考虑传唤科尔斯已经为时已晚。
代表佐治亚州出庭的律师传唤了负责本案的警察和检察官，他们作证道，他们在调查案件和审讯过程中并没有威胁过证人。 负责戴维思案调查的警察表示他的调查是“非常谨慎和认真的……我并没有随便将我们逮捕的第一个人诬陷为嫌犯，我想要的是抓到真正的凶手”。 他说，证人们关于“枪手的穿着描述非常一致”，都表示枪手身着白色T恤和深色短裤。而其他的目击者也指认了戴维思当晚的穿着与枪手一致。 州律师表示上诉方的证人中至少有五人的证词是不可靠的，而有关戴维思犯案的证据则是无可辩驳的。 2010年7月，戴维思的律师向摩尔法官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法庭将科尔斯的证词从证据中剔除。 但是同年8月，摩尔法官拒绝了这项动议。他坚持认为戴维思的律师想要牵连科尔斯，却又不肯传唤科尔斯给他一个反驳的机会。
摩尔法官裁定对一个无辜的人施加死刑是违反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的，“但是戴维思先生并不是无辜的”。 在判决书中，摩尔法官写道“戴维思先生提交了一系列新的证据，这些证据对他的裁决产生了一些微小的无关大局的怀疑，而且这些证据大部分都是‘雾里看花’”。 在戴维思律师团提交的七份翻供证词里，摩尔法官只发现其中一份是完全可信的，另外还有两份是部分可信的。 他没有采信“科尔斯可能是凶手”的证词，原因在于戴维思的辩护律师并没有传唤科尔斯。他最后建议戴维思应该就本案直接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2010年11月，在联邦上诉委员会驳回戴维思的上诉之后，他们建议戴维思应该直接就本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因为戴维思“已经几乎用尽了所有司法救济手段”。 联邦上诉委员会成员罗斯玛丽·巴基特法官在事后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尽管她同意驳回戴维思的上诉，但是她依然坚信戴维思案必须重审。

第二次上诉最高法院

2011年1月，戴维思的律师团队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一份新的呈请书，他们认为第11巡回法庭的裁决对戴维思2010年8月的申请“有明显的敌意”，与此同时他们再度呼吁对戴维思案进行重审。 2011年3月，最高法院拒绝了戴维思的呈请书，并拒绝就此发表评论。同时他们再度确认了戴维思死刑的新的执行日期。
2011年5月，大赦国际和反对死刑联盟（People of Faith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发动连署，请求宗教领袖致函佐治亚州特赦和假释委员会，要求他们减免戴维思的死刑。截止2011年9月17日，征集到大约超过66万人的连署支持。 同时包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教宗本笃十六世、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威尔顿·格雷戈里（Wilton Gregory）大主教、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塞森斯法官和欧洲议会代表在内的社会名人也要求赦免戴维思。
相比之下，参与本案检控的执法人员则有不同的意见。例如负责审讯戴维的前查塔姆县检察官斯宾塞·劳顿（Spencer Lawton）则认为戴维思是罪有应得，他呼吁戴维思的支持者们应该去了解下案情，这样他们才知道“事实往往和看到的不一样”。 他说，“我们在法庭上取得了胜诉，却在舆论上败诉了”。 麦克菲的家庭成员也坚信戴维思是有罪的，并且认为当戴维思伏法之后，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平和。 麦克菲的母亲说：“（这件事）留在我心头的创伤是永远无法愈合的，只有戴维思伏诛才会给我带来一丝安慰和平和。” 小马克·麦克菲也说：“并非（对戴维思）的敌意和愤怒驱使我们向前，那不是我父亲所希望的。正义和法律，这才是我们所坚持的。”

处决

2011年9月7日，佐治亚州确定戴维思的死刑执行日期为2011年9月21日。 佐治亚州特赦和假释委员会在9月19日召开了赦免戴维思的第二次听证会。相较于2008年9月的特赦听证会，五人委员会里多了三名新成员。 9月20日，委员会正式拒绝了对戴维思的特赦请求。
2011年9月21日，巴茨县高等法院拒绝了戴维思要求延后执行死刑的请求，随后佐治亚州最高法院也维持了巴茨县高等法院的判决。戴维思的死刑执行日期最终确定为21日东部时间晚上7点整。 当晚，白宫新闻秘书杰伊·卡尼（Jay Carney）确认奥巴马总统不会干预死刑的执行。虽然奥巴马总统无权特赦戴维思，但是他却有权启动对戴维思案的联邦调查来拖延死刑的执行日期。 戴维思则再度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递交申请书，希望能延后他的死刑执行。随后大约一个小时，最高法院表示将审查他的申请书。在此之前，将暂缓对戴维思的死刑执行。 经过几个小时的审查之后，最高法院拒绝了戴维思的申请。
死刑最后在当晚东部时间10时53分开始。 在最后的遗言中，戴维思依然坚持他是清白的。 他说：
首先我想对麦克菲的家庭成员说，尽管你们并不相信我，但是我并没有杀害你们的儿子、兄弟、父亲，我是无辜的。事发当晚，我并没有携带手枪，我没有枪杀你们的亲人。对于你们的损失，我感到十分遗憾。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如果你们能深入了解这起事件的话，你们将能看到这件事的真相是什么。我请求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继续祈祷，继续宽恕。然后继续我们的战斗。对于那些带走我生命的人，上帝宽恕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东部时间11时8分，戴维思被宣布死亡。
2011年10月1日，约1000人出席了他在佐治亚州萨凡纳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