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埔族群

平埔族群（Taiwanese Plains Indigenous Peoples），过往称之平埔族，是外来政权对台湾原住民族分类管理所使用的称呼，对应的另一称呼为高山族。后因随着学术界、文化界进一步研究，认知其为多数民族集合而非仅单一民族，故当今未获中华民国政府承认的原住民族群，多数以“平埔族群”来泛称。多数平埔族群至今皆未获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为原住民族，除了部分当前归籍排湾族之马卡道族及花东原归籍阿美族之噶玛兰族等族人以外。
平埔族群往昔在荷兰、西班牙统治时称为“土著”；清领时期，则大多称为化番、熟番，与生番、野番等词相对。因化番、熟番多住在“平地草埔”，故又称平埔仔、埔仔人、平埔番（闽南语：Pêⁿ-po͘-hoan；英语：Pepohoan），其中“平埔”一词代表“平原”或“平地”之意。到了日治时期则于《台湾蕃人事情》一书中将台湾原住民分成高山族、平埔族，各地平埔族群也曾发起更名为“东宁族”的社会运动。至中华民国政府时期起平埔族后代大多已丧失族群意识，且不获官方认定为原住民族；后来台湾族群研究兴起，这些平埔族群的历史才开始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但平埔族群曾一度误以为同为“平埔族”这个民族，后来才逐渐重新细分。
赛夏族及邵族也曾一度被归为平埔族群，可见“平埔族”、“熟番”、“化番”及“生番”等分类，皆为外来政权依统治方便，未依原住民族自我认同所做的分类，造成当代的平埔正名或平埔复名运动。

简介

平埔族群是早在汉人于17世纪移民来台湾移垦前，便已分布在北部的宜兰、基隆一直到恒春的台湾西部沿海平原地带上，并存有各个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部落认同的社会群体。而由于原住民文化迥异于汉族，因此在汉人早期的台湾历史文献中常被称为“番”。从“番”的字形、字意来看，“番”是“釆”与“田”所组成的，是用来指称以某种方式耕作的人，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在外族殖民眼光下，“番”就含有歧视的意味。又过去台湾原住民只有“社”而没有“族”的概念，故大都以社名自称。例如：大甲东社及大甲西社住民，皆自称为大甲人。
“平埔”一词出现于文献中，可追溯到清雍正年间黄叔璥《台海使槎录》（1724年后），该书中有使用“平埔诸社”一词，后来陈伦烱的《海国闻见录》（1731年）中也有出现“平埔土番”一词。平埔番或平埔熟番等字眼出现在志书中，主要是为了和生番、野番与高山番区别。平埔熟番的称呼虽然在18世纪中期以后就出现在清朝的文献中，但主要还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文献出现得比较多。简单地说，18世纪下半叶在文献中出现的“平埔番”、“平埔熟番”，是指居住在屏东平原、宜兰平原、台东平地与恒春平野的土著族群。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谓的“平埔族群”隐含了2个意涵：“平埔”与“熟番”。一说“平埔”一词较流行于民间，而“熟番”则是较官方的用语；但实际上，自清朝以降，“平埔”、“熟番”在不同族群间，便一直是游移不定的代称。
平埔族群北自苏澳与泰雅族交界，南自枋寮与排湾族交界，后来受汉人压迫部分移入他地，如恒春、埔里、花东等。

分类

虽然自有人类以来，不同的人群之间就对彼此的关系有某种程度的“分类系统”。但是，人类开始以“族”或“民族”来区分人群则是晚近之事，特别是在100多年前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开始兴盛的时候。台湾的所谓“族群分类”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台湾日治时期统治台湾的日本帝国，基于统治的目的，对台湾的人群与土地进行全盘的调查与了解，同时也展开了台湾族群的分类工作（中央研究院平埔文化资讯网nd, b）；例如将来自中国闽南地区的客家人归入闽籍，先人居粤东者一律列粤籍等。
起初，日本学者认为居住在平原地区的平埔族群原住民大多已经汉化，只是以“平埔族群”或“平埔番”一词概括之，而将人群分类的重点放在“高山族”上。后来，日本学者对文化渐行消失的平埔族群原住民有了较多的认识之后，才了解到所通称的“平埔族群”，实际上包含多个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民族。然而，在过去90多年来，学者对平埔族群的分类相当不一致，有的分为7族14支、也有分为8族、9族、10族、12族等（中央研究院平埔文化资讯网nd, b）。
根据今日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关于“平埔族”、“高山族”的分界，并不是天然的民族界线，而是在十七世纪以后的历史过程中，因各族生活领域和汉化程度不同而产生的断裂线。换句话说，所谓“平埔族群”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可能大于某“平埔族”与某“高山族”之间的差异——某些“平埔族群”和某些“高山族群”且可能本来是同1个族群。举例而言，从语言及文化来看，最接近阿美族的台湾原住民族为西拉雅、大满及马卡道等平埔族群；又语言与赛夏族最接近的原住民族为龟仑族。

族源

据现代研究资料分析，平埔族群文化来源均来自属台湾南岛语系。该语系民族分布地点于整个太平洋与印度洋一带，最远甚至可溯及距离台湾数千公里远之复活岛及马达加斯加。根据地点分布，台湾平埔族群是南岛语系最北的分布族群。俱信平埔族群早于新石器时代即发源或登陆台湾，是属于海洋民族之一。中华民国原住民族委员会在介绍台湾原住民族与世界南岛语系民族的关系时即表明“台湾原住民族属于南岛语系，在人种上属马来人种，台湾是南岛语族分布的最北端。”

平埔族群的近况

由于历经与汉族数百年来的交流，平埔族群的风俗习惯、语言逐渐凋零散佚。目前在学者与平埔族群后裔的努力下，逐渐找回部分的习俗及语言。其中噶玛兰族已获得中华民国政府的官方承认，成为台湾原住民族之一，而西拉雅族现已成为台南市市定原住民族之一，花莲县富里乡也承认乡内大武垅族、马卡道族及西拉雅族为乡定原住民族，均希望能进一步得到中华民国政府中央的官方承认。
平埔原住民之凯达格兰族、巴宰族、噶哈巫族、马卡道族、洪雅族、拍瀑拉族、道卡斯族等族群自1990 年代开始发起平埔正名运动，要求官方承认平埔族群的原住民族身份。
蔡英文总统于2016年8月1日原住民族日正式向原住民族道歉，承诺检讨相关法规，让平埔族身份得到应有的权利和地位。目前行政院于2016年10月7日决议以修正原住民身份法，预计新增认定平埔族群为平埔原住民。

林妈利的研究

2000年，台北马偕纪念医院林妈利医师等人对于人类组织抗原（HLA）的研究发表在学术期刊《组织抗原》上，指出台湾的福佬人与客家人有13%具原住民血统。2001年，林妈利等人再次于学术期刊《组织抗原》上发表论文，指出：“在我们先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13%台湾人的HLA-A、-B、-C单倍型来自高山原住民以及正在消失的巴宰平埔族。这显示台湾人的基因库中只有小比例的原住民基因，然而已消失的9种平埔族HLA资料不可得，故其对于台湾人基因库的贡献度，目前不得而知。”从2006年开始，林妈利陆续公布西拉雅族的数据，但仍未有正式论文于学术期刊上刊出。在2006年7月国科会科学季“多样性台湾”特展专文〈我们流着不同的血液〉中，林妈利根据粒腺体DNA推论：“现在的台湾人有26%拥有来自原住民的母系血缘，亦即2300万人口中约有600万人是平埔嬷及高山嬷的后代；其他74%是来自福建，是唐山嬷的后代。”
2007年8月11日，林妈利于《自由时报》发表〈非原住民台湾人的基因结构〉。该文指出，经由检验100个台湾汉人，“发现台湾人的半套型基因有48%是来自福建，其他52%主要来自原住民”。在线粒体DNA（母系遗传指标）方面，“台湾人的母系血缘有47%属于台湾原住民及东南亚岛屿的族群，48%属于亚洲大陆，还有5%属于日本的母系血缘”。在Y染色体（父系遗传指标）方面，“这一百人中的五十八名男性，可归类为41%的父系血缘来自台湾原住民及东南亚岛屿族群，59%的父系血缘来自亚洲大陆”。最后，林妈利总结道：“根据三个系统的分析，85%的台湾人是带有台湾原住民的血缘”。2008年8月28日，林妈利在彭明敏文教基金会的网站上进一步说明：“我们也推测台湾人将有90%以上的人带有越族的基因。”。
林妈利抽血筛检学者与台湾独立运动先驱彭明敏的遗传学DNA解码即显示其父系（彭清靠）祖先有平埔族群血统。

陈叔倬的研究

2009年，陈叔倬取得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分析了172个平埔族群（包括巴宰族、西拉雅族）样本、34个居住在西拉雅吉贝耍部落的汉人样本、138个台南汉人样本，并对照已发表的高山原住民基因数据与中国汉人基因数据。对于平埔族群样本的认定，陈叔倬采取不同于林妈利的方式。陈叔倬则结合日本时代的户籍资料，确认受试者的家庭从19世纪末以来未曾与汉人通婚，才算是平埔族群样本。他的分析结果显示，台南汉人的基因较接近中国南方汉人，不同于平埔族群。至于居住在吉贝耍部落的汉人，其父系血缘较接近台南汉人与中国南方汉人；其母系血缘较接近吉贝耍的平埔族群。。

陈叔倬质疑、林妈利答复、与陈叔倬的再指正

人类学博士陈叔倬，以及西拉雅文化研究者、西拉雅族人段洪坤，共同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上撰文《平埔血源和台湾国族血统论》，对林妈利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三点质疑。
争议一(数据前后矛盾)。在人类组织抗原方面，林妈利所声称的台湾人体内单倍型来自原住民的比例从13%（2000-2001年）变到52%（2007年）；在粒线体DNA方面，则是由26%（2006年）变到47%（2007年）。
争议一的答复。对于陈君的批评，林妈利正面回应，说明13%和52%的差异是因为13%是以早期血清学法的方式取得，而52%是以后期较精确的DNA方法取得。另外，前者的实验结果(13%)只有比对高山原住民与闽南/客家人的异同，而后者(52%)有加入东南亚岛屿族群，及其他亚洲地区的因素。所以52%代表着台湾人拥有原住民、东南亚岛屿族群、及其他亚洲地区的单倍型(有相同的单倍型一般被认为有共同的祖先)。剩下的48%则拥有台湾人与福建人有相同的单倍型。并非说52%来自台湾原住民。至于陈叔倬对于林妈利母系血缘(mtDNA)的研究的批评(26%与47%之差别) 也是基本上因为两个实验结果是以不同的实验方式而取得。。
争议一答复的再指正。对于林妈利的答复，陈叔倬再指正，使用较低分辨率方法分类为不同的两个族群，提高分辨率之后只可能使这两个族群看起来更为不同，不可能反倒变成看起来相同。随便吃就可以吃出肉圆不是粉圆，怎么可能认真吃反倒肉圆变成粉圆？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林妈利医师过去低分辨率或最近高分辨率的统计估算中，有一次犯了错误。陈叔倬为此向许多统计学者请益，确定提出的逻辑关系比较合理，而林妈利医师提出的逻辑关系并不合理，希望林妈利医师能够重新检查他的统计方法。。
争议二(族群认定的标准)在林妈利的研究中，判定“原住民血统”时使用了“绝对宽松标准”，只要研究对象的母系血缘、父系血缘、组织抗原这三个基因系统中有一与原住民相同，则被归类于“原住民血统”之列.若用同一标准衡量原住民血统和汉族血统，则可得87%的台湾人有亚洲大陆血统，而85%的台湾人有原住民血统，但林妈利只选择性公布了后者。
争议二的答复。林妈利在"再谈85%"的回复中也指出他推测台湾人将有90%以上的人带有越族(所谓的南方汉人)的基因。事实上，台湾曾有多个族群的人居住过，台湾人的血缘中拥有许多不同的来源是很自然的，台湾是个族群的大镕炉。。
争议二答复的再指正。对于林妈利的答复，陈叔倬再指正，林妈利医师过往的所有研究中，没有一个基因单项显示超过50％的台湾汉人带有原住民基因，意即如果单看一个基因，带有原住民基因的台湾汉人比例绝对不会占大多数。但林妈利医师最后用“三个基因频率加总”的方法，算出“85％台湾人带有原住民基因”。这种算法违反统计原理，因为这三个基因的频率分布并不互斥（mutual exclusive），绝对不行以加总成一个频率的方法表示三个基因频率分布。陈叔倬同样向许多统计学者请益，确定林妈利医师的统计方法不符合统计学原理，希望林妈利医师能够重新检查他的统计方法。。
争议三(归类方法不准确)。如上所述，林妈利评判时的判定标准是“基因系统有无原住民基因”，而非“原住民基因比例是否比汉族高”，以提高“原住民血统”比例。但人类基因上万，若依此“绝对宽松”标准，只要多检测几个基因系统，“原住民血统”的估算比例可以升到99.99%，但若按同一标准衡量“汉族血统”，估算比例达到99.99%的速度更快，所以全无意义。
争议三的答复。基本上，林妈利的研究本来就并不在于哪个血统占的比较多, 而是表达台湾人到底是不是也是原住民的后代。基于这个原则，实验结果还是可以应用的。另外陈叔倬对于"绝对宽松"的表准，可能更应用于在他对"汉人"的定义。这点可以在陈叔倬的研究里观察到，因为他把越族定义为"南方汉族"，尽管越族是汉化的族群。
争议三答复的再指正。对于林妈利的答复，陈叔倬再指正，是林妈利医师表示：“我们推测85％台湾人带有原住民基因，我们也推测90%以上台湾人带有越族基因。”这样的表示方法，同样不符合统计原理。根据统计原理，合理的频率分布加总必须等于100%，因为85%或90%要跟100%相比较才有统计上高低的意义。加总超过100%（85%+90%=175%），则85%以及90%的标示就不具统计意义。我们同样向许多统计学者请益，确定林妈利医师的统计方法不符合统计学原理。若85%带有台湾原住民基因以及90%带有越族基因的表示方法合理，则应该有其他更多的族群基因同时在台湾汉人血源之中，不会只有这两种，尚应该包括汉族基因、日本基因、荷兰基因、西班牙基因、甚至非洲基因。但为何这些族群基因的频率分布并不被公布？一个简单的概念可以再次验证85％台湾汉人带有原住民基因不具统计意义，不用做任何祖源基因检验。按照林妈利医师这种不符合统计原理的表现方式，我们甚至可以断言“100％台湾汉人带有非洲基因”，因为在人类超过三万个基因之中，最少会有一个来自非洲的基因全世界人类都相同，因为人类起源于非洲已经是公认的科学事实。而这只需要检验一个基因就可以达到100%台湾汉人都带有的程度，不用三个基因频率加总才达到100%。但“100％台湾汉人带有非洲基因”的表示方式有何意义？再进一步想，在人类超过三万个基因中，有许多是早在人与猿分离之前就演化定型，因为一些基因型在所有黑猩猩与人类中完全相同。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98.5%完全一致也是已经公认的科学事实。但若借此表示“100％台湾汉人带有黑猩猩基因”，有何意义？。

平埔族群血统论者

最早用历史人口论证台湾人是汉化原住民的是前中兴大学企管系副教授沈建德。他从荷兰人来台的1624年台湾有平埔30万、山胞20万出发，以年增率0.7%推算各时期的原住民人数，再以开垦出的田的甲数，以每甲3.3人估计清初期的闽粤人数，然后与各时期的统计人口数作对照，得出1893年时平埔133万、山胞97万，原汉混合24万人。
成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蔡永东也用各地历史人口提出许多论证，试图证明台湾人是汉化的原住民，

蔡永东的总结论是：满清禁止移民来台，打工则须申请照单，且限已婚者，直到1875年。1875年前，因满清的禁入禁垦禁买番地、禁娶番妇等禁令，使闽粤籍垦户或官员借用亲朋名字，或他们查得到的村社及其姓氏人名，把散居的原住民虚报为自己的同乡或族亲，如此将来田地才能买卖并可防止已卖田者反悔告官。故禁令成了加速同化的手段。官员也故意在文书上把散番的地都说是荒埔，以免成为永远的番地，为散番将来汉化预留空间。1875年禁令废止后，官员全面编派祖籍给台湾人（1881年福建巡抚岑毓英通令全台划熟番入汉籍），向日本宣示台湾已是清国人的天下，不要再妄想。

反对者：清代台湾平埔族群人口一直不超过5万人，且原汉通婚比例不高

陈叔倬与段洪坤的论文指出，利用遗传人类学重新分析2007年前所有已发表数据，都不支持台湾汉人与中国南方人的遗传组成不同。
地理学者叶高华反驳平埔族群人口在荷兰时代就已经达到二、三十万的说法。他整理1650年的户口表与1905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并佐以清代文献，指出1650-1905年间平埔族群人口一直不超过5万人。其中，西拉雅族的人口不但没有流失，还以千分之二的年增率持续增加。其余平埔族群则或多或少有人口流失的情形，但流失规模是数以千计，而不是数以十万计。
在汉人与平埔通婚的情况方面，伊能嘉矩指出北投社与毛少翁社的平埔族群，“与汉人通婚的例子不多”。詹素娟引述Melissa Brown（鲍梅立）的研究指出：“从清末到日治初期，头社、吉贝耍、番仔田的平埔族虽然已经与汉人有各种往来--说福佬话，进行水田稻作，祭祖拜公妈，但他们一直维持着‘熟番’（或'gun hoan-a'）认同，在通婚关系上始终没有跨越汉、番的界线。”人类学者李国铭分析屏东平原平埔族群的户籍资料，发现在1960年代以前，平埔族群几乎不跟汉人通婚。这些人说的是福佬话，但宁愿到遥远的平埔族群部落寻找婚配对象，也不跟邻近的福佬人通婚。叶高华整理日本时代的人口统计资料，发现福佬男子与平埔女子结婚的比例未满0.5%；客家男子与平埔女子结婚的比例未满1%。历史学者周婉窈亦指出：“原住民人口向来不多，清朝统治末期顶多十六、七万，而汉人已达二百八十万，从人口结构来说，娶到‘平埔某’的汉人占人口比例应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