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條件基本收入

缘起与目的

这个主意来自于中世纪，《乌托邦》的作者英国人文主义者、社会哲学家托马斯·摩尔（Thomas More）。他认为，理性化的平等原则、勤劳和追求教育是民主的基本特征。20世纪，法国社会哲学家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是固定收入的坚定拥趸。不同国家都曾尝试过引进无条件收入，例如巴西、古巴、蒙古，纳米比亚和德国（在有限程度上）。欧盟和部分欧洲国家也尝试过。
基本收入的起源— 乌托邦
保证每个公民从政府获得收入的想法，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打从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在述说。这个主意来自于中世纪，曾为欧洲人文主义重镇的鲁汶，正是“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的发源地。
英国思想家摩尔（Thomas More）的经典名著《乌托邦》（Utopia），于1516年在鲁汶出版，该书叙述了主角曾与英国坎特伯里大主教的一段对话，他注意到毫无意义的死刑判决，并没有让16世纪的英国减少偷窃、暴力和杀人，不如让所有穷人皆能享有最基本的生活所需，才是彻底根除行窃的方式，是公认历史上最早的基本收入想法之记载。
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书中描绘的那个没有货币与私有财产，人人平等，一切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理想国度，是一个“不存在的好地方”(“乌托邦”一词的字面意思)。
将‘最低收入保障’制定务实计划的人，其实是摩尔的好友，法兰德斯学者乔汉尼斯．维夫斯（Juan Luis Vives，1492-1540）。维夫斯应该被视为真正‘基本收入理念’之父，因为他是第一个制定详细计划的人，基于神学和务实的考虑，并为此制定一个全面的论据。
在摩尔的《乌托邦》出版后不久，维夫斯来到鲁汶教书，但大部分的时间居住在布鲁日，维夫斯一度向市长主张： 我们必须照顾所有每一个无力维生的市民，且不论他们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沦落到如此地步，都应当享有最低限度的支助来生活，绝不能死于挨饿。
他的具体想法阐释于其1525 年著作《论济贫》（De Subventione Pauperum）当中，虽然援引了基督教神学作为理据的他，也顾及了许多务实条件，因此认为：穷人在享受公共资源的时候必须付出劳动——甚至，他认为唯有持续的劳动才能让那些因为赌博或挥霍无度而穷困的人，不再堕落。
18世纪末，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侯爵( marquis de Condorcet )首创救济贫困、提倡社会保险、保障劳动者生活的法律，美国开国元勋 汤玛斯‧潘恩( Thomas Paine ) 明确地表达政府应该定期发钱给国民，他认为国家天然资源属于每个国民，若要使用应该给予补偿，撰写了《人的权利》和《耕地正义》，后人称之为是“自然继承”。
摩尔的《乌托邦》、维夫斯的《论济贫》，加上孔多塞侯爵的‘社会保险’以及汤玛斯‧潘恩的《耕地正义》，让这种以公共财源资助且由政府发放最低收入保障的观念得以合法化，而非完全仰赖教会或有钱人的慈善捐助，被视为基本收入的重要开端。
救济应该在疯狂或邪恶的行动酝酿之前；在贫穷人面对羞耻之前；在艰难而不讨好的要求之前得着，才会令人感到喜乐且更值得称颂。即使那些通过宴乐，贪婪，过度奢侈，暴饮暴食和赌博而放纵生命的人，也应当获得食物，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死于饥饿。如果穷人不允许成为寄生虫，为什么富人就可以？
 — Juan Luis Vives，基本收入之父，1492-1540
而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开国元勋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也曾提议，没有财产却愿意耕作的人，政府应该配给每人50 亩公有地，这个构想后来演变为林肯总统时代的《公地放领法》（Homestead Act），保障公民能以极低金额取得耕地。《公地放领法》自1862 年生效、至1986 年终止，总计超过160 万人受惠，吸引许多人加入拓荒行列，带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蛮荒地区开发，农、矿、铁路运输等产业都蓬勃发展。
到了20世纪，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突破意识形态及宗教道德的范畴，探索给每一位公民一个基本生存需要的‘基本收入’。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于1918年出版了《自由之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辛迪加主义》，他在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伟大社会运动以后指出： 我们倡导的计划实际上意味着， 足够维生的基本收入，必须满足生存条件，应该完全保障、无论他是否有工作； 丰厚的基本收入，以商品的全部总量为依据，给那些愿意从事对社会有益工作的人。
同年米尔纳夫妇Mabel 和 Dennis Milner 出版了进一步论证的文本《国家红利计划》，丹尼斯．米尔纳Dennis Milner 于 1920 年在他的出版物《以国民产出红利促进生产》上进一步作了详尽说明，提出了一个随国家生产力水平而变化的最低收入的建议。米尔纳的提案是：所有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应当从中央基金领到最低收入，这笔钱应当足以保障他们的生存和自由、免于贫穷沦落；所有人还可以依据他们对社会贡献的比例，再从中央基金领到额外的生活津贴。
19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傅利曼( Milton Friedman)主张将福利政策与所得税制度挂勾，人人享有相同免税额，收入超过者缴纳税金，收入不足者由政府按比例提供现金补贴，称为“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 NIT）。当时，非裔人权主义者马丁路德˙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  也呼吁实施有保障的收入。
1000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封信，宣称‘最低收入保障’对经济来说是正确的。美国总统尼克森通过了美国众议院推动了一项法案：家庭资助计划（Family Assistance Plan），打算向无工资收入的家庭，每人一年发放1,600美元的补助金，但同时遭自由派与保守派议员杯葛。因为右派认为补助金额太高，左派批评金额太低、并反对与就业与否挂勾。
1980年代直到20 世纪末，基本收入在欧洲的几个国家曾针对此构想进行积极的讨论，进入21世纪，自动化及人工智能即将带来科技性失业，基本收入的概念得到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硅谷的科技巨头、自由左派、保守派卡托研究所以及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
全民基本收入这种概念，是历世历代许多思想家梦寐以求之物，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乌托邦思想，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有史以来完全具备实现“全民基本收入”的黄金时代。

技术性失业

科技进步，大量与快速地使用机器和人工智能取代多余的人力，虽然新科技确实也能创造新工作，像过去农业、工业自动化后，释出的人力可以从事当时新创的服务业工作，但随着机器人深度学习技术的问世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全面性地影响所有产业，包括服务业、制造业、金融业、农业、矿业以及其他产业等，而现在创造新工作的速度已不足以弥补原有劳动力被取代的速度，也就是说，每创造出1份新工作时，会有2份甚至更多的就业岗位消失。
根据牛津大学在2013年，对于美国702种主流工作电脑化影响之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0～20年之间，47%的工作有被取代的风险；发达国家于1980年代电脑化技术增加了8%的就业机会；但到了1990年代只增加4.4%；至于2000年以后，新职务仅增加了0.5%，服务业的工作岗位也正快速的被机器取代，包括数码相机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取代传统相机、底片、照相馆、相片冲印，以及2014年初上路的台湾高速公路etag电子收费系统，取代人工收费员。制造业部分，也正在逐步以智慧化、自动化等科技来取代工人，甚至进一步出现完全无工人的关灯工厂，商业上，网购搭配无人车及无人机配送、加上自助取货、自动贩卖机无人商店等趋势，无论是原来100个工人减到90人、80人、50人，乃至于20人或全部被取代，都造成人力暂时性或永久的失业状态，即使有新工作，但所需的技能与条件未必符合被取代的工人。
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失业者将失去参与经济分配的权利，且要找到新工作越来越困难，而现行社会福利体制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工厂仍能借着机器人、自动化、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生产出足够甚至更多的产品。
工作被机器取代，人们可以发明新工作，但需要考虑周转时间与成功率，政府可以借着无条件基本收入发放货币给国民，以让即使失业的国民也能参予资源分配，并享受自动化科技减少人类劳动需求的成果，而不必跟机器竞争。
而最近数十年的科技发展，加大了贫富差距，也造成年轻世代的低薪现象，终身雇佣制解体，而看似弹性但无法保障生计的工作正快速增加，包括零工经济

降低贫富差距

各项数据都指向社会的财富分布往顶端的1%集中，而目前已经掌控全球一半以上的财富，造成M型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形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局面。
无条件基本收入为解决目前经济问题的方法之一，虽然无条件基本收入表面上看似齐头式平等，但仍能较大的帮助弱势的人群或家庭，因为相同数目的金钱对于身价百亿美元的富豪，或三餐无法温饱的穷人来说，感受必定不同，前者增加值占所得或财富只有零头，后者相反，例如富人甲原本有$90，穷人乙有$10。穷人乙占社会财富10%，富人甲是穷人乙的9倍。如每人发放各$5，富人甲增加至$95，比率为5.55%，穷人乙增加至$15，比率为50.00%,也就是再增加一半，穷人乙占社会财富比例便增加至13.6%（$15/($95+$15)），富人甲与穷人乙的倍数降低至约95/15=6.33倍，而达到减缓贫富差距的效果。
在发放无条件基本收入时，不必需要知道个人财产状况，不须审查社会福利使用资格，不必使用有仇富意涵的富人税（虽然富人大多已经依税制缴纳较多金额），具有保护隐私，避免标签化，也避免了逃避税负的诱因，进而节省大量的行政资源，转而用于更能增加人类整体福祉的用途的优势。

消除收入标签

基本收入完全不须提供与调查个人生活或财产状况等详细资料，不仅节省了成本，而且也能保护隐私，彻底消除特定群体或个人被标签化及污名化的疑虑，不再发生明明很穷、生活困苦却无法得到社会福利的状况。

提振内需

由于担心失业或意外，多数人考虑到此不愿意消费，将低于基本收入的人们的收入提高至基本收入以上（因为原来的收入+基本收入必定大于原收入），可提升低于基本收入者的消费力，并提升消费的人口数，提振内需市场，经济将会活络，并让更多人能具有足够的购买力来分享到科技进步的成果。

就业诱因

与现行失业补助等社会福利不同的是，即使从事就业，也不会影响基本收入的领取，因此无条件基本收入比起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会更少的影响了从事劳动的积极性，比起失业救济是一有工作就丧失领取资格，而有强烈的动机不再从事工作外，基本收入对于就业的影响就稍缓一些，无条件基本收入假设80元，失业救济再加20元，与原来有条件的“失业救济”金额一致，对失业者而言，失业都领100元。但其实很不同，因为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无条件基本收入。因此，只要外面工作机会的收入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有激励去找工作。而在有条件的“失业救济”体制下，只有外面工作机会的收入大于100元时，失业者才会去工作。
而当无条件基本收入完全涵盖失业救济时，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货币性机会成本为0，因此，低薪但又有丰富的非货币性价值的工作，反而会吸引部分失业者，并且更能让人基于热情或兴趣而从事工作，而不是在违背自由意志（被胁迫、欺瞒或急迫、轻率、无经验）、或不做就无法生存下从事劳动，或别无选择而屈就恶劣的劳动条件的状况。

整合社会福利相关政策

好比最低工资、退休金、全民健保、国保、劳保、税制、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险，可以全纳入无条件基本收入，化繁为简，减少这些社会政策所消耗的人力物资，包括审查使用社会福利的资格所需的文件资料、人事、办公空间的场地、水电、设备、其他耗材支出等，并缩减官僚体制的规模。因此能让其施行较不复杂与更便宜，同时也能更公正与更具有解放性。

迫使企业改善环境

无条件基本收入，是不需要工作也可以维持生活所需，使劳工无需为了维持生计而勉强工作于恶劣甚至是违法的环境，迫使企业为了征求人，改善工作环境以及相关薪资等等条件。减少为了生存而被迫帮公司从事或隐瞒非法行为、减少非法的“血汗经济”受害者，无条件基本收入也能取代最低工资制度，以避免平均薪资水平等于最低工资的弊害。人们能选择减少其工时，同时却不需牺牲过多的额外收入，可诱发更佳的工作分配，因为减少工时的人们，将增加那些目前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的人们的工作机会，若想工作不再需要争夺。

迎合短期工作产业趋势

在弹性劳动制度下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人们有能力拒绝不适当的工作并且能保障基本生活，将会使工作重新定义，能选择真正想做的事，不再着眼于工作薪水高低。这将使工作效率的提升，改变整个经济的结构，大幅提升工作满意度。人们会倾向于寻找有更具创造、刺激、富于变化的工作，许多需要劳心劳力的工作，因为智慧产业的不稳定性，造成无法全力投入，又因为智慧产业的独特性，使得许多的点子埋没在需要依存着有“工作”才能生存的社会中，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以改变这些问题，而且将重新定义“工作”的解释，未来低货币性生产力但又有丰富社会价值的工作，例如被自动驾驶车取代的某观光城市计程车司机，就可以继续存在。

无偿工作的认可

基本收入是一种帮助认可这些造福人类的重要无偿工作（包括养育小孩、照顾长者或其他有需要的人、从事家务、志愿服务、探索研究、救济扶助、无偿创作、编写部落格、撰写网络百科全书、绘制线上地图、艺术创作、开发开放源代码软件或免费自由软件、无酬家属工作、发明新产品等、或其它无偿服务与工作等）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地位的方法，并且帮助让社会更进一步拥抱这些工作，有许多工作是即使无偿也会有人愿意从事，因为这是他们的生命、热情、兴趣，如果可以确保这些人的生存无虞，他们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释放他们的创造力，超越商业对价交换的系统。基本收入将让人们重新思考为何要工作以及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更专注的社会运动

现今的许多社会改革多是由学生发起，或是由关注某些社会议题的人士在从事著不稳定的临时工作之余所得到的成就，因为社会运动也是智慧产业的一部分，但通常只有空闲的学生或有志进行的人士有心力去牺牲某些利益来完成这些事情，无条件基本收入将造成这些人有更多的时间与心力来从事这类的政治活动，或变成政党来提出与执行各种政策与目标，人们也更有心力与时间来研究参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追踪。

更加稳固社会关系

反对者认为当人们不再需要为金钱所烦，为工作所累，便失去了付出的动力，人类的物质供应也将因此崩溃。当然支持者认为，人们会因此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而更有效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会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邻居相处，乃至于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经营并扩展人脉、组织更庞大且灵活的朋友圈（社交圈）与团队，从而使人类的社会关系更加稳固，并以此延伸出的互助需求与实际协作，产生新的科技研发与方向，将带给人类更好的产品与体验，以及更精致细腻的文明与文化。

真正的自由

基本收入不仅意味着我们可以摆脱养家糊口的限制，而且还意味着实现个人和社会目标的自由。当工作时间减少时，工作就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就算罢工也不用担心不工作就会饿死，让每个人都拥有不爽不要做的自由。基本收入可以有效地保障、及促进每个人的实质自由。不只是形式自由，也包括行使自由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享有自由者，不仅有权利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自主选择去做的事或是相对于自己有道德义务去做的事，且享有实际上去做这些事情的自由。以及不被工作绑住的人生。

促进性别平等

在印度中央邦的实验，在其中一个村，实验开始时，年轻女孩子注册的照片都带着面纱，但几个月后研究者回访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年轻女子带面纱。一个女孩子被问到的时候说，以前长辈说什么她们就得做什么，现在她们有了自己的钱，自己可以决定去做什么。
家庭主妇没有收入，往往只能听从于丈夫，而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支持将是女性经济赋权的一大助力，可以避免丈夫的经济控制，也使得女性可以有选择不必听从或甚至反驳父权。

后稀缺化

企业将增加改用自动化机械的动力，例如机械手臂、自动驾驶汽车等等，这使得对人力的依赖能够逐渐降低，未来即使许多人不再工作，还是有足够资源满足全人类的生活所需，成就后稀缺的境界。当机器人与自动化产业日趋发达时，供给过度将使得价格下跌，越来越多的产品将更便宜或免费，不再需要太多的金钱。

 美国

阿拉斯加州石油藏量丰富地区的居民，靠出售石油让每个居民每年拿取900美元。不过基于此概念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每年发放额度不一致

 印度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资助下，2011年在中央邦北部9个村庄推动18个月的扶贫计划，由女性就业互助组织（SEWA）与联合国福利机构联手，1100个家庭中年满18岁每个月可获得200印度卢比、儿童100卢比，后来分别提高到300卢比、150卢比，总计约6,460人受惠。前3个月发放现金，之后为了给官方树立榜样，全部由银行转账。此计划使得整体储蓄增加、卫生条件、上学比例大幅提高、营养状况都有显著的改善。

 荷兰

根据美国政经网络媒体《QUARTZ》于2015年6月30日的报导，荷兰第四大城乌得勒支和乌得勒支大学合作，预计于2016年1月起进行基本收入的社会实验，计划负责人是霍斯特（Nienke Horst），成人每月将会得到约900欧元，而伴侣或家庭每月1,300欧元。该实验大约有300人参加，其中至少有50人可无条件获钱，除了这一组外，还会有其他三组分别受到不同严格程度的规范，最后还会有遵循现行福利法的控制组。

 芬兰

2017年2月，芬兰实施一项实验，在两年内挑选正在领取失业补助的2000居民提供560欧元的基本收入。但是却告知受试者无须履行寻找工作就业的义务，于是这项逻辑错误的实验引起许多争议， 设计不当取样不正确的政策， 这被用来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人作为领取了无条件基本收入，人们不会主动去找工作，原因在受试者被告知不带任何条件，而这群受试者原来就是领取失业救济金的， 对设计研究者而言是错误示范，  如果需要真正试办样本数必须取自全国缩小尺规， 而非特定某一族群。

 加拿大

多芬（Dauphin）于1974至1979年进行实验“米糠计划”（The Mincome program），依照每个人收入多寡，定期发钱给全体市民。为了鼓励接受补助的人继续工作，制度设计保留了相当的弹性。完全没有收入的家庭（或个人），每个月能够支领一笔固定金额，若有工作或其他补助收入，每增加1 元收入，只会减少0.3～0.7 元的补助，直到该户（员）总收入，超过低收入户标准。经过5年，工作的时数下降，许多人选择重新回到学校学习。 
曼尼托巴大学经济学家傅婕（Evelyn L. Forget）专门研究米糠计划，于2011年出版了一份报告名为《没有贫穷的城镇》（The town with no poverty），发现一旦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男性不容易辍学，女性则可申请较长的产假。整体上人们在生理与心理上都更健康，药物滥用、家暴、酒驾减少、上医院的次数与费用将相对减少。 
1977年，加拿大保守派接管省政府，1979年更进一步掌管联邦政府，随后他们停止了米糠计划。 
2017年4月25日，安大略省选定3座城镇，随机挑选4000位居民进行为期3年的“基本收入制”实验，每年发放每人最高1万7000加币的基本收入。

 纳米比亚

2009年开始进行2年实验，经费来源自那米比亚教会的委员会、一些工会组织，还有非政府组织(NGO)。神父 Wilfred Diergaart 和主教Zephania Kameeta挑上Otjivero，这里是沙漠中的三不管地带，居民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科学家 Claudia 和 Dirk Haarmann对这个地区进行详细的研究，他们和开普敦大学合作分析结果。拍摄纪录片“每个人的基本收入-Panorama iedereen een basisinkomen（A Basic Income for everyone）”，全部共930个居民，每个月发放每个人100元纳米比亚币（7欧元），使得营养不良从42%下降到10%，拥有足够的食物，变得更积极，开始用心过生活。

 肯尼亚

正进行每月30美元的发放实验。（2016年）

 韩国

京畿道是韩国人口最多的地区，将于4月29日和30日举办基本收入展览，以配合青年基本收入计划的启动。该计划将无条件地每年向京畿道24岁的居民提供100万韩元（900美元）的当地货币。
现在，京畿道省长李继民原是城南市市长，该计划首先进行了试点。李继民在去年的地方选举中将他的青年红利计划扩大到他的获选宣言的一部分，该计划将从今年2019年4月开始扩展到整个京畿道。
关于京畿道青少年基本收入的争议之一是它将以当地货币发行，这种货币只能在省内使用而不是现金，远远不是理想的基本收入。
尽管有其局限性，但该计划仍有一些希望。鉴于当地货币只能用于该省的小企业，它可以刺激当地经济，并为更广泛的联盟提供支持基本收入计划和基本收入的基础。此外，基本收入可以被视为更广泛的社会重新构想的一部分，而当地货币是重建社会经济的一种方式，可以成为重新构想的一部分。正如托马斯·潘恩曾经说过的那样，时间使得皈依者多于理性，虽然青年基本收入有限，但它肯定是基本收入进入政治现实的一步。

 德国

2008年，德国和瑞士的基本收入协会（Netzwerk Grundeinkommen）发行了一部关于基本收入的纪录片“无条件基本收入：一个文化的推动（Grundeinkommen：ein Kulturimpuls）”。片中谈到了基本收入的运作方式、资金来源和这项制度的优点。

 瑞士

2006年，社会学家让·齐格勒认为基本收入是“所有的最迫切的想法之一”。
2008年，恩诺史密德（Enno Schmidt）和 丹尼尔汉尼（Daniel Häni）制作了一部名为的电影:  无条件基本收入: 一个文化的推动，并上传至YouTube，该影片拥有超过40万个点击量，主要在法语和德语国家中传播，后来被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在全球传布。
2012年4月，瑞士发起立法倡议，旨在收集100,000个支持签名，以执行在瑞士的公投。
2013年9月，该倡议获得约126,000签名并在10月4日把他们交给瑞士政府，准备进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
2016年6月5日，瑞士举行公投，以决定是否每月向每名成年公民发放将近2500瑞士法郎(约2570美元)。反对者约76.9%，赞成者约23%，否决了这次全民补助计划。市民担心“不劳而获”会令许多人不再工作，并吸引其他人移民到瑞士领取福利。

台湾

2016年在全球基本收入高峰会于韩国首尔召开，由台裔旅美人士徐 萍代表发言将台湾正式加入国际组织取得学术资源，连上全球基本收入联盟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BIEN)。2019年九月 徐萍与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许毓仁合作进行立法草案编纂。

 香港

在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期间，其中两位候选人曾俊华及胡国兴均提出过近似的负入息税概念，但被另一位后来当选的候选人林郑月娥批评其概念“过时”。
$6,000计划

 澳门

现金分享计划

运用类似概念的创作

在《星舰迷航记VIII：战斗巡航 Star Trek: First Contact》中，毕凯舰长曾提及未来世界已经不再使用货币、人们也不支付薪水，工作是为了成就人类美好的未来。不过剧中科技虽进步、有可持续利用的能源，但家家户户需要的物品，几乎都由复制机制造，所以星际联邦还是资本主义，只是贸易、货币无用武之地，需要透过交易取得的是一些特殊资源，例如曲速引擎使用的“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