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打虎

八一九防线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正式启动了财政经济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者财政部长王云五设想以金圆券取代贬值的法币，以出售公营企业、美国援助及华侨汇款补齐期间的赤字，为达成这一目的则需要管制外汇和贵金属，将物价控制在8月19日的水平，即“八一九防线”。
8月20日，行政院设立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8月21日责令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担任俞的副手；蒋经国虽为副手，但却是主要负责人。陶涵（英语：Jay Taylor）引述蒋介石日记：“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经国是唯一可以担任此一任务的唯一人选。”10月1日以后，蒋经国的职权又扩大到江苏、浙江与安徽三省。

初至上海

8月20日，蒋经国未上任即已赶赴上海、研究形势，22日受任命后在上海的中央银行设立了督导办公室；9月2日接南京电话，被要求处置违法行为、严办投机商人。此外，蒋经国还接连召见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杜月笙等上海经济界头面人物，要求这些人支持政策。因上海活动的投机者多以南京的党国要人为后台，蒋经国告诉蒋中正：“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

戡乱建国总队

蒋经国以原国防部的戡乱建国大队为自己班子，以亲信王昇作为总队，准备以铁腕手段进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货品、投机倒把的行为。蒋经国联合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队、江湾及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等六个军警单位组建戡乱建国总队（简称“戡建总队”）负责执法。8月下旬，王昇从队员中选拔成员，成立了经济管理工作队，与新成立的经济警察大队合署办公，二者可以检查仓库、货栈、账目，还可以直接带走违纪人员、查抄货物。

发动群众运动

蒋经国声称这是社会性质的革命运动，将自己在赣南的做法移植到了上海，设立“人民服务站”和检举箱，开放人民检举。9月9日，行政院颁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用量超三个月以上以囤积论。9月12日，蒋经国发动“出殡”游行，在“灵车”前方写道“谁要是损害金圆信用，咱们就砍他们的头”。
9月13日起，戡乱建国总队号召上海青年参加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打击奸商污吏，报名者25428人，获批准者12339人。9月12日蒋经国在上海体育场向复员青年军发表《上海往何处去》的演讲，率领群众高唱《两只老虎》，并高呼“打倒奸商投机客”等口号。9月25日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设立岗哨对行人进行检查，并和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人员混编成小组，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对囤积物资进行登记。

成果与阻力

8月21日《大公报》记者季崇威揭露匿名人士自南京到上海提前抛售获利，蒋中正派监察委员查后发现财政部秘书戴启明之妻李国兰涉案，戴启明被处决，泄漏风声的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被革职。杜月笙长子杜维屏作为交易所老板因涉及戴启明案被逮捕，被判处8月有期徒刑。荣鸿元、杜维屏等六十余人因私套外汇、私藏黄金、囤积货物、投机倒把，先后被移交特种刑事法庭审理。
9月24日，华侨商人王春哲因倒卖黄金、参与黑市交易被警察枪决，引起轰动：当时的报纸刊登了王被处死时的大幅照片。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枪决，宪兵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枪决。
上海市长吴国桢向蒋中正递交辞呈，表态不愿和蒋经国合作，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与蒋经国公开冷战，工商界亦采取对抗态度，但蒋经国依靠军警短暂地恢复了上海的稳定与秩序。金圆券收兑也顺利进行，截至1948年10月，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金3452万元等价值两亿美金的财物。

蒋中正之态度

9月4日，蒋中正召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吴国桢担心蒋经国政策有问题，蒋中正在日记里写道：“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鸿元与杜月笙之子拿办，移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惟天父必能尽察也。”
9月7日，蒋经国返回南京向蒋中正报告，蒋中正表示支持和兴奋，并在其日记里写道：“经儿由上海来报告经济管制情形。往日所有黑市与囤积等弊多有我党政当局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彻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发现，实堪欣幸。”

杜月笙设局

9月2日，杜月笙长子杜维屏被逮捕。据当事人经济检查大队长冯义宽回忆，9月底，蒋经国召集上海商人集会，并要求杜月笙出席，杜月笙表示杜维屏“违法乱纪”“咎由自取”，但指名道姓请求蒋经国查处扬子公司，蒋经国表示会“绳之以法”。事后，冯义宽被派往扬子公司查办。10月2日，上海《正言报》报道《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仓库被封》。扬子公司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而且兼总经理，事件轰动上海。10月8日，上海、南京、北平的报纸争相报道此事。

宋美龄介入

10月1日，与孔家关系密切的宋美龄乘坐专机从南京飞往上海，并以离开中国为要挟、以兄弟之情为理由，要求蒋经国不得逮捕孔令侃。10月7日，蒋介石前往北平督导战局不利的锦州战役，8日却告知北平守将傅作义因私事要返回上海，盖因收到宋美龄信件需要前往上海营救外甥孔令侃，到达后却发现宋美龄已经救回了孔令侃。上海警察局发言人称扬子公司之资产均已登记。
到达上海后，蒋中正要求将报道此事的《大众夜报》停刊，《大众夜报》社论《请蒋督导为政府立信，为人民请命》中写道：“哄动一时的沪上豪门大囤积案似有烟消云散之势，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对政府的一点‘信仰’之幼芽，恐将因此而连根拔去，同时亦可能给当前的经管工作以致命的打击，瞻望前途，不胜忧虑。”《大众夜报》停刊同日，宋美龄亲自驾车将孔令侃引见给蒋中正。蒋经国部下贾亦斌回忆自己前往逸村2号，询问蒋经国如何办理孔令侃，蒋经国答“孔令侃又没有犯法”，引起贾亦斌的愤慨与失望。扬子公司案不了了之。蒋经国辞职后的11月15日，上海督导员办公室发布声明，指扬子公司案“已转饬移交市府及主管当局办理”。

翁文灏倒台

10月初，上海再起抢购浪潮，投机客聚集于各大商场前，市民亦参与抢购商品，抢购潮不久蔓延到无锡、杭州等地。限价和金圆券的崩溃导致了抢购浪潮，而蒋经国在日记中亦对抢购潮表示痛苦。10月17日，朱光潜、毛子水等17名大学教授联名致信政府，要求取消经济管制，翁文灏内阁承受社会压力。
10月21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召集经管要员开会，会议无果而终。10月27日起，南京的高层连开三日会议，就是否放开价格管制产生激烈的辩论：一派认为限制价格反倒造成哄抢与黑市价格上涨，不如放开限价；另一派则主张维持价格管制，采取配给制度，蒋经国即为此派，当时上海、南京报纸报道“经国坚持反对放开议价”。
10月26日，行政院调整8月19日限价，10月28日取消粮食限价。10月29日，立法院讨论经济危机，主张“立即取消限价，维持市面”，监察院则认为“未能慎之于初，复未补救于后”。31日，行政院发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宣布于11月1日取消限价，宣告改革失败，翁文灏内阁亦因此倒台，在11月3日总辞。

告上海人民

10月底限价失败以来，物价在一周内上涨了11倍，上涨速度创下历史记录。华北和东北的战局日趋恶化，国府的威信亦如此。上海街头再现抢购浪潮，上海市民将蒋经国的口号改为“只拍苍蝇，不打老虎”。10月末以来，蒋经国借酒消愁、焚烧文件与请柬，答贾亦斌曰：“亡国了，还请什么客？”。11月5日，蒋经国同亲信会面话别时痛哭流涕。11月2日，发布《告上海人民书》向市民道歉，宣告限价结束。蒋经国形容自己在督导员办公室“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11月6日，蒋经国正式辞职，随后离开上海，前往杭州蒋宅，不久迁至奉化溪口。11月8日，蒋中正在日记里记载“自限价取消，经国辞去管制督导员后，上海物价已日渐实涨四五倍”。

党内外批评

蒋中正和宋美龄包庇孔令侃之事不胫而走，引起社会及国民党内的广泛批评。1948年11月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登殷海光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评豪门特权及国民党之纵容。傅作义曾为此对杜聿明说道：“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贾亦斌多次劝谏蒋经国后无果，于1949年4月在嘉兴起义，投奔中共，并在回忆中表示因此事对“蒋家王朝”的失望之情。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1948年11月27日，宋美龄在前往美国乞求援助前夕啼泣不止，称“对经儿之爱护，虽其亲母亦决无此真挚，但恐经儿未能了解深知耳”，蒋中正继续写道“彼为余与国家以及宋、孔之家庭受枉被屈，实有不能言之隐痛，故其悲痛之切，乃非言词所能表达其万一”。

战局之恶化

10月间，满洲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国民党精锐部队尽失焉；共产党军民在其占领地区兑现承诺、实施政策、改正错误的模范行径，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11月，支持蒋中正的共和党并未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中国游说团（英语：The China Lobby）的行径深深激怒了连任成功的杜鲁门。蒋经国辞职后，将戡乱建国总队改组青年救国第一总队，预备带往台湾，作为政治工作主干之一；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抵达徐州，据南京不足300公里。12月19日，蒋经国抵达南京，被国民党中常会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后协助将黄金从上海运往厦门和台湾。

事后解读

尽管吴国桢认为宋美龄“过错无多而报应太重”，但有观点认为吴等政府内人士应当对孔家的非法行径是知情的。但也有观点认为扬子公司案并未搜查到违禁商品，无违法证据，因而可能为挑拨离间之词：改革之方案固不可行，持续“打虎”反而容易将失败的责任怪罪到蒋经国身上，以此案退出，反而成就蒋经国不畏威权之美名，提升了蒋经国在蒋中正心中的政治地位。
习近平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的反腐败活动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等口号惩治腐败，亦被一些媒体和蒋经国之打虎活动对比或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