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型

人口转型（英语：Demographic transition）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工业化前的经济体制向工业化经济体制过渡，往往伴随着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过渡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现象。 这个理论是由美国人口学家沃伦· 汤普森在1929年提出的，他观察和研究过在过去2两个世纪里工业化社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或转变。  大多数发达国家已完成人口结构转型，出生率较低; 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这一转型过程中。 主要的(相对的)例外是一些贫穷的国家，主要是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一些中东国家，这些国家正处于贫困状态，或者受到政府政策或内乱的影响，特别是巴基斯坦，巴勒斯坦领土，也门和阿富汗。
孤立地看，人口转型模型可以预测，随着社会日益富裕，出生率将持续的下降; 然而，最近的数据却与此相反。数据显示，当一个国家超过一定发展水平时，其出生率将再次上升。 此外，在长期来看，人口结构的转变应该由于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的进化压力来逆转。
由于生育率下降与社会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既定的历史关联，某种形式的人口转型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的接受。 目前学术界的争论主要在于这两个相关现象的因果联系。即是工业化和高收入导致人口减少，还是人口减少导致工业化和高收入。 人均收入增加、女性收入增加、死亡率降低、老年保障和人力资本需求增加... 各种可能的、相互关联的因素在人口的转型中上起了多大程度的作用也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之一。

理论的历史

这一理论是基于美国人口学家沃伦· 汤普森(1887-1973)在1929年对人口统计史的解释。 法国的阿道夫 · 兰德里在1934年左右对人口模式和人口增长的潜力做了类似的观察。 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弗兰克 · w · 诺特斯坦提出了一个更加正式的人口转变理论。 到2009年，生育率与工业发展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已成为社会科学中最广为接受的发现之一。

第四阶段

这发生在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的地方，导致总人口保持稳定。 死亡率低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疾病发病率低和粮食产量高。 出生率低是因为人们有更多的机会选择是否要孩子; 这是由于避孕手段的改进或妇女获得更多的独立性和工作机会。 Dtm 只是一个关于一个国家未来人口水平的建议，而不是一个预测。
目前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2015年总和生育率2.5)包括: 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林、孟加拉国、不丹、佛得角、萨尔瓦多、法罗群岛、格林纳达、关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科索沃、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墨西哥、缅甸、尼泊尔、新喀里多尼亚、尼加拉瓜、帕劳、秘鲁、塞舌尔、斯里兰卡、苏里南、突尼斯、土耳其和委内瑞拉。

第五阶段

最初的人口转型模型只有四个阶段，但是已经提出了额外的阶段。 更肥沃的和不太肥沃的未来都被认为是第五阶段。
一些国家有少子化(也就是说，每个妇女生育2.1-2.2个孩子)。 替代生育率一般略高于2(替代双亲的水平) ，这既是因为男孩出生的次数多于女孩(约1.05-1.1-1) ，也是为了补偿在完全生育之前的死亡。 现在，许多欧洲和东亚国家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 人口老龄化和人口下降可能最终会发生，假设生育率不会改变和持续的大规模移民不会发生。
在2009年8月出版的《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米尔斯屈莱、科勒和弗朗西斯科· 比拉里认为，以人类发展指数(HDI)衡量的"发展"与出生率之间先前的负相关关系已经变成了j 型。 人类发展指数是预期寿命、收入和教育水平的综合指数。 发展促使人类发展指数水平下降到0.9以下，但人类发展指数的进一步进展导致出生率小幅回升。 在许多发展水平非常高的国家，目前的生育率接近每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的水平，但也有例外，特别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在本世纪，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有所提高。 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更富有的人生育更少的孩子是意想不到的，因为自然选择理应偏爱那些愿意并且能够将丰富的资源转化为丰富的后代的人。 这可能是脱离进化适应环境的结果。 因此，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现代环境正在对更高的生育率施加进化压力。
南安普敦大学的Jane Falkingham 指出:"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实际上一直在错误地预测人口数量... ... 我们低估了死亡率的改善... ... 但我们也没有很好地发现生育率的趋势。" 2004年，联合国一个办事处公布了其对2300年全球人口的估计数; 估计数从"低估计数"23亿(趋向于每年-0.32%)到"高估计数"364亿(趋向于每年+ 0.54%)不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个蓄意"不切实际"的"恒定生育率"假设，即134万亿(如果1995-2000年生育率在遥远的未来保持不变)。
在人口转型的第五阶段，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遭遇不幸，这是因为死亡率高于出生率。 人口将出现负增长，这将影响到这个国家。 这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人口增长。

年龄结构的影响

在人口转型期间出现的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可能会改变年龄结构。 在过渡的第二阶段，当死亡率下降时，结果主要是儿童人口增加。 原因是，当死亡率很高时(第一阶段) ，婴儿死亡率非常高，往往超过每1000名出生儿童200人死亡。 当死亡率下降或提高时，这可能包括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增加儿童存活率。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存活率增加的个体年龄的增加，年龄较大的儿童、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的数量可能也会增加。 这意味着有生育能力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如果生育率保持不变，可能导致出生子女数量的增加。 这将进一步增加儿童人口的增长。 因此，人口结构转型的第二阶段意味着儿童依赖性的增加，并造成人口结构中的青年膨胀。 随着人口继续通过人口结构转型进入第三阶段，生育率下降，青年人口暴增，这是在脱离对儿童的依赖进入工作年龄之前。 这一过渡阶段通常被称为黄金时代，通常是人们看到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取得最大进步的时期。 然而，死亡率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最终将导致人口老龄化和老年扶养比的上升。 人口老龄化扶养比的增加通常意味着人口已经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因此没有足够的劳动年龄人口来支撑经济和不断增长的依赖人口。

英国

从1750年到1975年，英格兰经历了从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 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死亡率的急剧下降，由于传染病，从大约11 / 1000下降到不到1 / 1000。  相比之下，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率在1850年为千分之12，而且没有明显下降。 农业革命和运输的发展，由运河的建设引发，导致了更多的粮食和煤炭供应，并使工业革命能够提高生活水平。 总的来说，科学发现和医学突破对传染病死亡率的早期大幅下降没有重要贡献。

爱尔兰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爱尔兰的人口状况趋于欧洲标准。  死亡率高于欧洲共同体的平均水平，1991年爱尔兰的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 爱尔兰过去人口统计学的特点及其最近的迅速变化挑战了既定的理论。 最近的变化反映了爱尔兰社会内部的变化，包括计划生育、妇女参加工作、天主教会权力急剧下降以及移民因素。

法国

法国显示出与西方人口演变标准模型的真正差异。  法国案件的独特性源于其特定的人口历史、历史文化价值和内部地区动态。 法国的人口转型是不寻常的，死亡率和出生率同时下降，因此在19世纪没有人口繁荣。
法国的人口特征轮廓与它的欧洲邻国和一般的发达国家相似，但它似乎在延缓西方国家的人口下降。 2006年，它拥有6290万居民，是欧洲联盟中人口第二多的国家，表现出一定的人口动态，2000年至2005年增长率为2.4% ，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这一增长的三分之二以上可归因于高生育率和出生率导致的自然增长。 相比之下，法国是移民平衡较弱的发达国家之一，这是欧洲层面的一个原始特征。 若干相互关联的原因造成了这种单一现象，特别是伴随着更多未婚家庭和非婚生育的亲家庭政策的影响。 这些总的人口趋势与区域人口统计的变化同样重要。 自1982年以来，法国大陆出现了同样的重大趋势: 人口最少的农村地区和东北部工业区出现了人口停滞，西南部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出现了强劲增长，大都市地区也出现了活力。 地区之间人口的变化是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居住设施、经济增长、城市动态等多个参数的过滤，可以得到不同的区域特征。 因此，法国人口的分布似乎越来越不仅取决于区域间的流动性，而且还取决于个别家庭的居住偏好。 这些挑战与人口结构和分布动态有关，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城乡规划问题。 最近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城市人口的大量涌出意味着继续出现负移民流的农村地区减少——自2000年以来，三分之二的农村社区出现了一些负移民流。 大城市的空间人口扩展放大了半城市化进程，但同时也伴随着选择性住宅流动、社会选择和基于收入的社会空间隔离。

亚洲

Mcnicoll (2006)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东亚和东南亚健康和生育率显著变化背后的共同特征，重点关注七个国家: 台湾和韩国("小虎"经济体)、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第二波"国家) ，以及中国和越南("市场列宁主义"经济体)。 人口变化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在某些情况下，还伴随着强大的政府压力。 过渡顺序包括建立一个有效的、典型的专制的地方行政系统，为卫生、教育和计划生育方面的促进和服务提供提供一个框架。  随后的经济自由化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新机会---- 以及倒退的风险---- 伴随着社会资本的侵蚀和服务项目的崩溃或私有化。

印度

截至2013年，印度处于人口转型第三阶段的后半期，人口为12.3亿。 与欧盟、日本等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转型进程已经落后了近40年。 印度目前的人口转型阶段及其更高的人口基数将在未来几十年产生一个丰富的人口红利。

韩国

Cha (2007)分析了一组面板数据，以探索1916-38年间工业革命、人口结构变迁和人类资本积累如何在韩国相互作用。 收入增长和公共卫生投资导致死亡率下降，这抑制了生育率，促进了教育。 工业化、技能溢价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进一步促使父母选择子女质量。 扩大教育需求通过积极的公立学校建设计划得以满足。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农业萧条加剧了传统的收入不平等，提高了生育率，阻碍了大众教育的普及。 随着非殖民化的到来，地主制崩溃了，随之而来的不平等现象的减少加速了人类和自然资本积累的增长，从而导致了韩国的经济增长。

马达加斯加

坎贝尔根据人口转型理论研究了19世纪马达加斯加的人口统计学。 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坚持认为，影响人口结构的人为因素和诸如气候、饥荒和疾病等"自然"因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对立。 他们还假定前殖民时代和殖民时代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认为"自然"人口影响在前一时期更为重要，而在后一时期则以人为因素为主。 坎贝尔认为，在19世纪的马达加斯加，以 Merina 为代表的人类因素是主要的人口影响因素。 然而，这种状态的影响是通过自然力量感受到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18世纪末19世纪初，Merina 国家政策刺激了农业生产，这有助于创造更多更健康的人口，并为梅里纳在马达加斯加的军事和经济扩张奠定了基础。 从1820年开始，这种扩张主义的代价导致国家以牺牲农业生产为代价，增加对强迫劳动的剥削，从而将其转变为一种负面的人口力量。  不孕症和婴儿死亡率对总体人口水平的影响可能比成人死亡率更为显著，它们从1820年开始增加，原因是疾病、营养不良和压力，所有这些都源于国家强制劳动政策。 现有的估计数字表明，1820年至1895年期间，马达加斯加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 人口过渡理论批评者将非洲的人口"危机"归咎于殖民时代，这种危机起源于马达加斯加帝国梅里纳政权的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梅里纳政权与殖民时代的法国政权形成了联系。 因此，坎贝尔质疑了支配关于非洲人口史的辩论的基本假设，并建议根据政治力量与"自然"人口影响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来重新评估其对人口的影响。

俄罗斯

俄罗斯在18世纪与欧洲其他国家同时进入了转型的第二阶段，尽管转型的影响仍限于死亡率的适度下降和人口的稳定增长。 俄罗斯的人口在19世纪几乎翻了两番，从3000万增加到1.33亿，并持续增长，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动乱。 随后，俄罗斯迅速过渡到了第三阶段。 虽然生育率最初有所回升，在1920年代中期几乎达到7个子女/ 妇女，但1931年至1933年的饥荒使生育率下降，1941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崩溃，战后只反弹到3个子女/ 妇女的持续水平。 到1970年，俄罗斯坚定地处于第四阶段，粗出生率和粗死亡率分别为15 / 1000和9 / 1000。

美国

Greenwood 和 Seshadri (2002年)的研究表明，从1800年到1940年，美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从大部分是生育率高的农村人口(平均每个白人妇女生育7个孩子)变成了生育率低的农村人口(43%) ，平均每个白人妇女生育两个孩子。 这种转变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实际工资增加了六倍，使得儿童失去工作机会的成本更高，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了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其中很大一部分传统上是由农村家庭的儿童完成的。
Dtm 理论的简化提出，死亡率最初下降，随后生育率下降。 过去两个世纪美国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与这种模式并不相符。 从1800年左右开始，生育率急剧下降; 在那个时候，平均每个妇女一生通常生育7个孩子，但到1900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将近4个。 美国的死亡率直到近1900年才出现下降，这是在生育率下降100年之后。
然而，这种后期下降发生在一个非常低的初始水平。 在17世纪和18世纪，北美殖民地大部分地区的粗死亡率为每年每千名居民15至25人死亡(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典型死亡率高达每千人40人死亡)。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大约是40岁，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50岁。
这种现象可以用美国的殖民模式来解释。 该国人口稀少的内陆地区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多余的"人口，抵消了造成旧世界高死亡率的机制(由于过度拥挤、实际工资低和由于可用农业土地数量有限而人均卡路里不足造成的传染病传播)。 由于死亡率低，但出生率处于第一阶段，美国的人口必然呈指数级增长(从1790年的不到400万人，到1850年的2300万人，到1900年的7600万人)。)
唯一没有这种模式的地区是美国南部。 在18世纪的北卡罗来纳州，疟疾等致命的地方性疾病的高流行率使得死亡率高达每千人中有45-50人死亡。 在新奥尔良，死亡率居高不下(主要是由于黄热病) ，以至于直到19世纪下半叶，该市仍被描述为"美国的死亡之都"——每1000人中有50人或更高的死亡率。
今天，美国被认为是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国家。 具体而言，每年出生率为14 / 1000，死亡率为8 / 1000。

批判性评估

必须了解的是，DTM 只是一个模型，不一定能够预测未来。 然而，它确实表明了一个不发达国家未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及总人口规模。 当然，最特别的是，数字地面模型没有对移民引起的人口变化做出任何评论。 它不适用于高发育水平，因为有证据表明，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9之后，生育率又会上升。
Dtm 不能解释艾滋病等近期现象; 在这些地区，艾滋病毒已成为死亡率的主要来源。  在马拉维、苏丹和尼日利亚等国，水传播的细菌性婴儿死亡率的某些趋势也令人不安; 例如，在1975年至2005年期间，DTM 的进展明显受阻并出现逆转。
Dtm 假设人口变化是由工业变化和财富增加引起的，而没有考虑到社会变化在决定出生率方面的作用，例如妇女的教育。 近几十年来，在发展其背后的社会机制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
Dtm 假设出生率与死亡率无关。 然而，人口学家坚持认为，没有历史证据表明，在高死亡率事件之后，整个社会的生育率会显著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如黑死病这样的事件之后，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人口花费了许多年的时间来取代生命。
一些人声称，DTM 无法解释20世纪下半叶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早期生育率下降或中东部分地区生育率下降的延迟。  然而，人口统计学家约翰· c · 考德威尔认为，与西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一些发展中国家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计划和政府及家长对教育的大规模投资。

二次人口结构转型

二次人口转变是1986年 Ron Lesthaeghe 和 Dirk van de Kaa 在荷兰社会学期刊Mens en Maatschappij 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中首次提出的概念框架。 特殊和差别待遇处理了北美和西欧从1963年左右到现在发生的性行为和生殖行为模式的变化，当时一般人口采用避孕药和其他廉价有效的避孕方法，如宫内节育器。 再加上性革命以及妇女在社会和劳动力中作用的增强，由此产生的变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工业化国家的人口结构，从而导致少子化水平下降。
这些变化--选择不结婚或不要孩子的妇女人数增加、婚外同居增加、单身母亲生育率增加、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和职业生涯的人数增加，以及其他变化与个人主义和自主权的增加有关。特别是对妇女而言。 动机已经从传统和经济的动机转变为了悟真我的动机。
2015年，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政治经济学家尼古拉斯· 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将第二次人口转型描述为"长期稳定的婚姻已经结束，离婚或分居正在兴起，伴随着一系列的同居和越来越多的偶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