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城

远因

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大约在公元18世纪中后期）之后，清初之渡台禁令日渐废弛，大量自福建泉州渡海而来的移民沿着淡水河靠岸，定居在艋舺（由平埔原住民凯达格兰族地名转称，今日新店溪与大汉溪交会处河口东岸），并与当地人通婚。之后艋舺聚落人口日渐增加，又有延淡水河出海贸易通商之便，因而大为兴盛，进而在民间产生“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说法。
其后，在清咸丰3年（公元1853年）艋舺地区分类械斗（或称顶下郊拼）落败的泉州同安移民后代，不得不将整个宗族连同霞海城隍全部往北迁徙至大稻埕，依托淡水河运输之便经商，发展成另一个繁荣的港口聚落。此时，以艋舺与大稻埕两地共同支撑的台北腹地已经隐然逐渐成形，不过当时艋舺、大稻埕虽人口众多，仍属于治所在西南方远处的淡水厅（在今日之新竹市）所管辖。
清同治13年（公元1874年），在与台北相隔数百公里以外的台湾南部所发生的牡丹社事件，是促使台北建城的远因。因牡丹社事件之故而丧失琉球宗主权的满清朝廷，终于体会到日本意欲越过东海扩张领土的野心，相对的，满清朝廷也大幅改变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观感，认识到台湾岛是遏止日本和其他列强国侵略中国的前哨。于是想借由建立台北府来强化北台湾防御的满清朝廷，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批准福建巡抚沈葆桢的“台北拟建一府三县”奏折，台北府宣告成立，所辖区域包含今日之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宜兰县、新竹县及新竹市。

建城经过

台北建府之议经过满清朝廷钦准不久之后，为因应北台湾防务之需求，试署知府林达泉于光绪4年（公元1878年）在台北盆地一带实地探勘，初步决定于艋舺与大稻埕之间的未开垦荒地构筑台北城，将重要之府城官署、祭祀宗庙等建筑设立于其中。不料林达泉未俟台北正式开府，即因积劳成疾而在任上去世。
光绪5年（公元1879年），台北正式开府。首任知府陈星聚与其后（光绪7年、公元1881年）上任的直属长官福建巡抚岑毓英开始积极筹款兴建台北府城，此时城墙尚未动工，因规划中之建城用地原为台北盆地沉积淤泥开垦成之水田，土质过于松软，为防止未来城墙砖石沉陷，陈星聚便下令在城址上种植竹林以让底土逐渐扎实。光绪8年（公元1882年），台北城终于委由台湾兵备道刘璈正式开工兴建。陈星聚与刘璈合作建城。刘铭传1884年7月16日抵台时尚未完工。在中法战争压力下台北巨贾被迫捐出资金，于年底完工。这座城池，也是历史上最后一座依照华夏传统风水堪舆理论而建造的传统中国式城池。
于台北城完工之际，城内陆续动工的文庙（如左附图内之绿色标记）、武庙（蓝色标记）、圣王庙（橘色标记）、城隍庙（红色标记）、天后宫（黄色标记）也陆续落成。除此，城内也相继同时建造了台湾巡抚衙门（台湾省最高军政首长治所）、台湾布政使司衙门（台湾省民政首长治所）、台北府衙门（知府治所）、淡水县衙门（知县治所）等各级官署，此时台北城内俨然正式成为台湾北部甚至全台湾的宗教与政治中心。
1882年至1884年初建台北城，台北知府陈星聚原以子午线为纵轴，规划城内为南北、东西向垂直之棋盘格局，后经台湾道刘璈重新规划，使城廓向东旋转十六度。刘璈的规划是依据峦头派的风水理论，将城廓东旋以后，台北府城西边是淡水河，东边远处是群山，加重了东方的分量，以求趋吉避凶。然而他的作法也打破陈星聚原本规划的格局，北门变在西北角门位置、大南门成了东南角门、东门成了东南门，所以又再增设小南门、东便门、北便门。不仅城门位置异变，城廓与原本的街道布局也未能构成九十度直角，打乱原本工整的棋盘布局。 城内官厅的布局，采用中国传统上常见的官厅、官署集中区的规划。西方一直要到19世纪时，才发展出这种规划模式。积极西化的现代日本，也曾试图在东京运用在德国学到的经验，规划官厅集中区，不过最后失败。因此当日本人统治台湾时，便尝试在台北城规划新的官厅集中区。 1887年（光绪13年）台湾建省，台湾巡抚刘铭传驻守期间，相当重视省城台北城的发展。除了大力兴建官署机关衙门外，更出现相当现代化、西化的公共设施，像是邮政、电报、卫生、饮水、照明等。以照明为例，除了政府衙门有电灯可使用外，西门街、新起街等也设有街灯，可说是当代全中国电力照明之先例。当时甚至有美国记者大卫森提到，台北城的现代化高居全中国之冠。

辜显荣开城门迎日军

清光绪10年（公元1884年）中法战争之时，从基隆进军北台湾的法军进军至暖暖一带即被清军击退。为此赶工完成的台北城，幸运地免于受战祸试练。不过在十年后（光绪21年、公元1895年）发生的台民抗日乙未战争之中，台北城却也没发挥原本应有的防御功能，便被侵台日军兵不血刃地轻易进入。
侵台日军之所以能如此顺利进入台北城，由鹿港来台北经商的辜显荣是其中关键人物。当时辜显荣眼见在台北任职的原清朝官员一一先后离去，为了抵抗日军侵入，以清朝为宗主国而临时成立的台湾民主国又颓圮不成气候，为避免台北城内陷入持续骚乱局面，于是决定自行请缨前往基隆向日军投降，并指引日军前往台北。这段过程在台湾通史中有以下描述：“林维源、林朝栋、丘逢甲相率去，艋舺绅士李秉钧、吴联元、陈舜臣等议弹压而无力可制。往商大稻埕李春生请赴日军求镇抚，无敢往者。鹿港辜显荣在台北见事急，自赴基隆谒总督请定乱，许之，日兵遂进。十八日，能久亲王至。二十一日，总督桦山资纪亦至，遂开府于此，以理军民之政。”
除此之外，台湾总督府大志 也有以下记载：“台北有如活地狱般混乱，士绅们决定派遣商人辜显荣迎接日军进城。七日，日军终于兵不血刃地进入台北城。”
日本明治28年（光绪21年、公元1895年）06月7日，由辜显荣为前导的日本侵台军到达台北城北门之外，城内老妇人陈法与家眷冒着城内动乱登上北城城墙，放下竹梯打开城门，日军于是轻易进了台北城。06月17日，日军举行“始政式”，象征日本正式统治台湾。

拆城建三线路

进入台北城后，日本殖民政府方面对于原来设计中带有防备日本性质的台北城之存在价值，初始也曾有过不同议论。之后于日本明治30年（清朝光绪23年、公元1897年）成立的“台北市区计划委员会”开始研议拆除旧有城墙，随即在明治32年（清朝光绪25年、公元1899年）公告第一次市区改正计划中，台湾总督府以街地整理与贯通道路为由，将部分城墙连同城内原有清朝时代建筑物（如文庙、武庙）等一起予以拆除。
于明治33年（清朝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台湾历史首次正式实施的都市计划之中，台湾总督府“台北城内市区计划”所进行的市区改正不但将所有护城河填平，将城垣至护城壕间的空地规划为公园，并以增辟九个城门为由，开始小规模拆除妨碍道路贯通的城墙，西门也就是此时开始被拆除。
而真正开始大规模地拆除城墙，约在明治34年（清朝光绪27年、公元1901年）“第二次市区改正计划”正式公告前后。该计划重点乃加快原本已在进行中的拆除城墙工事。于该计划中，台北城的所有城门本应该全数拆除；不过因为拆除西门后的民间反弹压力，让总督府改变原计划，留下了还没拆除的北、东、南、及小南门。到了明治37年（清朝光绪30年、公元1904年）底，除了刻意留存的四座城门之外，台湾总督府几乎已将台北城所有城墙拆除。拆除下的石材则大多运往东门附近，建造台北刑务所（今日之台北监狱遗迹）与兵营区（之后曾成为陆军总司令部所在，今日已改建为中正纪念堂）。此段围墙现为市定古迹─台北监狱围墙遗迹，也有一部分成为台北北警察署（现在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南侧墙壁之建材、也有一部分作为围墙（在大同区长安西路336号后方巷子）。
明治42年（清朝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以旧城墙原有范围与基石为准而兴建，宽度四十米的台北环城道路“三线路”正式完工。之所以被称为三线路，是因为道路仿照欧洲都市规划范例，于路中设置两大绿地作为分隔岛，将路面区分为“三块”之故。日本殖民政府在三线路沿线刻意营建的的仿西洋式建筑景观秀丽，富异国情调，当时曾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日本昭和初年间（约公元1930年代），台湾引进西洋风俗，开始兴起自由恋爱风气，三线路一带成为台北市区内约会散步的好地方。在脍炙人口的民谣《月夜愁》第一段歌词中便有以下叙述：“月色照在三线路，风吹微微，等待的人那未来”，充分表达出在三线路焦急地等待恋人的心情。而 台北小调，也对此三线路有所描述：“独自無精打采，榕树成排，连月儿影子，对等待的人都显得纤细如柴。徬徨的心，也绕三线路徘徊。明知是你不舍，我不放的情爱。”

城廓特色

台北城实际参与建筑者──福建巡抚岑毓英、台北知府陈星聚与台湾兵备道刘璈皆颇信风水，所以立城处所及其方位乃按地舆传统。起初规划者岑毓英他的风水观认为该正对北极星，所以一开始建造的街道府前街、西门街等街道即官衙设施为东西南北向，此时城墙尚未兴建。而后主事的刘璈风水观属“峦头派”认为岑毓英之规划“后无祖山可凭，一路空虚，相书属凶”，遂改变城墙建造的方向，使其北依大屯山与七星山峰为靠，但城内完工建设保留，这是台北城街道与城墙方向不同之原因。
对中国风水独有见解的德国学者Alfred Schinz对此解读为：“台北城基本上以大屯山为背，淡水河为水的风水观而设计的；因为城廓东北有高山主凶，整座城廓乃向东旋十三度，用以避凶。东、西两墙延伸线相交于七星山，而城府的中轴，仍不偏不倚的对准玉皇大帝、北极星君。”
除了讲究风水，建城处所也相当巧妙的立在泉州三邑人、安溪人为主的艋舺与同安人经营的大稻埕之间。这种考量除了可供联络两地之外亦顾及到向两方士绅筹募建城款项。也因为这种不偏倚的建城地点，让包含两地的当时门阀世族，包含板桥林维源、艋舺白其祥、士林潘成清、大龙峒王廷理、大稻埕陈霞林及王玉华、叶逢春、李清琳、陈鸿仪、潘庆清、王天赐、廖春魁、林梦岩、陈受益等等皆捐输银两相助。虽然中间有所募款上的插曲，终究还是顺利募得了建城所需的30万两白银。

城门

城门共五，分别为北门“承恩门”，南门“丽正门”，小南门“重熙门”，东门“景福门”，西门“宝成门”。
相传台北城落成初期，只有四座没有城楼建筑的拱形门洞，之后经由地方士绅捐输经费协助，才得以兴建各城楼。这其中以居住在西门方向之外艋舺地区的三邑人所捐款兴建的西门最为华丽。至于小南门，则是后来因应新兴崛起的枋桥（今新北市板桥区）聚落，而面对通往其地的路径方向所设。
台北府城以北门为主城门，其正式名称为“承恩门”，乃取其遥望北京方向，承受皇恩之意。该城门外之道路通往士林、北投、淡水方向，建筑样式为台湾城郭建筑中少见的碉堡型建法，且具备城堞与枪孔。城门前本有引自河沟口的护城河，于建城过程之中，建材经由淡水河再接护城河以水运之方式到达施工处所。
承恩门虽在日治时期被拆除了瓮城外郭、接官亭等建筑物，但仍是台北城门之中现存最完整者，也是中华民国的国定古迹。为此台北市政府还在民国84年（公元1995年）起特地拆除了通往延平南路方向，可能对北门造成破坏的高架桥匝道。另外日治时期当成“总督官邸”（今台北宾馆）玄关脚踏石的原“岩疆锁钥”石碑，也已在民国87年（公元1998年）回置北门城畔（之前曾放置于台北公园（新公园））。北门侧并立有“接官亭旧址”石碑以为凭吊。
西门亦称宝成门，城外道路通往艋舺，为台北城五个城门里面最华丽的城门。之所以取此名称，应是该城门所在附近的艋舺三邑籍移民后代，想用雕梁画栋的城楼代表“宝物成就”的好彩头，希望借此维持艋舺商业流通的兴旺景象。然而在日本明治33年（清朝光绪26年、公元1900年）起，日本殖民政府开始在台北实施市街改正，在计划拆除台北城墙的过程中，因为拆除此门后的民意反弹，致使台湾总督府之后意图拆除其他四座城门的计划叫停，也因此，西门成为了台北城唯一被拆除殆尽的城门。日本昭和10年（民国24年、公元1935年），台湾总督府依《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将四座城门指定为史迹加以保存。为纪念此门，于西门圆环处，设有“宝成门旧址”石碑，2014年更以原宝成门为蓝图，设置城门造型艺术品西门印象。
另外，五城门中的大南门（丽正门）可通往景尾（台北景美）、台北深坑、台北石碇，是台北城最大的城门。与大南门同样位于城池南侧的小南门（重熙门），是通往枋桥（台北板桥）的廊檐式城门。而五门当中居城池东边，可通往锡口（台北松山）、基隆方向的东门（景福门）则和北门相似，亦为重视防卫功能的碉堡式城门。这三座城门之上原本皆为南方闽式建筑的红瓦城楼，然而却在民国55年（公元1966年）被当时的台北市政府以“整顿市容以符合观光需要”为由，改建成风貌完全不同的仿中国北方样式绿琉璃瓦顶亭阁式建筑。

行政区划

在清代，台湾各城不属于任何堡里。日人于乙未战争占领台湾之后，除台南城外，将其余各城一律编定为街庄层级，并入邻近堡里。此时台北城隶属大加蚋堡，为其下辖的“台北城内”街庄，与邻近的艋舺、大稻埕等街庄合称“台北三市街”。
于日本大正9年（民国9年、公元1920年）10月地方制度改正之时，台北城内改制为大字，属台北州台北市。大正11年（民国11年、公元1922年）实施町名改正，台北市区被划分为64个“町”，其中文武町、书院町、乃木町、荣町、大和町、京町、本町、表町、明石町，均包含原台北城内的范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民国35年（公元1946年）合并上述之町和北门町、桦山町、幸町、东门町、旭町、末广町、寿町、筑地町、滨町等地，一同编为城中区。民国79年（公元1990年）台北市行政区划改订，原有之城中区与古亭区合并成中正区至今。

日本现代都市规划的欧洲经验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开始推动台湾现代化，包括城市规划与兴建西式建筑。自此，台北城慢慢由中国传统模式，变成中西混合的现代化城市布局与运作模式，仿照日本本土治中央政府所在的官厅集中区之现代化建设，对今日台北城面貌影响最深。
1897年，日本政府为在台北城进行地下水道修建工程，利用现代测量仪器绘制〈台北 及大稻埕、艋舺略图〉，精准纪录台北城廓与街道样貌，相较于之前台北只有不精确的中式地图。1897同年开始到1901年，日本政府拆除部分台北城城垣，以利于铁路交通建设，从防御城变成开放城市，可说是台北城现代化的开端。 在日本本国都市的现代化，由伊藤博文内阁参照欧洲将官厅集中于一区的做法，提出建设属于日本的官厅集中区，展现日本迈入现代强国的决心。
1867年，日本推行“大政奉还”后，更需要借由新行政区，展现新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及不同于以往的新气象。日本政府预想中的的官厅建筑群，应当在面积范围、风格造形或品质标准，都具有当代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准，甚至能够进一步成为国际上的新典范。从1875年起，接下来的十余年，东京的官厅集中区计划开始执行，地址在日比谷公园附近。他们解散原先的工部省，另立直属中央的临时建筑局，第一任局长为当时的外相井上馨负责这项计划。
日本的欧洲都市规划经验，相当程度上是学习自现代德国的柏林。1871年，普鲁士战胜法国、统一德意志之后，日本维新政府马上派出46 人的使节团考察，包含伊藤博文、及孝明天皇的庶子松崎万长。松崎万长继续留在德国学习建筑13年，在1884年回日本后，马上就任为临时建筑局的技术长，参与东京日比谷的官厅集中计划，贡献良多。在当时的工作团队中，有许多来自德国建筑师负责的规划，可见德国经验对日本的重要性。 
采用林荫大道可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影响之一。德国建筑事务所引荐德国工程师霍布利希德来东京考察、提供意见，尤其是针对林荫大道与绿地花园的部分。他在日本停留的一个多月期间，由当时任职内务省卫生局的后藤新平陪同，此次合作经验使后藤新平收获不少，并在未来把合作经验运用在台北城的规划上。 
当时负责日本官厅集中区设计的德国人伯克曼借用柏林经验，打破东京城宫城内外的局限，设置“日本大通”（日本大道）与“中央大通”（中央大道）为中轴线，皆由新宫殿向外延伸。日本大道不断往南后，和右侧的“天皇大道”，以及左侧的“皇后大道”连接，形成三角形道路系统。在这些道路沿线上，设计了许多功能各异的政府官厅或公共建筑，例如警视厅、裁判所、东京府厅、剧场剧院、旅馆、餐厅，以及吃茶店。在三角形道路系统周围，还连接许多大小圆环、以及具几何造型的绿地花园。此处南端则是中央车站，继续往下会连接中央大道，经过筑地本愿寺东边，直接朝向东京湾。官厅集中区内的建筑，虽然各有其独立样貌，但为了整体规划，设计师充分利用轴线、广场动线与宽敞大街的理性数学几何与活泼多变的图型组合，制造宏伟壮观的效果，成为具有整体性风貌的现代化都市。 东京城建设工程开始后，日方与欧洲的交流依旧持续著。1886年10月德国“恩德与伯克曼公司”在日本勘查，日方便很积极地在下个月派遣二十位日本人前往柏林学习。队伍由英国建筑师康德尔，其中三位成员都是出生自东京技术学院的临时建筑局职员，分别是河合浩藏、渡边让（及妻木赖黄），其中前两位又曾协助伯克曼在东京作都市规划蓝图的素描。 以上三人再加上具有皇室背景、长年留学德国的松崎万长，虽然相当有才华，但无法见容于日本传统，反倒是在台湾发挥才能。

台北受德国风气影响

台湾虽然在日本殖民初期，前三任总督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对台湾本地的工作集中于军队镇压与军事占领，仍渐次着手于台北城市规划改造与修建工作，例如规划官舍区以安顿总督以下各级官吏，以及从日本派遣智囊团来台。其中包括1896年随第二任总督桂太郎就任，来台考察的首相伊藤博文、卫生局长后藤新平等人。 考察团中，首相伊藤博文与台湾总督桂太郎的岳父，外务大臣井上馨，是至交好友。伊藤博文与井上馨皆推动效法德国的制度与体系来对抗大英帝国，其中包括模仿德国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建筑法规。1886年井上馨在东京日比谷官方集中计划区中便强烈倡导德意志风格。台湾总督桂太郎本人也留学德国，更曾奉派为驻德公使馆武官。 欧洲自19世纪以来的都市规划，强调视觉美感与功能并重，以几何型态和对称空间结构为基础，放入机能性建设，其中包括道路、水道、卫生设备，以及各类型官厅行政机构。 对于日本而言，西方的这套都市规划相当值得学习，欧化之后，更继续以台湾各城市，尤其是台北城，实验现代化城市建设。就此角度而言，台北可说是当代日本统治下，最为先进的城市之一。后藤新平以后成为东京市长，可说明这种历史趋势。 
后藤新平于1890年前往德国留学两年，极为赞赏俾斯麦的治国政策。后藤新平1889年便主张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将国家事务治理广义定义为卫生治疗，卫生问题解决后，国家机能才能运作，也才能健全国体；主政者是医生，政府官员应以客观科学、生物学、医学的方式认识国家病源与问题，用客观、理性、现代科学的方式治理国家，所以卫生制度与卫生机关的建立和保健制度的确立是健全帝国的必备条件。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新兴的强国，正像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有机体，试图使用各类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式治理，而强国的城市，例如德国柏林，正快速扩张与科学理性规划，渐渐由地方城镇转变成现代国际性首都。  规划柏林都市发展的专家霍布利希德曾在1887年受邀至东京考察，当时陪同调查的后藤新平深受影响。日后任职卫生局的后藤新平特别重视各类卫生调查工作，到台湾的第一项工作，也是先做科学式的调查。 后藤新平随着1896考察团来台，马上开始调查台湾全岛卫生设施、上下水道设计。隔年调查成员便向总督提议，将台北市街下水道设计与道路扩建工作合并共同规划。另外，台北城的发展也受限于城内街道布局与城廓上的不协调。在考察团来台的同一年，台湾总督府设置民政局临时土木局（民政部土木局的前身），当时聘用具有土木科专业背景的长尾半平与滨野弥四郎两人，从1889年起，接下来十年，共同推动台北城区的现代化发展。

后藤新平“文装的武备”与台北都市政策

当台北在进行大规模改造时，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认为，建筑即为“文装的武备”， 换言之，“把城市兴建看成是一种军事武备，是国家强盛的必要装备，可防备抵抗运动”。 在德国留学期间，曾亲眼看到柏林如何从地区性城市，变成全德国、全世界等级的国际大都市。因而来到台湾后，也想要将同样的规划概念运用在台北市，使这座城市拥有相当完善、便利的现代化机能，具有抵抗各种挑战的抗体。事实上，后藤新平之后在1920年至23年担任东京市长期间，也提出大规模的都市改建，很多项目都和当年的台北城市改造一样：完善的水道系统、充足的公共设施、开阔便捷的街道、将城市传统融合现代需求等。虽然东京的改造因为政党竞争、缺乏中央政府支持等因素而难以顺利执行，依然可以看出，他的台湾经验反而回过头来影响东京的发展。

日治政府的台北城现代化规划

日治时期的台北城市规划，相当程度上是参考欧洲大城市的经验，特别是拆除旧有城墙，扩大城市发展区域的概念。自17世纪以来，像是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先后拆除城墙，进而重新整顿城市。 台北在拆除旧城墙后，决定铺设四通八达的街道。日治总督府民政局临时土木局主要仍依循旧规，依照城内传统布局规划新道路，例如延长北门街（今衡阳路），特别是向南扩建，成为贯穿南北城区的道路，南段部分则为文武街。至于作为城市中轴线的府前街（今重庆南路一段），如今贯穿整座城市。此外，也铺设许多东西向道路。使传统上以军事防守为出发点的城市，转变为注重交通需求的现代化城市。至于城内街区，当时的规划逻辑，是将整个城市依照“街廓”划分，成内共画出52个街廓。 受限于旧有街道、建筑并不成正角对称，新街廓的外型往往也呈现各种不对称矩形、不对称多边形。以街廓为单位，新城市也发展出与清代沿着街路两侧发展的线性模式截然不同的样貌。 
此外，在建筑材料上，台北官厅集中区也有其独特之处：许多建筑大量运用红砖。由松崎万长与渡边万寿设计，在1908年完成的台北铁道饭店，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虽然规模不比欧洲现代化城市，但在日本人接收台北时，该城已经是个颇具现代化的城市，而且拥有相当明确的官厅集中区，内含财政、经济、军事、商务、邮政、电信、电报等重要功能。从台湾历史来看，台北可说是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新尝试。当时许多日本人也相当想要实验现代化的官厅集中区，在台北这块殖民地上，较为年轻的建筑师或官员，可以更不受传统阻碍，在既有基础上，更进一步施行现代化。 从1900年公布的〈台北城内市区计划〉可知，初期计划仅限于城内地区，明显是想利用清代的“官署集中区”，大肆开发遗留房舍或空地，作为未来新政治核心区域。在不久后，继续发展成更完整的“台北城官厅集中区”。 日本人同时也将现代的都市规划法引入台湾，最早的法令之一即为，1900年11月制定的律令三十号“市区计画における建筑制限に関する规定”（《关于市区计划及建筑限制之规定》）。 隔年，日本颁布新的都市规划法，在前年的基础上扩大规划，将范围扩及旧城区以外，让拆除城墙显得有其必要性。

第三回市区计划：中式棋盘结构注入西式巴洛克几何布局

1905年时，日本总督府公布第三个版本的台北市现代化计划。比起先前版本，新版本的范围不局限在台北城中心，而是扩及到其周围的艋舺、大稻埕，以及东门、南门及三板桥（南门以南及南门东南地区）一带，规模显然大上许多。主要负责人依旧是后藤新平的爱将长尾半平。 根据当年的〈台北区改正图〉可知，新计划在传统的棋盘式方格布局上，增加了许多欧洲自巴洛克时期、启蒙运动以来的几何造型与空间概念。例如城墙拆除后的空间，原先讨论规划成公园广场，最后还是决定规划三线道的林荫大道，成为日后大台北市的重要交通干道。 当时公布的计划中，已经可以看出“台北新公园”（今日228公园）的规划，它与官厅集中区的关系密切，被纳入整体计划，成为重要都市新景观的一部分。 
台北城墙拆除时，位于转角处的角楼地方，放置放射状圆环，主要干道由此向外延伸，成为各区块的重要连结点。除了交通功能，也刻意利用这些圆形交叉点，塑造特殊城市景观，配合林荫大道，使之成为城内新地标。东北边的圆环成为今日忠孝东路与中山南、北路的交叉点；东南角圆环处则配合三角形岔路往东南方，也就是今日爱国东路与罗斯福路一段两马路所形成的交会点。在更往外的地方，运用更多三角形道路、不等边四边形、锥状道路系统，连接台北城与城外东南地带、新店溪旁的区域，规划上相当灵活多元。至于今日的罗斯福路、南海路、金华街、林森南路等，也是当年为了强化交通的五线道路。北门圆环是由五条放射状道路围绕，原本城墙所在区域变成今日忠孝西路与中华路一段，当年就是美丽的林荫大道。 西半部的规划，同样大量运用三角形、不等边四边形、斜向道路等手法，强化旧有的道路系统。此时的新道路之宽度共有两项标标准，一为72.8米，另一为145.6米。

规划兴建台北香榭里大道：〈参道〉敕使道路

台湾剑潭神社于1900年完工，台湾总督府则是在1919年兴建。 在当时的规划中，刻意规划一条世界级规格、横亘台北城的南北向重要道路（今日中山北路）以连接两处，其在1936年完工。 当时采用“地带超过收用法”处理两旁景观。该法意味着，“除了原有道路用地外，也征收道路两侧连带的区块，如此一来，可同时将周边不完整的土地同时纳入城市规划中，或者再规划入公共建设预定地中，作了规划以后的区块，以高价卖掉，收购者需依照规划加盖，因此，整块区块与建筑都有了统一整齐的面貌”。  
整体而言，新版本的城市规划，其道路系统更注重往东西向延伸，南北巷道路为辅助。这种规划概念其实也有生物学上的原理，考量到台北城多吹东风，东西向道路可减少灰尘累积，也能有充足阳光，可说是相当符合日本政府提倡的卫生概念。  
台北古迹与东京古迹命运不相同，改造台北城市的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日本殖民政府确实比较没有善待城内古迹。以东京为例，明治政府在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4)的带领下，与德国建筑师恩德与伯克曼合作主持“日比谷官厅集中计划”。 计划中尽可能保留江户城的原貌，特别是の字形向右涡旋旋转组成的城廓，包括本丸、二丸、三丸、西丸和北丸， 除了天灾之外，必须加以完整保存，更不可拆建，妥善保存后成为今日“皇宫居留地”。
不过在台湾，不仅有强力公权力介入景观重建，甚至利用1911年的的风灾后重建工程，大肆拆除清代建筑与木造平房，实施“京町改筑”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建设。大幅改造的结果，使台北城与历史、传统有了相当大的脱离。日后日本施行的都市相关法规，依旧缺乏保护古迹、历史建筑的思维。 在此环境下保留的旧城门：东门（照正门）、大南门（丽正门）、小南门（重熙门），北门（承恩门），算是少数特别案例。以后藤新平为领导，以长尾半平为主管，以野村一郎为辅佐的年轻都市规划群，将城门设计成圆环功能，并和巴洛克造形结合一起，使台北城的样貌加入了现代性特质。

建城120周年

民国82年（公元1993年），台北捷运板南线施工时，意外的在忠孝西路地下，发现一千多根约1×1×3米的台北城基石遗构。石材遗迹挖掘出来之后，台北市政府特别在挖掘出石材遗迹的站前地下街兴建面积约百坪的台北府城古迹特区，并使用此石材于中山区辽宁公园建成石墙供参观旅客缅怀。另外在民国93年（公元2004年），台北市还更以建城120周年为主题，兴起一阵探索古城的热潮。
大略来说，以台北四面古城墙路线兴建的日治时期四条三线路，是最容易探索台北城的最佳指标。中山南路（东城墙）、爱国西路（南城墙）、中华路（西城墙）、忠孝西路（北城墙）所围绕成的长方形，即为台北城的旧址。而这区域现今仍为重要的政经中枢，城内包含了众多日本统治时期的建筑，如总统府、司法院、台湾银行总行、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国立台湾博物馆、土地银行、台北邮局、中山堂等等。城外附近亦有中正纪念堂、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公卖局等重要建筑。

台湾总督府

“台湾总督府厅舍”（今日总统府）建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北兴建的官署建筑。此建筑为欧洲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下的新文艺复兴风格，造型与结构强烈受到欧洲十九世纪历史主义风格与功能的影响。总督府厅舍位于台北旧城内，座西向东，整座建筑是由四条长形长翼围绕，组成封闭式的矩形结构体，这组矩形建筑整体，中央贯穿主轴中翼，将矩形建筑围成两个中庭，建筑物正面主楼中央，有一高达六十米的楼塔，与当时当地其他建筑比较，是最高与显著的建筑。台湾总督府首要功能是行政机构，但同时也代表殖民统治者的执政权威，尤其建筑师尝试利用西式造型来表现建筑物的现代化与高效率外，也同时借用东方建筑空间布置上的中轴理念来突显执政者的权威形象。

台湾总督府建筑的中央级和地方级设计元素

台湾总督府正面设计有西式建筑市政厅的面貌与外表，是地方政府规格，但内部空间以中央纵轴线的组成，却是帝国模式、全国中央级的规格。主要建筑师为森山松之助与长野宇平治。森山松之助巧妙地把高塔与穹窿同时设计在一个建筑体内，虽然高塔与穹窿、地方与中央是两种相对立的造型与象征，但总督府却同时拥有高塔与穹窿，是地方，也是中央，更具皇族气派。总督府中央纵轴线上的曲锥穹窿虽然不如其它欧洲穹窿高大，且隐藏在正面楼塔之后，从整栋建筑外表看并不非常显眼，但却是放在整座建筑的中心位置，穹窿下敞厅是整座建筑最华丽气派的部位，以中国建筑中轴线分析，它正符合东方尊卑伦理观念，越在中央越显建筑体地位尊贵，曲锥穹窿因在高塔与四翼之后，所以也有东方宫殿隐密、幽静深远与深不可测的肃穆。所以正面外表看是讲究行政效率、办公实用的市政厅官署建筑，内在却隐藏着具有帝国宫殿气派中央级的穹顶。长野宇平治则开创倒“日”字形平面结构在亚洲的使用先例，一九三六年东京国会议事堂直接仿自台湾总督府，也沿用了此倒“日”的平面设计，借助森山松之助的巧妙修正，使总督府同时具备地方政府与帝王宫殿的双重性格与特征。在两位优秀建筑师的精心创作下，台湾总督府成为当代稀少的建筑融合体，它把当时艺术、文化、政治的冲突，恰当的化解开来，且把地方精神与中央精神融为一体，反应了整个台日接触的时代精神内涵。

台湾总督府建筑对台北现代城市面貌的影响

台湾总督府新厅舍位于台北城的正中心点，符合东方建筑中心轴线思想的理论，它与清末一样，仍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但另一方面建筑本身采东西横轴向，破除了传统坐南朝北的纵轴线布局与风水观，符合当时日治政府提倡向东，面向阳光，较明亮、采光佳，较现代卫生、空气流通的原则。早在总督府厅舍设计竞图比赛公布（1906年）之前，新厅舍敷地（预定地）的地点、位置、面积及方向都已确定，由一九○五的“台北市区改正计划图”中可看出未来总督府新厅舍正门朝东，位于原来清代的文武街上，正面大门面对东门街（今凯达格兰大道），直通东城门，在此新的市区规划中，东城门城墙已拆除，且利用圆环及五条放射星状道路规划，使东城门成为新的重要交通联系点，未来总督府便面向此交通要点；长野宇平治与森山松之助为台湾总督府所设计的中轴线正好连接上东城门延伸出来的东西轴线，除了总督府建筑本身外，中轴线正借东西轴道与东侧新市区相连接，由一九○五年十月公告第一九九号公布“台北市区改正计划”中，可预知城东侧新市区东向干道将成为市区街道之主轴，总督府中轴线正是这条新主轴干道（今凯达格兰大道与仁爱路）的起点。总督府的东西向中轴线与面朝东向的规划，预告了未来台北新城向东扩展的趋势，由一九三二年“台北市区计划街路及公园图”中分析，总督府中轴线的东西走向，的确调和了清末以来单重南北纵向发展的缺失，使纵横轴线交错的棋盘道路网更为周全密集。不管旧城区或新市区的规划，也因加入更多数学理性造型，如圆形、椭圆、半圆、锥形、三角形等西式造型，像图环、放射星状道路、广场等建筑元素，使方格布局与几何布置结合，原本封闭的城市格局慢慢转变为向四周开放的城市格局，以多元取代单一，台北城市面貌因此更现代化、更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