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草場屠殺事件

山地草场屠杀事件（Mountain Meadows massacre）或有译做高原惨案，是美国历史上一件残杀移民的惨案。指1857年9月11日，一批主要是来自阿肯色州的移民，在沿着老西班牙路往加州前进时，在犹他州南部一个名叫山地草场（Mountain Meadows）的一个暂停点被屠杀的事件。推测被残杀的人数从不到100人到140人左右。这个事件造成的原因和当时的情况仍有相当的争议性。

范彻车队

在1857年春天，约有40个欧洲移民后裔的家庭组织了一个蓬顶马车车队，准备西往南加州移民。这些家庭来自阿肯色州的马里昂（Marion）、克劳福特（Crawford）、卡洛尔（Carroll）和强森（Johnson）郡，他们在阿肯色州哈里逊（Harrison）的南方的贝乐史丹（Beller's Stand）集合准备西行。这群人本来被称做贝克（Baker）车队和珀金斯（Perkins）车队，但是西行的途中很快地有其他阿肯色州来的车队加入。其后依领队姓名亚历山大·范彻而被称为范彻车队团。范彻“上校”当时已经去过了加州两趟。依当时的眼光，范彻车队在这些旅程上是颇富经验、组织严谨且装备精良。后来有从由其他州（包括从密苏里州）来的个人和家庭们加入他们。

行经犹他

车队团在7月到达当时的美国犹他领地，整个车队共带着约900头牛。但是他们在1857年8月3日 到达盐湖城 的时候一些补给品存量已经偏低。在进盐湖城的数天前，摩门教领袖兼犹他领地行政长官杨百翰为回应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发动的征伐行动，宣告戒严令。美国军队当时承詹姆斯·布坎南总统之命，正向犹他领地行进，造成后来被称为Utah War（犹他战争）的事件。
范彻车队本来是要走北边的道路前往加州，但由于是季节之末，所以改走南道，经今犹他州南部。当地的摩门教徒对外来的“外邦人们”抱持怀疑态度，基于许多原因拒绝与车队团交易往来。个中原因包括杨百翰当时刚发布戒严令，杨百翰先前的命令阻挠与移民者之间的食物交易，并禁止在获得路过许可前通过他们的地盘。而范彻车队当时没有这样的通行许可（车队的领队们可能不知道杨百翰宣布实行的戒严令，因为该戒严令迟至当年9月15日（屠杀事件发生后的4天后）重新发布后才告知大众）。
这个车队后来有11个采矿工人和一些自称是“密苏里野猫”的平原居民加入。这些加入的人当中有些被指称嘲弄、破坏、并给沿着那条路的当地的摩门教徒和印第安原住民“制造麻烦”（一些证词说他们有那把“把老约的内脏打出来”的枪）。这些故事散布了整个摩门社群，但至今仍不清楚“密苏里野猫”在离开盐湖城后还跟着缓慢移动的车队，或者早已脱队。另外，摩门教领袖十二使徒之一的溥瑞特·帕雷（Parley P. Pratt）几个月前在阿肯色被谋杀了（被妻子尚未与其离异就给一夫多妻的溥瑞特帕雷娶走的丈夫谋杀））。而溥瑞特被杀的消息只刚刚传到这个地区。这些传闻、戒严令、战争的威胁和有限的供应造成摩门教徒们不卖食物给范彻车队。

雪松城会议

当范彻车队接近山地草场的时候，在雪松城（Cedar City）和附近的帕罗宛（Parowan） 当地的摩门教徒开了几次会议，考虑如何实行杨百翰所颁布的戒严令.。他们决定“消灭”范彻车队，但是犹豫了，并送了传讯人去盐湖城（来回路程骑马耗时六日）。当这个时候，当地的摩门教徒之间的通讯管道似乎断裂了。

山地草场

饥饿困乏的范彻车队终于在9月初的时候在群山环绕的山地草场找到了水和给牲畜的青草地，该地是老西班牙路上广为人知的一处暂停点。范彻车队在9月初的时候在山地草场找到了绿草地和饮水。他们打算在这个地方休养生息几天然后再上路。在9月7日他们被一群原住民派尤特人和身穿原住民服饰的摩门教徒民兵攻击。范彻车队为了保护自己，以蓬顶车队围成圆阵，降低蓬顶，将车轮都链在一起，再于圆圈外挖掘壕沟，实土于蓬顶车下方和车中，作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有7个移民死于这次攻击，埋在圆圈车队堡垒中。另有16人受伤。这次攻击事件持续5天，期间车队缺乏粮食饮水，弹药存量也逐渐减少。。
在9月11日星期五，两队摩门教民兵拿着白旗接近范彻车队，后来当地的印地安人事务代理人暨摩门教民兵长官约翰·D·李（John D. Lee） 也到了。李告诉这些移民们他已经和派尤特人商量了一个停战协议，如果范彻车队同意留下所有的牲口给派尤特人的话，他们会让移民们在摩门教徒的保护下进入雪松城。范彻车队同意了。他们分成三队。17个年幼的小孩和几位母亲们以及几个伤者被放在第一个蓬顶车队，第二队则是由女人和小孩步行。在后面押队的是范彻车队的男人们，每个男人的右边有一个有武器的摩门教民兵陪同。他们由雪松城西北方接近，这三个队伍逐渐的分开，队伍之间的视野被树丛和山丘挡住。行进2公里后，摩门教徒会同躲在附近的派尤特人对车队成员不分男女见人就杀。几个迅速逃离的人则被追杀。两个十多岁的女孩瑞秋·邓拉普（Rachel Dunlap）和露丝·邓拉普（Ruth Dunlap）成功地跑到附近小峡谷陡峭的斜坡上，躲在树丛后面几分钟，但是被从帕罗宛来的一个派尤特酋长看见，被带到约翰·D·李的前面。有报告称当时18岁的露丝·邓拉普跪在约翰·D·李的前面不断地哀求说：‘Spare me, and I will love you all my life!（饶我一命吧，我会一辈子敬爱你）’ （约翰·D·李否认这件事）。50年后，一位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摩门教女性说当时他听到在圣乔治（St. George） 的摩门教的妇女说两个女孩都遭奸杀。
所有参与屠杀事件的摩门教徒后来都起誓保守这个秘密。数十具尸体草率地被拖到小沟和一些地势低的地方，然后简单地覆上一层薄土。这些简单的掩埋禁不住风吹雨打，尸体后来被野兽撕拉散布得到处都是。

幸存的孩子们

约有17个小孩谨慎地被留活口。在屠杀事件发生后一个小时，李指示菲利浦·金根史密斯（Philip Kingensmith） －可能还有另外两个人－ 将小孩子们带去附近的一个印地安代理人雅各布·汉布林（Jacob Hamblin）的农场，其中的几个小孩在屠杀事件中受伤。后来在一个非摩门教的犹他领地印地安人事务监理官雅各布·福尼的指示下，这些孩子们被放在当地的摩门教家庭里，等待调查结果及通知亲属。但是有些说词指出李和这些想要孩子的摩门教家庭交易和讨价还价。当时只有3岁的莎拉·法兰西丝·贝克（Sarah Francis Baker）后来说：‘They sold us from one family to another.（他们将我们从一个家庭卖到另一个家庭）’。

惨案之后

印地安派尤特人回报说他们收下了范彻车队的大部分牲畜作为他们参与屠杀的报偿。。许多被杀的移民的其他财物（包括从死者身上扒下来沾了血和被子弹射穿的衣物）被带到雪松城，并被以“从包围Sebastopol 取得的财产” 的名义存在一个后期圣徒的仓库里面。对于这些物件到底是被拍卖了还是被当地居民瓜分，有互相抵触的说法使它没有定论。一些幸存的孩子们后来宣称他们看过摩门教徒穿戴着他们逝去的父母的衣服和珠宝。
在屠杀事件发生的两年后（1859年），代理市长詹姆斯·亨利·卡尔顿（James Henry Carleton）抵达该地调查。他和汉布林去了山地草场，发现了女人的头发纠结在梳子上，还有抱在母亲怀里的孩子遗骸。Carleton 后来称这是个“永远忘不了的情景”。在收集好了死者残骸后，卡尔顿的士兵们将他们埋葬，并立了一块石头刻上“Here 120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ere massacred in cold blood early in September, 1857. They were from Arkansas（这里有120个男人、女人、和小孩于1857年9月初被冷血地屠杀。他们是从阿肯色州来的。）”，旁边还有个十字架上面写有“Vengeance is mine. I will repay, saith the Lord（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同时，福尼和领地长官康宁斯（Cummings）指示汉布林和卡尔顿去当地的摩门教家庭中聚集幸存的孩子们，并把他们带到盐湖城，之后他们回到了他们的在阿肯色州和其他州的亲人的怀抱中。几个摩门教家庭向联邦政府索取照护孩童的费用并得到财政上的补偿，并且还说补偿的金额不够，但是一些孩子得到的生活条件受到非常严重的批评。
卡尔顿写了一份严厉批评的报告交给美国国会，指称当地的摩门教徒和教会高层应为这个屠杀事件负责。但是后来只有约翰·D·李被提起公诉。约翰·D·李的第一次被起诉后来以无效审判收尾，但重审的时候被定罪，最后被死刑队在山地草场枪决。
造成山地草场屠杀事件的原因和当时的环境因素仍然具极有争议性。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杨百翰下令或暗地里支持这个屠杀事件，但是摩门教教会高层的参与和在发生事后的清理手段仍然被质疑。另外，虽然所有的口供说辞都说美洲原住民派尤特人当时在场，但是所有历史报告中在所指在场人数和参与程度上面互相矛盾。
从1988年起，范彻车队的受害者的后裔和摩门教屠杀者的后裔合作设计了一个纪念碑来取代在那里摇摇欲坠的原来的标志。现在该地有3个纪念碑。山地草场协会（Mountain Meadows Association）在1990年建了一个纪念碑，由犹他州公园管理处维护。在1999年，摩门教建了另一个纪念碑，并同意自行维护。一个在阿肯色州的纪念碑是原来由卡尔顿所立的标志的复制品，由山地草场纪念基金会（Mountain Meadows Massacre Monument Foundation Inc）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