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補習文化

历史

50至60年代香港开始有小规模的补习社出现，最早的大型补习社出现在1972年，是在西营盘第三街圣类斯预科夜校。
部分曾在圣类斯预科夜校执教的老师，现在还活跃于补习界。
香港有许多补习社提供在一般课堂学习以外的授课与练习，这些补习课程大多为应付上述的公开考试，课程主要以考试导向形式教授该科知识，重温学校课堂上没有教授的考试内容，又为学生提供模拟试题，教授考试答题技巧等。这类补习课程很受中学生欢迎，尤其高中生，坊间更充斥不少补习天王天后。
过往接受补习是负面标签，它只针对成绩稍逊的学生，以协助他们追上课程，内容以学校课程为主；及至九十年代，则补习被视为帮助尖子在考试脱颖而出的利器，内容转变为应试技巧、操练试题、甚至猜估来年考题等。故此，近年补习教育已再非主流教育的影子，而是回应学生的应试需要。
由于许多学校都有条例，日校教师不可兼职，须使用假名，所以许多老师都习惯以英文名字如A. B. Chan或Peter Li示人，这种习惯至今仍在。

补习模式

在香港，补习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上门补习

即私人补习，有不少家长认为子女功课不好，或者因工作问题希望找人照顾却没有能力聘请外佣，就聘请了一些导师上门补习，填补在“子女放学后”及“家长下班前”的时间空间，以一对一的模式进行。也有一些家长认为一对一教育是令学生吸收最多的，所以子女到达高年级的时候仍然选择这种补习模式。
某些上门补习中介公司经常于不同媒体卖广告，每月单是广告费就花下数十万，如买下RoadShow和牛奶公司旗下700店的广告板独市广告、大型广告牌、小巴广告等，令其他曾受极一时但没有巨额投资于广告的上门补习中介公司，已日渐淘汰和没落。
另一方面，由于私人补习赚取的时薪相对高昂，有不少高中及大学生希望赚取零用钱，也会加入这些上门导师行列。

小型补习社

在小学至初中层面中，很多时候小型补习社也发挥了上门补习“填时间”的作用。由于香港的小型补习社多为小本经营，不少人视之为当老板的捷径发财而漠视教育理想，补习教师体罚学生﹙如以铁尺打学生，以为家长“严格”教导子女作招俫﹚以得到补习“佳绩”，更有心术不正者非礼女学生。但一般而言，小型补习社师资较上门补习有保证。至高中时期，学生一般较懂得自律，不用家长操心，补习社就主力教授及重温课堂上不足的地方，同时操练旧试题。
和大型补习社不同的，是小型补习社每班一般不多于20人，有的采取小班教学，这是不少学生及家长所取的。此外，小型补习社多为小本经营，并非连锁式经营。即使开设分校，也只会位于旧校附近，用作方便开设更多班，而非主动地拓展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大型补习社导师于成名前均曾于小型补习社任教。

连锁式补习社

连锁式补习社的覆盖性高，分校遍布港九新界，大多位于市中心，毗邻港铁站。
香港目前的补习市场有三大连锁式补习社集团：香港教育国际（现代教育）（港交所：01082.HK）、精英汇集团  （遵理学校）(港交所：01775.HK) 和英皇教育，前两家已经上市。
连锁式补习社主要以“考试导向”的形式教授该科知识︰提供考试答题技巧和讲解学校课堂上没有教授的考试内容，填补学校教育不足的地方，并同时给予历届试题供学生操练。
大部分的课堂，尤其远离湾仔区，油尖旺区，荃湾区，沙田区及观塘区的分校，都会以录影班(Video班)为主要上课模式，即该补习教师预先在现场班(Live班)上课时拍摄讲课的片段，然后存放于云端，各分校需要上课时即可存取，减轻导师的工作压力，但学生就失去了在课后直接向该教师询问课堂不明白之处的机会。大型补习社会将分校内数个课室之间的墙壁拆除，再配以玻璃分隔(行内称拖房或联播房)，部分收生率较高的顶级名师的Live班更会在同一分校内没有与主房联通的课室同步播放(行内称联播),让数个课室的学生能够同时上同一名导师的课堂。
遵理学校更推出网上取筹服务，让部分顶级名师的Live班学生节省排队时间。
现时有不少补习导师会在社交网站提供“免费问书服务”，解答在课后的学生疑难。
此外，这些补习社除了提供日常课堂外，也会提供与考试有关的服务，例如举办模拟试，让学生了解在应考公开试前的不足和熟习考试模式。又例如会举办说话训练，让学生培养说话技巧。

流动补习社

流动补习社出现的原因，是由于香港铺租不断飙升，而且部分学生的居住环境挤迫，难以提供补习空间，为了节省成本，有些补习老师在麦当劳、大家乐、星巴克等快餐店或咖啡室为学生补习。有老师指挥学生霸占店内五、六个座位，实施一人一台做功课，有时会引来食客注目、不满，甚至出口指摘。

专门式补习社

除了连锁式补习社外，香港也有一些补习社是针对个别科目教授，其宣传方法及经营手法十分贴近连锁式补习社。
据香港中文大学《大学线月刊》报道，指出大学课程独特，“大专生补习班”可协助大专生适应大专课程。

上门补习／小型补习社

上门补习的导师一般靠超市的免费客户广告或不同上门补习网站宣传，小型补习社一般只作传单宣传或提供优惠。

有关法律问题

一般而言，法律问题较多出现于大型补习社。

商业方面

一般而言，大型补习社都是以商业型式运作。由于部分补习导师极受学生欢迎，而且学费可以相当昂贵，补习社愿意花巨额金钱把对手的补习导师招聘过来，然而这些补习导师通常与原补习社签署了合约。这不时引起诉讼，向补习导师及对方补习社索偿，往往牵涉数千万港元的学费收入，同时也披露了补习导师的薪金极高，例子有：林溢欣、张欣欣、高式卡、范浩扬

知识方面

香港的补习风气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他们指这些补习班只着重应付公开考试，对学生的知识没有帮助。而评论员梁亦华亦指出，补习社所着重的试卷操练，较少为学生提供广阔的知识基础，令课程变得狭窄。然而，部分补习教师则认为，这是香港教育制度的问题；即使一个学生知识丰富，但基于学生、家长、甚至社会大众都认为“考试失败就注定一生失败”，才会令这类补习班愈来愈多，补习风气愈来愈盛。

人格发展方面

评论员梁亦华引述海外研究指出，补习教学方针多以考试为本，较强调学生的无条件服从，并抑压学生自信，发展创意及培养学习自主性。

课堂参与方面

有论者指出，如学生在上课前已接触相关知识和应试技巧，可能会降低学生的课堂投入度，令教师难以要求学生服从他们的判断和建议，从而影响日校课堂。

占用课余时间

2006年中学会考十优状元余思远于放榜后拒绝回母校和校长拍照，并转校到港岛区名校英皇书院，把功劳归功于补习社。有学者反映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加上他向传媒透露自己放弃不少课外活动，更加带来争议。
而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式补习，所花费的开支绝对不少，这不只于金钱的支出，也包括时间等不可见的开支。造成部分学生“早上上课，放学后上补习社”，影响学生课外活动的发展，甚至于正常学习的过程。而对于经济能力不太好的家庭而言，每月数百甚至数千的补习费用实为极大的经济负担。

教育已沦落为消费者的学习体验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贝磊（Mark Bray）教授，曾就补习社蔚然成风的现象作深入分析，他认为补习教育制度乃是依附学校教育生存的“影子教学”（shadow education system）。
补习社的营运模式和教学内容完全跟随教育改革和应试的“游戏规则”，家长一方面担忧子女的成绩，一方面又急于在子女身上看到回报，消费者(学生和家长)都很乐意接受这种商品化的消费。

补习天王

事源80年代末香港乐坛上出现四大天王，及至90年代，香港传媒将各行各业收入丰厚的人称为天王，“补习天王”一词源于香港传媒于90年代对连锁补习社创办人及导师史伟全的报导。

电视剧

香港有线电视于2007年首次自制的电视剧《补习天后》及无线电视于2008年播映的《尖子攻略》，便是以香港补习文化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