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獨立

澳门独立，简称“澳独”，是一种支持澳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的主张，该主张在澳门并没有市场，本来是属于一种不存在的议题。2016年，该议题因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而间接引起的“澳门立法会选举法修法争议”的影响一度被提及。2017年，中共中央机关报旗下《环球时报》、澳门媒体《新华澳报》以及相关团体因炒作澳独议题而被各界批评。批评者担心如此挑起相关讨论，会让本身不存在的议题成真，情况有如自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挑起本来甚少人讨论的港独问题后，港独便成为愈来愈多人讨论的议题，梁振英更被掫揄为“港独之父”。法国广播电台有评论文章认为，澳独议题是中国共产党媒体炮制出来用以打压反对派的手段。

背景

约在公元前四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澳门一带聚居，并有骸骨、彩陶碎片、铜币、钮、箭头、石英制的环、玦，以及石斧、石锛等石器工具文物出土。
澳门在中国秦朝时期属南海郡番禺县，东晋时期属新会郡封乐县，隋朝时期初年改属南海郡宝安县，唐朝废宝安县改属东莞县，在明朝和清朝属广东府香山县恭常都。
史学界对于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及澳门开埠的时间说法不一，主要有1535年、1553年及1557年三说。1573年（明万历元年），葡人正式赁居澳门之后，一方面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另一方面开辟了澳门—长崎、澳门—果亚—里斯本、澳门—马尼拉—墨西哥三条国际贸易航线，开展东西方国际贸易，后来更“扶老携幼，举国而来”，在澳门扩建房屋。然而由于葡人私运米粮和火药、贩卖人口、骚扰闽粤海疆以及唆使黑奴到提调衙门无理取闹等举动，引起明人的不满和朝野仕宦的忧虑，纷纷向皇帝上书禀奏，认为葡萄牙人赁居澳门是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和隐患。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明朝中央政府允许葡萄牙人继续赁居澳门，建设城池，设置官吏，对之加强管理。
从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进入和赁居澳门到清光绪十三年的334年间，明清政府一直在澳门设置各种管理机构，委派守澳官、县丞、同知、参将等文武官员管理澳门的行政、军事、司法和关税等事务。直到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不断侵夺澳门的领土主权，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为了与已经是自由港的香港竞争，葡萄牙女王玛利亚二世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容许外国商船停泊进行贸易活动，亦拒绝向大清国缴付地租。1846年，澳门总督亚马留封闭在澳门的海关行台，毁掉香山县丞衙署。翌年，亚马留停止向清政府缴纳地租，并且将设立在议事亭内的清皇帝御旨石碑拆除，驱逐清政府在澳门的官吏和海关人员，武力进占了澳门半岛东北的望厦村，开始推行近占七村，远夺三岛的扩张政策，进一步扩大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势力范围。1889年，葡萄牙人共占领了相当于今天整个澳门地区的面积。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王国和大清国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定准由葡国坚允，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
1966年12月3日，澳门爆发“一二·三事件”，事件的导火线是在同年11月发生的“氹仔事件”，当时澳门离岛氹仔的基层工人因小孩贫穷无法读书上学，故向当时的工务局申请扩建校舍，然而经过24次交涉和申请后无果，于是按照惯例先行搭棚动工，时海岛市行政局代局长晏德地（葡萄牙语：Rui de Andrade）后来在忆事件经过时对申请批文的经过支吾以对，他忆说他在某天上班时，经过发现学校门前搭起棚架，大吃一惊，于是派出警察阻止，导致警民冲突，造成24人伤。消息旋即传遍澳门，触发大规模群众借机反对葡国在澳门的殖民统治，演变成大规模的骚动。虽然事件不因中国文化大革命而起，但当地亲北京左派藉着文革的影响，引入文革式斗争手段，通过“反殖爱国”斗争，企图夺取殖民地政府的权力，一些左派人士闯进澳督府（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总部）高唱红歌、朗读毛语录，又推翻警车，并于议事亭前地集结，冲击市政厅（现民政总署大楼）、警察局和仁慈堂大楼地下的公证署，又破坏葡萄牙人纪念雕像，警察开枪回应，事件造成八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12月10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与当时在澳门的亲中共社团向澳督嘉乐庇提出六项要求，当中包括“立即向澳门同胞当面认罪和签具认罪书”。本来强硬态度的嘉乐庇在与华商领袖何贤会面后，翌日向殖民地部发出的一封电报︰“他（何贤）还告诉我已经有一万个红卫兵集结在澳门附近，而陆军总司令就通知，有持械的解放军集结在关闸附近。海军方面则通知，有4艘中国军舰进入了澳门水域。”12月21日起，澳葡政府被迫每天派出代表到拱北与广东省外事处就认罪书内容展开谈判。根据当时港英政府的报告，澳葡方面向他们发信，问如果撤走，需时多久，以及香港能否给他们暂驻。
1967年1月，广东当局关闭与澳门接壤的关闸，禁止中国内地粮食及食水输往澳门，迫使澳葡政府屈服。28日，澳葡政府认罪道歉，签署《澳门政府对华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议书的答复》，涉及氹仔事件的护督、行政官员及镇压师生的官员亦先后离开澳门。事件过后，澳葡政府大权旁落，迅速失去统治意志，在政治上一切都要以中国共产党的意图为依归，例如配合中共清洗在国民党在澳门的势力（一二三事件前，国共势力相平衡）等。亲中共的当地华人领袖何贤成为事实上的“影子澳督”，当时甚至有香港人嘲笑澳门为“半个解放区”，澳门社会自此被左派控制。另外，一二·三事件是香港“六七暴动”爆发的起因之一，当时香港左派受到澳门左派在“一二三事件”中大获全胜的鼓舞，到澳门学习“斗争经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副社长祈烽两人在内部会议总结澳门“胜利”时，声言要在香港“大干一场”，此后新华社香港分社及左派阵营积极捕捉发动斗争的机会。
1975年，新成立的葡萄牙文人政府提出归还澳门，但鉴于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全国一片混乱，中国没有心思去考虑收回澳门的问题。
1987年4月13日，葡萄牙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在1999年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结束了葡萄牙人在澳门一百多年的统治历史（不包括1553年至1849年澳门的行政、司法、税收等权仍属广东地方政府所掌握的时期）。

意识形态

前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仇国平以澳门和香港两地的社会团体政治立场作出比较，他指出，香港的亲北京势力在六七暴动中被港英政府摧毁，香港市民对港共势力对香港稳定及繁荣的破坏感到极度不齿，左派人士对香港自治权的挑战，饱受当时港英政府的限制。然而澳门的左派势力却在1966年一二·三事件中迫使澳葡政府屈服，得以在社会各个阶层扎根，因此澳门社会普遍亲中，身份认同上倾向中国大陆，澳门的本土身份认同感难以营造。澳门人对中国文化以至中国政府有强烈的认同感，在中国政府眼中，作为一国两制的试验品，澳门比香港更成功。
同样是殖民地政府，澳葡政府对一二·三事件和港英政府对六七暴动的应对方法不同，当年澳葡当局选择“认罪道歉”，而港英当局则“绝不妥协”，并且一直坚持平乱直到中共强行下令香港左派终止暴动为止。这两种不同的应对手段，直接导致这两个殖民地在暴乱后长达20年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澳葡政府失去统治意志后，澳门就陷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全面停顿的状态；而在对岸的港英政府在挫败左派暴动后，统治意志表现得非常坚定，且民望高企，经过对六七暴动深层次原因的检讨，进行相关的大规模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改革，在1970到80年代的黄金20年间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相比之下，澳门的停滞、没落就显得特别突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澳门居民与香港不同，并不反对“回归”，希望藉“回归”来改变澳葡政府不作为的局面。
澳门在公民社会方面不如邻近的香港。香港拥有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社会上有支持新闻自由的机构，也有代表公民利益的组织以及为民主作斗争的非政府组织，以及有许多热衷于和重视政治和民主运动的大学。自2014年起，学生们便开始讨论独立的可能性，与香港独立有关的运动也大多来自香港的大学，在社会上的反北京情绪影响下，香港人也越来越少认定自身为“中国人”；在澳门，公民社会的规模不及香港，代表公民利益的组织的势力也比较薄弱，澳门的大学也不热衷于政治议题。
澳门在身份建构与国族认同方面也与香港大不相同，2015年12月，香港大学民调机构以电话访问510名澳门市民，结果显示市民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比2014年上升2分，评分与“澳门人”的认同感相同，皆为7.9分。该民调也显示出澳门市民最关心的是民生问题，然后是经济和政治问题，结构上多年来没有改变。《经济学人》杂志于2017年台风天鸽在澳门大肆破坏后发文指出，香港与澳门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澳门人对解放军帮忙清理台风过后的灾情，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但在香港，就算解放军履行一些人道主义性的任务，也会遭到香港人的质疑。

独立条件

在面临诸如中国大陆新移民涌入、房价飙升、缺乏民主、难以避免的本土“中国大陆化”和北京政府多次干预香港事务的问题下，香港近年出现了反对北京的抗议活动和要求独立的呼声。虽然澳门在回归后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但澳门并没有产生跟香港一样的独立情绪，原因之一是因为被喻为“世界博彩之都”、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的澳门强烈依赖占澳门GDP的一半以上的赌博业和旅游业，而澳门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对于澳门人而言，失去中国大陆游客的代价太高；相之相比，香港则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即使没有中国大陆游客也能生存，因此有与北京政府对抗的本钱。

2016年立法会选举法修法争议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香港立法会宣誓风波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进行第五次释法后，澳门政府向立会提交修改立会选举法，要求追加参选人须声明拥护《基本法》和效忠澳门特区的条文，并规定不可担任其他国家的议员职位，行政法务司陈海帆称新增相关条文是参考了人大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释法，引入声明书是为了“防患未然，未雨绸缪”，又指选管会将根据参选人过往言论或行动判断该人是否属“不拥不忠”，惟因法案不设追溯期，参选人作出声明时若表示愿意放弃过往“不拥不忠”言论就不影响其议员资格。另外，若拒绝声明，或事实证明不拥护，则会被剥夺被选资格。
《讯报》评论指出，“在澳门这个和谐温顺得如同小绵羊一般的社会里，这无疑是澳门政府引火上身，多此一举的做法。这难免让人质疑政府有消灭社会一切反对声音的企图，最终只会点燃起公众的更大怒火。现时政府说要‘未雨绸缪’，不禁让人质疑澳门政府想以香港为榜样，为自己施政的失败找个可以推卸的对象。”评论又指出，澳门从来都没有所谓的“澳独思潮”，既没有市场，亦没有土壤，反而是那些经常声称要慎防“澳独”的人，不断在带起有关讨论，令人不胜其烦，再加上对当地政府无能腐败的不满，地区性的民怨亦会蔓延到对北京政府的不满。评论亦指出，澳门政府在香港人大释法事件后未够一个月就高效率地推出新法案文本，在处理民生议题时却相当缓慢和缺乏效率。
时新澳门学社副理事长苏嘉豪批评政府东施效颦，以及批评陈海帆争着当“澳独之母”。他说《基本法》第101条已清楚列明议员宣誓必须遵守、拥护及效忠的条款，另行修法是“僭建基本法”，批评修法美其名未雨绸缪，其实只属“作贼心虚”。

2017年澳独议题风波

2017年9月的澳门立法会选举期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9月13日刊出了一篇标题为《图谋引入激进抗争！澳门“独派分子”想进立法会》的文章，文中引用亲共媒体《新华澳报》的报导，点名批评时立法会参选人、澳门民主派议政团体“新澳门学社”的苏嘉豪为“泛民象征，企图将香港的所谓抗争手法带到澳门社会及立法会”。报道亦指，学社人员黄健朗曾在社交网站上公开指“参加澳门立法会选举可主张港独，因为香港《基本法》不能在澳门实施”。
9月9日，以“学社前进”名义参加立法会选举的苏嘉豪，以及其他学社人员在三盏灯的造势晚会期间遭十多名声称“澳门收藏家协会”成员举横额抗议，抗议者大喊“反对独派进入立法会”口号，并且在横额上写着“黄健朗冇再独害青年人（黄健朗不要再独害青年人）”、“灾难面前祖国是靠山”及“独派无人性”。协会会长吴利勋表示，他们看到有“独派”年青人在学社组别候选人的名单中，并听到社会有声音指，有“港独”的选举模式来传授到澳门。他表示坚决反对“独派”思想进入澳门，也坚决不容许“独派”思想进入澳门，危害青年。
有“学社前进”助选团成员要求一名抗议者拿出黄健朗宣传“澳独”的证据，该名抗议者随即打开手机查找了一会后未有结果，有一名抗议者向另一名抗议者说“唔好回答佢任何问题（不要回答他任何问题）！”另有数名抗议者则重复大喊“总之独派就是没人性！”。其后有记者上前提问，有男子称他们是“反独派”，担心香港的港独派将“技术”传过来澳门立法会。记者回应称现时澳门无所谓“澳独”，该男子称“依个系唔可以存在嘅（这是不可以存在的）……”记者再问为何与学社候选人有关，该男子说学社候选人跟香港的独派有联系，记者追问有否证据，该男子回答“暂时没有……我们只是在发表意见……总之就是要反对”。
9月13日，“学社前进”成员在黑沙环新街集会，过程中先后被另外三个组别的第一候选人打扰，分别为第17组第1候选李少坤、第22组第1候选人黄伟民以及23组第1候选人利建润，他们在集会地点辱骂学社成员，辱骂用词中包括“卖国贼”，又试图阻碍“学社前进”候选人的竞选演讲及宣传。
相关人士及带出“澳独”议题的报道在刊出后受到学社、学者专家及多方媒体的批评和反驳。苏嘉豪和黄健朗对相关指控作出澄清，又指把反对派扣帽子成主张独立或者受到外国势力支配，是北京当局常用的政治技俩。他亦指出，某些团体诬陷学社候选人“搞独立”，变相是对学社过往监督政府的工作的肯定。黄健朗回应《立场新闻》记者查询时指，《环球时报》所引用的言论，只是法律技术上的讨论研究，意在指出澳门法律存在的漏洞，不代表个人鼓吹香港独立。他亦强调本人从无鼓吹澳独或港独，批评《环球时报》的措词是歪曲事实。
当选议员后的苏嘉豪在出席澳门电台节目时说，“爱国”已被扭曲为“表忠”，流于口号，又质疑有人藉“爱国”来取得更多利益。有听众发表评论，指出并没有任何候选组别以“澳独”作政纲，却有一些人躲起来在网络无的放矢、无中生有，指控候选组别“搞澳独”，这些“搞乱社会的坏分子”才是“澳独之父”。该听众又说，与其“讲澳独”，不如“讲爱国爱澳”，批评很多议员“讲爱国爱澳”，却只说不做。

澳门与内地驾驶执照互认争议

2017年10月，特区政府提出推动陆澳两地驾驶执照互认，引起坊间忧虑和批评，时事评论员、澳门交咨会前委员黄东批评，现时有部分意见指反对有关政策就是“澳独”、“反对国家大政”。他认为，必须谴责这类上纲上线的说法，市民的忧虑有个中道理，因为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商讨极不透明，难免引起揣测。他怀疑，中央政府可能只是向特区官员了解互认事宜，但特区官员立即把中央政府的意思演绎成“尽快实施、大势所趋”等，强迫市民去接受。

各界评论

专门研究澳门问题的专家、澳门科技大学教授谭志强说，2017年立法会选举前多年来，从未听过“澳独”或“独派分子”，相关文章的指控是“完全冤枉”，似是有人在利用亲共传媒抹黑立法会选举中的对手。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担心如此挑起“独派”讨论，会让本身不存在的议题成真，情况就像10年前没有人讨论港独，但时香港特首梁振英提出“警惕港独”后立即变成“港独之父”，结果导致愈来愈多人讨论港独议题。余永逸又说，港澳两地政治气氛不同，澳门人多不认同激进路线，在澳门“反中”或“反共”并无市场。他又说：“当《环球时报》提出‘澳独’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出事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个议题。你说它（澳独），它倒就成议题了。”
澳门媒体《讯报》有评论文章批评2017年澳门立法会选举期间，除了网上有“铺天盖地的诽谤言论”外，还有部分团体或候选组别公然违法扰乱个别组别的竞选活动，上纲上线地抹黑个别组别，并扣上“澳独”和“卖国”的帽子，质疑是有组织的打压行为。评论文章又指，“爱国爱澳”是澳门人“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澳独”土壤，澳门谈“澳独”是“选票毒药”，亦是“政治自杀”。文章又认为，所谓的“反澳独”势力非要在澳门带出“澳独”这个伪议题，是因为“反澳独”在将来必然是一条可观的财路，文章批评现时在澳门谁要大力提倡“反澳独”，谁就日后必将成为“澳独之父”。
澳门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区锦新认为，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一度以“澳独”标签反对派的候选人可能是故意渲染。他指出澳门人口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或者是“移民二代”，真正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只有三分之一，而且从1960年代起，澳门民间社会已由亲北京的社团垄断，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都与北京政府较为亲近，因此所谓的“澳独”根本没有市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澳独”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媒体炮制出来打压反对派的闹剧。
时事评论员李国强认为，有既得利益者夸大“澳独”在澳门的影响，制造假想敌，目的是为了向中国政府缴功纳赏，又形容那些夸大“澳独”在澳门的影响的人士，有如明朝末年一些制造假想敌以虚报军功，将小规模冲突上奏为大捷大胜，以“无中生有”和“弄假成真”获取朝廷封赏和赚取军饷的明朝将领，又指最有可能推翻政权的不可能是“只有一支笔一张嘴”的“被扣上搞独帽子的反对派人士”，而是那些自澳门回归以来“透过不择手段买卖（囤积）土地致富的地产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