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語

系属

赣语的系属一直都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基本上可以归为二类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赣语是汉语的一种“方言”，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因历史、文化等因素而多持有这种观点。而且赣语使用人口亦较多认为赣语是属于汉语方言的一种，这多出自于学术宣传、政治考量、民族感情等诸多因素，也因为赣语相较于粤语、闽语和官话有一定的相似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赣语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海外语言学家在做汉语言学研究时就把赣语和其他汉语分别作为单个语言研究。因为从语言学角度上看，凡是互相之间不能通话的，均应列为不同的语言。而赣语和其他汉语在语音、辞汇、语法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口语上对话人是无以沟通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些不同的汉语基本上是“语言和语言”的关系，而非“方言和方言”的关系。对照世界上对语言的定义分类，同属印欧语系的英语和德语之间的共用辞汇根据相关研究为58%，法语和意大利语则为80%，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更达87.4%。而这一系列语言都为不同类语言。即使分属不同语系的中文和日语之间的同源辞汇也有47.5%。而赣语和北方官话之间的互通辞汇仅为46.9%。由此可见，如果以“同源词”作为指标来衡量语言的话，赣语和北方官话之间的差异已远甚于“方言”之间的差异。
赣语在音韵上与客家语最为接近，过去有不少语言学家将它们合称为客赣方言（客赣语）。不过，这种分法许多客家研究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客家语是客家民系的重要标识，因而不应该与赣语合二为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们发现了赣语和客家语之间虽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因而拆分为二的看法得到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者的认同。

语调

语调是指为了表达一个句子的全部意思而对语句前后升降、扬抑的语音系统。它可以把一个个抽象的，笼统的一般意义的连音组连成串，用来表示一个更为复杂的，特定的，具有主观意义和情感的语句。就总体来说，赣语的语流升降较普通话显得平稳。即使是疑问句，在普通话中即便没有疑问语气词，后半句的音调也要上升，如“是他告诉你↗的？”。但在赣语中反而有降调趋势，尤其是对于句首有疑问词的问句，重音会放在疑问词上，音高也就在句首。例如：啷↗能咁嘞？（怎么可以这样呢？）

敬语体系

赣语中的人称辞汇除了以上“文法”章节里所提及的人称代词以外，还有诸如敬语、谦辞、昵称等诸多词类。敬语中的一大部分都使用于书面语，但口语中亦会使用，例如：“贵宝店”、“府上”、“台甫”、“大号”、“好意走/好生走”等都是日常生活经常使用的词汇。至于口语中亦有一套敬语体系，例如：称呼长者为“师傅”、“老爷子”；称呼妇女为“孺人”；称呼成年男子为“大兄”、“老弟”、“老坐”；称呼成年女子为“大姐”、“妹子”等等，对于木匠更有“博士”的雅称。与此同时，谦词诸如“敝姓”、“舍间”，谑称诸如“何老”、“秧子”、“雀子”等亦使用在赣语当中。

亲族词汇

赣语的亲族词汇除了书面语中使用的“祖父”、“母亲”之类的正式用语以外，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白话体系，其有包含引称和对称两类。单举几例如下：
                            太公━┳━太婆
                                     ┃
                                    公公━┳━婆婆  阿公━┳━阿婆
                           伯娘━━伯爺┫                    ┣母舅━━舅母
                           姑爺━━姑娘┫                    ┣大娘━━大爺
                                             爺━━━┳━━━娘
                                                         ┃ 丈元━┳━丈母
                                             兄弟姊妹┫          ┃
                                                         我━┳━老婆
                              親家━┳━親家母         ┃
                                       ┗新婦━┳━崽━┻━女━┳━郎
                                                   ┃                     ┃
                                              孫子、女           外甥子、女

观感词汇

大量的感官描述辞汇被使用于赣语日常交际中，其构造原理有诸如拟声、拟态、拟义等方法。模拟词或而单独使用，或而联系其他辞汇共同表达词义。对于听感的描述，有如“哇[kyɛ]叫”、“嘻[ɕit]笑”等；对于观感的描述，有如“喼[ʨit]绿”、“黆[sɛn]黄”等，再如对其他感官的描述，有如“丩[ʨiu]酸”、“冎[kuat]淡”、“枼[sɛ]薄”、“呼[fut]热”。至此可以观察到，赣语对于感官的描绘习惯把仄声字加在主要义象词之前，用以加强描述信息的传递。

发展历史

赣语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赣语必然的多元的历史层次。远古时期百越聚居的情况、上古时期“吴头楚尾”的政治版图给赣语打下了底层印记，历史上中原汉民数次大规模迁徙更给赣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宋朝以降，江西地区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赣语的历史发展，自上古时期至现今，至少有1500年以上的主要发展史。

上古时期

江西的人文历史可追溯到数万年前的石器时代，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了距今上万年的人类历史上最早水稻样本，另外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大量新、旧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鄱阳湖畔的吴城文化出土了极大量的殷商时期青铜器，其数量、品质堪居全国之首。由此可见，早在上古时期赣鄱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已经到了非常高的水准。此时期的古江西属于百越之地，曾经有过“干越国”和“艾国”等非华夏族国家。史载干越国在春秋时期为吴国所灭，其中心地带可能位于今余干一带，而艾国则位于今修水、武宁一带，后其被楚国并吞。今日人们往往把《山海经》传说中的“赣巨人”、《太平御览》所载“干越人”、《战国策》所载“彭蠡”湖畔的“三苗”人等看作是上古时期江西的土著居民。有学者认为这种百越聚居的情况依旧可以在现今的各南方汉语中找到痕迹，赣语中亦有一些底层词难以在古书典里找到来源，却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表达方法相似，例如“能干”在许多赣语方言里音为[lak]，而壮语中为[lɛk]，其他如“老蛤[kot]”、“牛栏[lan]”等也被疑似为古百越底层词。潘悟云、陈忠敏的《释“侬”》（1995）一文，经过详细论证之后，指出：‘“侬”是古代广泛分布于江南的方言词，既有“人”义，也用来自称。在现代的吴、闽、徽、赣、粤诸方言中还有它的分布。’‘侬可能就是古百越语词，意义为族称和自称。古代百越人在接受汉语的同时，把他们自己语言中用于族称和自称的[noŋ]保留下来，成了这些方言中“人”义和第一人称的方言词。’
至春秋时代，江西地方经常被称为“吴头楚尾”，是因为江西曾迭为吴、楚、越国的争雄之地。吴和楚都处于长江中下游，地势平坦，民间不乏往来，侯国之间战争频殷。公元前506年，吴王伐楚，攻陷楚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公元前306年楚灭越。处于“吴头楚尾”的江西和各方都有大量关系，而赣语中至今依旧保存着一些很有特色、很常用的古吴语和古楚语词的积淀，例如《说文》中记载“楚谓竹皮”的“箬”，《集韵》中记载“吴人呼彼”的“𠍲”（今作渠或佢）等诸多吴、楚语词有相当多地都继续保留在赣语之中。西汉扬雄在其著作《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提到“南楚”方言达85次，其中单言“南楚”、不并引其他地名有42次，提到“南楚之外”、“南楚之南”10次。而《史记·货殖列传》中则注明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同时，《方言》中提及的吴越、吴杨越、吴楚等地亦被认为包括江西的部分地区，所以该时期的江西话应是似吴类楚的一种独具特色、有别于周畿雅言的语言。
吴越楚都是古代南中国的原住民所建立的国家。所以赣语保留这就很是自然了。可惜文献中关于古吴语和古楚语的记载太少了，否则一定可以发现更多的这类保留在口中的“文物”。
《汉书·地理志》：“余暨”。应劭注：“吴王阖闾弟夫㮣之所邑”。夫㮣（暨）的封地叫余暨，这里的“余”有“地”的意思，和今侗、水语近义。吴越地名残留的以“余”为冠首的至今还有余汗（余干）、余杭等。《汉书·严助传》记载：“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韦昭注：“越邑，今鄱阳县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南下。据《淮南子·人间训》所载：“其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用来对付当时福建的东越与广东的南越国的两支军队给江西带来了大规模的中原汉民，之后朝廷又增派一万多女子来为将士作内勤。这时期的大规模移民，这些人口遂形成了江西最初的华夏族人口，对赣语的形成和发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两汉之前，汉人还是比较少涉足江西。《周官》（即《周礼》）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说文解字·虫部》注：“蛮，南蛮，蛇种。”大概分布于江西的“蛮越”是以蛇为图腾的，至今江西人民还是视家中有蛇为好运的象征。象征蛮越文化的“船棺葬”广泛分布于赣、湘、闽、贵直至云、贵川，从种种文化特征来看，当时的原住民夷落中一定有现今的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先民。
汉高帝初年（公元前202年），汉朝在江西设置豫章郡（赣江原称豫章江，因此而得名），郡治南昌，下辖十八县，管辖区域遍布今江西四方。豫章郡人口由公元2年的将近三十五万余人猛增至公元140年的167万余人，净增近132万人。在当时中国一百多个郡中，豫章郡的人口名次由53位跃居第四位。在扬州的六个郡中，由第五位跃居第一位。当时，扬州总人口的五分之二都住在豫章郡，上古赣语也就随着秦始皇和汉武帝征南行动和华夏人的南迁而形成了。
中原汉人入赣显然带来了比原住民更高的文化，正是因为这种文化上的优势，使得中原的汉语成为了赣语的主要成分，而原来的百越人的语言以及古吴、楚语都退属为次要成分。

中古时期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战乱动荡的状态，“八王之乱”的斗争导致了几百年间中国分裂的局面，“五胡乱华”更是让成百万的中原人背井离乡，南逃谋生。这次动荡时间之长，战乱之多，灾难之深，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于是就此开始，黄河流域的中原人大量自西向东，自北向南，沿长江中下游全面迁移。处于“吴头楚尾”的江西，接受了大量并、司、豫诸州的流民，他们起初集聚于鄱阳湖及赣江流域，后或又扩散到赣中。现代赣语的主要源头也就源自于这次人口大迁徙。
中原汉人徙赣主要是经江东进入江西的，北片赣语应该是江西境内最早形成的方言，它的一些存古特征是其他赣语方言所没有的。例如从上古到中古的声母中都有的全浊声母b、d、g、ʣ等都保留在鄱阳湖周边的市县方言。
经历南朝数百年的时间，豫章郡的原有方言可能吸收了不少当时中原话的成分，但是仍旧保留着自己固有的特征。《南史·胡谐之传》记载：‘胡谐之，豫章南昌人也。…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这段记叙中的所谓“正音”，是指永嘉之乱以后在南朝数百年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语言，即当时主要通行于金陵城里官僚阶层内所使用的“金陵”话。因其在政治上带有权威性，所以又被称为“正音”。这里所谓的“傒语”，即当时南昌一带的本地语言。
隋唐时期，经过盛唐二百多年的稳定发展，赣语的主要特点已经与现在相差无几。唐朝的初期，中原居民大范围地迁徙入江西，尤其是鄱阳湖平原，这时期便产生了原始北片赣语。沙加尔认为，已经消失的唐朝长安方言的一些特征至今仍保存在北区赣语中：武宁、湖口等地的真正的全浊声母；齿槽音后谈[a]、覃[o]韵组字的不同，等等。此外，沙加尔在陕西发现一些地方和赣语相类的特征，如“鼻”字在赣语和陕西部分地方都是读作入声。在陕西南部（如洪洞、万荣等地）以及徽州等地还发现送气清化等赣语的显著特征。沙加尔因此认为这可能是唐朝时陕西对江西的移民导致的。到了唐末五代十国的二百年间，又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分裂。由于安史之乱造成的战乱，大量北方汉人迁移至东南之地。
赣语自唐朝以后就基本定型，但之后随着不断地外来文化影响，赣语因此也增加了不少新的辞汇，如新传入的中亚文化中的伊斯兰辞汇，佛教文化的梵语词等。
到了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中原汉人持续南迁。赣语的全部本征最终完全得以确定。此外，隋唐之后江西地区成为全国十道之一的“江南道”，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人口剧增，江西第一次大规模向外移民也是由此间拉开序幕，南昌、吉安一带的人口不断向湖南东北的湘阴、宝庆、新化等地移民。在后续的几百年间，又由赣北、赣中继续向湖南东北、湖北东南的江汉平原及鄂东山区、安徽南部的安庆、池州及巢湖平原、福建西北移民。这批次的移民将赣语同时带到上述地区，赣语今日的分布格局因此而形成。
从六朝至唐、五代是上古汉语发展为中古汉语的转变期。早期入赣的汉人带来的是上古音和上古语词，后期入赣则带来中古音和中古语词。因此从现代的赣语各方言，还可以明显地看到上古和中古的两个语言层次。

近古时期

在长江以北的地区历经汉末丧乱、三国纷争、五胡十六国混战以及隋唐宋三代的长期发展以后，中国北方的语言逐渐混同，内部一致性日益增加。宋朝偏安南方的时期，北方汉语开始向现代官话的方向发展。至于元明清时期，中央朝廷都将首都设置在今日的北京（大都、燕京），同时以此间形成的北方话作为“正音”。长江作为一道天然的屏障，再加上江西地域山脉纵横，河流交错，于是赣语受北方话的影响比较少，比如赣语至今没有北方官话在这段时期发展所形成的卷舌音、儿化等语音现象，因此赣语与官话之间的差异也就此不断拉大。同时因为江西地理上几乎和各个汉语接壤共界，使得其边缘地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周边语言影响，赣语自身特点遂有所淡化。
江西处于中国历史上历次中原汉民南迁的中心地带，江西进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出现了令后世惊羡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景观，因此赣语对中国文化、文学有着重要的历史影响，并且是中国古典戏剧赣剧、采茶戏、弋阳腔等重要艺术流派的说白语言，故历代有过不少夹杂赣语的作品。

现代时期

在二十世纪初，民国政府曾有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而制定的国语。但因政治、战争等诸多因素未能有效施行。1949年全中国基本统一之后，中国大陆开始加大中国语言统一工作的力度，赣语作为一种地方语言因而处境堪忧。中国大陆政府为了“推广普通话”而严格限制在公众场合中使用地方语言。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以及广播 、电视等媒体的快速发展，赣语受到北方官话的冲击越来越大，以致现如今年轻一代有一部分人已经不能使用纯正的赣语，甚至不再会使用赣语。另一方面，中老年一代因为未受过普通话训练，通常在说普通话的场合会夹杂浓厚的赣语腔调，从而形成饶有趣味的“塑料普通话”。近年来中国各地要求保护本土语言文化的呼声越来越大，赣语也逐步走上大众传媒。

语音历史

赣语是多层次多来源的。秦汉以后南迁的中原移民带来的汉语与当时江西土著居民的语言吴楚语相融合，在三国时期产生了赣语。唐宋元历次北方南下移民潮的冲击，是赣语发生了一次次的深刻变化。移民年代的不同，地域的差异，导致了现代赣语中也就积累了不同时期古汉语的语音层次。

近古层次

江西的经济、教育、文化在唐、宋、明三个朝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尤其是宋、明两代，官场和文人雅士使用的雅言、避讳语也传入正常交际口语当中。比如在赣语中排泄为“出恭”源于古时科举的应试用语，甚至在赣语中还衍化出“大、小恭（大小便）”、“结恭（便秘）”等引申词。《广韵》中“大”有“涂盖切”[tʰai]和“唐左切”[tʰo]两个读音。而在赣语中，“大”表“庞大”义时读[tʰai]，表“大娘”等亲属用语时读[tʰo]。对于“大娘”等表达还可以冠以排行数，如“大大娘”、“细大娘”等，“大”的两个读音则全部得到体现。其他还有很多有如“相公”、“撇脱”、“齐整”等大量辞汇都是来源于此段时期。
至于近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地域交流的加强，赣语同其他汉语都引进了大量外来词。以佛教辞汇为例，诸如头世、现世、做偈、功德、解脱、清静、造化、造恶、烧香、罪过、阿弥陀佛等辞汇都是作为口语词在赣语中使用。西洋引进词主要以英语为主，如“巴士”来自bus（赣语中还依据大小分其为大巴、中巴等），“泵”来自pump（赣语中动、名词两用），“朱古力”来自chocolate（亦使用“巧克力”），“磅”来自pound（赣语中动、名词两用）等等。

分划历史

在现代汉语研究刚刚起步的二十世纪初期，章太炎曾在《訄书》初刻本（1990年）把汉语分为十种，对江西地域的描述为：“及江之中，湖北、湖南、江西为一种”，“福建之汀，附属于江西，而从赣”，这都非常接近今日对赣语的区域描写。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发行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第五图乙“语言区域图”中，赣语被划归华南官话区；1939年上海申报馆出版发行的《中国分省新图》第四版“语言区域图”中，赣语则被划归为下江官话。黎锦熙曾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给上海申报馆《中国分省新图》拟定的《中国语言区域图》作了一个略加调整的说明表，主张把中国境内的汉语方言分为五大系，十七区，其中赣语与湘语合为江湖区，附于下江官话。1936年，罗常培在《临川音系》的论述中认为赣语和客家话是“同系异派”，这直接影响李方桂在1937年的《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国年鉴》）中把赣语和客家话合为一类，同样的划分亦被采用于赵元任在《国语入门》（1948年）中的汉语分区。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华民国新地图》的《语言规划图》中，依据古浊声母音值的变化将赣语独立成区。1955年，丁声树、李荣在“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上发表《汉语方言调查》依旧将赣语和客家话相互分开。这段时期的学术结果对之后历次的汉语分类都有重要的影响，无论是1980年袁家骅的《汉语方言概要》，还是1987年中、澳两国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亦或是1989年李荣的《汉语方言的分区》，赣语都一直都是单列成区。

研究历史

江西历史上出现了多位极其卓著的音韵学家，诸如《大宋重修广韵》作者南城人陈彭年、《中原音韵》作者高安人周德清、《正字通》作者宜春人张自烈、《问奇集》作者新建人张位等，但鲜有江西人氏对本地口音进行系统性的著述。近代以降，赣语研究就逐渐兴起，成书于乾隆年间的《辨字摘要》，反映了两个半世纪以前赣语临江方言的语音系统。《韵镜校笺》中张麟之记载：“往昔相传，类曰《洪韵》”，而《朱子语类》卷140亦提及：“洪州有一部《洪韵》，太平州亦有一部韵家文字。”除此之外，赣语使用地区的州县的地方志中都会对本地方言进行记录描述。
一般认为，罗常培的《临川音系》（1940）是对赣语最早的现代研究书籍。不过在罗常培《临川音系》发表之前，江西本土就有人对江西方言进行过研究，并使用了“赣方言”这一名称。他就是《赣方言考》的作者，南康人邬心普。但邬氏的“方言考”是对他家乡的方言“南康土音”的记录，而南康话现属客家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赣方言”。
比邬氏、罗氏的研究早十多年的有高安人涂锉的《国音四种》。其第四篇“改正土音法”完整地归纳了高安土话的声韵调系统，并从“声母的变动”、“韵母的变动”、“声母、韵母共同的变动”、“平仄的变动”四方面总结了高安方言与国语之间的差异。
现代汉语研究起始于二十世纪初，1940年罗常培出版的《临川音系》则是现代赣语研究的开山之作。由此算来已有有七十来年的历史，这段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现代赣语研究的第一阶段是指1949年以前民国初期这段时期内，语言学上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赣语对研究进行研究分析。罗常培的《临川音系》是第一部使用现代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研究现代赣语的专著，于1940年出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七），全书17.5万字。该书除了对临川方言的语音等语言特征作出详细地描写和分析以外，还论述了历史上历次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对赣语和客家话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这本书对调查研究有指导性的意义，对赣语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至1935年春天，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和李方桂到南昌进行方言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各市县来南昌求学的江西各地的学生。当时共调查了五十二个方言点，之后用铝片录制的音档在抗日战争中锈蚀损毁。其限于种种条件，调查的材料长期未能发表出版。

第二阶段

现代赣语研究的第二阶段，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内由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加之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等语文工作的进行，其前部分时期的赣语研究是与上述语文工作相互配合而开展的。在赣语的分布地区，五十年代陆续开展了对赣语县市的方言普查任务，如1957年和1958年江西省教育厅开办了两期方言调查学习班，由江西师范学院的余心乐教授等在南昌训练来自全省各市县中学的一批教师和师范学校中文系的学生。之后以普查的成果为基础，相继发表了不少方言调查报告和学习普通话手册。同时起还同样出版了一些品质很好的著作，诸如余心乐，何姿文的《江西方音辨正》（1964）、杨时逢的《南昌音系》（1969）、余直夫的《奉新音系》（1975）等。
第二阶段赣语研究的主要成绩是第一次对现代赣语进行了全面调查，大致弄清了现代赣语的基本情况，获得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同时还培养了一批新一代的赣语研究者。这一阶段赣语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工作面广，强调配合语文工作的实际需要；缺点是由于方言普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推广普通话，要求有限，只有较短的时间留给许多人来完成任务，调查人员的专业水准又参差不起。除部分方言点以外，调查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深度都还不够，出版的专著亦有限。而自从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开始，一切正常的学术研究都处于地下甚至停滞的状态。因此第二阶段后期的赣语研究乏善可陈也就在想像之中。

第三阶段

现代赣语研究的第三阶段是指文革结束的1977年至如今的这一段时期。文革结束以后，《方言》、《中国语文》等语言学术专刊上陆续发表了一批赣语研究的学术论文，各大专院校对赣语进行了大量详细的论述。此外，海外学者在亦有多番赣语研究的著述发表，民国初期由赵元任、李方桂等在江西的调查材料后来由杨时逢整理成若干篇论文在台湾发表。后年来，法国语言学家沙加尔和日本语言学家大岛广美等人也分别到江西做过实地调查，并在国外发表了各自的学术著作。1983年，中国国家社科规划重点专案《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编会工作正式启动。B-11图（江西湖南）对赣语的分布情况有详细的描绘。而同样的国家社科规划重点专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从1991年起由江苏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赣语部分共有三部词典：熊正辉的《南昌方言词典》、颜森的《黎川方言词典》和魏刚强的《萍乡方言词典》。
2002年7月2日至7月6日，“第五届客家方言暨首届赣方言学术研讨会”在江西南昌召开。这次研讨会由南昌大学文学院主办，来自大江南北、海峡两岸的赣、客方言研究者56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51篇。会议由南昌大学文学院教授刘纶鑫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饶长溶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黄雪贞作会议总结。

方言

中国东南一带多为丘陵地貌，这造成了现代社会以前交通的不便，人们之间交流受到限制，因而古汉语在南方衍化生成了现如今的各类汉语，即使划分为同一汉语的内部各方言之间也存在相当的差异。江西地貌多以山地丘陵为主，并且与中国其他六大汉语（官、吴、闽、客、粤、湘）的通行地域全部接壤，因此赣语的有些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周边语言的影响，赣语甚至有“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的夸张说法。

湖南赣语

湖南是赣语在江西本部之外分布最大的一块区域。江西人自唐朝以来就一直向湖南输出移民。由于移民时间不同，形成的时间也就会不同。李冬香认为湘东中部的赣语，应该形成于元末明初；湘东北部、南部、以及湘西南主要来自于唐宋时期；湖南中部即湘江亚区主要来自于元末。葛剑雄（1993）指出：“从唐末五代开始，江西作为长江流域的人口输出中心的地位日益突出。五代时，江西人迁往湘北及长沙一带已有相当数量。北宋开梅山后迁入的汉人，亦多来自江西。……通过元末明初大移民，赣语深刻地影响了湖南的方言分布。”

湖北赣语

现今湖北的东南一隅都是赣语的范围。早在唐代，时人就已经察觉江汉平原中部以东地区并不通行楚言，误称之“吴语”。到了北宋时期，张耒就在《齐安行》写道：“黄州楚国分三户，葛蔓为城当楼橹。…客樯朝集暮四散，夷言啁啪来湖湘。”这里的“湖湘”是指黄州附近的长江西南岸，即湖北的东南一带。明代袁宏道在金牛镇亦言“村姑语带蛮”。个中的“夷言”、“蛮”俱是指不同于当时官话系统的赣语了。
这重要的影响因素应该是移民运动。作为文化的天然载体，移民对于语言的扩散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据研究，在明清时期迁入鄂东北的移民中，江西人占到88%，迁入鄂东南的在80%左右或略多。但其后，鄂东北发展为江淮官话区，而鄂东南则成为了赣语的通行区了。

福建赣语

福建的赣语区主要是邵武、光泽、将乐、顺昌、建宁、泰宁等闽北县市。闽北是福建开发最早的地区，北宋中叶全福建共有100万户，闽北就占有40万户人家。宋末一百多年战争频忧，届时江西移民已经开始踏足闽北。严灿在《兵火后还乡》中写道：“旧时苍陌今谁问，却问新移来往人。”这里的“新移来往人”便是翻过武夷山的江西人。移民大体按路程的近远而增减，邵武军最多，南剑州（将乐、顺昌）其次，建州（建阳、武夷山市）又次之。江西人对闽移民直到明清之后还在继续，明代王世懋在《闽部疏》上就说“建邵之人常豫音”，今闽北各县到处还都有迁来三五代、八九代的“江右人”。

安徽赣语

安徽的赣语区主要是皖西大别山南麓和沿江两岸的怀宁、岳西、潜山、太湖、望江、宿松、东至、石台、贵池西部及东南角等八个市县。据当地人说，他们的祖先应该是在明初的时候从江西的“瓦西坝”成批迁徙至皖定居的。

四川方言岛

根据崔荣昌的《四川省西南官话以外的汉语方言》，四川赣语分布在会东县的大桥区，是明代随军入川的。

贵州方言岛

蒋希文在《黔东南汉语方言》中指出贵州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40%的人口是赣湘移民的居住区，使用的语言和赣语关系颇深。

广东方言岛

梁猷刚发表的《广东省北部汉语方言的分布》说到，广东的赣语分布在南雄县、界址区、梅岭区，及珠玑、湖口、梅岭少数人，总共大约两万多人，当地人自称为“江西话”。

海南方言岛

丁邦新在《海南岛方言调查报告》中表示海南的儋县、昌江县沿海一带和三亚市河西区、羊栏镇的一些村落居民的白话音是一种“介于赣语和客家话之间的一种方言”。

台湾方言岛

台湾的江西人基本上都是民国三十七、八年征兵而来的。 根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统计，仅往台的江西移民数量就达124,670人，拥有大量赣语人口的诸省如湖南、湖北、安徽、福建赴台人数都有10~20万人次之众。 徙台的移民大多居住在眷村里，继续保留着原住地的方言，但时至今日大多已经式微。

和其他语言的关系

地理上，江西可以说是整个南中国的枢纽，既是汉人历次南迁的走廊、又是苗瑶东进的过道、还是越人西迁源头之一，多种历史层次的积累也就使得赣语呈现丰富的多元性。

百越语

主条目：赣语中的部分古百越语词
上古时代，中华大地上大致分布着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氏族集团。华夏居于黄河中游地区，东夷活动于东部地区，而苗蛮则活动于鄱阳湖滨及赣江中下游等南方地区。苗蛮集团古代又称“有苗”或“三苗”，《战国策·魏策》注明：“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彭蠡”即今鄱阳湖。《朱子全集》卷七十一亦写到：“苗民之国，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筠州”即今高安。江西等地的考古发现同样印证了上古三苗人在赣地的生活历史。“在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周围地带，都发现了具有浓厚土著色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如赣北地区的山背文化、湘东北平江舵上坪诸遗存等。……两地都已产生早期几何型印纹陶的拍印工艺。因此，都是古三苗的文化遗存。” 但是以山背文化为代表的赣江下游和鄱阳湖地区文化遗存，既表现与古代南方其他原始文化有联系，又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点”。 
 
自禹征三苗之后，“三苗”部落便从史籍上消失了，在南方代之而起的是越族。从来源上看，越族可能是苗蛮的后裔。 关于越族的活动范围，《吕氏春秋·恃君篇》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更具体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学界一般都认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 由此可见，自夏以后，江西等地区的居民应为越族。一般认为古代百越物质文化遗存是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 而江西境内180余处已发掘的商周文化遗址基本上都有几何印纹陶出土。 如中国考古学重大成果之一的江西吴城商代文化遗址就出土了大量几何印纹陶，纹饰特别丰富，“应是与中原商民族有着密切关系的古越族文化。” 
商周时期江西地区的居民为百越民族，其通行的语言自然也就是非华夏语的民族语言——古越语。现在居住于中国南方，归属壮侗语系和苗瑶语系的各民族，不论是在语言上，或者是在文化习俗上，都与古代的百越族有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此外，还有某些学者认为，现今中南半岛的一些民族，比如说泰国的泰族、老挝的佬族、越南的京族、甚至属于南岛民族的台湾原住民，都和百越族有相当程度的密切关联。至今赣语与北方官话之间的差异都还较大，这也是因为其底层与侗台语族有相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在语音、语法、辞汇上都有所表现，即古百越语的遗存成分。他们当时古百越人在学的汉语后，遗留在新学语言中的旧语言的沉淀和化石。这可分为几方面来说： 
如语法方面：1. 侗台语族修饰词组中，中心语常在前，定语常在后。赣语中也常有类似倒序词，如，腰身（身腰）、牢监（监牢）、闹热（热闹）、笋干（干笋）。2. 台语名词中动物性别常后加“公”、“母”， 赣语中也一样，如，猪公（公猪）、牛牯（公牛）、鸡婆（母鸡）。3. 副词修饰动词时，壮语“先”[koon]、布依语“再”[tiam]在动词后，赣语也如此说，如，走起（先走），吃滴凑（再吃一点），吃快滴（快些儿吃），走好（好好走）。副词修饰形容词时，壮语“极”[au]在后，赣语中也有在后的使用，如，辣伤（很辣）、红狠（很红）。再比如辞汇方面：1. 名词。有些事物常见于南方，有字或无字，即使有字，也可能因南方民族词源而后起。如，蚻巴子（蟑螂）[tshat]，前字相当于傣雅[saat7]。2. 动词。如，啄tot，鸟啄物；搂[lɛu]，挖，同侗语[lɐu1]等等，都应属同源。

吴楚语

春秋战国时代，江西都被称作“吴头楚尾”。春秋早、中期，鄱阳湖以西地区都属于楚的范围，即所谓“南楚”之地；余汗（余干）以东则属吴越之地。这也就和秦朝之前，鄱阳湖东西两侧分别有鄱、艾两个封邑的记载相吻合。 春秋晚期，吴国大力拓疆。公元前504年，吴王夫差“伐楚取番（鄱阳县）”，而后尽占鄱阳湖之楚地，今之赣境全属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尽取其地，今之赣境又归越。之后，楚国复兴，越国退至余汗以东。至公元前306年左右，楚灭越，今之赣境最终归楚。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三国交替入主赣地。据此可推测当时江西境内通行的应是吴越语和楚语。
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主体民族为百越人（属侗台语族等民族）。吴为越并，语言并未变化。越后为楚国所灭，而上古南方汉语只有楚语，原说非汉语的江南各地最初也是被楚国征服的，原始赣语也应由楚语分化，即楚人给赣语地区带来了华夏语的基础。楚治吴始于前249年，至西晋永嘉之乱洛阳陷落的310年，也已有560年的发展，楚语和古吴越语相融合已经形成一种由地方特色的语言。
至今赣语还和吴语、湘语有许多语音、辞汇上的共同点。甚至在江西近江至今还保留有一条浊音走廊，从湖口、星子、都昌、永修、德安、武宁、修水到湖北的通城、崇阳、赤壁，到湖南的临湘、岳阳、平江这十三点，全浊声母还读浊音。
赣语除全浊、次清声母混以外，韵尾保持比较完整，二等有些点有[i]介音，三等[i]介音也比其他南方汉语多，影母洪音读[ŋ]，表现出古代中原的音韵特点，可能是中原汉音结合南方土语的产物。

古代汉语

中国历史上历次中原汉民的不断南迁使得赣语大部分直接继承了上古汉语的语言系统。在音韵方面，赣语没有受到近古时期汉语系语音演变的影响。例如，现今学术一般认为认为上古汉语有19个子音，而赣语的子音亦为19个，亦是说上古汉语的19个子音赣语全部得以保留。在语法方面，古汉语中定语、状语后置的结构依然继续存在。辞汇方面更是保留有许多古汉语中的字词句构。（参照“文法”、“辞汇”等章节）
罗杰瑞（Norman 1988）在《汉语概说》中提出“古南方话”（Old southern Chinese）的假设，以便解释各东南汉语的一些共同点。他说：“这些方言古代相似的程度远甚今日，可以视为具有某种共同历史渊源。”其理由如下：①轻唇读同重唇 这种现象在闽方言例证最多，赣、客、粤语则在部分辞汇上有所反映。 ②见组声母颚化 汉语语音史研究显示，舌根声母的颚化历经两个阶段。较早一个阶段是分化为中古时期的见组和章组。较晚一个阶段即中古见组到现代方言的变化。前一个阶段的变化影响遍及所有汉语方言，只有闽语少数例字犹保存舌根音念法（如“痣、齿、枝”以及当动词用的“指”）。后一阶段的变化只有粤、闽及部分赣客语、吴语未受波及，其他汉语方言都受到影响。 ③上古歌部字在闽、粤、客方言都有古音[-i]尾的遗迹：粤语“舵” [tʰai]，客家话“我” [ngai]，福州话“破”[pʰuai]，赣语南昌话“大”[tʰai]、“哪”[lai]或宜黄话“何”[hai]。}}
辞汇方面赣语各方言保留有一批和其他汉语不一样的古汉语的辞汇和表达。如：日头（太阳）、月光（月亮）、霍闪（闪电）、日上（白天）、夜里（夜晚）、当昼（中午）、第日（第二天）、䁐牛（放牛）、屋里（家）、灰面（面粉）、清汤（馄饨）、眠梦（作梦）、通书（黄历）、话事（说话）、吃赢手（占便宜）等等。此外还有大量保留古音、古义的词汇作为日常使用语。如：㡠抻、䆡䆲等等。

客家话

由于历史渊源和人文地理等因素，所有汉语言中以客家话与赣语比较相近，通行区域都相互连接，在社会历史上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赣语和客家话先民居地在东晋以前北起并州上党，西到司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因历年战乱而逐次渡江入赣。南下的中原汉民带来的中原话在楚语分支-傒语的基础上形成了古代的江西话。后来二者异地分居，各自发展：赣北、赣中的古赣语因为处于地势开阔的近江、近湖地带，从而以开放式地方式演变，吸收了近古时期周边汉语言的影响，最终形成当今的赣语。 客家先民因其地处山区所以演变趋于保守，后又因为江西地方人口膨胀且土、客相仇，客家人再转徙入台、粤等地，从而便形成今日的客家话；而且赣语和客家话还同流——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共处。这导致于中国语言学界对客家话与赣语是合并为一区还是分成两区一直有不同看法。直到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中的“语言区域图”将汉语分为11个单位，首次将“赣语”和“客家话”分立。
赣客之间相同或相似的历史层次和演变格局有如：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与次清声母合流；知、章组按等分立；赣语和赣南、闽西客语共同存在来母细音塞化层；日母共同存在中古层；见系开口一等共同存在读i介音的层次；见系二等都不带[i]介音；鱼韵广泛存在与虞韵有别的中古层；阳韵合口字“筐眶”广泛存在读开口的层次；效摄均有一些点保留一二等豪肴有别的中古层；大面积存在“猫”字读宵韵的层次；咍、泰韵广泛存在两个不同的层次；灰韵广泛存在中古后期的层次；全浊上声调广泛存在两个不同的层次。 
赣语和客家话长时间地互相渗透影响，要从语音上划分出二者的界线是很困难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客、赣语分开，主要依据的是声调特点——古全浊上声、次浊上声及部分次浊平声归阴平，以及一些日常用词的不同。罗培常等学者通过比对3000条词语，客家话内部3点以上一致又与赣语相同的词语仅543条，不到总数的20％，也低于客家话与粤语相同的733条。大多数条目两者并不相同，而且，这不相同的词语大多都是基本或常用辞汇。如在“赣-客-粤”中，耕田分别为“栽禾-莳田-插秧”，交合则为“肏-鸟-鸟”。1992年李如龙、张双庆将赣、客常用词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在一千多条词语中，赣、客两者有明显差异的条目为478个， 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可见，尽管赣、客是有紧密的姊妹关系，但在汉语大系中，把它们分为两个大区还是比较合适的。”并认为，“用辞汇、语法去区分赣、客较之用语音特点的条目更加有效。”因此有学者认为“客家话和赣语的相似只是表面现象”，“赣、客基本词汇很不同”。 赣、客分区的现行标准中还参入了非语言的要素──“客家意识”，但该因素也使方言分区标准陷入混乱。

湘语

江西历史上有“吴头楚尾”的称谓，但袁家骅等学者认为，“按照合理的推测，古代这片土地的居民的语言可能包括在吴语、楚语以内，或者至少同吴语、楚语有亲密的关系”，这说明江西、湖南古代的通行方向应该同古楚语非常接近。而古楚语是今天湘语的源头之一，因此在所有汉语中赣语和湘语有很大的共同性。如“细伢子”、“堂屋”、“崽”这些基本词汇在两种语言中字音和字义都是一样的。再如量词“只”，在赣语和湘语中都被广泛使用，这一情形在其他汉语中都比较少见。对于雌性动物，二者都加“婆”于名词后，如“鸡婆”、“狗婆”等。有研究指出中原雅音历史上是由湘地带入江西的，赣语和湘语之间自然也就有比较多的相似性。
尽管二者历史上关系密切，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却互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差异逐渐明显。湘语在后来主要受到了西南官话的影响，湖南西北部甚至成为了西南官话区。而自唐以后，赣语和客家话发生发生学上的关系后，二者音系上差异更为加大了。
然而，唐宋以来湖南一直接纳著大量的江西移民。谭其骧曾说：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十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十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十九。《湖南人由来考》中统计湖南的外来移民以江西人最多，达63.1%，湖南本省次之，为10.7%，再考其祖贯，则大半又是江西人。随着江西籍移民的大量涌入，赣语在湖南产生巨大影响，湘东由北向南，乃至湘中、湘西都变成赣语区，而新化、衡山、麻阳数地的湘语也带上了不同程度的赣语色彩。同时，对于湘语内部形成新、老湘语清浊两大分野，赣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吴语

江西古属吴地，晋朝以后南迁至江西的北方移民在给赣地带来中原官话的同时亦吸收了当地古吴语的语言成分。最明显的例子是，古吴语中有非常多的名词都是以“子”结尾的。这一痕迹在赣语中保留了下来。比如在南昌话中这一现象就非常的普遍，如“奸雀子”、“曱巴子”、“璧蛇子”等，这一现象在其他的汉语中时不常见的。此外，像“找头”、“看头”、“想头”等以“头”结尾的辞汇据分析亦来自古吴语，并且这些辞汇依旧保留在现今的吴语中。而论及赣语对吴语的影响，以对其宣州片最深。如宣州片的影母洪音都读[ŋ-]；泥、来母洪音前不分；[g-]母变为清音送气；“嘚”尾亦十分丰富，这些语音辞汇特征都是吴语所没有的，而和赣语相同。
就现实的分布而言，赣语和吴语在赣东北交汇。赣东北的主要方言是赣语、吴语和徽语，此外还散布着众多的方言岛。吴语主要分布在上饶市信州区、上饶县、广丰县和玉山县。如果不算吴语区的其他赣语方言岛，铅山县是江西赣语分布的最东端，当地汉语方言以赣语为主，使用人口约占全县人口的87.4%，吴语主要分布在县境东北的傍罗、青溪和鹅湖（傍罗、青溪现已并入鹅湖），使用人口约占9.7%。铅山还有闽南话和畲话，二者都是明清之时从外地迁来的。
铅山赣语和吴语的并立局面可能较早以前就已存在。宋代朱熹《铅山立春之一》云：“雪拥山腰洞口，春回楚尾吴头。欲问闽天何处，明朝岭水南流。”诗中称铅山为楚尾吴头。清代程夔《河口竹枝词》说：“鸣榔晚起渔舟唱，半是吴歌半楚歌。”信江从青溪进入铅山，流经鹅湖镇政府所在地江村后，又经过铅山的新县城河口。河口现在通行赣语，到说吴语的江村只有十公里。所谓“半是吴歌半楚歌”，可能是指河口附近信江上的渔夫音杂吴楚，语音兼有吴语和楚语（赣语）的成分，也可能是指有的渔夫操吴语，有的操楚语，似以后者为是。就铅山划入吴语的方言点而言，比如江村话，也受了不少当地赣语的影响。而附近上饶话与铅山话的核心词共有率要高于上饶话与广丰和玉山吴语的共有率，说明上饶话与铅山话发生了很深的接触关系，只是上饶话在音系上还保留着浊音（老派）和四声八调的吴语格局。

闽语

北宋的两百年间，闽北的经济文化都十分强盛，后因为多番农民起义导致人口一直锐减到明末。据《福建历代人口论考》的统计，从明初至明末，建安府人口减少24%，邵武军减少45%。然而到了清代中叶，建安府人口增加3.5倍，邵武军更翻了五番之多。其增加人口俱来自两宋之后人口剧增的江西。如同治年间所修撰的《广信府志》记载到：“铅山为入闽门户，车马之音昼夜不息。”1958年主编《福建编年史》的陈遵统察看过邵武诸大姓的家谱之后，亦发现邵武的大部分中原移民十有八九是由江西而来。江西对福建的移民从宋朝一直持续到近代，仍有当地居民迁徙而来的时间只有两三代人。大量的江西移民使得原邵武军四县市转变为赣语。《闽西北七县市的方言》罗列出当地方言与赣语的相同语音特点多达15项，而与闽语相同的只有9项；常用词与赣语相同的有92条，与闽语相同的只有31条。此外闽赣方言甚至闽北语在辞汇等语言特点上都有不定程度的赣化。

粤语

从地理上看，赣语区和粤语区并无交界，但根据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变动记录，和迁入广府氏族（广府人）的记录，粤语使用人口主要是宋代尤其是南宋末年从北方迁来的，而且不少来自江西，研究发现粤语和赣语之间的关系也颇密切。梅祖麟《南北朝的江东方言和现代方言》指出：“粤语若干字反映的洽狎之别、支与之脂之别，不是直接导源于江东方言，而且间接来自早期赣语。”但由于有“客家认同”这个非语言因素，以及学术上认为粤语的形成起始于秦汉的假设，本来是一个只有“平面”差异的赣粤体系被分成三支“汉语”。
迁粤的江西移民也影响了粤语的语言文化。詹伯慧、张日昇（1998）指出粤西十县市中高要、四会、广宁、德庆、怀集、南丰、新兴、平台等八处都说“吃”。而粤语的中心地区如广州、东莞等地都说“食”，粤语的非中心地区多数地点则说“吃”，见于《广韵》入声锡韵苦击切：“吃食”。韶关大学中文系的庄初生对此解释为历史上有大批的江西移民迁入粤西等地，赣语的“吃”便逐渐取代了粤语原本的“食”。

其他

历史上，江西人在中国南方进行过大量的迁徙活动，赣语也就因此广泛分布于南方各地，更加影响了当地的语言，这都包括一些分布比较小的语言。
如赣语对徽语的关系上，学术上一直为把徽语划入“赣语”或是“吴语”而有争论。地理上徽语的南、西、西北面都受赣语的包围，在赣语的巨大影响之下，形成一种似赣非赣的语言，尤其在声母方面古全浊声母在徽语中全部清化。《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列出徽语共同的九条音韵特征，其中多达七条和赣语一致。辞汇上平田昌司在《徽州方言研究》中列出18条徽语共有的基本词，而其中过半都与赣语相同。因此美国汉学家罗杰瑞直接认为“把绩溪话划入赣语的问题不大”。
再比如说湘南、粤北的土话，历史上这些地区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江西籍移民迁入。经多位学者查证，发现桂阳、蓝山、汝城、临武、东安、宜章等土话通行区的居民多是唐、宋以后从江西中、北部移民而来的。由于赣语人口的大量迁入，这些地区程度不等地受到了赣语的侵蚀，湘南土话、粤北土话都带有赣语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