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早年

欧阳修父亲欧阳观，担任判官、推官等小官，母亲郑氏，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欧阳修4岁丧父，随母亲前往随州，投靠叔父欧阳晔，自此在随州成长。因无钱买纸笔，母亲曾用芦苇杆在灰土上教他认字，因而有“画荻教子”的故事。

应试与出仕

天圣元年（1023年），欧阳修在随州参加解试（地方初试），因文章没有押韵而落第；天圣四年（1026年），终于在随州通过解试，有资格参加省试（京城考试）。翌年，由随州荐往礼部参加省试，落第。欧阳修把作品送呈学者胥偃，大受赏识，进入胥偃门下，后来胥偃上京赴任，送欧阳修入京。天圣七年（1029年），胥偃让欧阳修以国子监推荐举人的身份，参加国子监解试，结果高中第一名；天圣八年（1030年），省试第一，同年参加殿试，名列甲科第14名。高中后，胥偃把女儿嫁予欧阳修。天圣八年（1030年）5月，欧阳修任命为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开始政治生涯，在钱惟演幕下，与尹洙、石曼卿、梅尧臣等名士交游，并与范仲淹通书信。明道二年（1033年），夫人胥氏去世。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获召试学士院，授官馆阁校勘，移居汴京；景祐三年（1036年），声援与宰相吕夷简冲突的范仲淹，被指为“朋党”，贬到夷陵。当时一同被贬的共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4人。景祐四年（1037年），再娶薛氏。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与吕夷简和解，获重新起用，欧阳修也再任命为馆阁校勘，修订朝廷藏书目录《崇文总目》，事成后升任著作郎（主修国史之职）。

政治改革

庆历三年（1043年），吕夷简因病告退，但仍干预国事，欧阳修当时出任谏官，加以激烈批评，并与蔡襄分别上疏，请起用韩琦、范仲淹执政。两篇奏章非常有力，范仲淹任命为参知政事（副相），富弼则做枢密副使。范仲淹出任副相后，即奏上“十事疏”，推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内容包括改革科举和扩充学校。欧阳修与富弼、余靖、蔡襄等人参与庆历新政，并撰写“十事疏”中“精贡举”一项。欧阳修批评当时科举考试执著于平仄声调，考生只知背诵，文章华而不实，主张应先考“策论”（政论），考核考生阐述见解的能力，然后才考诗赋。政敌批评范仲淹等人交结朋党，欧阳修作《朋党论》加以反击，宋仁宗不信其辩解，夏竦又乘机陷害富弼，于是范、富都出调，改革派被瓦解。庆历四年（1044年）年底，欧阳修奉使河东路，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革除地方积弊，罢免不称职官员。庆历五年（1045年），庆历新政完全失败，各项政策包括科举改革都回复原貌，唯独扩充学校的政策推行下去。

受攻击

两次被贬后，欧阳修及其朋友反而声名大增，更受尊重。欧阳修平日多批评，得罪人，政敌“权知开封府事”杨日严与夏竦力图铲除他，庆历五年（1045年）以“张甥案”告发欧阳修，使他下狱。欧阳修有一姓张的外甥女，与他没有血缘关系，自幼投靠欧阳修，出嫁后被揭发通奸，拷问时供出未嫁时与欧阳修乱伦。此事一出，舆论大哗，欧阳修始终不承认，官员两度审理此案，都判定并无其事，了结此案。欧阳修死罪得以赦免，另以挪用外甥女嫁妆罪名，贬官滁州。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改任扬州知州，皇祐元年（1049年）改颖州知州，翌年北移商丘应天府。皇祐四年（1052年）其母郑氏逝世，翌年归葬其父母于吉州。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被召入京，一度被政敌诬陷，幸得其他官员申辩，得以留京，奉命编修《新唐书》；嘉祐二年（1057年），升为翰林学士，上奏批评宰相陈执中杀婢，宋仁宗不接纳，改派欧阳修出使辽国；同年欧阳修知贡举，以古文取士，推动古文运动；嘉祐三年（1058年），韩琦、富弼上台，欧阳修则继包拯出任开封知府。

执政

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上呈《新唐书》，升为枢密副使，自此直至治平三年（1066年），与韩琦、富弼一同主政，这是欧阳修生平首次肩负执政重任，也是北宋中期政治最平静的时期。欧阳修作风以稳健为主。嘉祐六年（1061年），出任参知政事（副相），掌政期间，整顿行政效率，整理当年吕夷简制定的行政则例。后来富弼与韩琦、欧阳修二人，因作风不同而不和。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驾崩，遗命欧阳修与韩琦辅佐其过继的侄儿宋英宗。欧阳修支持英宗追尊生父濮王赵允让，称之为“皇考”，引起“濮议”之争。大多数大臣如司马光、吕公著等，认为英宗已过继给仁宗，应称生父为“皇伯”，批评欧阳修是罪魁祸首，欧阳修亦竭力辩护，主张应考虑亲情。欧阳修自知在朝中已孤立，请求外任，但不获准。当时从舅薛宗孺与欧阳修有私怨，治平四年（1067年），扬言欧阳修与媳妇吴氏有暧昧。因指控严重，欧阳修立即杜门不出，上奏章辩明真相，一时朝中竟无大臣为他辩解，欧阳修当日提拔的言官也倒戈相向。指控不大可能属实，因夫人薛氏治家甚严。宋神宗不信指控，断定本无其事。但欧阳修毕竟已声名受损，政治上已无领导力量，朝廷终于让他外放，任亳州知州。

隐退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欧阳修不予赞同，自恃德高望重，不加实施，宋神宗和王安石亦听他、由他。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有意再起用欧阳修，但王安石反对，欧阳修自己亦坚决推辞，神宗让他改任蔡州知州。欧阳修晚年多病，身患眼疾、齿疾，手足不便。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致仕，隐居颖州（今安徽阜阳）。  
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二十三日，在颖州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八月获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  
熙宁八年（1075年），九月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  
元丰三年（1080年），十二月特赠太尉。

政治

欧阳修重视礼乐，认为礼乐荒废是五代速亡的原因。政务方面，欧阳修本于儒家思想，治术以宽简为原则，减少扰民，政见由激烈转为温和，由改革而转为保守，主张缓进而非激烈的改革，与王安石有异。欧阳修注重吏治，用人才必须改良考绩制度，主张设立按察使，纠察不称职官员。历代王朝，欧阳修以尧、舜、夏、商、周、秦、汉、晋、隋、唐为正统，反对汉代以来流行的“五德终始”朝代循环说。欧阳修同情贫困的百姓，怒斥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批评当时冗兵过多，皆不劳而食，游手好闲；地主则兼并田地，使佃农难以维生，纷纷举债，以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官府力役征派过重，稍有一二顷田地的小农都要承担，延误农时，官吏更乘机勒索受贿，以农民弃田逃亡。欧阳修主张朝廷财政上必须量入为出，不可巧立名目征敛，并要为荒年留下储备。

立身处世

欧阳修为人宽宏大量，有远见，他主张人本主义的“不朽”论，源自《左传》立德、立言、立功的传统。他最重视忠君之心，其次是父子之情，宣扬士大夫气节，敬仰以身殉国、保存节义的志士，在《新五代史》开创〈死节传〉加以表扬；书法方面，则特别钦佩为唐朝殉国的颜真卿。欧阳修对形而上学不感兴趣，认为“理”只是社会和人事中的原则，万物各有其理，而没有终极的“理”；性无善恶，谈论人性善恶并无意义，“性非学者之所急”，并不关注“道德性命”之类的理学问题，拒绝开拓儒学“内圣”的领域。自然知识方面，欧阳修认为自然之理不重要，圣人不关心，毋须探究，这方面不如稍后的沈括。

宗教

欧阳修可能是个不可知论者，并没有显著的信仰，其抱定理性主义，怀疑祈神之说，虽也曾写作祈雨、祈晴或者祭祀神灵的文章，几乎都是顺应民意而为罢了。欧阳修坚决排佛，认为佛教伤害民俗，为了振兴儒学，重修“礼义”，必须排斥佛教，许多僧尼只为不劳而食而出家，浪费民财。他谋求儒家的进步，开创新理想，以礼义超越佛教。虽则反佛，他与有学问，能作诗文的僧人也有来往，还希望他们还俗。至于道教，欧阳修不信神仙之说，但认为道教为害不大。就算是儒家学说，他连用儒家的《易经》占卜也觉得不太可信，对民间的看相和算命，将信将疑，但亦没有完全否定。他有时相信阴德之说，相信报应于子孙，有时又觉得因果报应说讲不通，人生祸福，世事变迁，只可归于天命。

文章

欧阳修的文章学习自韩愈和李翱，10岁时偶然觅得韩愈文集，读后大为叹服，苦心钻研，但他不主张模彷韩愈的怪僻，认为应自然地写作。风格上，欧阳修散文议论清晰，通俗易懂，平易疏畅，委曲婉转，抑扬有致，情韵优美，纾余含蓄，得古文阴柔之美。行文则平易而自然流畅，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其书信如〈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文辞恳切动人，令人信服，在宋代无出其右。欧阳修散文善用助词与连接词，如句首的“夫”、“惟”、“然”，句末的“也”、“矣”等，使句子脉络清晰，更有条理。〈醉翁亭记〉使用21个“也”字，语言精练，结构严谨，平易简约，自成一体，到处传写，“为之纸贵”。其议论文如〈朋党论〉结构严谨，论证独特；《新五代史》部分源自《旧五代史》，欧阳修把骈偶句子和四六句式，改为古文散句，使文风简洁，节奏起伏曲折，错落有致。欧阳修片刻不忘写作，灵感常在“马上、枕上、厕上”出现，完成作品往往再三修改，写作态度甚为认真，精益求精。欧阳修重古文而不废骈文，所写骈文甚获好评，为天子起草的诏令，都用骈文写成，对擅长西昆体骈文的杨亿也很赞赏。

古文运动

欧阳修文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倡导和发展古文，承前启后，一手领导宋代古文运动。在理论上，欧阳修跟韩愈一样，认为“道”重于“文”，影响宋代文学理论。他成功改革唐末五代以来内容空洞、风格浮艳艰涩的文风，改换风俗，确立重道重文的观念，使古文复兴，在改革文学方面，成就较韩愈、柳宗元时代更普遍和透彻。石介、孙复等人在太学讲学，已经使治学者多作古文。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贡举，主试进士，改变科举取士的标准，重视古文的体裁与议论的内容，取录曾巩、苏轼苏辙兄弟。起初士人猛烈反对欧阳修所主张的文体，但欧阳修不顾批评，坚决倡导，又特别提拔苏洵与王安石。士人见考试标准改变，欧阳修提拔的人都仕途得意，于是逐渐接受，群起仿效，从此文体开始大变，古文风行。欧阳修身为文坛领袖，热心指正与提拔后学，他自己及所提拔的五人，即占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系统由此建立。欧阳修同时批评矫枉过正的古文，即险怪奇涩的“太学体”古文，使明快达意的古文成为主流的文体。他开创古文平易流畅的风格，后世不少古文家承继和发展这种风格，形成古文的阴柔派。

文学批评

欧阳修撰《六一诗话》，记述诗坛轶事，首创“诗话”的著述形式，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写诗话的人，司马光、刘攽等当世士大夫俱加仿效，司马光并明言其诗话是“续”欧阳修之作。《六一诗话》摆脱了严肃文论的束缚，扩阔了批评的领域，使诗话发展成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形式。

辞赋

宋代中期以前的辞赋，只是应试的官样文章，以四六为句式，以繁缛工整为风格，可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欧阳修为辞赋开辟新道路，其作品着重气韵，吟咏性情，摆脱过往格律的羁绊，并不炫耀富丽寄巧的辞句；名作〈秋声赋〉文辞精炼，声调铿锵，布局紧凑，不拘格律，有声有色，与苏轼〈赤壁赋〉同样流传久远，家喻户晓，辞赋自此放宽排偶对仗的约束，夹用散文句式，形成文赋的新体裁。

史学

欧阳修编纂《新唐书》及《新五代史》，二书都列为正史，并创立新体例。嘉祐四年（1059年），他任史馆修撰，主张史馆应该独立，不受君主支配，毋须避讳。目录学方面，他参与编著《崇文总目》。此外，他和苏洵并以修家谱著名，一直到20世纪前期，中国人家谱格式所采范本，非欧即苏，别无他法。这是欧阳修对社会史的一大贡献。

新唐书

欧阳修编纂《新唐书》，负责撰纪、志和表，列传部分则由宋祁完成。《新唐书》文笔较《旧唐书》活泼，志、表亦较优胜，其中〈宰相世系表〉最为重要，保存了唐代世家大族的系谱。但《新唐书》删去唐代的骈体诏令，也删去若干史料，以简洁为贵，材料实不及旧书丰富，失诸过简，并用春秋笔法加以褒贬，后来许多史家如章学诚，都不赞成这种写法。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中，唐代部分几乎全用《旧唐书》而不采《新唐书》。

新五代史

景祐三年至皇祐五年（1036-1053年）这18年间，欧阳修私下编纂《五代史记》74卷，后世称为《新五代史》。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与尹洙同在洛阳，合作写作《十国志》，并商议写成五代史，但庆历七年（1047年）尹洙去世，结果由欧阳修独自完成。欧阳修采用春秋笔法，并效法《史记》，文中多寄寓褒贬，论赞（传末议论）以“呜呼”起辞，抒发感慨与评价。《五代史记》与《旧五代史》不同，并非各朝的断代史，而是打通五代，同编入一部本纪，另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无的〈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儿传〉及〈宦者传〉。部分篇目如“死节”、“死事”，为后来正史援例采取。语言上，《五代史记》以古文撰写，化《旧五代史》的繁琐冗长为简洁，从此中国史书写法一变。唐代以后，正史都是官修，唯有《新五代史》是例外。欧阳修毕生没有公开《五代史记》，过世后一个月，《五代史记》方上呈宋神宗，地位自此凌驾《旧五代史》。泰和七年（1207年），金国下令删去《旧五代史》，自此官方史书仅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因而散逸，清代学者则一般较重视《旧五代史》而轻视《新五代史》。二书之优劣，学者意见不一，《新五代史》较能反映五代的时代特点，表现重要事件的因果关系；但却改写了原有史料，而且过于简略，分量不及《旧五代史》的一半，志、表也过于简单。
欧阳修给弟子徐无党讲解《五代史记》，其意见徐无党记录下来，写成《五代史记》的注释，共204条，主要阐述写作意图、体例，以及对原文的训诂，但清代学者对此注评价不高。此外，清代彭元瑞、刘凤诰都曾注解《五代史记》。

金石学

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山始祖，是中国历来广泛收集拓片的第一人。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调到北方真定府，开始有系统收集碑铭拓片。欧阳修之前，没有人留意散落各地的碑铭，欧阳修首次有系统地加以搜集，共得拓片一千多件，其中六成出于唐代。欧阳修欣赏碑铭的书法，于嘉祐七年（1062年）编纂《集古录》，成为考古学上的巨著，他为400多件拓片撰写跋尾，编成《集古录跋尾》10卷。他指出拓片的史学价值，举例说明碑文可以考正史事，校正史籍阙漏。受欧阳修影响，中国士大夫开始留意碑铭及青铜器等古器物。

经学

经学上，欧阳修开创自由讨论的风气，解放思想。自汉至宋初，经学不许脱离注疏，宋初科举亦限定用官方注疏。欧阳修经学无师自通，破除章句注疏的束缚，大胆主张自由讨论，从经文本身寻求经旨大义，据经义而不据注疏。自汉至宋初，经学未尝大变，至欧阳修始一大变。他认为五经最有文采，主张用春秋大义评论历史，尽信《春秋》经而不尽信三传，九经中唯独不尽信《周礼》。欧阳修认为《易经》“十翼”全都不是孔子所作，是中国经学史上提出十翼皆非孔子所作的第一人。他反对以《易经》占筮，要破除迷信，又主张删去注疏中的谶纬部分，其易学持无神论观点，认为64卦都是说明人事，反对天人感应的说法将易经神秘化，影响后世易学中义理学派的形成。

著作

欧阳修著作等身，有《居士集》50卷、《易童子问》3卷、《外制集》3卷、《内制集》8卷、《奏议集》18卷、《四六集》7卷、《集古录跋尾》10卷等。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写成《洛阳牡丹记》，论述牡丹的品种与培植，与洛阳人赏花盛况，是现存最早专记花卉的花谱；影响所及，宋代其他士人亦争先撰写花谱。《归田录》及《六一诗话》是欧阳修晚年最后的著作，都属笔记小说体裁，是他古文造诣登峰造极之作。《归田录》记载了许多官员的逸事传闻，以资谈助；《六一诗话》内容则以轶事及对诗歌的评论为主，只言片语，趣味盎然。

文集

欧阳修自己编纂文集《居士集》50卷，过世后，出现诸多版本的文集。南宋时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共153卷，把未曾编入《居士集》的作品，结集为《居士外集》25卷。此《欧阳文忠公集》成为中国日后各版本的祖本。周必大儿子周纶得到欧阳家的传本，增补重刊《欧阳文忠公集》。诸本中此本最可信赖，独有欧阳修所撰的96封书信，孤本今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指定为日本国宝。至于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欧阳修全集》，文章编排违背了欧阳修编《居士集》的初衷本意，并非佳本。

弟子

欧阳修弟子有曾巩、徐无党、刘敞与刘攽兄弟，其中曾巩最能承继欧阳修的才学。徐无党与欧阳修关系亲密，得授古文之道及详解《五代史记》。

居家

个人生活上，欧阳修曾是风流名士，私生活较放纵，年轻时在洛阳做官，出入青楼，与妓女来往密切，作艳词予妓女传唱，故他私生活上的弱点，被政敌猛烈攻击，指他言行不符。欧阳修虽在外冶游甚欢，夫人薛氏却治家甚严，家中不许有侍女。至于“张甥案”，学者认为“不全出自无因”，审理此案的官员，多少顾忌欧阳修的声势，贬官滁州“算是从轻发落”。欧阳修晚年以书、酒自娱，自号“六一居士”，六一指书一万卷、金石佚文一千卷、平日消遣有棋一局、琴一张、酒一壶，加上“吾一老翁”。

中国

政治上，欧阳修晚年是三朝元老、盖世名臣，政治领袖，誉满天下，后人传说他已升仙界。他参加庆历新政，反击政敌，胆色才学，名震一时，颇能鼓励士气，许多士大夫随之而起，以他为榜样。他提拔许多后进人才，“名卿贤士，出修门下者甚众”，许多大臣名士如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都受他提拔。过世时，宋朝士人不分政见，都叹息流泪，跟欧阳修有过来往和仰慕他的士大夫，更为难过，王安石说：“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欧阳修最能代表北宋中期士大夫活跃和开创的精神，“特别具有代表性”，是各方面领袖的良师益友，在诗歌、散文、史学、经学、考古各方面，“都留下了划时代的业绩”，堪称全才，“一代儒宗”（曾慥语），使宋代学风一变。他受苏洵父子推为孔、孟、荀子、扬雄、韩愈之后第一人，几乎尊为道统。学术界一般认为，政治上文化上，欧阳修俱属当世最高领袖，钱锺书指出欧阳修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说：“他在学问文章方面的名声，以及在政治上的地位影响，与日俱增，至于众莫能及的地步。……不但在政治上，在文化上也是当代最高的领袖人物。”德国汉学家陶德文指出欧阳修“以其多方面的才华鹤立于同时代的文人中，……其光华始终超越群星。”欧阳修在明代获得从祀孔庙的地位，他在“濮议”中的言论合乎明世宗在“大礼议”中的立场，受到世宗赞许，自1530年起得以从祀孔庙。
欧阳修在生时，其散文已享有最高声誉。王安石赞扬欧阳修古文如江河、如日星，苏轼赞扬欧文简洁含蓄，世人欣然接受，“天下翕然师尊之”，群起加以尊崇。《新五代史》后人视为古文写作典范，如清初钱谦益即学于此书；〈醉翁亭记〉人人皆知，是中国史上最著名的散文之一。文学史家宇文所安认为，欧阳修的渊博和睿智，可与英语文学中的塞缪尔·约翰逊相提并论。理学家则不太佩服欧阳修，最不能赞同的是欧阳修不谈“（人）性”，又批评他的词和私生活，认为是“戏谑放浪”，应该贬斥；学术上又觉得他不够精当深入，不足以代表道统，只颂扬他的古文。元代所修《宋史》及清初的《宋元学案》，受理学的影响，把欧阳修的领导地位贬低许多。由于欧阳修为宋诗奠基，后世独尊唐诗而看不起宋诗的人也特别贬抑欧阳修，如清初贺裳说欧阳修“有功于文，有罪于诗”。

日本

江户时代，日本汉学家崇尚欧阳修的文章，推崇为汉文文章模范，如伊藤仁斋、皆川淇园等。皆川淇园并校勘与刊印首部和刻本欧阳修文集，使欧阳修文章更为流行。

纪念

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知扬州时，在城外西北山上兴建平山堂，作为休憩与会友之所。后世士人仰慕欧阳修的大名，宋、明、清历朝都一再重建平山堂，成为扬州著名古迹，清代平山堂附有书院和欧阳修祠堂。欧阳修赐葬于河南新郑，墓前建有陵园，碑石林立，肃穆庄重，是历代士人凭吊欧阳修的地方，文革时大遭破坏，21世纪初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欧阳修故乡永丰县建成古典园林“永叔公园”，内有欧阳修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