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

历史背景

香港在殖民统治前，前身是大清广东省广州府新安县。英国外务大臣彭玛斯顿勋爵认为英侨缴出鸦片，无异被迫纳赎命金，因此要求中国与英国订立贸易条约，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让一个小岛给英国，使英侨能在其国家荫庇下，安居乐业。为争取上述要求，英国显示实力，派遣远征军于1840年6月（清道光二十年）开抵中国，遂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至1842年）。林则徐在双方初步谈判失败后遭撤职，由琦善接任钦差大臣。双方且谈且战，直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与琦善达成协议《穿鼻草约》，琦善割让香港给英国；英国海军于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是年6月，义律分段出售土地，香港开始有移民居留。两国政府均不承认《穿鼻草约》：道光帝震怒，认为割地是奇耻大辱，清廷遂撤琦善职，解京查办；英国方面，彭玛斯顿勋爵也大表不满，认为香港是“一个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不足以代替通商条约。彭玛斯顿勋爵严厉谴责义律漠视他的训令，召回义律，另派砵甸乍爵士接任；1841年8月，砵甸乍爵士抵达香港，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一年后挥军溯长江而上南京，威胁京杭大运河，双方终于在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订立《南京条约》，战事始告平息。其时英国维新党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党外务大臣阿巴甸勋爵于1841年修改给砵甸乍爵士发出新训令，撤回割地要求；砵甸乍爵士于冬天停战时返抵香港，对香港发展甚为满意，在订立《南京条约》时违背英廷训令，不仅订立通商条约，还要求割让香港。清政府还必须开放广州等5个地点为通商口岸，该通商条约其后并入1843年10月缔订《虎门善后条约》，容许华人自由到香港经商。
中英两国对前订条约诠释各执一辞，大清水师登上英艇“亚罗”号搜捕海盗，因而发生冲突，引发英法联军之役（1856至1858年），结果两国于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英国得派遣外交代表到中国，战事暂告平息。第一任使节为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鲁司爵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递国书，但途经大沽突遭炮轰，于是1859年至1860年间，战火再起；英军拟保留九龙半岛驻防，经英国驻广州领事白加士爵士与两广总督交涉后，获得九龙半岛南端（北至界限街）连同昂船洲之租借权。1860年，战争结束，订立《北京条约》，九龙半岛正式割让予英国。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曾为中国说项的德国、法国、俄国更有借口提出租地要求；其后局势紧张，英国认为如要防卫香港，必须取得邻近土地的控制权。根据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大清同意租借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个岛屿予英国，为期99年；英国此举仅在针对法俄两国，而非对付中国。大清保留九龙寨城之行政权力，仍有权使用九龙城码头，“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1899年12月27日，英女皇会同枢密院议决撤销这项条款，由英国单方面接管九龙城。在此之前，英国人已于1899年4月接管新界，接管初期尚有零星反抗，但后来终告停止，遂成为香港一部分，但与市区分开管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英美宣战。同时日军进攻香港，取道中国大陆出师。香港保卫战开始，日军攻破醉酒湾防线。英军被逼撤离新界和九龙，退守港岛，香港义勇军苦战一周后，以众寡悬殊，难扭劣势，终在圣诞日投降，港督杨慕琦成为战俘。
日本占领香港共3年8个月。1942年10月28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奉命与中华民国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开始签订新约举行谈判。由于英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在华全部特权之诚意，谈判相当艰难。在谈判过程中出现香港问题，英国不肯归还香港（虽然当时香港还在日本占领下），这项谈判因而拖延。当中英谈判时，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和艾登认为，根据1842年《南京条约》，香港已永久割让给英国，根据1860年《北京条约》，北至界限街之九龙半岛南端连同昂船洲也已永久割让给英国。原拟定在1942年公布之中英、中美平等新约，结果延至1943年公布，英、美取消在中国之治外法权及租界，但是不提香港地位。中国迫于无奈，惟有不再坚持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
1943年1月11日，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重庆签署《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史称《中英新约》。重庆国民政府以外交部长宋子文之名义向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发出正式照会，对新界“租借地”问题保留重提权利：“关于交还九龙租借地问题，英国政府不以现时进行谈判为宜，本代表认为憾事！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许予英国租借九龙条约之早日终止，实为中国国民所企望。而本日签订条约之意义，为开两国邦交之新纪元，中国政府以为若该约能于此时终止，则新纪元之精神更颢著，因此之故，本代表通知阁下，中国政府保留日后重行提请讨论此问题之权。”11月23日，中、英、美三国首在开罗举行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问蒋介石对香港如何打算，丘吉尔请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国领土；蒋说英国以暴力入侵中国，与清廷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概不予承认，战后随时可以收回香港。罗斯福亦曾认为英国政府应该放弃统治香港，并归还给中国发展为国际自由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引起了香港的归属问题：中国能否收回香港。中国政府亦希望能收回香港，但因国共内战日渐激烈而无暇南顾。另一方面，英国则强烈希望战后保持所有远东殖民地，包括作为英国远东海军基地及商业中心的香港。在英国的强硬态度及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下，香港的归属问题并没有在战后的国际会议上提出过。

香港前途问题缘起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国际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不承认英方对香港的殖民“主权”，但是1950年向英国表明短期暂时不会“收回”香港。1950年1月6日，英国向中国递交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同时英国在军事上也做出部署，包括使用核武打击和阻止中国大陆武力收复香港的可能。1972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发表联合公报，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1952年10月，鉴于世界范围内的“去殖民化”同“民主化”进程，葛量洪与殖民地大臣分别在香港和英国国会同时宣布，香港在这个时期推行大规模政制改革，不合时宜；“但是我们己决定在香港的市政局进行改革，市政局内将会有两位民选的议席。”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开一些文件显示，从1950年代开始，香港总督寻求推行民众选举，但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压力等多方因素，最终放弃：档案显示，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国大陆高官廖承志曾在1960年表示，“我们将毫不犹豫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另一份文件记述早前两年一次会议上，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告诉英国一名军官，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点点自治的尝试，都会被视作“非常不友善的举动”和“阴谋”，表示这种做法会被认为是让香港走上独立道路的手段。
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联合国“中国”合法席位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后，就开始为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采取外交行动。1972年3月8日，通过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声明：“香港、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殖民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3月10日，黄华又在联合国大会上再度重申中国当局的这一主张；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见的决议，规定香港澳门不属于殖民地范畴，港澳问题属于中国主权问题，联合国和他国无权干涉，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葡萄牙交涉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立场和要求，排除其他国家（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香港问题（如国际共管）之可能。香港和澳门往后无法以殖民地身份独立，也未能透过联合国非殖化的努力改革社会制度并及早推进民主，此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香港与澳门的主权制造了背景条件。中国在1972年公开否定掉香港、澳门殖民地性质，但中国大陆人民了解详情者不多，所以，1997年3月17日，香港回归前夕，《人民日报》曾特意刊登文章《为什么说香港不是殖民地》，对此做出解释：“迄今为止，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统治，但并不等于香港就是殖民地。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了主权的国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地概念不适用于香港。”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国大陆国内政局不稳定，以致延迟到1980年代才开始和英国谈判归还香港问题。
大部分香港市民在中英开始详细谈判前，鲜有考虑香港主权的前途问题。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约将在少于20年届满。新界租借期于1997年6月30日届满亦促成中英两国政府在1980年代初开始谈判关于香港前途问题：香港政府有权就香港岛和九龙界限街以南土地批出跨越1997年6月30日的租契，在1970年代初起，在香港筹划多项大型基建项目，投资回本期往往跨越1997年6月30日，需要向国际筹集资金；中国大陆官方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以及对新界的土地契约安排，对这些大型基建都有十分关键影响，香港政府必须即时处理关于香港在1997年6月30日后政治前途的问题。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首度访问中国大陆，并首次向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

开始谈判

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的官方访问提醒中英双方要为香港前途作进一步的讨论及外交接触，也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982年的首次中国大陆访问铺路。1980年代初，英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还中国、英国保留治权。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此前中国总理（赵紫阳）同她举行会谈；撒切尔夫人坚持《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之主权要求。但邓小平明确表明主权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双方未能达成共识。在记者会上，撒切尔夫人重申三条条约的合法性，并指出所有国家都须要尊重国际条约，否则任何谈判皆无法进行，惟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持有三条条约正本。她坚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享有香港岛及鸭脷洲和九龙半岛及昂船洲的主权。传统英国资金（英资）的商业力量，如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怡和洋行，亦曾参与游说工作。1983年5月，香港新华社组织商界青年领袖包括李鹏飞，组成“青年才俊团”前往北京。其中一些成员提出有关建议，但遭邓小平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场

邓小平于1970年代末首先提出“一国两制”构思。官方说法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或者“政权交接”。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称：“……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方在“收回主权”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并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样政策亦适用于澳门，“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邓小平同时希望能借此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港人立场

2014年，学者林鸿达宣称，1982年3月，香港革新会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民意调查，报告结果是逾八成市民希望继续由英国管治，只有百分之四受访者表示愿意由中国大陆管治，而在2017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历史科考卷中，亦引用了据称为1945年香港知识分子关于是否支持中共的疑问作为资料。在中英谈判过程中，香港人没有席位（由于中英两国均为单一制政体，香港政府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授权，而不是独立主权方），难以得知谈判进度，由于中英双方分歧较大，谈判难有实质进展，因而期间公报用字含糊，间中或有“有益”、“有建设性”等笼统外交词汇概括描述（等同于没有较大进展），在香港前途不明之际，香港社会出现银行挤提、抢米等信心危机，后来才由香港政府出面接管恒隆银行、推出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才渐渐稳定局势，但仍然出现后期的移民潮。

 中华民国立场

在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过程中，中华民国即表示不承认。1983年10月7日，行政院院长孙运璿在答复立委徐亨、张宽、汤焕晖质询时，表示中华民国政府极为关切香港五百万同胞自由与福祉。并严正声明香港是满清割让，而中华民国推翻满清，继承满清法统，任何涉及香港问题时须以中华民国为谈判对象，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香港一切谈判与协议，中华民国一概不承认。
1997年6月27日香港移交前三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章孝严和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召开关于《中英南京条约》特展的记者会，记者会上都特别强调外交部特展所展出的《南京条约》是唯一的正本，中国大陆所拥有的，只是清廷钦差大臣耆英和英方全权代表砵甸乍所签署的副本，经两国政府首长签名核准的《南京条约》正本，由中华民国外交部所保存，而英国为求割让九龙而签订的《北京条约》和租借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正本都同样正由中华民国持有，因此中华民国才是香港主权的合法拥有者。
然而英国依《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将九龙租借地，连同依其他不平等条约取得之香港及九龙割让地交还予同属中华民族之政权，结束香港的殖民统治，当时由中国国民党主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华民国政府对‘九七’香港情势的立场与政策说帖”中对此表示欣慰，并希望香港今后能持续自由、民主、繁荣的发展，以及保持香港在国际社会之地位。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表明“南京条约的正本在台湾，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民国”。

中英取得共识

1984年1月25日至1月26日举行的第八轮谈判，中英双方各自更换团长，中方由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担任，英方则由伊文思爵士担任团长，并兼任驻华大使职务。从1984年4月第十二轮会谈后，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之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事项。4月英国外相贺维访华，邓小平会见他。贺维就香港主权问题让步，会谈取得重大突破。4月20日，贺维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1997年7月1日以后，英国不再拥有香港的主权和治权。
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锺士元等谈话〈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称：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我们对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是国务院总理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是经大会通过的，是很严肃的事。如果现在还有人谈信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府没有信任感，那末，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1984年7月底，贺维再度访华。7月31日，邓小平会见贺维时称：
“……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1984年8月1日，贺维在香港举行记者会，透露协议的十项主要条款。其后的会谈进一步就香港在1997年后的土地、民航、国籍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多项共识。9月18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并对协议的文字措辞反复磋商，并于9月26日草签《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草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周南及伊文思代表签署。至此，为时两年之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之谈判圆满结束。至草案签署为止，双方共进行了22次的谈判。10月3日，邓小平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称：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肯定是不会变的。我们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这也体现出我们古老大国的风度，泱泱大国嘛。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起来，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之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体分析。……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一个是怕变，一个是怕干预，还怕什么？有人说怕乱。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捣乱的，但决不要使他们成气候。……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只要香港同胞团结起来，选择好的政治人物来管理香港，就不怕变，就可以防止乱。即使发生乱，也不会大，也容易解决。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总之，协议签订后会遇到很多新情况。我们过去讲过，要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是新情况、新问题。坦率地讲，将来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也不清楚，但问题出现了我们会合情合理地处理。……”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之联合声明。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和英国外相贺维等人见证下，分别作为中英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第三段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其具体说明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予以规定，并在50年内不变。1985年5月27日，两国互换批准书，《联合声明》随即生效。1985年6月12日，中英两国政府将《联合声明》送交联合国登记。

起草《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性法律文件，以法律形式把“一国两制”概念规定下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于1985年成立，负责起草《基本法》，以及征求公众对《基本法》之意见。198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包括香港和中国大陆人士。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称：
“……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处理得这么严肃，这么迅速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我刚才说，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这个不变的意义。……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
现在有人议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收。我要说，我们的物价有点问题，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收紧了一点。但问题要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的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有些人看到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些紧缩，就认为政策变了，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1988年4月，《基本法》草案首稿公布，并随即进行公众咨询工作，为期5个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89年2月批准了草案第二稿，以便作进一步咨询，草案反映很多第一轮咨询所得意见。第二轮咨询工作在1989年10月结束，起草委员会根据该轮咨询结果，进一步修改《基本法》草案第二稿；最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4月，正式通过《基本法》草案第二稿与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基本法》于1997年7月1日生效，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性法律文件，把“一国两制 ”创新概念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清楚确定香港实行不同于内地之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也保障香港市民生活方式、自由和权利，确保香港司法机构独立运作，并让香港全权处理外交和国防以外一切内部事务。香港也可以享有全面财政自主权和拥有独立货币制度；维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独立关税区地位，以及直接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打击战略商品交易、贩毒和非法转运，并且保护知识产权。
由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期间的12年，被称为过渡期。期间香港经历多番起跌，包括1987年香港股灾、1989年六四事件及所引起的香港移民潮、香港机场核心计划的争议、1990年代中英争议以至主权移交前的歌舞升平等。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要改换领导层，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时提到：
“……
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以香港为例，对我们就是有益处的。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信息就不灵通。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
……”

移民潮

中英达成协议，香港于1997年7月1日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曾经在中国大陆经历政治动荡的人（如知名作家倪匡）等开始计划移民。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更使香港人感到悲观和恐惧，1990至1994年出现了开埠以来最大规模之移民潮，五年共有约30万人移民外地。加拿大、澳洲和美国是当时不少港人移民的热门之选。在移民潮高峰，非州岛国佛得角也刊登广告宣传投资移民。
不少港人移民至加拿大的温哥华，而位于温哥华南边，同属大温哥华的列治文市又有“小香港”之称，其他热门的地区有多伦多、墨尔本、悉尼、奥克兰、新加坡、台湾等。期间，香港有不少人才外流，及至主权移交前一两年，一些移民回流香港。

居英权计划

1990年，英国政府宣布选择性给予50,000个家庭英国居留权，主要给予曾经从事敏感职位的香港华人政府公务员及各行各业精英，包括最有能力及动机申请移民的人士，如警队政治部、驻中国大陆记者怕被“秋后算账”。居英权持有人可随时前往英国定居，而无需在英国逗留数年以取得居留权，俗称“坐移民监”，而持有人的子女可在英国就读公立中学。当局希望通过此举使获得居英权的香港华裔精英安心在香港生活。一旦香港出现社会问题，他们可选择随时前往英国，从而减轻香港人才及资金的流失问题。但中方对居英权计划表示不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亦对居英权不予承认，香港一般华裔人士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拆卸九龙寨城

九龙寨城对于中英双方是特殊的地方，因为根据《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九龙寨城是大清的外飞地，会定期派官员驻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无力管理九龙寨城，香港政府却没有法律权力去管理。于是，九龙寨城成了充斥“黄、赌、毒”的所谓“三不管地带”（即中国政府不管，英国政府不管，香港政府不管）。1987年，两国共同决定拆毁寨城、迁徙居民，而九龙寨城亦于1987年和1989年上半年分两期进行迁徙，并且于1990年和1992年上半年完成。九龙寨城最终在1993年拆卸，改建成九龙寨城公园。

拆卸调景岭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移台湾后，香港政府将部分未及迁台的国民革命军退役老兵及家眷安置于新界东南地理位置偏僻的调景岭。当时调景岭没有陆路交通可达，自成一局，成为寮屋区。故此，调景岭具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居民长期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每年10月10日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等，香港政府并没有干预，但随着香港和澳门两地主权即将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政府发展将军澳新市镇，调景岭寮屋区在1996年拆卸，并于1999年开始兴建地铁（今港铁）将军澳线连接东九龙油塘和港岛北角。所有居民在政府补偿下迁徙至其他地区，当中大部分人都迁进了将军澳的厚德邨。

兴建新机场

1989年，香港总督卫奕信爵士在《施政报告》发表“港口及机场发展策略”，宣布兴建新机场。计划包括在大屿山赤鱲角填海兴建全新的香港国际机场及青马大桥等相关设施，共耗资超过1200亿港元。当时的香港总督卫奕信爵士宣布此项计划时，描述到计划落成后的香港将会像“玫瑰园”一般美好，因此被传媒称为“玫瑰园计划”。但由于此计划耗资庞大，被中国政府质疑英方打算在主权移交前耗尽储备之嫌。1991年9月，英国首相马卓安亲身到北京，成为六四事件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国家领袖，与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香港机场核心计划的新机场谅解备忘录》，工程才得以顺利开展，英方承诺留下至少250亿港元财政储备，最终留下3700亿。

临时立法会

由于对“新九组”等问题争议，中方拒绝承认由彭定康在主权移交前、被指以“三违反”方案产生的立法局，单方面决定“另起炉灶”，取消代议政制“直通车”过渡1997年的安排。1996年3月2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决议成立临时立法会。中方决定“另起炉灶”，以在主权移交后取代原有的立法局。临时立法会的任期不得超越1998年6月30日。12月21日，推选委员会选出60位临时立法会（简称临立会）议员。根据香港港英政府法例，此会是非法组织。1997年1月25日，临时立法会在深圳举行首次会议，其后临时立法会及其属下委员会所有会议均在深圳举行，直至6月30日。英国管治时代的立法局在7月1日零时解散，未有进入临立会的议员即时失去议员身份，当中部分在6月30日晚上至凌晨在立法局大楼上向市民发表宣言，挥手道别。
临立会在7月1日即时开会，除了订立确认主权移交后“必不可少”之法例以外，亦立即推翻多条由前立法局通过、被认为“对特区政府运作做成障碍”的法例。临立会重新修订早期由港英政府通过但回归2年前（1995年）才废止的争议性的《公安条例》，规定超过指定人数（数额在港英时代常有变动）公众集会及游行必须向警务处处长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后方可合法进行。然该法例自港英时代即一向广受争议，被指剥夺集会自由、干涉打压言论自由等人权。

英方成员

多位英方官员起着重要作用，包括英国驻华大使兼英方谈判团长柯利达爵士，及接任的伊文思爵士。香港总督尤德爵士亦是英方重要成员之一，他不幸于1986年12月任内期间，在访问北京时病逝。接任的港督卫奕信爵士，在中英谈判期间是英方重要成员。他熟悉中国，与中方保持着良好关系，同时亦成为影响后期香港施政的原因之一。
1991年，开始传出英国有意撤换有“中国通”之称的香港总督卫奕信。1992年元旦，英国政府宣布卫奕信在任期完结前提前退休；1992年7月，曾为英国保守党领袖的彭定康正式出任第28任香港总督，亦成为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是唯一一位专业政治家出身的港督，又打破了多项前任香港总督的惯例，包括拒绝接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颁授的爵士勋衔及没有穿上殖民地官服就职。他担任香港总督期间作风亲民，时常到各区巡视。他巡视中环时品尝泰昌饼家的蛋挞、在湾仔喝凉茶，成为一时佳话。发表施政报告后亦亲自出席电台节目接受提问，并主持答问大会面对质询。
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在政权移交前抛出之政改方案，显然是步杨慕琦方案轨迹加以修改而制订，是当年夭折政治改革之延续。但彭定康的施政未受到中方欢迎，兴建新机场的财务安排已惹来北京多番反对，最严重的分歧是提出政改方案。方案建议新增九个功能组别（“新九组”），被中方认为是钻《基本法》漏洞，令彭定康被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称作“千古罪人”。这导致主权移交前最后一届香港立法局无法以“直通车”形式过渡1997年，中方“另起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

中方成员

中英谈判期间中方的重要成员包括中方谈判团长兼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周南，当时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姬鹏飞。根据曾参与谈判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忆述，谈判中所有重要的决定，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亲自定案。

交接过程

香港经济在1990年代中期有较理想的发展，市民开始以较乐观态度面对即将来临的主权移交。香港股市在1997年初多次创出历史高位。1997年4月，已卸任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再度到访香港，主持青屿干线启用仪式。

港督府告别仪式

1997年6月30日也举行一些仪式，标志156年英国管治的终结。下午末代港督彭定康告别港督府开始港督府告别仪式，举行了降旗仪式。当天下午4时30分，前港督府举行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告别其官邸的简单仪式。香港总督旗在《最后岗位》的军号声中随随降下，随后在皇家香港警察银乐队和风笛队演奏的《高地教堂》乐曲声中，降旗队伍将总督旗帜转交港督副官白乐仁，再由港督副官将旗帜转赠予彭定康。随后彭定康、夫人林颖彤及其三位女儿和随行人员登上专车在港督府前的花园绕行三圈（但是实际上只绕行了两圈），寓意日后可以重临香江。下午4时39分，港督彭定康所乘坐的专车在警察摩托车的开路下，正式告别港督府。

英方告别仪式

英方告别仪式在6月30日晚上6时15分在添马舰露天场地举行，主礼嘉宾包括王储威尔士亲王查理斯、英国首相贝理雅、外交大臣郭伟邦、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及卸任在即的港督彭定康。
添马舰的告别仪式在特为该活动而建造的场地上举行，查理斯王子和总督彭定康在仪式上先后致辞。告别仪式包括传统的英军日落告别仪式，香港总督彭定康发表临别致词，之后由王储查理斯代表英女王致告别词。其他节目包括名为《香港精神》的团体舞蹈、男高音莫华伦歌唱等表演，有超过2,000名表演者参与。仪式举行时一直下着滂沱大雨，令嘉宾及表演者甚为狼狈并添上几分伤感。日落时份，英国和香港的旗帜徐徐降下。晚上7时45分，英国国旗及港英旗在风笛伴奏的乐曲《Sunset》中徐徐降下。
6月30日的英国告别晚宴，由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郭伟邦宴请，有4,000位颢要和贵宾参加。英国外相郭伟邦为香港未来祝酒，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继而祝酒答谢。
6月30日子夜，工人在中环中区政府合署拆下以龙和狮为标记的旧香港纹章、以及代表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的皇冠徽号和“E II R”字样。另外装上港督府大门的英国女王的皇冠徽号和“E II R”字样亦同时拆除，并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取代。

影响

香港回归是香港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对香港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影响深远。主权移交前，香港人对中共当局的恐惧带来了移民潮，曾一度造成人才及资金外流；另一方面，主权移交后加速了中国内地和香港两地在经济及社会上的融合。香港回归也标志着英国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最光辉的“日不落帝国”时代的终结。
主权移交也为香港本身带来不少变化，除殖民地时期的名称需要更改外，1997年7月1日后，所有政府机构改为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英国女王伊利沙伯二世的肖像从硬币、邮票和政府办公室除去，但主权移交前的所有纸币及硬币至今仍然流通，大量市民曾经收集“女皇头”硬币而引起硬币荒；邮票上则改印“中国香港”。所有政府机构及组织皆除去“皇家”的称号，例如皇家香港警察及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只有皇家香港游艇会之英文名称保留原名。原香港总督的官邸港督府改名为香港礼宾府，但首任行政长官未有迁入居住，至第二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才迁入居住。在法律文件中，本来用上“皇家”（Crown）的地方，改称“国家”（State）；被委任为御用大律师（Queen's Counsel）的大律师，则改称资深大律师（Senior Counsel），法院名称也作了一些改动。除此以外，几乎全部以英国王室成员、政府官员或地方命名的香港地方、街道及建筑物，例如：皇后大道、维多利亚港、弥敦道等，则仍然保留旧有名称，维多利亚公园亦依旧保留了维多利亚女王雕像。香港政府公函的英文本来用上On Her Majesty's Service，改成On Government Service，中英文排列次序亦由“英中”改成“中英”。
一些与英国和香港有关的公众假期，例如：英女皇寿辰、香港重光纪念日被取消，新加上的假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国际劳动节、佛诞等。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假期亦于1999年取消。
首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大会上致词以及首份施政报告中表示积极推动“母语教学”政策。1998年新学年开始，大部分公营和资助中学改以母语中文（粤语授课）作为教学语言，当局只同意保留114间英文授课中学，但英语仍然是中小学校的必修科，而部分学校亦开始于部分学科上使用普通话教授。可是这种做法遭到香港很多家长的反对，担心以“母语教学”会使香港学童的英文水平有所下降。亦有人表示，香港作为东西方交流的枢纽，双语教学可以使香港人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
香港在主权移交后一些地方也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维持不变，享有高度自治。例如，香港继续享有多方面的独立地位，包括独立的司法系统，继续沿用普通法，中文及英文同时是法定语言，并继续单独以地区身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香港与中国大陆的陆路边界线基本不变，但深圳河北面水域、后海湾（深圳称深圳湾）北面水域、沙头角海北面水域和大鹏湾北面水域移交广东省深圳市管理。中国大陆将大屿山西面部分领海（今分流西湾）；索罟群岛、蒲台岛以南部分水域划入香港水域以作补偿。两地继续维持独立的出入境政策，中国大陆居民必须申请往来港澳通行证才可进入香港。主权移交后，中国大陆为香港另设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来取代英国属土公民护照，可于多国包括欧盟及日本等享有免签证待遇，出入境程序较中国大陆居民简单快捷。香港的道路沿用英国的左上右落即右驾，有别于中国大陆的右上左落的左驾，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车辆均需分别申请牌照才可使用对方道路。
在体育方面，香港仍可独立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国际体育赛事，包括奥运会等，由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负责，亦拥有独立的香港足球代表队。由于主权移交后香港脱离英联邦的行列，在1997年之后便没有参加英联邦运动会。

中国大陆贺礼

1997年7月1日上午10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仪式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给香港特别行政区致送礼物。贺礼包括刺绣、陶瓷、漆器、挂毯、木雕和石雕等。为庆祝香港回归中国15周年，香港文化博物馆于2012年6月20日至2013年2月25日展出其中五件的回归贺礼，包括：中央人民政府赠送的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海南省赠送的贝雕“天涯共此时”、吉林省赠送的松花砚“松花紫荆情系根”、黑龙江省赠送的福桃花瓶“紫荆归春”、山西省赠送的“应县木塔模型”。

美国

美国-香港政策法是一部由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关于香港在1997年7月1日结束英国殖民地管治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后，美国政府重新釐定对港政策的法案。根据此法案，美国政府将继续把香港视作一个在政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地区，并在对外政策上把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区别对待。
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1997年4月15日演讲表示，“全世界将以希望与关切的复杂情绪，注视着香港重回中国的版图。美国支持此一基于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宣言的转变，其条件是香港仍保持高度自治及目前的生活方式与基本自由”，以及“决定应英国与中国政府的邀请，代表美国参加七月的交接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