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驛站史

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军事情报的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边疆防卫军传递信息，为古老海关、水师、海军所管。古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已有传递讯息的记载。
有关“邮”字的始源意义，可从中国的邮驿及邮政的演变中了解：在中国古籍中，关于通信事务之纪载常见“传”、“遽”二字，至于“邮”字，则语出《孟子·公孙丑》：“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最远可追溯自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1982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从春秋、左传等书之叙述，可知当时通信之方式有三种：一是“传”，为车递；二是“邮”，为步递；三是“驿”，为马递，综称“传遽”，后因车递费用太大，渐不使用，只剩步递及马递，故改称为“邮驿”站。
目前，邮政博物馆（台北市10075中正区重庆南路2段45号7楼图书室）馆藏备有许多专业书籍与资料。
现在的邮驿制度从古代官方驿站、驿馆改进而来。

夏、商、周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被发现有（壴女）与（亻壴）字，据悉是跟传递讯息有关的文字。周朝设烽火台，并有邮驿传递军报。

秦、汉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汉朝许慎著作说文解字：“邮者，境上传书舍也”，“邮”即是传送命令之站，古设“驿站”及“邮亭”，可用来传递信息，可说是邮局的前身。但传统的邮驿仅用来传达政令及军情，民间通信无法利用，“官办民享”的国家邮政，直至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公元1896年3月20日）始奉准开办民间传递业务；民间传递文书包裹货物：镳师、镖局、保镖
汉朝每三十里置驿，由太尉执掌。

唐朝

唐朝邮驿设置遍于全国，分为陆驿、水驿、水陆兼办三种，驿站设有驿舍，全国有1639个驿站，驿务人员共2万人，由兵部之驾部郎中管辖，节度使下设馆驿巡官四人，各县由县令兼理驿事。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范阳起兵，两地相隔三千里，六日后即传至京城，可见传递讯息之迅速。
杜牧有诗《过华清宫》为证：“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穿州过府，要拼命运送杨贵妃的荔枝，邮驿站八百里加急: 每年殉职几名的官差和累死几匹驿馆马匹。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辽、金朝

宋朝驿卒由兵卒担任，规模不如唐朝。沈括《梦溪笔谈》说：“驿传旧有步、马、急递三等，急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镶金字，日行五百里”，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岳飞一日之内在前线接到的十二道金牌，即是朱漆金字牌。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
另外还有钟鼓、烟火、鸽子、旗语、狼烟等方式传递信息
驿站是辽朝繁重的徭役之一，《辽史·马人望传》记载：“民所甚患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

元朝

元朝疆域空前辽阔，为维持庞大的帝国，于是强化了驿站制度，时称站赤。马可波罗所著《马可波罗行记》记载：“所有通至各省之要道上，每隔二十五迈耳（mile），或三十迈耳，必有一驿。无人居之地，全无道路可通，此类驿站，亦必设立。……合全国驿站计之，备马有三十万匹，专门钦使之用。驿站大房有一万余所，皆设备妍丽，其华靡情形，使人难以笔述也”。《经世大典》记载中国境内有站赤1496处，藏区共设大驿站28处，小站约7至8处。

明朝

明代在全国皆建有驿站，称为驿递，每隔十里置铺，铺有铺长；六十里设驿，驿有驿丞。沿线每60-8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1936个；还设立了急递铺和递运所，加强了物流信息。驿站还能接待出公差的官员。
洪武八年（1375年）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马车，曾被皇帝申斥。
洪武十七年(1384年)，贵州宣慰使奢香受令建龙场九驿。日后，王阳明曾远谪降调龙场驿站。
明中期以后吏治败坏，驿递制度弊病丛生。大小官员往来于道路，常常任意勒索夫、马。地方官吏还任意克扣驿站经费，贪污私肥，天启二年御史方震孺说：“至若驿递，夫只有此数，马只有此数，而自有东事以来，军情旁午，差官络绎，奚啻百倍于前。而欲其照旧支撑必无幸也。臣所经过，自通州次抵山海，见夫头、马户以及车户，无不泣下如雨，不忍见闻。而瘦马走死道旁者又不可胜计。”
崇祯初年，御史毛羽健上疏说：“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吴甡上言说：“今天下驿递之疲惫极矣。……驿递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当此民穷财尽之秋，更罹狼吞虎噬之惨。”
崇祯二年，刑科给事中刘懋建议整顿驿递。崇祯四年二月刘懋疏称各省裁节银共计685,720余两。
崇祯八年，四川总民邓玘在湖北樊城被烧死。邓玘的兄弟邓琳为了把搜括来的财物运回老家，由王应熊向当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题请，以扶柩回四川为由，申请乘用驿递。

清朝

清朝设驿站计为1785处，京师设皇华驿，军机处公文上有如注明“马上飞递”，规定日行三百里，如遇紧急情况，可日行四百里、五百里，甚至六百里不等，最快速达八百里，往往到站时，已人仰马翻。此俗称“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
19世纪70年代，大清帝国开始设立邮驿递送机构。1878年，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提议设立官方的近代邮政局。当年，时任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决定于上海、北京、天津、烟台和牛庄（今营口）五处试办邮政业务，并且委托赫德的总税务司进行管理。赫德参照英国及欧洲邮政制度建立海关邮政，并于1878年7月24日至8月1日间发行中国的第一套近代邮票以作为已经收费之证明。这套邮票由上海边防海关造册处印制，以龙为图案，一套3枚，邮票图案正中绘一条五爪金龙，衬以云彩水浪，邮票的颜色和面值不同，面值用银两计算：一分银(绿色，寄印刷品邮资)、三分银(红色.寄普通信函邮资).五分银(桔黄色,寄挂号邮资).这是中国首次发行的邮票，称为“海关第一次云龙邮票”，集邮界习惯称为海关大龙，俗称大龙邮票。翌年，五处邮政办事处以“海关拨驷达书信馆”的名称开始营业，1880年改“海关拔驷达局”。1885年发行“海关第二次云龙邮票”。
其后，清廷台湾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参考大清帝国海关邮递作业模式，1888年于台北城创立中国第一个以“邮政总局”为名的邮政机构——“台湾邮政总局”及其各分支局处，为近代邮局名称之始，且早于大清帝国内陆1896年设立的“大清帝国邮政官局”。
在交由海关部门试办邮政业务十四年以后，1896年3月20日清光绪帝根据总理衙门“兴办邮政”的奏折，批准正式开办“大清邮政”官局。光绪二十三年一月十九日（1897年2月20日），正式成立“大清邮政总局”。1897年，原海关拔驷达局改隶大清邮政；江海关拨驷达局正式更名为“上海大清邮政局”，1899年改“上海邮政总局”。天津海关拔驷达局改“天津大清邮政局”，简称“大清邮政津局”。1906年，清政府设立“邮传部”。1911年，“邮传部”接管邮政，邮政从此脱离海关，成为独立的系统。邮传部下隶大清邮政总局；从此，邮政业务正式脱离海关，实现独立营运。之后，大清帝国逐渐改驿置邮，将各地的边防驿馆、海关驿站，逐步以邮局代替，另外成立专责运送公文电报传递官方文书及资料、军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