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

背景

二战以后，支持共产主义的势力在香港开始活动，例如成立工会及组织工联会等。
195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大批未有前往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南下香港活动，大量中国共产党的政工人员也进入香港活动，造成香港左右两派对立。左派即指香港亲共人士，右派为香港亲国民党人士。香港政府同时压制左右两派，“两派”均有不少人员被香港政府以“不受欢迎人物”名义递解出境。
步入1960年代，港英政府贪污横行，底层民众生活困难；加上全球政治环境的影响（去殖民化），以及港英高层和香港基层华人市民缺乏沟通，导致市民对政府的怨气加深。1966年4月由于天星小轮的船票加价，引发九龙出现天星小轮加价骚动，惟当时左派未介入，左派亦在报章撰文支持港府平乱。
1966年5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负责港澳事务的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要在香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同年12月3日，澳门发生一二·三事件。澳葡政府最后接受澳门左派的要求，更一度提出即时交还澳门。香港左派分子到澳门祝贺，同时学习澳门左派的斗争经验。在月中时，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被红卫兵夺权、批斗，香港左派分子接受新的指示，开始推动更激烈的斗争方式。

暴动前的“政治工潮”

受澳门左派“一二·三事件”成功所影响，香港左派亦于1967年初藉劳资纠纷，制造多场“政治工潮”，企图支配工厂之内部行政。

港九的士风潮

1967年4月，多间的士公司均有左派司机发动怠工，威胁公司恢复聘用全数被开除的左派工人。其中港岛“中央的士”及“上海的士”两间受左派司机怠工影响，宣布结业，并将车辆售予没有怠工的非左派司机。在4月19日《工商日报》及《新生晚报》记者于湾仔景隆街中央的士车厂门外采访时，一度遭左派人士包围、恫吓及强抢菲林。事后香港报业公会发表声明，对两名记者遭受恫吓一事，表示至感遗憾，期间多份左派报章对香港报业公会之声明表示抗议。
另外，九龙中央的士亦受左派工人怠工影响，左派要求资方复用一名于1月被解雇的左派司机，后劳资双方代表在劳工处调解下，资方同意复用该名司机，并要求遵守五项协议，包括准时上班等基本要求。惟该名司机自4月27日复工不到一星期，于5月1日单方面向资方推翻协议，资方在别无选择之下，宣布于5月5日结业及卖车。

人造花厂工潮

1967年4月，位于新蒲岗大有街的香港人造花厂分厂发生劳资纠纷。当时工厂颁布极为严苛的规定，包括损坏生产机器的工人不会发放工资、厂方不允许工人请假等。劳资双方谈判不果，厂方更在4月28日以“生意收缩”为由解雇92名包括劳方代表的工人，并关闭分厂的注塑机部。
工潮在5月4日开始升级，部分工人强行入厂要求资方谈判，左派工会介入，煽动工人在厂外张贴大字报及毛主席语录。警察训练分遣队到场戒备，封锁附近道路，有工人甚至阻止厂方出货。5月6日，约150名工人在厂外集会，抗议资方解雇，并要求与资方谈判，下午4时许厂方再度被在场工人阻止出货，管工与示威工人发生肢体冲突，警方调停不果，局面更趋混乱，防暴队采取行动，逮捕17名工人，过程中亦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伤。事后，左派港九树胶塑胶总工会主席冯金水与两名代表（梁乃发、林贵容）到黄大仙警署交涉，因被警方认出曾参与骚乱而被捕。事件中共有21名工人及左派工会人员被捕，警方落案控以非法集会、非法殴打及恐吓孔标罪名。
该21人于5月8日被解往北九龙裁判署提堂，其中一人（郑马运）于庭上认罪，判罚港币100元，其余20人（彭辉、邓洪、梁乃发、曾俭、赖汉林、邹松胜、黄业都、王庚宁、萧剑辉、罗振宏、林贵容、锺玉芳、古玉琴、麦明、游火运、张金亮、李胜、欧阳进强、冯金水、吴炳明）否认控罪。
港九树胶塑胶总工会在5月7日晚上，举行控诉大会，控诉事件是警方“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对我爱国工人和爱国同胞进行疯狂的迫害”；同日下午，港九工会联合会派出理事长杨光和摩托车业职工总会主席郭添海等人会见警务处处长提出“严重抗议”，警方代表因“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而不予回应，而报章《大公报》社论开始将事件政治化。其后，亲北京的报刊以“港英政府行为迫害民族，镇压群众是野蛮的法西斯暴行”为名，鼓动“香港市民上街对抗”。
5月11日，香港工联会和各行业工会派员前往新蒲岗人造塑胶料花厂慰问罢工的工人，工人囤驻在新蒲岗街道与警员发生流血冲突，警方派出由620多人组成的防暴队以木制子弹开枪镇压，工人则以石头和玻璃瓶袭击警员。警方于12日到黄大仙徙置区搜捕暴动者，在警方与群众冲突期间，一名在第26座二楼的13岁少年陈永祥遭硬物击中死亡（左派称于黄大仙徙置区第26座外被防暴队打死；亦有说指是被群众石块击中。死因庭于同年10月裁定死于“横祸”。）。鉴于事态严重，政府宣布当晚9时半起在东九龙实施宵禁，所有警员取消休假并随时候命。工联会在5月12日召开紧急理事会议，宣布成立“港九各业工人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同日事件持续，警方在中午在东头邨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暴动至5月13日蔓延至黄大仙东头徙置区和土瓜湾，大批群众在街上聚集，放火烧车及黄大仙徙置区职员宿舍，又进入新区办事处和学校制造事端。当局出动大批英军和员警训练分遣队镇压，又将宵禁时间提前至傍晚18时开始，局势至5月14日才稍为平息。
5月16日，南九龙裁判署开审“5.6新蒲岗人造花厂工潮”非法集会案，及至5月17日续审当日，20名被告未依时到庭受审，被法庭下令通缉。部分被告于“6.23塑胶工会暴动”当日被捕。
5月18日，位于西环的总厂接受注塑机部工友申请复工。

斗委会成立及宣传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在5月15日清晨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爵士，递交外交部的抗议声明，把骚乱事件定性为“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的阴谋”，又指“港英当局利用人造花厂劳资纠纷，对中国居民和工人进行迫害”，要求英国政府责成港府接受工人和居民的正当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项条件。当日，有红卫兵到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示威，《人民日报》亦发表题为“香港英国当局必须悬崖勒马”的评论员文章，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场。
港督戴麟趾爵士在15日及18日两度发表声明，强调“维持和平与秩序，是香港绝大多数市民最恳切的愿望”，港府将尽力促使本港恢复安宁。英国政府在18日亦发表声明，强调警方行动已保持克制，将全力支持港府履行维持法律及秩序的责任。
北京支持的消息对左派产生鼓舞，《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章广泛报道，左派阵营更在16日于土瓜湾工联会工人俱乐部举行会议，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员有104人，而工联会理事长杨光出任主任委员，通过对“港英政府法西斯迫害”的抗议书。同日，在大陆政府组织下，北京40万群众游行至英国驻华代办处，而大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游行前曾指示外交部，表明游行队伍须格守“不冲、不进、不砸”。
5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斗争的十万人大会。以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由于副总理兼外长陈毅正在受批判，所以由副总理兼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谢富治发表讲话。除了谴责港英当局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声明中的几条要求外，他又宣布，“香港同胞学习，宣传，运用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绝对的、神圣的、不侵犯的权利。香港英国当局没有任何权利干预。”
斗委会在成立翌日，杨光、费彝民等17名斗委会代表到港督府，要求向港督戴麟趾爵士呈交“反对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议书”被抗诸门外，众人在港督府门外挥动《毛主席语录》及高呼口号。同日，香港政府成立由副辅政司韩美洵（其后改由姬达出任）领导的宣传委员会，专责发布新闻、制作短片、引导舆论、地区组织等政治宣传工作，其他成员包括霍德、杨启彦、麦理觉等。
20日，港督府一度成为集体抗议示威的主要目标。港府重申要维持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请愿人数，抗议行动于是转到中环花园道和皇后像广场一带。港九各地陆续有集会和示威，参加者除工人外，亦有学生及其他群众，期间拱北行政府新闻处旧址（今长江集团大楼）播放欧西流行曲去镇压示威者。21日，暴动蔓延至中环并进一步恶化，警察训练分遣队发射催泪弹镇压。22日，中区的骚乱更加严重，示威者与警员发生流血冲突，167人被捕。暴动的工人及学生以左派报馆、银行、国货公司、学校等为据点，出动示威，袭击警员及行驶中的公共交通。防暴警察到场以催泪弹驱散后，示威群众即迅速撤回据点，让警员疲于奔命，当局最后要在香港岛区实施宵禁，是香港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宵禁。23日起，巴士、电车、煤气公司、天星小轮等亦开始出现定时罢工，参与罢工的左派工人均获左派工会发放斗争经费，作为生活津贴。

罢市，七名反英示威工人死难

同年6月3日及10日，《人民日报》刊登支持香港左派“反英抗暴”的社论。
6月6日，大埔十七村青少年及学生成立斗委会。澳门一群和字头三合会成员发表公开信，号召洪门兄弟团结同胞抗暴。
6月7日晚，天星小轮，油蔴地小轮和九龙仓三个机构的工人，联合举行“反迫害斗争大会”。同日广州100,000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海口，佛山等地也爆发群众游行。
6月8日，防暴队进入工务局属下的电器机械厂镇压示威的工人。424个工人被捕，工人徐田波被捕后在警署拘留期间被死亡，十二条肋骨断裂，事后死因聆讯裁定他死于意外。当日下午，防暴队又到中华煤气场，驱散示威工人，逮捕60名工人，工人黎松和曾明遇难。次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暴行再升级了，抗暴也要再升级！》。同日香港政府搜查左派据点银都戏院。6月10日，政府机构与英资企业一万多人加入罢工的队伍。香港新华社社长梁威林，午夜发电报给戴麟趾爵士，为近日港府的一连串血腥镇压，提“最严重抗议”。
6月11日接邻大陆边境的沙头角举行“反英抗暴示威”，群众包围警署，解放军及民兵高度警戒。6月12日香港700艘渔船，共6,000渔民乘船到盐田，参加深圳沙头角之声讨大会。6月13日香港新华社社长梁威林发表谈话，指中国人民有权居住香港，可以自由回国，但绝不容许当局以莫须有罪名将香港同胞递解出境。同日两万渔民海上反暴游行。防暴队搜捕太古船坞职工宿舍，拘捕6名工人，事后通缉7人。
6月15日银都戏院被吊销执照。6月18日，大陆试爆第一颗氢弹，香港左派大受鼓舞。6月19日维园维多利亚女皇像被泼漆油、涂标语。
6月22日，香港十家大专学院成立“反迫害斗争委员会”，大专学生们在自己的学院里散发传单与标语。在英皇和皇仁两著名的官立英文书院，也先后出现许多传单和标语。同日左派工人各界为徐田波等三名遇难工人组成治丧委员会，要求港府交出三位工人的遗体。
6月23日晚，军警到港九树胶塑料业总工会拘捕70余人，工人郑自强袭击两名探员，期间被探员开枪自卫射杀。工人邹松胜和罗进苟在被捕后送院治理期间死亡。次日的6月24日，左派工会发放斗争费，收买工人，发动“联合大罢工”，约60,000名工人响应。政府及公共交通工具公司以强硬手段对付罢工，将旷工雇员即时解雇。而不参与罢工的工友，往往会遭到左派机构恐吓，甚至袭击。同日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在北京举行的答谢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宴会上发言表示：“香港的命运取决于香港的爱国同胞和七亿中国人民，而绝不取决于一小撮英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民决心根据形势需要，给予香港爱国同胞以一切支援，直至胜利为止。”
6月24日，沙头角联乡会委员会为徐田波、黎松及曾明三名工人开追悼会，期间有左派分子及乡民包围警署，烧毁一辆装甲车，防暴队进入镇压，其后联乡会部分委员（温果行、李文有、吴帆等）潜入中国境内，逃避警方追缉。
6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就23日警方搜捕树胶工会、24日在沙头角镇压左派向英方提出抗议。同日因威迫工人参与罢工而被逮捕的卲氏工人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时，已奄奄一息，无法站立，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伤重留医，事后三名警务人员被捕。
6月27日，左派学校罢课一天。6月29日，左派发动联合大罢市，副食品价格一度上涨。铜锣湾的中国国货公司，挂出遇难工人徐田波、黎松、曾明等黑白的大头照面向路人。
6月28日，广州海陆空三军和群众八万人集会，声称准备给予香港同胞一切支援。
6月29日，6位遇难工人的家属举行记者招待会，向香港政府提出五项要求：“一、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公布烈士死因；二、拨出永久坟场把烈士们安葬于同一个坟场内，并建筑纪念碑；三、不得阻挠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为烈士举行葬礼的要求；四、交出并严惩杀人凶手；五、赔偿一切损失。烈士家属在会上指责港英当局不敢公布死因并企图毁尸灭迹阻挠家属领取烈士遗体进行安葬。”同日，宝安县集会游行抗议香港政府。
7月2日，罢市停止。

沙头角枪战

7月8日上午10时，约300名中共民兵持轻重武器由中英街非法越境进入香港边境禁区，并且包围沙头角警岗、集会示威，同时向警岗掷石及使用渔炮攻击，警方首先以催泪弹及木弹驱散，然而未果。10时30分，当中约100名民兵使用机枪（或是冲锋枪）攻击警岗，双方因而爆发枪战。其后被困警务人员子弹用尽，请求支援（对象包括驻守在1哩半外的驻港英军）。由于救护车辆无法进入现场，各区均派遣一辆高马型装甲货车赶赴现场，惟未进入现场时，轮胎均已经被民兵射穿，无法前进。驻港英军抵达现场时，5名香港警务人员均已经殉职，12名警务人员在镇压时亦告受伤；中国方面则有1名民兵死亡、8名民兵受伤。事发后，后遣驻港英军驾驶装甲车进入现场，有关部门又调派踞喀兵接替警察在沙头角驻守，香港政府于同日下午6时宣布在沙头角实施宵禁，来往新界上水至沙头角的九龙巴士20线（即后来的九龙巴士78K线）缩短服务至军地。同年8月11日，香港政府宣布香港边境禁区全面封闭。
此时香港出现传言指北京准备收回香港，中英双方互相抗议。

反英示威工人街头被射杀和土制炸弹袭击

7月初后，冲突不断升级，左派工人街头多次袭击警务人员，香港警察开枪还击，射杀任职搬运工人的郑浙波、马烈于，麦志华，何枫，余秀文等暴徒多人。7月16日，港九油漆总工会会员蔡南，朱日基被港英警察枪杀后，以斗委会、油漆工会为首，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开始以罐头罐制造土制炸弹及珠江汽水的汽水瓶来制造燃烧弹袭击警署，并以镪水（盐酸和硝酸的混合物）从高处袭击经过的警车及公共交通，左派学校的实验室成为土制炸弹的制作工场。港府则对左派还击，首次出动英军搜查左派工会。之后陆续派军警搜查各左派“据点”，使用紧急法例权力，拘捕及关押部分工人运动领袖，将他们拘押在摩星岭白屋的政治部囚室，部分人之后被递解出境。7月12日，香港政府同时于港九两地同时实施宵禁，是暴乱爆发两个多月来的第一次。同日下午五时，大埔乡事会会所首次发生土制炸弹爆炸。
8月4日，政府出动访港英军航空母舰上的直升机从天台降落，上下夹攻左派在北角的据点、位于英皇道与糖水道交界、大型国货公司华丰国货所在的侨冠大厦。竞技神号航空母舰派出军用直升机降落至侨冠大厦天台，军警进入大厦逐家逐户搜捕左派暴徒，主要目标之一为A座24楼4号室的学友社。当日英军派出之直升机亦曾试图降落至新都城大厦和明园大厦天台，惟该两厦天台面积不足以让直升机降落，军警遂游绳而下。大搜捕之翌日，位于侨冠大厦之华丰国货公司竟能照常营业。警队在大厦内除搜出各式炸弹武器外，还发现有设备完善、包括有手术室的“战地医院”。警方在行动中拘捕汉华中学校长、“各界斗委会”副主任委员黄建立及数名华丰工人，而培侨中学校长吴康民因在三号晚离开侨冠躲过被捕。警方撤走后，北角的左派青年学生集合于华丰国货公司前面示威抗议港府“捣乱民居”。在这次示威中，掩护青年学生的工人们，开始用假炸弹封锁要道阻拦军警，为九月的真假炸弹阵埋下伏线。
8月9日，根据紧急法令，警队封闭多间左派学校及发出煽动性言论的报社，包括《香港夜报》、《新午报》和《田丰日报》。8月15日，警察逮捕五名记者，其中2人为新华社记者，另外三人是《文汇报》与《大公报》记者。同日警察逮捕长城电影公司的影星傅奇和石慧夫妇，因他们在5月间曾经参加九龙英资青洲水泥厂外工人罢工的“慰问团”，以及参加港督府抗议示威，涉及当前暴动而被关入摩星岭集中营。
暴徒为阻碍警察行动在街头摆放地雷阵，在港九各处闹市放置真假炸弹。炸弹上多数以大字写有“同胞勿近”，电车、巴士、街道上都有发现。炸弹袭击除了扰乱市民生活，导致人心惶惶外，更造成无辜死伤。一名7岁女童及其两岁弟弟在北角被一包装成礼物的土制炸弹炸死。负责拆除炸弹的警队爆炸品处理课及英军拆弹专家亦有死伤。

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

8月19日中国政府将驻北京路透社记者格雷软禁，报复香港判新华社记者薛平坐监，后来港督戴麟趾爵士将当时刑期最长的大公报记者黄泽的刑期由1971年2月减到去1969年12月，而当黄泽在12月2日放出之后两日，北京才放返格雷。
8月20日下午中国外交部提议向英国政府提出限时照会，要求香港政府48小时内取消对三家香港报纸的出版禁令，释放19名被关押的驻港记者，否则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负责，并在报纸上公布。8月22日下午48小时时间到，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被红卫兵放火烧毁，驻华代办被红卫兵殴打，并强迫其给毛泽东像下跪，被其拒绝。
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我们从地下室来到院子里时，院子里已有近5000人。有人抓住我的头发拖，揪住领带勒，用手中拿着的东西朝我们打来。不一会儿，我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办处的人不仅受到唾骂、挨踢，还被强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后来警察干预，将我们撤离代办处大院。在向外走时，还有人不断撕扯我们的衣服。”。
8月2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强烈谴责这次违法行为，后来在1971年3月2日接见新任英国代办谭森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正式道歉。之后几天，中国驻英代办处也受到英方的报复，中国使馆人员和英国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有的还举着毛主席语录，几名外交官受伤，期间还有英国的中国支持者前来支持中国使馆。1971年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峻工。

警员杜雄光殉职

1967年10月13日晚，左派人士于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78至180号（现在的华懋世纪广场）马路中心放置炸弹，警员杜雄光和见习督察史丹顿于晚上7时许前往现场处理，期间有10余名市民从楼宇步出，警察即喝令他们离开现场，其间炸弹突然爆炸，杜雄光当场被炸至重伤，被送院后不治；另在现场的史丹顿及警目叶金有亦同被炸伤。同日亦有一名乘搭电车的中学生于湾仔被投掷炸弹炸死。
杜雄光遗体于10月18日出殡，安葬于沙田大围谷寮坟场。
1968年1月，死因裁判法庭裁定杜雄光“死于被一名或多名身份不详人士谋杀”。

高级督察麦基云殉职

1967年11月5日，高级督察麦基云驾驶摩托车途经铜锣湾怡和街时发现一可疑物体，当他把该可疑物体移走时，该物体突然爆炸，麦基云当场被炸死，手脚亦遭炸断。

荔枝角道炸弹袭击

1967年11月8日晚，太子道近荔枝角道交界发生骚动，其间有人投掷炸弹袭击警车，警方防暴队开枪，当场击毙两名激进人士，其中一人手上仍握着炸弹（另有说法指该两名激进人士遭自炸身亡），同时拘捕一名于马路渠边放置炸弹之人士（罗水欣）。
就在警方把罗水欣押上警车之际，该枚炸弹突然爆炸，导致至39人受伤，包括7名辅警，其中3名伤者（张云、周云英、文图业）后来伤重不治，另有一名在二楼家中做功课的儿童遭炸盲右眼。
该事件造成5人死亡，包括遭警方击毙的两名左派分子和三名遭炸死的市民。涉嫌放置炸弹的罗水欣后被控三项谋杀罪，高等法院于翌年2月29日裁定三项误杀罪名成立，判处罗水欣入狱12年。

石硖尾杀警案

1967年11月28日下午四时许，警员薛振鸿与另一名同袍于石硖尾一带巡逻，期间薛曾于巴域街近石硖尾新区第七座处稍作停留，此时突有三名激进分子出现，薛振鸿遭激进分子从后袭击，激进分子先把薛按在地上，然后以三角锉等利器向薛乱刺，激进分子于行动后数分钟逃去无踪，并抢走薛之配枪及六发子弹，薛倒卧于血泊之中，其左胁仍插有一把三角锉，送院后证实死亡。

锦田杀警案

1967年12月9日，警员李观生与另一名同袍在锦田警岗附近一带巡逻，在距警岗30米祠堂村口华昌米酒庄处遭两名左派人士抢夺佩枪，左派人士向李连轰两枪，李负伤步回警岗，拨打直线电话报警，后于警岗内失救伤重死亡。
警方及政治部连日行动中共拘捕30多名左派分子，怀疑与案件有关，包括疑凶罗伦、左派打石工会主席兼斗委会成员刘三、锺德及前警员苏长寿等，被捕人士当中，有不少均与一左派武装组织“新界战斗行动组”有关。
至于另一名疑凶何祥（又名何树祥），警方相信该人为黑社会成员，与8月份尖沙咀一宗金铺劫案有关，并于此宗杀警案中抢走警枪，案发后一直在逃，据说何祥在潜逃大陆期间，自行把两把从死者及另一名警员手中夺得之警枪交予当地的武装组织，使警方无法寻回有关失枪。
至1971年9月22日，何祥于爆窃上水汇丰银行分行期间失手，其后在八乡一间木屋被捕。最高法院于同年12月判处何祥死刑，至翌年3月获港督麦理浩发落，改为25年有期徒刑。

部分工人死亡细节

大部分死难工人都被港英当局于和合石坟场安葬，直到1973年才被当年的暴动参与者重新合葬于一处金塔区。总共有16名死难工人被合葬：徐田波、黎松、邓自强、邹松胜、罗进苟、李安、何枫、郑浙波、马烈、章集、卢汉彬、蔡惠南、余秀文、麦志华、苏全及何瑞祺

机械部工人徐田波死亡

防暴队数百人在工务局机械部工人举行抗议大会时冲入，发射催泪弹镇压，拘捕四百工人，6人被起诉，工人徐田波被捕后死于黄大仙警署，12条肋骨被打断，死因庭裁定徐田波“死于意外”政府发言人声称，徐田波于翌日凌晨仍然“看来良好”，至有病态表现时，看守警员召警方医生到场检查，后返魂乏术，其遗体于9日下午送抵九龙公众殓房，又称徐田波的死亡将会被左派“歪曲和利用”。而左派阵营则认定徐田波是于黄大仙警署羁留期间，遭警察活活打死的，徐田波与另外15名遇难工人合葬于和合石坟场。

中华煤气公司黎松、曾明遇难

防暴队在中华煤气公司，从屋顶发射木弹、催泪弹然后冲入厂房，并拘捕数十人，工人黎松、曾明遇难。按左派媒体说法，警方搜捕期间，黎松被警察开枪射中，后跌落煤气鼓隔气水池内死亡；但按照亲英《工商日报》说法，黎松和曾明因拒绝收受左派利益参与骚动，而被左派分子打死的。死因庭裁定黎松“死于横祸，中煤气毒窒息身亡”。后合葬于和合石坟场。

胶业工会事件邓自强、邹松胜及罗进苟遇难

6月23日4名警察走近位于旺角广东道的胶业工会楼下，撕下大字报及标语，此时突有廿余名左派工人从楼上跑下，以手持的铁枝、木棍及玻璃瓶等袭击探员，警察随即拔枪连响20多发，两名工人中弹，其中一人邓自强送院后不治。胶业工会随后遭到逾百名防暴队搜捕，在附近楼宇发射催泪弹。开动水龙头对付催泪弹，到晚上9时45分攻入打伤工人及拘捕。2名洋警官亦重伤。警方拘捕了56人，期间邹松胜及罗进苟于送院后死亡，传有家属在前往认尸时，都看到死者遍体伤痕，惨不忍睹。

邵氏工人李安遇难

1967年6月24日，警方于清水湾邵氏片场把王煜森和李安拘捕，两人被送往黄大仙警署拘留，王、李两人于6月26日被解往北九龙裁判署受审，李被控以藏有煽动性标语，内容大意为“邵氏资方与美英帝国主义联合对付中国同胞，显露其政治阴谋，为提出强烈抗议，邵氏片场……停工一天”，警方称李于“受审期间突然晕倒，于送院期间不治”。左派称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时，已无法站立，结果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伤重留医。左派称由法庭送院期间，右肾爆裂，伤重死亡。在李安死后，有三名警务人员（张锦贤、陈文清、张英奇）随后被捕，各人被控以谋杀李安及伤害王煜森身体，三警被裁定误杀罪名成立，分别被判入狱八年及六年。不过翌年1月上诉得直，当庭释放。李安本人亦与徐田波等被左派阵营视为“烈士”，与另外15名遇难工人合葬于和合石坟场。

九坞劳联工会书记何枫

7月14日警察攻入红磡宝其利街的九坞劳联工会，冲突中书记何枫被打死，后下葬于和合石坟场。死者头部有枪伤，子弹贯穿两侧太阳穴，遗体曾被解剖。

纱厂工人余秀文，冷气学徒熊兴泽被当街枪杀

7月16日纱厂工人余秀文行经荃湾沙咀道，被驻港英军警用密集的卡宾枪扫射，子弹穿过头部，重伤垂危，后经同胞送往荃湾工人医疗所，抢救无效死亡。同时，英军又在荃湾众安街向一座楼宇的天台开枪，把一名示威者打死。
16日晚，“防暴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一名青年熊兴泽当场被击中，送医院后不治身死。西区裁判署于同年11月裁定死于“横祸”。

搬运工人郑浙波、马烈遇害

7月9日傍晚，福建中学15岁学生许自朗于西环校舍门外派发文汇报及大公报出版的联合号外，期间遭到防暴队的拘捕、殴打，数名搬运工人见状即上前干涉，发生冲突，有人以铁钩袭击警员，在外围的防暴队向搬运工人开枪，其中郑浙波及马烈身中多枪，伤重死亡。事件中亦有一名警察林宝华殉职，另有一名搬运工人被捕。郑浙波遇难后与另外15名遇难工人合葬于和合石坟场。西区裁判署于同年11月19日就郑浙波及马烈之死因展开研讯，至11月23日审结，裁定死于“合法枪杀”。李鸿发，搬运工人，被捕时43岁，六七暴动期间于西环福建中学门外的骚动事件中被捕，被判入狱四年半。1970年9月27日获释殉职的林宝华警员编号编号9424，郑浙波和马烈被射杀后，最初报导于西区被左派群众以铁钩刺死，但验尸期间在身上发现弹孔，死因庭证实林为流弹所杀。，裁定死于横祸，按《香港左派斗争史》书中说法，林宝华的真正死因是被同僚枪击，是港英心战室的手段之一。

东头村示威何瑞祺遇害

8月29日，东头村示威期间，冲突中机器工人何瑞祺被警察开枪射死，死因庭于同年10月裁定死于“合法枪杀”。

工人章集死亡

因参与罢工被解雇的工人章集，于8月30日与一群左派暴徒在深水埗街头放置真假炸弹，后遭“防暴队”枪伤，章集随后被捕。在医院留医期间因肺炎在9月3日死亡，当局至9月5日方通知其家人到殓房认尸。

国庆烟花事件卢汉彬遇难

10月1日，港府禁放烟花及鞭炮，左派人士决定冲击该法令。有中国货轮停泊在西环燃放烟花市民围观。警方出动船只及直升机包围中国货轮；岸上则有数百防暴队，冲突中开枪杀轮船起落工人卢汉彬、拘八十余人，其遗体于10月4日运往和合石坟场下葬，至1973年与另外15名遇难工人迁葬至一个金塔段内。西区裁判署于翌年2月15日就卢汉彬之死因展开研讯，裁定“死于横祸”。

太古船坞华员职工会主席邓全

邓全于入狱生病，至12月20日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延至12月29日凌晨不治，其葬礼于1970年1月3日举行，遗体安葬于柴湾华人坟场。据1970年1月2日《大公报》刊载的一篇特稿指，邓全曾于11月中于监狱医院接受预防霍乱注射，由于当时一枝针咀会为狱方在多名囚犯身上使用，而当时院内有十多名黄疸病人，致邓全感染黄疸病，因狱方未能妥善提供治疗而殁。

影响

根据统计，六七暴动造成最少51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警务人员，一名驻港英军拆弹专家及一名消防员，几十名工人死难。包括200名警务人员在内的802人受伤，1936人被检控。暴动期间共发现8,074个怀疑炸弹，以及1,167个真炸弹。
暴动期间同时造成经济损失，使部分市民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轮移民潮，许多生意人远走南洋。而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都在地产领域开始低位买入。李嘉诚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起名“长江大厦”。郑裕彤联同其好友杨志云等逆势大量购入地产物业。经过此次投资的积累，使他们变成了香港地产界的“四大天王”。
香港殖民地政府研究六六、六七两次暴动成因后，察觉到有需要适量调整过时的管治策略。政府透过主动关心及改善一般市民民生，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同时缓和市民不安情绪及与政府的对立。政府在暴动结束后一年，即1968年已着手修改劳工法例，大幅加强对劳工的保障。为改善与市民在地区层面上的沟通，进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包括于1968年成立民政处（即今日的民政事务总署），此外香港也在同年直接成立邻舍辅导会和公益金等组织。暴动亦间接催生香港在1970年代在教育、医疗、廉政、房屋等等各方面的改革。同时政府发现青少年空闲时间缺乏可供参与的活动而被左派招揽，于是决定大量增加文娱康乐活动。暴动后的1969年12月开始举办的香港节，就是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目，藉以加强青年对香港的向心力。此外，渔农处（现渔农自然护理署）也在1968年7月开设林务营以解决青少年问题。
此事件迫使当时的市民在中国大陆政府和香港之间作选择，结果当时的大多数市民认同殖民地政府，并一度“前所未有地视自己为一个特殊群体的成员——香港人”。左派在此事件的失败，助长香港人的反共和本土意识，香港的亲共势力减弱，导致香港回归后的反中情绪强烈，加剧中港矛盾。
由于六七暴动期间，不少公共巴士路线被迫暂停服务，部分更没有重投服务，引致不少9座位载客白牌车应运而生，获准到市区载客，最终致使殖民地政府认为白牌车可以辅助公共交通不足，促成1969年将白牌车合法化，成为今日的公共小巴，座位限制由9座位提升至14座位，1988年更增至16座位，2017年再增加至19座位，对香港公共交通的发展带来正面影响。
香港警队在事件中的忠诚及勇敢表现备受赞赏，1969年获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赐予皇家封号，自此称为“皇家香港警察”直至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
六七暴动后，香港政府决定发展本土化，在语言部分独尊广东话，使得原本在香港流行的各种方言逐渐没落（包括上海话、潮州话、客家话等），广东话也逐渐取代了国语，成为香港主流语言。
到现在每逢谈到过激行为或选举的时候，亲共左派政团和社团当指责间中会被民主派会反指责他们于六十年代放炸弹、杀害林彬的往事（例如2013年大埔区议会会议讨论占中议题，泛民主派议员批评六七暴动，斥责左派当年的“恐怖主义”行为才是破坏香港法治）。

评价

曾任左派报纸大公报副编辑的罗孚1982年被指控为间谍，在京软禁10年后返回香港，在1993年3月15日《当代月刊》，撰写《为香港式文革致歉》的文章，就表明“自我反省”。晚年坦言对自己的文宣感到悔恨：“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证如山，无地自容。”被认为是第一个愿意为激烈行为道歉的人士。
前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囚犯编号：28504）曾于六七暴动期间被控放置煽动性标语而入狱，在2014年首度开腔谈及事件，强调自己当年仅仅是在学校派发反对殖民地主义传单，反问道：“这何犯罪之有？”
撰写《香港左派斗争史》作者周奕在60年代就出任香港文汇报记者，07年出席凤凰台何亮亮主持的《时事亮亮点》时谈到，香港左派卷入这场斗争的盈千上万。事件一开始，香港警察枪杀十三岁理发学徒陈广生，继而在警署内打死徐田波、罗进苟、邹松胜、李安等人。何亮亮认为被压迫的受害人暴力反抗今天遭受到谴责，而对“港英长期的法西斯暴戾行动”反而没有人提及，历史的歪曲莫此为甚。
1978年，中国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开港澳工作会议。会议重申中央对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同时其称：“1967年在香港发生的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与中央的方针不符合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
2015年5月，当年的六七暴动领导人杨光逝世之后，吴康民在香港明报撰文回顾暴动事件，关于暴动的本质，他认为是“在内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弥漫全国的时候，香港的北京派出机构新华社领导人，既为表功响应中央号召，又为了自保，居然利用一场劳资纠纷，加上不少劳工阶层对港英的老殖民主义的统治手法不满，遂煽动起这一场所谓‘反英抗暴’的大风暴。”但实际上，“‘反英抗暴’根本违反了中央自解放以后的对香港的政策”，而“由香港新华社一手包办成立的‘斗委会’，既然标榜为‘香港各界同胞’，当然也要显示出‘工人阶级领导’。于是杨光作为香港左派工联会的理事长，理所当然地被推为主任。其实，杨光‘一切听指挥’，自己并无决策权。事无大小，都得听新华社的。而且事实上斗委成立不久，杨光就已成香港政府监视以至追捕对象。他率众到总督府示威以后，就只能躲进中国银行（旧址）大厦顶楼，作为‘寓公’达数月之久。”至于当时导致伤亡、破坏的各种暴力行动，吴康民指出：“……放真假炸弹，以至炸死北角无辜小童，暗杀在电台上叫嚣反共的广播员林彬……都不是杨光作出的决定。也许执行者是某些工联会的属员，但指挥行动的都另有其人。杨光当时只是一面空头旗帜，甚至可说是个傀儡，并未参与实际工作。”
金庸曾对池田大作说：“中国对于香港的政策，可以说是‘现状不变，长期利用’八个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义，利于国家’。香港现状的维持对中国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只要能长期维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这其中香港所发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贡献之重要，是无可估量的。由于这些实际的考虑，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现状，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现状，才对中国有用，既然有用，就长期而充分的利用之。这个政策一直不变。”、“‘反英抗暴斗争’，组织左派群众，和香港的英国政府正面冲突，冲击港督府，与警察打斗，到处放置炸弹。英国出动正规军反击，双方都有死伤，还累及不少无辜市民，一时局面十分恶劣。幸得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制止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的行动，左派暴动才渐渐平息。其后这场动乱的组织者与发动者据说受到了党内的批评，有些人还受到处分惩罚，被下放到边远地区的农场和矿山中劳动改造。经过了这次教训后，‘不得破坏香港现状’的政策在中共高层领导中更加得到重视，这个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现状的维持对国家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也即是对全党有利，对香港广大中国同胞有利。”

六七回望

2013年资深传媒创作人黎文卓出任监制制作纪录片《六七回望》。其认为在港英统治下，事件被贴上“一面倒”的负面标签，拍摄此片是希望道出历史真相。当年香港社会毫无福利，亦无劳工保障，工人最后忍无可忍发起争取权益的工潮，同时不可否认事件也受到同期内地爆发“文革”影响，事件最终变成一场本港左派与右派、中英政府角力的事件。港英当局对工人争取合法权利的行动，先采取暴力手段镇压，打死打伤工人，才有工人以暴易暴的所谓动乱。这些政治运动的参与者祸及三代，不能做公务员。事件不可能以单一角度、非黑即白的方式去定论。

尝试取消港英政府审判的努力

六七工运中几千人被捕，大多因留有案底而不能任公职。而当时香港警察有用紧急条例滥捕的倾向，很多人无辜入狱。曾因“六七事件”而入狱的曾宇雄（囚犯编号：29241），当年遭警员搜查他们的书包，其称书包除书本外，并无其他用品。当时其香岛中学学校一共51名学生及1名女教师放学，被警方引用紧急法例，罪名是非法集会，因为他们“超过三个人”，后逮捕起诉其被判刑一年。这样的刑事纪录影响其一生还影响下一代其儿子也无法投身香港警队。其和当时一起的狱友入狱45周年之际，向特首办示威请愿，要求特首梁振英重新审视案件，取消其刑事纪录。
曾经于六七暴动期间被拘捕及入狱的香港岛各界联合会会长曾向群（囚犯编号：28228），曾去信董建华及曾荫权，要求为六七事件平反，惟两人均以“司法独立”为由而拒绝，亦表示不可能将当年的少年犯定性为政治犯。

大紫荆勋章授予杨光

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宣布颁发大紫荆勋章予当时左派负责策划事件的人物，工联会前会长杨光，被认为是对当年事件的一种肯定，引起全港社会各界哗然。除杨光外，于1997年至1999年间获勋的庄世平、吴康民及李泽添，亦为六七暴动期间的斗委会委员。据吴康民透露，在1998年的入选名单中，时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有意把吴氏从名单中剔出，后被董建华补回。

修改警队历史介绍

2015年9月，有高登讨论区网友发现警察官方网站介绍警队历史部分，其中有关左派暴动部分遭删改，包括删走“左派”、“斗争委员会”、“毛语录”、“恐怖主义”、“红色肥猫”、“共产党民兵”等词，后被传媒广泛报导。其后，《苹果日报》发现，在警队博物馆没有展出六七暴动期间，警方从左派阵营缴获的攻击性武器、煽动性传单，以及拆除的土制炸弹等展品。

六七暴动50周年

2017年5月7日，六七动力研究社及工联会逾百人到粉岭和合石举行公祭，拜祭参与暴动的死者。全国人大代表吴亮星亦有出席，他称呼当年参加者为英雄，“希望社会可以还原六七历史真相”。他早前在两会已向中央提出“平反六七暴动”，认为建议受中央“相当重视”

中学历史课程内容

教育局于2017年就初中中史科课程内容展开公众咨询，当局表示不采纳将六七暴动列入课程的建议，期间副秘书长康陈翠华以“鸡毛蒜皮”形容有关历史，而局长杨润雄亦称事件“重要性较低”。

档案解密

苹果日报查阅英国解密档案与香港前途研究计划成员提供文件，5月22日港督戴麟趾向英国电报告急，指示威者口号含“杀死戴麟趾”，群众怂恿警察叛变。7月中国民兵越境枪战，广州解放军一度想攻入香港；13日“炸弹浪潮”开始。24日英国内阁部长级会议讨论香港情况，出席者包括联邦事务大臣Herbert Bowden及国防大臣Denis Healey等。认为解放军攻港，驻港英军必败，将严重影响英国在东南亚的地位，所以要预先阻止中国出兵，在香港设置一个类似英在新加坡设置、用以对抗印尼的小型核武要令中国相信英方将会继续留在香港，而且已得到美国支援，不过美英没有相关协议，核武提议不了了之。英国姿态强硬，私下无意死守。英方评估若中国强行夺港，理论上可商讨移交安排，但怕中共外交失去理性，英国让步会遭中国羞辱，宁愿不作谈判，必要时直接紧急撤离。解放军若攻港，英军最多支撑48小时。9月，英国制订撤离计划书，驻港英军及其家人约3万人、英国及英联邦非华裔公民3.1万人、外国公民1.45万人，另有190万华人拥有或有权要求英联邦公民权，理论上英方有责任保护他们。不过紧急撤离时，只能带走约2000人，以情报人员及容易遭中共报复的人优先。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注册，进行工作，由港澳工委领导。纪录片《消失的档案》中，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的女儿吴辉整理其遗物时发现1966年5月4日吴接见港澳工人观礼团的只发予外办港澳组、广东省委组织部四处及全总有关领导的绝密讲话，开头指“香港群众迫切要求解放，观光团成员也有这种感情”；但吴转述中央的反对意见，要长期利用，从世界革命出发，香港越迟解放越好。若收回，只是多了一个“黄埔或青岛”，“从香港得外汇不是我们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面向世界。……如果收回来，便关了门，没用。”“甚至香港要比台湾解放得晚，甚至要等整个东南亚一起解放。”“中央同志说，如果你们脑子里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对工作就有害。”甚至中美开战，也不要想解放香港：“想多了，不安心，对工作不利。”
程翔说，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夺了周恩来的外交系统权力，改变港澳政策，让左派挑事，并非左派声称的自发爱国反殖。香港左派“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不要以为反正身边有几十万工友，随便斗他一场不要紧。”周恩来问毛泽东收回香港是否有意，毛泽东说没有，周恩来便借此叫停。
中国大陆对天星小轮加价暴动看法负面，故左派不参与，《大公报》和《文汇报》强烈谴责破坏秩序。六七暴动却强调反帝反殖反压迫，香港左派是受内地影响。左派在1967年8月从中国内地运送8400把甘蔗刀被吴荻舟拦截，吴因此被造反派以“叛徒”、“特务”“假党员”等罪名软禁下放劳动。
邓小平时代出现变化，“一国两制”收回香港给台湾作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