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哲學

历史

1949年，在中国，中国国民党在军事上被中国共产党打败后，一些原在中国研究哲学之学者则离开中国，而来到香港（包括唐君毅与牟宗三）。二十世纪，唐君毅、牟宗三与劳思光开创风气，首次以香港为研究哲学之主要基地。其等皆兼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并且受到黑格尔影响。唐君毅尝试比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牟宗三尝试诠释康德，并且认为康德之超越哲学体系是中西哲学沟通桥梁，劳思光尝试阐述西方古希腊至二十世纪文化发展之整体面貌。刘国英认为，这三位“第一代香港哲学家”都是“在香港这片文化荒地带头去展开哲学的耕耘工作。”
谢宝笙指，香港历史迥异，并且是一个中西分化交流之枢纽，受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影响，所以可以形成香港哲学：“在这个人类历史最复杂的社会实践上，产生一个有香港特色的哲学，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于1997年，香港大学专注于分析哲学，香港中文大学专注于中国哲学，不过也有论及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香港浸会大学则已经有哲学和宗教课程，并已经成立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
香港大学于1945年后，哲学系之教员主要属于波普尔学派，而1966年，哲学系之教员则主要属于牛津分析学派，而1997年，则哲学系之教员派别则变得更加多样。香港大学哲学系课程几乎涵盖分析哲学之所有研究领域，其中以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此哲学系之教员包括，刘彦方。
香港中文大学之分析哲学家，包括李天命与石元康。李天命从事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并且大量以传媒推广哲学。石元康专注于政治哲学，有出书讨论罗尔斯正义论。此外，在中大，亦有哲学家不是於哲学系任教，而是于其他学系（例如教育行政与政策学系），例如文思慧，其有著作，以分析哲学方式讨论应用伦理学问题，题材包括，国家介入、性教育、死刑、同性恋、保护环境等。

新儒家

二十世纪，新儒家于香港结合儒家与康德学说，表述心性义理，发挥外王大义，疏导中国哲学，消纳西方哲学，会通中西哲学。新儒家主义者包括，唐君毅、牟宗三。
二十一世纪，香港新儒家主义者有陈祖为。陈祖为认为，儒家应该与自由民主制度结合。陈祖为指，虽然儒家不可与以权利为基础之理论（例如主权在民、人有自由）结合，但可以用“政府应该为民众服务”（服务概念）、“民众与政府需要互信”（关系概念），与自由民主制结合。

存在主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香港流行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于香港，与于欧洲不同，香港主要以报刊、杂志发展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强调“个人价值”，不与强调“民族国家”之人为伍。由于存在主义可于战后，满足精神需要，所以于香港流行。
当时，香港之文学杂志与报刊（例如《好望角》、《文艺新潮》、刘以鬯主编之《香港时报·浅水湾》）大量翻译存在主义之作品，包括祈克果、沙特、卡缪之作品。一些当时之香港文学杂志（例如《好望角》）中，有文章诠释存在主义之著作（例如锺荣期之《谈沙尔特的小说》），并且亦有一些作品（例如小说）弥漫存在主义，例如汶津之《开往嘉义的吉普》、戴天之《化石》、昆南之《大风起兮》。
汶津于《开往嘉义的吉普》中，发展沙特之观点──“拒绝历史责任”与“存在之孤独感”。《开往嘉义的吉普》之主角，意识到自己是自由，并且认为上一代所赋予之历史责任是强行加上，所以主角则拒绝历史责任。但是，当拒绝历史责任之后，主角则变得孤立无援，不知何去何从，失去存在意义。
戴天之《化石》与卡缪之《异乡人》相似。《异乡人》中，主角对一切漠不关心，不关心母亲逝世，不关心被判死刑。《化石》中，主角从对身边事物充满感情，变成不在乎一切，并且认为自己不能融入世界，因此主角成为局外人，就像卡缪对于人处身于世界之观点──“演员与舞台之间疏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后，香港仍有一些存在主义作品，包括西西与刘以鬯之作品。西西于其小说，例如《东城故事》、《草图》中，主角都认为“生命似乎没有意义”。西西认为，此类作品皆属存在主义。
刘以鬯之小说《对倒》（长篇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完成，其于《对倒》中展示出存在主义。当时，香港面临英国与中国争夺统治权，前景难测，香港人心灵极空无、焦虑。刘以鬯在《对倒》之第一段形容香港是“无根的树”、“时间是借来的”、“躺在帆船甲板上的睡狗”，以写出香港是虚无。《对倒》之男主角常回忆往事消除孤独，而女主角则常幻想来消除寂寞，展示出现实与人疏离。刘以鬯于《对倒》亦描述了荒谬，例如表达出香港人过于重视物质：炒股、炒楼、赌马，只着重自己利益，而不帮助其他人。
谭家博于2017年将祈克果之存在主义，应用于重新“认同香港文化”，将香港文化问题视为一个哲学问题处理。根据格拉斯哥大学之资料，谭氏之研究注重将祈克果哲学应用于东亚文化脉络之下。在黑格尔及赫特哲学的影响下，京都学派及新儒家皆以建构日本文化精神或中国文化精神为文化主体重构之方向；然而，谭氏认为此举难免鼓吹国族主义，压抑个人主体性，故引入祈克果之个人主体性、社区及文化作为热情等概念，重构香港文化主体。

逻辑实证主义

李天命受到艾耶之《语言、真理与逻辑》影响，而于1981年完成《语理分析的思考方法》，主张逻辑实证主义。李天命于此书主张，当且仅当，当一个语句有真假条件时，才是有认知意义，而有真假条件，就可以考察语句之真假值。李天命批评，没有认知意义之语句说不上“真”或“假”，是连“假”的资格都无。李天命认为，没有认知意义之语句是没有真假值。李天命主张印证原则（confirmation principle）：如果一个语句是分析语句，那就是有认知意义。如果一个语句是综合语句，但不可以由经验证据支持，那就是没有认知意义。李天命于此书批评，黑格尔的一些语句是意义不明，没有认知意义。李天命将没有认知意义，称为伪赝（pseudo）。

自由主义

周保松主张自由主义，肯定自由是可贵，并且认为各人皆可自由选择自己幸福人生，社会制度亦应如此，以容许社会各人可充分选择与追求自己之理想人生。周保松主张，人人皆为自己之主人，自己之身体与思想，不受其他人支配，不是其他人之工具，并且认为如此，方可以达到人之最高利益。周保松支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于《论自由》提出之“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
：每个人只要不伤害其他人，就应该拥有自由，选择自己之生活方式。周保松由“伤害原则”推论出，政府与社会应该宽容人之观点，即使难以接受那些人之观点。

绿色思想

周兆祥、罗维恩与梁淑君于1989年合力完成《绿色思想与香港》。锺姗姗认为，此书“相信是本港第一本以绿色思想为主题的书籍”，又认为此书“首次把较深层次的绿色思想介绍给香港的读者”。自此之后，更多有关绿色思想之作品出现。
梁燕城于同年发表〈绿色哲学成为后现代世界思潮〉与〈论环保与绿色思想，两团体意见有分歧〉，表达出人应该与自然互相协调，又认为政体之目的，不单止是让各人自主实现自己之目的，而是包括让自然万物有“充分机会”生存。
叶保强与熊永达于1991年合著《生态危机与环保策略》。叶保强于书中主张，于生态伦理上，一切生物皆与人有“平等价值”，所以人对其他生物是负有道德责任。叶保强以“平等价值”论跨代正义，认为后代与当代人是有平等权利，所以后代之利益与当代人之利益同等重要，“不应如一般的经济学做法，把后代子孙的利益打上折扣。”熊永达于此书批评，人类“干扰”自然，导致一些物种灭绝，是“难辞其咎”。

反普遍原则

文思慧认为，不应该直接以“普遍原则”处理事情。其批评一些香港医事伦理学著作，仍然以普遍原则评论各种医学技术，是不能解决“价值挣扎”。其认同以根源理论发展伦理学，用某一范围实践经验，形成伦理学理论，而此理论不普遍延伸。

法律哲学

陈文敏主张，政府应该保障公民与政治权利，又认为于国际上，人权与主权是有关系，其以缺乏人权之南斯拉夫，因为发生内战，而威胁到西欧各国安全为例，阐述各国于二十世纪，由于资讯与交通非常发达，缩短各国距离，所以各国家所发生之事，是会影响另一个国家。所以，保护人权是各国之法律责任。陈文敏认为，不尊重人权的国家，法律制度一般都非常落后。陈文敏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处之年代为例子，主张法治胜于人治。陈文敏指，法律必须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人或机构、不针对个别人士、可预见、不具追溯力：“秋后算账，只会令人无所适从，今天的‘是’，可能成为明天的‘非’，这样人民无时无刻不忧心忡忡，也难以安居乐业”。陈文敏断然，民主制度可以保证法律是大部分民众接受，其认为立法者由民众直接选出，如此立法者于立法过程，就有责任反映民意，因为如果立法者背离民意，民众可于下次选举不投票予原本之立法者。陈文敏以历史上之韩国为例子，阐述如果没有一个民主议会，各政治派别则会以武力尝试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