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憲國民大會

国民会议运动

1923年曹锟宪法制定之后，孙文的国民党广州军政府和共产党均予以抵制，并呼吁召开国民会议，重新制定宪法，此即为国民党北伐之前的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北京政变，冯玉祥推翻了曹锟，邀请孙文北上商讨大计。此时孙文为召开国民会议而决定北上，然其于1925年去世，国民会议未能如期召开。孙文死前，命文胆汪精卫把尽早召开国民会议写入孙文遗嘱，而成为此后国民党执政的基本方针。

五五宪草

中华民国自北伐结束后即进入“训政时期”，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采取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来进行建国。中华民国政府在进入训政时期后即开始进行有关中华民国宪法的草拟制定。
然后当时中国政治情势繁杂，内忧外患不断，加上各方势力意见不一，一直没有办法草拟出一份所有人都接受的宪法草案，最后一直到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5日才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草案，被称为“五五宪草”。五五宪草公布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来加以审订通过，原定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然而抗战随之爆发，制宪国民大会亦延后召开时间至抗战结束后才召开。

代表选举

1936年全国举行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大部分地区的制宪代表由民众选举产生，但由于东北已沦陷，国民政府在沦陷区采取特种选举。除了民众选举外，政府也主动聘请了若干不愿参加竞选的社会名流，并定正在训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为制宪国大当然代表不必参加民众选举。随后抗战爆发，国大延期至1946年，但十年前选举出来的代表资格仍旧有效。由于1936年国共两党尚在内战状态，共产党未能参加地区代表选举，只能拥有政党代表名额。所以1945-1946年国共谈判时，共产党为增加自己的名额，要求废除旧代表资格，重新举行选举未能如愿。此事在后来的政协会议上成为焦点。

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社会各界敦促政府尽快重新召开制宪国民大会的事宜，由于反政府的中国共产党此时已经形成巨大的军事实体，因此各界希望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谈判完成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尽管国共双方嫌隙颇大，仍然在各方努力下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召集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等38位代表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协定五五宪草的修改原则12项等决议案，并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
制宪国大代表名额问题也是争论焦点。中共和民盟均要求废除1936年旧代表资格，但国民党认为旧代表为合法产生，出于国府信誉和法律尊严不能随便撤销其资格。最后双方折中，撤销1936年代表中部分未经民众选举（即由政府直接聘请的特种选举和国民党中委当然代表）的代表资格，换以政党代表，国民党，共产党等均有名额分配。

国共冲突

政治协商会议后，国共两党相继达成了《政协宪草》和《整军协议》等重要文件，但因国共两党政治纲领完全不同，相互之间缺乏信任，故在1946年3月中旬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之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4月，国共两党随着苏联军队撤出东北而展开对东北的军事争夺。6月1日，国民政府因马歇尔将军的压迫，下达了停战令，但命令有效期刚过，国共两党继续开始争夺东北，战火并蔓延到关内。10月，国共两党在山西、察哈尔地区的战斗日趋激烈，而江苏北部的原新四军驻地也成了主战场之一。
此时，国共两党主要代表在重庆和南京的谈判也趋于破裂。中共坚持要求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40个委员名额中，与民盟合占14个名额，以便行使三分之一否决权。而国民党只同意给13个名额。双方围绕13和14两个数字争吵将近半年之久，直到11月中旬仍未达成任何协议。因联合政府问题久拖未决，致使整编军队协议迟迟无法执行，故军事冲突愈演愈烈。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认为中共旨在武装叛乱，决定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中共则拒绝参加国民大会。11月中旬，继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调停国共冲突失败后，第三方面调停也彻底失败。

大会波折

大会首先就出现了悬挂中国国民党党旗的风波。由于参加大会的有民社党、青年党等反对党，他们入场发现会场上悬挂有国民党党旗，立即起立发言。民社党代表蒋匀田认为今日大会乃全体国民大会，非一党大会，如挂国民党党旗，也应挂民社党、青年党党旗；建议只悬挂国旗。这个意见被采纳，国民党党旗撤下，只保留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在此后的行宪国民大会及民国政府场所中，仅悬挂国旗成为惯例。
其次又发生了青民两党拒绝宣誓事件。依照国大组织法，国大代表应当宣誓，而誓词中有三民主义等字样，较适合国民党国大代表。因此，青民两党认为孙中山先生思想很多并不适合他们两党，不能完全拘泥。青年党领袖余家菊更是表示：“宪法草案所规定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应当立刻实现。我们尊重国民党朋友的信仰自由，同时也保持自己的思想自由。我们不参加补行宣誓的理由，就是这样。”

内战爆发

1947年3月13日，国军向延安攻击。3月28日晚及3月30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枣林子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及解放军总部留陕北，继续中共中央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任书记，前往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工作。4月11日，又决定中央及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驻晋西北，同时组成叶剑英为书记之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6月30日，国民政府司法院检察署颁布通缉令，通缉中共首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等人，中共被民国政府宣布取缔。7月9日，美国白宫宣布派魏德迈为特代表赴中国。7月12日，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欢迎魏德迈来华，表示魏氏此行将“增进中美间之友感与合作”。7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魏德迈将军偕顾问5人启程访华。10月，国民政府内务部宣布，因民盟涉嫌煽动学潮配合中共叛乱，被取缔。国共内战正式公开爆发。
梁漱溟认为，“综观前后，过去（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因为“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即国民党是在占尽便宜以后才要求停战和谈，而共产党必然不愿接受。共产党要求废除宪法和并恢复1946年1月13日之前的双方实际军事控制位置，即是要求国民党放弃其在1946年1月13日以后夺取的全部战利成果。中共认为，是国民党发动和平攻势，试图嫁祸共产党。国民党认为，是“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这是最近的历史事实”。

改组政府与行宪

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颁布宪法。按照国民大会的决议，宪法应当在一年之后正式实施，在此之前，国民政府作为看守政府负责检查现行普通法律是否与新宪法抵触，并着手选举代表等行宪准备工作以便在行宪之后移交政权。4月，国民政府依据政协决议案改组政府，容纳制宪各党进入政府，结束一党专政；并成立中央选举总事务所，负责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等工作。4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组织规程》，凡16条。5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施行条例》，凡7章71条。8月22日，国民政府已核定全国选举经费为600亿元，以此补助全国各级选所。
1947年11月21日，全国举行大选，由全国国民以无记名方式直接选举3045名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1月21日，全国再度举行大选，由人民直接选举773名立法委员，同时各省议会间接选举监察委员。1947年圣诞节，中华民国宪法正式生效。宪法生效前，国民政府主席发布广播讲话，庆祝国家走上宪政之路。
1948年1月4日，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卢卡斯由南京返国。1月9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宣称：他本人拟与即将赴美之中国代表俞大维和贝祖贻亲自会谈美国援华事宜。1月10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称：关于援华问题，细则尚在拟定中，数额何时解决，尚未可知。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正式开幕，国民政府宣布将政权移交给民选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依照宪法与选举法选举产生中华民国总统与副总统，并在5月由总统召集五院集会。至此中华民国正式进入宪政时期。

北平和谈

1949年初，国军在东北，华北和中原战场陷入绝境，蒋中正发布元旦文告，宣布只要宪法得以维持，人民生活不致降低，军队得以保障，愿意与中共和谈。而与此相对，毛泽东宣布废除“伪宪法”，和惩办战犯是和平的最低限度条件。中共宣布了43名战犯，参与制宪的张君劢和曾琦等非国民党人士在列名单。北平和谈中，中共再度提出了这一要求并写入和平协议，代总统李宗仁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
随着中共占据大陆，宪法在中国大陆停止施行或实际上失效，同时制宪国大也被完全否定。而拒绝参加制宪的民盟也成为中共参政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