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邦迪前地

名称由来

这条街道的名字，葡文名称中的“Ponte e Horta”是取自第86任澳督邦迪·柯打（José Maria da Ponte e Horta）的全名最后三个字，中文名称“柯邦迪”则是该字以澳葡官方的译法并配以中国人姓名的文法来组合（“柯”取译自“Horta”，而“邦迪”则取译自“Ponte”）。街道命名于1869年7月26日。
邦迪·柯打于1866年10月26日上任澳门总督，他上任后不久便展开整治司打口的工程（见下文），后于1868年中卸任澳督。

鸦片贸易在澳门的发展之初

澳门的鸦片进口活动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当时如要进口鸦片到澳门，须向朝廷报缴税项（即“大烟税”）。在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的澳门税关表中就记有“鸦片二斤值价银条二个”，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进口澳门的记录。在清康熙至同治年间，澳葡政府扮演着鸦片存贮和中转的重要角色，也包揽了中国海关原在澳门征收的大烟税。在可查阅的记录中，康熙元年（1662年）时已是“年课厘税五百両白银”，康熙六年时则是一万両，康熙十年时已飙升至十万両。而在康熙年间海禁一度开放，进口澳门的鸦片量亦逐年增加，至康熙三十一年时年进口量已超过一千箱。

司打口的源起

不过从康熙三十一年起，鸦片生意的主导地位已由原来的葡萄牙商人变成英国商人，因为英国人销售鸦片的方法比较高明。澳葡方面有见及此，便开始向鸦片商开征更多的烟税，以防鸦片市场被英国人垄断。而这些所谓的“额外烟税”，官方称这是“向中国海关包洋药税”，自己衹是“代中国海关向外商征收洋药税而已”；但实际上，这些税项只有小部分交给清廷，大部分则是由澳葡政府占去。
由于当时澳门对外的水路交通都以北湾（即内港）为主要港口，故在这一带就有多个埠头，不过这些大都是属私家用途。其中位于今司打口位置的埠头，当时其对出还属水域，埠头为“凹”字形，中间的河道约在今聚宝街和蓬莱新街街口之间，可予船只在其航行，在以西北的尽头为石阶，以便船只靠岸及上落船客和货品。在与火船头街的位置还架有一道木桥连接埠头两岸，但只可行人。
司打口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澳葡收归的，澳葡在埠头两岸兴建货仓存栈（称“公栈”或“官栈”），并于石阶上修建一座大屋。而澳葡则利用司打口进口美名为“洋药”的鸦片，并在此埠头驻有汛兵和税吏，而石阶上的大屋原来就是用作收税的办公楼。自此，司打口便成为了当时澳门唯一一个鸦片进口码头。

“司打口”名称由来

对于运送鸦片的商船，从外地到达中国南海后，经十字门驶向南湾，停在烧灰炉村以北远处的埠头，把鸦片拆装，然后转由多艘小艇分批继续运送。小艇队再绕过西湾和妈阁，便到达司打口。把鸦片卸下后，鸦片拥有者则到大屋把鸦片登记，然后鸦片便会先被暂存到公栈内，待拥有人缴税。拥有人完税后，澳葡当局就会在对应的鸦片装箱上黏贴印花，并向拥有人发出完税收据。此后，拥有人便可凭此收据随时从货仓领回自己的货品，再把鸦片转售。
“司打口”名称中的“司打”，其源由历来存在着两个说法：一说是因为洋人称呼这些贴在箱上的完税印花为“Stamp”，把该字取其粤语音译即为“司打”；另一说是指因为收税属于财政范畴，故“司打”一词应是来自葡文“Fazenda”（意即“财政”）的粤语音译，而昔人也有把国课署（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财政部门）叫为“司打署”，称其印发的禀纸为“司打纸”等。
最后的“口”字，则是源自当时的澳门人称埠头为“水口”；故把两者并合即为“司打口”。而司打口的原有名字，也随着“司打口”的产生而渐被遗忘，至今亦无从稽考。
（注意“柯邦迪前地”并不是这里的原名，见下文）

沧桑

自司打口被收归后，所建的公栈也是全澳门唯一的官方鸦片储存仓，正门位于红窗门街，后门则开在河边的石级上。当鸦片运送到司打口后，便经由后门存入公栈，待鸦片拥有人完税后，就经正门运出公栈。若要把鸦片销往中国内地，则再由苦力用人力车沿红窗门街和三巴仔横街等地把鸦片运回南湾，在南湾下船转运至广州，再经广州分散至中国各地。
直至雍正七年（1729年），满清政府宣布禁止输入鸦片后，澳葡政府的洋药税收和代理生意陷于停顿，司打口顿时变得冷清。澳葡当局不甘损失如此庞大的税收利益，于是与鸦片商人勾结，陈情贿赂清朝官员，把鸦片走私到澳门。结果司打口的萧条仅过了大约一年便又开始兴旺起来，禁烟令实行了三年后，司打口已经回复禁烟前的景况。
由于鸦片在中国的需求量非常大，利润非常高，故一些清朝的地方官员私下与澳葡当局合伙，瓜分洋药税，并把澳门的鸦片进口市场垄断。此举损害了外国鸦片商的利益，引致这些鸦片商自乾隆年起（1736年）直接地把大量鸦片走私到中国内地。1802年，澳葡政府更无视清廷的禁烟令，颁布特权予葡萄牙人以进口鸦片，变相将鸦片进口合法化；而事实上这个“特权”也允许其他外国商人进口，只是运载的船只在驶进澳门的时候要挂起葡萄牙的旗帜而已。因此，即使至道光年（1821年－1850年）时这类走私活动已非常猖獗，这对司打口作为鸦片码头的地位几乎丝毫无损。加上期间中国爆发鸦片战争，大清虽然战败，但也使这类走私活动有所减少，而走私的物品也不再独沽一味，部分鸦片的走私量已由其他的东西取代，故司打口仍能保持其繁荣态势。至清同治年时（1862年），澳门的鸦片生意已由澳葡政府垄断。

后期发展及景况

鸦片在澳门被禁止后，公栈也变作其他用途，曾经用作一般货物的仓库、熔金场、学校等。而中间的空地也改为公众用地，后来在旷地上更有卖武表演，又有说书看相和茶座开设，每逢入夜，热闹场面不乏。直至1980年代，大部分公栈被拆，改建为住宅大厦，而“公栈巷”也被取消。1989年，澳葡当局又将前地重整，并在其修整道路，空地顿时被马路断成两截，呈“日”字形。1992年时澳门文化司署将柯邦迪前地列入澳门文物名录中的“已评定之地点”类别。
后来因在远处的营地街市重建，1994年时司打口旷地上被改建为临时街市，至1998年营地街市重建完成后，原临时街市被改为临时文化活动中心。直至2003年，有关当局为配合十六浦发展计划，把司打口还原为空地，并改建为休憩广场，在广场中建有喷泉和儿童游乐场等。不过此后休憩广场却被指是不实用，因当时广场中的喷泉水池占地过大，广场又无可作遮荫的树木，以及缺乏坐椅，起不到休憩用途。终逼使当局在2004年时再度把司打口广场重修，收窄水池和种植更多树木，加设坐椅，改建为现在的司打口休憩广场。

澳莱·英京酒店

楼高五层的澳莱·英京酒店（Ole London Hotel）地处司打口的东端，建于1980年代，为一家两星级酒店，内有46间客房。2008年时酒店进行过重修，门面和内部均装潢为南欧葡式风格。

新新酒店

在前地与蓬莱新街交界处的新新酒店（Best Western Hotel Sun Sun），原为一座五层高的旧式木楼，建于1920年代。1994年美国最佳西方国际集团将其重建成现在的新新酒店。酒店为两星级，楼高15层，提供178间客房，内有4家餐厅。

鸦片屋（同善堂第二诊所）

该处位于火船头街与柯邦迪前地交界，原为鸦片公栈的一部分，建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自1946年澳门禁鸦片后，“鸦片屋”曾被先后租出作为货仓和熔金场。后来为一所学校租用，该校名为粤海大学，不过因为校方欠租过多，原址被法院收回，之后被改为第二警区署，后来被荒废。1992年时澳门文化司署将鸦片屋列入澳门文物名录中的“评定为具建筑艺术价值之建筑物名单”类别，四年后有关当局更耗资67万澳门元把公栈重新修葺。2001年，同善堂第二诊所由原清平直街旧址迁入该公栈，为市民提供中医针灸及各种西医诊疗服务。

群兴新街

群兴新街（Rua de Ponte e Horta）的葡文名称亦是以邦迪·柯打来命名。它的西北端在柯邦迪前地与聚宝街交界，向东南伸展横跨夜呣巷和三巴仔横街，至红窗门街止；全长约115米，阔约9米。这条街道最早见于1964年2月14日澳门市政厅的市政会议文件中。三巴仔横街至红窗门街的一段群兴新街曾经是红窗门街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