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德傑

早年生涯

郝德杰在1884年10月26日生于英国肯特郡博克斯利（Boxley），乃安德鲁·凯迪克牧师（Rev Andrew Caldecott）及伊莎贝拉·玛丽·约翰逊（Isobel Mary Johnson）所生之长子。郝德杰的母亲伊莎贝拉是斯坦宁·约翰逊牧师（Rev Stenning Johnson）之女。郝德杰另外有一名胞弟名叫约翰·莱斯利·凯迪克中尉（Lieutenant John Leslie Caldecott，1886年－1914年），约翰原于皇家卫戍部队炮队（Royal Garrison Artillery）服役，曾任尼亚萨兰总督的副官，后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14年9月9日战死于非洲尼亚萨兰（今马拉维），遗体葬于当地的卡龙加军人坟场（Karonga War Cemetery），终年28岁。
郝德杰早年入读位于拉特兰的阿宾汉姆学校（Uppingham School），在校内屡获奖学金，其后又凭奖学金考入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郝德杰在大学校内的学业同样优异，除了获得奖学金外，他在第一次古典文学考试（Classical Honour Moderations）获三级荣誉，以及在1907年的古典文学考试获二级荣誉成绩，并于同年取得文学士（B.A.）学位毕业。1948年，他获母校艾克塞特学院选为荣誉院士。

马来亚生涯

从大学毕业后，郝德杰旋于1907年11月获殖民地部聘任为马来联邦官学生，最初先后被派到马来亚的槟城印度人入境事务总监办事处和巴生印度人入境事务助理总监办事处工作。其后，他于1909年署任日拉务（Jelebu）理民官、1911年改任署理瓜拉庇劳（Kuala Pilah）理民官、同年出任日拉务理民官，翌年重任署理瓜拉庇劳理民官。1913年，他获调到中央，于吉隆坡的联邦司署（Federal Secretariat）担任劳工署副署长（Deputy Controller, Labour），1914年转任署理布政司助理秘书，至1916年任联邦司署二等助理秘书，1920年出任署理政府助理秘书。郝德杰在1922年9月返回英国休假，期间于1923年1月接受特别任命，出任大英帝国博览会马来亚专员，以协办于1924年至1925年间在伦敦温布莱举办的大英帝国博览会，并负责专门统筹博览会内的马来亚馆（Malaya Pavilion），直到1925年12月卸任为止。英廷其后于1926年向他颁授CBE勋衔，以肯定他在筹设马来亚馆方面的工作。
1926年3月，郝德杰重返马来亚怡保出任都市规划官（Town Planning Administrator）兼州务土地估价官（State Valuer）；任内于1927年分别获委任为房屋调查委员会（Housing Enquiry Committee）和工务司署调查委员会（Public Works Department Enquiry Committee）主席，就房屋供应不足和提升工务司署效率等议题展开研究。1927年7月，他获委任为马来亚劳工署副署长兼署理海峡殖民地次官，至1928年以甲一级官学生身份获擢升为海峡殖民地及马来联邦邮政事务司。他此后一度被重新派到地方工作，当中包括在1929年署任森美兰参政司（Resident），翌年署任霹雳州参政司一职，以及在1931年正式出任雪兰莪参政司。1932年3月，郝德杰获进一步升迁，以额外参事身份调回中央出任马来联邦布政司，1933年12月改任海峡殖民地辅政司。1934年2月，时任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文泰爵士因病宣布退休，郝德杰遂任署理海峡殖民地总督兼马来联邦高级专员一职，署任总督期间，他秉承了金文泰爵士的方针，继续将中央权力下放地方。至同年11月新督上任后，郝德杰重任辅政司。
郝德杰在马来亚供职凡28年，期间曾任各种官职，皆以极具办事效率著称，再加上他在地方善于排解纠纷，调和各族关系，所以甚得民心，备受舆论好评。为表彰郝德杰的贡献，英廷于1932年向他颁授CMG勋衔，后来又于1935年元旦授勋名单中册封他为下级勋位爵士。1935年5月，香港总督贝璐爵士退休，郝德杰遂于7月获任命接替贝璐为第19任港督兼三军总司令。郝德杰在1935年12月12日由新加坡抵达香港，同日新任驻港三军司令巴度苗少将（Major General A W Bartholomew）亦刚好乘同一轮船抵港，故两人一同于皇后码头就任履新。与之前历任港督不同的是，郝德杰履新时没有佩剑，亦没有穿着殖民地官服，他是历史上首位身穿洋服，头戴礼帽上任的港督。

各项新政

郝德杰就任港督以前，中国大陆的国民政府刚好宣布放弃银本位，以致同样奉行银本位的港元大幅升值，兑换价相当波动。港府随后于1935年11月9日的临时立法局会议中宣布废除银本位制度，并首度将港元与英镑挂勾，汇率维持于大约每16港元兑一英镑，以寻求设法稳定港元币值，便利贸易。为作出相应配合，郝德杰上任后，港府开始收回及停止铸造银币，并改以镍铸造辅币，以防白银流失，另外，港府又加入其他主要发钞银行，参与发行纸币，以维持货币的流通量。
另一方面，为了减轻政府开支，让更多华人投身政府，以及拉近官民关系，郝德杰任内确立港府公务员体系的本地化政策。在1936年，他规定港府日后聘请公务员时，必须先于本地作出招聘，假如本地无合适人选，方才改于英国或海外进行招聘。郝德杰的本地化政策，使到护士等不少专业职系可以就地招聘华人出任，成本相比海外招聘大大降低。不过，对于官学生（即政务主任）及其他高级及敏感的职位而言，却继续于英国本土进行招聘，所以实际上，郝德杰任内推出的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相当有限，港府要到1948年才正式委任首位华人政务官，而公务员本地化政策在1960年代才开始大力推行，至于布政司及财政司等高位更迟至香港主权移交前夕，才由华人出掌。
在市政改革方面，郝德杰继续前任港督贝璐爵士的政策，着手改组原有的洁净局为市政局。根据前任政府通过的《1935年市政局条例》，郝德杰在1936年1月1日正式设立市政局，以取代早于1883年成立的洁净局。在新成立的市政局设有13个议席，其中5席为官守议席，分别由卫生局长、医务总监、工务司、华民政务司及警察司出任，另外6席为非官守委任议席，余下两席为民选议席，为洁净局成立以来首创。不过，由于当时的合资格选民必须为认可陪审员，因此选民人数相当稀少，而公众普遍对市政局选举的反应亦极其冷淡。随后市政局举行了首次选举，但两席民选议席只有一人参选，反映公众对此并不热衷。市政局成立之初，与前洁净局一样主要关注卫生问题，而随着中国大陆不断有难民因逃避纷乱局势而涌入香港，市政局亦对楼宇规例作出关注。然而，由于国内局势愈益动荡，香港的卫生情况逐渐恶化，而住房问题亦成为战前港府的一大考验。除市政局外，郝德杰于1936年委任罗旭龢爵士为行政局华人代表，以接替退休的周寿臣爵士。罗旭龢在此后一直出任行政局华人代表，不过他在1941年香港沦陷后转投日治政府，结果在香港重光后，被港府永不叙用。

其他发展

在社会发展方面，港府历年来的多项基建工程相继在郝德杰任内落成，当中包括先后在1937年建成的银禧水塘（又称城门水塘）及玛丽医院，前者大大舒缓了供水不足的问题，而后者则是当时全远东规模最宏大的医院。另外，香港的航空交通在其任内亦有长足发展，在1936年，港府将位于九龙的启德机场改作民用机场，同年3月24日，帝国航空首架由槟城开出的客机抵达启德机场，标志着香港开始有定期的航机客运服务。当日为了隆重其事，尽管机上只有16袋信件及一名乘客，但郝德杰仍亲到机场迎迓。而自从帝国航空提供往返香港及槟城的定期客运服务后，从香港可以乘搭飞机，以转机的形式抵达伦敦。继帝国航空后，不少航空公司亦开始将航线伸延至香港，使香港的航线规模不断扩充。在1936年10月，泛美航空开通往来香港与菲律宾马尼拉的航线，而有关服务后来更于1937年延伸至美国旧金山。
郝德杰爵士对中、港关系亦深表关注，而其时中国大陆的局势日益不稳，故两方政府的接触亦颇为频密。在1936年9月，郝德杰出访广州，拜会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期间他于9月18日在沙面英国领事馆宴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人。郝德杰返港后，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与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复于同年11月抵港回访郝德杰。黄慕松于任内猝逝后，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又在1937年4月官式访问郝德杰。不过由于郝德杰未几调离香港，故此没有机会回访。至于郝德杰卸任以后，大陆时局急速恶化，在同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更爆发全面的中日战争，所以一直到1938年7月，继任港督罗富国爵士才有机会代郝德杰回访吴铁城，但当时日军已经进犯广东省，局势比郝德杰任内更为动荡。
在1937年，由于锡兰局势不稳，善于调和种族关系的郝德杰遂获英廷任命为锡兰总督兼三军总司令，并于4月16日离港，结束在任港督一职前后仅约16个月，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港督之一，上任锡兰总督前，英廷又向他颁赠KCMG勋衔，以示嘉奖。跟马来亚一样，郝德杰在港时官声甚佳，故其卸任消息传出后，坊间一度有民众上书要求郝德杰留任，但未能成事。至于对郝德杰本身而言，他上任港督前未曾到访过香港，事实上对香港感到一定的陌生，相反，他对服务多年的马来亚仍有深厚的感情，并尝言在港的时间每天都在想起马来亚，还希望一有机会便回到马来亚工作。

锡兰总督

郝德杰上任锡兰总督以前，前任总督司徒拔爵士反对修订锡兰于1931年制定的《多诺莫尔宪法》（Donoughmore Constitution）以建立责任政府，引起舆论争议，甚至一度陷入宪制危机。郝德杰在1937年10月16日抵达锡兰履新后，随即以务实手段化解危机，并于1937年11月开展有关修宪的公众咨询，然而他于翌年6月公布改革报告后，锡兰国务会议始终未能就修宪达成最终共识，其中少数族裔，如泰米尔人和穆斯林社群等等的地位，以及他们在议会内的议席比例问题，仍然成为宪改纷争的主要焦点所在。

不久以后，由于太平洋战争在1941年爆发，宪改问题一时间被迫搁置，不过在郝德杰于1941年及1943年两度争取后，英廷终在1944年授意成立一委员会处理宪改问题，有关委员会后来促成锡兰于1948年取得自治领地位而独立。郝德杰任内对宪改采取积极正面的态度，使他得到不少如D·S·森纳那亚克及J·R·贾亚瓦德纳（J. R. Jayewardene）等等的政治领袖的支持及肯定。而为表扬郝德杰的努力，英廷于1941年英皇寿辰授勋名单中向他赐予GCMG勋衔。
二战期间，锡兰虽然受到日军进攻，但幸而未有失守，可是其他如香港及新加坡等等的英国殖民地却相继投降，落入日军之手。1942年马来亚沦陷后，英廷决定委任原本为英军东方舰队总司令的海军上将杰弗里·莱顿爵士（Admiral Sir Geoffrey Layton，1884年－1964年）为锡兰三军总司令，结果郝德杰停任三军总司令，但继续出任总督，地位比莱顿要低一级。郝德杰爵士原本对此深表不满，并在私底下向殖民地部以辞职相要胁，但最后他仍接受了有关安排。虽然如此，郝德杰与莱顿两人在战时紧密合作，有效确保锡兰在战时的安全。1943年，郝德杰还让出位于康提的总督别院，给予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总司令蒙巴顿勋爵进住，以方便指挥设于附近的盟军东南亚司令部。
郝德杰在任锡兰总督期间的身体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他因为髋关节炎而导致有长短腿，而且每每开始步行的时候都感到特别痛楚，不过他仍坚持多做运动，并时常与妻子游历锡兰的郊野。除了髋关节炎以外，他在1938年8月因扁桃体炎而要动手术切除扁桃腺，其后还要在同年11月前往印度马德拉斯接受专科放射治疗。虽然健康倒退，再加上妻子在1943年意外逝世一事对他构成沉重打击，但他仍坚持履行职务，一直到二战后期的1944年9月19日才卸任返英，开展退休生涯。

晚年生涯

返英退休以后，郝德杰在1944年获英廷委任为殖民地服务任命委员会（Colonial Service Appointments Board）委员，任内致力于协助推动英国殖民地独立及组建英联邦。为此，他在委员会内大力倡议设立一中央机构，统筹全球各地的殖民地政务职系诠叙事务，另外又在《泰晤士报》表达其看法。不过，其建议未获采用，最后导致他在1947年从委员会请辞。一直到数年以后，英政府重新考虑有关建议，终于在1954年设立女皇陛下海外公务员系统（HM Overseas Civil Service），从而着手加快各殖民地的独立进程。
在任锡兰总督期间经常因病不适的郝德杰，晚年也备受疾病困扰。在1951年初，郝德杰的健康状况突然崩溃，并因肾衰竭而一度陷入昏迷。虽然郝德杰后来恢复清醒，健康有好转迹象，但病情未几再度急剧恶化，终于1951年7月14日病逝于萨塞克斯（Sussex）伊切诺尔（Itchenor）皮尔庞特（Pierpoint）家中，终年66岁。郝德杰死后，香港政府为表哀悼，所有政府机关一律于同年7月16日下半旗致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