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关系 (1911年－1941年)

1920年代的中德合作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失去了在中国的租界和殖民地。但是这也为德国改善中德关系减少了一个障碍。1920年，德国代表卜尔熙率代表团来中国，经过谈判，双方于1921年5月20日签订了《中德协约》。这是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少见的平等条约之一，因战争而中断四年的中德关系得以恢复。
《凡尔赛条约》严重限制了德国的工业产出。它的陆军数量被锁定于10万人，军用制品也大幅地减少。但是，条约没有减低德国在军事革新的地位，很多工业企业仍保留机械和科技去制造军用硬件。因此，为突破条约的规限，这些工业巨头和外国商界组成联盟，例如与瑞典和荷兰，借由与国外厂商合资的机会将德国军火工程师转移到国外继续设计新武器，并借由中介国的身份合法地制造和销售武器。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陷入内战，不同民国军阀之间互相竞争去夺取最高权力。因此，很多德国武器生产者开始着眼于和中国重新建立商业连系去打入中国庞大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市场。
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同样在寻求德国的支援，曾在德国留学的朱家骅与厉麟似为此表现得极为出色。从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的中德合约都经过前者之手，而后者则是前者的核心智囊。除了德国的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令德国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以后对国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响力，因此对中国没有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兴趣，例如1925年－1926年中国发生的排外行动主要是对准英国。另外不像苏联（苏联曾经帮助中国国民党重组并扶植中国共产党），德国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兴趣，双方的政府因此不会有正面冲突。与此同时，蒋中正认为德国历史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仿效，即德国统一可以成为蒋中正本身统一中国的范本。因此中国认为德国将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首选支援。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上校来华评估投资可能性，次年鲍尔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蒋中正的顾问。早在1928年11月，中德两国就展开军事合作，国府聘用德国顾问团。鲍尔返回德国，并为中国“重建”努力促成一些适当工业接触，同时开始为在南京的蒋中正招募一些长期顾问。1928年，前任德国参谋总长鲁登道夫之旧部鲍尔上校应邀到中国，被聘为顾问团长，顾问40余人，曾参与1929年国民政府对桂系之战。不管怎么说，鲍尔的努力并非完全成功，许多德国工业企业对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虑，另外鲍尔本身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除此以外，《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不能直接对军工企业投资也是极大的限制。鲍尔后来再次回到中国，但七个月后罹患天花而去世，葬于上海。
鲍尔不久病卒，由佛采尔将军继任顾问团团长，曾参与国民政府在对阎锡山、冯玉祥之战，此后顾问团工作益为展开。

1930年代的中德合作

1930年，中国是德国在远东最大贸易伙伴。当年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为3.475亿帝国马克，而同日本的贸易额为2.34亿帝国马克。德国的油脂工业原料几乎完全依赖东北的大豆出口，德国工业对于中国出产的钨砂、锑、锰、锡、猪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虽然此一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民国军阀）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的工业界、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中国工业的发展中获得利益。
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九一八事变让满洲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中正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德国魏玛共和国吸取当年三国干涉还辽导致德日关系恶化的教训，以及《凡尔赛条约》中关于禁止德国参加解决国际问题的条款，对中日冲突采取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场是，中日争端应该在华盛顿会议及《九国公约》的框架内解决。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指责。
满洲国成立后，日本驻德大使小幡酉吉多次拜访德国外交部，寻求建立在满洲的合作关系。由于德国对满洲大豆的需求依然非常迫切，因此采取了与日本合作的态度，与满洲国政府签订了有关工业品和大豆贸易的德满协定，违反了国际联盟有关“国联成员国不得承认满洲政权”的规定，从而恶化了中德关系。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纳粹党得到权力前，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颇为矛盾。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曾敦促德国应在东亚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励国家官员和工业家一同直接参与和中国政府的事务上，负责德国出入口的部门也忧虑这会把它们作为赚取厚利的中间人角色中剔出。新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要求彻底动员全社会，并储存原材料，特别是军用物资。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走扩军备战路线，急需中国南方出产之钨和锑等战略物资。这是当时中国能大量提供的原材料。德国军工业对钨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时开始，获得中国的原材料就成为德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项主要的因素。
1933年5月间，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到达上海，担任国民政府的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同年6月，他在给蒋中正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他反对中国传统的大型低素质武装力量，强调规模较小但是机动能力强、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此外，他还提出这支军队是“统治的基础”，以及军队的战斗力在于素质的优越，素质的优越来源于优秀的军官团。为了实现他所提出的框架，冯·塞克特建议中国的武装力量必须统一训练，听从于蒋中正的号令，整个军事系统必须成为中央集权金字塔的基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冯·塞克特提议仿照威玛共和陆军的架构成立“教导总队”，这些被严格挑选且直属于中央管辖的精英部队成员的使命是接受专业的训练，再将这种训练和职业军人的素质带到其它团队。
武器弹药不可能永远依赖于进口。在德国的帮助下，中国开始建立自己的现代国防工业。在这期间，中德两国的工业产业被有效的组织起来，在中央集权管理下，工业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德国通过“工业产品商贸公司”，也称“合步楼公司”（HAPRO，全名为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将资金、技术与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投资。这实际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壳来避免其它国家的异议。
1934年8月23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合步楼公司在庐山的牯岭签订了《中德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又称《合步楼条约》，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军需品。这个完全平等，双方享有相同的权利的易货贸易条约为中德双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它解决了因内战和巨大预算赤字导致的无法向国际贷款的困境，不仅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给中国军队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对德国而言，条约签署后，中国向德国提供的原材料满足了德国的部分需求，使德国几乎不用在国际原材料市场为收购战略物资耗费巨额外汇。
意大利顾问司特凡尼（Stefani）对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总顾问一职向往已久，他也曾参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并缔结了一份类似于合步楼条约的中意贸易协定。但是由于在意大利国内的影响范围有限，司特凡尼最终没能成为国民政府总顾问。
在完成了这个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条约后，冯·塞克特将军推荐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于1935年3月返回德国。冯·塞克特将军于1936年12月27日去世。
经济贸易改善两国政治关系；1935年5月，中德两国将各自在对方之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蒋称赞这是两国间特别友好关系之象征；希特勒认为这反映德国精心热切培养和加深两国长久存在友好关系之愿望，象征两国团结和友谊。

德国与中国的工业现代化

1936年，中国只有约10,000英里的铁路运输网，远远少于孙文认为在现代化的中国所应该拥有的100,000英里。再者，半数铁路网都位于东部和北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已落入日军手上。中国铁路现代化步伐缓慢的原因是列强之间在华在利益冲突，好像1920年英国、法国、美国、日本银行家在华利益的新四强公会。公会的目标在于平衡外国在华投资，四国中任何一国在对华提供信用担保以兴建铁路前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国家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缘故，对华投资变得犹豫不决。
尽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协议大大加快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在浙江、贵州和南昌之间都建有路轨。铁路得以加快发展在于德国急需有效率的运输工具去让中国出口原材料和铁路线正正符合中国政府对建设长江中南部省份成为工业重镇的要求。再者，这些铁路有军事用途。举例来说，浙赣铁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长江三角洲的军用运输，即使南京和上海沦陷。另一个和它相似的是粤汉铁路网，为东部沿海和华中地区提供交通连接。这些铁路在中国抗日战争早期证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业合作计划是1936年的三年计划，这个计划由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与德国的合步楼公司共同负责。计划的主旨是在短期内建设一个工业基地以抗衡日本，长期目标则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设一个工业中心地带，以供长期的工业发展。
三年计划有几个基本组成部分，例如对钨和锑全部有关业务的专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设17座工厂，包括钢铁、燃料（煤矿和油矿）、机械、电气、化工等重工业厂矿和发电厂。正如1934年签订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勾画的大纲所显示的，中国通过提供稀有矿产换取德国的技术和装备来实现这些计划。过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间钨的价格翻倍而抵消。
随着华北危机加深，国民政府为争取外援准备抗日，采取积极联德步骤；1936年2月，国民政府派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顾振为团长之代表团秘密访问德国。2月27日，希特勒接见代表团；4月8日，中华民国代表顾振和德国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分别代表本国签订《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合步楼条约》补充协定），主要内容是：德国向中国提供1亿帝国马克无限期周转贷款，中国可随时用之于购买德国工业及其他产品，并规定货款除南京资源委员会提取小部分用于购买工矿设备和技术合作外，其余绝大部分由南京用来买德国军火和兵工设备。当天，德国向中国的出口物资将由德国国防部提供给中国的1亿马克信贷实行现金交易。合步楼公司合伙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德国国防部，从而由军方背景的私营公司变为国营公司。
蒋中正、孔祥熙为此与阿道夫·希特勒、亚尔马·沙赫特互致贺电，标志着中德关系进入了“蜜月时期”。
1936年5月，希特勒派德国南部军区司令莱谢芳访华，作为中国代表团访问德国之回访；他主要视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情况，培养与密切同蒋之关系。
希特勒上台后，在国内建立纳粹党一党专政体制，但当时由职业外交家康斯坦丁.冯.牛赖特主持之外交部仍有一定独立性，对中日两国保持“中立”立场，使中德关系一度得以发展；但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后，中德关系迅速冷淡，日渐恶化。
三年计划也为国民政府培养了一批受过高级教育的技术官员，以负责这些国家计划。三年计划订下了许多目标，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工程都因1937年抗战的全面爆发而停顿，最终废止。

德国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成为蒋中正的总顾问后，负责绝大部分军事训练计划以及中国的防线设计。冯·塞克特的原本计划是将整个军队大幅缩减为60个师，仅留下经过德国教范训练并配发良好装备的部队。但实际执行起来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哪些派系的部队要先被裁减等。
总体而言，由黄埔军校（1927年结束）与陆军大学训练出来的军官团仅仅比军阀的军官好一点，不过这些军官由于对蒋中正的完全忠诚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1934年起，德国顾问团协助国军创建3个“示范师”，组建10个炮兵营，并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炮兵航空观测机队等专业化部队。在国民政府努力下，约4万人接受了德国教官之训练并率先改变部队编制，编成了教导总队、87、88、36师四个部队，也就是俗称的德械师（另外有四万人左右之部队也采用了德国武装训练，不过那是隶属于财政部之税警总团而并非真正属于蒋中正控制的武装力量）。到1937年抗战开始前，德军顾问团为国民政府整编之精锐部队接近30万人。这些部队被视作是蒋中正委员长军队中的精华。这些部队也许部分地增强了七七事变后蒋中正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但事实证明中国还未准备好与日本在同一个水平上交锋。德军顾问参与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之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有大约70名德军顾问直接参与指挥国军各级部队。
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沪战场上，尽管蒋介石将所有德式训练之中央军精锐全部投入战斗，却仍遭惨败；中国军队总体伤亡30多万人，其中德国整编之30万部队就损失10万到18万人，失去1万名低级军官，从此基本丧失独立作战能力。蒋中正不顾他的幕僚和法肯豪森本人的反对，将这些德械精锐师投入到淞沪战役以及南京保卫战中。经过几场初期战役后，这些经过多年训练的精锐部队损失了二分之一以上。德国顾问团训练近10年之部队，在3个月内就损失大半。
冯·法肯豪森建议蒋中正与日本人打一场消耗战，他通过计算认为日本无望取得一场长期战争，他建议蒋中正应该守住黄河一线，但不应在战争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击，同时应该放弃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东，但撤退应该是缓慢的，日本将会为他们的每一步付出代价。法尔肯豪森同时建议在矿山、海岸和江河地区等处建设一些防御设施。其他的建议还有在敌后组织一些游击队活动。这些行动有助于削弱日本的军事优势。
冯·法肯豪森同时认为国民革命军将难以在抗战中期待装甲部队和重炮的全面支援。中国工业才刚刚开始现代化，这要花上一段时间让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达到德意志国防军的风格。因此他强调培养部队基于轻武器的机动化，多多运用突击步兵渗透战术，类似于德国在一战末期奥斯卡·冯·胡蒂尔创立的突击群战术，原本用意在打破堑壕战的僵局。
德国的军事援助并不仅限于人员的训练和组织，同时包括实质装备。以冯·塞克特的看法当时中国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军工生产落后于时代或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因此规划对国民政府控制的兵工厂进行扩建升级以及设立新厂，并在德国技术协助下生产1930年代水准的武器。在德国顾问帮助下，湖北汉阳兵工厂1935年初生产出仿造德国“毛瑟”枪（1924年式短管步枪）之98型中正式步枪，南京兵工厂开始生产中国式“马克沁”式机关枪，河南巩县兵工厂（在1935至1936年间现代化改造）开始生产德国人设计之迫击炮。中正式和汉阳88式步枪在整个战争中都是国民革命军的主要步兵武器。在德国顾问团军械专家指导下，巩县还建造一座工厂生产防毒面具。计划中还有建设芥子毒气生产的工厂，但最终计划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几个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炮弹，在1936年下半年一个生产军事光学装备的工厂在南京完工。在德国的支援下设立了一些研究所，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导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学德国的工程人员负责。
抗战前，德国军火输入中国数量猛增，1936年是23,748,000马克，1937年则为82,789,000马克，其中包括榴弹炮、海岸防卫炮、高射炮、鱼雷快艇、军用车辆和各种枪支等；德国输入中国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量80%。与此同时，中国向德国输出战略物资也逐年增加，如钨砂输德量，1933年3,766吨，1934年4,385吨，1935年7,883吨，1936年8726吨；德国通常进口钨砂占世界钨砂产量一半，其中60%－70%来自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还从德国购买大量军火物资。1935年至1937年，中华民国从德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即知名的纳粹盔）、步枪子弹以及各式防空炮。其他从德国进口的军事装备包括少量的俯冲轰炸机，亨克尔轰炸机；莱茵金属和克虏伯的榴弹炮、反坦克炮，例如PAK35/36 37毫米反坦克炮；装甲车辆，以及一号坦克；此外还有大量的军用通讯器材、探照灯和发电机。中国海军在抗战爆发前向德国订购了5艘潜艇、1艘潜艇供应舰、11艘鱼雷艇和1艘鱼雷快艇母舰，以及大批鱼雷。
不过，在中德军事合作上，中方对德国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主要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德国提供的武器中方无法使用；第二，德方供货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为此询问中德易货贸易的德方代表克兰，克兰表示，第一个问题是国民政府兵工署长俞大维的一面之词，至于第二个问题，克兰也无法判断，因为合步楼条约签订之初根本没有提到价格问题。不过，他也承认，交给中国的德国产品，其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15%左右。冯·法肯豪森则对宋美龄表示，这两个问题的原因，前者有可能是德方发错了货，至于价格偏高，则是因为中方在验货时出了问题。
总体来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初期阶段，这些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得到了检验。尽管日本最终占领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但是由于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得到加强，因此这场战役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并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除此以外，国民革命军能在不断推进的日军面前进行有效抵抗的事实鼓舞了中国的民心和士气。除此之外，中国军队的有效抵抗也给向内地的四川等省份拆运工厂和机械设备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背景

在1930年代后期的德国政界中，老牌政治人物如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纽赖特多采取亲华态度，而新进纳粹党高官如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则采取亲日态度。在德国政府内部亲华与亲日两大阵营的交锋中，亲日派的地位逐渐上升。1936年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还附有一份补充议定书和一份秘密协定，规定两国结成共同反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日本从此取代中国，成为德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德日签署防共协定后，蒋中正对德日合作的前景感到担忧，并担心日本据此干涉中国的“剿共”战争，于是在12月1日令驻德大使程天放拜访德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向其转达中华民国对德日协定的疑虑。德方官员对程天放表示，德国政府非常了解中国的处境，以及蒋中正的坚定反共立场，因此在与日本缔约当初就已屡次声明，德国对中国毫无恶意，在将来也绝对不会让日本把《反共产国际协定》当作压迫中国的工具。
1937年6月9日，参加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后归国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顺道访问了柏林，同沙赫特、戈林、勃洛姆堡、汉斯·马肯森（外交部副部长）举行了会晤，商讨中德易货贸易问题和德日同盟问题。6月13日，希特勒会见孔祥熙，表示德国和中国的贸易将使两国互惠双赢，德国在远东既没有政治目的，也没有领土意图，唯一的想法就是做生意。希特勒还希望中国和日本友好合作，不要发生问题。6月18日，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拜访马肯森，询问孔祥熙此行有没有提到军火输送问题，马肯森表示否定。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极大地损害了近10年来一直处于密切合作中的中德两国关系。希特勒的亚洲政策是毁掉中德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由于日本军事实力的优势，希特勒选择日本作为其对抗苏联的战友。尽管中国政府官员和德国投资者在不断的游说纳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虽然同意合步楼公司将中国已订购的货物运往中国，但禁止任何人从中国进口货物。另外，中苏两国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希特勒的战略完全相背。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德国外交部希望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既不得罪日本，也不疏远中国。虽然武者小路公开要求德国采取对华军火禁运措施，但在1937年7月仍有7艘德国商船离开汉堡前往上海，向中国运去大批军用物资，另有3艘商船准备起航。为稳住日本政府，德国外交部在7月25日谎称已对中国实施军火禁运，德国驻日武官奥特同时指责日本在华北的行动严重影响了德中经济关系。
中华民国方面，在7月21日至28日的一周内，蒋中正先后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和法国大使那齐雅等人，要求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方态度强硬，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调停。7月26日，陶德曼对蒋中正表示，虽然德国愿意调停，但日本已声明不愿第三国干涉，因此调停不会收到成效。蒋中正指出，中日战争的继续发展必将导致中国在中苏关系上发生转变，以此来要挟德国出面调停。
这一谈话传回柏林后，德国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苏联插手的问题。7月28日，希特勒指示狄克逊，要求他设法通过外交途径阻止日本把中日冲突升级为战争。由于害怕苏联恢复对华影响，德国的对日态度逐渐变得强硬。德国外交部要求狄克逊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图利用反共产国际协定来为其进犯中国找一个体面的借口是不合适的。德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进犯违背《反共产国际协定》精神，妨碍中国稳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并最终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表示拒绝终止对华军火输出，拒绝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日本本企图速战速决，在击败国民革命军后强迫对方订立城下之盟。但是日军在淞沪战役中直接面对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即德械师和德训师，因此在战事中失利，迟迟不能攻占南京。
淞沪会战的爆发使德国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能只是华北的局部冲突，而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因此在对日立场上有所改变，在新闻报导中对日本采取偏袒态度。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尤其使德国震惊，冲击了德国外交部中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的传统派势力。
1937年10月中旬，戈林和里宾特洛甫要求国防部终止向中国供应军火，并要求外交部采取鲜明的亲日立场。这一要求引起了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强烈不满。德国一旦调整其东亚政策，就将在中国失去许多重要的经济利益，而日本方面却不能保证德国在华贸易的优势。在这样的考虑下，戈林又改变了立场，指示德国供应商可以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但需由丹麦货船运送，并通过新加坡的一家英国公司中转。1937年底中日激战期间，德国未像其他国家一样限制对华出口武器，反而加紧对华军火运输；截至1938年8月，至少有1.44亿马克（约5,816万美元）之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

过程

1937年9月以后，中日战争的形势已经明朗化，这场战争不可能是一场短期的冲突，而必将成为一场长期的、耗费巨大的战争。经过多次反复，德国在中日战争的立场问题上逐渐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一方面，纳粹党中的亲日派不希望日本的实力消耗在中国战场上；另一方面，德国军政界和工业界的保守派势力也不希望日本完全占领中国、垄断中国市场和战略原料。因此德国在1937年10月初表示，希望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尽快停战。此时日本也出台了《处理支那事变纲要》，表示愿意促使中国重新考虑中日关系问题，结束事变，恢复邦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展开了调停工作。
11月2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达了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一、内蒙古自治；二、在华北建立一个沿满洲国国境线的非军事区；三、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降低对日关税；七、尊重外国权益。11月4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达给蒋中正。蒋中正表示，只要日本不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
12月13日，南京沦陷，次日日本于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华北临时政府）。由于攻克南京成功，日本国内主战派势力抬头，12月20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召开联络会议，修改了原来的条件，提出了四项更苛刻的和平条件，包括“日满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
虽然德国希望充当调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南京的失守让日本军部的主战势力变得强大，日本政府已彻底丧失对军方的控制力量，中日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国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2月28日，国民政府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最后一致认为中国无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条款。当日，蒋中正通知陶德曼，中国拒绝接受日本的条件。

失败

1938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达成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一致意见，并在1月17日下午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彻底终结了中日媾和的一切可能。陶德曼调停以失败告终。
调停失败后，德国决定改变对华政策。1938年初，德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长纽赖特均被撤换，亲日的里宾特洛甫上台。最终，德国为使日本牵制苏联，还是抛弃中国。此后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德日关系中的几大障碍——承认满洲国问题、在华军事顾问问题和军火出口问题。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满洲国”。2月21日，德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同年3月3日，德国决定在中日战争结束前不再接收中国军事学员，并遣散现有的中国在德军事学员。
4月，德国禁止对华军售，并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4月22日，陶德曼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返回德国。在日本的坚持下，德国政府于5月3日下令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中国向德国订购的2艘IIB型潜艇、8艘大型鱼雷快艇和“戚继光”号鱼雷艇供应舰也遭扣押。滞留在德国的中国军事订货总额达2.82亿帝国马克。德国国防部认为，这对德国的军火工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随后，德国更召回驻华大使，中德关系迅速转冷。1938年6月24日，里宾特洛甫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回国。他在6月25日向蒋中正辞行，于26日从汉口乘飞机前往香港，从那里返回德国。此后德国在中国只保持了代办级的外交官员（中国则仍保留驻德大使），直至1941年中华民国对德国、意大利宣战为止。
此外，里宾特洛甫还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如有不遵元首指令、拒绝回国者，则被视为公然叛国，将遭受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之处分。在这种最后通牒下，国民政府只得同意无条件放回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将军在启程回国之际，曾向蒋中正允诺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7月5日，德国军事顾问乘坐中华民国政府安排的专车离开汉口，经香港回国。

1938年至1941年：中德合作的终结

1938年1月至9月，中德关系随着德国采取一系列弃华联日的政策之后，已经跌入低谷。9月12日，德国与满洲国签订了《德满贸易协定》，将在华经济重心从国民政府控制区转到了满洲。
德国在远东由“亲华政策”转向“亲日政策”的调整，严重损害了德国的商业利益。德国从与日本和满洲国的贸易往来中获得的利益远低于德中贸易。两国人民在长期贸易往来中所结下的深厚友谊更是不可磨灭。德国人民为汉口的红十字会慷慨解囊，在这里，德国侨民的捐款比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中国政府自己都多。在华军事顾问们也希望能继续完成他们在中国的使命。
实际上，虽然德国纳粹党在中国的机构声明日本是中国抵御共产主义的最后防线，但是德国和日本的友谊并未能给德国带来多少好处。日本希望垄断中国北部地区和满洲的资源，因此外国人在这些地区只能经营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国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获得这个地区的资源。虽然德日政府从1938年中就开始为解决这些经济利益问题而展开对话，但随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1936年签订的《德日反共产主义协约》实际上变成了一纸空文，并且阻断了德日通过对话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德国逐渐转向日本，其中前期中德合作的德国顾问有些被日本收买，向日本泄露大量中国军事情报。1939年蒋中正的德国炮兵顾问韦伯将重庆的情报发给日军，造成重庆大轰炸中的巨大损失，同时还参与日本伞兵密谋空降活捉蒋中正的计划，对中国造成巨大损失。
中德之间的联系一直持续到1941年。但是1940年由于德国未能实施“海狮计划”让希特勒的计划偏离了轨道。1940年底，德国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议》。
尽管国府一再希望挽回中德关系，但1941年7月1日，德国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重庆国民政府遂与德国断交。自此，柏林与重庆政府不存在继续对话之最后可能。
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及对美国宣战，1941年12月9日，中国亦正式加入盟国阵营，并且对德宣战，从而为中德两国长久的合作关系划上终结。

历史影响

对蒋中正而言，或许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1930年代中德合作时期更符合他“国际性协作”发展现代化中国的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德国失去了它在中国的所有殖民地，以致德国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而却需要中国的原材料。那个时代中外关系大都是其他国家对中国怀有某种帝国主义野心，而中德合作则是基于平等基础上、互惠互利条件下的经济合作。中国迫切地需要发展现代工业，以便抵御日本随时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此外，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以及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也让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统一中国洗刷近代耻辱的希望。
总而言之，虽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并不算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战中损失殆尽，但是这段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因国共内战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播迁到台湾后，许多政府要员、军官、教授和研究人员都曾经在德国受训，其中也包括蒋纬国，最为代表的是在1963年至1975年间的影子单位“明德小组”其联络人就是蒋纬国。后来担任立法院院长的台籍中将黄国书等等。可以这样说，1936年中德合作时期制定的3年计划，多少有助于战后台湾的初期安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