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雀行動

名称

黄雀行动自1989年6月上旬展开后，参与人士大多将行动形容为“秘密通道”。不过1991年6月时，
岑建勋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提到黄雀行动时引用中国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借此形容参与人士抢在中国共产党大规模搜捕前救走民主运动人士。而这之后成为行动的主要名称，而该次访谈也成为坊间广为流传的命名说法。不过在2011年1月时，担任黄雀行动策划人之一的陈达镫在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病逝后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提到“黄雀行动”实际上是由司徒华所命名，而在过去20年来社会上则误以为名称是出自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而据司徒华自传《大江东去》中也提到黄雀行动的名称并非出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他的解释是出自曹植的诗作《野田黄雀行》中所提到诗黄雀遭到捕捉但是获得少年救援的故事，借此寓意朋友被捕而自己想尽快协助营救。
邓光荣在接受访问时提到计划黄雀行动时则引用中国成语“黄雀北去，燕子南飞”，借此形容参与人士大规模派遣人员(黄雀)北上做情报工作，与照顾匿藏者(燕巢)取得联系，安排民主运动人士(燕子)南逃转移，(燕：北京一带古称)；原因是当年在重重戒严下，电话、书信不能往来机密，电话、书信只能为传语人员作身份验证，但之后为了保护(黄雀)就没有再提及了，也隐藏了(燕巢)的存在。

背景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过后，中国政府在6月13日发表《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而开始通缉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为首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同时也陆陆续续针对事件参与者展开搜捕行动。

组织行动

六四事件发生后，由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华等人创立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数个小时内开始策划营救行动；并且由牧师朱耀明、艺人岑建勋等人负责策划以及支援，其中朱耀明跟“支联会”也达成共识，在过去没有执行过类似行动的情况下一旦出事便由其负责，同时众人也有心理准备可能随时遭到逮捕。之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一方面和西方国家的领事馆商讨庇护程序，另一方面也开始招募一众爱国“蛇头”参与偷运与偷渡活动。
由于第一支首先参与救援的“蛇头”团队索价价太高，在招募第二支“蛇头”团队的过程中，岑建勋透过邓光荣介绍的高世昌认识陈达钲。 司徒华、李柱铭、朱耀明、岑建勋、邓光荣、高世昌、陈达钲等人在尖沙咀海运大厦的酒店中会面数个小时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交由陈达钲担任前线指挥工作，原因是陈达钲经营“蛇头”偷渡业务和走私生意多年而手中能雇佣多艘千匹马力的走私快艇(俗称大飞)。在许多新闻报导中将陈达钲视为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司徒华则批评陈达钲仅担任船舰调度的工作并且索价甚高，并且提到因为其兄弟于1990年遭到中国大陆官员逮捕后便泄漏行动的逃脱路线而带来严重影响，之后司徒华也愤怒地不再将其列为工作成员之一。邓光荣于是找当时东联社(老东)的坐馆老东就帮忙，老东活跃于中港走私，在中国大陆有很多门路。然后他们再联合几个控制港岛从西环至柴湾的码头的联字头帮会，包括义堂和联乐堂(单耳)等，参与行动。据黄雀行动成员透露，加上邓光荣的江湖大佬刘荣驹是赌王何鸿燊的爱将，在澳门极有势力，人脉远及珠海、湛江，对黄雀行动有很大的帮助。司徒华在回忆录上表示当时整个行动只有6名成员知悉而呈现高度保密状态，而整个救援行动则分成多个步骤进行。但是相对于其评论邓光荣时表示：“邓光荣在澳门带来很多影响，甚至为了节省时间而亲自执行行动，但是他依然低调而从不要求他那份应得的荣耀。”

香港组织

根据司徒华逝世后出版的回忆录，黄雀行动的资金和物资主要来源于当时香港同情民主运动的商人和名人，以及香港殖民地政府广泛的援助。其中包括商人罗海星和著名女歌手梅艳芳等人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也很快知悉黄雀行动的进行，并且亦捐钱支持这次营救行动。《新闻周刊》 的报导指出在行动一开始，黄雀行动策划者便从企业界募集到260,000美元作为任务资金。
在偷渡行动中，主要由香港三合会组织新义安、十四K、联公乐、联乐堂(单耳)、义堂和东联社等负责提供接应的人员、陆路偷运和海路偷运，其中黄雀成员会与救援目标进行直接接触并且透过各种途径将其送至香港。另外这项行动也被香港政府视为最高机密，但此举动主要是为了保障英国实施主权。其中行政局对于黄雀行动并不会过问，而香港总督仅作为执行者并且不会公开提到此事。香港总督卫奕信便曾经派出副政治顾问柏圣文直接与黄雀行动高层联络，借此确认民主运动人士的动态，而过去曾经协助黄雀行动的数百香港民众也会获得香港政府的安全保障。

其他协助

另外一方面，黄雀行动的成员也和中国大陆边防部队、各地警察乃至于雷达操作员也有所联系，其中分别驻防在珠海市和深圳市的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第七支队与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第六支队也曾经提供过支援。在行动中有时甚至警察会放弃缉捕学生或者是在集合点引导流亡者，其中学生领导人李录在抵达秘密集合点后便发现自己与一名警察搭乘同辆车，而工作成员则告诉他如果遭到查问的话该名警员便能够回答正在监视李录作为因应。
而《新闻周刊》在报导中表示在美国和英国情报人员协助下，黄雀行动的营救团队得以多次进入中国大陆执行任务。其中司徒华便提到3名参与六四事件的上海市学生获得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协助而得以出境，并且对于其收集情报的表现表示称赞。而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则表示美国参与这次行动“几乎游走在在法律边线”，并且和其他外国驻华大使馆针对庇护要求者有所合作，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提供先进设备、逃生管道、解释内容以及武器等援助。

展开营救

黄雀行动从1989年6月下旬开始进行，并且一直持续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才宣告结束。在营救行动进行前参与成员先是参考国际特赦组织所提出约有近800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有工人运动领导人韩东方、知识分子包遵信等人。之后成员还参考了三份人物名单以安排计划内容，分别是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和柴玲在内的21名遭到通缉之学生领导人、包括方励之、万润南在内的被点名知识分子以及六四事件发生后禁止入境的49名持不同政见者。在黄雀行动中至少有100次派遣行动小组进入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当局正在搜捕的情况下寻找并且安排营救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小组携带有干扰装置、夜视镜以及红外线讯号接收器等，甚至安排化妆师以及准备假证件前来帮助逃犯进行掩饰工作。而小组执行任务的地点包括厦门市、广州市、深圳市、兰州市、上海市、北京市等地。
其中在获得民主运动人士的消息后行动小组便会派遣认识其的人前往与之会面，之后则由另一组团队安排偷渡至香港。黄雀行动主要偷渡方式包括汽车、火车、飞机、走私快艇等将持不同政见者行经沿海城市进入香港，之后则是将其安顿并且协助他们前往其他西方国家。当时民主运动人士主要经由5条路线偷渡前往香港，包括从蛇口客运码头前往屯门踏石角的青山发电厂附近、从深圳市沙头角前往上水、从深圳市南澳镇前往西贡市、从惠东县港口镇前往柴湾和筲箕湾地区以及从汕尾市前往黄竹坑，所需的时间从30分钟到7小时至8小时都有。而有关营救所需的金额基于政治风险和不同尝试次数而介于80,000港元至80,000美元之间。不过司徒华也透露当时营救吾尔开希时，在其3次尝试逃脱过程中便花费超过600,000元港币。
不过在过程中也曾经与公安机关发生枪战，其中在偷渡苏晓康和孔捷生时黄雀行动的快艇便在虎门镇外海遇上两艘边防巡逻艇，随即遭到对方发射照明弹并且以冲锋枪进行扫射。随后双方爆发枪战而造成有人肩膀受伤，最后船只则于屯门踏石角处成功上岸。在营救行动中已知的丧生案例包括有4名成员完成任务驾驶渔船返航时，因为遇上浓雾而撞上水泥船丧命；另外还有2人在遭到公安机关的巡逻艇追捕已经开枪后，因为加速推进的结果造成引擎着火而逝世，对此陈达钲则付了每个人50万元港币的安家费给死者家属。而在1989年10月时，2名成员黎沛成和李龙庆在湛江市执行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行动时遭到中国大陆人员逮捕以及判刑。这使得陈达钲在1990年前往北京市与中国大陆公安机关高层进行谈判，并且尝试说服后者其行为仍然是基于爱国行为。最后在多方营救以及香港政府施压下两人获得释放，但是陈达钲后来也因而退出黄雀行动(1990)。

营救人员

陈达钲之后表示共有133人通过他本人逃离中国大陆，而司徒华在接受电子媒体访谈时则说所营救的民主运动人士达到800人。对此司徒华也曾经表示之所以能够救出这么多民主运动人士，原因包括有中国大陆官员贪污以及民主运动人士获得海内外支持。而自1989年7月开始包括学生领导人李录、熊焱、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等人，以及知识分子苏炜、陈一咨、苏晓康、严家其、高皋、吴仁华、刘再复、远志明、孔捷生等人陆续借此逃离中国大陆。
另外除了参与民主运动人士获得黄雀行动协助外，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人员透过秘密管道逃往香港。其中在黄雀行动中有成员遭到中国大陆当局逮捕后，至少4名曾经帮助黄雀行动、官阶上尉至少校的军官趁著夜色从广东省乘着快艇偷渡至屯门龙鼓滩。由于行动过于匆忙，这批人在身穿军服、携带冲锋枪和五四手枪等武器的情况下便偷渡前往香港。之后这批人则透过关系前往旺角，并且由香港当地人员前往通报香港政府处理。随后保安局为了避免滞留过久而引起争议，在当天晚上便安排4人前往机场并且在24小时内飞往英国。

人员安顿

到了香港后流亡者会先被送至上环的水警总区交接给入境事务处，之后被送往位于上水的新屋岭扣留中心进行脱衣检查以及个别审查。之后在拘留一周期间入境事务处会判断该人是否为政治难民并且核准担保书，不过也有像在广东省组织学生运动的陈破空因为没有通过审查而改从台湾出境。其中黄雀行动的组织者平均为每位流亡者花费超过600,000元港币（约64,000美元）的金费，这包括有营救费、生活费以及出国费用。而在偷渡至香港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每个月会提供3,000元港币给民主运动人士生活，并且还在新界租屋提供流亡者集体居住或者是令其个别住在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义工的家中。
其中香港所安排的居住场所大致上以10间房屋作为一组安全屋，分别位于马料水赤泥坪村、西贡市泥涌、上水金钱村、元朗锦田等地区；其中位于屯门蓝地的安全屋更运作至1997年才结束营运，另外富豪花园也曾经安排收容变节的公安机关人员并且为其提供保镖保护。不过早在1989年7月时法国政府便认为收容人数已经接近饱和，在美国尚未开始进行收容工作前便居住许多逃亡人士，而在高峰期更是滞留超过50人。另外当时为了协助居住在香港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香港明爱捐出衣服，林钜成和蔡元云等医生为民主运动人士义诊，而香港电讯也提供6部移动电话给持不同政见者播打长途电话。

政治庇护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朱耀明很快便透过朋友关系成功游说法国政府提供政治庇护给持不同政见者；而当时将香港作为殖民地的英国政府则主要着重保护逃亡的公安机关和军方成员，并且会将其立即送至英国。美国则一直到1989年10月才开始同意接收，不过其一开始目的则是为了能够从有军事背景者手中取得密码簿。往后有著名民主运动人士前往香港后朱耀明便会同时联络香港政府、美国国务院以及关注人权议题的美国参议院议员。其中柴玲在1990年前往香港后原本美国同意给予政治庇护，但是法国政府则主动提前将其接走。大部分民主运动人士准备登上飞机前往第三国前，会先前往律师何俊仁的办公室宣誓并且核实身份，之后再取得外国签证。不过虽然黄雀行动自1989年以后仍然持续进行，然而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多西方国家因不愿意得罪具有经济实力的中国而不再提供协助，这使得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滞留在香港生活。
1994年时，民主运动人士王希哲从屯门上岸寻求庇护并且随即高调约见朋友，这使得当时正针对主权移交进行谈判的香港和中国政府陷入尴尬场面。随后政治顾问办公室通知黄雀行动成员必须有所处理，对此曾经参与行动的“Tiger”表示当时让王希哲前往域多利监狱申请担保书，并且故意让原先得以1日办妥的手续花费3天才完成来让王希哲离开香港前都无法曝光。而在1995年至1996年，入境事务处则抽调一组特别调查科成员处理包括移民滞留等问题。1997年香港回归的日期逐渐接近使得安排的逃亡计划开始收敛，部分人士也改由从昆明市经过金三角前往泰国、之后到联合国难民署寻求政治庇护。
而随着香港回归的日期逐渐逼近，许多仍然待在香港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担心往后会受到中国政府迫害，开始要求在1997年之前能够获得其他国家之庇护。对此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发起行动以协助这批流亡者获得第三国政治庇护，同时14名寻求庇护者也联合上书给英国首相约翰·梅杰提到：“我们逃离中国大陆是为了寻求可以提供安全和尊严的法治社会。”之后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答应在回归前解决滞留香港的民主运动人士去留问题，其中在香港生活已久的韩东方等人于1997年5月获得香港身份证，而在同年6月底最后一批逃亡人士则被送往荷兰、挪威等欧洲国家。

行动反应

在1997年6月香港回归前夕，包括朱耀明等曾经参与黄雀行动的成员一度先行前往美国观察情况，在局势稳定之后才重新返回香港居住。2009年5月27日时，香港正义连线、香港民主中国促进会、南方民主同盟等组织在旺角行人专用区举行“纪念六四、感谢黄雀行动”公开论坛，并且首次邀请陈达钲向民众介绍当时情况。
民运人士徐水良发表文章称邓小平曾亲自批准通过黄雀行动以极少数异议人士作掩护，向西方派遣中共间谍。

黄鸟行动

在黄雀行动进行期间，中国国民党海工会也展开同样营救民主运动人士的黄鸟计划，而其主要目标便是将参与相关运动的的400名成员经由台湾送至海外国家庇护。其中营救团队组织成旅行团并且透过化名的方式行经中国大陆各地，之后从福建省搭乘渔船偷渡到台湾。对此当时担任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暨大陆工作会报执行秘书的马英九证实曾经捐1万美元给这项计划，而包括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等许多名人也曾经捐钱帮助黄鸟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