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

家世背景

吴大猷的家世是世代书香、名门高第。祖父吴桂丹（字万程，号秋舫），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二甲第十七名进士，两年后散馆，由二甲庶吉士升补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其父亲吴国基为桂丹公的次子，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恩正并科举人，改就西学，曾出使菲律宾，宣统元年（1909年）奉派吉林省服官，不幸在宣统二至三年间关外鼠疫流行时病逝。此时吴大猷仅4 岁。

学识养成

吴大猷刚开始上学时，中国教育制度正处于一片混乱。旧式科举制度已遭完全废除，而自国外引进的洋学制度，却因既有师资程度、教学品质参差不齐，致产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畸异状态：即教科书文体内容均采用西方知识，像“数学”、“科学”等等，但授课方法却是延袭四书五经般的“背诵”、“复诵”手段，让学生学习。与当时西方科学所注重的以“理解”为学习目的，完全背道而驰。这一段年少学习经历，也致使吴大猷在于60 岁时，毅然决然地要彻底改革台湾中小学与高等教育。
亦是上述原因，吴大猷在中学以前的教育模式，受到极大限制。很幸运的是，1921年，他伯父吴远基恰巧受聘担任天津广东旅津中学校长职务，因而吴大猷跟随堂兄弟们一齐前往天津求学。虽然需要自一年级开始重读，可喜的是他就读的学校乃是当时中国的精英学校——天津私立南开中学堂。
1925年，吴大猷就读至高二年级时，另行转投考南开大学，并且高分录取就学。
一开始，他选择了较实用的“矿科”作为主修，虽发现第一年课程较繁重、但授课教授都是极有学问。其中一位物理教授饶毓泰，后来也成为吴大猷一生的知心密友。
吴大猷就读“矿科”一年时，原捐资办“矿科”的捐赠者李组绅先生因事业失利，无法继续维持经济支持，“矿科”因此停办。
吴大猷于“矿科”就读普通物理（物理教育）时，发现自己对物理学兴趣极高，加上南开大学提供他奖学金，吴大猷思考后，决定继续留在南开大学，并转选择“物理”作为主修方向(1926年)。
1929年，吴大猷大学毕业，继续留在南开大学任教。
1931年，经饶毓泰及叶企孙两位教授推荐，吴大猷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奖学金出国留学。在经济考量下，他选择学费最为低廉的密歇根大学。当时，此校为当时美国发展量子力学的中心。于密歇根大学求学时，他结识了人生旅程中第二位恩师——雷道耳。雷道耳乃当时密歇根大学的物理系系主任，在吴大猷才进入密歇根大学时，便极力邀请吴参与他所从事的“红外线光谱实验”。雷道耳在当时，已被昵称为近代物理大师，他在物理学上的研究、理论，不仅影响着吴大猷，在行为思想上的观念亦是如此，吴大猷曾在《回忆》一书中叙述：
“我知道的、认识的物理学家及其他的科学家不少，但未更见有为人简朴诚实......。十余年我在台湾的发展科学工作中，对若干事的政策及学术之支持态度，可追溯于他的影响，但我常犯的直言之病，则非由他学来的。”
1933年，吴大猷获得博士学位，同时被选为ΦBK会员。换言之，在极短促的2 年间，他便已取得密歇根大学的硕士及博士学位，此时，他刚迈入26岁的年纪。

执教历程

1934年夏天，在密歇根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之后，吴大猷答应北京大学的聘请，决定返回中国任教。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国内物理系中最好的学校，教授不多但却是集结了该领域的精英，系主任饶毓泰更是吴大猷多年的恩师。在进入北大之后，第一年的时候，他透过在美国研究时所认识的教授替北大购买了一批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实验器材，并且同北大的其他教授们一起从事研究原子光谱及其相关领域，在接下来的3年中，陆陆续续的在国际的期刊上发表了18篇论文。也因为在现代物理上的杰出表现，许多国际学者也陆续来到北京做访问、演讲。
1937年的夏天，也就是吴大猷在北大任教的第三年，日本入侵中国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随即爆发，在此时局动荡不安的局面下，友人力劝吴大猷前往天津避难，考量到家中妻子、母亲的安危，吴大猷离开北京。
原本吴大猷以及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师生在抵达长沙之后，随即便在当地成立临时大学，然而战火蔓延，长沙的空袭警报日渐频繁，经过饶毓泰夫妇的极力相劝，吴大猷接受在四川大学的讲座。
当时同吴大猷一同接受四川大学讲座的还有萧公权和张洪沅两人，而他们3人的薪资都比四川大学的教授微高，以致在校内引起一些争议，也因为这次的事件，吴大猷萌生去意，在1938年的夏天再随饶毓泰教授前往西南联合大学执教。
1938年，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正式成立。由于战乱的因素，物理系的教授实际上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的教授所组成，而饶毓泰和吴大猷也是创始教授之一。
在西南联大任教的8年期间，吴大猷主要负责的科目为电磁学、近代物理、古典力学、量子力学等，在这方面也培育出许多杰出的人才，李政道和杨振宁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
1941年，吴大猷在西南联大开高等物理课程，听课学生有杨振宁等人。1945年，吴大猷被选为西南联合大学第八届校务会议代表。李政道由浙大转来，接受他的指导。
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吴大猷被军政部借聘筹建国防科研工作，出国考察。接受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职务，不意从此离开了中国教职。
1992年，在相隔快50年之后，吴大猷返回北大访问，北大校长颁赠“荣誉教授”的证书给他，称他是将现代化物理研究实验引入北大物理系的第一人。

多元分子之振动光谱及其结构

在西南联大的期间，北京大学为了庆祝40周年，邀请学校的教授撰写论文与之共襄盛举，吴大猷便以《多元分子之振动光谱及其结构》为题，撰写了一篇论文书籍，但没想到，此书一流出国外立刻引起国际知名物理学家的同声赞誉。密歇根大学、哈佛和普林斯顿等大学的教授都纷纷写信祝贺吴大猷，称赞这本书的专业性。而主持Prentice-Hall出版社的可顿教授也将这本书列入物理名著之列，一时之间《多元分子之振动光谱及其结构》便成为了这方面的权威之作，也随着这本书的出名，吴大猷也变成了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

参与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试射成功，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向俞大维提议派人前往学习，经呈报蒋中正同意，军政部考核后推派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带2位助理李政道与朱光亚（吴大猷推荐）、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等代表赴美。
1946年夏，吴大猷受军政部借聘筹建国防科研工作，出国考察，接受密歇根大学客座教授职务。1947年秋，吴大猷至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两年。

加拿大国家研究院

1948年，吴大猷获选为第1届中央研究院（数理科学组）院士，原本预计隔年秋天就该返国，但大陆的局势已经变天，碰巧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极力邀请他主持理论物理组，1950年，吴大猷成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是加拿大当地最高科学研究兼行政机关，直接对国会负责，任职于此机构的人都享有高于政府一般机构的待遇。而理论物理组是其中的热门部门，参与博士后研究的有来自英、美、瑞士、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等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共计数十位。
吴大猷在深思熟虑下，原本打算暂且先到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待时机明朗，再返国效力，只是没想到一去就留置了14年，成为他在国外研究最长的一段时间，直到1963年秋，才辞去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职务，赴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在太空及气体动力学研究所讲气体运动论。1965年秋，转任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物理学和天文学系主任。
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期间，1956年，他曾经应胡适之邀回台，在台大和清大联合主办的研究生班讲授古典力和量子力学，兼及流体力学和核子间的交互作用问题。　

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

1956年，吴大猷应胡适之邀回台，胡适恳请吴大猷拟出具体的方案。吴大猷在科导会期间，屡屡向政府提出不少具体的政策建言，有些虽然因为政治因素并未能实施，但极大部分都有相当的成果。当时美国政府对于台湾设立科导会，积极筹划科学发展措施给予很大的肯定以及重视。
1957年，吴大猷与中央政府建议制定国家长期发展学术的政策，而在10年后，当时的蒋中正总统最终决定修改宪法的特别条款，成立国家安全会议，并且在旗下设立国家科学委员会，并被预定吴大猷为主任委员，阎振兴、蒋彦士为副主任委员，而组织的目的为研定国家科学发展政策的事宜。

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

1959年2月1日，成立“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也就是台湾发展科学的起源、吴大猷对台湾科学发展产生贡献的开始。
为了能够加速国内的科学发展，长科会设有“研究补助”、“客座教授”及“学人住宅”等多项优惠措施，以便延揽国外学者回国执教，而吴大猷无疑是这些方案拟议的幕后功臣。

国家科学委员会

1967年5月，吴大猷接受钱思亮邀请，回国任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大猷建议政府改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长科会），更名为“国家科学委员会”（国科会），获准。1967年8月，“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成立，总统蒋中正命吴大猷兼任国科会的主任委员。国科会之任务为执行国家科学发展之政策，吴就任之后便重新拟定台湾科学发展方向，决定科学教育、设备及人才培育着手，并设置研究辅助费的办法，并设立科学资料及科学仪器中心，专门收集各科学工业先进国家之科学工业技术资料，为学术、工业及各界服务。
1973年辞国科会主委，在国科会6 年任期中，提出多项发展台湾科学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成为二十年后科技进步的基石。1969年，有鉴于台湾地震的频繁，他与数位留美地震学者商讨筹划地震的研究设施，翌年开始巡视全台的地震测量站，规划建立全国的地震测量网和资讯传递系统。1972年，台湾地震站网已经完工，开始从事分析测量等工作。(1967-1973六年期间担任国科会主委，参考林尔康，2007年,物理双月刊29 卷6期，P.1063)

中央研究院

1948年时，吴大猷便以第一届院士的身份参与了中研院的发展。而在中研院迁台之后，伴随着历届院长的努力，台湾的学术地位逐渐受到国际的肯定，并且培育出不少各领域中的杰出人才。
1978年，吴大猷从纽约大学退休，长居台湾。
1984年，中研院当时的院长钱思亮病逝于台大医院，依照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在一个月后随即召开补选中研院院长候补人会议，出席会议的评议员总计有四十一位，而实际投票为四十五人。而在第一次的开票结果中，吴大猷便获得了四十票，也就因此成为了中央研究院第六任的院长。
吴大猷认为，中研院的组织若没有大学学生的新血的持续投入，就如同军队有将无兵，因此在任职院长期间，他积极推动中研院与大学间的学术交流，许多大学的年轻学子因此得到了中研院的师资以及研究设备的补助。
此外，吴大猷也在中研院的各研究所中增设“学术咨询委员会”，由院方聘请了国内外的学者所组成，其任务是与所内人员检讨、建议研究方针及重要学术计划和国内外合作的事宜。而吴大猷自接掌中研院以来，也一直力求改善中研院的环境，例如研究设备、学术风气及建立公平公正的人事制度等。
1993年，经过十年漫长的努力，他功成身退，于当年的国庆日向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递出辞呈，并获得批准。回顾吴大猷在中研院所作的努力，他除了是历届院长中任职最长的一位，也是对中研院付出贡献最多的一，也因为他对中研院的贡献，因此而在学界被称为“中研院的拓荒者”。

中山科学院“新竹计划”

1967年初夏，吴大猷受到蒋中正总统之命令返回台湾担任科导会主委，不过，才刚抵达台湾的他随即收到了国防部的公文，想请吴大猷参与中山科学院所拟议的‘新竹计划”。
新竹计划本质上就是核能发展的计划案，吴大猷在接到计划案后，在数个礼拜中反复的与同仁讨论，虽然意见有所出入，但都不赞成此项计划。而在经过多方的考虑之后，吴大猷最终向蒋中正建议暂时先放弃核子武器的发展，并且提出了几点疑虑。吴大猷在报告中指出，此项核能计划所需消耗的人力及金钱过于庞大，以当时政府的经济财政力量，恐怕将是一大负担。此外，以国家整体规划而言，当时台湾一般科学教育研究及工业发展所需的经费都还不足，若是贸然尝试，必然会面对到许多困难。针对以上这些问题，蒋中正决定接纳吴大猷的建议，“新竹计划”暂时停止讨论，并且根据建议，由总统指令将原子能委员会改置由行政院管辖，中华民国首次自制核武的尝试以暂缓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