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

国共摩擦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只听命于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坚持要求部下“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由此与毗邻战区的留守国军屡有发生摩擦，互有数百人规模的小型武装冲突。毛泽东曾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当时中共认为，要开辟苏北，最大障碍是国军韩德勤部。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部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进入苏北。
所以新四军在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时与处于同一战区的国民革命军发生武装冲突。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4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颖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日抵达南陵，5月16日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交战。苏北地区徐州失守后，由6万正规军防守，韩德勤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省府设在阜宁，徐州群众动员委员会李明扬也留下来，1939年2月和3月间，日军占领海州，主力转移后国军立即收复，4月日本人宣布苏北游击队得到八路军增援；苏南地区是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许多游击队包括新四军在此活动，而新四军控制着长江以南从南京到常州一带地区。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忠义救国军”控制，名义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一带游击，由青帮和洪门组成，暗杀间谍和汉奸，牺牲100多人；8月13日“忠义救国军”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一面中国国旗。
1940年7月，江南新四军突然渡江，占领原何克谦驻守之黄桥。1940年10月初，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集结26个团（兵力3万余人）意图夺回黄桥，与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兵力7000余人）发生交战。因国军各部相互之间另有矛盾，黄桥地区陈太运、李明扬、李长江部抵制韩的进攻命令，在战役中唯有韩部嫡系部队约15000人孤军深入，而共军约5000战斗人员则以逸待劳，致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中将军长李守维战败溺水身亡，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国民革命军万余人伤亡或被俘。10月11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在东台县白驹镇会师。

移防命令

同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黄桥事件的再度发生，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电报在细数1940年的国共冲突后，指责说：
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钢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磨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之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谢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
 
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11月1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代理总指挥。
毛泽东覆电后，新四军并未如“皓电”及中共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受中共中央认同。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师与新四军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国民政府方面大为恼怒，转而拒绝皖南新四军东进从苏南渡江的方案（怕皖南新四军与苏北新四军会合后再打韩德勤），重新命令皖南新四军必须直接北上，从安徽铜陵、繁昌间北渡长江，并延长最后期限至1940年12月31日。但中共方面认为国民党规定的直接北渡方案是阴谋，皖南新四军最终坚持走东进再由苏南北渡的路线。此外，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云岭，并不按中共中央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在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撤离经费和给养问题方面纠缠，未能迅速达成一致。12月初，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等新四军皖南非战斗人员1700余人开始经国军52师和108师防区向江北转移，后陆续安全到达苏北。
12月7日，蒋介石正式批准了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表示应“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8日，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彭叶项发出“齐代电”，除了继续“皓电”的论调外，要求迅即遵令将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悉数调往河北。国民党高层此时在八路军、新四军北移问题上，态度比蒋介石更为急切。9日，蒋介石亲自下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别移防到黄河以北，新四军必须在12月以前先开到长江以北。次日，蒋介石更进一步命令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同时还批准了军令部关于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的要求。
自从11月9日朱彭等发出“佳电”之后，中共中央便明确指示：对皖南采取让步政策，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同时还指示新四军必须在12月31日前全部北移，北移中要提高警惕，做好充分的自卫准备。25日，蒋介石面见周恩来，“以极富感情的神情”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到河北，称新四军如不遵令北调则“必定失败”。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北移提出了批评，要求项英立即撤离。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并确定1941年1月4日，新四军部队开始转移。同时，12月27日，第三战区和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新四军不从北移命令后的进剿计划。29日，上官云相在宁国县万福村召开军事会议，确定集团军围剿新四军部队的部署，限定各部队于12月31日前秘密完成作战准备。1941年1月1日，新四军领导将“全部移苏南”的决心电告中共中央，但未说明具体路线。1月3日，毛泽东、朱德回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1月4日—7日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由于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加上夜行军，部队行军缓慢。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军部下令休整一天。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由，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攻击。当日下午，叶挺、项英在潘村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叶挺主张往回打，从南陵、宣城方向冲破国军包围圈，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仍坚持由茂林方向进军，最终新四军各部决定在7日正午前会攻星潭地区，跳出包围圈，经苏南北渡。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7日拂晓，双方的大规模冲突展开。当时叶挺、项英收到毛泽东、朱德急电：“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破其包围线有利。”新四军各部决定进攻国军包围圈外围阵地星潭，一纵占领球岭，但在横渡徽河时被阻击，损失惨重；二纵在7日拂晓前占领丕岭，向星潭急进，但在星潭遭遇国军40师120团的抵御，攻势受阻，而国军也有三名营长伤亡；三纵占领高岭，击败国军部队，但仍然被阻。7日14时，新四军军部到达丕岭山脚下的百户坑。15时许，军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行动方案，叶挺提出了沿原路撤回和进攻三溪镇方向的两个方案，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召开的紧急会议持续了七个小时。21时许，新3团第1营攻进了星潭镇。但因通信工具落后，这个信息未能及时传到军部。22时左右，周子昆提议原路退回里潭仓，出高岭，到太平、黄山伺机东进，获得同意。

1月8日—14日

8日凌晨，新四军五团攻占高岭，击退国军的进攻。新四军向西南方向行动，又遭阻击。当日午后，由于向导带错路，加之国军79师向高岭进攻，与新四军处于对峙状态，新四军军部在里潭仓原地宿营。23时，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19时的指示，下达命令：“务于明日正午以前，将匪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9日凌晨，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感到部队“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于是带领十余人离队出走。同时，新四军攻占国军高坦阵地，并击退反击。黄昏，叶挺决定部队直接向石井坑地区开进。第一纵队此时阵地失守，部队被分割，分散突围。10日拂晓，前锋部队翻过石井坑北侧山岭，即被伏击，无法继续前进。上午，新四军总部退守石井坑地区，收拢部队约5000人。叶挺决定在石井坑四周控制制高点，构筑工事，休整部队，防守待机。下午，无法突围的项英等人回到军部。晚上，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
11日，国军开始收紧包围圈，双方激烈交火，叶挺亲自到东流山阵地督战。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前往国军谈判，被扣。12日，毛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中共中央决定皖南全军由叶挺和饶漱石指挥，解除项英指挥权。同时还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当日石井坑附近阵地纷纷失守，音乐家任光阵亡，新四军军部完全暴露在国军火力之下。当晚，新四军开始分批突围。军部分两路突围，叶挺、饶漱石带一路，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带一路。当时月色皎洁，能见度高，突围新四军暴露在国军火力之下。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撤围。蒋介石表示将下令查处攻击新四军的将领，但同时又命令顾祝同将新四军一网打尽。
13日，叶挺率新四军余部退守承流山高地。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已陷于绝境，叶挺根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表示愿往上官总部“议和”，14日下午，叶挺下山到国军108师师部谈判时被扣押。同日黄昏，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1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踪或阵亡。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身负重伤，1月15日清晨，为免连累战友而自尽；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阵亡。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等被俘。

突围情况

傅秋涛率领的第一纵队老1团300多人突围至泾县、宁国交界一带山区，转战半月余，先后遭国军约4个团围剿，部队再一次分散突围。傅秋涛率领一部分干部于3月初到达溧阳第6师第16旅。此后，第1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老1团团长熊应堂先后率领部分指战员亦到达到溧阳。新1团团长张铚秀率领200多人，到达繁昌长江边，于2月底渡过长江到达无为，与新四军江北部队汇合。
第二纵队突围时分左右两路。右路800余人由新3团团长熊梦辉、参谋长张日清、政治处主任阙中一率领，从石井坑西北向章家渡方向突围。左路600余人，由新3团第2营营长巫希权、第1营副营长张玉辉率领，从石井坑西面向茂林方向突围。纵队部随右路突围。右路在突围中，先后遭到第108师、第144师、新7师的多次阻击，损失较大，部队被打散。纵队司令员周桂生阵亡，副司令员冯达飞受伤，后在群众家中养伤时被捕。黄火星、熊梦辉、张日清、阙中一分别率领部分人员突出重围，于1月中下旬先后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左路以九挺机枪开道，捣毁国军144师师部，1月13日夜就穿过茂林、章家渡，1月25日夜冒雪渡过长江，到达无为，仍有400余人。
第三纵队特务团280人余人，在纵队参谋长黄序周、团长刘别生、团政治委员张闯初等率领下，从高坦突围，转战20多天，分别到达铜陵、繁昌，于2月中下旬渡江北上，到达无为。第5团在防守东流山阵地时伤亡较大，临突围时只剩百余人，突围中又被冲散。纵队司令员张正坤受伤被俘，政治委员胡荣阵亡。团长徐锦树、政治委员林开风被俘。项英、周子昆在事变当中成功脱险，但在3月14日因携有新四军的黄金储备而被副官刘厚总枪杀。其他60多人在军部作战科科长李志高等人的率领下，于4月底渡过长江。

中共对策

事变发生后，1月18日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亲笔题词。在当时局势下，刘少奇建议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1月17日，刘少奇请中央任命陈毅代任新四军军长，在苏北成立军部。18日，他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出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叶挺在新四军事件中与国民政府谈判时被扣），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新的军部在江苏盐城，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并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继续在华中活动。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番号继续被沿用到1947年2月才撤销，原新四军部队主力除第3师（黄克诚部）开赴东北加入东北野战军，第5师（李先念部）改编为中原军区外，其余主力改编为华东野战军，1949年1月改称第三野战军。
共产党方面认为这是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认为自己新四军被害人员是殉难的爱国者，事件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中共中央决定将驻各地办事处逐步撤销，八路军总部摆脱蒋介石的领导，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中共公布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宣布拒绝出席3月1日召开的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的方式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以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中共甚至开始考虑，准备同国民政府全面破裂：“自蒋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后，我们是否还能承认国民党为上司？”然而，由于抗日战争还在继续，政治条件尚未成熟，苏联和共产国际也不赞成中共采取激烈的反击措施，再加上2月日军发起豫南会战，又使得中共改变了此前的估计，认为蒋介石的“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内战已可避免”。

外界反应

皖南事变后，外界对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反应以批评居多。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面见蒋介石，指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发动内战“将意味着灭亡”。英国政府表示中国“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美国政府正式声明，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美国无法大量援华。1941年2月，美国总统特使劳克林·居里来华会见蒋介石，表达了罗斯福不赞成国民党反共，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意见。
但1941年1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则表示同情国民政府：“国家之幸，是蒋委员长所领导的这一脉中心武力，经过艰辛的洗炼，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定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吐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

国民政府对策

在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对处理新四军有过波动。1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对皖南新四军冲突，实违反我意旨，白等坚欲在此时整个消灭共党，诚不识大体与环境，明知其不可能而强行之，其幼稚言行与十年前毫无进步，可叹。余决令放行，只要其知求饶从命足矣”。但是在新四军被围歼之后，蒋的态度再起变化。
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武官来问新四军冲突之消息用意，因此对此案处置更应严肃坚决”。17日，蒋介石由于顾虑到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接受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意见，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国共关系恶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告称新四军“于四日晚，全部潜赴茂林，分兵左中右三路，向该师（四十师）袭击，该师仓卒被袭，不得不加以抵抗，藉资自卫，第三战区顾司令长官，为整饬纪纲，乃下令制裁。至十二日止，该军已被全部解散，所有拿获该军长叶挺等，现已交军法审讯，该军番号业经明令撤销，此该军违反军令卒被制裁之经过也。”“此次新四军违令叛变，非出偶然，而实本于该军一贯之阴谋”，“顾长官对该军相机处置，全部编遣，实为维持军纪上必要之措施。当此全国抗战，一致团结之际，竟发生此种叛变之事，殊可痛心，中央以军令必须贯彻，纲纪必须维持，而后方能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故断然将该军番号取消，并将叛军长官分别交军法审判，严缉治罪。”
由于舆论的强烈反应，不久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军事早已国家化，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重申“剿灭”新四军绝非“剿共”，更不忍以后再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因此，他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蒋介石也强调说，皖南事变是“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败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得所观感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宣传部门指示各级党部说，皖南事变“纯粹为军纪问题，绝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这时的社论也同样保证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1943年，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抗日战争”、“制裁解散新四军”及“肃清江南共军”有功，被中华民国政府颁发青天白日勋章。

被俘新四军

此事变主要将领叶挺遭逮捕，予以监禁，5年后于1946年释放，叶挺出狱后申请成为中共党员，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时飞机坠毁，同机死亡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及叶的部分家人。据信空难由国民政府策划。新四军共有四千余人被俘。关押俘虏的上饶集中营，由多所监狱、集中营组成。一是关押高级干部的茅家岭监狱，二是关押排以上干部的上饶周田集中营，三是关押士兵的铅山监狱。1942年5月由日军进犯在即，上饶集中营迁往福建省。6月17日，在福建省崇安县赤石村发生集体越狱事件，80余人逃脱，号称赤石暴动。四千余俘虏，死于集中营的有150余人，低于一般战俘营的死亡率。但是大批战俘被国民党分批补入第三战区部队。1945年，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后，最终有二百余人获释后重新回归共产党。但回归的新四军俘虏长期遭到怀疑而不被重用。特别是“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泛滥，受到中共的怀疑和迫害。直到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才得以改变。

战后总结

当时担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晚年总结出新四军十一条失败原因：“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员太多，行装太多；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们仅四十里路；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三年，战斗都是团为单位，这次六个团一齐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项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差；战时工作全无计划，对连指导员只要求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