猿人作戰

事前情势

1941年下半年时，纳粹德国已占领了大半欧洲，德军也正逐步逼近莫斯科。盟军甚至认为苏联可能会与德国展开停火谈判。另一方面爱德华·贝奈斯在1940年于伦敦建立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虽然自1938年进占苏台德区，1939年实质并吞后，德国在捷克的统治大致安定。流亡政府却在英国的支持下，决心使捷克人民自“第三帝国兵工厂”的处境中觉醒。
于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成了暗杀名单中的榜首。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恶名昭彰的恐怖统治，再者便是海德里希在纳粹德国政府中的代表性地位。盟军希望借由这次行动以向世人证明纳粹并非无敌。

计划

作战计划由英国特种作战部门（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于1941年10月20日开始筹划准备，代号定名为“类人猿”（ANTHROPOID）。
捷克籍陆军准尉约瑟夫·盖伯瑟克（Jozef Gabčík）和上士卡罗·斯弗波达（Karel Svoboda）被选定执行暗杀任务。计划原订于1941年10月28日执行，那天同时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纪念日。但斯弗波达在受训时头部受伤，旋即由詹·库比兹（Jan Kubiš）代替。由于这个意外，作战必须延期执行，库比兹也没有时间接受完整训练。

潜入

1941年12月28日晚间十点，盖伯瑟克与库比兹登上英国皇家空军138中队的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同行的尚有七名流亡英国的捷克军人，以及另外两支负责其他任务的小队，分别称为银A（Silver A）与银B（Silver B）。飞机于布拉格东边的内维兹第（Nehvizdy）降落。原始计划的降落地点在皮尔森，但驾驶在判断方位时出了问题，一行人便只好在落地后继续往皮尔森前进。他们在皮尔森与盟军的接应人员取得联络，随后直驱布拉格展开暗杀行动。
作战成员在布拉格接触了一些地下反纳粹组织，得到不少帮助。盖伯瑟克与库比兹一开始想要在火车上刺杀海德利希，但在实地勘察后，他们发现计划并不可行。第二个想法是在海德里希搭车前往布拉格时，在路上或森林中暗杀他。两人在路上拉起缆线，准备拦截海德里希的座车。布置完成数小时后，指挥两人的中尉阿道夫·欧珀卡（Adolf Opálka）驱车前来，出身于捷克地下抗暴组织外距（Out Distance）的他将盖伯瑟克与库比兹带回布拉格，并告知他们作战已变，改采第三计划：在布拉格暗杀海德里希。

暗杀

1942年5月27日早上10点30分，海德里希一如往常地从潘内斯科·布列札尼的住家前往布拉格城堡。盖伯瑟克与库比兹在布洛卡医院附近的电车站伺机而动，瓦瑟克（Valčik）则位于两人北方一百米处负责通报情况。当海德里希的敞篷奔驰驶近两人时，盖伯瑟克迅速冲至车前试图开火，然而他的斯登冲锋枪却卡弹了。海德里希于是命其司机，党卫队上士克莱因停车，掏出手枪欲结果盖伯瑟克。
此时库比兹将改造的反坦手榴弹朝车上猛砸；炸裂的碎片划破右挡泥板，连同座椅碎屑深深嵌入海德里希体内。爆炸后，库比兹受伤逃走，克莱因追了上去。海德里希第一时间未发现自己受伤，仍下车向逃跑的盖伯瑟克开火，但不久即因伤势过重而放弃。克莱因未能追到库比兹，回来后又奉命去追盖伯瑟克，结果被逃跑者用左轮手枪打中两次，失败归来。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当场毙命目标，盟军也初步认定作战失败。
海德里希被送往2.5公里外的布洛卡医院，接受了霍堡医师的紧急手术。霍堡出身西里西亚，时为布拉格查理大学外科主席。于一小时内，他处理了右肺部之气胸，移除碎裂的第七根肋骨前端，缝合撕裂之横膈膜，装设导尿管，最后取出卡着手榴弹碎片的脾脏。然而，党卫队首领希姆莱将其私人医师卡尔·盖伯哈特送来。手术也因其当日下午的抵达而告一段落。29日后，党卫队的医师团完全接管了海德里希的治疗。术后治疗包括大剂量的吗啡注射，也谣传处方中含有磺胺，但盖伯哈特于1947年战犯大审中表示并没有。
在接连七天中，海德里希出现轻微的发烧及伤口流脓，但情况似乎逐渐好转。突然地，他陷入休克状态，更在第八天上午断气。医师团推论可能是伤口感染所致，也可能是脑或肺部的栓塞要了他的命。

阴谋论

下文引自《高级杀戮：生化武器密史》（A Higher Form of Killing: The Secret History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一书：
“海德里希病情之急速恶化－自轻微的外伤到昏迷，最终死亡－或许使医师团感到困惑。但细究全程，症状其实非常符合Batrachotoxin（一种神经毒素）中毒。在一天左右的缓和期后，中毒者会逐步地陷入麻痹，治疗也开始失去效用……领导德国病理学院的汉坡尔教授（Professor Hamperl），和法医学院的魏里希教授（Professor Weyrich）曾于战时联合起草一份医学鉴识报告，其中提及：可能死因包括薄壁器官的细菌感染，亦可能为炸弹碎片上含有毒物（原报告以斜体字表示），累积于肋膜、横隔膜及脾脏周围组织。’”
希姆莱之医师团对外宣布的死因是败血症，更精确的说是肉毒杆菌引发之败血症。关于这结果，有人认为座车椅的垫衬物含有马毛，随手榴弹碎片进入体内而造成全身性感染；另一推论则将矛头指向希姆莱，传闻他极嫉妒海德里希。因此，党卫队医师团的治疗及诊断报告多年来常被反复检视，以找出希姆莱动手脚的蛛丝马迹。
而根据《高级杀戮：生化武器密史》的说法，海德里希死于腊肠杆菌中毒，毒素事先放在丢出的73型反坦手榴弹中。此解释最早由波顿道国防科学实验室（Porton Down）的肉毒杆菌研究者，保罗·费德斯（Paul Fildes）所提出，但缺乏实质记载支持（特种作战部门关于此作战之文件仍为机密），他的理论终限于口耳流传，未能完全证实。
生化战理论之立足点在于改造反坦手榴弹。其前端三分之一被移除，再以胶带封住，此过程可解释为填入生化毒剂。此外，海德里希接受了良好的照顾、验尸结果未显示败血症的通常迹象（这点仍有争议性）、前面提及的医学报告不排除碎片携入毒物均为肉毒杆菌理论提及的重点。然而过程中的医疗纪录不甚完整，就所知部分而言，海德里希在七天后心搏停止，是肉毒杆菌中毒的典型结果。但关于肉毒杆菌的其余症状，则一律未曾提到。
英国在1930年代便开始实验肉毒杆菌及其他生化武器，的确有能力执行小型的生化战。1942年秋季，类人猿行动成功后，费德斯赴美要求美军化学部队开始中等规模地制造肉毒杆菌毒素-计划获得批准，并选在戴崔克基地（Fort Detrick）的“黑玛丽亚”建筑内生产。英国提供技术，美国供应原料。此事件由艾德·瑞吉斯撰述的《毁灭生物学》（The Biology of Doom）所记载。如海德里希真的死于肉毒杆菌毒素，费德斯的增产要求也就不难理解了。

报复

希特勒命令党卫队和盖世太保“蹚血翻遍波希米亚”抓到凶手，并想采用残忍的大屠杀作为开端。惟经过讨论后，他将屠杀规模减少至数千人，以维持捷克地区有足够人力投入军事工业。超过1万3000人在这波行动中被逮捕，包括库比兹的女友安娜·玛莉诺娃，她死在茅特豪森-古森集中营中。

利迪策

报复行动中最为恶名昭彰的莫过于利迪策事件。这个捷克小村庄在1942年6月9日遭到毁灭，199名男性村民被处死、95名幼童被捉走（其中德国家庭领养了8名）、195名女性村民被逮捕。

同盟国的反应

捷克流亡政府并未料到纳粹会做出如此大规模以“集体责任”为借口的血腥报复。但他们也承认就激起捷克人民反抗心而言，这次屠杀算是可接受的代价。温斯顿·丘吉尔在听闻惨剧后大怒，扬言纳粹每毁灭一个捷克村落，同盟国便回敬攻击3个德国村落。而同盟国在事后也未放弃暗杀纳粹高层的计划，类人猿行动两年后，他们更大胆地将目标设为阿道夫·希特勒，计划订名为福斯利作战，最后遭到取消。因此类人猿行动是唯一针对纳粹高层的盟军作战。
其他暗杀作战还有波兰反抗军暗杀纳粹国民政府官员的库切拉作战（Operation Kutschera）、布克尔作战（Operation Bürkl），以及白俄罗斯总长威廉·库彼（Wilhelm Kube）为佣人所暗杀一事。

追捕暗杀者

暗杀者最初躲藏于两个布拉格家庭中，之后转往圣济利禄暨圣默多狄东正教堂寻求庇护，捷克东正教戈拉兹德主教（Bishop Gorazd of Prague，1879 -1942），把他们藏在该教堂的地窖中。盖世太保遍寻不着，直到外距的成员卡莱尔·可达被捕，并在100万帝国马克赏金的诱惑下供出当地接应人员的姓名。可达的背叛造成大量庇护家庭遭到袭击。以莫拉维克一家为例，6月17日清晨5点，盖世太保冲进公寓并要他们站在走廊等待。莫拉维克太太被允许去上厕所，旋即服下氰化物自杀。莫拉维克先生则同其儿子阿塔被带往培瑟克宫（Peček Palác），当时盖世太保于捷克之总部。阿塔在里面遭到刑求，更痛苦的是见到母亲的头颅在鱼缸中载浮载沉，最后他无可奈何，言其所知。
党卫队在得知暗杀者所在地后，马上包围了教堂。然而在700多名德国士兵攻坚下，志士们皆奋战至死。其中3名，包括暗杀海德里希的库比兹，在两小时的枪战后，于祷告阁楼中被杀（亦有传闻指出库比兹突围成功，但在逃出后伤重不治）。另外4名则在击退一波党卫队攻势后，全员在地窖内自杀，其中包括盖伯瑟克。整个攻坚过程中，德军动用了烟熏逼出与消防车水攻，却仍无法抓到活口。事后党卫队的伤亡人数众说纷纭，民间传闻14死21伤，党卫队的官方数字为0死5伤。无论如何，志士们以小口径手枪和配备机枪榴弹之德军对峙了两小时，仍属不易。
戈拉兹德主教为了保护教会的其他人员，向纳粹当局表明，自己愿意担负所有责任，但情势已无法挽回。1942年9月4日，该教堂的所有东正教神父与戈拉兹德主教一同被枪决，后捷克东正教会拒绝纳粹要求对戈拉兹德主教的行为进行谴责，被惹怒的纳粹因此把圣济利禄暨圣默多狄东正教堂关闭，并限制捷克东正教会的宗教活动。1987年，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将于该事件中罹难的神职人员与戈拉兹德主教封为圣人。

政治后果及其他影响

英法两国在作战成功后将慕尼黑协议作废，两国政府同意战后苏台德区将回归捷克斯洛伐克。
纳粹官方为海德里希举行了两场大型丧礼。一场在布拉格，往布拉格城堡的路上排满了举着火炬的党卫队队员；另一场在柏林举行，纳粹高官全部出席，希特勒更追赠德意志勋章及血盟勋章。
卡莱尔·可达在1947年被捕，并以叛国罪名处死。
1943年的电影刽子手亦死（Hangmen Also Die）和希特勒的狂人（Hitler's Madman）、1964年安特塔（Atentat）、1975年的破晓行动（Operation Daybreak）均以类人猿行动为题材。而破晓行动又改编自1966年艾伦·柏吉斯所撰《破晓七勇士》（Seven Men at Daybreak）。 
在音乐方面，这段历史启发了摇滚乐团写下美好明日（A Lovely Day Tomorrow）。捷克乐团The Ecstasy of St. Theresa之后以捷克语（Zítra Bude Krásný Den）及英语翻唱此曲，收录于2004年发行，总数1942张的限量纪念CD中。美国超级杀手合唱团所写的SS-3，曲名则来自海德里希的党卫队编号。
斯洛伐克国家博物馆在2007年5月举行展览以纪念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掀起的，德军占领区中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持续抗暴行动。英国莱明顿镇（捷克自由军驻扎地之一）的杰弗森花园中也设置了一个小喷泉，以缅怀这群流落异乡者的勇敢无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