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半島與越南關係

崔致远与《补安南录异图记》（882年）

崔致远（858年 ―？）新罗金城（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沙梁部人，他所写的《补安南录异图记》是朝鲜半岛史上最早的有关越南的文字记录。崔致远是新罗末期的名儒，新罗十贤之一。十二岁来到中国唐朝，874年进士及第，进入中国官僚阶层。黄巢之乱（875年－884年）后，入唐朝政府军（指挥者为高骈）从事4年，因书写上奏文、檄文而博得名声，其中《檄黄巢书》（881年作）受到了较高的评价。885年归国，在新罗的官场就职（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其后，因对乱世绝望而离开政界，隐栖于伽倻山海印寺。
《补安南录异图记》为朝鲜半岛人民记述越南的现存最古老的史料，在考察韩越两国的历史关系、文化交流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共877字，其内容涉及安南都护府管辖地域的构成、地理位置、当地人及其习俗、生活职业，亦叙述了南诏对唐朝的武力抵抗、高骈（？―887年）的功绩、及战后处理与政策。唐柔远军从事吴降曾收集“图”并作成名为“录异”的作品，《补安南录异图记》即是该作品的补记，执笔年代为“翠华（天子之旗）幸蜀之三载”、即公元883年。吴降主要着眼于与“华”相异的事物，崔致远则补充了使南诏归顺的高骈的伟大功绩，作为吴降的“录异”的欠缺的补充。
该文的开头部分，记录了唐朝安南都护府所属的正州及羁縻州的州名与数量，即安南都护府下设置有12郡、58羁縻州，关于郡的数量，这些郡（实为“州”）名与《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比较，府城交州被省略，且安南都护府所属的苏茂州也难以确认。另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1982年）内收录的《补安南录异图记》中，注解了“虞林郡”为“虞郡”与“林郡”的误读。安南都护府下“羁縻州”的数量为58个，关于这点，以前的研究一般认为是41个，另外，44个、32个的说法在某些文献上也能找到，然而58个州的说法在其他史料上并未出现过，因此无法得知崔致远的58州的说法的根据。
根据历史背景，推考出，本书并没有参照越南相关文献史料，而是作者通过从高骈及其军队处得到的信息，独自完成的。高骈于864年被任命为都护总管经略招讨使，自越南北部压制藏缅系的南诏，在越南任职期间（864年－868年），曾大规模建筑罗成（今河内）。崔致远转战到中国东南部广州时，并没有实际踏足越南的土地，而是从高骈这样的对越南很熟悉的人出获得了信息。
关于崔致远的越南观。对于南诏，崔致远使用了夷狄用语，对越南亦认为其属于南蛮，作为属于唐朝即“华”的军事集团的文人，其将南诏及越南视为“夷”。黄巢军是从人民中间发展出来的，除了压制以外，崔主张亦要对其进行德治，而在对越南的认识上，没有超越一般意义上、传统意义上的南蛮观，存在一定的局限。

旌善李氏（1150年）

越南同朝鲜半岛间最早的交流可以追溯到约公元12世纪初。当时越南李朝的一位皇子曾来到高丽，并在此生活下来，现在的旌善李氏则是其后裔。根据旌善李氏的家谱，旌善李氏的始祖为李阳焕（朝鲜语：이양환），其为越南李朝皇帝李仁宗（李乾德）之子，在一次与中国和高丽的商贸旅行后，决定留在当时的高丽国。而一些韩国和越南的史学家则认为旌善李氏的始祖为李仁宗之养子（第三子）李阳焜（字：元明，越南语：Lý Dương Côn／李陽焜、朝鲜语：이양혼／李陽焜），其为李阳焕的弟弟。公元1150年，水军都督李阳焜带领家人乘船来到朝鲜半岛，以避免在当时的皇位争夺中被杀。而旌善李氏后人则称其先祖是为躲避金朝侵略而来到高丽庆州的。据保存于韩国国家图书馆的《旌善李氏族谱》记载，李义旼（朝鲜语：이의민／李義旼、越南语：Lý Nghĩa Mẫn／李義旼）为李阳焜的六世孙。李义旼为朝鲜高丽王朝时期武人政权的第三位独裁者。1183年，庆大升去世后，李义旼夺权。他统治高丽13年，直到1196年被崔忠献杀死。

花山李氏（1226年）

数十年后，另一位越南李朝英宗的第七个皇子李龙祥（越南语：Lý Long Tường／李龍祥）在得知李朝将被陈氏篡权之后，带领家人和数千家臣和侍从乘船来到朝鲜半岛。李龙祥和他的随从们于1226年到达高丽。他的到来亦给高丽带来了越南的兵法，这在高丽对抗蒙元的战争（蒙古高丽战争）中发挥了一些作用。1995年12月，韩国放送公社（KBS）播出了一部关于李龙祥的报道。
传说高丽高宗（1213-1259）曾梦见凤凰从南方飞来他的国家，于是他下令黄海道海州的地方官员给越南来的人们以贵宾式的欢迎，并允许他们在附近的地方有一片自己的领地。李龙祥因此成为了瓮津郡花山李氏的首领。1958年11月6日，韩国总统李承晚在访问南越时，曾向当地媒体称自己是李龙祥的后裔。
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内所藏的李承哉编著的《花山李氏世谱》记载，越南李朝（1010年－1225年）末期，高丽王朝（918年－1392年）高宗在位时，越南李朝的王子李龙祥曾逃到越南国外，来到高丽国黄海道瓮津郡北面花山洞里。蒙元侵略高丽时，此王子对蒙古军抗战有功，高宗赐予其“花山君”的爵号及食邑。其为花山李氏的始祖。
1992年韩国与越南邦交建立以后，花山李氏一族展开了探寻先祖的工作，1994年，花山李氏的代表们访问了李朝皇室发源地，越南北宁省慈山县庭榜（越南语：Đình Bảng/）村，参拜了李朝先祖的祠堂，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近年，越南的年轻人间韩流受到欢迎，花山李氏的子孙的交流活动也很受到重视。
根据序的记载，《花山李氏世谱》1706年首次作序，其后1777年、1837年、1873年、1917年进行过修补。且最新版的花山李氏的族谱于1987年、2004年进行过修谱。在这些序文中，其最初的版本内并未记载越南王子李龙祥的事迹，始祖为越南皇族出身也未记载，从1777年的第二修谱至第五修谱的序中，才开始强调始祖李龙祥的事迹。
关于李朝第七代皇帝李龙翰的弟弟李龙祥出国并成为花山李氏的经过，《花山李氏世谱》中的叙述如下。李龙翰（书中作“李龙𣉙”）即位时，嗣子尚年幼，弟弟李龙祥贤德兼备，有禅譲的意志。李龙翰临终前曾遗教，年幼的惠宗（李旵）即位后将国政委托于叔父李龙祥、平海公君苾及陈煚（书中作“陈日照”）此三公。而后陈煚与皇帝的姐姐昭圣公主结婚，并专断国政，李龙祥与苾一同效仿殷商的典故，带着祭器往东方逃离，后来到朝鲜。然而，关于此李龙祥出国至到达朝鲜黄海道的经过，不能确定其是史实还是传说，需要进一步探讨。

《明心宝鉴》相关（13-14世纪）

《明心宝鉴》 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中国，辑录者或整理者是范立本。但现在（2005年前后）有人误解以为其是高丽末期的秋适所撰。后该书传播至中国周边的国家及西班牙等欧美国家。而后在中国失传。
可追溯到高丽时代编纂的《明心宝鉴》在13至14世纪传到越南，并在儒学者中很受欢迎。最近（2005年前后）发现越南仍存留此书并被出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学者狄培理教授1960年访问西贡儒林时，见到过现代越南语版的《明心宝鉴》。

赵完璧相关（1597年）

赵完璧是朝鲜时代中期的学者，字重国，生卒年不详，本贯为白川（朝鲜语：배천）。根据《赵完璧传》，“弱冠”（20歳）、“年少”时逢丁酉倭変（万历朝鲜战争，1597年），后被日军俘获，并带往日本的京都。另一方面，《国朝榜目》（科举合格者名簿）中，朝鲜王朝朝鲜明宗（1545年－1567年）时代1549年的进士及第者中、有“赵完璧”的名字，并记载了其出身地晋州白川。而1549年时，其并非“弱冠”“年少”的年龄，这些史料中究竟哪个是正确的仍是疑问。由各种版本的《赵完璧传》推测，他是故掌令河晋宝的侄孙女之婿，推测他的妻子也为两班出身。河晋宝也为晋州出身，1555年考中进士。
《赵完璧传》 起初是归国后的赵完璧所著的主要记录其10年海外经历的自传，后来赵完璧本人写的自传现在失传，后世的一些文人们的文集内则收录了《赵完璧传》。书中描述了朝鲜晋州出身的士人赵完璧在海外的生活经历，他曾被俘获至日本，后来来到越南。赵完璧于1597年被俘往日本，1607年回到朝鲜，并将经历告诉了金润安（？，Kim Yun-an），后，金将此告诉郑士信和李峻（？，Lee Jun）。1611年，此二人将该故事记录下来并写成《赵完璧传》（收录于《梅窗先生文集》）和《记赵完璧》（？，Gi-Cho Wan-beok），另外，1611年至1614年间，李睟光也写过《赵完璧传》，并收录在其《芝峯先生集》中。这些版本的《赵完璧传》都叙述了赵完璧在越南的见闻，而在某些细节处稍有差异。
《国立晋州博物馆·壬辰倭乱》的书中记述，意大利商人卡尔莱蒂（日语：カルレッティ）在长崎初见赵完璧，买了五个朝鲜小孩并带往印度的果阿邦，在当地放了4人，又回到日本，这些在卡尔莱蒂的旅行记（《世界周游记》）都有记载。而旅行记中并无赵完璧的名字，《赵完璧传》中也未提及从长崎到果阿邦的事，《国立晋州博物馆·壬辰倭乱》中的记述可能存在误解。
赵完璧被带到日本后，其文才被人们认定，并被“主倭”（商人角仓了以）雇佣，约定渡航之际放人，他乘坐日本的朱印船，1603年开始连续3次往返当时的安南，1次往返吕宋（菲律宾）。放人的时候，誓约书数度被反悔。因此其在海外期间约有10年（1597－1607），1607年时赵完璧遇到了归国的机会。这一年，修好（邦交回复）、回答兼刷还（答复国书及放还被虏人）使的归国之际、两国的被虏人员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10年后归国的赵完璧，老母和妻子仍生活如旧，对能活着再会感到无限感慨。归国后，赵完璧作为叙述者，将自己的见闻与体验作成了传记《赵完璧伝》。书中记述了越南这个未知国度的人民、风物和文化，真实体验到了南方的世界中的汉字文化圏。比如，渡航中被龙（鲸）袭击的时候、燃烧鸡和硫黄，用这个臭味把龙驱散；与越南的高官郑剿（文理侯、宦官）以及知识分子的交流等。

越南商人的济州岛漂流记录（1612年）

根据“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巻15）壬子二月初”的记载，1612年，一些越南和中国（明朝）南京商人曾漂流到济州岛。当时的济州牧使李箕宾与判官文希贤从船的形制判断出漂流者不是倭寇，并按惯例接待了商人们，数日后朝鲜官员们发现了船上的大量宝物与金钱，遂将商人们杀害以掠夺船上的财宝，数百条无罪的生命被杀害。最后，朝鲜人将船烧毁，并将此事虚报为倭寇。

济州岛吏民的越南漂流记录（1687年）

1687年，济州岛曾有吏民漂流到安南，其归国后，郑东愈（1744年―1808年）的《昼永编》 将他们的漂流记录收录下来。根据郑东愈所述，1727年，译官李齐耼到济州岛出差时，与曾漂流到安南的高商英会面，听取了其漂流的始末，写成漂流记。这个安南漂流记为1788字（其中的漂流记本体为1282字）的汉文（文言文）。高商英曾到达会安，受到当时越南南方阮主政权的阮福濒的接见，并被询问了有关越南太子为朝鲜人杀害的传闻。
1687年，济州岛的吏民24人在楸子岛（济州岛北济州郡楸子岛）的近海处遭遇大风，在海上漂流了17日，后遇巡逻船，在其保护下一同航行到了越南会安郡明徳府（现广南省，越南中部的贸易港）。朝鲜人同当地的官员用笔谈问答，越南人认为过去越南太子为朝鲜人所杀，为此准备杀掉他们以复仇，后来一位举止端庄的的妇人前来调解，命令他们将漂流者送回的岛上。后来，5人来到当时的越南首都昇龙，谒见了越南皇帝黎熙宗（黎维袷），并被赐予酒食、米一石、钱三百。朝鲜人归国前，黎熙宗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日期为正和九年（1688年）七月二十二日的移文（官文的一种），此移文为明德侯吴为奉越南皇帝之命所写（此人名未在当时的越南文献中出现）。中国商人朱汉源、船戸（船舶所有者或驳船业者）陈干等人将朝鲜人送归本国。此商船于1688年8月7日出帆，途经宁波府（浙江省鄞县）、普陀山（浙江省杭州湾东端），于12月抵达济州大静县。此越南漂流记的史实依据，可在《肃宗实录》卷20、1689年2月辛亥条中的关于送还时的朝鲜王朝的对应记事中找到。郑东愈《昼永编》内收录的越南漂流记录，是记载当时越南的状况的很有价值的史料。例如，可以看出救助朝鲜漂流民的武装“巡逻船”海上防卫时的巡视情况；另外，被救助的朝鲜漂流民与越南人的交流、传达意思的方式，由于同属汉字文化圈，而多使用笔谈，言语文化的共通性也是朝鲜漂流民得以获救并最终归国的要因之一。
漂流记中叙述了很多关于越南自然、社会及文化的情况。例如，“土地肥沃，水田较多，居民多三子五女（子女多、女儿多），气候则为四季如春般温暖”；亦记述了诸如牛、猴子、象、孔雀，槟榔树、芭蕉、棕榈、黑檀、白檀、龙荔、姜等多种珍奇的动植物；衣食方面，穿着宽袖的单袗（单衣）、“1年内可获蚕桑五次、稻米三次，衣食丰饶、无饥寒之忧”。漂流记着重叙述了在越南当时的社会中女性地位较高的事情，如，因为越南王子被朝鲜人所杀的传闻，越南人威胁说要复雠时，“挙止端雅”的一位妇人出现，以“尔等勿哭。我国本无杀害人命之事。欲留则留、欲去则去”的文书示于众人，命令士兵们将朝鲜漂流民送回岛上，漂流民们因一位妇人而获救。漂流记中明确记述了越南国内一般来说“男贱女贵”。此表达是否适切尚有待考量。而从历来的关于社会生产劳动者、财产继承者、不动产所有权者、重要职务的担当情况等方面的研究来看，当时的越南社会与朝鲜、中国及日本相比，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対较高的判断是可以被证明的。
朝鲜漂流民们在会安郡明徳府层险些被杀害。当时的情况在书中的叙述为“又书示曰、我国太子、曾为朝鲜人所杀。我国亦当尽杀尔等以报雠。渠等见书、放声号哭。”。与此相关的越南太子被朝鲜人杀害的事情，并未在越南和朝鲜的史书中发现，而仅存在于当时的越南国内的民间传闻中。另外，描述漂流故事的文学作品张汉喆的《漂海录》（1771年作）中记述，1770年张汉喆等人从济州岛出航后，遭遇突然刮起的暴风而漂流，后被去日本做豆类交易的越南商船所救。而当越南人听说他们是耽罗（济州岛）人后，因以前的安南世子（太子）船只失事后漂到耽罗时被耽罗王（事实上为济州岛牧使）杀害的事，引起了越南人复雠的愤怒，而将朝鲜人再度弃于大海。后来，奇迹生还的张汉喆将此事记录了下来。从这件事看出，朝鲜人杀害越南太子的传闻，与史实不符，很可能是当时越南存在的一种误传。

使节团在中国的会面

通过水手和漂流民而形成的交流是少数且非官方的，相比较而言，两国的外交使团在中国的会面则更为频繁。1500年朝鲜的正朝使金永贞与副使安处良记录下了“与安南国使臣三人一同班列于殿上”等朝鲜使臣与安南使臣共同出席官方行事的事例。此外，偶尔也有积极表明兴趣并尝试互相交流的朝鲜使臣。1528年开始，朝鲜使臣详细地向朝鲜朝廷汇报了安南的莫登庸假借禅让篡夺黎朝帝位的过程及中国方面的对应方式。1612年、1614年、1615年，出使中国的许筠（1569～1618）向朝鲜介绍了及第明朝的宾贡科并参与管理活动的安南人。1785年朝鲜的谢恩正使朴明源（1725～1790）与副使尹承烈通过状启的别单向朝鲜朝廷报告了安南的肉桂与藿香的相关信息。此外，越南使臣所作的关于中国通州驿楼的三篇诗文也由使臣介绍到朝鲜，并在金正国（1485～1541）与张维（1587～1638）的文集中有所记述。1578年，作为朝鲜的贺至使书状官出使明朝的李廷馨（1549～1607）亦与越南使臣阮荘等于玉河馆门写下诗文并传入朝鲜国内。
两国使臣间更积极的交流在于直接的对诗交流，如1458年朝鲜使臣徐居正（1420～1488）与安南使臣梁鹄、15世纪下半叶朝鲜使臣曹伸与安南使臣黎时举、1481年朝鲜使臣洪贵达（1438～1504）与安南使臣阮文质及阮伟、1488年朝鲜使臣黄㻶（1464～1526）与匿名的安南使臣、1496年朝鲜使臣申从濩（1456～1497）与安南使臣武佐、1518年朝鲜使臣金安国（1478～1543）与匿名的安南使臣、1519年朝鲜使臣金世弼（1473～1533） 与匿名的安南使臣、1598年朝鲜使臣李睟光（1563～1628）与安南使臣冯克宽（1528～1613）、1691年朝鲜使臣闵黯与匿名的安南使臣等。 尤其是李睟光与冯克寛的交流在两国使节团中较为典型。
另外，从朝鲜的各种燕行录中亦可看出朝鲜使臣们对越南的兴趣。1766年访问北京的朝鲜使臣洪大容（1731〜1783）记录道“安南国每六年中朝贡两回”，1777年的朝鲜副使李押除了朝贡回数也介绍了越南的文化、风物等。同样，朝鲜人朴趾源也通过使行中国，将北京至安南的距离、安南的学问、风土、桂皮，以及基于中国人旅行记《海外记事》的越南的地理环境、特产等介绍到朝鲜。
朝鲜人徐浩修（1736～1799）的《燕行纪》与李睟光的《芝峯集》、《芝峯类说》一样记载了大量越南相关信息，此外，书中也通过问答的形式敏锐的观察和分析了当时越南的社会氛围。
越南黎朝昭统二年（1788年），学者裴挥璧编纂了《皇越诗选》。其中亦收录了一些越南使臣与朝鲜使臣在中国邂逅而作的酬唱诗，其中包括冯克宽诗一首，阮公沆二首，段阮俶一首，胡士栋一首，共五首。
虽然越南和朝鲜使臣的这些会面都是在第三国进行的，且交流的时间较短也并不十分充分，但通过其留下的酬唱诗和问答也可以了解两国当时的文化和信息。这些作品中充满了同在一个汉字文化圈中的同文同轨意识。

黎贵惇与洪启禧

18世纪，两国使节团的交流更趋频繁。1760年至1762年，越南史上的著名学者黎贵惇与朝鲜使臣洪启禧在中国会面并对诗。黎贵惇将这段事实记录在了他的著作《北使通录》及《见闻小录》中，使其在越南广为人知。

徐浩修与安南君臣

1789年，阮惠在取得安南政权后，遣范公著假装自己，带臣子前往燕京为乾隆帝祝寿。朝鲜使臣徐浩修与阮惠随行使臣潘辉益中国会面。徐浩修将他们的交流记录在其著作《燕行纪》中。同时，徐浩修用明知故问的形式，抨击安南君臣朝觐乾隆帝时改换满清服饰的行为。 甚至几十年以后，朝鲜使臣姜时永还在批评当年安南国王改换衣服，还不如暹罗。

十九世纪晚期

十九世纪后期，国际关系频繁，有关朝鲜的国情、文化等方面的概况，亦为越南人士所认识。如中法越南战争期间，奉阮朝之命到中国天津官员阮述，便透过天津诗人梅小树（名宝璐）了解到朝鲜贡使闵翰山（名默闻）的诗，以及听闻到朝鲜“以对句取士”的情况。 另外，阮述又把朝鲜产高丽参、地理建置上的八道、官僚架构等情况介绍到越南。

《越南亡国史》相关

越南著名独立运动领袖潘佩珠与梁启超于1905年共著《越南亡国史》一书。该书很快受到当时韩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并在短期内出版了3个译本，其中之一为玄采1906年译本。由于越南先于韩国沦为殖民地，记录这段不幸历史的《越南亡国史》成为了大韩帝国末期的民族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之一。潘佩珠曾提及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人物赵素昻（조소앙）。

在越脱北者

2004年以前，越南被描述为朝鲜脱北者的“首选东南亚避难经路”，主要是由于其较少的山区地形。虽然越南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与朝鲜保持着外交关系，但随着韩国在越南的投资日益增加，促使河内方面悄然允许朝鲜难民过境首尔。在越韩国人的增加也成为了吸引脱北者的重要因素。越南的4个最大的脱北者避难所（safehouse）即由在越韩侨所建，许多叛逃者表示，他们选择穿过中越边境进入越南正是因为这些避难所的存在。2004年7月，468名朝鲜难民被空运到韩国，越南最初试图掩饰自己在空运中的角色，交易之前，韩国政府的匿名消息来源甚至只会告诉记者，脱北者来自“某不明亚洲国家”。空运事件之后，越南加强了边境控制，并将几个避难所的运营者驱逐出境。

近现代的官方交流

如果说韩越两国古代的交流多离不开中国因素，那么近现代的两国的外交关系则与美国有着重要的联系。越南与朝鲜半岛政权的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在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而由于越南政治的激变，两个完全不同的外交关系被开启。通过1954年7月签订的《日内瓦公约》，越南被分为两个政权。一七线（北纬17度线）以北为共产党政权的北越，以南为南越。

韩国与南越

南越的第一届政府在1956年成立并由吴廷琰领导，1956年10月，韩国与南越（越南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60年代，基于美韩的伙伴关系，韩国于越战当中出兵协助美军及南越政府作战。1965年5月17日至25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出访美国，与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协商。据当时所达成的协议，韩国须出兵五万，加入越战。在整个60年代，韩国派赴越战的兵员，达30万之多。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因为越柬战争时朝鲜给西哈努克提供一段时间避难，北越与朝鲜两国关系趋于冷淡。

革新开放后的越朝关系

自1957年胡志明访朝之后，两国高层缺乏接触，1970年代起双方关系恶化，其后虽然保持外交关系，但相当冷淡。1992年越南和韩国建交后，越南政府的消息显示，1996年以后两国经贸关系几乎为零，直到21世纪初两国领导恢复互访。 2007年10月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受金正日邀请访朝。 金正日亲自接送农德孟，规格颇高。对于两国关系的回暖，意识形态的作用难以忽视，但各自在经贸和国际地位上各取所需，也可视为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