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惕思

早年生涯

艾惕思为苏格兰人，1914年6月11日生于英国伦敦，他的父亲查尔斯·艾迪斯爵士（Sir Charles Addis，1861年－1945年）是银行家，早年加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长年于远东工作，后来返回英国历任汇丰银行高级经理和伦敦委员会主席等职；母亲伊芭·麦基萨克（Eba McIsaac）是苏格兰小镇索尔特科茨（Saltcoats）市长詹姆士·麦基萨克（James McIsaac）的女儿。艾惕思的父母共育有六子七女，他是家中第五子，在十三名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十二；其中，他的三哥威廉·艾迪斯爵士（Sir William Addis，1901年－1978年）为殖民地官员，曾任塞舌尔群岛总督；另外四姊罗比娜·艾迪斯（Robina Addis，1900年－1986年）是英国第一代精神科社会工作者。艾惕思1928年至1932年入读拉格比公学，1933年升读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主修西洋古典学，到1936年毕业，期间曾经是哲学家A·J·艾耶尔的学生。他在拉格比和牛津的学业成绩同样杰出，并屡获奖学金。

在华经历

大学毕业后两年，艾惕思于1938年10月以三等秘书身份获外交部聘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于1940年12月出任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爵士的助理私人秘书，其后于1942年8月调派到盟军地中海总部任职，受时任英国驻地中海钦差麦美伦差遣担任民事联络官。在地中海初期，艾惕思主要在北非阿尔及尔工作，期间于1943年10月获擢升为二等秘书。其后，他在1944年7月调到意大利，复于同年9月调往法国巴黎。随着大战步入尾声，他于1944年12月调返伦敦外交本部，直到大战结束为止。战后，他于1945年10月被借调到财政部，于唐宁街10号首相府出任时任工党首相艾德礼的其中一名助理私人秘书，一任接近两年。
1947年8月，艾惕思重返外交部升任一等秘书，并跟随父亲的足印前往远东，于同年11月调到中国南京任职于英国驻华大使馆，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国大陆局势动荡不稳，最终以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国共产党在同年10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告终。中共建政之初，中英关系前景未明，及至1950年1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率先宣布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中共与英国双方才建立起非正式的外交关系，而艾惕思也在同年2月跟随英方外交人员迁到北京办公。可是，当英国在同年7月出兵支援联合国军和美军参与韩战，导致中英关系陷入低潮后，他于1951年6月被调返英国伦敦，出任外交部中国及韩国司助理，负责分析冷战下的两地局势。
1954年4月至7月，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和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在瑞士召开日内瓦会议，商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问题，身为英国代表团团员的艾惕思也有参与。此前，北朝鲜与韩国于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为持续三年的韩战写上休止符；至于在越南方面，法国殖民地当局由1946年起与由胡志明领导的越盟爆发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而1954年3月奠边府战役爆发后，法国更在越盟步步进逼下节节败退，急欲撤出越南。在这个背景下，法国并不希望朝鲜问题拖累其撤出越南的计划，而另一方面英国也不愿越南问题波及其在东南亚殖民地的利益，因此两国在会议期间都不支持由韩国一方提出的统一方案，避免引起共产主义阵营的强烈反弹，以寻求尽早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艾惕思在1954年6月的内部分析也指出，英国“如果实际上牺牲我们初生可怜的韩国，换取在印度支那达成和解，这将会是值得的”。结果，日内瓦会议成功为越南促成停战协定，并达成法国撤出越南和把越南临时分为北越和南越等共识，会议也为南北越统一订下一个方案；相反，会议最终却无法为两韩统一达成任何协议。
除了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日内瓦会议也为中英关系改善带来契机；会议期间，时任外相艾登在日内瓦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促成两国于1954年6月11日公布中方同意在伦敦派驻代办，而英方自1950年起派驻北京的代办，也正式获得中方承认。随着中英关系改善，艾惕思的职级于1954年9月获擢升为第六级主任，并于同月第二度被派往北京，出任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兼总领事，任内曾于1956年署任代办一职，以及于同一年获资助学习中文。艾惕思在华前后三年，到1957年8月才奉调返回英国，出任外交部南方司司长，任内于1959年获英廷颁授CMG勋衔。

升任大使

1960年1月，艾惕思奉派到老挝万象出任英国驻老挝大使，同年2月起兼任总领事一职，任内他见证印度支那地区陷于纷乱局面，南北越双方除了未能就统一问题达成共识，在1955年全面展开越战外，他身处的老挝也因为胡志明领导的北越介入，自1953年起爆发由该国共产主义组织巴特寮向老挝王国发动的老挝内战。他在老挝任职期间，一班中立军人更于1960年8月在首都万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亲美右翼政府，其后由中立派领袖梭发那·富马亲王出任首相，负责筹组由左、中、右三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事件中，艾惕思认为梭发那过去声望较佳，美国应给予全面支持，才能稳住局势；结果他不理会美国的顾虑，率先成功促使英政府表态承认中立派领袖梭发那筹建的政府；他后来曾私下指出，如果当时意见不获接纳，更会提出辞呈。不过，梭发那旋于同年12月被中立军人推翻，随后亲美的右派军事领袖富米·诺萨万反攻，成功击退万象的中立军人，结束军事政变。
华府一直希望把老挝培植成为对抗北越的反共基地，但艾惕思认为美国愈是要强行在老挝建立亲美或反共政权，就只会更容易被巴特寮和北越推翻；相反，他指出在老挝建立中立政府，对老挝本身和西方国家最为有益。军事政变结束后，各方在美苏等多国介入下展开多次谈判，而当时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1年1月上台后，华府开始对富米连番军事行动失利感到忧虑，加上富米难于驾驭和合作，逐渐促使美国转而支持由中立派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但美方始终对中立派的中立性存疑，又认为艾惕思对右翼的富米存有偏见。虽然如此，美国后来因为富米不愿听从建议组织三方联合政府，决定中断对富米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到1962年5月，巴特寮与北越违反1961年5月达成的停火协议，攻克富米位于老挝西北部军事重镇南塔，标志着执政右翼政府失势。
事后，艾惕思联同美国大使温思罗普·G·布朗（Winthrop G. Brown）和法国大使皮埃尔·法莱兹（Pierre Falaize）说服老挝右翼政府暂缓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的行动，以免局势一旦恶化会影响当地成立联合政府的可能。各方经谈判后，最终由梭发那·富马于1962年6月再一次筹组三方联合政府。然而，联合政府内部很快就因为军队整合问题陷入不和，内战迅即于翌年重燃，更使老挝进一步卷入越战的漩涡之中。连串事件促使北越、苏联和美国等国深入介入老挝内战，不单使老挝局势升级，也使老挝成为越南以外冷战时期另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阵营较劲角力的地方。艾惕思任内就老挝和越南问题与美方出现分歧，使其意见变得不受欢迎；而他卸任后于1964年撰写的私人函件中，则对于1962年筹组的联合政府未能为老挝带来持久的和平，感到惋惜。
艾惕思在万象任职仅两年，便于1962年9月以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院士身份，获英政府补送到美国深造。本身熟悉远东和印度支那地区事务的他，一心希望能够应用自己的第一身外交经验与美国学者展开交流，然而，由于他的观点不入美国社会主流，对他构成一定的困扰。他在美国深造期间也曾经展开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并于1963年出版《中印边界问题》（The India-China Border Question）一书，尽管研究是经过深入有力和详细的分析，而且研究范畴也绝不是与国际局势毫不相干，但作品始终未能在哈佛中心引起重视。
1963年8月，失意于哈佛中心的艾惕思重返外交部，到菲律宾马尼拉出任英国驻菲律宾大使，相比起老挝，艾惕思在那里渡过了平和的七年；在任内，他没有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首都和周边地区，相反，他热衷于走访菲律宾各个岛屿，四出访问、出席地方活动和发表演说，负责推进英国在当地的利益。他不单止在菲律宾广交好友，更差不多把那里视作自己的第二个家。到1970年，在外多年的艾惕思获调回英国伦敦，于帝国国防学院（同年改称皇家国防学院）出任高级民事讲师。

驻华大使

艾惕思热爱中国，曾经说过中国是值得“一个人要么献出一生、要么就离开的国家”（"This is a country to which one should devote one's life or go away"）；可是，自从他第一次出仕中国以后，他的“中国通”身份却成为他仕途的绊脚石，外交部内某些高层对他的中国背景怀有偏见，某程度也导致他的仕途有一段长时间未能再更上一层。另一方面，自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爆发后，中英关系原本因为1967年的香港左派暴动和同年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而陷入低潮，尽管后来事件平息，但两国关系一度停滞不前。直到后来中共对西方国家释出善意，而中国与美国透过1971年展开的“乒乓外交”与美国总统尼克逊于1972年2月历史性访华，也使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出现改善。1971年10月，中共正式取代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且成为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唯一代表；同月，中英双方随即达成协议在1972年3月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实行互派大使，艾惕思遂获外交部选定接替谭森出任英国驻华代办，以候任大使一职。1972年1月，第三度出仕中国的艾惕思抵华履任代办一职，同年3月13日，他终于达成多年来的心愿，正式过渡成为首任英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就任驻华大使后，艾惕思见证中英关系的不断改善，他除了安排保守党籍外交部政务次官罗义尔（Anthony Royle）于1972年6月访华，会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等人外，同年10月再进一步安排时任外交大臣何谟爵士到北京会见姬鹏飞等人，标志着两国关系重上轨道。随着中英关系的改善，两国也在香港前途问题上取得一定的默契。1972年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化特别委员会，要求将香港和澳门剔出殖民地名单。建议随后于同年6月15日获委员会通过，并转交联合国大会表决。该名单所包括的地方，均属联合国认为应该实行非殖民地化，最终迈向独立的殖民地。有关行动反映中共不承认香港和澳门的殖民地身份，然而，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主张对华友好，结果身为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英国，没有在联合国大会行使其否决权，让建议在1972年11月8日获得大会批准。英方连番友好举动，反映出英方也同意透过外交手段，而非对待殖民地的一贯方法，来处理香港问题。
此后，艾惕思在任内推动了一系列的中英交流活动，当中包括促成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白相国于1973年1月率领庞大贸易代表团到访英国，以及在同年3月由贸工大臣彼得·沃克主持在北京揭幕的英国大型工业技术展览会。该次展览会有超过350家英国企业参展，展出包括航空、机械和电子等领域的产品，是外国历来在北京举办最大型的商业展览会。1973年6月，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出访英国，促成时任保守党籍首相希思卸任后于翌年5月以保守党党魁身份，前往中国拜会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人。在文化交流方面，艾惕思在英国文化协会协助下，成功安排伦敦爱乐乐团于1973年3月到北京演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有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管弦乐团访华演出。此外，经艾惕思的构思和建议，皇家美术学院后来还于1973年底到1974年初在伦敦伯林顿府会址举办中国文物展览会，展出上至史前时期、下至元朝的青铜器和瓷器等385件文物，全部都是由中方过去数年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出土。该次展览会也是皇家美术学院自1935年至1936年以来首次举办中国文物展，惟展览会举办的时候，艾惕思已先于1974年6月退休卸任，而驻华大使一职则由外交部助理次官尤德接替。为肯定他多年来在外交工作方面的表现，艾惕思在任驻华大使期间于1973年获英廷颁授KCMG勋衔，成为爵士。

古玩收藏

自少热爱中国文化的艾惕思，早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华从事外交工作时已爱上中国陶瓷等古玩，其中尤爱明代青花瓷。期间，他从坊间购入不少古代瓷器，又结交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和冯先铭等中国古代陶瓷权威，开始对中国古代陶瓷展开深入的业余学术研究。1957年在华任满返回英国的时候，由于他展现出对中国文化的热忱，再加上他的外交身份，因此他获当局特别准许把重要的藏品带回英国。此后，他多次在英国的《东方陶瓷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发表有关中国古代陶瓷的文章，初期发表的文章主要以宋明红釉等为题材。
1963年至1970年任职驻菲律宾大使期间，艾惕思在空余时候曾多次参与当地有关中国古瓷器的考古发掘工作，又记录出土文物的资料，并促成在当地举办马尼拉出口瓷器研讨会。他认为，中国福建省德化县在宋元时期是全国瓷器生产中心之一，且多作外销，在菲律宾出土的不少德化瓷，即为佐证之一。菲律宾的考古发现，使他后来提出学界应该重点研究东南亚地区出土的中国古代外销瓷器，认为有关研究对了解中国陶瓷史很有帮助。艾惕思在1970年卸任离开菲律宾后，仍不时重返当地，以了解当地考古工作的最新进展。
艾惕思在1972年至1974年出任驻华大使期间，正值中国与西方关系改善，这使他在任后期得以到访中国境内不少窑址考察。1974年从外交部退休后，他旋于1975年当选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当代中国研究高级研究院士，其后于1982年起改任编外院士。透过牛津大学院士的身份，他得以继续定期访问中国，历年来他到过江西省景德镇、福建省德化县、泉州市和厦门等地的窑址和考古场地。当中，他对景德镇瓷器特别感兴趣，曾先后于1973年、1980年、1981年和1982年访问当地，另外又与景德镇陶瓷历史专家刘新园就元明两代景德镇瓷器展开深入的学术交流。1982年11月，艾惕思还获邀到上海担任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主席团成员，其后在11月25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总结讨论会的经过。
另一方面，对中国古陶瓷具深入认识的艾惕思，退休后即于1974年至1977年出任英国的东方陶瓷学会会长，另外于1977年至1979年出任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顾问理事会理事，以及在1977年分别获委任为大英博物馆信托人和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专家顾问理事会理事，与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的关系特别密切。1978年和1979年，他先后出版《从年代可考墓穴出土的中国陶瓷》（Chinese Ceramics from Datable Tombs）和《艾惕思藏品的中国陶瓷》（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ddis Collection）两本著作，其中后者介绍了他于1975年捐赠予大英博物馆22件具高度艺术价值的明代景德镇青花瓷。除了中国陶瓷，他生前还向大英博物馆捐赠过其他古玩，其中包括两件韩国李氏朝鲜时代的青花瓷碗等。

晚年生涯

艾惕思退休后除了投放大部分时间到中国陶瓷以外，凭借其外交背景和在华经历，他在英国也获分别委任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董事、巴克莱国际银行顾问和英中协会顾问等职。曾多次以私人身份到访中国的他，还于1975年7月在北京获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接见。艾惕思在英国伦敦、伦敦市郊根德郡唐桥井（Tunbridge Wells）和牛津大学沃弗森学院三地都有居所，不过他到晚年始终醉心于研究中国陶瓷，并经常穿梭于中英两国。然而，1983年6月，他把刚写好的学术文章〈论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发展〉邮寄给远在中国的刘新园校阅，惟后者未及回信，他却于同年7月31日猝死于根德郡唐桥井，终年69岁。
根据生前订立的遗嘱，艾惕思身后把遗下的中国古代陶瓷藏品尽数捐给他生前担任信托人的大英博物馆，尽管他的中国陶瓷藏品数量不算庞大，但全部都是精选，当中又以15世纪的明代青花瓷为主。此外，他生前收藏的一批古代中式家俱和其他中式衣服藏品，则在身后捐给他曾任职于顾问理事会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艾惕思生前也有一批伊斯兰艺术品，这批藏品后来遗赠予大英博物馆，促成馆方于1989年开设命名为“艾惕思展览厅”（The John Addis Gallery）的伊斯兰艺术品常设展厅。至于有关艾惕思生前的私人资料和相关文献，现存放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供人研究和查阅。

个人生活

艾惕思信奉基督教，终身不娶的他无儿无女，收藏中国陶瓷等古玩成为他的最大兴趣，他除了是英国的东方陶瓷学会会员，还于1974年至1977年出任该会会长。艾惕思也喜爱弹钢琴和园艺，他尤爱栽种来自中国的杜鹃花属，并且是皇家园艺学会会员。此外，艾惕思生前有三个习惯，其一是每天必定会花半小时阅读《圣经》和珍·奥斯汀的《简·爱》；其二是他认为室外新鲜空气有益健康，所以无论身在何方，例如在寒冬时的北京抑或是炎夏时的万象，他总会打开办公室的窗户保持空气流通；其三是每天五时正，他必定会放下工作，花时间散步或打网球，作为保持健康的方法。艾惕思生前是伦敦绅士会所布德尔会（Boodle's）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