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茵·兰德

早年生涯

兰德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是四名女儿（艾丽莎、娜塔莎、诺拉）中的长女。她的双亲是季诺维尼·日诺维耶夫娜·罗森鲍姆和安娜·鲍里斯欧娜·罗森鲍姆，两人都是不可知论和不信神者。在她年幼的时候她便已展现出对文学和电影的兴趣。她在7岁时开始撰写电影剧本和小说。
她的母亲教她法文，并且订阅了一份以男孩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杂志，在杂志的连载故事中兰德发现了她第一名童年英雄：希罗斯·帕东（Cyrus Paltons），一名虚构的印度军官故事，故事名为“神秘的山谷”。在她幼年岁月里，她阅读了司各特、大仲马和其他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并表达了她对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强烈热情。在13岁时她开始接触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很快便深深酷爱他的小说。后来她称雨果为她最喜欢的小说家、以及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
当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时兰德只有12岁，她全家原先的平静生活都因布尔什维克的崛起而打乱了。她父亲的药房被苏联政府所没收充公，全家逃至克里米亚以求恢复经济状况。当克里米亚于1921年也被布尔什维克攻陷时，兰德烧毁了她的日记，以免日记中强烈的反苏联言论被发现。兰德接着回到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以就读大学。她在列宁格勒大学社会教育系主修历史。大学期间她在文学上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弗里德里希·席勒、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爱德蒙·罗斯坦德。她欣赏罗斯坦德作品中的浪漫想像、和席勒的华丽风格以及英雄般的布局。她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戏剧感和他强烈的道德判断力，但却强烈反对他的哲学观和他对于生命的态度。她在大学里的社会教育系完成了为期三年的课程，在1924年10月13日顺利获得了毕业证书（证书编号No. 1552）。
她也接触了尼采的哲学理念，极为欣赏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里所表达的，对信奉利己主义、并反对利他主义的独立个人的英雄式崇拜。但后来在她接触了更多尼采的作品、发现他的哲学中心是“力量即为真理”后，便相当厌恶他的哲学观。
兰德继续写作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她在1924年进入电影艺术学院学习电影剧本创作；不过在1925年底，她获得了前往美国探亲的签证。

小说

兰德认为自己主要为小说家而非哲学家，但她有时会遭到学术界哲学家们的贬低，批评她的小说和非小说的书籍都只是针对广大的读者，而非出版于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兰德对此则反驳道：历史上有许多将伟大哲学理念以小说形式表达的作家—包括但丁、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尔贝·加缪，让-保罗·萨特等哲学家也同时以小说和非小说的作品来表达他们的哲学观，而她只是遵循这一系列传统罢了。
在一篇1991年《经济学人》介绍兰德的文章中宣称道：“兰德的小说每年卖出约300,000本，鼓励读者大量思考他们自身，在立大功的同时也赚了大钱。所有她的书的新印刷版本都附带着回函明信片，让有兴趣的读者能更进一步了解‘客观主义’，作者的理念，混合了自由市场、冷酷的理性、和无辜的尼采的自尊”

早期作品

兰德第一次在文学上的成功是在1932年被环球电影公司买下的电影剧本《红小卒》：“导演冯· 斯登伯格原本考虑将其交由玛莲娜·迪特里茜演出，但俄国的剧情并不受欢迎，最后剧本被放弃了。”兰德接着在1934年写下了《1月16日夜晚》，并在后来于百老汇演出，这是一部审判剧，独特之处在于演出时会挑选观众担任陪审团，使得这部剧可能有两种结局产生。
兰德接着出版了两部小说—《我们活着的人》（1936）和《颂歌》（1938）：“兰德将我们活着的人描述为她最具自传风格的小说，它的主题便是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俄罗斯生活之野蛮。”小说中严厉的反共主义论调也促使读者回顾当时美国的状况，也就是正值经济大恐慌前后、有时被称为“红色十年”（The Red Decade）的时期，当时正是美国国内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情到达最高点的时期。客观主义中心的Stephen Cox后来这样评论道：“我们活着的人是在俄式社会主义思想最盛行于美国领导人之间的时期出版的。当时它并没有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弗兰克·奥康诺和艾茵·兰德在康乃狄克州的史东尼河（Stony Creek）地区度过了1937年的夏天，弗兰克忙于夏季剧团的演出，而兰德则致力于构思《颂歌》一书，书中描写出反乌托邦的后果，虚拟在未来集体主义大胜后的场景。《颂歌》在美国并没有找到出版商愿意出版，因此首次出版是在英国。

源头

兰德的第一本主要的成功小说、也是她最畅销的小说是1943年的《源头》，她总共花了7年时间撰写这本小说。小说曾被12家出版商拒绝，他们认为那太过智慧而违背当时美国思想的主流。最后小说终于被Bobbs-Merrill出版公司接受，这主要是因为出版社编辑群中的一名成员Archibald Ogden大力推荐这本书（“如果这本书不适合你，那我也不是适合你的编辑。”），出版后获得空前的成功。《源头》一书不只在美国、也在世界性获得了胜利，带给兰德前所未有的名声和财富。在出版后的第6年里，这本小说已经卖出六百万本，最后继续保持每年卖出100,000本的纪录。 
在《源头》的成功后，兰德又写下了两部电影剧本—Love Letters和You Came Along。

哲学和客观主义运动

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包含了形而上学、科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简而言之，客观主义主张世界上存在着独立于心灵之外的现实，而个人则透过他们的感官知觉与这些现实接触，他们透过理性或是“没有矛盾的识别”（non-contradictory identification）处理所接收到的资料，并进而将其转化为知识，而一个人生命中适当的道德目的便是追求他们自身的幸福或是“理性的私利”，也因此唯一一个与此道德观吻合的社会系统便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聆听兰德如何解释客观主义哲学 ）。
知名的客观主义者还包括纳达涅·勃兰登夫妻、阿伦·格林斯潘、列奥那多·培可夫，兰德展开了客观主义运动以散布他们的哲学观。

哲学根源

兰德的哲学观受到亚里士多德的极大影响。一些人注意到她的哲学与尼采的类似性，她也强烈批评康德的某些观念。兰德也称她受到了约翰·洛克的影响，洛克将个人“拥有他们自身”的理想概念化，个人也都有权利拥有他们劳动生产出的产品，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更具体的说兰德的哲学是属于启蒙时代以及理性时代的哲学。她偶而也会赞扬一些特定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阿奎纳等。她似乎也相当欣赏美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勃兰德·勃兰夏，勃兰夏就如同兰德一般，认为“（理性和理性行动）在过去两千年里，从来没有过像这半世纪以来这样遭受如此之多、如此之严重、而如此之漫长的激烈攻击。”

亚里士多德

影响兰德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法（“逻辑”）；她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最伟大的哲学家。特别是她的哲学反映出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和兰德都主张“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客观而独立于心灵以外的现实，而这种现实是可以为人所察觉的。”虽然兰德后来开始批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但其他人则注意到她的利己主义伦理学“是属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说（Eudaimonia）的一种形式，接近于亚里士多德所抱持的那一种…一种指引人类活着成功而繁荣的生活的制度，要‘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兰德自己主张“她的哲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差异处在于，她的哲学将本体（essences）视为属于知识论而非形而上学。她想像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直觉主义的哲学家，认为本体的存在是具体的。”

尼采

在她早年生涯中，兰德相当欣赏尼采的著作，并且的确接受了“尼采对于人类潜能的崇敬以及他对基督教和康德的哲学观的强烈厌恶。”但她后来开始批评尼采，认为他的哲学是强调情感超过理性、对现实的主观解释超过真实现实的。争议通常聚焦于兰德和尼采之间的哲学观联系程度，而非兰德的哲学观是否为尼采的延伸发展。Allan Gotthelf在On Ayn Rand中宣称兰德的《我们活着的人》一书的初版相当类似于尼采的哲学观。Bjorn Faulkner和Karen Andre则指出兰德在1934年写下的《1月16日夜晚》一剧里展现了某些尼采的哲学理论。Ronald Merrill则发现兰德在《我们活着的人》于1959年再版时删去了一些初版时的内容：“在书中，女英雄抱持着（虽然最后排除了）牺牲弱者以成全强者便是正义的观点，而这明显是尼采的概念”兰德自己则否认和尼采有概念上的紧密连结，并在《我们活着的人》1959年之后的版本里的文法和文体上改变了一些角色的特性。
在《源头》里，Gail Wynand这个角色最后的毁灭结局便是兰德后期哲学观排斥尼采的例子之一，亦即伟大是不可以借由牺牲群众来达成的：“她在（1934年）期刊里提出了一种反对传统非此即彼的伦理学的观点。举例而言，她在5月15日的记载里，发现诸如Gail Wynand这个角色的尼采错误：为了试图获取权力，他们操弄群众，但却牺牲了他们原有的理想和价值观，也因此成为了‘那些群众的奴隶。’也因此，一个独立的人并不会将他的胜利隶属于群众之上。”到了最后，兰德将她的哲学观改变和尼采对她的影响和平共存，在《源头》的初版25周年纪念版本的引言里以尼采的名言总结道：“灵魂高尚的人必先自尊。”

康德

兰德非常激烈的批评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他们两人的哲学差异在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上最大，而非康德知名的道德绝对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她对于康德的伦理学的批评是直接攻击在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上的基础，但对于绝对令式道德观是否能与客观主义共存也有待争议。兰德和康德对于人类的概念、本体、和知觉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论：在客观主义的知识论上理性是最高的善，而理性和逻辑都可以用于了解客观的现实。这直接的与康德的分析-综合二分法直接相反，康德认为我们无法得知某些真实状态和现实的知识（“自在之物”），而只能得知我们察觉这些现实的方式，举例而言，我们可以确定我们无法想像某些物体可以延伸，但这不代表这些物体就必定无法延伸。兰德则相信如果一个物体对于我们的知觉有所影响，那么对于知觉的影响便能使我们获得对于这个物体的知识。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它告诉我们物体是属于一个特定的特征，例如当物体影响了某人的感觉器官时，它便使某人得知特定的感觉；接着，那便代表了物体本身特性的知识。事实上康德是否会反对这样浅略的现实主义原则仍有待争议。在兰德的观点看来，康德的二分法将理性和合理性在现实世界切割为两半—而这是对于人类本质的背叛。依据兰德的说法：
“我曾在许多文章里提到，康德是摧毁了现代世界的首脑…你会发现在每个基本的议题上，康德的哲学都是与客观主义完全相反的”

而在The Objectivist杂志的最后一期里，她则进一步阐述道：
“假设你遇到一个疯狂的、痛苦的年轻人并且…发现了他是被一个仇恨人类的怪兽所养大，那只怪兽有计划地瘫痪他的心智、破坏他的自尊、消灭他享乐的能力、并阻止他所有逃离困境的尝试…这个年轻人就代表了西方文明，而那只怪兽正是伊曼努尔·康德。”

客观主义运动

在1950年代兰德搬家至纽约市34街东边的120号，并成立了一个客观主义团体，故意选择了一个讽刺的名称“艾茵·兰德集团”（The Collective），集团成员包括了未来成为联邦储备局局长的阿伦·格林斯潘、以及一名年轻的心理学学生纳达涅·勃兰登，勃兰登受到了《源头》的深刻影响。依据勃兰登的说法，“我在1949年写了一封信给兰德女士…接着我在1950年3月获得一封邀请函前往她的住所参与私人集会，当时我距离2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艾茵·兰德集团原先选在兰德的公寓家中进行每周末的非正式聚会，一起讨论客观主义哲学；后来集团继续扮演了更大、更正式的角色，共同编辑《阿特拉斯耸耸肩》，并在后来成立了“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NBI）。通过这个研究所的努力，客观主义运动在20世纪60到70年代逐渐扩散，研究所的成员前往遍及全美的城市进行演讲和教学。研究所也创立了他们的报纸“客观主义者报”（The Objectivist）。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兰德借由她的小说和非小说著作发展并散布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兰德也经常到美国东部的各大学发表演讲，大部分是透过勃兰登创立的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散布她的哲学：“客观主义者通讯后来扩展并且改名为客观主义者报，包含了兰德、勃兰登、和其他成员所撰写的文章…分析当时的时事并将其客观主义原则套用至平常的生活上。”
在几年的发展后，尽管两人都已结婚、且年龄相差数十岁，兰德和勃兰登之间的友情逐渐转变为爱情。最后两人原先的配偶都得知了这件绯闻，虽然他们最初决定接受事实，但这最后导致勃兰登和他的妻子分居及离婚。

政治和社会观点

兰德的政治观点强烈的拥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反中央集权主义、反共主义。她赞扬她所谓英雄般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国价值。她也强烈的厌恶神秘主义、宗教，以及彻底的反对慈善，她认为慈善将会引发怨恨个人快乐和成功的不良文化。兰德也厌恶当时许多突出的自由派或保守派政治家，包括许多突出的反共主义者如哈利·S·杜鲁门、罗纳德·里根，以及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她也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韩战，但她也强烈谴责和平主义：“当一个国家诉诸发动战争时，它必须有一些目的，不问是对是错，而是为某些东西而作战—唯一正当的目的是自卫。”她反对美国卷入越战：“如果你正在找寻最终的、极端自杀性的、在国际规模上的利他主义，那请你看看越战：一场美国士兵不知为何而死的战争。”但她也觉得美国最后单边的撤退是姑息的错误，因为那代表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胜利。

经济

一般而言，兰德的政治思想属于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她曾表示过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亨利·赫兹利特等人的经济思想的支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对此说道：“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兰德的影响，才使米塞斯的著作开始受到政治上的重视”。虽然她并没有提起是谁影响了她的经济思想，她的作品与爱默生的著名文章“自力更生”的确相当类似（虽然兰德在向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演讲上大力批评爱默生，称他为“非常心胸狭窄”）。后来的客观主义者Richard Salsman则宣称兰德的经济理论可能较倾向于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赛伊提倡的原则，虽然兰德本人可能根本没有阅读过他的著作。

性别、性、和种族

兰德对于性别角色的观点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她的著作里支持男女在智慧上平等的概念（举例而言，《阿特拉斯耸耸肩》里的主角Dagny Taggart是一名亲手劳动的铁路人员），她认为男人和女人在生理学上的差异是导致男女在心理学上差异的主要来源。依据她的说法：“对一个真正的女人而言，女性的本质就是英雄崇拜—寻找男人的欲望。”（1968）在一次接受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时，兰德指出女性在心理上并不适合担任总统，并强烈反对现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尽管其运动和她的哲学观都有某些相同的目标。女性主义的作家Susan Brownmiller批评兰德为“她自己性别的背叛者”，但其他人如Camille Paglia则注意到兰德小说中“极度独立的”女英雄们都未受“传统的束缚…她们跟别人上床纯粹是因为她们想要这样做。”一些BDSM社群相当重视并支持兰德的作品，因为她在小说中提出强烈定义的性别角色、加上对于权力差异的崇拜，使得“男人在形而上学上成为主导性的性别。”
另一个争议的焦点是兰德对同性恋的看法，依据兰德在1971年在接受访问时的回复，兰德个人认为同性性行为是“不道德”和“令人厌恶的”。更具体的说，她指出“同性恋的根源在心理上是不道德的”因为它“牵涉到了心理上的瑕疵、腐化、错误”然而，在同一场采访中兰德也指出“我不相信政府有权利禁止同性性行为。任何个人都有特权依据他的意愿选择各自的性生活。”以及“所有禁止同性性行为的法律都应该被废除。我并不一定认为这些行为或态度是道德的，但要以法律干涉成年人之间的自愿关系是不恰当的。禁止腐化未成年人心智的法律是恰当的，但成年人应该获得彻底的自由。”
兰德也捍卫私人公司拥有实行基于性向和种族的歧视的权利，兰德主张她反对政府禁止私人公司实行歧视，是因为她将私人财产的重要性置于公民或“人权”之上，也因此她的观点并没有构成对这种歧视本身在道德上的认可。兰德主张私人公司有绝对权利选择拒绝雇用某些人，即使这种歧视是如何的不道德亦然，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个人的权利并不会因此而被侵犯。
兰德在道德立场上的确反对一些歧视，但她仍坚持个人和私人公司拥有实行歧视的权利，而政府不该对此进行干涉。她写道：“种族主义是最底层、最原始的集体主义形式…认为一个人并非由其性格或行动来评断，而是由一个群体或族裔的性格和行动加以衡量”但她也反对政府对此进行干预：“私人的种族主义是属于道德议题而非法律议题—而这只有可能透过私人的方式加以解决，例如在经济或社会上的联合抵制。”

非美调查委员会证词

在1947年红色恐慌时期，兰德曾担任对政府有利的证人到“非美调查委员会”作证，她以自己在苏联生活时的亲身经验，指责1943年拍的影片《俄罗斯歌声》过于美化苏联人民的生活。兰德指出这部电影刻意掩盖和美化了当时苏联真正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在苏联的生活。除此之外，她相信美国即使是为了打败纳粹德国而不得不和苏联结盟，也不应该这样虚构苏联生活的正面景象：
“如果我们有好的理由、如果这正是你所相信的，那好，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相？承认它是一个专政国家，但我们想要与之结盟。承认与撒旦是有其价值的，如同丘吉尔所说的，这是为了打败另一个邪恶的政权—希特勒。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但为什么要掩饰俄国的真相？”
在调查结束后，当兰德被问到她对于委员会的调查效率的感想时，她描述调查过程为“毫无效率的”。

晚年

在经过一连串复杂的分居后，在兰德于1968年得知纳达涅·勃兰登和另一位女子也有私情后，她突然断绝和纳达涅·勃兰登及他的妻子芭芭拉·勃兰登的关系，也不再和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有任何关系了。兰德接着在“客观主义者报”上发表了一篇公开信，宣布和勃兰登决裂的各种原因，提到了勃兰登的不忠实，但并没有透露自己和勃兰登的私情。两人从此不再接触，勃兰登成为了客观主义运动中一位“不受欢迎的人”。芭芭拉·勃兰登后来在The Passion of Ayn Rand一书中回忆当初她丈夫和兰德相处的场景，指称兰德经常辱骂并指责他，兰德还曾经这样骂道：“如果你心中真还存有任何一点点的道德、任何一点点的心理健康—那么我保证你接下来20年都会阳痿！如果你那话儿还能逞半点雄风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代表你的道德还要更糟！”

健康恶化和去世

在1973年兰德曾短暂的和她最小的妹妹诺拉重聚，诺拉在那之前都还待在苏联。虽然兰德曾写了累计1,200封信寄给在苏联的家人，而且也试着安排他们前往美国，但她从1937年便停止了与他们通信，因为她在美国的邮局得知由于斯大林的大整肃，从美国寄去的信可能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兰德在1973年接获一封诺拉写的信，于是便邀请她和她丈夫前来美国；但诺拉的观点并没有就此改变，在短暂相聚后仍自愿返回苏联，兰德因此相当失望。
兰德在1974年接受了治疗肺癌的手术，同时还必须忍受她和勃兰登的决裂、以及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的解散带来的烦恼。许多“艾茵·兰德集团”的亲密朋友也离开各奔前程，在1970年代后期，她个人的活动和整个客观主义运动都开始走下坡，而她的丈夫在1979年11月9日去世则带给她进一步的打击。她的最后工作之一是将《阿特拉斯耸耸肩》改编成电视剧本。她也计划撰写另一本小说To Lorne Dieterling，但只有写到“初步草稿”而已。
尽管成功的治愈了肿瘤，兰德仍在1年后的1982年3月6日于纽约市34号街的家中因心脏衰竭去世，被埋葬于纽约州瓦尔哈拉（Valhalla）的肯西科公墓（Kensico）。许多突出的兰德追随者都参加了她的葬礼，包括阿伦·格林斯潘在内。坟墓旁布置了一个长达6英尺、以金钱$形状设计的花圈，以象征她对于资本主义的信念。

身后影响

兰德的小说依然在全世界被广泛贩卖和阅读，至少已有2,200万本（直到2005年）小说卖出，并且每年保持500,000本左右的销售量。在她死后，客观主义运动内部的持续冲突导致各种独立的组织丛生，其中有一些则宣称继承了她的嫡传思想。兰德和客观主义在北美之外的地方知名度都不高，只有在欧洲有零星的书迷。据说最近兰德的小说在印度很流行，并且在非洲的读者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她在以色列也有不少读者。

艾茵·兰德协会

在1985年，原艾茵·兰德集团的成员、也是兰德指定的继承人列奥那多·培可夫创建了“艾茵·兰德协会”，并将艾茵·兰德的名字注册为商标，成为发展客观主义的大本营，虽然违背了兰德生前的意愿，兰德希望将自己的名字和客观主义哲学分开，永远不要联系在一起，以保证她的思想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艾茵·兰德协会的主要目标是在学术界散布客观主义，尤其是在人文学科的大学系所；它也致力于将兰德的著作和观念散布给高中和学院的学生。

客观主义中心和阿特拉斯学会

另一次客观主义运动的分裂发生在1989年，客观主义者大卫·凯利（David Kelley）写下了“对于制裁的质疑”，替自己参加非客观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团体的行为作辩护：“这是为了回复Peter Schwartz在The Intellectual Activist杂志所写的那篇文章，他要求那些与自由意志主义者联系的人必须被逐出这个运动…我观察到客观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信仰体制；我认为我们可以借由与那些我们不同意的人沟通的过程中学习更多东西。”但艾茵·兰德协会则否认凯利对于这起分裂的解释。之后列奥那多·培可夫在The Intellectual Activist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主张客观主义的确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真理和道德良善是直接相关的。培可夫将凯利驱逐出艾茵·兰德协会，因此凯利又创立了客观主义研究协会（现在被称为“客观主义中心”）。分裂出来的客观主义中心又成立了“阿特拉斯学会”（The Atlas Society），以独立的网站吸引艾茵·兰德的小说读者，并将兰德的角色轻描淡写为哲学家。这个分裂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加客观主义的普及层面，客观主义中心本身主要便从事于学术界的宣传。
目前客观主义中心的所长是Edward Hudgins，他同时也是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智囊团）的成员，大卫·凯利则保有创立者和资深学者的头衔。阿特拉斯学会和客观主义中心也出版了“新个人主义者”（The New Individualist）的杂志。在最近的日德兰邮报事件中，新个人主义者杂志是美国第一本敢将声名狼藉的穆罕默德卡通置于封面的杂志。

大众文化

纽约时报的“Book Notes”专栏在1991年对国会图书馆和每月读者俱乐部的调查中，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被读者俱乐部成员列为第二具影响力的书籍，仅次于圣经。
加拿大的摇滚乐团匆促乐团的其中一名鼓手和填词者—尼尔·佩尔特也受到了兰德小说的影响，诸如在1975年的Fly By Night专辑里的“Anthem”一曲和1976年2112专辑里的标题歌曲都可以发现兰德的影响。不过，佩尔特本人否认自己是客观主义者。同样的，匆促乐团的风格也很快的改变，远离了原先和兰德哲学类似的风格。
在第四季的辛普森（名为“A Streetcar Named Marge”的一集）中，玛姬·辛普森被安排就读的学校名为“艾茵·兰德小孩学校”，学校里禁止奶瓶和奶嘴以鼓励小孩发展“心中的奶瓶”，另外校长还阅读一本名为“源头饮食”的书。
一个名为“The Atlasphere”的线上社区聚集了不少兰德的书迷，并建立一个网志记载有关兰德的重要报导和受到兰德影响的名人，而“Randex”则收集了有关兰德和她的作品的最近新闻。
2007年发行的电脑和XBox游戏《生化奇兵》（Bioshock）则将场景设定于一个终极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天堂“Rapture”，由一名叫做“Andrew Ryan”（显然指的是“Ayn Rand”）的苏联流亡者在1946年所创立，场景设定几乎就是兰德理想中的世界，尽管城市在游戏中已陷入毁灭。

哲学影响

在分析哲学——英语国家主流的哲学运动里，兰德的作品通常都被忽略。没有任何分析哲学的主要研究大学将兰德或客观主义视为是重要的哲学部分或研究领域。而许多欧陆哲学的支持者和学者也批评兰德对于私利的拥护，因此也很少重视兰德的作品和客观主义运动。不过，在一些顶尖的学术机构如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俄亥俄州的爱许兰大学、以及匹兹堡大学里，研究兰德的哲学可以获得奖学金。艾茵·兰德协会的客观主义学院中心所提供的课程也是通过认证的，在那里学习客观主义课程的学生也可以获得大学的学分。

哲学批评

虽然兰德的客观主义很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这也有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的知名政治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虽然诺齐克很支持兰德的客观主义产生了类似自由意志主义的政治理念，但他不认为她的哲学理论能有效正当化这些理念。尤其是，诺齐克在论文中批评兰德将她的论点根基于伦理学上，兰德主张每个个人自己的生命是他们唯一的价值观，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让其他的价值观有可能实现。诺齐克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够详细，他认为兰德需要进一步阐述为什么某些人会宁愿选择死去而不愿拥有任何价值。因此，他主张兰德试图在道德上替利己主义辩护是犯了乞题谬误的例子之一。

文学批评

兰德的小说—尤其是她的钜作《阿特拉斯耸耸肩》获得的评论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这些小说往往过于冗长，而且以文学技巧不高的情节来重复许多哲学概念。一些批评者认为兰德的理想主义哲学和她的浪漫文学风格是与自然和真实人类行为互相矛盾的。这些批评者宣称兰德的小说充斥着不切实际而肤浅的角色模型，让兰德能以此作为褒贬的对象。在小说中客观主义的完美英雄都难以置信地富裕、聪明、俊美、并且免于遭受质疑，而他们的对手则是虚弱的、可怜的、不稳定的、并缺乏想像力和天资。兰德对这些批评的回复则是发表了《我作品的目标》（1963年）一文，和其他收集在她《浪漫的宣言：一种文学的哲学》（1975年）一书中的散文，说明她的目的是写出一种理想的人物，不是现实中存在的，而是应该和可能存在的人物。除此之外，兰德小说的拥护者指出她的英雄都不是彻底完美、而且也不是每个都很富裕，而反面人物也并非都是虚弱而可怜的。

电影

在没有经过兰德的承认或同意下，《我们活着的人》已经被拍成电影两次，1942年的Noi vivi和Addio, Kira。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统治下影片差点被审查制度禁止，但由于小说是根基于反苏联的意识形态而最终得以上映。影片相当的成功，观众很快便领悟到对抗法西斯主义和对抗共产主义根本是同一回事，政府在那之后便迅速禁止了这部影片。这些影片在重新剪接为新版本后被兰德所批准，并于1986年以《我们活着的人》为名释出。
源头是好莱坞的电影（1949华纳兄弟公司），由兰德撰写剧本。兰德最初坚持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电影中的场景，但因为莱特的收费过高而作罢。
《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电影版权于2003年被鲍德温集团购买，拍摄尚在筹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