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

17世纪－1709年

根据记载，台北最早为平埔族原住民凯达格兰人生活之地。从17世纪初西班牙统治时期开始，到荷兰统治时期乃至清治初期，均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地，未有大规模开拓。

1709年－1895年

1709年，泉州人陈天章、陈逢春、赖永和、陈宪伯、戴天枢合股立陈赖章垦号，向台湾府诸罗县申请开垦大佳腊（之后多写作“大加蚋堡”）地方，成为台北盆地开垦活动的开端。1723年，巡台御史吴达礼报请朝廷增设淡水厅，并管辖大甲溪以北，台北市也因此首度纳入汉人行政体系，但当时的台湾仍以台南作为政治、经济中心。
19世纪中叶，淡水河流域的物产贸易（特别是茶叶）兴起，艋舺（今万华）及大稻埕（今大同区西南部）先后成为重要贸易据点，台湾经济重心逐渐北移，清代官方决定在艋舺与大稻埕间的田野地，兴建台北城做为行政中心，于是1884年台北城城垣正式落成。1885年台湾建省，刘铭传担任台湾省首任巡抚，开始建设大稻埕至基隆与新竹的铁路，加强邮电、道路等基础建设，并将台湾巡抚衙门及布政使司衙门设置于城内（现址为中山堂），台北的都市雏形至此已初步建立。1894年，继任巡抚邵友濂正式将省会由桥孜图（今台中市南区）移至台北，奠定台北至今为台湾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1895年－1945年

1895年，大淸帝国于甲午战争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北仍作为日本统理台湾的政治中心。日治初期以原有的两座衙门作为台湾总督府，直到1919年总督府新厅舍（今总统府）落成为止。1900年起，日本政府拆除台北城墙及西门，在原址辟筑四条三线道路，兴建自来水及下水道系统，以原台北城内的区域（日人称为“城内”）作为中枢政府厅舍集中地，以及在台日本人的商业地带，并分阶段进行市街改正计划，街道和建筑风貌略为西化，另外也兴建公园及其它公共建筑，台北逐渐具有现代都市的型态。自此，台北城慢慢由中国传统模式，变成中西混合的现代化城市布局与运作模式，尤其日治中央政府所在的官厅集中区之现代化建设，对今日台北城面貌影响最深。1897年日本政府为在台北城进行地下水道修建工程，利用现代测量仪器绘制《台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图》，精准纪录台北城廓与街道样貌，相较于之前不精确的中式地图，更能满足殖民政府军事、政治管理与经营上的需求。1897同年开始到1901年，日本政府拆除部分城垣，以利于铁路交通建设，可说是台北城现代化的开端，台北城也从防御城变成开放城市。
1920年10月1日市制实施，成为台北州辖台北市，与同时成立的台南及台中为台湾最早的三个市。二战期间，美军空袭台北，造成破坏及市民伤亡，日本战败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表同盟国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受降仪式，日治时期划下句点。

1945年－21世纪

1945年9月，台湾进入战后时期，1945年11月1日设为省辖市，至1949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因第二次国共内战失利退守台湾之后，于10日起将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于台北市。随着中华民国政府来台的200万中华民国国军官兵与中国大陆各省平民、以及1960年代众多中南部民众北上求学、工作的风潮，使台北市的人口快速增加、市民结构趋向多元化。过去在美援的挹注下，逐步进行道路、住宅社区、学校等公共设施的新建工程，城市开发原以三市街为中心，集中在建国南北路以西的旧市区，自1960年代末期，开始向东边的大片田野地拓展。1967年7月1日，台北市升格为直辖市，隔年再将原属台北县（今新北市）的内湖乡、南港镇、木栅镇、景美镇和原属阳明山管理局的北投镇、士林镇纳入辖区。
1970年代至198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快速成长，台北市迈入都市开发的高度发展期，商业重心也开始逐渐东移至台北东区，三市街所在的西区则相对显现发展衰退的态势。在高度发展之下，严重的交通问题亦随之而来，直至1990年代，台北市区台北铁路地下化专案、台北捷运、快速道路、公车专用道等交通建设陆续完成之后，才纾解交通上的压力。
随着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市议会的搬迁与进驻，东区的信义计划区快速发展为台北的中心商业区，西区的西门町、大稻埕等聚落也开始进行更新计划。21世纪后，台北市陆续主办第21届夏季听障奥运、2010年国际花卉博览会、2011年世界设计大会、2017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大型国际活动，加上曾为世界第一高楼的台北101落成，增加台北市的国际能见度。根据美国科尔尼咨询公司公布的2014年世界前84大城市排行，依照商业影响、人才、资讯交流、文化及革新能力等5项行为，台北市排第40名，最佳成绩是2008年的34名。

概况

今日的台北市包含12个区，面积为271.7997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60万。而台北都会区面积为2,457.1253平方公里，人口约704万，包括台北市外围的基隆市、新北市的芦洲、三重、新庄、板桥、中和、永和、新店、汐止、树林、土城、五股、泰山、淡水，由上述2个城市都区与台北市共同组成的大型都会区，这片区域又泛称大台北地区或双北市。

地形

台北市中心区域位于台北盆地腹地中央，大屯火山群（活火山）位于市区北边与新北市接壤处，整个山系于市区内大致向南延伸并趋缓，直抵圆山、大直与内湖等地，是台北市境内最大的山系；最高的七星山为1,120米，第三高的大屯山为1,092米，山系中心地带与北投侧的外缘地带有不少火山地形。市区东边的内湖、南港与南边的木栅多为丘陵地形；标高约300多米的南港山系（拇指山系）则横亘于信义、南港两区之间。

水文

台北市境内的河流大部分属于淡水河流域。淡水河的支流新店溪从台北盆地的南边流入，与其支流景美溪合流后，形成台北市西南方与新北市的自然边界。河道向西北蜿蜒流经景美、公馆、古亭等地，至万华附近与大汉溪合流后，始称为淡水河。此后向北流经大稻埕、社子，至关渡附近与支流基隆河会合前，亦形成台北市西方与新北市的自然边界。基隆河自盆地东北边流入，经南港、松山、内湖、士林、北投等地，横贯台北盆地的北半部。过去因河道极为弯曲，每遇大雨常有水患，因此在南港至士林间的部分河道实施过截弯取直工程。景美溪系由盆地东南边流入，横贯文山区后于景美注入新店溪。另有发源于盆地北侧山区的磺溪、外双溪等河流，汇集后注入基隆河。

台北城

台北的发展，从淡水河东岸艋舺小集市形成聚落起，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清朝政府1875年在台北设府治，1885年，把台湾划为一个行省，台北为省会。1879年修筑了台北城，格局近方形，城内采用东西与南北正交的棋盘式道路系统，但城墙线与道路不正交。城设五门，其中仅丽正门（南门）对准正南，全城背靠大屯山，面向新店溪。城的主轴北起天后宫（今国立台湾博物馆），南至丽正门，东西城墙则交会于大屯山主峰七星山。

日治时期

日本殖民时期的台北城市规划，相当程度上是参考欧洲大城市的经验，特别是拆除旧有城墙，扩大城市发展区域的概念。自17世纪以来，像是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先后拆除城墙，进而重新整顿城市。台北在拆除旧城墙后，决定铺设四通八达的街道。日治总督府民政局临时土木局主要仍依循旧规，依照城内传统布局规划新道路，例如延长北门街（今衡阳路），特别是向南扩建，成为贯穿南北城区的道路，南段部分则为文武街。至于作为城市中轴线的府前街（今重庆南路一段），如今贯穿整座城市。此外，也铺设许多东西向道路。使传统上以军事防守为出发点的城市，转变为注重交通需求的现代化城市。至于城内街区，当时的规划逻辑，是将整个城市划分为52个街廓（Block）。受限于旧有街道、建筑并不成正角对称，新街廓的外型往往也呈现各种不对称矩形、不对称多边形。以街廓为单位，新城市也发展出与清代沿着街路两侧发展的线性模式截然不同的样貌。此外，在建筑材料上，台北官厅集中区也有其独特之处：许多建筑大量运用红砖。由松崎万长与渡边万寿设计，在1908年完成的台湾铁道饭店，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欧洲自19世纪以来的都市规划，强调视觉美感与功能并重，以几何型态和对称空间结构为基础，放入机能性建设，其中包括道路、水道、卫生设备，以及各类型官厅行政机构。对于日本而言，西方的这套都市规划相当值得学习，欧化之后，更继续以台湾各城市，尤其是台北城，实验现代化城市建设。就此角度而言，台北也可说是当时全日本最为先进的城市之一。后藤新平以后成为东京市市长，可说明这种历史趋势。后藤新平于1890年前往德国留学两年，并且极为赞赏俾斯麦的治国政策。后藤新平1889年便主张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将国家事务治理广义定义为卫生治疗，卫生问题解决后，国家机能才能运作，也才能健全国体；主政者是医生，政府官员应以客观科学、生物学、医学的方式认识国家病源与问题，用客观、理性、现代科学的方式治理国家，所以卫生制度与卫生机关的建立和保健制度的确立是健全帝国的必备条件。19世纪下半叶欧洲新兴的强国，正像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有机体，试图使用各类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式治理，而强国的城市，例如德国柏林，正快速扩张与科学理性规划，渐渐由地方城镇转变成现代国际性首都。规划柏林都市发展的专家霍布利希德（James Hobrecht，1825 ─ 1902）曾在1887年受邀至东京考察，当时陪同调查的后藤新平深受影响。日后任职卫生局的后藤新平特别重视各类卫生调查工作，到台湾的第一项工作，也是先做科学式的调查。后藤新平随着1896年考察团来台，马上开始调查台湾全岛卫生设施、上下水道设计。隔年调查成员便向总督提议，将台北市街下水道设计与道路扩建工作合并共同规划。另外，台北城的发展也受限于城内街道布局与城廓上的不协调。在考察团来台的同一年，台湾总督府设置民政局临时土木局（民政部土木局的前身），当时聘用具有土木科专业背景的长尾半平与滨野弥四郎两人，从1899年起，接下来十年，共同推动台北城区的现代化发展。
当台北在进行大规模改造时，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认为，建筑即为“文装的武备”，换言之，“把城市兴建看成是一种军事武备，是国家强盛的必要装备，可防备抵抗运动”。后藤新平在德国留学期间，曾亲眼看到柏林如何从地区性城市，变成全德国、全世界等级的国际大都市。因而来到台湾后，也想要将同样的规划概念运用在台北市，使这座城市拥有相当完善、便利的现代化机能，具有抵抗各种挑战的抗体。事实上，后藤新平之后在1920年至1923年担任东京市长期间，也提出大规模的都市改建，很多项目都和当年的台北城市改造一样，包括完善的水道系统、充足的公共设施、开阔便捷的街道、将城市传统融合现代需求等。虽然东京的改造因为政党竞争、缺乏中央政府支持等因素而难以顺利执行，依然可以看出，他的台湾经验反而回过头来影响东京城市的发展。
虽然规模不比欧洲现代化城市，但在日本人接收台北时，该城已经是个颇具现代化的城市，而且拥有相当明确的官厅集中区，内含财政、经济、军事、商务、邮政、电信、电报等重要功能。从台湾历史来看，台北可说是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新尝试。当时许多日本人也相当想要实验现代化的官厅集中区，在台北这块殖民地上，较为年轻的建筑师或官员，可以更不受传统阻碍，在既有基础上，更进一步施行现代化。从1900年公布的《台北城内市区计划》可知，初期计划仅限于城内地区，明显是想利用清代的“官署集中区”，大肆开发遗留房舍或空地，作为未来新政治核心区域。在不久后，继续发展成更完整的“台北城官厅集中区”。
1905年时，日本总督府公布第三个版本的台北市现代化计划。比起先前版本，新版本的范围不局限在台北城中心，而是扩及到其周围的艋舺、大稻埕，以及东门、南门及三板桥（南门以南及南门东南地区）一带，规模显然大上许多。主要负责人依旧是后藤新平的爱将长尾半平。根据当年的《台北区改正图》可知，新计划在传统的棋盘式方格布局上，增加许多欧洲自巴洛克时期、启蒙运动以来的几何造型与空间概念。例如城墙拆除后的空间，原先讨论规划成公园广场，最后还是决定规划三线道的林荫大道，成为日后大台北市的重要交通干道。当时公布的计划中，已经可以看出台北新公园（今228和平纪念公园）的规划，它与官厅集中区的关系密切，被纳入整体计划，成为重要都市新景观的一部分。
台北城墙拆除时，位于转角处的角楼地方，放置放射状圆环，主要干道由此向外延伸，成为各区块的重要连结点。除了交通功能，也刻意利用这些圆形交叉点，塑造特殊城市景观，配合林荫大道，使之成为城内新地标。东北边的圆环成为今日忠孝东路与中山南、北路的交叉点；东南角圆环处则配合三角形岔路往东南方，也就是今日爱国东路与罗斯福路一段两马路所形成的交会点。在更往外的地方，运用更多三角形道路、不等边四边形、锥状道路系统，连接台北城与城外东南地带、新店溪旁的区域，规划上相当灵活多元。至于今日的罗斯福路、南海路、金华街、林森南路等，也是当年为了强化交通的五线道路。北门圆环是由五条放射状道路围绕，原本城墙所在区域变成今日忠孝西路与中华路一段，当年就是美丽的林荫大道。西半部的规划，同样大量运用三角形、不等边四边形、斜向道路等手法，强化旧有的道路系统。此时的新道路之宽度共有两项标标准，一为72.8米，另一为145.6米。
台湾剑潭神社于1900年完工，台湾总督府则是在1919年兴建。在当时的规划中，刻意规划一条世界级规格、横亘台北城的南北向重要道路（今日中山北路）以连接两处，其在1936年完工。当时采用“地带超过收用法”处理两旁景观。该法意味着，“除了原有道路用地外，也征收道路两侧连带的区块，如此一来，可同时将周边不完整的土地同时纳入城市规划中，或者再规划入公共建设预定地中作了规划以后的区块，以高价卖掉，收购者需依照规划加盖，因此，整块区块与建筑都有统一整齐的面貌”。整体而言，新版本的城市规划，其道路系统更注重往东西向延伸，南北巷道路为辅助。这种规划概念其实也有生物学上的原理，考量到台北城多吹东风，东西向道路可减少灰尘累积，也能有充足阳光，可说是相当符合日本政府提倡的卫生概念。改造台北城市的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日本殖民政府确实比较没有善待城内古迹。以东京为例，明治政府在首相伊藤博文的带领下，与德国建筑师恩德与伯克曼（Ende & Böckmann）合作主持“日比谷官厅集中计划”。计划中尽可能保留江户城的原貌，特别是の字形向右涡旋旋转组成的城廓，包括本丸、二丸、三丸、西丸和北丸，除了天灾之外，必须加以完整保存，更不可拆建，妥善保存后成为今日“皇宫居留地”。不过在台湾，不仅有强力公权力介入景观重建，甚至利用1911年的风灾后重建工程，大肆拆除清代建筑与木造平房，实施“京町改筑”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建设。大幅改造的结果，使台北城与历史、传统有了相当大的脱离。日后日本施行的都市相关法规，依旧缺乏保护古迹、历史建筑的思维。在此环境下保留的旧城门：东门（景福门）、大南门（丽正门）、小南门（重熙门），北门（承恩门），算是少数特别案例。以后藤新平为领导，以长尾半平为主管，以野村一郎为辅佐的年轻都市规划群，将城门设计成圆环功能，并和巴洛克造型结合一起，使台北城的样貌加入现代性特质。

台湾总督府

台湾总督府厅舍（今总统府）建于1912年至1919年，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北兴建的官署建筑。此建筑为欧洲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下的新文艺复兴风格，造型与结构强烈受到欧洲19世纪历史主义风格与功能的影响。总督府厅舍位于台北旧城内，座西向东，整座建筑是由四条长形长翼围绕，组成封闭式的矩形结构体，这组矩形建筑整体，中央贯穿主轴中翼，将矩形建筑围成两个中庭，建筑物正面主楼中央，有一高达60米的楼塔，与当时当地其他建筑比较，是最高与显著的建筑。台湾总督府首要功能是行政机构，但同时也代表殖民统治者的执政权威，尤其建筑师尝试利用西式造型来表现建筑物的现代化与高效率外，也同时借用东方建筑空间布置上的中轴理念来突显执政者的权威形象。
台湾总督府正面设计有西式建筑市政厅的面貌与外表，是地方政府规格，但内部空间以中央纵轴线的组成，却是帝国模式、全国中央级的规格。主要建筑师为森山松之助与长野宇平治。森山松之助巧妙地把高塔与穹窿同时设计在一个建筑体内，虽然高塔与穹窿、地方与中央是两种相对立的造型与象征，但总督府却同时拥有高塔与穹窿，是地方，也是中央，更具皇族气派。总督府中央纵轴线上的曲锥穹窿虽然不如其它欧洲穹窿高大，且隐藏在正面楼塔之后，从整栋建筑外表看并不非常显眼，但却是放在整座建筑的中心位置，穹窿下敞厅是整座建筑最华丽气派的部位，以中国建筑中轴线分析，它正符合东方尊卑伦理观念，越在中央越显建筑体地位尊贵，曲锥穹窿因在高塔与四翼之后，所以也有东方宫殿隐密、幽静深远与深不可测的肃穆。所以正面外表看是讲究行政效率、办公实用的市政厅官署建筑，内在却隐藏着具有帝国宫殿气派中央级的穹顶。长野宇平治则开创倒“日”字形平面结构在亚洲的使用先例，1936年东京国会议事堂直接仿自台湾总督府，也沿用了此倒“日”的平面设计，借助森山松之助的巧妙修正，使总督府同时具备地方政府与帝王宫殿的双重性格与特征。在两位建筑师的精心创作下，台湾总督府成为当代稀少的建筑融合体，它把当时艺术、文化、政治的冲突，恰当的化解开来，且把地方精神与中央精神融为一体，反应了整个台日接触的时代精神内涵。
台湾总督府新厅舍位于台北城的正中心点，符合东方建筑中心轴线思想的理论，它与清末一样，仍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但另一方面建筑本身采东西横轴向，破除了传统坐南朝北的纵轴线布局与风水观，符合当时日治政府提倡向东，面向阳光，较明亮、采光佳，较现代卫生、空气流通的原则。早在总督府厅舍设计竞图比赛公布（1906年）之前，新厅舍敷地（预定地）的地点、位置、面积及方向都已确定，由1905的《台北市区改正计划图》中可看出未来总督府新厅舍正门朝东，位于原来清代的文武街上，正面大门面对东门街（今凯达格兰大道），直通东城门，在此新的市区规划中，东城门城墙已拆除，且利用圆环及五条放射星状道路规划，使东城门成为新的重要交通联系点，未来总督府便面向此交通要点；长野宇平治与森山松之助为台湾总督府所设计的中轴线正好连接上东城门延伸出来的东西轴线，除了总督府建筑本身外，中轴线正借东西轴道与东侧新市区相连接，由1950年10月公告第一九九号公布《台北市区改正计划》中，可预知城东侧新市区东向干道将成为市区街道之主轴，总督府中轴线正是这条新主轴干道（今凯达格兰大道与仁爱路）的起点。总督府的东西向中轴线与面朝东向的规划，预告了未来台北新城向东扩展的趋势，由1932年《台北市区计划街路及公园图》中分析，总督府中轴线的东西走向，的确调和了清末以来单重南北纵向发展的缺失，使纵横轴线交错的棋盘道路网更为周全密集。不管旧城区或新市区的规划，也因加入更多数学理性造型，如圆形、椭圆、半圆、锥形、三角形等西式造型，像圆环、放射星状道路、广场等建筑元素，使方格布局与几何布置结合，原本封闭的城市格局慢慢转变为向四周开放的城市格局，以多元取代单一，台北城市面貌因此更现代化、更进步。

战后

战后台北市城市的发展历程，与战前日治时期城市规划密切相关，1945年台湾政权易手，导致既有城市规划制度、人员与执行产生某些变革，但整体而言，台北市既有城市规划体系并未产生根本性改变。既有之道路规划、大型都会公园开辟大致依照旧有计划进行。
战后，台北被规划经营为台湾的政经中心而持续发展，由于上百万军民于1949年随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加上1960年代中央政府大力推动“出口导向”的轻重工业政策，成立加工出口区、推行十大建设，此时青壮年大多前往台北、高雄找工作。台北市的人口快速增加，除此，道路、住宅社区、学校等公共设施的新建工程也开始逐步进行。
1960年代起，中央政府在台北开展耗资上千亿的台北防洪计划
，是战后台北城市规划体制更异的第一个关键期。台北从1960年代初引入联合国专家的指导、城市规划体制本土化的试行到台北市改制院辖市后的观念与体制革新，为战后城市规划推行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接轨了高度经济发展时期的1970年代与1980年代。此开发进程自1980年代起，东区正式形成副都心，信义计划区亦陆续快速发展，而在这个时期中，南台湾地区受到石油危机影响，石化及重工业开始没落、加上中央政府的行政资源集中于北部（重北轻南），使得更多劳工往北台湾迁徙。在这段期间，台北城市的商业重心从这时候开始从拥挤的旧城区逐渐向东移，早期有南京东路、民生东路的金融商圈，后期则以1980年代信义计划区的开发最具指标意义，目前台北市的行政中枢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市议会分别于1994年与1990年搬迁至信义计划区内，目前区内除了指标性的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台北101之外，周边还有许多企业集团的办公设施，如国泰金融中心、新光银行总部大楼、华南银行总部大楼、南山人寿（台北南山广场）、远雄集团总部大楼、ING安泰人寿、震旦行、群益证券、摩根大通金融大楼、花旗银行台湾总部、中油企业总部、克缇国际大楼等。而为改善东、西发展不均的状况，2014年上任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也力推西区门户计划，期盼复兴老旧城区、翻转东西轴线。

选举与集会游行

从台湾于清代设省于台北城、日本设台湾总督府于台北市、中华民国设台湾省政府于台北市，到中华民国首都迁于台北市，台北市一直是台湾的政治中心。台北市外省新移民族裔比例较高，为台湾各县市之最：中华民国客家委员会在2004年的调查研究显示：台北市单独认定自己为外省族群占15.2%，高于全台平均的8%；而据行政院1990年户口普查的籍贯统计，在台北市籍贯为外省人者有703,520人，约为当时台北市人口比例的25.49%，是台湾地区外省族群人数最多的行政区。因此从数据上来看，外省族群在台北的影响力较台湾其他县市大。由于外省族群支持泛蓝阵营的比例较泛绿阵营来得高，这使得泛蓝阵营在台北市的选举较泛绿阵营占有优势。
1987年解严之后，台北市即成为集会游行的重地。因素有三：动员与集结容易、媒体效果较佳、抗议或请愿对象（政府机关）明确。以民主进步党为首的泛绿阵营或以中国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街头集结抗议是十分平常的事，此现象于即使经过三次的政党轮替后，依旧存在。1994年之后，主要政党为争取选票，会在举办选前一周的周末，在台北街头举行大游行为选举造势，不失为台北街头奇观。即使台北市民对于游行与抗议已经司空见惯，但以逐次下滑的投票率来看，台北市民近年来被政治动员的程度并未比其他都会区高。

商业活动

台北市为台湾的经济、金融中心，众多国内外企业总部及金融机构与部分亚洲区总部均位于台北市与台北都会区。包括台湾银行、中华邮政、中国银行、渣打银行、法国巴黎人寿、星展银行、土地银行、华南银行、第一银行、合作金库银行、富邦银行、富邦人寿、国泰金控、新光金控、台新金控、中国信托、中国国际航空、厦门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马来西亚航空、Google、Yahoo奇摩、苹果公司、Facebook等全国与全球知名企业都将台湾分公司或亚洲区总部设立于台北市中心，市内产业结构以三级产业（服务业）为主、二级产业（工业）为辅，一级产业（农林渔牧业）所占比率极小。从就业人口比例来看，台北市为典型以服务业为主的都会城市，且近8年来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例更呈现成长的趋势。工业部分系以都市型轻工业、都市服务型工业、高科技及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从厂商家数集中地来看，“台北科技走廊”所在的南港软件工业园区、内湖科技园区及开发中的北投士林科技园区是台北市制造厂商的大本营，尤其是南港软件工业园区与内湖科技园区更是发挥厂商群聚效果，约有六成以上的厂商聚集于此。

物价

台北市平均房价为全台湾之冠，2005年每坪新台币27万元；2006年31万元；2007年35.4万元；2008年37.7万元；至2009年7月已超过40万元；2012年12月全市平均房价来到每坪新台币79万元。相对于极度偏低的租金收益率，台北市的房价堪称全球最贵。市中心2018年第一季顶级商业办公室的单坪月租金成本为新台币6,548元，在全球120个城市中排第38高。它的物价水准与薪资收入相当，2018年的购买力平价在全球77个城市中排第26高，薪资则是排在第37位。

劳动力状况

到2010年3月底为止，台北市15岁以上之民间人口约有190万人，劳动力有106万人，就业者有110万人，失业者4万7千人，非劳动力94万4千人；劳动力参与率55.7%，失业率3.9%。在外籍劳工方面，到2007年7月底为止，台北市有49,251名外国专业人员（白领外劳），数量全台湾最多；蓝领外劳则有36,778人，全台湾第三。
但是也有许多户籍在外地的人口于台北市就业，或从其他地方通勤至台北市区上班。

文化

台湾各族群文化与全球文化在台北市荟萃，蕴含台湾原住民文化的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浓厚闽南、旧都城风情的大稻埕、艋舺、大龙峒与剥皮寮、客家义民祭，完整儒教祭祀规仪的释奠典礼，以及融合中国各地风土民情的眷村文化、国粹与新住民文化等。清领、日治与战后时期等，大时代的浪潮也为台北市留下大量丰富的近代史及文化资产。
近年来随着外籍劳工人数逐渐增加，外籍劳工所带来的母国文化也逐渐受到重视，各种文化节、专门的广播节目等针对外籍劳工的活动与休憩措施应运而生。此外，台北市作为一国际级城市，对于不同族群与文化个体展现尊重及包容，如同性恋族群的台湾同志游行等。
台北市也是台湾的时尚与艺术中心之一，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洗礼，并迅速发展出一套属于自身特色的艺术行为。许多台湾各地出身的艺术家、设计师与文化人们也都纷纷透过台北的窗口让全世界认识。

街头文化

针对街头艺人的各项表演，台北市政府颁予执照，维护街头公开表演人士所应享的权益、尊严并提高综合素质。
在通风良好且灯光充足的捷运地下街，亦常见为数众多的学生正挥汗练舞。在历任市长的努力下，市府所推广的文化活动已趋于多元化，而市民所认同的青少年活动亦非仅止于用功念书考大学，有益身心、富正面意义的舞蹈运动皆能获得市民和市府的青睐与赞赏。中学生街舞社成员最主要的练舞场地分别是台北车站、板桥、西门、双连等捷运站，以及国立国父纪念馆和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等5大场地。2008年9月已有街舞团体在国际展露头角，取得亚洲区冠军。

流行音乐

台北是亚洲的流行音乐重镇，也是华语流行音乐、文化创意、娱乐产业的枢纽中心。民主社会的多元开放风气是促使台北文化活动活络的一大优势。艺术、娱乐等文化创意活动密集频繁，艺文表演场与展览场地亦居全国之冠。除了流行音乐有国际团体、演艺人密集访台演出，每晚也都有不同的本土舞台表演团体，同时在台北市各场地个别巡回公演。表现风格多元化，有醒世、创作实验、冷僻、同乐、音乐、歌仔戏等剧别；主题不限政治、宗教、文化、社会，面向跨越地域之分。未来从士林台北艺术中心、台北城市博物馆、台北之门、华山艺文特区、松山烟厂文化园区与南港北部流行音乐中心等地标建筑，将连结成一条L型城市文化创意轴线。

艺文表演

台北市有许多表演艺术场馆，如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国家两厅院（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国立国父纪念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展演艺术中心音乐厅、舞蹈厅及戏剧厅、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华山文化园区、新舞台、城市舞台、红楼剧场、牯岭街小剧场、水源剧场、大稻埕戏苑，以及兴建中的台北艺术中心和北部流行音乐中心等。

典藏展览

台北市有许多大型博物馆及典藏文物，其中位于外双溪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为世界主要博物馆之一，被誉为“中华文化宝库”，馆藏约70万件，大部分为承接清代皇室旧藏，包含众多中国古代书画、金石、器物、典籍等，尤其以宋代绘画、中国青铜器与宋瓷为重。邻近台北植物园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则是收藏唐三彩、中国青铜器等华夏文物的著名博物馆。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所收藏自民初以来的大量考古遗物、青铜器、汉简、图书、中国民族学文物等国宝。国立台湾博物馆承接日治时期馆藏，典藏丰富的台湾史地资料、田野调查文物与自然标本等，是集合了人类学、地学、动物学、植物学与博物馆学为一体的博物馆，有“台湾现代知识的启蒙地”的称号。
现代艺术的展览场所则有台北市立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中华文化总会文化空间、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南海艺廊、伊通公园、凤甲美术馆、关渡美术馆（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台北数位艺术中心等。另外还有其他各类型场馆，如社会人文相关的台北探索馆、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袖珍博物馆、树火纪念纸博物馆、杨英风美术馆、邮政博物馆、国军历史文物馆、海关博物馆、总统副总统文物馆、琉璃水晶博物馆、翡翠文化博物馆，以及正在规划中的台北城市博物馆等。自然科学类的有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和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等。

宗教

台北市的宗教概况与台湾宗教概况大致相同，以佛教、道教、及台湾民间信仰为主。据统计台北佛教庙宇登记有案者约为109间，道教约为174间，市内寺庙中所祭祀的神祇大多是随着闽粤汉族移民从移居地迁来。
早期世居台北的凯达格兰族崇尚万物有灵的泛灵信仰。16世纪西班牙会士曾传入天主教，历经荷西战役后，被迫中断。随着17世纪汉移民带来了属于汉字文化圈的香火，逐渐改变台北原生宗教风貌。在清领时期，台湾社会普遍“重儒道轻释佛”，民众崇尚道教与儒教三纲五常观念，佛教较不振。当时较富盛名的代表祭典属“台北迎城隍”。清领后期西方传教士马偕博士为台北带来了西方的基督信仰的长老教会，而台北市的伊斯兰教则主要由国民党军的穆斯林白崇禧将军等人带入。
日治时期，传统信仰受到一定程度压抑，因推动内地同化政策、信奉日本神道教，总督府于剑潭山兴建当时全台最大的官方信仰中心台湾神宫。二次大战及国共内战之后，大量新移民迁入，传入诸多新宗派。1950年代之后，大规模南部、中部居民移入台北，亦将其祖居地守护神分灵入城，此时期除了本地乡土神以外，以祭祀妈祖、王爷、佛祖、菩萨等居多。大台北地区佛道教寺庙数量之多，冠于北台湾，教派之广几涵盖各神佛，堪称台湾宗教总汇，不仅佛道儒，台北市有台湾唯一天主教总教区天主教台北总教区、最多基督新教与伊斯兰穆斯林信仰人口，并为台湾西部基督徒比例最高的行政区。

饮食

台北市身为台湾政经重镇，多年来大方迎接各种不同文化，孕育出相当多元的在地饮食特色，从早餐、宵夜小吃、中式餐馆到西式餐厅，种类繁多。
国府迁台后，随着新住民族眷大量落户于台北，各种中国地方口味与饮食文化相互揉合，发展出与台湾传统饮食习惯相融合的特色，2005年起举办的牛肉面节为强调独有饮食文化之下发展出来的民间活动。
台北的小吃可分为市集摊贩小吃与老店小吃二类。除了卖早点类的小吃摊可能限于早上营业外，夜市小吃集中在夜市里，由于都市化程度较高，民众活动时间相对较长的关系，许多小吃摊会经营到相当晚，因此超过午夜12点甚至彻夜经营也是常有的事情。至于历史较久的老店小吃则集中于发展较早的台北西区一带，如：艋舺（今万华区）与建成圆环周围，和台湾多数发展较早的古城一样，这些老店多集中于寺庙周围。

茶文化

茶与台北的历史发展、人文风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清朝末期，茶叶成为台湾最大的生产与出口品，让台湾经济的重心由南部转向北部，大稻埕曾是全台第一的茶叶集散地，全盛时期曾聚集超过200家茶行。台北盆地四周围群山环绕，台北市的猫空及新北市的坪林、三峡均为著名的茶产地，位于台北市文山区的木栅观光茶园是台湾第一座观光茶园，而猫空地区昔日曾为台北市最大产茶区之一，铁观音为此处特色茶种。

体育

台北市体育的主管机关为台北市政府体育局。马英九担任台北市市长期间（1998年—2006年），台北市体育处对台北市的体育发展以“处处皆可运动”、“人人喜爱运动”为目标，以全民、学校、高龄、青年、障碍和菁英等不同民众，鼓励运动，设立大型赛场公共运动空间，并规划于12个行政区设立市民运动中心。
大型体育场馆方面，目前有台北田径场和中山足球场，中型体育场馆包括台北小巨蛋、台北市网球中心、天母棒球场、台北和平篮球馆和台北体育馆等，用以举行市级运动项目；除此之外，各行政区的区级休闲、运动中心也渐次启用或着手兴建，于2003年至2010年陆续完成启用；每年并由各区的体育会举办不同规模的路跑竞赛，以利于提升运动风气。未来以现有松山烟厂为基地整建成的台北文化体育园区（台北大巨蛋）将整合体育、娱乐、商务、城市文化与历史为一体的又一大型市民空间。
近年则由于国际能源危机所致，市府积极鼓励市民多从事户外休闲活动。例如兴建公园、广辟绿地、整平骑楼走道，方便市民带着家犬与家人在外一同游乐；并学习法国巴黎，鼓励民众亲近水岸；与厂商合作，在观光景点添置并推广自行车（铁马）以为代步工具，首开优良风气之先，间接改善交通，也为地球减少空气污染贡献心力。
台北市曾举办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听障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五人制足球锦标赛、世界杯棒球赛、世界花式台球锦标赛、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台北101国际登高赛、台北国际马拉松比赛（包含国道马拉松）、IAU世界杯超级马拉松比赛、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等国际性体育竞赛；申办奥运的构想也曾被提及。另外还有许多国内性体育竞赛，如“健康活力·运动台北”十二行政区路跑赛、新光摩天大楼登高大赛、三商巧福杯路跑赛、舒跑杯路跑赛、中正杯锦标赛（范围涵盖各类运动）等；中华职棒每年固定于天母棒球场举行部分场次的例行赛；超级篮球联赛则固定于台北市立体育学院体育馆（俗称“白馆”）进行例行赛。

传播媒体

台湾绝大多数主流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媒体总部或营运中心均设驻于台北市，旺盛的大众传播媒体及产业环境促使台北市成为台湾媒体产业的中枢，但也常因过度地倚倾台北播报新闻，而使得报导角度多半重于北部或浓厚的地域性。

免费无线网络（Wi-Fi）

台北公众区免费无线上网（Taipei Free）为台北市政府提供的公共免费无线网络，从2011年7月1日在台北市正式启用。Taipei Free可以在捷运站、市立图书馆、政府办公部门、主要道路上，以及部分公车（多为油电混合公车）上收到讯号。无线网络名称为“TPE-Free”（公车上之无线网络名称为“TPE-Free Bus”）。
目前Taipei Free的热点总数5,720个，2014年3月的月使用人次最高，达4,316,546人次。Taipei Free启用后，引领中央政府与各县市跟进推动公共免费无线上网建设，促进全台免费无线上网环境的良性发展。2014年1月15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将免费无线上网（Free Wi-Fi）与夜市、故宫、青少棒、全民健保及小笼包等久享国际盛名、公认是台湾典型形象代表的事物，并列为“台湾十大世界第一好”。 同年2月14日，英国每日电讯报也将台北与纽约、巴黎、赫尔辛基、佛罗伦斯、特拉维夫、香港、澳门、伯斯等9座城市，共同评选为“全球最方便的免费无线上网城市”；其中更特别将台北市列举为9座城市之首。显见Taipei Free对台湾公共免费无线上网建设的发展、对国际观光商务人士吸引力的强化、以及对台北市国际形象的提升，都有相当正面效益。

阅读风潮

民营书店方面，除了诚品书店、金石堂书店、垫脚石书店、三民书局、政大书城、茉莉二手书店、敦煌书局、蛙蛙书店、五南文化广场等国内连锁书店外，尚有国际连锁书店叶壹堂、纪伊国屋书店、淳久堂、法雅客，独立书店如专营同志性别的晶晶书库，贩卖二手书及罕见古册典籍字画的古今书廊二手书店、旧香居，蒙藏文化为主的青康藏书店，贩售台湾本土文化书刊的台湾ㄟ店，宗教书店台湾福音书房、基督教以琳书房、中国主日学书店、校园书房、灵粮书房，女性议题书店女书店，由文化部经营，专门展售政府出版品的国家书店；与其它特色书店如胡思二手书店、信鸽书店、亚典书店、唐山书店等。

教育

日治初期的1900年代，台湾第一座西式小学芝山岩学堂成立于芝山岩地区（今士林国小）。随后普设于台北各地的国语传习所、公学校、小学校等更奠下了台北现代教育基石。195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来台之后，投入庞大教育经费设立的小学、初中、高中与大专院校，更成为台湾北部甚至全台湾的“明星学校”，在高中或大学联合招生制度盛行时，尤其明显。特别是明星高中或国立大学的热门科系，每年考季都有相当激烈的入学竞争，即使在联招几近废止的今日，“升学主义”的情形仍延续著；此外，尚有国际学校。作为全国首善，台北市的教育资源与其他县市相比，较为丰厚、优渥。
目前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辖下有台北市立大学、160余所的公私立中小学，以及12年义务教育，此外还有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及台北市立动物园，并在各区设立运动中心、社区大学、乐龄中心、图书馆等，提供市民休闲育乐与学习进修的机会。台北市公共图书馆在2015年度购入图书资料的总支出是新台币113,927,471元，平均每位市民购书费为42.12元、每位市民拥书量为2.83册。

学术研究

台北市是台湾全国学术研究中心，国家级研究重镇的中央研究院即座落于南港区。另外专门典藏国家图书与汉学研究中心的国家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图书馆、台北市立图书馆与各大专院校图书馆：诸如国立台湾大学总图书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国立政治大学图书馆均有丰富馆藏等。其中，国家图书馆所特藏的善本古籍中，多件均为古代流传至今的孤本，如尚书表注、东都事略、宋太宗皇帝实录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珍贵古籍。

环保议题

台北市环保局推动禁用一次性餐具，从公家机关开始推动到各大学、高中、国中小学，进而要推广到私人机关。

交通

设籍台北生活圈的民众约有925万人口，故每逢高峰时段或假日，经常会有大量人潮、车潮流动于市区内或台北、新北两市之间，导致市区内各重要干道常出现交通阻塞（塞车）的情形。为求尽可能在短时间内疏散人潮、车潮，并减少塞车情形，因此除了一般道路外，亦兴建多条快速道路与联外桥梁。
此外，台北市亦为台湾大众运输最发达的都市，至2007年为止，整个大台北地区营运中的公车路线共有421条，平均每日载客161万人次，并有8成以上的中短程路线加入了联营公车系统。捷运系统方面，台北捷运营运路线总长度131.2公里，平均每日运量逾200万人次。此外，目前亦有可以共通使用于捷运、市区联营公车、短程客运与公营停车场的非接触式IC智能卡—一卡通、悠游卡、爱金卡、HappyCash；并实施公车与捷运间的电子票证双向转乘优惠制度。
对外交通方面，除了有多条国道（高速公路）与省道通往全台湾各地之外，台湾铁路管理局纵贯线以及台湾高速铁路都行经本市并设站；其中，台北车站为全市首要的陆运交通枢纽。空运以桃园国际机场（位于桃园大园）、台北松山机场为枢纽，海运则以基隆港（位于基隆市）与台北港（位于新北八里）为两大据点。

观光旅游

台北市治辖幅员与台湾其他县市比起来不算宽广，却拥有许多人文景观。其中，古迹数量与博物馆数目，不但居于全台湾首位，也存在着有别于其他城市的特殊风情。台北的夜生活以不同型态充斥在台北各区域。像是宁夏路老旧社区中的传统夜市，范围包含数条街道的士林夜市及万华夜市，东区新兴商圈的PUB、阳明山的北投温泉，都可视为台北夜生活型态的一部分。士林官邸、国立故宫博物院、大安森林公园、饶河商圈、猫空、……等也是亲子游玩的好去处。
台北借由打造友善城市的意象，以及流畅丰富的旅游体验吸引著全球旅客的目光，因而选入寂寞星球、福斯新闻网、BuzzFeed等旅游杂志及社群媒体的推荐名单之列，自2011年来，连续6年在全球132个旅游城市中获选为“最佳旅游城市”的前20强，2016年和2017年各有735万人次与932万人次的国际旅客到访，蝉联全球第15大旅游目的地城市；国际旅客2016年在台北的总体消费金额为96亿美元，名列全球第10名，人均花费为1,306美元（约新台币40,900元）。

城市象征

台北市市徽为第三代版本，于1996年透过公开征选产生，设计人为张维懿，在经台北市议会修法前，先行以“台北市政府府徽之名义使用。2010年9月20日，台北市议会通过台北市政府提案取代《台北市市徽市旗设置办法》的《台北市市徽市旗设置自治条例》后，正式成为市徽。设计概念如下：以毛笔写意手法写出北字，下方置黑色“TAIPEI”及灰字“台北”。红色代表热情，表现台北市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创造力，并传达台北人的活泼与热情。黄色代表温暖，表现台北人的友善、人情味，以及温暖的包容力。绿色代表和平与希望，表现台北市着重环保及乐活的绿色都会。蓝色代表理性与自由，表现台北市为国际科技化、智慧及创新的城市，并展现水岸城市的健康与清新。以红、黄、绿、蓝飞墨所组成的市徽，充分展现台北市热情、温暖、友善、自由、和平及健康之旺盛生命力，亦说明台北市在文化、环保、科技的创造与坚持，并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兼容并蓄，展现多元文化的丰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