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早年

1811年11月26日（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曾国藩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乳名宽一。父亲曾麟书是塾师，屡试不第，年近50方才中秀才，成为生员。曾麟书自忖功名仅能及此，从此在家乡一心一意栽培长子曾国藩科考。
曾国藩五岁启蒙，次年入家塾“利见斋”。1826年春（道光六年），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应湘乡县试，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京师准备来年的会试。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京师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初入仕途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并成为林则徐政敌、主张“鸦片上税免禁”的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侍讲。同年，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年底，充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升侍讲学士。不久，同榜进士李文安之子李鸿章入京会试，投其门下受业，住他北京家至少一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

围剿太平军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四月，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将奏折怒掷于地。次年，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1852年，生母江氏去世，丁忧回籍。此时太平军已经攻入湖南，气势正盛。咸丰二年底（1853年1月），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离家前往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事宜。一月后，太平军攻占江宁（今江苏南京），定都于此，改称天京。
曾国藩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以湖南同乡为主，仿效已经成军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并整合湖南各地武装，称湘军。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
咸丰四年（1854年），发布《讨粤匪檄》，率师出征，不久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祥祯部击败，投水自尽，被部下所救。休整后，重整旗鼓，当年攻占岳州、武昌。咸丰帝大喜过望，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大学士祁隽藻进言，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收回成命，仅赏曾国藩兵部侍郎头衔。
咸丰六年（1856年）坐困南昌。9月2日，洪秀全与杨秀清发生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咸丰七年（1857年），父亲曾麟书去世，丁忧回籍。
咸丰八年（1858年）5月，湘军攻占九江，气势颇盛。咸丰十年（1860年），湘军围困安庆，次年9月破城。湘军顺江而下，1862年攻破芜湖。1863年11月25日，曾国荃进扎城天京东孝陵卫。
同治三年（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对无辜平民展开屠杀与抢掠，当时的南京城被烧毁，平民死伤无数，南京人咸恨湘军，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曾剃头”、“曾屠户”。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所所长郭廷以在其所著《近代中国史纲》引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记载曾国藩弟曾国荃率湘军攻入南京城后的情景：“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是为湘军版的“南京大屠杀”，屠杀汉人亦成全了曾国藩为报满洲朝廷知遇之恩的忠臣美名。
7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与平定太平天国战功居次之湖广总督官文双方形成集团政争白热化。8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洋务运动

咸丰十年十月，曾国藩接到密旨；俄罗斯使臣会见恭亲王奕䜣时称，太平军在江南等地横行，俄国愿出兵三百人，在水路与清朝陆军联合作战，并从南方采办米粮运抵京津。咸丰帝举棋不定，特发六百里快递征求曾国藩等大臣意见。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1861年12月19日)，曾国藩上呈《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逆以代运南漕折》，认为俄国派兵帮忙这一点要断然拒绝，至于帮忙运输米粮可以接受。建议可以暂时借藉洋人之力，引用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提醒“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咸丰帝连下两道圣旨：1.在京城新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2.同意曾国藩派人去外国购买机器、洋枪洋炮，以便学习。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自主制造洋枪洋炮。1863年，曾国藩与容闳商议创办机器厂事宜，委派出国购买机器。创办学堂，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等洋务运动。

直隶总督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
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处理“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朝廷官吏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甚至直接称其为“曾国贼”。

回任两江

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脚部抽筋并且有失语异状，自觉“大限将至”，二月初四（3月12日）在金陵总督辕门病逝，享寿六十一岁。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曾广钧等。
曾国藩善用人才，晚清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他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作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
国藩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影响。著作收于《曾文正公全集》中。
生前出版影响深远的《曾国藩家书》，另还著有《挺经》、《冰鉴》等现代畅销书。

军事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湘军采用“兵员自募、权归主将”的做法，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战败，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
后重整军备，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两湖。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呆仗”闻名。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城（江宁府城）。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天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曾国藩入南京后，湘军大肆焚掠，“……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屠城之后10多年，死走逃亡，到光绪帝登基时，南京只剩不到50万人。
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巧言上书“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
曾国藩就地处死太平军降将李秀成，原因可能是李秀成想效法姜维诈降，也不想把李押解北京以遭受酷刑。赵烈文记述李秀成在临死前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清朝廷令曾国藩剿捻。曾国藩采取“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的方针，在河南周家口、山东济宁、江苏徐州、安徽临淮关分置四镇，驻淮军和湘军八万，将捻包围在苏、豫、皖边区。又在淮北捻军的根据地修筑墟寨，清查户口，实行保甲连坐法。但捻军突破湘军、淮军的包围，进入湖北。又突破开封、朱仙镇间的贾鲁河防线，东走山东。曾国藩被撤钦差大臣，李鸿章继任。
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成为晚年的一大心病，事实上，这时湘军大部分裁撤，曾国藩只能用李鸿章的淮军，不如湘军容易差遣。各部协调不力，被张宗禹率捻军在贾鲁河一带突破，进入山东。

正面

曾国藩一生笃好学问，作文每日不辍，是名副其实的儒家士大夫。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早年讲理学；办理团练军务时讲申韩；后学老庄。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对曾国藩等封建时期的人物大加斥责。但自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界政治气氛下降后，对曾国藩的评价日趋活跃，不乏赞誉之声。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曾国藩已患重病，李扬帆认为“曾国藩实际上死于处理天津教案导致的精神打击。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处理中，他的忠、信、笃、敬四字秘诀，未能挽救自己的名声乃至生命。”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云南的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如此评价曾：“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他随后说到“但是他却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斥责为汉奸刽子手，为了满清异族统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杀了同胞”。徐评论道“曾国藩虽然并非才华横溢，但却是一位坚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在居留京城其间，他与一些宋派理学的首要人物交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对“静”、“耐”和“约”的领悟，这些信念运用到实际事务中，即意味着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和务实克己。他在日后的生涯中将大大利益于这些品格”。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蒋中正和毛泽东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即使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中正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负面

曾国藩也是心狠手辣之军事家。曾国荃攻克安庆时，一日之内屠杀一万余名战俘，其中参杂大量平民，曾国荃怕受到报应，写信给曾国藩。曾国藩在家书中竟然回应“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湘军大将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当时金陵士大夫有隐语：“昨夜诸侯今庶人，江宁民家尽死人！”（昨夜诸侯今庶人，指“曾”为“国藩”）。南京百姓至今仍以“曾剃头”、“曾屠户”等词称呼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形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攻打南京时，屠杀平民无数。太平天国天京城破三十余年后，谭嗣同在南京仍听当地人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1870年“天津教案”处理失当，一味指责天津民众，将犯法的教民释放，并且亲自向法国道歉，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舆论甚为不满，称其为“曾国贼”，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曾国藩只好屡屡道歉，自称：“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曾国藩接下来隐蔽不出，避免被直隶人民诟骂。这件事情让他“忧愤成疾”，健康大受影响，两年后即病死。

逸事

曾国藩全身患有牛皮癣，传说是蟒蛇转世。曾国藩最爱吃鸡，又最怕鸡毛。曾国藩见到“鸡毛令箭”时，总是毛骨悚然。据说蛇很怕焚烧鸡毛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