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主义

起源

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体现了对人类自由选择和深思熟虑的充分自信，它根源于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自然法传统、基督教传统以及契约论传统，汲取了法治理论、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等理论的精华，形成了“权利”与“权力”两个重要的维度。
许多学者将宪政主义的起源追溯到英国1215年通过的《大宪章》，认为这一贵族与王权斗争的产物具有限制权力的性质，是现代宪政主义的源头。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是启蒙运动给西方带来了宪政主义。以英国的约翰·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美国的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为代表宪政主义者提出的三权分立、人权保护以及民主程序等一系列制度性措施构成了宪政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开创了西方宪政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

早期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作为一种理论形式的宪政主义成为西方政治制度架构的重要原则。从1628年开始，英国以《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以及《王位继承法》等一系列宪法性文件为基础形成了不成文宪法体系。在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的斗争中，宪政主义为限制君主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产生了最早的君主立宪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君主立宪制制约了封建王权，防止了国王权力的专断，成为当代西方一种主要的政体形式。
美国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以及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等文件的颁布则标志着宪政主义在实践中的全面展开。随着民主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宪政主义融合了民主的因素，为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合理性，宪政主义逐渐由君主宪政发展成为民主宪政。

宪政与民主

宪政本身并不涉及民主，宪政的根本目的是保障自由权；而民主则关注政府的产生方式和权力来源。宪政可以让政府受到约束从而保障公民自由权；民主则可以让政府执政为民，从而保障或增加公民受益权。因此民主国家未必是宪政国家（例如古希腊），宪政国家也未必是民主国家（例如大宪章时代的英国）。宪政的关键词是“自由”，民主的关键词是“平等”。
法学界对于宪政与民主关系的解释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为了保障属于个人、并在政治学的逻辑上先于国家而存在的那些自由，宪政制度不仅用了各种方法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且还用了许多方法去限制人民的权力，把宪法中确立的“宪法权利”排除在民意（政治中的多数）的选择范围之外，并通过一个独立的、不受选举制约的司法系统来充当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神。

宪政与宪法

（1）宪法是一个名词，宪政是一个动名词，是将宪法予以贯彻实施的一种行为、活动和实践；（2）宪法是一个文本，而宪政是一种运动，是一种实践，是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及其运行；（3）有了宪法，可以有宪政，也可以没有宪政，但是有宪政的国家必有成文或不成文宪法；（4）宪法是一种理想，是一种宣言，而宪政是一种结果，是一种实现了或者基本实现了宪法理想的境界；（5）有了宪法，未必一定能实现法治，但是有了宪政的国家，必是法治的国家。
宪法是否意味着宪政在学术界众说纷纭。宪法学界认为，宪法是实施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灵魂和生命。通常，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民权，限制政府，这样的宪法是静态的宪政；也有的国家制定宪法之目的仅在于对外宣示，对于政府无法起到约束，这样的宪法称作字义性宪法。这样的国家也不是宪政国家。

三权分立

宪政主义的本质在于以一系列准则或规范来限制政府权力。宪政主义宣称，人们能够并且应该建立一整套成文的或是不成文的规则来限制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国家权威直接取决于这些可见的限制。宪政主义主张国家制订一部有效的限权宪法，并通过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形成权力的制衡机制，从而有效地防止权力的专横。
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实际确立于第4任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主政美国最高法院时期。马歇尔大法官在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中，奠定了美国法院对美国国会法律的司法审查权之基础，从此确立了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而马歇尔也被广泛誉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首席大法官之一。

公民权

宪政主义不但要求一个安全的权力体系，同时还主张以明确的权利体系保障公民的人身、政治、经济、社会等诸项权利。尽管这一权利主张一直受到保守派宪政主义者的非难，但还是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宪政主义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在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等人的努力下，美国宪法加上了《美国权利法案》作为宪法的修正案，从而完善了宪政体系，对于人权的规定成为宪法的标准内容。
美国的公民权在第14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主政美国最高法院时期得到了极大地扩增，沃伦法院是历史上美国司法权力所到达的顶峰，被广泛认为造就了美国历史上一场划时代的自由主义宪政革命，成为了当时美国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堡垒。 厄尔·沃伦领导的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了确立美国“一人一票”民主普选制、禁止种族隔离、推广权利法案、逮捕程序改革（米兰达警告）、抗击麦卡锡主义、保障言论自由、保障婚姻自由等众多里程碑式的判决，而沃伦也被广泛誉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首席大法官之一。

君主立宪制

英国的宪政体制也许是世界上采用不成文宪法的国家中的最佳典范。英国1215年通过的《大宪章》被认为是宪政主义的起源之一，而17世纪的英格兰也成为了世界上最早采用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之一，随后英国国王和英国议会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权力斗争。 如今的英国国王已经成为了英国的虚位元首，君主及其近亲具有一系列的官方、礼仪、外交和代表性权力，其职责仅限于授勋及嘉奖和任命首相。现今英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名义上仍旧通过君主的皇家特权来行使，但事实上这一权力仅能根据国会立定的法律行使，并且受到传统与先例的限制。

权力制衡

此后，英国涌现出了大量的关于权力制衡的政治思想，并产生了许多政府的官方机构以及私人的机构进行权力制衡。 这种制衡已经从单一的限制国王权力扩展到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日本

日本自从1947年5月3日施行新版宪法后，采用了单一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在保留了日本天皇的前提下，同时设立了国会。 而安倍晋三首相领导的政府提出要对1947年的宪法作出修改，这一举措遭到了广泛批评，反对者认为新的宪法将对日本公民附加额外的义务而不是进一步保障他们的人权。

大陆时期

1923年1月，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的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其中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规划了走向民主共和宪政体制的改革路线。 1924年，孙中山撰写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提出对国家建设所的规划方案，强调“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1925年，孙中山逝世，同年国民政府成立，而1926-28年间蒋中正等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进行了北伐，推翻了北洋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中国，定都南京，中华民国进入训政时期。 1927-37年间，中华民国的发展经历了“黄金十年”，期间施行孙中山的训政政策，1931年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培养国民施行宪政的能力。
1937年-45年间，中华民国经历了8年的抗日战争，但长期的一党专政导致了独裁、腐败、通货膨胀等种种问题。期间，国民党于1943年9月召开了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中山提出抗战胜利后1年内将确立宪法、实行宪政，他强调：“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 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但他的理论遭到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质疑。
抗战胜利后，1945年秋，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了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而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代表在1946年1月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中通过了《政协宪草》、对实行宪政达成共识。1946年12月25日，由中国国民党和其它党派所组成的“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三民主义”入宪，1947年1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该宪法、并于1947年12月25日正式生效，自此中华民国进入宪政体制。但随后即因国共内战宣布进入动员戡乱时期，于1948年起冻结宪法中许多保障自由权利的条文。

蒋经国时期

1970年代-80年代间，蒋经国所领导的政府以“三民主义”为根基，展开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民主和宪政改革，先前在大陆时期制定的宪法才真正得以落实于台湾地区。 台湾的民主共和宪政体制采用了孙中山创立的五权分立架构，将政府分成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而部分为统治中国全境所做的宪法规划，则因应两岸分治及社会发展的时势，由《宪法增修条文》补充或暂停实施。 1988年，蒋经国逝世，但他的大部分民主和宪政改革成果延续至今。
1978年5月，蒋经国就任中华民国第6任总统。1979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权日，台湾高雄爆发了历史性的“美丽岛事件”，诉求民主与自由，要求终结党禁和戒严，虽然此次事件的领袖施明德等多人被逮捕判刑，但在各方压力下蒋经国并未判处任何一名被告死刑，这被视作台湾岛内民主的先声。 而在美丽岛事件发生的同一天，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强调，“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应走的大道，必须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
1986年3月，在国民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口号以及各项民主宪政改革方案，包括解除党禁、报禁、戒严等等。他随后强调：“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1986年9月29日，台湾民进党在台北成立 ，虽然当时“党禁”还未正式解除、民进党的成立在程序上还属非法，但蒋经国并未实施镇压。 1986年10月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凯瑟琳·葛兰姆时，宣布台湾“即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
1986年10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再次强调：“个人的生死毁誉并不足惜，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脉。……凡执政党同志，应以中国国民党一向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诚意和开明的豁达，积极求进的作为，与所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共同努力…… 以使民主宪政更充实、更完美。”10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解严”和“开放党禁”的决议。 1987年7月，蒋经国公布了中华民国《国家安全法》，正式解除了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的民主宪政体制得到初步确立。1988年元旦，蒋经国宣布正式解除“报禁”，而13日后蒋经国逝世。 蒋经国被普遍认为是对台湾地区贡献最大的中华民国领导人。

毛泽东时期

1940年2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里面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他提出中国要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近来有观点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将宪政理解成为民主政治其实是一种肤浅的误解，宪政的终极价值是保障民权，而宪政的核心思想为“有限政府”，这并不意味着该政府必须经过民主的程序产生，例如17世纪君主立宪的英国。该观点认为，现代宪政理论虽以民主制度为基础，但它最核心价值并不是民主，而是体现在一部宪法和各种政法制度当中的“法律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the law）。宪政和民主是分不开的，但现代的宪政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制度模式，其实质是民主主义、共和主义和法治主义这三者的汇合。
1950年代初，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许多民主人士建议以“立法”、“颁布法令”等的方式和平分配土地，1950年6月的《土地改革法》也获得通过，但毛泽东等人反对将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而是鼓励建立“人民法庭”、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批斗，此举造成了法外杀人等激进的群众暴力行为。 有学者认为这是将司法政治化，是反宪政运动，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借法律的名义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审议通过，该宪法收入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85条）等具有宪政精神的内容，毛泽东本人也说道：“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但事实上，这部宪法很快就被虚置，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宪政体制也未能确立。
1957年，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发动了“反右运动”，1958年又发动了“大跃进”、实行“人民公社”，1963年又发动了“四清运动”，强调的依然是“人治”而非“法治”和宪政。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道：“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文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1966-76年间，毛泽东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宪法和法治，造成了体制性重创和空前的社会浩劫，国家主席刘少奇被非法罢免。文革期间，中共中央还主持重新修订了宪法，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部宪法《七五宪法》，并在正文内纳入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等内容，将大量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职位，带有浓重的文革色彩、与宪政主义背道而驰。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978年3月，华国锋等人在“两个凡是”的框架下主持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部宪法《七八宪法》，该版本虽然删除了部分文革语调、恢复了《五四宪法》部分公民权利条款，但依然保留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文革用语，并且没有恢复“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主要的宪政主义内容。这部宪法正文延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相关条款，仍将中国共产党的机构纳入国家机构运作体系中，依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和文革色彩。

习近平时期

2018年，中共中央提议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写进《八二宪法》序言，与此同时还提议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和职权，并重新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修进宪法的正文中，同时建议在《八二宪法》中删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款。
2019年2月，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引述中共中央报刊《求是》报道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首次会议上发言，指出必须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决不能走宪政、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路。
近年来，习近平的许多言论和举措招致了国内外的诸多反对声音，部分学者对他的一系列作法感到忧虑、震惊，有人认为这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复辟、背离了宪政主义，还有人认为这甚至有可能将中国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