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文革历史

本条目记录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南省、尤其是湖南省会长沙的群众组织的斗争史。

前奏

1965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湖南的报纸一直没有转载。《五·一六通知》发出后，中共湖南省委积极派出工作组抓“三家村”、“小邓拓”。
1966年8月18日，红色政权保卫军成立。8月19日，湖南大学土木系学生到长沙市委请愿，与工人冲突，称“八一九事件”。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九·二四”报告指出：提意见、写大字报的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右派翻天”。一时间全省抓出“右派”、“黑鬼”等以十万计。10月14日，“湘江风雷”在北京成立。10月15日，“高司”在长沙成立。“高司”总部派出大量战斗队、宣传队，分赴各地、市、各大厂矿调查，写出大量调查报告、材料。控告“九·二四”报告的恶果，控诉资反路线的罪恶，为大批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干部、群众平反。12月6日，部分复员军人组织了“红旗军”。
1967年1月15日，《红旗》杂志公开指责“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党内走资派组织的“御用团体”。 叶卫东、李铁凡等人批斗张平化，关在长沙市新华电影院地下室内约十天。
1966年年底，高司单方面与张平化在望江楼私下会谈，签订了关于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望江楼协议》。

军队支左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正式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1月15日，湖南省军区表态支持髙司。1月20日，省军区执行中共中央“一·二〇”来电指示，镇压冲击军区的“湘江风雷”的盟友组织“红旗军”、“红导弹”，并抓捕了“红旗军”的负责人。
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2月4日深夜，湖南省军区执行中央文革“二·四”批示，两组织支队长以上头头绝大多数被捕，长沙的监狱人满为患。三天内，省军区统一部署，逮捕大小头目一万多人。后来，省军区承认抓了五千人。2月7日，“高司”等九个群众组织发起，召开十余万人的批判、斗争“湘江风雷”、“红旗军”、“红色政权保卫军”头目大会。2月8日，在省军区支持下，“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发起成立“省红联”（“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2月9日，省军区在第二号通告中，提出“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高司”在省军区的支持下，又派出大量战斗队奔赴各地和各大厂矿，“肃清湘江风雷流毒”。这次，他们普遍支持了反“湘江风雷”的保守派。
3月，湖南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临时负责处理全省的经济工作。3月9日，“红中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十天后，长沙一中“红造会”（长沙一中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3月29日，“省红联”向中共中央上报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单。4月7日，“红中会”再封《湖南日报》。4月15日，“工联”（“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成立。4月22日，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章伯森发表对形势的《公开声明》。章伯森、梁春阳领衔，一批领导干部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工联”。4月25日，控制《长沙晚报》的晚报红色新闻兵连续在本报发表矛头直指髙司的长篇文章。
“五一”大游行中，“红中会”、“井冈山”等激进红卫兵组织公开喊出了为湘江风雷翻案的口号，翻案声浪日益高涨。5月9日，“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在省军区门前开始绝食斗争。5月14日，“工联”派在长沙东风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成立“绝食指挥部”。5月1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5月19日，华国锋在长沙发表声明表态支持“工联”。省军区于6月3日发出第四号《通告》和《紧急通告》，宣布湘江风雷不是反革命组织，但不得恢复原组织。但湘江风雷总部已于5月31日正式宣布恢复。6月8日，省军区发布通令，点名批评了“工联”等革命造反组织。
6月3日晚，各造反组织领导人在市总工会开会，讨论部分“湘江风雷”成员拟在劳动广场召开大会公开树旗问题，发生激烈争吵。工联反对将于次日召开的湘江风雷重新树旗大会，而执意要开支持亮相干部大会。6月6日，“工联”、“高司”两派在长沙友谊馆（今五一路口腔医院大楼）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亡10人，负伤众多。随后武斗不断发生。周总理紧急召集各派代表进京谈判。7月，由于全省形势恶化，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停止工作。7月23日，湖南医学院发生武斗，死伤数人。7月26日晚十一点多，二百多人冲进马坡岭国家军火仓库，拿走三卡车军火。7月27日，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工联”、“湘江风雷”，撤消“二·四”批示。8月7日，在马坡岭和工程兵学院，工联和湘江风雷武斗。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中期

8月，道县和江华、江永、兰山等地发生大规模乱杀人的恐怖活动，即“道县事件”。
8月30日，“高校风雷”、“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等二十五个“湘派”组织公开发表《八·三〇声明》批评省革筹小组的人选名单。9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第二条，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组成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黎原为组长，华国锋、章伯森为副组长，成员12人。9月19日，周恩来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9月27日，工联宣布解散总部。
9月28日，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等六个湘派组织发出通知，邀请各造反组织共商联合。9月29日上午通过《关于坚决拥护、全力促进、誓死捍卫革命大联合的联合声明》（九·三〇声明），9月30日上午会上产生“省无联筹备小组”。10月7日，“省无联”《成立公告》贴上大街。
10月14日，“湘江风雷”总部发表“关于‘9·30声明’的自我批评”。10月17日，罗新发在东风广场的“以斗私批修为纲，粉碎极左思潮的猖狂进攻大会”上代表湘江风雷总部再次作自我批评。11月9日，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发表《关于促进迅速实现按系统大联合的联合公告》，排除省无联的干扰，从形式上开始工、湘两派大联合的进程。“湘江风雷”总部在11月24日《郑重声明》不承认“省无联”。
10月底，衡阳矿冶学院学生李瑞林率领20人成立“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察团”抵达长沙，经郑开诚介绍认识叶卫东，加入湘江风雷，并提出到各地发展串联，成功在1966年11月7日，将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万达揪到衡阳批斗。
1968年1月24日，周恩来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全部出面，宣布“省无联”是“反革命的大杂烩”。“省无联”头头被抓捕。1968年1月26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长沙召开群众会议，声讨省无联。2月9日，长沙20万军民集会游行声讨省无联。
1968年1月17日，“长沙市工代会”（长沙市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等均宣布解散，统一纳入“长沙市工代会”。
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成立。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发表《告全省人民书》：“自即日起，湖南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湖南省革命委员会”。
“永向东”借助中央“反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三·三〇指示”，联合原“工联”的“湘瓷派”、原“湘江风雷”的稳健派，抨击省、市革委会中的军方负责人与原“工联”负责人。梁、尚及“永向东”组织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活动分子，则被下到各地市单位和“五·七干校”。叶卫东也被点名批判，其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临时停止。
1970年春，“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唐忠富、胡勇，区街小厂、街道居委会中的原造反派负责人，全部被整肃，少数被枪决，相当部分被拘捕入狱，大部分从各级革委会中开除，关进所谓“学习班”“反省”，隔离数月、甚至近一年。
1971年夏，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开始。原造反派成员再次被审查、清算、批斗，直至九·一三事件，才获人身自由。

批林批孔

胡勇等“汽电”头头向“湘江风雷”与“湘瓷”派头头做工作，向他们作了适度的自我批评。叶卫东、周国强等造反派由此恢复省、市革委会职务。已入狱几年的一些“湘江风雷”与“湘瓷”派造反派头头，都被胡勇等人设法一度保释出狱。
在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委体制下，湖南造反派搞了“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与各级党委并行。
4月份起是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动，几乎同时，大批造反派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中共中央任命唐忠富为省委常委，胡勇成为省委委员。工联头头许新宝，甘德桂（“工”派的农民组织“农联”头头、东屯渡农场农工）任全职长沙市委常委，雷志忠任市委副书记。

揭批查与清理三种人

197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日，唐忠富、胡勇、张厚、雷志忠、胡求生等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张厚、唐忠富、胡勇都说是“右派政变”，胡勇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会上提出“要分别找一些头头通气，要捆紧把子。”还议论过“上山打游击”，“要注意上海、辽宁的动向”等。会后，唐忠富找叶卫东秘密串连告知会议内容。
10月23日，长沙市50万军民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胜利粉碎四人帮。同日，《湖南日报》发表长文《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必须彻底摧毁》。
11月1日，省委决定隔离审查唐忠富。1977年3月，省委宣布公开审查湖南所有造反派头目与骨干。
1982年5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分别将造反派主要头头判刑：胡勇15年、叶卫东13年、唐忠富10年、张厚8年。1984年3月，章伯森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后续

唐忠富1997年8月3日在长沙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