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

前期（唐末至元代）

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据点，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麓山寺创立，至今仍保存完好。东晋陶侃曾建杉庵读书于此。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璿等二僧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岳麓书院就是在智璿等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诞生的。
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7）年间，岳麓书院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时期。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至今书院所存明代“岳麓书院”刻石，便是当年宋真宗的手迹。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关于“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但唯有岳麓为诸家共推，反映了古之学者对岳麓的推崇。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他还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张栻主教期间，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所以不仅是长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绍熙五年（1194年），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经过他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到繁盛时期，理学史上颇负盛名的“湖湘学派”即发展于此。
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元统治者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仅废10余年的岳麓书院又开始恢复生机。1314年（延元年）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主持大修。元末战乱再起，岳麓书院又于1368年（至正十八年）毁于战火。

中期（明代）

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了百余年。成化（1465－1487）年间，书院开始逐渐恢复。1432年（宣德七年），由民间集资促成岳麓书院最早的一次修复。1469年（成化五年），长沙知府钱澎再次兴复书院，但不久又废。1494年（弘治七年）长沙府通判陈钢终于使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貌。自明宣德始，经地方官员陈钢、杨茂元、王韬、吴世忠等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
1507年（正德二年），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阳明来岳麓讲学。王阳明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岳麓书院的又一次重要学派活动，导致了岳麓书院又一个学术繁荣期的到来。
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御赐“敬一箴”（即程子四箴）。
明清之际，著名的爱国主要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书院之盛，振美一时”。
1643年(崇祯十六年)，张献忠部队进攻长沙，与明朝官军进行激战，书院在混战中被毁。

后期（清代）

清初朝廷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1652年（顺治九年）曾调令：“各提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实谈废业。”然已经实行了数百年的书院制度，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修复书院的呼声日趋强烈。就在顺治帝诏令各地“不许别创书院”的当年，湖南巡抚彭禹峰就聘请长沙府攸县县学生刘自主持岳麓教事，并未受到处罚。
随着统治的日益巩固，顺治末年对书院的抑制政策开始松弛，康熙、雍正年间进而实行支持和鼓励政策。1668年（康熙七年），巡抚周召南下令重建岳麓书院，基本恢复了原有规模。1674年（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发动三藩叛乱，攻克长沙，刚刚修好了才４年的岳麓书院即兴即毁。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巡抚丁思孔又重建岳麓，置膏火田数百亩，并两具疏章，请求御书匾额。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春，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帝又赐御书“道南正脉”于岳麓，岳麓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再次获得肯定，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书院教育达到了鼎盛，培养出了一批批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生徒。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书院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期间罗典、欧阳厚均各主院27年，创建和恢复书院古迹数十处。1833年（道光十三年）巡抚吴荣光仿学海堂制，在此创设湘水校经堂，首开湖南书院教学改革之风。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军进攻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史称“书院毁半”，随后院长丁善庆率诸生捐资又逐次修复。1868年（同治七年）巡抚刘昆主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建。清末，岳麓顺应历史潮流，设译学、算学等科，增置时务和西学图书，进行了教学改革。

改制（清末至今）

清末实施新政，废书院而兴学堂，“岳麓书院”于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废为湖南高等学堂（1897年长沙时务学堂创立，1899年改为求实书院，1902年改为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与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奉令停办，工科学生按志愿送到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同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奉命迁入。民国四年十二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志·建制第二》载：“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即故岳麓书院。”（第2页）。1917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奉令停办，并入武昌国立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同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接收了前湖南高师的全部校产和一部分教师。1926年湖南工业、商业、法政三个专门学校合并，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仍以岳麓书院为一院，新建校舍为二院。1937年，省立湖南大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确立为国立湖南大学。
1938年4月，日本战机轰炸湖南大学校园，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毁。1941年4月日机再次轰炸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御书楼、半学斋、静一斋等处均中弹倒塌，文庙大成殿及孔子像被炸毁。抗日战争胜利后，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修复。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被撤消。在湖南大学旧址上，以原湖南大学土木系和基础教育部为基础，合并其他一些大学的相关院系，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1958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扩充后改名湖南工学院，1959年复名为湖南大学。
1981年，岳麓书院开始大规模修复工程。1986年10月，在历经5年大修后，岳麓书院正式对外开放参观。湖南大学先后在此成立文化研究所和下属学院（名即为岳麓书院），招收历史、哲学等专业本科、硕士和博士生。

书院学规

中国古代书院的学规，是用以规范生徒学习、生活行为的规矩章法。其内容包括书院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修身治学的准则、日常生活及为人处世的通则等。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颁《白鹿洞书院教条》于岳麓书院，这是岳麓书院最早的正式学规，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到了清代，原有学规已不合时宜，历任山长开始对学规加以扩充和修订，其中影响最大、最广为人知的是山长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

著名人物

岳麓书院大门上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道尽了岳麓书院历史上人才辈出的事实。纵观岳麓书院一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北宋，山长周式便“教授数百人”。南宋理学家张栻出任山长后，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培养出了一批“岳麓巨子”。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来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历时两月，史称“朱张会讲”。这次会讲吸引了大批士子纷纷返归前来听讲，“方其盛也，学徒千余人”，“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明清至民国初期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鼎盛时期，一批批日后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从这里走向社会，其中最著名的有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以陶澍、贺长龄、严如煜、魏源为主体的政治改良派人才群体，咸丰、同治年间出现的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元度、刘蓉、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为主体的“中兴将相”人才群体，戊戌变法期间出现的以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沈荩、黄遵宪为主体的维新变法派人才群体，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出现的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才群体等。余秋雨对此评价说：“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建筑

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上世纪以来，经过几次大修，一些毁于战火的建筑得到了重修。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此外还有赫曦台、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及曲廊水榭假山等园林建筑及人文景观，在展示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在这些建筑中，像爱晚亭，已被公认为中国古代亭台中的经典建筑，莅列四大名亭之中。先后恢复重建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 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以功能区分，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类别。

碑匾

岳麓书院办学千年，积累了大量的碑匾文物，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主要分布在麓山寺碑亭、讲堂、御书楼壁及复廊、百泉轩园林碑廊等地。
麓山寺碑亭内竖有麓山寺碑。此碑是中国现存碑刻中影响较大的一块唐碑，也是长沙现存时间最早、价值最高的碑刻，由著名书法家李邕于唐开元十八年（730年）亲自撰文、书丹、并镌刻，因文、书、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绝碑”之称。历代许多大书法家都曾前来瞻仰临摹，宋代书法家米芾于元丰三年(1080年)专程前来临习，并刻"襄阳米黻同广惠道人来，元丰庚申元日"16字于碑阴。原刻在麓山寺中，后移至岳麓书院右侧，明知府钱澍建亭护碑。清代嘉庆年间有达官遣吏前来拓取，因不得其法而使名碑碎裂，长沙知府沈廷瑛得知之后，亲赴现场，和沙灰集其残片94字，另嵌碑亭内壁之上。
讲堂檐前悬挂的“实事求是”匾，是民国初期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所撰，为岳麓书院在转制时期的校训，对当时寓居于书院的毛泽东影响很大，后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大厅中央的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康熙皇帝御赐的“学达性天”，一为乾隆皇帝御赐的“道南正脉”，前者为根据老照片复制的，后者为原物。讲堂两壁嵌“忠、孝、廉、节”四大字石碑，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刊立，传为朱熹手书。讲堂两边轩廊分立“整、齐、严、肃”四大字石碑，为清乾隆时山长欧阳正焕书，道光时欧阳厚均立。这两组大字碑刻皆为中国古代书法碑刻史所罕见。大厅四壁还嵌有历代山长的“书事齐严肃四字因示请生诸”碑、“岳麓书院学规”碑、“毕沅诗”碑等，均为清代碑刻。
御书楼及复廊内也嵌有的大量碑刻，主要有“朱熹诗碑”、“重修岳麓书院记碑”、“文昌阁祭田契券”、“吴荣光江南述别诗碑”等。其中“朱熹诗碑”所刻的诗是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后与张栻同游南岳，在株洲与张栻告别，张栻作“送元晦尊兄”诗赠朱熹，朱熹以此诗作答。此碑为为清光绪年间巡抚吴大澂所刻，是岳麓书院历史的重要见证。“文昌阁祭田契券”碑系山长袁名曜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勒石嵌立，是岳麓书院租田管理方面的原始资料，对研究岳麓书院教育经费、祭祀经费的来源有重要的作用。
百泉轩园林碑廊建于1992年，刊历代遗碑13块及新制岳麓书院文献史料碑27块。在历代所遗碑刻中，有明刻“岳麓感旧诗碑”、清刻“道中庸碑”等，尤以“道中庸碑”最为珍贵，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修复道中庸亭时所刻朱熹遗墨。新刻的27 块碑分别为：善化县志载《岳麓书院源流》，宋代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王炎《论清岳麓书院堂长》、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陈傅良《建岳麓书院记》、朱熹《措置岳麓书院牒》、欧阳守道《赠了敬序》，元代吴澄《建岳麓书院记》、《百泉轩记》，明代杨茂元《后重修岳麓书院记》、李东阳《建岳麓书院记》、陈凤梧《岳麓书院志序》、黄衷《岳麓书院祠祀记》、李腾芳《重修岳麓书院碑记》，清代易宗涒《岳麓书院记》、丁思孔《重建岳麓书院记》、毛际可《重修岳麓书院记》、龙骧《重修岳麓书院记》、王文清《四公德政纪略》、欧阳厚均《新建崇圣祠碑记》、罗典《岳麓书院课艺序》、郭嵩焘《重建湘水校经堂记》及 1993年杨慎初教授撰《岳麓书院重修记》。这些碑文反映了岳麓书院的历史沿革，是研究岳麓书院历史发展的重要文本。撰文者中既有著名政治家、地方官员，也有著名文学家和书院山长，他们本身在历史上都有较大的影响，这就更加凸显了碑刻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