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

语源和历史

反乌托邦（dystopia）一词来源自乌托邦（utopia）。它的希腊语前缀意指“坏的、不好的”。
1818年，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改革家杰里米·边沁，使用了cacotopia（最糟政府所在的假想之地）这个词。
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记载，已知最早使用dystopia一词，是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于1868年在英国下议院前的演讲。密尔指责了政府的爱尔兰土地政策：“称它们为乌托邦式的或许太过褒扬，它们更应被称作反乌托邦式（dys-topians, or caco-topians）。通常称之为乌托邦式的是某些太过美好而难以实现事情，但它们则显得更倾向于太过糟糕而不可行”。

题材

反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作是1932年英国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英国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以及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亦翻作《反乌托邦与自由》）、美国雷·布莱伯利《华氏451度》。不过这类小说并不都是宣扬消极意义，阿西莫夫所著的《钢穴》则描写在人与人工智能矛盾的大环境下，人渴望人性自由并化解人机矛盾，建立人机合作的典范。

政治

虚构的乌托邦社会，基本上是根植于空想主义的政治原则之上，成功地给民众带来积极有益的成果；虚构的反乌托邦社会，其基础政治原则虽然通常基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但却因为存在致命缺陷而给民众带来负面后果。
在《当沉睡者醒来》（When the Sleeper Wakes）一书中，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把统治阶级描写成享乐主义的和肤浅的。乔治·奥威尔把威尔斯笔下的世界和杰克·伦敦的《铁踵》（The Iron Heel）做对比，认为《铁踵》中反乌托邦式统治者显得暴虐、狂热，这样写更合乎情理。
一些作品的反乌托邦社会中，统治阶级推行草菅民众、暴虐无度的铁腕统治，而这些反乌托邦政府机关中又有一些人或者团体领导抵抗，意图从内部改变他们的政府。如阿兰·摩尔的《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
描述反乌托邦政治生态的小说包括：《Parable of the Sower》《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华氏451度》，此类电影则包括：《大都会》《妙想天开》《大逃杀》《FAQ: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超世纪谍杀案》《饥饿游戏》《分歧者》《移动迷宫》 《未来都市NO.6》等。

经济

文学和媒体作品中的反乌托邦社会，其经济结构存在很多变体，这是因为作品中的经济通常和被作家设定为压迫根源的因素直接相关。但这些社会大致会依循几种原型。
常见的一种是国家计划经济，例如艾茵·兰德的《Anthem》和Henry Kuttner的短篇《The Iron Standard》。还有则是社团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控制的计划经济，例如诺曼·杰威森的电影《Rollerball》。一些反乌托邦，例如《一九八四》中的那样，有着交易危险而稀缺货品的黑市，或者角色完全被国家控制的经济所摆布。这类经济体系通常缺乏效率，例如Philip Jose Farmer的《Riders of the Purple Wage》，在臃肿的福利体系中，从社会责任中解脱的完全自由驱使下层阶级从事各种排斥社会的行为。库尔特·冯内古特的《Player Piano》中，中央控制的经济系统确实使得物质丰富，但却剥夺了人们劳动的人文意义，所有的工作都奴仆化、令人不满，而且只有少之又少的受过教育的人才有资格让精英和他们的工厂接纳。Tanith Lee写的《Don't Bite the Sun》中，没有友善，只有满不在乎的消费和享乐，使得主角开始寻求生活的深层意义。
即使在那些经济体系并非社会弊端根源的反乌托邦中，国家也常常控制着经济，例如《美丽新世界》。其中一个角色，对于自己并非社会一员的暗示报以惊恐的反应，理由是每个人都为其他所有人而工作。
其它一些作品描写了庞大的私有化和社团主义，私人拥有的超大公司有效地取代政府制定政策和作出决策。他们操纵、渗透、控制、贿赂、与政府结契或者扮演政府职能。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昏睡百年首创本题材，是以十九世纪欧洲没有普选制的资产阶级伪民主下，政府的纪律部队只作为付得起重税的富人的打手。后来可见于小说《Jennifer Government》《Oryx and Crake》，电影《异形》《阿凡达》《机器战警》《超世纪谍杀案》《瓦力》《Visioneers》《Idiocracy》《THX 1138》《Rollerball》。在赛博朋克流中，公司统治很普遍，如尼尔·斯蒂芬森的《Snow Crash》、菲利普·狄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及其改编《银翼杀手》。

社会等级

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在出生前就划分为指定等级：“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爱普西隆（ε）”。社会等级越低，脑力程度越低。在Herbert W. Franke写的《Ypsilon Minus》中，也将人们划分成许多按字母顺序标识的群体。

家庭

一些虚构反乌托邦，诸如《美丽新世界》和《华氏451度》，消灭了家庭，并且不遗余力防止其作为社会制度死灰复燃。《美丽新世界》中，婴儿经由人工繁殖，“父亲”和“母亲”的概念被认为是猥亵的。在一些小说中，国家对母亲们采取敌视行为，例如《一九八四》，孩子们组织起来监视他们的父母；而在扎米亚京的《我们》中，孕妇(怀有非婚生子女)的逃亡被视为对抗国家。

宗教

宗教团体扮演着被压迫或者压迫者的角色，其实类似历史上的神权政治，没有任何宗教自由。
《美丽新世界》中，国家的建立包括剪除所有十字架（象征基督教）的顶端把它们变成T形（象征福特T型车）。相反，玛格丽特·爱特伍的小说《侍女传说》的故事则发生在基督教神权政体统治下的美国。
在俄国作家Elena Chudinova写的《The Notre Dame de Paris Mosque》中，穆斯林移民变成欧盟主要的人口与政治势力，使欧洲变成了欧拉伯。
在《我们》中假设未来仅有基督教是唯一合法的宗教，而在《来自新世界》佛教是故事中唯一合法的宗教。

个体与社会同一

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为了社会安定而完全抹杀个体的个性、情感，社会成为一体。
在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中，人们获准每周两次各一小时，在此短暂期间可以生活在公众视野以外，并只可用数字指代而不是姓名。
一些作品，例如库尔特·冯内古特的《Harrison Bergeron》中，强调了因为屈从于冷酷的平等主义社会规范而感受到的压迫感，这些规范压制了以不平等的形式展现的技艺和才华。类似的，在雷·布莱伯利《华氏451度》中，反乌托邦用特殊部队镇压知识分子。

暴力或无政府状态

和极权主义或死寂一片的虚假和平相对，便是无政府状态也是反乌托邦的另一种题材，而表现通常是暴力而不是恐怖。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想像过，人类可能在史前时代的一种自然状态，便是经常性地自相残杀。虽然缺乏明确的证据证明，人类真大规模地有过这种事情，但也成为了假设政府机能的条件，便是保卫和平与治安。他还警告过不负责任的领袖，可能透过故意制造紧张的状态使人民乞求其保护而维持其权力。
小说《一九八四》，架空的近未来背景三个超级大国间，故意以长期化的低烈度的常规战争来维持其高压统治的借口。
美国《国定杀戮日系列电影》，假设未来政府在每年定时短期内放弃了所有紧急服务机能，在短暂的无政府状态中任由国民扮演临时的罪犯，尽情发泄对社会的怨恨，因为其无政府状态仅是一种理想化的可控条件下发生，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产物，影片具有批判乌托邦式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意味。
而“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作品有冲锋飞车队系列电影和漫画《北斗之拳》等，指明不可控的情形。

自然

虚构的反乌托邦一般是都市，常常断绝它们的成员与自然世界之间的一切接触。
毁灭自然界的重度污染在很多反乌托邦题材电影中都很普遍，例如《骇客帝国》《阿凡达》《机器战警》《艾莉塔：战斗天使》《Wall-E》和《超世纪谍杀案》。

技术

与科技乌托邦将技术视为对人类有益的补充的主张相反，技术反乌托邦只关心并专注于新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
最常见是把医学或心理学的技术，轻易地大量用到人类身上来满足较狭隘的目标。如发条橙中假设政客洗脑囚犯的人体实验对象当作政绩工程，或者像银翼杀手或别让我走用生物工程制造短寿的复制人当奴隶唤使或强逼器官移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