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大地震

地震后的骚乱

日本政府内务省在9月2日宣布东京府辖管的五个郡实施戒严，并于翌日将戒严令扩及整个东京府和神奈川县，下令所有警察局长以维持秩序与安全为第一要务。

新闻与谣言

地震发生后众多民众感到恐慌混乱，许多谣言在受灾地区内外传播。当时，报纸上刊登了一些令人感到混淆的文章，包括东京和日本内阁遭到毁灭、整个关东地区沉入大海当中、伊豆群岛因为火山爆发遭到破坏及一个巨大海啸抵达内陆赤城地区等许多新闻。

震灾后

当时市面上有多篇报纸报导声称日本朝鲜族在灾难中犯下纵火和抢劫等案件，并称他们打算破坏下江户川桥等市内多条桥梁，更有报导称有中国人和聋哑的日本人被朝鲜人杀伤以及有朝鲜人打算在火药库放火。这些报导出现在9月2日至6日的《大阪朝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河北新闻》等报纸中，其中《大阪朝日新闻》在9月3日的报章中指有贫穷朝鲜人在横滨地区进行不当行为，同日《东京朝日新闻》出版的号外亦称该社的记者目击朝鲜暴徒在横滨及神奈川前往八王子方向放火。这些报导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愤怒，朝鲜人因而在东京和横滨遭到大规模暴力镇压。

骚乱与调查

当时自警团在城市、城镇和整个村庄中设置路障并盘查路人。因为朝鲜人的口音与日本人不同，例如“G”或“J”的发音，所以自警团选出一些字汇当作示播列来区分异己，因为无法正常发出这些音的人大多被视为朝鲜人；其中一些人被要求离开，但是许多人遭到殴打或杀害。此外，也有很多人也被误认为朝鲜人，例如来自温州的中国人、琉球人与一些说区域性方言的日本人都被当作朝鲜人处置。被杀害的中国人超过七百人，温州当地后来于1993年建立一座纪念碑以悼念这次事件。不过，当时的横滨市鹤见警察署署长大川常吉也对300名朝鲜人进行了保护，驱散1000名群众，更为此当众喝下被指有毒的井水以证其清白。横须贺镇守府也遵照戒严司令部的命令设立朝鲜人避难所。根据吉野作造的调查，大约有2613名朝鲜人在事件中遭到杀害，《独立新闻》上海分社社长金承学则认为受害人数是6661人（此数字包括失踪人口在内）。根据日本内务省警保局调查，有231名朝鲜人遭到杀害，43名朝鲜人受伤，3名中国人与59名日本人遭到误杀，43名日本人遭到误伤。
日本军方和政府在得知传言后对部分内容有所怀疑，故开始调查，并发现部分内容纯属误传。于是，9月3日早上当局于市内张贴告示澄清。8日，东京地方裁判所检事正南谷智悌否定了部分流言的真确性，不过亦证实了确有朝鲜人犯罪的事件发生。10月开始，政府起诉了362名自警团成员，指他们涉及杀人、杀人未遂、伤害致死、和伤人等四项罪名，自警团后于11月被强制解散。

事后

2013年，《朝鲜日报》发布了一篇名为“关东地震90年还原日本人屠杀朝鲜人真相”的报导，该报导声称在9月1日发生地震当晚，“日本警方开始散布朝鲜人正在杀人放火以及朝鲜人在井水里下毒等谣言，并在翌日以更快的速度传开。”，并称日本军人和警察积极散布朝鲜人犯罪的谣言是“毫无根据”，更指“多区警署署长公然表示允许杀害朝鲜人”，又引述“持有枪械的戒严军和各地自发组建的3600多个自警团在大街上‘屠杀朝鲜人’”、“日本军人、警察和平民均参与了大屠杀”。2003年，《证言集》的作者西崎雅夫指出：“日本政府隐藏了在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军队或警察介入朝鲜人屠杀时直接杀死朝鲜人的事情，而当时一般群众因为相信朝鲜人在杀人放火，认为军队在保护自己，故日本军队在处决朝鲜人时都高呼‘万岁’。”，又指控日本政府在当时制造谣言、使用酷刑和轻判日本人，而且“正在逐渐忘记过去引起战争的原因。”该年8月31日在东京明治大学举行的学术发表会上还有人认为，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媒体实际煽动了对韩国人的大屠杀，如《东京每日新闻》发行了题为“不服从日本的朝鲜人四处放火”的号外等。大韩民国国家纪录院公开的资料指出，日本当局动用了警察和消防队伍等公权力屠杀朝鲜人，牺牲者之中包括未满10岁的儿童，甚至还有2岁婴儿。有韩国学者更公开保存资料，照片显示当时有许多女尸被发现时其下半身是裸露的。
日本内阁府于2007年发表调查报告，当中包括了对当时流言和报导的调查。

屠杀华侨案

虐杀朝鲜人的同时，自卫团趁着屠杀的动乱，抢劫和杀害中国华工。据不完全统计，约有700多名中国人在这次屠杀事件中遇害。
东京大岛町是浙江温州华工聚集地，地震发生后，数百名日本“青年自警团”团员、警察和军人手持枪械拥至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强迫华工交出财物后，将客栈内174位华工骗至空地乱砍乱杀，当场杀死173人，只有头部遭受重创、一只耳朵被乱刀砍下的黄芝连幸存。该次惨案是当时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集体屠杀，在日本外务省记录上被称作“大岛町事件”。接着，日本军国主义暴徒趁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进行屠杀，700多名华工被害，史称“东瀛惨案”。
王希天是来自长春的公费旅日留学生，震后，他听闻“东瀛惨案”，只身一人骑自行车去出事地点访查。9月12日凌晨3时许，日军中队长大尉佐佐木、中尉垣内八洲夫二人，奉戒严司令部长官之命，把王希天残杀于龟户町逆井榜旁，时年27岁。王希天被垣内八洲夫在背后齐肩一刀斩去，面庞、手、脚都被斩碎，另被掠走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
1923年10月，在全国强烈抗议怒潮的压力下，新任中华民国驻日代办施履本向日本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提出严重抗议，日本人对此先是矢口否认，随即承认这只是误杀。中华民国政府随即派专使王正廷等，赴日调查。1924年4月24日，日本横滨地方法院对此次事件进行判决：总共赔偿700多名死难者和伤者20万日元，其中1万日元指定给王希天家属。但赔偿始终未有具体执行。随着多次战争爆发，此次“东瀛事件”逐渐被淡忘。

援助

在关东大地震发生之后，许多国家提供医疗用品与捐款予日本政府。美国、英国、中国、奥地利、德国、比利时和秘鲁等国都捐献救灾物资。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在地震发生后立即派出救援队，也是当时第一个抵达灾区的国际援助队。当时海军李鼎新总长调派军舰两艘，载运粮食急驶往横滨拯救灾民，并电上海总商会召集巨商及慈善机关，设法捐助大批款项汇东急赈。闻总商会已议定派商船十只，载运食物、药品分赴东京、横滨、神户等处接济。北平、天津、成都等地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还进行了义演，红十字会救护队赴日救灾。
前清朝皇帝溥仪在得知地震消息后，立即表示要捐款给日本政府。根据溥仪外籍帝师庄士敦回忆录的纪录，溥仪回应道：“并没有什么政治动机，我们真正对日本感到同情。”
墨田区的横网町公园在关东大地震中估计有38,000人死于火灾旋风。目前在该公园内设有佛教风格的纪念馆暨博物馆，纪念馆内陈列一个台湾佛教徒捐赠的钟，又建有“东京都慰灵堂”及“关东大地震朝鲜人牺牲者追悼碑”，分别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京大空袭的受害者，与遭到私刑杀害的朝鲜人。

震灾后的不景气

由多家事业所厂房严重损坏所导致的失业人口激增，加上政府政策处理上的问题，引致1927年的昭和金融恐慌。

耐震建筑与不燃化

在震灾中，大部分砖造房屋倒塌毁坏，且当时以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建筑物为数不多。其中，由建筑师内藤多仲设计，在震灾发生前三个月完工的日本兴业银行总行基本上没有损坏，成为各界高度关注耐震建筑的标准。
1924年（大正13年），大日本帝国政府改正了原本1919年公布，并于次年开始施行的《市街地建筑物法》，成为日后《建筑基准法》的标准。
由震灾造成的火灾引燃了密集的木造建筑，导致当地伤亡惨重，因此于灾后重新进行行政区划整理。在地震发生之后，后藤新平组织了一个涵盖东京的公路、铁路和公共服务等网络的重建计划，东京市内的公园全部被作为可以容纳民众避难的处所，并为公共建筑物制定严格的建筑标准。
铁道省汲取木造车厢被烧毁的教训，研发较安全的钢制车厢，并于1927年全面更换。

迁都讨论

东京在受到这次大地震的破坏后，一些政府官员曾考虑迁都其他地方的可能性，甚至讨论到新首都的可能地点（包括京城府近郊的龙山、加古川与八王子市等地），但是后来在9月12日复兴东京的诏书宣布后，迁移首都的构想遭到否决。不过震灾导致大量人口移居大阪，使得1920年代大阪人口一度超越东京。详见大大阪时代。

进口车辆数目激增

1923年（大正12年），日本全国据统计有12765辆汽车。
1924年（大正13年），震灾后该数字激増为24333辆。
1926年（大正15年），该数字为40070辆。
1929年，经济大萧条发生，该数字仍持续逐渐增加中。

文化传播

谷崎润一郎等关东圈文化人士移住到阪神地区；因震灾而失业的东京天妇罗职人移居日本各地；关西风的黑轮开始在关东传播。

军事

尚在横须贺海军工厂改装中的“天城号航空母舰”从船台上倒下，龙骨移位并严重损毁，最终被迫废弃拆解。

海外

美国设计师法兰克·洛伊·莱特计算东京帝国饭店可以承受地震侵袭，但事实上该建筑仍受震灾影响；不过因为该建筑承受之地震作用力仍在预期内，所以持续使用到1968年为止。美国驻日大使馆在地震中遭破坏，导致美国驻日大使赛勒斯·伍兹搬到饭店办公。

防灾日

日本政府在1960年宣布9月1日为一年一度的“防灾日”（当天也是关东大地震37周年），提醒人们准备预防地震灾害的重要性；在每年的这一天，日本各地学校会默哀地震所造成的伤亡，并进行防灾避难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