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與德國關係史

台湾与德国关系史是指台湾有信史以来至今与德国双方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关系。随着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后，实际上与其国家外交关系重叠。

荷治时期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台湾期间，即曾雇有日耳曼籍佣兵。最有名者为Caspar Schmalkalden，1642年加入荷兰西印度公司任佣兵，于1648年来台，1651年离台。他在绘制一系列游记见闻，收于《东西印度惊奇旅行记》，包括著名的台湾原住民画像“我是福尔摩沙人”。
1661年－1662年间的郑荷之战中，从荷军脱逃的日耳曼佣兵的中士拉迪斯（Hans Jurgen Radis）逃往郑军，向郑成功报告了热兰遮城内的详细状况。表示守军大半生病、疲劳不堪，无法坚守太久，因此不要只顾封锁，更要趁此机会发动攻击。同时提起乌特勒支碉堡（今安平第一公墓）的战略地位，一旦占领碉堡所在的山丘，便可居高临下攻击热兰遮城的四角附城，轻易攻破荷军防线。最终郑成功听从拉迪斯的建言，发起乌特勒支碉堡之战，瓦解了荷军士气。大员评议会决议放弃一切抵抗，要求和谈。

清治时期

十九世纪时，德意志地区的人民已感到在海外缺乏殖民地的遗憾。1834年，普鲁士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C. Ritter）在柏林出版其著作《地理学在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的关系》（Die Erdkunde im Verhältniß zur Natur und zur Geschichte des Menschen）书中的第四部分，第二卷〈亚洲〉（Asien），第三册：《亚洲地理》（Die Erdkund von Asien），就用23页的篇幅对〈福尔摩沙海岛〉（Gestadte Insel Formosa）的地理、历史、植物、贸易和原住民作了详细的介绍。1857年有德籍作家彼尔纳茨基（Dr. Biernatzki）发表在柏林出版的《普通地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Erdkunde）的1篇〈福尔摩沙岛的讯息〉（Zur Kunde der Insel Formosa），这篇报导是对前述李特尔〈福尔摩沙海岛〉文章的补充；两年后，他又在该杂志发表1篇他来台旅行各地的观察报告〈福尔摩沙岛〉（Die Insel Formosa）。
1859年，普国摄政王威廉“新时代”政府的策划下，决定执行“国家性的计划案”（nationales Unternehmen），派遣一支由3艘战舰和1艘补给船的远征团到东亚，除寻求与清国、日本及暹罗等签订外交条约外，亦寻求在太平洋海域和南美洲南部海岛建立普鲁士的殖民地。当时法国驻华公使葛罗斯（Baron Gros）亦怂恿普国在台湾建立殖民地，因如此可向清政府施压达成和清国的订约，且可解决多年来德商在华贸易无法律保障的困境。1860年（咸丰十年）11月，普鲁士军舰补给船易北河号（Elbe）接近台湾南部鹅銮鼻西南原住民居住地，其水兵乘小船尝试上陆、与原住民接触时，遭到原住民开枪抵抗，水兵亦开枪还击，最后德籍水兵逃回船上。为历史上德国人和台湾原住民发生首次小型武装冲突的事件。而艾林波最终向普鲁士政府表达放弃台湾成为殖民地，因台湾港口不良，气候不适合欧洲移民。
1858年（清咸丰八年），清政府在第一次英法联军战败后，与英国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开放台湾（今安平港）、淡水港口。1861年3月普鲁士派出以艾林波伯爵为团长的东亚外交特使团代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22个邦国的利益，抵达上海，联络五口通商大臣薛焕，要求与清政府按照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通商条约。1861年9月2日（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政府与大布国（普鲁士）等国签《中德通商条约》，在第六款中对其开放台湾（今安平）、淡水等港口。期间艾林波曾要求增开鸡笼港，遭清方拒绝。直到《北京条约》增开鸡笼及打狗港后，在一体均沾原则下，德商得以在鸡笼与打狗经商。
台湾开港之时，即有德国学者来台调查，如1861年4月马登斯（Dr. E. Martens）搭铁踢斯号从上海往香港途中，来到淡水进行短暂的生态调查。地质学家李奇贺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则调查淡水和基隆间的地质，并探查基隆的煤矿。以〈福尔摩沙北海岸之山脉构造〉（Ueber den Gebirgsbau an der Nordküste von Formosa）的报告，于1860年8月6日，发表在柏林的“德意志地质学社”（Die Deutsche Geologische Gesellschaft）的会议。被戴天昭视为“此为研究台湾地质的嚆矢”。
开港后，德国也出现来台设洋行经营。1864年（同治三年），首家德商在打狗成立勒士拉洋行（Lessler & Co.），进行樟脑与糖的贸易。隔年，来自汉堡的商人美利士（James Milisch）在沪尾设立美利士洋行（Milisch & Co.），也经营樟脑与鸦片、海运和拓殖的业务。1865年，另一德商亦在打狗开办柯尔曼亚力基洋行（Kielmann & Co.）经商。其中，在台德国商行最有名者当属德国商人东兴（Julius Mannich）与彼得森（J. Peterson）来到安平开设的东兴洋行。该洋行的主要业务是经营糖与樟脑的出口，也代理轮船运输的业务。当时，据研究汉堡与中国贸易的德国学者耶伯斯坦（B. Eberstein）报导，1865年共有25艘汉堡籍的商船航抵打狗港，约每2周就进港1艘。
此时汉萨城邦等德意志小邦亦在台各口岸任命领事。1865年，美利士来到沪尾后，就申请希望成为汉堡驻该港的领事，次年他如愿，并被其他汉萨城邦吕北克（Lübeck）和不来梅两城邦任命为驻淡水领事。1867年，这些城邦也分别在鸡笼和打狗派驻领事；驻鸡笼的是尼森（F. C. Nissen），驻打狗的则由在当地经营哈根，达．西瓦公司（Firma Hagen, da Silva & Co.）的德商哈根（K. Chr. Hagen）担任。同年哈根为了替补他不在时，任命英国驻打狗的领事卡罗尔（C. Carroll）为他的副领事，前后哈根任汉撒城邦驻该港领事3年。
1868年（清同治七年）4月，发生英国人荷恩（James Horn）承领宣称淡水德国领事的汉堡市民詹姆斯·美利士（James Milisch）所给执照，与二名苏格兰人、一名美国人、一名德国人、一名西班牙墨西哥人等人，前往噶玛兰厅（今宜兰）南澳建立殖民地的大南澳事件，引起清国官方向英国政府抗议。1869年，美利士更亲至大南澳视察给予鼓励，并自沪尾、鸡笼运载食物、火药赴苏澳贩卖，且向山民勒抽勇费勇粮，私典煤山、偷运樟脑。
此时普鲁士海军与商人对台湾一度有兴趣，他们希望在岛上建立1-2个海军基地。1863年夏天，普国驻上海总领事李福斯在该市与清官员完成《天津条约》的换文后，搭羚羊号舰到厦门，以便一方面观察该港，另一方面打听有关台湾的消息。隔年，普鲁士政府指示该舰在台湾寻找一个可能适合殖民的据点。1864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攻打丹麦时，羚羊号亦企图在台湾海峡捕捉其他丹麦的船只，且计划在台湾东海岸与澎湖寻觅合适的港口，以便辟为普鲁士的据点。美利士亦曾撰文鼓吹在台拓建殖民地。然而当时普鲁士政府正专注于统一德意志，因此反对建立殖民地，避免阻碍同盟与美、英两国的良好关系。

日治时期

1895年4月，清政府因甲午战争战败，与日本政府签属《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消息传来，台湾方面亦希望争取列强介入台湾割日，然而不同于态度积极的法国，德国欲与日本友好，指责清国煽惑台民。之后台湾进入日本统治时期。
在日本统治之初，在日德籍史学家路德维格·里斯（Ludwig Rieß）曾著有历史学术著作《台湾岛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一书。被达飞声（James Davidson）评论为“恐还是已刊行的有关此岛之历史论著中，也学术的论著也。”。台湾历史学者杨云萍也在《台湾风土》专栏中将该书列为“台湾研究必读书十部”。
1902年，德国昆虫学家梭德（德语：Hans Sauter）来台，展开其首次昆虫采集，在该年采得椿象、蚜虫等半翅目昆虫。1905年，梭德再次抵达台湾，并陆续居住于高雄、安平等地，后又以埔里为基地采集蛾类与蝶类标本，并雇请数十名助手于台湾本岛各地协助采集工作。此间，梭德将大量标本寄赠或售予欧美各地博物馆及研究机构等。1912年，梭德移居台北，并持续投入于标本采集及研究。
日治时期，亦有台湾人前往德国留学。著名者有王受禄（学医，台湾第一位留德的医学博士）、刘青和（化工）、黄国书（军事）、李超然（柏林工业大学，主修化学）、高敬远（学医）、王通明(王祖檀)等人。据1941年调查的《台湾欧美同学会名簿》及有关资料统计，台湾人赴德留学者有8人，在留学欧美者中仅次于美国（31人）、英国（19人，含香港7人）及法国（11人）。
1928年（昭和三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后。曾聘请德国籍教师于台北帝国大学任教，如1941年来台、受聘于台北帝国大学预科的沃尔夫冈·克洛尔，同时在台北高等学校教授德文课程。曾在1944年发表一篇数学物理论文，并登于《台北帝国大学理学部记要》。

中华民国台湾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底，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同年，德意志地区亦分别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
1972年，西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前，西德与中华民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是当时少数与两岸均没有建交的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