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名称来源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入关后成为元朝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把“大”字加入正式国号之中的大一统皇朝。皇太极改国号的原因，未有史料明确记载，有说法认为是为了掩盖女真曾臣服于明的历史以鼓舞士气；“清”之国号，或云是金的谐音，而且满人尚青，加水字边以符合五德终始说，用水免去朱明（朱是指明朝皇帝的姓氏，明是明朝国号）之“火”；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而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借词“ᠳᠠᠢᠼᠢᠨ”（Daičin），原意为“善战者，战士”，故“大清国”的意思是“上国”或“善战之国”；但此论述遭到了从语言与相关文献资料考证等方面的多方反驳，清代满蒙语中也无此用法。

对“中国”一词的重塑

清朝以前“中国”的词义基本上为地理、民族、政治区域和文化意义，而现代国体意义上的“中国”，直至1689年9月7日《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才首次正式出现于外交文件上。
自入主中原之后，清朝皇帝正式以“中国”（满语：ᡩᡠᠯᡳᠮᠪᠠᡳ
ᡤᡠᡵᡠᠨ，穆麟德：dulimbai gurun，太清：dulimbai gurun）称呼全境。1689年，清朝康熙帝在与俄国签订的具有现代国际法水准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中，首次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与“俄罗斯”相对，该“中国”指包括蒙古以及中国东北等地在内的整个清帝国。
中西史学家如黄兴涛博士及新清史学派学者、东亚史学家欧立德（Mark C. Elliott）认为，康雍乾之后的中国，是被清朝皇帝、满人、汉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认同并加以再造过的中国。现代“中国”的概念，正是来自于清朝所塑造的中国观。

后金立国

15世纪初期，位于东北亚的女真族大致分成三部分，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建州女真原为辽金时代生女真完颜部的附属五国部，居于牡丹江与松花江汇流地方，在元代组成为五个女真万户府，元末因受野人女真滋扰不断，以及明朝的招抚等因素，其部族选择归附明朝。明朝将其部迁至原渤海地（今绥芬河流域）设置为他们新的聚居地。
1403年明朝依据原渤海建州的地名称呼为建州女真，并设置了卫所这一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册封阿哈出（赐名李承善）为建州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卫左都督。其后1416年又建立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儿为指挥使，并赐姓童。建州卫早期归属奴儿干都司，奴儿干都司废除后改属辽东都司。
猛哥帖木儿在被野人女真所杀后，其弟凡察与子董山被迫南移，最后定居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并入建州卫内。1442年，明朝又从建州左卫分立出右卫，以凡察领导右卫、董山领导左卫，形成建州三卫，三卫首领也是世袭制，但须经明朝政府认可后方生效。
由于建州三卫对明朝过度干预女真产生不满，因而逐渐不遵守朝廷命令。而此时女真各部也因嫌隙已四分五裂。1467年明朝联合朝鲜削弱建州三卫（即成化犁庭），并且于辽东边界兴建长城。明朝万历初年，董山的后代觉昌安与其子塔克世偕同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以建州右卫王杲叛乱为由攻灭王杲与其子阿台，然而觉昌安同其子塔克世在入城劝降叛明的阿台时发生混战，觉昌安父子也在混战中被明军误杀死亡。1586年明廷袭封塔克世之子努尔哈赤为指挥使，世袭建州卫作为补偿。
努尔哈赤深觉被明朝背叛，以祖、父遗留的十三副遗甲崛起，统一建州女真后陆续并吞女真各部，并与漠南蒙古友好。
建州女真势力日盛，1595年明朝授予努尔哈赤龙虎将军的称号，其势力更加强大。1603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筑城，两年后致辽抚赵楫、总兵李成梁的呈文中说：“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以守疆名义索要更高权利，地位仍与过去相同，声势则已不同以往。一直到1616年，努尔哈赤在建立八旗制度后于赫图阿拉（后称兴京）称汗立国，即后金汗国。两年后他以“七大恨”为由起兵反明。檄文中俨然以“北朝”自居。努尔哈赤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击败杨镐指挥的明军、朝鲜与叶赫联军；接连占领沈阳、辽阳、抚顺等辽东城市，战无不胜的他更坚定了入主中原之志，随后战事集中于辽西地区。1626年，在与明袁崇焕交战的宁远战役中受挫，数月后逝世。第八子皇太极历经权力斗争后继位。
皇太极即位之后，针对努尔哈赤时期的社会矛盾进行一系列改革，史称“天聪新政”。皇太极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这是清朝内阁的雏形。还继续完善和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设立理藩院管辖蒙古等地事务。1634年，将都城沈阳易名“盛京”，更改“女真”族名为“满洲”。1635年，多尔衮于征伐漠南蒙古时，声称得到元顺帝离开中原时带走的传国玉玺，皇太极亲率其子与诸官出城迎接，拜天行礼。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年号为崇德，改国号为大清。当时明朝在关外的势力尚有袁崇焕守备的锦州、宁远与松山等三城。皇太极为绕道避开此防线，首先稳定根据地。他先胁迫明朝求和未果，随后成功降伏西边蒙古察哈尔部和东边朝鲜。接着，皇太极经察哈尔绕道入侵明朝首都北京。最后崇祯帝（有人他认为中了反间计），处决援救北京的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变。这种借由绕道入侵的作法后来又执行五次，与明朝内部的流寇一同消耗明朝的经济力。1642年，清军于松锦之战击溃明军并收降洪承畴等人，夺取明朝在关外的所有堡垒，明朝防线移至山海关及长城沿线。1643年皇太极病死，第九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由其叔多尔衮摄政。

入关一统

明朝崇祯末年，民变势力（史称“流寇”）如李自成于陕西西安建国大顺，张献忠于四川成都建国大西。1644年李自成经河南、山西顺利的攻入北京，明思宗在煤山上吊自杀，明亡。同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不愿投降大顺。面对李自成的顺军，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于一片石战役击败顺军，史称甲申之变。李自成放弃北京，率军退回陕西。清朝摄政王多尔衮成功迎顺治帝入关，顺治在北京天坛圆丘行祭天之礼，祝文宣布受天命、建王朝，名称仍用大清国号，并将首都迁到北京。同一时间，明朝马士英拥护福王在明朝陪都南京应天府称帝，即弘光帝，南明成立。然而弘光朝因为党争与宦官之乱而混乱分裂。
多尔衮先派阿济格、吴三桂与多铎、孔有德分陕北、河南二路攻打陕西李自成，李自成最后于湖北灭亡；派豪格攻灭四川张献忠，其余部投降南明以抗清。多尔衮接着对付位于江南、内斗分裂的南明诸势力。1645年，多铎率清军攻破史可法驻守的扬州，弘光帝逃至芜湖被逮，送到北京杀害。明朝鲁王朱以海与唐王隆武帝分别在浙江与福建建立势力，然而双方不和，不久被清军各个击破，拥护隆武帝的郑芝龙也宣布投降。之后桂王于广东的肇庆即位为永历帝，期间瞿式耜、李定国、郑成功及其他明将先后收复华南各省，最后因为距离互相难以照应，内部又发生叛变而节节败退。1661年，清军攻入云南，逃亡缅甸的永历帝最后被吴三桂杀死，南明亡。此时只剩下台湾的明郑（郑成功势力）和缅甸果敢的明军，清朝基本占领明朝全部领地。由于华南反清势力较大，清帝册封吴三桂、耿仲明与尚可喜为王以镇守云南、广东与福建等地，史称三藩。
多尔衮在清军攻入关内后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导致关内汉人对清廷态度骤变，甚至极力反抗，如“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而明朝官员左懋第亦言“我头可断、发不可断，我早办一死矣。”。清军对反抗者进行镇压，重要事件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庚寅之劫等。清廷制定的圈地和投充政策使人民放弃土地，增加更多流民。为此又制定严禁奴仆逃亡的逃人法，激化京畿地区的民族与阶层矛盾。
但后续清廷下令停止这些政策，并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并且正式开科取士，追尊崇祯帝与明朝忠臣。
1661年，顺治帝英年早逝，其子8岁的玄烨即位，即康熙帝，由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与鳌拜四大臣辅政。康熙帝于继位之初即运用计谋消灭跋扈的权臣鳌拜以稳固皇权。三藩势力如吴三桂、耿精忠与尚之信等涵盖全国之半，他们先后请求撤藩以试探清廷。当时部分大臣担忧三藩叛变而反对。最后，孝庄太皇太后与康熙帝无惧三藩而同意撤除。这使得三藩与陕西王辅臣、广西孙延龄与台湾明郑的郑经联合发动三藩之乱。在这九年期间，反清势力遍及华中、华南，吴三桂更于后期称帝建国周。然而清军采取积极防御，进军陕西、江西以切割叛军。加上吴三桂没有积极北伐，反清联军因占领地与吴三桂过度干涉而发生纠纷，最后王辅臣、耿继忠与尚之信先后投降，占领福建沿岸的郑经被击败。1681年清军攻入云南，继承吴三桂之位的吴世璠在昆明自杀，三藩之乱最终在1681年被完全扑灭，国家遭受较大的损失，在四川、云南以及江西等地有不少人被杀害，从许多记载来看，在三藩之乱时，清军，叛军，土匪等曾造成屠杀平民事件，不仅仅在川滇，其他相关地区也遭受类似的厄运，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数量就不少，“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同年，郑经之子郑克塽继位，明郑因内乱不断导致不少将领降清。清朝派明郑降将施琅率领水师攻打台湾。施琅占领澎湖，逼近东宁（今台湾台南），郑克塽率领大臣降清，至此明郑亡。

扩张与改制

康熙帝平定三藩后，清朝进入康雍乾时期，这段时期是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史学界通常称为“康雍乾盛世”。康熙帝为政宽仁，留心民间疾苦，在他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政策以及外来农作物的引进等影响，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大运河，得到很大的成绩。在他六次南巡期间，考察民情习俗之外，更是亲自监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褶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康熙帝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
清初蒙古分为四大部。其中准噶尔汗国与俄罗斯沙皇国友好，其可汗噶尔丹先灭领叶尔羌汗国与青海和硕特，又占领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三部南下投靠清朝。康熙帝首先派萨布素于雅克萨战役驱除入侵黑龙江的沙俄军队，与沙俄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以确立东北疆界并获得沙俄的中立。接着于1690年至1697年间乌兰布通之战与三征噶尔丹使噶尔丹战死，进行多伦会盟以将喀尔喀蒙古纳入直接统治。青藏地区的和硕特汗国协助黄教达赖五世击败红教统一全藏，之后分裂成青海与西藏和硕特。达赖六世时，藏区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结嘉错管理，他联合准噶尔对抗西藏和硕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杀桑结嘉错并废除达赖六世。1717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杀拉藏汗，并且占领拉萨。清军多次被准军击败，最后于1720年由胤禵率军驱除成功，协助达赖七世入藏，以拉藏汗旧臣管理藏区。
康熙晚期，由于官员薪资过低以及法律过宽，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并发生南山案文字狱事件，到雍正与乾隆时期这种情况加重。康熙帝本来按照中国立嫡立长的传统封胤礽为太子，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使得诸皇子为皇位互相结党倾轧。故太子一度复立，但康熙帝仍无法容忍其结党而废除。最终在1722年临终时传位于胤禛，即雍正帝。
雍正帝获得隆科多的协助继位，赖年羹尧平定青海乱事以稳固政局，然而后来因故赐死年羹尧、幽禁隆科多。雍正帝在位时期，针对康熙时期的弊端采取补救措施，以延续康雍乾盛世。他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废杀与他对立的王公并削弱亲王势力。注重皇子教育，采取秘密立储制度以防止康熙晚年诸皇子争位的局面再度发生。将丁银并入地赋，减轻无地贫民的负担。废止贱民政策，令世代受到奴役且地位低贱的贱户被解放。为解决地方贪腐问题使火耗归公，耗羡费用改由中央政府计算；设置养廉银以提高地方官员的薪水。
对外方面，雍正初年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意图复兴和硕特汗国而乱，隔年年羹尧与岳锺琪等人平定。为此雍正帝占领部分西康地区，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区。听从鄂尔泰建议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具自治性质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数民族。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于1727年与俄罗斯帝国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1729年听从张廷玉建议，以傅尔丹与岳锺琪兵分二路于科布多对抗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最后于和通泊之战战败。1732年噶尔丹策零东征喀尔喀蒙古，兵至杭爱山，被喀尔喀亲王策棱击败。1734年清准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
雍正帝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在位期间的奏折大多由他亲自批改，军机处的谕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亲信的内外臣僚如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等人也都以干练、刻覆着称。他所派遣的特务遍即天下以监控地方事务，密折制度至此完善，然而屡兴文字狱打压异己。1735年雍正帝于工作时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

盛极趋衰

乾隆帝继位之初，获得张廷玉与鄂尔泰的协助，稳定政局。他以“宽猛相济”理念施政，介于康熙帝的仁厚与雍正帝的严苛之间。人口不断增加使乾隆末年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江南与广东等地的丝织业与棉织业都很发达，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与此同时，银号亦开始在山西出现。中国的国库库存亦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34,530,485银两上升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73,905,610银两。然而乾隆晚期多从宽厚，宠信贪官和珅，官员腐化使政治大坏；六次下江南以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士绅、培植士族、阅兵祭陵，有学者认为供张过盛，扰民有余的批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指出乾隆六次南巡诚然耗资巨大，但相对于当时国库收入而言尚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乾隆帝鸿讲学术，然而由于限制过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词科。此时期有许多书籍出版，例如《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著名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考据补遗，编纂《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然而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制思想，编书期间借机对不符其思想的书籍进行禁毁与秘藏。此外大兴文字狱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连杀害或者流放。有学者认为这些都让文人思想受到严厉阻碍，迟滞文化的发展，另有学者认为此举扼杀中国人的思想活力。梁启超则认为，清朝二百多年，对文化发展有相当程度的贡献，是“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清朝盛行的辑佚学亦救亡不少大量早已失传的中国古籍。另外，史学家郭成康、林铁钧指出清代有些包括“反满”内容的书籍多次在作者没被追究的情况下合法出版，例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顾炎武的诗文集。在清初年间的思想界、学术界，都相当活跃。康熙规定：“凡旧刻文卷，有国讳勿禁；其清、明、夷、虏等字，则在史馆奉上谕，无避忌者”，表现出比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较为开明和宽容的态度，史学家喻大华指出不应该将清朝查禁“反清”言论与“文字狱”混为一谈，因为号召推翻现政权的言论不属于文字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人，引发18世纪“中国风”热潮。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在1769年更有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佩雷菲特笔下与乾隆帝不欢而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已经衰落，然而马戛尔尼在其日记著作中写道：“中国政府的行政机制和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和高效，有条件能够迅即排除万难，创造任何成就”，马戛尔尼访华团的成员之一爱尼斯·安德逊亦对当时期的清朝有相当的正面评价。
对外方面，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去世，国内诸子争位。乾隆十七年（1752年）冬，达瓦齐袭夺准噶尔汗国汗位，阿睦尔撒纳在随后的内斗中被击败，不得不归附清廷。乾隆帝乘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派其为引导，以定北将军班第率军平定准噶尔，攻下伊犁。而后阿睦尔撒纳想要成为新一代准噶尔之主，由于没有获得乾隆帝支持而叛变。乾隆帝派兆惠西征，阿睦尔撒纳战败逃亡哈萨克汗国，后因为哈萨克汗归降于乾隆，又逃亡帝俄，乾隆以《尼布楚条约》规定之中俄引渡逃人的条款要求俄方引渡，而阿睦尔撒纳本人已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出天花病死在托波尔斯克附近的库杜斯克酒厂。随着阿睦尔撒纳的死去，天山北路遂告平定，准噶尔亡，其族在乾隆的屠杀令下惨遭灭绝。然而在天山南路，脱离准噶尔统治的回部领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称大小和卓之乱。其领袖布拉尼敦（大和卓）与霍集占（小和卓）占据喀什噶尔与叶尔羌，意图自立。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轻军渡沙漠围攻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反被包围于黑水营。隔年清将富德率军解围，兆惠与富德最终攻灭大小和卓，并让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各国成为藩属国。乾隆末年，尼泊尔的廓尔喀王国两次入侵西藏。1793年清廷派福康安与海兰察领兵入藏，击退廓尔喀入侵，不丹与哲孟雄（今锡金）亦为藩属国，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
西南方面，乾隆初年派张广泗平定贵州苗民之乱，随后清军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县与小金县）动乱，史称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间发生大金川之战，清军于此吃尽苦头。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战爆发，大小金川的诺木与僧桑格均叛，清将温福战死，阿桂历经多次作战，直到1776年方平定。期间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皆失败。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1784年暹罗却克里王朝派使朝贡，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朝贡。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的事件。清军入安南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黎愍帝复位，但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史称清越战争。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封为安南国王。
乾隆期间清朝疆域达1300万余平方公里，东方的朝鲜与琉球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但只有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来往甚少。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誉，他平定准噶尔与回疆大小和卓之乱，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然而其余战事皆小题大作使国库严重损耗，让清朝国力衰退，全国范围内开始爆发民变。乾隆时期的户部存银最高达8,000万两，常年保持在6,000-7,000万两左右，足以应付政府的各项日常开支、重大工程、战争，而虽然清朝的赋税较为轻，且于康乾时期多次对外用兵、大兴各项工程，但每年国家财政都会有余，国库储备逐年上升。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加上贪官和珅等官员腐败，于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陆续爆发民变。白莲教于1770年代举兵，后来又于1796年爆发川楚教乱，八年后被清军镇压，领袖王三槐被处死。台湾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1787年发动林爽文事件，历时一年多。在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之乱、消灭准噶尔汗国等各威胁，将新疆正式重新纳入中国版图，并且颁布被视为西藏属于中国领土的最有力的证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治，最终奠定现代中国的版图。
1795年，乾隆帝照其誓言禅位于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虽为太上皇，但依然“训政”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退。

近代开启

嘉庆帝在当太子时痛恨贪官和珅，亲政后将其赐死，并抄收其家产。然而嘉庆并没有借此全面整顿政风，加上地方出现卖官以平衡开支的现象，使得贪污腐败的风气更加扩大，加重地方人民的负担。另外还有河道与漕运淤塞的难题。针对乾隆时期过度开销的弊端，嘉庆帝提倡节俭，缩减朝廷与宗室的开支，把贫穷的旗民送到关外开垦。然而，最后因为朝野强烈的反弹声浪而妥协。此时八旗兵与绿营军纪腐败不可堪用，只能靠地方地主势力的团练平定乱事，而后期更由此形成湘军与淮军等地方军。当时民乱不断，有白莲教的川楚教乱、东南有海盗侵袭，华北又有天理教之乱。道光之后又有太平天国之乱、捻乱以及甘陕回变与云南回变，再加上鸦片战争等外患，一度使清廷摇摇欲坠。
1820年，嘉庆帝崩，旻宁继位，即道光帝。此时，朝廷暮气沉沉，满朝文武只知迎合贪污谎报。道光帝提倡俭朴，所穿龙袍是宫内旧料所制，满朝文武故意在朝服补丁，以示简朴。大臣奏章大多报喜不报忧。曹振镛是当时第一重臣，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哲学。继起的穆彰阿，人称“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鸦片战争时，前方将帅不断撒谎，败将奕山竟被钦命交部优叙。道光时期稍可称善的政绩是陶澍改革盐法，成功的防止商贩垄断。
19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为使通商正常化，多次派使者前往中国协商。然而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与西方各国平起平坐，屡次不了了之。当时不列颠帝国对中国茶叶与丝绸的需求庞大，对华贸易成逆差状态。为此，英国将成瘾剂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以改善本身经济。1838年鸦片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人民健康被削弱，清朝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国力也持续衰退。道光帝为解决此弊端，派林则徐到外贸口岸广州宣布禁烟，此即虎门销烟。为此，1840年中英两国爆发鸦片战争，清军战败后和英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启中国近代史。当时道光帝与耆英不了解国际法，认为给予英人贸易之便以换取国家长存，所以割让许多影响甚远的权力。清朝后期被迫和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除割地、开港、赔款之外，还让外国派驻军队于首都，中国主权逐渐流失。
1850年，道光帝崩，子奕𬣞继位，即咸丰帝。西方各国迫使清政府开港通商，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并土地，使得传统农村经济受到破坏。各地乘机纷纷起事，其中华北以捻乱为主，华中华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云南杜文秀、马如龙的云南回变为主。洪秀全改造基督教教义，1851年于广西金田起义，联和天地会、三合会北伐。两年后攻陷并定都江宁，并且发动两次西征；不久又发动北伐，最远达天津近郊。后来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为保护儒家文化，纷纷组织湘军与淮军抵抗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后国力衰退，部分势力转入捻军。太平天国最后于1864年被湘军、淮军以及外国人组成的常胜军、常捷军围攻之下而亡。此期间英国与法国因为和清廷修约不成，趁中国发生内乱之际，于1858年发动英法联军之役。清军于八里桥之战战败，联军攻陷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签订《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同时帝俄以调停有功逼清廷签订《瑷珲条约》，取走外东北领地。1864年帝俄强迫清廷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外西北。面对内外交迫的局面，清廷为使国力恢复而发起自强运动。

自强与维新

1861年，咸丰帝崩，其六岁之子载淳继位，即同治帝。咸丰帝本任命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最后由两宫之一的慈禧太后获得实权。被称为洋务派的奕䜣与部分汉臣在消灭太平军时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且鉴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为方针展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随后的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建立翻译机构同文馆、新式教育（新学），培训技术人才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等先进工业国家，培育出唐绍仪与詹天佑等人才。开设矿业、建立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与汉阳兵工厂等制造工厂与兵工厂，同时也建立新式陆军与北洋舰队等海军。洋务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出现较安定的局面，史称“同治中兴”。其间太平天国于1864年灭亡。1865年，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八旗兵）中捻军埋伏后全歼，赖洋务派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灭西、东捻，捻乱到1868年为止。1862年至1878年间，左宗棠先后平定陕甘回变，平定新疆回乱，并收回伊犁。云南回变也于1867年由马如龙投降清朝岑毓英，以及1872年杜文秀自杀而止。西方各国的租借地也将西方思想带入中国，推动中国革命与民主制度的发展。1875年，同治帝去世，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即光绪帝。
对外方面，1884年，清朝和法国为越南（安南）主权爆发清法战争。清朝失去藩属国越南，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台湾也宣布建省。1885年英国入侵缅甸，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向英国抗议无效，隔年被迫签订《中英缅甸条约》，承认缅甸为英国所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1872年日本强迫清朝藩国琉球改属日本，清朝拒不承认，中日交恶。1894年为朝鲜主权清朝和日本发生甲午战争，两个推行西化运动的亚洲国家的战争最后以清军落败而告终。战后签《马关条约》，清朝割让台湾和澎湖，失去藩属国朝鲜和租界。洋务派李鸿章建立的北洋舰队全面瓦解，也宣告自强运动最终失败。
甲午战争后，维新派康有为与梁启超于1895年公车上书光绪帝，要求深入改革政府架构、教育、经济体制与军事制度等多个层面，期望清廷从制度面革新。1898年光绪帝在康有为的帮助下实施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然而由于做法和态度过于激进而激起旧有保守派和原本的中立群体的反抗，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评道:“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导致原本支持变革的慈禧太后以“听信逆臣蛊惑，改变祖宗成法”为由软禁光绪帝，处决谭嗣同、康有溥等多人。由于维持103天就结束，被称为“百日维新”。
1896年清廷为连俄制日，签订《中俄密约》。后来密约泄露，外国鉴于清朝已无力自卫，纷纷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维护为各自利益，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平衡列强在华势力。中国长期受列强欺辱，使地方产生义和团之类仇洋排外的民族主义团体。慈禧太后借此排外而发生义和团事变，义和团屠杀洋人、奸淫妇女、抢夺店铺、破坏各国使馆、烧毁与西洋有关的东西。慈禧太后不理会各国抗议，更曾半正式向十一国宣战，引发八国联军报复。北京被联军占领，劫杀掳掠。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西逃西安。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清廷赔偿重款，列强派兵驻守北京一带、划定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化。1904年日俄两国更因在东北的利益冲突爆发日俄战争。义和团事变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东南各行省之总督巡抚为保护华中华南，自行宣布中立，不服从朝廷对外一律宣战的敕命（即东南自保）；从此清廷权威低落，地方各省自主性提高。

清末改革

清朝于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庚子国变后国势大坠，各界人士及知识分子莫不提出各种方法拯救中国，主要分成立宪派与革命派两种主要改革路线。立宪派主张效仿英德等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革命派则坚决主张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制。
1901年，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立宪运动，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希望让光绪帝成为立宪君主。而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新政除了推行君主立宪外，还有诸如建立清朝新军、废除科举、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改革。而革命派对清廷的改革失望，他们鼓励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1894年，孙文等于夏威夷檀香山建立兴中会；1904年，黄兴等于长沙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蔡元培等于上海成立光复会；此外，还有其他革命团体。1905年，孙文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革命派联合旧有反清势力如三合会、洪门等，在华南地区发起十次起事，并将势力渗入华中、华南的清朝新军。
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为改革方式发生争执，起初立宪派占上风，清廷也承诺实行立宪。1907年清廷筹设资政院，预备立宪，并筹备在各省开办咨议局。1908年7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同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成立代议会。在立宪派成员的请愿下，清廷宣布把预备立宪缩短三年，预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同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皆去世，溥仪继位，即宣统帝，其父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1911年5月清廷组成由庆亲王奕劻领导的“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不过，该内阁中的很多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很多转向于革命派合作。

走向灭亡

1911年5月，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清廷急派新军入川镇压，湖北空虚。10月，湖广总督瑞澄斩杀彭楚藩、刘尧澄、杨洪圣等三个革命党士兵，参加文学社与共进会等反清团体的士兵，人心惶惶，两名革命分子金品臣、程定国夜间与排长陶启圣龃龉，一怒之下，射杀排长，发起武昌起义，南方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是为辛亥革命。
清廷任命北洋新军统帅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内阁并统领清朝的北洋军。袁世凯一方面于阳夏战争压迫革命军，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形成南北议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于江宁成立，改称南京，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26日清室优待条件达成，孙文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己即让位于袁世凯，由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的意见达成一致。
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等五十位北洋军将领，发布了《北洋五十将乞共和电》，要求宣统退位。段祺瑞不久又发《乞共和第二电》，以发动兵变要胁朝廷。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将权力交给中华民国政府，清朝灭亡，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度正式结束。随后孙文让位予袁世凯，南北统一。3月6日，南京参议院正式决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定都北京。
因正统观使然，清亡时不少汉臣如郑孝胥等依旧忠于大清，终身以满清遗老自居，甚至有人舍身殉国。后来，1917年张勋组织辫子军，于北京拥护宣统帝溥仪，复辟清朝（史称张勋复辟），但只持续12天而终。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溥仪和他的随从只好由紫禁城移往天津租界居住。

发源与扩张

清朝发源于东北地区，努尔哈赤在与明朝决裂前，已领有建州之地，自称“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经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期的发展后领有今东北地区、外东北地区与内蒙古地区。1644年多尔衮偕同顺治帝率军入关，随后指挥清军占领全明朝领地，统一中原，领有内地十八省。
1661年，南明亡。然而当时尚有以吴三桂为首，镇守华南的三藩；以及奉明朝为正朔，领有台湾台南、澎湖的明郑。三藩之乱与施琅攻台后，康熙帝完全掌控华南地区与台湾西部及澎湖地区。此时准噶尔汗国的可汗噶尔丹与俄罗斯沙皇国（沙俄）友好，噶尔丹南征青海和硕特，东征喀尔喀蒙古。而沙俄为在远东寻找出海口，向东移民侵略黑龙江上游。康熙帝先是于雅克萨战役击败俄军，与其划定边疆；之后率军三征噶尔丹，协助喀尔喀蒙古收复其领土。喀尔喀蒙古其后在多伦会盟后并入清朝，外蒙古地区正式归清朝所有。1727年雍正帝与帝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
1717年准噶尔汗国新可汗策妄阿拉布坦入侵青藏地区，灭和硕特汗国，并且占领拉萨。清军多次被准军击败，最后于1720年由胤禵率军驱除成功，协助第七世达赖喇嘛入藏，以拉藏汗旧臣管理藏区，这是清朝经营青海、西藏地区之始。雍正时期，平定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雍正帝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控管青藏地区。
新疆地区方面，1755年乾隆帝乘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策零去世的机会，派将领率军西征，军势直达准国首都伊犁。在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与大小和卓之乱后彻底掌控准噶尔地区与回疆，并且获得帕米尔高原以西诸国的朝贡。

最大疆域

康熙前期的淸朝疆域曾达到最大范围，面积超过元朝最大疆域，但由于《尼布楚条约》和准噶尔叛乱使此疆域面积受到争议，但准噶尔叛乱是发生在《尼布楚条约》签定之后，而且证实康熙基本能平定准噶尔叛乱。乾隆时期的清朝疆域最为稳定，因此一般将乾隆时期疆域定为淸朝的最大范围：东北与俄罗斯帝国（帝俄）分界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与外兴安岭，这条疆线直到鄂霍次克海与库页岛。正北与帝俄分界萨彦岭、沙毕纳依岭、恰克图与额尔古纳河。西北与哈萨克汗国等西北藩属国分界萨彦岭、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至帕米尔高原。西南与印度的蒙兀儿帝国、喜马拉雅山诸国家分界喜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分界相同，但清朝尚获得缅甸北部的南坎、江心坡等地。东与日本、琉球国分界日本海与东海，与朝鲜王朝沿图们江、鸭绿江分界，清朝还领有台湾、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诸岛（时称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

衰退

进入19世纪，由于清朝的衰落，列强于鸦片战争后以不平等条约掠夺许多领土与藩属国。俄罗斯帝国借由1858年瑷珲条约与1860年北京条约获得外东北，包括库页岛等地。1900年趁八国联军的机会又强占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六十四屯。1864年借由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与1881年的伊犁条约获得外西北，并且陆续占领中亚诸藩属国。19世纪末大博弈时期英俄两国签订英俄协定，私自划分帕米尔地区。不列颠帝国借由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与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获得现今香港地区，并且侵占藩属国缅甸与喜马拉雅山诸国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于中法战争占领藩属国安南、南掌。葡萄牙帝国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永居管理澳门。明末时萨摩藩已对藩属国琉球国实施以军事占领为后盾的遥控统治，而日本帝国明治时代更于1872年将其正式吞并，并于1895年的马关条约获得台湾与澎湖列岛，并强迫清朝放弃藩属国朝鲜，而原先亦被割让的辽东半岛则因三国干涉而重回清朝之手，朝鲜后来被日本吞并。甲午战争后，列强认为清朝无自卫能力，为自身利益划分在中国势力范围，使得重要港口如旅顺、大连被帝俄与后来的日本领有、威海卫被英国领有、胶澳被德国领有、广州湾被法国领有等。部分清朝末期建立的租界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中国才得以收回主权。

行政区划

清朝版图辽阔，民族众多，在行政区划上也“因时顺地、变通斟酌”。在汉族地区沿用明朝旧制，实行“省—府—县”三级制。在东北地区，为满洲八旗制、汉人“省—府—县”三级制与渔猎部落的“姓长制”并行。在藩部地区则因俗而治，并根据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加以改革：蒙古实行“旗盟制”、“札萨克制”；西藏实行“宗谿制”，新疆回部实行伯克制。全国分为内地十八省、五个驻防将军辖区、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共二十五个一级行政区域和内蒙古等旗、盟。 
清末，在列强蚕食鲸吞的形势下，边疆各地依靠旧有的行政体制已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光绪年间，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相继建省，实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蒙古、西藏也有建省之议，但在清朝灭亡之前未能实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分为二十二省，以及西藏、外蒙古、内蒙古、青海等边疆地方。

内地政区

清代山海关以内、长城以南的汉族地区被称为“内地”、“关内”或“汉地”，又继承明代“两直十三省”的称谓合称“直省”。内地的行政区划承袭明代“省—府（州）—县”的层级体制。一级政区为省，又俗称“行省”，本布政使司，但随着承宣布政使逐渐沦为督抚的属官，“布政使司”的名称逐渐被“省”取代，至嘉庆朝《一统志》编纂时“省”已成为一级政区的正式称呼。二级政区为府、直隶州。府管辖的州（散州、属州）不再领县，形成单式的三级制。清代初年，原为临时差官的巡抚取代布政使，成为一省的长官。在一些民族杂居之处及战略要地，设置新型政区“厅”，分为省直辖的直隶厅和府辖的散厅。少数直隶厅下辖县。
明代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派出的差官“道员”，在清代也保留下来。道员的统辖区域是“道”，介于省与府之间，有分巡道、分守道、粮储道、盐法道、兵备道等名目。清初的道并不是行政区，道员亦无品级。乾隆以后，定道员秩品为正四品，分巡道、分守道的职权也渐趋一致。有的道下直接领县。有人认为清末的道实际上已成为省、府之间的一级政区，之后北洋政府更有废省置道之计划，后因被国民政府取代而未实施。清朝行政区划层级为：

土司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甘肃等省设有土司，分为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和长官司（长官为武职），与土府、土州、土县（长官为文职）。土司的长官以当地各族头人充任，可以世袭，由朝廷或地方官府颁给印信，归所在地方之督抚、驻扎大臣管辖。宣慰等司的长官隶属于兵部、土知府、土知州等官隶属于吏部。雍正年间，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土司开始改行流官制，史称“改土归流”。光绪、宣统之际，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西部的藏人土司、西藏东部的宗也开始改土归流。

南书房

南书房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起初是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而设。因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故名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军机处

军机处原称军需处，历来被视为清朝的最高决策部门。雍正八年（1730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雍正皇帝始立，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军机大臣以下设章京等官，从六部员司和内阁中书里选用。章京的任务是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作军机大臣的辅助人员。章京也是满、汉人员各两班，每班八人，各设一领班。章京参与机要，草拟圣旨，俗称“小军机”。
乾隆皇帝即位后服孝，安排数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进入军机处，故改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
《清史稿》记载，乾隆时军机处虽然只有两名汉人，但汉人的地位都很高，张廷玉是太保、大学士、三等伯，徐本是太子太保、大学士，高于除了鄂尔泰之外的所有同僚。至于鄂尔泰的地位之所以稳居军机大臣之首，则与他在“改土归流”、“混一华夷”过程中曾立下的功业恰成正比。到了清季，军机处仍不改诸族合作之传统，吴郁生、荣庆和世续等军机大臣，在国势陵夷的光绪与宣统时期，依然在默契地合作。
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

执行机关

与汉地地方行政制度一样，清朝中央执行机关基本沿袭明朝体制，只有少量机构调整，大致上可以总结为七部院五寺察院两府。
七部院包括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与理藩院，为清朝最高执行机关，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以前尚书均由满人担任，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只有新设的理藩院因为与汉地事务无关而多涉及旗务，始终不设汉缺。
清朝以前的政治，因为政治的公开性和六部尚书是全国行政首长的关系，由外部送到内部的公事，都是先送到六部；而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要得先看，例如有关教育的公事一定要经过礼部，而不能由皇帝私下决定，到了清朝却非如此。清朝的六部虽然沿袭明朝，但是清朝的六部的权力不如前朝，六部尚书更不能直接对部下发命令，而六部尚书也不是行政首长。六部的权限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同时还有满汉之分，有一个汉人尚书，就必须有一个满洲尚书，并且始终以满尚书为主。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太仆寺管理马匹；光禄寺负责寿宴；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
都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架构基本沿袭明制，以左院察京畿，右院刺外藩（故直省督抚均领右都御史或右副都御史衔），所不同者，随着君主专制的高度加强，都察院的谏诤职能遭到空前削弱。因为同样的原因，明朝具有批驳权和言官职能的六科也只余下分察六部的监察职能，故于雍正年间被并入都察左院。为加强监督管理，凡天下文武官员，都要定期进行考察。规定三载考绩，以定升降奖惩。京官叫“京察”，外官叫“大计”。对武官的考察，每五年一次，称为“军政”，由兵部主持。但是，不论“京察”、“大计”还是“军政”，在实行中都是瞻徇情面，弊端丛生。后来更成为故事具文，走走过场而已。
内廷事务方面，鉴于明朝太监乱国，清朝皇帝独创内务府以管理宫禁事务。其成员由内务府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的15个包衣佐领、18个旗鼓佐领、两个朝鲜佐领、一个回子佐领和30个内管领的包衣及太监组成，其机构组织兼容清初内务府和十三衙门两种制度的内容和特点，并最终形成以七司三院为主干兼辖其他40余衙门的庞大的宫廷服务机构。
宗室管理方面，清朝仍设宗人府管理宗室觉罗事务，但与明朝宗人府人浮于事只用于优待亲王的状况不同，由于八旗制度的存在，数量庞大的宗室觉罗成为清廷的核心军事力量，管理他们的宗人府也成为重要的实权部门。
清末新政中，对此前的制度进行大量的改革，此前的七部院被改革为十一部，长官（国务大臣）均为责任内阁阁僚；大理寺改组为大理院，根据司法独立原则不再是刑部的复审机关，而是全国最高审判机关，与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同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下四寺进行省革而归入新官司，内务宗人两府尽管保有旧时职权，但随着军制改革，权力也大为下降。

军事

清朝武装力量主要有八旗军、绿营、地方义勇与团练、湘军、淮军与清末新军。

八旗

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一种组织形式和军事制度，是清朝军队之核心。原先采取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方式。入关后专门以兵为业，世代为兵。包括旗下士兵和户籍被编制在八旗军队中的家庭成员，由各地八旗驻防将军或都统管辖。1601年，努尔哈赤将建州女真分为四旗。1615年时扩建为八旗，八旗制度至此成形。皇太极在征服漠南蒙古察哈尔部，以及收降明朝降将后，又建立起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尽管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但他们都是基于同一套制度之下，因此差异不大。旗人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绝大多数情况下终身不变，所属旗籍亦基本世代固定。旗人因战功而获得的职位可以世代承袭，例如，每旗下属的众佐领通常都是世袭职位。旗人居住地大多是固定的。在各地的驻防军（分布在如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更设立“八旗驻防城”（俗称“满城”）供旗人居住，与平民所居住之地相隔离。旗人不得务农或经营工商业，每月钱粮由朝廷供给，号称“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旗人不受当地总督、巡抚管辖，犯罪时由特定机关审理。

绿营

绿营是顺治帝入关后招降明军、招募汉人组织的军队，以协助少量的八旗兵镇守广大的疆土。当时由八旗军守备京师、华北地区与各地要冲，绿营守备华中与华南地区。华南更交由三藩镇守，以压制当地反清势力。绿营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单位，兵制继承明朝，编有标、协、营及汛。绿营由汉人统帅，最上位的提督统领一省绿营，受文官总督、巡抚所节制，各省兵力大小不一，由万余到六七万不等；提督之下为总兵，管辖一镇兵力，约几千人至一万五千人。直属兵力镇标由参将统领，约千人至两三千人不等。再下面的为副将，管理一协兵力，约数千人左右。副将以下就是参将、游击、都司与守备，统辖一营兵力，兵员数量各有不同。最下面的为千总与把总，负责统领一汛，也就是一个驻地。士兵为世兵制，父死则子继。将兵由兵部直接统辖，将领无法直接统兵，有效地防止军人拥兵自重。随着八旗军的腐化，绿营的重要性就日益加强，例如三藩之乱时即以绿营为主力。乾隆嘉庆两朝，绿营总兵六十余万，成为军事主力。然而由于太平已久，绿营本身随着种种弊端而逐渐腐化。乾隆帝阅兵时，所见已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1796年川楚教乱时，绿营已无力对付擅长游击战的白莲教徒，部分将领甚至屠杀平民以换战功。到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时，绿营上阵一触即溃，作战主力也改交由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负责。同治年间多次裁减绿营，绿营的重要性逐渐减弱，清末新军成立后绿营同名存实亡。至民国初年，绿营被改编为警察性质的地方治安卫戍部队，成为民国时期警察的滥觞。

义勇与团练

义勇与团练于川楚教乱后逐渐成为清朝武装力量之一，由于清军不善游击战，所以鼓励地方建立义勇与团练协助清军镇压，1799年清廷正式同意组建团练。太平天国之乱与捻乱时，由于清廷的正规军腐败无能，且不善游击战，地方官员曾国藩整合江忠源、胡林翼与罗泽南义勇，成立湘军。湘军作战能力强，屡次击败太平军。监视太平天国天京的江南大营被攻破后，湘军成为清廷唯一抵御太平军的力量。1860年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于安徽一带建立淮军。平定捻乱时，僧格林沁率领的八旗军中捻军埋伏全灭，后来有赖淮军才平定之。当时如豫军、东军、滇军、川军等义勇也陆续建立起来。这些地方军成为清朝晚期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的主要力量。然而不管是湘军或淮军皆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方针，与后来的北洋军形成听命于个人的军阀势力，这个作风深刻影响着民国军事。
当时湘军与淮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火力强大。而由外国人协助建立的常胜军、常捷军更是让曾李等将领印象深刻，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重要性。例如李鸿章目睹常胜军用4个小时即攻破太仓城，事后写信给曾国藩，宣称“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这成为自强运动的起因之一。为建立现代化清军，洋务派聘请外国教官来训练八旗军、绿营和守卫首都的神机营，一些兵工厂也建立起来。然而淮军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例如发生天津教案时，尽管守卫首都的神机营已有三万之众，清廷仍然调集淮军来加强京师的防务。

清末新军

自强运动随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而失败，而清廷守旧派利用义和团抵御西方列强的策略也随八国联军而落幕。八国联军之后，清政府决定实施改革，即“清末新政”。为建立现代化清军，早在维新运动时即建议成立一支现代化的陆海军，组织团练并建立保甲制度。清末新政时，袁世凯在华北组建新建陆军（即北洋军），张之洞在南方组建自强军。1904年清廷正式建立由36个镇组成的常备军的计划，而绿营在1901年即开始裁减。同时取消武举，在各省建立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式军官。负责军事改革的中央机构是1903年成立的练兵处，它在1906年被并入新立的陆军部，其尚书和左右侍郎都是满人。清廷试图削弱地方军阀力量，1907年袁世凯和张之洞就在明升暗调中被剥夺军权。1908年宣统帝的摄政王载沣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在1909年的一道上谕中，他宣布自己（代表年幼的皇帝）对军队行使最高统帅权，他还把自己的兄弟任命为海军处和军咨府的管理大臣。到清帝国灭亡前夕，其陆军可以号称100万，但大概只有60万战斗人员，其中只有17.5万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并非所有新军均效忠清廷，部分是暗中支持革命军的。参谋机制上，在1907年即仿照西制成立参谋部门军咨处，隶属陆军部之下。为把军事管理和军事指挥分开，1911年决定把它升格为独立于陆军部外的军咨府。

海军

清朝视水师为陆军之辅。加之满洲以骑射为本，故不善水战。入关初期，在对抗郑成功等海上抗清势力时，往往力不从心。1636年皇太极征满洲瓦尔喀部，即开始造战船。1651年顺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制，各设水师，此为清朝水师之始。内河防务以长江为主体，沿岸各设水师。海防上，清朝为封锁明郑的经济力量，实施海禁。即使在平定明郑后，仍受海禁影响，水师多以防御为主，缺乏攻击性战舰。嘉庆时由于东南沿海海盗泛滥，就有学者开始注意海防，如湖南的严如煜写有《海防辑要》。鸦片战争后在面对西方炮舰时，清朝水师一战即溃的事实让魏源、郑复光等人意识到东西方的差距，纷纷提倡建立现代化海军。太平天国兴起时，英国协助清朝建立中英联合指挥的阿思本舰队，然而指挥权的问题使得舰队解散。
直到自强运动时，清朝才有新建海军的动作。为建立船舰自制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马尾成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以沈葆祯为船政大臣。同年，李鸿章要求其江南制造局建造炮舰。1868年8月，第一艘中国制造的蒸汽军舰，“恬吉”号下水。然而自制船舰与外国舰队相比较差也较贵，李鸿章等官员仍然从国外购舰为主。其中最有名的即是由德国建造定远与镇远，这两艘是北洋舰队的主力舰。人事上，早在1867年即建立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海军军官，1872年和1876年分别派使团前往海外学习。沈葆桢和丁日昌离开后，福州船政局开始衰落。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天津水师学堂，张之洞在广州成立水陆师学堂（1887年），曾国荃在南京开办南洋水师学堂（1890年）。1885年10月清政府宣布成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为总理大臣。
清朝先后建立四支舰队：受北洋大臣节制的北洋舰队，受南洋大臣节制的南洋舰队，受福州船政局节制的福建水师，受两广总督节制的广东水师。其中北洋舰队在当时被评论为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然而四只舰队资源独立，互不统属，也不互相合作。财政上，1891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预算于兴建颐和园。到1890年后，守卫黄海、东海的北洋舰队即已“停购船械”。李鸿章也称“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随后的中法战争南洋水师、福建水师遭受重创，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也标志自强运动的失败。随后旅顺、大连、威海卫、胶澳与广州湾等海军基地相继丧失，八国联军后大沽等地沿海炮台又被列强下令摧毁，清朝已无海防可言。1909年，清廷决定成立海军处，并将残余的战舰重编成巡洋和长江两舰队。1910年改海军处为海军部，力图重振海军。

民族

清朝统治者根据实地情况的差异采取不同的政策。在中原地区基本沿袭明代的统治方式，包括开科举等，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并根据清朝的实际情况实行旗民分治；在边疆地区则采取加派驻防大臣与当地贵族共同治理。
清朝统治合法性建立的基础与前朝有所不同，清朝统治在巩固满洲自我认同的同时，兼容其他族群的信仰和习俗，使之拥有远超前代的疆域和领土。清朝皇帝本身拥有各种政治与宗教头衔，具备不同文化象征意义的多维品格，体现出对各类臣民复杂多样之宗教信仰的认可。因为清朝对不同地域和族群的宗教信仰采取了更多的包容政策，使各种异质文化因素能够共存。

西南土司

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有些土官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
康雍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制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
乾隆后期学者魏源通过《圣武记》的编写，认同清朝所代表的正统地位。至于地方上的士大夫们，还透过他们编写于乾隆、道光和光绪等不同时期的《凤凰厅志》，逐步确证了民间对国家及其民族平等政策的认同。日本东亚史学家安部健夫指出，改土归流是一个借苗族的汉化，证明“夷性华化”能够实现的“活广告”，中国史学家王柯指出，至迟到道光皇帝在位的十九世纪前半，在清朝的帝国构造中，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地区就已经被完全当作“内地”来对待。

首崇满洲

清朝皇帝强调“满汉一体”，在实行一些政策时会考虑到要平衡各族的心理，例如在康熙晚年的内阁大学士中经常在五至六人中保持一两个南方人的名额，令南北地主共同参政。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内阁新加入的成员当中，有两名满人，四名汉人，而在四名汉人当中南人北人各半。此外，康熙亦重点选拔升迁较快的汉族士大夫，这些士大夫同时是内阁的候补成员，亦容许有“反清”思想的学者严绳孙担任官职。有学者指出，“满汉一体”实际上是以“首崇满洲”为前提，清朝统治者的满汉畛域观念始终根深蒂固。作为统治族群和八旗军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满洲人尤其被清朝历代君主视为国家根本、朝廷柱石。满洲将士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后平三藩、灭准部等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故终清一代，“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根本”）是清朝的既定国策。雍正帝曾明言，“惟望尔等习为善人，如宗室内有一善人，满洲内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善人，汉军内亦有一善人，朕必用满洲；推之汉军、汉人皆然，苟宗室不及满洲，则朕定用满洲矣。”。
清朝时期，八旗子弟（以满洲为主，也包含蒙汉八旗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领域主要在教育、科考、补缺、律法、生活待遇等方面享有一定特权待遇。清廷特为宗室子弟特设宗学，觉罗子弟有觉罗学，普通八旗子弟有咸安宫官学等八旗官学，内务府子弟有景山官学等。在文武科举之外，还提供笔帖式、翻译士、皇帝侍卫等方式供旗人子弟进入仕途。高层官职也一向有旗缺与汉缺之分。旗人可酌任汉缺，反之除极个别情况外，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能力不足以登科做官的旗人可以从参与最基本的挑选八旗兵丁做起，旗人子弟中的未成年者还可以参与类似于预备役制度的“养育兵”选拔，按月可得一定薪资。清代旗汉亦不同刑，若正身旗人犯充军、流刑罪者有免发遣以枷号代替的特权。满洲人的司法权也独立于汉人之外。例如，驻防旗人触法不归当地督抚管制，而由该地区驻防将军、都统负责。京旗子弟则由步军都统衙门负责处理、宗室则由宗人府全权裁决。清廷还分拨旗地和营房给八旗子弟居住生活，不必承担任何赋税。旗地和营房受国家保护，不得私自买卖。清廷在全国各处八旗驻防地实施旗民分治，驻防地俗称“满城”，专供兵丁居住，非旗人不得随意出入满城。
东北满洲故地无满城之分，清初设置柳条边，防止汉人及外藩蒙古进入“龙兴之地”。然而在康熙、乾隆、嘉庆年间有多次汉人移居中国东北地区的记载：“其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等地方，乾隆二十七年定例不准无籍流民居住。及三十四年，吉林将军傅良奏：“阿勒楚喀、拉林地方流民二百四十二户，请限一年尽行驱逐。”上曰：“流寓既在定例之前，应准入籍垦种，一例安插，俾无失所。”嘉庆中，郭尔罗斯复有内地新来流民二千三百三十户，吉林有千四百五十九户，长春有六千九百五十三户，均经将军奏令入册安置。其山东民人徙居口外者，在康熙五十一年已有十万馀人。圣祖谕：“嗣后山东民人有到口外及由口外回山东者，应查明年貌籍贯，造册稽查，互相对核。”其后直隶、山西民人亦多有出口者。”
诸多优待政策的初衷主要是为了保证兵源、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同时，这也导致满族受到束缚，居所不能远离本佐领之所在；八旗兵役也使得许多人在各大战争中战死疆场，一定程度上阻碍满族人口的发展；经济方面，满族也过于依赖八旗制度，清廷除兵差外，仅允许旗人在所属旗地务农，这使得以京旗为主、已经适应城居生活的满族在清朝中期开始出现生计问题。几代皇帝都曾尝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但终因不肯放任旗人自行谋生而均告失败。此外，东北满族因保持八旗兵农合一的习俗，始终没有产生严重的生计问题。自乾隆末年，清朝开始走向衰落，并且在之后一系列与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接连失败，陷入内忧外困。这期间，在与汉人的交流中，满族逐渐接受汉文化，被视为立国根本的国语骑射遭到废弛。清末民初时，仅有黑龙江齐齐哈尔和瑷珲一带还有满语使用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民国建立，“首崇满洲”之国策也随之寿终正寝。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教授柯娇燕认为，在清帝国统治者所构建的天下秩序观中，皇权的表达具有“共主性”（Simultaneities），清帝国成功地将几种不同的统治方式糅入皇权之中，并在不同的地域空间和价值体系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在这样的天下秩序观之下，谈论“满族中心观”并没有意义，清朝皇帝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仅仅把满洲人看作是多民族帝国的一分子，认为一个真正的帝国不是隶属于某一个文化的，而是超越文化的存在，帝国的皇权也是如此。她又说，乾隆皇帝作为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拥有征服者、家族首领、神权领袖、道德典范、律令制定者、军事统帅、文化艺术赞助者等多重身份，这多种身份既相互联系又具有混杂性，但是又集中统一于乾隆帝一身，乾隆帝不仅仅是满洲人的大汗，更是全天下的共主。
清朝统治者对满洲民族意识的梳理和重塑有重要的政治层面的考虑，清代边疆的少数民族主要是通过对“满洲”的认同来体认中华“大一统”，故有“崇满洲以安藩部”，从而有效联系“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切实需要。“崇满”所针对的主要是日渐兴起的蒙古和回疆势力的挑战，及其所触发的“胡虏无百年之运”的思想异动，这种异动在清朝国内和属国朝鲜有所反映，雍正时期出使清朝的朝鲜使臣回国后给朝鲜国王的上疏中说：“自古夷狄之主中国，非有仁义德礼, 服天下之心而臣之也。华夷杂处，祸变层生，苟无圣人之应期，则漠北诸种，必将因其衰而代之。盖今胡运之穷，不十数年可决，而蒙古强盛，异时呑倂，必至之理也。”这种情况在朝隆时期进一步深化，并且从准噶尔蒙古和大小和卓之乱可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清朝统治者通过对满洲部众的精神整合与“国语骑射”传统的张扬，威服和结合边疆地区。

蒙古政策

清朝在外藩蒙古地区建立盟旗制和札萨克制，对蒙古部落采取因俗而治、多封众建的政策。旗是分解原来的部落而组成。每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掌管盟务。盟长先由各旗会盟时，从旗长即札萨克中推选。后来改为清朝理藩院开列盟内札萨克，由皇帝任命。其外每盟各设备兵札萨克一人，管理军务。有的盟还设帮办一二人，协理盟务。旗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每旗设旗长一人，即札萨克，掌全旗要务，可以世袭。又设协理台吉襄赞旗务。其属有管旗章京、副章京及参领、佐领、骁骑校等。旗盟官员多是原蒙古各部落的贵族，并被册封为札萨克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位。另外，清朝统治者在一些方面较为优待蒙古人，只有蒙古人可得到亲王封号的待遇。
盟是由各部定期会盟而形成的机构，主要职能是监督各旗札萨克。若干相邻的旗为一盟，盟有盟长，由朝廷直接任命，多选旗长中势力大、威望高、与中枢关系亲密者任之。盟为监察区，不属行政单位。当时主要有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对朝廷负责，受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内蒙古地区设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副将军，率军驻防要地，以加强军事控制。但各都统、将军不干涉行政事务。如科尔沁部一类可以自治，察哈尔与土默特则被取缔。
清朝对外札萨克蒙古盟旗的管辖，中央有理藩院的典属、柔远清吏司等机构，地方上有驻扎大臣。定边左副将军即乌里雅苏台将军，为漠北蒙古地区的最高官员，下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人，与将军共同管辖喀尔喀诸部盟旗。科布多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管辖杜尔伯特、辉特、新土尔扈特等盟旗及札哈沁、阿明特、乌梁海等旗。库伦办事大臣掌中俄交涉事务，其属恰克图办事司员等人，负责监督中俄贸易。
清王朝统一蒙古各部后，对蒙古的统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又要笼络当地领袖们统治当地人民，使蒙古成为清政府统治全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清帝国北部疆域不设防的屏障。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广藏传佛教，有效的收服人心，维护蒙古地区安定局面。蒙古人一向信藏传佛教中的黄教，满人一直重视笼络大喇嘛，如哲布尊丹巴与章嘉呼图克图；与此同时，蒙古八旗亦成为清朝军队的一支生力军，在征讨噶尔丹的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外藩蒙古旗下的军事力量（不属八旗）也曾发挥重要作用，如清中期的喀尔喀的超勇亲王策棱和晚清时的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的部队。

藏族政策

清代西藏地方官府为噶厦。清朝将西藏纳入版图后为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曾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建立政教分离的制度。当时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有设置驻藏大臣，订立治藏章程；派驻官兵，整顿藏军；设立台站，釐定疆域等。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平息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后决定废除札萨克郡王监政的权力，设立噶厦衙门，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领导。噶厦为总管藏务衙门，设三品官噶伦四人。下设商上，为分管财政的机构，除以噶伦一人管理外，设四品仔琫（孜本）三人，商卓特巴二人。还有专掌粮务的叶尔仓巴、管理拉萨城的朗仔辖、掌刑名的协尔帮、掌马厂的达琫及第巴等四至七品的各种名目官员。后藏也设四品商卓特巴、叶尔仓巴，五品达琫等官员，掌管相应的政务。武官则有四至七品的戴琫（代本）、如琫、甲琫、定琫，从几人至百多人。凡前后藏皆有营寨，按其地理险易和大中小，各设边营官及营官，总计一百六十余人。佛教在西藏盛行，喇嘛很多，有的喇嘛在噶厦、商上任职，而僧官又分国师、禅师、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等，专掌教事。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政府出兵打败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尼泊尔）后颁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等做出详细的规定，并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的地位是平等的，而达赖与班禅之间则互为师徒。驻藏大臣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可直接向皇帝上奏。达赖、班禅上奏事宜必须通过驻藏大臣转奏。此外，达赖、班禅及以下呼图克图十八人、沙布隆十二人等活佛转世，称为“呼毕勒罕”，即奔巴金瓶掣签，均由驻藏大臣监督。
清朝治藏期间，清政府振兴西藏经济的措施有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清末时为防止英国殖民者对西藏的渗透，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等决定在川边藏区进行改土归流、建置州县等，以继续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宣统二年（1910年）川军入藏后还曾计划将改土归流扩大到整个藏区并巩固对藏南地区的控制，但因次年（1911年）武昌起义的爆发而作罢。

回部政策

天山山脉将新疆分成天山南北两个区域。天山南路的大部分地区为当今维吾尔族的祖先所居，亦称为回部。由于哈密、吐鲁番率先归服，被封为回部札萨克。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之后，新归附的地区不设札萨克，实行伯克制。伯克原来是回部的酋长，经清朝重新任命，按职责和品级称“某某伯克”，共三十余名目。最高的为阿奇木伯克，掌综一城回务，三品至六品，其次为伊什罕伯克，掌赞理回务。四品至六品。其余分掌地亩、田粮、税务的，大抵四品至七品。在清朝所封的札萨克郡王和诸伯克之上，清朝还派驻伊犁将军，掌天山南北最高军政大权，下设参赞大臣一人辅之。又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及帮办大臣，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等。乾隆末年以后，内地汉人和回民开始迁往新疆（以天山北路为主），把大片不用的牧场变为户屯。到十九世纪初，这些定居北疆的移民已达数十万人。在迪化（乌鲁木齐），1808年时各县的民户农田数量已达到1775年的十倍。
从乾隆后期开始，以沈垚、张穆、龚自珍等为代表的学者，均纷纷关心边疆事务，为国家献计献策。龚自珍大倡“回人皆内地人也”，无所谓“华夷之别”，并上疏安西北策，将新疆等同内地，主张“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

刑律

顺治四年（1647年），《大清律例》编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袭《明律》的内容。后经康熙、雍正两朝屡次增删，并于雍正五年公布。但清朝最经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胡林翼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胥吏都谙熟例案，常可执例以压制长官。清廷对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各种特订的法律，如对蒙古族有“蒙古律”，对维吾尔族有“回律”，对藏族有“番律”等等。
清朝皇帝为打压汉人反清复明运动与防止散播不利皇帝的消息，屡兴文字狱以控制士大夫的思想。文字狱之案件常是无中生有，小人造谣所为。较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可以牵连多人受害。柳诒徵称“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顺治四年（1647年），发生第一起文字狱“函可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书”《变记》而被逮捕，后来流放到沈阳。顺治末年又发生庄廷鑨明史案，并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清朝诸例文字狱中，有名的有康熙时期的南山案、雍正时期的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等。
《剑桥中国史》评价：“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作品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列。这可能是直到今天在许多国家看到的现象的又一种说明。一本被列入禁书名单的书，被认为有特殊价值，从而被小心地保存下来。禁令实际上是最有效的广告形式。”。

外交机关

清朝在近代以前并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因当时清廷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承认与四周国家的平等关系。清朝的外交按照对象的不同，分由礼部、理藩院、内务府与公行制度负担外交事务。六部的礼部负责对日本、朝鲜、琉球与东南亚各国外交或朝贡事务，以维系朝贡体制。理藩院负责交涉东亚内陆如内外蒙古、准噶尔、西藏、俄罗斯帝国等事务，主要防止边患形成。其编制与六部基本相同，官员大多由满族、蒙古族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堂主事、校正官等少数官职。内务府除管理本身内廷事务，也管理欧洲来华传教士、宗教使节团的事务以及国外贸易的传运征收特别税。公行制度负责西洋各国如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贸易关系（在清朝来看仍为朝贡），限制于广州一地，又称广州制度。
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史，清朝对外关系转向被歧视。由于缺乏正式外交机构，为西方国家不满，在《天津条约》就有要求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这使得中国正式开始面对新的外交形势。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专门负责对外关系；然而，其地位逐渐被1870年成立的北洋通商大臣所取代。直到1901年的清末新政，将总理衙门改制为外务部后，才得以统一负责对外事务。

藩属国

清朝的藩属国方面，早在皇太极与康熙时期就有朝鲜与琉球国。到乾隆时期扩充到东南亚地区的安南（即越南）、南掌（琅勃拉邦王国，地属今老挝）、暹罗（今泰国）、缅甸以及南洋群岛的兰芳共和国（柬埔寨被安南与暹罗瓜分，吕宋与苏禄于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群岛后相继消失）；西南喜马拉雅山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等国；中亚地区有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爱乌罕（今阿富汗）、巴达克山、乾竺特与拉达克等国。

海禁与海外贸易

清朝建立伊始，清政府为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郑成功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统治，曾五次颁布禁海令，并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清初的海禁政策，并在“粤东之澳门（一说广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但当时西方殖民者的殖民地已遍布中国周围，其殖民步伐引起了清廷警惕，康熙甚至曾口谕大臣们：“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谕令西洋商人只可以在广东通商。乾隆谕令“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这一上谕只是让“外洋红毛等国番船”、“番商”只在广东通商，不得再赴浙江等地，而不是一些资料中所说的关闭江、浙、闽三海关，更不是“广州一口通商”。 
鸦片战争前美国和英国两个航海大国的船舶总吨位的总和一度逊于清朝，当时中国沿海商船总数约在9,000至将近10,000艘之间，约有150万吨。加上其他种类的船舶，全国总有大小江海船舶20多万艘，共计400多万吨。而在1814年，英国全国有大小21,500多艘船，共240万吨；美国在1809年全国有船舶135万吨。

签订条约

清朝在近代以前与他国签定的条约较少，主要有《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条约》，均为与俄国签定。
自19世纪以来，经历一系列失败之后，清廷在列强的威迫下，前后被迫签定许多不平等条约。据统计，中国近代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共有343个，其中四十多个条约影响较大。清朝在西方国家的威逼下通过开放租界口岸，允许外国人来华经商等割地手段来达到和解。致此中国开始向近代过渡，清廷在被迫打开国门的同时也丧失中国大量领土的管辖权。甲午战争后，列强鉴于清朝失去自卫能力，纷纷划分在中国势力范围，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由于受到西方乃至日本的侵略以致割地赔款，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也骤然下降。但与此同时也激发自强运动等改革措施使西方的科技、文化以及民主宪政思想传入中国，并为随后的辛亥革命提供发展契机。

国旗与国歌

清朝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样，本来并无法定的国旗与国歌。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用武力打开清朝国门，清朝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国旗与国歌。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同西方国家谈判、签约、通商、互派外交人员等外交活动中，看到西方列国庄严悬挂国旗，而中国却无旗可挂，深感有失“天朝威仪”。于是上奏慈禧太后，提出在外交场合中需要有代表中国的旗帜，请求颁制国旗。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认定“黄底蓝龙戏红珠图”（即俗称的“黄龙旗”）为大清国旗。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确立的第一面国旗。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清朝曾先后使用《普天乐》、《李中堂乐》、《颂龙旗》作为其半官方国歌或代国歌。1911年，清政府将《巩金瓯》定为正式国歌。不过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巩金瓯》后来没有流行开来。

人口

明末清初，因为流寇扰乱、清兵入塞、入关战争与三藩之乱的关系造成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而饥馑、瘟疫使得中国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史学家葛剑雄认为明清之际人口的跌幅估计可达40%，从崇祯元年（1628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19%，至顺治末年达到谷底。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人口隐匿数量远大于人口损失数量，而真正人口损失最大的时期就是入关战争的战乱时期，以及各种的灭绝性屠杀如张献忠屠川。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并占领台湾，经过康雍乾盛世获得长期的休养生息，人口得以迅速增加。清初人口数量未明确，史学家姜涛估算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后，人口增长到1亿；赵文林推估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超过1亿。到乾隆时期，全国人口正式突破2亿，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猛增到4亿。清朝人口的增长一反中国人口过去的波浪式增长型态，呈现斜线上升。19世纪时，清朝因为太平天国的起事、捻乱与回乱等战乱损失不少人口；光绪年间又发生不少天灾，光绪三年山西、陕西发生旱灾，因饥荒与暴乱而死的人达一千万以上。最后加上海外移民风气日盛，因此到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口维持在4亿3千万多人，与道光年间的人口数差不多。

人口流动

清朝的人口扩张和流动规模在长期性和常规化等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清政府在大部分情况下都鼓励内地人往外移民。
学者认为，清朝鼓励内地人移民，让汉文化推广到非汉民族地区，是为了“移民实边”，发展经济，保卫疆土，是“为了中国本身的利益，也为了较为落后的边疆地区人民的前途”。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内地各省约有七百至八百万人迁移到边疆向海岛地区，形成了一股股由中原向东南、西南、西北、北、东北四面八方辐射状的移民浪潮。

四川地区

由于明末清初长年的战乱与屠杀，产生许多真空地区，而后又因为人口大量提升，使部分省份人口过剩，这些都带动移民潮。例如明末领有四川的流寇张献忠，他于1646年兵败退出成都时，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40万人的成都只剩下20户居民，人口从至少三百万一度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后来清廷推动以湖广、陕西等各省人口填补四川地区，史称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移民四川的趋势历经一个世纪。

东北地区

清廷为保护其发祥地中国东北地区，于奉天（今辽宁省）设立柳条边以限制汉人及外藩蒙古向盛京地区及长白山地区移民，但仍“封而不禁”，对越边时而佯作不知，并通过流放犯人，招抚流民及移旗等方式进行移民实边。而乾隆年间则开始严厉封禁东北地区，直到1792年，由于发生旱灾，清政府公开放松禁令，允许并鼓励灾民前往长城及柳条边外的东蒙及东北地区谋生，以分流难民潮。该措施随即引发了规模空前的难民迁徙，东北三省、特别是柳条边沿线地区从此开始大量接收关内移民。1792年旱灾后的10余年间，清廷即在东北柳条边沿线地区新建四个行政单元以管理移民，包括长春、昌图、伯都讷和新民，大凌河东岸、养息牧厂、拉林、双城等官垦聚落也分布在附近。
据统计，1780年东北人口约95万，至1820年猛增至247万人，较1780年增长1.6倍，年均增长率24.2‰，增长人口中大部分来自移民（约100万），其中吉林省接收移民30万人，移民增加的趋势极为迅猛。1873年，清廷考量俄国与日本有意染指东北，故撤除柳条边，并且在日俄战争后完全开放移民。

蒙古地区

清朝初期，清朝统治者限制汉人与蒙古人混杂。但到了康熙年间摊丁入亩后，清廷放开封禁，引起大量民众迁徙到长城口外漠南之地定居谋生的浪潮，史称“走西口”。到了二十世纪初，清延开始以各类优惠政策大力鼓励汉人移民内外蒙古，原因之一是为了反制当时俄国人在内蒙古东部的殖民计划。由于意识到汉人大量移民最终可能会导致蒙古人自身被同化或全面汉化，加上汉商的诈欺手法以及清朝统治者的政策转变，一些蒙古人因此怀恨在心并发起叛变。然而那些叛变基本上是地区性的叛变，而非组织严密的“全区性暴动”。

西南地区

自雍正朝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以后，内地与西南广西和云南边疆地区之间的交流被加强，地域壁垒被打破，内地人迅速移往西南边疆地区，自清初至道光中叶，约有200-350多万人迁入了西南滇桂地区。

台湾地区

康熙二十三年（1685）以后，清朝向前往台湾的大陆人民实行限额发给照票。雍正十年（1732）后规定渡台者有田产生业足以谋生，均可允许携眷入籍，从此渡台人数急升。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政府为了减少私渡偷渡而决定多处官渡。自清初至道光中叶，共有150多万人从中国大陆迁入了台湾。1895年台湾割让日本，住民根据《马关条约》第5款，在同年5月8日住民去就决定日决定去留，最终99.75%台湾人选择成为日本国籍，而中国大陆渡台亦随之中断。

新疆地区

鉴于新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清朝在统一新疆前后，对治理新疆的方针开展过深入讨论，并确定向新疆移徒中国内地人口以充实农业劳动人口的方针，又制定一系列组织移民出关的具体措施，因而出现内地人户移民新疆的热潮。自清初至道光中叶，新疆地区约迁入了五十万人。

海外移民

福建与广东各省因为山多人狭，又靠海，许多人口移民海外。台湾早在荷西统治时期、明郑时期就获得闽南、粤东的移民，约有十余万人。清初因为防止如朱一贵事件等动乱发生，曾严格限制移民台湾。同治末年发生牡丹社事件，日军一度侵台，这使得清廷积极开放移民台湾。到台湾割日前夕，已经有三百数十万的移民人口。早在十五、六世纪，闽粤人民就时常移民泰国、马来西亚与印尼等东南亚地区，这些海外华人还建立兰芳共和国。鸦片战争之后更多华人移民海外，主要以东南亚地区、美国西部、加勒比海群岛为主。清朝灭亡时，海外已有七百万的华侨。

永不加赋与摊丁入地

康熙后期，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社会已日趋安定，但人丁与地亩的载册数增加迟缓。一方面由于土地与人口的清查不够彻底，再者也由于地主以多报少之故，贫民迫于赋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统计并不确实。康熙帝为确实掌握人口数，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册人丁数作为全国征收丁银的固定总额，以后新增者为“盛世滋生人丁”，从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税。但除补不易，弊端又无法避免。所以采取摊丁入地政策，废除人头税（丁税），并入土地税内。这使得无产者没有纳税负担，而地主的负担增加，对于清朝人口的持续增加、减缓土地兼并、以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钱穆认为“地丁摊粮”只收田租，不收人丁税的办法是“清朝统治者自己夸许的‘仁政’。但是实际上，这一规定，并不算的是仁政，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派到地租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学者说，地丁摊粮改革政策也给当时及其后的土地垦辟带来了重大影响，虽然这是一次赋税改革，似乎与垦荒并不相干，但它却有效放松了对贫苦无地农民的约束，使人们可以自由流迁，为异地垦荒提供了丰富的劳力资源。历史学者张硏评价，摊丁入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情况，增加了地主的赋役，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减少了户口隐漏，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以及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人口普查

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有感于人口的增长，有必要对人口登记制度加以检讨，并彻底改变户口统计与管理制度，以掌握人口真实情形。然而却遭到廷臣苏霖渤等人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实施人口普查对维护统治没有实质意义，各省户口殷繁，“若每歳清查，诚多纷扰”。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湖北东部发生灾害，由于赈济的人数超过地方登载的户口总数，经过清查发现，有些县份在每年上报人口数都含混交代。乾隆帝大怒，要各省督抚全面展开人口清查。隔年，保甲严格执行人口普查制度，共增加43,534,131人，此后全国各省人口数较以往更接近实际人口数。人口查报也成为保甲的一项重要职责。无论在乾隆四十年（1776年）前后，人口统计都限于各省。而且京师顺天府、八旗、黑龙江、新疆、蒙古、西藏、台湾、云贵川广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等并未列入户口统计中，不管何时见于官方记载的人口均低于实际人口数。葛剑雄以为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的户口统计数基本上是较可靠的。

经济

清朝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乾隆时期已达三亿，相对应的，需要更加以多种方式提升粮食作物的产量。清朝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改进种植技术等方式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制造业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清朝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消灭明郑统治台湾后，才宣布展界开海，沿海对外贸易开始活跃，而货币方面则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曾为防止民变，一度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清朝人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最高，其国内生产毛额（GDP）总量所占的世界比例在中国近三千年历史上也是最高的，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按照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1820年清朝GDP总量为2286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32.9%，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当时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GDP为1,706美元。据他研究，即便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时代的宋朝，其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宋代中国的人均GDP在450美元，略低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人均GDP（621美元）；这两个地区皆超过当时西欧人均GDP（427美元）。这里仅表明购买力平价，与所谓财政收入是不同的概念，英国财政年收入在1830年代至1840年代在5000万英镑以下；不过，清朝GDP数值在1840年前凌驾于欧洲之上，这一说法基本得到普遍认同，但部分中国学者如刘逖仍认为麦迪森高估了中国历史上的GDP总量和人均GDP。因此，刘逖对麦迪森1600至1840年数据做了调整，认为1820年中国人均GDP在325美元，而非麦迪森说的600美元。

货币制度

清朝货币大体上采白银与铜钱并用的银铜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银的地位更见重要。因海外贸易发达，白银大量从国外输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国银元除西班牙银元外，还有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鸦片战争前后，需要固定形式的银币出现，正式使用机器铸造银币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前，由于英国将大量鸦片销入中国，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铜钱才能换取白银。由于白银是百姓纳税的固定货币，这带动通货膨胀，严重恶化经济。使得曾经于1651年顺治帝发行纸币，到1853年咸丰帝又发行大清宝钞与户部官票等纸币，以稳定清朝经济。

佛教

清朝自康熙至乾隆，虽然总体上对于佛教（藏传佛教除外）较为冷淡，不过对于稳定社会仍有一定的帮助。乾隆：“彼为僧为道，亦不过营生之术耳。穷老孤独，多赖以存活。其劝善戒恶，化导愚顽，亦不无小补。”清朝皇帝多与僧人来往，顺治帝先后与名僧憨璞性聪、玉林通琇、茚溪行森和木陈道沁等互相交流，顺治本人曾削发打算出家，他所宠爱的董鄂妃在他的影响下也栖心禅学。再如康熙在外出巡，每往名山巨刹，为之题字撰碑。雍正喜读《金刚经》，也多与佛教徒往来，选编语录，俨然以禅门宗匠自居。
不过佛教无限制的发展，对统治者也有不利之处，如果太多人民出家，政府征税的对象就会减少，寺院上层兼并土地，发展寺院经济，就会加强土地集中的程度，激化社会矛盾，一些犯法的人，往往藏身寺庙作为躲避惩罚的手段，某些“聚众为‘匪’之案”，甚至“多由‘奸邪’僧道主谋，“平时‘煽惑’愚民，日渐酿成大案。”，因此清朝一方面保护佛教，另一方面又对之加以限制。清朝限制佛教的办法主要有三种，设置僧官、实行度牒制度与不许擅造寺庙。佛教在限制下仍有一定影响力。佛教各派，除了禅宗还算盛行之外，其精神日趋世俗化，宗风也随之衰落。另外如净土宗、律宗、也仅能保持典型。乾隆时，曾禁止各地建立新寺院，民间出家为僧者也受限制。士大夫虽喜谈佛学，但只是谈论佛理，没有兴隆佛教的意愿。
清朝为笼络内外蒙古、青海、西藏外族，优礼和尊崇藏传佛教（亦称喇嘛教），顺治八年，特于北京建造一大喇嘛庙，度喇嘛一百余人，皆内府诸旗王公属下满州人。雍正帝曾得喇嘛之助继位，之后以其潜邸改建为雍和宫大喇嘛庙，成为北京也是当时中国最大之喇嘛庙。雍正五年，又为蒙古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建大喇嘛庙，发帑银十万两之多。并尊哲布尊丹巴为喀尔喀大喇嘛，其地位与西藏之达赖、班禅鼎立为三，后世称为“活佛”。乾隆帝曾经把藏传佛教作为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方法不过也以理藩院来控管其发展。藏传佛教虽然表面上受到君王的礼遇，不过事实上不像元明前两代如此兴旺，乾隆末年发生川楚教乱，使藏传佛教渐走衰落之途。

伊斯兰教

从元朝开始，西域伊斯兰教教徒大量来到中国各地，穆斯林居住于甘肃、陕西、四川、山西、直隶、广东、云南等省。清廷对伊斯兰教采取放任的态度，尊重他们的信仰，用他们的法律来处理纷争，但是比起元、明前两代来说较为没落，清朝防制回人的法律极严，内地各省，回人犯法，判罪较一般犯人为重，凡罪当流徒，一般人民可申请存留养亲者，回民却不得申请。在回疆，清朝每于重要所在分建汉、回二城，限制回民的自由，并禁止汉回通婚，在公文书中，则民、回别称，表示将回民排斥于一般平民之外。
由于受到清朝及汉人的压制，在清朝统治期间，清朝末年时，甘肃、陕西、云南这三省曾发动叛乱。康熙顺治年间，甘州回民丁国栋、米喇印起兵造反，乾隆年间的大小和卓之乱，嘉庆年间张格尔据浩罕叛，道光同治年间的陕甘回变与云南回变一时俱起。

基督教

满清入关后，汤若望、南怀仁等教士，先后被任命为钦天监主要官员，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来传教，虽然一度受到康熙历狱的打击，不过随着康熙帝开始亲政后，翻案成功重新执掌钦天监来继续传教，康熙帝对于天文历算、火炮之学很有兴趣，曾叫传教士徐日昇、白晋等人轮流进讲。并以他们担任通译及处理外交事务。如：徐日昇、张诚随索额图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充当翻译和参谋。清朝对定居中原的西方传教士采取礼遇态度。其中，顺治帝特别倚重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并尊其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前，钦天监皆由耶稣会士掌管。
耶稣会传教士对于中国原有的风俗习惯，抱持容忍态度。教徒祭天、祭祖、祭孔者盛行，虽然与教义互相冲突，但都以默忍。不过到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天主教内部发生“礼仪之争”。依照道明会传教士的指控，罗马教宗下令禁止的传教士使用耶稣会的中文词汇“天”和“上帝” 来称呼天主，也禁止中国信徒祭拜祖先与孔子。这与当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其后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所采取的本土化政策截然相反。清政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做有违中国敬孔祭祖的传统。康熙帝于1700年批示说：“敬孔敬祖为敬爱先人和先师的表示，并非宗教迷信”。
双方争持不下，最后清廷下令必须遵循“利玛窦规矩”传教，不然就不准传教，逐出中国，是为“禁教令”。1722年，雍正帝彻底推行禁教令，使得清朝初年西方基督教在中国传教被终止，到了道光帝时，连钦天监也不任用传教士。不过清朝皇帝对于教禁并没有彻底禁止，嘉庆年间（1807年），新教教士英国人马礼逊，曾藉工作之便私下在广州进行传教的工作。
鸦片战争后，清廷虽并未正式撤销禁令，但基督教的传教自由已经由不平等条约获得确认，于是欧美各地的基督教教士在西方列强的庇护下进行宗教活动，基督宗教传播更为迅速。除了传教之外，设立医院和学校，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演进，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过有些西方传教士拥有种族优越感，以争议手法传教，如不理会传统社会阶级之分、强占土地（强行索回雍正禁教时遭没收的土地房产）、袒护教徒干涉司法审判、下令教徒不得分摊并参与地方集体祭祀活动、直接要求北京政府撤换省级官员，甚至一些犯罪之人也借由信教取得司法保护，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因此民教冲突不断；加上民间以讹传讹的负面谣传，最终导致许多民众则愤而纷纷起来焚烧教堂，驱逐或甚至杀害传教士，收回被侵占的土地财物。从1856年至1889年先后发生的教案多达三百多起，著名的有1870年的天津教案，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期间，有数万民中西方传教士与基督教信徒惨遭杀害。

文化

清朝统治中原后，推行的汉化政策比其他征服王朝还要深，然而清室也尽可能保留本族文化，并且维持本身文化与汉文化的平衡 。清初以来，所有施政文书都以汉文、满文两种文字发布。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到19世纪，官方文件中的满文已基本为汉文所取代。然而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没有完全接受。
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欧洲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中国图景呈现给欧洲人，而后引发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甚至直到19世纪初，欧洲吹起中国风。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1735年，法国神父翻译并发表法文版《赵氏孤儿》后，造成非常轰动的中国戏剧热。西方对当时的中国也存在负面的声音，认为中国朝廷过于独裁与专权。乾隆末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清朝，在佩雷菲特笔下的马戛尔尼本人认为：“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而马戛尔尼本人的日记却如此记载：“中国政府的行政机制和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和高效，有条件能够迅即排除万难，创造任何成就”。马戛尔尼访华团成员之一的爱尼斯·安德逊却如此评价：“杀头案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关于这问题，我甚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听，一有机会就向人探问，我不只问过一个人，有好几个人，至少有70岁高龄的老人，他们从未见过或听到过有杀头处刑的事……比较轻的刑事案，在这人口非常多、商业又发达的国内也不常有”；“走过的乡村（北京郊区）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这城市（广州城）的街道一般是15英尺到20英尺宽，用宽大的石板铺砌，房屋超出一层的很少，用木材和砖建筑。商店的正面大门之上有漂亮的阳台，因而门前形成一街檐，用各种油漆装修得很美丽”；“……这个马车队伍停歇在一个大市镇内，镇名“吉阳府”。说它是人口稠密，则我又用了这冗繁的语词，这语词可以同样应用于整个帝国，如每个村庄、市镇、城市；不，每一条河流和河流的两旁也充满了人。在这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是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不能不对这位伟大、显赫、聪明、慈善的中国皇帝致以崇高敬意。他治理中国60年之久，按他的百姓的普通呼声，他对他们的康乐与兴旺从未忘怀。在他管理司法方面的情况是：他保护他的百姓中最低微的人”。

科学与技术

整体而言，清朝的科学技术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相比较为落后，在晚期差距更为明显。清初统治者和部分中国学者积极与西方传教士进行中西文化技术交流，统治者亦会将习得的新知识实际地运用在治国方面，然而后来由于禁教的原因导致人们对西学日益模糊和隔阂。清代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中国贫困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某些科学技术领域中比前也有明显进展，尤其是在数学、天文、历法等学科方面得到空前发展，而精于此道的学者也是英才辈出且人数众多，从远古到清朝这段期间，有关学者的数量在清代占约44%。清代学者亦对古代技术和文献的复兴和修复也作出贡献。

天文学与地理学

清军入关后，汤若望、南怀仁等教士来华传教，带来西方科学与技术。他们先后被任命为钦天监。康熙帝对于天文历算，火炮之学很有兴趣，曾令白晋、德玛诺等人，测绘全国地图，历时十年而成，康熙帝命名为《皇舆全览图》，它是中国第一部用经纬度测绘的地图。顺治帝多次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不久汤若望成为“钦天监”的负责人，掌管国家天文历法事务。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前，“钦天监”皆由耶稣会士掌管。由于需要新的历法，清政府遂下令根据汤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历书》，制定新历法并颁行全国，名为时宪历。另一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是地图测绘学。康雍乾时期，国家统一，版图巩固，始绘制全国和各地的地图，派人到各处实地测量。外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清朝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参加这项工作，采用西方经纬度定位和梯形投影法，所制地图居当时世界水平的前列。在测绘全国地图的过程中，康熙时期编成的数学巨著《数理精蕴》亦发挥实际作用。
从顺治到乾隆期间，西方传教士在皇帝的要求下制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仪器如赤道经纬、黄道经经纬、简平仪等，同时有相关天文学术著作出现，亦改善和编制较为先进的历法。西方的物理学知识也从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国传播，康熙年间的学者戴震就写有关于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传教士南怀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绍各种工程技术的作品外，亦著有《验气图说》和《形性理推》等对中国的物理学界产生一定影响的介绍西方光学知识的书籍，并在一定程度下让一些学者启迪进而研究光学，例如在康熙年间写有《镜史》一书的孙云球以及在十九世纪前期写有《镜镜詅痴》的郑复光；在对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学者、匠师和科学家如黄履庄、黄履、孙玄球等对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制，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动中国的物理实验和机械制造的发展。
由于清政府对天文历法的重视，民间的天文学研究也很活跃，主要代表人物有着有《晓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的王锡阐等。

火器

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同年的《皇朝礼器图式》中鸟枪，红衣炮，子母炮这三样火器成为制式武器。其他的著作分别有薛熙撰的《练阅火器阵纪》，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诀解证》，王达权、王韬同撰的《火器略说》，薛凤祚撰的《中西火法》，陈旸撰的炮规图说以及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等。清朝军队的火器装备率也超过明朝，直到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和太平天国战争初期，清军的主要火器是鸟枪和各种生铁、青铜铸造的火炮，在道光、咸丰年间又装备了两人抬用的抬炮和抬枪，清朝军队火器的装备率达到50-60％。
清朝初期在政权稳固及稳定后容许汉族民众持有冷兵器，但仍然警惕火器尤其是重型火器的流存。虽然清朝在法律上严禁民间私制火器，但在实行上却没有也难以严加管制，终清一代火器在民间几乎随处可见，制造和销售火器在民间已有相当的规模，出于自卫、捕猎、游戏等原因有不少平民都拥有了火器，甚至在京城也有铁匠私造火器售卖。此外，清朝希望士绅掌管的民间武力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社会的秩序和协助保卫国土，加上亦需顾及民间狩猎和自卫的需要，故清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容许民间武器合法存在。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都不会乐见民间有大量武器，特别是不愿看到有精利武器在民间流传，但基于上述原因，清朝对民间火器的政策经常陷于“允许、鼓励”与“禁止、控制”的两难处境。

农业

农业方面，清代有《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详细论述各种作物的栽种和农业生产技术。清代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高度发展时期，中国历代所编著的农书共714部，其中清以前的二千一百多年间编著的农书为231部，清代267年，编著的农书为483部，为清代以前农书数量的2.09倍，清朝治理及研究蝗虫的技术亦相对比较发达。

医学

清初至鼎盛时期，医药学进步所表现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是明朝医药盛况的延续。如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本草学、方剂学、诊断治疗学、医案整理等，均较明朝更成熟。各家学派的纷争也逐渐缓和，大多医家能采各家之长折衷于临床。但也不乏固守《内经》、《难经》、《伤寒论》，而批评金元以后一切新说的医学，这与当时考据学盛行不无关系。清朝中医药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关于急性传染病的研究，它已形成一个新的系统，即温病学说。这一学说的出现，虽然是基于历代医家的有关成就上，但清代温病学派在中医发展史上的贡献，仍然是相当显著的，它并不亚于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金朝刘完素创河间学派。
康熙年间有不少精通医术的传教士如张诚和白晋等向中国传授西方医学，并且被容许在入职朝廷、建立试验室以传授解剖学知识，康熙对此深感兴趣，甚至曾经在一次研探解剖学时得病。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用满文翻译人体解剖学方面的著作并名之为《钦定格体全录》，巴多明和白晋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译出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著作，并且在北京传播相关知识。西方传入的医学知识和理论亦引起了当时中国医学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刘献廷研究过人物图说等西方医学著作，乾隆年间著有《医林改错》的医学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视解剖学：“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清朝中叶后，西学的影响不像清初仅局限于个别传教士，西方科技的刺激显然变得十分具有影响力。尤其是西方国家有意识地把医药作为实现他们宗教目的、掠夺目的的手段，所以西方医学对中国的渗透变得比清初那时更为明显。那时中国人民也有吸收外来医药学的需求，于是中西医汇的主张应运而生。这种新的思想既有解放中医药学家保守思想的一面，也有压抑对传统中医药学继承和发展的一面。
到了清末民初，由于西方医学的强势输入，以其诊断、手术器械的先进、服药的便利、诊间及病房的明亮干净，对当时的传统中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与竞争的压力。然而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医疗习惯、中医的实际疗效以及西医人数尚少不能普及于全国等原因，当时的中医并未如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汉医般几乎绝迹。

数学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曾名列世界前茅，到明代衰落下来，古算几成绝学。明末，西算传入中国，从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起，直到康熙时编成《数理精蕴》（《数理精蕴》是明末清初西算输入时期一部带有总结性的数学巨著，被称之为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算输入时期，雍正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又为“古算复兴时期”。介绍西算和复兴古算构成清前期数学发展的两大内容。清初的历法大辩论，新法以计算精确战胜旧法，这件事使当时知识界对数学重视起来。康熙又聘请传教士徐日昇、白晋、张诚、安多等入宫，讲授几何、代数、天文、物理等科学知识，这就推动数学的蓬勃发展，出现方中通、梅文鼎、梅毂成、明安图、王元启、董祐诚、项名达等著名数学家。
清朝学者亦重新发掘出在古代已长期失传的大量数学著作，例如《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者之一的戴震就从《永乐大典》中发现和整理出久已失传的许多古典算书。如《海岛算经》、《五经算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以及《夏侯阳算经》。他又从南宋刻本的毛扆影抄本中抄辑出《张丘建算经》和《辑古算经》两种，连同明刻本的《数术记遗》共计十种。这十部算经于乾隆三十八年由孔继涵刻入《微波榭丛书》，正式题名为《算经十书》。戴震还从《永乐大典》中抄辑出宋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及杨辉的各种算书，令汉唐以来数学成就的结晶重现。
清朝的数学人才辈出且著作繁多，大约有五百人贡献一千多种数学著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但因受乾嘉汉学的影响，多集中在对古算的整理、注释方面。在若干领域内，清代学者也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如陈世仁发展宋元以来垛积术的研究，即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方法；焦循注释《九章算术》，提出加减乘除的交换律；还有汪莱和李锐继承宋代天元术和四元术，发展方程论的研究，对方程根的性质以及根和系数的关系等进行探讨。

建筑学与基建

建筑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宫殿、园林、寺庙、宅宇、城垣的建筑，盛极一时。或雄伟庄严，或富丽典雅，彩绘藻饰，光彩照人，庭院草木，错落有致。著名匠师梁九、雷发达均有高超的设计和施工技艺。外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带来西方的建筑技术，设计圆明园内西洋楼、大水法等建筑群。
清朝末年，中国的交通事业有所发展，詹天佑是中国第一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他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工程之艰巨是当时世界铁路史上罕见的。詹天佑克服一道道难关，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减缓坡度，降低造价，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工。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期间，厘定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郑氏自动挂钩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京张铁路培训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