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早年生涯

清咸丰九年（1859年）8月20日，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袁张营（今项城市千佛阁办事处袁张营村）一个官宦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他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正好寄信至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他的父亲因此将他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族谱的谱名字辈“保世克家启文绍武”，给他命名“世凯”。
祖父袁澍三乃地方名绅，曾任陈留训导，父袁保中官至候补同知。叔父袁保庆曾在袁甲三的军中带兵，官至二品江南盐道道台。生母刘氏是项城县南顿人，袁保中的妾室。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金陵等地读书。袁保庆病故后，1873年冬，堂叔袁保恒获同治帝三个月假期返回项城，与侄子袁世凯会面，袁世凯获得赴京念书的机会。
1874年农历新年过后，袁世凯与弟弟袁世廉在家中男仆的保护下来到北京，投奔在京任内阁中书的叔父袁保龄，袁保龄对二人的教育极为重视，聘请严师谢子龄管教二人，但袁保龄初见二人后对他们评价不高，认为袁世凯“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11月，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病逝，据说袁世凯听闻“哀病失血，咽喉溃烂如蜂房，久不愈”。因为袁世凯已经出嗣，袁保龄未允许他回乡料理后事，只允许他回籍守孝。此后，袁世凯开始努力读书，有一定进步，袁保龄很高兴“凯侄八韵颇长进，文章尚不入门”。同年冬，袁保恒回到北京，开始更加严厉督促他。袁世凯愈加勤勉，学习十分投入。
1876年秋，袁世凯赴陈州参加乡试不中，一般认为袁世凯学术不精，致乡试不第。不过其落榜原因也有其他说法：袁世凯考得“项城县之府案首”，但河南学政瞿鸿禨在考陈州府时，不尊重知府吴重熹，吴重熹为此针锋相对两人结怨，瞿鸿禨于是取消了陈州各府属的府首，袁世凯因此成为牺牲品，虽然未能及第，但袁世凯于同年年底与沈丘于氏结婚，两年后诞下唯一嫡子袁克定，不过袁世凯与于氏关系并不融洽。袁保恒见袁世凯完婚，频繁招袁世凯回北京继续学习以考取功名，袁世凯最初也极为重视“然虽多病，亦不敢自弃。每当卧病，思己之功名不就，无不攘背而起，展书味读，但不知老天负我不负我乎”。1877年初，袁世凯回到北京，一度想外出谋职户口，袁保恒知道袁世凯的想法后断然否定。
1875年至1878年间，河南发生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1877年4月30日，光绪帝命身为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前往河南赈灾，袁保恒于是偕袁世凯前往河南，12月30日出发，途中经过保定，袁保恒与李鸿章会面，请求帮助，李鸿章当即拨米三万石，但此时李鸿章是否见过袁世凯则不得而知。1878年1月16日，二人抵达开封。当时正值隆冬，大雪纷飞，十分寒冷，袁世凯冒着恶劣气候办公，为避免流言住在开封城外。在此期间，袁世凯目睹了饥民惨状，官军残杀，赈款不敷，曾感慨道“赈务实属万难”，但也下决心“尽此赤心，捐此腐躯，上以报国，下以报叔父”。当时开封流行瘟疫，5月，袁保恒认为自己身体强壮冒险前往检查粥厂，感染瘟疫，不久病逝。在接任的到达之前，袁世凯出色完成了交接任务。此后，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并在此与家人共同居住三年时间。期间，袁家在袁保龄的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分家，但分家的结果目前尚无资料证明。在此期间，袁世凯“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其性格“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予，以善为乐”，袁世凯与知府吴重熹成为“诗酒友”，“雅敬爱之”。此外，袁世凯意外结交当时正在陈州授馆从事文牍工作，前往袁甲三祠园林游玩的徐世昌。相见第二天，二人拜为金兰，徐世昌为兄。袁世凯资助徐世昌兄弟二人赴顺天乡试，二人双双中举。1879年秋，袁世凯再次乡试不中，因此将所学书籍付之一炬，并表示“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1880年，袁世凯决定弃文就武，投靠吴长庆，加入庆军，吴长庆为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出身淮军，为庆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世凯从陈州出发，先前往上海，准备之后再前往山东登州即吴长庆大本营所在地。抵达上海后，袁世凯很喜欢这座城市，在一家旅店安顿下来，后四处寻找工作机会无果。在此困顿之际，袁世凯去了一家妓院，在此结识苏州籍妓女沈氏，二人相交甚欢，无话不谈。沈氏阅人无数，得知袁世凯身世后劝其尽快前往登州，投奔吴长庆，并用私房钱资助袁世凯。袁世凯发誓安定下来后回来迎娶沈氏，沈氏也表示袁走后会自己出钱赎身并等他回来。后来袁世凯将沈氏接到朝鲜生活。沈氏终身未育，袁世凯将次子袁克定过继给她为嗣子，北上途中，袁世凯结识阮忠枢，一见如故。袁慷慨资助阮，阮后成为其终生心腹。
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对袁照顾十分周到，优待至极。由于袁尚未通过乡试，吴召来营中最好的老师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人，向他们引见袁世凯，特意强调“今留慰亭读书，所以报笃臣也”。张謇、周家禄、朱铭盘等人于是每天督促袁功课，袁再度备考科举。此间，袁世凯称“近日作文太多，且盼家信，因呕血”。但是，他的作文在张謇眼里却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由于张謇严厉直率，导致二人疏远。而周家禄则点到为止，以鼓励赞扬为主，袁“更喜周公”，后任直隶总督时请周入幕府，礼遇有加。

崭露头角

1882年，袁世凯23岁，藩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李昰应兵变夺权；亲中的朝鲜事大党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前往协助吴长庆的幕僚马建忠设谋，要袁世凯将李昰应拘捕，李昰应被掳后，袁世凯以“通商大臣”身份驻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建亲军与镇抚军，并控制税务。
1884年，朝鲜分化为新旧两派势力。一派是以闵妃为首的外戚集团，另一派则是要求改革的士大夫激进派。以金玉均激进派为代表的“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被“事大党”及闵妃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当机立断，指挥军队击退日本军，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1885年，袁世凯被封为“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1887年8月开始，朝鲜政府先后向日本和欧美各国派遣使节，以对国际社会宣示其外交自主。大规模的独立外交活动，引起清政府不满。
1894年初，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形势紧张，朝鲜国王向中国借兵镇压，李鸿章同意出兵，6月4日清军开赴朝鲜。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相关条款，6月7日清廷将出兵事宜知照日本，同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清廷称日本也已出兵。6月11日，日本公使大鸟圭介率军到达朝鲜京城。获悉清廷出兵后，起义军6月11日与朝鲜政府签订《全州和约》，朝鲜内乱有所缓和。6月12日大鸟圭介主动与袁世凯会晤，商谈共同撤兵，但日本内部对此不满，在没有达到全部目的前拒绝撤兵，中日双方对此相持不下，7月25日，日本军队在丰岛海面对清军发动袭击，挑起丰岛海战，进而引爆中日甲午战争。

小站练兵

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军海陆皆败收场，袁世凯奉命随军撤回天津。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李鸿章等大臣乃于1895年举荐袁世凯负责督练新军，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命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练兵。袁世凯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袁世凯开始了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的练兵生涯，史称“小站练兵”，这股兵力后来成为清末陆军主力，也是北洋军阀的雏形。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以及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基本上摒弃了八旗、绿营和湘军、淮军的旧制。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部下徐世昌把德国普鲁士军歌《德皇威廉练兵曲》改编成《大帅练兵歌》，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加快了旧军队的淘汰，促进了清军的近代化。
袁世凯善于笼络人心，事必躬亲，重视官兵福利，亲自监督发饷，避免贪污舞弊，重视军人的装备是否齐全，士兵非常爱戴、感念。他也善用洗脑方法，每日操课前后，军官都有“三问”，第一问：“我们吃谁家的饭？”所有士兵齐声回答：“袁宫保的饭！”。二问；“我们穿谁家的衣？”齐答：“袁宫保的衣！”第三问：“那我们为谁家死，为谁家出力？”齐答：“为袁宫保死，为袁宫保出力！”士兵们皆将袁世凯视为衣食父母，敬若神明。竟达到了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程度。

清末政局

1895年，袁世凯与徐世昌、张之洞等都列名参加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并出资赞助。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近臣康有为与慈禧太后发生激烈争斗。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1898年9月16日，光绪帝听从康有为建议，召见袁世凯，赏候补侍郎，责成专讲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17日，康有为接到光绪帝密诏，密诏中光绪帝认为自己皇位不保。于是康有为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要他举兵勤王。当晚，谭嗣同与袁世凯秘密在京郊法华寺见面，谭嗣同要求袁世凯率领敢死将士数百，拥光绪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表示誓死效忠皇上，但表示立即举兵勤王有困难，“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矣。”谭嗣同无奈同意。20日，袁世凯向光绪帝辞行后乘火车回天津，立刻向荣禄告密，二人商议对策（一说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荣禄即日回京密奏慈禧太后，慈禧于翌日宣布废除新政。
也有人根据史料记载认为，戊戌时袁世凯倾向维新派，并未主动告密，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罪责为族灭的叛国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只是脱身之举。

庚子拳乱

义和团在山东排教，以私刑方式杀死许多外国和中国基督徒，引发欧洲各国不满。1897年11月山东曹州府爆发“曹州教案”，两名德国神父被杀。由于此地的天主教圣言会受德国庇护，11月6日德国以此冲突为借口出兵山东，武装侵占胶澳地区。后引起连锁反应，俄、英、法等竞相效尤，纷纷争占租借地。在此期间，袁世凯考虑到既要防止德国等列强继续入侵，又要防止民众因生计而继起反抗，进而引发教案，使列强乘机宣战，先后向山东巡抚张汝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代理营务的徐世昌出谋划策，预筹战备。袁世凯提出的建议促使清廷认识到山东局势的严重性。1899年5月1日，荣禄命令袁世凯和聂士成各率所部，开往山东境内演习。袁世凯此行的目的，公开宣布的是“藉以弹压匪类，保护教民”，实则是遏制德军。
义和团兴起于山东后，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在不同程度上同情义和团，并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拳民，其中毓贤态度尤为明显，甚至煽动民众闹事袭扰洋人，这引起列强对他的不满。1899年12月5日，美国公使康格径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美国公使称：“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不点名的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此意见亦符合慈禧太后及荣禄罢免毓贤，任命袁世凯的想法。12月6日，袁世凯被任命为署理山东巡抚。但而后义和团团民进入北京，并在慈禧太后同意之下开始杀害外国人，造成了庚子拳乱，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爆发，山东省在袁世凯治下得以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清末新政

1901年李鸿章去世，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成为疆臣之首、北洋之主，同年他顺利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任直隶总督期间，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督办新军、发展实业、奖设工商等。1901年上奏呈请建立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前身），后来参与到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的建设中，他一手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成为今天中华民国最高层级的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由他倡导的北洋新区，是中国地区率先采用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念而建成的城市新区。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基础，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六镇，后改称为北洋陆军重新编制，总兵额达7万人。1905年10月末，袁世凯在河间府举行河间秋操，为中国地区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现代化正式野战演习。1906年又举行了彰德秋操，中外瞩目。
1898年的戊戌维新因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而未能推行。《辛丑和约》后，立宪声浪日涨，慈禧太后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领导者正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经过月余准备，由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炉，因对满清亲贵不利，又遭反对。慈禧又改换其他大臣继续制定方案，最终形成对满人官员有利的方案。1907年丁未党争中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黜，林绍年请辞，袁世凯与张之洞因此替补调入朝廷中枢任军机大臣，但同时也使袁氏疏远军事，有明升暗降之嫌。同年，在袁世凯的运作下，中国第一支新式地方警察队伍及最早的近代地方议会组织（天津议会），均正式成立于天津；同时，袁又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任摄政王。由于载沣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于是解除袁的职务（根据溥仪回忆录，载沣认为其兄光绪帝系袁世凯谋害，亟思报仇，但袁掌握军系人脉，无法断然下手），袁见形势不利，决定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彰德府洹上村（今河南省安阳市）。在此期间，袁韬光养晦，隐居时仍关心政事。

临时大总统

南北议和后，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2月14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后，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为了防范袁世凯独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袁在复电中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自己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电报公布后，各方舆论纷纷反对定都南京。孙中山随后与临时参议院讨论投票决定定都地点，结果参议院以20票的压倒多数反对定都南京，但孙仍坚持主张，最后在黄兴的威胁及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又重新投票，并以19票比17票的结果通过定都南京。2月29日，北京兵变后，袁世凯决定在北京就职，成立北洋政府。3月11日，孙中山颁布了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表示拥护《临时约法》。唐绍仪内阁在施政上反映了同盟会约束袁世凯的要求，引发袁世凯的强烈不满。6月间，唐绍仪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的王芝祥为直隶总督，袁世凯原本同意，后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发表了改任王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四位同盟会阁员被迫于6月16日辞职并离开北京。袁世凯先提出了无党派的陆征祥组阁，参议院因其发言不当新提阁员全部被否决而流产。北京军警指参议院挟持私见，黎元洪责违背共和精神，章炳麟斥责为“奸府”，请袁世凯便宜行事，盛传将解散参议院，参议院迫于形势，通过了袁世凯提出的阁员，次日弹劾陆征祥失职，陆称病请假，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代理，至此内阁被袁世凯直接控制。
孙中山让位总统后，从事国家建设，宣传民生主义、事业发展、铁路计划，黄兴请辞南京留守，表示没有割据的意思。内阁问题发生后，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前往北京，消除争端。应黎元洪的请求，袁世凯召集了武昌起义首义者之一，被尊为共和元勋的张振武和方维，以“图谋不轨”于8月16日在北京杀害，引发临时参议院和黄兴的言辞责问。袁世凯为离间黎元洪和同盟会，将黎元洪的来电公布，使得黎元洪无法辩驳而只能依附袁世凯。8月下旬，孙中山和黄兴北上，孙在北京停留20多天，与袁世凯会面13次，希望袁世凯作正式总统，十年内练陆军百万，建筑铁路十万里，袁世凯授予计划全权。为了让袁世凯放手作为，孙、黄同意由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9月25日，袁世凯发表八大政纲。10月，梁启超得到袁世凯的谅解，从日本返国，在北京受到袁世凯的隆重欢迎，颇受感动。
在1913年2月举行的民国首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多数议席，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不料宋于3月20日在上海被暗杀。时人普遍认为袁世凯授意暗杀，引发全国声讨。《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大总统之叛逆》等文，称袁世凯为“专制魔王”，提出“以暴易暴，惨无人道，欲真共和，重为改造”的口号。3月26日，孙中山抵达上海，与黄兴会晤，号召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党内人士反对，经过3个月未能组织起讨伐袁世凯的力量。4月26日，袁世凯未经国会同意，以全部盐税收入作为抵押，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4月7日，袁世凯发布秘密动员令，5月1日起用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开始军事部署。5月21日，袁世凯发最后通牒，“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及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7月12日，李烈钧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随后安徽、广东、福建、湖南、上海和重庆相继宣告独立。9月，冯国璋与张勋攻占南京，各省相继取消独立，北洋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和胡汉民逃亡日本。

背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政府要求德国把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交还中国，遭拒。当时美国注意力已转移至欧洲，而英国则希望日本能成为在其远东的盟友，日本于是在8月23日以英日同盟（协约国）为理由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澳地区（今属青岛市）和山东胶济铁路沿线地带。袁世凯政府分别在1914年11月18日和1915年1月7日两次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
民国初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主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为从日本获取资金，打算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的三井物产森恪签订近乎出卖中国主权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合同》。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际，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条款就是以孙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让中国主权的条款为底本，如有关汉冶萍公司的条款及孙中山与森恪之间达成的以租借满洲给日本为条件的秘密借款案。日本还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洲及蒙古的权益，以及承诺聘用日本人为顾问。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纳入成为其保护国。美国闻讯虽对日本提出抗议，但日方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军事方面

1903年起，袁世凯开始着手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工作，在中国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尝试。在华北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雇佣德军教官，创办警、步、马、炮、工、辎等兵科，设立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先后有5人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或总理。至接掌北洋，裁撤旧军改编警察，令中国军警分离，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制度近代化的开始。
对外军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鲜王朝的甲申政变中，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率军击退日军，瓦解了朝鲜亲日派和日军颠覆朝鲜政权的图谋。之后，在袁任清朝驻朝鲜大臣期间，他尽一切可能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成为朝鲜王朝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外交事务和内政。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在山东的袁世凯与两广的李鸿章、湖广的张之洞，两江的刘坤一，一起组织了东南自保运动，反对朝廷对于义和团的支持、也反对朝廷对外国的宣战，并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镇压拳民，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虽然这一政策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具有反动性，但是也正是这一政策使得经济昌盛的东南地区，避免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社会混乱与外国武力的入侵。

经济方面

工业方面，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袁世凯当政时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
农业方面，袁世凯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出尝试。
财政金融方面，袁世凯筹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的现代化。
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世凯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世凯主张引进外资和侨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经过袁世凯的治理，中央财政也有很大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

教育方面

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他与张之洞在1905年建议清廷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推广免费的新式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他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国家之繁荣昌盛，实系于国民之品德、知识和体力之高超，若欲提高此三者之水平，必得强化公民教育。袁世凯曾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同时调蓬莱知县李于锴进行筹备，《折稿》获光绪皇帝批准，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正式成立，为山东高等教育写下浓重一笔。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创建学校司、提学使司、劝学所等近代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形成河北近代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另外，他多方筹措经费，培养师资，编辑新教材，创建新式小学、中学、大学和各种军事学堂、实业学堂等新教育设施，建立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从而使河北教育摆脱了旧教育的羁绊，步入近代化的发展轨道。

政治方面

袁世凯在政治层面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袁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起了积极的作用，袁世凯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的逼宫下，清朝皇帝退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得以成立。袁世凯作为编纂官制大臣，直接参与官制改革的讨论与决策，在官制改革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他对文官的等级、任用、考试、惩戒、保障、甄别、恤金、待遇均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其中文官候选人考试，以考察行政能力与一般知识为主。并建立廉政机构，设置平议院，专门审理官员犯罪案。在法律建设上，袁世凯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对引进西律、修订旧律，加强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袁世凯还是地方自治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开全国先河，其成效影响深远，直隶省（今河北省）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模范省。全国各地借鉴天津地方自治的成功经验，地方自治之花遍地开放。

禁毒禁赌

禁毒禁赌也是袁世凯的一贯主张。清末的烟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败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预筹革除鸦片折》中表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袁世凯所领导的直隶省设立了200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1300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他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当选民国总统后，袁世凯更是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在禁赌方面，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直隶总督时期，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

评价

引自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千秋●冤狱●党》：“……蔡元培追忆这个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罪恶，可盖棺论定三点，第一是“官僚”，“畏强仰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侈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第二是“学究”，“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第三是“方士”，“武庙宣誓，教院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
袁世凯喜好打仗，杀人无数，人称“人屠”。张之洞喜好建设，动辄用尽官府积蓄，被指为浪费银两，且又向当地门阀富豪募款，人称“财屠”。岑春煊则喜好弹劾官吏，人称“官屠”，并戏称为“清末三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