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

概述

1861年3月21日。巴夏礼与湖北布政使唐训方在湖北藩司衙门订立《汉口租界条款》：“……自定此约之后，即不准民人在租界内再造房屋、棚寮等。……”，这是汉语中首次出现“租界”一词。一般认为，租界要具备中外文件条约作为依据，有明确的地域四至，区域内的外国居留民行使独立完善的行政、司法体系。中国的租界制度以最早建立的上海租界为蓝本，并影响到其他租界。租界最主要的特点是内部自治管理，并不由租借国派遣总督，而是成立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担任市政、税务、警务、工务、交通、卫生、公用事业、教育、宣传等职能，兼有西方城市议会和市政厅的双重职能。
租界按照开辟和管理状况，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一国单独开辟并专管，称为“专管租界”，另一类由多国开辟和共管，称为“公共租界”。由于公共租界内的行政权分属租借各国，治权划分可能存在分歧，利于他人在租界之中进行不正当甚至是违法活动。

成因

1845年11月29日，中国上海出现了第一块租界。由于与被割让的领土不同，租界在名义上其领土仍属出租国，并且自身不具备治外法权的属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内文列明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南京条约《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即《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或称《虎门条约》）规定“……中华地方官应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作为地方官苏松太道宫慕久依约和英国管事官签订《土地章程》。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文如下：“……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中还有厦门鼓浪屿租界，天津美租界（后并入英租界）、比利时租界、意大利租界、广州沙面租界等都存在中国当局主动出让外国作为租界使用的情况。就如1843年在广州，英国本想租用地块是十三行对岸河南的数十亩田地，清廷当局并无异议，然而地方乡绅“会齐四十八乡，集约二千余人”大肆反对征地，英方并无付诸暴力，同意放弃选择，所以后来直到1859年7月才正式与法国共同由清廷政府处租获沙面。
中华民国二次革命时期，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为解决革命党人在法租界进行对抗政府的活动，于1914年4月7日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可见由于内部政治等因素，中方政府不止一次自愿甚至是主动划割租界予外国，并非单纯所谓外强威逼而已。而深层次上，有认为租界是外资严重不信任资金投放地司法状况而产生的。

制度架构

租界的行政自治权限制了租让国在其区域内行使行政权，部分租界甚至还有立法权限（《中国人权发展纪录》，第一章第5节）。租界的领土主权所有国将租界视为外国管辖下的领土，不敢轻易干涉租界内部事务，更别提军队、警察开驻，因此难以对租界内的行为进行司法活动，要从租界引渡犯罪的非租界使用国公民一般就会很困难。这个特点也往往令租界成为一些异议份子或战争时期平民的避难场所。
不过翻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又有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在1850年代，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是会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日大约有20起刑事案件，但是上海县衙门借口不识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者往往会再潜入租界继续犯罪，为此西人很不满上海衙门的审理手法。
与近代各国在北京设立的东交民巷使馆界不同的地方在于，租界是许可外国人（不仅是外交人员）进行任意不违反国籍所属国法律的活动。换言之就是租界内的活动可能有违反租借地所在国法律的行为。同等性质的还有“居留地”。

管治机构与相关队伍

在1876年以前与中国有关的所有租界条约中，外国人居留地都只有土地的租赁使用权，而没有占有权。太平天国时期，其将领李秀成曾率兵攻至上海近郊，由于太平天国早先的政治领袖杨秀清曾公开要求外国不要插手干涉太平天国的活动，被外国人解读为不支持本国势力在中国的存在，因而他们在租界组织了“洋枪队”，协同巡捕维护租界安全。原来租界没有中国人居住，由于富商逃难而入，导致租界当局借口人满为患，扩大地界；借口维护华洋杂居现象后的治安，设立员警和法庭；这些原本只属于国家机关的行政机构不断发展，并最终形成“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的中文译名）。
后来，工部局成为一个拥有军队、警员、监狱和法庭的租界行政机构，又有征税、审判、管理市政设施、教育、卫生等各项权力，成为租界事实上的政府。这套制度在上海完善后，被推广到其他口岸。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使之合法化。
中国公共租界出现了近代历史上具有警察意义的公务员——“巡捕”。巡捕的组成不仅包括租界使用国公民，印度人、越南人、中国人也有担任巡捕的纪录。巡捕以租界使用国的法律为基准，加上部分中国籍巡捕存在有针对本国公民滥用职权等违法行为，故而经常被当地人称为“汉奸”、“走狗”等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称呼。

影响

租界一般分布在沿海、沿河等通商口岸或便于贸易活动的城市中，换言之就是外国资本主义能够进行经济活动的地点。由于租界的特点，外国人多愿意在租界投资办厂或从事贸易活动，此外也建立教堂进行传教、开办具有本国特点的学校、医院、坟墓等附属设施。因而租界的经济文化繁荣程度往往远高于其周围的地区，依照城市发展的方式，自然而然的成为该城市的商业中心，并以租界为中心向外慢慢扩张，为城市留下有别于传统文化的，浓厚的外国特色。并成为拉动城市部分相关行业发展的契机。对于相当多曾经是通商口岸的城市而言，其城市的几何中心一般都有租界的影子，可见租界对部分城市区位因素的影响。
租界的法治清明亦直接促进大清施行司法改革。当年西人向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满清政府启动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酷刑，并初步建立大清国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框架。

历史

现在租界由于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及作用，被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特有的。历史上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印度、伊朗均有租界的存在。中国上海第一块租界也于1845年11月29日由宫慕久以道台名义和告示形式公布《上海租地章程》后出现。

在中国设立的租界

历史上中国租界内的商务活动为拉动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刺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传播近代民主、科学文化，提供宗教信仰和政治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部分租界内共公设施完善，治安相对平稳，为部分政治流亡者提供庇护，如鲁迅就曾在租界生活过，并影响了他的政治观念。其《且介亭杂文》的“且介”二字就来自于“租界”两字。租界繁荣的经济发展，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中国上游阶层，在那里定居，消费。上海正因其繁荣的租界，被时人称为“十里洋场”，并很快成为中国各地租界的代名词。
1845年11月15日，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签定《上海租地章程》，成为中国第一个合法租界。这份章程是上海道台主动向英国领事提议，将黄埔江河滩上无人居住的土地，租借给英国，让英国侨民居住。
租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是发展迟滞的中国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租界由于其不受清廷法律管制，烟馆、妓院等大量不符合中国朝廷传统管制思维的事物于租界中随处可见。尤其是鸦片馆，有说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看来，租界许可这种摧毁中国人意识的毒瘤可以公开在租界中出现，是外国人对中国的蔑视和敌对的最好写照。因而在租界烟馆门外，时有暴发冲突。
在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允许中国人前往国外做工后，出现大量外国人通过非法手段透过租界将中国人带往国外做苦工的事件。在西方，奴隶贸易早已被法律所禁止，而实际上中国劳工是被这些外国人所买卖，用于开发海外殖民地。
对于劳工出国协定，一般的华工根本不知其含义。在寻找出国华工的时候，广东、福建甚至发生了外国人利用武力强制中国人签约出国，导致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华工出国一事噤若寒蝉。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伯驾就曾指出：“（中国的）苦力贸易原来同奴隶贸易是一模一样的。”随着华工出国现象产生了对这些工人的蔑称“猪仔”。

汉口租界

汉口租界的数目仅次于天津。其中在甲午战争以前只有一个汉口英租界；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数年间增加了4个（法、日、俄、德），形成5国租界沿江岸排列的局面（1898年－1917年）；1917年汉口德租界被北洋民国政府收回，1924年汉口俄租界被北洋民国政府收回，1926年汉口英租界被北伐军国民革命政府收回。1927年以后，减少到2个：汉口法租界和汉口日租界。

苏州租界

苏州日租界是苏州唯一的租界。于1897年开辟，约484亩。位于城南盘门外京杭大运河边的青旸地。相比日本其他在华租界，苏州日租界显得开发无力。各国洋行，甚至日本商业，几乎无一设在本租界内，而是设在阊门一带。1907年沪宁铁路从苏州城北经过，使得苏州日租界的前景更加暗淡。1926年，苏州日租界建成瑞丰丝厂。1943年，日方将租界交还给汪精卫政府。

杭州租界

杭州日租界是杭州唯一的租界，是日本在华的第二大租界。1895年11月，日方欲在涌金门旁的西湖边开辟租界，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只愿将杭州城北15里处拱宸桥以北、京杭大运河东岸划为类似宁波江北岸性质的外国人公共居留地，中国保留行政管理权。1897年5月13日，杭嘉湖道道台王祖光与日本驻杭州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杭州重新签订了开辟杭州日租界的章程《杭州日本租界续议章程》，规定日本人居留区改为日本专管租界。杭州日租界因为远离杭州城，始终未能繁荣，绝大部分地段一直是农田和坟墓。1943年，日方将租界交还给汪精卫政府。

厦门租界

根据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厦门成为最先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厦门鼓浪屿岛被英军占领到1845年。撤军之后，英国于1852年在厦门岛沿内港海岸获得了一块滩地兴建英国租界，面积约24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厦门受到日益上升的日本势力的威胁，为了寻求所谓的“国际保护”，清廷于1902年主动将鼓浪屿出让为公共租界。国民政府先后于1930年和1945年收回了厦门英租界和鼓浪屿公共地界。

九江租界

九江英租界是九江唯一的租界。1861年初，英国参赞巴夏礼乘坐军舰前往根据条约新开辟的长江口岸勘察形势，选定将要开辟的租界界址。3月22日，巴夏礼从汉口返回九江。他一度计划改到控扼鄱阳湖口的湖口开辟商埠，但是经过江西省官员的一再劝说，最终确定在九江开辟商埠。租界的位置位于九江府城以西，长江与甘棠湖之间的狭窄地段，面积150亩。在九江英租界存在期间，曾经发生过数起中外冲突事件。1927年1月6日，九江英租界被大批中国民众冲击。3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九江英租界。

在日本设立的租界

1854年3月31日，日美签订《日本国米利坚合众国和亲条约》，日本开放下田、箱馆两港。1855年2月7日，日俄签订《日本国鲁西亚国通好条约》，增加长崎开港。1857年6月17日，日美在下田签订追加条约，许可美国人在下田、箱馆居留。
1858年，日本先后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安政五国条约》，规定日本开放横滨、长崎、箱馆、神户、新潟五港和大坂、江户二市通商，决定下田在横滨开港六个月后闭港，同时规定外国人在这些开放地区有永久居住权。1859年至1869年之间，这七处陆续开港或开市，并设立“外国人居留地”（即日语的“租界”），外国人在居留地内享有永久租地权和自治权。日本的外国人居留地都是公共租界，而非某国专管租界。
1894年7月16日，日英在伦敦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及附属文件，规定新条约在签订五年后生效，届时取消外国人居留地，其后美国、意大利、俄国、丹麦、德国、比利时、挪威、法国、荷兰、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匈牙利各国也相继与日本签订新约。1899年7月17日，诸新约生效，日本正式废止外国人居留地。

箱馆居留地

1859年正式开港，划定元町一带为居留地。但箱馆的居留地有名无实，外国人杂居市内。

新潟居留地

1869年1月1日开港，全域为杂居地。

筑地居留地

东京的筑地铁炮洲外国人居留地开辟于1869年，即今日的中央区明石町一带。不过，与横滨的外国租界不同，此处并非贸易区域，而主要是基督教传教士的教堂和教会学校。这里是立教大学，明治学院大学的诞生地。这里也有许多外国大使馆，1875年美国使馆成立于此，1890年迁往赤坂。筑地居留地在1899年废止治外法权时一并撤废。

横滨居留地

1859年7月4日，横滨正式开港。先开辟山下居留地作为外商贸易区域。最初建造的是日本式建筑，1866年发生大火“豚屋火事”之后才改建西式建筑。同年开设日本的第一个赛马场——根岸赛马场。随着外国人的增加，1867年增设了北侧的山手居留地作为外国人住宅区。也被称为关内居留地。
1862年9月，四个英国人在生麦村（现横滨市鹤见区）的东海道上骑马时，因不肯向萨摩藩大名的仪仗队下跪而被杀，引发生麦事件。在江户时代，排外的浪人经常在附近出没，杀害外国人。此后到1875年，英国和法国驻扎军队保护侨民。
1872年，英国人修建了从新桥到横滨的日本第一条铁路。当时的横滨车站设在居留地外的樱木町，而新桥站（今汐留）设在筑地居留地的外缘。因此，日本第一条铁路便是连接筑地和横滨两个居留地的。今天，游客在山手仍可见到几座西洋建筑。

川口居留地

1868年，大阪与神户、东京同时期开港，设立了川口外国人居留地。基督教各派的传教士在此定居。附近是明治和大正时代大阪府和大阪市的行政中心。

神户居留地

由于近畿地区攘夷气氛强烈，神户开港延迟了10年（1868年1月1日）。原神户居留地在1945年大空袭中遭受重创。

长崎居留地

长崎的出岛是日本锁国时代（江户时代）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贸易对象局限于中国和荷兰两国。1854年外轮可以停靠补给。1859年正式开放。

租借地

租借地是一国根据条约在一定期限内为条约所规定的目的租借给另一国的领土。租借地的土地主权不发生转移，租方在租借期内取得对租借领土的使用权，租借地分为永租和定期两类。
与租界所实行的工部局自治的管理形式不同，租借期内租借国在租借地内拥有并行使排它的主权。在中国，租界的法律地位最初是南京条约附件规定的：中国政府许可了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以及永久居住的权利。由于列国条约中一体均沾条款的存在，各国很快都享有了在通商口岸活动的权利，并将这种权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合法谈判和武力胁迫的手段，将权利不断扩大，但唯一不变的就是租界只存在于通商口岸。租借地的租借时间往往长于一般租界，并且这些地区不但允许外国军队驻扎，还由外国人完全掌握当地的行政权（例如德国驻青岛的胶澳总督、日本关东州长官、英国威海卫租借地总督等），中国官员不能决定这些地区的行政事务。这是租界与租借地的最大区别。

猛卯三角地（南碗指定区）

猛卯三角地，也称南碗指定区、猛卯地区、勐卯三角地，英文称Namwan Triangle（南碗三角地）。猛卯三角地处于缅甸八莫至南坎的直线路线上，地理位置优越，又是沿瑞丽江北上进入云南的重要路线。1885年，英国吞并缅甸后，不断向云南境内扩张。1889年，英国擅自修筑了一条从八莫至南坎的公路，并企图以此将猛卯三角地据为己有。1897年2月， 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中英滇缅界务商务条续议附款》，其中第二条规定:“……南碗河之南，那木喀相近，有三角地一段，……，此段地，英国认为中国之地，惟是地乃中国永租与英国管辖，其他之权咸归英国，中国不用过问，其生年租价若干，嗣后再议。”此后，猛卯三角地便以“永租”的名义由英国占领并管辖。1901年10月，中英双方确定租金为每年一千印度卢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了猛卯三角地。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第二期在缅北滇西作战中，收复了猛卯三角地，设立“光复乡”。但不久迫于英国压力，又将“光复乡”撤消，仍由英国占领。1948年1月4日，缅甸宣布独立，继承了英殖民政府与中国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从1956年10月至1960年1月，中缅双方为解决边界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其中主要的纠葛就是如何处置猛卯三角地的“永租”关系。
1960年1月，周恩来向来华访问的奈温提出了“一揽子”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案，其中包括“原属中国的南碗指定区在缅甸管辖下的时间已经很久，从交通的角度看，这个地区留在缅甸比较便当。”奈温表示同意。1960年10月1日，周恩来和吴努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中缅双方决定废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猛卯三角地（南碗指定区）所保持的“永租”关系。中国同意把这个地区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分。

澳门

1887年12月1日，清政府签署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允许葡萄牙人“永居管理”澳门。但中国并未完全丧失对澳门的主权，中国保留了葡萄牙如将澳门让与他国，须经中国同意的权力。
1976年，葡萄牙修改宪法，承认澳门为葡萄牙管治下的中国领土。1986年6月30日至1987年3月23日，中葡双方为解决澳门问题在北京先后进行了四轮谈判。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公告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同日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类似租界区域

鸦片战争后，除租界和租借地外，在中国还出现了避暑地、贸易圈、铁路附属地、外国人居留区、公共通商场等类似租界区域。

东交民巷北京使馆界

北京使馆界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在天安门东南方东交民巷一带划定的使馆保卫界，俗称“东交民巷”。使馆界开辟之初，分为两个共管区和一个专管区域。御河以东的东使馆区由奥、意、德、比、法、日、西共同管理，御河以西的西使馆区由俄、美、荷共同管理，中区则为独自管理的英国使馆区。
1914年1月，列强订立《北京公使馆区域规则》，成立由3名官选委员和2名民选委员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共同管理日常行政，委员会须接受公使团的监督。1928年，列强纷纷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使节也陆续南下，使得北京使馆界成为没有使节入驻的区域，如同一个特殊的公共租界。
1946年7月，成立北平使馆界官有资产及官有债务义务清理委员会负责处理使馆界的接收清理工作。1947年12月26日下午5时，《北平使馆界官有资产及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与外籍顾问协议书》在北平市政府西花厅的正式签字，标志着北京使馆界的正式收回。

捕鲸基地

1904年1月11日，韩国与日本签订租借长箭浦、珍浦岛、蔚山浦三个港口作为日本捕鲸基地的契约。

基伍地区

基伍地区，北起浦松山，南到亚拉，东抵中不传统习惯线，西止帕尔登和萨则登，面积90平方公里。1889年，噶厦将基伍租给不丹哈阿宗与藏牧民共同使用。目前处于中不双方混牧状态。

尼米地区

尼米地区，位于中尼边界西部，面积1200平方公里，分布着三个藏族村庄，历史上该地居民一直每年向阿里地区普兰宗缴纳265卢比的税。1856年藏尼战争后，尼泊尔开始干涉尼米事务，后逐步形成藏、尼共管的局面。1961年10月5日，刘少奇和马亨德拉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尼米地区划归尼泊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