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

背景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让中日战争获得国际间的注目，并希望借由国际压力逼迫日本停止华北的进攻。1937年8月11日，军事委员会下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投入上海，向上海的日本租界发动进攻，随后因作战不利逐渐自各地加运部队至上海；随后因战局僵持，中日双方均调集大量军队投入这一战场。国民政府前后共计投入70万部队，日本方面亦前后增援30万兵员左右。日方从战局僵持到后期登陆杭州湾取得战场主动权，最终取得淞沪会战全面优势。国军面临前后夹攻，因此全线撤退。国民政府于1937年10月末决定迁都，而军事委员会仍留南京；然至1937年11月，军事委员会便已移至武汉。
1937年11月7日，日本参谋本部向华中方面军下达“临命600号（统制线）”，规定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区域为苏州、嘉兴连结之线以东，只扫荡上海附近之敌，不准进取南京。11月9日，蒋介石令上海国军全面向南京及杭州撤退。11月12日，上海全部陷落。11月13日，日军舰15艘入长江。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告移都重庆。
11月24日，蒋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官。当时南京城防工事亦稍有规模，据一般估计，均可守一相当时期，而各方且又相信苏嘉线工事可能发生作用，故各机关及私人撤退，无一定计划，及至京沪战事急转直下，若干人已无法撤退。
日本参谋本部下达“大陆指第5号（第二统制线）”，废除临命600号统制线，华中方面军之作战区域扩大到无锡、湖州一线以西部分地区。11月28日，随着无锡、常州、广德的沦陷，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向南京追击。

外交局势

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穿梭于英、美、德、俄之间，希望借由列强发挥牵制日本的作用，但西方国家的注意力仍集中在西班牙内战，对日军行动采取消极姑息的绥靖政策。
美国国内正面临严重的经济恐慌，无力对日方进行制裁。美国政府此时禁止美国船只向交战国运输战时禁制品（1935年8月31日所通过的中立法），其禁令阻碍国民政府取得武器；英国则保持中立，均有利日方的战事。

国联申诉案

1932年3月，满州国成立。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1937年9月10日，国际联盟第99届常委会，中国代表顾维钧在日内瓦依《国际盟约》第10、11、17条，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日本侵华。9月16日，国联进行中国申诉书的讨论。9月28日，国联常委会仅谴责日本轰炸中国平民，并没有制裁日本的打算。9月29日，国联咨询委员会经连日会议后，英国代表发表：“按照常规，中日两国关系应由两国直接解决。惟从国联义务上言则不应如是。此次冲突不能谓为事关两国，实则与远东有经济利益之各国均有关系”。10月1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拒绝国联调解中日冲突。10月4日，国联咨委会承认日本军事行为是事实，但不愿用“侵略”的字眼。经顾维钧抗议争辩均无效果。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防疫演说。国联咨委会因此受到激励，重新起草会议报告，并建议采取具体步骤阻止日本侵华。但11月6日，意大利加入德日协定，12月1日，协会承认满州国，12月11日意大利跟进，退出国际联盟。
1938年2月2日，国联决议鼓励会员国援助中国。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由各会员国个别依盟约第16、17条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九国公约会议（比京会议）

1937年10月22日，蒋中正在与驻俄大使蒋廷黻的电报上，表达英美可能偏袒日本的担忧：（节录）
九国会议在即，现在所亟应考虑者，我国此次固为自卫而战，亦为远东整个安危之所系。……惟英美为求息战起见，是否将有过分迁就日本之处，殊堪顾虑。日本正在横行无忌，如不参加会议、或拒绝一切调解，愈见其甘为戎首。……。
11月3日，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九国条约会议，日本、德国均拒绝派代表参加会议，日本政府声明中日两国纷争他国没有权利干涉。意大利则重申要求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并在会议上反对向日本施行经济封锁。国民政府诉求仿效华盛顿会议解决山东问题（11月5日中国国防最高会议拟订），希望各国协助中国与日本交涉。英国表达中立，美国在会议中声明不介入战争，法国则表示无能为力。中国代表顾维钧抗议会议中没有对日本进行任何制裁，11月24日宣布无限期休会，此会议终究没有任何具体成果。

陶德曼调停

1937年6月，应德国政府驻华大使陶德曼之邀，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率团访问德国，与希特勒详谈中德关系发展。9月，国民政府派特使蒋方震赴德国，希望促使第三方调停中日战争。11月2日，日本外交部透过德国驻日大使迪克生（Herbert von Dirksen）提出“中国事变对处要纲”。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与孔祥熙会晤，转达日方的媾和条件。11月6日，迪克生大使访问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传达中国的回应：蒋中正表示因为中日战事现受到九国条约会议的关注，除非日本恢复到战前状态，否则他不接受任何条件，而且他也不承认收到日方媾和内容，将不被日方分化离间的手段影响。11月24日，九国条约会议无限期休会，国民政府未获得实质成果。12月2日，蒋中正向陶德曼表示以保全领土主权为基础，愿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12月21日，随着南京的沦陷，日本强硬派抬头，日本政府重新研议媾和条件，除原先内容外另要求中国赔款、建立非武装地带等。德使迪克生对此媾和条件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内容已非主权国家能接受的。12月26日，陶德曼向孔祥熙转达日方四项新要求，蒋中正在日记中留下：
倭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

近日，各方人士与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
12月31日，汪兆铭在国防会议：“与孔委员见蒋主席商谈德使所转递之日本条件经过。蒋主席意须考虑国家主权，如外交、政治、财政一无自由，则妨碍国家生存，无从谈起。现在一、革命之立场不可放弃；二、外交途径未绝望；三、财政虽告困难，军事上需要时间整理。故决定暂不正式答复。”
1938年1月2日，蒋中正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坚持抗战国策。1月9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于上海传递日方讯息：“国民政府未有和平交涉之意……恐怕日本将会否认国民政府为中国中央政府。”1月11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谋求将其消灭，或设法收容于新兴中央政权旗帜下”。
1月16日，日本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

日本政府攻占南京以后，仍为对中国国民政府反省给予最后机会已达今日。但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策动抗战……今后日本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足够与日本确实合作之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发展……。
16日傍晚，日本接到德国驻日使馆转达孔祥熙的中日和平口述笔录，参谋本部认为中国有和平诚意，以无希望处理是日本内阁重大的错误判断；同日，蒋中正通知陶德曼：“如日本再提苛刻原则，则拒绝其转达。”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声明”，中日两国各自召回双方驻馆大使（20日，许世英自横滨向上海撤离；28日，日本召回川越茂大使）。陶德曼的和平调停工作至此停止。
1月24日，日本参谋本部认为，中国战事短期内无法结束，应扶植亲日政权，避免消耗国力。日本宣布四点：“一、日本不与国民政府交涉。二、为阻止外国援华，仍可对华宣战。三、日本对华北新政权居于监护人地位。四、绝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解。”

苏联方面

1937年8月21日，在斯大林的坚持下，苏联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两国和解。9月8日，杨杰率领考察团赴俄国购买军火，国民政府希望借道滇越铁路来运输，但法国认为转运军火恐招惹日方报复，在顾维钧、李石曾、孔祥熙、陈公博、蒋百里等人赴法交涉与美国的协助下，法国同意经越南转运军需物资，直到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
维希法国成立,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半岛为止。11月10日，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要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参事张冲转达：“如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俄当出兵，决不坐视。……飞机、重炮、汽油、坦克，当尽量接济……。”11月30日，蒋中正致电斯大林：“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12月5日，斯大林回电：“……需在九国公约国同意共同对付日本，且经两个月后的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才可出兵。”

保卫战的决定

11月，对于首都防卫，白崇禧一开始便表示：“现部队已残破不全，也没有后续部队可调度，建议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张群则说：“如我军自动退出南京，将来和谈时，日军就不能以武力攻占南京的战胜者自居。”陈诚当时也反对守南京。
刘斐回忆：“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11月中旬连续在蒋中正的中山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11月12日，蒋中正召开第一次防卫会议，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作战组组长刘斐等几个人参加，蒋公说：“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 ”刘斐建议：“日军拥有海陆空优势，国军将处在立体包围之下，加上上海会战损失太大，国军未经整训，无法恢复战力。建议用12至18个团象征性的适当抵抗后主动撤退。”与会的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均表示支持。蒋中正并没有马上作出决定，但在会议之后曾一度有不守南京的念头。
11月17日第二防卫会议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以及唐生智（时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王俊（时任第一部次长）、谷正伦（时任南京警卫司令）参加，蒋公在这次会上既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改变以前的部署。唐支持蒋公守的意见，白、刘坚持应付守一下的原意，其他人没有明确表态。然唐虽然主张守，却认为应由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就可以了，这一点同蒋公设想不符，再次休会。
11月18日一整天，蒋找唐生智沟通，带领唐到了南京复廓一带看桂永清所指挥的教导总队的阵地。蒋希望由唐来守，在唐应允后，11月18日召开第三次防卫会议，会议上蒋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做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并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何应钦表示唐生智担负这个责任很适当，蒋中正也认为，南京为首都所在，总理陵寝所在，不可不作重大牺牲，期望固守南京三个月至一年。白崇禧回忆参加第三次作战会议： 
“淞沪会战转移阵地之前，对南京防守事宜，蒋委员长曾经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出席之高级将领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第一部副部长王俊将军与我等人。委员长在会场宣称南京是我们之首都，国父陵寝之所在地，必须防守。会中询问谁愿担任防守责任，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任防守责任与城共存亡。委员长嘉奖其壮志，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因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甫由淞沪战场撤下，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沿途撤退，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敝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为唐担心的最大原因。
宋希濂回忆：
“我于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先后会见了唐、白崇禧、张群、王俊（第一部次长）、钱大钧（蒋之侍从室主任）、萧自诚（蒋之秘书）等人，大体了解到关于守卫南京的会议经过及计划。自敌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之后，“守不守南京”成为当时军事上的中心问题。蒋介石于十七、十八两日曾三次遨集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王俊，刘斐、谷正伦等人开会。……由于意见分歧，在头两次会议上未作出决定。到十八日晚最后的一次会议，蒋介石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听系，对全国人心也有重大影响，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应较十二个团的兵力酌量增加。”随着蒋介石就问：“守南京问题就这样奂定，大家看谁来负责好？”当时都没有人作声，沉默了一会儿。唐生智自告奋勇说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荀安。如果委员长还没有预定人来担任，我愿负此责。”
据这些人回忆，李宗仁未参加保卫南京的三次作战会议。但有说法李宗仁也参加了防守南京三次作战会议，主张弃守南京：“南京在战术上是个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实难望久守。”蒋中正询问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他以军事观点赞成李宗仁的论点，并竭力主张“不作无谓的牺牲。”
11月20日，蒋中正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官。11月21日，蒋中正在日记中留下：“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11月23日，日军至无锡，无锡一失南京屏障已去。宋希濂回忆：“截至11月25日止，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都已迁移到武汉或重庆去了。在八一三上海战争未爆发以前，南京人口约为100万，至此所剩仅30余万。”11月26日，日记：“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11月27日日记：“余能多留京一日，则国家与人民及前方军队多一日之益，总理与阵亡将士亦多得一日之安。”11月27日，蒋巡视南京城防工事。11月28日，另一路日军进犯宜兴。12月1日，蒋下令将沿海工厂、企业等陆续迁入内地复工生产。

中国方面

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第36师、第87师和第88师，加上从他处抽调来的10个师，总共13个师，再加上由军事学院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共计1万2千余人）、宪兵部队、江宁要塞部队，理想上这些部队满编将有18万人左右，然而除去第10军的第41师及第48师是汉口开来的增援部队，其余均是由上海战场撤出，受创整补中的残部。因此实际上没有满编，按唐生智统计约有8万人，其中新兵就占3万人。

战役过程

12月1日，日本裕仁天皇批准“大陆命第8号”：“华中方面军应与海军协同，进攻敌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调集第十军徐源泉，第八十三军邓龙光，及淞沪会战撤出之第六十六、七十一、七十二、七十四、七十八军，教导总队、警备、宪兵步队参与南京保卫战。粤军第八十三军、第六十六军担负龙潭、汤山第一线防御。
12月2日，江阴方面发生激烈陆海空激战，丹阳与江阴同在12月2日失守，3日日军进至句容，离南京120里，另数路亦赶到石头城下，开始围攻南京。日军第9师团、第16师团分别攻占金坛、丹阳，第114师团占领溧阳。日军第3师团于苏州集结，被定位为二线师团，跟随9师团的路线前进。
12月3日，上海派遣军第9、16师团主力沿丹阳向句容推进。
12月4日，国军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与陆军装甲兵团第三连（一号战车）在南京南方和日军正面接触。
12月6日，日军发动全面进攻，第三飞行团以龙华、王滨机场为基地，广德、常州为前进机场，猛烈轰炸国军主要阵地。日军第11师团第10旅（天谷支队）占领镇江，并继续沿扬州－仙女庙朝江北大运河前进。国军以第七十四、八十三军防卫主要阵地，第七十二、七十八军及教导总队部署于狮子山、雨花台、紫金山等最后防御阵地。第六十六军在汤山坚决抗击日军的进攻。
12月7日，蒋中正于凌晨离开南京，前往庐山。日军第114师团占领秣陵关，第6师团急行军至114师侧翼，联合对雨花台一线阵地进行攻击，遭国军顽强抵抗。12月7日下午，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汤山作厂言家村遭66军炮火被炸伤左腿。7日，日本华中方面军下达南京城攻占要领：（节录）
一、劝告开城谋求和平方式进城……
……

七、（之二）特别严格规定部队军纪风纪，使中国军民尊敬服从日本军的威武……
12月8日，日军占领汤水镇（今汤山镇）。12月8日晚，日军全线突破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唐生智下令撤守外围阵地，退向城廓一线阵地；但没有拟订撤退计划，造成守军移动时遭到日军尾随，直逼南京城。
12月9日，日军攻占市郊后，派出军机向南京上空投放松井石根对守军之中译文“致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劝降文告”，限国军在隔日中午前投降，否则将要发动总攻击。日军国崎支队占领太平，渡过长江朝浦口前进。日军第三飞行团密集轰炸中华门。
12月9日，为避免部队和机关职员逃命过江，唐生智通过卫戍司令长官部发布命令，把南京通浦口的船只，一起交宋希濂第三十六师看管，长官部也没有留下一条船只；擅自过江者以军法从事。“各军所有船只，一律交本部运输司令部（司令周鏊山）负责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准以武力制止。”命令下达后，实际上有不少部队的船只并未交出，其中以徐源泉部扣留的为多。
12月10日，上午11点要求投降遭拒后，日军在朝香宫鸠彦王指挥下向南京发起大规模进攻，国军士气低落、部队溃散。日军第18师团推进至芜湖。第16师团占领苍波门、下麒麟门，并朝附近之紫金山进击。
12月11日，南京卫戍司令官唐生智，向蒋中正发了一则电报：
从12月9日到11日，日军自光华门迫近三次。……11日中午开始，坏消息频传，雨花台地区、安德门、鳯台门陷入敌手，迅速下令第八十八师迳赴前线，与第七十四军、第七十一军并肩作战……
12月11日蒋公在三峡船上同陈布雷一起商定了给南京唐生智的撤城令。12月11日中午十二时许，该命令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话转告唐，“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敌人已到六合，情况非常紧急。”“你今晚务必撤退过江。”唐拒绝立即过江，于当晚组织制订撤退方案。
12月12日凌晨二时，卫戍司令长官部副长官罗卓英、刘兴，参谋长周斓、参谋处长廖肯、副处长林维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谭道平在唐公馆到齐，唐生智说： “现在城已被击破，无法守卫了，委员长已有命令，叫我们撤退，你们赶快去准备撤退命令吧！” 即由参谋处长廖肯、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谭道平执笔起草撤退令。
12月12日，南京东南方紫金山、雨花台沦陷，守军全数殉国。
孙元良第八十八师之战斗详报：（节录）
12月12日晨，沿京芜铁路进攻之敌已逼近赛虹桥。雨花台方面因系敌主攻所在，虽经全部我官兵奋勇苦斗，奈外无粮弹，内无援兵，且敌挟战车、飞机、大炮……上午，韩团长宪元、营长黄琪、周鸿、符仪廷先后殉难；下午旅长朱赤、高致嵩，团长华品章、营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亦以弹尽援绝，或自戕或阵亡，悲壮惨烈。全部官兵六千余员皆英勇壮烈殉国
12月12日下午，第八十八师遭日军重炮轰击，俞济时、孙元良想渡江撤退经唐生智与宋希濂劝阻返回。据宋的回忆：
“十二日，……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率所部两千余人向下关方面退却，企图过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负责堵阻。我当力劝孙元良万不可这样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华门附近。……十二日敌军猛攻中华门，这一地区落的炮弹颇多，许多房屋被毁，遂使这一带的居民发生恐慌，纷纷趋往安全区。当其奔走逃难之时，更高呼亲友，告以日军已冲人城内。而第八十八师及一些高射炮队等亦加入退却。至是，自中山东路起通往下关江边之马路上，拥挤不堪，纷纷争先，梗塞于途。亦有急于奔逃，而将各物抛弃途中者。逃难中的居民及一部分散兵，亦有迁入难民区者。总之，十二日下午形成了极端混乱的状态。”
唐生智于12月12日下午二时通过长官部电话通知南京守军各军师长召开作战会议。12月12日下午17时各军长、师长以上将领以及卫戍司令长官部的罗卓英、刘兴、周斓、佘念慈等在在百子亭唐公馆开会，这是南京卫戍战中的最后一次会议。出示军事委员会电：“如情况不能久持时，可相继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下达守军全军撤退的命令，撤退部署每人发一张（用油印印好的），对于各部队的撤退时间、先后、路线都有详细规定。制订了各部队当夜十一时的突围方向与目标及集结地点，要旨是“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即36师和总部从下关过江，其他部队应正面突围）。到会将领都默不作声。唐生智即着各军师长在突围计划上签字。唐生智说：“各部队应指出统率的长官，如其因为部队脱离掌握，无法指挥时，可以同我一起过江。”“惟特许各军长随同过江。”会议只历时二十分钟就散会。会议尚未结束，撤退的消息就已传开。当日17时半，守军各部队在混乱中开始突围。唐生智、宋希濂、孙元良、徐源泉、邵百昌先后撤离。除了广东的两个军（邓龙光和叶肇部）按计划正面突围，宋希濂部第36师遵照命令由浦口撤退以外，其他部队都没有按照命令实行正面突围，而是一拥而上直奔下关江边。由于司令部间很多互相矛盾的命令及简单的命令被遗漏，少数部队不知撤退命令，事实上成了“大部渡江，一部突围”，守军绝大部分部队都向城北下关挹江门一带江边溃退。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认为“各级干部伤亡已尽，老兵所余无几。未经训练之新兵难达冲击任务，乃与冯王两师长尚决转挡渡河。……至于渡河船只，各师兵站为有一部，计每次可渡千八百人”，即放弃执行唐生智的正面突围的书面命令，而是率领冯王两师退向下关渡江。负责下关防守随总部渡江的第36师宋希濂回忆：
“（撤退）命令规定占领挹江门至幕府山一线的第三十六师，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得继续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按照长官部指定的方向——广德、宣城、芜湖间地区——突围。但除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执行了这个命令，率所部绕过栖霞山附近敌军，穿过其间隙突围成功外，其余多拥向下关，企图觅船过江。这就造成了十二日晚间在挹江门下关一带的极度混乱。”

“十二日下午五时半我在长官部开会回师部后，即以电话令各部队严密戒备，掩护唐长官等渡江。至九时左右长官部人员已渡江完毕。我于九时三十分集合各部队长而授要旨：(一)军掩护长官部渡江后陆续渡江；(二)第一〇六旅之第二一二团担任挹江门至下关一带的警戒，待命渡汀；（三）第一〇八旅留一部担任和平门、尧化门等地的警戒，待命渡江；四、无任务之部队，本（十二）日晚十一时开始移动，至和记公司附近集合，归第一O八旅刘英旅长指挥；五、各部队概由金川门出城，不准经过挹江门。我率师司令部人员及直属队于是日晚十二时到达和记公司附近，当觅得小汽艇两艘，民船十五只，即开始渡江。第一次渡江后，派人将船押回江南续运。但麇集下关之其他部队均向和记公司附近拥挤，第三十六师的部队多被冲乱，有些船亦被他们抢渡去了。至十三日晨八时止，本师渡江到了浦口的约为三千人，未能渡江者占半数以上。”
在此防守的第36师宋希濂部没有及时得到新的命令，仍依唐生智以前关于不让一人一枪出城的指示，误以为友军擅自撤退而使用机枪扫射。这些混乱加上战前欠缺心理准备，让国军很少有机会可以撤退。仅粤军第六十六军与第八十三军依照唐生智的撤退计划：“广东部队归叶肇指挥，掩护主力撤退后，由太平门突围出城，经当涂、宣城、宁国集结徽州整训的任务”，“率部到太平门集中；我们立即向太平门移动，部署突围”，以叶肇部作先锋(叶部66军入城后未被使用，故集结容易)，邓龙光部83军作后卫，抢先突围，当晚20时许从太平门出城，叶肇、罗策群亲自指挥部队拆除堵塞太平门城门的沙包，“时又值教导总队撤入城内，互相挤拥，队伍紊乱”，当晚九时许在太平门开路出城，沿京杭国道(即宁杭公路)南进，沿途为防敌的堑壕、地雷所阻，进展迟缓。当晚约十二时到达紫金山东北岔路口，先头部队与据守该处日军接触，罗策群几次督队扑敌，最后举起马鞭，大呼：“跟我来，几大就几大，晤好做哀仔呀”壮烈殉国。12月13日凌晨，邓龙光军长突围到淳化镇附近，身边只剩下直属队十几人。叶肇军长回忆：“我军死守孤城，虽可稍延时日，然我守敌攻，主客互易，处处陷于被动。敌可集中陆空军击我一点，城池虽固，势难持久。况十二日雨花台、紫金山第一峰之要点，亦已失陷，城内全被瞰制。若向后转移，则有长江之阻，大部队渡江，甚感不利。与其为敌歼灭，或自淹死江中，如何反攻，与敌作殊死战，则胜负之素，未可定也。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故宜以旺盛之企图，出敌不意毅然反攻也。”叶肇与军参谋长黄植南冲过岔路口后，即遥望山地摸索前进，天明至汤山附近，便衣化装难民走到上海搭轮回粤。日本航空部队与特别攻击队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于长江上游15至28英里处，误击英美船只巴内号（美国警备艇）、列迪巴多号及瓢虫号（英国军舰，遭日本陆军炮击），引起外交纷争。
12月13日早晨，日军第6师团及第114师团首先入城，同时第9师团进入附近的光华门，日军第16师团与第13师团其中一部则进入中山门及太平门，山田支队占领乌龟山，朝幕府山前进。同日下午，2支日本海军小型舰队到达长江两岸。
12月13日下午六时许第83军军长邓龙光在秣陵关附近龙都化装为难民时，想把名片和唐生智的书面突围命令焚毁，经身边副官劝说保留下来。12月21日第83军军长邓龙光一行数人到达南陵上官云相的防地，突围成功。
随后6个星期，日军展开了南京大屠杀。
1938年1月中旬，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各收容得由南京陆续突围出来的官兵一两千人不等。第六十六军由林伟俦、莫福如、郭永镳率领，第八十三军由王得全率领，分别向湖南的攸县、安仁等处集中训练。
1938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武昌珞珈山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会上不少尝过南京逃难风险的将军们都说唐生智放弃南京，没有下达命令，弃城逃走，酿成惨重的牺牲，唐生智应负完全责任。邓龙光出示了唐生智撤离南京前给他的油印的撤退、突围命令，给唐生智解了围。

战后

1937年12月13日起，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下令“纪律肃正战俘（屠杀战俘）”。日军第16师团占领紫金山后，俘虏敌军万余人向师团参谋中泽三夫请示，经参谋长确认后下令俘虏全杀；16师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则对蒋中正私人物品非常感兴趣，将官邸、办公室财物陈设搜括一空。同日，日军进入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劫走图书古物玉器铜器等。12月17日，日军举行“南京入城式”。12月18日，“慰灵祭”。
根据日军内部档案，从1937年11月8日到12月13日为止，华中方面军总共死伤两万六千多人。
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会议，随着日军攻占南京，毛泽东所坚持的独立自主路线获得党内肯定，会议里纠正了以王明为首，所谓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右倾投降主义。
1937年12月16日，汪兆铭向蒋中正表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以为掩护。”
1937年12月16日，蒋中正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重申抗战到底的决心，其内容足以媲美丘吉尔的告英国同胞书：
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三十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就中国本身论之，则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诚以鲸吞之祸，显而易见，蚕食之祸，缓而难察。……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
1937年12月18日，唐生智至达武汉：“原定14日撤出，嗣于12日午后敌由几处冲进，遂分别突围，即第36、51、58、87、88师过江北撤。原定衹36师保护重兵器渡江走，乃临时随88师走。其余出太平门西南撤走。”
1937年12月19日，徐永昌日记：13日，南京失陷。18日唐生智到达武汉向我说：“原定14日撤出南京，嗣于12日午后敌由几处冲进，遂分别突围。若不为复仇，真不愿出围也。”一个月前，唐生智自请誓死守南京，并引述太原守城自戒，以傅作义未能与太原共存亡为耻。如今以“复仇”自解。当日蒋中正在纪念周会上斥责军政人员不负责、没能力、可耻种种，所言极是。
1937年12月26日，唐生智见到蒋中正称“比以待罪之身来鄂晋谒，反承温慰，并觉惶悚。”并未有当面责备之事。
1938年2月26日，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王、柳川平助等人被裕仁天皇召回日本，特赠银瓶以嘉勉他们攻克南京。
1938年起苏俄对中国之协助转趋积极，但出口到中国的物资仅占外蒙古的三分之二。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在上海家中遭军统局“制裁”。隔天，蒋中正日记：“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
日军战败后，曾借口推诿南京大屠杀罪行：
中国军由于民族主义的自觉，在上海死力抵抗，苦战多时；攻南京时亦遭中国军坚强抵抗，日军伤亡很重，因此痛恨国军。所以引致南京屠杀报复。
日军中将武藤章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讯问中曾说：“由于日华战争是不宣而战的事变，所以决定对被捕的中国人不作俘虏处理（屠杀）。”
孙元良认为松井石根是：“无天良、无见识、无节操、无骨气”。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1939年内地产钢量掉至1200吨，国军兵工厂每月最多只能生产1500万发步枪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