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

外戚出身

王莽为济北王田安六世孙，即陈国、田齐之王裔，田家失国后，齐地的庶民却依然称呼田家为“王家”，日久，田家由田姓改为王姓。
王莽原籍济南郡东平陵。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莽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士，声名远播。
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王凤临终时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汉成帝时，西汉阳朔三年（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自己车马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其叔父王商甚至上书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永始元年（前16年）封新都侯、骑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绥和元年（前8年）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
翌年，汉成帝去世。汉哀帝继位后傅太后、丁太后及其外戚得势，王莽免官，隐居新野。其间他的二子王获杀死家奴，王莽逼其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王莽改制

他当上皇帝后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五均赊贷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不停恢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由于政策多存在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不断挑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另外措施又不合时宜，所以措施如王田制推行四年便令民怨沸腾。这可见于当时的中郎将区博所言：“井田虽圣王法，共废久矣。”和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言：“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地有列在豪强。”
此外，王莽外交政策极为不当。他将原本臣服于汉朝的匈奴、高句丽、西域诸国和西南夷等属国统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为“侯”。又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之印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之章；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高句丽改名下句丽；各国因此拒绝臣服新朝，造成边境战争不绝。

新朝速亡

天凤四年（17年）各地民军纷起，有赤眉及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地皇四年（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王莽终年68岁），并被校尉公宾就斩其首，悬于宛市（今宛市镇）之中，新朝灭亡。其头颅后来被各代收藏，直到西晋元康五年（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大火，王莽的头颅被焚毁。

陵墓

王莽陵一说在今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红岩村附近。由于年代久远，陵墓痕迹难辩。在陕西省安康、镇安、旬阳三县市交界处有王莽山。主峰海拔1560米。地势险要，有王莽墓、刘秀寨遗迹。

传统评价

中国传统历史学强调忠君、家天下等理念，对王莽的评价普遍不高，一般都认为他只是一位“伪君子”，众口一辞的千古罪人。东汉史学家班固修订的《汉书》就把王莽列作“逆臣”一类和“佞邪之材”。”而后世评价也大抵是受到了后汉时代史家所影响。事实上王莽本身是篡汉而取得帝位，而同时也是汉朝宗室所灭，从汉朝政权来看，王莽被视作“逆臣贼子”是理所当然。而他在取得帝位前的种种行径，更被视为作为“逆臣贼子”的理据，例如他杀了汉平帝而立了孺子婴为皇帝就为一例。

胡适评价

近人胡适开始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却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并兼’的人，到末了竟死在斩台上，……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钱穆评价

但从另一角度看，王莽也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恢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就正如史家钱穆所言：“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 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政治。”

黄仁宇评价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则指出，从王莽登位后发出的一系诏书中看到，王莽的政策根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环境，亦缺乏适当的用人安排。他在《中国大历史》里语带讽刺的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

傅乐成评价

傅乐成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评论王莽。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辩才和威严，但也有重大的缺点，诸如过度的自信，一味的复古以及猜疑部下等。王莽的行为看来有些伪，也有些愚，但西汉的伪风并不始于王莽，他不过承袭此风而扩充之，结果以伪获得名声并篡位之后，得意之余，乃至无往而不伪。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其新法是为整个西汉政治作一通盘的改革，但因缺乏政治才能又迷信复古，事事行之以伪，才会看来令人有愚的感觉。王莽是实际政治的失败者，也是复古思想的殉道者，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表现的一切，虽然最后都归幻灭，但实在是不平凡的。

吕思勉评价

史学家吕思勉也认为以汉朝为出发点的历史评价不公，即将王莽的优点全部用一个“伪”字掩盖。王莽本身博学，礼贤下士，孝敬母亲功显君及寡居的嫂嫂，地位越高而对人越谦虚，而且自己与自己家人的生活始终接近清贫，甚至王莽的妻子因为穿着朴素出门迎客被认为是仆佣。吕思勉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篡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更重要的是，王莽改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西汉及以前，凡是谈论政治的人大多对社会现状进行攻击要求改革，至东汉及以后，玄学、佛学先后兴起，都强调适应社会，而不再追求改革。王莽的行事，诸如恢复井田等，其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先秦以来仁人志士的公意，无论成败，都应由抱有此类见解的人士共负，而不是王莽一人之责。
吕思勉进一步谈到王莽改革的历史影响，“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社会改革，不是件容易的事，无人敢作根本改革之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成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

韩复智评价

史学家韩复智认为王莽的经济改革对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他在《两汉经济问题症结》中提到王莽推行的经济措施“除变更币制外，可谓都切中时弊，真正兼顾到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说法是基于王莽一方面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配给人民。另一方面，他强制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生产，以改善农民生活。其次，他实行五均六筦，不仅防止资本家的兼并和农民遭受重利盘剥，并且扶助小商人的经营，用来救济农民。但同时变更币制的经济措施付却令通货膨胀的情况恶化和币制混乱，而贫穷的人民更加未能在拉阔了的贫富差距下受惠。连富裕的商人亦都破产。虽然如此，王莽的社会经济改革仍然得到韩复智的正面评价。

毕汉思评价

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毕汉思在崔瑞德及鲁惟一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的“王莽，汉之中兴，后汉”一章中表示王莽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不可能升为摄皇帝。他虽篡汉建立新朝，孺子刘婴受到了他不寻常的宽大，虽然被废但没有被杀且能过着隐居的生活。而王莽也将孙女嫁给刘婴。在始建国元年（9年）爆发了两次原刘氏皇室的起事，王莽很快就派员镇压并牢牢地控制汉室，在长安建都。他执政期间的外交、经济、政治政策并不如传统认为地那样不堪，只是没能坚持到表现其积极影响。他的新朝的覆灭应由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负责，士绅和农民的骚乱中他失去了支持。

柏杨评价

柏杨赞美他和平建国，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提到：“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每一次政权转移，都要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型的大混乱，野心家或英雄们各自握有武力，互相争夺吞噬，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即成为儒学派所称颂为‘得国最正’的圣君，在血海中建立他的政权。王莽打破这种惯例，他跟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和一样，用和平的方式接收政权，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权臣夺取宝座的程式，以后很多王朝建立，都照本宣科。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没有流血。……王莽是儒家学派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文人夺权，没有大面积流血，和平过渡，和平演变，殊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