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斯德

早年生涯

戴斯德1915年9月30日出于中国上海，父母分别名叫约翰·赫尔曼·蒂斯代尔（John Herman Teesdale）和威尼弗雷德·玛丽·葛耳（Winifred Mary Gull）。他的父亲在上海公共租界任职律师，尝任工部局董事。戴斯德早年入读位于英格兰西萨塞克斯的朗思书院（Lancing College），及后于1934年升读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在学期间，他热衷体育运动，曾在1935年至1937年间连续三次参加牛津剑桥联校长跑比赛，并在1936年的比赛当中夺得亚军。1936年，他又出任牛津大学体育会的义务秘书，以及在1937年当选体育会的主席。戴斯德在1937年从牛津大学取得文学士学位毕业。

加入港府

毕业后，戴斯德在1937年获英政府殖民地部聘为官学生，旋于1938年8月31日加入香港政府工作，与他同期加入港府的官学生还有何礼文。1940年，戴斯德通过试用期，正式以二级官学生身份获派到卫生局出任政务秘书，协助市政局主席兼卫生局长处理政务。同时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后，他也被编到香港义勇军服役。
1941年12月，日军随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进军香港，香港保卫战一触即发。在日军进犯期间，戴斯德隶属于特别行动部队（SOE），并与何礼文等人藏匿于新界锦田和城门谷一带，负责从日军后方侦查和收集情报。香港在同年12月25日沦陷失守后，戴斯德复与何礼文等入成功潜入中国大陆，因此未有沦为战俘。1942年6月，戴斯德被英政府调到英属印度陆军参与阿萨姆邦与及印缅边境的战事。未几，戴斯德因表现杰出，在1944年调返特别行动部队，随136部队（Force 136）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从事收集军事情报的工作。及至二战尾声，他又返回中国大陆，参与英军服务团的工作。为表扬他在战时的军功，他在1945年获英廷授予军功十字勋章。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香港重光，戴斯德随即随第一批英军于同年9月返抵香港，并且于临时成立的英军军政府工作。当时军政府首长由主持日方受降仪式的海军中将夏悫爵士出任，但军政府的民政事务，则分别由英国派来的首席民政事务官麦道高及曾遭日军囚禁的前港府官员白嘉时主理，至于戴斯德则与何礼文全权掌管军政府辅政司署的所有政务工作，戴斯德、白嘉时和何礼文等军政府的民事官员，在战后的港府中均身居要职。

二战以后

1946年5月，港督杨慕琦爵士复任，重新以文官政府管治香港。在文官政府恢复前夕，戴斯德率先获临时升任为新界理民官，至1947年出任新界助理理民官，1948年再升任为元朗理民官。1950年，戴斯德一度改任基要服务团（Essential Services Corps）总监，随后在1952年接替班辂（John Barrow）出任新界民政署长，总管新界事务。在任内，新界乡议局在1954年提出修改《局章》以扩充该局权力，但为戴斯德所反对。戴斯德更就修改《局章》一事提出反建议，认为乡议局议员只应由乡事委员会委员出任。由于戴斯德的建议将使不少乡议局议员丧失议员资格，再加上并非新界各乡均设有乡事委员会，因此戴斯德的方案也未得新界乡民的支持。结果终戴斯德一任，乡议局修改《局章》的要求始终未能得到解决。除此以外，戴斯德与乡议局讨论修改《局章》时，一度反对对方提出把“保存新界传统习惯”一项纳入《局章》，认为传统习惯会随时代演进，不一定全部都要保留；可是，港府最终面对乡议局的坚持而接纳意见，为日后七十年代的小型屋宇政策埋下伏笔。
戴斯德在1954年调返辅政司署出任助理辅政司，期间在1956年获擢升为首长级官学生。到1957年2月起出任市政局主席兼市政事务署署长，又兼任立法局官守议员及屋宇建设委员会主席，至同年11月卸任。1957年12月，戴斯德出任副辅政司，并获奉委为官守太平绅士，任内曾经四度署任辅政司和两局当然官守议员职务，他的职级还在1959年获重订为甲级政务官。到1963年3月，他进一步获时任港督柏立基爵士委任，接替退休的白嘉时出任辅政司一职，并兼任行政及立法两局当然官守议员。

香港辅政司

戴斯德上任辅政司后不久，香港即于1963年6月遇上严重旱灾，旱情一直持续到1964年5月才告舒缓，期间，香港面临严重的水荒，港府更一度宣布“四天供水四小时”的分阶段制水措施。为了解决水荒，戴斯德曾设法从新界河道调配食水，又支持研究海水化淡的技术，以及参与讨论港府与中国大陆购买东江水的协议，有关协议促成了东深供水工程的展开。
戴斯德在任内的另一主要事迹，是在1963年参与《香港中文大学条例》的立法工作，该条例在当年获得立法局三读通过，促使香港中文大学在同年10月正式创校，成为继香港大学以后，香港第二所大学。此外，戴斯德还曾经在1964年4月1日港督柏立基爵士卸任、以及戴麟趾爵士在4月14日接任期间，署任港督一职；他后来也在同年8月20日至24日署任过港督一职。
值得一提的是，戴斯德在辅政司任内，其位于太平山顶白加道15号的辅政司官邸曾发生一宗离奇失窃案。1964年2月3日下午，一名打扮时髦的女子突然造访官邸，借词要求探访戴斯德夫妇，由于他们当时不在官邸，该女子遂获女佣引领到大厅等候。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女佣再回大厅时已不见该名女子的踪影，其后，女佣又发现戴斯德夫妇的寝室门口虚掩，惟初时仍不以为意，直至戴斯德夫妇在晚上返回官邸后，才发现寝室曾被搜掠，凌乱不堪，而房内一批珠宝更是不翼而飞。经点算后，被盗窃的珠宝约值4,500港元，当中包括两枚分别价值2,400港元和1,600港元的钻石戒指，另外还有一些耳环等首饰。失窃案发生后，警队方面一度大为紧张，除了把案件交由港岛侦缉处长亲自调查外，又悬赏750港元追查该名女子的下落。可是，涉案女子一直销声匿迹，而警方也始终无法起回戴斯德夫妇的珠宝。
在任辅政司仅两年的戴斯德，在1965年3月以50岁之龄从港府退休，正式脱离公务员行列。退休前的3月26日，戴斯德最后一次以辅政司的身份出席立法局会议，获港督戴麟趾爵士和该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邓律敦治公开致谢。但据了解，戴斯德选择提早退休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与港督戴麟趾不咬弦。为肯定他多年来出仕政府的贡献，戴斯德在1964年的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中，获英廷颁授CMG勋衔。

晚年生涯

返回英国后，戴斯德定居于英格兰东萨塞克斯的贺治府（Hogge House），晚年的他在1965年至1976年出任英国制药工业协会（Association of British Pharmaceutical Industry）总干事一职，此外又爱研究16世纪的枪械史。他在1984年写成《女皇的枪弹匠》（The Queen's Gunstonemaker）一书，在1987年又写成博士论文《十六世纪森林地区的枪炮制造》（Gunfounding in the Weal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成功从国家学历评审委员会（CNAA）取得哲学博士学位，该篇论文大概讲述16世纪根德郡和萨西克斯郡的军械史，后于1991年出版成书。戴斯德在1997年3月5日于牛津逝世，终年81岁。

个人生活

戴斯德于战后1947年在英国伦敦娶乔伊斯·米尔斯（Joyce Mills）为妻。乔伊斯的父母分别名叫威廉·米尔斯（William Mills）和J·T·默里（J. T. Murry），戴斯德夫妇俩育有三名女儿。戴斯德夫人曾在1961年3月25日，以署理辅政司夫人的身份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学新校舍主持奠基礼。戴斯德生前的其他兴趣包括园艺、游泳和阅读。
须注明的是，位于香港的大窝口戴斯德夫人赛马会护老院（Tai Wo Hau Christa Tisdall Jockey Club Care Home）是以伸手助人协会创办人之一的戴斯德夫人命名，她是香港律师戴斯德（Brian Tisdall）的妻子，与本条目所指的戴斯德及其夫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