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詩人

日文书写路线

有别于中国传统的五言诗、七言诗的写作形式，台湾新诗自1923年5月由追风（谢春木）以日文创作〈诗の真似する〉（诗的模仿）四首短制开启新纪元。
这四首短制分别是〈赞美蕃王〉、〈煤炭颂〉、〈恋爱将茁壮〉与〈花开之前〉。其后王白渊发表日文诗作〈诗人〉，形成台湾新诗史的日文书写路线。
追风（谢春木）、王白渊的这一条书写路线，尚有1930年陈奇云出版诗集《热流》、水荫萍（杨炽昌）出版诗集《热带鱼》，以及盐分地带诗人如郭水潭等日文诗人的存在。1935年水荫萍等人成立风车诗社，发行《风车》诗刊，引进法国超现实主义，乃至1937年台湾总督府废止报纸汉文栏，都使台湾新诗和当时的中国新诗产生歧异。台湾新诗，乃至台湾新文学，不全然是中国五四运动下的产物。

中文书写路线

台湾新诗的第二个书写路线是中文书写。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对台湾新文学的启发，是在1924年由在北平读书的张我军点燃。1925年12月，张我军出版台湾新诗史上第一本汉文新诗集《乱都之恋》，从此开始，中文新诗出现于台湾新诗史。1930年，《台湾民报》增出“曙光”栏，刊载中文新诗，赖和、杨守愚、杨云萍、杨华等优秀诗人辈出，与同时期日文新诗相互较劲。

台湾话文路线

台湾新诗的第三个书写路线是台湾话文书写。起于193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以及其后台湾话文运动的出现，促成台湾话文新诗的出现，包括赖和、杨守愚、杨华等诗人都以生动的台湾话文写出佳作。他们透过优美高雅的台湾话文，刷新了台湾新诗的面目，也让此后的台湾新诗保留了“台语诗”上场的空间。
日治时期的台湾新诗发展，就是在日文、中文和台湾话文三条流脉下进行，其下是三种书写文体（连同语言之后意识型态及认同）的辩证和斗争。日治时期台湾新诗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由此可见。

1940年代：《潮流》与银铃会

战后台湾新诗的发展，通论多由1951年《新诗周刊》或1956年纪弦及其领导的“现代派运动”始，认为这是“台湾新诗的重新起步”，是“新诗的再革命”。事实上，在这之前尚有“银铃会”的活动，前期自1942年至1945年，后期自1945年至1949年。“战前银铃会的活动，只偏于实际作品的创作”；战后则自1948年5月推出《潮流》（中日文版）诗刊起，至1949年4月出版第5册后结束。
“银铃会”及《潮流》诗刊的意义，不只在于它是台湾战后新诗发展的开端，也在它是衔接战前、战后台湾新诗发展的过渡。这是日治时期台湾新诗源流的承续，也是曾受日本前卫诗潮影响的台湾诗人（如詹冰、陈千武、林亨泰、锦连等，被称为跨越语言的一代）将日治时期的前卫实验带到战后，促成现代主义运动的衔接。

1950年代：现代派的奠基

当然，也大陆来台诗人也是居功至伟，特别是纪弦、覃子豪对战后台湾现代诗发展的贡献。五○年代的台湾，是反共的年代、高压的年代，纪弦领衔的现代诗运动，在这样的环境中展开，洵属不易；现代派组成之前，《新诗周刊》的出现，则奠其根基。
《新诗周刊》于1951年11月5日假《自立晚报》副刊推出，由锺鼎文、葛贤宁、纪弦三人主编，迄28期（1952年5月19日）改由覃子豪接编，共出94四期，诗人阵容坚强、诗作水准齐一。
不过，覃子豪接编《新诗周刊》之后，纪弦立即以出刊《诗志》，并1953年2月创刊《现代诗》对应，种下了战后诗坛门派分立的前因。1950年代“蓝星诗社”与“现代派”的分门别立，以及其后关于“现代主义”论战的不休，都肇因于《新诗》周刊阶段。当然，这样的争斗也有正面的结果，那就是1956年1月由纪弦主导的现代派的集结与成立。
现代派的成立，也与1954年3月《蓝星》的创刊，同年10月青年诗人张默、痖弦、洛夫 创办《创世纪》有关。诗坛群雄并起，新锐竞出，使得纪弦急于“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动新诗的现代化”，发表六大信条，展开有组织、有主义的“现代派”结盟运动，形成战后台湾现代诗坛最具影响力的班底，并且掀起了1950年代三次诗坛内外的论战。

1960年代：超现实与“笠”的对抗

接着就是《创世纪》和战后台湾现代诗“超现实主义”的登场。《创世纪》创刊之初，本来主张“新民族诗型”，到了1959年4月推出11期时，转而强调诗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以及纯粹性”。这个转折使台湾现代诗，从此走上割传统的袍、断民族的义的“超现实主义”之路。
超现实主义的出现在1960年代，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台湾工业资本化的发展，致使台湾社会与文化高度依赖西方，文学移植西方典范也就顺理成章；二是威权统治及其检肃导致诗人在压抑中必须寻找出口，而超现实主义提供了避免检肃的有效方法。不过，台湾超现实主义根本缺乏西方超现实主义者的批判性，这使得外界对超现实诗人忘掉自己是“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的质疑高涨，最后终于出现蓝星诗人、乡土派与年轻诗人群的反扑。
战后台湾超现实主义书写的问题，在于晦涩与书写技巧的走火入魔。1972年余光中指出超现实主义书写的问题在“放逐理性，切断联想，扼杀文法的结果，使诗境成为梦境，诗的语言成为呓语甚或魇呼，而意象的的滥用无度，到了汨没意境的阻碍节奏的严重程度。”
与《创世纪》相对的，是创立于1964年6月的“笠”诗社，强调“台湾精神的建立”，采取以“现实的”及“本土的”诗学路线，抵抗《创世纪》、《蓝星》等主流诗学。

1970年代：诗学与权力的重构

与《笠》一样，1970年代之后崛起的台湾新世代诗人群，也对《创世纪》主导的超现实主义诗风高度不满。1971年3月3日创刊的《龙族》，同年7月创刊的《主流》，1972年9月创刊的《大地》，配合着诗坛外部以关杰明、唐文标等批评者凌厉的抨击，台湾现代诗坛（诗学的与权力的）结构，因此开始重构。
1975年5月4日创刊的《草根》诗刊整合了以龙族为代表的70年代诗人群所追求的“民族诗风”、“现实关怀”及“尊重世俗”、“正视本土”与“多元并进”的诗观；1979年12月创刊，由诗人向阳领导的《阳光小集》则更进一步强调“宁可踏实地站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与人群共呼吸、共苦乐”。由此开始，战后出生的70年代诗人自信地跨出标举“民族性”、“社会性”、“本土性”、“开放性”和“世俗性”的新路。

1980年代1990年代：多元面向与跨文本的交互撞击

1980年代之后，台湾现代诗不再可以明确区分主流或非主流，而形成一幅多元并陈，各种诗文本相错，相与拼贴的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可以看到政治诗（诗的政治参与与社会实践）、都市诗（诗的都市书写与媒介试验）、台语诗（诗的语言革命与主体重建）、后现代诗（诗的文本策略与质疑再现）以及大众诗（诗的读者取向与市场消费）等五个版图，相侵相袭、互融互化；加上九○年代女性诗（诗的女性发声与性别意识）、身体诗（诗的身体展示与情欲刺探）、数位诗（诗的网络传播与数位表现），使得八、九○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更形风华万端，繁复奇诡。
以都市诗为例，林燿德、罗青等意识到资讯工业与电脑的出现，强调要“面对此一传播媒介的革命，诗人应该把诗的思考立体化，把此一新的传播方式纳入构思体系。
都市诗也和后现代诗构连。1985年，罗青在《自立晚报》副刊发表〈一封关于诀别的诀别诗〉，被视为“台湾后现代主义的宣言诗”。后现代书写风潮迄今仍在发展中，以夏宇、鸿鸿主导的《现在诗》刊为其本营。
与此相对的，是台语诗的隔代复出。战后率先从事创作的有林宗源与向阳，到1980年代诗家辈出，林央敏、黄劲连、陈明仁、李勤岸等都是。1990年代后，台语诗刊《蕃薯诗刊》诞生，网络中众多台语诗网，还有路寒袖与庄柏林“台语歌诗”的传唱，方耀干引进世界文学技巧的各种台语诗实验都受到瞩目。此外，客语诗人也纷纷出现，从杜潘芳格到利玉芳等都有不俗表现；原住民诗人以各族语言书写诗作，则在进入21纪之后受到期待。
和台语诗在大众路线上交叠，但抽离其政治性而强化其抒情性的“大众诗”，是由席慕蓉掀起的风潮。席慕蓉以《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等诗集，创造诗集畅销的纪录。席诗延续了写实主义“尊重世俗，反映大众心声”的特色，而又接枝诗与多媒体婚媾的风潮，这使它得以在1980年代受到主流媒介肯定，而带领大众诗的前进。
1998年11月“女鲸诗社”成立，以及诗选《诗在女鲸跃身击浪时》推出，彰显了台湾／女性主体意识的社群集结。同年江文瑜推出女性主义诗集《男人的乳头》，透过性别╱情色╱权力的三重颠覆，展现出台湾女性诗人的主体书写身姿。
身体诗也是1990年代的书写主流之一，情欲世界和身体诗俨然一体，较受瞩目的诗人有颜艾琳、陈克华、许悔之、陈义芝等。
此外，1990年代中期因为网络之兴而起步的数位诗，则是在书写工具╱文本╱美学的三重革命上，通过新兴的网络传播，以数位表现出新的文本，成为混合不同媒材、超越平面文本的新文类，写手有涩柿子、响葫芦、向阳、苏绍连(米罗‧卡索)等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