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華語

新加坡标准华语

新加坡标准华语主要是以北京官话作为基准。新加坡电视台和电台的新闻播报员在使用华语播报新闻时，除了语音跟台湾中华民国国语相似以外，无论是词汇还是语法，都跟中国普通话没什么差别。如果说多少有些不同的话，主要是在词汇方面。

新加坡式华语

在普通的口语沟通方面，当地华语受到当地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等的影响，因此跟普通话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基于早期华人先辈下南洋的共同文化和经历，口语化的新加坡式华语普遍上与马来西亚华语最为接近，也可互通。

新加坡华语特色

新国华语保留了文言文及二十世纪初中国白话文的一些词汇和特色。由于早期的新加坡华校大多采用中华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华语发音一律根据《国音字典》和《国音常用字汇》，因此在发音方面仍保留了一些旧读音。此外，当地华语在发展之初也受其他新加坡汉语方言的影响，如闽南语、粤语、客语等。
从1949到1979年，由于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的接触，普通话并未对当地华语产生影响。相反，新加坡大部分的中文娱乐节目及文学读物主要来自台湾，因此当地华语受到了台湾中华民国国语文一定的影响。1979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随着新加坡与中国大陆接触日趋频繁，当地华语渐受普通话影响。这些影响包括采用汉语拼音、从繁体字转为改用简体字等。普通话里的许多词汇也逐渐流入新国华语。

背景

史料说明，新加坡1819年在莱佛士开埠本地前，已有华人居住。新加坡由莱佛士开埠、大量马来亚土生华人商贾及欧洲商人来到，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出现契约劳工（猪仔）的买卖，也常称为苦力(coolie)。
由于清朝时期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有海禁条例，人民不可自由出入。因此契约华工都是经由葡萄牙人管控的澳门到海外，或由猪仔贩商到中国收买地方官员放人出洋。以此推测，在19世纪初期，要有大量华工出洋的情况并不太可能。这种情况一直要到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后才形成大规模华工出洋的情况。1860年中英、中法与中国满清政府签下的《北京条约》，买卖人口合法化，华工出洋一时达到高潮。
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从中国到新加坡的华人被称作“新客”sinkeh（闽南语读音）。“新客”有一大部分是契约劳工，包括扛包头的苦力、轮船的烧炭工、在街上待聘的杂工等。有些则是因为中国家乡贫穷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而南下南洋。而其他则是为了逃离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各种的战乱而来到了新加坡。 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南部沿海地带如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心系“唐山”（中国的别称），认为自己是华侨。
在这些新客当中，其中以闽南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及海南人最多。福建、广府、客家各自拥有不同的方言，而且有不同称谓，分为闽南语（闽南语泉漳片）、潮州话（闽南语潮汕片）、 粤语、客家语、海南话（沿海闽语－琼雷话－海南话）等。由于各自的语言彼此不相通，形成各族成立的会馆。但采用北京话（官话）作为华人通用语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确立北京话为国语，而抗日战争令福建、广东、客家之间的间隔逐渐消除。

华语在新加坡的发展

新加坡当地华人社会的早期私塾多以各自籍贯方言为教学用语。新加坡第一所学习“国语”(即中国普通话、华语）的讲习班于1898年出现，但方言学校仍维持到1909年。1919年五四运动后，由于受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当地私塾纷纷跟随中国维新派的教育改革，开始把教学语言由方言改为“国语”（即中国普通话、华语），这是该国华语形成的开始。
然而，当时并没有标准语口语为基础，加上早期的新加坡华文老师大多源自于中国南方，带有浓厚的南方方言腔。因此，该国的华语的发音受到了中国南方方言腔的影响，例如没有儿化、缺少轻声、句子里也没有轻重音等等。
1919年，中国一些学者出版《国音字典》，这是较早的国语辞书之一。不过字典实际是中国北方音和南方韵相混合的产物，例如其中就包含有入声字。直到1932年，才有第一本真正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国语字典《国音常用字汇》问世。此后，三四十年代，从中国来到新加坡的新移民（新客）进一步扩大了国语学校的范围；“国语”也逐渐改称“华语”。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新加坡的中文娱乐节目及文学读物主要来自台湾或香港，因此华语受到了台湾中华民国国语一定的影响。 1980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新加坡、马来西亚与中国大陆的文化交流，遂采用了中国大陆的汉语拼音、从用繁体字转为改用简化字等。自1979年讲华语运动开始，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开始研究华语的标准化，并且参考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案例研究。
1990年后，随着新中交流频繁，大批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开始涌入新加坡，许多的普通话词汇也开始流入新加坡的中文当中。现今的新加坡传媒播放着大量来自的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娱乐节目，影响着新加坡的华语环境，致使新加坡继续受到来自台湾中华民国国语文, 香港粤语词汇和中国大陆普通话的影响。

语法

新国华语的书面语法基本上跟现代标准汉语的语法是相同的。但在口语表达方面，新加坡的华语语法和现代标准汉语的语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是受到了各种汉语方言、文言文及英语的影响。有些新加坡的华语文章更表现出当地的语法特征。

日子

在谈到日子的时候，新国华语的口语则惯以“拜”这个词来取代“星期”这个词语，例如“拜一”是指“星期一”。“星期天”则叫“礼拜天”或“礼拜”。“一个星期”则通常叫做“一个礼拜”。
“拜”的实用来源于闽南语。“礼拜”则来源于基督教徒对于一个星期里日子的定义。

数量大的号码

在数量大的号码当中，与其说“一万”，新国华语口语则惯用“十千”。“十万”则通常在当地华语当中被说成“百千”。这是受到了西方数字系统的影响（即Ten Thousand, Hundred Thousand等等）。

以“而已”取代“罢了”

新国华语惯用“而已”一词，相对应于普通话的“罢了”。这是受到了文言文的影响。
例如：这样子而已啊！
在中国大陆，这种用法有时也会出现，但是通常“罢了”更常用。

“啊”表肯定的用法

在新加坡华语的口语当中，“啊”（通常念成“aⁿ”，带有鼻音）代表“是的”的意思。标准汉语则通常使用“是”、“好”，亦有些近似“哦”或“噢”。

“了”的读法

在新加坡华语的口语当中，“了”通常念成“liao3”，例如“吃饭了liao”。标准汉语通常将“了”念成“le”（轻声）。将“了”念成“liao3”主要是源自于闽南语对于“了”（liáu）的读法，例如“食饱了”（闽南语读音：Tsia̍h pá liáu, 亦”吃饱了”）。

腔调

新加坡本地华人的华语腔调比较接近中国大陆南部地区的腔调，尤其是福建、广东和海南地区。然而，自1990年代，新加坡也涌入了来自中国大陆各个地区的新移民，也出现了许多普通话腔，或是北方腔。也有许多新加坡华语新闻播报员是源自中国大陆，其腔调也比较类似普通话腔。

受其他新加坡汉语方言的影响

除了闽南语之外，新加坡仍有一部分的人士在家里讲自己祖籍的汉语方言，例如潮语、粤语、客语、琼语。有些人士可能会因为不同祖籍通婚的关系会讲超过两种或更多的汉语方言。在方言母语的影响下，这些人士在讲华语时通常会保有自己方言的口音，文法和词汇。这都跟标准汉语有所区别。

受英语的影响

英语是新加坡主要的行政、教育和工商语言（即所谓的“第一语言”）。英语对新加坡华语的影响也不小。例如，有许多政府行政命令都是先以英语颁布，然后才翻译成中文。由英语再翻译成中文有时也会出差错。有些习惯讲新加坡式英语的新加坡华人在讲华语时，会加入新加坡式英语的各种英语或方言词汇，造就了新加坡式华语。虽然有些人在讲华语时并没有方言腔，但思维模式则习惯使用英语，遂以英语的方式和语音腔调去讲华语。由此，新加坡华语也受到来自英语的影响。

书写系统

在新加坡，简体字是官方及报章所使用正式华语文字。虽然新加坡学校一律教授简体字，但是新加坡政府并不阻拦使用繁体字。因此，有许多商店的招牌标语仍然使用繁体字。小贩中心和咖啡店的菜单也通常使用繁体字。
由于没有对繁体字媒体或刊物有所禁止，新加坡仍从台湾或香港进口大量繁体字读物、杂志、流行音乐、电视娱乐媒体节目等。有许多来自港台地区的卡拉OK光碟里面的词都是以繁体字写的。虽然官方的出版是以简体字为主，政府仍允许家长在注册小孩的名字时可以选用繁体字。除此之外，新加坡书法界为保留汉字的优美，也经常使用繁体字。随着网络的兴起，新加坡华人可以在电脑里自由书写简繁两种字体，因此新加坡仍有一些人士使用繁体字。
新加坡早期主要是使用繁体字。自1970年代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触之后，则全盘开始使用中国大陆的简化字。
新加坡曾经经过三轮的汉字简化过程，最终全盘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制订简化字。1969年之前，新加坡仍使用繁体字。从1969至1976年，新加坡教育部颁布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简化字。1976年之后全盘使用中国大陆的简化字。

中文文体

新加坡当地华人社会的早期私塾以各自籍贯方言为教学用语。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新加坡的华校开始陆续采用中华民国的教课书。新加坡的中文文体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基本上仍是采用文言文。后来由于受到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当地私塾纷纷跟随中国维新派的教育改革，开始把教学语言由方言改为“国语”（即中国普通话、华语），并且改采白话文。其他华校也跟随这个趋势一律使用白话文。
新加坡的报业界也见证了文体从文言文转变成白话文的历史。新加坡最早的报纸之一叻报在清朝1890年所出版的报纸仍是使用文言文。到了民国6年（1917年），叻报也依旧使用文言文。但是到了民国14年（1925年）叻报已改成白话文了。接下来之后,所有的报纸都一律采用白话文。

新华文学

新华文学原属马华文学的一环, 始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1965年马新分家，新加坡独立之后，新加坡华文文学开始独立耕耘，自成“新华文学”(亦即“新加坡华文文学”)。
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反映了新加坡移民社会历史的演变。许多早期从中国南来作家在本地办学校、办报社、在推动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道路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1919年，《新国民杂志》的创刊是马华文学萌芽的标志。当时侨民思想浓厚，作品多受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发表在报章副刊的作品多数是中国作家作品的剪稿。
1925年，纯文学副刊《南风》、《星光》的出现，把马华文学带入新纪元。纯文学副刊刊登新文学作品，摆脱了当时的副刊依赖剪稿的情况。南洋思想就在这时候萌芽了。 
1927年1月创刊的《新国民日报》的《荒岛》更明确地主张要把南洋色彩放入文艺里。 “本土化”的文学作品以南洋生活为背景，描写南洋社会的风土人情。这时候的新华文学的质与量都大大地提升了。
1937年，芦沟桥事件以及中日战争的爆发掀起了反日浪潮。这时期的文学作品背负着抗战救亡的使命。这促使刚发展的本地意识受到了挫折，侨民意识又告抬头。
1941年至1945年，在日军的高压统治下，马华文学史一片空白。
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新加坡的人民对自己所捍卫的土地产生了归属感，并迫切渴望自由与民主。战后初期的马华文学主题趋向反殖民主义。随着文艺思想的革新，1947年至1948年引发了一场规模盛大、影响深远的“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意”之争。争论的结果确定了马来亚意识和马华文艺的走向，力求建立独立自主的马华文学。明确的'本土性'主张也是新马文学趋向成熟的标志。
1950年代，新马作家以本地的生活为题材，反映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面貌，并在作品里运用大量的方言俚语，创造出本地特色的作品。本地作家如苗秀、姚紫、赵戎、絮絮等的作品就是新马文学'本土化'的代表作。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独立。马华文学因此分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以及新加坡华文文学。
1960至1970年代，华文出版刊物数量激增。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作家成了新华文坛的生力军。他们的创作以道地新加坡人的观点去写新加坡的题材。不但延续了先驱作家们的'本土化'的创作概念，也把华文文学带入另一个层次，为新加坡华文文学走向世界拓展了一条道路。

音乐

自从新加坡1979年开始推广讲华语运动之后，所有的汉语方言电台和电视节目都被华语节目所取代。 新加坡也开始播放华语流行歌曲。从1980年代中所产生的新谣为本地华语词曲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新加坡电台也开始有新加坡龙虎榜，发展至今新加坡已成为了东南亚华语流行音乐的重镇之一。也有许多华语流行乐的歌手来自新加坡，例如孙燕姿、林俊杰 、蔡健雅、BY2等等。

政治

新加坡的人口以华族占绝大多数，可是鉴于这个岛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国内复杂的民族结构，华文从来就不是主要的官方行政语文或学校里的主要教学媒介语。
不过，虽然华文不是行政语文，可是华语仍然是广大华族的生活语言，是他们之间互相沟通较为方便的语言，因此也是各政党争取选票的“政治语言”。根据观察，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能用华语跟选民直接沟通的候选人，他们获胜的机会比不谙华语者来得高。于是，在竞选期间，候选人无不设法以华语发表演讲，吸引说华语的选民。

新加坡华语程度的批评

新加坡因为在1980年代废除华校制度，将原来的华校改成全英校制度，虽然有“讲华语运动”及强制性要求所有的华族儿童必须学习华语，但新加坡年轻华族人士的华语程度仍然面临下滑的情况。这不仅让政府的华语政策备受批评，也让政府伤透脑筋想办法要改进华文教学。
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双语教育即成为主流教育体系的基石。所有新加坡学生除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外，还必须修读所属族群的“母语”课程。新加坡推行以英语为主、族群“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是人民行动党政府基于国家发展和族群团结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但是，经过40多年的推动后，英语不但已成为本地强势主导工作语言、跨族群语言、“国家语言”，未来还可能取代族群“母语”，成为新加坡学生第一习得语言。
在新加坡的华族社群里，华族学生必须接受“英文为主，华文为辅”的双语教育体制，在基础教育阶段修读十到十二年的华语课程。但相对于英语应用能力，华语在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只是单科，教学时间有限，本地学生听说能力还行，“读写能力”却不断弱化。
除此之外，新加坡中学里的华文文学和中华历史课都是选修课程，不是必修课，有些学校甚至没有开办这类课程。因此，有许多新加坡年轻一代没有读过华文文学和中华历史，中文程度遂而无法提升。

中国大陆经济崛起对新加坡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大陆随着综合国力的急升，逐渐从世界的工厂转型为世界的市场，华语也因此跻身成为仅次于英语的全球第二强势语言，越来越多外籍人士都以学习华语作为提升自我竞争力的条件。华语在新加坡的主要功能除了承传华族文化外，也开始显现其经济价值，间接地增加本地学生及工作人士学习华语的兴趣。

新加坡华人母语的转变与汉语方言的维护

新加坡华人原先的母语其实是各种祖籍的汉语方言。从讲华语运动开始，新加坡华人的家庭语言度过一个从“脱方入华”，再到“脱华入英”的转变过程。新加坡华语在80年代被定为“第二语言”，不免让人感觉有贬低之嫌，因此到了90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将“新加坡华语”定为华族的“母语”。这个定义仍持续当中，而政府认为华语做为一种母语是能够达到传承中华文化的目的。新加坡华语精英也接受了“华语”作为“母语”的这项决定。
然而近几年，因汉语方言在新加坡的不断流失，新加坡华人开始有了危机意识，认为如果不再保护汉语方言，汉语方言将永远离开新加坡。新加坡老一辈的华人大多是讲汉语方言，而有许多新加坡年轻一代在家里是讲华语，甚至是英语，这都造成了年轻一代无法有效的以汉语方言来跟他们的祖父母沟通。这不但产生了隔代的代沟，传承汉语方言也成了很大的问题。不过，所幸的是新加坡仍有一小批人士仍然坚决在保护或推广方言，因为他们意识到保护方言的重要性。

语言政策对文化的影响

新加坡所推行的“双语”地区，虽然在政府倡导、民间努力之下，得到了较多的学习英语、使用英语的机会，相对地，在母语的学习上，却减少或剥夺了许多应有的机会。或许仍可看到一般新加坡人民能用母语交谈，甚至看报纸、读些消遣文字，写出只字片语，但是缺少正式的学科训练，一般人的文字使用能力却难以提升到从事学术研究、文艺创作、法理论辩、说理传道的高层次境界。如此一来，母语文化的推展传递，势必受到重大的限制，在一昧追求提升英语能力的过程中，却不自觉地慢慢脱离了母语的文化，实在是无法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