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華

早年生活与家庭

司徒华生于1931年的香港，出生时正值日本侵华，据司徒氏族谱记载，他本名司徒卫华，有七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三，童年家境清贫，自认为性格孤僻内向，不善交际，惯于自己思考。在他七至八岁时父亲因为失业，无法供他和姐姐上学，后来叔父们凑钱让他们继续升学。司徒华11岁时，香港被日军攻占，他举家回家乡广东省开平。日本战败后，司徒华从乡下回到香港继续学业，1947年就读油麻地官立学校，据《大江东去》一书披露，司徒华在该校开始接触具中国共产党背景的《学生文丛》月刊，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当时认定那是救国出路。1950年，他毕业于皇仁书院。
司徒华曾想当海上电报生，但为养家选择执教鞭，1952年，司徒华毕业于葛量洪师范学院（今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学院前身），为该校首届毕业生，并开始从事长达40年的教育工作。于1952至1961年在红磡街坊公立学校（红磡街坊会小学）任教教师及教务主任，是司徒华当年在葛量洪师范学院毕业后，第一间任教的学校。 他中英数社科健体育音乐科目一手包办，犹如“万能老师”。从1969年起出任葛量洪师范学院校友会观塘学校校长，直至1992年退休。
司徒华终身未婚，据他说是对在多年前病逝的红颜知己黄少容的一份思念。他们同在1961年到葛师校友会观塘学校任教，与华叔共事，互生情愫，不过只约会了几次，黄少容就不再与华叔交往。原来当年黄少容是因为得知她自己身患顽疾后，为免连累他，所以决心与他分手。黄少容1983年去世，生前鼓励他信教，华叔亦因此成为基督徒。

投入社运

1970年代参与争取中文为法定语文运动，又发动教师罢工反对削减文凭教师薪酬及金禧事件等社运。发动罢工后他声名大噪，司徒华在1973年领导文凭教师罢课成功争取合理薪酬，成为工运领袖，获得教师的普遍支持，1973年，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成立时司徒华获选为首任会长。1973年文凭教师罢课运动时，身为工运领袖司徒华断然拒绝了新华社要求他放弃抗争，据前中共香港地下党党员、学友社早期重要成员梁慕娴的分析，此事令司徒华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而中国共产党亦只视他为一位统战对象。
1980年又领导香港教育界，抗议日本篡改教科书中侵华历史等运动。到19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中、英双方极力拉拢司徒华及其他本土社运领袖，希望谈判中能大打民意牌向对方施压，但司徒华并未有向任何一方靠拢，当时他与北京的关系仍然良好，曾应邀协助起草《基本法》，直至1989年六四事件，中国政府使用武力镇压学运，司徒华与李柱铭一起退出草委会，但草委会未直接批准他们的退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反而高调宣布解除二人之草委资格。
“六四”成为司徒华人生的转折点；司徒华联同多个民间团体策动香港市民支持学运，并成立“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其后，他又与李柱铭等人成立了香港首个政党香港民主同盟（港同盟），不久与另一个组织汇点合并为现时的香港民主党，民主党曾经是香港最大的单一政党。
2004年7月17日，司徒华宣布不再参选香港立法会选举，司徒华把精力集中在支联会上，但他在民主党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身为支联会主席的司徒华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等“六四”悼念活动的灵魂人物，直至去世他一直坚持主张“平反六四”。

与中共的关系

司徒华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一直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1949年由中共地下党人廖一原介绍下，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该团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同时参与成立“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后来改名为学友社。1958年，司徒华虽然在干事会改选中被排挤出学友社的领导层，但仍在其他有中国共产党背景的团体中做义务工作，例如在《儿童报》担任编辑。据司徒华自传披露、其胞妹司徒婵剖述，司徒华向曾在学友社与他意见不合的欧阳成潮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结果被拒，令他感被骗及遗弃，内心十分难受。
曾有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的司徒华，在其去世后2011年7月出版的自传《大江东去》中透露，年青时深受左倾思想的影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希望。直至1980年代，还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与中国中央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直到1989年发生学生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中共血腥镇压学生和民运人士后，司徒华才与中共彻底决裂。与他共事多年的一些香港民主派人士称，司徒华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自己这段历史。有评论认为他不讲出来，可能怕会引起很多误会和争论。
1989年的六四事件可谓是司徒华与中共决裂的导火线，八九民运促使司徒华领导创建了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其主要纲领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根据司徒华回忆录所描述，1949年中共建政后，他听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便会满含热泪，仿佛看见康庄大道，但“从批判《武训传》、胡风事件，到反右、庐山会议，连绵不绝的政治斗争，使人难以信服的事情层出不穷”，他身边曾回国升学或参加建设学友社的朋友，除了不明不白死掉，绝大部分都跑回香港。面对这些事情，司徒华表示，少年时候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为一个更遥远更遥远的梦。司徒华强调，他爱国、爱同胞；但爱国并不等于爱党，也不等于爱一个政权，更声称：“我的终极目标，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司徒华表示写回忆录的念头始于1996年，他跟亲属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并做了录音，由家人整理。
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在1993年出版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之中说过司徒华：“曾经是年轻教师爱中国、要求回归中国的一派，他曾经自己要求参加共产党。”不过，司徒华的版本却是“许家屯来到我家，邀请我加入共产党，但我拒绝。”
司徒华于2010年10月期间在圣母医院留院时，向记者表示：“（1983年）许家屯来了当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曾叫我组党和入党。我记得，他分别叫我和李柱铭分开组党，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我记得那时，他没有说组党目的，只是说同李柱铭分开，不要两人走在一起，但被司徒华拒绝。许家屯又叫一个国家安全事务部林姓的人来过司徒华家。当时刚推出《邓小平文集》，司徒华说，你看看《邓小平文集》，帮助共产党做事不必入党，你看看，不用说。他没有说什么就走了。”司徒华又说：“许家屯叫我组党、入党，其实都是一件事，此路不行就另找他法。组党是公开，入党是秘密，不同性质。最大目的是想控制、要我听话。他看中我，因为我是教协的人。”根据2011年7月，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接受《明报月刊》访问所透露，司徒华是该部门的统战对象，曾征求司徒华是否要求加入共产党但被拒，因此该部门建议他对司徒华做工作，确保司徒华可以成为同路人，但司徒华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愈走愈远。

参与“黄雀行动”

1989年6月4日，中共血腥镇压民运，六四事件后大肆搜捕民运人士。司徒华等人创立的支联会发起一个代号名为“黄雀行动”的拯救行动。司徒华生前接受访谈时透露，“黄雀行动”营救的民运人士达数百人，其中他亲手所救的就是民运领袖吾尔开希和柴玲，支联会单单为救前者便用了六十万元。司徒华又暗示，能救出这么多民运人士，其中一个原因是国内官吏贪污，及民运人士得到海内外支持。黄雀行动的细节极度敏感，许多涉及的人物、细节，多年来一直没有曝光。司徒华生前表示准备在撰写的回忆录中，披露八九民运时协助中国学运领袖和民运人士外逃的黄雀行动部分内容，同时也会透露他与新华社香港分社前社长许家屯交往的情况。

被拒回内地

香港居民往返内地需要使用类似护照的回乡证，但是大约有30多名香港民主派的骨干人士1989年六四后被北京视为异见人士，名列不得领取回乡证的名单上，其中就有司徒华、李柱铭、刘慧卿等民主派人士。司徒华的回乡证在天安门事件后，回国的时候在内地边检被没收吊销。1995年、1999年他两次希望能领回乡证，均遭到拒绝。
2010年，得悉司徒华患上末期肺癌，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等建制派人士称协助其发还回乡证，被司徒华指是假慈悲。

婉拒秘密访京

2004年，司徒华在立法会开会时公开表示，有人传话问他是否愿意秘密到内地去，商讨政制改革问题，但被他婉言谢绝。司徒华说他向来不喜欢做事鬼鬼祟祟。公开商谈，不论结果如何，至少缓和的矛盾，营造了祥和的气氛，为最终达成共识创造了条件。他又表示香港政改问题，是整个民主派的问题。

政治观

司徒华在2004年7月7日的《告别动议》中指出，有议员批评别人，在议会内把问题“政治化”。他便引述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治者，大众的事务也”，以说明立法会是立法机关和民意机构，讨论的都是大众的事务，而不是一个“煮饭仔”、“玩泥沙”的地方，怎能不“政治化”呢？又有人常常说：妥协是政治的艺术。他认为，妥协有两种：一是出卖背弃原则的妥协，另一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运用。倘若是前者，那不是“艺术”，而是“伪术”。不能鱼目混珠，模糊两者。判断的关键是，能否坚持原则，坚持前进的方向。
司徒华认为“政治道德”是首要的，没有“政治道德”的所谓“政治智慧”，只是没有灵魂的权术、诡计、伎俩而已。
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对司徒华的评价︰“从来没有人称他是英国帝国的工具，他是一个反殖民地主义者，坚定、强硬及非常聪明的中国爱国主义者。”

评论“六四”

下文节绿自司徒华2010年撰文《香港家书》我从六十一年去看“六四”：
“由1989年至目前这二十一年，经济虽然继续有所发展，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金权结合；贪污比89年严重千倍万倍，由上至下几乎无官不贪，贪污款额以亿计；道德沦亡、败坏猖獗；贫富悬殊，弱势社群饱受欺凌压榨；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公开血腥镇压，但异见人士、维权人士等，受到严密监控、被拘捕、判罪入狱。
“六四”是一个发展转折的重要关键。 他们在哪里 如当年接受了“平等对话”和“反官倒”的要求，到今天，经历二十一年，不但经济发展得更好，民主政治也有所发展。“六四”使党内的开明健康力量受到整肃，失去了制衡力量，这是今天有负面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为什么坚持“毋忘六四”、“平反六四”，就是基于上述的认识和了解，期望中华民族由此走上康庄大道。”
司徒华本人曾在香港有线电视第四集《大江东去》专辑访问中，形容六四事件是人类史上最黑暗的时间，亦令他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用坦克车和机关枪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与人民，“中共核心，是权力第一，对所有侵权的人，格杀勿论，”自六四以后，他对中共完全不抱期望。

晚年

每年农历除夕，司徒华都会于支联会维园年宵摊档为市民写挥春。2010年，司徒华在年宵摊档宣布自己患上末期肺癌，正在接受治疗虽然抱恙，但司徒华仍活跃于政圈，继续出席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同年9月，华叔染上肺炎，健康情况日益转差。

推动民主党不参与“五区公投”

2009年8月，泛民主派中的公民党和社会民主连线计划发起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辞职以进行“五区公投”，借此向北京当局表达普选诉求，并把补选作为向北京施压的“变相公投”。起初，民主党召开内部会议，虽然司徒华在会后不肯表达自己对五区总辞的意见，只表示民主党须召开会员大会决定，但据多名与会者透露，司徒华并无排除补选方案，曾提出心目中的五区总辞名单；也曾在在2009年8月6日香港电台吴志森的“自由风自由Phone节目中说- 五区公投“应该做，值得做，快啲做”；及后，司徒华公开表示从来都未曾说过支持“五区补选”，但社民连一直误会他是支持的。其后，司徒华反对五区总辞，并支持民主党不参加“五区公投”，并在补选当日向传媒表明不到票站投票。5月16日“五区公投”日在建制派杯葛及民主党消极参与下，投票率只有17.1%，约五十多万人投票。
其后在2010年5月24日，民主党和中联办官员举行自1989年六四以来首次会面，称为“破冰之旅”，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会后表示对民主党不认同“五区公投”表示欢迎。社民连抨击民主党与中联办秘密会面，出卖盟友及抽五区公投后腿。2010年6月23日，立法会审议2012年政改方案时，梁国雄于会上称司徒华是“癌症上脑”，梁的言论引起争议。司徒华逝世后，梁国雄表示司徒华在支联会的工作及坚持是值得尊重的。
根据司徒华回忆录《大江东去》的第六部分记述，华叔原本有意推动民主党加入“五区公投”，属意副主席刘慧卿、公民起动何秀兰和职工盟李卓人一起辞职再选，但后来认为社民连（主要是黄毓民）在2008年选举时专门攻击公民党以获取选票，现在又想重施故技，抢夺民主党的领导地位、并抢占道德高地，他称社民连“居心叵测”，2009年11月时便公开反对“公投”。

支持2012年政改方案

2010年6月，针对香港功能组别产生办法，民主党召开党员大会表决通过2012年政改立场，方案最终实质增加十个民选议席，包括五个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席，作为资深党员的司徒华亦表示支持区议会改良方案，可是他因此被反对政改方案人士指骂为民主罪人。6月25日，民主党和建制派在立法会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政改方案”，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郑家富因立场与民主党有重大分岐，决定不跟随民主党立场投反对票，而宣告退出民主党。

去世

2011年1月2日，司徒华于威尔士亲王医院离世，终年79岁。司徒华治丧委员会由家属、民主党、教协、葛亮洪教育学院校友会、香港教学团体秘书处、支联会组成。丧礼以基督教形式进行。追思会在尖沙嘴浸信会进行，安息礼拜于圣安德烈堂举行。司徒华火化后的骨灰一半撒在海中，北望祖国大地；另一半撒在歌连臣角火葬场的花园，贴近香港。他的母校皇仁书院有为他举行默哀悼念仪式。

民运人士被拒入境悼念

部分在台湾的六四民运人士包括王丹、吾尔开希等希望来港悼念司徒华的要求但被港府拒绝，王丹及吾尔开希认为是北京施压所致，二人对特区政府做法感到愤怒，认为事件显示“一国两制”已死，对香港未来感到非常担忧。众多民运人士之中只有吕京花能够来港。

官方反应

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对司徒华辞世深表难过，他指司徒华：“一生热爱中华、热爱香港，致力推动民主发展。他为人刚直不阿，一直坚持理想，从不言休。峥峥风骨，深受各界尊敬。”，又指政改方案通过司徒华功不可没。
中国官方媒体中通社和新华社均有报道司徒华病逝，分别以民主党元老和前立法会议员的身份称呼。
由于葬礼以6长4短钟声响起作开首，寓意平反六四，曾荫权和港府官员没有参加司徒华的葬礼，曾荫权只率领6名官员参加了葬礼前的公祭，香港媒体普遍指港府迫于压力，将司徒华葬礼政治化，明显大大低于以往政府高官出席政商界名人葬礼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