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国共内战

1946年至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展开争夺中国政权的国共内战，取得了辽西会战、徐蚌会战与平津会战三大战役的胜利。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击溃中国国民党指挥的中华民国国军，在渡江战役中占领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市及经济中心上海市，在中国大陆取得绝对优势。

建国会议

旨在建立中国新的联合民主政府的新政协筹备会议于1949年6月15日至6月20日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决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各项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第一小组在筹备会成立会闭幕前，即拟定完成“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并获通过 。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新中国的名字起初普遍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经反复讨论，得以采纳。此外，最后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的国号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括号加注“（简称中华民国）”六个字。周恩来受命于毛泽东，于9月26日中午，紧急宴请二十多位元老，讨论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9月27日在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时，正式决定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此后，新中国的名字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9月27日，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9月28日，会议休会一天 。9月29日，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并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9月30日下午三点，会议开始，先以整个名单付表决的方法，一致通过已经协商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共180人；然后，以无记名联记投票的方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检票期间，全体代表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然后回到会场听取选举结果。会议主席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其他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举行简单的闭幕式。

稳固政权

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以后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国经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经济水平落后，货币贬值，交通运输不畅。建国后，一个全面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共产主义社会便迅速建立起来。在1950年代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以及社会改革。新的政府成功地抑止通货膨胀、重振经济，并且建立起因战火而受到严重损害的工业体系。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响：政府根据党的政策灵活应变，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中下层劳工、妇女以及其它群众中。
1950年代开始的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没收，从政治和经济上彻底消灭了中国自秦汉以来作为地方政治精英的乡绅阶层，改变了两千多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局面，国家政权的动员力从此深入村镇基层。这次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对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继续，基本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土改，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边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并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但是从1953年开始，中共开始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强制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再次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学者估计土地改革造成超过百万人死亡，导致农村精英阶层的消亡。受害者中很多是掌握知识和了解经济规律，以地租为生的地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支持中华民国的部队到处与解放军和新建的地方政权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0年3月开展全国性的“剿匪行动”，动员超过了一百五十万的军队。随着“剿匪行动”的开展，数年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地区的残余武装被消灭殆尽。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动朝鲜战争。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几乎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但是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后，战争形势逆转，联合国军逼近朝中边境线。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朝鲜若被联合国军占领，将威胁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入朝作战。在经过五次大规模战役后，双方进入胶着状态。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署停战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0年的昌都战役消灭藏军主力后，1951年同西藏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对西藏取得控制权。至此，除台湾、香港、澳门、少数沿海岛屿及其他与邻国有主权争议的领土以外，中国大陆领土已全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1953年的东山岛战役后，国军未再组织成建制的反击。至1955年，解放军发起一江山岛战役，相继攻占浙东沿海还被国军控制的全部岛屿。至此，中国大陆沿海只剩下福建沿海的金门和马祖还被国军控制 。

社会制度确立

1953年至1956年中国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又合称为“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政府认为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方面）在中国基本建立。1953年到1957年中国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专家，产业工人，提高了国民收入，并且通过苏联和东欧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1954年9月20日，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共4章106条。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人民解放军和中央一级党的、政府和群众团体的机关开始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将各团体中镇压的比例定为百分之五。

大跃进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社会上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一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某某公社农业大放卫星。在早稻亩产36000斤的基础上，中稻亩产达到46000斤。田里的稻谷紧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还出版发行祖国主要建设成就地图。
当时的人们普遍看轻那些强调技术规范的专家，批评他们为“右倾主义”、“三脱离”等。其后，全国兴起大炼钢铁运动，宣称要在15年或更短时间内“超英赶美”。面对有人对冒进的指责，有人发起反冒进，故毛泽东为了反反冒进，提出“大跃进”以阻冒进的指责，希望能在短期内快速提升工业和农业产值。大跃进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基层为达到不可能的目标，虚报、谎报、夸大实际产出。农业上，由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等一些领导人错误的认为，合作社规模越大，越能发展生产力；公社化也是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所以将原有的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民加入到组织中来。

三年困难时期

大跃进导致原有正常的经济体系被破坏，农业产值大幅度减少。其特点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1960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更为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农村大批人口面临饥荒。同时，在思想上“左”的错误泛滥成灾，浮夸风盛行。对于大跃进的评价，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党和人民迫切改变经济落后状况的愿望，但是忽略了客观经济规律，其教训是惨痛的 。当时由于中国内地的消息封锁，一般专家不易精确的统计死亡人数。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3000万至6000万人，主要死因几乎都是饿死。此时中苏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修正主义的争论，最终在1959年尖锐化。苏联撤走在华的所有人员，并且停止对中国的技术协助，中国的工业几乎因此完全停顿。中苏两国的矛盾之后又迅速公开化，两国在国际论坛上公开翻脸。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党主席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党副主席陈云、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 。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0年代初，刘、邓两人掌握著一部分党、政大权，采取较为务实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在最初几年曾有所好转。但是毛泽东对这种务实的政策不满，共产主义远景及自己的政治野心令他最终与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决裂。1965年开始，毛泽东及其亲信开始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政治攻击。1966年夏天，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毛泽东派第一次试图利用民意来打击领导层的刘邓派，称后者是“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从此中国陷入十年的动乱。
在“文革”的最初阶段，毛泽东与他“最亲密的战友”、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成功地在政治上打击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全国的青年学生组织“红卫兵”被教唆来攻击全国各阶层的党的当权者。大批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早期革命家被粗暴对待，有些人被活活打死，有些则自杀身亡。在一些地区情况失控，不同派系之间的红卫兵发生武装内斗，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控制。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派出军队来平息这些过激的冲突。毛泽东发现学生失控之后，决定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中国的政治局势也在1971年发生重要变化，因与主张修宪“废除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发生冲突在内斗中失败的中共第二把手、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在该年9月13日出走，在飞往苏联途中飞机失事坠毁。周恩来等稳健派暂时控制局势，在他们的协助下，邓小平恢复工作，并在1975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虽然政治运动依然频繁，但较“文革”初期已经有所改善。不过在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依然严重。
1974年1月18日至6月，经毛泽东批准，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起的一次批判林彪和孔子两个人为主题的政治运动，“批林批孔”的“林”是指林彪，“孔”是指孔子，但目的是要借题发挥，打倒周恩来，这是由于批孔运动本来是直接剑指“批周公”。1974年，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邓小平。
1976年，周恩来逝世，清明节期间发生以纪念周恩来为名、实为支持邓小平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同年9月，毛泽东逝世，党内第一把手的位置由毛泽东评价为“你办事，我放心”的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取得。其后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下，成功逮捕四人帮，巩固其在党内地位，正式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继任最高领导人。

成就与不足

毛泽东执政的近27年期间（1949-1976），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现代历史打上毛泽东印记。他统一了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建立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为以后中国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1949年中国文盲率高达80%，平均寿命仅为35岁。而到毛泽东去世时，文盲率下降到不足7%，平均寿命则提升到70岁。毛泽东没有积极控制人口增长，反而鼓励生育。1949年中国有5.4亿人，到1976年时达到9.3亿人。批评者认为造成灾难性的结果，而也有学者认为人口增长并非来自于高生育率，而是来自于死亡率的大大降低。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人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时采取严格计划生育政策。
同时期中国的外交也取得一些成绩。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1969年中苏爆发连续的边境冲突。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成为联合国中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受到主要国际组织的承认。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首度访华，并会见毛泽东本人。1973年中美双方同意互设联络处，增加联系。此后中国与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关系也明显改善。
另一方面，如同过去中国历史的开国皇帝，在其任内也有许多人遭到政治迫害及大清洗，尤其在他晚年，由于严重的政策错误，给中国精神文化领域造成巨大的损失。毛泽东时代历经了建政初期1950-1953年的三大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1962年的大跃进、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其中文化大革命因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被严厉批评和谴责。

拨乱反正时期

拨乱反正时期指的是1976年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们逐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平反冤假错案和步入改革开放的时期。这段时期以粉碎四人帮作为标志性事件开始，以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渐入高潮，终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改革派取得胜利，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和公审四人帮的工作，并逐步将矛头对准了文化大革命和晚年的毛泽东。拨乱反正时期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引咎辞职而结束 邓小平在1977年重新出山，再次恢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并在党内安排许多自己的支持者。在1978年邓小平成功地取代由毛泽东钦点的继承人华国锋。不过这次斗争并没有像共产党以前的政治斗争中那样你死我活，而是让华国锋渐渐地隐退。1980年，华国锋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由赵紫阳取代，而恢复设立的总书记职务则由胡耀邦取得。直到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虽然他后期握有的头衔只是中央军委主席和中顾委主任。
拨乱反正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有转折意义的时期，这个时期里，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进入了现代化建设时代。

文革后期的政治局面

1975年邓小平继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开始了大整顿，整顿从工业开始延伸到农业和军队，取得了显著成效。1975年秋天，因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和与四人帮争吵升级，毛泽东开始怀疑邓小平反对文革。毛泽东要求邓小平对文革下个三七开的结论被邓小平婉拒。随后又发生了邓小平转清华大学信件事件，毛泽东发怒之下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全国发生了悼念活动和抗议运动，最后演化成了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悼念事件，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镇压，史称四五运动。四五运动后，邓小平被撤销职务，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被"在家养病。随后毛泽东任命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与纪登奎、陈锡联、吴德、汪东兴形成了工作班子。7月，唐山大地震，华国锋总理主持救灾工作受到毛泽东肯定。
这时候中央形成了以华国锋为首的派别，以四人帮为首的派别，以及以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右派。

毛泽东去世与怀仁堂事件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23日，举行了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随后，四人帮和华国锋发生了激烈矛盾，华国锋寻求叶剑英的帮助，形成了华叶政治联盟。四人帮开始连篇累牍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主席遗嘱，而华国锋认定这是杜撰，目的在于抢班夺权。随后9月30日，江青因为毛远新安置问题和毛泽东手稿问题，以及中央全会召集问题大闹政治局，华国锋与四人帮矛盾升级，也引发了华国锋发动政变的想法。10月6日，华国锋得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协助，与叶剑英一起以召集毛泽东选集讨论的名义，诱捕了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并逮捕了江青和毛远新，史称“粉碎四人帮”。华国锋连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一致同意华国锋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文革”的正式终结。四人帮垮台之后几天，中央宣布了这一消息，全国沸腾。10月13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受全国人民的拥戴。从此华国锋被称为“英明领袖”，享受与毛泽东生前同等的待遇。

抓纲治国与两个凡是

华国锋延续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继续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年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里出现了“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说法，被称为两个凡是。这既是政治宣告，也是华国锋执政的基本依据。两个凡是受到了受文革迫害的老干部的强烈不满，成为以后政治变革的导火索。
1977年中共十一大，华国锋正式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1976年-1978年底，华国锋操控中共政局两年多，实行一系列政策。这一时期被共产党官方史料称为“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由乱到治 ，经济开始复苏，同时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以重新工作，从而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

邓小平复出与十届三中全会

四人帮倒台之后，邓小平立即给华国锋写信，表达了喜悦的心情，并歌颂华国锋的丰功伟绩，希望能分配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起始，华国锋没有理睬邓小平这封信。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月里，新闻报纸仍然鼓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然而到了年底，华国锋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事实上开始了停止批邓。1977年开始，批邓的调子急剧降低。3月份，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第二封信，表达了希望工作的想法，并请求将这封信公布全党。
1977年5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有两个议题，一个是宣布邓小平恢复原有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职务，一个是公布了四人帮的罪行。从此邓小平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与之相应的，则是胡耀邦、赵紫阳、彭冲等也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胡耀邦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党校，为拨乱反正做理论工作。

中共十一大

1977年8月，为了尽快确认华国锋的领袖地位，中共提前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同时将抓纲治国列入党的基本路线。这次代表大会进一步确认了华国锋的领袖地位，华国锋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十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作为中央副主席分管科教。1977年夏天，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教座谈会。
1980年11月20日，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开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
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还年轻，他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

外交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上台后出访多个西方国家，1979年，他访问美国，与卡特总统会晤。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正式决定在1997年英国将归还在鸦片战争中侵占的香港（中国大陆官方称从未丧失香港的主权，1997年只是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邓小平同意在50年内不干涉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市民的生活方式。这种一国两制的构想后来沿用在澳门问题，中国政府也希望这个模式能够在台湾问题上使用。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寻求与苏联的和解。作为世界的另一个超级大国，邓小平认为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要比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还大。
1979年1月1日，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中，美国宣布断绝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再次重申上海公报中所提到的一个中国政策，认知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表示同意美国人民继续与台湾人民保持商务、文化以及其他非官方的往来。美国国内的《台湾关系法》则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以鼓励台美之间的非官方往来。中美建交也对中华民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国民党召开11届3中全会应对此次冲击，决定与中共誓不两立、反共复国到底。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两国之间一连串重要、高级别的交流，这些交流活动一直延续到1989年，期间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两国之间签署了多个双边条约，特别是在科技与文化领域的交流活动以及贸易交流。自1979年初开始两国就在《科学技术合作条约》的框架下进行了数百个合作研究项目。
中越战争于1979年2月17日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占领越南北部20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一个月之内便宣布胜利，撤出越南。越方在中方撤出之后也宣布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令中越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到最低点。进入八十年代后两国继续对抗，在罗家坪大山、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阴山等地区又相继爆发边界冲突，时间持续达十年。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逐步恢复正常，陆地边界也最终划定。中国政府方面声称“越南种种举动威胁中国的边境安全和影响东南亚的局势稳定”，但实质上是为支持红色高棉（因为红色高棉运动就是中国支持的）而发动“自卫还击战”进入越南。而当时国际上大部分西方国家认为越南应从柬撤军，中国则应从越南撤军（实际上中国在一个月后从越南撤军，而越南仍通过傀儡政权维持对柬占领，长期拒不撤军）。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认为是中国侵略越南，亚洲大部分国家如日本、印度和蒙古等国也要求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而中国也应自越南撤军。越南于1989年1月宣布将于在9月之前将越军全部撤出柬埔寨。

解放思想

1979年以后，中国走上更加务实的发展道路。原先被打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学者恢复工作。而艺术家、作家、记者们也给予更大的自由度，更多地从批评的角度来创作、报道。到1980年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被官方正式认定为一个错误。中国也公开审判包括江青在内的“四人帮”等“文革”中的主要领导者。新的、较务实的领导层更加重视经济建设，而不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在1978年12月转折性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领导层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口号，扩大农村人口收入，鼓励国有企业自主经营，降低中央计划，并在中国建立外国直接投资。全会也决定加快司法体系改革，还向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多份新法律的草案。
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指的是农业、工业、科技与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而实现这四个现代化、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的方法，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党的任务就是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降低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而更强调政策的有效性。邓小平认为共产主义远景需要很长时间，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努力才能实现，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共同贫穷（原话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也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认为并不能因为与毛泽东的看法不同就放弃某一政策，事实上打破个人崇拜的土壤。邓小平也不像陈云等一批比较保守的共产党人，认为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就不能用在社会主义中国。虽然邓小平为经济改革提供理论基础与政治上的支持，邓小平本人并没有提出很多经济改革的具体方案。很多时候改革是由地方领导自行提出的，往往并不符合中央政府的决策。但是如果这些改革措施是有效的，那么全国就都可能普遍采取这种措施（大陆媒体多称之为：猫论，即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很多经济改革的政策都来自其它有经验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亚洲四小龙等。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的“新思维”有很鲜明的对比。“新思维”的很多政策是由戈尔巴乔夫本人亲自贯彻落实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邓小平采取的“从下到上”的改革方法，而不是苏联“从上到下”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邓小平的改革中，计划型、中央管理的宏观经济由技术官僚负责，而放弃毛泽东以前采取的全民运动式的经济发展策略。但是，与苏联体制或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这种宏观管理是间接通过市场体制来实现的，而很多还是从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经济规划及控管机制中借鉴过来的。宏观的经济管理并不妨碍在较低层次的市场经济。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十分重视农业产出，他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取代原有的集体化农业。在地方一级，政府利用物质刺激而非政治口号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农民被允许通过向自由市场贩卖农产品来获得额外的收入，县、省一级也可以自己投资建设工厂，政府鼓励对轻工业的投资。邓小平将中国的经济引上一条重视轻工业、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道路。
轻工业产出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是十分关键、重要的。这种周期短、成本低、高外汇收入的产业所创造的收入，能够为以后技术含量高、资本运作复杂的产业提供资金支持。然而与其它经济改革并不太成功的国家，如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相比，中国的轻工业投资并不需要政府批准。而中国重工业投资主要来自银行贷款，而银行的资金则主要来自消费储蓄。邓小平改革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防止利润通过税收或银行体制以外的任何方式进行再分配；因此，在更高端产业中的再分配往往是间接的。总而言之，邓小平的改革开启中国的工业革命。这些改革措施与毛泽东的自力更生政策是相互补的。中国决定通过增加国际贸易，特别是购买来自日本和西方的机械来加速现代化进程。通过这种出口导向经济模式，中国获得一定的外国资金、市场、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从而加快其经济建设的步伐。邓小平在中国建立多个经济特区，吸引外国企业投资。
改革也十分重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新的物质刺激与奖赏制度在全国实施。农村市场恢复销售家产或多余的农产品，也促进农村工业发展，还为更艰难的经济改革提供政治上的支持。邓小平的（特别是早期）市场社会主义在某些地方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或布哈林的经济政策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允许私有企业以及贸易市场的存在，而不是完全的政府控制。有趣的是在邓小平首次会见阿曼德·哈默时，邓小平要求这位曾经参与投资过列宁时代苏联的工业家向他详细地解释列宁当时的新经济政策。

政治风波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现实政治控制以及诸如物价上涨、干部腐败，双轨制引发的官倒等社会问题的不满也开始显现。而此时的东欧民主化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生和一些知识分子要求更大的政治改革与自由，中共内部的一些元老不断怀疑改革的进度以及改革的最终目标与社会主义背离。1986年12月，一批示威的学生开始公开反对改革的缓慢进度，也使这些中共内保守派更确信对改革的怀疑，担心这种改革可能危及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胡耀邦这一邓小平的亲信以及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被指责应该为1986年的示威事件负责，而于1987年1月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接任总书记，而副总理李鹏被任命为总理。在赵紫阳接任后，他所倡导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而他在1988年5月提出的价格调整也引起普通民众对通货膨胀的强烈不满，有人提出应该加强中共中央在经济上的控制，并且抵御西方影响。这最终导致一场政治争论。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学生以祭奠名义开始的请愿活动，因政府的消极应对而升级。不断扩大的示威人群要求政府处理改革带来的问题和更大的政治自由。抗议也迅速蔓延至上海等其它大城市。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认为学生运动被少数反中共反政府阴谋分子操纵，是反社会主义的动乱。5月13日，数百名大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否定4·26社论，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张，学生的诉求应当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主张武力镇压。5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对北京实行戒严，并于次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6月3日，中共调集20万戒严部队，同日晚，官方宣称北京“已发生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晚11时至6月4日清晨，戒严部队进入北京城区，以武力强行驱散示威学生及群众，造成大量人员死伤。六四事件后，赵紫阳被撤销职务，中国政治局势恢复稳定。出于对中国政府处理此次事件的不满，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各项制裁。事件后，中国再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起初，党内主张减缓政治改革力度以维持政局稳定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观点，为了维护局势的稳定，经济改革步伐也曾一度减慢，直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后，经济局面有较大幅度的改善。邓小平再度重申要发展市场主导的经济。在中共十四大中，一批年轻、支持改革的新领导人取得最高领导地位。邓小平及其支持者认为，经济自由化以及进一步的改革对提高中国的生活水平是十分必要的。在南方考察以外，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公开支持邓小平的经济开放政策。虽然中国依然没有进一步进行政治改革，经济开放却依然是中国的首要目标。
邓小平主张经济对外开放并且在社会主义威权体制下实行市场经济。在邓小平去世后，中国保持年均8%的经济成长，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然而，邓小平的改革也遗留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他市场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很多国有企业已经无法赢利，而需要关闭。更严重的是，到1990年代中，很多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经济改革）措施已经不再有成效；农村收入降低，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现在领导人所面对的极大挑战 。最后，邓小平强调务实，否定毛泽东共产主义理想化的作风虽然在中共党内占主导地位，却引起西方世界的怀疑。很多在中国国内或国外的观察家都怀疑一个一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是否依然能够控制越来越活跃与繁荣的中国社会。然而，这种问题与六四事件之前的中国或1949年前中国所需要面对的战乱、饥荒及社会不稳定等问题比起来，无疑是非常轻的 。根据《财富》杂志记者吉姆·罗沃的说法，“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在1979至1994年间的改革带来的有可能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所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对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进步影响上亿的人口。邓小平于1997年去世。但他的时代并没有结束。迄今，他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依然居主导地位，并以邓小平理论的形式固定下来，在中国大陆被誉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获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等的地位，并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江泽民时代

江泽民是邓小平以及其它中共元老的折中选择，来取代当时指定的继任人赵紫阳。赵紫阳被认为对学生抗议过于容忍。虽然江泽民并没有直接卷入对示威的镇压，他因迅速稳定上海的局势而受到赏识。当时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有两个：江泽民和李瑞环。邓小平的健康状况在1997年去世之前每况愈下。在九十年代开始，江泽民及其同僚逐渐开始负责日常工作。这个“第三代”领导集体是以江泽民为核心来运作的 。1998年3月，江泽民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中连任国家主席。总理李鹏任期届满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一职由朱镕基接任 。

内政

在1990年代，中国经济保持然使正常发展，这使得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内一直保持着9.7%的平均增长率。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巡视，重申改革开放。虽然经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洪灾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保持7%的增长。这主要通过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加大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直接投资来实现的。另外政府也试图用各种办法来刺激需求，但是效果不明显。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也导致财政赤字的增加。虽然统计数据显示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一些深厚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甚至日益严重：贫富分化加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以及陷入呆账的银行系统。处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同时引发大量失业工人，但是相应的金融保障体系刚刚建立，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大量老工业基地的工人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陷入贫困状态，社会不稳定增加。
1999年中国政府决定镇压法轮功。互联网的兴起给政府的言论与思想审查提出新的挑战。2000年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政治理论。

经济

中国政府于1997年和1998年展开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除了少数大型垄断企业，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遭到了清算，原属于国企的资产均被出售给了私人投资者，大量国企员工被迫下岗。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至2004年间，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了48％。与此同时，江泽民和朱镕基还降低关税、削弱贸易壁垒、制订更开放的法规；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废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将军事企业和解放军强行分离；减轻通货膨胀； 这些举动引起了一些群体，尤其是私有化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不满。
国内的私营企业于2005年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并在此后继续扩大。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石油业和银行业等行业，国有垄断企业仍然存在。

外交

19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形势严峻。冷战的结束与苏联解体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原本存在着的最重要的合作基础的丧失；六四之后的中美关系也很难在回到八十年代的蜜月期。虽然江泽民与克林顿将两国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在整个1990年代实际上处于一种非敌非友的状态之中，两国之间存在一些根本性歧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却又能够沟通合作。江泽民任内极力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包括1997年和1998年两国元首的互访，以及朱镕基总理的访美等。但是美国国内始终有一股强大的抗拒与中国保持亲密接触的力量，这些被称为“蓝队”的人认为在中国改善其自身人权、民主等方面的纪录之前，美国应尽量疏远甚至孤立中国。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袭事件、2001年南海危机等令中美关系紧张；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中美关系缓和。此时，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大部分国际政治学家都已经预见到，中美关系将是新世纪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1年底，经过长期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显著改善，两国彼此间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有着相近的立场与利益。2001年，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签订有效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定了中俄两国合作的原则。中俄边界谈判取得突破，消除了两国之间的障碍。然而由于两国国力所限，不可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联手与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正面冲突。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99年12月20日，开始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
1993年汪辜会谈后江泽民发表八点对台工作指示，作为具体落实两岸政策的指导。然而1994年千岛湖事件对两岸关系造成冲击，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访美触怒大陆当局，之后又在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前夕高调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事态曾一度升级至迫使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群进驻海峡，引发台海导弹危机。1998年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的两国论不仅破坏汪道涵的原定访台规划，更进一步恶化两岸局势 。北京方面将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称作“麻烦制造者”，并将希望寄托于他的继任者：然而2000年中华民国实现政党轮替，民主进步党的陈水扁执政之后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在2008年中国国民党的马英九上任后，承认“九二共识”，极力与大陆修好，两岸走向和平发展的局面，此路线也造成台湾内部的争论 。

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等人在中共十六大上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让位给由新任总书记胡锦涛率领年轻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不过，江泽民依然在发挥影响力，并直到2004年底才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交出军权。胡锦涛是第一个1949年立国后加入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1992年49岁时就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是所有委员中最年轻的。新一届的领导人被赋予高度期望，无论是国内国外，大多数媒体都期望，“胡温体制”会把中国大陆带入一个新的阶段。国外的媒体更关注新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举措，而中国大陆的媒体则更关心新领导层的亲民形象。2004年9月，中共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突发事件

新领导层上任后所面对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在2002年11月开始在中国广东省蔓延，但是当地政府没有及时公布疫情，虽然当时曾经出现过短暂的恐慌，官方媒体却鲜有报道。事件直到次年2月才扩大，当时该病蔓延到香港、东南亚及北美等地，越来越多媒体开始怀疑广东、北京等中国内地城市的疫情比官方报道的要严重，但是中国官方开始时不愿承认。2003年4月（两会结束后），由于蒋彦永医生公开披露疫情，中国政府改变先前的做法，公开承认SARS确实在中国大陆多个省市造成严重危害，胡锦涛并将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刚刚上任的北京市长孟学农撤职，然后积极在全国范围展开疫情防治工作，每天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新领导层的做法得到国际媒体的普遍好评。中国政府也允许世卫专家进入中国了解疫情，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震级8.0级地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直接严重受灾地区达10万平方公里，共遇难69227人，受伤374643人，失踪17923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452亿元。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省的灾区直接经济损失共8451亿元人民币，灾区的卫生、住房、校舍、通讯、交通、治安、地貌、水利、生态、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受到严重破坏。地震灾情引起民间强烈回响，全中国以至全球纷纷捐款援助，累积金额超过500亿元人民币。中国军队调动了和平时代以来规模最庞大的队伍进行救灾，中国民间的大批志愿者和来自中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国的专业人道救援队伍也加入救灾。灾后的头七，中国政府首次对公众设立了全国哀悼日。震后中国政府采取“一省帮一县”的原则，用三年时间进行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计划在2010年基本实现目标。2012年初，时任四川省省长蒋巨峰宣布重建完成。

经济科技

虽然经历了SARS带来的冲击，2003年中国经济成长还是达到近几年来最高的9.1%。但是经济发展依然面对深层的问题，包括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胡温政府提出几项措施，包括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关注弱势群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中国继续开放其市场，虽然还是受到没有完全履行入世承诺的指责。不过，多种外国产品的关税已经下降了很多。2003年末，中国大陆与香港及澳门签署《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保证三地的产品能够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大陆市场。
中国的货币政策在2003年末成为焦点，美国政府批评中国故意将人民币汇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以取得在国际市场上的不公平优势。而中国方面则不愿意让步，批评布什政府面临选举年，指责中国的货币政策只是为了其自己的选举。2004年初，似乎有迹象显示中国将会改变其货币政策，与美元脱钩，曾经有中国媒体报道过，将会在2004年年内使到人民币扩大浮动范围，但是立即遭到当局的否认。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
在此期间，中国的房地产业迅速发展，甚至成为一些城市的支柱产业。与此同时，商品房价格，建筑材料价格也大幅度上涨，这引发房地产泡沫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过热。房地产泡沫和银行巨额呆坏账增加了金融风险。房价的过快上涨也导致非法占地、拆迁纠纷等各种社会问题。中央政府试图进行调控，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从中作梗，这些调控措施并没有受到预期效果。
2003年10月15日，中国首次发射载人航天器神舟五号飞船，载送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使中国成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第三个有能力独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在随后几年中，中国陆续发射多艘载人航天飞船，将数位宇航员送人太空。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由此，中国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一个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
2008年8月8日，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东道主中国以51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借助北京奥运会，中国展示了经济发展的成绩、自信以及史无前例的开放心态，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也极大改观了北京这座城市的面貌，政府与公众在奥运会这个舞台上取得了高度的统一，公众也表现出对政府少有的包容和支持。
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是中国首次举办的综合性世界博览会，也是首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办综合性世博会，共有256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
2010年10月25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以表彰他长期以来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刘晓波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信息的自由传播对中共维持执政地位构成挑战，为了应对来自网络发展形成的影响。中国建立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互联网审查制度，审查中国大陆的互联网内容，封锁服务器位于境外的政治敏感类网站，以达到其舆论控制的目的。

港澳政策

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难题的影响，当2003年初港府宣布将就基本法第23条有关颠覆罪立法时，引起许多人的反对。部分香港人认为，23条立法是行政长官董建华受命于中央政府而做出的决定，他们担心立法会限制到港人的政治自由。港府做出多项让步，但是还是无法平息争议，最终在7月1日回归纪念日当天，50万市民走上街头抗议立法，该事件也引起中央政府的关切，游行最终导致香港政府宣布搁置立法计划。
在七一大游行后，香港民主派开始更积极要求政治改革，他们公开提出，要2007年特首直选、2008年立法会全面直选。中国政府始终坚持香港是中国的内政，反对外国政府干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国两制”应以“一国”为先，中国是单一制社会主义国家，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没有权利自行改变政治体制。200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做出解释，否决2007年特首和2008年立法会直选，并重申解释和修改基本法的权力在全国人大，而不是香港立法会。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董建华以健康原因辞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职务，由于《香港基本法》的疏漏，特首的补选开始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香港特区政府再度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期间曾荫权代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然后，再由中央指定的选举委员会补选特首。

民族问题

2008年3月，西藏拉萨爆发藏人抗议示威活动，后演变为暴力事件，造成18名无辜平民死亡。2009年2月起，发生在西藏、四川和青海等地部分传统藏区内的一系列僧侣自焚事件。2012年初开始，由川西藏区喇嘛自焚和示威游行酿成的军警与藏人冲突事件，此事件目前仍在发展中。
2009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发动游行示威活动，随后演变成维吾尔族、汉族和警方的大规模暴力冲突，持续数日。共造成造成197人死亡，1721人受伤。2009年9月2日至4日，针对汉族平民的500余起针扎事件引发汉族民众上街游行，并发生零星暴力事件，导致5人死亡及14人受伤。
2005年、2010年、2012年全国多个地区爆发大规模反日示威活动。2005年3月至4月其间在中国各地举行的一系列大型游行和抗议活动，主要是反对历史教科书和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2010年10月，因中日撞船事件，西安、成都、郑州、宁波等地举行反日游行示威活动。2012年8月中旬开始，为抗议日本于2012年上半年提出的钓鱼岛国有化政策、8月15日扣押香港保钓人士和8月19日日本右翼登陆钓鱼岛。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购买钓鱼岛后，中国大陆民众发起第二轮游行抗议活动，最终演变成暴力民众对日系商家、私家车的烧抢打砸。
2007年以来，中国境内的恐怖主义事件明显增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生多次发生恐怖性质的袭警、爆炸案件，包括2008年的喀什袭击事件、库车爆炸案和2011年的和田7·18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喀什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此外，也发生针对民航班机的恐怖事件，如南航班机三·七爆炸未遂案（2008年）和天津航空7554号班机劫机事件（2012年）。大多恐怖事件发生在中国大型活动（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期，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反响，如2008年昆明公交车爆炸案和在新疆发生的数起事件。

政治经济

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在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上退出中央领导层，由习近平按现有接班体制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李克强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是第一位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最高领导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被认为重视改革，其谈到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提倡进行政府体制改革，调整或裁减国务院的部门。
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习近平上台伊始，多次阐述其中国梦的设想。目标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201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中央八项规定》等一系列反腐败措施。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一职后，在处理贪污腐败方面采取积极的态度，提出“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中，共计有18万官员被查处，其中有五十多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前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等国家级高官，表明中央反腐工作有一定的成效。
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政府分别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中国政府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努力实现沿线区域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更加安全高效，以形成更高水平的陆海空交流网络。同时使投资贸易的便利化水平更有效的提升，建立高品质、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域网。以使沿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的深入，人文交流更加的广泛。
第26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年度会议于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举行。该次峰会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言》（《北京纲领（宣言）》），提出并通过致力于旨在打击跨国腐败的的《北京反腐败宣言》，中国开始显露其全球影响力。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全力加大了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控制力度。至少有288家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企业的管理上拥有量更大的影响力，反映了党的路线。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
2018年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宪法修正案》，建议删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邓小平时代以来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或将结束，象征习近平时代的真正到来。3月11日通过《宪法修正案》，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根据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八二宪法），恢复设立自1968年缺位，1975年被废除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职位，不过取消国家主席在五四宪法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领导国防委员会的权力，失去了行政权和军权，变成礼仪性的虚位元首。根据邓小平在1980年提倡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重新设立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五年一届，连任不能超过两届。这次修宪仅删除了连任限制，并没有赋予国家主席拥有更大的权力。
从1993年开始，国家主席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形成“三位一体”的制度。根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原则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理念，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是中国政治体系中拥有最大权力的两个职务，而这两个实权职位在《中国共产党章程》里没有连任次数的限制。由于“三位一体”制度，国家主席的连任限制被取消后，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将不再受任何任期制限制。如历史上，毛泽东曾终身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直至去世。

港澳政策

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部分香港人不满意中央政府对香港选举的干涉，要求“真”普选，即有“公民提名”的选举。2014发起占领中环运动（雨伞革命）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回决议。占领行动于2014年12月15日结束，历时79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7年3月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李克强提出要推动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的深化合作，研究和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以香港和澳门的独特优势，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围绕珠江三角洲伶仃洋，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惠州和江门的城市群组成，是继美国纽约都会区、美国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都市圈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 2018年9月23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正式通车，香港纳入国家高铁网络。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

外交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逐渐扬弃胡温的“韬光养晦”战略思想，逐渐向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及发挥重要作用的方向改变。RCEP和亚信峰会、上合组织、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组织中国都具有实际主导力，潜在的世界性影响力已经不容忽视，而且不论主动或被动，中国经济由于其庞大的规模，全球性经济政策已经不能缺少中国的参与和配合。中国领导人已经提出了诸如“新型大国关系”、“新型礼义观”等外交理念，并用以指导和规范中国的外交实践。和胡锦涛时期相比，中国外交正变得更为主动自信，更具全球性。中国外长王毅明确提出，在新形势下，中国外交要“更具全球视野，更具进取意识，更有开创精神”， 以维护中国“不断延伸的正当权益”。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新领导人的首年外交足迹遍布全球，从非洲到拉美，从南亚到东欧，中国正在“重新发现”过去被忽略的一些地区的战略价值和潜力。可以说对中国外交来说，已经没有“被遗忘的角落”。在处理世界热点如伊朗，叙利亚，朝鲜，中东等问题上，中国也开始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再充当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习近平逐步扩大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而“大国外交”也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忧虑与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