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安全

国际安全, 或称作全球安全（英语：International security, global security），是由国家或国际组织为了保证共同的生存及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欧洲联盟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措施可以是军事行动也可以是外交协议，例如是条约和公约。国际及国家安全往往会相提并论。国际安全可理解为放绪于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安全。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个关注于国际间的安全问题的新兴学科诞生了。开始时，它只是一项独立的研究，但很快成为国际关系之中的一个分支。 自1950年代开始，国际安全研究就成为了国际关系的核心。它囊括了“安全研究”、“策略研究”、“和平研究”等标签。
“安全”背后的含意往往被视为一个“尚未有共识”的普遍知识。国际安全的内容在数年之间扩展起来。今时今日，它涵盖了多种有互有关联的世界性议题，包括传统及具争议的军事模式、贸易及经济冲突、能源供应、科学与科技、粮食以及对人类安全的威胁，还有环境退化、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以及非国家行为者。
广义上的国际安全将所有题目也视为一个安全事项，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安全主要关注于或只关注于军事措施。

国际舞台上的安全概念

爱德华·科洛兹耶（Edward Kolodziej）将国际安全与巴别塔比较，罗兰巴黎（Roland Paris）视之为“旁观者所视之物”。安全的概念已广泛地作为“过去五十年对于阻碍公民自由、发动战争以及大规模重新分配资源的合理化理由”。
沃尔特·李普曼 视安全为一个国家保护其核心价值的能力，这包括了一个国家能够避免战争同时其核心价值不受牺牲，以及能够在战争中获胜来维护这些价值。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则认为追求安全的同时往往需要牺牲其他价值，例如边际价值及主要价值。 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Ullman）提议减少脆弱性即是安全。
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认为“安全”是一个规范用语。它是国家使用的“为了权宜之计——往能接受的目标迈进的合理手段——或合乎道德的，最佳或最不邪恶的行动方针”。有如人们对于危机及威胁有不同的定义，他认为不同的国家对于安全也有着不同的期望。不单是对于外来威胁，还有地理、经济、生态及政治环境上的不同，不同国家在面对不同级别的威胁。
巴瑞·布赞将国际安全的研究更多地视为对威胁的研究，但也区分为能容忍的威胁以及需要即时作出反应的感胁。他不把安全的概念区分为武力或者和平，而是两者之间。
国际安全的行动者的概念自1990年代开始扩展至多个不同方向，由国家到群体、个人、国际系统、非谋利组织以及当地政府。

多和安全原则

国际安全的传统做法通常专注于国家行动者以及他们保护国家安全的军事能力。但是，为了应付21世纪的全球化国际社会、高速的科技发展以及其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全球威胁，最近数十年对安全的定义已经延伸。这个如此全面的定义是由纳耶夫·艾尔-罗德汉提出。他称“多和安全原则”是基于在一个全球化世界，安全不再是一个单一国家的零和游戏的假设。相反，国际安全包含五个方面，包括人类的，环境的，国家的，跨国的和跨文化的安全，因此，不论是全球安全还是任何单一国家或文化的安全也必须包含所有层面的善政，确保所有个人、国家及文化通过正义获得安全才能达至。
这五个方面的每一层面也指向了不同的基础条件。第一层面指人类安全，一个使安全的指涉对象指向个人而非国家的概念。第二层面指环境安全，包括气候变化、全球暖化及获取资源等议题。第三层面指国家安全，定义为国家拥有在领土上使用武力的垄断性，并强调安全可靠的军事及警务是安全的基础。第四层面和跨国罪行、恐怖主义及人口贩卖等传统的威胁有关。最后，跨文化安全是指多元文化的完整性及使用文明的形式解决问题。根据多和安全原则，这五个层面都需要解决才能提供“公正”及“可持续”的全球安全。因此，它主张国家互相合作，也支持不同的文化团体与文明和平地共存。

传统概念上的安全

传统上的安全范式是指一个现实主义角度所理解的安全，所指的要保持安全的对象就是国家主体。这个定论的普遍性在冷战时期达到顶峰。在接近半个世纪里，主要国家将自身的安全依托于多个国家之间国力上的均势。在这个意义上，各国维护自身国家安全成为了国际稳定的前提。
传统概念上的安全依赖著无国际政府状态下权力平衡、美国及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所建立的大军以及国家主体的绝对主权。
国家被认为是理性的实体，追求绝对力量成为国家利益及政策的主要驱动。安全被视为防止入侵的保护网，并且在冲突时使用能够科技及军事的能力。
当冷战的紧张局势退去时，民众安全明显受到来自国家内部活动的威胁并出现艰苦的情况，而外来的侵略者也如此。内战开始变得普及，而且还伴随着贫穷、疾病、饥荒、暴力及人权上的问题。那些传统的安全政策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抹杀了底层人民的基本人权。不论国家的组成方式如何，它们也在其首要目标上失败了。
历史争论著怎样才是实现国家全的最佳方法，托马斯·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及让-雅克·卢梭等学者对于国家主权倾向于描绘较为悲观的境象。国际舞台被视为国家与国家试图以消耗邻国的方式来达致自身安全的一个残暴的竞技场。各个国家不断尝试利用对方来取得优势，国际关系被视为一场追求权力的挣扎。从这个角度来看，持久和平是不太可能达致的。国家所能够做的事只有尝试平衡他国的力量，尽力阻止任何一方成为霸权。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及汉斯·摩根索等学者也认同这个看法。
较近期，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概念受到以较整体性考虑的方式的挑战。那些针对人类安全上的基本威胁而使用的方法产生了具合作性、全面性和集体的措施，旨在确保个人安全，最终也获得了国家安全的成果。
为了提高对抗恐怖主义以及有组织犯罪，国际间的合作次数有所增多，并促成了跨国警务。国际刑警组织跨国界分享资讯，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在全世界即时传递文件、相片及影片的能力，也大幅强化了国际间的合作。

传统现实主义

在国际关系方面，现实主义一直也是占主导地位的理论，由古代中国及希腊思想家的军事理论及著作，孙子及修昔底德是两个最显著例子，一直到汤玛斯·霍布斯、马基雅维利和让-雅克·卢梭也是如此。它是现代国际安全研究的根基。二十世纪的传统现实主义主要被爱德华·哈雷特·卡尔所写的《二十年危机》区分出来。以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权力的真空来调整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是现实主义者在国际策略的鲜明特色。正因为无政府状态或持续不断的对抗，国际系统不同于国内系统。现实主义有多个不同的分支，它们的思想基于三个核心的假切：群体主义，利己主义和权力中心主义。按照传统现实主义者，坏事件发生是因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人做得不好所致。

新现实主义

1960年代初，现实主义的批评增多，肯尼斯·华兹尝试透过重新翻译一些现实主义核心的理念为一个演绎、自上而下的理论框架来复活传统现实主义，最终被种为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整合及澄清了许多早期现实主义的理念，描述了国家整体系统的特性是怎样影响国家互动的方式：‘
新现实主义会回答多个问题：为什么现代国家制度在某些国家企图统治下仍然坚持着；为什么大国之间的战争重复了几个世纪；为什么国家总是发现合作很困难’。此外，这本书还提出了一种更具体的理论：‘大国战争会趋向多极化（一个由三个或个主要国家塑造而成的国际制度）多于两极化（一个由两个超级大国塑造的国际制度）’。
新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是权力平衡理论、威胁平衡理论、安全两难理论、攻守理论理论、霸权稳定理论及权力转移理论。

自由主义

比起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历史比较短。但是它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就是一个杰出的理论。它的概念含有着很多种的意思。自由主义思想可追溯至汤玛斯·潘恩及伊曼纽尔·康德等18世纪的哲学家，他们认为共和党的宪法可以制造和平。康德提出的《论永久和平》可以说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开始点。

经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上的开放和独立比起隔离的国家拥有更多的和平。埃里克·加兹克（Eric Gartzke）的著书表示经济自由比起外交对造成和平有50倍效率 。全球化一直以来也是经济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的题目。

自由制度主义

自由制度主义视国际机构为减少国家之间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自由制度主义讯为，现实主义者预设的无政府体系不会因为国际机构而消失，但新建立而成的国际环境可以透过制度影响国家之间的行为。不同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及非政府间国际组织（INGOs）也视为世界和平的贡献者。
一些人相信这些国际机构会导政新托管关系（neotrusteeship），或后现代帝国主义（postmodern imperialism）。国际机构促使强国、弱国或经历交战的国家互相联系起来。当一个被瓦解的弱国失去自力恢复的能力，国际机构一般会引导一个较强大的国家对它作出帮助。因为对于弱国或者战后国家并没有作出定义的国际安全政策，强国帮助较弱的国家有时候会面对“使命偏离”现象，他们由供应国和援助国转变为另一升级的任务目标。除此之外，对于国际干预是否帮助弱国或者战后国家的最好方法仍然是缺乏测试，因而引起一些争议 。使命偏离的可能性，以及国际干预效率低下，也使国际机构在维持和平的有效性具有争议。

建构主义

自从于1980年代建立以来，建构主义已成为一个在国际安全研究上有影响力的方法。“它不全然是国际关系或安全上的理论，而更多是一个影响我们怎样处理安全研究的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理论”。建构主义认为安全是一个社会建设。他们强调社会、文化及历史性因素的重要性，促使不同的行动者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相类似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