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北輕南

美丽岛事件

虽然中国国民党没有亲口证实。但另研究指出，南台湾在美丽岛事件等事件上，对于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的威权挑战，可能因此造成国民党在1980年后（即台湾产业转型/阶段），大幅缩减对南台湾的经济支持，这也是造成台湾人口开始往北台湾单向集中的原因之一。
这段历史可能解释了往后数十年，每当台湾逢年过节时，“返乡人潮为何一路向南？”的疑问。

差别待遇

升格为直辖市的高雄市，市政府在行政体制上的编制安排就出现与台北市政府显著不同的情形，例如在市政府职责同样为主管都市建设发展的单位，台北市政府得以将之编制为城市规划处、建物管理处；高雄市政府获得的编制则为城市规划科、建筑管理科。相较台北市政府已经正式成立捷运局，同期高雄市政府的捷运局“筹备处”都还未能成立。
长期投身于体育界的余政宪就曾说：“我国公共体育设施的兴建政策长年来都是重北轻南，我国的北高两市虽都是院辖市，但由于中央的政策关系，使得高雄在各种体育活动的举办上，始终不如台北市。”
高雄在地的环保运动者王家祥也投书媒体诉说着：“当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落成时，高雄市还在担心争取到的卫武营自然公园的计划是否生变；当阳明山国家公园已经落成，柴山却仍呈现无政府的欢乐状态；台北市的翡翠水库有政府要员要喝，全台水质第一；高雄的水质恶化，还得依靠民间的力量催促改善；只是中度污染的高屏溪，替代兴建水库毁灭一座客家聚落的方案，与台北市优先整治淡水河的计划比起来，高雄市又得靠民间力量自己争取。”
国立清华大学社会系的姚人多教授表示：“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住高雄，当然如其他许多高雄人一样，面对周遭的环境，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相对剥夺感。尤其当我大到知道高雄明明与台北市一样是个直辖市，不过却奇怪的与台北仍有一段不算小的‘城乡差距’时，这种感觉特别深刻。”
高雄虽然不是唯一批评中央政府重北轻南的县市，但由于高雄市是与台北市同属同一个位阶的直辖市，被认为最有资格要求中央政府给予高雄市及中南部相对于台北及北台湾的公平待遇、最具正当性批评中央政府不公平地配置公共资源。 事实上，许多台南县市及屏东县的政治菁英也是积极地向中央政府表达心声，亦有屏东县民投书说明屏东县的公共建设匮乏，只有产生秘雕鱼的第三核能发电厂。屏东县现有商业登记家数25,901家，其中以商业最多，公共行政、社会服务及个人服务业次之；工厂登记家数现有962家，其中以食品制造业228家最多，其次为金属制品制造业，运输工具制造修配业，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农家人口296.552人，占总人口32.67%（大约占屏东县三成人口）。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薪资所得为全台湾最落后的县市，平均所得只有2万8074元，1个新竹人的平均薪资可以聘请接近2位屏东员工。
陆陆续续，高雄立委又分别控诉中央政府在财政分配、大学设立、交通建设、中华民国国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化艺术设施场馆等明显存在重北轻南的倾向。
1980年代末，在民主进步党强力要求政治改革的努力下，国民党中央对于言论自由的箝制开始松绑，而重北轻南的控诉开始广为流传，末期官派高雄市长吴敦义也在此潮流下带领国民党籍的高雄市立委要求国民党中央平等对待高雄，不要重北轻南。吴敦义除了要求港市合一、亚太营运中心与高雄铁路地下化之外，他还认为，高雄市的许多问题乃中央政府长期重北轻南所留下的沉痾。吴敦义的高分贝重炮批评甚至落泪控诉国民党中央，不但累积了自己的政治筹码、回应高雄市民的民意、淡化自身与国民党中央政权与在他之前国民党官派地方首长的关系且让民进党丧失作为在野党的独特性，也让重北轻南的议题更加为人所知。 往后几任高雄市长：谢长廷、陈菊、韩国瑜，都认为高雄长期以来深受“重北轻南”之害。

亚洲运动会

1994年高雄市与台北市两个城市各自竞逐亚运的中华民国申办城市，这是台北市首度受到来自其他县市的挑战。原本获得中华奥会肯定准备最为积极充分，而压倒性荣获代表中华民国申办亚运的高雄市，却在中央政府屈从台北市政府主张的“首都优先”的大动作反扑之下，要求中华奥会重新评鉴北高两市。随后中华奥会以更为悬殊的票数压倒性的确认高雄市为全台准备最为积极充分县市。然而中华奥会又再度受到高层压力，被迫重新选举代表城市，结果出炉，台北市在意料之下逆转胜出。
然而这样的结果引起社会大众一致谴责中央政府重北轻南的政策，并且认为中央政府长期的重北轻南政策将使得南北差距更加恶化。舆论更直指台北市这个天之骄子应该重新省思，不该再将独揽一切的非我莫属思维视为理所当然。这样的挞伐声浪，长达数月之久，最后在新任台北市长陈水扁表示无意申办亚洲运动会后，纷扰多时的南北战争才暂告平息。
将近二十年后，2012年3月25日台北市政府和FISU签约，正式展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筹办工作。
同月，台北市政府为了全心筹办台北世大运，选择放弃申办二○一九年第十八届亚洲运动会主办权，然而台北市政府却只把决定通知中华奥会评选出的第三顺位新北市，没有通知第二顺位高雄市。新北市政府体育处官员说，台北市因为争取到主办二○一七年世大运，放弃争办二○一九年亚运，但新北市不会因此改变策略，仍以争取二○二三年的亚运主办权为目标。因为从没有同一个城市连办两届，争取恐怕只是徒劳无功。由于当时台湾城市获得承办权的几率颇高，因此时任高雄市长陈菊表示：“若双北市政府、中华奥会能即时告知高雄市政府讯息，高雄市就有机会做好万全准备，如今一切都为时已晚，很可惜。”两年后，越南河内因财政困窘放弃2019亚运承办权，曾有议员在高雄市议会请陈菊争取承办，陈菊回应道：“除非中央愿意用支持台北世大运的积极态度支持高雄市，否则很困难。从杜哈、广州到仁川，近年每届亚运平均花费8百亿元，除非中央愿意支持，除非中央换党执政，否则以高市现有财力，很难争取承办。2009举办世运会连世运会主席Ron都说‘那是历来最好的一次’，但体育署计划争取的国际大型赛事根本没有高雄市，2023亚运也是以新北市为代表。”

台北看天下

台北看天下指的是，媒体或中央政府单独从台北的角度看事情，把“台北 = 台湾”。台北看天下一词中的“天下”两字，指的正是全台湾。 台北看天下一词使用在不同的场合有其不同的含意，一个政策若被指为“从台北看天下”，表示批评者认为某项政策纯粹是为了符合台北的需要而量身打造的，不符合台湾其他地区的百姓所需；当人们形容媒体“从台北看天下”，表示人们对于媒体把在台北发生的事情当成是全台湾普遍存在的现象感到不以为然。联合报系曾经在2018年8月下旬台湾暴雨导致中南部淹水期间撰文指出“扁马蔡执政时期，合计已编列高达新台币4300多亿元特别预算治水，但目前南部县市如高雄、嘉义仍是遇水就淹。”，而蔡英文政府的经济部次长曾文生表示，陈水扁政府在民国95年开始推动的易淹水地区治理计划、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等相关的治水经费，加总约1870多亿元左右，并不到4300亿元；前瞻计划虽编列2500亿元水环境预算，但2017年才开始执行，目前已执行经费不多。并举台北防洪计划为例，呼吁联合报系不要“从台北看天下”。

南北人口差距及影响

2018年Yes123求职网曾经统计，在全国1189.6万个劳动人口当中，共有大约五百万是属于离乡背井的“外漂族”。其中，离乡劳工高占台北市境内所有劳工的58.7％，其次是桃园市的40.5％，再其次依序为：新北市（33.7％）、台中市（30.3％）、台南市（29.1％）、高雄市（24.5％）。这些“外漂族”中61.3％曾经兴起返乡工作的念头，起心动念的原因为：生活总开销较少、亲情考量、生活环境适应、工作压力较小等等；然而令他们犹豫的因素依序为：目前工作地点的跳槽机会较多、目前工作算稳定、满意目前的职务、满意目前工作的行业、目前工作的薪水较优渥等等。
而长年来人口向北移动，导致高雄市与屏东县的立委席次自2020年起将分别减少一席。

房价

研究显示，北台湾房价高涨原因是中央政府长期重北轻南之经济布局发展政策所致。
2014年出刊的文献指出，中央政府长时间未在台湾中南部投资能带来就业机会的重大建设，使台湾的人口高度集中北部都会区。多数人自然而然加入竞逐供给有限的北台湾不动产行列，尤其当北台湾受地形因素影响而平地有限（山多平地少），加之不能挪移的特性后尤烈。 近年来林口台地、八卦山、大肚山、后里台地、苗栗丘陵面临大量开发开采“与山争地”，于是这三个地区面临表土冲蚀、崩塌、土石流等土石、砂石灾害的“潜在危机”。 而政府又必须耗费巨资强化上述地区的水土保持。
研究显示，许多北部人并未因居住地区的周遭环境快速都市化而感到更加幸福，反倒有不少人对于水泥丛林的快速扩张感到失望。以林口新市镇为例，虽然日本三井Outlet进驻和机场捷运让交通与生活机能变好，但对于原本环境清幽的林口正在快速消失中，取而代之的是人潮带来大量的垃圾与噪音和环境污染的“新”林口，抵销了捷运和卖场带来的幸福感。 调查发现，林口人最期待未来林口能“保有郊区的优闲气息”（66%）、其次是“更多休闲娱乐设施”（44%）、再其次依序为“交通便利 四通八达”（37%）、“人口更多，更加热闹”（37%）。

太阳花学运

2011年立法院预算中心首度在其出版的【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整体评估报告】中，以“台湾南北区域的经济发展严重不均”为题，发现201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中的计划内容，完全没有任何跟“高雄海空经贸城”计划有关的建设。预算中心批评，“显见马英九政府仍未能积极严肃看待台湾南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将导致的各种严重社会问题”，呼吁政府应严肃看待“重北轻南”的问题并亟思解决之道。
2014年太阳花学运爆发。论述指出，太阳花学运领袖在学运期间发行的《岛国关贱 字》一书中，深入分析时下台湾年轻族群朗朗上口的几个词汇：22K、天龙人、小确幸、白海豚、帝宝等，背后反映出台湾社会中隐含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太阳花学运领袖们在书中控诉：台湾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向资方及资本倾斜、台湾的民主制度没有蕴含转型正义的元素在内、台湾的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媒体财团化等问题，造成时下年轻人面临低薪、买不起房子、南北差距扩大的困境与心中所承受的那持续累积的相对剥夺感。

隔代教养

在台湾的南部地区，隔代教养的现象十分频繁，主要因为缺乏就业机会，使得父母必须到外县市讨生活，而将其子女托育给孩子的祖父母。 许多祖父母也因其儿女、孙儿远赴外县市工作而成为本身便急需关怀的独居老人。
在台湾，都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其经济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环节在台湾长年累积而成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中居于弱势的那方，这样先天环境的不平等导致台湾都市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于比例上有显著高于台湾都会区的未成年怀孕少女。

效应

随着时光推进，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原有在台的加工出口业在世界上渐渐失去竞争力，并开始撤离中南部，转往中国大陆及东南亚设厂。 许多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面临中年失业的危机。此时，北台湾的加工出口业虽也面临大幅衰退，但因有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引进了许多更高产值的新兴产业弥补了旧有产业外移的损失，因此北台湾反倒成为全球化浪潮下的受益者。
1987年代，台湾的传统产业产值登顶，随后几年却节节衰退，反映出台湾传统产业快速自台湾撤退，与此同时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在台湾则是步步高升，并从1993年 - 2000年 的七年间产值迎来爆炸性的增加。 1980-2000年间的二十年，北台湾的高科技与高技术水平产业历经了播种与丰收，台湾经历了产业结构的剧烈转变，高科技产业发展带动了北台湾的区域经济成长，也是台湾从“财富均匀分配”的鉴别分组，走入“财富分配不均”的关键二十年。这二十年，北台湾跳跃式地拉开了与南台湾在经济上的表现，南北财富所得的差距就此成形。 即便2001年起，台湾遭遇了网络泡沫化，高科技产业的经济增长率回归理性，但其增长的态势不变，南北差距的趋势持续延续著。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长期以来在北台湾深耕的高等教育及其相关的高科技、高知识水平产业得到了非同小可的回报。 而教育程度和薪资的连动性，也正是在这二十年明显区分出来。
随着高科技产业在台湾蓬勃发展，获利惊人，造就许多在高等教育培育下，孕育而成的高收入科技新贵；前述那些中年失业的人基于自身经历及时代对比，便会严加督促其子女认真读书，避免阶级复制，继承父母的贫穷以及在社会上的弱势地位。
台湾产业转型的过程将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案例，其他发展中国家将从【台湾案例】中学习到，自己的国家在未来面临产业转型升级时，该怎么做才能让产业革命（或新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重分配，较为广泛性地平等分布给所有人民，让所有人民共享经济成长的果实，而非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中的局部区域或特定族群。

职涯发展

南台湾的区位、产业特征、愿景、进修资源与晋升机会、国际化或薪资等因素在台湾都明显趋于弱势，难以吸引跨国企业投资与高阶人才进驻。台湾的人才与资金持续往北移动。 近年来，投资台湾的跨国企业，例如：Google、Facebook Taiwan，仍只投资北台湾。
台湾的高等教育研究等机构集中于北台湾，使得厂商偏好将相对知识密集的产业（例如：一间公司的研发中心、公司管理高层）或技术要求较高的单位（例如：研发类的职缺）投放在北部。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产业转型完成后几年，虽然中南部也开始出现高科技产业，但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与外溢效益不如北台湾来得明显的原因之一。 因此，台湾的产业转型让北台湾内部各阶层的人都受惠，而教育程度越高者，受惠程度越高。 但因为台湾的产业转型带来的经济效益与外溢效果仅局限与北台湾，因此北台湾与中南部反倒随之出现了明显的财富差距。

中南部高污染工业

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对于南部建设的出发点往往着眼于“发展”、“生产”，而改善民众生活的大众运输建设、高等教育、文化建设等，相较于北台湾来说，形同付之阙如。
中南部的一种观点认为，地方上许多包含重工业在内等极可能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产业在台湾长期扮演着原料生产和资源供应的脚色，地方并因此需要自行负担维持这些产业运作所需投入之相关行政资源（例如：人力、道路桥梁养护、行政程序、治安、环保、教育、......）以及面对例如环境污染等负面的外溢成本问题。然而这样的承担却一直都没有得到相称的财政和建设回馈，久而久之，地方老百姓便开始以“放鸡屎有，生鸡蛋无”来形容中南部的工厂和自身处境。
台湾中南部长久以来都单方面地将生产成果外送到以台北为核心的北台湾。这样的现象与“殖民者之于殖民地”的关系十分相似，意即台北等北台湾是殖民者，中南部则是台北等北部县市的殖民地，殖民者极尽所能地剥削、压榨遭受其殖民的地方，来滋养母国使之逐渐富裕走向繁荣，而殖民地若有任何建设，当然都是为了母国自身发展所需。

国家财富的分配不正义

高雄大气爆的讯息传来，我有满腔的悲悯、愤怒与感伤。...高雄731大爆炸案的根源头在1937年，日本人在后劲半屏山下设置海军第六燃料厂，国府接台后改设中油高雄炼油总厂，但日治时代的管线是架设在地面上，例如沿着高楠公路旁的油管，现今地下管线系统是后来 才化明为暗的，... 1968年，后劲中油高雄炼油总厂设置的一轻...中油是上游，中游大多是当时皇亲国戚、买办 等权势者所掌控。（高雄石化）成为萧万长先生引以为傲的“政绩”之一：“五轻完工后，国际乙烯的价钱大涨，大概三年赚回一个资本额……” 请问多少税金留给高雄人？ — 《外来政权种下的孽》-陈玉峯（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教授）

省籍意识形态对抗

国立故宫博物院于2001年筹设建立故宫南部院区，目的是希望能平衡南北的文化资源差距，让台湾中南部的民众，也能享受故宫的文化资产，故宫南院随后成为“新十大建设”中的一个项目。陈水扁政府在2003年元月核定了国立故宫博物院在嘉义县太保市成立南部院区以带动嘉义的产业转型。
故宫南院从动工到完工15年来历经台湾两次政党轮替，筹建过程中充满政治角力的凿痕。故宫南院成了民进党政府核定并动工，而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建造过程中二度修改核定计划才完成的妥协产物。2009年，新任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在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宣布，故宫南院确定转型为以“花卉”主题，重新定位成“花卉文化博物馆”，引发嘉义县县长陈明文不满，在民进党和南部民众的抗议声中，故宫南院回到原先的定位。
故宫南院在2000年代初期，成了民主进步党主张的台湾主体意识及南北平衡等两个价值；中国国民党所坚持的中国化及“独尊中华文化”两种意识形态的交会处。这样价值上的冲突，使得故宫南院在陈水扁执政时屡屡遭到国民党籍立委杯葛。2009年，台北故宫新任院长周功鑫在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宣布，故宫南院确定转型为以“花卉”主题，重新定位成“花卉文化博物馆”或“西游记主题乐园”，引发嘉义县县长陈明文不满，在民进党和南部民众的抗议声中，故宫南院回到原先的定位。

偏袒闽南人

民主进步党执政后的一系列南北平衡的政策，被一些来自北台湾的学者认为是“偏袒闽南族群”的“政治酬庸”。

北漂

北漂是2018年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引用中国大陆流行词汇北漂来形容高雄因为缺乏就业机会使得大量高雄年轻人必须自高雄市北上到北方县市找工作的现象。引起广泛高雄人的共鸣。
一个论述的产生，都有结构性的因素在背后支撑，使人们得以联想和呼应。
韩国瑜及国民党议员等试图将“北漂”的现象归咎于民进党在地方长期执政，藉以争取在地民众的呼应与支持。
民主进步党没能在十年的中央政府执政期间迅速地扭转长年重北轻南政策下所造成的结构性的不公平，成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在竞选过程中的施力点。高雄市成为2018年台湾选举最受瞩目的选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陈其迈选情备受挑战。香港媒体指出，高雄若被国民党攻陷，民主进步党将濒临土崩瓦解。
国立中山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叶高华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和户籍资料指出，桃园、台中在升格为直辖市后不但吸纳了周边人口，也吸纳了双北的人口，人口不能算是向“北”移动，且人民并没有无户籍的情况，完全可以自由迁移，亦不能算是“漂”，因此台湾并不存在北漂现象。
另有人投书批评韩国瑜将北漂当作选举语言是对高雄人的一种污辱。“高雄人北漂是过去执政者长期以来重北轻南的结果，以前高雄只有高雄师范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其他台大、政大、清大、交大都在北部，家里小孩考上了要不要去念？北部掌握太多资源了。”自越南返台投资的肯信餐饮集团总裁郭毓庭这么说。

天龙国（人）

“天龙人”一词开始是起源于台湾批踢踢八卦板讨论“郭冠英事件”，因郭冠英称台湾为“鬼岛”并自嘲是“高级外省人”，讽刺某些政治立场的本省人是“倭寇”、“台巴子”（乡巴佬）。 
早在天龙国一词诞生前，PTT就已经有台北国一词。而天龙人指涉居住于集全国资源的台北，以台北看天下，歧视其他地区的人。《岛国关贱 字》书中指出，这是台湾缺乏国家发展正义的现象之一。

战南北

战南北简言之，就是台湾南北部人口株笔伐、互戳对方痛处战南北起始于陈水扁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后，时至今日，南北战争的氛围不但没有消停迹象，其烟硝味反而持续在各大网络平台蔓延至今。
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民主进步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而其在南台湾的得票率远高于第二名的宋楚瑜达20%，因此台北媒体指出“陈水扁是南部人 选出来的总统”。陈水扁的当选，除了让“南部”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各种关于“台湾南北”的议题也持续在媒体发酵。
约莫同时，网络上开始出现去论战台湾南北的差异与优劣的战南北文，论战的领域从饮食习惯、人群特质、政治局势、经济情势、天气、房价、物价、穿着、人口数、人口密度、早餐吃什么、生活步调、人情冷暖、工作量、工作强度......，几乎涵盖所有领域。战南北文中常见网友互相称呼对方“台北国”、“南部国”、......等让彼此足以辨识敌我的称谓，双方都把一个台湾区隔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双方都认为这两个国度的人、使用的语言、阶级组成、文化水平截然不同，彼此势不两立。台北国的国民嘲笑南部国国民的穿衣品味、文化水平；南部国的国民则反讽台北国的国民“不曾出国”、自觉高人一等。往往北部人的一句无心之言即能成功引战。
分析两方的言语交换后可发现该言语交换内含两种意识形态：“差距”与“差异”。南部人倾向以“为南部打抱不平”的角度出发，从经济、政治、体育、环境、......各方面来诉说南部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言谈间区分出具有优势地位的“他们”，以及处于弱势的“我们”。 北部人则倾向以异己化的方式来将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界定为“他们”，并且借由贬低他们来证明与自己想法相同且位于优势的“我们”的正当性。这种现象以某些社会学理论看来是寻常的，因为在早期人类的历史中，优势者往往不自觉自己处于优势，也不觉得自己属于优势群体，“他们”的优势身份往往是由自觉弱势的“我们”所界定；而优势者则往往以异己化的方式来将与自己想法不同的人界定为“他们”，并且借由贬低他们来证明或合理化与自己想法相同的“我们”享有的优势的正当性。
1980年代后，由于一些攸关公共利益的社会公共议题，让中南部人与北部人的差异广泛被讨论、论述，甚至出现北部人及台北统派媒体（诸如：联合报、经济日报等）明示或暗示的发表潜藏其自身主观价值判断的言论来形容他们眼中居住在中南部的台湾人，诸如用：“未开化的落后偏乡地方”、“乡下人”、“落后”、“中下阶层”、“想法封闭又保守”、“工人”、“黑手”、“不重视打扮”、“教育程度不高”、“从事传统产业”、“想不到南部也这么进步！”、将入阁的南部地方局处首长称为“高雄帮”、“南部‘觉醒’”、“南部人比较好骗”、“文化沙漠”、“下港人”、“乞丐会看歌剧吗？”、“又老又丑”、“又老又穷”、“北漂”、台客、等将自身归类为自认为是优势族群的词汇及自身对于中南部人跟不上自以为“优势”的脚步的独断认知，而台湾中南部人也以住在天龙国的天龙人来形容不知民间疾苦、高高在上的台北人、北部人。彼此之间一来一往，加深未来台湾南北因贫富差距而出现严重对立与族群冲突的可能。{
台湾各式资源向北台湾倾斜，让中南部的劳工或是学生无论是为了就业或就学而北上，都付出了比他们的台北同侪更多的代价，无形之中，心中持续累积的相对剥夺感越发浓烈，每当遇到来自北部人的嘲讽，中南部人长期根植在心底那股基于对现实资源配置的不满情绪就会涌上心头。那些嘲笑中南部的部分北部人没能意识到，他们今日所拥有的繁华与进步，其实是建立在剥夺其他县市的资源之上。这种结构性的不公平，正是长期以来台湾公共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结果，时至今日仍难以扭转。若不能以同情与理解的角度看待弱势的那方，那么双方长久以来的对立是不可幸免的。

马英九政府时期

马英九政府执政期间，第七届、第八届立法院均由泛蓝主导。
2011年立法院预算中心首度在出版的【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整体评估报告】中，以“台湾南北区域的经济发展严重不均”为题，发现201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中的计划内容，完全没有任何跟“高雄海空经贸城”计划有关的建设。预算中心批评，“显见马英九政府仍未能积极严肃看待台湾南北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将导致的各种严重社会问题”，呼吁政府应严肃看待“重北轻南”的问题并亟思解决之道。。2012年中央政府要求高雄市政府必须为高雄车站调车场迁移到屏东潮州支付十亿元费用，是台湾第一个需要为铁路地下化调车场迁移而负担费用的案例，马英九政府也将高雄铁路地下化作为首个 “铁路立体化建设及周边土地开发计划申请与审查作业要点”的试办计划，高雄铁路地下化的凤山计划高雄需付担45%的兴建经费。高雄铁路地下化是2012年马英九政府推出“铁路立体化建设及周边土地开发计划申请与审查作业要点”首个试办的计划。中央政府据此要求铁路地下化凤山计划，高雄市政府需要负担的经费比例从25％增加到55％，从27亿元增加到约97亿元，比中央政府负担的80亿元还多17亿元。新财务计划颠覆了以往如台北铁路地下化专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需分摊的工程经费比例。由于“铁路立体化建设及周边土地开发计划申请与审查作业要点”，导致铁路地下化出口碍于经费因素，只能设在凤山区大智桥正西方不远处，其意味着高雄铁路地下化完工后不但大智桥必须保留之外，火车于住宅密集区（凤山区北门里）开出伴随的隧道回音将影响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由于凤山计划的经费拮据，高雄铁路地下化工程的引道段出口落在凤山区北门里里内透天厝、大楼林立的住宅区，根据里长表示，北门里长期饱受火车噪音困扰，好不容易等到铁路地下化，也忍受工程施产生的全天候噪音，里长请求将铁路地下化延伸至大智陆桥东侧，不然里民们也只能抗争到底。
任内核定：国道七号、屏东农业生物科技园区二期扩建计划、台中软件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