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被部分文艺界人士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胡风及其支持者与周扬等人的文艺争论被升级为政治批判。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共高层介入文艺争论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胡风等人也因此遭到审判。政治定性后的整个批判运动波及甚广，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认定78人为“胡风分子”，其中骨干23人。该事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场文艺界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
1978年后，经过胡本人的申诉，中共中央在1980年代认定“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为错案，并于198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发出（1988）16号文件，胡风案得到官方彻底平反。

背景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和鲁迅的关系密切，并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较之强调阶级性、反对个性的毛泽东文艺路线，鲁迅和胡风的主张更讲求人性、人道和个性。所以虽然胡风在政治上拥护中共、在文艺理论方面对周作人和林语堂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但也对左联内部当时从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在创作上强调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主张上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以及毛泽东的观点相冲突。早在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同时也有周扬与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1938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后，中国文化界开始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现出与毛泽东等有异的观点。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胡风等人已经受到批评。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对胡风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的批评，是该刊的主题之一。邵荃麟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道路》、《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等文，都与此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排挤的地位。不过对所坚持的路线、主张能取得胜利，他们也持乐观态度，并未料到此后成为被围剿的对象。对于批评和质疑，胡风则也毫不客气的反驳批评。

判刑之后

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均遭停售，即使是恩格斯和高尔基的著作，只要是胡风分子译作，均不得在市面销售，也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四川省芦山县劳动。1967年11月，四川省公安厅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以原政法机关“包庇”了“胡风集团”为由将胡收监。1970年1月，因胡风在报纸空隙写诗，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不得上诉。
同时，“文革”期间，当年胡风事件中与胡风对立的两位主要人物：周扬和舒芜，乃至一大批文艺界人士，纷纷以各种形式遭到整肃，周扬入狱，舒芜则早在反右运动期间就被定性为“右派分子”，文革中也历经磨难。

三次平反

1978年底，无期徒刑判决被撤销，胡被释放，发还财产，安排为四川省政协委员。然而胡风对1965年判决不服，于1979年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诉，陈云批示由公安部复查。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胡风不接受平反文件，拒绝签字。
胡风得到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1985年胡风逝世，但胡风的家人对1980年并不彻底的平反、尤其是官方悼词不服，胡风遗体在很长时间内并未下葬。这年4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公安部发出[85]公二字50号文件，正式撤消了1980年第一次平反文件中对胡风“历史问题”的措辞。
1986年1月，中共中央公开撤消对胡风的政治历史结论。1月15日胡风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在悼词中说，胡风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
此后中宣部起草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下发了为胡风平反《补充通知》（全部撤销了1980年结论中三个政治性结论）以征求意见。然而，由于1986年底出现政局动荡，胡耀邦下台，中宣部部长易人，《补充通知》延后到1988年发出。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正式撤消其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才被彻底平反。

历史遗留及影响

当时的中共认为，利用胡风事件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进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正确且必要的。其直接成效是，仅仅两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29230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还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小集团”。据陆定一后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拟定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审查于1955年6月开始，到9月中旬时，已“仔细审查”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11000个集团和派别。但至1980年代，胡风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胡风案件也被官方承认为一大“冤案”。
对于胡风案件的反思也一直没有终结。胡风在后来回忆为何遭到整肃时指出，因为毛泽东“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以李新宇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对胡风的批判已经是对鲁迅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整肃也成了对鲁迅思想和文学方向的整肃。责任方面，无论中国大陆内外，文学界普遍认为，中共尤其是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有观点认为，舒芜的信只是给予毛泽东一个“可以下的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加之纠缠不清的文艺流派之争甚至“文人相轻”的传统，产生了政治定性、群起攻之的历史悲剧。进入21世纪，谢泳等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制度层面，指出五十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甚至贾植芳曾说，“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
胡风案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也被视为文革的“热身”：凭空捏造、舆论动员、全国声讨，从行动到大批判语言都惊人的类似。由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的道德败坏倡导，导致此后打小报告、作窃听机器者群起，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溃，假大空盛行。同时，当时的大陆媒体，尤以《人民日报》为首，受到政治干预，完全成为政治宣传机器，用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闻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损害。”
由于胡风案件已有定论，今天的史学和文学界公认为，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对胡适、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风，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和清理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由于时代变迁，带有民国身份的诸多知识分子“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虽然1955年之后胡风案及其带来的整肃运动最为狂暴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最为脆弱、敏感的文艺界批判后的萧条表现的尤为明显。此后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界的紧张氛围。19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笔，前解放区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刻板印象、公式化现象严重。而对胡风案和此后的整肃运动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肃反的扩大后来为1957年“鸣放”运动中表达最多的一个话题，同时缺乏真实客观的信息为依据，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效果也受到了影响。一定程度上为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