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爭

东林党争是指明末东林党与阉党以及其他政坛派别之间的争斗，“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柱，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东林党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在东林党之外，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统称为齐楚浙党（后多加入阉党），东林党争几乎是东林党与全国朋党集团之争。

东林党简介

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妖书案、明末三案、京察之争，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无锡人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宋代杨中立主讲的无锡东林书院，开始讲学，提倡“知辅行主”、“崇实黜虚”、“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学问必须躬行实践方有益”等，而“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明史·孙丕扬传》说：“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他们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时政等意见，得到广泛支持，同时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对。同时期的浙江宁波人沈一贯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结成东林党的反对派，被称作“浙党”。以湖北人官应震、吴亮嗣为主的“楚党”，和山东人亓诗教的“齐党”皆依附于浙党。其它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还有‘宣党’和‘崑党’，这些合称“齐楚浙党”。齐楚浙党与东林党相互攻击，是为“东林党争”。
党争绵延数十年，几无宁日。《王学质疑》提要说：“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夏允彝《幸存录》在“门户大略”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于趋之，此东林、浙党所白始也。”《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亦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党争起源：京察之争

1593年4月（万历二十一年三月）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的癸巳京察，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有大批的大臣被罢免，吏部文选郎吕胤昌、给事中王三余，均被斥黜，引起轩然大波。事后言官又劾论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庭、主事袁黄（袁了凡）。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楚太子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资治通鉴三编发明》说：“楚宗事至是几十年矣，而廷臣犹以世卿右王之故，相继论劾，借端攻击，报复相寻，朝事已不可问”。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亓诗教、周永春）、楚（官应震、吴亮嗣）、浙（姚允文、刘廷元）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1620年（泰昌元年）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启用。1623年（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明末国子监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
1623年（天启三年）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楚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东林党狱

明熹宗时，政治极度腐败，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自称“九千九百岁”，独揽大权，但是因魏忠贤受到东林党人的排斥，只好结合了齐、楚、浙党等失意的士大夫，组成阉党，因为反对者甚夥，忠贤施行恐怖统治，他控制厂卫特务机构，爪牙遍及各地，实行血腥镇压。他又拆毁全国书院，许多东林人物被迫害，朝野忠良尽去，边防将帅或贬或死，如熊廷弼被下狱问斩，不只是因为辽东失守，也是由于魏忠贤的陷害，最后以“坐赃行贿”罪遇害。天启六年，魏忠贤又逼死了高攀龙、杀害了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东林七贤，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东林党在北京朝廷中显露了的势力几被消灭殆尽，时东林“累累相接，骈首就诛”，但东林党根基深厚，势力仍在，并且东林党南方的力量几乎未被触动，这也是日后崇祯登基后东林党反扑的力量来源。
明思宗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东林党在崇祯初年暂时抬头，但明思宗又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在斩杀袁崇焕后，东林党的声势又告衰落。皇帝最后只能信任宦官，阉党势力复起。
东林诸君子大都知直不知曲，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争意气而不争是非，君臣之间尤喜意气用事，明神宗则因为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号称国本之争，最终虽屈服于众意，竟置宗庙社稷于不顾，深居后宫，不上朝理政达三十年之久。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东林中亦多败类，及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之人。”“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凡不合东林人士法眼者，就被视为小人，齐、楚、浙党不一定心服阉党，但一时走投无路，大多投靠魏忠贤门下。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之父魏见泉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是好友。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但赵南星却因为魏广微与魏忠贤有交情，绝不与通，更逢人便说“见泉无子”，以羞辱魏广微。于是广微深恨不已，怂恿忠贤镇压东林党人。近人高阳批评赵南星“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政治改革的士大夫团体。”

南明时期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一直延续到南明；阉党的阮大铖打击东林党人向来不遗余力，本来阮大铖和东林诸君子关系不错，但受到赵南星的打压，最后干脆倒向阉党。当时东林党人因为与国本之争时，与福王朱由崧的先人朱常洵有过节，力主拥立潞王朱常淓，所以史可法写信给马士英说明福王朱由崧“七不可立”，马士英却抢先拥立福王。史可法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两难。传奇《桃花扇》记载阮大铖刻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沈昆铜、沈眉生等人，结果反被责打一顿，后来阮成为南明重臣，立刻展开报复行动。
永历朝又有所谓吴楚党争，是瞿式耜与广东军阀李成栋、广西军阀庆国公陈邦傅之间的斗争，楚党的幕后人物为瞿式耜和李元胤、袁彭年、丁时魁、蒙正发。吴党有堵胤锡、陈邦傅、王化澄、朱天麟。堵胤锡等人主张联合原大顺军和大西军。何腾蛟、瞿式耜则排斥农民军。吴、楚党争使得南明与大顺军、大西军的战力始终无法整合，最后亡于清军之手。

南北党争

甚至是到了清初都还有明末党争的阴影，如顺治时期冯诠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冯诠原是依附魏忠贤的阉党，而陈名夏是东林党之后。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立即反映，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浙江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纷纷上疏支持吴达。多尔衮最初未表态，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公开申斥龚鼎孳，并将李森先革职。孙之獬也被革职，永不叙用。
康熙时，党争与满族权贵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康熙帝深知党争之害，但鉴于满汉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加以整顿，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总称汉人官员为“蛮子”，甚至骂道：“蛮子那（哪）有一个好人！”「但谓明之亡、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为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