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市

历史

自贡历史悠久，因盐建镇、置县、设市。自贡是由自流井和贡井组成的双子城域，而建市前，自、贡分别归属富顺县和荣县。自贡以盛产井盐闻名，自古素有“盐都”之称。自贡有文字可考的井盐生产发端于东汉僚人活动时期，经魏晋南北朝“僚人入蜀”后渐具规模（城镇亦正式形成），闻名于唐宋，鼎盛于清末民初。太平天国时期及抗日战争期间，两度川盐济楚，说明了以自贡盐业为主的川盐在中国的重要性。

北周以前

远古时期，自贡东、西部分属巴国和蜀国，荣县归蜀、富顺归巴，但实际上自贡并未得到两国的有效治理，仍属于化外之地。
自贡历史文明的滥觞源于庸国盐业文明的徙入。公元前611年，庸国为楚庄王联合秦国、巴国所灭，而庸国被楚国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占据了巫溪宝源山盐泉，籍以控秦。于是，掌握了盐业开采技术的庸国后裔追寻着盐资源从云梦泽（长江三峡腹地）南迁，融入到华夏人、巴人、濮人、僰人、僚人等族群中，形成了自贡最早的原住民族，被华夏人统称为“僚夷”或“土僚”。煮泉盐、岩盐的技术也在传入自贡的过程中不断发展。
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年），诛蜀侯绾，国废，改立郡，是为蜀设郡之始。荣县为蜀郡辖区。秦惠王时期，在巴郡的雒水（沱江古称）下游西岸今富顺境内设金川祠和金川驿，得名于雒水的别称，“亦谓之釡川，则以其盘绕县治，有若釡形然”,“南距戎泸，北走普资”，交通位置十分显要。
这个时期，秦国南方的夜郎国逐渐发展壮大，其疆域北境到达自贡市之南。时自贡市境东属巴郡，西属蜀郡，南属夜郎国，主要处于僚人（夜郎主体民族之一）的活动范围。考古专家在贡井区、沿滩区及周边地区发现大量秦汉时期崖墓，符合僚人的丧葬习俗。
秦朝统一中国后，为了有效地控制夜郎、百越等地，秦始皇修筑了通往西南夷的五尺道。当时五尺道的起点就大致位于巴郡、蜀郡和夜郎国三地交汇处，即今自贡市邓关镇地域附近。五尺道后来扩展为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或盐马古道，成为自贡进行对外贸易的重要商路。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分割巴、蜀置广汉郡，包含了今自贡。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分广汉郡南部及新征夜郎国北部置犍为郡。“犍为”得名于山的名称。犍为郡领江阳、南安、武阳、资中、符、南广、汉阳、朱堤、堂琅等县，富顺归为江阳县、荣县（此时包括自流井、贡井）属南安县。西汉时期，自贡地方冶铁业的发展为后来的盐业开采打下了基础。考古学家已经在曹家坪水库下游的东北坡地上发现了铁炉嘴冶铁遗址，年代查勘为西汉。
东汉章帝时期开凿的富世盐井为自贡盐业历史的起点。在犍为郡管辖时期，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手工、冶炼业的发展，自贡的雒水（即今沱江）之滨（今富顺县城关镇）掘出了一口盐井，相传是僚人领袖梅泽在今富顺境内打猎时发现的。。于是自贡地区开始生产井盐，并逐渐因盐业兴盛起来。因此，梅泽被人们尊称为自贡盐业始祖和盐井之神。东汉时，崔骃在其《博徒论》中也有提到。
蜀汉时期政府对制盐业十分重视，诸葛亮甚至亲自到盐井煮盐，盐业成为蜀国军事的支柱。由于盐业逐步发展，建安十八年（213年），益州牧刘璋又从犍为郡中分设江阳郡，将南安县东境部分地区（大致是自贡市区）划设江阳郡。荣县境仍属南安县。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今富顺境内的盐井在当时出盐最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得名“富世盐井”，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富世盐井深度达77.5米。公元310年前后，由于“永嘉之乱”，江阳郡江阳县闾里为墟。
成汉李雄据蜀以后，僚人大量迁徙入巴蜀盆地，和汉人杂居一同成为自贡的主体民族，邓关、贡井梭儿坡、大佛岩、雷公坡至今仍存在大量“蛮子洞”（僚人石洞）。同期，僚人开凿出“大公井”，是自贡主市区最早的盐井，与富世井齐名。。
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为整合盐铁资源，置为冶官县，包含了今荣县西境局域和犍为县东境局域，治金井。“有盐有铁，故曰冶官。”这为自贡的建制打下了基础。
萧齐初年（479年），僚人占据了铁山地区。僚人利用这里丰富的盐铁资源，掳劫汉人发展盐铁生产，迅速强盛起来，成为赫赫有名的“铁山僚”。南齐末的东昏侯永元三年（501年）将“南安郡”侨置于荣县西境来牟镇，辖南安、华阳、白水、乐安、醒道五县。梁朝时期设置泸州，富顺县和自贡市区皆属泸州江阳县。

北周隋唐五代

北周时期，由于盐井的开凿和生产、交易，大公井和富世井和一带聚集了大批的工匠和商贩，围绕盐井形成了人烟稠密的集市，这是贡井市区和富顺县城的雏型。天和二年（56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析江阳县北部富世盐井及其附近地区置雒原郡、富世县（以井名命县名），从江阳分化出来，是为今富顺境域设郡立县之始。同期，废南安郡，又在今自流井和贡井建公井镇（因附近有著名盐井曰大公井，故井名命镇名），仍属富世县，这是自贡市区城镇的肇始，公井镇是为今自贡市最早设立行政建制单位之始。
隋开皇二年（582年），雒原郡废，富世县再次地入泸州。开皇三年（583年）在自贡外西北方设立威远戍，派兵驻守，打击了僚人对自贡盐业开采必需的铁山资源的垄断。开皇十年（590年），南安县置大牢镇（在今五通桥金山镇），十三年（593年）改镇为县，时荣县境在大牢县内，从南安县（今乐山）分化出来，是为今五通桥境域立县之始。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泸州改为泸川郡，统泸川、富世、江安、合江、绵水五县。
唐武德元年（618年），为整合掌控铁山盐铁战略资源，割资州大牢、威远二县置荣州，治公井镇（今自贡市贡井区），公井由镇升县，今自贡市区又从泸州富世县分化出来，公井县和荣州是为今自贡市区最早立县设州之始。唐高祖武德九年，撤销了来凤县（今隆昌县北部双凤驿地区）的建制，把它划归富世县。贞观元年（627年），分大牢置旭川县（因附近有盐井号旭川，取以为名），治今荣县城关，今荣县从五通桥地区（大牢）分化出来，旭川县是为今荣县最早立县之始。时荣州领县六：公井（今自贡市区，还包含了今宜宾和南溪的北部地区）、旭川（今荣县城区）、应灵（今五通桥）、威远、资官（今犍为县局部）、和义（招和夷僚，今分属自贡、威远、内江，隋代旧县治在内江龙门镇，唐代新治所在今自贡市大安区何市镇和仙市镇）。同年，分威远县为婆日、至如二县，因荣州境内丰富的盐铁资源而得县名。“婆日”是僚语“铁山”的意思，县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威远县县城严陵镇及西北部区域；“至如”则是僚语“盐”的意思，县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自贡市西北和威远县东南区域。唐贞观六年（632年）荣州州治由公井县移旭川县，荣州的中心区域从自贡市区移往荣县县城。贞观八年（634年），将婆日、至如二县并入威远，县城从此留下“婆城”之别名。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富世县改名为富义县。唐中宗景龙二年，将宜宾北境及野容山（荣县山脉分两大干，北曰铁山，南曰野容山）一带的云州及罗永，云川，湖连三县裁撤，一并列入荣州大牢县。
唐朝自贡的冶铁业达到鼎盛时期，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荣州贡铁”，清同治《荣县志》记载：“铁厂铺……诸葛武侯铸兵器，唐贡利铁，兹一古冶也”。民国版《荣县志·山脉》载：“铁厂铺……唐贡利铁，兹一古冶也”。铁器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井盐开采。统治者对自贡盐业十分重视，开元十二年（724年）三月，唐玄宗第六子李琬改名李滉被分封到自贡，成为第一代荣王。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荣州为和义郡，辖区未变，此后八位皇子封为和义郡王。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和义郡复为荣州，咸通三年（862年），李㥽被侄子唐懿宗封为荣王。唐代荣州、富义所产食盐远销湖北、江西等地。玄宗以后，以西川节度使充任富义团练营监。
前蜀和后蜀时期，盐业仍然发达，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曾以尚书左仆射兼领富义营监团练和发运等使，也就是说，以宰相兼任自贡地方政府官员。

宋元明

北宋初年，富义县升富义监，隶属潼川路，这是今富顺第二次从泸州分化出来，升格为监，与泸州平级，辖区相当于现在的富顺县和隆昌县等地；荣州仍辖旭川、公井、应灵、威远、资官五县，隶属东川路。乾德五年(967)，荣州和义县撤废，部分地区划入富义监。太平兴国元年（976年），避宋太宗赵光义讳，富义监易名为富顺监。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朝廷选派太常博士周延俊任富顺任知监，修文庙，办书院，儒学开始在自贡大力传播，此后土著僚人在文化上逐渐被汉人同化。治平元年（1064年），置富顺县（今县名始于此），隶属富顺监。治平四年（1067年），为避刚登基的宋神宗赵顼名讳，旭川县改名荣德县。熙宁元年（1068年），富顺县废存监，即富顺盐监；四年（1071年），公井县废并入荣德县，复以“公井”名镇，其县南赤岩等山区（今宜宾和南溪北部）亦划归富义监。庆历年间，由于卓筒井问世，采卤从大口浅井变成小口深井，使得自贡井盐业不断发展壮大，富顺监产盐区域开始向西北方向拓展，逐渐形成了以邓井为中心的下五垱盐业集中区，荣州公井产盐区也向东南方向延伸，这成为自贡市的最初雏形。
南宋时，由于自贡盐业的鼎盛，朝廷在自贡恢复了荣王的封爵。开禧元年（1205年）五月宋宁宗赵扩召卫国公赵俨为皇子，赐名贵诚，封于荣州，立为荣王（自贡荣县中学校内原存宋朝“荣王布政碑”，十年动乱中碑亭被毁，该碑下落不明），筑荣王旧城。开禧三年（1207年）十月，皇子俨入主东宫，改名为赵洵。嘉定十三年（1220年）八月，皇太子洵夭亡。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宁宗驾崩，权相史弥远联同杨皇后废太子赵竑为济王，将宗亲赵与莒改名赵昀，立为帝，是为宋理宗。理宗即位后，追封其父赵希瓐为荣王，而理宗之弟赵与芮则在自贡袭爵为荣王。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年），因南宋光宗皇帝赵惇曾在自贡任过荣州刺史，尔后荣州以天子的“潜邸”升格为府，便以宋光宗的年号升荣州为绍熙府，这是自贡历史上第一次升格为府。绍熙府是一个因自贡盐业的兴盛而特别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一度成为“一大都会”。端平二年（1235），蒙古兴兵灭宋，绍熙府也遭兵灾，以致“户口狼藉”。荣王赵与芮（其子赵禥即后来的宋度宗）亦从绍熙府（自贡）逃往绍兴和临安（杭州），从此荣王不在荣州领地。由于绍熙府（自贡）是南宋政治、经济地位重要的城市，封地于自贡的荣王在宋室中辈份较高、与皇室关系最密切，故有“蜀若不守，江浙自摇”之说。于是，端平三年（1236年）绍熙府择地东迁徙治鸿鹤镇（今自流井区鸿鹤坝）。然而，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军队第二次全面进攻南宋，蒙哥汗率主力猛攻，绍熙府和荣王旧城皆废。
咸淳元年（1265年），蒙古军占据盆地大部，当时富顺是州级的监，抵抗不住元军骑士冲杀，就把监府迁到虎头山，高筑城池，就建了内城和外城。抗击蒙古军队，英勇奋战，誓死不降。富顺整整坚持抗元十年（1265-1274年），因此，富顺的虎头城是举世著名的抗元名城。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知监王宗义举城降元，监废，治所由虎头城迁回原地。
元朝通过暴力屠杀的方式夺取了巴蜀盆地后，建立行省制。元宪宗八年（1258），绍熙府俱废，地入嘉定府，这是自贡市区和荣县在历史上第二次并入今乐山地区（嘉定）。至元十二年（1275年），置富顺安抚司，二十年（1283年）罢安抚司，升为富顺州，隶属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叙州路。绍熙府旧地民众为反抗蒙古统治，私开盐井，杀害官府巡卒。元朝官员赡思捕其首领，请求朝廷安抚，至元四年（1338）元朝设置绍熙府军民宣抚司、绍熙路总管，兼置都总使司，自贡市区和荣县再次从今乐山地区分化出来。元顺宗至元六年（1340年）十一月撤销绍熙军民宣抚司。元末，复置荣州，属嘉定路。
明洪武四年（1371年），降富顺州为县，归属叙州府，南赤岩一带山区也划归宜宾县和南溪县。明洪武九年（1376年），降荣州为县（包括今荣县及自贡市区），属嘉定州。明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截撤威远，并入荣县，十三年（1380年）十月，复置威远县。明永乐年间（1403—1424)，青山峡以南的赵化镇、落来镇（今怀德镇）及泸阳镇（今富顺县长滩镇）划归富顺县，并设赵化巡检司，管理当地军民政务。明代灭明氏大夏政权统一四川后，大量的湖广农民迁入富顺、荣县，引进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优良作物，农业经济飞跃。到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富顺人口激增至12.3万，成为当时巴蜀盆地最大的县。明嘉靖八年（1529年），因荣县公井镇之盐上贡朝廷，改称“贡井”。后因新罗井，设新罗盐课司，改称新罗镇，又将荣溪以东新罗镇所属的自流井和贡井从荣县划出，归属富顺。其时因为富义盐井“淡水渗溢，灶丁淘远近井赔课，而此井遂废”，盐业生产中心从富顺、邓井关一带向西转移，自流井盐场始兴起，遂与贡井齐驱并驾。盐户遂膨大起来，所雇雇工日渐增多，雇佣劳动的工人逐渐形成。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自贡产生了中国内地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划出富顺县东来凤黔及隆桥驿为中心十四里之地（约占全县15%的区域），新设隆昌县，县治就设在隆桥驿附近。这就是今天隆昌县的由来。富顺监的建制也取消了。但是，很快又把富顺监的建制恢复起来。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皇室朱至深被封为“富顺王”，但只享禄而不就藩。明朝在县级政区中封王建藩还是少有的事，正是自流井和贡井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日益重要。随着井盐业、金融业和商业的发展，富顺（包括今自贡市区和富顺县）成为盆地内物产最丰富、人口最多的富庶地区，有“金犍为、银富顺”之誉（犍为实指五通桥，富顺实指自贡）。文教发达，出现了“景泰十才子”之一的晏铎和“嘉靖八才子”之一的熊过。
明末，国势衰微。大顺元年（1644年）复设贡井镇，称富义盐场。明崇祯（或清顺治）年间的“张献忠之乱”导致自贡惨遭军事蹂躏，生灵涂炭，户籍荒凉，百里无烟。人口基本为之一空，少数幸存者逃往蔺播山区（今遵义市）避难。清灭张献忠政权，盆地内又起兵反清，叙州大捷后，自贡纳入南明版图中。南明永历年间，清军再次入川，在川东北建立了政权．而川南之富顺、荣县仍为南明一隅，但却多风雨飘摇，官不理政，民不聊生，盐场并停灶歇，人心惶惶清。最终自贡被清军占领，清兵杀烧抢掠，死亡无数。

清朝

清初自贡人丁锐减，于是免征赋税。顺治后期，开始对盐征收一定税费，称为“小票”，但盐场仍然一片凋敝。康熙十九年，当新任富顺知县钱绍隆赴任时，看到的竟是“路无行人，道准荆棘，空城不闭，翼火无烟”，简直是一座空城。北至自流井的“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盖五月余矣。”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廷组织湖广、江西、广东、福建移民进入自贡，在荒芜的土地上重新开拓文明。
康熙年间，自贡人丁滋生，运销量扩大，有“改票行引”之议，盐商要运销食盐，需向官府购买“盐引”。清康熙六年（1667年），废威远，并入荣县，康熙十二年（1673年），升嘉定州为嘉定府，仍辖荣县。十三年（1674年），复设威远。二十年（1681年），威远第三次并入荣县，雍正六年（1728年），第三次复置威远县。雍正年间，清廷正式建立和推行“引岸专卖”的盐政制度，就是“清查井、灶产盐实在数目，配引行销。并令地方各官，查明户口之多寡，计口授盐，定额销引，以期私贩敛迹，官引疏通”。清雍正七年（1729年），自贡盐业的发展引起了清世宗皇帝的重视，他亲自下诏将自流井从贡井属地划出，仍属富顺县，而釜溪河以西的贡井则划归荣县，并在荣县下设贡井县丞署（分县），富顺县下设自流井县丞署，专署盐政。从宋代到清代，富顺（包括今自贡市的自流井、大安，沿滩三区和贡井区小溪镇及富顺县）文教兴盛，到清中叶有了“才子之乡”（富顺才子内江官）的称谓。清乾隆年间，自贡已经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大盐场，这一时期在自贡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票——“同盛井约”。
由于自流井、贡井的并立，大抵嘉庆、道光年间，“自贡”这个称谓开始在富荣盐场出现。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后，英法联军强迫清庭大量赔款，其中一部分赔款就从自流井的盐税中提取，从那时起，在自流井就设立了英法两国的盐税抽取协理官员，两国均在当地建设了协理公署。随之，自流井涌来不少外国的商人和传教士，建设法国天主堂，基督教堂、福音堂、福音医院等。
然而，从清代开始实行的引岸制度，不仅延缓了自贡的资本主义进程，而且由于它将全国划分成若干区域，每一区域只准若干世袭盐商专卖，不准跨区域自由买卖，否则以私盐治罪，这就限制了自贡地区盐场产盐销量，进而妨碍了盐业生产的更大发展。长期以来，两湖地区所需的盐都被淮盐所把持，广大湘鄂地区除湖北省施鹤八属历系川盐楚计岸销区外，其余全系淮盐引岸，川盐占其市场份额非常小。客观地说，川盐与淮盐相比，具有多方面的竞争优势，就连长期抑川盐而扬淮盐的清两江总督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川盐具有比淮盐更多的优点。
清朝中叶，举国动荡，一切文物制度莫不发生剧烈的变动。咸丰九年（1859）中秋日，李永和和兰朝鼎在云南起义。自庚申岁九月初起，义军先后会集于富顺县牛佛镇。这时，本来是前往富顺镇压起义的重庆府镇清军统领张大同也在自流井陕西庙发动起义。十月初六，李、兰起义军建都牛佛镇，仿太平天国制，李永和在天后宫自立为顺天王。咸丰末年，自流井盐绅为抗拒“李兰义军”发动了激烈的“大安寨之战”。由于自流井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自贡盐商不得不修筑“三多寨”抵御农民军的入侵。同一时期，洪杨起事，“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盐政遭受重大的冲击，尤以两淮盐区最甚。太平军攻克江宁（南京）后，据以为都，扼长江天险以为固。是时，江运中阻，淮盐势不能运抵湘、鄂各省；若淮盐片引不至，则民众有淡食之虞。在此情形下，两湖势必要调借他盐，以调济民食，清廷乃饬令改以川盐销楚，给川盐以广阔的两湖市场，于是有“川盐济楚”。“川盐济楚”实施相当有成效，楚地得免淡食之虞。第一次“川盐济楚”给自、贡盐业的急剧发展带来契机。丰饶的资源、精湛的技术、广阔的市场、高额的利润，使自、贡井盐业步入鼎盛时期，独执四川井盐业之牛耳。自流井迅速发展成为了盐都，誉作“富庶甲于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大批盐商在也此时崛起，“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自贡成为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工场，“盐都”之谓由此而来。在中国西部，经济地位十分显赫。十九世纪中叶（清朝咸、同之际），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到四川旅行考察，虽然他十分遗憾自己未能到神往的自流井去做实地考察，但他却满怀兴奋地向人们诉说，井盐“最重要的产地为自流井”，这一带地方“是四川人口最稠密、最繁荣的地区”，作为学者、旅行家他还殷勤地“奉劝旅行者，从主要公路去参观这些不可思议的古迹吧！在全世界我们能再找到一个年代这样久远和规模这样宏大的企业吗？”
清光绪十四年（1888），美国传教士赫斐秋（弗吉尔·哈特）沿着李希霍芬的足迹，考察了自贡。哈特在“这座异乎寻常的丘陵城镇”，“看到这里显示出其它城镇见不到的富裕和商业繁荣景象”，进而告诉人们，“这座城市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此时这里从陕西来的钱商有上千人，有几百商人来自江西，还有数千名做生意的人来自中国其它地方。这些事实充分显示了这里是个巨大的贸易中心。这里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保卫着政府在盐业贸易方面的利益。”他感慨万端，撰写了《自流井考察记》，向全世界广为宣传。
引岸制度废除后，富庶起来的自贡盐商为摆脱省府的政治束缚，开始用实际行动反抗省、县对自贡盐场的管制。同治二年，富荣盐场设水厘局，增抽水厘，这当然增加盐商的负担。已捐了候补道的大盐商王余照（王朗云），与另一位大盐商颜晓帆等人合谋，指使盐工捣毁水厘局。富顺县知县传讯王余照，王余照态度傲慢。知县大怒，将他抓进牢房。然而，当时全国数省遭灾，王余照向清廷又捐银七万两赈灾，朝廷立即在他候补道上加按察使衔（省政法负责人），赏二品顶戴。圣旨一到富顺县，王余照头戴红顶花翎，身穿紫色朝服，阔步走出监狱。水厘事件不了了之。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以疏销缉私为由，先后在犍乐、富荣两大盐场创办官运局，实行官运商销。这大大触伤了以王朗云为首的大盐商的利益，王朗云凭借自己与京官的关系，不断上访户部，都察院。丁宝桢则以王朗云先前阻挠水厘之征未能惩办，现又一再控他办理官运，决定严厉惩办。于是将王朗云所有劣迹上报朝廷，引得慈禧大怒，颁下懿旨“似此持势横行，亟应从严惩办，着即先行革职，交丁宝桢提省确切审办，以示儆惩。”
在中国古代，“一两白银一两盐”，盐业的巨大利润吸引着各省盐商纷至沓来，形成了自贡历史上的移民高潮。各地商人均逐鹿自贡的“白银贸易”事业，于是形成了自贡这座移民城市。《富顺县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蜀民多侨籍，久犹怀其故土，往往噱金为公产建庙会，各祀其乡神望” 。这种庙会，又称会馆，虽名为供奉神灵，其实是为团结同籍人士互帮互助，排难纠纷的同乡组织，以达到“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的目的。此时，自贡各区县镇的的会馆庙宇建筑就很快发展起来，涌现出西秦会馆、川主庙、湖广庙、江西庙、南华宫、天上宫和天后宫等一大批会馆庙宇建筑。
自贡历代驻军不断，争夺激烈。实乃丰富的盐业利税使之成为了一个不设防的军事特区。清代的安定营等军队也展开了激烈的盐利争夺战。为了保护盐场，维护盐商的利益，地方盐警队和私人武装民团大量出现，其主要职能是范私盐、保护盐船盐队以及武装押运银两。这些地方或私人武装的常年经费，均由盐业资本家支付。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自贡是辛亥革命家吴玉章的家乡，也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第一发起地，第一个从清王朝统治下宣布独立的区域。1911年吴玉章归国后回到四川，与王天杰领导并策动荣县独立。荣县独立是辛亥革命的首次成功之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比武昌起义早了足足半月，“首义实先天下”。
1904年，在吴玉章《劝游学书》的影响下，谢奉琦、龙鸣剑、雷铁涯与但懋辛等15名自贡人东渡留学日本早稻田等大学，许多自贡留日学生逐渐形成民主革命思想，在孙中山等人的影响下参加反对满清、谋求民主独立斗争，先后加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1906年4月，吴玉章加入同盟会，与但懋辛同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是年冬，孙中山委派谢奉琦、熊克武、佘英返国，任命谢奉琦与熊克武、黄复生同为四川省主盟人，筹划武装起义。自流井曹笃、荣县王天杰、赖君琦等22人经谢等组织发展加入同盟会。是年雷铁厓在日本创办《鹃声》杂志，积极鼓吹革命。1907年，吴玉章在东京创办《四川》杂志。雷铁厓为《四川》主要撰稿人，并在《民报》、《复报》等报刊大量撰文宣传民主革命学说。1908年，谢奉琦主持发动宜宾起义，因事机不密，遭清廷残酷镇压。后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追赠谢奉琦为陆军中将，谥“章左将军”。同年龙鸣剑奉命返国，在云南发动组织同盟会的斗争。1909年，龙鸣剑返四川成都组织同盟会斗争，是年雷铁厓亦奉命回国，在上海发展盟员，宣传革命。1910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1911年3月到5月，龙鸣剑、王天杰等人在荣县、贡井、长土、姚家山、艾叶、寨子岭等地大办民团，组建革命武装，准备起义。6月至7月，富、荣两县先后成立保路同志分会。9月7日，成都发生赵尔丰屠杀请愿群众的血案，龙鸣剑与自流井人曹笃等缒城而出，在锦江投放“水电报”数百枚号召“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9月25日，王天杰与吴玉章在荣县打开牢房释放被捕党人，并率队驱逐清官吏，组织民众在学衙门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军政府，自理县政，脱离清廷独立。当年9月底，同志军进攻自井，富顺知县逃跑。11月25日，自流井巡防军徐统领被迫宣布脱离清廷。11月29日，同志军各路入驻自流井。
同志军进入自流井后，以周鸿勋为领队的进驻陕西庙，号称“川南都督”。此时，为了维持他的队伍开支，便强行将滏溪河沿河的盐船上的盐进行拍卖。这激怒了自贡盐商。自流井的盐商暗中推举当时的盐商王禹平为代表，到叙府勾结滇军，赶跑了自流井的全部同志军。当时，成都方面的经济来源大部分都是依靠自流井的盐税。滇军进占自流井以后，将自流井的盐税独霸，使成都方面十分地愤怒。此时，成都军政府便派出由周俊带领的他们的第一师进兵自流井。省议会等各方都来调停，当时重庆方面的蜀军政府也派出代表前来自流井与滇军进行调停。滇军离开自流井以后，成都方面的周俊部进驻自流井，向自流井盐商收取军费开支。
自贡独立后，随着盐业经济的发展，盐业资本家和新贵族的成长，使他们要求政治上当权，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到清末民初，自贡的市政管理已经成为以商人为主体的管理系统。1911年12月30日，自、贡两地区的同盟会员和地方人士，经筹商成立了自贡地方临时议事会，首次将自、贡连接起来。自贡地方议事会率先在全省提出了“破案均税”的盐政变革，并始终保持盐产在400万担以上，成为这个时期变革领先的特区。各界在自流井井神祠召开大会，推举自、贡两厂议事会议员60名，其中常驻议员12 人。议事会仿西方行政之法，设三权分立的机构，并遣派专人负责辖下自、贡两井八大盐垣，贡井苟氏坡、黄石坎、席草田三垣（今贡井区贡井街、艾叶镇、筱溪街、长土镇一带地域）列入辖内。临时议事会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贡地方的盐业资产阶级试图完整地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的形式移植到中国内陆这块土地上．临时议事会甫经成立，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便具雏形。自贡地方议事会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民主议会，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商人政府。1911年底的自贡地方议事会比1912年的南京临时政府设立得更早，因此，它实际上成为华人社会第一道民主的曙光或中国民主制度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自贡地方议事会便欲谋求自、贡脱离富顺、荣县而实现地方自治和民主独立，合组而成为统一的经济、行政实体——“新和县”。“新和县”以自流井、贡井两厂为中心，联合附近威远县、宜宾县之一部分。但在民国元年7 月，“省临时议会”召开前夕，富顺、荣县、威远、宜宾四县代表不甘示弱，“争发传单，猛力攻击自贡设县”，与自贡驻省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他们“深恐自贡设县后县境缩小，加重各该县负担”。因此设县失败。然而，省议会鉴于自贡盐业经济的重要，自贡盐业资产阶级势力的强大，为缓和政府税源供给地与四县的冲突，不得不让步，采取了折中的手段，委任自贡地方议事会议员为自贡地方行政长官。民国3年（1914年）秋天，“省”方明令撤销自贡地方行政长官及独立的自贡地方议事会，仍然分设自、贡两分县，委派富顺县自流井县佐、荣县贡井县佐，分别管理这一地区事务。自贡独立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议事会所讨论确立的三权分立模式，已经深入人心。于是，从此形成了“地方称自贡，盐场称富荣”的奇特局面。
保路运动后，自贡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从民前一年（1911年）滇军入川开始，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蒋中正控制全川，四川盆地经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其中最根本的经济原因就是川滇黔各路军阀为了争占自流井、贡井这两块宝地，以便就近提拨盐税，充作军用。滇军两次进川，目标直指自流井。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期自贡的驻军先后有:川军第一师、京防军郑籍庭营、川军第三师、滇军第一梯团、滇军刘法坤旅、川军张鹏午团、滇军金汉昌旅、川军吕超部、川军赵宗藩旅、川军刘成勋部、川军刘文辉部、川军杨森部、川军刘湘部、川军蔡玉龙部等。当时自贡重兵驻扎，换防频繁，实属罕见。参加争夺自贡盐税混战的主要角色，还有滇军的黄毓成、曾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属部周骏，以及先依附北洋军阀、后投靠蒋介石的刘存厚等。战场或在成渝一线，或在其他地区，但往往离不开自流井、贡井这个中心地带。
除中国军阀外，外国殖民者对自贡也虎视眈眈。民国二年（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总数为2,500金镑的“善后借款合同” 。该“合同”中规定“以中国盐税收入之全部作为担保”。殖民者延续了清末的特权，继续染指自贡盐业。同年，外国殖民者在北京设“盐务稽核所” ，在自流井（自贡）设“川南盐务稽核分所”，对盐业进行疯狂的掠夺。稽核分所，设经理华员一人，协理洋员一人，会同负担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从形式上看，这一机构的权力，似乎华洋平分，事实上，洋员协理按殖民者的意志办事，华员经理没有发言权，无权过问盐税收入。洋人协理馆由六国代表轮流派充。先后担任川南盐务稽核分所协理的有：德国人柯纳普，英国人乐基、柏理稳，俄国人迪德生．英国人祝开福，日本人北亨大村，挪威人柏克，英国人蒲克扎士。他们在自贡富台山修建别墅“协理公馆”，结交官僚，逢迎军阀，劫掠盐商，镇压盐工，敛聚财富。
民国五年（1916年），滇军又占领了自流井，估提盐税。护国战争结束后，滇军仍然盘踞于此。黔军则占据了自贡盐业运销的咽喉之地——重庆。民国七年春，驻川滇军征收由自流井至重庆的保险费每载800元，成为军阀征收附加税的开端。随着军队的大量增加，附加税逐渐泛滥成灾，出现了附加税“或今日立之，明日又复取消，或前军兴之，后军又复裁撤，或旧本无有，临时又增加。甚或到岸有费，过道有费……名目之繁，关卡之多，殊难屈指”的现象。当时身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兼管民政之职的熊克武于民国九年（1920年）夏发动驱逐滇黔军之战，最后川军驱逐了滇黔军，夺回了下川南地方、重庆和自贡盐税。
民国十三年（1924年），杨森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军务督理，开始大规模地扩军备战，苦于军费支绌，难达目的，于是试图独占自流井盐税。而刘文辉以驻守自流井、宜宾一带起家，扶摇直上，当了军长，杨森的矛头直指刘文辉。民国十四年乙丑，杨森发动了“武力统一四川”的内战。其目的并不是统一建设四川，而是要其他军队远离自贡，由他的督理署“统一”派军队驻守，“统一”提拨盐税，充裕实力。杨森派所部夺得自流井后，川军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田颂尧、邓锡侯、刘湘和黔军袁祖铭部在渝组织倒杨联军，分路合击，将杨森击溃，逼得杨森自奉节往汉口，再投吴佩孚。战后，各路军阀云集自流井，召开了“善后会议”，共同瓜分了自流井盐税。会议上，刘湘与袁祖铭因分赃不均，关系迅速恶化。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深入湖南，攻克长沙、岳阳，兵锋直指武汉，川省震动。慑于北伐军威力，四川军阀亦投机革命，派代表与北伐军联系。年底，川军全部易帜，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归属国民政府统辖。
川军易帜后，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四川，但川省仍陷于军阀割据。于是，国民党加强了对自贡的争取，积极推动自贡设市。民国16年（1927年）4月国民党“左”派自贡市党部筹备处，根据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商人部颁发的全国商民协会章程，将原“自贡商会”改组为“自贡市商民协会”，旧商会的威信一落千丈，商会的实权即由新起的商人取而代之。并拟制颁布了《自贡市商民协会章程》 ，在原“自贡商会”名称中加上“市”的称谓，并将“自贡市”连称（民国12年曾使用过‘自井市商会”名称）。成立自贡市党部委员会和自贡市商会后，自贡社会又有了设市之议。后四川省政府派员筹备建市，但因当时自贡灾情严重，故“暂缓设置”。当时设市之议失败后，地方政府的职能由当时城市公共权力的代表“自贡市商会”代行。“自贡市商民协会” 率先打出“自贡市”之旗号，一方面表达了自、贡两地各业商人对设市的渴望与勇气，另一方面为其日后在客观上充当自、贡两地的“政府”角色正名顺言。民国16年（1927年）中国国民党（右派）接收国民党“左”派自贡党部筹备处，成立中国国民党（右派）党务登记处，后改为党务筹备委员会。民国17年（1928年），国民党实行总登记。之后，先后成立中国国民党自贡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中国国民党自贡市党务整理委员会。
民国21年（1932年），刘湘因不满刘文辉久居膏腴之地的自流井而向其发动了攻击。二刘之战后，刘文辉被赶出自流井，败走西康，刘湘完全控制了自贡盐场。为加紧对军费来源的剥夺，刘湘与王缵绪用二十一军司令部和四川盐使署名义发布一纸文告，强迫自贡盐商解囊80万元。刘湘重叠征收后仍嫌不足，进而在1934年还“预提”1935年引盐正税636万元。在国民政府实际控制自贡之前，四川军阀为攫取盐税花样百出，千方百计盘剥和殖民自贡。军阀们通过截留、加征、附加等，掠夺自贡的盐税，大大超过了自贡盐业所能承受的限度，严重制约了自贡的发展。
民国24年（1935年）5月，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盆地，形成了中央军控制四川的局面，使自贡摆脱了四川军阀的控制。民国24年（1935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将自贡及荣县、威远、富顺、井研、南溪等县划为一个党务区，即自贡区，并在自贡设指导员办事处。中国国民党中央直接将“自贡市”独立地作为中心市县，而且还统辖周边五县．这一高规格待遇是在设市问题上的最大推进。民国26年l月四川省政府民字第1809 号训令中，当时作为四川盐运使缪秋杰所建议的是：“请于自贡筹办电力厂，并于该地设立市政管理局。”而国民党自贡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所电请的是：“设立自贡市政府”，国民党更为直接有力，为自贡的设市构建和搭起了一个现实的平台。
中央军入川后，稽核所接收运使署，实行政税合一，取消多数专项制，改行“统治自由”。因自贡在全川盐业的第一位的特殊性、重要性，迎来了设市主角的入驻。中央军入川的第一年，川南、川北两盐务稽核所分所及重庆稽核处合并落组的四川盐务稽核分所入驻自流井，四川盐运使署也由重庆移驻到了自流井。四川盐务机关入驻后，基于自身盐业发展的考虑，积极参与自贡地区各项经济和社会事业建设。民国26年（1937 年）1月，驻镇自贡的四川盐运使署、自贡市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及自贡市商会，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提出设立自贡市市政管理局或市政府的建议。随即由四川盐务管理局及自贡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屡次呈请设立自贡市。由于政界要员、商贾巨户、地方名流的不断要求，在道义上设市条件上都早已日趋成熟的自贡设市一事，引起了上峰的足够重视。 民国26年1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行营指示四川省政府：“并案核示具复设市。”于是四川省政府遵照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指示，决定指派省民政厅徐剑秋、省建设厅科长刘丹吾等人到自贡实地考察。 1937 年1月 5 日，四川省政府召开第131 次委员会听取了徐、刘等人对自贡实地考察情况的汇报，一致认为自贡设市条件具备，启动筹备建市的一切准备工作。
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不到一年时间，中国沿海尽丧敌手。日本不仅控制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试图通过残酷的“盐遮断”，造成全国大恐慌，最终迫使中国不战而降。海盐供应的中断很快引发了大规模的“盐荒”，湘鄂百姓又一次遭受淡食之苦。为了稳定民心，坚持抗日，国民政府不得不启动“川盐济楚”恢复自贡对湖广的食盐供应，彻底打破日本的“盐遮断”。自贡的盐业又兴盛起来，水运贯通。自贡的盐可从釜溪河入沱江，下长江，自贡盐业再度复兴，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此时的自贡百业兴旺，是抗战大后方的重要基地。经济的发展，盐场的繁荣，设市迫切需要。
民国27年（1938年）4月，应邀到自贡拍摄《自贡井盐》的孙明经先生用镜头记录了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诞生。当时的自贡天车林立，输卤和输气管道密密匝匝，煮盐的烟囱吐出一柱柱青烟，釜溪河两岸“歪脑壳”运盐船拥挤不堪，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遍地盐井的都市”。孙明静先生在自贡拍摄的纪录片鼓舞了抗战士气，让世人知道，在中国内陆，还有大规模的工业中心支持着抗日救亡。
民国28年（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建市筹备工作已经完成，由蒋介石委员长批准确认，国民政府划出富顺县第五区的桐垱镇（自井区核心）、新垱镇（大坟堡-龙井街道大安街道）、长丘镇（高新区）、上丘镇（筱溪街道、长土镇）、高硐乡、大山乡（大山铺镇）、新又乡（凉高山街道）和荣县第二区的贡井镇（贡井区席草田）、艾叶乡（艾叶镇）、敦畦乡（艾叶镇）、敦睦乡（建设镇）共六乡五镇，由自流井和贡井等主要盐垣组成双子城域，正式设立自贡市。自贡市成为中国最早建制的二十个城市之一。从民国27年（1938年）6月四川省政府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到民国28年（1939）年9月国民政府批复自贡设市为止，其间发生了所谓的“设市风波”。矛盾主要集中在国民党自贡市党部与该地区的实际行政管理当局——川康盐务局之间，这是围绕新的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而发生的争夺。风波最后以川康盐务局局长缪秋杰被监察院免职停用，CC系的曹任远出任市长而告结束。新成立的行政机构——自贡市政府的人员大多由国民党党工充任，市府与党部都为CC社所把握。八年抗战，自贡在敌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却生产出190多万吨食盐供全国三分之一的军需民用；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载，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收入80%主要来自关税、盐税和商业税。自贡市创造了近21亿元的盐税，可以支撑27 个标准编制的陆军师一年的军饷，有力地支撑了战时政府财政。
自民国28年（1939年）10月10日起到民国30年（1941年）8月19日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日军出动了7次17批飞机侵入自贡。民国28年10月10日，自贡市各界在釜溪公园庆祝国庆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趁防备空虚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民国31年7月28与29日的轰炸为连日大轰炸。日军的“盐遮断轰炸”使自贡盐场民众蒙受了沉重灾难。日本军机轰炸了自流井盐场西北方向的光大街，郭家坳等地，造成居民无家可归，无食可进。盐场熬粥赈灾，每餐有多达600余人前来就食。除普通民众受灾外，担负救灾任务的防空指挥部所属消防大队官长死3人，伤1人，兵士死34人，伤23人，消防车被炸2部。加拿大人所办仁济医院被炸，炸地下室3处，财产损失估计150万法币。据初步统计，日军对于自贡盐遮断轰炸，前后两年内进行7次，投弹1,544枚，造成死亡622人，伤365人，毁损房屋共2,785间，损失1.24亿法币。民国28年底国民政府将驻防重庆的一个高炮连调防自贡，配合自贡已有的高炮营进行防守，由于该连装备较为先进，于1941年8月17日击中敌机一架，迫使日军放弃了对自贡的轰炸。1939年日本《朝日新闻》有报道关于日军轰炸自贡自流井的新闻。
民国31年（1942年），自贡盐商购买了“盐商号”战斗机，盐工也慷慨捐资，为中国购买了“盐工号”和“盐船号”两架飞机，支持抗日救亡。民国32年（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在自贡率先主持了“献金运动”，希望支援抗战前线。自贡人民踊跃献金。次年6月至8月，冯玉祥再次来到自贡，掀起第二次“献金运动”。冯玉祥在自贡北苑挥毫书下了“还我河山”四个隶书大字，事后即刻录在釜溪河畔的山脚下。在这次运动中，自贡共献金1.2亿法币，成为抗战中捐款最多的城市。自贡著名盐商余述怀捐款1,000万元法币，在当时创下全国个人捐款最多纪录。冯玉祥将军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贯穿整个抗战时期各种献金运动中，它的成效最大。在这场运动中，自贡人民倾其所有，创下了全国22项第一。自贡的捐款情况也获得了蒋介石先生的全国通告特令嘉奖。蒋介石连连称赞：“自贡在国防经济上站在第一等位置！”
抗战时期，中国一度物价暴涨、法币贬值，国民政府决定进行宏观调控。由于自贡特殊的经济地位，国民党中央决定在自贡设立“经济检察队”（简称“经检队”）直隶行政院经济会议秘书处，专门由中统、军统、三青团三个方面会同组成。民国三十年夏，中统局的齐耀荣到自贡市撵走了军统和三青团，独揽自贡经检队大权，由中统包办。此后，中统自贡调统室以统一领导、步调一致为名，呈准中统局，改组自贡调统室，脱离四川省调统室的领导，升格为中统局直辖，与省级平行。民国三十年冬，中统局局长徐恩到中统局直辖自贡市区视察〔亦参观盐场，同行有国民党中央委员赖琏）， 对近百名中统人员点名训话。自贡市经检队的设立和中统局对自贡市的直辖，实际上标志着自贡市从“省辖市”实际上升格为“中央局辖市”，仅次于“中央院辖市”，直接接受行政院的机关领导。在政治上相当于副省级地位，并且在某些方面具有省级的权力。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编组远征军进入印缅对日作战。1943年，自贡有137名学生参加青年中国远征军；1944年又有570名青年参加了青年远征军。据不完全统计，自贡这座当时仅22万人口的城市，就有近3万人志愿从军直奔抗战的正面战场。据《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记载，八年抗战中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台儿庄大战、长沙保卫战、怒江战役、印缅战场等牺牲的“自贡籍”官兵有1,942人。
民国34年（1945年）八月九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自贡，家家狂欢，市上爆竹售销一空，商店住户烛光辉煌，各社团相继以锣鼓奏趣，无锣鼓者执铜铃摇街过户。根据行政院的统计数据，抗战胜利后的自贡市为中国第19大城市，达到鼎盛时期，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空前显赫。这样的城市，对发展期望也信心满满。1940年代，就有人开始规划它的大城市远景，邱致中草拟了一份《川康经济建设计划》，拟使自贡成为四川区的工业中心，自贡工业中心囊括四川西南部整个区域的32个县市，如群星拱卫般地围绕自贡开发盐、铁、煤、绵毛纺织、丝织、酸碱化工、机械运输等业。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民国35年（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的领袖经常在大后方自贡召开“三党联系会”，商议“戡乱应变”计划，俨然成为“小陪都”。然而，时任市长甘绩丕其实是中共安插到国民党内部的间谍。甘上任后就积极配合中共的所谓“和平解放”工作。
还都南京后的国民政府，在掌控了中央金库和四大家族利益的两淮盐商面前，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自贡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早在1945年，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等七人就倡议组织四川盐业公司，欲将自贡两大盐场合二为一，为抗战后的川盐谋求一条出路。随后自流井东盐场的王绩良、王德谦等组成“西南盐业公司”，西场贡井盐场的余述怀等组成“中华盐业公司”，相互竞争。1946年末，法币贬值日益加剧，四川盐业公司所集股本、投放子金，远远不敷贬值，损失惨重。西南、中华两公司也遭同样的惨败下场。
民国37年（1948年）七月，钮建霞新任川康盐务局局长，召集自贡场运两商开会，传达当局“扶淮抑川”政策，在会上他宣布即日起停止官收。当时恶性通胀，子金（利息）三日一滚，甚至一日一滚，因此运商不愿购盐，官收又停，井灶收入来源枯竭。自贡盐商即刻由放款者变为贷款者，负债累累。法币改金元券后，停止办理押汇，自贡盐运基本陷入雍痪运商在销岸卖出一担盐的价款，不够在场重置等量盐斤，加以湘楚广大地区为低价淮盐上运大量冲销，运商手中所持资金的票额越来越大，但实际购买力却越来越小，每况愈下。到1949年4月南京沦陷后，时局更加混乱，逼得自贡盐商聚头商议“集体清账”。由于市长甘绩丕对盐商的威胁才把倒账风波压制下去。
1949年12月3日，解放军进驻川南。1949年12月4日午后5时，解放军到达富顺县的邓关。甘绩丕与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杨续云副司令决定，派徐至诚作为代表向解放军投诚。12月4日晚上，解放军已经过了沿滩。12月5日上午10点，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军二十八师八十三团到达富顺县城东街，渡过沱江，占领了富顺县城。5日晚23点，解放军先头部队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引导下，进抵东兴寺，突过洋灰桥。12月6日凌晨1时，在洋灰桥进城的滨江路上，中共军队从自流井滨江路到达中华民国自贡市政府，甘绩丕率政府机关、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及商会代表接应中共军队。甘绩丕发表公开信，声明起义，至此，自贡市被中共政权和平接管。中共接管自贡后，建立自贡市军管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5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四川省划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四个行署，四行署与重庆市、西康省、云南省、贵州省，均直属于西南行政区。川南行署始驻自贡，后迁至泸州。自贡市辖第一至第五区。1952年，四川省恢复设立，自贡市改由四川省直辖。1953年，自贡市第一、二、三区分别更名自流井、贡井、大坟堡3区；第四、五区合设郊区。1955年，大坟堡区更名大安区。
1958年初，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次党代会作出的“充分利用盐卤、天然气资源，把自贡建设成为化学工业基地”的决议，中共自贡市委提出“跨上千里马，奔向化工城”的奋斗口号，开展全民大办化工运动，掀起了全面建设化工城的热潮。1958年的“建设化工城”，自贡实现了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制盐业开始向化工领域延伸。兴建了鸿鹤化工厂、邓关盐厂和自贡炭黑厂，扩建了自贡张家坝制盐化工厂等13户企业。自贡炭黑厂槽法炭黑工程竣工投产。与此同时，自贡市化工生产也取得了骄人成就，如张家坝制盐化工厂的氯化钡实现出口，产品质量超过英国一级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自贡化工厂溴素回收率达到96%，超过当时美国水平；自贡天然气综合利用实验站的稀乙炔浓度为6.12%，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1959年建成的邓关盐厂，是中共政府建立的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大型盐厂。1959年8月，省政府将富顺县永安区全部及沿滩区、永年区各一部分，荣县的荣边，宜宾的农团、漆树、仲权等共13个人民公社划归自贡市管辖。
据统计，1960年全市化工产品由1957年的8种发展到60种；1960年全市化工产值占盐业（含化工）总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22.46%提高到83.89%，成为继盐业之后自贡的又一大支柱产业。1965年，自贡市化工产值达3,602.3万元，为1952年的31倍。自贡以盐业为主的轻化工产业扩展到重化工领域。张家坝制盐化工厂生产的氯化钡出口英国；纯碱、烧碱等数十种化工产品问世；国产二氯甲烷诞生等等。这段时期，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分别视察自贡，其规格之高、人数之众、密度之频繁，足见当时自贡市工业地位的举足轻重。
1965年，自贡以开放的胸怀迎来了“三线建设”，推进了自贡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随着东方锅炉、长征机床、自贡硬质合金、晨光化工研究总院、炭黑工业研究设计所、地质部第七普查大队、高压阀门厂、四川平板玻璃厂、华东化工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等21家企事业单位从北京、上海、天津、东北等地的内迁，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建设完工，自贡单一的盐化工产业又增加了机械、建材、冶金等产业，初步形成了多门类工业体系。第二产业生产总值1965年首次超过第三产业达9,697万元，1975年又超过第一产业达16,837万元。
1972年3月，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在大山铺万年灯地区发现恐龙尾椎化石。大山铺恐龙化石群的发现，提升了自贡的知名度，为把自贡建成旅游城市和旅游目的地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国家批准就地建设恐龙博物馆，成为当时东半球唯一的恐龙博物馆。
1979年，中央将原内江地区的荣县划归自贡市管辖；1983年，又将原宜宾专区的富顺县划归自贡市管辖，同年，自贡市郊区更名沿滩区。至此，形成了自贡市域面积四区两县的行政区划。1979年至1988年，是自贡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发展的鼎盛期。三线建设从外地迁入了一批机械、轻工、冶金企业和科研院所，使自贡的机械、轻工成为实力较强的产业，经济总量在四川省排名第三，仅次于成都市和重庆市。1979年7月，自流井的三个公社又划归大安区，自流井区成为纯城市区。
1986年11月30日，自贡市被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12月8日，自贡市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自贡市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社会对自贡城市魅力的充分认可:也是自贡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从1987年开始，自贡市将自贡灯会正式命名为“自贡国际恐龙灯会经贸交易会”，首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经贸交易会于1987年1月20日至3月10日举办。
90年代以来，自贡工业经济陷入了困境，尤以盐业最为突出，严重制约和影响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1995年，自贡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从1995年至1999年经济连续五年负增长，盐业连续八年亏损，工业经济总量由1988全省（包括未直辖的重庆市）第3位后退到1999年第8位。90年代是自贡“失去的十年”，正式失去了清末民初（20世纪初期）建立起来的“蓉（成都）、渝（重庆）、井（自贡）”三足鼎立的格局，甚至开始与新兴城市发展差距扩大。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下，自贡市领导不再任四川省委常委。另外，官僚化、腐败化因素也成为当时导致社会矛盾对立突出的重要导火索。
1997年6月27日，自贡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洪涝灾害。15个小时内，市区降水总量达到301.1毫米，釜溪河超过警戒水位5.78米，淹没滨江路达31小时。市区水、电、气、通信中断，工业企业全面停产，城乡房屋倒塌1.93万间，大片农作物被洪水淹没，市场、商店、铺面被洪水冲淹，几千人被洪水围困，19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11亿元以上。
1998年，经济衰退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全市各类停产半停产企业达316户，亏损企业137户，亏损面55%，亏损额2.41亿元。下岗职工达8万多人，相当一批企业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养老金，部分困难企业职工上街阻断交通、围堵党政机关等事件频繁发生。随着大量企业出现倒闭、改制，大量工人下岗。工人生活困难，社会矛盾对立突出，爆发了多次示威抗议活动。
从清末民初动荡时代的第一个世纪之交到中国高速发展的第二个世纪之交，20世纪的百年自贡历史以辉煌与荣耀作为开端，以失落与沉寂作为结束。
进入21世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因公交公司腐败导致的2004年3.31重大车祸、汇维仕重大污染事件、汇东的圈地运动等社会和环境问题突出，出租车师傅和下岗职工堵街游行屡见不鲜。2009年自贡市纺织厂近千人职工罢工游行，在市政府门前示威。2011年3月22日，“日记门”事件揭开了自贡市官场的惊天腐败黑幕。
在“十一五”期间，自贡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工业强市战略，以承接产业转移为契机，加强对外区域经济合作，逐渐形成以机械、盐化、新材料三大优势产业为主，兼有电子、冶金、轻工、纺织、建材等门类齐全、综合性的工业经济体系，自贡工业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成为全省综合加工制造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进入了新世纪恢复发展阶段。同时，自贡开始了大城市发展战略。
2011年，自贡高新区成功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6年，自贡东部新城开始建设。

地理位置

自贡市地处四川盆地南部，位于北纬28°55′37〞～29°38′25〞、东经104°02′57〞～105°16′11〞之间。东邻隆昌、泸县，南接江安、南溪、宜宾，西与犍为、井研毗邻，北靠威远、内江。幅员面积4372.6平方公里。自贡境域东西长119.6公里，南北宽97.2公里，市区面积1,440.2平方千米，市区建成区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

人文地理

自贡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对外开放城市、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同时也是四川省第二大城市、四川省中心城市、川南区域中心城市、川南最大城市，享有“千年盐都”、“恐龙之乡”、“南国灯城”的美誉，素有“川省之精华”、“富庶甲于蜀中”的美誉。自贡是一个以自流井和贡井为主体的双子城域。

地形地貌

自贡市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点为荣县丁家山主峰，海拔901米，最低点为沱江出富顺县水面，海拔240米。地形分为低山、丘陵、平坝。低山主要分布于荣县正安、保华、礼佳一线以西，和双古、长山、留佳一线以东的13个乡镇，以及富顺县的青山岭、龙贯山等地区，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17%，海拔高度500米～1,000米。丘陵分布最广，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80%以上，海拔高度350米～500米。平坝仅占全市总面积的3%，分布零星，一般多为沿河阶地或丘陵间的平地。此外，尚有各类沟谷，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近45%，分为冲谷、冲沟、侵蚀沟以及喀斯特槽谷和盆地、河谷。各类沟谷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85公里。因此，自贡市的城市面貌形成了“半城青山半城楼，悠悠河水绕城流”的风光。
自贡市境内河流分属岷江、沱江两大河流水系。西部越溪河、茫溪河属岷江水系，境内流域面积1,207平方公里，其余河流属沱江水系，沱江水系在市境内有一级支流釜溪河、二级支流旭水河、威远河、长滩河、镇溪河等重要河流。全市流域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42条，其中流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为17条，河流形状多为羽毛状或树枝形。自贡水资源极度匮乏，水资源总量约为16亿立方米，是全国50个最严重缺水城市之一。特别是人口稠密、厂矿集中、商贸繁荣的城市中心区，缺水问题尤为突出。

自然资源

自贡市现已探明的矿产主要有盐矿、煤矿等18种，开发利用的矿种主要有岩盐、烟煤、石灰岩、砖用页岩、陶瓷土、高岭土、矿泉水等12种。

世界地质公园

2008年自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世界地质公园成功。自贡市是中国首个以城市名命名的世界级地质公园。自贡地质公园由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迹园区、青龙山恐龙化石群遗迹园区和自贡盐业园区组成，总面积为56.6平方公里。自贡以闻名遐迩的中侏罗世恐龙化石遗迹和历史悠久的井盐遗址为特色，辅以有“活化石”之称的桫椤孑遗植物群景观。

城市象征

民国二十八年，自贡市肇建。因查现代各市，为使市民明象征资观感起见，均有市徽之规定，国民政府市政筹备处遂根据自贡精神和特点设计出了自贡市市徽。自贡市市徽拟定，以“井”字代表自贡区内市筑栉比、井灶林立之特征，内嵌坎离二卦，为水火既齐之象，义取本市官民协办同民，共谋福利．而当地井分水火，亦又可借以显示循名核实，至为允当。此市徽于民国二十八年“合行照绘市徽图样于后，布告市民人等，一体周知。”
自贡市市徽的“井”字象征了自贡市内盐井纵横、天车遍布的富裕繁荣、兴旺发达之象，昭示自贡市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业文明。同时，井内镶嵌的“既济卦”更展现了水（盐卤）、火（天然气）相容的自贡精神。上卦是易经八卦中代表水的坎卦、下卦是代表火的离卦。虽然自古水火不相容，但在自贡，水与火却密不可分，因为盐井既产卤又产气，水与火两个不和谐的音符，却在自贡谱写出了最和谐的旋律。既济卦符合易经中一切当位、相应的原理，就易经的原理来说是最完美的一个模范卦，这在自贡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一方面，自贡这座移民城市以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吸引着各省盐商带着梦想不畏艰辛，纷至沓来，投资凿井，创业创新，造就财富。另一方面，它展现了自贡人刚柔相济、不温不火、兼容并蓄、无私无畏的仁义和睦性情，二战时献金捐款位列全国之冠，积极挽救民族危亡，也让富甲一方的自贡人懂得了财富的真正含义：盐，不仅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生命和工业文明的结晶，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这象征了自贡精神的核心内涵。
文革时期由于《易经》受到中共当局批判，市徽进行了简化，去除了井字中的坎离“既济卦”，并在极左思潮下，改用单个的红色“井”字作为市徽。然而，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于1997年11月18日发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禁止自行制作和使用地方旗、徽的通知》，要求各级地方政府禁止自行制作和使用地方旗及地方徽。自贡市废除了市徽，但在汇川路-毛家坝路交叉路口仍然矗立着简化版的“井”字市徽。
自贡市的市树是香樟树。代表了自贡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香樟树只在长江流域生长，稍耐半阴、温暖、湿润环境，在自贡市内常见。自贡地处长江上游的盆地之南的低山丘陵河谷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是地球上最适宜香樟生长的地方。同时香樟的挺拔又能象征自贡市民奋发向上不断追求的创新精神。
自贡市的市花是紫薇。1985年评选市花时，在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西秦会馆）门前就有两株上百年的紫薇树，紫薇花盛开，自贡市人民代表大会就在盐业历史博物馆旁边，人大代表们路过时被盛开的紫薇花吸引，投票时很多人投了紫薇花一票。因为西秦会馆是自贡市的标志性建筑，象征了自贡外省盐商在自贡这片土地上奋斗拼搏创造工业文明的辉煌历史，所以，西秦会馆门口盛开的百年紫薇也就成为了代表自贡精神的市花。

公路

自贡市境内的高速公路现有 内宜高速公路、 成自泸赤高速公路、乐自高速公路、自隆高速公路和内威荣高速公路等。经自隆高速公路连接 成渝高速公路前往重庆、经 成自泸赤高速公路前往成都需2小时。在建有 成宜高速公路经过自贡荣县，预计于2020年底至2021年通车。
另外，国道有 348国道、川云中路，省道有遂筠路、资贡路、隆雅路等，这些公路使自贡市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市区目前一共有2座大型汽车客运站，分别为：自贡汽车客运总站（简称：客运总站）与自贡汽车客运东站（简称：客运东站）。
自贡汽车客运总站（简称：客运总站）位于自贡市高新区汇东新区丹桂北大街南段，一级客运站，为市区最大也是客流量发车班次量最大的车站，有多条公交线路通达（包括：1、10、16、18、28、32、33、35、37、41、61、301、306、308、309、808路共计16条线路）。
自贡汽车客运东站（简称：客运东站）位于自贡市大安区东部新城北环路，目前仅有超长客运班车和部分成都、重庆的班线在此发车或者配载，有包括：7、15、35、306、308路5条线路在东站公交站始发。

港口

自贡港位于自贡市牛佛镇沱江，是盆地内河"一横两纵六线"中的重要港口。从自贡港出发，可以下沱江，经泸州港入长江。综合开发后，自贡牛佛至泸州河口159公里航道为四级航道，日常通行500吨级船舶，洪峰期可通行1,000吨级船舶。

公共交通

自贡市内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是公交汽车和出租车。自贡公交集团是自贡市城市公共交通的唯一运营商，目前拥有近800台公交车，公交线路146条。自贡公交始于1950年代，是四川公交的翘楚。凭借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自贡成为亚洲天然气公共汽车的发祥地，也是中国CNG汽车装备的重要基地，所有运营的公交车和出租车均使用压缩天然气（CNG）这一清洁能源。
2010年省运会之后，自贡市区出租车涂装更换为喷3道漆，一次车身青春绿（金属漆），一次车身银灰色腰带漆，一次引擎盖车徽标志漆。车徽为橄榄枝围绕恐龙图案、星光（即“井”字变形）组成，寓意具有山水园林城市特色和盐、龙、灯文化底蕴的自贡热情欢迎八方宾客，车型也陆续更换为以大众-新宝来为主的的新车型。富顺和荣县的出租车则采用蓝白条纹涂装，与市区出租车形成区别。

经济

在中华民国时期，自贡是四川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虽然曾经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与成都、重庆三足鼎立的局面，但近年自贡市在全省范围内经济地位动摇严重。市辖区（自流井区、贡井区、大安区、沿滩区）经济总量居全省前列，人均GDP位列全省第五。

工业和科技

在历史上，盐业是自贡工业发展的支柱。据历史记载，约在东汉（76─88年）时期，僚人就在这里凿盐矿藏，采卤制盐，至今已有二千年历史。从清朝中叶以来，自贡一直是中国井盐生产的中心。自晚清和民国以来， 生产更为发展， 产量长期保持在“全国产量五分之一”左右，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写道:“商店和井灶错处， 连乡带市延袤四十里有奇”，“游子初抵此者， 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 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 此在我国罕见而在内地不啻凤毛麟角。”据蒋经国日记记录，“自流井很像苏联的巴库油区，高大的汲取盐水的木架有几千个，那里盐井的深度，大概有三百丈，但是上面的路径，只有五寸。……有许多外国人去参观，没有一个不认为惊奇的，他们都说，这是中国的科学，但是到底是怎样的，他们也莫名其妙。”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先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文明史》中认为，自贡的钻探技术在国际上领先数百年至一千年，这种技术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现代工业之父”，直接启发了西方的石油开采业。2006年，自贡的井盐深钻汲制技艺，被列为“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贡市是中国老牌工业城市之一，有非常雄厚的工业基础。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建设成为四川工业中心的规划。自贡以制盐、化工、机械工业为主导，并有建材、化纤纺织、冶金、电子、煤炭、食品等多种工业部门，经济、科技、社会事业都较为发达。自贡已经发展成为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国家科技贸易创新基地和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并且拥有一批全国知名企业及科研院所，并以机械、化工、盐业、纺织、轻工、食品、灯饰、新型建材等为支柱产业的工业城市。
2011年6月22日，自贡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准，成功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自贡建设成渝经济区西南部区域中心城市的主要载体，自贡高新区不断开拓创新，跨越赶超，在近20年的建设发展中不断取得卓越成绩。经济基础坚实。按照“辐射川南、服务成渝、西部一流、全国知名”的国家高新区战略定位，高端规划、顶层设计，将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金融服务等高端现代服务业功能整体纳入，努力建设成渝经济区西南部“功能强大、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开放创新”的产城互动新引擎；产业优势明显。围绕产业优化升级，突出特色优势产业，已形成优势鲜明、结构合理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和新材料产业体系，两大主导优势产业占园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83%；科技实力雄厚。拥有3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4个省级技术创新联盟、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以及川南地区唯一的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各类科技从业人员达2.5万余人，正规划建设10平方公里的南岸科技新区将成为高新区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城市品质卓越。着眼高端生态，彰显文化底蕴，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和特色旅游业，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正建设成为“美丽宜居的生态之城”；服务环境优良。按照五星级服务理念，为项目提供“保姆式”的服务，力促项目快速、高效落地。目前，自贡高新区已建设成为国家级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国家大学生科技创业见习基地，是四川省六大重点产业园区之一、四川省“1525工程”特色园区，节能环保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省乃至西部地区具有重要地位，自贡高新区已成为自贡最有开发潜力、最富发展活力、最具生态魅力的城市新区。

金融业

作为盐业经济发达的自贡地区，其历史上金融业也相当发达。民国史料中写道，“富荣盐场，盛极一时，大贾豪商，麕集于此，地方之富庶繁荣，省内迨无其匹，政府视为唯一财源所在……不失为川省之唯一工业中心，不可多得之出超口岸也，执行金融业务者，银行钱庄，并行不悖，亦可谓相当发达。”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金融业其盛衰荣枯都受盐业经济的影响，但在这块土地上，其典当、钱庄、银楼、银行、证券、基金、保险等发展程度是足以令无数大城市的金融业惊叹的。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股票——“同盛井约”这种盐业契约在自流井盐场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后，自贡的金融业受到严重抑制，始于清朝的金融创新模式遭遇很大的阻碍。这是自贡金融发展史上的巨大倒退。改革开放后，中共开始着手重建金融体系，但是由于实体经济的失落，自贡历史上金融业的辉煌已经无法再次铸就。今天的自贡市区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行、农行、工行、建行、交行、自贡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恒丰银行、乐山市商业银行、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四川天府银行、自贡中成村镇银行（原自贡农商村镇银行）等商业银行，共有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19家（其中，政策性银行二级分行1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二级分行8家，城市商业银行4家，农村信用联社5家，市级村镇银行1家），但银行数量尚不及民国时期的1/5。另外，有华西、中投、国都、海通、英大、万联、光大、国信等8家证券业金融机构。中国人民财产、人寿、太平洋、中国平安等保险业金融机构19家（其中财险机构10家，寿险机构9家）。小额贷款公司1家。融资性担保公司3家。1992年，自贡市公开发行了“东新电碳股票”，1993年东碳成为中共建国后自贡市第一家上市公司。从1994年开始，“东锅”、“长征”、“大西洋”等公司发行的股票，均实行了无纸化电脑管理。2008年，首家上市的民营企业“川润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虽然在2011年自贡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成功升级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孵化园已经建立，但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的发展仍然十分滞后，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不足，直接融资比重不高。金融市场结构非常不平衡，在组织结构上，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处于主导地位，业务创新水平偏低，本土金融实力较弱。金融人才支撑不足。

商业

自贡商业伴随着盐业的发展而兴盛。清嘉庆年间，外地富商云集，部分盐商投资商业，盐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相互渗透，形成“八大商号”。清末民初，岩盐被开发，盐业发展，经营货商的商家结成行帮。宣统元年（l909 年）经商者有18 帮，自流井正街就有著名的京帮、乐山帮、井帮等，贡井有商家行帮的七省会馆，为各地商家集会和交易场所自贡地区以盐业为中心，其商业的特点，不仅仅表现为食盐贸易为其主要的商业活动，还表现出不同门类的众多商业活动都围绕着盐业生产和以盆业资本家、工人及其家属和般市民生活为主体的鲜明特点。
清咸丰、同治时期，炭市兴旺，晚清时“威远河有煤舟1650 只，年运煤10 余万吨，威远煤商俗上河客”，大量运销高酮炭市。大山铺市场，是清乾隆年间建立起来的场镇，为自流井通往牛佛、隆昌的咽喉集镇，是农副产品集散的重要市场。民间有“撤不空的牛儿渡，塞不满的大山铺’之说。市街商业店铺林立，集市贸易异常热闹。自流井东出运销的食外进自贡的各种山货、土产、副食品、水果、蔬菜等，多在集市成交。四周农村出产的水稻、玉米、花生、甘蔗、黄麻等农副产品也多在集市交易。 清末到民国时期，自贡的商业中心在竹棚子市场，位于自流井三圣桥至兴隆坳带。19世纪中叶后的自流井的史料记载：“自流井商业极为繁盛。自八店街以下，钱庄商号栉比鳞次，锦绣繁华。每当夕阳西下，笑语盈耳。金幅活动，流通现金，立等可集数百万。行商坐贾，肩摩不亚于通商大埠。”
民国时期，商业中心移动到沙湾。中正路、中山路、林森路是自贡的商业中心。而旧时的路段名称颇多，从连接檀木林的街口至天祥大酒店小地名叫“石柜台”，路段叫竹棚子路；天祥大酒店至西秦会馆即盐博馆路段叫兴隆街；西秦会馆至盐泉雕塑路口叫三圣桥；盐泉雕塑至中华路口即石塔上一段叫八店街；中华路口至十字口叫正街；十字口至电脑数码城西侧（假日广场一段）叫新街子；电脑数码广场西侧至国美电器大楼叫三倒拐；国美电器大楼至自流井区地税局西侧（原芦厂坝路口）叫转角井；自流井区地税局西侧至新桥头叫回龙街。1943年（民国32年），自贡市国民政府在《三十二年度工务施政计划》中，将十字口至新桥头路段合并改称为中山路，将正街改称为中正路，将八店街和三圣桥两段路合称为林森路。中共建政后，自贡市人民政府将中山、中正、林森三路合并更名为解放路。
中共建政后，自贡市的商业中心几经变迁。80年底初期的市电影院是自贡商业最繁华的地方，80年底后期到90年底前期转移到了十字口，新街，从1997年九鼎百货开业， 五星街又成了自贡的商业中心，2002年川南的首条精品服装步行街东方广场开业，到如今形成了以东方广场到帝豪大厦，丹桂北大街为主的品牌服装、鞋帽、皮具等高端商品双中心，同兴路、杨家冲，汇东路东段，汇兴路东段，青岗岭美食中心，汇川路川南农贸中心，马吃水、华立建材装饰中心，龙井汽配中心，大山铺川南皮革中心，S305道舒平段川南钢材中心等众多大商业，大市场。如今自贡的大型超市品牌有沃尔玛、人人乐、摩尔玛（梅西百货）、千盛、九鼎百货、家和、新玛特、百盛等，永辉、爱琴海购物中心已确定入驻自贡，屈臣氏也已经进驻自贡并开设2家店面。

教育

自贡市风重教好文，各类学校齐全。清末民初，大量自贡盐商发家之后，却并不完全挥霍享乐，而是大量兴办书院学堂，培育人才，使自贡的教育兴旺昌盛。1902年，清朝的川籍留学生中，自贡人就占了一半以上，彰显出自贡深厚的教育底蕴。这批清末的自贡学生远赴海外，归国后参与领导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熠熠光辉。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废科举，兴学校，自贡盐商家族王三畏堂在玉川公祠旋即开办私立树人两等学堂，兼收外姓学生，这是自贡市的第一所西式新学堂，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摇篮。王三畏堂的子弟王作甘、王禹平等十余人先后留学日本，羡慕日本国富民强，想将树人两等学堂扩大为树人中学，仿照日本教育方式办学。1904年，王作甘即向清廷驻日公使呈请转奏立案。批准后，他以三万余日元购买图书仪器。1907年，王作甘等人效仿新政教育，聘请日本人岗本常次郎任物理、化学教员，鹰野该吉任自然和日语教员，东京高等女子师范音乐体操科毕业生山根花子任音乐和体操教员，这也是中国近代体育的发端之一。
抗战时期，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东北中山中学内迁到自贡市，在自流井静宁寺办学八年期间，培养出了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清华大学校长刘达等。

高等教育

国立自贡工业专科学校：自贡高等教育的滥觞，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一所高校。1943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自贡工专建校筹备委员会成立。1944年1月，教育部给自贡市政府发电文称“为谋求推进工业技术教育适应国家社会需要，决定在自贡市筹建应用化学科学校一所，定名为‘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分校’”。此时，抗战方酣，教育部经费奇缺，原有院校因辗转于大后方，拨款已无多余，新增学校势无此财力。同年8月，筹委会商定，由地方捐献修建全部校舍，教育部负责常年经费。彼时的中国，国土沦丧，只剩西南半壁河山，落后受人欺凌，科技救国成为自贡盐场商民的奋斗目标。东西两场积极认捐，其中东场自流井认捐3000万元，西场贡井认捐2000万元。为此，自贡盐业界成立了“国立自贡工业专科学校地方捐助资产基金管理委员会”，并由教育部核准。同年10月，第一批学生一百多人，在自贡市一对山盐崖井公司临时校址开启了自贡市高等教育的历史。马杰任首任校长，他利用在教育界的影响力，为自贡工专请来了刘光文，蔡铭芳、王仲哲、李绍德、王冠英等一大批知名教授；他利用各种关系，从抗战胜利接手的物资中，得到各种机床、工具、设备，甚至飞机发动机，在学校建立起了实习工厂。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改“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分校”为“国立自贡工业专科学校”。1946年底，自贡工专新校舍在代家坝建成，学校随之迁入。1950年，川南行署驻地（省会）由自贡迁往泸州，国立自贡工业专科学校亦随之而迁，更名为“川南工业专科学校”。后经1952年和1955年两次全国高等学校调整，川南工专先后并入重庆大学和成都工学院。由校友捐资修建的“国立自贡工业专科学校纪念亭”，坐落在学校最早的校址，现在一对山的红旗乡小学内。60周年校庆时校友在代家坝母校旧址的教室和办公楼上镶嵌了刻有“国立自贡工业专科学校创建于1943年”等字样的黑色花岗石石匾。
浙江大学自贡工业技术研究院：2013年，浙江大学与自贡国家级高新区合作共建浙江大学自贡创新中心。创新中心在技术研发、项目合作、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及引进等方面开展多领域合作，是浙江大学实施“六高强校战略”的具体实践。围绕自贡市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浙江大学自贡创新中心建设有节能锅炉及配套设备、金属新材料、新型碳材料等8个公共技术平台。2016年升级为浙江大学自贡工业技术研究院。
四川轻化工大学：前身为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1965年内迁的高校，1980年更名四川化工学院，1983年更名四川轻化工学院，2003年与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自贡高等专科学校和自贡教育学院四所高校合并成四川理工学院，2018年5月更名为四川轻化工大学。是一所以工学、理学为主的全日制多科性普通本科高校。学校建立了16个二级学院（部）和1个继续教育学院，现有本科专业70个，涵盖工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等5大学科门类。拥有4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4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还有4个工程硕士专业领域和高校师资（GCT）专业学位的授予权。建成了材料与化工、生物与食品、电子信息、机械工程、管理类5大学科专业群，拥有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前身系1918年加拿大基督教会在自流井雨台山创办的仁济护士学校，为专科层次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以实施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为主，以中职、大专、本科多层次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正在新建卫生康复职业教育集团。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自贡分院（在建）：自贡市政府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的合作协议于2016年11月正式签署，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将正式落户自贡设立分校，预计2020年建成。中飞院新津分院自贡基地已投入使用。
四川高新职业学院（在建）：与广州高新合作，投资10亿元建设的专科学院。
西南旅游职业学院（在建）：项目选址自贡东北部新城，总投资预计10.5亿元。项目占地面积1000余亩，科教用地约750亩。设计办学规模在籍学生15000人，其中在校专科生9000人。西南旅游职业学院将构建以海员、海事、海乘、海运、高铁乘务、空乘、空保、通航、无人机及机场特种车驾驶为一体的“海陆空”专业模式职业学院，并以此传承自贡“盐、龙、灯”的丰富文化魅力，打造集教育、科研、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大旅游”特色专业学院。
自贡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中）：已经启动创建。

中学教育

自贡市中学数量很多，其中获选为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有自贡蜀光中学、自贡市第一中学、富顺县第二中学及荣县中学。
自贡蜀光中学，是南开系列学校之一，位于自贡市伍家坝的釜溪河畔，创办于民国十三年，是南开系列学校中唯一无“南开”冠名的学校。民国二十六年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担任蜀光董事长之后，由原开第一届毕业生重庆南开中学校长的喻传鉴定为“尽心为公，努力增能”，民国时期该校校舍建筑、设备及师资均属全国第一流的中学标准，当时多门学科就已经开始使用英文教材。学校占地600余亩，前傍釜溪河，后倚亭子山，翠竹环绕，四季飘香，被誉为“园林式学校”。
自贡市第一中学，位于自贡市自流井区城市中心，学校创立于1918年。前身为加拿大教会创办的私立基督教培德中学和中华民国自贡市政府创办的市立师范和市立中学，中共建政后的1953年三校合并更为现名。
富顺县第一中学, 学校始建于1925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学。学校有东、西两个校区。
富顺县第二中学，位于富顺县城北的十字岭的沱江江畔。建于1903年（清光绪29年）。
荣县中学，位于荣县。创办于1913年。
成都外国语学校自贡普润校区，是成都外国语学校与四川普润控股集团合作办学的民营学校。2017年开始招生，其中包括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位于自流井区丹阳街2号电商博览城，占地约350亩。
衡水中学川南分校，由富顺县、广州市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河北衡水第一中学合作办学，2018年开始招生。位于富顺县城西区瑞祥商贸城以北，釜溪河边以东，占地面积约300亩，涵盖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

语言

自贡市境内至今使用的主要语言是自贡话、荣县话和客家话，另外还有上海话（吴语）、普通话和东北话等其它移民语言。
自贡是一个移民城市，大部分自贡人并非土著的四川人。移民让自贡方言荟萃，充满南腔北调。以称呼“父亲”为例，有人喊“爹”，有人说“父亲”，有人叫“爸”，有人称“爷”，有人呼“大大”，有人称“伯”，还有叫“太爸”，有人叫“老子”，还有人叫“老汉儿”，更有人叫“老爸子”，甚至有叫“咗”的，“巴补（爸父）”、“伢伢””则是自贡客家人对父亲常见的称呼。除了移民来源的导致的族群差异外，城市和乡村、知识阶层和一般市民在遣词造句上差别也较大。

自贡话

自贡市的主体方言是自贡话，主要在自流井区、贡井区、大安区、沿滩区和富顺县等区县通行。自贡话属于西南官话灌赤片的仁富小片。
自贡话，是在南腔北调和族群融合的作用上，以老派南京话和湖广话为基础，在晚清之后才逐渐形成的现代方言。自贡自古盐业发达，因此自贡一直以来的外省盐商比较多。随着井盐工业生产和城市的发展，自贡以平和开放的胸怀，绵绵不断地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于是，“王三畏堂”的祖先从湖北来了，“李四友堂”的祖先从河南来了，“胡慎怡堂”和“李陶淑堂”的祖先从江西来了，“颜桂馨堂”的祖先从广东来了。在古代盐业巨额利润的驱使下，山西的钱商，福建的商人也纷至沓来。同时，自贡在历史上有客家聚居区，客家话曾经分布非常广泛。久而久之，随着族群的融合交流，形成了新一代的自贡人。以人为载体，以湖广话为基础，融合各方方言，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自贡话。
自贡话字正腔圆，又生动、幽默、充满想象力，对于一件事物的描述相当准确。自贡话的爆破音与喉音使用频率偏高，呈现出一种抑扬顿挫，迂回宛转的节奏。有一种起伏跌宕，气势逼人的气场感觉。在发音之初尤其善于迅速升高音调，语言中的高潮大都使用喉音，有一种吼出话语主题的习惯；然后又迅速回复响亮的爆破音状态，以结束表达。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对外交流程度的深化，一些老的词语消失了，如“胡能你”（谢谢或麻烦你），就只有50岁以上的人知道，几乎没有人再说了。年轻一代由于受到普通话影响较大，对于部分自贡话的字词发音常常有偏差。
自流井区、大安区使用的自贡话与富顺县、沿滩区使用的自贡话稍有差别，体现在个别字词的发音和使用习惯上，如“了”字的发音就有所不同。另外，贡井区部分地方以及郊区乡镇的自贡话也有所不同，去声字在口语中变为阴平的现象更为普遍，如“就”、“又”等字的声调变化为阴平。
与盆地内其它方言不同，由于自贡受到的历史上外来移民影响更深。由于客家话粤台片的大量分布和江淮官话平翘舌对立的影响，根据《广韵》的音变规律，自贡话的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平翘舌音）对立。自贡话的平翘舌音属于南京型，与曾经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老派南京话完全一致，与苏州评弹的平翘舌音也完全一致。新派自贡话虽然尖团音和入声消失了，但入声字归为去声仍然符合入声短促的特点，平翘舌音也保留了下来。自贡话夹带的金陵雅言韵味，是与成渝方音最大的区别。正是由于自贡话能够明确区分平舌音和翘（卷）舌音（[ʦ]、[ʦʰ]、[s]和[tʂ]、[tʂʰ]、[ʂ]、[ʐ]），因此自贡人讲国语较为标准。但是，这也引发一些误解。许多四川人错误地以为自贡人凡是说话一律卷舌。

荣县话

荣县话是自贡市第二大方言，主要在荣县等区县通行。荣县话属于西南官话灌赤片的仁富小片。
和大多数南方话一样，荣县话的韵母儿化只保留韵头，阳声韵大幅合并（ian读作in）。与自贡话相比，荣县话的翘舌声母消失了。因此，与自贡话为代表的仁富小片的发音有明显差异。虽然入声字已经归入去声，但荣县话的其它发音特点更多地展现出南方方言和岷江话的特征，是岷江小片和仁富小片的结合体。

客家话

自贡市境内也有客家话的使用者，现在主要分布在贡井区五宝镇、艾叶镇等的部分村落。
自贡的客家人分布广泛，四区两县都有客家人。由于客家人在历史长河中就有大迁徙的传统，因此在迁徙至自贡的闽、赣、粤、湘四省籍中，“客家人”占了绝对多数。从清初100 年内移居自贡地区的客家人保留着客家人的语言、风俗习惯。在自贡市的建筑中，仙市镇的南华宫、天上宫和富顺县赵化镇外的土主庙等会馆庙宇，都呈现“围子”（客家土楼）的形状，是客家文化的体现。但久而久之，客家人与其他族群互相交流融合，成为了新一代的自贡人。因此，客家话也在自贡话的冲击下逐渐消失。据出生于清末自贡富顺县的刘光第文章所记，他二十几岁时，曾会见来自福建武平的秀才谢幼翘，“尤乐闻其乡谈（即客家话），效之以寄其想慕”。因为他在“儿时曾听之自余祖母，后吾家无复能作武平话者”。刘光第家住赵化镇，镇上多福建来的客家人，他说自他祖母以后就没有人说“客家话”了。可见在一个半世纪前，客家话已不流行了。今天，自贡的客家人称祖父为“爹伢”，祖母为抹抹（ｍàｍà）；称父亲行大者为巴补，行二者为哑哑；称亲生母为奶母，过继母为妈；称叔为哑哑或休休，叔母为娘；称父亲的姐妹为姑抹（ｍà）、姑家。
在历史上，自贡的客家名人也层出不穷。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厚黑学教主李宗吾等。在富顺县的31名进士中，多数都是客家人。自贡四大盐商中的颜氏和胡氏家族，也是客家人。

其它移民方言

抗战时期，中国东部沦陷，大量沿海工厂内迁，许多“下江人”也因战乱的原因迁徙到自贡市，江浙一带的吴语、下江话是民国时期自贡市最主要的移民方言。三线建设时期，北京、上海、哈尔滨、杭州等地区的企业和工厂陆续迁入，为自贡注入了新鲜血液。
民国时期的内迁的外省人已经融入到自贡人中，他们的后代使用自贡话，但是，三线建设时期的外省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特型。这些“工厂”与自贡市的其它地方隔绝，意味着一个大集体，甚至“小社会”，而它的反面则是“本地人”。“工厂”不仅仅就是几间厂房和一个单位，对员工和家属来说，它是一种身份，一种认同，甚至是一种归属。这样的大厂几乎当年一迁来就直接给自贡添了新区，区里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洗澡堂和电影院。生活在其中的人不需要跟外界接触，因此形成了“厂话”。
吴语或上海话是其中最常见的“厂话”。上海人及上海籍工厂子弟对他们记忆中的上海有着一份痴恋，从语言到饮食到为人处世的风格。而在自贡出生的第二代上海籍移民大多使用普通话。
北京话和东北话也是三线建设后内迁工厂的主要”厂话“。自贡的“东北大娘”的典型形象是，革命式的齐耳短发，两边别俩大卡子，一手提个黑色工作包，另一手叼根烟，操着一口“东北话”。五星街磨子井社区中，有很多操着普通话的居民，他们大多是外省籍的东方锅炉厂职工。北京话的使用者主要在贡井的长征机床厂社区周围，该厂于1966年由北京第一机床厂部分内迁到自贡。
与清朝和民国时期的自贡移民不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内迁移民潮带有明显的行政强制色彩，内迁职工形成了“小社会”和“厂族情结”，没能和自贡人融为一体，因此他们的语言文化存在差异。然而，新移民的涌入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多元化，打上了“三线建设”文化的烙印。
另外，重庆话、成都话、岷江话在自贡也较为常见。自贡话、荣县话、客家话、上海话、北京话、东北话、普通话、成渝话、岷江话在自贡市并存，展现出移民城市固有的面貌。

中国的恐龙之乡

自贡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是现今中国规模最大的恐龙化石群遗址之一，是世界上发掘和保存侏罗纪恐龙化石最多的地方，号称为“凝固的侏罗纪公园”。面积达17，000多平方米，有关当局仍然不断进行恐龙考古发掘，以了解恐龙在地球历史演化中的情况。
该遗址最早于1972年发现，1977年首次发掘，1979～1984年间先后组织三次大规模的清理和发掘，在约2,800平方米范围内获得恐龙及其它脊椎动物200多个个体的上万件化石骨骼标本。估计整个化石群集中埋藏范围约17,000平方米，化石骨骼10万块以上，被誉为“恐龙公墓”。1980年代中期，在该遗址上修建有中国第一座大型的恐龙遗址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博物馆占地面积6.6万多平方米，馆藏化石标本几乎囊括了距今2.05-1.35亿年前侏罗纪时期所有已知恐龙种类，是目前世界上收藏和展示侏罗纪恐龙化石最多的地方。被美国《全球地理杂志》评价为“世界上最好的恐龙博物馆”。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同意将自贡纳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

美食

自贡美食以味道鲜美闻名，而且正宗自贡菜无需味精。川菜分以成都为中心的上河帮，以重庆为中心的下河帮，以自贡为中心的小河帮。自贡盐帮菜可以算作小河帮川菜。但也有专家学者认为，盐帮菜与川菜是两个独立的菜系。因为自贡盐帮菜的形成，是历代外省（尤其是闽、粤、赣）盐商移民带来的文化荟萃，不仅仅植根于四川文化。盐帮菜追求极端主义的味蕾风格，善用椒姜，尤擅水煮与活渡。
自贡盐帮菜分为盐商菜、盐工菜、会馆菜三大支系，以麻辣味、辛辣味、甜酸味为三大类别，讲究“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理念。盐帮菜以味厚、味重、味丰为其鲜明的特色。最为注重和讲究调味。除具备川菜“百菜百味、烹调技法多样”的传统之外，更具有“味厚香浓、辣鲜刺激”的特点。盐帮菜善用椒姜，料广量重，选材精道，煎、煸、烧、炒，自成一格；煮、炖、炸、熘，各有章法，尤擅水煮与活渡。

剪纸

剪纸位列自贡“小三绝”之一，又叫刻纸或者剪画，是一种优秀的民间传统艺术。自贡盐业的发展、彩灯的兴盛，大大促进了自贡剪纸的发展。伴随自贡盐业兴起，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当盐工，并将剪纸手工艺带入了城市。人们常常在节庆举行热闹非凡的“提灯会”、“河灯会”，由于剪纸装饰彩灯的效果极佳，民间艺人们便逐渐加大了剪纸在灯上的运用，使民间剪纸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四十年代，湖北人余曼白为生计漂泊来到自贡，并逐渐迷上了剪纸艺术。由于其长期的雕刻书画艺术实践和造诣，很快掌握了剪纸艺术技巧，创作风格日臻完善。几十年来，经过余曼白学生的传承创新，自贡剪纸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获得了许多全国、省、市大奖，并大量出口日本，远销到美、英、法、德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受好评。目前自贡剪纸出现了一些危机，特别是在传承人方面。而多数人又只能制作剪纸，不能单独创作，也就更说不上剪出高档次、高品位的“绝艺”作品来。然而，自贡剪纸界一直以剪纸的传承和保护为己任，正积极搜集整理《自贡剪纸》及文字图像资料，筹备建立自贡剪纸艺人文学图像档案，并拟将其列入民俗博物馆展出。此外，还竭尽所能推动民间艺术进课堂。如今，自贡剪纸艺术已被纳入中学生劳技课和自贡职业学校学习范围内，大大增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体育

自贡市涌现出了大批优秀教练员和运动员。先后培养出了高敏、童玲、程晖、周义霖、王伟、颜文珍、胡亚丹等为代表的8名世界冠军，自贡籍运动员参加国际大赛共获得13枚金牌，参加洲级比赛获得金牌100多枚。其中，自贡市跳水运动技术水平跻身世界一流水平。
自贡市曾经承办过2004年第三届亚洲杯跳水赛等国际体育赛事，以及1988年四川省第六届体育运动会、2010年四川省第十一届运动会、四川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2012全国女子足球联赛第七站和第十站等国内大型体育赛事。
2010年，自贡南湖体育中心主体育场在自贡汇东新区南湖生态城竣工。南湖体育中心总投资3.66亿元，规划总用地约317.5亩，建设一座规模为2万座的主体育场、一座网球中心和一片室外训练场。南湖体育中心总体规划体现了国际先进的体育建筑设计理念，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实现视觉与功能的统一。南湖体育中心赛事定位为举办地区性和全国单项比赛，同时提供多层次的体育健身场地，为日常经营和全民健身提供良好服务。
中乙球队四川优必选（曾用名四川九牛）曾于2017-18、18-19赛季使用自贡南湖体育中心作为主场，并在2018年足协杯中闯入8强，创下了足协杯八强首次出现中乙球队的历史。

移民文化

自贡是一个移民城市，是一个具有开阔胸襟、广纳百川的城市，是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自贡经过战乱后，原著居民几近殆亡，明朝和清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移民从四面八方涌入这座城市，形成了包容性的文化。
井盐业是一个必须务实且具有开拓冒险精神方能成功发达的实业。实业使自贡人从传统中走过来，但又不囿于传统。甚至整个城市连封闭的象征物城墙也不需要。实业是井盐业的本质特征，开拓和冒险，从文化意义上反映了盐与这座城市的理性关系。  随着生产和城市的发展，自贡以平和开放的胸怀，绵绵不断地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于是，“王三畏堂”的祖先从湖北来了，“李四友堂”的祖先从河南来了，“胡慎怡堂”和“李陶淑堂”的祖先从江西来了，“颜桂馨堂”的祖先从广东来了。自明末清初以来，在短短的二三百年间，陕西人修建了“西秦会馆”，湖南、湖北人修建了“禹王宫”，贵州人修建了“霁云宫”，福建人修建了“天后宫”，广东人修建了“南华宫”，一时间，在自贡这片土地上会馆林立，方言荟萃。四面八方的人来了，带来了四面八方的社会资金，而更重要的是，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里汇集、交融和升华，形成了这座移民城市开放的气质、非凡的智慧和创新的精神。
外省人热爱这片土地。他们写下了“万里因循成久客，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楹联挂在新家的大门两侧，成了这里的主人。古老的城市，小镇，城楼，建筑，这些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的存证，是每一个华夏子孙血脉中的记忆，它们让人们产生萦绕不去的怀念。故乡，是每一个游子魂牵梦萦的地方，移民到自贡的外省盐商也不例外。外省人或外地人在自贡这片土地上，为汇聚乡人，共叙乡情，相互提携，修筑了大量的会馆。会馆建筑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作为明清时期一种重要的公共建筑，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自贡会馆建筑作为一个在特殊城市经济体系下产生的会馆建筑类型，有其特殊的形式及文化内涵。自贡的会馆可分为同乡会馆、行业会馆、同乡兼行业会馆。自贡的会馆文化在清朝和民国都相当著名。
自贡市的移民比例远远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人口结构以外省移民为主。然而，如今，自贡从一个人口净迁入城市变成一个人口净迁出城市，全市四区两县大约有40万人在外地工作或学习。

旅游景区

自贡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风景名胜众多，且独具特色。侏罗纪恐龙遗迹、盐文化景区、自然风光都是自贡旅游的看点。每年春节前后，享誉海内外的自贡国际灯会暨经贸交易会都会盛大举行，灯会期间的自贡市区，流光溢彩，灯火缤纷，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纷至沓来。

著名人物

自贡历来文教兴盛，人物杰出。陆游就曾在诗中评价自贡荣县说，“其民简朴士甚良，千里郁为诗书乡”。而自贡富顺县素有“才子之乡”的美誉。古代，富顺县曾孕育出了238名进士、807名举人和863名贡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