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是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土地改革。这次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对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继续，基本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土改，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边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并每年免除地租3000万吨粮食。土地改革运动将地主的土地没收，从政治和经济上彻底打倒了中国农村精英阶层，从而达到控制农村政权的目的。但是从1953年开始，中共开始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强制实施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再次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中国自秦汉以来作为地方政治精英的乡绅阶层，改变了两千多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局面，国家政权的动员力从此深入村镇基层。学者估计土地改革造成超过百万人死亡，导致农村精英阶层的消亡。受害者中很多是掌握知识和了解经济规律，但不事生产，以地租为生的地主。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满清宫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下层结构还在原型阶段，显然未来需要修正。在此同时，这个惊天动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热——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似乎一直持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

土改方式

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土地改革法》。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则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他主张组织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1956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时解释说：“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份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经济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大大地削弱了富农，也在政治上彻底地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孤立了富农。”秦晖则认为，（内战时期的）土改让农民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在国共内战中支持中共，因为如果中共在内战中失败，这些农民不仅要失去土地，还要因为血腥的罪行被清算。如果土改不够暴力血腥，就不能达到逼农民交“投名状”的目的，所以当时要反对只分土地而不死人的和平土改。
因为土改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打算把农村的土地收归政府所有，进行血腥土改的目的是为了从经济和政治上彻底打倒中国农村的精英阶层，所以放弃本来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和法律和平分配土地的方式，而进行了一场血腥暴力土改。抗日爱国士绅牛友兰在1947年的晋绥土改时被斗得死去活来，有二流子将他的鼻子用铁丝穿过，系上绳子，由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牵着游街。牛友兰不堪忍受，绝食身亡。

划分农村阶级成分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分，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雇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被划分为地主、富农的家庭成员沦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贱民阶层，在以后运动中不断受到各种迫害，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而贱民阶层的存在完全违反“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人权问题的重要历史案件。

农民对地主

各种调查显示，当年土改工作队的干部普遍存在鼓励农民打人的情况，土改队干部亲自上阵打人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造成土改时期有大量的人民死亡。苏南2742个乡之中，有200多个乡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导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里逼死七个人。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党主席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和赵紫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道：“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
至广东新上任的陶铸则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在广东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牛荫冠晚年回忆晋绥土改：“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土改中，对被划分为地主的人和其亲属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导致大量的人死亡。其中对女性更充满性暴力，强奸、轮奸、性虐待的事情时有所闻。大量的无赖流氓成为土改的急先锋，使得中共土改始终充满恐怖血腥，并遍及全国。

地主对农民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造反，地主逃离，农民分了地主的土地及财产，地主组织“还乡团”对农民“反攻倒算”。国民革命军和蓝衣社别动队纠集卷土重来的地主组织等对苏区人民进行报复。仅在赣州，红军长征后返乡团在当地开始屠杀群众，村庄成为“无人村”“血洗村”，据不完全统计瑞金地区有1.8万人被屠杀，兴国地区2142人被屠杀，于都地区3000余人被屠杀。
还乡团地主对农民进行屠杀、酷刑。就即墨地区来说，1946年4月28日，地主黄乡翠在钓鱼嘴村杀害25名人，将18岁妇女会会长聂银花的手掌用锯子锯掉并用火烧乳房，最后将她活埋。1947年9月12日，地主余乘风和辛子玉及其同伙在东洼村杀害了20余人，将八岁儿童拽着腿撕开扔进井里。1946年2月21日，地主刘恒尊、徐正凯、李青山及其同伙将三名共产党员绑在树上凌迟，后将将三名共产党员的家人杀死。1947年1月11日，阎锡山军队及地主还乡团武装在山西省文水县，用铡刀杀害包括14岁刘胡兰在内的7名中共党员。1947年9月28日，山东省莱西县地主还乡团将18岁的解文卿吊在梁上，在乳头上拴砖头，用鞭子、棍子抽打，后放火烧死。1948年2月2日，山东省章丘县地主还乡团将28岁的妇救会长伦桂香吊在胡迪村西南角的枣树上，割去乳房，剖腹取出胎儿，将刺刀捅进下身。1948年后还乡团的屠杀行为才因国共双方实力扭转而逐渐消亡。

死亡人数

毛泽东在1948年的指示将土改打击对象定为人口百分之十。对于土改死亡人数，周恩来估计83万人，毛泽东估计2-3百万人。费正清等学者采用的数字都超过一百万。

土地改革之后的土地集体所有制

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毛泽东早已计划进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而且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土改运动结束之前就开始了。在土改运动尚未结束的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因此农民又一次被剥夺了土地的所有权。
当今农村的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因此农民无权买卖，而政府有权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