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早年生涯

瞿秋白祖籍江苏宜兴，1899年1月29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府城内东南角的青果巷（今82号）一座名为八桂堂的花园住宅内的天香楼二楼（今瞿秋白故居）。八桂堂是瞿秋白的叔祖瞿赓甫的住宅，这所住宅内花木繁多，因有八株桂花而得名八桂堂，天香楼也是因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得名。瞿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为官，瞿赓甫时任湖北布政使。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业，寄居叔父家中，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母亲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瞿秋白谱名瞿懋淼，字熊伯。由于瞿秋白头发上生有双旋，父母为其取乳名双（或同音字霜、爽）、小名阿双、霜。
1903年，瞿赓甫死在湖北任上，从此瞿家的家道开始中落。瞿赓甫的遗属分割财产时，瞿世玮作为瞿赓甫的侄儿被迫离开八桂堂，先后租住乌衣桥、星聚堂等处，一家的生活日益窘迫。1904年，5岁的瞿秋白进入私塾启蒙读书，次年转入冠英小学。1909年春天，10岁的瞿秋白考入常州府中学堂（现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该校校长屠元博曾经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虽无证据表明瞿秋白从他那里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是瞿秋白在中学时代确实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辛亥革命后，瞿秋白的伯父瞿世琥弃官闲居杭州，将母亲也接到那里，并停止了对瞿世玮一家的资助。于是瞿秋白家陷入经济困境，被迫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祠居住，靠典当、借债度日。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1916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五），母亲金璇用了半瓶虎骨酒吞服了剥好的火柴头丸自尽。瞿母死后，瞿父借了100多元买了一口棺材，又因无钱安葬，暂时寄存在当地瞿氏宗祠里。瞿秋白含悲写下了一首七绝《哭母》：“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十几年后，棺材被搬到常州城东郊乱坟堆中草草地掩埋了。直到1962年，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从《瞿秋白文集》稿费中拿出300元作为经费，在常州市人民政府的主持下，才将瞿母迁到常州西郊公墓，墓碑上刻着“瞿秋白烈士母亲金夫人之墓”。
瞿母死后，瞿秋白一家人分别投亲靠友，瞿秋白到无锡城南门外杨氏小学以做乡村小学教师谋生。1916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资助，西赴汉口，寄居在京汉铁路局当翻译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并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1917年春，堂兄瞿纯白调外交部任职，瞿秋白也随同北上到北京，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考取。同年9月，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免费入学），学习俄文。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入北京爱国学生运动，被选为专修馆学生总代表，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8月参加了中南海总统府前抗议马良祸鲁的请愿活动被捕，旋即被释放。1920年初参加了李大钊、张崧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参加革命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在苏俄两年时间里，他作了大量考察、采访和写作，先后撰写了《共产主义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经济问题》等数十篇通讯和《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客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告诉中国人民，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事业之第一步”，莫斯科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心海中的灯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最早向中国描绘列宁形象的人，也是中国记者中唯一与列宁交谈过的人。
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1922年2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由同乡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陈独秀回国时，邀请瞿秋白回国工作。1923年1月也随同陈独秀回到北京同时，瞿秋白兼管中共宣传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他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论证中国革命问题。1923年夏，于右任、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瞿秋白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并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与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之后，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

在中共高层

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主持召开会议（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作风强势的陈独秀不同，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在此次会议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总方针。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8月-1928年5月），策划了三次起义，1927年11月11日的武汉起义、12月10日的长沙起义、12月11日的广州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1928年4月，瞿秋白从上海经海路抵达大连，又改乘火车沿中东铁路北上，通过满洲里的秘密通道出境进入苏联。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内，校长米夫，以及追随米夫的王明等人说中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是托洛茨基同伙的一个小组织，因此有学生被捕、被开除。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听取了学生意见，并到学生中间调查，最后认为中山大学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就这样，瞿秋白与米夫、王明等人之间的矛盾开始产生并慢慢激化。
1930年7月，瞿秋白由于立场调和，被当地的党部指为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8月中旬回到上海，主要任务是在9月底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立三路线”。但由于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上点名批评了瞿秋白。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王明等人主持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解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职务，并把瞿秋白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解除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此后瞿秋白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结识，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最后生涯

1933年底，瞿秋白被要求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4年2月5日抵达瑞金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部视事，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瞿秋白上任后，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冯雪峰曾回忆说：“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瞿秋白再三请求参加长征，但当时的中央决定把他留在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据吴亮平回忆，在一次讨论转移的会上，瞿秋白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参加长征，毛泽东当场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毛泽东此时自身难保。瞿秋白带病留守南方，进行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
1935年2月，在中央苏区陷落前夕，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100多人护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击的人向闽西突围，想从那里再化装去上海。途中，他们遇国民党保安团截击，何叔衡中弹身亡，瞿秋白因有严重肺病无力奔跑，于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宋希濂的国民政府军第三十六师向贤矩部逮捕。起初，瞿秋白自称只是医生，并在监房内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及妻子杨之华，望能设法保释出狱。当鲁迅、杨之华在上海匆忙办理手续时，4月10日，国军第八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之妻（名不详），因为护送瞿秋白的全部计划是万永诚策划的，万永诚之妻也知道这一计划，她就供出瞿秋白等人在濯田地区被俘的消息。根据情报，国军很快就查到了瞿秋白的下落。在被押期间（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由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程。国民党中央随后派人来，声称瞿秋白可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瞿秋白断然拒绝。蒋介石见劝降不成，即下令处决瞿秋白。
6月18日8时，国军第三十六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伏案挥笔写下了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瞿秋白一边写诗，一边镇静地对旁边的人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负责羁押瞿秋白的国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宋希濂送瞿秋白出监房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即现今见到的瞿秋白就义前遗照：瞿秋白上身穿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着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宋希濂还为瞿秋白置办了酒席。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餐毕，瞿秋白走出中山公园，慢步走向二华里之外的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刑场。沿途瞿秋白手挟香烟，缓缓而行，而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然后平静地让刽子手从脑后开枪。时年36岁，当日下午，瞿秋白遗骸被埋葬在罗汉岭盘龙岗。

后事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主持作出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瞿在1927年11月—1928年4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1955年，瞿秋白迁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1954年初，根据湖南省公安厅上报的两名参与杀害瞿秋白的案犯的口供材料，按照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指示，公安部责成湖南省公安厅追查瞿秋白被害案。同年10月，公安部十三局组织专门力量查办此案。经过十年调查及侦查、审讯，公安部于1964年10月19日完成了《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
自1953年起，瞿秋白的家乡常州开始筹建瞿秋白烈士纪念陈列展览，并在1959年开始展出，随后，常州又着手准备瞿秋白故居陈列展。1964年，瞿秋白故居陈列展开始接待内部参观。
1962年，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了司马璐所著《瞿秋白传》，书后附有《多余的话》全文。1963年，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发表在《历史研究》第4期，该文斥责李秀成为叛徒。自1962年之后开始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先后看到了上述《多余的话》全文及《评李秀成自述》，并将它们与他本人想要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出了重大政治判断。日后“第八组”于1979年进行调查时，周扬回忆称，江青曾转告他，“主席认为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晚节不终？），不足为训！’”周扬还回忆称，“我问主席看《多余的话》没有，主席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1964年常州的瞿秋白故居陈列展开展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南京传达了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批评，常州的瞿秋白故居陈列展随即于1964年8月停办。1964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依据中宣部向陆定一、康生和中央提交的报告，将陈列中出现瞿秋白、项英、博古、谭政、甘泗淇、袁国平、彭雪枫、陈光等人姓名和形象的文物完全去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瞿秋白遭到公开批判。瞿秋白的母亲金衡玉1916年因贫困及欠债而自杀，葬于常州，1967年1月19日，金衡玉墓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2月8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瞿秋白墓上的瞿秋白像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红卫兵砸毁。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1932年在济南逝世，葬于济南南郊，文革中也遭红卫兵砸墓平坟。1972年中发12号文件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铁健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公开要为瞿秋白平反，引起很大反响。粉碎“四人帮”后，瞿秋白的亲属多次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为瞿秋白平反。中纪委于1979年春成立了临时机构“第八组”，在陈云、胡耀邦、陈野苹等人的批示下，“第八组”于同年6月着手复查瞿秋白案。“第八组”共由五人组成，有借调来的中共中央调查部常凡、中央党校李玲玉；此外，中纪委则由孙克悠以及军队团政委出身的老王参加；孙克悠读过陈铁健写的《重评〈多余的话〉》，乃要陈铁健也参加。孙克悠任“第八组”组长，具体负责瞿秋白案的复查工作，中纪委常委曹瑛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该事。
1979年底，“第八组”（“瞿秋白问题复查组”）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准备提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修改并完善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包括《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在内的许多文件。同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但此次全会仅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文件，而未通过瞿秋白的平反文件。但此时瞿秋白已经实际上“平反”。
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座谈会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贺敬之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会上讲话，赞扬瞿秋白。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结束了对瞿秋白案的复查。该调查报告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中央纪委在对中共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称：“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到此为止，瞿秋白获得彻底平反。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瞿秋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