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夷秩序

天下秩序

在过去中原王朝传统的册封体制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没有开化的化外之地。
在次理论性地说明了“中华”和“夷狄”区别的文献，目前能确认的最早文献始于春秋战国。孔子主张名扬周初的礼乐制度，并排除夷狄起源的文化要素。新朝皇帝王莽一改西汉册封夷狄为王的习惯，改变华夷秩序的观点，将匈奴和高句丽的“王”降格为“侯”，导致此等国家疏离。
唐朝对西域拥有主导权，重视异国文化，外国人被唐朝政府起用的例子并不少见。宋朝时游牧民族势盛，儒学则较强调华夷秩序。
元朝被明朝灭亡，元遗民当中包括有汉人为元朝殉节，部分地主文人不愿仕官效忠明朝廷，为此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 隐居深山以及斩断手指等方法，誓不出仕。为此朱元璋设立新刑罚，宣告“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为罪行，杀害当时许多不愿效忠明朝以及为新朝当官的学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古人的华夷之辨具有族裔色彩，蒙元满清实际上是“夷狄入中国主天下”。
明朝被清朝所灭亡，一些明朝遗臣不愿为清朝效力，并采取抵抗清朝或流亡他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方式，例如明朝遗臣朱舜水选择流亡日本。
晚清华夷思想逐渐被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初期，对儒学持强烈否定态度，中华中心思想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暧昧化。由于列宁斯大林主义认为民族主义会在工人中间起极大的腐蚀作用，因此支持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
在白寿彝看来，孔子在华夷之辨的态度上是理智的，孔子在口气上对夷狄蛮貊看似有点不以平等相看，但认为他们和诸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标准，认为夷狄也有长处，有的地方比诸夏还好。孔子的这些思想，与所谓狭隘的民族观念的是不相同的。他还指出，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话，不只是表示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表示了对其他民族的严重歧视。然而，这种歧视只表现为文化上的优越感，即使作为华夏亦不会无缘无故的侵犯四夷的权益，除正义性的保卫华夏时的武装外征外，整个中国古代很少有无故征伐周边“四夷”的历史行为，因为这要被看成是“不仁”和“无德”。
中国的华夷秩序，和西方的种族主义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华夷秩序的理想情况是“用夏变夷”，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境界。

华夷之辨

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个标准：1. 血缘衡量标准、2. 地缘衡量标准、3. 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
华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以文化礼义作标准。其中《春秋》是华夏礼仪的宗旨，三礼是具体的规则。
华夷之辨核心含义是区辨“华夏”与“蛮夷”。《尚书·大禹谟》记载大禹治水后，“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四夷是“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礼记王制》）。
华夷之辨属于一种认为中原文化是世界中心的概念，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它以是否接受中原文化作为区分华夏和夷狄的标准，韩愈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最开始周王室和它所建立诸侯封国,称诸夏。《国语·郑语》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夫成天下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诸夏的基本团体包括夏、商、姬、姜四族，也就是姒姓、子姓、嬴姓、姬姓、姜姓氏族中继承了华夏文明的国家。比如周王室和鲁、晋、郑、卫、韩、魏、燕、虞、虢等姬姓国；齐、申、吕、许等姜姓国。徐、黄、郯、江、赵、秦等嬴姓国、子姓宋国。
华夷之辨的提倡者认为华夏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认为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则较落后，是“蛮族”、“化外之民”。中国皇帝是天子，中国皇朝是天朝，而其他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贡国和属国关系，其首领最多只能称为王。中原之外的地域，依方位分为“四夷”，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在正统的道统观念中，是极其看重夷夏之辨的，华夏与胡人的区隔被称为夷夏大防，是绝不能混淆的。在服饰上，华夏是右衽，胡人左衽，区分鲜明而对立；在生活习俗上，胡人“反首衣皮，餐膻饮冲”，这在汉人看来和几乎野兽一样；  所以在属性上，中原汉族统治者是不把胡人看做人的，认为他们只是有着人形的动物。冉闵在《杀胡令》中就说胡人是“狼子野心”，他失败后，在临刑前也怒骂胡人是“人面兽心”。 西晋御史中丞傅玄曾上书说：“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  明末吕留良也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义。”可见中原士人对胡人的歧视根深蒂固。
齐桓公宰相管仲倡“尊王攘夷”，孔子褒扬他，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又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强调夷狄即使有国君，但不明礼义，还不如诸夏即使国君亡了，但仍保有礼义。孔子作春秋大义，提倡华夷之辨，不强调以种族为标准，而以文化礼义作量度。如楚国自称蛮夷，其后文明日进，中原诸侯与之会盟，则不复以蛮夷视之；而郑国本为诸夏，如行为不合义礼，亦视为夷狄。若夷狄向慕中原，能行礼义，则褒扬而进之。可见蛮夷和华夏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身为华夏却偏行蛮夷之事就会沦为蛮夷；反之亦然。
历代王朝的华夷之辨，华的主体是汉族，而如果作为胡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仅通过武力是不能得到中央朝廷和周围四夷的承认的。为了稳固政权，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都会想办法解释华夷之辨，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北魏孝文帝通过一系列改革进行汉化，定都中原洛阳，改风易俗，说汉语，穿汉服，取汉姓，放弃游牧转而学习耕种，使鲜卑人在文化习惯上完全和汉人融合；隋唐皇帝都有胡人血统，可是一旦入主中原立马改汉姓，甚至改认汉人祖宗，李唐取得天下后立即认老子李耳为祖宗，一下子就占据了华夏文化的主干部分；清朝作为满人政权，明确反对汉人的传统华夷之辨，清朝皇帝雍正帝著《大义觉迷录》，驳斥吕留良的华夷之分。

韩越日之小中华思想

华夏文明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周边国家接受中华思想，会自称“华夏”、“中国”，或自认为“小中华”。中国和此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合称为中华世界。由于中华世界为儒家社会，儒家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因此这些地区又称儒家文化圈，又因使用汉字而称为汉字文化圈。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郝经表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认为蒙元政权为具有合法性的中原王朝，郝经打破了作为“中国之主”的种族界限，认为“中国”在晋朝以后已亡。“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主张遭到王夫之、傅山的反对。
辨别夷夏之思想在日本与朝鲜大为发展，日本在7世纪时就视己为东海华夏，视百济、高句丽与新罗等朝鲜为“夷人”，在13世纪视自己为天下神州。山鹿素行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丰臣秀吉称明朝为髯虏：“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皇帝）之封哉！且吾而王，如天朝（中国）何？”。同样，朝鲜人视日本为“禽兽之国”，称自己为小中华，对中原王朝实行事大主义。越南也自称“中夏”，多次出兵攻打不朝贡越南之老挝与柬埔寨。内藤湖南在《新支那论》一书中强调“文化中心移动说”，即“日本是东洋文化的中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势力”。内藤湖南在《日本的天职与学者》中暗示文明的中心将由中国转移到日本。

朝鲜

朝鲜在明亡后，儒者们一度为满洲族没有正统性来继承中华文明，中原的中华文明随着明朝一起灭亡“中华文明之最优等生的朝鲜理当为正统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朝鲜应当去完成中华的作用”是这种思想在朝鲜的开端。朝鲜王朝认为朝鲜是东方的礼仪之邦，君子之国、隐士王国，中华文化的承继与发扬者。在非正式场合下有时依然使用明崇祯年号，称清帝为“虏王”。后来朝鲜学者及使臣通过对清朝一段时期的观察，认识到清朝与他们所想像的“夷狄”统治下的国家完全不同，清朝的经济繁荣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们重新审视起朝鲜国内对待中国的一些负面印象，在客观上肯定了满族统治者对中国的统治。

越南

越南脱离中国直接统治以后，越南的君主对内与对外采取了不同的称呼：其对内称“皇帝”，对中国则自称“国王”。在东南亚一带，越南则以中国、中夏自居，称他国为夷狄。如黎圣宗1470年亲征占城，诏曰：“自古夷狄为患中国”；1479年征哀牢（老挝），诏曰：“朕丕绳祖武，光御洪图，莅中夏，抚外夷”（同时1479在老挝川圹高原盆蛮一带置镇宁府）。并且册封一些周边国家为藩属。和日本一样，越南采取“外王内帝”的外交策略，即对中国称臣，而在国内称帝。

日本

日本的中华思想颇为古老，而且其皇室不以大陆皇朝(例如明朝)为宗主，至少自中古时代已然自成一系。隋唐及日本史书虽有记录，但内容有差异。按唐代正史《隋书》记载，隋大业三年，俀王(即倭王)多利思比孤派小野妹子到隋国求佛法，所递交国书开首即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其时炀帝甚为不悦，对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后来隋炀帝又使裴世清去日本，则回敬开首曰：“皇帝问倭王。”而按《新唐书》，国书是用明天皇（31任天皇）所递交，当在隋文帝开皇末年。
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就比较详细曲折之余，笔法以日本皇室为大宗。《记》《纪》主张国书是圣德太子所写，而当时推古天皇在任。另外，小野妹子返回日本后，曾奏谓炀帝有“以书授臣”，但经过百济时，遭到百济人劫掠，因而遗失。当其时群臣认为应处以流刑，推古天皇则认为不可。而裴世清来到日本，则对日本朝延“两度再拜”，方上呈国书，又“皇帝问倭王”作“皇帝问倭皇”。后来裴世清返国时，圣德太子又回书，再次派遣小野妹子，开首曰：“东天皇敬问西皇帝。”，然而《隋书》、《新唐书》均无记载此中部分。
到奈良、平安时代，日本仿效大量中国大陆皇朝华夷思想及官制。当时日本朝廷称东面的“毛人”为虾夷，又设征夷大将军、镇狄将军征伐虾夷。征伐九州和四国时，又设征西将军，又名征戎将军。当时“蛮”可指朝鲜半岛南部、萨摩国以西的五色岛、萨摩七岛、琉球土人或者未开化的人。到十六世纪战国时代，欧洲人于东南亚殖民后开始航海而来，“南蛮”则变成指葡萄牙人及迟来的欧洲人。当其时与欧洲人的贸易关系，史称南蛮贸易。对于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之朝鲜战争，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又作“征韩”、“朝鲜征伐”。日本流传史书，如《日本外史》中，书及明朝万历皇帝，则书作“明主”、“明主朱翊钧”、“明主翊钧”，而不书“皇帝”，与日本“天子”、“天皇”相对。
明朝灭亡前后，日本正值江户时代。此时，日本的华夷思想与日本神话，尤其信史之前的创世神话逐渐融为一体。虽然如此，在朱子、阳明学东传底下，日本各派别所主张理据并非全然相同。林罗山提出日本之所以为中华正统，在于天皇乃周室分支——吴太伯子孙。有日本儒者认为满族统治者统治下的人们被剃发易服的清代中国已沦为蛮夷。至于日本，则依然沿用隋唐以来衣冠之余，天皇血脉又从未断绝，且无易姓革命，行封建，所以是“中华正统”和“中国”。1672年林春胜、林信笃的《华夷变态》、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都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华夷变态》指蒙元入主“中国”时天下犹未剃发，但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人们剃发易服，改穿胡服，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沦为戏服。中原已是鞑虏横行之地，昔日华夏已变成蛮夷。《中朝事实》更称日本为“中华文明之土”，称地域上的中国为“外朝”。
至到十九世纪幕末时代，美国黑船来航，以及欧美如英、法等殖民帝国势力来到日本。尊王论、攘夷论应运而生，史称尊皇攘夷思想。当时人或基于此说，指斥幕府将军本名“征夷大将军”，反而不征伐来自西洋的“夷狄”诸国。幕府倒台后，大政奉还天皇，时又称“王政复古”。自明治维新起，原幕府时代的下级武士本身受朱子之学，得以负责运作帝国政府。帝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则明言“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大日本帝国ハ万世一系ノ天皇之ヲ统治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年，战况逐渐不利日本帝国时，日本军人曾有口号“神州不灭”，除了可解作“神国不灭”，更有“中华正统皇朝不灭”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