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黨

意识形态

青年党人主张国家如同人，人具有人格，那么国家就具有如同人格般的国性。“国性”对外的表现是一种经由生活、组织、制度、文化等等共同形塑出来的国家灵魂与国民生活模式，而内涵则是这个国家共同的历史回忆，合之则形塑出一个国家的灵魂，与国民的共有特性。而内在这一共有的“特性”，并非如同专制政体般，要求全国人民从精神到外在均整齐划一，他们认为，反而是在这一共有的特性下，使人民能够在其他方面自我成长，从而促使国家能够因此强大。
同时，“国性”不仅是国家对外呈现的人格，更可谓国家主义核心“国家”之灵魂。体现国性者，乃是政治共同体“国家”的成员“国民”，而不是各个“民族”。世界上各国的国性诞生于各国的特殊环境与融合，而后在各国往来频繁后显现出来，随着了解各国彼此之间的不同变得更加明显，并在受到压迫时茁壮成长，更可透过教育深化国性，使全国国民具有同一感，这就是国家主义的核心：“国性”。同时，国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变动的，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人们可以依照表现进行判断。而国性在面对到压迫时，将驱使国民超越一切利益，团结起来对抗外敌，这也就是国家主义者所说的：“国家主义乃是被压迫的国性的政治上的诉求。”

从少年中国学会到巴黎创党

中国青年党的重要党干部多出自少年中国学会，党魁曾琦当初即是与王光祈、李大钊等1918年共同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办人之一。后来青年党的许多成员如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后来均成为少年中国学会和中国青年党的重要成员。少年中国学会后来分裂为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李大钊为首的“共产主义派”和坚持社会改革、不碰政治的王光祈等人的三派，在1921年南京、1922年杭州至1925南京等年会上互相争吵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路线、是否规定一种主义为学会宗旨等议题，三方始终无法妥协，最后终于瓦解。曾琦当初本来即有创立团体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新团体改造旧团体”，然而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纷杂，曾琦无法掌控，因此放弃并同意王光祈的社会改革路线，然而此一路线最终也破灭，曾琦等人最终筹组青年党，再度走向政治道路。
1920年代前期，曾琦、李璜、张梦九等人均赴法国留学。此时正值中国留法勤工俭学风潮，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半工半读，一方面学习技能，一方面学习知识，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因亲近无政府主义，同时也认为这种做法是从社会改革层面着手，能够培养救国人才，故也加以鼓励，因此有不少会员如赵世炎等人加入。然而多数中国学生在语言不通、又无工作技能状况下，在法国生活艰苦。相对于青年党的曾琦、李璜、胡国伟等人是在有工作、或者是富商子弟留法，生活无虞的状况下，这些人很快受到共产国际的拉拢，而加入由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持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更曾发生围攻中国驻法使馆、进占中法里昂大学一事。
1923年，因山东发生孙美瑶临城劫车案，引发国际震动，并出现由各国共管中国铁路之议，其中以法国最为强烈，引发在法中国学生反弹，曾琦、周恩来等人并组织大会商议对策，然而随后大会成为宣传共产主义之场所，双方遂大打出手。有鉴于共产党势力扩张迅速，并拉拢不少当时曾琦等人欣赏之青年，遂决议组党，最后中国青年党于1923年12月2日于法国巴黎郊外玫瑰城共和厅成立，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者为留法的留学生如刘泗英、曾琦、李璜、李不韪、胡国伟、张子柱、何鲁之、黄晃、梁志伟等人。1924年3月1日，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发起人均获推选为中央委员，并推选曾琦任委员长，何鲁之、李璜、张子柱、李不韪、胡国伟、段震寰分掌内务、外务、宣传、组织、训练、总务各部。青年党成立后，在欧洲各国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中快速发展，还在机关报《先声》周报上与中共旅欧支部机关报《赤光》论战。然而青年党在法国华工拓展上，因与工人的沟通面临困难，则毫无斩获。另外，青年党人在成立前后，开始检举加入中共的学生和华工曾有攻占里昂大学之事，逼迫共产党离开以削弱其势力。另外，青年党人多数亲近国民党，并力劝孙中山不要与共产党展开国共合作，因此当青年党党员邬刚如盗取国共合作中的共产党机密文件，曾琦判定共产党必对国民党有害，认为此机密文件乃共产党意图篡夺国民党与孙中山的革命的证据，遂将之转交与曾琦为四川同乡的国民党老党员谢持的女婿曹四勿，请之转交孙中山，但孙中山并不采纳。也因此种种因素，青年党与共产党关系视同水火，甚至爆发流血冲突而与多数共产党人结下仇恨。

返国至抗战前

1924年，随着国民党联俄容共政策确立，周恩来等旅法中国共产党党员之纷纷回国，曾琦等人“预料国内的共产活动必日益加强，认为非跟踪追击不可”，欲“抱勇士赴难以决心，准备回国与国际共产党奋斗到底”，曾琦、李璜等人返回中国，于上海发展组织，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为名对外活动，创立《醒狮》周报作为机关报进行宣传，因此又被称为“醒狮派”。同时派遣党人前往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大专院校、政府机关担任职务，创办工人学校，以进行政治宣传。并联合萨孟武与何公敢等人创设的孤军社、闻一多与梁实秋等人创设的大江会等许多国家主义团体。进行诸多努力以扩大其政治势力。然而事实上，青年党甫成立即遭受国、共两党铺天盖地的夹击。
1926年，青年党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曾琦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此时青年党自我定位为一“革命政党”，以“国家主义之精神、全民革命的方式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以国家主义为中心，并且反对共产主义。青年党积极致力于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金陵军官学校的办学。1928年夏，随着北伐军推翻孙传芳势力，青年党在金陵军官学校的势力撤并入张学良东北军的东北陆军讲武堂。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8月20日，青年党在沈阳召开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自此公开以“中国青年党”进行活动。同时，青年党在华北、东北、四川等国民党统治力量不达的边疆地带，透过与军阀的合作和庇荫，以图生存，以弥补在华中、华南受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的损失。在这段期间，李璜与张君劢合作，在上海发行《新路》半月刊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恐怖统治展开抨击，然随即遭国民党查禁。同时，青年党也在上海建立知行学院作为党校，力邀罗隆基、张君劢等当时的著名自由派人士与各领域专业人士授课讲演，然也因国民党压迫（张君劢授课完毕后，下课于路上被绑架半月之久），以及经费不足问题，开办几期后随即关闭。而青年党在东北的党务发展顺利，主要是透过王师曾在东北军内大力拉拢王捷侠和霍维周等军中有力人士，然而随后也因王、霍两人与青年党反目，使得青年党北方党务受到重创。
为了弥补损失，曾琦等人曾前往湖南等地进行发展，却毫无斩获。而党内对于曾琦等人的不满声浪四起，因此在1932年第七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青壮派于复先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然而党务随即陷入停顿。因此在1935年遂改由左舜生接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青年党以抗日为名与中国国民党开始合作。1938年青年党参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国民参政会并取得合法地位。1938年青年党再度选举曾琦为委员长，1945年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决议定位由革命政党改为普通政党，改委员长制为主席制，并由曾琦担任党主席。

战后至迁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美、英、苏等国，发起成立联合国，1945年（民国34年）国民政府派青年党领袖之一的李璜等人筹组中华民国代表团赴美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签署联合国宪章。
1946年（民国35年）1月6日，国民政府成立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设立秘书处，青年党派萧智僧参加。“政协”总数38人，青年党5人，民社党5人，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盟9人，社会贤达4人。后因国共双方矛盾过大以致关系完全破裂，共产党及民盟退出政协并抵制制宪国民大会，其后由国民党单方面推进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制宪重任落于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王云五等人身上。
1946年（民国35年）12月25日，青年党主席曾琦率一百余名该党党员，与国民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共同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民国36年）1月，宪法公布。4月16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与青年党主席曾琦、民社党主席张君励及社会贤达王云五、莫德惠等人签订《新政府之施政方针》，组织准备行宪的新政府。
1947年（民国36年）4月23日，行宪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青年党推派曾琦、陈启天、余家菊、何鲁之等人为政府委员。李璜、左舜生、常燕生、郑振文等人为行政院政务委员。李璜并兼经济部长（李担心影响党的分裂，坚持不就任），后经济部长一职改由陈启天出任（陈之政府委员遗缺改由常燕生接任），杨永浚则接替常燕生之政务委员，左舜生亦兼任农林部长。
在国民政府改组前，青年党推荐王师曾、刘鹏九、夏涛声、周蜀云等13人为立法委员，李不韪、胡阜贤等5人为监察委员，宋益清、段慎修等5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刘泗英、朱文伯等十余人为台湾、四川、江西等十余省之省府委员，又推荐百余名青年党人为各省市参议员。此为青年党之全面参政时期。
1947年（民国36年）11月，政府依照宪法办理全国大选，青年党全面参加中央及省市选举，刘东岩（青年党人）获聘为中央选举总事务所委员。依国代及立委选罢法规定，采政党提名制度，在总数中央民代700人中，青年党当选国大代表有曾琦等232人（来台仅一百余人）、立法委员夏涛声等16人（来台13人）、监察委员陈翰珍等11人（来台9人）。
青年党从参加制宪到参加大选之历程至此告一段落。在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党合作下，共同奠定中华民国宪政基础。
廖泽为青年党中央委员，民国卅七年（1948年）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中曾在重庆市选区当选为第一届立法委员。民国38年（1949年），奉杨森之命，任“反共保民军”第二军军长，委任军队要职人员，成立政工处、稽查处．设津巴綦联防指挥部，并组织游击武装。1949年后，潜伏成都、重庆等地。1951年被捕。1952年被处决。
1949年（民国38年）4月，政局丕变，共产党即将占据整个中国大陆，中华民国政府迁台，青年党部分重要干部未及撤离大陆，最后遭共党整肃及处决。除上述之青年党先辈外，诸如还有：青年党先辈伍道远在国军撤退来台后，仍继续领导青年党孤军与解放军战斗，其间还救出国民党的罗列将军，伍道远在自己被俘遇难前，嘱托妻子协助负伤的罗列将军来台，罗列将军来台后，首先就到青年党中央党部致谢，并说明伍道远救出他的义行及对抗解放军的事迹。后来罗列在台湾担任了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退役后写了回忆文章，感念青年党的伍道远救了他，发表在《传记文学》杂志1963年第52期。青年党在大陆全盛时期有数十万党员，因第二次国共内战，最后来台者甚少。

台湾时期

在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青年党即派党员前来扩展势力，最有名者即是李万居和郭雨新。1949年后中国青年党迁台，并且重新于台湾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包括宜兰县的郭雨新、游锡堃，云林县的李万居、苏东启、苏洪月娇，台南县的郭秋煌，高雄市的李源栈，台东县的黄顺兴等党外人士都曾以青年党身份参与并且当选。郭雨新的助理陈菊也成为党外著名的联络人士，台大历史系周婉窈教授的父亲以及二哥周弘宪也曾是青年党员。
1949年虽然青年党迁往台湾，党主席曾琦却在1950年于美国过世。其后代主席李璜亦未至台湾，导致党内长期分裂。在这段期间，也曾经与民社党、台籍菁英、雷震等人，共同筹组新的政党“中国民主党”，然而在之后遭到国民党分化，以及恐惧该党成为台湾人的政党而退出。直到1968年左舜生来台，推动党的团结，并促请李璜回国，才于次年完成党的形式团结。青年党与民社党由于参与制宪，成为党禁之下台湾合法的两个在野党。1980年代由党籍增额立委谢学贤领导的青年委员会，在李璜支持下，试图进行党的改造，遭到内部其他团体的杯葛，党禁开放后，成员分裂自组青年中国党、中国民主青年党、中国民主正义党、中国联合党、中国团结党、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统一党、中国铁卫党、中国国安党、中国青少党、民主行动党等十一个小党，然皆无政治影响力。
中国青年党自我定位为“永远的在野党”，政府来台后与中国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共同促进国家繁荣与发展。曾经被黄信介攻讦为“花瓶政党”；另一方面由于持续内哄，导致在党禁解除之后，陈翰珍等人相继出走自行组党，中国青年党成为小党，丧失政治版图。中国青年党自从解严之后虽然也有推荐候选人参与选举，但是都以极低票落选。国会全面改选后，青年党更完全失去国会席次，退出台湾政治舞台，现已不再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