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吉宗

生平

德川吉宗是纪州藩藩主德川光贞的第四子，幼名源六，十岁改名新之助。任越前国（福井县）丹生3万石藩主时曾主持过藩政改革，累积不少财政经验，广受好评。三位长兄接连去世后，回归本家纪伊藩继承藩主。
1716年，德川宗家绝嗣，以贤侯身份获继任将军职。借鉴先前在大小两藩的藩政经验，开始实行享保改革。
在位期间奖励武艺与俭约风尚，开发新田，允许输入与天主教有关的外国书籍。其最大的功绩在于稳定了原先爆涨的米价，进而使社会呈现稳定的局面。因此百姓赠给他“米将军”（又称“八十八将军”）的雅号，堪称江户幕府中兴之主。
御三家是德川家康时制定的德川家独特的宗法，指的是德川家族在尾张、纪伊和水户这三个地方的分支。
他们的祖先分别是：家康第九子德川义直（尾张）、第十子德川赖宣（纪伊）和第十一子德川赖房（水户）。这三支被认为是跟宗家，即德川秀忠这一支最亲近的。地位上尾张德川是三家之首，其次是纪伊与水户。

出生与童年时期

贞享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684年11月27日），幼名源六的吉宗出生于和歌山城若山吹上馆。他是和歌山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贞的第四子，母亲是巨势利清之女净圆院（纹之方）。因为光贞的第二子早夭，所以也有称源六为老三的说法。
有关吉宗母亲净圆院的文献很少，只知道出身于巨势村的农家，生性聪明贤慧。除吉宗外，她还生有光姬、荣姫和育姬等三女。至于出身贫寒的她如何认识地位如此之高的德川光贞又生下吉宗和其他几个孩子，并没有统一可信的记载（吉宗出生时光贞已迈入老年）。
因为母亲的身份低微，吉宗自幼被迫和母亲分离。而净圆院活到了吉宗成为将军以后，在那个时代已算是十分长寿。 
相较于谜样的幼年，吉宗在五、六岁之后的记载比较一致。吉宗生活在比较开放的环境之中，时常到野外、乡村游玩，也体验过乡间生活，因而对人民的生活和疾苦较为了解。这样与众不同的身世和经历造就了吉宗活泼好动的性格，也造就了他日后独特的作风和独到的眼光。
十岁时，幼名源六的吉宗改名新之助。1696年（元禄九年）12岁的新之助跟随父亲光贞与次兄赖职上江户朝见将军。当时的将军是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聪明活泼的新之助十分受到纲吉公的喜爱。
同年12月11日，新之助在江户赤阪的纪州公馆中元服，因为不是长子，不能冠以德川之姓，因此起名松平赖方。德川纲吉封他为从四位下左近卫权少将，次年又赐他越前丹生3万石。
光贞一行在江户住了一年多。元禄十一年（1698年）回到纪伊后，父亲光贞公隐居，长子纲教继任家督和藩主职位。

就任纪伊藩主

18世纪初的纪伊德川家族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个大人物接连去世。先是在宝永元年（1704年）赖方的长嫂，将军的女儿鹤姬离世。隔年，宝永二年（1705年）五月，鹤姬之夫，长兄纲教也随之而去。次兄赖职接任和歌山第四代藩主。
同年八月，赖方的父亲德川光贞逝世，享寿八十岁。一个月后，才就任家督不久的赖职也因不明原因死亡。
纲教和赖职都没有子嗣，藩主的继承人就落到本来无论排行和出身都轮不到的赖方身上。
宝永二年十月初六日（1705年11月12日），21岁的松平赖方成为纪伊德川家督，并得到将军纲吉赐偏讳，改名德川吉宗。
次年（1706年）1月（宝永二年十二月），吉宗正式成为领有五十五万五千石的和歌山藩第五代藩主。同年，吉宗迎娶伏见宫贞致亲王的女儿真宫理子女王。
成年的吉宗皮肤黝黑，强壮有力，身材高大，六尺有余（江户时期旧制一尺＝28.89厘米）。健康的体魄是他的特征，也是他的资本。吉宗总是勤于政事，却也总是精力充沛的样子，好似从不疲倦。
但他绝非只是空有一身力气的莽夫。和祖父赖宣、父亲光贞和兄长一样，他也爱好诗歌、围棋和艺术。

整顿纪伊藩

纪伊藩早在赖宣时就向国库借的债仍没还清，历代招待将军和京都的公卿们所花费的公款，再加上一场严重火灾后的重建费用，纪伊藩已负债累累。而在1707年南部海岸又连续发生海啸，淹没了大批农庄，损失惨重。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都考验著年轻的吉宗。
但是在以民风强悍著称的纪州，灾害没有并引发太巨大的动荡，让吉宗处理起来较为容易。
首先，他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民众的关心。因为母亲出自农家的缘故，他时常下到町间村头探访百姓，有时甚至故意甩开家臣，自己去和百姓打交道。无论是带着家臣还是自己一个人下去视察，他都穿得和平民无异。在纪伊流传着不少像这样的故事：即使是夫妻吵架，或农民挑粪施肥时，吉宗都可能突然地从旁边冒出来，高兴时还断一断别人的家务事。 
为了节省开销，他带头过着俭朴的生活。平日里他只穿普通的棉布衣服；每天只有两顿饭，以糙米和青菜为主，并坚持每餐三菜一汤。这个用餐习惯一直到他当将军了还是如此。
除了缩减开支，他还积极修水利改善农田。吉宗当藩主时纪伊有两项有名的水利工程，一个是在1707年（宝永四年）大畑才藏修筑的小井田堰，另一个是1710年（宝永七年）井泽弥惣兵卫建造的水库龟池。这些水利设施直到现代都仍在使用。
吉宗和前代的藩主们相同，在领地内大肆鼓励研究学问。1713年（正德三年），和歌山城下的凑寄合桥设置了讲释所，知名的儒者们被邀请来讲学。吉宗自己也积极地学习农业和天候方面的知识，以针对各类气候变化来调整政策。
长此以往，吉宗渐渐地赢得了纪伊百姓们的信任，藩内财政状况也有了明显的好转，他因此扬名日本各藩。

德川本家的宫闱政争与吉宗就任征夷大将军

吉宗掌管纪伊后四年，宝永六年正月初十日（1709年2月19日），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病逝，享寿六十二岁。
纲吉一生功过参半。前半生他积极普及教育，鼓励研究学问，也还能发现并善用人材；然而此人知道把钱花在内政上，却也好享乐，挥霍无度，又把钱大把大把地捐给寺院，还靠滥发钱币、改变币值来解决物价问题，结果国库被搞得赤字满帐。晚年，他还颁下生类怜悯令，严令禁止杀生，尤其是对狗；无论大名或草民，违者最高被判处死刑。结果国内产业不平衡，据说江户街头还恶狗当道。宝永四年，沉默已久的富士山喷发，人们还暗地里谣传是纲吉倒行逆施搞得天怒神怨。纲吉无嗣，收侄子甲府藩主家宣为义子，并立为继承人。临死前，他还叮嘱继任的六代将军德川家宣一定要把生类怜悯令坚持到底。不过德川家宣一上台就听取他的顾问，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的建议，把生类怜悯令废除了，并开始革除其他的弊政。
就任第三年，家宣突然染病过世，由4岁的独子德川家继接任，是为七代将军。但是家继也是身体病弱，8岁那年四月的一个晚上突然发病，没过多久就过世了。至此，德川宗家的血脉完全断绝，征夷大将军的位子只能由御三家的人来承传。
在德川家继奄奄一息的时候，德川家族的重要成员和幕府重臣们召开会议讨论将军的继承问题。德川家内部分成了两派，以德川家继的生母，德川家宣的侧室月光院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按照宗法，由御三家之首、尾张德川家的藩主德川继友担任将军；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为首的一派则推举他们认为是最有才干的吉宗出任将军。
天英院本名近卫熙子，是关白近卫基熙的女儿，拥有皇室的血统。因为有着所谓的高贵出身，在很多文人笔下她都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本来她生有一子，但是不幸早夭。德川家宣去世后，家宣的后代就只剩下了月光院的儿子。
月光院本名胜田辉子，出身于没落藩士家庭（一说为医生），相对于天英院而言自然出身卑微。但她貌美而有文才，因此甚得家宣宠爱。在德川家继还是将军的时候，有一天，当时的大奥御年寄（总管事）属月光院派的绘岛外出办事，回来时守门的侍卫们却不让通行。原本，按绘岛的身份，这些侍卫是不能怠慢的。但是侍卫们竟反常地将绘岛及其随行众女官逮捕。官员以擅自出城、与外人（歌舞伎艺人生岛新五郎）通奸的罪名处置绘岛，并有多人受牵连。史称“绘岛生岛事件”。
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天英院一手策划的。因为月光院作为将军之母统领众女中，天英院无法明著对月光院下手，便从绘岛开始削弱月光院的影响。绘岛原本其罪当诛，但是在月光院的努力下改为流放信州高远。家继病死后，两贵妇为下一任将军又开始了新的争斗。
后世也有史学家认为天英院并非纯粹是个忌妒心强的女人，天英院是个虔诚的日莲宗佛教徒，也颇有才能。当年家宣继位后，天英院劝说家宣废除了不少纲吉留下的恶政，因此天英院在德川家甚至是幕府中是有着不低威望的。家继病死时天英院已经年过五十，而月光院只有三十多岁（与吉宗年龄相仿），无论是势力还是经验，前者都应更有优势。也可以说正因为天英院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更大；另外，也是由于吉宗被认为辈分和血缘更接近家康，最终支持吉宗者占了上风。尾张派和纪伊派，抑或说是月光院派和天英院派的争夺战，由吉宗被推举为下任将军而告一段落。
家继于正德六年四月三十日过世。但是吉宗曾经三次拒绝担任将军，直到八月十三日，他才正式就任，同年改元享保。政争失败的月光院从此隐居，余生都在寺庙中渡过，于吉宗逝世后一年左右殁。
绘岛事件所涉人员后来都被吉宗大赦。虽然绘岛本人没有改变被流放的命运，不过吉宗也给予了生活上的关照。吉宗离开纪州后，纪伊藩主由纪伊德川家的旁支、原伊予西条藩主松平赖致（后改名德川宗直）接任。

享保改革与任用大冈忠相

享保元年七月十八日（1716年9月3日）德川吉宗正式继任为八代将军。上任伊始便表现出不同于先代的风范。正式入主江户城那天，在幕臣们的迎接仪式上，他穿得很朴素，与大多衣着华丽的官员们形成强烈对比。
因为是以旁支身份继任的将军，幕府的旗本们大多为前朝遗臣，吉宗担心大权旁落，便开始清除前朝势力。他罢免了侧用人间部诠房，并不再设侧用人。任命水野忠之担任老中，同时罢免新井白石的顾问职务，用跟白石同门但忠于吉宗的室鸠巢取代。此外还启用了大冈忠相。
新井白石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老臣，他是一位儒学家、历史学家，在德川家宣时代被启用。他虽然没有成为地位最高的幕臣，却有不少提议被家宣采纳，因而很有威望。和吉宗一样，他也清楚幕府面临的问题很严峻，一直致力于革除弊政。
但是吉宗认为白石是一个前朝的重臣，而且他很怀疑儒者们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加上吉宗本人很讨厌繁文缛节，白石却一切从礼教出发，这些因素都使得吉宗下决心把白石撤换，并废除了大多数白石向家宣提出的所谓改革方案。不过吉宗赞同白石的经济政策，保留了下来。 
这个人事变动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尤其在老臣们当中。包括关白近卫基熙，也因为女儿天英院在写给他的信中对吉宗此举颇有微词，使得关白倾向于同情白石，认为吉宗过于草率。
享保时代，有一位不能不提的名人，就是大冈荣五郎忠相。他是伴随着吉宗新政留名青史的一代贤臣，忠相正直清廉，而且办事认真公道，留下了很多断案传奇。因其官位是从五位下越前守，人们惯称大冈越前。他原本是伊势、志摩的山田奉行，负责伊势、志摩的司法和治安，还有伊势神宫的管理。
在吉宗还是藩主的时候，有一次伊势与纪伊的居民因为地界问题发生了纠纷，因为纪州是亲藩，而且还是御三家之一，使的多数官员并不敢得罪纪州人。然而忠相秉公执法，判定伊势人胜诉。同样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作为纪州藩主的吉宗并没有记恨这个不讨好纪州人的忠相，相反，他很欣赏忠相的为人。这件事在后世被人们传为佳话。
吉宗当上将军后便任命忠相为普请奉行，后来又升为江户町奉行。这是一个集江户的行政、治安和司法于一身的职务。忠相成为了吉宗的左膀右臂，为贯彻执行吉宗的改革政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吉宗时代也正因为像忠相这样的贤臣得到重用而在历史上留下光彩的一笔。
吉宗改革的第一步是精简机构。为了削减旗本的数量，他废除了旗本的官位和俸禄的世袭制。同时他也裁减了不少御家人。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也有利加强速恢复将军的集权。为此他提拔了一批在纪伊时就跟随他的家臣，但是他并没有给他们太多的特殊照顾。有一次，一个很有能力的幕僚没有事先报告他便下达命令，结果事后被他在评定上当众臭骂一通。公务上的事他尽量自己来做，却又很放得开手让家臣们去办。对于当年饱受侧用人压制的幕臣们而言，吉宗的办事作风很受他们欢迎。 
吉宗一直认为，曾祖父家康公时的幕府是最自律、最高效的。勇猛顽强的三河武士们在战场上锻炼出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现在这些靠祖辈的功绩得以腰插两把刀到处炫耀的官僚们是不能与之相比的。现在的国家，从江户到各藩，武备松懈，机构臃肿膨胀，官绅勾结。
针对这种状况，吉宗恢复了德川纲吉时代禁止的鹰狩，并加强了幕府军队训练的强度，在关东平原和富士山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以军事训练为目的的狩猎。此外，他还增加了日本沿海地区的守备以强化锁国。
他不喜欢前任几个将军的那种凡事都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意识，他认为，幕府本来就应该像个武人的政权，切合实际，办事果断迅速，一如当年的家康。于是，“諸事權現様御掟之通”成了其施政方针，意为“诸事（任何事）以如同权现（德川家康）所定的方法处理”。
吉宗本人并非不信奉儒教，他结交和重用的儒者也不少。只是他试图从过去几代由侧用人（往往是有一群儒者作智囊）掌权的统治方式恢复到江户初期将军本人独揽大权的体制。另外在民政方面，吉宗对当年江户的大火灾仍然记忆犹新，于是1720年（享保五年）他建立了47人的江户町火消组，由江户町奉行大冈忠相指挥，是日本最早的直属于政府的专业消防队。

享保改革的一系列措施

在吉宗以前，百姓和下级武士直接向将军、大老或老中等幕府高官提出请求均是重罪。特别是拦轿喊冤这类，可能会被以犯上罪论处。这个制度的制订本是为了防止有人行贿高官，且当时的统治者甚至认为政策本来就不是基于公众而制定的。然而，即使在这种极端的制度下，也会有不堪忍受苛政、无处申冤的老百姓冒死告状请愿。
享保三年（1718年）的新年，吉宗从上野的神社祭祖归来，路上有一个町民冲破侍卫的阻拦，要向吉宗递交诉状。这个人当然被当场拿下，但在此人即将被押走法办时，吉宗制止了侍卫们，并说以后遇到这类事情不要逮捕请愿人，还要把他们的状纸转给管事的官员。这件事情虽然看似平凡，却表明吉宗领导下的幕府改变了原有的治世理念。之后，幕府在1719年（享保四年）宣布，所有来自下层的提议和请求都会被考虑和调查；即使是证据不足的指控，投诉者也不会受惩罚。后来，为了广泛听取民意，让人们揭发贪官污吏，1721年（享保六年）吉宗在江户评定所前放置目安箱专供百姓投书。吉宗会亲自拆阅这些信函，并让大冈忠相去调查人们反映的事情。到了1727年，在京都和大阪也放置了目安箱。
1721年，小石川养生所建立，就是江户医生小川笙船通过目安箱所提出的建议。小川笙船认为政府应该建立一个院所，专门协助年老无助，亦不富裕的病人。吉宗收到了笙船投在目安箱里的信函后，虽然当时国库的余钱不多，仍吩咐大冈忠相与笙船面谈，并调查可行性。后来在忠相的操办下，养生所在小石川药园成立（今东京大学理学院附属植物园）。小石川药园原先是纲吉所建的一个花园，吉宗把它改成了药用植物园，用于试种高丽参、甘蔗等进口作物，不少受到后人的尊敬的名医都曾在养生所中服务过。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的作品《红胡子》讲的就是一个在小石川养生所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医生的故事。
1721和22年间，连年灾害导致作物严重歉收，不但国库的收入降到了最低点，甚至连旗本的俸禄都发不出来。为此，幕府发布了“上贡稻米制（（日文）上げ米の制）”，规定各藩上交的年贡为每一万石中交给幕府一百石；同时大名们参勤交代的时间缩短一半，以减少大名们在江户的开销。此外，吉宗废除了老中轮值制度，改设立勘定方专门负责财政，由水野忠之领导。改制后，幕府一年总共收到175万石米，首先解决了旗本和御家人的俸禄问题。但是这个制度大大加重了赋税，在财政状况好转后，于1730年被废止。同时幕府发布的还有要求幕臣们节省各类开支的俭约令。后来，俭约令的范围扩大到各大名，甚至对个人的生活消费，甚至如婚礼上用几顶轿子这种事都进行了要求。不过，俭约令在远离江户的地区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吉宗在位期间曾多次重申。
在古代的东方，米才是硬通货，官员的俸禄和领主的地盘都是以米来衡量，货币的价值也是以米为参照。致力于解决全国经济问题的吉宗，在提高贡赋、节省开支的同时也著进行新田开发。但是新田开发的效果不是马上就能看到的。为此，幕府开始寻求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税收。1727年，天领内农业的税收从四成提高到五成，这个数字即使在封建时代都算是很高的（也成为后来关西一揆暴动的诱因之一）。商业方面，幕府部分放宽了当时唯一的对外贸易港——长崎的对华贸易限制。当年家宣为了加强锁国，曾经根据新井白石的建议削减了对荷兰和中国的贸易量。享保时期，日本向中国输入的商品有铜、鲨鱼翅和漆器等，其中铜是利润最大的出口货。1728年，幕府有了12万两金币的财政盈余，为此吉宗将供奉著德川家康的日光东照宫大修了一番。在财政状况彻底改善之后，吉宗把上米制也取消了。

改革的重重阻碍与克服

1730年和31年间，市场上原本很紧缺的米因为连年的丰收，价格由十年前的最高点每石70至80贯白银，滑落至最低点每石22贯白银。米价太高和太低都不是好事，因为官员们俸禄是靠发米来算的，如果米价太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是下降。靠卖米为生的农民们当然也会不满。
1732年夏，关西地区因为大面积虫灾导致严重歉收，两百万人受影响，一万多人因饥荒而死，即江户时代四大饥荒之一的享保饥荒。几年前还相对过剩的米又变得紧缺，后又导致关西发生一揆暴乱。就连江户，也在1733年初由于米商囤积居奇的行为引发町民骚动。直到1733年秋天，收成恢复正常，米价才恢复到40贯一石。可是这个价格对于官僚阶层而言还是过低。
米价问题的关键不仅是气候，商人们投机倒把的行为也造成米价波动。在大阪，投机商们仍然不打算买进米，他们想等价格进一步滑落后再大笔吃进。1735年11月幕府出面干预，硬性规定米价，命令江户商人们不得以低于一两金币1.4石的价格收购米，而在大阪则不能低于40贯银币一石。如果收购价低于官价，便以每石罚10贯惩罚收购者。官价根据米的种类和质量有所变化。不过，这个法令在执行上却难度很大，米价依然不稳定。吉宗在任期间花很大精力来处理米生产和售价的问题，因而得个米将军的绰号。吉宗还尝试过以改铸新币来解决物价问题，但是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对于某些人而言，吉宗实行的可能不是仁政。幕府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就曾说过：“农民像芝麻，越榨越出油。”吉宗本人或许总是表现出关心下层百姓的样子，但农民实际负担是很沉重的。因此作为弥补，吉宗也总是严厉惩罚贪官污吏以平民愤。1744年，年税收从132万石上升到180万石；幕府直属领地的石高达到460万，这是德川时代的最高峰。
吉宗时代的经济问题总是接连不断，但事实上，社会生产力总体而言是向前发展的。在全国各地，资本主义萌芽有发展。农村地区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自由雇工。从现存文献中的地主账本来看，很多农忙时节的帮工其实与地主甚至佃农是短期雇用关系，而非人身依附关系。而且这些雇工并非仅限于做农活，也给镇上的手工作坊打工。商业和货币经济日益发达，加之农业产出相对丰富使得米价下跌，很多农民反倒觉得种地不来钱，将土地秘密出售（当时买卖土地是非法的）。吉宗后来注意到这个变化，部分缓和土地买卖的禁令。但吉宗幕府没有改变封建时代的观念，依然将土地视为唯一的资本，仍以土地石高来计算产出的价值，故而农民的赋税逐渐加重，投机倒把、高利贷和兼并土地的行为却日盛（相关史料《世事见闻录》、《经济要录》）。
吉宗的兴趣非常广泛，自然科学也是他的爱好。他这个爱好，使得日本科学技术在他时代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动。

禁书令放宽

从家康和秀忠开始，为防止基督教在日本传播，幕府实行着锁国和禁书的政策。任何带有基督教内容的书，哪怕仅是只言片语，都要被处理掉，并严惩阅读和传播者。并非所有的洋文书都被烧毁，因为全日本能看懂洋文的几个人都吃着幕府的俸禄。
幕府最担心的反而是明朝以后的中国书。同时期中国对基督教的态度比日本温和，虽然也不公开支持传教，但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白晋和张诚等人都受到清朝皇帝的礼遇，成为天文官或皇帝的老师。因此在中国流传着这些人的事迹和他们翻译的各类外国书籍。这类书在日本也被算在跟基督教有关的书之列。不过，吉宗却在1720年放宽已实行一个世纪的禁书令。
促使这一改变的，是吉宗的改历计划。和中国皇帝一样，古代日本的统治者认为天象预示并影响着国运和人运。为能够预测天体运行，如日食和月食发生的时间，首先历法要算得准。随着16、17世纪航海技术的发达，地圆说、地动说等新宇宙观和望远镜、经纬仪等新仪器从欧洲向世界各地传播，人类对天体运行能够进行更精确的计算。因而修正历法也变得迫切。
在享保大饥荒期间，吉宗为普及能够代替米的粮食，让兰学家青木昆阳在小石川药园试种甘薯。青木昆阳先前奉幕府之命学习荷兰语，编纂兰和词典，因此懂得不少关于欧洲农业和外国植物的知识。他不负众望，研究出大规模种植甘薯的方法，并于1735年（享保二十年）写出《番薯考》一书。昆阳的成果无疑是意义重大的，大饥荒得以缓解，人们因此将昆阳称为甘薯先生。

制定成文法度

1717年（享保二年）大冈忠相就曾上书说有必要制定一部成文法度作为町奉行的判案依据。后来室鸠巢等人亦多次提出相同建议。1720年，吉宗同意制定一部法度。
1742年（宽保二年），《公事方御定书》推出。此法分两卷，上卷81条，明确了司法和员警机构的关系；下卷103条，又称御定书百个条，内容为刑罚和判例。其中的判例很多是以大冈忠相过去的判决为基础。这部法律对各种刑事案件包括凶杀、盗窃和贿赂等罪进行详细地归类，明确了刑罚，并且从法律上减少了酷刑。《公事方御定书》传到后来分成了几个版本，而记载在《德川禁令考》里的版本被认为是最可信的。
除此之外，享保年间还有1719年发布的相对济令作为解决金钱借贷纠纷的法令。

继承人指定与辞世

1745年（延享二年），吉宗辞去征夷大将军职，由长子德川家重继任。没有人认为家重是个好的继承者。家重和强壮机智的父亲完全不同，病多体弱，而且说话口齿不清，绰号尿床将军。没有人能明白年老的吉宗究竟是怎么想的，也许是仅仅是遵守祖制传位于长子；也许是因为他很喜欢家重的长子德川家治，未来的第十代将军。家治四肢发达，仿佛是当年小源六的样子。但是家治后来也没有显示出像吉宗一样的才干。 
1751年7月12日（宝历元年六月二十日），德川吉宗因脑疾去世，享寿六十七岁。安葬于上野宽永寺第二灵庙，法名“有德院赠正一位大相国尊仪”，并被朝廷追封为正一位太政大臣。而鞠躬尽瘁推动改革的大冈越前，也追随吉宗的脚步，在几个月后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