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召

历史

大召，蒙古语称“伊克召”意为“大庙”，其中“召”为藏语“寺庙”之意。汉名原为“弘慈寺”，后改为“无量寺”。因为寺内供奉一尊释迦牟尼银佛，故又称“银佛寺”。该寺历史上又有“大乘法轮召”、“甘珠尔庙”、“帝庙”等多种名称。因该寺由阿勒坦汗兴建，有的蒙古文史籍也将其称作“阿勒坦召”。大召是呼和浩特最早建成的格鲁派寺院，也是蒙古地区仅晚于美岱召的蒙古人皈依格鲁派初期所建的大型寺院之一，在蒙古地区影响广大。
大召初建于明朝。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俺答汗）于明朝万历六年五月十五日（1578年），在青海湖畔的恰不恰庙（仰华寺）会见了西藏格鲁派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会见时阿勒坦汗以元朝会见外国使臣之礼迎接三世达赖，二人还互赠称号。在此次会见中，阿勒坦汗将萨满教的圣物翁根在三世达赖面前烧毁，表示诚心皈依佛教。阿勒坦汗还向三世达赖许愿，回到蒙古草原之后要兴建寺庙、造佛像。明朝万历七年（1579年），大召开始动工兴建，阿勒坦汗还从尼泊尔请来工匠以三千斤纯银铸造一尊释迦牟尼银佛。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大召建成，成为当时蒙古地区地位最高的寺庙。大召也是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大寺庙中，唯一没有活佛的寺庙。万历十四年（1586年），三世达赖亲临大召，主持了银佛的“开光法会”。后来四世达赖曾来到大召，也坐在三世达赖曾坐过的座位上。
大召建成后，明朝万历帝赐名“弘慈寺”。兴建大召的同时，阿勒坦汗的夫人三娘子按照阿勒坦汗之意，在大召旁边兴建了一座蒙古语称“哈斯呼和浩特”的城市。1581年，明朝赐该城名为“归化城”，归化城即如今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万历九年（1581年），归化城建成不久，阿勒坦汗逝世。
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蒙古察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汗“克归化城、夺银佛寺”，即攻取归化城，并夺得大召。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追击林丹汗到归化城，命令部下在城内纵火，“只剩银佛寺等庙宇未毁”，从而保护了大召。《清太宗实录》第四卷记载：“以谕旨悬于归化城格根汗庙曰，满洲国天崇皇帝敕谕，归化城格根汗庙宇理宜虔奉，毋许拆毁。如有擅敢拆毁，并擅取器物者，我兵既已经此，岂有不再至之理？查出绝不轻贷。”
后金崇德五年（1640年），土默特都统古禄格楚琥尔奉皇太极之谕，委派右翼佐领补音图、左翼骁骑校喇巴太、德木齐温布喇嘛扩建大召，重修之后奏请皇太极赐汉名为“无量寺”，并赐题有满文、蒙古文、汉文三种文字的寺名匾额。扩建后，大召内供黄金铸造的“皇帝万岁”牌位。清朝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赴北京时路过归化城，驻锡于大召，所以大召至今仍供奉着五世达赖的铜像。康熙帝在平定噶尔丹叛乱后曾路经大召。清朝时期，归化城札萨克达喇嘛印务处也设在大召。清朝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札萨克达喇嘛内齐托音呼图克图奏请将大召改覆黄瓦。
1892年，俄国学者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波兹涅夫（Позднеев, Алексей Матвеевич，Aleksei Matveevich Pozdneev）对内蒙古进行考察，在其著作《蒙古及蒙古人》中提到大召：
或者按照人们更加常用的蒙语名字——伊克召，也许就是阿勒坦汗喜爱那个逹赖喇嘛许愿建立的那座召。除了立在正殿门前的一对铸有题词的铁狮子外，召内什么古迹也没有保存下来。这段题词是：“天启三年九月吉日大同北草场金火匠人陈二一人成造与温布黄台吉许愿铸铁狮子一对”。历史上只记载这座召曾于崇德年间（1636－1662）进行修复，并赐予‘察格拉什·乌盖苏默’之名；这个召名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直到现在还保存在召庙大门上方。历史记载着，康熙三十六年（1697），当札萨克达喇嘛内齐托音呼图克图在世时，根据皇帝的圣旨，这座召庙被允许盖上黄瓦屋顶，也就是成了钦定寺。伊克召是呼和浩特所有召庙中最主要的一座。……这里还有一座庙叫藏康庙。它属于伊克召，但却不在伊克召院内，是用来敬奉护庙神的。……确实，中国在这里的影响是相当强烈的，看来就连非常注重自己信仰之纯洁的喇嘛也受到了这种可怕的融合的影响。大约在15年前，他们曾把伊克召的外墙修饰了一下，画上佛陀生活中一些生动的场面。这些画都取材于佛陀的传记，因此都具有纯粹的中国风格；这些图画的说明也用的是汉文，作画的也是汉人画匠。这些都是湿底子上画的湿壁画，所以其中很多都已残缺不全。
1934年出版的郑裕孚《归绥县志·神教志》记载，大召“昔有喇嘛数千人，今仅百余。故禅房租商贩，寺门悬‘九边第一泉’匾额。泉在寺内百步余，名‘玉泉井’。”
194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初期，大召已破败不堪，当时政府拨出专款对大召进行了部分维修。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召被工厂占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落实宗教政策，1980年大召又归还僧众，同年正式对外开放。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先后拨款200余万人民币修缮大召，恢复了大召的原貌。1989年，赵九九出任大召的住持。
2006年5月25日，大召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定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佛映泉”是21世纪初评选出的新呼和浩特八景之一。
2009年时，大召有60位喇嘛，其中有20多位徒弟。这些当徒弟的小喇嘛都来自农村牧区，刚来的几年不会说汉语，后来这些孩子们甚至都学会用手机发短信了。大召重视对喇嘛的教育，对小喇嘛的培养非常严格，学经之后必须通过考试。小喇嘛们每天早晨六点起床，随后背诵佛经一个半小时，上午约用一个小时敲鼓诵经。2006年起，大召还为小喇嘛们开设了英语课，以便接待日益增多的外国游客。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以及农历六月十五日，大召举办晾佛节。届时喇嘛们将寺内收藏的一幅长7米、宽5米的迈达佛（未来佛）画像抬出，挂在佛殿前面展晾，并且在佛像前举办法会，僧众诵经祈祷，演奏佛乐，信众来向佛像膜拜。
大召还有藏传佛教特有的“送巴令”活动，在农历正月和六月分别举行一次。“巴令”是灾祸的替身，是用油面捏成三棱状身躯、头顶骷髅的魔鬼形象。“送巴令”时，喇嘛先诵经祈祷，随后由两人将巴令自佛殿抬至广场上，再举行打鬼舞蹈形式的跳恰活动。跳恰完成以后，将巴令抬出山门外，用火焚烧后，活动结束。“送巴令”的喻意是将一年中的晦气及灾病送走，保佑信众吉祥平安。这也是大召独特的佛事活动。

玉泉井

大召山门的门额上，悬有一块横匾，上书“九边第一泉”五个字，这是指大召山门前的玉泉井。
传说，清朝康熙帝率军西征，回北京时途经归化城，在大召门前歇息。时逢酷暑，康熙帝手下人马口渴难耐。康熙帝的御马突然用蹄刨地，蹄落之处涌出一股清泉，此后该泉水长流不息，这便是“御马刨泉”的传说。后来，人们在泉水之处修建井台，供人饮用。井水甘甜，如琼浆玉液，便又有“玉泉”之称。大召山门前也因玉泉井而繁荣。玉泉井水被誉为中国古代北方的辽东、蓟州、大同、宁夏、甘肃、固原等九边镇的泉水之首。清朝山西文人王用祯用棉书题写“九边第一泉”，并刻成横匾悬挂在大召的山门上。
如今呼和浩特旧城被称为玉泉区，就是因为玉泉井而得名。

铁狮子

大召的大雄宝殿前，立有一对铁狮子。从明朝隆庆、万历年间起，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率部驻牧如今的呼和浩特一带之后，大批汉族人迁入呼和浩特地区，还有不少汉族人临时到蒙古族聚居区或者蒙汉杂居区做工，从事建筑业、刻立石碑、铸造、酿造等各种手工业劳动。大召内的铁狮子，便是汉族工匠为蒙古族土默特部铸造的。
两只铁狮腹内中空，前腿直立，后腿蹲踞状。左侧铁狮较大，高86厘米，背部有蒙古文铭文。右侧铁狮较小，高82厘米，背部有汉文铭文。铭文凸起，字形不太工整。汉文铭文为：
天启三年九月吉日，大同北草场金火匠人陈二一人成造，与虎吃克温步黄台吉许愿，住铁獅子一对，太子更林习林鉴造。古升还金宰生、迟库儿、白言恰吉、独校邦什、恰脑火、恩克吃儿、我力白克、克邦什、汤谓恰、克贴气、奔把恰。
奇洁《内蒙古大召寺壁画艺术研究》一文收录的汉文铭文如下：
天启三年九月吉日，大同北草场金火匠人陈三一人成造与虎吃兔，温布黄台吉许愿，住贴狮子一对，太子更布习林□□，监造：古什还金宰生、迟库尔、白言恰吉、独按邦什恰、脑因恩克吃儿、我力白克、克邦什、汤谓恰、克帖气、奔把恰。
这段铭文不仅字形不工整，且还有别字，如将“铸铁狮子”误写作“住铁狮子”。人名的译写方法，也是明朝时期随音用字，没有固定的译写方法。这段文字中，“太子”也可译为“太师”，“宰生”可译为“宰桑”，“白言”可译为“博彦”，“邦什”可译为“把克什”，“恰脑火”可译为“诺颜”。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铸造铁狮的工匠是名叫“陈二”的大同北草场金火匠人。金火匠人的名字列在许愿者（即出资人）之前，说明天启年间土默特部冶铸业缺乏，蒙古族十分尊重汉人工匠。

壁画

大召现存的壁画主要分布在大雄宝殿经堂北壁的东、西两侧以及佛殿内，乃琼庙佛殿内的北、东、西三壁。这三处壁画是大召现存的古代壁画遗存，与原来位于大雄宝殿经堂东、西两壁下层的壁画均为古代壁画。1984年起，呼和浩特文物事业管理处对壁画进行了抢救性揭取，现收藏在呼和浩特市博物馆。

大雄宝殿经堂壁画

大雄宝殿的经堂北壁横长3.45米、纵高4.76米。经堂北壁西侧的一铺壁画的主尊为十一面八臂观世音菩萨立像，左肩披一兽皮头尾相系于胸前，下身穿红色长裙。十一面八臂观音左右两侧各有三尊像。画面左上角、右上角分别画有一位护法。其下方左侧是蓝色身像药师佛，右侧是右手结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的绿色身像阿弥陀佛。再下方左侧是红色身像阿弥陀佛，右侧是结说法印的释迦牟尼。十一面八臂观音主尊的下方是五尊像，自左至右为：吉祥天母、六臂大黑天、马头明王、阎摩天与阎摩弥兄妹、多闻天。马头明王头戴骷髅冠，似乎带有明朝特征。
经堂北壁东侧的一铺壁画主尊是宝冠无量寿佛，端坐在覆莲台座上，唇色已经褪去。主尊左右两侧各两尊佛像。主尊下方为五尊像，依次是：瞻巴拉、四面护法、莲花生、大红司命主、摩利支天。大红司命主的战袍袍面有明显的重绘花纹，可能是清朝重绘。该铺壁画尊像之间空白的背景处绘有细密的山水画。
上述两铺壁画莲台上的莲瓣形式可能是内蒙古藏传佛教寺庙壁画中独有，莲瓣作桃心形，肥厚饱满。这种桃心形的莲瓣也见于内蒙古其他清朝寺院壁画中，如包头市五当召、昆都仑召壁画的莲瓣，但晕染方式有差别。上述两铺壁画外框的缠枝花纹较粗糙，且有重描的痕迹，故这两铺壁画可能后期经过重描。

大雄宝殿佛殿壁画

大雄宝殿佛殿内的壁画绘于南、北、东、西四面墙壁上。佛殿内供奉塑像很多，所以北壁、东壁、西壁的壁画不能完整呈现出来。北壁纵高3.9米，横长16.5米；东壁、西壁均为纵高2.67米、横长13.25米；南壁东、西两处分别纵高2.67米、横长2.7米。东、西两壁以及南壁东、西两侧壁画的主要题材为十八罗汉，北壁壁画则完全不可见。乔吉编著的《内蒙古寺庙》一书中称：“……还有大殿壁上所绘制的康熙私访‘明月楼’巨幅壁画等，都是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瑰宝，……”
佛殿南壁东侧绘有达摩多罗，发式与明清时代居士相貌的达摩多罗一致。和此铺壁画对应的南壁西侧绘有布袋和尚，四周有五个婴儿嬉戏，婴儿是婴儿头结合成人身体。明清时期，十六罗汉加达摩多罗及布袋和尚，是藏传佛教十八罗汉的定式，达摩多罗居士样貌也是明清时期较固定的形式。此处壁画中的人物、山石、树木趋于写实，壁画中的几处枯木与明代绘画类似。南壁东侧达摩多罗右下方的水纹，与现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明朝商喜的《四仙拱寿图》中的水纹很像。十八罗汉之间的空白处及画面上方绘有一些佛像、度母、护法等等，画面构图较满，不像席力图召古佛殿壁画构图那样疏朗。
大召大雄宝殿佛殿壁画背景内的云纹多用红色晕染，而席力图召古佛殿壁画中的山水画更具青绿山水的味道。大召大雄宝殿佛殿壁画具有藏地风格，而席力图召古佛殿壁画中的十八罗汉和四大天王则有汉地风格。佛殿壁画边框的缠枝花纹与乌素图召庆缘寺壁画边框的缠枝花纹非常相似，但席力图召壁画中的缠枝花纹是更精细的西番莲样式。内蒙古现存的藏传佛教寺庙壁画边框装饰的缠枝花纹可以分成三种不同样式：大召大雄宝殿佛殿壁画边框与乌素图召庆缘寺相似；席力图召古佛殿壁画边框最写实精细；乌素图召长寿寺壁画边框与大召大雄宝殿经堂北壁类似，缠枝花纹都带有图案化效果，装饰性更强，也显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