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

1931年6月19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决定在一年内侵占中国东北，旋命令关东军执行。关东军、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东京策划入侵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6月25日，为进犯中国东北寻找借口，日本制造“中村上尉事件”。1931年7月1日，日本警察在万宝山地区屠杀中国农民，制造“万宝山事件”，并煽动朝鲜排华。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动用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7月6日，张学良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我要求割地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有言论称：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以“铣电”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不过这类说法在张晚年接受采访时被他否认，至今关于该发言是否存在仍在争议。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发“鱼”电给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与东三省政务委员会代主席臧式毅：“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学良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同日，日本在东北召开领事会议，准备发动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变”，攻打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11时15分，日本关东军自动将南满铁路柳条沟段铁桥炸毁，诬指为东北军所为，开始攻进沈阳北大营。时张学良方滞留北平，严令驻军王以哲旅不作抵抗，日本军遂于9月19日晨6时占领沈阳。东北三省遂全部失陷。

一二八事变

面对日本节节紧逼，蒋坚信将来中日必有一战，1932年，蒋设立秘密军事委员会拟定抗日计划。1月2日，蒋发表演讲，指陈宣战之弊害。第一次淞沪会战，发生于1932年1月28日，又称“一二八事变”，日方称“第一次上海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方为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在上海不断挑起事端。1932年1月28日晚11时半，日本海军司令官盐泽以发动事宜准备就绪，乃命日军向上海闸北区、虬江路、青云路、天通菴等地进犯，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以守土有责，遂奋起抵抗。淞沪抗战开始。2月1日，日本军舰炮轰南京；2月4日，国民政府召集各界领袖，在洛阳举行国难会议，惟军政负责人仍留南京，至12月政府正式迁还。2月3日，蒋抵洛阳，会商对日抗战计划，2月5日由洛阳往郑州，行经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观察地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工农红军由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分别由会昌和石城向赣州进军，2月4日抵达赣州城东外五里亭和城西南郊，赣州战役爆发（赣州战役是1932年2月4日至3月7日，一二八上海抗战是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等兵力被中国工农红军牵制在江西无法调往上海支援抗战。2月8日，以最精锐之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五军，驰沪增援，仍以第十九路军名义加入战斗。2月14日，张治中奉命率第五军到上海增援。陈铭枢第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率领下奋起抵抗。日军三度增兵，四易主帅，前后出兵10万人，战线延及吴淞、太仓、嘉定一带，日机并轰炸苏州、杭州，军舰亦逼近南京威胁。3月2日，第十九路军因后援不继，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撤退通电。
战役历时33天，3月2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第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其后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宣布停战。3月19日，中国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与日方举行会议，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五款。主要内容如下：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规定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在该地区则可以驻兵。日军返回战前原驻地，国军暂留现驻地位。5月19日，蒋下令调十九路军开往福建剿共。是役参战日军约6万人，国军约7万人，武器虽远逊于日本，仍能力战月余，士气民心之旺，博得各界赞佩与同情。

满洲国

1932年1月16日，郑孝胥、臧式毅等在沈阳举行“满洲善后大会”，筹备组织日本傀儡国满洲国。3月9日，傀儡组织举行建国典礼，以清朝逊帝溥仪为“执政”，定年号为“大同”，定都于长春（改名为“新京”），重要机关或由日本人任顾问，或由日本人充要职。郑孝胥任国务总理。由驹井任“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总揽大权，日本人分任次长及司长把握主权，各机关均有日本人。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于是时对外国干涉提出威吓。6月14日，日本政府对“满洲国”予以承认。8月8日，日本派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特派全权大使及关东长官，其权力等于总督。9月13日，日本武藤信义为大使，于9月15日与其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协定书”，许日军驻扎东北，确认日本人在东北之权利与利益。于是攫取东北盐税、邮权，及关税，东北同胞遂沦入日本人铁蹄之下。
由于国际社会对日本在中国东北侵略态度放任，日本扶植“满洲国”傀儡政权得以出笼。1934年3月1日，满州国发布日人代拟之“满洲国组织法”。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长城战役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所部安德馨营英勇抵抗，经两昼夜激战，全部殉国。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炮击榆县城，中国守军奋力还击，与日军巷战。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随后日军加紧西进，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部署3路进犯热河，东北军守凌源腹背受敌，退守长城要塞喜峰口。3月1日，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扣留军用汽车偷运鸦片输送天津，3月3日夜竟率所部满载私物潜逃，不战弃守承德。3月4日，日军以120名骑兵先头部队占领承德，热河各地随之陷落，日本将热河并入满洲国。
1933年3月6日，蒋由汉口乘车北上，3月7日到郑州；3月8日抵达石家庄；3月9日到保定；3月25日，蒋才乘机离开。3月8日，政府通缉汤玉麟，命军政部长何应钦驻节北平，驰调国军北上增援。3月9日，日军抢占喜峰口，傍晚，奉军长宋哲元令，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率兵跑步驰援抵达战场；考虑到日军日间火力优势，宋哲元派赵登禹带队夜袭，并将第三十八师董升堂团也交赵登禹指挥。3月10日，第二十九军赵登禹旅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3月11日深夜，赵登禹亲自带“大刀队”500人只带大刀和手榴弹分两路雪夜行军，于3月12日凌晨夜袭日军，砍死砍伤逾千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1架，500名大刀队员仅23人生还。此后，日军继续进攻，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线。
1933年5月，日本关东军派遣伪军刘桂堂部、张海鹏部、李守信部，共约1万6千多人向察哈尔进攻。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5月31日，黄郛遣代表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6月22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一个月后，伪军反攻重占多伦。

华北事变

1934年11月7日，蒋在绥远会见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1935年4月起，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6月27日，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秦德纯接受关东军特务长土肥原贤二之条件，撤退张家口驻军及中国国民党党部，解散排日机关，协助日本人在内蒙活动，允许不向察哈尔省移民，是为“秦土协定”。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从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继驻平政务委员会之后，同归终了，国民政府失去对河北省之统驭力。土肥原贤二催宋哲元与商震宣布自治。
1935年11月9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日本海军中山水兵射杀事件。11月，土肥原贤二操纵多个汉奸组织联名致电北平宋哲元、河北商震、山东韩复榘、山西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等，要求开放政权，允许“自治”。11月24日，河北省蓟州密云区兼滦州榆关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在通县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独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告成立，殷汝耕担任“委员长”。12月25日，殷汝耕又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25县，自任“政务长官”。1937年7月，日军相继攻陷北平、天津，在日军指令下，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被并入。

绥远战役

1936年5月12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察哈尔省原政府委员德穆楚栋鲁普亲王（即德王）在日军支持下，宣布成立“蒙古军政府”并自任“总裁”。11月，德王自组织内蒙古军政府，“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改称大汉义军，并一再侵攻绥远。1936年11月26日，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部克复蒙军盘踞之百灵庙，是五年来中国首次攻势。战争最终以晋绥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大汉义军在此次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并最终被撤销编制，日本方面因为此次严重失利而减少了在总攻中使用日伪军的次数。陈诚率军赴援，称：“人所待我者为不战而屈，今后我决战而不屈。”

西安事变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朱毛会师后不断发展壮大，在湘赣粤闽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1931年起，留俄国际派掌控中国共产党大权，观念和目标并不切合中国实际状况，仍然高倡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于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1933年10月，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中国共产党控制之农村根据地，迫使红军向陕北转移。
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李济深任主席，废除中国国民党。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曾与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订立同盟协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第十九路军允尽力消灭福建与苏区间一切障碍势力，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并采互助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赞同福建境内革命之一切组织之活动。
1935年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彭涛等人通过“北平学联”发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学生1,000余人出动示威，反对自治运动，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与军警冲突，数人被捕。1935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抗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日本军方所期盼之“自治”政府完全失去设立之根据，土肥原扰攘数月之分离华北阴谋只得暂时搁置。
1936年5月，日本破坏海关缉私，并增兵华北，中国一再提出抗议。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趁蒋中正亲自到西安指挥剿共之机，发动西安事变，对蒋“兵谏”，震惊中外。斯大林闻讯后下令限十日内释放蒋介石，毛泽东对于苏联不杀蒋介石的命令感到愤怒。最后，中共派周恩来到西安与中国国民党商解决问题，在宋子文、宋美龄斡旋下，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而获释，国共两党表面上联合抗日，成为日后影响中国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关键因素之一。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乐观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最终在苏俄强力介入下，中共暂缓颠覆国民政府的活动并与中华民国展开合作。
1937年8月20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洛川会议，确立中共抗战方针：“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同日，毛泽东则命令八路军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义部队作战，却事后透过无线电告知前线指挥官，早先命令纯粹为宣传，事实上八路军应尽量放慢移动速度，“每天移动五十里（徒步25公里），每行军三天，休息一天。”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中正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全面抗战与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

战争开始时，日本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占有强大优势，计划采用速战速决之作战方针，甚至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面对日军强大攻势，在中国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订全国抗日军事方针，建立全民族抗战之政治、军事体制。战争初期，日军凭借军事装备，相继占领北平、上海、南京等城市，控制主要交通点线；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利用广阔国土空间，采取逐渐消耗乃至消灭日军之防御作战方针，挫败日军速战速决之计划。
面对日本侵略，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战争中，正面战场之中国军队顽抗日军之进攻，在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多次大规模战役中显示中国军民之决心。

七七事变

1937年6月以来，驻丰台日军演习渐增至三至五日一次，初为虚弹射击、昼间演习，后竟实弹射击、实行夜间演习，且有数次演习部队竟要求穿宛平城而过。7月6日，驻丰台日军不顾大雨、道路泥泞，在芦沟桥铁路桥东北龙王庙演习场地，以芦沟桥为攻击目标，进行攻击演习，至宛平城东门外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国军拒绝，双方交涉至晚间，日军退回丰台。在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坚持下，日军包围卢沟桥，开始从东西两门外炮击城内，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奉命率团反击，是为卢沟桥事件或七七事变。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晚7时30分，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至芦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演习，晚10时40分宛平国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响起枪声，数名日军到宛平城声称丢失一士兵，国军拒绝其进城搜查要求，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城，并开枪示威；北平东交民巷日本华北驻屯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据清水节郎报告，即令丰台一木清直大队长带领第三大队前往芦沟桥指挥战斗，夜12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电话通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第二十九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当即答复，“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丢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引起误会”。日本则称为“北支事变”。7月8日凌晨2时，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宛平县长王冷斋与松井久太郎交涉，当时失落之日军已归队，4时日方代表要求宛平城内国军从东门撤至西门，由日军占据东门再行调查被拒；谈判期间，4时50分日军向宛平城开炮轰击，国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第二一九团金振中营开枪还击，中国抗日战争揭幕。
7月17日，蒋中正发表《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第二次庐山讲话），正式表明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红军将领，请蒋严令第二十九军保卫平、津、华北，动员全国海陆空军，驱逐日寇出中国，红军愿在其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中国共产党首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电呈蒋，愿在领导之下，为国效命。蒋之严正表示得到中国各地势力支持，陕北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四川川系、广西桂系、山西晋系、西北马家军、云南滇系等军政将领一致表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共同抗日。

平津作战

日军于7月25日攻占廊坊车站。月底，日军进占天津、北平，第二十九军主力退守保定一线，余部由张自忠率领接受日军条件而困居北平，平津作战结束。
7月27日开始，日本军根据参谋总长之命令组建派往中国战场之化学部队；此后，又培训各部队中从事化学战之人员，并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据统计，日军使用化学武器超过2,000次，有9万余中国军民受害，其中国军士兵受伤4.7万，死亡6,000；八路军士兵受伤3.7万，死亡1,500；平民与战俘伤亡1万余人。
7月31日，蒋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只有抗战到底，与倭寇死并。8月初，蒋复宣示抗战方针，随时随地抵抗，使日本人战而不取；各地重要军事将领，如广西白崇禧、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云南龙云、中共朱德等，不论以往与蒋有何意见，均会集南京。

战争动员

1937年8月8日，日本曾拟有《停战条件》及《国交调整案纲要》，准备谈判。8月12日，中国中央政府决设置国防最高会议，推蒋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以军事委员会为统帅部。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推蒋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率全局，领导对日抗战。8月15日，日本正式下动员令，编组上海及华北派遗军。8月16日，改以蒋为大元帅，组织大本营；南京失守后，大本营撤销，仍由军事委员会总揽军事。8月20日，中国划分南北各战区。8月22日，陕北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总、副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辖3个师（第115、120、129师），计3万人，师长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副师长为聂荣臻、萧克、徐向前，政治委员聂荣臻（兼）、关向应、邓小平。9月22日，江南红军合组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辖4个支队，计1万余人，支队长为陈毅、张云逸等。8月28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港口，对沿海一带，中国苦无海军，仅由陆军固守。日军曾炮轰厦门。9月6日，日军攻赤湾，威胁香港，日舰巡行于伶仃洋面，港粤航行陷于停顿。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

淞沪会战

1937年北平芦沟桥事变后，蒋为长期作战，将日军入侵方向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同时也为引起国际社会注意日本侵华，在上海主动攻击日军；中日两国不宣而战，由地区冲突真正升级为全面战争。7、8月之交，中国部分军队已开抵上海附近，并计划封锁江阴要塞，使长江日本船舰无法逃脱；行政院秘书黄濬受日本收买，泄露消息，汉口一带日舰、日侨先期退出。7月中旬，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建议东京，不宜将战场局限于华北，应同时攻取上海、南京，分散中国兵力，制其死命。7月下旬，长谷川清借口陆战队1名失踪，布防上海闸北。8月9日，中、日士兵在上海机场冲突。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淞沪会战揭幕。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首场大型会战，是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之战役。中方称“八一三战役”，日方称“第二次上海事变”。中日双方约有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3个月，日军宣布死伤4万多人，国军统计死伤30万人（日军死伤实则近10万人）。上海日军初仅陆战队1万人，中国陆军4万人，空军轰炸日本军舰；此后双方陆续增兵，国军虽不惜牺牲，终不抵日本炮火。
日军机13架轰炸杭州。日本军机分批袭杭州及广德机场，时国军第四大队各机甫自周家口抵笕桥机场，即紧急升空作战，由大队长高志航率机27架，分途拦截，结果击落日军九四式轰炸机3架，后世称八一四空战。8月14日，国民政府宣布自卫抗战。中国可供作战飞机仅220余架。中华民国空军分批出击上海敌军事据点及船舰，并以驱主力防卫首都南京。
9月中旬，国军退守第一预备阵地；日军约10万人，国军约30余万，制空权则在日本之手。第一批投入的精锐部队折损过重开始撤下整补，并且由各地军阀部队开赴前线换防；然而足以让国府精锐部队受挫的日军，换上战力有限的各路杂牌军后连维持防线都很吃力，只能转入防守姿态拖延日军攻势。战役后期，国军败退，上海将失守。由于国军抗敌死伤极为惨烈，战史学家喻之为“血肉磨坊战争”，甚至被喻为“中国版凡尔登战役”。9月下旬，国军退守第二预备阵地；10月26日，主要阵地失陷，退向上海西部。蒋下令精锐第八十八师留守掩护，师长孙元良则命令第五二四团团长谢晋元率领由约430人组成一个加强营，固守四行仓库；他们从此成为上海“孤军”。10月，国府决议迁都重庆。
11月5日，日军成功登陆上海南岸金山卫。日军2个师（第10军）登陆杭州湾，国军全线西撤。11月9日，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之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11月12日夜，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言，决不为城下之盟，本日起移驻重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由于苦战之后，实力丧失十之六七，无法遏止日军前进，预设之长江至苏州、嘉兴及江阴至无锡国防线不守。除军队耗损，淞沪会战后期毫无章法之撤退令战线完全崩溃，令日军得以长驱直入，间接导致南京保卫战提早开战。

南京攻守

1937年12月8日晚，日军全线突破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直逼南京城。
12月12日，中国首都南京陷落，12月24日，杭州继之。12月12日下午5点，唐生智下令中国南京守军“突围”。12月13日南京失守后，日军遂进行震惊世界之“南京大屠杀”。日军进入南京后，大肆劫掠、奸淫、屠杀，被掳官兵、平民妇孺，或遭集体扫射或被砍死，为时一周。日军用绳索，将数百名徒手士兵或民众捆绑在一起，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在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里，列出不少机构和学者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之研究数据：根据当时南京之埋葬纪录，最少也有20万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录得死亡人数为26万；南京军事法庭提出遇难者总数在30万人以上，在中国被普遍接受。12月17日，中支那方面军举行南京入城式。而根据日本陆军内部资料，自1937年11月8日至12月13日止，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共死伤两万六千多人。

华北作战

华北日军占领北平后，计划进一步占领华北、山西北部和绥远。一方面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石家庄、德县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北攻南口。1937年8月初，日军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联合中国驻屯军一部沿平绥铁路东段进攻察哈尔，以“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中国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加强防御华北，负责平绥铁路东段。8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进入南口阵地。日军在关东军参谋长坂垣策划下，以相当大兵力主攻南口，中方由汤恩伯部之王仲廉师苦守，8月9日，日军开始正式攻击。察哈尔境内日军南攻张家口，激战16天，8月下旬，南口失守，张家口亦陷。日军并攻陷怀来和延庆。8月29日，日军两支部队在宣化会合，防御平绥铁路西段的中国军队面临夹击危险，遂分头撤退。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随即在伪蒙骑兵协同下沿平绥铁路向西继续进攻。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第1军和第2军，连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内，日军用于华北作战部队合计约37万人。9月，日军为确保华北主力侧翼安全，以第5师团、察哈尔派遣兵团分东、西两路从北面进攻山西。日军进陷山西大同。9月13日，李服膺部在天镇、阳高一线守护不力，大同弃守。9月中旬，日军逼近内长城，企图突破平型关、茹越口，与察哈尔派遣兵团进行协同，欲歼灭中国第二战区主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

太原会战

1937年9月24日，日军攻占重镇平地泉。第八路军朱德部奉命增援，与山西王靖国部配合两方夹击。9月25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被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东设伏，经过激战，该部日军1,000余人被全歼，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击毁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甫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红军林彪师会同晋军、陕军重创4,000日军于晋北平型关，为中国在北战场之首次胜利。9月26日，中国军队歼敌一个联队，日军向蔡峪口溃退，中国军队继伏重兵于平型关之土沟，待其增援之两联队经过，尽予以歼灭，遂成平型关大捷。蒋致电嘉奖。9月26日起，日军于连云港与中国军队发生炮战，图在墟沟登陆。9月27日，中国军队乘胜攻灵丘，两败日军。10月2日，日军占领连云港外东西岛。
10月初，卫立煌率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会战。忻口正面中国守军与处于日军后方第十八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在晋北苦战。10月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追击溃退的中国守军。中央军及晋军破之于忻口，军长、师长战殁，而战地不为之动。
10月，日军一支西陷绥远省城归绥，一支南犯太原。11月2日，晋东方向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命令主力撤至太原以南，以傅作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守太原。日军改自河北攻晋东；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
南口之战告一段落后，日军循平汉铁路南下：9月，攻陷河北保定；10月，攻陷石家庄；11月，攻陷河南安阳；另一路由津浦铁路南下，攻陷德州。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走，12月27日放弃济南。青岛以陷于海陆夹攻，守军于炸毁纱厂后西撤。1938年1月14日，经国民政府法院将韩复榘判处死刑，之后枪决。

华东作战

1938年2月，津浦铁路北段日军（华北方面军）深入鲁南，南段日军（华中派遣军）越过淮河，企图合犯徐州。3月，南来日军进攻临沂，为时8日，伤亡颇大。徐州东北台儿庄攻守尤为激烈，为时4周；中国以4倍兵力，截断日军补给，歼其16,000人，日军于4月7日后撤，证明其并非无敌。3月16日至4月15日之“台儿庄会战”，中国军队约29万人和日军约5万人在徐州台儿庄激战一个月，中方伤亡5万余人，毙伤日军2万多人；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曾3次赴徐州视察督战。南京失守后之士气为之重振，人心尤为兴奋。日军改向山东、河南之交与安徽北部进攻。5月，国军放弃徐州，战场移于豫东。
1938年6月5日，国军不守开封。国军掘毁郑州以东花园口黄河堤防，洪水向南泛滥，人民损失惨重。总计淹没40余县，河南民宅冲毁140余万家，陆沉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陆沉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480余万人。日军进攻郑州、南窥武汉之企图为之滞延。

华中华南

武汉为南京撤退后最高统帅部所在地，亦为日本次一攻击目标。1938年2月以来，日本空军不断轰炸，遭到坚强抵抗：2月8日，中国空军及苏俄义勇军击落日机14架，中国大队长李桂丹战殁；4月29日，击落日机21架，中国损失9架，苏俄损失2架。6月15日，日本海军溯长江西上攻陷安庆，会同陆军突破江西马当要塞。7月25日，九江失守，武汉外围会战开始，日军分3路前进。
9月底，日军主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到江西九江德安县万家岭地区，国军第九战区部队由薛岳指挥下属10万将士，在南浔铁路战场与日军约28,200人激战13昼夜，歼敌1.4万，日军前所未遇重挫。国军取得万家岭大捷，使日军第106师团几近覆灭，是武汉会战中取得的最大胜利。10月12日，日军4万人登陆大亚湾，10月21日占领广州。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之战略方针，致使中国大片土地相继沦陷。1937年12月14日，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并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尤其是武汉失守以后，抗日力量严重削弱。

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1943年11月）

中国敌后军民展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即散兵作战）等广泛之游击战争，牵制与消耗日军，并在1940年进行“百团大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抗日持久战，使战线延长。日军虽然占领大片中国国土，但无力全面进攻中国，无法实现征服中国之目的；于是，日军在正面战场采取局部军事打击以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之策略，把军事进攻之重点转向后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作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等盟国成立中国战区，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中国则出兵缅甸联合盟军对日作战。

分而治之

1937年，“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1938年3月2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心腹梁鸿志任“行政院长”之“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并与日本订立条约。1939年9月1日，日本人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合并，在张家口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政权成立于南京，汪精卫自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主席之位为林森预留；陈公博、周佛海等分据要津，“维新政府”取消，北平“临时政府”改名“华北政务委员会”，由日本直接控制，非汪之权力所及。
日本侵略中国时，曾打着“反对共产主义”旗号，多次与国民政府接触，希望同蒋合作，分化中国士气与国际影响力，但是蒋中正与国民政府没有屈服。日本作战方针最早为“三月亡华”。日本于1937年12月22日向中国提出更苛刻“和谈”条件，并声称“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蒋乃中止与日本谈判。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1月16日，近卫文麿发表由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之〈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公然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而与各省政府主席签订和约。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维护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的声明〉，严正表示“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表示“东亚新秩序应由中日共同主导”、“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声称只要答应和解，就从华中、华南撤军，华北在名义上属于中国。同年底，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
1938年1月，孔祥熙继蒋为行政院长，3月，蒋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任副总裁，汪难免有不快之处。12月29日，汪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请依近卫之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3点，与日本恢复和平。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革所有职务，国民政府下令严缉民族叛徒。3月，汪在河内遇刺，未中，再宣布和平是中国独立生存之要道，急于自立政府。12月30日，日、汪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参与其事之高宗武及陶希圣竟逃往香港，将全文披露，证明汪之卖国证据，日、汪大感狼狈。1939年9月12日，日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1940年3月26日，汪精卫伪组织在南京成立。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29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蒋严正驳斥，明令通缉。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国共产党出于此条约有利于打破德日包围苏联的局势，为国际局势考虑，表态全力支持。但其态度难以为民众所接受。。4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声援两国条约，并重申日苏两国条约并未变更中国领土权，反而确保了两地的安全。国民政府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发表声明，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苏日共同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

深入内陆

为动摇国民政府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出动大量飞机，对成为中国抗战政治中心之重庆持续数年“战略轰炸”，使许多民众遭轰炸而牺牲。1939年后，日本空军对中国后方轰炸远及于西北兰州、西安、西南之昆明，而以重庆为主要目标。总计日军对西南大后方，投弹60,174枚；重庆受创最烈，尤其是5月3日至5月4日，落弹上万枚，伤亡惨重。特别是1941年6月4日，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间长达5个小时；十八梯大隧道内由于避难民众人数过多，通风不畅，致使1,200名左右之避难市民被活活闷死；这就是“六五大隧道惨案”。此一年之内，总计各地被空袭2,600余次，人民死者28,000余，伤31,000余，房屋被毁138,000余间。除少数边远省份外，中国各省均曾遭到日机轰炸；这种不区分军队与平民目标之无差别狂轰滥炸，给民众生活带来深重灾难，人们长期生活在恐怖之中。
日本为巩固已有据点，维护水陆运输线，扩大占领区，严密封锁中国对外交通，1939年至1941年，一再发动攻势。日军仍以长江一线逐步朝内陆攻击，希望借由歼灭四川省周边省分的战区兵力，逼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重要战役，一为两次赣北之役：第一次在1939年3月，日军约50,000人，进犯南昌，国军约20万迎击，一周后南昌陷落；第二次在1941年3月，日军约4万，国军倍之，激战于南昌以西地区，为时2周，日军颇有损失。二为两次鄂北、豫南之役：1939年4月，国军在各战区反攻，5月，武汉日军5万分路进攻，为10余万国军所遏阻，成相持之势；1940年5月，日军再度进犯，兵力约增加一倍，中国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6月日军占领宜昌，截断四川、湖南间水运。三为两次湘北之役：1938年11月，日军自湖北侵入岳州，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下令纵火，长沙全市几化为灰烬，1939年9月日军10万来攻，10天后为国军20余万拒退，为第一次长沙大捷；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来攻，4天后退却，此为第二次长沙之捷。日军将攻势矛头朝湖南省第九战区转移，第九战区成功挡下日军攻势，并在当地与日军持续对峙。
1939年2月10日，日军占领海南岛；6月发动潮汕战斗占领潮安、汕头；11月，登陆钦州湾；兵力约5万人，西趋广西，袭陷省城南宁，完全断绝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间之交通。日军相继攻占广西省重镇南宁、宾阳，但桂系并未妥协。12月，国军16万于南宁东北发动昆仑关战役大举反攻，历时2月最终守住昆仑关。而在1939年10月下旬时，时任陆军次官的阿南惟几在省部联合会议上发言表示，已经有数十万名日军阵亡于中国战场（病死与意外身亡者应不含在内）。
日本对外扩张政策，分南进与北进；1939年7月，决定南进，为处理“中国事变”，更须解决南方问题，断绝越南、缅甸与中国交通。1940年，日军出兵侵入越南，威胁英荷南洋帝国。6月，乘法国在欧洲战败，迫令停止滇越铁路为中国运输物资，中国通海口之交通线全断。7月，英国政府为讨好日本，竟封锁中国唯一国际边道滇缅公路，使中国作战物资之出口完全断绝。后因美国对日态度趋于强硬，3个月后，始行重开。自此中国深感财政困难，通货膨胀不已，军民生活日益艰苦，直到1944年秋间，实为中国抗战最艰苦阶段。9月，六万日军登陆安南北部进攻滇桂。而日军同样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如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14日的发言当中，就承认日军已经有数十万人在华作战阵亡(应不含病死与意外身亡人数)。另根据日本战后研究，在华日军作战阵亡或因重伤残废无法再度返回战场：1937年至少5.1万人，1938年至少8.9万人，1939年至少8.2万人，1940年至少4.2万人，1941年至少4.1万。

制造“无人区”

为孤立抗日力量，日军强迫大批老百姓迁徒到其划定之变相集中营，建立“集团部落”，使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以此割断民众与抗日军队之联系。
日本军制造“满洲国”后，万里长城成为它与华北地区之所谓“交界”地带；从1941年秋到1942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沿长城一线建立带状之抗日根据地；日本军感到威胁，在“满洲国”军配合下，把居民强行迁移到集团部落，将原来之村庄烧毁，不愿意迁移之居民则被屠杀，结果在沿长城一线建立500公里以上之无人区；因此，大量农民失去家园，因饥饿与疾病而死亡。
日本严格禁止老百姓在“无人区”居住和耕作；而在“集团部落”内部，则实行“米谷统制”政策，农民自己加工粮食之工具也被没收；日军规定农民生产之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严禁私留或者买卖，否则受到严厉惩罚；生活在“集体部落”之老百姓已经失去一切人身自由。

敌后战场

国民政府将敌后战场划分为十二个作战区域，分别是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三战区、第四战区、第五战区、第六战区、第七战区、第八战区、第九战区、第十战区、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并组建中国抗日游击挺进军纵队，是为国军正规军游击兵，由每个中国战区的游击总指挥部所管辖，与忠义救国军、义勇军及其他地方抗日武装相互合作协助抗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
此时新四军是独立状态，潘汉年奉新四军饶漱石命令在五面间谍袁殊引荐下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岩井要求日本、东南局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专门搜集重庆、英美和八路军情报的单位）在香港搜集关于英美国军的资料，于是开始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军、英美。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潘汉年控制下的香港地下党在日军协助下安然无恙的前往上海获得特别通行证并撤离。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汪政府的影佐祯昭会面。1940年在经过饶漱石同意之下潘汉年与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新四军展开交流合作。1941年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地下抗日组织（上海区书记齐庆斌）及全歼由八路军控制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戴笠：“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我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级之巨奸。”陈恭澍对李士群与中共联手感到痛心：“七十六号（汪政府下以李士群为首的组织）”是杀人不眨眼的，他们是一伙汉奸、强盗、流氓及共党份字组成的罪恶集团，以往人们以为“七十六号”只是一个罪恶的渊薮而已，但很少人了解，它还在暗中掩护共产党地下活动，并协助共党份子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新四军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和八路军的力量”。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民政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实际上其为饶漱石的人）（化名）在南京与日军及汪精卫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民革命军作战之兵力，现奉日军命令汪逆精卫会见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进行谈判（被毛泽东拒绝），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

国共摩擦

1939年11月26日冬季攻势晋系阎锡山爆发十二月事变，11月28日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宣布起义脱离晋系编入八路军120师、129师编制，促使冬季攻势担任主力的第二战区处于混乱。1940年3月，国军由山西南部经太行山至河北向日军发动攻势，八路军在距离日军50英里外的情况下发动抗击由日军控制的朱怀冰、石友三的6万国军，八路军取得上风。在华中地区，国共双方则发生竹沟惨案、平江惨案等事件，中共处于不利地位。1940年10月，苏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与当地驻扎的国民革命军发生黄桥战役，一举击溃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属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1941年1月4日至12日，在八路军情报帮助下新四军9,000人在皖南泾县遭国军包围（皖南事变），军长叶挺以下5,000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杀，番号撤销。八路军趁此机会开始控制新四军并向国民政府要求恢复该军番号，最后中共统一整编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为7个师。

战略反攻阶段（1943年11月－1945年9月）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12月11日，纳粹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美国加入欧洲战场。不久之后，除了先前与日本签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日本的战略重心也从中国转变为美国。因此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并与英美等国签订废除部分不平等条约，令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升。
1944年春季，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发动攻势作战；至1945年夏季，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70余座，收复大片国土。

中缅印战区

日本方面不满足于控制东南亚的油气资源，同时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中国战场的意义，并防止中国对东南亚战事的介入，转而出兵缅甸，意图切断滇缅公路孤立中国。日军进入泰国，泰国政府随即宣布与日本同盟，但拒绝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成为和欧洲的芬兰一样的半轴心国成员，并同日军进攻马来亚和缅甸。此时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求援。于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与日军会战，但是日军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于是日军迂回至中国军队背后，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破局成为各自溃退惨剧，远征军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残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国或撤往印度，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六军撤退回国。
这次战斗中，国军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战死。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和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廖耀湘则留下继续负责在印度编练军队。史迪威重一隅而忽略全局，与中国全面抗战之战略观念不同。遂公开反抗蒋之命令。1943年6月24日，史氏因要求撤换杜聿明军长不获中国政府同意，乃不经预告，于二日后将中国战区作战之美国第十队轰炸机，全部调埃及助英军作战。其后史氏曾拒绝将租借法案下拨给中美商业组织之中国航空公司两架运输机转交中国空军，不肯向华盛顿代转中国前线500架飞机之作战计划，反对美军1000桶飞机汽油之借用。史氏甚至要求担任中国三军统帅，美援武器直接援助中共，大为中国朝野所不满。

中国内陆战区

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在第九战区有过4次大规模会战，日军先后出动66万人次、共伤亡10.7万人，国军出动100多万人次、共伤亡13万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直到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激战月余，日军才攻陷长沙。1941年1月16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计划》，企图在年内在不减少现有兵力，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高压的军事态势，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尽早解决中国作战。1941年4月，阿南惟几制定了长沙作战计划，力图在现有兵力的情况下，最大可能的摧毁重庆政府战力。第二次长沙会战于1941年9月6日爆发，历时33天，日军攻占长沙，之后迅速撤离，国军趁机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6日，由薛岳领导国军力战日军，最终中方成功防守长沙，日方遭受惨重损失撤退。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同盟国取得的首次胜利，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1940年起，中共根据地开始从事特货鸦片种植销售，1942年鸦片收入成为中共边区经济最重要收入来源，1944年更达到总财政收入30％的规模，透过此类贸易赚得许多金子、法币等。美国驻华代办艾哲逊于9月4日在重庆以呈国务卿1541号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苏得邦谈话：“在山西共产党地区种植鸦片所得之金钱，用以垫支共产党的岁收，维持共产党发行的货币，和购日本占领区的商品……大部分鸦片似乎是在敌人控制的区域内出售或易货”。中共以晋北及陕北鸦片栽种区域最广，并以武装部队护送，将鸦片统一收购运至耀县及柳林销售，国民政府曾于1943年4月欲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烟毒检查团赴陕北调查，遭萧劲光拒绝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在打通浙赣铁路，摧毁沿线机场后撤退。

战事逆转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发表新闻公报《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1943年11月，日军进攻常德，战斗一直持续至12月20日，日军一度攻占常德，但在中国军队反击下最后撤退。
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日本于1944年4月发起豫中会战，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省独山，震动重庆。
正面战场之中国军队在1944年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中也取得胜利，并在6月收复柳州后，制订反攻计划；日军被迫开始收缩战线。1944年5月，由卫立煌指挥的中华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抢通中印公路。1945年1月，中缅国军会师南坎。中印公路首次通车，蒋决定命名为“史迪威公路”，自兹由印度运入作战物资，得以畅通，印度输油管亦接通至昆明。
1945年2月以后，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军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的防线以东向西发动攻击，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在湖北，3月日本军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过之后国民政府军随即发动反攻，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湘西会战”从1945年4月9日起，止于6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后一场会战；日军为争夺芷江空军基地，共投入5个师团10万兵力，国军由何应钦亲自指挥9个军26个师18万兵力，战线长达200余公里。战场位置在湖南省中西部，此战又称“芷江攻略战”。日军攻入湖南西部，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军遭受挫败而退回原阵地。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人，战线长达200公里。国军在会战主力王耀武指挥下，取得雪峰山大捷，会战以日军战败而结束，歼敌3万余人。在湖南战场上中国军民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浴血奋战，激起中华民族战胜日军之信心和勇气，日军自此逐步收缩战线。湘西会战之胜利，标志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
1945年4月，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反攻广西桂林、柳州，于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7日，国军反攻，收复桂林。策定反攻广州计划，完成一切部署，陆军总司令部推进桂林。8月，美国第十航空队调增中国。

日本投降

1945年7月26日，中国蒋委员长（未被邀请与会）、美国总统杜鲁门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波茨坦发表声明，对日本提出最后通谍，促其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使用三国巨大之陆海军全部力量，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灭。三国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哈利·S·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日本始终认为如果无条件投降，等于毁灭日本；公告中虽有将来可依日本人民的意志，成立一个倾向于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之字句，然而未提及日本最关心之是否保存天皇，因之不肯接受。
1945年8月6日，为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市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又在长崎市投下第二枚原子弹。
1945年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宣布对日作战，随后出兵中国东北，相继占领朝鲜北部。
1945年8月9日，中国各个敌后根据地军民开始大规模反攻作战，取得重大战绩。
1945年8月10日下午7时，日本政府正式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日本请降照会》。下午7时50分，日本政府请降书，已请由瑞士、瑞典转达盟方，日本愿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但仅要求保留天皇，仍为日本元首。晚上8时许，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经中央通讯社收获，发布号外，“顷刻震动全市，街头人山人海，遍处欢呼呐喊……超过十万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奔赴国民政府暨中央党部前欢呼，向蒋主席致敬……”同日，在延安总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令山西、河北、山东、绥远军队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配合苏联及外蒙军作战，亦即抢先进入东北。同时，由于美国原子弹攻击与苏联军队参与，中国内部开始有人感到中国抗日战争即将终结。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中国国民党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8月13日，毛泽东对干部演说。中国共产党则接收经营多时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八路军、新四军于敌后长期控制大量铁路干线，增加在西南正方对敌的之国民革命军接收日占区之困难。8月14日，朱德、彭德怀电陈蒋，公开表示抗拒统帅部8月10日给予该军驻防待命之命令，8月15日朱德又自称“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日军投降，受降地点及代表指定：一、华北在阜平地区，由聂荣臻负责；二、华东在天长地区，由陈毅负责；三、鄂豫两省，在大别山地区，由李先念负责；四、广东在东莞地区，由曾生负责。
在中国军民和苏美盟国打击下，日本已无力继续战争，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5日晨，同盟国由瑞士政府之通知，获悉日本天皇已颁敕令，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宣告投降后，遂同时公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是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15日15时，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向中国共产党投降。朱德另电冈村宁次，命令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广东）中共将领投降。最终日军拒绝朱德的要求，同盟国则完全不予理会。8月16日，日本大本营向全体陆海军发布命令，停止战斗行动。于1944年接替汪精卫担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之陈公博，宣布解散伪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宣告灭亡。
日本既已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国遂委任麦克阿瑟将军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所有日本皇军投降（all Japanese armed forces by the Emperor），并负责主持占领日本本土，日投降代表团由首席代表河边虎四郎参谋总长率领，于8月19日乘飞机至马尼拉，签订投降条件。国军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一般命令第一号》所划分之受降范围，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应为中国（东北除外，归苏军受降）、台湾以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接受日本全面投降。8月16日，蒋中正致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做出相关指示。8月17日下午5时32分，冈村宁次覆电表示服从指示。
在雅尔塔会议中，苏联获得同盟国主要国家允诺具有旅顺、大连等港阜之控制权，因此日军宣布投降并不代表苏联攻势划下中止。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发表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鉴于以上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8月9日，苏军占领德王府，8月23日，八路军攻克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宣告结束。直到1945年8月23日，苏军开入旅顺港完成攻势目标后，中国战场的组织性大规模战争甫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投降，中国派徐永昌参加签字见证。9月8日，何应钦由芷江飞南京，9月9日上午9时，代表最高统帅，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八年中日战争告终。对中华民国来讲，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正式结束。按盟军指令，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必须立即向国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则不这么认为，除热河、察哈尔之张家口、山海关等6都市由苏联军所占据转交给中共外，其余重要都市多未进入和平状态，战事仍然持续。
8月，设置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以陈仪为长官。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奉麦帅下达之命令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并接管台湾。10月25日，驻台日军在台北公会堂完成受降仪式，随后陈仪发表广播宣告恢复对台湾、澎湖列岛之主权。12月25日，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政府，希望中华民国能尽快派兵赴日参加占领。后因国共内战，中国最终未能派占领军进驻日本，其中也导致形成钓鱼台列屿主权问题争议。

国军

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国共内战，同时避免对日冲突扩大。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军大幅扩编。至1945年，国军共有120个军、354个师，此外尚有独立旅、独立团等。据统计，八年抗战中，国军中陆军伤亡将士三百万人以上，当中将级军官阵亡已超过二百名，中下级军官更大幅伤亡。此外，抗战期间国军亦首次离开中国，组成中国远征军，到缅甸与印度的英军共同作战，且亦屡有胜果。重庆国民政府以中国西南地区为大后方抵抗，利用本身广大的中国疆域减抵日军的攻势，也取得同盟国部分支援，直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忠义救国军”控制，名义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一带游击，由青帮和洪门组成，暗杀间谍和汉奸，牺牲100多人；1938年8月13日“忠义救国军”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一面中国国旗。

东北义勇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人数最多时曾达五十万人，但在日军强大兵力的进攻下，缺乏统一领导而又成分复杂的义勇军，于1933年即大部陷于瓦解。一部退入关内，一部分由中共领导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坚持斗争。

八路军、新四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115师，红二方面军为第120师，红四方面军为第129师。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守南方的红军部队和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5月，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提出抗日战争应分为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
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4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颖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日抵达南陵，5月16日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交战。

华侨

华人华侨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很大贡献。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为中国抗战捐款超过13亿元。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全国战斗机飞行员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上，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

美国援华

美国大量援助中国抗日战争。抗战初期，美国不愿卷入中日战争；1937年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禁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火。美国奉行中立政策，对中日双方都提供原材料。因为日本工业基础强于中国，此举实际上有利于日本。直到战争进行17个月，即1938年12月，中国方行到美国1,500万美元借款，以桐油抵偿。还有2,000万美元锡贷款。外交人员几经努力，1942之前美国对华提供1.7亿美元贷款。
美国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提出抗议并力促中国和日本的和谈。1941年，由于中日和议始终难于达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岛，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钢铁禁运。日本石油和钢铁来源断绝，冒险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全力援华，1942年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无偿援助，并根据《租借法案》向对华租借大量军事物资，包括“驼峰空运”。美国以租借法案名义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世界各国介入主要是因为英美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
美国派员到中国参战，包括“飞虎队”、美军第14航空队和第20轰炸机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飞虎队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AVG），因为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而未见过鲨鱼之昆明市民称作“飞老虎”而得名。1937年初，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飞行员陈纳德获聘为中国空军顾问；1941年4月，苏联撤走航空志愿队，陈纳德遂成立以美国机师组成之美国志愿航空队，从租借法案争取到约100架战机，并在美国招募约100名后备役军机机师及200名地勤人员。志愿队员月薪750美元，击落日机1架，给奖金500美元。
1942年6月，根据《中美租借协定》规定，国府分别派遣中国空军机师赴印度和美国受训；1943年10月，中美混合联队（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成立，隶属于美国第14航空队指挥。
1942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缅甸，5月切断中国最后一条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6月，中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中国正式成为“租借协定”受援国。4月，中美决定开辟“驼峰航线”，为中国抗日战争及美国在亚洲战场补给油桶、弹药、药品、食品和黄金等物资；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和中国航空公司共同承担“驼峰”空运任务，其中以美国空运为主。1942年末，日军占领缅甸，为防止日军入侵西南地区，国民政府炸断惠通桥并沿江布防，滇缅公路封闭。驼峰航线上600多架运输机几乎全天候运转。为保证中国物资供应，美军开始空前的大规模空运。自1942年起，驼峰航线开辟，从喜马拉雅山脉东侧（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由印度飞往中国，至二战结束，中美两国至少642架飞机失事或失踪，1,382名机组人员牺牲；向中国运送物资65万吨，占外援物资总量八成。驼峰航线不仅地形险峻复杂，气候堪称世界上最恶劣，天气制约著空运数量；经常有暴风雨、湍流猛烈、横风每小时160至240公里，结冰严重。有时气候急变影响飞行，使货物甩出飞；结冰把机翼压变形，令飞急降数千英尺。数据显示，在1941年到1945年之间，援助中国物资81%是透过“驼峰”空运，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玛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云南和四川，总航程约800公里。航线经过高山海拔4,500至5,500米左右，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由于当年飞机设备落后，机上没有加压装置，机员需要极大耐力。
美国开辟中印空运之初，仅供给美国14航空队之需要，直到1944年春季之后，方始运作战物资，至于美国对中国之援助，空军方面获得数百架飞机及配件和燃油，陆军则获得29个师轻装备，其价值约为5亿美元，若按美方援助盟邦之物资2,800亿美元计算，或相等于装备588个装甲师或2,000步兵师，中国所占者实在微乎其微。所有上述援助合计，中国在抗战中所获美援总额达16.02亿美元，是所有国家中对华援助最多。

苏联援华

随着纳粹德国崛起，苏联希望将战略中心转移到东欧而不是远东。因此，苏联希望援助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来牵制日军，从而减轻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压力。1937年4月，国共和解已成，苏联表示愿给中国以军火借款，中国反应冷淡。8月2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另有口头声明，在中日关系未恢复前，苏联不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中国不与第三国订立防共协定，苏联允3个至6个月内，实行参战。
苏联对华出售重型武器曾超德国，并先后分别对华贷款3笔，共计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主要来源。据统计，抗战开始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购买飞机904架（包括轻重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汽车1516辆、自动牵引车602辆、各种火炮1140门、机枪9720挺、步枪6万枝、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万多发。
1937年9月初，中国代表到莫斯科，开始进入谈判阶段。不久，朱可夫率苏联顾问团到中国。10月，第一批苏联航空部队与500名苏军专家、大批苏联飞机一同到达汉口空军基地，他们开始向中国飞行员教授驾机技术。苏联协助培养了部分飞行员、领航员及地勤人员。在苏联境内的萨雷—奥捷克至兰州的公路上，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的汽车累计5260辆，运行总里程1850万公里，苏联运输人员先后达4000多人。为确保抗日军火物资的西北大通道的安全，国民革命军中央军嫡系部队进驻了河西走廊，设置了“河西警备总司令部”，驱逐了盘踞河西走廊的青海省地方军阀马步芳的军政势力。
1937年11月，苏联给予中国以5,000万美金借款，用以购买飞机，苏联空军志愿队“正义之剑”继至。1937年11月援华陆军装备开始发货，其中坦克82辆。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国民革命军损失了大量装备，根据苏联援华军事顾问回忆，国民革命军抗战开始的一年半时间里损失了六十个师的装备。1937年11月蒋介石嘱咐对苏谈判代表杨杰将军向苏联提出采购20个师装备。其中每师装备8门115mm榴弹炮、16门三七战防炮、16门步兵炮等。经过中苏两国反复协商，定为由苏联提供20个师的装备，其中，每个师装备76.2毫米M1902/30野战炮8门，4门115毫米榴弹炮（一战时英国援助沙俄的QF 4.5吋榴弹炮）。这些装备分别通过香港、九广铁路、粤汉铁路运抵衡阳，以及滇越铁路运抵昆明。
1937年12月1日，苏联航空志愿队首次参战。
1938年1月，中国派孙科赴莫斯科，商谈中苏同盟不成，苏联反向日本提议解决两国悬案，日本未加理睬。1938年冬，第二批志愿队来华，其中有当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后在武汉和台北给予日军重创。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先后来华共700多人，其中200多人在华牺牲；从1937年8月至1941年，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共击毁日机1,049架。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日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苏日在中国领土诺门坎发生冲突，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1940年为使用苏联第三笔贷款，国民政府向苏联提出需求清单展开谈判，确定了的购买清单里没有山炮，变成了200门76.2野炮，200辆装甲拖车，1941年交货后装备炮兵七个团。
苏联继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对中国援助全面停止。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中立条约》也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苏日签约后，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国民政府对于苏日中立条约表达了严厉的批评，中国共产党则发动舆论，全面支持苏联与日本的中立合约，并认为双方相互尊重对华领土主权，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然而日苏双方都把对方作为潜在敌人。日本把几十万关东军守在东北，准备大量化学武器一旦和苏联发生战争时用，直到2000年之后，还有中国人因为地下化学武器泄露而伤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苏，而苏联则支持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活动。
1945年2月，美英苏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中划分战后在华利益，中国政府并不知情。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单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而中国方面在1945年6月由继任杜鲁门总统于接获贺浦金斯报告后，于6月9日在白宫会同代理国务卿格鲁（J. Grew）约晤宋子文举行商谈方才得知，而美方则对中国以‘维护世界和平’为由施压，要求对俄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向满洲东、西及北三个方向，发动八月风暴攻势，一个星期以后，从日本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当时满洲国）与内蒙古。由于此时的中国新疆与外蒙古早已被苏联军队入侵占领，并干涉其内政( 补充说明 : 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多次试图吞并新疆地区，将其改为“东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为此扶植了很多新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并积极寻找在新疆的代理人；1921年5月苏俄军队开进外蒙古，与蒙古人民革命党军一道于7月6日进入库伦，击败了恩琴的白俄军队，同年也将中国军队逐出外蒙古。此后，苏联将唐努乌梁海改组为独立的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直接并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迫使1945年8月14日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只好勉强和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1945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苏联才出兵中国东北；但中国却因此同意外蒙古公投独立、允许苏联在东北和新疆享有特殊权益，整个东北工业设备被苏军洗劫一空，损失20亿美元惨重代价。

中德军事合作（1928年－1941年）

中德军事合作早在1928年11月就展开，中国国民政府聘用德国顾问团；“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1934年起，德国顾问团协助国军创建3个“示范师”，组建10个炮兵营，并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炮兵航空观测队等专业化部队。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其中最精锐部清一色是德式装备；国军从武器到兵工厂几乎全部来自德国，甚至连防御计划也是德军顾问制定。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德国协助中国整训30万精锐部队，并出售大量军火物资；与此同时，中国还从德国购买大量军火物资，特别是1937年底中日激战期间，德国不但未像其他国家一样限制对华出口武器，反而加紧对华军火运输。从1936年起，德国和中国签订了2.82亿德国马克的军火销售协议。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希望将中华民国拉入反对苏联的联盟当中，并积极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截至1938年8月，至少有1.44亿马克（约5,816万美元）之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将正式承认“满洲国”；4月德国禁止对华军售，并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随后更召回驻华大使。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有重大影响。中德合作令国民政府军装备大大改进。“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有大约70名德军顾问直接参与指挥国军各级部队；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沪战场上，尽管蒋介石将所有德式训练之中央军精锐全部投入战斗，却仍遭惨败。外国舆论对于中国军队英勇智谋，亦再三赞誉；虽训练犹未充足，装备犹未齐备，外人以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能抵抗十周。

英国援华（1941年－1945年）

英国在19世纪时在中国拥有庞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东亚已是鞭长莫及，而且要与北非和西欧的德军作战。抗战初期中国多次向英国求助都被拒，蒋甚至亲自向英国大使卡尔表示，中国政府可以提供20万人替英国保卫香港，依旧被英国拒绝。
1938年10月，中国华南、华中相继失守，英国在华势力范围基本为日本控制，英国开始援华；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对华提供财政援助货款共1,550万英镑，其中三分之二是1940年后提供。英国对中国抗战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义，对中国的帮助包括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英国对华军援微乎其微。

日军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参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各部队包括中国驻屯军、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北支那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华中方面军（中支那方面军）、驻蒙军、华南方面军（南支那方面军）、中国派遣军（支那派遣军）、参加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大日本帝国海军部分军队。日本占领中国本土大片精华地带，并继续施行“以华制华”的策略，建立傀儡政权。

皇协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为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招募当地人民来负责占领区治安。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和平建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占领区政权没有干预其他政权辖下伪军活动的权利，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任意调遣地区的伪军。
1938年时，皇协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万8千人，随着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华皇协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万5千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庞炳勋、孙殿英两人联名通电投日，所率领的军队数量为庞大。对于东北方面，1940年时的满洲国军人数正规军约10万余人（30个旅）；武装较好的警察队约5万名以上，‘兴安军’约1万名以上。
1945年初，仅汪精卫政权统治区就有皇协军40万余人。

战后统计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共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为民族之独立解放付出重大代价；中国战场牵制日军陆军兵力之60%以上和大量海空军力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卓越贡献；中国国际地位也因此而提高。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元。中国平民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另外有统计，中国抗日战争直接伤亡合计可能达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3,480万人。1947年2月15日，联合国提出报告草案，详述中国八年所遭战争破坏：据估计战争死亡人数逾900万，由于战争死于疾病及受伤人数达数百万，劫后余生者亦陷于穷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坏，教育受严重损害，工矿业十损其九，灾荒和瘟疫波及广西500万人、湖南1000万人。日本的入侵导致中国年均人口增长数由1927－1937年间大约350－360万降至1937－1945年期间的约310多万。
附：中国政府历年来公布的抗战军民受伤及死亡数据：
（1）1946年底，国民政府公布军人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共计1,173万人。
（2）1947年5月20日，国民政府对1946公布的抗战伤亡人员总数进行了修订，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总计人口伤亡12,784,974人。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作了初步估计1,000万人和5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
（4）1985年公布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为2,100万人以上。
（5）1995年，公布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

国方统计

中国抗日战争时任国军参谋总长之何应钦在《开战之前敌我兵力比较》中，对比“七七事变”中日军力，开战之初，日本兵员总数为448.1万人，其中现役兵、后备役兵、预备役兵为战斗兵，数量199.7万人，补充兵人数248.2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210万）。陆军常备师团17个，海军舰艇190万吨位，空军飞机2,700多架。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55,700~700,000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
中国抗日战争中开始之初，国军陆军现役兵170多万，补充兵约50万；海军舰艇11万吨位，不足日本十分之一；空军仅有战机305架，各式飞机加起来共600架；75毫米以上之火炮只有800多门，其中重炮只有48门。中国国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1937年，中国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年产量为零；而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设备能力为年产3万辆）。据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第122页载：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军与日本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38,931次小型战斗。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损失战机2468架。据日本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212万人，中国派遣军有62万人；到日本投降，日军总兵力约700万人，中国派遣军有105万人。日军八年在中国战场之伤亡，负伤131万8670人，阵亡177万9774人。根据日本统计，日本军在整个二战死亡约185万至186万人，其中中国战场死亡约40万4千6百人，其中中共武装打死3万多人；苏军打死关东军约8万多人，太平洋战争南方军约死亡125万人。至于1983年读卖新闻社所出版的《战争：中国侵略》所给出的数据是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为止，总共有七十多万日军死于中国战场。
中国先后征发兵员1,400万人，伤亡官兵320万人，人民生命牺牲以千万计，财产损失约4,880亿美元。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为13,922,859人。据蒋纬国《抗日御侮》一书记载：“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征兵近1,400万，至于游击区、沦陷区、壮丁，则由战区司令长官自己设法招募”。此外“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10,000,000人以上。”
据1943年7月中华民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据何成濬日记记录，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由于虚报战绩过于夸大，被同侪将领“笑斥”。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将领普遍虚报战绩的现象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日军和中共军队一般会将内部报告和对外宣传区别对待，内部报告较为真实，不过日军官方战报同样往往也偏离事实极远，其"大本营发表"的内容都是经过军部言论统制机关加工的，此词语在日本现在已成为"说谎"的代名词。例如枣宜会战日军资料声称仅伤亡一万一千多人，然而根据日军内部极机密档案统计，1940年5月与6月的中国派遣军死伤多达四万以上，其中大部分应该伤亡于枣宜会战。又如在日本陆军高层的报告当中，日本第21军在1939年4月所发动的四月作战仅阵亡14名，受伤39名。然第21军所送交的战时旬报当中，就自承仅参战的第104师团至4月20日就阵亡105人，受伤253人。而另一参战的第18师团则仅在4月15~20日就阵亡36人，受伤142人。然四月作战在4月28日才告终止，由此可见日军实际伤亡远远超出陆军高层之报告。除此之外，华北方面军于战果报告中提出该方面军于1941年仅阵亡2,352人，受伤5,001人，然根据华北方面军战时月报，该方面军于1940年11月至1941年10月间可确认之作战伤亡共计为阵亡4,599人，伤重不治264人，受伤10,338人，可见华北方面军战果报告将其伤亡数字缩水不下于一半。

共方统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包括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以及其他抗日组织，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463人、伪军49万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缴获和摧毁的辎重统计为：击毁飞机57架、坦克69辆、装甲车164辆、火车头301辆、汽车和摩托车6,080辆；缴获汽车、摩托车347辆，马30,448匹。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之〈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统计〉，中共军队八年损失统计为：伤290,467人，亡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共计584,267人。2015年7月14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吹风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研究成果作介绍。李忠杰称，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占各国伤亡人数总和三分之一；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战后审判

战后，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由于日本跟美国的政治协商成功，所以只对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对已经逮捕的其他数十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当时日本天皇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辩护）。对于裕仁天皇的处置，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战后废除天皇一设想，罗斯福对此咨询蒋中正意见，蒋中正则表示“应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战后美日同盟的形成，最终使裕仁逃过一劫。1947年2月24日，香港法庭判处第一名日本战犯野间贤之助死刑。1948年4月20日，中国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向哲濬对法庭表示：中国政府要求对凡在对华战争中发生重要作用之日本战犯，予以“严厉与公正”之处罚，这种处罚并非在报复，而实在为杜防日本侵略之重演。12月23日，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中国战区则在1945年12月成立战争罪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和汉奸进行审判。日军中将酒井隆，战后由第十一战区缉获，押解战犯军事法庭证据确凿判处极刑正法。1945年10月3日，南京军事法庭将陈公博由日本引渡回中国。1946年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宣判陈公博死刑确定。6月3日，发由苏州狮子口执行枪决。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南京大屠杀主谋、华南派遣军司令官，中将军衔）死刑；判决书宣布：“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年二十一日，亦即谷寿夫部驻京之期间。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4月26日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1947年5月19日，南京大屠杀日本主犯之一田中军吉由日本押解到上海。6月11日，松本洁（嘉山之虎）经战犯法庭判处两个死刑，立即核准执行。6月17日，日本战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1948年1月28日，百人斩（南京大屠杀）之中的田中军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国府成立战犯法庭，由石美瑜任审判长。12月22日，经过多方求证之后，松井石根因参与南京大屠杀，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绞死。1949年1月26日，原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上海被国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宣布无罪，引起全国人民的激愤。中国共产党对此向南京国府提出强烈抗议，得到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1月31日，南京政府遵从东京麦克阿瑟命令，将日本侵华战犯260名连同冈村宁次等九人一起送往日本；2月4日抵东京。
1950年，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武部六藏等日本战犯969人、溥仪等伪满战犯约300人。这批日本战犯和此前在国共内战中俘获的140名日本战犯，分别被集中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集中关押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6年4月宣布，对在押的日本战犯从宽处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认为罪行较轻、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1964年3月，在中国服刑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共3人被特赦释放。

和平条约

1951年，美国主导并邀请52个国家召开旧金山和会，中国因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未参加此会。和会的结果是48个战胜国与战败国日本于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旧金山和约》，但与会的越南、朝鲜、蒙古宣布不承认该条约。周恩来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
1952年4月28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台北与日本单独签订《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中日和约）。在中日《台北和约》及旧金山和约中，日本声明放弃台湾、澎湖群岛、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之主权。最早从美国政府内部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后，美国在冷战期间希望国民政府放弃外岛。支持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学者认为中日和约并没有指明台湾主权归属于任何特定国家（参见台海现状与台湾问题）。另外一派学者则认为中日和约是与中华民国签定的，主权当然是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而且约文第三条指出日本有关台澎包括债权之内的财产之处置对象为“在台湾及澎湖之中华民国当局及居民”。然而在《旧金山和约》和《中日和约》中，日本只声明“放弃”台湾、澎湖，没有声明将台湾、澎湖的主权转移给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以前日本承认的中国政府是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中日和平条约》中，于第一条第二款宣布“出于对日本国民的宽厚和善意”，自动放弃向日本索讨“战争赔偿”的“要求”，但并不包含“民事损害赔偿”。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交时，日本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废止中日和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放弃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权利，但没有放弃民间要求赔偿的权利。日本以“作为邻国互相协助”、“反省过去的过错”等理由来援助中国发展。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两国代表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1979年开始，日本对华ODA贷款总额超过3万亿日圆，2008年日本停止了对华ODA贷款项目。

领土变更

与七七事变前相比，中国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并接管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澎湖，二战同盟国为首的美国在战后为维持自身在台湾的战略利益而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借此主张台湾、澎湖的主权地位问题存在争议。美、英为尽速结束亚洲战事而与苏签订雅尔塔密约，以苏出兵东北而出卖中国利益，后苏联以战后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不支持新疆独立为条件，换取了中华民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答应外蒙古以公民投票决定其独立，并占领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此外，苏联还在中国东北获得中东铁路和旅顺港使用权，后归还中国，后因苏方的违反条约内容为由，国民政府片面取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国际关系

抗日战争是自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全面胜利战争，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拖住60至80万可能派遣到太平洋之日本部队，减少美国在太平洋战区之压力，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之不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重要。中国抗日的贡献也使中国成为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方面

抗日战争对中国影响很大。随着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中国金融、军事、教育、工业、人口等都有很大改变。1936年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各项经济指标在1937年达到顶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这一成果被打断。中国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亦因战争停滞、后退。

经济损失

1947年6月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战损失统计，中国抗战直接损失达310亿美元。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元。

人口及难民

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1392万2859人。中国平民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其中有的随国民政府迁都而调整与移动，也有的不愿转移而被日本占领。据蒋梦麟回忆录称有1400万壮丁被国军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

史学研究

西方现代史历史研究曾因冷战和意识形态，加上中共建政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共国家采取围堵中国的政策，忽视抗日战争对世界战场之作用。随着冷战结束和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西方学者开始重视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作用，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美国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作者布赖恩·克罗泽曾经和日本军事作家末至磨争论过，他认蒋以大撤退争取时间之战略是正确也是成功，但政治后果却对蒋长远不利，使大片土地由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渗透，并表现出抗日英雄主义气概。

日本方面

陆军总部确定计划后，即下令各战区、各方面军、及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遵照实施，国军遂依计划空运、车运、水运及徒步各种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点推进，日军则于国军到达后即遂次集中，并同时解除武装。
从1945年9月11日起，到10月中旬止，日军大部业已集中缴械完毕，经过情形十分顺利，只有苏北、山东及华北方面，因受阻碍及交通关系，致未能完全按照预定之日期完成，直到1946年2月初，这些地方始缴械完毕。
当时受降之后，日军及日侨共为2,039,974人，另外还有韩籍俘虏及韩侨与台胞10万余人，分别集中于中国大陆，及台湾、海南岛越北各地，由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海防、基隆、高雄等12个港口出港归国。并由美方使用85艘登陆艇、自由轮100艘，及部分日本船只担任输送；此一遣俘工作，由1945年10月底开始，直到次年6月底始遣送完毕。中国为遗返日军及日侨，曾调配船舶30万吨。中国政府紧缩一般交通，为日军及日侨动员火车轮船。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由葫芦岛遣返日侨合共158批，计1,017,549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又遣返12批，计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再遣返3,871人。
尽管日军没有带武器，仍然维持原有军队系统，而且归还一度被接收，但在指挥上必需器材、飞机、汽车、脚踏车，致使日军顺利获得遗返。日军及日侨从中国回日本所持行李太多，阻碍日本铁路运输。中国也曾给日军及日侨增配火车。
1947年1月7日，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宣布：留中国各地约300万日本侨民、日本战俘已遗送完毕。2月4日，中国向日本追还善本古籍首批10箱运返，尚有108箱待运。
2月24日，远东委员会决定授权麦克阿瑟将已指定之日本工业设备，先行分配30%与中国及菲律宾，作为初步赔偿，由日本负担所有拆卸、搬运费用；中国及菲律宾则负担运输船只及其他费用。2月25日，中国、美国、苏联等国商讨日本赔偿问题。
3月7日，日本赔偿物资约达1000万吨，中国可获得30%。4月3日，美国政府发言人宣称：美国政府已训令麦克阿瑟于短期内依照临时计划，提前将30%日本赔偿品给中国、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与马来联邦各国，中国可得15%。
4月5日，据《大公报》南京电：美国政府授权麦克阿瑟以日本赔偿物资之30%提前分配，其中中国应得之5%，将达130余万吨；驻日盟军总部已将65家机器厂及12家火力发电厂之名单公布，为先行拆迁之赔偿物资之一部分，供中国、美国、荷兰、菲律宾之选择。中国之运输计划已拟就，第一批赔偿物资将分两次运回，所需费用将达8,000余亿元；须俟远东赔委员会之通知到达，即可派员前往拆运。4月7日，中国海军总部副参谋长高如峰谈称：关于日艘六十四艘平均分配中、美、英、苏四国一事，海军总部已接获通知，刻正遴选官佐士兵，候令赴日接收。4月1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日本驱逐舰级军舰140艘，将立即平均分配与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是为根据1943年四国宣言，对239艘军舰之首次分配。4月18日，远东委员会决定：“日本应保留足以使其维持1930年至1934年间生活水准之工业动力。”4月19日，国民政府特派商震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4月22日，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部派马德建、姚玙赴日接收日本赔偿中国之军舰。6月27日，首批日舰抽签分配：中、美、英、苏各得8艘，下月将由日本分驶各国。根据美、英、苏、中四国协议，解散日本海军所得战舰92艘，四国平分，中国获23艘；7月3日，日本赔偿中国首批军舰8艘抵达上海。7月17日，日本赔偿舰只第二次抽签，中国共得8艘8,000余吨；7月26日自日本启碇，7月28日到达上海。
4月，因中、美、英、苏、法、荷、澳、加、印、新西兰对日要求赔款数目超过日本资产之总额，麦克阿瑟宣称，必须坚持二原则：一、充许日本留存维持最低国民生活水准之产业；二、水准以上之资产，由各国分配。
5月1日，国民政府派秦汾为赔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决定将日本赔偿物资分上海、南京、塘沽、汉口、广州、青岛、广州湾、葫芦岛、马尾、厦门、营口、石灰窑、基隆、高雄14地起卸；赔偿物资包括机床、造船器材、钢铁、化工原料、电力以及轻金属等。5月5日，中国驻日本代表团赔偿组长吴半农与其他7国赔偿代表赴日本南部视察掠夺物品。5月12日，中国赔偿及归还代表团组成，吴半农为团长，负责处理日本赔偿事宜，和盟军总部赔偿执行处及民间物资保管组联系，执行赔偿事宜。
6月2日，上海各报在《日本野心未戢》之标题下刊载法国通讯社东京消息，日本希望获得“跟美国共同托管琉球群岛，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外有捕鱼权及在台湾有特别移民权”等项权利。6月7日，台湾省议员、国大代表联席会议，电请蒋妥筹对策，坚决反对日、美共管琉球群岛及台湾特别移民权等无理要求；同日，台湾旅沪同乡会代表旅沪同胞发表通电，请政府采取有效措置，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野心复活。6月21日，中国财政部、经济部、外交部及中央信托局、资源委员会、侨务委员会等，共同组成赴日商务考察团，潘序伦任团长。
1948年9月27日，日本政府外务省报告流落东北日军近况，称在东北中共军中之原日军官兵总数约6万人。1949年2月23日，日本归还战时掠夺中国最后一批铜币、镍币700余吨，由“海辽”轮装运回中国。

战争纪念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5年起改为“军人节”。
1949年后，两岸分治、互相敌视的政治现实，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对抗战的纪念，持有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在此后的政治宣传中，抗战主力之争成为横亘于两岸政府及各自支持者之间长久的政治争议。
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65年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首都各界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1985年9月3日，举办“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1995年9月3日，举办五十周年大会。2005年9月3日，举办六十周年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抗战老战士颁发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2014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并于每年的9月3日举行国家纪念活动，将原本的“政府规定”规定的胜利纪念日升格为立法机关“法律条文”，同时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同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举办“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活动，并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2014年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献花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等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2014年1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南京举办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公祭。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首都各界人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大会上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同时，国务院规定，当年9月3日为公共假期，全国休假一天予以纪念。
从1949年到1980年代初，中国大陆教科书缺乏对当时国军正面战场的全面客观性表述。如196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和1979年徐州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参《世界历史大事纪年》中的中国抗战年份大事表，自八一三事变后，唯一提到国军行动的就是豫湘桂战役，此外还有花园口决堤和封闭生活书店发动反共高潮之类，主要内容都是中共的活动和作战。大陆教科书自芦沟桥事变至日本投降，皆以中共领导的“抗日统一民族战线”的“全面抗战”为正面叙述，并适时地介绍毛泽东发表的文章，针对时局作的分析或指示；对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叙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如何“消极抗日、积极剿共”，如何“密令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甚至说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非常困难的时期， 蒋介石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指使他的一部分军队充当伪军，进攻解放区。1980年代起，出于统战的需要及对历史事实的认同，开始宣传国军的作战，如台儿庄战役等。近年中国大陆各版本历史教科书虽然近来有所改变，并明确指出国民政府负责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但是中共负责敌后战场的作战，在抗战中为“中流砥柱”之地位和作用的官方论述仍然存在。在此之前，中国大陆教育主要强调全面抗战为“八年抗战”，在2017年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文，明确了中小学教育强调抗日战争为“十四年抗战”。台湾学者认为是共产党为抢占话语权。
1999年10月25日，台北市中山堂前“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落成；2015年7月2日，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委托台湾银行发售“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七十周年”新台币硬币组合。台湾自1980年代末期解严以来，逐渐摆脱一元化的中国中心主义，台湾本土化运动的推展（反对者称之为去中国化），强调台湾优先，台湾教科书对于包括抗战在内的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历史日渐淡化。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亦曾出品数部描述国军正面战场的电影，如《血战台儿庄》(1986年)、《七七事变》、《铁血之血战南宁》、《铁血之昆仑战役》、《太行山上》(2005年)和《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等。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对对存在“手撕鬼子”等夸张情结的“抗日神剧”有很多争议。
台湾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主要拍摄于中华民国同日本、美国先后断交后的一段时期，主要作品有《八百壮士》(1975年)、《笕桥英烈传》、《英烈千秋》(1976年)等。1995年在华视首播42集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在2011年，台视和三立电视播出为纪念中华民国建国百年而拍摄的电视剧《勇士们》的第一单元（即该剧前五集）有提及抗战历史。此外在2015年，台湾的公视也推出了纪录片《冲天》，以讲述抗战时期的国军飞行员；此外民视节目《台湾演义》和东森电视台也相继推出了有关于抗战的纪录片。
另外，与中国抗日战争有关的音乐作品有：《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长城谣》、《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抗敌歌》、《中国一定强》、《旗正飘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