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禮賓

早年生涯

祁礼宾在1881年7月28日生于英国英格兰，他的祖父是威廉·格雷伯恩牧师（Rev. William Grayburn），在爱尔兰都柏林任职，而父母分别名威廉·埃克林·格雷伯恩（William Echlin Grayburn）和玛嘉烈·埃伦·马克汉姆·格雷伯恩（Margaret Ellen Markham Grayburn），家中另有一兄两姊。祁礼宾早年就读于斯塔福德郡的丁斯顿书院（Denstone College），毕业后旋即投身银行界，最先在西约克郡的利特汉姆与陶氏公司（Leatham and Tew Company）工作，该行后来被巴克莱银行收购。

加入汇丰

在1900年，祁礼宾加入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伦敦分行，任职助理，1904年12月获派往远东，于上海分行工作。他在1912年首次调往香港总行，但随后于1913年再调到其他地区，包括在星加坡、马来亚和印度等地的分行任职，至1920年调返香港总行，并出任首席会计师一职，后来先后获擢升为助理襄理和襄理，擅长于外汇和白银方面的交易。
在任襄理期间，他在1927年5月27日获港府奉委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在1927年10月和翌年10月，港府根据1927年通过的《工务贷款条例》（Public Works Loan Ordinanace），分别发行300万港元和200万港元的债券，用以支持香港各项工务建设。在两次发债中，祁礼宾均获委任到发债委员会任职委员，参与审批申请和批核。祁礼宾其他的公职还包括在1928年6月至1929年5月获港府委任为香港义勇防卫军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在1930年4月起出任香港大学校董。

港元币值

祁礼宾在1930年3月以署理总司理的身份，接替荣休的A·C·海恩斯（A. C. Hynes），并在同年7月获董事局正式任命为汇丰总司理。祁礼宾上任总司理之时，正值香港经济的动荡时期，由于当时港元仍然奉行银本位，因此港元汇率直接受到白银价格的波动影响。而1929年华尔街股灾和紧接其后的大萧条，就直接导致银价的大幅下滑，以及港元的大幅贬值。鉴于港元汇价剧烈波动，港府曾在1930年委任祁礼宾等商界和银行代表到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港元贬值问题；另方面，英政府亦委派一个货币委员会（Currency Commission）到香港研究币制问题，该委员会在1931年5月发表报告，认为只要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一日奉行银本位，香港都应跟从。
虽然港元的贬值意外地短暂带动香港的贸易增长，但随着香港的主要海外贸易伙伴英国、日本和美国相继在1930年代初放弃金本位，引致了英镑、日元与美元大幅贬值、以及港元汇价的攀升，而美国政府于1934年决定从世界各地大举买入白银，更进一步推高港元汇率，严重打击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港府放弃银本位的压力亦愈来愈大。在1934年7月，祁礼宾等再应港督贝璐爵士邀请加入到港府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供职，就当前的经济问题作出分析。委员会随后在1935年2月发表报告，当中除了重申货币委员会在1931年5月发表的观点外，亦认为港府不宜在此时放弃银本位。
可是，此后局势逆转，国民政府因银根短缺问题恶化，在1935年11月宣布放弃银本位，港府担心港元进一步受冲击升值，遂在同年11月9日召开的立法局特别会议上，通过《货币条例》，让港元放弃银本位制度。同时间，为稳定港元币值，港府宣布设立外汇基金，宣布除了由港府发行的纸币和硬币外，以汇丰为首的三家英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也首次取得法定货币地位，而汇丰等银行要将手上原本用以支持港元的白银注入外汇基金，再由外汇基金将白银投资到英镑资产，以支持这些纸币的价值，港府亦会向汇丰等发钞银行发出负债证明书，以作确认。
《货币条例》通过后，港元维持在每1英镑兑16港元的水平，从而将港元汇价稳定下来，而市面上流通的各类银圆则逐步回收，改由港府以镍铸造的辅币取代。在1935年12月，港府复宣布委任祁礼宾为外汇基金顾问委员会（Exchange Fund Advisory Committee）委员，继续就货币事宜提供意见。另为嘉许他在稳定香港币制上作出的贡献，祁礼宾在1937年5月的英皇乔治六世加冕授勋名单中，获封下级勋位爵士，是继昃臣爵士后，另一位获封爵士的在任汇丰总司理。

重建总行

祁礼宾在总司理任内的另一重要任务，是负责参与统筹和规划汇丰总行新厦。尽管汇丰总行位于中环皇后像广场的重要地段，但他在1930年上任之时，总行大楼已落成近45年，随着汇丰的急速发展，楼高仅数层的总行大楼渐见不敷应用，有重建的需要。祁礼宾上任总司理后不久，便于1931年决定重建总行，而且着手筹备重建的事宜。
在1933年10月10日，汇丰正式撤出大楼，随即展开拆卸工程。新总行在1934年10月17日举行奠基典礼，邀得港督贝璐爵士主持，这座大楼除了由祁礼宾主持统筹和规划外，总行的首席会计师摩士亦负责督建和物料采购方面的工作，而香港巴马丹拿公司（Palmer and Turner，又译公和洋行）旗下的建筑师G·L·威尔逊（G. L. Wilson）则负责设计和营建的工作。总括而言，新总行面积比旧总行大，亦占用了部分前香港大会堂原址，整座总行楼高70米，共13层，属当时流行的装饰艺术风格，大楼立面的花岗石外墙也是香港当时的崭新设计。
汇丰总行由着手拆卸到重建，前后耗时约两年后，于1935年10月10日落成启用，由护督史美主持大楼启钥仪式。这座新总行除了是汇丰创立以来的第三代总行，落成之时是远东规模最大的商业大厦，也是香港首座安装冷气系统的建筑物，以便外籍员工即使身处属于副热带的香港，也能享受清凉的工作空间。新总行落成46年后，复于1981年拆卸重建。
汇丰总行的落成标志着当时汇丰的强盛，而事实上，一直到二战爆发前夕，汇丰在整个1930年代都有相当可观的业务发展。虽然中国大陆的局势日益动荡，但大量的资金流入上海、香港等租界和殖民地，寻求资金避难所，反而助长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连带汇丰也受惠不少。这种局面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未有止息，相反，香港和外国势力的租界成为中国大陆余下的通商口岸后，更使香港经济在战前的兴盛局面得以维持。根据统计，汇丰在1937年录得的纯利多达约1,543万港元，而即使战霾密布，在往后的1938年、1939年和1940年，汇丰的纯利仍分别维持在大约1,529万、1,335万和1,400万。

沦陷前夕

虽然汇丰建成新总行，但香港和远东的局势却不容乐观，尤其是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及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皇军由中国大陆南侵，渐对香港构成威胁。为支持英国的军费以及整顿香港防务，港府积极研究透过开征新的税项，以填补钜额开支。其中，祁礼宾等作为商界代表，分别在1938年12月和1939年10月获港督罗富国爵士委任为税务委员会（Taxation Committee）委员和战时收益委员会（War Revenue Committee）委员，就开征新税提供意见。
由于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以“自由港”自居，因此有关提议引来商界及中产人士的强烈反对。即使港府和委员会后来达成共识，同意开征薪俸税和利得税是较公平和可取的措施，但战时收益委员会多名委员仍对建议持保留态度，该委员会在1940年2月发表的报告书中，更要求大战一旦完结，就应即时废除两税。几经商界和港府的讨价还价，开征两税的建议才得以在1940年4月获立法局通过。大战过后，港府的确立即废除薪俸税和利得税，但旋于1947年重新开征。
另一方面，随着香港战霾密布，祁礼宾仍热心于社会事务，当中包括在1934年支持创立水兵会（China Fleet Club），并以汇丰银行名义捐出25,000港元兴建新会址。在1939年，他又协助皇家香港游艇会由北角旧址迁往奇力岛新址。祁礼宾也身兼山顶明德医院董事局主席之职，他在日军入侵香港前夕为明德医院和毗邻的战争纪念医院（War Memorial Hospital）成立一个总值500,000港元的捐赠基金，使两院有足够的资金营运。在1941年7月，祁礼宾复获港府委任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但上任仅五个月后，太平洋战争和香港保卫战相继爆发，香港在同年12月25日即告失守沦陷。
香港的沦陷没有令汇丰的业务停顿，相反，早在沦陷前的1940年，祁礼宾已任命总行襄理摩士调返伦敦分行，在英国政府支持下，设法将总行资产逐步由香港转移到当地，以防香港一旦落入日本手中后，资产被日方掠夺；再加上汇丰有大批美元储备在美国国内，一旦总行被日方操控，也可防止银行在美国的资产被美国政府冻结。此外，在香港沦陷前夕，港督杨慕琦爵士率先于1941年12月12日宣布汇丰银行总部由香港迁往伦敦，而较早时候，英政府亦下令汇丰各地分行与香港总行均需听从伦敦指示，在12月16日，身在伦敦的摩士复按英政府要求，出任主席兼署理总司理，以便银行继续正常运作。
正因为祁礼宾及早作出人事和资产的调动，使得汇丰不至于在香港沦陷后崩溃。在1941年年尾，伦敦方面仍能够发表完整的银行财务报告，到1941年6月更有能力向股东派发每股2镑10仙令股息。至1943年，伦敦方面发表汇丰截至1942年年底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该行仍保留相当财力。

魂断香港

由于祁礼宾仍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所以他可借机会透过在市区的联系，取得相当数量的金钱，并设法将金钱偷运入赤柱拘留营，接济被困于营内的英国人。在1943年3月初，一位被囚于赤柱拘留营的拖拔医生（Dr. Harry Talbot）因病获准前往铜锣湾法国医院照X光片和接受手术，但4月27日返回拘留营途中，在黄泥涌峡道的检查站被宪兵截查。宪兵对行动不便的拖拔进行搜身，结果发现他在身上包扎的绷带下，收藏着4,000日元，以当时计是相当大的数目。
事件发生后，多名身处市区的英国人广受牵连，其中祁礼宾的副手艾文逊、史去非（Edward Streatfield）和负责为日方从事医疗工作的前医务卫生署署长司徒永觉医生（Dr. Selwyn Selwyn-Clarke）等人，被指违反军法和从事谍报而遭扣查。而事实上，拖拔是受祁礼宾所托，将钱带入拘留营，用以接济一些年老的银行大班，不过，祁礼宾在事发后却自告奋勇，当面与日治政府的外交事务总管交涉，声称从拖拔身上搜出的4,000日元是由他筹得，用以平分贿赂拘留营内的护士。
起初，日方先后判处拖拔、艾文逊、史去非、司徒永觉等人监禁于毗连赤柱拘留营的赤柱监狱，但未对祁礼宾采取任何行动；而另一边厢，祁礼宾亦多番到前身是汇丰总行大厦的日治政府总部，设法就事件向日方解释，但不得要领。未几，日方再控告祁礼宾从事谍报和非法将金钱带入赤柱拘留营，判处他入赤柱监狱当苦工三个月。他被短暂拘留于跑马地的宪兵队后，复于1943年6月被送入赤柱监狱，至于祁礼宾夫人和司徒永觉夫人则被送入赤柱拘留营。
祁礼宾入狱初时的身体状况尚可，但监狱内的环境相当恶劣，而他更受到甚不人道的对待，他除了被关在笼子内，囚室灯光异常昏暗，而且到处都是虱子，再加上缺乏食水和食物供应，祁礼宾入狱后没多久就发烧、生毒疮和患上痢疾，后来更出红斑，并因为高烧导致神智不清。祁礼宾在狱中染病时，曾入住赤柱监狱医院约一周，但从没有医生为他诊症。返回监狱后，祁礼宾因没有起色，有一名印度裔狱卒出于好心，要求赤柱监狱医院医官斋藤佐一医生为祁礼宾诊治，但遭四度拒绝；该名狱卒后来建议由同在狱中服刑的拖拔医生为祁礼宾诊治，但同被拒绝。尽管如此，拖拔医生在狱卒的秘密安排下，仍两度为祁礼宾诊治。拖拔发现祁礼宾延迟接受治疗，又因为缺乏敷药，用手抓破身上毒疮，使到病情进一步恶化。
拖拔医生虽为祁礼宾处方磺胺，但印度裔狱卒从外取得药物时，祁礼宾已药石无灵，回天乏术，终在1943年8月21日病死于赤柱监狱内，终年62岁。祁礼宾死时仅距刑满出狱数天，再加上狱方没有即时将死讯告知身在赤柱拘留营的祁礼宾夫人，使外界对他的死因产生不少揣测。根据赤柱拘留营的验尸报告，祁礼宾是死于营养不良，而曾为他诊治的拖拔医生，亦估计他死于败血症，这点与验尸报告不谋而合。然而，外界有舆论质疑，祁礼宾入狱后，她的夫人获准定时向他送入大批粮食，但他依然死于营养不良，而且他死后不久，便被安葬于附近的赤柱坟场，令人怀疑祁礼宾是受日军施行的灌水酷刑折磨致死。
除了祁礼宾外，他的候任继任人艾文逊亦在1944年8月死于赤柱监狱内，但史去非、拖拔医生和司徒永觉医生等人则成功挨过日治时期。香港重光后，曾负责主管赤柱监狱医院的陆军中尉斋藤佐一医生，被控疏忽职守，导致病人在狱中缺乏妥善照料而死亡。案件在1947年4月于铜锣湾召开的第七战罪法庭开审，法庭经过一连串审讯后，在同年5月5日裁定被指鲜有在监狱医院露面的斋藤罪成，判监八年。
虽然祁礼宾死时，汇丰银行全球43所分行有36所落入敌国手上，但由于汇丰在大战前夕已迁到伦敦继续运作，他的逝世没有为汇丰构成特别打击。复至1943年1月13日，枢密院发出一道枢密令，正式任命摩士接替祁礼宾为汇丰总司理，而汇丰总行亦在战后的1946年5月迁回香港。对于祁礼宾的去世，认识他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形容，“全远东最有权势的金融家、规模最大的银行总司理，最终却落得饿死的下场”（The most powerful financier in the Far East, chief of the biggest bank, had died of star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