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写作动机

本书作者田伯烈全名为哈罗德·约翰·田伯烈（英语：Harold John Timperley），于1898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班伯利，是英国早期移民的后代，之后搬至英国定居，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起，田伯烈任英国路透社驻北京记者，1928年至1938年则转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美国联合通讯社”驻北京记者。驻华期间，田伯烈不仅在新闻报导的工作中表现亮眼，还参加多种社会工作，如北京协和礼拜堂主席，在当地教会组织颇有声望。在华近20年的工作经历使田伯烈结识了许多中国政治、军事和新闻界、以及日本的友人。1936年，因欧洲西班牙爆发内战，田伯烈曾短期前往报导，之后1936年5月又受《曼彻斯特卫报》返华，驻于上海观察中国战局。田伯烈也因公益活动活跃，受“华洋义赈会”推崇而被选为上海扬子江流域赈灾顾问委员会委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后，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由于战事激烈，上海也极可能卷入战局，“华洋义赈会”联合“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卍字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等组织，合组为“上海国际救济会”，为日后上海战斗开始时的救济活动做准备，田伯烈也被选为该委员会成员。同年8月，“松沪会战”爆发，田伯烈眼见上海百姓颠沛流离，决定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后者，与日本重要外交官员日高信六郎和同盟通讯社社长松本重治达成合作，同法国神父饶家驹于上海南市建立安全区收容难民，即“南市难民区”。与此同时，田伯烈还主动参加了由上海麦伦书院校长夏晋麟、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和立法委员温源宁等人组成的“抗敌委员会”，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工作，并成为其核心人物之一。9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上海成立从事对外宣传的“第五部”，11月6日又将其改为“国际宣传处”，由于田伯烈等人的抗敌宣传活动受“国际宣传处”肯定，在几经商议后，“抗敌委员会”正式成为“国际宣传处”的外围组织。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下中国首都南京，随即开始对南京市民进行大规模掠夺、奸淫和杀戮，即“南京大屠杀”。人在上海的田伯烈则自12月底至1938年1月初数次致电向日军当局提出赴南京参访的申请，但日军封锁消息，皆断然拒绝。田伯烈留意到日本新闻界近期的变化，日本报纸对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情形几乎没有记载。1938年1月16日，田伯烈根据收集来的资料，了解日军在南京所犯的大规模暴行，拟成新闻电讯稿准备拍发回英国报社，田伯烈的这封电报是第一个就宏观角度、统整各方资料而非驻南京记者以亲身经历所做的南京大屠杀综合性报导，也是第一个提出受害者达30万这个具体数字的报导，内容写道：
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导。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日军的所作所为及其继续暴行的手段，使我们联想到阿堤拉及其匈奴人，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及其残暴血腥的屠杀。抢劫、强奸幼童及其他对平民的残酷暴行，在战事早已于数星期前即已停止的区域继续发生……（下略）
16日晚，上海的外文电报局的日本检查员发现田伯烈的电稿内容，向上级请示后，决定予以扣押，理由是内容“过于夸张”，有损日军声誉，以及“可能危及（日本）军方的感情”。日方还要求田伯烈前往军部接受盘问，且若对电报中的“不当内容”予以修正方可拍发，而田氏予以拒绝，并透过英国总领事馆向日方抗议。隔天下午，日军当局于上海举办记者招待会，田伯烈当场质问日方提出扣押电报和被命令前往审问之事，后者则回以“并非如此”，并建议与田伯烈“直接商讨此事”、试图透过私下场合逼使其屈服，而田断然拒绝。之后田伯烈又就新的材料而撰写了多篇电报痛斥日军军纪松弛、对中国百姓依旧奸淫掳掠，同样受到日方的阻挠。由于电报屡屡被扣，使田伯烈决心整理搜集的文献，以证明自己的资讯正确，而在过程中他察觉到暴行事态极度严重，有必要将其公诸于世，他认为单凭报纸上小小的报导不足以使全世界认识到日军暴行的严重程度，特别是不能引起长时间的关注，必须编成一本具有分量的专著来详实报导，而这也成了田伯烈编撰本书的直接动机。

取材与内容

田伯烈于1938年1月底开始其写作计划，于1月底至2月初全力搜集与整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的物证。田伯烈得到了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的帮助，前往上海中华全国基督教总会，取得保存于图书馆的“南京安全区”文件，内容包括贝德士写于1937年12月15日、纪录了日军进入南京两天后的暴行的《南京一瞥》新闻稿、贝德士写给日本使馆抗议日军暴行的多封信件、担任安全区委员会总干事的基督教青年会牧师费吴生写于1937年12月10日至1938年1月11日的日记、安全区委员会总稽查约翰·马吉现场录制日军暴行的《南京暴行纪实》短片（田伯烈是最先看到该影片的人士之一）、史迈士、米尔士的证词，以及上海租界的《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等报章媒体内容。起初，田伯烈想将本书主题订在南京大屠杀，并起名为《在南京的考验》（The Ordeal of Nanking），但贝德士反对将范围局限于南京，而是希望田能让读者了解日军的暴行并非在南京所独有，田伯烈接受了大部分的意见，将书中描写范围扩及至日军在长江三角洲、华北和华南的暴行，而重点放在南京大屠杀上。3月中旬，田伯烈自上海出发至武汉，沿路上一边搜集、充实资讯，一边撰写书稿。3月21日，田伯烈在上海完成撰写工作，全书共21万字，分为九个章节、约十万字的正文与共七件的附录两大部分。

正文第一章题名为《南京的活地狱》、第二章《劫掠、屠杀、奸淫》、第三章《甜蜜的欺骗与血腥的行动”、第四章《恶魔重重”、第五章《华北的恐怖》、第六章《黑暗垄罩下的城市》、第七章《空袭与死亡》、第八章《恶魔的阴谋》以及第九章《结论》。正文第一至第四章为本书核心部分，田伯烈引用了贝德士和费奇的书信、日记等材料，以战乱中的中国难民起头，讲述日军在南京展开大屠杀的暴行；第五章描写日军在华北的暴行；第六章则纪录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州、无锡、芜湖等地的暴行，引用的是西方传教士提供的书信与日记等来源。第七与第八章则引用洋商报刊的记录，描写日军的空袭与各种破坏行动；第九章则为田伯烈以著书作者本人所作的结论，并呼吁全世界应正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中国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人士，不管事集体安全主义者或是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作者热切希望，中国目前苦难的过程以及南京中外仕女的高尚行为，将给予拥护国际正义的人士以有力的激励和感应。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除非人类甘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遭遇的无可名撞的恐怖苦难再重演于未来，那么，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旁观、漠不关心。
附录一至三为中立的外籍人士所纪录的《南京暴行报告》，时间自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起至1938年1月12日止，共428件；“附录”四为《国际委员会之书函文件》，多为国际委员会向英、美、日、德等使馆和日军当局所致的公函，内容包括抗议日军奸淫妇女、为难民筹备粮食等等，共34件；“附录”五为1937年10月中旬至12月下旬为止，攻占中国各城市的日军部队名录；“附录”六为对日军在南京进行杀人竞赛的“百人斩”新闻报导；“附录”七为日本方面对有关事件之报导。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本书出版时南京尚处于日军占领之下，而“南京安全区委员会”仍在进行救助工作，为防止节外生枝，田伯烈略去了姓名，这也给日后史学家研究上的一些不便与误解，如洞富雄曾在著作中将提供田伯烈资料的费吴生误认成马吉。

批评

日本有几名作家、学者对本书的公正性抱持怀疑态度，并撰文质疑田伯烈的写作动机，如铃木明在著作《新“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新「南京大虐殺」のまぼろし）中认为本书为田伯烈与国民党宣传机关的共同创作。立命馆大学荣誉教授北村稔也在《“南京事件”的探究》（「南京事件」の探究）评论田伯烈此书与《南京安全区档案》等最早一批向西方世界宣传大屠杀的英文文献一样，均出于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控制之下，田伯烈此书并非是“具有正义感的第三者”，而存在着为国民党外交战略贡献的部分。评论员樱井良子于杂志《诸君》中批判本书内容源自于“国民党提供的虚假情报和资金援助”。东中野修道同样将本书断定为“百分之百的宣传品”。
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骏河台大学教授井上久士则撰文驳斥上述说法，指出北村引用的参考文献，如《曾虚白自传》记载了数处不符事实之处，如田伯烈实际上并没有亲眼目睹屠杀的发生，国民政府也不是花钱让田伯烈写作，而是在后者完成后购买其原稿。井上还指出东中野将国民党宣传处在工作概要中对本书注记“本处编印”，就视为该单位主导了本书的编写之证据是“缺乏印证的武断谬论”，井上认为这应是国际宣传处为了邀功才如此注记，将本书当作自己所“编印”。井上亦批评这些“质疑派”存在逻辑矛盾之处，认为后者既然称本书属宣传性质，却无法对其说法如何“夸大”、是否有“捏造”提出论证，北村甚至还写了本书内容“基本上公平”的字句，进而与他“（本书）存在为国民党外交战略贡献的部分”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