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经济

清朝经济是沿袭自明代的封建小农经济。清兵入关至康乾时期，国家政治逐步安定，经济发达，人口大增——乾隆时期已达三亿，相对使粮食作物的产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政府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传统手工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清朝初期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平定明郑统治台湾后宣布展界开海，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嘉道中衰以后，外部世界巨变。在道光年间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亦是中国经济、政治格局开始产生本质变化的时代。面对现代化、工业化的西方列强的威胁，清政府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发展现代工业，重振国家经济。虽未成功，却也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肇始。

农业

与中国历朝历代社会类似，农业是清朝社会的重点，尤其是清朝人口为中国封建社会之最的情况下。鸦片战争前，来源于农业的田赋，亦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土地制度

可耕地是农业的根本。清代的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清朝入关后，1644年顺治帝颁布圈地令。有主与无主地被满人圈占，统称“官庄”。大量农民不得不弃家逃亡，或者沦为新主人的奴仆。圈地主要执行三次，以北京附近的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四府最为突出，直到1685年康熙帝宣布废止而终。至于全国其他原明朝皇室或地主的土地，清廷称其为“更名田”，分配给无地农民使用，或是被新地主霸占。据统计，这种土地的总数不下二十多万顷。清代也拥有不少屯田，屯区多在新疆等边疆地带。清帝推行了令民垦荒的政策。使得华北、华中地区先后着令准垦，一些边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湾等省于清朝中叶先后实行开垦政策，而东北地区直到清朝后期才准许大量汉人前往开垦。

水利设施

清初，在康熙时期进行的多项水利兴修。明末清初，黄河、淮河下游堵塞，京杭大运河也受阻塞。康熙帝时大力修治黄河，任靳辅为河道总督，采用疏导和筑堤的办法将黄、淮故道逐渐修复，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减少了水患的威胁。1713年康熙帝成功修浚位于北京的永定河，使旧河两岸的“斥卤”变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时修筑江浙海塘也是保护农田的水利工程。由于明末战乱，耕地遭到破坏大为减少，清初的耕地面积虽然于康熙时期逐渐提升，然而仍少于晚明耕地，直到康熙晚期恢复到明代鼎盛水平，并逐渐反超。江南、湖广与四川等地的土地比中原地肥沃许多，湖广更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誉称。

粮食作物

由于清朝人口成长超过可耕地发展速度，如何维持庞大人口有赖占城稻与一些新的粮食作物。占城稻在中国有一段长期的发展时间，到明清时期发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获的品种，使得二次收获，甚至三次收获变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种植。从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间，稻米产量以及耕种面积都增加一倍。一些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也开发许多原先不擅种植的地形，以提高粮食生产面积。例如比较干旱的高原有赖玉米与甘薯，更加崎岖的山地则依靠马铃薯。到嘉庆年间，这些高原都种满新一代的粮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则大量种植花生，约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才由南方推广到北方。

经济作物

清朝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其产地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是著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输地区之一。产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松江、太仓与通州一带，以及上海等地最大。烟草原产地是美洲，明中叶以后开始传入中国，最早的种植地区是福建。种烟草获利很高，重要产地以陕南汉中、城固，山东兖州，湖南衡阳等地为主。湖南的衡烟、陕西的蒲城烟、北京的油丝烟、山西的青烟、云南的兰花烟、甘肃酒泉的水烟（又名西尖），均负盛名。甘蔗产地以华中、华南为主，江南、四川与台湾等地的制糖业非常发达。蚕桑业以江苏浙江的苏州、湖州、嘉兴、杭州和广东的广州最为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

手工业

清朝的手工业在康熙中期以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了历史高峰。手工业分成官营与民营，由于工匠实行以银代役，所以顺治二年就下令废除废除工匠制度，官营缺乏必要的工匠而逐渐衰落。民间手工业兴盛，例如云南民间炼铜场十分发达。苏杭一带民间丝织中已有不少具有专门技术的人，站在一定的地方等待雇用。

制瓷业与纺织业

瓷器制作技术改进，产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的御瓷产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时，一年之中生产了十数万件御器。玻璃制造有较大的进步，清宫玻璃厂能生产透明玻璃和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丰腴美观。丝织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等。广东的“女儿葛”是广东增城的少女用一种葛藤的丝织成，质量极优。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先进。

劳雇关系

清朝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买与卖来体现的。不仅全部劳动成果全归雇主，而且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在这些行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是“按件而计”的；而且按照工匠技术的高低和工作的繁简论定工价。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已经是根据劳动的熟练程度来规定。劳动者十分自由。工匠不但有辞雇的权利，而且还有罢工权与集体要求增加工资之举动，例如，苏州丝织业作坊中的劳动者，“倡众歇作”，要求增加工价，可以“另投别户”，追寻较好的待遇。

海外贸易

清廷初年实行迁界令，对于民间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政策；对于外国来华贸易，仍沿袭明代的朝贡制度加以控制。最初与清朝发生朝贡关系的，主要还是南洋和东南亚诸国，但有许多限制，如贡期和随贡贸易的监视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对于西方殖民国家来华商船的限制就更严。只许它们停泊澳门，与澳门商人进行贸易，每年来华贸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过二十五只。1683年清朝平定明郑，宣布开海展界，1684年设置以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这四大海关机构管辖各自境内的数十个口岸，准许百姓对外贸易。1685年开始允许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
清廷放宽海禁后，准许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后，逐步建立了一套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馆制度。浙江、福建与广东地区盛行海外贸易，人民时常与日本、琉球、东南亚各国及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西洋各国展开贸易。到十八世纪还有英国、法国与美国，其中英国几乎独占对华贸易。西洋各国与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丝绸、茶叶与甘蔗，然而清朝对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银元流入中国，增加货币流通量，刺激物价上涨，促进商业繁荣。在此期间，中国沿海以泉州、漳州、厦门、福州与广州先后崛起，成为贸易大城，操控对外国际贸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外商频年不断的掠夺和违法行为，清廷只保留粤海关提供给“西洋”商人作为通商地点。到十九世纪，英国在印度种植鸦片，并且大量销往中国。这使得中国对外贸易逆转为入超。鸦片的问题引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门户大开。南京条约不但开放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给外国人。随后陆续的不平等条约使外国人大量来华投资，并且建立租界，加速对清贸易。

货币制度

清朝货币大体上采银两与铜钱并用的银铜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银的地位更见重要。因海外贸易发达，白银大量从国外输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国银元除西班牙银元外，还有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鸦片战争前后，需要固定形式的银币出现，正式使用机器铸造银币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前，由于英国将大量鸦片销入中国，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铜钱才能换取白银。由于白银是百姓纳税的固定货币，这带动了通货膨胀，严重恶化经济。使得曾经于1651年顺治帝发行纸币，到1843年咸丰帝又发行大清宝钞与户部官票等纸币，以稳定清朝经济。

税收

清代税制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期、后期。在前期，奉行的是中国传统封建税收制度。田赋、人头税、矿税、盐税、工商税是国家主要税种，亦是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在康、雍、干三朝，清政府强力推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完成了火耗归公、摊丁入地，亦推行了官绅一体当差纳粮。
清朝的海禁和前期的矿禁，对外贸税收和工商税收有严重影响。鸦片战争后，税收制度出现本质变化。田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下降。五口通商后，各地陆续建立近代海关。海关的关税，成为新的、主要的国家财政收入。但海关总税务司一直由外籍人士撑控，直到清朝灭亡，中国海关的自主权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