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拉斯·卢曼

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1927年12月8日－1998年11月6日），又译尼克拉斯·卢曼，是德国当代重要的社会学家。鲁曼作为社会系统理论的创新者，被视为卓越的社会学大家。鲁曼与哈伯玛斯对于社会系统理论的辩论非常著名。如同美国的社会系统理论家塔尔科特·帕森斯，鲁曼也主张用一个理论框架来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

生平

1927年，鲁曼出生于吕讷堡，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酿酒厂。少时就读于当地历史最悠久的文理中学 Johanneum。1944年于空军服役，翌年遭美军俘虏，渡过一段战俘营的日子。他曾在一次采访时说：“……说好听点，当时对待战俘并没有遵守国际公约的规定。”2007年，一份纳粹党员名册曝光，鲁曼名列其中；然而根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报导，有签字的入党申请书并不存在，也就是说，鲁曼和其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党员当时对入党可能并不知情。
战争结束后，1946年至1949年于弗莱堡大学研习法律，毕业后回吕讷堡接受公务员培训，1953年结训，翌年担任吕讷堡的行政公职，至1962年结束。1954年和1955年之间，他担任该邦最高行政法院院长助理。在这段期间他开始建立日后名闻遐迩的“卡片盒”。1960年，他与Ursula von Walter结婚，育有三名子女。其妻于1977年去世。
1960年，鲁曼获得一笔哈佛大学的在职进修奖学金。进修期间，他遇见了著名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回国后，1962年至1965年在施派尔的德意志行政大学担任讲师。1964年出版《正式组织的功能与后果》（Funktione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1965年到1968年在多特蒙德的明斯特大学社会研究所担任部门主管（刚开始他还在这间大学念了一学期社会学）。1966年，凭两年前出版的《正式组织的功能与后果》，在这间大学获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五个月后，又以《公共行政中的法律与自动化：一个行政学的研究》（Recht und Automation in der öffentlichen Verwaltung. Eine verwaltungswissenschaftliche Untersuchung）在社会学家迪斯特·克雷森斯和赫尔穆特·谢尔斯基那里获得大学授课资格。1968年，鲁曼成为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直到1993年退休之前，都在那研究和授课。
1988年鲁曼获得斯图加特市的黑格尔奖（Hegel-Preis），1997年获得欧洲阿马尔菲社会学社会科学奖（European Amalfi Prize for Soc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
鲁曼定居于比勒费尔德附近的欧林豪森（Oelinghausen），1998年亦于此地辞世。两年后，当地市立欧林豪森文理中学更名为尼克拉斯·鲁曼文理中学。为纪念鲁曼，比勒费尔德储蓄银行（Sparkasse）每两年颁发一次比勒费尔德科学奖（Bielefelder Wissenschaftspreis）。鲁曼的出生地——吕讷堡市，在他逝世后将城西新地的一条街命名为“尼克拉斯·鲁曼路”。

其作品的特点

鲁曼认为沟通(Kommunikation)不是讯息的传递，因为告知者（他者）不会因为告知某个讯息而丧失这个讯息，理解者（自我）也不会因为被告知这个讯息而获得这个讯息。沟通的出现毋宁是理解者以告知/讯息这组差异(Mitteilung/Information)去观察告知者，也就是说，只有当这组差异被自我用来观察他者时，沟通才会出现。因此，讯息是理解者（自我）在沟通情境中（亦即以他者为前提）制造出来的，告知亦然。在分析上，告知、讯息以及告知/讯息这组差异本身（亦即理解(Verstehen)），是沟通的三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告知本身是一个选择（这个告知/其他告知），讯息也是（这个讯息/其他讯息），甚至告知/讯息这组差异（理解）也是（这组差异/其他差异）；一个沟通的出现必须是理解者同时从三个选择领域中各自选择一个来实现（选择使用告知/讯息这组差异而不是其他差异，选择这个告知而不是其他告知，选择这个讯息而不是其他讯息）。此外，在沟通中，告知被理解者视为行动，而告知者则被视为行动者，因此行动与行动者都是在沟通中被建构出来的东西，沟通序列也就在沟通当中被观察为行动序列。只有在观察层次上，沟通才能进一步分解为行动；在运作层次上，沟通无法再进一步分解，因此，沟通才是社会系统在运作时所使用的最小元素。
沿用George Spencer-Brown的区别逻辑，鲁曼将观察(Beobachtung)定义为进行标示的区别。观察预设了一位观察者，他使用一组区别并对其中一边、而非另外一边加以标示。例如，甲乙在对话时，甲用“好”来标示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真好”），而不是用“不好”；乙可以反驳甲，改以“不好”来标示（“今天天气哪里好，根本糟透了”），或是改用另外一组区别，并用其中一边“一起去公园”来标示建议（“那我们一起去公园走走吧！”）。社会系统的每一个沟通在运作时至少都会使用一组区别，并（只）标示其中一边。如果观察者要标示另外一边，他必须跨越区别的界线，因而也就需要时间，换句话说，其他标示必须在下一刻或更后面才能实现。
观察基本上可以分为一阶观察和二阶观察（鲁曼偶尔还会谈到三阶观察）：一阶观察(Beobachtung erster Ordnung)是观察者使用区别、并标示区别的其中一边，从而不标示另外一边、看不见另外一边、无法对另外一边进行沟通，因此也是无法标示、看见、沟通该区别本身。如果同时标示、同时看见、同时沟通两边，就会形成吊诡（对立的两边被等同起来：天气既好又坏、他既购物又不购物），阻断观察。二阶观察(Beobachtung zweiter Ordnung)则是观察者观察一阶观察者如何观察，也就是观察一阶观察者如何使用区别并标示其中一边。二阶观察本身作为观察，当然也使用了区别和标示，但和一阶观察者不同的是，他是对一阶观察者的观察，换句话说，二阶观察者在进行观察时标示了一阶观察者的观察，因此他也就会同时看到一阶观察所使用的区别的两边，而不像一阶观察者只能观察到其中一边（但二阶观察者依然看不见自己所使用的区别以及被自己排除的另外一边）。循此，二阶观察者便能看见一阶观察的偶连性，也就是一阶观察其实也可以选择另外一边来标示或甚至选择其他区别来标示。甲在说话时使用了晴朗/不晴朗这组区别，并用晴朗这一边来标示当时的天气，乙如果作为二阶观察者，可以观察到甲当时其实也可以使用不晴朗来标示天气，甚至甲当时其实也可以使用其他区别（如好吃/不好吃）来标示昨天吃的某样食物。也就是说，作为二阶观察者的乙可以观察到甲的观察并非必然出现、亦非不可能出现。二阶观察的盛行以及由此而来对偶连性的强调是功能分化社会非常显著的特征。
社会系统所包含的诸多沟通，并非都在同一时刻出现，也就是说，所有元素并非同时出现于社会系统当中，也因此，元素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同时出现于社会系统当中。这就是鲁曼所谈的复杂性(Komplexität)。诸元素只能在时间当中依序出现，亦即，元素与元素之间的衔接（关系）必须以时间为前提。这就是鲁曼所谈的“时间化了的复杂性”。只要我们想想平常和他人的对话过程，便能了解个中道理：甲乙对话时，甲不可能同时说出全部的句子，乙也不例外；他们必须一句接一句的说。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阅读：读者不可能同时读到所有句子。
元素的依序出现同时也表示元素的依序消失。沟通一出现便立即消失（沟通因此就是事件），退而为潜在的沟通，而在原本潜在的诸多沟通中，也会有一个被挑选出来实现。而这个被实现出来的沟通，也会立即消失，重新成为潜在的沟通......。这种在实现与潜在之间的不断变换，就是社会系统生产沟通的方式，而实现/潜在这组差异，就被鲁曼称为意义(Sinn)。因此意义和时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皆是社会系统运作的必要环节。用George Spencer-Brown的术语来说，意义是一个形式，亦即区别，其中一边是实现，另外一边则是潜在；用Edmund Husserl（埃德蒙德·胡塞尔）的术语表示，实现那一边就是意义核心，潜在那一边就是界域。换句话说，意义不是只有被实现出来的意义，潜在的、尚未实现的诸多意义可能性也必然伴随着当时被实现出来的意义。甲乙两人在对话时，甲所说的某一句话（被实现出来的意义）其实也表示了许多的话（潜在的意义可能性）未被他说出来；当时他选择了某个潜在话语来实现，从而排除掉其他同样也潜在的话语。这些其他的潜在话语被当时的沟通排除在实现性之外。要注意这里不能将潜在话语和言外之意混为一谈。此外，这组区别也会再进入(re-enter)到其中一边，从而形成吊诡：实现的就是潜在的、潜在的就是实现的。解决这个吊诡的其中一个方式是时间：“当下”实现的某个元素“稍后”会成为潜在的元素，而“当下”潜在的某个元素“稍后”有可能被实现出来，取代前一个当下所实现的元素。而其实这个过程也就是上一段所谈的时间化了复杂性，也是更前面所谈的跨越区别的界线。
除了社会系统外，心理系统也使用意义来时间化自己的复杂性。但它们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社会系统只以沟通为元素，它不会在时间当中让沟通衔接到非沟通的事物，例如思考、神经元、化学分子等等。沟通只会衔接到沟通，这导致了社会系统的封闭性。社会系统无法将非沟通的事物放进自己的运作序列，因此它就无法得知任何非沟通事物的确切消息。这些非沟通事物就是社会系统的环境(Umwelt)，循此，鲁曼将人（心理系统、神经系统...）视为社会系统的环境，而非社会系统的元素（尽管环境是系统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且环境和系统之间也有实际的因果关系）。社会系统顶多只能在沟通中“建构”环境讯息，但无论如何，这个“建构”和“确切得知”不能混为一谈。我们可以在对话当中询问或描述对方心里正在想的事情，但这种叙述或询问不是思考，也不能切实掌握对方正在想的事情；也就是说，关于环境的讯息和环境本身必须区别开来。这种环境讯息的建构性被鲁曼称为社会系统的开放性。社会系统因此在运作层次上保持封闭，在观察层次上保持开放。
这种在观察层次上对环境的开放，鲁曼也用异己指涉(Fremdreferenz)这个概念来表示。异己指涉是系统在自身之内建构关于环境（异己）的讯息，也就是用一组特定区别来观察环境，并用其中一边来加以标示。这种异己指涉是社会系统自我生产的必要条件，因为社会系统只有在建构了讯息，才能依靠这个讯息决定，下一刻该实现什么元素（沟通）；而下一刻所实现的元素，其中的讯息成分同样也是系统决定下下一刻元素为何的必要条件。在此，所谓讯息，指的是一组差异，它会制造出一组差异；前面那个差异指的是观察所使用的区别，后面那组差异则是指这组区别不同于上一刻出现的区别。也就是说，上一刻的讯息和下一刻的讯息之间有着最起码的差异，在鲁曼看来，这组差异瓦解了自我指涉系统的套套逻辑（上一刻元素＝下一刻元素＝下下一刻元素...）。这种效果鲁曼称为互赖的中断或循环的中断(Unterbrechung der Interdependenz oder des Zirkels)。但这里必须留意，循环的中断不是自我指涉的中断；自我指涉和异己指涉是社会系统任何一刻运作都会出现的基本区别，它在任何时刻都不会被中断。循环的中断不过意谓著自我指涉变得不对称；透过异己指涉的引入，自我指涉不再是单纯的套套逻辑，而是同一系统内部不同元素之间的相互衔接。正因为皆是“同一个系统”内部的元素在相互衔接，因此称为自我指涉（或更精确的说，基本自我指涉(basale Selbstreferenz)）；也正因为这些相互衔接的元素并“不同一”，这个自我指涉就变成不对称的自我指涉。
这同时也意谓著，社会系统是在关系当中实现元素，也就是社会系统是在关联到系统内部其他潜在元素的情况下实现某一个元素。例如：甲乙两人在对话时，甲所说的话是为了回应上一刻乙所说的话（但乙所说的话已经从实现转为潜在），并期待乙在下一刻能说出或做出甲所期待的事情（但被期待的话语或行动在甲说话的当下仍然是潜在的）。这种透过元素与元素之间的关系来生产元素，就被鲁曼称为社会系统的自我生产(Autopoiesis)；在其他脉络中，鲁曼也用基本自我指涉一词来指称自我生产。
从经验的角度来看，这种在时间中的关系（元素之间的衔接）会受到限制，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衔接方式都具有一样的出现机会。有些衔接会比其他衔接更不容易出现，例如在便利商店购物，顾客和店员之间的对话就比较难出现购物以外的内容。这种对衔接的限制、对关系的限制，就是社会系统的结构(Struktur)。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鲁曼的结构概念也必须放在时间当中来理解。结构概念不是要描述同时存在的诸元素之间的关系；它要描述的是对元素与元素在时间当中相互衔接的限制。换句话说，结构限制了沟通对下一个沟通的期待；结构因此就是期待结构。
每一个元素虽然都会受到结构的限制，但并不表示意外不会发生。结构不过是一些出现机会较高的期待，这意谓著，意外尽管出现机会低，但也有可能会出现。例如，便利商店的顾客有可能突然亮出武器，抢劫店家财物。对于忽然出现的意外，社会系统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改变原本的结构（期待），将意外接受进来，鲁曼将此处理方式称为学习或认知；另一则是坚持原本的结构，不让结构因为意外而改变，鲁曼称此处理方式为规范。在不同的社会系统，这两种处理方式会有不同的分布，因此规范并不是社会系统的根本原则。从这一点来看，鲁曼不是那种强调规范至上的社会理论家。
每个元素的出现都有其机会高低，而且这个机会也会随情境和时间发生变化，但无论如何，不会有一个元素是绝对不可能出现，也不会有一个元素是必然出现。鲁曼将这种既非不可能、亦非必然的状态称为kontingent，台湾译为偶连、偶然，也有译为偶变。被实现的元素都是偶连的，这意谓著当时也是有可能实现其他元素，不一定非得这个元素不可。这就回头接上了刚刚所谈的实现/潜在这组差异：社会系统总是从一群潜在的元素当中挑选一个来实现，而某个元素的实现预设了在当时其实也有可能挑选其他潜在的元素。
社会系统的元素是沟通，而一个包含了所有潜在沟通的社会系统，就被鲁曼称为社会(Gesellschaft)；而如今这个社会已然是世界社会。如果一社会系统的元素皆以他人和自我在场为前提，那么这个系统就是互动(Interaktion)。如果一社会系统的元素都是以决策的方式进行沟通，有明确的成员资格条件，那么这个系统就是组织(Organisation)。互动、组织、社会三者都是社会系统，因此在中文脉络中，“社会系统”所指称的不必然是社会；为了方便区别社会和社会系统，台湾译者有时也将社会的德文Gesellschaft译为“全社会”。此外，互动、组织和社会之间的分化并不是打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存在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分化，是在演化过程中出现的。
社会系统的分化(Differenzierung)，对鲁曼来说，就是系统之内再次建立系统与环境的区别，用George Spencer-Brown的术语来说就是：系统/环境这组区别再进入(re-enter)这组区别的其中一边，也就是系统这一边。例如互动系统的分出就是在“社会”这个系统之内再一次建立系统（互动）与其环境（社会内部其他沟通）的差异。就目前所知，社会这个社会系统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几种不同分化方式，例如片段分化、阶层分化、城乡分化、中心边陲分化、功能分化。片段分化(segmentäre Differenzierung)是社会内部出现许多相互类似的次系统；阶层分化(stratifizierte Differenzierung)是社会内部按照上/下这组差异分化出不同的次系统；城乡分化或中心/边陲分化是社会内部出现城市和乡村或中心和边陲这两种不对等的次系统；功能分化(funktionale Differenzierung)则是社会内部分化出许多各自拥有特定功能的次系统。
社会系统的演化，原则上有三个机制：变异、选择、稳定化，而这三个机制都是系统自己执行的：系统制造变异（亦即期望落空），系统选择处理这个变异的方式（接受或拒绝），系统将这个方式稳定下来。对已在运行的社会系统来说，天择（由环境做出的选择）因此是不存在的：是系统自己在选择，而非环境在选择。另外，社会系统的演化也不是为了要更好的适应环境。适应环境并非社会系统演化的原动力。对鲁曼来说，如果某一个社会系统存在，则它就已经适应了环境。因此，演化是系统出现之后才出现的问题，也就是系统已经适应环境后才出现的问题。社会系统的演化不是要更好的适应环境，而是以已经适应环境为前提。此外，演化除了不以适应环境为目的之外，也不以其他目的为前提，换句话说，社会系统的演化是没有目的的演化。系统的发展并没有终点，没有那个一旦达及就会让系统停滞下来的目标。社会系统如何处理变异以及如何将这个处理稳定下来，会影响系统的结构和它建构出来的语义。语义(Semantik，一译语意)是由系统制造并稳定下来的讯息（或称稳定的论题），它和结构有着密切关系，例如Subject（主体）这个语义就是欧洲社会从阶层分化转向功能分化时的过渡语义；而“平等”则是功能分化社会盛行的语义。
鲁曼将十七世纪以后的欧洲社会称为功能分化社会，也就是社会在自身之内建立了许多功能系统及其环境，每个功能系统都对社会担负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也就是说，没有两个功能系统拥有一样的功能。例如：法律系统的功能就在于即使对下一刻沟通的期待没有实现时，也依然维持这个期待；经济系统的功能在于制造并解决稀少性问题；而科学系统的功能则是获取新知。此外，功能分化社会并没有在功能与功能之间建立等级关系，这意谓著：在功能分化社会中，没有哪一个功能或功能系统优先于其他功能或功能系统，例如，经济系统虽然为社会解决稀少性问题，但它并不因此就是“最基础”或“最重要”的次系统；经济沟通不是下层建筑，而且它也不能代表社会本身。功能分化社会同时提升了各个功能系统的相互依赖程度与相互独立程度。
功能不是目的，也不是因果关系中的果，它的意思不过是问题/问题解决之道这组差异的统一，而且特别是指次系统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次系统对系统所担负的功能，指的就是这个次系统运用某个方法制造并解决系统的某个问题。一个问题也许有不同的解决之道，这些解决之道因此在功能上是等同的，鲁曼称这些为功能等同项。功能不是系统在本质上的存在条件；系统具有哪些问题，次系统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经过经验研究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功能是偶连的，会在历史上发生变化，因而无法透过理论演绎推论出来。
每个功能系统都用自己特有的二元符码(binärer Code)来观察自己的观察，符码的使用因此就是在二阶观察的层次上进行。透过这个特殊的二阶观察，功能系统可以将自己的沟通归到符码的其中一边，而且也只能归到其中一边。同时归到两边会造成吊诡，让系统无法进行观察。这种符码值的分配鲁曼称为编码(Codierung，一译符码化)。二元符码是Spencer-Brown意义下的区别，亦即将两边分开、并对其中一边加以标示的区别，但另一方面，它比Spencer-Brown所谈的区别更为严格，因为只有符码的正值才有衔接能力。这个能力不单是指沟通能衔接到下一个沟通（因为一般的社会系统即便使用非二元符码的区别，也可以衔接到下一个沟通，只要它的自我生产在当时没有中断的话），而毋宁是：被赋予正值的沟通能被同一系统内许多不同的沟通当成前提。负值则恰好相反，它不具有衔接能力，功能系统无法从负值出发，衔接上以此负值为前提的其他沟通。然而，虽然被赋予负值的沟通（被观察的沟通）不具有衔接能力，但是将负值赋予这个沟通的其他沟通（也就是进行观察的沟通）却具有衔接能力，因为功能系统可以从负值那里进行反省(负值因而就是反省值，对系统的正值分配条件加以反省)，进而取得某种正值的东西。例如，科学系统以“真/不真”这组符码来观察内部的运作，将他人提出的命题标示为真或不真（这种标示通常不是明显的标示，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家不会直接说某个命题真或不真）。只有被标示为真的命题，才能被科学家接下来的论证当成前提。被标示为不真的，不会被接下来的论证当成前提；相反，科学家必须说明为什么这样标示，并提出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命题。这个对不真的标示，因此也可以被接下来的论证当成前提。刻卜勒的地心说被哥白尼驳斥，而这个驳斥本身（而不是地心说）是他的日心说的前提。除了科学系统外，政治系统也有自己的二元符码，亦即“执政/在野”；大众媒体系统则以“讯息/非讯息”作为自己的二元符码；艺术系统以“美/丑”来观察自己的沟通；经济系统则“支付/不支付”替自己的沟通加以编码。在这些符码当中，执政、内在、讯息、美、支付都是具有衔接能力的正值，在野、超越、非讯息、丑、不支付则是不具衔接能力的负值。
然而光是符码，并不能决定事件该归于哪一边。符码只规定系统应将自己的沟通分派到其中一值，但没有规定该分派到哪一值。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环境（环境客体若能决定某命题是否为真，生理需求若能决定某项支付该不该进行，则系统和环境的界线就会消失），而是系统内部自己制造出来的纲要(Programm)，它由一些归属原则组成，决定了哪些归属是正确的，哪些归属是错误的。当然，这些归属原则不是绝对的，它们是偶连的。当纲要发生变化时，原本的事件归属可能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科学系统中的纲要（理论和研究方法）如果改变了，那么曾经被标示为真的命题可能就不再被标示为真。
除了符码与纲要之外，功能系统还拥有独特的象征一般化沟通媒介(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s Kommunikationsmedium)。媒介概念在鲁曼《社会系统》(Soziale Systeme)和稍后的作品如《社会中的科学》(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社会中的艺术》(Die Kunst der Gesellschaft)、《社会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的用法并不完全一致。在《社会系统》中，媒介仅仅意指“沟通的出现机会极低”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语言是用来解决“理解的机会极低”这个问题；文字和印刷术是用来解决“传散的机会极低”这个问题；象征一般化沟通媒介则是用来解决“成功的机会极低”这个问题。然而，在诸如《社会中的科学》，鲁曼借用并改写Fritz Heider（弗里茨·海德）对媒介的观点，将媒介定义为系统中（而非Heider所言的环境中）诸元素的松散耦合，并因此区别于系统中诸元素的紧密耦合（形式）。例如，语言如果作为媒介，那么由一些字紧密组合起来的句子就是形式；如果句子是媒介，那么由一些句子紧密组合起来的一篇演讲就是形式；货币如果是媒介，那么由一些货币紧密组合起来的价格就是形式。形式是在媒介中出现的，而且它的紧密耦合是偶连的，也就是紧密耦合其实也可以有别的样子，例如，在真理媒介中不会只有一种组合诸命题的方式，亦即不会只有一个理论是可能的。鲁曼一直努力以后期的媒介观点为基础，回头统一前期的看法。前期被视为沟通问题的解决之道，例如语言、文字、印刷术，在后期都被改写为元素的松散耦合。但媒介作为沟通问题的解决之道，这个看法很大程度上仍然得到保留（少数的例外：“意义”在前期不被视为媒介，后期刚好相反），例如，“象征一般化沟通媒介”在前后期都界定为一种特殊媒介，它解决了成功机会极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它让上一刻沟通有很高机会被下一刻沟通接受。在这里，象征指的是将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上一刻沟通被下一刻沟通接受；附带一提，不要将这里的“结合”和紧密“耦合”互相混淆），一般化指的是这种结合方式在系统内部普遍适用（只要功能系统使用自己的象征媒介，那么它内部的沟通都有很高机会被下一刻沟通接受）。例如，货币就是这样一种象征一般化沟通媒介，只要有人支付货币取得某样稀少物品，作为旁观者的他人，有很高机会接受自己同样也感兴趣的物品变得更为稀少，而不会采取诸如暴力抢夺等途径。真理也是这样一种媒介，只要一个命题是真的（亦即被科学家标示为真），这个命题有很高机会被接受，成为科学家后续论证的前提（亦即限制后续沟通的行进方向）。政治系统的象征一般化媒介是权力，被视为握有权力的人，他做出的决策有很高机会被其他人遵循。
每个功能系统都是彼此的环境，例如政治系统是经济系统的环境，而经济系统也是政治系统的环境。这些互为环境的功能系统，在运作层次上，不会将自己的元素放入对方的运作序列中，也不会将对方的元素放入自己的运作序列中。在政治系统中，所有沟通都取向于“执政/在野”这组主导差异，而非“支付/不支付”；科学系统只以“真/不真”来观察自己内部的所有沟通，而不是越俎代庖以“美/丑”来进行观察。功能系统对彼此而言是自身环境中的系统的环境中的系统，简单讲，每个功能系统都是在对方的环境中的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并因此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界线是无法逾越的，即便它们之间有着无可否认的结构耦合(strukturelle Kopplung)，而且也可以相互观察。科学研究一方面需要经费，另一方面它也能提出和通货膨胀有关的理论。政府提出的政策一方面需要电视新闻和平面报纸的报导才能广为周知，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观察舆论对此政策的支持程度；法律需要相关的法学研究作为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禁止某些科学研究的出现。
在1997年问世的德文版《社会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鲁曼对新兴的电脑与网络技术着墨不多，其弟子Dirk Baecker以其论述为基础，融合美国学者Harrison White的观点，主张当前的社会（下一个社会）是网络社会(Netzwerkgesellschaft)，其首要媒介不再是文字，而是电脑。在这个社会中，网络（Netzwerk）由各种同一性(Identitäten)所组成，而这些同一性透过相互控制(Kontrolle)而出现、改变。
在德语圈，以鲁曼系统理论为出发点进行研究的主要学者有Dirk Baecker、Rudolf Stichweh、Peter Fuchs、André Kieserling、Armin Nassehi、Elena Esposito、Gunther Teubner、Werner Vogd。在台湾则为鲁贵显和汤志杰，他们和其他后进或合作或独力迭译鲁曼的著作，例如《社会之经济》（汤志杰、鲁贵显）、《社会中的艺术》（张锦惠）、《爱情作为激情》（张锦惠、王柏伟）、《社会中的法》（李君韬）、《大众媒体的实在》（胡育祥、陈逸淳）。至于英语圈，早在1995年即出版Soziale Systeme英文译本（Social Systems），惟接受程度和注意程度一直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