寮國佛教

早期历史

据信，巴利语系佛教在公元七世纪至八世纪期间首先通过陀罗钵地王国传至老挝。在7世纪，密宗也从南诏王国引入老挝，南诏是个以云南为主的彝族王国；国王作为佛教护持者的政教关系的意识形态也很可能同时引入，这是东南亚许多君主制地区和僧伽之间重要的思想联系。
佛教向老挝传播的历史并不清晰，但目前的研究状况表明佛教并不是只有单一的传播路线。据学者米歇尔·罗瑞拉德（Michel Lorrillard）说：由于传播过程的持续时间很长，当时是如何传播的，现在仍然不十分明确。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期间，佬族统治者控制了老挝北部琅勃拉邦地区，在此期间，大乘佛教取代了巴利语系佛教，成为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思想。石刻资料证实，早期的澜沧王国在十五世纪中叶展示了皇家权力佛教化的第一个明显标志，是当时国王被尊为转轮王。
史学认为老挝佛教始于公元1353年，以国王法昂的加冕仪式开始。根据老挝史学，法昂授他的高棉上座部老师为这个新王国的顾问和僧王，这位名叫Phramaha Pasaman的高棉僧侣还带来了著名的勃拉邦佛像，它是琅勃拉邦名字的来源，也是澜沧王国的象征。然而，米歇尔·罗瑞拉德断言“这样的描述完全是编造的”，并且对于法昂故事的历史价值颇为批判。他反而强调清迈佛教对老挝佛教的影响。后来与缅甸、泰国组成联盟，帮助巩固了澜沧王国上座部佛教的首要地位。正如铭文所证明的，国王菩提塞拉（1501-1547）试图限制本地神灵崇拜，并鼓励民众信仰佛教。然而，老挝佛教的“万物有灵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多次宗教信仰“净化”活动中幸存下来，并且仍然留存在民间信仰中，譬如与“灵魂物质”（khwan）本土思想有关的地方神灵崇拜和仪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了与佛教的融合，信徒很少能辨认出它们是非传统佛教思想。在崎岖、孤立的地理环境中，且在缺乏中央政府的统一和护教的情况下，上座佛教仍成为老挝文化的一项主要、统一的特征。

法国殖民时期

法国殖民政府从早期就支持佛教及其教育机构，建立新课程，修复寺院，改造了僧侣教育制度，以便为殖民地需要服务。在20世纪20年代，老挝佛教管理制度进一步由佩差拉亲王和法国殖民政权重组。为了颠覆泰国寺院教育在该地区的统治地位，并使用老挝化和高棉化的佛教加强殖民统治，法国设立了在远东学院（EFEO）主导的僧侣培训机构。1914年11月24日，巴利学院（法语：Ecole de Pali）在金边被皇家法令创立，并于1922年更名为巴利高等学院（法语：Ecole Supérieure de Pali）。1922年，两名柬埔寨僧人被派往河内学习巴利文和梵文，以便加强对佛教原始文献的研究。

共产党统治下的1975-1979年间

巴特寮建政以来，要求宗教人士集中开展政治研讨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佛教僧侣被迫参加，在会上被要求学习老挝共产党对佛教的解读，即：佛教和马克思主义都倡导人人平等；僧伽没有个人财产，共同生活，这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集体生活相似；佛教和马克思主义都以人们解脱痛苦为终极目标；但是马克思主义主张无神论，因此佛教里的鬼神之说、神通灵感之说、天界地狱之说、功德福报之说等不可知论、神学的概念必须被清除，因果业报理论也被指责为导致宿命论和消磨阶级斗争意志的罪魁祸首。巴特寮同时也寻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本土化取代佛教的影响力，并积极打击佛教在民间信仰里的流行文化，如取缔神灵崇拜和佛牌护身符等。有趣的是，原始佛教正是强调不崇拜神祇，而更注重个人的修行和解脱，但随着佛教的本土化发展，各种迷信思维和神祇会大量进入佛教文化并被当做佛教的特征，有观点认为巴特寮的一系列动作反而使得该国的佛教回归到释迦牟尼佛的正统教义。
在寮国，佛教寺院和僧伽的影响力已经深入到每个村庄，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同时也是除了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之外的又一个社会进步力量。共产党试图控制佛教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实施了一系列宗教改革，包括：消除了国内佛教大宗派和法宗派的门派对立，并开始将其重组为老挝联合佛教徒协会（Lao United Buddhists Association），交由教育部宗教事务部管理，协会的行政职位必须由政府任命的共产党人担当；废除了传统的僧伽等级，甚至了废除了僧王头衔，解散了僧王的侍从和崇拜者队伍；高级僧人、长老必须参加长期政治学习课，而在普通僧侣的半月诵戒会上，这些僧人也在讨论党的宗教路线，并且法会后来转变为了党的宗教路线的拥护者批评反对者的集会。部分不能接受改革的僧侣开始逃往泰国或离开僧团。1976年初，老挝发生多起针对佛教的袭击事件，小学课程中的宗教和佛教道德课程始被禁止。政府干部也经常骚扰、干涉僧侣的修行生活。不过这些行为很快因为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而告停，巴特寮认识到对佛教的改造急于求成、适得其反，仍然需要僧侣参与他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和宣传。在僧团重组完成后，共产党仍然邀请僧伽参加一些国家或世俗活动，如国庆日活动等，官方也有代表参加佛教节日活动。虽然共产党不再骚扰僧侣，但仍然要求他们在弘教过程中宣传和支持党的政策，这也是为了打破民众眼中的僧人远离世俗政治的形象，降低僧人的声望和道德权威性。
然而，老挝国内的反共力量声称共产党对佛教的干扰仍是严重的，1976年至1979年期间对僧人的政治干预不减反增，据称僧侣若不遵守党的路线，会受到纪律处分，被送去接受集中政治改造，不过没有人会因此被处死。据报道，到1979年已有约1000名僧侣被羁押在集中改造营。1978年5月逃出老南的一名僧人曝光了一起更为严重的事件，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有僧侣被捕及被毙。1979年3月，时年87岁的老僧王Thammayano尊者乘船经湄公河逃往泰国，据他所称以及一些报道表明，僧王被软禁在寺院里，不许弘教，且政府阻止年轻人出家加入僧团，还劝说已经出家的年轻僧人还俗和接受世俗教育，并为他们设立了特殊职业学校。在此期间，老挝的僧侣数量锐减，流失的部分还俗离开了僧团，部分外逃，部分则被送进了改造营。从此可见，共产党的改造佛教的政策，是不合理和失败的。

1979年后

与80年代后期的老挝经济自由化同步，官方对佛教的正式态度开始自由化。佛教僧团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此前他们专注于佛教修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也协助扫除成人文盲的运动，在一些缺少学校或教师的偏远地区给文盲教育老挝语和其他学科；他们在教育——特别是早期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在医生稀缺的国家继续担任传统医师的角色，但是政府禁止他们禁止进行传统的涉及灵力、神通力的治疗。僧人已被视为民族文化的保护者，尤其是在维护寺院建筑方面；佛教依然存在，因为它仍然是老挝文化特征的核心，佛教与老挝文化密不可分。
及至90年代初，老挝佛教开始复苏，寺院仍然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焦点。僧侣可以接受信徒布施的早饭而不受干扰，参加佛教仪式的人再次增加。在一年一度的塔銮节中，可以看到大多数的政治局成员供养僧侣。现在，共产党的官员也更加明确地崇拜这座纪念佛塔所载的文物，从而重申佛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增加其在当前统治的合法性。虽然政府的宗教政策已经放开，但僧伽仍然受共产党控制，僧侣们必须研究官方的政府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佛教僧团作为老挝主要宗教组织被重新定位。随着佛教机构与党和政府的紧密融合，佛教与其相关概念、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再次被提升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Vatthana Pholsena形容这是“佛教的世俗化形象，以调和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关系”。

文艺和建筑

老挝佛教徒非常虔诚，几乎每个老挝男人自小都曾到寺庙短期出家，其中许多男人选择不还俗而成为终生僧侣。大多数人会向僧侣布施食物，以增加功德和善业。老挝的寺院曾被视为僧侣的“大学”。老挝僧侣在老挝族群受到尊重和尊敬。
塔銮、沙格庙和香通寺也是老挝重要的佛教建筑。
《普拉叻普拉姆》，被视为老挝版的《罗摩衍那》，罗摩不是被刻画成毘湿奴的化身，而是佛陀的化身。老挝人民也写了许多版本的《本生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