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與以色列關係

外交

中华民国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一直持同情和支持态度，1949年3月初，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以色列，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赞成接纳以色列为会员国，允许以色列向中国派出一名领事驻节上海，处理犹太人难民向以色列的转移问题。但不久，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以色列驻上海领事伊尔坦提出：“根据我国的承认政策，我们的承认必须建立在务实的基础之上.....毫无疑问，共和国政府是控制大陆的有效政府。”这一思想奠定了以色列对华政策的大方向。
1950年1月9日，以色列正式承认了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共政权的国家。。1959年，以色列向该国驻联合国大使指示，“尽管我们与共产党中国的交往不顺，但也要尽量避免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来往。”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在冷战时期，基于反对帝国主义及输出革命的路线，中共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在一段长期间内，中共和以色列维持敌对关系，直至1992年中共和以色列才建立外交关系。但即使如此，以色列并无与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基于两国都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一直对两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
1971年10月25日，以色列投票反对中华民国续留联合国，即《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
1992年1月24日，以色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华民国政府表示关切并申明“以色列与中共在《建交公报》中所提及任何涉及我国主权及各权利事项，将一概不予承认。对于未来中以两国之关系，我将基于国家利益慎加衡虑，再作定夺。”
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5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极感震悼。
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921大地震，以色列总统魏茨曼发表声明表达关切，并于30日援赠医疗与婴儿用品，供灾民使用。
2002年3月，第二届台湾、美国、以色列三边国防安全研讨会在以色列举行，邀集三方学者就外交、国防及战略等共同关切之议题进行研讨，并建立第二轨道对话。
2004年5月，以色列在世界卫生大会全会中，对于“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表决，投下弃权票。
2012年6月13日，台湾云门舞集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歌剧院演出《屋漏痕》，荣誉团长、中华民国第一夫人周美青出席并参与演后酒会。
2019年2月，台北市长柯文哲前往以色列耶路撒冷，除了做为唯一受邀的华人市长参加“全球市长会议”外，并参访自驾车公司Mobileye、哭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以色列创新局、魏茨曼科学研究学院，以及会见特拉维夫市长胡尔代，两位市长相见时，桌上并放着中华民国国旗与以色列国旗。原订和其他参加会议的市长，一起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该国总理变更行程而取消。

代表机构

两国于1992年11月11日以换文方式达成互设办事处协议。
1993年3月29日，中华民国设立具大使馆性质的驻特拉维夫台北经济贸易办事处。5月1日正式成立；7月18日，以色列设立同等性质的驻台北以色列经济贸易办事处。
1995年9月11日，双方代表机构更名为驻特拉维夫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el Aviv）、驻台北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Israel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ISECO）。

签证

持有载明身份证字号的中华民国普通护照之中华民国公民可以免签证的方式入境以色列，每180天内停留时间不得超过90天。以色列对于免签证入境的外国国民实施“入境卡”制度（entry card），为身份证大小的硬质纸卡，效力与入境章戳相同，于出境时由移民官收回。停留以国期间若前往巴勒斯坦地区，要再返回以色列时，以国军方检查哨会查验该入境卡与护照后才能放行。经以色列过境转机亦可免签证。
持有以色列护照的以色列公民也可以免签证入境中华民国，停留最多90天。
中华民国外交部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将以色列按地区归类为灰色警示：提醒注意、黄色警示：特别注意旅游安全并检讨应否前往、橙色警示：避免非必要旅行，与红色警示：不宜前往，宜尽速离境（以上截至2018年11月7日）；卫生福利部的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表将以色列归类为第一级注意：提醒遵守当地的一般预防措施（2019年3月7日）。

贸易

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外贸协会）在以色列事实上的首都特拉维夫设立台湾贸易中心。经济部国际贸易局也在特拉维夫设立驻以色列代表处经济组。
1997年，中华民国和以色列双边贸易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色列贸易额的两倍。
2018年，以色列是中华民国第36大贸易伙伴、第36大进口伙伴、第29大出口伙伴。出口至以色列的金额为8亿2,588万0,136美元，年增15.268%；自以色列进口的金额为6亿8,349万4,208美元，年减31.651%。贸易呈现出超（盈余）1亿4,238万5,928美元，年减150.220%。2017年，以色列是中华民国第32大贸易伙伴、第32大进口伙伴、第30大出口伙伴。
和以色列有密切业务往来的公司，包括旺宏电子、华邦电子、日月光电子、台湾积体电路（台积电）、中华开发工业银行、东元电机及其子公司东讯等。

投资

中华民国投资以色列的总金额约2亿8千万美元，台商的投资主要以入股投资，比较少介入实际经营。台商来以色列除采购钻石外，高科技产业也是主要合作项目。
在以色列的重大投资案件有，旺宏电子投资以色列Tower半导体1亿美元设置晶圆厂、华邦电子以6,500万美元并购美国国家半导体在以色列的研发据点成立华邦电子以色列分公司并增资3,500万美元、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投资Giza创投基金1,300万美元，且续增投资3,000万美元加强双方创投合作。另根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在以色列投资的，包括中华开发工业银行投资数十家创投公司产品，如虚拟摄影棚系统、电子商务小额付款系统、网络安全及VPN系统、行动通讯影像传输、行动通讯平台、服务器输入芯片等。此外，广达电脑投资无线频寛芯片设计、新育创投投资压电陶瓷超音波马达、宏远科技投资彩色显示器、益鼎及利鼎创投投资无线射频元件及集成电路、惠华创投投资影像感测器，以及上银科技购并以色列Mega F Motion Systems Ltd.等。其余创投公司的投资额从数百万至1,000万美元不等，而部分创投公司则是透过美国据点转投资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

交流

2003年11月，以色列出口协会举行两场会议，共计15国外贸推广单位派员参加。主办单位为彰显该会议之国际性，于会场悬挂与会的15国旗，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员察觉中华民国国旗亦悬挂于会场，即向主办单位抗议，在抗议无效后离开会场，以示不满。

军售

以色列航太工业和中华民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可追溯到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中华民国国军追求武器的自力更生，分散采购来源。以色列刚好在这个时期大力扩军，希望藉军品外销，分摊武器研发成本。但顾虑到中华民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切都在机密情况下进行。
1975年，当美国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而拒绝向中华民国出售响尾蛇导弹时，以色列却出售了防空导弹，并特许就地生产天使二型反舰导弹（中华民国国军改名为“雄风”，并在此基础上研制了雄风系列导弹）和发射架。这是双方第一笔军火交易。到1989年，总共生产了523枚导弹和77座发射架。其余特许生产的还有50艘塔瓦尔（Dvora）快艇，以及大批枪械和迫击炮，包括127毫米蟒蛇火箭炮，加利尔步枪、乌兹微型冲锋枪，以及其他各种电子设备和武器。
此后双方的军售无论是在量还是在质都迅速上升。中华民国的经国号战斗机和300架F-5战斗机全部由以色列升级换代，装上了以色列特许在中华民国生产的雷达，以及中华民国海军的阳字号驱逐舰安装了天使反舰导弹、以色列航太工业出售的罗塞特（Reshet）火控和指挥系统，其他公司则翻新了13艘旧军舰。此外，地下飞机掩体系统、武器和燃料储存系统据信都采用了以色列模式。

导弹

英国《简氏年鉴》于1980年代曾经推测过青锋导弹的研发过程受到以色列大量的技术支援。2001年，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也曾经在内部刊物中指明青锋导弹有来自以色列的协助。该导弹已于1991年10月服役。

潜艇

在中国大陆购买俄罗斯的基洛级潜艇后，为了维持台海平衡，中华民国军方寻求购买新式常规潜艇。因为美国以发展核子动力潜艇为主，已不再生产常规潜艇，故将目光再一次投向以色列。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反应，故由美国出面协调，制定了以色列设计、德国生产、美国购买交货的方式。以色列的海豚级潜艇是军方多年来的目标，为此，曾任中华民国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的江春男、咨询委员柯承亨等人曾赴美国、以色列实地考察。

卫星

2001年9月10日，《联合报》披露，中华民国军方对中国大陆进行监控的方式有“重大突破”，双方达成一项秘密协议，正式租用以色列的地球资源观测一号（EROS A）商用间谍卫星以及另外三颗即将发射的同类型卫星，在为期6年的时间内，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设施和部队动态实施侦搜。依靠这颗卫星，侦测目标将深入到中国内陆，侦查对象包括所有“对中华民国具有威胁的导弹发射基地”。根据卫星提供的情报，可为军方“突袭”中国大陆提供精确资料。在这笔交易中，以色列获得的利润将高达20亿美元。此外，双方还合作一项高度机密的“天贵”计划，这项电子定向侦测计划目的是提高军方对雷达定位和无线电监听的能力。

核技术

中华民国很早就与以色列有核技术来往，双方经常进行核科学家的互访，并提出派遣核研究人员赴以色列相关研究机构参加培训，认为“这不仅将提高我们研究人员的水平，也有利于增进我们之间的了解。”
1964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试爆原子弹后，中华民国便决心发展核武器，建立自主核能力。1965年7月，时任总统蒋中正亲自命国防部次长唐君铂负责筹建中山科学研究院与核能研究所，并拨专款1.4亿美元，加快核武器研制和生产。但由于1955年7月18日就与美国签有《和平使用原子能合作协议》，1965年5月25日又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定《原子能安全保障检查三边协定》，因此只能借民用之名，从当时世界上核能研究较为先进的国家获得技术援助。
1965年初，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博格曼受邀访台，会见了国防部长蒋经国。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1981年，双方的科学家联合参与了南非核计划。
与以色列的核往来推动了中华民国核技术的快速发展，但拥有核武器不符合美国的东亚战略，因此防止发展独立核力量是美国的一贯政策。70年代早期，美国认为中华民国在五年内将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例行检查也发现了异样，于是在美国和国际的压力下收手。

学术

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希伯来大学东亚学系合作开设“台湾讲座”课程，邀请台湾学者、教授赴以色列进行短期讲座。另提供台湾奖学金、华语文奖学金、台湾奖助金予以色列学生或学者赴台学习中文或从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