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

概念

十三经的观念滥觞于南宋中后期，发轫于明初，成熟于武宗正德（1505-1521）、世宗嘉靖（1522-1567）年间。万历十二年，神宗皇帝颁布诏令钦定《十三经注疏》，并命京师国子监校勘印行；十三部典籍同时被朝廷尊奉为经，十三经的概念及地位得以完全确立。
经者，“织纵丝也”，即纺织时纵向的线。古人纺织时，先将前后走向的纵线（经）撑直，再将左右走向的横线（纬）编入，有“必先有经，而后有纬”之说，所以“经”字有纲领、法则等引申义。华语中将对于人生、社会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的书称为经，即取此义，除儒经外，如《道德经》、佛教诸经、基督宗教《圣经》、伊斯兰教《古兰经》等皆是；同时亦将某一领域内的重要书籍称为“经”，如《水经》、《茶经》、“武经七书”等。
先秦典籍中已有用“经”字命名的书或篇章，如《山海经》、《墨子》中的《经》上下、《韩非子》中的《八经》等。一般认为，儒家所崇奉的典籍被称为经，首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 六经，自以为久矣。’”（孔子对老聃说：“我孔丘钻研《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自认很久了。”）
与经相对的概念为传（zhuàn）、记。“传”字本义为传递，引申为传授。某一学术流派对某重要典籍的解说被称为传，即取此义。除十三经内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及《周易》的《易传》部分、《礼记》部分篇目外，西汉（前202-后9）写定的《尚书大传》、《韩诗外传》皆为儒家释经之传。东汉（25-220）初年成书的《汉书·艺文志》中还记录有后世失传的《老子》传。“记”字本义即记录。学生将老师的言行记录下来，或者加以发挥，写成长短不一的文字，经过整理、编集之后，就成为类似《论语》、《礼记》、《孝经》、《孟子》一类的书，称为记。依照这个标准，十三经中不仅包括经，也包括传、记。
历史上部分学者认为某部儒家典籍是否算得上经，取决于这部书和孔子的关系，如其内容早于孔子存在，或经过孔子整理、解说，甚至由孔子创作。
历史上，哪些儒家典籍能成为经，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焦点。总体上说，学术思潮趋向在先，政治权力尊奉在后。经在学术上的标准取决于某一时代主流学术思潮对典籍的偏好；政治上的标准则与帝王朝廷的尊奉、博士官制度、科举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先秦六经到南宋十三经

《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俗称为六艺），六艺中的《乐经》很早就亡佚了，《汉书·艺文志》中已无此书的记载。其他五种著作就称为“五经”。汉朝时，以《易》、《书》、《诗》、《礼》（仪礼）、《春秋》为“五经”，立有五经博士，并收纳弟子员。唐朝时，五经中的《礼经》，由《仪礼》改为《小戴礼记》，沿用至今。
后来经书的内涵不断扩大。《后汉书·赵典传》和《三国志·秦宓传》中都有“七经”的记载，但未记载是哪七部典籍。后人有六经加上纪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东汉将五经加上《论语》、《孝经》；五经加上《周礼》、《礼记》三种说法。唐代时有“九经”的记载，后人认为是五经加上《论语》、《孝经》、《周礼》、《礼记》或是五经加上《周礼》、《礼记》并用春秋三传即《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代替《春秋》。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宋代的晁公武说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将五经中《春秋》改为春秋三传，再加上《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尔雅》为“十二经”。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提倡《孟子》之书。取《礼记》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单独成书，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于是本为子部书的《孟子》也升格成为经书的一部分，合称十三经。
明代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十三经之名完全确定。
清朝乾隆帝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1815年学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在儒学典籍中的地位更加巩固。

影响较小的分类

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
也有一些人将十三经加上大戴礼记，称为十四经，但影响很小。

周易

《周易》也称《易》、《易经》，本是古代占卜之书，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叙述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六爻。《传》为解释卦名、卦义、卦辞、爻辞的七种十篇，称为“十翼”、“《易传》”、“《易大传》”。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出现当在西周以前的远古年代，有学者认为《经》的编订在商末周初，《传》作于春秋战国，非一人一时之作。古人认为经伏羲、周文王、周公、孔子等历代圣人编定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

《尚书》古时称《书》，是记言记事的简册泛称，主要记载帝王言论及活动。到孔子时代，《书》大约只残存百余篇，诸子百家多有引用，孔子作了整理。秦朝时民间所藏的《书》基本上被焚毁，国家所藏的《书》也毁于战火。汉文帝时，秦朝博士伏生讲授保存下来的29篇《尚书》，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尚书》。《尚书》的称谓中“尚”便指“上古”，记载上起尧舜，下至东周，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为了拓建宫室，拆除孔子宅，从墙壁夹层中得到用秦代以前的蝌蚪文等文字写成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除与《今文尚书》相同的29篇外，多出16篇，共45篇。西晋后，《尚书》全部散佚。东晋时梅赜献《孔传古文尚书》，包括与《今文尚书》相同的29篇(但析为33篇)和另外25篇，遂流传至今。现认为《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书。

诗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春秋中期前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史记》认为是由孔子所编定。但学者认为是由鲁国乐官所编。《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汉时有鲁、齐、韩三家言《诗》，后来又有毛《诗》。只有《毛诗》流传至今。

周礼

《周礼》古名《周官》，记述了一套完整的古代官制。先秦典籍中无有征引《周官》，汉初，河间献王收于民间，为古文经。王莽时经刘歆整理改名《周礼》，始立博士。由于此背景，《周礼》的作者以及成书年代自古就颇多争议。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学派认为它是周公所作，记述周朝的官制；而何休等今文学家则指其为后世托伪之作。如今多数学者认同其成书年代可能在战国时期，但融合了上古的资料以及作者的理念设想。《周礼》官制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其中冬官亡佚，以《考工记》补），所述政体制度宏大而缜密，多含儒家、法家、阴阳五行的思想印记，对后世的中国乃至海外（如日本）的政治实践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仪礼

《仪礼》原称为《礼》，在汉代也称作《士礼》，对应于《礼记》而言，《仪礼》又可以称为《礼经》，《礼记》是它的传。到晋代才称为《仪礼》。其17篇为各种礼仪的记录，而未谈各种礼仪的意义。《史记》、《汉书》和《礼记》均称其出于孔子。唐朝时，《仪礼》在五经中的地位被较为通畅易读，流传较广的《礼记》取代。今本《仪礼》17篇的顺序是郑玄采用刘向《别录》中的次序。

礼记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共49篇，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最初为西汉的戴圣所纂，但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戴圣本是今文《仪礼》博士，《仪礼》仅17篇，所记大多为士礼，故汉朝的儒家学者杂采当时能见到的各种文献以为己用。其内容较为驳杂，大致有记述礼节、记述政令、解释《仪礼》、记孔子言论、记述孔门及时人事、礼节考证、通论礼意或学术、记述制度、记述掌故、杂记等十种。东汉时郑玄为之作注，其文字较为通畅易读，流传较广。唐朝时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之一。

左传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共三十五卷，相传是春秋末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现在一般认为该书非一人一时之作，自左丘明始，成书应于战国中期。全书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总计255年，记录了当时各诸候国的历史。全书约18万字，是十三经中字数最多者。《左传》作为《春秋经》的补充，侧重于对史实的叙述，行文生动流畅，是先秦文学、史学的杰出作品。

公羊传

《公羊传》为《春秋经》之传，相传是公羊高受之于子夏，在春秋三传里立学最早，为今文学。同《左传》不同的是，《公羊传》疏于叙事，而是以问答的形式阐发春秋义理。作为《春秋》的齐学，公羊学侧重春秋经义的政教含义，通过历代大儒如胡母生、董仲舒、何休等人的阐释发挥，逐渐发展成包括大一统、尊王攘夷、三科九旨等义例的天人政治显学，为汉朝儒术治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后因谶纬灾异之学大兴，广受批判，于东汉之后衰落。

穀梁传

鲁国人穀梁喜拜子夏为师，将子夏所教之春秋大意记下，故称《穀梁传》，属于今文经。今日学者认为此书原本是穀梁喜口传予弟子，经过穀梁喜一派的门下学者们编撰，约在汉代成书。

孝经

《孝经》是讲授孝道的书，共十八章，约一千八百多字，是十三经中字数最少的。

论语

《论语》是一本孔子的言论汇编，为孔子弟子与门下学者所作，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文献，故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四库全书中为经部。

尔雅

《尔雅》乃中国最早的一部辞典，训诂之书，至今《尔雅》仍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时重要的一部著作。

孟子

南宋朱熹将《孟子》与中庸、大学及论语合称四书。是最晚加入十三经者，原本《孟子》是子部书。

注疏

“注”是指对十三经的字句进行注解，又可称之为传、笺、解、章句。“疏”则是对“注”的进行再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四库全书总目》中着录的“经部”书籍达一千七百余部，约两万卷。一卷以一万字计算，估计约有二亿字，这尚不包括四库全书未收之书。

影响

自西汉以来，经书被确立为国家经典，宋代以来又被定为科举用书，成为读书人之必读。故其地位崇高，影响巨大。《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十三经不过65万字，而关于它们的注解达到三亿字左右，为原文的四五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