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历史

早期

现在的北欧，在13000年前是一片冰川，但随着气温的上升以及冰川的融化，曾被广袤无际的冰川覆盖的大陆开始隆起。

青铜时代

公元前1500年，青铜器时代开始之前，西部和南部已经开始出现农业，东部和北部则仍然以狩猎和渔业为主。
芬兰的青铜器时代遗迹很少。

瑞典统治（1150-1809）

芬兰早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就与瑞典有所联系。维京人经由贸易和劫掠就已经接触芬兰。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芬兰陆地上有维京人的聚落存在过，但在南博滕区的发现曾引起争议。而在维京时期奥兰群岛可能也有瑞典人的聚落存在，但也有些学者认为这个群岛在11世纪时只是一片荒漠，奥兰群岛是在12世纪才又被瑞典人殖民的。
根据这个岛上的发现，基督教在11世纪于芬兰立足。据非常稀少的文件显示，基督教教会在12世纪仍属草创阶段。中世纪晚期的传说描述瑞典人于1150年代时尝试占领芬兰并使芬兰人改信基督教。13世纪初叶，汤姆士就任第一任芬兰主教。当时瑞典、丹麦、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或是条顿骑士团都曾试图占领芬兰。芬兰人虽有自己的领导，但没有一个共同的领袖。俄罗斯的编年史也记载了自11或12世纪到13世纪初诺夫哥罗德与芬兰部族间的冲突。
“芬兰”这个名字源自于芬兰西南的一个自18世纪以来被称呼为芬兰本部的省份。“Österland”（东方之地）才是对这块瑞典东陲的土地的名字。在大约15世纪左右芬兰才开始变成“Österland”的同义词。
瑞典摄政比列尔·雅尔于1249年透过第二次瑞典十字军占领了芬兰。这场十字军是针对海梅人（芬兰语：hämäläiset，英语：Tavastian）的拒绝继续改信基督教而发动。诺夫哥罗德控制了说东芬兰语方言的卡累利亚。瑞典则于1293年在第三次瑞典十字军控制了西卡累利亚。西卡累利亚此后因此归于西方文化圈内，而东卡累利亚在文化上则逐渐转向俄罗斯和东正教。虽然东卡累利亚人在语言和血统上仍与芬兰人保持紧密联系，但他们通常会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民族。天主教和东正教世界的界线也随着1323年的Nöteborg条约而定于芬兰的东界。
芬兰在13世纪时融入了中世纪的文化圈。多明我会在1249年传入芬兰并造成重大的影响。早在14世纪初，已有文件记载第一批芬兰的索邦大学学生。在芬兰西兰部，图尔库的城市聚落正在发展中。图尔库曾是瑞典王国最大的城镇，其居民包含德裔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虽然芬兰在中世纪的都市化程度非常低。芬兰南部和波的尼亚湾沿岸只有一些以农维生的教区和领地。芬兰的其他地区则有以渔猎和小规模农耕维生的萨米人居住。在12和13世纪，大量瑞典人移民至芬兰南岸和西北岸。在奥兰群岛及奥兰群岛和图尔库之间的群岛中，瑞典语甚至比今日更加普遍。瑞典语也成为芬兰其他地区上层阶级所使用的语言。
图尔库于13世纪就已建立了主教教区。图尔库大教堂是圣亨利的崇拜中心，也是当地的文化中心。当时的主教比现今拥有更大宗教上的权威，也常是当地最具权力之人。主教通常是芬兰人，但城堡里的指挥官通常是瑞典或德国的贵族。1362年，芬兰的代表获邀参加瑞典国王的选举。这个事件常被当作芬兰融入瑞典王国的表现。做为这个王国斯堪的纳维亚的一部分，负担得起一人一马装备的权贵和自耕农组成绅士和贵族阶级，集中于芬兰南部。
位于维堡的堡垒保卫了芬兰的东境。瑞典和诺夫哥罗德于1323年签署了Nöteborg条约，但这个条约并未长期遵守。1348年，瑞典国王马格努斯四世发动一场针对东正教异端的十字军，最后只使自己失去支持而丢了王位，这场十字军也失败以终。瑞典与诺夫哥罗德的争端是为了控制波的尼亚湾北岸及芬兰东方萨沃尼亚的荒野。诺夫哥罗德将那里视为渔猎的基地，且不满于西边天主教移民的缓慢渗透。14和15世纪间瑞典和诺夫哥罗德彼此断断续续发生了一些冲突，但多数时间保持在一种不稳定的和平状态。既存的内部的紧张亦然。1380年发生在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部分的内战也波及到芬兰。

卡尔马联盟（1397-1523）

1389年，内战的胜利者玛格丽特一世将瑞典、丹麦、挪威三个王国全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此即卡尔马联盟。接下来的130年，瑞典的各个派系试图打破这个联盟。芬兰也卷入了这场纷争，但在15世纪似乎是相对富裕的时期，期间人口增加、经济也有所发展。到了15世纪末，东部边境的情势越来越加紧张。莫斯科大公国占领了诺夫哥罗德，向统一俄罗斯迈进了一步。
1495年到1497年，瑞典和俄罗斯发生了战争，维堡的要塞遭到俄罗斯包围，根据当时的传说，该城是由神迹而拯救。

瓦萨王朝（1523-1617）

1521年，卡尔马联盟瓦解，瑞典恢复独立，古斯塔夫一世就任瑞典国王。
在他主政下，瑞典于1527年接受新教。瑞典的行政体系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改革，使国家的对地方生活的控制力得以加强，当然也能借此征到更多的税。紧接在宗教改革之后，图尔库主教米卡埃尔·阿格里科拉出版了他翻译的芬兰语新约。
1550年，古斯塔夫一世建立赫尔辛福（Helsingfors），即后来的赫尔辛基，但两个世纪以来，它仍只是个渔村。
古斯塔夫一世于1560年死后，他的三个儿子接连继位。其中埃里克十四世开启了瑞典的扩张时代，他于1561年将爱沙尼亚的塔林市纳入其保护之下。利沃尼亚战争（1558年—1583年）之后，瑞典一直处于战争或准战争状态达160年之久。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瑞典与丹麦、波兰和俄罗斯抢夺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控制权。芬兰人因此饱受战争带来的征兵、重税和军队的骚扰。这造成芬兰人于1596年－1597年的起事，这场叛变以血腥的镇压结束。1595年和俄罗斯签署的Tyavzino条约使瑞典和俄罗斯的边界向东及北方移动，大约就是现今芬兰与俄罗斯的界线。
16世纪的芬兰历史中很重要的部分即是农业聚落人口的成长。国王鼓励农民自萨沃尼亚省迁移至芬兰中部的广大荒野。这使得原本居住于此的萨米人被迫离开。而有些荒地则是卡累利亚人的传统渔猎之地。在1580年代，这导致一场卡累利亚人与芬兰人间的血腥游击战，特别是在博滕省。

强权时代（1617-1721）

1611年到1632年间在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进行了一连串的军事改革，将瑞典军队从原先的农民民兵改造为有效率的战争利器，甚至可能是欧洲最好的一支军队。他完成了对利沃尼亚的占领，还得到了俄罗斯在Stolbova条约中失去的领土。1630年，瑞典和芬兰的军队开进德意志参加三十年战争。芬兰人组成的芬兰轻骑兵即以“Hakkapeliitat”之名著称。
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瑞典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1637年到1640年和1648年到1654年间，芬兰总督佩尔·布拉赫伯爵在其任内，推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也兴建了许多城市。其措施常被认为有益于芬兰的开发。例如在1640年，芬兰的第一所大学奥博皇家学院成立于图尔库。芬兰语的圣经全书于也于1642年出版。
但重税和持续的战争及寒冷的气候（小冰期）使这个时期的芬兰农民度过了一段黯淡的时光。在1655年到1660年间的第二次北方战争中，芬兰士兵被调往利沃尼亚、波兰和丹麦作战。瑞典的政治体制也越加趋向君主专制。
在中部和东部芬兰，有大量的沥青出口，欧洲各国都需要这种物质来保养船舰。有种学说认为，出现在沥青产地博滕省的早期资本主义精神，可能是17世纪末的猎巫风潮发生的原因。人们开始对未来有更多的期望和制订计划，当这些期望和计划没有得到实现时，他们就迅速把矛头指向巫术——路德教会从德国带来的一种思想观念。
瑞典王国于1638年到1655年还握有今日美国的德拉瓦和宾夕凡尼亚地区作为殖民地。其中至少有一半的移民为芬兰裔。
17世纪的芬兰受路德教派思想控制。1608年，摩西的律法倍附加于世俗法律上。各领域事物都必须遵守路德宗的信仰，上教会也变成义务性质，宗教罚则也被广泛运用。这些规定于图尔库主教尤汉·特瑟鲁斯（Johan Terserus）离职后公布，他所写的教义问答于1664年被奥博皇家学院的神学家宣布为异端。另一方面，路德教派鼓励个人研习圣经，使芬兰第一次尝试推动普及教育。教会要求每位信徒都应该具备阅读路德信仰基本文本的能力。虽然这些规定可能会以背下文本达成，但也使阅读的能力传达到民众之中。
发生于1697年到1699年的一场饥荒夺走了芬兰约30%的人口。

自由时代（1721-1809）

芬兰于北方大战期间（1700年－1721年）遭到俄国占领，而芬兰东南部和维堡在《尼斯塔德条约》中割予俄国。当时的国界线就约略等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芬界线。瑞典在战后失去了欧洲强权的地位，而俄罗斯则称霸欧洲北方。君主专制就此在瑞典终结，进入瑞典史上的“自由时代”。国家由议会统治，礼帽党和便帽党争取执政的机会。议会与朝廷虽有密切的关系，但国王对其却几乎没有影响。便帽党主张与俄罗斯维持和平，而礼帽党则主张对俄罗斯采报复政策。
此时的芬兰人口并不多。根据官方人口统计，18世纪中的芬兰人口少于47万（此数据来自路德教派的教会，有少数东正教人口未纳入统计。）但人口增加的非常迅速，且在这个世纪内增倍。90%的人口属于农民，多数为不用交税的自耕农。社会分为四个等级：农民、神职人员、贵族和城镇居民。少数族群，多半是木屋居住者，是一无所有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五分之四的男性人口拥有完整的立法代表的选举权，但神职人员、贵族和城镇居民在议会都有自己的议场，对政治施加影响，并排除平民干涉国家的对外政策。
崛起中的俄罗斯帝国和法国都想争取瑞典作为他们的从属国。国会议员和其他有力人士因为收贿的影响而无法为国家做出更为有利的决定。原先的政治体制因而不再清廉可靠。1771年，年轻而有魅力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发动了一场政变，废除议会制度，使国王重掌大权。1788年，他再度对俄国开战。虽然瑞典赢得了两场战役，但这场战争除了破坏芬兰的经济外，仍一无所得。
古斯塔夫三世的声望因而下跌。战争中有一群军官发表了著名的Anjala宣言，要求停战和议会制的恢复。有种有趣的解释认为这个事件是某些芬兰军官尝试在俄国的帮助下使芬兰自瑞典独立的阴谋。在一阵惊吓后，古斯塔夫三世击垮了反对派。1789年，新颁定的宪法进一步加强了国王的权力，也提高了农民的地位。然而这场战争仍必须结束，瑞典人这时开始把他们的国王视为暴君。
18世纪末期也是芬兰改变的年代。1750年代后，芬兰开始种植马铃薯。各种新科技也渐渐出现。仅在热气球发明一年后，芬兰（同时也是全瑞典王国）第一颗热气球于1784年制造于奥卢。商贸繁荣，农民也变得富裕而有自觉。启蒙运动带动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宗教和伦理的议题的讨论，这突显了一个问题：绝大多数芬兰人说的是芬兰语，但举凡报纸、文艺作品乃至于政治传单却都是以瑞典语或法语写作。
芬兰东南部与维堡为俄国所占，对芬兰人来说是难忘且刺心的事实。在图尔库大学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间产生芬兰人的民族认同，以代表东部已不属于瑞典的土地。俄罗斯帝国首都圣彼得堡对芬兰南部的影响超越瑞典王国的影响。在这新边界上的接触传达了俄罗斯治下受教育者和商人的最深的恐惧。在这个世纪，讲瑞典语且受教育的阶级，如官员、神职人员、公务员等在心理上也准备好向俄国效忠了。
古斯塔夫三世于1792年遭到暗杀，其子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在担任一阵子摄政后继位。这位新国王并不特别有才干，至少他无能引领国家安然度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浪潮。
此时，在1721年和1743年的和约之后归属于俄国的芬兰（不包括英格里亚地区），即所谓的老芬兰地区起初使用的是瑞典的法律（这在18世纪的俄国并不常见）。但俄罗斯统治者逐渐承认他们非芬兰裔亲信在芬兰“拥有”的土地，而忽视了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和老芬兰农民的自由法律；加上贵族鞭笞农民的情形时有耳闻，最终使芬兰陷入经济和士气的低潮。1797年，芬兰人被迫加入帝俄军队时情势又加剧。军事设施的建造使数千名非芬兰人涌入芬兰。1812年，在俄罗斯占领芬兰后，“老芬兰”重新加入这个国家剩余的部分，但土地问题仍持续存在，直到1870年代。

芬兰大公国

在瑞典与俄国间的芬兰战争期间，芬兰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军队所占领。被占领的芬兰的四个阶级于1809年3月29日召开了波尔沃国会，该会宣告对亚历山大一世的效忠。接下来的瑞典的反击和哈米纳条约的签订。芬兰从此保持一个在俄罗斯帝国中的自治大公国的地位，直到1917年。虽然在俄罗斯统治下各个时期的芬兰自治程度是不同的。审查制度和政治迫害依然存在，尤其是俄罗斯统治的最后二十年间。由于瑞典的法律（包括古斯塔夫三世于1772年颁布的宪法）仍保持下来，不同俄国平民，芬兰的平民仍保持相对的自由。过去的四议院会议再度召开，持续的补充关于内政的法律。19世纪的芬兰经济逐渐由原先的林业转变为工业，矿业和机械工业为今日芬兰的繁荣奠定基础。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芬兰的农业人口仍保持相对多数。

民族主义

自从芬兰于16、17世纪被并入瑞典王国以来，瑞典语就成为芬兰在行政和教育上的主流语言。在那之前，除了芬兰语之外，德语、瑞典语、拉丁语都是芬兰的重要语言。芬兰语于19世纪民族主义的浪潮才重回它的优势地位，俄国统治者也致力于将芬兰人自瑞典分离出来，以确保其忠诚。
1835年，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出版，这是一部卡累利亚人（信奉东正教的芬兰人，居住于拉多加湖周边，现今芬兰东部和俄罗斯西北部一带。）传统神话和传说的选集，这部作品激起了后来使芬兰自俄国独立的民族情绪。芬兰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因为说瑞典语的上层阶级刻意的发扬芬兰文化和语言以做为国族建构的手段，也就是塑造出一种包括位居统治者的菁英和被统治的平民在内的所有芬兰人的认同感。
1863年，芬兰语被允许在行政中使用。1892年芬兰语更获得了与瑞典语相等的官方语言地位。在这个世代芬兰语在政府和社会上取得了明确的主宰地位。

俄罗斯化

芬兰俄罗斯化（1899至1905年和1908至1917年）是俄国沙皇制订的政策，用来限制芬兰大公国的特殊地位，以及把它从政治上、军事上和文化上全部整合至俄罗斯帝国。芬兰人强烈反对此政策，并用消极抵抗和日益增长的芬兰民族文化认同来反击。第一条具体的政策是“1899年的二月宣言”，当中规定帝国政府有权不经芬兰本地立法机关的同意下直接统治芬兰。第二条政策是“1900年的语言宣言”，其中规定俄语为芬兰的行政管理语言。第三条政策是1901年的兵役法，其将芬兰军队融合至帝国军队中，并将士兵调到俄国的训练营地去。

民主化

因为俄国1905年革命和相应的1905年芬兰大罢工，原先的四议院会议于1906年被单院制的芬兰议会取代。这是欧洲史上第一次有普遍投票权和被选举权的选举，也是欧洲史上妇女第一次获得完整的被选举权。需有地产或世袭头衔的门槛也被废除。但在地方选举则不然，如在市镇的选举，选票的数量取决于纳税额。因此富有的人可能投很多张票，穷人可能连一票都不能投。市镇层级的选举制度于1917年左翼在议会获得多数时改为'普选'。

近代

俄国的二月革命之后，芬兰成立了一个新的参议院（实为行使政府及法院功能）及联合内阁，其权力结构与芬兰议会相同。在1916年的普选中，芬兰社会民主党取得微弱多数，其党员奥斯卡里·托科伊出任总理。新的参议院希望与俄国临时政府取得合作，但最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芬兰认为其与俄国的联合在沙皇退位后即告结束，虽然芬兰人在事实上认为临时政府是沙皇的继承者，也接受了临时政府任命新总督和参议院的权限。芬兰人认为沙皇的权力移转给芬兰的国会，但临时政府拒绝这个看法，认为这个问题应留予俄国立宪会议解决。此时芬兰社会民主党党人似乎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是芬兰独立和无产阶级获得正义之路的阻碍。参议院中的非社民党议员反对社民党的议会制计划（即权力法案），他们认为这个计划影响甚大且太过激烈。这个法案限制俄国插手芬兰的内部事务，却又保留了俄国在国防和外交事项的干涉权。即便如此，这对俄国的临时政府来说仍太激进。当芬兰的议会被认为逾越了它的权限时，议会就被解散了。
而议会和参议院的少数党却同意此事。他们认为新的选举能给他们一个取得多数的机会，而更容易与俄罗斯达成谅解。非社会主义政党也更倾向与临时政府合作，因为他们害怕社民党人得势，和其激进的改革主张，像票票等值的市层级选举和土地改革。在这些议题上他们都与社民党唱反调。社民党人则不认为临时政府有权解散议会。
社会民主党以权力法案反对议会的解散，而非社民党则投票支持宣布解散议会。对于权力法案的争执使社民党离开了参议院。当过了暑期的休会期间后，支持权力法案的团体仍聚集起来召开议会。而俄国的军队则进入议场强迫议会解散，并举行新的选举。选举结果是出现一个非社会党派多数的议会，和非社会党派占绝对多数的参议院。权力法案遭到压制，而非社会党派和俄国的合作刺激了社会党人，他们开始诉诸一些包括暗杀在内的恐怖活动。

独立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把芬兰的政治形势完全颠倒。此时由非社会党占多数的议会希望完全的独立，而社会党人则慢慢认为苏联是跟踪的榜样。在1917年11月15日布尔什维克宣告了俄国内各民族有民族自决得普遍权利，包括完全独立的权利。在当天芬兰议会发表了由其临时接管芬兰最高权力的宣言。
出于对俄罗斯的事态发展的顾虑，非社会党的参议院提议议会宣布芬兰独立。接着独立案于1917年12月6日在议会通过。同月18日，俄国的苏维埃政府颁布命令，宣布承认芬兰的独立，并在同月22日获苏维埃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全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紧接着承认芬兰的独立。
1918年的一月到五月，芬兰陷入了一场内战。参战的一方是反社会主义的白公民卫队。另一方则是主要由工人和佃农组成的红卫队，他们后来宣布建立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红卫队的挫败则使德国的目的达成。邻近的瑞典也在以自己的脚步实行民主化。即便瑞典不情不愿的介入这场内战，内战双方仍针锋相对。

战间期

内战后，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被清除。独立宣言虽表明芬兰是一个共和国，但多数议员仍支持建立芬兰王国。来自德国黑森的弗里德里希·卡尔·路德维希·康斯坦丁王公被选为芬兰国王，是为卡尔一世，世人又称其为韦伊诺一世。然而，随着德国战败，这个计划被放弃了，于是芬兰又重新成为一个共和国，卡罗·尤霍·斯塔尔伯格于1919年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理。
新共和国立刻得面对奥兰群岛问题，该群岛多数居民说瑞典语，且希望回归瑞典；芬兰不想让出该群岛，仅同意给予自治地位。但奥兰群岛的居民并不满意，而将此争议提交国际联盟处理。国际联盟最后决定奥兰群岛仍归芬兰所有，但需成为自治省。因此，芬兰必须保障奥兰群岛居民使用瑞典语的权利，与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此外，另一个国际条约规定奥兰群岛必须保持中立，不得设置任何军事设施或军队。
内战后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和芬苏边界有关，例如阿努乌斯远征和猪肉哗变事件等。芬兰和苏联的关系在1920年签订《塔尔图条约》后有所改善。该条约中，芬兰获得佩琴加地区（芬兰语称之为佩察莫），并放弃对东卡累利亚的主权主张。
芬兰于1919年6月1日通过禁酒令，该禁令持续到1932年。不可否认的是，这对芬兰人的饮酒习惯和犯罪率有不良影响。
在内战中滋长的民族主义情绪于1929年发展为一个名为Lapua的原初法西斯运动。刚开始这个运动获得了许多反共产党的芬兰人的支持，但1932年一场失败的政变使该运动被禁，其领袖则入狱。
在1930年代苏联对芬兰采取较敌对的态度。苏联开始限制芬兰商船在拉多加湖到芬兰湾间的活动，并于1937年彻底禁止芬兰商船进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芬兰与苏联进行了两次战争：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战争，以及1941年到1944年的继续战争。继续战争之后紧接着是对抗纳粹德国的拉普兰战争（1944年－1945年）。
在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被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在完成对波兰的侵略后，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小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出其军事基地。波罗的海三小国只好同意，于是他们于1940年的夏天失去了独立。1939年10月，苏联对芬兰与做出了相同的要求，但芬兰拒绝了。苏联于是于同年10月30号进攻芬兰。苏联在人数、机械等上都占绝对优势，苏联领导人原本预估只需几星期就可占领芬兰，但芬兰支持了三个半月之久。冬季战争于1940年3月13日以《莫斯科和平协定》的签订结束，芬兰割让卡累利阿地峡予苏联。苏联因这次的行为而退出国际联盟。
冬季战争之后芬兰军队极需恢复。就在合约签订后，芬兰就联系英国，希望获得军事联盟或援助。但英国对此并无兴趣，此事也就没有下文。到了1940年秋天，纳粹德国提出若芬兰可借道与德军占领挪威，就卖给芬兰一些武器的提议，芬兰答应了。1940年11月，德苏双方于柏林召开会议，会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询问若苏联再次攻击芬兰，德国的反应不同于往年，德国表示反对苏联入侵芬兰。纳粹德国于1940年12月再度重申与芬兰的军事合作关系。
芬兰与德国间于1940年冬天到1941年间的合作关系减弱了其它国家对芬兰的同情，尤其是继续战争中，芬兰在纳粹德国的支持下侵略苏联，芬兰不仅计划要收回失土，还想兼并东卡累利亚，东卡累利亚的居民虽然在文化上属于芬兰人，但宗教信仰却与俄国同为东正教。这项侵略行动使英国于1941年12月6日向芬兰宣战。随着德国在二战中其他战事的不利，1944年夏芬兰单独向苏联求和，最后芬兰失去了唯一的不冻港佩察莫。
在芬兰与苏联在莫斯科达成休战协议后，苏联要求德军自芬兰境内离开，但德军并不愿离去，芬兰于是必需对过去的同盟德国宣战，是为拉普兰战争，芬兰军队最后成功将德军自芬兰逐出。
战后芬兰致力于保持其国家的独立。相对于在苏联势力下的国家，芬兰所受的人员和财产上的损失比较小，但受到比其它纳粹同盟国更严厉的惩罚，芬兰必须支付一大笔赔偿金，且失去的占原国土八分之一的领土，这些土地包含工业中心间第二大城维堡，且必须迁徙其上占全国八分之一的人口。
芬兰政府并未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但其仍与纳粹德国保持事实上的同盟关系直到1944年，且有8位犹太难民被转交予德国当局。在战争期间，大约有八万个芬兰孩童被撤离，其中5%到了挪威，10%去了丹麦，剩余的则到瑞典。大部分在1948年前回到了芬兰，但仍有15－20%仍待在国外。
芬兰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但美国曾秘密的给予非共产党的芬兰社会民主党金援和物质援助。与英国等西方强权的经贸往来，以及支付苏联的战争赔偿，使芬兰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在清偿完对苏联的赔偿后，芬兰仍与苏联保持对等的贸易往来。
芬兰在二战中的角色是非常特别的。它一开始受到苏联的侵略，并成功抵挡苏联军队的入侵，接着芬兰又与纳粹德国结盟，但又与其它轴心国不同，芬兰从未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在法律上仍不是轴心国的一员。在1942年的德黑兰会议上，同盟国的领袖们同意芬兰正在单独发动一场对抗苏联的战争，而这并非对西方国家的敌意表现，毕竟芬兰并未对其它同盟国进行军事对抗。而且不同于轴心国，芬兰在战争期间一直维持议会民主制度。冬季战争和继续战争的指挥官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于1944年当选芬兰总统。芬兰也是与苏联毗邻的欧洲国家中，唯一在战后还能保持独立地位的。

冷战时期

在1950年，半数的芬兰劳工受雇于农业中，且三分之一的劳工居于城镇。新兴的工业与服务业吸引人们涌入城镇。芬兰平均每位妇女生育子女的人数由1947年的3.5人跌落到1973年的1.5人。当战后婴儿潮初生的世代进入职场，芬兰的经济却无法消化这大批的劳动人口，数以以十万计的人们移民到更加工业化的瑞典，这波移民潮在1969年到1970年达到高峰，今天的瑞典就有4.7%的人说芬兰语。)。而1952年于赫尔辛基举办的夏季奥运，也为芬兰带来大量外国游客。
芬兰在冷战期间仍维持民主宪政和自由的经济。于1947和1948年与苏联签订的条约规定了芬兰的义务和限制，以及领土上的让步。这两个条约都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废除，但领土问题仍未被提及。因为与强大的苏联为邻，芬兰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保持谨慎。但芬兰也与北欧理事会的其他国家保持合作关系，并在冷战中选择中立的态度。
1952年，芬兰和北欧理事会的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允许彼此的公民不需护照即可出入各国，不久这项协议又扩及在他国寻找工作及申请社会福利。许多芬兰人利用此项协议于1950和1960年代前往瑞典寻找待遇更好的工作，造成瑞典战后最大规模的移民。虽兰芬兰的工资和生活水准直到1980年代都不能与瑞典相提并论，但芬兰经济仍在战后得到惊人的复苏，这是因为北欧其他福利国家的发展。
尽管芬兰与北欧理事会诸国存在着上述协议，芬兰却迟至1955年才加入北欧理事会。因为北欧理事会中的丹麦、挪威、冰岛皆为北约的成员国，故苏联视加入北欧理事会为向西方国家靠拢的表现。而芬兰也在同年加入联合国。1955年，苏联决定要将波尔卡拉半岛归还芬兰，波尔卡拉半岛从1948年起租借予苏联做为军事基地，为期50年，这个基地将会危及芬兰的主权及中立性。
芬兰于1961年成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半成员国，并于1986年成为完全的成员国。一项与欧洲经济共同体间的贸易协定补充了与苏联集团间的贸易协定。于1973年－1973年间在芬兰召开的第一次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促成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诞生。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芬兰被视为一个可以纾缓冷战紧张气氛的手段，也是乌尔霍·吉科宁总统的个人胜利。
借着宣称中立，芬兰游走于西方和苏联两大集团间的灰色地带。《1948年芬兰－苏联友好合作互助协定》给予苏联插手芬兰内政的机会；但不像苏联的其他邻国，芬兰仍保有资本主义制度，私有财产依旧受到保障。虽然英国、法国都成立国有化委员会，芬兰仍避免国有化政策。直到1950年代保护主义政策的试验失败后，芬兰才解除相关的限制，并于1973年与欧洲共同体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欲使其市场更有竞争性。芬兰的教育市场也大幅扩充，许多芬兰学生前往西欧或美国求学，带回了先进的技术。芬兰也有着普遍且务实的信用借贷与投资的合作社，尽管招来许多疑虑。芬兰对资本主义相当支持。芬兰人的储蓄率世界最高，在80年代约有8%。在1970年代初，芬兰的平均国民所得与英国、日本并肩。它经济成就成为亚洲出口导向国家的模范。
直到1970年代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仍维持相对的低税率、低管制和世上最高的国民所得。但接着北欧国家面临一项重大的改变。在1970到1990年间，芬兰的税收和公务人员增加为两倍。而在1970和1980年代，芬兰贪污横行。
1991年，芬兰发生因经济过热、固定汇率制、外国及芬兰本地市场的萎缩导致的经济萧条。股价和房价下跌了50%。1980年代的经济成长乃是基于拖欠债务的代价上。国民平均所得下降了15%，失业率从原先的几近完全就业上升到20%。工商业的拒绝改革更使危机加剧。政治人物努力缩减开销，但公共债务仍倍增为GDP的60%。大约7-8%的GDP被用来援助快倒闭的银行，银行也被迫重整。在货币贬值之后，景气于1993年到了谷底。
社会民主党在这场危机中深受考验，但牵涉其中的政治人物，除了社民党主席乌尔夫·松德奎斯特以外，很少有人认错，给亲西方的总理埃斯科·阿霍、财政部长伊罗·维纳宁等反对党领袖机会寻找芬兰脱困的方法。

现代

芬兰的GDP高成长率是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相比，最突出的一点。
直到1991年，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和国内三大政党中的两个：中间党和社民党反对加入欧盟，而希望只加入欧洲经济区。但随着1991年瑞典申请加入欧盟，苏联也于该年解体时，芬兰在1992年三月转而申请加入欧盟。这项行动招来许多讨论。名义上芬兰的三个主要政党都支持加入欧盟，但各党都有成员反对此事。在议会决定加入欧盟与否之前，芬兰于1994年4月16日先举行了一次咨询性公投，投票者中有56.9%支持加入欧盟。1995年1月1日芬兰与奥地利、瑞典一同加入欧盟。推动芬兰入盟的主要是时任总理、中间偏右的埃斯科·阿霍政府。
欧盟会员国的资格使芬兰的经济政策必须改变。当政治人物在制定利率时，中央银行施以通货膨胀目标化政策直到芬兰加入欧元区。在帕沃·利波宁于1995到2003年的总理任期内，几个大型国营事业被全数或部分地民营化。在接任的马蒂·万哈宁总理任内，国家变成电信业者Elisa公司的大股东，这是为了确保具战略意义的工业能掌握在芬兰人手中。
除了加速融入欧盟外，芬兰也致力于对抗俄国的势力。芬兰建立了能与北约相合的军事系统。一千人(依人口比例，这个数字高于其他国家)的部队于北约和联合国效力。芬兰也反对将增加对俄国能源依赖的方案。但芬兰仍是保持最久未曾加入北约的欧洲国家，而且若瑞典不先加入北约，目前芬兰也没有加入的可能。
芬兰的人口正在老化中，芬兰的出生率只有每千人10.42名婴儿，生育率也只有1.8人。年龄中位数为41.6岁，过半的选民超过50岁，芬兰已成为世界上人口老化最严重的国家。如同其他国家，若无改革或引进更多移民，未来的芬兰将面临许多人口问题，虽然宏观上芬兰仍比世上大部分发达国家来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