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H·律敦治

早年生涯

律敦治是帕西人，1880年10月30日生于英属印度孟买省布尔萨（印度古吉拉特邦瓦尔萨德前身）。他的家族世代信奉祆教，先世为逃避伊斯兰教的宗教迫害而随其他祆教徒从波斯（伊朗前身）移居印度半岛西部，而律敦治的家族则落户于印度孟买。律敦治的父母分别名叫贺穆士治·律敦治（Hormusjee Ruttonjee）和甸那·律敦治（Dina Ruttonjee）。他的父亲于1884年独自前往香港发展，经营洋酒进出口贸易业务，后来生意不断扩展，在贸易界有所成就的他除了获香港政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绅士以外，还成为了香港的印籍社群侨领之一，并于1926年印籍后备警察队成立后出任赞助人一职。1892年，有见于父亲的业务略有所成，律敦治跟母亲一同移居香港生活，他早年受教于域多利亚英文学校，喜爱木球的他还分别于1897年和1898年连续两年成为纪利华木球会平均得分最佳的木球运动员之一。

工商生涯

从域多利亚英文学校毕业后，律敦治加入父亲的律敦治父子洋酒行工作，到1913年还因为父亲退休而正式接手打理全盘生意。律敦治父子原本依靠进口和代理各国各式洋酒和波打酒起家，除了设总店于中环都爹利街以外，九龙尖沙咀也有分店。到律敦治接手后，还开始涉足地产，设立律敦治置业有限公司，分别在中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海傍、深水埗和新界深井等地投资买地，而都爹利街总行更在1925年和1935年分别重建成律敦行（Ruttonjee House）和甸那行（Dina House），分别以其父母命名。
另一方面，从事洋酒进口贸易的律敦治认为香港啤酒市场有利可图，所以他很早就萌生在香港投资兴建厂房以自行酿造啤酒的念头。但事实上，香港最早于1904年已曾经有商家在北角创立香港啤酒厂公司（Hong Kong Brewery Company），其后又有在1907年成立于跑马地的帝国啤酒厂（Imperial Brewing），以及在同一年设于九龙荔枝角的东方啤酒厂（Oriental Brewery）。不过，香港啤酒厂公司未曾投产便先行倒闭，而帝国啤酒厂和东方啤酒厂也在营运短短数年后便告结业，使得香港市场要继续依赖外地进口啤酒。
虽然如此，在得到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的支持下，律敦治自1920年代初便开始与港府探讨设立啤酒厂的可能，但经过多年谈判都没有很大进展。一直到1930年，律敦治正式创办香港啤酒厂有限公司（Hong Kong Brewers and Distillers Limited，与1904年成立的香港啤酒厂公司没有关系），并邀得英商天祥洋行大班斯坦利·铎威路（Stanley Dodwell）出任公司主席，而作为最大股东的律敦治则任营运总监。公司成立后，旋于同年11月选址新界青山公路沿海的深井动工兴建啤酒厂，而酿酒设备则专门从捷克斯洛伐克皮尔森的斯柯达公司订购，务求在香港自家生产正宗皮尔森啤酒。此外，公司英文名称虽有“啤酒厂”（Brewers）和“酒房”（Distillers）的含义，但厂房只设啤酒厂、不设酒房；至于楼高两层的啤酒厂则由利安建筑师楼（Leigh and Orange）设计，并直接引用厂房后方山边的溪水酿酒，初时预计每年可生产7,500桶、合共122万升的啤酒。
1933年8月，啤酒厂正式落成启用，由时任驻华英军司令波老少将夫人主持启用仪式，出席嘉宾多达600人，酒厂生产的啤酒名叫HB啤，缩写“HB”有“Hongkong Brewers”的意思，并主要聘用深井原居民担任厂房职工。啤酒厂成立之初，律敦治原计划以低于进口啤酒一半的价格出售由他生产的本地啤酒，可是，当时正值环球经济大萧条，再加上香港奉行银本位的政策造成港元价格持续高企，导致从英国等地进口的啤酒售价急降，价格甚至可与本地啤酒看齐。同时间，港元价格高企也不利本地啤酒的外销竞争力，对律敦治的生意业务构成沉重打击。两年多后，律敦治难抵外汇价格急剧波动，终于在1935年12月宣布把公司自行清盘，但同时展开重组，以及继续维持公司的正常业务运作。翌年，律敦治另组新公司从清盘人手上买回啤酒厂，新公司的中文名称同样是香港啤酒厂有限公司，但英文名称则由原来的“Hong Kong Brewers and Distillers Limited”稍微改成为“Hong Kong Brewery and Distillery Limited”。新公司成立后，律敦治也继续担任营运总监一职。
重组后的香港啤酒厂平稳发展，并在1939年高调庆祝成立六周年纪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后，厂房仍旧继续生产啤酒。然而，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啤酒厂与香港不少企业一样遭到日方接管，直到1945年8月香港重光，律敦治才得以在同年9月在皇家海军人员陪同下重返啤酒厂视察厂房的损坏情况。战后，律敦治重整香港啤酒厂的业务，厂房得以在短时间内恢复生产，以1946年9月为例，由律敦治生产的HB啤在普通店铺和酒吧的标售价格分别是每品脱1.1港元和1.5港元；相对其他像嘉士伯等进口啤酒品牌在酒吧定价每品脱1.7港元，售价相对便宜。可是，战后把目光投放到慈善事业的律敦治却在1947年决定淡出，并作价600万港元把啤酒厂卖盘予菲律宾啤酒商安德士·苏理安诺上校（Colonel Andres Soriano），由律敦治生产的HB啤遂成为历史。据说，律敦治当时与苏理安诺仅仅商谈了一个小时，便达成了卖盘协议。原本由律敦治拥有位于深井的啤酒厂遂于1948年5月起正式成为了生力啤厂房，该址地皮多年后于1996年售出，并重建成大型屋苑碧堤半岛。

防痨公益

1941年香港沦陷后，开展了前后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期间，律敦治的生意业务虽然一落千丈，但他积极与儿子邓律敦治接济香港的帕西和印度社群，律敦治一家位于中环都爹利街甸那行的居所更差不多收容了所有居港帕西人，为数多达40至50人，另外又收容数名英国和华籍朋友。同时间，他还与儿子暗中安排把食物和日用物资偷运进监狱，接济被囚于狱中的印籍英兵和其他英军和加拿大战俘。日治政府一直对律敦治一家十分猜忌，又对律敦治父子拒绝号召香港的帕西社群积极与日治政府合作感到十分不满。1942年，日治政府更一度派兵守住他们的居所，为时数星期，严防有人组织反日活动。1944年，律敦治两父子偷运物资入监狱的活动终被日军宪兵队揭发，两人旋遭拘捕下狱前后九个月，期间受尽日军折磨。及后经日方审讯，两人再被指从事反日活动而被判监五年，到1945年8月香港重光后始从赤柱监狱提早获释。
被日军囚禁期间，律敦治的次女蒂美还于1944年6月因肺结核病逝，对他构成沉重打击。为了纪念逝世的女儿，律敦治战后锐意提倡成立香港防痨会，并与周锡年、颜成坤、岑维休、宾臣和李耀祥等中外士绅于1948年10月正式成立防痨会，由周锡年任创会主席，负责向社会大众宣扬防治肺结核的重要性。翌年，律敦治更进一步捐出钜款50万港元，一力促成港府把位于湾仔的前皇家海军医院改建成为香港首家专治肺结核的律敦治疗养院（Ruttonjee Sanatorium），免费服务普通香港市民。其后，他再独力捐出25万港元善款，用以扩建疗养院，使总捐款增至约80万港元。另外，为了物色专业人士打理疗养院，律敦治成功与爱尔兰圣高隆庞传教女修会（St. Columban Mission of Ireland）达成协议，由修会于1949年派出首批以区桂兰修女（Sister Mary Aquinas Monaghan）为首的专业医护人员来港，负责疗养院的日常运作。随着时代转变，圣高隆庞修会一直到1988年才卸下营运疗养院的角色。
除了律敦治疗养院，律敦治还联同防痨会在1956年于香港岛半山肇辉台近司徒拔道建成傅丽仪疗养院（Freni Memorial Convalescent Home），以纪念在1952年因癌病病逝的幼女傅丽仪。其后在1957年，同样由律敦治出资兴建、并设有625张病床的葛量洪医院也在黄竹坑落成启用。傅丽仪疗养院专门为肺结核病康复者提供复康服务，而葛量洪医院则是一所胸肺科专科医院。有别于律敦治疗养院和傅丽仪疗养院，葛量洪医院早年需要向住院病人收取部分费用，用以支持两家疗养院的营运开支。历年来，律敦治对防痨会、律敦治疗养院、傅丽仪疗养院和葛量洪医院持续作出捐款，累积个人捐款总额高达200万港元，以当时来计是相当高的金额。为了肯定他在慈善公益方面的表现，以及嘉许他在日治时期对英国展现的“勇气和忠诚服务”，他在1947年获英廷颁授CBE勋衔，其后也获得港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绅士。

晚年生涯

律敦治在二战后虽然继续担任律敦治洋酒行和律敦治置业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但年事渐高，业务已逐渐交由儿子邓律敦治打理。晚年的律敦治专注于防痨工作和其他公益慈善事业，除了担任香港保护儿童会副主席、主席和香港国殇纪念基金委员会委员等职以外，也继续担任防痨会董事、律敦治疗养院及葛量洪医院两家院所的管治委员会主席以及香港大学校董等职，1952年至1958年又任香港红十字会第四会长。
另一方面，律敦治特别关注香港战后房屋不足的问题，鉴于当时港府仍未有大型的公营房屋兴建计划，他早于1948年至1951年出任香港房屋协会主席，而且于1950年联同绅商周锡年等人成立香港模范屋宇会，并担任主席一职。在港府拨地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出资支持下，模范屋宇会于1951年至1956年分期建成北角模范邨，是为香港早期的廉租屋邨。1952年，律敦治再与周锡年、李耀祥、颜成坤和冯秉芬等人筹组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并任董事一职，透过兴建平民屋出租予有需要的居民。
律敦治晚年身体健康倒退，1957年以后淡出公开场合。1960年2月10日，他于赤柱别墅因心脏病突发病逝，终年79岁，按照帕西人传统，他的遗体旋于翌日下午五时于跑马地祆教坟场举行安葬仪式。有鉴于律敦治生前积极投身慈善公益，再加上是香港的印度社群侨领，因此当日亲临葬礼致哀者包括时任港督柏立基爵士、辅政司白嘉时、副辅政司戴斯德、驻港英军司令帕西田少将、财政司歧乐嘉、华民政务司石智益、医务总监麦敬时医生和教育司高诗雅等多名港府高官、另外还有多名两局议员以及政商界人士等数百人。葬礼仪式简单而庄重，由港督柏立基爵士主持撒土仪式，以示悼念。
律敦治身后，其子邓律敦治接手打理家族业务，以及继续其父生前的慈善公益事业。邓律敦治于1974年逝世后，家族业务和慈善工作再由律敦治的外孙女维拉·律敦治-荻茜和侄儿劳士·施罗孚等人主持，而原本由律敦治家族持有的律敦行和甸那行则在1980年代拆卸重建成为律敦治中心，中心分为两期，分别是第一期的律敦治大厦和第二期的帝纳大厦。到1988年，家族后人正式结束洋酒贸易业务，以便把焦点投放到房地产业务。
此外，随着医学倡明，加上肺结核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肺结核病患者日益减少，律敦治生前参与创立的香港防痨会遂于1967年改名为香港防痨及胸病协会，1980年再正式改名为香港防痨心脏及胸病协会，以反映协会关注的范畴已进一步推广至心脏病和胸病。至于律敦治疗养院后来于1991年重建成为律敦治医院，并扩充成为一所拥有600张病床的全科医院；而葛量洪医院则由原来的胸肺科医院，到1980年代扩充成为一所心脏及胸肺科专科医院。两所医院原本都是由防痨会打理，并且是由政府拨款的补助医院，一直到1991年才正式交由由港府设立的医院管理局营运，成为公立医院。1999年，傅丽仪疗养院重建成为傅丽仪护理安老院，但继续由防痨会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