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校园

校园结构

参阅MIT在线地图，或者下载可打印版，可以更容易地了解MIT校园地理结构。 MIT提供下载校园的无障碍地图，有助于行动不便的游客，和带有沉重负载的游客。 
1-10号大楼（除9号大楼外）是最初的主校区，有大穹顶的10号建筑是仪式上的主入口。真正的街道入口则从麻省大道77号通向7号大楼大厅——“无尽长廊”西端，此长廊形成主建筑群的东西向中轴线。1-8号大楼对称地排列在10号楼两侧，奇数在西，偶数在东。一般来说，离中心校区的距离越远，大楼标记的数字越大。
东侧主校区有许多个“6”，是因为几个相连的建筑都以数字6结尾（6，16，26，36，56，66，36号楼跨过马路连接46号）。“30几”系列大楼沿主校区北侧的瓦萨大街（Vassar Street）分布。艾姆斯街（Ames Street）东侧 的建筑以E 为前缀（如E52,斯隆大楼）；马萨诸塞大道西侧 的建筑则以W 开头（如W20，Stratton学生中心）。
在和瓦萨大街平行的铁轨北侧 的大楼前缀为N ，NW 用于标记同时在麻省大道西侧的大楼。在校区的最西侧有个独栋大楼标记为“WW15”，这大概是为了避免给大楼名称分配3个数字的缘故。前缀NE 实际是用于主街（Main Street）北侧的建筑，因为就算是在标记为N 的大楼的北侧的楼，也会被标记为NE 。
非常远离主校区的大楼前缀为OC ，代表off campus （离校）。没有大楼被标记为S ，因为园区南端与查尔斯河相接。
门牌号用“-”来附着在大楼号后面（比如26-100房为26号大楼一楼的一个大礼堂），借此来确定大楼内的特定房间。门牌号的首数字表明了楼层号，0 开头的楼层则表示地下室的位置。
用数字来确定大楼的方法是MIT的一个传统。虽然有人嘲笑道这是“工程思维”的表现，并指它为“使外来人晕头转向的系统”，但是此系统还是有逻辑的，它使得MIT社区成员快速定位之前看到过的教室。与此大楼识别系统相对的是附近的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里，知道“Maxwell-Dworkin” 的位置无助于定位“Claverson”和“Larsen”，无论有多少年的经验，一个人要么就知道这些位置，要么则完全没有概念。MIT编号系统指导之下，就算是从没去过NW95号大楼，社区成员也可以大致知道大楼的位置。如果使用MIT大楼标记系统，就算是将来在剑桥市政厅旁边建个附属楼，学生甚至也可以直接推出这个大楼的号码。
许多MIT建筑都有名字，可以在地图上看到，或者有些就刻在入口处，铸在铜匾上或者写在玻璃窗上。许多建筑的名字比较出名（如“克雷斯吉礼堂”（Kresge Auditorium）），而甚至有些单个房间都用数字标了出来（如W16-100）。有些地点则双名称同时使用（如以门牌号“10-250”出名的“Huntington大厅”，该礼堂位于10号楼大穹顶下的二楼）。大楼名字可以从在线地图或者下载地图上得知。
房间的编排和命名有几处地方有些小的改进，调整，例外，这给冷知识竞赛，和推测冒充者提供了素材。学生编写的MIT指南——如何玩转MIT（HowToGAMIT） 用了几乎四页纸的小字说明来交代MIT地理的细节。

波士顿理工时期(1865-1910)

经过几十年，波士顿后湾社区从查尔斯河沿岸的填埋沼泽中恢复出来。波士顿市保留了教堂，博物馆，社区建筑的位置。北边被Newbury街，南边被Boylston街，东边被Berkeley街，西边被Clarendon街划定的一块区域，被授予给波士顿自然历史协会和麻省理工。
威廉·G·普雷斯顿(William G. Preston)在此地设计了三个大楼（参看左侧1905年地图），不过原来计划的“MIT博物馆”没有设立。自然历史协会大楼，于1862年完工，占据了东部的第三个大楼，朝向Berkeley街。后来被称为罗杰斯（Rogers）大楼的MIT建筑，占据了中心，面朝Boylston大街。由于内战，大楼推迟到1865年才开放。 五层楼的罗杰斯大楼以“宏大的科林斯式四柱门廊”为特色，仿照了惠灵顿公爵重新设计的阿普斯利邸宅。
随着新学校，院系，实验室的建立，这块空间显得不够用了。1886年，五层楼（起初）的弗朗西斯·阿马萨·沃克纪念大楼（Walker Memorial building）建立在罗杰斯大楼的西侧空地上，内设物理，化学院系。这个原来的沃克纪念楼，由Carl Fehmer设计，它与周边时髦的建筑相比，则凸显了压抑，工业的拱形主题。 如同Jarzombek所说，“这种风格的选择，即便是对于一片杰出市区的地方，也必然看得出，是MIT的作风，是它对发扬科学专业理想的宣言。” 更多的附属楼，都被起了实用类的名字——“工程大楼A，B和C”，这些楼都采用工业风格设计，工程大楼建造于1889年和1900年之间，三一教堂南侧。
MIT在1916年搬到剑桥市后，1939年原来的罗杰斯和沃克大楼最终被拆毁，后被用于建造新英格兰相互人寿保险公司大楼。 它们的姐妹建筑，自然历史协会大楼得以延续至今，是因为自它原来的租户在1951年搬到现在的波士顿科学博物馆的位置之后，迎来了一批零售商店。原来工程附属楼所在的街区，现在为矗立着约翰·汉考克大厦。所以，原来的地址上，几乎没有留下还是“波士顿理工”时的MIT实质遗迹。
而后，罗杰斯和沃克的名字重新回到了新的MIT大楼上（分别为7号和50号楼），这两栋楼分别于1939，1916年竖立在查尔斯河对面。

动力

到了世纪之交，实验室，办公室，住房，学联对空间的需求超过了现在上流后湾社区可用的土地，后湾房地产价格已急剧增长。其他在芝加哥和匹兹堡的理工学院，和莫里尔赠地大学法案下成立的州立大学，和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斯坦福之类的私立大学，因为公园式的校园内安置了大型现代实验室，于是都收窄了和MIT早期基于实验室教育的领先地位。 MIT多次抵住了哈佛校长查尔斯·威廉·艾略特的合并学校的提案，而且，理查德·C·麦克劳林校长在1909年当选后，开始寻找重建学院的新址。
剑桥市一块50-英亩（200,000-平方米）的土地最终被选定来建设新校区，这块地是从查尔斯河恢复而来的，处于脏乱的工厂和分租房屋之中。托马斯·科尔曼杜邦，MIT化学系毕业生，在校长答应第一栋大楼用于化学的承诺下，捐赠了50万美元用作土地购买。 该地毗邻马萨诸塞大道（在哈佛桥上跨过查尔斯河），大道沿路的波士顿一侧有许多新建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如Langdell大厅，基督教科学派中心，和在波士顿一侧的交响乐堂，MIT的新剑桥市校园将会与这些建筑竞争。 用麦克劳林的话来说，“我们有极好的土地和机会，但是我们的设计任务并不会因波士顿的大好前程而变得容易”。

初步提议

早期校园的提议来自en:Shepley, Rutan and Coolidge，en:Stephen Child，en:Constant-Désiré Despradelle，en:John Ripley Freeman。Shepley和Child的计划包含了，将乔治亚复兴风格，L形，砖造建筑设置在对称的草地林荫道或者方草地周围，这很像完工不久的哈佛医学院，但是这种尺寸不适合用来做工业研究。Despradelle的美术学院派风格的提议，将学术，研究，住宅活动的校区分开，但是这种世博会风格布局会使实验室空间不足。虽然他后来的重设计解决了实验室空间问题，但是居住区十分逼近，空间不足，而且费用昂贵。
1912年Despradelle猝死后，Freeman的“7号研究”被推到台前。他基于泰勒主义的提议为“五分之一建筑（外观）和五分之四的工业工程（实用）。”（one-fifth architecture and four-fifths a problem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他提意将所有院系建筑相连接，以避免出现学术封地，和在恶劣天气下提供保护，并且，通过建造大型一百万平方英尺（9.2903公顷）的，包含有行政，教学，研究功能的大楼，来使得之更有规模效率。计划中的五层楼建筑相似于一个大“E”，底部和河流对齐，并有“带有回廊”的庭院和一个三角形墙的多立克外表。Freeman反对使用石墙，并建议使用钢筋混凝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又贵又非常规的材料。麦克劳林校长和MIT执行委员会希望雇佣一个稳重的建筑师而非一个野心勃勃的工程师来设计校园，并且只短暂地留住了Cass Gilbert，之后Freeman与Gilbert的冲突迫使他离开。

Bosworth的设计

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建议下，麦克劳林选择了洛克菲勒的私人建筑师，MIT毕业生William Welles Bosworth来领导下一轮设计。他被选中，不少是因为他愿意为客户工作却不失个人信念。 Bosworth受的是学院派建筑风格的训练，并且受城市美化运动影响（那时此运动达到顶峰）。 
Bosworth的提议保留了许多先前提议的元素，如有大型多侧楼的且有扩展空间的建筑，一个中心大庭院，在余下建筑群里整合宿舍。校园围绕两个东西向的主轴设计，轴线连接西半校园的学术区和东半校园的生活区。每半校园再分别围绕两个分开的南北向轴线设计，西边的校园将绿地向南延伸，东边的校园则向北延伸田径和网球场到剑桥。为通入大量的光线，于是Bosworth在一楼，二楼设计了非常大的窗户，也在室内设置窗户（不只是办公室的门上，还包括门顶上的），还在楼梯井顶上开了天窗。不过，后续版本开始融入更多Freeman设计的元素，如双载走廊（两侧都有门的走廊），“中间有成对柱子支撑横梁的开放网格状混凝土结构。”

麦克劳林大楼和大穹顶（1916）

麦克劳林大楼包括3，4和10号大楼，呈包围基里安庭院的U型结构，大楼离查尔斯河最远。这块室外区域为每年5月的正式毕业典礼仪式的举行场地，也是众多宣传图片的经典视角。MIT校长理查德·C·麦克劳林指挥了MIT从波士顿迁往剑桥市“新理工”校区的行动，此大楼以他命名来表达敬意。10号楼正面为10根爱奥尼式柱组成的柱廊。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戒指（黄铜鼠）的环柄上特写了10号楼的正面，也包括了对大穹顶的写照。
大穹顶，在10号楼顶部，仿照了McKim, Mead, and White公司设计的哥伦比亚大学Seth Low纪念图书馆，而这个图书馆也是对罗马万神殿的模仿。穹顶原本计划作为巨大的礼堂使用，但是预算有限，完全阻止了穹顶的建设。于是一个较小的图书馆（Barker工程图书馆）和演讲大厅（10-250号）占据这片空间。建筑史学家Mark Jarzombek后来描述图书馆空间为“有通光孔的巨大圆孔，它的周围由一排科林斯柱子围绕。四个弯曲的顶部小建筑增加了反守时(counter-punctual)的元素。尽管更加巴洛克式是一般人们对Bosworth风格的预想，不过此大楼看起来实际上就像是克里斯多佛·雷恩的圣保罗座堂的彻底翻版。"
Bosworth注意到，万神殿门廊柱子的并不是沿直线放置的，而是稍微弯向中轴。此经典的错视也用在了雅典帕特农神庙，来使柱子的线条在视觉上看起来是直的。Bosworth在MIT重演了此技巧；如果要观察到它那么必须躺下并沿台阶的正面看。
基于它主校园的心理上和数字上的中心性，MIT社群的人通常将大穹顶指为“宇宙的中心”。

基里安庭院（Killian Court）（1916）

Bosworth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它反对将大楼分开，并使校园远离市区的流行做法，而其他美国新建校区的做法则是这样。大庭院（the Great Court）在1974年以校长James Rhyne Killian的名字重新命名，庭院面朝查尔斯河和波士顿天际线，并“强调该学院对市区环境的开放，和完成麦克劳林的抱负。” 基里安庭院最初是硬地，但是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则变为了和公园一样的有草地和树木的区域。Bosworth计划在庭院中心树立三层楼高的密涅瓦塑像，但是此装饰的资金未能拨出。现在，基里安庭院是年度的开学典礼地点，另外也用作学习，放松和玩飞盘的地方。
基里安庭院周围的大理石面建筑的横饰带上刻下了亚里士多德，牛顿，富兰克林，巴斯德，拉瓦锡，法拉第，阿基米德，达·芬奇，达尔文，哥白尼的罗马字母；每个人名字的上面都用小字附上了一群相关的人物名字。比如说拉瓦锡，就和波义耳，卡文迪许，普里斯特利，道尔顿，盖-吕萨克，贝采利乌斯，维勒，李比希，本生，门捷列夫，珀金，范托夫放在一起。 雕刻用的是罗马方形大写字体，和拉丁字母表，V 代表U ，I 本该代表J ，因为U和J在古代并不存在。但是，难以理解的是，这里却使用了字母J 和W ，全然不管时代的错误。

第二百年基金（1960-1990）

纪念MIT成立许可颁发一百周年的第二百年集会（1961），是主要的筹资建筑运动。1960和1990之间的时期，大幅的校园面积增长最为显著，一直延续的建筑活动，在70年代和80年代有所下降。
一直以来，MIT致力于为特别任务而将著名的建筑师引进校园。

贝聿铭

贝聿铭联合建筑师事务所设计了一群MIT大楼，并给中心校园的东南角制定了大型计划。同时他也是MIT建筑系的毕业生（1940年建筑学学士）。

演进中的校园（1990-现在）

紧接着20亿美元的发展运动之后，一项大型建造活动开展了多年。MIT为这些任务引进了许多领先建筑师（多数和MIT没有关系）来设计引人注目的建筑，使之与早先“陈腐”的大楼形成对比。 新大楼造成了大量的争论，尤其是在波士顿这样的以当代建筑著称的城市。对此校内突出的“明星建筑”，评论者既有欢呼也有抨击。

园林绿化

由于MIT河岸是查尔斯河河底清淤的填埋沼泽地，所以几乎没有什么自然植物或者生物。1892年，剑桥公园委员会委派Frederick Law Olmsted在查尔斯河沿岸布置景观道和公园，并配备树木夹道的人行道和中心林荫道。Bosworth计划通过使用学术楼包围且俯视的庭院来将纪念大道整合入校园。Mabel Babcok本计划把主礼仪大楼的入口，基里安（本为Great）庭院设计为法式砂砾面的庭院，中间放置密涅瓦雕塑。不过，马萨诸塞大道的机动车和电车交通使得西侧大楼成为MIT实际 的入口，大（Great）庭院被替换为由“矮水蜡树篱，一排橡树，草地和地面植物组成的沿街花圃，借此可形成从地面通过英式地层（English Basement）到新大楼一楼之间的视觉过渡”。 1938年新英格兰飓风和荷兰榆树病使得原来基里安庭院上的树木替换为针栎树。
在二战和战后建造的临时大楼占据了MIT的许多空地，不过1960校园总体规划将佐佐木英夫列为景观设计师。景观总体规划提出了对“林荫景观街道和小径；界限清晰的开阔空间，并能反映校园每片区的设计和功能；多树种以保护校园免遭袭击单一种植的枯萎病。”

艺术品

MIT有数百件的雕刻品和其他与艺术相关的公开展示设施散布在校园中。MIT艺术收藏包括了大量以下人物的作品：毕加索, 亨利·摩尔, Alexander Calder, Jacques Lipchitz, Dan Flavin, Dan Graham, Sarah Sze, Tony Smith, Theodore Roszak, Harry Bertoia, Jean-Robert Ipousteguy, 奥古斯特·罗丹, Anish Kapoor, Mark di Suvero, Louise Nevelson, Sol Lewitt, Frank Stella, 蔡国强。许多小艺术品可以在办公室和走廊看到，而且，由于有学生借用艺术品项目，甚至也可以在起居室看到。MIT拼图视觉艺术中心监督着MIT永久艺术收藏中的1,500多件艺术品，这些可以在网上浏览到。 
主在校艺术的自助步行游览图可以从MIT问询处或者网上得到，有时有提供实时导游给公众。
2011年5月，公众受邀请参加周末FAST (Festival of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艺术，科学，技术节），这也是MIT建校150周年庆典的一部分。 
附近的Kendall地铁站虽然不是MIT校园一部分，不过里面有Kendall乐队 三件套。这件艺术品是交互式的声音雕塑，由法国艺术家Henri Matisse之孙，Marcel Duchamp继子，Paul Matisse设计制造。此声音雕塑非常受欢迎，以至于经常磨损或损坏，这使得游客非常失望。2010年，它被“Kendall乐队保护协会”接收，此协会由一群MIT学生和员工组成，（艺术家许可下）他们重新设计和再建了破损的结构，雕塑得以重新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