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民主主義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

许多民主国家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例如：英国工党、爱尔兰工党、马来西亚希望联盟、荷兰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意大利民主党、加拿大新民主党、澳大利亚工党、台湾社会民主党、新西兰工党、瑞典社会民主工党、芬兰社会民主党、丹麦社会民主党和挪威工党等。这些政党一直以来以民主的方式不间断的参与选举，致力于打造更相对公平、正义、平等的社会及推行福利国政策。大多数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是欧洲社会党的成员。
20世纪后期，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再认为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与他们的目标有冲突，是由社会民主主义严格来说并不算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又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里明确言明其为社会主义，它的宣言守则也言明这点，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者接受了中立派的第三条道路，支持解除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并且强调机会均等作为社会正义的基准点。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包含女性主义的观点、反对种族歧视和歧视LGBT族群、支持多元文化政策。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能否被称为社会主义仍然有极大争论，但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已经不再自认是社会主义者了。
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即第二国际的继承者。

“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存在一些差别。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社会民主主义则是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综合。许多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都与那些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划清了界线，自然的两者仍有一些重叠的特色，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所公开承认与社会民主主义仍然相同的部分，和那些为了使他们更符合社会主义而产生的差异。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是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拥护完全的社会主义，并且希望借着民主手段废止资本主义。
一般而言，对于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差异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仅仅是更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另一种分支，因为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仍然承认他们继承马克思主义，而且社会民主主义者讨论政治时的用词也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差异。第二种看法则认为即使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有同样的主张（将资本主义人性化），但对于民主社会主义而言只是一个在迈向全然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过程而已，至于社会民主主义则已经抛弃建立全然社会主义的社会，同时偏向了中立派的立场，他们已经没有理由自称为社会主义了。

历史

许多政党在19世纪的下半叶开始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例如英国的社会民主联盟，和俄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些很多都是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团体，他们不只希望推行社会主义，也希望在不民主的国家里推行民主。
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初产生了分裂，对于卡尔·马克思的学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当时许多有关的运动，包括和平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都在同时期诞生（通常是从社会主义里衍生出来的，不过也有独立产生的学说），而当时第二国际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等对马克思主义不抱好感。社会民主主义则由于大多数支持者也为社会主义者，而没有排斥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主张拥护之），不过他们还是经由几种手段对马克思主义予以“改良”，并且缓和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他们主张社会主义应该经由“改革”而非“革命”来达成。但这些观点被主张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强烈反对，并主张任何试图改革资本主义的举动都注定会失败，因为改革者将会逐渐腐化，最后自己也变成了资本主义。
尽管理论上的差异，改革路线和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仍然维持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成了他们彻底决裂的导火线。改革路线的社会主义者各自支持他们自己的国家进行战争，而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这是对劳动阶级的彻底背叛（因为通常被派去前线送死的士兵都来自社会底层，这样一来他们就背叛了“全世界的劳工应该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政党里都爆发了激烈争论，例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里改革路线的爱德华·伯恩施坦与革命路线的罗莎·卢森堡之间发生的争论。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世界上大多数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分裂了。改革路线的社会主义者保持“社会民主主义”的称呼，而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则开始自称为“共产主义”，并且很快开始了现代的“共产主义”运动。（参见第三国际）自从1920年代开始，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间在学说上的差异便不断扩大。
在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分裂之后，社会民主主义内部又发生了一次分裂。一些人仍然认为必须废止资本主义（不透过革命手段，而透过民主议会的手段），而其他人则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被保留，只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和改进，例如将主要产业国有化、达成一些社会政策（例如公共教育、普遍的全民保健系统等等）以及（部分）经由福利国家政策和累进税率重新分配财富。到了后来，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采取了后者的立场，并且在二战后，都抛弃了要废止资本主义的理念。例如在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便采纳了哥德斯堡纲领，抛弃了阶级斗争和部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自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冷战结束后，大多数的中间偏左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采纳了第三种道路。现代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通常主张混合经济，以资本主义为主体，但由政府提供一些社会保障服务。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再强调他们长久以来主张通过经济干预而实现社会正义，改而关心人权和环保议题。也因为如此，他们面对世界各地更进步的绿党越来越大的挑战，绿党视环保和社会平等为和平的基础，并且强调改革货币供应量和安全贸易以确保生态的健全。
在瑞典，绿党、社会民主党组成了红绿联盟，而中间偏右的自由保守主义政党温和党则与中间派的自由主义政党自由党和中间党结盟。法国、德国、芬兰、丹麦、冰岛、挪威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所推广的政策在当地国家长久的实施，并在一定意义上也被其他主流的政党所支持，这样的政策包括了累进税和由政府所出资的保健系统，或推行免费的大学教育等等。其他的政策有时候则会被否决，有时甚至是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的政府所推翻的。同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抛弃了国有化的概念，反而部分的、甚至是彻底的民营化各种产业。这些改变可以从澳大利亚的鲍勃·霍克和保罗·基廷政府（1983－1996）、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政府（1997－2010）、德国的格哈特·施罗德政府（1998－2005）、瑞典的戈兰·佩尔松政府（1996－2006）等人看出。
一般而言，这些政策的逆转往往是由政党的领导者所支持的，但基层的党员和支持者大多都不支持这些政策。许多人甚至宣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领导阶层已经腐化了，因为他们在实际上已经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而这些被指称腐化的社会主义者则反击，他们的新政策只是为了使社会民主主义更适用于现代的世界。
当讨论起社会民主主义近年来的改变时，或许必须记得一件事，通常被人们称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现在则被认为只有在适当的国际气候下-也就是在战后所举行的布列敦森林协定所规定的固定汇率制度下才有可能实现，而当这个制度瓦解之后，便不可能再重建之了。因为美国政府未遵守承诺，发行大量美元让美元长期逐渐贬值，使经济生产力的提升被抵销，人们得赚更多钱才能应付日常开销。
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因为认知到限制国际间的贸易可能造成价格的提升和收入的减少，而伤害了贫穷人口，反而右倾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政党则反对自由贸易及支持保护主义的商业管制。例如英国工党在1924年的首次执政，便是因为他们的对手英国保守党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而在1923年的选举中失利。

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

大多数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批评来自偏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偏右的自由主义者通常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限制个人权利，尤其是在经济上的自由，个人选择的自由往往被巨大的制度所盖过，也就是那些国营的学校、医疗系统、孩童照顾和其他服务。尤其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只会让社会趋于平庸，而资本主义国家则鼓励人们竞争迈向成功。社会民主主义者则通常反驳，借着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并且消除极端贫穷的威胁，个人的权利反而得以提升。另一种从左翼里发出的反驳更宣称借着限制一些经济的权利，对小型企业而言能让市场更为公平和自由，也因此能提升更多人的自由和财富，也因此没有人会变的太有钱。而许多经济上的权利也能消除白领阶层犯罪。这些是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驳。
经济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则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妨害了市场机制，鼓励大量的预算赤字和限制企业自由将会伤害经济的发展。对此社会民主主义者则会反驳近年来右翼的保守派政府同样制造了大量的预算赤字，尤其是美国在雷根和布希的任期时、以及英国在撒切尔的任期时的预算赤字。古典自由主义者并且批评道，社会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往往是针对由国家所控制的社团主义体制，那其实是偏向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
现代自由主义者则批评社会民主主义为了其理想的目标，而限制了个人在政治和法律上的权利。举例而言，英国于2004年5月发生的未经审判便关押恐怖份子嫌疑犯的事件中，主张人应有权利接受公平审判的英国自由民主党大力批评执政的工党政府，而工党政府则辩护他们是为了社会安全才压缩了人权。不过这个例子是假设英国工党仍然奉行着社会民主主义，但实际上，工党及自民党早已脱离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畴范。而且类似的反恐怖份子法条也曾于2006年在澳大利亚由澳大利亚自由党所推行。
社会民主主义也受到大量来自左派的批评，民主社会主义和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者批评社会民主主义太过依赖资本主义系统，使得他们变的与现代自由主义没有两样。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明确的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称呼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并且愿意与资本主义体制合作而不是去推翻之。因此许多左翼人士批评现代的中间偏左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背叛了他们的原则，逐渐腐化并和生意人的游说团及其他利益集团同流合污。左派人士指出许多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例如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及戈登·布朗政府（1997－2010）、瑞典的戈兰·佩尔松（1996－2006）和德国的格哈特·施罗德（1998－2005），他们虽称走第三条道路的路线，惟政策皆加入新自由主义的元素，例如向大企业施行减税、减少社会福利、进行私有化、减少产业上的规定，并导致福利国家政策大幅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