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璐

早年生涯

贝璐在1875年2月27日生于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郡的赫克瑟姆（Hexham），父亲名叫W·E·贝璐，曾在约克郡波士顿温泉（Boston Spa）任职牧师。贝璐早年入读位于韦克菲尔德（Wakefield）的锡尔科茨公学（Silcoates School），后来于1893年升读剑桥大学皇后学院，其中在1896年的数学优等考试中名列第11名（11th Wrangler），同年亦以文学士资格毕业。在1931年，贝璐再获皇后学院颁授文学硕士学位。

殖民地生涯

从剑桥大学毕业后，贝璐在1897年前往马来亚，在当地的殖民地政府任职官学生，未几先后在1898年和1899年于高渊和大山脚担任署理地方民政事务专员。另在1901年以前，他亦一直在威省内任同职。
在1902年，贝璐被改调到星加坡出任署理助理辅政司。但不久以后，他在1905年派回槟城改任署理助理裁判司兼法医官。至1908年，贝璐改任审计官，到1909年转到马来联邦管辖下的雪兰莪出任署理参政司秘书，1910年改于下霹雳州任署理地方民政事务专员。在1911年，贝璐调回槟城，擢升为槟城市议会专员署主席，期间曾在1917年2月至10月署任槟城参政司（Resident Councillor）。
在1918年，贝璐累迁为星加坡市议会专员署主席，到1919年转任马来联邦食物管制官（Food Controller），至1920年擢升到海峡殖民地（三洲府）任劳工署署长（Controller of Labour），其中又曾于1921年在当地政府兼任欧籍人士失业委员会主席。在1922年，贝璐出任英国驻吉打地方政府顾问，期间曾在1925年5月至7月同时署任槟城参政司之职。未几在1926年，贝璐终获擢升为马来联邦布政司，当中在1927年5月至6月，他更署任了马来联邦护督兼高级专员之职。
贝璐在1930年卸任马来联邦布政司，被改派到香港接替金文泰爵士，升任第18任总督。贝璐随后在1930年5月9日抵达香港的皇后码头，正式履新。其实，他早在1927年任马来亚护督的时候，英政府就曾询问贝璐，问他是否愿意担任一个重要性较低的总督级职位；当时贝璐表示同意，结果就在1930年，他就获委任当港督。
相较于前任港督金文泰爵士，贝璐为人较为随和，作风沉稳，对英政府持合作的态度，并不会像金文泰爵士时常与英政府持相左意见，甚而反对英政府的政策。在当时，由于英政府财政紧绌，所以对殖民地政府的事务，不论大小都爱一一过问，故此，贝璐就成了英政府眼中理想的港督人选。

社会建设

贝璐十分关注香港的社会建设，首先在医疗方面，他任内于1934年建成了长洲医院，并且在1933年正式动土，在港岛兴建远东规模最大的玛丽医院。至于在食水方面，贝璐在1931年建成了九龙副水塘与香港仔水塘，其后又于1935年展开城门水塘第三期工程。城门水塘第二期工程展开之时，时值英皇佐治五世登基25周年，贝璐遂将城门水塘更名“银禧水塘”。此外，在贝璐任内亦见证了香港电话线路转驳全面自动化。
香港的交通在贝璐任内亦有很大发展，在1933年，他正式批准油蔴地小轮引入汽车渡轮服务，从此汽车可以在港、九两地行驶；同年6月11日，他又分别向九巴和中巴两所巴士公司发放为期15年的专营权，准许九巴专营九龙、新界和离岛的公共巴士服务，而中巴则专营于香港岛地区。发放专营权一事，结束香港公共巴士自由竞争的局面；与此同时，贝璐又借机会引入新的条款，加强监管本地公共巴士服务。当中，港府除规定两所巴士公司都要把收益的某个百份比拨归政府外，政府更对巴士车资作出监管。此外，巴士公司又须由英籍人士组成，而巴士也要购自英国。在航空交通方面，贝璐上任不久以后，粤、港两地机场开始互航，而启德机场的指挥塔和飞机库亦在其任内落成。
在市政服务方面，由于香港的家居排污问题引起了社会关注，立法局遂在1935年3月通过了《1935年市政局条例》，决定改组原洁净局为市政局。新的市政局要到贝璐卸任后，至1936年1月才告正式成立。市政局除大致拥有洁净局的权力外，更加入了民选议员的席位。

卖淫活动

自国际联盟在1919年成立以后，香港的社会风气问题开始备受联盟的关注，而且还成为了国际议题。国际联盟一直希望香港政府禁绝境内的卖淫活动；可是，历任的港督均认为港府已订立了相当的法例，对黄色事业作十分有效的规管，而且秦楼楚馆一类烟花之地在中国古已有之，所以不便禁绝香港传统的卖淫活动。在这种背景之下，港督的意见得到英国保守党政府的默认，所以终1921年代，有关禁绝卖淫的提议始终没有在香港落实。
然而，在贝璐上任后，时值英国工党刚刚上台执政；而由于工党政府与国际联盟的立场一致，所以禁绝卖淫活动之声再起。贝璐初时反对禁绝卖淫，指出港府对卖淫业的规管打理，“比起伦敦政府处理国务还要井井有条”；他又认为，华人社会中的妓女并非如西方所想的街头孤儿，她们往往能够成为大户人家的妾侍，所以禁绝卖淫并不可取。尽管贝璐的努力辩解，但工党政府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结果贝璐唯有屈从。经港府查证后，贝璐向英政府汇报，香港共有6所由欧洲人经营的妓院，内面共有17名领有牌照的欧籍妓女；此外，全港又有222所中国和日本人开办的妓院，内面共计有2,657名领牌妓女。
资料发表后不久，国际联盟在1931年派出一队人口贩卖调查团到香港。贝璐事后遂根据调查团的建议，在1932年6月勒令关闭所有由欧洲人经营的妓院，而欧籍妓女则被递解离境；后到1934年6月，所有华人妓院亦遭到勒令关闭。不过，出乎西方舆论意料的是，卖淫活动被全面禁绝后，香港的社会风气反而没有得到改善。卖淫活动转到地下发展，在湾仔一带更出现不少流莺在街头流连，此外，缺乏了以往的监察，驻港英军染性病的比例亦由以往的7%急升至24%，可见禁绝卖淫的政策并不成功。

鸦片贩卖

除了卖淫活动以外，工党政府同时联结了英国反鸦片联盟，向港府施压要求禁售鸦片。在种种压力下，贝璐遂在1931年开始立法禁烟，除吊销公烟的专卖牌照外，又不得市民私藏与吸食鸦片。在当时，英商已不再是鸦片的主要供应商，相反，内地军阀为了筹集经费而迫令农民改植鸦片，所以中国大陆成为了鸦片的主要来源地。有见及此，贝璐又特设了缉私队追缉私烟。
总体上，禁售鸦片对香港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这除了使私烟不绝外，市面上亦衍生不少非法烟馆，不少人更因为吸食或贩卖鸦片而被定罪，以致监狱出现过分挤迫的问题；而禁售鸦片以后，警察受贿的情况也有所恶化。所以贝璐曾经抱怨禁售鸦片与当年美国禁酒一样，将不会取得成功。
此外，禁售鸦片使港府的财政构成沉重打击。在过往，销售合法鸦片一直是港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之一，但是在禁售鸦片以后，猖獗的私烟贩卖使港府白白失去了这方面的财政收入，结果，贝璐唯有大幅增收遗产税、成药税和娱乐税，以弥补禁售鸦片所导致的财政赤字，经过一番努力，到1936年的时候，鸦片收益已大幅减至政府总收入的百分之一。在此以后，港府继续禁售鸦片，到1945年9月20日，港府更正式宣布禁绝鸦片贸易。不过，鸦片在那时已经式微，可卡因和海洛因一类的新兴毒品已成地下市场的主流。

经济不景

在1929年，美国华尔街爆发了全球性股灾，一时间使欧洲和美国陷入了长久的大萧条之中。身在远东的香港最初仍能够置身于事外，可是随着1931年国际白银市场崩溃，白银的跌价立即导致奉行银本位的港元大幅贬值；以往在1920年代，每一港元大约可兑三仙令，但是白银跌价后，每一港元只可兑换小于一仙令，意味要多于20港元才能兑换到一镑。港元贬值后，伦敦曾派一货币委员会来港，事后建议一日中国维持银本位，香港也应当跟从。可是，在1934年，由于美国政府大举搜购白银，遂使中、港银价大幅反弹，而国民政府于1935年宣布放弃银本位后，港府为免港元进一步升值，在同年11月宣布放弃银本位，但当时贝璐已经卸任。
面对经济不景，贝璐曾在1932年设立一个节约委员会（Retrenchment Commission），以设法紧缩政府开支。该委员会建议政府应引入更多华籍公务员，以取代薪酬相对较高的外籍公务员。港府最初在市政和卫生部门执行有关建议，当中包括开始招聘华籍护士到公立医院工作。此外，有鉴于于公务员薪俸以英镑结算，贝璐亦曾下调公务员薪酬，以节省政府开支。到1934年，贝璐更发行了2,000万元公债，用于地方建设之上，以收刺激就业之效。
总括而言，尽管港元因为大萧条而贬值，但是香港的经济却没有比想像中差，因为港元贬值期间增强殖民地的竞争力，贸易额亦因而上升。在这种背景下，贝璐任内港府的财政收入一直稳步增长，而且更首次逼近3,000万港元的水平。

晚年

贝璐在1935年5月17日卸任港督之职，返回英国，展开退休生活。贝璐晚年退居于英格兰东萨西克斯郡的贝克斯希尔（Bexhill），后于1945年2月24日，即生日的3天前卒于伦敦，享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