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边境战争

名称

20世纪60年代中到80年代末，这场南非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当时的西南非洲）不宣而战的冲突有多个名称。“南非边境战争”一词一般指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采取破坏和农村叛乱形式发动的军事战役，以及南非军队针对安哥拉或赞比亚境内可疑的人民解放军基地发起的外部袭击，有时亦指南非针对安哥拉人民解放军及其古巴盟军发起的大型常规战警。由于南非长期占据安哥拉大片土地，支持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战略形势进一步复杂化，“边境战争”成了一场与同期的安哥拉内战密不可分的冲突。
“边境战争”一词进入南非的公共论述是在70年代，随后得到执政的国民党采用。鉴于南非防卫军在安哥拉境内的行动大多很隐秘，边境战争的说法可以避免指涉在境外引发的冲突。而军事历史学家在讨论各种交战的战术时，会把冲突定性为“丛林战争”。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会把南非边境战争称为纳米比亚民族解放战争和纳米比亚解放斗争，纳米比亚的文件一般也会把它称为纳米比亚独立战争。然而，这些名称被批战争的区域影响更加广泛并由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发动，且大多数战争发生在纳米比亚以外的国家的事实。

西南非洲合法性（1946年至1960年）

纳米比亚前称德属西南非洲，是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路易斯·博塔率领的协约国联军入侵占领。1918年11月11日《康边停战协定》签订后，国际联盟提出采用托管制度管理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战前在非洲和亚洲管治的领土。托管制度是提倡兼并前德国和土耳其领地的“兼并派”和希望将领土交给国际社会托管，直到能够自治的“托管派”之间的妥协。
托管派分三等。一等托管地主要位于中东，二等托管地位于中非，三等托管地是人权最稀少最不发达的德国殖民地，包括西南非洲、德属新几内亚及太平洋群岛。由于规模小、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及本身的物理连续性，负责托管三等托管地的国家要把它作为不可分割的省份进行管理。尽管如此，国际联盟不会赋予托管地完全的主权，只赋予管理权。根据规定，负责托管的国家应该将这些之前的殖民地“寄托给”他们的居民，直到他们有能力准备好自治。根据这些条款，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获得德属太平洋群岛，南非联邦获得西南非洲。
没过多久，南非政府就把托管制度理解成隐形的兼并。1922年9月，南非总理扬·史末资在国际联盟托管地委员会作证说，西南非洲正在完全融入联邦，出于实际的目的，应该把它视作南非的第五个省份。史末资认为制度“名义上是托管，实际上是兼并”。
二三十年代，国际联盟抱怨南非是所有托管国家中遵守托管地条款最为拖拉的一个。南非针对西南非洲提出了一些野心勃勃的计划，计划将当地的铁路国有化或变更边境，被托管地委员会否决。此时，部分人猛烈批评南非政府将不成比例的支出花在西南非洲白人身上，政府辩称缴税是一种义务，这是因为当地白人的赋税最重。联盟同意托管地内的一部分人口应该获得比其他区人口更优惠的待遇，托管地条款也没有特别给白人规定义务。联盟认为，当地没有显示出政治自决方面取得进展的证据。二战爆发前，南非和联盟依旧就这个争议陷入僵局。
二战结束后，扬·史末资率领南非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会议决定，国际联盟正式由联合国取代，联盟的托管制度由受托制度取代。《联合国宪章》第77条规定，联合国的托管制度“应用在现今处在委任统治下的领土”。此外，“后续的协议应决定上述地区的哪些部分会根据托管制度被接收，以及该动作所依据的条款”。史末资对提议中的托管制度表示怀疑，这是因为第77条的术语含糊不清。
1946年1月17日，南非驻英国高级专员、史末资代表团成员海顿·尼科尔斯（Heaton Nicholls）在新成立的首届联合国大会发言。尼科尔斯认为，西南非洲的合法性悬而不决，阻碍地区发展和外国投资。而当地经济欠发达，人口稀少，不能发展成独立的国家，自决也不可行。史末资在会议的下半场发言，他表示西南非洲这片托管地对南非的国土及国民很重要。他告诉大会，西南非洲要和非洲合并的态度已经很坚定，联合国的兼并批准不过是不必要的形式。
史末资代表团提出的结束托管地，请求和西南非洲合并的提议并未获得大会的赞成。三大殖民帝国在内的五个国家至少原则上同意将他们的托管地交给联合国代管，只有南非拒绝。大多数代表坚决不同意兼并受托管的领土，尤其是其他代表团把托管地交给联合国时。最终，37个成员国投票阻止南非兼并西南非洲，其他9个投弃权票。
比勒陀利亚的右翼政客很愤怒，认为联合国干涉西南非洲事务毫无根据。国民党认为联合国不适合干涉南非的政策或讨论其对托管地的管理。党的发言人埃里克·洛乌要求单方面兼并西南非洲。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南非总统选举后上台，新上任的总理丹尼尔·马兰准备采取更激进的兼并立场，而洛乌获提名驻联合国大使。马兰在温得和克演讲时，重申了所在党的立场，认为南非在向联合国投诚前就应该兼并托管地。次年，南非向大会发出正式声明，宣布无意遵守代管制度，也不会就托管地的管理发布新的信息或报告。与此同时，南非议会通过《1949年西南非洲事务管理法案》，这部新的法律赋予西南非洲白人跟南非白人同等的议员表达权和政治权利。
国际法院拥护联合国大会的决定，针对西南非洲的地位发表咨询意见。国际法院裁定西南非洲仍受托管统治，因此南非如果未承认托管制度已经失效，那么就没有法律义务将托管地上交联合国管理，否则就要受原来的托管地规定约束。遵守规定也就意味着南非没有单方面更改西南非洲国际地位的权力。马兰和他的政府认为法院的观点无关痛痒，拒绝执行。联合国组建西南非洲委员会，针对该地的管制和发展发表独立报告。国民党在西南非洲推行种族隔离和分区管理的种族隔离制度，报告愈发尖刻地批评南非的官员。
1958年，联合国成立斡旋委员会，继续邀请南非把西南非洲上交托管。斡旋委员会提议划分托管地，允许南非兼并南部的同时，给予北部独立，包括人口稠密的奥万博兰地区，或是把它当做国际托管领土管理。提案遭到大会的压倒性反对，56个国家投票反对，而之后的分地提案都遭到否决。

南非国内的异见声音

国内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声音的与日俱增，在50年代中下旬西南非洲民族运动的发展和军事化中起到关键作用。1952年，反抗运动登场，非洲人国民大会策动一连串的非暴力示威，抗议通行证法，鼓励西南非洲的学生会反抗种族隔离。1955年，国大成员组建西南非洲进步协会，发动西南非洲独立运动。尽管进步协会未获得知识界以外的圈子支持，它仍是支持西南非洲全体男人权利，不论部族或语言的民族主义机构。协会的活动人士主要是赫雷罗族学生、教师及温得和克日益壮大的黑人知识阶层的成员。同时，民族主义者在因城市化移民到开普敦的部分奥万博兰劳工中组建奥万博兰人民大会（后来的奥万博兰人民组织）。人民组织的宪法列明终极的目标是实现西南非洲被联合国托管，并最终独立。政治化的西南非洲北部的奥万博合约工人及赫雷罗学生提出统一运动，致使西南非洲进步协会与奥万博兰人民大会于1959年9月27日并为西南非洲民族联盟。
1959年12月，南非政府宣布强行搬迁温得和克市中心附近的黑人街区老地方的所有居民，配合种族隔离法律。民族联盟遂在12月10日组织大规模示威和公交罢驶行动，最终遭到警方暴力镇压，11名示威者遇害。老地方事件致使赫雷罗领导层到纽约向联合国代表请愿，而人民组织跟他们产生分歧，决定分离出民族联盟。联合国和潜在的境外支持者对部落主义的影响很敏感，他们支持民族联盟，认为联盟代表所有西南非洲人民，此时人民组织更名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后来开放所有支持他们目的的西南非洲人入党。
人民组织的领导很快就前往国外，动员国际社会，尤其是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支持他们的目的。这个运动得到巨大的外交成功，认可他们的坦桑尼亚在达累斯萨拉姆给他们开了一间办公室。组织的首份宣言于1960年7月发布，和民族联盟的很相似。双方的宣言都提出废除殖民主义及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提倡泛非主义，呼吁西南非洲实行“经济、社会和文化进展”。不过，组织的宣言要求立刻独立，由黑人占大多数的政府统治，时间不迟于1963年。此外，民族联盟的宣言要求普选、全面的福利计划、免费的医疗保障、免费的公共教育、主要产业全部国有化、“按照非洲共同所有权原则”强制重新分配外资土地。
相较于民族联盟，组织在西南非洲的政治能量有限，更有可能把武装叛乱定位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组织的领导还认为，武装反抗南非的决定将表明他们对民族主义事业的出色承诺。凭借这点，担纲纳米比亚独立斗争的真正先锋及日后任何援助物质合法接受者的境外支持者从民族联盟中分辨出组织。1962年，组织仿效非国大的武装力量民族之矛创办西南非洲解放军。解放军最先的七名新兵从达累斯萨拉姆出发，前往埃及和苏联接受军事训练，之后回来就要在坦桑尼亚孔瓜一个安置西南非洲难民的临时营地受训为游击队。

冷战紧张局势与边境军事化

西南非洲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与日俱增，强烈影响到西欧和苏联集团的国际外交政策。50年代末以前，南非的国防政策受国际冷战政策的影响，包括多米诺骨牌理论以及对苏联利用常规的军事威胁阻碍南太平洋及印度洋之间的战略贸易路线。南非外交事务部注意到自己的国家是全球铀的主要来源，故认为“南非必然会牵涉东西方之间的任何战争”。马兰总理的立场是殖民非洲受到苏联的直接威胁，或者说至少受苏联撑腰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鼓动，无论另一场欧洲大战的结果如何，这种影响只会有增无减。马兰推崇由南非及西方殖民国家牵头、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的《非洲契约》。不过，由于国际反对种族隔离政策，怀疑南非军事上试探英联邦，这个概念没有成型。
尽管美方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南非参与朝鲜战争还是令对美关系升温不少。战略和军事支持南非一直是美国在非洲次大陆南部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华盛顿和比勒陀利亚之间的国防技术交流从不间断，直到60年代早期。美国和西欧在乎非洲的国防，是因为他们假设共产势力从外部入侵。不过，核军备竞赛使得全球常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明显减少后，这种兴趣骤减，重点转向通过代理人防范共产主义颠覆和渗透，而不是公开侵犯苏联。
南非政府谨慎看待全球非殖民化的到来及苏联在新独立非洲国家中的显著角色。国民党政客警告称，苏联领导边境叛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西南非洲的边境地区卡普里维地带成为南非防卫军大规模空中和地面军演的焦点，边境的巡逻也加强。人民组织决定将首批解放军新兵派往国外进行游击练习的一年前，南非已经在卡普里维地带沿线建立强化警察前哨，震慑乱党。持有苏制武器接受苏联训练的解放军官兵出现在西南非洲时，国民党认为苏联在当地安插的代理部队终于成真了。
苏联对非洲独立运动很感兴趣。起初，他们希望在非洲大陆培养社会主义国家，阻断他们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战略资源供给。因此，苏联给解放军士兵的培训不局限于战术问题，而是拓展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理论，以及建立有效政治军事基础设施的流程。此外，苏联迅速成为解放军武器和资金的主要供应商。1962年到1966年间向解放军提供的武器，包括PPSh-41冲锋枪和TT-33手枪，十分适合叛乱分子的非常规战略。
尽管和人民组织的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在60年代并没有把非洲南部看作战略要点，而把当务之急放在非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和中东地区。尽管如此，身为西方国家地区盟友及新殖民主义堡垒的南非也有相应的体会，这助推苏联支持民族主义运动。莫斯科还批准了人民组织采用游击战的决定，因为他们对于任何缺乏革命斗争色彩的解决方案并不乐观，这一点恰好和反对组建解放军及提供军事援助的西方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游击队早期入侵

1960年11月，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正式请求国际法院就南非是否适合治理西南非洲的问题作出具约束力的判决。两国均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实施种族隔离违反了比勒陀利亚作为强制性权力的义务。国民党政府以埃塞俄比亚与利比里亚缺乏足够的合法权力来提出关于西南非洲的问题为由否认这些指控。然而在1962年12月21日，国际法院当时裁定，作为国际联盟前成员国，双方均有权提起诉讼，使南非的说法遭受重大挫折。
1962年3月左右，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乔马访问了该党在坦桑尼亚的难民营，提到他最近向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请愿西南非洲独立。努乔马指出，西南非洲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实现独立，预示著斗争是“长期且艰辛的”。努乔马亲自指挥达累斯萨拉姆的两名流亡者——卢卡斯·波汉巴与埃利亚·姆阿塔莱返回西南非洲对奥万博兰进行渗透，并为解放军招募更多新兵。在接下来几年内，波汉巴与姆阿塔莱成功从奥万博兰乡村招募了数百名志愿者，其中大多数人被送往东欧接受游击训练。1962年7月至1963年10月，人民组织与其他反殖民团体举行谈判，并在安哥拉共同组成军事联盟。随后该军事联盟还吸纳了分离主义的卡普里维非洲民族联盟，目的是为了打击南非在卡普里维地带的统治。除了东方集团之外，埃及亦继续协助培训解放军人员。到了1964年，解放军其他人员也被送往加纳、阿尔及利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朝鲜接受军事教学。同年6月，人民组织承认其正在致力发动不可逆转的武装革命。
非洲统一组织成立了解放委员会，使人民组织的国际地位得以进一步提升，而民族联盟则步入以往从未有过的政治衰落时期。解放委员会从非统组织成员国手上获得大约20,000英镑的强制性捐款；这些资金全数用于支援西南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然而，由于民族联盟不愿意保证该20,000英镑将会用于武装斗争，因此最终该笔捐款给予了人民组织。随后非统组织撤回对民族联盟的承认，而人民组织则成为唯一合法的泛非主义组织。在非统组织的协助下，人民组织于卢萨卡、开罗以及伦敦开设了外交办事处。与此同时，民族联盟开始了一项为期十年的计划，以尝试组成一支属于自己的游击队。
1965年9月，解放军游击队的第一批六名干部（简称为“第一组”）离开了孔瓜难民营，并前往西南非洲进行渗透。“第一组”首先进入安哥拉，然后再越过边境进入卡普里维地带。起初，南非未能发现其入侵，这鼓励了一些干部分别在1966年2月与3月尝试以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渗透。至于第二批干部（简称为“第二组”）则由有“卡斯特罗”及“伦纳德·南戈洛”之称的伦纳德·菲利蒙·舒亚（Leonard Philemon Shuuya）领导。“第二组”在越过安哥拉边界之前已经迷路，而在游击队杀害两名店主与一名流浪汉后，干部们的行动变得分散起来。葡属西非当局收到当地民众提供的消息，拘捕了游击队其中三名干部。同年3月至5月期间，包括舒亚在内的另外八名干部于卡万戈兰被南非警方拘捕。舒亚后来再次在孔瓜出现，他声称被捕之后成功从绑架者手上逃脱。此外，舒亚亦协助策划了两次的进一步入侵计划：第三批解放军小组于7月进入奥万博兰，而第四批则定于9月进入。

战争投入扩大与地雷战

Omugulugwombashe的失利和托比亚斯·海因耶科的溃败，迫使解放军重新评估战术。游击队以更大规模展开团体行动，增加与安全部队相遇时幸存的机会，从而重新击中力量渗透平民。解放军干部乔装成农民，了解地形及观察南非巡逻军的动向，不会引人怀疑。由于他们在田里只携带能够带上的物资，这也成了一种后勤优势。如果没带上物资，游击队仍会依赖富有同情心的平民获取食物、水等必需品。1967年7月29日，防卫军情报显示，大批解放军聚集在安哥拉边界以北130公里处的定居点Sacatxai。8月1日，南非的T-6哈佛战斗机轰炸Sacatxai，不过大部分目标逃脱。1968年10月，解放军的两支部队越境到奥万博兰。相较于之前的行动，这次入侵的成效并不明显，到年底已经有178名乱党被警方杀害或逮捕。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南非政府利用彩票实行有限的兵役制度，弥补国防的需求。1967年中，国民党政府在南非全体白人男性中实行全面征兵制度，为防卫军扩充兵力，应对日益增长的叛乱威胁。1968年1月起，国家每年发起两次征兵令，每位现役军人需要进行为期九个月的军事训练。Sacatxai的空袭也标志着南非战术的基础型转变，防卫军首次表现出在境外打击解放军的意愿。尽管安哥拉当时是葡萄牙的海外属地，里斯本还是批准防卫军跨境开展报复性战役的要求。1967年5月，南非在Rundu建立新的设施，协调防卫军和葡萄牙武装部队联合空中行动，并于梅农盖和奎托夸纳瓦莱设立常任联络官。
随着战事的白热化，南非的吞并案在国际社会逐渐降温，就在此时，一股前所未有的同情人民组织的浪潮兴起。尽管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相反，加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驳回案件，联合国宣布南非未能履行确保西南非洲原住民道德和物质福祉的义务，南非的托管地因此被否决。

奥万博兰政治动荡

1970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第283号决议通过，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关闭或避免在西南非洲设立大使馆或领事馆。决议也建议，只要西南非洲仍处在南非的统治下，就对当地进行撤资、抵制或自行制裁。鉴于事态的发展，安理会征求国际刑事法院关于“各国承认南非继续控制纳米比亚的法律后果”。人民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最初反对这一行动方针，他们的代表认为法院的裁决像1966年那次一样，也是尚无定论的决定，担心会进一步巩固南非在吞并案中的定位。尽管如此，安理会的普遍看法是，自1966年起国际法院法官的组成发生了变化，更有可能作出支持民族主义运动的裁决。根据联合国的要求，人民组织可以在法庭上作出非正式游说，甚至可以派观察员到庭。
1971年6月21日，国际刑事法庭撤销先前不裁决南非托管地合法性的决定，表示以持续延长所谓的托管地是非法的。此外，法院认定比勒陀利亚有义务立即撤走行政当局，否则，联合国各成员国必须暂停表示南非政府管治当地的政治或商业交易。法庭的裁决于同日被公布时，南非总理巴尔萨泽·约翰内斯·沃斯特“出于政治动机”，拒绝接受，实际上他的决定没有实质基础。另一方面，裁决激发纳米比亚福音派路德教会主教公开上书沃斯特，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及南非继续统治。当地所有的黑人路德派教会、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和圣公会教区都读了他的信。信件使得黑人群体的战斗力高涨，在人民组织的支持者中尤为明显。当年，奥万博兰的学校纷纷组织群众示威活动，抗议南非政府。
1971年12月，西南非洲土著人民专员Jannie de Wet公开演讲，支持在当地有争议的合同劳工法规，引起鲸湾港15,000名奥万博工人大罢工。之后，温得和克的市政工人加入罢工行列，钻石矿、铜矿和锡矿工人纷纷响应，特别是在楚梅布、赫鲁特方丹和奥兰治蒙德。同月晚些时候，25,000名奥万博农场工人加入行列，至此这场全国性的罢工影响到一半生产力。南非警察逮捕了部分罢工工人，强行驱逐其他人到奥万博兰。1972年1月10日，Johannes Nangutuuala组建特设罢工委员会，与南非政府展开谈判：罢工者要求结束合同劳工、依照个人技能和兴趣申请工作、自由辞职、让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工人携家眷离开奥万博兰、与白人工人同工同酬。
南非政府作出让步，接受Nangutuuala提出的诉求，包括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允许工人换工作，罢工得到平息。招聘劳工的责任落到了奥万博兰部落当局的身上。然而，数千名遭解雇的奥万博工人仍不满当局开出的条款，拒绝重返工作岗位。他们袭击了部落首领，破坏物资控制站和政府办公室，以影响奥万博人自由巡回放牧为由，拆毁大约100公里的边境围栏。骚乱还助长了夸摩马语奥万博人的不满情绪，他们摧毁牛疫苗接种站和学校，袭击四个边防哨所，杀死、伤害部分防卫军士兵及一个葡萄牙民兵部队的成员。南非政府于2月4日宣布奥万博兰进入紧急状态。媒体遭到管制，白人民众进一步向南疏散，公共集会被取消，安全部队有权无限期拘留可疑人员。警方向边境派出增援部队镇压叛乱，逮捕213名奥万博人。南非当局对当地的暴力行动非常警觉，派遣了大批防卫军特遣队。葡萄牙也加入，援军跨越边境朝南部前进。到3月底，当地基本恢复秩序，余下的罢工者陆续返回工作岗位。
南非指责人民组织煽动罢工和随后的骚乱。组织的代主席纳撒尼尔·马克西里利承认，罢工队伍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组织的成员和支持者，但指出奥万博劳动长期以来希望西南非洲改革劳动法，表示国际法院作出关键裁决后不久，便组织罢工，希望利用罢工增加关注，吸引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不满。罢工对奥万博大部分人口产生政治化影响，后来加入的工人投入到更广泛的政治活动中，加入人民组织。没有重返岗位的2万多名罢工者，逃到了其他国家，其中人数最多的赞比亚把他们招募为游击队员。支持解放军的农民也有所增加，他们大多同情罢工者，不满传统酋长与警察积极合作。
次年，南非将自治权力转交给菲莱蒙·埃利法斯·苏姆巴酋长和奥万博立法机关，有效地授予奥万博兰有限的自治权。然而，民众反感当地政府，加上人民组织的抵制，立法选举的投票率非常的低。

警察撤离

凭着数千位新兵和日益高级的重型武器，人民组织叛军于1973年与安全部队展开更为直接的对抗。叛乱活动以伏击战及特定目标袭击的形式进行，其中靠近赞比亚边境的卡普里维地带的攻势最为猛烈。1月26日夜，约50名全副武装叛军用迫击炮、机关枪和一支单人管便携式火箭发射器突袭了西加拉姆韦的一间派出所。警方装备较差，无法挫败袭击，而派出所经受不住最开始的火箭车攻势，高级官员和他的副手身亡。到1973年底，人民组合叛军席卷了卡普里维、奥万博兰、凯科兰和卡万戈兰的六个地区，成功吸纳2,400名奥万博人和600名卡普里维人进入游击队。当年组织报告显示，武装分子计划在西南非洲中部开辟两条新的阵线，并于温得和克、沃尔维斯湾及其他重要城市的中心地点策划起义。
直到1973年，南非边境战争仍被视作执法事件，而非军事冲突，反映出英语国家联邦把警方视作镇压叛乱的中坚力量。南非警察确实具备准军事能力，之前曾参加罗德西亚丛林战争。然而，警方没能成功阻止西南非洲不断升温的战争，镇压叛乱的全部责任于1974年4月1日转移到防卫军上面。三个月后的6月，南非警方的最后一支常规部队撤出西南非洲边境，那时当地有1.5万防卫军人员。防卫军的预算于1973年到1974年增长将近150%。1974年8月，防卫军宣布成功肃清于安哥拉边境5公里处的冲突，并宣布会加强巡逻，监视叛军渗透活动迹象，这场行动被称为“切割线行动”。

隆巴河攻势

为了夺回主动权、切断安盟在西南非洲和扎伊尔的后勤，以及防止叛乱分子日后进攻，解放军于1987年10月中旬发动“致敬行动”。该行动之所以选择在10月进行很可能是由于苏联的军事任务的关系，早在1983年，苏联就提出透过发动大规模常规攻势来摧毁安盟东南战线的建议。同年，喀尔巴阡军区的前副指挥官彼得·古谢夫中将获苏联升为指挥官。鉴于战争持续时间长、费用高昂、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以及苏联即将削减军费开支，这些因素都影响了苏联对解放军今后的战争的支持力度，古谢夫原本希望发动由多个师组成的决定性进攻以彻底摧毁安盟。“致敬行动”是一次双管齐下的进攻，目的是夺回坎甘巴、卡桑巴以及马温加这三个处于安盟控制之下的主要定居点。解放军指挥人员计划对坎甘巴及卡桑巴发动佯攻，希望借此吸引安盟主力部队离开马温加。一旦马温加落入政府手上，解放军就可以驱逐莫希科省内剩余的叛乱分子，并为对萨文比领导的安盟位于然巴的总部发动最后攻击作好准备。苏联将在营级派驻4至9名顾问，但严格要求他们不得直接参与战斗，并在必要时撤出前线，避免与安盟有所接触。除了苏联派出的顾问之外，营级也有少量古巴顾问以及负责各种辅助职务的东德技术人员。
古谢夫及他的幕僚呼吁莫斯科为解放军提供更多援助，特别是攻击机，以便再次发动攻势；苏联其后批准了该请求。据估计，在为期六个月、每日十二次的空运中，苏联的安托诺夫An-24运输机合共向罗安达投下了总值超过10亿美元的武器。这些武器会投到安哥拉首都，然后转交给安哥拉的伊尔-76运输机，再直接将这些武器运往前线。
解放军相对欠缺规划及执行大规模行动的经验，但苏联军事顾问团相信，经过十年的仔细训练后，解放军已经成为一支能够发动多个师同时进攻的军队。安哥拉旅指挥官曾多次表示，对将部队分散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持保留意见，他们认为，对马温加发动一次单一的攻击会更加直接及充分。然而，解放军的古巴顾问反对该建议，原因是南非可能代表其昔日的盟友进行干预。卡斯特罗向古谢夫的幕僚发泄时说道：“不要卷入这种浪费、代价高昂，且最终毫无意义的攻势里。如果你要这么做的话，就别把我们算进去”。古巴驻安哥拉高级军官阿纳尔多·奥乔亚将军亦对此表示不满，他称解放军采取的战术更适用于中欧的作战行动，而不是在非洲支离破碎的地形上攻击非正规作战部队。民族之矛的情报主管罗尼·卡斯里尔斯向警告苏联使团说，如果“致敬行动”继续进行，防卫军就将会发起反攻。不过，古谢夫拒绝接纳古巴及民族之矛的意见，故此在行动开始时并未制定应对南非干预的后备计划。
新攻势的初步阶段于1987年8月开始。8月初，八个解放军旅部署至奎托夸纳瓦莱以东的图姆波，在苏联的建议下，他们暂时停止推进，等待更多的补给与增援到达。然而，这决定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8月14日，由于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解放军决定再次推进；但此时南非已经发动“莫杜莱尔行动”，以阻止解放军继续进攻。随后的一连串血腥战役被统称为奎托夸纳瓦莱战役。
由于解放军行动出现延误，防卫军有足够时间集结一股强大的力量去阻截解放军在马温加的攻势。到8月底，第32营、第61机械化营以及西南非洲领土部队的第101营组成了南非远征军。在奎托夸纳瓦莱与马温加之间有三条主要河流及九条支流。当中没有一条河流特别大，但所有河流间的交叉点都毗邻广阔的沼泽以及洪泛的平原。这些地形阻碍了解放军继续推进，而防卫军亦能建立起有效的战略要道，使解放军受到进一步阻碍。南非总参谋部认为，如果解放军在这些狭窄的战略要点受到严重阻碍，就有可能成为整个旅的瓶颈。防卫军选择在隆巴河发动反攻，因为该条河是解放军在到达马温加之前必须穿越的三条河中的最后一条。解放军的第47步兵旅迅速崩溃，证明了南非发起的反攻十分成功，该旅原本的任务是在隆巴河南岸建立一个桥头堡。
一般来说，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与火力将安盟及防卫军从隆巴河驱逐出去。然而，许多解放军部队都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去对抗南非远征军，那些部队是根据解放军在丛林运动战中的经验而挑选出来，但依然被机动化的防卫军所击败。隆巴河的沼泽环境加剧了解放军各个旅在地理上的隔离，并妨碍了旅之间的协调行动，使防卫军得以将其逐个击破。1987年9月至10月期间，解放军几次尝试跨越河流，但全部均以失败告终，总伤亡人数接近2,000人。由于大部分桥梁被摧毁，解放军最终放弃进攻，并命令其余各旅返回奎托夸纳瓦莱。此外，苏联军事顾问团有1人严重受伤。防卫军有17人死亡、41人受伤，损失了5辆装甲车。
在“莫杜莱尔行动”期间，古巴部队按照卡斯特罗的指示，一直驻扎在隆巴河以北，并拒绝参与战斗。在罗安达，总统多斯·桑托斯召见古谢夫将军与古巴高级将领古斯塔沃·弗莱塔斯·拉米雷斯，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益恶化的军事局势以及10月的“致敬行动”的失败原因。拉米雷斯提醒多斯·桑托斯，指出古巴从一开始就反对进攻。古谢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哀叹道：“我把行动的结果通知了苏联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但是从道义上来说，最困难的任务是通知安哥拉总统，因为我曾向他们保证行动会成功，萨文比会被击垮”。
1987年11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第602号决议获通过，谴责“莫杜莱尔行动”非法侵犯安哥拉主权。该决议对防卫军仍然继续留在安哥拉表示失望，并要求他们无条件撤出安哥拉。南非外交部长皮克·波塔断然驳回了该决议，理由是安哥拉与古巴之间有密切联系一事仍未解决。波塔承诺，只要解放军将古巴及苏联派出的顾问撤离，又或者他们的存在不再威胁到南非的利益的话，防卫军就会离开安哥拉。

图姆波三角攻势

9月29日，国家总统彼得·威廉·波塔为“莫杜莱尔行动”增加第三个目标——摧毁奎托夸纳瓦莱以东的所有解放军部队。南非政府内的所有人都不清楚为什么波塔会在解放军放弃进攻之后订立新目标。外交部长皮克·波塔及他的高级同事警告说，不要在隆巴河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否则可能会产生外交方面的影响。但是，防卫军成功守住了隆巴河，因而增加了人们对它的信心，南非总参谋部的部员成功游说波塔再次对奎托夸纳瓦莱发动进攻。除此之外，双方还讨论了应否占领奎托夸纳瓦莱，但不清楚他们是否将波塔订立的新目标解读为默许防卫军占领该地。
防卫军按照波塔的新指令发起了“胡珀行动”，并准备在奎托河以东展开该行动，目标是包围正在撤退的安哥拉旅。然而，决定在1987年年底开始发动“胡珀行动”为防卫军带来新的问题，因为随着隆巴河的战斗进入尾声，应征入伍的白人已经不多。服役人数减少令“胡珀行动”延误了几个星期，而现有部队则陆续撤出安哥拉，并由新的部队取代。防卫军向安哥拉派遣第2机械化营（即第4南非步兵营）、一个象式Mk1A坦克中队以及一组G5与G6榴弹炮。最初，南非发起的包围未能成功，因此必须改变原有计划。1988年1月至3月期间，防卫军与安盟在奎托夸纳瓦莱以东发动了几次血腥攻势来摧毁分散的安哥拉部队，并成功在该地建立一条新的防线，该行动后来被称为“封隔行动”。此外，他们又设法使解放军深入到奎托河、图姆波河与达拉河之间，称为“图姆波三角”的地带里。
古巴及苏联同意解放军撤退至奎托夸纳瓦莱的决定，卡斯特罗指出，只要武装部队能够到达那里，就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防御阵地。此外，他还认为，长远来看击败南非远征军的唯一办法是从侧翼包抄他们，并向西南非洲边界施加压力。然而，如果要实行这建议的话，解放军就需要在安哥拉西南部及奎托夸纳瓦莱以南再开辟一条新战线。11月15日，多斯·桑托斯写信给卡斯特罗，要求古巴直接向解放军提供军事援助。卡斯特罗同意由他与阿纳尔多·奥乔亚将军指挥前线所有解放军部队。然而，苏联的军事使团却被排除在未来所有的作战计划外。不久之后，古巴政府授权军队在奎托夸纳瓦莱部署一支装甲旅以及几支防空部队，总数约3,000人。卡斯特罗怀疑南非人不只希望歼灭奎托夸纳瓦莱东部的解放军，还打算控制当地的机场，取得战略要地。他认为应该加强对该地的防御，并派遣更多旅前往靠近西南非洲边境的洛比托驻守。
解放军与古巴军队的防御阵地周边布满了地雷、坦克及野战炮，他们设法吸引防卫军攻击并进入阵地内。安盟与防卫军组成的联合部队发起了多次进攻，但全部均以失败告终，在沿着狭窄的通道进入雷区时，联合部队遭到奎托河以西的古巴军队与解放军炮兵所发动的猛烈攻势。守军的炮位刚好超过了南非炮兵的最大射程，而且位置处于高地上，使他们能够俯瞰战场。地理上的优势再加上雷区所处的位置分散，令解放军－古巴军队的防御阵地的作用得到大幅加强，而南非部队发动的攻击则徒劳无功。
在防卫军杀死近700名解放军士兵以及摧毁安哥拉旅剩余约半数的坦克与装甲车后，“胡珀行动”及“封隔行动”宣告终止。古巴有42人死亡、损失6辆坦克。而南非则有13人死亡、几十人重伤，伤亡人数相对较少。有三辆防卫军的坦克被弃置在一个雷场内，至于其余坦克则多数因损坏程度严重或机械故障，未能立即修复而无法使用。安盟有数千人伤亡，人们指责防卫军利用其作为“炮灰”。古巴的行动后报告指出：“安盟叛乱分子在枪口威胁下被派往雷区，为南非的装甲车扫清道路”。
图姆波三角攻势突显了南非国防部长及总参谋部在规划上的一些不足之处。他们原本预计防卫军可以在奎托夸纳瓦莱以南的冲积平原与开阔地带对解放军造成毁灭性打击。然而，南非国防部长及总参谋部却没有想到安哥拉部队能够幸存下来，并在图姆波三角建立起一条坚固防线，更加未料到古巴部队会动员力量来抵抗防卫军。在后期的攻势中，南非多次误判形势。例如在某一次判断中，南非认为规模小、机动性强但装备薄弱的防卫军能够对得到奎托夸纳瓦莱西部的地下炮兵支援、装备充分的安哥拉守军发动正面攻势。

古巴的最后攻势

虽然防卫军及安盟的反攻被阻止，但是解放军仍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而且比以前更依赖其盟友古巴与苏联的物资。这鼓励了多斯·桑托斯再次透过谈判来缓解军事困境，与南非达成新的停火及撤军协定的可能性增加。早在1987年1月，切斯特·克罗克就对罗安达发出的积极信号作出回应，当时的刚果人民共和国主席德尼·萨苏-恩格索提出举行调停敌对国家之间的和平谈判。然而，1987年末至1988年初期间在布拉柴维尔举行的初步讨论一直未有进展，因为安哥拉政府拒绝就拟议的古巴撤军时间表达成妥协。古巴政府事先没有就布拉柴维尔会谈征求意见，并对多斯·桑托斯方面的无礼行为感到愤怒。这促使卡斯特罗发出具权威性的申请，要求加入安美和平谈判。卡斯特罗决心要令古巴可以参与有关本国军事的谈判，不再被排除在外，并尽力让今后就撤军进程所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会损害到古巴的形象。
到了1988年1月底进行“胡珀行动”的时候，克罗克屈服于古巴的压力之下，接受其作为进一步和平谈判的平等伙伴。卡斯特罗同意，他不会将例如古美关系等不相干的问题列入议程内，而分阶段撤军的讨论范围将扩大至古巴驻扎在安哥拉的所有军事人员，包括作战部队、后勤人员及顾问。随着加入布拉柴维尔谈判，古巴更希望转守为攻，改变其在安哥拉的军事参与角色。卡斯特罗将针对防卫军的地面行动升级，因为他认为只要南非仍然有可能在战术上胜利，那么外交方面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古巴在奎托夸纳瓦莱采取防御战术，使防卫军维持在固定的位置，并实行卡斯特罗一直提出的向西南非洲边界发动侧翼突击的建议。
古巴军队首先在库内纳河以西部署兵力，并且可能扩展至入侵西南非洲。3月9日，卡斯特罗派遣集结在洛比托的古巴军队向南方进发，当时军队人数已经增加至约40,000人。卡斯特罗将古巴军队的行动比喻作“一个拳击手以左手挡住了奎托夸纳瓦莱的一击，然后再用右手在西部发起攻击”。卡斯特罗在另一个场合回忆道：“这样，当南非军队在西南部的奎托夸纳瓦莱把血逐渐流光的时候……40,000名古巴士兵……在大约600辆坦克、数百门大炮、1,000件防空武器以及大胆的米格-23部队的支援下，向纳米比亚边境挺进，准备清除南非军队”。
随着古巴旅的推进，他们聚集了数以千计的解放军叛乱分子，这些叛乱分子离开了基地，并参与古巴发动的进攻。南非在安哥拉及西南非洲发起了新的军事行动以打击叛乱分子，令解放军的实力被削弱，而数量庞大的古巴军队则有效挽救了解放军原本战败的命运。首先，古巴人占领了防卫军原本为防止解放军渗透至奥万博兰而监视及巡逻了近十年的边界以北地区。其次，所有靠近边境的南非部队都停止日常的反游击战行动，并动员起来准备抵抗古巴可能的入侵。古巴人与解放军战斗人员组成了三个联合营，每个营都有自己的炮兵及装甲特遣队，令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由于叛乱分子和古巴营级人员一起编入部队，南非巡逻队无法在安哥拉与解放军交战，否则就有可能发生更大规模的对抗，当中包括具侵略性及全副武装的古巴部队。
边界附近数量有限的防卫军部队不能阻止古巴军队继续前进，亦未能减少其对西南非洲的威胁。在一个师的能力范围内，只有很少人可以在分割线上占据广阔的防御阵地来对抗常规部队。当南非官员警告古巴不要入侵西南非洲时，卡斯特罗反驳说道：“他们没有立场提出任何要求”。此外，哈瓦那还发表了一份模棱两可的声明，该声明指出：“我们没有说过不会进入纳米比亚”。作为回应，南非政府动员了140,000名预备役人员（此数字是防卫军动员人数最多的一次），并威胁要对所有越过边境的古巴部队造成严重影响。

1988年《三方协议》

尽管在战场上采取了必要的反制措施，但南非政府了解到安哥拉的局势已经进一步升级至政治上的极点。奎托夸纳瓦莱战役期间的伤亡引起了公众的恐慌，并质疑边界的战术局势以及为什么南非士兵会在那里死亡。公众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发动另一场血腥战役就可以成功将苏联和古巴驱逐出该地区；与此相反，发动战役的结果可能与过去一样，令苏联的武器和古巴的军队的数量继续增加下去。而这场冲突也从与轻武装叛乱分子的低强度斗争演变为军队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冲突以现代常规战争的所有装备为后盾，随之而来的是人力及物力成本的上升。这使人们加剧对战争的厌倦感，亦增加了民众对南非防卫军在安哥拉的军事行动的怀疑与敏感度。
10月，苏联监督下的“致敬行动”以失败告终，而苏联提供给解放军价值数亿美元的武器也因此遭到破坏，这些事件都令莫斯科在安哥拉问题上的立场有所缓和。苏联公开表示，它也厌倦安哥拉与西南非洲的冲突，并准备协助和平进程，即使是在与古巴有联系的基础上进行。苏联改革派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亦希望能够减少国防开支，包括是撤销对解放军提供大量无限制军事援助的承诺，又对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冲突持更开放的态度。
对于南非及苏联这两个以前不愿参与由美国主持的调停会谈的国家来说，继续进行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已经超越预期的收益。战争的高昂代价使得南非及苏联两国在观念上开始出现改变，透过谈判来实现和平的可能性亦随之增加。苏联政府同意于1988年5月3日及4日与美国联合举行一系列新的和平谈判。而南非则首次申请参与三方谈判，并同意派遣一个由外交官、情报主管以及南非防卫军高级军官组成的代表团。包括克罗克在内的苏联及美国外交官向南非人明确表示，他们希望安哥拉实现和平，并以政治方法解决西南非洲问题。此外，他们亦一致同意需要对各自的盟友施加压力，以达成解决办法。古巴预计南非将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第435号决议的规定，因此决定将全部军队撤出安哥拉。古巴及安哥拉代表团已经同意古巴完全撤出，并在美国的压力下制定了一个极其精确的时间表，将这进程延长了三至四年。南非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但承认撤军时间可能符合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某些基准。
克罗克表示，美国决定以安理会第435号决议为基础，以此作为达成地区和解的枢纽，其言论对相关讨论产生了影响力。克罗克又建议联合国成立一个“核查团”来监督古巴是否有遵守撤军协议，这建议事实上有助说服南非政府接受平衡协议。1988年7月，在卡洛斯·阿尔达纳·埃斯卡兰特（Carlos Aldana Escalante）被任命为古巴代表团团长之后，谈判进展更为顺利。阿尔达纳是古巴共产党意识形态事务与国际关系的负责人；他比许多同时代的人更加了解外国的发展，特别是东方集团。鉴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东欧的政治发展，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紧张关系出现缓和，阿尔达纳认为古巴需要努力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而古巴与非洲南部的合作则被视为改善与华盛顿之间关系及可能展开永久性双边对话的自然先决条件。
1988年5月至9月，双方在开罗、纽约、日内瓦以及布拉柴维尔举行了几轮会谈，但在撤军时间表的细节方面仍然僵持不下。纳米比亚独立及古巴撤出安哥拉这两个目标使各方在撤军时间与最后期限上的分歧更加严重。8月，安哥拉、古巴及南非代表团签署了《日内瓦议定书》，该议定书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南非洲问题的原则，并承诺南非防卫军将撤出该领土。作为《日内瓦议定书》的直接结果，解放军宣布从8月10日起停火。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为谈判增添了新的迫切性，在布拉柴维尔举行连续六轮谈判之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大选期间，安哥拉和古巴在支持终结对安盟援助以及对南非采取更强硬路线的麦可·杜卡基斯与民主党的身上下了很大的赌注。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时，多斯·桑托斯曾评论称：“如果民主党赢得选举，美国的政策将进行调整，尤其是在非洲南部的问题上”。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就任总统令美国更容易说服安哥拉和古巴代表团。克罗克多次重申，新一届的美国政府就意味着人事及基本政策审查会有所变化，并敦促他们不要浪费过去几个月来的努力。
在美国大选结果公布三天后，各方到日内瓦重新开会，并在一周内商定古巴将于二十七个月内分阶段撤出安哥拉。作为交换，南非则承诺会在1989年11月1日之前开始给予西南非洲独立。12月13日，南非、安哥拉及古巴签署了《布拉柴维尔议定书》，以确认他们会履行这些条件，并设立了联合军事监察委员会来监督各方在安哥拉的撤军进程。监察委员会将包括苏联与美国的观察员。包括解放军在内的交战各方之间的一切敌对行动应于1989年4月1日正式停止。12月22日，《布拉柴维尔议定书》载入《三方协议》之中，该协议要求南非防卫军在十二周内从安哥拉撤出，并将其在西南非洲的兵力削减至象征性的1,500人。与此同时，古巴所有旅将从边界撤至15度线以北的地区。至少3,000名古巴军事人员将于1989年4月离开安哥拉，另外亦有25,000人会在其后六个月之内离开。至于其余部队则将会在不迟于1991年7月1日前撤离。除此之外，协议的另一项要求是南非须停止对安盟的一切支持，而安哥拉则须停止对解放军及民族之矛的一切支持。
12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第626号决议获通过，设立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负责核查古巴部队向北重新部署以及其后撤出安哥拉的进度。联安核查团包括来自西方国家及不结盟国家与共产主义国家的观察员。1989年2月，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成立，以监察西南非洲的和平进程。

纳米比亚独立

《日内瓦议定书》及安理会第435号决议的初始条款为解决西南非洲的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决议要求西南非洲举行制宪议会选举、解放军和南非防卫军分别限制在各自的基地内、在稍后分阶段把除了1,500名南非防卫军士兵之外的所有部队撤离西南非洲、将不隶属于南非防卫军和警察的所有准军事部队复员，以及允许难民通过指定的入境点返回西南非洲参加选举。上述条款由援助团负责执行，有助南非防卫军撤离、监察边界及监督准军事部队的复员。
由于援助团规模相对较大，安理会成员国预计到自己将要承担大部分费用而感到不满，并产生了相关的争议。然而，安哥拉、赞比亚及其他同情解放军的国家坚持认为必须有一支规模更大的部队以确保南非不会干涉西南非洲的独立程序。安理会成员国反对他们的意见，援助团部队人数从拟议的7,500人减少至约三个营规模的4,650人。援助团人数的减少节省了接近三亿美元的开支，但安理会直至1989年3月1日才正式批准经修订的预算。援助团无法确保有足够的人员去准备全面部署监督解放军和南非防卫军的行动或在4月1日停止敌对行动时对两军的基地进行监察，令援助团的行动需要延迟。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敦促双方在此期间克制，以免影响自1988年8月以来维持的事实上停火或者1989年4月1日的执行时间表。然而，在就援助团预算进行辩论后的几周内，解放军利用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将在安哥拉的部队开始移动至边境附近。
自1980年代初以来，解放军一直表示计划在未来的任何政治过渡时期期间在西南非洲建立难民营，但这想法不被南非政府所接受。联合国邀请难民返回家园，但并没有区分他们是平民还是军人，而解放军的叛乱分子也认为自己是难民，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事实上，在1980年代后期解放军军人以平民身份返回难民营之前，解放军都没有太多的常规部队，其中不少人员是作为反叛分子，并采取周期性的战斗模式。3月31日，皮克·波塔对监察委员会抱怨说道，计划部队已经从16度线向南推进，距离边界只有不足8公里。当日晚上，他拦截了联合国特别代表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及援助团指挥官戴温·普雷姆·钱德，并将该消息告诉给他们。4月1日上午，第一批解放军干部越过奥万博兰，但由于援助团部署出现延误，以致未能及时监测他们在安哥拉的行动，期间解放军亦未遇到任何阻碍。阿赫蒂萨里立刻联络了人民组织，要求它控制解放军，但成效并不大。除此之外，南非外交部亦就事件联络了联合国秘书长，而秘书长则向在纽约的人民组织官员传达了该消息。
到了当日结束的时候，由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解放军的行动有所放缓，阿赫蒂萨里解除了南非防卫军须留守在其基地内的限制。当地的警察动员起来，拖延入侵者的行动，直至南非防卫军部署好六个正式的营为止。在首两日过后，叛乱分子已经失去了攻击的主导权，南非防卫军在一次代号为“梅林行动”的反攻中把解放军赶回边境。4月1日至4月9日期间，有273名解放军叛乱分子在战斗中丧生。至于南非防卫军与警察则合共有23人死亡。4月8日，监察委员会发表了《埃乔山宣言》，重申南非、安哥拉及古巴仍然致力于和平，《三方协议》仍然有效。此外，监察委员会又要求所有留在奥万博兰的解放军武装叛乱分子前往援助团监督下的集结点投降。
萨姆·努乔马否认4月1日发生过任何入侵事件，并声称他只是命令已经在西南非洲境内的解放军叛乱分子开始建立大本营。此外他还指出，人民组织从未签署过《三方协议》，因此协定条款要求停止敌对行动是不具约束力的。这引起了安哥拉的不满，因为安哥拉曾经向联合国保证解放军将会留在16度线以北。4月26日，南非防卫军被重新限制在其基地内，其后他们获允许前往奥万博兰，以核实叛乱分子是否已经离开。到了5月，所有的解放军叛乱分子都撤退至16度线以北，并处于联合军事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实际上结束了南非边境战争。
1989年11月7日至11日，西南非洲举行了普遍选举，人民组织获得57%的普选票。人民组织在制宪议会获得了41个议席，能够将单方面制定的宪法施加于其他政党上，但未能取得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席位。1990年3月21日，纳米比亚共和国成立，西南非洲正式获得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