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克時

早年生涯

郭克时在1899年11月17日生于英国萨塞克斯郡海斯廷斯，父母分别名叫亚瑟·亨利·梅切尔·考克斯（Arthur Henry Machell Cox，1870年－1947年）和桃乐丝·爱丽丝·温布什（Dorothy Alice Wimbush，1876年－1947年），他的父亲曾任德文郡普利茅斯的山顶府学校（Mount House School）校长，也是业余鸟类学家。
在家中三兄弟排行最大的郭克时，早年于1913年至1918年受教于布里斯托的克利夫顿书院（Clifton College），后于1918年以陆军少尉身份短暂于皇家工程兵团信号科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他在1919年至1923年升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期间先后于1920年的古典文学考试（classical moderations）和1923年的人文学科考试（literae humaniores）取得一级的优异成绩。

学术生涯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郭克时从事研究工作，最初在1923年至1924年担任贝利奥尔学院战争纪念学人（War Memorial Student），随后又于1924年至1926年当选为牛津大学的克雷文院士和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高级半院士；在1926年，他进而当选为牛津大学新学院院士，同时获聘任为该院的导师，负责教授古希腊历史，由此展开他与新学院毕生的联系。他后来在1931年出任新学院副院长，以及在1934年至1936年出任学院的教务长，日后还于1970年当选为新学院荣誉院士。在多年来的研究和教学生涯当中，郭克时曾于1924年、1925年、1926年和1931年多次前赴土耳其实地考察，历年来的研究工作，促成他与阿奇博尔德·卡梅伦（Archibald Cameron）在1937年出版《小亚细亚古代碑铭》第五册（Monumenta Asiae Minoris Antiqua, volume 5）一书。
不过，郭克时并没有安于大学的研究和教学生活，他自少便对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怀有浓厚兴趣；而他在贝利奥尔学院就读时已认识的好友C·H·拜恩斯（C. H. Baynes），也时常鼓励他到非洲体验海外生活，这使他一直都很向往到非洲发展。1929年一次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代表团成员身份出访南非的经历，更令他进一步立下定居非洲的念头。1936年，郭克时决定移居英埃苏丹首都喀土穆。在那里，他很快就结交不少朋友，且建立起广泛的人脉网络，这促使他在1937年出乎意料地获当地政府委任为教育司兼名校戈登书院的校长，为期两年，任内又曾于1938年至1939年出任当地的总督议会议员。
上任教育司后不久，英政府殖民地国务次官特拉华勋爵（Lord De La Warr）主持的一个教育委员会在1937年到东非考察和研究当地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期间郭克时曾给予不少协助和提出意见。郭克时在教育司任内的表现获得政府青睐，这使他在1938年获邀转任乌干达的马凯雷雷书院（马凯雷雷大学前身）校长，但被他婉拒。在1939年返回牛津执教后，他又获邀到黄金海岸（加纳前身）出任阿奇莫塔书院校长，但同样为他所婉拒。

战时教育工作

1939年，时任殖民地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重组殖民地部，并增设殖民地大臣教育咨议一职，负责为英国各殖民地的教育事务向殖民地部提供意见，结果在英国及非洲殖民地教育机构具多年工作和行政经验的郭克时在1940年获得聘任为首任咨议。设立咨议的构思，最初是由曾出访非洲考察的英属印度前高官海利勋爵（Lord Hailey）提出，当时只建议开设职位三年，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但郭克时最终一任30年。
郭克时在任内并不统领殖民地部的任何教育部门，也不担当任何日常管理的实务职责。不过，他对战后英国各殖民地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演变，却是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早于二战期间，英政府于1943年设立了一个殖民地高等教育委员会，重点筹划各殖民地在战后的高等教育发展蓝图，以及研究英国本土大学在殖民地的高等教育发展当中，应该扮演何种辅助角色。该委员会由高等法院皇座法庭法官西里尔·阿斯奎斯爵士（Sir Cyril Asquith，后为阿斯奎斯勋爵）担任主席，因此又被称为阿斯奎斯委员会（Asquith Commission）。郭克时虽然没有在委员会供职，但就获委员会邀请发表不少意见，对委员会后来在1945年发表的《阿斯奎斯报告书》起到了重要影响。
《阿斯奎斯报告书》为战后英国殖民地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向奠定了基础。报告书重点提出各殖民地应该在短时间内建立仿照牛剑传统模式的大学，或把殖民地的专上院校升格和整合成为大学，让殖民地能够自行培训政治、政府和各专业界别所需的人才，从而加速战后的非殖民地化进程，以及为殖民地自立和步向独立缔造条件。另一方面，报告书鼓励英国本土大学强化其辅助角色，与殖民地大学深化联系关系，以协助殖民地大学的长远发展。一系列的建议促成了战后大量新建立的学府在各殖民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中包括尼日利亚在1948年成立的伊巴丹大学学院（伊巴丹大学前身）、乌干达在1949年成立的东非大学学院（马凯雷雷大学前身）、以及在1948年成立的西印度群岛大学等。1946年，英政府又按报告书的建议设立了海外高等教育大学校际理事会，负责跟进殖民地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并协助殖民地筹办其他新的专上学府，而郭克时即以教育咨议的身份获委任为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其中一位创会委员。他后来又曾于1956年兼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教育组主席。

香港大学复课

由于《阿斯奎斯报告书》主要针对没有大学的殖民地，因此报告书对位处远东、本身已经拥有一所大学的香港着墨不多。虽然如此，英政府对香港大学却是十分关注，并于1945年12月另行委任郭克时担任一个设于伦敦的香港大学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研究香港大学的存续问题。当时的香港大学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以后，经已陷入停办状态，对于大学在战后应否重开，英政府未有定论；此外，香港大学的定位和角色也一直受到关注。港大设立之初，是以服务香港和中国大陆为宗旨，但在二战爆发以前，外间已质疑香港本身是否有实在需要设立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也就不应由英国资助一所服务中国大陆的大学。
香港大学顾问委员会由郭克时担任主席，因此又被称为郭克时委员会（Cox Committee），委员会共召开了12次会议，随后于1946年7月向殖民地部提交《郭克时报告书》；尽管报告书从没有公开出版，但对香港大学却起关键影响。在报告书中，郭克时重申香港大学应继续以服务香港和中国大陆为宗旨，但更重要的是，香港大学的存在对英国在远东维持其名声尤为关键。基于这种原因，郭克时强烈建议港大在二战完结后早日复课，并应当获得充足的财政支援，以及早使港大重新符合英国要求的学术水平。《郭克时报告书》促使英政府同意重办香港大学，使港大得以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立即着手做好复课的准备。

构思成立中大

郭克时一直继续关注香港的专上教育发展。1957年4月，他获香港政府邀请赴港考察，探讨在香港设立一所中文大学的构思。事实上，香港在二战完结后不久，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立国后，已渐渐出现设立一所中文大学的构想。当时中国大陆局势动荡，不少南逃至香港的大陆学者纷纷开办一些私人专上院校。然而，鉴于这些院校并非大学，因此颁授的学位不像香港大学一样，获得港府同等的承认；同时，在1949年以前，不少在中文学校就读、或是不获港大取录的香港预科毕业生，通常都会选择到中国大陆的大学继续升学，但自大陆风云色变以后，前赴大陆升学的做法渐为罕见，使这类学生少了一条主要的升学途径。
早在1951年，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委任怡和洋行大班兼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贾士域（John Keswick）深入研究香港的高等教育，并探讨在香港设立一所中文大学的可能性。不过，在1952年发表的《贾士域报告书》当中，贾士域否决了在香港开办中文大学的构想，退而建议由香港大学开办中文课程，但有关建议最终也遭到港大反对而流产。港府和港大在当时否决兴办中文大学有很多原因，除了经费和师资问题的原因，还有就是港大和港府不希望见到香港同时出现两所大学，担心中文大学的存在会与原有的港大分庭抗礼，不单分散资源，更甚者会影响港府集中制定高等教育政策。
虽然设立中文大学的构想此后一度沉寂下来，但不少人仍然相信设立中文大学有其重要性。香港大学校长赖廉士爵士一直也支持创办一所中文大学，而港督葛量洪也认为及早由港府设立中文大学，可避免中国共产党捷足先登，在香港先行创立一所具左派亲中背景的大学。数年以后，香港于1956年发生双十暴动，促使港府在同年宣布重新检讨开办中文大学的可能，再加上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三家本地专上院校在1957年2月自发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争取升格成为大学，兴办中文大学的构思遂再度浮现。
在这个背景下，郭克时访港期间先后会见各专上院校代表、港大校长赖廉士爵士、中文系的林仰山教授（Professor F. S. Drake）和圣公会港澳教区的何明华会督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随后，他又转往新加坡参观当地的南洋大学，了解华文大学在当地的情况。南洋大学于1953年由当地祖籍福建的侨商自行出资创办，是新加坡首家以华文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大学。可是，鉴于当地政府采取以英文优先的政策，再加上南洋大学创校初期被指受到马共渗透，因此一直遭受政府冷待；在1956年5月，时任新加坡教育部长周瑞麒更表示南洋大学颁授的学位将不获政府承认，使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陷入不和的局面。
考虑到南洋大学与当地政府的不和关系，郭克时认为有必要慎重考虑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提出创办中文大学的建议。他在1957年6月返回英国后，立即与数名学术顾问展开深入研究，并在海外高等教育大学校际理事会提出讨论。对于理事会而言，倡议中的中文大学将会由私立院校组成，有别于一般的英式大学；再加上中文大学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将有不少涉及教育政策和学术水平的细节问题须要处理。理事会也是首次参与研究设立一所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大学，因此任务具一定的独特性和挑战性
设立中文大学的构思，尤其得到时任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莫理斯爵士（Sir Charles Morris，后为勋爵）和前任主席亚历山大·卡尔-桑德斯爵士（Sir Alexander Carr-Saunders）的注意，莫理斯本身是列斯大学校长，卡尔-桑德斯则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任院长，两人都对英国殖民地的高等教育发展有相当的认识。郭克时与莫理斯和卡尔-桑德斯展开初步讨论以后，三人又与港府教育司高诗雅（D. J. S. Crozier）和副教育司毛勤（Leonard Geoffrey Morgan）进行多次会晤和讨论，最终在1958年8月决议在香港设立一所中文大学，有关决议其后获得英政府、港府和海外高等教育大学校际理事会的支持，对中文大学的创办是为一大突破。

筹办中文大学

郭克时等人议决成立中文大学后，又在1959年拟订好筹办中大的路线图。同时，在时任港督柏立基爵士支持下，港府也积极开展筹备建校的工作。在1960年，港府委任已退休的毛勤为专上学院顾问，负责就新亚、崇基和联合三家书院在行政和学术方面的改进提供意见，使三家院校能够符合升格成为大学的资格。毛勤的工作得到郭克时、港府教育司高诗雅和海外高等教育大学校际理事会执委会主席莫理斯爵士等人的协助，当中郭克时透过理事会参与邀请和安排英国教育界各方面的教育顾问来港考察和提供意见。与此同时，理事会又在1960年10月安排三家院校的校长出访英国考察17所大学，以掌握当地大学的运作模式。
1961年，港府复根据先前于1959年制定的路线图，委托郭克时、莫理斯和毛勤三人物色国际学者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进一步为筹备中文大学拟定详细的计划。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后，郭克时等人最终在1962年选定以萨塞克斯大学校长富尔敦（后为勋爵）为委员会主席，而委员会成员则包括剑桥大学生化学家杨格教授（Professor Frank Young，后为爵士）、利兹大学教务长罗治博士（Dr John Loach）、加州大学管理学教授李卓敏博士、以及马来亚大学物理系的汤寿伯教授，秘书一职则由海外高等教育大学校际理事会的麦仕维（I. C. M. Maxwell）担任。郭克时等选定以富尔敦出任委员会主席，是出于富尔敦本身对筹办中文大学一事有深入的了解。早在1959年10月，富尔敦已成为首位应港府邀请赴港，为新亚、崇基和联合三所院校制定发展路向的海外专家；富尔敦随后在1960年3月向港府提交的《香港专上学院发展报告书》当中，更率先构思将来中文大学的运作模式，并确立三院在日后升格成为大学以后，应以中文作为主要授课语言；尽管该报告书没有明确提出“联邦制”，但就反对大学日后以“单一制”的大学模式运作。
由郭克时等人选定的富尔敦委员会随后于1962年7月正式赴港考察三个星期，并于翌年2月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富尔敦报告书》，提出不迟于1963年9月底前创办大学。港府在1963年6月正式接纳《富尔敦报告书》的建议后，旋即设立了一个由20人组成的临时校董会，火速根据《报告书》的建议制定了大学章程、组织、权力及学制等细节。中文大学临时校董会在1963年8月把赋予中大法定权力的《香港中文大学条例》草案呈交港督柏立基爵士省览，条例草案随后于同年9月15日获立法局三读通过成为法例。1963年10月17日，港督柏立基爵士正式于香港大会堂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典礼，筹备经年的香港中文大学终告成立。

晚年生涯

有别于大部分传统公务员，透过在殖民地部、海外高等教育大学校际理事会和多次的海外访问，郭克时得以建立广泛的人脉网络，让他在教育咨议任内长年从幕后对战后英国殖民地的教育政策施加影响。他不单在四十年代末成功迫使在野保守党放弃提出为殖民地制定划一的教育政策，又在1952年举办了专门研究非洲殖民地教育政策的剑桥教育会议，另外还提倡各殖民地快速增建中小学校及扩充高等教育的方针。
在任教育咨议后期，郭克时更对香港中文大学在校园本部筹建大学科学馆予以相当支持，大学科学馆楼高五层，实用面积达206,200平方呎，造价为1,560万港元，是当时中文大学规模最大和造价最贵的建筑物。经郭克时争取下，英政府后来同意捐出400万港元，而余下的1,160万港元建筑费用则由港府承担，最终大学科学馆得以在1972年4月落成，并为理学院多个部门进驻。
郭克时由1940年起担任殖民地大臣教育咨议，到1961年殖民地部解散后，他继续在新成立的技术合作部留任教育咨议，复于1964年部门改组后转到海外发展部担任同一职务，一直到1970年才以71岁高龄从政府退休，同时卸下在海外高等教育大学校际理事会多年来的工作，但就旋获理事会任命为执行委员会名誉委员。郭克时担任同一职位30年，退休年龄也比一般公务员迟，属于十分罕见。他退休的时候，白厅的高官之间甚至戏传政府正找办法制定国会法令迫他退休。
为表彰他多年来在发展英国殖民地高等教育方面的表现，他先后在1944年、1950年和1970年分别获英廷颁授CMG勋衔、KCMG勋衔和GCMG勋衔；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在1961年和1968年向他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牛津大学也在1965年向他颁授荣誉民法学博士学位，以资肯定。
晚年的郭克时以荣誉院士的身份寓居牛津大学新学院，深受院方上下敬重，另外又在1966年至1981年出任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校董。他在1982年7月6日卒于牛津一家医院，终年82岁，身后骨灰也长眠于新学院内。新学院在他身后特设“郭克时爵士初级院士奖学金”（Sir Christopher Cox Junior Fellowship），以纪念他与学院多年来的紧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