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

对汉服一词的记载

“汉服”一词在中国古代并不常用，古籍记载中出现的“汉服”一词，主要是指区别于少数民族的汉人之服的一种概念。

古籍中的记载

《新唐书》记载吐蕃和南诏军穿着“汉服”（唐人服装）冒充唐军进行破坏和抢掠：“结赞以羌、浑众屯潘口，傍青石岭，三分其兵趋陇、汧阳间，连营数十里，中军距凤翔一舍，诡汉服，号邢君牙兵，入吴山、宝鸡，焚聚落，略畜牧、丁壮，杀老孺，断手剔目，乃去。”。
南蛮列传中则记载南方有所谓的汉裳蛮：“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在铁桥。惟以朝霞缠头，余尚同汉服”。唐代敦煌被吐蕃占领，当地唐人被迫跟从吐蕃人的习俗，只有祭祖时才忍悲含恨穿上唐人衣服：“遗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分记”。
北宋官修军事著作《武经总要》描述契丹入侵河北，德清军失守，俘虏人民在当地置城居住，多穿“汉服”。《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当时幽州人与外国人混居的现象，除契丹、渤海妇女穿“胡服”外，其余皆穿“汉服”。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则有纪载辽国的朝廷里“其衣服之制，国母与蕃官国服，国主与汉官即汉服”。
元修《辽史》中记载辽朝皇帝服饰及汉式官服为“汉服”，并称之为“晋之遗制”（当中的晋指沙陀人所建立的后晋政权）。宋代《契丹官仪》记述宋朝庆历年间余靖出使辽国的见闻，当时领燕中职事者称为“汉官”，不论是胡人还是汉人皆穿汉服。
《明实录》记述蒙古鞑靼士兵诈穿明人服饰骗开城门后突入进行劫掠：“虏数千骑突入延绥黄甫川关城，焚劫城内外凡四日，攻堡不克而去。虏之初至也，以数骑汉服扣关，诈称为大同镇奉公役至者，阍人启扉，千众奄至，把总高尚钧中流矢死。”。
清初刘城于《峄桐文集》记述1645年抗清吴应箕被捕后坚持不脱去“汉服”巾帻，不屈而死。
清人倪在田的《续明纪事本末》记载1649年金声桓反正后遭清军攻击，全家着“汉服”自焚。徐珂的《清稗类钞》中记述乾隆帝在深宫穿“冕旒袍服”。
乾隆曾表示反对改穿前朝服饰，认为会导致“武备浸弛”：“及继世之孙，不数年而遂易汉服，又不数十年而遂以屋社。吁，可不畏哉，可不怀哉！”。史载，所谓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清朝统治者以此为鉴，谕旨对“服汉衣冠”、“效他国衣冠”、束发以及裹足者治重罪。
朝鲜《仁祖大王实录》记载朝鲜君臣对话，朝鲜史载明朝平辽将军总兵官毛文龙令投降的后金人换穿“汉服”。祖大寿兵败，张春坚与朱之蕃之弟被俘，坚决不剃发，着“汉服”居长兴寺。
清朝《成都通览》记载：“罗、郭二姓，原籍云南，均汉服顶戴，满口京腔，亦少蛮气，皆行汉官礼节……土千总二，皆汉服。”。《黔南职方纪略》及《黔南识略》记载清廷在苗人地区实行文治教化政策，建立学校，鼓励苗民学习汉文化、改“汉装”：“内辖既久，蛮俗渐更。今男子多有汉装者”；“薙发而易汉服者已过半”；“习华风，编姓氏，妇女有改汉装者，多与军联姻”。

近现代的记载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政府强迫南方一些少数民族改用“汉服”：“苗、瑶、侗之衣裙应一律改用汉服……”；“男子衣裤用棉布系以腰带，有钮扣与汉服略同者，称之为汉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日报》在1954年报道败退到台湾的民国政府对当地“土著”实行同化政策，导致“不少高山族妇女被迫改穿汉服”，1993年，《人民日报》报道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建城1000周年之际，中国北京市代表团给布鲁塞尔标志性塑像“撒尿顽童”送上一套“汉服”（对襟衣）。

汉服部分特点

汉服拥有多个特点，其主要有交领右衽、大襟、宽衣博带、系带隐扣等。汉服体系延伸于中国历代各类服制，多种汉服式样没有包括这几个特点，然而在祭服、礼服等正式服装中被保留下来，与其他民族的特色服饰相比有明显的区别。

交领右衽

交领右衽指衣服前襟左右相交，右衽则是指衣襟向右掩（左前襟掩向右腋系带，将右襟掩覆于内），在外观上表现为“y”字形，形成整体服装向右倾斜的效果。而古代中原周边一些民族的服装是向左掩，称为“左衽”。《论语》中记载孔子曾说，若无管仲尊王攘夷，就会沦为异族统治而“被发左衽”。由此可见华夏夷狄之分也被体现在服饰之上。可见“右衽”这一特征对于汉人的重要性。然而根据古代文献，明代初期公开宣布包括盘领衣在内的圆领袍服为“正统衣冠”，而交领衣服如窄袖衣袴褶、辫线腰褶以及两截胡服（上衣下裳）都是要被革除的“胡服”。

宽衣博袖

宽衣博袖型的汉服虽然是平面剪裁，但用料远远大于覆盖人体的需要。典型的汉服袖子是既宽且长，主要见于贵族、官员、士人服饰的大袖，不仅是袖径的宽大，袖子的长度也十分长，使穿衣者垂手时而不露出来，并可以挽回相当的长度。汉服礼服的袖长度是整个手臂的一倍半，要求能“回肘”，最长更可达四尺。典型的袖型则是圆袂收祛，代表天圆地方中的“天圆”。而日常便服、军事服装的袖则较窄。宽袍大袖还具有透气、散热等实用优点。

隐扣系带

早期服装以腰带束缚，后来出现把系带缝于衣上的做法。腰带它不仅有实用性，而且有装饰性，另外还象征身份、地位、权力等。虽然很早已发明纽扣，但在明代之前并不大量使用，且一般不用于显眼位置。至明代中后期才较多于显眼处使用纽扣，但其剪裁、领型、袖型等与清代服饰仍有不同，见于女装及少数男装常服、军服、便服等；清代服饰以布制盘扣为主，扣带很长，极为显眼，大量用于礼服、官服、常服等各类型、各身份人物所穿的服装。

剪裁结构

古代服饰的结构主要分为10个部分：领、襟、裾、袂、袪、袖、衿、衽、带、系。一套完整的衣装通常有三层：小衣（内衣）、中衣、大衣。小衣即贴身穿着的内衣，如袜胸、裈等。中衣则功能类似汗衫，形制有上衣下裤、中单、曲领等。大衣即外衣，如深衣、圆领袍、衣裳、袴褶、裙襦，还有外套如半臂、褙子、大衫等。此外，还有配件如袜、帔、革带、玉带、銙等等。
古代布帛是人民向国家上交的税收之一，幅宽二尺二寸。传统的汉服通常用幅宽二尺二寸（50cm左右）的手工布缝制。取两幅相等长度的布，分别对折，作为前襟后裾，缝合后背中缝，此背缝称裻。前襟无衽即为直领对襟衣。若再取一幅布，裁为两幅衽，缝在左右两襟上，则为右衽。裾的长度分为要中，膝上，脚背上。袖子与襟裾的接缝称为袼，袖口称为祛。

类型

古代中原服饰的基本款式，主要可分为礼服、吉服、常服、便服等。从形制上看，主要有上衣下裳式（上下分开，上身着短衣，下身着裙）、上下连缀式（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上衣下裤式、上下通裁等类型。上衣下裳是汉服最基本的式样，至今汉语仍然用“衣裳”这两个字作为服装的统称。其中“裳”指下裙，古代男女都可以穿着。后来男子逐渐改穿袍衫作为日常服饰，上衣下裳的样式多保留在礼服中，如冕服。而女子依旧以上衣下裳的样式为主，称为襦裙。襦裙是中国服饰史上最早也是最基本的服装形制之一，最初流行于白狄族所建立的中山国，后来成为几千年中汉族妇女最常见的衣着。襦指短上衣。裙，里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衣笼之。襦裙的历史从战国时代一直沿续到清代且一直流行至民国初期，前后历经二千多年，尽管长短宽窄时有变化，但基本形制仍保持着原始形态。
有说法认为，古时上下通行之衣为深衣，代表时代特征的服装亦为深衣，深衣实可为古服之特征。言古服者，应先及之。何谓深衣，《礼记正义·深衣》曰：“所以称深衣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士人取得科举功名后，就脱去白衣，改穿襕衫了。明代的曳撒、贴里、鞠衣等也属于上下连缀式。上下通裁的有圆领袍、直裰、直身、道袍等，特点是上下不分裁的袍服。上衣下裤式为上身穿短衣，下身穿裤子，其中裋褐是劳动人民常见的衣着。
然而有学者指出，深衣是自宋代以降，自负为儒者且欲向他人强烈表示自我的人物才例外地使用的特殊服饰。北宋中期，一些学者如朱熹和司马光根据古籍记载自制深衣，并且作为常服穿着。某天司马光对学者邵雍说：“先生可衣此乎”，邵雍回答：“某为今人，当服今世之服。”司马光认为其言合理。南宋学者史绳祖称深衣冠履为“怪服妖服”。
宋元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提到，夏商周三代可考的服制中虽然有所变化，但是除了冕服之外，只有玄端（端衣）和深衣两者最广为流传。玄端是自天子至士人均可穿著的，而深衣则是自天子至平民百姓均可穿著的。也是古代士人未得功名时所穿衣服。深衣裁制时加长了衣襟，穿着符合礼法，因此不论贵贱，不论身份地位均可以穿着，而没有等级之分。然而随着衣裳形式的失传，到了后代却被视为怪异，穿著者往往被认为是腐儒，即使是北宋理学家绍雍也对该服饰有所保留，司马光、吕希哲和朱熹等人则只在私底下穿着。
外套类有褙子、半臂、披风、鹤氅衣等。褙子是一种由半臂或中单演变而成的上衣。程大昌《演繁露·背子·中禅》：“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状如单襦袷袄，特其裾加长。直垂至足焉耳。其实古之中禅也，禅之字或为单，中单之制正如今人背子。”相传始于唐，盛行于宋。《宋史·舆服志》云：“妇人大衣长裙、女子在室者及众妾皆褙子。”宋明皇后常服红罗背子。披风由褙子演变而来，于明代出现。

服制

中国古代的礼服、祭服无论颜色、尺寸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同身份的规定亦有不同。公服、官服、命妇服饰也有一定规格。常服、吉服一般无严格规定。虽然如此，常服服制有时也表现出等级差异，例如贵族常衣大袖长裾的大掖衣，士庶则着短衣小袖的襦绔。明代甚至规定“庶民衣长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五寸。军人衣长去地七寸。袖长过手五寸。袖桩广不过一尺。窄不过七寸。”然而部分朝代也常出现服饰僭越。

皇室与贵族服饰

古代天子及男性近支皇族的大礼服为冕服，配冕冠，先秦贵族礼服为玄端，用作祭服、朝服、冠礼及婚礼服。祭服又有素端，这几种服装都是交领、右衽的上衣下裳制、大袖。唐代之后不再以玄端为祭服，另设祭服。皮弁服也是皇室男性礼服的一种。皇后、太子妃大礼服为翟衣，属上下通裁的大袖袍服。明代时鞠衣、大衫为其他女性皇族的礼服，穿着时配凤冠霞帔；鞠衣为上下分裁的深衣制圆领袍。
皇帝及近支宗室常服为衮龙袍，皇帝的衮龙袍常用黄色，故又称黄袍。衮龙袍最常见为圆领，上面缀有龙纹，但亦有些是交领。

官员命妇服饰

官员服饰称为官服，上朝所穿的为朝服，宋代官员朝服配方心曲领，依等级戴进贤冠、貂蝉冠或解豸冠。明初朝服为青色衣缘的赤罗衣、赤罗裳，头戴梁冠。明代官员祭服为青罗衣、赤罗裳配方心曲领。官方祭祀时官员会穿祭服，宋明祭服会配方心曲领。
公服为官员之制服，唐至明时公服皆为圆领袍，唐宋公服按照等级依次用紫、朱、绿、青色，戴展脚幞头。明代公服按等级依次用绯、青、绿色，只在朔望日朝参穿着，其他日子则穿官常服。明代官常服缀有补子，又称补服，颜色不拘，有圆领、交领两种款式。命妇礼服为大衫霞帔，配翟冠。常礼服为缀有补子的圆领袍或袄裙。有功之大臣、命妇可获皇帝赐蟒服。

士庶服饰

先秦至汉代的直裾袍、曲裾袍为士庶礼服，男女皆可服。后世士庶男子常礼服及吉服多为袍服，女子常礼服及吉服多为襦裙。裋褐则是便服，男女通用，为上衣下裤，在体力劳动或体育运动时穿着。窄袖襦裙亦是女子便服。

儿童服饰

汉族儿童衣服形制一般与成年人差异不大，最常见是上衣下裤类，除了一般的裋褐外还有单穿半臂和裈者，较少见袍服类。唐宋时女孩也会穿襦裙，明代则有穿袄裙。一些幼童也会只穿内衣如肚兜、连腿裹肚衣、抹胸、裲裆等。婴儿常穿开裆裤、戴围嘴（又称涎水兜、涎兜），围嘴常裁成花瓣状或梅花状，也有其他形妆，常会绣上吉祥图案。稍大能控制大小便的幼儿则改穿合裆裤。至清代虽然推行剃发易服，但由于“老从少不从”，年幼穿明代服饰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交领右衽系带的设计不易弄伤婴儿和幼童的幼嫩肌肤，同时也有教孩子不忘明朝、祖宗衣裳的意义，今人多称“和尚衣”。
儿童的首服与成年人有差异，婴儿和幼童常戴虎头帽，因为人们相信老虎有威镇邪气和鬼怪的力量，能保护小孩和给小孩带来力量。除帽子外还有箍子（又称抹额、额箍、额子、圈帽等），常有老虎、花朵等图案，也有素面的。还有风帽，是一种后面延长的帽子，可以挡风。也有些首服和成人的相同，例如幅巾。鞋履除了一般的鞋子外，婴儿和幼童还会穿兽鞋如虎头鞋、猪头鞋等。

婚礼服饰

先秦士的婚礼称为士昏礼，新郎亲迎时穿着大夫等级的爵弁、纁裳缁袘，即玄色上衣、纁色缀有黑边的帷裳，“袘”即缀边。新娘则穿纯衣纁袡，即纁色衣缘的黑色深衣，“袡”即衣缘。其余程序则依照士的服制。也就是卿大夫的妻子穿白色的展衣，士庶人的妻子以黑色的褖衣为礼服。《礼记正义· 曾子问》：“嫁服者，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则鞠衣。故《士昏礼》云：“女次纯衣𫄸袡。”（纯衣即褖衣也。）因此，按照周礼，士庶的新娘穿黑色褖衣，大夫的新娘穿白色展衣，天子正妻受册穿祎衣。
唐宋制度，新郎四品以上以冕服婚，九品以上以爵弁服婚，庶人以绛公服（大红圆领袍）婚。新娘视新郎等级穿着，初唐新娘穿花钗礼衣，为深衣制礼服；后来花钗礼衣之制渐式微，新娘改穿大袖襦裙出嫁，多为绿色。士庶绿衣新娘与穿红圆领公服的新郎配在一起，是为“红男绿女”。宋初承唐制，后来新娘改为穿凤冠霞帔出嫁，此制延续至明代。明代官员婚礼，新郎按照官品穿官常服，新娘视其夫等级穿命妇常礼服。士庶婚礼可假九品官服、九品孺人常服，但时有僭越；亦有不穿官服以士庶常礼服（男穿袍服、女穿袄裙）为婚服者。

丧礼服饰

中国丧服主要依据五服制定，五服是指一定范围内亲属逝世时以居丧期限长短和丧服的粗细定下的规则，当中的服装是在丧礼中穿着。五服中最重的丧服是斩衰，是用最粗的生麻布做的丧服。斩衰衣旁和下边不缝边。其次是齐衰，用熟麻布做的。因为缝边整齐，所以叫做齐衰。再次之是大功，亦称“大红”，这是用熟麻布做的，比齐衰精细些。小功又次于大功，亦称“小红”，小功服比大功服更精细。五服中最轻的是缌麻，比小功服更精细。明代皇帝、皇后鴐崩，官员所服之斩衰服是把乌纱帽去双翅、以白布包裹，穿素色圆领袍、配腰绖（麻绳）、麻鞋；除服后换素服、乌纱帽，黑角带，百日后穿回平日的衣服。命妇则穿麻布圆领、麻布裙、麻鞋，头盖麻布盖头，二十七日除服。
五服制度较为复杂，历代多有简化，称为孝服，又称孝衣。除服后，居丧期间会穿着普通的服装，但会选一些颜色较素淡的，女子也少用华丽的首饰，明代时女子会由平日黑色或金丝狄髻改戴白色孝髻。
奴仆在主人丧礼期间会穿白布衣、戴白帽。

领形

上衣的领子可分为直领、圆领、方领、竖领，再搭配大襟或对襟而有不同风貌，
大襟即两襟相交。
直领穿着时若有明显交叠又可称交领，例如配上大襟时。
以封闭曲线包围颈根附近则称圆领，又称盘领。
竖领又称立领，是以直领为基础，前端上提包住脖子演变而成。
领形是汉服的主要特征，“领”也是汉服上衣的计量单位。

首服

冠帽是汉族服饰的重要部分之一。包括冕冠、爵弁（雀弁）、皮弁、韦弁、冠弁、武弁、通天冠、长冠、幅巾、乌帽等等。皇帝、公侯参加祭祀典礼时所戴的礼冠叫做冕。冕冠的顶部，有一块前圆后方的长方形冕板，冕板前后垂有“冕旒”。冕旒依数量及质料的不同，是区分贵贱尊卑的重要标志。汉代规定，皇帝冕冠为十二旒（即十二排），为玉制。冕冠的颜色，以黑为主。冕冠两侧，各有一孔，用以穿插玉笄，以与发髻拴结。并在笄的两侧系上丝带，在颌下系结。在丝带上的两耳处，还各垂一颗珠玉，名叫“珫耳”。不塞入耳内，只是系挂在耳旁，以提醒戴冠者切忌听信谗言。后世的“充耳不闻”一语，即由此而来。梁冠，是历代文官的冠饰，源于战国时代的进贤冠。笼冠就是“武冠”或“惠文冠”，是历代武官的冠饰。
古代汉族男女成年之后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以笄固定。男子常常戴冠、巾、帽等，形制多样。儿童帽饰则有虎头帽、花帽等。
女子发髻也可梳成各种式样，并在发髻上佩带珠花、步摇、翠翘、冠梳等各种饰物。鬓发两侧饰博鬓，也有戴帷帽、盖头的。头插梳篦自汉代即有记载。南朝妇女就爱在髻上插饰梳栉。唐朝妇女流行广插钗梳。汉族妇女还有戴绢花的习俗，所谓“宝髻簪花花”。王母娘娘见汉武帝髻上插大花。明朝孔府在大庄设佃户花庄，一年四季专供孔府摆设和夫人、小姐插戴，演习宫女的冠戴装束绢花。明代中期开始又流行抹额，遮盖额头。

足衣

汉服的足衣分为：袜、舄、履、屦、屐、靴、鞋。古书记载传说尧舜禹以后始服木屐。伊尹以草为履，以帛为屦。，但中国境内出土的最古老木屐是宁波市慈城镇内的慈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夹脚式木屐，为良渚文化产物。周人以麻为鞋。屐是木履之下有齿者，又称木屐。江南以桐木为底，用蒲为鞋，麻穿其鼻。草屦是黄帝之臣所做，即草鞋。靴来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女性的鞋履常有绣花，称为绣花鞋。婴儿和幼童多穿虎头鞋、猪头鞋等。

历史

几千年来华夏王朝对周礼服制坚持代代相传、世世相袭，在儒教礼典的永恒中也不断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朝代特色的常服。不同朝代的常服则不尽相同，各朝代往往对各个等级允许的颜色、式样有细致规定，朝代特征较明显。

上古

汉代《世本》记载：黄帝的臣子“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之妻嫘祖养蚕制丝，以作衣裳。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黄帝造屋宇，制衣服”。王逸《机赋说》认为，上古人们拿兽皮当衣服，伏羲、炎帝以来，已经出现了真正的衣裳，到黄帝时期，则出现了衮冕等较为完备的服饰制度。。考古发现则证实，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中都发现骨针、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会纺布制衣。到了约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不但大量发现纺轮，还在陶器上发现大量布纹的印痕。同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苎麻、蚕茧。说明此时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用苎麻织成的麻布和饲蚕得到的丝纺来做衣服，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只是，此时期的服装实物，在考古发掘中至今尚未发现。

夏商周时期

夏朝黑衣裳，商朝尚白则缟衣裳，周朝折中夏殷之制而玄衣素裳。
商代的服装形制主要有连身长袍，为女子或奴隶所穿着，另一形式则是上衣下裳，上衣有偏衽或对襟等不同形式，领口为宽边，袖子以窄袖为主；下裳是长裙或者是开裆裤。在腰间以宽带束腰，并腹前垂挂蔽膝（鞸）。商代贵族平时穿着色彩华美的丝绸衣物和外罩丝织锦衣(裼)，衣上有织绣和染绘等纹饰，袖口和领缘亦用花边装饰，并配挂玉饰。此外，贵族们开始重视头戴冠帽，为贵族服饰的重要标志，进而出现礼冠制度；头衣分别有冠、冕、帽、笄等形式。不同于贵族的穿着，平民百姓或奴隶穿着粗麻布衣，不戴冠帽。
春秋战国时期，服饰大致沿袭周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百家学说对服饰的完善有着一定的影响。冠服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中国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
这时的衣服一般在以腰带固定，腰带以带钩系结，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
这一时期出现了深衣与袍服，袍服大致分为曲裾袍、襜褕两种。还出现了襦裙。

秦汉时期

秦汉服装基本沿袭战国时期，袍按裁剪方式大致分为绕襟袍（曲裾袍）、襜褕直裾两种，都是男女均可穿着。武士则着短衣小袖大绔。
秦汉时期曲裾袍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穿上后下䙓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汉代窄袖紧身的绕襟深衣，衣服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现代称“三重衣”。
由于袍服的普遍流行，穿襦裙的妇女有所减少，但并没有消失，在汉乐府诗中就有不少描写。这个时期的襦裙样式，一般上襦极短，只到腰间，而裙子很长，下垂至地。1957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发现了襦裙实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

据古代学者的描述，汉人服饰在晋朝已经深受外族影响而“全用胡服”，并且“遂相承袭”：“中国（中原）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中原）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隋唐五代时期

唐代时期对外来的衣冠服饰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各种外来的服饰影响以及改变了唐人的服饰文化。
唐代男子的常服以“幞头”袍衫为尚，幞头又称袱头，是在北朝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官吏除穿圆领窄袖袍衫之外，在一些重要场合，如祭祀典礼时仍穿礼服。礼服的样式，多承袭前朝旧制，头戴介帻或笼冠，身穿对襟大袖衫，下着围裳、玉佩组绶等。
“襆头”的前身是东汉以来的幅巾，即方头巾，由于是经鲜卑帽改进而成，属于“胡服”的一种。在北周武帝的时代，幅巾被加以改造，在巾的四角缝缀上系带，同时发明了一种结系方式，将一对巾带结在脑后，另一对巾带反系向前，于头顶的髻前绾结，因此也叫做“折上巾”。发明襆头的目的，是“便武事者也”，用轻质的绢罗将头发束紧，头顶上轻便利落，自然无碍驰射。大致在隋唐之间，为了追求造型的美观，襆头之内被加上硬质衬冠。自唐至宋，巾角也转换成花样翻新的帽翅，同时改用硬挺的漆纱当做面料，最终形成“乌纱帽”。
五代时期服饰基本沿袭了唐朝服饰。

宋朝

宋朝汉人男子野服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服饰式样。宋朝汉族女服以襦裙为主，基本式样有两种：大襟右衽交领和对襟襦裙，女装相比男装要富于变化些，出现褙子。
深衣是一种记载于中国先秦时期、于汉代失传后被宋朝学者朱熹重新设计或复原的中国古代服饰，深衣在《礼记》等中国文献当中作为一种简便的礼服而被记录，到了汉代以降，深衣作为一种传说被人时时想起，并没有受到太大关注，到了北宋中期，一些学者如朱熹和司马光根据古籍记载自制深衣，并且作为常服穿着。某天司马光对学者邵雍说：“先生可衣此乎”，邵雍回答：“某为今人，当服今世之服。”司马光认为其言合理。宋代以后的中国，深衣在特别的场合以外并不被使用，明代学者丘濬说：“按马（端临）氏此言（指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考究），则深衣次在宋服之者，固已鲜矣。况今又数百年后哉！”表示明代士人通常不穿深衣。1644年，明代学者朱舜水在日本被问及深衣是如何制作时，他回答他从未亲眼见过深衣。
宋元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提到，夏商周三代可考的服制中虽然有所变化，但是除了冕服之外，只有玄端（端衣）和深衣两者最广为流传。玄端是自天子至士人均可穿着的，而深衣则是自天子至平民百姓均可穿着的。也是古代士人未得功名时所穿衣服。深衣裁制时加长了衣襟，穿着符合礼法，因此不论贵贱，不论身份地位均可以穿着，而没有等级之分。然而随着衣裳形式的失传，到了后代却被视为怪异，穿著者往往被认为是腐儒，即使是北宋理学家绍雍也对该服饰有所保留，司马光、吕希哲和朱熹等人则只在私底下穿着。

元朝

元朝时期汉人服饰也受到了外族服饰文化的影响，例如明代流行的曳撒就是继承于元代的腰线袄。

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诏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以圆领袍服等唐宋服饰为“正统衣冠”，又连续颁布多项旨令，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等方面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其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不同阶级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随后，朱元璋又屡次申述服饰禁例，有犯者，立刻严厉制裁。史载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之禁，有三十八位南京人即因违禁而被充军。
明代男子服饰基本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但又吸收了一些元代服饰特点，发展出曳撒等特色服饰。明代妇女的服装以袄裙为主，与前代襦裙的主要差异在于上衣并不束在裙子内。除了一直流传的衫、袄及裙子外，还流行霞帔、褙子、比甲等新鲜样式，衣服的多变与款式做工达到一个高峰。明代开始于显眼处使用纽扣，在部分常服及军服中使用较多，礼服、官服则仍然沿用交领及盘领款式，不在显眼处用扣子。
在经过了金元时代大规模北方民族内迁洗礼之后，明代的服饰状况已与唐宋有很大不同。虽然明政府多次重申胡服禁令，但蒙元服饰的影响在整个明代一直存在，并且于北方地区显得更加强烈，晚明文学家王同轨记载：“然常见河以北帽犹深檐, 服犹腰褶, 妇女衣窄袖短衫……习久而难变，甘陋而相忘耳”。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从明代前中期开始，流行于元朝的曳撒就成为了明朝社会上层的“燕闲之服”。从皇帝到太子、内臣以及百官都穿着此服。史载明宪宗于后苑游赏时身穿“大红织金龙纱曳撒”, 而明孝宗更是“早则翼善冠、衮绣圆领，食后则服曳撒、玉钩绦”，可见其燕居时穿曳撒的时间更多。

清朝

1644年清兵入关，推行剃发易服政策，为了易于辨识顺逆，故强迫被征服或投效的汉人剃发易服，导致明代官服等服饰在清朝社会中逐渐消失，然而清朝时期儿童、僧侣、道士以及女性仍可穿著明代服饰。由于剃发易服令难以实行，故在清朝期间亦有广大百姓的服饰依然为明制的情况，康熙年间的江南亦有很多平民依然穿着明朝的服饰，甚至于辛亥革命年间在某些地区也同时保留了明代式样的服饰。
为保护服制及发饰传统，孔子的后裔孔闻謤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求保存孔府服饰；郑成功的儿子明郑郑经以继承明朝为号召，将剃发易服作为拒绝投降的原因之一。
中国皇帝的朝服有着悠久历史，历来统治者认为衣冠冠制关系国家兴衰，为了巩固其统治，清朝皇帝便组织群臣学习《金世宗本纪》，告诫群臣不要学习汉人“陋习”，从北魏至辽金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一不再世而亡……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若致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就好像把左手交给他人，“待他人割肉而后食”，故创建了一套既符合民族特色，又利于骑射的冠服制度。
作为皇帝重要象征的朝服，清代朝服大部分遵循满洲习俗，再加入草原民族的因素，以玉草编织而成的笠状朝冠、长垂及腰的朝珠和系佩刀、火镰石等的腰带等，都包含了多元文化的因素，展现其作为多民族统治者的政权特质。
清朝据传有“十从十不从”之民谣，譬如：“生从死不从”，指男子生前要穿清朝衣装，死后则可服明朝衣冠；“男从女不从”、“老从少不从”，指女子及少年儿童可以不剃发易服。一般认为，“十从十不从”是出于明降臣金之俊或洪承畴的建议而制定的政策，虽未见有正式文书宣告，但在其后清代服饰审美文化现象形态中，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实：
顺治二年既许“衣帽装束，从容更易” ，故民间仍服明朝衣冠，即令清朝在严厉执行剃发及易服令时，其能确实掌握的对象也只限于汉人官吏，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为清朝势力所不能及，故清初亦流行“官降民不降”之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焦秉贞于康熙三十五年所绘四十六幅《耕织图》中的人物发式与衣冠，全系明朝之旧。焦氏于康熙时供奉内廷，与布道于中国的西洋传教士日相濡染，习西洋素描画法。故其所绘山水人物，楼台之位置，自近而远，自大而小，不爽毫发。其耕织图中的村落风景，田家耕作，人物衣冠发饰，应相当真实。而且《耕织图》经康熙皇帝看过、“称旨”后才令刊刻，表示康熙皇帝对图中人物衣冠之认可，可见康熙年间中国农村士绅农民的发式与衣冠，已复明朝之旧。西方学者亦指出，官员以外的一般汉人百姓都被允许穿着前朝服饰，然而到了晚清时间，绝大多数汉人都自愿地改穿了满化的服饰。
六月多尔衮颁布薙发令时，对于汉人之衣冠服饰，也要求更换，但未严令实施期限，“许从容更易”。然而没过多久，在七月初九日时，又下谕“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于是衣冠之禁也与剃发同样严厉，有学者指出因为不改衣冠而遭屠戮者也同样多。然而由于抵制剃发的斗争已经持续多年，加上强迫穿满服这一命令的难以推行，以致后来在服饰和发式上推行的清令更加不了了之，后期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干、以满族代为接枝的混合型文化。甚至于辛亥革命年间在某些地区依然保留了明代式样的服饰。
1645年（顺治二年）十月，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孔子后人）上书表示：孔子家族衣冠已经延续了三千年，希望能够保持不变，免受剃发易服。多尔衮回应：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
1648年（顺治五年）金声桓与李成栋以反对剃发为理由之一而反清重投南明。然而一度效忠清朝其且实行剃发令的李成栋在点兵时依然穿着“乌纱玉带”（明代服饰），当时亦有人穿着“儒冠”观赏李成栋点兵，而杨涟的长子“时虽剃发，犹汉人衣冠，乌纱大带，不改旧服”。
1654年（顺治十一年），针对“剃发易服”引起社会矛盾、各地汉人抗争此起彼伏的这种情况，时任大学士的陈名夏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后来陈名夏在南北党争中失势，此话便成为其被处以绞刑的罪名之一。
汉满妇女的发式在清朝初期还保留着原有的样式，后来随着相互之间的影响，令各自的发式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十从十不从”下，清代的汉族妇女依然可以穿着明代时期的装饰，更影响了满族妇女的审美观。另外，清朝时期的道士以及僧侣也能继续保持他们传统的发型和穿着。

近现代

近现代中国流行的基本服饰主要有中山装、唐装、旗袍等。
旗袍是一种华人女子的传统服装，始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上海女校的制服，当时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最早的主要使用者。旗袍因其代表新时代知识女性的形象而受到欢迎，并由上海开始流行到全中国，成为当时中国都市妇女的主要服装，至今仍为上海代表性的符号之一。中华民国建立后，旗袍在上海上流社会非常风行，这股风潮还传到了香港，最终成为代表中国女性的现代服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因为旗袍代表着资产阶级、违反了共产主义的理念，所以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禁止旗袍，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旗袍重新流行于中国大陆。
中山装是近现代汉族男子最基本的服装之一，且一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出国进行访问和考察学习的工程技术人员普遍穿着的服饰。
唐装又称汉衫，是一种从明代对襟衣、罩甲以及清代马褂发展而来的服饰，其渊源可推至汉魏时期。

舞蹈服饰

舞蹈是儒教郊祀和朝会仪式中的重要环节。”《三辅黄图》卷五记载：“[汉]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男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例如，唐代舞蹈，有文武之分。武舞又称“健舞”，文舞又称“软舞”，两种风格截然不同；前者威武激越，后者飘然若仙。两种不同的舞蹈采用两种不同的服饰。总的看来，健舞的舞服以小袖为多，以便腾越旋转。而软舞的服装则多用长袖，以表现出婉转、舒展的姿态。郊庙雅乐的重要乐器是编钟，味淡声希，伶官口耳相传，其音韵曲折、恬淡高雅。民间的民俗舞蹈则采用加以装饰的士庶日常服饰或吉服。
舞蹈时所穿的服装往往更富有装饰性，袖子较长，便于舞动时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姿态。

戏曲服饰

戏曲服装较通常的服装更具有装饰性。传统戏曲服装虽不是现实或历史服饰的照搬，服饰的色彩、纹饰及着法又必然要展示舞台人物的尊卑贵贱和遇到一些难以“僭越”的禁例。戏曲服装大致可分为小生褶子、帔风、老生蟒袍、官生官衣、武生靠衣五大类。宋代初年之后，黑色则和白色一起。为庶人所服。戏曲舞台以黄、紫、 朱(红)、绿、蓝的次序来标明人物的社会地位，显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充分生活依据的。以尊贵者服用的“上色”褒扬善士，以卑贱者服用的“贱色”贬抑恶行，是古代色彩习俗。

道教服饰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道士平日所穿的服饰通常无花纹，进行仪式时会穿着华丽的法服，并有专用的首服如混元巾、纯阳巾、五老冠等，因应仪式所需配搭。法服花纹图案有道教特色，如袍上常常会绘制太极图、八卦图案等。一般认为，道袍一说，来自庄子所著的儒服。部分道教宗派的法服会变得舞台化，缀上水袖。

汉传佛教服饰

佛教来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受中国文化影响，成为汉传佛教，初期服装仍然保留印度风格，披着僧祇支（sanghati）。至后魏时，始加右袖，缝合两边，称为偏衫。正规的法衣仍然是印度僧衣式样，日常穿着的常服是根据汉服稍加改动、对颜色样式等规定后确定下来的，明朝称之为直裰。

神祇仙佛服饰

满清实行剃发易服后，传统宗教的神、仙、佛等的塑像及画像的服饰依然保持汉服典型特征，虽然后世神像衣饰有戏服化的倾向，但依然保持“汉官威仪”，除了一些生于清朝被视为神祇崇拜的人物外，传统神祇不论是汉传佛教、道教还是民间信仰都穿着汉服，甚至一些本来非汉族的人物被汉人视为神明后，其神像亦穿上汉服，例如来自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本是印度人造型的佛祖、菩萨等佛教神祇在汉族地区的造像都改穿汉服，其中观世音菩萨在中国被认为是女性后，形象是穿着襦裙的妇女。而台湾民间信仰中的来自西方的八宝公主（船难中漂流到台湾被原住民杀害的白人女性），其神像就穿上汉服而非她生前穿着的西式服装。

绘画中

中国画本以人物为主题。现存最早的战国帛画，便描绘了汉服的广袖、细腰，揭示出那个时代的审美。汉代的石刻，唐代宋代的人物画，均以当时的服制为主。唐代的《捣练图》、《宫乐图》、《簪花仕女图》等可以说是中国仕女画之颠峰，也是今天人们研究汉服历史的重要参考。明代的写实画作如风俗画、容像亦然。名画家方人定指清代“禁止服汉服，而夷狄的衣冠，画家不肖以之入画”，但从有关文物看来，清代至今的中国人物画既有身穿清代服装，也有身穿明代服饰。

对周边地区民族的服饰的影响

汉人服饰由于华夏儒教王道文化的传播而影响深远，周边地区的民族、包括许多其他儒家文化圈（汉文化圈）国家通过效仿华夏礼仪制度借鉴了汉服的某些特征，用于吉凶宾军嘉五礼。此外，华夏宾礼也规定四夷之君必须穿本国服饰朝见中国天子，谓“蕃主服其国服”。汉唐藩属体制中，周边民族首领存在着定期朝见皇帝的所谓“朝集”制度。无论是外国君主及其使者或者臣子朝谒中国天子，接受官职，贡献方物，还是中国天子宴请外国君主，外国君主都要穿国服奉礼。国服制度促使了周边民族形成自己的民族服饰。比如，契丹太宗入晋，接触到中原衣冠制度，北归后，参照中原服制制定了本朝“国服”与“汉服”制度。
建州女真从朝鲜人记载的“杂乱无章”走向“贵贱有别”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明代服饰很大影响。明朝初期禁止民人穿着“马褂的先祖”对襟衣和罩甲等服饰：“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唯骑士许服……其不应服而服者罪之”，但后来由于禁令渐渐废弛而逐渐走入民间，这一世俗化和普及化的过程，被认为会对关外的满洲有所影响，由于满洲的崛起有赖于骑射之利，而对襟衣之类又便于骑射。在此情形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满洲被指理所当然地吸收并大量借鉴了明代的冠服制度，例如马甲就是由明代罩甲演变而成。
日本的和服、朝鲜半岛的韩服、越南的越服、琉球的琉装等皆受到中原王朝服饰体制及汉人服饰的影响。
唐代敦煌被吐蕃占领，当地汉人被迫从“夷俗”，只有祭祖时才穿上汉人服饰，“遗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分记”，设法回归唐朝。吐蕃汉人沿袭汉服保持民族气节和习俗，保持和唐朝的联系。公元1129年，金朝政权下令禁民汉服，又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后来海陵王首先宽松了政策：诏河南民，衣冠许从其便，最后结果反而是女真人的服饰汉化。
越南在属明时期于明朝的统治下被迫“束发易服”，被明朝征剿过后幸存的都掌人亦被强迫“更名易服”，以及更改有都掌特色的地名，消除都掌文化。

社会评价

中国大陆官媒《人民日报》有文章评论：汉服，起源于远古，定型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明朝，经手绘纹饰、裁剪、缝制、熨烫等工艺，集独特的染、织、绣于一身，历经千年仍是爆款。真正的中国风和东方美学，都藏在这一袭汉服中。
中国复旦大学杨志刚教授认为：“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汉服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汉族人的服装，从汉唐至宋，一直到明清，均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式，都在不停地变化。”南京大学教授刘迎胜认为，“‘汉服’其实一个很虚无的概念，因为服装总是在不断地发展。”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民俗文化专家叶春生认为，“‘汉服’实属新词汇，古今所有的典籍上都没有‘汉服’一词。” ，但有观点作出反驳，认为“汉服”这个词在中国古籍中多次出现，因此并非生造。
然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张跣副教授说“汉服”本身是一个成问题的概念，现代汉服运动倡导者所宣传的汉服概念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在现代汉语中原本都是不存在的，这是汉服运动的倡导者为宣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总结了明以前汉族服饰传统而形成的一个“类概念”。这个“类概念”不仅假定了“汉服”在发展过程中的“血统”的纯正性，对汉族服装本身的发展流变存而不论，而且还试图将这种“纯正的血统”实体化、固定化、本质化。他提及有学生在网上（如汉网和百度百科）发布既非官方又非学术“汉服”标准，此举属于“汉服”实体化的一个起点。
中国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华梅亦指出，古籍记载中出现的“汉服”之词，主要是指区别于少数民族的汉人之服的一种概念，例如根据《辽史·仪卫志二》以及《清稗类钞·服饰》的记载，“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服仍遵会同之制。”；“高宗在宫，尝屡衣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独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乃止”，当中的“汉服”就是一种相对于少数民族的汉人之服的概念。她亦指出，古籍《长物志·衣饰》中写道，“至于蝉冠朱衣，方心曲领，玉佩朱履之为‘汉服’也。襆头大袍之为‘隋服’也”，当中的“汉服”属于相对于其他朝代的汉代服装的概念。她同时指出，如果笼统地把京剧舞台上宋明朝代留下来的大襟长袍、儒巾等叫为“汉服”，显然有些概念不清，或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事文化批评与文化史研究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王彬彬说：“越是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越是必须重视对传统文化中陈腐的部分进行批判……我们所恶的是陈腐的旧文化以优秀文化的面目出现。近年来，荒唐滑稽的文化闹剧时有所闻。有的地方，在举行某种群众性的活动时，全体著所谓的‘汉服’，就让人哭笑不得。 ‘汉服’是什么式样，本就说不清。就算能弄清，在今天复活古代的服饰，能算是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如果把弘扬传统文化理解成像古代人那样穿衣戴帽，就太浅薄了。有的地方，让一群少儿穿上他们想像出来的古代服装，一齐行跪拜礼，这就不是让人哭笑不得，而是令人欲哭无泪了。凡此种种，都是食古不化的典型表现。”
澳大利亚麦觉理大学汉学教授凯大熊（Kevin Carrico）说：“事实上，汉服是一套被（汉服运动支持者）发明出来的穿着形式，以宽袖、轻飘长袍、腰部束带和鲜艳颜色等特征作为特色，汉服运动支持者声称这衣裳形式是神话人物黄帝所发明的，并且已被中国人穿着了数千年”，一直到王乐天第一次将自己穿着汉服上街的照片上传到网络上之后，“这一‘特别’的照片在网民中造成轰动，很快的，整个中国到处都有人模仿他这夸张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汉服也从想像中的、被发明的传统转变为萤幕上遥远的图像，最后成为中国街上可实际穿着和辨认的物理存在”，尽管此一运动聚焦在过去的传统，事实上它处理的仍是现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