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的影響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是在欧洲而非东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日本入侵中国及介入中国政治的机会，日本占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使中国丧失青岛港的主权，打击了中国民众的自尊，激发起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与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思潮，许多知识分子失望下转向信奉马克思主义。战争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点，使部分知识分子对欧洲文明失去信心，派赴欧洲的华工则带回了劳工运动的经验。
中国的参战提升了其国际地位，扩大了参与国际社会的机会，一战也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发展，改善了出口贸易。因此，一战在诸多层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及重要转折点”。

伤亡

1917年，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加入对德作战，期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和租界。中国派遣华工到西欧，在公路、铁路、矿山、农田、森林、兵工厂、弹药库和兵营工作，14万华工中，因在赴欧途中受德国潜艇攻击，或死于欧洲，约有5千人捐躯。战争期间，俄国从中国招聘了约16万以上的劳工，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待遇艰苦，据报有7千人在前线死于德军手下。

领土与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均势瓦解，日本利用列强无暇他顾之际，欲使中国沦为其后院，巩固其在东亚地区的利益。1914年9月，日本向德国宣战，封锁了德国租借地境内的青岛，计划从后方进攻德军炮台，要派军通过中国领土，并承诺日后将把胶州湾交还中国。袁世凯宣布中立，并禁止两军在中国领土交战，但在日本威胁下，承认山东东部为交战区。日本派军27000名，在山东半岛北岸登陆，但没有集中兵力攻打胶州湾炮台，反而占领潍县，并西进占领至济南的山东铁路全线，随后占领青岛。德国投降以后，日军仍驻扎于铁路沿线。这时中国孤立无援，英国、俄国都默许日本的入侵，美国即使同情中国，也不愿与日本对立。
一战使中国一度丧失山东的权益，形成山东问题。1915年1月18日，日本呈交二十一条要求给总统袁世凯，保证如加接受，日本将控制在日的中国革命党人。二十一条第1号，就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经过长期磋商，美国随后介入反对，袁世凯坚决拒绝二十一条中第5号，5月4日谈判破裂，日本继而放弃第5号各条，于5月7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若不接受即开战。当时在南满与山东日军共有6万名，袁世凯自知并不具备对日开战的力量，5月9日终于接受。1917年1月，英国请求日本海军到大西洋助战，日本则要求英国支持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以及占有赤道以北的德国领地。日本向俄国、法国和意大利亦提出同样要求，四国都秘密承诺，日后在和会支持日本的要求。战后巴黎和会上，列强决定把胶州湾及德国在山东原先享有的一切权益，完全转让日本，中国代表团力争无效。直至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后，日本把胶州湾地区还与中国、将胶济铁路全部移交中国，并从山东撤出所有军队，中日方才解决山东问题。

民族情绪

日本入侵山东后，东南亚华侨开始抵制日货，其后波及全国。在日中国留学生提出抗议，全体回国，国内发起筹款运动，准备对日作战。二十一条前4号日本要求控制山东、满洲、内蒙、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而最苛刻的第5号，要求中国在政治、财政、军事和治安方面雇用日本顾问，而且至少一半军火要向日本购买，暴露出日本的侵略野心；反对声音全国可闻，群情激愤，几乎所有报纸都强烈抗日，29省都督向中央呼吁拒绝二十一条。1915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反日集会，参加者数万人，开始抵制日货；抵制运动并传播到长江沿岸和北方其他城市，上海、北京、杭州、长沙、广州都成立了抵制运动的组织，使日本对华贸易遭受空前损失。5月7日和9日成为国耻纪念日，“勿忘国耻”的标语触目可见，贴于墙上，附于商标或印在信纸信封，各地举行不忘“民族耻辱”的示威和集会。部分知识分子原本立志参考日本模式推行改革，从此却与日本决裂。
一战引发中国人强烈的爱国与民族主义情绪，启动了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五四学生运动。二十一条激发的屈辱感，使年轻人开始严肃思考民族存亡的问题，甚至思考传统文明应否作根本彻底的改革。1919年，巴黎和会决定依照战时日本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秘密协议，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这决定公然违背了公开外交、民族自决的威尔逊原则。5月4日，北京12所学校3千多个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反对凡尔赛条约，抗议北洋政府1918年与日本秘密勾结，允许日本继续占据山东。示威者袭击亲日官员，烧毁内阁次长的住宅，要打倒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北洋政府逮捕了数百名学生，唤起全国性的爱国运动，200多个地区爆发学生运动，上海商人罢市一星期，约40家工厂工人罢工。这是中国民族主义新的表达方式；结果中国代表拒绝了对德和约。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思想革命的催化剂，部分极度失望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转向信奉马克思主义。许多知识分子投身于文化改革，寄望以新文化运动挽救中国，主张解放旧思想、旧道德、旧价值和肯定人权，采用白话文和创作新文学。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民族主义和文化改革，此后共同把中国带往新方向。

思想

一战之后，“民族自决”的精神席卷了全球，直接巩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倡政治理想主义，主张废止秘密外交，保障小国政治独立，民族自决，吸引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增强了中国人的希望。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十四点和平原则，使许多人相信世界民主终于来临，寄望战后列强会有公正裁决。当列强在巴黎和会上重新确立其殖民政策时，中国大失所望，使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激进知识分子日益痛恨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害，不再信奉英、美模式的民主体制，加速转向马克思主义。
一战导致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失望，战后部分欧洲知识分子持悲观情绪，认为战争是物质和科学文明的结果。战争的残暴与巨大伤亡，呈现西方“文明”与“野蛮”共存的现象，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由敬畏转为怀疑，由乐观转为悲观，有“西洋文明破产”之说，意识到西方文明的弱点。战前中国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再是思想主流，梁启超首先质疑“科学万能”的梦想，张君劢则指出西方文明在战后已受西方人怀疑，中国应珍惜自己的精神文明，引起知识分子间的“科玄论战”。

内政

一战一度增强了北洋政府中段祺瑞的实力。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得到列国确认后，鼓励中国参战，并以贷款利诱总理段祺瑞。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奥宣战，日本决定经济援助段祺瑞，同时禁止向南方国民党提供任何货款、武器或援助。1917年－1918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供八笔贷款，总数约14500万日元，约合7250万美元；贷款段祺瑞都用作扩充军备。段祺瑞亦巩固了在国会中的势力，其参谋徐树铮成立安福俱乐部，实力强大，收买了许多国会议员，占据许多部门要职。日本虽然在财政上增强段祺瑞，但其政权1920年即被推翻。

外交

一战促使列强长期以来在中国维持的势力均衡濒于瓦解，为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以及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提供有利的国际条件，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中国对德、奥宣战，开始收复自鸦片战争以来失去的国家主权，废除与德、奥两国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两国在中国的租界，并终止支付德、奥庚子赔款，取消两国治外法权。中国战后跻身巴黎和会，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签订与奥地利条约，自动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中国代表拒签凡尔赛条约，敢于向西方旧世界说“不”，开创了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向列强抗争，维护中国主权的先例。驻美公使顾维钧成为起草国际联盟宪章的十五人委员会成员之一。中德两国1921年订立中德协约，则是近代中国与欧洲大国签订的第一份界定双边关系的平等条约。

社会

一战促进了中国的劳工运动。一战期间，中国的赴欧华工中有近3万人是受过教育的，他们在欧洲组织工会，成立许多劳工组织，如工会、劳工社、储蓄会、读书会、自治会等等，谋求改善福利，得到基督教青年会和晏阳初等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教育，举行过20多次罢工。华工受过工会组织洗礼，开始着重工人生活水平，回国后带回劳工运动的经验，组织和领导新工会，推动以后上海的工潮，五四运动期间协助上海工会的组织。在战争期间新兴的工业和企业，造就了新的商人阶层和劳动阶层，也促进了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

经济

中国本土企业趁著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振兴了经济的发展。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列强以特权在中国倾销其工业产品，中国工业没有什么扩张机会。一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军火生产，加上运输车船短缺，减少对中国的出口，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十分少，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大好时机。在一战及战后几年，华资工业有显著增长：1913年有698家工厂，资本3亿3千万元，工人27万名；到1920年，工厂增至1759家，资本5亿，工人55万多名。为填补进口商品的不足，纺织、面粉、丝绸、火柴、水泥、烟草等华资工厂开始繁荣起来，烟草、面粉和纺织业的增长率，在1914—1920年分别达到37%、23%及17%，工业生产以年平均15%的速度高速增长，发展显著，可说是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来自欧美的进口机布因战争而锐减，1918年英国棉坯布出口中国减至战前的25%，日本棉布出口中国也因反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而未能增长。结果中国的棉坯布进口量，在1916年减至1913的约60%，减少了800万匹。中国的织布业与纺织业都得以发展和成长，在低支纱（粗纱）领域增长尤其显著，市场地位超越了日本纱。但战时中国很难从欧洲获得机械设备，工业发展仍然有限。金融业方面，一战时中国资金减少来自国外的投资，中国银行开始蓬勃发展，1918－1919年就建立了96家新银行。
一战导致中国出口有所增长，战争提高了欧洲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战后重建也需要更多原料。在上海，1919年的出口值比前一年提高30%，外贸总值从1918年10.4亿，上升到1923年16.7亿。由于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中国的贸易收支得到改善，一战前1913年入超曾达2.1亿两，到1919年，由于出口激增，收支差距缩至1600万两。一战华工每人每月平均向中国汇款约20法郎，有助于中国的国计民生；华工受过训练，视野较开阔，战后回国，将简单的工业常识传布于国内，并促进中国的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