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

先秦时期

中国历史源自黄河流域，约在商、周时期，中国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春秋战国的法家认为农业是本业，工商是末业，提出了重本抑末，也就是重农抑商的政策，自此一直到近代，中国经济主体一直都是农业。
商、周、秦、汉等朝代经济和政冶中心都是位于北方关中。《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西汉中期时，江南一带还是待开发的地方，《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赢蛤，不待贾而是，地热饶食，无饥馑之患，故呰窳偷生，无稳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当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远低于北方地区。

庄园经济的萌芽

秦汉时期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地方富商拥有大量田地，并且自行筑堡拥兵自据，形成中国最早的庄园经济，土地兼并也成为主流。西汉前期开始出现贸易市集的经济形式。到汉武帝时期，朝廷为了增加库房收入，实行了均输平准（朝廷统购统销）和盐铁专卖政策。

农业向江南转移

东汉末年开始经历战乱和灾荒，“自三国时候开始，农业生产的重心已逐渐向江南转移。”其中人口在北方减少，南方增加，同时农业技术于南方有所提升，增加了收获。《三国志·吴书·贺全吕周锺离传》载：“钟离牧……字子干，会稽山阴人，汉鲁相意七世孙也。少爰居永兴，躬自垦田，种稻二十余亩。……得六十斛米”，平均每亩收获三石。“江南就近利用其资源的矿冶业、煮盐业、制瓷业、麻织业等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造船业更为发达”。

晋代

西晋时代庄园经济大为盛行。平吴之后，皇室与官僚逐渐普及参与经商，并将商业活动发展到交广等边远地区。例如吴王司马晏的部下从事“市买钱帛”的簿册，对商业的参与有一定的规模。石崇任荆州刺史时，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他生活奢侈，甚至与王恺竞相争豪。晋室南渡后，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地区，商业仍然兴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与铜量不足，铸钱不足，币值处于混乱状态。贸易也有发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广州海上贸易发达，进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丝绸为大宗。
东晋时期，永嘉之乱后，大量北人南迁。“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隋书·卷24·食货》“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南方经济始过去的零星与局部开发，而转入到大范围的普遍开发阶段。”“永嘉之乱作为起点，主要持点是南方文化高度上升，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南北均各自形成中心，已南移。”

实行均田制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北魏承接着前朝战乱遗下的大量荒地，于485年把这些田地按制度分给农民，亦即是日后西魏东魏北周北齐和隋唐广泛实行的均田制。

大城市的形成

隋朝商业比魏晋南北朝发达许多，当时规模宏大、商业繁华的都市是长安、洛阳二京，在当时的世界是罕见的。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外国商贾很多。洛阳在隋唐大运河开凿以后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其中通远市临通济渠，周围六里，二十门分路入市，商旅云集，停泊在渠内的舟船，数以万计。江都是江南货物集散地，借由运河之便“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而宣城、毗陵（今江苏常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余杭（今浙江杭州）、东阳（今浙江金华）等等商业城市都是江南繁华之地。成都是巴蜀地区的商业中心，而广州是海外贸易的重心。当时隋朝的贸易路线分为西域丝路和海上贸易。西域丝路主要经河西走廊、西域到波斯萨珊王朝、欧洲东部的东罗马帝国。海上贸易，通南洋诸国和日本，对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
南北朝时期货币不一致，南朝梁和南陈有五铢钱，岭南（粤地）盛行盐米布，北齐有常平五铢、北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钱三类，河西诸郡用西域金银钱。隋初，各地仍然多使用各地钱币。581年隋文帝制定新五铢钱，每一千钱重四斤二两，禁止古钱和私钱流通。并且陆续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立五炉，在江夏（今湖北武汉）立十炉，在成都（今四川成都）立五炉，依照规定铸造五铢钱。隋炀帝末期，政治腐败，私铸盛行。每一千五铢钱只重一斤，甚至翦铁片、裁皮革、糊纸钱混入铜钱中使用。隋末钱贱物贵，币制崩败，一直乱到亡国。自魏晋以至隋唐，谷物和绢帛等实物经常被用为交换的媒介。
隋朝于619年灭亡后，经过100余年的比较稳定的发展，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已经恢复隋文帝仁寿年间的经济水平。但是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爆发安史之乱，其后七年零二个月的战乱，使得黄河中下游地区遭受巨大破坏。而南方地区因为受战乱的破坏相对来说轻微，所以南方经济赶上，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完全向南转移的开始。同时，“……江南八道和四川，由于没有大规模战事和其他因素影响，在农业、手工业生产方面不断发展。”江南农业出现了有系统的农业技术书，如《四时纂要》，农具的改造、肥料、品种、农药的改造和进步等。
唐代的城市商品经济处于成长的胚芽时期。长安（雍州、京兆府）、洛阳（洛州、河南府）、魏州、清河郡、齐州历城、睢阳（商州）、楚州、苏州、涿郡、扬州（江都、广陵城）、成都（益州、成都府）、广州、晋阳（并州、太原府）等都是一定地域内的商业中心。唐朝国内交通在当时世界上是十分发达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道路遍布全国。水路交通则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为主。全国共有驿站一千四百六十三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一百六十六所。商人用于存放商物的邸店因其利润之高，在交通枢纽周边发展开来。唐朝中期开始，由于大批官僚士族与工匠南迁，长江流域商业城市发展快速，国家的经济财政亦仰赖南方的补给，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而江南最大城市、江南东道治所苏州的繁华程度在中唐时期已逐渐开始超越扬州和洛阳，在全国仅次于长安，成为整个中国南方唯一的、最高等级的州——雄州，有“甲郡标天下”之说，即所谓“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此外杭州、湖州等地的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而坊市分开的制度在苏州、扬州等商业城市被打破，还出现夜市。
大唐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飞钱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形，也是近代世界各国学者所公认和认可的最早纸币。唐代大城市中出现柜坊和飞钱。柜枋经营钱物寄付，在柜枋存钱的客户可以凭书贴（类似于支票）寄付钱财。这些都说明商业在唐朝中期的繁荣。唐末，因为黄巢之乱和藩镇战争，户数锐减，社会经济规模再也未能达到开元盛世的水平。
唐代，海外贸易开始兴盛，西元八世纪下半期，从广州经由麻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印度、锡兰、再西入波斯湾、亚丁及红海地区的航路。将通往西方的海道与往新罗及日本的海道连接起来，唐代海外交通所能抵达的范围，已及于新大陆发现之前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中东商人如犹太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纷纷东来。中国沿岸的交州、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扬州等城市，因与蕃舶互动频繁，如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为因应海上贸易的新形势，唐代还特别设置“市舶司”，用来管理蕃舶的进出以及征税事由。海外贸易的数量，自此不断成长。
中唐时期南方的经济地位，亦可见于文人记述，如韩愈的《十九送陆歙州诗序》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八》载“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唐宪宗也不得不承认：“军国费用，取资江淮。”
唐末及北宋庄园十分盛行，大半是地主自己经营的农场。庄园经营方式不一，有奴僮、有雇农、有佃农。到宋代，使用奴隶的农场愈来愈少，使用雇工耕种渐渐增加。从北宋末年开始，以雇工经营的大农场也愈来愈少，地主逐渐将土地出租给佃农。
唐朝中叶，官僚地主侵夺田地，均田制废止，地主庄园经济便日益发展起来，如田庄、庄田、庄宅、庄院、山庄，岭南节度使韦宙的“江陆别业”积攒谷物七千堆、宋之问的“兰田山庄”、王维的“辋口庄”等都是有名的大庄园，江南军使苏建雄，“有别墅，在昆陵，恒使傔人李诚来往检视”。早在唐高宗时，王方翼就已经“辟田数十顷，修饰馆宇，列植竹木”。唐玄宗诏称：“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安史之乱后，均田制既坏，庄园经济更加发达，陆贽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
唐代的僧侣也都有大量土地，宜春郡的齐觉寺，“其寺常住庄田，孳畜甚多”。又如少林寺有柏谷庄，占地40顷。吐蕃亡国后，各地教派割据，政教合一，出现很多庄园。

宋代

均田制自武周末年开始瓦解，自中唐之后的历代王朝都没有正式立过任何新兴的田制。当时北宋已在五代十国时期各国经济文化逐步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拥有不同形形色色的工商业，其中有些还是与海外诸国进行贸易，通商城市包括泉州、明州、广州等。这种通商贸易到南宋时更加频繁，直到蒙元完全控制全国后朝廷先后实行总计四次海禁政策后，对外贸易日渐趋于萎缩，到明代建立时已完全停止。

远洋船舶货易

《宋史·列传第九十六》云“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成熟于北宋中期，之后因为靖康之难而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建都临安。在政治中心转移的同时，期间大量中原人民为避难大量南迁，南宋朝廷“努力安定他们的生活，借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构成为华南劳动全产的生力大军……此外还有许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对外贸易方面，南宋朝廷在泉州、广州和明州设对外贸易港口。南宋市舶司的最高收入因此比北宋最多时高出四倍余，成南宋朝廷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此时期的特征是除了过往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其政治中心亦已转往南方，亦成为经济核心。

元代

元朝的经济仍以农业为主，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种植面积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由于蒙古族在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较少抑商，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北京市），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比欧洲早了400多年（元末时因滥发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也比欧洲早了400多年）。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实行匠籍制(匠户制)

匠籍制为元代的一种手工业制度。
明代沿袭了元代的匠籍制度，将人户分为民、军、匠三等。其中匠籍全为手工业者，军籍中也有不少在各都司卫所管辖的军器局中服役者，称为军匠。从法律地位上说，这些被编入特殊户籍的工匠和军匠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他们要世代承袭，且为了便于勾补不许分户。匠、军籍若想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二身隶匠、军籍是不得应试跻于士流的。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要手工官坐头的管制盘剥，工匠以怠工、隐冒、逃亡等手段进行反抗，明政府不得不制定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以银代役法。嘉靖四十一年（1562）起，轮班匠一律征银，政府则以银雇工。这样，轮班匠实际名存实亡了，身隶匠籍者可自由从事工商业，人身束缚大为削弱。明中期开始的逐步深化的匠役改革无疑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到了清代，持续了4个半世纪的匠户制度正式终结。
匠籍制的废除
匠户在作访中要受到官吏的层层盘剥。各监局的宦官亦多占匠役。工匠中常有怠工或逃亡的情况。天顺十年(1460)﹐工匠逃亡多达三万八千余人。明政府一方面设法招抚﹐一方面将逃亡匠户发往卫所充军，知情不举者亦充军。成化二十一年(1485)﹐明政府被迫下令轮班匠可折收银两﹕南匠每名月出银九钱﹐北匠每名月出银六钱。纳银后﹐可免赴京当班(见匠班银)。嘉靖四十一年﹐明政府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班匠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了轮班制。住坐匠仍需按月当差﹐匠籍制度并没有取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匠户对于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日趋松弛。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宣布废除匠籍制度。

明代

明朝建立后实施严厉的禁海政策，海外贸易开始转入地下的走私贸易。随着明太祖洪武年间宝钞提举司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银本位为主，当时明朝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三成左右。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废止海禁后，此时对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直到明亡的这个期间大量白银通过海外贸易流入中国。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私人商屯也很兴盛，朝廷再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商帮商会等集团也逐渐扩大。
手工业方面，明代仍然延续元代的匠籍制，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1.3万张，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施釉方式以吹釉法代替刷釉法，使施釉更加均匀光泽。

城镇经济的活跃

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全国的经济集散地。明嘉靖、万历年间起，各地出口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外国的不少东西在中国城市都有卖，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等。

清代

明清时期，在中国形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清朝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统治台湾后，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近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是逐渐被纳入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早在清朝中叶开始，已有大量对外贸易活动，最初只集中在广州一城，鸦片战争后扩展至沿岸各城市，如上海、天津、宁波等等。清末新兴工业盛行，主要集中在东面沿海，发展至今日生产规模扩展至全国，为著名的“世界工厂”。同时，19世纪50-60年代，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中国传统小农经济逐渐解体，从通商口岸开始，出现大量自由劳动力，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基础。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中华民国建国之初，金融市场、货币流通十分混乱。全国范围内仅流通货币就有几十种，有鹰洋、站人、本洋等外国银元，有广东、湖北、江南、安徽等地铸造的各种龙洋，还有吉林币、东三省币、奉天币、造币厂币、北洋币、大清银币等等，严重阻碍经济交流和经济发展。1912年和1913年，中华民国财政部曾两次设立币制委员会，讨论国家币制的问题，但都无果而终。1914年2月7日，《国币条例》公布，规定中国采用银本位，定银元为国币。1914年12月及1915年2月，先后由天津造币总厂及江南造币厂开铸一元新银币，即袁头币。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新的法定货币——法币，结束了中国使用接近五百年的银本位币制。法币后来因大量发行引发恶性通胀，在1948年由金圆券取代。金圆券从1948年8月开始发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只使用了十个月左右，贬值却超过二万倍，使大陆民众经济损失极巨，导致国民党失去民心。1949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发行银圆券取代价值已近废纸的金圆券。银圆券发行的同时，中国大陆政局形势渐变。银圆券随着局势，价值亦大幅贬值，最后被中国共产党发行的人民币所取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实行类似于苏联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被称作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实行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该体制的弊端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趋向严重。自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体制由旧有的不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依然有某种程度上的主导作用，与日韩模式相似。在这种改革下，在农村实现了第二次土地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取代了农业合作社，工业企业中的企业领导层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国有企业逐渐成为独立核算的市场主体，允许私人经营服务业以及轻工业，并打开国门，大量引进外资。这种经济体制在1992年后被中国政府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大陆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年均增长率近10%，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从2010年起，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人均GDP从1979年的275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8000美元，对外贸易规模世界第一，220种制造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居第一，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发动机，2014年外汇储备接近四兆美元，2006年经济竞争力排名世界第19，2014年国内GDP突破十兆美元大关，跻身世界仅有的两个“十兆美元”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