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

早年经历

明神宗是明穆宗的第三子。出生时，父亲尚为裕王，母亲李氏为王府宫女出身。父亲裕王的第一任王妃李氏所生二子──朱翊铃、朱翊𬬩均早夭。他实际上成为裕王的长子。另，嫡母继妃陈氏无子。
在其父继位后的隆庆二年（1568年），他被立为皇太子，明穆宗对其很有期望，改名钧，意思是“夫钧者，言圣王制驭天下犹制器者之转钧也”。幼时朱翊钧就十分聪惠，明穆宗在宫中骑马时，年幼的朱翊钧就大叫道“父皇为天下之主，独骑疾骋，万一马惊，却如何是好？”穆宗听后恩喜万分，就更喜爱朱翊钧了，马上下马过来搂朱翊钧在怀里褒赏一番。其母李贵妃教子非常严格，隔三差五就把儿子叫到面前谆谆教诫一番，每次经筵结束以后，都少不得督促考问他今天所学的内容。朱翊钧小时候稍有懈怠，李贵妃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
隆庆六年，父亲明穆宗驾崩，朱翊钧即位，改元万历，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而他每天读书亦十分用功，朝章典故都读很多遍，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以后随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另外他的书法也十分出色，笔划遒劲，经常亲自赐墨宝给大臣，连张居正仔细端详作品，也不得不承认皇帝的书法是“挥瀚洒墨，初若并不经意，而锋颖所落却是奇秀天成”，但张居正终究认为他应该成为一位圣君而非书法家，便劈头盖脸奏训一顿，自此直到张居正死后朱翊钧才重新接触书法。

万历中兴

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尚处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即位之初内阁纷争倾轧，阁臣之间关系恶劣，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偶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引起朱翊钧极为不满，最后在张居正与冯保添油加醋下罢免了高拱。太后将一切内务大事交由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军政皆由张居正主持裁决，独握大权。
在小皇帝朱翊钧以及李太后全力的支持下，张居正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清丈田亩，改革赋税，整饬军备，考察官吏，使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一改前弊。万历初年太仓的积粟达1300万石，可支用十年，仅仅是太仆寺的银两储蓄便多达四百余万，而太仓库更是有超过千万两的积蓄，国家繁荣昌盛，扭转明中业以来的颓势，是为“万历中兴”。后人在论及此段发展情况时，多归功于张居正的鞠躬尽瘁，而对朱翊钧的倾心委任却往往忽视，实际上，随朱翊钧年纪长大，他也不再是名义上的摆设，张居正可以劝导、利用他干什么，却不能强迫他做出违心之事，因此张居正也有无可奈何之时。
神宗幼年，太后及张居正都希望其成为儒家所倡导的皇帝典范。万历八年，神宗因和太监孙海、容用出游行为轻浮不检，太监冯保告知李太后。太后大怒，数落道“天下大器岂独尔可承耶”，并拿出以霍光罢黜昌邑王之事威胁神宗，帝师张居正又乘机捉刀，写下罪己诏，言词犀利，以警惕皇帝。虽然保住皇位，但也因此使神宗认为颜面尽失。一次神宗在读《论语》时，误将“色勃如也”之“勃”字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音太大，吓得神宗惊惶失措，在朝的大臣无不大惊。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江陵(张居正)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晚年张居正的权势之大，威权赫奕，连神宗都有所忌惮，曾经有丘岳由亚卿左迁藩参，曾以黄金制对联馈张居正“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张居正奉旨归丧时，地方大员行长跪礼，抚按大吏越界迎送，空前绝后。而夺情以后，张居正也日益偏恣，好同恶异，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时人益恶之，神宗亦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为后期清算张居正埋下伏笔。张居正死后，二十岁的神宗始亲政。
古籍文献记载，神宗亲政后励精图治，虚心纳谏，屡蠲赋税，生活节俭，如仅在万历十一年间，蠲免并灾伤织造议留就已达银一百七十六万一千两。北京干旱，神宗关心民痪，亲自以旱诏中外理冤抑，释凤阳轻犯及禁锢年久的犯人。另亲自步行至天坛祈雨，皇上斋戒，亲躬步行将近二十里的路程而不乘车辇出，且丝毫没有因骄阳酷日而为难的样子，其举止从容不迫，表现的肃穆得体，百姓能一睹天颜，纷纷举首加额高呼“圣德尔”，另外又敕六部都察院等曰：“天旱虽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蠲天下被灾田租一年。
朝鲜使者于《朝天记》、《朝天日记》中记载神宗年轻时仪容庄严稳重，额头广阔、下巴饱满，步伐矫健、神采威严，目光炯炯有神、举手投足之间使人敬畏，而帝王气度更是深不可测，是中外一至认为都有道明君。他在位的前十五年被评价“勤于朝政，励精图治，大有作为，足以称道，俨然如一代贤君”。

万历怠政

万历帝的老师、第一任内阁首辅兼万历新政的策划与执行人张居正过世后第二年，万历帝斥逐冯保，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并查抄张家，平反刘台冤案，起用因反对张居正而遭惩处的官员。万历十七年起（1588年），万历帝开始怠慢朝政（一说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写《酒色财气四箴疏》：“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邹漪《启祯野乘》卷一《冯恭定传》中也说到明神宗荒于酒色：“因曲蘖而驩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明史钞略》记载万历二十一年皇太后万寿时，神宗在暖阁召见王锡爵：……上曰：“朕知道了。”锡爵又奏：“今日见了皇上，不知再见何时？”上曰：“朕也要先生每常相见，不料朕体不时动火。”爵对：“动火原是小疾，望皇上清心寡欲，保养圣躬，以遂群臣愿见之望。”而明神宗也开始奢侈靡费，敛财挥霍，又屡屡从国库提银，史称“传索帑金”，并任用张鲸等奸幸。后因立太子的国本之争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郊、不庙、不朝。1589年，神宗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
万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神宗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皆不克如初矣。”万历三十四年，礼科左给事中孙善继也极陈时弊说：“惟愿皇上修万历十五年以前之励精，复万历十五年以前之政体，收万历十五年之人心，庶平明之治成，垂拱之理得。”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但明神宗不承认，并表示他已经没有传召福王很久了，若真的每日接见，福王出入禁门，随从这么多，人所共见，必然耳目难掩。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而明缅战争也因为明朝方面忽视而先胜后败，被缅甸东吁王朝蚕食孟养在内国土。
囚犯们关在监狱里，有长达二十年之久还没有审问过一句话的，他们在狱中用砖头砸自己，辗转在血泊中呼冤。临江知府钱若赓被神宗投入诏狱达三十七年之久，直至其子钱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万历帝才以“汝不负父，将来必不负朕。”将其释放。首辅李廷机有病，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不辞而去。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上二十余疏请辞不得，最后也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因数请去职还乡不得，于是称疾不出，逾月才终于请辞成功。吴亮嗣于万历末年的奏疏中说：“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
樊树志的《万历传》考究里，中允地解释了明神宗怠政原因，源于健康状况恶化非子虚乌有，追溯万历十四年九月十八日以后，皇帝因病免朝，言“头昏眼黑，力乏不兴”，对祭享太庙活动也只能权让勋贵代理，并无奈地说道“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礼”，后来又遣内使对内阁传谕“圣体连日动火，时作眩晕”，“圣体偶因动火，服凉药过多，下注于足，搔破贴药，朝讲暂免。”与定陵发掘后查证神宗左足有疾互相引证。且当万历十五年三月初六，圣体初安以后，神宗旋即上朝听政，随后又与三辅臣见面，并打招呼说“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忧心。”十六年二月初一又如常参与文华殿经筵，并兴致勃勃地与阁臣讨论《贞观政要》，唐太宗与魏徵。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时，收到雒于仁奏疏的神宗召见首辅申时行入见，当申时行向他提出皇上有病需要静摄，也当一月之间至少数次视朝，神宗并没有恼怒，只是解释道“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次年病情稍好后神宗与阁臣谈起病情，也是真情流露地说起自己久病的心情“朕近年以来，因痰火之疾，不时举发，朝政久缺，心神烦乱”。乃至神宗在位中期王家屏，王钖爵辅政期间仍是“面目发肿，行步艰难”，以致连嫡母仁圣皇太后陈氏病逝，一向孝顺闻名的神宗也因病动弹不得，只能遣人代理，而遭受到朝臣猛烈的评击责难，有苦难言，此后神宗病情反复，在万历三十年病情之差甚至要一度立下遗旨，向沈一贯托孤。可见神宗在位期间的“动履不便”“身体虚弱”以致在位期间怠政，实不是推诿托辞。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并没有出现英宗以来的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迅速的反应，如万历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大火，神宗下罪己诏书，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庶务，但还是关心国家大事，而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多是在九重宫阙下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此外矿税之弊，即神宗在位期间的赋税措施，一般被是认为万历中年后弊政的一部分，万历摆脱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银的方式，增加内库的内帑，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项弊政，也有许多的反对意见，认为矿税也有相当的好处，如矿税入内帑后大多用于国家救灾，饷军救急等。

万历三大征

神宗在军事上任用干练将校，先后主持发兵平定了播州（遵义）杨应龙之乱的播州之役、平宁夏哱拜之乱的宁夏之役、抵抗日本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以及奴儿干都司的朝鲜之役，维护了明朝的内部统一及宗主国的权威。此三场战争合称万历三大征。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如仅朝鲜一役消耗国库便高达银八百八十三万五千两，米数十万斛，对晚明的财政造成重大负担。但实际上明代晚期仅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高达六千万两之巨，远超三大征，且三大征都是不得不打之战，如朝鲜一国势拱神京，地牵关海，蓟、辽之外藩，东江之咽噎，一或失守，重险撤焉，如若不打甚至打败了，明朝都有亡国之危。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而面对萨尔浒之战的大败，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
万历皇帝指挥的万历朝鲜之役使朝鲜保全了国家，避免了亡国的巨大危险，尽管朝鲜人对万历皇帝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朝鲜使臣的记录中，更多的还是对万历帝消极怠政、贪婪奢侈等恶劣行径的批评。而朝鲜使臣塑造的万历皇帝形象，也反映出明中叶之后朝鲜对中国社会集体想像的转变，大明国的形像已经由朝鲜前期塑造的天朝上国，逐步褪去了耀目的光环，而走向了没落。但在明清鼎革后，朝鲜对明朝的推崇思念又走向一个新的巅峰，朝鲜君王设大报坛，万东庙祭祀明太祖，明神宗和明思宗。朝鲜孝宗甚至一度打算北伐清廷，朝鲜士子儒生暗中使用崇祯年号几近三百年，鄙视清朝，并以宋时烈等为首推崇“尊周思明”“春秋大义”，称自己是“皇明遗民”，那怕隐居山中，一生不出仕为大明守节者也大有人在，甚至到近代朝鲜高宗称帝时，大明灭亡已超过二百余年，其即位时诸臣劝进仍是“神宗皇帝再造土宇, 则义虽君臣, 恩实父子...呜乎! 天命靡常, 皇社既屋, 帝统坠地, 独大报一坛, 乃皇春一胍之所寄...陛下圣德大业，宜承大明之统绪”，一切礼节皆取自《大明会典》。

西学东渐

神宗在位期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其中以利玛窦为代表。利玛窦还在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觐见了神宗，向神宗进呈《万国图志》、自鸣钟、大西洋琴等西方方物，获得了神宗的信任。
利玛窦还与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交情最好。除利玛窦来华外，来中国的传教士还有意大利的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汤若望等人。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把西方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还有西方文化传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少数先进分子，同时起了一种唤醒的作用。

国本之争

万历九年，神宗在向太后请安时，一时冲动，临幸一名宫女，生下了长子朱常洛（后来的明光宗泰昌皇帝）。因为朱常洛是宫女所生，神宗不喜欢他，且有意立爱妃郑氏所生的朱常洵为太子。万历十四年群臣上奏请神宗即立常洛为太子，万历以常洛尚年幼体虚未定，拖延不决。
万历二十一年，明神宗变本加厉，下手诏要将皇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同封为藩王，以后再选择其中适合人选为太子。朝臣听闻一片哗然，纷纷上奏神宗。如雪片般飞来的痛批奏折，使神宗倍感压力，迫于众议只好不得已收回前命。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已年满二十岁，立储一事已不可拖延，神宗才立其为皇太子。
而长久以来的国本之争引发出了两次妖书案，这些案件即是朝廷大臣内哄的缩影，可说是东林党争。

女真崛起

此时东北女真族兴起，成为日后中原帝国的隐患。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长努尔哈赤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凑“七大恨”，以掀起叛乱，并僭称国号为后金。四十六年四月，女真兵克抚顺，杀死辽东总兵官张承胤，朝野震惊。为了应付女真，把努尔哈赤“务期歼灭，以奠封疆”，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朝廷先后三次下令除了畿内八府及贵州以外，加派全国田赋九厘，合共增赋五百二十万，时称辽饷，明末三饷之始，而神宗有鉴于地方官员在辽饷外可能会额外征收火耗剥削百姓，特别下旨严禁。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领尚方剑，调兵遣将，并以李如柏、杜松、刘𬘩、马林四将分兵进攻后金，结果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和铁岭沦陷，首都燕京震动。
战争中，明神宗多有布置方略，但一直吝惜内库帑银，不愿拨内帑充饷，直至朝臣再三请求而后才勉强发了帑银十万，但其中多黑如漆或脆如土，致使师老饷匮。待四路殒将覆师后，神宗才又警愦振聋，发了近四十万两内帑银解赴辽东，并任用熊廷弼守辽东，并给予其大力支持，屯兵筑城，振饬军备，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虽然明神宗多年未正式上朝，但大到朝鲜之役，小到顺天府祈雨，均由皇帝在内宫作出，并发各部门直接执行。

陵寝的考古发掘

1955年10月4日，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人联名提交《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转给主管文化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并呈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得知后认为条件不成熟，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点头后，周恩来批下“原则同意”四字。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夏鼐负责发掘的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赵其昌（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做前期调研。赵其昌带探工在长陵未找到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吴晗等人汇报后，经商讨决定先试掘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后来吴晗和夏鼐认为试掘献陵对长陵的发掘参考价值不大，吴晗提议试掘永陵，遭夏鼐强烈反对，认为这与发掘长陵无异；试掘思陵，吴晗认为太小，是妃子墓改建。此后吴晗和夏鼐才想到定陵。杨仕、岳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认为，吴晗和夏鼐想到定陵的原因有二，“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 定陵的开挖始末，《风雪定陵》一书有详细的介绍。
1956年5月开始试掘，历时一年试掘成功，1957年打开玄宫。其玄宫由前室、中室、后室、左配室、右配室组成，石条起券，前室前面有隧道券，总面积1195平方米，出土文物3000多件。1959年9月30日，就定陵原址建为“定陵博物馆”，郭沫若题写馆名。1959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出土的大批文物无法保存，发掘出土的丝织品变硬腐化。郑振铎、夏鼐为此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自此成为中国考古界的定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定陵遭到严重破坏，保存在定陵文物仓库中的万历帝、后的尸骨被红卫兵以“打倒地主阶级的头子万历”的口号被揪出。1966年8月24日，万历帝、后的三具尸骨以及一箱帝、后画像、资料照片等被抬到定陵博物馆重门前的广场上接受批斗并焚毁。

贤臣为宝，珠玉何益

万历元年十月八日，是日讲的日子，朱翊钧在文华殿听张居正进讲《帝鉴图说》。当张居正讲到宋仁宗不喜珠饰，值得效法时，朱翊钧立即表示同感：“贤臣才是宝，珠玉又有何益！”张居正接着说：“圣明的君主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可以养人，而金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书经》称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道理也就在这里。”“是啊！宫里的人喜欢装饰，我在年赐时每每节省，宫人们都有意见，我说国库的积蓄又有多少呢？”朱翊钧又回答说。张居正便夸奖道“皇上能这样说，真是社稷生灵的福气啊！”当时朱翊钧才不过十岁。

少年老成

万历二年，朝鲜使臣许篈，赵宪前来朝贡。许篈在其前往中国记录见闻的《朝天记》对年幼的万历天子的形象进行了描写，记载其“声甚清朗”“天威甚迩，龙颜壮大，语声铿然，(我)不胜欢欣之极”同行的另一位使臣赵宪则更生动地记录地在《朝天日记》道“上(万历皇帝)年仅十二岁，而注视别人时十分老成，端坐在龙椅上也不曾摇动，并不会叫太监内臣传达他的旨意，反而是亲自对臣工下圣谕，而声音玉质渊秀，金声清畅。(我)一听到年幼天子的声音，就感动起来，对以后天下太平万岁的希望，也更加愈切了。”，而赵宪甚至把年幼的万历天子与其父明穆宗作比较，却指出其父上朝时精神不集中、时常东张西望，而且声音微弱，需要宦官再去大声宣旨，仪态形像不佳。

喜好读书

自从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终于能摆脱出翰林学士的羁绊；而自从他成为父亲以来，李太后也不再干预他的生活。但是，皇帝自幼聪惠，在这个时候确实已经成年了，他已经不再有兴趣和小宦官去打闹，而是变成了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他命令大学士把本朝诸祖宗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宦官在北京城内收买新出版的各种书籍，包括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等各个方面。

罢治水田

万历十四年三月，一次君臣召对中，因京师阴霾蔽空，皇帝决定减免一些税赋，并认为或许最近开水田太过扰民，而致上天警示，应当停止，阁臣申时行委婉地说道：“京东地方，田地荒芜，废弃可惜，相应开垦。”皇帝复说道：“南方地下，北方地高。南地湿润，北地碱燥。且如去岁天旱，井泉都干竭了。这水田怎能做得？”于是申时行顿时认为圣裁允当，拜首执行。

御史拿人

明朝遗民李长祥在“天问阁集”的“刘宫人传”中也对万历皇帝有过高度评价，甚至认为万历皇帝比起东汉光武帝，唐太宗来，品德更在其上。
明末流离出宫的一个老宫女刘氏曾在万历年间任职。他与李长祥讲述当年的事情“一天内官（太监）持朱笔写的传票给万历皇帝看，皇帝看完不说话，太监说：“连皇帝内侍的左右内官都容不下，还敢来捉拿。”皇帝沉默了一回，便回答说：“用朱票捉拿人是巡城御史的职责，怎么能夺他权柄，阻碍他执法，况且你们一定是干了些什么坏事。这事朕不管，人就随他捉拿吧。”这时候皇帝还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李长祥览神宗遗事，原来是当年有一人告内官于御史，御史不知道他已经进宫了，即出朱票拿人。手持朱票去捉人的也不是有经验的人，直接走到午门去索问。一众内官马上就大怒并把票夺走，走到皇帝面前奏上此事，皇帝说的话就跟老宫女刘氏一模一样，居然两事能互相对证。
李长祥也不禁大加赞许：“呜呼圣人哉，圣人哉......考当日所为，亦饰语耳，若神宗乃真有其实，虽唐虞三代之令主，何以加此。其能使海内家给人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者四十八年，有以哉！”

怠政之谜

明神宗尸骨被发掘后，发现其驼背后左右脚短，但学者认为神宗生前并不适用。一说神宗生前从未走出过紫禁城，也不符史实，《明神宗实录》均载，祭先皇陵、祭天、祈雨、祭孔、祭先农等重大仪式均由皇帝主持，且亦有参与骑马、步行，均不见有载其残颓之说，尸体上发现的残缺应该是年老时造成的，而非先天疾病，且三十年不上朝的神宗，其实都有在内廷批奏折、发令等，并非完全不事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