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

两岸分治

1949年12月7日，于国共内战中不断战败的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由成都市迁往台北市，并继续统治台湾、澎湖群岛、部分福建省离岛（金门和马祖）、东沙群岛和太平岛等地区，而刚由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初期决定采取“武力解放台湾”方针。1949年后中国不能很快实现统一，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直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已经控制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后，中华民国则仅能控制台湾地区以及剩余部分岛屿。然而这时双方政府皆照着各自宪法条文声称自己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此后双方到1960年代末期前仍然发生多次小规模冲突，不过先前获得优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始终未能成功取得台湾和其周边岛屿。而这时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中华民国政府仍然被联合国认可为中国合法政府并保有中国代表权，同时继续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之后中华民国政府长期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非法叛乱组织，认为自身仍然拥有中国大陆的主权，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取代中华民国所代表的中国席次。中华民国政府的主张受到大部分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同，同时中华民国政府也长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际活动，并且要求其他国家尊重和理解。不过相对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49年成立后也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声称其已被消灭，并且坚持台湾地区为自身领土的一部分。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西藏签署《十七条协议》，承诺保留西藏制度，一国两制之概念在西藏实行，最终实施了8年。195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构想，希望透过第三次国共合作来统一台湾。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谈时首次谈及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社会制度，并且提到“如果台湾归还祖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祖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之后在1963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将其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其内容已经隐含后来一国两制的概念。到了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所提出“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之提案”获得通过，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更进一步与多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相对地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家则逐渐减少。而在1979年美国政府正式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并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全面的外交关系后，大部分国家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虽然海峡两岸仍然继续处于政治对立并且各自统治的状态，但是后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促使海峡两岸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渐趋频繁。

实施情况

在《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发表后，香港与澳门地区决定实施各自的基本法以维持一国两制原则。根据双方个别的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拥有多项事务高度自治的权利，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司法权以及终审权。其中凭借著基本法使得香港与澳门分别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作为行政机构，以及包括作为立法机构的香港立法会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和作为检察机关的律政司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同时作为司法机构的香港司法机构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拥有独立的审判权和终审权，其中香港继续实施英国的普通法，而澳门则继续使用葡萄牙的民事法律制度。虽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会经由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选出，但是连同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官员都必须提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这意味着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主要官员人选仍然拥有决定权。
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自行处理各种内部事务，制定出入境、海关政策、公共财政政策、社会治安以及引渡法规定。同时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基本法框架内得以制定订定有关该地区教育、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政策，而在特别行政区中不适用在中国大陆施行的文化产业相关法律规定。在公众教育以及大众传播也未强制使用简化字以及现代标准汉语，其中香港地区的法定语言为中文以及英语，而澳门地区的法定语言则为中文以及葡萄牙语，而香港和澳门则以繁体中文书写、以粤语作通用语言。在经济和民生上，特别行政区按基本法规定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实行中国大陆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同时特别行政区可以自行制订自己的流通货币和财政方针，港元和澳门币分别继续作为香港与澳门的流通货币。另外基本法还提供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和自由等权利，同时基本法的条文也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获得宪法保障地位。
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过去曾经分别被英国以及葡萄牙管治过，在这般背景下使得主要官员、政府机构乃至于法律设计上有部分相似地方，例如双方都有廉政公署、审计署、终审法院和民政总署（港称民政事务总署）等机构，同时两个地区都不同于中国大陆地区而采行靠左行驶的方式。不过两个特别行政区在制度上也有不同处，分别包括有保留传统的政府架构、法律体系不同、澳门没有高等法院等。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以较早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蓝本所通过的修订版本，因此香港与澳门两者的基本法在内容上有些许不同之处，不过这也避免了很多宪制法律中的问题与漏洞。
2004年3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时称：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十四条增加第四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增加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宪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规定中增加“特别行政区”，将这一款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4年4月6日解释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明确政制发展之启动程序；据此，4月15日行政长官董建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之报告。4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朝着更加民主化之方向修改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过18个月之广泛咨询，2005年12月21日向香港立法会提出一个更加民主之政制改革方案，方案没有获行立法会通过。
香港安全和中国安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不是两个问题；维护包括香港在内之全中国安全是中央和特别行政区之共同责任。成就一件事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但是破坏一件事情只需很少人即可；对待很少人从事之破坏活动，绝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一国两制”一旦失败，中国损失很大，但主要是面子，香港损失既有面子，更多是里子，是全部；因此对于香港，“一国两制”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政府权责

总部位于首都北京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透过设立在香港的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持联系，同样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也在澳门设立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来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进行商谈。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则为了能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建立双向沟通管道，分别在北京市设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与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北京办事处作为对口。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法的性质使得其最终解释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拥有，而其下还分别设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以提供相关意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则指出，如果香港法院审理案件时需要对基本法有关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事务或者是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案件判决，香港终审法院应该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求解释。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有关特别行政区的外交以及国防事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其中在外交谈判或者是仅限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与会议可能直接影响特别行政区时，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派遣代表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在两个特别行政区分别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而其费用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承担。不过在特别行政区对外事务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则授权特别行政区政府得以依照基本法内容自行处理相关事务。其中在不限国家参与的情况时，特别行政区则可以使用“中国香港”（Hong Kong, China）和“中国澳门”（Macau, China）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国际事务与体育竞赛。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便由于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同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同时香港也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经济体成员之一，不过澳门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中则没有决策权。

扩展

“一国两制”下，公民身份认同制度保障至少有几方面制度：一、统一身份证明，至少像美国之社会安全号码，全国统一身份证号码；二、统一公民权利；三、全民拥有同样经济权利，国家对公民之基本物质权利，比如最低生活保障权，对港澳居民，特区政府发一份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国家也发一份最低生活保障金；四、统一司法。
在“一国两制”下，搞政治激进、发动“革命”其实很容易，几乎不要成本，无需智慧，唯一需要就是勇气；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勇气胆量都可以站到大街上振臂一呼；但是推翻以后有无能力建设？建设需要很多智慧和能力，需知用暴力手段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包括民主运动，其最终结果也一定是暴力，极端行为结果一定不会是理性进步；真正推动历史进步是睿智理性、调和鼎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挽狂澜于既倒、救百姓出水火，不是不负责任、不顾他人死活、把百姓推向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逐渐确立法治思维，以此慢慢取代激进革命思维，法治方式取代暴风骤雨式之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法治终于成为治国理政之基本方式和政治新常态；发展民主并不难，难的是建设法治；发展民主有激情、勇气即可，建设法治要靠智慧理性和长期积累。人们学习如何仇恨，更应该学习如何去爱，因为爱更接近人心灵和本性；如果社会精英只会顺应“民意”，讨好“民意”，是表现无能，不负责任，不是本事。

香港展望

2017年，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发表《“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历史、现实与未来》结语〈香港为什么依然重要？〉，认为讨论关于“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有两种错误：一是有人认为现在全国开放，“一国两制”运行起来成本高，还不如让香港与内地特别是深圳完全融合，变回“一国一制”；二是一些极端人士认为，20年来“一国两制”不成功，中央不断“干预”香港“内部”，特别是不给“真普选”，香港干脆“独立”、重回“两国两制”。王认为主张“一国一制”没弄清“一国两制”精神实质和战略考虑，没看到保持“两制”不变也是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中国缺少可以讲英文、可以双语工作城市，香港应该保持英语特色；因此坚持“一国两制”不改变、不动摇，确保在香港实践不走样、不变形，继续贯彻实施，严格依基本法办事，是对香港和中国最佳选择。中国不允许香港“独立”、“内地化”，“一国两制”是必须长期坚持之国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重要部分。王认为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封锁，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香港几乎是中国与外界联系之唯一窗口；西方人通过香港认识中国，中国内地人通过香港认识西方。王认为“香港经验”仍是中国内地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之重要参照；香港是华人社会，拥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尽管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很大进步，但在法治和政府管理体制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差距；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有包括上海之其他地方无法代替之作用。王认为香港无论过去或将来，仍扮演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络人”，前港督卫奕信勋爵曾说香港是“亚洲的国际都会”（Asia's World City），王认为香港首先是中国的世界城市（China's World City），一如纽约之于美国和世界。王认为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不一样，但总有人拿香港来说事，来攻击“一国两制”；尽管不能说服所有台湾人接受它，但会说服更多台湾同胞接受；因此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施，对解决台湾问题意义重大。中国成功运用和平方式和“一国两制”的模式解决香港问题，对其他国家也是很好的参照；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我们一部分人对自然、对历史和社会长期思考结果；我们可以不同意它，甚至可以批判它，“但是武器的批判不可以随意取代批判的武器”；“一国两制”就是不让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成为不和平之理由，乃至战争之借口。

台湾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79年计划将一国两制方针扩展至由中华民国政府实际管辖的台湾地区，并且作为其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统战诉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一国两制并且如同香港和澳门赋予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其中特别行政区内除了可以自行处理文化、经济、外交、国防事务以及制订国际贸易政策，并且让中华民国政府得以继续保留权力、不会解散于台湾设置的民意机关、能够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团体和有限度保留自身军队（不会对中国大陆构成威胁）等特别规定，但是种种提议都遭到中华民国政府拒绝。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华民国不同于香港和澳门过去被视为英国以及葡萄牙的殖民地，除了现时仍然有15个主权国家愿意提供外交承认而将其视为主权国家外，实际上其所统治的台湾地区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享有自主性和独立性。面对这一情况，中华民国政府继续维持现状（有外交承认是中华民国的主权国家象征），而且中华民国政府在宪法上至今仍未宣告放弃大陆地区的主权。
早在1982年时，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便提出“一国良制”以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李登辉总统时则于1999年卸任前针对一国两制提出了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同时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也继续沿用一国良制的说法并且主张中国大陆应该实现民主、自由和均富。中华民国在2000年由民主进步党执政后一度海峡两岸双方的会谈进度中止，同时陈水扁在总统任内也提出了一边一国论述。其中包含台湾内部倾向中国统一的主要政党以及许多社会舆论大都强力反对一国两制提案，并且各自提出自身观点作为回应。
根据2001年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统计，大约80%的民众反对一国两制政策，仅有10%的民众支持该项方针。其中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士便曾经提出一国两府、《国家统一纲领》、一国两区、邦联制、联邦制等建议，而一些人士认为一国两制所提到的“一国”应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也有少部分台湾民众公开表示支持一国两制原则，这包括有作家暨政治评论家李敖等人。当前中华民国社会民众中普遍支持继续维持现状，并且反对短期内实现中国统一或台湾独立。其中随着台湾陆续推动民主化运动以及本土化运动，甚至在1990年代举办中华民国总统直接选举等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使得台湾内部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人士比例逐渐上升，部分台湾民众也开始对于争夺中国代表权不感兴趣。在2010年12月由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所作的民意调查中指出有高达87.3%的台湾民众认为应该维持现状，而分别有6.4%以及1.2%的人士分别主张尽快宣布独立或者尽快统一。而2011年时，以“您认为台湾与中国大陆哪里才是祖国”为问题进行的调查显示有89.3%的受访者选择台湾为祖国，仅有5.7%的民众选择中国大陆。在2013年的TVBS民调中心电话访问民调中则指出如果海峡两岸关系只有一种选择时，则有71%的民众希望台湾能够获得独立，而仅有18%的受访者倾向与中国大陆统一。而在2014年受到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委托的民意调查则指出10%和1.1%的台湾民众选择“维持现状后统一”和“尽速统一”，而17.6%以及4.7%选择支持“维持现状后独立”和“尽速独立”，而广义上选择维持现状的人数比率则占88.6%。
另外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否认中华民国统治的台湾地区具有政治独立性的主张，多次宣称拥有台湾地区主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逐渐认知到民族意义的中国尚未完全统一或分裂分治。一国两制方针至今仍然是官方政策，在胡锦涛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实质停止宣传一国两制。其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中便未提到一国两制原则，相对地其假设台湾采取中立并且不自行宣布独立。而在2005年中国国民党和平之旅之后中共开始进行海峡两岸双方交流与谈判，到了2008年中国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官方会谈重新展开，其中马英九政府在处理海峡两岸关系上决定采取“不统不独不武”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开始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官方交流，之后陆续设立两岸定期航线、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以及双方共同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着重逐步推动经济一体化，并且进一步与中华民国方面展开经济和政治上的密切互动。
习近平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开始重新提起一国两制。在2014年9月6日会见新党主席郁慕明及新同盟会长许历农时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不是主权与领土的再造”，并且表示会充分考虑现实情况后具体实现之。对此，时任行政院长江宜桦重申拒绝一国两制的立场，朝野政党也表示无法接受。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宣布继续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两岸统一大政方针，相关内容总结为习五条。对此总统蔡英文立即回应，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6月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后，直接冲击202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的选情。最重要的两位参选人，蔡英文、韩国瑜均表态反对一国两制。而面对另两位国民党籍参选人郭台铭、朱立伦反对一国两制的表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在6月26日仅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案。对于台湾方面反对一国两制的风潮，大陆方面文章反呛：放弃‘两制’，等于默认‘一制’。7月，解放军少将罗援撰文称，如不接受一国两制，可在武力统一或和平统一台湾后，实行“一国一制”。

西藏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设法和西藏噶厦进行一系列接触均无果后，195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出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同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昌都战役中成功占领康区西部的昌都地区（当时属于西康省，此前在康藏战争中被西藏噶厦派兵占领），歼灭藏军5700多人并且俘虏包括噶厦派来的昌都地区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等在内的噶厦军政人员，最后迫使藏军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
1951年2月，西藏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等人谈判。同年5月23日，双方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其中噶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对于西藏地区的主权，而中央人民政府则承诺暂时维持西藏现有的社会阶级和政治架构、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势力，同时承诺在前几年暂不实行民主改革，从而暂时保留了三大领主对农奴的权利，并且定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此后，在今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内，同时存在三个地方政权，即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班禅堪布会议厅（1953年改为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吸收了上述三方面及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参加，此后三方面的权力逐渐向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转移。1959年藏区骚乱中，十四世达赖从西藏流亡至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原有职权。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开始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十四世达赖喇嘛一直主张西藏自治、不追求独立，2005年他提出在大藏区按照一国两制的办法实行“高度自治”，而且自治权利应比香港、澳门更大。他表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针对一国两制有所规定，因此他的这项建议应该可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接受，并且表示如果同意大藏区实施一国两制作法时他将会结束流亡返回西藏。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对此反驳称，一国两制是专门为香港与澳门这类曾经遭到西方国家作为殖民地统治、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所施行，而西藏自从元朝开始便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并不存在类似香港或者澳门地区的问题。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认为西藏独立运动成员可能借由一国两制的方式，借由自治的名义方便往后推动独立。此后达赖方面未再多提一国两制，不过他还是强调自治的理念，并多次称不会寻求独立。

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都认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保障下，一国两制政策已经分别成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
英国政府在部分提交国会的《香港半年报告书》中均认为，一国两制原则在香港运作良好，《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的权利及自由也得到尊重，亦同时表示近年一些事件引起英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落实情况的关注，引起香港特区政府回应指其他国家不应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欧盟发表的《2012年香港年报》也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运作良好，香港人的人权自由继续受到尊重，法治、市场经济及营商环境继续得以维持。2012年，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报告中，在有关香港的部分就香港一国两制的持续实施表达关注，并且重提应制定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反驳称，一国两制正有效运作，报告就香港一国两制的持续实施表达的关注毫无根据。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2015年9月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对一国两制感到信任的43.3%民众低于感到不信任的50.0%民众，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信任度也回升至35.5%；然而有36.8%以及44.1%的香港民众分别不信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对于香港前途的信心程度则由1997年7月的72.7%下滑至2015年9月的44.0%。虽然一国两制已经在香港和澳门地区实行，但是《苹果日报》质疑一国两制实际上并没有如其所述在2047年以前给予高度自主，甚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针对香港地区进行多次干涉。
香港法学学者、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曾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学生代表，其对一国两制的实施曾带有批判和怀疑。他在法律系的学士论文是研究一国两制如何在台湾实施，认为在实施上要面对很多问题。一国两制本身是充满矛盾的产物，两制冲突是必然。中港两地无论经济制度、社会状况均有不少差异，要结合并不容易，戴称“当时希望有一国两制，但又不是天真到觉得一国两制无问题。”
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首席执行官及基本法咨委会成员冯可强对一国两制的运作模式的理解，是委员会成员都希望香港走向民主，最终实现全面普选。香港继续沿用普通法系，与中国特色大陆法系不会互相干预，“河水不犯井水……总之内地归内地、香港归香港，大家互相尊重，同时香港继续对中国经济作出贡献。”这个共识是因为当时大陆刚开始改革开放，无论法律、经济、城市管理等都比香港落后，不少官员都欲来港取经学习，中央亦很乐于接受意见，其中目标是香港能继续贡献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有一种意见是当时香港精英认为回归已经不可避免，故在当前条件下试图在《基本法》内获取更大的本地利益，以及聚焦于民主、实现普选及保护自身经济利益，“以本地利益优先，财产权优先，民主权利发展优先”。冯可强认为一国两制实施过程里，中央依据香港社会形势转变，治港方略变化可分为三阶段，即董建华第一任特首时期的“基本不管”，董建华下台后中央开始查找“要管”的法理依据，以及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宣布对港拥“全面管治权”。冯认为一国两制下中央对港拥许多权力，最初备而不用且鲜有提及，以致被人忽略，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列明，“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意味“根据宪法，中央有权对香港做任何事”，问题只是他是否实践这权力和有多克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指出，一国两制设计的初衷是让内地学习香港，它包含着“两制”互动融合的初衷初心。国家在一国两制中的利益体现于一直强调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主权与安全即香港不能成为反国家基地，“这是任何一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最基本的政治忠诚要求”。发展利益则是指香港要在不同阶段，根据其自身独特优势支持国家发展，“过去是帮助国家现代化，现在则在国家主场优势下参与及融入式发展。”
2006年，正值陈水扁当政时期，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提出169个案例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次干涉香港市民自治的权利，并且严重干预司法系统以及言论自由。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曾批评一国两制使香港民主倒退、基本人权受侵犯、产业空洞化加速以及失业率大幅提高，并且认为香港政经困境的真正症结点在于香港丧失自主性与主体性。
《苹果日报》、《大纪元时报》等的评论认为，香港名义上虽然拥有自己的法律以及言论和表达自由，但是仍然出现打压异见人士和逐步压缩言论自由的举动，这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没收六四民主浮雕、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人士入境等等。其中一些批评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仍然会暗中听从在北京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指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暂缓按照基本法给予香港双普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解释基本法等作为也常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试图干涉香港事务。例如2003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准备立法时，便被担忧可能是为了大规模打击反对党并且破坏自主权。2013年3月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提出的“管理香港的人不能与中央对抗，不能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论点，也引来香港部分民主派人士的批评。
2014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重申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授权，并强调“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这引来部分香港反对派人士的批评和质疑，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是背弃一国两制的承诺，进而破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香港实施民主自治的政策。例如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人文及法律学院助理教授贾廷思表示难以就“监督权力”评论。被问到有没有任何法律条文提及白皮书所谓“监督权力”，他表示若要辩论此问题，对方或会辩解《基本法》第12条暗示了有关权力，但贾认为该条文绝对没有作此表述。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指，白皮书所谓“监督权力”之说没有明确法律基础，强调白皮书不能取代《基本法》成为宪法一部分，也不能作为解释《基本法》的文件。
就此问题，中国内地的一些法学专家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授权，并非香港固有，中央与香港不是分权体制，不存在所谓“剩余权力”问题，希望香港的反对派人士理性面对中央与香港的关系。此前有内地学者研究认为，1986年初，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港方起草委员李柱铭等人提出的“剩余权力”问题，后来并没有被《基本法》承认。
而对于白皮书抛出的对自治层拥有指挥权的概念，《明报》不署名评论指若中央依法直接对港行使管治权，香港与其他中国城市并无分别，而在白皮书中出现中央人民政府“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的权力”的说法，这个权力如何操作、由哪一个部门向特首发号施令未有明言，评论认为体现高度自治的特首变成受令于中央，客观上特首的管治威信势必大打折扣。
对中国中央政府来说，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仅仅对香港好，还是中国现代化、国际化整体战略方案的一部分。起草《基本法》时以保障香港法制优先，但中央保留人大释法条文（《基本法》第158条）。
2015年9月11日，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出席《基本法》颁布25周年研讨会时就香港政制表示，草拟基本法时的主导思想，是以特区政府作为核心的主要体制，“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张晓明于研讨会发表致谢辞说，香港于回归前及回归后，也没有实行过任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他说，“作为领导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他所具有的双首长身份和双负责制的责任，使得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的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处于特别行政区权力运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别行政区的三权之上起着连结的枢纽作用”。
有关言论引发巨大争议，多位政界人士对此作出评论。9月14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对张晓明的演讲内容的讨论表示深切关注。声明提到，基本法清晰界定了三权的关系和权责。大律师公会坚信“权力分立”的法律概念在基本法底下得到充分的落实。张晓明“超然于三个机关之上”的描述，难免被解读为特首“凌驾于三权之上”，引起公众忧虑，大律师公会对此深表遗憾。大律师公会又促请张晓明及律政司司长早日作出澄清，“消除香港市民以及国际社会对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秉行法治的疑虑”。
同日，23名泛民立法会议员以泛民会议名义发表联合声明，引用基本法三项条文，说明特首权力受多重制衡，因此超然一说是无中生有。泛民会议表示希望张晓明能“尊重‘一国两制’及《基本法》，勿再发表损害香港核心价值的言论”，又促请梁振英“公开重申会遵守本地法律，并按基本法条文接受立法与司法的制衡”。9月15日，梁振英在政府总部会见记者时，评论了张晓明的演说内容，指张晓明在演说中并无使用“凌驾”字眼，有人没在现场听而作出批评，出现断章取义或误导的情况。9月16日，梁振英又对传媒表示行政长官地位“确实是超然”。9月20日，香港律师会就张晓明的言论发表声明，重申两个基本原则：“司法独立对法治的重要”和“香港司法机构的专业及其制度健全”。
香港大学学生会中文期刊《学苑》副总编辑江旻谚就第五次释法后评价一国两制称“香港唯一的工具价值，只在证明‘一国两制’的历史错误”，“香港民主运动的消亡，是台湾面对的反例，证明了‘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架构出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