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法賢

早年生涯

蒋法贤祖籍广东新会，1903年2月27日生于香港，父母分别名蒋安惠和胡妙光。居于山道25号的蒋法贤早年入读位于扫杆埔的官立嘉道理爵士学校，1917年升读皇仁书院，1920年毕业，后曾于1954年至1955年任皇仁书院旧生会副会长。蒋法贤于1920年通过入学试考入香港大学，同时获广东政府奖学金，得以主修医学。他在皇仁和港大就读期间表现杰出，曾分别获庇理罗士奖学金、何福奖学金和其他奖项，1925年从港大获得内外全科医学士（M.B., B.S.）学位毕业，同年还任毕业班代表。蒋法贤后来热心于港大的校友事务，曾连续三届担任香港大学医学会名誉司库、香港大学校友会理事和香港大学会所理事等职，其后于1940年出任香港大学校友会会长一职。
大学毕业后，蒋法贤获得佐敦奖学金加入国家医院，担任港大首任内科学系教授约翰·安德逊（John Anderson）的医务助理，负责生物化学方面的工作，又展开血液化学方面的研究。同时间，他还分别在国家医院和位于九如坊的中区公立医局兼任署理医务官一职，每天早上为轮候市民提供门诊服务。他在生物化学方面的工作，促成他在1927年发表〈糖尿病－生物化学测试在其诊断和治疗方面的重要性〉（"Diabetes Mellitus - The Significance of Bio-chemical Tests in it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一文。

战前工作

1927年7月，蒋法贤开展私人执业，特别擅长与生物化学和糖尿病有关的治疗，期间又于1930年至1934年兼任东华医院护士学校名誉讲师，以及在1930年至1936年连续两届获香港政府委任为医务委员会委员。蒋法贤在1934年成为英国医学会会员，同年，他前赴欧美展开为期约半年的医务考察和实习，期间他曾到访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马约诊所和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内科学系研习；另外又先后到英国伦敦的大奥蒙德街儿科医院、夏洛特皇后妇产科医院和爱尔兰都柏林的圆塔医院实习；以及到德国慕尼黑、意大利罗马、瑞士日内瓦和法国巴黎等地的多家医疗机构考察。1935年1月返回香港后，蒋法贤与另一西医胡惠德医生合组开设医务所，重新私人执业，旋设医务所于中环毕打街及皇后大道中交界的华人行四楼，该处自此成为他毕生执业的地方。
在私人执业以外，蒋法贤很早便开始涉足不少与医疗相关的公益活动。1932年，中国发生一二八事变，日本派兵攻击上海，造成人命伤亡。事件中蒋法贤参与筹设由民间组成的香港医疗救援委员会，向上海提供医疗支援，而他在委员会成立后更担任名誉秘书一职。此外，他曾与中华佛教会合作，自行斥资营办一所提供义诊的医务所，又担任西南中学、圣保罗女书院（圣保罗男女中学前身）和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名誉医生。透过与香港中华医学会（香港医学会前身）、国际联青社、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等团体合作，蒋法贤热心于向香港大众教导有关卫生与医疗的常识，并经常举办以健康和疾病预防等为题材的讲座，和不时获邀到香港播音台讲授医学常识。他也曾经与国际联青社合作开办卫生教育班，以培训年青人为市民举办基本的健康讲座为宗旨，从而提升大众的卫生与健康常识水平。
蒋法贤早于二次大战前已担任不少医疗组织的职务，当中包括在1934年至1939年担任英国医学会香港及华南分会理事，历任香港中华医学会会董、名誉秘书和副会长等职，以及担任过中华医学会香港分会司库及名誉秘书。另外，他又分别取得中华医学会终身会士、奥地利维也纳美国医学会会员以及伦敦医学奖学金学人等资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触发不少难民从中国大陆南逃来港，蒋法贤遂于1940年至1941年间进一步获港府委任为营养研究委员会委员，特别针对饮食和营养不良两方面，参与调查当时在港难民的健康营养状况。
1941年12月，日本挥军香港，香港保卫战一触即发。在战事期间，蒋法贤响应港府动员参与民事医疗防卫工作，并在香港大学本部大楼临时搭置的大学救济医院负责诊治伤员，直至香港在同年12月25日沦陷为止。香港沦陷后，蒋法贤在日治政府指令下，在1942年初被派到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担任助理院长及司库，该院当时被改称为“市民医院”，且隶属于日治政府卫生课，是日治时期香港唯一一所民事医院。一直到1943年1月，他才获准卸去医院的职务，恢复私人执业。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和香港重光后，英国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管治，港府以蒋法贤在香港保卫战和日治期间参与医疗救援有功，特于1946年向他颁授防卫奖章，以资肯定。

战后工作

二战后，蒋法贤继续积极参与香港各类医疗事务组织，当中包括在1946年至1949年担任香港防痨会执行理事会理事，响应律敦治等人的号召参与筹设香港防痨会，以应对当时在港流行的肺痨。防痨会在1948年成立后，他又于1949年至1952年担任该会的创会理事，向大众推广预防肺痨的讯息。他后来还曾于1950年第二度担任英国医学会香港及华南分会理事、1959年起出任香港复康会信托人、以及在1963年至1967年任香港防癌会董事会创会董事。1947年至1949年，蒋法贤连续两届当选香港中华医学会会长，任内与英国医学会和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周锡年医生等争取让属于该会会员的普通注册西医获得授权，向出入境旅客发出证明已接受天花和霍乱预防疫苗注射的医生纸，从而一改过往只限由港府医务官签发医生纸的规定。
在一众医疗组织当中，蒋法贤与香港圣约翰救伤队的关系特别密切，早于1930年，他联同胡惠德等医生创立新界赠医会，并任义务司库及司理，参与在新界地区提供义诊。赠医会在1932年并入圣约翰救伤队成为圣约翰新界赠医会后，他继续担任赠医会的义务秘书，同时正式加入圣约翰救伤队成为队医。此后，蒋法贤长年参与圣约翰救伤队的工作，到1949年出任救伤队的联队医官，1952年升任助理总监，主管训练事务，1953年改任总务组助理总监，以及到1954年升任副总监，任内曾于1955年和1958年分别署任总监。
蒋法贤早于战前已是圣约翰救伤队终身会员，而圣约翰理事会在1949年成立后，他即成为理事会其中一名委员和常务委员。1958年至1963年，他进一步担任香港圣约翰救伤队总监，同时兼任圣约翰理事会副主席一职。为表扬他多年来在圣约翰救伤队的工作，他屡次获圣约翰骑士团颁授勋衔，当中包括在1948年获圣约翰服务奖章、1953年和1958年先后在服务奖章获加第一和第二条横条，另外又在1947年、1953年和1965年先后获颁OStJ勋衔、CStJ勋衔和准KStJ勋衔。
与战前一样，战后的蒋法贤依旧获港府委以不少与医疗事务相关的公职，其中计有在1946年起担任后备警察队名誉医务官，直到后备警察队在1957年改组为香港辅助警察队为止，另外还有在1946年至1948年担任港府营养顾问理事会理事、1952年至1955年再一次任港府医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在1961年至1964年获香港总督柏立基爵士委任为港府医务顾问委员会委员，就公共医疗政策提供意见。蒋法贤也曾任青山戒毒院上诉委员，及担任葛量洪医院建设医务组主席，协助筹建在1957年落成启用的葛量洪医院。
蒋法贤在战后一直维持私人执业，曾诊治过的名人包括港督柏立基等。此外，他又透过医学会和扶轮社等组织，继续举办不少医疗和健康讲座，向公众教导相关的知识。他曾撰写过与医务有关的小册子包括在1948年发表的〈香港中华医学会简史〉（"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1949年的〈香港的医院服务〉（"Hospital Services in Hong Kong"）、1955年的〈中国的医学贡献〉（"China's Contribution to Medicine"）、1956年的〈香港圣约翰救伤队简史〉（"History of The St. John Ambulance Brigade in Hong Kong"）和1958年的〈中国外科手术历史回顾概要〉（"A Short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Surgery in China"）等。1956年，他又把圣约翰救伤会、圣安德鲁斯救伤会和英国红十字会的认可急救手册First Aid to the Injured翻译成为中文版，并命名为《伤者急救学》，以便利香港圣约翰救伤队的成员。他后于1958年和1962年再先后编译《救急学》（First Aid）和《急救学教理问答》（First Aid Catechism）两书。

社会公职

在医务工作以外，蒋法贤也热心参与一系列社会公益团体的工作，例如早在战前已任钟声慈善社名誉总监，及到由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创办的香港露宿救济会担任义工，战后他又尝任社会服务联会理事、香港拯溺总会副会长、和在1961年至1974年出任香港红卍字会会长等。
蒋法贤特别关注儿童福利，1935年，何明华会督在新界大埔“十三咪半”创立大埔农化孤儿院，他即响应胡惠德医生等人对孤儿院提供协助，并担任该院董事会副主席兼助理秘书。孤儿院在战后易名为圣公会圣基道儿童院，高峰时期收容多达330名孤儿。1964年，蒋法贤接替逝世的胡惠德担任董事会主席，继续监督该院的运作，到1974年为止。他其他担任过的相关公职还有在1947年至1950年出任小童群益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0年至1951年任香港保护儿童会主席、1954年起出任香港童军总会九龙地方副会长、以及在1962年至1966年再任小童群益会会长等职。
在社团方面，蒋法贤与扶轮社、国际联青社和世界兄弟会等团体关系密切，历年来积极参与这些团体的活动和会务，担任要职。他早于1937年出任香港联青社社长，并于1939年至1940年任国际联青社华南区监督，下辖香港、福建、广东、云南、广西和贵州各地；另外又在1957年至1959年任世界兄弟会香港分会主席，和在1959年起改任世界兄弟会香港分会副会长。蒋法贤二战结束后由1947年至1948年出任香港扶轮社社长，任内于1948年发表〈香港扶轮社历史〉（"History of the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一文。他后来于1958年至1960年任国际扶轮总会港澳台区顾问，期间成功推动把该区改组为345区。国际扶轮总会345区成立后，他复于1961年至1962年留任该区的香港顾问。在工商组织方面，蒋法贤战前已任香港华商总会值理、四邑工商总会董事、新会商会理事和在1937年出任商业通济公会会长等。1961年，他又参与成立新会古井同乡会，并任首任会长，1963年卸任后改任永远荣誉会长一职。
活跃于社会事务的蒋法贤也得到国民政府注意，早于1937年，他在香港华侨选举中当选为南京制宪国民大会监票员之一，此外又任欧美同学会和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至于香港政府方面，蒋法贤曾在1938年至1939年获委任为保良局总理；1945年日本投降和香港重光后，香港在当年8月至翌年4月一度由海军中将夏悫爵士主持的英方临时军政府管治，期间蒋法贤获得起用，分别担任夏悫总督慈善救济基金顾问、首届租务法庭法官、香港建设复兴华人咨询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辖下的业主与租客小组委员会委员、以及军政府的救济及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蒋法贤在业主与租客小组委员会任内参与研究在战后房屋需求殷切的情况下，如何防止迫迁情况发生和控制租金上涨；在救济及教育委员会内，他也协助有需要的市民和涌港难民分发食物和衣物、提供医疗援助、和资助儿童就学等。
1946年香港恢复民事管治后，蒋法贤于1954年4月1日获港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绅士，旋于同年至1963年出任绅士法庭法官，1957年至1962年出任港府紧急规例拘留令检讨委员会委员，继后于1962年至1963年出任递解羁留法庭法官。为表扬他多年来在公共事务方面的表现，他在1953年获授加冕奖章，1961年英女皇寿辰授勋名单中再获英廷授予OBE勋衔。

教育事务

蒋法贤雅好中文，并爱收藏书画古玩，源于对中国语文的兴趣，他在1953年至1955年获港府委任为教育司署中文课程研究委员会委员，1955年起出任美国的孟氏基金会理事、1958年起任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名誉副会长、另外又任港大东方语言研究院董事等职。1960年至1963年，他获邀出任以明代理学家“白沙先生”陈献章命名的白沙文化教育基金会副主席，卸任后再获邀留任顾问一职。此外，他由1951年至1953年任中英学会（战前称中英文化协会）主席，1936年起长年担任圣保罗女书院（后改称圣保罗男女中学）校董兼义务秘书，1962年起再进一步担任香港红卍字会卍慈小学校监一职。
蒋法贤对香港中文大学在1963年创校也具一定的影响。事实上，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完结后不久，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立国后，已渐渐出现设立一所中文大学的构想。当时中国大陆局势动荡，不少南逃至香港的大陆学者纷纷开办一些私人专上院校。然而，鉴于这些院校并非大学，因此颁授的学位不像早于1911年成立的香港大学，获得港府同等的承认；同时，在1949年以前，不少在中文学校就读、或是不获港大取录的香港预科毕业生，通常都会选择到中国大陆的大学继续升学，但自大陆风云色变以后，前赴大陆升学的做法渐为罕见，使这类学生少了一条主要的升学途径。
为了集中这些中文院校的力量，广侨书院、光夏书院、华侨书院、文化书院和正平会计专科学校五家旅港私立专科院校在1956年8月合并成为联合书院，并邀得蒋法贤担任书院首任校长，同时兼任首任校董会主席。书院校址最初设于香港岛坚道147号，初时学生600多人，至翌年即有毕业生73名。
蒋法贤任内积极主张联结各家中文专上院校成为一所全新的中文大学，而当时又以崇基学院、新亚书院和联合书院最具实力。适逢1956年，美国雅礼协会驻新亚书院代表郎家恒（Charles Long）致书时任教育司高诗雅（D. J. S. Crozier），就私立专上院校的地位提出讨论和建议，有关建议促成港府在1957年1月首次就专上教育和私立专上院校的发展，与三家专上院校代表召开会议作正式讨论。会上，崇基学院校长凌道扬教授、新亚书院校长钱穆博士和身为联合书院校长的蒋法贤均对专上院校教育对香港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提出看法，而钱穆更提出设立另一所大学的建议。
在该次会议后，三家专上院校共同就专上教育发展制订计划，以供港府考虑，终促成三家院校在1957年2月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由蒋法贤担任首任主席，并邀得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担任顾问，而协会委员则由三家院校派出代表担任。蒋法贤在任内负责代表三家院校向港督柏立基爵士和高诗雅等港府高层争取获得资助、提升教学、师资和设备水平，以及赋予颁发获政府认可学位的资格，向升格成为大学迈进。经过协会向港府方面争取，以及港府与殖民地部的深入讨论，英政府方面终于在1958年8月原则上支持在香港创办一所中文大学，对中文大学的创办是为一大突破。1959年6月，蒋法贤联同高诗雅正式对外宣布崇基、新亚和联合三家院校成为政府资助的专上学院，而香港也将成立一家由崇基、新亚和联合组成的联邦制大学，筹备大学成立的工作立即展开。
不过，这时的蒋法贤却决定功成身退，辞去联合书院校长、校董会主席和中文专上学校协会主席的职务，因此未有参与大学筹备方面的工作。虽然如此，经过蒋法贤的积极争取，筹办香港中文大学一事有了新的方向。此后，港府在1961年成立大学筹备委员会，1962年成立富尔敦委员会，负责就中文大学的成立提供深入意见。1963年6月，港府正式接纳了《富尔敦报告书》的建议，旋即设立一个由20人组成的临时校董会。同年9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学条例》获立法局三读通过成为法例，筹备经年的香港中文大学最终得以在1963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
退出联合书院的工作后，蒋法贤晚年把注意力投放回自己的母校香港大学。他在1961年至1968年担任香港大学校董、1964年至1968年任港大校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在1962年至1968年连续两届担任香港大学毕业生议会主席，就港大发展提出意见。为表扬他积极投身香港社会各方面的事务，他在1969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LL.D.）学位，并成为香港大学创校以来第100位荣誉学位领受人。

晚年生涯

1963年2月5日，蒋法贤在港督府拜会港督柏立基爵士期间中风，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疗，到同年2月23日才康复出院。此后他虽然继续在自设的私人诊所执业，但就卸下香港圣约翰救伤队总监和绅士法庭法官等职务，以减少工作量。晚年的蒋法贤仍身兼香港红卍字会会长和圣公会圣基道儿童院董事会主席等职，并继续参与不少社交场合和公开活动。
1974年12月22日早上六时，蒋法贤在香港岛铜锣湾金龙台7号寓所逝世，终年71岁。他的遗体随后移奉往香港殡仪馆治丧，旋于12月24日举行大殓。出殡当日各界致悼者众，联合书院、圣约翰救伤队和红卍字会等他生前曾任职的团体也有派出代表致悼，而扶灵人士则由前两局非官守议员冯秉芬爵士和副教育司何雅明等共10名生前好友组成。仪式过后，蒋法贤的遗体即日安葬于柴湾华人永远坟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