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

在西方哲学等人文科学上，普世价值（英语：Universal value）泛指那些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出于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价值观念，是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

普世价值的定义

即是“人类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有益的事物就有价值，对人类普遍有益的事物就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也叫普适价值。普世价值涉及到两重含义。 
第一，为大家所“发现”的普世价值。以赛亚·柏林的定义是“普世价值……是那些被很多人在绝大多数地方和情况下、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里、实际上共同认可的、无论是否在他们的行为中明确表现出来的价值……”。 
第二，为所有人有“理由”相信的普世价值。阿马蒂亚·森认为当莫罕达斯·甘地认为“非暴力”是普世价值时，他主张所有的人都有理由相信非暴力的价值，并非所有的人目前正在相信非暴力的价值。许多不同的东西都被认为是普世价值，例如对快乐的追求和民主等。
关于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如果存在的话什么是普世价值的问题，跨越了包括心理学、政治学、哲学在内的一些领域。

哲学观点

哲学上对普世价值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价值论和价值观上，但在伦理学、美学和政治哲学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伦理学观点

归结主义（英语：Consequentialism）认为只有产生具普世价值结果的行为才是正确的行为。 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和痛苦是唯一具有普遍意义上内在价值的事物。

政治学和法学观点

政治学和法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规则（英语：rule according to a higher law）及其衍生开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规则意为只有当公平、道德和公正这些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法律才可以被执行。在法律实践上，更高法律规则是通过法治和法治国的概念体现出来。法治可分为狭义法治和实质法治；狭义的（英语：formal）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实质的（英语：substantive）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包括自由、人权和民主在内的个人实质性权利。实质法治的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赋人权，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尽管在学术界狭义法治比实质法治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但在各国的法律实践上，宪政国家的宪法普遍包括了人权法案，因而实质法治得到事实上的广泛的确认。
宪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种主张以宪法体系约束国家权力、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理念和政治实践。这种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使政治运作进入法律化理想状态。宪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和保障，同时也是对民主政治的制衡。传统上，宪政本身并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但现代宪政理论往往与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并成为民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基础，没有法治也就没有宪政。自由、人权和民主正是通过宪政和法治被认为是普世价值，但是“普世价值”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普世制度”或者“普世体制”。

争议与批判

普世价值最基本的争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存在普世价值，其中以道德普遍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之争具代表性。第二类争议是哪些该算作普世价值，比如：有人认为丛林法则和自然竞争也应该算作普世价值的一部分，有人认为其为普遍原则、但不是普世价值。宗教界人士则认为神学观点也是普世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则认为其为绝对真理（就信仰者而言）、但不是普世价值（相对于民主等非宗教概念而言）。
中国大陆学界在普世价值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的存在基础及普世价值的内涵这些问题上，尚有争议。
2007年纪录片系列《为什么要民主？》中的俄罗斯纪录片《俄国式民主》，探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民主政治会走到什么方向，核心问题是：“民主是普世价值吗？民主只有一种型态吗？人民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要不要民主’、‘要哪一种民主’吗？”
2011年1月19日，日本立命馆大学法学部名誉教授徐胜（Sung Suh）说，唯有超克西方普世人权和日本亚洲主义的虚伪意识，彻底清理日本对东亚民众侵略和殖民的历史并追究其责任，才能完成东亚民众去殖民的课题，实现东亚民众共同的和平未来，实现有普遍意义的东亚人权。2013年8月15日，徐胜说，西方所讲的普世价值，向来就是双重标准；“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法，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合理化对外侵略所提出的论调，以文明的高度否定受侵略者的人格与尊严，将受侵略者视为野蛮的奴隶、只能受文明人支配，以美国对待伊斯兰世界为例，“美国一口说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却又在这些地区蹂躏人权”；他主张：“我们必须重建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普世价值”。
2013年6月13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李世默说：“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把大把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
2013年8月，香港《明镜月刊》第43期刊出了据说是中共中央“九号文件”的全文，内文宣称“在西方国家经济、军事、科技长期占优势的情况下，这些论调（宣扬普世价值）具有较强的迷惑性、欺骗性，目的在于混淆西方价值观与我们宣导的价值观的本质区别，最终用西方价值观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原文出处并未得到证实。
2014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说，普世价值是“在历史上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更不会有”的事物，提出普世价值来论证改革必要性的人“先设定一个‘普世价值’的框子，然后按照这个框子来设计改革方案”，这些人实际上是在设置一个诱导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陷阱”。
2015年12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普世价值是带有侵略性的政治口号，并在世界各地酿成灾难后无法收拾。
2016年2月，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辛旗说：“地理大发现以后，人类进入了全球性殖民贸易时代，资本主义率先在欧洲大地上诞生，经历了野蛮的原始积累之后，逐步发展为更高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这个过程中，由其所确立的以资本为导向的西方文明冲破国家和民族的边界，以成功者自居，审视和批判其他文明，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贬损、冲击其他非西方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人们所看到的，不是不同文明的交汇、共荣，而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压制和征服，全球化成了‘美国化’、‘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这种狭隘的理念和偏执的做法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人类文化、文明的多样性受到极大伤害。”
2016年9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杨光斌说，自由主义民主是在一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在基督教文明体系中形成的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把自由主义民主当作普世价值，是20世纪末西方国家基于历史终结论炮制的一种说辞，与19世纪西方建立殖民体系时提出的白人优越论是同一个性质；而历史终结论的实质仍是以西方政治文明终结其他文明，还是白人优越论式的“文明的傲慢”，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把这样的“普世主义”视为“民族主义化的”。他说，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建立单一文明一统天下的“普世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所说，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立不住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
201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发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一文，提到，有人在热炒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的同时，把西方制度模式说成是“普世价值”，凡是符合西方标准的就是好的，凡是不符合的就起劲地妖魔化。这种被政治利用的“普世价值”等为错误思潮，是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