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蔣經國的評價

蒋经国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台湾战后史上地位举足轻重，他逝世后，人们给予他不同评价。一方面他形象正面，领导中华民国自由地区走向复兴，专业人士不受掣肘，使得过去一些留学海外的海归派纷纷回台创业或投资，而促进台湾经济逐渐起飞，热钱涌进，新台币开始大幅升值，股市创新高。1987年，解除台湾省戒严令，开放报禁、党禁，准许台湾战后各省移民可以返回中国大陆探亲。甚至开放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展开小额投资，而获得人民认同。第一个反对党民主进步党也在蒋经国任内成立。
关于中华民国行宪后历任总统的民意调查显示，台湾人民对蒋经国均抱持最深切怀念及肯定。蒋经国的亲民作风，也受到李登辉、宋楚瑜、马英九等政治人物仿效及模仿。
另一方面，他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继续施行威权统治，以警总及情治单位特务镇压身边匪谍，借此打压可能萌芽的共产主义或党外政治思想。当时有几句话：“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充斥在大街小小巷，甚至发票上都有此警语。

华人政界人物评价

周恩来：蒋经国是愿意做些事情的。
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蒋经国逝世后发表谈话，肯定了蒋经国坚持中国统一、反对台独的立场。对蒋经国去世，时任中共中央领导人赵紫阳发表谈话，其中谈到：“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
与其有深厚交情的第一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评价总统蒋经国“沉默冷静、想法务实”，他认为蒋经国从不摆出思想家的模样，但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善于识人，确保留在身边都是可靠之士，随时愿坦诚提出己见，哪怕是逆耳忠言。蒋经国在开口前，必定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绝不信口开河。
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曾指出：1986年中国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蒋经国就已正式终结反攻大陆的大中国路线，确立台湾为主体的革新保台路线。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认为，经国先生是了不起的人物。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缅怀蒋经国，应学习到“以人民的小事为政府的大事”。他曾说过，蒋经国公馆墙壁上挂有许多字，其中最多是“忍”字。蒋经国个性虽然很刚强，但他却非常能够忍耐，他办公厅上摆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一个“忍”字，“用于自勉” 。
高玉树认为蒋经国必须对1950年代初期的残酷镇压负责。
王作荣在自传《壮志未酬》指出，“在1950年至1960年代，可说是政府的高压威权时代，而主控这一段时期权力的便是经国先生，这可说是人尽皆知的事。……迁台早期，简直是恐怖统治，以后虽稍放松，仍是绝对威权统治，毫无民主气息。而且为求将来能继承大位，不着痕迹地、但无情地、不择手段地整肃对自己有妨碍者，甚至一再用冤狱罗织入罪，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不佳。”
民进党对蒋经国“很尊敬”，充分说明“经国先生的伟大”。前立法委员、台北县县长尤清表示，事实上蒋经国先生对台湾贡献厥功至伟，尤以任内最后几年，蒋经国先生大是大非，卓见与胸襟开明民主，加速国内民主，在经济及政治上贡献不小，如今蒋家主动归还县产，更令他感佩。泛绿人士都相信蒋经国长年掌握的台湾情治系统，默许外省人与半山派各项在台湾长期之政商利益。他们认为在其主政时期，采取威权统治，利用警备总司令部及情治单位镇压异议份子，例如中坜事件、桥头事件、美丽岛事件、陈文成命案、林宅血案等政治事件。

民调评价

根据TVBS于2007年9月对历任中华民国总统评价民意调查，民众认为蒋经国对台湾贡献最大，在全体中排名第一。
2018年1月12日，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公布民调：题目一“历任总统，谁最爱台湾”第一名是蒋经国32.8％，题目二“历任总统，谁对台湾的贡献最大”第一名是蒋经国53.3％；就政党属性分析，70.2％泛蓝支持者有70.2％肯定蒋经国，泛绿支持者也有44％肯定蒋经国。
2018年6月29日，美丽岛电子报公布《2018年6月国政民调》，其中一项题目是“您认为在以下这几位总统任内，哪一位最能够坚持或是代表台湾价值”，调查结果：民众回答排序为蒋经国43.0%、李登辉13.8%、蔡英文11.2%、马英九9.5%、陈水扁7.4%，未明确回答者有15.2%，蒋经国的支持度高于直选产生的后四位总统的支持度总和。

亲属评价

蒋经国庶子蒋孝严认为，蒋经国开启两岸交流是功臣。
蒋经国外孙俞祖声认为，蒋经国总是遵从一条哲理，那就是往者已矣，把握现在，来者可追，认为文明进步，更重要是尊重列祖列宗所创造之历史；蒋经国习惯每天保存其活动与思维纪录。

中国国民党总体评价

（以下仅列出台湾时期的评价）
蒋经国指挥军民从大陈岛撤退作战，结果增强了中华民国政府“对经国先生个人的信赖”。
蒋经国政府所领导的主持的财政经济金融部门，以计划性自由经济来规划发展，使台湾经济成长令人瞩目。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空前繁荣”。
蒋经国政府致力推动基础建设，如：十大建设、翡翠水库、石门水库、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和原子能发电厂等。
蒋经国政府开始“多起用台湾本省籍的优秀人才”，政府机关台籍官员比例增加，如林洋港、谢东闵、邱创焕、李登辉等，使中国国民党人事结构“年轻化”、“本土化”和“专业化”。努力朝向“技术统治”，开始任用大批专业技术官僚主政，如李国鼎、孙运璿、俞国华等。
蒋经国政府宣布解除台湾省戒严令，间接促进台湾地区民主化。解除报禁、党禁；出现了多数政党制，“发行报纸之自由”。政党政治凭借资讯快速流通，以多元舆论渠道，间接使台湾媒体发展，促进民主。
蒋经国在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组织国军及退伍弟兄开辟及建设横贯公路，中国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宣称其赢得“全体国民的称赞”。蒋经国由辅导会而大展身手，将社会事业实现理想。时间愈远，“也许更能看得出他的功绩里程”
两岸关系方面，1981年3月29日，为对抗中国大陆主张“一国两制”，中国国民党于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积极对中国大陆采取和谈之统战政治攻势。拉开台湾日后自由及多元之序幕，采取温和、稳健方式，“有耐心地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在1980年代，他提出“三不政策”（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此评价在不同人物立场及时代背景下存在差异。
1987年11月，开放民众赴大陆地区探亲，开启两岸关系新的里程碑。蒋经国政府宣布向中国大陆开放，“准许回大陆探亲”，中断近40年隔阂。有人认为，中华民国自由地区(泛指台澎金马)直到1987年才开放“准许回大陆探亲”，造成许多迁台约四十年或以上之外省籍居民太晚甚至无法见到父母和亲人。
蒋经国关心民众生活及走访台湾各乡镇，成为台湾政治人物下乡走访与亲民活动始祖，常被后来政治人物摹仿，拉近与民众距离。“走遍台湾，民众吃的他都吃”。“跟老百姓吃一样的东西，穿夹克，不结领带”，笑容平易近人，有利塑造亲和形象。1972年起，推行青年装，曾长期作为台湾公务员下乡亲民装扮。同时开始注重偏乡建设，落实水电及基础医疗卫生建设，减少城乡差距。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到各地视察，“发现各单位在用餐宴会上过于奢华、过度浪费”。为了改革传统上铺张餐饮习惯，以政令宣导时告知大众：台湾人每年可以吃掉一条高速公路（意指餐饮开销费用可以建设一条高速公路）。同时要求公务人员养成简约习惯，如结婚宴不逾十桌、平日宴客五菜一汤（梅花餐）等（指每餐五菜一汤，五菜指梅花的五片花瓣，汤则位在花蕊位置，使餐饮阔奢的消费得以减少，“以提倡俭约、简单、朴素”）。
蒋经国为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首任主任，加强青年“政治思想教育”，坚定青年“反共抗俄”信念，使青年拥护中国国民党。工作内容以服务、辅导青年为主。培养爱国观念和团队精神，接触大自然以舒解苦闷。给青年政治人才能循序加入党政系统。
蒋经国推动航太科技：设立航发中心，为日后研发AT-3自强号高级教练/轻攻击机、经国号战机铺路。
1985年，蒋经国曾声称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也“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舆论认为声明“显示了他肃清阴霾，稳定政局的决心。”。

国军将领评价

高魁元认为，蒋经国犹如百万雄兵，化解官兵紧张情绪，激发求胜斗志。

华人学者评价

余英时认为，1949年国府迁台以后，蒋经国担任领导工作，成为蒋介石重要助手。但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蒋经国便步挑起承先启后重任。台湾相继出现经济和政治奇迹，和他领导绝对分不开。
新闻耆老漆高儒认为，蒋经国求好心切，力争上游，无论写文演讲，总想力求尽善尽美。从28岁回国后，除短期在家自修外，服务公职，在外披月尝雨，上班早，下班迟。他要做蒋家孝子贤孙，蒋介石无暇照顾家人，他在江西工作时，蒋家大小事都是蒋经国照管，为其父分忧。
香港专栏作家陶杰，曾多次赞赏蒋经国。他认为蒋临终前，拆除政治地雷，开放报禁党禁，解除戒严，促成台湾民主化的贡献。不但已为其父蒋介石赎罪。而且在历史上，地位可与印度国父甘地相比。
政治大学教授李云汉认为，客观来说，蒋介石最信任蒋经国，“而且具有可以放心把左右国家命运之秘密活动交给他的实力”。
丁肇中博士讲蒋经国是：“我国几千年来的专制，民国后刻苦自励的第一人。”丁肇中称赞蒋经国为中国人千年历史中少见人物，像他那样全心的为国为民，直到病刻之时仍为公务辛劳，而又能纯正的亲民，为其解决实际困难的人物，实在太难得了。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认为，蒋经国之性格：第一是领导国家，有明确方向；第二是立定目标，勇往直前，即知即行，冀求有功；第三是庶政公开，廉洁自持，自奉俭约；第四是勤政苦行，平易亲民：上山下海，走访民间，职位愈高，事情愈忙；第五是忍辱负重，应付危局。
暨南国际大学助理教授王良卿认为，蒋经国本身不断行动，而非徒务言说，翼下秘密组织所欲争取、动员对象恰恰是那些青年，可能会因为“小组织、小圈子”而对中国国民党“退避三舍、望而生畏”。在战后中国国民党气势日渐凌夷之际，蒋介石、蒋经国以及不少中国国民党政治菁英有以下逻辑：一切小组织之想和作为，因为“拥戴领袖”而合理存在，因为“拯救党国”而必须存在。党不能实际节制各方，理念无法打动人心，在未知将来命运之际才能改造党务，统治菁英基于现实，以可靠亲信向内动员私人关系，是蒋经国等等人脱困之道，实际是以宗派主义救己救党。
茅家琦认为，在威权政治体制下，权威人物的思想言行，决定整个政策的走向。在台湾，如果没有蒋经国的决心，“是不可能实现政治改革的。”。
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乃德认为，在蒋经国实际统治的近三十多年间，正是台湾政治最恐怖的时期。

其他评价

前美国资深外交官陶涵认为，民主是蒋经国一项很特殊的遗产。陶涵认为：“一个民主的中国未必会完美，但可能会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大国’，有荣耀、美德、缺陷和错误。这样的结果将比任何其他变项，对太平洋地区、甚至世界的安定与和平，更具贡献。如果民主政治在中国真正胜利、结果，历史必将记下一笔——台湾替华人社会的开放、自由，奠定极好的典范，而促使这项发展的人——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先生的贡献，也是功不可灭。”
日本国际政治学者、姬路学院女子短期大学名誉校长、和其他人组成日亚华全国文化协会的小谷豪冶郎认为，蒋介石和蒋经国这样紧密合作，相依为命之例子，在历史上不多。蒋经国能学习父亲刚毅精神，“以砥砺自己而成长”。他生活充满“只有备尝辛酸的人才拥有的气氛”。
传记作家江南《蒋经国传》表示，蒋经国于1950年代左右曾一手包办掌控国民政府的最高特务机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国家安全会议前身），管辖国民党与中华民国政府之特务机构，时以“匪谍”名义遭滥囚甚至未经司法程序处死者不计其数，称为“五十年代的大屠杀大恐怖”，开明派如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亦抨击蒋经国及彭孟缉残踏人权。而吴氏与蒋经国的不和也导致吴国桢1954年于美国抨击国民党政权的专权，称吴国桢事件。江南亦认为蒋经国于《自由中国》事件下令拘捕雷震。而1970年左右蒋经国于内阁时，曾革除杨金虎案、白庆国案、徐柏园香蕉案等贪腐弊端（不过徐柏园香蕉案被视为冤案），加强九大建设提升产业升级，然时亦发生柏杨入狱的大力水手事件、李敖遭警总以“涉嫌叛乱”交军法审判，及殷海光因言遭禁止出版、出境等的言论自由箝制案，江南认为：“……没有确切证据支持外界的指责，这些罪过，全有经国的份，但经国控制台湾的情治单位，他手里操着生杀大权是客观的事实。”
流亡美国的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未毕业）刘仲敬评论蒋经国有：“他比父亲愚蠢小气，但暗地的监视和牵制却远远超出了父亲的性格和智力允许的程度，取得了不逊于安德罗波夫和周恩来的统战成绩。”“蒋经国死前是以可控、有限度的本土化来对（亲共）统派进行路径封锁，恰好能让对方吃哑巴亏，而自己仍然处在可进可退的有利地位。可惜他启动的游戏在自己身后完全失控，这是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台湾宪制必须适应世界宪制演化的问题（无法回复多极世界，美国霸权与和没有霸权欲望的小邦互利共生是很稳定的）。……蒋经国死于冷战结束的前夜，享受了天意能够赐予政治人物的最大恩惠：死得其时。否则他只要多活十年，无论如何决断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从所有各方赢得超过其应得的赞美，倒是很有可能得罪所有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