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

生平

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84年生于古希腊哈尔基季基半岛的斯塔基拉。父亲尼科马库斯是马其顿王阿明塔斯二世（Amyntas）的御医。从小亚里士多德在贵族家庭环境里长大。在18岁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被送到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学习，此后20年间亚里士多德一直住在学园，直至老师柏拉图在前347年去世。柏拉图可能对亚里士多德有些不满，而亚里士多德也终于发现柏拉图在重要学说上与他存在分歧，不过他始终对老师充满了敬意。柏拉图去世后，由于学园的新首脑比较喜欢柏拉图哲学中的数学倾向，令亚里士多德无法忍受，便离开雅典。但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虽然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波西普斯等学园新首脑的观点，但依然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
据悉，离开学园后，亚里士多德先是接受了先前的学友赫米阿斯的邀请访问小亚细亚。赫米阿斯当时是小亚细亚沿岸的密细亚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还娶了赫米阿斯的侄女皮西亚丝为妻。但是在公元前344年，赫米阿斯在一次暴动中被谋杀，亚里士多德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和家人一起到了米提利尼。
3年后，亚里士多德又被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召唤回故乡，成为当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根据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记载，亚里士多德对这位未来的世界领袖灌输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学的教育。亚里士多德也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科学事业十分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甚至以帝王之便提供丰厚的人力、财力资源，使亚里士多德得以完成诸多科学研究。但是，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政治观点或许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前者的政治观是建筑在即将衰亡的希腊城邦的基础上的，而亚历山大大帝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对希腊人来说无异是野蛮人的发明。
公元前335年腓力二世去世，亚里士多德又回到雅典，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学园的名字（Lyceum）以阿波罗神殿附近的杀狼者（吕刻俄斯）来命名。在此期间，亚里士多德边讲课，边撰写了多部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讲课时有一个习惯，即边讲课，边漫步于走廊和花园，正是因为如此，学园的哲学被称为“逍遥的哲学”或者“漫步的哲学”，而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也被称为逍遥学派弟子,也就是步行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这一期间也有很多，主要是关于自然和物理方面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而使用的语言也要比柏拉图的《对话录》晦涩许多。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以讲课的笔记为基础，有些甚至是他学生的课堂笔记。因此有人将亚里士多德看作是西方第一个教科书的作者。虽然亚里士多德写下了许多对话录，但这些对话录都只有少数残缺的片段流传下来。被保留最多的作品主要都是论文形式，而亚里士多德最初也没有想过要发表这些论文。一般认为这些论文是亚里士多德讲课时给学生的笔记或课本。
亚里士多德不只研究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学科，他也对这些学科做出极大的贡献。在科学上，亚里士多德研究了解剖学、天文学、经济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物理学、和动物学。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则研究了美学、伦理学、政治、政府、形而上学、心理学、以及神学。亚里士多德也研究教育、文学、以及诗歌。亚里士多德的生平著作加起来几乎就成了一部希腊人知识的百科全书。一些人还认为亚里士多德可能是在那个时代里最后一个精通所有学科和既有智慧的人了。
亚历山大死后，雅典人开始奋起反对马其顿的统治。由于和亚历山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不得不因为被指控不敬神而逃亡至哈尔克里斯避难，他的学园则交给了狄奥弗拉斯图掌管。亚里士多德说他会逃离是因为：“我不想让雅典人再犯下第二次毁灭哲学的罪孽。”（隐喻之前苏格拉底之死）不过在一年之后的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因为多年积累的一种疾病而去世。亚里士多德还留下一个遗嘱，要求将他埋葬在妻子坟边。

科学研究

在雅典任教的期间，亚里士多德领导了当时大多数的科学研究和思想，这段期间也成为他生涯中最为后人所知的时期。不过，亚里士多德的大半生涯其实都是花在研究自然科学领域上。虽然他的形而上学著作包含了许多对于数字本质的研究，但他对于数学本身并没有做出原创的贡献。不过他的确在许多自然科学领域上做出原创贡献，包括了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气象学、以及其他科学学科上。
亚里士多德对于科学的贡献大多是理论性的，而不是数字性的。到了16世纪以后科学家们开始使用数学研究物理科学时，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被发现出许多错误。他的错误主要是来自于对质量、速率、力度以及温度等概念的缺乏，他了解速率以及温度为何，但却缺乏测量它们的数字概念，也只有用过一些基础的实验配备如钟或温度计从事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提供了许多科学的观察和记载，不过这些著作里也有一些奇怪的错误。举例而言，在《动物史》一书里亚里士多德主张雄性动物比雌性拥有更多牙齿。同样的，伽利略·伽利莱也指出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重物体掉落速度快于轻物体的主张是错误的。
在物理学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物体运动方式分两种，一种是自然界的“自然运动”，一种是非自然的“受迫运动”，不同于前者，受迫运动只有在一个不断作用着的推动者直接接触下，才能够保持运动。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真空”是不能存在的，因为空间必须装满物质。这样才能通过直接接触来传递物理作用。后世的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指出了亚里士多德这一论断的谬误，指出了“力不是保持物体运动的直接原因。力只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可以说，在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大厦没有造起来之前，整个西方世界的科学都以展开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科来进行。
不过，亚里士多德在科学理论上犯下的一些错误并不能抵销他对于科学领域的重要贡献。举例而言，他主张将逻辑学及生物学提升为正式的学科，并立下了至今的研究基础。他也提出了对于自然的基本概念，主张研究自然事物可以提供有用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一书最为正确的翻译是《自然哲学》，他所讲的物理学不同于现在的物理学，该书是一本哲学著作，但不是如《形而上学》一般的纯哲学著作，而是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哲学，它包括了今天物理学的一些内容，还容纳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学等等。该书研究自然界的总原则和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总规律。这种将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的方法和思想，即从事物中提取出共有特征，是划时代的

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逻辑概念成为了支配逻辑学界的理论，这一直要到19世纪才被数理逻辑取代。伊曼努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是完全以演绎推理的方式架构而成的。

历史

亚里士多德自称在他之前，逻辑领域都还没有人认真研究过（Bocheński, 1951）。不过，柏拉图曾透露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便已有人开始研究语法学，探索对词汇使用的逻辑。逻辑似乎是从辩证法里衍生出来的，更早期的哲学家便已会使用反证法概念来讨论哲学，但却从没有认真探索其中的逻辑意义。即使是柏拉图在逻辑研究上也有所障碍，虽然他大致了解要如何建构一套演绎推理的体系，但却从没有真正投入建构过。柏拉图只依赖于他的反证法，将不同的科学和研究方法混合在一起（Bocheński, 1951）。柏拉图认为逻辑演绎只是从假说上衍生而出的，因此他只专注于提出清楚正确的假说，认为以此便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后来柏拉图才认识到在演绎中的过程可能对于取得结论大有帮助，不过他从来没有以这种方法成功研究过，虽然他曾将他的尝试经验和研究方式记载于《智士篇》里（Rose, 1968）。

模态逻辑

亚里士多德也透过逻辑的模态（模态逻辑）创造出了三段论。模态一词代表的意思是“模型”，模态逻辑所要研究的就是“真理”的模型。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可能的”与“必然的”两种研究假说的差异概念，并且建构了一套逻辑的研究方式，以探索那些难以被解读出来的真相。（Rose, 1968）

机会和自发性

机会和自发性都是事物改变的原因。机会是造成一件事物改变的意外原因，它是“来自于自发性的”（但要注意的是自发性并不会来自于机会）。更明确的说，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机会”就像是一般所说的“巧合”。一个人为了达成某项目标而做出某些动作，但他同时也可能（非预期中的）改变了其他事物。举例而言，一个人试图筹募捐款，他可能会找到另一个愿意捐出一定数量金钱的人。但如果这个募款者并不是真的为了收集金钱而进行募款行动，而是带有其他的目标，那么亚里士多德便会将捐款给他的人带来的金钱归类为“机会”的结果。因为机会而发生的事情并不常见，换句话说，如果一件事经常发生、或是总是发生，那么我们便不能将之归类为机会。
不过，机会只能用于人类身上，它是属于道德行为的领域。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机会必须要包含人类抉择的成分（也因此会经过思考），而只有人类才有办法思考和抉择，“不具行动能力的东西便不具有获得机会的能力”（Physics, 2.6）。

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定义形而上学为“非物质存在”或“最高程度抽象的存在”的知识。他把形而上学和神学一起称为“第一哲学”。

实体、潜能性、和实际性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检验了“实体”（ousia）的概念，他指出一个特定事物的实体是来自于形式和质料两者的结合。在第八卷中他总结道实体的“质料”是来自于构成它的结构或材质，例如构成房屋的质料便是砖块、石头、木材等等，或者任何可能用于建构房屋的材料。而“形式”指的则是真正的一栋房屋，亦即一栋可以用于“遮掩身体和家当”的建筑，或是其他任何带有同样含意的事物。组成这栋房屋的成分是属于“质料”的部分，而这栋房屋本身则是属于“形式”的部分。
考虑到事物的改变（kinesis）以及其原因关系，亚里士多德将改变的种类分为：（1）成长或缩小，有关数量的变动、（2）运动，有关空间的变动、（3）改变，整体质量的变化。配合形式与质量的假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了“潜在性”（dynamis）和“现实性”（entelecheia）的概念，
所谓“潜在性”指的是特定事物有能力达成的改变，假设在没有遭到任何外力阻挠的情况下。举例而言，一粒埋在田地土壤里的种子是潜在的（dynamei）农作物，假设它不被其他事物干扰，它就会顺利生成农作物。潜在的事物可以是“行动的”（poiein）或是“被行动的”（paschein），其潜在性也可以是与生俱来的、或经由行动或学习而达成的。举例而言，眼睛带有看见事物的潜在性（与生俱来的、被行动的），而演奏长笛的能力则是透过学习而来的（练习、行动的）。
所谓“现实性”指的则是潜在性被发挥后的成果，成果（telos）是所有事物改变的基本原则，潜在性也是为了要达成结果才存在的，因此现实性本身就是成果。回到上述的田地例子，种子开花结果出的农作物便是其“现实性”。
总而言之，一栋房屋的“质料”是其“潜在性”，而房屋的“形式”则是其“现实性”。提出房屋设计图的形式因（aitia）、以及将潜在性建构为真实一栋房屋的则是房屋建造者的理性（logos），而建构完成的房屋本身则是原因关系的结尾—“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总结指出现实性在公式上是比潜在性更早存在的，在时间上和实体上都是如此。
在定义了特定实体（形式和质料）之后，亚里士多德试着研究事物为何构成的问题：例如是什么东西构成了人类？如果依据柏拉图的概念，这个问题只会得到两个解答：动物和两只脚，但这并不能让人构成一体。然而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潜在的事物（质料）以及真实的事物（形式）其实是同一样东西，两者是合为一体的。（Metaphysics VIII 1045a-b）

普遍性和特殊性

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争论说所有事物都有一个普遍形式，它可以要么是一个性质，要么是与其他事物的一种关系。比如，当我们看一个苹果的时候，并且我们还可以分析出一个苹果的形式。在这种区分中，有一个特定的苹果和一个苹果的普遍形式。此外，我们可以把一个苹果放置在一本书的旁边，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本书和这个苹果二者是相互靠近的。
柏拉图争论说有着并非特定事物的一部分的某些普遍形式。例如，有可能没有特例的好人存在，但“好人”仍是一个真正的普遍性形式。伯特兰·罗素是赞成柏拉图的“未示例的普遍性”的当代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不赞同柏拉图，他论说所有普遍者都是有示例的。亚里士多德争论说没有不能联系于存在事物的普遍者。遵照亚里士多德，如果普遍者存在，它要么作为一个特定者要么作为一种关系，那么在过去、现在或未来，必定有可以断定为这个普遍者的某个事物。作为结论，遵照亚里士多德，如果某个普遍者无法被断定为存在于某个时期的一个客体，那么它不存在。
当代哲学家认同这个立场的一种方式是通过断言埃利亚原理。
此外，亚里士多德在普遍者的位置上不赞成柏拉图。因为柏拉图谈论了形式的世界，这是所有形式存留的位置，亚里士多德主张普遍者们存在于被断定为每个普遍者的每个事物内。所以遵照亚里士多德，苹果的形式存在于每个苹果内，而不是在形式的世界内。

特色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根基于早期的希腊伦理学，尤其是来自于他的老师柏拉图和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本身并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柏拉图留下的著作主要是为广大群众撰写的，亚里士多德则留下较多学术性的作品。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对于自己提出的整体理论较常抱持保留态度，并且在伦理学上较不会坚持其理论的正确性。不过这些哲学家的整体思想，还是相当接近的。
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专注于研究伦理学的希腊哲学家，这种努力或许是为了解决诡辩的出现，当时强调修辞学、道德相对主义、以及违逆雅典传统诸神的诡辩技巧盛行一时（他们也用诡辩技巧违逆其他许多传统）。诡辩者可以对当前的社会提出大量的问题，但却没有提供解答。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全都有着立场分明的伦理学系统，人们可以选择追求美德以获得幸福和繁荣。他们都认为美德的行为是可以透过教导和练习的，他们也都认为伦理学是建基于理性上，而且奉行美德也有其理性的原因。这与诡辩者所强调的道德相对主义形成强烈对比，他们认为许多不同的行为在不同的社会里也有不同的标准。事实上，同样的论点在现代的伦理学界依然是存在争议的话题。
除了这些基本的相同点外，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三人之间的伦理学差异并不大。主要的差异在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懂得美德的行为为何便已足够让一般人过着美德的生活，没有懂得美德的人或做出邪恶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以及后世大多数哲学家都同意这点）许多人了解自己做的事情是坏事，但由于意志的脆弱而仍从事之。柏拉图只列出几样标准的美德：智慧、勇气、节制、和正义，亚里士多德所列出的则远远不只这些。

政治学

除了致力于个人的伦理学著作之外，亚里士多德还在标题为《政治学》的著作中致力于城邦。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概念是非常有组织的，他被认为是以这种方式构想城邦的第一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应是自然共同体。此外，他认为城邦应当先于家族，而家族又先于个人，就是说在生成次序中最后，而在存在次序中最先（1253a19-24）。他还著名于他的论述“人本质上是政治动物”(Me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亚里士多德把政治构想为更像生物而非机器的存在，是离开其他部分就不能存在的多个部分的搜集。某些人批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因为某些思想家比如Juan Gines de Sepulveda用他的天然奴隶的想法来证明欧洲人对印地安人的统治是正当的。
应当注意到现代理解的政治共同体是国家。但是，国家不适合于亚里士多德，他提及的政治共同体是城邦。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理解为在政治上“合伙”，而不在社会契约之下，也不是马基雅弗利所理解的政治共同体。随后，建立城邦不是为了避免不公平或为了经济稳定（1280b29-31），而是为了过良好的生活：“政治上合伙必须被尊重，它是为了高尚行为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生活在一起而存在的”（1281a1-3）。这可以区别于社会契约理论，它声称个人由于“畏惧暴死”或“厌恶麻烦”而放弃自然状态。
这也使亚里士多德成为将伦理学与政治学区分开来的第一人，是古代政治学的开创者。

作品的遗失

虽然亚里士多德写下许多经典的论文和对话录（西塞罗曾称赞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是“一系列的黄金”），大多数他的著作在今天都已经遗失，而少数保留下来的著作的真实性也经常受到质疑。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在历史上曾遭遗失而又重新寻获数次，一般认为目前保留下来的作品数量只有全部原始作品的五分之一而已。
有关亚里士多德作品的下落，斯特拉博曾经在他的《地理学》和《普鲁塔克传》书里提起，依据他的说法，作品的原稿在亚里士多德死后被传给他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泰奥弗拉斯托斯又把原稿交给弟子纳留（Neleus），纳留接着将它们从雅典带回瑟柏雪（Scepsis），在纳留去世后他的家人们将原稿收在地窖里，使得原稿逐渐腐烂。原稿直到1世纪才被来自提奥斯（Teos）的收藏家阿佩利孔（Apellicon）发现并买下，将它们带回雅典。依据这个说法，阿佩利孔试着修复一些原稿在地窖存放期间蒙受的损害，但也使得一些文字产生错误。当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在公元86年占领雅典时，他将阿佩利孔的原稿带至罗马，原稿在60年被文法家第勒尼昂（Tyrranion）出版，接着又被逍遥学派的哲学家安德罗尼克斯出版。
不过，现代学者Carnes Lord则认为这个故事谣传已久只不过是因为它反映出“对消遥学派在第三世纪中快速衰退的最合理解释，以及解释亚里士多德著作里的大量知识在雅典时代后的遗失，同时也反映出亚里士多德学派在第一世纪的突然兴起。”，他认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并不可靠。首先他指出当时原稿的状态若在经过那么多年的耗损后，不可能被阿佩利孔的外行技术所修复。他也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在这个谣言据称藏于地窖的时期便已在雅典四处流传。另外，亚里士多德原稿的出版时间与谣传中安德罗尼克斯的出版时间不合，古代图书馆分类记载中亚里士多德文集出现的时间也早于那个时候。Lord认为《政治学》等书曾被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成员所窜改，不过他也认为这些作品相对来说保留至今较为完整。
在罗马时期结束后，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又在西方世界遭受第二次大量遗失。不过这次有许多东方的穆斯林学者和哲学家将他的作品保留下来，之中许多人还对他的作品进行广泛的研究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成为伊斯兰哲学中法尔萨法运动的重要基础，也影响了阿维森纳、亚维侯等人的思想。
当法尔萨法运动的影响力传至西方世界时，克雷莫纳的翻译家杰拉德开始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来自穆尔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也将一些作品翻译为拉丁文。当托马斯·阿奎纳撰写他的神学思想时，他开始阅读穆尔贝克的翻译，接着对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兴趣和研究开始在西方世界复苏，亚里士多德学派于是得以在欧洲重现。

主要作品

亚里士多德的广泛作品在《亚里士多德文集》（Corpus Aristotelicum）中被分为五大类。以下的编号是依据牛津大学翻译版本设下的标准所排列的。以下有些作品的真实性仍有争议，不同书中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身份、他的学生、以及书中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有些作品例如《雅典政制》则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在亚里士多德指导下所撰写并编辑的。其他的作品如《论颜色》则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所著，例如泰奥弗拉斯托斯。一些作品例如《论植物》则可能是以亚里士多德名义由他人撰写的。以下的分类删去了最后一个包括中世纪占星术、魔法的分类，因为这些伪作会套用亚里士多德之名纯粹是为美化和宣传之用。以下作品中真实性有极大争议的会以星状符号“*”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