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區 (台北市)

台北城建城史

1882至1884年初建台北城，台北府太守陈星聚原以子午线为纵轴，规划城内为南北、东西向垂直之棋盘格局；后经台湾道道尹刘璈重新规划，使城廓向东旋转十六度。刘璈的规划是依据峦头派的风水理论，将城廓东旋以后，台北府城西边是淡水河、东边远处是群山，加重了东方的分量，以求趋吉避凶。然而刘璈的作法也打破陈星聚原本规划的格局，北门变在西北角门位置、大南门成了东南角门、东门成了东南门，所以又再增设小南门、东便门、北便门。不仅城门位置异变，城廓与原本的街道布局也未能构成九十度直角，打乱原本工整的棋盘布局。
台北城内官厅的布局，采用中国文化上常见的官厅、官署集中区的规划。西方一直要到19世纪时，才发展出这种规划模式。积极西化的现代日本，也曾试图在东京运用在德国学到的经验，规划官厅集中区，不过最后失败。因此当日治台湾时，便尝试在台北城规划新的官厅集中区。
1887年，即光绪十三年，台湾建省。台湾巡抚刘铭传驻台期间相当重视省城台北城的发展，除了大力兴建官署机关衙门外，更出现相当现代化、西化的公共设施，像是邮政、电报、卫生、饮水、照明等。以照明为例，除了政府衙门有电灯可使用外，西门街、新起街等也设有街灯，可说是当代全中国电力照明之先例。当时甚至有美国记者大卫森提到，台北城的现代化高居全中国之冠。
1895年台湾割让，日军接收台湾，开始推动台湾现代化，包括城市规划与兴建西式建筑。自此，台北城慢慢由中国传统模式，变成中西混合的现代化城市布局与运作模式，尤其日治中央政府所在的官厅集中区之现代化建设，对今日台北城面貌影响最深。1897年日本政府为在台北城进行地下水道修建工程，利用现代测量仪器绘制〈台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图〉，精准纪录台北城廓与街道样貌，相较于之前不精确的中式地图，更能满足殖民政府军事、政治管理与经营上的需求。1897年到1901年，日本政府拆除部分城垣以利于铁路交通建设，可说是台北城现代化的开端，台北城也从防御城变成开放城市。

日本现代都市规划的欧洲经验

在日本帝国本国都市的现代化，率先由伊藤博文内阁参照欧洲将官厅集中于一区的做法，提出建设属于日本的官厅集中区，展现日本迈入现代强国的决心。特别是日本在1867年推行“大政奉还”后，更需要借由新行政区，展现新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及不同于以往的新气象。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预想中的的官厅建筑群，应当在面积范围、风格造形或品质标准，都具有当代欧美列强国家的水准，甚至能够进一步成为国际上的新典范。从1875年起，接下来的十余年，东京的官厅集中区计划开始执行，地址在日比谷公园附近。为此将原先的工部省解散，另立直属中央的临时建筑局，第一任局长为当时的外务大臣井上馨，由新组织全力负责这项计划。日本的欧洲都市规划经验，相当程度上是学习自柏林。1871年，普鲁士战胜法国、创建德意志帝国之后，日本维新政府马上派出使节团考察。此批考察团对共计46人，日后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的伊藤博文也在其中。其中还有孝明天皇的庶子松崎万长，接下来13年中，继续留在德国学习建筑。松崎万长在1884年回日本后，马上就任为临时建筑局的技术长，参与东京日比谷的官厅集中计划，贡献良多。在当时的工作团队中，有许多来自德国建筑师负责的规划，可见德国经验对日本的重要性。
采用林荫大道可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影响之一。当年负责参与工程的德国建筑事务所，特别引荐德国工程师霍布利希德前来东京考察、提供意见，尤其是针对林荫大道与绿地花园的部分。他在日本停留的一个多月期间，便是由当时任职内务省卫生局的后藤新平陪同，此次合作经验使后藤新平收获不少，并在未来把合作经验运用在台北城的规划上。
当时负责日本官厅集中区设计的德国人伯克曼借用柏林经验，打破东京城宫城内外的局限，设置“日本大通”（日本大道） 与“中央大通”（中央大道）为中轴线，皆由新宫殿向外延伸。日本大道不断往南后，和右侧的“天皇大道”，以及左侧的“皇后大道”连接，形成三角形道路系统。在这些道路沿线上，设计了许多功能各异的政府官厅或公共建筑，例如警视厅、裁判所、东京府厅、剧场剧院、旅馆、餐厅，以及吃茶店。在三角形道路系统周围，还连接许多大小圆环、以及具几何造型的绿地花园。此处南端则是中央车站，继续往下会连接中央大道，经过筑地本愿寺东边，直接朝向东京湾。官厅集中区内的建筑，虽然各有其独立样貌，但为了整体规划，设计师充分利用轴线、广场动线与宽敞大街的理性数学几何与活泼多变的图型组合，制造宏伟壮观的效果，成为具有整体性风貌的现代化都市。
东京城建设工程开始后，日方与欧洲的交流依旧持续著。1886年10月德国“恩德与伯克曼公司]在日本勘查，日方便很积极地在下个月派遣二十位日本人前往柏林学习。队伍由英国建筑师康德尔，其中三位成员都是出生自东京技术学院的临时建筑局职员，分别是河合浩藏、渡边让及妻木赖黄，其中前两位又曾协助伯克曼在东京作都市规划蓝图的素描。以上三人再加上具有皇室背景、长年留学德国的松崎万长，虽然相当有才华，但无法见容于日本传统，以后到台北，反倒是在台湾发挥才能。

台湾受德国风气影响

台湾虽然在日治时代初期，前三任总督桦山资纪、桂太郎、乃木希典对台湾本地的工作集中于镇压民变与军事占领，仍渐次着手于台北城市规划改造与修建工作，例如规划官舍区以安顿总督以下各级官吏，以及从日本派遣智囊团来台。其中包括1896年随第二任总督桂太郎就任，来台考察的首相伊藤博文、卫生局长后藤新平等人。
考察团中，首相伊藤博文与外相井上馨（台湾总督桂太郎的岳父）是至交好友。伊藤博文与井上馨皆推动效法德国的制度与体系来对抗大英帝国，其中包括模仿德国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建筑法规。1886年井上馨在东京日比谷官方集中计划区中便强烈倡导德意志风格。台湾总督桂太郎本人也留学德国，更曾奉派为驻德公使馆武官。
欧洲自19世纪以来的都市规划，强调视觉美感与功能并重，以几何型态和对称空间结构为基础，放入机能性建设，其中包括道路、水道、卫生设备，以及各类型官厅行政机构。对于日本而言，西方的这套都市规划相当值得学习，欧化之后，更继续以台湾各城市，尤其是台北城，实验现代化城市建设。就此角度而言，台北也可说是当代日本统治下，最为先进的城市之一。后藤新平以后成为东京市长，可说明这种历史趋势。
后藤新平出身医师，于1890年前往德国留学两年，并且极为赞赏俾斯麦的治国政策。后藤新平1889年便主张将国家视为有机体，将国家事务治理广义定义为卫生治疗，卫生问题解决后，国家机能才能运作，也才能健全国体；主政者是医生，政府官员应以客观科学、生物学、医学的方式认识国家病源与问题，用客观、理性、现代科学的方式治理国家，所以卫生制度与卫生机关的建立和保健制度的确立是健全帝国的必备条件。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新兴的强国，正像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有机体，试图使用各类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式治理，而强国的城市，例如德国柏林，正快速扩张与科学理性规划，渐渐由地方城镇转变成现代国际性首都。规划柏林都市发展的专家霍布利希德( 曾在1887年受邀至东京考察，当时陪同调查的后藤新平深受影响。日后任职卫生局的后藤新平特别重视各类卫生调查工作，到台湾的第一项工作，也是先做科学式的调查。
后藤新平随着1896考察团来台，马上开始调查台湾全岛卫生设施、上下水道设计。隔年调查成员便向总督提议，将台北市街下水道设计与道路扩建工作合并共同规划。另外，台北城的发展也受限于城内街道布局与城廓上的不协调。在考察团来台的同一年，台湾总督府设置民政局临时土木局(民政部土木局的前身)，当时聘用具有土木科专业背景的长尾半平与滨野弥四郎两人，从1889年起，接下来十年，共同推动台北城区的现代化发展。

后藤新平“文装的武备”与台北都市政策

当台北在进行大规模改造时，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认为，建筑即为“文装的武备”， 换言之，“把城市兴建看成是一种军事武备，是国家强盛的必要装备，可防备抵抗运动”。在德国留学期间，曾亲眼看到柏林如何从地区性城市，变成全德国、全世界等级的国际大都市。因而来到台湾后，也想要将同样的规划概念运用在台北市，使这座城市拥有相当完善、便利的现代化机能，具有抵抗各种挑战的抗体。事实上，后藤新平之后在1920年至23年担任东京市长期间，也提出大规模的都市改建，很多项目都和当年的台北城市改造一样：完善的水道系统、充足的公共设施、开阔便捷的街道、将城市传统融合现代需求等。虽然东京的改造因为政党竞争、缺乏中央政府支持等因素而难以顺利执行，依然可以看出，他的台湾经验反而回过头来影响东京的发展。

日治政府的台北城现代化规划

日治时期的台北城市规划，相当程度上是参考欧洲大城市的经验，特别是拆除旧有城墙，扩大城市发展区域的概念。自17世纪以来，像是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先后拆除城墙，进而重新整顿城市。
台北在拆除旧城墙后，决定铺设四通八达的街道。日治总督府民政局临时土木局主要仍依循旧规，依照城内传统布局规划新道路，例如延长北门街（今衡阳路），特别是向南扩建，成为贯穿南北城区的道路，南段部分则为文武街。至于作为城市中轴线的府前街（今重庆南路一段），如今贯穿整座城市。此外，也铺设许多东西向道路。使传统上以军事防守为出发点的城市，转变为注重交通需求的现代化城市。至于城内街区，当时的规划逻辑，是将整个城市依照“街廓”划分，成内共画出52个街廓。受限于旧有街道、建筑并不成正角对称，新街廓的外型往往也呈现各种不对称矩形、不对称多边形。以街廓为单位，新城市也发展出与清代沿着街路两侧发展的线性模式截然不同的样貌。 此外，在建筑材料上，台北官厅集中区也有其独特之处：许多建筑大量运用红砖。由松崎万长与渡边万寿设计，在1908年完成的台北铁道饭店，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虽然规模不比欧洲现代化城市，但在日本人接收台北时，该城已经是个颇具现代化的城市，而且拥有相当明确的官厅集中区，内含财政、经济、军事、商务、邮政、电信、电报等重要功能。从台湾历史来看，台北可说是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新尝试。当时许多日本人也相当想要实验现代化的官厅集中区，在台北这块殖民地上，较为年轻的建筑师或官员，可以更不受传统阻碍，在既有基础上，更进一步施行现代化。从1900年公布的〈台北城内市区计划〉可知，初期计划仅限于城内地区，明显是想利用清代的“官署集中区”，大肆开发遗留房舍或空地，作为未来新政治核心区域。在不久后，继续发展成更完整的“台北城官厅集中区”。
日本人同时也将现代的都市规划法引入台湾，最早的法令之一即为，1900年11月制定的律令三十号“市区计画における建筑制限に関する规定”(《关于市区计划及建筑限制之规定》)。 隔年，日本颁布新的都市规划法，在前年的基础上扩大规划，将范围扩及旧城区以外，让拆除城墙显得有其必要性。

第三回市区计划：中式棋盘结构注入西式巴洛克几何布局

1905年时，日本总督府公布第三个版本的台北市现代化计划。比起先前版本，新版本的范围不局限在台北城中心，而是扩及到其周围的艋舺、大稻埕，以及东门、南门及三板桥（南门以南及南门东南地区）一带，规模显然大上许多。主要负责人依旧是后藤新平的爱将长尾半平。 根据当年的〈台北区改正图〉可知，新计划在传统的棋盘式方格布局上，增加了许多欧洲自巴洛克时期、启蒙运动以来的几何造型与空间概念。例如城墙拆除后的空间，原先讨论规划成公园广场，最后还是决定规划三线道的林荫大道，成为日后大台北市的重要交通干道。 当时公布的计划中，已经可以看出“台北新公园”（今日228公园）的规划，它与官厅集中区的关系密切，被纳入整体计划，成为重要都市新景观的一部分。
台北城墙拆除时，位于转角处的角楼地方，放置放射状圆环，主要干道由此向外延伸，成为各区块的重要连结点。除了交通功能，也刻意利用这些圆形交叉点，塑造特殊城市景观，配合林荫大道，使之成为城内新地标。东北边的圆环成为今日忠孝东路与中山南、北路的交叉点；东南角圆环处则配合三角形岔路往东南方，也就是今日爱国东路与罗斯福路一段两马路所形成的交会点。在更往外的地方，运用更多三角形道路、不等边四边形、锥状道路系统，连接台北城与城外东南地带、新店溪旁的区域，规划上相当灵活多元。至于今日的罗斯福路、南海路、金华街、林森南路等，也是当年为了强化交通的五线道路。北门圆环是由五条放射状道路围绕，原本城墙所在区域变成今日忠孝西路与中华路一段，当年就是美丽的林荫大道。 西半部的规划，同样大量运用三角形、不等边四边形、斜向道路等手法，强化旧有的道路系统。此时的新道路之宽度共有两项标标准，一为72.8米，另一为145.6米。

规划兴建台北香榭里大道：〈参道〉敕使道路

台湾剑潭神社于1900年完工，台湾总督府则是在1919年兴建。在当时的规划中，刻意规划一条世界级规格、横亘台北城的南北向重要道路（今日中山北路）以连接两处，其在1936年完工。 当时采用“地带超过收用法”处理两旁景观。该法意味着，“除了原有道路用地外，也征收道路两侧连带的区块，如此一来，可同时将周边不完整的土地同时纳入城市规划中，或者再规划入公共建设预定地中，作了规划以后的区块，以高价卖掉，收购者需依照规划加盖，因此，整块区块与建筑都有了统一整齐的面貌”。
整体而言，新版本的城市规划，其道路系统更注重往东西向延伸，南北巷道路为辅助。这种规划概念其实也有生物学上的原理，考量到台北城多吹东风，东西向道路可减少灰尘累积，也能有充足阳光，可说是相当符合日本政府提倡的卫生概念。

台北古迹与东京古迹命运不同

改造台北城市的过程中，不可否认的，日本殖民政府确实比较没有善待城内古迹。以东京为例，明治政府在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4)的带领下，与德国建筑师恩德与伯克曼合作主持“日比谷官厅集中计划”。 计划中尽可能保留江户城的原貌，特别是の字形向右涡旋旋转组成的城廓，包括本丸、二丸、三丸、西丸和北丸， 除了天灾之外，必须加以完整保存，更不可拆建，妥善保存后成为今日“皇宫居留地”。不过在台湾，不仅有强力公权力介入景观重建，甚至利用1911年的的风灾后重建工程，大肆拆除清代建筑与木造平房，实施“京町改筑”都市计划与公共卫生建设。大幅改造的结果，使台北城与历史、传统有了相当大的脱离。日后日本施行的都市相关法规，依旧缺乏保护古迹、历史建筑的思维。  
在此环境下保留的旧城门：东门（照正门） 、大南门（丽正门）、小南门（重熙门），北门（承恩门），算是少数特别案例。以后藤新平为领导，以长尾半平为主管，以野村一郎为辅佐的年轻都市规划群，将城门设计成圆环功能，并和巴洛克造形结合一起，使台北城的样貌加入了现代性特质。

台湾总督府

“台湾总督府厅舍”（今日总统府）建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北兴建的官署建筑。此建筑为欧洲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下的新文艺复兴风格，造型与结构强烈受到欧洲十九世纪历史主义风格与功能的影响。总督府厅舍位于台北旧城内，座西向东，整座建筑是由四条长形长翼围绕，组成封闭式的矩形结构体，这组矩形建筑整体，中央贯穿主轴中翼，将矩形建筑围成两个中庭，建筑物正面主楼中央，有一高达六十米的楼塔，与当时当地其他建筑比较，是最高与显著的建筑。台湾总督府首要功能是行政机构，但同时也代表殖民统治者的执政权威，尤其建筑师尝试利用西式造型来表现建筑物的现代化与高效率外，也同时借用东方建筑空间布置上的中轴理念来突显执政者的权威形象。

台湾总督府建筑的中央级和地方级设计元素

台湾总督府正面设计有西式建筑市政厅的面貌与外表，是地方政府规格，但内部空间以中央纵轴线的组成，却是帝国模式、全国中央级的规格。主要建筑师为森山松之助与长野宇平治。森山松之助巧妙地把高塔与穹窿同时设计在一个建筑体内，虽然高塔与穹窿、地方与中央是两种相对立的造型与象征，但总督府却同时拥有高塔与穹窿，是地方，也是中央，更具皇族气派。总督府中央纵轴线上的曲锥穹窿虽然不如其它欧洲穹窿高大，且隐藏在正面楼塔之后，从整栋建筑外表看并不非常显眼，但却是放在整座建筑的中心位置，穹窿下敞厅是整座建筑最华丽气派的部位，以中国建筑中轴线分析，它正符合东方尊卑伦理观念，越在中央越显建筑体地位尊贵，曲锥穹窿因在高塔与四翼之后，所以也有东方宫殿隐密、幽静深远与深不可测的肃穆。所以正面外表看是讲究行政效率、办公实用的市政厅官署建筑，内在却隐藏着具有帝国宫殿气派中央级的穹顶。长野宇平治则开创倒“日”字形平面结构在亚洲的使用先例，一九三六年东京国会议事堂直接仿自台湾总督府，也沿用了此倒“日”的平面设计，借助森山松之助的巧妙修正，使总督府同时具备地方政府与帝王宫殿的双重性格与特征。在两位优秀建筑师的精心创作下，台湾总督府成为当代稀少的建筑融合体，它把当时艺术、文化、政治的冲突，恰当的化解开来，且把地方精神与中央精神融为一体，反应了整个台日接触的时代精神内涵。

台湾总督府建筑对台北现代城市面貌的影响

台湾总督府新厅舍位于台北城的正中心点，符合东方建筑中心轴线思想的理论，它与清末一样，仍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但另一方面建筑本身采东西横轴向，破除了传统坐南朝北的纵轴线布局与风水观，符合当时日治政府提倡向东，面向阳光，较明亮、采光佳，较现代卫生、空气流通的原则。早在总督府厅舍设计竞图比赛公布（1906年）之前，新厅舍敷地（预定地）的地点、位置、面积及方向都已确定，由一九○五的“台北市区改正计划图”中可看出未来总督府新厅舍正门朝东，位于原来清代的文武街上，正面大门面对东门街（今凯达格兰大道），直通东城门，在此新的市区规划中，东城门城墙已拆除，且利用圆环及五条放射星状道路规划，使东城门成为新的重要交通联系点，未来总督府便面向此交通要点；长野宇平治与森山松之助为台湾总督府所设计的中轴线正好连接上东城门延伸出来的东西轴线，除了总督府建筑本身外，中轴线正借东西轴道与东侧新市区相连接，由一九○五年十月公告第一九九号公布“台北市区改正计划”中，可预知城东侧新市区东向干道将成为市区街道之主轴，总督府中轴线正是这条新主轴干道（今凯达格兰大道与仁爱路）的起点。总督府的东西向中轴线与面朝东向的规划，预告了未来台北新城向东扩展的趋势，由一九三二年“台北市区计划街路及公园图”中分析，总督府中轴线的东西走向，的确调和了清末以来单重南北纵向发展的缺失，使纵横轴线交错的棋盘道路网更为周全密集。不管旧城区或新市区的规划，也因加入更多数学理性造型，如圆形、椭圆、半圆、锥形、三角形等西式造型，像图环、放射星状道路、广场等建筑元素，使方格布局与几何布置结合，原本封闭的城市格局慢慢转变为向四周开放的城市格局，以多元取代单一，台北城市面貌因此更现代化、更进步。

地理位置

西北延平区，北接建成区，东北中山区，东面为大安区，南邻古亭区，西南为龙山区，西濒淡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