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

词源

在早期古希腊语中，形容词“atheos”（ἄθεος)，由否定词缀ἀ- + θεός“神”构成）的意思是"不敬畏神的"或"邪恶的"。公元前五世纪以后该词的意思逐渐的演变成了“有意的无神”，成为“与神断绝关系”或“否认神的存在”而不再是早期的ἀσεβής（asebēs，不虔诚的）。古希腊文的现代翻译通常会将“atheos”译作“无神论的”，而ἀθεότης（atheotēs）则译作抽象名词“无神论”。西塞罗把atheos这个希腊语词汇转写成拉丁形式atheos。在早期天主教与古希腊宗教的辩论中常常能看见这个词，双方都以此轻蔑对方。
在英语中，无神论一词来自于1587年左右的法语词汇athéisme。而无神论者一词（来自法语“athée”，意为“否认或拒绝相信神的存在的人”）在英语中出现的要比无神论更早，大约在1571年。无神论者最早在1577年开始被当作不信神者的标签。相关的词语则在其后出现：自然神论者，1621年，有神论者，1662年；有神论，1678年；自然神论，1682年。1700年左右，在无神论一词的影响下，自然神论和有神论的词义发生了轻微的变化；自然神论的本义与有神论完全相同，但却有了独立的哲学意义。
凯伦·阿姆斯特朗曾记载：“在16到17世纪之间，无神论者一词仍然只能在辩论中见到……被唤做无神论者是个巨大的侮辱。没有人愿意被称为无神论者。”无神论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被首次用作自称，但当时该词的含义特指不信仰亚伯拉罕诸教。随着20世纪全球化的趋势，无神论一词的意思被扩大到了“不信仰任何宗教”，然而在西方社会，该词还是主要用以描述“对上帝的不信仰”。

定义与区分

不同的无神论者信仰不同的超自然实体，不同的无神论对信仰有着不同的界定，考虑到这些问题，人们很难直接的定义与区分无神论。

范围

定义区分无神论时有许多困难，主要因为人们对如神与上帝等基本概念的定义没有一致共识。对神定义的多样性相应的导致了对无神论定义的不同。古罗马因为基督徒拒绝信奉古罗马宗教而指责其为无神论者。而在20世纪，无神论一词则更多的被理解为不信仰任何宗教。
无神论所否认的事物则更加复杂，无神论可以否认神性，神灵，超自然或许多其它概念，例如印度教和佛教的超然存在。

显无神论和隐无神论

对无神论的定义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对神的“不信”需要到一个什么程度。无神论的定义有时包括了对有神信仰的简单缺失。这个宽泛的定义可以把连同新生儿在内的许多从未为接触过有神论概念的人涵盖进去。如1772年霍尔巴赫所说：“儿童生来即是无神论者；他们对上帝（是什么）没有概念。”同样地，乔治·H·史密斯在1979年说道：“对有神概念不熟悉的人即为无神论者，因为他不信神。这个分类同样包含了那些已经有能力去把握，但实际上并没有清楚意识到神灵概念的儿童们。儿童们对神的不信仰使他们成为了无神论者。”史密斯创造了隐无神论一词表示“缺乏信仰但并非有意抵制”，同时也创造了显无神论指代“对自己的不信仰有明确意识”。
在西方文化中，儿童生来即为无神论者的观点出现的相对较晚。在18世纪以前，西方对上帝存在的信仰是如此广泛，以至于是否存在真正的无神论者也值得怀疑。这被称为神学天赋论——一种认为人生来就信仰上帝的观点；这种观点简单地否定了无神论者的存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无神论者在遇上危难时将很快地投身信仰，例如做出临终皈依，一句西方谚语“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也阐述了这一观点。这一观点的部分支持者认为宗教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益处是宗教信仰能让人更好的面对逆境（对比卡尔·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纲要》中提出的精神鸦片说）。不过，一些无神论者则强调实际上有反例，确实存在着“散兵坑里的无神论者。”

强无神论和弱无神论

哲学家安东尼·弗鲁（Antony Flew），迈克尔·马丁（Michael Martin），以及威廉·L·罗伊（William L. Rowe）等人将无神论分为强（积极）与弱（消极）两类。强无神论清楚地宣称神不存在。弱无神论则包含了所有形式的非有神论。根据此分类，所有的非有神论者都必然是强或弱无神论者而绝大多数不可知论者都是弱无神论者。与积极和消极相比，强和弱两词用以形容无神论则相对较晚，但至少在1813年就已经出现在了各类（虽然用法略有不同）哲学著作与天主教的辩惑之中。
当马丁等哲学家把不可知论归类为弱无神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不可知论者并不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在他们看来无神论并不比有神论更加合理。支持或否定神存在的知识的不可获得性有时被看作无神论必须经历“信仰飞跃（Leap of Faith）”的标示。一般无神论者对这一论证的反驳包括：未经证实的宗教命题应和其他的未证实命题受到同样多的怀疑，以及神存在与否的不可证明性并不代表两种可能的概率相等。苏格兰哲学家J. J. C.斯马特甚至说道：“因为一种过于笼统的哲学怀疑论，有时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可能会，甚至是强烈地，表达自己为一个不可知论者，这种过分的怀疑论将阻碍我们肯定自己对或许除数学或逻辑定理以外的任何知识的理解。”因此，一些知名的无神论作家如理查德·道金斯更倾向于依据“有多大程度相信神存在”的光谱来区分有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与无神论者。

“积极无神论”的其他诠释

如上文所述，积极和消极两词与强和弱两词在形容无神论时具有相同意义。但是印度哲学家拉奥(哲学家)在其1972年出版的《积极无神论》一书中给出了此词语的另一种用法。古拉本人在阶级划分明显与宗教文化底蕴深厚的印度长大，在他的努力下印度建立起了一个世俗政府，据此他提出了一些积极无神论哲学的指导方针，积极无神论者应该具有这样一些品质：品行正直，对有神论者理解，不强求他人成为无神论者，以及对真理的追求，而不是满足在争辩中的胜利。

基本理据

信仰无神论的哲学理据在大体上可划分为实用主义和理论主义两类。而各种不同的理论无神论又分别来自独一的论据与哲学论证。与此相反，实用无神论不需要论证，因为其核心概念是对有神论概念的漠视和无知。

理论主义无神论

理论主义无神论要求清晰的提出神不存在的证明，以回应诸如目的论论证与帕斯卡的赌注一类神存在的论证。否认神存在的论据有很多种，通常是以本体论，认识论以及知识论的形式表现，但有时也会表现在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形式上。

本体论与知识论的论据

知识论无神论认为人不可能感知到神祇或其存在，其理论基础为不同形式的不可知论。在内在理论体系中，神与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因此也存在于人的思想中，与此同时，每个人的意识又都必然是主观的；根据这种不可知论，人类认知所存在的种种限制使得来自宗教信仰的任何客观推理都无法得出神存在的结论。康德的理性主义不可知论和启蒙运动只接受人类理性推导得出的知识；这一类无神论认为神不像原则问题般清晰可辨，因而不能确知其是否存在。基于休谟理念的怀疑主义断言确知任何事物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人永远不能知道神是否存在。对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分类饱受争议；两者能被看成是不同且相对独立的世界观。
其他的能被分类成知识论或本体论的？无神论论证，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和漠视主义，都论述了例如“神”和“神是全能的”一类概念和陈述的无意义性及不清晰性。神学非认知主义认为“神存在”这一类陈述并未表达任何主张，实际上是荒谬无意义的。神学非认知主义应该被分类为无神论还是不可知论一直存有争议。哲学家艾尔弗雷德·朱尔斯·艾耶尔和西奥多·迈克尔·德兰格反对这两种分类，他们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接受“神存在”是一种主张；因而坚持神学非认知主义的独立性。

形而上学的论据

形而上学无神论是建立在形而上学一元论——一种认为世界是同质且不可分的概念——的基础上的。绝对形而上学无神论者相信多种不同形式的物理主义，并据此否认非物理的存在。相对形而上学无神论者对神的概念则持有较为缓和的否定态度，这种否定态度来源于他们的哲学信仰与神的超然存在或人格等属性之间的矛盾。相对形而上学无神论包括了泛神论，超泛神论以及自然神论。

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论据

哲学家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上帝和其他宗教信仰都是人类自身的创造，其目的是填补许多心理与情感上的需求。这也是许多佛教徒的观点。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研究神与宗教的社会功能并作出结论，认为它们是统治阶级用来压迫劳动阶级的工具。米哈伊尔·巴枯宁则说：“神的概念暗指了人类理性和公义的缺失；它是对人类自由的极端否定，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它都必随着人类奴役的结束而消亡。”他将伏尔泰的名言“如果上帝不存在，那就必须创造祂。”修改成“如果上帝存在，那就必须抛弃祂。”

逻辑学的论据

基于逻辑学的无神论认为对神的概念的各种不同定义——例如基督教的人格神——都在逻辑上有自相矛盾的本质。这一类无神论者提出了各种演绎论证来否定神的存在，此类论证明确了神的几种属性，例如：完美、创造者地位、不朽、全知、全在、全能、全善、超然存在、人之特质、非物质性、正义以及仁慈等，是无法和谐并存的。
神义论无神论者认为神学家加给神的各种性质不能与现实的世界调和。他们认为全知，全能和全善的神并不能解释一个存在着罪恶痛苦以及神性隐退的世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论证。

人本主义的论据

价值论无神论，或称建设性无神论，因为诸如人性等“较高绝对”的存在而否定神。这种无神论论证认为人性才是道德观和价值观的绝对根源，人性也能让人无须求助于神即可解决伦理道德问题。马克思，弗洛伊德和萨特都曾使用过这种论证去传达解放，超人说以及无限制的幸福的要旨。
布莱兹·帕斯卡在1669年相对于人本主义论据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很常用的对无神论的批评—那就是否认神的存在将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使人不再有道德的基础，也让生命变得痛苦和无意义。

历史

尽管无神论一词出现在16世纪的法国，但早在吠陀文化时期和古典时期就已经有无神论概念的记载了。

早期印度宗教

尽管印度教是有神宗教，但它却包含无神论宗派。出现在大约公元前6世纪，坚持唯物主义和反神哲学的顺世派可能是印度哲学中最接近无神论的一派。这一哲学分支被定义成非正统派，被排除在古印度六大哲学派别之外，但因其是印度教中唯物主义运动的证据而值得注意。
其他含有无神论思想的印度哲学流派包括数论派和行业派。对人格创造主概念有所排斥的还有印度的耆那教与佛教。

古典时期

西方的无神论源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哲学，但直到启蒙时代后期才发展成明确的世界观。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迪亚戈拉斯被称为“第一个无神论者”，西塞罗在他的著作《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中也提到过狄雅戈拉斯。克里提亚斯把宗教看成是人类的发明，其目的是恐吓其他人，好让他们接受道德规范。原子论者如德谟克利特试图用纯粹的，不借助精神与神秘事物的唯物主义方式来解释世界。其他具有无神论思想的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还包括普罗狄克斯（Prodicus）和普罗泰戈拉。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提奥多鲁斯（Theodorus）与斯特拉图（Strato）同样不相信神的存在。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1年–399年）曾因对国家神明（参见尤西弗罗困境）提出质疑而被指控为“不敬”。尽管他以自己相信鬼神为由否认自己是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他最终仍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在与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德罗》中曾向多位不同的神祈祷，还在《理想国》一书中说过“宙斯在上”。
犹希迈罗斯（约公元前330年–260年）认为神来源于受人崇拜的古代征服者，而他们的宗教信仰在本质上其实是对那些早已消失的王国与政体的延续。尽管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者，犹希迈罗斯仍被批评为“通过在众人居住的土地上诋毁神祇以传播无神论”。
原子论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年–270年）反对许多的宗教概念，包括来世及位格神的存在；他认为灵魂是纯粹物质的与不朽的。虽然伊壁鸠鲁主义并没有明确否认神的存在，但伊壁鸠鲁认为，如果神确实存在的话，那祂们对人类是毫不关心的。
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9年–55年）持有与伊壁鸠鲁相近的观点，即若果神存在的话，祂们不会关心人类，也不会影响自然世界。基于这个理由，他认为人类不应惧怕超自然的事物。他在著作《论物性》（De rerum natura）中阐明了自己对宇宙，自然，灵魂，宗教，道德等等事物的伊壁鸠鲁式观点，这本书在古罗马起到了推行伊壁鸠鲁哲学的作用。
古罗马哲学家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提出了一种源于皮浪主义思想的怀疑观点，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对任何一种信仰做出自己的判断，因为没有任何事物天性邪恶，而持有这种保留态度的人则能获得内心的宁静（Ataraxia）。他遗留的相对大量的著作对后世哲学家带来了持续的影响。
在古典时期，“无神论者”一词的意思逐渐的发生着改变，早期的基督徒因为拒绝信奉异教神而被打上无神论者的标签。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大批基督徒因为抵制对罗马皇帝以及罗马神祇的崇拜而被处死。而在狄奥多西一世于381年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之后，基督教的异教又成为了惩罚的对象。

中世纪前期到文艺复兴

在中世纪前期和中世纪（参见中世纪审判）的欧洲，对无神论思想的拥护是非常少见的；形而上学，宗教和神学是当时的主流。但在当时仍然有一些运动在推行与基督教上帝不同的非正统观念，包括对自然的相异看法，超然存在和上帝的可知性等。一些个人和团体如约翰内斯·司各特·爱留根纳、迪南的大卫（David of Dinant）、贝纳的亚马里克（Amalric of Bena）以及自由灵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都持有一种接近泛神论的基督教思想。库萨的尼古拉则持有一种他称之为“有知识的无知”的信仰主义观点，认为上帝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都只能依靠推测。奥卡姆的威廉则产生了一种反形而上学的倾向，认为人类知识对抽象实体的认识有唯名论的限制，因此神的本质无法被人类理智所直观和理性的领会。奥卡姆的追随者，例如米尔库尔的约翰（John of Mirecourt）和奥特库尔的尼古拉（Nicholas of Autrecourt）继续扩展了这种观点。这些信仰与概念上的分歧影响了此后的一些神学家，包括约翰·威克里夫，扬·胡斯以及马丁·路德。
文艺复兴运动则扩大了自由思想以及怀疑质询的范畴。一些个人如列奥纳多·达芬奇把实验看作解释事物的手段，反对宗教权威的论据。这一时期的其他宗教与教会批评家有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博纳旺蒂尔·德佩里埃（Bonaventure des Périers）和弗朗索瓦·拉伯雷。

近代前期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见证了宗教狂热的再度兴起，例如新兴教团的扩增，大众对天主教的忠诚，还有加尔文宗等新教教派的出现。这一时期的宗教间冲突也扩展了当时神学与哲学的讨论范围，为其后出现的怀疑宗教的世界观奠定了基础。
对基督教的批评在17与18世纪变得更加频繁，特别是在英国与法国，根据当时的资料，两地出现了所谓的“难以名状的宗教问题”。一些新教思想家，例如托马斯·霍布斯，支持唯物主义哲学，同时对超自然事物持怀疑态度。荷兰裔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反对摄理（Divine Providence）概念而支持泛神论自然主义。到了17世纪晚期，自然神论更广为知识分子所接受，如约翰·托兰德。不过，虽然自然神论者嘲笑基督教，他们对无神论也持蔑视态度。已知的第一个抛开自然神论衣钵转而强硬否认神祇存在的无神论者是一位十八世纪早期法国神父让·梅叶（Jean Meslier）。他的追随者包括其他更为公开的无神论思想家，例如霍尔巴赫和雅克-安德烈·奈容（Jacques-André Naigeon）。哲学家大卫·休谟基于经验主义开发了一套持怀疑态度的认识论，破坏了自然神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法国大革命把无神论从沙龙中带到了公众面前。强制执行神职人员民事组织法案的尝试导致了对大量神职人员的驱逐和暴力压制。革命时期巴黎各种混乱的政治事件最终让极端的雅各宾派在1793年获得权力，开始了恐怖统治。在恐怖高潮，一些激进的无神论者试图用武力强制的将法国去基督教化，把宗教替换为理性崇拜。这些迫害随着热月政变而结束，但这一时期的部分世俗化措施对法国政治造成了长久的影响。
拿破仑时期将法国社会的世俗化活动制度化，同时将革命带到了意大利北部，试图籍此打造容易受摆布的共和国。19世纪，许多的无神论者和反宗教思想家都投身到政治与社会活动中，促成了1848年革命，意大利统一以及国际社会主义活动的增长。
在19世纪的后半期，无神论在理性主义与自由思想哲学家的影响下变得日益彰显。这一时期的许多杰出哲学家都否认神的存在，对宗教持批评态度，他们之中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亚瑟·叔本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尼采。

近代末期

20世纪的无神论，特别是实用主义无神论，出现在了许多的社会群体中。无神论思想也为更加广域的哲学派别所认可，它们包括存在主义，客观主义，世俗人文主义，虚无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普通科学和理性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为随后的新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结构主义以及自然主义铺平了道路。新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抛弃了古典理性主义与形而上学，转向严格的经验主义与认识论的唯名论。支持者诸如伯特兰·罗素等断然地拒绝信仰神。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他的早期工作中曾试图将形而上学与超自然的语言从理性论述中分离开来。A.J.艾耶尔断言宗教陈述具有不可证明性与无意义性，援引了自己对经验科学的坚定信仰。列维-斯特劳斯的应用结构主义否定了宗教语言的玄奥意味，认为它们都源自于人类的潜意识。J. N.芬德利和J. J. C.斯马特论证称神的存在在逻辑上是非必然的。自然主义者与唯物主义一元论者如约翰·杜威认为自然世界是万物的基础，否认了神与不朽的存在。
20世纪同时也见证了无神论在政治上的崛起，尤其是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理论的推动下。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宗教自由的增加仅持续了数年，其后的斯大林主义转而压制宗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推动国家无神论形成的同时使用暴力手段抵制宗教。
柏林墙倒塌之后，反宗教政体的数目大为减少。200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蒂莫西·沙（Timothy Shah）博士指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已经覆盖各主要宗教团体，那就是相对于世俗运动与意识形态，基于神与信仰的运动的信心和影响力要更为明显地增长。”但是前沿基金会的格利高里·斯科特·保罗和菲尔·查克曼（Phil Zuckerman）认为这不尽真实，实际情况较此要复杂与微妙的多。近年来（2000年后）于英美等地兴起，攻击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运动（新无神论）说明了这点，有媒体将丹尼尔·丹尼特、理查德·道金斯、山姆·哈里斯及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称作新无神论的四骑士。

人口分布特征

统计无神论者人口很困难，其结果也不准确。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世界上一些政府推广无神论，而另一些政府压制无神论，因此对于无神论者人口的统计可能过高或过低；其次，由于无神论的定义不确定，许多统计的标准并不统一，其中一些可能仅仅统计强无神论者人口，而另一些则统计无宗教信仰的人口。信仰印度教的无神论者会回答自己是印度教徒，但同时他也是无神论者。另外，无神论概念出自一神信仰的西方，因此该概念套用到传统东方文化上，便出现了矛盾，如中国人和日本人等东方民族，经常介于有神论和无神论间，与西方严格区别两个概念的思维不同。因此统计该地各国无神论者的比例，可能会出现10－90％的极大落差。特别是在日本，大多数人都同时拥有多个宗教信仰（参见日本宗教）。而无宗教信仰者并不同于无神论者，可能近似于不可知论者。
尽管无神论者在大部分国家占少数，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共产主义国家（如中国、越南、古巴等）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如俄罗斯、白俄罗斯等），无神论者人数较多，这是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曾经强制推行无神论。在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地区无神论者也较多，之后是美国，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无神论者较少。根据1995年的调查，无宗教信仰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7％，而无神论者占3.8％。与此相近的，在2002年由Adherents.com网站进行的调查表明“世俗的、无宗教的、不可知论的、以及无神论的人口”比例是14％。美国中情局2004年的调查表明12.5％的人没有宗教信仰，其中2.4％是无神论者。根据《大英百科全书》2005年出版的调查结果，无宗教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1.9%，无神论者则占2.3%，这个统计并未包括那些信仰无神论宗教的人，例如佛教徒。
2006年11至12月有调查考察美国和5个欧洲国家的无神论人口，在《金融时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无神论人口比例最低，只有4%；而欧洲国家的比例则较高（意大利：7%，西班牙：11%，英国：17%，德国：20%，法国：32%）。当然对于美国无宗教信仰人口（包括无神论、不可知论、自然神论等）的调查结果从0.4%到15％相差较大，大约16.2％的加拿大人无宗教信仰（包括无神论者），而绝大多数墨西哥人是天主教徒（89％）。但其中关于欧洲国家的数字与2005年欧盟官方调查的结果相近，根据2005年欧洲统计办公室Eurostat的统计，那次调查显示18%的欧盟人口不相信有神存在。对于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其他不相信人格神的人口比例，2007年的调查显示波兰、罗马尼亚、塞浦路斯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无神论者所占总人口比例的数字为个位数，而在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的比例更高一些，分别为40％，33％和32％而北欧地区的瑞典（85%）、丹麦（80%）、挪威（72%）和芬兰（60%）的比例更加高。
在欧洲和美洲之外，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的澳大利亚人“无宗教信仰”（包括无神论者）。由于在日本大多数人都同时拥有多个宗教信仰，所以很难统计无神论者的人数，但有数据称大约65%的日本人是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或不相信神的存在。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赞成和鼓励无神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原则上必须是无神论者，据估计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有59％的人口无宗教信仰。在香港，却只有14%的人有宗教信仰。在以色列，有约20％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世俗的”，但其中多数人由于家庭或国家的原因仍参加礼拜。据200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所述，台湾人民大多数有宗教信仰，目前有近14％的人口不信仰任何宗教。
跨国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程度和不相信上帝有正相关性，欧盟的调查也显示辍学和相信上帝有正相关性。事实上无神论在科学家中所占地比例更高这一趋势在20世纪初就比较明显，而到20世纪末成为科学家中的多数。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柳巴1914年随机调查了1000位美国自然科学家，其中58％“不相信或怀疑神的存在”。同一调查在1996年重复了一次，得出60.7％的类似结果。而且美国科学院院士中这一比例高达93％。肯定回答不相信神的比例从52％升高至72％。《自然》杂志1998年刊登的文章指出，调查显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之中相信人格神或来世的人数处于历史低点，相信人格神的只占7%，远比美国人口的85%为低。
《芝加哥大学纪事报》的文章则指出，76%的医生相信上帝，比例高于科学家的7%，但仍比一般人口的85%为低。同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弗兰克·萨洛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迈克尔·舍默进行研究显示，高学历的美国成年人（调查样本中12%持有博士学位，62%是大学毕业生）之中有64%相信上帝，而宗教信念与教育水平有负相关性。门萨国际出版的杂志的文章指出，1927年至2002年之间进行的39个研究显示，对宗教的虔诚和智力有负相关性。这些研究结果与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阿盖尔进行的元分析结果近似，他分析了7个研究美国学生对宗教的态度和智力商数的关系。虽然发现负相关性，该分析没有提出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指出家庭环境、社会阶级等因素的影响。

政治变迁之影响

贯穿着人类文明史，无神论者常与政治威权产生冲突与矛盾。

无神论、宗教与道德

自认为是无神论者的人通常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但是，一些主流宗教的派别也拒绝承认人格神与创造主的概念。近几年，部分宗教派别吸纳了为数不少的无神论者追随，例如犹太无神论或人文犹太教以及基督教无神论。除此之外，反讽性质的飞行面条怪物也吸引了很多无神论者。
狭义上，无神论并不反对除对神灵以外的其他信仰；因此就这点来看，无神论者可以持有任何形式与数目的精神信仰。同样地，无神论者也可以拥有从认为人类应该一致遵守同一道德准则的人文主义的道德普遍主义到认为道德无意义的道德虚无主义之间任何不同的道德信仰。
认为道德必然来自神及不能脱离一个明察善断的创造主的观点尽管在哲学上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论题，而柏拉图也用尤西弗罗困境中论证过神在决定事物的正确与否时所扮演的角色不是非必要的就是武断的，这一观点始终在政治哲学的争执中扮演重要角色。道德戒律如“杀人有罪”一直被看作神圣法，需要一个拥有神性的立法者和法官才能成立。尽管如此，许多无神论者认为像对待法律一样对待道德本身就包含了一个错误类比，道德并不像法律那样随着制定者变化。
哲学家苏珊·尼曼（Susan Neiman）与朱立安·巴吉尼等人认为根据神的要求而表现出道德并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而仅仅是盲目服从。巴吉尼相信无神论是道德的优越基础，存在一个外在于宗教权威的道德基础对于评价权威本身的道德很有必要——例如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能判断出偷窃是不道德的——因而无神论者在做出这样的评价时更为有利。同时期的英国政治哲学家马丁·科恩（Martin Cohen）给出了许多圣经中的支持酷刑和奴隶的训谕的例子，作为宗教训谕是随着政治和社会发展而不是相反情况的佐证，同时指出了这一趋势对看似冷静客观的哲学发展也是适用的。科恩在其著作《政治哲学：从柏拉图到毛泽东》（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Plato to Mao）以《古兰经》为例详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古兰经》在历史上起了一个保护中世纪的社会准则不受时代变化影响的不良作用。
此外，无神论者如山姆·哈里斯认为西方宗教对神性权威的依靠使其联系上了威权主义与教条主义。而原教旨主义与外诱性信仰（即为获得利益而信仰宗教）则与威权主义，教条主义以及偏见有很深的联系。这一观点，连同宗教在历史上造成的破坏，如十字军东征，异端裁判所以及猎巫与宗教战争运动等等，常被反宗教无神论者用以维系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