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早年生涯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11月19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他的父亲毛贻昌是一名富农，原籍江西吉水。他的母亲文七妹则是普通农村妇女。毛泽东8岁被送入私塾读书，接受了儒家的传统教育。13岁之后的两年时间，他辍学在家与长工们一起种田，对农民的疾苦深有体会。1910年，毛泽东16岁时请亲戚说动父亲允许他去“洋学堂”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上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改良思想。武昌起义爆发后，长沙革命党率先响应起义，毛泽东投入革命军，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士兵。随即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半年后毛觉得课程少而规则繁琐而休学，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西方政治和科学的经典著作。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不收学费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4年2月，随该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6月毕业。早期即开始革命活动，接受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办《湘江评论》。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创建新民学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
1918年夏，毛泽东赴北京，由杨昌济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并结识了未来的妻子杨开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言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此外，毛泽东首次认识了陈独秀，并受到很大影响。1919年年初前往上海，陪同去法国留学的学生，后返回湖南长沙。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毛泽东等人组织学生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以响应北京运动。1919年7月，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但8月中旬便被张敬尧查封。1919年9月，毛泽东在当时联省自治运动中于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主张湖南自治；1920年9、10月间，他个人或与他人联名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系统地提出实现湖南自治的具体主张。1920年之前，毛泽东坚持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但驱张运动依赖于军阀的最终成功，以及湖南自治运动的最终失败，却使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倾向于改良主义转变为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1920年9月，毛泽东被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聘请担任一师附小主事、一师校友会会长，寄宿于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女中教工宿舍。对罗素在长沙的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毛泽东听后反倒是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

中共建党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1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一起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周佛海一起担任会议书记员。会后，任中国共产党湘区（包括江西安源）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担任书记职务。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因党务繁忙未能出席会议。
1923年6月，毛泽东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局秘书。毛到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在大会上的发言对既定的国共“党内合作”政策做一些补充说明，从湖南工人运动经验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等等。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特别表扬了湖南：“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中央局秘书的权限很大，不仅肩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这种一般事务性工作，而且有着“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的联合署名权。
毛泽东参与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之活动，在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代理部长。
1923年9月16日，受国民党中央党务部副部长林伯渠委托，毛泽东回到长沙筹建国民党在湖南的党组织。自1923年10月起，国民党在长沙、宁乡、安源的分支部和湖南省总支部相继建立，不到三年国民党在湖南省已有九千名党员，在各地省党部中仅次于广东。被湖南省党部推选为国民党一大在湘三名代表（夏曦、袁逢时）之一。最终经上海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在湘三名代表被孙中山总理定为“照海外分部办理”的有发言权无表决权的列席代表。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月22日毛泽东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的章程审查委员。
1924年12月，重病的毛泽东请假回到湖南韶山休养，缺席了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并在中央局委员的选举中落选。
1925年10月，毛泽东再从湖南到广州。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政府事繁，难于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向会议提出调毛泽东代理中央宣传部长。对汪的这一提议，会上没有不同意见，于是便决定要求毛泽东尽快到宣传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了这一消息。10月7日，毛泽东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职，并主持召开宣传部第一次部务会议。可见，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既没有担任部长、副部长，也没有任秘书，而是代理部长。
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对张作霖宣战，发动反奉战争。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他向大会报告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最后会议通过了他的报告。12月3日，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同一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高潮”，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12月，毛泽东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经常来所讲演《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课程。该所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宣传干部和营、团党代表。12月5日，由毛泽东主编的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创刊出版。在《政治周报》创刊号的“发刊理由”中，毛泽东公写明：“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1925年12月，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之领导权。
1926年1月1日至9日，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月8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下午毛泽东报告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参加起草宣传问题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三个决议案，即《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和《宣传报告决议案》。这些决议案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今后的宣传方针、政策和任务，使各地党部宣传部做到了有章可循。1月16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举行，选出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白云梯、毛泽东等。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1926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为党培养大批农民运动骨干。
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主办了政治讲习班，培养国民革命军和各省、区的政治、军事工作干部。谭延恺任理事长，谭未到任，由毛泽东代理理事长.毛泽东经常到政治讲习班讲演。2月28日，他参加了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发表题为《革命分子团结起来》的演说，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努力作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还在讲习班讲授《农民问题》课程，每周一至二次。
从1926年2月5日至6月7日继续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共出席了18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对革命宣传工作提出过许多重要提案。
毛泽东一面与国民党内的反共势力（毛称之为“国民党右派”）周旋，一面维护国共合作，他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他写道：“（对右派的言行）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但仍强调“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因此在中共党内，他被张国焘和李立三嘲讽为做“国民党的工作”、是“胡汉民的秘书”。
1926年5月发生整理党务案，5月28日毛泽东辞任中央宣传部长。
1926年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序，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基此理由，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之关系，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文章希望有大批同志下决心去组织农民之浩大工作，“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1926年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即政治局与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鲍罗廷之联席会议），陈独秀在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中国国民党之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使联合战线随时都有破裂之危险；报告提出挽救联合战线破裂之七项策略；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与多数同志反对毛泽东提出之激进政策，主张实行减租减息之政策；为此，会议通过《关于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决议案》。12月28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闭幕，是日毛泽东向大会报告革命战线联合问题，略谓：“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组织，革命方面也应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毛泽东斥责“惰农运动”之类反革命宣传：“现时湖南虽然是由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还是国民政府与赵恒惕之余孽——土豪劣绅共同的统治，他们的势力还很大。”，勉励代表们加强斗争。
1927年到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与邓演达等在武昌创办并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分所。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1月4日至1月9日先后在湘谭县之县城、银田、韶山一带考察，1月9日至1月14日到湘乡县考察，1月15日至1月23日到衡山县考察，1月24日回到长沙，将湘潭、湘乡、衡山三县之调查情况向中共湖南区负责人作详细报告，1月27日至2月3日到醴陵县考察，2月4日回到长沙，2月5日历时32天之湖南五县考察结束。1月22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已组成筹备处，由湖南省党部推举以周以栗、毛泽东、陈克文，湖北省党部推举陈荫林、张眉宣、李汉俊等为筹备员。3月5日，毛泽东从1月4日起至2月5日止，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后，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在是日出版之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机关刊物《战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期合刊上发表。提出依靠农民同盟军进行革命斗争之主张，揭露和批判陈独秀之右倾投降主义。3月7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将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由中央办理，是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正式上课，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系农讲所最高领导机构），聘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陈克文为训育主任，李刚为事务主任，郭增昌为总队长，恽代英、彭湃、方志敏等担任讲课。3月15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第五次会议，出席委员27人，谭延闿主席，丁超五报告“阳新惨案”详情，议决组织委员会，指定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三人为委员，与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省农民协会开联席会议处理；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是日至3月21日在武昌雄楚楼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出席代表69人，代表45县40万武装农民，推王法勤、于树德、陈克文、邓演达、刘莪菁、郭安宇等13人为主席团，陈克文、毛泽东、陆沉、郑振宇在大会上分别作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省农运状况报告，李立三作中国职工运动报告。3月28日，中央农民部在武昌召开各省农协执委联席会议，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周以栗、陆沉、方志敏、陈子林等出席，决定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领导全国农运，时全国有组织之农民已达800万人。3月30日，湖南、广东、湖北、江西四省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省武装农民自卫军代表，在武昌召开联席会议，选出彭湃（广东）、易礼容（湖南）、方志敏（江西）、陆沉（湖北）、萧寅谷（河南）及毛泽东、徐谦、孙科、谭延闿、邓演达、唐生智、张发奎、谭平山13人为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邓演达、陆沉5人为常务委员，毛泽东兼任组织部长，主持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工作，并决定在5月15日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680名。4月2日，武汉中央土地委员会成立，推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邓演达为委员。4月3日，湖北麻城县土豪利用红枪会策动武装暴乱，残杀革命干部和军民，包围麻城县城，毛泽东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中组织学员中组织学生军300名，于4月14日开赴麻城，平息暴乱。1927年4月底到5月初，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创建红军与农村根据地

1927年6月16日，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农民协会一月来多，农民牺牲者达一万数千人，是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陆沉呈请国民政府采取措施，明令保护农工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反动到来时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陈独秀提出，国民革命各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之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蔡和森主张上山，毛泽东、陈独秀也同意上山，会议在讨论对付湖南反共事件时，仍然坚持联唐（生智）反蒋之政策。四·一二事件和七·一五事件发生之后，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有中央委员12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共青团中央委员5人，地方代表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会议，陈独秀未能与会，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之帮助下，总结大革命失败之经验教训，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坚决纠正以陈独秀为代表之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之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当前之主要任务，选举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彭湃、任弼时9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7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之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毛泽东等7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井冈山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8月8日，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议决，开除跨党中国共产党员之中国国民党党籍：一、由中央党部下令，凡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之跨党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并免职通缉拿办，二、列名中国国民党执监及候补执监委员之跨党党员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许甦魂、韩麟符、于树德、江浩、夏曦等，一律开除党籍并免职。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北郊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和制定秋收起义计划，决定以共产党之名义组织工农革命军，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分给农民，废除苛捐杂税，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并决定成立领导秋收起义之党之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长沙为中心，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七处同时发动起义。9月9日，湘赣边界爆发秋收起义，由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农民军和安源之工人武装等参加，起义部队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下辖4个团。9月11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在毛泽东领导下，在铜鼓起义，占白沙镇，次日占浏阳东门市，9月14日被唐生智部新编第八军两个团及地主武装包围夹击，激战6小时后，向浏阳上坪撤退。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上坪以前委书记名义通知秋收起义各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合，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约1,500人在文家市会师，次日离开文家市，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9月25日克莲花县城，9月29日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三湾改编”，确立共产党对军队之绝对领导，部队缩编成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人数不足一千。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文昌宫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秋收起义经验，讨论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10月7日进抵茅坪，10月27日到达井冈山中心茨坪，和当地之农民革命武装王佐、袁文才部汇合，开始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1月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营和第三营之一个连攻打遂川，在大坑打垮萧家璧之靖卫团，县城之敌闻讯弃城逃跑，次日红军乘胜占领遂川城。2月3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举行首次会议，决议开除隶属共产党之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6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许苏魂、夏曦、韩麟符、董必武、屈武、邓颖超7人党籍。2月21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两个团自遂川攻打宁冈新城，歼灭守军多人，击毙营长王国政、靖卫团长李树滋，活捉县长张开阳，俘敌军400余人，并占领新城，是日在宁冈砻市开万人大会，成立宁冈县苏维埃政府。3月11日，朱培德所部第五路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派第二十五团与第七十九团由永新出发，第八十一团由遂川出发，分三路包围井冈山红军，3月13日下午第二十五团陷茅坪，毛泽东率红军千余退走湘边，红军袁文才部千数百人退向陇西，同日第七十九团陷古城。4月10日，江西第五路军第三军军长兼南昌卫戍司令王均致电长沙程潜、白崇禧报告毛泽东率部分两路由遂川进至湘东，请派湘军“协同兜剿”。
后与朱德、陈毅率领之一部分部队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4月28日，毛泽东率井冈山红军经酃县回到砻市，是日与朱德率领之南昌起义部队会师。5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江西宁冈砻市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朱德与毛泽东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宣布成立中国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毛泽东分别讲话，两军会合后，王尔琢为参谋长，陈毅为军委书记，部队编为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三个师，第十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第十一师师长毛泽东（兼），第十二师师长陈毅（兼），下辖9个团，全部兵力一万多人，大部为湘南农军。5月20日，中共湘赣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茅坪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半年来的斗争经验，提出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会议选举特委委员23人，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之湘赣边界特委。5月，毛泽东与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结婚。6月1日，鲁涤平、何键急电广州李济深，谓朱德、毛泽东、袁文才等部以江西宁冈为根据地，分别在茶陵、酃县各地滋扰，刻正与南昌王钧部会剿，望驻粤边军队严密防堵，以免窜逃。6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后举行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委员毛泽东等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23名中央委员，毛泽东排第12位。7月13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攻占湖南酃县，湘军退守茶陵。8月19日，朱德、毛泽东部红军攻占湖南桂东县城。8月23日，吴尚、范石生奉鲁涤平、何键急电，指挥所部分三路进攻桂东朱德、毛泽东部红军，激战三画夜，朱、毛率部向宁冈退却，8月26日吴尚陷桂东。8月28日，何键自长沙赴湘南“督剿”朱德、毛泽东等部红军，湘省清乡督办处获悉，江西红军朱德、毛泽东部与湘南宁远、蓝山、新田、祁阳一带红军周文、陈光保等部联合，图夺取衡阳。从1928年开始，先后写《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造性地提出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之战略思想。
1929年1月4日至1月6日，中共湘灨边区前委、特委、红四军军委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在宁冈柏露举行，由毛泽东主持，决定彭德怀红五军及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王佐部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彻底粉碎敌人“围剿”，开辟新之革命根据地。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蛟洋举行，提出“发动广大群众创造闽西工农割据”之总路线必须完成之18项任务，毛泽东就如何巩固和发展红色根据地方针问题作重要提示：“这就是：一、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闽西上杭县古田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红军必须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
林彪等疑问“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就时局和红军行动问题覆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目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指明中国革命之发展前途。1月5日，红四军为粉碎蒋介石之赣、粤、闽三省“会剿”，实现“争取江西”计划，是日从古田出发，兵分两路，由朱德率第一、三、四纵队红经连城、宁化越武夷山入江西，1月16日占广昌，另一路由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到龙岩地区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移后，亦由连城、清流、宁化、归化越武夷山入广昌，到宁都东韶与朱德部会师。2月7日，毛泽东在吉安之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及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讨论扩大红色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为夺取江西全省而斗争等问题，2月9日结束。2月下旬，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以整编地方武装、研究攻打吉安之名，通知边界各县主要负责人带领本县武装到永新城集中，原井冈山地区绿林头领、受毛泽东团结改造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红五军第五纵队领导之王佐、袁文才率部开进永新城，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误认为王佐、袁文才会叛变，率部包围其住所，将袁文才枪杀，王佐逃离，在涉水过河时溺死。3月2日，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红军围攻江西吉水唐云山旅，是日成光耀旅、朱耀华旅到达城郊，红军退富都。3月下旬，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下江西南部南康，到新城，指向南雄，江西省政府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生擒者5万元，击毙者3万元。4月1日，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克南雄，4月3日克始兴。4月10日，朱德、毛泽东红四军攻克江西信丰，击毙县长吴兆丰、警察队长王覃勋。5月4日，金汉鼎与鲁涤平、张辉瓒、邓英在南昌会商“剿共”第二步计划已竣，是晨乘轮溯赣江赴赣州，与福建、广东军“会剿”朱德、毛泽东红四军。
1930年6月5日，朱德、毛泽东红四军自寻乌经吉潭，到达福建武平，击溃民团，克县城，6月8日续克上杭。7月2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布告悬赏10万元缉拿朱德、毛泽东。8月6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克江西安义。8月23日，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共3万余人，同时成立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红一方面军组成后，决定第二次攻打长沙。8月30日，红一方面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朱德、毛泽东率第十二军到达株洲附近，黄公略、林彪率第三、第四两军抵关刀铺，彭德怀率第五、第八两军主力，抵湘阴港附近，一部则沿浏长大道抵黄花市附近，是晚起红军总攻长沙，迭以火牛为前驱，猛冲何键军所布电网，终因敌方火力太猛，未能攻破。9月13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向株洲、醴陵转移。9月14日，红一方面军停止进攻长沙，撤出阵地，向湘东、赣西进发，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是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抵醴陵，后向萍乡进军。9月20日，红一军团朱德、毛泽东部分兵进驻攸县、茶陵、萍乡等县。9月24日至9月28日，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全会补选中央委员7人、候补中央委员8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并改选中央政治局，毛泽东重新选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等选入中央委员，此后，由瞿秋白实际主持中央中央工作。9月29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到袁州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举行会议，周传达长江局再打长沙之指示，经毛泽东等多方说服，会议一致决定，放弃再打长沙，先打敌军力量较弱之吉安。10月14日毛泽东给党中央写信，说各级指导机关“多为AB团的富农所充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整军中开展肃“AB团”半个多月，在4万红军中肃“AB团”4400余人，12月发生“富田事变”，肃“AB团”持续进行，从赣西南到全苏区，从1930年到1934年，据事后调查，苏区杀“AB团”达7万余人。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江西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军“围剿”问题；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之基本情况，提出不应打南昌，主张红军主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之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于运动中；经反复讨论，得到大多数与会者赞同；10月26日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0月27日，朱德、毛泽东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四、十二各军，由新喻峡口攻取上高，图断袁州罗霖师与高安公秉藩师之联络；是日红军遭罗霖部袭击，弃上高向清江转移，集中新喻、清江以北及高安西南地区；鲁涤平令所部分为三个纵队，以张辉瓒、谭道源、罗霖分任指挥进攻红军。10月31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于10月25日起在江西新喻县罗坊举行联席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分析政治形势，总结攻打长沙、夺取吉安之经验教训，作出相应决议；是日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之“诱敌深入”方针，决定主力红军东渡赣江，准备反“围剿”作战。1930年11月6日，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由湖南抵达江西萍乡，向莲花、水新之红军进攻；同日红军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各部分抵达抚州、新喻及福建、广东边境；何成濬即令鲁涤平、何键“跟剿”，次日公秉藩师由新岗岭向新喻推进。12月9日，蒋介石电令各路指挥悬赏5万元购缉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命周恩来为书记，未到职前由项英代理，同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兼军委主席，毛泽东、朱德为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9月15日，毛泽东指挥红三军团、红四军及红三军在方石岭歼灭“剿赤”军韩德勤师6个团及蒋鼎文师直机关及炮兵、步兵各一营，韩师损失大半，毙旅、团长3人，营长6人。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此后毛泽东开始被称呼为“毛主席”。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一号布告，内称，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苏区召开，会议通过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红军问题、经济问题等重要法令，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出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之最高政权机关。
1932年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县江口圩举行会议（江口会议），讨论中央红军撤围赣州后之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之主张遭否决，会议确定“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迅速夺取中心城市之方针，中央红军一、五军团组东路军由毛泽东率领在赣江东岸活动，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西路军由彭德怀率领到赣江西岸活动。7月3日，朱德、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一部击溃梅岭关守敌一个团，占领梅岭关要隘。7月9日，朱德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季振同红五军团所属各军与粤军20个团在池江、梅关岭、大庾、南雄县水口圩展开争夺战，经过三天两夜战斗，于7月11日将粤军全部击溃，红军克水口圩，敌退南雄。8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所部北移，在乐安、宜黄、南丰一带部署第四次反“围剿”战场。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开会体会议，会议根据临时中央之决议和指示，指责毛泽东“诱敌深入”方针、反对打赣州等是“纯粹防御路线”、“右倾主要危险”，要求红军在敌合围开始之前，粉碎敌人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会后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12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由资溪、黎川开至光泽、邵武、建宁、广昌一带，毛泽东、朱德在黎川曾召集军事会议，进行战前改编整顿，充实连队战斗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下，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3年3月，连续粉碎国军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毛泽东为其成员。被补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之名义和组织，红一方面军总部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5月，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广昌战役后之战局及今后作战方针，毛泽东提出将红军主力分向福建、浙江、江苏、湖南进军，突入后方广大无堡垒地区，用以吸引国军并使其兵力分散，然后回兵江西收复苏区，最后决定在石城以北加筑工事构成防卫瑞金防线，并紧急开展扩大红军运动，以组织粉碎国军第五次“围剿”之军事力量。

长征与西安事变

但由于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红军虽经苦战而未能粉碎国军第五次军事“围剿”。193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报撰写之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于是日发表，发出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之动员令。10月10日晚，中共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江西瑞金出发，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撤离中央苏区，向雩都集中，实行战略转移，踏上向西突围之征途，这便是后来被称之为红军长征之开始；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中央分局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以项英为党中央分局书记，陈毅为中央办事处主任，10月22日又宣布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红军共兵力三四万人坚持游击战争，保卫苏区。
1935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闭幕，作出决定：毛泽东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再作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之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之负责者，会上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书记。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遵义会议决议，常委进行适当分工，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之帮助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结束，确立新中央领导。3月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特设前敌司令部，委任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委。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周为团长，全权负责处理红军之军事行动。5月5日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随同军委纵队渡过金沙江，驻扎在中屋山，指挥中央红军渡江。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在一周时间内，中央红军靠着7只渡船将2万多红军全部送到金沙北岸，从此中央红军跳出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之圈子，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之胜利。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对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此后党和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国军围追堵截，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0月19日，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省，行程2万5千里，进行300多次战斗，击溃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此时只剩7,000余人，结束长征。1935年11月21日，直罗镇战役，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指挥，11月24日直罗镇之敌在突围中被全歼，战役结束，共歼东北军1个师又1个，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打破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之第三次“围剿”。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入政治形势与策略之报告，经过三天讨论，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策略方针，完满解决党之政治路线问题。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理论、路线和政策。1936年，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担任此职务直至逝世。
1936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在陕西延长开会研究东征战略方针，会议决定东征进军路线，部署兵力，正式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电潘汉年称，速与陈立夫接洽，中共愿与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玫挽救危局之方法；并告知红军己集结训练，静待划定防地，准备抗日，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国统区之企图。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张学良被扣留后之形势，决定主要方针是力求和平；毛泽东称，现在“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张闻天阐明中共在目前主要方针“是巩固内部与动员援助西安，反对内战”。1月6日，毛泽东、张闻天联名电周恩来、秦邦宪称，“（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顾祝同）迎张（张学良）。（乙）顾来则张、杨（杨虎城）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1月13日，中共中央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保安动身迁到延安，同日，中共中央机关自保安（今志丹县）迁延安。1月2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与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刘任承任副校长。

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毛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认识论和辨证法。7月7日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被迫反抗日本军，标志著中国抗战终于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13日，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之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毛泽东于7月14日在内部致张云逸电报，提出工作总方针：“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又于7月15日致张云逸电报，指定张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毛泽东在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提出对付日本之进攻方针有两种，一是坚决抗战，“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是妥协退让，“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洛川会议是在8月22日至8月25日召开之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同国共两党关系问报告，并作多次发言。适应战争需要，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11人，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朱德、周恩来。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8月27日组织一次座谈会，讨论毛泽东思考问题。11月8日，毛泽东电告八路军各将领，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吕梁山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中共中央举行会议，讨论特区的选举与财政，毛泽东不主张实行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制。
1938年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讲话，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1940年毛泽东指示新四军“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毛泽东批判速胜论和悲观论两种错误思想。
1939年1月17日，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讲话，指出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1942年号召开展全党范围之整风运动，统一思想、组织，从而为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基础。1941年“新四军事件”爆发后，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毛泽东面对国民党停止拨款的经济压力，后期他不得已下令在陕甘宁地区大量种植、制造和输出鸦片，以其所得进口边区急需的棉布、棉纱和医疗器材，鸦片因而成为陕甘宁边区财政的重要支柱。
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以后在历届中央委员会上都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直至逝世。1943年6月1日，毛泽东覆电彭德怀，对中国国民党之腼状和中国共产党今后之工作方针作出指示，指出：中国国民党对敌、对外、对共、对民、对党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增；他们对东条英机扶蒋倒汪新政策毫无对策，对日投降者增多，战斗力大损；目前英、美仍是集中力量对德，对蒋援助甚少；对我党疑忌甚大，不愿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甘肃、贵州、四川、陕西民变，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内部纠纷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之根据地；应极力避免大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10月，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赴南泥湾，视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之情况。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毛泽东主持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本次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并趋于完善。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举行七届一中全会，毛泽东正式出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党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主席。7月5日，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谈历史周期率问题，据黄炎培7月5日日记记载：“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5年8月，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电覆蒋介石称：“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时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覆。”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同赫尔利、张治中以及周恩来、王若飞等同机飞重庆。8月29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会谈，下午毛、周、王与蒋介石会谈，晚间又和张治中、王世杰、张群、邵力子作长时间谈话。9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约毛泽东、周恩来共进午餐，张群、张厉生、邵力子作陪。9月22日，毛泽东会见中国青年党领导人蒋匀田，说：商谈近20日，时间白费，我们触及到两个问题，军队分配比例问题，我们管理地区自治问题，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字。10月11日，毛泽东由王若飞和张治中陪同自重庆飞返延安，在重庆机场答记者说：“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可以克服。”
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1月5日达成之《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公布，停战命令规定于1月13日24时起全国一律停战；张群、周恩来签订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协议，规定：军调部设北平，设委员会三人，国民政府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充任主席，各有表决、互让权，事宜须经三人一致通过，三人不能协议之问题，应提交军事三人小组决定之。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签署1月停战令。2月1日，蒋介石与周恩来会谈，蒋介石表示政府仅派张治中一人出席军事三人小组，张群不再参加；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关于军党分立、国共长期合作之意见，并谓毛泽东将参加联合政府。3月27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代表吉伦于重庆怡园正式签订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协定。4月，国共达成政协宪草。5月13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达进攻四平街之命令，5月14日廖耀湘新六军、彭锷第八十八师等10个师成左、中、右三个兵团，轮向四平街实施进攻。5月18日夜，东北民主联军全部从四平街撤退，部分主力撤至松花江北岸。5月19日，孙立人之新一军进占四平街，陈林达之第一九五师攻占四平街东侧哈福屯，历时33天之四平街攻防战至此结束。5月22日，东北民主联军完撤出长春。5月25日，政治和谈会议在南京重开，政府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生、雷震同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就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宣传休战诸问题进行商谈。6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原局电：“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离开花山村，乘车到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之化名为英国军舰之暴行发表声明，要求英、美、法三国在中国之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之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之敌人打内战，斥责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和首相艾德礼为英舰侵入中国长江、并向解放军发炮攻击之暴行辩护以及要武力报复之恫吓。5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其对解决经济任务提供帮助；谓：“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请您满足我们的请求，派遣苏联专家给我们。”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后，同全体委员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在典礼上，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面临着对内军事统一全国、确立国家制度、恢复国民经济，以及对外谋求有利的国际环境、保障国家安全的艰巨任务。
1950年10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当选为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主持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从整风到反右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他关于处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和矛盾的思想，被认为体现了开放的思想。同年5月，毛泽东正式提出在艺术方面“百花齐放”、在学术方面“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毛宣布次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毛泽东指出，整风是一种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毛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1957年4月30日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为消除党外人士的顾虑，中共重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经历胡风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后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中共提出批评意见。然而，运动形势在5月中旬发生了逆转。5月15日，毛泽东开始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在党内高层传阅，表示中共应暂时让右派任意鸣放，准备后发制人，这是毛泽东准备反右的信号。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储安平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其中出现的激烈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警觉和强烈反应。随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正式反右的指示，决定将原本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整风运动转为“反右运动”的对敌斗争。

大跃进

1958年5月，在毛主导下，中共八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标志着“大跃进”的正式开始。
1958年7月，台湾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开始炮击国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封锁金门岛；9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军运输护航，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9月8日对金门全面炮击。
1958年秋，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之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全县范围之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毛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10月21日，毛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工作时谈话纪要：“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11月2日至11月10日，毛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8日，《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送毛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另一个文件毛改过两遍，把文件名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11月21日至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11月21日，关于《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纲要四十条草案”被搁置。11月23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之讲话记录：“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11月25日，毛手稿〈一个教训〉：“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著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毛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全会还通过《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由于严重之浮夸风和高估产，1958年征过头粮，征走相当数量之农民口粮和种子粮，致使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轻工业生产和原材料生产严重落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农村劳动造成极大浪费，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中共中央和毛虽然看到一些问题，但对问题严重程度之估计仍远远不足。
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毛在2月1日和2月2日之讲话中，提出完成任务之几个有利条件，确定1959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一年，为会议定基调；会议各项主要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基本维持武昌会议之指标；毛后来感到后悔，4月5日在上海召开之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一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武汉会议（武昌召开之八届六中全会）定的指标难于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2月22日，毛为〈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手稿批语：“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3月2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毛起草〈郑州会议纪要〉：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5日结束，中央20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到会，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讲意见，然后讨论几次，结果同意毛之意见，并规定14句话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之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2月27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3月1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之合理性，并且作自我批评：“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3月5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会议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之“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之体制等等，决策一定程度上否定原先设想之“一大二公”之大公社。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集团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毛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之宣传舆论工作。叛乱分子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措，还拖尸示众；3月12日，毛正在武昌，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3月17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直到3月20日凌晨向驻藏部队武装进攻；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4月15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还说：“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3月25日，毛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12条问题要大家讨论。3月30日，毛对陶鲁笳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批注手稿：“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会议文件实际上是反映毛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之局限性，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继续搞高指标，维持八届六中全会之决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脱离实际、群众，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束缚生产力发展；三是整个政策调整，还是放在将来要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之集体所有制过渡之基础上。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4月2日至4月5日召开，决定降低钢产指标；继续维持原来六中全会公布之粮、棉、钢、煤四大指标，主要顾虑是怕泄气，怕政治影响不好。4月5日，毛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共谈十几个问题：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当天毛来到杭州，4月12日回北京。4月15日，毛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4月18日至4月28日，北京举行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根据宪法之规定选举国家领导人，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6月20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会后毛在住处听取汇报，毛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6月26日，毛在韶山对随同之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毛来到毛震公祠，已经没有祖宗牌位，还是坚持要进去行三鞠躬礼，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

庐山会议

1959年6月29日，毛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之题目时讲话：“‘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从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7月10日，毛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和战争一样，打败仗可以认识规律，打胜仗也能认识规律，不能说只有打败仗才能认识规律。要从成绩和错误、缺点两方面来认识。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短腿，大中小结合、地方和中央结合等这样的问题，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还算抓得快，改得快吧。……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炼钢铁的小土群转化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缩短提高质量的过程。”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7月23日，毛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会议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7月26日，毛手稿〈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7月31日、8月1日开两次政治局常委会，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说，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又说：彭德怀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毛讲话：“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它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这个民主大一些。……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那么，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了。”。会前，毛写信给张闻天：“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8月16日，毛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无论是中央各部门的同志，还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彭德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给毛写信，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之精神和实事求是之原则，如实指出“大跃进”中之一些偏差和错误，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之意见和要求，不论从信内容还是组织原则，都是正确；但是，由于毛之“左”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何能允许之范围时，就会不可避免提出反右之问题；彭德怀为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错误，问题早已解决；因发生意见分歧而算历史旧账，无助于弄清是非，必然伤害同志；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之正确判断，而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成为毛失足之地方；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成为毛又一个失足之地方。毛于8月27日回到北京。
1960年1月7日至1月17日，毛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9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之浓厚气氛中召开，估计形势和确定指标都不切实际。3月24日至3月25日，毛在天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等；纠“左”工作中后退，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提出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等。4月，当时河南信阳地区，已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但是毛却并不知道，连分管农业之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从1958年冬天起，浮夸风在庐山会议后重新刮起来。显然不是因为搞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粮食造成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主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过头粮。1950年代至1960年代，毛根据国际形势，实行国际战略，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政策。
1960年6月8日至6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之补充计划；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村和城市缺粮状况日趋严重；问题是积累起来，最初被假象掩盖，一旦发现大面积问题，事情已很难办；没有棉花供应，4月上海纱厂停工；毛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7月5日至8月10日，北戴河工作会议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苏联政府7月16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之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之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当时苏联专家共1,300多名，分布在200多个经济、国防、文教、科研企业和部门；专家全部撤走，使中国设计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建设项目停工，试验生产不能按期投产，对中国经济困境雪上加霜。7月31日，在毛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决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成立中央局。进入10月以后，越来越多严重情况反映给毛，如一些农村饿死人等；问题使毛吃惊，毛之心思和注意力更多转回到国内。八十一党代表会议胜利结束，中苏两党关系改善，也使毛能集中精力抓国内问题；从10月开始，毛开始吃素不吃肉；毛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3月，毛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决制止一平二调之“共产风”，口气很严厉；到10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之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暴露出来；加上严重自然灾害，1960年之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26%以上。11月3日，毛对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之紧急指示信稿之修改：“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在现阶段，在很长时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毛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之报告越来越多，包括信阳事件之报告，对毛震动极大；“五风”造成之损失惨重；粮食严重减产，农村中饿死逃荒死现象大量出现；特别是有些地方干部蜕化变质，违法乱纪，摧残人命，无法无天，使人感到，这种地方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之天下；这个𨳡题给毛留下很深印象，成为毛以后发动“四清”运动之重要起因。11月15日，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之指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11月28日，毛为中共中央起草之转发甘肃省委关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之第四次报告之批语：“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之困难还没有充分暴露；毛等人对工业之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1月9日，毛向会议印发胡乔木起草之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三大纪律”：（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毛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
1961年1月26日，毛听取刘子厚汇报时插话：“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包括负责农村工作之中共领导人在内，没有像毛重视生产小队（相当原来初级社）之地位和权力。有人民公社两年多，反复实践，又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可以说，毛已认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就是平均主义，只能破坏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束缚生产力之发展。2月25日，毛同陶铸等谈话简要：“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3月5日，毛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着重谈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最后毛再次强调，公社规模要划小：“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这是毛之性格，凡是他认定之事情，非坚持到底不可，谁都难以改变。根据毛意见，3月11日起，刘少奇主持三北（东北、华北、西北）会议在北京召开，毛主持三南（中南、西南、华东）会议在广州召开。参加三北会议人员，3月14日分乘两架专机，抵达广州，当晚毛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讲话：“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从3月15日开始，两会合一，重新编组。3月19日，毛同陈伯达等谈话：“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饿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1961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总结建国以来主要是1958年以来之经验。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之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年冬和1963年初，毛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情况。毛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之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之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中央工作会议于2月11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会议后，各地纷纷把农村社教运动当做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经验，上报中央，毛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四清运动

1963年4月间，毛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4月4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之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提出“四清”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分工、清理财务”。毛到上海，4月25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3月30日来信之覆信稿时，特地提请他们注意报告，但当时大家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毛觉得重要问题没有引起注意，实在有必要强调，便找彭真来帮助起草转发报告批语。毛指定彭真（后加陈伯达）具体主持决定之起草工作，决定后来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从5月2日至5月12日，毛在杭州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参加会议有彭真、陈伯达、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也参加会议。毛特别看重干部要和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之过分估计上，因而对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之指导，都产生“左”之影响。5月10日和5月11日，毛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先后修改四稿，决定草案共10个问题。5月1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在5月20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指导文件。到9月，中央机关之“五反”运动基本结束。9月6日至9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12月，毛作出批示之后，各工业部门从机关到企业纷纷设立政治部，迅速扩大到所有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很大加强；事实证明，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普遍设立政治部，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经验。
1964年3月27日，毛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继续了解农村社教，对运动中提出之问题做调查研究。中央工作会议，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5月27日，毛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第三线建设问题，他提出两个“注意不够”，一个是对第三线建设，一个是对基础工业。8月29日至9月1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之意见，并通过刘少奇起草之转发批示。12月15至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之一些问题，毛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之分歧公开化。12月20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同刘少奇发生当面意见冲突，毛称：“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2月26日，毛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中央工作会议又在1965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1月3日晚，毛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之一些做法。1月14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之重要文件。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
1965年，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威胁中国安全；苏共召开三月会议，使中苏关系恶化；为应付战争危险，4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审阅同意之《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10月10日毛在会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之问题。
上海《文汇报》在11月10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在江青策划下写出、给毛看过并经他同意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11月12日，毛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作几个小时汇报。12月8日至12月16日，毛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叶群在会上发言，罗瑞卿在12月11日被召到上海，但没有得到在会上申辩之机会。
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回忆道：“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于1964年，成员还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一九六六年二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这个汇报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1966年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1月5日从杭州到这里之毛汇报。彭真等以为毛已经同意这个提纲，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汇报提纲》。
从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在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主要是听江青讲话，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一份“座谈会纪要”，提出所谓“黑线专政论”。纪要最初没有下发，但在党内高层已传开；后来经毛批准，在4月10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1966年3月17日至3月20日，毛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除毛、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因在西北三线视察而请假）外，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问也可以谈谈。对苏共二十三大，毛主张不去参加。列席会议之吴冷西回忆道：“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冷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3月28日至3月30日，毛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3月31日，回到北京之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毛几次谈话之内容，4月9日至4月12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之谈话。根据毛之意见，书记处会议批评彭真，彭真和到会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书记处会议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组长，康生任顾问。“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4月14日送给在杭州之毛。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召开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4月20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4月22日毛在会上作长篇讲话，一开始就提出吴晗之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毛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修改审定之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之基础上经少量调整而成）。

发动文革

1966年5月4日至5月2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5月16日会议通过经毛多次修改之中共中央通知（以后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18日，林彪在会上讲话：“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5月23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长职务；4月26日会议结束。“五一六通知”，系统地表达毛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之观点，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指导性文件。
1966年5月7日，毛在林彪寄来之军委总后勤部之一个报告上写下批语（后称《“五七”指示》），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5月19日，经毛同意，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之《评“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之“三家村札记”专栏所写之杂文。
1966年6月1日，在陈伯达率领之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3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之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同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6月10日，毛把各大区负责人找到杭州去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问题，最初打击面宽也不可怕，以后再分类排除，要依靠运动中涌现之积极分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7月8日，毛给江青写信，给正在武汉之周恩来，以后由周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青，毛还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信中内容：“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7月16日，毛七十多岁在武汉畅游长江。7月18日，毛回到已离开半年多之北京，连续听取各方汇报。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讲话，承担派工作组一事之责任，说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会见全体代表，表示肯定和支持。
1966年8月1日，在毛主持下，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8月5日，毛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行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毛通知林彪要到北京参加会议，林彪8月6日中途到会。全会最后一天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候补委员3人，选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依次是：毛、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以后只把林彪称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不再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副主席职务。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毛在闭幕会上讲话，提出要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16日晚，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之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准备一套绿军装，是毛在建国后第一次穿军装。8月18日，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许多人流下眼泪，几万名红卫兵出席。红卫兵开始“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之“破四旧”活动，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都是正当之“革命行动”，但他们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律观念淡薄，无政府主义思潮迅速泛滥起来。从8月20日起，在“破四旧”之旗帜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普遍发生强迫抄家和打人等践踏法制之行为，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之人员被打致死，更多被强行遣送回乡，同毛初衷并不相符。9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经毛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8月21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由于参加“大串连”之学生一律免费坐火车，他们之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发展得如火如荼；到11月下旬止，毛共8次接见北京和到北京串连之红卫兵总共1,100多万人次。
周恩来根据毛之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一份应予保护之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尽管毛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之调子，并在1966年7月25日在陶铸送审之新华社电讯稿上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到北京革命师生大会上之讲话中，称毛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中共中央从10月9日起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由毛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出席，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之上海工厂群众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11月10日王洪文率领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上火车，列车行至安亭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车，当天中午王洪文等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31小时；11月13日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座谈支持“工总司”，中央文革小组立刻支持；11月14日毛肯定张春桥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12月15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2月21日毛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12月26日毛生日，晚上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吃饭，饭前毛长篇讲话。吃饭时，毛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一场更大之“全面阶级斗争”之风暴即将来临，重大决断只是由毛个人来决定和宣布。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之“工总司”一直攻击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名义回上海。1月6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大会，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停止办公，由“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之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根据毛要求，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贺电。1月11日，毛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之稳定。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批示“照发”之《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月24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自杀，有些机关瘫痪，此次到北京开会之干部，心情很紧张。1月28日，《中央军委文件》发布，通常称为“军委八条”，遏制军队内部之混乱现象。1月27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建议对广东以及其他有类似混乱情况之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批准。
1967年3月13日，为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根据毛“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具体步署，周恩来在军队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毛首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2月1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批评他们。根据毛之意见，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召开7次“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江青等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以后称为“二月逆流”。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5月16日，毛在同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话：“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4月6日，毛在林彪送审之《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命令》共有10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6月以后，各地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毛依然认为局势不难控制，“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毛7月14日凌晨乘专列离开北京，是自1966年7月18日后首次，当晚抵达武汉。7月18日，毛同陈再道、锺汉华等谈话，批评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做法。7月20日，包括相当多军人冲入毛居住之东湖宾馆，打人揪人，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由军委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一时怀疑是否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事件被称为“七二〇事件”。7月21日，毛在专程赶到武汉之周恩来安排下，乘车去机场乘机到达上海，是1958年以来第一次破例乘坐飞机。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〇事件”前后之混乱，组成千人“揪陈大军”，矛头直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晚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外交部造反派砸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之大权；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8月25日，周恩来单独约见杨成武，把“八七讲话”记录交给杨，要他立刻送给毛看，当天上午杨立刻飞上海向毛汇报周之意见。毛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1967年9月4日，毛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讲话，着重如何控制局势：“有的‘四大’（指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9月9日，毛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龙潜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捱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9月16日，毛坐火车离开上海回北京。9月19日，毛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10月3日，毛同阿尔巴尼亚党政军代表团谈话：“我只要求你（干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12月18日，毛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1968年3月，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事前得到毛之同意，林彪在毛面前表明同杨成武势不两立、不能共存。5月11日，毛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讲话：“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5月8日，毛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毛对敌情作过分严重之估计，采取“大民主”之方式，大张旗鼓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7月3日，经毛批准发出七·三布告；7月24日，根据毛批示发出七·二四布告。7月28日，毛紧急召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等学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8月22日，毛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之一篇文章，毛把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审改文章时把称颂“文化大革命”之惯用词“史无前例的”删去，并且写批语：“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气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1968年5月20日，毛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10月13日，毛主持召开中共八届扩大之十二中全会，出席全会133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59人，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10人递补已去世之中央委员名额。在党之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10月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0月18日提交之《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同日毛在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12月1日，毛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林彪事件

1969年1月，毛从《人民来信摘报》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人，并应成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长时，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毛最关心九大报告之起草，2月7日，毛同中央文革碰头成员谈话：“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我就不赞成。”3月15日，毛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3月31日，毛在修改九大报告时加写一句话：“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主持下开幕，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在党章修改草案中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4月11日，毛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成部分召集人会议上讲话：“现在扩大化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4月28日，在毛主持下举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毛、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政治局常委当选是毛、林、周、康、陈伯达5人；毛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同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名单：毛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黄永胜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实际上把持军委日常工作。鉴于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还击，毛说：“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5月26日，毛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讲话：“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5月至6月，毛往武汉，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1969年8月，毛批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八·二八”命令》，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10月15日，毛再次离开北京到武汉；10月18日林彪刚到苏州，向黄永胜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批准；命令下达后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之方式报告毛，是建国以来不曾有过之事。汪东兴拿此急件送到毛住处，毛看后自己拿起火柴一划，焚烧传阅件。
1970年3月8日，经过长期考虑后，毛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之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在3月9日让叶群转告在北京之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中旬，毛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毛再次表示不要设国家主席，林彪却给毛之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4月11日，林彪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打电话转达意见：仍然建议由毛兼任国家主席，认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4月12日，毛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和林彪几乎同时回到北京，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3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彪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5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7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称：“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根据林、叶授意，7月中旬举行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之“呼声”，毛得知后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是主任，林是副主任。
1970年8月18日，毛从杭州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天毛登上庐山，是建国后第三次到庐山。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毛主持开幕会，林称：“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称：“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8月25日，毛通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者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冲着林彪补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还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之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之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9月1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检查。9月9日，毛离开庐山。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将“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10月14日，毛对吴法宪书面检讨批语：“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11月中旬，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之指示，同时印发《我的一点意见》，“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1971年3月，林彪提出要“先搞一个计划”，林立果在上海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于3月下旬拟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起义”之谐音，即武装起义。“五一七工程”名称为林立果所定）之草稿。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毛在审阅上报之与会者名单时提出，要增加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3人，除陈毅因病住院外，徐向前、聂荣臻都出席会议。7月初，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去北戴河。8月15日，毛再次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9月，林彪一伙终于决定：要将毛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指令，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10日毛下令专列从杭州开往上海，9月12日抵达北京，回中南海休息。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计划，最后决计向北逃往国外，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向西北方向逃去。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去向；后来周又下达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毛很快赶来向他报告之周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之情况，在周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之118室。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栏截，毛称：“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9月13日林彪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根据毛指示，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一事；当晚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9月14日下午，周确知林彪等人乘坐“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几天后证实机上人员全部死亡。9月24日，毛决定对林彪集团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实行隔离审查；以上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和往年不同，“十一”当天天安门前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焰火晚会都被取消，理由是“节省开支”和“战备需要”，是建国二十多年来第一次，从此毛再没有在国庆时登上过天安门城楼。10月2日，周请示毛同意，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等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之工作。10月3日，经毛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通知》：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由周恩来等10人组成；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等10人组成。

文革后期

1970年，毛和中国政府援助弱小、蔑视强权之举动，赢得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钦佩和赞誉，后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之合法席位，同中国对外政策直接有关。10月初，尼克松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去。”12月18日，毛会见斯诺，称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毛愿意和他谈。
1971年3月至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上，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被称为“乒乓外交”。5月29日，毛批准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日中方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6月，周恩来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800名新生，实现毛之计划。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准备访华；10月26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当天下午毛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罗杰斯和基辛格一行人抵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迎；当天下午尼克松接到毛要会见他之通知，在周恩来陪同下到中南海毛之住处。同日，毛同尼克松谈话，当尼克松称“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毛诙谐地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又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2月27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2月28日公报在上海发表。毛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7月，日本成立田中角荣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毛称：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田中角荣一行应邀于9月访华，9月27日毛会见田中一行；9月29日，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1972年1月，从陈毅追悼会回来后，毛心情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2月12日突然休克。8月，周恩来同回国述职之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定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毛叮嘱此事对外要保密，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控制病情。”12月，毛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1973年3月9日，周恩来草拟《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毛，同日毛阅后批示：“同意。”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
1974年3月，毛同意邓小平担任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4月10日，邓小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毛关于“三个世界”划分之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之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10月4日，毛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10月17日，江青策划“长沙告状”，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告邓小平和周恩来之“状”，力图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2月17日，邓小平到长沙同毛谈话：“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大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12月24日，毛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周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毛高度评价邓，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采纳周之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在毛看来，按劳分配、货币交换和工资制度等“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之商品经济之形式，体现马克思和列宁曾经揭示之“资产阶级法权”，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毛认为，制度形式上平等、事实上并不平等，是不断产生著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之土壤，是变修正主义之温床。毛之认识，反映他对社会主义之认识和探索，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之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之土壤和条件；但这些认识，明显带有毛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之误解或教条理解，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毛向周、王洪文提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经毛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主持开幕式；8月30日毛事先声明不出席之十届一中全会，在周恩来主持下，毛再次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从此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康生在十大以后卧病不出。12月12日，毛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1974年1月，毛对王洪文、江青请示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批示：“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这份材料。1月25日，在江青策动下，在北京召开1万多人参加之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林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衷主义”。随着“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局势再次动荡，造反派纷纷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本来，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7.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9.5；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1974年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百分之2.3，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0.6，几乎停滞不前，生产发展速度明显下降。经毛批准，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圈阅之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6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取得两项重要成果：一是毛委托邓小平代重病之周恩来主持起草，最后经毛、周审阅定稿之《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二是产生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为副委员长之全国人大常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之国务院领导班子。2月1日，邓开始代重病之周主持国务院工作；周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传达毛关于邓“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之评价，并称：“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2月3日，毛前往江西南昌至2月5日，2月8日抵达杭州。2月5日，经过毛圈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之通知，新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2月27日，毛指示对在押之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3月8日，毛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之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都解除监禁4月5日，蒋介石逝世，对此，毛只是平静地表示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到华之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之关心。4月13日，因准备会见金日成，毛决定启程，4月14日回到北京。5月3日，毛最后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之评价，会前毛提出由邓主持，邓没有接受毛之建议，邓说由他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他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讲话要点》：“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1月26日，中共中央把《讲话要点》转发，“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
1976年1月21日，毛同毛远新谈话，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之工作。3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之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之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之标语；4月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范围，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得到认可。4月4日清明节前后，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群众悼念和抗议活动，数以百万计市民自发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献上大量花圈、花蓝、条幅、挽联和祭文；4月5日毛新远给毛写报告称：“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毛当天圈阅报告，晚上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天安门广场，对滞留群众殴打和逮捕。4月7日，毛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之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谈话称：“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8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是毛生前圈阅之最后一份文件。9月8日，毛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9月9日，《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宣告毛逝世；同日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同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9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为毛逝世发唁电；9月21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140多个国家之代表为悼念毛肃立默哀。9月11日至9月17日人民大会堂举行毛主席吊唁仪式，各方代表30多万人参加吊唁；9月18日下午3时，“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开始。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毅然粉碎江青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动乱。

去世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毛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1971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疾病又影响心脏。1973年，毛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
1974年6月，毛健康出现明显问题，经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后提议，中共中央决定第二次为毛专门成立医疗组，成员包括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方面专家；医疗组存在两年多，直到毛去世。7月，身患多种疾病之毛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7月18日毛抵达武汉，进行眼病会诊。8月间，经来自各地之眼科专家确诊：毛双眼都患有老年白内障，以右目为重，左目稍轻。毛两腿和双脚浮肿，在11月29日至12月4日在室内游泳池里游泳4次，到12月5日为毛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1975年2月，毛说话含混不清，两腿时常疼痛，医生建议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毛之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1975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时间多。7月23日，毛同意对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第二天毛之左眼能看见东西。
1976年，毛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周恩来于1月8日在北京病逝。5月起，毛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6月初，毛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7月，毛许多时间处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进入8月，毛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昏迷状态。9月8日，毛血压开始下降，入夜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毛；9月9日零时10分，经连续4个多小时抢救无效，毛心脏停止跳动。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逝世当天就决定永久保存他的遗体。

著作

毛泽东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载体。毛泽东一生著述颇丰，目前中国大陆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1991年）发行，收录了毛泽东在建国前的主要著作。其中《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是其重要篇章。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中收录了毛泽东在1949年至1957年年间的主要著作，但很快不再继续发售。
1990年后，中国大陆又陆续出版发行了《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整理收录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外的大量毛泽东著作。其中第六、七、八卷收录了毛泽东在1949年后的一些著作和讲话，包括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对研究1949年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很大价值。
1993年12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共同编辑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迄今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文集中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文集按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分期编为6卷。第一卷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二卷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第三、四、五卷为国共内战时期的著作，第六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全书共编入毛泽东1927年8月至1972年12月关于军事方面的著述、电报、命令、批示、报告、信函、谈话等1612篇，包括注释在内260余万字，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中国官方还陆续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一至十三册），内部发行，系统地整理毛泽东1949年后的著作、讲话和批示。是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之学者的重要参考。《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了1912年至1921年间毛泽东青年时的一些文章。
在日本的现代中国学家竹内实主编下，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于1970年到1972年初编成中文版《毛泽东集》共8卷，1972年2月由东京北望社出版。1983年12月至1986年12月又继续编辑出版了第9卷《毛泽东集·补卷》和以著作年表为内容的第10卷《毛泽东集·别卷》。该书收集了毛泽东建国之前几乎全部原著，并逐篇注明了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应著作的修改内容。
60年代出版《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一些句子的选编本。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共产党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大量发行，更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有估计在全球发行8亿册左右。文革初期，多个地方还出版了《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著作出版所获的稿费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负责保管。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1996年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称，毛泽东的稿酬截至1960年底共有结余48.709013万元。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负责毛泽东稿费的郑长秋说，毛的全部稿费及利息到1983年底结余157万多元。汪东兴披露，文革时期所有毛著的出版发行，毛泽东没有抽取一分钱，并把海外寄来的稿费全额退还。。2003年10月30日《精品书摘》刊登文章《毛泽东亿万稿酬的争议》宣称，到2001年5月底，毛泽东稿酬总额1.3121亿元。

文学艺术

毛泽东是一位终生治学的学问家，是一位独特的学者型读书专家。他早年读中国四书五经等，中年读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晚年读国内外历史与传记等。在延安初期，他研读并详细批注米丁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进而整理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终写成哲学专著《实践论》与《矛盾论》，并成为其后续重要著作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晚年尤其青睐二十四史。他几乎通读二十四史，重点史册或篇章还多遍阅读。他评点《三国志·刘表传》：虚有其表；评点《三国志·张鲁传》：“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评点《宋史·太祖本纪》：“不择手段，急于登台”；等等。他读书时既读又记、既批注又发挥。
毛泽东诗词还被译成英、法、俄、德、日、印度等多种语言发表。
毛泽东酷爱书法，他晚年的书法被称为“毛体”，草书——意笔相从、豪迈飞动、连绵跌宕，雄奇超逸——以线条奔放、动感强烈为特征。

评价

毛泽东是争议极大的人物。中国共产党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认为他在文革期间犯了严重错误，但“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而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中，赞扬者与批评者都不少。有人将其比作希特勒、斯大林，但也有人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反。后来中国共产党官方又评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影响

毛泽东在世界现代史上极为重要，1998年《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中20位领袖之一，2011年《时代杂志》再次将他评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25位政治标志性人物第3位。他生前和身后，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发动和主导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也使人民和国家付出了巨大且惨痛的社会代价。

中国

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取得国共内战的胜利，改革土地政策，将土地分给农民，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功绩，但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直至他去世，毛泽东确实是中共起着主导作用的领导人。虽然有争议，但有些人认为其统治时期开始的仿造苏联模式的工业化为20世纪后期中国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大陆在国际战略上成为了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角色，这在近代以来是从未有过的。毛1949年之后的成就则颇多争议。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般认为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充满了矛盾。毛泽东努力提倡人民的自主精神，但文革期间反而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希望底层人民大胆地参与社会大事，鼓励他们与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传统斗争，但在文革时期发生了对公务单位的严重暴力和社会体制混乱；毛提倡能使人民理解的简明思想文化，努力推广适合于人民需要的教育，但却抛弃传统毁坏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又使得数量巨大的文化及社科界人士以及掌握高级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巨大的人身侮辱与迫害流亡，并在文革时期停止了大学教育，在极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与进步。毛泽东时代虽取得诸多科技成果，但现在一般认为是苏联技术援助跟革命推翻满清旧体制下引发的科学技术或人才的繁荣发展的时代结果。但是也有部分学术人士和民众认为，在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上极少有资本主义式的腐败、贪污和社会不公的现象，被当权派允许的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地去参与政治生活，因而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保守派人士和底层民众反而开始怀念起毛泽东时代。

世界

因某些历史原因，基于毛泽东创立或倡导理论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纲领。由于文革期间大量印制毛主席语录作思想指导，这些毛主席语录亦被翻译成英语及西班牙语，并流通到中国以外。这些在中国以外流通的毛主席语录，成为了部分中国以外发展中国家的斗争路线参考。
波尔布特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在和越南共同的影响下，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到今天中国仍然对此历史简单带过。
毛泽东生前长期支持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柬埔寨红色高棉等坚持反对亲美政府的游击战的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给予大量援助。邓小平上台执政后，断绝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援助。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等在失去了中国的援助之后，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时相继放下武器向东南亚各国政府投降。
部分反政府组织如直到现在仍坚持武装斗争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菲律宾共产党及其军事组织新人民军、土耳其共产党/马列、秘鲁“光辉道路”，和因为邓小平1980年停止一切输出革命的对外援助而被迫已向所在国政府投降的缅甸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以及日本赤军、柬埔寨红色高棉，还有曾经在1990年代坚持武装斗争现在已放弃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等共产党武装，都被很多人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支持者。全世界毛主义者普遍认为怀仁堂政变后的中国是背叛了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国家。如美国革命共产党宣称：“1976年后中国的修正主义势力不仅继续标榜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更具体的自称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革命遗产的继承者。”。
马克思主义文库及马克思主义者百科收录了毛泽东的生平、著作、诗歌和图片资料等，但马克思主义文库并没有把毛泽东看做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把他作为一名“参考作者”与亚当·斯密、斯大林、卢梭等人划在一起。。

父母

幼年毛泽东受其母亲文素勤（文七妹）影响很大。毛泽东虽为家中老大，但是其母之前有两次怀胎夭折的经历，故毛泽东幼年时，其母带毛泽东在后山拜滴水洞山石为干亲，并按当地习俗取小名为“石三伢子”。

纪念

以毛泽东为题材的纪念包括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像章、影视作品、图片书籍、纪念馆故居、“邮、币、卡”等等，可以分为他在世时和逝世后两部分。
毛主席像章是以毛泽东肖像为主要图案的像章，最早的毛主席像章制作于1937年，是由东北抗日联军颁发银质像章。1942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此后像章一直在不停制作中，到文化大革命时形成最高潮。大串联时很多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的种类极多，从最简单的头像到有毛参与的历史事件甚至是他的诗词书法，粗略估算文革期间所制作的像章在80亿枚左右，数量无疑是世界徽章之最。
电影：《毛泽东》（1983年）、《四渡赤水》（八一电影制片厂，1983年）、《开国大典》（长春电影制片厂，1989年）、《大决战》（八一电影制片厂，1991年）、《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93年）、《秋收起义》（潇湘电影制片厂，1993年）《重庆谈判》（1993）、《毛泽东在1925》（潇湘电影制片厂，2001年）、《毛泽东去安源》（潇湘电影制片厂，2003年）、《走近毛泽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2003年）、《建国大业》（2009年）、《建党伟业》（2011年）、《少年毛泽东》（动画，2015年）、《建军大业》（2017年）等。
电视剧：《遵义会议》（1996年）、《开国领袖毛泽东》（1999年）、《长征》（2001年）、《青年毛泽东》（2003年）、《恰同学少年》（2007年）、《井冈山》（2007年）、《东方》（2011年）、《毛泽东》（2013年）、《太行山上》（2015年）、《毛泽东三兄弟》（2016年）、《东方战场》（2016年）、《海棠依旧》（2016年）、《红星照耀中国》（2016年）、《建军大业》（2017年）、《换了人间》（2018年）等。
图书：《毛泽东》、《统帅毛泽东》、《毛泽东画传》、《毛泽东家风》、《诗人毛泽东》等。
歌曲：《浏阳河》、《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心坎里》、《北京的金山上》、《青稞美酒献给毛主席》、《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毛主席永远和我一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北京有个金太阳》、《读毛主席的书》、《翻身农奴把歌唱》、《想念毛主席》、《毛主席派人来》、《日夜想念毛主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颂歌献给毛主席》、《天上太阳红彤彤》、《我爱北京天安门》等。20世纪90年代初，一盘名为《红太阳——毛泽东颂歌新节奏联唱》的歌曲合辑磁带以720万盘的发行量，成为中国音像出版史上销量最多的磁带。
毛主席塑像遍布全国，大部分为“文革”时所建造。1967年5月，清华大学树起第一座毛主席塑像，此后塑像风刮遍全国。除清华大学外，很多大学校园的主入口都有毛的全身像。城市中立有他塑像的广场多被命名为东方红广场。其诗词也经常在广场立碑。
毛泽东居所列表：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滴水洞、毛泽东诗词碑林；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爱晚亭、清水塘、湖南第一师范；江西井冈山八角楼；贵州遵义遵义会议旧址；陕西延安毛泽东故居；湖北武汉东湖宾馆；河南临颍县南街村
油画：《开国大典》（董希文，1953年）、《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1967年）、《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陈衍宁，文革时期。2005年拍卖价格高达1012万元）、《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和《长征》（靳尚谊，1976年）
中国和世界上10多个国家发行过毛泽东的纪念邮票。
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纸币上印有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四位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侧面肖像，而第五套人民币每种面值上均印有毛泽东的正面肖像与防伪水印。自第五套人民币始各个面值的人民币钞票正面都以毛泽东像作为人物图案。
以毛泽东作为题材的模仿对象有很多，早期主要是中国大陆官方影视题材，近年甚至有民间人士模仿：中国演员张克瑶；中国演员唐国强；中国演员古月；中国演员王霙；中国演员李克俭；中国演员王仁；中国演员王震；中国演员许国寅；中国演员黄海冰；陈燕（四川省一个已经跟丈夫分居的普通家庭妇女，自2006年至2013年作为演员入行，已经模仿毛泽东的特性将近七年，出场费价码达人民币五位数。）
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自1949年以来，先后有JF1-304、DF4-0002、DF4B-1893、DF4D-1893、HXD3B-1893共计5台机车命名为“毛泽东号”机车。目前的第六代毛泽东号机车是HXD3D-1893，于2014年12月被命名，每隔三天担当北京-长沙T1/2次列车（2016年5月15日改为北京西-长沙Z1/2次列车）的本务机车。HXD3D-1893以及在此之前的五台毛泽东号机车，全部由中车大连机车车辆（含原沙河口工场）制造。
2019年5月11日，网络杂志寒冬报道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镇张坡村西约2公里处的青龙山上有一座毛主席佛祖殿，殿前有大型毛泽东雕像，雕像的底座上雕刻有将毛神化为佛祖的诗句，殿内供奉著称为“宇宙天尊佛祖”的毛泽东塑像。但佛祖殿遭曝光后，5月12日就遭当地官员下令秘密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