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天皇

早年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4月29日，晚上10时10分，昭和天皇生于东京赤坂区东宫御所，父亲是皇太子嘉仁亲王（后来成为大正天皇），母亲是皇太子妃九条节子（后来成为贞明皇后），祖父是当时的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对于这个小孙子宠爱有加，当日命令宫内的御用文人为皇孙取名裕仁与号迪宫。
作为一个充斥军国主义思想国家的准皇储，裕仁从小就被有意识地培养尚武的性格。其刚刚出生70天，就被寄养在海军中将川村纯义的家里长达4年。裕仁的父亲嘉仁亲王从小多病，心身发育不佳，终生为病痛所困，裕仁幼时也似乎继承其父的遗传缺点。
1908年，裕仁6岁进入“皇室”学习院的时候，被发现其右手的手指活动不便，因此被迫放弃美术和音乐两门课程，此外，裕仁也有先天近视。“皇室”学习院院长是日俄战争（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中的乃木希典陆军大将，乃木希典的大儿子乃木胜典、二儿子乃木保典都在日俄战争中战死，1907年，乃木希典因战功而昇为伯爵。天皇亲自指示乃木要努力将裕仁培养为“质实刚健”之辈。如此教育之下，裕仁自小就被种下崇尚武力的想法，而且自己也对乃木极为尊敬，称他为“院长阁下”。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裕仁开始摆脱了给人的“病弱”印象而开始向他的祖父看齐。

皇太子时期

1912年7月30日（明治45年），明治天皇崩御，嘉仁亲王继位成为大正天皇，12岁的裕仁成为皇太子。在明治正式大葬的前两天，乃木希典突然拜见昭和，将山鹿素行所著的《中朝事实》和三宅观澜的《中兴鉴言》赠予时为陆海军少尉的裕仁。两日后，乃木与妻子一起于赤坂的家中为了明治天皇而自裁殉死，这个事件给年幼的裕仁造成极大的刺激，祖父的去世和“严师”的自裁，使其变得极为自闭孤寂，舍弃左右随从，独自行动，渐渐对生物学起了兴趣。当其去世的时候，在宫内的“生物学御研究所”里，还保存着裕仁青少年采集的5大箱各式各样的标本。

东宫御学问所

1914年（大正三年），裕仁从学习院初等科毕业，前往“东宫御学问所”继续学习7年，“东宫御学问所”的总裁是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而东乡平八郎的军国主义路线较乃木希典有过之而无不及，至此，裕仁又走回军国主义的路线。

游历欧洲

1918年（大正七年）， 17岁的裕仁步入青年期， 久弥宫良子被内定为太子妃。1921年，刚满20岁的裕仁前往欧洲，展开长达半年的旅行访问，主要是访问英、法、比、荷、义5国。3月3日，裕仁一行搭乘“香取号”军舰出发，途经香港、新加坡、可伦坡、雅典，地中海，5月7日抵达英国朴利茅斯港。此时的欧洲，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百废待兴，裕仁选择君主立宪的老前辈英国为首个访问地，英王乔治五世亲自前往伦敦火车站迎接。日后裕仁曾经回忆，“当时英国王室中，大都与我同辈，处生其中，简直令我有‘第二家庭’的感觉。特别是英王乔治五世，亲自与我长谈，指点有关君主立宪之下的君主概念。”
在巴黎的时候，裕仁闹了一个笑话，当时他穿着便服独自搭乘巴黎地铁，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付钱买车票，“我当时第一次搭乘地铁，什么手续也不知道，手紧紧地握住车票，入闸的时候验票员要在票上打孔，结果我紧张地深怕被他夺取，握著车票不放，双方就这样来回拉扯数分钟，结果惹得验票员大怒。这张车票也被我一直保存着。”
访问期间，裕仁不仅学习西方的政治结构，同时也对军事表现出极大兴趣，数次访问一战时期的历史遗迹。当时的法国将军们对这位20岁的皇太子对于军事精通的程度感到赞叹。裕仁还特地去拿破仑墓地所在地荣军医院访问，并带回一个拿破仑的半身像，之后将其摆在自己书房内（战后增加林肯像、达尔文像）。在这次出巡中，他接见驻欧洲的十几个日本武官的参拜，获得以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为首的日本青年军官宣誓效忠，这样他以这些人为班底，开展向军中元老夺权的行动。欧行后两个月，因大正天皇重病，1921年11月25日裕仁开始摄政。

东宫行启

1923年4月16日，日本皇太子裕仁应时任台湾总督田健治郎邀请，搭乘军舰“金刚”来台湾访问12天，以台湾总督府特造的台铁花车作为交通工具，行程遍及基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屏东、澎湖等地。驻台日籍官员严阵以待，建立欢迎牌楼，在南北各地准备豪华行馆，包括台北御泊所、台中御泊所、台南御泊所、高雄御泊所、草山御宾馆、草山行馆、北投御休所等，还有太子未能到访的金瓜石太子宾馆、角板山贵宾馆、阿里山贵宾馆等，而这些行馆也曾接待过其他皇室贵宾。
日本皇太子访游台湾，除巡视殖民成果外，也有权力教化意涵，而有关于皇太子行启相关写真，总共有九本，分别是《皇太子殿下台湾行启记念写真帖》、《东宫殿下行启实记》、《皇太子殿下台湾行启写真帖》、《皇太子殿下奉迎记念写真帖（台东厅）》、《皇太子殿下奉迎记念写真帖（花莲港厅）》、《行启记念写真帖》、《皇太子殿下行启记念帖》、《高雄州行启记念写真帖》。

裕仁大婚

由于发生国难“关东大地震”（1923年9月1日），裕仁的婚礼延至1924年1月26日（大正13年）才正式举行。

早期统治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驾崩，裕仁登上皇位。当时日本正日益民主化，于是裕仁采用昭和作为年号，但日本却很快地走上军事扩张之路。
裕仁在1928年11月10日，才在京都御所举行登基大典，尽管当时日本经济处于大萧条前期，议会还是通过一笔相当大的登基庆典费用。
随着1927年一场银行大危机，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开始在中国东北扩张日本的军事势力。裕仁致力于履行自己立宪君主的职责，很少过问内阁的政策，但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扩张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者鼓吹对天皇要绝对服从，反对立宪民主制。但他无法驾驭军国主义分子，为日后战争爆发埋下隐患。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促进日本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后，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
1930年代，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制造一系列政治暗杀事件。1932年1月8日，朝鲜人李奉昌在东京樱田门外狙击天皇，误炸副车。5月15日犬养毅首相遭暗杀，标志着政党领导的内阁之结束和日益为军队控制的官僚内阁之开始。这个独裁体制要求学校讲授绝对的爱国主义，他们强迫大学开除具有民主思想的教授。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极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少壮派军官发动的“二二六兵变”，在裕仁的严令下被镇压，结果是日本军部内部的“统制派”获胜而结束，军部控制中央政府及过去难以控制的日本军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统治

1937年，日本策动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开始，日本很快吞并大部分华北及华中地区，并在接下来的5年攻占很多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使其加入“大东亚共荣圈”。南京战役期间，日本昭和天皇下令称对中国俘虏不必遵从国际法，纵容侵华日军。由此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1940年3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声言“如本年内支那事变仍不能解决，则自1941年初开始，自动撤兵”。6月，裕仁批准参谋本部《加速执行南进政策》，假如英、美干预，“就不惜与美一战”。7月30日，裕仁正式批准近卫内阁“南进”国策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基本政策。裕仁说：“海军希望在更远的地方大干一场之前，必须解决支那事变；……陆军想要立即南进，以补救在中国的失败。”。9月27日，日本和纳粹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德意日轴心国形成。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海军基地。翌日，裕仁颁布《对英美两国宣战诏书》，致使美国及其盟国加入对日战争，日军偷袭珍珠港当天便展开南方作战计划，入侵马来亚、菲律宾、印尼、香港及缅甸等英国、美国及荷兰的殖民地，开启太平洋战争序幕。
1945年8月，美军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后，裕仁被要求参加战时最高国务会议特别会议，以考虑和讨论美国及其同盟国提出投降条件。裕仁和当时首相铃木贯太郎主张日本投降。由于委员会中政治和军事成员就是否投降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首相要求天皇做最后决定。裕仁同意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裕仁通过无线电广播，史无前例地向日本人解释投降原因，此段广播被称为“玉音放送”。

战后的昭和天皇

1946年元旦，昭和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否定天皇神圣地位，承认自己与平民百姓一样也是人类，并不是神。
盟军占领日本之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实际上掌控著日本的政权。在该单位干预下，1947年通过新的日本国宪法，提出最高统治权归人民所有，实行真正议会制民主，由民意的代表人首相来掌权，使天皇这一个“如神的位置”，变为了一个真正的象征元首。同年10月10日，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纪南（Joseph B. Keenan）宣布，天皇和财阀都不用负担战争责任。
战后天皇地位产生变化，民众被允许和天皇会面，且皇族成员可被拍照。战后裕仁天皇还访问过灾区，视察日本的战后建设。（这次视察传闻可能为盟军领袖所安排，因为当时一直有天皇可能被审判甚至绞死的传言，安排天皇巡视灾区可以安抚人心），皇太子明仁亲王也打破传统，和一位民间女性结婚而不是贵族女性。1971年裕仁访问西欧，1975年访问美国，这是第一次以天皇的身份访问外国。因为是海事类出身，裕仁对水产有许多研究，最后“水母的书”为代表作。
1975年10月31日，裕仁在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到日本后，在皇居接受日本记者俱乐部的采访，这是日本天皇首次正式会见记者。

逝世

1987年9月22日，昭和天皇在消化系统问题持续数月之后接受胰脏手术，其后被诊断出十二指肠癌。次年8月15日，静养中的昭和天皇被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一架直升机从那须御用邸送至日本武道馆出席1988年全国战殁者追悼式，这也是昭和天皇最后一次出席全国战殁者追悼式。9月19日，昭和天皇在吹上御所吐血，此后病情持续恶化且须不断输血，皇太子明仁也在此期间摄政。日本社会亦开始“自肃”，停止公共娱乐活动或缩减娱乐活动的规模，甚至有人担心当年的第39届NHK红白歌合战能否举行（但最终仍如期举办）。日本放送协会等媒体亦持续报道天皇病情。截至1988年12月，昭和天皇为当时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1989年1月7日早6时33分，昭和天皇于吹上御所驾崩，享寿87岁，结束了长达六十二年的统治。这一消息于当天早晨7时55分由宫内厅长官藤森昭一宣布，NHK随后于当天早晨7时57分播出黑底白字的“天皇陛下崩御”静态字卡。藤森亦公布了天皇患癌的详情，而宫内厅在公布天皇死讯前从未向外界透露天皇患癌一事。天皇驾崩后亦有数人殉死，其中1月7日当天，和歌山县一名87岁男子和茨城县一名76岁的原海军少尉相继自杀。
天皇驾崩当天，日本政府决定1月7日及其后的6天内为各自治地方的哀悼期，2天内为民间哀悼期，内阁呼吁控制公共娱乐活动。NHK部分电视剧因此停播一周，如晨间剧《小纯的加油歌》，电视广告亦在天皇驾崩后大规模停播。类似的临时停播情况亦发生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期间和2011年日本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期间。包括1988年度全国高等学校英式橄榄球大会在内的体育活动亦因此中止或延期举行。
驾崩后不久的天皇在1月7日至1月31日的时间段内被称为大行天皇，而“昭和天皇”这一谥号于1月31日由众议员海部俊树公布。2月24日，昭和天皇的葬礼（大丧之礼）在新宿御苑举行。包括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比利时国王博杜安一世、汤加国王陶法阿豪·图普四世、约旦国王侯赛因·本·塔拉勒、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卢森堡大公让、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菲律宾总统柯拉蓉·艾奎诺、印尼总统苏哈托、丹麦亨里克亲王、英国菲利普亲王、泰国王储玛哈·哇集拉隆功、中国外交部长暨国家主席杨尚昆特使钱其琛等在内的各国代表出席了葬礼。昭和天皇于当天下午被葬在八王子市的武藏野陵，陪葬品达一百余件，其中包括昭和天皇生前采集的贝类标本、生前爱用的显微镜等。

昭和天皇与靖国神社

1952年至1975年，昭和天皇曾八度参拜靖国神社。1978年，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之后，就不再去参拜。日本经济新闻报导（2006年7月20日）从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遗物笔记中发现，昭和天皇曾向富田表示，他因为对合祀作法不悦，因此停止参拜。
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遗物中，发现二十多本笔记留有昭和天皇语录，其中于昭和天皇逝世前一年，1988年4月28日笔记中，记载有关昭和对靖国神社看法。
昭和天皇当时曾说“靖国神社的筑波宫司（祭司）处理合祀问题很慎重，但是换上松平庆民宫内大臣长子松平永芳担任宫司之后，他完全不了解他父亲爱好和平的想法，随即决定合祀，所以从那之后就不再去靖国参拜，那是我的信念”。
笔记中也记载昭和天皇于当年4月29日生日记者会上，被询问到对大战看法，昭和说，怎么说大战都是最不好回忆。会后昭和对富田表示，被问到对战争感想时，我一心想表现出厌恶战争的心情。
但是资料统计，在战争时期昭和天皇18次参拜靖国神社。1944年4月25日，昭和天皇身穿军服率领东条英机等人前往靖国神社，军部将领列队迎接。

军国主义的后遗症

裕仁天皇生前从未因战争行为公开道歉，仅在接见韩国总统时表示“遗憾”，而未厘清责任归属。至今日本军国主义者仍以“捍卫天皇名誉”为名义采取激进手段，1990年长崎市长本岛等公开表示裕仁天皇应该负战争责任，遭到右翼人士枪击重伤入院。效忠日本天皇是日本右翼人士或亲日右翼人士最高思想原则，是绝不动摇的基础信念，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右翼人士却将东条英机为首战犯视为民族英雄，积极鼓吹日本官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与“天皇傀儡论”形成巨大矛盾。右翼份子对于大东亚战争历史研究透彻，他们深度了解、熟悉有关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人物传记，他们并没有发现东条英机等人企图不轨。合理推定，正因为东条英机等战犯是对天皇忠心耿耿的忠臣，为天皇牺牲生命，背负骂名，才换来右翼人士的同情与崇拜。由于裕仁天皇宣布终战而非战败，导致为数不少的右翼人士坚持日本没有战败，没有分出胜负，只是暂时终止战争；此观点获得官方认同，间接打击日本国内的反省声浪。右翼份子更进一步将侵略行为合理化，形容“大东亚圣战”是一场反抗白人的战争，印度、印尼、越南、菲律宾等国能脱离西方殖民统治独立建国是日本的功劳。

二战后日本国内对天皇战争责任的反思

日本立教大学访问学者保阪正康认为天皇有战争责任：“即使天皇仅是一枚橡皮图章，但他是唯一处在对军队有发言权地位的人。而且在现实中，许多人都是高喊着‘天皇万岁’才敢于献出生命的。”日本亚洲史档案中心高级研究员牟田昌平认为，日本国内如今对如何看待侵略历史存在分歧的部分原因在于昭和天皇的战时责任在战后没有被清算：“德国有希特勒。意大利有墨索里尼。但日本缺少一个与之匹配的人物”，“这可能部分是因为日本的民族特性——日本人习惯于避免把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明确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等7人组织九条会，日本左翼作家加藤周一说：“我看到以爱国主义之名牺牲如此多的价值，特别是人的生命——个人被要求在战争中为了天皇而牺牲自己。真是太可恶了！”而武士社会也有着“主君的过失即是臣下的过失的惯例”，臣下会替主君去承担责任。

不负战争责任的说法

另外也有主张天皇不负战争责任的一派表示，按明治宪法，天皇是虚君。但在宪法解释中，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穗积八束将第1条解释为绝对君主制，认为国家是天皇私产，天皇就是国家主人，是神权君主。这种中世纪性质的思想为明治藩阀（萨摩藩、长州藩）所接受，因为只有这么解释，他们才能绕过国会，以天皇名义直接指定首相及内阁人选。明治初期，国家实权本身掌握在藩阀手中，天皇本人又能“成神”，明治天皇当然不会说什么，明治时期，天皇除巡幸各地、签字颁诏、御前会议象征性拍板，几乎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天皇权力到了大正时期更加恶化，一来大正天皇本人能力的确有限；二来东大内部也出现了美浓部达吉祭出的“天皇机关说”，即是认为天皇只是国家最高机关，而不是国家本身；三来大正民主浪潮兴起，民众运动增多，桂太郎、寺内正毅等藩阀内阁相继倒台，以立宪政友会的原敬、高桥是清等人为首，政党内阁建立，进一步削弱了藩阀及军方的势力。
但由于政党内部分裂，国际局势恶化，政党开始寻求军部支持，军部借机反噬，推翻“天皇机关说”，重新将昭和天皇放到了神的位置上，1935年，时任贵族院议员的美浓部达吉被迫辞职。事实上美浓部辞职之前，昭和天皇本人还嘟囔过“我其实支持（天皇）机关说”。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天皇想坚持的东西很难坚持，对军部有利的原则反而获得支持，这本身就说明在天皇、军部博弈中，天皇处于弱势，虽然军人一个个喊著为天皇而死，一个个都说完全支持天皇决定，但高层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只把天皇当工具。天皇本人名义权力不小，但他确实无法出面阻止。
有人会说，即便实际上无法阻止，表面上阻止一下也可以吧？因此亦有人认为这跟昭和天皇的性格有关。
首先裕仁平时不太爱表现，性格倾向较为内向。内阁与军部产生歧见时，他不支持任何一方，而是让两方都去发挥，谁做得好，功劳归属自己，做得不好，自己受罚。这点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都是如此。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让日本备受难堪，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前，其实日本内部大多数人都意识到开战无利，但美国已经石油禁运，并要求日军全面撤出中国，这就导致无人敢来下令制止，天皇本人也不发话，最终导致战争爆发，因此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昭和天皇行为虽然可以解释为鸡贼，但不说话对于一个有能力影响大局的关键人物而言本身就是大过，甚至是大罪。
此外，在裕仁决定要向盟军投降之后，日本军部主战派仍然不服，甚至企图要发动一场名为宫城事件的政变占领皇居夺走录音盘阻止天皇投降，由此可见军部气焰的嚣张程度已经高过皇权，有时已经不是天皇能够掌握的情况，他们得以因为天皇的意志与自己的想法相违就任意冒犯天皇，也可以由此推论先前天皇的地位只是军部塑造且利用来整合、团结民心以达到自己发动战争目的的工具。所幸最后这场政变成功被压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日本宫内厅近年也曾经发表官方正史“昭和天皇实录”，书中指出二十世纪前半日本在亚洲各地发动血腥战争期间，在位的天皇裕仁曾批评军部与美国轻率开战将“自取灭亡”，也曾反对和纳粹德国合作，但对于在中国的战果则相当得意。有人认为裕仁在日本迈向二次世界大战上扮演关键角色，有人则认为他只是遭失控的军国主义挟持的无助傀儡，这部史书的观点大致上同情裕仁。但纽约时报对此指出，书中内容显示，裕仁对日本军部以他为名发动战争，很少试图阻止。书中提到，一九四一年七月，裕仁得知海军准备和美国开战突袭珍珠港，他警告不要轻率发动“鲁莽、自取灭亡的战争”，表示这会让他“深感愧对皇室先祖”。
另一段提到一九三九年七月日中爆发全面战争后，日本陆军想和纳粹德国加强合作，裕仁则倾向与美国合作，因此曾当面斥责陆相板垣征四郎。不过，日本最后还是加入轴心国阵营，与德意志国、意大利王国结盟。
不过，中日全面开战初期，裕仁对日军在中国的战果则是相当满意。一九三七年日军攻下南京，裕仁获报战果后，曾要高层将领转告官兵“对他们的勇气与迅速拿下南京感到非常满意”。书中详细记载南京围城战，但并未提及南京大屠杀细节。
这部六十一册的巨著，耗时二十四年编纂，花费日本纳税人二点三亿日圆（约台币六千六百万元），但对这位二十世纪最具争议性人物，书中披露的新史料却不多。宫内厅表示，因史料过多因此编纂耗时，但纽时指出，外界都认为，因日本国内对二战诸多行为、裕仁该负的责任都没有共识，才会让这部处理敏感题材的史书拖延许久。
裕仁一九八九年逝世，享年八十七岁。战后他到国外访问时经常被抗议，被指责未能阻止战争，且经常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战争的问题。书中还提到，一九七八年东京靖国神社暗中供奉十四名二战日本甲级战犯后，裕仁就不再前往参拜。已故前宫内厅长官富田朝彦的笔记中指出，裕仁拒绝参拜是因不满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

英国大使的回忆

由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文件中得知，日皇裕仁1989年1月7日去世两周后，前英国驻日大使的怀特黑德（John Whitehead）曾提交报告，指青年时期的裕仁性格上不适任。
该报告共长11页，写给时任外交大臣，下款日期为1月23日，当中纪录裕仁的生平、在战争时期及战后所起的作用。报告指，战时的领导层期盼一位具有领袖气质及好战的日皇，惟即位前的裕仁性格内向，比起练兵场更适合留在实验室。
怀特黑德又提出，作为未来的军队最高司令官的裕仁曾受过军事教育，但好像从未展示过任何热忱，甚至曾试图阻止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当时被视为战争领袖的裕仁去世前数月，英媒对他的病情恶化大表欢迎，日本外务省为此发出抗议。有分析指，怀特黑德虽未有直接在报告提及，但可见他对相关报导感到担忧。

天皇日记副本对外公开

已故昭和天皇侍从小仓库次，其后担任东京都立大学法经系主任，他在二次大战时期所写长达600页日记副本被发现，并刊登在《文艺春秋》4月号上。文中记载裕仁自1939年至1945年期间，未曾对公众发表的言论，包括他曾说“满洲事变令人饱尝痛苦”。日军1937年全面侵华。3年后，天皇已经开始暗地埋怨，低估中国军力：“每个人都对战争判断错误，特别是陆军的专责部门应尽快结束战事，并在未来10年重整国防军力。”1941年，裕仁甚至暗自批评当时首相近卫文麿：“大东亚战争开始前我已十分忧心，近卫在任时，好像毫无准备便带领我们进入战争，东条英机接任后我们才真的准备好。”

评价

裕仁被指责同意导致这场战争对外政策，并批准近卫文麿及东条英机与纳粹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结成法西斯主义轴心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于亚洲战场的战争，侵略周边邻国。有人认为，在政府决定加入战争这件事上，裕仁作了正式批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比克斯用了十年撰写了《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塑造》，他在书中披露，是裕仁下令包围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