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萬·路易·德·聖茹斯特

早年生活

路易·安托万·德·圣茹斯特出生于法兰西中部城市德西兹，该城在当时隶属前尼维内省。他的父亲名为路易·让·德·圣茹斯特·德·雷休伯（Louis Jean de Saint-Just de Richebourg，1716 - 1777），一名退役的法国骑兵军官，圣路易骑士团的骑士；母亲小父亲20岁，名为玛丽-安妮·罗比诺（Marie-Anne Robinot，1736 - 1811），一位公证人的女儿。安托万是二人的长子，其下还有两个妹妹，分别生于1768年和1769年。
圣茹斯特全家后来进行了一次北迁，于1776年定居于隶属于前皮卡第省的布莱朗库尔镇。在那里他们的生活风格较为接近乡村贵族，依靠放租所拥有的土地为生。一年后，安托万的父亲去世，留下他的母亲和三个孩子。虽然失去了家里的支柱，母亲仍旧努力保证了她唯一的儿子的教育。1779年，12岁的圣茹斯特被送往在苏瓦松的一所教会学校进行学习（Collège of the Oratoriens, Saint-Nicolas de Soissons）。
他在学校中的生活基本已不可考，有当时的同学回忆说圣茹斯特并不是很让人愉快的人，但学习非常刻苦，并对塔西佗和柏拉图情有独钟。一个更加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是著名的麻烦制造者，曾带领学生放火烧学校建筑，掩护所有共犯逃脱，而自己被抓获后拒绝供认同党。但有书面证据表明，圣茹斯特曾与1781年8月16日获得神父颁发的奖项。所以放火行为或许并不足信。
无论圣茹斯特是如何度过的中学生活，可以确定的是，他在1786年顺利地从学校毕了业。
尽管如此，他激烈的本性并未随岁月流逝而减弱。圣茹斯特是个“野性，漂亮而又极端叛逆”的年轻人，在当地有名望且受欢迎。他与布莱朗库尔当地的一名年轻女子曾有过一段恋情。女子名为特蕾莎·际里（Thérèse Gellé），比圣茹斯特略大一些。她的父亲际里先生是一位富有的公证人，在镇上拥有极高的声势和近乎专断的权力。圣茹斯特是时仍旧是个没有什么成就的普通青年，所以特蕾莎的父亲并不喜欢他。据说圣茹斯特曾向特蕾莎求婚，而特蕾莎也许了婚。然而，官方记录显示，1786年7月25日，特蕾莎嫁给了当地另一个显赫家庭出身的伊曼纽·索林（Emmanuel Thorin），这桩婚事被普遍认为是特蕾莎的父亲主导的政治婚姻。婚礼当日圣茹斯特不在镇里，并不知道这事件。
尽管真实情况已不可考，但普遍认为这件事后圣茹斯特陷入了一个很危险的失恋状态，证据是他在特蕾莎婚后数周突然不声不响地离家出走至巴黎，同时带走了一对手枪和他母亲的一些银器。在得知他在巴黎的住宿后，他的母亲让警察将他带到了少管所（maison de correction），于是他不得不在那里度过了从1786年9月至1787年3月的时光。
从少管所出来后，圣茹斯特注册成为兰斯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关于他的大学生活的结尾存在两种看法：一说他1788年2月14日拿到了学士学位，并于同年4月15日拿到了从业执照；另一说他从法学院退学回家，并未得到任何职业证明。

奥尔冈

圣茹斯特在年轻时已展现了自己对文学的爱好，在少管所度过的半年多的岁月里，他开始利用时间撰写长诗，并于两年多后的1789年5月匿名发表了诗集。奥尔冈包含了二十篇诗章，时年21岁的圣茹斯特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动荡时局的看法和感触。长诗基于中世纪背景，带有一定的奇幻色彩，以年轻的安托万·奥尔冈（Organt）的探险为主线展开叙述，赞颂了人类最原始的美德，表达了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同时将当下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当代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诗篇模仿了阿里奥斯托的风格，预示了这个少年人未来的政治极端主义倾向。其中还夹杂了大量简单粗暴的讽刺和情色片段的描写，并且对君主制、贵族和教会进行了十分直白的攻击。
当时的人认为奥尔冈淫秽且反动，于是它很快被查禁。但负责没收它的检察员发现，各处都并没有什么副本存留。它的销售状况其实并不是很好，圣茹斯特也并未因发行诗集而获得任何经济利益。不过当时正处于大革命的序幕阶段，公众和圣茹斯特的口味都很快随之发生了转变，这从他死后留下的文件可以看到些端倪：在那些文件中只有了几页尚未完成的小说，除此之外几乎全部都针对社会和政治理论的论文。他不曾继续追逐他在文学上和法律上的梦想，而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革命这个唯一的目标之上。

早期革命生涯

在1792年九月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之前，年龄尚不足25岁的圣茹斯特一直频繁活跃于布莱朗库尔当地的政治舞台上。1789年革命爆发后，布莱朗库尔传统的政治结构进行了改进和重组。之前手握重权的公证人际里权威受到了改革派的挑战，挑战来自于圣茹斯特及其几个朋友，其中包括他的妹妹露易丝的丈夫。这种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斗一直持续到1790年，是年布莱朗库尔举办了第一次公开的市政选举，由国民制宪议会授权进行。新的选举系统选出了圣茹斯特的一个朋友在镇里担任市长；另一个朋友担任秘书；同时他的妹夫担任地方国民自卫军的领袖。圣茹斯特当时并没有任何社会工作，并不满足缴税标准，同时也尚未足龄，但他仍旧被破格允许加入国民自卫军。
圣茹斯特立刻表现出了他无情的纪律主义——日后他亦因此而闻名于世。在短短几个月内，他被晋升为指挥官，并被授予中校军衔。他多次出席地方会议，所展现出的爱国热情和才华让与会者印象深刻。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中，圣茹斯特在地方议会上公开烧毁反革命的宣传册，与此同时把手伸进火焰里，用以宣誓他对共和国的忠贞无二。此举让出席议会的所有人大为感动。
与此同时，圣茹斯特开始准备参选所在地区的国民议会代表。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写信给多位在当时已是风云人物的革命领袖，其中包括卡米尔·德穆兰。1790年年末，他第一次给罗伯斯庇尔写信，请他协助解决当地发起的一个政治诉求。这封信中充满了真诚的赞美之词。信的开头写着：“是您支撑著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使她远离专制和阴谋的侵染；而我如同感知上帝的奇迹一样感知到您与我同在……”罗伯斯庇尔在当时已经相当出名，每天会收到许多陌生人发来的类似信件。圣茹斯特的这一封是他保留下来的其中一封。罗伯斯庇尔有无回应并不清楚。但以这封信为开端，两人之间发展出了“神秘而深邃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两人共同赴死的那一天”。
1791年8月至9月期间，地方议会举行了国民立法议会代表的竞选，圣茹斯特是其中一名候选人。他一直以来的政敌际里在竞选中重新指出他的年龄尚不足25、实际上并无资格成为代表的事实。这是一个硬性规定，而圣茹斯特无法举证进行反驳。所以他不幸落选了这一次选举。在那之后他并未完全消沉，在当地仍旧活跃于捍卫农民利益的法律案件，并曾写信向人借用法律书籍。

革命的精神和法兰西宪法

在等待1791年选举的期间，圣茹斯特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工作。1791年春天发表的《革命的精神和法兰西宪法》（(L'Esprit de la Revolution et de la constitution de France)）是其中一部作品。是时他的写作风格已经全然脱离了之前的讽刺风格，变得十分严肃，且包含了一些古罗马式的道德层面说教，这种风格在当时深受革命者们推崇。书中展示出的政治立场出人意料地温和，明显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受到了孟德斯鸠的极大影响，并且全书所讨论的政治制度都尚局限在君主立宪制之内。圣茹斯特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对迄今为止所发生的那些无序的革命暴力的极端憎恶之情，蔑视地称那些参与这些无序暴力的人只不过是“暴乱的奴隶”。与此同时，他对国民立法议会中的代表们赞誉有加，认为他们冷静而清醒的美德将会成为革命的最佳指导。革命的精神总共包括五卷书，它有很多碎片式的理论和思想，许多主张存在着内部矛盾，体现了作者是时的不成熟。但同时它也清楚地表明圣茹斯特不再认为政府是对人类本性的压制，而是还原人类美好本质的必要手段：它的最终目标在于“促进社会向着遥远而又理想的远方行进”。
和奥尔冈一样，这本新的著作也并没有很多读者。在本书发行后的不久的1791年6月21日，凡尔赛发生了著名的路易十六出逃事件。这使得圣茹斯特在书中所考虑的君主立宪制突然不合时宜起来。不过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效果——它彻底点燃了公众对国王一直在酝酿着的愤怒之情，最终导致了1792年八月十日事件。当日巴黎暴徒暴力袭击了杜乐丽宫，促成了君主制的土崩瓦解。而作为对事件的回应，国民立法议会宣布解散，并进行新的男性公民普选，共同召开国民公会。这个时机对圣茹斯特堪称完美，他在当年八月底就可年满25岁，成为合格的竞选人。八月十日事件引起的恐慌还导致了他的许多竞选对手退出了选举，于是圣茹斯特十分顺利地当选为埃纳省的代表之一。最终他如愿前往巴黎，成为了国民公会中最年轻的成员。

处决路易十六

1792年9月到达巴黎后，圣茹斯特最初十分谨慎，并未留下太多和代表们互动的记录。他加入了雅各宾俱乐部，但他对吉伦特派和山岳派都并不亲近。直到1792年11月13日，他在国民公会上发表了他的首次演说，此次演说使得他一举成名。演说所针对的辩题是如何处置曾经的国王路易十六。在圣茹斯特之前发表见解的人意见都相对温和，而圣茹斯特则对国王进行了十分严厉的谴责。他要求“路易·卡佩”不应以曾经的国王的身份接受审判，甚至不应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接受审判。他是一个叛徒，一个理应处死的敌人。“对于我来说，”他宣称，“我不认为此处存在任何妥协的可能性，一个国王只能在‘统治’与‘死亡’之间择其一。他的存在本身对自由的国度就是一种压迫、一种敌对。他亵渎法律。他必须以死确保人民的安宁。因为在他的概念里，他需要以镇压人民的手段来保全自己。”
这位年轻代表的发言震撼了国民公会。圣茹斯特在整个演讲过程中频繁被掌声打断。在他演讲的结尾，他提出了他那句著名的见解：“没有一个统治者是无辜的。”罗伯斯庇尔显然对圣茹斯特的发言印象分外深刻——他在第二天的演讲中所展现出来的几乎就是圣茹斯特的观点的复刻。他们共同的看法最终也成为了雅各宾的官方立场。同年12月，国民公会对此通过了立法：路易十六的审判如期进行，并被判处死刑。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决于断头台。

法兰西1793年宪法

因为法兰西1791年宪法包括国王的角色，这已经失效了而为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需要更新。自从国王被处死后，大量的草稿已经在国民公会内流传，而圣茹斯特在1793年4月24日提交了一份他自己的冗长的提案。他草案纳入其他最常见的主张︰投票权、请愿权，和就业资格平等，在这些的基本原则中他提出的草案是有条理的。他和其余草案的分岐，是在选举问题上。圣茹斯特拒绝所有投票权和资格限制的复杂系统，只支持古典风格全国公民投票简单的多数。在其他代表提出的混乱建议，圣茹斯特每有弹性的坚持他的"一人一票"计划，而这是明显的顺从希腊-罗马的传统（这是在革命期间特别珍贵和理想化的法兰西文化）增强他的政治威望。当没有计划获得足够票数通过时，正式宪法起草人做出妥协组成任务组负责代表，圣茹斯特当选为五名成员之一。
为表彰他们任务的重要性，所有宪法起草者都加入有实权新成立的公共安全委员会。 
国民公会赋予委员会特别的权力，为1793年早期爆发的法兰西革命战争提供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原拟以服务期限不过三十天期限就进行改选，所以他们需要速开展工作。圣茹斯特接手了这争论议题和引领法兰西1793年宪法的新事物。他的第一任期结束前，新的文件已经完成，提交国民公会，并在1793年6月24日批准作为法律。
新宪法对圣茹斯特却仍然只不过是个陈列品。不管他如何想看到它实现，战时紧急措施生效了。战争已经要求暂停宪政民主。它给国民公会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公共安全委员会是坐在其行政金字塔的顶端。罗伯斯庇尔，在圣茹斯特的帮助下，有力的回击在紧急措施下，确保政府的续存——“革命”——直到胜利的到来。

驱逐吉伦特派

在圣茹斯特致力于1793年新宪法草案的时期，戏剧化的政治斗争正在发生。无套裤汉-自认为”人民”借由许多激进的，经由巴黎公社被选为代表-已经对温和的吉伦特派日益反感，由国民警卫队支持大规模发起1793年5月31日-6月2日的暴动，他们包围了国民公会并强制的逮捕吉伦特派的代表。许多代表–甚至山岳派，长久以来维无套裤汉持与着非正式的联盟–憎恨恐吓，但他们被迫接受服从。吉伦特派的领袖雅克·皮埃尔·布里索，被指控叛国罪并排定审判，但其他的布里索党人被监禁或被追捕，没有正式的控罪。国民公会争论他们的命运而且政治的混乱持续了几个星期。圣茹斯特此前一直对吉伦特派保持沉默的，但现在，圣茹斯特提交给公会的报告，为安全委员会准备好起诉书时，显然与长期强烈反对他们的罗伯斯庇尔站在一起了。
在秘密谈判中，公共安全委员会对将吉伦特派代表们监禁，最初无法形成共识，但随着一些已经逃到各省的代表们，试图煽动叛乱，监禁意见得到巩固。七月初，圣茹斯特能够以以安全委员会的名义以演说提供国民公会长篇报告，他的谴责攻击使得这个事件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调解的空间。对吉伦特派的审判必须进行，而他说，任何裁决必须是严厉的。这诉讼拖了几个月，1793年10月31日布里索和他的二十个盟友最终被定罪，并送上了断头台。圣茹斯特用他们的情况威逼国民公会批准新法律，最终1793年9月17日授予公共安全委员会执行嫌疑犯法令新的，巨大的逮捕和惩罚权力。

国民公会主席

随着共和军的推进与吉伦特派已经被摧毁，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领导的左翼山岳党人，控制着国民公会。在这些情况下，法兰西共和历第二年风月的第一天，1794年2月19日，圣茹斯特当选作为国民公会的主席。
有了这个新权力，他说服公会通过激进的“风月法令”，根据这法令政府将可没收贵族流亡分子的财产，并将它分发给有需要的人无套裤汉。但是财富再分配这条例，法兰西大革命以来最有疑义的革命性决议，从来未实施。公共安全委员会步履蹒跚的订定强制实施细则，然而以疯狂速度展开的政治事件将他们抛在后面。
雅各宾派的反对者认为“风月法令”是不可信任为了讨好激进极端左派的伎俩。真诚与否，圣茹斯特提出慷慨激昂支持该发案的论据。法令通过一周后，圣茹斯特大力的敦促实施，并欢呼他们引导前往一个新时代︰"消灭自由国家不光采的贫穷;爱国者的财产是神圣的，但阴谋家商品的存在是讨厌的。讨厌的是人间的强大力量;他们有权如同主人般的对忽视他们的政府发言。"

芽月

1794年春临近时，罗伯斯庇尔、乔治·库东、菲利普·弗朗索瓦·约瑟夫·乐巴和圣茹斯特领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几乎完全控制了政府的运作。尽管拥有广大的权力，然而，竞争对手和敌人仍然存在。其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至少对罗伯斯庇尔而言，民粹主义鼓吹者雅克·R·埃贝尔已经成形，在他的报纸杜薛斯涅神父报释放出如山洪般批判反对雅各宾主义的资产阶级。极端激进的埃贝尔派在科德利埃俱乐部削弱了雅各宾派向法院控诉和管理无套裤汉的努力而最极端的埃贝尔派甚至公开号召起义。
圣茹斯特，他作为公会主席的角色，毫不含糊地宣布：“无论谁诋毁或攻击革命政府的尊严，应判处死刑”，而公会在风月13日表决同意。埃贝尔和他的亲信第二天被逮捕。圣茹斯特发誓，“没有更多的怜惜，对罪行没有软弱......从今以后，政府不会原谅罪恶，”随后，芽月4日（1794年3月24日），革命法庭将赫伯特，查尔斯·菲利普·哦掌，弗朗索瓦·尼古拉·文森特和其他大多数明显出众的埃贝尔派送上了断头台。
正在进行政治斗争——至少从逮捕吉伦特派以来已经足够血腥可被称为恐怖统治——扩展的越来越广泛。当埃贝尔派殒落时，罗伯斯庇尔感到必须消除他的其他科德利埃俱乐部竞争对手，由法布尔·德·阿格勒汀拿开始到他的亲密朋友乔治·雅克·丹敦。这些强而有力的代表是很困难的猎物，但涉及法国东印度公司清算金融丑闻提供“方便的借口”。罗伯斯庇尔再度差遣圣茹斯特到公会提交一份委员会的"报告"，1974年3月31日，他宣布逮捕丹敦和“君主主义的最后党羽”。经过混乱的摆样子公审，1794年4月5日，法布尔·德·阿格勒汀拿、卡米尔·德穆兰和丹敦其他主要的支持者，这一群十五人一起走上断头台。在他的报告中，圣茹斯特已经承诺，这将是共和国敌人的最后“清洗”。
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暴力铲除埃贝尔派和丹敦派只提供了海市蜃楼的稳定性。死亡造成深邃怨恨和他们的缺席只让雅各宾派更难影响危险、不可预知的无套裤汉群氓。这种缺乏街头的支援将在致命的热月政变事件期间得到证明。
作为委员会报告的发言人，圣茹斯特承担任了恐怖统治的公众形象，而他成了广为人知的“死亡天使”。芽月事件发生后，圣茹斯特强化他对国家安全机构组织的控制。他创建新的与公共安全委员会相匹配"一般员警"机构——并篡夺——已正式交付给一般安全委员会的权力。然而，成立后不久，新机构的行政运作转交给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离开巴黎再一次派往前线。

弗勒吕斯战役

特派回到比利时军队的任务，圣茹斯特再次承担北部陆军的最高监督并促成弗勒吕斯的胜利。1794年6月26日激烈争夺战迫使奥地利军队撤退，成为击败第一次反法同盟的转捩点。法兰西此后保持进攻的态势，直到1797年的最终胜利。他从战场回来之后，圣茹斯特被视为英雄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欢呼”。
回到巴黎，圣茹斯特发现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地位已明显降低。由于恐怖统治达到极盛-即所谓的“真正的恐怖统治”——被他的敌人反击的危险变得几乎不可避免。然而，圣茹斯特，仍然是不动摇的维持他与罗伯斯庇尔的联盟。法兰西在弗勒吕斯的关键胜利，和其他随后的胜利，以恐怖统治作为战争期间国家安全需求的论断正当性也减少了。“恐怖统治的借口结束了”。恐怖统治的反对者用圣茹斯特自己的话对抗他，要求全面实施法兰西1793年宪法。
随着政治战斗达到白热化，委员会提出了一项法案，确立了“嫌疑犯法令”的更新版本——牧月22日法令。有了它，“人民公敌”的新类别成立的条件如此含糊，几乎任何人都可能被指责。被告的法律顾问不被允许而且处了死刑外，革命法庭可不经审判直接判决。条例草案迅速经罗伯斯庇尔的护航成为法律，圣茹斯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组建，他当然支持。新法规定义“真正的恐怖统治”︰实施的第一个月，巴黎的平均处决从每一天五件上升到十七件，在下个月飙升至二十六件。
牧月22日法令是罗伯斯庇尔反对者的突破点。对恐怖统治的抗拒弥漫整个国民公会，而圣茹斯特被迫解决意见的不一致。伯特兰·拜雅和其他热月党人断言他为罗伯斯庇尔设计独裁政权的计划，但尽管如此，一些人认为他是可补救的或至少是有用的——直到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他公开为罗伯斯庇尔辩护，说明他的不妥协。

热月

在讲台上，圣茹斯特宣布现行法律的绝对必要性，而结党密谋的代表在他说话时愤怒地喧闹干扰。最后他们中的几个人用身体将他推离讲台，然后每个开始他自己的讲话，呼吁铲除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支持者。据保罗·巴拉斯回忆，在这一片哗然中，圣茹斯特“没有离开主席台，哪怕这种程度的干扰足以使其他任何人离开讲台。他只退了几步，然后再次上前，骄傲地继续他的讲话……一动不动，坚定地以他的平静对抗着众人。”
圣茹斯特在讲台上保全了他的尊严，但无法保全他的生命。尽管有着圣茹斯特的支持，罗伯斯庇尔结巴了；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罗伯斯比尔、菲利普·弗朗索瓦·约瑟夫·乐巴和所有其他关键盟友试图游说动摇国民公会代表，但均已失败告终。本次会议以通过了他们的逮捕命令而结束。圣茹斯特依然站在主席台上，保持冷静，“轻蔑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当弗朗索瓦·昂里奥领导的巴黎公社军队赶来解救他们时，他的信心似乎得到了验证。但数小时内整个集团就被逼退至巴黎市政厅。当国民公会的士兵们终于突破进去时，有些受挫的雅各宾派试图自杀；菲利普·弗朗索瓦·约瑟夫·乐巴站在圣茹斯特旁边，向自己的头部开枪自杀。圣茹斯特自己有无任何自杀的打算并不清楚，但在这混乱而粗暴的逮捕过程中，只有他一人临危不乱；所有被捕的人当中，“只有圣茹斯特还能走路；尽管双手被绑，他仍然昂着头。”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20位盟友在第二天被送上断头台，而据说圣茹斯特冷静并自豪地接受他的死亡。在最后验明正身时，他指了指法兰西1793年宪法副本说，“我就是它的作者。”

流行文化

Representations of Saint-Just include those found in the novel Stello (1832) by 阿尔弗雷·德·维尼,and in the plays 丹敦之死 (1835, by 格奥尔格·毕希纳)and Poor Bitos (Pauvre Bitos, ou Le dîner de têtes, 1956, by 尚·阿诺伊).In film, Saint-Just has been portrayed by 阿贝尔·冈斯 in 拿破仑(1927年影片);杰斯·巴克in 恐怖统治(电影) (1949);波戈斯路·琳达in 丹敦(1983年电影) (1983); and 克里斯托弗·汤普森（演员）in 法兰西大革命（影片） (1989). 让-皮埃尔·里奥 plays a surreal caricature of Saint-Just in 尚卢·高达's 周末 (电影) (1967).Saint-Just is the main character in the fantasy novel Light from Aphelion: Rising from Dust (2016, by Martine Carls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