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大維烏斯·卡托

屋大维乌斯‧瓦伦丁‧卡托（Octavius Valentine Catto，1839年2月22日－1871年10月10日）是生活在十九世纪费城的一位非裔美籍教育家、知识分子、民权运动者，以及板球和棒球运动员。

教育家和知识分子

卡托出生于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Silcox 1977: 53)，父亲威廉·卡托(William T. Catto)曾是该州的奴隶，当过磨坊的机械工人，后来获得自由，并被任命为长老教会牧师，而后举家北迁，先到巴尔的摩，最后定居费城。(Delany 1852: 108, 125; Douglass 1848)卡托的母亲是莎拉·伊沙贝拉·凯恩(Sarah Isabella Cain)，出身查尔斯顿著名的混血自由人家族德瑞夫氏(DeReef) (Silcox 1977: 53-54)。
来到费城之后，卡托先后在沃克小学(Vaux Primary School)，以及隆巴德文理学院(Lombard Grammar School)接受教育，这两所学校都是种族隔离学校。1853年，他在新泽西州阿伦敦(Allenton)进入只收白人的阿伦敦学院就读，而后，当他的双亲在1854年返回费城，他也成为该市有色青年学院(Institute for Colored Youth，以下简称ICY)的一位学生。(Silcox 1977: 55)
还在ICY求学时，卡托就在一个“青年教育社团”中提交论文、并参与学术讨论；该社由ICY的同学小雅各·怀特(Jacob White, Jr.)领导，每周在ICY校园集会一次，最终成为班尼克学院(Banneker Institute)。(Silcox 1977: 56; Lapsansky 1993: 83)卡托在1858年自ICY毕业，并且因“出色的学业表现，过人的精力，以及好学不倦”赢得校长埃比尼泽·巴塞特(Ebenezer Bassett)的嘉许。(引自Silcox 1977: 57)卡托随后又在华盛顿特区深造了一年，包括为人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1859年，他返回费城，并获选为班尼克学院的正式成员与机要秘书，同时被ICY任命为英文和数学教授。(Silcox 1977: 57; Lapsansky 1993: 91; Griffin n.d.: 43)
卡托一直留在ICY，直到1871年去世。1864年5月10日，卡托在ICY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回顾了“校史概要”；(Catto 1864: 12-18)除此之外，卡托的演讲还提到了白人教师对于非裔美籍学生的需求与利益可能毫无感觉的问题：
容许一种盲目无知的偏见忽视家长的选择和有色纳税人的意愿，以至于为有色学童指派白人教师，最低限度上也是不公义的；从他们的劳动成果衡量，这些教师的智慧与成就既不能为他们获得那些据我们所知更符合他们气味的职位，更不足以确保这些职位。
卡托更进一步谈到了正在进行中的内战，谈到现状必须受到巨变，也谈到教育在转变过程将扮演何种角色：
这场可怕的革命过程还要走多远，我们的政府又不得不从政治上再推进多少，我们无法预知。但是，说真的，必定只有最肤浅的看法才会如此归结：任何对于有色人种至今为止在国内地位的非全面性改变，都非得由目前受托这一问题的各党派互相冲突的理论中产生不可。一定要有一次转变，一次目前接近完成的转变，它应当施加于这个国家之上，不只是为了黑人的利益，更是为了她自己的政治和产业福祉；天命似乎正睿智地为了这两种人的互利共荣而引领着这条路。

那数以百万计，如今散布在南方各地的人们，终将沐浴在自由的光照下；到时，为着富人的仁慈、以及有教养的有色人种辛勤的劳动而开放的，会是怎样的一片土地！[...]

[...]正是为了尽可能促进有色人种准备好承担与智慧、应许成功的知识之间的新关系，学院才在此时此刻受召，以迄今所需更强大的精力，在更宽广的范围里积极行动。
1865年1月2日，在费城国民大厦(National Hall)举行的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两周年纪念集会上，卡托“发表了一场出色的演讲，为演说者的心智增光。”(Christian Recorder, January 7, 1865)
1869年，巴塞特离开ICY出任驻海地大使，卡托则积极展开游说，期望成为下任校长；但ICY董事会却遴选卡托的同事芬妮·杰克森·寇平(Fanny Jackson Coppin)为校长，同时遴选卡托为ICY男生部的部长。(Silcox 1977: 68-69)事隔不久，卡托在1870年加入富兰克林学院(Franklin Institute)，该学院的规章支持他成为会员，即使面临白人强烈反对亦然。(Silcox 1977: 72)

争取平权的积极分子

南北战争的动乱，激化了卡托争取平权和反奴隶的活动。在战争前线上，他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等著名黑人领袖组织募兵委员会，极力说服黑人青年为争取解放而战。在邦联军于1863年攻入宾州之后，卡托协助募集了一个黑人志愿兵连队，为保卫宾州而战；然而大流士·柯奇(Darius N. Couch)的参谋人员拒绝了他们的支援，认为这些人不够资格作战。柯奇后来受到战争部长艾德温·史坦顿(Edwin M. Stanton)的纠正，但这些志气高昂的士兵此时已返回费城。最后，卡托和道格拉斯，以及联邦同盟(Union League)同心协力，在费城地区招募了十一个团的“有色部队”。这些人都被派往前线，大多数人亲身参与战斗。卡托本人也被授以少校军衔，但并未参与作战。(Silcox 1977: 59-61)
1865年4月21日星期五，卡托在费城的州议会厅，将团旗献给联邦军第24有色人种团的指挥官特里培中校(Lieutenant-Colonel Trippe)。一篇叙述卡托在授旗仪式上演说的报导，隔天刊载于《基督教记事报》(Christian Recorder)：
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全文登载卡托先生的话，也只能从他雄辩而出色的演说中摘录几点。他认为这个地点，在此处发生的事件，以及这个场合都是精挑细选的，以激发我们每一个人自由的精神。我们很容易记起，今天那些骄傲的萨克逊人所乐于接受的，关于我们低人一等的罪恶幻想，始终是我们长久以来被迫忍受的局部自由成立之基础。

演说者接着向二十万黑人致敬，他们不畏谩骂污蔑及长年为祸的偏见，高贵地为我们而战，将他们生而为人的地位在未来的完全认可，托付给得到救赎的国家。他认为在战后的重建计划里，黑人的投票权不能被轻易省略；他们是联邦在南方唯一的朋友，却没有投票权。写在这面旗帜上的正是这句动人的话：“让战时的兵士成为和平时的公民”。银行政策也许会种下另一场革命的种籽。我们的政治家必须善自珍重，以免在至今仍然严酷的战争骚乱之中，被和平的温柔眼光迷惑，反而证明自己既不称职也缺乏智慧。黑人士兵的长处应当获得肯定，他的晋升之路也应当畅通。托克维尔曾预言，美国一旦经历革命，将为黑人带来表现的机会，而革命也是由黑人的处境不平等所造成的。这一点已经得到应证。但这幅图象还有另一面：在他认为向大众公开这一切是他的责任之时，利益动机也同样奠基于我们对国家荣誉的信赖之中，使我们在这场斗争挺身而出。在萨姆特堡(Fort Sumter)的炮声之后，自由已是突飞猛进；靠着自由的守护神引领，我们更在战争中赢得一次次胜利。士兵们！请代表费城的公民接下这面旗帜！我对你们与生俱来的勇气了若指掌，也知道你们绝不会辱没了它。时时刻刻看着你们的战友在哈得逊港(Port Hudson)、华格纳堡(Fort Wagner)，以及其他留名青史的战场中一切高贵的行为。不要背弃了他们。上校，请代表团队接受这面旗帜，愿上帝赐福于你们。(Christian Recorder, April 22, 1865)
而在民权运动一方，卡托也在1864年11月获选为宾州平等权利联盟(Pennsylvania Equal Rights League)的通讯秘书。(Silcox 1977: 62)此外，他还在1865年2月举行于哈里斯堡(Harrisburg)的全州有色人种大会(State Convention of Colored People)担任副主席。(Liberator March 3, 1865: 35)而且，当战争告一段落，卡托立即投入废除费城大众运输系统种族隔离的斗争中。1865年5月18日星期四的《纽约时报》有一篇报导，具体而微地说明了这次抗争所采取的公民不服从策略：
费城，5月17日，星期三，下午两点。

昨晚，一位有色人种搭上了松树街的一辆客运马车，并且拒绝任何人请他下车的要求，他的出现在那儿并不受欢迎。

客车的车掌不敢把他赶下车，以免遭到罚款（如同本地其中一个法庭的法官对另一件类似案例的裁决），于是将车开出轨道，把马解开，让这位有色人独自占据整个车厢。

这位有色人仍然坚守着自己在车厢中的位置，他已经在那儿待了一整晚。

车掌则认为，自己在这次事件中执行了一个精彩的计策。

这次事件在车厢所停放的地区引起轩然大波，同情者群聚在这位有色人身边。
(New York Times, May 18, 1865, p. 5)
费城联邦同盟在1866年6月21日星期四集会于参孙街会堂(Samson Street Hall)，对几位黑人女性被强制赶下费城的街车提出抗议与谴责。卡托在会议中提出了以下几项决议：
（议决通过）我们一致恳切地对于将我们排斥于本市交通工具之外的禁令提出抗议，（该禁令）是一种对抗当代启蒙文明的罪行。

（议决通过）我们找不到任何基于理智或共同正义(common justice)的理由，延续此种早已不复污辱民主精神昂扬的纽约、华盛顿、圣路易、哈里斯堡及其他城市的惯例；这些地方并不像我们的城市那样，需要再三宣誓忠实履行自由权利和公民自由原则。

（议决通过）我们谨以悲伤、而非自豪的心情，提请我们的白人公民同胞注意以下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与信手可及的不义：毫无绅士风度、缺乏道德原则的车掌和驾驶以残酷无情的双手，逼迫纤弱的妇女和无辜的孩童站在车外平台上，忍受雨雪肆虐、寒热交侵；这是12,000名有色人种士兵的亲人，当国家陷入危难，正是这些公民热情接纳这些兵士为国效力，并且严肃恳请经由大公无私的征召，让这些兵士补充元气大伤的联邦军队。

（议决通过）尽管基督教社群的男女还是可以无动于衷，眼见妇女被野蛮地扔下街车而不发一语，尽管公义的法庭无法为我们纠正铁路公司违背其特许权利的种种行径，但我们绝不会安逸无为，而将在法庭内外鼓吹奋斗，以我们的手段和影响，寻求媒体支援，呼吁基督徒起来维护基督的精神，并请求执法人员维护专业伦理，赋予我们正义和权利，直到这一切偏私不义的行为彻底停止。

（议决通过）我们在此庄严宣誓，将以一切方法协助所有对此等暴行的加害者展开的诉讼，正是这些暴举的发生使我们集会于此；我们也谨此呼吁心胸开阔而友善的白人公民同胞，不要再对我们所陈诉的苦楚冷眼旁观，展现你们对自身宣誓的真诚信守，为我们制止这些行为。(Brown 1866)
卡托的抗争随后得到了泰迪尔斯·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和威廉·凯利(William D. Kelley)的帮助，对于一项禁止宾州大众运输种族隔离的法案通过有所助益。一位拒载卡托未婚妻的车掌被判处罚款，则在实务上确立了这项新法。(Silcox 1977: 65-66)
卡托的平等权利运动在1870年10月，宾州投票通过宪法第十五号修正案，保障黑人投票权之际达到颠峰。

运动员

卡托不仅活跃于教育和争取平等权利的公领域，也活跃在运动场上。如同费城的许多青年（无论黑人或白人），卡托也从学生时代开始打英式板球。(Silcox 1977: 66)当这项运动在南北战争后期逐渐发展成美国式的棒球，卡托同样活跃于棒球场上。他努力将费城发展成黑人棒球运动的重镇，并且和小雅各‧怀特一起经营预言女神队。(Silcox 1977: 67)。预言女神队在1867年写下不败纪录；(Silcox 1977: 67)到了1868年，在由白人组成的费城运动家队选手大力支持下，卡托展开游说活动，试图让预言女神队加入新成立的宾州棒球俱乐部联会(Pennsylvania Convention of Baseball Clubs)。但PCBC拒绝接纳黑人球员和黑人球队。(Silcox 1977: 67-68)翌年球季，预言女神队向费城地区的许多白人棒球队下战帖，但所有白人队伍都拒绝应战。一直到1869年9月4日，纽约的奥林匹克棒球队才接受挑战，来到费城作客。这场有史以来黑人和白人球队的第一次交手，最终以预言女神队23:44大败收场。(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1869)

死亡

1871年秋天，卡托正在费城教书。10月10日大选投票日当天，黑人和白人选民爆发激烈冲突。多数支持共和党的黑人选民，遭受白人选民恐吓与施暴，而这些白人选民都是控制该市的民主党机器狂热的支持者。奉命镇暴的费城警察不但在许多场合煽风点火，更以手中的公权力阻止黑人选民投票。警察中队长哈杰帝(Lieutenant Hagerty)就因为鼓动手下的警员阻挠非裔美国人投票而遭到逮捕。(Silcox 1977: 72-73)
卡托在前往投票所的路上，受到白人时断时续的骚扰。警方的报告表示，他买了一把左轮手枪自卫。在第九街和南街的交叉口，一个名叫法兰克·凯利(Frank Kelly)的白人走近卡托，对他连开三枪。之后的审讯过程无法证实卡托是否曾拔枪自卫，但凯利并未被判有罪。(Silcox 1977: 73)
卡托以军礼下葬，许多人出席凭吊；但在他遇害之际，反重建的民主党也重振旗鼓，这些事件象征着19世纪费城的黑人激进主义开始走向衰落。(Silcox 1977: 74)

对于卡托的纪念

1878年6月17日，R‧W‧华莱士(R.W. Wallace)投书《基督教记事报》：
你们能否在报纸上告诉我，为何没有人照料卡托教授的坟墓？我最近去了一趟公墓，看到它落入这般景象，实在很惊愕。几千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当我不得不告诉他们，他的墓地找不到任何碑石，尽管白人和有色人种都愿意对此伸出援手，但这不能归功于我们。一定要对这样的状况做点什么才行。我相信，几乎每个人都愿意做出一些贡献，以换取一块他的墓碑。我是他传记的出版者，我已经准备好为各阶层人民的利益说些话。(Wallace 1878)
二十几年后，《纽约时报》报导：
许多费城的黑人公民都正在努力，以求迅速完成一个珍藏已久的愿望：为他们的同族，二十六年前在该市大选日暴乱中遇害的屋大维乌斯·卡托教授建立一块纪念碑。他长期担任有色青年学院的教师，因此计划是要为他建立一座陵园，并且尽可能由学院师生完成这项工程。(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897, p. 6)
又过了一百多年，这个“珍藏已久的愿望”终于可望落实。2006年6月14日，卡托纪念基金管理董事会宣布，为了建立卡托的纪念碑，一项150万美元的募款活动正式展开。亚伯拉罕·林肯基金会率先捐款25,000美元。卡托纪念碑将树立在费城市政厅前的平台，这也将是费城第一座表彰非裔美籍人士的公共景观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