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駐臺北總領事館

背景

台湾在1895年依据《马关条约》割让日本后，仍有许多大清帝国人民渡台工作谋生。尽管台湾总督府不断颁布诸多法令加以限制，但随着台湾产业发展人力需求，加上中国生活困苦，促使抵台工作的中国劳工在十几年内大量增加，至中华民国成立时，已达一万余人。而台湾内的华侨，为了加强团结并互相照应，在总督府的允许下陆续成立同乡会、会馆。

设立始末

虽然华侨得以在台成立同乡会与会馆，但皆属于民间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并未在台设立任何官方机构（根据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中国有权在日本领土内设立官方代表机构）。又台湾没有华侨学校，侨民子女的教育成为一大问题。于是1920年代起，在台的中华民国侨民开始向北京政府陈情设立领馆（期透过外交机构保护侨民与开办华侨学校），北洋政府外交部遂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交涉。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在台中华民国侨民始转向国民政府求助并获正面回应。据说当时任职侨务委员会的半山黄朝琴，对此事曾经出了不少力。1929年行政院通过在大日本帝国殖民地台湾设立领馆一案，1930年5月17日外交部任命林绍楠为台北总领事、袁家达为台北副领事。5月19日，外交部正式决定在台北设总领事馆、在台南设副领事馆（后似未建成）。但至年底才与日本完成设领谈判。
1931年4月6日，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开馆，台湾各地华侨商店与团体均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各地华侨领袖则到台北参加开馆仪式，台湾仕绅辜显荣、日本官员、英国领事等人亦到场祝贺。1934年新任之驻台总领事郭彝民欲重新寻觅官厅房舍，时台绅张月澄与郭彝民系东京帝国大学学长学弟关系而交情匪浅，故张月澄以象征性的一元日币将位于宫前町九十番地之住宅租予中华民国作总领事馆用地。

〈驻外使领馆组织条例〉之相关规定

台北总领事馆的编制与职掌，可参考国民政府在1930年所公布之《驻外使领馆组织条例》。因该条例实行后不久，台北总领事馆即开馆，如以条例中所规定之馆员编制与职掌做推断，会比较接近真实情形。现节录条例中有关总领事馆编制之规定如下：
第三条：领事馆分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三类
第四条：领事馆设领事官员额如左  总领事馆  总领事一人  副领事一人或二人  随习领事一人（后略）
第十条：总领事馆领事馆领事副领事馆副领事承外交部之指挥保护驻在地本国侨民及本国在外商业并监督所属职员
第十一条：总领事馆领事副领事承总领事之指挥领事馆副领事承领事之指挥襄办领事事务及掌理文书调查事项
第十二条：随席领事承长官之指挥分掌文书及调查事项
第十三条：总领事领事馆领事及副领事馆副领事为到任或暂离任所或因事故尚未派定时得由外交部酌派代理总领事领事副领事执行各该馆职务
第十七条：外交官领事馆依外交官领事官官等表分特任简任荐任其任免由外交部依照法令行之
第十八条：使领馆主事委由外交部任免之
第二十条：使馆领事馆得由外交部分派考试及格或学力相等人员为学习员学习外交官领事官事务
第二十一条：使馆领事馆得酌用雇员及译员

替台湾华侨登记国籍

台北总领事馆在开馆后之首要工作，便是开始统计在台华侨人数并登记国籍。根据1932年总领事馆向外交部提交的《台湾华侨登记报告》中指出，在台华侨已登记国籍者有30062人。其中注明职业者有16303人，以劳工占绝大多数。

设立华侨学校

台北总领事馆之另一主要工作，便是向台湾总督府申请允许在台开办华侨学校。虽然历任总领事一再努力，甚至请台湾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从旁关说，但从1931年开馆至1938年中日战争关闭，总督府从未同意此案。据说文教局长曾对此事气愤的说：“等日本从台湾撤退时再办。”

保护与联络在台华侨

当时在台华侨常因不熟谙台湾法律遭到当局逮捕或罚款，此时总领事馆必须一方面交涉释放人犯，一方面告诫侨民不要误触法律。
每逢双十国庆、农历新年、元旦、蒋院长五秩寿辰、以及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落幕，台北总领事馆便去函各地会馆共同举办活动，并邀各地侨领前往台北召开庆祝大会。
台湾各地会馆每年侨领选举时，总领事馆均派员前往监票，选后邀请各地当选侨领至台北举行祝贺宴（地点通常在江山楼或蓬莱阁，花酒）。
1932年长江水灾，总领事馆曾带头号召在台华侨捐款救灾。1935年台湾苗栗大地震，台北总领事前往灾区勘查，了解华侨伤亡与其商店、会馆受损情形。1937年对日抗战后，总领事馆则开始负责与总督府接洽华侨遣返事宜，并请外籍轮船协助载运返回中国。

核发台湾人赴中国的签证

台湾人在日治时期，国籍属于大日本帝国，如果要前往中国大陆，就必须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入境签证。当时台北总领事馆便提供了核发入境签证的服务，但是因需多收四圆查证费，曾引起台湾人的批评。

定期向外交部报告台湾情势与领馆活动

台北总领事馆另一主要工作，就是定期向外交部递交有关台湾情势报告，并收录于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总计台北总领事馆至关闭前，共报告70几次。其中较重要的便是《台湾华侨登记报告》，其他报告则较多介绍当时台湾经济与产业发展、贸易等项目，但也有收录台湾的保甲制度供国民政府推行类似政策参考，或是刊载军事资讯如日军战略思想、所使用大炮毒气等。
关于领馆活动的报告，则登载于外交部情报司所发行外部周刊，主要纪录领馆举行的各类活动行程，如馆务会议、晚宴、节日庆祝、风土民情、外交拜访、宣慰侨胞等项目。

担任各国驻台领事团领袖

中华民国是日治时期中，唯一设总领事馆在台湾的国家，英国、美国、意大利、荷兰则只设领事馆。其中英国领事馆驻于淡水，其余皆驻台北。在国际领事外交上，总领事馆层级高于领事馆；总领事层级高于领事。且1934年到任之台北总领事郭彝民，曾经就读东京帝国大学，并担任过中华民国驻横滨总领事，故被驻台各国领事使节推举为领事团领袖，代表各国领事与总督府外事课（后升格外事部）交涉事务。另每逢日本天长节或新年等国定传统节日，或台湾总督府举办之各种官方活动，均由台北总领事率领事团出席庆贺。如1936年4月17日，台北帝国大学增设医科并举行开学式，便由台北总领事率领各国领事参加。此外，总领事馆亦主办各种外交连谊，如晚宴与新年庆祝活动。

接待访台的中华民国官员与团体

台湾在日治时期，与中国大陆沿海往来十分频繁。台湾人除原住民外皆属为汉民族，又曾属中国领土，自然格外引起中华民国朝野的关注。如当时台湾在农业经济上的成就，便吸引了中华民国许多学术单位的高度兴趣，纷纷抵台考察。如金陵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曾经组团抵台湾考察。而这些台湾访问团，亦是由台北总领事馆派员负责接待。
抵台考察的中华民国官员中，以驻日公使馆、实业部（现改称经济部）与福建省政府为最多。其中较高层级的，便是在1935年，先后访问台湾的驻日公使蒋作宾与福建省主席陈仪。
1935年，公使蒋作宾，从神户启程访问台湾，便由台北总领事馆负责规划行程。其所搭乘之朝日丸轮船抵基隆时，受到日本官员与华侨团体热烈欢迎。蒋作宾在访台期间，遍历北投温泉、草山、赤崁楼、鹅銮鼻、西子湾、四重溪、寿之峰等名胜，也参访台湾总督府各级官员与宣慰侨胞，所有行程几乎都由台北总领事陪同参加。
1935年台湾博览会热闹举行，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率省府官员组团抵台参访。总领事馆在得到通知后，便去函总督府接洽相关欢迎活动。嗣陈仪一行人乘逸仙舰抵基隆时，基隆市尹亲自到场欢迎，总督府亦准备专用列车供其搭乘。陈仪等人抵台北后，则由台北州知事与台北市尹亲自在车站迎接。陈仪访台期间，都在总领事馆居住跟接待宾客。台北总领事除了陪同陈仪参观博览会外，也参加台湾总督中川健藏亲自主持的欢迎宴会（陈仪后来也在铁道饭店设宴，答谢台湾总督）。

处理在台华侨回国问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对日抗战伊始。台湾总督府也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十天，禁止岛内收听中国大陆广播。面对剑拔弩张的氛围，华侨陆续离开台湾。此时，台北总领事馆之主要工作为协调外籍轮船公司加派船只，将愿意返国的华侨分批送走。而台北总领事馆也因为战争的爆发，业务几乎停顿，并开始受到日方处处刁难。在外交部返国命令未下达前，馆员仍旧滞留台湾处理华侨回国问题。

降旗闭馆

1938年初，日本发表近卫声明，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后，台北总领事馆才收到外交部的返国命令。1938年2月1日，总领事馆在最后一批回国的华侨离台后，正式降旗关闭，馆员开始撤离台湾。其中乙种学习员高尊彦遭日方逮捕，死于台北刑务所。

汪精卫政权驻台北总领事馆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占领区扶植许多傀儡政权，于1940年将其统合成由汪精卫主持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41年，汪精卫政府重开“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并派张国威为驻台北总领事，办公地点移至大稻埕（今中兴医院北侧）但仍向张氏承租位于宫前町之馆舍。1945年日本投降，驻台北总领事馆关闭，其馆员被移送法办。

中华民国接收台湾后

1945年抗战胜利，原总领事馆舍便交还所有人张氏。后因产权转移，期间中山北路也曾几次拓宽道路，馆舍建筑早已不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