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独立战争

奥斯曼的统治

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5月29日陷落，随后拜占庭帝国继承者的倒台标志着拜占庭主权的终结。之后，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大部。在奥斯曼统治下，东正教基督徒虽被赋予一部分政治权利，但仍被视为二等公民。大多数希腊人被土耳其人称作“拉亚”，这一称呼涵盖了奥斯曼统治阶级下的大量非穆斯林居民。
同时，在奥斯曼帝国入侵之前及期间部分移民至西方的希腊知识分子和人文主义者，如季米特里奥斯·哈尔科孔季莱斯和列奥纳多·菲拉雷斯，开始呼吁解放他们的家园。季米特里奥斯·哈尔科孔季莱斯呼吁威尼斯和“所有的拉丁人”帮助希腊人反抗“可恶、怪异和不虔诚的野蛮土耳其人”。然而，希腊仍将受奥斯曼统治达几个世纪之久。
希腊革命不是一起孤立事件，在奥斯曼统治时期的整个历史上发生了许多争取独立的运动，却皆以失败告终。正如哲人迪奥尼修斯领导的反抗所证明的，整个17世纪，在摩里亚和其他区域对奥斯曼人的抵抗都很强烈。摩里亚战争之后，伯罗奔尼撒受威尼斯统治达30年之久。从那时起，直到整个17世纪，伴随着“克莱夫泰”帮派的激增，该地区仍持续动荡。
第一次大规模起义是17世纪70年代由俄国援助的奥洛夫起义，在取得有限成功后便被奥斯曼帝国粉碎。在镇压起义后，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蹂躏了希腊本土的许多地区。然而，马尼阿泰斯人继续抵抗奥斯曼人的统治，并数次挫败了帝国对其区域发起的入侵，其中尤以1770年的入侵最为著名。在第六次俄土战争期间，的里雅斯特的希腊社区资助兰普罗斯·卡特索尼斯组建了一支小型舰队，这给奥斯曼海军造成了麻烦；战争期间“克莱夫泰”和“阿马托利”（山地游击队员）也再度起兵。
与此同时，部分希腊人作为奥斯曼官僚阶级的成员在帝国内享有特权。由于东正教的高级牧首多为希腊裔，希腊人还通过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掌控东正教事务。因此，在奥斯曼米利特制度下，占主导地位的希腊牧首集团享有帝国所有东正教臣属的控制权（罗姆米利特）。
正教会在维护希腊民族认同、发展希腊社会及复兴希腊民族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自18世纪起，在君士坦丁堡内，被称为“法那尔人”（该名称来源于城中的芬内尔区）的希腊名门世家成员，获得了对奥斯曼外交政策相当程度的掌控，并最终控制了整个官僚机构。

“克莱夫泰”和“阿马托利”

在中央政府军事力量羸弱的时期，法外之徒（hajduk）“克莱夫泰”日益侵扰巴尔干乡村。这些蔑视奥斯曼统治的匪帮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克莱夫泰受到高度崇拜，在广大民众中声名远播。
为应对克莱夫泰的侵袭，奥斯曼当局招募这些团体中最富有才干的，被称为“阿马托利”的签约基督教民兵，以保障危险区域——特别是关隘地带——的安全。这些民兵团体控制的地区被称为“阿马托利”，阿马托利最早于穆拉德二世统治期间在阿格拉法建立（1421年－1451年）。克莱夫泰和阿马托利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后者常常变成克莱夫泰以期在同当局的交涉中获得更多利益，反过来，克莱夫泰团体也可能被派往阿马托利地区以对抗他们的前辈。
克莱夫泰和阿马托利逐渐发展为省一级的精英，但尚未形成一个所有成员都同舟共济的社会阶层。随着阿马托利的地位逐渐趋向世袭化，一些首领开始将阿马托利克领地视作其个人财产。这些匪帮头目大权在握，并介入到构成奥斯曼土耳其政府的代理人关系网中。部分头领寻求对其领地的垄断地位，朴特因此期望能剿灭他们，却鲜有成效。
到独立战争时期，在鲁米利亚、色萨利、伊庇鲁斯和南马其顿地区已不乏兵多将广的阿马托利。革命领袖及作家亚恩尼斯·马克里伊安尼斯，将克莱夫泰和阿马托利誉为“自由的酵母”。因为这些希腊人仅有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希腊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启蒙运动和希腊民族运动

18世纪时，奥斯曼帝国内外经济发展，两个商人团体由此兴盛起来：部分成为富有海商的，来自伊兹拉岛和安德罗斯岛等爱琴海岛屿的希腊水手，以及鲁米利亚的斯拉夫赶骡人。在帕萨罗维茨条约后，希腊裔和大多数的瓦拉几裔既有赶骡人和小商贩，也有的独立商人和银行家。随着商业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到本世纪末，希腊语成为该地区的通用语，大陆商人通过“希腊化”的方式进行同化。
他们将创造的财富捐献给学校和图书馆，并资助希腊青年在西欧大学深造。在那里，学生们接触到了欧洲启蒙思想、法国大革命和浪漫民族主义的激进思想。受教育且有影响力的散居于大希腊的成员，如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和安西莫斯·加齐斯，试图向希腊人传播这些思想。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加强他们的国家认同。在这场现代希腊启蒙运动（希腊语：Διαφωτισμός）中，启蒙思想通过希腊语在书籍、小册子和其他著作中传播。
18至19世纪革命民族主义在欧洲（包括在巴尔干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伴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衰落，希腊民族主义开始兴盛起来。
最具影响力的希腊作家和知识分子是里加斯·费拉伊奥斯。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里加斯计划发起一场全面的民族运动，旨在解放所有巴尔干国家——包括该地区的土耳其人——并创建“巴尔干共和国”。里加兹于1797年在的里雅斯特被奥地利官员逮捕，他被移交给奥斯曼官员，并与他的同谋一起被押送至贝尔格莱德。1798年6月被绞死，尸体被遗弃于多瑙河。
里加斯的死最终煽动了希腊民族主义的火焰；他的民族主义诗歌——“苏里奥斯”（战歌）——被翻译成部分西欧及巴尔干语言，并成为号召希腊人反抗奥斯曼统治的战斗口号。
另一位平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是阿扎曼蒂奥斯·科莱斯，这位见证了法国大革命的希腊作家主要通过启发民智来推广启蒙运动，他借鉴了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的思想。科莱斯年轻时前往巴黎深造，最终毕业于蒙彼利埃医学院，并在巴黎度过了余生。他经常与托马斯·杰斐逊进行政治和哲学辩论。在巴黎，他见证了法国大革命，为其民主所感染。科莱斯花费了大量时间说服富有的希腊人建立学校和图书馆，以推进希腊人的教育。他认为，为了希腊人民以及该民族的一般福祉和繁荣，进一步发展教育是必要的。科莱斯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像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那样的民主的希腊，但在革命结束前他已经去世。
希腊启蒙运动不仅得到了西欧和俄国的希腊大商人的支持，而且得到来自西欧的亲希腊人士的支持。这场希腊独立运动不仅是东欧的第一次民族独立运动，而且是非基督教环境，如奥斯曼帝国中的第一次民族独立运动。

友谊社

费拉伊奥斯的殉难激励了三位年轻的希腊商人：尼科劳斯·斯库法斯、埃曼努伊尔·汉索斯和阿萨纳西奥斯·特斯卡洛夫。他们受到意大利烧炭党的影响，并利用自己作为共济会成员的经验，于1814年在敖德萨这一希腊商人的重要中心秘密成立了友谊社。新生的社团不仅获得了来自流亡英美的富裕希腊社区的支持，还得到了西欧同情者的帮助。有鉴于此，社团筹划发动叛乱。
最初，友谊社的目标是恢复以新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而非建立民族国家。1820年初，伊奥尼亚群岛官员爱奥尼斯·卡波季斯第亚斯成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联合外交部长，友谊社向其示好，希望他能担任社团领袖，却遭到了拒绝。社员们转而求助于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这位在俄国军队中担任将军及沙皇副官的法那尔人接受了请求。
随后，社团迅速扩张，并很快能够在希腊世界的所有领域招募到来自希腊社会的所有要素的成员。1821年，奥斯曼帝国不仅深陷同宿敌波斯的战争，还面临阿里帕夏在伊庇鲁斯的叛乱，这场动乱迫使摩里亚行政长官胡尔希德帕夏和其他地方的帕夏们离开本省以协助平叛。与此同时，为平息法国大革命余波而建立“欧洲协调”的列强，此时正全力应对1820年革命。在此情形下，希腊人判定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遂计划于伯罗奔尼撒、多瑙河公国和君士坦丁堡三地起事。

伯罗奔尼撒半岛

伯罗奔尼撒以其长期以来抵抗奥斯曼的传统，发展为抵抗运动的中心。1821年初，由于奥斯曼的摩里亚总督（Mora valisi）胡尔希德帕夏及其麾下大股部队不在，情势有利于希腊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占领。伯罗奔尼撒各地的首领和牧首在1月26日集聚，于沃斯提察（今爱琴市）举行了重要会议。会上，自称是友谊社代表的亲革命派牧首帕帕弗莱萨斯，与对俄国干预持保留态度并要求其做出保证的大多数民间领袖和高级神职人员，如帕特雷大主教耶尔马诺斯，发生了争执。当伊普斯兰提斯进军多瑙河公国的消息传来后，伯罗奔尼撒的气氛变得愈加紧张，到3月中旬，针对穆斯林的冲突事件开始零星出现，预示着起义的来临。据传言，耶尔马诺斯大主教于1821年3月25日（儒略历4月6日）宣布革命，并于圣拉夫拉修道院的十字架上举起横幅。部分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表示质疑。当时并没有关于耶尔马诺斯宣布独立的记载，且1821年3月25日大主教并不在圣拉夫拉修道院。该记录最早见于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普克维莱（François Pouqueville）于1824年所著的书中，而普克维莱的著作不乏想象的元素。英国历史学家戴维·布鲁厄（David Brewer）指出，普克维莱是一位仇英派人士，因其在书中借耶尔马诺斯之口大肆斥责英国、同时又称赞法国是希腊在世上真正的朋友的言论，与其说出自希腊人，毋宁说来自法国仇英派。布鲁尔由此得出结论，普克维莱通过发明这一事件来指责英国。
1821年3月17日，阿雷奥波利的马尼阿泰斯人向土耳其人宣战。同一天，佩特罗斯·马弗罗米克萨利斯率领2000人的马尼阿泰斯武装力量，向麦西尼亚的卡拉马塔进发；在那里，塞奥佐罗斯·科洛科特罗尼斯、尼基塔拉斯和帕帕弗莱萨斯将部队联合起来。卡拉马塔于3月23日陷于希腊人。在阿哈伊亚，卡拉夫里塔于3月21日被围困；在帕特雷，冲突持续了多日，奥斯曼人对该城进行了零星的攻击，帕纳伊奥蒂斯·卡拉察斯率领的革命者则撤回要塞内。
到3月底，希腊人已有效地控制了乡村，而土耳其人则被限制在城堡内，包括帕特雷（4月3日由尤苏夫帕夏率部夺回）、里奥、阿克罗科林索斯、莫奈姆瓦夏、纳夫普利翁和省首府特里波利。在这些城镇中，许多穆斯林在起义开始时便举家逃离。希腊人的非正规武装力量由本土首领指挥，这些部队对城镇的围攻因缺乏炮兵而未能有效实行。特里波利则因其四面环海，可得到奥斯曼帝国舰队的补给和增员而未被围困。五月，科洛科罗尼斯组织了对特里波利的围攻，希军虽两次击败土耳其人，却未能成功地摧毁受围困者。最终，特里波利于9月23日（儒略历10月5日）被希腊人攻陷，该城随后被交与暴徒手中两天。经过长时间的谈判，阿克罗科林索斯的土军于1822年1月14日投降。

希腊中部

在希腊中部，最先反抗的地区是福基斯（3月24日）和阿姆菲萨（3月27日）。在维奥蒂亚，莱瓦贾于3月31日被阿萨纳西奥斯·贾科斯攻陷，两天后底比斯也告陷落。1821年时，雅典有约10,000人，其中一半是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另一半则是穆斯林，包括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穆斯林。当革命开始后，绝大多数基督教徒都逃往萨拉米斯。4月中旬，革命部队进入雅典，围攻被逼入卫城的土耳其守军。随着迈索隆吉翁于5月25日起义，革命逐步蔓延至希腊中、西部的其他城市。奥斯曼在鲁米利亚的指挥官是阿尔巴尼亚将军奥梅尔·弗廖尼，他因在阿提卡组织名为“希腊狩猎”的行动——以五十到一百人组成骑手分队，在旷野上追杀希腊农民，并以此为乐——而声名狼藉。
虽然希腊人在初期取得了成功，但很快便在同奥梅尔·弗廖尼军队的交战中节节败退。杰出将领贾科斯被捕后，因拒绝效忠苏丹而被处死，使得希军的境况雪上加霜。在加拉维亚战役中，希腊人在奥季塞阿斯·安兹鲁措斯的领导下试图设法牵制土耳其军队，并令其受到沉重打击。当安兹鲁措斯战败并率部成功撤退之后，奥梅尔·弗廖尼为等待增援而推迟了对伯罗奔尼撒的进军并转而入侵莱瓦贾。6月10日，弗廖尼占领利维迪亚，随即出兵雅典并解除了对卫城的包围。为解救在瓦西里卡战役中被2000希军重创的土军增援部队，弗廖尼于9月份离开阿提卡并撤退到约阿尼纳。到1821年底，革命者已设法暂时控制住希腊中部。

奥斯曼的反应

希腊人反抗的消息激起了奥斯曼帝国的愤怒。在君士坦丁堡，尽管已发表声明谴责革命并在布道中宣扬了对苏丹的顺服，希腊正教会主教格里格里戈里奥五世仍于星期日复活节当天被公开绞死。即使在革命伊始的3月，最高朴特便已随机地处决了首都各行业中杰出的希腊人，如一位担任译员的忠实的法纳尔人、两名退休的译员、一些富有的银行家和商人、三位正教会僧侣和三名被指控干扰城市供水的普通希腊人。在士麦那（今土耳其伊兹密尔），从安纳托利亚内陆开拔前往巴尔干镇压革命的土军于1821年6月对沿途的希腊人发动了一场大屠杀，戈登写道：“3000名匪徒侵袭了希腊居民区，他们掠夺房屋、屠杀人民；士麦那像其他被袭击的地方一样，所有人不论年龄或性别都不受尊重。”当地一名伊玛目则因拒绝提供将穆斯林谋杀基督徒正当化的教令，而以“不是正直的穆斯林”为由被处死。

国际上的反应

革命的消息传到欧洲后，保守派领导人表示失望，声称将维护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的体系。但普通民众对此热情高涨。当主教格雷戈里五世被处决后，俄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外交部长卡波季斯第亚斯向最高朴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奥斯曼当局停止处决正教神职人员，最高朴特拒绝后随即与其断绝外交关系。1821年夏，来自欧洲各地的年轻人开始聚集在法国的马赛港，预备前往希腊参加革命。从1821年夏到1822年年底，法国人开始检查离开马赛支援希腊的船只，总计有360名志愿者前往希腊规模最大的分遣队来自德意志、意大利各邦国及法国各省。在纳夫普利翁，阵亡的亲希腊主义者纪念碑上共有274个名字，其中100个来自德国，四十个来自法国和意大利，其余的来自英国、西班牙、匈牙利、瑞典、葡萄牙和丹麦。

列强干涉及希腊独立

1827年，英国、法国及俄国签订《伦敦条约》，呼吁奥斯曼土耳其在保留宗主权下容许希腊人自治，三国又共同派遣舰队到希腊，意图促成希土停战。三国的联合舰队在1827年10月20日的纳瓦里诺海战中摧毁了奥斯曼和埃及的联合舰队。
1828年，俄罗斯与土耳其爆发第八次俄土战争，同年法国出兵伯罗奔尼撒。希腊人趁机反攻。1829年9月，俄土双方签订《亚德里亚堡和约》。1832年，俄土两国签订了君士坦丁堡条约（Treaty of Constantinople），土耳其承认希腊独立。英法俄三大国决定推举巴伐利亚王子奥托一世做希腊王国国王。
英国诗人拜伦同情和支持希腊独立运动，1823年他号召一支义勇军，前往希腊支援作战，不幸于1824年因疟疾死于希腊。

结果

新成立的希腊第一共和国（及后来的希腊王国）只有80万人口，相对仍居奥斯曼帝国内的250万希腊人来说只占不到三分之一，表示大多数的希腊人仍受土耳其苏丹统治。于是在此后一个世纪多里，希腊政府制定了领土收复主义的目标──“伟大理想”，渴望将所有希腊人团结在一个国家中，除了解放奥斯曼帝国内那些还未“回归祖国”的同胞，还要定都君士坦丁堡、恢复中古罗马帝国的疆域及荣光（中世纪“希腊人”一词为贬词，故当时希腊人和希腊语民族实为自称“罗马人”的罗马公民）。
希腊本土独立后，留在奥斯曼帝国内的上层希腊人（法那尔人）失去了帝国原有的信任，并被穆斯林视为叛国者；不但再也无法担任多瑙河地区的总督，也失去了过往的高级职位与特权地位。此后，原来由法那尔人银行家垄断的金融市镇，如君士坦丁堡和帝国的其他省分，大多被亚美尼亚人取代其银行业务，此外犹太商人也变得活跃且重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