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憶錄

内容概述

《李宗仁回忆录》记载，1907年，蒋介石“肄业陆军部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校规被开除。

北伐前夕的革命阵容

李认为，蒋介石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作风纵横捭阖：“国民党改组之初，蒋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涨的过程，实得力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论蒋的手腕，起初联络汪兆铭、廖仲恺、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等，以打击西山会议派的元老集团，并排挤胡汉民、许崇智等。胡氏与西山会议派的势力既除，蒋氏又利用党内一部分反共情绪和西山会议派等取得默契，发动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拘押俄国顾问，并逼汪兆铭去国。汪氏既去，蒋又施展手段，将其政变越轨行为嫁祸于人，将反共甚力的所谓右派军官如十七师师长兼广州警卫军司令吴铁城及其他反共领袖扣押，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以取悦于俄国顾问及中国共产党以自固。”李叙述他以为蒋夺权之过程：“廖仲恺被刺事件是国民党史的重大转折，使中山先生昔日助手们召开四中全会恢复中央委员会的运作成为泡影，并且从此被赶出执政中枢机关，广州国民政府当然就成了军队总司令、汪兆铭及中共的联合统治政权。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纪念廖仲恺大会上发表演讲，其时在事件发生后十一天：‘党代表的死，是一般反革命派用反共产的口号打死的……，以后我们应当与反共产派的人为敌……要做廖先生的学生、同志，就要记得反共产派的行为。这次反共产派不止来杀廖先生一人的，汪先生和本校长都在内的，所以汪先生和我何时死是不得而知的。……现在我们第一要反对反共产派，其次代廖代表来复仇。’”

长沙会议

1926年8月14日，参加在长沙部队检阅典礼。李提到：“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

武昌之围

1926年9月4日，蒋总司令召集紧急攻城会议。李忆述：“开会时，蒋氏并未分析敌情便说：‘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乘敌人立足未稳，一定要攻下！’他说话的态度非常严厉，哪里像在开会，简直就是总司令下令攻城罢了。在场的高级将领皆面面相觑，未发一言。我也未便陈述不宜硬攻的理由。大家因而皆接受命令，再作第三次攻城的部署。胡宗铎私下问我道：‘武昌这样的坚城，限期之内如何攻得下？’我说：‘这是总司令的命令，攻不下我们也得应付应付！’武昌城我们己两度硬攻不下，蒋先生还说‘敌人立足未稳’呢！不过我知道蒋先生的个性极强，遇事往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析无益，我们也只有应付罢了。蒋先生总喜欢遇事蛮干，一味执拗，不顾现实。武昌第三次攻城之举，把他个性的弱点暴露无遗。蒋先生这种个性可说是他个人成功的因素，也可说是国事糟乱的种子。”
“正当前线战况最激烈时，蒋总司令忽然约我一道赴城廓视察，我因为蒋氏未尝做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葸胆怯。我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我们左右簌簌横飞，我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

总司令下野，宁汉息兵

1927年8月，蒋第一次下野。李忆述：“蒋总司令于八月十二日下野后，京、沪一军民不知底蕴，竟为之人心惶惶。”

宁汉复合的困难与特委会的风波

据李回忆，蒋有“流氓治国”特色。1916年春，蒋在上海期间加入青帮：“在此党内纠纷无法解决之际，参加党争的人，大半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流风所及，国民道德、社会风气均受到极不良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的社会地位的提高，终至与党国要人相颉颃。”
“民国二十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红两大帮，最有名的流氓头为杜月笙和黄金荣。他们在租界内倚靠洋人保护，包庇烟赌、盗匪、娼妓，无恶不作。以上海租界为巢穴，青、红两帮流氓的势力简直笼罩长江中下游的所有码头。商民旅客畏之如蛇蝎。
但是在军阀时代，这批黑社会的流氓们尚有一种自卑感，不敢与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张胆地称兄道弟。旧时代社会上的正当士绅官商也羞与为伍。那时纵系贪赃枉法的军阀，也向不与流氓往还，他们还多少有点旧式士大夫的头巾气。”
“后来蒋中正回到上海，流氓们的社会地位便上涨了。蒋氏于民初不遇时，曾列名黑社会，加入青帮。因其加入得迟，故“辈分”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还是他的“长辈”。今番蒋氏衣锦荣归，贵为革命军总司令，他以前的“阿兄”、“阿弟”们，自然都难免有“鸡犬升天”之感。”“他们自以为与蒋有旧，于清党更有微劳，遂居然以绅士姿态出现，周旋于党国要人之间。而我党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以视北洋军阀，犹等而下之，实堪浩叹！”

所谓“武汉事变”之因果

李想起：“有位中外闻名的银行家朋友来访我，说，上星期宋子文部长到上海召集金融界首要，筹借巨款。……不久，宋部长即以国府蒋主席名义，请各行业首要到南京，并由国民政府茶会招待。到会的共二十余人，蒋主席亲临训话。略谓，江西共匪猖獗的情形，料为各位所周知，现在政府急于调遣大军前往痛剿，但开拔费尚无着落，所以才派宋部长去上海，请诸位帮忙，而你们推说头寸短少，无钱可借。……你们如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何能帮助你们去镇压呢？说完便悻悻离去。……其中有一位发言道，政府派兵剿共，连开拔费也无着落，同人等应体念政府困难，回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的借款。会场中人一致附和，乃请宋部长用电话报告蒋主席，才得奉命散会。……熟知巨款到手以后，军队开拔仍查无音信，实使我感到不妙。又张静江先生此时已任浙江省主席……某次，他特地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诸元老暨李济深和我，到其寓所喝茶聊天。静江忽然慨叹地说：‘从前介石未和宋美龄结婚时，我凡向他有所建议，他莫不静心倾听，且表示考虑采纳。今则态度完全两样了，大约已为宋美龄及其姊妹所包围。昨日和介石谈话，他忽然冲动，大发脾气，说要做这件事你也不赞成，要做那件事你也不同意，动辄得咎，倒不如让我辞职，让共产党来干好了。’张又说：‘介石每拿共产党来吓人，很是奇怪。希望各位也常对介石进言。尤其是两位李先生，手握兵权。介石是很讲现实的人，倒容易听你们的良言。’我听完张氏的话，便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虽然站在党的立场，也可进言，不过若太逾越身份的话，反易发生无谓的误会，而引起更不良的后果。当时在座诸人中，发言最多的是吴稚晖。……他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地说，蒋先生个性倔强，自信力极大。劝大家不宜进言。他尤其叮嘱静江先生要压抑感情，不可常向蒋先生噜苏。与其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稚晖又说，若说句粗话，蒋先生是个流氓底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浪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我当时心里想，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吴先生，他对蒋先生的批评，确有深入独到之处。不过对事对人毋乃太无责任感了。真是‘逢君之好，长君之恶’，兼而有之。听了吴的话，张静江似有悒悒不乐之色，大家乃不欢而散。综合那银行家和张静江等所说，蒋先生拿共产党问题来恐吓要挟党内外的人，甚至西方友邦的心迹，实不辩自明。中国古语所谓“养寇自重”，正是蒋先生的作风。我于是恍然大悟，蒋先生所以不愿派兵往江西剿共的真正原因所在，真所谓愚而好自用，玩火自焚。”

“七·七”事变与上海、南京保卫战

七七事变后，蒋动用差不多全部国民革命军精锐调往淞沪作战。李认为：“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我军参战的约五十余师，战斗兵员总数在七十万左右。淞沪战场离苏嘉路第一道国防线尚有百余华里。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敌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无法发炮，而夜间又无法寻找目标，只是盲目轰击。所以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点罢了。委员长才于十一月九日下令分两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线撤退。然前方此时已溃不成军，各军仓皇后撤，加以敌机日夜轰炸，人马践踏，秩序大乱。大军数十万竟越过钢筋水泥所建的苏嘉国防线阵地而不能停足。阵地上虽有坚固的堡垒，退兵因一时找不到钥匙，不得其门而入，竟一一放弃，溃退之惨，一言难尽。敌人跟踪追击，不出数周，便自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的一掷。蒋先生当初作此决定的动机，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以争一日的长短。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全力血战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谁知此点完全错误。第三便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所以蒋先生在中国战场纵横数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若从纯军事观点立论，则蒋先生实在是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安有不败之理？只以军事一端作简单的论列，中共今日的囊括大陆，实非偶然。”

台儿庄之战

李在长官部夜半得报，“我汤军团已向台儿庄以北迫近，天明可到。午夜以后，我乃率随员若干人，搭车到台儿庄郊外，亲自指挥对矶谷师团的歼灭战。黎明之后，台儿庄北面炮声渐密，汤军团已在敌后出现，敌军撤退不及，遂陷入重围。我亲自指挥台儿庄一带守军全线出击，杀声震天。敌军血战经旬，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用完，机动车辆多被击毁，其余也因缺乏汽油而陷于瘫痪。全军胆落，狼狈突围逃窜，溃不成军。我军骤获全胜，士气极旺，全军向敌猛追，如疾风之扫落叶，锐不可当。敌军遗尸遍野，被击毁的各种车辆、弹药、马匹遍地皆是。矶谷师团长率残敌万余人突围窜往峄县，闭城死守，已无丝毫反攻能力了。台儿庄之战至此乃完成我军全胜之局。”在孙连仲部损失惨重，急需救援时，他“严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来击敌军，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以致李宗仁“训诫汤军团长说，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前例严办。汤军团才全师南下。然此时台儿庄的守军己伤亡殆尽”，其实，他对汤恩伯之指责并不符合事实，白崇禧晚年在台湾接受中央研究院访谈时曾说：“汤恩伯司令用兵适宜，当敌攻击台儿庄之际，迅速抽调进攻峄县而逞胶着状态之兵力，反包围台儿庄之敌人与孙连仲部相呼应，同时，并调关麟征、周碞二部击破敌人由临沂派来解围台儿庄之沂州支队，于任务完成后，仍回师台儿庄，此为其用兵灵活、合适之处。”；而从日本军部原始档案中可以看出，汤恩伯在台儿庄一役并非对抗李宗仁之指挥、为保存实力而迟迟不肯出击，而是运用灵活战术，以“围魏救赵”之战法，分流进攻台儿庄之日军，从而缓解台儿庄正面之压力，日军在后背受到汤恩伯军威胁下撤退，遗弃大量辎重、大炮、坦克，正是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在台儿庄地区出现，使得日军做出蒋介石要在徐州与日军大举决战之错误判断，遂调集大军到徐州作战，使该役上升为大规模之“徐州会战”，打破东京大本营原定华北方面军“不过黄河”之“有限作战”禁令，彻底改变“不扩大政策”。

武汉弃守后之新形势与随枣会战

汤恩伯为抗战期间战将。李回忆当年：“汤恩伯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李认为：“日本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他以为：“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月亡国论者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当时国军黑暗，李自己举例：“民国三十年，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为保存部队实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民主的高潮与逆流——当选副总统始末

1948年3月29日，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当选正、副总统。李回忆：“当选翌日，我偕内子郭德洁至蒋先生黄埔路官邸拜候，并谢他向白崇禧所说支持我的盛意。内子和我在客室中枯坐了三十分钟，蒋先生夫妇才姗姗而出。相见之下，彼此都感十分尴尬。我表示谢意之后，遂辞出。按政府公布，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五月二十日。我照例遗员请侍从室转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我听了颇为怀疑，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民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但他既已决定了，我也只有照办。乃夤夜找上海有名西装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熟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我当然只有遵照。五月二十日是南京市一个隆重的节日……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也确是全民欢庆，气象万千。在这种气氛中，我深感到穿军便服与环境有欠调和。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相仍之下，颇欠庄严。我当时心头一怔，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但再一思索，我立刻挺胸昂视，豁然若释。”李认为：“观礼人员中，谁不清楚蒋先生的作风？大家既然明了，这尴尬的场面与其说使我难堪，毋宁说使他自己难堪罢了。将来史家秉笔直书，势将使蒋先生本人在历史上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

急转直下的内战

1947年，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李认为：“是年六月底，国共双方动员起在东北的主力，在四平街发生决战。白崇禧适于其时飞往沈阳视察，乃顺便协助指挥作战。前敌指挥官陈明仁且立下遗嘱，赶至四平街前线。这本是双方为争取东北的第一个主力会战，关系东北前途极大。共军指挥官林彪这次颢然是过分自信，竟倾巢而来，企图一鼓将国军主力歼灭。但是国军究系美式配备，火力炽烈，阵地战经验丰富，经数日血战之后，林彪主力终被彻底击败，向北撤退。这是共军在东北空前的败仗。白崇禧本是四平街会战的主要画策人，林彪败退之后，白氏即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须将共军主力摧毁。当时负责东北军事指挥的杜聿明虽同意白氏的主张，但未敢专断，陈明仁则认为战事瞬息万变，时机稍纵即逝，应立刻挥军穷追，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线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前敌将领得此覆电，无不顿足浩叹，白崇禧亦颓然而返。其时纵是嫡系将领如陈明仁、杜聿明，甚至熊式辉，均不了解何以蒋先生不许乘胜追击，任林彪所部安然逃脱。我得此消息便心中有数而暗笑。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蒋先就有这忌贤妒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是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

从副总统到代总统

李回忆于右任请求蒋释放张学良。“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呈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

自我毁灭的西南保卫战

李回忆胡琏、宋希濂二大名将：“在何应钦、白崇禧二人想像中，均认为我军左翼可万无一失。盖宋希濂部十余万人，弹械充足，其防地又左依湘西的大山，右靠洞庭湖，共军短期内绝无法入侵。不料宋希濂竟不听命令，擅自将全军撤至鄂川边境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共军如乘隙南下，即可将白崇禧的主力包围。何应钦见情势急迫，乃以长途电话命令宋希濂，按计划迅速撤往湘西。”在1954年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时，曾写一长信给他，信中说：“并在紧急关头，（蒋）竟密令防守湘西之宋希濂兵团西撤鄂西，扼守赣南之胡琏军南撤汕头，置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于不顾。”

在粤之最后努力，对蒋之沉痛教训

李检讨蒋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李亦提到蒋在他秉政之后幕后掣肘之情形：“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国府最后播迁，大陆全部沦陷

李还说，蒋不但不会打仗还刚愎自用。善战将领如孙立人、白崇禧等，都曾遭到蒋整肃。1949年，周养浩等军统人员在毛人凤直接命令下，将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全部杀害。

纽约就医和华府作客

1950年，杜鲁门发出请柬，约李宗仁3月2日至白宫用午餐。李回忆：“有好奇的新闻记者问杜鲁门对我如何称呼，杜说：‘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他对蒋介石如何称呼，杜说：‘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三月二日我自纽约乘车抵华府，随即赴杜氏宴客的白赖尔庄（Blair House）午餐。顾维钧闻讯，也临时飞回华府。在初次会面介绍礼节上，顾维钧承蒋意旨，企图以“副总统”一辞作介，为国务院执事者所否定。顾氏始被迫改用“代总统”为介绍词。我坐于杜鲁门与艾奇逊之间，甘介侯坐于杜氏之左，美国防部长詹森与顾维钧则坐于对面。杜氏致欢迎词后，按外交礼节，应请顾大使翻译，然杜氏一反常例，却请介侯翻译，终席未与顾氏交一言。……杜氏细心倾听，不时以手轻轻击桌说：‘总统先生，你这分析深刻极了。’”

评价

唐德刚曾说：“写一个人的传，你要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李宗仁回忆录》，唐称是其个人已出版著作中“用功最深、费力最大、遭遇困难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书”内容部分“统计起来，大概祇有15%是他口述，85%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原主持，在本书英文版〈导言〉中，便郑重指出，本书是“一个历史制造者与一个历史学家合作的产物”。
《李宗仁回忆录》发表以后，反响很大，但该书也存在一些严重失实之处，以致于胡志伟称有“大量的谎言”。如李宗仁一再指责“中央军的作战能力，均极薄弱，军纪尤坏”。但一方面回避所属部队军纪恶劣的事实，据军法总监何成濬日记，1942年时，“五战区范围内各县，去岁因早歉收，民食不足，军队复强派勒索，军政部驻鄂军粮局，又办事无方，滥发购粮凭证，致各军队借以任意搜刮，人民受害惨烈异常。”回忆录称：台儿庄战役，在孙连仲部损失惨重，急需救援时，他“严令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夹击敌军，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逡巡不进。”同为桂系将领白崇禧晚年在台湾言及：“汤恩伯司令用兵适宜，当敌攻击台儿庄之际，迅速抽调进攻峄县而逞胶着状态之兵力，反包围台儿庄之敌人与孙连仲部相呼应，同时，并调关麟征、周碞二部击破敌人由临沂派来解围台儿庄之沂州支队，于任务完成后，仍回师台儿庄，此为其用兵灵活、合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