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德·波娃

青年时代

波伏娃出生于巴黎。她的父亲，乔治-贝特朗-德-波伏娃，曾有一段作律师和业余喜剧演员的短暂经历。而她的母亲，弗朗斯瓦-布拉塞尔，出身于凡尔登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和波伏娃父亲结婚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姑娘。
波伏娃降生在一所富裕的公寓中，公寓坐落于巴黎拉斯巴耶大道。等到五岁时，波伏娃便被送进了只为出生于好人家的姑娘而提供教育的学校（le Cours Desir）。她的妹妹，伊莲娜（人称“洋娃娃”），两年后和姐姐一起进了这所学校。从小，波伏娃就凭借自己超群的才智而脱颖而出，每年与另一位女学生，伊丽莎白-拉柯恩（人称“伊丽莎白-玛碧耶”，并在波伏娃自传中被称为“扎扎”），在学习上并列第一。扎扎很快成为了她最好的朋友，尽管波伏娃因自觉在这场友情中付出更多而默默承受。
一战之后，波伏娃的外祖父，古斯塔夫-布拉塞尔，默兹银行（默兹银行成立于1878年十月，凡尔登，在帕斯昆兄弟破产后，由募集的四十万法郎资金而得以建立）主席，因破产而使银行倒闭，这也使得波伏娃一家名誉扫地并家产散尽。波伏娃的父母不得不因此而搬离拉斯巴耶大道上的体面公寓而住进一间位于雷恩街上一栋阴暗，狭小，又没有电梯的公寓的第五层。乔治-德-波伏娃原本一心指望着靠自己太太的丰厚家底而过上优越的生活，最终这个希望成了泡影。为此，他的太太，波伏娃的母亲一生都对她的丈夫背负着歉疚。波伏娃也因此而遭罪不已，目睹着父母之间的关系日渐恶化。她的整个童年时代时刻提醒着她是一个女子这个事实：波伏娃的父亲原本的希望是有一个儿子，并且把他培养成一位综合理工科学生。不仅如此，她的父亲一直对波伏娃说：“你有一个男人的脑子。”她的父亲一直对戏剧着迷（他曾上过戏剧课），他把这一爱好包括他对于文学的喜爱都传承给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他看来，世间最美丽的职业莫过于当一名作家。他同他的妻子一样，都认为唯有学习可以将自己的女儿从生活的窘境中脱离出来。
年轻时代，西蒙-波伏娃的暑假曾在圣-伊巴赫(法国利穆赞大区克雷兹省一市镇)度过，呆在梅西尼亚克(Meyrignac)公园，这个公园是她的祖父欧内斯特-贝特朗-德-波伏娃在约1880年建造。这片土地之前是被她的曾祖父纳尔西斯-贝特朗-德-波伏娃在十九世纪初的时候所购置。在波伏娃的《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中，她无限追忆了这段同她妹妹伊莲娜一同度过幸福时光：我对于乡村的爱拥有着神秘的色彩。当我踏上梅西尼亚克(Meyrignac)土地那一刻起，我的心墙不复存在，我的视野开阔膨胀。我跌入无限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只有我自己。我感受着太阳温暖着我的眼，它的灿烂照亮一切，而此时此刻，只有我享受着它的轻抚。风绕着杨树盘旋：它从别处而来，搅乱这天地，于是我翩翩旋转，不停转，直到世界尽头。当月亮爬上天空，我便与远处的城邦、沙漠、海洋、村落相通，此刻我们一同沉浸在这月光中。我的知觉不再空空如也，我的眼神不再涣散停滞，我嗅到荞麦的强烈气味，石楠清幽的芬芳，正午时分的温热亦或是暮色悄至的微凉；我感受到生命的沉甸甸的重量，却同时蒸发散入天空，我不再受限于自己身体的局限”（摘自于波伏娃的《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正是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在乡间孤单的漫步中，跳脱平庸的渴望深深刻入波伏娃的精神世界中。
在十五岁时，她已暗下决心要成为一名有名望的作家。1925年，中学会考之后，波伏娃开始了她的大学学业，在法国巴黎天主教大学学习数学，在纳伊（法国巴黎的郊区）的圣玛丽学院学习文科。她在第一年便得到了巴黎大学的一系列证书，涵盖数学，文学和拉丁语。第二年，她开始学习哲学，并在1927年6月获得了哲学证书。在1928年的春天，在获得伦理心理学科证书后，波伏娃最终拿到哲学文科学士学位，并与此同时，她开始着手编写一本有关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的毕业论文。在巴黎大学的文学院里，她遇到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学者，其中包括让-保罗·萨特，从认识萨特的一刻起，波伏娃就觉得他是一个天才。自此，一段神秘的情感交织于两人之间，直到入土而止。萨特对波伏娃说她是他的“必须的爱情”，而他也需要其他的“偶然的爱情”来帮助彼此更好的认识彼此。1929年，波伏娃在高中教师招聘会考中名列第二，仅次萨特。
而同年，她童年时的伙伴扎扎的死讯让波伏娃深受打击。波伏娃的母亲是一名虔诚的教徒，而据波伏娃在自传中讲述，她自己早在十四岁时便失去了信仰，远远早于哲学高中教师招聘会考，甚至早于她离开自己在5岁时被送进的学校(le cours Desir)之前，这也昭示了她之后想要摆脱家庭束缚的强大决心。

教师生涯

1929年高中教师招聘会考之后，波伏娃，或者说Castor(法语“海狸”之意）-勒内·马厄（波伏娃与萨特的哲学老师）给波伏娃起的绰号，而之后被萨特所用，因为波伏娃名字的法语发音接近英语“海狸”（beaver）发音（相应的法语单词为“Castor”），而事实上，波伏娃有着海狸一样的精神——和同伴一起的筑造精神-成为了一名哲学老师。她搬到了马赛。而之后因为要离开萨特，她在1931年3月搬到了勒阿弗尔，为此她也痛苦不已。尽管萨特向她表示了结婚的提议，也尽管波伏娃深爱着萨特，但她拒绝了：她在《岁月的力量》（波伏娃自传《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第二卷）中是这么说的，“我从未有一刻想要接受他的这一提议。婚姻使两个人遭受更多家庭的束缚以及社会的劳役。相反，为追寻自身的独立而受的困扰远不及此沉重；对我来说，在空洞中寻找自由是如此的做作，因为这种自由仅仅从存在于我的头脑与心灵。”一年之后，由于在雷恩得到一个工作的机会，她又可以再度接近萨特，在那里她结识了同在一所高中教书的科莱特-奥德里。在此期间，波伏娃十分亲近某些学生，尤其是奥尔加和比尔加，甚至发展成了恋人关系，而在与萨特约定的“爱情契约”中也同意她接触偶然爱情。她同样与萨特的一位男学生有了关联，“小博斯特”，博斯特之后成为了奥尔加（Olga）的丈夫，而萨特那时也对奥尔加倾慕不已（并非两情相悦）。波伏娃同这群朋友被称为“小家庭”，他们之间情比金坚，至死不渝，尽管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冲突或矛盾导致小小的不和睦。
二战前夕，波伏娃和萨特搬到巴黎。她于1936年至1939年之间在莫里哀高中教书；但又因与比尔加有染而被开除。波伏娃的第一本小说《至高无上的精神》（Primauté du spirituel），创作于1935年至1937年间，在加利马尔（Gallimard）和格拉塞（Grasset）两大出版社被拒（这部小说在1979年以其他名字被出版——Quand prime le spirituel）。1943年，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女客》出版。在此书中，她通过虚构的主人公，描写了她与萨特和奥尔加之间的关系，将她对关于自我意识与他人相关性之间的斗争的哲学思考加以详述。此书随即迎来了成功。1943年波伏娃因为一项指控被暂停了教职。她被指控在1939年引诱17岁的学生娜塔莉-梭罗琪娜（Nathalie Sorokine）。娜塔莉的父母正式向法院控告波伏娃勾引未成年人，最终波伏娃的终身教师执照因而遭到撤销。1943年6月中断授课后，波伏娃重新进行文字创作。她同时为国家电台（维希电台）工作，期间，波伏娃策划了许多音乐节目，涉猎到不同的年代。

介入作家

波伏娃同萨特、雷蒙·阿隆、米歇尔-勒西斯、莫里斯·梅洛-庞蒂、博里斯-维恩等左派文人创办杂志：《摩登时代》，旨在通过现代文学使人们认识存在主义。同时，波伏娃也在潜心于文学创作，对共产主义、无神论主义和存在主义都有涉猎。在完成了一些作品后，她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这也使她能全身心的投入写作。她游历各国（美国、中国、前苏联、古巴等），在这期间，波伏娃结识了许多共产主义家，例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毛泽东、理查德·赖特。在美国，波伏娃和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展开了一段如火的爱情。波伏娃写给艾格林的信件更是超过三百封。
1949年，《第二性》出版并大获成功。一周内销量2万2千多册，由此也掀起一场笔战，梵蒂冈也将其列为禁书。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写给《摩登时代》的信中是这样说的：“现在，你们女掌柜阴道的一切皆为我所知。”波伏娃在作品中描述了妇女在当时社会中惨淡的地位。至此，她成为了女权运动的领袖人物。透过神话、文明进程、宗教、解剖学和传统风俗，波伏娃分析了当时妇女的现状，这在社会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谈到母系与堕胎的问题上，在当时社会被视为杀人行为。对于婚姻，波伏娃也有不同的见解，认为它犹如中产阶级学府，同妓女一样恶心，因为婚姻让女人受制于她的丈夫，无法逃脱。
1954年，凭借《名士风流》，波伏娃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也成为了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量的作家之一。这本详述了战后法国社会的小说也使她与艾格林的关系曝光于众，而在此书中，波伏娃仍延续了自己惯用的虚构人物的手法。但是艾格林再也无法忍受波伏娃与萨特纠缠不清的关系，终于将这段感情划上了休止符。在1952年7月至1959年之间，波伏娃同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生活在一起。
从1958年开始，波伏娃开始了自传的创作，她描述了自己所处的中产阶级充斥着偏见、自觉受辱的传统以及她尽管作为一个女人却想尽办法从中摆脱所做的努力。同时她也描述了自己与萨特的关系，并认为那是全然的成功。尽管两人的关系总是一如既往的激情昂扬，但这对男女并不是传统字面意义上的情人，而从很早之前，波伏娃也任由她的读者轻信舆论的流言蜚语，不做辩解。
1964年，《宁静而死》出版，波伏娃在这部作品中描述了自己母亲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在萨特看来，这是波伏娃最好的一部作品。字里行间透出的强烈情感，作品提及了有关对于生命垂危病人的救治以及安乐死。在她承受着丧母之痛的时候，波伏娃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女子，并且她一直支持着波伏娃，这位女子就是西尔维亚-勒-庞，哲学系大学生。她们的关系十分微妙：“母女”、“朋友”、“情人”……波伏娃在自传的第四卷《一切都说了，一切都做了》（Tout compte fait）中讲述她与西尔维亚的关系犹如十五年前与好友扎扎的关系。西尔维亚之后成为了波伏娃的养女并继承了波伏娃的所有遗产和著作。
波伏娃与土耳其女权主义家吉赛勒·阿利米以及伊丽莎白·巴丹德在女权领域中影响巨大，她们让世人了解到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之后以及法律允许堕胎以来，女人所遭受的折磨。之后的343请愿（Manifeste des 343 ，由343名妇女联署要求获得堕胎自由的请愿）也由此而生。波伏娃与吉赛勒·阿利米一同创建了非政府组织Choisir，旨在推动自愿堕胎的合法性。波伏娃一生都在探索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参观工厂和学校，拜访的人物下至工厂女工人，上至政界领袖。
1980年，萨特辞世，波伏娃出版自传作品《告别仪式》，叙述了她是如何陪伴萨特最后的十年，描写细致到对于萨特服的药，包括对于两人亲密生活的露骨描写触犯了不少哲学家。1974年8月和9月，与让-保罗-萨特对话在罗马注册后出版，书中写道萨特对于自己作品的某些观点，仿佛他并未离世人远去。同时在此书中，波伏娃想要让世人知道萨特是如何被贝尼-勒维（Benny Lévy）控制，指出勒维让萨特承认在存在主义中存在某种宗教倾向，而这点又是无神论所不容的。在波伏娃看来，萨特再也无法从他的才智中获得快乐，也再也无法在哲学上进行论辩。她同样也含沙射影地承认自己对于萨特的养女Arlette Elkaïm-Sartre 的厌恶之情。她是这样总结的：“萨特的死使我们分离；而我的死也无法使我们相聚。就是如此；他早已厌倦了我们这么久的纠缠不清。”
1986年，在养女西尔维亚-勒-庞-波伏娃和克劳德-朗兹曼陪伴下，波伏娃在巴黎与世长辞。她的葬礼甚至比萨特的更为举世瞩目，来自世界各地的男性和女性的读者追随至此。波伏娃死后被葬在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让-保罗-萨特的旁边，手上戴着纳尔逊·艾格林送给她的戒指。
在2008年，为了纪念波伏娃而创立了西蒙·德·波伏娃奖。

理论思想

波伏娃终其一生推广存在主义，她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探讨人类如何在无法选择出生的世界的荒谬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尽管有联系，但波伏娃的作品不同于萨特，她将人物描写得更为具体细致，偏好向自身的经历进行一种直接且连贯的思考。
波伏娃最重要的作品是她的《第二性》，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女权运动的“圣经”。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认为：“我们并非生来为女人，我们是成为了女人。……如果说在青春期以前，有时甚至从婴儿早期，在我们看来她的性征就已经决定，那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的本能在直接注定她是被动的、爱撒娇的、富于母性的，而是因为他人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要素。于是她从小就受到灌输，要完成女性的使命。男性亦然。”这是这本书的最重要的观点。（这一概念是从特土良的思想中提炼出来）：正是由于个体的组成不同使得我们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拥有不同的属性，也才会有两性。书中提出女人因为体力较差，当生活需要体力时，女人自觉是弱者，对自由感觉恐惧，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来，而女人还是甘心服从。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说的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使男人重新获取权力，认为历史上女人从没有得到过权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她认为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并向中性化过渡。她这本书的英文译本在美国极度畅销，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书为波伏娃招致抗议甚至恶意诽谤。虽然波伏娃获得支持寥寥，但却打动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后者认为从人类学角度看，波伏娃的这部作品是完全可被接受的。一些同时期的大作家反对波伏娃所写的，并有众多诽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