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1983年)

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通称1983年严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于1983年9月正式启动的一场治安运动，前后持续了三年之久。83年严打是针对文革后社会治安混乱，恶性犯罪事件频发的社会实际而发动的，摧毁了数万个犯罪集团，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但其中也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引发极大争议。

时代背景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员已达2000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待业人数的最高值。如北京市待业人员4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6%，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有一个待业人员。天津市待业人员最多达到3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1.7%。待业人员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新增的城市闲散人口，其中前者占多半。
1979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表示，上山下乡运动劳民伤财，得不偿失。1980年，中央结束了持续25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80年代初，大批知识青年陆续返城，许多成为待业青年，加剧了社会治安恶化。当时根据全国调查，要求回城及复职的人员共有9类，除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外，还有1960年代初被精简回乡的职工要求复工，“社来社去”的大学及中专毕业生要求国家统一分配等等。城市积累了大批待业人员，同时还要接纳大批返城人员，这使就业形势进一步困难，社会治安恶化。

治安状况

严打以前几年的社会治安已经极度混乱，妇女不敢单独上夜班、父母不敢让小孩出门。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及刑事案件立案53万起；1980年，全国立案75万余起，其中大案5万余起；1981年，全国立案89万余起，其中大案6.7万余起；1982年，全国立案74万余起，其中大案6.4万起；1983年前几个月，案件继续猛增。这些案件中不少影响恶劣。

流氓团伙

因为无业可就，加上受到文革时期红卫兵武斗的影响，大批待业青年拉帮结派，组成了大大小小的流氓团伙，其中最知名的就唐山菜刀帮、湖南斧头帮等团体，可以公然在街上抢劫、调戏妇女。在江苏常州，以鲁洪明和周洪根为首的两个流氓团伙，专门在夜晚守在城乡结合部、纺织厂附近等地，猥亵、强奸下班女工。广东省由于靠近香港澳门，当地流氓团伙喜欢模仿港澳黑社会取名，有“青龙帮”，“红花会”，“精武门”，“小刀会”等等。
1980年引进中国的美剧《加里森敢死队》，剧情是一帮监狱里的囚犯在美军将领的带领下，深入德军敌后破坏的故事。就被认为对中国待业青年产生不良影响，未播完就被电视台宣布剧终。

一般犯罪

有一些流氓团伙，奉行“大法不犯，小法常犯，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只从事盗窃等一般违法犯罪。在陕西省耀县，有农民进城卖瓜，流氓团伙就围过去，一人上前装作挑西瓜，故意将西瓜掉在地上，趁农民与这人理论时，其他流氓抱起车上的西瓜就跑。
广东省的广汕、广湛等主要公路，常有流氓团伙夜晚爬车盗窃、哄抢生猪、布料等货车物资。车站、码头、渡口等地也是流氓小偷横行。湖北省荆州地委政法委官员张钦认为，中国车匪路霸案件的雏型阶段就发生于1983年严打前后。流氓分子或在车站和客车上扒窃，或是利用猜红蓝铅笔、猜扑克牌等形式骗钱和敲诈。或在公路沿线对过往车辆丢石头挑衅，侮辱妇女等。

导火索说法

关于1983年严打运动的导火索，有多种说法。
在新闻确有报导的案子中，1983年当年发生的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强奸杀人案、“东北二王”悍匪杀人案等，都被指是83年严打的导火索。除此之外，一位外国女记者在北戴河被强奸被指也可能是严打发起的导火索。

运动开启

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听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关于全国各地严重治安状况的汇报后表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正式开始1983年严打，此次严打持续三年。《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中称，“要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一网一网地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务必做到有威力，有震动。”“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及《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其中前者规定对流氓罪等十几种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1983年8月至1987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连续三年开展了分为三个战役的统一行动、集中打击。1983年严打发动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刘复之表示：“严打战役，意义极为深远，就其指导思想、气势、规模和效果等方面来说，是继1950年至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此次严打的政治及军事色彩十分浓厚。1983年，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接受特种训练。中共中央发出的文件强调，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政、军等有关部门齐动手，将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区县级的人民法院，同级党委领导可直接决定判处死刑。此次严打的打击对象除刑事犯罪以外，还有“现行反革命”以及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这是和后来几次严打的不同之处。邓小平针对有人“怕搞错两类矛盾”指出，就应该将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做敌我矛盾处理，“我们保证最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运动成果

根据人民数据库的资料，1983年严打开展之后，截至1983年9月23日，全国各地的政法机关收到群众检举揭发犯罪分子的材料达44万多件，已经有三万一千余名犯罪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98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其中称，仅在严打“第一战役”中，“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检察机关起诉975000人，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000人，劳教人员169000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在广东省，1983年至1986年共审结各类案犯7.8万多名，6.9万多名移送检察院起诉。通过审查扩线，查破各类案件7300多宗，从中抓获犯罪分子2670余名，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1463万元，港币220多万元。

量刑过重

1984年，在北京火车站发生了一起西瓜小贩哄抢贩瓜农民的事件。事后，小贩们都被定以抢劫罪逮捕，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有个小贩仅抢一个西瓜，被判了15年。陕西省公安厅前厅长王锐回忆，当年一些群众在马路边打麻将，只是带1毛钱的小彩头，也被抓起来当做赌博处理。
除马秦燕、迟志强等因生活作风超前被定流氓罪的案例，有的符合“流氓罪”定性但性质并不严重的案例，也被重判。迟志强回忆，在完县看守所的狱友中，一人因偷看女厕所被判死缓，一人因强行搂抱女青年被判4年。
但是如今媒体的报道也存在刻意渲染重刑的情况，如“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犯”牛玉强被大量媒体宣传成当年只是“抢了一顶帽子，砸了一扇玻璃，打了一个人”就被判重刑。但是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张君法官查阅当年案卷，判决书认定牛玉强等10人组成流氓组织菜刀队，多次参与聚众持械斗殴，寻衅滋事，并不是“只抢了一顶帽子”。

司法过程的草率

严打期间办案效率非常高，但不讲诉讼程序、诉讼职能。
1979年出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中级法院一审死刑，高级法院二审死刑，最高院进行复核。严打开始后，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各省级高院，基层法院也能判死刑。

不能降低犯罪率

根据《中国刑事政策检讨：以“严打”刑事政策为视角》一书统计，1983年严打之后，1984年、1985年的犯罪率的确下降，但1986年以后又直线上升。
2013年，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汪明亮表示，“严打能够起到展现国家威严以及安抚公众的作用。该策略之所以获得公众的支持，主要是对于公众而言，这一严厉谴责与惩罚的过程，具有在面对犯罪与不安全时抒发紧张与维持团结一体感的功能，是一种标准的‘表达式正义’姿态。”“严打具有‘速效性’，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生功效，把犯罪势头压下，主要在于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司法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引发犯罪发生的各种因素。但严打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严打只能针对严重犯罪，对轻微犯罪不能适用严打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