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

结集

佛教早期并没有书面经典，僧众以口语方式传承教法。释迦牟尼般涅槃后，僧团在王舍城举行第一次集结（saṃgīti）。据佛教律藏的共通记载，该次集结由“上座”比丘大迦叶等人主持，“多闻者”阿难诵出佛陀所说修多罗，“持律者”优波离诵出波罗提木叉，大众对其内容共同审定，再编成次第，为后来《四阿含》（法）与律藏（律）的起源。
佛陀在世期间，其大弟子舍利弗、迦旃延等人，擅于归纳演绎佛法精义，为后来阿毘达磨论藏（对法）的滥觞。传说王舍城结集时，大迦叶诵出了阿毘达磨（其他的记载，则谓是阿难或富楼那）。在推重阿毘达磨的上座部中，如说一切有部、铜鍱部、犊子部等，主张自宗所传承的阿毘达磨论为佛陀所说，不过大众部与化地部、铜鍱部律没有结集论藏的明文，而经量部师认为没有对法藏，对法只是契经解说慧学的部分，弟子所作的论只是经疏，不算作藏。
印顺法师检视有关论藏结集的记载，异说纷纭，认为论藏在部派分立以前的时代尚未存在，而应为部派时代的作品。他也主张经与律，应是经过一段时期不停的整理与结集才形成现有规模，现存的四阿含与律藏难以单一溯源到王舍城结集。
相对于三藏的结集，大乘经的传出则伴随种种传说。据《大唐西域记》记载的传说大众部另外进行窟外集结集出五藏，其中有大乘经；《大智度论》则记载，传说佛陀灭度后，文殊、弥勒诸大菩萨，与阿难共集摩诃衍教法，专称为“菩萨藏”。西藏传说则称大乘佛法之根本结集，在王舍城旁无垢空性山(Vimalasvahava)，有百万佛子聚集，由普贤菩萨领导、文殊、金刚手、与弥勒菩萨，结集而成。其他则有说是从诸天龙宫取得、从他方佛、从三昧中见佛等听闻而来。
大乘经论当中，文殊传承甚深观于龙树─提婆，形成《中论》等中观般若经论，弥勒传承广大行于无著─世亲，形成《大乘经庄严论》等唯识经论。天台宗以龙树为佛陀“金口相承”，以自宗为龙树“今师相承”。禅宗称佛陀在灵鹫山拈花微笑，以“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其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之“心印”，代代相传至菩提达摩。。
有些记载称，三藏之外另立有“咒藏”，专门收集诸佛所说之秘密真言(mantra)、陀罗尼(dhāraṇī)、种子字(bīja)、明咒(vidya)，或护咒(paritta)。大乘佛教以金刚手菩萨（金刚萨埵）为杂密及诸密续之传法与集结者，藏密又以普贤王如来、金刚总持为无上瑜伽的传法者。

传布

关于佛教在何处传播、受持等问题，历史上并无留下明确记载，因此无法确定从佛世到佛灭间佛教流传的地域范围。只能从阿含经与律藏所提的说法与制戒地点，约略推想出佛陀游历的地区，大抵就是恒河中游的摩揭陀国，即现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大部分与北方邦的一部分地区。
在根本分裂后，由于阿育王对佛教的保护政策，佛教传到印度内外各地。之后，根本两部又各自再分裂，到佛灭三百年以后，便形成所谓十八部的“部派佛教”。据南方上座部所传，阿育王派遣僧伽到印度国内外九个地区传教，扩大佛教教团的幅员，即西北自巴基斯坦延伸到阿富汗，甚至更远及希腊；北至喜马拉雅山地，西自印度河下游往西海岸一带发展，南从印度南部到斯里兰卡，东则远达缅甸地区。而佛教哲学的论书（阿毘达磨）也在这时逐渐成立，一般认为论藏是历经初期、中期、后期，共费时约二至三百年的时间，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才定型下来。
大乘佛教的传出，至早为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初期传出的大乘经典可分为以信行为中心的“念佛”，与重视智行的“般若”、“空”等两大类。迦腻色伽28年(公元2世纪)，摩偷罗地方就有阿弥陀佛像，为已知最古之阿弥陀佛像，其铭文为“愿一切众生得无上佛智”，可见其时阿弥陀佛信仰已在当地流传。这些新传出的大乘佛典，与佛传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当中提倡以菩萨为本的佛法，并反对部派佛教的阿毘达磨学说，引发了当时部派间的论诤 。至公元二世纪后，这些大乘经典大量在中国传译。
关于大乘教团的起源问题，现代历史学的学术研究未有明确定论。明治时期的学者前田慧云(1903)对比大乘和大众部的思想后，找出其中的共通点，提出“大众部起源说”，但也有学者认为大乘佛教未必与大众部有密切的关系，倒与上座部系有很深的渊源。平川彰(1968)则提出“在家佛塔教团起源说”，认为大乘佛教非源于部派，而是以佛塔供养为中心的在家信奉者教团。不过此说因文献证据不足，主观推论过多，有不少学者提出反对意见。Gregory Schopen更详细考察印度与佛塔相关之碑铭，得出公元前二世纪已有出家僧人参与佛塔供养，表明部派僧人与佛塔供养的密切关系，主张“在家佛塔起源说”不能成立。Paul Harrison等学者，则注意到大乘经典强调禅修的重要，而主张大乘初期的教团是以森林禅修、头陀行为主的传统，这群禅修者日渐增多后才开始发展成寺院。
另外，有学者认为大乘是在部派佛教中依附于部派的特定学派(school)思潮，而不具有教团(sect)的独立自主性。按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最早出现“大乘”用语的碑文位于公元五世纪以后西印的阿旃陀石窟，刻有“释种比丘．大乘(ma[ha]yana)【信奉者】的布施，回向一切众生得无上智”的字样，可能要到此时才有比较自主的大乘教团存在于印度。

翻译

佛陀传布其教法的用语，最初为摩揭陀俗语(Ardhamāgadhī)。随着教团扩张，僧众们用印度当地的俗语(Prakrit)来传布佛陀的教法，到笈多王朝（约公元320-550年）时期，佛教内部转而使用梵语的情况变得明显。
由于佛陀禁止以吠陀梵语传述佛典，早期的汉译佛典并非译自梵语，而是从印度俗语、犍陀罗语、西域诸语等语言翻译过来的。直到后期，佛教僧众改以梵语作为经典语言之后，南北朝之后的汉译佛典就以梵语占多数，而七世纪之后的藏译佛典更是几乎全译自于梵语。
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相传是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随后陆续有安世高译《转法轮经》《安般守意经》、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支谦等译《法句经》、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竺法护译《修行道地经》、译者不明的《大般涅槃经》、《稻秆经》，以及传译过程不明的《八大人觉经》《遗教经》等早期翻译佛典。
东晋至唐朝为汉译佛典兴盛期，其中鸠摩罗什与真谛、玄奘、不空（或义净）并称为佛经翻译四大家，译出不少般若、中观、如来藏、唯识和秘密乘佛典。北宋的法天、施护、天息灾等人，所译佛典以密续为主而旁兼阿含类及些许大乘显教经论，这是汉传佛教最后一次大规模翻译佛典的活动。
民国时期，汉传佛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以及藏传佛教有了较多接触，分别有了参法师（叶均）和法尊法师译出零星作品。

佛传

佛陀在人间活动事迹的素材，散见于律藏以及本缘部佛经，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四分律·受戒犍度》、《巴利律藏·犍度》、《大事》、《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过去现在因果经》、《普曜经》、《佛本行集经》、马鸣《佛所行赞》等佛典，当中涉及具神话色彩的本生类故事。信仰者以这些佛传故事为雕绘主题，而创造出四相、八相或十二相佛陀成道图的艺术表现形式。
传统的佛传作品，有六世纪初僧祐造《释迦谱》，禅宗灯史录〈七佛〉传，十三世纪天台僧志磬作《佛祖统纪·释迦佛纪》，十五世纪末格桑曲吉嘉措立《藏传释迦牟尼佛传》（原书名：无误讲述佛陀出有坏美妙绝伦传记·善逝圣行宝藏），这些作品大多为史实、传说与法统相糅合的叙事。
现代人著作则有星云法师《释迦牟尼佛传》、髻智比丘《亲近释迦牟尼佛:从巴利藏经看佛陀的一生》、一行禅师《故道白云》、中村元《瞿昙佛陀传》等等。

藏经编纂

汉文藏经的编纂始于南北朝时，之后在全国存有大量的写本藏经，但由于资料缺乏，对于这些写本藏经的情况现在尚未厘清。到唐开元时，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已有1076部，5048卷。之后，各代又续有新译经论和著述入藏。雕版藏经最早为开宝藏，北宋初开始刊印。最初为蜀版，后有福州版。其后历代多有官私方的藏经雕印。
历代汉传大藏经以般若部为首，排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最前，至大正藏则以阿含部为首，排序长阿含最前。藏传的《蔡巴甘珠尔目录》以金刚果乘续部为首，排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和《吉祥时轮本续》最前。

石刻及墨宝

中国佛教石经雕刻之举始于北魏末年，盛于隋唐。除了刻在碑上，也刻于摩崖和经幢上。
“摩崖刻经”以北齐、北周为盛，所在地域遍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四川。其中最著名的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大字《金刚经》﹑徂徕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经》、水牛山《文殊师利般若经》等。河南安阳宝山、河北磁县鼓山亦有著名的佛经摩崖。
“经幢”创于初唐，其制如柱，一般为八角棱形，上有盖，下有座，经文刻于柱身。陕西富平《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刻于唐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为现存较早的经幢。佛教经幢以刻《陀罗尼经》为多，但也有刻《心经》、《楞严经》、《大悲心陀罗尼经》、《金刚经》、《药师经》等经的。
“碑刻佛经”，数量很多。最著名的是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幽州沙门静琬镌刻石经以防法难，直至明末，历时千余年，共刻成15061石，包括佛经1100多部，3500多卷，是中国字数最多的铭文。所用底本校勘精审，亦包括从未见于目录着录的稀世孤本，例如《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唐玄宗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
此外，还有“石柱佛经”，刻在石柱上藏于石洞中，以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为代表；“塔刻佛经”，镌刻于塔身或塔内石壁上，内容包含了佛教经目和各类佛教经咒。
长庆二年至文宗太和三年（829），清晃、清海等于苏州重玄寺法华院刻成石壁经，系为寺僧契元所书，白居易亦为之作赞碑。计刻法华经、维摩诘经、金刚般若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阿弥陀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实相法密经(实相般若波罗蜜经)及般若心经等十万言以上。
书法家写佛经，最早也最重要的，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北魏人所书，刻入《壮陶阁帖》者为最早，有唐咸通年间大秦寺僧题识。但影响较大的，是稍晚的欧阳询心经写本，他也写有〈佛说尊胜陀罗尼咒〉。此外，释怀仁集王羲之墨迹为〈集字圣教序〉，写有行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著名的，还有题为王羲之所书的《佛遗教经》、锺绍京的《转轮圣王经》（起世经·转轮圣王品）、柳公权的《金刚经》、国诠的《善见律》卷、张旭草书《心经》、以及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
唐代佛经传抄最广的是写经生、僧人的写经作品，一直要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这些作品才大量现世。所抄佛经以《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无量寿宗要经》的数量最多，其质量参差不齐，以发愿供养、祈求福报为主要目的。此外，大批的佛典疑伪经文献、汉地佛教撰著、天台教典、毗尼藏、禅宗著作、宣教通俗文书，如变文等，皆在敦煌文献抄写之列。
唐代以后，黄庭坚、赵孟𫖯、董其昌、文徵明、陈洪绶、文嘉、张照、孔继涑等人所写《心经》；苏轼、赵孟𫖯、祝允明、孙慎行等人所写《四十二章经》；米芾写〈倒念揭谛咒〉；苏轼、黄庭坚、张即之、赵孟𫖯、文徵明、董其昌、释弘一写《金刚经》；赵孟𫖯、董其昌写《妙法莲华经》等，均可称为名品。其余佛经法帖尚有张即之《华严经》《佛遗教经》、赵孟𫖯《楞严经赞佛偈》、苏轼《圆觉经》《华严经破地狱偈》、黄庭坚《文益禅师语录》、董其昌《楞严经圆通偈》《佛说阿弥陀经》《佛遗教经》、林则徐《阿弥陀经》、弘一法师《华严经》等等。
清代帝王亦好写佛经，所抄内容以智慧、修持、觉悟、真如类的典籍为主，包括《般若经》、《心经》、《金刚经》、《法华经》、《圆觉经》等。较具有代表性的佛经写本，则有：康熙《心经》、乾隆《金刚经》、《白衣大悲王印陀罗尼经》、咸丰《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慈禧太后《心经》。
篆书方面的名作，则有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灵隐寺莫庵道肯，写成的集篆三十二体《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每章一体，并注记各体源流。从北宋以后，历经明、清二代，屡见重钞翻刻或复临的三十二体篆书《金刚经》，是篆书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集篆作品。
为使佛法永存，防止佛经被毁，中国石刻佛经相当兴盛，从北齐至宋元时期，究竟刻有多少石经已无法统计。书法家写佛经的风气，则较道经晚起步。唐代书法家少写佛经，宋代书法家以翰墨为佛事，在三教合流的风气下，兼写佛道经。晚清藏书家叶昌炽评论：“佛经之精者皆大字，而碑为多；道经之精者皆小楷，而帖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