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

早年生涯

1876年（光绪二年），张伯苓出生于天津。6岁张伯苓入私塾读书。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在学习期间，1894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与18位完成学业的同学被派往北洋水师实习，随舰队参加了甲午战争并目睹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此后，由于无军舰进行实习，张伯苓只好回家等候派遣。1895年9月，张伯苓自北洋水师学堂航海科第五届毕业。1896年，他被派赴通济舰服务。1896年的二月二十一日，奉父母之命，张伯苓与王淑贞结婚。1898年，继日本之后，英国强租威海卫，清廷派大员乘通济舰赴山东办理接收及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该舰前往。该舰到达威海卫的第一天，降下日本国旗，升起大清的黄龙旗。第二天，又降下大清的黄龙旗，升起英国国旗。张伯苓目睹此次“国帜三易”的接收及转让仪式，感觉丧权辱国。自威海卫归来后，张伯苓认为海军报国无望，乃决定退役。

创办南开中学

张伯苓退役回到天津后，适逢天津绅士严修倡导兴办新学。1898年，严修聘张伯苓主持严氏家塾，即“严馆”。张伯苓在严馆任教期间，除教学生学习英文、数学及理化外，还提倡体育教育，让学生学习跳高，在当时属罕见之举。1901年，天津绅商王奎章也聘请张伯苓在王氏家塾，即“王馆”任教，教育其子侄。此后，张伯苓在“严馆”、“王馆”之间奔波，在两馆的教学方法大体相同，附读的学生逐年增多，教法及设备尚不完备。
1903年，在严修被袁世凯任命为直隶学校司督办，在严修、王奎章的支持下，张伯苓乘暑假赴日本考察教育。1904年5月，张伯苓和严修再度赴日本考察，四个月后回国，决定成立中学。他们遂以严馆、王馆为基础，于1904年10月17日在严修家的偏院成立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该学堂监督。该学堂收有原严馆、王馆的学生，并从社会上招收了梅贻琦、金邦正、喻传鉴等学生。1904年底，按照严修的意见，张伯苓将学堂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一年之后，因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学堂名称必须表明其资金来源及性质，该学堂又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来，天津士绅郑菊如将自己在天津城南水闸旁的一块十余亩的土地捐给私立第一中学堂，以扩建校舍。
1911年，清华学校代理总办范源濂聘请张伯苓到北京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总揽清华学校校务，对清华学校的学生课业进行了改革。由此，张伯苓开始往返于天津、北京两地，兼顾北京的清华学校与天津的私立第一中学堂。对此张伯苓曾说：“我是个保姆，同时抚养两个小孩儿。”在清华学校任职约半年后，张伯苓辞去了清华学校教务长一职。此次在清华学校任职期间，张伯苓对清华学校推行的美国教育方式印象深刻，此后他尝试将美式教育引入私立第一中学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11年，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饬令将天津客籍学堂和长芦中学堂并入私立第一中学堂。由此，原本拨给前两所学堂的经费也一并拨给私立第一中学堂。由于接受公款，私立第一中学堂遂更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一是表明资金来源的改变，二是表明学堂的所在地，“南开”二字最初的含义是天津城西南的开洼地的意思。

创办南开大学

1916年，张伯苓尝试创建南开学校的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一年后便宣告失败。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研修高等教育，在校期间向约翰·杜威、桑代克、克伯屈等人学习教育学等，并在课余时间走访了大学和中小学近50所，特别注意考察私立大学，期间张拜访了一些教育学家，比如与凯尔·鲍德里教授就中美教育等问题进行讨论。
1918年冬，张伯苓归国后，组织南开大学筹备委员会，并为南开大学的筹建而奔走，先后面见傅增湘、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政要及学者，商讨筹建大学事宜并募集资金。其中，天津籍江苏督军李纯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予南开大学。1919年春，张伯苓主持在南开中学南端空地建设大学部的教室，当年秋季落成。9月5、6日，南开学校大学部举行大学新生人学考试，25日，在社会贤达捐助的支持下，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式开校，成为张伯苓办学生涯的一个里程碑。1921年，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式更名为“天津私立南开大学”。1923年，南开女子中学开校。
1922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创立，张伯苓出任会长，一直任至1924年该会同中华体育协会合并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推举为名誉会长。1933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张伯苓继续当选为名誉会长，王正廷为主席董事，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1935年，该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取消会长一职，主任干事改为总干事，张伯苓、王正廷、沈嗣良继续担任负责人。
1924年，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了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认为当时的教育已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轮回”怪圈。这种教育无法救国，学生的学习无法为社会服务。该文一度令南大师生关系紧张，但在张伯苓的冷处理下渐渐缓和，张伯苓开始反思效仿欧美教育体制的缺点。不久，南开大学教务会议决定，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均改用国语讲授。
1926年，张伯苓邀请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何廉到南开大学任教。何廉接受了张伯苓的聘任邀请，提议设立一个独立不隶属于任何学科的研究机构，得到张的支持。1927年9月，在何廉倡议、张伯苓的支持下，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逐渐发展成为公认的民国时期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1928年，成立天津南开小学，由此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的南开系列学校成形。1932年，创办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
1928年4月，张伯苓由傅恩龄陪同到东北地区多地进行实地考察并获取了大量基础资料，随后派南开大学蒋廷黻等多名学者前往东北地区考察研究，并在三年后形成了《东北地理教本》揭露了日本侵华的动机，被学界认为是1937年南开大学、南开中学遭到日军轰炸的原因之一。1928年，张伯苓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
1928年12月14日至1929年9月13日，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游历欧美各国，募集办学经费，并代表中国参加日内瓦世界教育会议。1929年6月，张抵达法国后，应法国国家社会与政治委员会之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发表题为《中国之国民教育问题》的演讲。
1930年，张学良亲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出现了副校长请辞的管理危机，聘任宁恩承担任东北大学秘书长并代理校长职务，宁几经请辞留任并得到张伯苓的支持。张伯苓派出南开“四大金刚”之一的孟琴襄到东北大学支援校务管理，并亲自义务担任东北大学委员会委员。
在张伯苓的主持下，南开大学的资产及人才储备逐渐丰厚。南开大学实行校董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1932年，校董事会的董事为严智怡、颜惠庆、陶孟和、胡适、李组绅、李琴湘、卞俶成、王秉喆、丁文江等九人。到1934年，整个南开学校的校产总值约为三百多万银元。在同期的二十所私立大学中，南开大学接受国家补助的金额仅次于中法大学，排名第二。南开大学接受的社会捐助也位居私立大学前列。

抗日战争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日益受到日本威胁。1935年，张伯苓亲赴重庆考察后，决定在重庆建立南开中学。1936年夏，校舍落成，定名“南渝中学”，并于同年9月开学，即“重庆南开中学”。抗日战争前夕，校长张伯苓因担心南开大学遭到日军侵袭、对日军进行事先防范，在日军占领天津前，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南开中学校内忠恕图书馆的底楼，并将南开经济研究所十余年的积累的127箱、21000卷图书资料、调查研究材料也于日军炸毁南开大学前装箱南运，经香港、越南海防等地中转运抵重庆。
1937年前半年，国民政府已有建设西南基地的构想，蒋介石曾有请张伯苓出掌四川大学的设想，但被张伯苓以“在先与严范孙先生有誓约，愿终身办理南开”婉拒。
1937年7月，张伯苓在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缪秋杰的力邀下到自贡市考察。
7月29日，日军轰炸南开大学，张伯苓得知后感到震惊，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包括中央社的记者采访时，曾直白地表达过：“我自己的事业完了。”但他很快就振作起来，坚称：“南开校园可以被毁，南开的精神永远毁不掉。南开精神不死！”
8月，自贡市蜀光中学的20多位校董联名邀请张伯苓接办蜀光中学并推举他担任董事长。张伯苓出任董事长后，令南开“四大金刚”之一的喻传鉴兼任蜀光中学校长。
1938年1月，教育机关迁至昆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出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此外，他还担任迁往重庆的南开中学校长。同年，他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积极支持蒋介石。
1942年4月28日，云南省建设厅厅长龚仲钧致函张伯苓拟委请南开大学担任石佛铁路沿线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张伯苓立即写信给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最终承接了石佛铁路沿线的调查工作，并因此得到3万元的专款资助，并借此契机建立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
1944年，南开建校40周年之际，张伯苓的七十岁寿诞，各地南开校友为了表达对张伯苓校长的敬意，发起了“伯苓四七奖助金”活动，拟从社会上募集110万元捐款，但活动结束时，捐款总数远超预期达600万元。同时，为表彰张伯苓终身从教，国民政府授予其一等景星勋章。

国共内战时期

1945年，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伯苓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1946年，张伯苓获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1947年春天，张伯苓回到了天津，天津市各界人士逾3000人在火车站迎接。1948年6月，蒋介石提名张伯苓为中华民国考试院院长，贾景德为副院长，获监察院投票同意。由于当时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校长不能同时兼职，故张伯苓不得不辞去了国立南开大学校长的职务。随后，1948年9月，张伯苓获聘为国立南开大学名誉校长，改派何廉为校长。1948年7月，张伯苓到南京就职后，见政治糜烂，心情很不愉快。1948年末，张伯苓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离开了南京的考试院，回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3号的寓所，深居简出。1949年，周恩来捎信给张伯苓：“老同学飞飞希望老校长不要动”，请其不要离开中国大陆。
1949年11月21日，张伯苓在重庆拒绝了蒋介石当面提出的请其赴台湾要求，选择留在了中国大陆。11月27日，蒋经国随蒋介石访张伯苓于沙坪坝南开中学。希望张伯苓到台湾办学，或到美国定居。张伯苓夫人向蒋表示，伯苓年老多病，舍不得离开南开学校，婉言谢绝蒋的邀请。

1949年以后

1949年，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张伯苓拒绝蒋介石的赴台邀请，留在中国大陆，但在政治上开始遭到冷遇。由于受到周恩来的庇护，张伯苓未像其他旧军政要员一样受到清算和审判。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2月，张伯苓让教导主任编造清册，核查清算学校财产，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捐给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此外，私立南开系列学校也相继收归国有。
1950年初，居住在重庆南开中学津南村的张伯苓受到了重庆军管会的压力后，致函周恩来提出返回天津居住的要求。在周恩来关照下，张伯苓离开重庆津南村居所，先行暂返北京住在傅作义公馆。张伯苓次子张锡羊要求张伯苓“为了南开，为了家人”写个拥护新政权的表态材料，张氏则以要对中共新政权再看一看，他不同意“才和蒋先生分手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需要多想一想”，此举成为此后张伯苓在南开学校受到冷遇的原因之一。
1950年暑期，张伯苓希望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中共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但未得到任何答复。10月，南开学校校庆来临之际，张伯苓前去参加有关庆祝活动，但南开中学当局不允许他进入校园，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在一般席位，未给予其礼遇。

逝世与悼念活动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因突发脑溢血而在天津病逝，享年75岁。在张伯苓生命垂危之际，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代张伯苓立遗嘱。黄钰生获大家公推代笔，遗嘱经黄钰生草就之后，由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清常润色并定稿。遗嘱全文如下：
一八九七年，余愤于帝国主义之侵略，因严范孙先生之启发，从事教育，五十年来，矢志未渝。凡余所致力而未逮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与我同学共勉者，今将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付诸实施。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在人民政府之下，亦将积极改造，迅速发展。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良好政府，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英明正确之政策。凡我友好同学，尤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改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待之。友好同学，务共努力。
1951年2月26日，《天津日报》以《前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登了一则简讯外，此后数十年中，中国大陆报刊对张伯苓几乎毫无报道。
张伯苓逝世后，南开学校校友、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吊唁了张伯苓，对张伯苓的评价提出“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人民政府对张校长十分关心，对他寄予希望。他突然去世，十分可惜。”，但大多数人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仍在观望，怕受株连。1951年2月27日，得知张伯苓病逝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同年3月3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为张伯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亲写挽联“守正不屈，多士所宗”。同年4月8日，天津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小规模的张伯苓追悼会，非常不热烈也不悲壮，反而十分零落冷清，由于没有向社会披露，以致很少有人知晓。
由于张伯苓生前曾有“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的遗愿，因此，追悼会结束后部分人就此事进行了讨论。最终，中共南开大学党支部表示，现在南大的同学与张伯苓的关系不深，同学们认为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因此最好不要葬于南大。因此，张伯苓逝世后先葬于天津吴家窑地区的永安公墓，后因该地建设迁至天津东郊杨家台祖坟，1962年张伯苓夫人逝世后，二人合葬于天津北仓第一公墓。1975年火化后，两人骨灰置于长子张希陆北京的家中。1979年在天津水上公园烈士陵园举行了张伯苓的骨灰安放仪式，后迁再次至北仓烈士陵园。最终，在官方对张伯苓重新给予极高的评价后，1989年10月16日，张伯苓及夫人的骨灰迁至南开大学中心花园，安放于张伯苓铜像下方。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对张伯苓的纪念和研究也逐步兴起。目前，每年南开大学都会在清明节前夕组织进行纪念活动。

评价

张伯苓去世后，因其曾在国民政府任职及与蒋介石私交等缘故，海峡两岸对其评价一度两极化。台湾方面，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南开校友以纪念集、悼文、传记和专著等纪念张伯苓办学功绩，每逢张伯苓逢十诞辰举行纪念活动。中国大陆地区，在改革开放前，张伯苓的名字一度成为禁忌。随着中国大陆政治运动不断，南开大学各院系批判张伯苓的调门日益高涨，称其“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等。更有甚者，南开大学的教师曾被要求逐一表态，即便曾与张伯苓共事的南开老教工发出反对批判张伯苓的“不和谐之声”也被淹没。1960年南开大学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直至1980年代，海峡两岸对张伯苓的评价趋于一致：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

去张伯苓化

20世纪50年代初，私立天津南开中学、私立天津南开女中、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均被政府收管，分别更名为天津市立第十五中学、天津市立第七女子中学和重庆市立第三中学，数字序列的校名取代原有“南开”字样的校牌。南开系列学校内均不再出现张伯苓的印迹。南开校歌、青莲紫校色、“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与张伯苓一度成为“旧南开”象征，被刻意淡化处理。南开学校官方凡谈及南开校史都不再提及张伯苓，只有严修一人创办南开。
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的南开大学召开了新南开大学成立大会，违背了张伯苓建设文、理、工、商四科多元、协调、互补的综合性大学的办学规划，一度萎缩成了仅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哲学、中文、历史、外文、经济9个系的文理科大学。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踏平了张伯苓夫妇的墓地，砸毁了墓碑。张家后人拣出尸骨火化，将骨灰只能放在家中壁橱内。曾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张伯苓的孙女张媛贞悲叹：“从那时起我的祖父母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纪念活动 

文革结束后，1979年10月15日，天津市举行张伯苓骨灰安放仪式，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天津市委和市革命委员会送了花圈。1981年，南开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南开学报》（第1期）刊发《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长篇学术论文，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最早最全面论述张伯苓创办南开及其教育思想历史贡献的文章。同年，《新华文摘》第5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1986年4月5日，全国政协和国家教育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南开大学召开张伯苓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是中国大陆官方首次大规模举办张伯苓纪念活动。周恩来夫人、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以学生的名义为纪念会敬献缎带写着“深切缅怀张伯苓校长”的花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鹏发表题为《纪念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的讲话，给予张伯苓极高的评价。
2004年，南开学校建校100周年之际，多部纪念张伯苓的图书出版，中国中央电视台拍摄播出了电视剧《张伯苓》。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之际，因张伯苓在中国最早倡导奥林匹克，因而掀起了一阵纪念张伯苓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热潮。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为《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那就是看到他的祖国成为奥林匹克事业的一部分。” 
2019年，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再次出现纪念张伯苓的热潮，《别有中国》等多部纪念张伯苓的图书出版和再版，中央电视台和天津广播电视台联合拍摄了纪录片《有个学校叫南开》。

著作、文集

1946年，在美国的燕京大学前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副大使恒安石的父亲恒慕义以及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辛辛那提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的多位教授撰文纪念张伯苓七十诞辰，编纂成文集《另一个中国》（There Is Another China），其中也收入了胡适写的《教育家张伯苓》，司徒雷登为该书撰写了导言。1948年，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皇冠出版社出版。2019年4月，南开大学再版出版了该书，中文名《别有中华：张伯苓七十寿诞纪念文集》。
1984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是张伯苓教育思想言论和著述的汇辑。2007年12月和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前夕，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的故事》，肯定了张伯苓在兴办教育的同时倡导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奥林匹克理念的实践。
2016年4月，张伯苓三子张锡祚写于1963年的《四十三年回忆录——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传》在南开大学档案馆、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共同整理、校注后以《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的书名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雕像及命名

南开大学、天津市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等校园内均设立有张伯苓雕像以资纪念。
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均有以张伯苓命名的伯苓楼。
此外，台湾明道大学因张伯苓被誉为有志于终身奉献教育工作者的典范，故将该校行政中心命名为伯苓大楼。

文学作品

2005年8月，电视剧《张伯苓》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2017年，历史人文纪录片《有个学校叫南开》在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先后播出。

教育思想 

张伯苓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教育家，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重庆南渝中学等南开系列学校，形成了系统化的教育思想。在办学过程中张伯苓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张伯苓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及教育管理思想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德育教育思想

张伯苓的德育思想及其实践在中国近现代德育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张伯苓提出“以德育为万事之本”，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仅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因此，德育思想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具有核心性的地位。
在张伯苓的德育思想中，德育目标确定的立足点是如何“医治”当时中国的“愚”、“弱”、“贫”、“散”、“私”五大弊病。张伯苓认为，“上述五病，实为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见及此，深感国家缺乏积极奋发、振作有为之人才，故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之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而五种弊病中，张伯苓认为“私是五大魔之首”，因此，他提出了德育的目标，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造就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
在爱国爱群的公德教育实践方面，1935年9月17日，南开学校举办新学年始业式正逢日军从东北向华北入侵之际，张伯苓发表了《认识环境，努力去干！》的演说，提出“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令南开大学新老同学自省。这在日后被称为张伯苓的“爱国三问”。

体育教育思想

张伯苓认为学校体育教育对个人身心发展、民族复兴、国家繁荣的重要意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对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他认为，造成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弱”：“重文轻武，鄙视劳动。鸦片之毒流行，早婚之害未除。因之民族体魄衰弱，民族志气消沉。” 因此，他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 。
张伯苓认为，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校的领导者应当高度重视学校体育。他指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
在实践上，胡适在1947年撰写的《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写道：“除了教会学校外，体育办得最好、最出名的是南开学校。南开学生在华北、全国及远东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会上都获得过奖牌。自1910年起，所有的重要运动会都聘请张伯苓为总裁判。”
1907年10月24日，天津青年会第5届学校运动会闭幕，在颁奖仪式上，张伯苓以奥林匹克为题，发表演说称：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不久将参加奥运会充满希望。同时，他还建议中国筹建奥运会代表队，争取及早参加奥运会。1908年8月，张伯苓奉派赴美国华盛顿参加第四次世界渔业大会。会后，他顺道考察了欧美教育，时值英国伦敦举办第四届奥运会，张伯苓乃观看此次大会。回国后，他在1908年10月23日举行的天津第6届田径运动会的颁奖仪式上，使用投影机放映了第四届奥运会的幻灯片，向在场的运动员及观众们展示奥运会的情景。
2019年7月，南开大学举办了“张伯苓体育思想研究”的讨论会和“以体育人”张伯苓体育思想高峰论坛，以纪念张伯苓的体育思想与实践。

教育管理思想

张伯苓的大学管理思想体现于近代南开大学创办的实践，经济学家何廉曾评价：“张伯苓是出类拔萃的创业人
才与管理专家”。“私立非私有”的理念是张伯苓大学管理思想形成并不断深化的基础，张伯苓治理学校期间，为学校募款数百万元，南开教授的工薪一涨再涨，最高的已达月300元，但张伯苓的工资却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张伯苓大学组织管理思想的基本价值是民主治校、校务公开；在教师管理思想上，张伯苓提倡大师办学、尊重教师；学生管理思想的目标追求是自觉自治、全面发展。

家庭

张伯苓祖父张虔，国学生，因屡试不第而致疯狂病逝，享年38岁。张伯苓父亲张云藻，为独生子，兼继承五门，酷爱音乐及骑射，精通各种乐器，尤擅弹奏琵琶，天津人称“琵琶张”。
胞弟张彭春（1892年4月22日－1957年7月19日），字仲述，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曾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张伯苓妻子王淑贞，一般被称为王夫人。二人育有四子一女。除四子死于抗日战争时期外，其余子女均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迫害而死。
张锡禄，张伯苓之长子，生于1901年，后改名为希陆；数学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希陆遭受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以致晚年卧病在床。次子张锡羊，出生于1907年；商人。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去世。三子张锡祚，生于1908年；会计。文化大革命时身受迫害，于1976年前后去世。四子张锡祜，生于1913年；运动员。1937年轰炸日本侵略军的“出云”舰，在江西南昌机毁人亡；是张伯苓所有儿子中，唯一没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而死。
张伯苓嫡孙张元龙，曾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天津市工商联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