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

早年生涯

1904年，陈伯达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惠安县洛阳镇岭头村。1919年考入厦门集美师范学校。1924年到上海，任《厦声报》 驻上海记者，同时在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1925年春回厦门，加入中国国民党，随即赴广州入中山大学文学院。1926年，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在此认识同乡、时驻汕头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当上张贞的秘书。北伐战争开始，张贞团攻下福州，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张贞任师长，陈伯达任师长秘书，福州军事干部学校政治教官，少校军衔。

第一次国共内战

1927年3月，何应钦在福建清共，张贞密送陈伯达逃离福州，赴上海。1927年4月下旬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返回中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1931年4月8日，陈伯达抵达天津。当天夜里，连同陈原道、徐兰芝等顺直省委一些其他共产党一道被捕。
1931年9月4日，陈伯达从天津被押解到北平，被判处两年半徒刑。1932年出狱。1933年初，赴张家口到吉鸿昌部队工作。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次日，陈伯达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赶到北平，与李葆华、柯庆施等一道领导当时北平全市学生的总罢课，并负责执笔起草北平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改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部长、林枫任秘书长。

抗日战争期间

1937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当教员，马列学院副院长。1939年春，调到毛泽东办公室，成为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当选七大候补中央委员，随后递补为中央委员。

人民共和国初期

1949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陈伯达《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而作》一文。
1951年，陈伯达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写了政论文章——《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此两篇著作奠定了他作为中共党内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泽东思想最高传达者的地位。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此次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陈伯达开始担任中共党刊《红旗》杂志的主编，成为毛泽东的权威发言人。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7月14日，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黄克诚责难大跃进的政策和问题，毛泽东讲陈伯达没有很好地配合，怀疑起陈伯达。为此陈伯达撰写了长篇的批判彭德怀论著，以博回毛泽东信任。1960年，陈伯达负责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也称“六十条”，开始指挥人民公社运动。
然而人民公社运动，引起了苏联方面的反感，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也通过西方媒体释放到国际社会，此举激怒了毛泽东。在毛的授意下，陈伯达连续撰写大量社论批评苏联为“修正主义”，他也参与到1962年至1963年的九评苏共行动中，作为中苏交恶时期双方对抗的一个主要战争。

文化大革命期间

1966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30日，在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授意下，中央办公厅的造反组织贴出国家计委的第一张大字报：《田家英的高级情报员——杨波》。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血统论”，更广泛的发动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1967年，陈伯达分工华北的“文革”运动，12月26日上午，陈伯达在唐山市接见唐山地区各县、市代表团、地区革筹小组及驻军，当地汇报了冀东党组织的问题。陈伯达听后就在会上讲：
过去你们冀东这个党就是很复杂的，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你们矿派（“矿派”是当时唐山市群众组织的一派）要结合的一个人，他自己就承认原来是国民党县党部委员，这个人就是原市委第一书记杨远，还有一个女的是市长，叫白芸，她的丈夫我知道，是个大庄园主，解放后在你们唐山建立一个大庄园……
此话一出，包括唐山市委第一书记杨远在内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和基层党组织负责人都变成了国民党和叛徒。在“文革”后的特别法庭上，陈伯达被控的罪名之一是其造成冀东地下党冤案，导致8万余干部群众被迫害，其中近3000人死亡。
“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五一六”小组组长，被指充当林彪势力的主要成员。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林彪、陈伯达抛出“称毛主席为天才”的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当即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与会多数同志的揭发批判。
在1970年8月24日华北组会议上，陈伯达不点名地指责有人反对毛主席，“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引起轩然大波。陈伯达发言说：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
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这里我引林副主席以下三段话：林副主席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林副主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观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林副主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全国人民，很快就识破这种虚伪、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消。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他因为设立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论”问题上的公开舆论鼓动而遭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针对陈伯达的一系列讲话，毛泽东在8月31日写了《我的一点意见》：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
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1970年9月6日，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会议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经过全党批陈整风运动的揭发和批判，经过陈伯达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取得了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的大量物证、人证、旁证。10月18日，中央警卫团拘押陈伯达；同日，他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等人也被隔离关押。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自此由上而下地展开。
12月10日，三十八军党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12月16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了重要总结讲话，系统地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并宣布了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第二部分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1971年3月，毛泽东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指其为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向党进攻的信件。当天晚上，陈伯达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他同彭德怀紧密配合，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支持彭德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陈伯达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他同刘少奇一道，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和破坏农业合作化。他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领导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历次大斗争。他伙同刘少奇炮制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背着毛主席，把这个修正主义的黑货塞进了"八大"决议，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商品生产和货币作用。接着，他又从极右的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下山，大肆搜集反对总路线的黑"材料"，炮制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到处叫嚷要发展个体经济，搞单干，妄图从组织上瓦解人民公社。他又大肆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一九六二年党的七千人干部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刘少奇的黑报告，竭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反华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同刘少奇一道，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并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在四清运动中，他是刘少奇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贩卖反革命"桃园经验"的主要帮凶。他公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反对毛主席对我党统一集中的领导，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讲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对陈伯达的评价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
陈伯达指邓小平导致反右扩大化。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作整风反右报告，把知识份子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打击，该文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官方许多出版物完全不提邓反右的角色）。

囚禁与审判

1971年9月13日，中国爆发九一三事件，林彪在与毛泽东的政治对抗中不敌，而被迫北逃、飞机坠毁于蒙古。同日，他被架往秦城监狱，自感身陷绝境的陈伯达大呼求救，称在1948年河北阜平曾救过毛泽东（当时陈伯达听到飞机轰炸，他跑至毛泽东住处，待毛泽东刚离开时，国军飞机炸弹准确摧毁毛泽东住处）。几日后，他的狱中生活待遇明显改善，并有医生每天检查。然而在政坛上，批林批陈运动仍在火热中。1973年，陈伯达在中共十大上被开除党籍。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不久，陈伯达被正式逮捕，特殊的待遇也因此结束。1980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个，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12月，第一审判庭对陈伯达所犯罪行进行法庭辩论，陈伯达为自己做了一个小时的辩护。陈伯达的辩护人甘雨沛也依照法律，为他作辩护：主张陈1970年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即失去自由，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的继续犯罪不应负责任。对其在“冀东事件”中成千上万人被诬陷、迫害，数千人死伤的后果，并非仅因陈讲话导致，陈对此应负一定罪责，而不能负全部责任。此外陈伯达对于自己犯罪事实与后果全部承认，态度比较好。随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称自己对刘少奇、陆定一、冀东冤案有罪。在第三次发言中，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称“整个案件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同年7月5日，陈伯达此前的同事王力在秦城监狱中，向邓力群、胡耀邦、邓小平、彭真、胡乔木、黄克诚写信，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的态度，是英明的。”并称陈伯达曾为党内建功，且已被关押十余年，建议假释陈伯达。十天后，中共中央前往北京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向陈伯达转达中央精神，以保外就医的模式，调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此外北京市公安局请陈伯达之子陈晓农进京，照顾陈伯达。1981年8月5日，他正式保外就医。数月后，陈伯达在友谊医院逐渐康复，北京市公安局将其安排于郊区的一处平房，陈伯达不再返回秦城监狱。
陈伯达早在延安时期就是中央重要的文胆，能够引经据典地发表具有灵气和犀利的文峰，而在他出狱后，由于长久停留在自我谴责和颓废中，晚年更多是对书籍的研讨，而不再对于政治提出立场。1982年，在朋友的帮助下，周扬主动接触陈伯达。沟通中陈伯达自述，垮台是因为和江青产生冲突。会谈中，陈伯达将自己的写作草稿交给周扬，后者通过疏通关系，将陈伯达的《求知难》以“纪训”署名，发表于1982年的第十期《读书》杂志。陈伯达对此事十分感动，自感晚年长期处于被孤立状态，周扬不避嫌的善举，使陈为之动容。然而次年，周扬因“异化论”和“人道主义”立场，卷入“清除精神污染”的批判，病倒入院长期昏迷，两人因此无缘相会。1983年，胡乔木举荐陈伯达新作《认识的渐变与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的顿渐两派》，并于1983年7月出版于《理论与实践》，署名“程殊”。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刑满释放，人事关系由北京市公安局转到了北京市文史馆。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死卒于北京家中。骨灰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但没有讣告或悼词。9月30日，新华社发布电讯。

电子论

陈伯达在文革前后曾经提出要加快发展电子工业，事后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对抗“以钢为纲”的最高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