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

早年政途

《明史》记载，于谦七岁时，有位僧人以其不凡，称之为“他日救时宰相”。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登辛丑科进士。宣德初年，授职监察御史。在与明宣宗上奏对答时，言谈博雅流畅，宣宗为之倾听。顾佐担任都御史时，对属僚往往非常严厉，却惟独尊让于谦，认为他的才华胜过自己。朱高煦谋反时，于谦跟随宣宗朱瞻基亲征乐安，朱高煦出城投降，宣宗命于谦口头列数朱高煦罪状。于谦严词正气严切，厉声威严激烈。朱高煦趴在地上发抖，称罪该万死。宣宗对此十分满意。大军班师后，于谦得赏与各位大臣相同。

改革军制与平定民变

英宗返回后，瓦剌又请求入朝进贡。在此之前，进贡使者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这个数字却达到三千多人，每当赏赐不满足他们要求后，蒙古就入境侵犯。此时，蒙古又派三千使者来朝，于谦遂请在居庸关和京城都增加部署后再宴请他们。他还称，这种议和难以依靠，于是分条呈上安定边疆的三策。其中包括，请景帝敕命大同、宣府、永平、山海关、辽东各路的总兵官增修防御设备。此外建立团营制度，即将原京城部队分属的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统一管理，并选拔精锐部队十五万，分成十营组织训练。瓦剌入朝进贡，每次都要带俘获的人口到来。于谦每次均上奏酬报使者，前后得以赎还的累积达几百人。
早在永乐年间，投降的士兵都主要被安置在靠近京畿的地方。也先入寇时候，这些人反成为内应。于谦于是请遣散这些人。趁西南有战事，每次一有征伐，就挑选他们的精锐骑兵，给他们丰厚钱粮去西南，不久又遣散他们妻儿，使得内患逐渐解除。当时，杨洪从独石入关守卫，关外八座城池都弃给敌军。于谦遂派都督孙安以轻骑兵出龙门关而占领，并招募百姓屯田，一边作战一边防守，至此八座城池收复。贵州苗民叛变还未平定，何文渊建议废除两个土司，专设都司，并派大将镇守。于谦反对称，废除土司即等同放弃此地，争论方止。虽然战事渐渐休止，英宗返回，但于谦仍认为国耻未报，恰逢也先与脱脱不花相争，他请求趁机调兵，亲自征讨报仇，以解除边疆祸患。但没有得到景帝批准。
于谦担任兵部尚书时，正值北方蒙古势力大增；南方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聚众立国号谋反，湖广、贵州、广西、苗族、瑶族、僮族等地均蜂拥而起。前后的部队调动部署，都是于谦独自策划。军马倥偬，战事变化无常，而于谦总能口述奏章，并完全符合当时情况。其属僚官吏接受成命后，互相对视，均被其才能感到钦佩惊讶。此外，于谦号令明确细致，即使勋爵宿将有细微过失不符合法令，也会马上请求下旨严厉斥责。于谦的一纸法令传至万里之外，无不令人戒惧肃然。他的才识胆量敏捷细致，当时无人可比。而他仍为臣忠诚、忧虑国家而忘我。英宗虽返，于谦却不称自己功劳。东宫改换后，景帝命兼属两宫的官员支取两份俸禄。各位大臣虽都推辞，但只有于谦一再拒绝。他为人奉行节俭，所居房屋只能遮蔽风雨。景帝于是在西华门赐大宅给他，他推辞道：“国家危难，身为臣子怎敢使自己安乐？”并坚决推辞，但景帝没有批准。于是，他取出此前所赐予的玺书、衣袍、银锭之类，全部加盖封存，只是每年定时查看一下而已。

夺门之变及获罪

于谦的勤勉付出，使得他的大量主张得到了景帝的全力支持和信任，即使到人事任用，景帝必定会悄悄询问他的意见。于谦亦根据实情回答，无所隐瞒，不避嫌疑和怨恨。因此，那些不被重用的人均怨恨于谦，即使被任用却比不上于谦的，也往往嫉妒他。瓦剌刚撤军后，都御史罗通就弹劾于谦所呈的功劳簿不符合事实。有御史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虽然事后于谦援引祖制说服，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争辩，但进言的人仍不停地罗列罪名打击于谦。每次御史上奏弹劾，均赖景帝排除众议坚持任用，使得他能够全力安排布置兵事。
但是，于谦性格本就刚直，每次遇到不如意事，就抚胸叹息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看到那些懦弱的大臣、皇亲贵族，他内心颇生鄙夷之情，于是怨恨他的人就更多。他始终不主张议和，虽然此举最后使得英宗返回，但他仍称不悦。此外，徐珵因建议南迁而被于谦斥责。从此改名为徐有贞，逐渐升官任用，对于谦之恨咬牙切齿。石亨本是因违法削职，于谦请求宽恕并重用他，任十营总兵，但因畏惧于谦不敢放纵，也不喜欢他。德胜门之胜，石亨功劳不及于谦，却因此封侯，心中感到羞愧，于是上疏推荐于谦之子于冕。于冕推辞，景帝不许，此时于谦称：“国家多事，臣子从道义上讲不该顾及私人恩情。况且石亨身为大将，没听说他提拔隐居人才、军中低级将领、或有助于军队国家的人，却偏偏举荐臣的儿子，能得到公众议论的认同么？臣对于军功，极力推托却仍侥幸得官，却决不敢让儿子滥冒功劳。”石亨听后，大为愤怒。此外，都督张𫐄因为征讨苗民违法，被于谦弹劾，其和内侍曹吉祥等人都一直怨恨于谦。
景泰八年正月，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趁景帝病重，联合发兵拥立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英宗复位后，石亨和曹吉祥等诬陷于谦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太子，唆使科道官上奏，于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都御史萧维祯审理案件，判定于谦犯谋逆罪，判处死刑。王文不能承受诬陷，极力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等人授意罢了，辩解又有什么用呢？”奏章呈上后，英宗还犹豫地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进言道：“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英宗遂下定决心，同年改元为天顺，以谋逆罪，杀于谦弃市。判其子于冕充军，发戍山西龙门，其妻张氏发戍山海关。于谦下狱之后，部分大臣和几名太监想救之，发怒质问徐有贞，有贞回之以“虽无实据，意有之”（虽然动作尚无出现，但有此思想。如同莫须有。）。当时遂溪教谕吾豫称于谦罪当诛族，于谦所荐举的各个武大臣并应连坐被诛。此外，千户白琦又请榜其罪，镂板示天下。一时满朝官员欲求得宠者，都以于谦之事为口实。

祠堂故居

因为于谦为拯救明朝社稷的“救时宰相”，在历史上，中国北京、杭州、河南、山西等地均有纪念他的祠堂与故居。现存的主要祠堂包括北京于忠肃公祠，杭州西湖旁的于谦祠、于谦墓、于谦故居花园，以及浙江吴山的于谦读书处等，均为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于谦故居

于谦在原顺天府的故宅，后成为于忠肃公祠。在今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成化二年，明宪宗下诏追认于谦官职，将其故居改为忠节祠。清顺治年间，祠堂被毁，直至光绪年间方始重建，院为两层小楼，上为魁星阁。义和团运动时候，此地被设神坛。1976年，魁星阁在唐山大地震余震中被毁，现仅存祠堂，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杭州于谦祠堂等

杭州于谦祠、墓位于中国浙江杭州西湖乌龟潭旁的三台山山麓，为明朝弘治二年修建，此后多有毁建。清嘉庆年间，时任浙江杭嘉湖道的林则徐倡议集资修葺，并撰殿门两侧楹联：“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随后因战事等原因再毁，1998年，当地政府重新彻底修缮并对外开放，保持原清朝祠堂布局，为东西三进，分为前殿、正殿和后殿。南北两侧有厢房，为典型的中国祠堂布局。正殿有于谦雕塑，匾额为清乾隆皇帝御题“丹心抗节”、雕塑后壁面为徐向前书《石灰吟》。殿后有杨昌题刻《明少保兵部尚书赠太傅谥忠肃于公像》碑、袁枚题《重修于忠肃庙碑》等九块残碑。
于谦墓在于谦祠旁。明孝宗时期，在墓旁建旌功祠，设春秋二祭，此建筑群为祠墓合一格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墓建被毁，1982年重建。该建筑群进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06年，入选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杭州于谦故居，位于浙江杭州清河坊祠堂巷41号，为于谦祖居。明成化二年修葺，为怜忠祠，巷名亦改为祠堂巷。其故居形成为忠肃堂、思贤庭、古井等布局。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文学与戏剧

因为于谦对明朝历史有重要作用，民间多有对其生平有所演绎。
文学方面，朱国桢《涌幢小品》一书中有于谦托梦王锡爵的纪录，袁枚《子不语》一书中有提到于谦显灵灭除石头精的故事；释海山、释大恩、释昌臻所著《太上感应篇》一书亦有于谦显灵的事迹。
戏剧方面。1962年，戏剧家双戈、魏峨，根据于谦生平，编写成为越剧，着重描写其在土木之变后的事迹。1964年，此剧由浙江越剧一团排成，并于同年六月在杭州上演，由钱鑫培饰于谦，陈静、任贤璋、胡敏任导演。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剧与《海瑞罢官》等一同被遭到批判。在电视剧方面，2003年在中国大陆播出的电视剧《大明王朝1449》（又名《大明王朝惊变录》）即以于谦为主人公，演绎了他的生平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