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事件

帝国陆军内的派系之争

日本帝国陆军高层有着历史相当悠久的派系斗争，最早为源自于明治时期的出身藩阀之别，而到了1930年代，陆军内形成了两大派系——以荒木贞夫与真崎甚三郎将军为中心的“皇道派”以及由永田铁山将军领导的“统制派”。
“皇道派”强调日本文化的重要性，主张精神面超越物质面，并认为对苏联展开进攻极具必要性，是“征俄派”；而“统制派”则受到德国总参谋部思想的强烈影响，看重由中央来计划经济与军事的作法（即总体战理论）、技术面的现代化与机械化，并主张朝中国扩张，是“征华派”。皇道派于荒木在1931至1934年间担任陆军大臣期间掌握了大部分重要职缺，然而在该人下野后，其成员位置又多由统制派军人所替补。
日本陆军军官就其受到的教育可分成两种团体，一为毕业于陆军大学校者，二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者，前者由日本陆军的精英份子所构成，后者受限于传统，其晋升为高级军官的仕途向来均遭遏止，从而形成了一股年轻、高度政治化的集团，有“少壮派军官”（日语：青年将校）之称。
这群少壮派军官认为国家面临的问题在于日本偏离了“国体”（指以天皇为中心所构成的国家秩序），“特权阶级”剥削人民，导致农村普遍贫困、天皇受到欺瞒，权力由这些人篡夺、致使日本走向衰落，少壮派军官认为其解决之道即以70年前的“明治维新”为蓝本，来一场“昭和维新”，起义和消灭天皇身边的“邪恶臣子”，将权力交还给天皇。天皇也会肃清西方思想与迫害人民者、恢复日本的国家繁荣。这些思想受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之影响，原社会主义者北一辉的政治哲学（如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也发挥了相当大的煽动作用。
这些集团大小有别、组织松散，但大约有100名正规成员，且多驻于东京。少壮派军官的非正式领袖为前陆军少尉、北一辉政治思想弟子的西田税，该人于1920年代成为了民间民族主义者社团的重要成员，该人将陆军称作“国体原理派”（日语：国体原理派）。1931年，日本发生了当时某种程度上最主要的政治暴力运动——“三月事件”与“十月事件”，帝国陆军与海军走向分裂，并终结了他们原本与民间民族主义者的联系。
尽管规模相对较小，少壮派的活动仍颇具影响力，在日军参谋本部和皇室中亦不乏同情者，如裕仁天皇之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就与西田和其他国体原理派领袖交好，且尽管少壮派激进地反对资本主义，但同时也积极地从那些试图自保的财阀领袖手中筹措非正规资金来活动。
国体原理派与皇道派之间的本质关系相当复杂，既可说是相同的，又可说是两者构成一个更大的团体。现代著作的解释将其归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团体，并可视作一个互惠互利的政治联盟，就相对关系来说，皇道派庇护着国体原理派，且给予了交换利益与情报的门路，可抑止过于激进的少壮军官之行动。

政治暴力运动

二二六事件也可说是由少壮派军官与其民族主义支持者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暴力运动的总爆发，尤其是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海军少壮派军官刺杀了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五一五事件”为当时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事件，很大程度上它促使更多少壮派军官利用部队来作为政变的工具，且此一事件同先前的三月和十月事件一样，法庭对主谋者一律从宽量刑。
二二六事件最直接的征兆为1934年时发生的“士官学校事件”，国体原理派重要成员的矶部浅一大尉和村中孝次大尉遭控企图利用军校谋反而被捕。村中与矶部承认有对此类政变进行过讨论，但并未有任何将其付诸实施的计划。军事法庭对该事件展开调查，并未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该政变确实存在，但村中与矶部两人仍获停职处分。两人都相信此事件是由统制派主导对皇道派年轻军官的一次攻击，因而在停职期间制作了名为《关于肃军之意见》（粛軍に関する意見書）的小册子，并在军中流传着，还将统制派领袖的永田称作“首席反派”，后来军队将村中与矶部两人逐出。
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仅存最后一位身居要职的皇道派军官——真崎甚三郎大将也被迫离开其职务，少壮派军官对此事十分愤慨，在历经荒木大将担任陆军大臣的失败后，真崎成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们仅存的希望，但该人又被迫去职，村中与矶部也发表了新的小册子，刊载攻击永田解职决定的文章。
1935年8月12日，爆发了“相泽事件”，国体原理派成员、真崎的好友陆军中佐相泽三郎进入永田的办公室持刀杀害了永田，以报复后者对皇道派和国体原理派成员的压迫。相泽自1936年1月下旬开始的公开审判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相泽本人以及国体原理派领导层也视其为发表政治诉求的机会，他们与法官相勾结，将审判转化为一场对外输送其意识形态的场合。相泽的支持者在媒体前赞扬相泽的“道德与爱国主义”，后者也因而塑造成一位只想透过民族原则来革新军队的普通军人。

决定行动

国体原理派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以政治暴力手段来对抗政府，而之所以选在1936年2月展开行动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为1935年12月时宣布，陆军第1师团将在隔年春季转调到满洲，而绝大多数的国体原理派军官都隶属于这个师团，这意谓著若不及早发难，任何可能的行动都将会推延数年。另一个因素是相泽事件，该人的审判工作仍持续进行中，同时他的刺杀作为也让许多军官印象深刻，若选在这个时段展开行动，可操控舆论、导向对己方有利之位置。
政变行动起初在传到北一辉和西田耳里时两人皆一致的反对，在这个时间点的近几年间，两人与这些叛乱军官的关系较为疏远，且前者反对付诸直接性的行动。不过，一旦局势明朗化、军官们不计代价采取行动的话，他们俩将会转向支持。政变行动的另一道障碍是安藤辉三，此人曾向其上级发誓将不会让部下涉及任何叛变行动。安藤是否加入行动对计划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手下控制着政变部队中最大编制的步兵第3连队第6中队，故村中和野中多次尝试说服他，最后成功将安藤拉拢过来。
叛军决定选在2月26日发难是因为在这天成功安排了自己人站哨值班，可协助他们获得弹药和武器，且正好为真崎为相泽一案作证的2月25日隔天。

行动展开

2月25日晚，东京下起了大雪，这使叛军成员想起了1860年的“樱田门外之变”事件，当时同样也是在大雪天里，一群倒幕志士成功刺杀了幕府大老兼彦根藩藩主的井伊直弼，这也鼓舞了叛军的士气。
叛军集结部队兵分六支集团行动，在凌晨3点半至4点这段期间出营，并于5点几乎同时袭击了警视厅、陆军省、冈田、铃木、高桥和斋藤等人的私宅。

行刺冈田、牧野和进攻陆军省与朝日新闻

杀害冈田的任务由栗原安秀中尉指挥的步兵第1连队280人负责。叛军包围了总理大臣官邸，强迫守卫开门。在进入宅第后，叛军开始寻找总理冈田，后与四名警察交火，四名警察均由叛军击毙，但后者也有六人受伤，且枪声大作和警铃响起也警告了冈田局势的危险。冈田在近5点时惊醒，与其妹夫松尾传藏（一名退役大佐）一同在屋中寻找逃难的出口，在局势紧张之际，一名警察将松尾与冈田推进一间当作储藏室之用的洗澡间躲起来，之后松尾出去查看局势，却被叛军所发现，后者误认松尾为冈田本人，于院子开枪将其杀害。栗原于总理房间内找了一张冈田的照片与松尾的脸相比对，认为杀害的是冈田本人无误，完成了任务。至于冈田本人则在松尾遇害后跑到走廊上一探究竟，差点让叛军士兵发现，两名下女随后将其藏匿在自己房间的壁橱里，并用衣服将其掩盖起来。
冈田的秘书、同时也是他女婿的迫水久常在事发后得到叛军的同意进入总理大臣官邸，无意间发现了壁橱中的冈田，于是计划将其送至他处避难。迫水与麹町宪兵分队的宪兵曹长小坂庆助等人用计将冈田混进前来吊唁冈田的民众中，后搭乘轿车逃脱，迫水再将松尾的尸体装进运来装运总理大臣的棺材中，在不启棺的形式下弄出了官邸，而栗原则在误认为冈田死亡的情况下布署部队守卫总理大臣官邸，之后他再与中桥率领60名士兵（来自近卫步兵第3连队的士兵，见下节）于上午10点乘坐三辆卡车，从总理大臣官邸出发至以自由主义风格闻名的朝日新闻社总部。叛军冲进公司打砸破坏，命令职员离开，栗原还吆喝道：“国贼朝日新闻多年来标榜自由主义，拥护重臣集团，此次行动乃天诛。”接着他们破坏了印刷用的活字板（内有4,000个字元），以此暂时阻止了报纸的发行。攻击后叛军散发《蹶起趣意书》到附近的报社，一行人再回到了总理大臣官邸。
清晨5点45分，河野寿大尉指挥的一支7人行刺队（其中包括6名民间人士）抵达了牧野所在的神奈川县汤河原温泉旅馆，他们派驻两人待在外面，然后持枪进入馆内和驻守的警察交火，爆发了枪战，河野胸部中了弹。一名警员前去通知牧野并把他领到后门逃走，叛军找不到牧野，于是对旅馆放火。河野后来听到了单发的枪声，认为牧野在旅馆内开枪自杀，有另一种说法是，叛军成员追击牧野，牧野和他20岁的孙女往山坡逃走，在叛军持续对其射击，牧野的孙女突然双手张开和服袖子护着牧野，也许受对其英勇行径所感动，追击的叛军就向伙伴说了：“打中了”，就此离去。河野则因伤而由伙伴送到了就近的军医院治疗，也就在当地被警员逮捕。
另一方面，香田清贞大尉在村中与矶部等人的陪同下领军160人攻进了陆军省，并进入陆军大臣官邸要求会见陆军大臣川岛义之，清晨6点半，川岛与叛军见面，后者大声宣读著其要陆军接受的条件，并给川岛一份同样的文件，要求后者“迅速上奏陛下，仰祈圣断”，要求川岛应引领该事件步入“昭和维新”之途径、阻止对“义军”动武之行为、逮捕宇垣一成（朝鲜总督）、南次郎（关东军司令）、小矶国昭（驻朝鲜日军司令）和建川美次等“摧毁军事指挥之元凶”、尽速将武藤章中佐、根本博大佐和片仓忠少佐从军队中开除以“促进军中派系之纯正”和任命荒木大将为新任关东军司令。宇垣在以前担任陆军大臣时（1924至1927年和1929至1931年间）曾力主裁军和进行现代化工作，还曾发动未成的“三月事件”政变以夺取内阁总理大臣之位。而南、武藤、根本和片仓都是统制派的重要成员，特别是片仓还要为“士官学校事件”负责，后来隔天一早矶部在陆军省外头和片仓碰面，开枪射击后者头部（但片仓最终仍存活了下来）。
在叛军进入陆军省期间，后者内部有不少军官对叛军表以同情或认可其行动，如荒木大将、山下少将、斋藤浏少将和陆军次长古庄干郎，斋藤赞扬青年军官的精神，怂恿川岛接受他们的要求。上午9点过后不久，川岛表示要晋见天皇，动身前往皇居。

行刺高桥和占领皇居未遂

近卫步兵第3连队的中桥基明中尉率领120人前去刺杀高桥，中桥向上级谎称是带士兵们去参拜靖国神社（一说为明治神宫），一行人往高桥的寓所出发。叛军迅速制服了警卫人员，然后分成了户外警戒组和入屋组，高桥本人正在卧室睡觉，中桥用手枪对高桥射击，一次把所有的子弹全部打完，另一位叛军军官则拔刀一刀砍去高桥的右臂，又往他的肚子猛刺，有一说是高桥在没有醒来的情况下就这样丧了命，另一说是高桥在叛军踢开棉被时还不忘骂对方“白痴”。高桥死亡后，中桥将参与过行刺的人马派到首相官邸和其他叛军合流，然后他本人与其他人则往皇居移动。
中桥与手下75名当日排班的“赴援队”士兵于早上6点从西侧的半藏门进入皇居，他告诉皇居守卫长本间健太郎大尉自己是因为天亮前不久发生攻击事件，而调来增援门口守备，本间也获悉了叛军的攻击，故对中桥的言论不感怀疑。中桥奉派至皇居的主正门——“坂下门”留守，他计划掌控该门后再用手电筒通知警视厅附近的叛军展开行动，以后者“排除”所有障碍，再与天皇直接见面，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以及其他人也都同情叛军。不过，中桥难以联系到他的政治盟友们，而到了早上8点，本间终于知道中桥正进行着政变行动，于是举枪命令中桥离开皇居，后者也如是照作，改前往栗原所在的总理大臣官邸。中桥的部属们则就这样一直留在大门口到下午1点，后来归队回营，也因为这样，后来官方未将这75名士兵正式计入叛军当中。

行刺斋藤、铃木、渡边和进攻警视厅

坂井直中尉领着120人前往斋藤实位在四谷的寓所，叛军包围了驻守的警察，使其投降。包括坂井在内的五个人进入了宅邸，在二楼寝室找到了斋藤和他妻子春子。叛军向斋藤开火，后者当场死亡、倒在地上。春子冲到了斋藤身上护着他，要叛军杀了她，但前者只把她推开，继续对斋藤开枪，春子也因流弹所伤。斋藤死亡后，两名军官带上人马前去行刺渡边大将。其余的人则往陆军省东北处移动。
安藤辉三大尉带着第3步兵连队200人从皇居前往铃木贯太郎位在麹町的侍从长官邸。叛军迅速将宅邸包围以及制服守卫，然后直接进入建筑内，在寝室中发现了铃木，随后叛军向他开了三枪，铃木身中两枪倒地，但仍有意识。安藤拔刀准备向铃木砍去，但铃木之妻上前表示自己愿意代替铃木被杀，安藤相信铃木性命垂危、不久于人世，于是将刀放下、向铃木妻子道歉，表示他们不厌恨铃木本人，是为了国家，才不得不这么做，并要部下们一同向铃木敬礼，随即离去。在认为完成行刺铃木的任务后，安藤下令调集部队前往陆军省北部的三宅坡交叉口。不过铃木并未就这样死去，经过抢救后得以康复，最终于在二次大战末期，日本即将败亡时出任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上7点，高桥太郎少尉与安田优少尉领兵20人乘两辆卡车抵达到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所在的东京荻洼寓所，尽管此时各地叛军皆已行动，仍无任何消息通知到警告渡边。当叛军闯进宅邸时立刻与驻守的宪兵交火，安田与另一名叛军士兵受了伤，但其他叛军们仍强行从后门通过，并在二楼的寝室门外遭遇到渡边之妻。叛军将渡边之妻一把拉开，发现渡边用棉被把自己罩着，但随后渡边即掏出手枪开火，一名叛军士兵见状，马上使用手上的轻机枪对渡边扫射，高桥再拔刀猛力刺进渡边体内，渡边躲在现场桌子旁的9岁大女儿和子目睹了父亲死亡的全般过程。叛军们随后登上卡车离去，送两名伤兵去医院诊治，再前去占领永田町。
野中四郎上尉手下控制着全部叛军近三分之一的部队——450人的步兵第3连队士兵（之所以动员这么多的部队来进攻警视厅是为了接着转进皇居），以其攻击位在皇居南部的警视厅，野中计划夺取通信设备，防止警方出动“特别警备队”。可能是出于警察不愿抵抗陆军之故，叛军几乎没遭遇到什么阻碍就占领了整栋警视厅大楼。占领警视厅后，铃木金次郎少尉率领一小队的叛军前去行刺内务大臣后藤文夫，铃木金次郎此举，为其个人决定，非叛军原先计划之内容，而刚好的是，后藤人外出不在家中，就这样躲过了行刺。

天皇的态度

步兵第1连队副官、同时也是叛军支持者山口一太郎大尉于清晨5点告知其岳父——侍从武官长本庄繁大将（皇道派）关于政变的消息，皇居因而得知发生了叛变事件。本庄随即联络属下和警察总长，并动身前往皇居。裕仁天皇本人则是在5点40分才得知政变的发生，6点，他与本庄会面，虽然并未得出具体手段，但裕仁要求本庄立即终结这场叛乱。随着内大臣斋藤死亡、铃木侍从长重伤，天皇身边的高级顾问只剩下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宫内大臣汤浅仓平等人，在得知铃木遇刺后，他们随即会面商讨对策，决定采取强硬手段，他们建议天皇必须迅速镇压叛军，若内阁改组，叛军将会轻易取得全面胜利，绝不能接受此条件。在收到如此建议后，裕仁便决心采取强硬立场处理此事。
上午9点30分，川岛谒见裕仁，宣读了叛军的条件与请求，并建议天皇组织新内阁以“纯净国体、稳定民生、健全其国防”，但裕仁拒绝，还要川岛镇压叛军。在冈田生死不明的情况下，其剩余内阁成员试图请辞，但裕仁表示，除非镇压了叛乱，否则他绝不同意内阁改组一事。

统制派与海军方面的行动

尽管局势如上发展，叛军的形势仍逐渐恶化，最主要的原因是上述提到的，天皇与其大臣对于这场叛乱采强硬态度，叛军还要对付军方内部的敌人，特别是参谋本部和海军。尽管不少陆军成员对于那几位政府要员遇刺一事感到满意，却无法接受叛军过于激进的“昭和维新”想法，也无法接受一个由皇道派组织的新内阁。其他的还有如石原者，对于叛军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军队一事感到愤慨。
参谋本部以下辖的参谋总长、参谋次长和教育总监三人为中心运作，由于教育总监渡边遇刺身亡、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因病未能履行职务，身为参谋次长的杉山对事件处理有着完全的决策权。杉山本人是统制派成员，他打一开始就亟欲将叛军从其占领的首都驱逐，也不愿意接受新内阁，他提出联合军事参议院和天皇的统一战线来对付叛军，最终导致后者的失败。不过由于情势尚不明朗，杉山起初也只召来东京以外的部队增援。
海军对叛军也抱持着类似的看法，前者所刺杀的冈田、齐藤和铃木三人皆为前海军大将，令其极为愤忾。2月26日，海军的第1舰队驶入东京湾；27日，共40艘战列舰已于东京湾内待命，海军陆战队也出动保护军港。

谈判与僵局

时至26日晚，“起义”行动陷入了僵持。天皇与杉山的反对成了叛军谋求建立以真崎为中心的军部内阁愿望的最大障碍，尽管后者借由行动取得了军方与政府部分人士一定程度的认同，但他们也不能这样无限期的一直占领政府机关下去。叛军拥有的最大筹码即是宣告自己的存在，但即便是他们的支持者也感到事件该落幕，“起义”必须结束。
因此，荒木、真崎以及其他军事参议院成员出面，于26日晚与栗原和村中会面，他们再次向叛军表示恭喜，但也要求后者回到自己的单位上去，其余的交给军事参议院处置，然而叛军军官们深信其成功、再次提倡实施“昭和维新”来建设一个“坚强的军事内阁”的必要性，双方没达成什么共识。深夜，石原与满井佐吉中校（皇道派、叛军支持者）于帝国饭店谈判，达成一个妥协方案出来：由海军大将山本英辅任新任总理来组织一个新内阁，叛军也将回到各自的单位去，但这些条件为杉山（出于天皇不接受新内阁之故）和叛军军官们所拒绝（他们只接受真崎组阁）。
事态至27日叛军要求真崎前来时终于有了进展，当日下午4点，真崎在阿部信行与西义一两位军事参议院成员的大将陪同下赴抵陆军省。除了驻守城外的安藤、栗原以及住院治疗中的河野外，所有叛军军官都聚于该地，他们向真崎表示将会将一切交托给他。真崎对他们表示感谢，但解释道，他在叛军们回去各部前他不会有任何行动，同时也表示叛军若违反天皇的意愿行动，他将不惜与叛军们交战。叛军则表示，倘若他们收到正式的撤回命令也当然会服从之。经过本次会面，真崎与叛军两方都松了口气，真崎相信叛军将在不流血冲突的情况下离开占领区，而叛军方则认为真崎的内阁在他们撤退后不久将会正式成立。不久，香椎下令叛军（此时名义上为戒严部队）继续驻于陆军省的大厦中，同时也回报给天皇：局势将在一早获得解决。

平定叛乱

然而香椎、真崎与叛军军官们有所不知，杉山早于早上8点20分晋见天皇，请求批准以武力解决叛军，天皇很快便许可了，并授权其可自主行事。不久，大本营命令就传到了香椎那里，要他迅速将占领着三宅坂的叛变军官和人群驱离。
早在26日当天，天皇即已下令镇压叛军，然而时至27日，军方仍旧对采取强硬措施犹豫不决，天皇因此极不耐烦，他身边的侍从武官长本庄同情叛军，故上奏天皇：“彼等行动部队军官之行为，虽系任意驱使陛下之军队，严重干犯了统帅权，这当然不能容许，但其精神则是想到了君国，故未必需要责备。”然而天皇却怒斥本庄：“似此杀戮朕之股肱老臣之凶暴军官等，其精神又有何可宽恕者耶？将朕最为信赖的老臣悉数杀死，与以软刀子对付朕有何异。”甚至表示要亲率近卫师团将其镇压。据本庄的回忆26日当天，天皇几乎是每十分钟一次召集他本人，询问是否平定叛乱，到了27日甚至一天要晋见13次之多。
参谋本部与戒严司令部于28日早上5点决定发布大本营命令，从此刻起，所有正式文件上皆统一将“起义”之名由“叛乱”所取代。早上8点，名义上为叛军指挥者的小富士少校收到了大本营的命令，要叛军回到各自的单位去，然而村中与野中已先听到了中桥的命令，故认为小富士此时的命令应为错误，两人便要去确认下。当他们遇到小富士后，后者也只告诉他们回到第1师团的师部去，回去后，他们又遇见了堀将军，后者欺骗村中与野中，大本营根本没发出归营命令，故两人松了口气、又有点感到怀疑地离开了。
清晨，川岛、香椎和杉山等几位陆军首脑举行会议（荒木与真崎曾试图参加，但获知两人不具实权而拒绝）。川岛和香椎尝试避免暴力冲突的发生，但10点过后，叛军仍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故他们批准动武。然而，崛与小富士于10点40分前来见香椎，他们三人一致同意大本营的镇压命令发出的太早，先按兵不动，另一种说法是政府军仍需时间准备，无论如何，政府军的镇压行动真的推迟了。
山下于中午12点前去陆军省，他告诉叛军军官执行大本营的驱逐命令也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应当“负起责任”。12点半，堀与叛军会面，证实了山下所言属实。不久后，栗原代表叛军发言，要求送去一篇书信到大本营去，他表示叛军军官们将会自杀，而士官们将会带领部队回到各自的营房去。同情叛军的山下与川岛因而前去皇居和本庄会面，提出此一“谢罪”方式转奏给天皇，但后者相当不满，他表示：“若要自杀，尽管恣意而为，无须如此派出使节”。
并未所有叛军成员都准备要自杀，安藤对此想法特别愤忾，骂道：“那些将军们把我们当作踏脚垫外，还要我们自杀！”安藤拒绝自杀以及天皇的镇压态度从根本上影响了叛军内部。时至下午1点半，他们决定战斗，小富士于下午2点做出最后一次命令叛军回营的尝试，但同样遭到拒绝，他也因此知道叛军决心反抗的意图。下午4点，戒严司令部宣布动武，晚上6点，叛军不再隶属于小富士的指挥下。晚上11点，大本营发出命令，要政府军为29日早上5点发动总攻击作准备。

审判

3月4日，天皇签署法令，设置“特设军法会议”来审判政变参与者。1,483名叛军参与者皆受审问，但最终仅起诉124人，包括19名军官、73名士官、19名士兵和10位民间人士，其中，所有的军官和43名士官、3名士兵以及全数被起诉的民间人士都判决有罪，审判程序共历时18个月。
对政变主谋者（19名军官、矶部、村中和两名民间人士）的主审于4月28日召开，这场审判是秘密进行的，被告不具法定辩护人、上诉、传唤证人之权利。法官们也对于被告的动机与意图不表兴趣，仅强迫后者叙述事件的流程，与几个月前的相泽审判大不相同。受起诉的军官得到叛乱罪名，而他们则驳斥自己的行动已从陆军省宣布的事项中得到了许可，也与戒严部队有合作，也没有从大本营那里得到任何正式的通知。6月4日，陪审团正式裁定，7月5日，正式宣布判决，全数有罪，共17人判处死刑。
依照被告身份与行动区别，法庭开了四场以上的审判来处置涉案者叛军，一为行刺斋藤、渡边以及袭击警视厅的士官，二为行刺冈田、高桥、铃木以及袭击陆军省的士官，三为所有涉案的士兵们，四为行刺牧野的一名士官和六名民间人士的案子。另外还有37人虽未直接涉案，却遭控支持叛乱，其中24人获判有罪，刑责从终身监禁到罚款45日圆不等，较引人注目者为山口一太郎（终身监禁）、斋藤浏（五年有期徒刑）和满井佐吉（三年有期徒刑）三人的判处结果。
北以及西田两人也遭指为叛乱领导人，法庭专开一庭来审理本案，但这两人在事件中只有间接参与（主要是透过电话表示支持）的程度而已，军事法庭首席法官吉田悳少将也对陆军省的指控表示不认同，但当时陆军省内部已为统制派所控制，后来吉田收到了另一位法官的信，后者写道无论证据是否不足，这两个人都非死不可。吉田后来写道北与西田的作用为“帮助主谋者的利敌行为”，作为“略有利敌或对我军稍有不利”，“其最高限度为三年与极刑的中等以下之惩罚”，但是因为有来自陆军领导机关的指示，遂不得不枉法宣判死刑。1937年8月14日，北和西田遭处死刑。
唯一一位遭诉涉案的陆军高级将领为真崎大将，他被控与叛军勾结。尽管真崎的证词显示出该人的有罪立场，但他最终在1937年9月25日获判无罪，此一结果主要是受到于6月接任接任总理职务的近卫文麿的影响所致。
1937年7月15日，15名叛军军官于涩谷军事监狱内枪决。矶部与村中两人的处决则向后推延，以使其可在北与西田的案子中作证。8月14日，矶部、村中、北、西田同样于涩谷枪决身亡。

政府结构异动

尽管二二六事件的政变没有成功，但依旧对整个日本政府和军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月9日，冈田内阁解体，后由冈田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任新总理，组织新内阁。不过因为受到新任的陆军大臣寺内寿一的压力，广田不得不做出一些人事上的让步，例如选择有田八郎为外务大臣，而非自己看好的吉田茂。此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二二六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原先内阁成员中的陆海军大臣职务规定必须是由退役的大将所担任，而此一制度的回复使得现役的陆军大臣和军方利益挂勾，只要与军方的观点相冲突，后者即可让陆军大臣请辞，迫使内阁进行重组，并拒绝派出该职位的继任者。换句话说，内阁是否能维持全受到军方所影响。事实上，后来广田内阁组成不满一年后，军方即使寺内辞职，内阁也因此解散了。

陆军内部的派系肃清

尽管高级将领里只有真崎一人遭控与叛军勾结，皇道派仍因该事件而受到极大的损害，从此便一蹶不振。在寺内的主导下，“革新幕僚”们（尤其是石原和武藤最为活跃）开始在军队中进行肃清。陆军共12名大将中有9人于4月底退出现役，包括皇道派领袖荒木、真崎、川岛和本庄。另外其他对皇道派和政变行动抱持同情态度的也同样剥夺其现役身份，或调到离首都偏远、无法发挥政治影响力的地区任职，如山下、香椎、小富士、堀、桥本虎之助和柳川平助等。其他的军官，即便不是皇道派者的权力也受到限制，以消除皇道派在军中的剩余影响力，几乎每一位曾对叛军表达支持的高级将领都受到影响。

历史意义

二二六事件为日本在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事件，推动了日本法西斯主义，也使日本逐渐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后政治学家丸山真男认为二二六事件标志着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第二阶段成熟期结束（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展开了第三阶段的法西斯运动完成时期，日本军方以支持由上至下的法西斯主义，创造了由官僚、垄断资本家及政党的统治联盟，执行了和欧洲法西斯政权类似的政治主张，如对外扩张、赞颂扩军、反个人自由主义、反国会政治、反马克思主义，但不同于欧洲的日本法西斯特色：“家－国”、重农主义及从西方殖民主义手中解放亚洲人民的政治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