喉音理論

历史

该理论的雏形由弗迪南·德·索绪尔在1879年的一篇论述其他问题(论证 *a 和 *o 在 PIE 中是独立音位)的文章中提出。在分析的过程中，索绪尔提出之前拟构的与*ǝ交替的长元音*ā, *ō实际上是PIE元音变换。即，这是e等级和零等级之间的交替，就像通常的元音变换，只是后面带了一个未知的音素。这个音素导致了元音音色的改变以及拉长（短*e变成长*ā, *ō）。所以，不像之前的学者那样拟构*ā, *ō和*ǝ音位，索绪尔拟构了*eA和*A的交替，以及*eO和*O的交替，其中A和O代表未知的音素。索绪尔简单地称其为coefficients sonantiques。当时索绪尔的观点只有少数学者接受，因为太抽象而且缺少直接证据。
赫梯语在20世纪早期被发现和破解，使得情况发生了改变。赫梯语有一个用阿卡德语音节文字书写的发音，通常转写为ḫ ，比如 te-iḫ-ḫi“I put, am putting”。这个辅音和当时拟构的PIE的辅音似乎没有明显联系。当时提出了多种方案把这些赫梯语辅音与当时重构的PIE 辅音系统建立起联系，但这些方案都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地方。Jerzy Kuryłowicz在1935年的《Études indoeuropéennes I》中提议用索绪尔的猜想来解释这些音的规律。他提出赫梯语的这个未知的辅音正是索绪尔假设的coefficients sonantiques的直接反映。从此(各种形式的)喉音理论被多数印欧学家所接受。
多数印欧学家至少接受某个版本的喉音理论，因为目前只有喉音理论可以有力地解释印欧语言中的语音变化和变换模式，并解决了某些次要谜团，比如为什么只包含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的动词词根，其元音总是长元音。比如以前重构为*dō-“给”的词根，喉音理论重构为*deh₃。不只是比以前更经济地顾及了变换模式（需要的元音变换类型更少），而且使这些词根的结构与印欧语基本的辅音-元音-辅音模式相一致。
至于为何这些语音直到很晚才被印欧学家发现，主要是因为在所有印欧语言中，赫梯语及其他安纳托利亚语言是仅有的证实有喉音的语言。在其他语言中，它们的存在最多只能通过它们在临近语音上的影响，和在它们参与的变换模式上看出来。当喉音被直接证实时，它通常是作为特殊的元音而不是辅音(如下面古希腊语的例子)。

发音

喉音的发音仍有相当多的争论，并且已经给出了各种论证来确定它们的发音位置。首先这些语音在毗邻音位上的影响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来自赫梯语和乌拉尔语的证据足以得出这些语音是“声门音”或在口腔中非常后面的部位上发音。同样的证据也与它们是擦音的假定（不是近音或塞音）相吻合，这个假定被喉音在辅音丛中的表现所强烈支持。

*h₁

Beekes（1995）提出*h₁是声门塞音[ʔ]，这一假定仍非常普遍。但是声门塞音不太可能在乌拉尔语借词中反映为擦音，比如在词lehti < *lešte <= PIE *bhlh₁-to 中出现的情况。Winfred P. Lehmann基于赫梯语中的反映提出不同的理论，认为*h₁有两个发音：声门塞音[ʔ]和声门擦音[h]。
Jens Elmegård Rasmussen（1983）提出 *h₁ 是带有音节主音同位异音[ə]的清声门擦音[h]。支持的论据有：1.[ə]和[e]很接近（这两个音在希腊语中合并了）；2.不同于*h₂ 和 *h₃，半元音和辅音之间的*h₁不能在希腊语和吐火罗语中产生辅助元音；3.在类型学上[h] 给出PIE 中送气辅音存在的可能性。
一个新的观点认为，三个喉音就是传统拟构中三组舌背塞音（硬颚音、软腭音、圆唇软腭音）所对应的擦音，*h₁就是硬腭擦音[ç]。

*h₂

从以当代语言特别是闪米特语为条件对此类语音的所知，*h₂ (“a-音色”喉音)可能是咽音或会厌音的擦音比如 [ħ]、[ʕ]、[ʜ] 或 [ʢ]。咽音/会厌音在闪米特语中经常导致a-音色。
Rasmussen 建议 *h₂ 的辅音实现为[x]，带有音节主音同位异音[ɐ]。

*h₃

类似的由于其o-音色效果而一般假定*h₃ 为圆唇(唇化)。它经常被基于来自词根*peh₃“drink”的完成时形式*pi-bh₃- 而被认为是浊音。基于和阿拉伯语的类比，某些语言学家假定*h₃ 也是加上圆唇化的咽音/会厌音[ʕʷ ~ ʢʷ]，尽管假定它是软腭音[ɣʷ] 可能更加常见。(在乌拉尔语中的反映不管它是软腭音还是咽音都是一样的。)
Rasmussen 假定 *h₃ 的辅音实现为[ɣʷ]，带有音节主音同位异音[ɵ]。

对元音变换的解释

既然喉音作为辅音是1935年在赫梯语中发现的，那么索绪尔在55年前的猜想是以什么作为基础的呢? 根源在于对不同结构的原始印欧词根的元音变换模式如何相互匹配的再分析。

塞音接喉音结尾词根

还有一些结束于塞音接着喉音的词根，比如 *pleth₂-/*pḷth₂-“spread, flatten”，得出梵语pṛthú-“broad”阳性(= 阿维斯陀语pərəθu-), pṛthivī-阴性，希腊语platús(零等级)；梵语prathimán-“wideness”(完全等级)，希腊语platamṓn“flat stone”。喉音解释了：(a)在原始-印度-伊朗语中的*t 到 *th 的变化；(b)在希腊语-a-，梵语-i- 和在阿维斯陀语中没有元音的对应(阿维斯陀语两音节的pərəθwī“broad”阴性，对应梵语三音节的pṛthivī-)。

告诫

在对特别是来自印度的语言资料的解释中已经做了一些告诫。梵语保留了多数的动机不清的代换固有模式(比如区分seṭ 词根和aniṭ 词根)，这提供了在“错误”模式上铸就新形式的模型。这里有很多形式如tṛṣita-“thirsty”和 tániman-“slenderness”，是对毫不含糊的aniṭ 词根的seṭ 形成；和反过来的对可靠的seṭ 词根的aniṭ 形式如píparti“fills”、pṛta-“filled”(比较于“真实”过去分词pūrṇá-)。梵语保留了奇妙而清晰的喉音语音的影响，但是历史语言学家要格外小心: 甚至对于吠陀梵语，证据必须在这些形式的古代遗迹和语言材料的整体质地上做仔细权衡(原始印欧语自身有着在其组成上有某种程度变化的词根，如 *ǵhew- 和 *ǵhewd- 都含义为“pour”，这也就没有帮助了；他们称的“词根扩展”用更分析性的术语就是喉音。)

构词中的喉音

类似于任何其他辅音，喉音在动词和名词的结尾和派生构词中发挥了作用，唯一的不同是对告知发生了什么的更大困难性。例如印度-雅利安语可以包含非常明确反映喉音的形式，但是没有办法知道是哪一个。
下面是在原始印欧语构词中喉音的一个概要。

注释

希腊语形式ánemos 和 árotron 特别有价值是因为所涉及的动词词根在希腊语中早已不作为动词了。这意味着没有某种类比推理的可能性，比如发生在拉丁语arātrum“plow”中的情况，它的形态已经被动词arāre“to plow”给扭曲了(同源于希腊语的准确形式应该是*aretrum)。把希腊语thetós, statós, dotós“put, stood, given”的词根元音解释为类推曾经是标准。多数学者今天可能把它们当作最初的，但是在“wind”和“plow”情况下，争论就不会出现。
关于希腊语híeros，伪分词词缀*-ro- 被直接增加到了动词词根，因此 *isḥ₁-ro- > *isero- > *ihero- > híeros (带有对词首送气音的正规倒退)和梵语iṣirá-。词根 *eysH-“vigorously move/cause to move”的存在性好像没有问题。如果这个东西开始于一个喉音，并且多数学者都同意，则必定是*h₁-；而这是个问题。形如*h₁eysh₁- 的词根是不可能的。印欧语没有*mem-, *tet-, *dhredh- 这种类型的词根，它们带有相同辅音的两次出现。但是希腊语证实了一个早期的(并很广泛证实的)相同含义的形式híaros。如果我们重构为*h₁eysh₂-，则一下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对 híeros/híaros 事宜的解释已经被长久讨论了，还没有什么结果；喉音理论现在提供了给予解释的一个机会，它有着两个喉音的形而上理论。这仍只是个猜测，但是要比以前的猜测更加简单和优雅。
在 *pḥ₂ter-“father”中的音节主音*ḥ₂ 可能实际上不是孤立的。特定证据证实了在“mother, father”等中的血缘词缀实际上是*-h₂ter- 而不是*-ter-。喉音在辅音之后音节主音化(希腊语patḗr, 拉丁语pater, 梵语pitár-; 希腊语thugátēr, 梵语duhitár- “daughter”)此外延长前导元音(拉丁语māter“mother”，frāter“brother”) — 甚至在涉及的“元音”是音节主音共鸣音的时候，比如梵语yātaras“husbands' wives”< *yṆt- < *yṇ-h₂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