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茲·鮑亞士

早年生活与教育

弗朗茨·博厄斯生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明登市。虽然他的祖父母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其双亲却如同大多数的德籍犹太人，依循着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其中包括同化于现代德国社会。博厄斯对其犹太背景十分敏感，虽然他口头上驳斥反犹太主义，并拒绝改信基督教，但他从不认同自己是犹太人；事实上，依据他的传记作者所言：“他是一个‘族群定义上’的德国人，在美国保存并提倡德国文化与价值”。在一篇简短自传中，博厄斯写道：
我早年的思想背景来自一个德国家庭，其中1848年革命的理想是一股活跃动力。我的父亲是自由主义者，但并不热衷于公众事务；我的母亲是理想主义者，对公众议题非常感兴趣；他们在1854年于我的家乡创立了幼稚园，致力于科学。我的父母砸碎了教条的枷锁。我的父亲对他父母亲的家庭的礼仪，依然保持着一份情感，但并不允许这份情感影响他的知识自由。
博厄斯从早年在明登市福禄贝尔幼稚园的经历，到他在文理中学的学习中，接触了博物学并对它产生了兴趣。在他在“文理中学”的工作中，他最感兴趣与自豪的是植物地理分布研究。然而，在鲍亚士进入大学就读后，起先在海德堡大学，后来到波昂大学──他在波昂加入Burschenschaft Alemannia兄弟会，并终身参与它的活动──他关注的却是数学和物理学（尽管他也选修一些地理学课程）。他当时有意前往柏林学习物理学，但为了更亲近家人而选择基尔大学。在那里他向卡思登学习物理学。鲍亚士希望从事有关常态分布的高斯定理的研究，而卡思登却引导他研究水的光学特性。该研究成为他博士论文的基础。
1881年，博厄斯在基尔大学获颁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对他的论文并不满意，反而对他从事研究期间深感困扰的感知问题，产生了兴趣。当鲍亚士在海德堡修习库诺·费雪的美学课程时，以及在波昂修习首屈一指的康德主义哲学家班诺·厄德曼(Benno Erdmann)的课程时，他已对康德学派思想产生兴趣。这一兴趣促使他转向“精神物理学”，关注物理学之中的心理学和认识论问题的一门学问。他再度考虑前往柏林向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学习精神物理学，但是精神物理学在当时的地位并不确定，而且鲍亚士并未受过心理学训练。

毕业后的研究

巧合的是，提欧伯·费雪(Theobald Fischer)已移居到基尔，且鲍亚士已将地理学视为一条途径，用以探索他对介于主观经验与客观世界间的关系，所逐渐增长的兴趣。在当时，德国地理学家们在讨论文化变异的原因这个议题上，划分为两派。许多人主张，自然环境是主要决定因素；但其他人（特别是瑞特佐Friedrich Ratzel）试图证明，思想透过人类迁移而传播是更重要的。1883年鲍亚士前往巴芬岛从事地理学研究，探讨自然环境对于当地因纽特人迁移的影响。这是博厄斯的许多民族志田野工作的第一个，他摘录田野笔记，撰写他第一本专著：《中央爱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1888)。
博厄斯与巴芬岛的因纽特人共同生活并从事研究，而且他对于探讨人们的生活方式，发展出终生的研究兴趣。
博厄斯记述，在北极圈冬季的永夜期间，他与旅行同伴迷路，被迫继续驾着雪橇达26小时之久，穿越冰层、软雪、以及降到零下四十六度的低温。后来，他们安全到达一处遮蔽处休息，并从“饥寒交迫”中恢复过来。第二天，博厄斯在他的信函日记中写下：
我经常自问，我们的完善社会胜过于这些“野蛮人”的优点是什么，而且发现，当我越是看到他们的风俗，越觉得我们没有权利鄙视他们......。我们没有权利因为他们的生活形式与迷信，在我们看来似乎相当可笑，而责怪他们。相对来说，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糟糕...。
博厄斯在同一封信继续解释：“因此，个人可为人类提供的所有贡献，必须用在提倡事实”。博厄斯被迫依赖不同的因纽特群体来取得所需的一切，从方位与食物到遮蔽处与友谊。这是艰困的一年，充满着许多极大的困难，包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疾病、不信任、黑死病与危险等等的袭击。博厄斯成功探索了许多未曾调查的区域，并发现独特的民族志事实，但漫长冬季与寂寞的越过危险地形的长途跋涉，迫使他探索他的灵魂，为他做为科学家与公民的生命，找寻一个方向。
博厄斯对于原住民社群的兴趣，在他任职于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时逐渐增长。他在柏林经过介绍而结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Nuxálk 民族的成员，这触发他与太平洋西北海岸第一民族建立终生的关系。
他回到柏林以完成其研究，且在1886年（在亥姆霍兹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对其大学任教资格论文《巴芬陆地》（Baffin Land）进行答辩，并被任命为地理学“无薪大学教师”（privatdozent）。
当他在巴芬岛时，他开始发展对于非西方文化研究的兴趣。更进一步，1885年鲍亚士前往位于柏林的皇家民族学博物馆，与体质人类学家鲁道夫·菲尔绍和民族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在两年前(1883年)，鲍亚士为了准备前往巴芬岛探险，曾向菲尔绍学习解剖学。当时，菲尔绍卷入一场与他昔日学生恩斯特·海克尔之间对于演化的喧嚣争论。海克尔在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后，决定放弃他的医生职业，改而研究比较解剖学，而且不遗余力地在德国推广达尔文思想。然而，如同其他大多数在1900年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学以及1918年现代综合理论发展之前的自然科学家，菲尔绍感觉达尔文的理论是薄弱的，因为他们缺乏一套细胞突变性的理论。因此，菲尔绍偏爱拉马克学派的演化模型。这一争论在地理学家中引起共鸣。拉马克论者相信环境力量可以促成有机体快速与持久的变化，该变化并没有遗传原因；因此拉马克论者和环境决定论者时常发现他们处在争论的同一方。
而鲍亚士与巴斯典更为密集地工作，后者以其对环境决定论的反感而著名。取而代之的，他试图证明“人类心智一致性”，这是一个信念，所有的人类都具有相同的知识能力，以及所有文化都基于相同的基本心智法则。他试图证明，习惯与信仰的变异是历史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一观点呼应鲍亚士在巴芬岛的经历，并吸引他转向人类学。
在皇家民族学博物馆时，鲍亚士开始对太平洋西北海岸的美洲土著产生兴趣，并且在他对大学任教资格论文进行答辩后，他经由美国纽约前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旅程。1887年1月，他在纽约获得《科学》(Science)杂志的助理编辑一职。博厄斯远离了在德国愈演愈烈的反犹太主义与国家主义，以及对地理学家而言极其有限的学术机会，他决定留在美国。
除了他在《科学》杂志的编辑工作，鲍亚士在1888年还获得了美国克拉克大学人类学讲师“dozent”的职位。但鲍亚士在克拉克大学的机会有限，因为这所大学并未设立人类学系。而且，鲍亚士担心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对其研究的干涉。1892年，鲍亚士加入了大批其他克拉克大学教师的辞职行列，以抗议霍尔对学术自由的侵犯。鲍亚士此后于1893年被任命为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人类学首席助理。

直生论对立于达尔文进化论

鲍亚士及其学生的最伟大成就之一，是他们对当时的体质、社会与文化的演化理论潮流的批判。这一批判是鲍亚士在博物馆工作和他在人类学四大分支工作的核心。
基于这项理由，某些人主张鲍亚士派人类学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冲突。这个论点是没有根据的，且错误地设想人们经常使用“演化”一词来指称同一事物。实际上，鲍亚士支持达尔文的理论，尽管他并不认为它可以自然而然地适用于文化和历史现象。鲍亚士学派所嘲笑与拒斥的是当时盛行的直生论。直生论是一个确定的或目的论的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变异是向前推进的，而与自然选择无关。鲍亚士拒斥这套由爱德华·伯内特·泰勒、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及赫伯特·斯宾塞所发展的盛极一时的社会演化理论，并不是因为他反对“演化”概念本身，而是他赞同达尔文的演化观而反对直生论的演化观。
这些盛行的文化演化理论与达尔文的理论之间的差异不能被夸大：这些理论家主张，所有社会的进步都历经以一套相同次序中的几个相同阶段。因此，尽管鲍亚士在巴芬岛所研究的因纽特人，与他在担任大学研究生时所研究的德国人，两者是同时代的，但演化论者主张因纽特人处于他们演化的早期阶段，而德国人在晚期阶段。这呼应着一个流行的对达尔文的误读，人类是源自于黑猩猩。实际上，达尔文主张黑猩猩和人类同样是演化而来的。足以描写达尔文理论的特性的是，它关注某个物种转变成另一个物种的“过程”；“适应”是解释某一物种及其环境间关系的关键法则；以及“自然选择”做为一个转变机制。相对地，摩尔根、斯宾塞与泰勒极少提及转变的过程和机制。
除此以外，达尔文透过对大量经验资料的谨慎检视而建立其理论。鲍亚士学派研究显示，事实上文化演化论者的每个主张都与资料相矛盾，或反映了对资料的深刻误解。正如鲍亚士的学生罗伯特·罗维所评述的：“与某些关于这项主题令人误解的陈述相反的是，并没有任何可信赖的反对演化观念的论点，是经过科学方法证实的，尽管仍有一些对于演化形而上学的坚强敌意，扭曲了确立的事实。”
在一份未出版的讲稿中，鲍亚士描述了他归功于达尔文之处：
尽管这个思想并未十分明确表现达尔文对精神力量发展的讨论，看来相当清楚的是，他的主要目标是表达他的坚定信念，各种心智能力的发展并不具有一个确切的目的，而是它们源自于变异，而且透过自然选择而被延续。这一思想亦由华莱士明确表达，他强调某些外表看似合乎理性的人类活动，可能是在并未确实运用理性思考的情况下，而完善地发展出来。
因此鲍亚士暗指的是，表面上看似一个文化之中的各种模式或结构，并不是有意识设计的产物，而是各种不同机制（例如传播与独立发明）所产生的结果，它们产生了由人们生存与行动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所塑造的文化变异。鲍亚士借由确认达尔文著作的重要性，总吉他的这篇讲稿：
我希望我已成功呈献给各位——尽管仍有缺陷——归功于不朽的达尔文作品所引发的这些思潮，已造就了人类学的今日样貌。（Boas, 1909 lecture; 见Lewis 2001b.）

学术生涯早期：博物馆研究

在19世纪晚期，美国人类学受到美国民族学局的控制，由约翰·威斯利·鲍威尔担任局长，他是一位地质学家，支持摩尔根的文化演化理论。美国民族学局座落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且史密森的民族学主管欧提斯·梅森与鲍威尔一样信奉文化演化（哈佛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Peabody Museum）是个重要的——尽管规模较小——人类学的研究中心）。
正是在博厄斯为博物馆征集藏品与展览而工作期间，鲍亚士形成了其对文化的基本见解，这使他离开博物馆，而寻求将人类学建立为一门学科。
在这段期间，鲍亚士再度前往太平洋西北岸，达五次之多。他持续进行的田野研究使他想到，文化做为解释人类行为的一个地方脉络。他对于地方脉络和历史的强调，使他反对当时的主流思想模式：文化演化。
鲍亚士起初在亲属关系问题上，与演化论相决裂。摩尔根主张，所有人类社会都是从最初的母系组织形态转变为父系组织。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北海岸的印第安团体，如钦西安人（Tsimshian）和特林吉特人，都是被归类到母系氏族。而南海岸的印第安人如努特卡人（Nootka）以及萨利什人（Salish）被归类为父系团体。鲍亚士关注夸扣特尔人，他们居住在上述两群之间。夸扣特尔人似乎具有混合特征。在婚前，一个男人将采用其妻子父亲的名字和羽饰。他的孩子也采用这些名字和羽饰，尽管他的儿子在结婚时就会失去它们。名字和羽饰因此保存在母系中。起初，鲍亚士如在他之前的摩尔根一样，认为夸扣特尔人曾经和他们北方邻族一样是母系的，但后来他们开始演化到父系团体。然而1897年他进行了自我批判，并且主张夸扣特尔人是从早先的父系组织转变成母系组织，这是由于他们向北方邻族学习了母系原则。
鲍亚士对摩尔根理论的拒斥，导致他在一篇于1907年发表的文章里，挑战欧提斯的博物馆展示原则。然而，更有问题的是关于因果关系及分类的基本问题。物质文化的演化观点使得博物馆研究人员根据技术发展的功能或级别来组织展品。研究人员假定器物的形态变迁，反映了一些前进式演化的自然过程。但鲍亚士认为，一件器物的形态反映了其被制作和使用的环境。鲍亚士主张“尽管类似的原因产生类似的结果，但类似的结果不见得具有类似的原因”。博厄斯认识到，即使是形态相似的器物，也可能基于不同原因，而在不同脉络中发展出来。欧提斯的博物馆展示依据几条演化路线来组织，错误地将类似结果并置在一起；那些沿着脉络路线而组织的展示，将会呈现类似的原因。
1892年，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馆长暨研究员普特曼被任命担任芝加哥博览会民族学与考古学部门的负责人，博厄斯获聘担任他的助理，博厄斯因此有机会将他的研究取向运用于展示。博厄斯安排了十四位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夸扣特尔人来到芝加哥，并居住在一个仿造的夸扣特尔人村落中，他们可在那里依据脉络来进行其日常工作。
在世界美洲博览会之后，博厄斯在芝加哥新设立的费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工作直到1894年，当时他的职位(在违反他的意志下)由美国民族学局的考古学家霍姆斯所接替。1896年，博厄斯被任命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担任民族学与人体学的助理研究人员。1897年他组成了杰瑟普北太平洋海岸考察队(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一场为期五年对于太平洋西北海岸土著的田野研究，这些人的祖先是从西伯利亚跨越白令海峡迁移而来。他尝试沿着脉络的路线来组织展示，而不是沿着演化路线。他也发展了切合其策展目标的研究计划:从扩大在一个社会之内的各种诠释脉络的这个角度，来描述他对学生所下的指令，他解释说：“...他们自己取得标本；他们取得对这些标本的解释；他们取得相关文字资料，一部分关联到这些标本，一部分关联到这个人群的概况；而且他们取得当地语言的语法资料”。这些扩大的诠释脉络全被抽离进入一个脉络，这是这些标本或标本组合体，可能被展示的脉络：“我们希望有一套搜藏品，依据各个部族来安排，这是为了传达每个群体的特殊风格”。然而，他的取向使他与博物馆总裁杰瑟普(Morris Jesup)以及馆长班普斯(Hermon Bumpus)发生冲突。他于1905年辞职，再也没有为任何博物馆工作。

学术生涯晚期：学院人类学

1896年，博厄斯被任命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体质人类学讲师，并于1899年升等为人类学教授。然而，在哥大教学的人类学家分属不同科系。当博厄斯离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他与哥伦比亚大学协商将人类学家集中到同一个系，鲍亚士将主持该系。鲍亚士在哥大的人类学系成为美国第一个设立博士课程的人类学系。
在这段期间，鲍亚士发挥了关键作用，将美国人类学会组织这个新兴领域的一个伞形结构组织。鲍亚士起初希望美国人类学会的成员限定为专业人类学家，但是麦克基(W.J. McGee)（另一位参与由鲍威尔所领导的美国民族学局的地质学家）主张，该组织应当开放其他学科加入成员。麦克基的立场站了上风，而且他在1902年被选为美国人类学会的首任主席。鲍亚士与普特曼（Putnam）、鲍威尔和荷曼斯（Holmes）同时被选为副主席。
鲍亚士同时在哥大和美国人类学会，鼓吹人类学“四大分支”的概念；他亲自为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做出贡献。他在这些分支的工作担任开路先锋：在体质人类学，他领导学者远离种族的静态分类学，而强调依照人类生物学与演化进行分类；在语言学，他打破了经典文献学的局限，并确立一些现代语言学及认知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在文化人类学，他（与马凌诺斯基一起）建立了脉络论者的研究取向，探讨文化、文化相对论与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法。
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被认定不仅将不同类型的人类学家集中到一个科系，更是透过将人类学研究的不同课题整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课题，来重新设想人类学，这是鲍亚士对这个学科的重大贡献，并成为美国人类学有别于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人类学的特征。这个研究取向将人类学的课题──人类物种界定为一个整体。这个焦点并未使鲍亚士寻求将所有的人类与人类活动形态化约为某些最小公分母；更恰当的说，他明白人类物种的本质，将是在于人类形态与活动方面的为数庞大的变异（这是一条类似于达尔文探讨一般物种的研究取向）。
在他1907年的文章〈人类学〉中，鲍亚士为人类学家确定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部落和民族会有所差异？现在的差异是如何发展出来的？”由这些问题推而广之，他解释了人类学研究的目标如下：
我们并不是讨论一个个体的人类所具有的解剖学的、生理学的与心智的特质；我们感兴趣的却是，这些特征在不同地理区域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类群体中的多样性。我们的任务就是探究引发这些被观察到的差异的原因，并调查引致人类生活多样形态的建立的一些事件的发生顺序。换言之，我们感兴趣的是，生活在相同生物、地理与社会的环境下的人们，所具有的解剖学的与心智的特质，而且将其视为由它们的过去所决定的。
这些问题标示着一个与当时流行的人类多样性思想的明显决裂，后者假定某些人群具有历史，明显记载于历史（或书写）记录中，然而其他人群欠缺文字记录，也就欠缺历史。对某些人而言，介于两种不同类型社会间的这项区别，解释了介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及其他关注文字记录的学科，与人类学这个被假定专注于无文字记录的人群的学科之间的差异。鲍亚士拒斥这种介于两种社会类型间的区别，以及这套学术分工。他了解所有的社会都具有历史，且所有社会都可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合适对象。为了以相同研究取向探究有文字与无文字社会，他强调透过对文本以外事物的分析，研究人类历史的重要性。因此，在他1904年的文章〈人类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鲍亚士写道：
人类学家作品的历史发展，似乎清楚地挑选一个迄今尚未由其他任何科学所涉足的知识领域。这就是所有不同人种的生物史；运用于无文字语言人群的语言学；对于无历史记录的人群的民族学；以及史前考古学。
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及社会理论家已在思索关于这些差异的起因，但鲍亚士抛弃了这些理论，特别是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演化与文化演化理论。他努力建立一门学科，这门学科的主张将会植基于严格的经验研究。
他在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原始人的思维》（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1911年出版）——整合了上述各种关注，并建立了一个人类学系，主导了美国人类学往后十五年的发展。在这项研究中，他确立了任何特定人群、生物学、语言、物质的与象征的文化均为自主的；每一个都是同等重要的人类行为面向，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个面向可以化约为另一个。换言之，他确立了文化并不是任何独立变项的依变项。他强调任何人群的生物、语言与文化特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中包含了文化与非文化力量。他确立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特征，而且这个特定文化环境建构了许多个体行为。
鲍亚士也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公民科学家的角色模范，他理解即使有对于真相的追求做为他的目标，所有知识都具有道德结果。《原始人的思维》一书以对人文主义的呼唤做结：
我希望在书中略述的这些讨论已经呈现，人类学资料教导我们，对有别于我们的文明类型抱持更大宽容，我们应学着以更大同理心来看待异己种族，并抱持一种坚信，当所有种族都以某种方式，对以往的文化进展做出贡献，因此他们也将能促进人类的利益，只要我们愿意提供他们一个公平机会。

体质人类学

鲍亚士的体质人类学研究，结合了他对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将迁移视为变迁原因的这两个研究兴趣。他在这个领域的最重要作品是对纽约移民子女体型改变的研究。其他研究者已提出在美国人与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人们间，身高、头骨尺寸、以及其他体质特征的差异。许多人运用这些差异，主张不同种族间存在着先天的生物差异。鲍亚士的主要兴趣是对于变迁过程研究──针对象征文化、物质文化及语言；他因此开始测定是否体型也受变迁过程所影响。鲍亚士研究了17,821个人，区分为七个民族─国家群体。鲍亚士发现移民的头骨尺寸平均值，明显有别于在这些分组之中出生于美国的成员。此外，他发现由母亲在抵达美国之后的头十年内所生的孩子，其头骨尺寸的平均值，明显有别于那些在母亲抵达十年之后所生的孩子。鲍亚士并不否认体质特征是遗传的，例如身高或头骨大小；然而，他确实主张环境对这些特征具有影响力，这是随时间变化而被显现出来。这项工作对于他深具影响力的主张——种族间的差异并非不可改变的——具有核心地位。
在当时，这些发现是激进的且依然持续争论中。2002年人类学家史巴克斯（Corey S. Sparks）和詹茨（Richard L. Jantz）宣称，由相同父母在欧洲和美国所生的孩子之间的差异极小且不显著，而且暴露于美国环境中，对孩子的头骨指数并未发生可察觉的影响。他们主张其研究结果与鲍亚士原先的发现相矛盾，并论证博厄斯的发现可能不会再被用来支持头骨形态学中的可塑性论点。然麦克斯（Jonathan Marks）——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以及美国人类学会前任的普通人类学部门主席——指出这项对鲍亚士工作的修正研究“具有绝望（如果不是困惑）论调，而且很快受到更多主流生物人类学所反驳。”2003年，人类学家Clarence C. Gravlee、H. Russell Bernard与William R. Leonard重新分析鲍亚士的资料，并论定鲍亚士当初的发现大致正确。此外，他们将新的统计方法、电脑辅助研究法运用于博厄斯的资料，并发现更多支持头骨可塑性观点的证据。
在一份稍后的出版品，Gravlee、Bernard和Leonard重新检视史巴克斯和詹茨的分析。他们主张史巴克斯和詹茨扭曲了鲍亚士的论点，而史巴克斯和詹茨的资料确实支持鲍亚士。例如他们指出，史巴克斯和詹茨检视头骨尺寸的变化，将它关联到个体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长度，以测试环境的影响。然而，鲍亚士检视头骨尺寸的变化，将它关联到个体的母亲在美国居住的时间长度。他们主张鲍亚士的方法更为有效，因为出生前环境是一项重要的个体发展因素。
尽管一些社会学家和演化心理学家指出，鲍亚士反对达尔文演化论，但鲍亚士实际上是达尔文演化思想的忠实支持者。在1888年，他宣称“民族学的发展大部分归功于对生物演化原则的普遍认定”；从鲍亚士的时代以来，体质人类学家已确立，人类的文化能力是人类演化的产物。实际上，鲍亚士的体型变化研究对于达尔文学说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要的是请记得，鲍亚士是在生物学家对于遗传学毫无所悉的时代被训练出来的学者；孟德尔遗传学直至1900年后才广为人知。先前的生物学家依赖对体质特征的测量，做为支持任何演化学说的经验数据。然而，鲍亚士的生物测量研究，使他质疑该方法与资料类型的效用。1912年，在柏林对人类学家发表的一场演讲中，鲍亚士主张这种统计学方法挺多只是增加生物学的问题，而无法解答它们。正是在这种脉络下，人类学家开始转而以遗传学做为任何理解生物变异的基础。

语言学

尽管鲍亚士曾出版对美国土著语言的描述研究，并撰写关于语言分类工作在理论上的困难之处，他仍将这个主题留给同事与学生如萨丕尔去研究文化与语言间的关系。
但是，他1889年的文章《关于交替语音》（"On Alternating Sounds"）为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两科的方法论，提供了非凡贡献。这是对1888年丹尼尔·加里森·布林顿所发表论文的回应，当时布林顿为宾州大学的美国语言学与考古学教授。布林顿观察到，在许多美国土著的口语中，某些语音规律地交替。这显然不是个人口音所产生的作用；布林顿并未暗示说某些个体对于某些单字的发音异于他人。他主张有许多单字，甚至在被同一个说话者重复说出时，其发声法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差异。运用演化理论，布林顿主张此种普遍的不一致性是语言处于劣等的标记，以及美国土著都处于他们演化过程低等阶段的证据。
鲍亚士对布林顿所讨论的内容十分熟悉；他在巴芬岛和太平洋西北从事研究时也经历类似事情。然而，他主张“交替语音”绝对不是美国土著语言的特征——甚至他主张它们根本不存在。博厄斯并未将交替语音当做文化演化不同阶段的客观证据，而是从他多年来关于客观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的研究兴趣，来看待它们。他也思考先前对演化取向的博物馆展示的批评。在那里，他指出两种东西（如物质文化的器物）表面上看来是相似的，可能在实际上却是非常不同。在这篇文章，他提出一种可能性，两种东西（语音）看似不同，可能在实际上却是相同的。
简言之，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对不同语音的“感知”上。鲍亚士以提出一个经验问题开始：当人们用不同方法描述一个语音时，是因为他们不能感知其差异，或是可能存在另一个理由？他立刻就确定立场，他不关心关于感知缺陷的个案——等同于色盲的听觉障碍。他指出，这些用不同方式描述同一个语音的人们所具有的问题，等同于用相同方式描述不同语音的人们所具有的问题。这是研究描写语言学的关键：当研究一种新语言时，我们如何注意不同单字的发音？（在这一点上，鲍亚士预见了并奠定了音位学（Phonemics）与语音学（Phonetics）的区别。）人们可能用多种方法来发音一个单字，而且依然认知他们正在使用同一个单字。那么，问题并不是“这些知觉未能被他们个人所认知”（换言之，人们认知到某些发音的差异）；而是这些语音“是依据其相似性而被分类”（换言之，人们将多种被感知到的语音归成同一类）。一个类似的视觉例子包括描写颜色的单字。英语单字“green”能被用来指称多种明暗、色调、浓淡。但有些语言并没有指称“green”的单字。在这些案例中，人们可能将英语使用者所称的“green”归入“yellow”或“blue”中。这不是一个色盲的例子——人们能够感知颜色的差异，但他们归类这些相似颜色的方式有别于英语使用者。
鲍亚士将这些原则运用于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因纽特语的研究。研究者们已发表某个特定单字的许多不同拼法。在过去，研究者透过许多方法解释这项资料──它可能指出对某个单字发音方式的各地变异，也可能指的是不同方言。鲍亚士主张另一种解释：差异并非在于因纽特人如何发出这个单字的语音，而是在于使用英语的学者如何感知这个单字的发音。这项差异并非在于英语使用者本身无法感知这个被讨论的发音；而是英语的语音系统无法适应被感知的语音。
尽管鲍亚士对描写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提供非常特殊的贡献，但是他最终的论点是意义深远：观察者的偏见并不必然是个人的偏见，它可能是文化的。换言之，西方研究者的感知范畴，可能有系统地导致一位西方人误解或无法完整感知另一文化中的一个有意义的成分。如同他对梅森的博物馆展示所提出的批评，鲍亚士论证了这个看似文化演化证据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合乎科学的方法与西方人对自身文化优越的信念所产生的结果。这个论点为鲍亚士的文化相对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某个文化的各种成分，从该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有意义的，即使它们从另一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意义的（或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

学生与影响力

从1901年到1911年，哥伦比亚大学只产生了七位人类学博士。尽管依据今日的标准，这是非常小的数目，在当时却足以让鲍亚士在哥大建立的人类学系，成为美国最卓越的人类学课程。此外，鲍亚士的许多学生继续在其他主要大学建立人类学课程。
鲍亚士的首位博士生是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1901年），他连同鲍亚士的另一位学生罗伯特·罗维（1908年）创建了柏克莱加州大学的人类学系。他也培养了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904年）——首批土著美国印第安人类学家之一（福克斯人（Fox）），在1909年于菲律宾研究时遭到杀害——以及亚伯特·刘易斯（Albert B. Lewis）（1907年）。鲍亚士也培养了其他许多对学院人类学的发展深具影响的学生：弗兰克·斯佩克(1908年)由鲍亚士培养，却在宾州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迅速着手在该校创建人类学系；爱德华·萨丕尔(1909年)和费-库珀·科尔（Fay-Cooper Cole）(1914年)在芝加哥大学发展了人类学系;亚历山大·戈登卫塞(1910年)与埃尔西·克鲁斯·帕森斯（她1899年从哥大获得社会学博士，但后来向鲍亚士学习民族学）在社会研究新学院创立人类学系;莱斯利·斯皮尔（Leslie Spier）(1920年)后来在华盛顿大学和其妻子欧娜·甘瑟(也是鲍亚士的学生)创建人类学系，而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1923年)在西北大学创立人类学系。他也培养了约翰·里德·斯万顿（在1900年取得哈佛博士之前，曾在哥大向鲍亚士学习两年），保罗·拉丁 (1911年)，露丝·潘乃德(1923年)，格拉迪斯·理查德（Gladys Reichard）(1925年)于1921年在巴纳德学院开始授课，后来升等为教授，露丝·班佐（Ruth Bunzel）(1929年)，亚历山大·莱瑟（Alexander Lesser）(1929)，玛格丽特·米德(1929)，以及吉恩·韦尔特菲什（Gene Weltfish）（她在1929年论文答辩，尽管她直到1950年哥大降低所需费用后，才正式毕业）。 
他在哥大的学生还包括墨西哥人类学家曼纽尔·加米欧，他在1909到1911年师从鲍亚士后获得硕士学位，并于1917年成为墨西哥人类学局首任局长；以斯帖·戈德弗兰克（Esther Goldfrank）于1919年随鲍亚士前往新墨西哥州从事对普布罗印第安人的研究；吉尔伯特·弗雷耶，他在巴西形塑了“种族民主”的概念；以及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小说家卓拉·尼尔·赫斯特，她1928年从巴纳德学院毕业——这是附属于哥大的女子学院。
他也影响了克劳德·李维史陀（，后者是他在晚年寓居纽约时，于1940年代遇到的。
鲍亚士的几位学生持续担任美国人类学会的旗舰期刊《美国人类学家》的编辑：约翰·里德·斯万顿(1911, 1921-1923)，罗伯特·罗维(1924-1933)，莱斯利·斯皮尔（(1934-1938)，以及赫斯科维茨 (1950-1952)。爱德华·萨丕尔的学生John Alden Mason在1945-1949年当编辑，而阿尔弗雷德·路易斯·克鲁伯和罗伯特·罗维的学生沃尔特·戈德施米特（Walter Goldschmidt）在1956-1959年担任编辑。
鲍亚士的大多数学生同样具有他对谨慎的历史重建的关注，以及他对臆测的演化模型的反感。此外，鲍亚士鼓励他的学生，批评他们自己就如同其他人批评他们一样。例如，鲍亚士起初为他将头骨指数（头骨形态的有系统变异）做为描述遗传特征的方法提出辩护，但后来在进一步研究后否定了他早期的研究；他同样批评了他自己对（太平洋西北海岸）瓜求图人语言及神话的早期作品。
鲍亚士的学生受到此种自我批判动力所鼓舞，以及鲍亚士学派致力于从报导人那里学习，并根据个人的研究发现来塑造论点，因此这些学生迅速偏离了他自己的研究论点。他的学生很快试图发展鲍亚士普遍反对的钜型理论。克鲁伯使他同事的注意力转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及文化人类学与心理分析二者结合的可能。露丝·潘乃德发展了“文化与人格”以及“国民文化”（national cultures）理论，而克鲁伯的学生朱利安·斯图尔德发展了文化生态学及多线演化论。
然而，鲍亚士对于人类学具有不朽的影响。事实上所有人类学家如今都接受鲍亚士对经验论及他的方法论文化相对论的支持。此外，事实上所有文化人类学家如今都分享着鲍亚士对田野研究的贡献，这包括长期居住，学习当地语言，并与报导人发展社会联系。最后，人类学家继续尊崇他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Thomas Gossett在1963年《种族：在美国的一个思想的历史》（Ra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一书中，写道：“在历史上，鲍亚士在打击种族主义偏见上，可能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