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

背景

在1961年5月3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肯定了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却把大饥荒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国内外研究大饥荒的学者，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政策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源，而毛泽东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1959-1961三年间也并没有大面积的灾害，是正常的年景，苏联撕毁合同也根本和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关系。

政策失当

“大跃进”和农村集体化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大跃进”时“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人力，农村大量人口去大炼钢铁，导致无法及时收割粮食。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原料、机械及技术，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公社化和集体食堂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而基于私有土地的生产被禁止。强制的农业集体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百万计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破锅烂锹）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块。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的伪科学理论的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会因此相互竞争而相互妨碍生长，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特文提·马尔特瑟夫（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
公共食堂制度也是触发大饥荒的一个原因。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必须十分节省地吃粮食，从而坚持到下一次收获。而大食堂制度将农民的口粮强制性集体化，提倡“敞开肚皮吃饭”，再加上不少基层干部从中克扣，使得本来就匮乏的粮食被提前消耗殆尽。据前国家统计局长薛暮桥估计，1958年大食堂过度消耗粮食多达1750万吨。这使得在1958年收成不错的情况下，仅仅半年之后就发生饥荒。

统购统销和过度征粮

由于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1956年初，初级形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一大批一大批地向高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同年10月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要求今后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一九五五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拟定。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这样，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规定》提出：“国家对粮食丰收地区的余粮社，可以在定购数量以外，适当增购一部分，但增购部分不得超过余粮社增产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又作出补充规定，根据一九五六年的经验和供销矛盾的新发展，提出在坚持“三定”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的方针。对超过粮食“三定”的余粮社、自足社，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缺粮社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针对中央和国务院在粮食统销中向农民层层加购的作法，刘少奇认为：我们的粮食政策好。群众交售有习惯，国家不出钱，群众无意见。
在这种背景下，党和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和单位，在粮食亩产问题上作起文章，从上到下刮起亩产万斤粮、几十万斤粮的吹牛风，为国务院的“增购”决定保驾护航，来证明刘少奇“我们的粮食政策好”的“科学论断”。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农业部发出通知，奖励一九五六年第一批农业增产模范，一九五六年第一批增产模范共68个单位和个人，分别属于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山东、陕西、青海、吉林、内蒙古、北京和上海市。第二批名单已经审定，分别属于安徽、河北、甘肃、江西、黑龙江、贵州、山西、辽宁、云南、河南、江苏、广东、四川、湖南、青海、浙江、新疆和天津的107个合作社、拖拉机站，农业技术推广站和国营农场。以多交爱国粮为荣，少交爱国粮为耻的荣辱观，在红头文件、新闻媒体、干部讲话中广泛宣传，总理周恩来在反右派运动中“搭车”把对统购统销政策的态度作为划分左中右的条件之一，从而，自一九五八年起，统购统销中“三定”的“定产”工作，开始在吹牛皮说大话的基础上走高不走低，“定购”，建立在高“定产”的基础上，“国家粮食征购应当同农业合作社内分配结合进行，使农业社首先完成国家拟定的粮食征购任务，然后进行社内分配，必须继续坚持购销结合的原则……”“各地征购多少粮食，销售多少粮食，中央每年仍统一安排一次”，“全国库存粮食除了地方可机动使用的粮食外，仍然由中央集中掌握，统一调度，地方政府必须继续执行国家统一的粮食库存、粮食调度计划。”……自从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之后，党和国家进一步加大了落实统购统销政策的力度，并在人民公社化之后，对统购统销政策在细化的基础上，也作了调整，按照当时国务院的红头文件要求，必须坚持“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原则。由于已经公社化，实行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核算，农民生产下的粮食，必须由生产队集中交给大队，由大队交给公社，由公社交给国库，由国家统一收购——一粒不少地以极低价格卖给国库，然后由国家粮食部门按照核准的人口数以及各生产队产粮年度总产，扣除应按定额卖给国家的统购粮数额，以及公粮（土地税）数额，又及代保管的种子、牲口饲料，再及地方政府机动粮数额之后的余粮数，再给农民确定供应（返销）标准，一切都扣除之后，有无剩余，余多余少，再由人民公社按粮食部门提供的标准人头概算社员口粮，由社员拿钱到国库再买回返销给自己的口粮（返销粮），这就是“统购统销”。农民所卖统购粮的粮款，基本全被政府用来扣除灌溉农田的水费、化肥款、农机修理款等形形色色的收费，结果，农民分文也得不到，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是欠债者。那时候，政府规定不准农民外出的打工，不准在市场买卖物品，农民没有其它任何经济来源。这时的农民，谁也无钱到国库去购买返销粮。因各级领导在粮食产量问题上向上级吹了牛，实际产量达不到预报的数字，而国家年初的定产数又是在各级吹牛吹出来的数字基础上做出来的，定购时，自然按定产额统购，吹牛者便把应返销给农民的口粮全部扣压住，存在国库，弥补差额，作为大丰收成果，去为他们搭建升官的阶梯。
国防大学政工教研室博士生导师林蕴晖研究发现：由于高指标、浮夸风导致高征购，1959到1961年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而正常年景是20%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周恩来传》亦证明了这一点。

浮夸风

1958年，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一年粮食产量增加一倍的口号。
为了讨好毛泽东的大跃进方针，或想证明自己的管治胜过其他地区等原因，全国各地都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不断虚报产量等数字，如亩产12万斤等。
不仅是产量浮夸，就连猪就像大象般巨大、花生大至能让几个人坐上去而渡江，这些夸张得荒唐的新闻也经常报道。
产量高，自然要上缴更多农作物给予中央，地区官员把差不多所有收成都上缴了。最后，农民则面临非常严重的饥荒。

生态破坏

大跃进初期，毛泽东发起的“除四害运动”，把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定义为四害。歼灭麻雀的结果使农田当中的害虫几乎没有天敌，而让次年的粮食严重欠收，发生极为严重的饥荒问题。虽然后来麻雀被除名，但已造成相当的生态破坏。

错误政策

1959年中国大陆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产量只有1958年的70%，全国各地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
Joseph C. H. Chai 用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分析，发现1960-1962年粮食减产使得饥荒无法避免，而粮食减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政策错误，而不是中国政府所说的天灾或苏联逼债。在粮食分配上，乡村比城市减少的更多，使得饥荒在乡村比城市严重。

气候

由原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是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年间全国分布大致均的350个站点的气象资料作出的分析。从以下几个方面对1958－1962年大饥荒期间的全国性气候作出分析：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据对自然灾害评价的需要，气象学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划分干旱等级。它反映了该年降水量与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离程度。如果当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则是正常年景，不存在涝灾或旱灾。在该书中，农业气象学家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降水资料，绘出了1951－1990年间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随年代的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1960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约为－30％，为一般干旱。其干旱程度远远低于1955、1963、1966、1971、1978、1986、1988年等年份。1978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还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是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气象专家将涝灾分为涝、大涝两个等级，连续一个月降水距平大于200％，连续2个月降水距平大于100％，连续三个月降水距平大于50％为大涝。 1959、1961年只能算一般涝年。1954年涝灾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的现象。

生长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简称生长季），这个时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在该书中农业气象学家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降水资料，制出了“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由于各地区在不时季节降水量分布不同，各地的生长季降水量距有所差异。但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这三年，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年来小的几年，远远小于1954、1965、1972、1973、1978、1989等年份。从偏离幅度看，这三年是一个常态年份，不能说是大灾之年。

年平均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有重要影响。我国气象学者利用全国大体分布均的350个站点1951－1990年的年平均气温的平均值绘出的全国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从图中可见1958年－1961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历年来大的，即年景比较正常。1959－1961年气温偏离常年不是大的，没有出现超常低温。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第141、190页提供的“部分年度全国自然灾害受灾和成灾面积及粮食总产量” ， 数据显示“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同样数据表明，即使在年年都有的自然灾害中，除了1959-1961年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粮食产量几乎都处于年年增长的状态。

信息封锁与误导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粮食减产，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粮食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天灾，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毛的中国恰恰在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中国政府甚至下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买食物，以免泄露国情。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刘桂阳为反映民众的困苦，在国务院北门外请愿、张贴标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案件。
1961年9月，退役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来访中国，从9月6日开始，蒙哥马利对北京、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进行了参观访问。在延安访问期间，蒙哥马利途径一个公共浴室，他便问熊向晖说：“我可以进去吗？”熊向晖回答说：“男部可以，女部不行。”说完，蒙哥马利径直走进了男浴室。浴池里多是中青年人，也有几个少年，他们见到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走进浴室，并同自己打起招呼来，便有些害羞地躲开了。而蒙哥马利却沿着浴池走了一圈，仔细审视着浴室内每一个人的裸体。当他走出浴室后，即对陪同人员说：“来以前，有人说中国正在闹大饥荒，饿死了几十万人，中国每个城市都饿殍遍地。说中国闹大饥荒是没有理由的。这里人的肌肉很好，丝毫看不出饥荒的迹象。”其访问中国期间，和党主席毛泽东见面谈话2次，亦与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等中共高级干部多次见面。除了蒙哥马利，后来担任法国总统的法兰索瓦·密特朗也被宣传欺骗。而实际上根据习近平弟弟习远平2013年发表在陕西省委党报《陕西日报》上的文章，陕西同样也发生了饥荒。
以后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迟至199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过去200年间大饥荒的列表，尚未收录这场59－61年的中国大饥荒。 但该书1999年版中的“饥荒”条目，则明确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共产主义黑皮书》也称之为“史上最大饥荒”。
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并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道题材，从中也可以看出饥荒的严重情况。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2013年11月20日，美国劳改基金会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庄向媒体公布了安徽和甘肃两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国官方调查文件。
信阳事件中，当地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禁止信阳专区农民逃荒，派出多队巡视员拦截逃荒者，并禁止当地信件外流。

对外粮食援助增大

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了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1年1月，中国和苏联分裂，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帮忙骂苏联的赫鲁晓夫，给了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

粮食进口迟缓和拒绝外援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中共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2009年0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发表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公开了当时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原文引用如下：
“1960年12月底， 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商议，进口150万吨粮食。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
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不过，禁运名单并不包括粮食。中国陆续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进口了粮食。
中国第一次从加拿大进口粮食时，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依据加拿大法规，官方特许的银行不得向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提供出口商业信用。然而加拿大小麦局成功地说服了加拿大政府，破例同意加拿大有关银行为中国第一批小麦进口提供了短期出口信贷。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小麦也争取到了较为优惠的条件。
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粮食报价也比较低。1961年初，中国曾考虑向美国进口粮食，刚刚就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也表示，可以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向中国出口粮食。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最终没有向美国直接进口粮食。后来，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到了美国粮食。
1961年初，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设想以民间的形式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被中国婉拒了。其他国家的粮食援助，中国也未接受。
中国接受的唯一一笔国际无偿援助来自蒙古：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
1961年，苏联两次主动提出对中国的粮食援助方案。一次是1961年2月27日，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致信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提议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和50万吨古巴糖。中国决定把100万吨粮食作为备用，接受50万吨糖。后来由于中国顺利地进口到粮食，100万吨备用粮食最终没有使用。另一次是苏联提出借与中国30万吨粮食渡荒，中国予以接受。当时，苏联对华态度也较为友好。据中国贸易代表团汇报：“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对我1960年的欠账和借给我50万吨粗糖都不计利息。”
据1961年12月26日的《外贸通报》，只有德、捷两国对华态度特别坏。东德派其政治局委员马特恩来中国索债，被中国总理周恩来严肃批驳其要求，东德开始有所收敛。
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则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自行去解决。

政治斗争和腐败

从1955年开始，由于批判右倾思想的影响，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层层抬高经济指标的趋势，特别是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项目越来越多，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的指标。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因为清楚地看到很多计划超越了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1956年2月份，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决定把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要求的180亿元压缩到147亿。1956年6月10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财政部提交的预算报告初稿，其中明确写道“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明显地加重了反冒进的分量。同时更进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47亿元进一步压缩到140亿元。由于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暂时遏制住了经济建设大幅冒进的趋势，但是1956年经济还是有冒进的问题，以致财政第一次出现了10亿的赤字。在编制第二个一年计划和1957 年经济计划时，周恩来等人还继续坚持反冒进，把一些过高的经济指标压了下来。
1956年9月5日到27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明确提到“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可以得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已经消灭的结论。 同时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论。但是毛泽东并不认可上述这些现在看来非常正确的国家决策，而是凭借自己巨大的权威，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政策：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 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和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完全转到错误的道路：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不顾实际条件强调高速度发展。从制度层面看，不仅仅是领袖和领导集团的错误，而是制度性错误。在这个体制内，没有对最高领导人错误的纠错机制，反而可能会把错误进一步极端化。
“反右倾”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倾，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危，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风，处处隐瞒、谎报灾情。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例如：河南信阳）为了隐瞒灾情，阻止饥民外出讨饭，截取邮件阻止信息传播，让农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导致灾情严重恶化的原因。信阳最终饿死至少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沉痛地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1962年夏，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1959年4月份国务院秘书厅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缺粮的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又把15省多达2500万人缺粮挨饿的情况上报。面对这样大面积的灾情，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继续“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向农民征购的粮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状态。在大饥荒时期，不仅大量征购农民的粮食，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饿死人最多一年，即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国家粮食库存高达887.03亿斤，但没有开仓放粮救人！1960年4月，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国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假如当时能够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粮食。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度减少了2500万吨，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大饥荒为严重的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

武力镇压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于中共党办的人民网刊文《“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记载了安徽省当时，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而被公安机关等暴力武装机关抓回打成“反坏分子”，其并明确指出：“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学者宋永毅则据中国公安部的一个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要饭吃的所谓叛乱，甚至遭到正规军队使用机关枪进行武装镇压。
在饿死20余万人的安徽无为县，1960年由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黄立众（56年考入北大，因说了农村饿死人的实话，被校长陆平开除）看到众多乡亲被饿死组织而组建了‘中国劳动党’，并针对当地干部衣食无忧却大肆搜刮农民活命口粮的情况制定了《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暴动准备在1961年春节期间发动，后被两个连的部队剿灭。1982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予部分平反。
《三年大饥荒没有造成大规模农民反抗的根本原因》一文作者调阅了大量中共官方编写的地方志，更加详细地披露了在三年大饥荒时期，针对农民要粮食吃的保命行为而进行的全国性武力镇压严打运动，这与乌克兰大饥荒时期苏共对乌克兰农民的暴力屠杀如出一辙。其中最为残酷的一个例子是，“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官员回忆

三年困难时期的饿死人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来说，是一个非常忌讳和回避掩盖的话题。虽然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并至今未能明确公布死亡人数，但其政治敏感度亦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退；而且针对来自香港台湾和世界的各种质疑和谴责声音，中共领导人在毛泽东死后亦转变曾经一贯坚持的完全否认态度，进行了各种反思和回应：
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0日的武昌会议上说：“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明年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不能总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否则，“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注：指广西饿死550人的事情），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他指着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说：“安徽要搞那么多（吗）？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1962年7月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农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说：“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
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回忆这段历史说：(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妇女穿白鞋吊丧）。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毛泽东）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并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这个由所谓的“左王”邓力群口述、朱元石记录整理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标题为：《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的文章充分叙述了中央干部（包括毛泽东刘少奇陈云李先念周恩来等实权官僚）对三年大饥荒时期全国各地大规模饿死农民的历史事实是洞若观火了如指掌的。
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04年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并直接导致四川省经济衰退，退出比较发达省份的序列，成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样的中下等经济省份。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
当时安徽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中共中监委农村处处长李坚调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间饿死人的总数，将生产队、公社，再到每个县的统计数字逐级汇总，安徽全省饿死人总数350万，正式上报为300万。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在文革后表示：核实结果，安徽饿死350万没错。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2.5。
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
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 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原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长宁（县）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其它在各种公开场合承认大规模饿死农民的中共高级干部还包括：胡耀邦、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出狱后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其声称全国当时大致饿死500万人左右）、李锐等。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从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万人 ；1960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1000多万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数应在1000万以上。这还仅仅是1960年一年的数字。
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认大量人饿死，如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国》和《曲折发展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等等；
中共官方主办的各种报纸杂志和网站亦有大量的文章承认了大规模饿死农民的历史事实。例如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10月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

争议

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提到三年困难期时，认为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运动路线导致，但中共官方对死亡总人数一直保密。
目前争议主要是饿死人口的具体数字与三年经济困难的责任追究问题。

公开论辩

近年来，“饿死三千万”的文章广为流传，而大陆毛派、个别教授和中共部分党办媒体则公开否认上千万农民饿死，使得争论加剧：
2012年4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通过新浪微博否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引发部分网友激烈抗议。次日，北大教授孔庆东等人转发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饿死人是谣言，是“外国人”写的党史。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为大饥荒做了专题报道。
2013年9月，徐州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否认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口；其认为，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50万人以下。杨继绳认为孙经先以“迁移后不上户口”解释人口变化，而没有解释没有户口如何获得粮食配给。孙经先反驳称粮食配给制针对当时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通过参加生产小队劳动而分得粮食，因而不需要购买实行配给制的商品粮。
201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撰文表示，“‘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

官方态度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一同造成的。
中国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的罕见自然灾害所致，现在则回避这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并没有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
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