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南榕

家庭背景

郑南榕的父亲郑木森出生福建省福州市，在台湾日治时期晚期由于父母双亡，自中国大陆抵达台湾投靠亲戚。虽然福州人在台湾有群居的习惯，但郑木森相当融入闽南人社会。郑母谢惠琛居于台北州基隆郡，为闽南裔。也因此作为外省人的郑木森在台北市与谢惠琛结婚时，遭谢惠琛亲属强烈反对。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一般外省人遭到波及，郑南榕一家也受父亲省籍影响，透过邻居保护才避免部分激进份子骚扰、攻击。
局势稳定后，郑木森在中兴纸厂担任主要干部的福州市乡亲介绍下，带领一家迁居至宜兰县罗东镇。1947年9月12日，郑南榕于中华民国台湾省台北市城中区汉口街出生，当地多为闽南人，故郑南榕以闽南语为母语。郑木森夫妻两人在中兴纸厂福利社开设理容美发院维生，尽管收费较外面便宜，不过由于纸厂本身能提供稳定的客源以及免费的宿舍，使得居住在此的郑南榕一家生活并不匮乏。之后郑南榕的弟弟郑国飞、郑肇基和郑清华也接继出生，4人便在中兴纸厂宿舍区内居住着。
郑南榕在小学开始第1天，便因省籍被同学嘲笑而打架。转学之后，郑南榕和弟弟都自认为本省人，且联合本省人阵营和其他外省人打架。尽管郑南榕常跟其他孩子一同游玩，但是在小学成绩部分也保持优秀的成绩，甚至选上由小学模拟举办的县长选举。郑南榕先是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第一志愿台湾省立宜兰中学初中部，3年后更前往台北市并且同时考上台湾省立台北建国中学高中部和台湾省立台北工业专科学校。尽管郑南榕的父亲原本希望儿子就读5年就能够毕业的台北工业专科学校，不过对于升学有着强烈主见的郑南榕则表明要就读台北建国中学。

大学生涯

父亲经商时为人作保失利而使得家中经济受到影响，高中毕业后的郑南榕认为身为长子的他必须协助家中经济条件得以改善，并且让弟弟能够继续获得教育。为此郑南榕考取大学联考并选填志愿时放弃较为喜爱的文科，而选择较多职业选择、位于台南市的台湾省立成功大学工程科学系就读。但是学习1年后，发现对于工程科学系没有兴趣的他决定办理休学，重新投入考试，而进入辅仁大学哲学系就读。1968年时，大学二年级的郑南榕转学到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就读。
郑南榕本来希望能成为哲学家或哲学系教授，但在殷海光被禁止教书、李敖和邱延亮遭到逮捕、《自由中国》被查禁等事件发生后，使得郑南榕放弃该想法。在就读台大哲学系时，郑南榕阅读胡适、殷海光、李敖等自由派思想家的著作，大学二年级时更每周拜访当时遭软禁监视的殷海光。郑南榕当时关心思想问题，主要研读逻辑、并对古典自由主义有所研究。
郑南榕之后称呼自己为“行动思想家”，但是也提到：“我是个一流主义者，对人生的不清不楚，深觉痛苦。”尽管这时郑南榕对于政治并不敏感，不过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无法产生出自由民主的社会，因此主张台湾应该独立以保住优点。由于坚持不选修当时中国国民党所要求的必修课程国父思想，使得他未能取得台湾大学的毕业证书。

建立家庭

由于成功大学的同学委托转学至辅仁大学的郑南榕寄信，使得他有机会结识出身于苗栗县铜锣乡、当时就读辅仁大学法律系的叶菊兰。在新生训练就被吸引的郑南榕回到家便马上让父母知道此事，并且开始热烈追求叶菊兰。除了每天寄信给叶菊兰表示爱意外，还要求自己的弟弟跟叶菊兰结识，甚至在校园布告栏上公开两人恋情以阻止其他追求者。在郑南榕转学至国立台湾大学后，叶菊兰接着也转入较近的辅仁大学法律系，维持两人的交往关系。叶菊兰的父亲叶睦宗基于族群因素，强力反对身为客家人的叶菊兰和外省籍的郑南榕交往，并且在叶菊兰毕业后马上将其带至苗栗县教书。
当时在台中服兵役的郑南榕先是到叶菊兰家中，但是马上遭到叶睦宗赶走。之后郑南榕以寄信、托信乃至于电报的方式向叶菊兰传达讯息，这使得叶睦宗感到十分生气却又难以阻拦两人交往。之后叶菊兰先是欺骗父亲要和员工郊游，1972年2月时与郑南榕到台北市法院公证结婚。同年10月郑南榕在自预备军官退伍后，与叶菊兰共同在台北市生活，并且一直结婚1年后才获得家人的承认。
之后叶菊兰在亲自寄信给东海广告公司总经理徐达光，在突破性别限制后成功进入东海广告公司工作，并且短短几年内从业务企划晋升至处长一职。尽管妻子叶菊兰很快便在东海广告公司获得稳定的工作，然而具有才华的郑南榕出了社会后并不顺利。他先是在纺织公司做外销业务，还曾经具有远见地向外推销过太阳能热水器。之后他和朋友合作共同创业，进口包括来自瑞士的喉糖利口乐等保健食品。他也曾经尝试担任文具、书刊的经销商等工作，并且计划透过连锁方式于台湾各地书城和商城贩售。但是由于种种的商业尝试失败使得他放弃创业，工作不顺利的郑南榕迟迟无法找到自己的定位。

创办杂志

在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及后来的林宅血案发生后，1981年开始，34岁的郑南榕转而以自由作家的身份为当时的《深耕》、《政治家》等党外运动杂志撰稿，开始思索有关台湾前途等问题。同时他也经常前往立法院旁听，借此学习政治发展、新闻评论和报导写作的方法。而面对当时党外运动杂志在出版后就会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查禁而使得内容遭到封锁，1984年3月郑南榕开始计划自行创办党外运动杂志以挑战当时政治禁忌，对此他提到：“像我这种思想训练深厚的人，办杂志是实践信仰最适当的方式。”
之后他开始到处收集大学毕业证书并向行政院新闻局登记为发行人，最后他一共在创办杂志前就申请了18张杂志执照。其中郑南榕计划以便于当政府下令停刊时，杂志社仍然能够以类似名称的申请执照继续发行新的刊物。之后分别由郑南榕担任创办人、李敖担任总监、陈水扁担任社长以及林世煜担任发行人，于3月12日时共同创办了党外杂志《自由时代周刊》。其中杂志社口号订为“争取百分之百的自由”，并且试图鼓吹民主自由风气能够在台湾获得发展。这时他除了继续征询其他人提供资料外，还逐步建立印刷、装运和行销等网络。之后尽管警方多次依照《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查禁杂志，但是杂志社仍然能够继续运作长达5年8个月；一直到1989年年底停刊为止《自由时代周刊》总共出版了302期，同时也创下被查禁和停刊次数最多的记录。

批判政局

其中《自由时代周刊》多次撰文批评中华民国国军、情治机关以及蒋中正家族，而这三者在过去则被新闻媒体视为报纸与杂志不能碰触的言论话题之一。其中《自由时代周刊》多次报导有关蒋中正家族部分，这包括有蒋中正的过去以及家族权力斗争等，并且多将种种禁忌话题列为每期杂志的封面。这些郑南榕批评以中国国民党为首的政府以及国家元首的作为，使得一些官邸派与元老派人士认为他“离经叛道”，而曾经担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宋楚瑜以及张京育也不满郑南榕的作法。而由于包括当时军方重要元老郝柏村、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宋长志、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陈守山、以及前任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局长汪敬煦都曾经遭受《自由时代周刊》批评，这使得当时军方与极右派人士便曾公开指责郑南榕为“敌人”；而在宋心濂接管国家安全局以后也开始关注郑南榕的相关动态，甚至在给情治单位的公文中将郑南榕列入“危害对象”。
在1984年年底江南案发生后，《自由时代周刊》转载了《蒋经国传》并且多次公开蒋中正的历史或者是蒋经国的病情。此外杂志社也曾经在1987年时协助许添财出版《台湾经济大震撼》一书，这也是当时少见批判中国国民党其经济政策的专论。另外在郑南榕也曾经针对后来成立的民主进步党有所批评，这包括当时的民主进步党主席黄信介、秘书长张俊宏以及美丽岛系等成员。不过他也曾经因撰文指称国防部联合后勤司令部总司令温哈熊、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汤元普和退役的陆军特种兵司令张锦锟等人涉嫌贪污，而遭到后者向法院指控郑南榕犯下诽谤罪。而针对诽谤罪的指控郑南榕则会亲自前往法庭出席应讯，他并曾经表示他愿意为其杂志所报导的内容负全部的责任。此外担任《自由时代周刊》负责人的郑南榕还曾经撰文向其他杂志社呼吁，认为当有一家杂志社遭到控诉时，其他支持理念的杂志社成员应该联合共同发表文章以表示支持，而杂志社的负责人和编辑也应该表明态度愿意保护文章的作者。

解除戒严

1986年时，郑南榕则开始基于对于自由主义的信念而决定以杂志社为基地、发起种种民主改革行动，对此他还表示“做一个‘鹰派’的党外，鹰派之道无他，永不屈服而已”。而受到当时亚洲处于民主化运动兴起的影响，郑南榕则期望能筹办活动以突破戒严体制。同年2月，郑南榕开始和江盖世、江鹏坚等党外运动人士策画可能的活动。最终决定于5月19日发起主张解除戒严的519绿色行动，抗议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台湾省戒严令长达36年。随后郑南榕开始于杂志社讨论活动进行方法，并且在每期《自由时代周刊》登上广告宣传。尽管当时一些人认为受到戒严体制的影响将仅有少数人会出面在指定时间参与活动，不过郑南榕仍然不断透过杂志进行宣传，甚至发起台湾各地的串连活动。
5月19日，郑南榕依照计划以“纪念台湾戒严日”为由，带领示威群众聚集在台北市艋舺龙山寺，包括陈水扁、谢长廷等党外运动重要人士皆前往现场，并且成功在艋舺龙山寺聚集数百名党外运动支持者和群众。而面对数千名镇暴警察以人墙包围群众，示威民众则是直接静坐抗议并且与警方对峙长达12个小时。这次事件成功让《时代》和《新闻周刊》等国际新闻媒体的关注，开始报导台湾党外运动人士提出的诉求，并且为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带来一定的压力。而当时担任中华民国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汪道渊一方面指责郑南榕“乱来”，另一方面却又表示：“郑南榕是不是台湾人，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反对戒严？”
同一年，郑南榕还加入了在美国成立的台湾民主党，成为当时台湾民主党在台湾本岛的第一位党员。不过在519绿色行动结束后，作为活动主要举办人的郑南榕开始遭到警方监视。之后党外运动人士台北市议员张德铭控告郑南榕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所提及的“意图使人不当选”，故意在王永庆、徐鸿志和长荣海运之间进行政治协商并且借由杂志内容影响选举结果。而警方则先是以皮包遗失为由将前往派出所的郑南榕扣押住，之后以可能逃亡为由送至法务部矫正署台北看守所关押。最后在法院未详细调查的情况下，郑南榕被判处需服8个月的有期徒刑。以诉讼迫害郑南榕的张德铭于提告数月后成为民主进步党创党中执委。不过当时担任郑南榕律师的陈水扁则表示相较于警方要求郑南榕与律师谈论案情内容，郑南榕更常发表自己对于台湾未来发展的看法。6月2日时郑南榕被关入法务部矫正署台北看守所，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进入监狱；不过在其监禁时间有关《自由时代周刊》的出版仍然持续进行，而郑南榕也在狱中日记表示：“台湾的政治问题若未解决，早出狱、晚出狱并无多大的差别，台湾只不过是一个庞大的监狱。”

二二八平反

由于郑南榕的牢号为“2280”，而1987年1月24日出狱那年恰逢二二八事件40周年，这使得郑南榕在与叶菊兰、杂志社员工会面后决定着手进行平反活动。当时随着1970年代的党外运动以及1980年代的自由化与本土化主张，台湾民间开始出现希望平反二二八事件的意见，然而在当时二二八事件仍然是政府的禁忌话题。刚出狱的郑南榕在认为应该透过举办和平纪念日的方式，才能以和平的心态弥补伤痛并且探究事件的经过。同时身为外省人后代的郑南榕也认为由于省籍之间无法彼此和谐相处和互相信任，使得大部分外省人因而冠上二二八事件的原罪，因此应当解决二二八事件的责任归属并且承认相关错误。随后在同年2月4日时，郑南榕与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陈永兴和李胜雄等人串连数十个海内外台湾人团体共同组成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并且分别由陈永兴担任会长、李胜雄担任副会长以及郑南榕担任秘书长。
之后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发起“二二八真相平反运动”，并且计划在台湾各地举办游行和集会演讲。其中在2月14日于台北市大同区日新国民小学举办的第一场演讲活动中，正式提出希望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二二八事件的经过、平反错误审判和抚慰死者家属，同时还要求兴建二二八事件纪念碑和纪念馆以及将2月28日订为二二八和平纪念日。而在得知《台湾教会公报》出刊讨论二二八事件但是遭到警方打压后，郑南榕便主动联系黄昭凯和林宗正，表示计划自在台南市举办第一场游行活动。2月15日当天郑南榕带领群众高李丽珍服务处集结，之后游行至汤德章纪念公园并且以纪念名义以避免扩大冲突。
之后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在从南到北开始举办游行活动和集会演讲，然而这个于台湾各地进行的行动也时常受到警方或者镇暴部队的干预。其中在嘉义市时游行队伍受到1,500名镇暴部队的阻扰，而在彰化县进行悼念活动时也被镇暴部队包围阻挡长达2个小时。到了2月28日时，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结合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而在二二八事件爆发点附近延平北路上的永乐国小主办“二二八和平日演讲会”，并且有30,000多名民众参与。会后则游行到台北市淡水河十三号水门举行祭拜仪式，成为台湾40年来第一次公开祭拜二二八事件死难者的活动。

独立主张

1987年4月16日，郑南榕在台北市立金华国民中学演讲时除了要求解除戒严外，于演讲中高呼：“我叫做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在当时由于仍然受到戒严的规定影响，使得群众不能够在公开场合表态支持台湾独立；这句话使得郑南榕成为第一位公开在演讲中表态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士，并且也因此为其建立了一定的名声。而对此姚人多认为相较于当时早已认识郑南榕的听众，郑南榕此句话主要是向中国国民党提出。之后郑南榕在各地举办的演讲与游行活动中，也常常公开提到“我是一个外省囝仔，我主张台湾独立。”同时郑南榕也多次公开呼吁党外人士应该组织政党，其中早在1985年5月27日他便在《岂容千呼万唤不组党》的文章中表示：“本人认为党外不是没有能力组党，也不是没有群众可以组党。党外不能组党的原因只有一个：不敢组党，怕国民党动手抓人。”
不过尽管这时中华民国政府为因应国际舆论的压力与党外运动的挑战，开始着手进行民主化改革的工作。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并成为当时最大的反对党，但郑南榕只选择与民主进步党亲近，而没有正式加入民主进步党。1986年10月，当时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宣布即将解严，并且开放组织政党以及兴办报纸等限制。但是由于之后以中国国民党为首的政府试图制定《国家安全法》限制集会与结社自由，这让郑南榕在1987年5月19日时与民主进步党合作而在国立国父纪念馆举办游行活动。这次抗议活动要求遵循《中华民国宪法》而取消所有戒严期间的限制，期间示威群众与警方对峙长达12个小时。而在1987年8月蔡有全由于在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上公开主张台湾独立而遭到拘捕，这使得郑南榕于9月时开始策画蔡有全、许曹德台独案的声援活动。
1987年11月9日召开的民主进步党第二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会场上，郑南榕向各地代表发送主张台湾独立的陈隆志所撰写的《台湾独立的展望》一书，但在这项举动遭到当时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朱高正制止后，郑南榕则上前掴朱高正耳光并说“我要为台湾人掴你一耳光”。之后郑南榕与朱高正等人便发生暴力冲突，而郑南榕也因为朱高正等人向其投掷杯子和椅子，导致头部受伤流血。1988年1月13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逝世后，由副总统李登辉接替其职务。到了11月16日时，郑南榕与刚出狱的黄明宗结合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等团体共同推动了台湾新国家运动。1988年10月时，两人则以40天步行的方式“全岛行军”，并且在台湾各地发起演讲以及游行活动，期望能够借此促使群众关心台湾的发展。不过郑南榕对于解除戒严和平反二二八事件等禁忌话题的激进言论，使得一些党外运动人士怀疑，甚至认为可能是要故意引起他人跟随。

开始自囚

自1989年1月27日开始，郑南榕宣布将自己关在位于台北市民权东路的时代杂志社内自囚。其中郑南榕买了一张军用的行军床后开始于杂志社生活，借此让检调单位无法以有逃亡嫌疑逮捕郑南榕。同时郑南榕也开始雇用工人在杂志社办公室内外安装防御工事，这包括同时加装铁窗和网子以阻挡催泪弹的攻击，并且为杂志社门口以及楼梯另外加装铁门以阻挡警方逮捕速度，另外还准备有防御攻坚的木剑、探照灯以及发电机等设备。与此同时，许多来自各地的义工也轮流驻守在杂志社，一方面防范军警发起攻坚行动强行逮捕郑南榕，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阻止郑南榕因为司法单位拘提而自焚。
其中计划在警方强制攻坚后采取自焚手段的郑南榕，在总编辑室桌下摆放了3桶汽油、并且用胶带黏着1只打火机。但这时一部分人认为郑南榕的承诺并不会真的实现，甚至还会愿意帮助郑南榕购买汽油等用具。而尽管知道郑南榕个性的叶菊兰因为不敢劝说郑南榕，而曾经在瞒着郑南榕的情况下拜托陈永兴、黄明宗、李胜雄、卢修一、田孟淑等人，希望这些亲友能够让郑南榕打消自焚的念头。但是郑南榕并没有因此放弃想法，除了认为自己的死亡将能够促成台湾社会进步外；甚至他还认为台湾人应当仿效过去韩国学生运动而让人知道愿意付出生命，并且还要求杂志社的成员阅览1970年代的《韩国学生运动史》。最后叶菊兰只能够为总编辑室多打2把总编辑办公室钥匙，并且向杂志社的志工表示不要让郑南榕在警方拘捕时真的关在房间内。
而在1月27日郑南榕并没有出庭之后，法院再度传讯郑南榕，但是后者仍然拒绝出庭。警方此时则在杂志社外观察长达71天后，并且安排将杂志社楼上的房间作为临时指挥所。尽管情治人员对于杂志社并无进一步举动，但是郑南榕仍继续待在办公室并且没有计划在农历春年时回去。这使得郑南榕的弟弟只好把父母接至杂志社，连同郑南榕一家三口直接在该处围炉以过年。之后尽管已经得知郑南榕可能采取自焚的激进作为，首席检察官陈涵仍然决定采取强制拘提的攻坚手段，并且由负责检察官陈耀能在4月4日签发于4月8日截止的拘捕票。

自焚身亡

1989年4月7日上午7:30分，在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分局长王郡以及刑事组组长侯友宜召集相关人员进行值勤前教育，而当时杂志社内除了郑南榕一家外还有4名杂志社员工与5名志工熬夜留宿。其中已经获得杂志社办公室现场图的警方部署了刑事组组员、消防队以及霹雳小组前往杂志社，总共约有200人参与了这次拘捕行动。警方还安排了2组成员在杂志社附近搜证，另外还有一组搜证小组则是随同拘提组人员行动，而法务部调查局也派人前往现场搜集情报。到了8:55分时，调查局人员开始同时播打杂志社的电话表示要订阅长期杂志，希望借此瘫痪电话线路以避免之后杂志社向支持群众求援。不过在这之前当时担任杂志社总务主任的邱美缘在发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的2部警车于大厦附近后，便立刻向郑南榕通报警方可能要进行逮捕行动。
之后警方分成两路行进分别从电梯和楼梯前往三楼杂志社，期间杂志社志工陈元芬在从杂志社离去时于一楼楼梯间遭遇警方，并且马上被控制行动。但是两组人马在撞开门并冲至三楼后，第一时间因为楼梯间加装一道铁门而无法入内，在中山分局民权二派出所主管张奇文宣读拘票内容，第1次没有回应，不料当第2次大声宣读拘票内容的时候，屋里突然丢出两颗汽油弹，一颗朝他与王彭，一颗朝另外挤满了消防队员的楼梯口，当时站在楼梯口的消防大队分队长莫怀祖，脸部立刻严重灼伤，另外队员徐志成、徐源进也因为灼伤严重，送医急救。大火一下子窜了起来，浓烟密布，张奇文严重呛伤，并吸入过多的一氧化碳，头晕送医，离开了现场。两颗汽油弹，造成17名警消受伤，尤其莫怀祖脸部严重灼伤，复健面具戴了好多年，直到今日，脸上伤痕仍可见。
而这时郑南榕则叫醒了当时仍然待在杂志社4名员工、4名志工和女儿郑竹梅，并且要求所有成员立刻离开杂志社。但是在混乱之际有志工向铁门泼洒汽油以阻止警方破坏大门，但是警方并没有因而停止切割铁门的行动，最后乙炔切割喷发的火花立刻造成楼梯间起火。面对杂志社的人员可能因而无法逃离房间，一方面包括郑南榕、郑肇基、林慧茹和其他杂志社员工开始以棉被、水桶试图扑灭门口的火势，另外一方面则寻找其他出口并且打开窗户以维持空气流通。
而这时郑南榕则趁著杂志社员工扑灭火势之际，进入总编辑室内并且将房间反锁，引燃预先准备的汽油桶自焚身亡，终年41岁。其中众人在过一阵子后才想到郑南榕，郑南榕的弟弟郑肇基在发现总编辑室已经遭到反锁后，随即以叶菊兰提供的备用钥匙打开房间，并且确认房间已经因为自焚而燃起大火。也由于郑南榕自焚引发气爆，造成火势到了上午10点才扑灭。警方攻坚的消息在快速传开后，立刻引起包括颜锦福、卢修一和田孟淑等邻近反对派人士立刻前往杂志社关切。之后郑肇基、陈庆华以及蔡敏卿先是由消防人员从窗口送抵地面，消防人员随后也从资料室阳台上救出了林干义、邱美缘、郑竹梅、廖国祯等人。

后续发展

上午9时15分左右，仍然在东海广告公司上班的叶菊兰接到郑南榕的母亲告知说杂志社着火的消息，这时叶菊兰已经知道郑南榕可能已经丧生。随后警方封锁了自焚现场并且准备交由检察官调查，而在获知此事的叶菊兰赶回杂志社现场后确认死者身份。到了晚上10时警方准备撤离现场时一度与包围大厦的民众对峙，在被下令不能与民众有所冲突的情况下警方一直到凌晨2时30分时群众逐渐离去后才撤离现场。郑南榕逝世的消息很快便传至台湾各地，台湾各地陆陆续续有民众为其设立简易灵堂供人祭拜和纪念。同时郑南榕的亲友也于士林废河道搭建灵堂供人悼念，而为了避免冲突使得情治单位只在附近搜证，而没有进一步举动。
1989年5月19日时则举办了郑南榕的入殓和告别式，其中有上万民众前往位于士林废河道的灵堂致哀。之后出殡队伍则开始发展成为游行活动，并且按照计划准备前往中华民国总统府前。在这期间警方并没有积极阻挠，同时也没有逮捕参与告别式、当时被列为黑名单的持不同政见者陈婉真。但是出殡队伍到了凯达格兰大道时则与已经拉起滚地龙的警方对峙，同时也陆陆续续有民众尝试越过铁丝网进入封锁区表达不满。但之后曾经一同于杂志社工作、同样支持台湾民主与独立运动的民主进步党基层党工詹益桦则身上披着“生为台湾人、死为台湾魂”的布条，扑向蛇笼铁丝网后以事先预藏的汽油点火自焚身亡。之后叶菊兰则放弃原本的东海广告公司工作，决定加入民主进步党而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并且同样主张台湾独立以及言论自由。
由于这时台湾刚解除戒严不久，郑南榕自焚身亡成为后来许多改革开放的动力。其中叶菊兰以遗孀身份投入1989年中华民国立法委员选举并且提出了“孩子，陪我打一场母亲的圣战！”作为口号，成功高票当选了当时台北市南区的增额立法委员，之后还连任了第二届、第三届与第四届立法委员。与此同时民主进步党30多位成员也成立的新国家连线，呼应郑南榕过去的主张而明确提出应当要成立新的国家，最终赢得170万票、总共20席立法委员的席次。另外一方面，后来于1990年就任第八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持续推动修法以促进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并且下令释放张学良、孙立人等过去遭政治软禁人士。同时野百合学运等社会运动的发起，也进一步促使政府推动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以及全面改选国会。1992年立法院修正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以保障各种表达自由，到了1993年时完全开放广播频率和有线电视。

家庭

郑南榕的妻子叶菊兰在立法委员任内强力监督于隔年上任的郝柏村内阁，曾经指控郝柏村刻意排除文人出身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陈履安，而在行政院召集参谋总长至军团司令等高级将领进行军事会议，破坏原本中华民国的军政体制，进而侵犯了中华民国总统的统帅权。另外叶菊兰还多次揭发政府官员的贪腐作为，例如在1991年7月5日时便以书面方式质询中山高速公路汐止五股段高架桥拓宽工程第十八标案，进而引发中国国民党内部斗争。同时她也努力推动有关释放政治犯、平反二二八事件及取消黑名单等事宜，并且积极要求政府解决教育、雏妓和妇女等弱势团体之问题，这也让她多次被社会运动团体评鉴为优良立法委员。2000年民主进步党执政并且成立陈水扁政府后，叶菊兰先后受邀担任中华民国交通部部长、中华民国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行政院副院长以及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等重要职位。
在2005年7月至2006年12月期间，叶菊兰接受行政院的命令接替陈其迈担任代理高雄市市长一职，成为中华民国首位女性直辖市市长。在任内叶菊兰重整市政府团队并且提交高雄捷运外劳弊案的报告，并且提出将高雄市建设成为“海洋首都”的愿景。之后叶菊兰并未参加民主进步党第四届高雄市长初选，并且担任了高雄市市长候选人陈菊的竞选总部主任委员。而她也一度被视为可能参加2008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并且和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谢长廷组成搭档之人选，对此叶菊兰也表示对于这一说法“当仁不让”。不过最后谢长廷选择了前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担任副总统候选人，之后叶菊兰则受邀担任竞选总干事。在这期间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陈水扁则邀请叶菊兰担任悬缺已久的中华民国总统府秘书长，这也使得她成为第一位女性客籍总统府秘书长。
另外在1980年，叶菊兰与郑南榕生下女儿郑竹梅。1989年郑南榕自焚身亡时，当时女儿郑竹梅仅有9岁。2009年时，由于郑竹梅在台南市定居使得叶菊兰将其户籍也迁至台南市，不过这一度引起有关参选首任台南市市长的揣测。

自焚说法

郑南榕自焚时中华民国政府在政策上处于民主与独裁之间，也因此叶菊兰在记者会上呼吁新闻媒体公正报导郑南榕自焚事件。尽管在政府主导下仍然发生数起压制反对派的情况，但是也逐渐放宽相关的管制措施。这次事件获得许多台湾新闻媒体的广泛报导但是并没有将其作为重要新闻看待，而在第一时间许多媒体受到中国国民党的影响仍然主要以“叛乱”、“投掷汽油弹”的角度报导，试图塑造这件事情为一起意外或者是郑南榕试图攻击警方。例如当天下午《联合晚报》便报导：“郑南榕在引燃汽油弹后，似已呈疯狂状态，除向警方攻击外，也对当时在场的时代杂志其他同仁攻击……”而参与拘捕行动的刑事巡官邓巽昇在接受采访时也公开表示“面对一位未知数的狂徒，直叫人胆寒”，另外担任立法委员的赵少康更表示认为社会应该对于自焚行为给予谴责。
之后媒体才开始对于以“自焚”作为主要的报导内容，甚至质疑警方故意纵火烧死郑南榕或者借由放火的方式焚烧证据。不过曾在现场采访过的《中华日报》记者范立达，在其2003年部落格上提到杂志社里确实有使用汽油弹攻击警方，随即引来现场混乱而导致包含警察与消防人员在内有多人因而受伤；同时他也提到当时法务部调查局便已经派人掌握有关杂志社的密切讯息，并且当时研判郑南榕可能会自焚，但是认为并不一定真的会施行。而李敖在电视节目《李敖有话说》时同样也提到类似说法，并且表示：“在警察冲上来的时候，他丢出了汽油弹要拒捕，把现场搞的混乱，房子就着火了。”

人物评价

郑南榕的逝世往往被视为中国国民党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最后一次尝试压制言论自由的作为，而包括许世楷和姚嘉文等郑南榕的朋友则表示郑南榕的自焚事件是“台湾政治运动的分水岭”。同时一些评论将郑南榕的自焚作为视为为了台湾民主运动的殉教做法，其中民主进步党主席苏贞昌便在“郑南榕殉道24周年纪念会”上表示郑南榕借由殉道精神和具体行动来争取言论自由。而施明德的妻子陈嘉君则对于郑南榕的作为是为了其他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没有伤害到其他人，因此郑南榕的行为“属于全台湾、全人类”。同时她也认为郑南榕自焚促使得野百合学运愿意反抗政府独裁作为，而这也是值得学习的重要精神。
而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教授姚人多则对于郑南榕评论说：“郑南榕的道德标准是一致的：不管是谁违背他的标准，他的批判绝对不会留情。他的标准，说穿了，就是民主的标准，就是台独的标准，就是一个宣称要推动‘台湾新国家运动’的政党所应具备最起码之标准。”另外建国广场负责人傅云钦则批评民主进步党只强调郑南榕对于争取言论自由与政治民主的贡献，并且在评论郑南榕时认为：“众所周知，郑南榕追求言论自由、政治民主，也追求台湾独立。追求言论自由、政治民主，郑南榕只是跟随先贤的脚步而已，他不是先行者；但是在严刑峻法之下公然主张台湾要独立，他是第一人。追求台湾独立，才是郑南榕的特色。……郑南榕不只是‘言论自由的斗士’、‘民主的斗士’，也是‘台独的斗士’。”
不过也有一些人质疑或者批评郑南榕的自焚必要性，并且认为之后中华民国便会逐步改善民主和自由等权益。其中曾经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于2013年4月11日时表示认为郑南榕的自焚作为是其个人行为，并不愿意对于郑南榕的思想与作法有所评论，但他也提到：“（郑南榕）真的需要用到那种方法（自焚）来？我不知道。”而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文霞则表示就处理人生困境来看并不赞成以激进方式处理问题，并且提到：“在追求自己理念的过程里面，任何一个生命生存的时代会面临很多的挑战跟困难，可是我们在面临生命的困难，我们不能克服的时候，就以死来解决问题，这种方式其实是一种暴力的方式。”

纪念行动

在1999年4月6日时，叶菊兰捐出在台北市的杂志社房产和捐款于自焚原址成立了郑南榕纪念馆以及郑南榕基金会，并且安排展示郑南榕的手稿、遗物以及《自由时代杂志》等作为纪念。而在2009年时郑南榕的女儿郑竹梅在经过陈云林事件后，重新思考其父亲为言论自由以及争取台湾独立的精神并且开始着手为郑南榕著书，而在2009年4月时郑南榕基金会出版了《好国好民：郑南榕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另外音乐制作人张睿铨在他的专辑《创世记》所收录的歌曲《囡仔》中则提到了“郑南榕为言论自由点起的那把火还未烧完”，对此张睿铨表示希望透过音乐能让更多人知认识郑南榕。
2007年4月4日时，民主进步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通过废除4月5日为“蒋公逝世纪念日”的决议，而时任民主进步党主席的游锡堃表示计划废除蒋公诞辰纪念日和蒋公逝世纪念日，并且要求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苏贞昌尽快将郑南榕自焚的4月7日订为“言论自由日”。2009年4月6日，民主进步党主席蔡英文在参加于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举办的郑南榕纪念活动时，提到民主进步党党团将于隔天提案把4月7日订为国定的言论自由日。到了2012年时，台南市市长赖清德宣布将4月7日订为台南市的言论自由日以纪念郑南榕的精神。而在2013年时，包括高雄市、宜兰县、云林县、嘉义县以及屏东县也响应跟进而宣布将4月7日列为该县市的言论自由日。2016年12月22日，行政院宣布每年4月7日为言论自由日，以纪念郑南榕的自焚。
而郑南榕基金会也争取将郑南榕在民权东路附近的自焚处设立别名为“自由巷”，在由民主进步党籍台北市市议员颜圣冠自2012年3月起发起跨党派连署提案后，获得台北市政府市政会议认定对于争取言论自由以及台湾民主发展有所贡献并同意通过。2012年8月21日时由叶菊兰和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共同主持揭牌仪式，另外当时担任台北市市议会副议长的周柏雅以及民主进步党籍立委姚文智等人也出席现场。之后郑南榕基金会则表示将继续争取将纪念馆列入“国家文化资产”，希望能够借此保留国家民主化与社会自由化的共同象征。
2013年，国立成功大学举行校内学生投票而决定将新广场命名为南榕广场。不过之后于2014年1月15日时校务会议以名称具有政治意涵为由决定取消广场命名，同时当时会议也由于出现争议性言论而引起外界批评。2014年4月，台南市政府将安平区东哲街、西科街合并命名为“南榕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