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事变

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十二月政变、新军事件，指1939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冬季攻势初期所发生的阎锡山二战区与八路军间的国共摩擦事件。这起事件破坏了国军第二战区在晋南三角地带对日军的攻势计划。中共指控阎锡山“背信弃义、发动内战与日军联合夹击共军”。国民政府与阎锡山则认为中共违抗命令、策动叛变、兼并国军。

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此后日本逐步加强了在华北的势力，山西也处于日本势力扩张的危险之中。1935年底，日本炮制华北事变，随即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共产党发动一二九学生运动鼓动抗日救亡。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渡过黄河东征，阎锡山的晋绥军遭到惨败。蒋介石随即派出关麟征指挥五个师开入山西。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回师陕北，国民政府的部队却并未撤离山西，而是驻扎在山西河东道，在6月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陈诚任总指挥，对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构成威胁。蒋介石还拉拢正在庐山受训的晋绥军高级将领。阎锡山深感蒋的威胁加深，曾愤恨地对其表侄梁化之称：
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
与此同时，日军加紧进攻绥远。面对日军、嫡系国军和红军的进逼，阎锡山不得不小心维护自己的地盘，并审时度势，决定联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拒蒋，一方面拒日，以求自保。就此，阎锡山曾无奈地对手下人说，
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
1936年9月18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部分左派人士发起成立“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怕触怒日本方面，遂将其更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并自任会长。10月下旬，经阎锡山邀请，中国共产党党员山西人薄一波主持牺盟会工作。自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和阎锡山以特殊形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阎锡山官办的各类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11月，阎锡山经与蒋介石会商，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反击入侵绥东的日伪军，并于11月24日收复百灵庙，当时人称“百灵庙大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5日，阎锡山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拥护全面抗战，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8月，国共双方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开入山西抗日。阎锡山提出“民族革命”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称“新军”，以和时称“旧军”的阎锡山原有的晋绥军相区别）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挂靠在晋绥军名下，并拨给武器装备。9月20日，根据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建议，阎锡山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续范亭任主任委员。
日军占领北平、天津之后，便出兵山西。8月27日，阎锡山赴雁门关内太和岭口指挥部队抗击来犯日军。 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广灵的防御失败。9月下旬，晋绥军、中央军和八路军共同进行忻口会战。由于战事不利，11月4日阎锡山离开太原南撤临汾。11月8日，日军占领山西省首府太原。
这期间，日军来势汹汹，而阎锡山的晋绥军损失溃散不少，各级文官多已弃职，阎锡山遂寄望牺盟会和决死队支撑他扭转危急局面。通过阎锡山的支持，到1939年夏，新军已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达50个团约五万多人；山西七个行政区中的五个及其所属县政权由牺盟会掌握，105个县中已经有70个县长为牺盟特派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

国民政府观点

1936年秋，阎锡山为团结各方势力共同抗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以组训民众展开游击战，未料被共产党刘岱峰、郭挺一、张文昂、牛佩琮、宋时昌等人渗透把持，抗战爆发后犠盟所提出“民族革命十大纲领”，为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改头换面而来，并利用所掌握的军政大权撤换国民党籍县长，使全山西省105县之中60多人属中共“牺盟会”干部。之后更利用行政力量组织中共犠盟武装，如游击队、决死队、自卫队等，自称“新军”，将阎锡山所属晋绥军称作“旧军”，并宣传旧军不会抗日，来制造双方对立，进而号召“解除顽固份子武装，发扬新军之优良，方能作到无条件之存在”。
1939年3月，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决定将中共“牺盟会”所操控的各县政权收回，并把新军改为教导军，以遏阻内部的壁垒对立。11月26日，国民政府发动对日军之冬季攻势，阎锡山所属第二战区奉令担任主攻。11月28日，独立第二旅韩钧公开叛变，杀害“旧军”军官〔决死第四纵队第十总队鲁应录下属第二营全数遭击毙〕及其眷属，又捕杀国民党籍同志会、突击团等抗日组织。12月7日，韩钧发出虏电，决死队第一纵队薄一波、决死队第二纵队张文昂、决死队第三纵队戎伍胜、决死队第四纵队雷任民等陆续叛变。叛军最后演变成十个团，随后贺龙公开声援并加以收编。
阎锡山宣布韩钧“叛变”，并通电全国对其进行讨伐。晋西事变爆发。
晋西事变爆发后，阎锡山曾对山西省牺盟会全体人员发表文告：
阎锡山将军告晋省全体牺盟同志
自绥东抗战以来，我牺盟在全国抗战历史上，有它光荣伟大的功绩，这都是我全体牺盟同志艰苦奋斗的收获。不幸隐藏于我牺盟组织内部之别有阴谋的伪装分子掀起晋西事变，以致一部军队被劫持叛变，各地民运工作多陷停顿，各地同志或被叛变分子欺骗宣传所蒙蔽，或为其武力所胁迫，致形成混乱之局，大敌当前，遭此变故，实所痛心！事实如何，不能不为我全体同志道之：
一、晋西事变爆发之后，我陆续从背叛牺盟分子所发之一切言论文件，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已经赤裸裸自招了他们的立场，和他们对牺盟的企图，充分证明了这些别有组织背景的伪装分子，一向在牺盟内部所进行的各种阴谋活动与政治企图。我为抗战排除万难成立牺盟会，并为适应抗战紧急需要大量提拔青年干部，原期对国家民族尽最大力量，不意此等伪装分子混入内部，只为部分利益，不顾民族利益，际此抗战进入千钧一发的阶段，脱离国家民族立场，捏造事实，进行分裂……此不惟是我牺盟的叛逆，亦乃国家的罪人，应为全体牺盟同志所彻底认识者。
二、事变一开始，此少数阴谋分子所捏造之唯一口实，第一是山西已局部投降妥协，第二说我被顽固分子包围，在事实证明我全体军民依旧在前方与敌浴血苦斗……始终不渝！但对一切危害抗战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决不予宽容，阴谋分子之欺骗宣传，绝不能掩盖铁的事实于永久。

三、事变发生以来，使我多数牺盟同志蒙受其害。或不明真相盲从附逆，或迫不得已，被其裹胁，加之各地情况遽变，一时未复常轨，致徬徨歧路莫知所措者亦属不少。兹所告者，我牺盟政治立场与路线，始终不变，团结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一举抗敌，是我国的基本精神，今日牺盟的恶运，乃少数分子背叛牺盟所造成，我全体同志应认清是非与利害，勿为无稽谣言所动摇，要百倍的坚定自己的立场，一本以往精神，站在牺盟的旗帜之下，奋斗到底，我已告知各地军政当局对各地牺盟同志加以保护，对于明了事实真相后觉悟归来的同志，尤予以切实之保护，望我全体牺盟同志，明辨是非，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勿为奸谋所迷惑，是所至盼。
1940年1月，张文昂、韩钧取得八路军115师独立旅支援，1月13日，决死队独立七旅34、35团由李梁率宣布起义。1月14日，驻静乐之203旅刘玑取得八路军358旅支援后叛变，将原旅长刘武铭枪决。217旅雷任民、郭挺一会同暂一师续范亭叛变。保安团张隽轩率部投共。
阎锡山：当时隐藏于我犠盟组织内部之别有阴谋伪装份子掀起晋西事变，以致一部分军队被劫持叛变，各地民运工作多陷停顿，各地同志或被叛变份子欺骗宣传所蒙蔽，或为其武力所胁迫，致形成混乱之局。
1957年5月，曾任第二战区副司令的杨爱源答复美国留学生葛林：
28年对日抗战时，共产党煽动国军叛变，有人建议将叛变军官捕杀，阎先生认为应改变人的错，不应该激发人的错，未接受。阎先生认为盲目反共，等于双料共产党，贻害人类。

事变引爆

1939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发动对日军的冬季攻势，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担任主攻。也在11月26日，梁化之允许从1939年8月就已经在秋林镇的韩钧第二天回前线，并叮嘱“必须走大路，千万不要走小路”；韩钧当天下午就带警卫员秘密走小路，11月28日安抵二纵队驻地隰县义泉镇（今黄土镇义泉村）。11月29日，二纵队召开纵队领导紧急会议，韩钧向张文昂、廖井丹、郝德青等介绍了阎锡山要拿二纵队开刀消灭新军的紧急严峻形势，以及阎军配合日军夹击消灭一纵队的阴谋计划；各路阎军已经就位，必须争取主动，不能坐以待毙。二纵队政委张文昂不了解秋林镇的政治形势，对韩钧的话表示怀疑，当场与韩钧激烈争吵。韩钧心急如火，情绪激动，声泪俱下，致使紧急会议中断。张文昂打电报给新军总政治部主任梁化之、副主任刘岱峰，大意是：韩钧返部后，召开会议，神经过敏，认为形势紧张，究竟如何？刘岱峰瞒着梁化之复电：形势紧张，希按韩的意思行事。张文昂看过复电后，迅即在二纵队领导会上统一了认识，做出了应对突然事变的紧急安排。韩钧委托郝德青于12月2日到隰县张家川（今为龙泉镇东部）向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汇报。
11月28日，决死队二纵队一九六旅十七团同纵队部与六专署驻地附近缴械了十九军一个营。 鲁应录的新军33团展开激战。鲁应录系原晋绥军军官，不听牺盟会指挥，故双方发生激战。鲁德第一营、第三营突围，第二营被歼灭。
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以发动冬季攻势为名，命令决死队二纵队于12月5日向灵石、霍县段的同蒲铁路实行破击，同时命旧军4个军47个团为预备队，配置在二纵队后侧。12月1日当天，韩钧与张文昂联名致电新军总政治部主任梁化之、副总指挥陈光斗：旧军66师在隰县以东，73师在午城，“在我们背后准备所谓冬季攻势”，要他们转告阎锡山，该两师“无移此必要，恐惹是非，请变更驻地。”12月2日，韩钧与张文昂再次联名致电梁化之并阎锡山，请严令61军、19军各部万勿轻动，各归原防。这时陈长捷的61军从南向北，王靖国的19军从西向东共计47个团的兵力向二纵队包围逼近。同时同蒲铁路上的灵石、霍县日军也在增兵。12月2日韩钧在下桑峨（今属寨子乡）召集196旅的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迎击阎军进攻的紧急动员和作战部署，并命令第六团第一营把61军11月下旬安插在纵队司令部附近谙正村（今属黄土镇）的一个营解除武装。
12月2日，独立第二旅旅长艾子谦叛变投靠十九军。12月3日，王靖国的第十九军包围了决死队二纵队一九六旅旅部，旅长白英杰（白兴杰）、参谋长张文龙杀掉政工人员，解决了牺盟会永和县政府，带旅部机关投靠十九军。晋绥军随后破坏永和县、大宁县等六县的政府及牺盟会等组织，杀害了洪洞县、临汾县、蒲县的县长，袭击了位于隰县的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杀害了医院伤病员。赵承绶则率部进攻驻晋西北的决死队及八路军第115师第358旅。孙楚部在晋东南进攻决死队三纵队。沁水县、阳城县、晋城县、浮山县、长治县等地政府皆被摧毁。12月4日，孙楚捣毁阳城县牺盟会的《新生报》社，活埋了编辑王良。
12月4日林枫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滕代云、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并各地新军：“一个重大的突然事变已首先在晋西发动......”。中共中央派彭德怀由延安赴秋林。12月5日、6日，彭德怀先后会见了阎锡山与梁化之。彭痛斥反动分子的罪行，陈述利害关系，表示拥护进步，坚持反对倒退的决心，同时也表示了某种让步。谈话以后，彭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阎的上述反动决心有动摇之意。总之，阎投降与反共未到最后决定。”12月6日毛泽东与王稼祥复电朱德、左权、彭德怀、陈士榘、林枫、彭绍辉、罗贵波、赵林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决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以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12月6日晋西南区党委在隰县张家川召开了区党委、二纵队、八路军晋西支队部领导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晋西南新军“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张文昂任总指挥，韩钧任副总指挥兼前敌指挥，廖井丹任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指挥晋西南所有新军一致行动，包括独立第二旅、第一九六旅、第六行政区保安旅、政卫第二〇九旅、第二一二旅、第二一三旅。部队向康城、石口一带集结、动员、整顿，清洗队伍中的旧军官，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调一批军政干部到新军。
二纵队司令员韩钧于12月7日从隰县义棠镇向阎锡山发电报（史称“虞电”），称：
总座百川先生：
王、陈二贼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学生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十二月十日誓师。此后半月内，恐无暇报告钧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报告恩师最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受教。

学生韩钧敬叩 印
收到电报后，阎锡山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称：
韩电对我不称长官而称老师，不称职而称学生，并说十二月十日誓师，表示不相隶属了，韩钧反了！
阎锡山宣布韩钧“叛变”，并通电全国对其进行讨伐：“韩钧着即撤职查办。所有独二旅、一九六旅部队着艾、白两旅长妥为收抚。其不甘附逆率部来归者，准予免究。如有甘心附逆之徒，则命令剿除。”并任命陈长捷为剿叛总指挥，指挥61军、19军等进攻新军。故国方有称“韩钧事件”、“韩钧誓师叛变事件”。阎锡山秘密移防秋林附近的官庄村，直到四、五天后局势明朗才搬回秋林镇。
晋西事变爆发后，阎锡山曾对山西省牺盟会全体人员发表文告称，
阎锡山将军告晋省全体牺盟同志
自绥东抗战以来，我牺盟在全国抗战历史上，有它光荣伟大的功绩，这都是我全体牺盟同志艰苦奋斗的收获。不幸隐藏于我牺盟组织内部之别有阴谋的伪装分子掀起晋西事变，以致一部军队被劫持叛变，各地民运工作多陷停顿，各地同志或被叛变分子欺骗宣传所蒙蔽，或为其武力所胁迫，致形成混乱之局，大敌当前，遭此变故，实所痛心！事实如何，不能不为我全体同志道之：
一、晋西事变爆发之后，我陆续从背叛牺盟分子所发之一切言论文件，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已经赤裸裸自招了他们的立场，和他们对牺盟的企图，充分证明了这些别有组织背景的伪装分子，一向在牺盟内部所进行的各种阴谋活动与政治企图。我为抗战排除万难成立牺盟会，并为适应抗战紧急需要大量提拔青年干部，原期对国家民族尽最大力量，不意此等伪装分子混入内部，只为部分利益，不顾民族利益，际此抗战进入千钧一发的阶段，脱离国家民族立场，捏造事实，进行分裂……此不惟是我牺盟的叛逆，亦乃国家的罪人，应为全体牺盟同志所彻底认识者。
二、事变一开始，此少数阴谋分子所捏造之唯一口实，第一是山西已局部投降妥协，第二说我被顽固分子包围，在事实证明我全体军民依旧在前方与敌浴血苦斗……始终不渝！但对一切危害抗战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决不予宽容，阴谋分子之欺骗宣传，绝不能掩盖铁的事实于永久。

三、事变发生以来，使我多数牺盟同志蒙受其害。或不明真相盲从附逆，或迫不得已，被其裹胁，加之各地情况遽变，一时未复常轨，致徬徨歧路莫知所措者亦属不少。兹所告者，我牺盟政治立场与路线，始终不变，团结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一举抗敌，是我国的基本精神，今日牺盟的恶运，乃少数分子背叛牺盟所造成，我全体同志应认清是非与利害，勿为无稽谣言所动摇，要百倍的坚定自己的立场，一本以往精神，站在牺盟的旗帜之下，奋斗到底，我已告知各地军政当局对各地牺盟同志加以保护，对于明了事实真相后觉悟归来的同志，尤予以切实之保护，望我全体牺盟同志，明辨是非，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勿为奸谋所迷惑，是所至盼。
12月9日，毛泽东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方针又作了补充指示，认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我们的方针，“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事变发展

阎锡山宣布讨伐决死队二纵队后，派出六个军向隰县、孝义一带攻击。
由于中共方面薄一波等人已经做好了防范，所以阎锡山的讨伐并没有获得多大成效。晋西事变爆发后，薄一波向决死队各部发出电报，要求所有新军部队必须明确支持二纵队。一纵队还动员了三个主力团准备支援。中共方面在事件中始终坚持拥护阎锡山抗日的姿态，并没有攻击阎锡山，而是将矛头对准晋绥军的高级将领们。决死队各部和牺盟会领导纷纷致电阎锡山，抗议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挑起事件。新军在事件中还得到了八路军的支持。晋西事变中，新军三纵队有四个团，二纵队有小部分倒向阎锡山，其他新军33个团均离开了阎锡山。
事变发生后，为了应付晋绥军的进攻，决死队发动了“反顽战役”。12月9日，决死队开始发起反击，以一部就地作战，主力则分为两路，一路出击隰县，一路出击石楼县、永和县，然后会师隰县午城镇，直取大宁县、蒲县。12月10日，政卫第209旅2个团出击隰县县城之部消灭晋绥军第十九军一个团部及一个营；出击石楼县、永和县的部队则因遇阻而未能按原定计划和出击隰县的部队会师。12月14日，陈长捷率7个团进攻第六行政区保安旅，占领汾西县暖泉头（今属勍香镇）；黄骅率领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第2团及政卫第209旅第52团一部前来增援，一昼夜后击溃陈长捷部，追击数十里。
12月12日夜晚独二旅第6团团长在汾西县它支村（今属勍香镇）陈雉卿在团部奉命率第一营返回二纵队司令部（驻霍县）途中,突然绑架团政治部主任李曙森、组织科长任景龙、宣传科长廉指明、民运科长王劲虹、一营教导员王润、二连长田运齐等，在一条山沟里就地枪决……,陈的叛变阴谋被二连指导员姚永贞察觉,姚与陈周旋后即回连队,一面派人向附近的一九六旅部队紧急求援,一面把机枪班掌握在手中,旋即向陈雉卿射击。这时，韩钧派二纵队游击十七团部队已赶到,进行截击,陈雉卿急忙带领警卫人员和少数军官逃走。
12月21日，决死队主力及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共6个团攻击据守孝义县水头镇的晋绥军第十九军一部，因对方已经集中兵力，未能攻克，不得不撤出战斗。此时，汾孝地区狭小，无回旋余地，处于日阎夹击中，总指挥部决定西进南下，突围到阎军后方去，与阎军“换防”，新军作为第一梯队，八路军第115师晋西独立支队作为第二梯队，出弓阳、关上，准备由中阳县、石楼县分两路南下，直捣晋绥军的根据地永和县、大宁县、吉县、乡宁县，但南下受阻。12月23日，两梯队顺利抵达中阳县境内。第一梯队南下，第二梯队西进，第一日占领留誉，歼33军一个营。第二、三日，在三交激战两日，歼二零二旅两个团大部，但第一梯队南下受阻，撤回与第二梯队会合。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反磨擦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有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同一天，毛泽东、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和八路军总部等，指出，“阎已令赵承绥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
晋西南地区新军由于连续作战20余日，极度疲劳。而顽军正以数倍兵力逼进，面临被晋绥军包围的危险，晋西南区委决定北上转移到晋西北，报告中央同时即开始实施。战役结束，晋西南被晋绥军全面占领。12月27日晚，新军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在柳林镇东西两侧过三川河与公路通过日军封锁线，进抵临县招贤镇、任家山，整编为6个团八千人。这时接到中央军委指示，在旧军强大力量进攻下进入晋西北是正确的，应当继续北上，与八路军主力会合。12月30日，又转移至离石、方山、交城、静乐地区。驻防于晋西北的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集中8个团的兵力，在白文镇、寨上村、开府、方山一线，企图阻止晋西北新军南下，并以6个团在临县以南阻止晋西南新军继续北上。在此情况下，晋西北新军成立“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以续范亭为总指挥，1月11日起在滕代远统一指挥下，实施反击，13日夜阎军弃城而逃，越过汾离公路南撤，至1940年1月16日，将顽军逐出晋西北地区。顽军逃向晋西南。
在此期间，第八集团军孙楚所部，联合部分中央军向在晋东南地区的新军决死第一、三纵队和八路军发动进攻。新军和八路军奋起自卫，打退了进攻。

中央军介入

在事变中，阎锡山晋绥军横扫晋西南，但在晋西北遭惨重失败，而晋东南则被中央军乘机占据。事变过后，阎锡山的地盘损失了四分之三，只能居于晋西南，不再能控制山西其他各地晋西南完整的县只有吉县、乡宁、隰县、石楼、永和、大宁、蒲县。嫡系部队61军、19军、独八旅、特别是骑一军和三十三军均损失很大。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第十九军军长孟宪吉、第八十三军军长杜春沂均离阎投蒋。
1939年12月30日，蒋介石派遣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赴二战区调查、点验。1940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下令：
胡宗南部派两师增援晋西，归阎长官指挥，……以卫长官统一指挥晋东南之中央军及孙楚部。
这导致第61军撤回原防地，以免被胡宗南部进占。
10万中央军控制晋东南后，还进一步控制了晋东南十多个县的政权。阎锡山的部下杨乃超在日记中记述道：
近日之电报，大都是关于晋东南中央军及中央军所派之县长打击我精建会敌工团之同志及分训团工作之情形。
阎锡山大有被中央军架空的危险。续范亭就此评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是“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

事后

中共和阎锡山方面达成和解协议后，双方均对该事件作低调处理。此后双方保持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但是，双方始终认为对方是事变爆发的责任方，并且在这一问题上从未取得一致看法。
吕调元等最后未及撤离秋林地区的牺盟总会领导人被阎锡山逮捕，羁押七年，1946年被毒杀于太原狱中。
后来正逢中共和阎锡山关系处于低潮时，1944年7月21、22日《西京日报》刊登了阎锡山对中外记者团谈话，内称阎锡山在1939年准备冬季攻势时，新军二纵队负责人韩钧率部叛变。该报同时还刊登了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对记者团的报告。阎锡山的谈话和郭宗汾的报告对中共进行了严厉指责。时在延安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将此事向彭真进行了汇报。中共中央闻知后，责成他们商议对策。彭真召开数次座谈会，决定了反击的方针，报中央批准后执行。根据该方针，1944年8月13日由新华社接连发表《韩钧谈晋西事变真相》（该文由毛泽东起草）、《薄一波同志揭露阎锡山通敌叛国内幕》，刊登于8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后来《解放日报》又于8月16日头版发表了新军总指挥续范亭所作的《三年不言之言》，8月24日发表了续范亭的《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这些文章反驳了阎锡山的指责，并揭露阎锡山私通日本人还签订和平协议。这次言论交锋是中共和阎锡山在事件结束后首次也是惟一一次专门就该事件进行正面交锋。1944年8月中共指控阎锡山“背信弃义、发动内战”，并称晋西事变为“中日提携”之结果：
就晋西事件本身而论，是阎锡山首先背信弃义，发动内战。阎锡山企图解决新军、蓄谋已久，至1939年1月间，乃授权王靖国、陈长捷等，准备进攻新军；并找反共将领，一个个地向他们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犠盟会、决死队与之合作，我晋绥军将无立足之地。现在我们只有解决新军、犠盟，援用日本所提中日提携办法，达到生存之目的。”有一个反动军官(刘武铭)问：如何解决？王、陈答以先改组决死四纵队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再集中晋西六个军，配合日寇，解决决死二纵队，然后协同日军，解决一、三纵队。果然不久，阎锡山即委任陈长捷为“讨叛”军总司令。陈于1939年11月29日(晋西事变前九天)发出密令，分三路向新军进攻，计南路纵队为六十一军、八十三军及警备军之第七十三师等，司令由陈由兼，进攻隰县属之义泉，黄土(八路军晋西支队)；北路纵队司令为梁培璜，率十九军及三十三军之一部，进攻隰县……于是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下令决死队二纵队要准备于5日向同蒲线大举破击，实行所谓“冬季攻势”。我正在动员部队，执行破击命令时，阎军与日军同时开始向我军进攻。我们二中队处于日、阎两军包围夹击之中，情势至为险恶，有全部被歼危险，不实行自卫，就要死亡。我只得一面对敌进行血战，一面又被迫不得不进行自卫，以抵抗旧军。苦战兼旬，始突破日寇和旧军包围，转入晋西北，此即所谓“决死队之叛变”。从此以后，决死队就被称为“叛军”了。
国民党阵营内部对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及晋西事变颇有看法。直到阎锡山去世之后，台北《民族晚报》还在其去世后六七天专门发表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指责阎锡山，其中称，
⋯⋯十九年四月五曰中央下令通缉等固无论矣，即抗战前后，虽然阎氏始终站在抗日战线，但因为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二十八年十一月，新军叛变十五万之众，均投向共匪，成为后来晋察冀区共军主力，又是谁之过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