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戰略

战略本身的含义

凡事必定先有一个观念，而后才有名词加以解释。自有人类以来，斗争行为似乎就难以避免，而这随着人类智能的演进，斗智成为斗力外的重要角色，也就是说战略发源自智，这就是最原始的战略概念。传统的战略定义为军事导向，但实际上战略的观念要比战略的名词等更早产生，古代战争中更无战略与战术之分野。古代之君主、将军本身就有绝对的支配性质，在古代谈论战略常常等同于谈论政策，而现代所谓的战术，在古代跟战略之间的差异性也没有那么巨大，这也表示了战略本身没有绝对的固定意义，代表战略一词其实是指称一种观念。

战略一词的定义

战略（Strategy）的名词意义很难定论，而从其古希腊语（Stratos），表示其为军队之义，从这又可以延伸出诡计之意的原文（Strategama），换言之战略最初是根于军队与计谋的一种规划。但若从希腊人的习惯，则有战术的类似词语描述行军作战，所以其真正的原意实在很难做定论。西方历史上的战略家，也多半将战略一词运用在作战层面上，所以比较符合实际定义的，似乎是以军事作战层面之计划总称较为适合。
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孙子兵法提到“夫为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为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这表示战略本身并不限定于军事上，在古代就已经涉入了政治层面，而这是因为古代的国君实际上就是武装集团领导。
综观历史的全貌，战略之意义随着时代有所改变。今日在习惯上将战略一词等同军事战略，将军事战略包含政治层面后统称大战略（Grand Strategy），也有人称之为国家战略、总体战略，这些都是一种习惯性的用法，常常根据不同的战略家、战史家，而有各自不同的定义。但战略一词的定义，各家学说的共通性就在其所代表的全面性意义。

战略的理论

战略的理论繁多，原因多半是伟大的征服者通常只有留下伟大的足迹可供凭吊，如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全世界，却没有留下只字片语，使得研究者各说各话。又或者是著书者文笔不佳，如克劳塞维兹之理论以深奥难解著称，使其理论若不是被误解就是被误用，就算其信徒也陷入各自解释的窘境。但综整各家学说与理论，还是可以大略了解战略理论通常有几种趋向，而这又跟作者本身的学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一般说来，战略理论的研究方向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研究什么是战争的理论，另一种则是研究如何打赢战争的理论。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论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第一个解释“什么是战争”的书籍。同一时期的约米尼所著之战争艺术，内容偏重于战争的获胜原则。

战略的基础思维

战略的基础发源在于战争爆发之前，而其初步则为情报搜集，换言之战略的基础就在于和平时期的战略规划，克劳塞维兹指出战略为达到战斗目的的理论，亦即使用军事手段达成政策目标，李德哈特则指出“战略为分配及使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策的艺术”。归纳各家学说，可以得到战略的基础是政策指导，若用共产主义的想法，和平时期是一种静止的战争，那么和平时期的一切准备就是为了下一场战争。所以和平时期的政策指导，包括假想敌设立、预设何者为盟友，以及国家整体包括经济、外交乃至于教育等等各项方针，就是战略基础。一切的战略规划，莫不以此萌发。
而战略规划的基础的基础在于思想哲学的建立，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哲学思想决定了其战略走向以及未来可能发生之战争的规划。法国薄富尔将军即指出，法兰西的悲剧（指二次大战法国沦陷）不在于军事武装的落后，也不在于兵员质数量上的差距，而是在思想对抗上的失败。当德国用更有活力的思想方法对抗法国，法国的所有应变能力都相对来说显得迟钝；在越南的失败并不是战术或是武装不如人，而是根本就没有可以对抗的战略思想，在之后的阿尔及利亚叛变只是再一次的证明殖民主义之不可为，以及反殖民主义的兴起，法国输在没有可对抗的思想；苏伊士运河的干预是军事上的成功，却是政治上的彻底失败，每一次都证明了法国没有自我的哲学思想。他更进一步指出，央格鲁萨克逊人（指英美）之所以获得成功，就在于有一坚定且贯彻的思想。
整体来说，战略之基础并非决胜于战场上或是战场的经营与管理，当吴国起用孙武为将军，就等于决定了其建军整备方向，于是吴国的强大就被决定了；当魏王听从吴子“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起，魏国的兴起就势所难免。并不是孙吴二人有其精妙独到之处，而是要其他同时代的国家，并无孙吴同等质量齐观的思想。

早期战略

战略原理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年的《孙子兵法》及斯巴达思想，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及秦始皇的战役中亦显示他们对战略计划的运用。马汉在《制海权》的序中，描述罗马人如何使用制海权将汉尼拔与迦太基的通讯中断，以及将汉尼拔逐出意大利。
马基维利于1520年撰写的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描述在大战略中，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在三十年战争中，瑞典的古斯塔夫二世展现有效利用作战战略就可以得到战争的胜利。
一直到了十八世纪，才有战略的严谨研究。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腓特烈大帝运用“消耗战略”来保存自己的军队及阻止敌人的进攻。腓特烈大帝利用普鲁士中央位置的优势，使他的军队可以快速而且集中地调动，去迎击来自法国、奥地利、俄罗斯及瑞典的威胁。若果无法打败对手，亦可以拖延至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腓特烈大帝的成功导致人们对“几何战略”的研究，“几何战略”的重点在于运动线、对地形的了解及占据有利位置的战略。

太公至孙子的战略思想

战略观念跟随着人类的历史演进不断变化，东方战略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的战争，周灭商的战略构想大致上为联合诸侯、厚植国力，待商对东夷用兵之时，周武王大举进兵，一举击溃商朝迎击部队。奠定基础的乃是姜太公，但商周大战后的功臣则为周公，为了安抚商朝遗民，封武庚于殷，并设立三监加以监视。这其中的战略思想，就已经包括战略情报的收集（了解商朝主力正在东方，朝中空虚），还有周公于战后的政治措施，这表示西周的战略并不单是击溃殷商那么单纯。此后光从周公制订的各种礼乐规范，保住西周数百年的江山，就可知道周公身兼政略家与战略家。
春秋诸侯争霸，首推管仲辅佐齐桓公，具体政策为富国强兵，以强大的兵力为后盾，进行其霸天下诸侯的意图，但其中心思想是“尊王攘夷”，亦即尊重周王室的地位，合力对抗侵略的外敌，以武力为后盾，尽量用外交手段解决纷争。最大的成就为使当时的楚国接受齐国的霸权领导，未使用任何军事手段即达成其战略目的。这表示战略思想本身并不限于直接的武力实行，备而不用的吓阻性力量也是一种战争手段。
孙子兵法十三篇（现为曹注）包罗万象，但大体上为“知”的重视，以始计篇庙算“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开始，到用间篇强调情报之重要，在在表示其重视“先知”的重要性。

希腊时代的战略思想

西方早期战略要从希腊开始谈起，从波希战争雅典以海军决胜，至帕罗奔尼萨战争之斯巴达与雅典争霸，结束于亚历山大的大业，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伟大的战略思想著作，但是从史料中可以发觉西方先期战略的一些特性。
波希战争中，雅典认知到波斯的弱点在于补给，于是在马拉松之后新建造战船以待波斯的二次进犯。波斯的第二次进攻在陆上取得优势，但是海军却遭到雅典的打击，无法保护海上补给线，遂使得陆上的进军愈发不可能，希腊的胜利取决于对海军的重视。
帕罗奔尼萨战争则凸显陆权与海权的争执，起初雅典的伯里克利消耗战略，是绝不在陆上与斯巴达决战，伯里克利深知斯巴达军队的强大，所以绝不求战，和斯巴达比耐力。虽然这获得极大的成功，但在其之后暴露雅典民主的缺点，主动出击在陆地上无法取得优势，西西里的远征更是可怕的失败，直到雅典海军被斯巴达毁灭后，才决定希腊的霸主。
亚历山大崛起于马其顿，亚历山大本身师事过亚里斯多德，本身是否有实行其师的想法不得而知。其战略特色可以从其进军方向得到大致的轮廓，在击败大流士军队后并未直𢭏其帝国腹地，而是逐一攻占地中海沿岸城市与海军基地，这表示其认知海军补给线为其生命线的思考，而进入埃及则有从外围剪除波斯的意图，接着毁灭大流士再组织的军队，直趋巴比伦结束波斯的统治。另一方面，亚历山大鼓吹联姻，可以知道亚历山大本身多少了解到原本的波斯帝国其实也是多民族纷杂的国家，武力的直接统治其后果可能一如大流士，一次的失败就导致帝国的覆灭。
整体而论希腊时代的战略构想，可以发现其海权色彩浓厚，这也反映爱琴海围绕希腊，地理环境对于其现实与思想的启发与限制。

秦国的战略思想

秦国的战略思想，需要从秦吞六国开始谈起，自从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强盛，提供绝佳的国力条件，加上秦的地理优势，使得秦有良好的先天条件。张仪的连横，以及范睢的远交近攻，是反映出秦国逐渐强大后，对于东方六国的反应的一种对策。秦的战略思想，从为相者多为客卿即可知道，秦王并没有国籍上的排斥，其次是以开垦的方式蚕食三晋，利用各种优惠办法诱使三晋百姓前往秦国土地或是新得土地开垦，秦国的原居民则可以担任军事力量的主干，这有点类似斯巴达农奴的作法，却使得秦国的实际战斗力大为提高。
但不能就此认为秦国的军兵有超人的能力，只能说是秦军的战力较为优秀，即使如此，长平之战秦国仍需要进行总动员，全国十五岁以上之男子全投入战场，健妇担任其后勤补给运输任务，僵持多年才由白起大败赵军，并使用很彻底的毁灭方法，将赵国降卒全部坑杀，使得赵国不仅失去野战军，更失去数十万农民的经济基础。总体来说，秦国的战略是极具有效率，非常目的导向的作法，之后更北伐匈奴、连贯长城、修筑驰道，这表示秦始皇有其长远的战略思想。但是这是一种纯粹建筑在武力与效率上的战略，一旦缺乏强有力的执行者，整体战略就会变成空洞无法推行，对下缺乏弹性，无法得到六国遗民支持，这是其战略失策。

罗马与迦太基的战略思想

罗马与迦太基的战略思想，是陆权与海权的对抗，是性格的对抗。
从双方的个性来说，罗马有自认高人一等的贵族特性，迦太基则是有精于计算的商人特性，从争夺西西里岛的过程中即可看出端倪。罗马唯一陆地强权，从未有过大规模海上作战经验，迦太基纵横地中海已久，海军经验丰富，罗马屡败屡战，不断重建其舰队，元老院元老甚至以捐出家产的行动来建造海军，相对于迦太基凡事锱铢必较，动辄内部政治斗争牵连前线将领，甚至是援军粮草不发。个性上的差异似乎已经解释成败主因。
从双方的战略规划，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战略想法有很大的不同，迦太基为海权国家，以贸易经济为主，西西里岛的争执是一种港口、中继站的争执，对罗马来说，土地是极为重要的资产，西西里岛的争夺是一种生存上的竞争。这也是罗马可以不计成果，击败迦太基海军，连同海权地位一同取得的原因。
罗马与迦太基的三次战争，又以第二次布匿战争为最，最出名的就是汉尼拔与大西庇阿两人。汉尼拔的父亲为第一次布匿战争西西里岛的指挥官，这次失败带给汉尼拔四兄弟很大的冲击，其最大的收获就是其家族转赴西班牙，获取稳固的基地，这让汉尼拔对罗马的战争取得很大的优势。汉尼拔进军永远迂回并赶在罗马军队之前，并穿越阿尔卑斯山，直接进入意大利平原，在坎尼会战后更使得罗马一度陷入极大的危机。但是汉尼拔采取一种间接路线，打击罗马的经济基础以及其盟邦的信心。与之对抗的是费宾提出的消耗战略，罗马军队永远跟着汉尼拔但不予交战，使汉尼拔无法获取胜利的威信，用时间拖垮汉尼拔的军队。这里可以看出消耗战略实是双面刃，对汉尼拔来说没有决定性的战役，饱受国内批评不得援助，对罗马来说，战争在自家门前开打却无法驱逐侵略者，精神与经济的压力也快将罗马压垮。
结束布涅战争的是大西庇阿，他的战略构想学习自汉尼拔，战略上不与汉尼拔在意大利较量，他远征并成功的夺取西班牙。接着并直接攻向北非，直取迦太基城，迫使迦太基召回汉尼拔，最终在查玛被大西庇阿所击败。在此可以观察一下双方的战术，汉尼拔本身的优势在于其优越的骑兵，而骑兵来源为非洲努比亚，当大西庇阿在非洲征战的时候，也扶植亲罗马的努比亚国王，获得珍贵的骑兵来源，而汉尼拔回师北非的时候，在渡海前被迫杀害马匹，更大大影响实力，在查玛会战中西庇阿就以汉尼拔的战术击败汉尼拔。这也说明战略其实并不是纯然的思想对抗，资源对抗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西班牙短剑以优质著称，努比亚骑兵更是威名远播，汉尼拔与大西庇阿都先后获得资源上的优势之后取得胜利。

中期战略

历经战略的早期，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已经崩溃，拜占庭多维持一千年，而在东方汉帝国四百年的历史也划下终点，外族相继入侵建立霸业。无论东西方此时都面临思想上的极大冲击，原本应当是稳固的世界一夕转变，有人要接受外族统治，有人被迫离开家园，在乱世中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建立，又一个接一个倒下。时局纷乱，人心中总有寄托，也总有人挺身而出。
西方的黑暗时代，基督教提供道德上的标准；东方的魏晋南北朝则有追求玄学，讲求世家门阀的习惯产生。这是一种希望世界平衡的心态，只是追寻的标准不同，目前没有定论可以指出这段时期，是否带来现代世界文明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战略名家仍不断辈出。
东汉末年有曹操、诸葛亮，直至隋唐时期有唐太宗李世民与李靖；拜占庭帝国出现不世名将贝利撒留，直至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马基维利。历经数百年的战略思想真空后，西方开始名家辈出，但东方却后继无人，这其中源由值得探讨。

三国鼎立至唐朝的建立

三国时期虽然名将倍出，战场表现优异者不乏其人，但真正可以提出战略层次者只有诸葛亮。
诸葛亮，在陈寿三国志的评语为“亮长于政事”，表达诸葛亮较擅长大战略，最著名的为隆中对与出师表。隆中对表达刘备可以图谋之处在荆益两州，并不可与曹操争锋，且要联合江东孙吴互为犄角，以待天下有变始采取行动。这是一张完全无时间表的长程计划，但清楚点出刘备的优缺点，分析曹操的优势，这是典型的大战略规划。出师表则更加清楚说明诸葛亮以攻为守的目的，即点出有经验的精锐人员不断耗损，以蜀一州之地要跟曹操所掌六州相比，持久战无异是坐以待毙。从曹操与诸葛亮身上可以看出战略规划者的基本条件，也可以看出军事战略与大战略的差异。
魏晋南北朝其间，虽历经三百余年，但却无一战略名家，唯一可以称得上决定性会战的只有淝水一战，但是这场胜利与其说是双方的战略构想优秀，不如说是单纯的运气使然，谢玄跟苻坚都没有杰出的战略表现。其中原因极可能是因为战略不受重视，遂使得战略思想上无所积极性可言，也自然产生不了战略思想。
隋朝的建立，隋文帝杨坚与其说是其能力超卓，不如说是其势已水到渠成，得来全不费功夫，南朝武功不振，不能说明杨坚是否真有其战略能力。反倒是隋炀帝杨广修筑大运河，并且建筑东都加速东部的开发，实具有大战略的意义，只是其本人好大喜功，远征高丽数度未果更是劳民伤财，若非如此，其功业可能不仅于此。
真正打下唐朝天下的为唐太宗李世民，与唐太宗可相互应对的则是李卫公李靖，在武经七书之一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中，可以充分显示两人之战略思想。唐太宗实事求是，讲求求证过程与证据，并认为孙子兵法十三篇不出“虚实”二字，太宗本人也在荡平群雄的过程中充分显现此点。李靖本身在与东突厥的战争中为总领，并屡出奇兵生擒东突厥可汗，功业不待多言，“问对”中与唐太宗的对答，可以综整两人对于孙子兵法的认知为掌握主动权，其中李靖更对其战略思想下了很精要的总结，“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亦即一等为天命，二等为战略环境，三等为任用贤良。
这对于建立唐朝数百年基业两人的大战略思考中最值一提即“天可汗”体系，这很类似所谓的霸权稳定论，此体系维持百年，对于唐朝的稳定极有贡献。

中世纪

中世纪的西方，战略思想可以说毫无进展，这当然有许多原因，基督教保存西方思想的精神，但这种重视信仰的年代，是注重稳定多于及展。再者后来黑死病几乎消除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口。这个年代的战略思想可以说是围绕在经济条件与技术水准上。
名义上的国王当然想要扩张王权，但封建贵族也不会轻易让出其特权，加上经济条件与环境，形成城堡的庄园体系，使得每一个地方诸侯实与国王无异，更恶劣的是后勤环境，欧洲此时森林遍布，要集结大量的骑士很困难，要让集合好的骑士进军更困难，要遇到愿意打一仗的敌手难上加难，反正城堡坚不可摧，食物够吃一年半载，通常是围城的先饿死，所以不用担心战争。这种防御优势直到火炮出现才改变，火炮也让国王拥有可以扫除地方贵族抵抗的能力。
不过中世纪真正值得探讨的是其整体环境，中国周朝已有封建制度，但封建制度是由上而下，为了方便天子统治天下发展的，欧洲的封建制度则是因为中央体系崩溃，地方自行建立起的状况，这时则提供文艺复兴的重要条件。此时真正在发光发热的是阿拉伯世界，他们向西进占西班牙半岛，在东边消灭千年帝国，大军直逼维也纳，其数学天文等成就也非西欧可及，但阿拉伯也很快陷入统一帝国的停滞困境，相对的西欧封建体系，则从下而上种下知识与进步的种子。

成吉思汗与蒙古

蒙古的兴起源自成吉思汗统一各部族开始，原本大草原上有许多大小部落，成吉思汗逐步的将之统一起来，以严格的军事组织组成所向披靡的武力，但与其说蒙古是完全侵略性的民族，天性就是要征服他人，这就有点武断，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向来是逐水草而居。而事实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很快的就跟金国产生冲突，蒙古无法拿下金国的重要大城，但在野战上有绝对性的优势，跟金的冲突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时蒙古已经成为大国，不能再事事用部落的心态作外交。首先成吉思汗想打通的就是对西方的贸易，但当时的花剌子模并不把蒙古放在眼里，屈辱的对待加上蒙古使节的遇袭，蒙古无法吞下这口气，就决定向西进军的原则。这时候蒙古也跟西夏以及金国要求共同出兵与后勤支援，但没有得到回应，显然客观上来说花剌子模的国力要远高于蒙古。但蒙古在战场上的表现所向披靡，花剌子模的军队完全不是对手，在撒玛尔汗等大城被攻下后，花剌子模本身的弱点就暴露出来，加上蒙古新招募的工匠可以制作攻城武器，花剌子模的灭亡就不可避免。当成吉思汗回师蒙古，并未忘记当初未予支援的金国与西夏，这两个国家遂在之后一一亡于蒙古之手。同时成吉思汗派出的两大将领速不台、哲别一路攻进俄罗斯平原，最远抵达维也纳郊外，引起欧洲莫大的恐慌。
蒙古的武力并不是建筑在表面上的强大，蒙古人数不足百万，要统治广大的欧亚大陆是不可能的，但蒙古的制度却保障这一种统治方法，这才是蒙古战略运用的最高手腕。蒙古招募新兵，并不会依照其族裔有差别待遇，只要愿意投靠蒙古，其待遇蒙古本族人完全一样，后来也不少高阶将领是出身异族，这些人并没有严重的族群意识，视蒙古为大敌抵死不从。其次，蒙古取代的是一地的王室与贵族阶级，只要中下层民众不与反抗，合作者一样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例如优秀的工匠都会被蒙古军队录用，从其能制作攻城器具，以及蒙古后来对金用兵的结果，当成吉思汗击败花剌子模的时候，也就等于吸纳整个西方大国的资源。蒙古的统治是纯粹军事性质，换言之无论是政治制度与宗教观念，蒙古都不排斥，到后来各大汗国都接受当地的宗教，也成为各地的王公贵族，跟被打败的旧贵族相比其实没有太大差别，而且其公正的处事原则，无分族裔的用人唯才，都大大的加强其统治的基础与合法性。
蒙古的狂潮很大一部分建筑在其机动性上，对花剌子模的战役中，蒙古军队优异的骑射能力，将笨重的花军彻底击溃，由于蒙古深知其人数的劣势，故采取极为残酷的战后处理，大抵上无条件投降者生，略加抵抗者死，而且为了立威与恫吓其他地区，甚至完全不曾抵抗的城市，也可能被彻底毁灭，这是极端的心理战，抵抗蒙古显然没有利益可言，但与蒙古合作，加入蒙古军队却反倒有加官进爵的机会，鞭子与胡萝卜政策是蒙古成功的主因。但这种狂潮纯粹是军事上的，一旦军事征服结束，统治者一样要面对民众，这时候没有政治概念的蒙古人，就只能接受旧有的制度，于是波斯、阿拉伯的蒙古人变成伊斯兰教徒，统治东方金与宋的忽必烈则倾心汉学。用比较简单的说法是，蒙古统治亚洲，亚洲融合蒙古。但无论如何，蒙古在军事上的成功前无古人，至今也未出现后继者。
相比起欧洲在战争艺术的发展，蒙古的领袖成吉思汗提供实际的例子。成吉思汗与他的子孙们的成功，是建基于运动与恐惧，他的战略攻击是瞄准敌方民众的心理。在持续而仔细地运用这个战略，成吉思汗与他的继承者才可以征服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成吉思汗的军队和战略是由部族弓骑兵与众多蒙古牧马而组成，每个弓兵至少都拥有两匹马，大约平均每人五匹马，所以整队军队都可以高速移动。再加上蒙古的菜单上，马奶与马血都是重要部分，所以成吉思汗的牧马可以同时作为移动及后勤工具。
因此对比起蒙古的军队，其他的军队显得比较笨重和迟钝，透过运动与连续攻势，以致中国内地、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的军队完全无抵抗之力。
当面对城塞时，蒙古的运动与速度的战略会受到极大阻碍。此时蒙古军队就会使用比较阴险的技巧，如原始的生化武器，利用投石器等的弹道武器会使用死去的动物尸体投进城市中，散播病菌。如果特定城市拒绝投降，攻下城塞之后杀尽全城的人民以作威吓，这是心理战。
上述所提及的蒙古战略，都是建基于对重心的攻击，尤其是对于心理上的重心。亦可以归纳入集中、运动、奇袭及简单，这四个要点，所以蒙古大军当时才可在欧亚地区称霸。

二战间期的发展

一次大战之后，飞机与坦克成为战略研究的重点。例如意大利的杜黑就提出《制空论》，认为飞机带来的空权就会决定未来的战争。杜黑也提出战略轰炸的概念：利用飞机空中轰炸瓦解敌国的经济力量与人民意志。
电报与无线电大幅改善通讯，运输技术也强化大量人力的动员。另一方面，军官能有效控制的士兵人数却下降。军队人数的增加导致军官的需求增加。

二次大战

同盟国大量使用欺敌战略，成功误导轴心国。另一方面，大战略也在二次大战中大大的发挥。在战争结束之前，美国与苏联双方就已各自在计划战后和平的管理与国际关系（例如德国事务）。这时的大战略决定后来冷战时期的局势。

冷战

二次大战核武器的发展，使类似相互保证毁灭的吓阻理论成为冷战的主要战略。美国与苏联双方各自惊人的核武器使得双方不敢直接冲突，而第三世界的武力则被两大强权控制，时常发生“代理战争”。
冷战的战略思想在这样的吓阻理论主导之下，研究所谓“第一击”、“第二击”、“有限的第一击”、代理战争等等。另一项重点则是在国际经济与意识形态上的对抗。

冷战之后

冷战之后进入美国成为单一“超级强权”的时代。在这时美国的战略着重在利用科技减少伤亡，提升效率。例如利用资讯科技的“以网络为中心的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