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大跃进，在1958年至1960年间发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试图利用本土充裕劳动力和蓬勃的群众热情，在工业和农业上不切实际地增产（即“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
由于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等高层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大跃进正式制定任务和目标，成为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达到1,070万吨；并且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脱离实际的“大炼钢铁”运动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严重地伤害了农业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无法保证，人民生产意愿降低，导致连年饥荒。为保证农产品达标，农村开始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现象蔓延开来。但是中国对于粮食的征购却按照虚报产量制定标准。大跃进运动浮夸的现象和很快暴露的问题也招致党内外大量的质疑之声。苏联对人民公社的质疑加深了两国嫌隙，而党内的意见分歧甚至分裂集中反映在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上，彭德怀因在与会期间批评大跃进政策而遭到毛泽东整肃，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中共元老人物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受到牵连，全国范围内一大批中共干部和相关人士以“反右倾”而被整肃，造成“跃进”在政策上并未及时刹车，进一步助长了“跃进”风潮，而领会毛泽东意图的林彪则从此在政治上崛起。此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政策的批评引起党主席毛泽东不满，最终导致党内高层意见出现分歧。
大跃进的后果使得这场运动最终难以为继，钢、铁合格率低下，大量资源遭到浪费，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产业结构畸形和农业生产的不足，加之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和公共食堂的浪费，与贪污腐化、强征强抢强占，导致农民百姓大面积死伤，最终酿成1958-1962年的大饥荒。从1960年冬开始，这场脱离实际的运动逐渐被当局叫停。

时代背景

1950年代期间，在苏联给予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开始实行土地分配和国营工业化。19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总体情况似乎开始稳定。朝鲜半岛（美国）以及越南（法国）方面的战争已不再构成威胁；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本家财产已在1952年和1953年间被新的中国政府所征收；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中国国民党在大陆地区的残余势力也已经几乎完全被消灭，被指反对共产党统治的人已被监禁或遭整肃。

“冒进”与“反冒进”

1957年大陆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一定程度提高，财政收支增长，取得平衡还有结余。归还前一年向银行透支款6亿，还增拨给银行信贷资金9亿元。货币流通量比上年降低4.5亿。基本达到财政、物资、信贷平衡，市场趋于稳定。工农业产值较上年增长10%，超过计划4.1%。农业产值增加了20亿元，但未能达到计划的4.9%的增长率。粮食只达到3700亿斤（不含大豆），比计划低出120亿斤，但仍比上年增加50亿斤。1957年被认为是建国以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但毛泽东本人却并不以为然，他从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10%）不及上年（31%），农业未能达到计划出发，得出结论：1956年反冒进反错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产生了不良后果——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此外还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毛泽东则在后来说，1958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在周恩来于八大二次会议上被“痛快淋漓”地批过之后，反冒进的另一主要人物刘少奇也噤若寒蝉，自问“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从而在58年中力追毛的脚步大搞跃进。

“大跃进”的提出

1957年整风中，1956年冒进引起的经济和民众生活紧张局面遭到颇多批评，最尖锐者如张奚若、陈铭枢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然而这种言论被当局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所以中共对社会批评言论进行了反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批驳了1956年全面冒进了的观点，也表示不同意“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的说法。他在肯定1956年成绩时，使用了1956年“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的说法，这是中共最初使用“跃进”一词。对此，毛泽东1958年5月17日在八大二次会议时还赞扬说：去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人大会议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说“在农业合作化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号召农民群众掀起一场“新的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的丰收”，鼓励各地将干部下放到农村，从事一线生产。周恩来将这篇社论介绍给毛泽东，说谭震林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周恩来说这个提法很好，毛泽东读后也很欣赏。1958年5月25日，毛给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信中写道：“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官方媒体上，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

钢产量“超英赶美”与高指标的出台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云集莫斯科，召开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主席、国家主席毛泽东也率团前往。在庆祝大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苏联的行动口号使得毛泽东深受启发，在18日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5年后钢产量达到1000万到1500万吨，15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95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中首次在国内公开宣布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15年后，苏联队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1958年2月3日，薄一波向全国人大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增长17％。4月14日，国家经委汇总各地上报的钢产量指标，上报1958年计划为711万吨。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报告，提出1962年钢产量可以达到1500万吨，十年超过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是比较现实的设想”。王鹤寿的报告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号召其他部门要向冶金部学习。毛泽东全盘接受了王鹤寿的十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的观点，4月15日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不过为了“留余地”，毛泽东在党内信件中表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变。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李富春提出1962年钢产量3000万吨，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计划。王鹤寿发言论证这一计划的可行性，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采纳李富春等人的意见，尽管稍做保留，仍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所谓“超英赶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则“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到6月份毛泽东签字的报告定为“两年超过英国”。
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夸大了2倍。随后各行各业都出现“浮夸风”。1958年9月，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当场展示了土高炉土法炼钢炼出的钢锭。毛因此鼓励全国用土高炉土法炼钢。

大炼钢铁与其他基建项目“跃进”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钢产量调整较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企图在田间炼钢铁。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并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
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所以这些天灾都是属于人为的。有报导称，广州增城的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水库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量基建项目纷纷上马。农村也推行真正名副其实的大锅饭，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每个家庭都统一在公社食堂吃饭。称为“放开肚皮吃饱饭”。

矛盾凸显：庐山会议到反击右倾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大跃进中严重泛滥。接连发生的问题使得中共高层开始考虑调整政策。部分中共党员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希望中共领导调整政策。

毛泽东等人的乐观基调

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并不只限于毛泽东本人。湖北省委在传达讨论上海会议精神给中央的报告，对1958年的总结和对1959年的展望中提到，1958年大跃进，“两条经验，一条教训”。两条经验分别是：一、1958年的大跃进为今后工农业高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造成了大跃进的局势；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这是保证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能够实现的关键。一条教训，是指“胜利冲昏了头脑”。59年2月毛泽东说藏富于民不见得是坏事，意为粮食是被农民藏起来了。
1959年7月上旬湖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总结中强调，1959年必须继续组织大跃进。他说：目前我们的形势是有利的，比去年同期好……现在供应虽然还相当紧张，但是在向好转方面走。为了继续跃进，必须抓住两个问题：1、大力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2、大搞群众运动，插红旗树标兵、抓落后赶先进。说大话是不对的，但革命者要立大志、建大业，因此仍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基层干部的意见

但在地、县委书记及一般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着不同看法。湖北省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人在小组讨论发言中说：“1958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去年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一面说跃进，一面饿肚皮，怎样也不好解释。”因此，地、县级领导人对1959年的生产指标，都是“保险”、“再保险”，多一斤也不接受。
天津市和平区2400多名科以上党员干部讨论中央紧急指示时，谈出了七大埋怨，其中主要是：埋怨领导好造大计划；埋怨农村工作搞得不好（不给农民自留地，不叫农民自己养猪，弄得人心惶惶）；埋怨宣传工作有毛病，1958年宣传这里大跃进，那里大丰收，结果却不是这样。一般干部和职工中，有人认为，“现在农村粮食紧张和城市副食品紧张都是公社化闹的。”他们提出：“去年取消自留地，今年回复自留地；去年搞食堂，今年散伙；去年搞供给制、几饱，今年按劳取酬，是不是过去搞错了。”并认为，“炼钢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高层领导人的担忧

如图：“农村炼钢土炉”、“人民公社的育幼院”、“样板戏”。

庐山会议的冲突

1959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对1958年高指标政策造成的后果，与会者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柯庆施等强调“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虽然承认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严重，并认为通过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工作，问题已经解决。应当鼓足干劲，继续跃进。而持反对意见的彭德怀面见毛泽东未果，遂向毛上书陈述意见。彭认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调”；影响到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同时党内中下层干部也多有怀疑和埋怨，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砸了，党外民主人士多有非议，也被苏联“老大哥”认为是错误的。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以及彭的信在挑战“三面红旗”，动摇全党、全国继续跃进的信心。于是，毛借此信，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再次激起人们的“革命干劲”，实现工农业的生产大跃进，从而扳回1958年的败局。
继庐山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后，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的反右倾运动也随之展开，产生了一批所谓的“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曾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此外福建、青海、湖南、黑龙江、辽宁等地也都有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厅局长、地市县长被打为“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这次反右倾运动，打击官员和群众的规模，超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人数则更大，截至1962年8月，全国得到平反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共六百多万人。1980年，解放军为1959年因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见而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或其他“政治帽子”予以平反的有17212人。反右倾运动的直接后果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刚刚稍有纠正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再次刮起，担心政治错误的地方官员几乎无人敢于讲实话，依然强购农粮，终于导致大面积粮荒。经济学家薛暮桥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公社干部不敢反应农民呼声。”

农牧业产品大幅减产

大跃进的脱离实际导致这场运动难以为继，据统计，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比1957年3901亿减少26%以上；棉花实产2126万担，比1957年3280万担减少了35%以上；油料作物实产3405万担，比1957年7542万担减少一半多；猪的年底存栏数为8227万头，比1957年14590万头减少56%；大牲畜年底饲养量7336万头，比1957年的8382万头减少12.5%.整体上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仅为1951年的一半。

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

“以钢为纲”、“元帅升帐”。为实现钢铁翻番，全国大量基础建设上马。1958年到1960年每年新增基本建设投资都在百亿元以上，1960年达384亿元，比上年增长11%，比1957年增加1.8倍。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所占比重都在86%以上（1958年为88%，1959年为86.8%，1960年为86.4%），挤掉了非生产性的建设。工业上单纯追求产量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为保证钢铁生产达标，钢铁工业本身的基本建设规模扩大，与钢有关的煤、电、运输等行业建设也随之增加。导致工业内部失调，全国职工人数猛增，超出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负担能力，加剧了社会商品的供需矛盾。

饥荒和大面积非正常死亡的灾难

农村的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共生，加之大办工业、大炼钢铁调用大量劳动力，大片农作物未及时收割，大片田地荒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保守估计，1958年农作物有10%未收回。大办公共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致使1958年冬-1959年春个别地区开始断粮，浮肿病开始出现。与此同时，各地领导干部却恐于被打成右倾，纷纷瞒报，不报，中央对于人民公社依然好评连连。然而断粮却使得当年连中南海也受到影响，据时任毛泽东医生的李志绥回忆，中南海里没有了肉和油，连米和蔬菜都很少见。地方上，为了按浮夸数据征购粮食，出现了抄家、强行搜粮的情况，为补足巨大的数据缺口，农民口粮也被征收。然而浮夸带来的巨大的缺口依旧无法弥补，部分人民公社为保留部分口粮和减少损失，以天灾作为借口，降低了高产量粮数。但全国范围的粮食紧张已经无法挽回。但中国共产党所属的高级干部其饮食均受到按级别分配的“特需供应”保护，生活影响并不大。
同时经济困难使得珠三角地区大批人员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该情况由内参上报中央，震动朝野。
全国性饥荒和大面积非正常死亡接连出现，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关于具体死亡人数，至今未有精确统计数据公布。当时由于中国内地的消息封锁，一般专家不易精确的统计死亡人数，各种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4500万左右，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1000万，这也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中国大陆徐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提供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144万人。而早在1958年非正常死亡就已出现，如四川、山东、河南、甘肃当年则高达21.11‰、个别省份则延续到1962年（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达34.03‰。普通死亡率则仅为7.02‰）据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蕴晖做出结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左右。另外，根据另外一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计算，大饥荒饿死国人为3600万。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冯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认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下达的国家级课题，以及西安交大的蒋正华计算结果，是1700多万。据当年的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称，他和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粮食部长陈国栋做了一个电话调查，得出一个死亡几千万的人数，送交周恩来审阅后周要求销毁。
在2011年1月11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中国官方首次承认“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回避了三年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总人数。
2013年，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数学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否认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口。孙经先认为，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50万人以下。其中针对杨继绳的《墓碑》部分引发与杨继绳的论战。

中苏交恶

就在同一时期，陷入意识形态相互挞伐的中苏关系公开破裂。苏共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上都反对中共的政策，中共则对苏联与“帝国主义”缓和关系而不满，最终苏共撤走专家、毁弃援华合约，使中国进退两难。毛泽东为保住颜面，以顶住“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压力”为借口，勒令全国人民束紧裤腰带，提前还债，争气炼钢等为号召，挽回颓势，以争取做和苏联一争高低。只是国力早已衰竭，出现的只有更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

运动刹车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省市地县三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点名毛泽东也有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 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然而周恩来发言要大家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说：“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陈伯达很快也发言，向彭真发难：“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刘少奇于1月27日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在该会上，刘承认了大跃进的结果：“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了，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是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月3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带头做检讨，承担中央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人的应当是我。”
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负责大跃进政策的具体部署。邓小平作为总书记，曾被毛泽东称为大跃进的“副帅”，他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认为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大会还下发了中央书记处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写的检讨，但是会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深刻。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他说自己犯下两个严重错误，一个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另一个是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将权力下放过多过散。
国家主席刘少奇整理口头报告批评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1961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九中全会中，刘少奇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大跃进运动终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