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

概观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出现“全民经商”的现象，“全民经商”带来了“全民打工”；经商者为了致富，打工者为了挣钱；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大陆招商引资的优势；生产廉价商品，成为企业发展的竞争力。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计划经济中解放出来后，在城市经济重新腾飞前夕开始大量涌入城市才渐渐出现的。从全国来看，最开始的农民工主要以从事建筑业为主，接着就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流动的规模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流动迁徙的形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跨地区流动，随着沿海地区工商业的重新开始快速发展和对人力资源的一定需求，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大量短期甚至长期迁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人口流动也称为“民工潮”；另外一类流动则是农民就近流动到快速发展的本地城镇。
农民进城后，城市服务和管理模式滞后，出现偷窃、抢劫、黑社会等现象，1983年、1996年、2001年、2004年政府进行严打。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城市里，工资收入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存在巨大差距，承受着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压力，工作环境和居住环境相对较差，受自身经济条件和工作条件制约，难以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不能照顾留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留守儿童），在城市里缺乏归属感。小孩在当地读高中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所到城市的五险一金等市民享有的社会福利没有普遍覆盖农民工。大部分农民工属于未婚青年，为婚姻和恋爱问题担扰。部分农民工从事“小贩、乞讨、收破烂”和“偷窃、抢劫等活动”给当地人带来困扰，地方文化差异亦导致与当地人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农民工的迁移，使农村原有的社区被割裂，城市的社区遭到冲击，产生文化断裂和道德缺失现象。
他们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的私营企业、外资在华工厂、国有企业，在企业生产、加工、销售的一线区域从事体力劳动，行业包括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职业包括工厂工人、建筑工人、清洁工人、服务员、售货员、保姆、保安、小贩、个体工商户、理发师、司机、流浪乞讨人员等等，可能居住在工厂宿舍或在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城中村，或者就租住在十平方米左右的“单房”等。
中国工会制度无助维护基层职工权益，中国大陆的企业普遍不同程度违反《劳动法》往往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工作条件相对最差、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他们是贫富巨大差距的其中一类压力承受者，和城镇居民一样可能面对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众多的青中年农民工进入城市，农村产生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其中大部分农民工跨省外出打工，脱离农村原有的生活社区。文化差异、城市制度差异和思想观念差异，可能令到他们很难融入城市新的社区，遇到法律纠纷，生活矛盾，感情问题等可能会采用跳楼、跳桥、自杀等方式作不得已的维权，部分农民工亦成为城市的治安及刑事案件的制造者。农民工相对来看处在社会压力的最底层，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成为政府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打击和预防犯罪的主要防范对象。

数据

2012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6亿人。关于农民工的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存在争议，农民工的相关统计数据从“流出地”和“流入地”而来，农民工“流出地”的《外出就业登记卡》（2005年已经废止执行）没有普遍执行，“流入地”的《暂住证》（居住证）制度也没有普遍执行，《外出就业登记卡》和《暂住证》（居住证）制度往往成为地方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乱收费、捆绑其他收费的借口，阻碍了农民工主动办理证件的积极性，农民工的实际人数可能远远不止2.6亿。此外，中国大陆的“城镇人口失业率”和“城镇职工工资增长率”、“城镇居民收入”“城市人均GDP”这些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的重要衡量指标的数据统计把农民工排除在外。

大学生民工

大学生是否属于民工，在中国有争议。大学生在大学里是学生，毕业后属于社会人，大学生指拥有大学毕业证书的人，而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的人。大陆各地方政府通常都有引进人才的战略性地方法规，相对于低学历的农民工，大学生或持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在政策上有优待条件。
50、60后的第一代农民工用自己的汗水，养育了自己的下一代，80、90后的年青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成为大学生或受过更好的教育，和他们的父辈一样成为第二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走向社会，意味着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他们当中可能有极少部分人拥有可以在城市里生活的条件，可以选择留在城市里生活，更多的人则只有返回自己原来的农村。

随迁家属民工

需要考虑到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随迁家属是可能更需被重视的群体，他们多数可能并无接受过高等教育亦会属于普通农民，多数保留的是不同于本地市民群体的传统宗法、家庭等文化习惯。随迁城市群体由于家庭的年轻一辈接受过高等教育，当局若依此就正式给予家属市民资格以挽留可能需要的人力资源，更应该留意此类决策对城市社会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民工荒

2011年8月25日，媒体报道珠海建筑工地，日薪250-350元（39-54美元）难觅农民工。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农民工被政府和企业视为最具优势的竟争力，两者长期以来只注重于招商引资，投资政策法规修订，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内部的硬件改善、成本和销售控制。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和企业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国内市场需求，放弃、淘汰原有产业基础，投资其它产业；不注重于企业管理模式的改变、引进和创新，不注重于农民工的能力培养、素质提升及员工的福利改善和留任。随着80后、90后第二代农民工的出现，伴随着互联网信息的流通，人的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提高，在面对企业管理模式滞后，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及人治管理现象，唯有选择“用脚投票”，在不同企业之间来回“跳槽”，形成“三角恋”的就业模式，以致于社会中间有一大批农民工长期处在“择业”的过程中，成为企业常年招不到工人的主要原因，媒体称为“民工荒”，农民工对工作的不重视，这其中夹杂着并且加深了社会对契约关系的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斗然演变成向差的方向发展。

金融危机时期的大迁徙

2008年，东南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遭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大量失业民工生活困难返回原籍地，而一些中西部较发达的特大城市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且外商新一轮投资纷纷涌向诸如武汉长沙城市带、成渝地区等内陆较发达地区，出现了大量用工需求。一大部分在沿海地区务工的农民工纷纷涌向这些内陆发达城市，如武汉、成都。造成这些城市外来人口爆发性增加，明显改变了这些城市以本地，本省人为主的用工结构。甚至在西部精密制造业最发达的成都出现了大量来自东部地区如安徽籍、山东籍农民工前来务工，而最大的加工业城市重庆在2008-2009一年时间便涌入外省务工人口超过400万人，总计外来人口862万人成为中国外来人口第三多的城市，也是唯一一个中西部地区外来务工人员超过800万人的超大型流动人口聚居城市。这一现象对未来农民工的迁徙格局带来了深远影响。
民工回流潮起源于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危机时期，而大规模发生民工离开外出务工地返回原籍附近较发达的南方特大城市的情况出现于2009年底-2010年初。尤以2010年初浙江、广东等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为代表。其原因在于三点，一为沿海地区受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较大，企业倒闭、拖欠工资现象严重，而内地企业多为内向型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二为沿海地区犯罪率和农民工聚集区治安状况较差，低于内地众多特大城市的平均标准，且大多数受雇于中小企业主的工人得不到社会福利保障，工伤事故率居高不下，而内陆特大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城市发展开始健全，工人开始注重这方面福利待遇。三则因为内地众多特大城市发展较快，如成都、重庆、武汉等南方内地核心特大城市无论是城市建设、特大型企业数量、福利待遇和生活水平已经和沿海特大城市相差无几，尤其重要的是底层操作工的工资待遇也与沿海城市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加之沿海加工企业和台资、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内迁，而就业机会较多，众多民工选择前往内地的这些特大城市务工。而众多多年未到过这些内地特大城市的农民工在2008年被辞退后在内地特大城市寻求工作时也逐渐意识到这些离原籍地不远的特大城市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输于沿海城市。

治安大案

2004年出现深圳砍手党事件。2008年出现50万人滞留广州火车站。2010年出现2010年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2011年出现潮州群体暴力事件、广州增城群体暴力事件，2012年出现中山沙溪群体聚集事件，2013年出现北京机场爆炸事件。2014年出现深圳女白领被害事件。

现状

据有关方面测算，2005年农民工数量估计1.5亿人，而到2007年底已经接近3亿。农民工主要分布于建筑业、采矿业、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链低端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沿海地区各个生产领域的产业工人均以农民工为主，农民工的提法从1990年代作为术语开始频繁出现，在此以前最常见的提法为民工。由于户籍制度、文化习惯等方面造成的就业、福利等差别化对待，农民工这个中国大陆城市最底层的阶层，有许多人处于非常艰难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此已经逐步采取措施，以统一城乡户籍制度，认为这将从根本上达成农民工的公平就业和待遇。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亦尚未解决。因为中国大陆现行的入学制度与户籍制度挂钩，农民工子女难以在父母工作的城市就读，只能就读城市的低质量农民工子弟学校，或回到家乡上学，成为留守儿童。
2014年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预计到2020年可以基本建立新型户籍制度，估计有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得以入户城镇。
不过相对看，本身属于同类文化圈的城市周边乡郊农村住民就受忽视，政府征用农村土地予地产商发展，推动城市化同时农村可能缺乏过渡就变成城市的一部分，当地农村住民本身出路可能受到限制，而以大方向施政看，外来工更多指代是属于不同文化主体的异乡人士，本地农民问题就有可能排在外来民工（农民）问题后面，变相受到漠视。
相对而言农民是自己拥有土地可作为自身无打工之下自力更生的保底资源，而城市居民无法享有私人土地，相对看市民在资源占有只有城市户籍上的优势，以目前城市管治施政几近倾向优待由欠发达地区来发达城市务工的农民群体的状况看，未充分兼顾考虑当地无地市民利益而纯粹遵循上层下达宏观经济指标，而又无有效推动乡村与城市均衡发展尤其改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与居民福利保障，当当局为消除受优质资源吸引而大量入城的民工的差别化待遇而将民工逐步纳入城市市民福利分配系统中，可能出现城市资源分配压力过大，可能挤压本身城市市民享有资源空间，拖低整体城市资源服务环境水准。户籍制度与医疗保险挂勾，医疗保险金支付渠道不畅通，部分农村打工者缺少对参与城镇医疗保险范筹的信心。
由于中国大陆现状是人口众多，就业问题成为头痛的问题，城市本身存在大量失业，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绝大多数处于闲置状态，加上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直至2005年为止，农民工的权益仍旧没有任何保障，由此引发的农民工问题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一庞大的群体学者将其划为边缘人、弱势群体，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中国国营养老保险、也没有中国医保，因工致伤、致残和致死的事故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甚至诸多黑心的企业、雇主恶意克扣、拖欠和拒付农民工的工资，并已酿成社会问题。民间涌现诸多农民工维权斗士，媒体开始广泛关注农民工问题，政府开始注重考虑农民工问题。2005年2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出《关于废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并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维权手册》。温家宝担任总理以后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开始整治恶意拖欠工资的雇主，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推出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2015年后包括劳动合同法诸多劳方利益法规开始显现效果，2011年起的深圳民工罢工潮透过数年时间蔓延全国农民工权益开始显著改善，李克强上台后也将顽疾的农民工薪资拖欠问题作为重点严打，多重效果下央视许多调查节目发现2015年下半较富裕的沿海多省农民工已经摆脱传统乱脏穷的形象，接近90%的沿海农民工能购买廉价的汽车开车上下班，许多人也使用三千多人民币的高档手机，月入万元者很常见，夫妻一起出外打工一年回家时能带回二三十万元者占半数，许多民工只要肯吃苦收入已经超过管理他们的工头甚至城市白领，但同一般上班族相比仍存在“五险一金”缴纳数额低或缺缴的问题。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在2017年3月14日“大陆全国农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截至2016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人，较2015年底增加424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亿人，也较2015年底增加50万人。他说，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取得成效，全年共查处工资类违法案件32.3万件，追发工资待遇人民币350亿6千万元，欠薪案件和金额均较前一年下降。
另外，参加员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分别达到5825万人、4825万人、4659万人、7510万人。除西藏外的各地共有11.8万名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较2015年增长47%。2017年农民工工作将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积极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推动农民工逐步实现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在城镇落户。
中国国家统计局2017年4月28日表示，2016年中国大陆农民工总量达到2亿8171万人，年增424万人，成长1.5%，增速比2015年加快0.2个百分点。根据大陆“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年本地农民工达1亿1237万人，比2015年成长3.4%，增速比2015年加快0.7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则为1亿6934万人，比2015年增加50万人，成长0.3%，增速较2015年下滑0.1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但所占比重继续下降，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从平均年龄看，2016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9岁，比2015年提高0.4岁。从年龄结构来看，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3.9%，比2015年下降1.3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9.2% ，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