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利蠑螈

来源

1812年，当时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Thomas Gerry）为确保民主共和党在州议会选举中赢得更多议席，所以签署了一项法案，蓄意将马萨诸塞州的州议会选区重划，让敌对的联邦党人票源集中在少数选区，保障民主共和党候选人能不成比例地当选。
当时重划的选区中，有一选区形状相当怪异，状似蝾螈（salamander），一种长得蜥蜴的两栖动物，亦有说法是指是传说中长得像蜥蜴的一种怪物，尾巴长长的，还有翅膀的样子。于是政敌便将埃尔布里奇·格里（Gerry）的姓氏与蝾螈的字尾（mander）组合而成“gerrymandering”（杰利蝾螈），用来影射为照顾党派利益，不公平划分选区的方式。最后民主共和党赢得该州议员选举，格里本人输掉州长选举，但他成为詹姆斯·麦迪逊的副总统，最后于1814年死在任内。

操作解说

上图为一虚构例子。A至C均有6票红色、9票黑色，A至C的总票数各为15，同时均被划分为三个小区。因应不同的选区划分，双方取得的席位数目截然不同。在A中黑组全取3席，红组0席；在B中，黑组优势被削弱，取得2席，红组取得1席；而在C中，红组却可取得2席，比黑组还要多1席。

单一选区制

将对方阵营的铁票区域划分成数个选区，使对方无法竞争。

复数选区制

除了将对方阵营的铁票区域划分成数个选区，使对方无法竞争。而且划分时使各区人口与应选人比例很大差距，使己方阵营可获得较多席次。

比例代表制

划分时使各区人口与应选人比例有很大且不合理的差距，使己方阵营可获得较多席次。例如按照比例代表制分成几个选区，使己方阵营获得较少票数，却能获得相对较多的席次。

美国

美国的国会众议院以及州议会选区划分大致按人口的比例进行选区划分。各州的众议院选区划分须以人口比例去作分配的人口普查，仍容许各州议会按选举结果去进行选区划分。选区划分使两党制得以巩固，并确保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党维持主导地位。
每十年的人口普查及选举结果均会影响未来十年的选区划分，例如在2010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胜出国会众议院选举，并取得31个州的执政权，以及州议会。同年亦是人口普查，该年的选区重划，既改变选举人票的各州比例，被认为可以确保共和党在未来十年主导美国政治，在选举前占绝对优势。民主党则在纽约州占绝对优势的地区进行选区划分。选区划分使每两年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不少选区实际上在选举举行前，已可预知选举结果。

英国

英国下议院除了重新划分选区之外，还可透过迁移选民的方法，将己方支持者大量纳入对自己有利的固有选区中，细小选区划分使两党制得以巩固，并确保保守党和工党两大党维持议会的主导地位。选区划分使五年内举行的下议院选举，不少选区在选举举行前已可预知选举结果，大选中逾五百席期分别被保守党及工党占有。
这案例发生在1990年代的英国西敏市，当时保守党执政的地方政府，市议会主席雪莉·波特（Dame Shirley Porter）和其他市议员策划并执行了一个社区政策，将该市内的公共房屋出售给有意支持该党的人民，以支援保守党的边缘选区，使保守党赢得1990年西敏市市议会选举。其后因人口不寻常流动使其他议员及反对阵营有所怀疑，并告上法庭要求审核该社区政策是否合法，雪莉及其余5人最终被判有罪。

爱尔兰

1980年代以前，爱尔兰的选区划分方案并非由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而是由政府内部直接决定。故此，早期政治人物的当权被抨击是使用了杰利蝾螈的舞弊结果。1947年，爱尔兰由共和党执政，但新兴政党Clann na Poblachta迅速崛起形成威胁。 当时的埃蒙·迪·华理拉政府提出了《1947年选举法（修正案）》，将选区从138个增加到147个。接下来1948年2月的大选中，Clann na Poblachta只取得了10个议席，与他们获得的得票率不成比例。
1970年代中，地方政府部长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企图将选区重新划分，以确保统一党（Fine Gael）和工党（Labour Party）组成的执政联盟能赢得议会多数。 可惜策略失败，执政党最终输掉了1977年的大选。此事后，出现了塔利蝾螈（Tullymandering）一词，意指失败版本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

加拿大

2006年，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省政府决定放弃采用由独立委员会起草的选举地图；相反，执政党党团自行设计并采纳了新的选区划分计划，从而引起争议。反对党及媒体皆抨击省长使用了杰利蝾螈，以操纵选举结果。与此同时，政府所采用的划分方案，确保了现任立法议会的执政党党员都能分配到一个小区去竞选连任。尽管如此，20名现任党员中只有7名能于2007年选举中再次当选。

马来西亚

自自从1957年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国内一直存在着杰利蝾螈的做法。执政联盟（国阵）被指控通过选举委员会修改选区边界来巩固政权。在2013年，国阵获得了马来西亚下议院60％的席位，尽管普选票只有47％。 自1974年以来，非法分配制度就一直被使用，当时的霹雳州最多选民人数的议席是最少选民人数的议席的十几倍。在马来西亚半岛2018年最新的选区划分中，杰利蝾螈变得更加严重，尤其以雪兰莪和吉隆坡最为严重，将使执政党只需要最少16.5%的普选票就可执政。

菲律宾

菲律宾的选区最初是根据1987年宪法委员会制定的《菲律宾宪法》而划分的，但宪法亦同时赋予菲律宾国会有重新划分选区的权力。一旦一个地方的居民数目达到25万，国会便能在这里新增一个选区。这样，国会议员通过在新增选区的过程中施加压力，把旧区的人口迁移至目标地区，使该地区成为新的选区。 随着菲律宾人口增加，在1987年最初创立的200个选区之上，选区又被新增了34个。以南甘马粦省为例，该省原先只有2个选区，后来被重新划分作3个选区，而其中一个选区事实上未达25万的人口最低要求。这个做法被批评为杰利蝾螈，用以使有关政党从中得益。不过，菲律宾的政党以地方政团为主，因选区数目多，单一政党难以在全国建立势力范围，需要联合执政。

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立法委员选举区每十年重划一次，蔡英文政府上台后主导2020年选区重划方案，民主进步党占有优势的台南市选区增为6席，并打破原县市界，将国民党票源的东区拆分编进2个选区。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批评将一个行政区划分为2选区破坏完整性及公平性。
另外的例子，新北市板桥区在2005年的板桥市长选区划分，若照当地的户政事务所采南北向切分区，则东侧选区泛蓝泛绿形成均势；但选区最后采东西向切，使得两选区都变成泛蓝较多的局面。

香港

香港的区议会选区沿用单议席单票制多年，选区的划分往往会起争议。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2007年的深水埗区议会，南昌街一带的选区出现大重整。属于民主派的南昌东选区被一分为四，分入石硖尾、南昌北、南昌南和南山选区。当中南山选区的新增部分和原有部分其实相隔一座小山。同区的大坑东及又一村选区就分拆，大坑东邨加入原本的南山选区，又一村就加入又一居一带，成为一个纯富有人士的选区，被人质疑以阶级划界。南昌南与南昌中之间的划界甚至准确到以唐楼间的小巷为界。政府当时的选区规划被不少人质疑别有用心。结果民主派在这一系列改动中失去不少议席。除了取消了的南昌东一席，还有南昌北和又一村。连民主派本身扎根甚深的南昌中都以些微票数败给亲中候选人，未能重夺因区议员投向民建联而失去的一席。
此后，特区政府也运用此手法于区议会选举中，意图透过分割泛民支持较集中的分区来逹至控制各个区议会的亲政府议员比例。举例说：在2015年的西贡区议会，多个原来泛民议员当选的选区都被重新划区，形成是次选区多区出现混战局面。在汲取经验后，特区政府将同样手法用于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引起现任议员抗议及媒体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