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

历史沿革

中共在建党之初并没有建立其自身的武装，因此也没有负责开展情报收集、政治保卫和暗杀破坏的机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当年5月，周恩来在当时处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会（此军委会负责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共产党活动，并不掌握军队，与日后的军委会不可同日而语）下属设特务科，又称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负责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7月15日，汪精卫等人发动七一五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再次被迫转移至上海租界内。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特务工作处改组为特别行动科，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至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正式成立，由周恩来直接负责指挥，主要骨干人员为曾经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的陈赓、顾顺章等人。
1935年7月9日至21日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最为严重的破坏，白区党组织联络委员会的交通员全体被捕，特科负责人刘仲华不得不离开上海，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工作陷入瘫痪。这次大破坏，苏区交通局、全总、特科（新新）无事，但由于内部叛徒无法查清，因此个人之间不再发生联系，所有关系由新新逐步恢复。至8月中旬临时上海局所余部分与新新恢复了联系。8月26日，刘仲华等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5日从莫斯科发来的“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指示信，遂决定不再恢复上海临时中央局，临时中央局的活动将分散到各中心城市。这样，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由新新选出三人组成清理委员会，将现有苏区交通局、团机关、沪东区委、武装自卫会全都清理一遍，分别派走，一切旧关系切断；彻底改造新新，凡叛徒认识的干部与工作人员一律无条件离开上海，特科总部迁往天津，在上海仅设立“军委留沪联络站”，由邱吉夫负责，下设负责政治军事情报、警报关系、通讯联系三个组，作为南方各省的情报指挥中心；在武汉、西南设中心区。完成清理后，刘仲华、贺昌炽去了苏联。8月底王世英带领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机关人员转移至天津，并入北方局军委，也称北方特科。1937年初改为华北联络局，由彭雪枫任主任驻太原与阎锡山联络，王世英任副主任驻天津。七七事变后，王世英率大部分人到太原与彭雪枫汇合。

工作方法

总务科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以合法身份在上海市区内活动，包括担保中共党员，租房作为中共党员的活动地点，或者以合法途径保释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或者通过贿赂等方法，影响租界当局或国民政府的司法机构，使中共党员得以无罪释放或者轻判。中央特科曾经成功的保释过，或者通过律师辩护等手段使不少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获得轻判，其中包括两次使任弼时无罪释放。总务科的一个重要职能还包括经营中共的党产，也就是以合法和非法工商业为中共获取活动经费。总务科也负责中共党员的家属安置，和抚恤死伤中共党员的家属。
情报科的主要工作方法是打入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获取情报。其中包括直接渗透以及收买控制国民政府和租界当局人员两种手法。其中，钱壮飞，胡底都得以直接渗透入国民政府内部。情报科收买控制的人员，有国民政府的杨度（国民党特工，并非民国初期的政治人物杨度）等人，为情报科的活动获取便利。
行动科的工作方法主要包括武力行动，其中包括武装劫囚，劫狱，劫法场，采用暗杀的手段惩处背叛中共的前中共党员。著名的事件有企图劫法场来营救中共高层罗亦农，以劫囚车的方式企图营救中共高层彭湃等，均因种种因素未能成功。但是惩处背叛中共的前中共党员却获得很大成功，例如暗杀白鑫。
交通科主要工作方法是与共产国际以及各苏区保持联系。其经常派员护送中央要员进入各地苏区，和接出各地苏区人员出入各大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其工作方法为派交通员陪同，由各地情报点，交通站站站护送，直至将目标人物送入苏区，或者送入大城市为止。后转为专职负责与各苏区以及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交通站等徒步通讯被逐渐废除，但交通站在护送人员时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主要成员

总务科主要成员有：阚思颖（女，又名甘棠，1927年至1930年任特科任交通员。建国后，曾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邹志淑（宋再生的妻子，浙江嘉兴人，担任交通和掩护工作）、陈家康（广东人，中央特科专职医生）、张杏华(顾顺章的妻子，担任魔术商店营业员，担任通讯联络任务)、张阿桃（顾顺章岳父）、张陆氏（顾顺章岳母）、张爱宝（顾顺章的妻妹）、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吴韵兰（顾维桢之妻，做掩护和交通工作）、吴克昌（吴韵兰胞弟，做掩护工作）、吴克昌之妻（姓名不详，做掩护工作）、朱胜（化名，湖南人，古玩店老板）、戴荣鑫（浙江余姚人，木器店店员）、阿四（化名，广东人，总务科司机）、张克诚（化名，北方人，木器店老板）、松江阿姨（名字不详，在木器店烧饭）、周青（四川人）。
情报科主要成员有：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安徽巢县人，建国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钱壮飞（又名钱潮，浙江湖州人）、胡底（又名胡北风，安徽舒城人）、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省南溪县人，建国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陈养山（建国后曾任最高副检察长）、陈寿昌（1928年初，奉调到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后转任交通科科长）、柯麟（化名柯达文，医生）、贺诚（化名贺雨生）、宋再生（原名宋启华，浙江诸暨人，人称“老宋”）、宋荣华（宋再生胞弟，人称“小宋”）、欧阳新、李一氓（又名李民治，四川彭县人，建国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李一超（原名李坤泰，后改名赵一曼，四川宜宾人）、赵一敏、陈彭年（苏北人）、陈立年（陈彭年胞弟）、项与年、刘大汉（外号“大块头”）、董健吾（牧师）、吴先清（刘鼎的夫人）、安娥（张红惠，田汉夫人）、连德生（1928年6月从苏联学习特工回国后进入特科二科，1929年10月受陈赓派遣担任杨登瀛的保镖和小车司机，1930年8月撤回）、王强等。
行动科主要成员有：谭忠余（一说曾担任过红队队长）、蔡飞（又名余德富，曾与顾顺章一起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铜匠，一说曾担任过红队队长）、龚昌荣（化名邝惠安、邝福安，人称“邝哥子”）、王世德（代号“老先生”）、邵达夫（邵扶民，绰号“张麻子”）、王德明、赵一帆、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李士英（康生担任行动科长以后从北方局调入特科，任行动科第一小组组长，曾在闹市区击毙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王云、张嵩生、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
交通科主要成员有：科长李强、陈寿昌。主要成员有张沈川、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蔡叔厚、黄尚英、王子纲（建国后曾任邮电部部长）、伍云甫（又名吴晋生，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之父）、曾三（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克坚、程祖怡、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于昆、喻杰生、陈寿昌（浙江镇海人，与陈赓、陈养山一起被人们称为“特科三陈”，1928年初，奉调到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后转入四科，任交通科科长。1931年冬，奉中共中央派遣，离上海赴中央苏区工作。）、王有才、邱德、宋濂、乐少华、王平、孙巨芳、夏明、李志超、李云（电台报务员）等。

影响

中央特科作为中共的第一个政治保卫和情报特工机构，在中共党史上有特殊地位及影响。由于中央特科的高效率工作，尽管中共中央长期置身于上海这个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和外国势力有极强影响之地区，非但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还能有效的指挥全国的共产党活动。在中共中央迁入苏区，特科取消后，在中央苏区成了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延续了中央特科的职能。随后在抗战时期先后成立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调查部等机构。中共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后，在公安部下属成立政治保卫局，在1980年代又成立国家安全部作为政治保卫和情报机构。中央特科也可视为中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的最初模型。
中共获得内战胜利后，中央对地下潜伏的党员的处理方针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1949年9月，南京地下党党员中，尽管两千多名地下党员未查出一位反革命，但仍有300名被开除党员、取消候补党员资格等。四川共有1.2万地下党员，1980年仅剩2000人。

北平特科

1931年6月由陈赓在北平设立。1934年秋冬，国民党北平当局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党、政、军、警、宪、特力量，捕获了北平特科等20余人。北平特科历史至此结束。

满洲特科

1930年10月，中央特科派人在奉天设立满洲特科。搜集东北军政当局的情报。“九一八”事变前，满洲特科的活动基本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