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

民族、主权和民族主义

在西方，民族主义一词可以追溯的明确起源是在17世纪早期，胡果·格老秀斯在其拉丁语著作《战争与和平法》的出版完善了“民族”（gentium）、“主权国家”（summi imperii）等相关概念，胡果本人生活于宗教改革的时代，当时包括荷兰在内的新教国家与西班牙为首的天主教阵营因宗教问题在八十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中持续冲突——因而胡果对于由宗教分歧产生的冲突深感关切。而在18世纪前的欧洲，“民族”一词既可以指代一国之居民，亦可指由共同历史、法律、语言、政治权利、宗教、传统而结成的共同身份认同，而后一定义已经接近于现代民族主义的含义。
Nation及其变体源自于拉丁语的natie（出生），在法国最早指血缘相近的亲属团体，而在西班牙则指代外地人，而在荷兰文中解释为不论语言的一国之国民——其真正成为现代国族的代名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例如在1884年以前《西班牙皇家学院辞典》定义“民族（nación）”为“一省、一国或一帝国内的人群”，而之后开始指代“辖设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政权的国家或政体”，到了1925年则演变为“拥有共同族群起源的人群，他们说着共通的语言，承袭着相同的文化传统”；而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民族（nation）”在1908年以前和族群（ethnic）定义几乎相同，尔后越发强调“民族”作为政治实体和独立主权的含义。
自19世纪起，民族主义开始广泛流行。在汉字圈的现代民族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870年代的日本，当时“民族”一语对应外语中的“民族”（nation）、“人民”（volks）、“人种”（ethnos）等多个概念且对于nationalism一词同时存在“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国家主义”“国粹主义”等译法，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的梁启超开始接触并第一次在汉语中引进了“民族主义”的概念，他在1902年的《新民说》第一次对民族主义给出明确定义——“民族主义者何？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主义“在西方迅速变为一个负面词汇，就如悉尼大学的格伦达·斯拉加教授所言：“20世纪既是见证民族主义深刻幻灭的时代，也是全球主义的伟大时代。”

民族主义的定义

民族主义的定义一直以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E·B·哈斯曾评价道：“民族主义是只大象，研究者是个瞎子，每个人都只能摸到‘民族主义’大象的一个部分。”主流的现代主义解释认为“民族”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概念，例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东尼·史密斯教授认为“民族是一个横向或者纵向联系上一体化、拥有固定领土的群体，其是以共同的公民权力和一种（或更多）共同的集体情感为特征的”，“民族”与“国家”概念联系紧密，虽然在现实中民族和国家之间不完全相关，但当近代民族与国家结合形成“民族国家”时，“民族主义”也就由此产生——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情感，其要求对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忠诚；而卡尔顿·海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两种极其古老的现象——民族性和爱国主义的现代情感的融合和夸大”；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学现象，即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哪些强调政治秩序中人们的共同性的符号和信仰；约翰·布鲁伊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运动，其以民族主义为由证明夺取国家政权行为的合法性；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既是政治运动也是意识形态。
《不列颠百科全书》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认为个人对民族的忠诚和奉献超越其对其它个人或团体利益的意识形态”；《中国大百科全书》定义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史丹佛哲学百科全书》则认为，“民族主义”包含两种含义：一则“民族一员关切其民族认同的态度”，二则“民族成员为推动或维护其民族自决所采取的行动”。

政治学领域

许多政治学家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和主权概念进行了理论阐述，而政治学中的民族主义概念就是从这些理论基础中提炼出来的，例如马基雅维利、洛克、霍布斯、卢梭等学者将国家（state）概念化为统治者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马克斯·韦伯对国家的更加广为接受的定义则是“国家是一种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成功地）垄断了武力合法使用权的人类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认为，民族（nations）既是想象的共同体，也是社会建构的机构。
许多学者注意到了国家建构、战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认为民族主义在欧洲（以及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源于战争的威胁。“当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其所在的整个民族（nation）正受到威胁时，外部威胁就会对民族主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人们将不得不承认，只有作为一个民族才能成功地战胜这一威胁”，而外部威胁的升级极大刺激了国家的动员能力的提升。柯盖德大学的吉福利·赫珀斯特教授认为，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独立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没有受到外部威胁，这些弱国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也与其国家的落后相关。美国外交学者巴里·波森认为民族主义助长了战争的激烈程度，政府往往会有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支持扩充军备。

现代主义理论

社会学或现代主义有关于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建构的理论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民族主义只会产生和发展于那些经济上实现自我维护之工业经济、政治上存在保持自身权威及统一之中央政府、及文化上存在一种为“共同体”人群所理解的单中心语言（centralized language）的现代社会中。诸如卡尔顿·海斯、亨利·梅因、 斐迪南·滕尼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爱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阿诺尔德·J·汤因比、塔尔科特·帕森斯等现代主义理论家认为传统社会通常会缺乏产生民族主义的某些先决条件，或乏可以自持的现代经济，或无一统一政权，或无通用语言——而只有现代社会才能够满足以上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条件。就如亨利·梅因在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化和发展时指出，传统社会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传统的“身份”社会基于家庭联系并稀释了个人的角色，而现代社会则属于“契约”社会，其社会关系是由个人为促进其利益而追求的理性契约所决定——社会的发展是从传统的身份社会向现代的契约社会的转变。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将“共同体”（Gemeinschaft）定义为基于传统社会的情感依附，同时将“社会”（Gesellschaft）定义为现代的非人格社会，在承认现代社会优势的同时，他也批评了现代社会冷酷无情的本性，认为现代社会的这种本性造成了社会异化，并赞扬了传统共同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滕尼斯的基础上，涂尔干扩展了对社会异化的认知，并认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别在于传统社会是基于“机械团结”而现代社会是基于“有机团结”，所谓“机械团结”包括了对于保持共同观点必要的风俗、习惯、以及镇压性刑罚，而风俗、习惯、以及镇压性刑罚等威权传统使人们接受社会秩序，推动了传统社会的融合——而在基于“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化导致了劳动的分工，分工带来的共赢促进了现代社会的融合，但是现代社会的非人性一面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的异化和失范。马克斯·韦伯声称推动现代社会及民族发展的变革源自于魅力领袖型权威的崛起，这些领袖人物为社会创造了使国家政权得以建立的新传统或者法理权威，而这一理论也为许多民族主义政府所支持。
较新的民族主义理论受后现代主义所影响，强调民族为社会建构现象。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将民族表述为“想像的共同体”，并视印刷术与资本主义等事物为民族主义产生的必需品。欧内斯特·盖尔纳评论道：“民族主义并非民族自我认知的觉醒：它只是在不存在民族的各处虚构出（invent）各民族。”“简言之，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安东尼·史密斯则提出综合传统与后现代的观点。据史密斯所言，形成民族的先决条件为（现存或历史上的）确定的祖国、高度自治、具敌意的环境、争斗的记忆、宗教性的核心、语言文字、特殊的习俗、历史记录与想法。史密斯认为民族经由全体人民（非仅精英份子）、法制与政治体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国际承认、与划界等条件的汇聚而形成。

原生进化理论

原生进化理论是基于进化论的民族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人类会认同如民族群体或其它构成民族基础之群体的社会团体。 罗杰·马斯特斯在《政治的本质》（The nature of politics）一书中将对种族和民族群体起源的原始解释描述为“团体依恋”（group attachment），认为这种依恋被认为是独特的、情感上的、强烈的和持久的，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亲属关系的基础上并沿着共同祖先的路线发展起来的。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外国军事力量在国家边界上动员的情景可能会促使一个民族团体的成员团结并动员起来以作出反应。在一些近似的例子中，个体会将并非自己亲眼目睹的事情或自己的猜测和自己亲眼看到的情形相结合并通过主客观判断作出相应反应。
这一理论较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但通常会受到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反对——拉兰德等人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绝大多数专业学者不仅……忽略了进化论方法，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极端反对”那些从相当有限的证据中得出大量概括性结论的论点。进化理论通常会参考达尔文的进化论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声称族群、种族、民族或国家之间存在生物学差异，但是现代科学已经否定了这一观点，但在心理学层面这一理论仍存在研究。罗伯特•希斯洛普（Robert Hislope）在内的批评者亦认为依赖于进化心理学的原生理论模型并非基于历史事实而是基于对过去未知历史的臆测，这一理论假定居住于特定区域的人群存在稳定的基因构成，但是并不能处理所有影响已知历史进程的偶发事件；而由社会生物学衍生出的文化进化理论虽然在宏观上表现良好，但是难以解释那些偶然发生的微观事件的作用或非进化性的、非直接的因素。英国历史学家古奇在1920年表示: “虽然爱国主义和人类社会一样古老，并逐渐从氏族和部落扩展到城市和国家（state），但作为一种可操作的原则和明确表述的信条的民族主义，只有在现代世界更为复杂的知识过程中才会出现。”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建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工人没有祖国”（Vaterland）。
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支持民族自决的理念。其在1913年的《民族问题提纲》中宣称“社会民主党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同时强调根据斗争条件和革命需要对不同民族自决的运动单独衡量，并且反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自治”，呼吁各民族无产阶级不被本民族资产阶级“蒙蔽”、分化，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沙皇独裁统治。
斯大林在其191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认为“民族不是种族的（расовая）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племенная）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混合物，而是由人们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总之，“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当斯大林于1929年掌权后，其民族理论又受到了攻击，斯大林批评布哈林所主张之无产阶级敌视国家政权的立场（将其斥为无政府主义倾向），声称当国家（苏联）进入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时，无产阶级和国家关系将会保持和谐。直到1936年，斯大林还认为即便苏联已经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只要社会主义世界还在被资本主义势力包围，社会主义国家依旧会存在。

历史发展

尽管民族自治、自决等现代民族观念直到18世纪才形成，但在历史上民族主义一直是文明中反复出现的一面。 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乏其例，从古罗马的犹太人起义、萨珊王朝的波斯文化复兴再到现代的由拿破仑占领所激发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琳达·柯莉在《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2》中纵览了英国民族主义由17世纪形成到18世纪30年代全盛的历史，而大多数历史学家将法国大革命作为欧洲民族主义的开端，法国大革命不仅激发了法兰西民族主义思潮，还对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的知识分子起到了极大影响。民族主义的典型模式：将民意团结在一个基于人民主权的新生政权周围——这一模式可以追溯到卢梭、伏尔泰等人的启蒙学说以及诸如科西嘉共和国和美国革命的早期宪政主义实践。

民族主义的起源

传统观点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例如埃利· 凯杜里所说“民族主义是欧洲在19世纪初发明的学说⋯⋯而这一学深植于西方政治话语中，并最终为世界各地使用”——因而按照这一观点，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本质都是西方的，大多是西方民族学说的改良版本——不论这一观点正确与否，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民族主义属于更广泛的现代化的一种表现。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的思潮引领欧洲各族群或民族的革命来到高潮，在19世纪民族主义成为了欧洲社会及政治的主导思想之一，其也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拿破仑对德意志和意大利地区国家的征服刺激了当地民族主义的产生，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开始追求民族的团结与统一。
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展开，英国开始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和公共领域，英国的国民也由此从诸如省份、城镇、家庭等更小单元的身份认同转向对于整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从18世纪中叶开始早期的的爱国民族主义出现并为大众接受，受到英国政府以当时的及知识分子的推广。 民族主义者们不断创造着代表国家的象征、神话、国旗、国歌以及相关叙述，并使之广为接受，就如议会批准新英国国旗——联合杰克（1801年）， 托马斯·阿恩谱写《统治吧，不列颠尼亚！》（1740年）,、 约翰·阿巴思诺特创作出约翰牛的漫画形象（1727年）。而后来的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也增强并扩散了世界范围内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力。
1793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新生的共和国政府颁布了大规模征兵法令，号召全体人民无分老少参加国民自卫军保家卫国，这也是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初表现之一。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海军切断了西班牙本土与拉美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这也激发了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西班牙本土的半岛人和殖民地的克里奥尔人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西班牙的所有美洲殖民地都最终获得独立。
拿破仑战争中法国还入侵德意志地区并在1806年解散了神圣罗马帝国，这也为德国统一扫清了旧制度的障碍。拿破仑还给德国带来了新的制度法理，而他建立的莱茵邦联更是为德国民族主义注射了一剂强心剂，让更多人加入民族主义以寻求德意志的统一与强盛——其中普鲁士的首相俾斯麦通过铁血政策最终于1871年将德国统一为一个国家。
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由来已久，早在1532年意大利外交家马基雅弗利在其著作《君主论》中呼吁意大利人从“蛮族”手中夺回意大利；在法国占领科西嘉后，帕斯夸莱·保利率先捍卫意大利存在，而后来的意大利领土收复主义者继承了他的事业——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以马志尼为首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带领意大利反抗奥地利专制统治，最终建立了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还启发了后来本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也是源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应——虽然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俄罗斯人对国家的认同仅仅停留在忠君上；但随着法国大革命思想的扩散，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尼古拉一世治下的俄国采用以“正教、专制、民族”为口号的官方民族理论；经过长时间教育灌输，到了1860年俄罗斯的思想界开始变得保守、抵制西方思潮并追求俄罗斯民族主义及泛斯拉夫主义；而这一倾向通过历次俄土战争不断增强，还激发了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诸如希腊、塞尔维亚等民族国家在俄国等国的支持下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获得独立。

民族主义的扩散

按照民族主义的西方起源理论，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化的一种现象，并随着西方扩张而扩散——就如欧内斯特·盖尔纳所认为，当工业化扩展到某一地区民族主义就会在某一地区流行起来——史密斯、吉登斯等人认为，民族主义属于现代国家的机能之一，任一非欧洲国家接受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定义的国家概念时，民族主义就会在当地出现。但是这一理论并不是民族主义起源和传播的唯一理论，例如印度学者帕沙·查特吉的学者反对其它地区的民族主义完全模仿自欧洲，并认为印度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要早于殖民主义的到来，而在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后，滕尼斯等人进一步提出来文明国家的概念，认为诸如中国、印度的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与欧洲民族主义有着系统性的差异，而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在近代以前就已经具备以儒家文明和汉族认同为基础的同一政治共同体模式，而这种政治意识的萌发既没有人民主权等现代理论驱动，也没有来自西方的现代化影响。
从19世纪后半期到一战前夕，欧洲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大发展，民族主义开始扩散到那些历史上乏人问津的“民族”上，在西班牙巴斯克人开始追求独立，在俄罗斯从未有过建国史的爱沙尼亚也要求独立，而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流散世界的犹太人中开始提倡犹太复国主义并进一步复兴沦落千年的希伯来语。民族主义也逐渐为欧洲右翼所接纳，并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那些被官方民族所排斥的族群的精英，例如犹太人和殖民地土著民族，在接受殖民母国教育后无法获得与官方民族同等待遇，因而拒绝了进一步的同化并开始拥抱民族主义；伴随着落后地区民族向发达地区的全球性民族迁徙，越来越多的地区兴起对外国人的敌意，德国开始兴起反犹太和反波兰思潮，就连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也颁布了针对华人的排华法案，而这些受排斥民族之间的互助和互保助长了劣势民族中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为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推波助澜，无论大小国家，民族主义都使人们相信自己是在保卫自己的民族而战，而政府通过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动员了大量公民投入惨烈的战争当中。
随着西方列强的持续殖民扩张，欧洲的民族主义开始开始影响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意识。按照《想象的共同体》的见解，随着欧洲的王朝国家逐渐演变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欧洲列强在其国内及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开始推行诸如“俄罗斯化”的“官方民族主义”政策，而民族主义通过列强教育所灌输的民族主义历史传播到世界各地，就如日本、泰国等亚洲国家率先模仿西方民族主义，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终结了王朝国家的历史，在王朝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新兴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成为了如此正当的国际标准，乃至于健在的帝国主义列强也开始伪装为民族国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
19世纪末，民族主义的观念扩及亚洲。在印度，民族主义鼓动着终结英国的统治。印度在20世纪的民族主义与甘地密切相关，另有许多当地领袖涉足其中。在中国，民族主义始创建立现代国家的信念，与过去天下一家的帝国观点并不相容。在日本，民族主义与日本例外论（Japanese exceptionalism）相结合，形成了帝国主义，正如极端民族主义通常引致帝国主义。
中国出现民族主义的时间较欧洲早，至迟在宋代即己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自我想象的民族主义，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而且“宋人对于国界的重视，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认为传统中国与外夷之间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权力的界限’的看法”，形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边界意识。当时这个汉族中国，在越来越变得庞大的四夷的压迫下，显出中国有限的边界和存在的紧张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导出新成立的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因美国之对抗古老帝国而受激励，也因为法国希望将德国与奥地利孤立为一连串托管的国家。民族国家纷纷成立的结果导致多民族的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奥匈帝国）解体。帝俄亦因之丧土失地。凡尔赛条约，基于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企图承认民族主义的原则，使得大部分的欧洲分解为多个民族国家，婉言称之为“维持和平的尝试”。然而多民族与多人种的国家依旧存在，更新出现了两个多族合组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占人口43%的捷克控制一切）与南斯拉夫（由塞尔维亚人统治）。
20世纪初，暹罗的泛泰主义也是一种民族运动，由拉玛六世的“国王-宗教-民族”三位一体理论为起源，支持者认为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英属缅甸的掸族、英属印度的阿萨姆邦阿豪姆人、法属印度支那的侬族、岱依族、越南泰族以及中国云南的傣族乃至中国南方广西的壮侗语系的壮族、布依族、水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海南岛上的黎族、临高族等都是泛泰民族。有些泛泰主义者还把南诏、大理国当泰人国家。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泰国政治领域的泛泰主义受到了当时日本法西斯思潮影响，之后便影响当时的总理銮披汶·颂堪陆军元帅，之后便奉行泛泰主义方鍼，1939年是他领导的泰国政府将国名由“暹罗”改为“泰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启始了建立民族国家的新浪潮，肇因于战前出现的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以及欧洲各殖民帝国于战后主张独立。最戏剧化的去殖民化出现于非洲，自欧洲的殖民禁脔转变为民族国家。其中数国合乎欧洲“单一人种，单一语言”以及固定领土的理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符合此一准则的索马里解体了。
苏联解体于1990年左右在欧洲引致无预期的民族运动复兴，使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现代史上第二次独立。
20世纪下半，若干潮流的出现或显示了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之弱点。欧盟将主权从国家转移至次国家（sub-national）与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层次。反全球化者通常诉诸民族认同情感、文化、与主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等自由贸易协定，与贸易市场持续国际化，看来损害了国家经济，引致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之复苏，及反对全球化负面因素的激烈抗议行为。
并非所有反全球化者皆为民族主义者，但民族主义者持续主张民族主义及强化国家认同以顺应潮流。民族主义政党持续于选举中获胜，而人们大多对民族感有强烈的认同。且全球化主义与欧洲联邦主义并不全然反对民族主义。例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中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清楚表明，中国因鼓励国际与多边组织贸易，国力潜在性增长，而非降低。曾有一次，加泰罗尼亚自治论者（Catalonian autonomist）与威尔士民族主义者（Welsh nationalism）等次国家的权力中心支持强大的欧盟，希望分为大区的欧洲可以约制现有的民族国家。然而，随着欧洲怀疑主义遍及欧盟，这项改革已不再存于政治日程内。

语言与民族主义

共同的语言为民族的特征之一。例如说，在法国革命之前，法兰西当地说的是布列塔尼语和奥克语，两者彼此不能互通。标准法语通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且为主要语言，但在革命之前无以成为非法语区的民族语言，像布列塔尼就禁用凯尔特语命名。形成民族国家并在独立之后巩固自身，一般伴随着以政策限制、取代、或弃绝少数民族语言。由此加速社会语言学研究所注意到的趋势，即地位高的语言取代地位较低者。参见法国语言政策。
若干理论家相信，民族主义于19世纪成为显学是因识字能力提高而使语言成为重要的统一工具。更多的人阅读报纸、书籍、小册等等，阅读能力因印刷术广为散播而提高，首次于历史上得以发展出对本乡本土以外的广泛文化认同。语言间的差异也在同一时候固定下来，裂解为方言，不同语群之间并且相互排斥。
自爱尔兰至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者推广教学、保存、及使用凯尔特语、希伯莱语、北印度语等传统语言。参见语言复兴。
美国向来是一个欢迎多民族移民的国家，对英语以外语言的歧视仍显而易见。其中，德语是个鲜明的例子，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于美国境内几遭连根拔除；而法语与意大利语也几乎从日常生活中绝迹。今日，西班牙语在美国很多地方是第二语言。有些政治人物，如帕特·布坎南因害怕传统制度受侵蚀，曾有意的反对西班牙语兴起为美国的第二语言。
阿拉伯世界在殖民时期，曾依不同程度被强迫学习土耳其语、法语、西班牙语、以及英语。殖民时期结束后（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一段“阿拉伯本土化”（Arabisation）的过程，以复兴阿拉伯语作为一统阿拉伯国家并促进受泛阿拉伯主义所推动的广泛阿拉伯认同。阿尔及利亚与西撒哈拉从事大规模的阿拉伯本土化，各自由法国化与西班牙化转为阿拉伯化。
然而，阿拉伯世界中有些民族主义份子企图摆脱官方语言并以传统阿拉伯语为外语，与名义上的阿拉伯国家─政治上阿拉伯化，但在语言文化与人种上则未必见得─文盲人口通常不能互通。这项政策由埃及学者兼民族主义人士Ahmad Lutfi al-Sayyid于20世纪中期于埃及境内推广，他称埃及官方语言为埃及人的母语。晚近的埃及语言学家兼埃及古物学学者Bayoumi Andil以民族主义的角度研究他认为与阿拉伯话“无关”的“现代埃及语”。他主张，是继承自Coptic语的第四期古埃及语于句法、形态以及音韵上，涉及阿拉伯语。
类似于强调少数民族语言与阿拉伯语言互不相关的是，努比亚语（Nubians）自埃及与苏丹中划分而出，较成功的例子为柏柏尔诸语言自摩洛哥中划出。

民族主义种类

民族主义可自我表明为官方的意识型态或群众（非政府）运动，并以公民、人种、文化、宗教、或意识型态上的言词加以表述。民族的自我定义用于区别民族主义的种类。然而这样的区分并不全然互斥，许多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若干或全部的区分元素。民族主义运动亦可以范围与地区作为区分的准则。
若干政治学家主张，区分民族主义的型式为假议题。在任何型式的民族主义中，大众都相信自身拥有共同的文化，且文化也不能全然外于种族渊源（ethnicity）。例如说，美国的货币与效忠誓词上都有“上帝”，并明定出若干被认为促进文化偏向的法定假日。

公民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

公民民族主义为国家由公民主动参与，产生“全民意志”而取得政治合法性的民族主义型式。此论一般认为源于卢梭，特别是自其1762年的著作“社会契约论”而得名的社会契约论。
公民民族主义界定民族为：一个成员间彼此认同自己同属于一个国家，并且彼此平等共享政治权力，并且效忠于相似的政治程序的人民团体。根据公民民族主义的原则，民族的基础并不在于每个成员有共同的种族或族群上的祖先，民族反而是一个核心认同并非族群或种族的政治实体。公民民族主义的例子有法国政治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在1882年的短文“民族是什么？”，在这篇文章中，他将民族定义为“每日举行的公民投票”，并认为民族的基础在于人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志，而非共同的族群、血缘、语言或文化。这篇短文的背景是普法战争时法国割让阿尔萨斯给普鲁士，阿尔萨斯人在文化、语言、族裔上都与普鲁士的日耳曼民族比较相近，欧内斯特·勒南的这篇短篇中，试图以公民民族主义的角度论证，尽管文化、语言、族裔上阿尔萨斯人比较接近于普鲁士人，但阿尔萨斯人已长期生活在法兰西的宪政制度下，已是法兰西民族的一员。因此，阿尔萨斯人的民族身份的归属，应该是基于阿尔萨斯人的意志而非语言、族裔、文化等。
此外，公民民族主义是一种不排外的民族主义，他与自由、包容、平等、个人权利等价值相容。欧内斯特·勒南以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常被认为是早期的自由民族主义者。自由民族主义者认为由各种不同族群和种族所组成的国家需要有共同的民族(国族)认同，其理由在于，个体要享有意义且自主的生活是需要民族(国族)认同的，并且，由各种不同族群和种族所组成的自由民主政治需要共同的民族(国族)认同才能适当的运作，否则自由民主政治将沦为族群斗争的工具，甚至导致民族分裂乃至国家分裂的结果。
公民民族主义来自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公民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是互不相容的，公民民族主义认为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应该是取决于每个成员的自我决定，而种族或族群民族主义则认为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取决于血缘或共同的祖先等外在条件，由此可知，公民民族主义认为民族认同是由个体内在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而种族或族群民族主义则认为个体的民族认同是由外在的客观条件(例如血缘、语言、文化)所决定。

种族民族主义

种族民族主义以种族来定义民族。种族以先人的血缘世系为要素，也包含群体成员与其祖先之间文化共享、语言共享的观念。民族之成员身份为自遗传而来。国家政府因为是种族群体之祖国、有能力保护国内族群、以及促进文化与社会生活为一体而取得法统。族裔观念极为古老，但现代的种族民族主义受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及提倡人民 （德语：Volk）观念的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的影响极深。种族民族主义现为主要的民族主义型式，通常就被直接简化为“民族主义”。学者安东尼·史密斯使用“种族民族主义”一词当作非西方观点的民族主义，以对照出西方以地理范围定义民族的的观点。（此处的volk除一般意义上的人民外，尚有基于地缘与血缘关系上的意义，中英文皆无对等词汇，日译基础集团。）

浪漫民族主义

浪漫民族主义（又称有机民族主义（organic nationalism）、身份认同民族主义（identity nationalism））为种族民族主义之一型，政府因自然（"有机"）结果与代言（expression）国内民族而取得合法性。浪漫民族主义反映浪漫主义的理想，反对理性主义，强调符合浪漫理想的种族文化，民俗发展为浪漫的民族主义概念。格林兄弟受赫德著作之激励，创作出一连串理想化的传说，标明为德国人的故事。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以之为法国浪漫民族主义者之前例。

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以共享的文化定义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一员之身份既非自愿（文化无法倾刻而得），亦非遗传（民族成员之子弟若成长于其他的文化中，会被视为外族）。中国民族主义为文化民族主义之一例。

国家民族主义

国家民族主义为公民民族主义之变形，通常与种族民族主义结合，意味着民族为贡献于国力与国家主张者之共同体。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为最佳范例，体现于墨索里尼的口号中：“一切为国家；无所自外于国家；无可反对于国家。”。其与自由主义中，个人自由的观念以及自由民主之原则相左并不令人意外。雅各宾俱乐部之建立单一且中央集权的法国政府通常被视为国家民族主义之滥觞。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以及现代的凯末尔主义 （或土耳其民族主义）则为新近的例子。
然而，“国家民族主义”一词通常用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时，尤其是分离主义运动发生于已建立的民族国家时。分离主义者的说法是，国家民族主义因较不可信与较不民主而败坏国家的合法性。佛兰德分离组织称比利时民族主义为国家民族主义。巴斯克分离组织与科西嘉分离组织同样分称西班牙与法国为国家民族主义。反过来说，这些国家则称这些分离组织为恐怖主义。其间没有无可争议的准则来判定孰是孰非，而其结果通常为人民因效忠对象不同而分裂。

宗教民族主义

宗教民族主义（Religious nationalism）以共同的宗教来定义民族。政府若因严守教义而取得法统，就比较是神权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其实，有些种族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在若干方面具宗教特征。宗教为群体认同的标志，而非主张民族主义之动机。爱尔兰民族主义与天主教教义相关，且近一百年来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们皆为天主教徒，但其早期的（18世纪）许多民族主义者则为基督教徒。爱尔兰民族主义从未如以神学区分宗教变体、圣母玛利亚的身份、与教宗的超卓地位等。但对北爱尔兰的若干基督教徒而言，这些宗教改革之前的学说实际上是爱尔兰文化的一部分。与之类似的是，尽管有犹太复国主义存在，其主流却较为世俗，以种族及文化为基础。自从英属印度分割后，印度民族主义即与印度教相关。在现代印度，现代印度民族主义已明显地有包含印度人民党与民族卫队（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在内的追随者。

离散民族主义

离散民族主义（Diaspora nationalism）（或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长程民族主义”）一般指感觉流离失所（diaspora）的民族主义者，如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与美非两洲的黎巴嫩人。安德森称此型的民族主义为，想要有民族连系，却又不愿离开寄居地者的“幽灵根基”（"phantom bedrock"）。

九一一后的美国民族主义

九一一袭击事件在美国掀起一阵表达民族主义的浪潮。在国际上谴责暴行的狂潮及对美国的公开支持后，美国的民族主义变得令外人难以接受与理解。在二战后的西欧，尤其是法国、英国与德国三国境内，许多美国人认为炫示国旗为过激行为。
许多人相信这场民族主义的冲击带起美国国家政策上的许多重大改变。于2001年10月26日签署成为法律的美国爱国者法案，虽是为反恐而设计，但被许多人认为系机构性地妨害公民自由。这场冲击也帮助乔治·沃克·布什执政，导致美国入侵阿富汗与美伊战争。
跟其他战争一样，冲突自身在任何国家都会挑起民族主义情绪，非仅止于美国。例如说，包含加拿大人在内的反美民族主义情绪自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后戏剧性达到高峰2006 Liberal Canadian Press Room。随着伤亡增加，反对继续占领并重建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意见持续高涨，并使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促使美国自伊拉克撤军。2005年末的民调显示布什总统的声望为有史以来最低者之一，导因于高涨的反战声音。其他人认为这场战争已成为战后的占领，需要长期稳定的警政管理，以及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民主化。这项由双方提出的主张有似于60年代美国卷入越战时的民心凝聚。其主要的差别在于美国于越战是逐步扩大规模，而未能完全驱逐北越的反西方政府。
许多拥战者将反对这场战争与／或重建过程者视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自以为是、伪善。反战者则引用对民心凝聚的争论，令人联想到美国于19世纪昭昭天命的观念。有些人指控反战者不爱国，甚至于叛国。若干拥战的评论员表示，觉得新闻对美国的负面报导因破坏美国军队达到反恐战争的最终胜利而助长敌人气焰。因反战者对此种指控感到愤恨，这项政治争端造成彼此持续对立。
尽管军事主力在两国彻底获胜，持久自由军事行动在改革阿富汗政治与重建伊拉克上进展缓慢。尽管两国于2006年一月迈出民主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朝向奠定长期和平、稳定、正义的基础Afghan Parliament Convenes, Impending Iraqi Nationwide Elections。许多在911后美国情绪高涨的民族主义者们拥护这些未完的改革与重建程序所可能带来的长期利益。在此缓慢的进程中，关于产生这场国家重建的军事行动的真正动机，与在伦理方面的争议，仍在持续，而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议为此中关键。例如，美国所领导的军事行动究竟是否构成帝国主义，或为审慎互利的新型世界主义。这些争议的激烈程度与撕裂性或因媒体偏见导致恐惧的文化（culture of fear）而起。媒体朝向遮掩两国境内的暴力行为，尤其是伊拉克因反对外国占领者与“通敌者”所产生的暴动。
许多反对美国与其盟国入侵伊拉克与阿富汗者将这些军事行动称为帝国主义，以“石油之战”之名提醒世人石油帝国主义（Oil imperialism）之说。拥战者们认为这些主张荒谬，他们视这些军事行动为国际合作打倒阿富汗的塔利班与伊拉克复兴党等专制独裁政权；支持者们更认为这些入侵与占领为在所谓恐怖主义与护教圣战猖獗之地改革社会政治背景的必要手段。论战于冷战期间的反共政策立场互异的鹰派与鸽派之间激烈展开，论战的中心为权衡美国及其盟国在民族认同、国家安全、国家主权上与其他国家之间孰轻孰重。

极端民族主义

在稳定的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虽然对日常生活具多面影响，但却通常隐而不显。迈克尔·比利希（Michael Billig）的“平实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的说法认为，日复一日，越来越不引人注意的民族主义，日日影响居民的想法。在一些国家，仇外与移民团体经常自称为民族主义者，以避免种族主义这种贬义的称呼。持此立场之政党可能有众多支持者，并进入国会。光头党等小而知名的团体同样也自称民族主义者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或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婉转称呼。其他国家多称其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带着明显的贬义。参见爱国沙文主义与爱国侵略主义（jingoism）。
民族主义为包含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意识型态之要素，极端主义一词通常用于此处。但简单地将法西斯主义表述为民族主义之极端型式并不正确。法西斯主义在一般意义上为始自意大利的种族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之结合，明显影响了纳粹主义。对于希特勒在地理政治学的志向，可能帝国主义是较好的形容，且纳粹德国治下的广阔地域中有许多在历中上并无德国人的踪迹。纳粹德国在与典型的欧式民族国家相较之下，自成一格（sui generis）。
这也可称之为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为民族主义专家，他对民族之定义广受引用。在其统治下，苏联于苏维埃共和国与各加盟共和国中定义并鼓舞民族认同。尽管如此，各共和国的主权仍遭否定，且俄罗斯化政策自相矛盾。于1945年遭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亦有类似的遭遇。其统治面临具强烈的民族主义特色却含义糢糊的“苏维埃”（实为俄罗斯）认同，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反对与责难

民族主义为专断之意识型态，其主张广泛深远，甚至包含抹去一整个国家在内；所以招致强烈反对不足为奇。早期许多对民族主义之反对是有关其主张每个民族都应各有其国的这种地理政治学理想。19世纪，传统的民族主义者排拒欧洲当时各多民族帝国，导致这些帝国（多为专制）政府的严峻压制。分离主义、压制、与暴力等常规流传至今，但多变为大国压制小国（目前不会有国家自称帝国）。即使在早期，仍存有对民族主义批评，从而在西方世界衍生出各色反民族主义的型式。在20世纪崛起的伊斯兰教也对民族主义具有伊斯兰式的责难。
自由政治传统常批评民族主义是一危险的力量，是造成民族国家间冲突与战争的原因。一般来说，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民族国家的存在，但也强调个人自由以平衡民族认同，因为民族认同难免倾向集体主义。
和平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非难着重于民族主义运动的暴力行为、与军国主义结合、以及因爱国侵略主义（Jingoism）与沙文主义而在民族间产生冲突。在某些国家，如德国，民族象征与爱国性的自负因与过去的战争相关而名声大坏。
反种族主义（anti-racism）者对民族主义的非难则集中于其对他族之态度，以及民族国家为一族而存在以排拒他族之说；他们唤起人们重视许多国家中的沙文主义与仇外心理。有些作家─如《人权之敌友》（The Friends and Foes of Human Rights）一书之作者狄米区克里托─论断，民族主义因削弱人权运动，须为大多数的人权侵犯行为负责。对克里托而言，民族主义为人权之大敌；而民族主义之反面，即世界主义，有助人权。
左派的政治运动者通常怀疑民族主义，但也不寻求消灭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否倾向民族主义曾有疑义（传统上认为马克思反对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19世纪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则全然反对。对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世界革命暗示著世界政府（世界性无政府）大同，对另外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各民族国家各有其革命进程。一个重要的事件为社会民主与社会主义运动未能跨国界动员欧洲劳动者们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
西方世界中，所能替代民族主义的最广泛的意识型态为世界主义。世界主义与国际主义常被相互误解。国际主义按定义就预设著国家之存在。种族世界主义抛弃种族民族主义一条重要的原则：民族之一员较其他族裔者对本族负更多更大的责任；即抛弃民族认同与民族忠诚。反过来说，种族民族主义者也猜疑世界主义者的态度，视其为叛国及破坏本国文化传统。
政治世界主义具有地理政治学方案以匹配民族主义：追寻某种世界政府。极少有人心胸开放且公开地支持建立全球性政府，但政治世界主义影响国际刑事法的发展，并侵蚀国家主权。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最广泛而深远的替代性主义之一来自激进伊斯兰主义，其否定基于伊斯兰教义以外事物为基础的国家之存在。对伊斯兰主义激进人士来说，团结于伊斯兰教之下代表地球上只能有一个伊斯兰王国存在。这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府，所有现存的政府，包含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之民族国家在内，与这种理想皆不相容。仅有少数伊斯兰主义人士持此观点，而凯达组织的意识型态则包含建立伊斯兰王国在内。
作为全球性宗教，伊斯兰教在名义上反对所有不具信仰者。伊斯兰教促进由穆斯林共同组成的乌玛（意为群众或团体）。许多穆斯林毫无疑问对宗教团体具有强烈认同，说不定比基督徒更深。斋月与麦加朝圣等共有的仪节更加促进这样的认同。乌玛一词在字典上的意思为“回教国家”，但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饱受批评的美国的伊斯兰国家组织认为，将伊斯兰与俗世意义上的国家相比为渎神。乌玛并不是伊斯兰国家的同义词，而是与伊斯兰历史（可参看阿拉伯帝国）上的伊斯兰王国相关的观念。
无政府主义与此类似，反对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一般提倡创建基于自由结合（free association）与互助（mutual aid）的互助性社会，不计种族之别。

历史性影响

历史上因民族主义而掀起的事件（非仅止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