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價值

亚洲价值（Asian values）主要指由亚洲政治人物如李光耀及马哈迪所提出的威权体制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命题，汉江奇迹、台湾奇迹与中国模式等发展经验都是其例证。
马来西亚政治家马哈迪指出，亚洲价值透过良善治理、家庭的神圣性、多样性的宽容、对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来达成社会和谐。马哈迪相信亚洲价值方法的有效性，因为亚洲文化生存已千年基本完好；他也主张，亚洲若还没有成功处理还存在的如贫困等社会问题，不应该宣扬其经济成功。
一般认为，亚洲价值包括重视家庭价值观、尊重权威、强调共识于决策的角色，社会群体高于个人主义。亚洲价值论的源起和威权主义理论有相通之处。

亚洲价值说

一些亚洲政治领袖，如李光耀、马哈迪等提出“亚洲价值”说，以挑战西方自由主义。
1994年，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接受Fareed Zakaria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访问时，进一步阐述“亚洲价值”的内涵，他认为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存在共享的“儒家主义”（Confucianism）价值，因而型塑了这些地方目前的社会文化面貌。大体上，这些价值包括五个特性：
第一，阶层式的集体主义，即对群体中的领袖忠诚。
第二，家父长制的菁英领导，即道德菁英领导下的德政。
第三，人际互惠性和调和，即避免和他人发生冲突。
第四，社群利益和和谐，即当社群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时，必须为了社群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第五，儒家式家庭主义，即把家庭的重要性放在个人之上。
综上所述，这些区域性的共享文化导致东亚国家的集体主义倾向，而非个人主义与擅作主张（self-assertion）。个人是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家庭又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秩序的维持来自于家庭，而政府仅是保护此功能的运作不受其他因素所阻碍。简言之，国家社会的最小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李光耀从而宣称个人主义的西方式民主与人权概念并不适用于东亚，因为东亚存在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然而，“亚洲价值”无疑为东亚国家开了后门，以合理化人权的保障必须考虑特定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之状况。换言之，当人权价值与文化价值、社群价值、宗教价值等相冲突时，人权必须退位。而亚洲在各方面均与西方不同，所以亚洲不适合发展人权，声称无论是人权还是民主都是西方的舶来品。
“亚洲价值”说起源和威权理论有相通之处：亚洲价值特别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并附会社群主义学说，主张传统儒家的家庭观念可以鼓舞亚洲人可以为公益着想而服从之精神，使人们为群体（特别是国家）而努力甚至牺牲。
一般认为，亚洲价值包括重视家庭价值观、尊重权威、强调共识于决策的角色，社会群体高于个人。新加坡无任所大使许通美在《国际先驱论坛报》列出代表东亚价值的十项价值，位其首的是东亚人不相信在西方实践的温和形式的个人主义，无论东亚人做什么或说什么，必须考量他人利益。许通美提到相信强有力的家庭、教育、储蓄、节俭、努力工作，与劳资合作下的全国合作的信仰。许通美指出，亚洲价值下，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是政府确保基本需求、法律和秩序，从而换取公民对政府的权威及自立而不用社会福利主义。
新加坡谈论亚洲价值时常提及儒家，但支持亚洲价值的人来自不同文化如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及伊斯兰教为主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差异的中心点，主要是个人于社会的角色。不论西方是否因过度个人自由或对权威不够尊敬而产生问题，亚洲价值观点将群体的利益高于个人；从这意义上来说，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不同，特别是和来自美国的杰斐逊主义(杰佛逊主义)观点相当不同。

对亚洲价值说的评论及质疑

亚洲价值的质疑者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则反驳，儒家、佛教、伊斯兰教都有重视自由与人权的内容，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认为先发展经济，再谈自由、民主、人权的想法是有问题的错觉；而区分东方价值和西方价值是种人为、在历史上站不住脚的作法。
1994年，香港总督彭定康对亚洲价值的回应是：“有些亚洲领导和记者将亚洲价值定义为一个宁静的四重奏：勤奋，坚强的家庭，(房屋所有权跟土地所有权)和道德。我自己碰巧相信全四项。”
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东方价值和西方价值是人为的区分，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余英时认为，“（森）一眼看穿了：亚洲价值论只是支持威权政治的护符，不利于经济发展，因而只能延长穷人的痛苦。他指出：自由、人权等都是普世价值，并非西方所独有。儒家、佛教、伊斯兰教都各有重视自由与人权的成分，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先发展经济，再谈自由、民主、人权，是长期以来的一大错觉”。
1995年，前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发表的回忆录记录他在美国政府工作所学到的11个教训，其中一个教训与美国的心态有关：“什么是其他人或其他国家的最大利益，应该被放到国际性的论坛上进行讨论；神并没有给予我们权力将每个国家塑造成我们所选择的形象”。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亚洲价值再次引起质疑及批评；李光耀与彭定康不约而同地出版回忆录，对亚洲价值有截然不同评价，反映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民主政治与的不同见解。
1997年6月于新加坡“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议”上，美国的狄百瑞教授发表〈儒家思想与社群主义〉一文，一方面承认“亚洲社群主义”的说法不无道理（就儒家思想无“完全独立而自主的个人”之概念来说），但另一方面反对把儒家社群主义视为重群体而轻个人的集体主义说法，主张儒家社群主义传统以承认个人与群体相依相待的前提以下，来保障个人真正的尊严。儒家立场为“人格主义”（英语：personalism），有别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所定义的“个人主义”（英语：individualism）。德国的卜松山教授也指出，儒家对于个人的看法不同于社群主义：“儒家思想中的个性化观念，并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自我超越。”
1998年5月由亚洲民间团体代表于韩国光州发表的民间宪章《亚洲人权宪章》，赞成人权普遍性，批评亚洲价值。
2006年9月，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在汉堡峰会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欧洲人经常认为自己有权要求亚洲朝哪个方向转变，亚洲人走自己的路会使欧洲人感到失望与震惊，但是亚洲人有权走自己的路；德国、欧洲开始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未曾想到民主，“民主不是前提、而是结果”；今后几年，欧洲将在经济方面与整个政治体制方面受到亚洲的挑战，亚洲精英阶层的自信心迅速增长，欧洲不能认为“全世界都在等待推行我们的模式、我们的设想”。同月，前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说，“对别的国家提出治国建议，或规定他们应该怎么做”，是不正确的；这么做只是自以为是，只会造成紧张关系，导致冲突。
2008年12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说，联合国大会《世界人权宣言》采用“人权”（human rights）一词、而不采用西方传统中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一词，意味着公／私界限和个人权利的相对性与动态性；认清个人权利和公／私界限的相对性的意义，在于使人们摆脱“亚洲价值v.s.西方价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从而更实质性地保护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 
2015年3月李光耀逝世后，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表示：“李光耀主张的亚洲价值，就是中国社会5000年历史，皇帝制度要管到底，一家族全家人都要管政治。”李登辉并表示，当年著名美国政治学者杭廷顿曾在一场讨论会上说过，李登辉过世的话，台湾民主还能留下来；但是李光耀过世，制度无法留下。

社会影响

2011年，《经济学人》在探讨为什么亚洲结婚率下降时提到，亚洲价值给了亚洲政府其政经论点信心，认为其家庭生活是比西方来得有助于经济发展；然而二十年来的发展，有更多亚洲妇女选择不结婚不生小孩（虽然情况与西方国家略为不同），亚洲未婚女性更多是选择单身及不婚不育，而非像西方国家般的未婚女性更多选择同居而不婚（部分生了小孩建立家庭也不婚）点出所谓的亚洲价值未必是对亚洲女性合理的政经安排。
亚洲妇女常必需在“国家”和“性别政治”两者选边站，在此脉络下，所谓的亚洲价值论述就形成了面对以西方为中心全球化的一套反动论述。不过与西方国家受女性主义的价值影响相比，亚洲女性仍具有相当重的传统家庭观念，大部分女性均会以政治及切身的社会议题来衡量政治人物，但不像西方国家的女性般过分受性别政治而影响政治取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