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通常指以晚清为开端，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一段历史。其研究范围在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著述中有所不同。公认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近代的定义

“近代”一词，古已有之，表示“过去不远之时代”，如晋代葛洪的《抱朴子·汉过》中有“历览前载，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剧汉末也。”但现在所使用的“近代”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指介于现代与古代之间的时期。以西洋历史的发展来说，大约是以东罗马帝国灭亡作为近代开始，同一时期西欧先后有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等重大事件，而后伴随平等外交建立、主权国家观念形成、民族主义萌芽、资本主义发展等情况来作为定义近代的标准。
有观点认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并没有进步史观的思考，中国的历史发展也不像西方一样在进入某一个时代后自身发生显著的变化，因此中国近代史在时间的划分上有多种说法。然而此种观点并不确切，至少自先秦时期，中国就存在进步史观，例如战国时期便有上古、中古、近古、当世等划分，并有关于不同时代演化的论说；另一方面，中国自封建社会解体由秦汉入大一统皇朝时代起，政治上进入了王朝循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而就全球各地而言，今人所谓之近代的历史大变化也都是最近数百年的事情。

分期问题

“近代史”的概念从西方世界传入中国，其分期问题就一直存在，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大陆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基本确立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分期方法。

上限

清末，“近代史”（当时也称“近世史”）的观念从西方传入中国，当时一般指的是从某一时期到所在时期并仍在发展的历史阶段，即未区分“近代史”与“现代史”，因此早期并不存在“近代史”下限的问题。如：梁启超将“乾隆末年至今”称为“近世史”；孟世杰在所著《中国最近世史》中将“近世史”的开端定于道光时期。
之后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义比较多样。有以欧洲近代起始为中国近代起始的，如郑鹤声认为“无论中西”，近代始于新航路发现；有从中欧交流为依据的，如郭廷以将开端放在16世纪初的葡人东来，吕思勉将其放于明代中叶的欧人东来，萧一山、李守孔、李方晨等将其放于明清之际的西人东来；如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认为中国近代的开端定于明代，同时也是世界近代的起始。也有观点认为不应过于强调欧洲人的影响，当依据中国内部的变化划分，如孔复礼以1864年太平天国的灭亡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自欧洲近代史在明末开端到鸦片战争，虽然欧洲的近代进程对中国有所影响，但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多数研究者倾向于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限定在清末。蒋廷黻与罗家伦等将开端定于鸦片战争，就是考虑到鸦片战争后欧洲的历史进程开始较为显著的影响中国。
1930年代、1940年代，由于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更多的学者开始反思百年国耻，并将近代史的上限定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端。
张鸣认为：“我们一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但这种划法今天已经受到了挑战，许多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世界史的发展脉络划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至少可以划到明朝中叶。他们的理由是，毕竟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和世界发生联系了，西方的传士已经进入中国，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器物和文化。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划到那儿呢？这其实是西方的划分方法，在十六、十七世纪，西方国家已经崛起了，因此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世界的起点肯定不是1840年。……以前中国内地教科书里讲，瓦特看着烧水的壶盖儿被蒸汽顶起来，然后他就发明了蒸汽机。其实现在看看科技史就可以知道，蒸汽机不是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神奇故事讲的，坐在苹果树下冥思苦想，突然苹果‘砰’的一下砸脑袋上了，然后他就得出伟大发现了。其实这些发明或发现都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越早的、越是划时代的发明，它孕育的时间可能就越长，因为那个时候人类还处在蒙昧时代或是蛮荒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的发明跟现在的相比，分量上是不一样的。”

下限

在中国近代史的早期研究中，由于“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观念不做区分，可以认为下限为“至今”。
1947年，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在华北新华书店出版，该书中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划作近代中国的历史时期，为近代史研究提出“四段论”：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乃第一阶段，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为第二阶段，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为第三阶段，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第四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矛盾，以反封建矛盾为主；第二阶段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矛盾，而反帝矛盾突出；第三阶段以反帝为主要矛盾；第四阶段以反封建为主矛盾。
胡绳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著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后一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影响深远，一版再版。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此的大讨论。文中将“中国近代史”限定在1840年到1919年之间，在讨论中得到了当时多数学者的认可。将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也即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这一观点突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可被视为当时官方及主流的观点。胡绳始终坚持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展规律时所使用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他在表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时所提出之一系重要论断。但当时也有其他观点，如范文澜、刘大年、荣孟源、李新、林敦奎等学者提出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即中国近代史包括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1840年到1949年。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大陆史学界曾长期将1840年至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与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现代史”分为两个学科，这体现在了教学、研究及著书等方面。
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出现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主张以“社会性质”界分历史时期的观点逐渐占据主流，主张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1840年到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并逐步成为官方及主流的观点。
1997年，胡绳提出将此前的分立的“中国近代史”及“中国现代史”合并研究，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
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读本出版，该书以1949年为下限。
经过多年讨论研究后，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于1990年代，确定将中国近代史定为开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范围：从中国社会形态来说，鸦片战争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
部分学者持其他观点，如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一书认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是1911年辛亥革命。

心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认为，以往中国人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三种惯常态度。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段历史：“又该怎样去做？很显然，我们需要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冷静地审视过去，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反复跌倒。如果我们不能很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就很难吸取教训，很难避免过去的悲剧。我们必须从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