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大屠殺

起源

中文圈外大屠杀“Holocaust”一词源自希腊文“Holókauston”（燔祭），指将动物作为祭品献给神灵，意为动物的“全部”（olos）被“烧毁”（kaustos）。英语中以“Holocaust”代指大屠杀已逾数百年。在二战之前，“Holocaust”曾被丘吉尔用来指代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的大屠杀。1933年，这一词语被用于形容纳粹的焚书行径，此为这一词语首度用于形容纳粹。自1960年代起，该词转而被学者及流行作家用来特指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1978年后，电视连续剧“Holocaust”将该词在大众中普及开来。
圣经词汇“Shoah”（希伯来语：שואה‬‎，或Sho'ah、Shoa）意为“浩劫”，并早在1940年代成为希伯来文中成为大屠杀的同义词，特别是在欧洲和以色列。“Shoah”被犹太人引用是出于许多原因，神学中“holocaust”一词含有贬义，同时该词特指希腊当地的习俗。意第绪语中称为“חורבן”（Churben 或 Hurban），源自希伯来语，原意是指耶路撒冷神庙的毁灭。纳粹屠杀的幸存者称大屠杀为“der letster khurbn”（最近一次的毁灭），意即此次屠杀不过是犹太历史中最近一次的苦难。
纳粹使用委婉语“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来描述该种族灭绝政策，并使用“不配活着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来代指受害人，并以此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制度性合作

迈克·贝伦鲍姆写道：“德国变成了一个‘种族灭绝之国’。……国家所有复杂的机构都参与了屠杀。牧区教堂和内政部提供出生记录、告发犹太人；邮局寄送放逐令和剥夺国籍令；财政部没收犹太人财产；德国公司解雇犹太工人、终止犹太股权；大学拒绝录取犹太学生、否定犹太文凭、解雇犹太院士；政府交通官员准备去往集中营的火车；德国药厂测试毒药；公司为火葬场竞标；遇害人明细则使用德国IBM公司制造的打孔机，提供了屠杀的详细资料；当犯人进入死亡营时，他们被迫缴纳所有个人财物；德国国家银行协助将从受害者那里盗取的财产透过秘密账户来洗钱……在这些加害者的眼中，《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是德国的一个伟大成就。”
历史学者扫罗·弗里德兰德写道：“整个德国和欧洲没有一个社会群体、宗教组织、学术组织或专业协会表示出自己对犹太人的支持。”他写道，一些基督教堂称“皈依”的犹太人也应该被划入这一群体，但在一些程度上被限制。弗里德兰德称这些都使得大屠杀富有独特的性质，因为其反犹政策被实施时，没有遇到任何干预，如在现代社会中工业组织、小微企业、宗教团体或其他利益集团、游说组织的抗议。

意识形态与尺度

其它的种族灭绝主义是实用性的，即占领土地，控制资源。以色列历史学家耶胡达·巴尔称：
大屠杀的基本动机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植根于纳粹的幻想世界，即犹太人密谋控制世界，反对雅利安的征途。这样的屠杀行动是完完全全来自神话、幻想、抽象、非实用性的意识形态，是空前绝后的——而它的执行却是十分理性，十分实用主义的。
德国历史学家埃伯哈德·杰克尔在1986年写道了大屠杀的独特性质：
从来没有一个有责任心的国家领袖使用其权威，来决定并宣布某个特定人群，包括所有年龄段、妇女、儿童、婴儿，都应该被迅速地清除掉，并使用了整个国家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执行这种暴行。
这种屠杀在超过35个德控制区被系统化地执行，1939年中东欧有700万犹太人，其中500万犹太人在那里被屠杀，其中包括波兰占领区的300万，以及苏联的100万人。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死在了荷兰、法国、比利时、南斯拉夫、希腊。万湖会议召开是为了谋求最终解决方案，纳粹在此试图将屠杀扩散到英国，以及其它中立国家，如爱尔兰、瑞典、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
有三到四个犹太裔祖父母的人都被杀无赦。在其它种族灭绝政策中，人们可以通过改宗或同化来躲过一劫。这对于犹太人来说不适用，除非他们的祖父母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日（1871年1月18日）前放弃犹太教。所有有近期犹太亲属的人，都会在纳粹的控制区遇害。

集中营

使用毒气室、进行系统化的种族灭绝行动是大屠杀的一个特征，这是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如此地公开地进行大肆处决。这些灭绝营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海乌姆诺灭绝营、贝尔赛克灭绝营、 马伊达内克灭绝营、索比堡灭绝营、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玛丽·特罗斯特内兹灭绝营、亚塞诺瓦茨集中营。

人体实验

纳粹屠杀的另一大特点大量使用人类作为“医学”实验品。劳尔·海尔堡（Raul Hilberg）的文献指出“就纳粹党员人数来说，德国医生较之其它专业更加高度纳粹化。”他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等地进行人体实验。
最为臭名昭著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约瑟夫·门格勒医生。他将实验对象放入压力室，在他们身上做药物实验、冷冻实验，通过向儿童眼睛里注射化学品以改变其颜色，以及其它各种截肢等手术。他所做的一切已经不可能被全部知晓，因为档案被送往威廉皇家学院（Kaiser Wilhelm Institute），后被奥特玛·冯·维斯彻尔（Otmar von Verschuer）医生销毁。幸存者在之后讲述了相关的噩运。
他在罗姆儿童身上进行了大量的实验。通过给孩子们糖果和玩具，他将孩子们带到毒气室里。孩子们会叫他“门格勒叔叔”。维拉·亚历山大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负责照料50对罗姆双胞胎，他回忆道：

我记得一对特别的双胞胎：吉多和艾娜，大概四岁。一天，门格勒将他们带走。当孩子们回来时，情况十分恐怖：俩人背靠背地被缝在了一起，好像连体双胞胎那样。伤口出现感染，不停地流脓。孩子们昼夜哭喊。他们的母亲——我记得她名叫斯特拉——给孩子们注射了吗啡，以便帮他们了结痛苦。

水晶之夜（1938）

又名“碎玻璃之夜”（The "Night of Broken Glass"）。
1938年11月7日，犹太青年赫歇尔·格林斯潘在巴黎暗杀了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这起事件成了纳粹政府用来跳脱针对以法律迫害犹太人的范围，将其升级为大规模物理性冲突的借口。其所声称的“公愤”实际上也是纳粹政府在背后煽动、由冲锋队执行的一波迫害行动，范围包括德国、奥地利、苏台德区。这些迫害行动被称之为“水晶之夜”（The "Night of Broken Glass，意为碎玻璃之夜，指被打破的犹太商店橱窗玻璃有如水晶）或“十一月迫害”。犹太人遭到袭击，他们的财产被洗劫，超过7,000个商铺和1,668座犹太教堂（几乎是德国境内的全部教堂）被扫荡。
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为91人，事实上应该远高于此。30,000人被送往集中营，包括达豪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奥拉宁堡集中营，他们被关押数周后被释放，前提是答应在近期离开德国，或将财产上交纳粹党。1938年11月11日，纳粹政府通过了《犹太人持有武器禁令》（Verordnung gegen der Waffenbesitz der Juden），禁止犹太人持有枪支或其武器。犹太人被集体要求赔偿迫害所造成的财物损失，价值将近几十万德国马克，并要缴纳超过十亿马克的“赎罪税”。在这一轮迫害之后，犹太出境移民加速，而在德国的犹太公共生活不复存在。

重新安置与驱逐出境

在战争打响之前，纳粹考虑过将徳裔犹太人从欧洲驱逐出去。希特勒曾于1938年同意了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赶出德国的“沙赫特计划”（Schacht），标志了在当时德国政府还未进行系统化的屠杀行动。
有的计划试图将犹太人送往前德国殖民地重新安置，如坦噶尼喀、西南非，以便帮助收复因《凡尔赛条约》而失去的这些地区。然而这一计划被希特勒否决，他表示绝不能让“沾有德国英魂鲜血的土地被德国最大的敌人所玷污。”另外还有其它外交策略尝试将犹太人送往其它地区，如前英法殖民地。几个被考虑过的地点包括英属巴勒斯坦、罗德西亚、埃塞俄比亚、法属马达加斯加、澳大利亚等地。
在上述地区中，马达加斯加的讨论最为激烈。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称这项“马达加斯加计划”是“地域性的最终解决方案”，该地位置偏远、岛上的环境恶劣，容易导致死亡。 1938年，计划被希特勒批准，重新安置计划由阿道夫·艾希曼的部门进行执行，并于1941年大屠杀开始时终止。回头看来，虽然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但它却为大屠杀在心理上铺垫了道路。1942年2月10日，“马达加斯加计划”被宣布废止。德国外交部的官方解释是由于与苏联的战争爆发，犹太人将会被“送往东方”。
纳粹政府还有提出一些另类方案，如将欧洲犹太人转送到西伯利亚地区。在纳粹的重新安置计划中，巴勒斯坦是唯一一个有了显著成果的地区。1933年，德国犹太人复国主义联盟与纳粹政府达成了《哈瓦拉协定》，60,000名徳裔犹太人将从德国送往巴勒斯坦，并得到了一亿美元的转移款项，然而此计划因二战爆发而不了了之。

德国盟国及其占领区

1940年，德国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法国；1941年，德国及其盟友又控制了南斯拉夫、希腊。反犹主义被输送到这些国家中，并根据当地政治局势的不同而在程度和节奏上有所不同。犹太人被迫离开经济和文化生活，并受到各种苛刻律令的压制，但在1942年之前，大规模的物理驱逐还没有开始。德国的傀儡政权维希法国积极配合对法裔犹太人的迫害。德国的盟友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也受到相应压力，被迫制定反犹政策，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直到被催促时才啰嗦执行。意大利及匈牙利政府亦将他们国境内的犹太人送往德国的集中营，罗马尼亚则在苏德战争时期在敖德萨屠杀了大量犹太人（1941年敖德萨大屠杀），而保加利亚及芬兰则没有迫害反而将犹太人保护。在战争中，有900名犹太人、300罗姆人从贝尔格莱德的班吉卡（Banjica）集中营逃离，这主要是由塞尔维亚共产党人、保皇党人和其它抵抗运动者组织的。德国及意大利的傀儡政权克罗地亚则积极自发地迫害犹太人，并与1941年10月10日颁布了《将犹太财产和公司国有化法令》。

波兰总督府和卢布林保留地（尼斯科计划）

1939年9月28日，德国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联达成协议，控制了波兰卢布林地区以及瓜分了立陶宛，之后根据“尼斯科计划”建立了卢布林保留地。保留地由阿道夫·艾希曼设计，后者负责将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等地区的犹太人驱除干净。三周后的1939年10月18日，他们将第一位犹太人送往卢布林地区。第一列满载犹太人的火车从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驶出，到1940年1月30日，总计有78,000名犹太人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转送到卢布林。1940年2月12和13日，波希米亚犹太人被送至卢布林保留地，使得波西米亚地方官弗朗茨·许威德-科堡首先宣布他的省份“没有犹太人了”。1940年3月24日，戈林暂停了“尼斯科计划”，并在4月底将其完全放弃。在尼斯科计划被终止时，总计有95,000犹太人被送往尼斯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中途因饥饿而死。
1940年7月，维持波兰总督府庞大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困难，希特勒暂时叫停了安置计划。
1940年10月，地方官约瑟夫·布克尔和罗伯特·海因里希·瓦格纳督办了“布克尔行动”（Operation Bürckel），将犹太人从他们的省份和被帝国兼并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赶入尚有余地的法国。只有混血的犹太人没有被驱逐。1940年10月22-23日晚，有6,500名犹太人被布克尔行动驱逐，并仅仅给予了至多两小时的警示时间，就被押解起来。9辆满载犹太人的列车在“没有对法国官方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后者对此怏怏接受。被安置人员不得携带任何物品，财物则全被德国官方没收。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则将维希政府的抗议以“最为拖拉的方式”进行处理。结果，被布克尔行动驱逐的犹太人被维希政府拘禁在环境恶劣的居尔（Gurs）收容所、里韦萨尔特营、米勒斯营，等待机会返回德国。
1940到1941年间，在德控波兰地区对犹太人的屠杀行动不断，将犹太人向波兰总督府的输送持续。德国，特别是柏林地区的犹太人清除工作直到1943年才完全告终（在此期间，许多犹太人可以通过躲避来苟延）。到1939年12月，总计有350万犹太人被送入拥挤的波兰总督府地区。

集中营与劳改营（1933–1945）

第三帝国于成立之初即创建了集中营。起初，集中营只用于关押犯人，尽管死亡率高达50％，但并非专用于屠杀。1939年后，集中营越来越多地处死犹太人、战俘，或让其苦役、不给饭吃、虐待等等。据估算，德国在欧洲占领地建立起约15,000座集中营。，直至1942年，德国仅在波兰境内就建立了6所专司大规模屠杀的大型集中营。新集中营主要关押犹太人、波兰知识分子、共产党人、罗姆人、辛特人。这些囚犯通过铁路运送，其恶劣的环境导致许多人还没到目的地就一命呜呼。
苦役是一种系统化的灭绝政策——囚犯会被处以苦役、劳动致死，或是竭力工作后，被送往毒气室或枪决。奴隶们会被用于军工制造，如在米特堡-朵拉集中营生产V-2火箭，或是茅特豪森－古森集中营生产其它武器。
进入时，一些集中营为囚犯印制臂章。劳力的工作时间表为12-14小时轮替制。有时，囚犯们的点名就需要几个小时，导致许多人暴晒致死。

隔离区（1940–1945）

在入侵波兰后，纳粹设立了犹太隔离区，囚禁犹太人和一些罗姆人，并最终将他们送往灭绝营。1939年9月29日，海德里希在给别动队头子的信中命令建立委员会。每个隔离区由一个犹太委员会（Judenrat）管理，德方任命犹太社区领袖，后者负责隔离区的日常运转，包括分发食物、水、取暖、设立庇护所等。委员会的基本策略是将损失最小化，与纳粹合作，接受日益残酷的虐待，恳求更好和更仁慈的待遇。委员会被要求安排人员，将他们送到灭绝营去，因此，在制定下一批离去的人员列表时，每一位犹太委员会成员都面临着勇气与品质的考验。犹太委员会成员尝试了拖延、贿赂、阻挠、求情、辩论等各种方式，直到逼不得已为止。有的如哈伊姆·卢特考斯基认为他们的责任是拯救“能够”被救援的犹太人，这也意味着有部分人也将不得不被牺牲掉；反之，也有信仰迈蒙尼德思想的犹太人坚持除非有犹太人犯了重罪，否则一个人也不交出去。举例来说，利沃夫的犹太委员会领袖约瑟夫·帕尔纳斯博士拒绝为纳粹编订名单，结果被后者所枪决。1942年10月14日，别廖扎的犹太委员会拒绝与纳粹合作，全体成员自尽而亡。
德方利用委员会的重要作用来对隔离区犹太人进行迫害的杀戮：一位官员强调“犹太委员会的权威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得到支持和强化”，“任何服从委员会指令的犹太人都被视为破坏者。”当双方合作破裂，如华沙隔离区的犹太抵抗组织取代了委员会的地位时，德国对局势失去了控制。
华沙隔离区是最大的隔离区，有约380,000人；罗兹隔离区位列第二，有约160,000人。在现实中，隔离区人满为患，迈克·贝伦鲍姆将其形容为“缓慢、被动的谋杀”工具。虽然华沙隔离区的人口占波兰首都总人口的30%，但它在面积上只占城市的2.4%，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房间里住9.2人。在1940到1942年间，饥饿与疾病，特别是伤寒夺取了数以成百上千人的生命。1941年，有43,000人在华沙隔离区丧命，比例超过十分之一；1942年，有超过一半的人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死亡。1942年7月19日，希姆莱开始下驱逐令，三天后的7月22日，驱逐从华沙隔离区开始；在之后的52天、到12月12日为止，有300,000乘坐火车离开华沙，前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很多隔离区一下子变为空城。1942年12月，波兰东南方的拉克瓦发生了首次的隔离区武装起义。1943年时又有几个规模稍大的隔离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武装起义，例如华沙和比亚韦斯托克隔离区，但犹太人的抵抗很快地就被拥有压倒性优势的纳粹军队所镇压，幸存者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进灭绝营中。

迫害（1939–1942）

二战中，一系列对犹太人的迫害在当地出现，有的受到了纳粹的煽动，有的则是自发形成的。例如1941年6月30在罗马尼亚的雅西爆发了大规模反犹迫害行动，约有14,000名犹太人被罗马尼亚居民和警察打死。1941年7月，波兰耶德瓦布内境内的波兰人在德方秩序警察的目睹下将300名犹太人关入谷仓、放火烧死，此前该地也另有40名犹太人被德国人处死。这些事件经过由波兰国家纪念学院于2000至2003年透过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遗骸的发掘考证而得知，也因此推翻了早期遇难者估计人数较多的传闻。

大屠杀的新方式

从1939年12月起，使用毒气作为屠杀的新方式。起初，毒气罐被装置成筒形，放入密闭的货车中，用以处决疗养院中的精神病人。作为T-4行动的一部分，它被广泛用于波美拉尼亚、东普鲁士、波兰占领区等地。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能处决多达100人的大毒气车在1941年11月被使用，设备为发动机排气装置而不是筒形。这些毒气车在1941年12月被切姆诺灭绝营采用，其它15个则被别动队用在了苏联占领地上。这些毒气车由党卫队生产，并由党卫队国家安全部监督使用。毒气车杀死了约500,000人，主要是犹太人、罗姆人和其它种族。这些毒气车被细心地监控着，在一个月的观察后，报告指出：“三辆车被使用了97,000次，没有出现一点故障。”。
波兰总督府的汉斯·法郎克表示需要研发更加新型有效的屠杀工具，而不是简简单单对这些人执行枪决。“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设计一些办法来处决他们。” 这个问题时的党卫队实验出大规模毒气屠杀方式。克里斯蒂安·沃思（Christian Wirth）可能是毒气室的发明人。

万湖会议与最终解决方案(1942–1945)

1942年1月20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柏林郊区万湖主持了万湖会议，有15名纳粹领袖，把包括一些国务秘书、政府高官、纳粹党领袖、党卫队官员以及其它制定与犹太人政策相关的政府部位领导人。会议最初的目的是讨论“欧洲犹太人问题”的彻底解决方案。海德里希有意“在各个不同的占领地区规划出大规模屠杀. . . 作为希特勒下达的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答复……为了确保执行，必须让部委层级官僚知晓，并使其共同承担执行这项政策的责任。”
艾希曼所作的备忘录副本被留存了下来，然而海德里希的指示是以“委婉语”的风格写成，因此会议上的真实用语无从知晓。海德里希在会议上的意见表明将把犹太人转送至东方，代替之前的对外移民政策。这项政策不过是最终解决方案之前的一个临时计划，涵盖了1100万名犹太人，范围不但包括德国，而且包括了世界上的其它主要国家，如不列颠、美利坚。解决方案是毫无悬念的：“海德里希明确说明在‘最终方案’阶段，犹太人必须以苦役和大屠杀的方式全部歼灭。”
官方称犹太人在波兰总督府有230万人，匈牙利有8.5万人，其它国家有110万人，苏联500万人，但200万依然在未被控制的领土上。这样，总计为650万。他们将会用火车送至地处波兰的“灭绝营”，然后立即被送入毒气室。在一些营地，如奥斯维辛营，可以劳动的就先留下，然后再杀。戈林的代表，埃里希·诺依曼博士则带走了一少部分人用于工业生产。

反应

伊恩·克肖在他1983的著作——《第三帝国公众意见和政治异议》（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一书中探讨了巴伐利亚纳粹时期的“日常历史”（Alltagsgeschichte）。就巴伐利亚人的大多数态度来看，克肖认为最常见的态度是对犹太人的遭遇漠不关心。克肖称大多数巴伐利亚人只是模糊地知道“浩劫”的存在，较之“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来说他们更关心正在进行的战争。克肖做了一个类比：“仇恨建造了通往奥斯维辛的路，但做铺垫的却是冷漠。”
克肖的观点是巴伐利亚人就“浩劫”来说是冷漠的，并暗示德国大众也同样如此。这一观点受到以色列历史学家、纳粹德国大众意见专家奥托·德芙·卡尔卡(Otto Dov Kulka)，和加拿大历史学迈克·凯特(Michael Kater)的批评。凯特坚持克肖淡化了公众的反犹情绪；纳粹德国时期，许多“自发的”反犹行动上演，是由于许多德国人参与的缘故，但将纳粹看成反犹主义的唯一源泉是错误的。卡尔卡称大多数德国人的反犹情结比克肖《第三帝国公众意见和政治异议》中描写的更加强烈，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冷漠”，“被动服从”可以说是在美化德国人了。
在研究犹太或德意志反纳粹统治问题上，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迪珀在他1983的论文《德国抵抗运动和犹太人》（Der Deutsche Widerstand und die Juden）称绝大多数反纳粹民族保守主义者也是反犹主义。迪珀写到民族保守主义“官僚就法律上对排斥犹太人一直到1938年都坐视不理。”虽然迪珀注意到德国抵抗组织没有一个支持大屠杀，但他也提到民族保守主义者也没有打算在推翻希特勒后恢复犹太人的权益。迪珀继续辩称，反对派“中大部分德国人... 认为“犹太问题”存在，应该得到解决...”。
2012年的研究发现在柏林就有3,000个不同功能的集中营，在汉堡则有1,300个，研究员认为德国大众不可能对这种大事儿不可能不知道。罗伯特·盖拉特莱认为德国民众从总体上来讲是知情的。盖拉特莱称，政府通过媒体公开了他们的计划，民众也都了然，只有毒气室除外。与之相反的是历史证据显示绝大多数受害人在送入集中营之前，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或是拒绝承认噩运；他们只是天真地认为自己不过是将被重新安置罢了。

动机

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布海姆搜集了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的迫害见证人资料，在1965年写成论文《命令与服从》（Command and Compliance）。文章提到屠杀犹太人和其他人时，命令并没有添加胁迫，执行该命令的是出于自由意志。布海姆写道回避执行杀戮命令的机会“...不但随时出现，而且比人们所愿意承认的更加实际...”，并写道没有证据显示拒绝履行命令的党卫队员被拖入集中营或是被处决。不但如此，党卫队规章禁止“无端的虐待”，希姆勒要求他的手下保持“风度”，虐待被认为是行为人极端残忍，或是期望突出表现自己是个非常热心的纳粹党员。最后，他认为非犯罪倾向者施刑事因为他们愿意遵守团体价值，害怕被贴上“懦弱”的标签。
大屠杀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于1992著书《普通人：预备警卫营101营和波兰的最后解决方案》（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他在其中讨论了德国秩序警察预备营101营，该营负责将犹太人围捕，送往纳粹死亡营。预备营的服役者都是来自汉堡的中年男子，工人阶级出身。他们不适合执行军事任务，也没有在荼毒生灵上接受太多训练。司令员则为部下给出选择：如果他们觉得受不了的话，就可以不参加。绝大多数人没有拒绝——一个500人的营中只有15人选择退出。根据米尔格拉姆实验，布朗宁认为营队的士兵们之所以杀人，是因为服从权威和朋辈压力，而不是嗜血或是仇恨。该书的隐含意思是当环境是紧密团结的群体时，绝大多数人会服从权威，并被认为是合法的，虽然道德上感到令人憎恶——这一假说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中得到了详细研究。
俄国历史学家赛奇·库德里亚索夫（Sergei Kudryashov）对特拉维尼基党卫队集中营的守卫训练做了研究，后者负责为莱因哈德行动死亡营提供协助。一些特拉维尼基的守卫是红军战俘，他们自愿参加党卫队以脱离战俘营。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在《普通人》（Ordinary Men）一书中写道，检验那些与德军合作者（一般通称“志愿者”）的方式为态度上是否反共（当然也就等同是否反犹）。他们中绝大部分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志愿协助者”（Hilfswillige），即非徳裔的德国军人。与布朗宁不同，库德里亚索夫则称他没有发现特拉维尼基志愿兵与反犹主义或纳粹主义有丝毫的联系，许多人在被俘虏前都是共产党人。虽然特拉维尼基守卫都没有特殊情结，但他们依然执行了党卫队虐犹的命令，而他们在虐犹上是“系统性的、没有理由的”。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参加了行刑活动，但为莱因哈德行动死亡营服役的绝大多数人都杀了不少犹太人。和布朗宁一样，库德亚斯绍夫辩称特拉维尼基人是普通人变刽子手的典型案例。
特拉维尼基人（Trawnikimänner）在所有主要灭绝营都有部署，负责协助“最终解决方案”——这也就是训练他们的初衷。在那里，他们都积极参与了迫害犹太人的活动。

毒气室

集中营毒气室的人员都是由火车运送的。有时，火车直接开进毒气室，但通常先由营地医生对每个人进行筛检，将一小部分适合工作的拉出来做苦役。绝大多数人则被送入接待区，在那里脱光衣服、放下行李，交由纳粹没收，用以资助战争。之后，人们被赤身裸体地赶进毒气室。通常情况下，他们得到的告知是浴室或是“除虱灭蚤室”，门外的告示是“洗浴”或“桑拿”。有时，守卫会给他们发放一小块肥皂或毛巾，用以减轻恐慌，并提醒他们记住自己衣物存放的地方。坐车许久后人们喉咙干渴，提出要水喝时，被告知营地里有咖啡等着，“赶快走，否则咖啡就凉了”。
根据奥斯维辛营长鲁道夫·胡斯的供述，第一室可容纳800人，第二室可容纳1,200人。当屋子装满人后，门就被关上锁死，齐克隆B从通气孔被送入室内，释放有毒的HCN，即氰化氢。室内的人会在20分钟内死亡，死亡的速度则与囚徒离通气孔的距离远近有关。根据霍伯（Höß）的观点，1/3的受害人是立即毙命。党卫队医生约翰·克雷默（Johann Kremer）负责监视毒气释放，他作证称：“受害人的呼喊和尖叫可以从开口处听见，很明显，他们在为性命挣扎。”由于毒气室常常人满为患，当开门处理时，受害人的姿势常常是半蹲着的，他们皮肤的颜色为粉色，有红色和绿色的斑点，有的嘴上口吐白沫，有的耳朵出血。
之后，毒气被排出，尸体被移除（可能会用上4个小时），黄金假牙或蛀牙上的镶金会由懂得牙医学的囚徒用钳子剥离，妇女的头发会被剪除。毒气室的地面被清理，墙壁被粉刷。这项工作由特遣队（Sonderkommando）负责，队员则为犹太囚徒。在第1、2号火葬场，特遣队员住在火葬场上方的阁楼里；在第3、4号火葬场，他们住在毒气室中。当特遣队员处理完尸体后，党卫队士兵对其进行抽查，确认所有的黄金都从受害人的嘴里剥离出去。如果发现有遗漏的，那么对其负责的特遣队员会被扔进火炉，以示惩罚。
最初，尸体被放入深坑，盖上石灰。在1942年9-11月，希姆莱下令，尸体被掘出焚烧。在1943年早期，新的毒气室和火葬场被建造，以适应众多的人数。
在特雷布林卡，我们所做的一大改进就是建成一次能容纳2,000人的毒气室，而之前的10个毒气室一次只能容纳200人。我们筛选人员的方式如下：奥斯维辛的两个党卫队医生负责检查到来的囚徒。囚徒在医生面前走过。能干苦工的就留在营中，其它的就被立即送往灭绝营。儿童和未成年人格杀勿论，因为他们无法劳动。在特雷布林卡，我们所做的改进是囚徒知晓自己的命运，而在奥斯维辛，我们努力地告诉他们这不过是个灭虱的过程罢了。当然，他们很快就知道我们的意图，便常常暴乱，惹出麻烦。妇女常常将孩子藏在衣服里，当然，一旦被发现，我们就把孩子解决掉。根据要求，我们必须将这些工作秘密进行，但是焚烧尸体所产生的恶心臭气弥漫在整个地区，所有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奥斯维辛在杀人。
 — 鲁道夫·胡斯，奥斯维辛营长，纽伦堡证词。

“鲜血换货物”

屠杀匈牙利犹太人的计划在纳粹内部遭到了反对，一些人建议希特勒应与盟国进行交易，释放这些犹太人以换取有利的和平协议。在伊斯坦布尔，希姆莱的代理人与英国特工及犹太组织的代表曾进行过非正式的商谈，艾希曼曾一时计划以一百万犹太人交换一万卡车的货物——即所谓“鲜血换货物”计划，但这样大规模的交易并没有实际可能。

逃脱，留存的资料（1944年4月-6月）

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人是非常少的，但是这些人并非是不为人知的。1944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报告说“当地的居民是狂热盲信的波兰人，且……随时准备对他们无比憎恨的党卫队集中营工作人员采取任何行动。每一个设法成功逃离集中营的囚犯一经到达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波兰农庄，就会立刻得到这些狂热的波兰人的帮助。”但是，根据路德·林（Ruth Linn）的描述，从集中营中逃离出来的囚犯，尤其是犹太囚犯，根本不能指望当地居民或波兰的地下组织为其提供帮助。
1942年2月，一名从切姆诺死亡营逃出来的囚犯，雅各·雅诺维斯基（Grojanowski），抵达了华沙犹太区，他向华沙犹太区一个安息日群体（Oneg Shabbat）详细地讲述了切姆诺集中营的情况。他的报告被称为雅诺维斯基报告，通过波兰的地下组织（Delegatura Sił Zbrojnych na Kraj）将这些消息传播到了犹太区以外的波兰乌兹市，到1942年6月，这些消息传播到了伦敦。到这时为止这些人听到该报告之后采取了什么行动是不得而知的。
与此同时，到2月1日美国的军事信息办公室决定不对外公布关于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屠杀情况的信息，因为这会误导民众误认为这场战争仅仅是一个关于犹太人的问题。
直到1942年10月9日，英国的无线电台才将犹太人被送往毒气室杀害的新闻传播到了荷兰。1942年12月，西方同盟国发表了由联合国成员国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描述了“希特勒一再表露出来的屠杀和灭绝欧洲的犹太民族的意图”是如何得到贯彻执行的，并宣布同盟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这一冷血屠杀的野蛮政策。”
1942年，卡斯基向波兰政府、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汇报了波兰的情况，尤其是华沙犹太人聚居区被毁的情况，以及犹太人遭遇大屠杀的情况。卡斯基与被放逐的波兰政治家会面，包括波兰总理以及社会党、国家党、劳工党、人民党、犹太人同盟、锡安工人党等政党的成员。他还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进行了交谈，并向安东尼·艾登详细讲述了他在华沙和贝尔赛克的所见所闻。1943年，卡斯基在伦敦会见了当时非常有名的记者阿瑟·库斯勒。随后卡斯基前往美国，并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做了汇报。卡斯基的报告对于让西方同盟国了解欧洲犹太人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7月，卡斯基再次私下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了波兰的情况。卡斯基还与美国许多其他政府领导和民间团体的领导会面，其中包括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科德尔·赫尔、威廉·约瑟夫·多诺万以及斯蒂芬·塞缪尔·怀斯。卡斯基还把他的报告通知了媒体、各种不同教派的主教（包括红衣主教塞缪尔·斯特里奇）以及好莱坞电影产业的相关人员和艺术家，但是却没有取得成功。他的许多听众并不相信他所讲述的内容，或者认为他的描述过于夸张，或者认为他只是在为波兰流亡政府做宣传。
关于犹太人被赶进毒气室中然后被杀害的新闻还在荷兰反抗组织举办的一些非法报纸上出版了，如1943年9月27日《荷兰国家日报》（Het Parool）上刊登的一篇新闻。但是，这些新闻让人感到太过不可思议，以至于许多人认为这仅仅是在为战争做宣传。由于这些新闻对荷兰的反抗活动起到了反作用，因此这些新闻的出版被迫停止了。然而，许多犹太人却因此而得到了警告，这些刊物警告犹太人他们面临着被谋杀的危险，但是对于大多数犹太人而言，逃离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宁愿相信这些警告都是虚假的。
1940年9月，作为波兰地下党、家乡军的一名成员，维托尔德·皮尔基上校想出了一个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方案，那就是主动要求被送往奥斯维辛，他是唯一一个主动要求被送往奥斯维辛并被囚禁的人。他组织了一个地下网络——军事组织联盟（Związek Organizacji Wojskowej），这个地下网络可随时发起一场起义运动，但是该组织认为起义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军事组织联盟所提供的许多详细的报告成为西方同盟国获取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情报信息的主要来源。1943年8月，皮尔基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出来，并带来了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成为一份包含两部分的报告的基本依据，这份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位于伦敦的战略情报局（OSS）。该报告中包含了关于毒气室的详细信息，也讲述了“挑选”过程以及消毒试验。报告中陈述说，比尔克瑙有三个火葬场，每天能够焚烧10000个人，且一天之中有30000人都被毒气杀害。作者写道：“在历史中再也无法找到如此残忍地残害人类生命的先例”。战争结束之后当皮尔基返回波兰时，共产党当局逮捕了他，指控他为波兰流亡政府间谍。在一场摆样子的审判中他被处以死刑，并在1948年5月25日被处决。
皮尔基从奥斯维辛逃出来之前，1942年6月20日发生了最大规模的逃亡事件，当时，乌克兰人欧根纽什·本德拉（Eugeniusz Bendera）以及三名波兰人——卡齐米日·佩特罗夫斯基、斯坦尼斯·亚斯特尔（Stanisław Gustaw Jaster）和约瑟夫·兰帕特（Józef Lempart）——勇敢地做出了逃亡的举动。这些逃亡者穿着党卫队士兵的服装，全副武装，并开了一辆党卫队用车。他们开着一辆偷来的斯泰尔牌（Steyr）220型号的汽车驶出了主大门，并带着皮尔基为波兰反抗组织所写的关于大屠杀的第一份报告。德军未能抓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1944年4月，犹太囚犯鲁道夫·弗尔巴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出，最终抵达了斯洛伐克。他们提交给犹太官员的一份长达32页的文件中讲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大规模屠杀的情况，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弗尔巴—韦茨勒报告》。弗尔巴对那段时期有着异常清晰的记忆，他在犹太人站台工作，犹太人在这里下车之后，或者被挑选送往毒气室，或者被选出来作为奴隶工人。他对这里的情形所做的描述的详细程度使得斯洛伐克的官员能够将他的叙述与这些官员自己的驱逐出境的记录进行比较，且如此确切的叙述让同盟国相信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并且认真地对待这份报告。
1944年5月27日，另外两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阿尔诺斯特·罗森（Arnost Rosin）和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ław Mordowicz）从集中营中逃出，并于6月6日抵达了斯洛伐克，这一天是诺曼底登陆的日子（D日）。听闻诺曼底登陆的消息，他们以为战争结束了，并大醉了一场来庆祝战争的胜利，买酒的钱是他们从集中营中偷偷带出来的。由于触犯了当时的货币法律，他们被逮捕了，并在监狱中度过了八天，直到犹太居民委员会为他们交了罚款。他们为犹太居民委员会所提供的额外信息也被添加到了“弗尔巴—韦茨勒报告”中，且这些信息后来被称为“奥斯维辛方案”。他们报告说，1944年5月15日到5月27日，有100000名匈牙利犹太人抵达了比尔克瑙，并被迅速杀害，他们被杀害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而尸体上的脂肪则用来加速焚烧。
1944年6月15日、6月20日、7月3日和7月6日，BBC和《纽约时报》刊载了弗尔巴—韦茨勒报告中所提供的材料。接下来，1944年7月9日，来自世界各国领袖的压力迫使霍尔蒂·米克洛什停止了大规模地把匈牙利的犹太人转移到奥斯维辛，因此挽救了200,000名犹太人的性命，使其免遭屠杀。
2011年11月14日，在15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由前任编辑马克思·弗兰克尔（Max Frankel）撰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战争期间，《纽约时报》对于报道什么样的新闻、登载什么样的社论是有严格的政策约束的，这些政策将关于大屠杀的报道减少到最低限度。《纽约时报》认可了新闻学教授罗雷尔·莱夫（Laurel Leff）所做的详尽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研究发现，之前那一年里，罗雷尔·莱夫教授在《哈佛国际新闻和政治期刊》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指出，《纽约时报》故意回避关于第三帝国迫害和谋杀犹太人的新闻报道。莱夫得出的结论是，《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刊登政策使得生活于美国的犹太人几乎不可能让国会、教会或政府领导人意识到为欧洲犹太人提供帮助的重要性。

死亡之旅（1944–1945）

到1944年中期，“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已经几乎得到了彻底的实施。纳粹党政权可以轻易掌控的那些犹太人群体几乎被全部灭绝，其中法国犹太人被杀害的人数所占比例达到25%，而波兰的犹太人被杀害的人数所占比例达到了90%。1944年5月5日，希姆莱在一次讲话中声称“在德国以及德国占领的国家中，犹太人的问题整体上得到了解决。”1944这一年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任务都变得愈发困难。德国军队被驱逐出了苏联，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军队、意大利的军队以及德国的军队——包括与其结盟的军队，要么战败，要么倒向同盟国一边。六月份，西方同盟国在法国登陆。同盟国对法西斯国家的连番空袭以及游击战争使得铁路运输越发困难，且军队方面对德国将铁路运输线路用于向波兰转移犹太人的做法所表示的强烈反对越发迫切，已经不能继续忽视。
这时，由于苏联红军逐渐逼近，位于波兰东部的集中营被关闭，所有幸存的囚犯都被送往距离德国更近的西部集中营，首先送到奥斯维辛，随后又送到西里西亚的罗森（Gross Rosen）。当苏联军队到达波兰时，奥斯维辛集中营也被关闭了。最后的十三名囚犯全部是妇女，这些囚犯于1944年11月25日在奥斯维辛II号集中营被杀害；记录显示，这些囚犯“全部被杀害”（unmittelbar getötet），而至于他们是被毒气杀害的或是以其他方式杀害的，则没有相关记录。
尽管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战事状况已经濒于绝境，但是纳粹分子仍然尽极大的努力掩盖集中营所发生的事实，并隐藏证据。毒气室被拆毁，火葬场被炸毁，乱葬岗被挖开，尸体被焚化，纳粹分子甚至哄骗波兰的农民集中营旧址上种植庄稼，造成一种这些屠杀现场从未存在过的假象。当地的指挥官继续屠杀犹太人，并强迫犹太人登上“死亡之旅”，在各个不同的集中营地之间来回辗转，直到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周。
经过数月或数年的暴力迫害和饥饿的折磨，这些囚犯已经身患疾病，但是纳粹分子还强迫这些囚犯登上长途跋涉的旅程，在大雪中一步步地走到火车站，然后在火车上经受几天的旅途，在这一过程中，没有食物也没有遮风挡雨的物体，这些囚犯挤在货运列车露天的车厢中，然后达到新的目的地之后，这些囚犯又被迫跋涉很远的距离直到到达新的集中营。落在队伍后面的或摔倒的囚犯都被立刻射杀了。在这些长途跋涉的过程中，大约250,000名犹太人在途中丧生。
规模最大且最为人熟知的一次死亡之旅发生于1945年1月，当时苏联红军正向波兰进驻。在红军到达奥斯维辛九天之前，党卫队驱赶着60,000名囚犯离开集中营，朝向沃济斯瓦夫的方向行进，沃济斯瓦夫与奥斯维辛相距56公里，这些囚犯被塞进货运列车的车厢里运往其他集中营。大约15,000名囚犯在途中死亡。埃利·维瑟尔和他的父亲什罗莫（Shlomo）也是行进队伍中的成员：
刺骨的寒风猛烈地吹着。但是我们却一路走着，不能颤抖……

夜晚漆黑一片。夜空中时不时地出现爆炸的光亮。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任何赶不上队伍的囚犯都要立即射杀。他们的指头就放在扳机上，他们非常享受这种乐趣。如果我们中的某个人停下一秒钟，一声尖利的射击声就立刻了结了又一个“污秽的狗崽子”。


在我的附近，不断地有人倒在肮脏的雪地里。枪声不断。

依国别

德国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占领区内共有约800万到1000万犹太人，犹太人大屠杀中遇害的600万人占其中的60%-75%。波兰的330万犹太人中有90%被杀。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遇害比例亦达90%，但爱沙尼亚的犹太人成功撤离。1933年德国和奥地利的750,000名犹太人只有约1/4幸存。1939年前虽然许多德国犹太人逃离了德国，但他们主要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荷兰，后期他们被遣送并被屠杀。捷克斯洛伐克、希腊、荷兰和南斯拉夫的犹太人有70%被杀。罗马尼亚、比利时和匈牙利的遇害比例为50%-70%。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与之近似，但数据并不确定。犹太人遇害比例较低的国家有保加利亚、丹麦、法国、意大利和挪威。阿尔巴尼亚是唯一一个在1945年犹太人数量比1939年有显著增加的德占国：大约200名当地犹太人和1000名以上的难民通过假证件离开或藏身于60%的穆斯林人口中。另外同为轴心国的大日本帝国对犹太人的政策有所不同，可参见上海隔都。
1990年代东欧政府档案开放查阅后，希尔伯格（Hilberg）、达维多维兹和吉尔伯特调整了死亡人数的统计。沃尔夫冈·本茨（Wolfgang Benz）持续多年进行人数的更新工作，他在1999年总结道：
1942年1月万湖会议上提出的消灭所有欧洲犹太人的任务并未完成，但六百万遇难者已使大屠杀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罪行。遇难者人数不能准确展现——以下必然是最保守的估计。数字过于概括，但必须展示出来以使人看清种族灭绝的规模：犹太人遇害者中德国占165,000人、 奥地利65,000人、法国和比利时32,000人、荷兰超过10万人、希腊6万人、南斯拉夫与之数量相同，超过14万来自捷克斯洛伐克、50万来自匈牙利、220万来自苏联、270万来自波兰。另外还需加上罗马尼亚和德涅斯特种族屠杀的人数（20万以上）以及从阿尔巴尼亚、挪威、丹麦、意大利、卢森堡、保加利亚遣送并屠杀的人数。
——沃尔夫冈·本茨，《大屠杀：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检视大屠杀》

对意第绪语的影响

大屠杀对意第绪语使用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二战前，约有1100万到1300万人使用意第绪语。大屠杀毁灭了犹太社区，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破坏了他们日常生活，导致该语言的使用急转而下。受害人中约有500万人（85%）是意第绪语的使用者。就剩余的非意第绪语使用者，希腊和巴尔干的拉地诺语使用人口也被破坏，导致这种“犹太——西班牙”语言的绝迹。

西斯拉夫人

西斯拉夫人也受到了迫害。据估算，约有345,000名捷克斯洛伐克人被杀害，成千上万人被送往集中营被用作苦工。纳粹完全毁灭了利迪策（Lidice）村和莱夏基（Ležáky）村；所有年过16岁的男子被杀，剩余的人被送往纳粹集中营，许多妇女和几乎所有儿童在那里离开。
德裔索布人（Sorbian）也受到了迫害。

苏联战俘

迈克·贝伦鲍姆认为在1941年6月到1945年5月，有200-300万或57%的苏联战俘死于饥饿、虐待或是被处决；绝大多数在第一年被俘时被执行。根据丹尼尔·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估算，有大约280万苏联战俘在1941-41年间的8个月内离开，到1944年中旬，总计为350万人。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估算出570万苏联战俘中的330万人死于德国人手下——不列颠和美国的战俘牺牲人数为231,000人中的8,300人。当苏联战俘需要帮助德国服奴役时，死亡比例下降；到1943年，50万人被用于苦工。

有色人种

纳粹时期德国境内的黑人数量约在5,000-25,000之间，尚不清楚该统计是否包含了亚裔人。根据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记述：“1933年至1945年间纳粹德国和占领区黑人经历了隔离、迫害、医学实验、监禁、施以暴力及被杀害等各异的命运。然而，对他们并没有采取像犹太人及其他群体那般系统化的灭绝行动。”此外，阿非利卡人、柏柏尔人、伊朗人和印度人由于被视为雅利安人种，并未受到迫害。对突厥人、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种族限制有所放宽，他们有些亦被德军招募。

左翼份子

德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是纳粹党人在德国国内最早的敌人，也是首批被送至集中营的群体之一。希特勒称共产主义是犹太人的学说，并将其称为“犹太布尔什维主义”。1933年，纳粹党以反对共产党颠覆的名义颁布了《授权法案》，该法案授予了希特勒独裁的权力。戈林在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称，正是纳粹党压制德国共产党的意愿促成了兴登堡总统与德国精英阶层同纳粹合作。
德国左翼对纳粹党种族主义的反对是纳粹憎恨左翼的另一个缘由，德国左派组织的许多领导人是犹太人，犹太领袖在1919年的斯巴达克同盟起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希特勒将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视为“国际犹太人”破坏“种族纯洁”及雅利安人和北欧人生存的一种手段，另外的原因是他们会激化社会阶级矛盾，组织工会反对政府及国有企业。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以及其他集中营中，德国共产党人相比犹太人享有更多特权，这是因为他们种族更加纯洁的缘故。
纳粹新占领区内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是首先被拘留或处决的人群，如希特勒著名的《政委命令》即是一例，他下令凡是被德军所俘虏的苏军政委以及德占区内所有的共产党员一律处决。别动队在东部战线负责执行这些处决。
1941年12月7日，希特勒还签署了《夜雾命令》，德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威廉·凯特尔予以下发执行，在纳粹占领区中诸多政治活动人士因此命令被绑架而下落不明。

共济会成员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共济会已“屈从”于犹太人的掌控之下：“由共济会宣扬的民族自我保护和平主义论调，被犹太媒体宣传以麻痹大众。”1930年代中期前，纳粹德国并未将共济会视为严重的威胁。海德里希甚至建立了一个共济会博物馆，艾希曼早年在保安处期间曾于此研究这一被他视为“消失的仪式”。另外，希特勒在1938年4月27日颁布了一个声明，其中的第三条解除了前共济会员加入纳粹党的限制，条件是“只要申请人不是共济会会所的高级别成员”。希特勒始终将共济会视为一个阴谋组织，但其参与者并未受到如同犹太人那样的系统迫害。集中营中的共济会成员是以政治犯的身份被关入的，他们佩戴红色倒三角标志。
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认为由于许多被捕的共济会成员也具有犹太人或政治反对派身份，尚不清楚有多少人仅因为其共济会成员的单一原因被送入纳粹集中营。苏格兰共济会总会所估计被处决的共济会成员约在80,000 到 200,000 之间。

耶和华见证人

约12,000名耶和华见证人因拒绝宣誓效忠纳粹党或参军服役而被迫佩戴紫色三角形，他们被送至集中营，并给予他们放弃信仰、屈服国家权威的选择。约2500-5000名耶和华见证人被杀害。汉堡诺因加默集中营纪念馆主任、历史学家Detlef Garbe 写道：“没有任何宗教运动能如此坚定一致地顶住压力，不屈从于国家社会主义。”

独特性存疑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奥肯那根大学教授亚当·琼斯认为，自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后，认为犹太人大屠杀具有独特性的观点已不再广泛流传。
1997年，《共产主义黑皮书》出版后引发了对苏联与纳粹罪行间进一步的比较。该书认为苏联和纳粹的罪行间并没有很大差异，只是纳粹的做法比苏联激进得多。在犹太大屠杀研究界中，诺曼·芬克尔斯坦写道大屠杀唯一性的观点最早出现于1967年的公开谈话中，但纳粹大屠杀学界并未接受这一观点。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史蒂文·卡茨认为大屠杀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种族灭绝行动，并认为“大屠杀”（Holocaust）一词专指“欧洲犹太人的苦难”，而不包括其他纳粹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