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

清朝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3月10日的上海租界，当时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这期间在东北发生了日俄战争。中国红十字会缔造者是出生于茶商世家的商界和政界领袖沈敦和。沈敦和用红十字会的中立性作为盾牌，带人进入日俄交战地区救护被困在里面的中国平民百姓。沈敦和创建的红十字组织是由中国富人和生活在中国的著名西方人构成。这个新的红十字会在政府官员、中国精英分子、西方医务工作者支持下，在中国东北救援了超过25万人。
在日俄战争后，中国红十字会在成倍扩大，以提供和平时期的救济。救助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成了红十字会的新的工作。洪水、饥荒、火灾缠绕着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除此之外，还有突然爆发的内战。1906年清朝政府签署日内瓦公约，中国正式成为日内瓦公约成员国。
1906年，在旧金山发生的地震和火灾，摧毁了城市，造成了3,000人死亡。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为旧金山捐献了20,000两白银。
1907年，吕海寰上疏清廷，希望建立中国红十字会。1910年2月，上谕：“吕海寰等奏，酌拟中国红十字会试办章程请立案一折，著派盛宣怀担任红十字会会长，余依议。”在盛宣怀上任之前，致书吕海寰，希望将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并纳入民政部管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因此改名大清红十字会，并由民间组织转型为官办组织。

中华民国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后，吕海寰等人将大清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任吕海寰为首任会长，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为第23个国家红十字会，并于1919年7月8日加入红十字联合会。在1920年代，中国红十字会救助了其他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这个时期，红十字医院分布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红十字组织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中国人渴望参与爱国活动，特别是一个“现代性”的国际组织。截止20世纪20年代，有超过300个红十字会在中国。
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中国红十字会向日本派出救援队，捐献了折合20,000美元（1923年汇价）药品。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中国红十字会与美国红十字会、英国红十字会、国民政府和上海商界联系紧密。在军阀时期、十年内战期间，在战场上救援了大量的伤患，并提供寻人、转信等服务。
1933年，当日本侵入山海关时，国民政府批准颁布《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将“中国红十字会”更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先后隶属内政部、军委会和行政院领导。1949年两岸分治后，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蒋梦麟带领部分人员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继续运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置中国大陆的红十字会原秘书长胡兰生等7名主要干部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接管。中央人民政府研究决定：鉴于红十字会的特殊性质及历史状况，采取改组而不是接管的方式，将旧中国红十字会改组为新中国红十字会，人员全部留用，总会办公地点迁至北京。
1950年8月2日，召开中国红十字会协商改组会议（亦即新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新的理事会，明确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定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会议选举中央卫生部长李德全为会长，彭泽民、熊瑾月、刘鸿生、胡兰生（兼秘书长）为副会长。会议选出常务理事6人：中央卫生部技术室主任金宝善、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内政部副部长陈其瑗、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龚普生、救济总会秘书长伍云甫、救济总会副秘书长林仲。会议选出理事16人：华东教育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吴有训、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工商界人士王晓耒、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组织主任朱子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宣传组主任傅况鳞、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庼、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杨静仁、总工会会副主席，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全国妇联女工部部长曹孟君、全国青联秘书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吴晗、文艺界人士梅兰芳、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康克清、外交部顾问周鲠生、台湾自治同盟会主席谢雪红、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1950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公布的《中国红十字会章程》。鉴于红十字会联盟仍然承认上海的中国红十字会的现实，以及各国可自由委派、选举或指定其在红十字会联盟代表的规则，要求红十字会联盟保留中国红十字会及其代表的职位以待另提人选，并于改组后的1950年10月，由李德全会长率团出席了在摩纳哥召开的红十字会联盟21届理事会并当选为执委。
1952年第18届红十字红新月国际大会上，美国与东道国加拿大邀请台湾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与会，大会常设委员会决定给予海峡两岸的红会以“平等”的地位出席大会，大会表决结果维持了常设委员会的决定，但大会再次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为唯一代表中国的全国性的政府和红十字组织，而台湾代表团只代表台湾岛的“政府”和红十字会，此外大会选举中国为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台湾代表于7月31日退出大会。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了7个医疗服务大队共计666名医务人员赴朝鲜战场担任伤病员救护服务，30名队员于1952年1月29日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功劳章。中国红十字会还选派35名代表参加朝鲜战争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参与协助遣返战俘工作。
1955年冬，国务院明确中国红十字会与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合署办公，同时明确“红十字会的工作以国际为主”。
1971年第22届红十字红新月国际大会上，中国红十字会因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正式成为唯一代表中国的国家红十字会，而台湾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无法参与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正式活动。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规定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不再局限于卫生救护。
香港红十字会、澳门红十字会则依照红十字运动的精神，分别于1997年及1999年脱离英国及葡萄牙红十字会，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红十字会，成为其享有高度自治的分会。
1999年12月29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通知，“经报请中央编委领导批准，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由‘卫生部代管’改由国务院领导联系”。此后，各级红会改编为独立的社会机构，理顺了管理体制。
此外，中华民国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红十字会也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之一，在海基会和海协会沟通方式建立前尤其重要，早期在未开放通邮时期，曾经负责转信、寻人的业务，随后两岸红十字会于1990年签署《金门协议》，协助遣返来自中国大陆的偷渡客。两地发生重大灾变时，也互相透过红十字会象征性捐款，表达友善关切之意，但偶尔也会因主权之争而起争执，著名例子如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时，9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孙爱明表示任何国际红十字会要捐助给台湾地震的款项和救灾物资，都应知会中国红十字会。任何国家要援助台湾地震，也应先知会中国红十字会。在九二一大地震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原因，引发重大的人道主义争议。
2008年，中国红基会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15.37亿元，是上年募集善款总额的9倍。其中，接受地震捐赠款物13.92亿元，“红十字天使计划”接受捐赠1.04亿元，“博爱助学计划”接受捐赠3695万元。2008年中国红基会的“红十字天使计划”和“博爱助学计划”两大公益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免费培训了400名乡村医生和100名乡村教师，资助患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失聪、下肢残疾等重症儿童和贫困肿瘤患者近7800名，资助107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向农村中小学捐建“红十字书库”556个。截至2008年底，中国红基会在全国累计援建的博爱卫生院（站）总数已达2194所，博爱学校194所，红十字书库1112套，受益人口已超过690万人。
2011年3月以来陆续曝光出的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饮费事件、郭美美事件、“大肚女孩”捐款延迟事件、总会领导每人配两辆豪车事件等，令红十字会与其他中国慈善组织接收捐款数额剧减。

问题与质疑

自2000年代起，中国红十字会面临着自身改革及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有关负面事件的曝光也使得中国红十字会不得不面对公众不断发出的强烈质疑，特别是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给中国红十字会和其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组织带来了重大负面影响。

汶川大地震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国红十字会募得大量捐款，有内地民众引述中国红十字会职员对中央电视台表示需款一千多万元买一千顶帐篷，质疑为何帐篷要贵到一万元一顶，激起广泛回响，怀疑善款被贪污。红会最后澄清账篷平均价只是一千二百元一顶，但即使如此仍然比市价昂贵。红十字会在其它国家是独立的私人机构，但在中国红十字会是由政府掌管的，因此公信力不足。另外亦显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中国慈善机构依然没有足够的法例监管和由第三方核数的独立审查模式。

李连杰壹慈善基金

演员李连杰自2007年4月19日开始发起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提出“1人＋1元＋每1个月＝1个大家庭”的概念，即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集合每个人的力量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帮助有需要的人。但因为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民间公益组织不能向公众募捐，壹基金没有自己的独立账户和公章，只能使用中国红十字会的。在2010年9月12日李连杰向传媒表示壹基金计划可能面临中断。不过壹基金已于2010年12月登记成为“公募基金会”，因此壹基金就具备独立的法人身份，允许公开募款。

卢湾区红会高额餐饮费事件

2011年4月15日新浪微博上流传出一张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金额高达9859元的餐饮发票照片，导致了中国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和信任危机。

郭美美事件

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因为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而引发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与卢湾区红十字会高额餐饮费事件一样，引发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和信任危机。

“大肚女孩”捐款延迟事件

2011年6月15日，东南网报道了“大肚女孩”苏田田的不幸遭遇后，龙岩永定县多部门联合发出了“捐款倡议书”，同时由永定县红十字会开通了一个专门接收捐款的账号。事后，当地各界人士捐款共计5万元人民币，但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称：“新县里正在换届，目前卫生局长还没有到位，没有他的签字，我们不能转出。”所以，直到2011年8月15日（苏田田辞世后第35天），苏田田的父母才接到龙岩永定县红十字会的通知，让其签收当地人士通过红十字会捐出的5万元善款，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拿到钱，当地红十字会并未说明。

总会领导配豪车曝光

2011年8月9日，《博客天下》杂志副总编吴晨光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车库内停着若干辆豪华公车，红十字会司局级以上领导每人配车两辆，目的是应对北京的机动车限号措施。对于此质疑，中国红十字会回应称：“总会公务用车严格执行《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根据国管局2010年1月《关于增加中国红十字会公务用车编制的函》，核定该会公车15辆。目前，在职和退休的副部级干部每人配备一辆专车，其他领导每人一辆一般公车，车辆由国管局统一配发，所谓“每人两辆豪华公车”属谣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政策法规处处长丁硕在微博上称：“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的车是荣威750，自动档低配。”
随后有网友在微博中发布了一张图片，图片上显示有10辆陆虎越野车，所有车的车身上都印有红十字会的标志。

收取500万买路钱事件

IBTimes中文网称，中国红十字会要求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先援助500万元人民币，才能进入芦山地震灾区参与救助。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对此郑重作出澄清，强调该报道断章取义，误导读者，是完全错误的。中华民国红十字会赈济处处长陈炳林22日上午在接受新华社驻台记者采访时强调，《国际财经日报》这位陈姓记者的相关报道完全错误，“500万元人民币与中华民国红十字会进入灾区完全没有任何关联性”。

总会备灾救灾仓库商业出租事件

2014年8月18日，腾讯财经报道，中央投资1.17亿元建成、本应储存救灾物资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备灾救灾仓库，被红会以90万元/年的价格，出租给名为北京中迅誉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皮包公司，后者再转租给DHL等物流公司，从中牟利可能达到数百万元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