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歷史

史前时代（公元前5000年－公元1709年）

依据辖内的芝山岩遗址所得到的最新考古研究，台北市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有人类居住。也就是，当史前时代，台北仍为一个大湖泊而仅有诸如圆山、芝山岩等高地浮现时，就已有人类活动。他们食后所弃乌蚬壳、蚝壳、钟螺壳及川蜷螺等半碱水性和海栖性类成为贝冢，此外，当地亦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遗迹。

先陶与大坌坑文化（前5000年－前2700年）

根据台北市的圆山遗址考古资料，台北市至少包括了四个前后不同年代的文化遗迹，根据其中最古老的遗迹显示，台北市史前的人类纪录可溯自距今7,000年大坌坑文化、甚至更早；此活动历史纪录称为先陶文化。以现有资料显示，约2.7公顷的圆山地区所残存的史前人类纪录，以粗制石器和渔猎活动为主。所谓先陶文化，就是尚不会制陶的群聚；大抵居住于圆山高地，并以简单砾石器、石片器与简易网罟，捕猎山下湖内的渔贝维生。先陶文化层与左镇人或长滨文化相似，不过并无证据证明台北圆山文化与台湾其他地区的先陶文化有连系。
距今7,000年前至4,700年前，圆山地区发展出更进步的大坌坑文化。大坌坑文化为台湾新石器时代代表，其命名虽然是来自首次发现的大坌坑遗址，不过却广泛分布于包含台北圆山在内的台湾全岛各地。以现有资料显示，此阶段的台北史前人类，除继续活跃于圆山外，至少还包含位于圆山北边的芝山岩。地形相当类似的这两处遗址，合计面积广达约20公顷。而被归类于新石器早期的大坌坑文化，聚落规模尚小，除以狩猎和渔捞营生外，也有种植根茎类作物的初级农业。据研究推测，拥有该文化的主人可能是南岛语系民族的祖先，而发源自台北的原住民族，正是南岛语族的一支。

圆山文化与芝山岩文化（前2800年－前500年）

距今4,800年前，继先陶文化与大坌坑文化之后，台北出现了圆山文化，此文化与早前的两个史前文化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分布区域极广。以台北市而言，该文化分布于台北盆地北侧的圆山、芝山岩、关渡一带等，区域甚至可能遍及淡水河沿岸与新店溪下游的岸边小山丘处。而根据自1964年起陆续展开的碳14测试，以贝冢著称的该文化存在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800年至前500年，而因为发源地颇为封闭，圆山文化虽持续2,000年以上，但期间并没有长足的进化。圆山文化遗迹的食用贝类多属于半淡半咸水性的贝类。另外，该文化已学会饲养家畜与较高级的农耕技能，甚至有证据显示该年代可能已有稻米农作。以文化时间带区分，圆山文化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史前文化。
这时期的台北除了圆山文化外，尚存在另一个重叠的史前人类活动纪录，那就是芝山岩遗址。与该遗址同名的芝山岩文化，存在于距今约3,600年至3,000年前间，已有木制器具、绳索、稻谷与植物种子等人类活动纪录，也有充当农具的石器、陶器和骨角器。比较特殊的是，该遗址还出现罕见的掘棍与装饰品。

平埔族时代（1000年－1709年－）

学者以十三行文化的种种特征，推断该文化为平埔族的活动纪录。虽说尚无文字记载可供佐证，但是大致可以确定的是在公元17世纪的台北市，多数已从湖泊变成以平原为主的湿地，而在此湿地捕鱼、狩猎，山田烧垦式农作的住民即为平埔族，而居住在台北市的平埔族，一般则又被称为凯达格兰族。
不论是1603年陈第所写的《东番记》还是1697年郁永河所著的《裨海记游》，都明确记载了17世纪前凯达格兰族于台北的活动纪录。相传该族祖先是从台湾本岛最东境的岬角——三貂角登陆，1694年发生康熙大地震时，仍为台北地区最主要的住民结构组成部分。虽然在此一时期，台湾其他地区已历经荷治，郑氏王朝，中国清朝的统治，但台北市仍为平埔族聚居的未开垦平原。除了1632年，80多名西班牙人组成的探险队曾短暂入内，前往该族北投社、里族社等社安抚传教外，并无任何开发。而台北的平埔族独占时代，一直到1709年陈赖章垦号入垦台北才渐次结束。但日本学者于19世纪末所做的语言调查和记录显示，台北县贡寮、基隆、台北市、新店、板桥、桃园北部这一带的平埔族仍大都属于凯达格兰族。
因凯达格兰族汉化极早，因此相关文献纪录不多。就现有资料显示：该族与其他平埔各族同为母系社会，从婚姻与财产制度中可显而易见——男性必须入赘，家产也由女性继承，这与汉人文化有极大的差异，此差异迄今仍存于台北某些地区。此外，现今台北市许多地名为凯达格兰族社名音译而成。例如：大龙峒、北投、唭哩岸等。而这些平埔族社群，计有圭武卒社与大浪泵社等族群。
圭武卒社（Kimotsi）是20世纪前，台湾平埔凯达格兰族的一个支系部落，活动范围约为现今台北淡水河岸的大稻埕一带。据荷兰人于1654年所绘制的《大台北古地图》
，该社至少有百余户。该文献亦显示，该社除了以渔猎为主之外，也从事农业，活动范围则可达社子岛。更有迹象显示，当时包含圭武卒社在内的凯达格兰族已有灌溉水源的雏形。
除了圭武卒外，台北市内较大的凯达格兰族社尚有大浪泵（Paronpon）社，活动范围则约为现今台北市的大龙峒与圆山一带，实际上，台北市的大同区、大龙峒以及圆山的旧名——大龙峒山，皆源自大浪泵社的音译。迄今Paronpon仍是台北市大龙街的音译名称（Paronpon St.）。
大浪泵社于文献的初次记载，也同样出现于荷兰人于1654年所绘制的《大台北古地图》。后来因为发生康熙大地震，该地图所描述的大浪泵居住地与当地样貌与1697年郁永和《裨海纪游》、1704年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以及1722年的番俗六考等都有所出入。不过一般认为该社的活动范围不脱基隆河与淡水河交界处附近。

清治时期（1683年－1895年）

早在1620年代，荷兰与西班牙即已先后入侵台湾，并展开对台湾的统治。其中西班牙占领与传教区域约包含今台北市的松山与北投。随后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台湾南部为根据地的明郑郑氏王朝，其屯垦地区并未包含台北。一直到清朝入侵台湾后的18世纪初，台北才正式大规模开垦。

移民时代（1683年－1800年）

从18世纪开始，主要来自福建闽南人及少数广东客家人的汉族移民，就扮演了开垦台北市的角色。这种以官府力量为副、移民势力为主的此阶段历史模式，与台湾其他新兴城市大致相同。换句话说，清治时期的台北市历史，除了台北开府、建城之外，可说全是以移民为主的历史。也就是在强悍的汉人文化入侵下，原本居住于台北的凯达格兰族，最终于20世纪初几近灭绝。
首开开垦台北风气之始的，是18世纪初的陈赖章垦号。陈赖章是指中国大陆泉州人：陈天章、陈逢春、赖永和、陈宪伯、戴天枢于1709年为了合股开垦大台北地区而成立的团体，“陈赖章”这个名称即是取合股人的姓氏姓名而成。像这样以土地开发、开垦为主的合股团体，一般来说都称为“垦号”。陈赖章垦号所申请的地区为台湾北部的大加蚋，其开垦范围面积相当广，包含艋舺、锡口、大龙峒和大稻埕等现今台北市的中心地带在内。其中又以艋舺的开垦为主要区域。因此，一般来说，台北市在地信史的正式启动是由艋舺开始，而诸如艋舺龙山寺和艋舺清水岩等历史建筑，也都是由于此一泉州垦号的进驻而来。陈赖章垦号不但是18世纪初台湾最大规模的汉人开垦事件，也造成了日后台北地区平埔族的迁移、同化与灭绝。
1723年，朱一贵民变平息后，巡台御史吴达礼报请朝廷增设淡水厅，并管辖大甲溪以北，此建议随即获准，台北市也因此首度纳入汉人行政体系。不过，台北市所在的区域，此时仍多属平埔族所聚居的“蕃境”，为避免纠纷，清政府仍严格禁止中国大陆移民径自开垦。台北市广大的平原耕地所带来的诱惑，使得清廷禁止汉人移民进入台北的禁令无法产生拘束力。
1729年，广东客家人简岳一族至拳山开垦，与当地凯达格兰族发生纠纷，造成数百汉人死亡，全族尽灭。此次事故，让清朝官员重申台北市为蕃界的的禁令。并规定不论生蕃、熟蕃，皆与汉人勒石分界。其属地如有“奸民偷越蕃境、抽取藤条、捕杀山鹿、私运货物者”，主管的地方官员都会受到降级调用及罚俸的连坐处分。不过此一禁令依旧无法阻挡从淡水河上岸的零星移民。而为了管理移居台北市所在区域内的汉人，淡水厅于1731年在八里设置巡检司，其范围包含已有相当多汉人居住的干豆门、北投和南港。
1740年，继泉州人之后，同样来自福建的漳州府人，首次大举移民至台湾，代表人物为郭锡瑠。在他的领导之下，漳州人首度进驻台北松山一带，并从新店青潭溪兴建可供灌溉景美、公馆，甚至松山的瑠公圳。由于瑠公圳的成功开凿，让漳州人的开垦速度加快不少。这阶段，除了水利之便造成的移民与开发外，台北市地区尚有1741年漳州府移民何士兰的开垦内湖和士林，1742年至1749年间泉州人开垦木栅与少数客家人的持续开垦拳山。这数波移民潮除了引发不少原住民与汉人的冲突，也促成大量汉人男子与平埔族女子通婚，进而间接加速平埔族的汉化。这项汉化趋势，于1765年设立理番同知官衔后最为显著，在鼓励原住民族汉化的政策下，一年内包含台北在内的台湾汉化熟蕃所属平埔族达93社，归化称臣的生番200社以上。

高度开垦与台北开府（1800年－1895年）

除了泉州三邑人居住的艋舺与漳州人所居的八芝兰两聚落持续开垦发展外，泉州同安人聚居地的大龙峒与大稻埕也急起直追。这四个地区的开垦，也造成了多起分类械斗，并促成台北府城的兴建。

一府二鹿三艋舺

18世纪中期，众多泉州府（以泉州三邑人为主）人移民定居台北艋舺，与当地平埔族通婚后人口大增，艋舺因而趋于兴盛。早在1759年，原艋舺增设都司，不过仍为设于新竹的淡水厅管辖。1811年，原本设置于新庄的县丞机关移至艋舺，并随后设立台湾艋舺营。1825年，艋舺营主官从游击升格为参将。此外，也设置固定驻兵于艋舺的台北营制。
除了官方厅署渐渐转移至台北艋舺外，艋舺的移民速度与开垦速度也颇为惊人。位于台北盆地中心的艋舺，背临平原，经过水利系统不断地开展，形成物产丰饶的广大腹地，而人口增加也使各种需求快速扩张，这些因素造就了艋舺的商业优势。从此，艋舺继新庄之后成为水陆辐辏商业中心，盛极一时。据姚莹所著《台北道里记》记载，光是艋舺一地就“居民铺户四五千家”。因此盛况，产生了“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说法，表示台北艋舺已是全台湾第三大城市，且是台湾北部第一大城。

大稻埕与大龙峒的开发

1853年，艋舺的三邑人为了争夺艋舺港口的泊船权利，攻击八甲庄（今老松国小）的同安人，但无法越过沼泽，后来竟然烧毁安溪人信奉的艋舺清水祖师庙，以便借道偷袭八甲庄，同安人死伤无算，房屋全数焚毁，三邑人获得械斗的胜利，史称顶下郊拼。同安人不得不将信仰的霞海城隍与整个宗族举家从艋舺迁徙至数公里远的大稻埕经商，艋舺港口后来淤积，船只多改停大稻埕。大稻埕成为北台湾的商贸中心，19世纪中期后，新兴台北的发展约等于大稻埕商圈的发展。
同安人聚居于大稻埕一带，与附近的港口码头息息相关。19世纪中期，尚未淤积的淡水河，依旧可航行来自闽南一带的戎克船。大稻埕码头所带来的航利，除了方便移民人潮上岸外，更可带动商业的运作。于是大稻埕逐渐得到发展，与艋舺共同成为台北市的两大聚落。
泉州同安人除了开发大稻埕之外，还有大龙峒。大龙峒又称为“大隆同”，旧称大浪泵，源于平埔族凯达格兰族“大浪泵”社的闽南语译音。根据历史记载：18世纪之前，大浪泵社全境皆为平埔族人所聚居，并无汉人。1802年，泉州同安人王元记、王智记、陈兰记、陈陞记、高明德、郑西源等六户，在此开设44间瓦店，因而形成俗称四十四崁的街道，该街道取其原“大浪泵”地名闽南语谐音于隘门街坊，题名为“大隆同”，希望能“大为兴隆同安”。一般来说，大龙峒发展虽然不如大稻埕，但仍以文教功能闻名。

分类械斗

清治时期的台北汉人移民村庄，多为漳、泉两大族群所盘踞。分布地点大抵为士林、艋舺、大稻埕和大龙峒四地。这里面，漳泉两地虽同源自福建，语言、风俗接近，但数百年来，该两府就常因各种利益与宗教信仰发生冲突，而两族群的冲突，即使移民到台湾后，依旧非常激烈。
漳州人与泉州人武力冲突的理由十分复杂，但是基本上不脱利益冲突的性质。这些冲突包括：先来后到的土地分配冲突、灌溉水源争夺、争取垦地与建屋盖庙争议等。加上当时清朝官府控制力薄弱，无法禁绝遏止，民风强悍与罗汉脚人数过多等原因，漳泉械斗时有所闻。多次漳泉械斗当中，又以1859年的械斗最为激烈，不但造成漳州人八芝兰（今士林）村庄全毁，退居芝山岩避难，也导致后来八芝兰地区的重建。不过也由于此次争斗过于惨烈，两帮人马所属地域的士绅最终出面调停，漳泉台面上的争斗至此才告一段落。

台北府城

让台北开始迈入台湾首善之区是1880年代的台北府设置与台北城的构筑。这两项措施，不但让台湾的行政中心正式由台南移至台北，也让台北成为台湾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而究其因，1874年发生在与台北相隔数百公里的台湾南部牡丹社事件，是促使台北建城的远因。随后，想藉台北升格来充实北台湾军防的清朝政府，于1875年批准了“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的“台北拟建一府三县”奏折。至此，台北府城才正式成立。
台北建府之议钦准不久，为求防务需求，清朝初步决定于艋舺与大稻埕之间的未开垦荒地构筑台北城。并构想将重要台北府城官署、宗庙等建筑设立其中。在首任知府陈星聚与其后1881年上任的直属长官福建巡抚岑毓英积极筹款兴建，台北城终于1882年委由台湾道道员刘璈正式开工兴建。在陈星聚知府与台湾道刘璈两相合作后，台北城的城池终于在1884年正式完工。
台北城完工之际，城内文庙、武庙、开漳圣王庙、城隍庙和天后宫等庙宇也陆续落成。除此，面积约一平方公里的台北城也相继同时建造了淡水厅、台北府、台湾布政使司衙门和台湾巡抚衙门等署衙，此时台北城内俨然正式成为全台北甚至全台湾的宗教与政治中心。之后的数年内，台北也在清朝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建造下，成为具有铁路和电灯的现代化都市。

日治始政时期（1895年－1910年）

因为台北为所有台湾主要城市中最接近日本本土，加上也是刚起步的新兴城市，容易实施市区计划，因此统治台湾的台湾总督府与清代台湾巡抚相同的选择台北作为台湾的首府，也就是政经中心，台北因此有了“岛都”的称号。
顺利进入台北城，并以台北作为行政中心的日本统治者，对于以守备日本为主的台北城存在价值抱持不同看法。在1900年的市区改正计划中，台湾总督府以街地整理与贯通道路为由，连同城内官祀文武二庙（孔子庙、关帝庙）一起，开始拆除台北城墙，并扩展台北市的范围。
撇开较引起争议的破坏古迹之举，台湾总督府的拆城计划让台北市范围从一平方公里范围扩展近数十倍，且借由道路贯通，让大稻程与艋舺两大区域融合成为一城市。这些交通上的改革，也包含随后的铁路改建、巴洛克式街道开通、对外桥梁等硬件设施。得此畅通的铁道交通，台北迅速成为可直接控制全台西部走廊的湾首都，不过也因得此方便，让台北于1904年之际成为台湾最大的城市。

政军经中心建立（1910年－1940年）

约略的市区改正后，台湾总督府于1930年代期间，陆续完成了台北做为台湾政经中心所需的软硬件建设。而这些包含各主要机关的官署厅舍建设，大量公学校设立也促成了台北市范围向外扩充，而此扩充则以南北向及城东为主。
由日本人组成的该政府或其所辖台北地方政府于治理台北初期，先将原本占领城内清代留下的土地与建筑，如旧有街屋及重要官署衙门，加以兴建属于总督府或日本新移民的所属机关建筑及住宅，并移民大量的政府官员家眷入台北城内。这区域包含当时西门街、府后街，一方面拆毁旧有建设，另一方面建造包含台湾总督府、台湾银行、台北州厅、专卖局等官署厅舍。而这些大多位于台北城内的建物，通常华丽宽敞且结构坚固，其使用状态甚至沿用到二战战后，也提供台北于战后的复苏资本。
早在1895年，台湾总督府为了宣导国语已开始于台北各地普设国语传习所，不久此教育机构更名为公学校。1919年台湾教育令颁布，总督府开始实施半强迫性的义务教育，这项早于日本本土的教育政策虽说具实验性质，但仍使台湾人于1930年代的就学率达70%。而这些公学校设立的地点，通常就是漳泉汉人密集居住的大稻埕、万华、大龙峒松山及士林地区。
在社会教育上，做为台湾首善之区的台北，也设置多处改善社会不良习俗的正风会。这些团体有台北厅风俗改良会、艋舺同风会、大稻埕同风会等。至1923年，台北市同风会共有51所，会员有14万人左右。后来此会也于之后更名为教化联合会，不过其改正结辫、蓄发、缠足、蓄奴、纳婢等不良习俗的宗旨并没有改变。
除了这些硬件设施外，台北也负起各种新政的试行与推广，其中包含度量衡、标准时间和衣着规定等。就在各项软硬件建设下，台北规模与风貌逐渐脱离农业社会的特征，变成了具有东洋味道的现代都会，而1935年举行的台湾博览会上，作为主要展示场地的台北市呈现了这种急剧改变的面貌。
1920年代，旧台北城内区域为主的城内建筑渐趋饱和，却还是有愈来愈多的日本内地人来到台北。在此不平衡的情况下，城内空间不足，地价又贵，于是有些人便在台北城区的西方，介于艋舺与大稻埕之间的空旷墓地兴建市场、邮局、神社、学校，这区域就是西门町，此地区直至2010年代的今日，仍为著名闹区，并以西门町徒步区延续至今。
不过此区域过窄，台北市区不得向西门以外区域延伸，因为扩展面面临淡水河，在现实发展下，台北区域只好向南北发展。因此，台北南门附近的龙匣口庄成为新兴住宅区（今建国中学附近）。另外，除往南发展外，1920年代至1930年代因为兴建于市区北部台湾神社与宽敞敕使街道（今中山北路）等因素，让剑潭地区该街道两旁街廓成为高级地段，并在此年代兴建多为独栋独院的高级住宅。
1930年代期间，相较南北的发展，台北往东发展的发展则更为明显。在以60万人口为设计的台北市区都市计划中，总督府开始于台北东门附近的东区大量增设学校预定地，其中以东门町及富田町为最多，而随着学校兴建，台北市大量民宅也随之在此区域兴建，形成御园村或昭和町等新开地。这种官方主导公共建设，民间配合的都市东移政策，从1930年代一直沿用到21世纪的台北。
1935年，在南北与东区的快速发展下，面积不到百平方公里的台北市，共有日籍人士8万人与台湾本地人18万。若加上约两成来自中国福建的商人，台北市人口突破32万，而当时台湾人口只有530万。也就是说，只占台湾面积3‰的台北市却占据台湾总人口的6.3%。

战乱台北（1940年－1945年）

1930年代末期中日两国展开大规模战争。包含台北市的台湾虽未受直接牵连，却仍因战时影响，所有台北市的经建建设均遭停滞，不但如此，许多台北的台湾河洛人与客家人也不得不皇民化与加入太平洋战争。另外，战时也造成全面性的物资缺乏与人口的流失。这种现象在1944年之后，如盟军空袭台北与市区人口疏散之后，更加明显。这阶段，台北城内包含荣町、京町、文武町、书院町、明石町、旭町的总督府辖主要官署建物均遭程度不一的损坏，而学校、民宅也多有破坏。
1945年8月，日本于二次大战战败，依据盟军太平洋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第1条规定，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委派将领代表前往中国战区各受降区、越南北部及台湾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并军事接管属太平洋战区的台湾。1945年10月25日，蒋介石委派陈仪将军赴台北公会堂接受日军第10方面军的投降。

战后发展（1945年以后）

1945年，台湾日治时期结束并迈入中华民国统治时期，台北被规划经营为台湾的政经中心而持续发展。国共内战后，台北市更被视同中华民国于台湾的国家首都。在此情况下，台北市的政经建设更为显著。
由于上百万军民于1949年随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加上1960年代众多中南部民众北上求学、工作的风潮，台北市的人口快速增加，除此，道路、住宅社区、学校等公共设施的新建工程也开始逐步进行。1960至1970年代，西门町是全台湾最热闹、流行的商业区，并形成了后来知名的电影街。1980年代为台北市的蜕变期，城市的商业重心从这时候开始逐渐东移至台北东区，1990年代之后，各种主要建设更集中于信义计划区。至此，台北朝国际化城市发展。不过如何兼顾传统社区或商圈的整建与原有特色的保留，仍常常变成该市社区发展一大课题。

台北新住民（1945年－1970年）

1945年10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设立于台北市。仍为台湾政经中心的台北市，却因十数万日本裔市民离开，人口从战前的30多万骤降到20万。由于管辖台湾的国民政府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加上官纪败坏、产销失调、物价飞涨、失业严重，使民众的不满情绪濒于沸点。1947年2月底，台北市大稻埕发生缉烟血案引起民众抗议示威，行政长官公署卫兵开枪扫射抗议群众，局势急遽恶化，引发从台北市延烧至全台湾的军民对抗冲突和省籍对抗，国民政府军队采取镇压屠杀与和实施清乡，造成本省人民众大量死伤，是为影响台湾数十年的二二八事件。1948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国民政府输出大量货币，以取得台湾民间蔗糖、米等资源，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连带使得旧台币币值大幅贬值，造成台湾物价水准急遽上扬，引爆经济危机，此刻的台北市也连带受到影响，百业萧条，经济低迷。
1949年12月，国共内战的战局逐渐明朗，国民政府被迫从中国大陆迁至台北，中央政府所在地台北市自此成为中华民国的实质首都。除了首都的设置与经营外，大量外省人迁入台北成为新住民，使得1950年代成为台北市发展的关键。当时上百万的外省人以定居台北最多，加上1960年代由于城乡差距带来的就业机会不均而吸引来台北的台湾中南部移民，不但让台北市人口从战后的20万迅速成长至1967年的100万以上，也让其人口族群结构，产生与台湾其他都市完全不同的现实状况。
党外人士如吴三连和高玉树以无党籍身份当选为具实权之首都市长，中国国民党为确保于战时首都
的执政地位而于1967年依1930年颁布之《市组织法》将台北市升格为院辖市，但由于当时《市组织法》无法适用台湾当时戒严时期实际情况，因由行政院以行政命令方式颁布台北市各级组织及实施地方自治纲要推动地方自治，市长则由行政院派任，以架空高玉树。1968年将原台北县与阳明山管理局加起来共六乡镇（北投、士林、内湖、南港、木栅、景美）并入台北市，扩大台北市行政区域，以因应人口增长趋势，并积极开拓东区田野发展。该市政府除了沿用日治时期已订定的市区计划外，更着重以土地高度利用为主的公共建设开发，并加速拆除市区大量旧建物。
此阶段台北持续繁荣，各项建设也朝向现代都会发展，如台湾规模最大的博物馆国立故宫博物院于1965年于士林区外双溪开幕。不过因为人口增长超乎预期，加上经建建设失之妥当，交通、环境保护等各项建设不敷使用，因此1970年代末，台北市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各种社会问题。

迅速发展（1970年代－1990年）

1975年1月台北市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大会的第一次会议纪录：“我台北市为首都所在地，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之枢纽，尤为国际观瞻之所繋...”因而，其建设尤为政府预算支出的优先项目之一。1970年代至1980年代，台北市各地除了持续兴建高楼民宅外，也因应台北交通壅塞，市区内各种交通建设积极展开。其中，80年代末开始的台北市区铁路地下化工程与初期台北捷运的建设，虽因施工占去部分道路面积而造成台北交通堵塞及运输机能大减，导致交通黑暗期，但随之带来噪音、震动、空气污染的减少，提高沿线生活环境品质，让台北市交通状况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
1980年代，台湾经济延续著高度成长。在大批外资进入后，台北市顺利转型为以服务业为主的都会型城市。这期间最具代表的，莫过于1984年美国麦当劳与7-11超商等新型外资商店的进驻台北，这两家指标商店的引进，使台北产生极大的变化，许多传统型的商店相继被取代。随后1987年台湾解严及政治松绑等政策，更促成台北市迈向更自由的都市。政治开放所带动的活络经济，使台北市各项政经建设更加蓬勃发展。而高度自由且有活力的生活状态不但让台北成为世界性都市，也将其台北生活模式带动至台湾各地。台北世界贸易中心与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均于1980年代后期完成。相对的，商业高度成长与交通便利也带来物价飙昇、地价高涨、贫富不均、环保等问题。这些问题除了让台北居民痛苦指数极度上升之外，也让部分台北市居民离开台北，选择台北县（今新北市）甚至基隆、桃园、新竹做为居住地。于是在1980年代末期，台北人口成长率趋缓，卫星城市增多，台北市也变成大台北共同生活圈的一个区域。

精致化与国际化（1990年迄今）

1990年代之后，历经20年的市区铁路地下化、快速道路、台北捷运初期路网、公车专用道等交通建设陆续完成，相当程度地纾解了交通上的压力。1993年落成的新光人寿保险摩天大楼成为当时全台最高的建筑，并长期成为观光景点。此外，台北也持续建构更便利的人文与教育环境，并在更开放的市民主义观念下，逐渐建立以服务业为主，且朝多元化目标发展的都市前进。跨入21世纪前后的数年，台北市虽历经政党轮替，也曾发生过1997年白晓燕命案的治安危机、1999年921地震的东星大楼倒塌事件、2001年纳莉台风所造成的数亿美金损失、2002年台北旱灾缺水危机及2003年的SARS危机等重大民生事件，但并不影响台北市成为国际化都市的进程。1998年，国际地方政府联合会“世界首都论坛”即于台北市召开，市长陈水扁和美国华盛顿特区市长贝里等各国首都市长一同晋见曾任台北市长的总统李登辉。
就都会整体扩张方面而言，位居台北东区，以台北101为主要地标的信义计划区开始快速发展，成为台北首要的中心商务区，台北市政府与议会亦迁至该地。该区域的现代化街道，使台北市呈现国际化都市表征。另一方面，在积极国际化的同时，台北市也开始认知传统建筑拥有的文化价值。2000年后，台北市开始重视台湾文化建设的内涵与素质，并开始提倡文化平权、重现历史记忆、强调庶民传统、推动文化产业、提倡台北学及释放政府资源，并创造出崭新的台北文化气象。

台湾民主化转变的城市文化及空间场域

在都市文化政策和都市政治方面，台北市文化治理自改制直辖市以来，有三阶级的改变：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配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反共和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及威权国家体制下，采取文化宣传与管理并进的“精神建设”；197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国族论述逐渐让位给浮现中的消费社会，迎合的是都市中产阶级的文化消费需求的“富而好礼”阶段；1990年代中期在台湾民主化背景下，第三阶段是台北市市长民选之后的，城市文化治理大幅扩展意涵和范围，包括“强调多元族群文化，重视庶民记忆与城市书写，扩大史迹保存范围与活化再利用，突显地域特色，并以艺文节庆、公共艺术和城市景观塑造出城市文化形象，期许以文化产业和象征经济的发展跻身国际城市行列”，展现台北市文化治理“成为都市意义争论的文化政治领域”。

选举与民主启蒙

台北市从1935年市会及街庄协议会员选举起开始经历直接选举，二战后的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48年立法委员选举、1951年台北市长选举、1954年台湾省议员选举、1969年立法委员选举／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994年台北市长暨市议员选举、1996年总统选举、2004年全国性公民投票等代表性选举也都标志着台北市民所争取与亲历的民主化洗礼。
从1920年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到1964年“台湾自救运动宣言”、从1931年蒋渭水的大众葬到1986年要求中国国民党解除戒严的519绿色行动、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到延续半世纪的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从1960年组党失败的雷震事件到1986年民主进步党的“非法”成立、从1980年林宅血案到1981年陈文成事件，台北市民都或深刻感受到威权政体带来的压迫、或主导著全台湾的政治社会走向。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等台北市长先后成为总统，自1988年起连续主政台湾逾26年。2014年台北市选举，柯文哲击败中国国民党候选人，继2006年、2010年连任的郝龙斌之后而成为首都市长者。

空间解严

台北市1990年代晚期政治条件的变化，从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进行一连串打造台北市市民主体的空间与文化政策，以“市民参与”、“还空间于民”的空间规划，企图瓦解殖民时期以来“伪公共空间”而提出“空间解严”政策方向，来回应1980年代以来的各种社会运动，并缓和、整合台北市在“后威权”时代的认同。比如在1996年3月21日将总统府前的介寿路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其广场改名为凯达格兰广场，即是象征对台湾原住民历史及文化的尊重。不过马英九却在当选总统后于2009年计划扩大博爱特区管制范围，被民进党批评为是倒退的作法，并指出“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时，主张博爱特区空间解严，大幅开放特区内的公园设施让人民亲近，当时民进党政府表示欢迎”。

社会运动场址

身为首都的台北市也因系中央政府所在地而有着各种示威抗议，从郑南榕与詹益桦的自焚到野百合学运及太阳花学运，从白玫瑰运动到白衫军运动，从锺鼎邦事件到大埔事件，从无壳蜗牛运动到巢运，台北市都是吸引台湾人民与媒体关注的最重要活动城市。除了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各类议题的大型集会游行，台北市还有着农民抗议、劳工游行、反核游行、百万人民倒扁运动、反媒体垄断大游行、228百万人手牵手护台湾、女权游行、同志游行等各种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
此外，天马茶房、法主公庙、紫藤庐、殷海光故居、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自由巷等也都成为记录台湾走向自由民主历程的重要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