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屠杀

意识形态

一些理论，比如鲁道夫·拉梅尔的，提出共产主义是大屠杀的明显的诱发因素，引起了学术争议；此条目不讨论该些理论的学术认可。
Klas-Göran Karlsson写道“意识形态是思想的系统，本身不能犯罪。然而，把自己定为共产主义者的个人、集体和国家，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名义下犯罪，或者在谈论他们犯罪的动机的直接来源时不提及共产主义。”
根据鲁道夫·拉梅尔，共产主义政权所做的屠杀可以解释为绝对权力和绝对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在所有的信仰当中，不论是世俗的或其他的”，拉梅尔把马克思主义定位为“迄今为止最血腥的——比宗教裁判所、历次天主教十字军东征和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三十年战争还要血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血腥的恐怖主义、极端的清洗、致命的集中营与致死的强制劳动、毁灭性的放逐、人为的饥荒、法外处决与欺诈性的作秀审判、彻底的大规模谋杀与种族灭绝。”他写道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构造乌托邦的过程视为“对贫穷、剥削、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战争——而且，就像一场真正的战争，非战斗人员会不幸地卷入战斗中。会有必要的敌人伤亡：神职人员、资产阶级、资本家、‘肇事者’、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暴君、财主和地主。就像一场战争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可能会死亡，但这些死亡最终会被证明是值得的，就像二战中希特勒被打败。对于实行统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目标足以正当化所有的死亡。”
斯蒂芬·罗斯非尔德在他的书《红色大屠杀》中指共产主义的内部矛盾“导致了杀害”大约6000万甚至更多的人，而这场红色大屠杀——由共产主义领导者如约瑟夫·斯大林、金日成、毛泽东、胡志明和波尔布特造成的和平时期的大屠杀和其他相关的反人类罪行——应该是任何对共产主义净评估的中心。他声称上述的领导者是“犯下了大规模屠杀的严重罪行。”
罗伯特·康奎斯特强调斯大林的清洗没有违背列宁主义的原则，而是弗拉基米尔·列宁所创立体系自然而然造成的后果，列宁自己就下令处死了当地阶级敌人的人质。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设计师及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的领导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具体阐述了这一观点，称“事实是在惩罚性的行动中斯大林没有想出列宁时代没有的东西：处死、劫取人质、集中营和所有其他的”。历史学家罗伯特·盖勒特里表示同意，说“换一种方式讲，斯大林只加入了一点点列宁没有引进或者预演的。”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政府中对他的同僚说过：“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击毙怠工者和白军士兵，那算是什么革命呢？”
安妮·阿普勒鲍姆声称，“毫无例外，对一党制国家的列宁主义信念在过往和现在都是每个共产主义政权的特征”，而且“布尔什维克式的暴力在每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中都重复发生了”。列宁和契卡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说过的句式被部署到了世界各地。她强调即使到了1976年，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仍在埃塞俄比亚肆意制造“红色恐怖”。
文学史学家George G. Watson在《The Lost Literature of Socialism》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保守的，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并试图回到古代和等级制度。他声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其他人的作品显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要求并需要种族灭绝，原因隐含在其宣称封建制度—其中先进的国家已经让位给资本主义—必须反其道而被社会主义取代。整个国家会在工人革命后遗留下来，封建残余在社会主义时代，而且因为他们不能一次就前进两步，他们要被消灭。他们是种族渣滓，按恩格斯的话说，并且只适合逗留在历史的粪堆里面。”Robert Grant批评Watson的主张为“可疑的证据”，声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至少是一种文化灭绝；但这不明显，至少从Watson的引用中，实际的大屠杀，并不（用他们的用语）仅仅是‘吸收’或‘同化’，是个问题”。
Daniel Goldhagen、理查德·派普斯、和John N. Gray在给大众的通俗读物中写了关于共产主义的作用的理论。

危机状况

Eric D. Weitz称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规模屠杀是在法治的失败下自然而然的结果，在20世纪社会动乱时期很常见。对于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大屠杀，“种族灭绝出现在极端的社会危机中，通常由政权的非常政策产生。”它们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政治决策。
罗克福德大学的Stephen Hicks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统治的暴力特征归结于那些集体主义政权抛弃保护人权并摒弃公民社会的价值观。Hicks写道一方面“事实上每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有遵循人道的可靠记录，因为其总体上尊重权利和自由，并让人们一起过上丰富并有意义的生活成为可能”，而在社会主义中“实践已经一再证明它比20世纪最坏的独裁政府还要残忍。每个社会主义政权都转向独裁并开始大量杀人。”
有关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规模屠杀的学术论文集《共产主义黑皮书》详细阐述了“从1917年俄国到1989年阿富汗的‘罪行、恐怖和镇压’”。Courtois称共产主义与罪恶之间的一个联系是——“共产主义政权……把集体罪行变为一个彻底的政府系统”——并称这一罪恶在于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不是政府的实践。
Benjamin Valentino写道大规模屠杀策略是由共产主义者选择来对大量人口予以经济上的剥夺。“这种速度和广度的社会变革与大规模屠杀的联系首要有两种原因。第一，像这样的变动产生的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常常导致经济崩溃、疾症，还有，最重要的，普遍的饥荒……共产主义政权对社会的激进变革的热衷与大规模杀戮之联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所追求的革命变革与他们人口大多数的根本利益发生了无情的冲突。事实证明只有少数人在没有高压的情况下愿意接受那种影响深远的牺牲。”
Michael Mann写道：“那些共产主义下的最高死亡率并非有意，却是由于被宗派主义恶化的巨大政策错误而造成的，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牺牲者们无情的或仇恨的观点所致。”
根据Jacques Semelin，“20世纪兴起的共产主义体系最后变成在毁灭他们自己人口，不是因为他们像那样计划去消灭他们，却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从上而下地重建‘社会机体’，即使那样意味着清除并重塑机体以适应他们新的独创的政治构想。”

民族文化的影响

马丁·玛利亚称俄罗斯的例外论和战争的经历通常是导致暴行的原因。

与其他大屠杀的比较

Daniel Goldhagen指出20世纪的共产主义政权“杀死的人比其他任何统治类型都多。”其他研究共产主义和种族灭绝的学者，像是斯蒂芬·罗斯菲尔德、Benjamin Valentino和鲁道夫·拉梅尔，提出了类似的结论。罗斯菲尔德声称“红色大屠杀”杀死的人可能超过了“犹太人大屠杀”和“日本在亚洲的大屠杀”的总和，而且“至少是同样邪恶的，鉴于希特勒种族灭绝的非凡性”。罗斯菲尔德和强调“尽管时下流行着减轻红色大屠杀严重性的说法，通过观察20世纪资本主义杀死了数百万殖民地居民，主要是通过人为的饥荒，但那些重度过失杀人没有一份清单能跟红色大屠杀的总数相比。”

苏联

苏联解体后，从苏联档案查询成为可能，包含了斯大林统治下出于政治或刑事犯罪处决大约800,000名囚犯的官方记录、古拉格中约170万人的死亡及富农强制迁移过程中390,000人的死亡——总计有约300万官方记录的牺牲者在这几类。
由斯大林的统治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估计在苏联及共产主义的研究学者间起了激烈争论。发表的结果随着估计的时间、标准及估算的方法而变化。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对苏联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分开来做估计，对斯大林主义时期牺牲者的估计从800万到6100万不等。一些学者当中，斯大林传记作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前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及耶鲁“共产主义记录”系列的导演Jonathan Brent提出约有2000万人的死亡。罗伯特·康奎斯特在他的书《The Great Terror》最新一版（2007年）估计尽管准确的人数永远无法确定，苏联共产主义领导人对至少1500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
根据Stephen G. Wheatcroft，斯大林的统治可被指控造成上百万人的“故意死亡”，即使由政权的“玩忽职守”及“残酷”造成的死亡数字明显更高，而且或许超过希特勒的。Wheatcroft排除了所有死于饥荒的人是“有意的死亡”，并声称那些确实符合的较接近于“处死”而不是“谋杀”的分类。然而，斯大林时期的一些行动，不光是乌克兰大饥荒期间的，还有去富农化及针对少数民族的目标行动，可被视为种族灭绝，
至少是在宽松定义上。
种族清洗学者亚当·琼斯声称“人类经历的记录中很少有暴行可与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政权后，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转向较为约束且很大程度上不是那么残忍的国内政策，之间引发的暴行相比。”他指出例外的是红色高棉（相对而言）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绝对而言）。

红色恐怖

俄国内战期间，双方都作出过恐怖活动（红色和白色恐怖）。红色恐怖通过政治警察契卡将数以万计的“阶级敌人”就地正法。许多牺牲者是围捕的“资产阶级人质”并准备就地正法以报复任何所谓的反革命挑衅。许多人在镇压反抗中处死，像是喀琅施塔得起义和坦波夫起义。Donald Rayfield教授声称“仅喀琅施塔得和坦波夫之后的镇压就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处决。”不少东正教牧师也被杀死。
根据Nicolas Werth，去哥萨克化政策其实是苏联领导人对“排除、消灭并驱逐整个地区的人口”的尝试。在1919年的前几个月，10,000到12,000名哥萨克被处死，而且更多的人被驱逐，在他们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后。

大清洗（叶若夫时期）

斯大林试图巩固自己作为苏联领导人的地位的尝试导致了对各类人拘留和执行死刑的剧增，1937–38年达到高潮（这段时期有时被称作叶若夫时期），并且一直持续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其中有约700,000人从脑后枪决，其他人在“调查拘禁”的拷打中以及在古拉格中因为饥饿、疾病、暴露和过度劳累死去。
逮捕行动通常根据反革命法实施，其中包括未报告叛逆行为，以及1937年修正案中未履行指定的职责的行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部（GUGB NKVD）在1936年10月到1938年11月的调查行动中至少有1,710,000人被捕，并有724,000人被处决。
至于对神职人员的迫害，Michael Ellman称“……1937–38年打击了俄国正教会及其他宗教的神甫的恐怖（Binner & Junge 2004）或许同样也能当作是灭绝”。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引用教会的文档估计超过100,000名牧师、修士和修女在此期间被处死。
前“富农”和他们的家庭构成了死难者的大多数，有669,929人被捕，并有376,202人被处死。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国内行动

1930年代，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国内掀起了一系列的行动，针对一些有反革命活动嫌疑的“国家特遣队”。总共有350,000人被捕，并有247,157人被处死。其中波兰人行动针对已不存在的波兰军事组织，其逮捕和处死人数似乎是最高的，有140,000人被捕，并有111,000人被处死。即使这些行动按照联合国公约可以定为种族灭绝，或按蒙蒂菲奥里定为“小规模种族灭绝”，对这些事件还是没有权威的法律裁定。

蒙古的大清洗

1937年夏秋两季，约瑟夫·斯大林安排NKVD特工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协助霍尔洛·乔巴山策划了蒙古大清洗，其中有22,000到35,000人被处死。大约18,000牺牲者是喇嘛。

苏联在二战期间的屠杀

1939年9月，随着苏联入侵波兰，内务人民委员会特遣部队开始在占领区清除“苏联的敌对分子”。内务人民委员会有组织地实行拷打，常常造成死亡。
最臭名昭著的屠杀发生在1940年春，当时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卡廷大屠杀中处死了21,857名波兰军事组织成员和思想领袖。根据波兰国家回忆研究所，150,000名波兰公民死于苏联在战争期间的镇压。
处决行动也发生在占领波罗的海国家的行动后，而且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初期，内务人民委员会和红军部队在从轴心国的进攻中撤出之前屠杀了上万名囚犯和政治对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共两党间长期流血的内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在中国建立政权。鉴于苏联的经验，毛泽东认为如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暴力是必须的，并且他大规模地策划和使用暴力。历史学界的共识是：在毛泽东夺取政权以后，其政策和政治迫害造成至少八千万人直接或间接的死亡。

土改和镇反运动

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在毛泽东时期第一次发生的大规模屠杀。根据1948年官方发布的资料，毛泽东构想“十分之一的农民”（大约五千万）“会被打倒”以促进土改。实际土改中被杀的人数据称会更低，但至少有一百万。
镇反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前国民党官员和被怀疑不忠的知识分子。至少712,000人被处决，1,290,000人被投进劳改营，并有1,200,000人“处以长期的思想改造”。

大跃进

Benjamin Valentino称大跃进是中国大饥荒的原因之一，而且饥荒最严重的影响被转向到政权的敌人。那些在任何先前的运动中被打成“黑色分子”（宗教领袖、右派、富农等）的人死亡人数最多，由于他们在食物配给中获得了最低的次序。历史学家冯客在著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中写道“胁迫、恐吓、系统性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基础”，而且“促动了人类历史上其中一场最致命的大屠杀。”他对中国省级和地方级档案的研究指出死亡人数至少有四千五百万，而且“很多情况下党对那时饿的自己人死去非常清楚”。在1959年上海的秘密会议上，毛泽东下命令从农村拨走全部粮食的三分之一。他说：“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冯客估计这一时期至少二百五十万人被草率地杀死或被折磨致死。很多地方，如河南、安徽出现吃人肉的现象。

文化大革命

汉学家马若德和沈迈克估计仅中国农村地区死于文革暴力的人数在七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之间。毛泽东的红卫兵被授予自由行使侮辱和杀死革命敌人的权力。例如，1966年8月，北京西部就有100多名教师被他们的学生杀死。1967年夏，湖南道县的三十六个人民公社在两个月内，掌权的中共武装人员与贫下中农杀害了四千五百名地富份子及其子女亲属，许多专政对象全家杀绝，连古稀老人与满月婴孩也不放过。广西不但把“专政对象”杀死，并把他们吃掉。

柬埔寨（民主柬埔寨）

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海伦·费因强调，即使柬埔寨领导人宣称坚持农业共产主义教条的外国版，红色高棉政权排外的意识形态反映出了更多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的现象。Daniel Goldhagen解释称红色高棉之所以排外是因为他们相信高棉人是“能够建立真正共产主义的人”。社会学家Martin Shaw描述柬埔寨的种族灭绝是“冷战时期最纯粹的种族灭绝”。
杀戮战场是柬埔寨在红色高棉统治下大片埋葬大量被杀的人的地方，在1975到1979年的这段统治期间，紧接着越南战争结束后。至少200,000人被红色高棉处死，至于对红色高棉的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估计，包括疾病和饥饿，占据约700万人口中的140万到220万的范围。
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因为战争和混乱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后果经历了严重的困难。根据Michael Vickery，在人口7百万的柬埔寨有740,800人因为饥饿、过度劳累和政治迫害而死。其他估计提出人数大约170万并被耶鲁大学的“柬埔寨种族灭绝研究计划”描述成“上个世纪人类最严重的惨剧”。
柬埔寨档案中心研究员Craig Etcheson提出死亡人数在200万到250万之间，“最接近”的估计有220万。经过5年对20,000多座墓地的研究，他总结“这些大规模墓地埋葬了1,112,829名牺牲者”。
斯蒂芬·罗斯菲尔德声称民主柬埔寨按人均计算是所有共产主义政权中最极端的，首要原因是“缺乏切实可行的生产力核心”并且“未能对大规模杀戮设定界限”。
1997年柬埔寨政府要求联合国协助开设屠杀审判庭。在2007年7月18日的起诉，向调查法官提出了5名嫌疑人的名字。2007年9月19日，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及其幸存的最高级成员农谢被判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但没有判种族灭绝罪，他会在种族清洗的特别裁决中面对柬埔寨和外国法官。

其他

大规模屠杀同样发生在越南、朝鲜和罗马尼亚。据推测保加利亚和东德也发生过大规模屠杀（规模较小），即使档案的缺失阻止了明确的判断这些事件的规模及行凶者的动机。
根据Benjamin Valentino，多数自称共产主义的政权没有犯下大规模屠杀的罪行。然而，一些大规模屠杀或许还是发生在一些东欧国家，即使没有足够的档案来对规模、意图和事件起因做出明确的判断。

保加利亚

根据Benjamin Valentino，可取得的证据显示50,000到100,000之间的人可能从1944年开始的部分农业集体化和政治迫害中死在保加利亚，即使档案不足以做出明确的判断。Dinyu Sharlanov在他的书《保加利亚共产主义史》中说大约31,000人在1944到1989年的统治中被杀。

东德

根据Valentino，80,000到100,000之间的人可能在1945年开始的一部分苏联的政治迫害中死在了东德。

罗马尼亚

根据Valentino，60,000到300,000之间的人可能在1945年开始的部分农业集体化和政治迫害中死在了罗马尼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根据鲁道夫·拉梅尔，从1948到1987年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强制劳动、处决和集中营造成超过一百万人死亡；其他人估计有400,000人是死于集中营。Pierre Rigoulot估计100,000人被处死，150万死于集中营和强制劳动，500,000死于饥荒，130万死于朝鲜战争。基于最近的朝鲜人口普查的估计表明240,000到420,000人的死亡是由于1990年代的饥荒造成的，而且1993到2008年朝鲜有600,000到850,000人非正常死亡。有指造成多达一百万人死亡的饥荒，被认为是朝鲜政府的经济政策所导致，而且被视为有意的“恐怖饥饿”。2009年，Steven Rosefielde称红色大屠杀“仍然存在于朝鲜”作为金正日“拒绝放弃大规模屠杀”的结果。

越南民主共和国

在1950年代初，胡志明政府发起土地改革运动，按照Steven Rosefielde，是“以消灭阶级敌人为目标”。牺牲者被以任意方式处置，伴随着4-5%的定额。刑讯逼供在当时被广泛使用。据估计50,000到172,000人死在反对富农和地主的运动中。Rosefielde指出存在更高的人数估计，在200,000到900,000的范围内，其中包括被处死的越南国民党员。

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

国际特赦组织估计共有50万人在1977到1978年的红色恐怖中被杀。红色恐怖中成群的人被赶进教堂并被烧死，而且女性被士兵有系统强奸。拯救儿童基金会报告红色恐怖的牺牲者不仅包括成年人，还有1,000多名儿童，多数年龄在11到13岁之间，尸体被扔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街道上。据称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自己亲手杀死了政治对手。

匈牙利

在1919年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期间库恩·贝拉利用“列宁少年队”（Lenin Boys）犯下罪行打击政治对手。二战后，共产主义的国家保卫局维持着集中营并犯下了大规模种族灭绝。

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即使经常被视为共产主义的种族屠杀的事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代表了边缘性案例，根据Frank Wayman和Atsushi Tago。苏联入侵之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处决了10,000到27,000之间的人，多数在Pul-e-Charkhi监狱。1979年入侵后，苏联组建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的傀儡政府，但不是明显稳定的共产主义政权并处于战争状态。1987年，全国大约80%的地区已持续被亲共政府控制（并支持苏军）和军队以外的势力占领。为了打破平衡，苏联用了“焦土政策”和“迁徙灭绝”的策略：通过在叛乱省有组织的烧毁庄稼并破坏村庄，以及通过对涉嫌藏匿或支持叛乱者的整个村庄的报复性轰炸，苏联试图强迫当地人口迁移至苏联控制的地区，由此夺去他们对反对派武装的支持。在苏联1988年撤军的时候，100到150万人被杀，多数为阿富汗公民，而且三分之一阿富汗人口流离失所。M. Hassan Kakar指出“阿富汗人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造成的种族灭绝的牺牲者”。已挖出的被处死的犯人的万人坑追溯到苏联时期。

1932年苏联饥荒

在苏联，农业政策的强制改革（农业集体化）与干旱导致了苏联1932–1933年的饥荒。饥荒最严重的是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那里常常称作Holodomor。很大一部分饥民（300–350万）是乌克兰人，同时苏联牺牲者总数估计在600–800万。
一些研究者指出造成饥荒的斯大林主义政策或许被设计作为对乌克兰民族主义抬头的抨击，而且由此可能属于种族灭绝的法律定义（参见乌克兰大饥荒的种族灭绝问题）。经济学家Michael Ellman指出苏联从1930–34年的行动构成了“一系列的反人类罪行”。Benjamin Valentino提出“有强力的证据表明苏联当局以饥饿为武器摧毁农民对农业集体化的抵抗”而且“这些政策相关的死亡满足大屠杀的标准”。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提摩希·D·史奈德指出在1933年“约瑟夫·斯大林故意在乌克兰制造饥饿”，通过“无情的征粮运动开启了欧洲时代的大规模杀戮”。
尤先科领导下的乌克兰（2004–2010）试图让世界承认这场饥荒为种族灭绝，这一行动受到了一些外国政府支持。俄罗斯政府强烈反对这一观点，指责尤先科把悲剧政治化，赤裸裸的宣传，而且伪造档案。2010年，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推翻了尤先科对乌克兰大饥荒的政策，并且俄乌两国都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两国共同的悲剧，由“斯大林的极权统治”引起，而不是蓄意的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行动。欧洲理事会议会大会在决议草案中宣称“苏联残酷且刻意的行动及政策”造成了饥荒并要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和俄罗斯“数百万无辜的人”的死亡负责。相对于其人口，哈萨克斯坦据信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就哈萨克人的情况，Michael Ellman称“看起来是超出联合国公约适用范围的‘忽略的种族灭绝’示例（Schabas 2000, pp. 226 – 228）”。

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驱逐

约瑟夫·斯大林统治期间的苏联政府实施了深刻影响苏联民族版图的一系列大规模的驱逐行动。驱逐行动发生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成千上万的人死在路上。一些专家估计驱逐行动中的死亡人数在一些情况下为每三人中就有一人死亡的程度。关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灾难，斯坦福大学的Amir Weiner写道该政策可以定为“种族清洗”。Lyman H Legters在《Century of Genocide》一书中写道“我们不能严格地说种族灭绝，只有在其过程中存在种族灭绝的可能性。”

西藏问题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中共对西藏人实行了文化灭绝。Jean-Louis Margolin称杀戮在西藏成比例地大过中国本土，而且“因为涉及的数量可以合理地讲作种族灭绝”。根据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藏人不仅被枪决，而且被殴打致死、折磨、活活烧死、淹死、肢解、饿死、勒死、吊死、活活煮死、活埋、分尸及斩首”。藏学家和人类学家梅尔文·戈尔茨坦则维护中共，说西藏流亡政府“经常夸张失实地指控中国种族屠杀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亲共学者王力雄和佛光大学教授谢剑，谓达赖喇嘛对藏人受迫害之说有许多“夸张与离谱之处”，且达赖在1990年向外界宣传“藏人正在走向灭绝”和西方媒体用诛族（种族屠杀）这类用词“指责”中共“毕竟是夸大了”。
专注种族灭绝研究的加拿大学者亚当·琼斯，指出1959年藏区骚乱后，中国当局批斗反对派，在这期间“……共产党干部谴责、折磨并经常处决阶级敌人”。这段时间造成600万人口中的92,000人的死亡。这些死亡，琼斯强调，或许看起来不仅是种族灭绝也是“精英灭绝”——“针对西藏人口中受良好教育及倾向于领导的分子”。
国际法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在第二份针对西藏的报告声称：“‘没有’充足证据证明藏人在种族、民族或族群上受到灭绝”。

将饥荒归类为屠杀

记者和作家Seumas Milne质疑源于饥荒的死亡是否应视为与国家的杀戮相等，因为从人口数据用于估计饥荒的死亡可能不可靠。他指出，如果是，那么英国应该为19世纪的饥荒期间印度3000万人的死亡负责，而且他抱怨道“没有这样综合的对殖民地事迹之声讨”。
Benjamin Valentino写道：“即使不是所有的因为饥荒而造成的死亡在这些情况下是有意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直接用饥荒的最严重影响对付他们怀疑的敌人并以饥饿为武器强迫数百万人顺从国家的指令。”
Daniel Goldhagen指出在一些情况下，源于饥荒的死亡不应该区别于大屠杀：“当政府没有缓解饥荒，政治领导人决定对大规模死亡‘并不说不’——也就是说，他们说了‘是’”。他声称饥荒被苏联、德国、共产主义中国、英国在肯尼亚、尼日利亚豪萨人反抗伊博族、红色高棉、共产主义北朝鲜、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族、津巴布韦反击反对派控制的地区，以及南苏丹和达尔富尔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利用或者有意容忍。

知名的行刑人

瓦西里·布罗金少将，斯大林在卢比扬卡监狱的首席行刑官，私下枪毙了上千名囚犯并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历史上处决最多的刽子手。

对屠杀及否定屠杀的诉讼

埃塞俄比亚前领导人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被定为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埃塞俄比亚法院以其在红色恐怖中的角色，并且作为被起诉这些罪名的红色高棉最高级别的现存者，对他判处死刑。然而，没有共产主义国家或政府部门被判为种族灭绝罪。埃塞俄比亚法律跟联合国及其他的定义有别，它定义种族灭绝罪是企图清除政治群体，而不光是族裔群体。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接近于政治灭绝罪的区分。
根据捷克共和国法律，公开否认、质疑、赞成或者企图辩护纳粹和共产主义种族灭绝或者纳粹和共产主义其他罪行的人会被处以6个月到3年徒刑。2005年3月，波兰下议院一致要求俄罗斯把斯大林手下内务人民委员会处死21,000名波兰军事组织成员及思想领袖的卡廷大屠杀定为种族灭绝罪。俄罗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亚历山大·萨文科夫回应道：“种族灭绝的版本已经检视过，而且我的坚定信念是绝对没有基础去从法律条款谈论这件事。”2010年3月，纪念碑组织呼吁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公开谴责大屠杀是反人类罪行。2010年11月2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发布公告称档案材料“不仅揭开了他可怕的悲剧的规模，而且提供了证据说明在卡廷犯下的罪行是直接来自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命令。”
2007年8月，爱沙尼亚红军老兵阿诺德·梅里和爱沙尼亚前总统的堂兄伦纳德·梅里面临爱沙尼亚当局的的种族灭绝指控，他们被指1949年在希乌马岛参与了对爱沙尼亚人的驱逐。审判因为梅里2009年3月27日逝世而中断，他死时89岁。梅里否认这一指控，认为那是有政治动机的诽谤：“我不认为我自己犯有种族灭绝罪”，他说。
2010年7月26日，超过14,000人受到折磨并被谋杀（多数在附近的琼邑克）的民主柬埔寨S-21集中营的监狱长康克由（又称杜赫同志）被判为危害人类罪并判处35年监禁。他的刑期减少到19年是因为他已经入狱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