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

自称

汉族作为一个族群，直到汉朝才有了“汉人”一名。“汉人”得名于汉朝，最初本意是指“汉朝之人”，而汉朝则得名于汉水。但在汉朝早期，因为秦朝的强大影响，其邻居更多的将汉朝人称作“秦人”。

“汉”作为汉族的族称应不晚于南朝初期。唐朝在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交往中自称为“汉”，自称为“汉国”、边界称为“汉界”，其人民称为“汉人”、“汉民”，也可称为“华人”。到近代19世纪末以后，由于“民族”一词的含义引入，“汉族”便取代“汉人”成为这一族群的正式名称。
学者杜家骥说，中国古代没有现代称谓“民族”而加“族”的概念，但不等于当时没有汉族这一民族，用于民族之间区别的“满”、“蒙”、“汉”，都是古代的民族概念，故现代学界尤其史学界称历史上的汉人为汉族。

他称

由于秦朝声威远震，也影响到其他国家对汉朝的称呼，如古代的印度、希腊与罗马等国仍称其为Cina，Thin，Sinae等等。

到唐朝后，由于唐朝对周边的强大影响力，汉民族也被外国人称为“唐人”。但“唐人”作为当时外族对汉族的称呼，却并未被汉民族本身所承认。

汉族先民（约前3000-前3世纪）

汉族在先秦称作“夏”或“华夏”，其形成的时间，有着多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华夏族是由周朝的夏人、商人和周人所融合形成。在黄帝部落的后裔建立夏朝后，夏部落形成为夏族，再经夏、商、周三代一千六百多年的发展，与中原黄河流域的戎、狄、夷、蛮部落融合而形成华夏，其标志是周礼与华服；另一种观点则以为华夏族早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已形成，夏朝的建立便是其形成的标志，同时以其“冕服采章曰华”称作华夏，而后由于夏族的分裂而称作“诸夏”或“诸华”；此外还有一种观点主张华夏族是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通过春秋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出现了一个融合夏、商、周、楚、越和蛮夷戎狄的新生民族——华夏族。

起源

据古代典籍与现出土的铭文记载，其祖先为黄帝和炎帝。据现代考古材料和碳-14测定的结果，生活于五千年前的黄帝与仰韶文化下限一致。其活动范围也相差无几，皆以现河南西部、关中地区和山西南部为主要中心。仰韶文化后期的西安半坡等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也与史籍关于黄帝造物的故事相符。
据《史记正义》引用《帝王世纪》认为炎帝之母任姒为有蟜氏女，后在华阳游玩时感生炎帝，其形象为牛首人身。《国语·晋语四》则记载黄帝与炎帝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因两人分别生于姬水和姜水，故而异德，所以其姓也不同，黄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而《绎史》所记载的又稍有不同，该书引用《新史》认为“炎黄二帝是同母异父的兄弟”，炎黄所处的时代正是母系社会末期，其时，母权已衰，新的父权将取而代之。
由于当时社会生产水平的提升，炎帝氏族自原来的氏族分出后迁居于姜水。姜水位于现在的陕西，发源于岐山，是渭水的一条支流。渭水两岸封地丰腴，有“八百里秦川”之称，炎帝氏族便在此发展为一个强盛的部落。之后由于某种原因，有一部落成员向东迁徙到中原地区，与早已迁徙与此的黄帝部落结盟。黄帝氏族此时已是久居中原，并向四方扩展形成黄帝部落。其活动范围东至山东泰山，西抵甘肃，南达湖南岳阳，北及河北怀来。之后由于矛盾，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部落间便发生了著名的“阪泉之战”，黄帝部落最终取胜，自此巩固了其在部落联盟中的主要地位。

炎黄联盟的分化与重组

因当时社会的发展，黄帝部落的人口逐渐增多，便渐渐分化出新的氏族和部落。夏后氏便是其中之一，这氏族虽已从黄帝部落中分出，却仍然强调自己的祖先是黄帝，并祭祀黄帝。周朝的始祖同样是黄帝和炎帝部落的后裔，其母系为炎帝后裔，父系则是黄帝之后，周人为姬姓。
在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原本的氏族属于血缘的集体，当社会的发展令其成员不得不依自身的经济与生产要求而迁徙，并选择性的重组成以地缘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如尧时的鲧、共工、羲、和；舜时的禹、弃、契、皋陶、益等等，他们一方面是所在部落的首领，另一方面则又与尧或舜结为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部落之间的共性渐增，便逐成为部落共同体。之后，禹承继之前的成果而建立夏朝。

华夏族的形成

夏朝的建立也令“夏”这一族称出现，这一名称究竟是自称或是他称现已不可考，而“华”则是因夏族的服饰和文化特征而得名，后又演化为“夏”的同义词，甚至是合称为“华夏”。由于夏朝的强盛与较长的存在时间，令但凡与夏王畿的夏人有共同民族特点的诸侯国的人民都会接受“夏”的族称，并自视为夏族的一部分。就如，周人的先祖原是居于渭水一带，与尧舜和大禹所居地区相近，都属于自仰韶文化发展出的龙山文化。夏朝建立后，夏王为天下共主，居于邰的周便成为夏的一个方国。后因“夏政衰”，周人先祖不窋率众迁于“戎狄之间”的豳，但仍然保持着定居的农业生活，而不是于其邻居的游牧畜牧业。后因北狄南下，周人被迫再迁至岐下的周原，也因如此，便从所居之地而称为周人。从经济上看，周人与夏人都从农业。在宗教方面则夏、商、周都实行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都认为“上帝”抑或“天”是最高的神灵。在他们所崇拜的祖先中，大部分都是相同的，如“社稷五祀”中的“稷”，在夏朝是配以“烈山氏之子柱”，自商朝起便配为周人始祖“弃”。在周人的观念中，称自己所居之地为“西土”，而夏朝和商朝的王畿都是“中土”或“土中”，再往东便是“东土”。同时，周朝统治者也自称夏，自认为诸夏的一部分。而周朝所分封的诸侯国，像晋、齐、鲁、卫、宋、杞、蔡、邢、郑、陈等等，他们一方面以所在地域不同而称为晋人、齐人、鲁人、卫人、宋人、杞人、蔡人、邢人、郑人和陈人；另一方面又都认同自己为夏或华夏的一部分，是而用“诸夏”或“诸华”概括以上地区或其人民，而不是周“王之支子母弟甥舅”的诸侯国则被算入蛮夷
当华夏的概念深入人心之时，其共同体意识便产生。同时与周边的“夷、蛮、戎、狄”等部落间的文化界限也开始固定，是谓“内诸夏而外夷狄”。而在文化与风俗方面的差异也显露出来，如在语言方面，华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要用到翻译；华夏民族束发著冠或笄，北方的戎狄“被发”，百越是“断发”、“劗发”，西南的则是“盘发”、“编发”等等；在服饰方面，华夏民族为右衽，其他民族则是左衽。

华夏族的统一

华夏民族可以夏朝作为其形成的标志与名称的来源。但在政治方面却较为分散。大禹会合诸侯时，号称有一万多国进贡。商朝有三千多国。武王克商时，尚有一千七百多国，后由于诸侯间的兼并，到春秋时仍存在一千二百个国家。
经过二百余年相互战斗，诸夏国家到战国便只剩下十余国，其中秦、楚、燕、齐、赵、魏、韩是诸夏的主要大国。在战国中后期，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进步，原本分立的各个诸侯国开始建立联系，发展出的广泛贸易关系和交通网络。由于鸿沟的开凿完成，将江淮流域与河济流域串联起来，令列国间可以由水路畅通无阻。就连本为山川所阻的巴蜀与汉中之间也开辟了“栈道千里”。显然，发达的交通令华夏民族之间建立起共同的经济生活起到不小的作用。到公元前256年，当强大的秦国将周天子也攻灭后，其余诸侯的灭亡便只剩下时间问题。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即秦王政二十六年，山东六国中仅存的齐国被灭，华夏族便形成了政治上的统一。

秦朝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建立了秦朝，首称皇帝，结束了多年的战国七雄混战，开创大一统的新格局。由此，华夏族又被称为“秦人”。但秦朝钜耗民力与严刑峻法，享国十四年，三帝而亡，有说法“China”一词即源于“秦”字。秦末天下大乱，诸侯并起，最终刘邦击败了当时最强大的霸王项羽，统一天下，因刘邦曾被封为汉王，所建立的朝代便称为汉朝。在此这后，华夏族便又产生了“汉”这个族称，之前的“华”、“夏”、“华夏”或“秦人”等族称也继续存在。

汉朝时期

汉朝有西汉与东汉两个时期，共计统治408年，该时期中国版图空前扩大，文化高度发达。此时汉族人口分布仍较为集中于黄河、淮河流域一带，占总人口的半数以上。长江中下游人口从东汉开始有所增长，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南北朝时期

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起，因数个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南下建立政权，史称“五胡乱华”，尤其是在前赵和后赵时期的数十年里，民族矛盾尤为突出，迫使汉人大兴向南迁徙到长江中下游、珠江及中国东南部，史称“衣冠南渡”，据统计南下人口要占西晋各州总人数的八分之一以上。当时，由于占据东北的鲜卑慕容氏接受东晋封号，并实行安置流民、设置侨郡等政策，使得黄河中下游不少汉人举族迁往辽东和辽西；而在西北，汉人张氏建立的前凉也招致人数不少的汉人西迁，其后续的政权也一并贯彻这项政策，令今甘肃、青海东部和新疆南部的汉人数量大为增长。由此到南北朝时便出现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情况。也是这个时期，“汉”成为这个民族的稳定的族称。

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中原的统治阶层内有许多汉化的鲜卑人或由其他胡戎所汉化的人。在这两个王朝统治时期，当政权稳固后，便实行去胡俗而恢复汉朝与曹魏时期的制度，并进行“华夏正音”的改革，规定各种礼乐制度以南朝制度为基础，再吸收一些北朝符合传统汉文化的部分。制订这一政策的人既有汉人，也包括了汉化的胡人，比如主持《贞观礼》和《显庆礼》的房玄龄（出自清河房氏，东汉司空房植）与长孙无忌（祖先拓跋鲜卑旁支长孙道生）。这种活动一直持续了三个多世纪。原本在东汉、曹魏与五胡十六国及北朝时进入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已全部汉化，在隋唐时和汉人杂居的胡人也开始汉化。同时，唐朝时期因为国力强大，汉人曾为其他民族或国家称作“唐人”，将中国大陆称为“唐山”。
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出现分裂，并最终出现了五代十国的相互割据的局面，之后的宋朝也无力恢复唐朝时全部的领土。

宋朝时期

这段时期形成了南北政治上的分裂及至三国鼎立的局面。这时期的汉地经济重心也向南转移。北方的汉人在辽、金和西夏属于被统治民族，但人口占据多数，汉人的基础为农耕经济，汉文化占主要地位，实行的是与契丹、西夏或女真人不同的唐制、唐律和宋制，称之为汉法。因为民族的杂居，且汉人的人口要占优势，使得内迁的少数民族开始汉化，出现“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猛安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的局面。当时金朝的官制、法律都仿照汉人，逐渐接受汉化，金朝的皇帝也提倡儒学，在统治者的提倡下，金人和汉人在血统和文化上都造成了紧密的融合。待金朝灭亡后，蒙古人按语言和习俗将契丹与女真人划为汉人或蒙古人。

元朝时期

元朝统一中国后，称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汉化的胡人为“汉人”，而将南宋境内的汉族和南方的少数民族称作“南人”。这种民族政策是继承了金朝的政策，并更加强了民族压迫，但这仍阻止不了女真人的汉化。在元朝对汉地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进入汉地的蒙古人有一部分被汉化。同样的，蒙古人从中亚和西亚带来的阿拉伯人或其他同被称为色目人的群体也逐渐汉化。这些西域来的外族人于明朝以后融入汉族，当中一部分成为回族的先民。

明朝时期

明朝初年，由于元朝末期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灾荒，导致汉人数量一度减少。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后，到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汉人的人口又增长到约1.5亿。之后由于明末饥荒、农民起义、清军入关、三藩之乱，导致汉人人口剧减。

清朝时期

明末清初，由于流寇扰乱、清兵入塞、入关战争中的屠城事年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与三藩之乱的关系造成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而饥馑、瘟疫使得中国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史学家葛剑雄认为明清之际人口的跌幅估计可达40%，从崇祯元年（1628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19%，至顺治末年达到谷底。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人口隐匿数量远大于人口损失数量，而真正人口损失最大的时期就是入关战争的战乱时期，以及各种的灭绝性屠杀如张献忠屠川。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并占领台湾，经过康雍乾盛世获得长期的休养生息，人口得以迅速增加。清初人口数量未明确，史学家姜涛估算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后，人口增长到1亿；赵文林推估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超过1亿。到乾隆时期，全国人口突破2亿，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增至4亿。清朝人口的增长一反中国人口过去的波浪式增长型态，呈现斜线上升。19世纪时，清朝因为太平天国的起事、捻乱与回乱等战乱损失不少人口；光绪年间又发生不少天灾，光绪三年山西、陕西发生旱灾，因饥荒与暴乱而死的人达一千万以上。最后加上海外移民风气日盛，因此到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口维持在4亿3千万多人，与道光年间的人口数差不多。
清初有“六大弊政”，剃发（或薙发）、易服、圈地、占房（侵占房舍）、投充（抢掠汉人为奴隶）、逋逃（逃人法），延续时间最长的，是逃人法。顺治七年六月，广西巡抚郭肇基等人因为“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清初曾颁令谕：一、八旗制度移入关内，全族皆兵。二、鼓励满人入关。三、圈地，使近畿五百里内全属旗人所有。四、禁止旗汉通婚；禁止满人自由择业。弊政中的投充和逋逃皆为圈地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康熙亲政后即立即下令永远停止圈地，并逐步放宽对逃人的禁令并最终裁撤督捕衙门。随后康熙开始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颁布“摊丁入亩”取消了人头税，经过康雍乾盛世获得长期的休养生息，汉人人口迅速增加。清朝人口的增长一反中国人口过去的波浪式增长型态，呈现斜线上升。到1850年的中国人口超过四亿，清末为了充实边疆并防止沙俄的渗透，正式准许汉人重新进入东北。后来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更是大量引入山东汉人闯关东，改组了东北地区的民族成分。
清朝的人口扩张和流动规模在长期性和常规化等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为了“移民实边”，发展经济，保卫疆土，清政府鼓励内地人移民到蒙古南部、新疆、台湾及东北地区。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内地各省约有七百至八百万人迁移到边疆和海岛地区，形成了一股股由中原向东南、西南、西北、北、东北四面八方辐射状的移民浪潮。

民国时期

其实清末的动乱，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影响经济，令人口损耗严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时就损失达三千万人以上，还有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共内战，都让大量人口消耗，亦由于大量的人口损耗抵消了人口自然增加的幅度，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口仅约六亿。

汉族在现代的发展（1949-今）

随着殖民主义的浪潮席卷全球，古老封闭的大清帝国亦被卷进融入世界，随着殖民主义的衰退和民族主义的高涨，多民族的大清帝国亦受到波及。
自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后，中外矛盾升级，随着民族主义的传入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各族群按文化风俗逐步形成了现代汉族及现代少数民族。

海外华人对汉族的认同

汉族在其他部分地区也是当地的主要族群，如在果敢（今属于缅甸，汉族人口比例为90％）、新加坡（74%）、圣诞岛（澳大利亚，61％）、槟城（马来西亚，42%）、列治文（加拿大，53%）同时在许多国家也是重要的组成族群之一。

汉族人口的世界分布

根据中华民国侨委会2011发布的调查资料（中国大陆以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2010普查资料（中国大陆分省市资料）所制成约略的（假设海外华人数相当于汉族人数）汉族人口的世界分布图，分布区域以中国瑷珲-腾冲线（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及近代华人移民史代的移入国为主。冷战结束后大中华地区指经济全球化下以汉族/华人为主的跨国网络。
就地理人口学上来说，汉族在中国主要集中于腾冲黑河线的东部，此外在东南亚、北美洲和西欧也有较多的分布，特别是新加坡、圣诞岛和马来西亚，分别占当地人口的74%、70%和30%。

汉族的迁徒

汉族是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极为注重乡土观点。但在历史上却由各种原因发生过数次大规模的迁徙，并最终形成当今的分布格局。帝制结束以前，由于北方数次的多年战乱，汉族有过三次大的迁徙浪潮。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年-312年）为高潮一直持续到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公元423年-453年），为第一次大南迁。再是从唐朝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到唐末和五代时期，由于北方连年战争，中国经济重移向相对稳定的南部，黄河中下游的人群便开始了继永嘉之乱后的再一次南迁浪潮。而北宋靖康之难（公元1126年）时的金兵南侵造成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人出现自永嘉以后的第三次南迁高潮，是次南迁历时一百多年，其中又出现过数次小的波动。等到蒙元中期，秦岭——淮河线以下的户口要占当时全国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实际人口估数也在八成以上，完全将西汉时南北人口比例颠倒过来。
除却三次大的南迁浪潮外，黄河中下游的人口也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向其他方向进行小规模的迁徙，但不及南迁的影响深远。而除了战争和灾害原因的大规模迁徙外，还有通过屯田、驻军和政府有组织的强制谪迁等形式向边地的移民。而当人民在故土不能维持生计时，也会向主动向边疆移民。在早期历史上的移民由于长期与当地人杂居，基本已被当地人所同化。明朝时，汉人开始向云贵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迁徙，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军屯，以及商屯或其他方式。明朝出现的“改土归流”政策在清雍正五年（1727年）后开始在云贵、四川和湖广全面推广，原土司地区的汉人迁徙活动加快。而在今内蒙古和甘肃、青海在汉朝己有定居，明朝时出现具一定规模的移民，当时主要是以屯田，及一部分的流徒。而自鞑靼首领俺答与明朝改善关系后，也开始有汉人进入草地开荒垦地。至于汉人大量进入西北、内蒙古和东北的边疆地区则主要是满清末期为防止沙俄被迫实行的“移民实边”与放垦政策的产物。而黄河流域的汉人南迁从明朝以后则基本停止，这是由于南方的人口密度要高于北方。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除西藏外，汉人已经在汉地以外的其他民族地区成了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现代汉族的呈东密西疏的分布网络。
汉人迁徙到海外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南宋末年，由于宋国被蒙古人消灭，不少南宋遗民选择向南逃亡。这其中就有宰相陈宜中和郑思肖，他们一直逃到了爪哇。其次则是明朝灭亡后，为数不少的士大夫与普通百姓的南下。而大规模的向海外的移民则主要是清末民初时期，自从1860年满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和英法签订《天津条约》，迫使清廷放弃海禁，从此以后中国人可以自由迁徙到海外，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流向了东南亚。当今的海外华人约五千万以上，这当中绝大多数是汉族。

中国大陆汉族分布

汉族人口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中国，在中国大陆，汉族占总人口的91%，分布于各个省市。2005年，人口达12亿180万。（根据前几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汉族的民族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

海外汉族的分布

自中晚明起汉族开始零星向东南亚移民，从19世纪中叶起又有汉族向欧洲、北美等地移民。

果敢族

果敢族是缅甸的一个很特殊的民族：缅甸官方声称他们为从中国云南省而来，居住在果敢县的中国汉人；而果敢当地人和中国人皆认为果敢族是明朝和清朝在缅甸一带的汉人遗民后裔，原本属于中国的果敢地区后来被英国殖民者占领并划入英属缅甸。

明乡人

郑经在三藩之乱时出兵大陆，后因战事不利撤退，若干将领四散海外，礼武镇总兵杨彦迪投奔广南，二镇总兵周云隆率一队船在舟山，房锡鹏也有一支船队在浙江乌洋，黄进在琉球。。后以杨彦迪部将陈上川投奔越南定居西贡〈今胡志明市〉，设明乡会馆，并有“耻作北朝臣，纲常郑重；宁为南国客，竹帛昭垂。”对联自述身世。以明乡人之名传后世。

朝鲜

商朝的遗臣箕子率商朝遗民（古河南、山东人，具体数目不明）到朝鲜半岛建立了“箕氏侯国”，并得到周朝的承认而成为诸侯。此一说法为“箕子东来说”（기자동래설）。韩国历史学家尹乃铉在其所著的《韩国古代史新论》中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并认为箕子来源于中国中原。
之后历代皆有汉人移居朝鲜半岛，当地不少姓氏本贯皆来自中国，如文化柳氏、江陵刘氏、仁同张氏、瑞山郑氏等。

日本

日本秦氏为日本一个古代的氏族，与东汉氏同为具影响力的氏族。自称秦始皇的后代（新撰姓氏录说是三世孙孝武王）。东汉氏则于三世纪至四世纪人，汉灵帝四世孙，应神天皇二十九年（太康十年）刘阿知带儿子刘都贺与二千名族人由百济东渡日本。居住在大和国高市郡一带，被赐姓东汉直，他死后儿子袭职都加使主。他也成为倭王权中东汉氏始祖。他也与儿子都加使主与身狭村主青到江南请织匠到日本被日本雄略天皇赐姓为直（因此被称为都贺王），子孙因此以直为姓。他们主要担任手工业与保安工作（他曾经救出履中天皇）。日本的高桥、原田氏、大藏氏、秋月、江上氏、坂上氏、志贺、樱井、木津等姓这些多是阿知王后裔。东汉驹与遣隋使中的福因、坂上苅田麻吕、坂上田村麻吕也是他后人。在天武天皇时代东汉氏被授忌寸。

琉球闽人三十六姓

明朝时，明太祖接受琉球察度王的邀请，赐闽中舟工三十六姓。这些移民到达琉球后，在那霸港附近的浮岛上建立了久米村，并定居于此。

高昌

高昌是在唐朝征服以前，吐鲁番一带的汉人王国。高昌居民以汉族（主要为汉魏屯戍军民的后裔和逃避战乱的内地移民）为主，西域各民族（主要为昭武九姓和其他西域国家的侨民）为辅。因而高昌国建制，如官制、兵制、赋役制、士族制等，大抵脱胎汉晋，又自具特色。汉族传统文化在高昌占统治地位。俗奉天神，兼信佛法。十六国时期，祆教已在高昌流行，但佛教在高昌一直备受尊崇。道教和摩尼教也有一定的影响。

汉族对汉文化的传承

汉文化为今日中华文化组成的一部分，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汉族有数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数千年间，无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众多的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以孔子、老子、墨子及韩非为代表的四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至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汉族思想与文化两千余年；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在军事理论方面，早在春秋末期就有军事名著《孙子兵法》问世。西汉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别是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集中了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注重史学也是汉族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自司马迁撰《史记》，历代都有纪传体史书，至清代已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编年体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为代表；其他各种纪事本末体史书及古史、杂史、地方史志、史学理论等官私撰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古代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出于汉族学者的手笔。在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与数学的成就，一向为世人所瞩目，中如张衡（78-139）、祖冲之（429-500）、一行（俗名张遂，683-727）、郭守敬（1231-1316）等已被举世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古代农学往往包括古代科学技术的多方面成就，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间，包括已经散佚与流传至今的农书达370余种，其中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是古代农学著作的代表作。在文学方面，诗歌、散文的创作，占有显著地位，涌现了许多艺术成就极高的作家与作品，如小说创作，到明清时，获得很大发展，《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均享有盛名。在绘画、书法、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方面，也涌现出不少蜚声中外的名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人民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风格。在一些类书巨著的编纂方面，也是由来已久。唐宋时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特别是明清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可称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书，显示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的成就。

语言与文字

汉族的语言为汉语，使用汉字书写。汉语的历史至少有一万年以上，殷墟的甲骨文距今则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汉语为典型单音缀的孤立语，一个音节就能表示相当于一个词的意义单位，同时又存在声调的平仄变化，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成语、俗语、歇后语、对联以及谜语等独特的语言形式。

语言

语言分类上，汉语被通常认为是属汉藏语系，曾被划分为与暹罗侗傣语族、苗瑶语族及越南语同属汉台语群，还有学者引用例证指汉语与南岛语存有亲属关系。由于汉语在数千年前开始独立发展，令现代汉语无论是在语音还是语法、词汇上都与同系语言有很大距离。国内学术界传统上认为汉语是单一语言，可分官话、闽语、吴语、湘语、赣语、客语、粤语七大方言（有许多不同的划分方法，参见汉语方言）。学术界另一种观点认为汉语是汉藏语系内的一个语族，包含一组由古汉语演化而来的亲属语言（即汉语族亲属关系）。
其中，现代标准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中华民国的国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语）均以北京官话为基础音调而形成的规范语言。
汉语中的共同语，也就是在汉语内部占有较高地位的基础方言在先秦的春秋时期被称为雅言，到汉朝改称“通语”，明朝时则叫“官话”，当时曾订有洪武正韵做为官语，并以此做为永乐大典的索引之一，即为南京官话。明代中后期，北京官话形成并逐渐与南京官话产生差异，最终在清代成官话。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成立中华民国后将共同语称为“国语”，于后来还爆发京国之争，便以北京官话做为现代标准汉语，也就是标准官话。后因内战形成的政治格局，其称谓因所在地的不同而分别称为普通话（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中华民国国语（台湾）、华语（新马地区）。香港澳门把标准粤语（广州话）列为其官方语言之一。作为金陵雅音传承之南京官话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失传。此外，并非所有汉族人口都使用汉藏语系汉语族的语言。广东部分汉族操侗台语系的标话，海南部分汉族人口操侗台语系的临高语和村语。

文字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统中，唯二沿用至今的一种语素文字（另一种为云南彝文)。汉字的字型依历史演进顺序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早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就已经有神农作穗书、黄帝作云书、少昊作鸾凤书和帝尧作龟书的传说。《易经》的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意思是说上古时代记事是用原始的结绳记事，到后来则改以契刻。这些记载在现代考古出土的材料中得到了佐证，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山东章丘龙山镇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都发现刻于陶器上的符号。这其中尤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西安半坡发掘的陶器上的符号最为丰富，被学者郭沫若认为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古文字学者于省吾也认为这是属于文字起源阶段时的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有6000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6000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根据从一个属于夏朝初期的河南王城岗遗址的灰坑中发现的陶胎上的文字与商朝的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的同一文字相似，被认为汉字是在夏朝就有了真正的肇端。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汉字的字形也以秦系文字为原型进行规范，汉字字型也从大篆发展为小篆，到汉时再由小篆演化为隶书，后世将这过程之为“隶变”。自此后，汉字便完全脱离图画的性质而符号化了，字型也基本稳定起来，在结构上不再发生变化。在以后历史中出现的楷书、行书与草书也都只是在隶书上的更简化变种。
汉族的书法有着两千多年的传统，文房四宝之一的毛笔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及国画家。
在西汉至南朝时期，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往往使用汉字交往，汉字俨然是一种公用性的文字。隋唐以后，北方一些民族开始借助汉字的笔划创制自己的文字。如契丹的契丹大字是以删减汉字笔划用音符叠成音缀形成，也形如方块字；另一种契丹小字则是在大字基础上进行笔划简化，再以一个方块字为一个音缀形成。还有党项的西夏文以汉字六书中的会意法创制，有的还是直接借用汉字，在字体上也有草、隶和篆。而女真的女真文字则是依由汉字改制的契丹文字来拼写女真语言而制造。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少数民族文字只是汉字的变种，依然属于汉字文化圈的范畴。
在现代，汉字广受许多国家和地区使用，现在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其他地方如韩国、日本使用着各自不同形态的汉字。

汉字文化圈

汉字文化圈，为文化圈的概念之一。其指的是文化相近，历史上受中国政治及中华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仍使用汉字，曾共同使用文言文（日韩越称之为：汉文）作为书面语言，并覆盖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区域（并不使用口头语言的汉语官话作为媒体）。汉字文化圈的覆盖地域与现代地域区分所指的的东亚地区有的很大的重合部分，包括了中国（汉族）、越南（京族）、朝鲜半岛（朝鲜民族）、日本（大和民族）、琉球（琉球民族）、缅甸（果敢族）等。汉字文化圈从地理角度可以称为“东亚文化圈”，从文化角度可称为儒家文化圈（儒教文化圈），以器物戏称为“稻米文化圈”、“筷子文化圈”，亦被称为“汉字文化圈”。

姓氏

汉族的姓氏多为单字：张、陈、林、李、王、杨等，也有复姓：司徒、欧阳、上官等。
在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平民只有名没有姓，只有贵族才能有氏，两者有不同的功用。战国后，姓氏制度瓦解，姓氏慢慢合而为一。最初，汉族的姓、氏是有区别的。原始的姓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族号。“姓”字就是由“女”和“生”字合成。许多古姓都有“女”旁，如姜、姚、姬、姒等。氏是姓的分支。由于子孙繁衍，一族分成若干支，散居各地，每一支都有一个特殊的记号作为标志，这就是氏。而汉族之姓则多出于黄帝，炎帝之后，故又称炎黄子孙。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此外，部落首领之子亦可得姓。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周代是中国姓氏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为姬姓，周王所封建的各诸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到东周春秋时，可考的有风、姬、姜、嬴、偃、姒、子、隗、妫、姚、归、曼、雍、允、酉、祁、己、滕、箴、任、苟、僖、姞、儇、衣、董、彭、秃、妘、曹、斟、掎、庆等三十四姓。
虽然周代贵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称姓，未婚女子如齐姜、宋子，齐、宋为国名，姜、子为姓。已出嫁女子，如江芈、栾祁，江、栾为夫家国、氏名，芈、祁为女子本人的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故称贵族女子的姓以示与夫家之姓有所区别。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建立侯国要经周天子认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诸侯）允许，称之为“胙之土而命之氏”。

服饰

清军入关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推行剃发易衣冠令，要求汉人男子在十天之内全部剃发，更有制度称“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与此配合的是强行更改汉人衣裳式样。将满族的服饰文化强加在汉族厚积了几千年的传统服饰之上，以满族服饰文化来改变汉族服饰文化，而这种强制使汉人习异族风俗的行为，使得汉文化服饰在后来的发展中大量融合了满族服饰的元素和风格。
现代汉人的流行服饰主要有中山装、唐装、旗袍等。
中山装是现代汉族男子最基本的服装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出国访问、考察学习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留学生也会穿着中山装，该服装可被视为在公共场合穿着的代表中国的服饰。
唐装又称汉衫，是清代至现代中国人以及华人的一种传统服饰。当今唐装并非唐朝服装的发展，而是从明代对襟衣、罩甲、以及清朝时期的马褂发展而来的服饰，有学者认为唐装的渊源可推至汉魏时期。
汉人服饰也被称为“汉服”，“汉服”一词是一种“中国朝代服饰”或相“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汉人之服”的概念，例如唐装也被称为“汉服”。然而“汉服”这一概念在古代并不常用。关于汉服的状况，专家学者的争论非常之多。主要分为正面支持和负面反对两种形式。
2003年起，中国出现了以年轻人为主导的“汉服运动”，并且受到一些音乐界人士的支持，该运动的参与者及支持者表示“汉服”是汉人的民族传统服装。汉服的主要特点是交领右衽、袖宽且长、以绳带系结取代扣子，汉服也是汉人传承数千年的民族服装，汉服不仅是一个文明所衍生的代表性外在文化，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
汉服运动支持者表示，由于清初实行剃发易服政策，清中晚期至民国时期几乎没有人知道汉服，汉服文化出现断层，但随着汉服运动的出现让更多汉人尤其是年轻人重新认识、认同汉服文化。汉服与汉字一样深深影响着汉字文化圈，以致东亚服饰具有“汉服”的共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委员张改琴表示，他在“两会”多次提出《关于确定汉族标准服饰的提案》，引起关注。又指现在民间自发推广的汉服，设计标准不统一，影响相对有限，确实需要有国家层面权威机构的推动和促进。认为一旦汉服标准制定下来，不仅能给全体汉族人以一种服饰上的独特标示，对保护、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台湾音乐人方文山说，在汉服运动中很多参与者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自发的，并不是有奖励、鼓励，或者有制度要求才去参与。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张跣说，“汉服”本身是一个成问题的概念，他认为现代汉服运动倡导者所宣传的汉服概念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在现代汉语中都不存在，这是汉服运动的倡导者为宣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总结了明以前汉族服饰传统而形成的一个“类概念”。这个“类概念”不仅假定了“汉服”在发展过程中的“血统”的纯正性，对汉族服装本身的发展流变存而不论，而且还试图将这种“纯正的血统”实体化、固定化、本质化。他亦提及有学生在汉服运动的起源地网上论坛“汉网”发布既非官方又非学术的第一个“汉服”标准。
中国复旦大学杨志刚教授认为，“汉服”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汉族人的服装从在历朝历代均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式，都在不停地变化。南京大学教授刘迎胜认为，“汉服”是一个很虚无的概念，因为服装总是在不断地发展 。澳大利亚麦觉理大学汉学教授凯大熊（Kevin Carrico）认为，汉服是一套被（汉服运动支持者）发明出来的穿着形式。《中国新闻周刊》汉服专题报导引述一名汉服复兴者称，“在《现代汉语辞典》里，并没有‘汉服’这个称谓，‘汉服’其实是网友们的民间定义，即‘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简称，主要是指服装具备明末以前汉族人穿着特色。”
根据学者研究，在清朝“十从十不从”的规范下，清代的汉族妇女依然可以穿着前朝装饰，当时汉族服饰更影响了当时满族妇女的审美观，在乾隆时期，清延甚至批评满族妇女仿效汉人服饰的习惯，直到道光时期，满族妇女仍然喜好汉人服饰。另外，清朝时期的道士以及僧侣也能继续保持他们传统的发型和穿着。在康熙年间的江南尚有很多平民穿着带有明朝风格如宽袍大袖、交领右衽的服饰。到了乾隆时期的《姑苏繁华图》中亦出现了江南地区的一些农民在服饰上依然保留着明朝后期风格的情况，甚至到了辛亥革命时期，部分地区的人民还穿着该类明显地有晚明特征的服装。亦有历史学家指出，清代官员以外的一般汉人百姓都被允许穿着前朝服饰，然而到了晚清时间，绝大多数汉人都自愿地改穿了满化的服饰。

建筑

汉族因家/氏族群居生活发展出四合院、三合院等传统民居、因地理气候人文环境等需要发展出窑洞、土楼等不同形式。
其他中国宗教及宫廷建筑如佛塔、石桥、木桥、园林、皇陵与宫殿、牌楼、寺庙、等虽常被归于中国建筑，但不少有纳入当时非汉族的外来元素（新营造法式、材料等），如受西域文化影响的佛教建筑。
同样的，在中国境内及境外也有清真寺、清真墓陵等建筑其用料、花纹等亦受到当时汉族建筑的影响。
梁思成（1901～1972）以科学方法记录并访察匠师系统化研究中国古建筑，著《图说中国建筑史》。

民族图腾

古代汉族王朝的帝王多自称“真龙天子”，具有权威以及民族的象征。龙具有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口角有须、额下有珠的形象。皇宫使用器物以及皇帝服饰也多以龙为装饰。与皇帝有关的事物也背影上了龙的标记，如“龙床”、“龙颜”、“龙袍”等，汉族先民将龙作为祖神敬奉，普遍尊尚“龙”，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甚至被称为“祖龙”。曾被满族建立的清朝，以及被越共灭亡的越南共和国用为国旗及国徽，当今不丹国旗中也有龙的存在。
凤凰（Chinese phoenix/Fenghuang），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仅次于龙。羽毛一般被描述为赤红色，雄的叫凤，雌的则叫凰，但叫凤凰的时候均代表女性。常用来象征祥瑞。；亦称为朱鸟、丹鸟、火鸟、鹍鸡等。形象有鸿头、麟臀、蛇颈、鱼尾、纹、龟躯、燕子的下巴、鸡的嘴。自古以来凤凰就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巫教

商代巫教盛行，巫者在商代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君王官吏皆出自巫，是一个巫政合一的时代。具体的巫术活动包括甲骨占卜、祭祀等。
周代时，巫术逐渐没落。周代的巫术朝人文化的宗教发展，这个现象可由巫术仪式的礼制化及巫术仪式融入人道、理性、道德等人文元素看出。虽然周代巫术融入了人文理念，但仍保有占卜等传统元素。
春秋战国是一个思想活跃发展的时代，各家思想对巫术有排斥者，也有兼容者。巫术对上古之后的汉文化有许多影响，思想方面有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等，民俗方面有桃符、卜筮等，艺术方面有文学中的神话元素、戏曲中的傩舞元素等，科学方面有天文历法等。

人祭

以人做为牺牲的祭祀自甲骨文中即有记载。人祭与人殉不同，人祭是以人做为祭祀的祭品，而人殉是以人做为殉葬品。商代以人牲做为祭品的礼仪场合包括祭祖、奠基、祭祀自然神等等。甲骨文中杀人牲祭祀通称“用”，个别的祭祀方法有斩首（伐）、对剖（卯）、裂腹刳肠（胣）、棍棒击毙（豆殳）、劈砍（上册下口）、焚烧（烄）、活埋（陷）、溺毙（沈）、陈列全牲（俎）、曝晒成肉干（戠）、取血（氵几）、烹煮（而）等。进入周代后，人祭风俗仍存，但已被批评，并逐渐被其它动物牺牲及其它象征做法取代。但人祭的遗迹在史书中仍然可见，如春秋时鲁国“...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左传文公十一年）、孟明感谢俘虏他的晋国没有杀他取血衅鼓（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战国时魏国有“河伯娶妇”（史记滑稽列传）、东汉有窦宪斩韩纡之子以其人头祭窦勋（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唐代有李忠臣俘虏奚族首领阿布离后便用其衅鼓（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四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下）等。

一夫一妻多妾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制”是一个基本原则，在很多朝代的法律中都给以明确的规定。中国古代妻与妾有严格区别，妻一般称正室、元配，妾通常出身低微，地位较低下。妻姊妹婚是指男子同时以两个或多个姊妹为配偶，或者在妻子去世后续娶其姊妹的行为或习俗。此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社会中经常出现，为汉族固有习俗，古称媵娣制。

联姻

同姓不婚是同姓的男女不得互相通婚的婚姻制度。汉族诞生以前，华夏部落民时代便有所谓：“同姓不婚，惧不殖也”之说。
姑换嫂就是穷人家无力婚娶，将自家女儿许配别人家为妻，换娶回那家女儿为媳，也有称作“调换亲”。由于汉族重视宗法与家族关系的延伸与补充，对于感情良好的兄妹或姐弟，或是借由表兄妹联姻成亲血脉相连，自己人总是比较好讲话，被认为亲上加亲的美事。
为中国各民族的婚姻习俗之ㄧ，汉族亦然，童养媳的婚俗约于宋朝出现。是把未成年的女孩送养或卖到另一家庭，由该家庭抚养，长大后与对方的儿子正式完婚，结为夫妻的一种婚姻习俗。

义结金兰

是两个或以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结为一种拟亲属的关系，称为谊亲，又称契亲、干亲，俗称干字辈，彼此以亲情维系，可以是长辈和幼辈，也可以是同辈。通常友上加亲，亦友亦亲，关系比一般的远亲和一般的朋友更密切。同辈的结谊又称结拜、结义、换帖。
古代结谊属于较为严肃的关系，有礼仪，有宗教或祭祀，或其他习俗严密定义，视结谊为补救或扩张伦常关系不足、扩大家族宗族力量的方式之手段。
但结谊、上契等行为常会被认为是非情侣或夫妇的暧昧或性关系之代名词，因此一群谊兄弟姊妹也可能是暗示存在群体性关系。不过，谊兄妹或谊姐弟恋爱和结婚在汉族来看，多视为平常事，一般不会视为乱伦。有些长辈会鼓励谊兄妹或谊姐弟恋爱和结婚，或谊兄弟行姑换嫂，视为亲上加亲。尤其是互相认对方子女为谊子女的父母。

医学

以古代中国汉民族的医学实践为主体的传统医学。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汉方、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导引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狭义的中医，指的则是汉医。1949年之前，汉医一词比较普遍。日本的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朝鲜称的高丽医学、越南的东医学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体育

以下是一些汉族代表性体育文化项目。
基于汉医学理论为基础，以气功、导引、套路等术方行内练一口气，以按摩、推拿、汉方，药浴及其他秘方行外练筋骨皮，达成内治外练成强身手搏之能。人们都认为武术起源于战斗的需要，可是《中国武术——历史与文化》一书提出武术虽然部分来自军事需要，但是大部分还是来自民间的私斗。军事用途的武术和民间武术的要求不同。
角抵是一种中国古代的角力游戏，又称相扑。它们主要是通过力量型的较量，用非常简单的人体相搏的方式来决出胜负。宋太祖曾制定军中以相扑决高下升迁的法则，并以相扑高手担任御前“内等子”，每逢朝廷大朝会圣节或御宴，照例用左右军相扑助兴。相扑在宋代军中十分流行，宋朝名将韩世忠、岳飞在军中推行相扑练武，提拔相扑比赛得胜者。
根据中国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春秋时期的楚国一带，军中已经出现拔河运动，用来训练士兵称为“牵钩”。书云：“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相传楚将伐吴，以为教战”。
蹴鞠（拼音：cù jū，中古拟音：chiuk giuk）是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也见于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亚洲国家。蹴就是“踢”，鞠是“球”。蹴鞠就是用脚踢球。它被认为是现在足球的雏形，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在2004年初公开确认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满族建立清朝后，全面禁止了上层社会蹴鞠，加上当时汉族女子的缠足方式由侧缠改为折骨缠，不能参与体育活动，蹴鞠就此没落。

文化史观

在汉族正统（史观）概念，如天子的想法认为皇帝王朝是以血缘的嫡长子继承为主，皇帝姓氏的赐予与僭伪有其象征意义，异族异姓或华夷之辨当为取得政权正当性的素材之一。近代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体制时，在汉族及中华民族有相当不同的争论，关于国族、民族识别、族群政策。

中国与汉族王朝列表

汉族在中国建立多数王朝，长久主导中国政治，期间也有被异族征服统治的历史，西晋亡于匈奴人建立的汉赵（前赵），北宋亡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南宋亡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南明亡于满洲人建立的清朝。

现代国家：汉族与中华民族关系

清末留日满蒙人士及清朝官员在“国民”观念的启示下，对于中国族群关系“从多元到一体”的认知，影响了中华民国建立后的族群思想与族群政治。清朝统治者与以维新派为代表的汉族士大夫之间，取得了透过“变法维新”将王朝转化为近代国民国家的共识，“五族共和”族群论述被晚清政府接纳并且成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将自身定位为合“五族”、“五地”为一体的“中央”政府。辛亥革命后，主张种族革命的革命派放弃种族复仇主义的主张，接受新成立的中华民族民族国家的立国理论基础——“中华民族”观念和“五族共和”政策。
“中华民族”一词，由梁启超首先提出，其后得到杨度和章太炎等诸多学者阐释，在不断拓展其定义的基础上，最终为两代政府所认可，奠定了新中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观。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七次（简称为“华族”），并表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
其后，孙中山等人提出并发展了“五族共和”的概念，将汉、满、蒙、回（指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包括维吾尔族等中土十回）、藏五族总称为“中华民族”，称之为创建中华民国的基础，因而引发一系列关于汉族与中华民族关系的研究与中国学界自身对民族观的重新阐释。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华民族一词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扩大，最终成为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境内所有族裔的人民的总称。“中华民族”一词的演进也因此反映了近百年来国族与民族主义的相关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