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白克

早年生涯

白克是英国人，1874年7月29日生于上海租界，父亲艾伯特·罗布森·白克（1839年－1913年）是祥茂洋行创办人和合伙人之一，曾于1897年至1898年当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母亲名叫克莱门蒂娜·卡罗琳·洛基特·杜（Clementina Caroline Lockett Dow；1852年－1932年），其父詹姆士·杜（James Dow；1827年－1875年）是上海的轧拉佛洋行合伙人之一。白克早年与其兄长艾伯特·威廉·白克（即A·W·白克；1873年－1952年）一样，获父母送回英国生活，并随兄长受教于伍斯特郡的布罗姆斯格罗夫英皇爱德华学校（King Edward's School, Bromsgrove）。

上海事业

祥茂洋行于1877年由查尔斯·克劳姆（Charles Cromie）和白克的父亲共同在上海成立和担任合伙人，早期从事生丝和废丝业务，并设总部于江西路。其后祥茂逐步扩充，并包揽地产和一般进出口贸易业务，而祥茂在华代理的进口货品当中，较有名的包括由英国高士奇父子公司（William Gossage & Sons Ltd.）生产的各式肥皂。后来，祥茂成为多家企业的代理，当中包括英法产业有限公司（Anglo-French Land Investment Company）、从事内河小型船运的祥茂轮船公司（Cheang Mow Steamship Company）、曼彻斯特保险公司（Manchester Assurance Company）和皇家交易所保险公司（Royal Exchange Assurance Corporation）等。祥茂洋行的合伙人同时也代任美国火神铁机公司（Vulcan Iron Works）在华的总经理，以及英商江苏药水厂（Kiangsu Chemical Works）总公司美查洋行（Major Bros., Ltd.）的秘书。另外，透过英法产业有限公司，祥茂在上海租界，特别是上海法租界，也拥有大批地产。
白克在英国完成教育后，首于1890年代初返回上海加入祥茂洋行，成为丝师（silk inspector）。克劳姆于1896年逝世后，白克与其兄长翌年均获父亲安排成为新合伙人，而祥茂洋行的英文名称也由原来的“Cromie and Burkill”改成“A. R. Burkill and Sons”，但中文名称维持不变。1898年，白克的父亲决定退休返英定居，于是祥茂由留守上海的白克和兄长两人全权打理。白克与其兄长接手后，祥茂于1900年把总部由原来的江西路迁往九江路一座更大的商业大楼；后来又委任在祥茂工作多年的陈炳谦为华总理，协助拓展业务。
步入1910年代，白克兄弟还开始投资英属马来亚的橡胶和地产事业，使祥茂的业务更趋多元化。其中，由白克担任主席的相关公司包括哥打巴鲁橡胶公司（Kota Bahroe Rubber Company）、标得种植园有限公司（Bute Plantations Ltd.）、丹那美拉产业有限公司（Tanah Merah Estates, Ltd.）、巴东橡胶公司（Padang Rubber Co.）和双溪杜利橡胶产业有限公司（Sungei Duri Rubber Estate, Ltd.）等；至于由他担任董事的相关公司则包括卡帕莱群岛产业有限公司（Kapala Islands Estates, Ltd.）、卡兰橡胶产业有限公司（Karan Rubber Estate Co., Ltd.）和吉打邦财团有限公司（The Ketapang Syndicate, Ltd.）等。此外，1898年在沪成立的永年人寿保险公司（China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也曾经由白克长期担任董事局主席。

香港《弥偿条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政府于1918年4月实施一项航运管制计划（Shipping Control Scheme），由署理辅政司符烈槎（后为爵士）兼任航运管制委员会主席，负责征用包括祥茂洋行在内等多家商号旗下于香港或上海注册的船只，用以支援英国的战时需要。被征用船只的船东起初认为港府赔偿不足，但出于国家利益，都愿意让港府在非常时期根据有关计划征用船只。然而，大战在1918年11月完结后，有关船东在1919年底从港府披露的账目细项中发现，港府竟把征用得来的船只用于航运用途，从中获利超过223万港元，但这笔款项从未上缴英国政府作抗战用途，而英政府也没有向港府要求上缴该笔款项。
受影响船东认为，港府没有把计划所得的收益上缴英国，是违反计划原意，于是寻求采取法律行动追讨计划收益。就此，由白克部分持股的上海渥隆轮船公司（The Wollowra Steamship Co., Ltd.）代表其他船东，率先在1919年12月入禀法院，就旗下轮船“渥隆号”（SS Wollowra）被征用一事向港府追讨59万港元，作为案例试探港府和法院的态度。未几，时任辅政司施勋（后为爵士）却在1920年1月29日举行的定例局会议上宣布，港府会把计划收益用于在九龙兴建酒店和房屋，以及支援香港大学的发展。
为了化解分歧，双方于1920年8月同意暂缓涉及“渥隆号”的法律诉讼，以便先寻求解决方案。随后，由于当年主管航运管制计划的符烈槎在1921年1月返英休假，事件于是一度搁置下来，以待他返港视事后再续。期间，包括祥茂和渥隆在内共八家上海和香港商号曾于1921年6月就其中九艘曾被港府征用的船只向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呈交请愿书，同时寻求香港西商会协助，要求港府把计划收益拨归船东，而非用于香港的民生事务。
虽然如此，律政司金培源（后为爵士）未及符烈槎返港，便在1921年9月1日于定例局首读《弥偿条例草案》，草案参考英国国会制订的《1920年弥偿法令》，订明港府只会参考英国海军部运输仲裁委员会当初制定的标准比率（俗称蓝书比率；Blue Book rates）向被征用船只的船东作出赔偿。换言之，草案一旦通过，一众受影响船东将无法争取讨回他们认为应得的赔偿。及至1921年12月符烈槎返港视事后，港府虽曾尝试与商东斡旋，但未能成功，这促使定例局于1922年8月3日恢复对《弥偿条例草案》的二读。
在恢复二读当日，定例局特准代表船东一方延聘的大律师晏礼伯（后为爵士）宣读请愿书；但身为署理辅政司的符烈槎在回应时解释，香港的航运管制计划及其赔偿比率均由英政府制定，港府仅扮演代理人的角色以确保计划有效实施。此外，他一方面强调航运管制计划的原意并非要赚取收益拨归作香港的民生用途，但另一方面他指出港府有责任参考英国的《1920年弥偿法令》展开本地立法，意味港府不具备把计划收益拨归船东的权力。在得到定例局内非官守议员支持下，《弥偿条例草案》结果在同年8月17日三读通过成为法例。
尽管港府成功通过《弥偿条例》，但事件余波未了。1923年6月7日，赉赐洋行（上海）有限公司（Moller & Co. (Shanghai), Ltd.）举行特别股东会，通过自动清盘。会上，该行主席爱立克·马勒（Eric Moller）和主要股东之一的白克不约而同地向港府作出猛烈批评。两人认为，港府当年征用私人商业船只纯作牟利用途，毫无法理基础可言；而港府建议船东一方暂缓“渥隆案”诉讼，表面是要等待负责官员符烈槎回港，并为一众船东寻求更佳方案，惟实际目的却是拖延时间，以便有更充份的准备推动《弥偿条例》立法，从而堵塞船东追讨计划收益的机会。白克在会上进一步透露，他在伦敦与殖民地部官员交涉时，对方不讳言港府的做法犹如“非法和海盗强抢”（"illegal and piratical"），但碍于《弥偿条例》而免除责任。他认为，船东在战时已经要支付特别高昂的维修费用和船舶保险费用，如果无法讨回船只被征用期间赚取的收益，无疑大大加重受影响船东的财政负担。马勒甚至在会上归咎于港府的航运管制计划和《弥偿条例》，是导致其公司清盘结业的直接成因。
同年6月22日，上海《字林西报》再刊出由马勒和白克分别撰写的公开信，其中马勒在信中整理出他对港府的种种指控，包括（一）：港府不合法地把征用得来的船只用作牟利用途；（二）：港府在执行航运管制计划时并非单纯担当代理人的角色；（三）：港府并没有向他给予合理的补偿；及（四）：港府假意拖延“渥隆案”以便赶及《弥偿条例》立法。至于在另一封公开信，白克质疑所有船东一直以来被隐瞒港府有为征用船只购置战时保险的事实，并批评符烈槎屡次搬出英政府作为挡箭牌是在“转移视线”。
面对马勒和白克的种种指控和批评，符烈槎在1923年7月26日向定例局提交《1917年至1923年香港航运管制报告书》，逐点反驳两人的指控。符烈槎除了在报告书中详细叙述航运管制计划的背景和落实经过，并指出（一）：计划是根据英政府的指令行事，被征用船只主要用作运输各类物资以支援战时所需，并非单纯作牟利用途；（二）：计划中被征用的船只基本上都十分老旧，而且吨位较小，参考蓝书比率获得赔偿实属合理；（三）：参考英国本土和其他殖民地施行的航运管制计划，都没有把计划收益拨给船东的安排；虽然符烈槎于1921年12月返港视事后，曾提出把计划收益的一半拨给船东，但即受到定例局非官守议员的反对，殖民地部后来也指出，即使有关建议得到港府支持，也不会获得殖民地大臣首肯；及（四）：港府是按照英政府指示参考英国的《1920年弥偿法令》，展开《弥偿条例》的立法工作；其他英国殖民地政府也有进行类似的立法工作，统一地免除各地殖民地政府在战时的一些法律责任。
符烈槎在报告书中进一步反驳，马勒提出自动清盘的赉赐洋行（上海）有限公司其实是赉赐洋行旗下一家迟至1918年才成立的子公司，而且根据官方记录该公司从航运业务赚取可观收益，因此其清盘与港府无关。对于白克声称港府隐瞒为征用船只购置战时保险，符烈槎指出港府早于1918年3月已向所有参与计划的船东发出通函，说明港府会为被征用的船只承保；由于白克在公开信中也曾引用同一通函，符烈槎认为白克不可能毫不知情。对于港府被指刻意拖延“渥隆案”，符烈槎引用双方代表律师的往来书信，说明是渥隆一方在1920年8月主动提出暂缓诉讼，而非港府。再者，殖民地大臣是在四个月后的1920年12月28日发出通函，指示各殖民地就《弥偿条例》立法。该通函迟至1921年2月13日才抵达香港，所以并不存在港府为了《弥偿条例》立法而刻意拖延“渥隆案”。
报告书在1923年7月发表时，香港法院仍在审理一宗由10家商号就征用船只一事向港府追讨计划收益的诉讼。就在报告书发表后不久，主审的时任香港正按察司戴华士爵士在同年8月引用《弥偿条例》，正式裁定兴讼的10家商号败诉。

晚年生涯

在华工作四十多年后，白克与其兄长两人相继于1934年和1935年退休返回英国。祥茂洋行的在华事务继由威尔伯特·梅勒（Wilbert Mellor）以营运总监身份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祥茂洋行于1947年在香港公主行开设祥茂洋行（香港）有限公司。到1949年中国大陆主权易帜后，祥茂洋行在中国大陆的业务陷入停顿，独留香港分公司继续运作。
白克返回英国后定居于伯克郡沃特汉圣劳伦斯（Waltham St. Laurence），与兄长一同留任祥茂洋行的伦敦董事会。1950年2月24日，他在当地逝世，终年75岁。他身后，祥茂洋行（香港）有限公司继续经营大马橡胶业务，另外也在港经营医药化学品和医疗仪器等的进口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