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媒體財團化

历史沿革

民主进步党于在野时期提出党政军退出媒体及无线电视台公共化的主张。
学者指出，自从中央政府实施媒体解禁政策后，无线广电媒体不再受到中国国民党的党政军的政治势力介入操控，民间资本为主的媒体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然而政治势力对于媒体的控制并未就此消失，而是转而循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以大量资金买进非官方媒体的公司股份，取得媒体的经营权，并且控制辖下媒体的播报方向。

资本主义

全球媒体产业的经营日趋开放，私人经营（私有化及民营化）及市场自由化竞争是趋势，这预示著，媒体产业未来走向将依赖市场经济（编注：非国家资本主义）法则而定，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原则。这个趋势带来的影响，小至个人消费媒体产品的权益，大到主导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走向。一个媒体产品往往伴随着思想与文化意涵。人们在接收媒体的产品时，往往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看法，以及对于自己及世界的认知。因此媒体产业，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乃至文化教育领域都是相当重要的。
而随着网络时代来临，能刊登广告的平台快速增加，平面媒体与电子媒体不再是广告商选择刊登广告的少数几个选项之一，因此快速稀释媒体业高度仰赖的广告收入，许多媒体急需金援来填补资金缺口。
“这个媒体的拥有者究竟是谁”，一直是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重点，因为学者们都认为媒体的拥有者可能会想 借由经营策略影响媒体产品的内容与形式。 例如：媒体拥有者可以决定新闻编辑与节目制作的人事任用、提供预算支持特定的媒体内容、给予特定的政商人士一个媒体传播平台。 -而观察台湾媒体产业向市场开放以来媒体所有权的结构变化与节目内容的变化，可以发现，这些学者们的合理怀疑是正确的。台湾的新闻自由并没有因为媒体产业的对外开放而有明显进步。
在追求最大的利润为原则下，一个媒体往往希望透过垂直整合与水平整合来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以制作出更高水准的产品，因此收购同质性媒体的水平整合有利于增加广告曝光度，赢得广告商购买广告时段的几率，而并购电视台、频道供应商、频道代理商、系统台等垂直整合则能节省成本，并且让同一个媒体商品发挥出最大的商机，然而这也使得视听大众接收的产品内容的决定权以及商场甚至政治上的谈判筹码往财团集中，并且排挤其他可能具有更高水平的媒体产品的曝光度。

媒体财团化与公众利益：价格

随着财团完成了水平与垂直整合，意味着在市场上处于独霸的地位，在缺乏竞争下，可以任意操控媒体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并且消极回应客户的批评、漠视客户的权益、剥削客户。 政府必须避免这样的垄断情事发生。

媒体财团化与公众利益：内容

在缺乏竞争下，媒体产品的品质以及观众的选择权都有可能受到影响。财团为了实现单一产品的最大经济效益往往会持续并购小规模的媒体或将之驱逐出市场并且戮力于让相同的内容透过不同的形式出现（例如：一部电影下档后，出现原声带、道具、签唱会、电视台放映、......等周边商品），因此会排挤其他创意曝光的空间，使得观众接收到的内容逐渐单一化并且阻碍一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不符合公众利益。

群众意识

媒体财团化乍看之下不过是政商名流间的交易，与平民百姓无关，然而若近看其所决定的是每天人们会接收到什么样的讯息，并且正安静的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足以影响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和思想。

社会运动

2012年-2013年间，许多传播科系的教育工作者表达：“财团垄断下的媒体内容，只由老板好恶而定，将扼杀所有传播工作者的专业。专业价值荡然无存，则传播教育都将失去意义。”的忧心，并且发起“反垄断联合课程1小时”、“反财团垄断、要媒体改革”、“下课10分钟，支持反媒体垄断”等倡议。
2019年6月23日，“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游行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举行。这次活动由成吉思汗健身俱乐部“馆长”陈之汉、及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黄国昌号召，并有上万名民众冒雨参与示威游行。游行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拒绝亲中媒体渗透、守护台湾的民主与自由，同时声援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运动。游行还要求中华民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强力执法，立法院亦应尽速完成相关法案的修法。这场集会游行亦引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关注。

侍从报业

1988年，台湾仍在威权体制下，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党禁和报禁。 然而在宣布前夕，囊括台湾当时三分之二报业市场的联合报与中国时报提出自由报业 的解禁模式，要求政府应该尊重市场机制，报业的生存与否应该由市场决定；规模较小的报纸和部分学者则主张有限解禁 模式，他们认为联合报系与中国时报的市占率已经高达近七成（原因详见：侍从报业），政府应该加以规范，才能让小报及新报生存。
在当时的情势，自由报业 模式对于国民党较有利，因为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两个“侍从”会受益于该模式，巩固独占的市场地位，况且两报都已经进入国民党决策核心，能协助国民党继续影响 社会大众视听。相形之下，有限解禁 模式，可能造成群雄并起，国民党的非同路人将有可趁之机。于是主导著媒体开放政策走向的国民党，决定选择偏袒既得利益者的政策，即为自由报业 模式。
财力雄厚的联合报与中国时报在“完全不设限”的情况下，被学者形容为“犹如解除紧箍咒的孙悟空”，随即准备好两百亿美金来购买机器与雇用媒体记者、纷纷发行新报（包含联合晚报及中时晚报）、大幅扩增报纸的张数并且以低价促销、......。隔年，《联合晚报》席卷了将近六成的晚报市场，仅留下四成多的晚报市场给自立晚报、民族晚报和大华晚报分食。过不久，中国时报+中时晚报+联合报+联合晚报的市占率逼近八成。终于，其他的小报业及新报业不支倒地。
中时、联合两媒体则接收其他小规模报业倒闭后留下的市场，并且利用该新增的盈余，挥军发展影视和网络事业。连同各自原有的出版社、通讯社、杂志，形成大型的媒体集团，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媒体市场中的两大巨人（联合报系、中时媒体集团）。

垫高入行门槛

在现实生活中，与巨人赛跑是一件举步维艰的事。而在媒体行业亦复如是。在联合与中时两大媒体集团的独占之下，成立媒体所需的入门资金至少两、三百亿新台币（依照1999年的新台币汇率计算）。 因此只能凭借著财力雄厚的财团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才能维系新成立媒体的营运。

手法

直接下手新闻置入、银弹攻势收买媒体、以商逼媒断绝金援，为中国政府的惯用手法。

中国国民党人士

台湾立法院的国防委员会某立委指出，某个中国国民党籍同时在中国经商的立委，每每在国防委员会开完机密会议后就会动身会前往中国，而台湾的情治单位也指出，调查发现中华民国国防部只要发布机密文件，常出现机密早上分享给立委，中国下午就知道机密内容的情事。 而中国政府也接收许多台湾的亲中政治人物，包括但不限于：前立委谢启大现在中国主持政论节目大幥绬湾并于上海置产经商、涉侵吞公款潜逃中国的前央广董事长朱婉清、前立委冯沪祥、新党主席郁慕明等人。
中央日报、自立报系、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的中央社

台湾的大众传播教育现场

当学生们向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充满着他们对未来徬徨无措的疑问时，这些教育工作者感到非常沉痛，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用心培育的孩子提出的问题。
老师们不知道这些孩子未来如何能够在健全且自由的媒体环境中，有尊严地工作？老师们也不知道这群孩子在未来如何贡献于台湾这块土地，为台湾社会和人民服务，并且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不受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压迫。
老师们感慨的说，当所有新闻专业的教育、所有对于媒体文化能批判社会、为弱势发声、呵护多元价值的期待，都在荒谬的财团蚕食并购媒体的现实发展中，变得遥不可及甚至可笑，这样的教育根本跟现实脱节。

解决媒体垄断

台湾媒体财团化已经成为结构性的问题，有文献在1999年建议政府应该效法北欧国家，一方面限制大型媒体继续扩张（例如：限制单一媒体的市场占有率及报头的数量），另一方面对小媒体、新媒体提供补助（例如：补助交通费、电信费用享优惠、协助资本设备取得等）。
可以想见大型媒体对于政府“解决媒体垄断”会感到不满，并且会以“不应限制言论自由”为理由。不过，当少数几个媒体财团的老板的言论自由已经限制了多数人的言论自由时，这几个财团的老板也就危害了民主生活中讲求公平与多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