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方

早年生涯

李子方祖籍广东鹤山，1891年9月21日生于香港，是香港望族李佩材家族的成员。李子方是由父亲李佩材与其元配侯容庄所出，李佩材是本地殷商，19世纪透过从事食米进口、船运和地产等业务致富。李子方的长兄李冠春和李少彭都是由侯容庄所出，另有弟妹李兰生、李月嫦、李作忠和李作礼等，皆由李佩材与其妾室任瑞芝和邹胜金所出。
李子方幼年被安排到广州的私塾受教，随后返回香港入读皇仁书院。李子方在皇仁书院的学业表现杰出，曾获庇理罗士奖学金及马礼逊奖学金，1912年香港大学开学后，他即成为香港大学首届学生，至1916年获文学士学位毕业，是为香港大学首届毕业生。

商业生涯

李子方原本有意到英国深造法律，但从香港大学毕业前数月却遇上父亲李佩材逝世，结果他放弃了出国的念头，改为跟随两名兄长接手打理家族业务。最初，长兄李冠春前赴越南处理父亲在当地的业务，而李子方则留在香港，负责打理和发成船务和南和行米行等由父亲一手创办的家族生意。同时间，李子方与长兄李冠春还着手准备进军银行业，计划开办一所华资银行。事实上，李佩材早在逝世前已有创立一所华资银行的构想，而李冠春和李子方兄弟计划开办华资银行，除了是为了实现父亲的构思以外，还有就是当时香港经已开埠多年，本地华商在商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开办一家采用西方经营模式的华资银行，将能够有所作为，迎合本地华商的需要。
在开办银行一事上，李冠春兄弟拉拢到曾经在日本从事银行业的简东浦合作，此外还成功争取到周寿臣（后为爵士）等本地殷商支持，终促成东亚银行在1918年11月14日经香港政府注册成立。东亚银行的董事局最初由庞伟廷、周寿臣、简英甫、李冠春、莫晴江、黄耀初、陈澄石、简东浦和李子方九名永远董事组成，银行的法定资本为200万港元，分为20,000股，即每股100港元，当中九名永远董事每人出资20万港元，余下的股份则在市场上发行。东亚银行成立以后，最初由庞伟廷出任主席，并由简东浦出任终身总经理，而李子方则出任助理经理，未几又升任终身经理，亲身打理银行的日常业务。
东亚银行成立后不久，旋于翌年1月正式开业，到1921年因业务需要，法定资本再增至1,000万港元，遂再邀请冯平山、简照南、黄柱臣、郭幼廷和吴增禄五名殷商加入为永远董事；至1925年，周寿臣再接替庞伟廷出任东亚主席。东亚银行凭借广泛的人脉网络和市场的殷设需求，业务蒸蒸日上，开业十年间已分别于上海、西贡、广州和九龙设立分行，而业务更是遍及中国大陆不少主要城市、日本、台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印度、澳洲、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地，成为香港数一数二的华资银行。
在简东浦和李子方等带领下，东亚银行也曾经经历过1924年香港经济不景以至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困局，但最终都能够维持下去。在1935年，香港曾经有华资银行倒闭，触发东亚银行出现挤提情况，当时东亚把银圆金条一箱一箱的运到总行大堂示众，最终成功稳住人心。东亚银行成立初年的总行设于中环皇后大道中2号，至1921年迁至同区德辅道中10号，后来随着业务不断发展，简东浦与李子方等又于1933年主持德辅道中10号总行的重建工作。总行新厦复于1935年7月落成，楼高14层，一度成为全香港最高的摩天大厦，到同年10月才被完成重建的香港汇丰总行大厦超越。
除了东亚银行的业务以外，李子方也身兼多家公司的董事职务，当中包括和发成、南和行、均益仓、青洲英泥、山打根电力、屈臣氏药房、省港澳轮船和东方置业等公司。此外，他还在1924年参与创办了旗昌保险，1932年又出资参与筹办中华百货公司，并兼任总经理，开拓其他商机。

公职生涯

在商业业务以外，李子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香港也十分关注公共事务，曾经担任不少公职。早在1917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李子方已曾策动同业组织香港船东维持会，反对香港政府计划封用私人船只，最终成功向港府争取特别待遇，使业界的利益得到保障。自出任东亚银行经理以后，李子方也开始受到港府的注意，1923年获委任为当年的保良局总理，随后又于1931年4月受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
李子方对教育事务有特别的兴趣，他由1934年起获港府委任为教育委员会委员，复于1936年起兼任香港大学校董，一直到1941年香港沦陷后才停止担任两项职务。1938年，港府设立一个教师培训委员会，研究香港在师资方面的培训政策，李子方即获委任为委员会其中一名委员。委员会随后发表的报告书，终促成罗富国师范学院在1939年创校；他在1939年又获港府委任为香港大学进一步发展委员会委员，参与研究香港大学应否加强与中国大陆大学的合作。李子方还长年担任圣保罗书院校董会副主席和圣士提反书院校董，战后复于1951年至1953年担任崇基学院校董。
除了教育事务以外，经济和金融事务也是李子方关注的范畴。具银行业背景的他在1929年和1930年先后获港府委任为印花税委员会委员和货币委员会委员，参与研究香港在全球大萧条下有关印花税和港元贬值等问题。他后来还在1938年加入港府特设的公司核数（中文）咨询委员会担任委员，以及在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出任战时收益委员会委员。担任公职多年的李子方在1939年7月至10月进一步获港府起用署任市政局非官守议员，暂代谭雅士离港时遗下的空缺；翌年3月，他又获得正式委任成为市政局非官守议员。李子方在二战以前担任过的其他公职还计有香港保护儿童会委员、香港防痨会委员、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委员和华人庙宇委员会委员等。
李子方由1939年7月起获时任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指派暂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暂代李树芬医生离港后遗下的空缺，到1941年1月17日得以正式实任，成为二战前最后一位获得委任的立法局华人议员。在立法局内，他联同局内其他非官守议员大力反对港府计划开征入息税的建议，并在战时收益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书中对建议提出重大保留。几经商界和港府的讨价还价，开征入息税的建议最终在1940年4月获立法局三读通过，但税项只作为维持战时收益的临时手段，港府还承诺大战结束后废除税项。虽然港府在大战过后的确废除了入息税，但却旋于1947年重新开征。

晚年生涯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同时于香港时间12月8日派兵入侵香港，香港保卫战一触即发。同月25日，时任港督杨慕琦爵士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香港沦陷，开展为期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由李子方打理的东亚银行在沦陷之初一度停业，但未几于1942年2月与另外五家银行获日治政府批准复业，并被指定成为“社会福利彩票”的总代理办事处。1942年1月，日治政府“训示”华人侨领成立香港善后处理委员会，以迫使他们服从日军管治，在政商界具一定地位的李子方遂成为九名委员的其中之一。同年3月，日治政府再组织华民代表会取代香港善后处理委员会，作为代表华民社会的咨询机构，李子方被迫过渡到华民代表会出任该会四名委员的其中之一，使他进一步蒙上了背叛英国和通敌的嫌疑。其后，日治政府成立“香港竞马会”以取代香港赛马会，李子方即获委任为竞马会董事之一。
日本在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终标志着香港重光，香港遂恢复英国管治。战后，港府旋即强调李子方等是出于捍卫香港华人利益，并在得到英方秘密许可下，才接受出任日治政府的公职，当中并不涉及通敌卖国的行为，因此未有遭到港府深究。不过，根据在战后曾先后担任军政府首席民政事务官和港府辅政司的麦道高后来在内部文件中指出，虽然李子方等再没有通敌的嫌疑，但如果重新委任他们到行政局或立法局供职，将有可能引起很大争议，结果李子方等绝大部分曾经与日治政府高调合作的政商界人物，在战后一律都不再为港府叙用。
事实上，李子方在战时除了被迫与日方合作，又要兼顾东亚银行的业务，使他承受很大的压力，因此战后即以健康关系淡出政坛，但仍继续担任东亚银行经理，为重整东亚业务四出奔走。在长年承受沉重压力的情况下，李子方还在1948年证实患上心脏病，需要多次前往美国养病，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在1953年3月，李子方与家人前赴美国，除了专心养病以外，还顺道探望在当地留学的三名女儿。然而，李子方却在1953年9月5日突然于内华达州小镇温尼马卡因病逝世，终年仅61岁。身后他的遗体由美国经海路在同年10月13日清晨运返香港，10月17日于万国殡仪馆举行追悼大会，由圣公会曹思晃牧师主持，各界亲临致悼者众，当中包括华人代表何东爵士、周寿臣爵士、罗文锦爵士、市政局主席彭德伉俪、华民政务司鹤健士、行政局首席华人议员周埈年、立法局首席华人议员周锡年和汇丰银行总经理端纳等千余人，遗体随后安葬于薄扶林华人基督教坟场。

个人生活

李子方一家信奉基督教，并且是圣公会会众，其妻邓秀卿同样祖籍广东鹤山，是有利银行华经理邓荣升的长女，尝任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董事、中国妇女会董事和妇女兵灾筹赈会副会长兼永远顾问，1960年9月3日逝世，享寿72岁。李子方夫妇共育有六子三女，分别名李福杖、李福和、李福泰、李福权、李福逑、李福培、李慧贤、李慧娟和李慧娴。
李子方的二子李福和曾任东亚银行主席和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另五子李福逑是港府早期的华人政务官，是开埠以来首位出任社会福利署署长、社会事务司和民政司的华人，并尝任行政立法两局官守议员。李福逑之子李国能是李子方的孙儿，他是香港御用大律师，后于1997年至2010年出任香港终审法院首任首席法官。
赛马是李子方的主要兴趣之一，他早年即为香港赛马会会员。此外，他多年来也热心于圣公会会务，长年是圣公会圣保罗堂教友，晚年更与妻子支持圣公会圣米迦勒小学的发展。其后人于1961年筹建而成的北角圣彼得堂，除了是以圣彼得命名，也是因为李子方当年受洗后得教名“彼得”（Peter）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