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樹

早年生涯

李福树祖籍广东鹤山，1912年5月30日生于香港，是香港望族李佩材家族成员，其祖父李佩材是本地殷商，19世纪透过从事白米进口、船运和地产等业务致富。李福树是父亲李冠春和元配源佩英所出，是家中长子，惟源配英诞下李福树后不久染上肺炎，到广州治病无效逝世，遗下尚未满月的李福树，后来李冠春再娶谭黛卿为继室。李冠春为香港实业家和银行家，拥有从事船运业务的和发成和白米业务的南和行等商号，其后于1918年参与创办东亚银行，为该行早期发展奠下基础。李福树作为家中长子，有四名弟弟和七名姐妹，其中二弟李福栋早夭；三弟李福善是法官出身，1987年成为首位担任香港最高法院上诉庭副庭长的华人，退休后曾于1996年表态竞逐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但旋因提名不足而被淘汰；另外他的四弟李福庆是海事工程师出身；五弟李福兆则曾任香港联合交易所主席，后被控非法收受利益而罪成下狱。
李福树自五岁开始便在家中由私塾老师教授经史典籍，对中文散文和诗歌方面颇有造诣，十多岁的时候更经已在本地中文报章以笔名“米虫”发表文章，另外又写过两本未曾出版的小说。1923年，他以插班生身份入读圣若瑟书院小学六年级，由原本完全不懂英文，到后来曾经连续三年取得全级第一名成绩，又以书院足球队队员身份经常参加校际球赛。1932年12月，他从圣若瑟书院中学毕业，其后升读香港大学修读商科，并入住利玛窦宿舍，至1938年1月获文学士学位（BA）毕业。
由于父亲一心希望李福树日后能够打理家族业务的账目，所以李福树从港大毕业后同年，便获安排前赴英国当见习会计师，为期五年。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后，欧洲局势动荡，加上时值第二次中日战争，远东时局同样不稳，反而带动了家族南和行经营的白米业务；结果李福树惟有缩短见习期，于1940年从英国修咸顿港口乘搭邮轮取道加拿大返港，以便协助打理家族生意。据李福树忆述，当时离开修咸顿港口的邮轮共有三艘，只有他乘搭的一艘侥幸没有遭纳粹德军击沉。

工商生涯

李福树返港后翌年，日军紧随太平洋战争在1941年12月爆发入侵香港，香港保卫战一触即发，并以同年12月25日香港无条件投降作结，标志着香港沦陷和进入为期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日治期间，三弟李福善于1942年转入中国大陆从事抗日工作，年纪尚少的四弟和五弟其后被送往澳门避难，因此只留下李福树协助父亲李冠春打理家族业务。然而，李冠春的白米等业务在战时停滞不前，其船运业务也因为船只散失而陷于停顿；有一次，李冠春与李福树父子返回公司的时候，更遭贼匪上门打劫，差点丧命。1944年9月，李福树陪同父亲和家人索性乘船前往澳门避难，并与早在当地的弟妹会合，直到1945年8月二战结束和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始返回香港。
李福树于1945年回港后，获安排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恢复实习，两年多后他于1948年正式取得英格兰及威尔士会计师公会会员资历，成为香港首名华人特许会计师。同年，他离开毕马威，创办李福树会计师事务所，翌年获港府认可为获授权核数师，后来更获选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FCA）。李福树担任会计师事务所东主多年，直到1976年邀请外甥林东仁加入成为合伙人，翌年进一步退任合伙人，但改任事务所顾问，直到1995年去世为止。另一方面，李福树家中的园丁是陈茂波舅父，出身寒微的陈茂波在舅父穿针引线下，得以从天主教培圣中学毕业后到李福树会计师事务所任职文员。后来李福树还资助陈茂波，让他得以在1973年考上香港中文大学修读会计，但条件是每年大学暑假要返回会计师事务所打暑期工。陈茂波多年后先后成为香港会计师公会会长、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香港分会主席，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会计界功能界别议员、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和财政司司长等职。
战后初年，由于李冠春年事渐高，家族业务交予李福树打理，但到后来李福树开设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李冠春幼子李福兆考取会计师资格返港后，家族生意逐渐转由李福兆管理，独留南和行的白米业务继续由李福树打点。拥有大批物业的李冠春在1966年逝世后，李福树又继承得不少遗产，外界估计其个人财富高达10亿港元，到1990年涨至大约40亿港元。除了会计师事务所和南和行的工作，李福树由1958年起终身出任东亚银行董事，并身兼多家公司的董事职务，当中包括南和行、和发成、香港电话、香港电车、九龙电灯、中华煤气、九龙仓、均益仓、华人置业、丽的呼声、东方投资、金庇鲁斯投资、香港置业、中华置业、兴玮置业、隆德保险、谏当保险、香港水火保险和新亚航业等。
此外，李福树曾于1960年联同商人陈南昌和裘乐初等人，招揽新西兰牛奶公司合作在观塘投地兴建牛奶厂，生产品牌称为“丰力奶”的牛奶饮品。然而，“丰力奶”生产的牛奶饮品只是把乳脂和乳粉制成液体牛乳，并非纯正牛奶。业务并不成功的“丰力奶”维持数年后，最终于1965年被竞争对手周锡年爵士旗下的牛奶公司收购，并与新西兰奶品销售局合资成立联合奶品国际公司，经营牛奶、雪糕和其他奶品生产。

投身政坛

1952年4月，大坑西邨木屋区发生大火，多人无家可归，事后港商周锡年、李耀祥、颜成坤、J·H·律敦治、冯秉芬（后为爵士）、唐宾南、周耀年、李世华、林植豪和李福树合组香港平民屋宇公司，与香港政府合作兴建平民屋宇以安置木屋区居民。其中，李福树除了担任香港平民屋宇公司董事，还兼任公司秘书及司库一职。李福树在平民屋宇公司的工作获得港府留意，这使他得以在1954年获港府委任到新成立的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担任委员，历任屋建会财政遴选委员会主席，至1964年卸任，是会内少数并非兼任市政局议员的委员。
这时期的李福树也开始热心参与社会公职，当中包括圣约翰座堂值理、香港航海学校义务司库和圣士提反女子中学义务司库，又获港府委任为租务法庭法官和专上学校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后来进一步在1958年获委任为审定核数师委员会委员，以及在1962年分别获委任为华人庙宇委员会委员和社会救济信托基金委员会委员等职。此外，本身是特许会计师的他也为多家机构担任义务核数师，其中计有香港报业公会、香港中华医学会、香港房屋协会、香港圣公会教区财政委员会、圣雅各福群会、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国际合作贸易会、留英中国学生协会、大学妇女会、香港摄影学会、香港儿童安置所、圣若瑟书院旧生会和香港中药联合商会等。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他又成为首批中大校董之一，直到1968年提早卸任。
1960年4月1日，李福树联同冯汉柱和黄宣平奉委市政局非官守委任议员，以分别填补冯秉芬、利铭泽和余达之卸任后遗下的议席。他在市政局内一任四年，至1964年3月31日卸任后由李曹秀群接替；任内他十分关注环境卫生议题，例如要求当局改善公众泳滩的卫生、兴建更多新式街市和加强巡查食肆卫生等，而且兼任该局食物餐饮小组委员会主席。1961年6月至9月，李福树暂代休假的利铭泽，首度获临时委任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他其后于1962年6月1日正式奉委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以填补郭赞卸任后遗下的席位；1966年5月28日他再进一步联同简悦强（后为爵士）和桑达士（后为爵士）奉委行政局非官守议员，成为少有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为肯定他长期参与公共服务，他于1961年5月30日奉委非官守太平绅士，1963年更获英廷颁授OBE勋衔。
在两局供职期间，李福树十分关注经贸议题，尤其是他加入立法局的时候正值英国政府研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引起香港商界担心输往英国的货品将不再享有英联邦特惠税；同时由于香港属于自由港，商界担心英国一旦加入欧共体，欧共体货品可能免税大举进口香港，对香港制造业和出口构成打击。有见及此，李福树曾于1962年9月随同行政局非官守议员祈德尊（后为爵士）前赴伦敦会见殖民地次官菲莎（后为爵士）商讨港英关系和英国申请入欧的谈判事宜；并于同年10月与祈德尊、罗理基（后为爵士）、关祖尧（后为爵士）、简悦强、钮鲁诗和高登（后为爵士）组成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代表团前赴英国，期间曾会晤时任殖民地大臣桑斯（后为勋爵），就英国加入欧共体陈述港人忧虑。为了推广香港贸易，李福树又曾于1964年9月率代表团参加旧金山贸易展览会，在当地会见美国商界，协助宣传香港和鼓励美商在港投资。
针对香港税制，李福树是局内罕有支持前任财政司歧乐嘉提出引入全面所得税（full income tax）的非官守议员。他曾在局内多番认为，把所有收入结合到全面所得税以取代原有的薪俸税和利得税，更能够减低逃税机会，并借税制改革扩阔税网，把课税方式变得更加公平。然而，全面所得税的概念受到当时舆论的普遍抵制而从未落实。另一方面，1965年香港爆发银行挤提风潮后，他曾经在立法局内提出收紧对银行的监管和反对新银行无止境地增加；他也曾在局内多番质疑英政府要求港府只能以英镑作为财政储备的规定，认为港府由于不能以黄金或其他外币作为财政储备，万一遇上英镑大幅贬值，将对香港的财政储备构成冲击。后来，英镑在1967年11月大幅贬值14.3%，虽然后来港府把港元升值，但港元总体上仍贬值5.7%，导致香港财政储备折合损失4.5亿港元。

足总会长

李福树喜爱足球，尚在圣若瑟书院求学时，已经是书院足球队队员。1964年7月29日，香港足球总会举行周年大会，李福树首次获推举接替告退的冯汉柱成为足总三名副会长之一，另外会长由罗理基蝉联，而主席一位则由傅利沙以44票击败寻求连任但只得22票的莫庆当选。翌年7月30日，足总在周年大会上举行换届选举，莫庆却意外地以48票击倒只得32票的傅利沙，成功卷土重来复任主席，而会长罗理基和副会长李福树等均告连任。不过，这次选后一度传出李福树有意辞职，引起体坛关注，促使李福树于8月6日由莫庆陪同下举行记者招待会，澄清绝无辞职之意，并批评传闻全属捕风捉影之说。
足总换届后不久，于1965年8月18日举行首次执委会议，会上讨论较早前一批主要隶属愉园体育会的足球员未经足总许可下组成“同章队”，前往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交流和参与友谊赛事的事件。经过激烈讨论后，足总执委会通过对有关球员展开调查，并注销他们的注册，导致他们丧失出赛资格。足总的决定激起左派舆论连日来的猛烈抨击，涉事的其中14名球员更向足总会长罗理基发出联署信，批评足总滥权欺压。足总执委会其后于8月25日召开特别紧急会议讨论事件，虽然会上主流意见倾向维持原先的决定，但主席莫庆认为取消球员注册一事不合程序和缺乏理据，而李福树据悉也在会上附和莫庆的看法，并指出足总如在处理事件上有错，就不应一错再错，要把错误纠正。受到左派舆论压力下，足总执委会最终在9月3日的会议上作出让步，恢复有关球员的注册，但同时对他们发出警告以示警惕。
1966年6月，足总会长罗理基透露不再寻求连任，并推荐由李福树接替。同年7月26日周年大会上，李福树顺利当选会长，他遗下的副会长席位则由霍英东补上，而主席一位由梁兆绵当选接任。李福树在足总会长任内其中一项最大的争议，是在1966年12月泰国曼谷举行第五届亚洲运动会前夕，公开表态反对以香港中华业余体育协会为首的香港华人各界体育会，选出16名分别来自本地多家球会的足球员代表中华民国参加亚运足球赛事，其后足总执委会更于12月6日和12月9日两度通过禁止有关球员参赛。当时李福树扬言“香港足球员应代表香港，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又指出“为了本港足运利益，我们不怕任何人恐吓，也不能在威迫利诱面前低头”。
鉴于香港华人球员除了代表香港队以外，一直以来都有代表中华民国参与国际赛事的传统，过往未曾受到干涉；再加上足总在1965年未有严厉追究“同章队”私自前赴中国大陆作赛的事件，因此足总的决定引起了亲台舆论的强烈反弹。12月8日，时任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席罗斯爵士更联同第五届亚运主席、泰国的多萨中将（Lieut Gen Torsakdi Yomnak）向足总发紧急电报，对足总的禁赛决定表示“至感遗憾”，同时要求足总重新考虑让全体球员代表中华民国参赛。尽管足总两下禁令，但涉事的其中13名球员最终无视阻挠，于12月12日赶赴泰国作赛。
事后，足总以有关球员“行为不检”为理由，于1967年1月设立五人小组展开调查，并于1月31日和2月1日传召球员问话。与此同时，代表涉事球员的律师胡宝星（后为爵士）在2月3日飞往英国会见罗斯，其后于2月6日返港带回一封由罗斯致足总五人小组的信件，内容指出足总禁令只可适用于职业球员而非业余球员，由于涉事球员均属后者，足总并不能禁止他们代表中华民国出赛。罗斯在信中还指出，如果足总处分涉事球员，国际足联将不排除重新检视足总作为国际足联会员的地位。足总五人小组经考虑罗斯的信件后，在2月6日宣布撤销对有关球员的所有指控，事件才告平息。至于香港球员可代表中华民国出赛的安排，要到1971年才告终结。
足总禁止香港球员代表中华民国参与亚运之际，正值足总安排西德劲旅法兰克福足球会于1966年12月底访港。受事件影响，当时的亲台报章号召球迷罢看法兰克福在港参与的两场赛事，导致两场赛事的入场人数远逊预期，足总不单止未能借助法兰克福访港赚取收益，而且还因为球迷杯葛赛事而亏本。亚运争议结束后，足总于1967年初又邀得东欧捷克斯洛伐克劲旅布拉格斯巴达足球会访港，这次活动是李福树任内足总最瞩目的盛事之一。虽然斯巴达在港参与的三场赛事全部胜出，但李福树其后于香港仔设海鲜宴款待时，球队经理却在席间透露球队已经用尽盘川，结果要李福树即场向球队每人派发500港元应急，场面尴尬。

六七暴动

1966年4月，香港因为天星小轮加价事件而爆发一场短暂的骚动，受到中国大陆同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影响，位处中国边陲的香港更是变得日益动荡不稳，到1967年5月还爆发了持续大半年的六七暴动。六七暴动源于一家塑胶花厂劳资纠纷引发的工潮，工潮在亲共左派的介入和文革风潮席卷香港的情况下愈演愈烈；左派示威者从5月6日开始与警方发生连场街头冲突，迫使香港政府一度实施局部地区宵禁，左派阵营其后更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以“反英抗暴”为号召挑战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构成威胁。
六七暴动爆发后，身为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的李福树很早就公开表态支持港府强硬对付左派份子，他首先在1967年5月14日透过电台发言，呼吁市民“给予警察一切协助及支持”；其后在5月31日的立法局会议上，他赞扬警队和港府各部门迅速应对暴动，又呼吁市民保持镇定、如常生活和防止子女参与政治活动，并支持港府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以保香港的繁荣稳定。同年6月起，左派阵营开始策划各行各业的罢工和罢课，使到市民的日常生活进一步受到影响。李福树身为香港电车有限公司董事局唯一一名华人董事，也曾经走到前线呼吁罢工的电车司机复工。6月28日，他在局内代表非官守议员发言，呼吁广大劳工不要接受左派工会的各种威迫利诱，参与罢工或任何动摇社会稳定的活动。
不久以后，中港边境在7月8日发生轰动一时的沙头角枪战，五名警务人员被中国民兵袭击殉职；翌日再多一名警员在皇后大道西闹市被左派凶徒以铁钩钩杀，引起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在这个背景下，李福树在7月12日再一次于立法局代表非官守议员发言，除了对殉职警员家属致以慰问外，又以严词谴责左派滋事份子。他在发言中表示极小数的滋事份子“与广大市民处于对立面”，又指出“如果滋事者痛恨香港的社会现状，他们大可以随时离开到别处过活”，并扬言当局不会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如果他们漠视警告，将要面对严重后果”。
当时中共阵营对于李福树的言行感到十分不满，左派报章纷纷以“汉奸”、“走狗”和“民族败类”等字眼形容李福树；而中共驻港贸易代理机构华润集团更曾就此传召李福树，要求他公开向中共道歉，但被拒绝，结果促使“港九米业杂货反迫害斗委会”由7月起停止向李福树经营的南和行供应白米。另一方面，由李福树担任会长的香港足球总会执委会在6月13日通过一项支持港府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提案，事后李福树被属于亲共阵营的愉园体育会和东昇足球队公开谴责。同年8月31日，愉园进一步发表声明，批评李福树把持足总，导致足总沦为“港英帝国主义迫害中国同胞和制造‘两个中国’政治阴谋的工具”，因此决定杯葛1967年至1968年度足总主办的各项球赛。
事实上，暴动踏入1967年7月后，左派开始在全港各处放置土制炸弹，他们除了对政府官署发动袭击外，寻常街道以至公共交通工具都成为袭击对象，造成社会上人心惶惶。8月13日，左派份子更在市区多处街道张贴“通缉令”，名单包括时任署理香港总督祁济时（后为爵士）、警务处处长伊达善，以及署理华民政务司徐家祥、李福树和新界乡议局主席彭富华五人。“通缉令”指五人“不是双手染满同胞鲜血的凶手，就是认贼作父、出卖民族利益的东西”。8月25日，敢于公开批评左派的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遭暴徒烧死，数日后，左派再于8月28日发出一份“暗杀名单”，当中有六名华人上榜，这次除了有徐家祥、李福树和彭富华外，新上榜的还包括时任两局议员简悦强、《明报》社长查良镛和《真报》社长陆海安三人。
受到中共的死亡恐吓，李福树初时表示会“继续我的正常生活，但对于被港共暴徒突袭，我也会采取一切警戒措施加以防范，我可能会搬到另一处居住”。事实上，港府私底下十分重视事件，除了派保镖保护六人，还特别向李福树提供24小时全天候保护；不过他后来忆述高峰期“每天有二、三十个警察在我家同我一起开饭”，一个多月内花了他差不多50,000港元作为警方的膳食开支。同年10月30日，李福树以公干为名，于启德机场乘搭飞机前往日本东京，但离港时临时改乘另一班较早的航班，在机场候机时全程留在重门深锁的贵宾室，有别于过往在离境大堂公开与亲友话别的习惯。李福树离港后，其行政局议席由另一名立法局议员胡百全暂代，至于他遗下的立法局议席则由锺士元（后为爵士）临时填补。李福树留在海外多时，直到1968年3月20日方才返港复任两局职务；而扰攘香港大半年的六七暴动由于不获香港市民支持，加上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向香港的左派阵营下达命令停止“反英抗暴”，结果于1967年12月终告全面平息。

淡出政坛

六七暴动结束后，决意淡出社会公职的李福树在1968年6月30日以个人健康为理由，退任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的职务，遗下的行政局和立法局非官守议席分别由唐炳源和王泽森填补。此外，他于1968年5月8日对记者表示决不蝉联足总会长一职，结果足总于7月30日选出王泽森接任。虽然如此，李福树仍旧在同年10月联同冯汉柱和霍英东两人接受足总邀请荣任名誉会长。当时有关李福树打算举家移民英国的传闻一度甚嚣尘上，同年8月，身为英皇御准香港赛马会会员和马主的李福树更传出打算将名下的两头二班马匹“密底算盘”和“非洲佳丽”拍卖。不过，当李福树回复记者查问是否计划移民英国时，却表示仍未有最终决定，并强调就算是移民，也不一定是英国，可能是美国或瑞士，也可能只是短游性质。
尽管曾经考虑移民，李福树最后还是选择留在香港。这时期他把注意力重投于个人事业上，而身为会计师的他也继续关注会计师业界的利益。其中早于1966年，他便跟一群会计师成立工作小组，研究设立一个能够代表会计师专业的同业公会。经过数年筹备后，立法局于1972年三读通过《专业会计师条例》，促成香港会计师公会于1973年1月1日成立。公会成立时特地向李福树赠予该会“第1号”会员编号，以答谢他在公会成立过程中给予的协助。此外，李福树十分支持母校圣若瑟书院的发展，并曾捐钜款支援母校在湾仔摩理臣山兴建拥有独立校舍的圣若瑟小学。小学校舍于1968年4月16日奠基，仅用大半年时间便于同年12月17日落成启用，而校舍内的礼堂特以李福树先父命名为李冠春堂。

晚年生涯

李福树晚年较为人所知的事迹，是在1986年参与争夺华人置业控股权一役。华置由冯平山家族和李冠春家族于1922年合办、1968年上市。长久以来，华置主要股权由两大家族后人持有，并轮流担任董事局主席。1975年，华置董事局通过作价1.3亿港元，向李嘉诚售出旗下位于香港岛中环的贵重物业华人行，代表冯家的冯秉芬爵士本来意欲把收益套现为股息派给股东，但持股较多的李家却把资金购入上市公司中华娱乐，好让中环另一贵重物业娱乐行落入华置手上。结果，该次分歧成为冯李两家交恶的导火线。
1986年，冯秉芬与绰号“公司医生”韦理旗下的亚洲证券合组司马高公司（Shimako），继于3月17日突然宣布拥有华置接近35%股权，意欲把李家撵走以独掌华置。司马高公司所持的部分华置股份，更是从落选东亚银行董事局的李福树五弟李福兆暗中买入的。虽然冯秉芬一方所持股权未达到可触发全面收购的35%，但他们仍在同月21日举行的华置股东会上成功把李福树、李福庆、李福兆、李国宝（后为爵士）和孔宪绍等李家成员和相关人士逐出华置董事局，并换入冯家成员和相关人士。
不甘示弱的李福树在3月24日联同新鸿基公司和富商冯永祥组成巴仙拿公司（Bassina）反击，作价每股16港元收购华置股份下，取得华置约31.3%股权。虽然华置控制权原本是冯李两家之争，但双方在争持不下和陷入胶着之际，爱美高集团主席刘銮雄突然于4月11日加入混战，并作价每股16.5港元收购华置股份，比巴仙拿一方还要多5角。在爱美高一方高价收购下，巴仙拿一方决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于4月18日退出争夺战，把手上35.8%的华置股权作价每股18港元悉数售予爱美高，使争夺战成为司马高与爱美高两方之争。不过，爱美高此后继续向华置小股东购入股份，持股量进一步增至42.8%，仅持有26.55%华置股份的司马高一方再难匹敌。冯家最终于5月初把手上股份悉数售予韦理的亚洲证券离场，亚洲证券成为华置第二大股东，华置结果成为刘銮雄的囊中之物。
李福树晚年身体欠佳，因心脏毛病入住医院两年后，于1995年5月21日因为心脏衰竭病逝于新界沙田威尔士亲王医院，终年82岁。据了解，虽然长期住院，但他到临终前仍然思路清晰。李福树身后，家人于同年5月29日为他于中环圣约翰座堂举办丧礼，不少官绅名流出席致哀；但被指在华置股权争夺战一役与李福树交恶的五弟李福兆，却未有出席丧礼。李福树出殡当天的扶灵人士包括郑栋材、李树培、利荣森、邵逸夫爵士和何佐芝等人，遗体随后落葬于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