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派屈克大教堂 (都柏林)

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英语：St. Patrick's Cathedral，爱尔兰语：Ard-Eaglais Naomh Pádraig），全称为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国家大教堂暨学院教堂（The National Cathedral and Collegiate Church of Saint Patrick, Dublin），是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市两座爱尔兰圣公会（Church of Ireland）教堂之一。起造于1191年，采英国哥特式设计风格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虽然是都柏林境内最大的教堂，但因为都柏林的爱尔兰教会大主教设座于另一座基督教会座堂（Christ Church Cathedral），因此一般来说圣帕特里克并不被视为是都柏林的主教座堂。相对的，圣帕特里克通常被视为是爱尔兰的国家大教堂，统辖爱尔兰国教会底下的12个教区之分会信众。

在大教堂之前

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根据传统说法，约在450年前后爱尔兰的守护圣者圣帕特里克曾经在今日大教堂旁公园内的一个古井边，替几名新皈依的教徒施洗祝福过。为了纪念这件事，人们在这位置建造了一座木造教堂，但除了在文献中经常被提到之外，古井的实际下落却一直是个谜题。直到1901年时，古井的位置被重新寻获，而用来掩盖古井、一块上头刻有克尔特十字的古老大理石板也被移至圣帕特里克教堂中保管，而证实了传说的真实性。当年的木造小教堂是都柏林境内四座克尔特教堂之一，被称为岛上圣帕特里克教堂（St Patrick's in Insula），这起因于小教堂是被盖在波多河（River Poddle，利菲河支流，今日已经成为地下河）两个分支间的小岛上。

学院教堂的建立

木造小教堂一直维持原本的模样数百年，直到12世纪后半，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率兵侵入爱尔兰后，指派了约翰·柯明（John Comyn）担任都柏林大主教，而引发爱尔兰国教会的大改造与教堂的变化。柯明是都柏林第一个具有盎格鲁-诺曼（Anglo-Norman）血统的大主教，由于诺曼人并不喜欢传统的僧侣教团风格，他在1191年时将岛上圣帕特里克教堂升级成一座学院教堂（一种同时被当作宗教与学术研究中心的教堂体制），并将一些自己名下教区的税收提拨给教堂的牧师作为经费。一封在同年由教皇责勒斯丁三世（Celestine III）颁布的教皇诏令（Bull）确定了柯明的特许权。在今天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中，一般相信只有大教堂门口的洗礼所（baptistery）是沿用自当初这座学院教堂的建筑结构。
虽然圣帕特里克到底是在何时被擢升为大教堂（Cathedral）的等级，并没有很精确的记载，但一般咸信约是在约翰·柯明任期尚未结束时，他的后继者伦敦的亨利（Henry de Londres）同时被基督大教堂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所属教区的分会选为主教，并获得当时的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承认。像这种一个城市同时拥有两座同教派的大教堂的情况，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般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情况是因为改建升级后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原本是被利用要取代基督大教堂，成为都柏林的主教大教堂，但却遭到基督大教堂方面的反对，而闹出双胞案。直到1870年，因为爱尔兰国教会遭到废除，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转变成爱尔兰的国家大教堂，在这里来自爱尔兰境内所有教区的代表齐聚，而基督大教堂则变成都柏林、格伦达洛（Glendalough）与基尔代尔（Kildare）等市镇所组成的联合教区之大教堂。其中，基尔代尔在1976年时转划归到米斯郡（Meath）的管辖之下而不再属于圣帕特里克的教区。

今日的大教堂之起建

1212年时伦敦的亨利接替约翰·柯明成为都柏林大主教，他是英王约翰的挚友，也是负责修筑都柏林城堡与城墙的责任人之一，并且曾参与签署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arta）。亨利针对大教堂原本的教士组织进行许多改变，设制教长室（office of dean）、领唱人室（office of precentor）、审判长室（office of chancellor）与司库室（ofiice of treasurer）等单位，并且由教团的成员拔擢担任。历任教堂的校长都是由教士投票推举产生，一直到今日为止，这些教团仍然握有这样的权力。
在接下了都柏林大主教的职务后，亨利开始受命重新修筑改建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一纸在1225年由亨利三世（Henry III）颁布的召书准许亨利旗下的传教士们在爱尔兰全国各地旅行以筹募捐献作为教堂建设费用。新教堂整个英国哥德风格的风貌，是花了约30年的光阴才完成的。1254年时，大教堂被重新配属到亨利的后继者、路克大主教（Archbishop Luke）麾下，而圣母礼拜堂（Lady Chapel）则是在1270年时，由福尔克·德·桑德佛大主教（Archbishop Fulk de Saundford）增设。教堂原本的高塔与部分中舱（Nave）西侧的结构曾因一场发生于1362年的大火而损毁，但1362年到1370年间在后继的米诺特大主教（Archbishop Minot）任内又被修建复原。

动荡与复兴

在16世纪时，因为英格兰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连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也受到波及。1537年，在教会改革派的汤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之命令下，唱诗班席壁龛中的所有圣人塑像全被摧毁。而大教堂的所有收入、地产与所有物则全遭到亨利八世与他的行政官充公，当时的教长爱德华·巴塞内（Edward Bassenet）则囚禁了所有教团成员，直到他们同意移交教堂资产为止。
1544年时教堂中舱的屋顶塌陷，让原本已经堪虑的保存状态又更加恶化了些。1547年在牧师厅（Vicar's Hall）开起了大学预科学校（Grammar School），圣葬殿（Palace of St. Sepulchre）被代理领主霸占，而小正典厅（Minor Canon's Hall）则变成一个救济院。当时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君主、信仰新教的爱德华六世将其位阶降级为一般的牧区教堂（parish church），并将教堂的部分建筑移作法院使用。1549年时，爱德华六世命令圣帕特里克教堂的墙壁全都需要重新粉刷，并在上面抄写圣经的内容章节。1553年时信奉天主教的玛莉继承爱尔兰的王位，力主恢复圣帕特里克作为一天主教大教堂的地位，1555年时一纸来自她与其夫君腓力的特许状恢复了大教堂的特权，建物结构的修复也开始，而都柏林的第一个“公共时钟”则是在1560年时，被安置在圣帕特里克尖塔（St. Patrick's Steeple）上。
1559年，信奉新教的新女王伊丽莎白继位，又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自宗教信仰的光谱上，由天主教拉往新教那头。她上任后的第一年，颁布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成为圣公会统一的祈祷用书，而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也脱离不了这样的影响。

雨格诺教派的客居

在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法国的新教信仰者——雨格诺派（Huguenots）——由于信仰差异的缘故在法国本土遭到严重的打压，遭放逐流浪到欧洲其他地区的新教信仰地区。其中，爱尔兰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聚居点，势力强大到足以在本地的经济上形成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例如，以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为中心的周围地带就吸引了很多从事丝绸生意的雨格诺教徒。然而，雨格诺教徒们虽然找到了一个在宗教或政治上可以庇佑他们的客居地，但却缺乏一个能用法文讲道的场所，为此欧蒙德伯爵（Earl of Ormonde）与爱尔兰总督连署向都柏林大主教请愿，希望教会方面能提供一个适当的场所，而教会方面则建议可以使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1666年大教堂牧师与教会将圣母礼拜堂提供给雨格诺教徒使用，而成为后来的圣帕特里克法国教堂（L'Église Française de St Patrick）。这纸租约最早签署于1665年12月23日，并在之后续约多次，直到1816年时才终止，因为到了19世纪时雨格诺教徒几乎已经完全融入爱尔兰的群众中，使得特别以法语讲道的必要性淡薄了。

强纳森·绥夫特

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历任的大教堂牧师（Dean）中，强纳森·绥夫特（Jonathan Swift）应该是最为人所熟知也是最被推崇的一位。这不只是因为他因为撰写了小说《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年），是非常知名的爱尔兰作家，而是因为绥夫特在他管理大教堂的任内，进行了许多教务上的改革并与善行。绥夫特在1694年时被吸收进入爱尔兰国教会的神职管理体系，他的第一个教区是安特理姆郡（County of Antrim）的奇鲁特（Kilroot）。虽然他一直很希望能够得到主教职务，但由于他太过敢言的态度不投教会的喜好，最后反而是获授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大教堂牧师职务，在1713年到1745年间任此职位长达三十余年。
身为大教堂的大教堂牧师，绥夫特无论是在宗教职务方面或是建物的维护上都显示出非常负责任的态度。他几乎日日亲恭教堂，并且建立每个星期日举行圣餐崇拜（Eucharist）的传统，是都柏林的诸多教堂中唯一做到这点的。在他任内修复了许多教堂中的纪念物，也对外面的民众奉献善心，例如他曾替无法自立耕生的老妇人设了一个收容所。绥夫特逝世于1745年10月19日，享年78岁，身后葬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内，今日我们仍可在教堂内看到他的墓碑与墓志铭。

圣帕特里克骑士团

“最辉煌的圣帕特里克骑士团”（The Most Illustrious Order of St Patrick）是乔治三世在1783年时，为了表扬对爱尔兰较有影响力的贵族而设立的荣誉制度，其重要性可与英格兰的“最尊贵的嘉德骑士团”（Most Noble Order of the Garter）与苏格兰的“最古老与最尊贵的蓟花骑士团”（Most Ancient and Most Noble Order of the Thistle）相提并论。当时的爱尔兰总督（Lord Lieutenant）乔治·纽坚-坦柏-格兰维尔（George Nugent-Temple-Grenville，稍后被封为第一代白金汉侯爵）是该骑士团第一任的团长（Grand Master），而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教长则担任书记长（Registrar）。该骑士团以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作为骑士团礼拜堂，而都柏林城堡中的大会厅（今日称为圣帕特里克厅，St. Patrick's Hall）则是昔日骑士们就任时用的会议堂与圣帕特里克节时举行宴会的场地。该骑士团第一次的册封典礼是在1783年3月17日于大教堂中举行，而其最后一次的庆祝会则是在1868年时举行。自从爱尔兰国教会于1871年时解散之后，该骑士团就已与大教堂脱离关系，而在爱尔兰独立后，圣帕特里克勋章也跟着停止颁发了。

倾圮与修复

随着时间的过去，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在17世纪之前的几百年间逐渐倾圮，因此到了17世纪初时，圣母礼拜堂已经接近荒废的状态，唱诗班席的东端则被用木条与刻了十诫经文的石膏墙给封了起来，且大教堂也经常性地遇到洪水侵袭。在17世纪中期，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内增建了许多观众席，以便能容纳得下更大型的聚会。在1660年之后由于英国的王权恢复，教堂的修复工作终于动了起来。1668年，有崩塌之虞的屋顶被拆下，并在1671年时整修完毕，而整个诗班席则是在1680年时翻新，并且将席顶加上。
然而，在接下来的百年间，大教堂又继续地因失修而状况劣化，到1792年时教堂的宗教服务甚至被迫得中断一阵子，以免状况非常糟的南边墙面与中舱屋顶造成危险，其中，南面墙甚至已经倾斜到离正常的垂直位置两呎程度，摇摇欲坠。在一份于1805年时建筑师写下的诊断书中指出，大教堂不只是在南面墙部分损毁严重，其北袖厅已经几近荒废，南袖厅也岌岌可危。在这段期间唯一堪称有在进行的补救，就是利用鹰架将中舱屋顶撑住以免它垮掉。
1843年到1864年间担任大教堂牧师的帕肯汉（Dean Pakenham）是长久以来第一个尝试要彻底修缮教堂的人，然而因为当时发生了饥荒，教会缺乏足够的经费继续，而使得修缮工作无疾而终。在这段期间他修复了圣母礼拜堂，并且完成了一些可以暂时让大教堂继续苟延残喘免于崩塌的工程。在这段其间，人们意外在圣保罗礼拜堂（St. Paul's Chapel）发现了中世纪时铺设的地砖，也就是今日被保存在洗礼所里的那些历史遗迹。

健力士家族

1860年，在当时的都柏林市长、本杰明·李·健力士爵士（Sir Benjamin Lee Guinness）之主导与资助下，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翻修。在这段期间，健力士爵士重建了教堂的南面墙，加建了南廊，并将西侧的大窗改成早期英国风格的三扇式窗。一些阻隔了教堂内部空间的格板与内壁也在这段期间内被拆除，营造出一个更开阔、完整的空间。在施工期间暂时封闭的教堂在1865年2月24日圣马提亚节（St Matthias Day）重新开放，当天大教堂冠盖云集，包括都柏林大主教与爱尔兰总督全都出席庆典。
本杰明·健力士过世后，他的儿子阿德朗（Lord Ardilaun）与艾维格（Lord Iveagh）继承父愿继续教堂的修缮。我们可以说，今日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之所以可以维持目前的样貌，大部分都得归功于当年健力士家族的努力与贡献。

近代

1937年爱尔兰颁布新宪法，设置爱尔兰总统办公室，当时首任的总统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就是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进行他的就职仪式。1949年时海德去世，其葬礼也是同样在圣帕特里克举行，不过根据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规定，所有天主教徒皆不允许参加新教的仪式，因此当时大部分信仰天主教的政府成员在仪式的过程中，都是等候在教堂外直到仪式结束。
1909年时，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加装了电力线路，正式进入现代化的电气时代。但讽刺的是就如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方便的新科技也可能会带来灾难：1940年3月22日周五早上大教堂的诗班席发生大火，据信起火的原因是因为老鼠咬破电线造成短路，从教长席附近窜起火苗。大火烧毁了一些诗班席的席位，也烧毁了很有历史意义、属于圣帕特里克骑士团所拥有的部分旗帜，以及一些被放在诗班席背面大橱柜中、属于18世纪时的音乐手稿。教堂的管风琴也在大火中些微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