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四書

概述与影响力

请注意：为了防止在翻译过程中原意流失，本条目有关原文引用部分将会采取保留原文以提供作为译文的对照，期能保障如实且完整的了解其主旨。

《占星四书》为知名的学者托勒密（具有地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占星学家身份）在埃及所编辑的四本书目，其书名Tetrabiblos在原稿的意义是称作“于四书中的数学运算论述（Mathematical treatise in four books）”，另外亦被名为“向赛芮斯（Syrus）言说的预兆（The prognostics addressed to Syrus）”。托勒密在书中论及天体运行冥冥之中对俗世的生命以及物理现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占星四书》许多内容是总集托勒密之前的占星资料，并且这本著作直到今日也仍是占星学界的经典教材，托勒密在书中所述的诸多原则依然被奉为圭臬，其占星研究一直是西洋占星学的基础。蒲洛克勒斯（Proclus）也注释过这本著作。
托勒密被人称之为“最有名的希腊占星学家”以及“最高等级的一位专业占星权威”。他的《占星四书》作为一个参考依据被描述为具有“于占星作家之间享有几乎如同一部《圣经》般的权威达一千年以上之久”并且莱利（Riley）的书中写道这是一部“实质上的占星术《圣经》”。于西元二世纪在亚历山大所编纂，这部著作从首次出版的时候已经收集有关它的评论了。它在西元九世纪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并且被描述为“迄今为止中世纪伊斯兰占星学最有影响力的依据”。
随着《占星四书》在十二世纪中被翻译成拉丁文，“托勒密占星学”成为了由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us Magnus）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整合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之中。由这神学上的接受赞同、承认而促进了托勒密占星学在大学之中的教授，通常是与医学研究结合有关。就是这样的情势发展之下，依次地，在文学作品中所带来的关注，像是但丁的作品，这有助于西欧中世纪期间的道德、宗教以及宇宙论的模范之塑造。《占星四书》也是为文艺复兴时代占星学奠定了基本的准则规范，并且在文艺复兴时代与近代欧洲早期中的一些优秀大学里是一本必要教科书。
托勒密占星学在欧洲大学里持续的被教授到十七世纪，但是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当时的人却是考虑且费心思地维持着它被推崇为博雅教育之一的地位。因为关于是否把占星学仍然作为博雅教育的一项学科的争论开始兴起了，在这个时期，《占星四书》的内容开始招致污蔑为“一项邪恶的占卜术数”。一则由十七世纪的评论家撰写着关于它的标题：“反对迷信的术数与其合适的说是朝向恶魔的目标毋宁说是托勒密的占星学（no superstitious art is more fitted to forward the aims of the devil than the astrology of Ptolemy）”。客观来看待，对于占星术的博大精深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开始发展以来，其智慧深奥可是后辈学子所难以望其项背；而《占星四书》更是总集古人占星结晶之大成，且托勒密是古代学识渊博的通儒，因而随意污蔑实属非明智之举，唯有真正实地深入研究方能一窥堂奥进而尊重古人的成就及贡献。
十七世纪末占星学的知识地位迅速崩溃也连带的从事占星术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学者皆受到影响，然而《占星四书》在世界文化上对于历史性的影响则继续的受到了从事于古典哲学以及古典时期的科学史之学者们的关注。它也维持着其作为现代西方占星术从业者一部有影响力的教科书之地位，并且这部教材的英译本是由十八、十九以及二十世纪的占星学家所出版得。据二十世纪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占星学家丹·鲁德海尔（Dane Rudhyar）的报导声称他的时代之占星学“来源几乎完全是在亚历山大的占星学家的著作之中，此即克劳狄乌斯·托勒密（originated almost entirely in the work of the Alexandrian astrologer, Claudius Ptolemy）”。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占星学教材所描述的《占星四书》乃为“毫无疑问地，对于任何一位认真的占星学学生是不可或缺的（without a doubt, indispensable for any serious student of astrology）”。
这部钜著能够保持长久的重要性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托勒密同时有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与科学家之一的声誉，这份文献的重要性于占星学的学科主题上是最古老且完整的手稿之一，并且托勒密的占星诠释、说明的次第与特质是前所未有的。
“托勒密的占星学之杰出印记”被描述为“能够获知他的时代之哲学与科学精神”。托勒密同时写道当“物理学”被定义为哲学，并且他的恒星影响的叙述及说明是依据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四种性质（热、冷、湿，以及干）观点同普遍统一性（或曰宇宙统一性）以及宇宙和谐的哲学概念做比较而表达出来的。他的要旨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阐释占星学的基本原理，所以这样的工作也是受人瞩目到的是对于其缺乏了直接的天文基础在占星实证上而言它是不予考虑得：
原文：
As for the nonsense on which many waste their labour and of which not even a plausible account can be given, this we shall dismiss in favour of the primary natural causes; we shall investigate, not by means of lots and numbers of which no reasonable explanation can be given, but merely through the science of the aspects of the stars to the places with which they have familiarity.
译文：
至于在许多浪费他们的功夫上于此胡言乱语以及其中甚至没有给予一个似合理的解释，这一点我们应该不考虑赞同最初自然的起因；我们应该探讨，没有通过大量与数字计算的方式其中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然而仅仅通过星辰至每个宫位的相位之科学并连同其他们所带有放肆的言行。
这本书的开篇伴随着一项占星学的哲学框架之说明其宗旨是回答批评家其对于这项主题学科的有效性或正确性的议论。关于这点，林恩·桑代克（Lynn Thorndike），在他的《巫术和实验科学史》（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一书中，如此写道：“占星学的唯一对手似乎仍然是《占星四书》含有的蒙昧，继续地对这项术数制造批评对于托勒密的它之陈述或者其已经借由他专门的回答而言是自不量力的。（Only the opponents of astrology appear to have remained ignorant of the Tetrabiblos, continuing to make criticisms of the art which do not apply to Ptolemy's presentation of it or which had been specifically answered by him）”。
托勒密在他的《占星四书》中有提出他是不负责创立占星技巧的。他的贡献是资料系统性的整理，为了论证占星学是基于逻辑、分层原则得。星象的影响是时常对照着体液变化的气象影响，这是假设著从天体周期于气候之中所带来的的发热、冷却、湿润，以及干燥作用的相关变化之效果。
《占星四书》的历史重要性和影响是被许多古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代出版了关于它的评论所证实，还有许多翻译和转述的版本旨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重现其内容。这希腊文本业已转译成阿拉伯文、拉丁文与许多现代语文。一直到十八世纪的时候第一份英译本还尚未问世，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一位美国占星学家卢克·布劳顿（Luke Broughton）声称在他身边至少拥有六本不同的英译本。在中华文化圈中，很值得庆幸的是由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占星学会创始会长林乐卿先生（笔名：星宿老师）首度翻译现代中文版《占星四书》。

托勒密相位

占星学上传统的主要相位有时称之为托勒密相位（Ptolemaic aspects）因为祂们是源自西元一世纪由托勒密所定义与使用的。这些主要相位分别是合相（conjunction，约为0-10°，☌）、六分相或六合（sextile，60°，⚹）、四分相或刑（square，90°，□）、三分相或三合或拱（trine，120°，△），以及对分相或冲（opposition，180°，☍）。虽然与其他相位相比合相几乎都是采用较大的容许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计算及使用占星相位的时候，不同的占星师与独立的占星传承是采用不同的容许度（在正确值之间的偏移度），关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得。主要相位是那些可以用来分割为均匀的360数值以及是可以被10的数值整除（唯一的例外是十二分相或半六合，英文为semi-sextile）的相位。

著作的书名与年代追溯

这通称的希腊文与拉丁文书名（分别为：Tetrabiblos以及Quadripartitum），意思是‘四书’，是传统的昵称因为这在一些希腊手稿中是题为Μαθηματικὴ τετράβιβλος σύνταξις的书名，英译为‘Mathematical treatise in four books’；汉译为‘于四书中的数学运算论述’之一部著作。法兰克·埃格尔斯顿·罗宾斯（Frank Eggleston Robbins），出版于1940年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简称洛氏丛书）英译本的总编辑，认为这或许是由托勒密本人所采用了这书名，尽管他确认许多其他希腊手稿是采用着Τὰ πρὸς Σύρον ἀποτελεσματικά，英译为‘The prognostics addressed to Syrus’；汉译为‘向赛芮斯言说的预兆’这个书名。一份古代的昵名评论在其文中陈述有些人认为Tetrabiblos这个词是一个虚构的名字。
休伯纳，1998年托氏文库希腊文版本的总编辑，采用了Apotelesmatiká (biblía)，英译为‘(books on) effects’；汉译为‘星辰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力（之书）’这个书名，这已然成为由最近的学者所沿用遵循的。亚历山大·琼斯（Alexander Jones），施普林格（Springer）发行出版《透视托勒密》（Ptolemy in Perspective，2010年）的总编辑认为托勒密自认的书名仍然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同意Apotelesmatika这词汇是“一项可信的揣测（a credible guess）”。这个词可翻译成各种的意思如英译的‘influences’、汉译的‘影响力’，英译的‘effects’、汉译的‘效应’或者是英译的‘prognostics’、汉译的‘预兆’；反映了这部作品的主题，这是涉及著关于天体循环规律其影响效用的预知之取得（即星宿占卜的意思）。
在汉语范畴里，目前关于Tetrabiblos其他汉译名称还有：“四门经”、“四经”、“托勒密四书”、“天文集”、“四部书”、“星象四书”、“箴言四书”等等不同的汉译名称，但其中以“托勒密四书”的称呼所占的比例较多。另一方面，华人占星师丹尼尔与鲁道夫二位先生在其占星学著作中则直接称为“四书”。由日本人羽仁礼著，陈惠莉译的《图解西洋占星术》中对于Tetrabiblos书名是直接音译为“迪特拉比勃洛斯”，并且后面加上括号注明“四书”。这里一律将Tetrabiblos书名的中文翻译为“占星四书”。
对于《占星四书》的汇编并没有断然公认的年代日期然而托勒密在他的‘引言致词（Introductory Address）’中透露出他撰写他的占星论述专著是在完成了他的天文钜著之后：此即《至大论》。在《至大论》中的佐证透露出这天文著作不可能在约公元145年以前即已成书，这显示出托勒密撰写《占星四书》是面对着他行将到来的人生尽头，在完成《至大论》和他的逝世之间的某一段岁月，通常根据传闻是在公元168左右。

卷壹：原理与技巧

卷壹一共分为二十四章（洛氏丛书版本）。托勒密在卷壹开宗明义地在论证占星预测的效验，在他的文章脉络中还阐述行星所引起的特殊自然现象、恒星、十二星座与自然哲学等相关课题；托勒密还对于回归黄道的使用做出详细讲解；他同时也为入庙、跃升、三分之一对座、界这四个占星学概念进行科学性的阐释，卷壹部分托勒密还对各个行星属性及其作用力做出说明并总结其纲要。

第一章

本篇文章的一开始就附带着托勒密致予“赛芮斯”的献辞，这是一位身份不明的人物托勒密所有著作都是奉献于祂的。在这边托勒密于天文研究两种类型之间便做出了区分：第一项研究（天文学，正式的研究方向）这是在发觉、了解天体循环与运动；第二项研究（占星术）这是负责探讨这些运动所带来的相关变化。他表示每一项都拥有它自己的科学并且前者（天文学）是凭自身权限功能获得令人想要／满意的（研究结果）“即使它没有达到了由它与第二项（占星术）结合所给出的结果（even though it does not attain the result given by its combination with the second）”。这乃是采取表明出托勒密的天文学与占星术是互补的研究之观点，如此看来虽然占星术是同时鲜少有独立性和基于事实的根据，它的采用导致了天文学的实践作法更为有用。虽说在英文中astronomia（天文）以及astrologia（占星）这两个术语是在古代典籍中互相替换著使用，此处也证明了这乃是由托勒密在两部个别作品之中的篇幅讨论著两项不同学科之早期定义。
托勒密在其自己的专著中表述已处理好（两个科目上）前者之学科（天文学），他说“现在应在一个适当的哲学方向中对第二项（占星学科）以及鲜少独立性的方法做个交待，因此这项交待其宗旨是实话绝不可能与第一项（天文学科）的确切性一起比较其观念（shall now give an account of the second and less self-sufficient method in a properly philosophical way, so that one whose aim is the truth might never compare its perceptions with the sureness of the first）”。于此，并进一步做个开场白，他透露出他认为占星术的预测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容易造成误差，然而要达到令人满意的预测这目的则须拥有必要的熟练技巧和经验，并且太多效益可以不予理睬因为它可能有时候是被误解的。

对于占星术的可靠性程度之论据

在第二张之中托勒密主张借由天文学的方法可以实现知识的获得并且他根据着“亚里士多德－斯多葛（Aristotelian-Stoic）”的逻辑试图来定义它的范围。他指出太阳是如何在地球的季节和每日的循环周期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而且自然界中大多数事物都是经由月亮而同时一致发生的：
原文：
... as the heavenly body nearest the Earth, the Moon bestows her effluence most abundantly upon mundane things, for most of them, animate or inanimate, are sympathetic to her and change in company with her; the rivers increase and diminish their streams with her light, the seas turn their own tides with her rising and setting, and plants and animals in whole or in some part wax and wane with her.
译文：
…作为最接近地球的天体，月亮在世俗的事物上赐予她的流溢之物最为丰富，对于他们大多数，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是对她有所共鸣的并且协同她一起改变；河川是伴随着她的光芒增强或削弱他们的水流，海洋伴随着她的上升与降落而变他们自己的潮汐，还有在全部或某些部分的植物和动物之中伴随着她的盈满与亏缺。
他将恒星与行星扩张了对于搅动气候以及引导地上动物的生物模式这样的能力，因为如此以至于一切的事物其经历了演化周期，或者行为模式，在某些方面是反应着天上的循环周期。这些带来有关自然力本质的变化（炙热、刮风、下雪或是潮湿的状态，等等）：由太阳引导、由月亮触发并且由行星辅助格局配置加上恒星的天文现象。这普遍的气象的特质随后来考虑决定这气质（四种气质）——在特定地点的时间之那一刻的性质——这是被推定为具印痕的，作为一种时间上的印记之分类，在该时间的刹那于任何事物的根源上进入了萌发或者是显现状态。托勒密也承认了这种气质成功的分析是不容易实现的，然而借由有能力的某人来决定于他会把这资料看作是“既合乎科学地并且接近成功的推测（both scientifically and by successful conjecture）”。他质问著为什么，假如一个人能够从这天上循环周期的知识在农业的播种与动物上可靠地预知了普遍的气候模式以及他们的影响：
原文：
... can he not, too, with respect to an individual man, perceive the general quality of his temperament from the ambient at the time of his birth, … and predict occasional events, by the fact that such and such an ambient is attuned to such and such a temperament and is favourable to prosperity, while another is not so attuned and conduces to injury?
译文：
…他不能，并且又，关于一位个别的人，从在他的出生时间的周围环境察觉出他的气质之普遍性，…并且预测到偶发事件，借由这事实为某某的一个周围环境是相合于某某的一项气质又并且是有利于繁荣昌盛，而另一个则不那么相合并且会导致受损？

虽然意味着这样的论据是足以证明占星术的有效性，托勒密承认许多谬误是在它的实作中造成的——部分地因为“不证自明的无赖（evident rascals）”其佯称实践着它（占星术）是没有适当的知识以及假装地来卜问事情这不能被理所当然的得知（有时于实际操作上采用着‘占星术’这术语其乃为非属实地从事纯正的占星术研究），并且因为正当的从业者在有限的生命期间中必须取得广大的知识与经验。他的总结是这项研究通常只能够给予可靠地概括性知识；那占星术上的忠告应该是会受到欢迎但是非预期般地完美到没有错误的；并且那占星家不应该受到批评然而支持于一部判断的汇编中去整合非天体周期资讯（比如得知一个人的民族背景、国籍以及父母亲的影响为何）。

对于占星术是否是自然与有用的论据

在第三章之中托勒密坚决主张占星术的预测是既自然而且有益的。于十二世纪里这些概念即翻译成了拉丁文被描述为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之中对于占星术的适宜态度之采纳是“至关重要的”。
托勒密首先提出它对于导致了可能要发生什么的预测并非是“无用的”，即便这项预测并不提供方法来避免即将发生的灾难。这是众所周知的经典评论之一其在西塞罗的文献《卜筮》（De Divinatione）之中已被带到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在这项论据中其来自于对迫在眉睫灾难的无济于事之警告正当是他们没有提供趋吉避凶的方法的时候。托勒密在他的占星术作为一门学科的评价中给予了占卜一项更加积极的见解“由此我们获得了人性和神性事物的全貌（by which we gain full view of things human and divine）”，当中，他主张，提供著“对于每一项性格什么是恰当和有利（what is fitting and expedient for the capabilities of each temperament）”的更好之看法。他认为占星术作为一项促进增进自我认识的学科，被评价为愉快与顺遂的来源；因为即便占星术在财富与声誉上的获得之中不能有所帮助；同样地可以说所有的哲学，这本身就涉及了“更大的裨益”。因此，在不幸事件的情况之中这将是必然会发生的，托勒密断言这占星术的预测依然会带来好处，因为“借着悠远事件的预知仿佛他们正在当下般令灵魂习惯与冷静，并且无论何事的到来准备连同著镇定和坚定态度一起迎接它（foreknowledge accustoms and calms the soul by experience of distant events as though they were present, and prepares it to greet with calm and steadiness whatever comes）”。
托勒密的下一个论据是要避免当实际的预测被看作是暗示著命中注定的必然性这样批评之发生。这一点对于后来神学的接纳是至关重要的，自从中世纪宗教的教义规定指示个人的灵魂必须具备自由意志，为了要对顺从他们其自身的选择和后果负责。费尔特雷的杰拉德（Gerard of Feltre）之十三世纪的文献《星宿知识大全》（Summa on the Stars）为神学上的论据说明占星术决定论所造成的问题：“假使星宿造成一个人为凶手或小偷，那么祂则更加是第一因，上帝，祂做了这个，这乃是可耻的建议（If the stars make a man a murderer or a thief, then all the more it is the first cause, God, who does this, which it is shameful to suggest）”。托勒密借由提出了随后的说明来应答这样的批评当天体循环周期是完全可靠并且“按照神圣的亘古履行，不能改变的命运（eternally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divine, unchangeable destiny）”的同时，世间的一切事物也受到了如此的支配即“一个自然与易变的命运，加上在于牵引它的乃是源自在其之上被机会和自然顺序所决定第一因（a natural and mutable fate, and in drawing its first causes from above it is governed by chance and natural sequence）”。他因此声称没有什么命运注定的事是不可以撤销的，并且我们不这么设想“仿佛人类参与的事件作为是天上原因导致的结果…注定必然要发生的没有任何其他原因无论怎样的干涉之可能性存在着（events attend mankind as the result of the heavenly cause as if … destined to take place by necessity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any other cause whatever interfering）”。
在这个议论之中托勒密表明一种看法这是由许多后来的占星术作家所呼吁的，认为“较小的原因总是屈从于更强大的（the lesser cause always yields to the stronger）”。他看到一个人因为无法抗拒其发生在广泛社会共同体上更大循环周期的变化，所以说即使一个人其命盘标明指出发达却可能在他的社会共同体是被自然灾害或瘟疫袭击这一段时间毁灭消亡。然而，托勒密还主张灾难性事件将只遵循一个自然的进程如果没有采取应对行动以避免问题的话，当如同“未来发生之事对人而言是不可知的，亦或假如他们是知道的以及其补救措施是不适用的（future happenings to men are not known, or if they are known and the remedies are not applied）”。他对有把握的事物以书面形式在宿命对自由意志的论点上采取了一个均衡的立场，因为其有效之缘由是众多的，成为必然，而其他人可借由占星术预测之行径能够避免掉。占星师的立场是被比拟于医生的，他必须能够预先地辨认出哪些疾病始终是致命的，并且容许有协助的可能。
因而其乃是合理的，在托勒密的评估里，于稳健温和的行动与察觉出生时具有的先天性格的普遍性占优势之处以及性格未来的勃发兴盛（荣、庙旺）或损毁伤害（枯、落陷）是如何，或者选出一个从占星术角度来看适宜采取各项活动的时间（时辰）去行动─ 就如同这么样合理地去使用星宿的知识以确保海上航行安全；使用月亮循环周期的知识以确保成功地育种与播种，或者让我们自己针对在酷寒的极端条件下去预防，以便于让我们能减少寒害、冻伤。
托勒密对这个学科贤明的结论，这有助于稳固它的（占星术）知识地位并庇荫著从事占星术的知识分子一直到十八世纪，（他的结论）是这样的：“即便它并非万无一失，至少它以呈现出高度重视价值的可能性（even if it be not entirely infallible, at least its possibilities have appeared worthy of the highest regard）”。他（托勒密）拥有有正当的理由凭借他的智慧参与在这项研究之中，乃根据着他得意的哲学原理，托勒密接着将注意力转向占星术的理论实践上，并且隐藏在其背后的原则安排是有条理的。

原则介绍

《占星四书》独一无二的特征之一，其中包括该时代的占星术文献，其第一本书（卷壹）不仅是有程度地介绍基础的占星术原则，而在这推论的综合和解释说明其背后所联系的（哲学思想）据传闻是与亚里斯多德哲学一致的。第四章，举例来说，阐释“行星的力量”即通过他们（亚里斯多德哲学）的联结伴随着创新的温暖或潮湿的体液特质，亦或寒冷和干燥的缩减特质。因此火星被形容为一种破坏性的行星因为祂在体液上的联结是过度干燥，同时木星被定义为温和的与丰饶的因为祂是联结著适度的温暖与湿润。这些联结是基于有关太阳这颗行星（在今日天文学定义上祂是恒星）的安排方式，乃因这是作为源自地心观点的认知，祂们如果是以地球为中心在环绕的话，这是凭借着祂们的轨道来做测量的。
接下来的三个章节（第五、六、七章）安排行星正反相对性质的成双配组，借由采用着季蒂昂的芝诺（Zeno of Citium）以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问）统合这些亚里斯多德的原则与盛行的希腊哲学在一起。祂们可能是有益的（适度温暖或湿润）或者是有害的（过度寒冷或干燥）；阳性（干燥）或者是阴性（湿润）；积极活跃和日宫（Diurnal，也译为日生盘。适合于昼间的特质并且与太阳的性质一致）或者是消极被动和夜宫（Nocturnal，也译为夜生盘。适合于夜间的特质并且与月亮的性质一致）。由于这些体液的联结是随同太阳配置结构一起派生而来的，第八章根据着每一颗行星与太阳一起会合周期的定相来描述他们是如何巧妙的修正。
第九章论述了“恒星的力量”。在这里，托勒密描述祂们的“温度”作为是像他早已下定义的行星一样，而不是直接的给以体液联结。因此毕宿五（“称为圣火”；或是译为火炬）被描述为具有“一种像是火星般的温度（a temperature like that of Mars）”，同时在毕宿星团中的其他恒星是“像土星和适度的像水星（like that of Saturn and moderately like that of Mercury）”。在本章的最后托勒密澄清这些都不是他的意见，而是从历史来源上得出的，由于“星宿本身影响力的观测资料是经由我们的前辈创造完成的（the observations of the effects of the stars themselves as made by our predecessors）”。
第十章更明确返回到体液的主题，阐明黄道带于四季分际上是对齐一致，并因此强调通过潮湿、温暖、干燥以及寒冷（随着由春季、夏季、秋季，以及冬季所带来的）转换的表现。同样地，占星图上的四个角呈现一项体液鲜明要点是通过与四个主导风向影响之联系那（四个风向）是从他们的排列方向吹拂得。卷壹的其余部分（一直到最后两个章节这是有涉及到行星状态〔planetary phases〕和行星相位的运用），提出了主宰星（rulerships）、区间（divisions），以及黄道十二宫的配置结构，其中大部分都讲述与天文学有关的定义、季节的影响、物理学以及几何学。几何学原理是用于定义占星相位的有利（吉相位）或不利（凶相位）之性质，是基于行星以及十二星座与黄道度数的角度关系。
在托勒密的时代中黄道十二宫的范围是接近于那些看的见的星群这称呼（十二星座）即为祂们（看的见的星群）所具有着，然而托勒密于描述作为固定黄道带的起点之中指明了两个参考系统之间其理论上的区别，（固定起点）不是由星宿（位置所决定），而是由数学计算出的春分点（vernal equinox）决定。这就决定了季节周期性是建立在以回归黄道（tropical zodiac）为基础的而有关它的取名是来自于希腊字汇τροπικός，希腊文拉丁转写tropikos，英译为：‘of the turning’，汉译为：‘旋转’，因为它是经由四季的转动顺序来设置，并且受制于岁差（Axial precession or precession），通过可见的星群（十二星座）经历了一个缓慢而渐进的演变。为了同样的理由，其标记着太阳的夏季和冬季的至点（巨蟹座与摩羯座）的星座即被形容为‘至点星座（Tropical / Solstitial Sign）’，因为这些是太阳在黄纬（celestial latitude）上‘转动’祂方向的位置，（从而定义地球的纬线〔circles of latitude，也翻译为纬度圈、黄纬圈、纬线圈〕被称为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
然而其他古代占星作家给与它们强调这样占星定义上的诠释（譬如，在形容著至点星座迅速变化的情况是如何表示），托勒密的焦点显然地有所不同；是给予其背后天文学与哲学因素上的定义而不是在实际应用上它们的占星含义。托勒密解释说黄道带上的定义不是他个人自己的，而是提出“黄道十二星座的自然性质，随着祂们已经借由传统而流传下来了（the natural characters of the zodiacal signs, as they have been handed down by tradition）”。他的方法在他所示范纲要严谨的、有章法安排的逻辑（比如十二星座的主宰行星背后的哲学原则）那儿是找出文雅的措辞，然而要注意到客观传达关于占星术的原理那可不是这么显然的似是而非般。这是可以在托勒密避免进入对于占星术的内容方面其乃是依靠着神话的，或者是象征的联结之方式看出来，并且他是多么愿意概要地说出在占星术的建议上背后矛盾冲突的推理在超过一个又一个方案上没有流露任何个人的偏爱、喜好。
一些评论家已经看待托勒密对于占星术的争论点比较冷静的方式作为理由来假设他最感兴趣的是在于理论原则而不是占星术的实务操作。另一方面，客观的语气、笔调这可是标志着他的行文风格；他断言这项学科是很自然的（由此他没有做出需要为了保密的誓言，因而未随同著从它〔占星术〕的一些同时代研究者如此地采取保密誓言的作法）；并且他表现出恭敬的参考不同观点没有去诋毁、丑化作者而从他自己的实作上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这所有一切皆有助于其文献在历史声誉上的稳固是作为一种在理智上优秀的特征。古典学学者马克·莱利（Mark Riley）在他的评价中就托勒密靠拢占星术与之完全相同的理论倾向在一起的学科那方面他应用到天文学、地理学以及对于他所撰写的其他科学而提出了这些要点。这种独特方式的作风引导著莱利下论断：“托勒密的著作显示出这方面是所有后来占星术家所应有的，不是它对（占星术）从业者有用处，而是他的占星术和科学有权威性的综合（The respect shown to Ptolemy’s work by all later astrologers was due, not to its usefulness to the practitioner, but to his magisterial synthesis of astrology and science）”。

蚀相（日月蚀）的运用

本书（卷贰）的其余部分将显示出这些知识是如何地被运用在世俗事件的预测之中。焦点是考虑到蚀相（日月蚀），作为“第一个并且是最有力的（first and most potent）”变化原因，辅以外侧行星的‘位置（stations）’之察看来做补充：土星、木星以及火星。尽管蚀相被视为和隶属在黄道十二星座之下的任何国家在他们那国度中所发生的相应，托勒密的审查是专供在他们可见区域那里之用，在此他主张将会体现最明显地效果。掩星的（obscuration，汉文中的天文学术语也翻译作食）期间决定了其影响效应的持久性，连同著按每小时成比例对于日蚀以一小时作为年份的和对于月蚀以一小时作为月份（来做观察研究）。随后蚀相与相对于地平线的位置被用于判断是否在这期间的开端、中间或结束的影响是最广泛地，连同通过行星往来接触对于此期间内发生的蚀相之程度鉴定出激烈化的时间。
第七章开始将体现出什么类型事件的审查。这是由地平线的角度来判断其乃是较于蚀相在星图的设置中对于正受到审查的位置和行星（们）其通过主宰星以及强大有力相位连接所支配的这个角度（地平线的角度）优先。是否这预测效果是有益的或者有害的则要取决于这些行星的状态了，同时显示的类型是通过黄道十二星座（宫）、恒星以及牵连的恒星组合（constellations，中文字义上这个字汇也可以翻译成星座，但是这是用在天文学上的；此外也可以翻译成星群）来做判断。由此产生的预测对国家族是相关的，但是托勒密指出某些个体是对于这影响效果比其他个体更响亮；换句话说那些拥有太阳或月亮在他们的占星命盘里进入相同程度的蚀相，或者是直接相对于它的程度之个体（对此最具共鸣作用）。
在他的《至大论》里边托勒密解释说他曾获得自纳巴那沙（Nabonassar）君王即位伊始（公元前747年）以降保存对于900年以来的蚀相记录。在《占星四书》（卷贰）的第九章之中他表明巴比伦传授的知识那伴随这些记录里边其所详述列举之征兆是以基于看得见的现象为根据的。蚀相（日月蚀）的颜色与“邻近祂们所发生的形成结构，比如光杖、晕轮，等等……（the formations that occur near them, such as rods, halos, and the like）”被认为是连同著在占星术中彗星的重要意义是一起的，在祂们是否采取“‘光束状’、‘喇叭状’、‘罐状’，等等……（'beams', 'trumpets', 'jars', and the like）”的形式。意思是来自祂们相对于太阳的位置并且“祂们头端在黄道带的部分中的显现以及祂们尾端的形状在经过的方向中之指向（the parts of the zodiac in which their heads appear and through the directions in which the shapes of their tails point）”的评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托勒密使用着他在卷壹之中所提出的灵巧、整齐俐落的理论逻辑之外的原则，只有从他的古老原始资料所继承的神话和传统预兆（惯例）方面是可说明的。他还辩护着分析所涉及的主观性，声称这将是不可能提及所有这项调查研究的正确结果，这就要求从占星师立下判断的进取心和智慧了。
卷贰的其余章节是从事于气象事项的课题。第十章指定了新月或满月先于太阳的初切（ingress）之前进入牡羊座可以用来作为对于调查年度天气模式的一个起点。月亮周期其先于太阳的初切之前进入任何其他二分点（春分、秋分）和二至点（夏至、冬至）的星座（巨蟹座、天秤座以及摩羯座）也可以用在关于季节性的关注，并且在这些“月度调查（monthly investigations）”内带来基于月亮周期与行星会合之更加具体的内容细节。恒星进入黄道带星座中之天气影响的记录是被系统地论述著，最后结尾附随着一般观测天空现象的关联譬如像流星、云的形成和彩虹。这些最后需要考虑的事项被预期对当地蚀相周期的初始勘探详细内容做补充。托勒密在这本书（卷贰）自始至终的主题乃是这种性质的星图是不能孤立地进行判断，除了要到它们所属的循环周期模式内被理解之外，加上在那里所涉及的度点（the degree points）之间有很强烈的联系；因为：
原文：
In every case... one should draw his conclusions on the principle that the universal and primary underlying cause takes precedence and that the cause of particular events is secondary to it, and that the force is most ensured and strengthened when the stars which are the lords of the universal natures are configurated with the particular causes.
译文：在任何情况下…应该得出他的结论于原则上是普遍和最初主要根本潜在的原因当优先以及特殊事件的起因对此（原则）是次要的了，然后当星宿是其普遍性的支配者都配置以特殊的原因一起该力量是最确定和增强得。
随着占星术家预其拥有世界周期的了解和认识其提纲挈领地勾勒出个人命盘的背景原则的概要，托勒密这本书（卷贰）的结束伴随着一项许诺那是接下来将会提供“正当程序（with due order）”之步骤其乃为允许以根据着个人命盘作预测。

版本与流传

这份文献的原始手稿已经不复存在了；其内容是从翻译、文句片段、释义的副本、评论以及后来的希腊手稿得知的。占星研究学者德博拉·霍丁（Deborah Houlding），在一项如何具体的分析中指出在不同版本之间的一致或更改，表明着相互矛盾及冲突的细节方面都受到了三个主要流传趋势的影响：手稿业已通过阿拉伯文的翻译而传递著；那些根据释义的版本，以及那些比阿拉伯文译本晚了四百年且注有日期的的手稿，然而那是未透过（访求、查阅）希腊文（原稿）之下的翻译。

阿拉伯文译本

现存最古老的手稿是由九世纪为伊沙克·本·侯赛因（Ishaq ben Husein）所汇编的一部阿拉伯译本。这一本最初被翻译成拉丁文的版本，是位于巴塞罗那（Barcelona）中，由蒂沃利的柏拉图于1138年翻译并且成为了于中世纪欧洲第一部完整介绍托勒密占星著作的最具影响力之版本。它至少留存九种手稿与五种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本。
其他根据阿拉伯文译本为来源的拉丁文译本之成书还包括一本于1206年汇编的匿名（未出版）著作以及十三世纪由埃及迪奥·泰巴尔迪（Egidio Tebaldi或者称为Aegidius de Thebaldis）所编辑的另一本著作。通常的情况下，这源自阿拉伯文版文本之拉丁文译本的成书还与一本在十一世纪由阿里·伊本·里德万（Ali ibn Ridwan或者称为Haly〔哈里〕）所编辑的评注一起流通著。
埃及迪奥·泰巴尔迪的译本是由艾哈德·罗道特在1484年首次出版一并随同哈理的评注以及一本“伪（托）托勒密（pseudo-Ptolemaic or Pseudo-Ptolemy）”之名被称为《金言百则》（Centiloquium）的格言录一起发行。这些书刊已被描述为“十五世纪晚期意大利印刷出版品”。

《蒲氏释义》根据的版本

一部匿名的希腊文释义被推测地认为是五世纪的哲学家蒲洛克勒斯所著。它通常被称为《蒲洛克勒斯释义》（Proclus' Paraphrase，不过这本书在英文通常被简称为Paraphrase，翻译为中文为《释义》，但是为了能够精确的指称此书，因而可以称为《占星四书释义》或者直接的简称《蒲氏释义》）虽然其真实性是受到质疑的，被史蒂芬·海伦（Stephan Heilen）教授形容为“非常可疑的（very doubtful）”。这部《蒲氏释义》的内容是接近于《占星四书》的手稿，然而它使用着简单的行文与提供海伦教授所说的“一部更容易理解艰涩原创著作的版本（a more easily understandable version of the difficult original work）”之宗旨。
在那儿方面并没有这份文献的现代评论版本。现存最古老的手稿是被追溯至十世纪并且封存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Vatican Library, Ms. Vaticanus gr.1453, S. X., ff.1–219）里边。有些《蒲氏释义》的文本被翻译成拉丁文并同时出版发行加上由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在巴塞尔（Basel）所著的绪论（Preface），该时间是于1554年，但是这文本不是广为流传的。一份完全重现与附随着拉丁文翻译文本是由梵蒂冈学者里奥·奥拉提乌斯（Leo Allatius）“为了他个人的满足”大约在1630年编译出来并且这文本是由埃尔塞维尔（Elzevir）在莱登（Leiden）付梓及发行，该时间是于1635年，显然地是在奥拉提乌斯不知情或没有同意下出版的。
奥拉提乌斯的拉丁文译本在1940年的罗宾斯版本之前被用来作为所有《占星四书》的英文译本之依据。这些包含由约翰·惠利（John Whalley）的翻译作品（1701年）；由埃比尼泽·西布利（Ebenezer Sibly）和他的弟弟一起编译惠利“修正版”译作（1786年）；J.M. 阿什兰的译作（J.M. Ashmand，1822年）；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的译作（1828年）；以及其他十九世纪私下流传的手稿如约翰·沃斯代尔（John Worsdale）的那份文本。

《占星四书评注》

除了由阿里·伊本·里德万（哈里）在十一世纪里对于《占星四书》所著作的阿拉伯文评注之外，亟需要关注到一本匿名的希腊文《占星四书评注》（Commentary，这一本著作的书名直接翻译是《评注》或《评论》的意思，但是这里为了更精确的指称这本著作，此即翻译为《占星四书评注》）这部著作，它有着年代久远、晦涩的源起。它是在一个不确定的年代著述的，若不是在古典时代晚期就是在拜占廷（Byzantine）时期。这书也是被归功于蒲洛克勒斯所撰述的，与他身为《蒲氏释义》的假设性作者情况一样，虽然海伦教授已论及过这样的一项原因归属“看起来像是猜测（looks like guesswork）”。霍丁亦同样地指出了把《蒲氏释义》和《占星四书评注》里面讯息制成表格而呈现出差异“是一个争议性的说法那两者不可能是相同一位作者的著作（is a telling argument that both cannot be the work of the same author）”。
这本希腊文的《占星四书评注》是在1559年首次出版发行连带着附随一部由赫罗尼姆斯·沃尔夫所译的拉丁文译本。这部声称是根据着一份严重损坏的手稿此（书的问世）乃需要借由沃尔夫的一位饱学的朋友进行无数推测（之工作而完成），其人宁可情愿采取维持匿名的方式而不愿为了面对“在涉足这类文学”而遭受斥责。沃尔夫的版本是连同一本《占星四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Tetrabiblos）装订在一起的，其书被归功（推测地）于波菲利（Porphyry）所著作，加上戴谟披罗斯（Demophilus）的旁注。
这部《占星四书评注》的宗旨、意向是在提供由托勒密所描述的占星原理、原则之插图示范说明和更完整的解释。遵循着沃尔夫的版本之下，大量的文章段落已被纳入了拉丁文的占星著作中那些拉丁著作是精选广泛汇集的占星命盘例证、范例。两个显著的例子是杰罗姆·卡丹（Jerome Cardan）的《托勒密之星象决断》（Ptolemaei De Astrorvm Ivdiciis，巴塞尔，1578年）以及弗朗西斯科·姜缇讷斯（Francisco Junctinus）的《真实反映占星术》（Speculum Astrologiae，里昂〔Lugduni〕，1583年）。现代译者们在他们的说明注解之中仍继续参考着赫罗尼姆斯·沃尔夫《占星四书评注》。

《金言百则》

这一本《金言百则》（Centiloquium，英译是‘one hundred (sayings)’；汉译是‘一百则〔谚语〕’）是常见的一本100则重要的占星格言汇集之拉丁文书名。在拉丁文里它也被名为Liber Fructus（阿拉伯文：Kitab al-Tamara；希伯来文：Sefer ha-Peri）英译是‘Book of the Fruit’；汉译是‘果验之书’。这后者（指称书名）所反映出的信念是此乃提供著一份托勒密的占星原则关键诀窍（窍门）之总和，并且因此呈现出了“他的四书之果验”这样的含意的书名。它的开头，如同托勒密的著作之做法般，附随着一篇致予“赛芮斯”的献辞，这有助于支持这部作品是为托勒密（所撰写）的确实性之前提假设。
早期的手稿在其使用上通常会伴随一本由艾哈迈德·伊本·优素福·米斯里（Ahmad ibn Yusuf al-Misri，835年～912年）所撰写的评注。这著作转变成了拉丁文翻译之与此同时《占星四书》的阿拉伯文版本译作同样地正在成书。最早的译本是由约翰内斯·赫斯贝尼恩瑟斯（Johannes Hispanensis）在1136年以及蒂沃利的柏拉图在1138年完成的。
阿里·伊本·里德万（哈里），此人创作出了对于托勒密著作的阿拉伯文评注，注意到了那讯问性占星术（即卜卦占星术）的格言之突出原则，并且想知道为什么托勒密没有收录涵盖有关这些主题在他的《占星四书》里面。杰罗姆·卡丹是第一位宣称这著作是份伪造品乃是根据着这样的差异地，谈及在他对于《占星四书》的评注里盖伦（Galen）的一项论据：“曩昔，君主们其试图建立伟大的图书馆以非常高昂的价格购入著名人士的书籍。经由这么样的做法他们造成了士人会将自己的作品假托给（归功于）古人（In the old days, kings who were trying to establish great libraries bought the books of famous men at very high prices. By doing so they caused men to ascribe their own works to the ancients）”。
这份文献（即《金言百则》）的作者身份之根源如今是被归论于“伪（托）托勒密”。一些学者认为艾哈迈德·伊本·优素福才是它的真正作者。还有人认为这《金言百则》，其虽然不是托勒密撰述的，可能从希腊占星术保存了一些真实资料的校勘整理。毕竟得，这历史性地假设《金言百则》是托勒密占星术遗产的一部分给予了它在中世纪时期广泛普及的影响力，借由这样的契机它才被确立其作为了占星术传统之中的一份重要文献。

中国占星重要经典

中西星学自有唐迨明清之际已有交汇，是故华夏中土亦蒙受其教言，诚有典籍据实罗列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