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 (越南)

国号

越南国号一般不会在改朝换代时更改，这与中国不同。李朝开国时，沿用前黎朝的国号大瞿越，1054年李朝第三代皇帝李圣宗（1054年－1072年在位）改国号为大越。
当时外国对越南李朝则有不同的名称。宋朝封李朝前半期的君主为“交趾郡王”，所以此一时期被称为交趾国；李朝第六代皇帝李英宗时（1138年－1175年在位），获南宋孝宗改封为“安南国王”，从此被称为安南。在占婆国（位于现时越南中、南部）的碑铭文献中，对越南李朝称为“Yavana”（中国学者冯承钧翻译为“越”，蔡华、杨保筠等译为“耶槃那”）。

李公蕴开国

李朝开国君主太祖李公蕴，北江古法州（在今越南北宁省）人士，原是前黎朝官员，曾为黎中宗、黎卧朝帝效力，卧朝帝任命为“左亲卫殿前指挥使”。卧朝帝行为暴虐，人心不服，而李公蕴的性格则是仁慈宽厚，得到人心的支持，加上他掌握兵权，便对帝位有凯觎之心。1009年（前黎朝景德二年），卧朝帝死后，太子年纪尚幼，卧朝帝的弟弟黎龙𫓩、黎龙鍉起兵争夺帝位，但都被李公蕴所歼灭。祗候陶甘沐知李公蕴的心意，就向他劝进，说卧朝帝因昏庸残暴，多行不义，已被上天所屏弃，而卧朝帝之子年纪幼小，难以克服各种困难，并利用迷信思想提出李氏将成为新兴的统治者，坚请李公蕴夺位称帝。李公蕴知道时机成熟，就登基为帝，是为李太祖（1009年─1028年在位），李朝由此建立。

奠定统治基础

太祖开国后，便积极奠定统治基础。1010年（顺天元年），李公蕴认为丁、黎两代的旧国都华闾地方狭窄，不适合作为帝都，于是下《迁都诏》，认为应该承袭中国古代商周两代搬迁国都的先例，迁都大罗城（今河内），原因在于该地居于国内的中心地域，地势较高而险要，气候干爽，面积宽阔，交通与居住也很便利，具有作为国都的条件。该年农历七月，朝廷迁入大罗城，改名“昇龙城”，并修建宫殿、府库、城隍、城墙、寺庙等等设施，使昇龙城具备相当规模。
除营建新都外，李太祖又进行各种措施，以强化统治，包括改组地方行政，分全国为二十四路、设定税收制度、分封诸子为王等等。又出兵打击各地反抗势力，于1012年（顺天三年）十二月，太祖亲征演州。1024年（顺天十五年），命太子开天王李佛玛伐峯州、开国王李菩伐都金州。1026年（顺天十七年），命开天王李佛玛讨伐演洲贼。1027年（顺天十八年），命开天王李佛玛征讨七源洲、东征王李力征讨文州。

太宗时期的动乱

太宗在位年间（1028年－1054年在位），仍时有地方上的叛变。这类事件的成因，越南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指出是由于“当时朝廷不设节镇官，各州军务民政皆委诸于州牧处置。而在上游地区则由酋长管领。正因为这些人职权过大，因而常有叛乱发生”。1031年（天成四年）正月，驩州（今越南乂安省）人叛变，李太宗于二月亲征，驩州人降，太宗作出宽大处理，赦免当地长官之罪，并抚谕其民。1033年（天成六年）正月，定源州人造反，太宗于二月亲自讨平。同年九月，彘源州人造反，太宗于十月亲自讨平。1035年（通瑞二年）十月，爱州（今越南清化省）人造反，太宗亲自讨平，判罚爱州长官，并对当地民众加以安抚。与此同时，皇弟李胜干、大将阮庆等在国都昇龙造反，但亦失败，被处死刑。1043年（明道二年）年初，爱州、文州两地均有叛变，太宗出兵讨平。
太宗时期历时较久、影响力较大的乱事，为广源州（在现时中国广西省及越南高平省边境地区，当时属宋朝）地区首领侬存福、侬智高父子的起兵作乱。侬存福初为傥犹州首领，附近一带的广源州地区原本由其存福的兄弟及妻子分别管治，存福将之兼并，自立为“昭圣皇帝”，并于1038年（通瑞五年）农历十二月进攻李氏朝廷。到次年（1039年，通瑞六月）年初，李太宗亲征广源州，擒获存福，带到昇龙处死，但其妻阿侬、儿子侬智高却在战事中逃脱。1041年（乾符有道三年），阿侬与侬智高夺回傥犹州，建“大历国”，李氏朝廷出兵讨平，擒侬智高回昇龙。李太宗怜悯其一家遭遇，便赦罪放回，并任命为广源州长官。但侬智高仍伺机造反，于1048年据勿恶洞而叛，李廷命太尉郭盛溢（一作郭盛谥）讨伐，智高又投降。1050年（崇兴大宝二年），侬智高据宋越边界上的安德州勿阳洞造反，建“南天国”，改元“景瑞”，而爱州等地亦同时反叛。1052年（崇兴大宝四年）四月，侬智高与宋朝联络，要求归附宋朝，但宋廷不允，智高便入侵宋朝南部边境，自称“仁惠皇帝”，国号“大南国”，受影响地区包括邕、横、贵、龚、浔、藤、梧、封、康、端、广等州。宋廷派狄青等征讨，智高战败，逃至大理国，被当地人斩首，首级被送交宋朝朝廷。侬智高的事变才告平息。

圣宗、仁宗时期的国势发展

1054年李太宗死后，太子李日尊继位，是为李圣宗（1054年－1072年在位），此后，李朝政局渐见升平，历史学家陈重金（即陈仲金）就形容圣宗时代是“百姓折服，登基以来，少有寇盗”。圣宗对于文化教育的发展，相当重视，积极发扬中国的儒家学说。在1070年（神武二年）农历八月，兴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四配”（颜回、曾参、孔伋、孟轲）及七十二贤等像，规定四季祭祀，并让皇太子学习儒家文化。在军事方面，改革兵种编制，以加强战斗力及防止兵变。李圣宗又向外扩张，觊觎邻国领土。1059年（彰圣嘉庆元年）三月，入侵宋朝的钦州地区。1069年（天贶宝象二年），圣宗亲征南方的占城国，夺取该国的地哩、麻令、布政等地。
1072年圣宗去世，由年仅七岁的皇太子李乾德继位，是为李仁宗（1072年－1127年在位）。因仁宗皇帝年幼，未能亲自处理政务，便由生母倚兰元妃（又作猗兰元妃）、嫡母上阳太后扬氏（又作杨氏）垂帘听政，并由太师李道成辅助。但倚兰元妃生性嫉妒，唆使仁宗杀害上阳太后及侍女七十六人。此次宫廷惨祸，被越南后世史家所谴责：“何至杀嫡后，虐无辜，残忍若是哉！”
仁宗在位的早期，在大臣李道成，大将李常杰的影响下，对内对外均有重大举动。在内政方面，于1075年（太宁四年）二月，实行科举考试，是为越南最早的一次科试。又于1076年（太宁五年）设国子监 ，于1086年（广祐二年）选士进入翰林院任职，以扩充学官制度。对外方面，李朝和宋朝在1075年至1077年（英武昭胜二年）期间，爆发大型战事，到1078年（英武昭胜三年），李朝遣使入宋要求和好，到1079年（英武昭胜四年）双方才达成议和。

李朝中晚期政局

1127年（天符庆寿元年），李仁宗去世，由侄儿李阳焕继位，是为李神宗（1127年－1138年在位）。神宗年龄尚少，由大臣张伯玉、刘庆覃、杨英珥等辅政。神宗初年，曾让被官府没收田地的人民，取回田地，又让六军（禁军）“更番归农”，从而刺激农业。
1138年（天彰宝嗣六年、绍明元年）李神宗去世，长子李天祚继位，是为李英宗（1138年－1175年在位）。李英宗继位时，年仅三岁，由太后黎氏摄政。黎太后宠信杜英武（神宗母杜太后之弟），大权遂落入杜英武之手。杜英武在1141年（大定二年）镇压太原一带的申利之乱（铭文资料称申利为“尚衰”；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注引吴仕的说法，申利与中国典籍里，投靠大理国争夺李朝帝位的赵智之，是同一人），又于1150年（大定十一年）铲除了反对自己的武带、杨嗣明等廷臣。但因朝中仍有其他忠臣义士，如苏宪诚、黄义贤、李公信等人的支撑，杜英武的权力才受到制衡。杜英武去世后，李朝政局由苏宪诚支撑。苏宪诚致力整顿军制，又提倡学问研究，对当时政局有所建树。
1174年（天感至宝元年）九月，太子李龙昶因与后宫妃嫔行为不轨而被废为庶人，李英宗改立只有两岁的儿子李龙𣉙为太子。次年（1175年，天感至宝二年）农历七月，李英宗去世，年仅三岁的李龙𣉙继位，是为李高宗（1175年－1210年在位）。李英宗死前留有遗诏，由“苏宪诚辅导太子（高宗）”，即意味着苏宪诚仍继续当权，直到1179年（贞符四年）六月他去世为止。后世越南史家吴士连，就赞扬他的管治期间，李朝出现“上安下顺”的稳定局面。
李高宗在位的中晚期，虽然已日渐长大，可亲自处理国政，但却喜好狩猎、出游、兴建宫室，这些举措都涉及庞大开支，须强征百姓服役，使百姓痛苦万端。而朝廷上下都未能周虑政事，而揽权贪污、卖官鬻爵、搜刮民财之风却盛行，终引起大规模的乱事。1208年（治平龙应四年），知乂安军事范猷造反，李氏朝廷命范秉彝率军讨伐。次年（1209年，治平龙应五年）七月，范秉彝击败范猷，但范猷逃脱，并派人到京师昇龙诬告范秉彝。李高宗便捉拿范秉彝，但却引起秉彝部将郭卜不满，率兵入宫营救秉彝。李高宗得知兵变消息，立刻杀范秉彝，然后与太子李旵出逃。郭卜占据昇龙，立李高宗子李忱为帝。太子李旵逃到海邑刘家村时，娶当地豪族陈李之女为妻，并得陈李儿子陈嗣庆等的协助，出兵护送李高宗回昇龙，平息了郭卜的乱事。
李高宗回京后不久，于1210年（治平龙应六年）十月去世，太子李旵登基为帝，是为李惠宗（1210年－1224年在位），而他在海邑刘家村所娶的陈氏则为立为元妃，其兄陈嗣庆获封为“彰诚侯”。而当时的朝政，据《大越史记全书》所载，已是渐渐失去秩序，民众又不熟习军事，因此面对盗贼的横行，也未能有效地制止，地方上出现割据势力，李氏朝廷的统治基础渐见薄弱。陈嗣庆的敌对势力段尚（据洪州）向朝廷指称嗣庆打算发兵攻进国都昇龙，废掉惠宗皇帝，另立新君主。，李惠宗听信其言，随即调动兵马讨伐嗣庆；而陈嗣庆也听闻妹妹元妃陈氏被李惠宗之母谭太后所虐待，便领兵进攻昇龙，陈氏家族与李氏朝廷双方军队交锋持续数年。1216年（建嘉六年），惠宗因得悉谭太后意图毒杀元妃陈氏，加上发生杲人的作乱，惠宗便带陈氏出走到陈嗣庆军中，请求嗣庆出兵平定杲人。事后，李惠宗册立元妃为皇后，元妃之兄陈嗣庆为太尉辅政、陈承为内侍判首。陈嗣庆还得以调集军队、制造兵器、演习武艺，掌握了国家的军事实力。而李惠宗却于1217年（建嘉七年）三月患病发狂，无法理政，中央朝政，便操于陈嗣庆之手。当时全国仍处分裂之局，较具实力的割据者有段尚（据洪州）、阮嫩（据扶董乡）等，陈嗣庆致力予以打击。
建嘉十三年农历十二月己卯日（西历1224年1月3日），陈嗣庆去世。李惠宗皇帝病况并无好转，而陈氏同族兄弟陈守度便担任“领殿前诸军扈卫禁庭”，成为控制李氏朝廷的权臣。1224年十月（建嘉十四年、天彰有道元年），李惠宗退位，成为上皇，由年仅七岁的公主李佛金继位，是为李昭皇（1224年－1225年／1226年在位）。

陈氏代李

李昭皇继位后，1225年（天彰有道二年）农历十月，权臣陈守度安排了让其族兄弟陈承之子陈煚（年仅八岁），娶李昭皇为妻。当时，李昭皇之父上皇李旵，曾说过若传位给女儿，恐怕无法控制朝中大臣，难免招致灭亡，打算让李昭皇禅位给陈煚。陈煚父亲陈承曾有所犹疑，但陈守度认为必须趁现在时机成熟，向陈承指出上皇李旵没有儿子，想以陈煚为继承人而传位给他，实属天意。若不把握这个天赐良机，可能招致危机。，于是决定让陈煚接受帝位。十二月，陈煚接受李昭皇禅位，建立陈朝，李朝灭亡。随后，陈氏王朝进一步铲除李氏残余势力（详见下文李朝王室遗族）。

政府架构

李朝在开国之际，李太祖就着手建构自己的朝廷组织。为了巩固李氏家族的统治地位，李太祖便对王室成员分封各种称衔及爵位，立母亲为太后，立后六人，长子立为太子，其余众子及皇兄封为“侯”或“王”。李太祖又制定官员职级，较重要的职官包括相公、枢密使、太保、太傅、左金吾、左武卫、右武卫等职。在众多文武大臣当中，官分九品，各有职责，从而巩固和加强了中央机构。
李朝初创时期，宰相被称为“相公”。李朝另一重要辅政官员为太尉，史载李太祖称帝时，任命兄长武威王的儿子李征显为太尉。太宗继位之时，便任阮光利为太尉。在1048年（天感圣武五年），太宗命令太尉郭盛谥讨伐侬智高。台湾学者耿慧玲归纳指出，太尉就是宰相，职权是“内赞机务，外总戎机，无事则居中辅政，有事则衔命出征”，李朝前期的大将李常杰就曾担任太尉，中期的辅政重臣苏宪诚、晚期以武力夺权的陈嗣庆亦担任该职。
李朝亦仿照中国式制度，授任“中书门下”以作朝廷宰辅职称。如大将李常杰曾被授以“同中书门下”之衔。同时由于太尉在李朝的地位尊崇，实际上中书门下的权力有限。中书门下的最高长官为“平章军国重事”，相当于宰相，但无实权，不常授，为朝廷重臣的加官、追赠。苏宪诚也被授予“入内、检校太傅、平章军国重事、王爵”。李朝的加官、追赠还有“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等职衔。
李朝政府尚有多个辅弼官员。有左参知政事、右参知政事，李神宗时为参知政事；中书省作为朝廷办公的中枢，长官为中书侍郎。太宗时期，任命廖嘉真为中书侍郎。枢密使于太祖时期始设，太宗时期，分设左枢密和右枢密，神宗时复为枢密使。又仿照宋制，设有“文明殿大学士”以备君主顾问。
李朝政制还有一特色，就是会重用中官（阉人），如李常杰、刘庆谭等人，都是经过“清身”（净身）的太尉，由此可见李朝的中官具有特殊地位。
李朝中期开始，官职制度逐渐在继承唐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皇帝近侍官的首领被称为“内侍判首”，李朝后期权臣陈承曾经担任过内侍判首。。到了陈氏代李时，冯佐周也担任过内侍判首。皇帝身边的高级近侍还有上品奉御一职：李朝末年夺取政权的陈守度曾经担任过此职，掌握朝政。李朝制度,宗室子弟封王、列侯，功臣封列侯、关内侯。太祖立国，封功臣陶甘沐为义信侯，尚公主。惠宗初年，权臣苏忠嗣为“招讨大使关内侯”。之后的权臣陈嗣庆也获得侯爵，谥号彰诚。另外，李朝设有越式的“明字”爵位，授予朝廷重臣。李朝高宗时，曾经授予陈李（后来陈朝追谥为“元祖”）“明字”称号。。
在地方管治方面，自李朝初年起，太祖将丁朝和前黎朝时期的十道，改为二十四路。关于这次改制的原因，是由于十道制度，令地方将领既握有重兵，兼管区域政事，权力过大。因此将全国拆分为二十四路，路的长官称“知府”，由文官出任。路下设州、府、乡、社（社为最基层，设社官掌理户籍）等各级行政单位。 李太宗改知府为州牧，军政权力操于州牧手中。李太宗立下规定，每年与各级官员举行一次盟誓，向李氏宣誓以表效忠。李朝历代君主还会分封各子为王，到国内要地镇守。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地，设州、寨，驩州及爱州特设寨，实行军事统治，以应付南邻占婆。少数民族地区为本地酋长世袭之地，在李朝早期，大者名州牧，小者名首领，后来因地域逐渐分割，酋长势力渐弱，朝廷派知州一人，酋长直接隶属，而这类的州到12世纪（李朝中期）已称“镇”。

提倡佛教

李朝大力提倡佛教，使之成为国教，大建庙宇，并让僧侣参政，因此佛教在李朝得到长足的发展。
早在李太祖时便重视佛教。他本人曾为僧侣，师事万行，并得他的协助而夺取政权。此后，僧侣阶层便在李朝政府里取得特殊地位，僧万行便获李太祖封为“国师”，备受尊崇，其后君主亦模仿太祖的做法，甚至给与僧侣封邑。到李高宗时，曾下诏招募沙汰僧人，到朝中参与改革政治，出谋献策。
李朝政府又为推动佛教而投入大笔开支。在全国各地，政府大兴土木，兴建庙宇、寺塔，保留到后世的有延祐寺（又称一柱寺）、镇国寺、章山寺、佛积寺、天福寺、永庆寺等等。为了得到《大藏经》等佛教经典，李朝多次派使到宋朝求取。又在每年春、秋二季举行大法会、花灯佛会，及设置法事道场，均为佛教的典礼活动。在政府的推动下，李朝出现新的佛教教派成立和流布发展（详见下文佛教发展）。

文教及科举

与李朝同期的宋代，尊崇儒学，理学兴盛。李朝政府实施的文教政策，亦受中国学风影响。1070年（神武二年），李圣宗修建文庙及立下规定祭祀孔子、周公等，此举具有划时代意义，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称越南“有奉祀孔子及诸先贤的文庙，始于此时”。
继崇儒政策推出后，李朝政府进一步实行中国式科举制度，取士任官。1075年（太宁四年），朝廷举行“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中选者黎文盛随即获朝廷起用，“进侍帝学”（即教导皇帝学习），成为幼主李仁宗的老师，这是越南实行科举制之始。1076年（英武昭胜元年），朝廷设国子监，选文职官员识字者入内习文。1077年（英武昭胜二年），考核官员，所考内容为书、算、刑律。1086年（广祐二年），设立翰林院，选拔全国有文才者，进翰林任职。1195年（天资嘉瑞十年），李高宗举行“三教”（儒、道、释）考试。除了在国都昇龙开试，在地方上亦设“乡试”，以两级制的方式，分级取士。这一系列措施，对越南封建时代科举制度奠下基础。
据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的统计，李朝开科取士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李仁宗（1072年－1127年在位）、李英宗（1138年－1175年在位）及李高宗（1176年－1210年在位）三位君主统治时期。当中李仁宗开科一次，取士名额十人；李英宗开科一次，取士名额未详；李高宗开科亦一次，取士名额二十人。此外，郭振铎、张笑梅又认为，李朝科举，与私有土地制及地主阶级兴起有关。因私有土地制在全国蔓延，李朝为配合此一客观事实，对科举出身者封赐土地，从而鼓励私有土地，有助经济建设，增加国家收入。

刑法

李朝为越南法制史上的重要时期，出现了越南较早的成文法律，当中以李太宗于1042年（明道元年）农历十月制定的《刑书》最为重要。在此之前，越南法制混乱，史称当时对案件的处理相当烦琐，司法官吏拘泥于法律条文，处事方式严苛，甚至出现枉判及误判的情况。，李太宗针对这些弊病，下令编定《刑书》，“叙其门类，编其条贯”，使法制得以系统化。《刑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越南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律书，对越南法律发展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太宗制定《刑书》以后，李朝历代都对刑法条律作出增补。例如在1108年（龙符八年）颁“盗杀牛令”、1122年（天符睿武三年）颁“收捕逃亡”、1125年（天符睿武六年）颁“殴人死令”、1127年（天顺元年）下令“诸讼已经祖宗理判者不得复奏”1142年（大定三年）定“卖田土例”。、1145年（大定六年）颁令“诸相争田池财物，不得托权势家”、1046年（大定七年）颁令“各司决狱，有彊争不合条制者，杖六十”、1162年（大定二十三年）颁令“自阉者杖八十、刺左膊二十三字”。
综观李朝法制，据后世越南学者潘辉注的评论所说，其功用在于“参酌古今，永示成规”，但李朝的律法仍有“失于宽”的缺点，因此“未为善制也”。

土地分配

李朝时期，对土地的管理，主要分为国有土地（朝廷支配）及公有地（公社可自治）两大形式。
国有土地由中央朝廷所支配，一般而言有四种处理方式。第一是设立“坊邑”，调动战俘或囚犯开垦土地，作为庄园，其生产物品皆供李室王室使用。第二是“拓刀田”，由朝廷将一部分土地，分封给立下功勲的军政大臣。第三是“汤沐邑”，为分封给公主的一种封地。第四是“寺田”，是君主赐与各级僧侣及寺庙的土地，数量相当庞大。
公有地则应用于农村，农村上的公社可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将土地分给公社成员（包括耕作者、劳动者等）耕作生产，他们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义务是向朝廷缴纳部分产品、纳税、服一定日期的劳役和兵役。但公社成员只对土地享有使用权，最高拥有权仍属于君主。
除了国有土地及公有地，李朝时期还有土地私有制发展的趋势，土地透过被买卖、典当及抢占等过程，因而逐渐集中在豪绅贵族之手。贵族除享有大片土地，还蓄养家奴，供其使用及买卖。

赋税

李朝初年，便着手制定赋税条例，务求征课有度，以及制止官员贪污舞弊，损害国库收入。1014年（顺天五年）农历二月，李太祖釐定税例，在潭池田土、桑州钱谷、山源藩镇产物、关隘讥察咸盐、蛮獠犀象香料、源头木条花果等六个方面，规定所应缴税项。
与此同时，李朝政府又设法推行奖励及宽减措施，如1010年（顺天元年）十二月，李太祖下令“赦天下三年租税，积年逋久者，即除之”；1040年（乾符有道二年）李太宗下令减免半税，1044年（天感圣武元年）再下令免半税。这些措施的用意都在于促进生产，刺激经济发展。

军事制度

李朝开国君主李公蕴本为军人出身，凭武力夺取帝位，因此深知武力的重要性。在即位之后，就着手改组和整顿军事组织。太祖相当重视军权指挥，规字各皇子必须平时习武，随时派到各地任职或作战。
在军队编制方面，太祖于1025年（顺天十六年），下诏“定兵为甲”（意为即编制户籍），每甲十五人，用一人为管甲。凡年十八至二十岁的丁男，称为“黄男”；二十至六十岁，称为“大黄男”，须登入册籍。丁男以十五为一队，由一队长管理，平时习武及从事生产，战时派出作战。中央备有禁军，禁军沿袭前黎朝的制度，于士兵额头刺有“天子兵”三字。
太祖以后，军队编制再有更动。李太宗时，分禁军为十二卫，李圣宗时再次整顿军队，制定军号，称为“御龙”、“武胜”、“龙翼”、“神电”、“棒圣”、“保胜”、“雄略”、“万捷”等等，皆列于左右，额上刺有“天子军”字样。陆军分为弓箭手、兵骑（马队及象队）及掷石兵等兵种。
除了禁军（又称为“正兵”），国家又设番兵（即地方兵），仔细区分，不得混杂，以防其变。一旦发生兵变，可互为制衡，便于朝廷调遣。
军队出征时，皇帝亲自任命将帅，授予“元帅”、“都统大元帅”或“都统元帅”的称号；《越史略》记载，1037年（通瑞四年），太宗“以开皇王为元帅，讨都金等州””；1043年（明道二年）太宗命令“开皇王为都统大元帅，讨爱州。奉干王为都统元帅，讨文州。”以上统帅都由王室宗亲担任。名臣李常杰 （《越史略》作阮常杰）也曾担任元帅职务。圣宗在位时，1070年（神武二年）农历五月，“元帅阮常杰俘获第矩于真腊界。”
李朝中期，西南边境及国内时有动乱，大臣杜英武乃着重培养军民熟习军事，以便随时定乱及抵御边邻。但到李朝晚期，承平日久，再度出现纪纲渐废，民不知兵的局面，因而盗贼横行亦未能有效镇压，李朝最终衰亡。

农业

李朝农业得到相当的发展，在沿海和北部平原一带的荒野，由于政府的推动之下，得以开垦成农田，以水稻方式耕种。为免土地受涝、旱之灾，政府致力兴修水利，例如在国都昇龙筑红河堤，清化地区再修水坝，使河渠畅通，灌溉农田，增加农产收成。
在农耕上具有重要作用的耕牛，得到政府立法保护，例如但凡盗窃耕牛者，会被罚杖打一百；宰杀耕牛超过规定数量者，会被判入狱。政府还规定农户互相监督，共同承担宰牛的责任。因此，李朝时期的农业劳动力、畜力遂得到高度保障，有助发展农业。

工业技术

李朝时期的工业，由于受到君主的重视，加上从宋朝学习得先进技术，因而取得一定成就。当时的纺织匠，能织出各种花色繁多、图案新颖的布、绸、绵、缎。陶器方面能制作出白瓷瓦、琉璃砖瓦，以及花纹复杂细腻、涂有棕色、白玉色、象牙色的彩釉瓷器。炼铁、冶铜、编织、造纸、刻板印刷等工业，也得到中国的传授，而发展起来。

建筑

李朝的建筑，有帝王的楼台宫殿、城垒、供奉英雄人物的庙宇，以及寺庙、宝塔等等。
李氏廷朝在国都昇龙，营建宏大城垒。城包括两层，总长约有25公里，而皇城之内更有高达四层的宫殿。据越共学者指出，李朝昇龙城的城垒，是越南历代各王朝当中“最大的一个城垒建筑工程”。而李朝的寺庙建筑亦甚具规模，如桂武县的招揽寺，后世所能见到的三层遗址的面积，长度约120米，宽约70米。李朝还有建筑了不少多层宝塔，如报天塔（在今河内）高约60米，12层；崇善延龄塔高13层；章山塔有方形塔基，每边长19米。琼琳寺（在广宁省东潮县）的弥勒佛像高约20米。
李朝建筑的设计，还会衬托附近的自然风景，力求做到与人工建筑与天然景色互相协调。寺庙往往是以对称的正方形布局。李朝建筑物中较具特色的，是保留在河内的延祐寺（又称一柱寺），该寺建于湖中心，以一根大石柱承托，象征一朵盛放在水面上的荷花。

佛教发展

佛教在李朝政府的支持下，达到兴盛局面。当时国内遍布佛教设施，铭文有“凡有名山胜境，莫不启拓，以建觉场”、“于是或京师而缅思梵福，绀宇星分；或州县而拟报洪恩，灵祠棋布”等记述。佛教僧侣人员，受朝廷的君主的礼遇和重用，并且有新的佛教教派创立和流布。较重要的禅宗草堂派（简称草堂派），该派由李圣宗时期，来自中国的临济宗僧人草堂所创。草堂原在占城国游化，后因李朝于1069年（天贶宝象二年，七月改元神武）攻入占城，草堂被越军俘获回国，但得到圣宗皇帝赏识，拜草堂为师，遂开创草堂派）。后来的李英宗、李高宗诸帝也自称草堂派弟子，中国学者杜继文指出该派实为“李朝最得势的佛教僧团”，其教义提倡“禅净一致”，即修禅与念佛结合，与中国的禅宗相同。除草堂派外，密宗于李神宗时亦颇为流行，具代表性的僧侣有阮明空、徐道行等人。

文学及艺术

越南在10世纪以前，流传着相当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包括民间歌谣、神话传说等等。到10世纪以后的李朝时期，则有汉文文学的蓬勃发展。这是基于越南因长期受中国统治，中国官员在当地推行汉字，加上中越地区的文化交流，造就了越南的汉文文学的发展。
李朝时的汉文学，深受佛教的影响。李朝君主推动佛教，令僧侣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具有地位，加上特别是李圣宗、李仁宗的诗作，本就“禅语为多”，因此令“禅诗”盛行。李朝初年在朝廷上位高权重的万行，其诗作的特点是使用了押韵偈语作修饰，例如他的《示弟子》一诗：“身如电影有还无，万木荣春秋又枯；任运盛衰无怖畏，盛衰如露草头铺”，诗文表现了佛教的根本思想。李仁宗所宠信的满觉禅师，在寂灭前留下一偈：“春去百花落，春到百花开；事逐眼前过，老从头上来。莫谓春残花落尽，庭前昨夜一枝梅”，这首偈更被指为李朝最好的诗之一。
李朝的汉文诗歌除了禅诗，还有李常杰的《南国山河》一诗，具有追求民族独立的意志，与当时的诗作风格迥异，别树一帜。
李朝时汉语散文作品，比汉语诗歌出现较晚。现存的有开国君主李公蕴的《迁都诏》，该文以骈文体裁写成，文风简朴，内容以历史为鉴，进行正反论证，展现作者的统治才能。到李仁宗时，有官员阮公弼撰写《大越国李家第四帝崇善延龄塔碑文》，该文以歌颂朝廷为目的，具有夸饰风格，对文字进行雕琢。李公蕴与阮公弼两文的对比，反映了越南汉文散文在布局谋篇、语言文字运用方面的进步。
从李朝的碑铭文献当中，亦可看到中国文化与越南自身文化融合的情况。以李朝中叶时的《奉圣夫人黎氏墓志》为例，该篇铭文的内容典雅，而且使用甚多的中国汉文典故，据统计多达十一处。学者耿慧玲解释这是由于“李朝继丁、前黎之后建立了200多年的政权，实际上承续的是五代以来的政治与文化体制，甫自中国政权的直接统治独立，其中国文化的承续性应该仍然强烈，在碑志中大量运用中国的典故是很自然的事”。与此同时，《奉圣夫人黎氏墓志》里又用到越南的通用语，如使用“好”字，意谓母亲；使用“长婆”，是为对高年纪女性的尊称。
李朝时期的艺术发展，有水上木偶戏的发达。水上木偶戏源自红河三角洲，农民在农闲和河水泛滥时，便在水上进行木偶戏以作消遣。后来成为一门表演艺术，甚至为越南君主作御前表演。到了现代，水上木偶戏在越南仍是深受重视的本土艺术。

字喃的萌芽

字喃为古时越南民族语言的载体之一，至于它的萌发，据中国学者罗长山指出是“学术界至今尚未有定论”。但早在8世纪（唐朝统治时期）到12世纪，虽然尚未有形成系统的字喃，已以假借字的形式偶然出现。《越史略》于1148年（大定九年）的记载里，出现了一句“殿前是武吉，非武带也”的说话，学者罗长山解释“吉”、“带”二字便是假借字形式的字喃，喃义是粪尿。这可被视为字喃初期萌芽的遗迹。

与宋朝关系

越南的李朝时期，适值宋代。李朝自立国时起，便对宋朝实行两手策略，一方面向宋朝通好，请求册封，提高李氏王室的政治威望和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又连续侵犯宋朝南方边境，掠夺土地、人口及财物。
宋朝立国于960年。980年，越南的黎桓夺取丁朝政权，建立前黎朝，宋太宗皇帝以此为口实，于次年（981年）与黎氏发生战事，结果宋军战败。1010年（顺天元年），李太祖代黎自立后不久，便即自称“安南静海军权留后”，遣使到宋，奉贡方物，以示通好。当时的宋真宗皇帝甚为鄙视李氏的夺权，认为前黎朝的卧朝帝取得帝位，本就不合乎道义，李公蕴又效尤夺位，更为可恶。，但宋真宗早已认识到“交州瘴疠”，亦即是多疾疫之地，“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的道理，不愿像宋太宗时出兵南征，所以亦承认李公蕴的统治地位，册封他为“特进、检校太傅、安南都护、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交趾郡王”等等封衔。自此以后，李朝便多次遣使入宋，交往频繁。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指出，李朝遣使入宋的年份有：1010年、1012年、1014年、1019年、1023年、1058年、1063年、1069年、1073年、1078年、1082年、1087年、1107年、1127年、1130年、1156年、1164年、1173年、1178年、1182年、1190年。
而李朝对宋朝边境的侵扰，始于李太祖时期。1014年（顺天五年），越南的“獠户”张㜑看因被李朝治罪，逃到中国钦州。李朝便以追捕逃犯为由，寇掠钦州的如洪寨。宋真宗命广南西路转运使向李朝追讨责任。1028年（顺天十九年），李太祖“令子弟与女婿申承贵等，领众入本道，剽掠边民”，宋廷亦依旧命广南西路转运使向李朝追讨。其后李朝对侵扰有增无已。1036年（通瑞三年）农历十月，李太宗发兵侵宋朝思陵等州，并肆行掠夺破坏，“掠牛马、焚庐舍而还”。11世纪中叶，广源州（在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州，当时属宋境）首领侬智高作乱，侵扰李朝及宋朝边道地区，1052年（崇兴大宝四年）宋人讨灭侬智高，李朝将该地顺手而得。1059年（彰圣嘉庆元年），李朝入寇宋朝钦州思禀管。1060年（彰圣嘉庆二年），谅州牧申绍泰追捕逃亡兵士，追入宋境，掠夺宋方人员及牛马而回。
宋朝在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对越南李朝采强硬态度。据宋人司马光记述在此期间，宋廷先后起用的桂州长官沈起、刘彝二人，制作战船，收编当地部落民众为兵，授以战争技巧，但这些举动已引起当地民众的不安。岭南人徐百祥（又作徐伯祥）将消息泄露到越南，向李朝君臣提出，先法制人可控制敌方的心理，所以不如先出兵入侵宋朝。于是，李朝便于1075年（太宁四年）发动侵宋战争，由大将李常杰领兵，攻破中国钦州、廉州、邕州等地。在邕州一役中，知州苏缄奋力抵抗，城破后自焚而死。而李军则大行杀戮，在钦、廉、邕三州屠杀数十万人，并俘掳民众而回。宋方旋即作出反击。1076年（太宁五年）三月，宋朝命郭逵、赵卨等领兵，并与越南邻近的占城、真腊等国联合出击。越将李常杰在如月江（在越南北宁省如月村，梂江下段）击破宋军，郭逵撤走。其后郭逵部队夺回广源州 ，又于富良江（一说为梂江，一说为红河）大败越军，击杀越将洪真太子。李仁宗对此深感不安，便向宋方要求停战，愿意归还所掳掠人众。宋廷亦将广源州（宋改名为顺州）交还李朝，两国重归和好。
1127年（天符庆寿元年），宋朝发生靖康之祸，北方被金人占领，宋室南渡，是为南宋。但越宋两国关系一直延续至李朝后期，仍趋于和好。其中较重要的大事，是改定了越南的国名称谓，李朝一方面使用圣宗时（1054年－1072年在位）所定的国号“大越”，另一方面，如越南学者陈重金（即陈仲金）所指出，李朝到英宗（1138年－1175年在位）时为止，历代君主都受宋朝册封为“交趾郡王” ，到宋廷封英宗为“安南国王”，越南自此便又称为“安南国”。
除战事和封贡关系外，两国边境的商业贸易亦甚为频繁。李公蕴时曾向宋廷要求在钦州设博易场，让两国商人进行交易，但宋真宗鉴于李朝骚扰边防而作罢。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年－1118年），始在邕州开博易场。徽宗以后，宋廷因受北方敌国困扰，无暇南顾，使宋越两国商人活动更趋活跃。除邕州外，钦州、廉州，以及广西右江的南江栅亦成双方商易要地。贸易物品方面，越人以名香、犀角、金、银、盐、鱼、虾、蚌、沉香、珍珠、象牙、犀角等等，交易中国的绫锦、罗布、铜器、瓷器、“斗米尺布”、丝绸、纸笔、药材等等。随着宋李双方交往密切，华人移居到越南者亦众，使越南成为华侨活动的重要国家。但与此同时，两国间的人口贩卖活跃亦严重，宋朝广西地区有人口贩子，贩卖边民到李朝境人，每年达数百千人，被卖者为奴终身。

与大理国关系

大理国（又称“鹤拓蛮”、“鹤柘蛮”）是中国西南部的边境政权，与越南李朝为邻。越南地区早在第三次北属的后期（晚唐时期），便屡受大理国前身南诏国蒙氏侵扰。
李太祖时，曾与大理国爆发战争。1012年（顺天三年），大理国人到渭龙州（在越南宣光地区）进行贸易，李太祖派人擒获大理国民众及马匹万余而回。次年农历十月（1013年，顺天四年），渭龙州降附大理，李太祖亲征渭龙州，驱逐渭龙州首领何昃俊。何昃俊被逐后逃入大理，得大理政府支持，大理国乃出兵征越。1014年（顺天五年），大理将领杨长惠（一作杜长惠）、段敬至率兵二十万入侵越境，李太祖派兵讨伐，在平林州（又作“芳林”及“茅林”，在越南高平）的金华步一带，击破大理军队，斩首万余，俘获大量士卒及马匹。李朝得胜后，遣使把战利品中的六十匹马，献给宋朝，以宣示战功，宋廷亦赐冠带、器币、马匹等物品回礼。宋廷的介入使大理没有再度出兵，而何昃俊所据的渭龙、都金、常新、平原等州，势力单薄，到1015年（顺天五年）被李朝讨平，重新成为李朝的有效控制区域。
李太宗时，盘踞广源州（在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州，当时属宋境）等地的酋豪侬智高，多年间先后在越、宋两国地区作乱。到1053年（崇兴大宝五年），侬智高势力遭宋军重挫。其后，据越南典籍《大越史记全书》所载，侬智高于该年农历十月，派使到李朝乞师求助，李太宗“诏指挥使武珥将兵援之”。其后，侬智高再被宋军所败，逃入大理国，最终被大理人所杀，把首级献于宋朝。
宋李双方曾有边境冲突，较严重的为1075年（太宁四年）的大型战事， 蔓延邕、廉等地，双方交恶亦殃及大理。云南马关县有《宋代难民因公殒命古墓碑》提到：“当有宋之时，吾邑接壤越南，越人开拓边疆，不时过界滋扰，土人不服，起而反抗，惨遭杀戮者指不胜屈。”学者段玉明据此指出，李朝出兵广西的同时，还会入侵大理东南边境，甚至可能掳掠人员为奴。
李英宗初年，曾与大理国发生冲突。据中国文献所载，李仁宗有妾生一子，投奔大理，改姓赵，名智之。1138年李神宗死后，赵智之自称“平王”，由大理国遣送越南，欲与李英宗争位，但被李朝出兵击退。1139年（绍明二年）六月，赵智之遣使入宋，要求协助。宋廷为免“引惹生事”，仅冷淡视之，使赵智之无法得逞。关于赵智之的身份，越南典籍《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注引吴仕的说法，认为是与1140年至1141年间作乱的申利是同一人。
申利事件以后，李朝与大理的往来记载较少。《越史略》提到，1189年（天资嘉瑞四年），有大理僧侣惠明、戒日等到访李氏朝廷。学者段玉明指，这说明了申利事件后，李朝、大理关系有所改善，趋于友好。

与金朝关系

1127年，宋室受到来自东北的金朝入侵，中国出现宋金双方南北对峙之局。1168年（政隆宝应六年）八月，宋、金同时遣使到越南李朝，而李朝的态度则是礼待双方来使，然而不令相见。

与占婆国关系

占婆（又称占城）位于现时越南中部及南部地区，是李朝南邻。早在李朝之前，越人已与占婆爆发多起战事，但与此同时，占婆国政府亦有遣使入越通好。
李太祖即位之初，1011年（顺天二年），占城向李朝赠送狮子，以示友好。然而双方在日后多次兵戎相见。1021年（顺天十二年），太祖命儿子开天王李佛玛率兵南侵，进攻占婆布政寨地区，杀当地“布令”（官名）。1043年（明道二年），占婆王阇耶僧诃跋摩二世（又作“刑卜施离值星霞弗”、“乍兜”、“乍斗”等）派水军（《大越史记全书》称为“占城风浪贼”）入侵李朝的沿海领土，李太宗皇帝又以占婆多年没有遣使通好为由，筹备南征，修造战船百余艘，于次年（1044年，明道三年）亲自出征，于五蒲江南岸一带与占婆军队爆发战事，此役中越军得胜，占婆国王阵亡，军队战死者三万余人，被俘五千余，战象死者六十头。该年农历七月，越军进至占婆国都佛逝（又作“毗阇耶”），大肆掠夺王宫而回。此战亦导致占婆第八王朝终结。 
李太宗率军回国后，占婆一度陷于内乱局面。新君主阇耶波罗密首罗跋摩一世（又作“雍尼”，占婆第九王朝首王）赶紧收拾秩序，占婆碑铭资料称他“偕诸将士，往平其乱”。另一方面，占王试图修补对越关系。1047年（天感圣武四年），占婆遣使到越，但李氏朝廷认为占王不恭顺，竟将占婆使节流放。不过此王仍采和好态度，于1050年（崇兴大宝二年）向李朝致送白象、1055年（龙瑞太平二年）遣使入越祝贺李圣宗登基、1057年（龙瑞太平四年。或作1059年，即李彰圣嘉庆元年）及1060年（彰圣嘉庆二年）遣使入越致送礼品及访问。
1061年，占婆王律陀罗跋摩三世（又作“施里律茶盘麻常杨溥”、“杨卜尸律陀般摩提婆”、“第矩”、“制矩”等）即位后，整顿军事，以图攻越。但在发动战事之前，仍对越作友好姿态，在1063年（彰圣嘉庆五年）、1065年（彰圣嘉庆七年）、1068年（天贶宝象元年）遣使入越访问。到1068年的年底，占婆终于出兵入侵李朝边境，李圣宗亦随即作出反应。1069年（神武元年）二月，李朝发舟师南下，势如破竹，经日丽海口、尸唎皮奈（Çri Banöy）等地，在须毛江大败占军，占王弃国都佛逝（又作“毗阇耶”）出逃，越军于是进占佛逝，终于在四月份，由大将李常杰擒获占王。李圣宗更亲到占婆王宫大宴群臣，又遣使入宋，宣示胜利，到六月才撤军回国。越军占据佛逝期间，肆行破坏及劫掠。据《越史略》记载：“王（指李圣宗）命遍数佛誓城内外人家，凡二千五百六十余区，并焚之。”占婆碑铭亦记载：“越兵侵占占婆，王神财富，皆为所得。占婆诸州祠寺、宫殿、村庄、马、象、牛、谷，咸为掠劫。”李朝又以释放占婆国王为条件，割取地哩州（又作“地哩”）、麻令州、布政州等地（此三州在今越南广平省及广治省），而占婆国内则出现群雄割据的大乱局面。1071年（神武三年），曾有占婆使节到越致送礼品，法国学者指出到底是否由律陀罗跋摩三世所派，已难确认。
其后，据占婆碑铭记载，第十王朝的诃梨跋摩三世（1074年，太宁三年即位）收拾残局，而前王律陀罗跋摩三世则投奔越南李朝。1075年（太宁四年），李朝派李常杰进攻占婆，以图协助律陀罗跋摩三世复位，但被占军击退。同年，宋越两国爆发宋越熙宁战争，宋朝于次年1076年（太宁五年）初，遣使联络占婆、真腊（柬埔寨），一同出击李朝。占婆派兵七千，牵制李朝。然而最终，宋、占婆、真腊联军仍未对李朝构成致命威胁。到1077年（英武昭胜二年），占婆再次遣使入越访问通好。
1086年（广祐二年），占婆遣使到越致送礼品，但越占两国并未真正和好。在该年，占婆遣使到宋朝，要求当越占两国使节同时入宋时，宋人不要安排在同一场合碰面，占使籍此要求表达对李朝的不满。1092年（广祐八年），占婆又派使到宋，提出联合攻越，但宋神宗皇帝以李朝常向宋朝入贡通好为由，拒绝建议。而越南李仁宗亦于1094年（会丰三年），遣使敦促占婆向越入贡通好。占婆出于恐惧，便于1095年（会丰四年）、1097年（会丰六年）、 1098年（会丰七年）、1099年（会丰八年）及1102年（龙符二年），向李朝频繁地致送礼品示好。
1103年（龙符三年）十月，越南演州地区的李觉发动叛乱，被大将李常杰所攻破，李觉逃入占婆，向占婆国王阇耶因陀罗跋摩二世（占婆第十王朝君主）提供李朝内部情报。占婆便出兵攻越，收复地里、麻令、布政等三州。次年（1104年，龙符四年）二月，李朝派李常杰出征占婆，成功夺回地里等三州。于是，占婆再次遣使入越示好，从此对越南遣使不绝。1117年（会祥大庆八年）、1118年（会祥大庆九年）、1120年（天符睿武元年）、1124年（天符睿武五年）、1126年（天符睿武七年），占婆数度遣使入越，特别是1126年的一次，李仁宗皇帝更设宴招待占婆使节。
李神宗时，李朝的另一邻国真腊（又作“占腊”、“吉蔑”）开始加紧对越进攻，占婆亦卷入其中。1132年（天顺五年）七月，占婆与真腊联合，进攻李朝乂安州，李朝随即派太尉杨英珥击破两国联军。其后，李英宗时，占婆因拒绝协助真腊攻越，真腊便于1145年（大定六年），出兵攻占，进至佛逝城（一作“毗阇耶”）。
不久，占婆王阇耶诃梨跋摩一世（占婆第十二王朝君主，又作“邹时兰巴”、“制皮啰笔”）即位，收复佛逝，但占婆王室又出现内讧，阇耶诃梨跋摩一世与妻兄般舍罗阇（Vançaraja，又作“雍明叠”、“雍明些叠”）相攻。般舍罗阇不利，向越南李朝求助，李朝册封般舍罗阇为占婆国王，并派李蒙与般舍罗阇率兵征占。此战在占婆碑铭亦有记载：“越（Yavana）王见阇耶诃梨跋摩雄武无敌，欲制阻之，命占婆人般舍罗阇为国王，予以越将多人，强兵十万余（越方史籍记载李朝派清化乂安五千余人出征）。阇耶诃梨跋摩率佛逝诸军击破之，死者不可胜计。”般舍罗阇和李蒙都在战中阵亡。此战发生时间，法国学者乔治·马司培罗说在1150年底或1151年初，《大越史记全书》则记载在1152年（大定十三年），并谓在该年十月，李英宗迎娶占婆国王女儿。
此后十余年间，占婆国虽继续派使到李朝致送礼品，但同时又有寇边活动，甚至连赴越使节也在途中劫掠越南人民。李朝终于在1167年（政隆宝应五年），乘着占婆王阇耶因陀罗跋摩四世（又作“邹亚娜”）登位不久，派大臣苏宪诚领兵讨伐，占婆新王惧怕对越战事，向越人致送珍珠方物，越方乃罢兵而回。自阇耶因陀罗跋摩四世以后，占婆集中力量对真腊国开战，而对李朝则时而修好，时而入寇。1170年（政隆宝应八年），占婆遣使到越访问。1177年（贞符二年），占婆入寇越南乂安。1184年（贞符九年），占婆遣使访问。1198年（天资嘉瑞十三年），占婆王苏利耶跋摩（又作“布池”）遣使到李朝，要求册封，李朝于次年（1199年，天资嘉瑞十四年），封之为王。
1203年（天嘉宝祐二年），占婆王叔父陀那婆底（Dhanapati Grama，又作“布田”、“布由”）勾结真腊，进攻国王苏利耶跋摩，国王不敌，便带着剩余兵船二百余艘，逃到越南的几罗海口（又作“机罗海口”），要求越人支持。越方乂安地区官员杜清、范延等上奏朝廷，李朝派大臣谭以蒙、杜安等处理事件。但谭以蒙、杜安忧虑占婆王有诈，不愿提供协助而回。杜清、范延为求自保，谋攻占婆王，但阴谋泄露，占婆王攻杀杜清、范延，以及乂安兵众二百余人，然后逃入海，不知所终。于是占婆沦为真腊属地（时间为1203年至1220年），真腊委任陀那婆底管理占婆地区。李惠宗时，真腊在1216年（建嘉七年）及1218年（建嘉九年）两度入侵越南乂安州，占婆人亦协助真腊作战，但均被乂安长官李不染所击退。

与真腊国关系

真腊（又作“占腊”、“吉蔑”）位于印支半岛，即后来的柬埔寨。在越南李朝，真腊处于吴哥王朝，领土包括现今越南南部、老挝南部和泰国部分领土，与李朝政府亦有交往。据《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自1012年起，即从李朝立国初期开始，真腊便多次遣使赴越致送礼品，一直持续到李朝后期。真腊遣使的年份是：1012年、1014年、1020年、1025年、1026年、1033年、1039年、1056年、1118年、1120年、1123年、1135年、1191年。 
然而真腊与李朝亦多次爆发冲突。据《宋史》所载，在宋仁宗的嘉祐六年（1062年，彰圣嘉庆四年），广南西路官员向宋廷报告，指出该国向来不熟习军事，与越南李朝为邻，时常遭到入侵。到李仁宗时，1076年（太宁五年），宋越两国交战期间，真腊与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两国都参加了宋朝阵营，一同攻越。这是真腊与越南李朝双方较早的争端。 
及后，真腊数度派兵攻越，而攻击地点主要在乂安一带。1128年（天顺元年）正月，李神宗继位后不久，真腊出兵二万余人，进攻乂安州的波头步地区，随即被李朝将领李公平所败，俘获真腊军队的主将及士卒。同年八月，真腊派战船七百余艘，进攻乂安州杜家乡地区，又被李朝军队击破。该年年底，真腊国致函李朝政府，要求遣使访问该国，但李朝政府未有理会。 1132年（天顺五年）八月，真腊与占城联合，侵扰乂安，却被李朝太尉杨英珥所击败。同年九月，乂安州官府成功擒捕三名时常掳拐乂安人民并转卖真腊的占婆人士，将之押送至李朝朝廷。1137年（天彰宝嗣五年）年初，真腊入侵，李朝派太尉李公平将之击退。 
到李朝后期，真腊仍有攻越活动。李英宗时，1150年（大定十一年）九月，真腊派军入寇乂安，到雾湿山因暑湿为害，大量士兵病死，便不战而退。李惠宗时，国内时有内乱，真腊与占婆乘机攻越（占婆于1203年至1220年期间为真腊属地）。1216年（建嘉七年），真腊与占婆攻乂安州，被乂安长官李不染所击退。两年后1218年（建嘉九年），真腊再与占婆进攻乂安，但再度被李不染所击败。

与哀牢关系

越南的另一邻近民族哀牢，亦为李朝的攻掠对像。早在丁、黎时期，便对原属哀牢之地的“莒隆贼”进行讨伐。到李朝时，1011年（顺天二年）农历二月，李太祖亲征莒隆，并在战争中“焚其部落，擒其魁首而还，贼遂灭”。到1048年（天感圣武五年）九月，李太宗又命派军侵寇哀牢人，“获其人蓄而还”。
沱江流域居住着一个独立的部落，越南称其为“牛吼蛮”。据黄仲政《兴化风土记》记载：“牛吼言语、文字与哀牢同，今入版图，兴化安州是其地也。”在李朝中期及晚期，曾两度进攻哀牢人。1119年（会祥大庆九年），李仁宗发兵攻哀窂，“擒其洞长魏滂等数百”。1183年（贞符八年）农历正月，李高宗命督将吴履信率兵伐哀牢。

与其他国家关系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曾与李朝进行交往和通商。爪哇商人曾于1066年（龙章天嗣元年）进献夜光珠，李氏朝廷以钱万镪回送。其后，爪哇、路貉、暹逻等国商人于1149年（大定十年），到达大越国的东部海滨，向李廷要求居住地及通商贸易。李朝政府便在海岛立庄，名“云屯”，让外国商人经商。1182年（贞符七年），暹罗国使节来进贡礼品。1184年（贞符九年），暹逻、三佛齐等国商人到云屯镇，进贡宝物及磋商经贸事宜。

李朝的历史意义

李朝统治越南二百多年，对越南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越南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便曾提到：“李朝之功在于使我南国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外则攻中国，平占城，内则整顿武备、编修法律，建立稳固的自主之基。”越共学者亦提到李朝在越南历史里，是建设国家的重要阶段：“李朝——特别是在十一世纪——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国家建设，为民族和独立封建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全面的牢固的基础。”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指出，李朝时期的越南，有五大特点。第一点是李氏朝廷首次把国都建于昇龙，使之成为统治国家的基础，并且扫除了国内的封建割据势力，使越南得以真正归于一统。第二点是在政治上，李朝在中央及地方，都成立了稳定而完备的政治机构，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第三点是在阶级关系上，李朝君主重视佛教，任用僧侣，于是使佛教兴盛，是为李朝的一大特点。第四点是李朝推动农业生产，并因此制定税额征课，以作政府收入，大利于走向富国强兵之路。第五点是李朝的对外政策甚具雄心，曾北犯宋朝，南略占城等周边国家，以军事武功、扩张领土而著称于世。

李朝王室遗族

陈氏代李后，便对李氏王室肆行杀戮。1226年（陈朝建中二年）农历八月，当时的主政者陈守度讽喻李上皇，让他自尽。1232年（陈朝天应政平元年）六月，陈朝以先世有一位陈李，故此必须避讳为由，改“李”为“阮”，目的是“绝民之望李氏”。同年冬，陈守度因见李氏族人对于李上皇之死，心怀不满，于是用计坑埋李氏族人。李惠宗的长女顺天公主先嫁与陈煚之兄陈柳，后嫁陈煚（即陈太宗），被册为皇后，生儿子陈晃（即陈圣宗）；次女李佛金（即李昭皇）在陈煚初即位时被册为皇后，后被废，许配与大臣黎辅陈。
陈朝铭文资料中有朝廷如何安置李朝宗室的线索。陈圣宗时，下令王侯贵族召集漂散无产者为奴婢开荒，铭文记载有阮姓人氏获分配土地，“依旧为耕”。学者认为这些人或许是李朝宗室，他们因被流放而远去国都以外地区，圣宗为维持其生存便给予田地耕作。
陈朝中期，曾有李氏族人获朝廷起用。在1318年（陈大庆五年）八月，陈朝发兵攻打占婆，当中一位将领是“李家族将”孝肃侯李必见，在该役中他战死沙场。越南史籍《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亦指出，这位李必见正是“李氏遗族”。
此外，在李朝中叶，有宗室李阳焜迁居高丽国，其子孙亦一直生活下来，成为韩国旌善李氏。到李朝灭亡之际，宗室李龙祥逃到高丽，繁衍成韩国花山李氏。在现代，这两个家族成立机构，向越南学生提供奖学金，增进韩越双方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