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

左翼作家生涯

潘汉年父潘莘臣，开私塾，一度被选为宜兴县议员，曾祖父为清朝举人潘亭山。潘汉年早年在和桥镇彭城中学和武进县延陵公学读中学。1924年秋到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1925年春节前在母亲主持下，与一许姓女子结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举国震动。江苏省无锡锡社负责人、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秦邦宪在无锡筹划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潘汉年来到会场，自荐参加筹备工作，后应博古之请，做宣传和保卫工作。3月下旬，《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来无锡参加追悼大会，经博古介绍与潘汉年相识。恽代英建议潘汉年去上海工作，潘汉年即赴上海，经陈伯吹介绍任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校对员。
1925年11月，经共济会的王弼、阮仲一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邀请赴南昌编辑《革命军日报》，后任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国共分裂后，赴上海，任“江苏省委上海文化工作党团”干事会书记。1928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0年中共中央下令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来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与思想斗争，选出鲁迅、钱杏邨、沈瑞先为主席团，潘汉年担任团书记。潘汉年积极参加左翼作家的活动，参加创造社与周全平、叶灵凤合编《A11》周刊批评既得利益者与执政当局，发行到第5期遭国民政府下令查禁停刊；随后再与叶灵凤共组幻社发行《幻洲》半月刊，继续批评国民政府反共清党，1928年年初遭勒令停刊；潘汉年再发行《战线》周刊来提倡共产革命，并依中共指示在创造社串联阳翰笙、李一氓等左翼作家推动阶级革命与反政府斗争。
1930年10月，潘汉年从调任《红旗日报》任总采访，负责中共宣传工作，博古挚友沈泽民作为中央宣传部任新闻宣传主管成为潘汉年的领导。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进入中央政治局。博古应王明请求推荐潘汉年作为宣传干部。1931年1月底，潘汉年因此获任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参与情报工作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成立。2月，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被捕后牺牲。4月27日，领导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武汉被捕后旋即叛变。6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遭逮捕后叛变。这一些列事件致使周恩来夫妇等一批中共领导人置于危险之中，导致数千人被杀被捕，严重危害中央领袖王明的安全与中国共产党颠覆中国的事业。
苏联共产国际扶持的王明、博古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故决定加强谍报和防卫工作，中共中央情报组织旋即改组，潘汉年担任中央情报组特科第二科科长。博古因为1925年潘汉年在无锡孙中山追悼大会的保卫工作表现向王明推荐潘汉年。1931年7月上旬，博古与潘汉年会面，随后潘汉年不再负责联络左翼文化团体，转而负责中共特科，即中共的谍报活动工作。同年，潘汉年与其助手欧阳新介绍同为左翼作家的袁殊入党，袁殊后作为中共、军统、中统、日军、汪精卫政府等五重间谍，成为潘汉年与各势力之间沟通的管道之一，也因潘汉年在战后被捕。
1931年10月，王明前往苏联，潘汉年负责秘密联络王明与博古。1933年夏，潘汉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等，重新负责宣传工作。1933年1月，博古抵达中央苏区后，随即夺去毛泽东权力，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后王明、博古失势。1936年，潘汉年自苏联返回陕北时，据称仅仅向时任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单独汇报：张闻天与王明、博古属于同一派系，加之潘汉年身负重要密码却无故滞留香港两个月，引起毛泽东不满。然而有学者考证反驳称，当时周恩来、毛泽东共同听取了潘汉年的报告，且密电码早已在之前的活动中带回国，这种对毛泽东不满的猜测子虚乌有。
同年11月，闽变爆发，十九路军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徐名鸿代表福建政府，共同签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确立了双方军事贸易上的互助合作，福建人民政府并希望透过中共得到苏联的承认。1934年1月，闽变失败，国民政府中央军进入福州，潘汉年逃往香港。10月潘汉年代表中央红军透过密使何长工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进行会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他与陈云先后离开长征队伍赴上海，以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8月他和陈云一起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任中共代表与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秘密会谈。1936年6月，陈济棠、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获得中共支持，潘汉年负责与张学良、陈济棠、苏联的三方连系。
8月返回延安，西安事变爆发后经由宋庆龄受宋美龄、陈立夫等人委托后赶赴斡旋，按中共高层指示与南京国民党高层进行谈判，参与了西安事变的策划和解决。

对日抗战及国共内战期间

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期间，为首版《毛泽东自传》题写书名。上海沦陷后，撤往香港。期间，潘汉年指示袁殊接受杜月笙的介绍及戴笠的委托，成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1938年9月，潘汉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39年赴港从事情报工作。1939年秋，中共中央社会部任命潘汉年组建领导设立华南情报局。

接触岩井公馆

1938年，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成立“特别调查班”。袁殊此前作为报社记者与领事岩井英一长期保持信息互换关系，因而被招入作为少有的中国籍情报员。“特别调查班”后来成为了专门搜集重庆、英美情报的情报单位“岩井公馆”。
1939年，袁殊按照军统指示暗杀七十六号负责人李士群，不料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叛变导致袁殊被捕。岩井英一以袁殊外务省情报人员身份说服日本“梅机关”首脑影佐贞昭，将袁殊转回外务省，并要袁殊写下《兴亚建国论》，公开与日本人合作，并要求袁殊负责组建“岩井公馆”。潘汉年案中，许多人写信指责袁殊为汉奸，但袁殊坚称为潘汉年所指使。
后潘汉年在袁殊的介绍下以“一位叫胡越明的关心国事者”的身份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会面，岩井要求双方情报相互交流，潘汉年答应会帮“岩井公馆”在香港搜集情资。袁殊称自己未经潘汉年同意即披露了潘汉年的真实身份，而岩井英一并未点破“胡越明”的身份，双方心照不宣地进行信息交换，这一点日后被指认为袁殊的“重大政治错误”。
于是潘汉年开始定期向日方汇报重庆、国军、英美动向，同时把日方情报交流原始电报传回延安。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由于岩井与潘的合作关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人员得到岩井领事馆的护送，潘汉年移往上海并取得日方签发的特别通行证。随后岩井英一协助潘与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会面。潘汉年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岩井英一建立合作后，日本外务省开始由机密费中拨款，向中共提供总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后来潘汉年提出双方停战的要求，岩井英一便让影佐祯昭与其会面建立与日军直接合作的基础。
1940年，袁殊应邀访日，根据多方情报与日本间谍活动判断，指出日军将进攻东南亚而不是配合苏德战场。这一情报经由潘汉年传回延安转告苏联。苏联自此可以将东线对抗日本的40万兵力悉数调往西线对抗德国，事后苏联向中共表示了感谢。

出入七十六号

1939年秋天，汪伪间谍机构七十六号头目李士群透过秘密途径向中共表示建立联系的请求，且希望其友胡绣枫能担任联络。潘汉年和廖承志经上级同意，派遣胡绣枫的姐姐、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中建立联络。1940年，在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之下，袁殊引荐潘汉年与七十六号首领李士群取得联系，开始与中共展开交流合作。
1941年12月，日本对英美法宣战，上海租界沦陷，潘汉年决定亲自与李士群会面，地点在于李士群的私人寓所，共同参与会面的人还有：李士群太太叶吉卿，五面间谍袁殊，中统、汪伪双重间谍胡均鹤。后有称，潘汉年住进李士群的私人寓所，胡均鹤随后开始负责潘汉年的保卫工作以及潘与李的联络工作。同年李士群成功捕杀国民政府最大地下组织，上海区书记齐庆斌、区长陈恭澍被捕，戴笠痛恨李士群，称“李士群阻挠国府在沦陷区实施各种政策，凡足以献媚日敌者，无所不用其极。另在杭州设无线电台，专侦察国民政府方面军事行动，实为抗战以来罪大恶级之巨奸。”
1942年4月，潘汉年与李宅再度会面，李士群为表诚意，透露了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军事计划，还要求胡均鹤给予潘可支票簿以便资金获取，潘汉年婉拒未果，只得接受。同年9月，李士群经潘汉年委托协助“几个助手”前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李士群答应将潘汉年及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及王尧山等人护送到苏北。11月，潘汉年一行共五人至镇江，胡均鹤与汪伪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接车，王尧山颇为紧张，指认胡为中共叛变者。潘汉年回应：“胡均鹤、刘毅虽然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但他们都是被国民党抓去后严刑拷打下自首叛变的，对国民党不会有好感，现在又落水做了汉奸，明知没有丝毫前途，因而想为我们党效点力，争取党的宽大。”翌日清晨，刘毅护送一行人过长江抵达仪征，一路护送到罗炳辉将军驻地附近。

会见汪精卫

1943年4月，为刺探日军对新四军根据地扫荡计划，新四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派遣潘汉年前往上海负责情报工作。旋即潘汉年前往上海与胡均鹤见面，请求与李士群见面，胡均鹤陪同潘前往南京李家，因李外出会见汪精卫未能见面，随即开车前往汪公馆，随即在李士群安排下与汪精卫会面。尹骐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中描述称，汪精卫向潘汉年表达了请求共产党参与其政府治下的议会政治，表示共产党不应该和独裁的蒋介石联合，但是潘汉年断然拒绝之。
随后胡均鹤陪同潘汉年返回上海，潘汉年以游走新四军和日占区的商人胡越明的身份介绍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会见中，他们各自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有人怀疑，在会见汪精卫的事后，潘汉年奉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此次会面被国民党宣传并攻击，导致毛泽东亲自发文为潘汉年辟谣此次会面，然而事实上会面确实发生了，只是潘汉年未如实上报。

通敌叛国之争议

对于与日伪机关合作，中共解释说是为了收集日本秘密情报，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日军作战发挥了作用。但是岩井英一的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说，“事实完全相反，是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1943年6月25日，陈布雷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指出：“共党潘汉年现充新四军代表，由李士群之拉拢，在京沪江淮一带公开活动与敌伪交往频繁，延安代表冯延寿（化名）在南京与敌军及汪伪洽商政治停止摩擦、军事停止冲突、物资相互交换等。”1943年9月5日，毛庆祥呈给国府中央的电报：“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蒋中正电令：“有无潘汉年在伪方活动，交两统（中统、军统）局查报。”
1943年10月7日，林蔚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3月13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来甯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另据伪特工消息，谓伪之与中共在沪人员有相当联系，伪特工并派胡均鹤经常来往苏沪一带，负责联络事情。”陈恭澍对中共与日军联手感到痛心，指责共产党利用七十六号进行地下活动，直接、间接打击国民政府抗日工作人员。
会见汪精卫一事先未向中共高层批示，事后影响巨大也未做检讨，直至1955年潘汉年向中共中央上书检讨。1945年，饶漱石以中共华中局名义写信给毛泽东，称潘汉年在工作中违反纪律，当时正要会见潘汉年的毛泽东并未理睬。1955年，渡江战役中投共的多面间谍、亦是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唯一见证人胡均鹤被捕，潘汉年后上书检讨此次会面后，随即被捕，毛泽东批示潘汉年从此不能信用，其与汪精卫会面一事日后成为其毛泽东判定其有“内奸”罪行的重要依据。潘汉年自己后来解释，自己当时与饶漱石不和，畏惧自己因坦陈错误受到责罚，而选择三缄其口。

国共内战期间

1945年4月参加中共七大，会后留延安中央社会部工作。
1946年3月赴南京参加中共驻南京代表团。9月赴香港。在港时期，参与组织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一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无党派知名人士从上海等地转往香港，然后由香港通过海上通道转移到解放区，参与策动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两系统的起义，参与组织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港机构和人员的起义。
1949年4月赴北平，5月赴上海，此后在上海担任要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和第三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1949年5月至1955年），后因涉及内奸罪被捕入狱。

文化大革命及死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等正常司法机关被暴动的学生冲击，最高人民法院办公楼被学生攻占，暴动的北京政法大学学生砸开了办公楼中的档案室。 1954年3月，毛泽东夫人江青收到上海发出的匿名信，详细地指控江青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如何叛党变节的经历与其它风流丑事，江青利用司法机关失灵的情形，指控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活动而有可能清楚江青过去的杨帆、饶漱石、潘汉年为反革命集团，要求逮捕。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被重新关回秦城监狱。
1975年5月29日，依照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夫妇两人由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和秦城监狱共同派人，“解押”潘汉年从北京乘坐1次列车，于清晨到达长沙，稍作停留，便与3天前先期赶到的潘妻董慧一起，乘汽车送往并安置于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也称湖南省第三劳改农场）。
1976年1月，潘汉年被正式宣判“无期徒刑”，并永久开除中国共产党籍。夫妻二人被分别关押至死。

死亡与平反

1976年审判时，潘汉年已罹患肝癌。1977年化名“萧叔安”的潘汉年在长沙劳改期间病亡，享年71岁，未能在死前恢复名誉。
1979年，从文革中恢复职务、担任刚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的陈云负责历史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陈云曾多次表示潘汉年的判刑是有问题的，并且认为自己身为1936年的国共谈判的知情者，随着当年的人物一个个逝世，若不发声则再无人知晓真相，遂开始着手联系当年的当事人，为证明潘汉年清白组织材料。过程中，1979年在10月24日，陈云因患重症需要手术，手术当日告知前来医院看望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自己对潘汉年的案件放不下心。陈云嘱托姚依林将一封信转交给胡耀邦同志，要求复查潘汉年案，称自己希望在有生之年见证潘汉年的平反。
1980年11月3日，廖承志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容时，表示：“我认为应当给潘汉年平反！”并且罗列了种种案件中的可疑之处，随后向陈云写信阐明自己的观点立场。与潘汉年在华中情报部共事的胡立教也对潘汉年案提出反证：“潘熟知我们党通讯密码的规律和方法，如果他是‘内奸’，就不可能不向敌人透露，而确凿的事实是直到全国解放，无论国民党和日伪系统，始终不知道我们的这一机密。”1980年底，陈云告知公安部，要求调阅潘汉年案的卷宗材料；1981年1月，要求公安部整理一份案件处理过程梗概送往中纪委。同时陈云还要求夏衍、廖承志等过去与潘汉年有较为密切关系的同志写材料呈交中纪委。
1981年3月1日，陈云写亲笔信给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并附廖承志信件，建议对潘汉年案复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同意复查。1981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邀请当年健在人员进行座谈。各项调查后，认定潘汉年内奸罪名不成立，要求恢复其名誉。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随后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红头文件，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其公开恢复名誉。

流行文化

潘汉年被认为是游戏《隐形守护者》(原作橙光游戏《潜伏之赤途》中对其有更加深入的描写)中“第二号”的原型人物，而游戏主人公肖途的原型袁殊为其下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