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

背景

日本文化有深厚的中国背景，然而，日本经历明治维新强大之后，开始展开对外扩张政策，并发动甲午海战并且全歼中国北洋舰队。并迫使大清帝国割让台湾、辽东半岛和占领朝鲜半岛等，史称马关条约。日本经过一系列军事与外交胜利后，以甲午战争为分界线日本开始厌弃中国和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由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对日本造成冲击，军国主义势力开始掌权，意图转移国内矛盾，于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1937年后展开全面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二战后由于日本战败，中国与西方大国处于平起平座地位，解除了日本的威胁。
另外，有人认为，在亚洲制造反日情绪，符合了美国的利益。日本在二战失败的阴影下迅速崛起，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为了各种经济、政治、军事的需要，美国利用各种途径制造和推动了亚洲反日情绪，来制衡亚洲国家。
反日情绪很多时候是由于日本近代对所实施的侵略、对待这段历史的态度以及历史原因所造成的。虽然反日情绪在日本战败后有所减弱，但是却仍然时不时地受到激发，例如日本对其太平洋战争的忏悔不足和粉饰一些历史事件的尝试都引起外界的批评。此外，日本与一些国家的领土争端也激发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反日情绪。
而日本国内一些人的活动也激发着这种情绪。例如小泉纯一郎在任时每年都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就受到国内外的批评。日本右翼团体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也被外界批评为粉饰其军国主义历史。但是其他人，特别是日本人，则相信这些反日情绪来源于国外民族自身的民族优越感，外国政府的反日宣传（特别认为是中国）以及对其经济成就的嫉妒，而日本也会宣传中国威胁论反制。
虽然反日甚至仇日情绪主要源自历史上的纠葛（参见抗日战争、日本战争罪行），在二战之后 还发生了多宗深化仇日情绪的事件，提升了东亚、东南亚各国对日本的反感情绪。

中国大陆

中国内地的反日情绪尤为普遍，这种情绪最早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其后的50年间中国不断遭到日本的侵略，并在抗日战争中达到高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1960年代因强调国内的阶级斗争和国际的反帝反苏修斗争而减弱了民间的反日情绪。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与日本建交，更曾在声明中提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日本也从1979年起长期提供中国无息贷款达30年之久。在苏联解体前，日中共同对抗苏联也为维系良好关系而出现了“蜜月期”，人民日报甚至发表过“支持日本人民北方四岛的正义斗争”、“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用原子弹杀害亚洲人民”等文章。1989年六四之后，西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制裁，日本率先在1990年的G-7峰会上打破制裁，恢复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投资和贷款。1992年天皇更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而，1996年香港保钓成员在钓鱼台海域遇溺身亡，加上当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再次激化华人民间反日情绪的导火索。此后，中国大陆媒体不断揭露日军在侵华时的大量暴行并广泛传播，电视媒体也频频播映抗日战争的相关题材节目。2005年发生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争议亦引发中国各地大规模的反日示威。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首相及议员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南京大屠杀、钓鱼台列屿主权争端和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以及中日撞船事件、保钓行动等事件都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大陆反日思想的扩张。而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也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国内矛盾的视线转移至日本。日本右翼政治势力顽固使得中国大陆民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再加上频繁发生的日本右翼对侵华史实的否认言行，中国大陆反日情绪持久不能消退。
中国大陆演艺界人士赵薇曾于2001年在杂志上刊登身着和日本军旗旭日旗极为相似的服装的照片。后来有学者依上面的“卫生、和平、繁荣、幸福”等文字认为与日本慰安妇制度(也就是军事性奴隶制度)有关。此事传开后，立刻在中国大陆和其他一些华人地区掀起轩然大波。大陆媒体、网络和民间对此事件展开极为猛烈的口诛笔伐，瞬间席卷全国，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南京大屠杀、常德细菌战等惨剧的幸存者认为感情受到了伤害，纷纷要求赵薇必须向他们“有个说法”。很多人都要求赵薇进行道歉。2001年12月28日晚，赵薇在湖南参与现场演出时，遭到不知名男子的泼粪袭击。此事再掀波澜，尽管媒体都不赞成人身攻击行为，但网络对此事意见分歧严重。
2012年8月，在香港启丰二号船员登上钓鱼岛事件发生后，中国大陆和香港民间组织都参加了示威游行活动，尤其是8月19日日本右翼分子有10人登上钓鱼岛后，中国大陆有十几个城市都出现了规模不同的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的活动，甚至出现了砸毁日制产品和破坏日式餐厅和商场的举动。

香港

香港虽作为英国殖民地，但在二战时仍不能幸免受到日本的占领。日本在香港展开3年零8个月的高压统治，到处杀戮、打家劫舍和掠夺粮食，至今在香港粤语中仍以“3年零8个月”来指称那段时期或用来借喻困苦的日子。
在二战后，一些在日占时期被强迫兑换军票的市民仍坚持每年到日本领事馆抗议，要求赔偿。另在每逢7月7日、8月15日和9月18日（七七事变、日本无条件投降和918事变），亦会有团体组织到日本领事馆示威，希望日方为战时的侵华罪行道歉及赔偿。时至今日，部分老一辈的香港人仍带有反日的思想。但是相对于中国大陆的激进反日人士，反日的香港人只是不满日本政府不肯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史实，对于在香港旅游、公干或居住的日裔人士并没有太大的反感。现今的新一代香港人于日本文化的影响下，反日情绪并不高涨，甚至非常喜欢日本文化，如该国的动漫、歌影视、饮食与旅游等，使他们对日本产生浓厚兴趣和好感，一般不会对日本存有仇恨心态。根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的资料，2016年香港人访日人数有184万，占全港总人口四分之一，创下历年新高，香港更是全球重游日本次数最高的地区。但是经过教育后，年轻人们都对日本侵华史实有相当多的认知。
近几年来，因为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争议的相关事件不断发生，香港人亦常常呼应内地以及其他华人地区的保钓运动。2010年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在钓鱼岛海域与中国渔船发生冲撞，并扣押了中国船长。当日，香港地区的保钓人士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外焚烧日本国旗，手举抗议标语，并向日方递交请愿书要求释放被扣押的中国船长，要求日方认识到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同时，又有香港的政党代表前往日本领事馆进行请愿。游行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事态的发展制定进一步的行动；不过中国大陆的激进反日活动，如焚烧日本制汽车、砸毁日资商店和抵制日货等行为，并无蔓延至香港。
2012年10月9日，保钓行动委员会的成员闯入日本驻港领事馆，在馆内高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达半小时。

澳门

澳门因当时作为中立国葡萄牙的殖民地，加上其时葡萄牙和日本关系友好（同属轴心国阵营），而逃过一劫。然而现在大部分的老一辈都曾在中国大陆或香港经历过日军的炮火，而且澳门回归前已开始推行国民教育，香港的反日行动同样受到澳门民间的响应。同时，澳门受香港文化影响相当深，现今澳门的年轻一代反日情绪不高涨，对日本往往有浓厚的兴趣，也没有对日本存有仇恨心态。

台湾

台湾曾经受日本统治长达50年之久，而对日本有复杂的情感。态度立场往往因为政治、个人经历或背景及立场而出现不同，例如在1896年发生的学务官遭难事件(六氏先生事件)，由赖唱率领的起义军攻台北城，途中遇日警与六氏先生将其斩杀，被日本当局指为土匪，事后大举清算八芝兰地区居民，然而在国府统治时期，日本政府口中的土匪赖唱成为了烈士，被清算的居民成为义士，芝山岩事件成为一反日教材，时过境迁，又有不断的争论。
日本初期在台湾施行特别法以及高压的统治政策，亦让不少台湾本岛人倍感歧视。虽然后来有内台一体政策及皇民化运动的影响，但仍有台湾人通过和平和参政手段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目的在争取台人与日裔人民的民族平等。并在大正民主时期的风气影响下，积极争取台湾住民的地方自治权。台湾的第一个本土社会团体台湾同化会以及第一个政党组织台湾民众党便在此目的和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许多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台湾菁英阶层都是非武装反日主力，经济上采殖民掠夺式经济，在台湾设立糖厂压榨蔗农，使得辛苦的农夫宛如日本制糖会社的农奴，以此孕育出台湾共产党及台湾农民组合等团体，日治时期反日情绪源于此。

始政初期1896-1915

在日占时期发生多起台湾抗日运动，日本统治自1896年至1915年，大量捕杀抗日者，遭判死枪决者多达4423人，尚不包含战争与屠杀的死亡人数，政策上采愚民政策，初期建设皆以掠夺式经济为主，例如，制糖会社的成立、台湾西部铁路干线及森林铁路，基隆港的兴建都是为了将物资源源不绝运回日本。初期在台湾施行特别法以及高压的统治政策，让不少台湾本岛人倍感歧视。目的在争取台人与日裔人民的民族平等。此时期由于高教体系不健全，台湾知识菁英以留日及中国为主，许多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台湾菁英阶层日后都成为非武装反日主力，在经济上日本对台采殖民掠夺式经济，在台湾设立糖厂压榨蔗农，使得辛苦的农夫宛如日本制糖会社的农奴，以此逐渐孕育出台湾共产党及台湾农民组合等团体，也是日后反日最主要的组织。
日占初期日本军队以屠杀手段回应台湾住民连续不断的武力抗日运动，如大嵙崁大烧杀、云林大屠杀、雾社事件、西来庵事件、萧垄事件屠村等，近年随着遗迹陆续出土，使得这些屠杀事件得以公诸于世，如:新化发现三千枯骨，焦吧哖屠村遗骨出土、云林莿桐发现千人冢、澎湖的千人冢、阿公店大烧杀尸骸出土，衣物黑色焦痕清晰可见，萧垄事件走番仔反遗骨安放于佳里港安宫将军府。
甚至是归顺式惨案，后藤新平在《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描述，当讨伐土匪时，有一个土匪归顺法，说要发给土匪归顺证，将他们全部集中于警察署里，预先下达顺令，使军队同时把他们杀得干干净净。然后假称义军归顺式妄动，一齐杀戮。
这些事件至今逐渐被淡忘在历史记忆里，但是，廖添丁的故事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廖添丁义贼劫富济贫对抗日本高压统治乃至成仁的意象，反映出当时台湾人民对日本统治消极抵抗隐晦的表现。其它如慰安妇等日军犯下的战争罪行，也让对过去日本产生负面印象。日本统治期间以经济掠夺与高压统治为基调，后藤新平行政长官甚至在台湾贩卖鸦片，而制糖株式会社的压迫导致蔗农反日情绪高涨成为普遍现象，如二林事件都是反日思汉的根源，对民间宗教信仰初期以旧惯温存政策维持民间信仰，中期则因为西来庵事件使总督府对台湾庙宇管理或派日本僧侣主持，皇民化运动后更拆毁庙宇，造成许多百年庙宇遭毁，也造成民众反抗，如台南府城联境中的二十一境中竟有十二座庙宇如温陵妈庙遭到日本改为邮局龙王庙遭到拆毁，四湖参天宫白河福安宫尽数遭到拆毁，日占中后期台湾民间对日本及日本统治受皇民化运动而逐渐淡化反抗。

内化时期1916-1937

1916-1937年，由于武装抵抗受到压制，而新生之台湾人在日本不平等的对待环境下成长，此时期以争制度与争权利为主，透过成立会党与社会运动来凝聚力量，先有志之士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后来因为地方自治权而引发治警事件，许多仕绅遭日本当局逮捕判刑，后期更结合台湾共产党、台湾农民组合等左派势力反抗日本的高压统治，被总督府当局视为眼中钉，大加禁绝与监视，而此时期高压统治仍延续六三法，台湾人民不得翻身，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仅有保甲及文官制度，1930年，准备武装反抗的台湾共产党，遭当局破获而大肆逮捕判刑，另有杨逵遭日本当局逮捕坐牢十次，盐分地带作家吴新荣医师遭日警关押等，仕绅阶级则遭到当局的监视与限制，如林献堂在前往上海访问，回台后遭日本当局于始政纪念会上大加挞伐与污辱为日奸。
受到蒋渭水台湾民众党号召，在日军侵华后有志青年反日思汉，例如白色恐怖受难者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就曾前往中国参加抗战，而出身宜兰的蔗农之子吴克泰，更是对日本人咬牙切齿，拒绝改换日本名，受到日本当局的迫害而逃往中国，又如芦洲公学校教师李苍降阅读抗日书籍《清算日本》遭逮捕刑求入狱，芦洲李家李友邦将军，投身抗日，成立台湾义勇队。

皇民运动1937-1945

白色恐怖受难者黄玉坤回忆，在求学阶段的他看到日人对台湾人的欺压，当时日本人称台湾人清国奴，台湾学生则称日本中学“狗仔中”，而当时台湾人只能读二中，竟有同学因为说台语而无法录取，就是这种不公平的影响，1938年皇民化动伊始，台北二中即爆发反日思汉事件，李沛霖、杨友川等密谋组织台湾脱离日本的列星会，大量热血青年遭到逮捕入狱刑求，此外，甚至有雷灿南公开反日遭日警刑求致死。二战后期的抗日活动谢娥与陈炳基更是激进，甚至计划在自来水中下毒，还有帝大响应祖国案的蔡忠恕、郭琇琮等许多参与者也遭日本当局破获逮捕入狱，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李中志，加入新四军的朱天顺，蓝明谷成立东京兴汉会，盐分地带文学家吴新荣在日记中写到:“最后希望埋骨于大陆，为达成此理想，该有实际行动”。
由于皇民化政策的推广来自各面向，如成立皇民奉公会，改日本姓名，全面提升为小学校打破日本人与台湾人的藩篱，而理蕃政策方面，以“莎韵之钟”作为日本统治台湾皇民化政策成功的宣传样本，以台湾日日新报为官方宣传媒体，乃至于思汉反日情绪受压制无法传播，使得日军侵华期间，有不少台湾人自愿充当台籍日本兵，例如翻译员等等。许多中国人以为这些翻译员都是“汉”奸，部分台湾人不承认自己是“汉”人。
日军自公元1942年（昭和17年）中途岛战败后，兵员消耗骤增，于是紧急征兵筹集战备人员。在“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开始实施以后，台湾人对于志愿兵制度的反应算是“相当热烈”，但是也有青年一心投入抗日，如台北二中反日思汉林水旺等，及后来的吴克泰、林如堉、吴思汉、吕芳魁、林栋、林思平、邱刚明等，都反抗日本征召，投入抗日反日战争。

二战后的反日情绪

国府统治开始即对台湾人民受日本影响展开国语运动，并大量的拆毁日本神社及建筑，因此，只有被充当宿舍的建筑得以保存。部分建筑遭到毁弃数十年，有幸获得整建重生。而光复初期对于反日情绪极度高张，例如台大杜聪明校长极力肃清日籍学生，欲将日人一扫而光。但由于皇民化运动，当时许多台湾人产权都使用日本名字登记，造成在日后日产接收问题上出现重大问题，许多台湾人的产业遭到政府接收，被比喻为劫收，原本对日本压迫的反感情绪减弱，而激化了对政府的不信任，终导致二二八的发生。
二战后反日情绪在钓鱼台事件达到高峰。日本于1972年从美国取回冲绳的控制权（当中包括钓鱼台列屿），并于9月29日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与中华民国(台湾国民党政权)终止大使级外交关系，台湾部分民众多次爆发激烈的反日示威行动，日本特使椎名悦三郎于该年9月17日中午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时，即有大批民众于机场外手持标语抗议。
1970年代以后台湾产业转型，台商踏足新兴产业并与传统日本大厂发生竞争，深耕已久日系产品以优良品质排挤台湾本土产品，当时政府与民间常用“爱用国货”为口号鼓励台制产品，间接也造成台湾社会爱用国货的情绪，但未造成反日情绪。
整体来说，由于台湾反日情绪在日本统治初期就遭不少镇压有减弱一点点，而相对于韩国有民族主义所支持的三一运动，因为这样日本对台湾的统治相形较为顺利，乃至后来得以推展皇民化运动，现在当代台湾民众并未因“历史因素”仇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大多数台湾人认为来自中国大陆同属华人的国民政府会带来美好前景，从台湾光复时的各项庆祝活动可知台湾民众对抗战结束后的中国怀有期许。
一些台湾民众对日治时期社会虽然严格但是秩序安定的生活不太反感甚至有一点点好感。许多经历日治时期的老年人对日语、日本文化相当了解，而日本流行文化对年轻一辈台湾人的影响也十分大。许多民调显示，日本是台湾人比较喜欢的亚洲国家。
此外，美国在亚洲战略的态度上多少也影响到台湾人的反日情绪，主因在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国际间的冷战局势，美国希望联同日本牵制共产阵营在亚洲地区的扩张，也曾试图将台湾纳入防御体系以联结东亚的反共阵线，故在战略考量上必须和日本同一阵线；再加上政府迁台后为争取日本对中华民国为正统中国的支持，这也让反日情绪在台湾比较少

现今在台湾的反日情绪

台湾随着民主化后，台湾民众与历届执政政府在几经省思历史事件的利弊与基于台湾的周边国际间外交利害关系的衡量，加上两岸关系在政治观念上仍存歧见之下，尽管仍有些许反日团体坚持反日之外，除非日本方面做出违悖道义与利益的争议事件，基本上仍维持一定程度交流关系。
台湾在二战期间曾经有许多妇女被征召为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多年来求诉无门，经过多年争取，中华民国立法院2008年11月11日院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道歉和赔偿，2018年8月首座慰安妇铜像在台南矗立，日本右翼团体人士藤井实彦作势脚踹慰安妇，引起民众一波反日情绪。

台日渔权及食品问题

日本于2016年5月在冲之鸟附近扣捕台湾渔民，由于许多渔民世代在此海域捕鱼，日方片面将冲之鸟扩大为岛，并宣称其经济海域，造成台湾渔权损失，导致渔民抗争与社会人士声讨。而钓鱼台岛周围从事捕捞的渔民遭扣捕更是渔民反日的远因，甚至在日本交流协会前焚烧日本国旗抗议，同时，由于日本政府与蔡英文政府关系友好，但台日渔权争议仍无法解决，却借由台日友好之际，有日本福岛核灾核污染县市食品输台的提议，导致一连串的反核食品进口抗争事件，更使得社会上观感普遍不佳。

其他相关问题

日本欲将有遭核污染之用品输台，导致反核食品进口抗争事件。另外更敏感的是海域、空域之敌我识别问题，尤以在钓鱼台列屿、与那国岛、八重山群岛最严重（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钓鱼台列屿，中华民国强烈且严厉主张此列屿为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凡中华民国之船只（无论是渔船、海洋研究船（如海研号、达观号）、学术研究用动力船或帆船等）、航空机（包含客机、无人机、气象研究机（即“追风计划”）皆在内）等进入此范围，即遭日方警告。因此爆发超过数十次的外交争议，历任中华民国驻日代表皆对此向日本历任内阁或议员抗议，但日方皆不理不睬。此些问题甚至变成严重的国际争议问题，连欧盟、联合国、东南亚国协等国际上强力组织都无法有效解决。

朝鲜

作为半岛北侧的北朝鲜，其反日情绪则更为复杂。一方面，金氏家族的革命史是从抗日活动开始的，对于日本的反感情绪和戒备心理成为了金氏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在二战后成为了美国的同盟国，日本和美国一起构成了对北朝鲜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威胁，因此北朝鲜民众的反日情绪往往和反美情绪联系在一起。

二战期间

美国的反日情绪在二战以前便以成形。19世纪晚期，包括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等在内的美国亚裔移民常受到种族主义。当时通过了许多法案，不允许这些人获得公民权、享有基本的权利，例如拥有土地等。有人引证，反亚洲移民联盟的形成标志着加州反日运动的开端。
20世纪初，很多美国人相当看重日本，认为它是效仿西方文明在远东的成功例子，使落后的亚洲国家在世界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但是随着美国媒体对日本占领地上的暴行的描述增多，美国的公众意见开始逆转。1931年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以及随后吞并满洲的行为，更美国公众所批评。此外，中华民国游说美国介入，以使日本力量离开中国，这种游说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传入美国政府的关于日本的负面报导越来越多，美国一方面基于对中国大众的考虑，一方面基于美国的太平洋利益，对日本禁运石油及其它供给。美国的欧裔大众更显得非常地亲华和反日，例如，曾有运动号召妇女停止购买尼龙袜，因为尼龙是由日本从殖民地取得的。
1937年中日正式爆发战争。美国欧裔大众支援中国，白人记者带回来的日本军对中国平民暴行的见证更加深了反日情绪。
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反日情绪达到高潮的导火线。许多美国人将此次偷袭视为懦夫行为，随后美国向日本宣战。
二战期间，美国西太平洋海岸有大约112,000至120,000名的日本移民和日裔美国公民遭到美国政府集中囚禁，而未考虑他们的态度是支持美国还是支持日本。靠近战区的夏威夷有许多日裔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没得到疏散。这些日裔美国人（Nisei）为了证明他们对祖国的忠诚，有许多人选择加入美国军队作战，例如442步兵团。
此外，在美国人看来，极度不愿接受失败的日本人失去了人性。美国宣传电影《我的日本》显示了这一点。

日本经济奇迹

1970年代至1980年代，美国经济相对不景气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成了对美国市场的主要冲击力量。1982年一名中国出生的美籍华裔陈果仁成了代罪羔羊。日本的汽车厂商抢占了美国市场的不少份额，日本企业收购了美国一些标志性的公司，这更加重了美国人的反日情绪。这种情绪于1980年代达到战后的顶峰，“Japan bashing”成了流行辞汇，其后美国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而到了1990年代初期，美国人对日本的不信任甚至反映到其大众文学上。
1990年代后期，美国的反日情绪逐渐缓和。由于广场协议使日本泡沫经济导致衰退，美国经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达到高潮。美国公众媒体的注意力放到了反日情绪以外的地方，如印度的外包服务产业、可能与美国全球利益相左的正在现代化的中国等。

其它国家和地区

德国在一战战败后，其在太平洋区域的殖民地被日本取得。日本人遂成为像犹太人一样的被歧视对象。
二战期间，日本对来自同盟国国家的战俘实行强制苦役，导致许多战俘营养不良、罹患疾病、遭受各种苦难。时至今日，这些国家仍有许多人要求日本对这种行径进行赔偿。例如，一些荷兰老人流露出反日情绪，他们坚决认为日本在1942到1945年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期间，对他们进行了不公正的虐待。他们曾联合荷兰皇家东印度军的退伍军人，再三抗议日本天皇访荷。而英国一些二战老兵也有类似情形。
19世纪晚期的澳大利亚曾蔓延着恐亚裔移民的非理性情绪，他们当心一旦允许大量亚裔移民进入，当地的工资、小型商人的收益及其它影响生活水平的要素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澳大利亚实行拒绝接受非白种移民的政策。1901年，澳通过《限制移民法案》。不过，相当数量的日裔移民在1900年之前就已经抵达澳大利亚。193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人普遍担心日本会向东南亚和太平洋扩张军事力量，甚至进而入侵澳大利亚。有鉴于此，澳于1938年禁止向日本出口铁矿。二战期间，关于日军暴行的消息在澳大利亚广泛传播，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人也有过对日本人、日侨采取报复行为的纪录。

捕鲸问题

西方人士对于日本常年的捕鲸行动一贯持反对的态度并用实际行动加以阻止。如“绿色和平组织”，此组织反对任何类型的商业捕鲸，其往往用“柔美线条”、“悠扬歌声”等词汇来唤醒大众的同理心，现在“绿色和平组织”年年都会到南极海作反对日本捕鲸的示威，另外美国环保人士制作的影片《海豚湾》也刺激了许多西方民众的心灵。
2010年，在韩国蔚山闭幕的国际捕鲸协会年会中，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为首的反捕鲸国家获得了66个成员国中30张支持票，但是日本仍然坚持将其捕杀小须鲸数量翻倍的计划。美国、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等海洋观光旅游业发达的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坚定反对日本的立场，而挪威、冰岛等粮食自给率不高、需要以海洋生物补充食材的国家则始终支持日本捕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