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成瘾症

定义

网络成瘾症（Internet Addictive Disorder）最初由精神病专家Ivan K. Goldberg于1995年提出。最初，他出于模仿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的严格性和复杂性目的，提出网络成瘾症的概念，并将其描述为具有以下症状：“重要的社会和职业活动由于个人使用网络而减少乃至放弃”，“出现关于网络的幻想和梦”，以及“自愿或非自愿地出现手指输入（键盘）行为”。
但从网络成瘾症被提出至今，关于网络成瘾症的确切定义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总体而言，尽管网络成瘾现象已经受到广泛的大众和学界关注，当前尚无对此的标准化定义。下面是一些常被研究领域采纳的定义。
1998年，dr. Jonathan J. Kandell定义网络成瘾为“一种一旦登录网络，不管从事何种网络活动，出现的对网络的心理依赖。”
英国心理学家Mark D. Griffiths在1998年认为，网络成瘾症属于广泛意义上的科技成瘾，也是行为成瘾的一种。
Dr. Keith W. Beard在2005年提到“一旦个人的心理状态，包括心理和情感状态，与学习的、职业的和社会的互动行为受到过度使用介质行为（网络）的损伤，即出现成瘾行为。”
因网络成瘾现象的复杂性，很多研究者在研究中不明确提供网络成瘾症的确切定义。至今，有诸多术语用来形容过度使用网络这一现象。不当网络使用（problematic Internet use）和病态网络使用通常和网络成瘾症等同。有时，过度使用网络(Internet overuse)，不当计算机使用(problematic computer use)，强迫型的网络使用(compulsive Internet use)，网络滥用(Internet abuse)，有害的网络使用（harmful use of the Internet）和网络依赖（Internet dependency）也被用来指代网络成瘾症。

台湾

网络成瘾症在台湾高中生的流行率约为17.4%。

争议

精神病学家戈德伯格医生认为，网络成瘾症不是真正的成瘾，真正的成瘾症比网络成瘾症严重很多。成瘾定义过于空泛而令每种补偿行为都能被称为上瘾。例如，某人长时间地与朋友用电话交谈，以宣泄不愉快的情绪也可以说成“电话上瘾”，同理喜欢上网与渴望与朋友交流无异。
此外，有人认为，许多患者过度或不适当地使用网络，只是他们抑郁、焦虑、冲动的表现。如同IAD对进食成瘾分析，病人暴饮暴食只是抑郁，焦虑等的自我慰藉，而非是真正的进食成瘾。
或许，部分与网络有关的行为如沉迷拍卖、色情影片、网络游戏等是病态行为，但不能说网络媒体本身就会令人上瘾。还有一些重要的网络活动，如电子邮件、聊天、上网等和病态赌博有很大的差异。网络有利于社会，而沉迷赌博被视为对社会毫无贡献的行为。网络也是另一种社会形式。不上网如同在荒岛生活，反而是病态。
医学界认为，成瘾一般用来形容人对毒品、烟草、酒精等物质的依赖，这些依赖都是在医学上可以被论证的。但是网络是内容多样化的媒体，并非如毒品、烟草、酒精那样单一的化学物质或其他特定单一行为对大脑施加刺激。对于网瘾这个问题是否是病症无论医学还是理论上都存在争议。

诊断

网络成瘾的诊断在实操中存在诸多困难，研究和实际治疗中，已经发展出了许多筛选和诊断标准，但尚且缺乏一致性。

网络成瘾的盛行

《渥太华太阳报》曾经引述一份在1996年发表的英国研究报告《精神治疗的进展》(Advances in Psychiatric Treatment)，指称“有相当数量的未成年人士有过度上网的行为("significant minority" suffer from "Internet addiction")。而在亚洲多国，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均有为数不少的沉迷于网络者的年轻人，位列世界之冠。根据《纽约时报》在2007年的一篇报导，引述了位于韩国首尔的汉阳大学儿童精神病专家、汉阳大学医院精神科教授安东贤(안동현；Ahn Dong-hyun)的发现。在这项由政府资助、为期三年的调查中，安教授发现在韩国占人口240万人的18岁以下年轻人，约有3成（即72万人）很可能会成为网络成瘾者。为此，有关当局为这些青少年设立了复康中心，希望他们能够从沉溺上网中恢复过来。

人际困难

许多研究表明，存在人际交往困难的人，如内向、社交问题和匮乏的面对面交流能力的人常常更容易网络成瘾。基于网络的社交关系为这些在现实中社交困难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替代品，让他们能够逃脱社交中潜在的被拒绝和焦虑风险。

缺乏社会支持

研究发现，那些缺乏足够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支持的人具有更高的网络成瘾风险。社会支持缺乏者诉诸于虚拟中的关系和支持来减轻他们的孤独感。事实上，在网络成瘾者中最流行的，正是聊天室、互动性游戏、即时通讯和社交媒体等应用。此外，有实证研究表明父母和子女的矛盾、与母亲分离等因素，显著地与网络成瘾成正相关。相反地，保护性措施，诸如子女与父母交流的质量，以及积极的青年期发展，能够有效降低网络成瘾的风险。

心理健康因素

研究表明，成瘾和其他精神疾病史显著影响网络成瘾症的发生。一些有精神疾病史的人，例如患有抑郁和焦虑，常常转向强迫型行为来避免消极情绪，他们将使用网络作为一种相较于物质成瘾倾向更为安全的替代。但总体而言，已有研究中的证据不足以表明其他精神疾病与网络成瘾的因果关系，部分原因正是由于网络成瘾症患者中高企的并发症。
而关于那些没有以往精神疾病史的人成为网络成瘾症患者的原因，研究者通常认为与网络使用本身的特征有关：匿名性（anonymous）、可达性（accessible）和互动性（interactive）。他们被网络使用中的这些特征所吸引而逐渐成瘾。

生物学因素

最近的研究逐渐开始关注于网络成瘾的生物学原因。更为具体而系统的解释，请移步Christian Montag和Martin Reuter编辑的2017年Springer书籍：Internet Addiction: Neuroscientific Approaches and Therapeutical Implications Including Smartphone Addiction (2nd edition).

心理健康后果

一项针对中国高中学生的追踪调查（2010）表明，具有中度至高度成瘾风险的学生平均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比无网瘾风险的同伴高2.5倍。

脑功能后果

利用年龄和性别匹配的中国青少年样本，周滟等（2009）发现网络成瘾的青少年的“左前侧扣带皮层、左后扣带回皮层、左脑岛和左舌回区脑灰质密度（brain gray matter density，GMD）”都较控制组青少年更低，从而表明网络成瘾症患者出现了脑结构变化。
Weng Chuan-bo等（2011）对比一组17岁网络游戏成瘾者和同龄控制组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他们的研究中，成瘾者的“左眶额叶皮层、左内侧前额叶皮层、双侧岛叶、左后扣带回皮层和左辅助运动区的脑灰质容量都更低。”

社会后果

现有的研究证明，网络成瘾症最直接的影响是打乱时间，进而干扰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一些欧洲和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网络成瘾症会破坏社会关系。但也有一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网络成瘾症尽管会对师生关系和家庭代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同时会有利于同辈关系。

社会关注

网络成瘾症已经在亚洲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有些国家甚至将其当做一项主要的危害公共健康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青少年人群中。

日本

在日本，人们把沉迷网络者戏称为“引き篭り”（隐蔽青年）。这个名词指个性较为内向，成天除了工作，就是窝在家中，且和网络为伍，极少面对社交者。

中国

网络成瘾症在中国常常被称为“电子鸦片”或“电子海洛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2008年首先正式将网络成瘾归类为一项精神疾病，并推出了“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中国政府同实施了许多规范青少年网络使用，尤其是网络游戏使用的规范，包括限制每日游戏时间、实名制认证和防沉迷系统。

韩国

在韩国，网络通达度极高，网络游戏同时也是作为一项专业的竞技体育，韩国政府已经将网络成瘾症作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认为它是一次“全国性的危机”。大约80%的韩国人口拥有智能手机。根据韩国政府数据，大约2百万人口（韩国总人口5千万）有网络成瘾问题，大约68000的10到19岁青少年有网络成瘾症，大约占到了该年龄段总人口的10%。甚至最年轻的一代也面临着严重的网络使用问题：40%的3至5岁婴幼儿每周使用多于3次智能手机。韩国专家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婴儿期长期被智能手机刺激，那么他们的大脑会难以平衡发展和网络成瘾风险。
因为网络成瘾问题，在韩国已经发生了许多惨剧：一母亲玩腻了网络游戏之后杀死了自己3岁的儿子；一堆夫妇，沉迷网络孩子养成类游戏，忽略自己现实中的女儿，令其营养不良而死；一15岁少年因其母阻挠自己玩游戏，杀死母亲后自杀；一网瘾者玩网络暴力游戏之后杀死自己的姐妹；另一网瘾患者杀死1人，7人受伤。
因此，韩国政府拨款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瘾预防治疗中心，Jump Up Internet Rescue School。韩国境内最严重的网络成瘾症患者被送到这里接受治疗，并由韩国政府拨款支持（每人每日300美金）。截至2007年，韩国政府创建了140所网络成瘾症咨询中心和100所医院内的网络成瘾症治疗项目。在这些项目和中心内，主要的治疗法是咨询师或导师主导的音乐疗法、骑马疗法和其他现实生活团队活动，包括军训课程和治疗式的陶艺工作坊、击鼓工作坊等，用来分散网瘾患者注意力。
在2011年，韩国政府又推出了“关机法（Shutdown Law）”，也被称为“辛德瑞拉法（Cinderella Law）”来预防16岁以下青少年网络成瘾，该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在午夜时间（12点到次日6点）玩游戏，游戏通道在此时间段内对青少年屏蔽。

治疗：疗法

当前对于网络成瘾的干预和治疗措施基本都来源于物质成瘾等精神疾病的治疗经验。在缺乏“方法上成熟的研究”的条件下，很多治疗项目都没有得到实证。最常用的方法是社会心理疗法。在实操中，治疗中心一般采用多种疗法相结合的方式。

经皮穴位电刺激疗法

也有国内的研究人员测评了2/100赫兹经皮穴位电刺激（2/100-Hz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TENS）疗法对网瘾治疗的效用。两项国内的研究表明，2/100赫兹经皮穴位电刺激能够调整中枢神经地址递质，从而有效减少青少年网瘾症患者的上网时间并且减轻他们的网瘾症状。

药理疗法

因为网瘾症患者常常同时患有其他精神疾病，药理疗法（pharmacologic therapy）有时也被用来治疗几种病症的共同的背后机制。当前已经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其中一项研究表明，网络游戏成瘾症患者身上展现出的冲动具有与物质依赖（substance dependency）类似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尽管已有一些相关证据，但药理疗法对网络成瘾症治疗的真正效用，仍待进一步的评估。

中国

中国政府于2004年在北京创建了第一个网络成瘾治疗中心。连续三个月、每日上网时间超过6个小时者，即可认定为网络成瘾。收治的网瘾患者需要遵循严格的、半军事化的训练。在他们严格的作息中（通常是早上6：30到晚上9：30），患者需要进行诸如军训、治疗、阅读和运动。随着网络成瘾人数的迅速增加，除了这样的正规机构以外，国内还出现了许多非法治疗机构。根据中国青少年网瘾报告，全国13.2%的青少年患有网络成瘾（2005），这一数字在2007年是9.72%，2009年达到了14.1%。具有争议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当父母认为自己的子女有潜在网络成瘾症状的时候就会被送到戒除中心去，往往未经过子女同意甚至知情。
截至2007年3月，北京的首家网瘾戒除中心已经收治了1500名患者，主要都是14至19岁的青少年。据称，在此经过治疗的70%的青少年都成功治愈。截至2017年，该中心已收治超过6000名患者。
据估计，在国内大约有65至300家治疗中心，散布在全国各地。一项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在2009年的调查显示，国内大约有400家私人的网瘾康复中心。在各类网瘾康复中心里，切断上网渠道、军训、体罚乃至电击疗法常常被使用。尽管在这些中心内，训练非常严格且极具争议，并时常违反当地法律，但至今仍然没有研究评估这些治疗中心和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否真的有效。

韩国

韩国政府已经开设了140个心理咨询中心来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络成瘾。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种特殊的训练营，这种训练营结合了军事训练、体质训练和心理康复训练。接受治疗的16到18岁的网虫们通常花12天在这个训练过程中。骑马、训练战斗、制作陶器甚至打鼓都被用作治疗方法。与此同时，在这样的训练营中，接受治疗的患者无法使用网络，无法打游戏，每天只有1小时的手机使用时间。
韩国的骑马疗法利用了人与马的关系来帮助患者从计算机和网络中分散注意力，从而帮助他们戒除过度的网络使用。除了学习怎么骑马之外，网瘾青少年还需要接受一系列专业的咨询服务。但新闻报道提到，这些青少年认为骑马最为有效，因为他们与马创建了一种情感联系。自采纳骑马疗法始，韩国的新闻媒体已经报道了一些治疗成功的案例。该疗法也被认为对戒除其他心理健康疾病（如物质成瘾）有效果。

美国

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附近的Fall City，坐落着美国第一家网瘾康复中心：Heavensfield Retreat Center。这家戒除所有一个卓有成效的试验项目：reSTART项目。这个成立于2009年的reSTART一个疗程有45天，它采用直接的方法：通过提供重新创建生活习惯平衡的机会来克服网络成瘾症。但这一项目非常昂贵，每一个疗程只接受6名患者，花费超过14500美金。并且因为美国尚未认可网络成瘾作为一种精神类疾病的存在，所以这一花费通常无法通过保险公司报销。

在中国的虐待

在缺乏中国政府官方的指导意见和关于网络成瘾症的确切定义，各式可疑的治疗机构散布在全国各地。有些机构将体罚甚至电击法作为治疗的一部分，从而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争议。许多治疗存在着诸多法律上的问题。至今为止，大量新闻报道记录下了一些不当治疗的方式和案例：

违背患者意愿

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的治疗，中国父母往往通过网瘾戒除中心来帮助孩子戒除网瘾。大量新闻报道表明，许多青少年都是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被父母骗至戒网瘾中心，有一些甚至被父母下药弄晕带到中心，还有一些网瘾戒除机构主动派人强行掳走“父母认为有网瘾问题的”青少年。

体罚

在许多治疗中心，体罚是治疗网瘾必不可少的课程，包括数公里长跑、高强度蛙跳、罚站、禁止吃饭、关禁闭、非法拘禁等等。2009年，一青少年在戒网瘾中心被报道死亡之后，中国政府官方禁止网瘾戒除中心使用暴力治疗网瘾患者。但在此之后，全国各地仍然出现了多起暴力伤害乃至死亡的相关案例。
经历过所谓“治疗”的青少年往往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受到巨大创伤，甚至导致家庭关系破裂或被治疗者非正常死亡。一方面，中国对国内网瘾治疗行业缺乏管理，导致此类非法治疗机构泛滥；另一方面，一些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无能，甚至寻找快速的解决办法，助长了此类机构肆意妄为。
2017年，江西南昌的豫章书院引起了舆论高潮，多名前学员公开揭露豫章书院使用体罚和暴力对待学员。据报道，学员声称学院工作人员使用戒尺和钢筋“龙鞭”笞打学生，将学生关禁闭长达一周之久。高压下甚至出现了多起学员尝试自杀事故。当年11月，由于大量媒体曝光和警方涉入，豫章书院停止办学。

电击法治疗

在中国，电痉挛疗法（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通常被称为电休克法或电击法，最常使用合法使用于精神分裂治疗和情绪失控问题。但此种疗法在网络成瘾治疗中的非法使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同时也使得电击痉挛疗法的正当使用受到污名化。
此种疗法在网络成瘾治疗中，最广泛被媒体报道、也是最具争议的就是杨永信及其所在的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临沂市精神病院）。该院网瘾治疗项目在杨永信的主持下于2006年创建。大量对杨永信的电视访谈和报道指出，杨永信为治疗网络成瘾症自创了一种“醒脑疗法”，包括跪拜操、电击法和“戒网饮”（一种自创的中药药物，其药理性和合法性存疑）等。杨声称，电击法只使用微弱的1-5毫安电流治疗病患，并不会带给患者痛苦。报道指出，杨所在的临沂第四医院是一所精神病医院，有权对“精神病患”实施电击疗法，且在入院之前，患者家长被要求签署转让部分监护权的协议。因而，电击法常常被任意使用在病患身上，但凡破坏杨所立规矩，患者即被强制执行电击，这些规则包括“擅自吃巧克力”，“锁卫生间”，“未经许可坐在杨永信的位子上”等等。在央视12套的新闻采访中发现，杨所用的DX-IIA型号电休克仪是一款非法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并有可能对受治者带来巨大痛苦与痉挛症状，尤其是对未成年人。许多先前的受治者纷纷指出，此疗法极其痛苦，像“100万根针从脑袋穿过”，甚至导致失禁。但也有受治者指出，杨通常使用极小的电流量，不存在痛苦。
2009年，因电击法治疗网络成瘾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存疑，卫生部禁止戒治中心使用电击法治疗网络成瘾症。
据报道，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网瘾治疗中心也使用过电击法治疗网络成瘾。

洗脑

包括杨永信网瘾治疗中心在内的许多家网瘾治疗机构都存在对被治疗者进行洗脑的现象，洗脑的内容包括树立绝对权威（通常是对杨永信等网戒中心运营者的绝对权威）、集体喊口号（比如“誓与网瘾血战到底”等）、特殊专用语（比如患者必须互称“盟友”，电击必须成为“治疗”）等等。这些网戒中心还会对被治疗者的家长进行洗脑，被洗脑的家长也会表现出对绝对权威者的服从，接受他们包括索取金钱在内的要求，这些家长还承担者机构内的义务，包括负责站岗，防止被治疗者出逃，或对机构进行推广。

药物治疗

杨永信网戒中心等网戒机构会要求被治疗者服用精神病药物，杨永信还开发了一种名为“戒网饮”的用多种中药制成的药物。据报道，其合法性和效用均存疑。

牟利

许多网瘾治疗机构往往收费高昂，陶宏开的打出戒除网瘾口号的“素质教育家庭夏令营”，从其发布的广告上来看，5天的活动，收费达5800元人民币，但是陶宏开否认他收费一事。据央视报道，杨永信的网戒中心三年收入8100万元人民币，在该中心，存在着一种名为“加圈”的收费制度。若被治疗者违反中心的制度，有可能会遭到电击的惩罚，其家长必须上交罚款，少则10元，多则上万元。

死亡案例

在各类戒网瘾中心，已经被报道的暴力侵害未成年人网瘾患者的案例达12起，其中死亡7例：
2009年，15岁的邓森山被送入广西南宁一家戒网瘾中心后8小时死亡。据报道，邓死前遭受4名训练营工作人员的暴打。
同年，另一名14岁青少年浦亮，被送到四川一所戒网瘾中心之后，胸腔骨折、腹腔积水、肾功能紊乱、眼睛和四肢都被打伤。
2014年，19岁的河南少女郭玲玲被迫“加训”后死在了郑州一家戒网瘾中心，浑身受伤。
2016年，另一名16岁的黑龙江少女，在被亲戚和母亲送到山东一家戒网瘾中心数月后，逃离中心，回到家中报复母亲，致母亲饿死。
2017年8月，一18岁网瘾患者李敖，被其父母送至安徽阜阳一所戒网瘾训练营2天之后死亡，身上遍布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