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冷战前期（1949年－1972年）

1949年6月2日，中共中央为与日本进行直接贸易问题致电东北局，指出：“在双方有利而平等的条件下，我们不需要拒绝对日直接贸易，而应欢迎日船商到中国口岸来通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外交上陷入西方国家的孤立。1951年9月8日，美日为了从战略上封锁中国大陆，在对日和会上通过旧金山和约（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皆未被邀请参加），美国同时和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结成军事同盟。10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对日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1952年4月28日，日本又与中华民国签订《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建立正式外交关系。7天后，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此合约。
1956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宣布，除45人外，释放全部其余1017名日本战犯。然而，当时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岸信介在1957年6月2日访问台湾，表示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光复大陆。日本政府允许中共在东京设立LT办事处，以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两人之姓氏为名，负责商贸往来和民间交流；岸信介破天荒批准中国大陆乒乓球运动员入境参加世界乒乓球大赛。1958年5月2日，长崎发生日本右翼损毁五星红旗事件，中日贸易因此中断。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停止反华言行；停止制造“两个中国”；不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1959年3月12日，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演讲，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引起日本右翼人士反弹，并在1960年选前大会上刺杀浅沼。
由于美国对日本压力，两国并未建交，并且因为未签订二战和平条约，中日在1972年前属于法律上的敌对状态。然后中日双方在冷战前期双方发展了活跃的民间贸易，并于1950年代先后4次签订民间贸易协定。1960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日本贸易界人士，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自1950年代中期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贸易大有增加，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已经取代苏联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大跃进与文革之间的调整时期，日本更成为了中国发展学习的重要对象。
1962年11月9日，中方代表廖承志与日方代表高碕达之助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开启双方“LT贸易”。自中国共产党据守中国大陆以来，日本执政之自由民主党对中国共产党虽不作正式之承认，但双方自1962年后分别设立“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从事商品之交易。日本左翼屡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亦经常派遣文化团体赴日本从事活动。“文化大革命”后，中共与日本贸易总额略有增加，因之日本政客积极从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活动。由于周恩来敌视日本佐藤内阁，“建交”谈判迟迟未获具体结果。
1971年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中华民国政府则发表声明加以谴责，申明中华民国才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乒乓外交”改善了中美关系。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日本也追随美国开始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最终放弃台北当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之合法代表。
1972年7月，田中角荣继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周恩来乃利用时机主动发表双方尽速“建交”之声明。9月25日，田中角荣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27日，田中角荣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彼此从事“外交”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结束“敌对状态”，致力于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日，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与日本断交。

接触时期（1973年－198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建交以来，以官方为主导积极发展两国关系，在经济、文化、科技等众多方面开展双边合作。天津市和神户市于1973年6月24日正式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之间建立的第一对友好城市关系。1974年9月29日，中日定期航线正式通航。1978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日，23日，与日本交换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然而，就在邓小平访日前不久，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举行例行“秋祭”时，正式把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进了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在以后的中日关系中时常可以看到，但在六四事件之前，中日关系还是快速的向好的方向发展。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提供第一批政府贷款。此后，日本共为中国大陆提供了4批数万亿日元政府贷款，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80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访日，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修改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不满和抗议。9月26日，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日中关系已进入成熟时期，关于教科书问题，日本政府将按照《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加以解决。 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病逝。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以国家主席杨尚昆特使身份出席裕仁天皇葬礼。1989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鹏访日，日本明仁天皇在会见李鹏时谈到中日间不幸历史时，第一次以“表示遗憾”这种方式表达歉意。

蜜月时期（1989年－1996年）

六四事件后，日本在内的西方七国集团对北京实施的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双方高层往来。直到1990年7月11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将恢复对中国的政府贷款。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率先访问北京，改善了当时中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199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日，并邀请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23日，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美智子应国家主席杨尚昆邀请访问中国，这是历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访问中国。 
1995年5月2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首次参观了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战后五十周年之际代表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愿正视历史，承认侵略，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这段话后来被称作“村山谈话”。但从“村山谈话”之后，中日关系没有像村山讲话所期望的方向发展。1995年8月29日，日本政府抗议中国大陆进行核试验，宣布冻结对中国的政府贷款援助。

1996年至今

1996年7月起，日本右翼团体成员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引发中国内地、香港等地民间保钓运动。1998年4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胡锦涛访日，强调发展中日关系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次访问并没有改变中日关系逐步恶化的局面。
1998年1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访日，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也是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和最高领导人后第二次访日。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访问期间日本并未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写进宣言并就对中国的侵略正式道歉，与1个月前日本向韩国的道歉形成鲜明对比。有评论认为，此次访问是中日关系由友好转为敌对的转折点；政治学博士卜睿哲曾在其书中提到，日本曾在当年会面时提出向江泽民道歉，但是条件是中国以后不能够再就此事向日本找麻烦，因此中国最后不肯接受日本道歉的原因是为了避免“不能再以‘日本没有反省历史’的理由批评日本和反对日本进联合国安理会”。
2001年8月14日，中国人冯锦华在东京靖国神社门前的石犬底座上用油漆喷写了“该死”两字，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此前一天参拜靖国神社。这并没有影响10月份小泉到北京进行访问，并参观了位于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日本侵华历史表示反省和道歉。但小泉担任日本首相6年，参拜靖国神社6次，使中日关系陷入最低谷。
2002年5月8日，据日本方面称：5名北朝鲜人企图进入沈阳的日本领事馆，被中国武警强行带走，即“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闯馆事件”。日本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擅自进入属于日本国领土的使馆区抓人，侵犯了日本的治外法权（《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公约》确定的原则“使馆馆舍不可侵犯”，和领土延伸并无关系）。但中国则认为，事件始发地点并未进入领馆区域，因而与日本无直接关系，且此举恰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动积极维护了日本领馆正常秩序。
2003年9月18日，由日本大阪建筑公司组成的旅游团，在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中大肆“买春”，并公开称“就是来玩中国小姐的”。数百名中国妓女从珠海甚至深圳的夜总会赶过来，成为日本客的寻欢对象，被称为“日本旅游团珠海买春事件”。
2004年11月，日本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所属的一艘091型核潜艇从日本南部海域穿越、返回母港，即“汉级核潜艇穿越事件”。日本政府指责中国军方违反国际法，秘密闯入日本领海，并派海上自卫队前往驱逐。中国政府则称潜艇一直在公海水域行驶。
2005年4月9日，因日本谋求“入常”和屡次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引起中国民众普遍愤慨和反日情绪，爆发大规模集会游行和抵制抗议活动，活动从北京、上海等地迅速波及全国十数个大中城市。日方认为，自发反日示威若无政府默许绝无可能，所以示威必定为有北京当局做幕后推手。指责中国暗中策动。对此中方予以反驳，并认为这纯粹是日本政府一系列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举动引发的结果，活动纯属民间自发行为；日本不仅不自省而且将后果怪罪于中国政府，是荒唐的。最后日本首相小泉公开致歉。
2006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趁即将离任之际，在日本投降的纪念日又一次参拜靖国神社，再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不过自小泉下野后，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两国领导人积极改善两国关系。
2007年12月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访问北京，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领导人亲自会见。过了1个多月日本警方查出中国制冷冻手工水饺内含杀虫剂“甲胺磷”成分，有毒水饺由中国河北省的天洋食品制造，日本警方也以杀人未遂罪嫌展开调查2010年3月，经过两年侦查，中国公安机关逮捕一个投毒嫌疑犯吕月庭，该人犯案时在河北石家庄天洋食品厂当临时工，因为对工资待遇及个别职工不满在饺子中投毒。
2008年4月26日“饺子投毒事件”还未平息，又发生了北京奥运火炬在日本长野传递时日本右翼分子试图破坏火炬传递、殴打中国留学生，侨民的事件。虽然两国摩擦不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还是在2008年5月对日本进行了五天的访问，双方签订两国第四份重要条约《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与日本首相在此之前的访问分别被媒体称为迎春之旅和暖春之旅。
2008年10月25日，参加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回国前，接受了中国央视《高端访问》栏目的采访，表示愿意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并不认同中国威胁论的可能。
在2009年后民主党，鸠山由纪夫，菅直人政权，接近中国，融入亚洲的“新外交政策”，使得中日关系取得了进展。而然，民主党政权内政外交，尤其是关于迁走美军冲绳基地问题上的失误，使得民主党的新外交走向终结，民主党最后一任的野田政权，在外交政策上基本撤退到了自民党保守右翼的路线，并且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重新引起了中日之间的严重分歧。加之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中国在对日问题上不愿过多妥协。
2012年10月17日，第二次安倍内阁上台，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参拜了靖国神社，一度令中日关系恶化。安倍晋三重新上台执政后，附和美国奥巴马政权，重返亚太，巩固军事同盟，遏制威慑中国的策略，其带领的自民党提出修宪，更改宪法解释，主张取消当中否定的集体自卫权以允许自卫队到海外部署，使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主权国家。这些亲美遏华的外交安全政策（称谓安倍的“安全三箭”）构成了对中国安全形势的挑战，两国关系再度恶化。
另外，在历史问题方面，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上任后首次参拜靖国神社，质疑日本二战“侵略”之性质，再次修改教科书，这些新的历史修正主义行为也促使中日关系的恶化。
2015年，停止三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重新启动召开，中国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朴槿惠出席会议。
2018年10月，安倍晋三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于25日至27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 内地官方《环球时报》形容安倍访华是两国关系回到正轨的标志事件，更指出中日应确立“共存共荣”大原则。不过《环球时报》的立场随即引起网民热论，直指《环球时报》用词令人震惊，“质疑是否要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有舆论指出，中日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只是因为北京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中正处于下风，急需拉拢日本。
2018年11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9年8月8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官网发布公告称中日双方将于8月10日在日本举行新一轮中日战略对话。这是双方自2012年6月以来，时隔7年以来的首次战略对话。

科技、文化

在古代，日本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日本在第三次遣隋使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也间接反映了日本当时对地理环境的认识。这使得中原文明成为日本文化输入的第一选择。在公元8世纪以前，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之前的日本历史除了考古发现以外，更主要的是通过中国的史书得以保存和研究。早在中国的东汉就有了日本来中国朝贡的记载，中原文化最早是从朝鲜半岛间接传入日本。到了中国的唐朝，日本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全面学习了唐朝的典章制度、律法、建筑、宗教、医学、音乐、棋艺、书法、绘画、工艺、武术、服饰、饮食等等等等，相扑、和服、料理以及茶道无不脱胎于中国文化，京都甚至就是中国的两京长安与洛阳的一个缩影。也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才有了自己的历史记载。
公元894年，由于唐帝国的衰落，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此后，中国向日本的文化输入陷入低谷，日本也走上了一条文化本土化的道路，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与日本钜细无遗的了解中国不同，中国直到清王朝时对日本的印象还是《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寥寥几笔。戴季陶在《日本论》开篇曾说道：“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论，对日本近现代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迅速强大起来，并强烈影响着东亚各国近现代化进程，中国也不例外。历史戏剧性的逆转，中国开始向日本派遣大批留学生，学习日本的经验。从1898年至1911年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然而，中国向日本的学习比之于日本就显得过于粗略和傲慢了。有证据表明，“中国留日学生的总体水平低得可怜”。
1949年以后，中国和日本开展了非常有限的民间交往。中国与日本民间科技交流始于1960年代初期，当时交流的主要形式是主办中日科技座谈，日本工业界技术人员来到中国，专题介绍日本新的技术，中日双方技术人员进行讨论。该项交流规模逐年扩大，成为当时中国技术人员了解世界科技发展情况的重要渠道之一，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中期。
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后，中国和日本的科技和文化交流发展很快。1978年日本政府同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合作的执行机构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开始同中国建立联系。1979年12月6日中国和日本政府签署了《中日文化交流协定》；1980年5月20日，中国和日本签订了《中日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目前，中日民间科技、文化交流亦发展到相当规模。近年来，日本的流行文化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日本的电影、动画片、漫画、电子游戏等对中国几代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钓鱼台列屿主权问题

钓鱼台列屿是一片无人岛屿，在日本被称为“尖阁诸岛”，位于东海南部，距台湾基隆约100海里，距日本冲绳那霸约225海里。目前两国都宣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

东海油气田问题

东海油气田问题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关于东海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和油气资源开发的分歧和争论。

冲鸟礁问题

冲鸟礁，日本称为冲之鸟岛，是日本南部太平洋海域的一处日属礁石。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其是岩礁；日本则认为是岛屿。如果承认冲鸟礁是岛屿的话，日本将得到其周边43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并获得区内的一切自然资源。

中日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

如何看待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占领中国的历史，一直是中日关系的焦点。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已明确表述，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曾经历一段蜜月期，在中国官方宣传中，“中日两国世代友好”是基调。80年代末，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引发民间右翼排外思潮不断兴起，使得很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反感甚至仇视不断加深，日本右翼势力借此否定、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时有发生。而六四事件以来，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大损，被日本民众普遍认为是没有言论自由、肃清异议人士、提倡仇日思想和民族主义狂热。同时，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潮也不断兴起，加之日本在各个敏感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使自发的反日和仇日宣传不断增多，网络上时常流传各种或真或假的“日本辱华事件”，每每激化中国民众对日本人的反感，出现了大量“抵制日货”的呼声。中国政府对于反日宣传，一般采取低调放任的态度。但对于民间反日组织的活动，亦采取高压控制方法。2005年4月，上海大规模反日示威游行，普遍认为有政府背景。但事件发生之后，安全部门秘密拘捕了一批民间反日人士。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在这里指日本如何看待台湾的政治地位的问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建交的前提和基础。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基本上追随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历史教科书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是指围绕日本国内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修订而衍生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国内怎样看待日本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历史的争议。

靖国神社问题

靖国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由于靖国神社同时供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被东亚各国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而备受争议。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日语：南京虐殺事件）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队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日军暴行的高潮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持续了6周，直到1938年2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在中国，自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以来，普遍认为约有30万人在大屠杀中遇难。在日本，日本政府承认“发生过杀害非战斗人员和掠夺等行为”，但对遇难人数则暧昧不清。日本学界对遇难人数的估计有20万人、4万人、2万人等几种，也有认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否认派”。“否认派”得到部分日本政商势力的支持，在中国引起强烈反感，这使得南京大屠杀成为严重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历史问题之一。

战争赔偿问题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所发起的各起战事让中国蒙受了巨大经济财产和生命损失。日本政府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明确表示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在此前提下，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并载入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再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认了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决定。但很多人认为，虽然中国政府放弃了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但不包括民间赔偿问题，因而民间的受害者仍有权利向日本政府及有关企业提出民事赔偿的请求，如针对慰安妇和强制劳工的赔偿。在近代史上，日军是唯一有随军妓女的军队，有关针对慰安妇的赔偿问题近些年来也显得较为突出。

关于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公然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造成大量中国军民中毒伤亡。日军战败时为掩盖罪行，毁灭证据，将大量化武就近掩埋、遗弃。到近年，已经有十多个中国的省市自治区，三十多处发现了日本遗弃化武。由于这些遗弃化武已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侵蚀，锈蚀严重，有的已发生泄漏，对各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等造成了严重危害。为解决此问题，自1989年至今，中日已举行了最少4次政府谈判及4次专家磋商。1997年，双方成立联合工作组，并举行了4次工作组会议。在中国推动下，日本对遗弃在华化武进行了15次现场调查。日本由最初不承认这些武器属日军留下，到最后承认武器属日军所留下。1999年7月30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日本承诺将根据《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原则精神及《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日美安全合作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美就建立了军事同盟，并且以日美安保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在近年不断增加军事预算，对此，中国认为日美的防卫对象是中国，并提出抗议；同时，也以不断加入军费投入予以回应。

日本修宪和争常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但是由于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在政治上却受到了诸多限制。如日本的宪法规定，日本只能专守防卫，不能拥有军队。于是在日本国内有了修改宪法的声音，并想借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提高国际影响力，成为“正常国家”。因为历史问题，日本修宪和争常均遭到中国、韩国及其他一些地区民众的强烈反对。

中日军备问题

关于中国国防开支连续18年以两位数增长一事，强调“继续注意中国国防费的增额和军事现代化仍有不透明的部分”，日本将“要求中国国防开支更加透明化”。中国则对日本回避谈及其自身军事投入不断提高，以及武器装备不断提升质量和数量，以及日本自卫队不断谋求以“维和”等名义派兵海外予以批评。

日本政府对华援助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中华民国政府一样，免除了日本明治维新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起战事的官方战争赔偿，对此日本政经界人士深表感激。而同时中国的发展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于是中日政府双方达成默契，以日本政府发展援助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经济损失。
日本对华援助是ODA项目的一部分。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始于1979年。截至2006年6月，日本政府已累计向中国承诺提供日元贷款协议金额约32078.54亿日元，用于242个项目的建设。截至2006年5月底，中国实际使用日元贷款约23864.13亿日元。截至2005年，中国共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累计1376亿日元（约合12.5亿美元），用于136个项目的建设，涉及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如北京国际机场之兴建便由日本政府提供三百亿日元的援助。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之日本政府强烈怀疑中国政府将日本的援助使用于扩充军备等非和平用途，日本政府正逐年减少对华援助，转而援助印度。2006年3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新财政年度的对华日元贷款计划。

在日中国留学生问题

目前中国留学生占在日留学生总数八成以上。持有留学的居留资格在日本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是受到时间限制的。然而，为了维持在日开销及读书费用常有学生冒着被学校除名的风险超时打工。其中也有部分留学生假借读书为名，而以打工赚钱为本业。日本也确实存在一些专以协助留学生获得学生签证并谋取高额学费的“野鸡大学”。为此，有些受骗的中国学生与学校发生冲突和争执，学校或以不予协助绪期签证威胁，中国留学生则以不辞而别及不缴纳学费作为回应，并酿成了轰动日本的“酒田短期大学倒闭事件”。也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加入日本的犯罪集团，或自组帮派，依地域称为福建帮、东北帮、上海帮、广东帮等，酿成“福冈中国留学生杀人事件”等犯罪事件。因此日本核发留学签证的条件就变得严苛，以期对此不良结果予以限制。在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引发的排外情绪及右翼团体兴起的影响下，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由中日建交时的睦邻亲善，转变成对中国人抱持观望或不欢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