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治藏歷史

背景

明朝朝野所绘地图常将西藏画在明朝之外。据明朝官修《大明一统志》图叙：“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表，靡不来庭，而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以统诸府州县，而都司、卫所则错置于其间，以为防御。...而边陲之地，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封、执臣礼者，皆以次具载于志焉。”文中“西极流沙”的流沙河是明朝与西藏的界河。该书卷八十九将西藏（书中称“西蕃”）列为朝贡、封官的“外夷”（在“华夷”之分中并非“华夏”），不设行政性质的布政司，而设军事性质的都司、宣慰司及招讨司。利玛窦献给明神宗的世界地图经多次重绘，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出资刊行，称为《坤舆万国全图》。图中“西番”与“朵甘思”的颜色与大明不同，表明属于不同国家。17世纪初《王泮题识舆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是明朝地图，西藏（包括安多、康区）不划入疆域。《三才图会》中收录的《山海舆地全图》是世界地图，将“西番”列为“大明国”之外的国家。当时欧洲人所绘中国或亚洲地图也将西藏画在中国之外。如荷兰彼得·凡·德尔于1680年出版与法国首席皇家地理学家纪尧姆‧德利尔于1700年及1706年出版的地图。
清朝开始有些地图把西藏画入中国。据清朝征服西藏后官修《明史·志第十六》记载，明朝疆域“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文中“西据吐番”的“吐番”是宋、元、明等时期的史籍中对青藏高原及当地土著的惯称。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1369年，朱元璋派遣官员持诏谕前往西藏，着令各部归顺明朝。诏书说到朱元璋“命将率师，悉平海内。臣民推戴为天下主，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尔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国一统，恐尚未闻，故兹诏示”。同年，明太祖还派遣陕西丞宣布政司的官员许允德前往藏地进行第二次诏谕，“令各族酋长举故官，至京授职”。
1370年，明朝军队攻取洮、岷等州，并进克元朝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脱思麻宣慰司）的治所河州，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遂降明。元顺帝病殁，在此情势下原先忠于元朝的西北藏族首领陆续归附明朝。1371年，西藏的世袭封主镇西武靖王卜纳剌（元世祖忽必烈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的五世孙）携带元朝颁发的印信，率吐蕃诸部首领到南京向明朝纳款，表示归顺。明朝收缴了元朝授予他们的印信，分别授予他们为河州卫指挥同知、靖南卫指挥同知，并准予其子孙世袭。属下官吏也授千户、所镇抚等职。1372年，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带领六十多人赴南京朝见明太祖，表示归降。喃加巴藏卜被明太祖封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一颗。他还先后两次向明朝举荐故元的藏族旧官一百多人，皆被授予各级官职。
1373年正月，当时控制乌思藏大部分地区的帕木竹巴第悉（帕竹政权首领的称号）释迦坚赞（即《明太祖实录》所记的“故元灌顶国师章阳沙加”）在被明太祖封他为灌顶国师后，遣使入朝，贡以佛像、佛书、舍利。在此之后，藏族地方的大小僧俗首领，也纷纷来到首都南京请封，明朝一律授给他们以新的官职和封号。如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职，以及国师等封号。对于新封的藏人僧俗首领，明太祖要求他们“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以共乐太平”。

对藏政策

中国当代学者对于明朝对藏政策的主流见解是“因俗以治”、“多封众建”、“羁縻怀柔”。

以马为赋

“以马为赋”是以茶换马的制度。这一制度肇始于1383年。该年正月，明太祖敕谕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指挥佥事耿忠，“西番之民归服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共岀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岀马一匹，定为土赋，庶使其知尊君守上奉朝廷之礼也。”四月，耿忠回报：“臣所辖松潘等处安抚各族长官司，宜以其户口之数，量其民力，岁令纳马置驿，而籍其民充驿夫，以供徭役。”1392年五月，尚膳太监而聂等至河州召必里等族输马，“诸族皆感恩意，争出马以献”，得马340余匹，这是有记录的首次征差发马。同年八月，西宁卫土酋亦令真奔进言，“诸番族皆野居散聚，射猎为食，请岁输马二百匹为常赋。”皇帝表示应准。
1393年二月，明朝为各藏族部落“特制金铜信符，族颁一符。遇有使者征发，比对相合，始许承命。否者，械至京师，罪之。”“又制金铜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与诸番要约，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和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
依金铜信符制，明朝三年一次下征发马，该制度用以完善、强化“以马充赋”的赋税制度。至1449年，金牌制停止使用，改派行人视察茶政。1488年，再罢行人巡茶，改由御史视察。1497年，经都御史杨一清奏请，金牌制度再次恢复，但此时民间私贩盛行，官方交换已经不能和明初等量齐观。

三大法王

大宝法王
“大宝法王”是噶玛噶举派的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他在康区一带巡游传法，很有名声，于是明成祖在他正式即位的当年“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盖上在藩邸时，素闻其道行卓异，至是遣人征之”。噶玛巴得知消息后，于1406年从楚布寺出发。当年七月，噶玛巴在康区噶玛寺见到了侯显等使者，领受诏书，即随侯显等人一道前往南京。他们经青海一路于十一月抵河州。然后经陕西、河南、安徽，乘船入长江，于1407年藏历正月抵达南京，驻锡灵谷寺。噶玛巴先率领僧众在灵谷寺设十二坛城为明太祖夫妇作超度法事十四天，后在皇宫中设坛为明成祖传授了无量灌顶，讲经译经。明成祖对噶玛巴活佛表现了非常的倚重和尊崇，授予了他超过明太祖对藏传佛教首领加封的惯例的封号。
1407年三月丁已，明成祖封得银协巴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慈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命他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并封其徒孛隆逋瓦桑儿加领真为“灌顶圆修净慧大国师”、高日瓦领禅伯为“灌顶通悟弘济大国师”、果栾罗葛罗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弘智净戒大国师”，并设盛宴于华盖殿，宴请噶玛巴师徒。噶玛巴得银协巴在南京、五台山等地停留达一年多，于1408年四月辞归，明成祖赐给他白金、彩币、佛像等物，派中官护送。
大乘法王
“大乘法王”是萨迦派都却拉章的贡噶扎西，其为故元帝师贡噶坚赞贝桑布之孙，元封“中兴释教大元国师”大元却吉坚赞之子。萨迦势力在藏中失势之后，迁到达仓宗。贡噶扎西幼年学佛，后到前、后藏朝佛巡礼，讲经说法，成为萨迦款氏家族成员在宗教活动方面的代表人物，声名远扬。明成祖两次遣使召他进京。年届六十的贡噶扎西不听旁人劝阻，决心进京，其于1412年四月由萨迦寺动身，1413年二月抵达南京。他在多次讲论佛法，明成祖封其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赐给管领僧众、护持释迦牟尼教法之诏书及金印。此后，他离京去往北京、五台山等地，然后再回到南京，为明成祖传授灌顶及经咒、护持等。明成祖赐其银质喜金刚像、大威德像、铃、金刚杵等大量法器，再有大藏经、供器、僧帽、袈裟等，以及各种珍宝、金器、银器、绸缎、大小帐幕、茶叶、牛、马、骡等财物。贡噶扎西于1414年正月离开朝廷，十二月回到萨迦寺。
大慈法王
明朝时期格鲁派兴起，释迦也失代表其师宗喀巴应诏入朝，被封为“大慈法王”。明成祖通过帕竹第悉、内邬宗本等人的介绍和明朝入藏使者的报告而注意到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明成祖二次派人入藏召宗喀巴进京，但召宗喀巴其门下弟子代他入朝进京。
释迦也失同入藏使者侯显等启程前往内地。其经山南、康区、理塘，抵达成都附近。当一行人进入成都府城内时，接到明成祖的诏书，曰：“今闻上师你已离西土，不顾途中风雨烈日寒暑，渐次已行数万里之遥，前来此处，故朕心甚悦，难以言说。现今复遣人于途中赠礼迎接，以示缘起，以表朕心。”1413年11月，释迦也失等到达北京城附近时，受到九门提督等官员的欢迎。在大小官员的接送下，释迦也失下驻海音寺（或法音寺），再次受到明成祖的诏谕，诏谕表示明成祖十分高兴释迦也失“不计数万里之路，跋山涉水，触风冒雨，历尽艰辛前来，”考虑到其“远途而来，身体疲乏”，谕示释迦也失面圣时可免行礼。明成祖在大善殿接见了释迦也失，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接风宴会，并多次给予赏赐。1415年4月，明成祖“命尚师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诰命。”释迦也失在京期间，用医药和传授灌顶的办法治好了明成祖的重病。
此外，还在五台山建了六座寺院，这些寺院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修行次第修习佛法。1416年，释迦也失回到拉萨后，建造了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1425年5月，释迦也失再次进京（此时明朝已经迁都北京），在北京居住十余年，期间宣德皇帝封其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释迦也失于1435年在返藏途中去世，享寿82岁。

五大教王

‘阐化王’
1406年三月壬辰，明成祖派遣使者赍诏封乌思藏帕木竹巴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即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纽玉印、诰命，仍赐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锦绮五十匹、彩绢百匹、茶二百斤。以后帕竹政权的历任第悉，都拥有阐化王的封号。
‘赞善王’
1406年，明成祖令智光和尚出使乌思藏，灵藏僧人著思巴儿监藏遣使随智光来朝，被封为灌顶国师。第二年又被封为赞善王，并赐金印、诰命。赞善王的辖地在今天四川德格一带。
‘护教王’
1406年，馆觉地方的政教首领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遣使入贡，被永乐皇帝封为灌顶国师，并赐以诰命。1407年，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派遣使者入朝谢封，又被明成祖封为护教王，并赐金印、诰命，仍享有国师称号。馆觉地方即是今天昌都地区的贡觉县。
‘辅教王’
1413年，明成祖封思达藏地方（今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吉隆县境内）萨迦派首领南渴烈思巴（按《萨迦世系史》，他是款氏家族成员，全名为南喀勒贝洛追坚赞贝桑布）为辅教王，并赐诰印、彩币。此后贡使双方往来不绝，杨三保、侯显都曾被派往颁赐，而辅教王辖下的许多僧人也都前来朝贡，有的还留在北京任职。
‘阐教王’
1406年，止贡地方的止贡噶举首领锁南藏卜派使者朝贡，成祖封锁南藏卜为灌顶国师，赐予衣服、钱币等优厚的赏赐。1413年，成祖又加封他为灌顶慈慧净戒大国师，并封其僧人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赐以印诰、彩币，命其管理止贡地方。

西藏对外册封

西藏学者主张封号是一种外交仪式，并不表示明朝统治西藏。达赖喇嘛也给蒙古统治者或清朝皇帝封号。1578年（明万历年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俺答汗会面，俺答汗为索南嘉错上尊号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为观音菩萨的化身，此为达赖喇嘛一词的出处。索南嘉措为俺答汗上尊号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承认他为成吉思汗的化身。1637年（明崇祯年间），第五世达赖喇嘛赠予固始汗“丹增却杰”（威利转写：Tenzin Choekyi Gyalpo，意为“执教法王”）的封号。

争议

国际上对明朝实质统治西藏与否或其实际性质方面存在不同的理解，常见的争议如下：

明史不确说

美国藏学家特瑞尔·威利（）因《明史》中未有对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及其黄帽派的记载，而认为作为明朝官方历史的《明史》受到了审查，从而扭曲了历史真面目。而且宗喀巴所创立的格鲁派，一直到1642年消灭了第悉藏巴政权后才夺取到藏中的权力，而明朝在两年之后的1644年即被李自成推翻。

供施关系说

藏学家达瓦诺布认为明朝皇帝和喇嘛之间的见面是“施主与僧人”之间的进贡，而不只是政治上下属向上级朝贡的关系。他还认为纳贡的项目是佛教用品，而这彰示了“宗教实质的关系”。夏格巴在其《西藏政治史》里面也说“在蒙古成吉思汗和俺答汗时代，汉人的明朝和满洲人的清朝，西藏和中国在施主和僧侣的关系上合作得很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在研究过该书引用藏文的历史资料或汉文的历史资料后，认为夏格巴对史料完全采取了断章取义、取其所需的态度。高马士认为明朝没有行使对西藏的任何直接的政治控制，纳贡的内容几乎都具有宗教特色。Patricia Ann Berger认为永乐皇帝封授喇嘛主要是想重新确立元朝建立者忽必烈与其帝师八思巴之间建立的中藏关系。艾略特·史伯岭认为西藏喇嘛之所以造访明廷，多是为了加强喇嘛的大批富贵的随众同明朝商人官员之间的贸易。高马士认为明朝对西藏执行一种放任主义政策并限制朝贡喇嘛的随员的数目，西藏人保持对明朝的纳贡关系是因为他们从皇帝施主那获得财富和权力。汤玛斯·赖尔德也认为西藏人急迫地答应明朝的邀请，是因为他们所收获的礼物的价值要远大于朝贡物品的本身。
王家伟和尼玛坚赞认为尽管明朝皇帝确曾向西藏藏传佛教的喇嘛经常施舍财物，然而中国皇帝和西藏法王除了保持宗教上的檀越关系之外，更有着政治上的上下主属关系。明太祖于1374年7月便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升河州卫指挥使韦正为都指挥使，总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卫。后来又升朵甘、乌思藏二卫为行都指挥使司。当年12月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挥同知锁南兀即儿等遣使来朝，又奏举土官赏竺监藏等五十六人。明太祖遂设朵甘宣慰司一、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十七，以赏竺监藏等分别为指挥同知、宣慰司使、招讨司官、万户、千户等。而除了在藏族地区设置卫所，委任藏族僧俗首领外，明朝还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首领和人士，推行僧纲制度，通过宗教加强明朝对广大藏区的影响。明封“三大法王”和“五大教王”教派囊括当时藏中从东部到西部最有实力的几大派系，即后藏的萨迦，前藏的帕竹和止贡、在前藏部分地区和西康大部分地区拥有相当影响的噶玛噶举；以及在帕竹政权扶植下异军突起的格鲁派。
需要指出的是，明初设置的朵甘、乌斯藏等卫所都属于羁縻性质，即封赐原地方世袭首领为卫所的官员，和内地行省的流官制不是同类性质的，除了原有的政权外，并没有实际的卫所机构存在。永乐时期，卫所已退居次席，而代之以对三法王、五教王为首的僧俗首领的大量册封。明朝规定只有朱姓才可以封王，对于其他民族的政治首领，在他们表示臣服明朝的条件下，也可以被封为王。而明朝封给藏人首领的王号，既有掌管一方地区行政得世俗的王的成分，也有与宗教的法王相类似的成分。三法王和五教王中的三位都在乌斯藏，而明朝在乌斯藏是否设过僧纲司，学术界对此尚无研究，但从史料记载看，明朝在乌斯藏地区有封授都纲的官职给一些藏转佛教的僧人。但是由于僧纲司往往依附于法王、教王之下，加上明朝中叶以后乌斯藏地区各地方势力和教派势力的斗争日益尖锐，僧纲司在乌斯藏地区实际上难以发挥明朝政府所期望的管束僧众的作用，因此乌斯藏的僧纲司系统在藏汉文史料中都缺乏详细的记载。

明无兴趣说

米凯尔·范·瓦尔特·范·普拉赫认为除了“喇嘛-施主”的关系之外，明朝对西藏没有多少兴趣，并把西藏看成一个西方独立的王国。杜齐却认为虽然“除了少数几个皇帝之外，明朝都没有像元朝那样尊崇佛教，但这并不使他们放弃对西藏的主权，相反地他们继续主张拥有蒙古在西藏时的主权。”在明朝建立的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两次派员持诏谕前往西藏，着令西藏各部归顺明朝，“令各族酋长举故官，至京授职”。洪武三年四月，明太祖在册封诸皇子为藩王时，因是年藏区尚未归附，故而推迟了奉赏功臣的典礼。高淑芬和陈庆英由此认为明太祖对争取藏族地区是非常重视的。1371年，世袭西藏的元镇西武靖王卜纳剌就携带元朝颁发的印信，到南京向明朝纳款，表示归顺。明朝在收缴了元朝授予他的印信后，任命他为靖南卫指挥同知。同时，故元摄帝师朗喀贝桑波亦于洪武六年到南京入朝归顺，其被封为炽盛佛宝国师，赐予玉印一颗。于此，明太祖下诏谕曰：
我国家受天明命，统驭万方，恩抚良善，武威不服，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近者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以所举乌思藏、朵甘思地面故元国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千户等官，自远来朝，陈请职名，以安各族。朕嘉其诚达天命，慕义来廷，不劳师旅之征，俱效职方之贡，宜从所请，以绥远人。以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给赐玉印；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朵甘、乌思藏武卫诸司等官，镇抚军民，皆给诰印。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以共乐太平。
王家伟和尼玛坚赞因此认为“开国不久的明朝，通过下发诏谕、接受入朝、封授官职等方式，很快就使元朝时期藏区各地的政教首领和官员们臣服，从而把全国藏区置于朝廷的统一治理之下，对原先归属元朝的西藏地方取得了统治权。”史伯岭则认为“明朝第一位皇帝发送给西藏人的通知明朝已经建立的信件，类似于由他发送给其他外国的信件，证明了明朝统治者并不认为西藏是‘中国’的；在里面，皇帝将西藏当作一个非常独立于中国的国家。”《剑桥中国明代史》也认为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其后的永乐皇帝曾有试图（像元朝那样）重建对西藏的统治的意图。Smith认为明朝早期或许希望与西藏建立像元朝一样的政治关系，但实际上明朝除了希望西藏能够对蒙古施加影响之外，对西藏并没有太多兴趣。而且西藏与蒙古持续保持下来的关系要比明朝与西藏的关系在政治上要强得多。
明末时期，蒙古人在西藏势力日渐强大。第一世、二世达赖喇嘛被认为没有和明朝有任何联系。而这前两世达赖喇嘛是自索南嘉措于1578年被蒙古俺答汗尊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而成为“第三世达赖喇嘛”之后，死后由索南嘉措追封为第一世、二世达赖喇嘛的。高马士因此认为明朝皇帝对西藏态势表现出“明显的漠不关心”。他还认为明朝对西藏缺少关心使得蒙古人能抓住机会重掌西藏和填充其政治真空。汤玛斯·赖尔德则说，在大量蒙古人转为信仰藏传佛教之后，中国人只是带着兴趣观看着，但几乎没有中国人笃信藏传佛教。
然而尊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的俺答汗，其已于1571年臣服于明朝，被授予“顺义王”封号。（但Smith认为俺答汗仍处于明朝的统治范围之外。）俺答汗同时劝索南嘉措向明朝纳贡，于是索南嘉措写信给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请求准予确立朝贡关系，信中称：“我保佑皇上，昼夜念经…我与皇上和大臣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1579年8月至9月，明朝准许三世达赖喇嘛定期入贡，并于1587年十月定卯，授予三世达赖喇嘛“朵儿只唱”（Dorjechang，意为“金刚持”）的名号，给予敕命图书，并邀请他到北京，但是三世达赖喇嘛接受邀请后于1588年在去往北京的途中去世。（也有回西藏的途中的说法）汤玛斯·赖尔德则记载索南嘉措在知晓万历皇帝邀他进京后，因早前的责任而对皇帝的邀请表示婉拒，尽管当时他离北京只有400公里。
1616年三月，万历皇帝派专人进藏，封四世达赖喇嘛索南罗追以“普持金刚佛”的封号及印信，并邀请其去汉地。册封使团在哲蚌寺的大经堂受到接待。索南罗追为建立缘起，接受了邀请。此外，《四世达赖喇嘛传》也记载：“火龙年（1616年）三月，明朝万历皇帝派来了以索南罗追为首的许多汉人，赐予达赖喇嘛‘普持金刚佛’的封号、印信和僧官制服。他们将达赖喇嘛迎请到哲蚌寺的甲吉康（汉人公所）里…转达了明朝皇帝邀请他去汉地的旨意。达赖喇嘛为缔结善缘，接受了邀请。”但在他真正准备动身前，1616年12月四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突然圆寂，时年28岁。当时传言说四世达赖喇嘛是被藏巴汗彭错南杰派人害死的，因为其二者之间的权力斗争。

名义统治说

特瑞尔·威利认为明朝对西藏众多喇嘛毫无鉴别的“封王”不应视为于元朝对之的分封，因为蒙古人扶持的萨迦政权在明朝建立之前已经被帕竹政权推翻了。Helmut Hoffman认为明朝通过周期性的特使派遣和对喇嘛首领进行名义上的封授来对西藏维持表面上的统治，但并没有实际介入西藏的治理。并认为明朝授予在西藏已经取得权力的藏人以封号，这仅仅是对政治现实的承认。黎吉生则认为明朝没有对西藏统治家族（帕木竹巴、仁蚌巴、藏巴汗等政权）的承继有控制权。杜齐亦认为“汉族对西藏的主权只限于从法律上批准和承认那些事实上已存在的特权和权力。明朝自然想更换前代的封文，他们几乎认可了所有元代的封文，承认了高官显贵们的世袭权。只有少数例子他们犹疑不决过或者干脆拒绝任命某些合法的职位占有者。”谭其骧教授认为“明朝对东北辽东边墙以外，对青藏高原的统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种羁縻关系而已，真正的统治是谈不上的。我们要说老实话，现在把明朝对西藏关系来比之于元朝对西藏的关系，清朝对西藏的关系，这是不行的，是远远赶不上的。”
明朝对西藏政权更迭没有任何反应。第一任阐化王扎巴坚赞手下的大臣诺布桑波嗣任仁蚌宗宗本后，就开始大规模扩张仁蚌家族的领地。之后仁蚌家族通过和朗氏家族通婚，逐渐掌握了帕竹政权的实权，甚至到了能操纵几任帕竹第悉废立的程度。诺布桑波的父亲南喀杰波曾在1416年被封为领思奔（即仁蚌）行都指挥使司的都指挥佥事，诺布桑波承袭了这一职务，但之后直到仁蚌巴覆灭的一百余年中，仁蚌家族掌握了前后藏的实际统治权，却再没有请求明朝的封赐。而明朝对阐化王的权力和领地被篡夺也毫无办法，所能做的只是承袭旧制，继续册封后续帕竹继承人为阐化王而已。仁蚌家族在1565年被新崛起的辛厦巴才旦多吉击败，才旦多吉的孙子彭措南杰于1618年控制了前后藏，建立了藏巴第悉政权，以及之后彭措南杰之子噶玛丹迥旺波在1642年被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击败，固始汗拥戴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也同样没有和明朝建立联系。
但是，明朝对西藏采取“因俗而治、众建多封”的办法。根据明朝的政治制度，西藏政教首领进京朝贡的事务由礼部负责，重要管理的任免由吏部负责，更重大的事件则由皇帝直接处理。徐明旭认为，由于历史的惯性作用，西藏的僧俗首领都把取得中国皇帝的封赏当做向他人证明其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反之，明朝对不承认其权威的首领进行惩罚。例如阐化王阿格旺布请明朝皇帝敕封，使者到时他已去世，喇嘛们就要求明朝使者将他的“敕文”转交其子阿旺札西札巴，违反了明朝规矩。明朝即令四川巡抚将敕封使者逮捕至京要斩首。后明廷谅使者也是藏人，不懂明朝规矩，改为充军陕西。阿旺札西札巴于1518年正式担任第悉，1563年明朝才敕封为阐化王。而辅教王南渴烈思巴（萨迦派首领，款氏家族成员，全名为南喀勒贝洛追坚赞贝桑布）1456年，南渴烈思巴派遣使者来朝贡，上陈自已年老，请求以其子喃葛坚粲巴藏卜代替其位，因此得到皇帝允许，赐以诰印、金册、彩币、袈裟、法器等。1388年，帕竹政权灌顶国师锁南札思巴噫监藏卜上表称病，推荐其弟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代其职，明太祖亦许之。《明实录》还记载1431年，镇守河州（今甘肃境内）都督同知刘昭奏：“罗思囊族西番千户阿失吉为亲弟工噶所杀，而据其地，按问已引服，当斩。”上曰：“杀兄非常罪，斩之。枭其首以徇，使远人知其法。”罗思囊族是甘肃的藏族部落，金晖因而认为明朝能执掌西藏的执法权。《明史》刘昭列传并未记载此事。第悉藏巴的彭措南杰之所以被十世噶玛巴却英多吉指定为前后藏的统治者，亦是因为该黑帽系拥有明朝明代宗赐予的诏书，诏书规定噶玛巴可以委任适合的人员担任僧俗官职。但也有说法是：藏巴汗于1618年率兵攻入内邬栋王宫，彻底推翻了帕竹政权，正式宣布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十世法王却英多吉为第司，将首府设在日喀则，但实际权力仍控制在藏巴汗手上。
1413年，大乘法王贡噶札西进京为争取明成祖发布命令让帕竹政权把萨迦大殿交还给萨迦派掌管。《江孜法王传》记载：尤其是在这一年（1413年，藏历水蛇年），燕王皇帝陛下派侯大人、宋大人为首的五位宣旨大人携带…命前藏人（帕竹首领）把萨迦大殿交还给萨迦法座的诏令。1413年5月，明成祖派侯显等人从京城出发进藏，以向乌思藏许多首领传达旨意，其中带去了命令帕竹第悉交出萨迦大殿给予原主萨迦派的诏书，12月侯显等人到达西藏，在颇章孜宣读诏书，萨迦派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庆典。陈庆英认为此事则反映出明朝中央对西藏政教势力之间的争执有决定处理的权力，西藏萨迦派和帕竹派之间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是由明朝皇帝发布诏书才实际解决的。而1407年，明成祖令阐化王与护教王，赞善王及藏区各地首领恢复从前后藏到河州的沿途驿站。1414年又派宦官杨三保入藏。“令阐化、护教、赞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所谓恢复驿站，除了驿站设施的修复外，同时也要令沿途藏区籍民供应徭役。1410年，明成祖发布上谕对西藏掌握政权的人士和各个教派的首要的高僧大德等僧俗贵族赐予官爵、名号，发给让他们掌管一方权力的诏书，而且还规定“不遵圣旨，法律绝不宽贷”。恰白·次旦平措因此认为“在这个基础上，明朝的历代皇帝对西藏的政教大事的管理情况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但史伯岭则认为“无论是西藏史料还是中国史料中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被明朝廷封授过的）藏人是代表明廷行使权力或行事的。坦白地说，明朝在西藏并无政治权威- 明朝并没有在西藏设置任何条例或法令，或是在西藏征税，等等。”

休兵无戍说

伊佩霞认为西藏犹如朝鲜等明朝的邻国一样，对明朝是朝贡体系下的身份，而明朝对之并不设置军队。汤玛斯·赖尔德则说“在蒙古军队离开西藏后，明朝军队没有替代他们”。王家伟和尼玛坚赞也说明朝“对西藏地方的治理，虽然也有严厉之处，如对犯法的西藏地方官员判罪处刑等，但没有像元朝那样派兵攻打西藏以及经常在藏驻扎军队等。”达瓦诺布认为明朝致力于应付北方蒙古的威胁，没有更多的军事力量来强化它继承元朝的各片领土主权的主张；相反，明朝以“儒家式的外交手段”对外进行大量封赏馈赐。史伯岭则说明朝和西藏之间微妙的关系是最后一次“一个统一的中国不得不处理一个独立的西藏”，明藏之间边界存在潜在的军事冲突，明朝对外政策的西藏部分，其终极目标不是以征服为目标，而是避免任何形式的威胁。
1370年，明军攻占河州，次年在当地设立军事卫所河州卫，任命原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为卫指挥同知，其子孙世袭其职。1374年，明太祖在河州设置西安行都指挥司，辖区最初包括整个藏区，后专管今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和四川北部的藏区。在次第平定川西之后，明朝在川西设置茂州、威州、汶州等州县以流官管理民政，龙州等府以土官管理民政，并设置茂州卫、松州卫、威州卫、洮州卫、岷州卫等管理地方的军政。1373年，明朝设置朵甘卫。后升朵甘卫为朵甘行都指挥使司，辖区包括今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的藏区。而对于乌思藏和阿里地区，明朝没有派驻军队，而是派许允德进藏招谕吐蕃十八族归顺，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则于1372年亲到南京表示归顺。同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员入藏，封帕木政权二代第悉释迦坚赞为灌顶国师，赐玉印。次年，释迦坚赞派人朝贡。在此情形下，明朝于1373年设置乌思藏卫，后再升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辖区包括今西藏大部。1375年，明朝再设立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辖区为阿里地区。由此，元朝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地都划入明朝辖区。对于明朝没有在乌思藏派驻军队，牙含章则解释为“当时统治西藏地方的帕竹政权和平地规顺了明朝中央政权，‘不劳师旅之征’，后来西藏地方也没有遭到严重的外敌入侵事件，国防始终安全，所以明朝中央政权没有必要向西藏派驻军队。”达瓦诺布则指出卫藏（乌思藏与阿里）地区100多年处于持续的动荡状态。即使如此，明朝自始至终未向这些地区出兵。相反，“如果是元朝，他们将会对外藏（即卫藏）地区进行军事干涉来保护他们所喜欢的喇嘛政权，或是为了展现他们对一个被征服的地区的政治欲望。”
明初时期，明朝亦数次在青海、四川等地的藏区用兵平乱。1373年5月，邓愈和皇帝一个养子沐英受命进行一次惩罚性的讨伐，目的在严惩拒不承认明朝统治的一位西藏或藏族酋长。讨伐军深入今青海湖地区，甚至西进远到昆仑山。邓愈舍命地追赶这个酋长和他的徒众，斩杀了数以千计的人，俘获了十余万头牲口。沐英也因此被封为侯爵。1378年11月，已经封侯的沐英再次被任命带领讨伐军去平定西藏和四川的动乱。到了1379年10月，沐英共俘敌3万名和20万头家畜。1390年，四川地区的左军都督瞿能在蓝玉的指挥下同样被派往征讨侵袭四川的藏人。然而，没有证据显示明军曾进入卫藏地区。达瓦诺布表示，“卫藏地区在长达几乎130年的时间内处于混乱状态，但明朝却未发兵去征服西藏或者向西藏派驻军队。明朝在这期间对西藏的反应是典型的儒家对‘西域’的反应。”
明朝后期，卫藏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联络引入蒙古各部的力量，战乱不休。比如1621年格鲁派请来在青海的土默特蒙古军队在拉萨打败第司藏巴的军队，噶玛丹迥旺波继任第司藏巴后，联络在青海的却图汗共同对付格鲁派，而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共同联络在新疆的和硕特蒙古固始汗，最终消灭了第司藏巴和康区的白利土司，统一了藏区。

外交换马说

宋代以来，汉、藏地区间逐渐形成茶马互市关系。濮德培认为汉地自身不能出产足够的强壮军马，从而需要靠边疆的卫所维持政府主导的“茶叶-马匹”交易市场。而西藏人也需要大量茶叶，不仅是日常的饮用也同样用于宗教仪式的活动。明朝政府因此在今甘肃临夏、天水、临潭、四川雅安、松潘等汉、藏交界的地区专门设立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市场。王家伟和尼玛坚赞因此认为“明代茶马互市的日趋繁荣，不仅密切了藏、汉两族以及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也进一步加强了明朝中央政府统辖西藏地方的政治地位。”然而，范·普拉赫认为明朝皇帝只是满足于同西藏统治者维持友好的关系，并互派外交使团以处理中国对马匹的急需。《剑桥中国明代史》将永乐年间明朝与西藏的关系归类于明朝的“对外关系”中的，和对蒙古的关系并列。王家伟和尼玛坚赞反对将藏区派遣来京人员称为“外交使团”，因为西藏的乌思藏与朵甘司是明朝中国的两个辖区，这两区中的政教首领是受明朝敕封、臣属于皇帝的官员，他们本人或派员赴京，是中国内部的事，是“内交”而非“外交”。此外，王家伟和尼玛坚赞还批评范·普拉赫将“进贡回赐”与“茶马互市”、“征发马赋”混为一谈，因为明朝获取所需马匹的两个主要途径，一是“茶马互市”，一是“征发马赋”。茶马互市，是以茶为报酬换取马匹；而征发马赋，是赋役性质，亦由官府给以一定的酬值。然而明朝对乌思藏地区征收的赋税额度很小，常赋每年仅征取200匹马匹。明朝政府规划一定的土地，由藏民专事放牧养马，到期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的马以领回相应的凉茶和其他生活用品，政府不再征派其他的捐税。明朝政府还使用“金牌信符”的方式保证茶马互市中的廉政。“金牌信符”被授予征马官员和藏民，凡要征马，必须以符印对验牌纳马换茶。

宗喀巴拒邀说

宗喀巴是黄帽格鲁派的创始人。1407年，明成祖遣使邀请宗喀巴前往南京并纳贡，但宗喀巴因年老体弱，经不起长途跋涉，加上正忙于修建三大寺，对皇帝的邀请表示婉拒。同时，1408年六月，宗喀巴给明成祖写了一封回信，请明朝的使者带回。在这封回信里，宗喀巴对收到皇帝赐予的大量礼品表示衷心感谢，对皇帝的邀请则予以婉拒，表示：
余非不知此是大地之大主宰为佛法着想之谕旨，亦非不遵不敬陛下之诏书，但我每与众人相会，便发生重病，故不能遵照圣旨而行，惟祈陛下如虚空广大之胸怀，不致不悦，实为幸甚！
1413年，明成祖命使者侯显等再次赍诏入藏召请宗喀巴。宗喀巴对众使者解释说“自己去汉地的阻碍大而必要性小”，他并给皇帝写了说明情况的回信，准备了回赠的礼品，请使者们带回。因此，“很可能是明朝的使者们想到了请宗喀巴派一名弟子代替他入朝的办法”，于是侯显等使者请宗喀巴派一名殊胜弟子前往并得到宗喀巴同意后，释迦也失遂同侯显等同行前往内地。1413年11月，宗喀巴亲传弟子释迦也失作为其师的代表到达北京城附近，永乐帝派人送来圣旨，对释迦也失“不计数万里之路，跋山涉水，触风冒雨，历尽艰辛前来，”表示十分高兴，考虑到上师“远途而来，身体疲乏”，谕示上师面圣时可免行礼。1415年4月，明成祖“命尚师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诰命。”1425年5月释迦也失再次到北京，在北京居住十余年，此期间宣德皇帝封他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

噶玛巴拒邀说

1403年3月10日，永乐皇帝“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即噶玛噶举派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盖上在藩邸时，素闻其道行卓异，至是遣人征之”。《明代名人传》记载四世噶玛巴乳必多吉曾拒绝洪武皇帝的邀请，但《剑桥中国明代史》记载他应洪武皇帝的邀请，于1372年至1373年间的冬季抵达南京，乳必多吉四世活佛并担任抵京教团的教长。陈庆英还记载他是元朝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向明太祖举荐元故官六十余人中之一，并被封为“灌顶国师”。得银协巴获得消息后，于1406年从楚布寺出发。当年7月，得银协巴在康区噶玛寺见到了侯显等使者，领受诏书，即随侯显等人一道前往南京。1407年4月10日，得银协巴抵达南京。新近即位的永乐皇帝对噶玛巴活佛表现了超乎寻常的倚重和尊崇，他行出南京的皇宫来迎接噶玛巴并且没有要求噶玛巴行磕头之礼。Karma Thinley还记载永乐皇帝赐噶玛巴比自己靠左、稍高的上位。Rossabi也记载忽必烈在佛事活动中，忽必烈坐在一个比西藏法师更低的平台上。达瓦诺布因此认为永乐皇帝是想跟从蒙古皇帝尊重其西藏萨迦喇嘛的传统。
1407年噶玛巴抵京后，他除了率领僧众在南京灵谷寺设十二坛城为明太祖夫妇作超度法事十四天外，还在皇宫中设坛为明成祖传授无量灌顶，讲经译经。1409年2月，明成祖封得银协巴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慈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命他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并封其徒孛隆逋瓦桑儿加领真为“灌顶圆修净慧大国师”、高日瓦领禅伯为“灌顶通悟弘济大国师”、果栾罗葛罗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弘智净戒大国师”，并设盛宴于华盖殿，宴请噶玛巴师徒，以示庆祝。Rossabi记载，在获得永乐皇帝“法王”的封号之后，得银协巴还建议皇帝同样也对藏传佛教其他教派予以封授。
藏文资料显示得银协巴曾劝勉永乐皇帝不要试图像早先的蒙古人那样用军事武力管治西藏。史伯岭则记载得银协巴是拒绝了永乐皇帝试图在明藏之间建立如同元藏之间的联盟的建议。Thinley还记载永乐皇帝曾计划派军队入藏以强行扶持噶玛巴至西藏众佛教教派的统治地位，但得银协巴劝止了他。但陈学霖认为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曾是皇帝的意图。陈学霖认为永乐皇帝对得银协巴的邀请主要是出于宗教目的。其他可能的目的或者还有依靠噶玛巴活佛帮助皇帝合法化他备受争议的继位方式。和表现他对其父母明太祖夫妇的思念和孝心。蔡石山还认为得银协巴通过卜吉预凶的手法，显示上天支持永乐皇帝对明朝皇位的继承，以此来帮助证明其皇位的正统性。
《法主历辈噶玛巴传略如意宝树》中记载：“一般来说，除了汉地的皇帝以外，其他人无权委派官吏。但是皇帝考虑到汉藏两地距离遥远，所以授权法主得银协巴可以委派法主的拉德和米德的官员，并说皇帝对法主给以支持。此外还任命了国师和司徒等官职。”
1415年8月15日，得银协巴突患重病而去世，第六世活佛通哇敦丹继承“大宝法王”的封号。从1426年到1450年的二十多年中，通哇敦丹先后八次遣使向明朝进贡，明朝曾召请他进京，但未能成行。1426年四月甲申，“赐如来大宝法王等使臣指挥使公哥等。金织文绮、袭衣等物有差。”当时通哇敦丹年仅十一岁，由诏书可见明朝承认他自动地继承了得银协巴的“大宝法王”的封号。
1471年，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派人向成化皇帝进贡佛像。皇帝为此颁赐诏书，曰：“皇帝圣旨，谕乌思藏大宝法王噶玛巴为首之人众：你等世代居住西土，顺合天意，恭敬朝廷，谨守职司，献纳贡品，历时已久，今更勤谨。此次复潜使者来，贡献方物，如是忠顺之心，殊堪嘉奖。今值使者返回，赏赐尔等绸缎等物，以表朕回报之意，使到之日，可自领受。…成化七年正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