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早期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为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的英敛之，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经常刊登北洋政府的公文，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1915年9月1日，《大公报》长沙版创刊。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6年9月，英敛之将报馆售予股东之一的王郅隆。王郅隆是皖系安福系在工商界代表人物。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大公报》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

新记大公报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三人拟定五项原则：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1926年9月正日，《大公报》复刊号由张季鸾执笔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类刊物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平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1935年至1937年，连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公开报道共产党和红军。《大公报》出版部还结集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题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并七次再版。抗战初期，出版了范长江报道中共陕北根据地的通信集《塞上行》。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该报“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抗战时期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年9月18日—1938年10月17日）和重庆版（1938年12月1日—1952年8月4日），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年8月13日—1941年12月13日）和桂林版（1941年3月15日—1944年9月12日）。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大公报》长沙停刊一年又四个月。至1940年3月10日才“忍苦复刊”。1944年6月长沙沦陷而停刊。1945年10月复刊，1947年最终停刊。
1940年10月，黄桥事件爆发，紧接着发生新四军事件，《大公报》猛烈抨击新四军袭击抗日军队的行径，支持国军对新四军的军事处置。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国民政府，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第四条规定“本社以每年九月一日为社庆日，纪念创办人吴达铨、胡政之、张季鸾三先生”。
1944年5月下旬，《大公报》派孔昭恺参加了国统区组织的一个由二十余人参加的“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记者团在延安逗留了30天，了解一些当时延安各方面的情况。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欢迎“中外记者团”一行。毛泽东曾举杯对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看。” 之后，重庆《大公报》连续九天刊载了孔昭恺撰写的《西北纪行》。

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指控中共用人体盾牌的《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中共代表杨刚1948年9月从哈佛大学回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后住到王芸生上海家中做工作。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进步日报》，杨刚任副总编辑兼党组书记。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杨刚从天津南下主持上海《大公报》工作。5月29日，在国统区进步美术运动的中心与最前沿的上海，刘开渠、杨可扬、野夫、朱宣咸、张乐平、庞薰琹、赵延年等国统区“进步美术”的代表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美术”力量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提出国统区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办了103天后停刊。之后原北京《大公报》部分工作人员参与创办了《财贸战线》报（即现在的《经济日报》）。

1949年后的香港时期

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宣部直接领导下和在中共港澳工委的直接控制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报纸的阵地。《大公报》的立场明显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因此被认为有官方背景，在财经新闻方面也常发布有关北京政府对香港或中国大陆的相关政策报导。《大公报》也会与香港一些亲共社团举办相关展览活动，例如：“和平正义的伟大事业—纪念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运动60周年”，“雪域明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展览”等。《大公报》和《香港商报》或《文汇报》的网站也是中国大陆少数“解禁”的香港报刊及相关网站。
由于该报拥有被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悠久历史背景，在报道国际及两岸事务时往往站在中共立场，政治色彩浓厚。根据2009年针对香港市民对传媒可信度的调查显示，《文汇报》及《大公报》可信度分数排行最低。

市场定位

《大公报》网站自言以2008年1月数据，日均来访人数近15万人，在全球阅览量中，中国内地占75％、香港占5％、美国占5％、其它占10％。2006年，《大公报》在向广东省零售发行“商旅版”，售价人民币3元。该版主要报道香港本土新闻为主，不报道除香港以外的新闻。

抨击中立或反共人士

《大公报》一直经常抨击香港泛民主派及反共人士，以反对派称呼泛民主派，当中有不少是不使用真实姓名的署名文章。一些学者和中立人士亦多次遭受批评，例如2012年1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表“香港人”与“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民意调查，即使负责该民调的锺庭耀已多次解释自己的用意，但也成为《大公报》的抨击对象，《明报》指出，包括《大公报》在内的亲中共报章在两个月内发表了多达40篇抨击锺庭耀的文章，《华尔街日报》亦以“文革式的语言”（Cultural Revolution rhetoric）来形容事件，指“左报”旨在普选前先“阉割”（neuter）香港的反对派。在事件中，声援锺庭耀的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成名、中文大学导师蔡子强，亦被《大公报》为“抗中乱港之实的真政客、假学者”。成名回应指，《大公报》做的是文革式的方法，目的就是要噤声。
2011年11月，前《香港电台》广播节目主持吴志森的言论及政治立场引起部分左派人士不满，例如早前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毒奶受害者代表赵连海”等，他均在节目中批评中共，被指立场“反共”。吴志森称突然遭撤换节目主持，并指出过去一年内，他受到香港亲中共报纸《大公报》、《文汇报》、《商报》的文章批判攻击达70篇，文章多次要求香港电台中止他当节目主持人。

与香港立法会选举参选人发生争执

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期间，《大公报》“特别政治组”记者跟踪及追拍本土民主前线参选人梁天琦。8月14日晚上，梁天琦于港铁太古站与《大公报》记者发生争执，其后又连续两天以头版报道梁天琦的背景，亦到其中国大陆出生地翻查祖屋及先辈资料。

繁简字转换错误

2010年12月2日，《大公报》在一篇〈一年一度工展会维园举行 营业额可望倍增〉的新闻中，内文提及“位元堂响应厂商会的‘一元产品大优惠’，在展期首星期推出一元即食翅，每日售一百五十份，希望带旺摊位堕胎，吸引更多市民购物。”使一些网民以为位元堂发明可作堕胎之用的即食翅，并在工展会中促销。有网民解释指，以上文字的原意是“希望带旺摊位人流”，由于简体中文的“人流”代表“人工流产”（堕胎），报社将简体字自动转为繁体字时便出现错误转换。
2011年2月6日，《大公报》再度犯下“堕胎”的错误，发布一篇题为〈商场新春堕胎生意较去年同期录得增一成〉的文章，文中更出现多次“堕胎”字眼而再次成为热话，更于翌日上报。

公开美外交官未成年子女资料

香港《大公报》报道美国驻港领事馆外交官与黄之锋、罗冠聪会面的消息，涉事美国外交官及其丈夫的资料，及其两名未成年儿子的姓名等。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于记者会上，直斥做法非官方抗议的行为，是暴徒恶棍政权所为，又表示与其他国家不同人士会面，是外交官的职能，其工作亦包括与反对派领袖会面，不仅限香港或中国，其他国家外交官也会这样做。经济学人一篇以《为何中国官员臆断香港动荡背后有美国？》为题的文章指出，香港大公报把美国驻港外交官与黄之峰见面，指是向他们面授机宜进行反政府活动，还形容该外交官“身份神秘，是低调的煽动专家”，但查实她的职责就是跟香港各界联络沟通，而当时她与香港民主活跃分子光天化日下在一家酒店大堂见面，或许只有两个可能，一就是美国特务的职业水准下滑，二就是大公报的“神秘”定义过于宽松。

误报有关习近平的假新闻

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一文，被大陆媒体广为转载。后大公报发布声明称此报道为虚假新闻及向读者致歉。

到台湾跟拍与误指自由时报记者为蔡英文密使

2019年1月17日，中华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罗致政上午召开记者会指出，香港青年团体学生动源3名成员洪英棠、锺翰林、洪心弦等人到台湾参访，结果遭到大公报和文汇报记者跟监偷拍，罗致政表示，大公报刊出1月16日的头版，其中讲到“在‘总统府’旁‘国史馆’与一名神秘男子会面长达一个半小时。该男子在会面后手持一批‘独书’，施施然步行到对面的‘总统府’办公室，驱公务车扬长而去。”事实上该报指出的神秘男子是台湾自由时报主跑总统府新闻线资深记者苏永耀，大公报、文汇报宣称苏永耀停在记者停车区的私家轿车为公务车。罗致政表示，大公报“无视台湾法规，按程序申请采访，就公然在台湾进行跟监，提出不实指控，混淆视听，引发国安疑虑”。对此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谴责大公报所报出的该报导为假新闻，他表示来台旅客在总统府周遭被亲中共港媒不法跟监，人身安全跟权利可能受到危害，总统府非常重视，并已要求国安局等相关单位，针对此事进行调查。

被指诬告戴耀廷煽动港独

2019年2月13日，大公报刊登一篇评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的评论文章，文中指他上星期五出席旺角骚乱三周年集会，并在台上“为港独份子打气，并且向他们下指导棋”，认为他煽动香港独立已经犯下刑责。戴耀廷在个人脸书发文指：“事实是我根本没有出席那次集会”，他批评该篇评论文章的水平“实在太低”，连最基本的事实也搞错。

失实报导本土新闻宴会

2019年4月，《本土新闻》指摘《大公报》有关本土新闻五周年宴会的新闻报导失实，例如《大公报》于新闻报导中，声称有“出席晚宴的包括最年长旺暴被告七十五岁的陈和祥”。《本土新闻》指出陈和祥因旺角警民冲突而正身处监狱，所以当晩并不可能参与晚宴。对于《大公报》新闻报导失实，《本土新闻》则表示强烈谴责 。

指认纽约时报记者为乱港的“洋指挥”

2019年7月29日，《大公报》拍摄了“洋指挥”在“社交软件向暴徒通报警方的最新动态”，并认定是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证据。而事实上，被拍摄者是《纽约时报》技术经理Kevin Roche，当时他正在与另一名记者Ezra Cheung通信。Ezra Cheung发推特称大公报和文汇报这两家亲北京报纸的指控是可笑的。

《大公报》招牌涉嫌僭建

2019年7月，有市民向屋宇署举报《大公报》于湾仔国华大楼外的红色大字招牌涉嫌僭建。经屋宇署调查后，确认有关招牌不符合建筑图则，属违规建筑物。屋宇署要求《大公报》须于60日内完成清拆工程。

被指冒充澳门记者及使用假名

2019年8月4日，据香港大学学生会校园电视报导，有人在示威场地拾获曾经在2016年连日跟踪梁天琦及与其打斗的《大公报》记者卢永贤的记者证，发现他以《澳门论坛日报》的记者证覆盖其《大公报》的记者证。由于《澳门论坛日报》的记者证上的名称为Lo Ho-Yin，而卢永贤的英文名字为Lo Wing-yin，故“《澳门论坛日报》记者证”上写着的疑似并非卢永贤的真实姓名。8月5日，《澳门论坛日报》在脸书专页发出声明，澄清他们从未发出过类似的工作证，又表示与该名人士没有任何工作关系。香港记者协会后来就事件到湾仔警察总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