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

早期抗金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岳飞投奔借通直郎、直龙图阁、河北西路招抚使张所军中，受到赏识，借补修武郎、阁门宣赞舍人，充中军统领；不久，又借补武经郎，充中军统制。九月，张所命都统制王彦率岳飞等七千人北渡黄河抗金。张所不久被撤职流放，河北西路招抚司随之撤销。在进军途中，岳飞与王彦意见不合，后遂脱离王彦单独行动，但众寡不敌，重归王彦被拒，于是南下投奔延康殿学士、京城留守、兼开封尹宗泽。岳飞以不服主将号令当斩，被宗泽赦免，仅免官待罪。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宗泽病逝，杜充接任东京留守。八月，岳飞再次在汜水关击败金军，升转武功郎。杜充命令岳飞去消灭张用、曹成、王善等被原宗泽招安但在其死后不受约束的部队，岳飞以所部八百人死战，升转武经大夫。接着，岳飞奉命解救盗匪杜叔五、孙海围困的东明县，升转武略大夫，借补英州刺史。岳飞再救援被王善围困的淮宁府，升转武德大夫，实授英州刺史。
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杜充撤往建康府，岳飞苦谏不从，开封失守。不久完颜宗弼率金军南下建康，杜充所部战败，率亲兵三千投降。岳飞退屯建康东北的紫金山，后四战收复常州。宋高宗从海上逃走，金军从海道追出三百多里，仍然没能抓住他，随即在大肆掳掠后北还。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宋高宗从海上返回越州，任命张俊为浙西路江东路制置使，“诸将并受节度”，命其收复建康。四月，岳飞在清水亭首战告捷；五月，进屯牛头山，率三百骑兵、两千步兵在建康城西北十五里击败完颜宗弼，收复建康。六月，岳飞随张俊讨伐沦为盗匪的原统制戚方，以三千人在广德军东南约七十里的苦岭击败戚方，戚方投降张俊。
岳飞回到张渚镇，因为即将离开，在房东张大年的屏风上题词：
近中原板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曲巢穴，亦且快国雠之万一。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马不回耳！
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予器甲，使之完备，颁降功赏，使人蒙恩；即当深入虏庭，缚贼主喋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
张俊回朝后“盛称岳飞可用”，于是岳飞升转任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通州镇抚使兼知泰州。
完颜宗弼北上后，与完颜昌会师攻打楚州。宋高宗命张俊援救楚州。张俊命并非嫡系的岳飞出战，又命刘光世为岳飞后援。岳飞于九月赶到承州，但未能解楚州之围，楚州失陷。岳飞无险可恃，撤军而还。同年六月，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韩世忠所部为神武左军，张俊所部为神武右军都统制，两人均为都统制；辛永宗所部六千人为神武中军，王燮所部一万五千人为神武前军，陈思恭所部万人为神武后军，三人均为统制。御营司五军改为神武副军，辛企宗所部为神武副军，辛企宗为都统制；李横所部为神武左副军，颜孝恭所部为神武右副军，两人均为统制。后神武右副军统制颜孝恭改任江南东路安抚大使司统制，空缺由岳飞填补。。十月，岳飞升转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十二月，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宗因镇压福建范汝为之乱不力而被削职，岳飞的“神武右副军”改名为“神武副军”，并升迁为都统制。
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末，岳飞被任命为知州、兼荆湖东路安抚使、都总管，统率军马前往潭州。二月，主战派头号人物李纲被起用为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岳飞等将领划入李纲部下，讨伐湖东路的盗匪曹成。当时岳家军的兵力为一万二千余人，岳飞以二千人驻守吉州（今江西吉安市），以其余的一万多人进攻曹成的部队。战斗中岳家军占尽优势，但曹成部下悍将杨再兴骁勇异常，先是攻入岳家军第五正将韩顺夫的营地，将韩砍折一臂而死，后又杀死了岳飛的胞弟岳飜。但杨再兴最终被岳家军俘虏，被岳飞收服而成为日后岳家军的著名悍将之一。李纲称赞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少得”，断言他“异时决为中兴名将”。闰六月，岳飞升三官为中卫大夫、武安军承宣使，仍属从五品。讨伐曹成后，岳家军兵力增一倍，达二万三千到四千人左右，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军相差不多。
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岳飞第二次朝见宋高宗。宋高宗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字，绣成一面战旗，命岳飞在用兵行师时作为大纛。又任命岳飞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将驻守蕲州的统制李山，屯扎江州的统制傅选两支部队并入岳家军，将淮南西路舒州和蕲州的防务并入岳飞的防区。岳家军的军号也由“神武副军”升格为“神武后军”，但岳飞的官衔却由都统制改回统制，这是因为他的资历尚浅，还不能和“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相比。

镇守襄汉

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第一次北伐。岳飞率岳家军三万五千人左右打败刘齐刘豫的部将李成等人，成功地收复了前一年南宋失去的襄阳府镇抚使李横的辖地，以及唐州和信阳军。
克复襄汉后，岳飞面临新复中原地区的后勤防务问题，这问题直到灭金后端平入洛时都一直困扰宋军。这些地方因为“久罹兵火”，原来的居民“或被驱虏，或遭杀戮，甚为荒残”，以至于“百里绝人，荆榛塞路，虎狼交迹”，“野无耕农，市无贩商，城郭隳废，邑屋荡尽，而粮饷难于运漕”。凡是克复失地的宋军，都有一个两难的防务问题：“若少留将兵，恐复为贼有”；“若多留将兵，唯俟朝廷千里馈粮，徒成自困，终莫能守”。
因为后勤问题，岳飞只能将主力撤回，留少量兵力戍守。张旦被任命为唐州邓州郢州襄阳府安抚使、兼襄阳知府，牛皋为安抚副使，李道任唐州邓州郢州襄阳府四州都统制，配置军士2000人，守卫襄阳府；周识和李旦率150名军士守郢州；孙翚和蒋廷俊率200名军士守随州；舒继明和訾谐守信阳军；戍守襄阳府的2000人中分拨出来一部分，由高青和单藻带领守唐州，由张应、党尚友和邵俅带领守邓州，以整治防务，恢复生产。刘齐李成军虽然不时骚扰，却始终不能夺回襄汉六郡的控制权。襄汉六郡原来分属京西南路和京西北路，此次收复之后，宋廷为统一管理，单设襄阳府路。除在襄阳府设安抚使司外，不按制度设置“差监司”、即转运使司等文人监军系统，“止委制置使岳飞措置”。这是战时放宽宋朝历来固有的文人控制武将政策，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有一定帮助。
此时岳飞作为武将不敢居功，上奏说自己“人微望轻，难任斯职”，要辞去制置使并请求宋廷另“委任重臣，经画荆、襄”。宰相赵鼎认为：“湖北鄂、岳，最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岳）飞鄂、岳州屯驻。不惟淮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江、浙亦获安妥。”宋高宗同意赵鼎的主张，确定岳飞改驻荆湖北路的首府鄂县（今湖北鄂州），自此岳家军的大本营就定在了鄂州。

救援淮西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伪齐刘豫发动秋季攻势伐宋，扬言要“直捣僭垒，务使六合混一”。金军由左副元帅完颜宗辅、刚升任的右副元帅完颜昌和元帅左都监完颜宗弼（兀术）的统率下，配合由刘豫之子刘麟指挥之伪齐军，在九月下旬分路渡过淮河攻南宋。刘光世不战退兵江南，将整个淮南西路相让。张俊主张划长江而守，“当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贼退，徐为之计”，以“坠马伤臂”为借口，拒不出兵渡长江攻击金军和伪齐军。宋丞相赵鼎派人监督张俊发兵，并奏请严惩张俊，但不了了之。结果，几路宋军全部防守于江南，张俊军守常州，韩世忠军守镇江府，刘光世军守建康府。长江北面的庐州（治合肥）知州、兼淮南西路安抚使仇悆拒绝执行其上级刘光世的撤退命令，刘光世派统制张琦来问罪，仇悆说：“若辈无守土责，吾当以死殉国！寇未至而逃，人何赖焉！”张琦只好作罢。仇悆以召募来的庐州和寿州（治下蔡，今安徽凤台县）守军几百人和二千乡兵几次打退伪齐攻势。十二月，刘麟又增兵攻打，完颜宗弼亲自为后继，所幸岳家军由鄂州赶到，统制徐庆和牛皋先胜一仗，岳飞后亲自赶到击败伪齐军，解了庐州之围。此时，金太宗病危将死，完颜宗辅、完颜昌和完颜宗弼撤兵。伪齐攻势瓦解。

剿灭杨幺及扩编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剿灭杨幺后，杨幺军壮丁六万人大都编入岳家军，岳家军规模从三万多人增加到十万人左右，岳家军以后直到岳飞被宋高宗所害，也大体维持十万左右之数量。麾下主要将领包括中军统制王贵、前军统制张宪、徐庆、牛皋和董先。

遇害及平反

岳飞在收到十二道金牌班师回朝之时自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岳飞回到京城之后，向高宗请辞。高宗当时没有答应他的辞呈。次年（绍兴11年）四月，拜枢密副使（从一品）。但是这次，岳飞请求拿回兵权，未得允许。
完颜兀术遗秦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绍兴十一年七月右谏议大夫万俟卨上书指控岳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颓情。……而乃稽违诏旨，不以时发……伏望免飞副枢职事，出之于外，以伸邦宪”，接着御史中丞何铸和殿中侍御使罗汝楫等亦相继弹劾。八月甲戌，罢岳飞之职务。此后岳飞闲居庐山。九月八日，岳家军鄂州前军副统制王俊向王贵告发岳飞在庐山曾致信鄂州张宪、岳云，要求张宪起兵造反，以迫朝廷恢复岳飞军职。十月，岳飞、岳云父子被逮捕，命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寺卿周三畏审讯。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发布《刑部大理寺状》，认定岳飞“坐观胜负，逗留不进”、“指斥乘舆”（对皇帝不恭）、“致张宪意待谋反”等罪名成立，“飞狱成，寺官聚断，咸谓死有余罪”。大理寺按律：“临军征讨，稽期三日者，斩。”一般史家皆同意岳飞的死从头到尾都是件冤案。
岳飞的罪名还有“坐拥重兵……逗留不进”，宋朝皇帝的“祖宗家法”就是猜忌武将，绍兴七年（1137年），高宗已经警告他“犯吾法者，唯有剑耳”，只是当时议和还没成功，高宗仍需要岳飞来抵抗金人南侵，但从皇帝角度来看，岳飞已无法驾驭，高宗对岳飞的猜忌只有日益深重，绍兴十一年议和已成定局时，高宗再无顾忌，必杀岳飞“示逗留之罚与跋扈之诛”。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廿九（1142年1月27日）除夕之夜，高宗下诏“特赐死”，在杭州大理寺风波亭命自鸩，并把岳飞枭首。目前史界以鸩死为通说，其余说法，尚有“拉胁而殂”（打断肋骨）或者赐自缢而死。其尸体后被狱卒隗顺冒死盗取，葬在临安外九曲丛祠旁供隗顺家人悼念。
岳云及张宪被斩首则在赐死岳飞的一个月前，即绍兴十一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遭到斩首。韩世忠认为岳云、张宪二人罪不致死，当面质问秦桧，但秦桧表示“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难道没有吗）？”另有一说为“或许有”。至于“莫须有”一词是韩世忠质询岳云与张宪的重罪事，后转嫁至岳飞身上。
岳飞前幕僚左朝散郎姚岳献言于秦桧：“乱臣贼子侵叛，州郡不幸污染其间，则当与之惟新。以叛臣故地，又与姓同，顾莫之或改”，遂于二十五（1155年）年六月，岳州和岳阳军各改为纯州、华容军。
三十一年（1161年）五月，太学生程宏图上书，要求“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雪岳飞之冤”，太学生宋芑上书知枢密院事叶义问，要求“断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议和欺君之罪，复岳飞之爵邑，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十月，诏：“蔡京、童贯、岳飞、张宪子孙家属见拘管州军，并放令逐便。”。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太子即位，准备北伐，七月下诏平反，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诏曰“飞起自行伍，不逾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隗顺后人助朝廷安葬岳飞。  乾道六年（1170年）七月，立庙祀于鄂州，额名“忠烈”。淳熙五年（1178年）九月，谥“武穆”（折冲御侮曰武 布德执义曰穆）。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五月，追封鄂王。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二月，改谥“忠武”。在西湖栖霞岭，即杭州西湖畔“宋岳鄂王墓”，元人修宋史列志传记。

杀岳飞者为宋高宗

钱穆的《国史大纲》认为“高宗决心对内加强统治，而无意于对外恢复”，所以“岳飞不得不杀，韩世忠不得不废”。岳飞统帅全国五分之三兵力后，金人欲立钦宗之子为傀儡，岳飞莽撞请求高宗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乞请正皇子（后来之宋孝宗）之名，以定民心，沮金人之谋。高宗当时不悦：“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帝国政界往事》提出观点，认为下令杀岳飞者其实是高宗，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令皇帝相信他野心太大，遂起杀心。此外，《中国人的历史误读》认为岳飞主张“迎请二帝还朝”，威胁到高宗的地位，才是他被杀的原因。脱脱等于《宋史·岳飞传》论曰：“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
但是，宋徽宗早已去世，岳飞也早已改称钦宗父子为“天眷”“丙午元子”，及其请求立太子的行为都表达了他只忠于高宗及其继承人，高宗也曾让岳飞与建国公即后来的孝宗相见。此外，文官娄寅亮、赵鼎等也都曾倡议立太子，但都被视为忠臣得到嘉奖，娄寅亮更因此得到升迁。

满江红作词者

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金佗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满江红一词，被现代部分学者怀疑是伪作或托名之作，引发正反辩证。

民族英雄争议

对于岳飞是否属于民族英雄，各界有不同说法：
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发展出的“华夷之辨”自成体系，与西方民族主义不同。区别“华夷”的标准在于是否遵循“礼治”以及是否接受“先进文明”的教化，与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无关，华夏和四夷的界线是以生活习惯与政治形态而不是以血统划分。辽朝辽道宗亦以契丹之出身而自视为“中华”，以“礼法”、“文物”作为区分“中华与夷”的标准，辽道宗说：“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可见“中华”在当时并非现代的民族或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南宋学者叶适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中原者我之地，中华者我之名，报复仇耻者我之义”，叶适以“中华”为南宋人命名，但其涵义同样无关“民族”。亦有学者说，一个人是否“民族英雄”，最基本的前提是此人对民族必须要有主观认同，然而包括岳飞在内的南宋人的“中华”是一种“文明共同体”，而非“民族（种族）共同体”；既无“民族认同”，岳飞自然不属于民族英雄。
亦有说法指出“民族概念”的第一种释义是“基于‘共同祖先语言或历史’而组成的领土国家”，按此释义岳飞自然是“民族英雄”；而“民族”的第二种释义是来源自德文“Volk”和“Nation”的翻译，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主张的“Volk”概念，其核心是将“民族”视为一个拥有共同语言、历史、文化的民族共同体，他将民族定义为“民族是一个具有独特语言和文化的共同体”。强调文化的一体性，较之于他者（异人种、异民族、异国民）而言，自然易用文化或文明概念来区别和划分自我与他者的优劣，“语言、历史、文化的共同体”本身就是“用文化或文明概念来区别和划分自我与他者”，换言之，所谓“文明共同体”本身就是德国源流的“民族”，说只有“文明共同体”而无“民族共同体”等于说“民族”不是“民族”是自我否认，是将同一内涵的概念冠上不同名字试图用其中一个否定另一个的做法，有如“白马非马”，指出当时南宋人的“中华”、“华夏”文明共同体即是“民族”共同体。
共青团中央有评论文章指，自宋代以来，岳飞的英雄地位从未被少数民族所质疑过，对他的英雄叙事也不存在民族矛盾。宋后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清两朝也对岳飞表示了最高敬意，把他当作中国各族共同的精神偶像。文章又指出，“民族英雄”是一个近现代概念，“岳飞的民族英雄地位在民族英雄这个概念诞生之初，就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反过来将他否定，既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也一定不会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情感所接受，认为用近现代中国的标准去套用古代中国的人物，无疑是机械式的，荒唐程度堪比责备古人为什么不能建立社会主义中国……对于各民族的成就贡献，一概予以肯定，而对各民族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也一概予以否定，一视同仁……既不要大汉族主义，也不要地方民族主义。”又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对岳飞的否定都是没有道理。“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纵然是一个家庭都能形成彼此的谅解默契，何况是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和命运上的共同体。”岳飞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反而历久弥新，认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古代英雄人物之一，认为岳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岳飞本人创造的武术是形意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