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批评

背景

和自由民主制与传统独裁政治（如沙皇专制）不同的是，共产党的统治，特别是二战结束后四十多年作为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以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了现代政治制度中重要且独特的类型。对这类制度的批评关系到了各国国内的发展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包括了冷战和东方集团的崩溃以及之后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
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党起先在苏俄巩固了地位（之后在1922年12月成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被指责成家庭式和国际性。在美国最初的红色恐慌中，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者对俄国的接管被看作是对自由市场、信仰自由和自由民主制的威胁。与此同时，在苏联共产党的指导下，只有一个政党在苏联宪法中合法存在，国家机构紧密围绕在党的周围。1920年代的末，约瑟夫·斯大林通过计划经济体系和五年计划加强了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管控。
从俄国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政治只传播到一个国家，不久苏联建立，1924年，共产主义政治传播到临近西伯利亚边界、传统上受俄国影响的蒙古。然而，在许多欧美地区，对苏维埃体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批评在反共主义中持续不断。二战后，共产主义制度在东欧的传播正处于冷战初期。在西方，对共产党统治的批评指出苏维埃在东欧强行向民众输出斯大林式的信仰。随后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从中国革命到20世纪后期，共产主义制度传播到东亚和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新的共产主义政权成为广泛的本地区和国际性批判对象。
西方往往把对苏联和第三世界共产主义政权的批评与极权主义下的审查联系起来，指出共产党不是依靠民意而是依靠秘密警察维系其统治，通过国家控制公众传媒实行政治宣传，压制自由议论和批评，大规模监控，以及国家恐怖主义。这些极权政治的研究影响了西方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的历史认识，特别是理查德·派普斯和罗伯特·康奎斯特对斯大林主义、大清洗、古拉格、1932年苏联大饥荒的研究。
西方对共产主义的批评还为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奠定基础，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苏维埃式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有和计划经济特性是造成经济萧条和短缺经济的原因，若给个人提供少量奖励可提高生产力并增进企业家精神。
共产党的领导也受到来自国内异见人士的挑战。在东欧，异见人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行动赢得国际声誉，同样，希望破灭的前共产党员如密洛凡·德热拉斯批判“新阶级”或“职官名录制度”体系已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形成。
《共产主义：承诺与实践（Communism: Promise and Practice）》（1973年）详细写出苏维埃官方宣扬的政策平等和经济公平之间的耸人听闻的差距以及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新阶级出现的事实，这一阶层依靠其余人群的付出而壮大；参见职官名录制度。

批评的范围

针对共产主义统治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多个话题，比如他们所统治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权、外交政策、科学发展和环境恶化。
政治上的批判作为一个话题出现在许多影响很深的批评共产主义统治的著作中，罗伯特·康奎斯特在《The Great Terror》中对斯大林的大清洗和《The Harvest of Sorrow》中对1932年苏联大饥荒的论述，理查德·派普斯对俄国内战期间的“红色恐怖”的研究，鲁道夫·拉梅尔的“democide”的论点，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揭露的斯大林的强制劳改营，以及斯提反·库尔图瓦（Stéphane Courtois）的对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刑罚、强制劳改营和大规模饥荒作为一个类型的研究，尤其关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
苏维埃式的中央计划和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了批评共产党统治的另一个话题。研究这一话题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基于共产主义者统治的经济体制导致了经济萧条。其他批评共产党统治的话题包括“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环境恶化和自由的文化表达的压制。
反共主义者对共产主义下的政治迫害和经济发展的批评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共产党统治的支持者反驳称对政治迫害的估计被反共主义者夸大了，这种迫害是不幸的，但是维持社会稳定所必须的，而且共产党的统治也给予了自由民主制下没有的一些人权。他们进一步声称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建设成果而不是与此相反的结果，或是那些共产党领导人强制实行严厉的措施以使他们的国家在冷战中抵御西方。另一方面，一些非共产主义的史学专家认为各种对共产主义统治的攻击应该有更坚实的立足点，而不是否认他们的真实存在或者对自己在共产党统治中的行为作辩解。

政治迫害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大规模政治迫害，现在有很多已经成为了历史学家和积进分子们从不同角度研究历史的题材。许多这样的研究人员是曾经对前东欧的执政党抱有幻想却破灭共产主义者。比如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德米特里·福尔克古诺夫。类似的还有来自中国的张戎，她是《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作者之一。她在年轻时还当过红卫兵。其他幻想破灭的西方前共产党员，包括《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几位作者。另一位前共产党员罗伯特·康奎斯特，在他出版有影响力的《The Great Terror》之后成为在苏联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此书最初没有得到西方左倾的知识分子的接受。随着冷战的结束，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很多集中在了原先共产党统治时的国家机密档案。
政治压迫的程度在各国经历了共产党统治不同的国家和历史时期之间差别很大。程度最严格的审查是在斯大林统治苏联时期（1927年至195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对中国的统治，以及金氏家族统治下的朝鲜（1948年至今）。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的政治迫害包括大清洗的受害者和被国家机关视为“富农”而处决的农民；实施强制劳教的古拉格制度；驱逐少数民族；以及苏联的在1932年的大饥荒（1932-34）。此外《共产主义黑皮书》 还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大跃进、柬埔寨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
虽然在苏联的政治镇压在斯大林的统治时期往往比其它任何时期要严重，但作家如理查德·派普斯、Orlando Figes的作品，以及其他著作如《共产主义黑皮书》认为，俄国弗拉基米尔·列宁发动十月革命颠覆临时政府后的恐怖统治中，俄国内战期间的红军和契卡在全国各地处决了几十万所谓的“阶级敌人”、推行劳改制度和内战期间的强制征用食物的粮食配给制度（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导致了三万至十几万的死亡。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则批评恐怖政治对儿童的迫害。他强调，内战时期，前帝国（俄罗斯帝国）官员和农民的孩子经常会被作为人质。二战期间向敌方投降的士兵，其子女往往遭到非人道的迫害。雅科夫列夫指出，有些孩子与其父母被送入古拉格，其结果可想而知。据统计，在1954年有十六岁以下被“专门安置”的孩子竟有884057 人之多。其他的则被秘密警察带走进行再教育，他们往往甚至失去他们的名字，囚禁在孤儿院中，还被认为是危险的种子。
关于民间举报人的广泛网络的阐释，包括了一些志愿者，或者被强行招募的。这些网络被用来收集持不同政见者的情报。在苏联很多著名案件中，批评者被列为精神病患者（或者指控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并在精神病院关押了许多被政治迫害的人及持不同政见者。工人们也被禁止成立独立的工会。
许多解释强调政治迫害和共产主义的统治注重用武力镇压内部反抗之间的关系，如俄国内战中的坦波夫起义和喀琅施塔得起义，以及中国的六四事件。
前共产主义持不同意见者密洛凡·德热拉斯，还有其他人，关注政治迫害和和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出现、并利用其他人群的党内官僚中拥有权势的“新阶级”的崛起之间的关系。（参见职官名录制度）
批评者声称共产主义者带来了很低的生活水平并造成了大量对人权的侵犯，包括由政府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上百万人的死亡。对这类死亡人数的估计，特别是在出现这类事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不论是来源还是方式都非常巨大，在全世界有3000万到1.45亿不等。批评者指出苏联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了该国的解体，中国也转向市场主导化的经济改革。

其他阐释

冷战期间，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双方意识形态的争斗中都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卫士，并指责对方“压迫”。西方冷战时期共产主义统治的批评家强调共产主义的统治剥夺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苏联冷战批评家回应争论时坚称资本主义下的公民自由仅存在于统治阶层，而且他们声称对于和他们无关的下层阶级缺乏经济能力以使他们实现任何有意义的方式。
一些非共产主义的人士则认为对共产党统治政治镇压的反共叙述应该用更坚实的情境来表达。研究社会革命和苏联发展的学术专家强调共产主义政权和被他们推翻的旧政权之间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延续性，从这个观点来看，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内战期间打击白军的反扑和外国军队的介入，他们通过肃清沙皇的秘密警察并用新的政治警察取代它来维护自己的政权的生存，但这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新政权延续了在旧制度下的那一种制度审查的做法；事实上，共产党本身就经常被这个以前的审查制度视为目标。
这些延续性没有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意识到。在布尔什维克对内战期间的战争策略的评论中，革命领导人宣称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武装同以前的统治阶级作斗争，以阻止他们反革命。几年后，共产主义领导者辩解称限制和压制异见人士是抵制外部颠覆的手段。冷战时期，当时的共产主义领导者声称他们的国家受到宣传活动的威胁和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情报机构的渗透。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并不看重国际影响对国内政治发展的作用。然而，国际关系学者没有考虑国际力量的唯一性，乃至特定条件下的国内政治发展的重要性或者决定因素。
一些西方的学院指出反共小说夸大了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在政治上的压制和审查的范围。例如Albert Szymanski比较了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对反共主义持不同意见者的处理和麦卡锡主义时期的美国对持不同意见者的处理，声称“在全球，苏联在1955至1980年间这段时期压制的程度大约和麦卡锡主义时期（1947-56）的美国是同一等级。”

个人崇拜

反共主义和共产主义者都批评过许多共产主义统治者的个人崇拜，特别是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霍查、菲德尔·卡斯特罗、胡志明和金日成。就朝鲜而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与其自身的领导能力相联系，于1994年延续到其子金正日并于2011年延续到其孙金正恩。古巴共产党也被指责刻意表现领导人的内在的能力，随着劳尔·卡斯特罗于2006年中期在他的兄长生病后接掌权力。

出行自由

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许多反共人士声称共产主义政权倾向于严厉限制出入境自由。他们分析这些约束是为了阻止大规模移民，那会造成对他们统治的不满的广泛传播。
二战后，在1950至1961年间，有2.75万东德人陆陆续续移民到西德。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时，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边境短暂开放，有大约200,000匈牙利人移居民奥地利。从1948至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移民受到压制之前，有成千上万的朝鲜人移民到了韩国。
在古巴，50,000古巴中产阶级在古巴革命和古巴-美国关系中断以后于1959和1961年间离开。随后是古巴政府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的一段时间镇压措施，古巴允许不愿意的公民集体出境，这项政策导致了1980年的马列尔事件。在1990年代，被称作Special Period的经济危机与美国加紧禁运相结合导致借助救生筏（木筏、轮胎、临时船只）离开该岛的激烈的尝试。许多古巴人仍在试图移民到美国。根据一些估计，总共超过1百万人离开古巴，约占人口的10%。在1971到1998年之间，547,000名古巴人移民到美国，同时还有700,000名多米尼加人，335,000名海地人和485,000名牙买加人。自1966年起，移民到美国被只适用于古巴人的美国法律1966年古巴调整法案控制。一项裁定允许任何古巴国民不论以何种方式进入美国，只要进入美国一年就可以申请一张绿卡。哈瓦那在很长时间内反驳称这项政策鼓励了非法出境，有意忽略并轻视了对难民的威胁生命的困难。
越战中北部共产主义者获胜以后，2百多万人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期间从越南南部逃往其他国家（参见越南船民）。还有一大批难民来自柬埔寨和老挝。
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对移民的限制广为流传。在西方，柏林墙的出现被视为这种限制的象征。在柏林墙存在的时候，6000人在试图从东德非法移民时遭遇不测并为此被投入监狱；大约5000人逃往西柏林时失败；还有239人试图翻墙时被枪毙。朝鲜目前严格限制移民。
阿尔巴尼亚和朝鲜或许实施了最严厉的移民限制。在其他共产主义政权下，合法移民总是可以的，即便试图移民往往很难实现以至于会为了移民冒着生命的危险。这些国家中的一部分1960年代前期大幅放宽移民的法律限制。数万苏联公民在1970年代享受合法移民的权利。
中国政府通过在本国境内的行动限制实行进一步的此类限制。农村地区的工人大多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在市区内的工厂获得工作。许多村民，特别是年轻人，面对教育的缺乏和其他提供给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的免费服务没有被中央政府提供给农村的农业社区，选择在城市地区缺乏劳动力的下层工作，造成国内的非法移民问题。这些限制不是因为其他国家出现过的政治原因，但是为了维持中央政府计划经济及意在保留在不同的经济领域（如农业、工业、渔业等）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阶级”制度。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正在试图减少城市地区的过剩人口并避免在传统领域通常代代相传的专业技能的流失。（一个技能流失的典型例子可以在美国那些雇佣一般来自墨西哥或其他南美国家的农业移民的地方可以看到，因为当地缺少栽培和收获作物所必要的知识，还需要有人愿意从事这些工作。）

其他阐释

在1980年代冷战再度紧张的时期，美国社会学家Albert Szymanski指出在苏联人权领域的水平，诸如移民、公民自由、公民权利和经济权利，以及对女性和少数民族的待遇并没有像西方对冷战的说明所宣扬的那么差。Szymanski挑战了强调共产主义统治和国家移民的高水平之间的关系的解释，提出了解释人类迁徙模式的其他因素。Szymanski指出在许多社会所实行的移民限制已经在19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都限制公民到他们自己殖民地的旅行。许多德意志邦国在18世纪前期只许移民到东部的斯拉夫人地区，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禁止彼此间的移民。奥地利邦国在1850年代前不允许平民迁移到帝国边境之外。虽然许多欧洲国家在20世纪初期主要由于他们的人口剧增放松或者完全解除了移民限制，但仍有一些限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沙俄就要求他们的公民申请官方的移民许可直至一战。战争期间，所有欧洲国家再次实施严格的移民限制，不管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然而，在冷战时期，许多美国人认为这些对移民的限制侵犯人权，并且美国没有实行这类的限制。
Szymanski得出结论称共产主义政权对移民强加的限制比在过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限制更为激烈。比如，在波兰，共产主义政权曾维持着旧政权统治下的自1936年来相同的移民法律。不过，东德、古巴、越南和朝鲜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加强了对移民的控制。他们官方的解释宣称他们的社会为了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需要尽可能多的劳动力。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不否认西方国家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但他们指出他们正在追赶的进程中；这种说法在西方一直受到怀疑，特别是在像朝鲜那样没有采取市场改革的国家。

帝国主义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强调以武力反抗帝国主义。弗拉基米尔·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且在1917年，发布了对俄国少数民族无条件自决和分离的权利的空的声明。之后，在冷战期间，共产主义国家通过给予军事支援和在某些情况下直接支持共产主义运动以进行控制（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行帝国主义之实。
西方批评家指责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也在施行帝国主义，同样共产主义者谴责西方帝国主义的虚伪。过去对莫斯科的攻击和恢复国家的控制是在沙俄帝国统治下，但俄国内战后迅速独立的国家（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被指为苏维埃帝国主义的翻版。同样，斯大林在二战中强行将波罗的海国家置于莫斯科的控制之下也被指为苏维埃帝国主义。西方批评家指责斯大林二战后在东欧建立卫星国。西方批评家还指责苏军参与1956年匈牙利革命、布拉格之春和阿富汗战争以入侵压制人民起义。毛主义者批评苏联在表面上维护社会主义的同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强权（社会帝国主义）。中国对清朝疆界的领土的集中控制的再主张，特别是在西藏，被一些人指责为帝国主义。

二战

据理查德·派普斯的研究，苏联对二战也有一定的责任。派普斯分析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都以苏联作为实现他们的政治体制的范本，而且希特勒私下认为斯大林是个“天才”。派普斯的研究认为，斯大林私下希望另一场世界大战能削弱他的外国敌人并让他在国际上实现苏联的权威。在希特勒夺权之前，斯大林就允许测试并生产被凡尔赛条约禁止的德国武器以在苏联境内装备。斯大林还被指在希特勒于1933年掌权之前削弱德国纳粹的反对党。比如，在德国1932年选举期间，他禁止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建立联系。这些政党获得了比希特勒和后来被猜测组织他成为总理的人更多的选票。

支持恐怖主义

一些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被指直接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如人阵、红军派和日本赤军。朝鲜也被牵涉到恐怖主义行动中，如大韩航空858号班机空难。

强迫劳动和驱逐

许多共产主义国家还通过强制劳动作为一定时期的法律惩处的方式，而且，对这些政策的批评还指出这些人被判进诸如古拉格那样的强制劳动营许多都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因为犯罪。一些古拉格营地设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下，比如西伯利亚，造成了大量犯人在刑满释放前死亡。古拉格于1960年被官方撤销，尽管它们事实上仍然运营一段时间。
有许多死亡还是因为把整个族群驱逐引起的。许多二战的战俘没有在战后被释放而是死于古拉格。许多德国平民死于苏军的暴行（参见东普鲁士撤退）和对德国因为战争失去的领土的种族清洗（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对德意志人的驱逐）。

社会发展

随着苏联于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启动五年计划，苏联领导人追求将国家的经济资源集中于重工业和军事而非消费品上面的经济发展策略。这一策略后来被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共产主义领导人不同程度的继承下来。至于许多西方人对共产主义者经济发展策略的批评，西方常见的消费品在苏联的匮乏被视为共产主义是如何造成生活水平降低的典型案例。
对共产主义统治造成生活水平降低的论断与共产主义者的论点所宣扬的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成就构成了鲜明对比。例如，苏联领导人宣称保证就业、补贴食品和服装、免费医疗、免费保育和免费教育。苏联领导人早先还吹嘘女性平等，特别是在苏联中亚部分的伊斯兰地区。东欧共产主义者常常在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比中吹嘘识字率高。一种名叫东德情结（Ostalgie）的对苏维埃式统治下的生活的怀念的现象留存在曾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现在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中，特别是原东德国民当中。
然而，共产主义统治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受到严厉的批评。张戎强调上百万人死于共产主义中国和朝鲜的饥荒。一些研究认定东德人比西德人的寿命更短，由于在营养和医疗服务等因素的差异。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观点，东德人在统一后生活满意度降低。对苏联统治的批评指出苏联的教育体系充满了政治宣传且质素低下。美国政府的研究者指出苏联实际上对医疗的投入比西方国家更少，并注意到苏联医疗的质量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恶化。另外，苏联用以提供足够保护的养老金和福利计划的失败被西方所注意。
1965年后，在苏联和东欧，预期寿命开始停滞甚至降低，特别是男性的寿命，而在西欧则是持续增长。这一差异在欧洲持续了三十多年，导致了双方在1990年代中期的深刻差距。多数前苏联国家在改革为市场经济之后预期寿命显著下降，但现在在波罗的海国家开始增长。在一些东欧国家预期寿命在共产主义者倒台后开始显著提高。以前男性的持续减少在一些东欧国家出现过一段时间，像开始增长之前的罗马尼亚。
在《The Politics of Bad Faith》一书中David Horowitz描绘了苏联可怕的生活水平的图景。Horowitz声称在1980年代定量分配肉和糖在苏联很普遍。Horowitz引用研究表明苏联公民的红肉平均摄入量是沙皇统治时期的1913年的一半，南非种族隔离之下的黑人人均拥有汽车的数量更多，而且在美国拥有福利的母亲一个月平均得到的收入多于苏联工人一年平均的收入。苏联唯一处于优势的消费领域按照Horowitz的说法是烈酒的摄入。Horowitz还指出三分之二的家庭没有热水，而且三分之一始终没有自来水。Horowitz引用官方媒体《消息报》指出有户典型的四口工薪家庭被迫在八乘八英尺单间住了八年，之前得到过更好的住所。在他对苏联住房短缺的探讨中，Horowitz称短缺一直非常严重，17%的苏联家庭不得不以物理方式分隔出想要的足够的空间。三分之一的医院没有自来水，而且向医生和护士行贿以获得良好的医疗乃至像毛毯这样的设施在苏联的医院里面不但常见，还是常规。在他对苏联住房短缺的探讨中，Horowitz称只有15%的苏联年轻人能受到高等学校的教育，相对于美国的34%。而在今天，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称生活水平在冷战之后开始降低，还有大部分被调查的前东德和罗马尼亚的公民说生活比共产主义下更好。

环境政策

其他对共产党统治的批评集中在环境灾害上。一个例子是咸海的逐渐消失和类似递减的里海由于灌注河流的分流。另一个例子是黑海、波罗的海和贝加尔湖独特的淡水环境的污染。许多河流受到污染；一些河流，像是波兰的维斯瓦河和奥德河，实际上是生态死亡。在苏联超过70%的地表水被污染。在1988只有30%的污水在苏联得到有效处理。在1988年空气污染的健康标准的建立在苏联103个城市推迟了十次或者更多。空气污染问题在东欧更为严重。造成了肺癌的迅速增加、森林的凋零，以及建筑和文化遗产的破坏。根据官方消息，前苏联全部农业用地的58%受盐碱化、侵蚀、酸化或水浸的侵害。核废料被倒进了日本海、北冰洋和远东的一些地区。据揭漏1992年在莫斯科市区有636个放射性毒物的废品站，还有1,500个在圣彼得堡。此外，根据美国能源部，社会主义经济保持了高水平的能源强度而不是西方国家或者第三世界。这一分析是由经济事务学会确认的：根据IEA的Mikhail Bernstam，东方集团的经济有西方经济两三倍高的能源强度。一些人看上述环境恶化的事例与在19世纪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度推进工业化的时期的情况很相似。其他人声称共产主义的统治造成了比平均值更高的破坏，主要是由于缺少任何大众或政治的压力以研究环境友好型技术。
一些生态问题在苏联解体以后持续不断，而且在今天仍是重要问题，这使得原共产党统治的支持者谴责对方持双重标准。然而，其他环境问题在经历过共产主义统治的国家有所改观。一些研究者指出一部分环境的改善大多是因为199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造成许多工厂倒闭。

左翼的批评

共产主义政权和当地的共产主义者以宣称建立在马列主义的政党为基础，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被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支持。许多共产主义者不接受许多20世纪共产党统治下的行为。
在付诸行动之前反对布尔什维克计划的左翼人士包括马克思修正主义者，如爱德华·伯恩施坦，他否认革命的重要性。无政府主义者（在第一国际中与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分道扬镳的人）、多数俄国社会革命党员，还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支持推翻沙皇，但强烈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
左翼人士对共产主义统治的批评持续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无政府主义者内斯托尔·马克诺在俄国内战期间发动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且俄国社会革命党员范妮·卡普兰曾试图刺杀列宁。伯特兰·罗素于1920年访问俄国，认为布尔什维克聪明，但是无能且没有计划。埃玛·戈尔德曼在她关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著作《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和《My Further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中谴责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镇压是“大屠杀”。最终，左翼俄国社会革命党也与布尔什维克决裂。

反修正主义者的批评

反修正主义者（包括斯大林主义者、霍查主义者和毛主义者）批评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是修正主义统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尽管各个时期和国家对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定义随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党派而变化，但他们都相信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是社会主义的。毛主义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逝世后变成国家资本主义。霍查主义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且支持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作为唯一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斯大林统治苏联之后。

左翼共产主义者的批评

左翼共产主义者声称那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人民的国家”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配叫“社会主义”。一些早期批评列宁主义的人士有德国、荷兰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包括Herman Gorter、安东尼·潘涅库克和Paul Mattick。尽管许多左翼共产主义者经历了十月革命，他们分析认为经过喀琅施塔得起义，革命因为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而堕落。罗莎·卢森堡是另一位反对弗拉基米尔·列宁的组织方式的共产主义者，即使这种方式建立起了苏联。
Amadeo Bordiga写了有关苏联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 Bordiga的有关苏联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品，与那些托洛茨基主义者所创造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集中在农业部门。在他是工程师的时候，Bordiga展现出一种能让他同时看到的令人烦恼的和有效的东西的不同的理论强度。他想展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和在国营农场之间怎样存在的，一个是合作农场而另一个是国营的雇佣劳动力的农场。他强调农业生产有多么依赖细微的私有情结（他写于1950年）并很准确的预料了在俄国从1880年代到1914年大量出口之后苏联将要开始进口小麦。在Bordiga的观念中，斯大林和后来的毛泽东、胡志明、切·格瓦拉等人在19世纪的观念中是“伟大的浪漫主义革命者”，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觉得1945年后出现的斯大林主义信仰不过是扩展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就是说，普鲁士容克阶级被红军通过他们的农业政策和生产力发展所接收。

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批评

在列夫·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分裂后，托洛茨基主义者指出斯大林把苏联变成官僚主义的压抑的一党制国家，而且后来的共产主义国家都因为照搬了斯大林主义而走上了这样的路。托洛茨基主义者用各种术语来形容这些国家，如“堕落的工人国家”和“畸形的工人国家”、“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官僚集体主义”。同时信仰托洛茨基主义的列宁主义者，还有另一些完全拒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指出，作为列宁主义原理的民主集中制是苏联背离共产主义的根源。毛泽东主义者认为苏联及其多数卫星国在去斯大林化以后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其中一些人认为现在的中国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