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联帮

起源

竹联帮起源于1953年间，以孙德培为首的不良中学生，于当时的中和乡（现今永和区、中和区一带）成立由学生组成的校园帮派“中和帮”。当时成员仅活动于台北县中和与板桥等地区。
1955年，老大孙德培在一次纠纷中率帮众杀死一名少年而遭逮补入狱。失去领导人物的中和帮，内部形成派系互相恶斗。1955年干部成员潘世明率先出走与中正区学生帮派团体组成卍字帮，另一位干部成员湛洲吾也于1956年另起炉灶与大安区公馆等不良份子组成三环帮。
1956年6月，中和帮以元老赵宁(中和帮老幺，中和五虎将之首)主导召集中和帮成员于台北县中和乡竹林路（今隶新北市永和区）举行“第三次大会”商量对策。由赵宁宣布，因为帮主孙德培的入狱，为了尊重帮主以及表示平等，决定不设立帮主一职，并且将中和帮残余势力统整为“竹林联盟”，往后简称为“竹联帮”。
最初的竹联帮以动物名称做为势力区分，最早分别有狮、虎、豹、凤、鸭等五个支派联盟，并在动物名称前冠上颜色，区分辈分。（例如：“白狼”张安乐、“黄鸟”陈志一、“青蛇”邓国沣、“灰鸭”柳茂川、“黑鹅”陈大伟..等等的早期主要成员），而往后担任竹联帮总堂主的“旱鸭子”陈启礼，当时就是“鸭”的成员，当时鸭的老大亦是周榕。而这时候的竹联帮，仅仅只是联盟型态的学生帮派，并且定立帮规，叫帮众小弟说你在发生事情时可以说自己是竹联帮的，但绝对不允许小弟和别人说自己不是竹联帮的。
1960年代，较早成立且同样是由学生所组成的四海帮，为竹联帮首要抗衡及仿效的目标。但四海帮势力极为强势，竹联帮一度遭到四海帮与其它帮派的围剿因而沉寂一时。

势力扩展

1962年，当时台北地区最大势力的四海帮，因强势行径面临警方打压及强制解散的危机，同为外省第二代学生组成的竹联帮趁势首次越过中正桥夺取四海帮在现今大安区古亭一带的地盘，活动地区从台北县（现新北市）进入到台北市。曾于1957年与南强中学另组“南强联盟”的陈启礼，在竹联帮势力扩张时期带领大批人马回笼壮大声势，“南海路帮”（或称南海联盟）的张安乐及吴敦，分别在1964年以及1965年时期加入竹联帮。
1964年，干部成员“杨站长”杨剑平势出统领竹联帮，当时竹联帮成员已达500人以上。以杨剑平为首率领帮内成员在台北南争北讨，逐渐并吞其他外省眷村帮派势力，而打出“天下第一帮”的名号，稳固了竹联帮日后的根基。
1968年，以“鸭霸子”陈启礼为首在台北市中山区“香港西餐厅”一战以寡击众，击退在地角头“牛埔帮”后从此打响名号。1968年4月、在帮内杨姓大老授意下，由“白狼”张安乐主持竹联帮在阳明山召开的会议，将组织编制扩大，会中并规定日后各分支必需上缴“母金”。
1970年7月，竹联帮成员的“赌博郎中”陈仁因为萌生退意而叛帮盗领组织公款逃逸，并且申请警方保护。这件事引起竹联帮内部大哥极为不满引来杀机。竹联帮成员张如虹与其他两名同伙，公然在警方面前刺杀陈仁，此事件在台北地区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幕后指使者的陈启礼随即也被逮捕入狱服刑6年。

新旧派系恶斗

1972年，干部成员杨剑平与陈启礼相继因刑事案件被逮捕入狱后，由帮内数名大哥推举“白狼”张安乐来重整竹联帮，并由张安乐担任总护法，另外服刑中的陈启礼则被推举担任总堂主。张安乐将组织重新改革与制度化，分支改编为八旗制，并扩编成虎、豹、龙、狮、熊、凤、狼、鸟等分支堂口。在张安乐的带领之下让"新竹联"更有完善且精密的制度与稳固的基础，并且提拔许多后辈。
竹联帮内部不断有派系间的斗争，其中分为新旧两股势力，旧派中属于竹联帮大老的“周霸子”周榕势力最大（周榕是中和帮时期的元老，亦是陈启礼的老大，在陈启礼入狱期间，周榕更被称为名誉领袖）；周榕与张安乐之间的新旧斗争曾在元老“灰鸭”柳茂川的居间协调下一度和解，后来许多兄弟愿意等跟随陈启礼，陈启礼的地位也从原先只是周榕的小弟变成竹联势力最大的大哥。
1975年，竹联帮内部发生“长桥餐厅事件”的新旧派系攻击事件，使得张安乐对组织派系的恶斗感到失望，离开台湾远赴美国发展。

掌权

1976年，出狱后的陈启礼一度纵横商场，成立承安消防、美华报导、名商俱乐部等5家公司。但是，不久仍为当时国防部情报局所吸收，其借此政治力在背后的支撑，再度复出重整竹联帮，与昔日老大“周霸子”周榕形成两股势力派系互相抗衡。周榕的势力纷纷投靠陈启礼的势力，也使得周榕急流勇退结束了这场新旧派系的斗争。最终陈启礼实质地整合竹联帮各派系，成为实质掌权的帮主，并被外界称为鸭霸子。经陈启礼的整顿后，竹联帮的势力迅速迈进，在这段期间逐步将武装现代化，并掌握现代化武器。
1980年，竹联帮开始着手将组织企业化，并在1981年初陆陆续续设立完成最初8个分堂，分别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1981年底再完成天、地、至、尊4个分堂。到1984年江南案发生前又共设立、万、古、长、青、东、南、西、北、风、火、雷、电等个堂口，以及一个女性堂口“花堂”（仁堂兰花会前身），短短数年竹联帮在陈启礼手里集结各地外省子弟迅速扩张成拥有20多个企业化堂口及直属武装部队“竹联突击队” 。
1976至1981年间，竹联帮与敌对的四海帮斗争白热化，两帮相继爆发了杏花阁凶杀案、天厨餐厅喋血事件及法庭大厦血案等攻击事件，引起台湾社会高度关注，与政府当局强力扫荡两帮势力。
1983年，当时红遍全台湾的艺人“青蛙王子”高凌风，因档期问题惹上竹联帮，引发枪击纠纷，当时由北港老大“黑松”蔡永常出面帮忙，事情才告一段落。
因拒唱风波越闹越大，高王子被飞斧砍伤，特别邀请蔡永常出面解决，黑松还另请十大枪击要犯之首的杨双伍、军火大亨许金德、现今还亡命海外“阿国”陈辉国等杀手到台北和“竹联帮”谈判，刘焕荣也应邀北上，参加了当时可能爆发的一场黑道南北战争。 双方谈判时，“黑松表现出了大哥的风范，并表示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大家和平解决，又有多为纵贯线大哥公开表明支持蔡永常，“竹联”大哥们感受到压力，事情才告落幕。”
1984年，竹联帮在复出的陈启礼手中急速地扩充，但造成堂口间因利益冲突的内斗事件不断。同年6月，四海帮为了夺回被竹联帮抢占的地盘，联合台南的黄埔帮北上结合台北其他帮派与竹联帮爆发江南案之前最大规模的街头冲突“荔舫餐厅事件”。
竹联与四海两帮的冲突更由街头提升至金融与政治层面。首先是两帮介入的股市战，造成当时全台的金融风暴，在金融风暴的后期，两帮联手黑箱操作股市获取不法利益，造成台湾金融股市严重动荡。

江南案时期

1984年10月，爆发轰动台美的江南案，华裔作家刘江南，在美国遭到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雇用的竹联帮陈启礼与吴敦等暗杀，但随后中华民国政府发动首波全国性扫黑的一清专案，拘捕了陈启礼与吴敦等竹联大老。因一清专案的关系，帮内许多大老遭到逮捕，陈启礼与吴敦被判无期徒刑，帮内要角也纷纷远赴中国大陆发展，使得竹联帮元气大伤。
1990年，台湾经济蓬勃发展，正值政府推动8兆的公共工程计划，竹联帮先后成立了韬略集团、峻国企业、泉安营造及东奎集团等企业公司，以暗中进行围标、绑标工程；短短数年便赚取暴利，并运用充裕资金再次拓展势力版图。在1991年陈启礼假释出狱前后，除了南、西、北、风、火、雷等堂已正式运作外，帮内大老又陆陆续续成立了五行、捍卫队（南机场）、战堂（南机场）等堂口
1990年代，竹联帮帮主陈启礼为拓展中南部版图，找刘焕荣邀请本省籍纵贯线大哥黑松蔡永常担任竹联帮副帮主，却因黑松身边小弟一句“本省人何必去当外省人的小弟”而作罢。至今他跟现任竹联帮帮主“么么”黄少岑与多位大老仍有深厚情谊，是少数愿意与外省挂帮派有深交但不入帮的大格局型的本省角头大哥并树立了本省人不加外省帮派的风范。

黄少岑接掌

1995年12月，帮主陈启礼钦点竹联帮由黄少岑（原总巡查）担任帮主，并于1996年中旬在自家“美华报导”杂志社刊登。1996年8月之后、陈启礼因（治平专案）扫黑而避走海外；然而，在数个月后，黄少岑同样为了躲避扫黑而离台，从陈启礼复出的1991年到流亡海外前的1996年这段期间，竹联帮相继重整龙、凤、虎、狮，并创设梅、兰、竹、菊及海外侨堂，以及加上警方破获的斗六堂；此时，竹联帮大致已发展出近40多个正规堂口，帮众可能超过万人。

后继者派系斗争

1995年，接任新任帮主的黄少岑，因刑事案件而走避海外。随即1996年精神领袖陈启礼，因刑事案件再次遭到通缉而辗转远走至柬埔寨首都金边市。台湾岛内再次面临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竹联帮各派系山头林立，时常发生为了利益而内哄的械斗事件。
2001年，由多位干部成员拥立近年来于竹联帮内崛起的“赵霸子”赵尔文担任新任帮主，因赵尔文出身非竹联帮元老嫡系，始终无法取得陈启礼与帮内派系正式认可，因此受推举担任新帮主的赵尔文才有“代理帮主”一说。
2002年末，由新闻媒体所披露，帮主“么么”黄少岑将帮主权位交付给地堂堂主“锺馗”李宗奎接任，似乎说明黄少岑是实际上的帮主，而赵尔文与李宗奎是否为新一任帮主，则让外界一头雾水不明白这其中的状况。
2006年9月，再次由新闻媒体所披露，黄少岑授意于在国外的精神领袖陈启礼指示，在台中市北区某农场将帮主一职交付给和陈启礼同属竹联帮草创时期的元老“猴王”胡台富，猴王为接班重任扩大势力开立堂口，但此一消息却无法证实。
2007年，精神领袖“鸭霸子”陈启礼逝世，顿时失去足以平衡各派系势力的核心，让竹联帮权位再度进入紧张的状态。掌握实权的帮主“么么”黄少岑、代理帮主“赵霸子”赵尔文、前地堂堂主“锺馗”李宗奎、元老“猴王”胡台富、因违反《组织犯罪防制条例》滞留国外而遭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通缉的“白狼”张安乐等人皆是备受瞩目掌权的核心人物与领袖。
曾传闻第三任帮主人选以李宗奎呼声最高，而元老的胡台富虽曾与黄少岑同属“托孤”接棒人选，却无意角逐新帮主的权位，因此外界普遍认为竹联帮应是维持现状之势，胡台富经过短暂的“责任接班后”，由黄少岑重新掌权成为竹联帮的新共主。
竹联帮御林军时期，有帮主么么接任时，亲自设立南堂，贴身处理一切事物，个堂口之间关系也就熟男汤程大川与么么关系最为密切，外界与解读为竹联帮禁卫军。
初任：陈更新（1984年－）
二任：陈德阿喜
三任：林小明（绰号：“小明哥”，2005年－2009年）
四任：小雄，刘耀东（绰号：“小雄”，“阿东”2014年－至今）

近年发展

2013年6月，滞留海外17年的大老“白狼”张安乐自行搭机返台，震惊社会与竹联帮，使得帮内权力斗争再起涟漪。
2013年12月，自陈启礼逝世后帮内派系林立，已无足以制衡各派系的重量级领袖人物，近年来黄少岑有意寻找接班人，无奈一直没有适当人选，为了不让竹联帮分裂，趁著一次帮内餐会，决定先由四名大老任调解委员，取代过去的“董事长制”，若有纠纷先由大老调解，调解不成再由黄少岑裁处。
2014年9月14日，竹联帮和堂、平堂、战堂、雷堂、天龙堂、忠堂等成员，清晨于台北市东区知名夜店“Spark”爆发内哄冲突，冲突过程中由竹联帮份子与其他帮派组成的“中山联盟”成员，杀害前往关切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侦查佐薛贞国（刑警）震惊社会。（※2014年台北夜店杀警案）
2015年2月11日，高雄大寮监狱发生暴动，受刑人之一的竹联帮干部成员，尊堂高雄分会会长郑立德为主谋，伙同受刑人共六名，策划逃狱并且挟持典狱长陈世志、戒护科长王世仓等人震惊社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紧急调集超过300名武装警察包围大寮监狱防范犯人突围逃狱，并于2月12日清晨与警方发生多次枪战，清晨5时犯人突围不成决定一同饮弹自尽而落幕。(*2015年高雄监狱挟持事件)
8月21日，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21日破获竹联帮份子 拥枪自重案，查获火力强大的5把枪支、百余发子弹、罕见吹箭，连杀手专用的“灭音器”也在其中；而主嫌等人平日混迹北市中山区围事，遭查缉的是“竹联帮捍卫队”(本名:王梓帆（33岁、组织前科）绰号:阿胖”，甚至还在手上刺青“竹捍”两字。
2017年，菲律宾总统杜特蒂公开两度点名并且强力谴责竹联帮与香港14K联手走私毒品至菲律宾，是菲律宾的毒品主要供应来源，再度引起国际关注。
2018年1月，日本冲绳县媒体《Okinawa Time》及台湾媒体追踪报导，由帮内元老“白狼”张安乐的儿子张玮领队与数十名竹联帮干部成员，至日本冲绳那霸市与当地暴力团冲绳旭琉会密会，引起当地居民及日本媒体关注。在此之前两帮派在2015年、2017年间，早已有互相往来至日本与台湾展开交流，显然与竹联帮已构筑合作关系。

组织结构

竹联帮设有总堂、总执法、总护法、总巡长以及各堂口。各个堂口之下，又都设有堂主、左右护法、各旗以及突击队员。总堂主（首领）以下的明显层级构造，其状态似为一个大家庭，堂主地位如同家庭之尊亲。目前竹联帮正式成员约有2万人，包含准成员、关系人、海外合伙人号称为有10万人之众，在世界各地更有相关的华人组织。目前竹联帮有超过80个以上的直系堂口与分支堂口，在这之中地堂被认为是最大势力的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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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倾向

据《凤凰卫视》2011年5月报导，采访“白狼”张安乐时转述，已逝创帮精神领袖“鸭霸子”陈启礼于1981年7月间，曾在西门町红楼聚会席上表示“将来蒋经国走了以后，台湾的政权万一落到台独手里，他们把党政军都收编了，我，旱鸭子要起来反抗，我要重新出山，重新发展竹联帮。”“我宁愿共产党统治，也不要台湾被台独拿走。”等语。但因陈启礼曾说过不愿帮众过分参染政治，也曾说过看不起张向共产党靠拢，因此这段访问可能为张安乐为合理争权而自我开脱的编造故事。
2002年陈启礼父亲在台湾过世，因通缉身份而未能返台送终，曾于金边市接受媒体采访表达遗憾并希望能看见台海两岸统一。但并未提及支持统一对象是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5年9月9日，前总护法“白狼”张安乐于中国广州黄花岗成立的民间团体“保卫中华大同盟”，在中华民国台北市改组成立政党为“中华统一促进党”并担任党主席，主张一国两制、中国统一。帮内大老前代理帮主“锺馗”李宗奎担任党副主席，亦主张两岸统一。
2013年4月4日，张安乐曾接受《环球时报》访问，在访谈中，他声称希望回到台湾，在基层培养红色选民，带动台湾自称中国人的风气。并于6月29日，张安乐回台宣扬中国统一理念，引起台湾社会舆论。
同年7月1日，现任帮主“么么”黄少岑在竹联帮元老“老怪”辜祖云的告别式受访时表示“他们（中华统一促进党）跟竹联帮是不一样的，促进党是促进党，竹联帮是竹联帮，这在以前我们董事长（陈启礼）在位的时候就划分的很清楚”等语。此一说法反映出黄少岑与张安乐两大系统虽然看似壁垒分明，但是竹联帮及促进党之间却也有着暧昧不明的关系。
同年11月8日，“江南案”执行暗杀的唯一在世成员，前总护法“鬼见愁”吴敦，接受《台海网》采访表示“我的理念就是‘统一’，统一中国人才会强盛，台湾的经验加上中国大陆的实力结合起来是一个胜算。”，亦主张两岸统一。
2016年11月，张安乐接受镜周刊采访，回忆起与陈启礼的政治立场，表示“我是中华民族主义，他（陈启礼）是中华民国主义，认为中国的利益在台湾”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