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天后宮

宁靖王府邸与东宁天妃宫

明末清初，1646年明朝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是为南明永历帝。永历二年（1648年），宁靖王朱术桂被指派为郑成功的“监军”，其功用实为郑成功用来凝聚“反清力量”的明朝王室代表。而在郑成功逝世（1662年）后，在台湾发生郑袭与郑经的嗣位之争，郑经取得胜利后为延续明郑的号召力，遂欲迎奉宁靖王来台，并在返回金厦前要部属黄安监造王府。永历十七年（1663年）明郑与清荷联军历经金厦海战之后，明郑势力撤往台湾，包括宁靖王在内的明朝宗室也在这时被护送到台湾。宁靖王来台之后继续担任“监军”一职，并住进了府邸，而由于宁靖王号“一元子”，府邸又称为“一元子园亭”。府邸坐东朝西，面向明朝故土。永历卅七年（1683年）在施琅所率领的清军攻下澎湖后，宁靖王决心殉国并舍宅。
而宁靖王府邸在舍宅之后，根据首任诸罗县知县季麒光〈募修天妃宫疏〉一文所写“东宁天妃宫者，经始于宁靖王之舍宅，而观成于吴总戎之鸠工也。”与乾隆年间的台湾府知府蒋元枢〈重修台郡天后宫图说〉中“查郡城西定坊之天后宫，未入版图以前即已建造，郡垣庙宇，此为最久”等句，可知在施琅入台之前宁靖王府邸已经被改成“东宁天妃宫”。
而关于宁靖王的舍宅对象，据吴桭臣《闽游偶记》所载，是康熙年间的天妃宫住持僧圣知，他自幼居台，并与宁靖王交情深厚，故宁靖王殉国时布施其宅给他，改建为庙宇。厦门大学李祖基教授认为住持僧圣知在舍宅之前即担任天妃宫庙的住持，也就是说作为今大天后宫前身的天妃宫庙在此前已存在。另外由于大天后宫的“奕叶相承”牌位上记载在“第七代示寂传临济正宗三十六世重兴本宫第一代开山授台湾府僧纲司事”的胜脩恬大和尚之前尚有六代，以一代约10到15年的时间来估算，将天妃宫历史往前推到明天启或万历年间，但胜脩恬所师承的前六代僧侣是否当过天妃宫住持目前尚未有文献佐证。而除了《闽游偶记》的记载外，季麒光〈募修天妃宫疏〉则写“住僧‘寄沤’以临济横支，发大弘愿力……”，而大天后宫供奉宁靖王的牌位则书“本庵舍宅檀越明宁靖王全节贞忠朱讳术桂神位 住持僧‘宗福’耆士杨陞庄咨等全仝”，蒲田妈祖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蒋维锬认为圣知、寄沤、宗福三个名字其实是指同一人。“圣知”者，《闽游偶记》已指出是他的字，蒋维锬据此认为他是成年后才出家，可能是为了反抗薙发令；“寄沤”者，蒋维锬认为是他的别号，推测“沤”是“鸥”的通假字，即“寄沤”乃“寄鸥”，指自身为寄居台岛之一鸥；“宗福”者，蒋维锬认为是他的法号（法名），且由于他应是自觉自度，所以季麒光才会写他是“临济横支”，而生前没有师尊为他取法名的情况下人们便用他的字或号来称呼他，“宗福”可能是他晚年自取或圆寂后弟子所上之法号。

施琅与天妃宫

传统方志多将宁靖王府改建天妃宫一事归于施琅，且有说法认为施琅进占台湾后即占用宁靖王府以为居住，后来因避清帝猜忌才将之改建成天妃宫。旧有方志除《福建通志》（郝玉麟监修，谢道承编）记载“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将军侯疏请崇祀奉”外，《台湾府志》等书多载为康熙廿三年（1683年），然而根据蒋维锬参照施琅〈舟师抵台湾疏〉与江日昇《台湾外记》的记载，施琅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1683年10月3日）从澎湖抵达鹿耳门，且当年十一月廿二日（1684年1月8日）便离开台湾，期间忙着处理明郑官员百姓薙发内渡等善后事宜，应无暇处理天妃宫之修建。
而根据季麒光的说法，实际上负责天妃宫修建者是“吴总戎”，也就是随施琅攻打台湾的兴化总兵吴英。在施琅离开台湾后，吴英仍奉命留守，直到离台并于康熙廿四年三月廿三日（1684年5月7日）向康熙帝陛辞为止，共留守约18个月（蒋维锬估算他是直接从台湾入京，路程约耗时一个月），这段时间足以进行天妃庙的修建。蒋维锬更认为历来方志将天妃宫改建之功归于施琅可能是因为吴英改建东宁天妃宫可能是在施琅于康熙廿三年八月奏请加封天妃之时进行，遂主动将功劳转给施琅；又或是因为东宁天妃宫是施琅接受郑克塽投降之处，并在此立“平台纪略碑”之故。

清代发展与嘉庆大火

康熙廿三年（1683年）因施琅的奏请，康熙帝晋封天妃为天后，并要礼部派员来台祭祀，天妃宫因而变为天后宫。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翰林海宝、徐葆光出使琉球归来，为感谢妈祖保佑而上奏，使得天后宫被纳入春秋祀典，自此改称“大天后宫”，民间又有俗称为“大妈祖庙”。康熙六十年（1721年）发生朱一贵事件，有说法认为朱一贵攻陷台湾府城后，由于大天后宫的特殊来历，遂在此登基为“中兴王”，但是学者毛绍周认为此为后人附会之说，并指出《重修福建台湾府志》一书记载朱一贵是自称“义王”，年号“永和”，以道署为王府。而为了镇压朱一贵的起义，清廷派身为水师提督施琅之子施世骠来台，有说法认为是妈祖显灵让鹿耳门潮水上涨才让大军得以顺利进入台江内海并登岸。事后随施世骠来台的南澳镇总兵蓝廷珍为感谢妈祖保佑，于雍正元年（1723年）献“神献征异”匾给大天后宫。此外巡台御史禅济布在次年（1724年）奏请雍正帝赐匾，后来湄洲祖庙与台湾大天后宫均在雍正四年（1726年）获颁“神昭海表”匾，且自此凡是初到台湾的文武官员照例都会到大天后宫行展谒礼。雍正年间爆发的大甲西社抗清事件结束后，大天后宫又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获颁“锡福安澜”匾。
乾隆年间大天后宫屡有修建，乾隆二年（1737年）大天后宫被敕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祐群生天后庙”后，乾隆五年（1740年）镇标游击石良臣增建后殿左右厅，并在右厅奉祀总镇张玉麟。乾隆三十年（1765年）知府蒋允焄重修并增设官厅以让致祭的文武官员有更衣之处，十年后（1775年）知府蒋元枢再次进行重修，九年后（1784年）知府孙景燧再次重修。之后在嘉庆元年（1796年），又由仕绅沈清泽、林有德、黄世绶等人与住持僧奕是如募捐整修。
然而在嘉庆廿三年三月十六日（1818年4月20日）寅时，大天后宫发生火灾，受损严重。当时重修所需经费台湾府官方难以负荷，遂委由府城三郊主持重建。此次重修并未大幅改变外观结构，但据学者毛绍周的考据，蒋元枢时期大天后宫的正殿是在第二进的位置，可能在此次重修后将之移到第三进的位置。而据《台湾采访册》记载，当时火灾造成“中殿及后殿俱烬，神像、三代牌位荡然无存，住持僧所蓄银钱俱镕化。惟大门一列尚存。”，并提到“凡火灾烧至庙宇而止。此次专焚神像，殊甚诧异”。而对于此段记载，学者蔡相煇认为可能有暗指火苗是从僧房发出，且其原因可能是住持偷抽鸦片或生活不检点之故；学者毛绍周则质疑蔡相煇的推论，认为大天后宫住持僧来自临济正宗法派，且官方挑选官庙住持僧应会谨慎检视，而记载中所提到的银钱可能是为了要整修大天后宫的经费，认为采访录只是单纯记载事件经过与损失，何以可认为是要暗指失火地点与大天后宫住持僧品行有问题，此外并指出此次火灾仅对庙宇本身有影响，信众会将之理解为是妈祖神像与三代牌位燃身舍寺为民挡灾，故采访册才会特别写说“此次专焚神像，殊甚诧异”。而这次火灾除了造成大天后宫重创外，蔡相煇认为由于此时大天后宫祀典无神像可拜，需要其他庙宇协助，此时北港朝天宫刚好新雕“三郊妈”，而府城三郊与北港三郊素有往来，可能因此请“三郊妈”南下府城，日后演变成府城迎（北港）妈祖的活动。
嘉庆大火后的重建，主要出资的是府城三郊为首的众郊商，工程从嘉庆廿三年（1818年）募款后开始，直到道光十年（1830年）才完成重建。而从此次重建以及之后咸丰六年（1856年）完成的重修记录来看，大天后宫已经从官府主导的状态逐渐演变成由郊商掌管的状态。
然而由于咸丰年间英法联军与之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台湾各重要港口开港，洋商因而进驻设立据点，连带影响台湾各地传统郊商的生意。府城三郊在受此冲击的情况下，欲进行底下相关庙宇的重修便面临了经费问题，但是大天后宫仍在同治四年（1865年）由三郊进行重修，四年后（1869年）郑谦光等人再次募款重修。
不过由于郊商的力量在洋商势力进驻等因素下仍逐渐衰退，开始出现有人伺机窃占庙产的情况，光绪年间的台湾县知县沈受谦所立的“天后宫庙庭禁筑草寮碑记”便是为了严禁民众在大天后宫庙庭私筑草寮占地而发布的告示。而在此碑竖立十年之后，台湾就因为马关条约而被割让给日本，进入了日治时期。

曹洞宗的进驻与退出

台湾被割让之后，台湾方面成立了台湾民主国对抗来台的日军。此时大天后宫后进的一厢房，曾短期被充用成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府，1895年6月至10月，民主国第二任总统刘永福曾于此办公。
而在台湾民主国彻底瓦解，日军宣告“平定全台”后，日本佛教开始来台布教，当时台湾各地许多寺庙为了在那动荡不安的时期自保，遂与之签下总寺分寺契约。而大天后宫方面虽然在清朝历来皆由临济宗僧侣担任住持僧，但那时并无日本禅门临济宗僧人到台南传教，最后大天后宫住持林普华在日本曹洞宗布教师若生国荣、芳川雄悟到台南后不久，选择投靠曹洞宗保护。之后芳川雄悟便将布教所设在大天后宫里面，展开对台南地区的传教工作，后来在明治卅一年（1898年），大天后宫总代表吴盘石、唐克绍与曹洞宗布教师陆钺岩以妈祖宫称号甚多且分歧，导致邮件公文传递与信众参访等方面上多有不便的理由向官方提出将大天后宫改名为“台南寺”的申请。不过此一申请在经过台南县知事转送给台湾总督府之后，总督府方面认为随意更改设寺庙宇名称，恐怕会伤害信徒信仰情感，而予以否决。但在日本曹洞宗僧侣取代临济宗僧侣主持庙务后，大天后宫的香火已经受到了影响。
而在提出改名申请的同一年，台湾总督府发布命令禁止台湾寺庙成为日本佛教的分寺，废止了先前日本佛教团体与台湾各庙签下的契约，曹洞宗僧侣遂退出了大天后宫，改由自原本府城三郊改组而成的“三郊组合”来接掌庙务。

日治中期的重兴与糖郊妈事件

由清代府城三郊改组而成的“三郊组合”接管庙务后，明治四十年（1907年）恢复举办府城迎妈祖的活动，大天后宫的香火也逐渐复兴起来。然而在八年之后（1915年）发生了“糖郊妈事件”，导致北港妈不再南下，改由大天后宫新塑的“镇南妈”在府城绕境。
糖郊妈事件的经过据当时《台湾日日新报》的报导，当时因为景气不佳，台南商绅遂打算请北港妈南下，由担任朝天宫董事的台南布商石学文与朝天宫董事曾席珍、蔡然标等人交涉。而对此次迎妈祖的活动，大天后宫方面打算要与国姓爷一起绕境，不过在规划中却将抬妈祖神轿一事改由大天后宫去年（1914年）成立的“致和堂轿班会”负责，不依旧例由药王庙街的轿班负责，而引发药王庙街不满。有一药王庙街居民王福田遂写信，拜托北港的一位刑事警察向北港支厅长报告，说若让北港妈南下会造成当地商业活动三万圆的损失，此说亦得部分北港商人赞同；石学文北上要迎请北港三妈时，朝天宫方面便表示北港支厅长不允许。石学文遂赶忙通知台南商绅，台南商绅得知后便请台南厅长与北港支厅长交涉，最后改由糖郊妈南下。
最初石学文不敢向他人提及此事，直到5月12日晚上，大天后宫发炉，众人扶乩之后得到三妈神谕，三妈打算长住台南，可塑神像供奉，石学文才说出请来的并非北港三妈而是糖郊妈，引起台南商绅不满。事后台南商绅委托妆佛业老字号西佛国雕塑“北港三妈”神像，即为现在大天后宫的“镇南妈”，于该年6月28日（五月十六日）开光后，于7月4日（五月廿二日）举行安座大典。至于北港的糖郊妈则留在大天后宫，昭和七年（1932年）双方原本有意恢复交谊并归还糖郊妈，但因故不了了之，二次大战后才于民国45年（1956年）归还。
而在糖郊妈事件之后，“府城迎妈祖”变成指大天后宫镇南妈的绕境，而在这之前大天后宫本身的妈祖并未外出绕境，只有举办春秋祀典。日治中期府城迎妈祖的盛况，可见于《台湾日日新报》等报纸的报导之中，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大正十五年（1926年）配合台南运河开通典礼而进行的妈祖绕境。当时除了动员全台南市的庙宇与工商团体之外，各町派出所也共襄盛举，而由于“迎妈祖”的声势过大，压过了运河的开通典礼，甚至有“台南妈祖开运河”的俗谚出现。然而到了昭和十二年（1937年）举行府城迎妈祖后，由于同年卢沟桥事件的爆发，为防止民众借此活动凝聚民族意识，迎妈祖的活动遂遭到禁止，该年的活动成了日治时期最后一次。

三郊解散与标售危机

昭和十二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后，台湾总督府停止先前依照《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十八条“日本臣民，在不妨害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之范围内，有信教之自由”理念而给予台湾传统宗教的“尊崇保护”，全台各地进行“寺庙整理运动”，大天后宫的“府城迎妈祖”也在此一时期被迫停办。由于“寺庙整理运动”是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各地的施行程度不一，而由于该活动在执行层面过于偏激跟草率，台湾总督府在昭和十四年（1939年）重新申明目的与反对部分地方政府的“全废”目标，两年后（1941年）更下令停止寺庙整理运动，并请专家进行旧惯信仰改善与寺庙整理成果等的调查。而在台南州方面，据台北帝国大学土俗人种学讲师宫本延人的调查，有194座庙宇被毁，419座被移作他用，为全台各州厅中最惨烈的地区。
而在同一时期，掌管大天后宫的三郊组合因为内部的派系冲突等问题，终于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12月25日的协议后召开临时总会，而三郊组合临时总会决议将三郊产业，移交给台南州厅。时任台南州知事一番濑佳雄将三郊产业移交给“台南商工会议所”（今台南市商业会前身）。商工会取得三郊产业后，决定标售包括大天后宫在内的多笔产业，当时身任台湾总督府文教局调查官的宫本延人恰好到台南调查，于参访大天后宫时遇到石旸睢告知大天后宫面临标售拆除的危机。宫本延人得知后介入此一标售案，最后得以保全大天后宫。

战后发展

二次大战后，海峡两岸恢复往来，大天后宫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便组团前往湄洲天后宫进香，并重新举办迎妈祖活动。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国民政府不鼓励迷信拜拜、厉行节约等政策，府城迎妈祖并未每年举行，而是偶尔会利用像“恭祝蒋总统就职”、声援“西藏反共”等事件作理由来举办绕境。
民国四十四年（1955年）北港朝天宫与大天后宫重新接触，欲重修旧好，次年（1956年）2月26日（正月十五）将北港的糖郊妈送回朝天宫，并打算在该年农历三月十七日再次让北港妈南下府城。然而在准备期间却传出北港方面要让六妈南巡驻驾，台南与北港方面为了此次活动要称为“进香”还是“南巡”起了冲突，台南延平诗社杨乃胡因此事撰对联贴于大天后宫，讽刺地说“天则在先，擅改进香为驻驾；后来居上，竟忘谒祖作行宫”，最后双方再次断交。
而在二次大战后，大天后宫本身也历经多次重建，其中较主要改建者包括民国四十八、四十九年（1959、1960年）将三川门由单檐改成假四垂屋顶，以及民国六十年（1971年）将官厅改为三宝殿。学者毛绍周表示民国七十二年（1983年）内政部第一次公告台闽地区古迹评鉴时，大天后宫因为现况已遭破坏且改易过大未获评为第一级古迹，后来因为石万寿等委员争取下，才在民国七十四年（1985年）8月19日公告为台闽地区第一级古迹。
而在民国七十六年（1987年），北港朝天宫举行环岛祈安活动，再次与大天后宫接触并恢复交谊，而后在民国八十二年（1993年）2月台南市举办中华民艺华会，大天后宫并举行“迎妈祖”活动，并邀请北港三妈南下“会香巡历”，之后朝天宫方面在民国八十九年（2000年）、九十三年（2004年）受邀以“会香”名义南下。
而在民国九十三年（2004年）6月11日凌晨五点，庙方人员开庙门时发现正殿的大妈金身从胸部以上裂开并断落地面，头部、双手裂成两截，脸庞稍损，幸大致结构仍完整，而崩坏原因是神像内部木材支柱腐朽。同年11月17日，经台南市文化局评选过的三组匠师以掷筊方式来决定由谁负责修护，最后由台南匠师杜牧河获选，而除了他之外，为了修护神像，负责设计监造的台南艺术大学教授张元凤还请来日本佛像专家森纯一、长泽市郎协助。修复规划经过内政部审查后，于次年（2005年）1月27日开始动工。修复期间在神像中发现三件清代石牌，记载神像是由三郊苏万利、金永顺、李胜兴与监生陈英疆重兴，泉郡晋水陈成居恭造，并在道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1822年12月28日）吉时开光。7月14日举办宝像升额大典，妈祖头部重新与金身接上，而由于祀典台南大天后宫志记载妈祖神像原为金面，后被香火熏黑，故庙方有意恢复妈祖原貌。而后虽历经争议，但恢复成金面妈祖。神像修复完成后，于民国九十五年（2006年）2月17日举行重光陞座典礼，由时任总统陈水扁主持，担任正献官。同年（2006年），大天后宫分灵到日本横滨妈祖庙，规格仿镇殿金面妈祖。
民国百年（2011年）时，大天后宫举办多场活动，包括原台南县市合并后的第一次“府城迎妈祖”，将原有绕境规模扩张到原台南县，另外还有北港妈南下“大天后宫会香·南都巡历”，双方预定往后三年一科。供奉大天后宫檀越主宁靖王朱术桂为主神的竹沪华山殿也举办活动，送宁靖王神像造访五妃庙、郑成功祖庙与祀典武庙，最后在大天后宫举行三献礼。

住持僧侣

大天后宫在清朝时期，一直由临济宗僧侣担任住持僧，直到日治初期日本曹洞宗僧团进驻为止。而在台湾总督府制止台湾寺庙成为日本佛寺之分寺后，曹洞宗僧侣退出大天后宫，但原本的临济宗僧侣也没有回到大天后宫。
明宁靖王舍宅之后，接掌天妃宫者为宗福圣知，为大天后宫的首任住持。宗福圣知和尚在入清后依然担任天妃宫住持僧，后来才由“际恬胜脩”和尚接任，至于何时交接则不明，学者毛绍周怀疑可能是在朱一贵事件后，“际恬胜脩”和尚才进驻大天后宫并担任台湾府僧纲。而根据大天后宫奕叶相承牌位中记载，台南大天后宫第一代开山师父“际恬胜脩”师承自“明标良准”禅师。明标良准禅师为黄蘗宗万福禅寺第十四代住持，法脉可上溯至密云圆悟禅师。
嘉庆大火发生后，《台湾采访册》提到住持僧所蓄银钱皆镕毁，毛绍周推论此后由于住持僧无力再出资重修大天后宫，府城三郊成为主要的出资者，可能也从住持僧手中取得了庙务的主导权。

建筑与文物

大天后宫的主轴线上，依序是三川门、拜殿、正殿与后殿，是面宽三开间的四殿两廊式配置。右侧建物的轴线上，依序是门厅、三宝殿与观音殿。
而在建筑本身之外，大天后宫内部也有许多的文物，像是清朝皇帝的御匾、蒋元枢所献之“蒋公鼎”、与施琅的“平台纪略碑记”碑。

其他

台南祀典武庙与大天后宫同为明宁靖王府建筑群的一部分，两庙内部本来可以互相往来，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台湾县学教谕郑兼才即在其著作中写说因为武庙附近街道紧邻闹市，故随官员至武庙内参拜完后从庙中走到天后宫，在天后宫前的庙埕上轿离去，但两边互通的通道现已被封住。又大天后宫在清康熙年间原被划分为“镇北坊”，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的《台湾县志》记载开始被改划为“西定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