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運動

国语运动是推广国家颁布的标准字音、语音、语法的语文改革运动。19世纪始于德国。国语运动除了有助国家民族融和，同时促成增强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但会出现打压少数民族地区的方言使用，甚至导致方言消失。近年为免方言消失，各国政府都采取方言保护措施，但在基础教育上仍采取国语教育。

德国

马丁·路德以德国南方高地方言所翻译的基督敎德语圣经促进了标准德语的逐渐形成。1862年俾斯麦出任德国首相，订定严格法令，指定歌德、席勒等德国大文学家造成的“文学的德语”。1870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开始了规模空前的语言民族化运动。1885年布拉文旭绥特博物馆馆长李特尔创立了德语普通话协会提倡国语纯化和德国化，宣扬国语是国民精神之发现，国民团结之纽带，排除德语中的外来语。至1910年，该协会已拥有324个支部，35000名会员。德皇威廉二世即位后，甚至把德国宫廷菜谱由法语改为德语，并赢得全国所有宴会的模仿。

日本

1867年，前岛密作《汉字御废止之议》，向德川庆喜建言废止汉字，代之以日本国字。1894年，公费留学德国归来的国语改変主义者上田万年有感于欧洲诸国标准语统一，作了题名《国语与国家》（国语と国家と）的讲演，就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并致力于日本标准语和假名统一的工作，指导明治政府设立的文部大臣直属机关“国语调查委员会”，主持编写《大日本国语辞典》。国语调查委员会在日本进行大规模的标准语选定调查，提交了《音韵调查报告书》、《口语法调查报告书》、《疑问假名遣》，编纂了《送假名法》、《口语法》、《疑问假名遣》。东京方言因流通地域较广，被选为标准语。

琉球人和爱奴人

在原属琉球国的冲绳县，在二战前一度禁止学校使用琉球语，校园说琉球语者，轻则会遭到校方以挂上写上“冲绳弁”字样“方言札”的方式侮辱。
日本政府对爱奴人、琉球人采取强制的同化政策，甚至一度禁止使用琉球语。琉球语（冲绳语）现已面临濒危处境。爱奴语的情势也不容乐观。

中国大陆

中国的国语运动始于大清帝国末期，兴盛于1920年前后，并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语文变革运动。鸦片战争后，外国来华传教士制订和推行的各种拼写汉语方言的教会罗马字方案开始大量出现，使各地教会中的文盲能够在短时期内学会阅读罗马字《圣经》。晚清以来，持续了大概50多年的国语运动中，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的口号，它的基本方向是向统一的书面语系统和统一的国语发音系统努力。1909年，资政院召开会议，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中华民国成立后，继续推行国语运动。1910年，官话改称“国语”。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百日维新失败后，礼部主事王照流亡日本。1900年，王照模仿日本片假名的形式，以一如国书（满文）十二字头之法，创制官话合音字母为北京话注音，出版了《官话合声字母》一书。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从日本考察学政回国，为日本推行国语（东京方言）的成就所感动，向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主张以京城声口统一天下，以一统国民。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语教育的步履更为加快。1913年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家正式语言，且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议定注音字母39个。1916年，教育部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同年8月，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作为促进国语运动的总机构。黎锦熙1916年起宣传“言文一致”，后来参加审音，创办《国语周刊》推广共同语。读音统一会颁行的国语推行办法中，有“中等师范国文教员及小学教员，必以国音教授”的条文。1919年读音统一会公布了第一个国音标准。这一“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老国音脱离了具体方言的语音基础而成为杂棵方音的人造的语音系统。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明确国音应当以实际存在的口语语音作为标准，并一致通过改为以北京语音为国语标准音。1929年，瞿秋白和苏方专家郭质生合作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出版。1934年，左联份子在上海掀起“大众语运动”，继而推行“拉丁化运动”。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院中国问题研究室”的汉学家龙果夫组建了“中文拉丁化委员会”。 吴玉章、林伯渠、肖三、王湘宝、龙果夫等继续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拟制了一个新文字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
上海大美国圣经会1919年印发的“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至今仍是最广泛地被使用的国语译本。北大敎授周作人曾大赞汉译国语本圣经是最好的国语文学。蒋百里认为翻译“其态度之表面似为模仿，而其内在之真精神力为创造”，所以“翻译事业与国语运动互相为表里”，“翻译事业即为国语运动”，“国语运动则藉翻译事业而成功”，“今日之翻译，负有创造国语之责任”，“今日之国语运动，与翻译事业成连鸡之势”。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声明“文言一致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
国语运动包括语音、语词、语法三个部分。国语运动使建立在北方官话（后来明确为北京话）基础上的民族标准语“国语”深入人心，获得了崇髙威望，具有了比较明确一致的规范标准。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详尽记述了自清末以来的语文改革运动，说明了国语运动有关理论、方法和纲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中华民国政府所称为的“国语”改为“普通话”，并在全国推行，为中国大陆在全国使普通话作为全国的共通语言。1955年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1985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通知说，为了加强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国务院决定将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仍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1994年2月14日，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三定”方案规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国家教育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副部级）。

清治时期

清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因为来自福建、广东两省的官员多用“乡音”，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教导“官话”。次年（1729年）在台湾设立“正音书院”来“矫正”乡音，但不久此政策便废弛，未见成效。

日治时期

日本为了统治方便，除了要求派驻台湾的日本官员学习台湾本土语言外，也同时对台湾人民推行“国语教育”。“国语”一词在台湾日治时期是指所属国日本的国家语言。日本治台初期允许双语教育，也就是允许学校教授汉文。但到了中日战争前1937年4月，台湾总督府一改过往40多年的双语政策，开始强力推行日语教育，废止报纸、杂志的汉文版，在各地设立“国语讲习所”、“国语练习会”、“国语保育园”、“国语爱用会”，取消公学校汉文课，要求年老民众学日语，同时又设立“皇民练成所”，公布“国语家庭认定规程”、“国语模范部落建设竞进会要项”、“关于官公署国语使用要项”，开始展开正式的皇民化运动。在文化政策方面，为了落实台湾人做日本国民、效忠日本天皇，以免在中日战争时倒戈中华民国，而出现三项重大措施，推行国语运动、严禁讲台湾话，以顺利推行皇民化运动。台湾总督府解释台湾教育令制定之目的强调：“要之台湾之教育，在于观察现今世界人文发达之程度，启发岛民顺应之智能，涵养德性、普及国语(日语)，使之具备帝国臣民应有之资质与品性”。
国语运动的终极目标在使所有的台湾人都能讲日语。推动常用日语运动，奖励“常用国语者”、“国语家庭”、“国语模范部落”等，鼓励台湾人养成日式生活习惯、改从日姓。对于评上国语家庭的家庭，日本人就将写着“国语家庭”四字的小木牌子挂在大门口，给予日本人同等物资配给，领配给都比非国语家庭多。有三千四百四十八户被认定为国语家庭，占当时全台北户数的百分之一左右。台湾总督府出版的《台湾统治要览》载，1942年间，国语家庭共九千多户，约七万七千人。台湾总督府不仅通令全岛官衙的职雇员，无论公私生活，应努力常用国语（即日语）；另并指示动员各教化团体，致力于家庭、部落及市街庄（市、镇、乡）的“国语化”，导致台湾本土语言在失去学校的双语教育后逐渐在生活中的使用受到限缩。

战后时期

民初制定国语后，由于中华民国处在战乱之中，并无法普遍推行。台湾受日本统治五十年，1945年时各族群间通用语为日语。为了消除日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国民政府于战后大力推行“说国语运动”。初期并未严格排除方言的使用，甚至台湾省议会议员发言也常使用台湾闽南语。
1945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后，长官公署没有推行国语这类的人才，于是向教育部请求派遣专家，来台协助推行国语教育。当时是朱家骅担任教育部长，田培林担任常务次长。长官公署的求救公文一到，田培林就在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中物色人才，选出常务委员魏建功，配以何容。两人带领少数几个部属，携著一些国语推行上极其需要的有关法令、书籍和器材，来到台湾，并于1946年4月2日设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简称国语会）推行国语运动。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隶属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主任委员由魏建功担任，副主任委员由何容担任。全省十九个县市各设一个国语推行所，辅助推行国语。台湾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前身为“国语统一筹备会”，制订“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其主要的工作便是编辑“国音标准汇编”作为推行国语的依据，并在电台进行读音示范，加强学校、机关及公共场所须使用国语，加强国语文教育，期以“书同文”、“语同音”。
国语推行委员会自1946年开始即开设“国语广播教学”，由齐铁恨、林良担任，以国语常识课本及民众国语课本为教材，每日清晨六时在台湾广播电台播音，为全省各地国民学校教师及国语推行员作发音示范，并解释语音的变化。田培林责成魏建功和何容把北平三日刊的《国语小报》迁移台湾，改为日刊。《国语小报》也就是后来的《国语日报》。创刊于1948年的《国语日报》不仅是一份以中小学生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国语推行刊物，社址更是借用台北市植物园的国语推行委员会。1951年7月10日教育厅令各级学校应以国语教学，严禁方言，教师和学生之间谈话都必须用国语。聘请教员时，应考虑其国语程度，如国语程度太差者，不予聘用。此后更三令五申，强调此项政策。
1952年11月28日有《台湾省国民学校加强国语教育办法》，责成校长监督、考核之责；1963年7月22日教育厅再颁《台湾省公私立小学加强推行国语注意事项》，此一命令最重要在于推行国语成为校长考核教师年终考绩之一，而学生说不说国语，也影响到其操行成绩。注音符号由于“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努力，在小学切实推行，成效卓著。
除了“我要说国语不说方言”成为了教室内、校园内随处可见的标语，各地国语推行委员会也有不同作法。1968年8月台北市国语推行委员会灌制、出版了“国语注音符号标准发音唱片”。封套背面特别注明“说国语是：敬同胞、重自己、爱国家。学国文要：知国音、识国字、通国文”，做为广推注音符号使用。
1951年，省政府制定《山地人民生活改进办法》，在山地推行国语运动、改进台湾原住民衣着、饮食，以及改革风俗习惯等。据台东县警察局警行字第一一四九一九号呈：查该圣经公会未经教育部审查核准，擅自印制布农语新约圣经，违背中华民国推行国语之政策自不应容许其印制发行。然而，政府虽说推行国语为主，但时任总统蒋中正还是有交代国防部总政治部编辑《注音台语会话》，在推行说国语运动之前，让来台的外省族群都学会用台湾话与台湾同胞交谈，于1959年10月出版，现已绝版。
1966年，日语在台湾的影响力已大幅减弱，方言成了影响国语推行的最大因素，国民党政府于是加强对方言的控制。目前最常被忆起的“校内禁止说方言”政策，应当是出自该年台湾省政府的《加强推行国语计划》实施办法第一条：“各级学校师生必须随时随地使用国语；学生违犯者依奖惩办法处理。”
1973年，教育部为“为普遍推行国语及注音识字运动”公布《国语推行办法》，依照办法第2条：“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得聘请专家及热心人士，组成国语推行指导委员会，负责研究、设计、及指导事项。”，所有教育单位需设立“国语推行委员会”。
1972年起，政府更规定电视台的台湾闽南话电视播放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且当年的第一届国大代表提议政府制定《国语推行法》。1975年台语白话字圣经被没收。1976年立《广播电视法》公布，第20条规定，“电台对国内广播播音语言应以国语为主，方言应逐年减少；其所应占比率，由新闻局视实际需要定之”。
1983年4月，《语文法》起草小组以“切实推行国语，保持固有国字，以防简防滥”为宗旨，着手草拟《语文法》，1985年12月公布，规定在会议、公务、三人以上场合、各级学校以及大众媒体中应以国语文行之，第二次违反者罚3000 - 10000元罚锾，连犯得连罚，引起党外省议会民代抗议，以及人权团体的反对，并延烧到立院。虽最后取消立法，但后来有争取语言权的“还我母语运动”（如还我客家话运动）。
在这“国语推行委员会”推行国语期间，各主要道路及在部落较显眼之处，皆会以大型标题“人人说国语”或“爱国说国语”及“请说国语”等看板宣传。这种单语政策，造成了相当的族群仇恨，当时在部分校园内说方言者会遭到校方以如“挂狗牌”的方式侮辱，而民间则以普遍敌视不会讲方言者为回应，浊水溪以南尤其明显。解严后，随着民主化与本土化的思想崛起，国语运动也因而结束。

影响

中华民国政府过去在台湾强推，甚或用激烈政策推行国语（如《广电法》第20条限制电台使用地方语言比例），并使之成为台湾人的生活语言。台湾的国语运动已使绝大部分台湾人掌握国语（约90%），外省人第二代后更是全用国语。根据语言学家洪惟仁等于主要台铁车站的调查，除了部分小型车站以外，国语的使用量大于40%，台北、桃园等北台湾大站甚至超过60%，且认为国语有向其他地方语言（相对于国语的中、下层语言）扩张的趋势。
台湾虽然在解严后已经废除国语运动、改行推广本土语言（台湾话、客家语和原住民语言），但是国语取代母语的趋势仍然无法停止；许多年轻人的母语变成国语，许多二战前后出生的中老年人母语非国语、但对儿童使用国语沟通，尤其以客家、原住民的年轻世代中更加明显，而原本做为台湾汉人主流语言的台湾话亦面临大量年轻人不通晓、或长期被污名化，而濒危。除了与长辈沟通，现代台湾社会缺乏台语、客语与原住民语的使用环境，大多数人以国语、外语为第一、二的沟通语言，升学压力让学生家长过于功利不愿意把精力花在母语上、主流社会仍受国语、国文用字习惯影响，而使传统母语、俗语文加速式微。有鉴台湾人母语能力一代一代地变差，近十多年来，本土社团不断推行母语，许多台湾母语也有相关的考试、认证和政策（如客语认证、闽南语认证）。然而，仍有学者预估，连台湾最强势的本土语言台湾话，也恐于21世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