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会议

抗战之前

政治协商，最早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第一次国共内战后期，中共在失去中央根据地且在长征途中主力逐渐损耗殆尽时，于莫斯科共产国际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中提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这是最早的政治协商提议。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陕北战局对中共极为不利，中共重提国防政府，主张“开始具体的谈判”。随后发生西安事变，中共再度提出救国会议的主张。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蒋中正在庐山召集知名学者，各界人士召开庐山谈话会，这也是一次战前的政治协商性质的咨询会议。9月22日，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隔一天，蒋中正也发表声明，愿意共赴国难，“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里面说道：“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同党，派别，和下层群众有关系的上层领袖，进行谈判，协商，妥协让步，以期在群众前面最后的揭穿那些动摇欺骗与叛变份子的面目，而以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去。”

抗战期间

抗战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告开始。抗战期间，中共在战时陪都重庆设置八路军办事处，以周恩来为主任。在这段时期，国共在合作抗日的同时也开始就中国政治制度和未来社会和平协商，这是中共从以前彻底否定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而转向试图在此民主宪政之政治阵地下寻找有利于中共的具体方案的转变。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前，中共的政治主张是坚决要求立即结束训政，召集国民大会，实现宪政。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决议案”，决定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针对这个决议案，中共又反对立即召开国大，要求必须重新选举国大代表，提出“先政治民主化，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会上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谈话，主张不能立即召开国大而必须重新选举国大代表，并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中共政府。鉴于分歧严重，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派王世杰、张治中到西安与中共代表林祖涵谈判。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以后，日军对国军发动全面战争，毛泽东就是在得到“豫湘桂会战”的秘密情报之后，安排林伯渠的重庆之行。当预计的“豫湘桂会战”业已发动之后，毛泽东将豫湘桂会战与国共谈判联系起来，随即提高中共的谈判要价。
民国三十三（1944）年9月，林祖涵向重庆的国民参政会上发表“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这个报告除了叙述谈判本身以外，亦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这也就是战后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开端。这一突然变化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思要求国民政府改组，容纳各党派代表有关。从此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共的主张集中在联合政府上，且要求越来越高，从最初的由共产党进入政府，到后来提出联合统帅部，这个主张与国民党的宪政民选政府并不相符，而坚持这一主张成为中共在当时的主要宣传内容。
关于联合政府问题，中共的说法是最早出现于周恩来至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声称“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从此，成立联合政府还是民选宪政政府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争论的焦点。国民党反对联合政府主张，尤其反对党派政府的提法，理由是联合政府并非民选，所以这种政府是暂时的，建立在军事实力上的，自然与其三民主义的民主宪政建立民选政府的理论矛盾。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开始国共斡旋。毛泽东写信给赫尔利，正式提出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三方开会商议国是。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底，国民党同意组织党派联合政府，此时中共又提出必须废除一党专政，承认解放区等条件方可参加联合政府，谈判因此一度陷入僵局直至抗战结束。

重庆谈判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日本投降，国共的争执又成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此时的中共已与1936年的状态完全不同，它的实力迅速扩大，到1945年已经占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且拥有至少100万以上部队，260万民兵。同时，具有工业基础的东北也在苏联红军暂时控制下，且与中共华北的抗日根据地毗邻。
8月，蒋中正邀请毛泽东访问重庆，赫尔利也作出安全保证。8月25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并在同一天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要求承认解放区、承认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召开党派会议，并组织联合政府筹备国民大会。停顿已久的国共谈判迅速恢复，双方就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问题广泛协商。
关于党派会议的名称，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2月，王世杰提出叫做“政治咨询会议”，这种说法因“政府要谘要询，他们才能说话”而遭到中共反对。赫尔利提出叫做“政治会议”，到九月十日，张治中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中共默认接受，此名称正式固定。
虽然就国大代表问题，以及政治协商会议问题双方未能完全达成一致，但仍然形成共识。10月10日，王世杰等与周恩来等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返回延安。双十协定的签署表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意在民主协商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军队整编应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第三方军事小组会议讨论，并同意国民大会有关问题应先行召开政协会议解决。但是这次谈判也留下巨大的问题，即解放区问题。中共始终要求政府承认其控制的解放区之合法性，而拒绝与政府达成协议。中共官方对此段事情的记述是中共提出将军队撤往黄河以北，同时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外加陕甘宁边区的主席由中共推荐之，国民政府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而国民政府张治中反对，并认为“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地区，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
协定留下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冲突的问题。据邵力子后来讲，初稿原有十三项，最后一项是“关于避免冲突问题，中共方面提出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政府方面表示，一切武装冲突自须即行停止，只要中共部队对中央军队之行进不加阻止，即无问题”，待发表时中共提议删除此条，政府同意，是不愿引起全国人民心理不安。原希望纪要发表后，各种问题尽快解决，却未能预料到军事小组迟迟未能建立，冲突开始出现并扩大。
有人后来评价这次谈判，说“中共占尽国民政府的便宜”，“凡中共所要求政府者，无不立即解决，政府所要求中共者，则均悬而未决”。中共也认为“在政治上使我党获得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

国家经济

抗战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破坏，经济损失初步估计达到350亿美金，人员伤亡4000万以上。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导致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声浪此起彼伏。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经济并未有好转迹象，由于国共内战始终持续不断，经济持续破败。

国共冲突

日本投降之时，中共发放七道命令，要求部队全速推进，争取接受日军伪军投降。此时国民政府也电令中共军队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为要。中共则坚决反对此命令，发电报驳斥。受降问题迟迟不得解决，国共冲突时有发生。而在此时，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中共密令彭真，要求“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鉴于中共需大量抽调干部前往东北，周恩来主动在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9月15日提出把中共在南方的部队驻地缩编。这样“既可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敌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中旬以来，国共两党军队全面争夺受降权和受降地区，蒋介石就命令国军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推进受降。其中，傅作义部队则沿平汉线已逼近张家口。为了延迟国军向华北和东北推进，中共除全面破坏华北纵向铁路外，另命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发起上党战役，晋察冀军区举行了平绥战役阻止国军北上。
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中共军队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此时中共陆续派遣十名中央委员（含四名政治局委员），2万名干部，11万大军挺进东北，刘少奇还特意嘱咐，派往东北的干部不要带武器，一律穿便装，打扮成劳工模样，“你们要赶快去抢”。10月11日，刚从重庆签署和平协议返回延安的毛泽东更订下完全占领东北的详细计划，“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
此时，国军也全力争夺东北和华北地区，据中共报纸报道，此时国军下发《剿匪手本》，着手“剿匪”事宜。
为配合中共占领东北，苏联红军则采取各种措施。渤海湾苏联军舰默许并提供情报协助山东地区的共军直接赴辽东半岛。10月12日，东北苏军司令部就撤军问题与国府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在长春谈判，拒绝国军从大连登陆。10月18日，又阻止运送国军的美舰在葫芦岛登陆，由此被迫在秦皇岛登陆。随后在进发到山海关遇到中共阻击，酿成军事冲突。

开幕与议程讨论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元旦，国民政府主席发布元旦公告，蒋介石呼吁中共方面要维护国家统一，双方举行会议以政治方式解决争端，此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序幕。
1月6日，国民政府成立秘书处，并公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七条并全体会员名单。原定国共各9人，但是因青年党脱离民盟后坚持要求和民盟平起平坐，代表人数相等，故国共两党商议私下将各自名额送给民盟，使得民盟人数高达9人，而国共人数降为8人和7人。

议题讨论-施政纲领

施政纲领部分，主要由中共提出草案，而政府代表几乎毫无准备，甚至于直到政协闭幕日，蒋中正才对施政纲领提出两点意见，其一是纲领中规定的人民自由权利国统区要做，解放区也要做。其二，军队国家化是国家和平完成统一的最大要素。
中共的施政纲领可见于《新华日报》1月16日社论“论共同纲领”，要点是（一）废除保甲制度，修改和废止一切有关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释放政治犯。（二）结束训政，取消党治，停支党费，各级政府官员国民党籍不得逾三分之一。（三）修改宪法草案，以及国大组织法选举法，重选国大代表，以冀利用选举争取席次。（四）地方自治，成立省以下各级自治政府，承认解放区之民选政府。（五）承认中共军队为国军，成立联合统帅部。（六）废除党化教育，主张教育自由，削弱国民党三民主义教育。
此时民盟提出与中共的施政纲领类似的提案。其他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代表大都也是批评政府的施政问题。

议题讨论-军事问题

军事问题的提案，基本上众口一致：“党派超出军队”，“军人不得干政”。不仅国民党，青年党要求废除党军，组建国军；民主同盟也表示“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军政之完全统一”，还额外加上一个括号：现役军人离脱党籍；梁漱溟的提案则是不仅要让军队不属于任何私人，任何地方，任何党派所有，而且军队要大量裁减，“代之以科学与工业及普及军训的人力”，“并依赖国际和平合作，不使世界再发生战争”。民盟主张成立一个整军计划委员会，由国共人员，非国共人员，和美国顾问参加。
国民党的态度，除了军队国家化之外，还格外强调了“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问题，只要军令政令统一，一切问题都可商量解决”。换句话说，国民党的立场是：中共军队必须整编于国军系统中，而其所树立的地方政权则须纳入国民政府的组织体系；也就使要“全国军队国家化，确保军政军令之统一”。整编办法应由三人小组商定，且商定之日起，中共军队应即接受国民政府之统一指挥。
中共代表周恩来同意各方观点，但是强调军队属于人民。必须先政治民主化，才能军队国家化。

决议

民国三十五（1946）年1月15日第五次会议讨论施政纲领结束前，主席孙科宣布各会员意见当有各分组委员会协商后再交大会讨论，秘书长雷震宣布蒋主席制定分组委员会名单。
1月19日下午，分组委员会开始进入分组协商阶段，不准新闻记者参加。原定23日闭幕，但因具体问题未达成一致，顺延三天。23日下午，政协会议成立综合委员会，以便对各项问题作一通盘检讨。综合委员会委员共10人，各党派出两人。国民党王世杰、吴铁城，共产党周恩来、董必武，民盟章伯钧、张东荪，青年党曾琦、陈启天，社会贤达王云五、傅斯年，在当天下午四时开第一次会议。
25日，争议最小的宪草，军事两组首先协商完毕；次日，施政纲领组也获得协议。然而政府组织和国民大会两组协议迟迟未定，故政协不得不再度延期三天，预定29日闭幕。27日上午，周恩来、陆定一急回延安请示毛泽东。28日下午，政府组织组终于获得协议，惟有国民大会组仍旧争论激烈，且周、陆二人29日仍然没有回渝。政协会议不得不再度延期两天。30日下午，周、陆返回，次日上午，国大组和综合组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从上午9点到下午两点终于达成协议。至此，政协五个议题全部有了结果。

军事问题决议案

军事问题分组委员会根据青年党所提“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民主同盟所提“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国民党所提“全国军队国家化确保军政军令之统一案”，以及缪嘉铭所提“请迅速大量裁兵案”，开会商讨四次，于25日获得协议。
关于整编办法，国民党已定6个月内整编为90个师，总人数180万，共军先行整编为20个师，总人数40万，且由军事三人小组1个月内商定办法，其后2个月内整编完成。在进行此项协商时，国民党提出一个迅速整编方案，即希望上述两项整编完竣后，进一步就进行第二期整编，将全国军队混编为50或者60个师，这一点获得民盟支持。但中共仍然希望保持比例整编，而非混合整编，比如可以将政府军编为45个师，共军再减为10个师，但各自仍为独立单位。这一点争持颇久，最后以统一整编取代国民党原先坚持的混合整编字样。至于统一整编的具体办法，由三人小组协商。
关于联合统帅部问题，国民党提出折中方案，即国防部下设一个建军委员会，由各方参加。整编前，暂且在军事委员会下设一个整编考核委员会，容纳各方参加。

施政纲领决议案

施政纲领部分，对于中共的各项主张，国民党作出让步，包括附记第一条：解放区地方政权，暂时维持现状，等国民政府改组后，依照施政纲领第三章第六七八条规定解决，这一个让步使国民政府政令统一的目标完全落空。施政纲领是政协决议的核心部分，其他决议案的内容，例如军事问题，在此多有阐述。另外，该纲领的大部分内容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国策部分之蓝本。

政府组织决议案

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分配，总共40名委员，中共提出三三三制原则，即国民党，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各三分之一，国民党不肯。因国民党欲坚持国大旧代表有效，故中共欲以此交换。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中共请示延安，于25日得到回电，同意国民党占半数，不过中共希望有10名。由于此时代表们已经精疲力竭，而王云五则建议趁热打铁彻底解决名额问题，免得日后生出枝节。
会议最后决定对于国民党外的20名额分配，日后再说。政协会后，其余20个名额的分配成了问题的关键。中共为了能够联合民盟行使否决权，坚持要求它和民盟必须占有国府委员会三分之一以上即14名；而青年党则坚持如果给中共超过10席或者给民盟超过青年党，就不参加政府。国民党只同意给中共和民盟12席。这一问题最终演化成为国共破裂的直接原因。。

国民大会决议案

国民大会问题始终是争论焦点。最大的困难还是旧代表是否有效的问题。政府以为依法选举出来的代表，无法宣布无效。其它党派则说时间太长，亦或一党包办，等等，坚持重选。后来王云五提出折中方案，放弃旧代表中非经选举产生的国民党当然代表和指定代表共240人，另外增加二分之一，共1800人。新增加的600人，国民党占230，其它党派370。
28日下午，中共要求新代表增加到800，三三三制，未获协议。29日，中共方面提出总额增加至2千名代表，中共要占四分之一，民盟五分之一。30日下午，中共要求名额减少至450，民盟青年党各要400和200。未果。当天晚上，周恩来从延安返渝，31日，午后休会时间与国民党密商。中共因要统战民盟，又不愿让青年党太反感，向国民党秘密提出表面上维持民盟与青年党平等，各占100名，私下国共两党各将自己的名额让出10名送给民盟，这一点在协议文里面不录。国民党正着急解决僵局，收到中共这个密议，当然同意。于是实际名额分配是国民党220，共产党190，民盟120，青年党100，无党派70。至此问题全部解决。

政协闭幕

政治协商会议在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1月31日完成国民大会协议后，下午6时半在国府礼堂举行第十次会议。蒋介石亲临主持，讨论各分组委员会报告，全部获得一致通过。各分组委员会报告通过后，蒋介石致闭幕词。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民盟代表张君劢，青年党代表曾琦，无党派代表莫德惠相继致词。至此，政协闭幕。
同一天，中共中央内部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同样肯定政协会议的重大成果，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相同论断，更有“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准备整编军队，学习合法斗争”。文革时，这篇要求合法斗争，放弃党领导军队的内部指示成了刘少奇的主要罪状之一。

执行决议情形——整军方案

政协开幕前，国共达成停战协定。随后几天，张群建议成立军事三人小组，以进行中共部队的整编（随后张群赴成都公职，张治中代理）。马歇尔将军认为军事三人小组很重要，也要求参加。最后在2月25日达成了一个统一方案，即整军方案。
整军方案是国共继政协会议之后的又一重要协议。

执行决议情形——政协宪草

2月8日前，宪草审议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每党提交5人，会外专家10人。原由政协会议推定孙科、王宠惠、张君劢、王云五、陈启天、吴经熊、周恩来7人为起草小组，拟定宪草。实际执笔者为张君劢。
颇有意味的是，蒋匀田曾回忆到制宪期间，张君劢与周恩来私下里的亲密来往，“张君劢先生既受国、共之托，起草宪稿，于2月3日即嘱我代为搜集资料，开始撰稿。4日晚，首次在民盟总部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秦邦宪诸先生会商所拟定之条文，俟得双方同意的结论，则以之提交审议委员会讨论。并约定以后每晚8时，双方代表会商于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议定次日提交审委会之宪稿条文。周恩来等欣然接受，指明以后每晚会商，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及秦邦宪两人”。
张君劢这番亲密共产党，冷落国民党的月下约会天长日久自然引起国民党的强烈不满。在宪草正式会议前，对此有所预感的蒋介石约集国民党中央负责人，对宪草决议说了自己的看法。共计12点，其关键部分在于总理遗教，建国大纲，和五权宪法的问题，蒋介石在谈话里仔细说明他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的理解，对政协根本上改动孙中山五权宪法原则的一些做法，尤其是虚化国民大会四权极为担忧，认为国民党有责任维护总理遗教，“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甚至说“余为党员，必绝对遵奉总理之遗教及五权宪法之党纲，此则为不可移易之志愿，亦为决心”。可见蒋中正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的遵守已经达到刻板的程度。事实上，后来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提议修改宪法草案，显然跟蒋介石这段谈话有很大关系。
宪法审议委员会围绕五权宪法和政协宪草决议案问题激烈争论，政府方面代表坚持五权宪法原则，即国民大会行使四权。但绝大部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则认为政协宪草的改动比较好。随后大会激烈讨论美国（总统制），法国（半总统制），英国（内阁制）等各国政体优劣，傅斯年甚至提出可否仿效苏联政体。由于国民党完全无法以总理遗教为由控制讨论，只好任由这些宪法专家自己选择最佳政体。
而此时张君劢与中共代表的夜间秘密约会也出现分歧。中共因为解放区的缘故，最关心的自然是地方自治一章。张君劢起草的原稿，并未有地方法官民选之规定。秦邦宪激烈要求地方法官民选，其用意显然是为了通过中共早已控制的地方选举来控制解放区司法。张君劢出于司法独立考虑坚决不退让。蒋匀田感慨地说：“惜乎国民党不知内情，始终误认民盟系中共的附庸，而逼友成敌”。
从2月中一直到四月中旬历经两个多月，宪法草案终于走完这些细节讨论而成形，在4月下旬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孙科诵读一遍草案，问大家有无意见。此时李维汉又提出地方法官民选的建议，并没有人响应。孙科宣布至此审议委员会使命完成宣告结束。

反苏运动

1946年2月，因国民政府官员张莘夫接收抚顺煤矿时在回沈阳途中，一行8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7人同时遇难。张莘夫时年48岁。这直接导致中国民众为反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而进行游行示威活动。该运动历时仅一个星期。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而使得苏联在国共两者之间最终倒向中共一方。反苏运动虽未严重损害国共关系，但却对随后爆发在中国东北和整个关内的国共内战的结局影响极大。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在政协讨论宪草的时候，国民党作出大量让步，政协决议完全推翻五五宪草和孙文五权宪法架构。由于五权宪法明列中国国民党党纲，为国民党奋斗目标，因此政协决议的宪草方案引起国民党中信守总理遗教的部分党员的强烈反对。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除了肯定政协决议，商议具体如何实施政协决议的问题外，还通过宪草修改原则：1）宪法须以国父建国大纲为依据。2）国民大会为有形组织，集中开会行使四权。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和不信任权，反之行政院不得提前解散立法院。4）监察院不得有同意权。5）省自治无须省宪。
这五点意见与3月15日政协宪草决议并不相符，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不满。3月10日，新华日报“反动顽固派的猖獗行动必须立时制止”，3月14日，新华日报“打击保持法西斯统治的企图”，3月18日解放日报“彻底消灭法西斯阴谋”，3月18日新华日报“出尔反尔——评国民党二中全会”，3月20日，新华日报“宪草修改原则不容变动”，等等。中共认为这是“国民党内法西斯派作为推翻政协宪草修改原则的借口”，“是一个反动的决议案”。3月31日，原本计划召开通过政协决议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延期，并拒绝按照整军协定第四条第一节之规定交出共军的表册。

蒋中正参政会之报告

1946年春，东北问题日益严重，由于厂矿归属问题，苏联与国府极不配合，处处阻挠政府接收东北厂矿，并配合中共占据要塞，国共关系恶化。3月11日，马歇尔赴美述职前召集三人小组最后一次会议，提议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部命令草案，共五点，后两点指出政府有权占领为恢复东北主权必要之各地区，政府为恢复主权所必须占领中苏争议之地区（包括煤矿），共军需要撤退。苏军撤退后，政府军队恢复主权时，共军不得先行占领。然而周恩来反对后两条，政府为尽快达成协议，作出重大让步，把后两条删除并改为以后继续商谈，这等于承认中共在东北之地位。
恰在此时，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之政治报告的几段内容引发国共的强烈冲突。他说：“东北九省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之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如果有人在东北主权没有收回，外交问题没有解决期间，提出内政问题，作为对中央交涉的条件，在这时候必要妨碍我们主权的接收，加重外交的困难，那就不知道他们的用意何在”“国内党派之中有借着外交这样困难的局势来要求政府，必要承认他非法的地位和特殊的权利，求得其私人党派的利益，而置国家生死存亡于不顾，这种害国殃民的工作，是万万做不得的”“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受领土，恢复主权行政的完整”，“中共代表之意见，显然要使他东北共党部队，以所谓‘民主联军’，及其非法制造的所谓‘民选政府’的名义，来阻碍作政府接收主权的企图，取得他合法的根据”，政府“故有向大会申诉的必要”，“政府对东北问题所取的方针，政府对于东北九省，只有接收主权，推行国家的行政权力；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受主权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东北的中共部队，希望他们停止蹂躏民众，强制民众，伪造民意，妨碍国家主权行政的行为，尤希望他们接受统编方案，加入国军，为国家民族努力服务”。
对此中共反应激烈。恰这个时候，张群早在1月初对停战协定不明确写明政府接收东北为例外可能会使政府成为违反协定之靶子的担心果然应验。周恩来开始指责在停战之后政府继续接收东北，“这是政府军队首先违背停战协定的证明”。不仅如此，对于东北历史问题，周恩来宣称挂靠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共指挥的，“谁又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发展为抗日联军，坚持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连日寇也承认，八路军二十七年打到热河，二十八年打进辽宁，创造出冀热辽军区，谁能抹杀这许多事实？”“谁还说十四年来中共未在东北抗过日，未组织过抗日联军，没有共产党员被敌人捕杀，甚至敌人投降前，东北并无中共部队”。
此时的周恩来仍然是论辩讲理的语调，而4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驳蒋介石”中指责蒋介石完全撕裂国共关系。社论称“中国人民不能不在此严重时机，警告蒋介石与法西斯反动派，你们过去被迫接受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和整军方案，以为主要的由于国际的压力，只要这个压力暂时的减轻了，你们就又可以故态复萌”，“中国人民已经决心为反对增兵东北，为制止东北的内战”，“为坚持结束独裁训政，即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坚持民主的宪法，即坚持国会全权制，立法院对行政院的同意权与不信任权，监察院的同意权与省得制定与国宪不相抵触而中央政府不得予以变更的省宪”，“为坚持国民党军队的彻底统编与彻底国家化而准备作不屈不挠的奋斗”，“人民绝对不能让步”，“如果法西斯反动派非要反动到底决不甘心，那么，中国人民已经知道应该怎样正确对付了”。
这篇社论表明，国共关系已经接近全面破裂。总而言之，国共的主要分歧在于：政府坚持首先依照中苏条约的规定，完全收回东北主权之后再和中共协商内政问题，政府军遇到障碍即以军事解决，冲突所在多有；而中共则指责政府破坏停战协定（因未明写东北例外），挑起内战。

中共突袭长春北满

4月14日，苏联军队从长春向北沿铁路线撤退到哈尔滨。接到苏联情报的中共在苏联撤退一个小时内向长春机场刚刚抵达的国军发起攻击。次日，中共向长春进攻，当日攻下市区主要街道据点。有媒体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指控中共使用平民当人体盾牌。
对于中共的做法，民盟默不作声。这加剧政府认定民盟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见。
4月24日，苏军自哈尔滨撤退，得到苏联通报的中共随即占领哈尔滨。4月28日，苏军从齐齐哈尔撤退，同样得到情报的中共立即占领齐齐哈尔。至此，长春以北整个北满完全落入中共之手。

1949年国共和谈

国共内战在1947年3月正式全面爆发，6月29日政府颁布通缉令通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1947年7月10日，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选举总事务所决定，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于10月21日至10月23日举行，立法委员选举于12月21日至12月23日进行。7月15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国民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期间1947年底国民政府依据宪法举行第一届行宪国大代表选举和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并在1948年3月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李宗仁。然而内战局势日趋严重，很快占领整个东北，随即入关占领华北。华东地区共军也围歼徐蚌地区国军，直逼浦口。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国父说，中华民国之建国，其目的在和平。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过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起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随后民国总统蒋中正宣布引退，李宗仁任代总统，宣布与中共和谈。
此时中共已经胜券在握，只待春天水涨即渡江，因此恰好可以利用此段和谈时间部署渡江事宜。中共开出条件等同于最后通牒，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变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份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周恩来对此评价道：“趋向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国民党改组政府，并且承认我们提出的八条；第二种是美国出兵，对此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三种，继续打下去”。
4月1日至15日，和谈在北平举行。然而，中共将国民党政府要员列为战犯予以通缉，并述明国民政府伪宪法无视民意基础之事实要求废除，国民政府严正拒绝。在北平的谈判破裂的情况下，中共乘四月长江涨水，迅速展开渡江战役，攻占南京、武昌、上海等长江沿岸主要城市，并迅速向整个南部中国推进。国民政府经过辗转，在12月9日迁往台湾，形成两岸对峙局面至今。

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5月，中共在纪念五一劳动节时，提出要建立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联合政府的说法，即将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驱逐出政协，而保留民盟和其他一些小党组织新政协。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6月25日，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新政协要“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9月21日，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时，为了区别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政协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为了取代中华民国宪法，中共在九月开始酝酿共同纲领草案。9月25日，人民政协第三组组长周恩来介绍共同纲领草案，“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草案初稿”，还提到军队问题“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决不是偶然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这暗示着“政治工作制度”（即党组织制度）将继续发扬下去。共同纲领最后在9月29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
共同纲领提出“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自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这些条款以后是否被中共遵守或被中共破坏曾有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共同纲领并没有规定什么时候自行失效，虽然传统上认为五四宪法已经将其取代。但五四宪法里面也没有规定共同纲领失效的条款。从法理上，只要没有法律或人民政协之正式决议认定它已经失效，共同纲领将一直生效下去。
联合政府的提法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产生“中央人民政府”之后也很快走入历史。而民主党派对中共的制约并没有因此消失，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里面，第三方面之张澜为副主席而章伯钧，罗隆基也在政务院任职。直至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这种约束才解除。

意义与评价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直接影响国共内战的结局，进而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更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共的建国纲领和执政理念，对当今中国大陆政治仍然影响极大。

共产党方面

中共对此政协评价是正面的（可从中共官方出版《周恩来传》，《周恩来文选》等找到中共对此评价），但一直在历史教材中回避或者淡化这段对中国近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版初中《中国历史》近现代史里面只字不提政治协商会议内容，反而大写较场口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上发生的殴斗事件，故该书之读者只能从较场口事件得知有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对于中共而言，政协会议的一大成果是民盟与中共结盟形成统一战线。民国三十六（1947）年十月二十八日，行政院内政部决定查封取缔民盟“查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早已为国人注意。兹迭据各地负责治安机关先后报告，其最显著事实，如该盟派洛宾基在东北策动东北之军事叛乱，与在西北之负责人策动孔从周等叛变并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皆暗与共党之军事行动相呼应。”“该盟重要分子李荫枫在川省招致匪徒，图谋暴动，以响应共匪李先念残部之窜扰，其他公然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皆证据确凿”“如不立加遏制，后方治安在在堪虞，本部职责所在，对此在匪区则助长叛乱，在后方则为共匪声援之不法团体，不得不采取适当处置，兹政府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

国民党方面

国民党对政协会议的评价也是正面积极的。民国政治架构中，不仅宪草和联合政府理论来自政协，而且青年党，民社党也通过政协获得国大名额而加入国民大会为民主竞争增加元素。民国政府播迁台湾之后，大量记录和评价政协会议的书籍，资料出版，从而很大程度上弥补大陆在这方面的空白，保存下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