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汗国

概述

明末清初，准噶尔首领最早是哈剌忽剌，后巴图尔珲台吉1635年即珲台吉位，准噶尔汗国正式成立，以伊犁为根据地兼并厄鲁特蒙古各部，压迫西方的哈萨克族。1670年巴图尔珲台吉的儿子僧格被杀后，他的异母弟噶尔丹夺得了准噶尔的统治权。1678年，西藏的五世达赖赐噶尔丹可汗号（噶尔丹为准噶尔汗国统治者中唯一一位称汗者）。此年噶尔丹出兵南疆，占领叶尔羌汗国，把广大维吾尔族地区置于其统治之下。1688年噶尔丹突然率兵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土谢图汗，迫使喀尔喀蒙古诸部南迁。1690年6月，噶尔丹又向漠南喀尔喀蒙古进攻，俘掠人口，抢劫牲畜。同年，康熙帝决计亲征，组织左右两路大军，分别出古北口和喜峰口。8月1日，双方大战于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清军大败噶尔丹军，噶尔丹乘夜向北溃逃。
噶尔丹战败后因原根据地为策妄阿拉布坦占据，不得不滞留科布多地区，集合残部，休养生息，以期东山再起，不断骚扰边地安宁。1696年2月，康熙帝发兵10万，分三路大举出击。5月13日，西路军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以南的宗莫德）大败噶尔丹军。1697年2月，康熙帝发动第三次远征，命费扬古、马恩哈分别统率两路大军，共6000人，由宁夏出发，进剿噶尔丹残部。4月康熙帝亲赴宁夏，指挥这次军事行动。正当清军进发之时，噶尔丹众叛亲离，军队只剩下五六百人，遂饮药自尽（又说被人杀害）。
噶尔丹败亡后，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继续任准噶尔部台吉，准噶尔部又逐渐强大起来，和清朝再次发生矛盾冲突。1716年，他派兵于西藏，占领拉萨。1718年清朝由青海路出兵入藏，不过全军覆没。1720年清朝第二次出兵才赶走准噶尔军。清朝和准噶尔军在吐鲁番方面也有战斗。

准噶尔部巩固政权时期的政治局势

由于农耕资源的相对匮乏，准噶尔部在尚未形成一定势力时仍处于经济落后的发展阶段。但随着政权的相对稳定，巴图尔珲台吉与僧格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得经济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狩猎业与逐渐得到发展的畜牧业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产业的同时，农业也开始得以发展。巴图尔珲台吉时期引进了优质农种与家畜良种，如在1638年12月、1639年12月准使乌鲁斯凯与诺耶台曾两次向俄国托博尔斯克城当局要求引进猪、火鸡及狗等动物以进行繁殖。巴图尔珲台吉之所以注重农业，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地区受到中原的影响而借鉴了农耕生产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地区的草场资源较早期的蒙古高原已经有所不足，统治者面对实际情况主动对农业生产基础及发展方向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使得准噶尔地区出现了具有城市雏形的早期定居点。这对于蒙古地区的政权来说，是大有裨益的，有利于地区发展和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它不仅体现了边疆与内地在经济模式上的交流与借鉴，也表现出了热兵器时代开始以来游牧文明在生产方式上向农耕文明的靠拢。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领地范围的扩大和疆域概念的逐渐萌生，准噶尔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带动家庭手工业、武器制造业的发展，且巴图尔珲台吉从西伯利亚地区引进手工业人才，这就为准噶尔汗国在18世纪的手工业繁荣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由于信奉喇嘛教，巴图尔珲台吉又在和布克赛尔地区修建了四座寺院，而这里的寺院也就成为后期城市发展的基础与中心。这种城市模式与中亚地区相类似，均在重要的政治中心呈现出教权的重要性。政权的相对稳固，使得早期的准噶尔汗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掠夺式战争。如为了报1620年“哈萨克玉兹进攻了卡尔梅克人”之仇，1624年巴图尔珲台吉自伊犁河方向西征，和哈萨克人作战并获得一定的俘虏。1628年巴图尔珲台吉甚至进攻了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地方，捕获了哈萨克江格尔汗，并对托敏河流域的游牧民征收贡赋，要求他们的臣属。不断地对外掠夺使得周边诸政权遭受了不同程度上的损失，对于生产资源尤为重要的游牧部落来说，这更是实际意义上的一种领地侵犯。由此而发生的矛盾与冲突，必然会造成对蒙古地区政治形势的影响。

噶尔丹时期之前的蒙俄关系

蒙俄关系的出现，既源于上文所述的准噶尔在天山南北的掠夺与扩张，又与沙皇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脉进行东征有关。沙俄东扩过程中的主要方式有二，一即采取传统的怀柔政策，通过如上文中所提及的提供农业所需良种及家畜进行软化，试图笼络上层贵族，以达到巩固西伯利亚边境、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权的目的；二则是以各个时期建立的殖民城镇为军事据点进行牧地蚕食，试图窥测准噶尔及喀尔喀蒙古地区实际有效统治范围的边缘，压缩存在边界浮动的荒芜地区，扩大城镇管辖范围，收纳中立的规模较小的游牧部落，从而形成更为有利的战略要势。早在1653年俄国的哥萨克人已向贝加尔及黑龙江流域入侵，沿喀尔喀边境建立了阿尔巴津（1657）、叶拉夫宁斯克（1660）等一系列城堡，构建了一条从东北至北部环绕外贝加尔西部的战略防线。而构建防线与设置堡垒的重要目的便是移民。但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侵入还主要停留在扩展势力、窥探喀尔喀的范围。由于牧民的流动性，因而在建立要塞（如1604年建立的托木斯克、1619年建立的叶尼塞斯克及1665年强筑的色楞格思克堡）后部分本向准噶尔部及喀尔喀蒙古缴纳赋税的居民被迫向西伯利亚殖民当局缴另一份税款。这不仅使得这一地区（主要是吉尔吉斯人与鞑靼人）的牧民深受其害，更使得蒙古地区的统治者为之不满；而原居于临近地区的鄂温克人等部落也便被迫向西伯利亚当局缴税。
首次活动是在1616年沙俄托博尔思克地区遣瓦西里·秋梅涅茨与伊万·彼得罗夫往蒙古地区西北部科布多一带勘明蒙古游牧情况。他们经唐努乌梁海来到阿勒坦汗处，要求其臣俄，并探查中原地区的情况。但这一要求被拒绝。1618年5月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遣伊瓦什科·佩特林与安德鲁什卡·蒙多夫出使北京。他们经先前已探明的科布多地区、归化城、张家口及宣化地区，于9月抵达北京。佩特林使团作为第一个出使中国的沙俄使团，因而对这一路线沿边的社会状况作了详细记载，使沙俄对于蒙古地区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为此在1631—1645年间，俄国对最为临近的阿勒坦汗处屡次派出使团，如1634年的图哈切夫斯基使团、1636年的格列恰宁使团、1638年的斯塔尔科夫使团等。如此频繁的遣使，可以看出这是与沙俄在东扩过程中的所制定的外交策略相关。对于俄喀地区的复杂性，莫斯科方面最初也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包括属民问题在内的边界问题。但随着准噶尔地区的兴起于喀尔喀部族的统一，西伯利亚认为这一地区通过和平方式难以统治，因而才会在60年代兴建诸多堡垒以观喀尔喀王公们的反映。从这一点上来看，喀尔喀王公们实际上应该采取更为缓进的策略来应对沙俄的南侵（就像噶尔丹所做的那样）。而对于色楞格河地区的情况，俄国对这一地区的认知要相对较晚；但这种认知明显带有主动性，并非只是为了要“找到一条通往北京的商路”的问题了。如1645年俄国军官瓦西里·科列斯尼科夫试图前往贝加尔湖以东寻找银矿，便在色楞格河口得知这一地区已经是喀尔喀蒙古的辖地。可见俄国对于蒙古地区的情况是十分关心的。但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准噶尔地区还是喀尔喀蒙古，对于沙皇俄国不断试图怀柔草原的做法是抵制的。喀尔喀方面，如1638年斯塔尔科夫使团抵达科布多，被接见他们的俄木布额尔德尼拒绝了他们的臣服要求，并且为了躲避使团拔营而去。准噶尔部方面，在巴图尔珲台吉执政初期，准俄两国就亚梅什湖的食盐资源进行了争夺。西伯利亚诸城镇相对独立分散，而当时俄国的军事势力尚未完全渗透到这一远东地带，因此只好采取与蒙古人一样的掠夺方式进行维持。而食盐资源正是这一地区所匮乏的。1634年巴图尔珲台吉甫一上位，就派兵包围了在亚梅什湖附近抢夺资源的俄国人，并对周边城镇进行了小规模的军事掠夺。而对于喀尔喀蒙古，俄国往往采取先招抚后威胁的策略；我认为这一方面是考虑到喀尔喀地区离刚刚建立的清王朝较近，不愿在这一地区出现大动作而引起清王朝的注意，另一方面是依战略位置而为之。准噶尔地区资源相对丰富，绰罗斯家族控制相对严密，社会组织循中原地区已形成以诺颜和阿勒巴图两大阶级的固定体系，且西伯利亚诸城镇缺乏马匹等必备商品，若与准噶尔地区交恶则难以维持沙俄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因而适宜采取温和的外交策略；而喀尔喀地区与西伯利亚接壤界线较长，民族仍呈现出游牧民族的不稳定性，这一点为俄国采取怀柔喀尔喀甚至以强迫宣誓的方式威胁喀尔喀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巴图尔珲台吉也与西伯利亚方面进行了必要且频繁的商贸交流。据《准噶尔汗国史》载，继1638年、1639年两次要求良种后，1644年、1650年准使都曾向托博尔斯克索要良种，甚至在1639年12月与1650年，准使还提出了需要武器、建筑工匠的要求。从这一角度上看，西伯利亚当局的做法与在噶尔丹统治晚期莫斯科的拒绝不同，地域与生产情况的的相近使得西伯利亚当局更为友好，对准噶尔部的发展也有所好处。而1648年莫斯科开放了秋明城与准噶尔人的交易（这个决定是秋明内部向政府施压的）也表明准俄的早期贸易并非单方面的索取，而是正式的商贸往来。
由此可见，在巴图尔珲台吉执政时期所采取的对俄政策依旧是比较平等且强势的。在巴图尔珲台吉第五子僧格执政时期，这一对外政策被沿袭了下来。虽曾有1664年秋准部遣商队至沙俄托木斯克处进行贸易，但可以看到这种相对单纯的商业贸易并不带有政治性质。1668年，僧格就其属民捷列乌特人被沙俄掠去的事实与俄使柏林进行交涉，并表示不惜兵戎相见。1670年僧格就归还属民问题再次警告沙俄并以扣留使者相威胁。但实际上由于准噶尔这一时期的忧患尚在，且对沙俄的真实意图尚不明确，因而僧格并没有真正扣留使者阿布林，而是派人护送了他，并向俄方呈交了具有效力的文书。文书中写道：“俄国商人可以携带君主的货物经卫拉特蒙古回托博尔思克，不必有什么顾虑。”从僧格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他已与其父巴图尔珲台吉的做法有所不同。但笔者认为，这不能说明对俄采取的整体性态度有所转变。所以对于这一有争论的史料的理解，我认为僧格这样的说法倒不如说是外交辞令，也是在试图表现其作为一位新珲台吉的大度之处。即便在其父辈时代准俄两地因诸问题产生了纠纷，但单纯有利于双方的贸易，作为部落首领的僧格是没有理由去拒绝接受的，这与哈喇忽剌以来的扩张气氛，及前文已叙的准噶尔部作为游牧部落而存在的经济短板不无关系。政策的转变在对于与他政权交集不多、更多的是民间或贸易交流的形式的游牧政权来讲，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但正因如此，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更应注意区分政策的根本性变化和应激性的战略举动。而这种手段的灵活运用，在其弟噶尔丹统治时期更为明显。

噶尔丹时期之前的蒙清关系

准噶尔部与喀尔喀蒙古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应属于清朝的西北部疆域，而历来中原地区与蒙古高原地区的政权一直存在以领土及资源争夺为主的战时局面和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为主的和平局面；自秦汉之匈奴始，中原王朝对西北地区的民族情况关注度始终未减。刚确立政权并完成国内相对统一的清朝也不例外。清初对于国家边境的关注与用兵一方面是由于满蒙同属游牧民族，在语言文化和生产方式等方面较为接近，因此更为了解蒙古草原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游牧民族政权对外关系的处理与管制，这其中就涵盖了清初顺治、康熙二朝对于西藏达赖喇嘛及藏传佛教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康熙帝通过三蕃之乱与收复台澎两次大规模作战中发现满清八旗兵丁较入关时期战斗力有所下降，且国内急需拥有安稳统一的边疆环境以稳固统治，因而在完成对台作战之后迅速把视线转移至西北地区。而对于西北地区复杂的民族状况，中原王朝历来采取或怀柔羁縻或武力抗争的手段，以图保证边疆安稳。纵观准噶尔汗国前期清朝对于准喀两地的态度，可以看出在顺治朝和康熙朝早期，采取的是安抚朝贡的基本原则。
准噶尔部部在面对这一局势时采取了遣使朝贡的政策。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到十一月巴图尔珲台吉就曾遣使朝贡清朝，后又于顺治七年、九年连续遣使贡马。但此时尚未看出准噶尔部对清朝的态度。作为回应，清朝也曾“遣派寨桑古尔侍卫、吴里达二人前去问安”。但总体上来说，由于清朝此时并未将与卫拉特诸部的关系提上日程，且相距甚远，因此准噶尔部一直采取尊敬有礼的态度，并未形成更深一层的交流。僧格时期也曾按惯例进贡，且次数要较以往频繁的多。
需要注意的是，清王朝对于喀尔喀蒙古内部统治不稳的局势早已有所注意，并试图采取一系列外交措施来缓解这一地区的内讧与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这一方面可以稳固政权，另一方面也可借喇嘛教的威望试图收服喀尔喀三部。喀尔喀蒙古在17世纪初形成了左翼土谢图汗部与车臣汗部、右翼为札萨克汗部的局面。三部均为达延汗后裔，但各不相属。以喀尔喀蒙古、卫拉特蒙古为中心的藏蒙地区是藏传佛教最早进行传播的地区，而这一地区的诸政权又十分重视宗教的作用，常以确立国教、修建宗教场所等途径来确立政权内部的宗教统治，因而宗教实际上起到了稳固政权、促进基层政治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作用。1578年东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授西藏黄教首领锁南简错以“达赖喇嘛”的称号，使得格鲁派在这一地区享有教权。而在卫拉特蒙古地区，格鲁派教权地位的确立要稍晚一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东蒙古诸国的地理位置阻碍了与青藏地区文化思想的交流，而翻越昆仑山脉又相对困难；另一方面在于卫拉特地区受伊斯兰教影响而相对一体化，因而这种局面直到1616年前后才被打破，即是在拜巴嘎斯的倡导下，卫拉特蒙古诸封建主接受喇嘛教，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与拉萨方面的联系。而与西藏地区较近且临近中原的喀尔喀蒙古相应地较早地接受了格鲁派的传播。1586年，喀尔喀左翼土谢图汗部阿巴岱汗建立了漠北蒙古第一座格鲁派寺庙额尔德尼昭。1614年，时为哲布尊丹巴的西藏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前往库伦一带进行传教活动，并逐渐成为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宗教领袖。相对于其他教区，喀尔喀地区对喇嘛教的认同要更高，这与自称为达延汗后裔的喀尔喀人的部落传统紧密相关。在宗教形式上，他们更为认同喇嘛教在其祖先中所形成的影响力。因而宗教就成为了喀尔喀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多罗那他圆寂之后次年，即1635年，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之子成为了第一代库伦呼图克图，本名为罗布藏旺比札木萨。车臣汗对此表示支持并将其尊号“格根车臣汗”的一部分“格根”赠予哲布尊丹巴，因此他又称温都尔格根。1650年觐见达赖喇嘛后成为喀尔喀地区喇嘛教的宗教首领，同时也标志着以土谢图汗为核心的政教合一政权得以建立。虽然库伦呼图克图有一定的可能是因于衮布多尔济的幕后谋划而定的，但从政治角度上来说，这样的政策实的确有利于土谢图汗部在三部中核心地位的确立，使其成为全喀尔喀的政治与宗教中心。
在漠南蒙古归附清朝后，原臣服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喀尔喀三部迫于形势向清朝靠拢。但实际上在1636年车臣汗硕垒与明朝互市事件之前，喀尔喀蒙古与后金始终保持平等的往来。1635年车臣汗硕垒同漠南蒙古乌珠穆沁、苏尼特等部共上表清廷以示通好。而土谢图汗部则与1637年同车臣汗共上表通好。1638年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车臣汗硕垒、札萨克图汗素巴三部遣使进贡（札萨克图部由于掠夺归化而受到康熙西征，因此朝贡），皇太极则谕令蒙古各部“岁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1635—1640年，喀尔喀诸部与此时仍未统一全国的清政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可以看出，这个阶段喀尔喀并未与清朝建立紧密的商贸关系，更遑论政治依附。喀尔喀诸部也并不愿意与清朝建立从属关系，这与喀尔喀血统有关。实际上，无论是窝阔台系的准噶尔，还是达延汗系的喀尔喀，自明灭元始，蒙古各部逐渐形成了试图建立“大蒙古国”的政治理想。这一点是贯穿准噶尔汗国国策始终的；尤其是在噶尔丹时期，这一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了噶尔丹军事决策的根本主观原因。喀尔喀蒙古各部由于隶属大汗世系，因而从民族感情和认同感上，更为怀缅元帝国时期的辉煌与昌盛，因而实际上更加独立。而这一独立性的重要表现，便是1640年在札萨克图汗苏巴第的倡导下，喀尔喀卫拉特两大同盟在塔尔巴哈台会盟。在这次会盟上制定了表现两部意图共同御敌、维护民族共同利益的愿望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因此在1640年之后，喀清关系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在1645年清廷以顺治帝的名义致书于喀尔喀车臣汗，其中提及“吾等由来是一体之国，现为众生休养生息计，当需政体和睦一致矣”，有意与喀尔喀建立良好的关系。但以车臣汗为代表的诸蒙古部族心中，是对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法典》抱有希望的。因此车臣汗并未理会这一意愿，反而利用此时清廷摄政王多尔衮与腾机思的矛盾，分化漠南蒙古，试图夯实喀尔喀蒙古的实力。自然也可以看出清朝同样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化，不仅囿于商贸及文化交流，更在于喀尔喀实则为清准两大势力的缓冲带，清朝也由于上述民族思想的原因而意图使喀尔喀归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统一；可以想见，这里所说的国家统一，不仅是疆域上的，更是民族关系层面的。
自九白之贡之后，清喀两政权的外交关系始终停留在奉表进贡的层面上，未有较大的突破。而两地频繁且具有针对性的商贸往来使得进一步改善关系成为必然。喀尔喀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清俄准三地贸易均需由此穿行，故喀尔喀人大量的生活必需品由中原驮至漠北，而喀尔喀特产的牛马也随之入关。商贸往来使得两地逐渐互相依赖，中原地区巨大的市场使得清朝实际上从进出口上挟制了喀尔喀经济，因而使此后喀尔喀主动示好和归附成为了可能。真正使两地区关系出现转折的是1646年的腾机思叛变事件。车臣汗部之所以能够以漠南蒙古北附的名义而进行抗清活动，上文中所提及的《蒙古卫拉特法典》的制定实际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该年车臣汗硕垒拉拢内蒙古苏尼特部首领腾机思发动叛变，清豫亲王多铎亲征，衮布多尔济与硕垒派援军，为清军所败。但由于喀尔喀主力仍在其境内，况其时清军主力忙于剿灭南明政权，再加上马匹作战劳累不宜追击，因而并未深入喀尔喀就班师回朝了。此后一段时间土谢图汗部与车臣汗部受清廷压力而谢罪，也正由此清喀关系方得以缓解。此后虽因清廷一概收留喀尔喀叛逃将领而引起的喀尔喀三汗的不满，但总体上喀清关系不再敌对，而是出现了相互信件往来互有妥协的局面。1655年冬，衮布多尔济去世，并由其长子察珲多尔济继位。衮布多尔济子嗣众多，且有哲布尊丹巴势力的影响，因而希冀得到清廷支持的察珲多尔济遣使来清，清政府认为时机难得，便于喀尔喀设立左右翼八札萨克，将九白之贡准为定制。此八札萨克为：土谢图汗、车臣汗、墨尔根诺颜、丹津喇嘛、罗卜藏诺颜、车臣济农、昆都伦陀音、毕希勒尔图汗八人。自此喀清关系日益紧密。
喀清地区的相对稳定使得其内部矛盾重新显现。五十年代末，喀尔喀右翼发生内乱，第二代札萨克图汗诺尔布和阿勒坦汗额尔德尼珲台吉击败额尔德根，引起本就姻亲关系密切相连的全喀尔喀的不满。原额尔德根部族大多逃至左翼土谢图汗部，察珲多尔济趁火打劫据为己有。1662年诺尔布去世，其弟宾图阿海未经全喀尔喀七旗同意便自立为浩特勒汗，继承札萨克图汗的位置。而与此同时，和托辉特部额尔德尼珲台吉之子额琳沁罗卜藏继承阿勒坦汗。两位新汗因为分割额尔德根的财产而发生矛盾。和托辉特部本与札萨克图部同属一脉，且辉特部与准噶尔的关系由于同祖而交往甚密，但阿勒坦汗的地位不如札萨克图汗，因而在1662年额琳沁罗卜藏袭击宾图阿海，这一举动再次掀起全喀尔喀的混乱。察珲多尔济支持札萨克图部，导致额琳沁罗卜藏失败，因而迫使其逃往准噶尔避难。土谢图汗借此也使得宾图阿海退位而举诺尔布长子旺舒克为汗。额琳沁罗卜藏弑其宗主，实际上标志着大蒙古帝国汗权的衰落。额琳沁罗卜藏虽仍在名义上坚持了继承汗位的传统规定，但他在客观上忽视了蒙古地区局势的变化。清俄两大政权的兴起于扩张使得蒙古汗逐渐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作为第三代阿勒坦汗，额琳沁罗卜藏就成为了喀尔喀地区最后一位试图维护传统观念的大汗。不久后旺舒克去世，本应由其子继位，但旺舒克之弟多衮于1666年受到僧格的支持而自立汗位，成为札萨克图汗。[宝音德力根：《17世纪中后期喀尔喀内乱》，《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自此可以看出，喀尔喀内乱实质上是以准噶尔部为后台的阿勒坦部及多衮势力与以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为后台的旺舒克及其子嗣的势力的内讧。成衮继位后向土谢图汗索要自诺尔布原有的及额尔德根被击败后以来逃走的属民，但土谢图汗拒还。又由于准噶尔部所支持的成衮对喀尔喀左翼一直心怀不安，且土谢图汗不承认成衮的札萨克图汗汗位，因此成衮便试图通过达赖喇嘛向左翼施压。可以想见，成衮之所以能有这一步的行动，确实存在噶尔丹入藏后与五世达赖喇嘛交好的因素。但实际上达赖喇嘛并不想因为噶尔丹而失去喀尔喀。这主要是因为喀尔喀蒙古相对来说更为正宗，具有更高的种族影响力，且喀尔喀距内地更近，因此与喀尔喀交好（如封哲布尊丹巴）是十分重要的举措。因此当达赖喇嘛遣札尔布奈往土谢图汗处时，并没有实现成衮想要达到的效果。当然另一方面也在于土谢图汗对于达赖喇嘛的不信任与冷落。[《清圣祖实录》，卷114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庚子条。]最终成衮只好选择准噶尔部及噶尔丹本人来解决问题。而准噶尔部由于刚刚兴起，急需扩大势力，因而对右翼采取了保护的政策；而试图统一喀尔喀的土谢图汗，从客观上与噶尔丹形成了对立的局势；这一点，在1677年土谢图汗因援助被噶尔丹袭击的鄂齐尔图汗时就已经有所呈现了（土谢图汗将其女嫁与鄂齐尔图汗之甥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为妻）；甚至土谢图汗在由于哲布尊丹巴问题而往藏的1674年就已经与噶尔丹起了纠纷。虽然准喀属民具体情况相差甚远，但宗教领袖理应的一致性使得噶尔丹与哲布尊丹巴产生分歧，经由这一问题加速了准喀之战的到来。

噶尔丹的对外战略

随着准噶尔地区政治体系的完善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与发展，这一政权的战略位置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在准噶尔汗噶尔丹的统治下，准噶尔的版图不断扩大。其夺位上台后，先后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掠夺性战争。在1688年准喀之战前，噶尔丹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天山南北，加强了汗国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两者相互依托、共同促进，实现了因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农业与商业发展相对不平衡的游牧经济的良性发展循环。伴随着军事实力的增长，以资源与劳动力为主要需求的对外扩张提上了汗国日程。传统的以物易物已经不能满足汗国需要，而多民族多生产方式的不同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市场的需求，但总体上来说各个草原民族的手工业与农业同大于异，因此在巴图尔珲台吉和僧格时期率先依赖于与中原的贸易来实现经济平衡与必要的补充。虽然噶尔丹时期依旧保持着与清俄藏三地的贸易往来，且规模有所加大、形式更加丰富，但另一方面噶尔丹利用军事力量也对周边地区虎视眈眈，为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略体系。由此也使得对外关系处理的重要性成为必然。
清俄两国是准噶尔汗国主要的贸易对象。但很明显的是两国在与之贸易的作用及重要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以莫斯科为经济中心的沙皇俄国与准噶尔地区相距甚远，因而并不能满足草原地区时令性的贸易需求，这种短暂临时的贸易关系大多停留在俄国西伯利亚诸殖民城镇上。而准清贸易则相对频繁。1671年12月23日，《清圣祖实录》出现了首次关于噶尔丹台吉的记载：“厄鲁特噶尔丹台吉疏言，伊兄僧厄台吉在时，曾遣使进贡。今请亦准照常遣使进贡。应如所请。从之。”自康熙十一年起，每隔一年噶尔丹就会遣使来贡，这样的惯例持续了三回。1672年起，噶尔丹便每年均遣使进贡，以便实现两国贸易。由于离清朝相对较远，且其时军事能力有限，在1677年前仍随其余小台吉附贡。这有可能是噶尔丹早年入藏而不喑朝贡礼节所致。称博硕克图汗后，噶尔丹所派遣的商队逐渐扩大，大都在数百人甚至数千人。从人数上来看，准噶尔依赖清朝的程度也逐渐加深，尤其是在部分中原特有的手工品方面更是如此。如在纺织品方面就有“牧民所用的棉絮、棉线以及台吉、宰桑用的锦缎、丝绣等物，均需向中原地区购买。”的情况。可见两个政权的外交往来常是建立在官民商贸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之上的，是一个量变推动质变的过程；而突然的质变则往往说明两国关系在此前处于特殊阶段。正因清朝商品对准噶尔地区的吸引力更大，基于保护本国利益与作为游牧民族的危机感，噶尔丹设想的所谓“联俄抗清”的政策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必然。而这种必然的稳定性和民族性，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其中民族性自不必说，准噶尔部在彼时的蒙古地区所处的经济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也说明了准噶尔部自身的经济调整，这种调整是应立足于对外贸易之上的。而稳定性则是基于地缘政治格局的说法，关于这一点下一段落会详细阐释。此外，自僧格时期以来，以准清贸易为基础的外交关系开始变得相对稳定。这自然是源于康熙朝对于这一时期的西北边疆关注度不高，视线主要放在东南沿海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况漠南蒙古已经归附清朝，因此西北边疆相对来说较为稳固；噶尔丹以前的先王们均未对中原抱有过大野心，仍停留在满足本部人民需要的自足阶段。这种局势的稳定使得一直与僧格及巴图尔珲台吉为敌的沙俄在噶尔丹执政初期仍是他重要的交涉对象，采取了一系列对俄措施。在这一总体问题上，东西方研究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外交体系的迥异。相较于西方军事贵族同盟式的皈依，东亚地区的藩属朝贡贸易体系更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因此中原地区与草原高原地区政权的分裂现象才成为了中东亚封建社会时期的重要特点。即是说，中原王朝很难对边疆少数民族自立政权和草原文明采取稳定不变的有效政治政策，而往往需要辅以经济限制和外交羁縻等多面试探才能从形式上控制周边政权，这一方面的努力在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是十分艰难的。而这一历史现象在噶尔丹时期外交反馈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因此研究本阶段的历史状况显得尤为重要。
除去经济关系迫使噶尔丹做出选择之外，位于中亚中心地区的准噶尔部强邻环伺，政权关系复杂。俄清两国从宏观上来看，分别向东西两方向扩张，压缩蒙古草原及诸部落的生存空间；喀尔喀、和硕特与哈萨克三蒙古部同属游牧民族，经济实力由于地理位置的问题（喀尔喀主要是由于部族内讧问题与下文提及的“缓冲带”问题）虽不如准噶尔，但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同属蒙古族，相互之间更为了解，且三部均处于准噶尔扩张走势中的重要阻碍，因而虽对其作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但也属于潜在的威胁。其余位于哈密、吐鲁番及南疆河中地区的伊斯兰教城镇则各据经济点，往往以经贸当地特产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但军事实力较差，因而从战略格局上来看，占领这些重要的经济补给点与多民族商贸点就成为噶尔丹扩张政策的首要步骤。因此他于1673—1677年间接连发动四次兼并他部部众的作战，分别针对其从兄弟巴噶班第及其父楚琥尔乌巴什和鄂齐尔图车臣汗，并最终获胜。这不仅是由于鄂齐尔图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是由于和准同属一个经济单元，在与清俄贸易方面出现了互相争夺市场的现象，影响了准部的经济发展。对鄂齐尔图部的进攻使准噶尔部成为卫拉特地区强大的政权之一；1678年入侵甘肃南山地区后，卫拉特内部基本完成了统一，政权得到进一步稳固；1679年以3万军队占领东突厥斯坦东部的哈密，并收取当地贡赋；1680年征服叶尔羌汗国及喀什噶利亚的吐鲁番地区、1682—1683年向西征讨哈萨克部族，有“康熙二十一年嘎尔旦侵回回国败北，紧接着又侵极西之美人国，翌年再讨回回国，征服之。”的记载；1683—1685年还征讨了布鲁特人与乌兹别克人，甚至一度抵达萨雷阔里山。对于这两个民族的征服，既可以看做是对北部边疆地区的整治、招徕更多的属民纳入准噶尔的税赋体系，也可以看做是某种程度上对沙俄的警示。
经济关系也与对外政策相联系。如噶尔丹在康熙十六年（1677）曾有“厄鲁特鄂齐尔图车臣汗与噶尔丹台吉向俱进贡，今噶尔丹台吉与鄂齐尔图车臣汗内自相残。噶尔丹台吉攻鄂齐尔图车臣汗以阵获弓矢等物来献，若径收纳，朕心不忍。可止收其常贡之物，以此旨传谕来使。”的情况。部分学者认为这体现出噶尔丹与清朝关系出现了裂痕。我认为这是某种程度上的误解。可以看到，其时清朝对喀尔喀已有管理之意，而又并未重视准噶尔的军事水平，对于准噶尔部的奉献，则是认为这是变相的示好或朝贡，并未认为是一种军事挑衅。而清朝的回绝，也并非在于无意于准噶尔部相联系，而是企图以宗主国的态度来表达和平交往、不宜用兵之意。如对于北疆地区的征服，最终的处置至多不过是收缴贡赋与名义归属。唯一存在例外的是察合台王族的阿布都里什特汗二世和喀什噶尔和卓家族地区的控制。对于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噶尔丹另立和卓为傀儡统治回部，实行政治监督，使其成为准噶尔的属地之一（这一状况持续至1750年）。又如对于哈萨克诸部的中亚远征，噶尔丹主要掠夺的并非紧邻准噶尔地区周边的草原地带，而是由哈萨克部所统辖的锡尔河中部流域乌兹别克诸族的绿洲地带。这一地带据载已经有了较为完备的农耕系统，因此噶尔丹的征服在早期（1688年以前）均具有游牧部落掠夺式的征服，这和成吉思汗时期的征服已经大为不同了。其原因一方面是准噶尔部在这一阶段尚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则是相较于13世纪来说，可占领并利用的有效土地资源更少，政权意识在牧民群体中的重要性逐渐加强。可见噶尔丹在对于所征服地区的治理问题上，实际上在征服开始之前就已经有所考虑了。但噶尔丹并未派兵永久占领这些地区的做法，与其先祖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在西哈萨克方面，噶尔丹最终在形式上使东突厥斯坦及锡尔河流域部族、部分临近准噶尔的哈萨克草原臣服。关于噶尔丹西征的情况，清朝认为“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喀尔喀焉能抵敌。”从中我们或可看出康熙朝对于准噶尔及喀尔喀地区的政策。关于这一问题将于下文详述。而关于游牧文明的疆域问题在如今讨论的仍不完善，这一点上亟待我们去解决。值得注意的历史联系是：其一，由于在1680年前后噶尔丹从西藏达赖喇嘛处获得博硕克图汗的称号，且迎娶其兄僧格之妻阿努达喇为妻（其为成吉思汗族血统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之孙女），获得鄂齐尔图汗的经济援助，因而使噶尔丹的实际权势进一步加强；其二，正由于疆域概念在相对程度上的缺失，准噶尔及喀尔喀部族之间的内讧才频繁出现。而与本文研究范围着重相关的，则是喀尔喀部族的内讧及所产生的不可小觑的连锁反应。
噶尔丹的对外政策也受到了来自喀尔喀的牵制。实际上对于喀尔喀部族的内讧，康熙帝遣内大臣阿齐图格隆与达赖喇嘛使者参巴陈布呼图克图于1684年前往调节，但由于参巴陈布中途病逝，因而并未完成使命。后又由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与达赖喇嘛特使噶尔旦西勒图在1686年8月16日再次调解，促使喀尔喀两部会于库伦博勒齐尔。会盟由札萨克图汗沙喇（成衮之子）、哲布尊丹巴之弟西第什里和土谢图汗之子噶尔丹多尔济主持，由阿喇尼、噶尔亶席勒图和哲布尊丹巴任三大札萨克齐。为使得会盟初见成效，受理了500件关于左右两翼属民归属纠纷的案件并做出公正裁决。在这次会盟中，康熙谕旨要“尽释旧怨，将兄弟人民各归本札萨克，令其和协，照旧安居。”但会盟之后土谢图汗未守协议交出全部人马（实际上只有一半），因此矛盾日益加剧，会盟实际上未达到既定效果。此次会盟使哲布尊丹巴的威望有所提高，一方面是宗教上名义得到了达赖喇嘛的认可，另一方面是替代其兄土谢图汗进行处理札萨克图汗的属民问题。喀尔喀蒙古的内讧是噶尔丹制定战略决策的排序的重要偶然性因素。但应注意的是，这里的偶然性因素单指作战策略的变化，并不影响噶尔丹所设想的全局状况。这次会盟当中同样有噶尔丹的使臣，噶尔丹得知这一情况后可以想见是十分不希望会盟成效的（否则便无法实现支持右翼而打压左翼的计划）。早在1678年，噶尔丹就已经利用喀尔喀左右翼两部的矛盾激化而介入。这一相对温和的外交决策的出现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于蒙古高原的相对统一性，使得噶尔丹谨慎地采取了纯粹的外交策略以应其变，以免舆论于己不利；另一方面则是忌惮于此时清俄两国的外交表态并不明确。
此外，影响噶尔丹制定决策的还有西藏格鲁派势力。这就要不得不先阐述噶尔丹与西藏地区的宗教势力的关系。巴图尔珲台吉有子十一人，由于他宠爱僧格生母，因而也就十分看重其所生的五子僧格与六子噶尔丹。噶尔丹的少年时期正是其父在准噶尔及哈萨克地区不断进行掠夺战争、准噶尔部势力日益强盛的时期。这种生活环境可以说对噶尔丹早期的思想意思臻于完善造成了必要的影响。对于噶尔丹入藏一事，有“有大志，好立奇功，父母深爱之，欲立为黄台吉。噶尔丹曰‘阿哥在’，乃尽髡其发，独身往乌思藏。”的记载；对于曾有部分学者认为的“噶尔丹往藏地是意图获得达赖喇嘛的支持”一说，不置可否。但可以看出，噶尔丹其人对于藏区文化及宗教是有兴趣的，也是诚心求教的。无论其是有政治企图也好，意欲避开汗位纷争也罢，西藏地区的民俗和宗教文化都对噶尔丹未来的政治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影响力很大，因此噶尔丹入藏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为其此后能顺利化解舆论而即位有着一定的联系。从达赖喇嘛的角度来说，噶尔丹作为准噶尔部汗之子，入藏自然是受到了优待，而部分学者认为的达赖喇嘛和第巴桑结依托噶尔丹与喀尔喀哲布尊丹巴来实现某种分裂政权的目的，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但宗教领袖希望使本派宗教广为传播、有更大的影响力是必然的，如格鲁派对于哲布尊丹巴一世的册封、试图将教理向云贵地区传播的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看到，达赖喇嘛并没有“分裂祖国的无理要求”，而是依据自身利益和宗教形势而采取的措施，它特殊的政治位置使得民族关系在其中作梗的假想并不明显，在进行外交关系分析中，更应秉承客观公正的史学态度进行研究。1670年僧格被异母兄暗杀后，噶尔丹一方面考虑到国内形势严峻，另一方面受到达赖喇嘛的委托，回到准噶尔部试图夺权。支持噶尔丹的有僧格旧部及鄂齐尔图汗。在其军事才能与宗教感召力的双重影响下，1676年他击败叔父楚琥布乌巴什，杀死其子巴噶班第。1677年2月26日至4月14日，噶尔丹又反过来围剿了鄂齐尔图汗，其时为大斋期，因此鄂齐尔图汗准备不足，只以三万人应战，最终被噶尔丹所杀。这一史实于上文已有所提及。完成了部族内的统一后，噶尔丹实现了国内的相对稳定。因此在噶尔丹统治地位逐渐确立的过程中，西藏达赖喇嘛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果说噶尔丹的军队是从外部瓦解蒙古诸部的威胁的话，达赖喇嘛出于其自在的目的（为了使教派传至回疆和东土耳其斯坦地区，扩大其势力范围）从王室内部进行了分化，部分地方还出现了代替职能的情况，使得从理论上实现了同化，这一点是客观有利于藏蒙地区的宗教统一的。对于满人的扩张，噶尔丹与西藏势力两股势力有所联合，这自然与噶尔丹积极发展格鲁派藏传佛教不无关系。但总体上来说噶尔丹的战略决策要更为坚定，起到了自身决策的主导作用，而非受他人指使。
总体来看，噶尔丹在制定对外战略时从客观社会环境出发，又有其主观因素的影响，因而实际上研究起来相对复杂。准噶尔在噶尔丹早期尚未形成稳定的军事力量，民族关系更加纷杂。噶尔丹与僧格时期对外作战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的战略性开始日益凸显。传统游牧部落首领所惯用的对外掠夺、军事训练的形式在噶尔丹时期不仅是单纯的商品的需求，更多的是自建立“统一的蒙古高原”这一核心思想从中支持的缘故。

1688年前的蒙俄关系

对于噶尔丹对俄政策有没有变化这一热点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有利于总体防御力较差、地形地貌相对单一的草原部落的发展。但对于僧格的对俄政策，噶尔丹也并非完全抛弃而另立新政。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外交策略可以说是僧格及巴图尔珲台吉政策的延伸与特色化。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本节只探讨准俄关系，但不应忽视清朝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截取至1688年这一时间点，是因为自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及准喀之战出现逆转后，准俄外交关系出现了变化。下面就部分外交案例来说明准俄关系的变化。
1671年夏，噶尔丹遣使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将军苏马洛科夫处转告沙俄当局，告知僧格被杀、其已经控制准噶尔局势的现状。在信中还提到了要“维护自己向原属卫拉特王公的克什提姆居民征收实物税的权力”问题，从这样的使信可见，噶尔丹对于北部沙俄于己的关系是十分重视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得到沙俄的回应，除此之外，噶尔丹也希望率先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部民归属问题：在这一点上，他是沿袭了其兄的外交政策的。1671年10月，噶尔丹采取了进一步缓和两国关系的举措，即派专使护送俄使阿布林过准噶尔境内，甚至护送至俄境的托波尔斯克。1672年俄使卡尔瓦茨基来准，借护送僧格时期遣往莫斯科交涉的代表涅乌鲁思返回，向噶尔丹赠送沙皇赏赐示好时，他欣然接受，表示希望西伯利亚地区当局不要阻止准部遣使往莫斯科（这实际上就是要说明准噶尔部对俄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但同样是要求“把过去几年从各卫拉特王公处迁往俄国境内的臣民归还给他”。而在俄使并未准确回应后，他便于1672年秋调动五千左右的军队至准俄争议地区强行征税，噶尔丹的使者曾表示，如果不交还噶尔丹理应得到的实物税（原卫拉特后逃至西伯利亚地区的民众的），“他将攻打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以示主权；不仅如此，噶尔丹还亲临吉尔吉斯地区，积极联合当地的吉尔吉斯人准备共同抗俄。这一举措使沙俄西伯利亚当局不免紧张。如果说收回实物税的权力是相对比较低层次的，那么臣民即劳动力的归还则是相较要高出一个层次的了。游牧文明中最关键的税赋来源就是实物税，收回实物税实际上就是收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在这一方面噶尔丹是采取主动态势的；而至于进一步的劳动力的要求，可以说是噶尔丹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在逐渐加深。然而同时也可以明显看出，相较于态度强硬的僧格时期，噶尔丹确实有与沙俄缓和关系的想法，当然这种缓和是从贸易领域到领地领域过渡的，而使得噶尔丹的外交决策引起研究者争论的，恰恰是由于噶尔丹很理性地依据汗国实际需要及情况，做出了合理的不同决定。这是在准噶尔汗国外交上策略的一个关键变动。
俄方对此采取了积极迎合的态度。俄国档案资料表明，1671—1680年间噶尔丹遣俄使团不少于六个，而沙俄遣准使团也要在四个以上。噶尔丹采取与俄相对缓和的政策，正是他外交战略的一大体现。可以想见，这一举措的确有利于准俄互市与文化交流。但噶尔丹并没有对沙俄完全掉以轻心。在涉及到主权利益的原则问题上时，他依旧坚持了兄长僧格执政晚期时的外交原则即坚决抵抗。只不过这种抵抗由强硬渐渐变得温和许多。1673年沙俄认为噶尔丹的态度是一个好转机，继而也友好的宣布“拒绝收容从卫拉特王公处逃出的人们”。并可以使用实际上被沙俄侵占的南西伯利亚草原上的牧场。因此，俄方对于原卫拉特的卡马辛人、坎斯克人，同意他们也向准噶尔缴税。但这种外交辞令很明显是存在漏洞的：实际上这一真空地带的居民要向两个宗主缴税，加重了属民的负担。而对于这一问题，噶尔丹似乎并没有在意。这一方面是由于沙俄给准噶尔的印象一贯是军事力量占据优势且西伯利亚地区虽然经济不如欧俄，但控制力度由于沙俄的东侵策略因而仍算严密；另一方面在于游牧民族认为实物的重要性要大于属民的归附，即经济相对于政治更加关键。部分学者把这一历史局限性说成是噶尔丹主动让出主权的卖国行为，是有失偏颇的。同样形式的辞令，还见于1678年西伯利亚当局遣使到噶尔丹牙帐处表示“凡侵犯卫拉特人牧地的俄国臣民，已被拿获和惩罚”。但事实上俄使并没有带来所谓的“俄国臣民”，也没有任何有效的史料可以佐证这一观点。也就是说，这不过是沙俄当局为稳住噶尔丹（看到其仍对属民及领地问题十分在意），保持两国关系的某种友好说辞，绝非部分学者所说的“密谋”与献媚。这在噶尔丹遣使回复托波尔斯克将军的记载中可以鲜明的看出，他“希望保持接壤邻邦的联盟关系，希望边境不要发生争端。”这一关系的维持在1683年限贡协定后达到了高峰。（关于限贡协定的情况将在下文详述）是年噶尔丹向沙俄方面派遣一个包括了七十多人商队的代表团抵达伊尔库茨克，此时中俄关系由于尼布楚问题开始紧张，因而此次派遣实际上附带着一定的政治意义。使团表明“已经听到俄国与中国在黑龙江流域发生摩擦的消息，特地派他们到莫斯科来”，即是说明在中俄问题上，实际上噶尔丹是倾向于沙俄一方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准清关系是不稳固的，它仅建立在经济与边境关系上，并未依托政治条约乃至联姻的形式巩固下来，由此便产生了亲俄的应激反应。但实际上从交流状况与地理位置上来看，清准关系理应更为密切；因此1683年的由限贡决定所引发的一系列外交局势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并非是准噶尔主观上“联俄抗清”的体现。
而之所以沙俄方面会采取这样的态度，除去上文所提及的保持友好关系以便往来外，实际上包含设置西伯利亚诸镇以来的各种对蒙措施的东扩计划，方是这一外交关系的深层原因。与准噶尔地区不同的是，喀尔喀蒙古由于地理环境不如准噶尔富饶，但其战略位置相对重要，内部部族相对集中，各部族间常出现纷争，对清俄两国的贸易依赖较大，因而沙俄采取的是有别于准噶尔的一套政策。1616年至17世纪后半叶，沙俄已将西伯利亚城镇区的范围扩展至后贝加尔地区，如于1665年修建了色楞格斯克、1666年在今乌兰乌德一带修建了冬居地以扩大控制范围。与吉尔吉斯人的领地一样，在喀尔喀和沙俄之间仍然存在着模糊的边界线。而在这一条边界线上居住的是蒙古血统的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血统的埃文基人。迟至1645年，沙俄方面已经对布里亚特人归属喀尔喀有了一定的认识。1646年10月，哥萨克十人长康·伊·莫斯克维金在贝加尔以东与车臣汗之婿土鲁海塔布囊相遇，他请求后者遣使带领他去鄂尔浑河一带会见车臣汗。虽然莫斯克维金因不愿于帐前行叩首礼而被遣回，但他可以看出色楞格河一带已经是车臣汗所辖领地了；这就说明沙俄方面尤其是西伯利亚诸镇已经对喀尔喀的大致疆界有了基本的了解，而布里亚特人向 喀尔喀蒙古纳贡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定则，很明显这是依据系属血统所形成的自然归属。喀尔喀地区经济的相对不发达使得王侯们在看到漠南蒙古归附清朝之后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的局面下，不得不对如布里亚特人这样没有自主领地的分散属民重视起来。因而在早期喀尔喀诸部从对俄国军事占领行动不加注意，实现了到后来与沙俄当局进行一定的交涉，要求布里亚特人成为自己的贡民而提出再三抗议的转变。
这一抗议不仅来源于经济上的需要，实际上由于土谢图汗曾对布里亚特人授予尊号“和硕格沁”以表明其先祖作战有功，因而这一归属问题与吉尔吉斯人的归属问题有一定的不同。这也是土谢图汗为首的喀尔喀诸王公更为强调布里亚特族人的归属问题的重要原因；而后者对于俄准两部来讲，不过是利益纷争而引起的属民纷争罢了，没有充足的证据能过佐证吉尔吉斯人的自主归属，这从上文所提及的噶尔丹征服吉尔吉斯这一地区的史实可以看出。对于沙俄的反应自1664年后便开始出现，喀尔喀王公遣俄使均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抗议。1672年这一抗议有了十分明显的体现。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1655—1698在位）向莫斯科第一次派出使节即要求：俄喀互使、提议和睦相处、关于沙俄不应在蒙古土地上修筑色楞格斯克堡垒且应将其居民迁往他处的问题。信中还提到但他们如果做出坏事，则将与他们不和的警告。此次派出并未经色楞格斯克，原因在于俄使多次自色楞格斯克至喀尔喀地界以请求前往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土谢图汗认为他们并非奉沙皇陛下旨意建立色楞格斯克城堡，并且称他们是为所欲为的人，因此拒绝了这一要求。客观上喀尔喀蒙古在这里起到了维护清朝西北边疆的作用，但同样也使得沙俄对这一地区只能另谋决策。之所以是客观的影响就在于土谢图汗使卓立克图还表示，如果是由沙皇特派的专使或商人，土谢图汗实际上是打算放行的。对于土谢图汗的抗议，沙俄顾虑到准噶尔的前科，因而同样遣使臣伊万·佩尔菲利耶夫携国书于1675年前往喀尔喀会见土谢图汗。但由于土谢图汗身在西藏未能成见，因而与蒙古宰桑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基于“新建的色楞格斯克城堡距蒙古王的石头城甚近，从色楞格斯克城到蒙古石头城步行只需三日程。”的实际情况，宰桑们提出沙皇之所以侵犯喀尔喀的几点现象。如俄国沙皇“非法占有了历来属他们的民众”、修建色楞格斯克、出现驻于尼布楚的俄国士兵蹂躏蒙古人的情况。佩尔菲利耶夫则认为布里亚特人等属民实际上已经属于俄国了，而色楞格斯克的修建只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属民而已，并不妨碍蒙古人。可见俄国使臣及当局所持的态度也很坚决，这一方面是由于喀尔喀相对不统一，军事实力不强；另一方面是由于认为鄂温克人、布里亚特人这一部分属民对于西伯利亚诸要塞经济的维持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不惜为此利益而抗争。为了回馈俄使来喀，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便于1675年12月向莫斯科遣使。莫斯科方面热情接待使团，使团提出要沙皇归还布里亚特人的请求，却并未获得同意，莫斯科方面反而如佩尔菲利耶夫所言称这一地区的属民已经属于沙俄了，实际上是喀尔喀人在入侵沙俄的城镇和自愿归附俄国的属民。1676年托博尔斯克的鞑靼人谢·库尔马麦托夫再次受沙俄使前往土谢图汗汗廷。在这次的国书当中沙俄直接拒绝了归还属民等一系列平等要求。沙俄利用了两国政权之间固有的“真空带”来谋求东扩计划的长足发展（包括尼布楚地区），从这一点看沙俄的外交策略实际上是缓进的。
沙俄的态度使喀尔喀诸王公极为不满。早在1657年俄使哥萨克五十人长罗曼·科利佐夫便前往科布多劝诱阿勒坦汗之子罗卜藏台吉额琳沁臣服沙俄，未能如愿。额琳沁对于这种行为在1660年3月对格列恰宁使团进一步做了阐释，他严正声明“如果我臣服于俄国，这件事在我的国土上是奇耻大辱。”从沙俄的举措中可以看出，阿勒坦汗是他们羁縻的主要汗部。这种政策在1662年以后逐渐影响力渐小。其原因在于罗卜藏继承汗位后被土谢图汗的军队所驱逐，因此他便想向准噶尔部靠拢。然而1667年僧格部对其的作战表明了阿勒坦汗部被彻底孤立了起来，因此使得沙俄所报以的通过和平劝诱的方式完成对喀尔喀的全面控制的希望也在1679年以后消失了，只换来了第三代阿勒坦汗的宣誓臣属；但此后罗卜藏同札萨克图汗的抗争使得其投到噶尔丹的帐下，与沙俄的联系渐渐不起作用了。自此沙俄对于除左翼两大部以外的喀尔喀蒙古开始施行相对强硬的策略。这一策略的改变，根本上仍是源于左翼诸部对沙俄的敌视态度。自1681年9月开始，喀尔喀部队开始对后贝加尔的部分要塞发起进攻。1864年车臣汗诺颜所率一万部队攻入桐金斯克山谷，1687年秋，哲布尊丹巴及土谢图汗遣使又向戈洛文提出归还布里亚特的主张，并告知其这一问题已经阻碍了喀俄交流。这样的主张自然没有得到戈洛文的答复。作为俄使，戈洛文可能考虑到1685年中俄战争开始后土谢图汗曾经帮助过清廷包围俄军营寨的这一事实。但与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等大部不同的是，部分蒙古王侯对于俄国却采取了亲近的态度。如在1682—1683年间额尔克珲台吉、额尔德尼珲台吉和墨尔根阿海等八个王侯遣使抵达伊尔库茨克，认为不能单就前述两部的行动而影响了他们与俄国之间的商贸往来和建立稳定和平的外交关系。如名义上奉宗主札萨克图汗的阿勒坦汗甚至与俄国交换了使节。可以看到，喀尔喀内部对俄的态度已经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地理位置及对俄认识程度的不同，且实际上从属于喀尔喀王公的塔邦古特地区的属民对于沙俄据点进行了不相持续的反击。这一部分属民与沙俄的势力范围最近，居住在色楞格河支流希洛克河附近。另一方面则是俄清对喀尔喀的外交举措及准噶尔的潜在威胁使得王公们不得不寻求依靠和保护。而在选择上的分别就决定了对俄的外交策略。事实上土谢图汗与车臣汗除去沙俄以色楞格斯克为据点的南侵外，还存在清朝对他们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将在下节详述。

1688年前的蒙清关系

据《清圣祖实录》载，从康熙十六年（1677）开始，噶尔丹和他的部队就引起了清朝的单独注意。首先出现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厄鲁特济农等为噶尔丹所败，……闻噶尔丹复逞兵未已，或来追我，或趋喀尔喀，俱未可知。臣等窃思噶尔丹乃北厄鲁特之酋长，兵马众多。如果兴兵，即内地亦宜严饬守汛官兵防护。”这一条。此时由于上文提及的原因，清朝并未对噶尔丹做出主动动作，而只是仍然有着“闻厄鲁特喀尔喀交恶兴戎，虽虚实未确……”的存疑，且所给出的反应则是“当遣使评其曲直”、“今厄鲁特喀尔喀使至，其令理藩院明白备檄，交发来使传谕之”等告知性的行为。可见起码在这一阶段，康熙帝的态度仍然是以“藩国远属”为主导，并不打算干涉准噶尔甚至喀尔喀的内政，而只是因为“贡献本朝，往来不绝”，故尔从中调和。对于靖逆将军侯张勇的守汛防护的提议，也并未给出准确答复。可见确实这个时期，清政府的主要政务核心不在西北。另一方面，康熙也在同样熟知蒙古各部对于其政权稳固的重要性。如在“命檄行噶尔丹台吉，此后入贡遣使务令有材识厄鲁特为首。不得仍遣回子。如系厄鲁特，方许放入边口。”一条中可以看出，康熙帝不仅是在分明遣使问题，而是在向噶尔丹会意：中原对卫拉特人并无敌意，因此才特意指出以表现中原的友好。况只是在“回子诺颜和卓、巴颜白克等，以进贡来至边口自相屠害作乱。”的前提下回复的，更可看出康熙希望不断往来的意图。而对于作乱的人则“檄行噶尔丹台吉究处”，并不自行决断。可以想见，这是为了尽量减少与西北的摩擦而采取的对外措施。
但从康熙十七年（1678）起，清朝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十六年十二月的“酌量指授而行、毋致生衅”，到十七年初“探厄鲁特台吉噶尔丹信息、不时以报”、“前赴甘州一带地方侦探消息”，逐渐完成平定三藩的清政府开始渐渐关注起西北地区来。当然，这绝非是简单的战略视角转移。被噶尔丹打败的蒙古诸部如西海墨尔根阿喇奈多尔济台吉、济农布第巴图尔、厄尔德尼和硕齐、厄鲁特济农，都逃至清朝西北边境，这难免让清朝尤其是边塞行省产生危机感。但康熙帝同时也认为“厄鲁特如远从达布素图瀚海而去，则无庸置议”，说明关注程度还未深化，对于准噶尔部仍采取不予防备干涉的态度。此后厄鲁特济农以被噶尔丹败、自身部族散落为潜在的理由，常掠夺边境：“抢掠男妇子女六十余人。马驼二千九百余匹。并帐房盔甲等物。”但真正让清朝有所主动的，是厄鲁特济农的不良行径：“奏请令其由水泉过边。上允之。……未由水泉过边。至是、济农以布隆吉尔地方见有火光，探闻噶尔丹追迫已近，……”对待厄鲁特济农的欺骗行为，康熙帝却也并未过于动怒，仅是“驱逐济农等出边”而已，对准噶尔部更是没有任何动作，但对于噶尔丹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曾言“噶尔丹虽无起兵声息，应仍檄该将军等不时侦探，加意防守边境。”
在喀尔喀与准噶尔两部相对独立的时期即伦博勒齐尔会盟之前，两部中分别以噶尔丹与哲布尊丹巴为首在竭力取得部落宗教领袖的地位。相对来说噶尔丹要更为主动一些。以下便先从哲布尊丹巴为核心的左翼势力的形成与噶尔丹对清政策两个方面进行简单的探究。1677年噶尔丹袭击曾帮助他的鄂齐尔图汗之后向康熙呈军实，如上文所述康熙并未收下，只是接受了通常的贡品的行为并非对噶尔丹心存疑虑。但恰恰相反的是，噶尔丹对于清朝实际上是抱有怀疑态度的（但绝非想要入主中原）。这种怀疑的态度，随着他入侵库库淖尔的行动因由和硕特听从清朝指令的“备兵待之”而愈演愈烈。但对于这一行动噶尔丹本人实际上是
并没有胜算的把握的，因此虽“举兵欲侵西海。行十一日撤归”。从库库淖尔的地理位置上可见，这一行动实际上是对巴图尔珲台吉及僧格对外战略的某种继续，而并非单纯地扩大其属地。噶尔丹一方面担心后方起义，对甫立的由自己统治的政权并未有太大把握；另一方面是出于总体的军事考虑而制定的政策；即这一举动成功地利用了库库淖尔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不仅向藏地宗教势力表明自己的扩张意图，还对和硕特部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更是摸清清朝意图的重要举措。史料中的撤兵，很有可能是主动的战略退却。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更应考虑到噶尔丹本人的军事实力与主观性。
自库库淖尔退出之后，噶尔丹已然吸引了清朝的注意。因此他相对地有所收缩，将战略重心于1679—1680年之间转移至回疆地区。回疆地区的彼时形势，实际上是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关于噶尔丹缘何开始采取对回疆地区的政策，我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其一即是回疆地区民族问题复杂，社会矛盾多而不大。但正因如此，使得以游牧经济为主的准噶尔汗国认为回疆民族流动性大，易产生后患，因此务必要进行征服。其二是这一地区资源相对丰富。由于回疆地区势力划分相对明显，而以突厥人及伊斯兰教徒为主的这一地区农耕文明的发展呈“绿洲”态势，因而传统的游牧民族思想便萌生了。过早开展一系列的以外交与军事征服为中心的对外举措，相对上对内部的统治有所不足，因而及时地满足国内生产的需要成为了又一重要问题。其三是对于库库淖尔战略决策的回应。在这一点上或可体现出噶尔丹高超的军事才能。为了表明对于库库淖尔只是单纯的战略侵入，因而在假意退却之后，以薄弱的回疆地区作为突破口进行“善后式”的弥补。单从这一方面来说，噶尔丹是相对成功地使清朝认为噶尔丹只是一个“野蛮的侵略者”，而非有计划的战略家。而不应对其进行大规模作战，则是一方面考虑到对这一地区的占领虽有瞒天过海之意图，但毕竟部落众多，地形在疆藏地区最为多变，兼顾沙漠、草原、盆地等地形，因此必然会过分拉长战线分散兵力，不利于对俄喀两地区的防御和示威。其次是准噶尔实行的人质政策，使这一地区的原有统治者实质上变为傀儡，使得对作为信仰喇嘛教的蒙古人，回疆地区的多信仰民族对这种统治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次征服实际上是一种累赘。再次是由于战争增加了军费开支，使得为了维护统治区域的稳定而相对地对汗国原有区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压榨。
综合来说，准噶尔汗国在这一时期尚未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来实现大领域的统治；噶尔丹时期的蒙古已与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已经大为不同了。1679年之后，是他对清朝真正态度探测的第二时期。早年入藏所获得宗教基础使其得到了达赖喇嘛授予他的“博硕克图汗”的称号，1679年其便带着一种自得的态度向北京函告，并以博硕克图汗的名义文书。其意图十分明显。游牧民族的不稳定性使得政权的形成不仅需要统一的政治局面，更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承认来彰显自己的领袖地位。而与俄表明关系已于1672年遣送，然而莫斯科方面反响不大；因而为争取到更多的支持（或者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希望对这一称号的认可），他便又在此后拒绝了清朝关于捉拿其叔父的请求而宁肯坚持独立自主。这样的对清政策，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周边邻国的一种彰显——尤其是对和硕特部。因此可见，欲想实现政权的统一，首先要实现民族的统一。噶尔丹的彰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确立了自己的威信，实现了从形式上摆脱清王朝的意志执行，而成为了独立自主的汗国。在这一点上，能够说明噶尔丹执政阶段是清朝中蒙古地区离心力最大的一个时期。
而在这一时期中，离心倾向达到最高峰是在1683年。是年噶尔丹无视清廷对其进贡遣使所做的人数上的规定，一次性派出三千多人的使团。康熙帝一方面出于对准噶尔部的扩张与其和喀尔喀蒙古关系的考虑，另一方面出于礼节形式上的衡量，于1683年11月3日以“任意放牧牲畜，捆缚平民，抢掠财物”为由，发布限至多遣200人入关的敕责。这一政策的变化史称“限贡决定”。限贡决定使得准噶尔部的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单一的游牧经济在这一与喀尔喀相恶、与沙俄关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状态下，清朝的不友好使得准噶尔部不能实现经济的良好循环。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准噶尔商团入关的过程中，确实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践食田禾，抢掠食物”的状况（这是准噶尔部获得财物的途径之一）。恼羞成怒的噶尔丹因此便向北示好，采取了对俄友好的外交策略。虽然如上文所述，这种策略的转变实际上是一种应激，但客观上还是使得清准两政权的关系陷入尴尬的境地。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看，限贡决定政策的制订还存在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一方面其试图使准噶尔理解清廷的意图，对其发出“警告”，另一方面则是对喀尔喀蒙古与漠南蒙古的警示。这种政治原因的形成，从1677年左右就已经逐渐形成了。1677—1678年噶尔丹内侵青海肃州等地蒙古，诸部进一步被迫内附，由此对噶尔丹开始有所戒备。1678年5月噶尔丹以掠夺方式再侵青海卫拉特，使清廷愈发严密戒备。1679年8月，噶尔丹再侵青海玉回部地区，使得“近时入内地行劫者，皆系被噶尔丹击败来奔，贫无所依之人”。至此一向以仁为本的康熙帝对此大为不满。不仅是由于他厌恶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在于这一部分难民影响了边疆的经济政治秩序，形成了噶尔丹所做的祸乱要由清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局面。但众所周知，在康熙朝前期囿于三蕃之乱和台澎问题而无暇北顾，因此形成了以“柔远优恤”为主的对准政策。因此1682年面对准噶尔的威胁，康熙帝仍抚以“尔承此宠赐，当益戴德意，弹心敬顺”。虽然此时康熙帝已经了解到准喀两部之间的矛盾及准噶尔最终将威胁到清廷统治，但难以顾及因而出此策。这一阶段的准噶尔汗国，实际上与清廷保持汛界分明的态势，从巴图尔珲台吉伊始的进贡行为就能看出，其只是形式上的寻求庇护和希望得到认同的行为。这是因为从各方面来讲，准噶尔的经济状况和潜力与政治制度都无法与清廷抗衡，因此17世纪前中期一直处于虽为政治实体但却有所依赖的局面。但对于噶尔丹弃清投俄，则是康熙帝始料未及的。
1682年平定三蕃之乱后，遣内大臣与漠南蒙古王公二十四人，往准喀两地颁发敕书，宣告中原政权的基本统一。1683年察珲多尔济命长子噶尔旦多尔济入朝表示感谢。对于喀尔喀蒙古与清朝的关系，噶尔丹实际上是有所忌讳的。同属蒙古部族的既定事实与亲清的土谢图汗部为首的左翼产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被噶尔丹在其对喀政策中鲜明的体现了出来。上文所述的喀尔喀内部矛盾的发生及准喀两地区矛盾的显现，在1687噶尔丹杀死和硕特部汗鄂齐尔图，由此在同年秋札萨克图汗沙喇等右翼王公与可靠信使为体现喀尔喀右翼与准噶尔的关系组成使团前往噶尔丹处时，土谢图汗追踪这一使团并捕杀而达到了又一转折点。这两方面的矛盾由此合并为准噶尔部与土谢图汗部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俄清两国的矛盾（同时这一矛盾还有显性因素即尼布楚战争）。隐性与显性因素的并行，使得其中一方必然要走向同盟与联合，从而扩大整体实力。准俄与喀清两势力均采取这样的措施，在此试作简单的总结。喀清方面，清廷通过喀尔喀内部会盟实现了暂时的统一，而为了对西北部与北部有更有效的统治，从安内入手，基本上完成了国内的统一。实现了军事作战前的经济整顿；而准俄方面，通过临时不稳定的联盟共同对喀，而准噶尔内部的形式统一及拉拢西藏势力的行为，使得准部同样具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与喀尔喀抗衡。在北部，沙俄通过尼布楚问题牵制清朝目光，客观上为准噶尔的军事行动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单从沙俄的角度来说，1688年1月，俄国大使戈洛文对于准俄关系已经有所展望。他在“给外交衙门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俄国——卫拉特联盟的想法”，正如上一节所述，俄国对于喀尔喀地区的频繁来使，实际上是希望经由喀尔喀草原到达中国。这一点行动的动机，可以从《尼布楚条约》当中展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噶尔丹方面对于这种联盟关系却从未提及。通过对这两个地区的总结可以看出，虽然两方都形成了汛界分明的军事力量，但实际上集团内部都不稳定。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局势下，准喀之战爆发了。

准喀之战

在军事准备与防务措施基本完成后，噶尔丹于1688年发起了对喀尔喀的进攻。对于喀尔喀地区，准噶尔的战前策略在此时已经十分明了，即利用右翼札萨克图汗来打压以土谢图汗为首的左翼部族，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漠西与漠北蒙古的统一。这种政治策略实际上在征服叶尔羌汗国时已经有所采用，只是彼时受西藏势力及准噶尔内部的反对势力所限而未能实现真正的实施。喀尔喀地区相对于叶尔羌地区来说更为独立，相对地也就更容易受到来自外部势力的绝对控制。而实际上，噶尔丹也主观的意识到清朝对蒙古地区的威胁。虽然这种威胁是基于统一基础之上的，但这种“统一即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说法，是不符合彼时情况的。在17世纪蒙古地区仍未形成一个具有领导力的完善的中东亚地区前，统一实际上也是准噶尔部所背负的使命。即宽泛来说，统一是每一个政权所有者的使命所在；因此噶尔丹与康熙在发动战争的最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也正因为一致才得以发动战争。这一点在噶尔丹的书信中有体现：“全蒙古必须统一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噶尔丹也是推崇民族主义的一位政权领袖，同他的先祖一样对中原文化是带有排斥心态的。但其程度只是限于国家政策层面，而对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仍然是积极的。康熙帝对于准喀可能引起的纠纷，早在1680年西藏达赖喇嘛曾发出和平号召停止纠纷，派遣了一部分拉萨使节进驻蒙古地区，试图从宗教层面缓和两大部族的矛盾，但未能如愿。可以想见，此次达赖喇嘛的调和实际上受到了清廷的影响，甚至也许是清廷的谕令。因此对于库伦博勒齐尔会盟清廷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而作为支持喀尔喀右翼的准噶尔部却不抱希望甚至觉得不应该召开此次会议，是外交举措的徒劳。会盟既没有使清朝看到希冀的准喀和平，也未使准噶尔部成功让喀尔喀归附自己。
1688年1月，出于对沙俄西伯利亚当局的反击，土谢图汗之弟西第什里带领八千左右的军队切断了色楞格斯河与乌丁斯克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包围了色楞格斯克。此时由于沙俄并未有过多防备，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地区虽然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但总体来看仍然荒凉，且喀尔喀地区部族大体对沙俄产生厌恶情绪，因此沙俄不得不撤走一些军队；另一方面由于此时彼得大帝尚未亲政（1689年8月），对诸多军事问题无法过问，因此此时的色楞格斯克堡只有300人。同时西第什里也向乌丁斯克发起进攻。我们应该尤为对这次进攻产生注意。据俄国史料称，此次进攻实际上是在“听从中国皇帝的话”进行的。当然不排除这种说法有刻意猜疑的成分，这是因为以戈洛文大使为代表的沙俄诸代表团在与喀尔喀的交流中一直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导致的。这种被动局面的形成，实来源于在尼布楚问题上的僵持。雅克萨战争失利后，俄国不得不同意进行谈判。1686年1月费·阿·戈洛文作为首席谈判使者来华进行交涉。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戈洛文来使除去谈判任务外，另有拉拢土谢图汗的任务。沙俄希望在清俄问题上土谢图汗能够站在沙俄的一方。从17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以土谢图汗为首的抗击沙俄的斗争是喀俄两方有目共睹的。但问题就在于为何沙俄仍不放弃对喀尔喀尤其是阿勒坦汗和土谢图汗两部的拉拢。关于这一问题，我认为一方面恰恰由于土谢图汗相对来说更为了解清朝，交往较多因而希望将其领地归为其藩属而非领土，以获得更多关于清廷的信息。也可以说，沙俄在东扩的过程中是始终把中国看作重要的阻碍对象的；另一方面是因为俄国在雅克萨之战中的暂时失利。于是在1686年11月戈洛文抵达累布诺耶堡后，便遣使斯提潘科洛文前往喀尔喀蒙古打探土谢图汗的真实决策。同时俄国也认识到了宗教在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因而又派科罗文与卡恰诺夫专访哲布尊丹巴并赠送了厚礼。综上可以看出，俄国确实把蒙古地区当作一个相对的整体来对待并强调它的战略地位了。但戈洛文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1687年7月戈洛文前行至伊尔库茨克，并于是年与1688年初在乌丁斯克好色楞斯克与蒙古使节进行谈判，均未得到准确答复。显而易见，沙俄的侵略行为已经使喀尔喀左翼对他失去了耐心。因此出现了诸如将戈洛文遣往哲布尊丹巴的专使扣留在库伦一地长达两个月的外交事件。为了展现自己的诚意，戈洛文在7月抵达伊尔库茨克之后又于10月前往色楞格斯克再次打算与蒙古王公进行谈判，以占据在与清朝交涉中的优势。喀尔喀王公同意了这次谈判。但其实他们是想通过这次谈判探知沙俄的真实意图及防备情况，以便实现武装袭击；因此这次谈判的气氛十分糟糕。
被动局面形成后的此次喀尔喀反击，实际上标志着结束了喀俄联合的可能，同时也使得戈洛文开始认为解决喀尔喀问题是解决中俄问题的先导。因此在1688—1689年间对部分投俄喀尔喀王公进行了会谈。但无论如何此次反击实际上是对俄国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开展起到了阻碍作用。但恰恰是这一反击行动，使喀尔喀部的军队被分散开来，影响了对噶尔丹的防御。噶尔丹在战前借库伦博勒齐尔会盟时哲布尊丹巴与达赖喇嘛使者西勒图并坐的情况，认为土谢图汗部乃至喀尔喀左翼“违达赖喇嘛之教，不尊礼西勒图”，为“告之以礼法”而于1687年9月占领喀尔喀右翼，唆使札萨克图汗沙喇进攻土谢图汗部。为争取战争主动权，土谢图汗派兵将沙喇（上文所述的拦截使团事件）与噶尔丹之胞弟多尔济札卜斩杀。这一冒失的举动恰恰使噶尔丹占有战争主动权而在1688年6月挥兵三万，经杭爱山正式入侵喀尔喀，自此准喀之战开始了。可以看到，噶尔丹所说的“礼法”作为借口的成分更大。一方面在于此时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圆寂（1682），行政长官桑杰嘉措秘不发丧；且另一方面包含了哲布尊丹巴和噶尔丹的敌对；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从宗教性的角度阐述了。由于噶尔丹的东侵，使得喀尔喀形势大乱；但幸好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并未积极参与1688年初的对俄行动，因此尚可重新集结兵力对抗噶尔丹。但尽管如此，由于喀尔喀诸部分散，总体实力并不及噶尔丹，因此兵力分散对喀尔喀作战影响很大。噶尔丹发动的这次战争，实际上造成了相当重要的影响。第一，其在客观上（部分学者认为是主观的。我认为确有准俄商量这一问题的可能，但时机的确定却是由准噶尔部自己承担的，因此主要是客观上的因素；更不能把这种商议定义为勾结，因为准俄两政权的目的是不同的）使得喀尔喀地区呈现了准俄共同夹击喀尔喀的局面，即准噶尔利用作战时间策划了一出围魏救赵；第二，喀尔喀的军事战略转移实际上阻断了前往色楞格斯克的以索额图为首的清廷代表团的必经之路，因此不得不拖延了中俄谈判时间，在喀尔喀车臣汗部所辖的克鲁伦河一带折回。第三，使得喀尔喀本就薄弱的心理防线最终崩溃，对于投俄还是投清的问题被追加到日程上来。
入侵喀尔喀之后，在首先打响的特木尔战役中土谢图汗次子噶尔旦台吉率五千勇士战败，“溃卒布满山谷”，噶尔旦多尔济仅以身免。自此噶尔丹的军队势如破竹。1688年8月28日，准喀两部即土谢图汗与噶尔丹汗会战于鄂罗会诺尔，喀尔喀惨败，只得向南转移。噶尔丹因此直抵库伦与克鲁伦河（可以看出，车臣汗也参与其中了）地区，向科尔沁地区进发。噶尔丹由于与俄国在此前联系日益密切，因此在作战中一直宣传沙俄的军队也与其共同进发，借俄军的确暂留在色楞格斯克的事实迷惑喀尔喀及清朝。他声称“有大批俄国军队，并有大量火器大炮协同他作战”，并且与俄军“联合行动”，但实际上根本没有，目前所知沙俄至多只是往噶尔丹帐中派遣了几位使节以利于加重它在中俄谈判之间的砝码；在色格楞斯克方面，1688年3月俄援军抵达北部边疆，对喀尔喀形成进一步威胁。从俄国的角度来说，尤其是西伯利亚当局是愿意与准噶尔结成同盟的，但噶尔丹并不这么认为。他在与俄国的交流中一直把与沙俄的交往看成是壮大声势的一个外交举措，虽然俄国对于噶尔丹的入侵同样持支持态度，但关于战前准俄是否有所商讨的问题，我认为这种联结仍以使节通报为主要方式。政权之间的会谈可能性则相对较小。在准俄交往过程中，戈洛文实际上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他一方面敦促沙皇要拉拢准噶尔，另一方面觊觎喀尔喀，对清喀所组成的“攻守同盟”十分不满。但在戈洛文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他此时还认为应该防止“噶尔丹博硕克图加入这一同盟”，这说明戈洛文此时并不清楚噶尔丹的真实意图。很明显，噶尔丹对喀作战是由来已久的，是不可能投入喀清同盟之中的，他所希冀建立的“大蒙古国”实际上是与戈洛文的想法相悖的。也即是说，俄准两政权的目的是有很大不同的；可以想见，实际上沙俄也是噶尔丹潜在的敌人，只是这一隐性事实由于清朝三征噶尔丹而不复存在了。
噶尔丹对于“准俄联盟”的公布，实际上是一次战略失误。固然它起到了震慑清喀两政权的用兵与军事策略，但正因如此：第一，使中俄两国谈判更为迫切，中方不得不放款签约条件，反而使俄国人坐收渔翁之利。况且沙俄并未给予准噶尔实质上的援助，也就是说沙俄方面稳赚不赔，树立了以外交缓解政治危机的典范。第二，使康熙帝记恨在心，因此彻底剿灭噶尔丹被提上了清帝国的日程。第三，使喀尔喀诸部认清沙俄本质，进一步归附清朝，壮大了清朝的实力与军事屏障，更使得清廷占据道义制高点和军事主动权，拥有了随时对准噶尔部作战的理由。第四，使喀尔喀与准噶尔关系正式破裂，这一破裂更大程度是精神上的陌路。准俄交好使本就厌恶沙俄的喀尔喀转嫁到准噶尔人身上，使得原本能够缓和的重要因素——同一民族的紧密性至此彻底演变成敌我关系，客观上使得噶尔丹的“大蒙古国”设想彻底破灭——即便战争胜利，准噶尔部也无法融合喀尔喀实现蒙古高原的统一了。因此通过这四点可以看到，噶尔丹由于外交关系的过于依赖和信任，对于自身实力的相对高估，使得这次舆论宣传的战略最终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阿喀琉斯之踵。而由于第一点原因，噶尔丹被诟病为帮助俄国人在尼布楚谈判中增加砝码，我认为这是客观上的，而绝非主观使然。这一点可以通过噶尔丹使者达尔汗在对戈洛文商谈中提出的“现在蒙古的土地由我们管辖，希望沙皇处理这件事情也同我们商量”看出。噶尔丹不仅没有出卖所谓的国家边疆，反而在与沙俄争夺主权。因此俄国也认为噶尔丹并没有真心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让与自己，表示“怀疑”。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是噶尔丹为了全力应对准喀之战的缓兵之计，只是在口头上许与了也许能够给自己提供军事援助的沙俄，并没有实际让与这一部分领土。这恰恰是噶尔丹外交政策的灵活之处。在入侵喀尔喀时也同样表现了这一点。虽然他利用“告之以礼法”的说法使得这一入侵看似名正言顺，但其实他并未想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吞并，而是更侧重于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的联合统一。从这一点上来看，噶尔丹是处于一个十分悲悯的处境的。他并不是对土谢图汗充满了仇恨，更非具有极大的侵略欲望而南征北战，不顾国内经济穷兵黩武；而应该看到噶尔丹汗所为，实际上是在努力实践自元朝覆灭以来蒙古人共有的荣耀的梦想。他试图担当起再次实现蒙古统一大业的重任，不惜与潜在敌沙俄假意交好，期盼利用沙俄火器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噶尔丹希望建立独立统一的蒙古民族政权并摆脱满族人控制的一系列武力举措，是对土谢图汗过于依赖清廷、丧失了民族独立性、忽视了清朝对于喀尔喀蒙古乃至整个中亚蒙古人的威胁的颟顸做法的纠正。可惜他不占据任何舆论的上风，为了自己的统一目标辗转奋斗，让部分学者因而产生了里通外国的嫌疑，甚至产生了对噶尔丹人格的考量。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是简单的民族主义作战，是泛蒙古地区或者泛藏传佛教即喇嘛教主义所引起的必然性战争。实际上这是十分片面的，我们在研究噶尔丹时更应该站在蒙古民族的角度、站在民族之间的生死存亡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重要的历史评价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实际上直接看清俄清两政权在外交与政治关系上的真正意图。
清朝的真正意图即是实现对蒙古地区的有效控制。清初入关两帝利用准喀地理位置的隔阂与社会环境的差异，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使得原本在血统问题上就产生分歧的两部关系日益恶化。自然经济上的不平衡性是对蒙关系处理的主要手段，这一手段的应用在1683年的限贡决定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在政策对待上，清廷同样采取不平衡的外交政策，对噶尔丹前期纵容，任其发展；而对喀尔喀则采取安抚与限制的政策，加速了漠北蒙古与漠南蒙古的民族融合。当然这其中也有清廷并未过多关注准噶尔地区的原因。依整体局势上来看，喀尔喀附清实则是清廷剿灭噶尔丹的第一步，也是自库伦博勒齐尔会盟便开始有所动作的关键一步。土谢图汗在被打败之后南逃至漠南蒙古正是清廷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而在处理漠北蒙古属民的问题上才相对比较有条理。而在击退土谢图汗之后，噶尔丹另遣以其侄丹津俄木布为首的另一路军夺取哲布尊丹巴所在的额尔德尼昭并烧毁了佛像与大量典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毁坏只是出于宗教方面与军事方面的摧毁，与政治性并无关联。哲布尊丹巴则率土谢图汗家眷及僧侣南逃到额古穆台地方。9月，土谢图汗兄弟二人向清朝请求内附，他们表示“我等为卫拉特所败，奔进汛界，永归圣主，乞救余生。作何安插，一惟上裁。”为表示诚意，两人所率各台吉将名册上报，称有“台吉三十余人，喇嘛班第百余人，户两千，人口两万，”再次请求得到康熙帝的庇护。同时为了挽回战局，噶尔旦台吉与赛音诺颜部的善巴各率五千军队以救援土谢图汗，然而在与准噶尔军交战后再次失败，噶尔丹南追至车臣汗部地区。因此出现“喀尔喀举国震惊，见一影响，随以为敌至，无一人敢北向相拒者……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等纷纷南逃，昼夜不绝”的现象，喀尔喀政治局势的均衡性被彻底打乱。部分学者对于喀尔喀南逃问题中，提出了“投俄抑或投清”的子问题。我认为通过以上的叙述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喀尔喀左翼原本就对清朝是有所依赖的，这和准噶尔地区的经济依赖还有所不同。自腾机思事件以来，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及余部对清廷是更为倾心的，其中有如下几点原因。第一，清入关后顺治康熙两帝对喀尔喀采取了经济相对优待的政策，使得这一地区迅速发展。经济作为游牧文明的命脉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喀尔喀左翼不得不考虑到依附清朝之后的互通性能够促进本部发展这一重要发展问题。第二，沙俄的不断侵略使得喀尔喀人对沙俄失去的期望，且在文化交流上相对困难，难以归附。第三，哲布尊丹巴的呼吁。关于这一点的重要性已经被不同学者阐述的十分明了。在此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即哲布尊丹巴确实在依附问题上起到了助推作用，从宗教层面上为喀尔喀这一战略选择提供了有力的观点。他认为俄罗斯人在宗教上与喀尔喀相距甚远（可以说这是他所考虑的主要因素），且文化差异甚大，而自蒙古部落兴起以来，中原与蒙古高原的交流就十分密切。因此应该依附清朝。第四，1683年的限贡决定使喀尔喀坚信清准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潜在敌对的，清廷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足以打败噶尔丹。且康熙曾调和喀尔喀两部的关系，可见清廷是热爱和平反对不正当战争的。因此综上四点可以看出，喀尔喀附清是必然的。
但事实上也有一些喀尔喀王公是打算投俄的。如1688年9月30日在1200人的塔布努特人部落在戈洛文的胁迫下归附沙俄，便将他们由原牧地希洛克河河畔迁往色楞格斯克与乌丁斯克之间的地区。但由于喀尔喀左翼对沙俄的普遍敌视，因此戈洛文在得知噶尔丹入侵喀尔喀之后并未进一步劝附喀尔喀人。11月11日戈洛文在前往乌丁斯克时，携带了20名喀尔喀王公的文书。从这些王公的文书中来看，他们希望“得到噶尔丹的保护，接纳他们为俄国的臣民”，基本上是建立在准喀之战之后的中立王公及右翼王公的身上。这一部分人的归附，很可能是得到噶尔丹的命令而采取了进一步联俄的政策所作出的。也就是说这些王公实际上已经不能代表喀尔喀人了；而只是准噶尔部的附庸。值得注意的是，在诸王公中额尔德尼珲台吉最为积极。也许他是倾心归俄的唯一代表：他另以单独的文书来表达希望同俄国交好的愿望。戈洛文相对来说，对喀尔喀内部情况仍不甚了解。因此他在得到文书之后确是抱有希望的，因此督促喀尔喀再次派遣使节，并以文书形式相告。在会见了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之后，俄国翻译塔拉斯卡·阿法纳西耶夫被告知应该去拜访斡齐尔达尔的叔父达赖车臣诺颜的牙帐。恰巧此时诸王公台吉均在车臣诺颜的牙帐内，其中就包括额尔德尼珲台吉。虽然车臣诺颜未做答复，但额尔德尼珲台吉对此却兴致勃勃并秘密请求让自己的使者单独会见戈洛文。总体上来说，戈洛文的计划再一次落空；这是因为车臣诺颜等人对依附俄国并不感兴趣，而只是同意建立友好和平的外交关系并缔结一定程度上的攻守同盟。受喀尔喀左翼行动的影响，诸台吉对俄态度实际上比第一次更为冷淡。但很明显戈洛文并未放弃这一决定，而是经由伊凡·卡恰诺夫草拟了由十条内容组成的臣属誓约，包括永远臣属、禁止内讧、定期表贡等要求。但据戈洛文的政令来看，他也明白喀尔喀部族目前的形势，因此叮嘱卡恰诺夫不必严守此十条，除“永远臣属”这一条必须保留外，其他条款实际上均可有所变动。12月14日，卡恰诺夫从乌丁斯克出发，于27日抵达额尔德尼珲台吉帐内。额尔德尼珲台吉最初反对臣属和贡纳两项，但最终考虑到喀尔喀破败的形势还是同意了，并于1689年元旦执行了署名、捺印和宣誓。在额尔罕珲台吉处，除了减少贡额外，1月15日同样执行了署名、捺印和宣誓。其兄策凌札布宾图海同样署名。而对于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及车臣诺颜，卡恰诺夫的会见请求被以迁移牧地的理由拒绝了。因此1月27日他返回了乌丁斯克。此后又有一部分王公宣誓于条约。6月24日，戈洛文拟前往涅尔琴斯克会见清朝代表团商议并谈判。1689年11月14日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完毕。戈洛文回到乌丁斯克时，曾对俄最坚定的臣属者额尔德尼珲台吉已经发生动摇，额尔罕珲台吉及其他王公也加入了脱离的行列。最终只有四五个王公仍保持了与沙俄的关系，这是戈洛文可能没有料想到的一点。从曾经臣属过沙俄的诸台吉中，额尔德尼珲台吉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在后期同卡恰诺夫交涉时，曾对斡齐尔达尔呼图克图有所指责，这是因为斡齐尔达尔之弟墨尔根图海对俄采取的较为积极的态度而斡齐尔达尔对此并不承认。从中或可看出，额尔德尼珲台吉意识到相较于清廷来说，和托辉特部与俄国关系将会在经济往来上更为密切。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与俄相邻的额尔罕珲台吉和其父车布登身上。他们为了获得俄国的支持与通好，对西第什里攻打色格楞斯克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车臣诺颜等人得到了于1688年冬自噶尔丹处来的昭示归顺的使者且他们发现噶尔丹并非要侵略他们的牧地，因此才会对俄国人持观望的态度。在这一北喀尔喀的松散部落集团中，车臣诺颜一直起到了领导性的作用，因此实际上除上述两珲台吉及其亲属领地外，基本上诸王公均与车臣诺颜一道对噶尔丹表示尊敬。从噶尔丹的角度来说，这一部族集团实际上是由于准喀作战而被隔离出来的小集团，是相对摇摆的中立部分，而这一部分的归顺倾向使得噶尔丹增长了信心。
因此噶尔丹在实现了战略决策的关键一步即收复喀尔喀蒙古后，向清廷表态希望要回意欲投奔清廷的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擒之畀我”，这一决断是建立在喀尔喀左翼已然附清的局面上的。至此准喀之战基本结束。此战使得喀尔喀形势变化极大，它对俄喀清准藏五地区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它使得中俄问题形势有所变化，清廷不得不因此受到牵制，丧失了一定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北部边疆出现祸患的伊始，这一问题一直影响到晚清政局。在《尼布楚条约》中的失利，使得俄国人进一步在这一地区占据更大的优势，使向西伯利亚东扩的战略计划得以实现，西伯利亚地区从此成为沙俄的无可争议的领土。其二，使俄国对喀尔喀地区更为了解，延及对这一地区的侵略日益加深，不利于蒙古地区的和平。噶尔丹的进攻使喀尔喀“左右为难”，因此这对于清廷西北地区边疆的领土的所有权问题继续拖延至雍正朝才得以通过条约的形式暂时稳定了下来。其三，使清廷进一步被动的，是喀尔喀内附属民的问题与准清关系日益激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使中原地区的稳定难以实现，影响了清朝的积极发展。其四，彻底改变了蒙古人的传统部族观念，使蒙古游牧文明进一步农耕化、汉民族化，但也使这一地区实则更加独立，使得康熙此后统治准噶尔地区仍难以实现有效控制，西北问题从此成为我国边疆的主要着手点。其五，改变了中东亚的均衡已久的社会状态，而对于这一点影响实际上从噶尔丹继任之初对外征战就已经开始了。它使得西藏地区的实际控制力下滑，宗教性逾越了政治性，这一地区也被中原王朝所重视。其六，使得蒙古部族的大一统的“高贵梦想”开始产生裂痕，蒙古人开始出现大量迁移、杂居的状况，从民族角度来说，它不利于蒙古人的发展。当然在准喀之战的过程中，清廷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决策失误，即没有及时援助喀尔喀，并向土谢图汗声称“若卫拉特先加兵于尔，尔等还击即是。若尔抢先动手，则以构乱论处”。可以看出，清廷受制于准噶尔的宣传而在对喀态度上产生了犹豫，因此反而阻止了和硕特部汗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与衮布阿喇布坦支援喀尔喀的行动。这是源于清廷希望通过和平解决准喀争端来保护漠南蒙古不受侵犯，然而却没有注意到喀尔喀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及准喀两部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即是说康熙帝实际上在早期是低估了噶尔丹的军事实力的。土谢图汗等部汗多次奏报请求支援，然而并没得到援军，这也与康熙帝试图通过此种合乎情义的方式收归喀尔喀蒙古有关。但从总体决策上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不小的失误。但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将这一失误扩大化，更不能看成是清廷对于喀尔喀的轻视。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于地缘范围过大，准藏清三地相距甚远，清廷因此在战争发端期难以把握北疆地区的战争局势所致。此外对于俄准关系的把握，清廷也没有考虑全面。但在土谢图汗两人要求附清时，清廷认为如不接纳很可能会发生类似于腾机思事件的蒙古部族内部的再一次团结，喀尔喀作为屏障的事实也就将会不复存在，因此康熙帝收留了喀尔喀残部。事实上在噶尔丹东进的过程中，与俄国在喀尔喀的利益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且《尼布楚条约》已经完成，因此自1688年11月中俄谈判结束后，对于准噶尔的东侵俄国人实则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并没有给予援助，关于这一点在上文已然提到。此外虽然一开始沙俄是支持噶尔丹的，但同样把他看作是西伯利亚东扩计划中的促进部分，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准俄联盟，还对于噶尔丹改变了传统的掠夺性质的战争而变为统一性质的战争感到不满。因为这一方面增大了俄国渗透喀尔喀的阻力，另一方面打乱了东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准喀附俄的这一打算对蒙古地区实施的基本政策。噶尔丹很明显没有理解俄国的意图而继续以准俄联盟迷惑清廷。由于正在进行雅克萨诸战的清廷认识到了俄国人的火器及军事力量不容小觑，且察视到了自身对于准噶尔的态度确实日渐恶化，因此对噶尔丹的这一夸大性宣传十分重视。这一决策使得噶尔丹对于喀尔喀采取了全面占领的策略，影响了中东亚政局。

1688年后以喀尔喀问题为核心的准清关系

随着喀尔喀左翼南下归附清朝之后，得到了康熙帝自归化城调遣来的大批粮食牲畜以供解难民之急需，对喀尔喀部族的整顿与恢复发挥了重要的支援作用。在救扶喀尔喀难民的过程中，康熙帝遣阿喇尼为此安置，要求“发仓给畜，滂沱泽沛”。之所以如此对待喀尔喀难民，康熙帝是出于赢得舆论制高点、连带收拢旷日持久的北部边疆民族问题和拉拢哲布尊丹巴的宗教影响并试图使其成为全国喇嘛教治理局面的突破口，在一定程度上收揽教权的考虑。同一时期为了稳定后方政局，噶尔丹也停止了战争，回撤喀尔喀西部重镇科布多并进行军事整顿。1688年12月，清廷趁噶尔丹回撤之机再次与沙俄商议谈判，并于1689年初会于尼布楚。经过十分艰难的谈判，1689年10月19日终于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中方将尼布楚周边领土让与俄国以换取北部边疆的安稳。在这次谈判中由于清廷被迫两线作战而尤显仓促，使沙俄获得了较多的实际利益。俄国由此开始与中国通商，并能够获得足以维持西伯利亚当局政治形势的利益。但对于喀尔喀边界的划定问题，由于沙俄东扩计划尚未结束，仍希望通过喀尔喀地区来获得更多利润，因此对这一问题十分反感而不愿商议。事实上沙俄对北段边界的划分仍不甚满意，但此时俄国同样处于相对不利的状态。一即俄国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兵力不足，难以作为谈判的后盾；二即上文所述之喀尔喀绝大部均南附归清，因而无意贪得。三即在谈判过程中有六七千喀尔喀人对尼布楚地的俄国人进攻，使得沙俄不得不同意清廷要求。四即此时俄国还在同土耳其作战，难以左右兼顾。而清廷方面由于其时喀尔喀地区正处于内乱，并未实现有效管辖，因此也就只得罢而不谈。这一问题直至在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与1728年《恰克图条约》中才得以解决，中俄中段边界同北段边界一样确定了下来。另一方面，在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均归附清朝后，噶尔丹被迫同清廷进行直接往来。而关于土谢图汗兄弟二人的归属问题，就演变成了1688年后准清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即喀尔喀问题。这一问题事实上在鄂罗会诺尔之战前的1688年8月就已经发迹了。噶尔丹向康熙帝遣使表明了自己志要擒住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二人的愿望。但清朝则不以为如此，一方面从道义上讲土谢图汗部与车臣汗两部众是在受难的情况下才逃至漠南蒙古的，因此不应拒之；其次从清廷自身利益上来说收附喀尔喀蒙古是其在北部边疆的既定政策，因此对噶尔丹的条件是不会答应的。但为了维护皇帝尊严，避免落得贪占便宜、不怀善心收揽喀尔喀的口实，面对噶尔丹的急切请求，因此不得不假意以维护两部众和平、采取缓和解决策略为由于1689年4月遣使一等侍卫阿南达晓谕噶尔丹。其中有谕“是以朕欲尔等解释前仇，互市贸易，安居辑睦，永息战争”。此即为准清外交谈判的第一阶段。可以看出这一举措实际上不仅是在保护喀尔喀归属清廷之后的既得利益（即属民利益），更是为了延缓战争时机稳住噶尔丹（事实上清廷已经意识到准清之战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可以从1683年限贡决策和噶尔丹入喀之后的举措中看出）而做出的战略举措；也就是说康熙帝是不愿意交出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噶尔丹在接受康熙帝派出的使者之时，向来使提出了希冀清廷将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交付他处置的问题，认为两人过错并不在杀其胞弟多尔济札卜，而关键在于“首作祸乱，无故起兵，杀札萨克图汗及墨尔根阿海，违圣上之旨意”，是违反了喀清攻守同盟的。噶尔丹此番话事实上是中肯的，但他抹去了正是他怂恿沙喇侵犯土谢图汗的事实。在与清使交流的过程中他还表示希望准清之间能够更为友好，希望扩大互市贸易。可以想见，这一时期的噶尔丹并没有打算与清为敌的念头。如果说他这样做是在行缓兵之计，则他应该在军事部署上有所行动，可并没有看出在谈判前后他对于准噶尔军有何战略决策的改变；此外他应该能够认识到清廷与喀尔喀实力上的巨大差别，因此实际上噶尔丹在这一时期仍是希望通过与清使进行谈判而实现要回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两人的。清廷在同一时期则主要致力于喀尔喀部族的整顿，但同样也出现了救济力度不足及部分喀尔喀人盗窃中原财物的事情发生。对于这两个问题清廷均采取相对妥善地处理方式以缓和喀尔喀内部问题。而对于喀尔喀问题，一直持续争论到1696年的昭莫多之战。在这一问题中，噶尔丹始终擒住康熙帝在早期处理喀尔喀问题时曾说明的“可以使喀尔喀诸部回故地”的观点一再辩驳。在这一问题上，西藏达赖喇嘛势力是支持噶尔丹的。对此康熙帝再次遣使往西藏处晓谕，将准噶尔部后方政治变动一事告之达赖喇嘛，但西藏方面不为所动。然藏准两地毕竟相隔甚远，因此也是鞭长莫及。最终康熙帝厌烦了与噶尔丹的争论，不愿承认曾经的决策失误与使节不当，因此发动了战争。
在中俄条约签订之后，清廷实则对沙俄的意图已经十分明了，因此对噶尔丹曾宣传的“有俄罗斯援助”之言开始将信将疑。而沙俄也确实开始对噶尔丹的态度有所转变。这一点是噶尔丹始料未及的。俄国深知清朝实力强大，在西伯利亚军事部署仍相对薄弱，难以直面冲突。其次噶尔丹实力渐弱且国内政局已出现不稳。因此准俄关系开始出现间隙。但噶尔丹对沙俄仍抱有期望。1690年3月，他遣使达尔罕前往伊尔库茨克面见戈洛文请求支援，希望能够与西伯利亚地区的俄军共进打击喀尔喀人，要“将其彻底歼灭”。但戈洛文对此则认为俄军对于喀尔喀地区的入侵可以从色格楞斯克地区进行，无需与准军联合。实际上戈洛文是理解噶尔丹使节的意图的，只是故意而为之。他以“路途遥远，且经过草原地带”为由拒绝了军事合作。因此噶尔丹在1690年的请求受挫。在谈话中戈洛文还表示要看噶尔丹的战况如何（即是要采取观望的态度）。这一问题在同月戈洛文遣使的回访中再次表现出来。作为使节的哥萨克人格里戈里·基比列夫则表示要对已经臣服俄国人的喀尔喀部族采取保护的态度，噶尔丹不得再与沙俄争夺喀尔喀部族。戈洛文还通过基比列夫提到应该探明准清关系的实际进展，拒绝与准军联合，而只是象征性地在色格楞斯克等地进行“军事搜索”。实际上戈洛文的要求已经十分明显，即只有准噶尔汗国归附沙俄，才能提供一定的军事援助（而这时所说的援助也不过是口头答应，很可能也不会给予援助）。噶尔丹对此行径表示反对，因为他所主张的依然是独立的蒙古政权。
不难看出沙俄态度的转变是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密切相关的。与其采取冒险的行为与准噶尔为伍而再次与清军为敌，不如稳守条约利益，实现这一地区的暂缓搁置，实现条约利益最大化。对于这一点的转变，噶尔丹仍然没有摸清沙俄意图。1690年6月，在未得到3月谈判消息的同时噶尔丹又遣使尼布楚，向北方俄军提出了联合抗击清喀的问题。康熙帝借此机会申明对俄观点，要求其不可借兵与准噶尔，如若借兵联盟，“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因此这一地区的军政长官费·斯克里皮增在未得到莫斯科意见的情况下便未借兵于噶尔丹。噶尔丹一方面为了解上述喀尔喀问题，另一方面希望展示军事实力以求沙俄借兵，挥师东下直抵内蒙古汛界，深入至乌兰布统，“距京师七百里乃止”。康熙帝闻讯称噶尔丹“志不在小，不大惩之反为后害，且不可使喀尔喀无故地游牧”，因而于7月27日决定御驾亲征，同年9月3日会清军于克什克旗南界乌兰布统，即乌兰布统之战。此战噶尔丹大败，渡西拉木伦河西逃。乌兰布统之战是噶尔丹势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后为了整合漠南漠北蒙古部众，康熙帝决定于1691年在多伦诺尔举行会盟，参加者有漠南四十九旗王公与喀尔喀各台吉。喀尔喀诸王公改为满清爵位，均授予一定的札萨克，与漠南蒙古处于平等地位而共治。在会盟中康熙将哲布尊丹巴提升到大喇嘛的地位并得到受封，全揽喀尔喀宗务管理，甚至在政治事务上也对其十分信任。至1699年哲布尊丹巴常为康熙帝随驾，使得他扩大了在喀尔喀地区的宗教威望。在这次会盟上，喀尔喀两翼均拥戴康熙帝，喀尔喀蒙古至此也正式归附清廷。自此在1691—1693年间其余喀尔喀王公相继附清。但不可避免的是在准喀之战中一部分属民北附于沙俄，事实上这一部分人很可能就是戈洛文在争取中间部落集团时在1689年之后仍倾心于沙俄的喀尔喀零散部族。但即便是在这一小部分台吉里，仍然有诸如曾与沙俄保持紧密关系的策凌札布投奔清朝。由此可见戈洛文规划的臣属体制也在多伦会盟中崩溃。在此次会盟中，清廷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使俄国人再次看到了清军的实力，噶尔丹最终被孤立起来。如在1691年4月时尼布楚俄军首领即复函索额图，证实了噶尔丹确实曾向尼布楚遣使求兵围攻喀尔喀，但尼布楚方面保证“并未将兵拨给博硕克图汗所派之人”。但对于沙俄自觉地对喀尔喀的行动，文件中并未再提。清廷之所以重视准俄关系，一方面在于假若准俄联合，清军必然要调整战局，以应夹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稳固《尼布楚条约》中的规定内容，要求沙俄远离喀尔喀而遵守条约。雪上加霜的是，1691年1月20日戈洛文回抵莫斯科，又使得准俄关系进一步淡化。此后俄国人对准噶尔的态度十分明显的冷淡起来。在1891—1892年间噶尔丹所派使团中只有少数抵达莫斯科，大部分被阻留在托博尔斯克。对于使节的处理，莫斯科方面甚至将其软禁起来，不被当作客人对待而任意敷衍。至于以噶尔丹名义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更是被莫斯科拒绝。
1696年5月，康熙御驾亲征于朔漠及克鲁伦河，噶尔丹战略转移地向后撤退。清军追至噶尔丹处，引至乌兰巴托附近的昭莫多地方再歼噶尔丹主力。此时的噶尔丹已经陷入孤军奋战的局面，并没有多少的经济后援，这一点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九月六日为夺清军贮米仓的白翁金之战中可以看出。1696年9月与1697年2月，康熙再次亲征于归化及宁夏，噶尔丹又损部将，只得在科布多阿察阿穆塔台地区游动。3月噶尔丹身亡。至此清朝一统准噶尔部（策旺阿喇布坦的臣服）与喀尔喀部，将喀尔喀旧部放回原处游牧，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可以想见，噶尔丹所施行的统一策略的失败，其一在于他低估了清朝的实力，过于强硬地与康熙帝为敌，被清朝擒住了蒙古部族内部不统一的症结所在；其二是准噶尔部内部的割据势力使得噶尔丹疲于应付，尤其是其侄策旺阿喇布坦在准噶尔后方确立了牢固的统治地位，不仅收拢了哈密与吐鲁番等诸回疆地区（可见噶尔丹在早期对外策略中对待这一地区的态度是有失误的。过于集中式的控制实际上是不牢固的），还联合清朝军队使噶尔丹内外交困。内乱割据可以说是17世纪蒙古地区的主要政治形势，而随着清朝统治在中原的逐渐巩固，蒙古人想要与满人一争天下的机会也从此丧失；其三在于经济实力的相对薄弱，难以实现诸蒙古部众的归顺，而清朝在中原地区的繁荣实际上对游牧民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其四在于相对清朝来讲，准噶尔部众仍是少数，难以实现消耗战的胜利。且军队战斗力已经远不如13世纪的蒙古军队。火器与枪炮的出现更使这种差距逐渐拉大，传统的阵地战模式已经不适应步入热兵器时代的世界了。综上可以看出噶尔丹政策的失败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灭亡

1755年春，清军5万人分西北两路向伊犁进军。不到100天就到达伊犁。达瓦齐率兵6000人扼守伊犁西南的格登山（今新疆昭苏县境内），清军以25人夜袭达瓦齐大营，达瓦齐军惊溃，不战自降。达瓦齐仅带少数人仓皇南逃。此后，阿睦尔撒纳自任领袖继续反对清朝。1757年初，清政府开始新的军事行动，分两路推进。准噶尔军在清军的追剿下，全线溃败。阿睦尔撒纳投奔俄罗斯帝国。
1759年8月，清军抵达喀什噶尔，平定了支持阿睦尔撒纳的大和卓波罗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兄弟的叛乱。这年秋天，天山南路完全平定，清朝完全控制今日的新疆地区。由于准噶尔部反叛无常，此后清军在兆惠等的带领下，按照乾隆帝的旨意消灭了剩余的准噶尔人，除病死或逃往国外的以外，数十万准噶尔人遭到屠杀。据魏源记载：“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设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昭梿的描写更加夸张：“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留下的空地由大量移民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