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赞大公国

穆罗姆－梁赞公国

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二世·雅罗斯拉维奇第五子雅罗斯拉夫·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从侄儿切尔尼戈夫王公弗谢沃洛德二世·奥利戈维奇获分封穆罗姆公国，包括后来称为穆罗姆－梁赞公国的地区和梁赞城。1129年，雅罗斯拉夫死后分封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雅罗斯拉维奇梁赞公国。斯维亚托斯拉夫脱离奥利戈维奇系，他的后裔建立梁赞公王朝，这就是梁赞公国的开始。
雅罗斯拉夫死后，穆罗姆由他的儿子幼子尤里统治，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梁赞，普龙斯克分封给了罗斯季斯拉夫一世·雅罗斯拉维奇（1129-1143）。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和尤里死后，罗斯季斯拉夫一世按兄终弟及继承他兄长的公位，分封梁赞给他的年幼的儿子格列布一世，他与奥利戈维奇系的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王公结盟，加入这个反对尤里·多尔戈鲁基的联盟，其中包括基辅大公伊贾斯拉夫二世。斯维亚托斯拉夫之子弗拉基米尔一世·罗斯季斯拉维奇，取代罗斯季斯拉夫一世，与格列布一世共治。在1150年，穆罗姆-梁赞公国首都从穆罗姆移到梁赞。在1152年，梁赞公国转而与尤里‧多尔戈鲁基同盟，攻打切尔尼戈夫。弗拉基米尔一世在1146-1154年罗斯内战先后转换阵营，通过一连串的政治投机提升国力。1161年，弗拉基米尔一世去世后，他的子孙成为穆罗姆的世袭王公。格列布大公和他的后裔在梁赞世袭。穆罗姆公国 的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王公成为独立实体，直到蒙古入侵时再度短暂重组成穆罗姆－梁赞公国。

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国的冲突

弗拉基米尔一世和格列布一世与尤里·多尔戈鲁基与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父子保持良好关系，两公国一同对抗伏尔加保加利亚（Volga Bulgars）。1158-1161年罗斯内战，两公国始终维持同盟关系，对抗基辅大公和斯摩棱斯克等公国。1169年攻陷基辅，梁赞公国也有出兵支援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国。
在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去世后，格列布一世在1174-1177年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内战中支持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之孙姆斯季斯拉夫兄弟，对抗大窝弗谢沃洛德兄弟。在战争期间，与斯摩棱斯克各王公一同瓜分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国，格列布一世甚至设法毁了弗拉基米尔。大窝弗谢沃洛德在击败他的侄儿姆斯季斯拉夫和亚罗波尔克兄弟后，向梁赞大公国宣战，在克罗科沙战役打败并俘虏格列布一世。 大窝弗谢沃洛德让他放弃对梁赞的统治权，交出梁赞夺得的南方土地，以及逃到梁赞的亚罗波尔克，但格列布一世不同意。尽管格列布一世的女婿斯摩棱斯克王公勇者姆斯季斯拉夫通过外交仲裁两国冲突，但格列布一世仍被监禁至死（1178年）。他的儿子在大窝弗谢沃洛德的许可下获得了父亲的遗产。
格列布一世之子罗曼一世与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二世的女儿结婚，试图扩张梁赞公国，大窝弗谢沃洛德出兵介入，将梁赞大公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二世对大窝弗谢沃洛德的扩张不满，对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国进行北伐，梁赞公罗曼一世支援大窝弗谢沃洛德对抗老丈人。后来罗曼一世叛变至基辅方，在1186年，罗曼一世占领了普龙斯克，再北伐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国取回失地。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国从科洛姆纳和穆罗姆两路并进，再次攻入梁赞并迫使梁赞大公国回复战前边界。
1207年，罗曼一世打算呼应北方托罗佩茨王公大胆的姆斯季斯拉夫对大窝弗谢沃洛德的诺夫哥罗德叛乱，举兵叛变。大窝弗谢沃洛德派遣四子雅罗斯拉夫率兵攻陷梁赞，驱逐梁赞公一脉，夷平梁赞城堡并占领梁赞城。1212年，格列布一世之孙，普龙斯克的格列布驱逐弗拉基米尔军队，收复梁赞城，是为格列布二世。1217年，格列布二世宴请并毒杀了六位王公，其堂弟佩列亚斯拉夫系的因戈瓦尔因而起兵叛乱宣称公位，引弗拉基米尔军队参加战斗。到蒙古入侵为止，普龙斯克系与佩列亚斯拉夫尔系针对梁赞公位进行了一连串斗争。最终因为普龙斯克直系因为围城战败被拔都汗全数杀害，佩列亚斯拉夫一系控制了梁赞公位。

在金帐汗国治下至灭亡

1242年，金帐汗国成立，蒙古人任命因戈瓦尔掌管梁赞地区，他以佩列亚斯拉夫－梁赞为首都，也就是今天俄罗斯联邦的梁赞市东南部十月区一带，旧都称为古梁赞以作区分，当时梁赞公王朝仍然有旁支穆罗姆系和普龙斯克－奥克采夫系，但都先后绝嗣。直到14世纪初，只剩下佩列亚斯拉夫－梁赞系罗曼三世·奥利戈维奇大公的后代，因此弗·维·卡加诺夫在《摆脱鞑靼人的枷锁》一书中命名为第二梁赞大公国（Второе Вели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Рязанское），他在书中144页写道：“建筑了梁赞城罗斯季斯拉夫没有后代，伟大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后代被蒙古人终结，只有圣罗曼的一脉延续了下来，并重现古梁赞的强盛和繁荣，由于其政治制度和城邦合议制的古梁赞并不相同，佩列亚斯拉夫-梁赞的政府是世袭专制的，这是一个由梁赞公王朝后代建立的新政权，因此应当称为第二梁赞大公国以作区分......”
梁赞大公国在金帐汗国治下起初向东北方扩张，夺取莫尔多瓦人的土地，费奥多尔一世在位期间于1282年围攻莫斯科，但因莫斯科王公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召唤堂兄特维尔的斯维亚托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参战而被击退。1300－1301年的科洛姆纳战争，莫斯科王公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召集其他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后代的王公联盟进攻梁赞公国，夺取了科洛姆纳。
到14世纪60年代，在金帐汗国内部，梁赞与斯摩棱斯克、莫斯科、特维尔四国并立，但不像后两国享有选举全罗斯大公的权利。1365年，时任梁赞大公奥列格‧“毒蛇”‧梁赞斯基在谢韦尔斯基森林战役大胜金帐汗国军队，扩土至切尔尼戈夫地区。1389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与梁赞大公奥列格签订和约双方罢兵，奥列格向西扩张攻打立陶宛人，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继续与东方的金帐汗国作战。在库里科沃之战奥列格本来承诺支援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但却食言，更打算联合立陶宛人进攻莫斯科大公国。此事成为俄国民间故事，形容人利益至上，背信弃义。
奥列格·梁赞斯基在位期间梁赞大公国非常强盛，疆域从奥卡河延伸至北维涅茨河，在金帐汗国各公国中实力仅次于莫斯科大公国，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独立的货币，有完善的税收制度。奥列格·梁赞斯基命令分封王公住在首都行政，这一点后来为莫斯科大公国所彷效。1404年，立陶宛大公国攻灭斯摩棱斯克公国，留里克王朝只剩下弗拉基米尔系和梁赞系的公国。但梁赞系这一边除了独立出去的奥多耶夫公国就只有梁赞大公国，相比北方分裂的大窝弗谢沃洛德的后代权力更为集中。
奥列格·梁赞斯基死后，两子争权，后来的梁赞主教梁赞的米哈伊尔在他的私修编年史提到奥列格两儿子和教子普龙斯克的伊凡：“......继承了父亲的邪恶，却没有继承父亲的才能。如同蛇噬蛇自我毁灭......”。莫斯科大公国乘机介入梁赞内战，梁赞大公国虽然在谢莫耶德河战役打败莫斯科公国，但已经无力反攻，最后两国签订五年和约。后来莫斯科大公国瓦西里二世即位，梁赞大公国乘莫斯科大公国内战的机会，北伐莫斯科。最后一任梁赞大公伊凡三世·费奥多罗维奇依靠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四世北伐莫斯科大公国收复领土，1454年，瓦西里二世妻舅瓦西里·雅罗斯拉维奇带领大公储伊凡（后来之伊凡大帝）之军队，在科洛姆纳大败梁赞军，1456年，伊凡大帝攻陷梁赞，废梁赞大公号，降为公国，在梁赞代父理政。1464年，伊凡大帝封赏梁赞给妹婿瓦西里，公国国土面积缩小到和现在俄罗斯的梁赞州差不多。瓦西里之子伊凡在1494年叛变，依靠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支持对抗莫斯科大公国，1496年，梁赞公国向伊凡大帝投降，伊凡大帝在梁赞任命库尔布斯基为督军（Полководец）监察梁赞公国，梁赞王公被夺走权力，被软禁在梁赞城。1521年，伊凡大帝之子瓦西里三世驱逐末代梁赞公伊凡五世·伊凡诺维奇，王朝失去所有领地，梁赞公国最终灭亡，莫斯科大公国成为唯一独立的留里克公国。

经济

梁赞大公国的经济史研究起步相较莫斯科大公国和特维尔大公国起步相当晚，在后现代主义史学“微观化”、“碎片化”影响下，学术界开始摒弃过去苏联学者普遍采取的“宏大叙事”架构，以税法、货币成色和特许权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梁赞大公为了促进贸易，立法将交易活动集中在特定地点进行，以方便对货品估价并征税的和对货品质量进行监督，对不法商业行为如卖假货和买卖赃物处以罚金。但不像北方的莫斯科和特维尔规定粮食最高价格，以保障穷人生存。梁赞大公国罕见或没有限制价格的措施，囤积居奇并不犯法。因为商品价格是波动的，难以管理，因此梁赞大公国商业管理的主要形式在零售贸易中取得税收，以取得足够的金钱来支付给提供军役的波雅尔。

农业

对梁赞大公国农业史的研究一般集中在14世纪，因为留存史料比较多而且梁赞公国在那时候开始出现大规模将自由农民的农奴化的现象，领主制经济开始形成，在14世纪中期，更进一步变化。大公将波雅尔们束缚在首都，切断他们与领地的联系。波雅尔的家臣们在领地内为了确保兵员和劳动力，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现象。将自由农束缚在贵族土地上，除了少数节日不允许他们迁徙。但农民也获得了不用上战场的好处，而且在遇上天灾时可以从领地上的公共仓库领取粮食，贵族庄园中的农田也因为集中管理也可以生产更多粮食，也可以生产如麻和橄榄等经济作物，加工出售换取更大利润。
如同其他罗斯公国，14世纪的佩列亚斯拉夫-梁赞大公国也逐渐从二圃制过渡到三圃制，基辅罗斯传统的二圃制和井耕制被逐步淘汰。三圃制将耕地分为三份：闲置地、粮产地、商品地。在每次耕种时保留三分之一休耕以补充地力，三分之二分别种植不同的粮产、经济作物，土地逐年轮换。贵族脱产的过渡期是非常漫长的，而且严格来说，一些大富农（包括斯麦尔德）与贵族间的分界线是很模糊的，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保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武力。而且大公领地上的大富农比波雅尔领地上的大富农享有更多特权。但可以确定的是，到了15世纪早期，梁赞大公国已经实现了农业改革，大幅度提升了生产效率。1401年初，大公国的上交给大公奥列格‧梁赞斯基的粮贡达到了十三万梁赞普特，相当于的50万左右公制磅，约等于22万公斤，比14世纪早期增长至少三倍。当然不能忽略的是，大公国的领土也在一百年内增加了一倍有馀。因此针对此现象，当代俄罗斯经济史学家纳‧海‧塔特雷霍娃（Н. Н. Терехова） 下的一个总结是:“到底是农业产出大量增加支持了佩列亚斯拉夫－梁赞大公国进行扩张，还是佩列亚斯拉夫－梁赞大公国的扩张导致农业的产出大量增加，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喀山大学副教授马‧鲁‧贝洛索夫（М. Р. Белоусов）则认为:“贵族阶层与农民阶层的构成和边界具有一定重叠性，农民与庄园的管理者可以平等对话，当他们想要开发新的土地以获取资源，共同的利益诉求会促使他们互相合作。农民阶层只需要上缴一小部分自己生产的东西，便可以换取更大的利益，而贵族阶层除了不用劳动以及定期收取贡品外没有更大的利益诉求，他们日常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日常最大的消费不过就是在当地市镇上消磨一些闲暇时光。梁赞大公国的高度世俗化导致教会势力虚弱，教会没有办法占有大量土地。而金帐汗国的逐渐瓦解也限制了鞑靼劫掠的次数，14世纪稳定的生产环境为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好处和利益......大公-贵族-农民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统治阶级普遍具有尚武、严守纪律和俭朴精神，严刑峻法约束着贵族的生活模式，不会对被统治阶级形成太大的负担，当时梁赞大公国的社会金字塔是一个狭长的等腰三角形，由大公和少数波雅尔管理一个有数十万人口的公国。农民的生产意愿提高，愿意为了争取更多的报酬而劳动。”

手工业

古梁赞的手工业如何发展目前还所知甚少，但该地区的部落在6世纪就进入了铁器时代，开始有使用铁器的发现。进入公国时期后，生产关系改变。格列布一世大公即位后实行官方专营铁、铜、银的政策，手工业者需向公国申请开采和锻炼金属的资格，并取得大公的许可。政府直接控制手工业的生产，而工人则是以世袭或通过学徒制的方式来传承。工匠以生产武器、铠甲等战争用具和统治阶级必需的首饰和钱币，教堂用的神器为主，不许私制，违法者需要砍去双手。目前对古梁赞的研究没有发现对于纺织和建筑业等手工业的限制。2008年对古梁赞По-4坑的考古证明了古梁赞的手工饰品非常发达，刻有圣母玛丽娅的项炼上有五个小盒，圣像绘在一些小盒表面，小盒内有珍珠和一些古钱币。

货币

梁赞公国有自己独有的货币梁赞卡娅，古斯拉夫语意思为梁赞的银子，梁赞大公国在金帐汗国统治时期还流通金帐汗国京吉（在罗斯人内部称为坚戈，台湾通用译名为腾格），在蒙古统治晚期及之后通用莫斯科的卢布和诺夫哥罗德币。梁赞卡娅历史悠久，从格列布一世大公开始已经有铸造，由于各公国混战不休，罗斯大部分公国的经济陷入萧条期，主要货币格里夫纳成色不断降低，货币信用急剧下降。因此梁赞大公国开始独立铸造含银量近乎纯银的梁赞卡娅银币，采16进位，96个卡娅在1169年基辅陷落时等于1个所洛特利克金币。1169年一卡娅的重量是0.728~0.850盎司，没有币值，通常以重量判断价值，城镇市场上有公共砝码来判断重量。由于梁赞大公国在1170年代银矿开采过度和对外贸易逆差导致物资短缺，陷入了货币崩盘的危机。在编年史中有记载当年加利奇亚商人伪造梁赞卡娅的记录，遭抓获后被格列布一世下令砍去双手，但基于造伪币的回报高，伪币仍然常见。
后来梁赞大公费奥多尔一世想出了新方法遏止伪币，那就是提高造假币的成本，由官方主动掺杂质。因为重量和纯银肯定不同，造假币需要知道真的梁赞卡娅银掺了什么金属，否则难以伪造，因为重量相同，大小就不一；大小相同，重量又不一。而且最重要的是掺杂质可以降低其他人将银币融化改铸的意愿，纯银相对容易加工，从合金中分离出白银需要专门技术，成本大大提高。
在俄罗斯沙皇国时期，伊凡四世曾经打算统一国内货币，诺夫哥罗德币在1570年的诺夫哥罗德大屠杀后被逐步废止。梁赞卡娅因为其高成色和铸币工艺的成熟，官方货币卢布相对货币成色浮动，货币信用比较低，特别在混乱时期前后，俄国人更倾向使用梁赞卡娅交易，因为交战各方都擅自铸卢布，成色币值兑换不一，人民无所适从，梁赞卡娅成为与卢布并行的货币一段长时间。直到1654年货币改革，莫斯科官方以1梁赞卡娅兑3沙俄银卢布的兑换率将梁赞卡娅回收重铸，从此沙俄银卢布成为俄国国内唯一流通的银币。

军事

梁赞大公国的军制主要是由大公任命王公和波雅尔组成亲兵队，再由他们动员臣下贵族参战。在古罗斯，亲兵队主要是王公的亲信，他们与王公是侍从，是臣子，也是朋友。在战争时期是王公的战友，跟随王公一起作战，在和平时期是王公的助手和顾问，对公国的大小事务提出建设性的建议。编年史将王公和亲兵描绘成具有某种牢不可破的关系的同伴，没有亲兵队的王公用“失散的鸟”来形容；同样地，没有王公的亲兵队，被视为“没有巧手的船”。对于亲兵来说王公不是他们的雇主，不是他们的国君，而是他们的领袖。亲兵与王公的关系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亲兵的忠诚、王公的庇护、赏赐制度等等。亲兵忠诚地为王公效劳，同时，王公也要对亲兵提供相应的保护和酬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11世纪下半叶后，亲兵逐渐定居在土地上成为封建主。亲兵与王公的关系逐渐变成以王公的土地赏赐亲兵忠诚为基本内容的封建附庸关系。
俄国学者亚‧尼‧波利亚科夫认为，罗斯封建制度的实质是控制大量地产的波雅尔领地主使用依附民耕种自己的土地，并占有他们的劳动产品。他引用俄国历史学家切列普宁提出的“国家封建主义”的观点，认为基辅罗斯封建关系的产生与11世纪中期亲兵领地所有制的出现有一定关系。王公拥有最高的土地支配权，他们将土地赏赐给自己的亲兵作为酬劳，这就促进了亲兵领地的发展。亲兵需要向王公立下誓词，并行臣礼，不像西欧的骑士礼，古梁赞的宣誓是拔出自己的武器（通常是剑和单手斧），手捧刀刃部分单膝下跪，并将握柄部分高举过头顶，口中吟诵誓词，通常包括生命之誓、奉献之誓、以及集体的效忠宣告。在之后则变成下跪叩头吻十字架与用笔签约，誓词也改为简单一点的“竭尽所能托命于主”六句誓言。

文化

《斯摩棱斯克编年史》在1354年条开首有一段对当年梁赞人的族群刻板印象的有名评语：“这些梁赞人毫无幽默感，只沉醉于工作之中，对他们来说钱比上帝更重要，他们不守安息日，贵族可鄙地向教会收税。（梁赞人）一板一眼，中规中矩地生活，恐怕触碰到他们那部用血写成的法律。”

语言

在古代，梁赞语（Рязанская）属于古东斯拉夫语南罗斯方言的支系之一，和北方的罗斯托夫-苏兹达尔方言有较明显的区别。例如梁赞语没有/ɣ/ 和/г/两个音，单词的拼写也有极大差异，一个弗拉基米尔人不经过学习是没有办法理解古梁赞语的。

制度

由于梁赞大公国的独特的人口结构，佩列亚斯拉夫－梁赞公王朝的大公和波雅尔公族只要维持人民对大公家族的忠诚，贵族是没有办法针对公族牵起叛乱的，因为人民只听从大公公族的指示，贵族则只不过是公族的手下，是可以代替的。大公只需要维持少数波雅尔的核心权力圈，便可以控制贵族，进而控制民众。大公需要贵族处理政务以及缴税服兵役，反过来说，贵族也需要大公的庇护，因为民众有权去推翻压迫他们的贵族。这导致大公的权力不受太大限制，可以有足够力量打击地方分裂势力，并因此催生了中央集权体制，没有出现北方弗拉基米尔公国那种地方主义盛行导致公国解体的现象。梁赞大公有因此能维持一支由血亲统领的亲兵队，去实现大公的意志。在北方的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世俗权力无法直接干涉教会领地事务。梁赞大公可以直接干涉教会土地附近的村庄和市镇，通过介入河道用水，土地权益，村镇世仇，仲裁审判等等事务，以确立大公对领地的支配权。

继承法

除了发动兵变登位外，我们可从大公的传承发现，梁赞大公国的继承法主要有两种：一，古梁赞按古罗斯的顺序制兄终弟及；二，佩列亚斯拉夫-梁赞通行长子继承制。

土地

古梁赞没有明确的土地制度，通常是各王公共治一片土地。佩列亚斯拉夫-梁赞的土地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公领地，另一种是分封领地，教会土地和城市土地附庸于封建主土地，没有独立地位。

法制

梁赞大公国早期没有一套成型的法制，根据执法者个人好恶判刑，从数起事例中可以看出罪行接近但刑责各异，执法者不跟随莫洛马赫法典判决，属于人治。13世纪晚期立法者费奥多尔大公在位时开始编纂新法，法典本名已经无从考据，一般称为梁赞的费奥多尔法典、梁赞法典，或简称《梁赞法》。大公国的法律在这之前都是采用习惯法形式，贵族可以按自身想法来解释并执行法律。当社会发展日渐加快，公国的人口结构中莫尔多瓦人、鞑靼人、科米人、保加尔人等各族也日渐迁入，贵族的人口比例不足以满足社会的司法需求，因此编纂一套成文法典有其必要性。将当时社会的习俗，行为规范以明文记载，方便受教育的人士查询。法律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平民之间也可以根据法典自行仲裁纠纷。
相较于其他公国佩列亚斯拉夫－梁赞大公国法制严酷，以致俄国传统史学家普遍描述其为一个残暴不仁的国度。其中比较知名的是俄罗斯圣彼得堡社会科学院学者谢尔盖·普拉托诺夫在六卷本《俄罗斯史》第一卷第七章中批评：“该法如此野蛮，灭绝人性的酷刑如此之多，连襁褓中的婴孩也可能因父母的过失处死，这是僭主们用暴政维系的恶法，是令公民变成大公奴隶的恶法......”按21世纪当代研究显示，法律不可能规范全体公国国民，因为公国内部识字的人数是如此之少，而且其权威是基于大公的权威而非社会共识，导致法律仍是受教育阶层特别是贵族和教士所垄断。基本上现在俄国史学界的共识是，该法只是规范公国统治阶级，以及被统治阶级之间产生冲突时作参考之用。伊凡二世·伊凡诺维奇大公在位时期的一宗有关血亲复仇互相仇杀案件中，双方为了避免按律处死的结果，以互相赔偿羊群和土地为代价私下结束了争议，整个案件无需司法介入。需要注意的是，《梁赞法》本身是不断更新的，其在13世纪至15世纪的三百年间经历多次增补删改，最早的时候是为了整合梁赞的奴隶制社会，与风俗各异的民情，因此必须要以一视同仁的死刑和酷刑为主。到了15世纪下半叶的梁赞公国晚期，梁赞公国的法律已经相对宽容，瓦西里·普龙斯基王公在位期间废止了以酷刑审讯犯人。1471年的判例中瓦西里·普龙斯基王公举一个牧人的故事为例，指牧人需要呵护牛羊，使他们有草可吃，牲畜肥满才可以取得肉和毛皮。而不是牲畜在还没有长大就宰杀食用，要是如此，早晚连牧人都会饿死。1496年针对伊凡大帝的叛乱失败后，次年梁赞公国开始采用莫斯科大公国的1497法典，《梁赞法》正式被废除。
《梁赞法》在罗斯国家诸法典的历史意义有三点非常重大，当中最重要的是《梁赞法》中的立法原意：“使纠纷有法可依，罪行有刑可罚，以言谈而非武器来判断对错” 。《梁赞法》严禁以武力擅自解决纠纷，违反的双方都处死，延伸到分裂国土内战都是重罪。第二，梁赞大公国大公头衔本身就就是《梁赞法》的法律渊源，作为法律的基本规范，只有在位大公可以有法律免责权，因为大公本人也是人，人会犯错误。举例来说，就是大公必须作出合法的判决，包括授权给臣下行使法律。当大公本人自己不遵守法律，他就不能代表法律，因此王公可以合法地废除作为“人”的大公，另选一位遵守法律的大公。这就代表了法治的雏型，所有的人本主体都隶属于法律之下。第三，《梁赞法》本身是建基于从东罗马帝国传播而来的罗马法。1348年，希腊法学家拉里萨的安东尼经黑海克里米亚到南俄草原到达梁赞大公国传授注释法学，确立了罗斯法学最早的法学原则：法律是社会契约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逻辑为每一个自然人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自由而行动，自然是自私的。但是，利己主义长远来说，人们为了共同的安全和利益而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政治框架，以部落、城邦、王国、帝国等形式表现出来。而国家的基础是基于两种社会契约：第一种是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决定一种政府形式；第二种是人民向当权者放弃部分权力并承担维持社会的责任，而统治者则有责任照顾人民的利益和安全即所谓的“你效忠我，我保护你”（Ты служишь мне, я защищаю тебя.）。